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目录 　　张序（张国焘） 　　自序 　　第一编 人生体验的开始 　　第一章 我怎样加入中共 　　第二章 参加农民运动 　　第二编 宁汉分裂至国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 　　第二章 参加“八一”南昌暴动 　　第三编 井岗山革命圣地 　　第一章 湘南暴动 　　第二章 朱毛会合 　　第三章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 　　第四章 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 　　第五章 红军主力袭击郴州 　　第六章 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 　　第七章 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 　　第四编 广西苏区 　　第一章 中共利用广西省府主席俞作柏 　　第二章 广西苏区 　　第三章 革命路线和政策 　　第四章 红七军历次战役 　　第五章 红八军的成立与失败 　　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第五编 由上海到闽赣苏区 　　第一章 上海的见闻与体验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第三章 国军围剿闽赣苏区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第二章 调长红七军 　　第三章 战略和战术的转变 　　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第五章 国军第四次围剿 　　第七编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 　　第二章 模范团与东路军 　　第三章 粤赣军区 　　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 　　第五章 政治攻势的发展 　　第八编 中央苏区的末期 　　第一章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第二章 突围 　　第三章 调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 　　张序(张国焘) 　　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劲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自序 　　二十世纪的初期，是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大时代。中山先生的革命建国主张，虽因遭受帝国主义者及封建军阀、官僚之反对和破坏，末克实现，且曾发生过袁世凯洪宪称帝，以及张勋复辟的悲剧，但在中山先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懈的革命精神感召下，使这一时代的中国青年觉醒起来，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新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我也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投入革命阵营的一分子。待至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我在中共的宣传吸引下加入了中共组织，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此我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革命工作，曾做过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并领导广东农军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史上，我是红四军及红七军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政命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同时我对于闽赣苏区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党内斗争中残杀了不少无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栗。我为我的良心所驱使，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抛弃了过去十一年的斗争历史，冒着生命的危险，脱离中共，另谋新生。 　　我脱离中共后，曾一度抱着营救旧日同志的心情，参与湘、粤、赣边六属招抚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斗。抗战胜利退役后，曾参与民意代表活动，出任广东省参议员。至国内战争再度爆发，因应当时环境，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大陆全部为共产党占领后乃移居香港。这是我奋斗中的艰苦略历。 　　我和毛泽东私人并无仇怨，在井岗山及闽赣苏区斗争时期，均在党组织和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曾对他的独裁作风和残忍个性感到不满，同时，我也曾对他领导政治军事斗争的天才感到佩服，因而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他被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排挤时，我还一度对他发生过同情之感！ 　　但是他这二十一年来的作为，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而参加韩战，牺牲中国无数的生命财产，到三面红旗运动陷全国于饥饿之中，以至文化大革命之逼害老干部和压制文化人，摧残学术文化，制造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等等，在在足以证明他愈来愈是倒行逆施。 　　至于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在：改造不平等的、防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我抵香港后，曾写“我与红军”一书，藉我的亲身径历，报导中共政治军事斗争实况，及其领导同志间的恩恩怨怨。时至今日，十多年来，中共的措施，及党内领导同志间的矛盾，仍然因循着过去的路践发展，造成近年的混乱之局，至于其未来的发展，假若其领导阶层的现状不变，则其党内的门争，势必循环相应之下，致国家建设不能得到应有发展，人民生活亦未能得到必须的改善，一旦因内争而发生内战，则外梅必至！其影响所及，又何只中国人民受害而已！ 　　关于共军在初期国内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的配合行动，是我们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士不得不注意的问题。我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我与红军”一书中已有所叙述。现在特将近年回忆所得，以及写“我与红军”时忽略了的许多事件，着作本书，俾读者对中共问题，能得到深刻的了解，这是我着作本书的愿望。 　　一九七一年一月于香港 　　第一编 人生体验的开始 　　第一章 我怎样加入中共 　　前清光绪二十七年（阳历一九零一年），我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哆村，幼时祖父母均健在，还有两个哥哥、一姊、一妹；父亲经营商业兼农业，母亲主持家务，家人和睦相处，家庭经济亦可称丰裕；我的童年生活是充满了温暖的。我七岁开始进入私垫读书，但我的个性好动喜玩，上学的时间很少。我家里有两支土制鸟枪及一支日本的川田步枪，九岁便开始学习射击，十岁已能打飞鸟；我的祖父抱着耕读传家的观念，在我兄弟三人中对我的期望最殷，因而对我的管教亦较严，常以我好玩懒读加以责备；我的父亲的观点则不尽同，他认为在此动乱时代，读书固属重要，但武事亦不可不习，对我打猎的行为并不阻止，还供给我所需的火药和砂子（土制鸟枪用的弹药）。我的身体原是稍带文弱，但我天天运动便日渐结实起来，成为我以后投身军旅的有利条件。 　　我童年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领导中国青年武装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大时代。当我稍懂人事时，则常从乡中父老们的谈话中听到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奋斗牺牲的消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一个暮春的晚上，我父亲备了一席丰富的酒菜，招待一位刚由广州回乡的革命党人，他名叫龚土保，年约三十余岁，体格壮健，面目黧黑，是我同乡同宗人。他早年投入清政府广东的新军当兵，此次个人参加革命党广州起义，进攻两广总督府，失败后逃回家乡，乡人对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志士颇表尊敬，那天晚上参加晚餐的父老有十余人，席间这位志士详述广州起义的经过，当他讲述：革命党进攻总督府的只有百多人，每人手持两个炸弹，一支枪，奋不顾身的冲入总督衙门，打死了很多官兵，那些高级官员闻枪声后即跳窗逃走的情形时，在座各人非常兴奋。当他说到占领总督衙门后，敌人大队驰援，党人失败，死伤甚多，被俘的革命志士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情形时，各人都唏嘘叹息，甚至感动泣下。深宵席散，人人都抱着悲愤的心情分别离去。我当时目见耳闻，幼稚的心灵已激起了仰慕革命党人、痛恨满清政府的心理。是年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义成功，接着全国大多数的省份宣告独立响应。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由此起以阳历纪年），中华民国诞生，建都南京，孙文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这个大喜讯，很快的传到我们乡村，一时人人放下工作，奔走相告，同庆新生。我当日即跑到本村的灵武小学堂，参加集体剪辫，是晚我的父亲和大哥亦即将长辫剪掉，以示拥护国民政府之决心，乡人亦陆续将长辩剪去，自此，留辫的风气不复再现。 　　一九二一年春，我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收拾了过去放纵好玩的心情，专心致志于求学，以一年中的时间跳级完成三年小学的学业。一九二二年暑期，考入了乐昌县立高等小学堂，因我是全校学生中最年少的一个，甚得老师们的喜爱和关注，常于课余之暇，为我介绍课外读物和讲述时事，我的学业和思想也就得到了不少的启发，与时代紧密的联系起来了。 　　在高小读书这段期间，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崇拜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理想，更关心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因为那时国民政府总统职已由中山先生让位与袁世凯，他的政冶措施完全违背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一度恢复帝制，虽旋即失败，但政权仍操在北洋军阀之手）。同时我读过汪精卫先生被清廷逮捕拘押于北平狱中所写的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五言绝句诗，这种悲壮激昂，视死如归的精神，使我对他发生无限的景仰！从这时起，我就认为：唯有中山先生和汪精卫先生才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亦孕育于此一时期。 　　一九一六年夏，我在高小学校毕业后，即考入了广州市立第一中学，次年（一九一七），中山先生回粤，组织军政府于广州，我为急于参加革命行列，便投入粤军当兵，旋升班长，再调旅部副官。是年，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开办滇军讲武分校于韶关，我又考入该校接受军事教育。一九一八年七月，我患了肠热症，八月校长张桂监因见我病虽痊愈，但身体孱弱，需要较长时间调理，特准回家休养，该校亦于是年迁往广东之雷州，且因李根源曾经有过反对中山先生之嫌，我遂脱离该校。我在军校受训的时间虽不足一年，但因军校的教官多是保定军官学堂及云南讲武学堂早期毕业的军官，他们的教育作风非常严格；我的军事学术基础，就是奠立于此。 　　一九二零年冬，粤军由闽回粤，中山先生亦接着回粤，我便再回到原属部队（粤军第二旅）服务，充任第一营第二连中尉排长，该连连长邓鹏，行伍出身，作战虽勇敢，但文化程度很低，不注意训练士兵，我到职后，连队内的文书及训练部队等工作，都交由我负责。 　　一九二一年六月，部队奉命由粤开赴广西，途次梧州，邓连长调职，我升任连长。那时士兵对于革命，并无认识，他们以当兵为职业，且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思想，我为了加强他们的革命意识，常将中山先生建立民国的革命意义及革命军人保卫民国的责任，向他们讲解，颇收效果。 　　一九二二年二月，因丁父忧回家。不久，中山先生亦因陈烱明之变而离粤赴沪。至一九二三年春，粤、桂、湘、滇军讨伐陈烱明，光复广州，中山先生回粤后，我由朋友介绍，参加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迨至攻湘失败，退回广东北江，我便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我初期参加国民党军的生活，亦于此时结束。 　　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它的性质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它的性质是民权革命。当他在第一阶段革命时期，冒险犯难，竭忠尽智，以抵于成：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先知先觉的革命领袖。当时追随中山先生的仁人志士，亦无不抱着不成功即成仁的牺牲决心，在历次起义中，掷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他们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千千万万的有识青年所向往，卒于辛亥革命之役，完成革命第一阶段，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任务。可是这一胜利果实，末为全国人民所享有，反而被袁世凯及其军阀所夺去，使中国革命失败于成功之后。 　　中山先生为了贯彻其革命主张，继续领导第二阶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斗争。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对袁世凯破坏革命的窃国行为，无不深恶痛绝，我以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学生，毅然投笔从戍，跑进革命阵营中去，就是受了这种影响。可是当我厮身行伍之后，发觉这一革命军队裹士兵的思想意识，只知当兵食粮，服从长官，对于革命事业毫无认识，他们当兵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为了吃饭！当兵，变成了职业，他们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升宫发财。 　　一般的军官，多数认为“乱世出英雄”、“有革命、有仗打”，就有飞黄腾达和升官发财的机会。高级将领们，多数怀着拥兵自堆，投机取巧，希望能割据一方，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满足其个人权利之欲。大权在握，即将革命事业置诸脑后。例如：广西军阀莫荣新、陈炳昆、林虎等利用中山先生护法运动的机会，进入广州，旋即反对中山先生。广东的陈烱明，当他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后，在当时而论，他在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阵营中是一个杰出人物。他不惜失去巨大的税收，严厉禁烟（鸦片烟）、禁赌，并且注重培养青年，廉洁自爱，不积私蓄。他的德政，为当时粤人所乐道。可是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居然于中山先生挥军北伐，胜利进军途中，控制广州，断绝北伐军后援，甚至当中山先生只身回粤，希图责以大义，盼其改变方针的时候，他竟称兵作乱，发动政变，炮轰总统府，迫使中山先生退出广州，因而破坏了北伐大计。迨至一九二三年，粤、桂、湘、滇军驱逐了陈烱明之后，才开始建立广州的革命政府，政治、军事等一切措施，才渐上轨道。 　　那时年青的我，亲身经历这些革命阵营中的风波，我的心内一方面庆幸自己未沾染到当时官兵的坏习气，仍能保持自己的革命纯洁精神，同时眼见革命阵营中的现象亦已日趋稳定，象征着革命的前途已露出曙光。但在自我庆幸的喜悦中，鉴于过去革命阵营中的动乱，不能不有所戒惧！而且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领袖间的关系仍不甚融洽；各省军队云集广东，且军纪废弛，毫无革命军队的气象，使人十分厌恶！似这样的军队，是否能担负起北伐的任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这一革命阵营，今后如何？会不会还有更大的变动？这些问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中，不过当时我坚信中山先生必有办法冲破一切困难，领导我们完成革命事业。 　　我少年时期，不好交际，生活严谨，惟爱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在我任职攻鄂军广州通讯处时，我同县在广州工专读书的学生陈德钊、丘监志等，常在晚上或假期时来访我，每次和我谈论的都是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常送“新青年”、“向导”（中共初期刊物）等进步刊物给我阅读，使我对于陌生和怀疑的共产党逐渐的有了兴趣和认识。但我参加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多年，虽未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我老早巳以国民党员身份自居，因此，陈、丘两人虽屡次邀我加入青年团，都给我婉词拒绝了。 　　可是，我在当时，一方面因不满国民党军人的腐败，耻与为伍，另方面对将来革命出路问题又感到彷徨！ 　　在不满现实的彷徨情绪中，使我想到陈、丘两人对我孜孜不倦的作“说教”式的游说时，都说：国民党既已有“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参加中共自是更进步的革命工作，与你的革命初衷，并无不合……等等辩论。我又觉得有其真理，于是我卒于一九二四年六月的一个闷热天气的下午，在广州市惠福路的一间楼上，正式的宣誓加入青年团。 　　我加入青年团后，被编入了工专学生的一个小组，组长就是陈德钊，他的年纪仅少我一岁，身材瘦小，两眼有神，对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惟头脑呆滞，处事无方。当时团员的组织生活，每星期就有一次小组会议，主要的是学习及讨论，研究青年团省委发下的油印课题，并检查各人对上次文件学习的心得。小组会议，每人均须提出报告，此外对于发展团员，亦为小组工作检讨之一。 　　团的支部会议，通常是每月一次，主要是政治报告，接着是讨论问题，最后是分配工作。 　　我在青年团有一年的时间，除了参加会议及学习外，并没有被派做其他工作，也没有介绍过同志入团，但团的同志都对我很好。 　　广东省青年团省委书记是中大学生沈宝同，他的年纪此我稍为大一点，眼有近视，身体不大好。他和我谈过两次话，态度诚恳，他要我多读些有关书籍，如“社会发展史”、“共产党组织原则”、“国家与革命”等等。他希望我能担当些更重要的工作。迨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沈宝同通知我，大意是：“党已经决定将你转为正式党员，并且即有工作给你，党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忐约你今天下午八时到办事处见面”。 　　我得到他的通知后，心情上有点兴奋，因为我即可参加中共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有一点恐惧！给我什么工作？我能否胜任？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终于在约定的时间，踏进广州市文明路X号的二楼。 　　一踏进客厅，我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岁，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壮健，脸有麻子的壮汉，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白线衫，白色的短布裤，满头大汗，正在近小骑楼的写字台伏案写作。我一见便知道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留法时参加中共的），也即是当时任广东省委的书记。他在初来广州时，为了要接近工人群众，曾亲身加入广州市人力车工会，常拉着人力车随街跑，与人力车工人生活在一起，到处找工人谈话，从而去了解工人，组织工人，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常为同志们所乐道。 　　我环视这个小客厅，面积不到二百平方尺，陈设简陋，有四张残旧的酸枝椅和一张长椅，厅中放置有一张酸枝镶云石面的圆台，四张圆石酸枝橙。 　　这就是很多要人来往会议，半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若非熟悉内情的人，见到像这样的陈设，就难以置信了。 　　我静静的坐在圆桌的傍边，面对着他，静候他的指示。他见我到了，立即就对我说：“你是龚楚同志吗？请稍候些时”。过了约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才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首先对我注视一遍，然后起来和我紧紧的握手，并即移坐在我的对面。 　　他很亲切的对我说：“龚同志！党已批准你转为正式党员了，你应该为取到这一资格而感到光荣！目前的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你今后的工作，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参加北江的工农运动。经过我们确切的调查，你的地位与人事关系，极适合这一任务，相信你必能完成本党给你的使命；但在工作中特别注意的事：要在工农运动中吸收勇敢的优秀青年参加党、团；建立与健全党、团的各级基层组织，使党的一切政策，都能运用党团的作用，得以贯彻实现；关于党团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依照党的政策，要适应客观环境，对每一件事，每一问题，决定适当的对策；并且具体分配给每一党团员工作，使全体党团员的行动言论都能一致；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党员都能确实的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掌握群众，使群众同意党的主张，跟随党的行动而行动，在群众中发生核心的领导作用”。 　　接着他又对我说：“你过去的情形我很了解，你是北江人，对于北江的地方情况，你一定比我明了，关于开展北江的工农运动，有什么问题，尽管对我说”。 　　我说：“北江的民风纯朴，工农生活虽不算好，但比较安定，因此开展工农运动比较费力，不过我必努力去干，务求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 　　他听了我的答复，点头微笑表示满意，跟着他嘱咐我明天十时再来一次和组织部同志接洽并与省农会方面联络。 　　次日，我先到省党部见组织部同志（恕我忘其姓名），由他将一封党的介绍信及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证件交给我。组织部的同志先问我：“何日可以起程？”我答覆他：“待我办妥辞去军队的职务后，便可起程”。是日下午四时我就到百子路省农会去。 　　省农会的常委阮啸仙同志亲自接见我。他的身材瘦长，面目清癯，戴着眼镜，穿着一套白绸衫裤，态度安详而沉默，谈吐斯文，但缺乏热情，他的风度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 　　我们会谈的地方，是在省农会内左侧的一间长方形会客室，室内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日字台，台的四周放置有好几张日字台，他招呼我坐下。 　　