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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卡尔·波兰尼传

作者:[英]加雷斯·戴尔

ISBN:978750867802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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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研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生活和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善意帮助，尤其是波兰尼的家人、朋友和学生。特别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她很友善、耐心地接受了我一轮又一轮的采访：2006~2008年在蒙特利尔有五次面访；2007~2009年有七次电话采访；而2006~2015年，她无数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接受我的后续随访。也感谢其他乐意回答我问题的被访者：唐·格兰特（Don Grant，2009年5月13日，伦敦；2013年和2015年又提供了额外的材料）、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9年9月12日，莫斯科东西方酒店——该酒店取名甚为恰当）、伊斯特万·梅萨罗斯（Istvan Meszaros，2010年12月12日，伦敦）、阿比·罗特斯坦（Abe Rotstein，2009年5月16日，电话采访）、罗伯特·海拉兹（Robert Halasz）、珍·理查德（Jean Richards，2011年8月17日，电话采访）、米拉利·西玛依（Mihály Simai，2008年12月11日，蒙特利尔）、格雷戈里·鲍姆（Gregory Baum，2009年1月11日，电话采访）、安妮·查普曼（Anne Chapman，2009年7月19日，电话采访）。其中，安妮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认识的最热心、最有魅力的人之一，然而，她已于2010年逝世，我十分伤心。

同时，我很幸运地收集到许多档案资料，里面有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文本材料，包括波兰尼本人及他的妻子伊洛娜·丹兹斯卡（Ilona Duczynska）、学生、朋友、熟人撰写的回忆录、通信、文章片段、读书笔记、大事记等。大量参考的资料原文为德语或匈牙利语，其中大多数德语资料的翻译（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由我本人完成，而匈牙利语文本资料的翻译和摘要工作则基本由亚当·法布里（Adam Fabry）完成，金高·绍陶（Kinga Sata）参与了部分工作。这绝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波兰尼的笔迹十分潦草，甚至他的医生（我们都知道医生开的处方是最潦草的）都请求他把字写得清楚易读一些。我和亚当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研究他的通信记录，逐个辨认那些乱如蜘蛛网般的文字——那真是终生难忘的记忆！因此，特别由衷地感谢亚当和绍陶博士，同时也感谢资助他们完成这些工作的纳菲尔德基金会（Nuffield Foundation）与阿米尔-莫尔本信托基金（Amiel-Melburne Trust）。同样还要感谢在蒙特利尔接待我的主人马蒂厄·丹尼斯（Mathieu Denis）和弗里德里克·丹尼斯（Frédérique Denis）。感谢布鲁内尔大学商学院、社科学院，以及利普曼-米利班德信托基金（Lippman-Miliband Trust），它们分别于2006年、2008年及2010年资助了我在蒙特利尔的费用。我前往芝加哥、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调研差旅，以及2014年的蒙特利尔和纽约访问，都由于有其他活动而意外成行，这些活动得到英国科学院、维也纳大学、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以及布达佩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90周年纪念会议”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推荐、介绍了本书重点探索的几个叙事及背景群体，包括中欧的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以及英国不同的贵格社会主义者（Quaker socialist）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分支，这些对本书的背景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感谢那些直接帮助我审读文稿章节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评论与批评极大地提高了书中实证探讨的准确性与观点的一致性。由衷地感谢卡丽·波兰尼-莱维特、克里斯·汉恩（Chris Hann）、约翰·霍尔（John Hall），他们都帮助我从头到尾梳理了文稿。感谢唐·格兰特、汤姆斯·于贝尔（Thomas Uebel）、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Gilman），他们每个人都帮助我点评了一个章节。感谢露丝·达农（Ruth Danon）、丹·汤普金斯（Dan Tompkins）、马蒂·莫利斯基（Marty Moleski）、史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蒂伯·弗兰克（Tibor Frank）、尤迪特·萨伯尔（Judit Szapor）、马修·格里姆利（Matthew Grimley），他们在本书的细节上给予了帮助。我参考运用的档案资料包括：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收藏于蒙特利尔康卡迪亚大学，迈克尔·波兰尼论文系列（收藏于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波兰尼家族论文系列（收藏于布达佩斯塞切尼国家图书馆），科学与学术保护协会的档案资料（收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三套与卡尔·波兰尼、奥斯卡·贾西（Oscar Jaszi）、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相关的论文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在参考文献列表中，这些档案资料的名称都用缩写表示，并用数字标明具体的文件夹与文件盒。例如，KPA-23-9指的是23号文件盒、9号文件夹中的卡尔·波兰尼档案资料。其他档案资料名称的缩写为MPP、PFP、SPSL、OJP以及RMP。感谢上述几个机构档案管理员的帮助，特别是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学研究所的阿纳·戈麦斯（Ana Gomez）。充裕的原始资料对本书有如神助，但尝试对这些资料进行尽可能忠实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各种挑战，如资料筛选与证据零碎的问题、见证人以及原作者阐释主观性的问题、多次重写文本或突出部分观点与词句（可能原作者并不想如此突出这些）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鉴于当前人们对波兰尼的生活与工作十分感兴趣，我们希望参考文献中的任何错误都能很快得到指正，同时大家可以就差异化的解读展开探讨。

最后，必须就文字拼写加以说明：对在英语社会为人知晓的匈牙利人，本书采用其英语名字，而对其他匈牙利人则保留其匈牙利语名字。

引言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卡尔·波兰尼和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兄弟俩及其朋友格奥尔格·卢卡斯（Georg Lukacs）、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组成了一个“匈牙利四人流亡帮”，全力以赴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及精神危机把脉。这是一项特别适合他们的任务。兄弟俩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度过的。匈牙利是奥匈帝国较为脆弱的组合体。奥匈帝国创立于被普鲁士击败之时，后因自身军队暴动而灭亡，是一个短命且易被忘却的帝国。波兰尼兄弟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动乱与冲突：匈牙利资本主义以极快的速度扩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帝国体系以更快的速度向单一民族国家体系转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引发了终止大战的各种革命；经济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兴起以及“大萧条”出现。

他们的父辈生活于19世纪中期，那时，帝国瓦解、法西斯迫害还都不曾发生，因此自由的中产阶级对新时代抱有很乐观的态度。匈牙利作家费伦茨·科门迪（Ferenc Körmendi）的成长小说《快活一代》（The Happy Generation）中的人物拉斯洛·海格杜斯（Laszlo Hegedüs）对此描述得非常到位。他欢欣鼓舞地说：“这将是一个快活的时代，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快活！噢，这是多么快活的时代！科学促使文明大步向前，人类知识正在不断拓展，每天我们都在向人类福利、国家和平以及人心和谐的圣殿上添砖加瓦。”¹当时，灿烂辉煌的社会发展正如火如荼，而匈牙利沉浸在朝气蓬勃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在波兰尼出生之前，匈牙利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2%；在他童年时期，数据增长到7%；而在他十几岁时，数据接近9%。布达佩斯正是经济增长的中心。1873年，当布达（Buda）、佩斯（Pest）以及老布达（Óbuda）最初合并统一时，人口刚刚超过3万；而到1900年，布达佩斯人口超过6万，从不起眼的小城一跃成为欧洲第六大都市。

布达佩斯是一个极具反差感的城市。波兰尼无须离开居住的街区，就能去剧场或歌剧院看演出，听音乐学院的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k）——做练习，也可以看欧洲大陆第一条地下铁路耀眼的铁轨降低到设定的位置。地平线上，烟雾从奇兹佩斯（Kiszpest）平原之外的工厂和贫民窟上空升腾而起。理论上来说，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但实际上，自封建时代起，基于土地产权的劳工关系便几乎未变动。部分地区的饮食条件非常恶劣，以致有的人直到20岁才变声。²与布达佩斯在欧洲大陆凸显的大都会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几乎是一种愚昧的荒原。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赌场经济兴盛的城市开诚布公地将大都会的繁荣与羞耻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毫不掩饰其唯利是图的一面。而往另一个方向开车或坐几个小时火车，便是维也纳。作为帝国首都的布达佩斯在这样的“文化实验”中苦苦挣扎，为市场机会以及一种崭新的个人主义触动脉搏。而就在此处此刻，这种方法论式的个人主义最先被引入经济理论中；也是在此处，心理治疗师作为人生意义的引导者，比牧师更受欢迎。

资本主义让各个社会经历突破与合并，由此产生的愿景冲突在这片反差强烈的哈布斯堡帝国心灵版图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从传统上来讲，这种冲突代表了启蒙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反应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法理社会，这是一种单纯的、普遍性的社会观，崇尚个人主义、人权、市场自由与世界主义；另一方面是礼俗社会，这是一种保守或提倡共同主义的社会观，崇尚公共连通性与文化特殊性。³波兰尼所属的布达佩斯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所谓的“伟大的一代”——其中包括卢卡斯、曼海姆、波兰尼兄弟、奥斯卡·贾西、欧文·绍博（Ervin Szabó）、艺术批评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与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诗人翁德雷·厄岱（Endre Ady）、作曲家巴托克与佐尔坦·柯达伊（Zoltan Kodaly）、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物理学家利奥·齐拉德（Leo Szilard）与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他们因这一“哈普斯堡困境”而焦躁不安，深受其扰，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落后，同时敏感地了解到欧洲其他地区正在开展的政治与知识创新运动。因此，在玛丽·格拉克（Mary Gluck）看来，与西欧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对现实更加失望，也更加热情、迫切地尝试改变未来”。作为东欧人，他们始终感觉自己“多少置身于西欧的发展之外”；而作为犹太人，他们许多人都被“关注自我、日渐反犹太的民族群体”排除在外。格拉克认为，他们无法在匈牙利世纪之交贫瘠的土壤中找到扎根式的归属感，因而对仿佛与自己无关的礼俗社会产生怀旧之感。⁴

虽然波兰尼有时候被视为一位礼俗社会思想家，但更多的时候被视为一位思想集成者、一位思想自由的探寻共同社会的人文主义者。正因如此，他注定格格不入，纠结在自由与共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矛盾中。二者之间的矛盾曾是（现在也依然是）政治哲学中主导创造性的张力所在——对个体与社群的责任形成有相反的牵引力，遵从个体行为的信念与承担社群生活维护、发展的责任之间构成分歧性需求。在他看来，具有独立道德良知的自反主义者越来越多，这是值得称道的成果；而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任何否定个体必须对未来共有社会承担责任的观念。他认为，具有尊严与道德的生活，必须建立在接受个体责任或职责的基础之上（在个人层面，波兰尼是公民职责的“灵魂捍卫者”。他坚持认为，“公民有缴税的义务”，“无法容忍那些讨论如何避税的言论”。⁵在他看来，如果公民职责得不到履行，那么个体自由便如得不到滋养的枯萎灌木丛一般）。同样地，他也支持一条互补性的原则，即政府在道义上有责任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一思想在他支持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证实，其中，较早的一个是“自由社会主义”运动，另一个是他短暂“客串”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该运动倡导的不是施蒂纳式的个人主义，而是基督教式的个人主义，其“名义领袖”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当他反而支持社会主义传统时，实际上指的是其中“吉尔特社会主义”的化身，该运动虽然倡导“老式英国个人主义”、保护公民对国家的权利，⁶但认为自由和义务在原则上必须以群体的形式来界定，即公民各群体的权利与责任取决于其在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功能。之后，他参与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群体中，这些群体的责任理念是共同货币，其中蕴含的责任高于其他一切对社会的责任，这与遵守现有制度、服从社会领袖的责任理念截然不同。⁷

“伟大的一代”中诸多知识分子支持社会主义潮流的某个分支，始于1914年的十年战争与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各个分支的分歧大大增加。这时，这些人重组到不同的旗帜下。波兰尼直接参战了，但卢卡斯没有参战。战争结束后，二人进行了一场公开政治对决：波兰尼认为当时所处的时代经受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因而发出理想主义号召，要求构建社会组织的伦理基础；而卢卡斯倡导行动导向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以使之适应社会危机时代的革命现实。他们进行辩论时，匈牙利发生了一场革命动乱，持续了整整十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陷入“白色恐怖”，这迫使包括波兰尼和卢卡斯在内的诸多人士必须逃离祖国。二人的目标国是奥地利，而迈克尔·波兰尼与曼海姆选择逃到了德国。

大约十年之后，法西斯主义当道，四人再次走上流亡之路：卢卡斯到了莫斯科，其他三人到了英国。他们都开始探寻政治动乱的原因，这些动乱给他们自身、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四个人集中精力，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社会诊脉。在卢卡斯看来，问题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断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活动仅仅对原子化个体做出孤立的回应，而相应地，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无法把存在的经验理解为“整体的某个部分，即历史变革过程中社会整体的某个部分”。⁸劳动人民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证的存在，一方面作为有政治意识的人，另一方面作为客观化的商品，他们既能够把社会过程看作一个整体，也很想冲破物化的樊篱。在曼海姆看来，社会在自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分化成各种独立的圈子，即“经纪人、宗教人、政治人”等。⁹自由个人主义和市场体制的兴起导致社会原子化，并促使社会价值体系从属于经济。在迈克尔·波兰尼看来，需要达成和解的主要分歧一边是科学，另一边是伦理与宗教。¹⁰他为自由资本主义进行伯克式的辩护，这种辩护将传统观念中的不可言说性与思想意识中傲慢的、总体化的理性主义原则进行对比。¹¹在他的概念中，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证实自身是一种自然演变、行之有效的社会范式，并且，经过法律、法规以及凯恩斯式干预的恰当纠正，这种范式恰到好处地为现代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机会，这并非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在经历了战争、法西斯以及大萧条的创伤之后，他和卡尔·波兰尼童年时期所接触的那种“单纯”的仿伤口难以愈合。¹²因此，反过来的任务是要在稳健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能够经历现代怀疑主义考验的自由主义。

与此同时，卡尔·波兰尼所持的论点与其兄弟的观点形成了强硬的对抗。在他看来，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思想经历见证了传统社会经济胡乱地散落成碎片的情境，而市场资本主义则将经济与社会分离开来。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代表与以往所有传统的决裂——激烈而充满危险的决裂。他认为，真正需要治愈的是被狠狠撕裂开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历史伤口，只有这一伤口愈合了，个人责任与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繁荣发展。他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指出，英国市场体系的制度化导致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责任在其经济投入中腐化变质，自由政治经济“否定了为社会公民创造富裕生活条件的责任”，而这种否定破坏了“基督教社会的团结传统”。¹³他这种观点所阐释的伦理责任与右翼自由主义所持有的观点正好相反。右翼自由主义的定义性文件是发布于1834年的《济贫法救济报告》（Poor Law Report），该文件认为，穷人不是命运无辜的受害者，而应当为自身的窘迫状况负责。波兰尼指出，这种非难指责是各种物质化势力的帮凶，一起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产生，而“对贫穷的恐惧”把工人赶进这一市场。¹⁴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论述了市场社会的现象学与经济史学。就现象学而言，卢梭提出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如何塑造道德习惯的问题启发了波兰尼的思考。¹⁵如果制度上把人看作单维度的、自我本位的、受成本收益计算驱使的逐利者，那么，人最终变成如此，也就不足为奇了。¹⁶就经济史学而言，波兰尼强调过去嵌入式经济与19世纪英国分离式市场社会之间尖锐的对立。表面看来，这一论点似乎是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企图解释将现代文明与现代性分离的“大壕沟”。¹⁷但事情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对这一“壕沟”的解释可以大致地分为三个流派：第一个流派强调生产的社会关系类别，将“壕沟”的现代面理论化为资本主义；第二个流派强调交换关系与劳动分配，聚焦于向商业（或市场）社会的逐步过渡；第三个流派则强调技术变革，首先是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社会的产生。那么，波兰尼的《大转型》属于哪个流派？尽管他的观点与商业、工业范式有一些关系，但不能归为上述任何一派。他的观点存在两种分法：一方面是嵌入型社会，市场处在社会与宗教制度的边缘或陷入其中；另一方面是市场社会，其特点是市场经济与其他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经济关系通过合同约束来实现，功利主义与物质主义是其精神主导。波兰尼评论认为，市场社会是一个短暂的自由乌托邦。20世纪中期，随着其孕育的社会经济变位引发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乌托邦正走向不可逆转的终极死亡。在紧随其后的危机中，“大转型”应运而生，这必然会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中。因此，如果说波兰尼的理论中包含一条“大壕沟”，那么这条“壕沟”并不是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分离开来，而是将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实行自由主义的欧美与其所有过去、现在以及将来存在的社会形态区分开来。然而，波兰尼在战后时期有些疑惑地发现：大转型停滞不前了。如他所料，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趋势依然强劲；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伴随这种趋势同时出现的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而且该趋势还在持续发展。于是，他重新构思自身的理论，使之与主流的“大壕沟”主题靠拢，认为工业革命决定了“壕沟”的分水岭，所有的工业经济，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国家干涉类的市场，都被归入机器时代这一主导类别。

“壕沟问题”所带来的疑惑表明，波兰尼的社会理论中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只是其中诸多未解矛盾之一，也是其中诸多拼图的关键时刻之一——所有的图片都拼到一起了，但有一些图片看起来并没有拼好。这样的疑惑与悖论是促使我撰写本书最初的动力：一方面，理解这些疑惑要求我思考波兰尼整个人生与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冲突与矛盾，使他的工作与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动人之处。例如：他爱上了一位布尔什维克人，却藐视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是一位社会民主人士，却藐视社会民主正统思想；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却控告经典自由主义必须为其梦想的崩溃全盘负责。他是一位人道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任何侵犯人类尊严的事情都应该受到舆论的批判与现实的阻碍，但同时，他也坚定地为斯大林在苏联的统治辩护。从他的通信资料来看，他看起来有些道德说教——不能说有多刻板，但很喜欢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充满无拘无束色欲的《十四行诗129》（Sonnet 129）是他最喜欢的两首莎士比亚诗歌之一。¹⁸他是一名基督教徒，却很少崇拜上帝；他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却常常潜心研究古代史学；他是农民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却从来不愿意离开繁华的大城市。也许由于传记研究能够将主人公不同时期生活的特点归结起来，诸如此类的矛盾之处可能被夸大，但波兰尼同样认为自己具有矛盾性。例如，他在写给迈克尔的道歉信中反复思考自身充满矛盾的性格——他“热情的忠诚之举”会由于“莫名其妙得不到回应而受挫”，而且经常不能把握好“慷慨与收回”的度；“对表面的伤害”过于“敏感”，对自己过于严苛，“在被领导批评时会感到无助，在被领导夸奖时则会热心过度”；“太自私”，会忽略他人，忘记在需要时表达对他人的关爱，有时候收到礼物特别感激，却无法将“谢谢你”说出口；此外，他还认为自己“几乎没有能力为自身辩护，极不喜欢澄清自我，是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人”。¹⁹

波兰尼政治立场以及性格中多变且矛盾的特点吸引我把他当作传记的主人公，只有用侦探式的方式与技巧去挖掘，才能理解这些方面。当然，其他多个方面也吸引我为他立传。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亲和且极具魅力的人，有“闪亮的眼睛”，带着“温暖、人道、无限好奇的气息”，这是其友人唐纳德·格兰特（Donald Grant）之子描述他时所用的话；²⁰他另一个朋友罗伯特·海拉兹的儿子认为他“友善慈祥的表情和他隐约有点东方式的面孔很协调，像佛陀一般”；²¹他的朋友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回忆时称他“点子十足，温暖而慷慨，脸上的笑容能够点亮寒冷的冬夜”。²²他的才智光彩熠熠，写作风格有未卜先知般的吸引力，不仅能提出新颖的问题，而且总能给出原创的答案。他的观点受到几千年来重要思想的灌溉和影响，广泛涉及多个人文与自然学科。知识与才能使他在多重身份上出类拔萃：政治领导人、编辑、记者、教师以及学者。当我们向他的家人和朋友求证他的性格与才能时，发现他的背后站着许多同样极具魅力的人。他出生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家庭，母亲颇具魅力与才华，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妻子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朋友，其中许多人都潜心研究并塑造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特殊年代。

本书聚焦于波兰尼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与变化中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互动。本书尝试重现他的政治、学术发展过程，介绍那些让他兴趣盎然的思想传统，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他那些稳定、持久的思想因素中，探讨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所说的“辩驳情境”，即那些激起他参与批判性的理论以及那些促使他发起挑战的观点。²³本书寻找他的思想与同背景或不同背景下其他原创思想的相似之处，探讨相似的难题和挑战以怎样的方式唤起不同的个体，提出相同或相似的论点与解决方案。理解波兰尼的人生概况也能揭示更多与其所处环境及时代相关的东西。在匈牙利，他领导了一个崭新的“激进中产阶级”党派，参加了一场界定新时代的战争，并经历了一场革命。当他到达维也纳时，那里正行进在市政社会主义的神奇道路上，对此他全力支持；也正是在那里，他作为改良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得以形成。我所说的那场国际运动尝试在议会的领导下逐步改变现有制度，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这一运动的起落伴随波兰尼生命的始终。他出生于1886年——三年后第二国际建立；他逝于1964年——哥德斯堡会议召开于五年之前，在那次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实施“竞争尽可能激烈”的市场经济，²⁴从而标志着欧洲红旗飘扬的社会民主开始走向终结。波兰尼是一位经历过那场运动鼎盛期的社会主义者，回顾他的一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那个世界所有的希望与幻想——那个世界，如今已经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

波兰尼终其一生都在思考那些他要么亲身经历过要么仔细观察过的重要事件，并记录了自己的思考：组织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失败；1919年匈牙利左翼人士与犹太人的流亡，以及后来大批欧洲知识分子以英国和美国为目的地的流亡；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希望与受挫；大萧条的始末与影响；纳粹大屠杀；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当他抵达美国时，该国正处在繁盛之巅；“麦卡锡主义红色恐怖”；1956年匈牙利失败的革命。他在最后写道：“我的一生，恰如‘世界’的一生。”²⁵从某些方面而言，确实如此。但现在看来，他的一生，尤其看起来是20世纪的“一生”——对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事件与过程、所踩的泥土与碎石，在那“一生”相关的叙事里，或戏剧化夸大，或平行对应，或有所干预，而有时候看起来则囊括其中。

第一章 在“东西方沙龙”中成长

“我出生在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上流社会家庭，在一种模糊却强烈的虔诚中长大。”卡尔·波兰尼在一篇自传的开头如是说。那篇自传写于20世纪30年代，是写给一家救济法西斯难民的基督教组织的。“我的母亲是苏联人，父亲是匈牙利人，但他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接受过西式教育。他对伦理冲动理想主义极有热情，并极力将这一思想传递给我们。对这一点，我深表感激。在1919年离开匈牙利之前，我认为自己唯一的身份就是不折不扣的匈牙利人。”¹这些话的含义很明显，但也回避了一些我们将在这一章探讨的问题。具体来说，这一章将依次阐述卡尔·波兰尼的家庭生活、他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宗教信仰、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与宗教、国家的关系。

卡尔·波兰尼的父亲米哈里·波兰尼（Mihály Pollacsek）出生在喀尔巴阡山脉山脚下一个拥有土地的商人家庭。²他在维也纳居住过一段时间，他的三个孩子——阿道夫（Adolf）、劳拉（Laura）与卡尔——就出生在那里。米哈里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名工程承包商，在加利西亚以及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竞标承包“铁路路段建筑工程，也包括隧道工程”。³他收入很高，不仅在维也纳购置了一套公寓，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搬家之后，还在布达佩斯的安德拉什大街购买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安德拉什大街至今仍然是布达佩斯最昂贵的住宅区域之一，这条宽敞的街道模仿巴黎的道路风格建成，街道具有异国风情的拱廊和咖啡馆，还有一家百货公司。尽管在之前十年，最早在这里定居的主要是从事手工艺的中产阶级，有一小部分是富足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这里才声名鹊起，吸引贵族和富豪纷纷入住。⁴波兰尼家的邻居中，有一位是大资本家，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工厂主，一位是匈牙利轻骑兵部队的退休将军。⁵安德拉什大街上还住着波兰尼家的一些朋友，包括格奥尔格·卢卡斯（父亲是银行家）和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父亲是商人）。⁶

就这样，在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波兰尼家的孩子——劳拉、阿道夫、卡尔、苏菲（Sophie）、迈克尔——却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因此，卡尔·波兰尼在幼年时期便认识到惨酷的社会分层。可以明确地断定，正是这一点促使他毕生都投入社会主义事业中。当时该国的文盲率高达40%~50%，他们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种“巨资”买来的教育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为模仿对象。⁷11岁之前，他们上私立学校，重点学习各种经典著作与世界文学，也学习各国语言。米哈里对卡尔·波兰尼宠溺有加，对他的情商与学术能力十分认可，称这个11岁的孩子“具有异乎寻常的、实在不可思议的天赋”，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最难的哲学问题”。⁸

11岁时，卡尔·波兰尼开始到明达文科中学上学，部分是由于得到犹太社区奖学金的资助。⁹明达文科中学是布达佩斯最好的中学之一，其校友包括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托马斯·斯扎斯则（Thomas Szasz），其教职人员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曾经有一位伦敦《观察者》（Observer）的专栏作家称之为“精英苗圃”，可以与英国伊顿公学（众多校友是英国保守党议员）和瑞士萝实学校（众多校友是前君主或上流社会人士）媲美。¹⁰然而，不同的是，明达是一所民主且前瞻的学校。据校友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回忆，在校园里，“老师经常穿梭在学生中间”，师生可以在课外时间探讨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而学校的章程“第一次在匈牙利”公开宣布：“老师可以在课外的见面中与学生握手。”¹¹

卡尔·波兰尼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学习任务，成绩出色，还有一些证据表明，他在体育方面表现也很出众。（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炫耀说自己的“力量得分”比其他同学都多，同时还抱怨由此导致的肌肉疼痛。¹²）他积极参与许多课外活动，包括一个社会主义学生组织，同时还参加舞蹈、划船、击剑、国际象棋（他对国际象棋十分上瘾，以至于需要强迫自己戒掉）等。¹³学业、课外活动，加上兼职工作——他的父亲破产之后，其通过私教工作帮助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导致青年时期非常忙碌，经常熬到半夜之后才能上床睡觉。¹⁴

米哈里的公司破产之后，波兰尼一家被迫搬家。他们在方济各会广场附近找到一套处在四层的公寓，不像以前那么奢华、宽敞，可谓在社会阶层金字塔上向下移了一层，但仍然是一个“不错的位置”——这个广场建有很多壮观的建筑，包括克洛提德宫和匈牙利皇家大学图书馆等。¹⁵五年之后，即1905年1月，米哈里去世。“我可怜的孩子呀……”这是他最后的话。¹⁶对波兰尼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灾难性的时刻。17年后结婚时，他在写给弟弟迈克尔的信中说，父亲留在我心中的形象依然“是我生命中最强的力量”。¹⁷他“始终最爱”米哈里，特别崇拜父亲“温暖、刚毅、高尚的性格”，崇拜他道德上的正直，以及“西方式纯洁、毫无杂质的理想主义”。¹⁸他一生中曾时常梦到米哈里起死回生，而在父亲的忌日，他会给一个或多个兄弟姐妹（后来是给他的女儿）写信或寄卡片以示纪念。¹⁹他在去世之前曾真情吐露：“我身上的那一点美好，是父亲赠予我生命的礼物。”²⁰

卡尔·波兰尼的母亲塞西尔·沃尔（Cecile Wohl）来自维尔纽斯——当时是一个犹太人学习中心。塞西尔的父亲是一位犹太法师学者，他将犹太法典翻译成俄文，但同时研究犹太教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相同点，这让他在自己所在的保守社区并不太受欢迎。塞西尔的自由思想在早年便崭露头角，这使得父亲怀疑她与民粹主义学生有关联，因此把她送到维也纳，和安娜·露华（Anna Lvova）、塞缪尔·克里钦科（Samuel Klatschko）夫妇住在一起。²¹对于有关少年塞西尔反叛精神的描述，有一些说法并不准确。²²但是，如果那些描述准确的话，她父亲的举动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克里钦科是一位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俄国革命分子逗留奥地利时经常在他家里过夜。后来，卡尔·波兰尼频繁拜访这所帝国首都时也会和家人一起住在那里——奥地利的度假胜地，与克里钦科一家一起过暑假。

克里钦科让卡尔·波兰尼对苏联尤其是对俄国民粹派与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苏联裔学者格奥吉·杰尔卢吉扬（Georgi Derluguian）对苏联文学进行研究，认为这是“新纪元革新的关键引导力量”，具有政治战略唯意志论者的倾向，无论是刻画慈善活动还是炮轰伯爵与皇族，仿佛天生就能推出“饱含剧烈情感的世界级文学作品”。²³俄国在卡尔·波兰尼的想象中插入了不可抵制的牵引力。在卡尔·波兰尼看来，那是一片“非常新奇”的土地，其抱负体现在“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无与伦比、智慧莫测的作品里”。²⁴如果说他未能成为真正的费边主义者，那根本原因是其深受俄国的影响。我们可以拿他与费边主义领袖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做比较：和他一样，她的父亲也是铁路建筑行业的商人；和他一样，她也是在儿时便沉浸在经典自由思想中[尤其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后来却转而极力反对主流自由主义，大力支持福利改革，成为斯大林专制统治的辩护者；但是，对她来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仅仅是著名作家，而在卡尔·波兰尼的想象中，他们是引人注目的“俄国革命元素”。²⁵

卡尔·波兰尼用“魅力无限，性格无法抗拒”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母亲。²⁶她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女人——并不是在外表上（她穿着随意，是“时尚模特的反面”²⁷），而是在前卫思想和公众形象方面。作为艾米丽·雅克-达克罗兹（Émile Jacques-Dalcroze）最早的追随者，她在布达佩斯创办了一家韵律舞蹈学院，教学生如何通过肢体动作展现音乐律动。²⁸作为女性主义先锋人物，她于1912年创办了一所私立女子学院，按照她的想法，那是一所服务匈牙利女性的开放大学。²⁹（关于这一点，大概可以推测，明显具有怀疑精神的卡尔·波兰尼肯定建议她：“不应该让年轻的小伙子来教年轻姑娘。”³⁰）她专心追随当代文化生活与书刊，对时代潮流保持敏锐的嗅觉，所主持的沙龙非常成功。在这方面，她是犹太中产阶级的缩影。对他们而言，文化同化就是要变得尊重文化，并紧跟潮流。她的朋友奥斯卡·贾西回忆她的沙龙时说：“女主人闪闪发光，诙谐机智”，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空中翻跟头”，善于发现并推出新人才，而这些人才都“与她的品位吻合”。³¹她给布达佩斯和柏林的德国自由主义期刊撰文，³²并且写了大量未发表的文章，探讨各种各样的文化与政治主题，从笔迹学到珠宝，从教育学到睡衣，从浪漫主义到俄国革命，无所不包。³³她的信函旁征博引席勒（Schiller）、伯恩斯（Burns）、海涅（Heine）等著名诗人，塞尚（Cézanne）、毕加索（Picasso）、布拉克（Braque）、莱格尔（Léger）、同步画家（Simplicissmus）等艺术家与美学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社会学家。³⁴她曾描述自己读尼采、斯宾塞时“狂喜的心情”，这完全符合她的性格。³⁵她也对精神分析领域感兴趣，特别是对精神分析在解读艺术作品的潜力方面感兴趣。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在一封写给弗洛伊德（Freud）的信中把她描述成“一位受过良好教育、能够很好地把握精神分析要旨的女士”。³⁶此外，她既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朋友，也是他的病人，而阿德勒是精神分析三位创始人中政治上最进步的人。³⁷

卡尔·波兰尼并没有像母亲一样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精神分析容易使人困惑，甚至在道德上值得怀疑³⁸——但如果他躺在阿德勒诊室的长椅上，可能就无法控制地流露出对父母的情感，虽然没有恋母情结，但他真挚地爱着母亲，非常欣赏她的智慧、政治活力以及求知欲。但是，他没有继承她上流波希米亚式的气质，怀疑她对中产阶级沙龙生活的热衷——在他看来，这种热衷是飞蛾式的，只围着那点光振翅打转，却不能像火炬一般抓在手里。³⁹相比之下，父亲的性格更加沉静，不那样张扬——用他的话说，是“相当冷静，具有怀疑精神”，⁴⁰因而卡尔·波兰尼对父亲的感情不存在半点模棱两可。

卡尔·波兰尼的父母为他准备了一杯由自由主义与激进民粹主义价值观调成的醉人鸡尾酒，相互矛盾的影响界定了他的世界观。和当时许多欧洲自由主义者一样，米哈里具有英国式崇拜，这和西塞尔形成鲜明对比。卡尔·波兰尼刻画他为“深度西化”，是自己和兄弟姐妹享有“英式培养方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⁴¹从他那里，卡尔·波兰尼认识到，英国人意味着“绅士”，所以他这样称赞卢卡斯：“你父亲确实是一位英国人！”他对绅士的理解便是如此。⁴²（土生土长的英国绅士给卡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穿着方格西装，嘴上挂着“我的上帝”，每次爬马特洪峰都要带望远镜和雨伞，住在一级高档宾馆，不用说，他的“战舰”也停在那里。⁴³）而且，英国住着许多鼓舞过少年卡尔·波兰尼、让他无限崇拜的名人，如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等，在那里孕育了世界上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流派。作为年轻记者的卡尔·波兰尼曾写道，1948年，“在看起来无助的匈牙利独立斗争背后”，正是“英国的自由贸易者”“调动了英国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给予了支持。事实上，发起1948年革命的人明确反对自由贸易，这一事实促使波兰尼强调一个观点：自由贸易不是简单的经济宣言，而是“和平主义精神与民众权利的光荣（倡导）”。他特别向两位自由贸易主义者致敬，即“英勇、坚强的贵格派”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称他们在一般意义上而言是“社会主义的先祖”，在特殊意义上是“英国工党的先祖”。⁴⁴

卡尔用“预言式的”措辞设想社会发展（称为“我们文明的命运”），他自称这是他的“典型癖好”。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表示，“年幼时百分之百的纯俄国影响与百分之百的纯英国影响爆炸性地混合，再加上德国推测式精神催化”，⁴⁵这些是构成他这种癖好的“原料”。在其他地方，他也引用了同样的地域文化三角解释自己对容忍价值观的尊重，指出他“不仅从歌德（Goethe），（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身上”学到了这种尊重。⁴⁶波兰尼在后来提出了经济整合的重新分配机制、市场机制与互惠机制，其概念图式正好与同一三角版图吻合，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其中，“再分配”是德语Verwaltungswirtschaft的近义词，⁴⁷“市场”在历史上与英国自由主义一致，“互惠”则让人联想到俄国的农民公社。换一种角度来看，如果去除德国因素的“尖顶”，来自母亲方面的俄国影响与来自父亲方面的英国影响所构成的二分对立是波兰尼日后相关思想形成的基础，他的朋友将这一思想看作其构建分析情境、聚焦二元对立面之间对立机制的“倾向性”。⁴⁸他倾向于清晰地将“市场导向”经济体与其他所有“传统导向”的体系区分开来，这便是一个中肯的例子。⁴⁹

卡尔·波兰尼倾向于在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中形成两极对比，在一些同时代的学者看来，他看起来是“激进分子中最激进的”，这与他“中度激进”的弟弟迈克尔形成对比。⁵⁰然而，在给出实践建议时，他倾向于对立面之间的调和或取二者之间的中间路径。1914年，他参与创立了政治组织“激进资产阶级党”，从组织命名上便能看出他的倾向。后来，20世纪20年代，行业社会主义概念倡导自由市场的社会转型，卡尔·波兰尼努力抨击这一概念，构想出一种“纯”市场经济，包含在一个将政治方面的议会民主与经济方面的产业民主结合起来的制度框架中。同一时期，他倡导与苏联计划经济以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市场自由主义形成对比的“第三条道路”，与第二国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日内瓦自由国际与莫斯科共产国际。⁵¹20世纪30年代，他转而向共产主义靠拢，但主要是在共产主义的自由人民阵线时期。就在去世前不久，他创办了《共生》（Co-Existence）杂志，致力于研究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和解。来自父亲的西方影响与来自母亲的俄国影响相互融合，深深根植在他的灵魂中，由此可见，这本杂志的创办可谓他与世界最为恰当的告别仪式。

马扎尔—犹太混血儿

如果说父母双方矛盾性的思想影响形成了一种连接波兰尼家庭与地域文化刻度的创造性张力，那么他与占据中间刻度——马扎尔特征与犹太特征——的自我身份之间的关系则更具有断裂性与不稳定性。路易斯·杜蒙（Louis Dumont）曾问波兰尼是不是“犹太人血统”。波兰尼的女儿卡丽·波兰尼-莱维特说：“尽管根据纳粹对‘血统’的定义，他符合犹太人的标准，但他仍不愿意被称为匈牙利籍犹太裔。”⁵²波兰尼这一姓氏的马扎尔化——对他来说，是在1907年左右⁵³——以及宗教信仰转换，是卡尔·波兰尼被同化的两个重要标志。他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登记为基督教徒，但信仰转换可能发生在1919年，那一年，一大批布达佩斯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尤其是上层阶级，其中包括迈克尔·波兰尼及其朋友利奥·齐拉德。⁵⁴

卡丽·波兰尼-莱维特在信中继续写道，波兰尼在布达佩斯的成长环境“当然也没什么犹太特征，我的祖父和父亲的确反感任何与犹太社区相关的东西，那里被视为贫民窟，开放的文明人都想从那里搬走，加入匈牙利主流社会”。⁵⁵如果这些评论中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有一些细节则是存在争议的，尤其是关于波兰尼的成长环境不具有“犹太特征”的评论。他所居住的两个环境中——伽利略环（后面会有更多介绍）与安德拉什大道——都居住着很多犹太人或直系的犹太人后裔。在安德拉什大道，阶级与压迫问题突出。居无定所的犹太人通常聚居在佩斯，被马扎尔人排除在布达之外，他们认为佩斯是外人聚居的肮脏之地，住着一切向钱看、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和德国人。⁵⁶他的朋友格奥尔格·卢卡斯住在著名的星期日环，那里大多数住着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上产阶级，包括卢卡斯本人（原姓勒温格，Löwinger）、曼海姆、贝拉·巴拉兹（原名赫伯特·鲍威尔，Herbert Bauer）等。关于伽利略环，卡尔·波兰尼很清楚那里住着很多犹太人，他称之为匈牙利“唯一一片接近俄国革命本质的犹太人解放区”。⁵⁷

1959年，卡尔·波兰尼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尝试刻画匈牙利的最精华之处，强调说其精华正是犹太人与马扎尔人的混居。他把自己刻画成“匈牙利的英国朋友”，解释说尽管自己“对匈牙利从来没有太强的归属感”，但深爱着匈牙利人民。

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出生于怎样的境地：马扎尔—犹太混血儿似乎根本就不值得像道德文明者一样被完全接受，背负着种族缺陷的“印记”，那些落后的标准由教堂与心在别处的贵族制定，他们却是受害者。那些贵族妄自尊大却没有自尊，通过半同化的犹太人与西方相连，却不是真正的西方人，而且也不能融合到马扎尔人群体……然而，那些在温室里成长起来的、处于二流社会的外国知识分子先前吸收了匈牙利所需要的宝贵的西方经验，促使马扎尔人群体改变本性。⁵⁸

这段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对马扎尔—犹太混血儿的描述——显然是在模仿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真正的英国人》（True Englishman）——而是其轻蔑的基调。卡尔·波兰尼在这里公开的解释目标是为什么他深爱着“匈牙利人”，顺便从侧面抨击教堂与贵族，与此同时，他也意在讽刺自己所在的群体，即温室里成长起来的外国知识分子群体。

马扎尔—犹太混血儿是那个特殊时代与国度的产物，即19世纪的奥匈帝国。由于这段时期持续实施行政与宪法统一，匈牙利自由主义者喜欢将他们的国家与英国相比。波兰尼的导师、终生挚友贾西断言，匈牙利的“民族凝聚力与爱国主义是演进的结果，而那种演进像英格兰的演进一样古老、自然且符合逻辑”。但是，如果说这是对英国历史的修饰性描述，那么匈牙利的历史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修饰。⁵⁹历史以铁与血为文字，粗糙地记下这样的信息：现代性的高速公路通过迥然不同的阶级与民族，向文化统一的国家延伸。由无数少数族裔共同构成的旧世界给新政体让路，在新的国家里，有的人得到认同成为“国民”，而其他人由于习俗、语言或长相相异而不能“适应”，被降低归入少数民族。在西欧，这一现象往往会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分配到不同的国家，然而，在中东欧，不断进入的移民与连续的征战使得民族层次更加复杂。⁶⁰就匈牙利而言，其核心语言颇具乡村风味，因此，不管是说拉丁语的文员，还是说法语的贵族、说德语和意第绪语的商人与教师，都被同化成说农民的语言——马扎尔语。然而，其政治核心却是反对改革的贵族，他们仅限于接受自由资产阶级，并且对此深感不安，只是偶尔表现出温和的态度。同时，他们对其在维也纳的上级充满怀疑，承诺对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罗马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实施边缘化与迫害。因此，匈牙利以一种古怪的分裂方式定格下来，而当帝国皇家（kaiserlich-und-königliches）体系瓦解时，该国经历了最残忍的转变。

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说的联合式不平衡发展密切相关。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演进是一个相对渐进的过程，生产模式、阶级关系、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统一”国家的生成等都基本平行发展。但是，西方商人主导的全球市场的形成以及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形成对东欧迥然不同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要么迅速跟上，要么冒险成为附属国。尽管君主和贵族继续掌握着政治大权，但东欧文明社会越来越多地受到易北河以西革命进程的影响。掌权者多少有些不情愿地主持各种改革，旨在加强他们的军队与官僚体制，削弱种姓特权，减少封建制度对贸易的约束，但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过程，缺乏促使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的文化准备与商业整合。

18世纪最后十年的政治与经济双重革命分别发生在法国与英国，这让中东欧的犹太人倍感振奋与挑战。政治革命见证了宗教与职业限制的废除，所施加的压力远远超出法国边界，让犹太人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激励具有改革思想的犹太人挑战正统拉比的权威。当教化（bildung，理性的自我提高与修养，尤其指精神导师）的启蒙理想达到顶点，当许多犹太人将现代性这一形象铭记于心，争取解放的斗争便发生了。⁶¹后者——工业革命——促使犹太银行家与贸易商融入迅速扩张并具有社会流动性的城市资产阶级群体中。中欧的犹太社会与这些重要转型的脉搏极为协调。西方国家的需求猛增使许多犹太人受益，他们参与到谷物贸易中，其中包括卡尔·波兰尼的祖父母，他们是奥匈帝国东北流域的面粉商。然而，尽管有的人能够泰然自若地从经济需求浪潮顶峰中受益，但当进口制成品涌入手工艺市场时，有的人便从传统经济中被挤了出来。

犹太人很快运用了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新观点，并通过德语以及意第绪语的各种方言将这些观点融入德语文化地区。然而，民族主义时代向中欧的犹太人提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的民族身份有诸多可以利用之处，如共同的宗教、习俗、语言以及商业合作与赞助网络，这些为发展民族意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潜在的凝聚力。在西欧，商人网络是民族意识胚胎得以孵化的关键元素之一。另一方面，犹太人缺乏国家形成的另一个必备要素，即由文化上相互连通的社区构成的集中区域。由于缺乏这一元素，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等同于乌托邦。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犹太人群体中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亚伯兰·莱昂（Abram Leon）在《犹太人问题》（The Jewish Question）一书中敏锐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一个趋势是资本主义有利于“犹太人的经济同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同化”，彻底改变了数百万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将他们与传统环境剥离开来，使其在城市环境中重新组合，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努力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中。同时，尤其在反犹太主义盛行的地区，同等条件下产生的经济紊乱、移民与城镇化问题等也可以直接刺激犹太人的民族意识。犹太民族的复兴、现代犹太文化的形成、犹太复国主义，莱昂在书中写道，所有这些都伴随着“犹太人大规模向外移民、聚居城市的过程”，并与现代反犹太主义齐头并进。⁶²这两种趋势在不同的地方和时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在西欧，其重点是同化，甚至资本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各种“西方”元素，如法理社会、经济现代化、政治平等。如果说民族主义时代使得各种群体——说法语的贵族、说德语的商人等——面临着同化的任务，那么对犹太人来说，作为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同化需要以更温和的方式融入新的文化版图中，并且很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有目的地甚至是有计划地从传统犹太文化与民族根源中分离出来”。⁶³西方同化后的犹太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些，因此也给人留下了现代性化身般的刻板印象：理性、孤立、冷酷、四海为家、“不本真”，是缺乏有机文化与习俗的“塑料”民族。在东方，犹太人群体人数更多、规模更大，中下阶层占多数，如手工艺人、小贩、沿街叫卖者、流浪汉等，他们尽可能保留各种差异性标志——意第绪语、传统长袖服饰、以犹太法典为中心的教育，而被同化的犹太人拒绝保留这些标志。⁶⁴在19世纪的历程中，东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得以刻画：乡野、贫穷、未受过教育、肮脏、吵闹、固守传统、易于相信谬论……总而言之，就是落后（即zurückgeblieben）。⁶⁵“东方”代表着文化民族主义——礼俗社会、宗教与传统，也代表着犹太人，不仅意味着许多犹太人被迫居住的环境，而且意味着充满迷信与僵化部落制度的贫民窟。⁶⁶

如果问哪个城市经历过西方与东方犹太人的汇流，那么这个城市就是布达佩斯。在卡尔·波兰尼童年生活的佩斯，居住着中东欧同化最彻底、最世俗的犹太人。在佩斯，近1/4的人是犹太人，其中专业人士、商人、银行圈人士中犹太人比例尤其高。⁶⁷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成就传出信息，即犹太人可以逐渐融入匈牙利文明社会与政治团体。这时，人们讨论的“犹太问题”转向政治解放与社会融合的可行性，媒体刻画的“犹太人”以拼布收藏者或富有商店老板的形象出现：机灵而精明，名誉不佳但并不令人讨厌。犹太人欢迎自由主义氛围的到来，积极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他们是匈牙利经济与文化复兴中的关键元素，（非犹太裔）诗人翁德雷·厄岱（Endre Ady）称，首都（布达佩斯）“由犹太人缔造，为我们而造”。⁶⁸19世纪90年代中期，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像基督教各流派一样享有各项权利，并且犹太人代表同样可以在上议院获得席位。自由党支持犹太人解放，也因此得到很好的回报：布达佩斯有一半的选民是犹太人，自由党的代表容易获得大多数选票而当选。

在整个中欧，犹太人的文化水平较高，并且想获得政治保障，因此一般与主导民族（波兰人、马扎尔人，最重要的是德国人）而非农民或所谓的“非历史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联系起来，被他们同化。⁶⁹哈普斯堡帝国的资产阶级在维持帝国凝聚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在他们这个群体中，匈牙利的犹太人非常突出。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联盟，将匈牙利人从隶属民族的地位提高到哈普斯堡“国家监牢”联合监管者的地位。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德国资产阶级在奥地利的领导权确立”，同时，“马扎尔人超过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在帝国的东半部占据主导地位”。⁷⁰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公布之后，大量匈牙利犹太人放弃德国人身份，选择了匈牙利人身份，许多人将家庭交流语言从德语或意第绪语转为马扎尔语。这就促使马扎尔语从一种农村方言转化成高端文化的交流媒介，加快了布达佩斯的马扎尔化。到1920年，90%的居民讲马扎尔语；而50年之前，只有46%的人讲这种民族语言。⁷¹正如彼得·普尔泽（Peter Pulzer）所述，通过这种方式，匈牙利的犹太人抛弃了他们作为德国人的“烙印”，“但这并没有帮助他们减少马扎尔人对外族的压迫”。⁷²确实，考虑到犹太人对这个“历史性国家”的偏好，甚至保守的匈牙利人都可以从犹太人同化中受益良多。他们深知，没有犹太人的同化，他们自己的民族将会缩减成本国疆域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对波兰尼家的孩子来说，由于他们讲的是哈普斯堡帝国的通用语德语，因此首要任务是文化适应。他们的母语不是匈牙利语，塞西尔甚至一辈子也没能掌握这门语言。但是，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匈牙利人身份，⁷³同时也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种身份体现出特殊的历史性民族对非历史性民族的忽略。卡尔·波兰尼回忆称：“在学校里，我们对那49%非马扎尔出身者的悲欢离合丝毫不感兴趣，我们很多人甚至不曾听说他们的存在。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中产阶级的孩子几乎不跟他们打交道。”他补充道，沙文主义观点“让我们讨厌那些认定匈牙利不是一个马扎尔国家的断言，倍感凌辱”。⁷⁴

尽管卡尔·波兰尼及其同龄人在尽力学习匈牙利语，尽管其中部分人改信基督教，他们发现，随着反犹太主义情绪的增长，自己被完全排斥在国民身份之外。当时，匈牙利政治文化的主导者是贵族，作为现代化之前拥有土地的社会精英，他们象征性地支持轻商主义。商人被看作两面派，欺骗被当作所有商业交易的必要基础。他们把自己想象成匈牙利真实的价值观——诚实、热爱祖国——的管理者。但是，渐渐渗透的资本主义以及由此催化的抵抗运动威胁着他们的地位同时在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资产阶级现代化的特点及其不满情绪投射在犹太人身上。经过同化以及住在贫民窟的犹太人之类被烙上这样的刻板印象：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物质至上、不讲伦理、四海为家、向往都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⁷⁵这样的印象形成了一幅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漫画。邪恶地咧开嘴笑——投机、唯利是图、格格不入，⁷⁶同时，犹太人问题又被阴险地作为存量概念拿出来修订，简单地将有关犹太人与现代化的痛苦合并起来讨论。⁷⁷“反犹太主义”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个中性概念，但反犹太主义者控诉犹太人接管了经济、教育、专业行业甚至农业，在脑海中上演犹太移民从周边国家洪水般涌入东方领域的场景。⁷⁸犹太人在开放的经济与专业行业领域取得的成果越大，就越被大声地定义为恶毒的入侵者。

不管犹太人是否努力同化，反犹太主义在当地的盛行都会让他们的身份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不管他们做何反抗，表示对自身的“犹太”传统并不重视，反犹太主义者仍然会对那些传统表现出无比的兴趣，他们手握着刻板印象的武器，这种武器是柄“双刃剑”，可以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面攻击目标。在现代的早期及以后，其中一面通常指向东方犹太人，尤其是刻板印象下的犹太人：他们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固守传统地拒绝剥离原有的身份，拒绝融入现代世俗公民身份的暖流中。但随着犹太人解放的到来，第二种形象得到普及。解放与工业化将移民“扫入”城市，由此产生的民族混合足以导致文化不纯洁以及传统价值观的流失，这让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文化保守派哀叹不已。此时，犹太人就如永久的放逐者一般被隔离出来，这些“无根的”、四海为家的“流浪者”对这个国家构成腐蚀的威胁，他们可疑地与知识分子、艺术家、共济会会员等群体来往——这些群体对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持有不健康的尊重。⁷⁹（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一家保守派社会科学杂志将犹太人与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共济会会员——卡尔·波兰尼恰好同时属于这两个群体——等同起来，把这三者刻画成“弱化国体的寄生力量”。⁸⁰）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只是通过文化与商业活动与其他国家的同胞相连，因此受到诸多怀疑，必须公开与自身的传统脱离关系，并宣布效忠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

制度化的反犹太主义促使争取解放的斗争必须给同化的责任让路。犹太人获得平等的代价是与他们特殊的身份脱离关系。正如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所写：“他们一旦成为公民，就不应该是犹太人了。”⁸¹但是，他们在同化方面越成功，受到的威胁就越大。19世纪最后十年，是一个排外帝国主义盛行的时期，犹太人被视为“四海为家者，无条件、‘隔离性’存在的化身，这种存在使得每一个有特殊限制的民族共同体都面临身份瓦解的威胁”。⁸²

因此，犹太人发现他们面临着双重束缚。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身份使得他们需要否定第一种刻板印象责难的特殊民族身份。但是，第二种刻板印象将世界主义作为犹太人的典型特征，转而将犹太人的身份淡化成其民族印记本身。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非犹太人”才是唯一被接受的犹太人，而任何指向非犹太化的途径都只会肯定其企图否定的东西。如果一个犹太人保留其传统习俗与外表，则可能会被刻板地认为是贫民窟犹太人；如果试图同化，则“会被视作带着伪装的两面派”。⁸³可以改信基督教，但以这样的方式改变宗教信仰会被认为变化无常、机会主义，或者被认为是自我厌恶的表现。当然，也可以转为无神论者，完全接受世俗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希望瓦解所有的宗教社会及其原始的迷信陋俗。但这样做是背叛匈牙利，因为这个国家的灵魂便是基督教，会显得变为无神论的犹太人缺乏信仰，也表明其“无根”的世界主义，即“犹太性”。

“非犹”犹太人的矛盾

波兰尼时代的布达佩斯不仅是民族同化的温室，也是移民浪潮的目的地——犹太人从哈普斯堡的腹地被排挤出来，有的甚至要逃离1881年始于沙皇俄国的大屠杀。来自东方的新移民面临着“标准范式”的种族歧视，甚至包括来自“同种族”的歧视。新迁入的人大多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来自小镇或穷乡僻壤，只能从“后门”进入城市的劳动市场，直面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歧视。当地人认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并将这种观点“种族化”，把移民当前情境下的“卑微”视为其民族本质特征，看作其民族或文化本有的卑微表现。种族化的逻辑与社会经济道路相随，但受到政治操控。在剥夺人权的可憎循环中，19世纪最后十年的当权者将来自东方的犹太难民视为低等人，比如，用紧闭的火车车厢“运输”他们，不给他们食物和水，从而“确保”条件肮脏且疾病横生，这样，四处流转的歧视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巩固。⁸⁴

在某种意义上，东方犹太人被视作西方犹太人“丑陋的姐妹”，反犹太的匈牙利人不愿意接纳他们。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表示同情，并试着教化其东方同胞。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在其所著的《东方犹太人的面孔》（Das ostjüdische Antlitz）一书中描写了这种范式。他写道，事实上，“走得更近看看，她（其实）很漂亮”。另一种少数人的反应是革命社会主义，其中的普救主义支持同化，但也不赞成向种族歧视妥协。⁸⁵（“丑陋的不是她，而是反犹太主义！”）然而，那些“扎着领结”、被同化的犹太人更普遍的反应是鄙视他们穿宽松长袍的同胞，从西方现代性的角度远远地呈现其不堪的一面，甚至诋毁他们是“亚裔”。⁸⁶这是一种流露出傲慢，也流露出自我克制的姿态，是种族歧视因素的一种内化——反犹太主义潮流的“马戏镜子”中残酷地折射出犹太人的真实形象，让他们对这种自我形象处于半接受的状态。（“表现在我身上的犹太人形象要不是也同时表现在她身上的话，肯定不会这么丑。”⁸⁷）

波兰尼周围许多成功同化的激进知识分子都抱有这种轻蔑的态度，他的导师、终生好友奥斯卡·贾西的态度极其过分。贾西改信加尔文教，他把那些传统犹太人说成是“穿着黄补丁衣服的胆小鬼”。他悲叹“犹太人性格中的缺陷”“由于多个世纪的贫民窟生活”已经“根深蒂固了”，甚至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归到他特别蔑视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流派中。他谩骂道，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者之类，“都同样天生、自然缺乏鼓励，缺乏传统，同样骄傲排外，同样号召要传递救世主似的信息，同样无法忍受其他思考方式，同样在一些完全东方式的、藐视生活的神秘主义中过度发展物质享乐主义”⁸⁸。

正如凯迪·弗洛斯（Kati Vöros）所说，贾西在传播反犹太主义“幻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必须处理的严重问题。凯迪写道，他“把‘犹太人问题’重组成一个社会学问题，以此表达反犹太内容渠道的正常化”。⁸⁹

在一些基本点上，波兰尼与贾西持相同的观点。例如，当他晚年谈及犹太人解放时曾强调“犹太人的守旧性，对特殊传统的依恋，这种依恋导致他们无法考虑进步”，同时贬低他们自身为获得认可而做的斗争。他（毫无说服力地）认为，解放运动不是来自犹太人自身，而是来自“北欧基督教社会”，就像在美国，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并不是黑人发起的，而是“美国北方人”发起的，他们认为“平等权利已经成为国家统一中的一个问题”。⁹⁰因此，尽管“对马扎尔人来说，‘犹太人问题’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对犹太人来说，这一问题几乎不存在”。⁹¹他年轻时曾是无神论者（大约到1917年），否定犹太法典是他在教化启迪下彻底拒绝宗教的一个因素。⁹²他大声指出，所有的宗教“在信念与信任构建的、滋养道德的华丽‘设施’中”灌输迷信与轻信的因素，“奸诈地毒害人类繁荣之源”。⁹³甚至在那时，他对犹太法典的批判极为尖锐。他对犹太人分裂式的忠诚（对民族理念以及单一民族国家）感到遗憾，看不起贫民窟犹太人。恰如他女儿所言，对他来说，“模板就是一切都是英国式的”，这与他认定的现代性一致。⁹⁴

英国也许“现代”，但众所周知，那里同样也充斥着各种商贩，而波兰尼非常讨厌他们“全力以赴”的讨价还价与寻利活动。的确，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让商业伦理接受道德批判的挑战，让市场经济接受科学批判的质疑。然而，这里全心从事“可恶”逐利活动的民族并不是英国人，而是他所藐视的、自己的部落。据他女儿说，他和全家人都“非常讨厌讨价还价”。他们“对商业活动尤其是讨论价格的商业活动表现出十足的偏见，真的很讨厌”。他们重视的是教育、科学与学习，藐视一切与金钱打交道以及追求金钱利益的行为。这种态度与贵族以及犹太商业中产阶级一致。⁹⁵

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能会问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波兰尼对商业伦理的批判是否会受到其犹太中产阶级思想根源的影响？人类学家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指出，在像犹太人、耆那教徒这样与市场交易有特别紧密历史关联的族群中，“纯粹礼物”的思想观念非常突出，而这个观念的反义词就是“纯粹市场”。⁹⁶传统的礼物交换涉及将相互关心或不关心的人与事合并，但现代市场社会像水电解一样将类别区分开来：“留下礼物与交换相对，人与事相对，相互关心与相互不关心相对。”⁹⁷只有在市场社会，“免费的礼物”成为累赘，礼物交换在定义上与市场交易相对：利他、道德、投入感情。⁹⁸

帕里的观点带有暗示性，但此观点与事实不符：第一个对“纯粹礼物”进行概念化的是非犹太人（但同样是奥匈帝国人）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048-i Malinowski），并受到法国犹太人马瑟·莫斯（Marcel Mauss）的反驳。⁹⁹另一个猜测是，世纪之末的奥匈帝国，自由经济与大部分处于农耕状态的社会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复杂不均衡的情况滋养出一种强调市场体系与文化外观相冲突的思考模式。不管上述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波兰尼在他的人类学文章中很确定地指出经济体系之间的显著对比，譬如马利诺夫斯基分类下的美拉尼西亚·库拉交易（Melanesian Kula Trades）与现代市场社会之间的对比，前者以互惠为基础，受“声望、地位、亲属关系”等非经济因素驱动，而后者伴随着各种假设（被亚当·斯密和斯宾塞理论化），假定经济机制应当受经济动机引导。¹⁰⁰

波兰尼自身的社会经历是否经得起这一方案的检验？尽管他很孝顺父亲，但并没有选择追随父亲的职业足迹，建筑（铁路建筑）或商业方面都未曾涉及。在事业方面，他与卢卡斯、凯斯特勒以及其他相同背景的人齐头并进。那个时代很多犹太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中都描述了“反资产阶级青年”与“他们父辈创业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对文明、精神、宗教与艺术持有强烈的兴趣”，而后者多为“商人或银行家，是适度自由主义者、尽忠职守的爱国者，对宗教事务毫不关心”。¹⁰¹波兰尼自身也沿着这条经历了三代不同犹太学生的“裂缝”前行：19世纪中期的学生竟然保留其宗教传统；1880~1900年的学生只“坚持中产阶级理想”；而波兰尼属于第三代，他们接受自身相对贫穷的状况，渴望发动社会运动，这让他们与众不同。他这一代“在创造未来时没有向父辈看齐，而是与之背道而驰”。这要感谢伽利略环让他们的言语和幽默感与其先辈形成对照。他们在选择指明灯时也与众不同，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也不是西方相对主义，而是“俄国道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¹⁰²

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兰尼的支持者是自由脱离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近似于“在社会上自由活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其中的一员卡尔·曼海姆将这个群体理论化为社会概念。他们努力在学术领域建功立业，但其所面临的歧视与压力完全不比驰骋商界的父辈少。其中很多人被界定为从事“边缘性的学术职业，如自由职业记者、独立艺术家或研究者、私人教师等”。例如，波兰尼的表兄欧文·萨博（Ervin Szabó）为了在行政部门谋得职位，不得不改信基督教。萨博的朋友罗伯特·米切尔什（Robert Michels）指出，正是受歧视、被边缘化的经历促使中欧犹太知识分子产生参加政治革命运动的倾向。知识分子群体的正常融合被阻断了，大规模批判社会基础增加，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方式。¹⁰³

反犹太主义的职业领域制度化，这只是更加坚定了“被排斥者持有的信念，即进入学术市场的‘正常’方式要求颠覆基本原则”。¹⁰⁴米歇尔·罗伊（Michel Löwy）对这一条件下产生必然矛盾的因素进行了总结。他写道，犹太知识分子“深度同化了，然而也深度边缘化了；连根拔起，并与他们的商业、中产阶级出身背景完全不同；被传统乡村贵族拒之门外，同时在事业方面也被他们理应所属之处（即大学）排除在外”¹⁰⁵。

作为犹太裔匈牙利人，波兰尼、卢卡斯及其同行者一半脱离了西欧情境，同时却被自己的国家视为外人。他们的境遇与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以及其他一些人给出的解释相吻合，他们探讨了为什么有那么多具有现代思想的政治激进分子与革命人士都是犹太人：斯宾诺沙（Spinoza）、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托洛茨基、卡夫卡等。¹⁰⁶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饱受压迫，却天生具有丰富的经济与文化资源，有能力也有动力出类拔萃；他们对“传统”或“惯例”没有任何直接的效忠，内心缺乏平和与安全感，而那是“安全、理智的寂静主义者与生俱来的权利”。¹⁰⁷

欧洲犹太人在一个少数种族中边缘性地存在，严重脱离社会主流，深知被社会排斥的滋味，因而对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化危机异常敏感。¹⁰⁸他们并不是安全地栖息在宗教与种族文化的边界线上，在应对社会变革与矛盾中至关重要（如多伊彻所强调的），¹⁰⁹渴望建立自己的社会（如格鲁克所强调的）。在一定程度上，波兰尼身边的激进分子站在清醒的被社会遗弃的立场上，藐视保守派犹太人同胞的谄媚之举，不仅拒绝接受匈牙利贵族的沙文主义，也拒绝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分裂主义，支持以普遍主义标准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他们渴望建立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所有与同化相关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

多瑙河上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激进的反主流文化

在世纪之末的匈牙利，古典自由主义信念不再像波兰尼父母刚成年时那样活跃。1870年，布达佩斯大多数公民都希望经济自由主义的到来。到1900年，更多的人倾向于将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看作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发财致富的机制。¹¹⁰商品化与市场化大规模地制造出各种令人生厌的现象——乡村社会遭到破坏、剥削、道德退化、庸俗主义等，社会进步将实现资本主义利益的自由信念正在消失。在右翼政治方面，农民中间的反自由主义情绪与贵族、小资产阶级中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情绪混合在一起，形成保守的反犹太主义联盟。自1895年起，站在最前方的即为天主教人民党。该党规模较大，组织风格上模仿反犹太主义者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在奥地利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虽然并不成功，但整合了沙文主义情绪，通过特别指向演练的宗教运动帮助重新设计反犹太主义，同时也将没有同化的犹太人重新引入以同化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左翼政治方面，对这些弊病的反对之声合并成劳工运动与激进的反主流文化。

在波兰尼青少年时期，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及其联盟的工会风生水起。1901年，工会成员人数还不到一万，但四年之后，人数便一跃超过七万。¹¹¹尽管波兰尼对社会民主党持有部分质疑——“陈旧”，并且“对知识分子阶层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但该党最终成为政治民主运动的先锋，这无疑推动了波兰尼对劳工的终身支持。¹¹²在布达佩斯规模最大的游行中，20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经过议会，要求扩大选举权范围。波兰尼写道，卢卡斯“两颊发光”，看着“无边的红色队伍向未来行进”。¹¹³

与此劳工运动同时发生，并且有些一致的是激进反主流文化，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诗人厄岱。波兰尼把他比作像耶稣一样的救世主人物，他天生就具有一种“唤醒”人们的良知的能力，并具有鼓舞人心的领导力。虽然他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习惯性地对烈酒情有独钟，但人们更多地将他与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归为一类。¹¹⁴不管是不是救世主，厄岱炽热地指出，激进分子痛苦地意识到祖国缺乏民主以及落后的社会状况。“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生活在史前时代。”这位自称是“孤独革命者”的诗人如此哀叹。“在这个国家，可以生存的只有贵族、牧师和驴子，以及那些努力取悦他们的人。”¹¹⁵他对“沙漠生活”的回应之一便是要寻找更肥沃的地方。他在一个场景下写道：“我整个身心几乎病态般地燃烧，狂热地渴望巴黎，远离肮脏不堪的家园。”¹¹⁶在追寻逃离的过程中，厄岱是年轻的波希米亚式艺术家、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孤独、罪恶与死亡的关注表达了对既有社会的不满，也同样不满社会中腐败的政客、教条的牧师以及俗气的“驴子”。其他“逃离”途径还包括唯美主义的内心放逐、酗酒等，而艺术总是需要消费者，不可能完全逃离社会。巴托克发现了这一点。由于“偏爱罗马尼亚民俗音乐的‘怪癖’”，他的作品《蓝胡子的城堡》（Blue-beard's Castle）受到了俗气观众与国家文化权威的敌视。¹¹⁷（“就让驴子继续做驴子吧，”作曲家愤怒地指责愚蠢的匈牙利公众，“我们会把真正富有创造力的作品带到国外去。”¹¹⁸）除了国外移民，对待压迫的另一种反应是组织反抗，厄岱也参与其中。他的诗歌高调地拒绝向已有的现实妥协，鼓舞了反抗之举。波兰尼在写给厄岱的信中对其移居巴黎的决定发出共鸣，这意味着的确能够逃离这片“萧条之地”，但他也以鼓励的方式回应积极分子。¹¹⁹应年轻的波兰尼的要求，厄岱会给伽利略环每年纪念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活动写诗。波兰尼还邀请他做公众演讲，探讨与“匈牙利年轻人”相关的问题。¹²⁰