阮啸仙同志似乎对我过去的经历不甚了解，他一开首就问我：“你以前做过什么事？” 　　我说：“我现在还是程潜军队里的少校参谋，驻广州通讯处的主任；现在接受党给我的任务要到北江去做农运工作”。 　　他听了有点惊奇，接着便问我“你曾否作过战？” 　　我笑道：“我当过排长连长，当然作过战”。 　　他又问：“为什么不继续在军队里工作？” 　　我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和安排”。 　　至此，他才露出笑容，显然很高兴！ 　　他告诉我：“目前农运工作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及夺取乡村政权，但切勿操之过急。你作农运工作不过是暂时的，将来还要你做军事工作呢”。接着他便给我一封带给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的介绍信﹒并要我常常和他通讯。 　　我取得介绍信后，便向他告辞，这时他竟携着我的手步出大门，握手而别。 　　我回到住所，立即办理离职手续，并托朋友向程潜解释。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我的辞职被批准下来了，于是我就屏当一切，准备离开广州。 　　当我正在办理向程潜将军辞职时(六月十三日)，广州市发生了一件事，许崇智的粤军及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将军的黄埔军校教导团，以极机密而迅速的行动消灭了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滇桂军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纪律最坏的，他们的高级军官在广州市及附近县市包烟（鸦片烟）、包赌，截留当局的一切税收，生活腐化，致使革命政府的税收无法整理，使政府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们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则到处奸淫掳掠，强买强卖，无所不为，广东人民视之加虎，怨声载道！现在一旦将之消灭，无不额手称庆。对于粤军及黄埔军官学校备极赞许。 　　黄埔军校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山先生为了建设革命军队而创办的，并得苏联的支助。当时中山先生兼任该校总理，蒋介石将军为校长、廖仲凯为党代表、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聂荣臻为政冶部秘书。校内的政冶部人员及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恽代英等均为当时的政治教官；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之中，有八十多人是共产党员，并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全由共产党籍的学生领导，目的是准备争取更多的学生参加中共，以备将来控制军队。但可惜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工作幼稚而又盛气凌人，不特不能争取得同学们参加，反而常拒人于千里之外，招致非共产党的同学反感。于是有教官甘乃光及学生贺衷寒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孙文学会”与之对抗，以致破坏了中共这一个重大计划。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是年冬又招编了两个教导团，准备为第二期的预备学生。一九二五年三月，东江消灭陈炯明的残部之役，统一广东，出力最大的就是这两个团；由此，黄埔军校之名大噪，而且成为以后蒋介石将军的军事骨干。周恩来后来在武汉及南昌暴动时期亦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中心。迨至中共苏维埃政权成立及至延安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在中共阵营内已为数甚少了。以我所知是时尚存者有林彪、徐向前、萧克、黄震、张宗逊……等数人而已。 　　第二章 参加农民运动 　　我自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正值香港工人在中共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领导之下，继上海“五卅”运动，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口开始大罢工；紧接着六月廿三日，广州工、农、商、学、兵·十万群众举行反日反英的示威游行，又发生“沙基惨案”，致造成了严重的省港大罢工风潮，这一次巨大的大罢工风潮，充份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尽管如此，因为中国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农业社会阶段，全国工人的总数，根据中共当年的调查估计，仅约为二百万人，以中国四亿人口计，它的比例，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二百份之一；再从质量上言，中国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刚从农村跑到城市去做工，从农民转为工人，所此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实在少之又少。以这样少数的工人阶级能够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吗？ 　　当我接受了参加农民运动工作的时候，我就考虑到农民问题。 　　中共的农运，开始于一九二一年，广东彭湃所组织的海陆丰两县农民协会，有十万会员之多，在当地进行了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甚得农民所拥护，后来虽曾被陈烱明所摧残，但陈军失败后，农民协会又恢复活动。 　　一九二四年，毛泽东在汪精衞、廖仲凯的协助下在广州开办了一间“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训所），由他自己负责，学生人数不到百人，以广东籍之知识青年为最多，如当时在北江做农运工作的侯凤墀、陈果强、李乐大、蔡正文，及福建的张鼎丞……等，都是当时广东农训所的学生，我既不是农训所的学生，对于农民工作是否胜任？但我又想到：彭湃可以做，难道我不可以做吗？我乃搜集有关农民问题的文件，加以研究，根据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展开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指出了工人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在于争取这个革命的彻底胜利后，把它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同时指出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必须尽可能的组织农民，进行政冶及经济的斗争，因而必须普遍的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以反对地主政权和地主武装”。这个农民问题，过去末为中共所重视，直至此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加以特别注意，但他们仍认为农民只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我当时觉得：在中国现阶段革命斗争中，他们对农民力量的认识，仍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农民在数量上占全中国人口的百份之八十以上，甚至现时各阶层各业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内，也多是农民出身，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参加，才有成功的希望，这是无可否认的铁一般的事实。无论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单命、民权革命或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脱离这一巨大无比的农民力量。 　　那么，要争取中国广大农民来参加现阶段这一“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农民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因此我觉得我的任务极有意义，而且很重要。我对农民问题得到了这个结论，就怀着兴奋而又喜悦的心情，于六月廿一日乘搭粤汉铁路的火车赴韶关。是日下午五时到达韶关后即前往省农会北江办事处接洽。是晚与办事处负责人侯凤塀、卢克平及曲江农会负责人陈果强（上述数人都是农民部特派员）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我先到乐昌协助陈德钊开展乐昌县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并负责指导仁化县农民运动。 　　翌日晨早起程去乐昌，于晚上六时才到达了我的故乡——乐昌县城，便立即到民团局与陈德钊同志晤面。我们隔别了将近四个多月，又在故乡重叙，而且共同工作，自然是喜不自胜。 　　当晚我洗过澡后，即与陈德钊同志同到一间小酒家吃晚饭，正是：杯酒言欢，畅叙旧情，并听他叙述过去的工作情况，直到深夜，才尽欢而散。次日一早，我就独雇小舟，回家省亲，稍事勾留，即回县城。是夜我和陈德钊同志应乐昌民团局长李傅楷之邀宴。席上他对我回乐昌工作，表示极为欢迎，允以全力支持，并要求我利用时间为他整训现有之民团，以为将来革命之用，他这种无私精神和诚恳的态度令我感佩。 　　李局长虽是前清拔贡，伹思想开明，当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就是党员之一，被派来乐昌发展组织，又曾任乐昌民选县长，卸任后，便留在家乡，因他是本县大绅，具有实力，外来官吏皆必须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持地方治安，故任本县民团局长有年。后来乐昌农民协会的发展，赖他的助力不少。 　　北江地区横亘着五岭山脉，位连湘、赣之边，这一带大部份是起伏不断的山峦，地形险要，由赣入粤，经梅岭关至南雄，沿浈江南下；由湘入粤，经蔚岭关至乐昌或经坪石，沿武水南下至乐昌；浈、武两水汇合于韶关成为北江，故韶关为北江之枢纽，从来为军事要地，现虽有粤汉铁路贯通南北，但仍不失其军事要地之价值。 　　北江农民都具有中国农民的劳动朴实的品质，他们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因为土地并不肥沃，而耕作技术又十分保守，所以长年都生活在穷困的日子里，吃的是青菜饭和杂粮，穿的是破烂布衣，住的是泥土筑成的古老房屋，中国传统的“乐天知命”的思想保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发地从事一项要求改善生活方式的行动。 　　北江的可耕地面积很少，而且很分散；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数很少，多半是十亩至五十亩的自耕农。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普通农民好些，但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中国社会的变乱相袭，农村的经济破产，正如中山先生所说：只有“大贫和小贫”的分别而已！ 　　少数的豪、绅是农村中的特殊阶级，他们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朋比为奸，把持着地方政权。国家的粮赋和捐欵，全部分派给小商人及穷人负担，他们不愿拿出分文，还要从中窃骗。属于人民大众的教育基金、义账基金、积谷基金等等，他们可以随意侵吞，巧取豪夺，纵情浪费。农民稍有异言，小则破产，大则亡身。同时，有些劣绅，常在乡间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争讼，使人倾家荡产，而他们却从中渔利，藉此来增加他们在农村中的权势。至于放高利贷和藉故强夺民产……亦为地方土豪常做的事。 　　农民耕种着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将土地收益的百份之三十至百份之五十，缴纳给地主作田租。每逢节日还要送礼孝敬地主，有时还要无条件为地主义务劳动。许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们剩余的粮食和金钱，在青黄不接的夏荒时候，将粮食或相等于粮食价值的金钱，作高利贷贷放给农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时借一担（一百斤）谷子，秋收后即要还一担半（一百五十斤），仅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利息就等于贷金的百份之五十。 　　有些有田契或屋契作抵押的贷欵，年息亦达百份之三十六以上。农民终年辛勤，秋收后所得的谷物，除了缴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无几了。 　　农村中流行着一首民歌：“农民收了谷，家中无粒粟，田主家里堆满屋！”这首充满辛酸血泪的歌词，正是当年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好写照。 　　农民在秋收后，必须以收获的谷物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如油、盐、火柴、布匹等。因为运输困难，农民无法将谷子运送到城市中去售卖，而且穷苦的农民很少有储藏粮食的谷仓，只好忍痛的卖给附近的豪绅地主及收买的小商人。 　　贪婪的豪坤地主们，利用他们的金钱势力，故意压低谷价，大量收购廉价的谷米；到夏荒时，又以超过原价百份之七十或八十的高价卖给缺粮的农民。无钱购买的农民，只好忍受着高利贷的剥削，这样循环下去，许多农民便成为终身负债者。他们的劳动力也永无止境的被剥削下去了。 　　农民并不心甘情愿的忍受这种无限无制的剥削，他们心中早巳隐伏着愤怒和怨恨。可是他们缺乏积极的革命性与组织性，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来冲击起他们内在的反抗意识时，他们不可能也无力量来掀起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运动。根据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曾发生过农民的革命运动，但是每一次的农民革命运动，都是由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首先发难，并不是农民自己所主动；北江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这一阶段中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可以说全部为共产党员所包办。中共老党员林祖涵，当时便是中央农民部的部长，中共为了实际掌握广大农民，适应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要，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那便是：“反对豪绅地主压迫，厉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为其田！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民生活！”这些动人的口号，虽然当时农民运动的手段还温和，但在农民看来，已经是非常满足了。 　　北江区包括了清远、英德、佛岗、曲江、翁源、南雄、始兴、乐昌、仁化、乳源、连山、连县、阳山等十三个县，全区的工作领导由设于韶关之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负责，北江办事处由负责曲江盟运的候凤埠、卢克平等兼顾。北江的工作重点放在粤汉铁路沿线之清远、英德、曲江、乐昌四县，为了工作的联系，各县农运之特派员，每月均定期到韶关开会一次，北江的农运工作，便由此而蓬勃的展开了。 　　广东农民协会的组纯系统是这样的：省农会——县农会——区农会——乡农会——村农会 　　农民入会时每人缴交会费银圆二毫，入会后由县农会每人发给铜质证章一枚，作为会员之凭证。 　　各级农会均有会旗，旗的大小代表农会的等级，旗的特征是旗杆尖端的红缨之下，有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这一小红旗约等于大红旗的二十份之一，小红旗下面便是大红旗，旗的正中绣有一张中国农民惯用的犁，犁是白色的，红白相衬，互相辉映，鲜艳夺目，红是象征革命热情，白是象征纯洁无邪，它的标志，很明显的表示出它的代表性，大旗之上的小红旗，使人一望而知是共产党。 　　乐昌农运工作，陈德钊筹备了三个多月，仍是“乐昌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一块空招牌，而且是附设在乐昌民团局内。民团局本来是豪绅地主操纵地方武装势力的指挥部，是我们的革命对象。虽然乐昌县民团局的情形有些特殊，因为李傅楷局长思想进步，他不特不反对革命，而且赞助革命，但农民协会的招牌挂在民团局内，难免不使人发生怀疑。同时还有一件令我惊奇的事，乐昌竟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我觉得以乐昌纯朴的民风，若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机关去发动工农运动，人民会畏缩不前的。我想起了先贤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点，陈德钊同志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的。所以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都徒劳无功。为着要迅速展开工农运动，我觉得必须首先组织国民党，成立乐昌县党部，从而掌握住这个国民党部，利用国民党名义，以推动工农运动，这样就事半而功倍了。我经过慎密的考虑后，立即约同乐昌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博楷及陈德钊等发起召集地方各界举行一次组织国民党筹备会议，适于此时，乐昌籍在广州读书学成归来的学生丘剑一、朱节山等（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正好共同参加这一工作。 　　第一次筹备会议在七月二日举行，出席的有二十余人。会议由曾县长主持，李傅楷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自中华革命党改组后，乐昌党务即已解体，现在龚、陈两同志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乐昌工作的，关于本县组织国民党及成立县党部等项工作，自应急不容缓……”。我继即说明：国民党改组后的“联俄”、“容共”、“扶植农工”三大政策的意义，虽然中山先生今年（一九二五）三月在北京不幸逝世，但国民党领导下的广州革命政府仍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诸先生继续领导，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迈步前进，俄国政府亦仍继续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国民党正在不断的进步发展中。希望我们大家共同为革命而努力奋斗。 　　经过大家热烈发言之后，即席选出曾昭声、李傅楷、朱节山、陈德钊及我五人为筹备委员，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都纷纷登记加入国民党，并分别负责微求党员。旋于七月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出席的党员共有三十八人，即席选出：朱节山为常务委员，曾昭声、李傅楷、陈德钊、谭军略、龚无害、丘剑一为委员，我为监察委员。乐昌县党部即日宣告成立，并以乐昌公局为中国国民党乐昌县党部的会址。 　　此次选出的党部委员除曾昭声、李傅楷外，其余的均是共产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且在会后在国民党员中我们又吸收了四个青年团员。 　　国民党县党部成立之后，我们就积极展开群众运动，由朱节山负责学运，陈德钊负责工运，我负责农运，丘剑一、龚无害负责党务，谭军略协助李傅楷整训民团，以加强民众武装力量。从此县党部便给我们掌握住了，为我们所利用了。 　　关于乐昌农运工作之开展，我们首先遴选了知识青年李光中、杨高林、谢××(以后被杀〉参加工作，按着又有白铎声，李家源两位积极分子参加我们的行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粗布短衣，深入到农村去，先找寻一两个农民作个别谈话，继而发动十人至二十人作集体宣传，每到一村均注意吸收积极的青年农民参加工作，并告诉他们怎样组织农会，怎样造名册，向他们宣传参加农会的好处。 　　我们组织农会首先是成立村农会，有了两个以上村农会的地区即筹备成立乡农会，若有两个以上乡农会的地区即成立区农会，由于农民的热烈参加，所以农会很快的普遍发展起来了。 　　当农运开始时，有些狡猾的豪绅便想加入农会，企图从中操纵，但为农会所拒绝。另有一部份老成持重的较为富裕的农民，对农会则心存观望，所以农会的会员除少数系知识青年之外，其余绝大部份都是贫苦农民。农会成立之后，乡村政权便落在农民手里，他们就实行减租减息运动。以前心存观望的农民眼见农会势力日益壮大的时候，便要求参加农会了。那些豪绅地主们，因权力被剥夺自然是大表不满，但他们面对着庞大的农民组织力量，却敢怒而不敢言，也不敢有任何行动。乐昌的农运因而得以和平发展。从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至一九二六午三月，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中，全县成立了八个乡农会，五十七个村农会。 　　工运方面，也成立了船员工会、店员工会、理发工会等。 　　乐昌县全县人口约十五万人，加入工会和农会组织的男男女女达二万余众，无疑的，共产党的势力已遍及到全县每一个角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下旬，广东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议地点是在文明路中大附中礼堂举行。我被指定出席这一次大会。 　　代表大会由陈延年、任卓宣、沈宝同等主持，会议连续达三天，在政治报告中，强调要保持与国民党紧密合作的革命联合阵线，特别是组织及团结广大工农群众路践外，并指出了过去一年来团的工作的错误和缺点，如“只注意学运，忽视了农村青年工作”等等。至于决议案中主要的有“开展农村青年运动，吸收青年农民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口号。 　　大会结束后，我本来是以国民党乐昌县党部代表资格出席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党第二次全国内表大会的，只可惜我病了。所以没有出席这一次大会，至一月中旬我才病愈返回北江。 　　仁化县的农民运动，原有仁化县籍的工作同志蔡正文负责，但由于该县国民党党部为地方豪绅所把持，所以工作受到阻力，致使成绩不大理想。 　　我于二月初前往视察，当时该县只有附城及董塘两个乡农会，该两个乡农会拥有十二个村农会。我们经过一番检讨，认为农会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固然是缺乏干部，其次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住国民党这块正统招牌，亦为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干部问题，遂由各乡村农会选拔优秀青年出来，分派赴长江、扶溪、城口三个大乡推动工作。我随即与蔡正文同志亲到董塘、石塘一带乡村分别召集村农会大会，并分访当地知识青年，连开明地主也去接触。我们争取了不少知识青年参加工作。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最难忘，就是石塘村李家一位大地主，他拥有步枪二十余枝，并有可容五百人的水寨一座，他竟慷慨地无条件的全部献给农会使用。对于减租、停息，他也首先实行，似此开明地主，可说是极之罕见。 　　当我离开仁化返回乐昌之后，仁化董塘乡农会的农民则积极起来向地主实行减租及停止付息，因而与该乡沥连村之地主发生武装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我见情势严重，二月中旬，遂赶赴仁化，协同该县刘县长及该县国民党部常务委员刘玉堂进行调解，尚幸双方均肯让步，冲突事件总算平定下来，但已种下后来互相屠杀的恶果了！ 　　二月底，我们在北江办事处检讨工作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掌握住国民党党部的地方则工农运动较为顺利。因此，我们要求各县工作同志在工作中必须尽可能的以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分化国民党内部，争取掌握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控制权。运用这一策略，后来在各县都能得到相当有效的工作成绩。 　　广东农民协会（以下简称农会）至一九二五年底，组织工作已全面展开了，惟农军的编组，尚停留在准备阶段，广东省农民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始派来了一位黄埔军校姓朱的第一期生（梅县人），带同黄埔生李资等到韶关筹办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以造就农军初级干部，由农会北江办事处通令各县农会选派优秀青年送入该所训练，各县农会接到通令后即发动青年热烈参加。于同年三月一日第一期学生入学，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人。原定训练计划为期一年；但因各县农军编组急需干部，乃提前于是年十月底毕业，毕业学生即分派至各县充当农军初级干部。第二期的学生亦于十一月一日开学。 　　关于农军的编制，以分队为最小的单位，由八至十二人编成，每村编一个分队至一个小队，每乡编一个小队至一个中队，每区编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大队为农军编组的最大单位，受县农会军事部直接指挥。 　　农军的训练：已编入农军士兵的农民，不脱离生产，他们的训练，因为各地环境不同，总以利用农暇时间为原则。以乐昌而言，农军的训练时间，是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星期日下午四时至七时为集训时间。 　　农军的训练科目：着重于射击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分别战斗教练。 　　农军的装备：初期接收了各乡村民团的武器——步枪，这些步枪种类复杂，包括有德造七九、粤造七九、六八，日造六五（三八式）及川田式等旧式步枪，每枪子弹不足一百发。因枪枝数量极少，每分队仅有二、三枝或四至五枝不等，平时集中于村农会，训练时轮流使用。 　　农军的任务：初期接替了地主豪绅的民团，维持地方治安，但与民团相反的是它专反抗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的镇压活动。 　　乐昌的农民自卫军，如上述的情形组成。迨至一九二六年七月编成了八个中队（约有一千人），另外还有乐昌民团局一个中队，配备有德造七九步枪六十枝，驳壳（盒子炮）手枪四枝。 　　其余北江各县，如：清远、英德、曲江、仁化，均有相当的成绩。 　　七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召开全省扩大会议，我偕同乐昌县农民协会代表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出席参加，这次会议开了五天，陈延年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说明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北伐军已开始胜利前进，国民革命已进入胜利阶段，但我们必须更加提高警惕！防止反革命的破坏，确保与国民党的民族革命统一阵线的团结。继由省农会罗绮园报告全省农会的概况。然后由阮啸仙、任卓宣等分别轮流主持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农会，扩大农军编组，实行减租减息等等问题。 　　大会结束后，罗绮园约我于是日上午十时到省农会谈话，我依时到达省农会时，他巳与阮啸仙同志坐在会客厅里候我，他们一见到我，便起来和我握手。 　　阮啸仙同志喜气洋洋的称赞说：“龚楚同志，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很好，现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领导海陆丰农运工作成绩顶好外，要算你们北江的工作最好了！你们的工作成绩，连我们省农会直接领导的中区各县农运都此不上哩！”接着又说：“罗绮园同志是负责军事部的，关于如何武装农民，如何扩大农军组织，如何争取时间在最短的期间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因为你是军人，对于这些问题比较熟悉，所以罗同志特地约你来研讨。我因有特别的事要辨，请于罗同志详细具体地作出决定性的研究”。他说罢便走了。 　　罗绮园身材短小，年约三十余岁，有深度近视眼，脸色白晰，态度严肃，样子是个文弱书生。他当时很郑重的对我说：“自今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后，接着国民党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方案。主要内容是：确立国民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接到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利用校长室电话，命中山舰开入黄埔接载蒋校长，当该舰奉命驶近黄埔时，则有人密报蒋，谓中山舰叛变。蒋即下令戒备，并命中山舰立即停航。随即到李芝龙寓所将其拘捕，同时并收缴广州市工人纠察队武装及俄顾问卫士枪械。所有在黄埔军校及第一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一律奉命离职，集中黄埔听候处置。事件发生后，俄顾问便自动离粤回国，汪精卫亦因此而出洋。迨至四月十四日李芝龙获释后，旋又下令通缉海军临时总指挥欧阳格。由此便造成蒋氏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局面。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规定跨党的党员不得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级职位，各级党部委员人数亦不得超过三份之一，致使本党同志谭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辞去部长职。目前本党的对策是：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打击右派。至于将来的演变如何，甚难预料。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积极武装工农，尤其是扩大农军组织，以最快的步骤训练成为劲旅，随时准备应变......”。 　　我当时很率直的答覆他：“发动农民参加农军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有三点：一、枪械缺乏；二、军事干部太少；三、没有政治干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械弹补给，我问他：“能否请俄顾问鲍罗庭转请苏联供给？”他说：“此事己请求过了。但苏联方面因不愿意开罪蒋介石，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所以农军枪械惟有由各县自行想办法购买来补充。至于军事干部，可加强北江农军干部训练所，政治干部可商请驻韶关的国军教导师师长陈嘉佑协助筹办训练，因陈师长是国民党左派，与我们有紧密的合作，他一定能够协助。我今天就写信介绍你回到韶关时和他接洽，该师的政治部主任是本党同志，一切事情你不妨多与他商讨”。 　　我和罗绮园的谈话至此结束。是日，我带着罗绮园的介绍信，返抵韶关便与陈师长会唔，经过几次商谈，他对于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问题，一切人力物力及经费等都肯负责，但学员则须由我们北江办事处选送。关于农军械弹问题，他亦答应尽量设法。 　　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得到陈师长的帮助，由该师政治部负责，于十月开办，第一期学员有二百人。这些学员后来都是农军的政治干部。北江农军的组织由此逐渐建全起来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八月是国民革命军由广州从事北伐的时期，除第一军入闽外，其余所有第二、三、四、五、六各军均经韶关、乐昌入湘。当时粤汉铁路南段，仅由广州通至韶关，军运可利用火车；由韶关经乐昌入湘，既无铁路交通，亦无可行汽车的公路，北伐军均由陆路徒步行军。国民革命军连队以上均设有党代表，他们多是黄埔军校政治科出身，而且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在行军时都先行发动群众，而各地农会亦自动地踊跃的帮助国军运输军需粮食，农军负责保卫后方治安，使北伐军无后顾之忧，顺利北上；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亦很快的传播到后方，振奋了民众的革命情绪。八月初，蒋总司令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北上，道经韶关乐昌，我便发动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蒋总司令及加伦将军，虽是戎马悾惚，亦很欢愉的出席群众大会，接受民众的欢呼。那时的蒋总司令，身穿布质蓝灰色戎装，精神奕奕，当他向群众致词时，简短而有力，使民众不断的欢呼，掌声雷动！ 　　这种军民合作，连成一片的情形，是中国自古以来从所未有过的现象，在这种民气沸腾的时候，我们便号召民众支持北伐，武装自卫及购买枪械，充实装备的工作。这一号召，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乐昌各乡村农会，均将往日豪绅们用于祭祀、酬神的祠堂、庙宇公款，提出来作为购买枪械之用。在这期间，乐昌发生了两件很不愉的事件。一是民团局长李傅楷在坪石镇被湖南大土匪胡凤璋杀害，丧失了一个国民党老同志。二是乐昌县长曾昭声被调职，亦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合作得来的开明行政官。最后，选派了一个腐败的刘应福来接任。 　　新来的乐昌县长刘应福，云南人，年约四十岁，身材短小，脸带黝黑气，一望便知是个抽大烟的烟精，唇上留有短胡子，眼睛小而稍陷，看人时不断的溜动，令人一见而知是一位工于心计的狡狯之徒。他于接任视事后约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县府衙内容厅，设宴招待我们，我们应邀到达后，他即将所珍藏的书画给我们欣赏，表示他是一个风雅的饱学之士。按着他便举杯劝酒，态度诚恳，状极愉快。那天我适患胃病，他发觉后，立即请我随他进内室，室内设有吸鸦片的烟床、烟具，对我说：“我备有上等云南的枷楠烟膏(枷楠是一种名贵的止痛提神中药材)，你睡下抽两口，就可立刻止痛了”。我那时正值年少气盛，而且生平最讨厌抽大烟的人，所以我毫不留情的对他说：“刘县长，我们都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革命同志，抽大烟是最腐败的行为，你这番善意，请恕我不能接受，同时我还希望你能戒除这种恶习”。当时他不但面红耳赤，而且怒形于色，但眨眼间又脸带笑容对我说：“你的话很对，我对此并无嗜好，不过备以疗疾而己，我们还是出去喝酒吧”。在他那种怒而反笑，恨而反亲的奸滑态度及殷勤招待下，我只得维持着和洽的气氛以至席终。但是，刘县长则对我怀恨于心，由此就种下了祸根。 　　我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之后，想起了今天对刘县长的态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因为他要我抽大烟的动机是善意的，他虽然不是什么革命同志，更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到底是一个县的行政官，我不应该以对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何况我们正想利用他，我这样的伤害他的自尊心，恐怕将来对自己和乐昌今后的革命工作都会遭到不利影响，一念及此，甚感后悔。但我却没有设法去弥补这次过失，当时可能是自尊心太重所致。但我亦未将此事宣扬，只是和他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谁知我竟因此事而坐了三天的牢。 　　是年冬，十一月初，我偕同乐昌农会同志杨高林、薛仰圣同到广州购买枪械，随身备有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证件。我们到达广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馆，向第六军后方买得粤造七九步枪二十枝，子弹二千发，正准备于次日乘粤汉路车北运。讵料我们睡至午夜，突遭广州市公安局的侦缉和警察所的拘捕。当时我们曾出示证件和说明身份，但他们竟置之不理；当晚即被拘禁在严重罪犯的监狱内，且禁止对外通信。 　　我们三人被拘禁的监狱，是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室内设有碌架床，但早已有五个犯人住着，我们每人分配得一个床位，空气污浊不堪。在愁容相对时，我们研究这次被捕的原因，怀疑到是国民党要消灭共产党的行动，要取缔工农武装的政策。我们这种忖测，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们的命运很可能会为革命而牺牲了。可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恐惧，大家皆泰然处之，静侯事件的发展。 　　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便是三天。三天后上午九时，突然有个警官到来释放我们，并请我们到督察长室去，当我们踏入督察长室时，即见到省农会的一位同志和督察长同坐在一起，他见到我们便立即站起来，督察长分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以误会两字向我们道歉。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出公安局，即与我的同志到省农会去。 　　对于我们被捕的事，省农会罗绮园同志对我说出了真相。他说：“这件事是乐昌县长刘应福串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搅的，他们通知公安局，指你们为运械的罪犯，局长不查真相，便将你们拘捕了。后来公安局发觉你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便即通知农民部及省农会，我就去民政厅找陈树人，陈即通知公安局放人，这才将你们释放”。 　　他又告诉我：国民党内部，自今年五月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后，造成了蒋介石将军独揽党、政，军大权，成为名实相符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他充份表现出军人的独裁作风，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多已对他不满。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各省市党部代表，曾在十月间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他们一致反对张静江，主张欢迎汪精卫先生回国主持国民政府，藉此来压制蒋介石。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党联合左派，打击蒋介石右派的政策，已获得初步的胜利。关于本党方面，今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及三月举行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均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整理方案又采取了忍让妥协政策，致使党内许多同志对党中央大表不满。特别是广东省委会同志，如谭平山、陈延年、彭湃及我们等”。 　　他又告诉我“目前我们不仅要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争取农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并且应该抓紧北伐时机增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准备夺取广东政权。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握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提高农民的斗争情绪，另方面要加紧扩大及训练农军，随时候命行动”。 　　我听了他这一席话，觉得他们对农军的实力估计过高，因当时的农军，人数虽多，但械弹缺乏，且未经严格训练，等于乌合之众，用作镇压豪绅地主则有余，若与正规军作战，实在言之过早。 　　我稍加考虑后即对他说：“现在的农军无论装备、训练、干部等等问题，均未到可用之时，请你注意并设法补救” 　　他听了很不高兴，立即对我说：“这是你不相信民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须知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动夺取政权，何况你们已将民众组织起来，也编成了农军，你应该坚定的依照我们的指示，领导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切勿畏首畏尾，贻误革命事业”。 　　他这种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使我十分反感。但我忍受下来，因我是军人出身，知道服从的重要性，我只好说：“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他见我不再反对，就送我出门，说声再会，握手而别。 　　我回到寓所，便将罗绮园对我的指示向杨、薛两人作了一次简短的传达，并对他们说：“广东的上层领导同志，心理上已有夺取广东政权的积极企图，但在行动上则没有切实的加强工农的武装，徒托空言，于事无补。我们回去必须加紧准备，否则，将来可能遭到重大的损失”。 　　他们听到省农会对农军的枪械无法补充，要自己另想办法，表示失望，但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仍是充满信心。 　　十一月中旬，我们三人带着买来的二十枝步枪和子弹，乘粤汉车返回韶关。 　　翌日，我去拜访陈嘉佑师长，请求他抽拨三百枝步枪以装备乐昌农军，并申明给予相当代价，将来北江农军在革命战争中亦必受他领导和指挥。他听了高兴之极，立即命师部军械处长将库存旧步枪中挑选了二百五十支精良的和二万发子弹给我。只收了我们三千元银洋。 　　有了枪不愁没有人，我们立即由乐昌调集了二百名徒手农军到韶关搬运这批枪械，并发给各乡农军使用。 　　自此，北江的农军便日益壮大了。 　　第二编 宁汉分裂至国共分家 　　第一章 北上武汉到南昌暴动 　　我们先看北伐军、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动态： 　　北伐军主力，自入湘以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克长沙，七月卅一日进抵武昌城下，九月七日占领汉口、汉阳，十月十日克服武昌城。 　　江西方面——由蒋总司令直接指挥，于十一月十七日克南昌，东路军何应钦，十二月十八日克福州，继即向浙江推进，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占领杭州。 　　长江方面——一九二七年一月，革命军第二、六、七三个军沿长江向南京推进。安徽省督办陈调元宣布投向革命军，程潜统率二、六两军于三月廿四日占领南京。 　　上海方面——当北伐军进迫上海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廿一日实行总罢工，以响应革命军，并与上海直鲁联军进行激烈巷战，廿二日直鲁联军退出上海，北伐军于廿三日进占上海。 　　自北伐主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俄顾问鲍罗搓，偕同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要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由广州起程，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国民党中央及国府代表名义筹备迁都事宜。并于十三日成立“国民党中委及国府委员联席会议”，办理建都工作，广州国府于十二月五日宣布停止办公，由谭延闿代主席及张静江率领国府职员于是月卅一日抵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宣布迁都武汉，正式开始办公。但蒋总司令觉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庭策动之下，已有迎汪压蒋之势，乃于一月三日电武汉中央要员，主张国府暂设南昌，以便于领导军事工作，及将来建都南京。并于一月十日亲至武汉，企图说服各要员移驻南昌，但当时各人民团体，已提出迎汪复职的口号。所以他此行未有获得任何效果，遂于十八日返回南昌。 　　自此，迁都之争演变而为党权、军权之争。 　　蒋总司令鉴于当时的政洽环境关系，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形势对他愈加不利，使他不得不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于是由三月十一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卅一日枪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三月十六日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党部，十九日解散九江左派市党部及总工会；福州、安庆等地亦先后发生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三月廿六日在上海展开摧毁共党行动，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清共运动，并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一时期，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一、七两军所有中共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均被清除。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亦于三月问率其助手离开总司令部赴武汉，转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最先占领南京的二、六两军于四月初被七军及一军之一部份压迫退出南京，蒋总司令便于四月九日由上海移驻南京，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于是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形势。 　　汪精卫于四月一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四月五日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合作，声明中有“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之句，其要求团结合作的苦心，于此可见。 　　四月十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当“四·一二”上海事变消息传到武汉后，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多表愤慨！汪精卫便即提出“讨伐蒋介石”及“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的口号。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罢免其总司令职，于是宁汉分裂已趋表面化。 　　广东中共早有伺机夺取广东政权的企图，至国民党蒋介石右派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便加速了我们的行动准备。 　　当时留守在广州附近地区的国军右派部队，计有：李济琛第四军的十一师及十六军范石山两个师和河南区李福林第五军的一部。 　　四月十四日的深夜，我在韶关北江办事处突接到广东省农军指挥部的密令，大意是：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反共，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广州的李济琛是蒋的心腹，必执行蒋的反共路钱，因此我们以夺取广东省政权为目的，作战部署如下： 　　一、以驻韶关的陈嘉佑师为主力，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进攻广州。 　　