激进分子对当时道德伪善的伦理反抗体现在一个有趣的名称里：“多瑙河上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¹²¹就像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伪善，以及同时代费边主义者反对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以厄岱、巴托克为代表的美学激进主义与中产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相交叉，共同反对专制主义、马扎尔沙文主义以及教权主义。¹²²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运作中心是社会科学协会，由贾西和波兰尼的两位大学老师——菲利克斯·索姆罗（Felix Somló）和斯宾塞社会学家久洛·皮克勒（Gyula Pikler）创办。该协会编了一本名为《二十世纪》（Huszadik Század）的杂志，波兰尼定期参加他们的编委会会议。¹²³贾西将该协会比作费边主义协会，给匈牙利自由主义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匈牙利自由主义早就名誉扫地，这是因为他们反对民主，支持农业劳动力实施狂热的压迫措施，并且与“曼彻斯特主义”——倡导将自由贸易当作巩固自由主义霸权世界市场地位的方式相关联。¹²⁴

该协会的变革愿景以一群具有变革理念的知识分子先锋为中心，他们具备顶尖的社会和科学知识，可以理性地引导匈牙利走上现代化之路，在贵族反应与平民社会民主之间游走掌舵。在他们的观念中，大众会支持知识分子选择的道路并使之合法化，但实施工人阶级教育的项目必不可少，这样才有效。对“多数人专政”曾使得工人阶级自由社会主义前辈（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未能充分接受民主，而以教育的方式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会让他们自信地消除这种担心。¹²⁵社会科学协会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¹²⁶

尽管该协会倾向于自由主义，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其理论上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却有诸多交叉。实际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聚焦”倡导组合变革主义的“社会政策”——组合变革主义以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组成的历史学派为先锋，后被由爱德华·伯尔尼斯坦（Eduard Bernstein）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阵营采纳。¹²⁷伯尔尼斯坦主张扩大公民权，以此避免革命骚动。他认为，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被称作“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组织的核心是“他们的自由主义、他们的民主宪法”。¹²⁸在意识形态上，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沉溺在那个时代流行的实证主义与革命主义中，倾向于伯尔尼斯坦的修正主义，将议会代表运动置于党派项目的核心位置。¹²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所提到的“交叉”：伯尔尼斯坦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士，是贾西的盟友。他与澳大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士卡尔·雷纳（Karl Renner）、奥托·鲍尔（Otto Bauer）——本书后续章节会有更详细的介绍——一样，都是《二十世纪》的知名作者。对波兰尼来说，从十几岁到三十五岁左右，伯尔尼斯坦式自由社会主义也极有吸引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吸引力，另一个对他产生交叉性影响的人物是民粹派马克思主义者萨博。

萨博是克里钦科的朋友，也是尼采的崇拜者（他甚至模仿尼采的小胡子）。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曾担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合作主编若干年。¹³⁰但他越来越无法忍受正统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将历史物质主义重新解释为一种命运注定论式的“客观社会学”，否定意识与人类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¹³¹他转而被“工团主义”所吸引。在世界罢工浪潮的背景下，第二国际社会民主思想中僵化的渐进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工团主义的影响随之日渐扩大。尽管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比之前更支持普遍选举权的要求，但他摒弃了议会民主思想，认为这“对工人来说几乎没有价值”，因为这种民主所有的权利都掌握在职业政治家与政党官僚手中。¹³²他谴责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怯懦的议会主义”，¹³³支持采取直接行动的战略，坚持认为“一小步实际行动，胜过一百个空头计划”。¹³⁴他指出，社会主义组织优先考虑的，不是获得议会代表权，而是通过自治委员会建立直接民主，实现激进的文化转型，“为灵魂做持久的准备”，这是革命性政治变革最终获得胜利的必经之路。¹³⁵

波兰尼对议会主义的批判不及表兄激烈，一般来说，他更偏好“计划”一些，但是，他的确曾对工团主义表示赞同，并考虑对工团主义的出现加以分析。他大胆地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加上劳工市场管制与国家干预，社会主义不再受控于工人阶级大众，而是由社会高层控制，迫使社会地位尚未改变的工人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来推动他们的斗争。¹³⁶波兰尼支持这种斗争，赞同萨博的道德理想主义思想，认同他对俄国民粹主义——该思想中包含对行动者的提升以及“革命热忱”¹³⁷的赞同，也同意他认为工人运动的关键任务是教育的观点。（波兰尼认为工人组织是“普遍教育的堡垒”。¹³⁸）他也赞同萨博对部分社会民主要素的批判，如僵化的理论基础设施（经济决定主义哲学与机械宿命论）、实践缺陷（锁定城市，忽略农民的境况）、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新进展不感兴趣等。

就学术生活而言，动态变化与爆炸式张力是这段时期的特点。1907年波兰尼在维也纳学习了一个学期。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在原子理论与热力学方面的发现引发了物理学中的革命。在经济理论方面，一些后来被称为“奥地利人”的学者支持演绎法与原子论个人主义，反对德国历史主义者的整体归纳主义。在哲学与社会学方面，实证主义与其阐释学、新康德式批判之间的辩论十分激烈。社会—科学方法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推动了激进反主流文化圈的分裂。卢卡斯猛烈反对实证主义，视其为社会原子化、资本主义的意识观念。¹³⁹他研究的对象是精神体验与美学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一途径来阐述他所提出的文化危机，他认为解除这一危机需要文化革命与精神复兴。他与他的盟友（如曼海姆）都深受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思想严格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研究的客观世界与个人意识、社会存在中的主观现实。

与卢卡斯的浪漫主义不同，贾西、皮克勒、索姆罗在根据自然规律理性理解、预测人类行为的理念中找到灵感，这一想法曾鼓励启蒙运动的变革者尝试重组社会条件，因此促使人类最终可以根据理性自由行事。他们把这一理念的“现代化身”实证主义当作反对教权主义的锋利武器，而斯宾塞则被奉为他们的“守护神”。贾西称斯宾塞为“伟大的梦想者”，¹⁴⁰恳请他“支持我们举步维艰的先锋运动”。¹⁴¹《二十世纪》的创刊号将这位伟人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并在卷首印上他的鼓励言辞。

对左翼自由主义反主流文化圈来说，斯宾塞看起来是一个格格不入的英雄“候选人”。他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他的工作反对社会主义者与福利自由立场，¹⁴²得到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等富豪的资助。他最先提出了20世纪社会科学对话的几个主要议题，包括“非自由的民主”、“农奴境遇”，以及“寡头政治的铁律”等。¹⁴³尽管如此，对生活在黑暗匈牙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的理论有弥足珍贵之处——给了他们相信历史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信心。这位英国社会学家相信，人类文明向“幸福”与“终极完美”演进，过去和当时粗野、好战的农耕社会注定要为高级、复杂的“工业”社会让步。在工业社会，社会有机体分散的部分通过功能性的相互依存凝聚在一起，个体之间自愿合作成为常态。¹⁴⁴在贾西和其他激进主义者看来，这些观点断定，他们的理想主义斗争将以理性科学与人类团结为基础，用新的道德观代替旧宗教秩序下陈旧的宗教超自然伦理观。¹⁴⁵尽管匈牙利的“原始”群体支持个人行动或超自然力量阐释下的传统社会现象观，¹⁴⁶这些激进分子跟随斯宾塞的脚步，将社会过程看作客观革命规律的结果，相信对这些规律持有实证主义理解的社会科学家可以运用其知识推动社会政治秩序的改进以及提升人类的灵魂。后来贾西回忆，“我们信奉进步理论中的无限乐观主义”，“我们是迷失的理性主义、反腐主义骑士”，手握“功利主义真理的长矛”，围绕“封建主义与教权主义的千年堡垒”开展游击战。¹⁴⁷理性主义社会科学解构了保守主义的基础——宗教与民族。这些并不是神的创造，而是制度。就其本身来说，它们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紧迫时期。在皮克勒的建构观点中，民族并不表示天生的本能，而是像俱乐部或公司一样，由实实在在的人有意识地组成。这个论点证明了世界主义未来的进步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民族情绪的持续力量。如果最终的目标是国际主义，那么，单一民族国家是这条路上的必经首站。¹⁴⁸

世界主义的逻辑，基督教式的结论

就生活方式与政治观点而言，波兰尼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一位世界公民。这里首先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旅行者、商业精英以及其他“移动”生活群体的文化。他们深嵌在跨国网络中，即便身处国外，也像在家一样自在。

殖民主义学者亨利·梅因爵士（Sir Henry Maine）曾经写道，他们“能同时维持两个经度上的实际时间”。¹⁴⁹殖民主义要求其行政官有这样的眼界，而19世纪的欧洲自由主义同样鼓励有这样眼界的学者。铁路建筑师的儿子马克尔·波兰尼回忆说，“我们修建了铁路网”，“不用护照便可以四处旅行，没有许可证便可以在任何地方落脚——在今天看来，这种文明程度简直不可思议”¹⁵⁰。人们所理解的文明，是有四处旅行的能力与自由——波兰尼一家把这种自由用到极致，他们经常去匈牙利、奥地利、德国以及其他地方旅行。米哈里也常常因为生意的缘故离开布达佩斯，而卡尔·波兰尼偶尔与他做伴，经常是去维也纳，也会去德国，德累斯顿火车站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配上铅笔图，兴高采烈地描写这个火车站之大，后又补充道，他的父亲曾告诉他，甚至查令十字车站和圣潘克拉斯车站都无法与之媲美。¹⁵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尔及其兄弟姐妹是世界主义者的典范。他们在儿时便已经通晓多种语言：在家最常说德语，其次是匈牙利语；很小便学习英语；塞西尔的父亲鼓励少年老成的卡尔用法语写信——法语也是他们家餐桌上的常用语；¹⁵²之后，又很快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卡尔在晚年回忆说，在那“贫穷的岁月里”，语言“让学习世界的大门一直向我敞开”，因为语言让他“视野更广阔”。¹⁵³

世界主义的第二方面，也就是其政治观，是一种观事之道，将共同人性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拒绝彰显各种特殊身份，倡导将政治统一与自由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我是一名世界主义者，支持每一种自由。”这是波兰尼的口号之一。¹⁵⁴另一个口号是：“哪里有图书馆，哪里就可以成为我的家。”¹⁵⁵然而，他把自己与更激进的世界主义观区分开来，后者的普遍性抹去了特殊性。他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且坚持认为“这不应该与不忠于祖国混淆，也不能与那些因为没有祖国而感觉四海为家、黯然存在的人混淆”。¹⁵⁶自启蒙运动者起，这便被证明是一条变幻莫测之路。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示，以康德为例，其伦理观的普世性与“其地理位置上尴尬、难以改变的特殊性”形成对照，他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归属感理论都是如此，后者甚至认为特殊民族“懒惰、难闻、丑陋”。¹⁵⁷当有的群体被视为下等人群时，世界主义原则便成为伪装普遍主义的歧视性标记。针对这一状况，匈牙利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包括波兰尼在内）都极易受到其影响。尽管本身受到压迫，但他们往往可以很快地融入公民社会，并因此受到鼓舞，不能轻易理解自身与其他民族在志向上的差距。他们在想，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为什么就不能同样融入匈牙利文化圈呢？¹⁵⁸波兰尼不是匈牙利沙文主义者，他却坚定地认为，中东欧民族应当追随“英”法，将多民族选区同化成统一民族传统。他并不支持在匈牙利境内分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也不赞成对贫民窟犹太人表现出同情——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顽固地抵制有益的进步以及现代性、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合理要求。他为了普世的价值观克服自身的犹太性，这与他的自由世界主义相一致，但这一思想下的容忍原则受到其民族主义价值观的限制。

波兰尼的世界主义之所以复杂，不仅是因为其民族主义思想，也因为他自三十岁出头起便信奉宗教的社群主义。最初，这种思想弥漫着人类故事辉格党式概念化的色彩。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曾处于“婆罗洲野蛮人”¹⁵⁹文化中，以“部落形式存在”，“生活以直系亲缘关系”为基础，权力或价值观都未能通过制度形式得以明确；¹⁶⁰后来，人类经历漫长而积极向上的过程，稳步发展到当代西方文明。在这种叙事中，一个关键的媒介里程碑便是世界宗教的发明，正是宗教最先通过单一的道德秩序将社群概念化。用波兰尼的话说，他们提出“人类命运共享”的概念，这是“基于生命个体自我意识、维系所有人类的普遍秩序”。¹⁶¹以上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基督教，正是因为基督教，“白人历史上”不再有“任何人物比拿撒勒的耶稣更伟大”，他的“生活、教导与死亡”揭示出，“我们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得到救赎”。¹⁶²耶稣与基督教说明了如何将共有主义意识礼俗社会与自由法理社会最佳的因素——普遍主义以及个体道德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波兰尼将这一点看作基督教的胜利，同时将其看作反犹太主义的界定性根源。20世纪50年代，当被问到为什么犹太人在之前十年被当作“残忍事件的目标”时，他述说了标准的“基督教魔鬼学”的观点，但言语中带着自身独到的理解。“是犹太人将基督教带到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糟糕的心理负担。因为，道德心的恐惧感由此而生：犹太人将这个负担带到世上，却不负责任地走了！”接着又补充道，“他们的‘罪恶’并不在于耶稣之死，而是由于拒绝耶稣好的教导。”¹⁶³

然而，单有基督教却不足以拯救世界，基督教促使个体实现道德自治，这是将人性转化为“共同社群”的必要条件。¹⁶⁴基督教的成就在于将人类进步串联起来，而人类进步则远远超越了基督教。波兰尼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众开始意识到人类共享命运的存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事业与宗教改革相关的进步、法国革命以及现代社会主义共同见证了这一点”。¹⁶⁵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更急切地补充道，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必须转向社群社会”。¹⁶⁶基督教为世界主义全球社群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不能独自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基督教“必须扬弃”——他在此使用了德语词。¹⁶⁷而“扬弃”的中心，则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治。

第二章 背负战争的十字架

波兰尼于1904年进入布达佩斯大学，主修法律，辅修哲学、政治学、现代史、经济学及统计学等。¹他表现突出，皮克勒就曾预言他会出名，但是政治反动将会严重影响他的研究。²当时，大学是一片反犹太主义的堡垒。19世纪90年代晚期，学生向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发了一封批准电报，紧接着许多学生参加了一次“基督教觉醒”运动，其中法律系的学生为数不少。皮克勒和索姆罗的自由及伦理相对观点受到了匈牙利保守教育制度的排斥，匈牙利的教育对他们实施强压，鼓励右翼学生行动起来。在波兰尼求学期间，保守派和左派（以犹太人为主）学生之间的两极化达到狂热状态，加快了波兰尼的激进化。他的抗争精神因一位名为保罗·伊格诺图斯（Paul Ignotus）的同学而“不朽”。“当他身处大学激烈的争吵中时，接受了一次决斗挑战，波兰尼回答：‘我乐意与你用智慧的武器战斗。’”³而事实上，他准备走得更远。当波兰尼所在的社会主义学生社团组织的皮克勒演讲遭到保守派学生的破坏时，他和其他伙伴用身体抵挡这些破坏者进入会议室，之后征用皮克勒的马车在科苏特·拉约什大街凯旋游行。⁴波兰尼因此被逐出学校，继而转到科罗日瓦大学继续学习，并于1908年通过了法律博士考试。同年六月，他又与索姆罗一起参加了期末考试，获得了博士学位。⁵

在科罗日瓦学习的同时，波兰尼为保证布达佩斯学生运动精神的存在起到了关键作用。1908年，在匈牙利自由思想家协会的影响下，由皮克勒命名的伽利略环俱乐部问世。1633年，尽管伽利略被要求收回“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论点，地球却“仍然在运动”。同样地，1908年，激进学者和学生在受到镇压的情况下仍然保存了实力。波兰尼被该俱乐部的256位成员推选为第一届主席，之后就进入了人生的决定性阶段，成为知识分子“指挥官”和政治领袖。

在伽利略环俱乐部形成和“一战”爆发的同时，波兰尼对职业产生过不满，也体验过工作的辛劳，但同时也不断取得知识和政治上的进步。1910年，他辞去了伽利略环俱乐部的主席职位，开始担任工人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人。⁶他被引入共济会的地方分会（在那里他发现自己“颇受人喜爱”），并加入了激进资产阶级党的领导层。⁷在20年后的回忆中，他将这一具有丰富智力和教学活动的时期单独提出来，称这是构成“我人生和思想中真正背景”的时期。⁸

振兴“荒地”

波兰尼20岁出头时，尽管他迅速积累知识，但父亲逝世带来的悲痛和经济创伤让这一切黯然失色。多年来，塞西尔郁郁寡欢，身患胸膜炎和其他小病，而卡尔则“令人恐怖”，满腔“怒火”。⁹直到1907年夏天——一个普通的、怡人的、“无基本危险问题”¹⁰的夏天，安宁才得以重现，但即便在那时，也未能维持正常情况。1909年末，他受到一系列疾病缠身的困扰。据一位朋友介绍，尽管波兰尼能继续（统计学）研究，但他“经常便秘，脸是灰绿色的”，几个月后才“每次大便只有一点点”。¹¹1910年，他恢复了一些，和一位艺术评论家密友利奥·波珀（Leo Popper）到蒂罗尔小住了一段时间。他在维也纳和伽利略环俱乐部的演讲也受到好评。［卢卡奇（Lukacs）对波珀说：“他像一位鼓动者在演讲。如果他要给一群人演讲，这群人会以普选制的名义攻击议会，砸碎布达佩斯匈牙利日报社的窗户。”¹²］他的身体逐渐好转且日益变壮——壮到朋友都开玩笑说他注定要成为职业运动员。¹³但身体的好转并没有带来心情的好转，他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1911年，堂妹伊尔玛·赛德勒（Irma Seidler）（卢卡奇的缪斯）自杀，波珀因肺结核去世，这些都加重了波兰尼的病情。¹⁴他还和同患抑郁症的卢卡奇吵来吵去，因为卢卡奇未能兑现承诺，为波珀的未婚妻——一位名为比阿特丽克丝（比）·德·沃德［Beatrice (Bé) de Waard］的荷兰艺术家提供津贴。¹⁵因此，他的心情极为糟糕。

那么浪漫的爱情是否有利于波兰尼的恢复？这一时期的证明材料都比较粗略。据了解，1910年有位朋友试图将他和一位女士“配对”，但波兰尼没有“上钩”。¹⁶约两年后，波兰尼的感情开始有了眉目。比·德·沃德好像是波兰尼少年时期的爱人，¹⁷她对卡尔说的那些话也如同一位情人所说——尽管有时被看作一位被抛弃的情人（“亲爱的你为何要抛弃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你，因为再也收不到你写的信了”¹⁸）。1914年冬天，卡尔给迈克尔写信吐露心声——这封信写得非常艰难，因为他在一次滑雪橇事故中锁骨粉碎性骨折——他写道：“上一次和比在一起时，我终于向她提出了分手……我相信就反对我而言，这是积极的一步。她接受了分手，我也得以平静下来。”¹⁹

一直以来，卡尔·波兰尼都在纠结到底从事何种职业（可以成为律师、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也一直都在养家糊口的压力下苦苦支撑。²⁰家里最大的哥哥阿道夫移居到了日本，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劳拉和卡尔的肩上。尽管米哈里的哥哥律师工作干得不错，能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但卡尔·波兰尼仍将自己视为一家之主，承担照顾兄弟姐妹和挣钱养家的重大责任。他一边做研究，一边在暑假时给有钱人做家教，照顾小孩，可惜挣来的钱还是有限。他想要在学术或政治领域谋职，但这引起了母亲的不满。²¹母亲向卢卡奇抱怨说，他正在“成为一名‘学者’；他跑去帮助每个穷苦的老妪；他拒绝长大”²²。母亲坚决要求波兰尼应该选择“在经济上能帮助家庭”的职业，²³波兰尼的叔叔为他提供了一份在其内庭任职的文员工作，他的母亲非常高兴。1912年，波兰尼被叫到布达佩斯法律界工作，但从事法律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强烈的使命感——有些人明白，这次被动的职业变动让他心生不满，这是他怨恨母亲塞西尔的一个因素。²⁴

如果说父亲过世后带来的这些艰辛使波兰尼对母亲的感情日益复杂，那么这种艰辛则加强了他与十几岁的弟弟迈克尔的联系，他代替父母照顾弟弟。在写给迈克尔的信中，他回忆道，那几年，“我——一个困惑的自我，有你这个年轻的圣人在旁边”。他的内心饱含着“一些无私”，这种无私让他对家里的天才弟弟心怀“伟大的爱”，尽心照顾弟弟成长；后来，这种奉献化为“多年的管理热情”²⁵，并在最后因自己的成就而获得安静且稳定的满足感。²⁶20世纪30年代，兄弟二人在学术和政治道路上分道扬镳，卡尔深感失望，悲愤交加，两人的感情出现了波动，但即使这样，手足情的火焰仍在两人的生命中熊熊燃烧。十几岁时、二十几岁时的岁月是两兄弟关系的“黄金时代”，两人的想法、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都一样，还在伽利略环俱乐部里合作。²⁷卡尔给迈克尔写信回忆伽利略环俱乐部的时光：“我对服务的热情”，

成为学生运动的一部分，而学生运动将苏俄革命事业的承诺复制到匈牙利。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犹太人为主）充满无私奉献精神，想要献身于那片荒地上的运动。现在我才认识到当时所做努力的真实性质：修复缺乏道德的民族。这并非出于爱国主义。我被人道主义打动了。²⁸

这段话道出了伽利略环俱乐部的道德热情和教学改良主义以及波兰尼加入其中的动机。伽利略环俱乐部的典型成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或中下阶层学生。（据他回忆，“‘好点的’小资产阶级群体”都纷纷逃避伽利略环俱乐部。²⁹）俱乐部“主要招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犹太人”，尽管他们认识到反犹太主义盛行，但并没有通过“犹太人问题”的视角来看政治。³⁰简章上列出的俱乐部成员有两千多人，每年组织的演讲和课程数量达到两千多次，³¹核心活动是研讨会、成人教育课程以及“乡村研究”竞赛，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竞赛中受到鼓励，去熟悉乡村生活。³²俱乐部的首要使命是通过提升道德和传播科学知识来改变奥地利这片“荒地”。按照波兰尼的说法，这个俱乐部“绝不是宗教。它坚决反对教权主义，前景也绝对是不可知的”，它的重要性在于“文化和道德领域”。从苏格拉底开始，很多道德再生计划都把政治摆在次要位置。伽利略派“第一次在匈牙利现代公共生活中探寻伦理政治的范围和内容”。但是俱乐部力争实现的多个目标在广义上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它主张“引入普选权、土地改革及针对少数种族的自由政策”³³，俱乐部的道德运动也让其陷入与学生运动对抗的公开政治冲突中，尤其是饮酒俱乐部和教会团体。³⁴

尽管伽利略环俱乐部的很多成员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俱乐部仍然与工人运动保持距离。圈内成员不允许讨论社会民主党内政治事务，社会民主党回应称：其领导人“不愿接纳这一脑力劳动者阵营”³⁵。波兰尼回顾往事时认为，伽利略环俱乐部不重视政治是一大缺陷。如果这个俱乐部因“大量学生开始了解道德使命的经验”而在“道德领域”取得成功，那么，在政治上则未能如此。俱乐部本来可以创造与“19世纪80年代苏俄学生运动——无领导和政治经验”类似的产物，但没人认识到这种“革命可能性”，这在波兰尼看来是造成“十月革命”——匈牙利1918年“白菊花革命”失败的隐性原因之一。³⁶

尽管波兰尼错误地领导运动“反对政治”，他仍在伽利略环俱乐部迅速成长。³⁷伊格诺图斯称他是“一位迷人的、年轻的社会学家，成熟、诙谐、雄辩”。³⁸他智力超群，善于辩论，找到了能展示自我的舞台。他于1913年加入俱乐部的编辑部，开始在俱乐部的周刊《二十世纪》和《自由思想》（Szabadgondolat）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一阶段他积累知识，思考英格兰及苏俄的对立，他自身的想法和俱乐部也为此打上了这一烙印。他体现并内化了圈子特点——“潜在伦理冲动”和“其信奉的科学实证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³⁹

波兰尼最初认可实证主义，是因为看到实证主义拒绝宗教和形而上学，支持科学方法，他了解到的首要代表人物包括孔德（Comte）、马克思、斯宾塞、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⁴⁰但在追随皮克勒和亚西后，他开始怀疑实证主义所标榜的“客观主义”，⁴¹这与他承诺的道德再生和唯意志论民粹主义不符。据人们所知，他第一次反对“客观实证主义”是在1907~1914年，那时他对另一种实证主义——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和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经验一元论产生了激情。

奥斯特瓦尔德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与海克尔一起发动了一元运动。虽然就政治观点而言，他是一个反动派——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漫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狂热分子，但他的宏大哲学观让波兰尼很感兴趣。他推广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覆盖整个学习世界，是伦理进步的重要来源，因为它给了人类——迄今为止注定要像被割裂的个体一样生活——构筑社会团结的工具。⁴²与他一起思考的马赫追随孔德，认为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宗教和形而上学时代，正朝着实证科学时代迈进。在具有科学思维的个体推动之下，对宇宙的消极好奇正在让路给对启蒙运动的探索。⁴³马赫是一元论者，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障碍”。⁴⁴在波兰尼看来，马赫对形而上学的抨击代表着革命理性主义更高方面的发展。他将马赫看作匈牙利人，邀请马赫和奥斯特瓦尔德到伽利略环俱乐部演讲；实际上，马赫的作品曾是伽利略环俱乐部首次公开辩论的话题。⁴⁵

如果反过来从波兰尼后期发展的视角来看，波兰尼对马赫的迷恋令人不解，因为这位摩拉维亚哲学家反对宗教和形而上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年轻的波兰尼来说，马赫的作品具有极大的价值，波兰尼甚至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些作品进行评论和宣传。他认为马赫的无神论令人振奋，还非常看重他的主观实证主义，因为这一理既能拒绝决定论，也进一步肯定了人类能动性（尤其是践行道德责任时）创造角色的方法，同时还保持了足够的科学态度以抗衡保守主义并让合理的社会工程合法化。他称赞马赫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科学，使科学能明确地“从一切类型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波兰尼还表示，形而上学比宗教更均衡，对社会进步造成威胁；因为尽管科学和宗教的区别很明显，“但形而上学是两者间的过渡，这个过渡不仅危险，还会使人产生错觉”：使“本质”“真理”和“终极因”等无科学意义的词合法化。从批判的眼光出发，尽管人们可以证明科学主张是对是错，但人们无法对形而上学的主张进行逻辑定义，因此这些主张也是不容置疑的。⁴⁶马赫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揭开了科学，从而使大家明白了人类意识在历史上的活动领域。

虽然说马赫对伽利略环俱乐部时期的波兰尼有主要影响，但是有些人物也不容忽视，这些人主要包括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他们的观点与马赫观点的融合就像圣膏油和蒸馏水的混合一样，就算没有关于这种冲突的文件记载，波兰尼对此肯定也有所察觉，两者都是基督教徒。托尔斯泰后来被波兰尼称赞是第一位“发现新约意义”的思想家，而切斯特顿在《异教徒》（Heretics）——波兰尼将此译成波兰语——的第一章里，为同代人对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轻视而感到遗憾，呼吁大家回归“终极事物的理论”，包括“宇宙哲学”和“人的本性”。⁴⁷渐渐地，波兰尼的观点也偏向这个方向。波兰尼20岁出头时尊崇科学理性，反对宗教和形而上学，通过降低对自身行为责任的恐惧而削弱道德感。⁴⁸之后，随着他对决定论的批判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变得牢固，他能在伦理而非实证科学方面证明唯心主义的正确性。

1901年，《我们的意识形态危机》（The Crisis of Our Ideologies）一文发表，关键时刻也一并到来。这篇文章讨论了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和其对立者之间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辩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轨迹。德国修正主义者认为国家管控越多，商业模式就越能得到稳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并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不是不存在危机，相反还会激化阶级斗争和地缘政治竞争。波兰尼站在伯恩斯坦这边。他的社会学视角带有一点康德式（或斯宾塞式）的乐观，认为知识的发展和商业的“礼物”能消除任何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波兰尼还预言，“资本主义的下一个时期将主要产生物质生活的稳定状态”，并总结“其主要特征是倾向稳定”。⁴⁹话音未落，大动荡爆发了——匈牙利出现一波劳工运动，有75场以上的政治罢工——这之后是长达30年的战争和经济混乱。⁵⁰

这次事件粉碎了波兰尼年轻时信奉的社会向善论的“自由文明的崩塌”，为了解释这次不太可能的事态发展，波兰尼后来撰写了《大转型》一书。但在短期内，他文章中出现的矛盾造成另外一种困扰。一方面，文章认为有些特定的社会经济趋势在经济层面上是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文章呼吁应该在伦理层面上阻碍这种趋势。波兰尼后来总结道，这种矛盾立场“让我反对时代的物质主义和实证主义”，并倾向“伦理能动性的观点”。⁵¹他“摒弃了社会理论中的自然主义，转而支持个体慎重的道德行为”，拒绝“允许社会决定论的主张来决定政治对错问题”。⁵²波兰尼连续倒向唯心主义（最终如我们所见）的情况因他转向信仰基督教而停止，但仍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疑惑。这些疑惑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解开，而这一时期，他将主要精力都用来调和“工业社会的福音和人的状况”。⁵³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霸权计划

在批判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波兰尼对马克思主义“日趋”形成“批评”。这一学派“在某种程度上哺育了他”，“几乎是当时中欧国家唯一了解的社会主义学派”。⁵⁴这一说法有夸大之嫌，因为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也都很出名，例如，学院社会主义，或者说是伯恩斯坦的自由社会主义，波兰尼自己也支持这一学说。自由社会主义运动旨在实现民主，克服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但若要完成这一任务则需要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向所有人开放土地。除了伯恩斯坦以外，这一学派还包括德国经济学家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和他的匈牙利朋友亚西。⁵⁵在波兰尼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是传统的巅峰，由重农主义者发起，包括史密斯（Smith）、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蒲鲁东（Proudhon）、斯宾塞、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特奥多尔·赫茨卡（Theodor Hertzka）。⁵⁶史密斯和凯里认为，自由社会主义家决定拓宽市场竞争领域，相信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够达成一致；蒲鲁东、斯宾塞和克鲁泡特金承诺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波兰尼特地称赞了乔治和凯里：这两人都是“伟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家”，乔治的《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是“真正的经济福音”。⁵⁷杜林的作品也让波兰尼印象深刻，这位斯密主义社会主义家最为著名的是提出劳资利益应和睦相处及暴力财产论点：一切剥削都来自土地所有权垄断下地主的强制征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了资本主义中支撑剥削工人的经济“法则”，波兰尼则不同，他像杜林一样认同植根于“征服和奴役”，土地垄断正是资本主义阶级占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⁵⁸

波兰尼将自由社会主义一词和改良主义、激进主义及“土地改革者”交替使用。这一词在内容上除了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及赞成合作所有权、公平收入分配外，没有特别的社会主义意义。自由社会主义想要通过土地改革和贸易、竞争的自由化来实现经济自由，提议包括“完全停止一切价格、工资和费用的规定以及自由市场中其他一切形式的干预”。⁵⁹对有些民主党人来说，这一提议让人不安，因为在19世纪下半期，更民主的国家偏向支持保护主义。⁶⁰对此，自由社会主义者从史密斯、科布登（Cobden）、布赖特（Bright）以及英国工党留下的传统出发，表示广大民众的利益在于自由贸易。⁶¹这可能会危害投机暴利及土地垄断，最终消除剥削。贸易和市场全面自由后，经济将会按照萨伊定律的社会学版本进行管理：平等且无风险。波兰尼追求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会保持市场制度，“否则经济将会停止”⁶²（在这一时期——还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⁶³他偶尔还会受到“经济主义谬论”的影响，但后来他成了“经济主义谬论”的狂热批判者：所有社会都建立在以市场交换为导向的个体行为之上，因此也应该照此塑造）。

在伯恩斯坦的激发下，亚西于1914年中期建立了激进资产阶级党，波兰尼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波兰尼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华，领导位子很适合他［在一次给法学学生做演讲时，他讲述了身材高大、特立独行、后来成为匈牙利总统的贵族米哈伊·卡罗伊（Mihály Károlyi）如何“一次次来我这里向我表示祝贺。有人拥抱我说，‘终于成了演说家’——这些是真的”⁶⁴］。这一党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土地的重新分配、拓展连锁店、国际自由贸易、教育改革以及政教分离。⁶⁵党派成立了女性区域——劳拉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从事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婚姻修改运动。⁶⁶党派由于组织土地改革和经济分权的活动而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分离，对阶级冲突的反对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⁶⁷亚西总结说，激进资产阶级党的运动及其理想和“英格兰工党”类似，但带有“更激进”的部分。⁶⁸

在波兰尼给出的释义中，激进主义表示信仰个体解放能动性，这与传统自由主义的懦弱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形成对比。这些运动分别代表中产阶级上层和手动—工业工人阶级，而激进主义的支持者是中间层：由白领工人、私有以及公共部门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中产阶级”。⁶⁹波兰尼所在的党派提出要在“对封建主义堡垒的资产阶级围攻”里领导这一阶级，这一运动既能诱使资产阶级回归其合适的解放议程，又能唤醒昏睡中的工人。如此一来，激进主义代表除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以外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包括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各民族”。⁷⁰

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波兰尼和亚西提出与社会民主及其党派结盟。社会民主会发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激进派将会推行资产阶级政治和对封建主义的抗争”。⁷¹但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只有激进派能代表“劳苦农民和工人大众”的整体利益，亚西对此有柏拉图式的坚持，要求“真正有创造力的、完整理论知识和完全道德纯洁的知识分子……哲学家的领导力”。⁷²波兰尼对中产阶级采取的立场与葛兰西对工人阶级采取的立场相同，他提出足够的理由来说明中产阶级在广大民主集团的霸权地位，以保证“知识分子在民主基础上的领导力”。⁷³他的理由包括两大论点。第一，由于中产阶级占据了经济领域的高级职位，所以不能指望他们“在政治领域里殿后。如果做不了领导，那么他们什么都不是”。⁷⁴第二，他们拥有最高级的政治和伦理意识，因为他们是“人类理智累积价值”的守卫者。相比体力劳动者，他们倾向于支持民主，⁷⁵由于“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说，这“是必要的也是最低的”政治目标，所以实现这一目标是双方的首要任务。因此，尽管两个阶层在首要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它们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体力劳动者“必然物质主义”，脑力劳动者“必然理想主义”——要求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党派中有单独的组织。⁷⁶

波兰尼提出让激进派与社会民主党联盟，这可以用来解释进步中的匈牙利所面临的危机。波兰尼在1913年（据推测，之后他转向功能理论）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侵犯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特有的职能，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政治上无家可归，没有属于自己的党派。社会民主派为民主进行斗争，为“在进步的公众舆论确立激进资产阶级的观点”而战，波兰尼大为赞赏，但这样做其实是盗取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形式。⁷⁷对他们来说，很多“资产阶级极左翼”都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民主运动，但是这种支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⁷⁸简单来讲，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业无产阶级，都未能展现出完成自我使命的能力；只有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不同的组织下共同为民主化这一关键问题行动起来时，匈牙利——波兰尼相信是人类社会——才能从危险处境中得救。

亚西和波兰尼提出的霸权策略，不仅是为了知识分子，也是为了匈牙利。他们看到，民主问题已在不知不觉中与匈牙利的国家问题纠缠在一起。擅改选区可以保证只有极少数的非匈牙利代表能被选进议会。国家特权被当成社会特权的盾牌使用，鼓动匈牙利的底层人民默许自己没有投票权，沙文主义论调还在宣称投票权的扩大将会危及“匈牙利霸权”。⁷⁹对此，激进党主张联邦民主政权，各少数民族也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对匈牙利主流的自由主义不满，企图通过与少数民族达成协议来维护专制，但是对少数民族在哈布斯堡监狱所受的压迫不怎么领情。波兰尼认为，“匈牙利人民的文化霸权”体现在他们“更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商业、文学和科学、政治机构和政治理想”之中，需要得到庇护——即使是通过无可挑剔的民主途径。他在1914年初提出，民主“而非霸权力量”能让匈牙利的文化领导权呈现渐进的假象。⁸⁰但没过多久，欧洲舞台上的霸权争夺就无情地击碎了这一说法。

备受折磨的灵魂和糟糕的机器

当激进党成立仅几周后，哈布斯堡王国就对塞尔维亚宣战了，紧接着发生了全面冲突。塑造波兰尼政治思想的主要支持者，即社会主义运动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深受启蒙运动理念的影响。这些理念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辩论、多数票表决制来完善社会环境，并乐观地推断，战争只是野蛮历史留下的痕迹。⁸¹但这两个群体都对经过同意的开战表示欢迎。很多自由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支持，都力证自己国家的参与是正当防卫。悲惨的是，大多数匈牙利犹太人都支持“他们的”王国，理由是：敌人是反犹太的俄国，而结局“有望使他们最终完全被接受”引入公民社会。⁸²尽管他们热爱国家，但仍因逃避兵役、发战争财、不能团结一致应对国事而受到谴责。⁸³他们对奥匈帝国的热情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匈牙利保守精英的利益——正是这一群体在战前压迫、驱使他们，在1919~1920年羞辱、恐吓他们，并在霍尔蒂成为1944年大屠杀共犯前的独裁中迫害他们。

至于社会主义运动，波兰尼在战争结束后回忆，人们原本期望在战争爆发的那天世界“将会意识到国际共产主义”。⁸⁴相反，欧洲的劳工运动分裂了，包括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大部分成员党对外国同志表示反对。这一情况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身上可以看出。这位领导人在其当时讨论国家问题的书中表示，工人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主义感情，因此社会主义者应该接受国家这一理念。于是，他在1914年8月呼吁奥匈帝国的工人追随他到前线，在那里他享受“战争的浪漫”，为自己是一名军官而骄傲——尽管按照战争勇气认可度，他只能获得三等军工十字勋章。⁸⁵仅有一小部分人——像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和列宁（Lenin）这样的人——表示抗拒。在匈牙利，奥迪（Ady）和绍博（Szabó）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后者成为反战阵营的领导人，这一运动涵盖了自由和平主义派以及源自伽利略圈子的“革命社会主义派”。卢卡奇也站到绍博这边。虽然他背后没有任何煽动者，但他仍然反对战争，认为征兵制为奴隶制——并能动用父亲的关系免除自己的兵役。

在波兰尼的激进党盟友中，很多人不是在参战就是在战争大后方喝彩。尽管卡罗伊赞成和平主义，但仍自愿参战。考虑到他的贵族特权，他认为，如果自己置身事外，那么战壕里那些“可怜的人”将永远不会原谅他。⁸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如果我没有分担那些可怜人的艰难困苦，将无法在未来民主的匈牙利证明自己的身份”，同时承认有“半清醒、不太值得称道的考验——害怕被称为胆小鬼”。⁸⁷亚西代表了一种可称为“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立场。其他的支持者还包括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小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Jr）：这些自由主义者希望未来国家对立能提高到更崇高的和平秩序。他们坚定地支持“他们”当下的国家（或军事联盟），因为这一立场代表的世界观保证了它的胜利就是全人类的胜利。⁸⁸亚西将战争的目标比作“耶稣和康德的目标”。⁸⁹尽管让人感到恐怖，却是不断进步的，因为它承诺会肃清欧洲小国，由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取而代之。⁹⁰单这个社会学论点就可能促使他为所有互斗王国的合并而欢呼，但这个论点由同盟国代表进步党这一信念加以补充而来。亚西信仰德国自由主义，并对德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表示认同。⁹¹据卡罗伊回忆，亚西理解德国人的情况，并且主张“中欧设想”——自由帝国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提出的愿景：在德国的影响下将辽阔的疆土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芬兰湾。⁹²他与激进党期刊《世界》（Világ）一致强调，轴心国的胜利会加速封建制度的灭亡，创造能对抗独裁俄国的安全堡垒，并加快多瑙河沿岸国家在德国领导的地区联盟中形成同盟。⁹³如果拿亚西和耶稣对比，那么他和嚷着“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口号的宗教保守派一样。他将重点放在沙俄敌人特别邪恶的本性上，这与自由主流（尤其是犹太人社群中）的支配论点有关：战争提供了一个惩罚沙俄镇压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机会。

波兰尼究竟在哪个团体找到了自我？他自称是世界主义者，从小就对英国和沙俄情有独钟，人们可能以为他会反对冲突或者勉强参与冲突。在波兰尼女儿眼中，他“可能”对其原因“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匈牙利爱国人士，他认为自己有公民义务”去参加战斗。⁹⁴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从军前，他“渴望参军”。⁹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共同体的合法代表，因此公民有责任回应领导人的战争召唤。此外，他和许多志愿者一样，希望逃离压抑的个人环境。用波兰尼-莱维特的话来说，波兰尼已经“陷入了忧郁状态，离开布达佩斯上前线也许是一种解脱”。⁹⁶但是，我们可能得跳出这些回忆，对他的立场做更多的考虑，尤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波兰尼和其导师亚西的想法一致，都赞成大国家和区域实体，而且之后，他也对哈布斯堡出于同样的原因侵略塞尔维亚表示理解（如果不是同情的话）。例如，在写给美国读者的一篇文章中，他将这次战争和美国内战进行对比：美国内战的原因最终并非道德，而在于“地理和地形”——保卫美国。他义正词严地问道，对塞尔维亚的侵略在本质上难道和美国内战不一样吗？对奥匈帝国的保留“因此可能在其统治者看来——即便是看错——是更高的客观价值，而不是边境内小国家争吵中涉及的问题”。⁹⁷

第二个相关原因在于波兰尼对民族问题采取的方法。按照波兰尼的理解，传统的社会主义论点如下：“如果没有物质利益的冲突，也就不存在敌对。因此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间不会有敌对，因为没有物质利益的冲突。”但波兰尼认为这一说法在1914年8月被证明是错的。他追随鲍威尔的步伐推断，并非工人被误导去追寻他人的利益，而是他们在本国物质利益的缺乏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是完全精神和道德上的。资本家仅有一部分精神和道德利益，无产阶级除了他所拥有的国家文化外一无所有”。如果社会主义理论家能早点认识这一错误想法，那么工人运动可能教育追随者从情感、精神需求转向国际性需求。⁹⁸在那之前，民族主义都会保留一定的正当性，波兰尼也对此表示同意。换而言之，1914年8月的情况说明，世界性的自我认同以及保护个人信仰系统伦理基础的热切关注和对狭隘爱国主义放血狂欢的支持是完全兼容的。

尽管波兰尼由于从事法律工作（诉讼案件需要一直跟到结案）而无法在战争一爆发就参军，但早在1915年1月，他就开始接受志愿军官的培训。培训从“16日早上紧急”开始，每天从早上6点45分持续到晚上6点。培训内容包括骑马（波兰尼骑马时受了轻伤）以及理论训练——他向弟弟吹嘘，自己在全班39人中名列第一。⁹⁹很快他就被召去军队，在加利西亚担任中尉。¹⁰⁰在之后的一两年，他的运气时好时坏，但没有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从他参战时的地址来看，他好像和一群修建马车铁路的工程师在一起。就他父亲的职业而言，这看起来一定是个合适的任务。他“几乎从头到尾全程参与，尽管他从未参与‘真正的战斗’，但有时战争会近到让人紧张不安”。¹⁰¹1915年秋天他在给母亲塞西尔的一封信中抱怨道：“该死的枪战持续了一整天。”¹⁰²在另一封信中，他讲述了自己上前线的经历。快到前线时，他惊奇地发现那儿由“被上帝和人类抛弃的……诗情画意的战壕”组成。但这种最初的宁静放大了随后的震惊，“手榴弹和弹片成圈成圈地掉下来，就落在我们的防守罩旁”，给人以“荒诞的惊奇”。¹⁰³

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对波兰尼来说心情黯淡是免不了的。即便在1915年奥匈帝国军队稳步扩张领土时，他们的人数也在锐减。仅在最初的1个月内，奥匈帝国就损失了40万人，100万人失踪或沦为战俘，100万人受伤，100万人染疾——通常由鼠疫引起——以及经虱子传播的斑疹伤寒。¹⁰⁴同年，征兵的“螺丝”拧得更紧了。波兰尼概括说：“健康的人无一能逃过前线，极度厌战。”¹⁰⁵从波兰尼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情的恶化。1915年初期信里的口吻还是快活的，偶尔沾点尖酸刻薄劲儿：“我现在已当了一个月的士兵，我仍然活着……在军队是非常健康的，只要我不在军队中死去……我仍是一名优秀的士兵，是整个旅里最好的。”¹⁰⁶到了夏末，焦虑、坚忍的氛围更常见。波兰尼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开头说，“既寒冷又多雨”，“低矮的帐篷”被风吹得乱飞，“在过去六天里，我们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扎营。我们在挨饿，几乎没有可以喝的东西。我们四天都没有面包吃。那些日子是最苦的。现在我们有吃的了，有咖啡、茶、酒……所有的士兵都有肠道问题。尽管可以预防，霍乱还是会偶尔发生”。¹⁰⁷两个月后他向哥哥描述了自己的情况：“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战争的一个特定手工艺品。没有如这场战争一般的‘通便剂’……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灵魂；没有带门或窗的房子。”¹⁰⁸同样地，他在“缭绕的雾中”给母亲塞西尔写信，抱怨说他扎营的地区——可能在普热梅希尔市附近，双方的死伤及逃亡人数达到11.5万——绝不是农村田园。这个“鬼地方”除了“牛、母鸡及63间茅草屋以外一无所有。大雨倾盆而下。（人在）沼泽中匍匐前进”。¹⁰⁹尽管如此，士气仍然保持“顽强坚韧”。¹¹⁰

也许我们可以推断，波兰尼顺从地为战争效力。当然，他只有唯一一条无视军纪的记录（也是波兰尼的家族传奇），是在演奏国歌时没有立正而受罚。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爱国，而因为他是音盲，无法识别曲调。¹¹¹他能在布达佩斯享受充足的假期，在岗时他兢兢业业，保持健康和充沛的精神——至少他向母亲是这么保证的。¹¹²他因缺乏客观消息而痛苦，恳求弟弟“写几句话给他，尤其是新闻”，因为“人们讨论的都是谣言，这里每个人似乎都聋了”。¹¹³他了解孤独，珍惜与亲朋好友（包括比——从他那儿波兰尼再次“感受到对友谊的需要”）的联系¹¹⁴，担心在他身后的人是否感到孤独（他给塞西尔写信说，在某种意义上，“战争将那些‘被抚养者’也送上了战场”。）¹¹⁵但这样的情感被日常工作所占据。有些时期他得肩负“极其大量”的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工作，工作。”¹¹⁶还有一些时期，工作“没那么烦人，可以容忍”；他能放松一下，将满腔热情放在阅读上。¹¹⁷在疑似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中，他对古典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悲剧进行了很长的讨论。¹¹⁸在其他信件中，他恳求亲戚给他寄《资本论》（Das Capital）第二、三册，以及福楼拜（Flaubert）和洛克（Locke）的书过来，姐姐索菲（Sophie）和姑姑伊尔玛（Irma）给他寄去一个“极棒的宝箱”，他向她们深表感谢，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书最能照亮他的内心。¹¹⁹

在一封写给伊尔玛的信中，我们第一次看到后来在战后成为波兰尼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大转型》中主要讨论的问题。人类能面向战争造成的大屠杀而建立社会技术系统，这封信对此表示惊讶，并将战争描述成反崇高的：可憎到无法描述。这封信强烈批评道：“我认为任何除了战争之外不想其他的人都很蠢，而能理解战争的人就是最蠢的。”¹²⁰战争的恐慌让世界的一切意义消失殆尽，这也是造成世界最严重苦难之一的原因，因为在虚无中唯一剩下的是厌倦，“厌倦毫无意义的世界”，在虚无中，阴郁和恐惧难以用文字表述：“我们不仅不能生活在缺乏意义的世界中，我们甚至无法描述它。”¹²¹即便要体现战争的暴行，比喻、文学及神话参考也是不可获取的。“人性就像‘假人’带着恐惧盯着自己冰冷的面具看，这是可怕的机器中饱受折磨的灵魂。”波兰尼给伊尔玛的信中这样写道。¹²²“在这儿人们不应该能写，而是咆哮”，他在“荒原”里写信给姐姐，还说，当时的场景“看起来就像这样：但丁在七阶地狱里，拿着一支英国的铝制笔在战地军邮明信片上写字……不协调还十分诡异”。¹²³

加利西亚的冬天来临时，身处“黑色大草原”中、患上了忧郁症的波兰尼把关注点转向了莎士比亚而非但丁。“身边除了莎士比亚戏剧没有任何可以陪伴我的；独处时我拿着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哈姆雷特悲剧，丹麦王子。’”¹²⁴波兰尼在一篇有关哈姆雷特的文中表示，那时他的心情在战争体验中跌至谷底。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以致马儿绊倒时我都不想从马鞍上下来。幸运的是——虽然当时我没想到——干瘦僵硬的马儿……用大长腿猛然一扯，我得救了。如果它打个滚，我可能就被压死了。”¹²⁵哈姆雷特受到的非人折磨部分成就了他，而那几个月最令人难忘的记忆将与波兰尼同在。

波兰尼和可怕的抑郁症斗争了好几个月，在1917年的某天还险些因此丧命。¹²⁶但另一个同等严重的威胁来自身体病痛。1917年12月，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病症，自我诊断为斑疹伤寒症。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他可能身患忧郁症，因为那时身体发出的警告实在是太像了。他的体能因发烧而大大消耗，所以他只能依靠一个朋友兼革命同志来照顾。¹²⁷在病情确诊后，他被送回到布达佩斯的家中。斑疹伤寒症的病情很严重，还有疝气，他沉浸在悲观厌世的情绪中，饱受折磨。在床上待了几个月，在“被迫的安静”中“读了新约，开始信仰基督教”，他改变了信仰。¹²⁸父亲死后，他就离开了犹太社区，有了濒临死亡的经历后，他在新教中找到了新社区。¹²⁹

波兰尼不相信这一术语的任何传统意义。他尊重每个宗教，只要“它忘却神学，致力于人类的进步”。¹³⁰他是个现代主义者，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通过祈祷或冥想达到与造物主的交融。他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都从实用、社会学角度来思考宗教——宗教如何塑造社会行为。¹³¹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人类赋予世界以特殊意义的一种途径。他转向基督教并不是为了得到末世水晶球，而是为了获得能建造伦理社区的准则和行为，这是彻底改变世界的前提。¹³²尽管波兰尼信仰的转变被证明是一种“神秘主义措施”，但这一转变是对这一福音的世俗解释。¹³³他在耶稣身上看到了一位“革命者”，这位“革命者”揭示了人类“运用自己的力量”形成“地球天国”的能力。¹³⁴有些左派思想家在早期的基督教中找到了灵感，这多亏在抵抗罗马时他们暂停等级制度或同情流亡人士时表现出来的反抗热情。¹³⁵但对波兰尼来说，重点在于耶稣揭示了其精神基础，这也普遍适用于自由、平等、社区及它们不可简化的基础：个人的绝对值、道德自律和自我意识。他相信个人良知本身是“新约的遗产”。¹³⁶他没有祈祷，没有与他人交流如何崇拜上帝，或者相信基督教能治愈灵魂。教堂也不是他熟悉的场所——除了维也纳复活节他能带家人去多洛希尔教堂向曾为他主持婚礼的牧师表示敬意。¹³⁷总之，用神学家格雷戈里·鲍姆（Gregory Baum）的话来说，波兰尼是一个“软”基督徒，“对一些主要教义一无所知，但对耶稣的教义和能促进人道主义的基督教教义充满敬佩”。¹³⁸有些人则更进一步说他“在秉性上不够虔诚，对精神世界也没有兴趣”；他只是懵懵懂懂地相信，“宇宙中可能存在更高的秩序，但我们无法理解”。¹³⁹其实这些说法夸大了他的无知论。他非常欣赏基督教福音，因为它揭示了“通往高于个人利益的高尚生活之路”，并鼓励个人“带着坚定的激进主义行动，像耶稣那样骇人的激进主义”。¹⁴⁰

Golem，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假人，但无思考能力。——译者注

转瞬即逝的菊花

躺在床上，埋在《圣经》里，波兰尼并没有意识到，即便他远离战场，国家前线上一种新的社会冲突也正在逼近。匈牙利的工人运动在战争第一年沉寂后又开始复兴。工会成员激增：1914年不足10万人，1917年达到21.5万人，1918年则飙升至72.1万人。¹⁴¹1917年晚期，工厂里建立了工人委员会，1918年上半年罢工现象普遍，出现大量自发罢工，营房里也出现叛乱。在可怕的社会环境中，战争失败迫在眉睫，政治气氛向共和主义、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急转。1918年10月中旬，刚刚成为政府领导人的知名议员伊什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伯爵公开表示，战争失败是无法避免的。士气早已低落的士兵一个个都竖着耳朵听，于是大批叛变的士兵都纷纷解甲归田了。

早秋，社会民主党和卡罗伊的团队联盟，和激进党——波兰尼身体稍有好转后被任命为总书记——组成匈牙利国家委员会，¹⁴²旨在和平、有序地过渡到自由民主。国家委员会还警告布达佩斯议会和维也纳皇帝：匈牙利面临着委员会领导的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之间的选择。当立法机构和统治者对威胁没有回应时，社会民主党呼吁工人和士兵行动起来。这仅仅是一个占先策略，意在确立他们讨价还价的立场，但是对方的回应远远超过了预期，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掀起了一波罢工和叛变，戴着菊花大摇大摆地参加街道游行，就这样掌握了权力。¹⁴³

卡罗伊不是雅各宾派。他的直觉是支持通过谈判过渡到议会民主。但是他这样做的理由——就像波兰尼后来回忆的那样——是革命决裂。考虑到匈牙利大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都是“斯拉夫血统”，匈牙利的上层社会和贵族以及“他们以犹太人为主的赞助商”一直以来都期待着“维也纳和柏林的非斯拉夫力量”。¹⁴⁴在此背景下，这位伯爵支持匈牙利独立的立场需要深远的社会政治转变，这场转变聚焦“政治民主的战争”，抛弃亲德派外交政策，转而支持法俄方向。他分析，一个稳定的自由秩序需要国内“匈牙利民主派”与斯拉夫人、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保持和平，但“只要”哈布斯堡“高度活跃的外交政策”认为“国境外的斯拉夫人都是敌人，并且将国境内这部分人的亲属都定为潜在的叛国者”，“这种和平便是不可能的”。卡罗伊“被推着总结出，只有通过普通人的经济、社会和伦理解放，匈牙利才会获得独立——他成了一个激进的农民领导，同时还拥护种族平等”。¹⁴⁵

菊花革命在初期以团结意识为特点，这也是反叛在第一阶段的特点，社会的工人层和中间层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独裁政权。但和谐时期非常短暂。新政府的第一步是独立地与协约国签订休战协议。此举结束了战争，摆脱了维也纳，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代价是给予协约国任意占领匈牙利的权力——这一让步让新政府名誉扫地。¹⁴⁶匈牙利政府国家委员会的麻烦也没有就此停止。尽管卡罗伊政府通过签订休战协议、延长特权赢得了声誉，但几乎没有支持者认为自己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尽管新政府致力于自由框架下循序渐进的改革，但该政府是通过群众运动获得权力，这便有了实现大规模骤变的压力：土地分配、改善工资和条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等。社会两极化随之而来。在布达佩斯，一个竞争力量已经以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形式出现，卡罗伊不得不高度依赖社会民主党——从大范围来说，这是联合政府里最受人欢迎、最有组织的党派——来为自己的方针谋取委员会的支持。¹⁴⁷在此期间，乡村地区的农民鼓吹土地再分配。据亚西所说，1918年晚期和1919年早期发生了“民众彻底改变”，包括普通士兵，都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¹⁴⁸他还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四年战争流血杀戮、国内玩世不恭地享受、经济资源系统浪费”后不可避免的现象，更不用说“帕夏领导的县政府下骇人的胡作非为”以及长达半世纪的“贪婪、不道德的阶级政策阻止了匈牙利一切严肃的民主组织和改革”。火上浇油的还有“协约国毫无意义、惨无人道的政策”，这些政策以对匈牙利进行经济封锁的形式出现。¹⁴⁹

保守势力也在对抗新政府。“既得利益者、教条主义的偏见、城市的冷漠”¹⁵⁰——波兰尼用此一一形容地主、教堂和社会民主——都直接导致了卡罗伊在土地改革上的拖延。在卡罗伊的回忆录中有一部分内容非常感人，他抒发了自己将土地分发给他人之后的愉悦和正义感，但他的慈善行为是例外。¹⁵¹即便大量土地“从底层”地方农民拿来进行再分配，卡罗伊的政府几乎没有实施任何土地改革。匈牙利国家委员会政府也无法满足国家少数民族的要求。国家新任部长亚西已经准备好实施口头自治和联邦国家，但是不容许民族自决。虽然他不像内阁其他同事一样盲目爱国，但是他决定维持一个西起加利西亚、东至亚得里亚海的大匈牙利。他表示，在民主时期，如果允许对国家让步，那么这块巨大的领土只能由布达佩斯安全持有。¹⁵²但考虑到他对匈牙利霸权的长期支持，他的计划从未得到过斯拉夫民族的支持。他所做的努力受挫，看到协约国对匈牙利国家委员会的态度而倍感失望，为党派的无能和根深蒂固的分歧大为恼火，又为他口中的政府“对革命进度置之不理”（尤其是在土地改革上的拖延）而沮丧，导致在1919年辞去了内阁职务。¹⁵³

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战争和革命挑起了激进派和改良左派之间的矛盾。军事动员应该被提倡还是反对？前路是谁在开辟：苏联民主还是艾伯特（Ebert）、诺斯克（Noske）和鲍尔（Bauer）等议会竞争对手？在匈牙利，两者的分歧影响了社会民主党，尤其在1918年11月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后，以及波兰尼的两大组织——伽利略环俱乐部和激进党成立后。后者在1918年晚期两极化非常严重，有些转向右派，还有一些转向共产主义。在这场分化中，波兰尼看起来是中左翼。¹⁵⁴至于伽利略派，波兰尼对他们在菊花运动中所发挥的道德作用感到自豪，同时批评了他们在形成高效政治领导力上的无能。他还表示，这种无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三月份匈牙利国家委员会政府的垮台。他后来反思时说，政府缺乏“清晰可行的政治纲领”，但即便政府有一个政治纲领，“当时那一代人没有受过政治教育，谁也没有能力真正代表这个纲领，并通过运动或管理来实施纲领”。¹⁵⁵由于伽利略环俱乐部的失败，“1918年，没人能和农民阶级、少数民族一起，打一场严酷的持久战，”为此，波兰尼已经准备好单独受苦，“我领导俱乐部走向了反政治道路。我没有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少数民族一起为实现统一而行动。”¹⁵⁶

当部分伽利略环俱乐部成功地与部分工人运动达成“基于行动上的统一”时，波兰尼缺席了。在战争期间，俱乐部的一群“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ian）”革命者与工厂工人合作发起反军国主义的游行和其他抗议。伊洛纳·达兹斯卡（Ilona Duczynska）便是革命者之一。她属于伽利略环俱乐部，但义正严词地批评其“非政治”特点，对成员无法形成任何“与工厂工人代表的联系”非常不满。¹⁵⁷亚西在回忆录中说，1917年晚期，“伽利略环俱乐部的年轻人几乎公开进行他们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当他们中有些人——包括达兹斯卡——被逮捕后，这“仅仅增加了他们的改革热情”¹⁵⁸。一年以来，达兹斯卡周围很多年轻的伽利略派都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此举引起了俱乐部包括创建人在内的创办成员的激烈反应。¹⁵⁹

波兰尼将自己主编的伽利略环俱乐部双周刊《自由思想》变成了“对抗共产主义学说的出版物”¹⁶⁰。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猛烈抨击风头正劲的布尔什维克观点”。¹⁶¹最重要的是他对一场辩论的贡献，他在《自由思想》中发起了一场与共产主义者尤金·瓦尔加（Eugene Varga）以及快要走进布尔什维主义的卢卡奇的辩论。¹⁶²双方都同意对战争的普通解释一般聚焦在战前的外交失败，其实这是行不通的。¹⁶³双方都认为1914年战争前的世界秩序已经崩塌了，并且都预言会有一场“世界革命”——可能会带来苏联式民主（瓦尔加）或“自由社会主义”（波兰尼）。¹⁶⁴共产主义者对文明危机的看法和波兰尼不同，前者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竞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切似乎应由国家统治阶级承担责任。违背其阶级利益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对此表示支持，背弃了反战的诺言。相比之下，在1914年前曾预言世界会迎来稳定时代的波兰尼表示：战争是意外事件，最好不要从社会科学方面去理解战争，而是从精神角度——“一种宗教活动”——甚至用施本格勒的话来说是“文化宏大的自杀尝试”。¹⁶⁵战争揭示的“无意义”不能简单地进行科学理解，但需要想象力的飞跃。他不同意瓦尔加和卢卡奇对社会党（支持杀戮）的政治批评。对他来说，能动性和有罪性属于心理和精神范畴：战争暴露的人类道德沦丧、“我们”共有的耻辱和罪行以及“我们这代人良知的丧失”。¹⁶⁶

卢卡奇和波兰尼都对实证主义与决定论哲学及其支持的宿命论政治策略持批评态度，但两人的想法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战争的大熔炉里，两人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在波兰尼这边，他的思想经历了从自由民族主义到和平主义再到实证主义最后到哲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他试着追溯战争中百般折磨他的虚无主义，直接追溯到战前支配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上。目前，他认为社会已沦为科学社会学提出的迷思——“人类灵魂的命运存在于社会现实”。¹⁶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社会学，认为世界“来自外部”，并假定资本主义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¹⁶⁸这种渐进的决定论诱使个人走入寂静主义观，即个人的伦理立场一文不值，更坏的就是虚无主义：支持“人类存在本身就是毫不重要的”设想。¹⁶⁹为了对抗这种普遍的宿命论，波兰尼呼吁人们从道德视角来对待社会科学，呼吁人们打造新的“社会形象”，因为没有新形象，就不会有高效的伦理行动。科学社会学必须要先放在一边，应由伦理为导向的其他思想来取代，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发现造成社会现象的人为原因。只有在个体内部才能找到最好的人性。¹⁷⁰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回到合适的伦理停泊点。

相比之下，卢卡奇则以反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式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他的朋友指责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来自外部，因而无法给出应有的良知。为此，卢卡奇试图让马克思的中心回到人类能动性及阶级意识——注重哲学性、政治性和策略性。在反战抵抗中冒着自身自由风险的共产主义者，例如他的革命同志达兹斯卡都不认为自己是历史脚本的被动执行人，而是神志清醒的人在不确定结果的情况下按照伦理和政治行动，试图将战争变成革命。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一书中，卢卡奇批评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实证主义和决定论，这些思想家认为人类都是被动对象。但卢卡奇同时还认为，波兰尼、伯恩斯坦和鲍尔赞成的伦理社会主义也同样存在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我们将会在第三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¹⁷¹

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近代埃及王朝的大行政区地方官或其他高官，放在名字后作为职位使用。——译者注

奴隶起义，带着卡巴莱歌舞表演

对卡罗伊政府来说，波兰尼绝不是奉承者。他力劝政府要展示“更强的、抵抗任何一丝一毫反革命的决心”，要加快“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摒弃“在民族问题尤其是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¹⁷²但是他的激进党仍是卡罗伊的联盟，他仍将政府视为自己的唯一政府。尽管后来在医院和家里囿于病床，但在卡罗伊在位的多数时期，¹⁷³他猛烈抨击政治和地缘政治两极化带来的危险，对可能会埋下“无政府”隐患的“左翼和右翼革命”发出警告，¹⁷⁴他还曾在布达佩斯大学的一场讲座中公开“反对正兴起的共产主义”。¹⁷⁵

1919年，共产主义进入高潮。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观察到，从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既有秩序”都受到了大众的质问。¹⁷⁶二月份，在匈牙利，水闸被无意打开，当时政府下令禁锢共产党的领导人，禁止共产党发行报纸，还关闭其办公场所。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Béla Kun）在监狱里被当着一位记者的面暴打一顿，这位记者的报道引发了“一波席卷首都的、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¹⁷⁷这是个转折点。不仅仅是广大的工人，用伯恩斯坦的话来说，“很多资产阶级人士，包括知识分子”都开始同情共产党人——虽然其中很多人后来都否认了这一点。¹⁷⁸“库恩事件”之后，波兰尼对政府的行为感到无奈、沮丧，尤其是对其主要支柱——社会民主党的行为感到失望。作为社会主义党派，它应该信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改变灵魂才能实现”的格言，绝不能让位给高压政策。¹⁷⁹政府诉诸暴力，却未能消除对其左派的反对，为自己抹上了重大污点。

外部事件同样促成了共产主义的传播。三月份，匈牙利遭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军队的袭击。当罗马尼亚进军匈牙利时，法国占领军的军队首领维克斯上校命令布达佩斯承认他们领土的扩大，并且撤军。协约国忙着规划战后“和平”，却还想着对沙俄发动战争。¹⁸⁰也许是在无意中，协约国破坏了匈牙利国家委员会政府，刺激了对共产党的支持。亚西表示，现在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想要阻止协约国对匈牙利的瓜分，就“应该效仿苏俄抵抗帝国主义的典范方式”。¹⁸¹

到如今，卡罗伊政府压力重重，农民紧握土地，工人开展罢工运动支持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士，法国支持、教唆反革命运动。随着卡罗伊权力的崩塌，他辞职了，将政府交由社会民主党管理。他告诉内阁，只有他们“能维持秩序”。考虑到这一权力“几个月来一直被劳工团体独握”，只有一个社会民主政府才能抵抗共产党人。¹⁸²但社会民主党也是一片混乱。“库恩事件”后，整个国家陷入对反革命的恐慌之中，难以忍受协约国，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率大增，因此左翼社会民主党开始探讨与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在这次行动中，国际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期望不久后苏联红军突破罗马尼亚战线，到达匈牙利。共产党同意融合，反对莫斯科的建议，由此进入政府。他们在新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只占了一小部分，但是由库恩领导新政府。¹⁸³这次权力移交让波兰尼陷入矛盾之中。尽管谈不上因社会民主党抛弃卡罗伊、支持与布尔什维克结盟而不批判社会民主党，或者因新政府压制《自由思想》而不批判它，但波兰尼相信没有另外可行的政府，他将此归因于其社会和文化改革。¹⁸⁴在卢卡奇的邀请下，他接受了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的公职。¹⁸⁵