二、各路农军的指挥如下：东路指挥彭湃、南路指挥黄学增、西路指挥周其鉴、北路指挥龚楚、广州市工人武装及中区各县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三、各县农军，必须于廿日接近广州郊区待命。 　　四、各路军立即派员来省农会连络。 　　该密令署名是广东省农军总指挥罗绮园。 　　我接到这一命令后，立即由北江办事处通知各县农军紧急动员，限于十九日到达粤汉路沿线集结。并于十五日九时赴教导师请示陈嘉佑师长。他对我很干脆的说：“我早就知道必有这样的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来，我驻清远琶江墟的一个团，今晨已开始向银盏坳、军田(距广州五十华里)推进，另两个团今晚可到源潭附近(距广州约九十华里)，并准备继续推进。你们农军须于十九日到达新墟附近(距广州三十华里)。关于运输问题，我于十九日早准备火车两列供你们使用，请即派员来师部参谋处连络”。 　　我告诉他：“我们已通知各县农军依期集结，但我须立即返乐昌集中农军，准于十八日，回到韶关”。 　　谈话后，我即离开师部，是晚到仁化董塘墟督促农军集中，十六日返乐昌。 　　当我正在调集农军时，十七日黄昏，又接到罗绮园的急电，要我星夜赶往韶关商讨北上事宜。这时，韶关边界的八卫排，有豪绅武装四百多人，占据在回头岭上，深沟高垒，防备农军进攻；并设卡在武江边检查来往船只，勒收行水。农军同志关心我的安全，他们都劝我从陆地绕道前往韶关。但为时间紧迫，而且正值武江春汛时期，遂决定利用夜间乘小舟冒险偷过回头岭敌方哨位赴韶关，随行仅带副官包平同志一人、所幸船行很快，只八小时便到达了曲江；在北江办事处和罗绮园晤面时，他立即告诉我：广东的李济琛于十五日午夜起至十六日早晨，动员广州全部军警分别围攻所有与我们有关系的省党部、省农会、工会及一切革命机关团体，被捕被杀的革命同志和进步分子不知其数！陈延年同志可能已被捕，省农会负责同志因多在郊区动员农军，或可幸免于难，当时我在小平（近郊一小市镇）粤汉路工人纠察队里，幸得粤汉铁路局闻变即通知我们，于是立即率部退至军田与教导师部队汇合，并即与陈师长联络；局长主张我们立即回韶关共商今后行劲。我和陕嘉佑师长会商后，决定北上武汉，与国民党的左派政府合作，因我们党中央现亦在武汉，陈嘉佑师长要请你来共同商讨北上计划”。 　　我听完了他的说话，立即和他到师部与陈师长商议有关北上的问题。 　　陈嘉佑师长对北上问题，提出了决定性的意见。北江农军编为一个联队，由我任联队指挥，谭军略为副指挥，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仍由罗绮园直接指挥，工农军的一切给养概同教导师官兵待遇一样，龚楚同志即携带二千元随同北江政治干部训练班学生先上乐昌，准备于廿一日前完成行军准备。 　　我于十九日偕同副官包平，雇了两名农民，带着二千银元随同北江政训班学生，步行至桂头(距乐昌县城六十华里)。政训班学生在此宿营，我因见时间尚早(下午一时)，乃在桂头雇一只小渔舟，化装成渔人，冒险上乐昌。经过回头岭时，因船细人少，未被检查而通过了。方自庆幸之际，不料船行至距离乐昌二十里水程的麻风洲，突然从后面追来了五条大汉，人人手持驳完枪，大声吆喝停船，抓住背缆船夫，将小船拉至右岸。这时，我和副官包平同志都没有武器携带在身，无法抵抗。这五条大汉一上船，便将我们捆绑，威迫船夫将船开至江中麻风洲，准备在麻风洲上将我们劫杀。船靠了岸，我们像待死的囚犯，静候死神的来临。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忽然来了救星。一队武装农民巡逻队沿河岸迎面而来，他们都认识我，见我被匪徒劫持，即向匪徒开火，匪徒见情势不佳，丢下我们仓皇而逃。 　　原来在这期间各地巳进入紧急状态，乐昌农民已经动员起来，分别组成了武装巡逻队，巡守各交通要道，防范反动地主的进攻，是以我们得到他们的营救。 　　赶至乐昌县城，我们仍通宵达旦的进行各种有关农军北上的工作。 　　四月廿一日，曲江、乐昌、仁化、清远四县农军，全部集中在乐昌。 　　我向全体农军阐述了当前广东的形势：“国民党左右两派已分裂了！革命的左派都集中在武汉，广东的李济琛走向右派，在广州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行动。目前，教导师即要北上武汉集中，我们为了保存广东工农武装实力起见，所以也决定追随教导师陈师长及我们的总指挥罗绮园同志北上武汉，我们这次退出广东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但各位如有因家庭关系或有其他各种困难不能跟随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们可以在此作出决定，向你们的队长报告，各县队长请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名册送到指挥部”。 　　我说完这番话之后，各县农军队长就立即分头办理参加北上的登记工作。除了因有家室之累的农民不能参加北上，志愿参加北上的计有一千一百多人。 　　我们将这一千一百多人编成了三个大队，枪枝子弹都很齐备，士气也很旺盛，整装待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二日，我和罗绮园同志率领着农军、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北江政训班学员等，共一千六百多人，于拂晓时踏上征途。那一天，细雨霏霏，天气阴暗，更增加了官兵们的离情别绪。行军中，我们静寂的前进。是晚队伍宿营于九峯桥（乐昌县北），又有仁化县的农军三十余人赶来加入我们的队伍。 　　翌日，越过天险的蔚岭关，不久便进入湘境，至廿五日午后二时即抵达郴州，是日天朗气清，官兵精神稍佳。当我们抵达郴州时，郴州的工农群众数万人早已集合在一个广濶的会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慰问，顿使全体官兵们精神振奋！ 　　群众大会结束后，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同志向我们报导有关当地的情况，他说：“长沙驻军何健部团长许克祥，于廿一日发动反共政变，将长沙所有与我党有关之机关及工农团体围攻，杀害及逮捕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甚多（中共后称为马日事变）。现正向长沙外围各县展开行动”。接着他向我们建议：“为了慎重起见，你们最好俟教导师到达后，再行计划北上”。 　　我们闻讯之下，不胜愤慨。但又有点高兴，因为国民党这个大集团内部，已经划清界綫，分清左右，敌我分明，各站一方，今后我们和国民党左派合作，使这一民族统一战綫，更能团结一致，完成北伐革命事业。 　　当天晚上，陈嘉佑师长已抵达郴州，翌日在郴州休息了一天，他决定将师部及该师主力进驻衡阳，一部留驻郴州，工农军进驻耒阳整训。 　　我们到耒阳后，便将队伍从新整编，把农军干训所第二期学生及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均编入农军联队之内，政训班学员除大部份由教导师调去参加该师政治工作外，其余三十多人即分配到农军中各大、中队担任政治工作。从此，农军的管理与训练都较为便利。同时并与耒阳的中共及群众组织建立了密切关系。 　　那时，耒阳的工农，正在积极的加紧建立武装，准备对抗许克祥及地土豪绅的进攻，但枪械甚少，到处都见有梭镖队、大刀队。 　　他们见到我们农军的装备整齐，又欢喜又羡慕，异常欢迎。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奉师部之命，移驻永兴县城。师部亦于此时奉武汉方面之训令：将教导师改编为第十三军，农军亦改编为十三军补充团，以龚楚为团长，李资为副团长，并发给军服每人一套。官兵一闻此讯，登时议论纷纭。当时乐昌籍农军一部（约四十人）提出反对，要求回乡，经我几番劝导，均难阻止去志！遂由大队长薛仰圣率领回乡。 　　但是彼去此来，在这期间又陆续有乐昌、仁化的工农同志因受不住地主豪绅的摧残和压迫，赶来归队，据他们报导家乡的情况，大略如下： 　　一、乐昌县长刘应福于农军北上后，即滥捕了三十余人，三天内枪决了商会主席周X、理发工会主席郭X、附城乡农会主席谢X、坪石镇李家泉等四人。现仍向各乡搜捕农会分子，我的家里也被搜查，所有值钱的东西及书籍全被没收，但没有捕人。 　　二、仁化县自农军撤退后，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进攻，经过两次混战后，大部份工农积极分子在蔡正文同志领导下，退入石塘水寨据守，反动武装，屡攻不下，第四天由韶关调来了范石山部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围攻水寨。当他们来时仍在战斗中。后来该水寨经过三个月的苦战，卒因粮食断绝，才被攻陷，工农群众死伤百余人，被俘妇孺百余人，有武装的即突围逃上大山（雉鸡山）继续打游击战。 　　我们听到家乡这些不幸消息，均异常悲愤。但对那些平日有思家观念和意志动摇的农军同志却坚定下来了，他们打消了要求回乡的意念。我则因老母无恙而稍堪告慰。 　　时间大约是五月十日，我们奉命经长沙抵达武汉，驻于武昌蛇山北面徐家棚的“春草堂”花园内。 　　“春草堂”花园，面积很大，占地约有五十亩以上，园门“春草堂”三个大字，系出诸康有为手笔，园内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一应俱全，花木繁盛，并有几座平房，足敷一团人之营地，居住环境好极了，但缺乏操场，训练部队须在园外公路上，斯时正值春雨连绵，路上泥泞难行，故有美中不足之感。 　　我们的番号虽然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十三军补充团，但党（中共）和政府（国民政府）都清楚地知道是广东工农军，所以特别关怀，发给了我们慰劳金一万元（武汉国民政府发行的中央纸币）及每人内衣两套，顿使全团官兵皆大欢喜！ 　　当时中央纸币的价值是与银洋（大洋）平兑的，但那时因武汉中央纸币遭到南京政府禁止流通的影响，且因军费浩繁，而税收又短绌，币值影响了社会的物价。武汉工人因此纷纷提出要求加薪及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劳资的对立日趋严重，因此使工业生产陷于半停顿的状态中。由于币值贬值所影响，市面上流通的一仙铜币，原是每元中央纸币兑一百六十枚的，竟跌至每元兑一百四十枚至一百三十枚，此时银洋已很少在市面流通，财政已趋于不稳定，经济亦开始陷入混乱状态。 　　军事方面：当南京政府宣布成立时，国府（武汉）原拟先行东征讨蒋，稳定武汉后，才再行北伐，但此议为加伦将军反对，同时北京张作霖大军正由京汉、津浦两路南下，企图分攻武汉、南京两地，迫使武汉、南京双方不能不暂时放弃敌对行动，各自分头北伐，迎击张作霖。结果，两方面都将敌军击溃，津浦线南京北伐军北进，占据徐州，京汉线武汉北伐军与由陕西东下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张作霖部败退至黄河北岸。于是陇海全綫为北伐军所控制。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方面，正当北位军在前方苦战之际，国军夏斗寅趁武汉空虚，于四月十四日发动潜袭武汉事件，接着长沙许克祥于发动“马日事变”后，深知湖南农运过火，便逮捕地主豪神，游街示众，尽情侮辱，任意屠杀，连革命军官家属都不放过，一样照拉照杀，甚至连中共高级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杀戳。武汉工人运动亦趋激烈，工农群众这种无原则的激烈行动，已闹得如火如荼，无法收拾，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民心动摇，特别是对唐生智部的湖南籍军官影响至大，因为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而离乡背井，在前方拚命作战，而家乡的父母妻子则惨遭农民的屠杀或侮辱，试问谁无家室之想？于是军心动摇，影响士气甚大！ 　　在这时候，唐生智首先表示：拥汪反共。顿使各军对中共日渐离心。造成这种严重事件，当然要中共负全部责任。 　　中央政府和中共虽曾一再通令各省共党组织及工农会组织禁止侵害军人家属。但湖南农运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他根本就反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原驻防于湖北省宜昌，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进攻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十七日占领汀洒桥，准备向武昌纸坊进攻，卒被新成立的国军廿四师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千余人所击溃。对党中央的指责，不承认湖南农运有过火的说法。所以中央政府和中共党中央都无法纠正。继之即发生军人叛变事件。 　　江西的第三军朱培德，原亦不满蒋氏所为，也受各地过火的工农运动所影响，且又遭南京方面的种种压力，就呈现不稳状态，致令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们亦渐动摇，以至影响全局。 　　我们自到武汉后，罗绮园即离开部队，自居汉口，当时我只是一个中级干部，对各方情况不明，故经常奔走于汉口、武昌纸坊（十三军军部驻地）之间，向住在汉口之彭湃、罗绮园及陈嘉佑军长等连络，以探听消息，至六月初，国共关系已走向分裂之途。 　　一天（六月上旬），罗绮园郑重的告诉我，他说：“汪精卫已动摇了！唐生智已宣布拥汪反共，现在我们可靠的部队，只有廿四师叶挺部，十一师周士弟团，武汉警备团。张发奎或不反对我们，至于陈嘉佑，现时的态度还好，不过他的部属多是湖南人，将来恐怕不大可靠。你领导的一个团，现在是本党重要军事力量，党中央要你们集中武昌城内跑马场，随时准备应变”。 　　罗绮园这一席话使我十分不安，我觉得党中央过去对军队的工作忽视了，等到面临危急时，才知道重要，现在我们只有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试问将来怎样应付事变？我当日即跑去见陈嘉佑军长。他见我到来，虽脸露笑容，但眉宇间显有隐忧。他问我部队的情形，我告诉他有关部队的一般情况：官兵情绪向来很好，日常训练工作由副团长李资负责。驻地是一座大花园，环境优美，可惜无操场可用。他听罢我的报告，就对我说：“现在国共两方似不甚融洽，将来演变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你尽可放心，不论环境怎样变化，我都要庇护你们，我绝不会做出对北江父老不住的事情，尤其是你本人，我对你倚望正殷，将来我必定设法提拔你”。跟着他又说：“昨日罗绮园同志曾来过，谈及你们的驻地不便训练的事，现已商得警卫团方面的同意，将跑马场的营地让出给你们，此地与军部较为接近，以后连络一切都便利得多了。我已告诉参谋长，日间即有命令给你”。 　　我回到团部已近午夜，虽经整日奔驰，但仍无法入睡。想起了今天罗绮园告诉我的一切；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所谓“民族统一战綫”又面临分裂阶段，今后的演变如何？把这团人移驻武昌城内，显然是党对我们的重视，但另一方面陈嘉佑又极力想争取我，说什么要提拔我，这无非是一种拉拢手段。我是党员，要遵从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倘若跟陈嘉佑走，那岂不是跟国民党跑吗？这些问题，我怎样应付？左右思量，真的无法解答。 　　翌日八时起床，团部的干部都来问我，外间的消息如何？他们似极关怀时局的状况。我告诉他们：“本团即将移驻武昌城内跑马场”。他们听了大为雀跃。 　　大约过了一天（约为六月八日），我们即奉命移驻武昌城内。 　　武汉国共关系，情势日趋紧张，首先是汪精卫等因国民党左派要员北上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确定分共立场。接着传闻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卫等对中共的态度由合作而转向分裂，他则由亲武汉政府而转向亲南京政府，且已将该军内所有中共党员遣送出境。 　　北方的阎锡山巳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国军北方总司令职。冯工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联蒋反共立场？ 　　汪精卫等国府要员由郑州返回武汉后，即公开表示和平分共政策。并经过中央政冶会议决定解除鲍罗庭顾问之职务。 　　六月十九日蒋、冯徐州会议后，21日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进宁（南京）汉（武汉）合流。至此，由国共合作，又变成了国共分家。宁汉对立的形势又转变为宁汉合流的新形势。这时候，北伐军已由京汉路撤回武汉附近集中。 　　为什么汪精卫的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两省的工农运动过火，烧、杀、抢、掠等行为使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动摇了国军军心，致使军人叛变，经济混乱，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使武汉当局财经发生了严重困难。而南京方面亦对武汉展开了政治分化、军事压力、经济制裁等等手段，顿使武汉当局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种种，都是影响武汉政府上层领导人物思想动摇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一个电报，也是国共第三国际六月一日给鲍罗庭、路易的电报： 　　（一）实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 　　（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农运的过火。 　　（三）消灭现有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及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 　　（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委员。 　　（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审判反动军官。 　　分家的摧命符。按说这一机密电报是第三国际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将副本送给汪精衞，使汪精卫大为震惊。但路易为什么要将这一机密电报送给汪精衞，那就耐人寻味了。 　　第三国际得悉郑州会议的情形后，又发给中共一封电报：仍主张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中共乃于六月廿日发表一项声明，其要点是： 　　一、承认对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二、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者，须本着国民党身份，并应随时准备退出政府；三、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领导和管理；四、工农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农武装应由政府管训；六、工人纠察队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与处罚任何人。 　　这项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的上层领导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层分子则认为这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单恋表示，恐另有阴谋在内。 　　至于中共党内的反应，党内中下层人认为这项声明简直是对国民党屈膝投降，是领导无能的表现。甚至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人的最大耻辱！过激的还说：这是出卖党和工农利益的无耻行为。 　　当时我对这项声明即认为，这是全无党性，毫无气节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甘六日声明发表后，参加国民政府的谭平山、苏兆徵即辞去农、工部长之职。武汉工人纠察队被武汉卫戍司令限令缴械。结果由总队长陈赓将全部武器缴交于卫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党内意见和舆情的抨击所影响，又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声明责备国民党中央服从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违反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义和政策。 　　国民党中央随于七月十六日发表声明：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坏容共政策”。 　　宋庆龄亦于七月十八日发表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是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不负联带责任。中共党人反讥之为临别秋波。 　　武汉国民党于七月廿三日发表政治决议案：大意是：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均须声明退出共产党，否则，停止职务，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党工作，违此以叛党论罪。 　　在这种政治激变的环境底下，我们这支广东工农军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干部脱离部队，投入张发奎部队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过陈嘉佑的关系，将我调任本团政治指导员，改派一名黄埔生陈东日来接替我的团长职务。当时我甚感错愕，想不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党既未向我解释原因，唯有逆来顺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团官兵都表示不满，对中共领导失去信心，纷纷自寻出路，离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陈东日又奉调离职，复由我以团指导员兼代团长职务，官兵情绪又较安定，但此时本团人数只剩得六百余人了。 　　广东工农军，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随国军教导师入湘，为时虽仅仅三个月，但在这三个月当中，得陈嘉佑师长帮助不少，由于他驻韶关有年，对工农运动素来热心和关注，与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紧密，所以他对工农军有浓厚的亲密感。入湘后，工农军常得到他的照顾，驻地必选择最安全的地方，经过长沙时，他亦派军掩护，确保安全，对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工农军，可说是关怀备至，所以全体官兵都对他发生真实的感情。到达武汉时，官兵们都希望能继续追随于他，为革命事业而努力。那知时局的变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亲密的战友，今天又成为仇敌，这是为了革命吗？偶与三两同志叙谈，无不为之浩叹。 　　七月廿一日，我们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们迅速脱离十三军，开赴南昌集中。我接到这个指示，极力考虑离开武汉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工农革命武装，不能不遵命行动，但本团是属十三军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动，会以叛变论罪，要遭到军法的严厉处分；当时武汉近郊的军队很多，若是擅自行动，给他们发觉，必向我们追击，以我们这么单薄的一团人，怎能与强大的国军作战？我们怎样离开武汉，确是一个大难题。 　　我想了一个通宵，结果，想出了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暗中以“回广东去”的口号去煽劲士兵的思乡情绪，以土兵不服水土，农民家庭观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军军长陈嘉佑公开谈，要求准许工农军官兵离汉回粤。 　　陈军长因与工农军的关系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农军的品质。工农军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学生，革命情绪很高，战斗力很强，比当时的一般军队质素强得多。所以他很不愿意我们离去，便亲自到工农军驻地（武昌跑马场）召集全体官兵训话两次，要我们继续留在十三军，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奋斗。当他向我们训话时，真个是声泪俱下，言词恳切。可是，我们已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一个坚决要求回粤的高潮，任得他说尽千语万言，都无动于衷。最后，陈军长见大家去志坚决，无法挽留，同时又不愿与中共发生冲突，终于答应我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和阻挠。