库恩的委员会共和国（或“公社”）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尽管在表面上模仿苏维埃共和国，但实际上匈牙利的共产党获得了工人、士兵委员会的多数支持，还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民主党融合，因此获得了权力。委员会共和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就连亚西这位平时顽固的评论家也让步说很多城乡工人以及“大部分匈牙利知识分子”都支持它，它在“处理精神类事物时”的严肃及热情里带有“一种独特的伟大”。¹⁸⁶他称赞它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和组织”、能向匈牙利“大量半残暴化的奴隶”的心中注入解放思想与国际主义伦理、能为其“更高级的民主和自治理想做出开创性工作”。¹⁸⁷另外，它违抗协约国减少占领匈牙利领土的意愿，却得到了同意：各党派的民族主义者都祈祷新政府能吸收苏联打击列强的某些元素。

尽管库恩的苏联联盟权力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占苏维埃委员会多数的基础上，但他自己的政府拒绝以任何形式恳求大众认可，而是要制定比其圣彼得堡姐妹党派更有野心的政策。有些政策具有创新力，尤其是在劳工法、文化和教育方面。工作权利被引入，人们可以自由离婚，法律消除了私生耻辱。¹⁸⁸公共浴池对工人阶级的小孩开放，剧院数量猛增（部分是因为工人分到了打折的票），布达佩斯最负盛名的景点——玛格丽特岛——取消门票。¹⁸⁹在卢卡奇的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艺术品被移出私人金库，放在群众展览上展出，对工会会员免费。¹⁹⁰学校和幼儿园的课程进行了调整，支持匈牙利语言和世界文学，而减少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美化战争的诗歌也变少了。¹⁹¹孩子从学校额外招聘老师、免费的医疗检查和学校早餐中受益。十几岁的阿图尔·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回忆，在他的学校“发生了奇怪和令人振奋的事情。新老师用新语气跟我们说话，把我们当成人对待，真诚、友好而活泼”。¹⁹²他还说，在春天的那一百多天里，“地球似乎脱离了轴心”。尽管艰苦，人们仍保留了幽默感，布达佩斯的“咖啡馆和卡巴莱餐馆到处都在讲有趣的故事”。¹⁹³

在卡巴莱餐馆外、在学校和博物馆以外，更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粮食救济任务机构出于政治动机而紧急取消急需物资加剧了食物短缺，库恩政府颁发的大量错误政策决定也加剧了这一困境。它没收了匈牙利贵族的土地，却没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波兰尼和亚西将这一决定和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更自由的方法进行了对比。¹⁹⁴同样有问题的是政府还决定继续前行，几周内掌权，对两万多家企业实行国有化，这一行为受到了波兰尼尖锐的指责。他在事后表示，委员会共和国本可以存活——但只有在共和国不再实施那么鲁莽的经济政策时。¹⁹⁵

最初因其经济政策和农业集体化，人们对委员会共和国的不满与日俱增，但最后外国势力给了它一击。共和国还没来得及庆祝自己掌权一个月，就受到了罗马尼亚军队和法国支持的军队以及保守派军官的侵略。到4月末，匈牙利的红军已经快被击退到布达佩斯。¹⁹⁶5月2日，共和国被注入布达佩斯工薪阶层的人力和能量，开始再次出击，在一次重要的转机中，共和国开始收回匈牙利平原上所有的大城市，并深入斯洛伐克，于6月中旬在那里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¹⁹⁷波兰尼看起来感到欣喜，因为他于5月2日在医院给卢卡奇写信时说“我参加（共产）党”。¹⁹⁸不管他是否按此行事，他的下一步更多是由他的本身需求而不是由政治承诺决定的。在6月中旬，亚西和新奥地利共和国的时任外长奥托·鲍威尔调解后，他被准许进入维也纳医院进行治疗。¹⁹⁹

灾难在他身后展开。在由协约国促成的一项协议中，布达佩斯以罗马尼亚撤出匈牙利为条件，同意从斯洛伐克撤出。匈牙利红军遵守了这项协议，但罗马尼亚没有，列强忍住了，没有顺从。²⁰⁰匈牙利红军开始了最后的撤退，8月1日，库恩政府辞职。“公社绝望但并非耻辱的事件”（波兰尼所说）已经结束了。²⁰¹最初罗马尼亚军队篡夺了政权，后来又到了法国支持的海军司令官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手上。用克斯特勒的话来说，霍尔蒂政府“组织大屠杀，向犹太教会堂投掷炸弹，建立酷刑室，还追杀人”，“预示着未来是险恶的”。²⁰²

第三章 红色维也纳的荣耀与悲剧

1919年夏天，波兰尼在维也纳郊区后布吕尔的尤金妮亚·施瓦茨瓦尔德疗养院休养，身体逐渐康复。¹在他眼中，施瓦茨瓦尔德就是自己献给母亲的一枚精美的奥地利坠饰。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社会改革家兼女权主义者，让匈牙利左翼难民随意使用自己的别墅。她还开办了一间沙龙，与塞西尔沙龙不同的是，这里的常客有波兰尼未来的政治对手、保守社会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以及后来的几位泛泛之交，如法学理论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和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但再多的关心、再广的社交圈也无法缓解他身体上的不适。波兰尼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²从施瓦茨瓦尔德疗养院出院后，身体还是十分虚弱，感觉“日常活动受到了约束，四处走走、出门转转、稍站一会儿或是等待片刻都有困难”³。社会冲突与政治创新笼罩着整座城市，但这些都无法激发波兰尼的兴趣。直到他推翻灵魂深处那堵忧郁的墙壁，拨开心里那层沮丧的迷雾时，情况才开始变化。他曾在给塞西尔的信中写道：“（生活）可真疯狂：代价太大！⁴太糟糕！焦灼！无聊、孤寂、凄凉。”⁵

波兰尼每晚都会睡十个小时左右，然后开始处理一天的事情。他午餐之前和晚上五点至八点都待在图书馆，下午干些有趣的琐事，比如，购物、写信、“去二手书店翻翻书”⁶、招待一些偶尔来访的客人［无政府主义诗人阿诺德·盖尔伯格（Arnold Gahlberg）就是其中一位］。⁷抛开盖尔伯格不说，波兰尼对维也纳的政治和知识氛围非常失望，这座城市就是“一片盐土荒漠”、咄咄逼人、荒芜贫瘠。⁸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手头的“党务工作”，甚至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等文学大师都显得微不足道。与贾西相比，他们“只是超越了自己的视野而已”。⁹1920年春，波兰尼抱怨匈牙利荒凉的“精神”面貌丝毫不见好转。这一点应该只有“那些将精神与收入来源绑定在一起的人才会体验到”。¹⁰

1920~1921年，波兰尼的生活确实开始明朗起来，不过并没有明显好转。他继续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由于长年累月与虚弱的身体做斗争、在疗养院休养、躺在病床上，这样的生活状态已经变成了他的第二天性”。¹¹他在给家人写信时时常抱怨糟糕的身体：“今天感觉不舒服，心情沮丧，无精打采。整晚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发烧了。我说不上来这是为什么。也许我已经疯了。”¹²正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才拒绝了邀请，没能同贾西一起去美国。¹³虽然他试图保持与培（Bé）的交情，但后来他们并未如期会面。¹⁴他与家人的经济状况都不乐观。苏菲生活拮据，为温饱发愁；他自己时好时坏；母亲也需要其他人的照料。¹⁵有段时间，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La Prensa）的工作邀请曾让他感到振奋不已，但这个机会最后从他的指缝间溜掉了。¹⁶他每天还得忍受宿舍里的其他住户（他们“如此恼人。总是大喊大叫，吵个不停，哪怕在我自己的小房间里也没法躲避”）。尽管遭受这样的困扰，尽管他笔下的这些文字让人惊讶，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安静祥和，甚至如田园般闲适恬静”。¹⁷波兰尼深信自己的手稿《反科学政治》（Gegen die wissenschaftliche Politik）不久便会出版。¹⁸他在谢莫林高山胜地和赖兴瑙待了几个月，身体逐渐康复。至少他在维也纳的住处“很舒适”。¹⁹（他把房间收拾得“异常整洁”，来访者不禁评论他“极度爱干净”。²⁰）他的宿舍离图书馆和贾西的公寓很近。他俩形影不离，在咖啡厅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只有他俩，有时还会与留着胡须的匈牙利移民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等朋友一同讨论沙俄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或贾西的“反马克思”图书计划。²¹

1921年，贾西开始担任《维也纳匈牙利日报》（Bécsi Magyar Újság）的编辑。令他难堪的是，这份报纸由捷克自由党领袖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š）资助，是匈牙利流亡者和移民首要的出版物。²²该日报涵盖全球各领域，但其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定期报道“匈牙利人的法西斯主义”²³以及让成千上万人丧生的霍尔蒂恐怖统治。²⁴它虽然在政治上大体倾向左倾自由主义，但其专栏作家包括共产主义者贝拉·巴拉兹（Béla Bálazs）和卡罗伊。让贾西恼怒的是，巴拉兹和卡罗伊的政治观点突然转向了左翼。²⁵有教化意向的警句充斥报端，这些质疑主要来自自由派（孟德斯鸠、史密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L.T.霍布豪斯），但也包括保守派（赫伯特·斯宾塞）和各类激进分子（马克思、麦克斯·施蒂纳、高斯塔夫·兰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切斯特顿）。

1921年，贾西雇用波兰尼担任私人秘书，并于1922年将其提拔至编辑团队。²⁶到1922年秋，波兰尼的名字经常以作者身份出现在发行物扉页。他的论文主题广泛：从图坦卡蒙、早期基督教到甘地和纳粹主义。此外，他还报道了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事件，尤其是英国、德国、匈牙利和沙俄。这份新工作不仅发挥了波兰尼的博学才智，激发了他对国际发展形势的好奇心，还推动了一项高尚事业的发展，他通过这份工作重新找到了平衡。到1921年夏天，劳拉为了让母亲安心，告诉她波兰尼不仅努力工作，而且“从诊断来看，他的健康状况出乎意料。他现在看起来心情愉悦、精力充沛、健健康康”²⁷。

波兰尼不顾贾西的劝告，与一名匈牙利-斯拉夫贵族名媛（同时是一名革命者）恋爱了，精神倍加振奋。²⁸1920年，通过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朋友的介绍，波兰尼与她在后布吕尔相遇。玛丽亚·多萝西娅·安格莉卡·海伦娜·弗拉斯塔·达兹斯卡（Maria Dorothea Angelika Helena Vlasta Duczynska）——朋友称呼她为伊洛娜（Ilona）或伊尔科（Ilko）——起初谈到自己与卡尔的对立就会脸红。她是工程师，卡尔是记者。她是无神论者，卡尔是基督徒。她是共产主义者，渴望激进的政治行动；卡尔是沉默不安的自由主义者，更关注党纲，更专注于哲学思考。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人际关系。伊洛娜从1915年就认识绍博了²⁹，与波兰尼的姑姑伊尔玛相识的时间更长。³⁰他们以前都是伽利略环俱乐部成员——确实，虽然他曾在加利西亚遭遇嘘声，但在伊洛娜这里有“独特的个性”³¹——而且他们一直沉浸在圈子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文化中。³²与波兰尼一样，在伊洛娜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是她父亲阿尔弗雷德·达兹斯卡（Alfred Duczynski）——一名奥地利籍波兰人。他处于上流社会，头衔是该阶层人士唯一会失去的东西——其实是近代的一种家族装饰，由皇帝授予的兵役奖励。达兹斯卡在铁路公司担任办事员兼工程师，不过他的性格魅力掩盖了这份工作本身的意义：达兹斯卡是一位无神论者，一位顺势疗法医生，自学成才，梦想发明飞行器。伊洛娜试图用矛盾形容法来概括父亲那充满悖论的展望：“保守的无政府主义”与“父权社会主义”。³³1904年，他独自（没有家人陪伴）移居美国，三年后就突然离世了。³⁴伊洛娜给父亲贴上的标签是“革新主义者、不因循守旧、敢于冒险、理智且富于艺术性的奋斗者”。她母亲那边则是更为稳当传统的贵族家族贝卡氏（Békássys），代表“财产、特权与保守主义”。达兹斯卡去世时，伊洛娜只有七岁，她和母亲主要依靠匈牙利的贝卡氏亲戚生活。她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在一些郊区借住自学。在那里，她们从未享受过客人的待遇”。传记作者肯尼思·麦克罗比（Kenneth McRobbie）表示，伊洛娜身处两个家庭、两个社会阶层、两种学术氛围，有了这些经历，她对革命政治感兴趣也能说得通。³⁵根据麦克罗比的描述，伊洛娜无私奉献，具有高度精湛的文学敏感性，是极其聪明且有创造性的学者，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个体的能力”，与他人齐心合作，“反对并压倒强制的权力与权威结构，在实现统治自由与社会责任的道路上努力奋进”。³⁶

与卡尔相遇时，伊洛娜是一名流亡职业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致力于传播共产主义革命。她回忆自己当时的性情：“对我们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³⁷几年前，她曾计划暗杀匈牙利总理伊斯特凡·提萨（István Tisza）。³⁸之后，她在库恩公社外交军需部工作，并短时间内在莫斯科共产党第三国际担任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的秘书，化名安娜·诺沃特尼（Anna Novotny）。³⁹如今，他们虽然还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两人的政治态度都在不断变化，数十年后可能会趋同。伊洛娜对匈牙利共产党越来越不满。1922年初，她对其内部文化进行严厉抨击，明确表明领军人物库恩和卢卡奇是该批判的人。在他们的指导下，匈牙利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军事化中央集权”组织形式，低估了自身的成员身份，却依旧顽固地保持强扭的乐观立场。这个政党已经堕落了，与广大群众的有机联系已荡然无存。⁴⁰她在期刊《我们的方式》（Unser Weg）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该期刊的编辑是保罗·利瓦伊（Paul Levi），曾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伙伴，最近在发表文章批判库恩不计后果的冒险主义后被驱逐出德国共产党。文章发表后，达兹斯卡也被开除了。后来她加入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SDAP（社会民主劳动党）——其实波兰尼也加入了该组织。⁴¹

1922年，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友情。⁴²卡尔被她的斯拉夫美貌与声音、⁴³“谦虚与正直品格”，以及⁴⁴政治热情迷得神魂颠倒。这与卡尔哈姆雷特式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照。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一直“将沙俄女孩视作理想的恋爱伴侣，伊洛娜是波兰姑娘，同时是革命者，自然符合我的品位”⁴⁵。1922年，伊洛娜与前夫离婚，其实他们已经长期分居。当年11月，卡尔告诉弟弟，他与伊洛娜“很快就要修成正果了——我之前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现在是时候做一个男子汉了”。⁴⁶1923年2月，他们在新教多罗西尔教堂举行了婚礼。接下来是幸福甜蜜的四个月。虽然卡尔的薪水比预期“低得多”，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他在挣钱，有能力偿还债务，夫妻俩还有钱去波罗的海吕根岛度蜜月。⁴⁷在卡尔的职业生涯中，伊洛娜就是天赐的礼物。她会记下他的口授笔记，从他“杂乱如麻的报纸堆”中收集资料，然后进行编辑。卡尔向母亲透露，如果没有伊洛娜的支持与帮助，他“根本无法取得进步”。最重要的是，她会花时间“缝缝补补，给宝宝编织衣服”。胎儿慢慢长大，每个小时都会在她肚子里动几下。她虽然身体相当虚弱，面容“憔悴”，但感到很快乐，孕期一切顺利。⁴⁸卡尔问母亲：“肚子一般会变多大啊？伊洛娜的肚子挺大的，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双胞胎。但愿在正常范围内，不要太大，毕竟我们这地儿容纳不了双胞胎。”⁴⁹经过几周的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套公寓。公寓坐落在前花园大街，位于多瑙河附近，可以让这个小家庭“过上正常的无产阶级生活”。⁵⁰

回想起来，卡尔那些悲伤忧郁的年月已是遥远的事情。他如今神采奕奕，6月初还告诉母亲：“我每天都很愉快，欢乐地享受属于我的幸福！”⁵¹一个星期后，宝宝出生了，根据外公外婆的名字取名为卡罗琳·海琳（Karoline Hélène）。生产过程很艰难，甚至可以说痛苦不堪。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不清楚伊洛娜能否挺过这一关，而且卡丽前几个月也在住院。⁵²这次可怕的经历让夫妻俩决定不要第二个孩子。他俩旧病不断复发：伊洛娜肺部虚弱，感染肺炎；⁵³卡尔则遭受着神经衰弱、过敏、抽搐、痉挛、头痛以及其他一些病痛，有时不得不卧床休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发疯似的推测病因。⁵⁴虽然贾西认为卡尔的“精神状态很糟糕”，但抛开这些痛苦不谈，这段时间总体来说挺充实。40岁时，卡尔回顾自己的生活时感到满足。他喜欢新闻工作、研讨会（接下来会详细谈到）。当然，丈夫和父亲这两个角色让他很欣慰。他为了让迈克尔放心，“我和巴比（Babi）、伊洛娜在一起感觉很好”。随后苦笑着补充说他现在可以“更轻松地面对死亡了”。⁵⁵

波兰尼的公寓位于维也纳利奥波德城，这里以犹太人和工人阶级为主。⁵⁶伊洛娜、卡尔和卡丽住在前面，对面是城市花园。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卡尔薪水丰厚，虽然他“清心寡欲、极度严苛”，最奢侈的享受不过是“打电话和旅游”，但一家人生活得舒适安心。⁵⁷客厅兼作书房使用，一面墙上挂着伊洛娜贵族亲戚身穿制服的画像，另一面墙的书架上摆放着马克思、博姆·巴维克（Böhm-Bawerk）、皮克勒以及其他一些人的书籍。书架旁边挂着卡尔父亲的画像。⁵⁸后边是一个小房间，俯瞰着院子，“真情友善、总是洋溢着笑容”的保姆埃尔西（Erzsi）就住在那里，⁵⁹伊洛娜的母亲海琳（又被称作内尼、内柯或者昵称为“卡兹老太太”）也住在后面的房间里。⁶⁰那里光线很暗，放置着绘画和肖像画，还有一个华丽的大衣橱装着贵重财产，比如刻有贝卡氏盾徽的银餐具。⁶¹卡尔表示，她收入丰厚——“月薪100万，可以花20万~25万元在俱乐部、旅行和礼物等奢侈享受上”⁶²。埃尔西和海琳总是用匈牙利语交流，但与卡丽说话时不说匈牙利语，主要是“当时盛行一种愚蠢的理论——不应该让孩子接触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否则容易混淆”。⁶³

小宝贝卡丽（“小不点”“小士兵”）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⁶⁴她性情开朗，卡尔在给塞西尔的信中写道，她“带着幸福的微笑”，只是“普通人”，但她非常“聪明、开放、善于交际”。人们知道这个孩子“会驾驭任何她遇到的事情，会对自己的能力做出正确判断，会小心谨慎、巧妙地避免麻烦，会勇敢地前进”。⁶⁵她有幸在和平的气氛中成长。家人之间鲜有纷争，甚至大声说话的情形都少见。⁶⁶卡尔性格冷静宽容，几乎没有什么强硬的规矩。⁶⁷（在卡丽的印象中只有两个——“不准说谎”和“不准让油渍把纸弄脏了！”）有一个例外情况：伊洛娜和卡尔一起吃饭，从来不带上卡丽，⁶⁸他俩在女儿小时候就把她视作平等独立的个体（用卡丽的话说就是“像个大人”）。与父亲一样，卡丽“并不爱撒娇”，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会因此受到影响。⁶⁹但她并不拘谨，父母鼓励她与经常来访的客人互动。自幼家中客厅的窗户在“五一”劳动节时都会飘扬着红旗，她耳边时常萦绕着政治讨论和母亲伊洛娜的革命赞美诗，因此早早便有了政治意识。她还能想起很小的时候帮母亲印刷传单。几年后，她总会参加一年一度的“五一”游行，并参加工人体育协会组织的夏令营。夏季也是享受家庭假日的季节，他们要么与苏菲、迈克尔两家人在达尔马提亚海岸⁷⁰（位于维也纳南部的赖兴瑙）⁷¹，要么在卡林西亚的湖边——卡尔称其“经济廉价、质朴无华”⁷²。

作为父母，波兰尼一家人不会过度保护卡丽，很少提醒她穿暖和点或谨慎行事。但卡尔很担心他这位独生女会被宠坏，所以给她“虚构”了妹妹保拉（Paula），卡丽觉得这件事让她有点“苦恼”。（“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天性爱玩，但不会跟卡丽做儿童游戏。相反，他会让卡丽帮自己工作，让她接电话，或者当她在客厅桌子底下的“专属地盘”玩耍时，让她从每天要看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时报》（Le Temps）、《时代杂志》（The Times）、《工人报》（the Arbeiter Zeitung）——中剪下有用的部分，用大红色和蓝色铅笔标注。⁷³卡尔有讲故事的天赋，他会大声读给伊洛娜听，但从不读给卡丽听。所以这一任务就落在了岳母身上。卡丽喜欢听海琳讲故事，如她年轻时参加的球会和嘉年华活动——虽然她十分清楚母亲伊洛娜并不喜欢贵族时尚和俗艳之物。⁷⁴

卡尔在《维也纳匈牙利日报》任职时，一直缺乏稳定感，因为它处于“永恒的危机”之中。⁷⁵但情况在1924年开始好转。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获得了一份工作。最开始与久负盛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签订了为期两个月的合同。他激动万分，向迈克尔说道：“没有比这个职位更适合我的了，我主要是写写书评和世界经济事件报告。我可以阅读、写作。”⁷⁶这份工作的薪水足以养活他的新家庭——虽然大部分薪水花在“订阅期刊、咖啡馆和图书馆等方面”⁷⁷。《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主编是古斯塔夫·施托尔珀（Gustav Stolper）和沃尔特·费德恩（Walter Federn），这是奥地利“唯一一份重要的经济杂志”。虽然该杂志对马克思主义有些冒犯，对社会民主示以更大的同情，但其报道及自由主义倾向和伦敦的《经济学人》（Economist）类似。⁷⁸投稿者有凯尔森（Kelsen）、德鲁克（Drucker）、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以及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25年，波兰尼填补了朋友古斯塔夫·施托尔珀的空缺岗位，晋升为编辑。施托尔珀去柏林创办了姊妹杂志《德意志经济学家》（Deutsche Volkswirt）。⁷⁹不久之后，波兰尼被任命为外交事务编辑。费德恩缺席时，由他主持在附近鲍恩菲尔德咖啡馆举行的办公室会议及非正式社论集会。⁸⁰

除了周二在《奥地利经济学家》办公室工作外，波兰尼一般都在家工作。⁸¹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坐在办公桌前，长时间与费德恩通话、写作或者吸烟⁸²（他是大半辈子的老烟枪了⁸³）。此外，他还在维也纳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史课程，赚些外快。⁸⁴这次经历激发了他对经济演化理论的兴趣，尤其是卡尔·布赫（Karl Bücher）和德国历史学派的作品。⁸⁵1924年1月，他还创办了一个民间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晚间研讨会，与会者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同事德鲁克、未来的侄子汉斯·采泽尔（Hans Zeisel）及其朋友科尔奈、波普尔和费利克斯·谢弗（Felix Schafer）。⁸⁶他们最开始在社会主义学生协会总部见面——虽然那里的房间没有暖气，冰冷刺骨。⁸⁷随着与会人员数量减少，研讨会转移至波兰尼公寓举行，最后慢慢演变成一个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主题的研究小组。⁸⁸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功能反常”

波兰尼在维也纳的早期生活是他思想的转折点。多年来，他一直处于动荡中。目睹战争和革命的“邪恶”后，他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⁸⁹中欧战后到处弥漫着混乱与动荡。审视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精神危机成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优先选择。这是自由文明的危机、西方的危机，还是人类精神意识的危机？⁹⁰其起因在于经济系统还是整个社会秩序？战争向人类揭示了理性第一的信仰还是对科技的部署？文明在迷宫般的机器中迷失方向了吗？波兰尼沉浸在这些辩论中，思想逐步发展。他越发不能容忍自己曾着迷多年的托尔斯泰式伦理个人主义。该理论没有意识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用波兰尼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⁹¹西方即将衰落的斯宾格勒观点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但致力于社会团结和道德重建的思想家对他影响更为深远，尤其是英国小说家和费边主义思想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波兰尼一直是威尔斯的热心读者，他对作品《救助文明》（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的印象极为深刻，并于1922年写下书评。⁹²其中心论点与同时代的曼海姆、维布伦（Veblen）等人的一样，即人类科技力量的进步超越了道德认知和政府艺术认识进程。威尔斯认为，现代文明产生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极大地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物理范围”，但从未如此有影响地“调整人类关于新环境的政治思想”。⁹³如此一来，现代文明缺乏“有组织的团结”，无法承受“冲击和压力”。⁹⁴波兰尼发现威尔斯的预见充满智慧，同样对吞噬一代人的文明危机及其隐约可见的危机感到焦虑。与威尔斯一样，他感叹科学在“为毁灭服务”，空中轰炸及其他战争武器的发展使“地球一片荒芜”。在未来冲突方面，他借用了小说家的预言：“唯一真正的庇护所将是隐藏极好、戒备森严、精心选址的军队总部。在这里，人类可以肆意破坏，甚至没能理解它的意义。人类体力大大增加，但社会结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如今，人类的状况恰如幼儿时期的学步小儿手持他人提供的迷幻药、带毒剃须刀或者炸弹。”⁹⁵

但在解释危机根源时，波兰尼比自己的偶像费边社社员更看重市场社会的出现，这一观点明确界定了他的研究工作。他断言，市场价格开始“统治一切，但没人能统治市场价格”。⁹⁶市场领域的单独制度化是社会分化最隐性的原因，而且随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经济和政体）越来越多地受到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资本家和工人）的控制，社会分化现象将进一步恶化。

此后，社会统一便成了波兰尼人类学、价值学和末世学中最典型的议题。可以说，这预示着他的思想起源：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他周围的布达佩斯犹太人对分离、异化、社区等问题极度敏感。卢卡奇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推测，受到压迫但“普遍存在的”阶级——无产阶级——注定将克服阶级划分，统一社会。另一个例子是曼海姆。他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中明确了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活动的知识分子——在合成其他社会阶层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作用。之后，他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中指出，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将现代社会分裂得支离破碎，补救的办法就是通过计划经济与政治教化重新实现社会统一。⁹⁷对波兰尼来说，在维也纳的那些年他痴迷于强调社会统一自然或宗教必要性的作品，尤其是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作品。斐迪南的《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已成为社会统一与分化的辩论标准。这本书批判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The Social Organism）。反过来，迪尔凯姆（Durkheim）也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中对《共同体与社会》进行了批判。关于社会统一与分化的辩论始于社会学家开始思考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但滕尼斯的观点与国家邻近区域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因为他曾属于德国“文化资产阶级分子”，那时教育和文化正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统一——统一认识与统一感性”是文化市民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中继承的文化理想。但到19世纪末，“知识的日益专业化使得文科中学和大学难以提供普遍意义上的历史与哲学观点”。⁹⁸滕尼斯反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说自由主义传统，该传统自霍布斯（Hobbes）以来就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视作普遍且必需的法则。滕尼斯打算揭露关于占有性个人主义及相关体系自然性的各种假说是盲目且缺乏远见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主要基于“理性意志”并遵循社会分化与分裂强制逻辑的社会。如果礼俗社会（基于面对面关系的有机统一体）时代先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存在，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从历史上看只是相对的，其霍布斯式的规范性框架仅仅反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阶段。虽说没有怀旧的浪漫，但滕尼斯将法理社会的“人为”“非自然”秩序与截然相反的人类共同生活的“自然意志”进行了对比。为实现社会统一与共同生活，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宇宙宗教道路。⁹⁹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批与过度社会分化相对抗、倡导社会统一的学者和政治运动，这些学者要么披着社会主义者的外衣，要么打着社团主义者的幌子。在奥地利，这些人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奥托·鲍尔（Otto Bauer）、社会改革者（韵律舞蹈先驱）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斯坦纳在关于“三重社会秩序”的作品中指出，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已经失调。三者若要和谐地融合到一起，必须要有充分的独立性。在波兰尼的评论中，有这样“一个例外”，斯坦纳的三重社会秩序“对功能社会的经济状况起到了最重要的刺激作用”。¹⁰⁰奥地利人认识到，社会和谐需要社会统一，这种统一由“某种宗教团结”强化，而且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对于这种认识，波兰尼称赞不已。¹⁰¹“例外”指的是英国的G.D.H.科尔（Cole）、维也纳的波兰尼和鲍尔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

在匈牙利的那些年，波兰尼将基尔特社会主义视作自由社会主义有趣的“离群点”，但他在维也纳时不再拥护自由社会主义，觉得这是“死胡同”，坚定不移地将目光转向了基尔特社会主义。¹⁰²他呼吁道，“基尔特社会主义如今在英国已成为现实”。¹⁰³但事实上，基尔特社会主义对英国的影响并没有比维也纳的影响更深远。¹⁰⁴科尔与整个中欧的社会党领导人联系比较密切，尤其是鲍尔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德国经济议会上首次见面时，他俩称赞了“英国作家对国家公会（National Guilds）所做的贡献”。¹⁰⁵鲍尔赞美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工人运动中一股最为强劲的智慧力量”。¹⁰⁶他发现，基尔特社会主义对“工党改革主义者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工会革命性元素”的融合很有吸引力，而且坚持“旧式英国个人主义”，认为个体劳动者有权对抗国家。¹⁰⁷1919年，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对科尔的理论进行普及，并在1920年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Bolshevism or Social Democracy?）中进一步推广，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实现SDAP“非革命性社会化”目标的恰当策略。鲍尔认为，社会主义根植于“个人对自由的渴望，其来源在于群众以实现所有工人自治为目标的自发活动”。¹⁰⁸波兰尼非常肯定这种看法。

科也对波兰尼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俩在1921年相遇）。波兰尼同样批评了这位年轻朋友，认为他将好主意转化为哲学见解的能力有限。但他认可科尔“与自己类似的思维风格”，欣赏他思想成熟——尤其是在原本“机械式”的公法领域。¹⁰⁹实际上，他认为科“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转世”，这是波兰尼对他人的最高评价。¹¹⁰由于科尔总会定期改变想法，所以总结他的政治观点相当困难。事实上，他的伙伴莫里斯·雷基特以著名的八行两韵诗描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是多么晦涩难懂，“G.D.H.科尔先生啊/总让人有些困惑/倒腾些古怪学说/G.D.H.科尔啊/装着布尔什维克信仰/瞄准费边主义/G.D.H.科尔先生啊/总让人有些困惑”。¹¹¹这里的“布尔什维克”表示理想主义、工团主义，也有可能是浪漫主义。这暗指科尔对卢梭（Rousseau）、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热情。对于欧文，他认为是“道德和知识革命”的先知、分散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先驱。¹¹²更广义地说，这种观点表明科尔支持杂志《新时代》（New Age）。与科尔本人一样，这本杂志抵制费边主义家长式、中央集权式的元素，在大动荡时期变得激进，支持基尔特社会主义，呼吁“灵魂革命”。¹¹³“费边主义”让我们想起了科尔与工党的和解、对国家主导式社会变革蓝图教育与设计的重视，以及他对管理的痴迷（据他妻子记载，在撰写关于行会组织的巨著时，“他制订了英国政府对各区域管辖的详细计划，还绘制了地图，准备了各种资料”¹¹⁴）。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科尔的枪口越收越紧，精神也是前所未有的低迷，这种状态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担任费边社主席时达到顶点。到这个阶段，他再次把自己设定成“自由社会主义者”和“理性社会主义”的代言人。¹¹⁵但他仍在继续创作作品，而且激起了波兰尼的兴趣，尤其是他对个人主义及其最具毁灭性后果（在制度上将社会划分成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批判。¹¹⁶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哪些特点吸引了波兰尼呢？从最普通的意义上说，它巧妙地结合了费边主义与工团主义传统（基尔特社会主义有时被称为“英国工团主义”，这里的“英国”意味着对突变和自由主义文化的饱和状态持怀疑态度）。从程序化方面来说，它主张工会或劳资协议会应在经济管理方面发挥突出作用。在社团主义者时代，这样的想法并不罕见，但它们更进一步——支持工人对生产进行实际控制，对买卖劳动力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波兰尼也接受科尔的制度多元性（或“功能性”）理论。在该理论的倡导下，社会由基于不同“功能”的个体协会和社会机构构成，个人在社会中参与日常生活。在波兰尼的表述中，这些功能包括“生产、消费、睦邻关系、知识生活及其繁荣”。基于日常生活的这些需求（或“功能”），个体形成了协会，如工会、合作社、教会、社区组织、市政委员会以及国家，“每个协会都体现了个体生活的一种功能”。¹¹⁷因此，经济协会与个体物质需求相关，行会与合作需求相关，国家与平等公正需求相关。¹¹⁸通过“与他人齐心协力，而不是在他人的权威下工作”，每个人都能以最好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¹¹⁹

波兰尼在解释功能理论时指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各机构团结一致实现各自功能的有机体”。¹²⁰这种有机体比喻并没有按照传统方式将社会结构类比为生理构成。相反，该比喻表示波兰尼认为经济并不是一个离散机制，而是“社会的自然过程”，在制度上将经济与政治区分开来违背了社会的功能需求。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是因为潜在而统一的道德共识崩溃。¹²¹波兰尼认为，“基本的和谐存在于（个体生活）的各种功能之间”，这一前提条件证明了该结论的合理性：由于机构是由个体构成的，所以机构层面同样也要实现和谐。他接着指出，机构近期已经开始相互侵犯，超越合理界限的做法违背了它们的本质。比如，国家一直在干预经济功能，而按理说，这应该属于工会（行会）和行业协会的范围。工会和商界精英想要通过改变这种状态，重建平衡来扭转这种局面，但它们这样做又滥用了功能，超越了经济与政治的界限。波兰尼总结道：“由于双重功能反常，社区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而如果国家、行会在各自的功能范围内行事，这种干扰就不会出现。”¹²²

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为波兰尼提供了调解两场辩论（一种是直接实用型、一种是理论型）的工具。1922~1923年，一系列劳资冲突让社会民主党控制的维也纳委员会紧张不安。在波兰尼看来，当该理论应用于这些冲突时，实际用途很明显。在这个恶性通货膨胀时代，协约国根据国际联盟的要求指定高级专员来治理奥地利经济。¹²³工会带头抵制紧缩措施。其中最大的工会——金工工会——早些时候争取到一份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协议。当其他工会设法达成类似的协议时，包括委员会本身在内的雇主拒绝了。市政部门爆发了罢工，包括天然气与电力、消防、公共交通、城市管理等部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惯有的高压方式做出回应：党对此最清楚不过了，雇员的短期疼痛将为大家带来长期利益。¹²⁴

波兰尼不屑通过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审视罢工的左派分子。社会民主党执政让他天真地认为，工人阶级对基层政权实现了名副其实的集体控制。如果公有部门工人采取劳工行动，工人阶级将以个体生产者的身份予以支持，同时以公民、消费者的身份采取反对行动。¹²⁵基尔特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种机制，可以让利益冲突清晰可见并得到妥善解决，让整个社会来决定是否消费更多商品与服务，是否延长生产商品与服务的时间，是否在减少消费的同时享受更多闲暇时光。¹²⁶两个（或三个）代表生产者和消费者（及公民）的机构将通过协商决定最终结果。¹²⁷谈判首先会涉及生产者协会提出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迫切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而消费者要求商品质更优、价更廉、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到位。最终会达成两项计划：一个关于劳动时间、一个关于产品。由于谈判会涉及代表每个个体利益元素的机构，所以达成的友好协议应该切实可行。¹²⁸与对立利益集团冲突根深蒂固的阶级社会相比，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将使“推动经济发展的种种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制度化。¹²⁹如此一来，在功能型基尔特制度之下，公民可以对经济实践活动实现“内部概览”，从而加强市场体系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

初期新自由主义与计算论战

波兰尼试图注入基尔特社会主义论点的最著名理论论战就是“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这场论战由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点燃，其主题实际在于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这个问题此前一直涉及烟雾缭绕的幕后争论，但现在抓住了大众和社会精英的心。议会共和政体成立于沙俄，一度出现在匈牙利和慕尼黑。在慕尼黑，纽拉特被任命为中央计划经济办公室主任。¹³⁰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进入米塞斯的家乡维也纳政府。熊彼特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转而在一些经济部门倡导国家计划。波希米亚学术型社会主义者、波兰尼的姻亲埃米尔·莱德雷尔（Emil Lederer）被任命为社会化大臣。¹³¹波兰尼在1922年表示，我们认为经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¹³²但这会带来哪种经济转型呢？

这场论战的导火索是纽拉特的著作《从战争经济到实物经济》（Through War Economy to Economy in Kind），该书是他在担任慕尼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顾问时完成的。战争经济的种种表现让纽拉特看到了集中计划的可行性。通过抑制价格体系与盈利活动，委员会得以使产量最大化并保证了充分就业。如果这种做法在战争时期可行，为什么不能采取类似的方法重建战后秩序呢？社会主义者可以在战争的地狱之火中腾飞而起。纽拉特兴奋地断言，“乌托邦在社会上是可以被人接受的”。¹³³

纽拉特在红色维也纳是象征性的人物：他自称社会工程师和社会主义博学者；不管是哲学或经济理论等脱离现实的领域，还是规划城市空间等实践领域，他都能轻松应对；他是现代主义先锋，热情洋溢地推动城市规划、住房与教育改革；他的社会变革理念与当地社区和基层运动相吻合。他与米塞斯、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熊彼特等社团自由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同伴鲍尔、希法亭一同参加过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著名的经济学研讨会。20世纪20年代初，他变成基尔特社会主义追随者，成立了一个建筑行会。该行会如同英国同类行会一样昙花一现。此后，他一头扎进社会与经济博物馆的建设，旨在帮助未受过教育的公众了解复杂的社会与经济关系。

纽拉特与德国历史学派领军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一同在柏林从事博士研究。他的导师是滕尼斯和奥本海默。但他的经济理论在某些方面具有奥地利特色。纽拉特对现代市场体系的定义比较狭隘，认为它是经济行为仅受交换过程影响的经济体。¹³⁴相比之下，管制经济受到包括成本核算在内的多种因素控制。纽拉特的思想以对资源进行多种分配的经济决策为中心。这一点与米塞斯、哈耶克类似，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纽拉特将所有决定都视为多维的，认为做重大经济决策时必定需要集体协会谈判协商。¹³⁵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假设是：一个经济决策要想做到理性，就必须实现价值最大化，而这需要货币来实现价值的同量化。相比之下，纽拉特认为，人类生活质量所依赖的因素必然是异质的，不能实现有效相称。¹³⁶托马斯·尤贝尔（Thomas Uebel）指出，他提出的“实物经济”并不只是以物易物经济的蓝图，同时是对这样一种假定（即除非经济决策的目的是货币价值最大化，否则它将缺乏明显的合理性）的抗议。¹³⁷

纽拉特提供了详尽的理由，支持用管制经济代替现代市场体系，多部门企业可以采取这种做法，不过关于投入—产出合理水平的各种计算要以“自然”物理量标记。他承认混合形式的可行性，但提倡中央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货币只作为价值尺度而存在，所有权的各种形式及可能的（但不是必要的）计划均由国家控制。¹³⁸人们将通过统计展现需求状况、原材料的可用性及生产资料（资本设备和劳动力）¹³⁹情况。鉴于他们衡量的是五花八门的异质物品，替代品之间的选择必定会涉及政治与伦理判断。¹⁴⁰他指出，这种经济将会成为一种过渡形式。在它之后会出现一个完全集体化的王国：最终，即便是金钱的暗影形态都将不复存在。¹⁴¹

米塞斯对纽拉特的回应点燃了“社会主义计算论战”。在他看来，理性的中央计划管制经济是不可行的，因为经济核算仅在结合私有财产所有者（包括劳动力）自由竞争环境下的价格机制时才有效。价格能为财产所有者提供所需信息，以便他们衡量手中的就业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即使供需关系持续波动也无妨。如此一来，无限复杂、不断变化的最终需求模式将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显示并协调市场参与者的核算结果。唯有基于私有财产、自由市场、货币的体制才能使人类思维在眼花缭乱的中间产品和生产潜力中形成“正确的定位”。¹⁴²统一的尺度、货币建立后，异质产品也实现了同量化，从而使各种各样的选择归结到易控制的价格计算层面上。¹⁴³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形成真正的价格，而且没有哪一家规划机构可以用自身来替代价格机制。现代经济如此之大，单靠一家中心机构管理是行不通的。

后来，哈耶克对米塞斯的观点进行了调整。他把重点转移到知识层面上。在哈耶克看来，计算归根结底属于认知问题，知识分工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问题”。¹⁴⁴知识经济“毫无条理”、支离破碎，而且“几乎每个个体”都有一些优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些特点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机会。比如，他们可以更有效率地使用机器或调配已经意识到的“剩余库存”。“房地产经纪人掌握全局知识，而这些知识本身几乎就可以构成独有的暂时机会；套利者从商品价格的地方差异中获利。”因此，“基于对不为其他人所知的专业知识的了解”，房地产经纪人和套利者执行“极为有用的功能”。这些局部的私人信息恰恰是理性的经济行为所依赖的知识。知识问题——每个人都掌握关于自己的项目，而非整个经济状况的知识——由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解决。在这个体系中，面对纷繁复杂、零零碎碎的信息，价格可以揭露与经济有关的一些因素。中央计划者无法与该程序相媲美，他们可借助的唯一知识就是统计总量。¹⁴⁵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机制向计划者传达信息，那么为资本主义价格机制寻求社会主义代理人的做法注定会以失败告终。¹⁴⁶

1920年，《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杂志》（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以下简称《杂志》）刊发了米塞斯的文章。此后不久，莱德雷尔担任《杂志》编辑，他自己也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感兴趣。¹⁴⁷莱德雷尔掌舵后，《杂志》刊登了三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纽拉特和米塞斯的回应文章，其中两篇文章由波兰尼撰写。¹⁴⁸波兰尼也在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期刊《奋斗》（Der Kampf）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¹⁴⁹

波兰尼将自己的三篇文章视作政治干预：反驳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为左派党提供优异的经济策略。¹⁵⁰社会民主党领袖推断认为，如果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进行有效选择，要么试图沿着社会民主路线“渐进式”地改革资本主义，要么试图大刀阔斧地构建计划经济。在波兰尼看来，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其本身就会诱发瘫痪状态。他的观点是：可以坚持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通过生产者协会与消费者协会之间的谈判达成社会重大经济决策，为受管制的市场预留覆盖各种消费品的空间。在这类经济中，解决核算问题在实际上是可行的，因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形态”可以“在自由行动和功能衔接的情况下产生社会主义经济所需的工资经济水平、工作时间和价格”。¹⁵¹如果社会民主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做法，那么它追求政治纲领的精神与活力将大大增加。¹⁵²

在与纽拉特的接触中，波兰尼的论战依然存在失真与曲解。他将奥地利人歪曲成推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经济规划的“教条主义者”。¹⁵³甚至在论战进行时，辩论双方还在转变自己的立场：纽拉特从马克思主义转向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他的对手则将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纳入基尔特社会主义框架之中。¹⁵⁴不过，波兰尼将纽拉特的目标解释成无货币经济并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与米塞斯的观点一致，认为货币在经济价值同量化和合理核算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中央计划者在缺乏价格机制的情况下无法准确评估劳动生产率和消费者需求的持续变化。¹⁵⁵然而，波兰尼并不认同米塞斯的这一假定：提倡货币与市场角色需要为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辩护。如果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在统计上将个体理解为客观存在的单元，那么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将以同样隐匿的方式区分个体：它将各种经济决策都归为利润问题，忽略了社会标准。这样，波兰尼就将核算、信息论题与道德立场结合起来。由于经济参与者在自由市场系统中以个体单元的身份参与私人经济交易，所以市场无法提供关于这些交易社会影响的可靠信息。市场资本主义不仅繁衍了个人利益这种自私的道德观念，而且阻碍了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概览，从而不利于塑造履行个人责任的道德意识。对波兰尼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良性社会正是人类得以“履行责任”的社会：要明白自己的行为将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才可以使利益最大化和危害最小化。¹⁵⁶

波兰尼早些时候积极拥护自由社会主义庸俗自由贸易，而上述观点表明他彻底与这一身份挥手告别。在经济理论中，他继续把自己视作“奥地利学派个体主义方法”的坚定支持者。¹⁵⁷他曾主张，相比于中央计划，个体在市场经济里可以更好地“监督关乎自身经济利益的事实”，更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但他现在强调，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的全部，个体行为不仅仅由物质动机驱动，经济情况应该从全面的角度判断。他表示，社会组织的“道德价值取决于其在社会领域推动实现个人责任的程度”。因此，计划经济“在道德层面上并非优先于市场经济”。一切都取决于“整个社会结构民主组织促进权威代表性和个人责任感的程度”。¹⁵⁸

从表面上看，波兰尼的个人责任伦理与哈耶克相似。奥地利学派从“个人”应该“考虑（其决定引起的）各种物理效应”这一前提出发。为此，“对于其他人从该个体所控制的事物中获得的满足感，职责范围应该尽可能完整地囊括该个体行为对满足感产生的各种直接影响”。这可以通过绝对私有制实现。所有者使用财产的专有权可以促进个人责任，使得每个个体为了自身和更广泛群体的利益而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财富。这些个体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其魔力就在于从丝丝缕缕的个人利益中编织出公共利益。¹⁵⁹但波兰尼将同源的伦理前提与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与哈耶克的结论正好相反。哈耶克认为，与经济相关的知识具有私人特征，可以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必然会为了实现个人利润最大化而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由于市场最有可能传达的信息是个人作为私人经济参与者应该做出的经济选择，所以这些假设支持他赞成自由市场的论点。相比之下，波兰尼认为生产潜力的最大化只是决定经济决策的标准之一，另一个标准是社会福祉。¹⁶⁰后一个标准所需的知识是“易于理解的”、与上下文相关的社会知识。这种知识属于“非个人”知识，但由诸多个体在集体实践中生成，并有助于增进对个体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理解。相比于个人知识，“社会知识可通过人类共同生活的实际变化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¹⁶¹。如果在市场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个体消费者的需求，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成员”的个体截然不同的需求将对此加以补充。¹⁶²

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波兰尼在《概览》（将Übersicht翻译成“概览”再合适不过了）里详细回答了这一问题。一种选择是实现“透明化”，但波兰尼的“概览”与实现新自由主义透明化截然相反。“透明化”的目的是让决策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¹⁶³在波兰尼看来，“概览”并不意味着公开更多的价格信息，也不以实现更完全的竞争为目标，而是公开价格形成信息，以实现产业民主为目标。正如“概览”是实现政治领域民主问责制的关键一样，它亦是实现经济领域民主问责制的关键。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瞥见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深刻批判：市场社会不仅仅通过市场经济促使道德意志从属于无处不在的唯我主义，而且该社会中的信息概览受阻、人际关系令人费解、对客观市场力量的回应含混不清，从而妨碍了自由与民主的实现。在市场社会中，决定劳动力目标的并非人类意志，而是利率与价格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然而，如果人类生活的组织发生于无形之中，那么应该如何根据市场力量实现问责呢？¹⁶⁴在资本集中化与中心化的现代社会，这一问题可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分工的日益复杂抵消了这些趋势。结果，“对个体状况的概览便丧失了”。波兰尼总结道，概览的丧失是“引发民主与经济之间产生鸿沟的最深刻根源”。¹⁶⁵

应该如何重拾这种概览呢？怎样让经济关系清晰到可以“从内部”看见，使人们了解自身行为带来的后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波兰尼给出的答案是：对“整个社会结构实行民主组织”，由工人自己有意识、负责任地控制经济过程，从而增加权威机构和个人的责任感。¹⁶⁶正如纽拉特所说的那样，这并不需要取消货币与市场，而是“掌握其功能”。不应该“取消”价格，而是通过政治干预“部分决定”价格。¹⁶⁷这反过来又需要全面概览经济生活。为做到这一点，纽拉特信奉的统计数据必不可少，但统计数据只能实现外部概览。内部概览需要总体评估人类需求与无效劳动，该任务只能通过“民主的利益表述”与“自我组织”实现，比如“工会、行业协会、合作社、社会主义自治社”。¹⁶⁸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协会学会“设身处地考虑其他人的情况，对他人的需求与无效劳动感同身受”。¹⁶⁹工会或民主工人党成员对其团体的渴望、需求、供给“瓶颈”之类的痛苦感到敏感，而且可以通过其组织传播这些知识。内部概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生成，进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现全面核算。¹⁷⁰

波兰尼强调概览是建立透明的“个人”经济关系的关键。他的思想与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等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相似。在研讨会上，他阐述了异化及商品拜物理论的重要性，还谈到了马克思的一项分析——人类活动是如何通过交换价值或市场价格具体表现出来的。¹⁷¹波兰尼从《资本论》中截取了一小段关于“商品拜物”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一节中设想了透明社会的模样：“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用共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工作；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一股单一的社会劳动力，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消耗着劳动力。”¹⁷²在这种社会中，工人的关系，“不管是劳动之间的关系，还是产品之间的关系，在简明性、生产、分配方面都是透明的”¹⁷³。波兰尼表示，这就是他那些概览观点的用意之所在。与马克思一样，他也批判由抽象经济力量统治社会秩序的做法。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私有财产关系确保过去的劳动以资本形式支配现有劳动，¹⁷⁴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让人如此困惑，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认识经济行为的影响，从而不利于道德思考与判断。波兰尼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主张经济社会化，所以各具特色的“人类”动机可能占了上风：经济关系表现为透明、无中介的人际关系，目标选择清晰可见，个人责任禁令得以实现。¹⁷⁵这种社会从资本统治的角度给自由工人做出承诺，重建活动与产品之间的有机统一，同时实现了“更紧密的人类共同体”和“统一的人类个性”。¹⁷⁶

这表明波兰尼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维也纳，波兰尼曾刻薄地批判马克思主义，谴责它是旨在打碎个体力量、让个体力量服从集体力量的卑鄙学科。正如他给出的定义一样，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地滚滚向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客观主义”社会学。该术语不久就由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解释近代科学危机时推广开来，而后，迈克尔·波兰尼又在其《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中普及了这一说法。¹⁷⁷客观主义及其近亲历史天定论（波普尔不久后便指出了二者的关系）剥夺了个体的选择自由，各个个体为社会演化做自由贡献的民主式责任因此而消失。其结果就是疏忽大意、漠不关心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的恶意。在对道德自由的批判方面，波兰尼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信仰会腐蚀道德。此外，马克思主义将个人视作社会经济法律的无名小卒，波兰尼认为这种假定严重加剧了他曾经历的“战争、革命、痛苦和冲突”。¹⁷⁸在维也纳的头两年，他已经着手准备写一本书，这本书对比了17世纪医学研究、江湖医术与马克思主义等现代“社会救助学说”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都追求崇高的目标，但最终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该书为如下一些观点进行了辩护。第一个观点是“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基本谬论”在于“科学政治”的概念，即“错误地认为政治行动可以以科学为基础”。第二个观点是“生命的宗教观念”在各方面都“优于科学观念”。¹⁷⁹虽然原稿的某些部分被改写后出版（如他于1922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会计的文章），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整个规划。有人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波兰尼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逐渐减少了。¹⁸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是因为他根据自己新信奉的基督教信念来思考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依旧认为马克思错在试图在“不可知的、只是科学的基础上”，而非稳定的宗教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但波兰尼现在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是一种无意识的基督教异端，¹⁸¹马克思才是近代的先知——他是谴责贪婪、腐败和伪善的圣人，识破统治秩序的扭曲逻辑，发出“如果不彻底撕碎其台柱子，我们就可能没有未来”的警告。不过，肯定还有其他因素促使波兰尼转变观点。也许他接受了社会运动？这的确有可能，不过他从不参加抗议示威活动（身体状况只是其中原因之一）。他的另一半是共产党员，也许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女儿却并不这么认为。她说：“我的父母都不会受到对方的影响。（我母亲）伊洛娜对理论不感兴趣，她是活动家。”如果伊洛娜鞭策丈夫做什么事的话，那的确可能是“参与政治”，但不是马克思主义。“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伊洛娜痴迷于军事策略。她会阅读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著作并做读书笔记，但她从来不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从未听她谈论过马克思主义。（她谈论过）列宁、共产党，在西班牙训练工人进行斗争，但她未曾提过马克思主义。”¹⁸²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其实，伊洛娜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研究，其理论知识渊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她加入马克思主义组织，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波兰尼会在她的影响下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论及主要原因，有一点毋庸置疑——妻子的共产主义者身份不如红色维也纳周围政治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深远。

红色笼罩下的城市

严格来说，波兰尼是在维也纳流亡。但经历最初的那段艰难岁月后，他便感觉轻松自在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维也纳是唯一由工党治理的欧洲大都市。工党并不是完美无缺：它的焦点在于为工人阶级选民“眼前狭隘的物质利益”服务，这让它对“弹性”政策的必要性熟视无睹，殊不知这些政策才能“满足整个团体的需求，进而通过让其代表掌权来维护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¹⁸³但总体来说，波兰尼将红色维也纳视为耀眼之光，这个城市的制度改革——普选权和代议制政府——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其在城市构建中的利益也得到了维护。他在反思当代欧洲社会的总体趋势时指出，最引人注目的转型并不在政治领域，而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反感“过度工业化的城市生活”，推崇体力运动、民间舞蹈以及“大自然的节奏与美感”。他在朋友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之前总结了这些趋势，引用了格言“必须天长地久，而非短暂拥有”。这些趋势在维也纳极为明显。这是广受欢迎的复兴运动必须承受的阵痛。由于社会主义掌握了市政大权，一场引人注目的转型实现了。幼儿园、图书馆和成人教育项目扩大，大量的文化协会建立起来。每天，女工的生活就是读读社会主义报纸，参加大众健美操，或者听听关于相对论对社会主义影响的讲座，而她的丈夫则加入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或园艺小组。¹⁸⁴饮酒减少，禁酒者协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民间舞蹈和体育运动得到普及，道德形态突然从个人成就切换至团队精神。

红色维也纳在文化教育改革领域的首创精神给波兰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果布达佩斯的一名年轻活动家忙于工人教育，那么就这一点而言，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他有共同信仰。¹⁸⁵教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规划之中，人们敏锐地将它描述成这样一种事业：“（通过）政治教育”把工人阶级“改造成社会化的人类”。¹⁸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从文化协会——教育社——演变而来，这些协会致力于通过教化传播启蒙思想，而且被视作教育领域中推进工人利益的主要工具。SDAP领袖认为党提高社团文化水平的使命高于资产阶级文明盛行的金钱主义与商业伦理。因此，他们对工人教育抱有极大的信仰。¹⁸⁷如果让波兰尼点名表扬一项政策的话，那就是1919~1920年的维也纳学校改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曾与弗洛伊德（Freud）一起创办了精神分析运动，而且是波兰尼家族的医生兼好友。¹⁸⁸波兰尼承认，改革实践过于谨慎。这场改革认为现有的帝国学校法律构成了学校纪律和学校生活的基础，并没有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理念（沙俄尝试了这一做法），解决的大多是教学方法而非教学内容问题。尽管如此，这场改革还是兑现了承诺，取得了显著进步。它鼓励家长定期与学校保持联系；倡导教学要以现实生活为导向，最重要的是结合孩子自己的经历、周围事物及当地环境（组织班级同学到码头、发电站、展览会或森林远足）；特别指出在历史课上要坚持民主方法，充分肯定“普通百姓”的成就。波兰尼总结道，“虽然这场改革涉及的范围狭窄，但最后证明它是维也纳社会主义改革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之一，即它建立的生活方式及普遍的工人阶级文化使新维也纳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力量之一”。¹⁸⁹

波兰尼接着又澄清，尽管如此，维也纳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不在于改革教育法或宣扬社会主义理念，而在于促进社会组织发生重大变化。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掌握了政治权力，基督教观念随之蓬勃发展。此外，劳动人民由此感受到自己的社会重要性及道德价值，并增强了“责任与领导意识”。¹⁹⁰他惊叹道：“这个帝国首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工人阶级优秀文化大都市。”¹⁹¹他的女儿回忆说：“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工人阶级——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这种现象是她“具有资产阶级背景的”父亲以前没想到过的。忽然之间，“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似乎变得有理了。例如，在“五一”劳动节游行时，来自各个区域的成千上万名工人带着家人来到环城大道游行，他们拉着横幅，¹⁹²举着旗帜，奏着音乐。简而言之，波兰尼经历了一次与此类似的顿悟，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十年后在巴塞罗那描述了这幅场景：突然，工人“看着你的脸，与你保持平等的身份”。波兰尼先前的政治规划是为中产阶级激进分子建立一个独立组织，他现在已将这一规划彻底抛之脑后。正如曾经那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样，自由民主的概念“傲慢地”掩盖了阶级分化的现实。他自己当时也这么认为。¹⁹³

与匈牙利姊妹党不同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士成功地将激进知识分子与群众运动有机结合起来。这些人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包括希法亭、雷纳（Renner）等有天赋、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详细阐述了这一论题——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以及阶级对抗的缓和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该观点引起了波兰尼的共鸣。他也欣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最有天赋的哲学家马克斯·埃德勒（Max Adler）。谢弗说，埃德勒同样欣赏波兰尼。波兰尼着迷于埃德勒的一些思想，比如，人类意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先验社会化个体”概念、¹⁹⁴尝试将康德的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物化与异化倾向的影响下，部署其他人群将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集体绝对命令一定会引起对这种做法的抵制。¹⁹⁵在这种抵制中，创造“新新人类”的进程已经开始了。文化革命（鲍尔将其称为“灵魂革命”）不需要等到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才开始。¹⁹⁶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军人物中，波兰尼对鲍尔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俩成了好朋友。波兰尼离开维也纳后，仍和鲍尔通信。¹⁹⁷鲍尔是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理论将资本主义国家归为一系列疏远的机构，认为统治阶级通过这些机构组织自身及其与公民社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鲍尔则将资本主义国家视作权力分布在各社会阶层的机构；¹⁹⁸相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将议会民主制看作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外壳，他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中立形式，其内容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由工人党相对于其他人的投票权来衡量。¹⁹⁹相比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波兰尼发现鲍尔在这些方面的理念与自己更契合。而且他俩都热衷于滕尼斯和基尔特社会主义。²⁰⁰鲍尔虽然反对政治革命策略，但他坚持认为，相比于德国姊妹党，SDAP同时包括改良主义浪潮与革命浪潮，而且条件是改良主义浪潮占支配地位。²⁰¹波兰尼发觉这种“第三条道路”引人注目，尤其是鲍尔受科尔启发后得出的功能（或“产业”）民主观点。²⁰²它认为社会主义表示民主延伸到了经济领域，与其说通过议会表达民主的无产阶级内容，不如说是通过工会和工农合作社表达该内容。政治民主将公民割裂开来，而功能民主根据工人在经济中的功能将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来组织。²⁰³因此，功能民主将政府与公民连接起来，为公民提供了自我教育的方法。

根据鲍尔和波兰尼的理解，在推翻哈普斯堡皇室君主统治后的数年中，奥地利出现了政治民主与功能民主的联合，功能民主本身可以替代无产阶级领导。1918年革命的中坚力量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本来可以随时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可能性令鲍尔极为震惊。用鲍尔的话说，有人赞美社会民主在这场运动中较为激进，它试图利用这种赞誉抑制革命动态，重建工厂纪律，对新共和国灌输忠诚感。²⁰⁴以公会和SDAP形式运行的功能民主最终胜出了：委员会中的革命元素被巧妙地打败了，委员会被边缘化，工人阶级呈现的好战性和政治力量被削弱了。

20世纪20年代早期，波兰尼认为战后那些年检验了这样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假设：从普选制通往工人权力才不会走弯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合理可行的，所以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联系最终决裂。昔日相关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步入了永久的冲突境地，自由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对民主主义的火焰置之不理。自由主义曾是民主主义与之竞争的沃土，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了一片“荒地”。²⁰⁵如今，自由主义向垄断资本屈服，支持的要么是歪曲事实、苍白无力的“新民主主义”衍生物，要么是彻头彻尾的独裁主义回应。²⁰⁶独裁主义的一个相关例子就是波兰尼的老对手米塞斯，他曾担任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领导的奥地利法西斯政府的经济顾问。20世纪20年代末，波兰尼仔细研究过米塞斯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us），这本书全是对法西斯主义的赞美之词。²⁰⁷民主主义虽然遭到自由主义者的遗弃，但它的火炬依然在空中闪耀，维也纳社会民主主义突破性的进展就是明证。有人说，“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在胜利的道路上大步向前”。²⁰⁸

这些斗志昂扬的文字墨迹未干，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就开始步入长期的后退期。在新共和国，SDAP仅控制了首都与自己所在的省份。20世纪20年代，它不断壮大，成员数量稳步上升。但是基督教社会和泛德意志主义者控制了省份，掌控了国家，而且产业所有权依然掌握在现有精英手中。这些迹象显示，国家并不是鲍尔和波兰尼想象中的中立机构，而是如鲍尔后来所承认的，“（国家是）资产阶级日益坚决的阶级统治，决绝地把我们推向了原点”。²⁰⁹面对这些阻挠，SDAP退却了。它嘴上虽继续说着“工人阶级”会重新掌握国家政权，但在实践中关注着党员招聘、党员教育及管辖区的文化活动。²¹⁰波兰尼赞成这种做法，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此进行批判，他们厌恶自己的政党正演变成一个普通百姓参与受限的选举机器。²¹¹他们反驳道，这是贵族的做法，稳定的寡头政治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着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实行稳定的寡头统治，对挑战其统治地位的基层行动进行防御。²¹²

发生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似乎证实了这种悲观预测。波兰尼正是在英国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部分报告。长期以来，他十分尊重劳工党，因为该党派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根源、费边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同时赞助主要产业社会化和为自由贸易“战斗”的意愿。²¹³在英国，劳工运动同样在战后初期先后经历了蓬勃发展与衰退。20世纪20年代中期，工会成员减少；1924年的那一届工党政府未能兑现其激进的宣言。1926年，大罢工导致了劳工运动的政治和工业武器的失败，波兰尼为此伤心不已。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陷入僵局，理论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鲍尔开始修正他的早期改良社会主义理论。他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曾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框架内有效强化权力，逐渐“往里填充社会主义的内容”。最近发生的事件“击毁了他的错觉”。工人党总能在获得政治权力时争取到一些让步，而资产阶级只要认为产权关系受到严重威胁就会放弃民主主义并倾向于法西斯运动。²¹⁴鲍尔坚持认为，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冲突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将不可避免，但这条路十分复杂、迂回曲折：欧洲工人阶级的持久力量会削弱经济增长，引发经济与社会危机；随后，经济精英人士将设法猛烈回应，从而开辟政治两极化时代，打开社会民主的大门。20世纪30年代，他将这一观点发展成为对法西斯主义的审视，而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民主主义使阶级力量陷入了僵局。民主主义曾向新兴工人阶级暗示工资将增加，但利润会降低，资本主义精英因此脆弱绝望，准备支持法西斯主义。反过来，获得胜利的法西斯主义只会锐化阶级斗争倾向，进而开启新的革命时期。²¹⁵

与此同时，波兰尼提出了与鲍尔相似的论点，只是他对社会进行了更大的改良。波兰尼指出，西方社会“在个人自由的两大领域（即经济与民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兴起”。²¹⁶人类自由在两个独立的领域找到了制度上的表现形式，进而构成了问题的根源。在对市场社会的主要控告方面，波兰尼把自己视作罗伯特·欧文和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的追随者，而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黑格尔式的区别。²¹⁷20世纪30年代早期，波兰尼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这后来成为《大转型》的一条主线。他与鲍尔一致认为，工人阶级逐渐解放，近代社会的民主政府与资本统治也随之进入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期。随着民主主义在资本家掌控经济时进入工人阵营，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的分离交织在一起，扰乱了整个社会。政治民主领域“产生了干预经济的力量，扰乱与破坏不断”。资本主义经济“对民主主义施行一场大风暴，成为不负责任、带有偏见的反经济主义化身”。²¹⁸因此，左翼政府让其民主授权为经济服务的做法注定会失败，因为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将以减少输出来回应市场干预机制，同时会发表剑指“民主主义”的长篇檄文——谴责其罪恶的通货膨胀、保护主义和对货币的忽视。在这种矛盾的影响下，左派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统治政治领域，无法重建经济”，要么“将政治权力拱手让给右派”。²¹⁹

这种情况难以为继。资本主义正不断巩固自己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地位，但政治民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根深蒂固。自由文明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接下来数十年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坍塌，是因为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如今，这两大领域必须重新联合。有两种“极权主义”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宣告政治战胜经济的共产主义，另一种是标志经济废除政治的法西斯主义。²²⁰这两种运动均体现了革除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分离的意志，但共产主义象征着民主政治极权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决心废除自由与民主。²²¹波兰尼将希望寄托在跨越两大领域鸿沟的第三条道路上。这会引发以下三个领域的经济政治教育与组织。²²²第一，“理论经济学”将阐明各个社会所共有的一般经济规律；第二，上述情形将涉及对经济概览机制的详细阐述；第三，基于宣传特性，会向公众传播基本经济信息。²²³在社会科学大众教育的推动下，多数人将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转的、为什么与民主主义产生矛盾以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如何满足民主主义利益的。