这是在政治斗争中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个最困难的关头，结果给我们铁一般的坚决意志所冲破了，于是我们急忙准备离开武汉，开赴南昌。 　　第二章 参加“八一”南昌暴动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七月廿九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旁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卅一日晚上十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零时三十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二时三十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后，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九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十一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十二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二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 　　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冶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冶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五百六十人，总共兵力约二万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一万三千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十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叛变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衞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与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八月三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八月五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出发，沿途放泠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长便令张营长随军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十五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七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1）接报壬田市（瑞金北三十华里）有国军第三师钱大钧部步兵一团，其前哨营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军以歼灭该敌而到达瑞金集中为目的，决照既定行军路线向瑞金前进。 　　（3）该营(指我营)归朱军长指挥为前卫，于明日拂晓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4）二十军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三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九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二十五里，周家排到壬田市五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 　　（l）第九连为尖兵连。 　　（2）其余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次序行进。 　　（3）各连明天四时三十分早餐完毕，五时在隆岗墟南端路侧场地集合，候命出发。 　　（4）各连长回连后，须即督饬官兵检查枪弹，完成一切行军作战之准备。 　　（5）出发前之集合，由本营值日之第七连王连长指挥。命令下达后，即由各连长复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导员对各连长、指导员，说明三点注意事项：（A）我们的士兵全是农军，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这次任务是我们农军表现革命精神的机会，各指导员回去后，须立即对全体官兵说明这一意义，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准备及胜利保证。（B）我营是担任行军前卫，行军要快，搜索敌情要快，战斗动作要快，方不延阻后续大军的行动。（C）动员全体党员同志，要求他们在行军作战时起领导作用。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十七日晨五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达口述命令如下： 　　(1)敌情如昨晚所示。 　　(2)本营奉命为前卫。 　　行军部署：第九连为尖兵连，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其余为本队，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状序在尖兵连后二百码跟进。 　　(3)本营大小行李由陈副官率领，随革命委员会之行李跟进。 　　(4)行军时，我及指导员在尖兵连，副营长在营部率领前卫本队跟进。 　　接着，唐连长又下达以下口述命令： 　　(1)奉营长命，本连为尖兵连。 　　(2)第一排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三百五十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三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十五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三百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三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三十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八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一）敌情： 　　A、会昌（瑞金南九十华里）有敌军钱大钧全部，其中一个团驻于武阳围对我方警戒，主力集结在会昌城附近，会昌北五里之五里排山地，构筑有野战工事。 　　B、筠门岭（会昌南九十华里）有广西军黄绍雄一个师。 　　C、会昌之东、西、北三面无敌军。 　　（二）本军作战计划：以迅速歼灭会昌敌军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A、十一军廿四师为右纵队，副总指挥叶挺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经西江市、大西坝渡过会昌河，向会昌县城西南面攻击。 　　B、第二十军第三师（五六两团）及教导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指挥，明（十九）日由现驻地出发，以第五团首先驱逐武阳围敌军警戒部队，占领武阳围，谢坊之线宿营，准备廿日拂晓向会昌五里排敌军阵地进攻。 　　C、第二十军一、二两军为总预备队，由总指挥贺龙直接指挥。 　　（三）本团任务： 　　本团明（十九）日上午五时出发，随第五团跟进，于第五团驱逐武阳围之敌军后，进占谢坊宿营，并向会昌方面警戒。本团行军时按团部第三营、第二营、第一营之次序行进。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十九日下午三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二十）日上午一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八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一千五百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团长到达后，即决定攻击部署如下： 　　第三营（本管）向五里排塔山进攻，占领塔山后，固守待命。 　　第二营沿通会昌大路前进，攻击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区。 　　第一营为预备队，暂在现地待命。 　　我团之左翼有教导团进攻青山东瑞一带高地与本团同时并进。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三十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三百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二百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四十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三十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八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一千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九时四十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十一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两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六十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二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三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四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三百二十八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八十二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五十二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一百九十四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枝，重机枪二挺；俘虏军六十余人。 　　廿一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廿二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九月八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峯市入广东大埔。廿二日占领潮安，廿四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廿九日下午一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四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五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一人，敌方伤亡十余人，被俘五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三十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十月三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三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四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三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赴金厢途中我们多次改换便衣，将步枪交与地方农会，只携带驳壳手枪三十余支自卫，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倾盆大雨，将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午后四时抵达何村村外，带路同志先行入村与当地党支部书记接洽，不料该村农民百余人竟蜂涌而来，想强抢我们的手枪和随身财物。当时我若命令开枪抵抗，势必发生流血惨剧；但为自卫计，乃命令所有带武器的同志集合，并即就地散开，以防万一；同时揪住那个地方负责同志，叫他着农民退后五十码，否则造成不幸事件，须由他负完全责任。在这样应急处置下，各农民才退后数十步。结果送了三枝手枪给当地农会，农民始肯散去。 　　我们见情势不利，无法逗留，时间虽近黄昏，只得仍冒雨继续向金厢前进。 　　傍晚时到达一小村庄，当地党同志出来和我们接洽，代为布置宿营，替我们买米买菜，吃过晚饭，突然发觉连指导员宋华失踪，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原来他被人捆绑在隔邻的楼上，手枪也被抢去了。我即派队将他救回，并集中宿营，严密戒备，幸而这一晚没有再发生意外。 　　次日到达金厢，由当地农会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区农会内。 　　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你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三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溜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一百二十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溜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七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溜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十一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离开故乡七个月，村里无限荒凉。因为我北上武汉参加革命斗争，家里给乐昌县长刘应福搜查了两次，将我所有存下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先祖遗留下的很多存书全部烧毁了。最可恨的是本乡武装土豪，将我家里抢劫一空；给我家属以极大的侮辱。甚至连累全村亦遭两次洗劫，村里所有农民的耕牛悉被抢去，而且掳人勒索，乐昌县政府亦置之不理。 　　那时我的父亲和大哥已先后去世，二哥在国民党湘军工作，家里只留下母亲和寡嫂，靠磨豆腐维持最穷困的日子。几个青年朋友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被屠杀了，这些青年都无辜被害。土豪劣绅更耀武扬威在乡中横行不法。我一次又一次的倾听亲友们这些不幸和辛酸的事，血管几乎要爆裂，仇恨在高烧。我想，我个人“犯了法”，为什么要迫害到我的亲属，甚至我全村的邻人呢？现时，摆在我们前面只有一条路，便是坚决的向残酷暴虐的统治阶级，和横行乡里的封建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以斗争的手段，来谋取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广大劳苫人民的福利。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从卢克平的谈话中，使我约略明白这几个月来的整个革命形势。当叶贺军潮汕失败后，中共党军政首要陆续逃往香港者，有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来、贺昌诸氏，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听说叶挺、贺龙亦先后逃抵香港。当时中共中央党部已秘密设于上海。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连络，但香港不是他们久居的地方，他们都陆续回到上海党中央。而谭平山则因潮汕失败有责，畏惧处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三人，则散处在海陆丰地区之叶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挥，以图再举，因此暂留香港，协同广东省委设法连络指挥。其余人员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后即由他继任）召开了一次潮汕失败检讨会议，并于十月廿四日“为叶贺军的失败”发出通告。 　　南昌暴动是国共分家后，中共一次军事冒险行动，这次军事冒险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所策划。当时估计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能控制的军队计有： 　　（一）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五十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四千人。 　　（二）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四个团，及师直属队约一万一千人。 　　（三）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二干五百人。 　　（四）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 　　（五）湖北警备团约二干人。 　　（六）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一千人。 　　（七）广东农军六百人。 　　（八）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五千人。 　　总共预定有兵力约三万八千余人。 　　可是因动员工作欠缺计划，如湖北警备团赶不上参加，第二方面军其他干部亦赶不上，以至实际参加南昌暴动者不足三万人。 　　六月五日由南昌出发向广东前进当天，蔡廷楷叛变，该师的中共党员和团长范孟声等三十人被杀，另外有几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师的实力全部丧失了，尚有总兵力约在二万四千人左右。 　　这支军队，若能善为运用，特别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当时广东的军事情形，是有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的。可是由于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既不意注政洽工作，又缺乏战略战术修养，以至一败涂地，实非偶然。我亲身参加是役，据我分析致败的原因如下： 　　（一）关于政治方面的： 　　1、南昌暴动后，仍挂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使士兵意识模糊，民众亦不明真象。 　　2、部队政冶工作，没有积极开展，士气不振，且有逃亡现象，犹以朱德的第九军，逃亡迨尽；贺龙的官兵则全无革命意识，亦多逃亡。 　　3、没有发动民众，致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参加，那时的群众工作做得还不及北伐初期。 　　4、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党员在官兵或群众中，没有起核心领导作用，在紧急关头时有不少官兵不肯奋斗，自求活命。如：第二十军两个师在汤坑作战不力，在陆丰未经战斗便全部投降；十四师及廿五师之一部份非党员中上级军官亦有自动投降……等事件。 　　（二）战略方面： 　　l、在会昌作战，击败钱大钧、黄绍雄两师后，应即跟踪追击，消灭该师，即直下龙川、河源、博罗，乘张发奎未抵广州之前，及广东国军不及集中之际，进攻广州，成功的公算极大，即万一失利，亦可退入惠州海陆丰进行游击战，这是当时最上之策。 　　可是当时所取战略竟不向敌军追击，反而迂道福建汀州，出韩江，占潮州、汕头，迁延时日，使败军有从容整顿的时间，粤军有从远地调集兵力向潮汕进攻的空间，实是失策。 　　2、汤坑作战不集中兵力与敌决战，而将能战的廿五师于三河坝担任警戒。二十军驻在丰顺，其位置正在汤坑粤军阵地之左侧背；若能同时配合揭阳叶挺之廿四师，向汤坑粤军阵地进攻，必能将其歼灭；当时仅以廿四师单独作战(参战官兵只有五千人)，待至廿四师伤亡惨重后，二十军才加入作战，致使粤军有时间和力量击败二十军，终至整个崩溃。 　　(三）战术方面： 　　按我以后和当时粤军参加是役的旅长徐景唐将军谈论战斗经过称：当时粤军在汤坑以北山地，部署了三个据点，构筑了简单工事，开始是我(徐将军)旅驻守。 　　叶挺部只向正面猛烈的突击冲锋，曾攻占了两个阵地据点，因伤亡惨重，得不偿失，最后连一个据点都未能攻下，倘叶挺军能从右侧或左侧背攻击，粤军早已失败无疑。 　　后来贺龙军由丰顺向粤军阵地左侧背进攻时，薛岳之新编第二师已增援作战，贺龙部不堪一击，即溃败下去。 　　根据上述的作战情形，可知当时的战场指挥官，只知硬拚，不知运用战术。因为进攻敌军阵地，以一翼包围，或两翼包围，攻敌侧背，为战术运用的先决原则；中央突破是受地形限制及任务限制的不得巳之举；岂有敌之侧背可攻而不攻，反而采用中央突破战术之理？ 　　(四)兵力方面： 　　汤坑作战的国军兵力有二万人以上，叶贺军因兵力分散，参加是役兵力：叶挺廿四师约五千人，贺龙五个团约六千人，合共兵力约一万一千人，敌我兵力对比，国军比我方要多一倍。 　　根据上述情形，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又有以“诸葛亮”见称的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犯上了那么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第三编 井冈山革命圣地 　　第一章 湘南暴动 　　一、走投无路的朱德残部 　　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 　　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 　　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战之役，当时我营归他指挥（他的第九军只有百多人），他在阵地上的表现，既沉着而又十分坚定。对干部又很和气，当我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当我军占领潮汕时。他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属的留隍市，对梅县警戒，后由教导团接替他的任务，他才移到三河坝，和二十五师周士第负责对梅县松口警戒。汤坑作战时，梅县方面国军黄绍雄师亦同时向三河坝进攻，他们苦战四日后，驻留隍之教导团一营，得悉汤坑之“贺叶军”失败，遂退至三河坝，与他汇合，但这时已知主力被击败，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师配合当地农民武装继续作战，经过苦战三天，因伤亡惨重，迫得渡过韩江东岸，退入福建九连山区，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赣南流窜，进占信丰县城。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曾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继续打游击，但当时有部份同志反对，他迫得公开宣布：由各官兵自行决定，如不愿意打游击者，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及官兵三百余人。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是贫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尽。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周士第原是第四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南昌暴动后升任廿五师师长，贺叶军占领潮汕时，他率师一个团驻三河坝警戒，潮汕失败后，他与朱德率部退入赣南，至信丰时不愿随朱德打游击，离开部队出走，后参加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一九三四年一月再入中央苏区。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所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 　　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覆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 　　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画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犂市驻扎。 　　当朱德率部开赴犂市途中，广州暴动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该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冶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一切问题解决了，士气亦为之一振。便积极从事部队整训，并暗中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行举事。 　　韶关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书记卢克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队是“贺叶军”的残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贸然与他连络，他一面将情况报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窥该团的动态。 　　有一天，陈毅召集全团军政干部开会，就当前的环境说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编为国军的策略，大意是说：“……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线，要适应客观情势来决定我们的革命方法，现在我们就是适应环境，为了保存实力，以求将来的发展，所走的是曲线。但最紧要的是：我们不要为环境所屈服，而忘记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 　　这段话为北江特委所侦悉，这才明白朱德他们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并没有放弃党的立场。于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学教员的同志去设法再向陈毅试探。经过密谈之后，这位小学教员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书记派来连络的。陈毅知是党方派来的人，便带他去见朱德，由朱德详细说明了投降经过和投降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请求特委转报省委，指示他们今后的行动，并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军事同志前来参加工作。这样，朱德便和北江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在交谈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乐昌，便请北江特委转知我来犂市会面，及参加军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连络员于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团部会晤朱德。两人相见，有着说不出时兴奋和喜悦。我化名为林芝，由朱德呈报范石生给我以团附之职，于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团官兵很热烈的庆祝新年。官兵组织剧团，一连三日演出话剧以娱军民。三日上午。朱德应该师师长赵超之邀，到韶关城去会宴，宴后并作麻雀牌游戏。就在该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我连忙和王尔卓、陈毅等会同拆阅，只见信内只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犂市。 　　朱德在韶关接到我们转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赶回团部，立即准备行动。召集我和王尔卓、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 　　当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只见他跨开双脚背着手，站立在办公室内，脸带愁容，焦急之情，溢于形表。一见我们来到，神态紧切地说：“我们怎么办？”我即提出意见，建议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多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王尔卓立即打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即指出行动路线给他们看，但他却主张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灭曲江乐昌边境范石生原受广州之张发奎指挥，嗣因张发奎在广州发起反对李烈钧的护党运动，为张静江、吴敬恒等通电呼吁停止纷争，主张在上海召开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全体预备会议，并电在粤中委赴沪出席，国民党内部纷争遂告一段落。护党运动结束，张发奎、黄琪翔即辞职出国考察。其所属国军第四军三个师及教导第一、二两个师交由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率领，请电中央继续北伐，以竟全功。斯时蒋介石已准备复任总司令，复电嘉许，并令该军队北上，开赴南京集中待命，该军队遂于十二月下旬全部出发北上。李济琛、陈铭枢等又回广州，主持军政。五里排之土匪（原是乐昌豪绅地主之武装，后变为土匪），然后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对王尔卓的意见立即加以说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广大的瑶民山区，占据着险要山地，背山面水，进攻不易，欲将之消灭，殊费时日，倘后有追兵即不堪设想。（二）仁化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并可迷惑追兵的方向，万不得已时亦可由仁化转入湖南，较为安全。 　　经过我的详细解释后，各人终于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照我的行军计划，各自分头准备。当时我和他们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时间，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为人纯厚而坦白的人，他对革命充满信心而又热情，意志也很坚定。陈毅是高个子，体格可称魁梧，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无所不谈，能言善道，语言风趣，与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王尔卓是湘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身材矮小，脸型稍长而小。留着披肩的头发，说话时语如连珠，声音清脆，但满口湘西土音。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为了这次行军计划，虽然各有意见，但当决定了后，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藏在心里。 　　在这时候，我又介绍一位湖南籍朋友胡少海参加本团工作，以便入湘时有所协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国军团长，为人勇敢有为，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本党的同情者。朱德对此亦很同意。于是将部队紧急集合，同外宣称是“野外演习”。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离开犂市，向仁化进发，下午六时到达仁化董塘墟宿营。我们在董塘墟和当地党的同志以极短的时间，迅速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次日向仁化县城进攻，因该县的地方团队毫无准备，只与警戒队稍有接触，便即占领县城。缴获步枪三十二枝。我们即将所缴获的武器分配与参加的农民。在仁化县城住了一天，筹集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又同驻董塘墟，第三天便继续前进，经乐昌长移村渡过武江，沿乐乳边境的黄坪、大小洞，经五日的行军，进入乳源县北的梅花乡，暂且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打探坪石及湖南国军的动态，再定行动计划。 　　二、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接壤湖南宜章县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市镇，原民党政府的区署，就设在市内。附近农村有三百户以上的人家，良田千亩，四面皆山，一泓流水，处身其间，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当地的区长邓光汉，是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年纪已有三十岁，区署拥有二十多枝步枪，对我们不只全无敌意，且甚好感。我们因行军疲劳，对湖南情况又不明了，故在梅花乡住了五天。在供应粮食和侦察敌情方面，邓区长给我们很多便利和协助。当时我们很想争取他入党，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可是他对共产党总是表示怀疑和恐惧。由于我们积极去争取他，反而促使他逃离了梅花乡，因此增加我们采购粮食和建立与当地民众关系的困难。 　　当时，宜章县籍的中共党员陈东日带着十多个武装农民由栗源埠前来连络（他是参加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后跑回原籍的），他与我是武汉时期的同事，而今重逢于流窜的生活中，真是喜不自胜。因为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绍他与朱德相见，朱德亦感到高兴。他一来，就告诉我们宜章县城只有民团四百人驻守，便决定进占宜章，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 　　我们决定了进占宜章县城的计划，便筹划如何行动，我详细向陈东日查询，得悉宜章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连我们脱离十六军的清息都不知道。我遂与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去解决宜章民团，以胡少海伪充团长，扯着国军一四○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浩浩荡荡向宜章进发。因胡少海和陈东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众都很欢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们的部队一路无阻的进驻了宜章县城。 　　宜章县长赴省述职未返，城内的官绅都以为是国军到来驻防，非常高兴，沿街燃放炮竹欢迎。 　　这一月，正是农历除夕，绅商为了表示他们的敬意，送猪送酒，犒赏官兵，并于是晚八时设宴于绵政府内，欢宴本团营长以上的官长。我们便乘此机会，布置围缴民团枪械、逮捕官绅的计划。 　　当晚的宴会，朱德、王尔琢、陈毅等都没有参加，他们负责指挥部队围檄民团枪械。我与胡少海、袁营长带了十四名干练的士兵，服装整齐，佩带着驳壳手枪，不露声色的前去赴宴。酒席还没吃完，警察局长、县府科长及十多个绅商等，正在欢愉的气氛中向我们举杯敬酒的时候，突闻外面枪声卜卜，枪声一响，我们的卫士立即将席旁的县府卫士的手枪缴去。在座的官绅眼见情形突变，大惊失色，想脱身逃走，但见到我们的卫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复坐下。那位警察局长神色慌张，声颤颤地向胡少海问道：“胡团长，有甚么对不起的地方？”那时，我坐在胡少海之侧，便轻轻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布，他立即会意站起来说：“请各位不要惊慌，我保证各位绝对安全。今晚的事变是对宜章县民团局邝团长而发，可惜邝团长不在此。今晚唯有请各位屈驾一晚，明天再与各位详谈”。各官绅闻语，才神色稍定，但纷纷要求准许回家渡岁，明晨亲到团部拜年。胡少海对他们的请求不敢作主，此时我便起立对他们说：“各位请原谅，这是公事，我们不能答应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决，我们再向各位道歉”。他们听了，面面相觑。这时，进攻警察局的一连人已将驻守县府时所有警察全部缴械。袁营长便指挥该连将缴获之枪械集中，并将宴会上的各官绅全部扣留。五分钟前的主人，这时便变成失去自由的阶下囚。 　　由于地方团队的首长都给我们一网成擒，所有地方团队无人领导，所以毫无抵抗。当我们回到团部时，战事已告结束。城内的民团全部被缴械，只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团逃去。 　　这次战果，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枝，驳壳手枪七枝，俘警察及民团三百多人。我军毫无伤亡。 　　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我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因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我们这个部队的官兵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乃决定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便在我们几个人经一夜的筹划下，正式产生了！ 　　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们于上午八时在宜章县立中学时操场上集合全团官兵，并发动四百多个农民参加，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典礼。我们集中了全团的号兵组成乐队，经过奏乐、升旗，行礼如仪后，朱德便向大家致词，大意如下：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红军的第一次。回想我们由潮汕失败，退到赣南，困处上堡鹅形地区，没饭吃，没衣穿，部队内的动摇分子都跑了！幸赖同志们团结一致，同艰共苦，站稳革命立场。在这一期间，我们曾忍辱受编，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到，我们就又重新举起革命旗帜，为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我们现在力量虽少，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拥护，有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本军的编组和人事，经过了我和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一四○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粤北湘南参加的农民子弟兵编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原名胡鳌，少海是其别字，湖南讲武堂出身，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国民党清党后，不敢回乡，寄居在我家里，参加朱德部队后，即以少海为名），龚楚为党代表。二十八团的营、连排长，仍任原职。二十九团各级干部，稍后另令发表……” 　　朱德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继则燃放炮竹之后散会。 　　那天晚上，全体官兵举行聚餐，并开游艺大会，参加的民众有三千余人，盛况空前。由此开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绅，也在这时经过分别审问罚款后即释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学曾日山，因与宜章党内同志有私交，思想进步，释放后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以后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惜在长征时阵亡。 　　在我军宣布正式成立红军第四军的一天，我们打开宜章县监狱，将所有囚犯解除枷锁，由我向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回到家乡继续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到底。释放时，不论轻重囚犯，我们发给他们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离去，感到无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团的各级干部职位也公布了——第一营营长刘新，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在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任少校团附，曾与我同事，潮汕失败后，逃返原籍。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很谦虚，我和朱德到达宜章的第三天，他便与我连络，适值我们正在编组廿九团，遂任他为第一营营长。（不久即在宜章作战时阵亡，遗缺却由朱舍我继任，朱是广东梅县人，亦黄埔军校出身）。第二营营长李光标，宜章人，湖南讲武堂出身，曾任国军营长，国民党清党时，逃返家乡，是胡少海的同学。第三营营长姓陈（忘其名），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以下各连、排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 　　至此，红军第四军之初步编组便完成了。 　　三、白色恐怖和赤色恐怖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李立三还有一个弟弟李龙光（后改名李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会，着即制止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返回乡间居住，孰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杀后，中共党内人士咸认为此事应由毛泽东负完全责任，因为当时湖南农运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上，同时，大家都知道毛与李早有成见。加上这一次的杀父血海深仇，即更结下了宿怨。 　　赤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农村社会。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许克祥发动政变，接着武汉国共分家后，地主民团在军队的支持下向农会、工会发动反攻，又屠杀了不少工农会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农村社会又由赤色恐怖转变为白色恐怖。 　　在此疯狂的屠杀与反屠杀中，已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可谓是一场人间浩劫。 　　湘南地区过去的工农运动工作，虽然比湘中、湘东地区较为缓和，但地主阶级重掌乡村政权后，即压迫农民补租、补息等等。经过一场农村阶级斗争的反复报复，杀害的人亦为数不少。 　　当我们红四军宣布成立，经过发动宜章市区及附近工农群众开过大会之后，立即风靡了临近地区的工农群众，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蜂涌的跑到宜章县城来观察，甚至有的立即参加各种民众活动，以前潜伏着不敢动，不敢说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现在就挺身出来，纷纷前来请示工作，其中有宜章县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他是逃避国民党当局的缉捕，潜伏在宜昌县西约六十里的碕石村充当小学教员的）也偕同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彭祜星夜赶来连络，准备重出活动。 　　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参阅本编第三章第四节。 　　“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白色恐怖”，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 　　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斯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经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胡世健和彭祜来了，我觉得他两人来得正好，便即召集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地方工农代表，杨子×，刘耀文、胡世健、彭祜……等，讨论今后的各项工作问题，这次会议，有以下的决定： 　　一、以实行八小时工作，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及增加工人工资等口号，发动工人斗争。 　　二、以打倒地主豪绅，分田分地给农民的口号发动农民斗争。 　　三、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口号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工作。 　　四、收檄豪绅地主自置枪械及地方公置枪械，武装工农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五、宣传苏维埃政府，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 　　六、恢复工会、农会及一切民众团体组织。 　　七、凡工、农会会员由十九岁至卅岁的壮丁编组为赤卫队。 　　八、凡十四岁至十八岁之少年编组为少年先锋队。 　　经过这一次会议之后，地方工作立即展开，不到十天，全县工、农会组织普遍的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各乡村苏维埃政府亦相继成立，接着就举行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当时选出杨子×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由此，宜章工农革命的火花，遍及每一个角落。 　　在这短短的期间，宜章妇女运动，也有值得记述的。当时参加工作而起了领导作用的女同志即有：彭堃、彭谦、彭娟、彭儒、刘深、郭怀振、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因彭氏姊妹工作最积极，故在红四军中有“彭家将”称号。 　　