从根本上看，波兰尼提出的都是教育策略，而且他在政治领域的干预措施无一例外都是学术类的，如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研讨会。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则是一位活动家，钱包里放着列宁和奥地利保卫同盟工人民兵领袖的照片。在她看来，打破僵局得注重策略。虽然身为SDAP成员，但她对红色维也纳的分析与政党领袖和丈夫波兰尼的分析大相径庭。他们都钦佩维也纳工人阶级高涨的情绪，并对很多社会民主改革充满热情。²²⁴对于1918~1919年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抑制反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应而压制革命动乱的行为，波兰尼曾为此辩护，而伊洛娜认为这样不仅错失了历史机遇（让奥地利成为联系巴伐利亚和匈牙利议会共和国之间的桥梁），还挫败了革命者的勇气——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一连串消磨精神的让步。她认为，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决定论——近乎机械行为论”哲学。这种观点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发展，掩盖“对手的行为与自己的不作为，神奇地掩埋了‘历史必然性’”。²²⁵重要的是，这种宿命论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者未能武装动员同志保护红色维也纳免受来自右翼党派——包括基督教社会人士、泛德意志主义者、纳粹党和保安团——的威胁。²²⁶

1927年7月的事件证实了伊洛娜的批判。那年早些时候，三名法西斯分子向一支社会主义游行队伍开枪，导致一名伤残军人和一名八岁的男孩丧生。²²⁷虽然大家对凶手都心知肚明，但这三名法西斯分子最终被判无罪。听闻此消息，维也纳的工人停止手头的工作，向议会进行抗议示威。²²⁸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骑警手握军刀杀向人群，85人惨遭杀害。²²⁹这真可谓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规模堪比彼得卢屠杀、克罗克公园屠杀或沙佩维尔事件。

波兰尼一家人当时正在克洛斯特新堡多瑙河一套租来的公寓里避暑。但是伊洛娜匆匆赶到维也纳，凭借记者通行证冲破警方封锁线。²³⁰她目睹的完全是“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和政治毫不相关的事”。²³¹社会民主党并未听取或咨询其普通成员的意见。当在整个城市范围内爆发的游行示威和罢工赢得广泛支持时，社会民主党震惊不已，拒绝了在当天晚些时候动员保卫同盟进行支援的请求，而且明确拒绝关于分发武器的紧急呼吁。²³²社会民主党领袖与普通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领导层试图通过发动大罢工来扭转被动局面，不过只是想制造一场象征性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仅仅在于重新控制抗议活动。罢工持续几个小时后就被叫停了，这正是一种犹疑不决的表现，它的用意就是刺激保安团起来反对罢工。在这一关键时刻，SDAP未能果断地面对法西斯主义。它竟敢用如此犹豫的方式打出“大罢工”这张狠牌，以至于保安团勇敢地反抗。在紧接着的冲突中，最先感到惊恐的便是SDAP。

眼看着领导层拒绝对法西斯的威胁采取实质性的抵抗，伊洛娜和她的革命同志成立了一个在SDAP中较为盛行的左翼反对派。他们呼吁积极主动地直接反抗保安团，但事先并没有询问领导意见，因此违反了不抵抗政策。最后，伊洛娜被停职，并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²³³后来，她在著作《武装工人》（Workers in Arms）中总结了这些年的经验教训。这本书研究了两次战争之间的奥地利劳工运动，尤其侧重于保卫同盟，指出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状态持续不佳，保卫同盟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士气低落。1927年的风暴开创了一个先例，类似的事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屡次上演。伊洛娜认为，“由于长年累月在立场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的屈服，奥地利工人运动表现出的强劲潜力被一点一滴地浪费了”。²³⁴为此，社会民主党最终决定于1934年2月采取武装抵抗，但此时大势已去。

沉船船长

就个人层面而言，波兰尼在维也纳居住的最后几年非常快乐。侄女伊娃（Eva）的一封信很有代表性，她在信中写道，他看起来“愉悦开朗、内心平静”，他的岳母“待人温和，和蔼可亲，对孩子百般照顾”，孩子健康成长，公寓看上去“有条不紊、和睦融洽”²³⁵。其他家庭成员也居住在维也纳，比如他的叔叔卡尔、婶婶艾尔玛、妹妹苏菲（“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活力四射，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²³⁶）以及妹夫埃贡·施家西（“很不错”²³⁷的小伙子，几年前曾是波兰尼社会主义学生团体的成员。波兰尼的社交圈丰富多样，包括匈牙利移民社区的朋友、《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编辑和记者、SDAP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他于1926年参与成立该联盟）的革命同志。²³⁸无论是工作、偶尔受邀举办的讲座（尤其是1930年在恩斯特马赫学会举行的“经济统计学”讲座），还是短途旅行（如去荷兰和瑞士，在那里做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演讲），他都乐在其中。²³⁹但是当他抵达维也纳时，情况发生了转变，个人欢快愉悦的生活与外面阴沉的天空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球经济危机席卷奥地利，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化为泡影。1929~1933年，就业率与平均工资急速下跌，自1927年7月开始的专制趋势趁势发展。社会生活时不时受到一阵阵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影响。1930年，保安团发誓要制订一项成熟的法西斯主义计划，并试图于次年在维也纳发动游行。1932年，由于大批“失业知识分子”²⁴⁰、处境困难的农民以及各种新教徒簇拥至其旗帜之下，奥地利的纳粹党在选举上获得了突破。1933年春，议会开始无限期休会，自此由政府制定法令。正如保卫同盟一样，罢工、游行示威、新闻自由、国家与公共选举均被宣布为非法。基督教社会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与保安团结盟，将一位著名的法西斯主义者任命为国内安全部长，并前往罗马拜访盟友兼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支持SDAP的知识分子对其面对法西斯主义高涨的消极态度持不同意见。有些人为这种策略辩护，其他人则失望至极。其中一些人沉浸于学术研究或其他形式的知识分子工作，如著名的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还有一些人则竭力反对党的路线，如玛丽·亚霍达（Marie Jahoda）。²⁴¹波兰尼与妻子以不同的方式阐释了1933年的政变。在伊洛娜看来，SDAP坚决主张通过宪法反抗并拒绝调动成员（在维也纳，每五名成员中就有一名是SDAP成员）是另一种精神懈怠，这只会打击劳工运动，并让其消亡。波兰尼赞同妻子对SDAP策略的不满，承认其犹豫与退缩会在支持者中滋生失望与堕落，而这只会增加极右派的信心。但他称赞SDAP“强烈反对”1933年的政变，特别表扬其明智地拒绝卷入可能处于下风的冲突之中，尤其是没有发动政治大罢工，没有重蹈1927年7月的覆辙。如果发动大罢工，那将无异于“内战”，要么给保安团提供夺取政权的借口，要么进一步壮大纳粹党的力量。²⁴²

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是“强烈反对”陶尔斐斯政变，还是逆来顺受地屈服，一点一滴浪费重要的支持基础，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维也纳不再是“红色革命地”。随着他挚爱的社会民主主义试验崩溃，社会主义者被视为叛徒，波兰尼开始与伊洛娜讨论能否移民。如果奥地利成为极权国家，他将成为被攻击对象；而身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不会轻易撒谎，终将难以摆脱尴尬处境。²⁴³到1932年底，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提到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各种问题。杂志社已经自身难保，更不用说它那些知名的社会主义员工了。在法西斯审查员的密切监视下，他们不得不仔细斟酌自己的话语。“它虽然将我们员工的工资下调了10%，但依旧在财务问题上苦苦挣扎”，而且“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一名编辑已被逮捕，“奥地利银行行长亲自宣布，在当前的领导之下，这本杂志没有生存空间”。费德恩再三表示，“他没办法坚持下去了，他想辞职”，而且波兰尼失业是“迟早的事”。考虑到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家》允许他“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²⁴⁴

移居他国是一项艰难的抉择。波兰尼痴迷于自己的工作，是费德恩的副手。他们已在这里扎根了，还要一起共建伟业，不少朋友和革命同志都居住在这座城市。卡丽还在上学，伊洛娜当时正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末考试到12月才结束）。她的母亲也安定下来了。²⁴⁵但他们不得不赌一把，因为“待在这儿风险更大”²⁴⁶。移民的目的地很好决定。卡尔曾于1931年访问英国，那儿有他的朋友和熟人。他英语流利，而且认识科尔等有身份的人物，这对他在英国求职肯定有所帮助。基于先前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新闻工作，卡尔对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兴趣更加浓厚，他的亲英情结丝毫没有黯淡下去（卡尔居住在“一个英式思维盛行的区域”²⁴⁷，对他所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宗教宽容、政治民主传统和“普遍的人道主义观点”怀有极高的敬意。他将这些视作“普遍和平与进步这一项‘共同基金’”里的“无价”资产²⁴⁸）。1933年4月，他建议生活在柏林（当时被纳粹占领）的迈克尔一同移居英国。在那里，他将受邀去一些极其普通的地方（如工人学院）“讲解经济学”²⁴⁹。6月，他又去了伦敦，在另一名工党杰出人物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家中与科尔、托尼共进晚餐，共叙旧谊。²⁵⁰到了夏天，移居的想法更强烈了，他和妻子伊洛娜将伯明翰定为候选目的地，卡尔曾在这里的伍德布鲁克贵格研究中心举办过讲座。²⁵¹

9月，波兰尼晋升为《奥地利经济学家》总主编，他与费德恩共同担任这一职务（波兰尼现在将费德恩视为朋友）。²⁵²这就如同出任一艘沉船的船长一般。与保卫同盟一样，维也纳错综复杂的社会民主组织反主流文化遭到废止，或者被迫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一周过去了，又一周过去了，波兰尼离开奥地利的压力慢慢加剧。他向谢弗吐露，考虑到信奉的社会主义观点，他觉得自己不再“属于”那儿。²⁵³11月，他暂别维也纳，在伦敦度过了一段朦胧期：一只脚仍停留在维也纳，另一只脚在流亡。²⁵⁴到目前为止，英国首都已成为首选目的地。他决定离开维也纳，等找到工作再把家人接过来。迈克尔建议他多待一阵子，不要草率决定，应该仔细斟酌，先在英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开始新的职业生涯。但卡尔向伦敦的朋友解释，他弟弟“并不清楚（奥地利）目前的形势”。²⁵⁵那里政治风气急剧恶化，“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已经不可能”。²⁵⁶之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二次被当局查抄，有可能要倒闭了。12月，波兰尼递交辞呈。抵达英国时，他向在曼彻斯特担任教授的迈克尔借了50英镑以解燃眉之急。²⁵⁷次年1月，他挥手告别朋友、革命同志、妻女以及那些曾经辉煌（如今却满是悲伤）的市政社会主义记忆。

第四章 挑战与对策

到了伦敦，波兰尼再次处于流亡困境，生活艰辛，经济不景气，一职难求。流亡者的命运总是陷入艰难，尤其是当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即使对于亲英派来说，1934年的英国也不再是伊甸园。伊洛娜不在身边，波兰尼愁苦更甚。她只来过一次，在卡尔那里待了六个月左右。¹3月，卡丽来到卡尔身边，他的精神状态才有所好转，但生活依旧“如地狱般艰难”。不管怎样，卡丽太小了，无法“帮卡尔分担负担”。有时候，他孤寂难耐，即使格兰特、麦克姆雷这些最要好朋友的安慰也不管用。²不过他们的确是卡尔重要的精神支柱。唐纳德（Donald）、艾琳·格兰特（Irene Grant）曾于战后移居维也纳，他们在那儿经营由贵格组织的学生福利项目。1933年，他们又搬到伦敦，卡尔当时在英国、美国的一些学校做讲座，以此维持生计。自1920年以来，卡尔与格兰特夫妇的关系就十分密切。1932年，约翰、贝蒂·麦克姆雷（Betty Macmurray）访问维也纳时，卡尔在格兰特夫妇的介绍下认识了他们。³因此在伦敦形成了紧密的社会主义圈子，在辅助运动（基督徒学生运动的高级武器）中引起轰动。⁴虽然组织基地在首都，但还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前往，尤其是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肯尼斯·穆尔（Kenneth Muir）。

波兰尼可以在戈尔德斯格林与麦克姆雷夫妇待一段时间，格兰特家和辅助运动的会址就在附近。大约一年以后，他就住在了格兰特家。⁵如果说温柔稳重的艾琳对辅助运动的细分不可或缺，那么安静谦逊的约翰·麦克姆雷（John Macmurray）则是与波兰尼并肩作战的中坚力量。他俩“相互尊重，感情深厚”。⁶身处自由主义转左的环境之中，波兰尼和约翰都被政治化了。但在参与战斗期间，他们开始相信，要想奠定精神与社会的基础，辉格党的进步观并不合适，需要的是更为激进的议程。在集中进行知识交流的那段时期，麦克姆雷从波兰尼那里了解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波兰尼鼓励匈牙利人从精神层面上思考他所说的“个人”，⁷并委托麦克姆雷研究鲁道夫·斯坦纳发表在期刊《新英国运动》上的作品。⁸他们或单独思考，或一起讨论，提出了一些关乎时代危机的论点。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已无法与民主主义相容；法西斯主义应该被视为对政治的否定，这种运动倾向于营造一种状态——“（它的存在）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在共产主义社会，独裁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们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⁹虽然波兰尼和麦克姆雷的观点协调一致，但有朋友察觉到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波兰尼属于“末日启示型”，而麦克姆雷的革命预言要温和委婉一些。¹⁰

格兰特夫妇和麦克姆雷夫妇为波兰尼提供住所，陪伴在他身边，还在工作方面给他提供建议或意见。一项图书计划——《基督教和社会革命》（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就这样在五个人的对话中诞生了。波兰尼负责编辑此书，挣了37英镑（按现在的标准看，折合为2500美元左右）。不久，在约翰和唐纳德的推荐下，波兰尼谋到了一份工作，担任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项目助教。但在1936年找到这份工作时，波兰尼已是囊中羞涩。¹¹他每周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工作两天，还额外做一些自由演讲，试图以此勉强维持生计。¹²他可以偶尔出去度假，比如去怀特岛，但他的跨大西洋旅行是乘船去的，而且是三等舱。从麦克姆雷夫妇家搬出来后，住宿条件大不如从前。¹³在英国的前两年，他主要在申请经济补助和大学职位，但其中大部分都遭到拒绝。他还曾申请利物浦大学的研究奖学金，副校长表示可以，不过前提是资金到位。遗憾的是，他终究没有得到资金。¹⁴波兰尼还申请了为德裔犹太人准备的英国中央基金，但遭到了拒绝，因为他不是“德国犹太社区的成员”，而且拥有学术职位。但该基金在拒绝信中建议他向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 AAC）提出申请。¹⁵AAC旨在为流亡学者提供求职援助及就业前的奖金资助，其创始人包括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师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艾琳·鲍尔（Eileen Power）及曼海姆。波兰尼本来就认识其中一些人，后来还跟AAC的秘书伊斯特·辛普森（Esther Simpson，曾在维也纳和格兰特夫相处过一段时间）、理查德·托尼等执行委员会成员成了要好的朋友。¹⁶辅助运动的成员也帮助过他，尤其是其秘书长贵格女权主义者佐伊·费尔菲尔德（Zoe Fairfield），敦促AAC资助波兰尼。她通过教会与世界国际友谊联盟取得联系，该联盟最后同意向AAC转50英镑并指定这笔资金是资助波兰尼的，同时希望AAC能为其提供等额的配套资金。¹⁷AAC的确提出了试探性的建议——或许斯旺西大学学院可以提供研究奖学金，但最后还是决定不资助波兰尼。¹⁸（贝弗里奇裁定，波兰尼不符合“学术地位要求，所以不能获得AAC的援助。波兰尼工作的维也纳人民大学只是成人教育的地方。此外，他还是记者”。¹⁹）听闻结果后，有人组织了上诉，知名人士为波兰尼说情的推荐信如潮水般涌来，包括科尔、哈伯勒、拉斯基、曼海姆、马尔沙克、托尼以及经济学家J.B.孔利弗（Condliffe）。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AAC秘书沃尔特·亚当斯（Walter Adams）代表波兰尼向哈雷斯图尔特爵士基金提出申请，亦是无疾而终。

不过，AAC的确为波兰尼争取到了去美国巡回讲学的邀请。²⁰熟人沃尔特·柯茨奇尼格（Walter Kotschnig）也在帮助他，沃尔特是奥地利贵格会教徒，在学生运动和日内瓦难民福利问题方面一直很活跃，是纽约自由主义知识界新星爱德华·默罗（Edward Murrow）的密友。默罗出身贵族家庭，是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拉斯基一生的挚友、致力于建立美俄友谊的美俄研究所成员。²¹20世纪30年代，他被任命为德国流亡学者应急委员会助理秘书，美国这一委员会类似于AAC，为托马斯·曼（Thomas Mann）、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德国流亡学者提供资助和巡回演讲。但默罗的主要身份是国际教育协会（IIE）主席，该组织于1919年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致力于促进国际学生与学术交流。²²波兰尼告诉弟弟，IIE希望“把讲师（最好是欧洲人）派到农村的十几或二十几所大学里，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那里可真是连鸟儿都不会飞过的地方”。在柯茨奇尼格的推荐下，默罗最终批准波兰尼讲学。波兰尼为此兴奋不已。他曾表示，巡回讲学“与我这一生的职业相吻合，那便是为世界各地的思想政治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似乎就是为此而生的”。²³

美国巡回讲学的酬金总计约1750美元。虽然这笔资金数目可观，但还无法使波兰尼摆脱经济困难。1934年12月，在讲学开始之前不久，他访问了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回家时“满怀希望”，以为可以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但他没有预料到“牛津势利”的存在。奥里尔学院院长表示，“一些人”反对波兰尼“成为常规师资格，因为他实际并没有学术职务”。²⁴此外，AAC转而将教会的50英镑用于资助神学家奥托·派珀（Otto Piper），斯旺西大学专门为他建立了这项薪金。对波兰尼而言，这无疑是更大的打击。²⁵在费尔菲尔德和其他一些人的介入下，AAC最终承认错误并转让了这笔资金。²⁶但与此同时，波兰尼不得不依赖迈克尔的救济金（这是他在辞去《奥地利经济学家》编辑一职时获得的一小笔解雇补偿金），还有《接口》期刊（Anschluß）定期发放的一笔微薄收入（他是该期刊的通讯记者）。²⁷为感谢波兰尼为他们的事业所做的贡献，“辅助运动”（Auxiliary Movement，Aux）的成员赠送12英镑给他过圣诞节，这一举动让波兰尼“感激涕零”。他向迈克尔透露，这笔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当时，我感觉这一生注定与孤独相伴；这种举动传递出的人情味儿与温暖使我感激不尽”²⁸。

逃避法西斯主义

波兰尼的困境反映了整个欧洲的状况。他在给迈克尔的信中心灰意懒地说道：“也许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欧洲大陆上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形存实亡的地步。”²⁹1919年爆发原法西斯运动，波兰尼的生活受到困扰，处境艰难。不久以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执政，他的表亲厄登·波（Ödön Pór，现在是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当时是墨索里尼新运动的早期宣传者，因此声名大噪。十年后，德国经历了数世纪以来的大崩溃，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体系最彻底的崩溃”³⁰——甚至超过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弟弟被迫离开柏林。如今，奥地利也遭遇着类似的弊病。在最后那些年，共和国接连上演警方突袭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事件。1932年，警方在维也纳占领当地总部长达十天，死伤无数。此类事件最终引起林兹（Linz）的党员于1934年2月12日进行武装反抗。³¹尽管党的领导层极力反对，将伊洛娜等呼吁坚决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人斥为“共产党”，但基层反抗仍在全国范围内扩散。³²伊洛娜很快转入之前长期保持联系的保卫同盟，开始开展地下工作，让卡丽照看公寓和母亲海琳。2月14日，卡丽看到武装士兵从附近的营房里鱼贯而出，听到炮火彻夜轰鸣，因为保卫同盟部队避难的胡瑟霍夫（Goethehof）在遭受持续轰炸。³³经过为期四天的内战，虽然奥地利工人被击败了，但他们的英勇抗争精神激发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可以用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总结这种抗争精神——“宁可奋起抗争，不愿屈膝投降”。

如今，奥地利目击了“教权法西斯”政权的建设。2月内战爆发时，波兰尼担心“陶尔斐斯政权”会被纳粹政权取代。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将被迫逃离。³⁴预言最终成真了，虽然经历了四年时间才发生。陶尔斐斯政权一直持续到1934年中期。在他手下，哪怕最后一丝民主主义痕迹都被废除了，政体也向法西斯社团主义路线靠拢。继任者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在执政期间继续推进这一进程。对波兰尼一家人来说，最让人关心的是卡丽。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状况，他们最初决定让卡丽与卡尔一同去伦敦。但如今为了尽量不影响她的学业，估计要推迟到夏天才能动身。³⁵然而，2月抗争迫使他们迅速撤离。事件平息后，卡丽回到学校，发现主任和她最喜欢的几名老师不见了，有人正在给同学发放“奥地利祖国”别针。³⁶作为一名已经被政治化了的十岁女孩，她找了个借口请求离开。随行的还有另外一名同学，她的父亲正与保卫同盟并肩作战，她们来到洗手间，把那个奇怪的爱国主义别针扔进厕所。仅两周之后，伊洛娜就把卡丽送到了伦敦。³⁷伊洛娜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仍然留在维也纳组织宣传活动，训练保卫同盟，严格来说，是在工业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听电化学和X射线研究课程。³⁸她重新加入非法共产党，该党派不同于其他荒谬的共产国际姊妹党，拒绝给社会民主主义加上法西斯主义形式的污名。这种行动主义固然勇敢，但她的丈夫挖苦道：“现在没有那么危险了，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那些被逮捕的人很快就会被释放。”³⁹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加紧了对欧洲中部和南部的控制，波兰尼和伊洛娜认为他们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协助家人、朋友和同事逃离。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波兰尼开始担心自己的处境，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国籍将发生变化，自1924年以来他是奥地利公民，但以后会变成德国公民。这无疑会对他在英国办理居留证和入籍造成困扰。⁴⁰更令人担忧的是，除了在意大利的阿道夫（Adolf）之外，另外两个姐妹苏菲和劳拉也正生活在法西斯主义者的皮鞭下。与此同时，塞西尔仍留在布达佩斯，在那里孤立无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手头吃紧。⁴¹在反犹太主义立法的限制下，卡尔（尤其是迈克尔）不敢大力援助塞西尔和她的其他亲戚。1933年生活在柏林时，迈克尔直言不讳：“文明的德国人不会容忍任何粗暴的行为发生。”⁴²这一论点遭到反驳后，人们本以为他曾在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战斗，因此可以获得反犹太法律的豁免。⁴³但这些希望最终化为泡影。他的财产被没收了，所以无法为亲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⁴⁴在此期间，匈牙利政府与柏林和罗马结盟，在1938年效仿纽伦堡法律引入了一系列反犹太人措施。塞西尔于第二年去世，孩子都不敢冒险回家，无法向她致以最后的敬意。⁴⁵

与此同时，劳拉和孩子一直盼望着能安全逃离维也纳。1938年3月初，在中转的前几天，她已经完成了动身去美国的准备工作。要想获得美国签证，宣誓书及富裕担保人的赞助必不可少。波兰尼一家人可以动员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亲朋好友，如亚西、拉扎斯菲尔德、莱德雷尔和西拉德（Szilard）的哥哥。但更复杂的是，美国移民局要求意欲移民的居民根据出生地分配至各国的定额进行申请。劳拉出生于维也纳，所以只能申请德国的移民指标（奥地利当时已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她的儿子迈克尔设法在4月获准进入美国。这时出现了常见的角色互换，即获救的人成了救助者——迈克尔立即着手为劳拉、妹妹伊娃以及未来的妹夫汉斯·蔡塞尔（Hans Zeisel）办理宣誓书。6月，一位家族朋友乐观地表示，劳拉有望在几周内获得签证，但两个月后她遭到逮捕并被拘留。⁴⁶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波兰尼家族马上行动起来。他们请最好的律师到维也纳“探讨正式与半正式的途径”，伊娃则通过卡尔或迈克尔向贵格会教徒寻求帮助，卡尔勉强度日，为劳拉（当然还有苏菲和埃贡）购买了从巴黎到伦敦的火车票。⁴⁷劳拉的传记作者朱迪·绍波尔（Judith Szapor）表示，通过律师和贵格会教徒共同努力、证明劳拉健康状况衰弱的诊断书，以及奥地利负责警官的宽大处理（或者说腐败），劳拉获得了释放，那一天正好是预计举行听讯的日子。她立刻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⁴⁸

在伦敦期间，卡尔经常去看望妹妹。劳拉在那里待了一年，精神一直处于低谷，因为她得长期接受住院治疗，盼望着那永远处于推迟状态的美国签证。⁴⁹卡尔常常给她写信，与她讨论家人的艰辛，或者分享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其中一件事是这样的：他在1939年初给反法西斯主义者演讲时，一共有12名观众，看起来都非常高兴，其中11名是因为演讲扣人心弦，而剩下的1名可能是“纳粹间谍”，因演讲规模小而幸灾乐祸⁵⁰）。1939年3月，劳拉、卡尔、迈克尔终于与阿道夫在英国团聚。（阿道夫曾被驱逐出第二故乡意大利。）⁵¹兄弟姐妹四人终于团聚了，这真是难得的机会啊！但让人揪心的是，还有第五个人没有到场。苏菲还待在由纳粹统治的奥地利。

病毒诊断

法西斯主义令人恐惧，也会引起反抗，但它也能够得到理解——这不仅仅在于其社会运动或政治体制现状，最重要的是其“本质”以及与人类历史和神创论的关系。1934年，波兰尼围绕该主题写下了第一篇重要论文《法西斯主义的本质》（The Essence of Fascism）。其要点在于，法西斯主义是一场旨在同时攻击三个敌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基督教）的运动，这种“三管齐下”就是其本质特征。波兰尼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奥斯马·斯潘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现代继承者，它们都根植于基督教传统：灵魂教义在世俗方面转化成个人自治的原则；这与社会平等、民主主义（个体协会）乃至“种族宽容、和平主义国际化”关系密切。⁵²正如他在爱荷华州给学生描述的那样，“个人主义通往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通往民主主义，民主主义通往社会主义”。⁵³欧洲大陆最近的经历已经证明，“民主主义往往会通往社会主义”。⁵⁴而且因为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理由就是阻止社会主义的到来，⁵⁵所以民主主义也必须遭到反对。

在《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文中，波兰尼提到了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政党、工会、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宗教社会主义者的迫害，认为纳粹主义渴望将自己建设成“一股遏制基督教的宗教力量”，但他并没有提及犹太人和犹太教，这一点引人注目。有一位评论员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波兰尼在他最典型、公认的较为全面的法西斯主义论文中没有提到“犹太人是纳粹憎恨的主要焦点”。⁵⁶是因为这篇文章将要发表在主题为《基督教和社会革命》的专栏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他其他有关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反犹太主义可能会占据重要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能是他在犹太人问题上感到困惑。波兰尼确实低估了反犹太主义对纳粹主义的重要性。1933年，他似乎对“犹太新闻社”夸大德国犹太人苦难的做法感到愤怒。⁵⁷另一种解释是，他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斯潘——保安团的支持者，比起反犹太主义，他更关注因河对岸的褐衫党徒。此外，从广义上讲，波兰尼的关注点在于法西斯主义的一般基础，而不是纳粹亚种。⁵⁸当然，他还关注其他很多运动，这些运动均激进地反对“代议制民主和工人阶级机构”，包括爱尔兰王室警吏团、觉醒马扎尔人协会、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战斗团以及芬兰、奥地利等国以自由军团形式存在的官员分遣队。⁵⁹

波兰尼在《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中将斯潘作为主要目标，部分原因在于斯潘是奥地利著名的极右空想家。虽然现在鲜为人知，但在那个时代，他是法西斯主义名人、苏台德区法西斯同志联盟的领袖。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等德国实业家都极其钦佩他，德国纳粹党奉承他，保安团和基督教社会党成员——包括其领袖、两届联邦总理伊格纳齐·塞佩尔（Ignatz Seipel）也尊敬他。⁶⁰斯潘倡导的天主教社团主义受中世纪的启发，以“等级制国家”为目标，塞佩尔的继任者陶尔斐斯以其作为思想体系。这一点在陶尔斐斯于1934年5月1日推行的新宪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宪法废除了仅存的一丝民主主义。波兰尼关注斯潘还有另一部分原因——他相当清晰地表达了波兰尼所认同的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因此代议民主制开启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⁶¹更有趣的是，斯潘也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构成了挑战。亚当·米勒（Adam Müller）是一名反动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他反对经济个人主义，倡导回归中世纪秩序。斯潘吸收了米勒作品中的观点，建议重建行会，让行会成为奥地利等级制的中心支柱。作为回应，波兰尼试图勾勒出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行会之间的鲜明界限。他告诫道，行会制度已经成为“两大对立群体的口号，一个群体认为行会最大限度地表达了个人自由，另一个群体认为行会体现了一种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恰好否定了个人自由”。⁶²当他们在后布吕尔相识时，斯潘已经在构建自己反动的行会制度体系。波兰尼指出，在“社团主义出现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治”的前五年，这位维也纳教授就已经使之成为“该国新理论的基础”。⁶³但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波兰尼的表亲波尔更是一片混沌。波尔在表示赞同法西斯主义的同一年，出版了第二本著作《意大利的行会与合作社》（Guilds and Co-Operatives in Italy），该书颂扬了墨索里尼的劳工政策（附录正是G.D.H.科尔所写）。⁶⁴波尔用左派熟悉的方式为自己拥护专制主义进行辩护：墨索里尼运动是一场旨在构建“功能性民主”和统一社会的“革命”，他将通过革命把意大利作为一个社团单元进行重组。在这场革命中，法西斯工会将从意大利的“中世纪行会和行会共和国”中获得灵感，进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⁶⁵

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尼在很多论文中谈到了对斯潘的批判，这种批判警惕地区分了社会统一（或“整体性”）、“功能”及行会组织的左翼和右翼原则。斯潘认为，功能性组织与社团组织比自由资本主义混沌的、个人主义的、离心式结构更适合社会的“本质特征”。从抽象的、学术的意义上来讲，他这种思维并没有错。但他对整体性的定义远远没有科学合理地界定社会的有机性。此外，“受浪漫主义倾向的影响，他钟情于中世纪”，认为平等的社会秩序将由等级制度取代，对自由的严格定义就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行动。⁶⁶斯潘将功能理论应用于现代社会，认为权力由经济和政治“组织”赋予，这可能为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波兰尼认为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秩序中，体现和表达“人类共同公平正义理念”的“政治组织”处于优先地位。在其影响下，私有财产“易于转向‘社会主义’，即公共财产”。相比之下，在斯潘的模式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经济组织，而非政治组织。无论斯潘喜欢与否，这种解决方式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⁶⁷诚然，在斯潘的“功能组织型”法西斯主义中，私有财产的统治方式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彻底、更全面”。从1934年具有社团主义特征的奥地利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真正的功能国家会以民主的方式给予政治领域更多关注，赋予“普通人”更多的发言权。而在奥地利，获得授权的是商业阶层，在“功能面具”的掩盖下废除了民主主义。⁶⁸

波兰尼借此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其本质不在于斯潘的乌托邦构想，而在于其试图掩盖的方面：建设高度的资本主义政权，迫使工人从事自动化商品经济，这是将他们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一个先决条件。⁶⁹作为一种政权，法西斯主义代表着“在资产阶级的庇护下”、运用引入计划经济等革命手段拯救资本主义；而作为一种运动，“法西斯主义主要由那些反对工人的阶级推动”。⁷⁰工人最不容易受到法西斯主义“情绪普及”的影响。知识界是其繁殖地——提醒人们“教育并不能防范社会迷信”。⁷¹但法西斯主义向前发展的秘诀并不在于其支持者数量庞大，而在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它获得了资本家、司法机关、军队和警察的隐性支持；其次，劳工运动已经被削弱。⁷²那么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获胜呢？波兰尼的解释既没有强调资本家和其他精英给予法西斯主义的支持，也没有涉及劳工运动策略，而是指出了在19世纪末期突然出现的潜在政治经济危机（该危机自1914年起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如果要谈论这场大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便是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对全民政府的敌意”。就这一点而论，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反民主病毒”最后的、最强烈的爆发，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内部。⁷³

20世纪30年代末，波兰尼在论文《法西斯病毒》（The Fascist Virus）中详细阐述了该观点。这篇文章运用英国的素材考察了19世纪精英阶层的恐惧——解放工人阶级会终结资本主义。参照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制定的经济“法律”，他们认为“穷人只有不厌其烦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才能免受饥饿，只有心甘情愿地忍受苦难才能生存。因此，必须让他们远离政府的调控工具，否则他们会试图利用这些工具破坏社区赖以生存的财产体系”。⁷⁴保守派［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自由主义者［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和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等人以不同的方式为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不能相容的定律辩护。皮尔反对宪章派对普选权的要求，因为实行普选权会“弹劾国家的宪法”。罗马历史学家兼国会议员麦考利警告说：“纯粹的民主制度要么摧毁自由，要么摧毁文明，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是迟早的事。”在美国，这种危险也显而易见，那里“大多数都是行政机关，本已为数不多的富人完全任其摆布”。麦考利在1857年表示，那个不幸的国家已经开始了一种螺旋式下降的趋势。最终，遭到毁灭的要么是自由，要么是文明，要么二者均化为灰烬。他大声疾呼，“恺撒式的独裁者或拿破仑般的人物将以强硬的手段执掌政权”，或者美国“将如第五世纪罗马帝国那样在20世纪遭到野蛮人的可怕掠夺，沦为荒地”。⁷⁵

在波兰尼看来，麦考利的这番话预见了法西斯主义。市场机制的破坏效应迫使工人迫切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和产业民主，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反文明的方式开展这种自卫行动。有鉴于此，只有帝政主义（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法西斯主义）能拯救资本主义。就在麦考利表达对近代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担忧的那个时代，文学作品也体现出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早期预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我们看到民众欣然接受小说人物对“不现实自由”的向往，这些人物在精神专制的压迫下转向了永久依赖。后来，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反乌托邦作品中，我们看到劳动者沦为次等人类。在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在大企业的铁蹄下遭受践踏。小说家的预感是基于这样一种有根据的直觉——资本主义精英只能采取极端措施对抗不断兴起的工人阶级民主诉求，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波兰尼表示，虽然存在这些征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杰克·伦敦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乐于假设：普选权可以与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他们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在没有引起太多纷争的情况下扩大了公民权。这难道不是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冲突缓和的有力证据吗？波兰尼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安全感只是幻想。世界市场扩张、“美国繁荣景象制造的假象”等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暂时现象滋生了这种幻想。⁷⁶战争之后，两种转变将所有幻想全部驱散。第一，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转向有序监管，政治权力立刻得以有效的引导经济。第二，公民权扩大。

显而易见的是，普选的让步将使工人阶级“对国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这反过来又会引起市场恐慌，“面临生产设备完全中断的危险”，因为议会干涉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以此对其进行削弱、诋毁和扰乱。⁷⁷结果，民主主义变得越来越紊乱。经济体系的盈利能力受到限制，开始走向终结。⁷⁸工人试图利用选举权对自身加以保护，而经济精英人士则努力削弱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些精英人士有时贿赂民主政权，逼迫左翼政府点头。而当这种措施失败后，他们会强行压制民主主义。从这个角度看，“法西斯时代”预示着“市场组织化工业社会的全面危机”，法西斯主义本身被视作四面楚歌的资本主义精英最后的一场赌注（或者如波兰尼后来所说的，是“中产阶级”对俄国和其他地方工人起义的回击）。⁷⁹希特勒于1932年在杜塞尔多夫的演讲中指出，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是不相容的。简而言之，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不相容情形的病理表现。⁸⁰波兰尼在重构该观点时谈道，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僵局，因为二者已经成为两大利益对立阶级的工具”。这也暗示了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社会剧变以这种“灾难性的动荡”为特征。⁸¹

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打破这种僵局。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我调节市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这已经造成改革无法快速推进，经济发展脱离社会结构，必然会造成文明崩溃。⁸²只有社会再次统一，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裂缝缝合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法西斯主义代表社会在非均等、非民主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社会主义是在平等理念和整个社会民主理念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波兰尼总结，从长远来看，近代工业社会既可以是法西斯主义社会，也可以是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已经步入新阶段。世界秩序将不再由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决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社会政治斗争成为如今的战场，战斗前线既可以在国家内部，也可以在国家之间。⁸³

辅助激进主义

法西斯主义运动让人恐惧，可以得到解释，但也会引来反对。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波兰尼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回归激进主义的原因之一。“波兰尼—格兰特—麦克姆雷”圈子是“基督教左派”的核心阵地，其终极目的源自他们的信念——除狭义的政治生活“非个人领域”、受立法影响的制度变革领域外，有效的社会变革还必须瞄准教育、文化、市政活动的“个人领域”，宗教有特权进入这种常见领域。⁸⁴相反，同时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含混不清”。因此，有见识的、激进的活跃派可以通过反法西斯运动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⁸⁵包括波兰尼在内的圈子开始在制度上站稳脚跟，起初的做法是得到辅助运动现有成员的支持。他们给辅助运动杰出成员托尼写信，邀请考虑他们的请求。开会时，情况一目了然：尽管这位工党大佬支持他们成立社会主义基督教团体，但该团体必须在辅助运动之外实行自治。包括波兰尼在内的圈子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但辅助运动成员普遍明确地表示支持托尼的观点。⁸⁶

波兰尼抑制住对野营的反感，参加了在新森林沙球举行的辅助运动夏令营。⁸⁷他帮忙起草与编辑基督教左派公告和备忘录，在众多会议上演讲——尤其是在关于马克思早期作品的会议上。这些作品最近在德国出版。波兰尼兴奋地表示，它们“依然有拯救世界的可能”。⁸⁸在向以母语为英语的观众阐释早期作品时，他指出，这些作品是实现马克思使命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环境中深刻洞察异化问题的宝库。⁸⁹虽然有些人认为波兰尼徘徊于运动的激进边缘，但他本人并不这么认为。⁹⁰在麦克姆雷和费尔菲尔德出席的一次会议上，波兰尼坐在马尔科姆·斯宾塞［Malcolm Spencer，著有《经济学与上帝》（Economics and God）］和J.H.奥尔德姆［J.H. Oldham，著有《基督教与种族问题》（Christianity and the Race Question）］旁边。他自嘲自己“几乎是圈子里最保守的人”。⁹¹这说明，包括波兰尼在内的圈子参加辅助运动的动力是转换立场——从“保守主义堡垒”到“社会主义”，他们在1935年赢得了这场战斗。⁹²

可以说，波兰尼基督教—社会主义战斗的主要成果，以及他在“英国最大的成功”就是《基督教和社会革命》。⁹³这本著作旨在驳斥由著名基督教传教士编撰的论文集《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 and the Crisis）。尽管标题如此，但是这本论文集以古板迂腐的自满情绪来看待大萧条及随之而来的罪恶。《基督教与危机》围绕一种宽慰人心的前提展开——“基督教有办法应对当前的社会危机，正如一百年前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等人在《大解放法案》（Great Emancipation Act）中解放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一样”。此外，《基督教与危机》几乎没有承认共产主义，而且丝毫未提及法西斯主义。作为回应，波兰尼及其同伴出版了一本书，公开谈论这些话题，让共产主义者为自己辩护。⁹⁴他们在维克多·格兰茨出版社找到了合适的发行人。这位发行人在出版了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等一系列当代经典作品后，迅速成名。⁹⁵波兰尼指导编辑团队，与麦克姆雷、乔瑟芬·李约瑟（Joseph Needham）、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Auden）等投稿人并肩作战，以便让各种观点达到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状态。⁹⁶［他曾邀请卢卡奇编写代表性观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如果卢卡奇拒绝的话，则由弗朗茨·博克瑙（Franz Borkenau）来编写。卢卡奇没有接受这一邀约。］⁹⁷托尼在《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中称赞并重点推荐了波兰尼撰写的章节。得益于此，书籍销量高达11万册左右，波兰尼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⁹⁸

波兰尼在一系列小册子、信件及对犹太人与基督徒协会等机构的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宗教哲学和对全球政治形势的理解。他的宗教核心在于这样一个定律：基督教向人类揭示，其“精神本质”（或“真实本质”）是个人自由。正如他所说的，“因为上帝存在，所以个人具有无限的价值”。⁹⁹通过这句话，人们可以看到自由、社会、平等与普遍主义之间牢固持久的联系——在波兰尼的阐释中，这种联系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基督教发现，个性就是发现了每个人都有一个待拯救的灵魂这一真理。”¹⁰⁰因此，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他们无法在不与他人共存的情况下采取道德行动。总的来说，人类注定会建立一个共同体，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他人相互影响。这代表了基督教以前的文明所忽略的一种道德认知，这种认知注定会成为历史上的主导力量。¹⁰¹这种说明并不是自命不凡的基督—辉格党原则。事态已经发展到紧要关头，“如果人类想要生存，向建立共同体的态势（进一步迈进）将不可避免”。¹⁰²从传统上看，基督教并没有办法引导“意识变革”，而这一点对于未来的转变意义重大。事实上，基督教已经在无意中为今后的转变设置了一种障碍：犹太教—基督教“个人绝对自由、免予社会的自由”的假定使得“由机器带来的复杂社会已逐步到来”。¹⁰³

把这一断言进行分解后，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要素：个人主义的错误转向和工业社会的复杂性。波兰尼认为，道德个人主义率先活跃于基督教，但真正崭露头角是在与加尔文（Calvin）相关的宗教革命和与资本相关的社会经济革命爆发时，这两场革命分别由韦伯（Weber）和托尼记录。经过三个世纪的年轻资本主义运动和反资本主义早期运动，“个人道德主义和自由派基督教应运而生”。然而，随着社会经济越来越复杂，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它们不再如先前那样满足人类需求。¹⁰⁴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人类无法避免支配其他人，只有与上帝之间的纯粹个人关系或托尔斯泰式的“回避”立场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相反，它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关系的集体道德反思。¹⁰⁵耶稣并没有将社会设想成“实现人类自由和建立社会的必要框架”，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有人提出复杂社会里的自由问题。¹⁰⁶1500年后，他那种满足“简单”社会需求的方法依然在为自由派基督教理想提供支持。这种方法没有意识到“社会的现实情况”、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认为“任何形式的权力都是邪恶的”。¹⁰⁷最终结果越来越糟糕，如推崇“效率崇拜”，盲目崇拜“科技权威”。¹⁰⁸波兰尼进一步指出，自由派基督教理想在鼓励技术崇拜方面负有责任。在回应桑迪·琳赛（Sandy Lindsay）时，波兰尼假定了两种类型的个人主义。第一种是“无神论”，颂扬“以上帝为代价追求个体自我意识的激情”；第二种是“宗教个人主义”，“因为个体有灵魂”而看重个体。¹⁰⁹当与市场崛起和“机器”结合在一起时，第一种个人主义尤为有害。在这些环境中会衍生出“破坏性的自我本位和求胜心切的个人主义”，¹¹⁰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市场社会的崛起。

波兰尼在分析中指出，自由派基督教没有达到要求。经证实发现，它无力调和道德个人主义与道德共同体。从耶稣诞生开始，这一事实就已经为人所知，即人类自身无法实现其真实本性，除非与同伴相互交流。正是由于该事实遭到自由个人主义的否认、市场社会的挫败，两次战争之间的危机爆发了。¹¹¹20世纪30年代，波兰尼的宗教热情达到顶峰，他认为“只有基督教这股力量才能解决该问题”。¹¹²但现阶段的教会并不符合要求，因为它们赞美苦难是获得救赎的先兆，即使谈不上鼓励群众“欣然接受生活的苦难，也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强烈反对革命思想”，¹¹³应该受到谴责。甚至作为教义主体的基督教教义也不符合要求。波兰尼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基督教对存在的解释”，但他开始“深信《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并不够格”，“后基督教”时代已经来临。¹¹⁴对基督教个人主义的重新解释必须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的现实状况。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是基督教个人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唯一能兑现最初承诺的运动。

贝列尔学院“群英会”

如果说基督教左派构成了波兰尼20世纪30年代中期政治—知识圈子的核心，那么第二个交叉圈子则由科尔、托尼等工党知识分子组成。波兰尼在维也纳讨论即将前往英国等事宜时，曾向迈克尔提到自己盼望有机会与科尔重逢，与托尼和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碰面。¹¹⁵作为“中间人”，他的基督教左派和工党朋友向知识分子行列敞开了大门。不久之后，波兰尼参加了经济史学会的活动，在查塔姆国际事务研究所做有关欧洲均势的演讲，还曾与科尔、托尼和R.W.西顿-沃森边喝茶边交谈。¹¹⁶

正当英国处于两次战争之间时，科尔、托尼和拉斯基形成了主导左翼政治思想的“三巨头”。波兰尼和他们都认为，工党成为女王陛下的反对党后，政治局势发生了转变。现如今，两大政党在有关社会制度基础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直到圆颅党和骑士党时期才被人熟知。¹¹⁷他们三人都加入了费边社，但无法容忍其功利、专家治国论的倾向及道德理想主义的缺失。尤其是科尔和托尼，他们的道德和知识观念受到了19世纪末期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潮在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缺陷和贫穷阶级的苦难时，曾一度处于创造性的混乱状态，后又为共同体寻找新的基础。¹¹⁸其中有两位主要人物，分别是贝列尔学院学者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和老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20世纪30年代，波兰尼酷爱阅读格林的一些作品。格林在这些作品中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念。¹¹⁹他吸收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想，支持黑格尔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描述。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公民与政府必不可少，在理论上将国家视为带有道德目的的民族共同体，尽管他抛弃了黑格尔的一种粗俗理念——国家建立了个人、社会与普遍精神之间的重要联系。¹²⁰但在格林看来，社会由政治元素和社会存在构成，并不是只有一盘散沙般的个人。自由主义“传说”中独立自主的个体虚构且有害，因为追求利己需要的孤立元素既无法生成有公德心的道德规范，也无法建立公民社会。唯有在社区生活中才能实现自我，因此政府有义务关心全体公民的生活是否美好。如果说格林使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变得激进，那么汤因比也将经济理论进行了激进化。他促使史密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思考并提出：苦难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经历的贫困与经济混乱是不公与自私的结果，而这些不公与自私本是可以避免的。汤因比的方法论命题是道德“与实用科学经济学的结合”，由此得出的政策性推论是应该修订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强调团体凝聚力、福利权益和国家干预主义。¹²¹格林虽然相对支持自由贸易，但他排斥“劳动力自由交换”学说。波兰尼在钻研汤因比的贝列尔学院演讲时深刻赞同格林的意见。¹²²

19世纪后25年和20世纪前25年，牛津大学全是转向左翼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他们大都是自由党支持者，几乎都在某些方面赞同社会主义。其中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¹²³贝列尔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和社会主义思想汇聚的主要场所，其大门向波兰尼的四位良师益友敞开。一是桑迪·琳赛（勋爵），牛津大学副校长兼牛津大学对外代表团（卡尔·波兰尼后来在此谋得一份职位）主席；二是托尼，先前在贝列尔学院工作，波兰尼早年在英国时经常与他碰面；¹²⁴三是麦克姆雷，贝列尔学院校友，曾于1924年帮助琳赛重返贝列尔学院担任院长；四是科尔，与麦克姆雷一样都曾是琳赛的学生。较为年长的琳赛和托尼是波兰尼在英国的推荐人（其他两个人是曼海姆和科尔），帮助初到英国的他谋得一份教师的工作。¹²⁵相比几年后的学生麦克姆雷和科尔，波兰尼对琳赛和托尼而言更恭敬、更有距离感。¹²⁶琳赛、托尼及托尼的妹夫威廉·贝弗里奇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爱德华·凯尔德（Edward Caird）的学生。1907年，凯尔德出任贝列尔学院院长。¹²⁷

现在，琳赛的名字已被人遗忘。这位道德哲学家的大型宣言中充斥着“夸夸其谈的基督教浮夸语气”，激怒了后现代派，而他那英国化了的黑格尔哲学也不再在职业哲学家中占据重要地位。¹²⁸但在20世纪30年代，琳赛是一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吸收了格林的哲学思想（一种倾向于加尔文主义的基督教）和卢梭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其公意学说，认为国家为服务于民族共同体而存在），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市场社会，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社群主义模式。随着经济关系掌控人类生活，市场社会引起“手段与目的颠倒”，从而削弱了个人责任感。琳赛在《基督教与经济学》（Christianity and Economics）（1933年）中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¹²⁹这篇文章认为，“基于道德平等、通过共同体概念表达的基督教‘运作理念’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础”，而且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这些原理的延伸。¹³⁰基督教不仅巩固了民主、平等、博爱等理念，还为个人主义两种形式中的其中一种提供了支持。琳赛将这两种形式视作现代性的典型对立。一种是理想主义，或“基督教信仰”——“根植于自由理想的个人主义……关注所有人的尊严与价值”。另一种是唯物主义，或“科学性”——“一种世俗的、原子论个人主义，由自我利益、事物掌控意愿以及权力与物质满足漠不关心者驱动”。在琳赛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后一种形式挤掉了前一种形式，使技术进步优先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他预测到了波兰尼的观点，指出物质革命“并没有与相应的道德革命和精神革命相伴而生”，¹³¹这解释了为什么两次战争之间的危机日益加深。

托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在一些方面体现了格林及其弟子凯尔德和查尔斯·戈尔（Charles Gore）的传统理念，比如，精神因素优于科学因素、倡导有机社会因信仰公共利益而团结一致、肯定国家在实现个性方面的作用。¹³²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建设性地发现了格林和托尼如何提出怎样实现社会团结方面的观点。格林坚决强调伦理和家长式作风，密切关注社区的社会服务。托尼同样关心社会服务，但他认为这从属于一种政治观点——假设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社会统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¹³³在他看来，社会应该围绕着“履行职责而非维护权利”来组织，而且受到保护的应该是那些履行社会义务所必需的权利”¹³⁴。他在《平等》（Equality）中提出建议，“（统一的）国民生活不应再由陈旧的产权和毫无意义的法律差别撕碎”。波兰尼在这本书的副本中给这句话标记了下画线。¹³⁵

托尼的观点涉及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设想建立一个功能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共利益由执行各自功能的个人来实现，出于社会目的，而非纯粹个人利益的个体活动构成公共利益。¹³⁶因此，他批判资本主义不是基于社会目的而建立的功能社会，而是围绕个人权利组织起来的机械社会。波兰尼对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大加赞赏。托尼在这本书中追溯了个人利益的动机，探讨了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如何取代曾盛行于中世纪欧洲的共同责任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服从实际生活情况，这是一种‘救赎’”，经济活动只是“个人行为的一个方面，起到约束作用的还有道德规则等其他方面”。¹³⁷托尼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社会责任（或“目的”）败给了“机制”，但局势在其衰退时期发生了扭转。¹³⁸波兰尼在《大转型》中预见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托尼认为社会福利的扩展在资本主义的灭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这些福利增强了工人的信心和安全感，所以往往会抑制经济产出。因此，“工业体系对‘恐惧动机’依赖了很长时间，以保证其效率，而这一动机已不再发挥作用”。¹³⁹

在贝列尔学院另一名老校友小阿诺尔德·汤因比的拥护者中，托尼是非常有眼力的一位。他尤其欣赏小汤因比的多卷著作《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正如本书所探讨的贝列尔学院其他激进分子（包括波兰尼）一样，小汤因比成长的环境中也四处弥漫着实证主义—辉格式社会发展的承诺，可最终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这揭示了西方文明的脆弱及坍塌的可能性。他开始全面反思自己先前乐观的世界改良论，这一观点在他对世界历史的宏大叙述中达到顶峰。该作品的前六卷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¹⁴⁰呈现了各种文明的兴衰史，在理论上将文明动力学阐释成由“挑战—响应”及“撤退—再现”次序（或法则）控制的渐进式周期性运动。后一种次序假定社会中富有成效的小众群体与不活跃的群体之间存在二分法：在回归主流之前，小众群体有意回避或退出意料之中的事情，通常相对独立地转向创造性活动。¹⁴¹但“挑战—响应”概念相对丰富，而且激发了波兰尼的兴趣。其前提是任何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解释性事件都是个人与社会面临的挑战，考验着他们的精神力量。个体在遭受折磨时可能无法成功应对挑战，也可能获得最终胜利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新的“创造”。¹⁴²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社会成员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每个成员都必须尽最大努力为自己解决问题”。每个问题都成为一项挑战。“通过这一系列严酷的考验，社会成员逐渐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一些人归于失败，而另一些人则找到了解决办法。由于考验接踵而至，一些文明中途退出，而另一些仍在竭力维持，还有一些则更具智慧与声誉——它们在此过程中释放出的新生力量与制度随后又会接受新挑战的考验。起阻碍作用的制度“要么迅速、温和地与新生力量和谐相处，要么在革命中遭到缓慢、猛烈的淘汰”。这种制度也可能公然反抗调整与淘汰，而在这种情况下，“反常的‘驱动’会造成一些社会暴行，这类‘驱动’现在将被未能掌握它的新生力量自动归为棘手的制度”。以上三种结果在每一轮“挑战—响应”的“总结果”中出现的比率“在社会命运的规划中至关重要”。¹⁴³这一点在两次战争期间显而易见。

波兰尼阅读小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书中一些玄虚的概括似乎牵强附会。但他显然同意小汤因比将民主主义和工业主义视为当代社会的两种主要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步入了历史性的危急时刻。¹⁴⁴波兰尼发现“挑战—响应”概念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实际上，这一概念后来成了他自己“双向运动”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甚至成了他的一种典型观点。他在阅读中领悟到，工业革命代表了英国“对商业革命挑战做出的响应”。由于银币流失接踵而至，这场革命对西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反过来，各种响应随之诞生——探索之旅、民族国家建设、海外帝国、奴隶贸易以及最重要的工业革命。因此，工业主义也是其中一种响应，但它同时也对其发展所依靠的“调节体系”构成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人们创造了市场经济；反过来，市场经济“对人类社会构成挑战”，“干涉主义”随之诞生。一项新挑战——干涉主义引起的“市场经济崩溃”——成为当代社会的特征。¹⁴⁵当时的问题在于会采取哪些响应措施。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回答了该问题，他巧妙地融入了“挑战—响应”辩证法。¹⁴⁶他自己给出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他所生活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倡导的关键理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一个分支（与小汤因比的理解一致）——苏联共产主义被视为“基督教的异端邪说”。¹⁴⁷

马克思主义：完善基督教精神

如果说波兰尼的世界观和政治轨迹都接近于贝列尔学院的社会主义者，那么他比这些学者（也许除麦克姆雷之外）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传统，这实际上揭示了波兰尼那十年对基督教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解。在那段时期，他对基督教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如第三章所述，他在维也纳时重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马克思关于市场社会的社会学知识非常丰富，尤其是在商品拜物教理论方面。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出版（1932年），加之麦克姆雷和其他基督教左翼信徒都对马克思充满热情，波兰尼对马克思的崇拜也进一步加深。¹⁴⁸

他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与基督教兼容，还“无意识地来源于”并体现基督教传统的精华部分，¹⁴⁹他说自己的观点是“基于基督教对马克思分析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认为与“基督教的内容”同义。¹⁵⁰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让基督教教义适应“复杂”的工业社会条件，尤其是通过其洞察力，即蓬勃发展的团体是个人发展的前提。简而言之，他认为基督教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冗词赘语，“一个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次是基督徒的立场”和“反过来一样不真实”。¹⁵¹在现代，两种信条简单地互相依赖，一个为社会变革提供道德基础，另一个则揭示如何实现社会变革。

和卢卡奇不同，波兰尼认为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而非体系”，¹⁵²实际上，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反复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认为这本书启发了人们对“理论和实际辩证法”的理解。¹⁵³但和他的老朋友不同，波兰尼并没有那么充分地理解马克思方法。相反，他强调了马克思的先知和人道主义特点，之所以说马克思人道，是因为他关注人类及人际关系，而且他希望社会主义社会“盛行独特的人道主义动机，即人际关系实现直接化、无中介化、私人化”。¹⁵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过了耶稣”。¹⁵⁵耶稣曾表示，“人类的真正本性”在于自由，实现自由需要“与他人的契合”，¹⁵⁶但是他没有——也不太可能——预见到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实现这一想法的困难程度。马克思证明：现代社会以其延伸的劳动分工扩大了人类相互依存的范围，但是通过一种让人疏远的方式，因而造成了“一种新的自我疏离悲剧”。¹⁵⁷

波兰尼对马克思进行解读时，将重点放在非市场社会和市场社会的对比上，前者的经济关系直接、私有，而后者的人际关系则通过非个人价值交换的形式体现出来，并且屈服于“商品拜物教”——那是一个“鬼怪真实存在的鬼怪世界”。¹⁵⁸对商品的盲目迷恋之后就是对资本的迷恋。尽管在现实中资本“仅仅是人类和自然互动的结果”，但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假装独立存在，是除了人和自然以外的第三大原始生产要素”——而“人和自然是否高效”的确取决于其“存在和数量”。¹⁵⁹此外，市场社会以多种方式分裂人。¹⁶⁰首先，由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通过市场媒介加以处理，因此个体经济行动者从同伴中分离出来。每个人的命运由价格决定，这就妨碍了“人类的道德发展”，降低了每个人考虑自身行为后果的能力，阻止我们认识自己的人性，不能“赶在上帝前”承担责任。¹⁶¹其次，与此相关的是，市场社会可以引起社会领域的制度分离。¹⁶²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问题”，因为它从一个由价格机制主导的经济领域中隔绝出来一个政治区域，在这个政治区域里能得到经济领域里无法实现的“责任”。¹⁶³最后，波兰尼相信市场经济会确立阶级分化，这与他早期的自由社会主义观点正好相反。阶级界限把政治团体搞得四分五裂，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政治团体，这就是“世界飘向毁灭的终极原因”。波兰尼在20世纪30年代才认识到这一点。由于国家长久以来在很多方面都未能掌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将会“缺乏进行经济大调整的信念和力量，但正是这些信念和力量才使今天的民族共同体成为可能”。¹⁶⁴

考虑到“资本主义”可能会分裂社会发展且模糊社会关系，波兰尼总结了“与此对抗的反叛者的真正本性”，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发现。¹⁶⁵他和马克思在一点上存在分歧：在他看来，马克思认为阶级是“终极现实”，而波兰尼认为这一词仅适用于“整体社会的利益”，当各阶级能作为一个整体、作为“进化先锋”代表社会时，阶级才能起到作用。¹⁶⁶但至于先锋角色应由谁来扮演，波兰尼和马克思达成了一致。马克思曾指出，现代工业社会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内含解决”社会自我疏离的“种子”，因为无产阶级能领导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构。¹⁶⁷这种能力源自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让其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仅有且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为工人对于社会再生产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社会“可能包括工人”但不能包括“所有者”——无产阶级是“普通人的代表”。¹⁶⁸为了支持这一论点，波兰尼援引了耶稣，称耶稣“结交穷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同情，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人类”。¹⁶⁹他总结道，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一场变革，建立这一群体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将人类关系变得“直接化，即个人化”。一旦能实现这一点，“人类社会将会变得真实，因为它将会变得人道：人和人的关系”。¹⁷⁰正是因为“否定这一事实才导致了目前世界危机的爆发”，解决之道也就出现了——理论上在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¹⁷¹

莫斯科苦难

整体而言，包括波兰尼在内的基督教左派都是苏联的忠实支持者，他们自豪地将有十字架与叠加式锤子镰刀图案的横幅带上去游行，¹⁷²但这一行为并未受到世界上虔诚基督教徒的欢迎。例如，迈克尔·波兰尼因“马克思主义和圣经主义的结合越来越能被现代基督徒所接受”而大为恼火¹⁷³，而他的哥哥就在这些基督徒之列。

熟悉卡尔和迈克尔的人一定会惊讶于两人的性格竟然相差如此之大：外向、充满活力、成天乐呵呵的哥哥和拘谨、“英国人”式的弟弟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他俩格外亲密。孩提时期，两人的关系用卡尔的话来说是有“狂热、深切的感情”，兄弟俩一生都关怀和尊重对方。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两人曾非常亲密，有相同的世界观，都对反唯物主义思想和基督教充满兴趣。这是兄弟俩的“黄金时代”，¹⁷⁴这一时期尽管双方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尤其是面对社会主义），但双方之间基于相同精神的温暖感并没有遭到破坏。直到1932年，快活的卡尔告诉母亲，他和迈克尔理解了“我们对苏联的看法”，这些看法使两人分割开来，但“现在相当一致”。¹⁷⁵这种一致未能持续下去。当他们搬到英国，紧张而痛苦的时期便开始了——用安德烈·纳吉（Endre Nagy）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哀伤的分裂”。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僵，究其原因，有个人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有些人认为迈克尔一直不支持卡尔移民到英国，对卡尔的到来也很冷淡，他还将两人的摩擦归咎于卡尔的忧郁症及其对苏联的态度。¹⁷⁶在卡尔看来，主要原因是兄弟照顾责任的失衡。“我们亲爱的父亲让我从29年前开始照顾你”，他在1934年提醒迈克尔，“到现在，你不需要我了。”¹⁷⁷卡尔提醒43岁的弟弟，自己的父爱关怀已是多余，但急切地再三表示，只要弟弟需要，他就会出面。这其中有明显的家长式作风。战争结束后，卡尔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到达英国后倍感烦躁时，他需要有人照顾，但弟弟的回报不如卡尔所期待的那样多（其他人被留下来照顾病人，“总是由其他人来照顾”¹⁷⁸）。20世纪30年代，双方认识到物质环境不平等后，这种隔阂加重了：哥哥波兰尼住宿舍，四处奔波打零工，而弟弟住在曼彻斯特的宅邸里，房子带有三个讲究的接待室和六个卧室——更别提给仆人住的两间房了。迈克尔和夫人玛格达（Magda）在请了一个“互裨”姑娘之余，还请了三个仆人。¹⁷⁹玛格达本身也是造成兄弟矛盾的另一个原因。她充满忌妒，不信任丈夫的兄弟姐妹，控诉卡尔榨取她丈夫，诋毁他是一个“吝啬鬼”。她还不怎么掩饰自己对伊洛娜革命活动的极度反感。¹⁸⁰据卡尔回忆，兄弟俩尽量去忽略她的敌意，但是这种敌意太强，从1934年左右起“逐渐奏效”。¹⁸¹

同期，卡尔和迈克尔在政治上开始出现长期的分歧与对抗，涉及经济规划、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苏联方面。迈克尔几次出访苏联，在《苏联经济学》（USSR Economics, 1935）和《自由的蔑视》（The Contempt of Freedom, 1940）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最早提出理由证明斯大林经济并非中央计划，坚持认为苏联直到1921年才开始尝试“计划经济体系”。五年计划“不是计划经济体系，而仅仅是计划生产体系，但即便计划生产体系这样的表述仍然是夸大其词，因为这一体系没有将重点放在计划的系统性上”。¹⁸²简而言之，苏联系统和资本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有权’根据私人协议是不可转让的，因为‘所有者’（管理者）由政府指定”。¹⁸³

这一分析正好与卡尔的观点截然相反。在卡尔看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系统建立前，苏联一直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在30年代中期，他意识到苏联出现了“新的民主形式”，并坚决为莫斯科审判辩护：审判通过撤销“阴谋的威胁”确保“在共产党内更大的辩论自由权”。¹⁸⁴兄弟俩为这些问题争来争去，其间还说了些刻薄话。迈克尔发表了一篇《真理和宣传》（Truth and Propaganda），质疑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的谄媚文《苏联共产主义》（Soviet Communism），卡尔则控诉他和他的亲苏对立者一样可悲地有偏见。在同一封信中，卡尔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迈克尔提出的科学探究自治活动，但不赞成他片面批评苏联的保护态度。这就忽视了一些国家（如美国）中的明显相似之处，在那里，大企业已“如你所预料的那样，牢牢地掌控了教学和研究”。¹⁸⁵

当涉及苏联对兄弟俩侄女伊娃的处理时，两人之间发生了情感冲突。1932年，伊娃和丈夫亚历克斯·魏斯贝格（Alex Weissberg）搬到了苏俄。他支持共产主义，而伊娃主要被“好奇心”打动：她希望看到“山后面”是什么。¹⁸⁶亚历克斯在哈尔科夫是一名物理学家，而她则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家瓷器工厂找到了一份设计总监的工作。1936年春天，她被逮捕并遭监禁，受到荒唐的伪造指控，说她和托洛茨基分子密谋将纳粹符号走私到自己的陶瓷工作室，还持有一把手枪，明显有刺杀斯大林的意图。¹⁸⁷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斯大林亲自介入她的案子，伊娃在卢宾卡待了16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¹⁸⁸为了努力保持神志清醒，她在脑子里下象棋、练习法语对话、作诗等，但最后被骗签下了一份伪造的坦白书。¹⁸⁹回到监狱后，她因被骗且牵连熟人而陷入巨大的痛苦中，想割腕自杀。有关她用来割腕的工具有几个版本，有人说是藏在鞋后跟里的剃刀，也有人说是一根金属丝，但要么是工具没起到作用，要么是看守及时制止，最后她还是活了下来。¹⁹⁰不久后她即获得释放——这在1938年的苏联绝非易事，这部分归功于她妈妈劳拉（那时她正好住在莫斯科）的游说。¹⁹¹叔叔因伊娃的遭遇而恶言相向。卡尔告诉迈克尔，“重点是有人说了一个显然的事实，那就是伊娃受到了最公正的司法审判”，迈克尔对此又惊又怒。伊娃告诉迈克尔，她的审讯员“跟她强调，她必须要坦白‘一点’，这样他们能有个‘常规审判’，否则她将会不经审判便被枪毙”。由于长期背负这种压力，“她的身体垮掉了，提供了假供，牵连了和她一样无辜的人”。¹⁹²卡尔回复时总是闪烁其词，还嗤之以鼻地说，侄女“总是由着她的心情和情况”描述自己的经历，前后变动很大。他还断言，她已经明白苏联的公诉人有责任“根据法律行事”。¹⁹³

伊娃所受的折磨一方面造成叔叔间的争吵，另一方面被儿时玩伴阿图尔·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移作他用。他以此为原型塑造了《正午黑暗》（Darkness at Noon）的部分叙事人称和人物，叙述了在古拉格监狱的政治酷刑和心理折磨。¹⁹⁴克斯特勒对自己的作品非常了解：他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搬到苏联，爱上了一名文员，但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有意无意地把她出卖给了秘密警察，“从此杳无音信”。¹⁹⁵在莫斯科审判期间，他抛弃了共产主义，分析苏联是 “国家资本主义的极权主义独裁政体”¹⁹⁶——和他的密友迈克尔·波兰尼的解读一样。他还在论文集《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中向迈克尔致谢。这本论文集的核心文章《苏联迷思和现实》（Soviet Myth and Reality）批评了苏联的法制。除此之外，文章还表示，《1935年苏联法典》（the Soviet Code of Laws of 1935）有关“对抗少数民族犯罪的措施”将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降至12岁，包括死罪，以此证明苏联已经抛弃了进步政治的假象。¹⁹⁷这就惹怒了卡尔。他立即气冲冲地给《新政治家和民族》（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写了一封信，说克斯特勒是“十字军”，准备严重歪曲事实来玷污苏联的名誉。他在信中承认，少年犯罪的司法权已经从教育当局转移到法院，但证明这一举动是合理的。“经验”表明，“黑社会”曾剥削过被学校处理的问题小孩。此外，克斯特勒还声称，12岁的孩子可能会在面临死刑时歪曲事实。¹⁹⁸

在最后一点上，波兰尼是正确的。1935年法典确实规定，仅在特定的而不是正常应判死刑的罪行中，12岁以上的少年须承担犯罪刑事责任，¹⁹⁹但他的对立者在关键问题上无疑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死刑范围扩大，1935年的法典是很残暴的。实际上，正如克斯特勒所说，没有任何“民主国家”准备好在刑事法庭上将12岁的孩子当成人对待。²⁰⁰他还准确地指出，“列宁逝世后苏联立法历史”的特点是“个人自由在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都逐渐冻结”。²⁰¹这不仅包含著名的禁止清单——堕胎、同性恋等，还延伸到了波兰尼最珍视的文学作品《哈姆雷特》（Hamlet）中，其演出被斯大林下令停止，可能是因为故事情节涉及篡位，又或者是因为似波兰尼一般的主人公缺乏苏联英雄果断、乐观和坚毅的品质。

外国女子以授课、协助家务等换取膳宿、学习英语等，不取报酬。——译者注

加宽美国的护城河

波兰尼中意的国家除了匈牙利以外，向来都是大国，这些国家是历史进步的发动机。在他小时候，苏联、“英格兰”和德国排在前面。20世纪30年代及之后，苏联就一直是他最喜欢的国家，他希望苏联能够引领“未来几百年”的世界。²⁰²在同一时期，他对德国的偏爱逐渐减弱，开始喜欢中国和美国。²⁰³他非常欢迎华盛顿和莫斯科一并主导世界事务。“我对美国的信念就像对苏联一样，从未动摇过”——他在1939年早期这样宣布。尽管两个国家有诸多差异，但在两个方面特别相似：在政治上，两者是现代史上仅有的两个基于“一个慎重从容的决定——建立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在社会上，随着“教育在工厂工人的散布开始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改变”体力劳动的性质，二者都建立了工业工作和脑力工作的“新型联系”。²⁰⁴

尽管波兰尼一开始就喜欢苏联，却从未访问过该国，他倒是去过美国。他最初到那里做了两场巡回演讲。²⁰⁵1934～1935年，这些演讲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正好他也能去拜访亚西。他热爱教学，因此他访问的学校都向组织者表示感谢。²⁰⁶别人事先警告过他，“在南方小一点儿的大学里”，学生“格外讨喜、异常聪明，但不幸的是，他们无论怎样都对国际事务缺乏兴趣”，但他很高兴地表示“后一条看法明显错误”（尽管在国际冲突课上，他发现“唯心幻觉主义和轻信犬儒主义”之间存在两极分化，令人遗憾）²⁰⁷。但巡回演讲是一种不稳定的工作。旅程让人筋疲力尽，他乘卧铺火车或灰狗巴士从克拉克斯维尔到帕克维尔，从康威到拉斯顿，从新威尔明顿到塔斯克基，从奥尼昂塔到萨拉托加温泉市。²⁰⁸有一次巡回“在中西部待了六周，在中部和东南部游走了八周，在东部待了几周”，还“在大约30个大学里”短暂停留了两天，并对“一些高中”做了两天短期的“采访与拜访”。²⁰⁹举个典型例子，在爱荷华州的得梅因，他给扶轮社（Rotary Clue）和妇女协会演讲，拜访了一家肉类加工厂、一家毛纺厂、一所残障儿童学校以及当地报社，之后又去了道奇堡（“正是孤立主义者的堡垒”）演讲。波兰尼抱怨身体因工作累垮了，组织者对此也承认，他的工作负载过重，去的地方要么很难到达，要么非常偏远。²¹⁰此外，这些旅程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卡尔是一位独自照看孩子的家长——尽管卡丽能和格兰特一家生活在一起。实际上，她自从来后，就一直和他们生活。

尽管旅程充满艰辛，波兰尼还是有许多“极其有趣的经历”，让他在短期内了解了大量的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²¹¹从让·沙尔·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de Sismondi）时期起，偏左的欧洲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对企业界控制美国社会和文化的程度表现出恐慌，但这种现象现在因新政得到了控制。²¹²在某些方面，波兰尼仍然坚持传统、怀疑的态度。开国者因痴迷“派别和暴民统治”而将已宣布的“保守资本主义倾向”列入宪法，²¹³旨在将私人财产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规定前者“受一切最高的保护”以抵抗政治的干涉。因此，“尽管有普选权，美国选民在所有者面前仍束手无策”，大企业能使出浑身解数来“削弱政治机构的权力”。²¹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福利保险的相关规定，美国的社会政策都比较落后——此外，它不同于英国，“没有聪明的基督徒公众”²¹⁵。

不管怎样，波兰尼仍然喜欢上了这个国家。1936年，他就在期待下一次旅程，“几乎带着点思乡情节——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终于，1939年，他开始计划美国之行！²¹⁶加拿大的朋友告诉他美国可能有工作机会，他甚至冒出移民的投机想法。²¹⁷因为美国社会有太多他所珍视的：它的活力、政府制度、外交政策（“一个无所畏惧的大陆释放出胸襟宽广的信号”……感觉自己充满人道主义的民族精神，因为这个民族几乎没有外国财产，并且似乎有必要的道德力量去放弃这些财产），尤其是“普通大众”——众所周知是“领先各团体领导”的。²¹⁸他对美国民主的认知掺杂着矛盾。他一度写道，“战时英国民主（自由、宽容、言论自由）存活下来的程度令人吃惊。这奇迹般地震惊了美国人，因为他们即便在和平年代也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和良知”。²¹⁹他也曾指出，尽管宪法有错误，但它将“民粹主义—民主”的特点嵌入政治。²²⁰多亏美国没有封建历史，美国民主得以“比英格兰”更能体现“自由观念，比欧洲更能体现平等观念”。²²¹这些想法可能会因收入不平等而遭到破坏，但波兰尼大胆猜测，在美国，富人不会“觉得高人一等”，而“普通人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²²²美国与有悠久阶级历史的英国不一样，除了“种族隔离”以外，这个国家“无论哪个收入阶级，都共有一种言语、一种行为、一种礼仪标准及一种观念”。²²³因此，大众的受教育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²²⁴在有关美国的一切事物中，波兰尼对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一个伟大的领导）和新政最着迷。他预言到，从大萧条的低谷走出，“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美国壮大”。²²⁵

波兰尼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着迷于罗斯福新政。最初，他和共产国际、工党左派一样，都对新政持怀疑态度。他猛烈批判罗斯福对1933年世界货币大会的破坏，认为这一举动加重了大萧条，²²⁶还将他的智囊团——策划第一次新政的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和“计划经济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²²⁷但当第二次新政（1935～1936年）在工作战斗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实施公共工程和社会保险项目时，他就开始喜欢罗斯福政府了。他在评述政府行为时，不再对新政猛烈批判——其财政和福利措施的保守主义、企业内部人士对其的控制、对公司利益的促进等。²²⁸有一次他去了满是灰尘的田纳西流域进行巡回演讲，在那里，州政府对农村电气化的投资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在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写的报告里，他赞美新政能将工业上升至大众关注点，同时各州有了共同决定权。²²⁹在《大转型》一书中，他也称新政在努力“打造围绕劳动和土地的护城河”——当然，这条护城河比欧洲的更宽。在其他方面，他把“这位转型后的党派政客”称为“政治家富兰克林·罗斯福”，并在其抛弃早期孤立主义、克服“非常顽固的公共观点”时深感欣慰。罗斯福有能力抓住危机紧要关头的社会学原理，因此能果断领导国家，这才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灾难。之后，在30年代末，他能精巧地“为国际主义者任务”准备“孤立主义者群体”。当他抛弃新政，控制福利计划，并转而关注战况时，波兰尼仍然支持他。他指出，“罗斯福在政治上迅速统一整个国家，通过高明的操纵和明智的判断为国际主义任务”准备了“一个孤立主义者群体”，让整个国家“在几个月内就完成了希特勒几年才完成的任务——将工业潜力转化为战争生产力”。²³⁰这体现了“美妙伟大的民主”，并证实了波兰尼的观点，即美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²³¹

爱家之心

遗憾的是，1936年，波兰尼得去英国找一份教学工作，于是他不得不停止在美国的旅程。²³²但留下来也有好处。同年4月，患肺结核的伊洛娜在意属里维埃拉调养了几个月后回到伦敦。²³³在那时，“迪基（Dicki）”（胖子）——亲人都这么叫波兰尼，这一昵称是卡丽取的，小孩子见到爸爸的疝气肿块就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外号——住在基尔伯恩一家由儿童精神病医生管理的寄宿学校里。这位医生到处找厨师，后来将这份工作给了伊洛娜。尽管伊洛娜干家务活儿实在不在行，但她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欣赏，到最后连主人都说希望波兰尼能“一直像客人一样在这里”待下去。²³⁴迪基偶尔在厨房帮帮忙，但仅限于帮忙看看炉子上壶里的热水烧好了没，从来不会帮着做饭。²³⁵唐·格兰特回忆，他“非常老派”，20世纪30年代时“男人有几件事情是绝不会做的，做饭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戏剧性的场合就能说明他做饭技能欠佳。那次，他招待朋友肯尼斯·穆伊尔（Kenneth Muir），“两人坐下来，谈个不停。几个小时后，穆伊尔说‘是时候吃午饭了’，迪基回答说‘我来搞定’，然后走进旁边的屋子里”。一两分钟后，他出来了，两人继续交谈。时间过得很快。“突然一声爆响。原来他把一罐没开封的豆子罐头直接放在了炉子上！”²³⁶

伊洛娜来的那一年，正好卡丽也要去寄宿学校。1936年初，她被精英私立学校比得莱斯录取。尽管拿到了奖学金，但还是要交一些学杂费。一月月，一年年，父母都在到处筹钱，恳求亲朋好友捐款帮助。²³⁷波兰尼曾批评英国的教育系统呈阶级分化，他还坚持认为（赞成亚当·斯密）“唯一可靠的原则是适用于各阶级的全国统一教育”，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对筹资这一决定没有丝毫疑虑，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自相矛盾。²³⁸伊洛娜同样没有意识到，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就“眼巴巴地望着六个表兄弟姐妹去英格兰更新、更先进的寄宿学校比得莱斯”，现在她希望能为女儿提供当时她没法享受到的待遇。²³⁹

对卡尔和伊洛娜来说，1936年是幸运的一年。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分离后，两人终于恢复了（基本）正常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物质环境不够舒适温暖。基尔伯顿是一个“寒酸的社区”，他们住的基本上是毛坯房，而且床垫直接放在地板上。²⁴⁰伊洛娜劝他们搬到乡下去住，她说这样生活成本更低。但据女儿说，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从小在草木鸟兽中长大，“热爱园艺”。²⁴¹此外，她非常想将卡尔拉出基督教左派，因为不喜欢“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也不喜欢它的社会学。²⁴²格兰特一家和麦克默里（Macmurrays）一家曾考虑一起建立“家庭”，作为试验性“社会单元”，但这种计划从未付诸实践。²⁴³格兰特和麦克默里家以及他们更广的圈子友谊如同志般热切、亲密——当然是指这些词的旧式用法，偶尔也可以取用现代的意义。²⁴⁴伊雷妮（Irene）全心全意地崇拜波兰尼，他们的友谊也可能超越了正常边界。后来伊洛娜在生活中向女儿透露，她能够接受卡尔和伊雷妮的亲密，但是无法忍受她在维也纳时收养卡丽。²⁴⁵不管真正的细节如何，毫无疑问，她因为忌妒卡丽、卡尔和伊雷妮的关系而希望给家和伦敦区分一条明显的界线。²⁴⁶幸运的是，她丈夫也因工作需求要搬出去，正和她不谋而合。最终就是禁止波兰尼信奉基督教积极主义，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辅助运动的精神领袖佐耶·费尔菲尔德去世了；波兰尼和麦克默里的友谊变淡了；教学有压力；他搬到美国；过去曾激励该组织的法西斯威胁在1944年之后变弱了。²⁴⁷

1937年7月，伊洛娜找到了他们的“乡村牧歌”：一所“完全荒芜”²⁴⁸但阳光明媚的小平房。在房子上可以俯瞰布满啤酒花烘干室的如画山谷，就处在肯特郡“丑和美”的分界点上，但是面朝后者。²⁴⁹这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电，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到路边坐车去伯勒格林火车站或靠近梅德斯通的地方，但对波兰尼至关重要的是，这里有电话信号。²⁵⁰伊洛娜马上开工建起了花园，但北部丘陵的土非常坚固，“你得拿着丁字斧”才能挖得动。一年后他们再次搬家，这次搬到了几英里外的肖勒姆美丽的肯特郡村庄。伊洛娜“爱上了”他们的新房子，这座新房子名为“冬青宅”，有古老的墙和凹凸不平的地面，厨房带有厚厚的横梁和舒适的壁炉。最重要的是，屋子带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春天里百花齐放。²⁵¹尽管卡尔和基督教左派的联系变弱了，但他总体上“像在校男生般快乐”。²⁵²坐在桌旁，他能享受“阳光拥抱树林，绿色的田野沐浴在一片金色中”。²⁵³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为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WEA）授课。

上课给的薪酬很少，但是要投入大量心血，因为所教授的核心课程——英国社会和经济历史是波兰尼从未涉足过的。他花了大量时间来准备课程或坐火车、绿线巴士去肯特及苏塞克郡附近的城镇上课。²⁵⁴有些课上得很不完美，因为疝气疼得厉害，他的“身体吃不消这种工作负担”——甚至有时无力拿起自己的“箱子和必不可少的打字机”。有些的确“失败”了，尤其在莫利学院上的那些课简直就是“历经危机”。他告诉迈克尔（瞒着伊洛娜），至少有一个大学的雇主“完全有理由对我不满意”，他甚至考虑辞职以“减轻给学校带来的麻烦”。但总体而言，光明多于黑暗。上课分学期进行，从复活节到九月底他都不用上课，可以做研究，路上的通勤也是轻松的（“我再高兴不过了，”波兰尼给迈克尔写信说，“没有什么比工作劳累后坐着火车回家，看着窗外的英国乡村风景更令人高兴的事了”²⁵⁵）。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教学还是带给了他极大的满足。波兰尼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干这行的”，准备WEA课程时——考虑到学生主要是白领工人，如实验室技术员、文员、记者和托儿所保育员等——就像自己要在哈佛为受邀听众演讲一样。²⁵⁶他以前的学生在追思中满怀感激地描述了他的教学风格：“他讲得很少，但是他有非凡的能力让大家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他抛出一个想法，和缓地引领我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到的角度去审视这个想法。”他能“高效”运用“讨论策略，很多人都感觉波兰尼备课的时间可能比准备一场正式演讲的时间还要多”。这个学生还回忆，波兰尼“认为自己的学生不只是一群他每周过来看看即可的人”，他对自己学生的了解“就像私人朋友那样，在我们的个人阅读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还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此外，他幽默感十足，富有个人魅力”。²⁵⁷

波兰尼的教学经历让他深信成人教育可以成为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WEA对他来说是理想的机构。WEA的主席是托尼同志，科尔同志则是导师协会的主席。该机构旨在为因社会环境受限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人提供广阔的通识教育。在波兰尼看来，机构的目标是让工人阶级从毕恭毕敬的习惯中解放出来，激起他们的斗志，培养他们的历史使命意识。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向工人介绍他们的阶级历史，突出“社会制度的统一”、社会变化的前景以及劳工运动面临的挑战。²⁵⁸这样的计划将会突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设定”：个人应该按照获得原则来行动，工资系统是在所难免的，经济活动应“从公共生活和社会道德中移除出去”，巨变“要么不可能，要么不道德”，“计划是通往农奴制的道路”，“流行规律是文化的天敌”。²⁵⁹对于那些声称WEA提供了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有偏见的社会而对其进行控诉的人，波兰尼竭力维护党派原则，说它是批判性教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将劳苦大众化为“有责任心的”社会成员的必要因素。²⁶⁰除非工人学到了“宪法小说”的重要性和社会功能，否则将沦为“传统崇拜的无助受害者，成为一个受限的笨蛋而非一位有责任心的公民”。²⁶¹

波兰尼指出，WEA的左派批评者指责WEA倾向慈善和自由，只是在团结工人，而不是让他们更为激进。后来就连科尔也遗憾地表示，鲜有“真正的工人”在塑造WEA中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WEA从未真正地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教育运动”，只是在“努力成为这样的运动和成人教育的‘普通提供者’”之间徘徊。²⁶²在某些程度上，波兰尼同意这些吹毛求疵的说法，还批评WEA没有充分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使命”为导向。但是他逐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流派，后者赞成要更严格地阐释WEA的使命，否则其他代替系统将产生“不负责任的讨论者”，对民主构成威胁。²⁶³他意识到受益于成人教育的工人通常能够“移居”到“更绿的草地”上——成为他人羡慕的对象，而他们的同事仍在工资微薄的工作中苦苦挣扎，但波兰尼抗议，这样至少赋权给工人，也削弱了教育的阶级划分。在英国，正因为有这样的教育阶级划分，工人阶级才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而上流社会则学着去发号施令。²⁶⁴他哀叹道，“在这样一个基本封建的社会里”，教育“是特权阶级承担领导、责任和规则任务的教育”，而其他人则要学会去接受自己的从属地位。²⁶⁵

在波兰尼看来，英国可悲地分成“两个国家”，而教育系统就处于中心地位。他忘了儿时对英国绅士的印象，但他谴责上层阶级：他们缺乏“道德情感”的程度和摆绅士架子的程度一样。²⁶⁶他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要“势利得多”（他还开玩笑说，“即便我们要努力成为势利眼”，跟英国人比起来，也都是“业余的”²⁶⁷）。但他们“绝不堕落”。²⁶⁸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普通大众的堕落造成的危险比统治阶级更严重，英国在这方面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²⁶⁹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社会分成受教育和未受教育两类，但是阶级间有密切的交流。相反，在英国，阶级划分鲜明，工人缺乏自主：他们“不善表达”，畏惧“责任”，“极为感情用事”，“与社会隔绝”。²⁷⁰最初他们因工业化的创伤被迫麻木顺从，遭到非人对待，失去文化，失去信心，之后得以享受富足经济和国家带来的更高生活水平，与资产阶级习性捆绑得更牢固，最后却陷入了萧条的30年代，大量的失业、总罢工失败的后遗症、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政府的紧缩政策让他们开始听天由命、俯首帖耳。²⁷¹同时，政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和欧洲大陆正在经历完全不同的民主化进程。英国的民主出现得稍早，社会普遍平均之前就有了民主。这就确保将普通人排除在民主党员之外，相应地，也巩固了自由而非平等在英国民主中的优势地位。²⁷²即便民主历史悠久，但就连普选权也无法解放英国的工人阶级，“因为它内戴枷锁”。²⁷³相比之下，大部分欧洲大陆，尤其是东部的工农工资和地位虽然很低，但他们这些人民群众就是人民，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例如，比较托尔斯泰或果戈理（Gogol）作品中和英国小说中的人物，只有在读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时“人们才会感受到认真对待穷人的同等态度”。²⁷⁴

对市场系统恨之入骨

除了哈代的作品，波兰尼也酷爱英国和爱尔兰小说，尤其是吉卜林（Kipling）、萧伯纳（Shaw）、D.H.劳伦斯（D.H. Lawrence）、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作品，同时他也从其他方面感受英国的文化生活。唐纳德·格兰特的儿子唐邀请他去参加板球比赛时，他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在罗兹足足待了两天。第一天波兰尼“相当中立”，别人问他还会不会再来看比赛，他说：“会的，但是规则得讲清楚。”“第二天，”格兰特又带他去了，“他很专注，关注比赛的复杂性及其象征主义。他不是运动员，但对一切行为涉及的意义都很感兴趣。他对人类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但他可能再也不去观看板球比赛了！”²⁷⁵

如果抛开板球不谈，波兰尼在本质上还是相当亲英的。他到达英国时就相信英国对解决世界问题“有独特贡献，也可能是决定性的贡献”，还认为“如果我能习惯英国生活和英国思维，我就能做出其他一切都无法让我做到的贡献”。²⁷⁶他赞美自己眼中的英国特质（带有荒谬的夸大的意味），包括忍耐力和拒绝“打击倒下者”的精神。²⁷⁷长期以来，他都尊重英国的政治文化，却意外地缺乏对既得利益的批判性认识，既得利益实则巩固了英国政治中被大肆夸耀的传统。尽管有人警告说，英国宪法和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的民主传统想要在英国长期存在下去，需要将“真正的社会平等”引入英国的政治机构中，但他仍称赞英国宪法（与美国一起），认为它是自由的灯塔，极力赞扬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的民主传统，称其为“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共同财富中无限的宝贵资产”。²⁷⁸英国“对世界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宽容观，波兰尼认为这种宽容观不仅包括对不遵从者和少数民族的接受，还确信其自身的政治机构不应强加于其他国家。²⁷⁹

但在另一方面，英国经历大大考验了他的亲英态度。据伊洛娜回忆，“对市场系统的极度厌恶、《大转型》背后的热情”都来自他与资本主义经典故乡的相遇。“以前没有，但自从有了之后，就一直持续到最后。”²⁸⁰她这一番评述无法全面概述其丈夫对市场经济的失望，但还是提供了一些信息。他们初次相遇时，他还是市场经济的热衷者，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机制，一种占有货物的个体易货法。²⁸¹20世纪20年代，他退出了正与专制联合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开始谈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利益均等。30年代初期，他观察到全球市场的加速发展以及计划经济在苏联的崛起。他对市场系统的批评一直在变化，搬到英国后这种批判加深了，涉及他所经历的经济和社会，这些都是他对英国历史研究后的结果。

在一个有关当地历史的问题上——英国是否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波兰尼有些犹豫。有时他认为英国“主要是贵族和乡村的”²⁸²政治文化，或者甚至是“封建的”，社会凝聚力“建立在他们认为不同的职业团体垄断及特权的基础之上”，而经济生活的社会附属物流行以“为每位生产者谋取生产环境、薪资、职业荣誉和传统的稳定性”为目标。这些准则往往会压制“原子化个人主义”和“无限竞争”。²⁸³但波兰尼主要认为，自19世纪以来，英国受城市和市场的驱使，政治生活受金融和工业利益的控制。²⁸⁴

当波兰尼介入一场有关英国经济历史的开创性讨论时，他的这种立场就转变了，这场讨论涉及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一方是以老阿诺德·汤因比、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哈蒙德一家（the Hammonds）为代表，这些人批评工业主义对穷人的影响；另一方是修正主义派，以约翰·克拉彭（John Clapham）为代表，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全面利益和社会经济的渐变性。²⁸⁵波兰尼站在汤因比这边，和他们一起强调“普通人遭遇的相对于大灾难的经济特性的社会特性”，但比他们更坚信市场经济诞生于19世纪，爆炸性地霸占了重商主义秩序。²⁸⁶之前的体制依靠集体感以期重现，其经济是“无形的”，核心要素——劳动分工、分配方式、行为目的——与非经济价值和机构密切联系，市场仅仅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次要特征。19世纪早期，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瓦解了这种有机统一的特征，使经济生活脱离了社会结构。波兰尼在解释这一剧烈分离时强调了两个因素。第一是科技发展——他和欧文、施穆勒及萨博一样称其为“机器”。²⁸⁷有些人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引发工业革命中发挥了作用，波兰尼却对此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资本主义源自商业社会引入高科技，因为单有商品市场对“机器”毫无益处；它“需要一切生产要素的市场”。²⁸⁸第二是在意识形态上为土地和劳动的商业化辩护，形式则是一群知识分子在工业革命时期主导英国的政治经济。²⁸⁹就此而言，他提到了史密斯，后者认为人类生来就具有市场行为；埃德蒙·伯克为劳动商品化辩护，还“认为商业法则是上帝法则”。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征服和不平等进行理性的解释，称它们“是人的自然状态”，但他真的特别讨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因为他们论证了停止户外救济的合理性。²⁹⁰这一措施将对饥饿的恐惧化为有效力量，运转的劳动市场得以在1834年问世。²⁹¹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学说支持的道德信念“是毁灭性的。痛苦被视为自然的治愈，任何人道主义行为都被认为是反人道罪，因为一定会增加他们的痛苦”。²⁹²李嘉图的工资铁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扮演了极其邪恶的角色，因为只有这般公认僵硬的法则才会让穷人铭记“注定要在悲惨中劳作的确定性”，从而“甘愿服从自己的命运”。²⁹³但波兰尼告诉学生，当土地和劳动仅仅是按照市场法则生产和再生产的商品时，遵循市场自由而建立社会无疑是空中楼阁。如果经济自由主义能完全控制社会物质生活的话，它也一定会毁坏物质生活。事实上，在19世纪早期，英格兰害怕这一显然的命运，做出了两种回应，分别来自开明的保守派和自由的激进主义，这些回应为之后的思想潮流（尤其是基督教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阻止了人类和自然沦为商品。经过这些反思，波兰尼完成了成名之作：他引入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思想，激起了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应；他为这次特殊的“挑战和反应”起了一个新名字，即著名的“双向运动”。他准备将“双向运动”写进《大转型》的手稿里。

第五章 大灾难及其起源

1940年初，就在“假战争”的前几周，全面军事敌对发生了，而波兰尼幸运地躲了过去。多亏伊洛娜和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爵士之间的家庭渊源，她和卡尔分别在3月和4月收到了入籍文件，要是没有这份文件，他们很可能就成为上万个持轴心国护照的英国居民（以犹太人为主）之一，这些人在1940～1941年被当成敌国侨民囚禁在马恩岛。¹英国公民身份——之后他一直保留此身份——让他能撤离到美国，在战争时期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就无法保证能被允许回去。²就卡尔的身体状况来说，战争期间的英国不是合适的居所，他要花钱才能去伦敦大学的图书馆，更何况去伦敦也不太方便，这些都阻碍了他的研究³（至少有一次铁路运营是由于战争而彻底中断的⁴）。好在波兰尼入籍后很快就得到了本宁顿文理学院的常驻访问讲师岗位，于是他欣然接受了。⁵

波兰尼8月从利物浦起航时，以为自己在本宁顿待不久，觉得那里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地方，但到了之后他又惊又喜并很快喜欢上了本宁顿。那里薪水丰厚，有“超高的人际交往准则及社会氛围”，“就像比得莱斯二号”一样击中了他。⁶他得知，美国“高等专科学校就是大学”，而本宁顿“在整个国家的女子大学中排名前十”，这让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他从拉扎斯菲尔德（经常有本宁顿的女生在他那儿实习）那里听说，本宁顿尽管是莎拉劳伦斯学院的分校，但比它“好不少”。“这里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深受感染’，自恃文化修养颇深”，而本宁顿“当然也很有钱，社会地位也很高，是目前为止最庄重的地方”。⁷他还表示，其他学校“要么太穷，要么等级太过森严或者太保守而不想雇用我”，毫无疑问，他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⁸这是份临时工，也是份名誉工作（非教员），工作任务少，⁹他能按照之前的合同规定（勉强）承担12月的巡回演讲。工资只有其终身教职同事的一半左右，但几周之内合同似乎要延长到一年，如果能筹措到外部资金的话，还能再延长一年。在还没确定要延长合同时，波兰尼就觉得可以取消丘纳德航线的返程票了。在本宁顿才待了两周，他就得知自己的合同将会延长，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只要在美国待的时间够长，他就能重新联系上劳拉，最重要的是，如伊洛娜所说，“研究和写作的前景实在太美好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¹⁰

本宁顿坐落在佛特蒙州的乡村角落，平和静谧，远离战争的喧嚣。没过几周，波兰尼就感觉“在这儿很自在”。¹¹他刚到时，学校建起来还不到十年，大楼已经造好了，但地面还在进行准备工作，树木还没有长大。这是一所精英学校。由于缺乏捐赠基金，学校费用高昂——实际上是美国最高的。学校理念先进，吸引了一群创新改革者：威斯坦·休·奥登、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本宁顿率先将视觉和表演艺术纳入课程（波兰尼尽管不是公认的舞蹈爱好者，却参加了学校的舞蹈节日¹²）。波兰尼钟爱的作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供职于学校的董事会，他所提出的“做中学”的观点深谙其道。本宁顿力求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和实习。战争期间学生每周轮班在学校的耕地上从事体力劳动。

波兰尼觉得本宁顿的伦理和社会精神与自己志趣相投，师生比例为1∶5，恰到好处，学生也都勤勤恳恳（“女生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很勤奋”；她们认真听他讲课，明显可以看出她们对他的讲课有“浓厚的兴趣”¹³）。学校欢迎政治难民，包括德鲁克和埃里克·弗洛姆（Eric Fromm）。奥地利人迅速将波兰尼介绍给其他教员——这种介绍“不是基于我的难民身份，而是我的个性和立场”。¹⁴学校能接待欧洲难民就说明了学校的政治气氛。一位男校友回忆，老师中“有很多都是来自欧洲的难民，肯定能让你感到你有责任阻止进一步的大屠杀”。¹⁵大多数老师都很自由。波兰尼估计有90%的人支持罗斯福。¹⁶这里没有极左派的老师（直到最近，德鲁克神秘地说：“托洛茨基分子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但这不会过度妨碍我们的主要人物¹⁷）。波兰尼推测，辅助人员也倾向民主派。1941年罗斯福进行就职演说时，隔大西洋相望的卡尔和伊洛娜怀着“快乐、骄傲和得意”的心情听演讲，他相信学校里的体力劳动者——那些“在打包室、商店、车库、工具间或棚屋里的人”也在听，“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总统在讲话”。¹⁸

但待在本宁顿有一个不如意的方面。夏初，伊洛娜“身体垮得厉害”，可能和她的两难处境相关：尽管她的“心”在美国，但她向迈克尔吐露，离开英国“就好比杀了她”。¹⁹她有时抱怨英国的强硬，甚至“无情”。²⁰她埋怨“缺乏联系”，也匮乏激进政治（她“在局外，为‘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一份毫无希望的事业’而奋斗”）。²¹即便在如此黯淡的时期，即便孤独、有周期性失业、很难找到一份真正满意的工作，就其他方面而言，她也能在第二故乡安顿下来，并感到满足，对这里怀有“爱之火花”，也没有觉得假战争特别烦人。偶尔她也觉得头顶上的战争让人不安，但通常她都在信中安慰卡尔说，战争风险离她还很远。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村子还一如既往的平和，我们没有感到一丝战争风险，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我还没看到弹坑或任何炸弹造成的破坏……连狗打架都看不到。”²³她还说战争让肖勒姆的人表现出了深情厚谊，她也开始喜爱伦敦。²⁴在战争的痛苦中，伦敦实现了“宁静”，这和她以前了解、热爱的那些饱受折磨的城市（圣彼得堡和维也纳）一样。²⁵尽管因为要离开英国而“心碎”，她还是下决心“必须要和卡丽在一起”。²⁶她开始考虑在本宁顿生活，希望在附近找到一所飞行学校，接受飞行员训练。²⁷在这样的决心下，漫漫路途就此开始：跨越大西洋的旅途，渴望远方的爱人，伊洛娜反复申请签证，又屡次被拒签，这中间还一直夹杂着矛盾心理——欧洲的牵引力一直都很强大。

波兰尼每周给“伊尔科（Ilko）”（或“亲爱的妹妹”“小鸟儿”“我的小猫咪”等，指伊洛娜）写几次信，弟弟迈克尔也定期给她写信。²⁸卡尔会附上一首诗，还完债后，也会寄钱过去（“我给你寄了50英镑。如果有多余的钱，不用存进银行，给你和卡丽做件漂亮的衣服，剩下的就拿来买鞋”²⁹）！信件走轮船要花20天，走快速帆船只要10天，但价格也更贵。想想他那“小气”劲儿，他一般情况下选择前者，但跟妻子说如果有要紧事，他会选择更快的寄法。³⁰他喜欢收到她的“丁点儿大的小纸条……上面写着铅笔字”，他翻来覆去地读这些信，有时还会默记，然后背给自己听。³¹她很高兴能“更”频繁地收到他写的信，但她认识到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大转型》上。³²

波兰尼的一些信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撰书历程。有封信开头说：“我努力工作，一天到晚都在阅读，已经连续几周都这样了。”³³还有一封信说他“在钻研塞利格曼图书馆里带点儿灰尘的18世纪藏书”，“还有幸到黑暗但装有空调的哥伦比亚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我三个星期都泡在哥伦比亚各个图书馆”，中途只有上驾驶课时才休息半小时；1920年之前，“我从未一次花这么多时间在研究与学习上”。³⁴在另一封信中他写到了雪：“在我的木屋前”堆起“一英尺深；我放在地上的书已经摞到了脚踝处；昨晚我在有关金本位制的最新作品中找到了几段话，完全能证明我的大灾难本质理论。”³⁵（伊洛娜回信：“我反复读了你的信，你提到了门前的雪、地板上的书、金本位制和大灾难。我百读不厌。”³⁶）

战争和移民管控频繁地闯入他们的生活和通信，令人沮丧，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确定。信件经常延迟，有的还直接就遗失了（有一段时间卡尔连着三周多一封信都没有收到³⁷）。对伊洛娜和很多亲戚来说，签证的问题更棘手。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麻烦的情况。阿道夫的几个儿子逃离了法西斯意大利，最后却滞留在了古巴，原本他们打算经由古巴到美国。不巧的是，绍波尔说国务院的签证政策“变得极其严格，孩子正好赶上了”。1941年6月，领事馆接到指示：“凡申请人有父母、子女、配偶或兄弟姐妹居住在德国、意大利或苏联管控区域内的，不得为其发放签证。”迈克尔愤怒地表示，新政策极其残酷虚伪：“以保护国家免受希特勒的影响为借口”而采取“反犹太主义政策”。³⁸

波兰尼插手（或不管）侄子的事情，引发了姐姐长期激烈的不满之情。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同。用卡丽的话来说，劳拉是“一个平凡的中欧犹太资产阶级母亲”。她是“操控系统的好手，愿意为了家人的利益做我父亲永远也不会做的事”。而卡尔“沉浸在英国新教伦理”中，“过度尊崇法律——人绝不能违背法律”。因此，他“总是有点怀疑”劳拉，认为“她会以弟弟觉得不那么恰当的方式来动用私人关系帮助家人”。³⁹在侄子的事情上，他的这种伦理表现得“有点过了”。⁴⁰他得知劳拉“未经明确授权”用了他的名字后，气得火冒三丈，搬来迈克尔当救兵，向劳拉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请示她都不得擅用我的签名发出电报，我是不会承认的”。卡尔还说，迈克尔清楚地知道“英美标准不是维也纳标准”，他“哪怕是不得已，也必须遵从前者”。⁴¹最后，阿道夫坚持应由劳拉负责此事，因为他怀疑“卡尔是否有这个魄力”，而“迈克尔是否有时间”。⁴²最后，多亏劳拉的不懈努力，美国的移民政策也恰巧出现变动，孩子终于在1943年获得了签证。⁴³

如果说波兰尼在侄子的事情上只是插了一小脚，那么他帮助伊洛娜进入美国就是高度参与了。他拿到了访问签证，小心翼翼地按上了自己的指纹，登记为外国人。之后他到华盛顿向国务院申请将签证升级为非配额型，这样就能让伊洛娜和卡丽也以非配额签证来到美国。⁴⁴本宁顿计划雇用他两年，这样本可以为他赢得非配额签证。但让波兰尼大为沮丧的是，由于学院只正式承诺过雇用他一学期，因此内部规定不允许学校破坏既定安排，学校不得违背诺言。⁴⁵波兰尼无法靠自己在本宁顿的职位移民，也只能接受配额签证。⁴⁶与此同时，伊洛娜在1940年9月开始申请出入境签证，但一直拖拖拉拉。确切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乔·肯尼迪（Joe Kennedy）拥护法西斯，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肯尼迪和华盛顿监督移民法则的狠角色布鲁肯里奇·朗（Breckinridge Long）是一伙儿的。朗也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及反犹太分子（他拥护《我的奋斗》（Mein Kampf）因为它“有力地反对犹太人和犹太教，说他们拥护共产主义和混乱”⁴⁷）。尽管曾经有人向总统罗斯福提醒过朗的法西斯倾向，罗斯福还是任命好友朗为助理国务卿，从此朗就在将“不受欢迎者”拒之门外上发挥关键作用。他开始蓄意破坏中欧犹太人的到来，引入了四英尺长的申请表格，要求申请人提供自己和两位美国担保人的详细信息，还指示领事人员运用行政手段来推迟发放签证。⁴⁸正因为朗从中作梗，德国移民本可享受到的90%的配额定区从未满员过。

朗之所以能被任命，很有可能是因为“当局态度突然来了个大逆转”，这一点卡尔在给伊洛娜的信中也提到过，说“你以前的革命同志没有一个人能从任何一艘难民轮船上进入这个国家”。⁴⁹伊洛娜被困在英国，无法拿到配额签证，他们考虑将卡丽一人送往本宁顿，但这一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卡尔担心“女孩独自与放荡堕落的阶级待在同一艘船上，会有安全问题”。⁵⁰这时，他第一次萌生了先让伊洛娜到加拿大的权宜之计。卡尔向她保证，如果她能做到的话，他就能满足她的需要。⁵¹

1941年初，波兰尼希望颠簸起伏的生活能得到改变，变得舒适、可以预料。一方面，他的《大转型》——暂时命名为《大灾难起源：探询政治和经济》（或者《19世纪分析：大灾难的政治和经济起源》）——进展不错，他的老朋友马尔沙克对这本书概要的评价也证明了这一点。⁵²另一方面，卡尔怂恿伊洛娜横跨大洋与他团聚的决心也进一步坚定了。他跟迈克尔信心满满地说：“现在我的立场简单多了。”他上一年用的那些“精巧策略”再也用不上了。⁵³短期内伊洛娜拿到了访客签证，凭这次签证她在2月跨过大西洋来和卡尔见面。这段时间，波兰尼在本宁顿一次社交场合上将她介绍给自己的同事。同事知道她的共产主义背景，本以为她“最起码是以下一种人：‘英勇的’‘好战的’‘可怜的’‘热情的’‘有意思的’‘传统的’‘非传统的’”。但事实上，她正好是令他们恐慌的猛兽的对立面：“冷淡的、实事求是的、平静的、有能力的。”他们完全“被她的魅力、智慧和个性所折服”。作为丈夫的卡尔非常高兴，也非常安心，欣然接受了大家的祝贺，将这次活动视为“一次巨大的成就”。⁵⁴

即便有了这次和同事的见面，伊洛娜拿到配额签证的希望还是越来越渺茫。她和卡尔同时实施两套行动方案。1941年的德国配额宣布后，卡尔建议她和卡丽每人都申请一个配额签证。同时，卡尔也申请自己的，希望以后能拿到非配额签证，这样也能兼顾她俩。⁵⁵但他清楚美国移民官员会将伊洛娜视为不合格者。熟人J. B. 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想别人问她问题时，她要怎么回答。任何一个如我这般了解她背景的人都不会成为赞助人或引荐人。”他还耸了耸肩，无奈地表示，“我认为”她无法“通过你的配额签证”进入这里。⁵⁶

3月，伊洛娜的出境许可证遭拒，她再次失望了。她迅速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离开英国。一方面，签证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令人沮丧；另一方面，这与战争也有关系，既有政治挣扎，也有生活经历。空闲时间她不停地在研读理论和实践空气动力学，申请加入空军妇女辅助队（Women's Auxiliary Air Force，WAAF）。用她的话来说，1940年她选择留在英国，是“因为我希望在战争中派上用场”。⁵⁷她写信告诉卡尔，“我这样做时，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那关键的一战”，“越来越明显，对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融为这场战争。你千万别以为我是被沙文主义或类似的东西冲昏了头脑。这和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担心，一旦离开英国，我内心某些不朽的东西将会死去，那是思想的形状和倾向”。⁵⁸她这次下定决心，也是因为卡丽偏爱英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共产主义者，卡丽“不喜欢”美国人，对父亲的离家也不“感冒”。父母清楚地看到，这段时间她的“信念、倾向和生活规划”都以英国为中心，将她“拖走”“可能意味着破坏她的精神并破坏她最好的那一部分”。⁵⁹

伊洛娜决定撤回她和卡丽的离境申请，但卡尔还在美国，双方再次左右为难。迈克尔在一封给伊洛娜的信中表示了理解：“你感觉到你所有的责任、所有的积极兴趣（除了卡尔）都在这边，而不是那边。”考虑到伊洛娜和卡丽的恋英情节，移民会“是个打击”。但是，他们的分离“还只是那些节衣缩食日子里的平凡艰辛。分离是规则，不是例外”。他恳请“这才是通往必要决策的指南”。做这个决定“势在必行”，因为他的弟弟“无法像前几年那样靠教书讲座过活”。他怎么能“从一个不必带着过分甚至完全过度的压力就能养活自己的地方”回到英国？当然，他的“快乐大部分都源自”工作以外，然而，为了给写书做好准备，他已经潜心“研究数年”，“我认为”，若要放弃这一时机：

必然得做出深远、巨大的牺牲。这是变幻无常的人生最后的恩赐……54岁的卡尔将所有的徘徊抛诸脑后，疾病让他无法自由活动，但他一定要摘取、整理毕生思想，并让这些思想最终成型。这是他唯一能做好的，对他和社会都是如此。他在这里做不了，只能在美国完成。⁶⁰

伊洛娜也被她的丈夫说服了。之前她无法到美国时，他说那他回去，即便他的“计划在这里开展得很顺利”，还坚持说“没有任何允诺”能让他在没有她的陪伴下待在美国。⁶¹但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开始说服伊洛娜：“我觉得你应该和我一起。”“失业，身体不好，年纪还大”，即便她离开英国，也几乎不会削弱英国的战争努力。更严重的是，“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最后他说了句煽情的话，如果她决心留在英国，“我也会独自一人幸福地死去”。⁶²

毫无疑问，一边是丈夫的劝说，另一边是伊洛娜未能申请加入WAAF，她终于被说服了。她申请了本宁顿数学和物理的讲师职位，在6月通过了申请，⁶³本有望在9月开始工作，但很快出现了两个新的移民问题：卡尔本想经加拿大回美国以拿到签证，最后却不行；华盛顿通过了新的移民法规，他不得不将整个流程重新来过。⁶⁴伊洛娜的出境许可证和入境签证仍是老大难，几个月的时间就这么消磨掉了。在这段时间，她在一家科学慈善机构——英国科学研究所找到了工作。卡尔写信给托尼·施托尔珀（Toni Stolper）：“我真的希望，在我没拿到国务院发放的签证前她不要在那里安顿下来！”⁶⁵1941年12月，伊洛娜终于来了。

用伊洛娜的话来说，她“比较轻松地就度过了初到美国的冲击”。在她看来，本宁顿“是一个乌托邦，极其漂亮，图书馆非常棒”。⁶⁶夫妻俩的收入丰裕（5500美元，折算到现在大约是8万美元），生活也不错。⁶⁷每天早上，卡尔开着他们“最亲爱的朋友”——他唱了一首歌后花35美元换来的一辆漏顶、后座长毛但宽敞的旧别克车——载着伊洛娜从他们的小别墅出发。（“但需要你推它才走。”）⁶⁸他喜欢在空荡荡的佛蒙特车道上开车，视野开阔，能远眺山川，紫色和青色“从灰白的森林中喷薄欲出”。⁶⁹伊洛娜喜欢本宁顿，因此工作很努力。本宁顿校长刘易斯·琼斯（Lewis Jones）称她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女人和优秀的老师”，希望她能够一直任职。但仅仅一年后她就找到了一份更注重实践的工作——在约30英里之外的伦斯勒理工学院航空部。与此同时，她获得了轻型飞机的飞行员执照。1942年12月，她自愿调回英国，设法将航空技能运用在军事中。⁷⁰自始至终，卡尔都是“两耳不闻窗外战，一心只写圣贤书”。1941年春天，他拿到了洛克菲勒奖学金，能在本宁顿任职两年，成为正式的常驻讲师，但没有任何教学任务。⁷¹他能心无旁骛地写书，思如泉涌。⁷²

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德法两军各守防线，按兵不动，被称为假战争。——译者注

希特勒所写的宣扬其法西斯主义的书。——译者注

一生的激情

《大转型》的种子萌发于加利西亚的战争废墟中，在那里，波兰尼曾预言，新的社会形象树立起来以前，难以实现有效的道德行为。在维也纳，这种概念作为“机构愿景”不再是一纸空话：经济被看作社会的“自然过程”而非独立领域，社会被视为一个自觉的统一集体，这和主导当下视野的不良概念截然相反：人类作为个体的利益极大化者，其行为维持着一个看似独立的市场经济，该经济系统能按照其自身特有的逻辑和规则自我运转。⁷³

但是在英国，这些让波兰尼写下巨著的问题最终汇合在了一起。他了解时下热门问题的讨论，也从众多学者那里受益良多，这些学者主要探究自由世界秩序的崩塌［例如，德鲁克、弗罗姆（Fromm）、熊彼特、爱德华·卡尔（EdwardCarr）］，极权主义的崛起［（例如，柯傲奈（Kolnai）、博克瑙），经济规划的社会学（例如，曼海姆）］和大萧条的原因［（例如，利奥尼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波兰尼从自己的朋友那里借鉴了一些观点，也发展了其他人的观点。他思考：大萧条的根源是什么？一场带有自由文化的大破坏会波及何处？自由政治经济是否正进入终极衰退？是否正慢慢地进入封闭经济、社团主义和计划经济？其中最极端的两种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否能看成是对立现象或集权双煞？除了受衰退重创的投票者转而支持希特勒这种陈词滥调外，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还有哪些联系？《大转型》就在思考这些疑惑的过程中开始成型。要理解法西斯的涌现，似乎需要深挖至19世纪英国的市场系统根源，波兰尼在WEA的工作经历正好提供了这种便利。他像记经济史课程的草稿一样匆匆写下了一些核心论文，并最终成就了成名作。

20世纪30年代晚期，波兰尼开始草拟全书。他总结道，全书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和大转型”：市场系统及其相关思想的本质、战争期间自由主义崩塌后的危机，以及其他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出现。⁷⁴同时，他在一份虽称不上精辟但相当简短的笔记中回顾了其中的核心论点。19世纪英国各方面都“受到经济机制的主导”，因此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时代的经济信仰比它知道的还要真实”。但市场经济未能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世界秩序崩塌了。这反过来又促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这场破坏暴露了“我们文化中最明显的错误”，因为法西斯“所牺牲的恰恰是我们最珍惜的”。世界现在需要新的经济治理方法以及波兰尼所说的“免予经济学的、自由的”⁷⁵新思想。我们看到，波兰尼不仅仅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客观分析。19世纪，孩提时期的他信奉自由主义，之后也近距离体验过战争和法西斯主义。20世纪30年代，他和家人历经最艰苦的生活和工作后，开始对身边千百万人遭受的苦难和不安敏感起来，也开始强调应该尽早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苏联发展的忠实追随者，他还饶有兴趣地研究了美国新政。一直以来，他都非常了解自由资本主义核心腹地——英国的社会学和历史。

《大转型》揭露了波兰尼的核心思想：四大论点的结合。第一个论点是人类学公理：市场经济将经济和政治分开的同时，也腐化了自然、天定的人类社会。波兰尼写信告诉迈克尔，书的“核心”是描述市场的“凶残”后果。⁷⁶土地和劳工被当成“虚拟商品”，被任何市场力量当作“黄瓜”一样对待，市场经济比任何东西都更违背人类社会的传统组织。⁷⁷市场经济社会围绕着市场“自我调控”的迷思以及土地和劳工市场化的“谎言”人为地组织起来，因此有悖基督教社会主义价值观，难免会招致抵抗。第二个论点是一种历史哲学观。西方文明是通过对人类自我决断的重大推动而实现的，当这种动力将社会切割成经济和政治领域时，也造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尤其是资本和民主间的矛盾。第三个论点融合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保护主义认知和奥地利对自身与市场系统的不兼容分析，并使之运用到英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的福利政策中，在这两个地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相互渗透导致经济停滞和政治冲突。第四个论点是对当代历史的分析调查，在此，波兰尼运用前三个论点来探讨两战之间的政治经济影响（如社团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金本位制的结束和世界市场的分裂），详细地论述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经济和政治进程。

这本书运用分析性历史调查的方法，同时表示要为普遍的自由准则提供另外一种社会形象。该书综合了波兰尼几十年来对经济、社会学、政治和伦理等问题的看法。波兰尼在书中着重强调政治和伦理两方面的内容，并将此书归为政治思想作品，因为这本书解决的典型问题，即一切都表明社会科学将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精神分析唯我论、智力虚无主义和致命的疾病，那么社会科学如何才能成为所有人类目标的中心和基础？⁷⁸1940年末，他在本宁顿的课堂上探讨其中的主要想法。他给伊洛娜写信说，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社会组织的道德价值”来解释“转型时代”。⁷⁹书的“核心论点”是：

当前世界危机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这也是工业文明的第一阶段。过去的25年里，世界经济制度因市场经济而瓦解。“经济”社会是乌托邦，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经济学必须服从社会整体的需要。经济系统的改革必须以破坏社会为代价才能实现。否则，必须运用民主或反民主的方法才能实现。在欧洲，民主方法被证明是无效的，因此无法避免法西斯主义。美国可能是个例外，新政在头几年发挥了作用。但这仍然是全世界都要经历的过程，必须实现国际生活的再次融合。⁸⁰

几个月后，波兰尼写了一份详细的摘要。他写信告诉弟弟，书的主要论点是：“大灾难在于经济秩序出了问题，过去150年一直是经济决定的时代”，这源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离，反过来又制约和妨碍了国家和国际领域的分离。因此，“最后出现了四个互相依赖的制度，据称，每一个制度都会进行自我调节或至少相对自主”。然而这种大型机制的基本假设前提是“经济自主、自我调节”。这很“乌托邦”，因为它设想土地、劳工和金钱实际上“仅由市场机制调节”，如果付诸实践，“会引起社会结构本身的破坏，即人类、自然资源和企业的破坏，由此引发的社会自我保护就真的在所难免了”。⁸¹从19世纪晚期起，这种自我保护的“反运动”引发了国家干涉，反过来也损害了“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这就是：“四大典型制度之间产生张力和压力的起源，这四种制度分别是：（1）市场经济；（2）民众政府；（3）金本位；（4）权力系统的平衡。典型压力包括：（1）失业；（2）汇兑压力；（3）阶级对立；（4）帝国主义。”其压力是因为“本应独立的领域无法完美地进行自我调控，这些压力也能解释当时主要的历史事件”。⁸²

为了突出书中论点，波兰尼建议以《自然乌托邦：大灾难的起源》（The Liberal Utopia: Origins of the Cataclysm）或《免予经济学的自由》（Freedom from Economics）作为标题，但出版商认为这些标题“卖不出去”。迫于这种压力，波兰尼勉强采用了《大转型》这一标题，⁸³尽管会有一些误解，但这一标题暗示了他的预言，而没有暗指任何历史社会学。他认为，准备通往改革道路、社会统一的“客观因素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因为平等、自由讨论和道德自由意义上的民主才最能准确地“表达基督徒解读生活的需求”。⁸⁴

整个1942年，波兰尼都在伏案写作。⁸⁵秋天，伊洛娜坐在他身旁，松鼠和花栗鼠在屋外的秋叶上嬉戏。他写信给迈克尔，说自己完全沉浸在书中，“任何我本该了解的事情，几乎都得别人来告知我才知晓”。⁸⁶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波兰尼也在写书，但随着轴心国的大势已去，他开始渴望回到英国。他“在闪电战——现代人体会感到的最可怕的折磨——之前”离开，“我从骨子里感到，如果我不在战争的关键阶段赶回家，那么我和家庭之间的某些关系将会破裂”。⁸⁷由于搬迁准备工作比较紧急，加上还要在美国大学进行最后一次巡回讲座，波兰尼不得不将快完成的草稿交给三位朋友，他们将最后部分拼凑在一起。波兰尼很感激这三位朋友，写道：“一个是自由主义人士，一个是保守派，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派，每个人都很顽固，但他们为了完成我的书而共同努力，相信这本书在本质上是真实的。”⁸⁸社会学家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acIver）为此书作序，波兰尼觉得他是一位“敏锐、阳光且富有活力的苏格兰人”。⁸⁹他“精妙地写出了我没有说出的话，即我的方法对一般人的影响”。⁹⁰在拿到终稿前，美国出版商就要求波兰尼续写一本小书，暂命名为《普通人的总计划》（The Common Man's Master Plan）或《驯服帝国》（Tame Empires），该书名因综合了“现实主义和预言性”而受到了波兰尼的青睐——能梳理出第一本书的政策含义。⁹¹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样能让《大转型》免受政治影响。⁹²

波兰尼对自己的手稿很满意，尽管他像其他作者那样多次产生过自我怀疑，说自己的书是“一个最顽固持久的观点，天生就是一个强加在人类身上的麻烦”，还说“可能因此，我怀疑这是不是我的真实描述”。⁹³其他人怎么看待他的论述呢？整体而言，朋友读了草稿后都表示支持。尽管托尼用红笔在书上做了大量标识，让波兰尼都不得不自我安慰说，这位名人是“众所周知的严厉批评家”，但托尼称该书“富有启发性观点”。⁹⁴科尔“带着复杂的心情”⁹⁵读完了初稿。波兰尼及伊洛娜在贝利奥尔学院和科尔进行了一场长久而静谧的谈话，被他“敏感的诗意人格”迷住，因为他的人格让“空气都充满了一种奇特的安静”，这位费边圣人因波兰尼“回归制度主义”而热情满满，同时也支持该书的主要观点，认为论点“极其有趣，并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⁹⁶但他在称赞的同时，也发现波兰尼在一些问题上不是“完全错误”就是夸大事实——尤其是该书的中心论点之一：19世纪20年代未解决的问题可以解释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⁹⁷

毫无疑问，迈克尔在这本书问世不久前对它给予了最感人的评价。在给卡尔的一封信中，他总结了这本书对卡尔旅程的意义。这本书“恰如其分地说出了你想说的”，并且表达了“一生的思想和激情”。它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如此富有激情和说服力，带着你的情怀”，其他任何人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深情的（可能是调皮的）弟弟预测，这书可能会使卡尔出名，“在很晚的时候”打开“从相对默默无闻到完全臭名昭著的门”。照此，这书能保证卡尔在物质上站稳脚。⁹⁸

尽管卡尔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声名大噪，但迈克尔的预言是对的。有些读者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这本书有“重复”或“晦涩”的文章，或者是因为亚西嘲笑卡尔以前当秘书时喜欢喋喋不休地说“莫名奇妙的半马克思主义的话”——他认为这样能说明整个波兰尼家族“容易出现不严密的思维”。⁹⁹经济学杂志的评价不温不火。《经济评论》（Economic Review）称该书“满是模糊的归纳”，而《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指责作者“滥用术语并夸大了对事件的说明”。¹⁰⁰历史学家因这本书“扭曲事实”而对此嗤之以鼻，抱怨其方法“是制度社会学家的，而不是历史学家的”。¹⁰¹在美国，这本书在主流和左派社会分析中只获得了“边缘”地位，在英国的“反响则是鸦雀无声”。¹⁰²《大转型》本是为英国而写，但在英国缺乏读者，萨莉·兰德尔斯（Sally Randles）就此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一现象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英国学术界因势利而不愿重视与其机构缺乏联系的作者，也不看重那些并非“依靠名校背景而提升资历的作者”。¹⁰³更重要的是，英国有关经济思想和政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正处于上升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和一小部分信奉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波兰尼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转型》才赢得广大观众，本书对此暂且不展开论述。

就在卡尔和伊洛娜出发去英国后不久，《大转型》在秋天出版了。¹⁰⁴他们的归来是可喜的，但巡回演讲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也没有提前安排住宿，所以根本谈不上放松。在兜兜转转回到伦敦的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凑合住着：9月住在招待所，11月搬到了高门杰克逊路一所租来的公寓里。对波兰尼来说，这些旅程让他回想起少年时期曾惊叹不已的成套玩具火车。每一辆玩具火车都设计得极其精巧，上面再跑个小火车都行，甚至再往上还能放个更小点的火车。“火车复杂的错位都让我晕了头。”¹⁰⁵最后，他们的折腾终于到了头，夫妇俩“在霍恩西一个偏僻但温馨的角落里安顿了下来，这个地方很安静，人迹罕至。我们起居室窗户对面就是一排美丽的杨树”。¹⁰⁶1947年初以前，他们一直在这儿工作和生活。波兰尼想找一份终身学术职位，但总是徒劳而返¹⁰⁷（例如，他申请去赫尔大学和伦敦政经学院，尽管有林赛、托尼和曼海姆支持他——这些都是A级推荐人，有些学者恨不得咬掉自己谋生打字的手以换取他们的推荐，但波兰尼还是没能得到这些职位¹⁰⁸）。他拒绝了牛津的校外教学职位，因为他反感在战争执行停电时出门，所以只能靠在伦敦给WEA上课辛苦度日，偶尔还会多上点课，例如在罗斯金学院暑期学校给工会会员上课。¹⁰⁹但这些日子只能说比较艰苦，还谈不上太悲惨。波兰尼向亚西吐露，“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否则本可以在我们身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幸福感将会变得莫名其妙”。¹¹⁰

谋杀机制

波兰尼待在伦敦的最后时光里，轴心国溃败，新的世界秩序正在酝酿。他完成《大转型》最后一章时，新的世界秩序便开始了，恰恰总结了他的信条：如果“工业主义”没有灭绝人类，那么“则必须服从于人类的天性要求”。¹¹¹最后一章的热情来自波兰尼站在历史关口的经历。人类站在悬崖边的十字路口中间：他们可以向社会主义奔跑，或者跌入深谷。他发现美国和东欧有望达成社会主义联邦国，这种乐观在战争后更是激增，因为他被称作家乡的两方国家都曾尝试过左派试验。但希望之余是无法描述的恐怖事件。野蛮的战争和大屠杀咄咄逼人，令人不安。

欧洲自从被纳粹占领后传来一条条报道，为波兰尼本能知足的战时生活平添了一丝死亡气息。所有新闻当中，最令人不安的是波兰尼说的1944年夏天“匈牙利犹太人的恐怖事件”。¹¹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匈牙利一半以上的犹太人被纳粹占领者和匈牙利当局围捕并放逐至死，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行动，共计50万犹太人在苏联解放布达佩斯之前被杀害。后来，在1947年写给迈克尔的一封信中，波兰尼列出了过去十年中一些伤及无辜且不可名状的罪行。这些罪行和莫斯科审判（现在在他眼里是“恐怖事件”）齐头并进。¹¹³接下来是盖世太保，然后是利迪策村民被纳粹杀害，还有奥斯威辛集中营。一连串的残酷谋杀最终以广岛、长崎的大屠杀试验作结。他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发生类似的残忍事件，因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在塑造物质和道德时”发现越来越难以“在未来自己打造的技术环境中自立”，而我们又恰恰为塑造物质和道德而“珍惜自己的人性”。¹¹⁴

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的生活有来自多方面的恐怖。由于居住在伦敦，他能够近距离研究现代战争的技巧及现象。和城市及郊区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会留神听战车“嘶哑、急促的喷气声”，会从窗边走开，会想到那些正好遭遇空袭的不幸人，他们都是普通市民——“聚在家里的一家子、在当地店里买口粮的家庭主妇、嬉戏的儿童、店里的工人、教会上的牧师和公车上的乘客”——马上就要被击毙了。¹¹⁵他反思了技术进步的后果，尤其是V-2弹道导弹能以超音速穿过“外太空”叫嚣而来，这说明老百姓的生命“毫无保障”，死亡也来得“毫无征兆”。¹¹⁶1944年下半年，卡丽工作的地方——伦敦区坎伯维尔的炸弹、飞弹和导弹来得又密又急，卡丽都数不清了。¹¹⁷她活下来了，但其他朋友和家人都没那么幸运。安娜·卡拉斯基（Anna Klatschko）最后饿死了，被遗弃在沦陷的巴黎。¹¹⁸波兰尼的侄子哲尔吉·恩格尔（György Engel）也难逃厄运，他在匈牙利的一所瓦伦堡房子里熬过了大部分战争岁月，却在1944年被捕，之后在一所“劳动”营里死去。¹¹⁹伊洛娜的妈妈也未能幸免于难。1939年，她去了肖勒姆，波兰尼恳请她留下来。但她还是回到了柏林，相信柏林能逃离战争的魔爪。但在1943年的一场盟军空袭中，厄运最终降临到了她的头上。¹²⁰

可以理解的是，波兰尼不愿多谈大屠杀，但他就此写下了一些想法。¹²¹他表示，当死亡营出现时，“死亡的恐惧”震惊了整个英国，这样的痛苦在人们想要理解工业大屠杀背后的动机及技巧时又多了一丝困惑。他写道：“没有参考框架，也没有衡量罪行严重程度的标准”，包括他们将药物作为谋杀工具，建立各式各样的组织来让人挨饿，精心打造工厂以消灭战败国数百万的人，“消灭他们是有计划、有预谋、成系统、极精细的，毫无疑问是以最低人均死亡成本开展的”。¹²²

尽管波兰尼的直系亲属都在战争爆发前就离开了欧洲，但索菲的命运让大家十分牵挂——用他的话说就是“令人痛苦的复杂情形”。¹²³她的丈夫埃贡（Egon）之前被逮捕、被指控，1938年再次被捕，“在咖啡馆里遭到突袭，纳粹占领维也纳没几天后就无辜受害”。¹²⁴他被拘留在达豪集中营里，但相对来说，他还有望被释放。1938年夏天的水晶之夜前，当局仍给持有效签证的人发放护照，哪怕这些人被逮捕或进了监狱、集中营。赛奇的一个女儿玛丽亚（Maria）已经到达了美国。接着，波兰尼一家成功帮助索菲和埃贡获得签证，先是到英国，美国的签证在1938年9月也拿到了。此时波兰尼还跟家里人说，索菲的信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仍然带着内心精神的安宁在散发光芒”。¹²⁵但他另一个女儿伊迪丝（Edith）仍然留在维也纳，波兰尼和伊洛娜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而索菲是“典型有良心的好妈妈，如果她不能带着伊迪丝，她便不愿离开”。¹²⁶在伊洛娜的帮助下，波兰尼一家将伊迪丝带到英国，还帮她在海边住下，希望海风能够治疗她的肺结核。唉！只可惜这一切仍是徒劳。¹²⁷赛奇的儿子卡尔想拿到相同的文件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这个孩子精神不太正常，所以遭到了区别对待。¹²⁸1939年初，盖世太保传唤索菲，没收了她的护照，要她在救夫和弃子间做出选择。他们告诉索菲，“除非儿子拿到签证或把他留给某机构照看”，¹²⁹他们才会释放埃贡，才会归还护照。如果她不愿意将儿子留下，那她要么待在被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冒险，要么祈求英国或美洲的移民局能格外开恩。

即便没人能完全预测即将到来的灾难，埃贡和索菲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的。5月，波兰尼向迈克尔吐露，“能不能救下索菲的丈夫还是个问题，如果告诉他们真相，在道义上怎么都说不过去”。¹³⁰与此同时，兄弟俩尽可能地和移民局交涉。1939年7月，索菲和埃贡的英国签证快到期时，波兰尼催着要更新。但他们没能为自己的儿子获得墨西哥签证，伦敦和维也纳的贵格会信徒也没能如波兰尼所希望的那样起到调解作用。¹³¹9月初，在战争爆发前，波兰尼给迈克尔写信，欣慰地表示自己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并希望劳拉能尽快拿到美国签证，但让他焦虑的是，索菲那边杳无音信。¹³²等她决定离开丈夫逃走时，为时已晚。1941年3月，她和小卡尔被运到波兰。一个月后，埃贡在达豪被处决。¹³³

如绍波尔所说，索菲的处境非常艰难，是因为“她本有机会逃跑，但出于道德责任或犹豫不决，她没有选择逃跑”。¹³⁴阿道夫听说夫妻俩一个被谋杀、另一个被放逐后，非常理智地说出了真实想法：“我们只能认为，要不是为了那个不幸的小孩，埃贡本可以得救，索菲也可以在美国开始新生活。小孩子的命运却无法改变。索菲因为自己的忠诚而成为这场败局的最大受害者。”¹³⁵接下来的两年，波兰尼一家仍和索菲保持联系，还给她寄钱，他们接到消息——难以相信——说她所在的波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仍保持着亢奋的激情，她本人“非常高兴”。¹³⁶1942年3月，他们最后一次尽力去帮她，因为听说她的儿子已经被带走了。绍波尔写信说：“这个家庭应该多少知道点犹太人被带往东部的事情。尽管索菲的美国签证已经在维也纳等着她，但我们已经联系不上她了。”¹³⁷大家只知道，她最后现身的地方是凯尔采犹太区，时间是1942年。¹³⁸波兰尼感伤道：“我最心爱的小妹妹被疯子杀掉了。”¹³⁹

新民主匈牙利

1940～1941年波兰尼在美国时，尽管他利用讲座鼓动美国介入战争，但他的政治参与度非常有限。回到伦敦后，他和匈牙利的政治企业家再次取得联系，开始介入政治。在伦敦，自由匈牙利团体的流放者至少经历了三场运动。一是共产主义主导的匈牙利俱乐部；二是源自匈牙利公使馆的亲英派，享有外交部的非官方支持；三是卡罗伊的新民主匈牙利运动¹⁴⁰。1941年春天，这被看成一场反对在英美居住的匈牙利人的运动，同年12月，匈牙利对这些国家宣战，该运动又突然活跃起来，¹⁴¹旨在敦促联盟战争，支持为匈牙利摆脱法西斯统治而战，为战后的民主未来做好准备。卡罗伊有望成为总统。波兰尼曾于1918年和卡罗伊短暂相识，并支持过其政府，但直到1943年10月，波兰尼才真正开始了解这位伯爵。¹⁴²他带着伊洛娜，卡罗伊也带着夫人凯瑟琳·安德拉西（Catharine Andrassy），两对夫妇一见如故。¹⁴³波兰尼告诉亚西，“我超喜欢他俩”，还说除了几个英国朋友外，“我们还没有如此信任过哪对夫妇，也从未跟一对夫妇产生过如此共鸣”。¹⁴⁴