“彭家将”女同志，都是衡阳第三师范的毕业生，也是中共青年团员，参加红军后，便从事组织妇女和农村群众的工作，或是管理官兵伙食和抄写文件等工作，他们对工作积极而热情，意志坚定，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影响很大，这些女同志后来多数都在革命斗争中不幸的相继牺牲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宜章县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于是惹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调兵一师进驻郴县，粤北方面国军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也由乐昌进抵坪石。 　　我们见国军兵力过大，便分令各赤卫队化整为零，潜伏乡村或山地，待机配合红军作战。红四军亦即由宜章县城转移至本县芭篱铺以西广东边界一带山地的小村落（胡少海的家乡），以脱离敌人的包围。 　　从南北两路进攻宜章的国军，本就存着轻敌的心理，湖南的国军未遇红军抵抗，长驱进驻宜章。且被我们所散布“红军打回广东去”的谣言所惑，以为红军真的退回广东去。他们因有省界和任务时限制，湖南部队不便越境追击，实际上，他们也要防备唐生智军乘虚而入，不能分兵与红军作战，且可乘机对上级虚报“克复宜章”、逐共匪回窜广东之功。湖南省当局据报，即将该师调回衡阳。 　　广东坪石的许克祥师得悉湘军收复宜章的情报，也即停止会攻宜章的行动。 　　红军获悉湘军调离宜章的消息，朱德拟即复占宜章县城，遂于二月中旬率师向宜章县城进发。第一天预定在岩泉墟宿营，孰料许克祥的教导团贺国光部也于同日同时到达，两军即在岩泉墟北端的高地展开遭遇战，红军以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在黄昏前击溃教导团主力，并向其残部进击，实施“猛打猛追”的战术，在栗源铺附近，我又歼灭了该团之一部，红军士气大振，勇猛百倍，是晚红军在该地宿营。 　　翌日上午八时许，红军前卫刚渡河向宜章前进时，又与许师两个团遭遇，我们仍采用坚决迅速的战斗行动向敌攻击。至正午十二时即突破其主阵地，许师另一团增援部队还没有展开，便被他们自己溃败的部队所冲乱，我与朱德立即分左右两翼向敌包阻攻击，敌军无力抵抗，残部向坪石方面败退。红军并不清理战场，仍继续追击，直捣坪石。敌军二十四师师部和它的直属部队，因红军追击来势紧迫，无法部署抵抗，抛弃了所有的军需用品和银洋，狼狈地从东南突围向乐昌的黄圃唐村方面逃窜。该师经过这次战斗后，仅师长许克祥和少数官兵逃脱，其余全被红军击毙或俘虏。“猛打猛追”的战术，第一次发挥了辉煌战果。 　　这次战役，红军以不足二千人的兵力，消灭了人数四倍、装备精良的国军，掳获了步枪二千五百余枝，重机枪十余挺，八一迫击炮八门，各式手枪百余枝，马十三匹，弹药被服银洋不计其数。栗洋铺的农民，也缴获散兵的步枪五十多枝，被俘国军官兵八百余人。 　　这一胜利，不仅充实了红四军的实力，且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 　　战争结束，红军官兵都有无上的兴奋，这是我们成立红四军后第一次作战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象徽着前途有无限的光辉，朱德时时露出愉快的笑容，并对我们表示，红四军正缺少迫击炮和机关枪，现在都有了。而且足够两个团的装备，今后更有把握了。 　　在坪石休息一天，接到宜章党支部的通报和红军所派出谍报人员的报告，宜章县城已没有国军，少数维持治安的民团也闻风逃去，赤卫队已入城维持秩序，苏维埃政府也恢复办公，并动员了五百群众赶来坪石搬运战利品，欢迎红军回去。 　　红军在湘南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帮助之下，又回师到宜章县城。 　　红军回师宜章的晚上，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我四个人，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对党政军各方面通过了如下的决策： 　　关于党政方面： 　　一、普遍建立湘南各县、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 　　二、策动农民向地主斗争，实行土地改革。 　　三、策动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增加工资而斗争。 　　四、普遍组织各职业工会，各县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 　　五、保存党的地下组织，但须有部份党员公开活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党的地位。 　　关于军事方面： 　　一、作战方针——乘国军何键与唐生智两部内争无暇南顾的机会，我军对北面取攻势，扫荡郴县、耒阳、永兴各县的敌军和民团，向衡阳游击，以开展苏维埃运动。对南面取守势，以巩固宜章政权。 　　二、部队区别——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向北发展，由朱德同志指挥。第二十九团固守宜章由龚楚、胡少海两同志指挥，并监视广东坪石方面动态。 　　三、军事建设——发动工农组织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收檄民枪以武装人民，并利用大刀、梭标、鸟枪等旧式武器，充实斗争力量。 　　四、号召青年工农参加红军，充实红军战斗力。 　　五、目前参加红军的青年工农，尽先补充第廿八团和第廿九团，并迅速组成宜章独立营。 　　关于俘虏处置： 　　一、立即由宜章县人民团体发动物质慰劳和慰问。 　　二、由红军政工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揭发敌军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罪恶，煽动俘虏检举潜伏俘虏营内的军官，并宣布党及红军宗旨。 　　三、待一二项工作完成后，由朱德同志对全体俘虏训话，并宣布，如愿参加红军者，一律平等待遇，不加歧视。如要求回家者，给以必需的旅费遣散。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宜章特别会议的决策，也是湘南斗争的总方针，尤其是对待俘虏政策，便成了以后红军对俘虏政策的先例。这样，便争取了被俘国军的同情，逐步的瓦解了部份国军的军心。 　　以这几项决策为中心，第二天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上，由朱德报告今后的斗争工作路线，我报告军队员兵协助地方工作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方针，并分配给与干部以适当的任务。 　　经过向俘虏的教育和宣传，潜伏在俘虏营中的国军官佐三十余人，很快的便被清查出来。并有士兵三百余人和排长七人志愿参加红军，其余四百余人请求准予回家，每人发袷三块银洋遣散。我们这样处理引起当地民众的赞许，都说红军的作风比国军不同，因此也增加了他们对红军的向心力。 　　红四军重新调整装备，每个团增加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步炮连。步兵的枪弹人员亦尽量补充齐全，剩下一千多枝步枪便送给了宜章的独立营和赤卫队。 　　坪石是乐昌县属的一个市镇，是湘南入粤的门户，广东的盐和工业制成品都经此输入湘南；湘南的土产如粮食、牲口、茶油、牛皮等，亦经坪石入粤，市面旺盛。自国军许克祥师溃散后，即被土匪胡凤璋部占踞，并积极构筑碉堡等防御工事。坪石的人对这帮土匪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当地党的支部书记李光中特地到宜章报告，请求我军去消灭胡部土匪，并说当地有许多民众参加作战。 　　朱德听了，以胡部土匪兵力不大，且有民众协助，便决定先行进攻坪石，消灭胡凤璋匪部，再向郴县发展。我当时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一）胡凤璋土匪占踞坪石，他的兵力薄弱，绝不会也不敢进攻宜章，反而有防阻广东国军向我进攻的作用。（二）坪石有几个碉堡，我军无攻坚武器。不能迅速攻下，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三）坪石是广东地境，非我军应守之地，即使占领，也得放弃。不如乘湘南空虚，士气民气沸腾的时候，迅速向北发展，以展开整个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反而有极大的意义。 　　可是朱德不以为然，认为他对坪石地形熟悉，并有民众协助，灭此朝食，必有把握。他独自率领了红军二十八团的三个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向坪石进攻，土匪胡凤璋部利用既有的碉堡和商店屋宇进行抵抗。街道上分段用盐包阻塞，筑成巷战的防御工事。红军虽有坪石皈塘村的民众二百多人，携带步枪土炮协同攻击，经过两昼夜的艰苦战斗，仅占领了坪石一半街道，无法迅将胡部解决。朱德猛然记起了我说的：“倘迁延时日，徒遭不利”这句话，于是决心放弃攻击，将部队撤回宜章。 　　回到宜章，他见到我的时候，带着疲乏的神情，拍着我的肩膀说道：“你不错，你估计得很对，我们还是北攻郴县罢！” 　　这时宜章独立营已经编成，由黄埔军校出身的龚楷（四川人）任营长，第一连连长张华（宜章人），第二连连长萧克，黄埔军校出身，后在共军中历任军团总指挥，军训部长等职，第三连连长陈光。附近各县党的负责人，亦多来宜章接洽，各县的党员，回乡军官，也陆续来宜章集中。我们的军事干部也就不感缺乏了，军队的组织也更健全了。 　　因为我是粤北人，对湘南地形熟悉，在率领农军北上时，曾与湘南特委书记夏民正，与耒阳县、永兴县各地方党及富地民众团体有过联系，为了开展湘南地区苏维埃运动，我便匆匆的来往各县，连络及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和过去的农会，为朱德的军事发展，铺平了道路。 　　朱德率领红四军廿八团，很顺利的占领了耒阳，永兴，郴县，资兴等县，红军所到的地方，当地的党员就立即起来领导民众，很快的就恢了过去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并自动的组成了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各级苏维埃政府。常宁县水口山的煤队工人宋乔生（矿工）也起来领导矿工夺取矿警步枪手枪百余枝，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响应各县农民暴动。于是湘南的革命浪潮，一时风起云涌，蓬勃的发展起来。 　　但他们打土豪，分财物，牵牛杀猪……逮捕地主豪绅，滥用刑法，强迫罚欺等等，成了普遍的现象，任意杀人，到处放火，频频发生。 　　他们那种报仇泄愤的疯狂残酷的行为，无法抑制，赤色恐怖又再度笼罩着湘南。 　　当时我曾分别与郴、宜，永各县党员同志谈过，劝谏他们不要乱杀乱烧。但他们都说：“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连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 　　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经验告诉我，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四、毛泽东闻风鼓舞 　　正当红四军在湘南领导苏维埃运动的时候，处在井冈山的毛泽东正陷于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是在中共“八七”紧急会议后，受中央派赴湖南策动秋收暴动的。他跑到湘东浏阳县文家市，当时因为进攻长沙的平江、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及武昌警备团等残部正溃败下来，毛泽东乃加以收编，于九月八日整编为工农革命军。本拟再攻长沙，但因自卫军中收容国军夏斗寅部的叛变部队再度叛变，而农军亦逃亡不少，致部队零落，全部仅七百多人，乃放弃再攻长沙的计划，匆匆率部南窜至莲花三湾，从新整编，调整干部，正式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自任司令，由此人皆称他为毛司令。部队整编后，他即率部于十一月间进入江西之宁岗县城砻市东南之井冈山。 　　井冈山是罗宵山脉的中段，周围二百多里，横贯江西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桂东、汝城相毗连。山上有五个较大的村庄，村前都有水井一个，故称之为大小五井。以大井、小井、茨坪为最大。每村各有数十户人家。小井和茨坪还有十多间小商店，经营一些农村的日用品。 　　井冈山的居民并不多，民风纯朴而保守，与世无争，靠着山坡上的梯田收获一些农作物，过着最贫苦的日子。大部份的居民很少有米吃，大多是吃红薯和粟米。但他们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仍感到满足，并没有其它的妄想。后来因为被土匪所胁迫和引诱，壮丁才常外出抢劫行旅，甚至到较远的乡村去打家劫舍，藉此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井冈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峯，巉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冈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冈山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由宁冈县经汪洋界，上山十五里，方可到井冈山腰的村庄小井，其次是由永新县经龙源口、七极岭而到小井，另有一条是由遂川经黄坳到井冈山。这三条路都是崎岖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只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 　　在历史上明朝武宗时代，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叛变，失败后即逃上井冈山落草，后被王阳明所剿灭。王氏削石为碑，记载剿匪的史实，这个古迹至今尚存。由此可以想见；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重视了。近代有聋子匪首亦以此为基地，打家劫舍，无往不利。 　　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冈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宁岗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亦以井冈山这个险要的地区为凭借，作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为畏途，称王佐为“王老虎”。因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冈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产。 　　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们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 　　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兄弟。 　　毛泽东运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服服贴贴，都接受了毛泽东所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 　　毛泽东自到井冈山后，得袁文才、王佐之助，又因地势险要，遂以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但粮食缺乏，而自身的兵力又极薄弱，今后怎样去发展？自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外面又常有国军在山外地区进犯。正是内忧外患，使他伤透脑筋。他们住在深山之中，经过了好几个月都不敢远出打游击，生活自然感到很寂寞。 　　三月末，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极端无聊之中和袁文才，同到王佐家裹饮酒解闷，正在这时，忽然来了一个卖绒线的小贩（该小贩经常由郴州贩绒线到山区贩卖，亦曾见过毛泽东），他见到毛泽东等在饮酒，便对站在门外的卫士说：“毛司令尚在这里饮酒？现在山下的郴州、耒阳、永兴一带尽是朱德的红军，到处打土豪分田地哩！”卫士便将小贩的话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不听犹罢，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堂跳起来！急问道：“你说什么？”卫士指着门外的小贩答道：“他说朱德红军正在郴州，耒阳各县打土豪分田地，非常热闹”。 　　毛泽东听清楚了，登时站起来，口里喃喃的说道：“好极了！好极了！”袁、王见他这样子，均莫明其妙。两人忙问道：“司令，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这才自知失态，忙说道：“是好消息，朱德是党的军事高级领袖，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到了湘南，我们没有一点消息。如今他既来了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今后的力量大得多了，你们马上派人去打探，迅速报告我知，切勿延误，至要至要”。袁、王两人听罢大喜，立即命人前往打探。他们三人即继续杀鸡治酒，举杯痛饮，等侯佳音。 　　翌日的晚上，派出的探子回来了，证明了这一消息确实。而且说：朱德的红四军司令部在耒阳。资兴县方面亦有一回乡军官李奇中领导农民自卫团进攻地主民团，打土豪……（李奇中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南昌暴动后曾任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中校团副）。 　　毛泽东得到朱德在湘南的真实消息，即派何挺颖偕同两个亲信前往耒阳。 　　何挺颖携带有毛泽东的亲笔信，于四月初到达耒阳晋见朱德，呈上毛泽东的亲笔函。朱德阅后，非常高兴。即对何挺颖说：“毛同志既在宁冈，相距这里不远，最好请他即来耒阳，共同领导湘南斗争。他的军队应就近向酃县、资兴、桂东等县发展，和我们互相呼应，使与耒阳、永兴、郴州连成一片，以巩固这一后方”。并留何等人在军部盘桓数日。 　　那时候正值朱德和耒阳女同志萧贵莲（即吴玉兰，萧贵莲是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的正名）结婚之后，大家都很高兴。何挺颖等在耒阳住了三天，带着朱德的覆函回到砻市时，毛泽东已将部队移驻在此。何挺显即将见到朱德的情形报告给毛泽东。并说：耒阳工农群众已全部武装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毛泽东看过朱德的覆信后，不胜感慨。因他四个月来匿居井冈山上，寂寂无闻，毫无工作表现，而朱德他们则轰轰烈烈的打了几场胜仗，开展了湘南苏维埃运动，创造了一个新局面出来，若现在前去和朱德会合，岂不相形见拙。于是他决定暂不去耒阳和朱德会合，准备在酃县、桂东地区开展工作后，再和朱德相见。 　　第二章 朱毛会合 　　一、红四军退出湘南 　　我在宜章正苦于工农运动有如脱缰之马，一放而不可收拾的时候，接到朱德给我的信，知道毛泽东已在宁冈县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并和我们取得了连络的消息，使我欢喜极了。我知道毛是党中央领导人之一，对今后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自有帮助，而且他比我们强得多。我目前面临的困难及我的责任，自然会减少许多。跟着我又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我看了他的信后，不免对毛采取了“且观后效”的态度，但陈毅对我的关心，我是很感谢的。 　　那时我们没有无线电台和电话等通讯设备，我们只建立了以郴州为中心的秘密交通网，二十里至三十里就有一个交通站，南至坪石，北至衡阳，东至资兴，西至桂阳。交通站的工作人员，由地方党领导工农群众担任，负传递信件及侦察敌情等任务。他们秘密的日夜工作，由耒阳到宜章约有二百五十华里，信件发出后二十四小时即可到达。因此我们与军部的连络各方面的消息均很灵通。 　　四月间，北面的敌军广西桂军，最初是两个师占领衡阳。耒阳民兵曾单独冒险向衡阳突击，结果民兵伤亡很大。桂军随即派出两个团分向耒阳及常临方面游击，又曾与我廿八团游击部队在观音桥以南地区发生遭遇战，双方均有伤亡，桂军退回衡阳。继续又有三个师开抵衡阳，有准备向耒阳大举进攻的企图。南面韶关之三十六军范石生部已进驻坪石（原盘据坪石之土匪胡凤璋已退回湖南汝城受编为湖南保安团）范石生军亦有向宜章进攻之企图。朱德以南北两面敌军有夹攻湘南我军之势，通知我们于不得已时撤退至酃县集中，以保存实力。我接到通知后，便与胡少海团长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一、廿九团集中兵力于樟桥，折岭地区与敌决战。 　　二、宜章独立营为前哨营，在宜章县城及白石渡对坪石方面警戒，不得已时退同折岭主阵地。 　　三、宜章县城附近乡村之赤卫队准备于范军向我主力攻击时，积极在敌后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四、宜章其它区乡村之赤卫军及少先队，应尽可能控制其乡村，并准备必要时对敌进行游击战。 　　我们这一计划决定后，即通知郴、宜两县的地方党及苏维埃政府。我与胡少海亲到樟桥，折岭一带侦察地形，并决定作战部署。 　　四月末，南北两面敌军均同时向我进攻，我们照预定计划作战。范军并于拂晓时向我白石渡独立营攻击，营长龚楷阵亡，正午范军全军五个团向我樟桥战地进攻，激战至黄昏后，全部退守樟桥乡村。我们以众寡悬殊，遂决定向郴州撤退。 　　范军主力遂于翌日进驻宜章县城，一部驻樟桥对我方警戒。 　　我廿九团退至郴州后，得悉范军到处都受到赤卫队之袭击，是以不敢向我军跟踪追击。使我们得以从容撤退。从这一次作战，我们体会到群众武装的真正效力。 　　我们在郴州休息了一天，很快的便与朱德取得连络，他要我们迅速开赴酃县集中。 　　二、酃县会师 　　我们在郴县休息的那天，宜章县城近郊赤卫大队及县苏维埃政府、工会、农会的负责人已来到郴县，郴县党组织已经公开的同志及郴县赤卫大队亦准备随同我们撤退。我便于翌日率领着大队及男女眷属四千八百多人取道经东江、何家山、彭公庙、向酃县前进。 　　第三天，我前卫营（廿九团）第一营营长朱舍我到达酃县县属之水口，发现镇上都住满了颈围红领带的红军，经过连络，才知道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于是迅速通知正在行进中的队伍，并告诉毛泽东，红四军的大部队即将到来。 　　我与胡少海进入水口市区，吩咐部队在路旁休息，正准备与毛泽东见面。这时，四个工农革命军的卫士，簇拥着一个身穿褪了色的浅灰色中山装，身材瘦长，头发散乱，肩阔手长，面上胡须似是许久没有剃的汉子走过来，我与他通过姓名后，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虽然他不修边幅，但是他那温和的态度，使人一见便对他发生好感。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手心热灼灼。开头便问我：“你就是龚楚同志吗？朱德同志呢？他的情形你知道吗？”声音虽不宏亮，但干脆爽朗，带有浓厚的湘潭口音。我告诉他：朱德同志日内会到酃县。他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说道：“龚同志先到我住的地方坐一会，布置宿营警戒的事情，请胡同志负责好了”。说罢，他便和我一道儿到他住的一间商店去。 　　我们相对地坐在一张四方桌旁，卫士为我们送上两碗白开水，毛泽东急急的问我：“这次你们太辛苦了，湘南的情形怎庆样？”我用手指在桌面上简单地划出湘南的态势，将红四军成立的情形，最近与南北两路国军作战的经过，和撤退时的情形说了一遍。他登时敛去笑容，露出无限焦急的神色问道：“朱德同志率领的二十八团不会被敌人截击吗？”我坚定的答复他：“不会的！我由郴县撤退时，他已退出耒阳向永兴前进，而且朱同志是个老军人，沉着机警，绝对不会有大的损失，请你放心。我们已约定在酃县集中，再来与你连络”。 　　这句话像一个定心丸，使他焦急的心情安定下来，便又满面笑容的说：“这样就好极了，我们今后可以共同一起为革命而奋斗！”喝了几口开水，他又接着道：“我带着第一师准备占领汝城，与四军联成一片，不知湘南已发生了变化。现在总算幸运，我们依然保存着力量，革命是不怕失败的”。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的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的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 　　这时，他的卫士报告：晚饭已经弄好了，他马上叫卫士去请胡团长过来吃饭。于是，我们三个人便愉快的边吃边谈。那次晚餐非常丰富，他在我们未到之先早就派人买了一只大鸡，另外还有腌肉、鸡蛋和一罐米酒。在战斗失利的撤退部队内，能享受到这样丰富的晚餐，算是极难得了。 　　晚餐时，他问起红四军官兵的生活情形，我告诉他，过去的时候，红四军官兵每月一律发给薪饷十三元。他觉得今后必须改变这种给养方法，他说他的部队每月仅发三块大洋。赣南地区，非常贫瘠，大部队的薪饷筹给不易，将来应加以调整。我们对这个主张也都表示同意。餐后，我便和胡少海回团部驻地去洗澡。 　　晚上九时，毛泽东又跑到我们宿营的地方来谈天。我们的团部，住在街尾一家大商店。我住在客厅中，朝南有个大窗子。