英国和美国的匈牙利流亡者大不相同。广义上来说，反法西斯阵营里如此，在卡罗伊运动的小范围内也是如此。阶级间存在政治差异（尤其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态度）和分化，对新老移民的态度也不同。地方竞争同时存在，相对独立的团体大多都集中在克利夫兰、芝加哥和纽约等大都市。¹⁴⁵在美国，卡罗伊的组织——民主匈牙利美国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Hungarians，AFDH）由他最早的美国支持者领导，包括他“最真的”朋友亚西。¹⁴⁶但该组织于1943年解散，亲共派分离出去，形成匈牙利—美国民主会（Hungarian-American Democratic Council，HADC）。HADC里有些人富有活力，包括先锋画家兼设计师拉斯洛·莫霍伊-纳吉（Laszlo Moholy-Nagy）、好莱坞明星贝拉·卢戈西（Bela “Dracula” Lugosi）、劳拉的儿子乔治·斯特赖克（George Striker）和儿媳芭芭拉（Barbara）——他们俩在维也纳地下抵抗中曾是伊洛娜的同志。¹⁴⁷相反，那些留在AFDH的人开始将HADC看成是毒蛇窟。亚西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而他四周反犹太上层成员的立场也同样坚定——他们甚至谴责亚西与“秘密共产党”犹太人波兰尼有联系。¹⁴⁸尽管20多年来，亚西和卡罗伊对苏联有不同的看法¹⁴⁹，但当卡罗伊接受了HADC荣誉主席的头衔时，亚西感觉自己被出卖了。¹⁵⁰在给卡罗伊的一封信中，亚西指出波兰尼所犯的错误，当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他说HADC是组织阵线，该组织包括“一些随大溜者”和一些沉闷的进步人士，但共产主义者仍在掌控大局。卡罗伊已经加入——“未经我们的同意”，这让他很震惊，也引发了众多关注。“如果你对纽约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怎么抵抗，那你又将如何面对莫斯科的直接压力？”对亚西来说，自由匈牙利运动应该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为榜样，卡罗伊冲上前去，有望成为战后匈牙利的领袖，而匈牙利建立在结社自由和自由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上，为此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部署”需要进行微妙的平衡。要想获得戴高乐运动背后主流观点的支持，需要与共产主义产生联系，但共产主义者只知道诚恳地赢得他们的“同情和信任”，不会轻易做出重大让步，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他们的“攻城锤”。他建议卡罗伊在和他们打交道时“要展现自己的强腕”，分清界限并明确宣布：“只能到这儿了，不能再进一步了！”¹⁵¹

在英国，卡罗伊领导的匈牙利委员会最终将三次自由匈牙利运动团结在一起，但实际上，也出现了和美国一样的普遍分裂。¹⁵²波兰尼一派坚持认为，委员会应注意避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附加物”，但他们普遍赞同共产主义，看到共产主义欢迎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后非常失望，因为霍尔蒂政府屠杀匈牙利犹太人和克斯特勒这样绝不妥协的反共人士，而民族主义者迅速赦免了这样的罪行¹⁵³（当时，克斯特勒坚决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并已经做好了接受下一轮摧残的准备）。共产主义运动的困境让委员会的内部政治更加复杂，共产主义者和保守民族主义者结成非正式联盟，后者非常怀疑卡罗伊的整体计划，尤其怀疑他的社会民主支持者，他们正是波兰尼最积极鼓励的一群人。这些都对“左派合作”构成威胁¹⁵⁴，让他沮丧不已。

可以肯定的是，波兰尼为卡罗伊在战后发展建设匈牙利做出了贡献，其中主要包括土地再分配、“有组织的”外国经济政策、工作权、降低失业率、提高生活水平。但他认为，自己最具建设性的作用在于持续提供政治分析，从而促使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和反霍尔蒂自由主义者之间能重归于好。¹⁵⁵鉴于后两个团体对共产主义的怀疑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分歧点，因此波兰尼的分析能恢复苏联的名誉。1943年初，他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朋友编辑的期刊《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zine）上。文章开头写道，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一直都直言革命”，因此也完全能预料到苏联会遭到列强大国的排斥。¹⁵⁶但他们的立场妨碍了英法俄三国联盟对抗希特勒领导的德国，让外交政策走向了绥靖。但自此之后，苏联明显“迅速走向了和平政策”，西班牙内战时第三国际的策略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场内战中，尽管共产党在巨大的压力下和左派合作以求变革，但共产党“一直坚守改革应包含宪政和法制”，¹⁵⁷表现出来的成熟令人印象深刻，例如认识到巴塞罗那的工人权利“意味着欧洲会爆发战争”。¹⁵⁸人们还应该认识到，在针对左翼的粉碎运动中，西班牙共产党用铁一般的证据证实了莫斯科对西方政府的“建设性政策”。波兰尼认为，如果英国政府能恰如其分地总结证明共产党合作意图的证据，并与莫斯科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柏林，《苏徳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也就没有必要了。相反，苏联“受外交部驱使和希特勒合作”。¹⁵⁹

波兰尼辩解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孤立状态下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并且活生生地证明了苏联如何认真采取了新的现实主义做法：替代了之前强硬的外交政策——旨在将“自然复仇欲望搅成盲目的热情，将正义的农民起义煽动成毁灭性的火焰”——现在准备清醒地与其最大的敌人结成联盟。¹⁶⁰他建议西方国家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苏联行为，并采取建设性举措。他承认，莫斯科仍然能采取“世界革命战略”，但只有西方国家采取顽抗的非建设性态度时才会这么做。¹⁶¹苏联有能力进行帝国主义扩张（“胡作非为”）。1933年袭击芬兰时，人们就见识过，但苏联其实不是真的想扩大边界，而且“坚决反对扩张政策”，像美国一样，“除了和平繁荣外别无他求”。¹⁶²苏联将通过与邻国结成军事联盟以实现其目标，并倾向于“让他们管理其内部事务”。苏联的外交政策甚至可能预示着“新国际主义”，这一理念承诺为中欧和东欧“带来和平与稳定”。¹⁶³

波兰尼对崭露头角的冷战分子表示愤怒，这些人认为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深不可测、生来好战、顽强扩张。他坚持认为，撇开花言巧语不说，克里姆林宫根据现实政治来规划中欧和东欧，主要是为了建立缓冲区，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和伦敦、华盛顿部分有影响力的观点一致。¹⁶⁴人们应该记得，当大同盟慢慢进入柏林、罗马和东京时，各方面颇有影响的人士都认为战后的全面解决方案可以就影响范围达成协议。莫斯科设想各国瓜分能达成一致：美国保留自己的传统领域，同时承担更多的全球角色，英国是欧洲的海上霸主，苏联则是陆上霸主，两国互相制衡。按照瓜分的部署和精神，臭名昭著的势利划分协议规定，斯大林允许丘吉尔在希腊为所欲为，作为回报，丘吉尔需允许斯大林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暗示了协议包含的逻辑及原则。¹⁶⁵波兰尼还准确地说出了克里姆林宫正计划依靠“进步力量”间的合作逐步在东欧缓冲国内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理论家，尤其是瓦尔加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采取“进步民主”和混合经济的形式，而战后英国的工党就被视为这方面的典范。¹⁶⁶

但毫无争议的是，波兰尼夸大了苏联外交政策的防御性，相对而言，也似乎混淆了“扩张”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苏联早期的世界革命抱负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起偶尔爆发的沙文爱国主义。尽管两者的说法有一定的连贯性，但这两个阶段总体还是对立的。在第一种扩张中，苏联支持国外革命，其势利范围内遭压迫的国家会获得自决权。在第二种扩张中，已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被再次并吞，国外革命（如西班牙）被扼杀，强加武力（如匈牙利）比本能抗争（如南斯拉夫）更容易实现“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世界革命计划的搁置并没有如波兰尼所希望的那样推动苏联成为一个和平国家。相反地，苏联退出世界革命是世界暴力重组的重要原因，这次重组后，苏联再次成为超级大国，极易定期进行过度扩张——1947年时相当明显。¹⁶⁷更天真的是波兰尼对苏联在其解放地区民主意图的分析。他坚信，莫斯科不会“共产化”，但可能会允许“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表政府”繁荣发展。在他看来，在向西的扩张中，“苏联革命还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变化”，甚至到了1946年，他仍认为自己在《哈珀斯杂志》发表的文章因明确了莫斯科的“建设性”意图而具有先见之明。¹⁶⁸当初他写这篇文章时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告诉卡罗伊“我本人绝对相信苏联人将会巩固东欧的民主”。¹⁶⁹

波兰尼对苏联和欧洲布局的分析让他和自己在美国最亲密的政治朋友亚西产生了分歧。他也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站在卡罗伊的美国联盟团队这边，反而认为自己是亚西组织的同盟，甚至还去参与其内部事务。¹⁷⁰但在关键问题上，他和HADC更近，和亚西在苏联策略、意图及卡罗伊的顽固主力（相对而言）上有很大分歧。波兰尼比亚西更年轻，他非常认同并钦佩卡罗伊的政治特色，认为这结合了苏联革命平民主义的高贵类型，并承认“其匈牙利祖先”冷静的政治现实主义。¹⁷¹他认为战后的匈牙利不仅需要进行社会（甚至社会主义）改革，而且其外部政策须和亲徳派传统彻底做出了断，转向苏联和东斯拉夫，同时公开承认莫斯科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尽管仍和邻国及“西方民主大国”保持友好关系，¹⁷²亚西却没有那么喜欢卡罗伊。尽管苏联的平民主义曾受西方个人自由思想的鼓舞，“我们的朋友却被马克思规则所迷惑，总考虑权力政治”。¹⁷³他指出，西方的未来将依靠“反对亚洲极权主义领导的道德抵抗”，¹⁷⁴他还担心卡罗伊缺乏必要的勇气。更糟糕的是，亚西认为波兰尼比卡罗伊看起来更“支持共产主义或隐秘支持共产主义”。这一说法让波兰尼既怒又烦。他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表示自己对苏联介入多瑙河区域的口头支持其实是对苏联意图的冷静评估，不应该被绝对地解释为对苏联意识形态或政策的全面推广。¹⁷⁵

苏联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卡罗伊和波兰尼之间的争吵，两人的关系明显陷入僵局。¹⁷⁶当时，苏联军队向匈牙利进攻，占领东部后成立了联合政府，卡罗伊在其中没有一席之地。面对这样的冷落，卡罗伊对苏联的态度冷却了下来，也没有那么坚定地要在匈牙利参政了。¹⁷⁷波兰尼在卡罗伊位于汉普斯特的安娜女王公寓里和他谈话，指责他的朋友游移不定、恪守弃权主义，尽管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原则怀有热爱和忠诚”（摘要里可能会夸赞这一点），但阻止了现实世界对政治有效的干预。他的朋友既没有从匈牙利政治中撤出，也没有“用行动”表示自己对新政府的支持。只有这两条路可供选择，而现在是时候必须做出选择了。如果他“在灵魂深处感觉”自己无法认同苏联操控的新匈牙利，那他就该完全抛弃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波兰尼命令他选第二条路，“现在决定去支持新政府”。这需要三个承诺：发布“公开支持声明”，“在国外公众进步观点前”认可其“可靠性”，立刻回到匈牙利。如果他能抓住机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苏联会指派其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担任总统——傀儡或缺乏广泛政治基础的技术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卡罗伊就无法担任要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也会放缓”，尽管只是暂时的。第二，他成为傀儡，在外交政策上发出指令，但在国内没什么作用；苏联人也不会给他好脸色。他必须学会平衡：绝对不保证无条件服从新首脑，但“作为信任的必备前提”，得打消任何反对他们最高统治者的想法。这一方法能让他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建立由左派主导的民众政府，参与到国家农民党“左派小农”、社会民主及共产党的合作中去，并成为激进土地改革追随的象征性保证人。为此，卡罗伊需要向其追随者释放一个有力的信号：他会立刻回来，帮助建立新的匈牙利。代价很高，回馈很丰厚。波兰尼夸张地猜测，卡罗伊独自一人有可能“改变东欧的力量对比”，“毫无疑问，成功的匈牙利左派政府”将会“极大地巩固”整个地区的进步政治。¹⁷⁸

1945年1月，波兰尼和伊洛娜开始行动。她写了封信（波兰尼也署了名），恳求卡罗伊迎难而上，“要么向前要么后退”。¹⁷⁹卡罗伊似乎没有充分听取这次建议，很快又引发了争吵。不久后，伊洛娜就指责他听取了其他采用“流氓方法”的劝告人。¹⁸⁰他做出了反击，令她辞去在运动委员会及匈牙利委员会的职务。¹⁸¹（民主党这一最专横的人还说，“不管你们喜不喜欢，运动和委员会政治主要由我来制定”。）他同意伊洛娜和波兰尼，苏联的冲击让匈牙利沿着土地改革、普选权和良好的苏匈关系这一方向前进，但他还刻薄地说自己“无须歇斯底里地调解”¹⁸²就能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协调。伊洛娜拒绝辞职，遭到了他的严厉指责：他不希望他的运动“被人视为政治同路人的聚会场所”，说得更难听是“小型共产党”。¹⁸³此外，他将里面的成员看成私人信徒，他“不仅是新民主匈牙利运动的主席，也是大部分匈牙利流亡者的领导人，因此为我的行为对他们负责”。这让他“有权力去选择合适职位上的合适人选”。伊洛娜希望卡罗伊能将波兰尼提名为“代表”，但卡罗伊拒绝了。一方面，他和波兰尼之间不够融洽，因此无法提名波兰尼；另一方面，尽管伊洛娜宣称她和丈夫“有非常不同的立场”，但卡罗伊“坚信你们在一切事情上的立场都一样”。对像伊洛娜这些既和他唱反调又没有展示足够“忠诚或信任”的人，合理的做法就是退出。¹⁸⁴这证明了伊洛娜的热情和辨别轻重缓急的能力，因为几个月后，她就写道：“我们和卡罗伊近距离接触，遇到很多暴风雨，也曾惊慌失措过，但我们对卡罗伊的关爱、仰慕和友谊是永恒的。”¹⁸⁵

1945~1946年，波兰尼在一言一行上一直跟随着他的“老同志”，却夹杂着痛苦的失望。当然，这是背叛苏联军政和共产党的错误时机！苏联人正为匈牙利提供不可或缺的帮助，将匈牙利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救出来，“为国家统一提供弹性框架”，允许其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他欣喜地发现，共产党的刊物表明，与西方人相比，共产党“朝着对马克思主义健康理念的理解及有效利用”迈出了“向西方健康理念更大的一步”。¹⁸⁶想到这些，他努力说服卡罗伊去公开防护政府，例如抵抗由工党左翼期刊散播其土地改革是“虚假的”谣言，抵抗更具影响力的指控——“苏联正在匈牙利建立左翼口号掩盖下的巴多格里奥政府”。他认为，对比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坚定防卫，或他们在4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线防卫，工党左派对共产党介入匈牙利的怀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卡罗伊举棋不定、沉默不言。波兰尼在1946年初劝诫卡罗伊，“难怪”英国工党支持布达佩斯的保守小农党，他还表示，这可能预示着向右派急剧转变。¹⁸⁷

卡罗伊心存疑虑，并批评波兰尼的说法：这只不过是他“用英国人的眼睛”¹⁸⁸看待世界后的扭曲观点。如果要转向右翼民族主义，那就应当坚决指责莫斯科。他严厉指责共产党对激烈民族主义的鼓励——他终生都反对“徽章-爱国主义”——看到苏联相助后更是惊慌不安。¹⁸⁹如果旨在巩固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那么一定会事与愿违，“加强反应，从而削弱自己的地位”。¹⁹⁰一年来，卡罗伊踌躇不定，忽视波兰尼的行动指导，后来尽管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但仍做出了明确的决定。1946年4月他告诉波兰尼，自己将在下个月回到匈牙利，但只会在国民议会上致辞，之后便会很快返回伦敦。他感叹“没有能力参与国内政治，那些恶心的妥协再也不适合我了”。¹⁹¹随着匈牙利逐渐苏联化，卡罗伊不再像从前那样受欢迎，他在担任了两年的匈牙利驻法国大使后退出了政治生涯。

战后计划

战争结束了，波兰尼的日常生活逐渐放松，灯火管制和炸弹带来的刺激和恐惧逐渐远去。但波兰尼发现说和平还为时过早，在某些方面和平甚至比战争“更难以忍受”，因为社会仍受资本主义的控制，人类价值在系统上“从属于财产制度的要求”。¹⁹²但希望并未消失。20世纪3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战争期间政府的经济干预再次证明有效，因此计划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同样，在英国和美国，民众不仅愿意承担战争的物质和精神负担，也愿意按照计划需求调整自己的行为，接受“管控、定量配给、劳工方向及征兵”等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普通人“远远领先于”他们的领导者。¹⁹³他指出，在自由的英国，“全面计划经济”以及外汇管控的引入抹去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分离，“但民众自由从未如此根深蒂固过”。¹⁹⁴

计划经济的崛起是否是战争过失，是否是闯入正常社会的异端，而企业照常能迅速恢复？1945年7月的大选说明更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一向乐观的波兰尼认为，在艾德礼（Atlee）的领导下，英国正在和过去的资本主义告别，迎来重大改革。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受“市场社会的束缚”，其文化受清教徒的人性悲观主义以及“和谐放任政策上的乌托邦乐观”主导，迫使“普通人默许工作和生活的形式，这有利于工业资本主义以牺牲他们的生命为代价追求自身的快速发展”。现在社会主义合作联盟将开始实行相反的原则，使“人类根据自身生存的要求来调整工业环境”。¹⁹⁵

艾德礼政府在工党历史上赢得了荣誉，因为听取了贝弗里奇的建议——建立终身福利国家。然而，波兰尼认为，这一政府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联邦”，这一想法看起来是妄想，因为政府相继违背平等主义的承诺而被抛弃，尤其是在教育政策上。工党在进入政府前曾反对《1944年教育法》的反平等主义条款，上任后却开始执行这些条款。该法允许名字有误导性的公立学校在国家体系之外保持独特地位，允许教会学校保持在国家体系之内的优势地位。英国的中学教育结构反映了阶级隔离的社会，优生论等无稽之谈加重了这一现实：在可衡量水平上的个人智力往往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关。要确保公立学校专为上层阶级而设立，语法学校旨在让将来要成为专业及企业人士的学生接受学术教育，最底层的“现代中等学校”为心智不达标的庶民提供廉价、基本的工作教育。¹⁹⁶

波兰尼对教育系统的重构没有多少评论，却就教育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转型中要发挥的关键政治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教育对工党政治机制的运作十分重要，他建议将工党的基层成员训练成“政府的代理人或人民委员”，以“建设性态度”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就当今复杂的问题发表意见——例如，“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模仿“现有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其次，如果工人阶级想带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则需要让自己的利益服从广大群众的利益。这就需要抓住政治上的难点，包括实施“紧缩”的需求、直面“通货膨胀的危险”、中止限制性工会行为和“旷工及非正式罢工”等威胁生产力的劳工抵抗形式。教育对于提高公民道德、责任和开明的阶级意识是必不可少的，阶级利益能否从属国家利益都取决于思想。最后，他认为艾德礼政府的社会主义人士有工人阶级基础的庇护，但由于这一阶级还不太成熟，社会主义要想取得成功，还需要适当辅助工人阶级。他冷静地分析，很多给工党投票的工人都未察觉到自己在支持社会主义政府，也未发现教育对于提高他们自身利益的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¹⁹⁷要想在政治中完全渗入民主准则和行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让民众学习了解外交政策，为此波兰尼写下了WEA小册子《公民和外交政策》，提出所有公民都应了解国际事务。¹⁹⁸

从波兰尼对艾德礼政府的行为及不作为的评论来看，外交事务最能使他产生兴趣。工党在历史性时刻执政，此时战后和解方案正一步步到位；相反，工党承诺实践新的外交改革思想，但在执政后，在脆弱经济环境的允许下，迅速采取行动去重建英国的传统帝国主义议程。¹⁹⁹在这个问题上，波兰尼是传统主义者。他不赞成在力鼓吹大英帝国的衰落；相反，他和当局一样，都认为应该事先阻止这种威胁。他预见到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英国、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呈现出由国际法和联合国保护的三足鼎立之势。他的想法非常接近主流观点，即主张这三国都应保留其势力范围，英国领导西欧和英联邦集团。他认为，英国应保留其“自由的手（独立的外交政策）”，应该“努力扩大在欧洲大陆及世界的影响力”。²⁰⁰英国将成为战后欧洲的“自然领导者”，“能自由运用领导权”。²⁰¹

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和苏联是否愿意提供帮助。对于波兰尼——他代表了小部分人——来说，底线是友谊之手延伸到苏联。如果没有，且双方的关系还夹杂了意识形态，那英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将会受到无可挽救的损害。“人类的未来”仍然取决于“英国和苏联的成功合作”，这当然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也格外突出，而波兰尼认为欧洲大陆应该划分成这两国的势力范围。²⁰²相比之下，英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明晰。20世纪40年代初，他曾鼓励并赞成美国的全球主义。他对一些美国领袖做出了高度评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罗斯福，但他对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这位负责战时经济的领导人的态度举棋不定。波兰尼在美国时，利用自己能接触到的论坛鼓动美国参战，提醒听众，如果美国继续袖手旁观，德国和日本将会“支配两大洋”，甚至可能强迫美国交出在拉丁美洲的霸主地位。²⁰³战后，他坚持认为英国应该接受美国对“其海洋安全”的兴趣，并致力于“和美国合作进行全球重建”——除了在可能会阻碍与苏联合作的地方。²⁰⁴虽然，英国政府不愿准备“去填满政治世界令人恐怖的空白”，这让他很沮丧，但他仍然对伯恩斯及其在国务院的手下赞赏有加，他们“竭尽全力为和平工作，并且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与克里姆林宫共同帮助中国再次成为主权国家。²⁰⁵

1943年，波兰尼在伦敦告诉一位观众，在分分合合中，英国和美国的关系比得上普鲁特和奥地利的霸权之争，普鲁特最后胜出，而随后的半世纪里，哈普斯堡王国成为其主要伙伴，直至在1918年灭亡（听到这样的比较后，有一位美国大使馆代表和气地笑了²⁰⁶）。但三年后，波兰尼描述的英美关系就发生了巨大转变。他注意到，一篇发表在肯尼斯·缪尔（Kenneth Muir）的《利兹周刊公民》（Leeds Weekly Citizen）上的文章指出，1946年是英国1776年的开始——长期压迫开始转变成无法阻止的反抗。他告诉英国听众，“英格兰专制一直剥夺拉美殖民地，使之无法保护自身免受母国优先贸易扫荡的途径”，“但18世纪英国贸易对殖民地的控制不比20世纪美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威胁要成为复兴的英格兰更残酷”。²⁰⁷

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次讽刺性的大转变？波兰尼认为战争是世界为民主而战的历史性时刻，而非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冲突，因此他希望战时的民主化精神能与新政思潮契合，促成英美两国的社会计划改变，随着战后的解决方案逐步到位，这种改变在全世界也会生根发芽。除该地缘预测以外，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还提出了“资本主义对民主”的论点，并用党政术语加以解释：民主派的工党和新政党对阵华尔街、共和党及托利党。²⁰⁸尽管波兰尼希望世界转向左派，但他清楚地知道，华盛顿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让英国恢复了活力，苏联正开拓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但一洋之隔的美国将自己定位成旧秩序的堡垒。国内的新政承诺本应是建立在“半地区基础”之上的全新世界秩序计划，相反，一旦“大政府”通过武器生产恢复了经济增长，罗斯福便会背道而驰，美国和全世界就将驶向“金本位经济和自由贸易”——用波兰尼的俏皮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托派形式”。²⁰⁹他指出，如果设身处地地为美国着想，美国“恢复1914年以前世界的乌托邦理想”并不荒诞。如果英国“能被打败或被支配，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苏联可能也会被迫投降”。²¹⁰

对英国的胁迫主要包括租借、美国借款（《英美金融协议》）及布雷顿森体体系下的义务。用恳请者——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话来说，贷款条件旨在帮助英国政府“让英国货币实现自由兑换，采取自由商业政策，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²¹¹在很多民众看来，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对美国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欧战胜利日时的高支持率在1947年降到最低点（伊洛娜写给波兰尼的信让他注意到，“反美浪潮”正席卷全国——尤其是“普通人，人们喜欢肯星顿教堂街的一个老太太，因为她经营的古玩店张贴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不做美国人的生意’”²¹²）。

下议院的两件事也反映了对美国宏伟策略的反对。一是1945年12月，布雷顿森林协议草草达成，但共计29位工党及70位保守派下议员投票反对。²¹³托利后座议员大声抗议，带领议会造反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会迫使英国回到金本位制，但其实他们是因华盛顿哄骗英国放弃帝国特惠制（国家贸易享有免税优惠）而因愤生恨。二是1946年11月，政府的后座议员因对政府的一般外交政策不满而造反，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领导了这次起义。20世纪30年代，他曾处在工党“人民阵线”，代表党内众多支持与苏联合作的选民，表示在此期间拒绝苏联将会酿成大祸。克罗斯曼责备前座议员不仅服从“反对党”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还建议政府“重塑外交事件行为，以便向所有争取全面社会主义计划及世界资源控制权的国家及集团提供最大的鼓励及合作”。他敦促，有可能制定“民主及建设性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英国会精心策划一个欧洲社会民主的第三部队，用于调解两个超级大国，防止世界陷入敌对联盟。²¹⁴

波兰尼有同样的看法。他称赞克罗斯曼实际上“宣布了自由英国外交政策的口号”。²¹⁵英国在组织第三部队时必须展现出其强大的政治和外交影响，伦敦要起带头作用，“尽可能远地规划到英联邦及西欧”。²¹⁶令人欣慰的是，全球开始转向红色主义，但美国对西欧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干涉威胁到了全球的红色转向。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黄金兑换标准更是危害深重：和“很多人甚至是左派”深信不疑的“无辜制度”相去甚远，这种体系其实“就是在为美元控制世界做准备”。²¹⁷在省报的一篇文章上，他赞扬了克罗斯曼的反叛，因为这展示了“英国普通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危险”的敌意，这一系统加上美国贷款条件都旨在恢复金本位制。“在自由贸易煽动的外衣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控制的外国经济”宣战——随即也对英国社会主义的前景开战，因为贸易自由化能让国际自由力量自由决定特定的行业特征，这是和严格的计划经济相矛盾的。他坚持认为，英国“必须能够自由管理自己的货币，必须能自由地规划外贸”。²¹⁸

波兰尼明确了几种试图破坏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力量及因素，包括华尔街及其“残忍的共产主义”联盟，他们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上凯恩斯派的手印旁也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后者通过向他保证“共产主义大生意”的利益而“毁了他一生的工作”。²¹⁹托利领导尤其是丘吉尔本人的目标是将“英格兰和美国”连在一起，打造“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世界堡垒”——考虑到其反民主性，这需要暗中操作，运用政府协议来消除公众监督及议会审议的正当程序。²²⁰最后，工党的前座议员投身于“美国的（说得更准确点，是共和党的）大企业”。²²¹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自身的任命归为对苏联的敌意，他不仅与伯恩斯及国务院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人士联盟，还积极地拉动美国参与欧洲军事，并将英国打造成美国的航空母舰。²²²他所在的政府将大部分预算用于军备开支（包括核弹制造计划），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美国贷款；支持诸多国家施行右翼独裁统治，从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到种族隔离的南非；反复动用军队打击左翼及国家自由运动（如希腊的国家自由阵线）；促成巴勒斯坦犹太殖民民族政权的形成，令波兰尼非常遗憾。²²³工党对这一切都持传统的保守外交立场，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吗？波兰尼觉得不是。他认为后座议员的反叛是一次警告，预示反抗即将来临，“英国工党及美国新政有望达成新的团结”。他呼吁新政派“组织共产党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认为他们一旦成功，“英国人不仅能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同时还能将其准则代入一切英联邦国家的来往中”。²²⁴

没过多久，波兰尼对工党左派及新政的希望就破灭了。国内后座议员的造反消失了，从1947年起，政府开始奉行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没有因任何后座议员的重大破坏而中断。在大洋对岸，新政派似乎并没有读过波兰尼为他们写的文章。在华盛顿，围绕在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身边的精英都认为战争结束是实现新政承诺的独特机会：和苏联一起创造一个勇敢的法律、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新世界。²²⁵但新政派战略思想的主旨与主流趋同。整个政治精英在战后两大地缘经济重组上达成了共识：国际支付应由国家多边协调达成，而不是留给市场机制自行解决。最好是通过加强贸易、削弱资本控制来实现繁荣，而不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反其道而行之。²²⁶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等保守派及华莱士等新政派在这些问题上都持相同的观点。²²⁷令波兰尼失望的是，布雷顿森林协议不仅仅是“无情的共产主义”，也是无情的双方共识。事实上，早期的核心人物包括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和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两人都是新政派。尽管怀特仰慕苏联式计划，但新政是为了保证美国市场资本主义的安全，布雷顿森林协议想要在全球故技重演——在此过程中通过将美元打造成世界的最高货币而加强美国的霸主地位（未声张）。²²⁸摩根索认为其目的是“为新世界”提供“一个新政”，需要政府协调国际货币运作、抑制投机资本流动、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²²⁹杜鲁门就任总统后，摩根索被财政部扫地出门，计划中的许多新政思想都被去除了，但基本构架还在。²³⁰

新政派在马歇尔计划的制订中也崭露头角。马歇尔计划又称欧洲复苏计划，²³¹旨在确保美国在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中保持高出口，防止西欧的经济崩溃及政治冲突，将这一地区巩固成对抗苏联的堡垒。其指导思想是：美国是大西洋共同自由联盟的核心，对战败的欧洲施加霸权。²³²该计划包括按照美国企业资本主义的方式重组世界经济，打击欧洲人自给自足的天性，在美苏对抗中强化美国的利益。²³³欧洲复苏计划主要有两大任务：建立反苏政治阵线及在自由基础上重组欧洲经济。这两大任务又衍生了第三个任务——建立欧洲共同市场。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马歇尔计划和西欧一体化使国际左派产生了分歧，这其中就有波兰尼认识的人。作为战后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的基石，这些倡议会被排斥还是受到欢迎？他的妻子认为，马歇尔计划是“破坏杜鲁门主义的开端”。²³⁴对照之下，他的朋友霍斯特·孟德萧森（Horst Mendershausen）代表欢迎派。20世纪30年代，他曾与理查德·勒文塔尔（Richard Löwenthal）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一起，在德国开展东山再起运动。被盖世太保逮捕后，他逃跑了，并在本宁顿谋得一份职位。1945年他一回到欧洲就在能促进大西洋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中担任要职——他的社会主义及新政资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柏林，他和东山再起运动的同志再次取得联系，并积极参战以阻止社会民主党与其姐妹党——共产党主导的社会联合党——结盟。²³⁵与此同时，他的日常工作是担任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经济顾问，这位将军在联盟军事政府期间是德国的副总统。克莱反对摩根索和怀特摒弃德国经济的策略，表示从长远来看，德国重建自由市场会更好地为华盛顿的利益服务。作为克莱的助手，孟德萧森与其一同奠定了马歇尔计划的基础。之后他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研究员时，建议执行马歇尔计划建立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直接受到了波兰尼思想的影响。²³⁶他还以欧洲复苏计划衍生的舒曼计划为名义进行宣传，这一计划建立了早期欧洲一体化的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对孟德萧森来说，这一机构是美国权力和新政（或社会民主）思想的巧妙融合。这一机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欧洲曾“遭战争、侵略和失败的削弱，并遭到美国强大的建设影响的渗入”，而其结构也说明了“中央计划和市场经济在国际层面上的巧妙融合”。²³⁷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帮助他在兰德公司谋得职位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马歇尔计划、杜鲁门第四点计划一起被列为“世界上展现我们文化活力的大胆主张”。²³⁸

波兰尼对欧洲复苏计划和欧洲一体化的看法没有像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态度那样得到完整的记录，但很明显，他持反对观点。他呼吁“在有组织的欧洲框架”²³⁹里进行德国的四方重建，反对美国在德国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危险举动实际上重回老路。²⁴⁰他似乎批判欧洲复苏计划，并大声赞扬1948年主席竞选中的著名对手——公开亲苏的亨利·华莱士²⁴¹（华莱士称之为“军事计划”）。事实上，他预见到了自己是华莱士支持者中的核心进步分子。²⁴²至于欧洲一体化，由于西欧转向保守，贝文等劳工部长转成冷战分子，波兰尼的梦想——以英国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各国结盟——看起来越来越遥远。在一封未知但可能出自波兰尼之手的信中，他对舒曼计划心存忧虑。这封信写于1950年或1951年，其中提到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领导者是“反动派或走狗”，已经“决定完全和美国联手”。²⁴³尽管英国有贝文，也被纳入马歇尔财政补助计划中，但仍然保持“足够的社会主义”，因此没有全心全意地服从他们的领导，欧洲一体化也正在遏制英国的加入。根据波兰尼的解读，舒曼计划的目标“含蓄且未明示，但是真实且险恶，要迫使英国在资本主义西欧主要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合作，否则就会带来经济（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及政治的）的灭亡”：“欧洲两大基础工业的巨大资本主义融合将会首先针对社会主义英国”，之后，“英国被迫默许后，这种热情会转移到苏联”。简而言之，西方世界的大西洋主义一体化标志着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攻击”拉开了序幕。波兰尼在结语中写道，这种卑鄙的做法并非就此一成不变。舒曼的计划仍可能“转变成社会主义措施，或成为失败的外交”。但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英国工党”。²⁴⁴

1776年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译者注

第六章 “不公正与不人道”

1945年后，全世界范围内出现许多标志性的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而波兰尼与伊洛娜的生活就是这种情境的真实写照。他们直到1950年才决定在哪里定居。朋友总跟他们讲起战后匈牙利的魅力，所以他们曾纠结是否选布达佩斯作为居住地。安德烈·哈瓦斯（Endre Havas）写道：“这儿的事物很有意思，有时甚至很迷人；生活充满了活力，我们精力充沛、内心强大，为了国家而奋斗。”¹另一位同胞在1947年访问匈牙利时见到了“各种重要人士”——包括时任共产党领袖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以前属于伽利略派）及其副手艾尔诺·盖勒（Ernö Gerö）。他说：“（这里）给我的印象比预期的好多了。新政权要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深入人心。匈牙利的空气格外清新，太让人惊讶了。我承认我想搬回家了。当然，还有大量阴郁顽固的人不愿意，但我深信可以通过一至两年的努力‘说服他们’，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时候。”²

但就波兰尼的家族而言，大多数在匈牙利的近亲和朋友都在流亡，其他人则已去世。后来他们与卡罗伊发生了口角，加上一位旧交（正是拉科西）提醒波兰尼不要回来，说这是为了他们好。自此以后，他们“怀着沉重的心情”³决定为匈牙利的生活画上句号。但这一决定也未能阻止他们访问祖国。1946年，伊洛娜去了一趟布达佩斯，收获颇丰。从那时起，她开始到农村研究土地改革。⁴同年末，波兰尼应邀去布达佩斯帕兹马尼·彼得天主教大学发表“一场隆重的演讲”。⁵贝列尔学院校友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前往劳工党国际部，并指挥外交部的热线电话。在他的帮助下，波兰尼获批进行讲学，并获准搭乘飞机前往布拉格。不幸的是，匈牙利当局没有提供入境许可证（波兰尼认为这是误解造成的），导致他除了推迟行程别无选择。⁶

1948年，回国问题再次出现。亲朋好友都在搬往匈牙利。比如，劳拉的儿子乔治回到了布达佩斯，渴望建设共产主义。当年大部分时间，伊洛娜也在布达佩斯度过。她定期给亲人汇报情况，描述正在进行的社会政治变革。⁷到1949年，拉科西运用“切香肠式的渐进战术”成功击败了敌对政党，大大削弱了对方的力量。人们着手建设共产主义经济。按照构想，这种经济模式相对自足，重工业部门占有相当的比例，用行政手段决定分配，大量采用政治激励措施提高生产率，调动各种资源实现资本积累的目标。盖勒在他的宣言中总结了共产主义计划，认为匈牙利将会转化为“钢铁与机器之国”。⁸虽谈不上异乎寻常，但考虑到匈牙利完全没有铁矿床，这种设想真是一种伟大的“抱负”。

伊洛娜将匈牙利的苏维埃化誉为“自上而下的一场革命”，对共产党的领导大加赞赏，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过分地将“国家利益”抬至保卫苏联免受美国侵略的“共同利益”之上，以此为匈牙利“眼前的困境”辩解。⁹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如果赋予我一个政治角色的话，那么我将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而且她欢迎女儿出一份力，把匈牙利建设成“苏联的一线防御堡垒”。¹⁰在抵制政治自由和高速工业化方面，波兰尼的态度比她们更坚定，认为这些并不适合农业化国家。¹¹但波兰尼也感觉到归国前景广阔，也许他是出于长远考虑。1948年，他想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去布达佩斯从事研究工作，在“剩余的岁月”里研究匈牙利。¹²如同他指出的伊洛娜离开美国的主要动机一样，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发展。¹³他认为自己有独特的条件能够架构一座丰富的知识桥梁——“联系东正教与现代学术的桥梁”。既然如此，他向伊洛娜吐露：“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经验和眼界来看，我只有归国才能为构建新匈牙利做出最大的贡献，我对此深信不疑。”¹⁴这也是她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她将波兰尼“义无反顾的、无条件的归国申请”称作“生活的乐趣”，而且密切关注着波兰尼可以担任的空缺职位。¹⁵卡罗伊同意以中间人的身份帮忙联系，并请求宗教与教育事务部部长提供援助。¹⁶哈瓦斯也写了一封推荐信，称波兰尼“善良诚实、才华横溢”，并向部长保证“尽管波兰尼的观点有些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他对苏联的态度友好”，¹⁷只可惜依然没有找到适合波兰尼的职位。

如果不在匈牙利，那他们应该在哪里定居呢？他们“热爱英国”，自认为是“英国人”。¹⁸不少密友都住在那儿，而且艾德礼政府开创的社会主义前景激起了波兰尼的广泛兴趣。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多次表示希望定居英国。他在纽约给桑迪·琳赛写信时说，“在这里开始新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已经（在他和伊洛娜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了”，而且，他已经承诺“英国的工人阶级”要撰写《大转型》一书——不管他们如何看待此书。琳赛知道有哪些空缺职位吗？一旦出现这样的岗位，他肯定会接受。¹⁹遗憾的是，一个也没有。反倒是美国的就业机会更丰富，职业前景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为“光荣退伍”老兵资助高等教育费用）的推动下，美国的大学体系迅速扩张。虽然美国左派和自由派选民阵营的“知识和精神破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严重，但这有可能变为优势，因为这提高了波兰尼“发挥用武之地”的能力。²⁰但伊洛娜和卡丽坚决反对定居美国。²¹美国虽然在实行“新政”，但仍然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波兰尼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波兰尼与伊洛娜在选择永久定居地方面发生了分歧，而且他们本身也非常矛盾。迟疑不决的紧张时段即将来临，意想不到的迂回曲折俯拾即是。

波兰尼的选择，伊洛娜的审判

波兰尼的《大转型》写于美国，在美国推进其研究项目的前景十分诱人。哥伦比亚大学似乎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去处。两次战争之间，它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学之一，可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相媲美。此外，哥伦比亚大学还吸引了一些天资聪慧的奥匈帝国移民和难民——类似于贝拉·巴托克、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约翰·冯·诺依曼之类的人物。²²那里的经济学教师思想相对进步，以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为代表的一群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多年一直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哲学灵感源自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位左倾自由主义教师约翰·杜威。波兰尼认识这位教师，而且非常钦佩他。²³可以说，尽管哥伦比亚的制度主义发展不太稳定，但就经济学博士生的数量而言，依然在美国领先。²⁴米切尔于1944年退休，但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等经济学家一直在该领域保持领先。

1946年秋，波兰尼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麦基弗和阿默斯特学院的经济学家沃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询问能否在美国大学谋得一份职位。²⁵他试探性地咨询麦基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是否需要为期一至两年的访问教授。²⁶麦基弗的答复让他备受鼓舞，于是他向古德里奇提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请信。如果任命，他打算研究“经济体系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覆盖“原始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制度形势以及国际体系”等领域。他补充，虽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获得国际关系或政治学领域的职位，不过在经济学系从事研究工作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²⁷波兰尼真是幸运，古德里奇和其他制度主义者正好是任命委员会的代表，而且他的申请也得到了斯图尔特的支持。²⁸一周之内，他得知自己的申请通过时兴奋不已——虽然只能任职一学期。1947年1月，他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纽约。²⁹

除了受过几次疾病的折磨、缺席鼓舞人心的辩论（经济学综合研究俱乐部的辩论除外）之外，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月据说“极其”愉快。³⁰他忙得不亦乐乎，“从早上一直工作至晚上”，总是“旅馆、图书馆、办公室”三点一线。办公室是向正在休学术假的J.M.克拉克借用的，比旅馆房间“大多了”。波兰尼曾说：“房间太小了，我都没法打开行李箱，在这里我只能阅读。”³¹他受到了同事的热烈欢迎。在制度经济学家中，他与古德里奇的关系最密切。借助于一些背景知识，古德里奇得以细微洞察波兰尼的思维模式。波兰尼的博士论文是在科尔的建议与帮助下完成的，主题是1910~1919年英国的工人谋求管理特权的事件（这一工团主义高潮引发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当这篇论文发表时，托尼为其作序。³²波兰尼的著作也引起了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等人类学家的遐想。而社会学系在脱离法兰克福大学的那段时期创办了社会研究所，其中有一些左倾社会学家，如罗伯特·默顿、拉扎斯菲尔德、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³³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虽然是新招聘的教师，但他们已经成了系里公认的重要人物。默顿是权威的理论家，而以“方法人士”著称的拉扎斯菲尔德正在成为美国“社会科学方法学家元老”的道路上如痴如醉。³⁴

默顿、拉扎斯菲尔德与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一起形成了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美国战后社会学的“朱庇特三人组”。波兰尼与他们三人都有交流。³⁵帕森斯是社会学当代主要理论与机能主义专家，与他人合写了一本《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波兰尼在《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历史与理论视角下的经济体》（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以下简称《贸易与市场》）的两个章节中称赞这本书内容真实、重要性持久、值得大加赞赏。³⁶另外，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对他于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研究项目给予鼓励，这一点至关重要。波兰尼和默顿两人彼此关心，互相赞赏。的确，除了麦基弗，没有人比默顿更支持、更关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工作。³⁷他俩经常碰面，讨论各种话题——从阶级斗争、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等社会学话题到古代世界的经济学历史和马克思的早期手稿。³⁸波兰尼也认识拉扎斯菲尔德，有时与他分享自己文章的初稿。³⁹现在并不清楚他们具体是在何时碰面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都曾在维也纳处于相似的环境之中。拉扎斯菲尔德当时是激情澎湃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了民主主义党派青年组织并创办了报纸，从而迈进学术界。⁴⁰在对马林塔尔（一个失业率高得惊人的工业小镇）进行开创性的社会学研究后，他迎来了研究事业的巅峰时期。⁴¹拉扎斯菲尔德与玛丽·亚霍达（Marie Jahoda）和童年时代的朋友汉斯·蔡塞尔（波兰尼的侄子）一起指导马林塔尔的就业问题。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纽约获得了社会研究所的支持，并与一些成员合作，包括波兰尼的朋友埃里克·弗罗姆。拉扎斯菲尔德与波兰尼在1940年认识，这个时间点确凿无疑。就在这一年，波兰尼称他“非常友好、能力强而且有智慧”。⁴²

波兰尼发现自己在两个领域里的定位模糊不清：社会学家视他为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视他为社会学家。⁴³他的作品激起了经济学家阿瑟·R.伯恩斯（Arthur R. Burns）的遐思，但总的来说，社会学家更愿意接受他的想法。和他关系最紧密的（至少在最初是这样）麦基弗待他温暖坦诚，时常给予帮助，很快让初来乍到的他感到轻松自在。⁴⁴无须多想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俩关系如此密切。麦基弗与拉斯基等英国左派人士亲密无间，而且他熟知欧洲大陆尤其是奥地利的情况。共同体是他学术研究的永恒主题，这一原理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类联系在一起。《共同体》是他第一本书的书名，他的第二本书《社会学的元素》（Elements of Social Science）明显是为了英国WEA的利益而写的。⁴⁵麦基弗极其欣赏这位新同事的作品。当普林斯顿大学将荣誉学位授予迈克尔·波兰尼时，他讥讽说这项荣誉授予给了“错误的波兰尼”。⁴⁶他鼓励这位新朋友开展研究，比如嘱咐他向《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投稿（但他指出，应该将经济原理书写下来。“选取你想研究的一个小视角，用一篇长文表达出来”⁴⁷）。波兰尼拒绝了这一建议，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按合约要求，他应该致力于准备《大转型》的政治类续篇，但他的知识重心正进一步向经济史转移，而且他有一个想法——写一本关于经济通史的课本。⁴⁸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任期结束后，波兰尼给自己安排了一场短途旅行。在规划路线时，他的脑海中都是亲朋好友，于是决定要去芝加哥和本宁顿，然后绕道去多伦多。⁴⁹在旅行途中，他有机会反思在美国度过的四个月。虽然那几个月的生活闲适恬静，但如果不出意外，他计划在6月返回伦敦。由于无法保证伦敦有空缺岗位等着他，他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一份续约申请，同时联系其他机构。⁵⁰他尤其瞄准芝加哥大学。当然不是经济学系，因为马尔沙克提醒他说经济学系过于自由放任，在那里成功的希望渺茫。但社会学系（与哥伦比亚大学一起）被视作深入探索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基础的著名场所。⁵¹波兰尼分别写信给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政治学者和一名人类学者，特别想知道对方能否接受“有限教学义务”的访问教授。⁵²

这些请求信一经寄出，波兰尼就收到了来自古德里奇的电报，批准他续任经济学通史的访问教授，这次的任期是整整一年。⁵³就在那一周，没过几天，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来信嘱咐他去芝加哥大学，那里社会系的全体教职工一致支持任命波兰尼为正教授。⁵⁴不久，第三批邀请也降临了，此次邀请来自纽约新社会学研究院的院长。⁵⁵稳当的雇佣邀请突然之间塞满了信箱，波兰尼欣喜若狂。回想起他多年来生活在惶惶不安的阴影之下，这种心情也就不足为奇了。1905年，波兰尼孩童时期所认识的坚固世界开始了地动山摇的一年。9年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与道德结构崩溃。在他最终获得终身教职后不久，法西斯主义隐约可见，而且他在英国流亡时期从事的工作都是不稳定的。虽然《大转型》在某些方面广受欢迎，但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尾声。看到在英国的求职失败，在美国更频繁地遭到拒绝，波兰尼开始相信自己的年龄已是“阻碍”。⁵⁶因此，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终于得到了安全感，得到了认可，拥有了今后从事研究的坚实基础。想到这些，他的欢呼雀跃之情便无止境了。他在给伊洛娜的信中写道：“我开始察觉到完全未知的事物。内心无比惊讶，小温泉汩汩地流着：好像小鸟在唱着我之前从未听过的歌曲。几天来——两天、三天！——‘鸟儿’和‘泉水’说话了。”他深陷这种安定感，竟有点不知所措了。而这种感觉“源自于此：我的生活有保障了。我有了职业、谋生的方式、一份工作、一份自己的工作。我再也不用面对阴郁的空虚感了。不会再有岌岌可危之感……不再会有明日的压力化作后日的空虚”。这种感觉他以前“从未体验过”。⁵⁷

如果说不知该接受哪个职位让人不那么愉快的话，那么解决该问题也并不那么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极具吸引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那里薪水较高，要求的授课时数较少。⁵⁸如果在那里就职，波兰尼可以获得“顶尖研究生院教师的权威”，可能影响新一代研究生，还可以继续讲授他一直在讲的课程——为他准备“原始经济学”教材奠定基础。⁵⁹虽然两所大学均提供访问教授定期合同，但是芝加哥另外书面给出了“明确意向”，表示日后会将他聘为终身访问教授。⁶⁰此外，波兰尼在“风城”的那一周为他选择芝加哥大学注入了强有力的有利因素，因为正是那时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他意识到了这所大学“选择我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而哥伦比亚大学是“尽管我这样”，却还是准备聘用。有鉴于此，他下定了决心。在给伊洛娜写信时，他说道：“我必须选择芝加哥大学，而且我很乐意这样做。整个芝加哥大学都对聘用决议表示支持。只要是靠他们能办到的事，他们都努力去做，一切只为了帮我克服年龄限制，解决经济状况、课程设置等各种问题。”学校于9月15日准备好住宿，波兰尼两周后就可以授课了。⁶¹

人们不禁猜测：如果波兰尼搬到芝加哥，他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利奥·奥本海姆（Leo Oppenheim）不久将掌管芝加哥东方研究所，与这位维也纳流亡者的近距离接触会增加他对亚述学的兴趣吗？他会与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发生争吵吗？在20世纪50年代，奈特会像对待波兰尼的好友——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卡尔-威廉·卡普（Karl-Wilhelm Kapp）——那样，公然地给他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将他视为“宣传社会主义”的传播者吗？⁶²这些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因为在6月底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哥伦比亚大学那会儿给他发了一份电报，更新了聘用条款：职位仍然是任期一年的访问教授，但工资与正式教授的工资一样（7500美元），而且教学时数最少。⁶³他在给伊洛娜的信中写道：“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自身职位的真正分量，该职位赋予了我自由选择的权利。”⁶⁴那段时间，他总在思考应该如何选择，还向朋友和熟人寻求建议。博学家兼城市问题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建议波兰尼去哥伦比亚大学，认为给那里的学生授课更有价值。此外，他还对芝加哥大学的生活进行了一番猛烈的抨击：“哪怕是对最可恶的敌人，我都不希望他们遭受这里的悲惨命运。出了大学这个圈子，这里就是一片知识贫瘠的荒漠。”⁶⁵最终，波兰尼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

就在这一刻，一切似乎都完美就位了，令人十分满意。波兰尼预料到初到纽约的一两年会忙碌而快乐，因为伊洛娜终于可以陪在他身边了。他们彼此间的爱意丝毫不减当年。阅读他们的信件时，人们都认为他俩是新婚夫妇。伊洛娜在一封中写道：“亲爱的‘迪基’，我下班后坐上14路车，通过车的顶部观赏霍洛威路，一路的风景多么迷人啊！充满了人情味！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此刻，我想起了你培养学生、从事教育、感化他人、背水一战的画面。但最重要的是，你现在信心十足，而且我们又在一起了。”⁶⁶

波兰尼满怀欣喜地给伊洛娜回信：“我们终于重逢了。25年来，我们一直在祈祷与期待，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他继续写道，虽然这个世界比过去几十年更危险、更荒凉，但是“很多人”迫切需要他的作品与领导。他正在打造一种工具，以此来“击破旧世界的支柱”。⁶⁷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可靠的保障，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各种消息。他又给伊洛娜写了一封信，催促她搬到纽约来。

幸福的时光转瞬即逝，等待他们的竟是两次沉重的打击。1947年7月，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入职没几天，伊洛娜便遭遇了一场车祸。伤势虽说不重，但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波兰尼一般很少在意梦境，这次却不一样。从他对噩梦的描述可以感受到，他似乎依然惊魂未定。8月的某个晚上，他做了一场噩梦，这可真是最可怕的一次了！梦境中，四周一片荒凉，他隐约可以看清一座建筑物，隔间狭窄而低矮。最后的一个隔间坍塌了，伊洛娜躺在地板上。她的身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色尘埃，看上去脏兮兮的，就像一条掉落在地上的虫子挣扎翻滚着，全身上下沾满了灰尘。她躺在那里，已经失去知觉、奄奄一息，而且还是在这种最令人费解的地方——一个坍塌的隔间，这个场景太可怕了，真是令人心碎。她多么可怜，已经濒临死亡，与瘦小扁平的灰色物体几乎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她还仅存一丝呼吸。看着这般恐怖的画面和妻子的悲惨遭遇，波兰尼吓呆了。⁶⁸

第二次打击不是金属所致，而是一纸文件。这一打击来得没那么突然，但远比第一次严重。对象不再是伊洛娜的肉体，而是她的移民身份。她不愿意移居纽约，波兰尼向她承诺“肯定”不会再与哥伦比亚大学续约，她才得到安慰。⁶⁹夏初，波兰尼曾向她保证几个月内会返回伦敦。但现在，他意外地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收获了好心情，所以打算继续在美国待一年甚至更久。此外，波兰尼还告诉伊洛娜，他正在“努力攒钱”，以“支付我们定居的费用”。伊洛娜虽然喜忧参半，但她还是申请移居美国，并且深信自己的申请会被批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再一次游说国务院。古德里奇向波兰尼保证，国务院肯定会代表伊洛娜介入伦敦大使馆。波兰尼承诺，他们在美国永久外侨的身份“毋庸置疑、无可非议”。⁷⁰此外，伊洛娜最后一次是以“战争志愿者”的身份离开美国的，“拥有再入境许可证”，而且许可证包含一个附加文本。该文本是一份“维护她身份”的“英裔美国人君子协定”，在她起程前交至她手中。从表面上看，只要有再入境许可证，“君子协定”仍然有效，甚至连签证都不需要。⁷¹但这些保证真的无懈可击吗？经历漫长而忧心的等待后，美国大使馆终于放出消息。事实证明那些保证并非无懈可击。而且伊洛娜在8月20日收到了一封来自副领事的面试邀请函。⁷²

当时美国已不知不觉地陷入麦卡锡主义。1938年，国会成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随后通过了《哈奇法案》（Hatch Act）和《史密斯法案》（Smith Act），规定凡倡导在国内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行为均构成刑事犯罪。1940年，《沃勒斯法》（Voorhis Act）在大范围内赋予政府逐出政治激进分子的权力。一年后，国会授予领事官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那些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怎么定义都可以）的潜在移民，这些官员有权拒发签证。战争期间，美国权力机构曾对斯大林政权大加赞赏，但之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共产主义不再是坚定的盟友，而是一种威胁，与性病和肺结核一同被视为致命的威胁，列入移民管控范围。1947年3月，事态进一步发展，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忠诚调查令”，几百万名联邦雇员因“爱国主义缺失综合征”受到调查，那些钦佩马克思与列宁或鼓吹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雇员被解雇甚至驱逐。同年，对于外国共产主义者，除了那些持有外交护照的人，其他所有人均被杜鲁门政府拒之门外。⁷³

这些如乌云般沉闷的事情，伊洛娜要么未察觉到，要么抛诸脑后。9月9日，她心情愉快地参加面试，若无其事。在面试过程中，一些相当冷酷的迹象和卡夫卡式的荒谬暴露出来，她的自信随之渐渐消失了。面试官派秘书去取档案。官员压低嗓音，聚集在一起讨论伊洛娜的情况。在将近六个小时的讨论中，伊洛娜数次被要求离开房间。她得知，此次面试的目的并非从法律上证明她的公民身份和再入境许可证，而是讨论她的“背景”——她的信仰及过去与政治相关的行为。就在此时，她意识到这就是一场“闹剧”，裁决结果早已注定。当被问及信仰时，伊洛娜表示“不相信空想”，但对自己的国籍所在地英国有信心，如其生活方式及未来对“美苏两国”的依赖。官员问伊洛娜是否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是否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她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补充说自己未曾加入“某个政党或组织”。但他们加紧追问，过去是否加入过“某个政党”。这时，伊洛娜不再遮遮掩掩，不再试图给自己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而是“告诉那群浑蛋”自己曾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加入过共产党。⁷⁴

结果是：伊洛娜被“永久”禁止进入美国。⁷⁵美国移民归化局做过众多“愚蠢的不公平与不人道”的决定，这只是其中之一。詹姆斯·韦克斯勒曾指出，该机构似乎专门采用“悄无声息、旷日持久的精神折磨”。⁷⁶严格地说，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案》是该决定的依据。该法案充满了种族主义（及反犹太主义）精神，甚至不加掩饰地要求减少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为了达到目的，决定潜在移民获得批准的因素不是目前的国籍，而是出生地。但是拒绝伊洛娜签证申请的决定依据并非《约翰逊—里德法案》的一般规定，而是1941年法令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简而言之，伊洛娜被拒绝，是因为她与共产主义群体有关联，而不是因为出生于哈普斯堡帝国。

波兰尼本以为妻子签证成功获批会是既定事实，毫无悬念，没想到竟遭到永久拒绝，这可真是一个残酷的打击！想到面试这场“闹剧”，他就勃然大怒，尤其是有些报道称大使馆官员怀疑他妻子的诚实，无视她曾在战争期间担任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工程师。⁷⁷波兰尼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转而关注该案例的一个细节：面试时，伊洛娜仍未摆脱车祸后遗症的阴影。他内心瞧不上那些医疗专家的意见，暗示“有一点值得怀疑”——在脑震荡的影响下，人们并不清楚伊洛娜“是否完全理解了提问者的真实意图”。⁷⁸波兰尼淡化了美国受“反共狂潮”影响的程度，有把握地认为美国仍然相当尊重政治自由。在此基础上，他推断伊洛娜不会永远遭到拒绝，发誓会尽全力帮伊洛娜提起上诉。如果上诉失败，他会返回英国工作一两年。他还大胆地猜想，或许加拿大会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呢。也许在1947~1948年，伊洛娜可以在多伦多逗留。她可以继续从事研究，结识众多匈牙利社区成员及其“先进的”积极分子。⁷⁹如果她以后能获得加拿大国籍，她就肯定能前往纽约去看他。也许他能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呢！⁸⁰

事实上，伊洛娜准确无误地理解了大使馆官员的意图，而且她与波兰尼的关系也变得非常棘手。波兰尼似乎一直在向她隐瞒自己有多想延长待在美国的时间，几乎没怎么留意她对欧洲的偏爱。在这一潜在矛盾的刺激下，夫妻之间的危机加深了。一开始，双方的分歧只是“在哪里定居”。后来，华盛顿的裁决出来后，他们一起在美国生活的希望化为泡影，这无疑使本已严重的矛盾雪上加霜。加之个人埋怨与误解，事情进一步恶化，如此温暖而和谐的关系中出现了令人心神不宁的因素。伊洛娜经历的签证遭拒是一种恶意行为，揭示出一个重大事实。面试时，她准确“评价了美国及美国代表的意义”，使馆官员也对她做出了同样准确的判断。因此，裁决“有效”。波兰尼恳求她尽力争取机会来美国，但她没能做到。她向波兰尼坦白：“如果我一心一意地不惜任何代价去美国，我现在已经在那里了，可那就不是真正的我了。”⁸¹伊洛娜补充道，只要她坚持面试时的所有陈述，签证遭拒的裁决就不会有任何更改。让她收回陈述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发生这种情况，她也将卷入“胁迫与言论限制”。⁸²因此，那一年，波兰尼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伊洛娜则在试着给面试官一点报复——坚持“伊斯兰教”的立场，回到倡导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⁸³

在波兰尼回应这一挑战时，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他在一封信的开头称，自己一步步地“克服两地分居与无法按时重逢带来的风险”，以免阻碍双方交流，但每次都“造成荒谬的误解，反而带来更多困难”。⁸⁴波兰尼以自怨自艾的口吻劝伊洛娜考虑他的遭遇。几年前，他“看似克服压力违背了良心”，“接近疯狂的边缘”。但与那段黯淡的时光相比，眼前的危机远远超出了当时。“假设我们注定失败”（语气从悲哀转向劫数难逃），“假设我们都必须灭亡——徒然地灭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让我们各自走向灭亡吧。也许你有机会生存，但我没有。所以我同意你坚持自己的路，而我只能尽力将自己的责任履行到底”。⁸⁵用这些冰冷绝望的话语展望前景后，他又四处寻找希望之路。一听到伊洛娜遭拒的消息，他立即想搬到匈牙利和她在一起，但这种做法只有在北美当局真的阻止他们定居时才有意义。当时，定居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含沙射影地指出，伊洛娜所说的话对自己不公平，缺乏诚意，表明她不太愿意移居美国和他在一起！在影响他们关系的众多因素中，“（她）与美国的个人恩怨”是其中之一吗？他追问，为什么她不奋起抗争，而是接受“副领事表面上的威胁”呢？在他看来，伊洛娜与美国当局的冲突只是“突然的灵感”，现在已经固化成一种困扰了，给他们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洛娜把遭拒归咎于美国当局的恶意行为，这明显是在撒谎，她应该坦白承认这一点。波兰尼伤感地说，他“可以忍受”伊洛娜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但前提是她要坦诚。底线是，她必须承认“主动选择接受当局的威胁，而非不得已而为之”。⁸⁶

此时，夫妻俩的争吵已经变成了严重的危机，于是他们向道格·乔利（Doug Jolly）寻求建议。⁸⁷波兰尼与乔利的友谊可以追溯至他们在格兰特—麦克姆圈子相聚的那段时间。后来乔利动身前往西班牙，在国际纵队担任了两年的前线外科医生。有些人说，国际纵队是英国在那场运动中“最重要的志愿者”。在回来加入军医团之前，他被授予大英帝国军事勋章，以资表彰。⁸⁸考虑到乔利与两人关系都很密切，而且他在大伙儿眼中富有同情心、宽宏大量、对朋友忠实，所以他不失为理想的交谈对象。⁸⁹从波兰尼和伊洛娜那里得知他们的处境后，乔利赶紧给“亲爱的迪克尔”写了一封言辞尖刻的信。他愤怒地指出，波兰尼悍然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凌驾于妻子之上，一个人再怎么样也不能“像你现在利用伊洛娜这样利用其他人”。乔利表示，波兰尼应该立即住手，不要再强迫伊洛娜“做些对实现她的梦想毫无意义的事情”。当然，怀着对丈夫的爱与信念，她迟早会服从波兰尼的要求。但是，如果波兰尼逼她太紧，继续坚持让她搬到北美，她的精神会因此受到重创，这样的婚姻终将名存实亡。乔利在结尾写道：“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无论伊洛娜多么希望坚持自己，她都不可能违背丈夫的要求。”⁹⁰

波兰尼不理会朋友的训诫，坚持一意孤行。不过，凡事都得有个过程，要想成功说服伊洛娜，必须慢慢劝导，细细调解。他开始谨慎地劝诱伊洛娜移居加拿大。在推荐加拿大时，他列举了不少典型的文人形象，比如麦基弗（他对多伦多很熟悉）。加拿大人往往感觉自己在道德方面优于渐渐渗入的邻国，认为自己的国家更具社会性，不过分关注物质层面的东西。此外，作为“英语国家”，当地居民把英国视作他们的祖国，确保从英国来加拿大定居的人士“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另外，加拿大永远对知识分子和外国人敞开怀抱。与其他外国人相比，英国人得到的关爱更多。其他外国人是“永久的异乡人”，而英国人“享有特殊待遇”⁹¹（关于这一点，伊洛娜再清楚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求职时，她曾因奥地利国籍受到阻挠⁹²）。波兰尼开始打探能否让多伦多的熟人给伊洛娜提供住处。有位熟人表示可以让伊洛娜以客人的身份入住，只需要“做些”家务。⁹³

波兰尼也做了些妥协。几年来，他一直在克制自己，避免今后留在北美发展。虽然他在1948年申请了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师职位，但如前所述，几个月后他还打探了匈牙利的就业情况。同年晚些时候，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给他提供了7000美元的资助，让他负责一个关于经济制度起源的跨学科项目。当时，他更加坚定了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决心。⁹⁴但仅一年之后，他拒绝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续聘邀请，表明了“永久回到英国”的决心。1949年下半年，波兰尼终于可以和伊洛娜一起在伦敦休假。在那里，他重新做些WEA教学工作，在大英博物馆全面收集关于西非达荷美王国的作品集。⁹⁵1950年初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时，波兰尼接受的也只是短短一学期的临时聘任。⁹⁶

让波兰尼高兴的是，伊洛娜确实开始考虑定居加拿大，但她的旅程与其说像一条直线，不如说是一条呈螺旋形上升的蜷线。她在加拿大度过了1947~1948年冬天，1949年又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最后在1950年永久地搬到了皮克灵——多伦多东部郊区的一个城市。她在那儿买了一间蛛网状的小屋，坐落于胭脂河陡岸边缘的树林之中，前方不远处便是安大略湖，小屋前面有一座迷人的花园，种着罂粟花等。⁹⁷几年来，波兰尼的大学假期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1953年，他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直接搬到了伊洛娜那里。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了多年的兼职教授，其间与其他人共同负责所谓的跨学科项目（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贸易与市场》一书中），在夏学期和冬学期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坐火车或乘飞机到纽约举办经济历史研讨会。⁹⁸即使这样，伊洛娜仍不时地感到一阵阵的孤独，而且夫妻俩并没有把皮克灵当作退休地。⁹⁹1954年，在伊洛娜接受一次大手术后，他们再次讨论返回英国的计划，而且开始付诸实施。波兰尼向曼彻斯特大学申请了研究奖学金，并告诉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由于妻子的身体日渐虚弱，他想“退休后回到英国”。在他的设想中，“退休生活依旧忙碌”。¹⁰⁰可是奖学金申请没有成功，不久之后，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只好结束前方的旅程。

指车祸。——译者注

对波兰尼的昵称。——译者注

一起漂泊：研究协作

关于在北美定居的决定，人们无法确定是否适合伊洛娜，但这对她丈夫来说是明智之举。到北美的头几个月里，居住环境不太理想，哥伦比亚也没能如期兑现提供住所的承诺，波兰尼被迫在“出租屋”待了一段时间，工作因此不太方便。¹⁰¹但没过多久，他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校区对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间公寓，与匈牙利作家尼古拉斯·豪拉斯（Nikolas Halasz）合住。公寓坐落于上西区，在附近常常可见中欧难民（包括劳拉）的身影。劳拉就住在附近，而且会去听波兰尼的一门经济学课。¹⁰²其他一些熟人也住在附近，如波兰尼家族的家庭医师朱利叶斯·霍洛（Julius Holló）。¹⁰³

抵达哥伦比亚大学后，波兰尼“四年如一日，每天都投入极大的工作热情”。¹⁰⁴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一边准备早餐，一边留意送报员把《纽约时报》放在门口的响声。¹⁰⁵养成读报的习惯后，他总会为经济学通史、古代（巴比伦王国、以色列和希腊）经济制度等研究生课程准备讲座和研讨会。¹⁰⁶波兰尼工作时不是在遍地是书的房间，就是在学校的办公室。办公室是模仿雅典集会所设计的，肯定是个特别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会收拾房间，有时候持续“将近一个小时，因为实在太乱了”。¹⁰⁷

波兰尼举办的经济学通史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53年。参加者包括研究生、少量经济学教师（包括古德里奇和伯恩斯¹⁰⁸）以及卡普等特邀嘉宾。哥伦比亚大学和一些机构（主要是福特基金会）为他的研究提供资金资助。退休之前，学校为他支付工资；退休之后，学校会给他提供旅行费用和与经济制度系列研讨会（亦称哥伦比亚大学跨学科项目）相关的其他费用——包括伊洛娜每月的津贴。根据阿伦斯伯格（Arensberg）的建议，雇用近亲会招致不满。尽管如此，伊洛娜还是给波兰尼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助理。¹⁰⁹1958年，福特基金会中断资助，洛克菲勒基金会拒绝提供大额资助，这确实让人大失所望。不过，波兰尼还是借助其他机构的援助把研讨会延续下来了。¹¹⁰

教学非常愉快，波兰尼的授课常常会延长时间，演变成长时研讨会。对于一些思想更为正统教师灌输给学生的“错误”教育，他在讲课时会试图纠正。¹¹¹他偶尔会邀请班里的学生去大学休息室喝一两杯啤酒或讨论时事政治。¹¹²对波兰尼而言，学术生活与其说是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使命。由于先前遭到学校开除，他的学术生涯被整整耽搁了40年。¹¹³但波兰尼与美国大学生活之间的融合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一名研究生安妮·查普曼回忆道：“他并不是一个学者，而是一个局外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同事——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类学家康拉德·阿伦斯伯格和杰出的亚述专家奥本海姆——“对他而言如此重要。在学术圈子里，你必须成为圈内人，必须有主要的合作者。阿伦斯伯格和奥本海姆对他而言就是这样”。¹¹⁴

在某些方面，波兰尼看上去不太像一个教授。除了在皮克灵休假，其他时候他总是穿得很正式，要么系一条领带，要么打一个蝴蝶领结。¹¹⁵他室友的儿子罗伯特·豪拉斯（Robert Halasz）回忆道：“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学者，一点儿也没有男子气概。他穿着背带裤，把裤子提到腰部以上。看起来太奇怪了。”¹¹⁶在其他方面，他符合教授的刻板印象。据唐·格兰特回忆，虽然波兰尼谈不上“完全游离在外的学者，但也几乎称不上应用型学者。比如，如果有个朋友让他帮忙装一下窗帘轨道，他会拒绝，而且会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¹¹⁷罗伯特说：“在给我解释金本位制时，他打翻了一杯牛奶。”他父亲也记得在凌晨被电话铃声吵醒过，“电话是从边境地区打来的，因为波兰尼坐火车回加拿大时忘了带护照”。¹¹⁸类似的逸事还发生在他抵达多伦多机场时，人们时不时地可以看到员工追赶着这位心不在焉的教授，只是为了送还他落下的手套或围巾。¹¹⁹

人们总认为，对这些心不在焉的教授而言，他们的智慧的确与年龄有关，但更多地取决于对科研工作的痴迷程度。毫无疑问，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时间，波兰尼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飞速上升。查普曼回忆，他“不仅对讲课感兴趣，而且鼓励大家相互交谈。因为他想对主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看看其他人是否另有见解。他做事有条有理，思想开放——善于倾听他人的想法，总想学到更多知识”。¹²⁰

波兰尼求知若渴，爱追根究底，善于挖掘新颖的见解，哪怕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也能激发他的兴趣。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认为，波兰尼的优点就在于“提出问题，呼吁大家关注被曲解或被忽视的文本”（即使“他自己给出的答案荒谬可笑，站不住脚”）。¹²¹他的侄孙女琼·理查兹（Jean Richards）回想起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波兰尼在皮克灵研究古代社会经济，琼去拜访他。“他在读主祷文，自言自语。突然，他跳了起来，说道：哦，天啊，他们竟然有配给制！‘主啊，请赐予我们一日三餐！’”¹²²

波兰尼的研讨会渐渐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这些学生继续与他密切合作。最初的学生有哈里·皮尔逊（Harry Pearson）和沃尔特·尼尔（Walter Neale），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有芬利、查普曼、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亚伯·罗特施泰因（Abe Rotstein）和特里·霍普金斯（Terry Hopkins）。¹²³查普曼回忆，在研讨会上，波兰尼“很享受当老师的滋味，他想让自己的作品广为人知，希望拥有知识渊博、兴趣浓厚的观众”。¹²⁴他开发出了一种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制度的新方法，并以此为傲，想用这种方法潜心培养“一群年轻学者”，深信他们有能力将项目“继续下去”。¹²⁵但他对完成这一使命的信心不大。罗特施泰因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计划成立一个学派，反而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方法足够有说服力，“即便自身不推广，这种方法也会延续下去”。他说，“新思想需要依靠追随者来传播”。因此，不少工作都是在教育学生，让其他人分享他的观点。他并没有一个实际可行的计划，但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能够提出合理而清晰的想法，那么关于经济的基本主流观点会产生变化。¹²⁶毋庸置疑，他还有一些优点：成立研究空间——他的研讨会——参加者可以在此自由交换观点，动力十足地把这些想法转变成有形成果——尤其是《贸易与市场》。波兰尼不太擅长与同事或以前的学生合作书写项目报告。他与合编者阿伦斯伯格和皮尔逊共同撰写的四页内容（《贸易与市场》的章节）算是个例外。

除了阿伦斯伯格和皮尔逊，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波兰尼合作最密切的还有芬利和查普曼。与其他大多数学生相比，这几位学生非常了解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他的概念性语言通俗易懂。¹²⁷20世纪40年代末，查普曼曾受到墨西哥社会主义环境的熏陶。墨西哥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比美国更开放”。查普曼虽然不是“正式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但她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与跟其他人合作相比，波兰尼与我合作时更自由”。他俩密切合作，有段时间，波兰尼雇用她来协助组织研讨会。¹²⁸芬利比她大十岁，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当时结交了社会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并为其期刊执笔。¹²⁹与波兰尼相遇时，他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发表了一些著名的文章，但与这位年长者接触后，他的理论知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51年，他们俩开始广泛交流思想，当时芬利正在研究《奥德修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Odysseus）——如果不是遇到波兰尼，这本书可能不会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¹³⁰他俩相互影响，波兰尼一些关于希腊的作品——包括文章《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发现》（Aristotle Discovers the Economy）——在很大程度上就运用了与芬利的对话素材。据穆罕默德·纳菲西（Mohammad Nafissi）透露，“芬利的个性深受导师波兰尼的影响”，这位年轻人从未对自己的导师毕恭毕敬，他的个人评论不乏对导师的批判（他在一封信中称波兰尼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注定会完蛋”¹³¹）。他俩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1954年，芬利当时接受了波兰尼的邀请，担任跨学科项目的研究助理。¹³²但在此之前，他因拒绝与麦凯伦的政治迫害委员会合作而被罗格斯大学解雇，丢掉了颇有地位的教师职位。如今给波兰尼打杂，职位相对卑微，工资微薄，显然很恼火。¹³³他俩的关系从那时起开始恶化，芬利撤回承诺，决定不再为《贸易与市场》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章节。¹³⁴

除了芬利，波兰尼也十分尊敬其他许多合作者，包括人类学家保罗·博安南（Paul Bohannan）、哈里·皮尔逊（两人都是“大有前途”的“杰出作家”）以及“才华横溢的年轻社会学家”特里·霍普金斯。¹³⁵由霍普金斯推荐的一名研究生同样享有盛名，他就是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据沃勒斯坦回忆，波兰尼“讨人喜欢、聪慧睿智、思想开放、令人钦佩”，而且“非常有趣，尤其是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种体系并不多见”。¹³⁶谈起这个名流群，人们可不能忘了马歇尔·萨林斯，他在写博士论文时与波兰尼密切合作，并继续将波兰尼的一体化经济模式类型学（互惠主义与再分配）运用于有关波利尼西亚经济体制的作品中。¹³⁷不过，在波兰尼的弟子中，最狂热的（虽说不上好斗）是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他曾在1950年听过波兰尼的课，但关于“知识交流”（如果用词没错的话），他们直到1959年才真正开始。¹³⁸道尔顿与众不同，他是遭波兰尼痛批最频繁的一名初学者。在一封信中，波兰尼按惯例愤慨地说了一连串夸张的言辞。对于这位实体主义学生而言，这完全是无情的辱骂：“你为再分配理论的辩护……不仅维护了交易学，而且涉及边沁主义的变体——功利主义。”¹³⁹挨批的道尔顿回应道，这封信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收到教皇诏书的异教徒，诏书告诉他为什么会被逐出真理教会”。¹⁴⁰

后期还有保罗·梅多（Paul Medow）加入了团队，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参加了波兰尼的“非市场机构研讨会”。保罗虽然在谈到政治事务时表现得“非常天真”，但拥有“出色的创造性理论思维”，而且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出生于布拉格，是民粹派移民。¹⁴¹波兰尼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最近40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麻烦就在于俄国人都走了，而保罗就是其中之一。”¹⁴²保罗真是上天赐予波兰尼晚年的“恩惠”，他俩希望合著一本《大转型》续篇，暂且命名为《60年代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ixties）。¹⁴³这位年轻人在罗格斯大学入职后开创了一个经济学博士项目。显然，波兰尼万分激动，认为这个项目“基于我们的方法而展开”，正因如此，该项目是在美国率先尝试“运用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领域制度问题”的代表。波兰尼欢欣鼓舞，说这代表着“一种突破”，“很可能会流行起来”。¹⁴⁴

说到此，有两位学生不得不提。波兰尼曾试着与这两名学生合作开展撰写书籍的项目。一位是人类学家罗斯玛丽·阿诺德（Rosemary Arnold），波兰尼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任命她为跨学科项目的执行秘书。阿诺德对几内亚海岸的贸易组织进行研究，促进了波兰尼关于达荷美共和国货币与社会结构的探讨。¹⁴⁵他俩合作完成了一卷书。这本书在波兰尼去世后才以他的名字出版，名为《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 An Analysis of an Archaic Economy）。此外，阿诺德也为《贸易与市场》这本书撰写了两章，谈到了荷美及其贸易港口维达。¹⁴⁶他们的研究包含一些独特的想法，引起了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等杰出学者的注意。但他们合作的本质后来发生了变化，原因显然在于阿诺德怀有怨恨，认为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回报。最终，两人发生激烈争吵，不欢而散。¹⁴⁷另一位学生是亚伯·罗特施泰因，他与波兰尼之间的关系更加持久。1951年，他很快就与波兰尼取得了联系。几年后，他赢得了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奖学金，准备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以面对“苏联贸易垄断和自由世界制约型市场导向构成的威胁”。自此以后，他俩的接触更为频繁了。¹⁴⁸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们合作完成了两本手稿。一本是《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这本书的初稿已经写好，阿诺德退出后，罗特施泰因就参与进来了。另一本是延迟了很久的《大转型》续篇。最初，他们准备将这本书命名为《免予经济学的自由》。正如1952年构想的那样，其目的在于“建立相关的理论学说，以期调整世界以适应后市场社会，将经济‘有意识地’嵌入非经济机构中”。¹⁴⁹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本书更名为《美国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America），¹⁵⁰准备开篇对美国市场社会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析，接着探索“非经济机构：工会、公司与政府”的经济“再嵌入”“功能财政的意义”，然后在最后一章“自由与和平：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中探讨基于《大转型》的新发现，即世界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¹⁵¹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本书所设想的主题又发生了变动。新标题是《自由与技术》（Freedom and Technology），其主题涵盖的范围更广泛，包括“乔治·萧伯纳、萨特及存在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以及其他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¹⁵²虽然说标题和基本原理在反复修改，却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当然，他们同时也在撰写《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该书之所以没取得进展，也与波兰尼的完美主义有一定的关系。当受到完美主义影响时，他无法适时调整，但当发现其他人患上这种毛病时，他却能应对自如。霍普金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完美主义让他无法按照承诺完成《贸易与市场》的相关章节，波兰尼“告诉他坐在房间里，不写完不准出来，从而帮他克服了完美主义的干扰”。¹⁵³但波兰尼不太擅长将这种药方用在自己身上。通常来说，如果他觉得还有必要进行下一轮修改，他是不会把书稿委托给出版社的。罗特施泰因回忆说，单就其中一篇文章而言，“我就数出了40份草稿”！¹⁵⁴这就是《自由与技术》仍然压在箱底的主要原因。“我们从未彻底投入《自由与技术》的撰写中”，因为波兰尼“怎么也不让《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付印”。¹⁵⁵

机器中的市场

众所周知，波兰尼曾经权衡过美英两国的利弊。在《大转型》中，研究较浅显的就是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章节，但到1948年，这些却成了他的主要关注点，而且是持续关注点。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演变呢？他沉浸于人类学和古代历史的研究之中，这意味着他逃离了让他失望的政治经济领域吗？在英国时，他热衷于不少政治项目（从人民阵线到艾德礼政府），一直接触基督教左派和卡罗伊式的匈牙利自由人。相比之下，美国的经历则更为坎坷。20世纪30年代，左翼激进基督教在小范围内蓬勃发展，共产党员与美国黑人教会组织就保护斯科茨伯勒男孩（the Scottsboro Boys）建立了联系，但到了40年代，所有这一切都暂停了，直到十年后才恢复正常。¹⁵⁶30年代的产业交战日趋激烈，40年代中期的余波受到了镇压。曾为30年代的纽约知识界增添活力的激进主义已渐渐消退。期刊《评论》（Commentary）态度的倾斜就是其中一个迹象，波兰尼曾在该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起初，《评论》是反斯大林犹太左翼的公报，后来演变成了宣扬自由主义（进而发展成新保守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旗舰刊物。¹⁵⁷在英国，波兰尼经常给一些激进观众讲课；在美国，确实会偶尔出现一些这样的讲座邀请（如给社会主义基督徒举办的讲座），但数量有限。¹⁵⁸那段时期，他赞成的社会运动减少了，许多他选择的政治项目也受到了阻碍。他希望，无论是美国新政还是英国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复兴，都能积极开展下去，更不用说俄国良性推动重振东欧的行动了。到了40年代末，他一定意识到，新政完全被企业利益操控，艾德礼政府对NATO和资本主义死心塌地，莫斯科的封建君主异常残暴。原来，他曾经的希望终究只是一种错觉，面对这种事实，他肯定特别沮丧。

基于这一点，莎莉·汉弗莱斯（Sally Humphreys）认为，波兰尼在40年代经历了政治破裂。在《大转型》中，他没有将社会主义与“原始主义”的视角结合起来。现如今，考虑到已经移居至美国，“从政治领域转向了学术领域”，他发现自己不用为二者的结合而纠结。相反，他可以将自己思想中的这两个部分分离开来。由于社会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视角，所以可以弱化。因此，在美国那段时间，波兰尼经济史学的研究热点不再是市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自此之后，他撇开了政治学，这一点还体现在他不愿详细阐述“其理论对美国战后问题的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依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只是偶尔出现，比如，“最后几年与评论性刊物《共生》的接触、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举办的讲座、对保罗研究经济规划的人文因素时产生的影响”。¹⁵⁹

汉弗莱斯认为波兰尼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减少了对公开政治话题的关注，这种观点是恰当的。她猜想，这表明波兰尼转向了更冷漠的政治领域，我认为这种猜测颇具说服力。¹⁶⁰不过她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问题”不再是波兰尼研究的核心。正如纳菲西所言，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讲，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研究代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进一步详细阐释了《大转型》所关注的问题。¹⁶¹我们将看到，这项研究涵盖了波兰尼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经济”核心话题：市场体系的衰落、其意识形态传统、如何使经济重新融入社会、如何在“机器文明”即将到来之际对科技进行民主控制。在此过程中，他围绕“机器”概念展开研究，摸索解释工业社会与商业社会之间关系的新方法。

在波兰尼的构想中，机器和市场体系一直是合二为一的。1941年在本宁顿演讲时，他向观众解释，为了释放技术的全部力量，“我们将人类社会转变成自我调节市场，调整思想和价值观，以适应这种独特的创新”，但是这个体系已经崩溃了。人类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社会”，不得不学习“靠自身调解社会”。“一种新的人类理想”和新人文主义将从这种社会顿悟中诞生，人们致力于“科学和力量”的运用，以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在机器化时代，人类曾心甘情愿、满腔热情地服从机器生产的需求。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¹⁶²《大转型》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论点。围绕该论点展开的一个论据是：从各自孤立、受管制的市场过渡到自我调节型市场经济，推动因素并不是“市场自然演进的内在倾向”，而是商业社会引入的“人为机器现象”。工厂制度之所以取得发展，主要是因为人们使用了精心制造的机器。随后，“商业与工业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有利于工业发展”。¹⁶³

在这些文字中，波兰尼对市场和机器的阐述有些含混不清。“机器”促进了市场体系的诞生，但同时也引导商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如果像他20世纪30年代那样将工业资本主义视作必不可少、趋于崩溃的社会形态，那就不必急于厘清这杂乱如麻的关系。但是，如果市场社会行将消亡，而工业主义（或“机器文明”）蓬勃发展，那就需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在战后的数年里，波兰尼倾尽全力研究这层令人困惑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波兰尼的论据带有韦伯式的语气，但是韦伯“深信市场体系具有优越性”。¹⁶⁴根据韦伯的解释，官僚制管理引发了不可阻挡的机器化，这个世界越来越受制于这种机器化，问题就在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维护个体自治。而在波兰尼看来，铁笼是由机器本身搭建的。它冲击了市场，而且总体而言，社会显露出了标准化和自动化的机械印记。¹⁶⁵

我们可以发现，在伦敦大学做讲座时，波兰尼的观点稍微发生了转变。在演讲中，他将机械化界定为人类近期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破坏性因素。提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莫里斯时，他表示自己继承了批判性思维的传统，认为机器是个令人生畏的东西。正是机器大生产打破了人类、劳动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平衡”，引发了错位，被迫实行的城市化以及工厂“人造环境”中人类灵魂的堕落，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实际上，人类发展的这类失调不能归咎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因为这会忽略一个事实：“引入资本主义正是为了组织机器生产。”因此，虽然市场资本主义正在明显消退，但解决如何处理机器这一问题后，它仍会继续存在。在工业文明阶段，经济体曾在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且与众不同的‘经济领域’而存在，由市场体系控制”。现如今，这一阶段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到来。¹⁶⁶

波兰尼在动身去美国之前写了两篇文章，更详细地阐述了正在开展的研究项目。第一篇是《我们过时的市场意识》（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开篇就大声宣布“机器时代的第一个世纪已在恐惧与不安中接近尾声”¹⁶⁷。第二篇是《论对经济决定论的信仰》（On Belief in Economic Determinism），这篇文章利用了汤因比的“挑战—响应”思想，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代表着人类对“机器挑战最初响应”的竞争性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¹⁶⁸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结构渐渐凋零，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显露出来）——劳动分工瘫痪、生活标准化、机械主导有机组织、组织主导自发行为。”¹⁶⁹由工业革命构造的社会“扰乱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可能摧毁人类”——因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还无法）估计人与机器是否能和睦共处”。¹⁷⁰人类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工业文明问题，而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问题”。¹⁷¹

人类可以选择两种途径来应对工业文明下一阶段的挑战。其中一种途径在本质上属于技术层面，延续20世纪的惯例，人类当时被迫适应工业要求。民主途径的目标与之相反，旨在通过“自己有计划地干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解决“工业问题”。¹⁷²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市场社会的遗留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极端地固化了意识形态，增加了解决“工业问题”的难度。市场社会崇尚决定论逻辑与“物质至上道德”，认为人类出于对饥饿与收获的功利主义考量，跟着经济状况调整自己的行为。¹⁷³人类已经内化了这一逻辑，习惯了做机器的奴隶。

波兰尼断言，如果民主计划成功了，那么将会“受制于人与社会的总看法”，这与市场社会盛行的情形完全不同。为了给出理由，他得提供独一无二的依据：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系统揭露。¹⁷⁴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价值只有在此才能得到体现，因为正是脱离现有的社会后，人们才开始对社会进行深刻反思，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是多么荒谬——经济行为可以被普遍效仿，就好像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个人行动一样。通过实地考察，马利诺夫斯基、理查德·图恩瓦尔德（Richard Thurnwald）等人类学家已经推翻了这一假设——唯我主义、易货与交易倾向属于普遍性文化，更不用说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了。此外，这些人类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发现“原始社会”比当代市场社会更人道，“同时，对经济的关注相对少一些”。¹⁷⁵他们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范围之外，人们对日常经济生活的态度往往是由社会与文化因素，而非“生产资料的功利主义逻辑”¹⁷⁶来决定的。

在新出现的人种学证据中，令波兰尼激动万分的是，“原始”人类缺乏追求功利主义的基本取向，这明显是社会结构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分析“经济”的新方法表现出来，这些方法与当代资本主义规范有本质区别。波兰尼每年都会花一些时间来阐述图恩瓦尔德的思想。（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作品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大转型》就是明证。”）图恩瓦尔德将“互惠”视作渗透于“原始生活各种关系”之中的一种取向。¹⁷⁷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和马利诺夫斯基对太平洋岛屿进行调查后发现，纯粹的经济机构并不存在，“经济”也不是某种独立且与众不同的领域。相反，经济结构（劳动分工、分配模式等）由非经济价值和非经济制度这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社会将经济并入其中，指引经济发展或将社会价值注入经济之中，这种管理方法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做法。从这层意义上说，“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是无形的——被整个社会关系淹没了。

在描述经济制度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时，波兰尼用了一个词——“嵌入性”，这个词后来广为流传。¹⁷⁸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灵感，能想到这样一个词。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就在自己的新闻作品中使用类似的词汇。例如，描述共有经济可以通过哪种方式“内置于”社会秩序之中。¹⁷⁹波兰尼或许也注意到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沃尔顿·汉密尔顿在1932年使用了这个词：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抑或一些流行状况或持久态势的作用，嵌入一群人的习惯或一个民族的风俗之中”。¹⁸⁰他更有可能注意到了图恩瓦尔德的用法。事实上，有些人将图恩瓦尔德誉为这一概念的创始人。正如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所言，图恩瓦尔德引用弗思的用法，在《人类社会》（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使用了德语“eingebettet”一词（德语“eingebettet”与英语“embedded”意同，均表示“嵌入”）。¹⁸¹但弗思和贝克特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图恩瓦尔德和波兰尼笔下，“嵌入”一词的意义并不相同。对这位德国人类学家而言，“嵌入”意味着个人经济活动很少孤立进行，而是融入社会更广泛的经济圈子中。因此，“嵌入”在此等同于经济合作或劳动分工。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尼按照类似的方式使用这个词。在阅读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时，波兰尼在笔记中将“嵌入性”转述为这样一段话：“个体做了哪些事、有哪些技能或收获如何从来都不是重点。在任何时候，重点都在于该个体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¹⁸²但在后来的使用中，他将所指对象从个体的具体行为扩展到了各种社会关系（如经济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可以说是代数关系（他满意地告诉弟弟，在他的第一场学术演讲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从“嵌入性”的角度研究“产业秩序”¹⁸³）。

波兰尼将视野从“原始”社会扩展至整个人类历史后，他注意到支配经济行为的通常不是对有形之物的利己主义追求，而是自豪感、声誉、公众认可、个人名誉等动机。直到18世纪，西欧的经济体依然“潜入”或“嵌入”于社会之中，支配物质劳动和生计的不是独立自主的自我调节市场，而是相互重叠的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自我调节市场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而存在。反转随之而来：现如今，社会开始“嵌入于市场之中”，各种制度都必须迎合市场的节奏。据此可以预测，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让工业文明适应人类生存的需求，该任务需要对抗经济学谬论及经济决定论滋生的偏见。将这些幻想放在一边，人类会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丰富多样，进而获得自由，有意识地“创建并塑造”社会。¹⁸⁴

简而言之，大转型在历史上依然切实可行，继续支配着波兰尼的研究议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具有哲学意义，甚至精神意义——“为理解生命在工业文明阶段的意义奠定新基础”。¹⁸⁵他全神贯注地钻研着大转型，直到生命的尽头。然而，除了举办了十几场讲座，留下数篇未出版的文献外，他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前所述，波兰尼原本试图在学生的帮助下更新《大转型》的研究内容，但实施起来步履维艰，最终归于失败。但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的两项研究任务更适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职位（与制度主义经济有关），而且成果喜人——举办了很多讲座，发表了不少期刊文章，出版了两本专著，编了一册书。在这两项任务中，其中一项是解构：揭露经济学谬论并展现市场经济的新奇。另一项是建构：详细阐述一组概念，帮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创建工具，以研究产业民主和混合经济中的民主计划。¹⁸⁶

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进行一些概念梳理，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进行实证研究。波兰尼坚称，人们不应该低估古代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事实上，“或将证明，这是人们从概念上理解日常生活问题最急需的工具之一”¹⁸⁷。1947年，他重点关注非市场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动态（他以“原始封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衰退”为题讨论了这一问题¹⁸⁸），但到1950年底，他又将目标锁定在古代雅典和达荷美王国之上。对波兰尼而言，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早在两千年前就探索出了有效协调“经济规划与市场需求”的方法。¹⁸⁹

波兰尼认为，他的经济和经济史学研究将有助于完成更广泛意义上的精神政治使命。他柏拉图式地指出：“应当由道德家和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来决定我们认为满意的社会。”但是，基于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是“一个制定原理的过程”，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一学科的教条主义与决定论主流是引起世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会带来悲观情绪（正是这种情绪致命地削弱了我们创造未来的信心）。批判神话的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这些神话包括，民主、公民自由等政治利益是留在市场体系之中供人类享受的恩惠，经济公平只能以牺牲政治自由为代价来实现，按照主流观点将经济行为理解为个体因稀缺性而做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通过批判这些“神话”，吹毛求疵的经济历史学家可能会低估哲学家的作用，可以证明人类“有能力同时获得公平与自由”——如果生产效率因此而降低，消费因此而受到抑制，那么也只好顺其自然了。¹⁹⁰要应对“工业文明令人生畏的挑战”，就要详细阐述“更广泛的概念”。这些概念涉及一种制度分析与历史分析新方法，以此解答“将产业经济（吸收至）人类社会结构的问题”。¹⁹¹这些便是波兰尼研究计划的核心。

坦白地讲，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运用的经济分析法（他将其称为“实质性经济”）是以制度分析法为基础的。¹⁹²他认为自己的作用在于为新时代更新了制度主义知识。据他预测，在新时代，市场行为必然会减少。在给罗特施泰因的信中，他含混不清地写道：“随着市场制度的主导地位逐渐削弱，实质性的意义披着制度主义的外衣再次显现。这是一个‘收敛’运动：好比在市场体系的外围缝上了‘布料’（美国制度主义），而这块布料上的图案花色与过去及将来（但可能程度较低）非市场体系整块布料上的一样。”¹⁹³

他谈到的“收敛”是指美国制度主义及其欧洲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表亲”，韦伯和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便是其中的代表。波兰尼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消退，“其理论与方法范围逐渐缩小，制度主义自发地涌现出来”，“凡勃伦（Veblen）、米切尔、克拉克所构想的（美国制度主义）以及韦伯式的历史制度主义趋同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方法论工具就是制度分析”。¹⁹⁴

1931年3月，9名年龄在13~21岁的黑人男孩乘坐穿过亚拉巴马州乡村的敞篷货车时因斗殴被捕入狱。随后被控强奸了两名搭乘同列货车的白人女孩而受审。事发地点是美国亚拉巴马州名为斯科茨伯勒的小城镇，是当时种族隔离状况严重的美国南方腹地。9名男孩中有8人被草率地定罪，判处死刑。当年只有13岁的罗伊·赖特（Roy Wright）幸免于最终的死刑判决。——译者注

经济学家的钟摆

波兰尼在进行概念描述时，试图将历史制度主义经济学置于整个经济思想之中。他告诉芬利，其“哲学源泉”是亚里士多德。¹⁹⁵根据这位希腊哲学家的理解，人类“天生就可以通过自给自足来生存”，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制定过程，其间生计得以保证”。¹⁹⁶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机构是各个家庭，而且构成家庭的不是财产，而是父母、子孙、奴隶等个体。波兰尼指出，在现代欧洲，当政治经济开始成为一门科学时，其从业者在很大程度上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参照物质生活资料组织及制度结构，从“实质性”（或“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孟德斯鸠认为，经济制度是“按照其在整个社会框架中的功能而形成的”，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用本质上真实存在的框架线条来阐述财富的概念。¹⁹⁷但18世纪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一些学者开始将经济视作一个有独特制度的领域，持此观点的不仅有约瑟夫·汤森（Joseph Townsend），更有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些学者利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个人与契约”假定，“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这一现代化理念，该体系由经济动机支配，受制于形式合理性经济原则（即节约）”。¹⁹⁸在他们的著作中，“实质性元素”回归至“马尔萨斯的人口假定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¹⁹⁹根据这种新理念，经济行为源于“人类无穷无尽的欲望和需求，或者现如今所说的稀缺性”。²⁰⁰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是相对立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曾“明确否认稀缺性假设”。²⁰¹

在波兰尼看来，经济理论在19世纪经历了一场钟摆式波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形式主义（或“经济主义”）方法遭到了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ederick List）、凯里和马克思社会方法的反驳，进而引发了一场披着新古典经济学外衣的形式主义反驳，这场反驳由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带头。²⁰²在波兰尼的架构中，门格尔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在研讨会中，他总会赞扬门格尔的价值论和“市场过程”，认为这是“人类思维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因为该观点证明了“价格源于人类活动”。因此，价格可视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属性，而非商品本身的属性。这与波兰尼的顾虑相反——他认为价值内在于商品之中。²⁰³但令人痛心的是，这名奥地利经济学家及其合作者错误地将合理的节约行为等同于经济活动，将稀缺性视作一种自然状态，并且据此推论经济学就是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²⁰⁴

在门格尔之后，经济学的钟摆再次向社会主义倾斜。早期制度主义中便有所体现，该思想对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德国和美国的制度主义学派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的变化，猛烈地批评了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人类受自然法则支配的个人主义观念），他们密切关注当代生物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及关于文化差异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演变的新思考。²⁰⁵波兰尼自己的作品深受德国和美国制度主义的影响。他尤为熟悉凡勃伦的作品，大胆给出精辟的评论——“凡勃伦的秘密是：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关于秘密的秘密则是：他实际上并不是”。²⁰⁶波兰尼虽然批评凡勃伦倾向于“低估资本主义市场规律的相关性”，但他发现他们在不少问题上持一致意见，称赞凡勃伦是“‘实质性’对抗‘形式主义’统治的先知”。²⁰⁷

如果说德国历史主义者和美国制度主义者超越边际主义经济分析的努力应该得到肯定，那么他们在创建“积极理念体系”方面则是失败的。²⁰⁸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与门格尔一样，试图促成积极合成，这与波兰尼的观点形成明显对比。韦伯虽然接受边际主义经济理论，但他批评“自由市场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基础”这种观点。更确切地说，这种观念认为经济领域必须由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塑造，研究该领域的相关作品需要掌握制度结构理论。韦伯在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和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在克尼斯和罗雪尔看来，探讨资本主义时，应该主要从其“理性主义”取向出发，而韦伯也同意此观点。“理性主义”被理解为一种道德理想（或“一种精神”），与封建社会那种自我利益需服从社区与责任的家长式作风文化形成鲜明对照。²⁰⁹在研究普鲁士的资本主义发展时，韦伯将文化与经济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论点。在纯粹的经济学层面上，普鲁士乡村地区的转变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进步是以牺牲本国的道德和政治基础为代价的。这说明韦伯更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市场本身无法为理性的社会秩序提供基础，其运转必须受到各种道德和国家限制的制约。国家一般被视作有益的客观实体，可以保证公民秩序和社会进步。²¹⁰鉴于仅仅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个人利益无法发现哪些社会条件是建立有凝聚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所以人们在研究经济学时还需要辅以文化外壳（或精神）和制度结构理论。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波兰尼称他的经济史研究方法是对韦伯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利用与更新。在动身前往纽约前不久，他在给迈克尔的信中透露出自己正在回顾韦伯毕生的作品，“认为如果要提升至1947年可达到的理解水平，那么一切都得重新开始”²¹¹。韦伯最先清晰地界定“经济通史”的范围，并赋予其旨在了解“人类社会经济体制支配领域”的概念工具，这是他的贡献之所在。²¹²另外，韦伯对经济行为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区分使波兰尼受到了启发（形式理性是指经济活动的量化与计算，而实质理性是指经济活动服务于“最终价值”的程度²¹³）。但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韦伯的方法。或许是因为忽视了刚刚萌芽的经济人类学这门学科，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坠入了经济学谬论的陷阱。²¹⁴他把经济与市场等同起来，认同“人类需要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荒谬观点，结果无法在形式/实质性二分法方面得出合理的、重大的结论。²¹⁵波兰尼为自己揽下了这一任务。

韦伯错在坠入了语义陷阱，没能理解“经济学”一词的双重含义。波兰尼表明，其中一种含义——首先由门格尔于1871年提出，随后由利奥尼尔·罗宾斯普及的形式意义——将经济学等同于节约行为，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稀缺条件下对各种替代品做出理性选择的研究。²¹⁶但是，如果说形式意义的创始人门格尔最先传播了这一“弊病”，那么他在后期著作中无意提出了一种治疗方案，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实质意义：经济学是关于“物质需求满足”的研究，这门学科得到的暗示“与其说来自思维与合理性，不如说来自身体与需求”。²¹⁷随后，门格尔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在制度主义者的掌握下，这种观念为人类经济的一般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包含历史学和人类学，而且可以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相比之下，形式经济学仅仅聚焦于市场现象，对于理解“原始社会”毫无意义。²¹⁸虽说市场体系实际处于支配地位，导致“经济”一词的两层含义恰好重合，虽然混淆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区分这两层含义如此重要，事实上竟然有这么多社会科学家将其混淆，未免也太让人羞愧了。谈到混淆含义的蔓延之势，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可以说是“罪魁祸首”。韦伯的理论存在这一不足之处，正好解释了其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缺陷——认为可以将稀缺性公理应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²¹⁹基于这种有缺陷的架构，韦伯认为现代理性已经脱离了价值，波兰尼则认为现代经济已经脱嵌于社会。²²⁰

波兰尼通过这种经济思想的历史性概论来界定自己的方法。可能有人将其归为亚里士多德学派，采用亚里士多德的互惠和再分配原则，注入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此模拟经济互动的基本模式。此外，他的观点还受到了美国制度主义和韦伯“经济通史”的启发（门格尔的“实质”定义弥补了韦伯“经济通史”的不足之处）。²²¹按照波兰尼的理解，实质元素是指所有经济体的共性，而制度维度关注的是差异。

我们可以在波兰尼的实质主义理论中察觉到某些功能主义。功能主义由马利诺夫斯基、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等人类学家及涂尔干（Durkheim）发展而来，认为社会产生于人类本性，是一种相互协调的整合体系。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社会制度存在的目的是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一些给定的社会关系被视作功能互补的统一整体。波兰尼也持这种观点。他的方法适用于“所有涉及经济及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社会科学”，旨在专门提供“非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学’”基础。²²²波兰尼声称，实质性意义是用于比较经济体的唯一真正意义上的通用参量。他的这种说法实际是在强调，人们在理解经济活动时有必要考虑这些活动与整个社会一般目的之间的关系。²²³同样地，在他的制度主义理论中，功能主义的影子显而易见。按照他的观点，经济就是“组织问题”，组织是依据“制度在发挥作用时呈现出的一些有特征的活动”来界定的；反过来，制度则是根据其功能（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来界定的。²²⁴经济制度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源并评估做出的相关努力，即整合不同的经济元素，使其嵌入整个社会之中，从而确保社会稳定与统一。这决定了经济学家的中心任务：寻找经济进程中各种元素的“整合形式”。²²⁵这一进程得到整合后，“各种运动应该相互依存，即表现出相互作用的趋势”。²²⁶

1950年，波兰尼终于定下了研究项目的大纲。他告诉贾西，其实施目标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新视角，更好地“理解早期社会的经济，尤其是贸易、货币与市场现象”；“为经济史比较研究奠定基础”。²²⁷这个研究项目会科学地回答一系列问题：如如何明确“原始经济体”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²²⁸在缺乏市场体系的情况下，经济体该如何运行？在缺乏市场交换的情况下，经济一体化会受到怎样的影响？²²⁹在20世纪50年代，这些难题始终贯穿于波兰尼的研究，主导着整个研究计划。除了《贸易与市场》之外，他的研究成果还呈现在另外两本书中——《人的生计》（The Livelihood of Man）和《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这两本书在波兰尼去世后才得以出版。²³⁰

山上之城

正如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他的研究“其实属于古典经济史”，但这并不表明他从事的研究古旧过时。其目标在于“服务人类当前的利益，并为人类创造更多利益”，因为人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竞争和两种体系（一种是基于市场的体系，另一种是基于科学总体规划的体系）的可能组合”。²³¹待在北美的几年里，他出版了三本书，无一例外都在研究现代之前的交换制度。研究目的在于证实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再分配、互惠和制度定价实现。²³²以往的一些经济体成功地将市场与“有效的中央计划”结合起来，他对这些经济体特别感兴趣。书中不少章节描绘了这些经济体对建立当代经济秩序的意义，这是波兰尼经过苦苦思索才得出的。²³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希腊社会能为现代经济体提供启发性见解，因为市场和计划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均起源于希腊文化——市场起源于“小规模计划”与食品零售市场共存的古典阿提卡（Attica），而计划体制是在“大规模官僚计划”盛行的埃及托勒密王朝通过改造法老的做法来实现的。²³⁴波兰尼感叹，“（古希腊人）创造了政治、哲学、科学和艺术，他们的天赋已经得到证实。此外，他们还是人类所有先进经济的创始者”。²³⁵

波兰尼向芬利透露，该论点之所以是重中之重，源于一个悖论——古希腊人虽然是“市场贸易和精密计划经济”的创始者，但他们对经济学全然不知！²³⁶比如，希腊哲学家认为没有必要创立价格理论，理由是价格由政治监管；而且他们不了解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他们的世界中，经济资源表现为个人服务，“由亲属关系、委托关系、半封建的依赖关系等非交易型角色之间的关系来组织”。²³⁷从现代意义上讲，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计划经济并不属于“经济”；无论是零售市场还是土地抑或银矿租赁市场，古雅典的市场都是“由城邦按照政治和道德纪律（而不是市场规律）来监管的；遗憾的是，政治和道德纪律就是经济历史学家所谓的‘经济’”。²³⁸

古雅典就是波兰尼的“山上之城”。古雅典证实，再分配、互惠及市场交易可以有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此外，它也揭露了自由和权力集中相互对立的现代假设是滑稽可笑的。²³⁹雅典民主城邦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及个体中施行纪律，但这并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因为自由是通过参与国家事务而实现的，城邦和法律被视作“正义和道德的制度化身”。至少对公民而言，以轮流执政、抽签选举制度为代表的雅典式民主代表着平等和参与原则的胜利——让每个公民有机会“熟悉国家管理的复杂运作”，确保公正的实现并不是由与民疏远的官僚机构决定的，而是真切地体现在每个公民都了解内部消息的制度中。²⁴⁰市民愉悦而尽责地参加集会、陪审、节日游行、体育赛事、戏剧表演，以及商业活动和其他实践活动。对公民来说，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所有的个人需求得到满足，还应关注公共活动。以收购为导向的贸易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目的，被视作一种威胁，但这并不会影响市场活动。²⁴¹确实，民主城邦的天资在于，“在没有官僚主义的情况下有效地实现了国家中央计划”；与此同时，由于民主城邦要求将货币支付给公民，以服务军事、政治以及其他领域，所以对食品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关键刺激。换言之，雅典式民主的效力要求“通过货币支付实现市政再分配”，这反过来需要地方市场配合。公民的生计由国家借市场提供，无须官僚主义，也不存在市场力量冲破社会和政治结构边界的风险。²⁴²在波兰尼看来，民主的雅典确实是红色维也纳的古代先驱。

波兰尼在《贸易与市场》这本书里用了一章来介绍古希腊的历史，但这部分内容在首次出版时遭到了刻薄的批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杰弗里·德·斯泰·克鲁瓦（Geoffrey de Ste Croix）给出的批评尤为尖锐。在1960年的一篇评述中，他指出这一章是整卷书中较为薄弱的章节。该部分受到了波兰尼一般理论的负面影响，“不知道雅典演说家和喜剧诗人的个人言论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希腊商业实践的证据”，“毫无根据地区分了”梭伦（Solon）、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原始朴素经济和希腊化时代的原始市场经济，而且假设（古希腊的经济体是基于互惠和再分配关系建立起来的）也缺乏说服力。这位牛津古典派学者反驳道，这些从第五世纪开始就“明显不存在了”。²⁴³

虽然克鲁瓦的批评很尖锐，但波兰尼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尽管克鲁瓦批评了《贸易与市场》的其中一些章节，但仍认为这本书从整体上来看是“开创之作”。对于那些“研究兴趣不在19世纪和20世纪高度发达社会的人类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而言，此书可以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²⁴⁴波兰尼不会浪费时间去感谢评论者和自己的合作者。他给皮尔逊写道，虽然克鲁瓦“无情地驳倒了我关于古雅典的观点”，但更重要的是，“他大力赞扬了我们的一般方法，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²⁴⁵事实上，克鲁瓦是“第一个”意识到“《贸易与市场》的重要性”并在顶尖的经济史期刊上发表相关文章的“圈外学者”。这表明，波兰尼一直渴望的突破终于实现了。²⁴⁶

经证实，《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对古代历史学家而言是一部鼓舞人心的作品，但该书最彻底的影响体现在新分支学科“经济人类学”中。其实，该书引发了形式主义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是普遍可替代的）与实质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此时，这本书正好问世。《贸易与市场》触发这场辩论后，人们对经济人类学的兴趣激增。在该书出版前，该领域每年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约为十篇；待其出版之后，这一数字飙升至几十篇。²⁴⁷但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该书的影响力并没有达到波兰尼的预期。诚然，这些都过于乐观了。他一直相信，“市场”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在所有工业化经济体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主流经济分析注定枯萎，而他所倡导的制度主义方法将“自行崭露头角”。²⁴⁸其实，情况正相反。自大战以来，美国通过五角大楼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重新规定了社会科学的议程，重点强调了“价值观中立”的专业知识。²⁴⁹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军事计划，在实践中成为一种实现外部给定目标的社会工程，而其新古典主义变体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²⁵⁰至于新的激励机制，学者往往强调那些据说已经脱离实际的技术认证，并且，社会科学舍弃了激进的观点，转向实证主义。²⁵¹

第七章 生存岌岌可危

1956年的两件事对波兰尼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一件事是匈牙利群众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他曾在青年时期写下歌颂苏俄民粹主义的赞歌，其中一些称赞匈牙利群众运动是“世界历史上最勇敢、最纯粹的革命之一”。¹

波兰尼在信中告诉迈克尔：这件事“再一次”为匈牙利“征服了他”；“不仅如此，还赐予了我的祖国，让我现在满怀深情”。²群众运动虽然遭到了残酷镇压，但孕育了中心力量（“民粹主义者与当前遭迫害的党内改革者之间的联系”），“未来的匈牙利将从中浮现”。³这是波兰尼和伊洛娜各自认同的两大运动的结合，夫妻俩合编了一本匈牙利诗歌英译集，有意为他们的统一目标锦上添花——他们庆祝的不仅是匈牙利的未来，还有夫妻俩之间的感情。⁴在最后的那些岁月，《犁与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的问世是波兰尼和伊洛娜最快乐的时刻。这一标题是为了纪念匈牙利的民粹主义，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信念——民粹主义者与当前遭迫害的党内改革者之间的联系为未来匈牙利的萌芽播撒下了种子”。⁵以诗为媒介再合适不过了。诗人尚多尔·裴多菲（Sándor Petöfi）一直是匈牙利19世纪自由主义革命的火炬手。数十年前，波兰尼在毕业典礼上大声朗读的正是裴多菲的诗。埃迪（Ady）在“改革一代”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奥登对这项图书计划“很感兴趣”，而且受邀作序。此书是为了献给他们倒下的战友——诗人安德烈·豪沃什（Endre Havas）。⁶

另一件事则让波兰尼虚弱无力。一生之中，他经常疾病缠身。有一次是在1953年夏天。⁷而1956年那次疾病发作却是致命的：他感到膀胱不舒服，第二年被确诊为癌症。⁸接下来的七年，他频繁光顾多伦多的一家医院，在那里拍X光片，接受钴60辐射治疗和一系列手术，可这一切还是无法阻止癌细胞转移。⁹诊断不可避免地预示着死亡。¹⁰1940年，他就立好遗嘱，将财产都留给伊洛娜；但确诊为癌症后，他开始安排文学遗产管理了。¹¹通过波兰尼这些年的信件，人们可以清楚地反观他的生活形态和生命意义，评价他的个性及人际关系。他仍有一些计划未完成，仍有一些和解未达成，如回到匈牙利，与迈克尔重归于好。

在医院就诊期间，波兰尼也过得很充实。1962年，波兰尼住院两周，待他出院后，伊洛娜惊叹，“我们过得忙碌而快乐”。他“感觉不错……挺活跃的”。¹²卧床一年后，波兰尼给默顿写信，这些疾病“带来了极为愉快的时光，让我感到解脱。我又开始工作了”。¹³出人意料的是，癌症诊断带来了让人欣喜的情况——治好了他的疑病症。¹⁴但有时候待在医院确实痛苦难耐。情况最糟糕的一次是1963年底，由于大出血，波兰尼需要在医院整整住两个月。¹⁵好友沃尔特·尼尔用“极糟糕的秋天”来形容波兰尼那段时间的生活。¹⁶

至于学术活动，住院并没有过度影响波兰尼的进程。身体状况不佳并没有完全限制他的公众活动。之前，他总是去纽约参加研讨会；如今，他鼓励朋友和以前的学生来皮克灵做客。之前，他通常会接受演讲邀请；如今，他会慎重考虑，拒绝一些，取消一些，并确保公共广播系统可以放大他虚弱的声音。¹⁷虽然被确诊为癌症，但他认为，只有现在才是他知识输出的顶峰。在写给迈克尔的一些信件中，他因“回归成就”而欣喜，还说他“直到现在”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¹⁸他对比了这段时期的成就和中年时期如贫血般低下的效率。对波兰尼而言，中年时期就是30年“等待戈多”的“迷失”岁月。他将此归咎于“焦虑的内心瘫痪”，这种瘫痪状态源自父亲过世带给他的“压力”。¹⁹数十年的“迷失”只是一种错觉。事实上，就在那几十年发表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稿后，他的灵感就慢慢消退了，1956年后就再也没有写过有较大影响力的实质性文稿了。但他的思想依然十分活跃，继续就帕森斯社会学、自由与技术理论、沦为殖民地以前的西非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题写文章。（1961年，他激动地对皮尔逊说：“我完全沉浸在达荷美的研究中，太热爱这个领域了！”²⁰）

老罪人

在名为“老罪人”的未公开发表手稿中，波兰尼讨论了一个关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谜题。他将帕森斯视作“我们的朋友兼对手”。²¹帕森斯的世界观似乎为人熟知，夺人心魄。波兰尼非常了解他的成长环境。他父亲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虽然基督教是老师，社会主义是学生）的传教士。²²年轻的帕森斯曾试图建立以伦理为导向的经济学，而且隐约批判了功利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推动社会原子化，导致社会价值服从经济价值。²³在海德堡，他与莱德勒（Lederer）、曼海姆共事；在伦敦，他与人类学家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dward Evans-Pritchard）、弗思并肩作战，同时痴迷地阅读托尼、马利诺夫斯基的著作及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帕森斯版的功能主义社会学与波兰尼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有一些共性。比如，波兰尼优先关注整合观念，谈到了社会保证内部元素协调的手段。相比之下，帕森斯的想法似乎更不可思议，甚至有些吓人。他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并从原子论的角度理解社会行为——将个体行为视为优先于各种依赖关系而存在的事物，这些想法与新古典经济学不谋而合。²⁴帕森斯还认为，人类社会在本体论上是统一的，分化过程也许不会危及社会团结。²⁵在政治上，帕森斯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拥护新政，但他自此以后就演变成冷战自由主义者，支持民权斗争，但坚决而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²⁶

帕森斯引人注目、遭人厌恶的方方面面在他投向《美国新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的文稿中一览无余。《美国新右派》是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右的里程碑。²⁷帕森斯的文稿公然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汇集了对麦卡锡主义的保守解释。但有趣的是，帕森斯文章的核心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完全相反。这篇文章认为，工业化扩大了政府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但公民依然执着于自由企业这种意识形态。“麦卡锡主义的核心压力”就在于这对矛盾。²⁸在这些压力的影响下，政治体系变得极其脆弱，而这些压力是由当前国际上的“危险和威胁情况”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这篇文章要求“动员”社会成员，认为“人口中各个不同的阶层”应活跃起来，为了国家利益摇旗宣传。这种压力不可避免地与“支持个人利益”的美国传统论调产生冲突，造成麦卡锡主义阵营里一时局势紧张，混乱无序。²⁹

对波兰尼来说，《美国新右派》是一项重大的挑战。挑战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研讨会，运用了在他看来极为可贵的政治和社会理论趋势——功能主义和战前多元化。³⁰但这项挑战将这些趋势禁锢在受诅咒的保守、反民主和反共事业中。他曾自称为激进主义者。如果他在20世纪50年代没那么激进，如果他能认识到狭隘的社会主义议程相对于自由和技术的“新”问题来说仍显不足，那么他依旧对市场社会怀有“神圣的憎恨”。事实上，在伊洛娜看来，波兰尼待在美国的那些年里，心中的憎恨“愈演愈烈”。³¹他虽然没有正面批判《美国新右派》，但他回应了帕森斯提出的特定挑战。

波兰尼与帕森斯——更准确地说，是和帕森斯与其他人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发表在《贸易与市场》中，这部分内容由波兰尼与学生皮尔逊和霍普金斯合作撰写。两卷书代表着同一领域的两个竞争对手，这为他们对《经济与社会》的批判增添了趣味。正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所言，除了工厂生活、社会流动性、职业构成等残留领域外，美国社会学还倾向于委托经济学家研究大部分经济行为，因为从残留领域中只能构建起支离破碎、扭曲的经济图景。20世纪50年代中期，“残留”视角被抛弃，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和《贸易与市场》。³²皮尔逊和霍普金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经济与社会》的赞赏，认为这本书是“一般理论的精心杰作”。³³他们注意到，波兰尼与帕森斯的方法存在很多共性。二者在社会方面都坚持“功能主义”观点，认为“社会要想实现繁荣，则必须满足某些功能需求”，构建制度时“必定以其满足这些功能性先决条件为目的”。³⁴二者看待社会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角度相似，均从整体层面出发。因此，这种实证主义观念——经济过程持续提供满足需求的物资资料——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一致。³⁵二者都将经济活动归为三类，波兰尼的“整合模式”（再分配、互惠和市场交换）与帕森斯的“分配决策”（“权威机构”“会员资格”和“个人竞争”）相对应。³⁶霍普金斯与帕森斯会面时，他们一致认为人们过多地关注分歧，其实二者存在共识，尤其是在“嵌入”理念上。³⁷不过这些分歧也不容忽视。在波兰尼、皮尔逊和霍普金斯看来，帕森斯在一个方面明显误入歧途——与之前的韦伯和涂尔干一样，他没有清楚地理解经济“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之间的区别。基于此，在默认情况下，市场可以被视作典型的经济体制。³⁸于是，他无法推理“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没能意识到经济、政体与宗教这些子系统（他曾将社会行动划分为这三个子系统）本身是当代市场社会独特社会关系的产物。³⁹

在20世纪50年代剩下的日子里，其实就是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波兰尼逐渐放弃了对帕森斯功能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他给皮尔逊写道，他本想借这次评价达成“普遍社会学”，但“彻底失败了”，而且帕森斯“有些思想意义重大、值得称赞，他通过个性结构—角色联系填补了处于分裂中的原子论—个人主义空白”。⁴⁰这指的是帕森斯社会行动理论中对整合的概念化，据此，当个体需求与社会预期一致时会出现完全整合。正如帕森斯在《社会体系》（The Social System）一书中指出，当社会的“期望系统”受到干扰时，社会整合就会中断，随之出现“再均衡进程”，进而生成“新价值模式”内化的调整平衡。⁴¹该观点是“社会压力”理论的核心。“社会压力”理论是帕森斯和默顿20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共同创立的。他们重点关注个体会如何回应社会压力引起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波兰尼的兴趣点在于宏观层面。“压力”一词频频出现在他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在此期间，该词同时也出现在帕森斯的作品中。波兰尼写道，欧洲各国政府在19世纪时试图调节工业，但由于对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错误整合”，所以产生了“压力”。⁴²他在其他地方指出，“经济压力”兴起于19世纪晚期，当时，日益僵硬的民族国家经证明与不按地区分配的自由世界市场不相容，压力导致世界大战爆发。⁴³《大转型》中“破坏性压力”一章也分析了这种发展状况。后来，随着对帕森斯社会学兴趣的加深，他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早些年的想法，强调了渗透于《大转型》中的“应力与压力定理”。此外，他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一篇《压力在体制变化中的作用》（朋友称为“老罪人”）的手稿，重新描绘了对“社会压力”词汇的一般看法，强调了帕森斯的对照观点。⁴⁴

波兰尼在“老罪人”中指出，市场体系“从两种途径获取力量”。从制度层面看，是“就业、资源利用、生活标准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程度”；从动机层面看，当饥饿与收益这两个实际决定因素促使人们“努力赚取收入”时，压力便相对缺乏。“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动机层面，（制度）都可能处于压力之下。”在制度缺陷方面，他援引了一些例子，如“大规模失业、闲置资源、职位缺乏安全保障、垄断现象日益增多，等等”，而当饥饿和收益动机无法“有效产生所需行为”时，动机缺陷就体现出来了。动机缺陷是当代社会的主流趋势。比如，失业救济制度存在缺陷，阻碍了工作的动力；税收高，减少了“利润的诱惑”。在期望的新态势之下，压力产生了，出现了“调整”的需要，这方面的重担往往会落在动机层面。随着饥饿需求的弱化，员工开始寻求其他工作动机；随着利润动机的消退，雇主开始注重威望、权力、地位、公共义务等非金钱激励。⁴⁵这种方式实现了一种新的平衡。但波兰尼坚持认为，真正富有成效的“调整”需要制度变革，需要认识到“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在发生）转变”：制度和激励体系独特的市场体系步入衰老期，充分就业和国家干预成为新准则。⁴⁶工会、管理组织、政策模式均发生改变，开始成型，表明发展前景正在发生转变——从狭隘的经济前景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前景”。⁴⁷

波兰尼发现帕森斯的概念语法极具魅力，试图将其运用在自己的体制改革之中。但谈到人们心目中的改革，他发现同时代的其他人给出的答案更鼓舞人心，这方面没人比得上帕森斯的同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58年这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出版了《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一书后，波兰尼发现自己找到了志趣相投的人。波兰尼表示，《富裕社会》“是自凯恩斯《通论》（General Theory）以来对经济学研究最深入的著作，但凯恩斯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范围之内，而加尔布雷斯有意识地超越了学科范围”，而且真正彻底地“重新解释了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⁴⁸加尔布雷斯的书非常清晰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形态与现象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波兰尼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理由在于物质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但致命的是，市场经济引发了不平等、剥削和不安全感。但通过“全面的监管和制度变革”，不平等现象有所缓和，贫困逐渐减少，不安全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善。⁴⁹工业化进程非常成功，欧美等国家因而就业充分，物质福利丰厚。⁵⁰加尔布雷斯揭露了这种转变的政治文化影响。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替代方案”，全面提升工资已经缓解了“与工资不平等相关的社会紧张局面”。⁵¹现在，由于收入可观、工作无处不在，劳动者的安全感不再与薪酬和工作挂钩。相反，安全感只取决于继续并扩大生产，“无论生产什么”都是如此。但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困境，“这类困境无法通过目前制定的经济过程实现同化”——具体来说，就是加尔布雷斯的效率——公平对立，这对关系类似于波兰尼所提出来的“发展与居民”⁵²。虽然波兰尼意识到，最大限度地合理地运用技术能实现丰厚的物质福利，但在工业现代化中，生产本身被视为一种目的，所有人类价值都必须服从于此，生产力、效率和繁荣构成“三位一体”，他反对这样的情况。⁵³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如此。这两种社会都未做好准备去面对“个人生活”问题，越来越屈从于物质商品的积累，个人则被束缚在“金钱动机的踏车之上”，重复着单调的工作。⁵⁴

技术进步的高速公路一望无际，在反乌托邦的前景中，“效率”长期被视作“社会道德的裁决者”，自由流于世俗的衰退之中。⁵⁵但这种形势也存在乌托邦式的可能性：“效率至上”弱化，抵制“机器”，使其最终结出“真正的果实”——实现人类解放。⁵⁶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据此，人们看重的不再是“再买一辆车、一套更昂贵的衣服，或卖方迫于销售压力而出售的假冒商品”，而是通过教育、科学、探索、接触自然、从事艺术、诗歌等创造性活动来实现自我提升，获得“无事故之忧的安全感”，免受“雇主的羞辱”。⁵⁷这项计划需要立法改革，最重要的是保护工人免受企业权力滥用之害，通过“赋予工人最终的工业自由”使工会劳动宪法化。改革应巩固社会的市场自由区，推动其从现有的政府、企业和工会基地中向外延伸。⁵⁸除了《达荷美与奴隶贸易：对古代经济的分析》和“老罪人”，波兰尼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同样关注这些问题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希望与风险。

自由与技术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兰尼重拾对“复杂社会自由”问题的兴趣，开始筹划一本关于自由与技术关系的书籍。该书将涵盖不少内容，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后存在主义哲学。他给莱因哈特的编辑写道，这本书的论点是：“在我们复杂的技术文明之中，自由基本丧失，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属于法律或政治问题，而是运作问题，要回到根本上——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学。这涉及道德迷失的根源，让我们在面对科技、经济组织等征兆时孤立无助。”⁵⁹

如猛虎出笼般的科技以先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并危及社会，这本书将强调这种文明带来的“生存岌岌可危”。⁶⁰该书会在结尾处呼吁人们接受“社会现实”是获得真正自由和收获“真正内心生活”的先决条件。⁶¹波兰尼所说的“社会现实”是指意识到个人是通过社会关系实现个人抱负的，规范、法律和制度以道德认同的方式限制着人们的行为。⁶²社会意识正是源自“机器”和“机器”带来的复杂劳动分工及社会相互依存同等程度的加深，还因为人们意识到社会因素会限制本身行使自由，使自己卷入权力和经济价值的关系之中。在“复杂的社会”，认为我们可以“在不参与社会的情况下追求个人救赎自由”不过是痴心妄想。其中蕴含着一些虚假诱惑：无政府主义、青年时期的个人自由社会主义及同时代的其他理念（如萨特存在主义）。⁶³这本书指出，人类面临的挑战是重建“机器文明时代生命的意义与统一”⁶⁴。核心在于重新理解自由：自由不应远离市场（“剥削同事，不为社会做出相应贡献，并且过度索取”），而应该是制度生活由集体构建、公民自由得到保证、个人可以追寻再洗礼派和贵格会“所说的‘内心之光’”。⁶⁵

这项研究的部分背景是以生产和破坏方式进行的革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自由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拥护技术创新和生产过程科学合理化。这些国家宣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消除经济危机，让其成为过去。在战争期间，技术进步不断发展。正如第五章所述，这让波兰尼震惊不已。战后几年，汽车工业的生产线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一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1951年，电子数字计算机UNIVAC I（第一台商用计算机系统）再次引领技术革命。⁶⁶铁幕两侧都将技术视作能在经济效率和日常生活中创造奇迹的魔棒。杜邦公司的广告标语“用化学创造美好生活”及东欧一家公司的标语“化学赐予面包、美丽与繁荣”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总结。⁶⁷

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工业匆匆步入后殖民时代，社会科学家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和意义？研究18世纪工业革命起源的经济历史学家，尤其是波兰尼研讨会上的年轻嘉宾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在解释原因时重点强调创业活动和技术革新，而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等社会学家提出了“工业社会”的概念并重新给出基本描述。1960年，科尔宣称，“世界正在步入新时代，一个完全工业化的时代……各个地方都在或快或慢地迈向工业化”。⁶⁸基本形势较为可观。从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科技—工业现代化，这一鼓舞人心的计划不仅可以带来繁荣，同时也能顺利推动自由民主主义的实现。科尔、加尔布雷斯和帕森斯功能主义者详细阐述了这一论点——工业化对所有社会提出的要求相同，所以社会往往会向相似的组织模式靠拢。有人认为，工业化早期阶段的混乱和低效率已经得到解决，残留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应归为技术问题。在持此观点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是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西摩·马丁·李普赛特。这是“意识形态终结”论，预示着后政治时代的到来。⁶⁹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以轰轰烈烈的自由主义为框架的，那么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处于阴影之中。对工业主义的早期批判是浪漫主义的。这些批判对比了文明社会与新兴的法理社会。前者是社会处于直接联系之中的有机礼俗社会；后者是冷漠无情的功利主义社会，目的是适应残酷的工业发展、价格与利润计算与生活本身的量化。罗斯金、莫里斯等评论家认为，技术和劳动分工酿成了一种新奴隶制，人类被重塑成“齿轮”。⁷⁰从布莱克到柯勒律治，再到沃尔特·惠特曼（波兰尼认为他揭示了工业社会“人类自由的含义”）、托尔斯泰（最具洞察力的技术文明评论家）和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他深刻揭露了人类在机器时代的情感贫瘠，波兰尼因此非常钦佩他），都是诗人赋予浪漫主义以活力。⁷¹波兰尼崇敬的卢梭、西斯蒙第、滕尼斯等社会科学家也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批判了工业社会。马克思虽然没有从浪漫主义的视角出发，但他猛烈批判了资产阶级合理化的世界观，指责工业资本主义让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机器运转”和科学控制着工人的活动。⁷²值得一提的还有波兰尼喜爱的人类学家图恩瓦尔德和马利诺夫斯基。图恩瓦尔德对比了“原始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在原始社会中，发明工具是为人类服务的；在现代化社会中，机器迫使人类相互依赖。马利诺夫斯基则猛烈抨击了“漫无目的的现代机械化”，将科学蔑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讨厌的事情、最大的灾难”。⁷³

波兰尼待在北美的那些年，对工业社会和技术崇拜的浪漫主义批判并没有达到顶峰，但已非常活跃。提出者包括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等自由主义者，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等保守主义者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e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等马克思主义者。⁷⁴正如大家所预料的那样，波兰尼的观点接近于非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观点。他的好友芒福德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波兰尼肯定参加了芒福德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艺术与技术”系列讲座。在这些讲座中，芒福德阐述了对技术崇拜的批判：在“机器文明”时代，现代人过度重视“定量的、可测量的、表面的事物”，他们让自己“效仿”机器，如机器一般保持一致性，重复指令并服从规定的程序。身为一个宣传有力的浪漫主义者，芒福德呼吁人们“反抗机器，争取人类精神的自主权”。⁷⁵可能是受到芒福德讲座的鼓舞，波兰尼开始关注“机器时代的人类”这一主题。毋庸置疑，他的一些观念折射出芒福德的影子，比如，机器将“效率、自动化和校准”特质强加在市场之上，社会“围绕机器”重组结构；外部世界的机器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致“人类空虚、沮丧、自我孤立”。相比之下，人类的内心生活已“濒临灭绝，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可以重获曾滋养心灵的个人自由”。⁷⁶不过，存在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波兰尼借用了芒福德的观点。正如大家所了解到的，在认识芒福德很久之前，波兰尼对技术文明的总体态度就已经形成了。

如果说波兰尼对科学和工业的批判如芒福德那样激烈，那么他的浪漫主义视角则没有芒福德那般明显。当然，波兰尼反对将“科学观点”引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痛斥“科学时代”带来了“科学野蛮”，对W.W.罗斯托（W.W. Rostow）等虚假的先知怀有一些敌意。罗斯托曾预言，“对技术统治、管理主义、新技术统治和工业化的系列反对”已经达到了“科学巅峰”。⁷⁷波兰尼同样认为，在新技术的影响下，消费者依赖于机器制造出来的小玩意儿，而在这种依赖之下，消费者的独立心智发展受阻，任由大众媒体摆布，把权力交给那些声称有能力监督复杂技术系统的各领域专家。此外，新技术往往逼迫工人付出更多努力。⁷⁸但他反对的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和威尔斯、琳赛一样反对科技发展速度超过了道德进步的速度（如第四章所述）。他呼吁科学“人性化”，认为有必要建立欧文等社会主义者倡导的“目的性社会”，而且常常提及“机器的福与祸”：我们虽然担心“如果人类的角色被机器取代，那么人类将会消失”，但同时也希望“在人性化的工业社会中重获内心自由”。⁷⁹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到欧文。波兰尼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在当代社会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预言能力上和他相提并论。⁸⁰如果他还活着，“当他对机器与社会的发现已成燃眉之急时，他会成为指引人们如何生活的真正向导”。⁸¹“西方人的意识”通过三种历史见解形成。⁸²一是通过《旧约》传播的死亡认知；二是《新约》揭示的自由认知，而欧文就是建立第三种认知的天才。正是欧文意识到，耶稣关于“个人绝对自由，脱离社会的自由”的假定并不适合机器“造就”的“复杂社会”。这就是首先将“社会认知”的揭露归功于他的原因。⁸³当然，欧文对“社会认知”的揭露并不是基于浪漫主义材料展开的。波兰尼提醒大家，欧文“绝不是机器的敌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运动——“欧文主义”——“是将工人阶级作为载体的一种工业社会信仰”。⁸⁴在这位威尔士空想企业家看来，工人阶级的贫困不在于一般浪漫主义观点所说的工业化，也不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另一个阶级系统地行使着权力，而在于机械化和市场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偶然组合。⁸⁵遗憾的是，制造商迫于竞争压力，不得不降低成本。但在欧文看来，这是因为富有天赋的人类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却暂时无力对这种生产力进行合理控制，而不是由工业化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特性引起的。波兰尼认为，欧文的天才之处在于意识到“机器”创造了一个性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会环境，而且认识到机器并入社会需要新形式的合作和社会团结，而这要以人类意识的深远革命为基础。⁸⁶

在为书稿《自由与技术》准备的演讲稿和未发表的论文中，波兰尼试图以欧文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线索，建立一个关于技术悖论的论点。一方面，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化身”。技术让社会变得更加“人性化”，人类需要技术来提高生活质量，消除恐惧的根源，同时技术指引人类摆脱“无知与无助”，迎来文明之光。⁸⁷另一方面，技术让社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趋势在20世纪明显增长，令人担忧。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一张从道德上囚禁自我的无缝意识网建立起来，核武器也问世了，可以使人类变成“会蒸发的数亿物质”。⁸⁸简而言之，虽然从总体上看，技术推动了人类进步，但在当今的“过渡”时期，其“危险效应”也体现了出来，迫使人类“经受恐惧”——对毁灭和极权主义的恐惧。大众传媒的工业化打开了通往极权主义的大门，证实了浪漫主义者的警告——技术导致暴政，而核弹等技术揭示出复杂社会的“可破坏性”和社会存在的“不稳定性”。⁸⁹无意之中，波兰尼认识的西拉德通过研究使原子能成为一种谋杀技术，而原子能的早期研究又由哥伦比亚大学赞助，这些身边的事情都增加了波兰尼对原子弹的恐惧感。

波兰尼关于自由与技术的论文和演讲在本质上是探索性的，而且没有体现他的最高水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和演讲没有将自由与技术的辩证法和他长期研究的“嵌入”经济、“脱嵌”经济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还存在缺陷。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相信，人类受大转型的控制（即使美国人民也“如内战时期一样深陷危机，经历着毁灭性的灾难。他们力求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却还在苦苦思索之中，依旧无法确定”⁹⁰）。但即将发生的转型会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大转型》描绘的轨迹进行呢？波兰尼关于技术社会自由的观点改变了他的双向运动概念吗？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市场社会的著名理论家，波兰尼在分析战后数十年的社会演变时往往模棱两可、举棋不定。总的来说，他仍然将当代西方世界视作“市场社会”，但偶尔也会提出不同的构想，比如，“资本主义对权力结构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以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的形式呈现出来”。⁹¹在一篇论文中，他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体系中，技术进步（或改善）和人类的生存要求（或居住）之间的矛盾在原则上是否可以协调？如果这对矛盾有协调的可能性，摆在人类面前的就将是“漫长而痛苦的危机”和大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就好像飞行员丧失了视力，尝试盲眼飞行”。原因在于，平衡技术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不应该由“看不见的手”来决定，而是来自“活跃于人类社会的构造能力”，这种能力塑造着人类的愿望和需求，协调着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平衡着工作休闲、自由与其限制因素。⁹²

波兰尼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为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他不相信技术问题可以在市场社会得到解决，那么苏联的计划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越来越坚信，从本质上看，苏联与西方一样正面临着适应工业化的挑战。⁹³在苏联和市场社会，与“工资、住房、福利、社会保险、进一步消除阶级特权”等物质主义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是关乎生存、极权主义的后物质主义问题——“道德和政治”根源，如工业自动化、“工人民主主义向生产的渗透”、“对原子能污染的恐惧”及“有色人种的反抗”。⁹⁴1956年，波兰尼表示和平与自由正成为“未来占主导地位的考虑因素”，并乐观地补充道，“西方——美苏——物质主义马上就要终结了。世界正从所谓的‘经济’轴线回归到‘道德与政治’轴线”。⁹⁵

波兰尼于1958年发表了论文《为了一个新西方》，在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明面临的新挑战。他所说的“西方”指的是三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历史地理学交叉的各类协会从古代起就认同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在现代化社会，工业文明披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当前，西方大国联盟与其盟友苏联一起对抗纳粹德国。⁹⁶西方最珍贵的遗产是普世主义、民主主义价值观及个人责任道德观。但西方后来“声称欧洲和美国是其栖息地，而与东方切断联系，原因是东方对除了市场经济之外的其他任何经济组织都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其实，出现这些行为时，西方已将那些珍贵遗产抛诸脑后。⁹⁷西方在“与希特勒主义的漫长斗争”中重拾“精神优势”，但因为“毫无希望地支持衰退的过去”——以美国为主导的市场资本主义——这种优势“被一点一点地消磨了”。战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运动、建立起后殖民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随之而来的工业化均加速了西方“精神优势”的衰退，而且动摇了“欧洲自1683年维也纳之战以来建立的霸主地位”。⁹⁸

事件敲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丧钟吗？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荒谬可笑。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西方文明的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⁹⁹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情况似乎恰恰相反。诚然，“东方目前在世界事务上并没有呈现太多创造性思考”，但西方也没有。¹⁰⁰建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就时代早已不在。很明显，现如今已经“无成就可言了”。确实，西方发现自己“站在被告席上被审判”，罪因是将世界引向对自己有利、越加不稳定的“工业、科学和经济之路”。事实也确实如此。¹⁰¹

波兰尼在给迈克尔的一些信件中简要描述了他对创建“新西方”的看法。这种文明将摆脱西方列强组织的束缚。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的最佳元素将得以保留。¹⁰²在“新西方”，“美国主义”将遭到质疑，工业化进程将受到限制，政治家有望向赫鲁晓夫（Khrushchev）学习并谴责西方的罪行。¹⁰³略微反思就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将发挥积极作用，就如亚洲新兴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顾问一样。由于创造了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种变体”在内的技术文明，西方单靠自身就能为当前在亚洲的讨论提供有效的建议。东方国家会用心聆听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国家渴望向西方学习，不是为了吞下西方自私的毒药，而是为了接受急需的警告；不是为了听取西方的建议（有自身必须履行的行为动机），而是自由追随自认为有益的事情。¹⁰⁴这些论据并没有让迈克尔信服。事实上，在细读哥哥关于“新西方”的深思时，迈克尔当时正致力于研究一个对立的项目：强迫西方文化为美国争取单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运动服务。

兄弟关系缓和

如第四章所述，波兰尼和迈克尔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关系紧张。1939年底，两人中断信件往来，原因似乎是他们故意歪曲对方的立场，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进行激烈争吵，而且波兰尼于1940年动身前往美国时，弟弟迈克尔冷淡、敷衍了事的告别让他苦闷且失望。尽管如此，最根本的兄弟之情依然坚不可摧。自1940年两人关系跌入低谷以来，他们似乎一直试图去缓和。也就是说，激烈的争论依然存在，但取而代之的通常是他们承认必须接受不同意见，意识到兄弟二人依然相互关爱。¹⁰⁵正如迈克尔所说，《大转型》的出版以一种几乎“滑稽”的方式阐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他们在社会观点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似乎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兄弟俩的感情同样如此至深至诚。《大转型》出版前一两周，迈克尔给波兰尼写了一封信，“我们兄弟情深，关系亲密，这层关系远比我们想象得更重要。但是我很怀疑，还有没有第二个人如我一般，对你现在成功履行的、特殊甚至独一无二的职责，持有先天所赐、后天所养甚至完全命中注定般的反对。我们在同样的环境中出生、成长，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但我怀疑是否有人更彻底地反对你现在引人注目的成就”。¹⁰⁶但之后不久，兄弟关系再一次跌入谷底，通信往来也暂停了一段时间。¹⁰⁷

波兰尼在本宁顿撰写《大转型》时，迈克尔是个有心人，仍与伊洛娜保持联系。迈克尔可以不在乎与哥哥波兰尼在政治领域的分歧，他向伊洛娜保证，“（双方的政治观点）明显彼此接近，肯定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趋同”。¹⁰⁸这向话同样适用于兄弟俩在经济观点上的趋同吗？20世纪30年代末，迈克尔将凯恩斯理论吸纳至正统经济学，这就是后来独特的“新古典综合派”。1944年，他的《充分就业与自由贸易》（Full Employment and Free Trade）被波兰尼誉为“我所读过的对市场经济最严厉的控告（我个人认为还包括劳动力和土地竞争市场）”。这几乎是波兰尼口中最高的赞誉了，但波兰尼同时也批判了迈克尔对凯恩斯计划的倡导，因为凯恩斯计划“赞同完全不进行国家管制的做法”。¹⁰⁹显然，波兰尼发现弟弟在一些方面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菲利普·米卢斯基（Philip Mirowski）所言，迈克尔“确实是世间罕有之人”：他“坚决反对各类纸上谈兵的计划，坚定地支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因此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¹¹⁰迈克尔坦言，自己采取了“凯恩斯主义中‘最激进的’态度，这种态度恰巧提倡最低限度的‘计划’”。¹¹¹他加入了哈耶克发起成立的朝圣山学社。迈克尔的作品被保守派接受，但他严厉批评自由保守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认为这些观点试图维持“自由贸易的一切恶果”，“原则上（反对）各种国有企业”。¹¹²他甚至准备实行一些非哈耶克计划，比如，议会不应该仅就国家税收和国家支出投票，还“应考虑按照年度决算来分配整个国民收入”。¹¹³

这段时期，波兰尼的经济观点明显与弟弟的凯恩斯自由主义观点相左。他深信，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扩大计划，而且有能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¹¹⁴但是，这些激进提议被搁置一旁，这符合他在国际层面上主张的“无害自由贸易”及在国内推行的市场和利润动机占支配地位的混合经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混合经济是自由放任经济和完全计划经济的中间路线”¹¹⁵），但这些激进提议被搁置一旁。20世纪40年代，兄弟俩的经济观点相对趋同。波兰尼萌生了一种新观点，他开始批判“新苏联伊斯兰教”（new Russian Islam）和苏联统治阶级的“深奥意识形态”，这种转变推动了兄弟关系的缓和。¹¹⁶此外，出人意料的是，兄弟俩发现自己都是美国反共立法的受害者：波兰尼是妻子的签证申请遭拒，而迈克尔是本人申请遭拒。

迈克尔的签证申请恰逢“赤色分子”政治迫害。迫害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与参议员麦卡伦和麦卡锡有关。1950年，国会通过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McCarran Internal Security Act），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及相关组织的拥护者在当局登记，剥夺“颠覆分子”在政府就业的权利，授予总统将“潜在颠覆分子”软禁至集中营的紧急权力，强迫国务院调查申请签证游客的意图和背景，拒绝或驱逐那些被视为“颠覆分子”的申请者。¹¹⁷在麦卡伦法的狂热措施下，迈克尔这位顽固的反共人士居然落网，颇具黑色幽默。仅仅因为他十年前在伦敦给自由德国科学与学习研究所进行过一次演讲，而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机构是由共产党运营的，这次他的签证就被拒绝了，不得不放弃芝加哥大学提供的职位。¹¹⁸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纵使迈克尔百般恳求，不管是卑躬屈膝地宣告自己毕生敌视共产主义，还是逐条反驳控告（其实是指他在演讲时抨击过对苏联科学实践活动的政治曲解），领事馆官员就是不为所动。¹¹⁹迈克尔的传记作者表示，凯斯特勒挑起论战的反共主义畅销书《瑜珈信徒和人民委员》（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是献给迈克尔的，但都“无济于事，因为美国官员都没有听说过这本书”。¹²⁰他最后只好将移民签证改成访问签证，可得到的依然是无情的拒签。¹²¹

最后几年，兄弟俩关系和解，这可以说是明智之举。¹²²20世纪40年代，（至少撇开迈克尔加入朝圣山学社一事不谈的话）他们的经济观点似乎略微趋同。50年代初，他们都遭受着签证被拒的打击。在这几十年中，尤其是波兰尼被确诊患上癌症，当感受到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之间的信件多了不少温情。躺在病床上，想到“亲爱的米西的关爱”，波兰尼压抑的情绪得到些许改善。¹²³早些时候，其实就是初步诊断为癌症几天后，波兰尼再次告诉迈克尔，除了父亲和伊洛娜之外，他“从来没有（像疼爱迈克尔一样）疼爱过其他人”。他时常想起守护迈克尔的艰难岁月。那时，“命运给他们沉重打击，年轻的父亲突然离世”，波兰尼保护着迈克尔，以免他受到伤害。¹²⁴30年代，争吵与“隔阂”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回想起这些，波兰尼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弟弟的善良也在他脑中浮现，尤其是陪自己度过“最黑暗的时刻”，把自己从“狂躁的精神状态”中拯救出来。¹²⁵但双方坦率地表达感情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再次将和解深深掩埋。从根本上说，这些冲突的根源在于兄弟俩对冷战的评价存在分歧。波兰尼认为，“冷战让米西变得更加狂热”，尤其厌恶他在文化自由大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该组织集合了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所称的“文化冷战”的全体成员。¹²⁶

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在西柏林召开第一次会议，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凯斯特勒。与共产主义决裂后，他与克罗斯曼一起准备《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这卷书汇集了前共产主义者及同行者的启示，揭露了他们的觉醒与改变。这项计划成功后，他召集了一批投稿者和博克瑙、悉尼·胡克（Sidney Hook）等其他前共产主义者，准备成立一个永久组织——文化自由大会。其使命是抑制共产主义在艺术与科学中的影响，展示美国文化成就，推进华盛顿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为支持美国民主主义解读的知识分子提供资助。¹²⁷

与共产国际领袖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为伴期间，凯斯特勒学会了宣传的艺术，尤其是通过成立文化战线组织来影响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潮。现在的CIA（中央情报局）就是这种策略的代表。CIA是美国事实上的“文化部”，并通过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强盗式资助者”资助反共艺术家和学者，精心谋划出这样一种组织运作方式。¹²⁸在文化自由大会上，CIA同意为大会服务，为其提供资助并掌控全局。

CIA试图建立一种不如凯斯特勒明显的反共主义，这也许有些意外。凯斯特勒粗暴而激进的演讲疏远了“民主左派”（“凯斯特勒”成了轻蔑攻击共产主义同行者的代名词）。¹²⁹CIA的目标在于成立“统一战线”，联系冷战自由主义者与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争取让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加入大西洋主义事业中来，从而建立起抑制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影响的屏障。¹³⁰因此，文化自由大会虽然延伸至右翼知识分子，甚至愿意恢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前法西斯主义者和奉承者，但其核心成员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¹³¹受其期刊欢迎的投稿者包括加尔布雷斯等左倾民主主义者，希利、波兰尼熟悉的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等费边主义者，以及奥登、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等作家和诗人。20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对他们产生这种观点有直接影响。¹³²受文化自由大会支持的杂志《科学与自由》（Science and Freedom）就是这一策略的典型。该杂志支持公民自由，“先于大多数人”意识到“缓和”一词的含义，鼓励与苏联阵营进行知识交流，主张缓和西方的冷战立场。¹³³

可能因为能力不足，也可能因为内心不愿意，凯斯特勒没能成功运用从缪齐伯格那里学到的建立战线经验，所以丧失了核心地位，但他继续建立文化自由大会并说服两个同胞给予支持。一个是他最亲密的匈牙利好友迈克尔。¹³⁴迈克尔不仅加入了文化自由大会，还策划了一些备受瞩目的国际会议，担任《科学与自由》杂志的编辑（始于1953年）。¹³⁵另一个是保罗·伊格诺图斯。¹³⁶他一度担任匈牙利一家城市文学杂志的编辑，曾移居伦敦，在那里与卡罗伊在“自由匈牙利人”观点上产生共鸣，但态度小心谨慎、模棱两可。¹³⁷伊格诺图斯在1949年访问匈牙利时遭到逮捕和监禁，直到1956年才得以释放。¹³⁸那一年革命失败后，他开始第二次流亡。流亡期间，借助匈牙利作家协会（国外）主席的身份和在流亡团体中的名气，他迅速在文化自由大会中确立了匈牙利主力队员的地位。¹³⁹1957年，他建议协会邀请波兰尼加入。两人当时关系融洽，波兰尼虽说有些疑虑，但立刻接受了邀请。¹⁴⁰

在伊洛娜看来，“在波兰尼最后的年月”，正是因为伊格诺图斯写了一篇“恶毒的”文章，“波兰尼与迈克尔之间才突然出现敌意”。¹⁴¹阅读文章后，人们发现该文似乎并没有无礼与不敬之处，因此觉得伊洛娜的这番话令人费解。

最伤人的评价是，年轻的波兰尼“可能经常害怕落在时代的后面，这种恐慌能让一个人今天铤而走险，明天就似乎被时代抛下”。伊格诺图斯还说，这是典型的伽里略派，他们不擅长做“正确判断”。¹⁴²这句话听来有些讽刺，但实际上没多大杀伤力。要理解波兰尼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则需要考虑潜在原因和大背景。伊格诺图斯在CIA的支持下创办了《匈牙利文学公报》（Hungarian Literary Gazette），以下简称《公报》，这让波兰尼感到痛苦和愤怒。公报某卷刊登了伊格诺图斯的文章，当卷编辑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支持文化自由大会，同时该卷也是为迈克尔·波兰尼而作的纪念文集。¹⁴³因此那些看起来奚落卡尔·波兰尼的语句在他看来是“更险恶的东西”：CIA精心策划这一切，不仅如此，CIA还忙着用自身的势力牢牢裹住整个匈牙利流亡群体——包括他的手足。

人们不禁认为这是一个自负老人的偏执妄想。从他的角度来看，这虽不是事实本质，但在某些方面仍颇具洞察力。20世纪50年代末，迈克尔在皮克灵见波兰尼时，波兰尼强烈建议他不要再做“冷战的寄生虫”，并指出，迈克尔参与《文汇》（Encounter）及《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等由CIA资助的刊物与他信奉自由市场的学术追求是极其矛盾的，因为自由市场不受政治影响，起作用的是个人才华，而非权力和意识形态。¹⁴⁴在资助文化自由大会一事上，CIA努力效仿其表面的冷战敌人：运用金钱和权力来打造自由概念，还限制言论自由。看着美国人被动员去竞相购买“未来的种子”，波兰尼气得“血都要凝固了”。¹⁴⁵

当波兰尼不再到处扯着嗓子喊“早说过会这样”时，大家才都知道CIA资助并控制着文化自由大会。20世纪50年代，民众起了疑心，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文化自由大会的旗舰刊物《文汇》是“被美国占领国家的警方评论刊物”，¹⁴⁶但知道《文汇》与CIA关系的人寥寥无几。文化自由大会的杰出人物希尔斯、贝尔和克斯特勒等知道文化自由大会的资金来自CIA，但其他人不相信这些谣言。¹⁴⁷迈克尔似乎就是这类人。战后多年，尽管他说如果知道CIA的存在，他“乐意”¹⁴⁸为此效劳，但他仍然否认CIA的存在。总之，卡尔·波兰尼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弟弟积极参与美国的冷战运动并从中受益。20世纪30年代，卡尔运气不佳，而迈克尔作为自然科学家挣钱比卡尔多，这是一回事，但看见迈克尔因热情支持这并不得体的事业而混得风生水起时则是另一回事。

在《公报》一事上，波兰尼对华盛顿阴谋和匈牙利受骗者的感知一样尖锐。伊格诺图斯和作家联盟的领导人意识到联盟是由文化自由大会在维持。在他们的印象中（部分准确），文化自由大会本身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由于后者是众所周知的美国软实力引擎，他们盘算着将《公报》打造成可以掩盖资助来源的中间机构——即便波兰尼不知道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他仍敏锐地将《公报》称作伊格诺图斯四周的匈牙利流亡群体的“财政组织人员”。¹⁴⁹如果伊格诺图斯是文化自由大会的顽固支持者，那么其他知识分子流亡者也因天真和绝望被文化自由大会吸引。久洛·博尔班迪（Gyula Borbándi）就是一个例子，他支持小农党，还是先进的流亡者杂志《视野》（Látohatár）杂志的主编，该杂志曾在20世纪50年代刊登过卡尔和迈克尔的文章。主编在艰苦的环境下从文化自由大会处寻求经济支持，但由于倾向民粹主义，文化自由大会拒绝了他们的请求。¹⁵⁰博尔班迪找到亚西和波兰尼，亚西为他写了封推荐信。这位编辑不断地问，他会不会帮助《视野》在文化自由大会日益丰满的羽翼下占得一席之地？他会不会因为迈克尔的话“在文化自由大会上举足轻重”就劝说他代表他们去斡旋？¹⁵¹

这些事情极大地打消了波兰尼的积极性。波兰尼本希望1956年起义之后加入匈牙利知识分子流亡群体能复兴批判阵营，但结果让他很失望。匈牙利流亡者主办的杂志誓称自身为“美国组织”，“仅代表美国利益和目的”行动，流亡的知识分子普遍都“可恶”、“不道德”，都是“匈牙利—犹太人各种堕落的产物”。¹⁵²他用不同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反抗，正面是将自己的精力都投入《犁和笔》（The Plough and the Pen）和《共存》（Co-Existence）（下文将详细介绍），反面是退出了匈牙利作家协会（国外）。¹⁵³

波兰尼退出后不久，迈克尔的纪念文集中就出现了伊格诺图斯的讥讽文章。波兰尼抗议时，迈克尔直接否认，表示伊格诺图斯的文章没有恶意。经过反复施压，他被说服了。但单方面的停战话音未落，兄弟俩在文化冷战中又开始争吵。看着迈克尔加入《文汇》等由CIA资助的宣传期刊，卡尔甩出了些粗俗话（“可恶”、“堕落”），弟弟却肯定地表示自己以服务文化自由大会为傲，还提醒——提到了西德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说文化自由大会是联合战线，涵盖了和卡尔观点没有那么不一致的社会民主党。¹⁵⁴一年后，两人的缓和仍遥遥无期。兄弟俩在伦敦见面时，卡尔身患重病，他们一直吵一直吵，吵到艾琳·格兰特都不得不把迈克尔拉到一旁，央求他不要再和卡尔争吵了。但即便如此，“不到十分钟，屋子里又传来了吵架声。艾琳又得走进去把迈克尔拖出来”。¹⁵⁵

这些也说明战后兄弟俩的冲突也与卡尔和匈牙利流亡群体其他因素间的抗争紧紧相连。这和他对祖国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1956年，匈牙利发生政治革命，对波兰尼来说，这次革命不仅是一次挑战，也让他兴奋不已，因为革命为国家注入了新的政治活力。

对迈克尔的昵称。——译者注

社会主义的“精神再生”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公然抨击前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指责斯大林采取恐怖主义做法，这一说法令在场观众大吃一惊。波兰尼认为这次揭露是一次令人瞩目的道德灌输。¹⁵⁶尽管波兰尼没有把赫鲁晓夫奉为名人，但他相信赫鲁晓夫的身上“出现了一个（没有玻璃纸遮蔽）真正的人”。¹⁵⁷赫鲁晓夫的演讲想必会鼓舞“大变革（书写）事业的新篇章，这一次能看见希望”。¹⁵⁸这次揭露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惊吓，比较明显的就是在夏天和初秋时，波兰城市波兹南的人民起义引起了政治危机，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在出监狱两年后重新掌权铺平了道路，反过来引起了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革命让波兰尼重燃政治热情，让他远离曾经困扰他“多年”的“科学、教学和理性的内省世界”。¹⁵⁹他密切关注政治的发展历程——动员的过程、涉及的参与者，还有他们的目标——尤其是政治的因果。他对政治起源的解释突出了他眼中的决定性隐藏因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存在不稳定及道德不合理性，因此这些国家才会“暗中”对另一个国家施行统治。¹⁶⁰尽管匈牙利不再是殖民地，但政府仍然依靠“另外一个国家的力量”，而非国内民众力量。这种宗主国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本就毫无用处，在苏联则异常有害。在资本主义世界，“间接规则”能相对顺利地实施，因为该规则不必侵入“日常生活细节”。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情况并非如此。“关键因素及推动力”在于“中央集权的政府及其功能”。¹⁶¹尽管这样的制度安排会带来“技术优势”，但同时也使经济更加脆弱，因为“中央稍微一晃”就会给整个系统造成长久深远的影响，例如，“制度变化波及每个小店、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个体，之后就会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当按照莫斯科最新的想法引入某项政策时，该政策似乎就变成“古怪随意的命令，盲目破坏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组织”。¹⁶²匈牙利政治体制中的弊政及其他“组织和功能的扭曲”都源于匈牙利经济受到外国精细并“严格执行的规定”。¹⁶³只有当外国规定未公开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后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¹⁶⁴在主权国家时代，匈牙利无法公开承认其政权所依赖关系的真实性质，也无法开诚布公地表现为公民利益服务的行动。这样的掩盖滋生了一系列谎话。政府在处理异议时，认为应该“镇压或扭曲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可以动用“恐怖统治”，政府统治越发“粗暴、专制”，“党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在无情地扩大。¹⁶⁵

在对匈牙利运动分析的基础上——这场运动说到底，是因为匈牙利和苏联关系不和谐，剑拔弩张——波兰尼认为革命进程取决于共产主义的改革需求。他和迈克尔等人一样产生了质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士在1948年发起的一场全国性自由运动。¹⁶⁶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运动的核心是反斯大林共产党修正主义和匈牙利民粹主义的联盟，甚至是融合。波兰尼认为，后者和俄罗斯民粹主义类似，“除了其领导者没有‘走入群众’，他们就来自群众”。¹⁶⁷尽管民粹主义一直以来都处于革命的最前沿，但农民阶级不断将“满腔怨恨”化成对党内领导阶级的敌意，所以民粹主义“未能构成革命因素”。¹⁶⁸这来自工人阶级的“爆发力”，他们依赖持续的大规模罢工、街头斗殴、设置路障、成立工人委员会等“英勇”干预成为起义的核心。这场起义并非是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性质；相反，显示出了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衷心”。¹⁶⁹

波兰尼认为这场起义意义重大，有望促进苏联阵营的改革，同时也能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鼓励西方激进主义的再结盟和复兴。接下来分别分析这三方面。

起义最直接的影响是最终证明苏联共产主义虽然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运动，但“因为没能向其卫星国提供属于各国的政府”而使各国大失所望。¹⁷⁰由于卫星国纷纷脱离苏联独立，走向民主，经济也“引入了一些特定的市场因素”，因此改革迫在眉睫。¹⁷¹波兰尼本希望1956年的运动能提供相关经验，但起义失败后，他也逐渐失去了希望。1961年7月，他又重拾信心，因为苏联共产党宣布实施新计划。他的朋友弗罗姆警告过他，说这只是表面现象：新计划有“马克思主义措辞”，充斥着“传统的责任、家庭、爱国主义和工作价值”。¹⁷²波兰尼十分尊敬弗罗姆，称赞他的人文观融合了马克思主义（还有“西方”本身！）和“挽救生命的因素”，但在这个问题上，他选择暂时相信莫斯科。¹⁷³他为1961年计划中的一些术语，尤其是将西方经济说成“国家垄断资本家”¹⁷⁴等而烦恼，但他在钻研材料时（几乎一整周）逐渐发现这些信息着实令人佩服。¹⁷⁵毫无疑问，这是“自1919年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以来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事件”。¹⁷⁶社会主义在人们看来再也不仅仅是产权关系的转变，如今重点放在了生活质量及经济在社会关系中的“嵌入”上。¹⁷⁷在国内，这项计划承诺会逐渐恢复工会主义，在农村复兴农村文化（将“经济组织再次嵌入农村”，类似于“欧文的乡村联盟”），对民主做部分让步——有可能实行“议会制”。¹⁷⁸在国际战线上，这项计划强调和平共存及非暴力革命。¹⁷⁹该计划在理论上动摇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解除对其概念的控制，将“经济科学”上升至首位，同时将劳工价值理论搁置一边，接受“经济报酬原则，个人动机支配着农村社会的结构和运转”，接受“精神价值”的重要性。¹⁸⁰波兰尼向多尔顿（Dalton）表示，这项计划利用“强大的创造力”，¹⁸¹至少会“打开未来的大门”，很有可能预示着“人类历史上巨大进步、踌躇的一大步”的开端。¹⁸²他告诉艾琳·格兰特，这项计划不是任何单一的事件，而是让他再次相信社会主义。¹⁸³

“恢复信仰”的说法有些夸张，因为波兰尼从未抛弃他的信仰。布达佩斯的大屠杀破坏了他对苏联的敬仰，但1961年的计划以及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变革又弥补了这一点。他拥护中国的社会主义主导地位，称其为“过去两个世纪中第一场带有自己本质和核心的非西方事件”。¹⁸⁴这场事件在十年之内改变了中国，而非洲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同样的壮举。¹⁸⁵怀疑论者表示这些进程只不过概述了欧洲和北非的发展阶段，对此波兰尼表示，在西方，“社会的自我保护……远远落后于机器的影响……在当前的工业化传播中，秩序颠倒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新的经济组织将社会安全置于最高技术效率之上，重点已经从机器转向了人类”。¹⁸⁶

“拓宽工业主义之路”因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国有化而加速，代表了当代社会主义形式。¹⁸⁷巨变正在书写令人血脉偾张的新章节——包括权力中心向南转移。世界经济压力正“迫使所有的国家使其国外经济社会化”，使其能够采取统一行动，不像市场经济体那样“无法作为”。英美这样的国家“还不如有现代国外经济组织的穷国小国，现在这些国家都有了这样的组织”，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连接起来，使得市场经济‘腹胸着地’，得到有效的约束与控制”。¹⁸⁸他认为，古巴证明了这一真理，其正是因为国外贸易垄断才经受住席卷佛罗里达海峡的可怕威胁。¹⁸⁹

古巴的例子说明了经济革命伴随着政治觉醒，全世界有目共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至少在1960年左右的兴奋时期，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运动有望扩大中立主义范围，让超级大国重回北部老窝。突尼斯的全非洲人民大会（All African Peoples’ Conference）决议所表现出来的决心给波兰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大会决定将殖民力量和超级大国逐出非洲。他写信告诉迈克尔，“整个世界都认识到过去的一成不变已经永远消失了，人们再次看到了希望”。¹⁹⁰

面对这样的变化，波兰尼相信匈牙利革命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警示。无论怎样，匈牙利的命运“在全世界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¹⁹¹一方面，这是现代“第一场民粹主义—社会主义英雄保卫战”，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再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因此这场革命在全世界农民阶级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变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¹⁹²另一方面，革命的出现和结束都暴露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尤其是政府“缺乏和人民的精神交流”——他担心发展中国家会复制这个缺点。¹⁹³

如果匈牙利革命明显改变了第二、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进程，那么其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在瓦解旧共产主义环境以及新左派的崛起上，这场革命也功不可没。苏联红军对这场革命的镇压并不是苏联霸权主义第一次在世界上折磨共产主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民主德国运动的失败只是早期例子中的其中两个。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指出，在这些事件中，“背叛‘失败的神’”的绝大多数人都转向社会民主或自由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早期，这意味着接受美国象征“自由”及民主的帝国主义宣言。在英国，到1955年，很多曾在1935年时为共产党杂志《左派评论》（Left Review）供稿的小说家及批评家都开始为CIA资助的《文汇》杂志写作。¹⁹⁴

1956年，这片大陆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尽管早期自由国家反对德国纳粹的战争被宣扬为一场解放运动，但到20世纪50年代，大肆宣扬的民主目标与拖拖拉拉的公民权利、殖民地独立、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冒险冲动都格格不入。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当年的新闻中：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阿尔及尔之战、盎格鲁—法国—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等。¹⁹⁵1956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及WEA讲师道出了自己新的心声：

斯大林主义种下了恶果，现在匈牙利遭到了报应。此时匈牙利狼烟四起……美元的铁蹄已经踏上了这块苦难的大地，但收获的果实当然不是杜勒斯（Dulles，美国国务卿）所预料的那样……历史的扭转让人愤怒，看起来学生、工人及士兵委员会都收获了这样的果实，成为“反苏联”的苏维埃联盟。¹⁹⁶

西方也种下了恶果。汤普森在英国坚持创办《新理性者》（New Reasoner）杂志并担任其主编，这一期刊表达了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的心声——这群人曾参与过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战线、战时的抵制运动，曾为“苏联的友谊而战”，加入大众共产主义浪潮，让工党在1945年取得压倒性胜利。¹⁹⁷汤普森脱离正统共产主义时，对苏联政权进行了一番批判性分析，这次分析只是初步性的，得出的结论也不太准确，但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进行了道德谴责，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引人注目、简洁有力。¹⁹⁸他在《新理性者》第一期上就提出“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宣言，严厉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反理智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决定论。¹⁹⁹但他仍然认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人类创造了历史，观点是“人类理解世界、推理、主张、辩论和选择的途径”。在斯大林主义中，人类是客观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退化成事物关系，观点由社会结构决定，就像“邪恶和健康的气味都来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烹饪”。²⁰⁰结果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汤普森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道德准则的自觉战争应该走进每个‘政治’领域”。²⁰¹

在介绍波兰尼的文献中，汤普森通常被称为是波兰尼精神和学习的朋友。²⁰²不为人知的是，1958年，波兰尼就说他的观点“有点类似汤普森在《新理性者》第一期的观点”。²⁰³两位思想家同为社会主义人类学家，他们在自己有关工业革命的历史作品中，都强调了工业革命的毁灭性后果（尽管汤普森也明确表示革命“伟大的精神收获在于工人阶级开始觉悟”）。²⁰⁴两人都轻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空洞，都对战后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批判，都倾向于莫里斯（对汤普森）和科莱（对波兰尼）展现出来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浪漫传统。在此期间，科莱自己成为早期新左派中学生派的导师。《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的主编经常参加他在贝列尔学院的研讨会小组，由此锻造了新左派最重要的一部分私人关系。²⁰⁵他们和科莱一样，都有“双焦点”政治观，渴望看到激进社会主义转型的长远观点以及一系列短期战术目标，让他们的观点“能符合议会的劳工主义”。²⁰⁶

有人可能会认为新左派为波兰尼提供了一处自然栖息地。汤普森和其他新左派思想家说着他熟悉的语言：他们在浪漫乌托邦主义和马基亚维利的现实政治之间摇摆，对第三世界的抗争采取了雅各宾派立场，离家更近时都选择费边准则。²⁰⁷即便他们都悲观地认为消费主义的增长使阶级结构分崩离析，无产阶级因此再也不被视为革命力量，但他们和波兰尼都从特定的工人运动中（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获取了灵感。²⁰⁸很明显，他同意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新左派理论家对现代人类社会破裂的诊断：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破裂主要来自“道德观念……的阻碍”，而非阶级冲突。²⁰⁹他欢迎他们坚持成功复兴左翼，“新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后物质主义观点凸显，这就需要一个“影响深远、雄心勃勃和多面的思想计划”。²¹⁰他站在欧洲新左派一边，科莱打头阵，试图在欧洲政局中开辟第三条道路：不满斯大林主义和制度化的社会民主，“始终”对不发达国家的中立力量保持积极态度，反对北约和《华沙公约》，渴望跨越冷战的鸿沟与其他国家联系交流。²¹¹

从新左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诞生到60年代早期的衰退，波兰尼一直密切关注其发展，但他只是“属于”这一派，并没有特别“融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的作品鲜为人知。²¹²尽管他指导了一两位新左派思想家，尤其是瓦勒施泰因（Wallerstein），但他在新左派圈子里的整体影响远不如他的朋友弗罗姆、科莱和他哥伦比亚的同事——马居斯（Marcuse）和米尔斯。第二，时过境迁和地理位置的偶然性。他住在加拿大，值得注意的是，新左派组织在他过世后逐渐崛起（如和平行动学生联盟在1964年才成立）。加拿大和美国相距并不远，但相比英国的新左派和工党分支，这里的新左派更像是垮掉的一代，更放荡不羁——不是波兰尼的菜。第三，尽管他的乌托邦理念能合理地归结为“免予经济学的自由”口号，照此也就脱离了新左派，但在哲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是前沿学科的年代，他被视为经济历史学家。²¹³这一时期的热门话题包括大众媒体和享乐原则，而不是斯品汉姆兰制或乌尔晚朝（Late Dynastic Ur）。第四，新左派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他认为国家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中介，尽管有各方告诫和各种曲折，他一直顽强保留对苏联政权的热情。尽管波兰尼部分支持米尔斯和马居斯所宣扬的西方和苏联正逐步融合的说法，但他没有全盘接受，在战争威胁的重大问题上，他欣赏莫斯科的立场。²¹⁴1963年，他激愤地对弗罗姆说，苏联是在“真正守卫和平及人类未来”，并在文化和“生活质量”等新左派知晓的问题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²¹⁵晚年时，波兰尼心系苏联的需求，全身心创办杂志，因为这本杂志旨在促进东西方的思想交流。他提议将杂志命名为《共存》（Co-Existence）。²¹⁶

《共存》

波兰尼回复了当时主导国内外政治的两大问题之后，心生退意。其中一个问题是在西方的反共思潮和反共名义下似乎无休止的社会、政治倒退。在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可能已经被压制了，但是仇恨仍以其他方式在继续。波兰尼在1959年和1960年拜访欧洲后感叹，“整体的知识氛围”和以前一样糟糕。“冷战在各个层面上的渗入”恶化和麻痹了进步思想和行动。²¹⁷《共存》是一剂良药，至少它的意义不限于“苏联—美国的暂时妥协”，而是为全球所有的国家巩固“和平共存”。²¹⁸对波兰尼来说，这一说法同时也说明信仰自由—社会主义（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和认识到差异必然性。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体现了他在冷战期间和各种质疑、敌意抗争时的“生存意志”。²¹⁹他为杂志提出了三大核心目标，第一条就是关于冷战的：结束冷战。²²⁰另外两大目标是支持中立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反对美国赞助的伪学术机构在英语国家和欧洲大陆进行冷战宣传”。²²¹就最后这点来说，《共存》也出于无须解释的原因，带有个人私心。

另外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政府实施的地理意识形态方法。对于世界媒体来说，这可以总结为“和平共存”。²²²这就说明：苏联作为两大超级大国中较弱的一方，尽管努力保留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获得的土地，但已经意识到，在可能出现核毁灭的时代里，武力扩张并非易事，因此强调巩固现有领土。波兰尼意识到苏联政府在宣传共存计划，也看到了苏联“强大的权力沙文主义”及其“卫星国家”的无助。²²³但他相信，苏联的新声音是诚恳的。共存似乎点出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合理情况：社会主义国家“能和自由经济国家‘共存’，同时不用默默接受这些国家奉行的普遍主义市场来世论”。²²⁴他还表示，“苏联”似乎“非常了解自己需要人才和制度装备，这样才能促成共存”。波兰尼以《共存》为名创办杂志，旨在促进“苏联理论、观点的发展，而这些理念、观点也是他们用共存约束自我的副产品”。²²⁵

此外，在波兰尼眼中，《共存》似乎能和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研究无缝连接，并能证明研究的合理性。1956年他写信告诉迈克尔，他和同事在《贸易与市场》一书所用方法的“真实历史话题性”源自“苏联人的共存想法”，因为这些想法使得“贸易和市场的区别”成为“西方的必需要求”，也有可能是“和平共存未来的关键”²²⁶，在《贸易与市场》中对此也进行了理论阐述。他在哥伦比亚研究时发现，旧时非市场经济体之间也能灵活交易，“贸易港口”——商人聚集的政治中立场所——在即将来临的规范国际经济中成为枢纽，新技艺将促进非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国家贸易机构、外汇均等基金、外国援助部门、投资委员会等。”这类外国贸易机构的发展在“和平共存的努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²²⁷由此，《共存》的第三大目标就是跨越冷战的鸿沟，打造政治话语和思想合作的领域，再次宣扬《贸易与市场》中阐释的问题，让更多的观众知道，让他们兴奋，以期最终能改变政策风向。波兰尼相信，他为政府组织提出的调解国际贸易的方法能被迅速采用，政府组织进而还会采取大刀阔斧的实际行动以求“世界合作”。²²⁸

为了创办杂志，波兰尼和伊洛娜开始联系朋友和熟人。²²⁹除波兰尼外，整个编辑团队的核心人物还包括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kin）和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²³⁰早在20世纪30年代，波兰尼就对罗宾逊的作品称赞不已。²³¹作为一个工党左派，罗宾逊将费边社会主义和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联系起来，曾出访苏联，并定期出访中国，中国的革命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²³²到1961年，她已和波兰尼见面数次——其中有一次他们在皮克灵足足讨论了一下午——也成为新杂志最积极的编辑之一。²³³霍奇金还在牛津校外研究委员会（Oxford Delegacy for Extra－Mural Studies）担任秘书时就认识了波兰尼，波兰尼对他的圈子应该非常熟悉：自幼家里人都是贵格会教徒，在巴里奥学院接受教育，信仰共产主义。²³⁴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在波兰尼的追悼会上回忆：巴里奥学院和共产党是他喜爱的两大机构。1949年，霍奇金退出共产党后，仍然积极投身政治领域，和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谢·格瓦拉（Che Guevara）等激进分子来往密切。²³⁵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也是前共产党员，他出生于维也纳，曾在柏林和瓦尔加共事，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之后去莫斯科管理国际农业研究所的德国区，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Nadya Alliluyeva）是他的私人秘书。²³⁶尽管他和沙皇有密切的联系，但仍被怀疑是“异端”，较为幸运的是，他在莫斯科审判前就被判罪。被苏联驱逐后，他经由斯洛伐克和波兰到达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大学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施莱辛格和伊洛娜比较亲近，但和波兰尼并不亲近（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政治态度较为粗俗，也较为传统，令波兰尼不太舒服。格拉斯哥的一位同事形容他是“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一种笨重、拖沓的人，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学生认为他“既严厉又固执”，而在小孩子眼里，他是“一个非常粗鲁、可怕、不友好的人”²³⁷）。施莱辛格之所以能成为总主编，主要是因为伊洛娜发挥了作用。²³⁸

编辑组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杂志赢得支持。对波兰尼来说，他们的五年计划在于影响“赞赏性战略观点的形成——在杂志社以外——在此冷战可能会受到勇敢的高级领导的夹击”。²³⁹考虑到这一点，获取“名人大腕”的支持就非常重要。²⁴⁰首先考虑的就是萨特，紧接着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顺带说一句，他早先加入了文化自由大会）。²⁴¹早期还应该结交的非马克思主义权威还有卡尔，他写的《苏联历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受到了波兰尼的称赞，²⁴²但编辑组被卡尔泼了一盆冷水，倍感失望。卡尔责备道，《共存》主要由施莱辛格和罗宾逊执笔，会被视为一本社会主义杂志，其中不可避免地会讨论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²⁴³这就提醒编辑需要留意。他们将“社会主义”一词从副标题撤下，更名为无负面含义的“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杂志”，并开始搜寻非社会主义的供稿人。²⁴⁴但这条界限如何划分？很明显，加尔布雷斯是个候选人，但是他跟美国政府太过亲密，因此被排除。²⁴⁵此外，波兰尼联系了化学家、小说家C.P. 斯诺（C.P. Snow）和加拿大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前者拒绝了，后者只是提供了“道义和思想上的支持”。²⁴⁶

既然接触“名人大腕”的投机方法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么更实在的做法是在编辑圈里搜罗。波兰尼的朋友和学生，包括博安南、霍普金斯、尼尔、沃勒斯坦等都同意为杂志供稿（但沃勒斯坦的文章被编辑否了，这让波兰尼极为不悦）。²⁴⁷编辑还想到了约翰·麦克姆雷，但自从波兰尼于1940年离开美国后，两位密友之间开始沉默，因而请约翰为《共存》写稿没那么容易了。²⁴⁸麦基弗和默顿同意写稿，尽管都没有坚持到底，但默顿帮着试探了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前者是贵格会成员，是经济学家，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肯尼迪总统的环境顾问；后者对“整个工作表示支持”，也愿意以后在没有明确截稿日期的条件下供稿。²⁴⁹波兰尼还联系了前同事拿单·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里斯曼，他们都批评说杂志名称让人联想到苏联，拒绝为杂志写稿，但也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即便说不上是祝福的话，那也算是愿意出手相助。²⁵⁰里斯曼提供了一条建议：编辑组应该联系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这位崭露头角的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发表了一份宣言，即《艰难的和平之路》（The Hard Way to Peace），要求更坚决的和解。²⁵¹但这样的帮助并不是波兰尼想要的，他没时间花在埃齐奥尼上，在他眼中，除了罗斯托和阿瑟·施莱辛格等已确定的冷战空论者以外，埃齐奥尼是“敌军中的活跃分子”。²⁵²

波兰尼曾在1963年抱怨，“反共者”永不原谅他“没有参加冷战鼓吹”，他和其他编辑被看成“受苏联操纵的一群人”。²⁵³希尔斯则用了“嗜苏联的”（Sovietophilic）一词。²⁵⁴波兰尼还说，“共产主义者”也不会原谅他。²⁵⁵从编辑的观点来看，这是更大的问题：第一和第三世界对《共存》开放问题的供稿是可以保证的，但东欧则相对困难。卢卡奇和奥斯卡·兰格给出了一些友好的回复，但对于编辑的早期目标任务，他们要么拒绝，要么就不回复，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和经济学家米哈乌·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就是这样的（之前波兰尼见到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聚乐部里发言时就称他为“伟大的卡莱茨基”²⁵⁶）。因此，除匈牙利人和一位南斯拉夫人以外，没有共产主义者在杂志前三期上写过一篇文章。²⁵⁷

1962年，一系列前瞻性文章相继出炉。1963年初，杂志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的培格曼出版社、奥斯陆大学出版社达成共同出版协议。²⁵⁸马克斯韦尔是一位鲁塞尼亚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移居英国，是编辑的合适人选，但和波兰尼夫妇合不来。他们怀疑马克斯韦尔唯利是图。伊洛娜抱怨说，“他想要的是‘有声望的杂志’”，这对于很多潜在读者来说是无法企及的，“他似乎毫不关心这些杂志是否有人读”。²⁵⁹她强烈反对施莱辛格每期接受100英镑（折合为今天的2600美元）酬劳的决定，称该行为毁灭了《共存》，因为“一旦杂志定价过高且编辑也接受酬劳，一切志愿工作的基础就会荡然无存了”。显然，“施莱辛格故意这么做，目的是让自己摆脱其他人的控制”。²⁶⁰他曾是革命人士，对革命人士而言，接受“马克斯韦尔这种流氓”的100英镑等同于“卖身”。²⁶¹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及争吵，1964年5月，第一期《共存》仍然按时出炉，紧接着在11月出了第二期。可以理解的是，编辑目光远大，但没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为第一期执笔的顶级名人寥寥无几，很多次顶级目标人物也未在杂志上发表文章。²⁶²但最初几期的水平仍值得夸赞，每一期都会有熟人供稿，包括编辑罗宾逊、施莱辛格或者波兰尼的学生和朋友，如穆伊尔、弗罗姆、约泽弗·博格纳尔（Joszef Bognar）等，还有一些人受邀写稿，其中至少包括：五位印度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三位匈牙利人；三位荷兰经济学家；南斯拉夫和西印度群岛人；凯恩斯经济学家林恩·特金（Lynn Turgeon）和乔治·坎普（George Cumper）、汉学家约翰·萨默维尔（John Somerville），以及让人意外的保守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毫无疑问，波兰尼非常高兴看到有两篇文章提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尤其是其中一篇讨论了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在波兰尼看来，1963年的这一教皇通谕警告人们不要盲目沉浸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白日梦”中。²⁶³

然而，波兰尼没有体会到拿到《共存》第一期的感受，也未能评估第一期的影响——短期内，编辑一边夸赞文章质量，一边又因较低的政治形象及销售数据而感到失望；长期来看，杂志追求高质量，能不断完善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²⁶⁴他离开杂志社几周后，第一期就问世了，看到自己的心血最后开花结果，至少他是欣慰的。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那他的整个人生呢？

笼罩布达佩斯的黄昏

1959年，波兰尼写信告诉迈克尔，自己因为过上了“完整的生活”而感到“极大的幸福”。²⁶⁵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充实感只增不减。他和迈克尔也开始和解，两人在有些地方仍然有冲突，但这些冲突只会鼓励波兰尼努力工作，如创办《共存》及《犁和笔》，借此抒发他其他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和伊洛娜琴瑟和鸣。伊洛娜在皮克灵独居时，尝尽悲伤和心酸，如今再露笑颜，两人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多了一份柔情和依恋。²⁶⁶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正趋同，从赫鲁晓夫的演讲到匈牙利起义，从“中国变化”到“非洲骚乱”，遍地开花的社会主义“精神再生”促进了夫妻俩的志同道合。²⁶⁷匈牙利革命者的英雄主义也重系波兰尼和匈牙利的纽带，如果说在生命快结束时波兰尼实现了完整，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去了孩提时的城市，也去了其他那些他曾居住并热爱过的欧洲城市。

1959年秋天，波兰尼和伊洛娜“在欧洲待了三周：实打实的三周，也是宛若一生的三周”。在伦敦，他们和唐纳德·格兰特待在一起，还和托尼等老朋友见了面，和比·德·沃德（年轻时波兰尼曾和她“跳过舞”）待了两天²⁶⁸。在剑桥，他们见到了其他熟人，例如，罗宾逊和历史学家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之后他们去了巴黎，然后是维也纳，接着是布达佩斯。²⁶⁹1956年，希望刚破灭不久，重返故地让人尤生情愫。伊洛娜说，那里的气氛“相当可怕，‘空话’比比皆是，很快你自己也会因为顾及朋友而学着说空话……我和很多老朋友见面时，悲伤犹如潮水般涌来……整个城市的街道都布满忧伤”。²⁷⁰

在欧洲其他地方，还有一件辛酸事也影响了他们的心情。在美国取代西欧成为世界霸权中心的历史时刻，波兰尼移居到美国，对他来说，旧大陆如今已“明显落后”。²⁷¹诚然，欧洲大陆“受文化瓦解的威胁还不如美国的一半”，但冷战同样削弱了此处的宽容和互相尊重的规范，而失去的恰恰是共存包含的观点。²⁷²他沮丧地指出，即便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激情和活力，但就整体氛围而言，他去过的国家看起来“既强壮又有活力”。²⁷³维也纳尤其如此，“无忧无虑，有浓烈的爱国精神，道德情况良好”。²⁷⁴他们实在是太想重新联系故友，太想重温故地，因此决定再旅行一次，1960年秋天，波兰尼的医生也允许了。²⁷⁵11月，他们在伦敦度过了“极高效的一周”，和罗宾逊、卡尔讨论《共存》，接着去了哈布斯堡。²⁷⁶这次他们能在匈牙利逗留较长的时间，待了几乎一周，重点是和卢卡奇进行“美妙的告别”，伊洛娜已有12年未和卢卡奇见面了，而波兰尼也有40年未和他见面。²⁷⁷用波兰尼的话来说，这次旅行“是五周浓缩的‘漫游时代’……是一场满怀感情的旅行，和年少时的家乡朋友告别。52年前，我离开家乡去改善世界，今天我和他们重逢，幸运的是世界变了那么多，他们却没变”。²⁷⁸

1963年秋天，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波兰尼趁身体尚可，和欧洲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和伊洛娜一起去了伦敦和维也纳，还去巴黎拜访查普曼（Chapman），但旅行的高潮是在匈牙利待的那三周——大部分时间在布达佩斯，中间简单拜访了住在巴拉顿湖（Lake Balaton）的朋友。²⁷⁹让波兰尼又惊又喜的是，他再次受邀至布达佩斯大学（现已更名为罗兰大学）演讲。²⁸⁰整整一周，他都在钻研演讲稿，准备给约100人演讲。据伊洛娜回忆，一走进屋子里，看见观众席上有那么多的老面孔和“老前辈”，“难以描述我们和他们是多么心意相通”。演讲稿“进度缓慢，提到了帕森斯（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用的是匈牙利语。到最后，我们都有点难受……但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大部分比较顺利，卡尔还是带有几分随意性的”²⁸¹（波兰尼的描述则平淡些，在演讲中他讲了“对帕森斯系统批判评价”以及他对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研究成果²⁸²）。当朋友陪着他们回到玛格丽特岛上破败不堪却又“无比可爱甜美”的宽敞酒店时，已是黄昏时刻，整个城市在“11月薄雾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动人”。²⁸³

就在此刻，在布达佩斯旅行时，波兰尼情不自禁地感到满足，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很“感动”自己能落叶归根。²⁸⁴人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作为罗兰大学的特殊客人，他感到了“极大的舒适”。60年前，他在此被逐出学生团体；1919年，也是在这里的讲台上，他谴责了共产主义如火如荼的发展。在这份称得上是绝唱的演讲稿中，他列出了让自己声名大噪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指出这些是丰富共产主义理论的资源，能更好地击败资产阶级敌人。身边有了一生钟爱、同时也是伴侣和同志的陪伴，他能全心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动中，参加巴托克的表演，会见作者和诗人，为《共存》拉票。²⁸⁵他和乔治·斯特赖克等亲戚侃大山，还和伽里略俱乐部圈子的老熟人胡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经济学家阿帕德·哈斯（Árpád Haász）。在和哈斯等朋友一起吃饭时，他讨论了社会主义原则和战略等问题，正是这些原则和战略让红色的共产主义之线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中。不经历革命，怎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与共产党合并是否正确？共产党在“二战”后掌权是否体面？²⁸⁶大家一直激烈却又亲切地争论着这些问题，直至深夜。

结语

卡尔·波兰尼最出名的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批评，并且他一直都坚信，该流派所犯的错误“不会被重蹈覆辙”。¹在辉煌的30年间，哈耶克、迈克尔·波兰尼等朝圣山学社成员的布道几乎无人关注，但当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结构性危机时，那些在长期繁荣时期曾经促进赢利的政策和机制似乎不再奏效。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行业和金融公司迫切要求降低税收，减少监管限制，他们认为，这些举措至关重要，能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促进其利益。²在经济和意识形态动荡的背景下，决策者开始听取新自由主义思想团体的意见。³新的范式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在之前的设想中，国家的作用是纠正或确保“自然的”市场秩序，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国家的任务是构建并持续支持市场竞争所需的条件。然而，新自由经济乌托邦的拥护者具有同样热情的信念，他们认为，社会的所有角落都应该被市场占据，摆脱对经济贸易的控制对所有人都有益。

结果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全球一体化、高度私有化以及贸易的显性化、金融化与社会隔离化。⁴个人选择的修辞概念指出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生活机会，尽管实际的社会流动性减少，这一概念仍然得以接受。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波兰尼会认可的世界。2010年，在纽约州北部（从他在皮克灵的家至横跨安大略水域的地区），许多雇员被其工厂管理者告知，他们的工资要求，哪怕是适度的工资要求也不能被满足，因为工人“就像大豆和石油这样的商品一样，价格会上下波动”。这使人想起波兰尼所说的话：一个把“劳动力看作像黄瓜一样可供买卖的商品”的系统体现出其“对常识的怪异歪曲”。⁵同理，当政府的部长呼吁失业人员“哪怕空着肚子也要重返工作岗位”——就像工党成员狄格比·琼斯（Digby Jones）前不久做的那样，波兰尼会把这看作对马尔萨斯关于福利的论战的复兴，是又一次“十字军”运动，普遍认为“只有当穷人屈服于其悲惨命运时”他们才能生存下来。⁶

波兰尼对劳动力和自然市场化的腐败后果的诊断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现代感，这也解释了它的持久吸引力。然而他开出的药方似乎已经过时，即使是在21世纪的人来看，也觉得太过陌生。他属于一个失落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些诸如英国工党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the Austro-Marxist SDAP）的组织提出。这些不能视作扼杀资本主义社会的、棘手的“社会改革党派”，而是“变革主义社会主义政党”，致力于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源。⁷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被谴责的，他们试图剥夺其基本的财产关系，并通过议会对现有机构进行零敲碎打，以逐步引导社会转向社会主义。一般而言，他们的做法与所有社会改革党派一样温和，但高高在上的旗帜是红色的，并且总是持有一支左翼力量，用迫切的口吻诉说着资本主义即将面临的厄运，憧憬着向社会主义联邦的迈进。

思考波兰尼的一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他的一生能够使我们思考改革式社会主义的经验，使我们去探索一个现在看起来很边缘甚至是失落的世界，然而仅仅两三代人之前，这一思想还在整个政治和文化景观中留下深刻、独特的印记。虽然波兰尼从来都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活跃分子，但他在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社会主义计划，其观点与奥地利SDAP以及英国工党的一些高层人物相仿，这也让他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包括：奥托·鲍尔、马克斯·埃德勒、理查德·托尼以及道格拉斯·科尔。人们甚至可能认为，与他们相比，波兰尼更像是一个改革主义社会主义者。至少，根据乔治·卢卡奇文学理论中提出的“典型特征”来看是这样的：他既不是某一社会阶层或历史运动的代表，也不是什么寓言化身的主角，而是普通群众一般性共有特征与其个体本身传奇生活故事的结合体。⁸典型的人物似乎能够代表某个历史时刻，他们的个性中凝聚了某个运动或者某个时代的决定性元素。如果一位作者（或者传记作者）从卢卡奇的视角上来思索一个典型的主角，那么，想要通过选择一个主导人物来描绘一个历史时刻或者运动的细节则是不可能的。

波兰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其所处的改革社会主义时期，尤其表现在他科尔式地将“布尔什维克灵魂”与“费边枪口”结合起来。有时，他激进地主张扩大人类的自由，也就是说，必须打破土地与劳动商品化对社会所构建的枷锁。而在其他时候，他的眼界似乎局限于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更温暖、更具凝聚力的社会。换句话来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双焦”透镜来看待政治战略，社会民主的最小和最大计划即为改善即时痛苦和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出现在不同的视野里，“现实主义”和“乌托邦”的承诺随意地交织在一起，没有战略桥梁将两者连接起来。曼海姆定义的“乌托邦”是指，当一个运动或思想试图把社会制度从其现有框架中扭转出来，并围绕着新的规则和规范将其重建时，就是一种“乌托邦”。⁹因此，要理解波兰尼的乌托邦主义关键在于理解他提出的“应该对资本主义做什么”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经济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市场体系来组织，粉碎了与之相关的论断，认为这样的系统是很自然的。有关古老社会的非市场机构与小规模社会的人类学材料等历史证据支持了他的观点。在这些社会中，价格制定市场的机制并不存在，个人利益的追求被扼制，互相援助的行为则备受青睐。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组织应当采用非市场手段进行激进式扩张，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案例。

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来说，改革的最小计划将通过增加议会对工人阶级的代表性来构建国家，从而打开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门——这是最大计划。这样的计划信奉国家概念的社会学中立性，并以此为基础。国家被认为是“社会的工具和守护者”。波兰尼关于社会主义转型的观念集中指出，由公共或合作所有权取代私人所有权，同时国家接受并承担起社会福利的责任。¹⁰他认为，这种社会主义转型的战略是浪漫愿景的现实主义面，但实际上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信仰，在日常用语中被称为：海市蜃楼——一个吸引人却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彼岸。他备受赞扬，因为关注到了政治，尤其是关注到英国政府在构建有利于自由经济学的工程条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相对来说，他很少关注国家本身如何系统地适应资本积累的利益和必要性：执行合同、惩罚违约，建立保护财产的高墙，并同步发展商品交易的媒介；规范劳动力的再生、安全和流通；根据商业需要调整劳动力的属性，投资社会和物质基础建设，介绍有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价值观和信仰。¹¹然而，人们未发现波兰尼在其作品中承认下述观点：“组织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事务的载体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益’可能是个幻觉”。¹²甚至，像他最忠实的门徒承认的那样，波兰尼的框架并不适合探索“权力动态”，而倾向于“把国家看作双重运动的公平竞技场”。¹³他认为，许多法律和法规从19世纪后期起一直在破坏市场系统，但实际上，这些法律法规要么涉及提供公共物品问题，要么是纠正“市场失灵”，并没有严重或者最终损害市场的功能。他不愿意将国家干预和公司的发展理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克里斯·汉思（Chris Hann）和基思·哈特（Keith Hart）所论证的那样，这使他无法对战后数十年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¹⁴他未能关注到一个事实：一个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体系需要一个由非商品化机构组成的支持框架，资本主义能够适应工会主义、福利措施、国家干预和公共所有权。

波兰尼对国家的社会学中立性以及民主运动中的政治中立性持有费边式的信仰。这促使他在1945年时热切地支持一个“幻觉”：当工党部长在英国白厅上任时，他认为他们可以选择实施引导社会主义转型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稳定和重塑英国资本主义。¹⁵他为社会民主党在奥地利1963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喝彩，这一胜利就发生在他访问维也纳之前不久，社会民主党赢得了55%的选票。在战后，社会民主党已经与保守的人民党一同治理国家，但1963年的选举结果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进一步的政权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领导下的社会民主政府独立执政超过十年，一度赢得超过50%的选票，波兰尼的侄女玛利亚曾经在该政府中担任经济顾问。¹⁶旧的改革社会主义梦想已经成真：一半以上的选民投票支持社会党。然而，社会民主党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团主义制度，他们后来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重新设计了路线。这使波兰尼非常惊讶。在他二分的观点中，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在对抗运动中找到了对手，而社会民主在该运动中起主导作用。市场自由主义和社会对抗运动之间的冲突将致命地破坏市场体系的运作，这预示着巨大的转变。相反，社会民主有助于重新稳定市场体系，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市场体系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劳动力进入相关领域就业的比例有所上升，伴随着博咖特·卢兹（Burghart Lutz）所说的内部殖民化，市场力量拥有了更大的活力范围：之前在国内展开的服务和活动实现商品化，与家庭、邻里和其他“非市场”栖息地的经济联系减少，商品化消费形式大规模参与其中。¹⁷

波兰尼对当代权力关系的分析有很多错误的观点，他严重低估了社会民主与资本主义机器挂钩的勉强程度。他试着阐释资本对各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项目的冲击，这一现象对我们当今所处时代的折磨几乎不亚于对他所处时代的折磨（2015年初，在本书写作之时，这已经构成希腊可能面对的一种未来，柏林、布鲁塞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进了这种情况的出现）。但是，他既没有考察商业和国家权力之间有机的、内在的联系，也没有考察民主制度本身的资本主义关系。¹⁸他无法站在社会民主最大计划的边缘，因此《大转型》这本书被“合情合理”地视为反资本主义宣言或社会民主的睡前故事：为理想主义者制造种种美梦，促使他们早早起床，投入对抗运动中去，而这一运动或多或少地被重新诠释为改善、修补和修复市场机器齿轮的使命。¹⁹

尽管如此，波兰尼对市场体系的批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随着世界的转变，这种批评中新自由主义的一面看起来越来越像“市场基础主义”——他以此为主题。他的星辰冉冉升起，与他的朋友和盟友相对出现，如托尼和科尔，又如鲍尔和埃德勒。他们是领导20世纪中叶社会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那时候他还不属于领军人物之列。而现在，他的声望已经逐渐超过他们。如何解释这种命运的反转呢？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与前辈的观点相比，他的观点特别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另一个原因在于，托尼及其同伴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是典型的模范人物，而波兰尼的典型性则体现在卢卡奇视角上。托尼等人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作品适合20世纪上半叶各种组织的具体经验和需求。相比之下，波兰尼与社会民主运动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且有条件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长期困扰，而这两者正处于社会民主运动的核心，还由于他偶尔会把吟游诗人式的观点引入主流，并且在工团主义和费边思想之间游刃有余。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与托尼或者科尔并没有什么不同。²⁰他更愿意支持对手的政治项目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包括支持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作品面向多种受众，包括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如工党同僚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 Glasman），他曾经把《大转型》诠释为对“德国模式”资本主义的赞美诗。甚至偶尔还包括新自由主义者，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兼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他对《大转型》的喜爱显示出对年轻时激进主义记忆逐渐模糊的怀旧。²¹波兰尼的名字并不固定地与某个特定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反而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喜爱——在这个时代，人们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参与各种党派。不同于托尼及其同伴，波兰尼的性格使他不愿参与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或者加入一些需要被迫与现有秩序妥协的政党。我们发现，他的这一特点在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影射出来：波兰尼与这位英雄的相似点就在于他们都“拒绝使世界回归正轨”。他强调，哈姆雷特对“这个世界无比憎恨”，他的模糊陈词“是源于害怕自身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²²最后，是拿起武器反抗腐败的国王并同时也变得腐败更高尚，还是坚韧却徒劳地忍受迫害和暴力更高尚？

《哈姆雷特》与《圣经新约》同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并且都以人类痛苦的经历为主题，而正是当波兰尼亲身体会到战争期间的荒凉景象时，才发现自身出乎意料地被这两本著作吸引。若干年后，波兰尼把忍耐这个元素加入他的市场体系理论中。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对比波兰尼思想和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中强调了这一点。对后者而言，渐进变革的关键掌握在被剥削阶级手里，他们将不公正和压迫的经历与集体力量结合起来，叫停资本主义机器。而波兰尼则认为，按照迈克尔·布若威的说法，渐进变革的关键在于忍耐，其普遍性源于共同的根源：市场体系。工人遭受失业、贫穷和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农民忍受土地剥夺和无产阶级化，拥有土地的贵族忍受着领地的退化和廉价食品的进口，资本家忍受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更僵化的全球竞争，而对全人类来说，无限制的市场会导致环境灾难和“自由时间的殖民化（自由时间被占据）”。²³说到这里，我们是否顿悟了波兰尼正在拥有越来越多读者的原因？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对于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脱轨和道德腐败的反感是很普遍的，然而肢解市场体系的运动都缺乏信心，社会民主党早已丢掉红旗。在这样的结合中，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左翼忧郁症”的孢子可以广泛传播，这是一种“消极的、安静的”情绪，责备强权却不能成功地接触到被剥削者中的反叛精神，转而只能在愤世嫉俗、自怜或致命的流行范式中消散产生异议的能量。²⁴波兰尼对愤世嫉俗是免疫的，但他倾向于宿命论，至少是以他那个时代社会民主主义者共有的形式：假定扩张的工人阶级在民主时代的曙光里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²⁵用日常用语来说，这一论点已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但对宿命主义和左翼忧郁的解毒剂之一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乌托邦：一种具有预见性和变革性的指导思想，可以激发集体行动，改变社会现实，而波兰尼思想的遗产正体现在曼海姆对非市场乌托邦的辩护中。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