那 　　119 　　时是初夏夜晚，微微的凉风，拂过我们的头面，消除了白日行军的疲劳。卫士们为毛泽东送上好茶，但却没有香烟奉客。因为我和胡少海都不吸香烟。 　　毛泽东笑道：“你们真是革命阵营里的好同志，连香烟都不会吸”。说完，他自己从衣袋中拿出一包美丽牌香烟，一面吸一面和我们谈话。从他的言谈中判定，他确是一个深谋远虑，富于想象力的人。 　　他问及我们二十九团的人数和装备，胡少海便详细的告诉他：“我们共有三个营，一个特务连，一个步炮连，一个卫生队，一个通讯排，全团官兵有一千八百余人。武器方面有迫击炮四门，重机枪八挺，步枪八百七十余枝，驳壳手枪三十二枝。同来的还有宜章独立营，宜、郴两县赤卫队和各机关人员三千人，步枪千余枝”。 　　毛泽东听到我们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喜出望外。因为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只有六百四十多人，仅及我率领的部队的六分之一。他脸上充满了笑容，似乎已看见了未来的美丽远景。 　　毛泽东有异于常人的特征，他的肩膀很宽阔，双手特别长，下颔有一颗黑痣。他说话很风趣，善于抓住每个问题的关键，激起对方的共鸣，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们谈谈过去，研究将来。直到午夜，他才告辞。临行时互相约定，他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先赴酃县，我率红军第二十九团和随行部队人员眷属等随后跟进。 　　送走了毛泽东，我和胡少海都很高兴，觉得以后的政治领导更有办法。对毛泽东这个人，我们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这一次的晤面，他给我们的印象很好，似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乐于接受他的领导，这是他的不可抹杀的组织天才，也是他日后成功的条件。 　　第四天（大约是五月五日）的中午，我们到达酃县，即赴军部，已见到毛泽东正和朱德、陈毅等谈得很融洽。朱德一见我到，即问我部队有无损失。我告诉他：阵亡官兵十三人，负伤三十余人，伤兵已由地方同志安置到偏僻的乡村疗治，阵亡的有宜章独立营营长龚楷及廿九团排长两人，士兵十一人，已在折岭安葬，现到此的连同赤卫队及宜、郴两县之党、政、军干部眷属四千八百多人。他听了，皱皱眉头：站起来，背着双手，踱来踱去，一声不出。这正是他考虑事情及苦闷时的神态。毛泽东立即说道：我们先行开到砻市集中，整编队伍，安置老弱家属，再作打算”。朱德即答说：“就这样办。待廿八团第三营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在耒阳掩护撤退的队伍到达，全部集中后即开拔”。接着他命令胡少海立即去侦察附近地形，严密布置警戒，并说：“晚上到军部同进晚餐，大家再谈谈”。 　　我见时间尚早，即回团部休息，当我回到团部不久，我早就认识的耒阳县党部的负责人雷同志来访，他告诉我：耒阳的工农武装战斗意志很强，曾自发的单独袭击进驻衡阳的桂军，伤亡惨重。最近红军每次战役，耒阳赤卫队均能配合作战；他又告诉我，毛泽东是个阴险残忍的人物，湖南党的中上层同志对他素无好感；但朱德军长是坦白诚实的人，很易受毛愚弄；陈毅同志为人太爽直，无防人之心，而你又是只注意实际工作，不顾利害的人，今后你们合作，我真的替你们躭心，希望你多多注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登时感到迷惘。但，既来之则安之，我今后留心便是了。 　　是晚在军部和大家同进晚餐，毛泽东笑口常开，讲到前途光明，得意时，哈哈大笑，口沫横飞，讲到现时经济粮食困难时，立即便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说到党中央对他接二连三的严重警告；批评他攻平江、浏阳是“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又说他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退入井冈山时又批评他是“不顾民众的逃跑主义者”。他说时怒容满面，紧握拳头，大骂中央负责人是只尚空谈、不顾实际的混蛋，大有非报复不可的态度。 　　当时大家见到他这般情形，朱德一声不响，陈毅亦微笑不语，我的内心则暗自偷笑。 　　其余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出声。 　　我觉得老毛这个人是富有演戏天才的，他的喜、怒、哀、乐在一个短短的时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天，军部下令：尽量搜集粮食、布匹，除每人准备一条布袋，各自携带五天粮食外，将余粮运至砻市。这天廿八团第二营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已安全到达酃县集中。我们遂于第三天开赴砻市休息。 　　三、红军前敌委员会的产生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红四军到达砻市，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杜修经奉党中央之命与杨开明同到砻市，是日下午二时即召集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胡少海和我等。首先由杜修经传达党中央的几点重要工作指示。他说：中央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不断的发展中，我们必须领导全国各地工农斗争，深入土地革命。由建立乡村政权到夺取大城市至夺取全国政权，中央对朱德同志在湘南的斗争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认为是最正确的路线。党为了加强军事领导，应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军事，领导党务。 　　关于人选问题，中央指定朱德、毛泽东、龚楚三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另在红四军干部中遴选委员数人，实行集体领导。关于湘赣边区地方党的领导，现由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同志来此成立边区特委，专负边区党的领导工作，以配合军事斗争。关于红军编组问题，由前敌委员会按照实际情形决定，并须注意与湖南省委经常保持连系。 　　杜修经报告完毕后，毛泽东便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前敌委员会必须设一个书记，以处理经常工作，现在是严重的军事斗争时期，没有军事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政治的胜利；没有政治领导军事，也不可能有军事胜利。目前成立前敌委员会是重要的，但在此斗争时期，我们常委三个人不可能经常在一起，因此我认为应该设一个书记以负责处理经常事务。 　　（二）现在红四军有两个团，第一师有一个团，尚有、郴、宜、耒各县独立营，赤卫队，水口山矿工武装，总共达七千人以上，必须要从新整编，以统一指挥。 　　（三）红军及地方武装，人数既已有七千余人，还有地方党政人员及眷属，今后经济问题，最为严重，应请省委及中央设法接济。 　　上述三项问题，皆是当务之急，请杜同志和各位研究。 　　朱德接着发言，他原则上同意毛泽东所提的意见。关于红军整编问题，他认为应采精兵主义，重质量，不重数量，若滥事扩编，反会减低行动及作战效能。对于经济问题，认为主要是靠自己筹给，依靠中央及省委有困难。至于前敌委员会设一个书记，应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毛泽东听到此言，面露笑容。接着他提出陈毅、王尔琢、何挺颖为前敌委员会委员。还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时我们只好表示同意。至此，红军前敌委员会算是组成了。 　　关于红四军整编问题，决定将湘南之赤卫队，水口山矿工武装与红四军，编为三个师，由前敌委员会协同军部共同处理。 　　会议结束后，杜修经到我廿九团部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原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我那时已知中央对毛泽东极不满意，我自己又经过了湘南群众工作的教训，极不愿多负责任。杜修经的话虽是事实，但亦只好唯唯应之，并请他转报中央及省委，以后多注意与我们的连络。 　　翌日，杜修经带着很不愉快的心情走了。 　　杨开明任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毛泽东原不高兴。但这是省委派来的，不便公开反对，由得他自己去干。（不久杨调回湖南省委会工作，该职又由毛泽东自己兼任。） 　　四、红四军整编 　　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会议时没有郴州、宜章、耒阳各县党的负责同志参加。前敌委员会于第二天召集各县党政负责人开会讨论，由毛泽东报告会议经过，征询地方同志的意见。当时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暂时在资兴、酃县、永兴等县地区打游击，策应红四军作战，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以领导工农斗争。宜章的独立营及赤卫队只愿意编入廿九团。水口山工人武装即愿意加入廿八团。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毛泽东当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我对原案本来就不同意，我觉得赤卫队必须保留，分路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因而提出：耒阳、郴州两县赤卫队可各自整编为一个独立营，宜章独立营归并二十九团第一营，因廿九团第一营战斗损失较大，亟须补充，宜章赤卫队除保留一个中队以掩护宜章眷属外，分别补充二、三营，水口山工人武装交廿八团由王团长编配。 　　毛泽东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站起来说：“这次改编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份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 　　他的话讲完后大家也就散会。 　　是晚前敌委员会再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整编的具体办法。 　　毛泽东首先报告，他说：今天我征得宋乔生同志的同意，水口山工人武装愿意与工农军第一师合编，请各位就各方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朱德宣布：耒阳赤卫队约有壹百人自愿加入廿八团，此外可照今天上午的会议整编。当时决定的具体办法如下： 　　关于部队编配辨法： 　　（一）廿八团由耒阳及各县自动参加的赤卫队补充。 　　（二）廿九团由宜章独立营与该团第一营合并。 　　（三）工农军第一师改编为卅一团，并将王佐、袁文才两部及水口山工人武装并编。 　　（四）宜章赤卫队，除编一个宜章县独立中队，负责掩护宜章县老弱眷属外，其余补充廿九团第二、三营及团直属部队。 　　（五）郴、耒两县其余赤卫队，由各该县党政负责人整编为独立营，以利训练作战。 　　（六）另成立一个军士教导队，由各团及各县选送优秀分子，以造就初级军事干部。 　　关于人事决定： 　　（一）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 　　（二）廿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陈毅。 　　（三）廿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四）卅一团团长伍仲豪，党代表何挺颖。 　　以上整编计划，立即实施，并限一天完成。廿九团整编后的人数达二千人，士兵成份除少数是广东乐昌籍外，百份之九十八是宜章工农分子，充满散漫的自由主义的作风。幸连长以上的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及湖南讲武堂出身，亦多为宜章籍，对于管理与教育方面，他们努力逐渐推行，官兵关系尚称融洽。 　　五、战略与战术的研讨 　　红四军既已编组完成，今后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必须加以研究，以适应今后的作战环境，曾由前敌委员会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各团、营长及党代表均出席参加。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战略性的报告。阐述了当前革命斗争的形势：“中国革命自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失败后，整个中国已由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控制，但争夺中国这个殖民地的不是一个帝国主义，而是有很多个帝国主义，他们各自唆使他们的走狗——军阀去争夺地盘，以扩张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而中国的军阀就不断的在混战中，此起彼落，永无间断。这样就给我们的革命力量有创建割据地及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军阀的内战有时会停止，有时又会紧张；我们也就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略和战略方能达到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现阶段的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没有军事的胜利，就没有政权的存在。但在经常情形下，敌人的军队数倍或数十倍于我们，我们以极小的军队力量和庞大的军队力量作战，要有另一套作战的战略和战术方能战胜敌人。于是他就提出原则性的意见来请各人讨论。 　　（一）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使战争的性质成为人民战争。 　　（二）我们在有敌情顾虑时，须集结兵力，准备于敌人进攻时，择其弱点，实行主动的进攻，以速战速决的方法消灭敌人。这可以称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 　　（三）如敌人的兵力过大，我们没有战胜把握时，以旋磨打圈的战术，与敌周旋，他去东我去西，选择其弱点打击之，或扰乱其后方。 　　（四）敌军内哄，敌情不紧张，我们的红军就分散开来做群众的工作，波浪式的扩大我们这个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进而推及一省而至完成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 　　接着是朱德发表意见。他说他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的革命事业准备长时间的进行，所以我们就要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但与敌人作战时，要以最坚决的行动迅速解决敌人，使敌人增援不及，所以称为速决战。我们以少数兵力，劣势装备和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要采用游击战来配合运动战。游击战术，他提出以下各点： 　　（一）敌进我退：当敌军向我进攻时，其兵力必多倍于我，且其锐气正盛，我军应主动撤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 　　（二）敌退我追：敌军撤退时，其锐气已减，我军应主动追击，相机消灭其一部份兵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 　　（三）敌驻我扰：敌军宿营时，我军即以小部队于夜间轮回袭击敌人，使敌军无休息之时间，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 　　（四）敌疲我打：当敌军陷入疲惫状态，我军有可乘之机，应即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以上四项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若能灵活运用，可以制敌致胜。在作战中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械弹补充，要取之于敌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作战，不能浪费一颗子弹，丢掉一杆枪。为了保证这项要求切实执行，朱德主张每班步兵配两名梭标手，既可用梭标冲锋肉搏，以补救我们刺刀之不足，又可夺取敌人的枪弹以武装自己，并且要夺取更多的枪弹武装人民。 　　我觉得朱毛两人所提出的战略战术理论，都非常正确，甚感快慰。我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理想，提出了二点补充意见： 　　（一）猛打猛追：我军于进攻敌人，投入战斗时，必须立即以勇猛坚决的精神，施行冲锋，发挥最高的威力以压倒敌人，迅速解决战斗；敌人退却时，必须绝无犹疑的猛烈追击（包括战场内与战场外）使敌人无喘息的机会，一鼓而歼灭之。 　　（二）飘忽无常：我军为求得主动，无论进攻敌人或避开敌人进攻，均须行踪飘忽，出敌不意，乘敌之虚，避敌之实，处处寻敌弱点，而施以坚强之攻击，以短促之时间解决战斗，旋即迅速撤退，以保障已得的胜利。要能做到飘忽无常，必须经常明了敌情（番号、数量、装备、动态、主官姓名及其特性）根据敌情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与计划，并要使自己的行动计划，能绝对机密和迅速，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阐述之后，会议便告结束。红军的战略战术，从此就奠定了基本原则。 　　六、红军的党组织及党代表制度 　　红四军自成立后，一直都忙于作战及群众工作，对于党的组织未加整理，过去廿八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由陈毅任书记，廿九团在宜章时成立一个支部，由我任书记，党员只有三十八人，整编后，自应从新调整。至于党代表制度，只有团级有党代表，其余营、连均付缺如。为了加强军中党的领导工作，前敌委员会特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何挺颖、龚楚。 　　开会时，毛泽东指出：廿八、廿九两团党的组织太不健全，党代表制度，亦未真正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必须健全党的组织及建立党代表制度，方能负起今后斗争任务。毛泽东报告后，便由各人报告各部党的组织情况。陈毅报告廿八团的党务，廿八团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于上猷县鹅形时已组织了一个支部，党员有八十余人，几个月来虽有新来的同志，但亦有战斗死亡，现在约有九十余人，正准备成立团的党部，但因工作太忙，尚未实施。 　　龚楚报告廿九团党的组织状况，廿九团支部在今年二月初旬成立于宜章，当时只有党员十六人。近三个月来部队不断的扩大，宜章青年团支部书记胡世健同志等十八人参加了红军后，均已转为正式党员，胡少海团长亦已在宜章时正式加入党，现在全团党员有三十八人，尚有新参加的地方同志还未登记，正在准备办理及调查中。对于党的组织生活，仍能利用时间开小组会议，约半个月举行一次，支部党员大会则久未举行。 　　何挺颖报告三十一团党务，略云：卅一团原有党员百多人，现在新加入的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党员人数，尚待调查登记。但在改编前已有师党委，各连亦有支部，党的生活亦颇正常。 　　各团党代表报告后，朱德便起立讲话，他的态度非常严肃，略谓：过去我们天天只顾打仗，忽视了党务工作，这是我们过去最大的缺点，今后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必须特别注意，饭可以不吃，党务不能放弃，我们干革命，全靠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不好，革命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今后我们应该怎样做，请毛泽东同志提出具体意见，我们照办就是。 　　毛泽东接着就提出以下的具体意见： 　　甲、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一）连成立支部，由连党代表兼任支部书记。 　　（二）营部成立特别小组，直接受团党委领导。 　　（三）团成立团部党委，由团党代表任书记。 　　（四）军成立军党委，由陈毅同志代理书记。 　　 乙、关于党代表问题： 　　（一）连设连党代表。 　　（二）营暂不设党代表。 　　（三）团设团党代表。 　　（四）军设军党代表。 　　各级党代表的职权：监督军事主管官一切行为，并领导党的一切工作及贯彻党的一切主张。 　　毛泽东报告后，大家都对他的建议，并无异议的一致通过了。 　　会议结束后，红军初期党在军中的代表制度，便照此实施。 　　七、红军官兵的新任务 　　红军官兵的任务，首先要谈的是红四军士兵的成份质素。第廿八团大部份是叶挺廿四师的士兵，这部份士兵虽是职业军人，但多数是武汉工农份子参军，另一部份是国军许克祥的俘虏及湖南农民。第廿九团的士兵是宜章农民，第卅一团的士兵是武汉警备团的士兵及湘东的农民。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革命精神甚佳。 　　过去士兵的工作，是受训和作战，但这时就不同了，他们除了作战和受训之外，还要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指导群众怎样分田地，怎样组织工会、农会，怎样建立苏维埃政权，怎样组织工农赤卫队，甚至负责训练他们怎样作战，怎样对付白军（国民党队统被称为白军）怎样侦察敌情，怎样与红军连络等等工作。 　　这一连串的新任务，大多数士兵都乐意去做。为了使士兵能够负起这些紧重而复杂的任务，我们发动识字运动，并进行群众工作的训练。 　　识字运动实施的方法，是每连选出文化水平较高的士兵一人至三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分班教育，但当时缺乏纸笔，我们便用树枝烧成炭条（柳枝最好用）在地上写字，或用柴枝在沙土上写字，解决了缺乏纸笔的困难，亦逐渐的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同时讲解接近群众的方法和方式，使士兵认识军民合作的重要性。 　　对于官佐的教育，我们经常开讨论会，分别拟定军事、政治、群众工作等各项问题，于晚间进行讨论，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准。 　　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学会了各种工作和宣传方法，于是他们不仅是上佳的战斗员，而且是坚强的群众工作队、宣传队。 　　廿九团的官兵在群众工作上，成绩很好，因为他们全是经过组织斗争的工农会员，对于学习群众工作驾轻就熟。我记得我们在莲花、酃县各地的时候，以十天至半个月的时间便将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做好。特别有一次在酃县到郴州的路上，为了争取一家农民为交通站的事。因为那个地点只有三家人，又在大路边，地点适中，那时我们在十都，我派了一个连在附近工作了四天，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开始的时候是发动农民分土豪的谷米财物，但他们不敢。我们派士兵挑了一百斤谷子及猪肉送给一家人家，他们也不敢要。正在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士兵同志便向连的党代表彭严说：这家农民有男女六口人，家里很穷，他们不肯收谷子的原因，一定是怕人家知道，将来会受土豪的追究，不如待我在夜间送上，相信他们会接受。 　　彭党代表同意他的计划，便派了一班士兵于深夜送了二百斤谷及廿斤猪肉给这家农民，果然那家人很欢喜的接受了。经过了他们的宣传和教育后，这家农民后来便成了我们很好的交通站。报告敌情和送信，又快捷又确实。 　　在干部方面的例子：廿九团的一个连长陈光，他原是宜章独立营的连长，并非军校出身，文化程度很低，但由于他作战勇敢，勤于学习，勇于任事，所以该营编入廿九团后，仍给他充当连长，以后他在中央苏区红军突围前已升任十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已升至兵团司令员。似这种例子很多，足以证明红军官兵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十分成功。 　　红军官兵所担负的任务虽然艰巨，可是他们担负的任务越多，进步即越快，因为这刺激起官兵的进取心和向上心，使他们永远不甘居后。 　　八、红军的待遇与补给 　　红军的待遇，在湘南时官兵平等，每月一律发十二个银洋，粮食全部购买。士兵的生活过得很好，他们每月发饷后，多能送几个大洋给家人。当时三个大洋可买一百斤糙米，因此农民都喜欢参军。我们的经费是由广东出发入湘时，带来一笔范石生发给的现金，经过仁化县城又筹了几千元，在坪石消灭许克祥部之后，掳获更丰，足敷支持五个月的经费。 　　退出湘南，进入宁冈山区以后，官兵多了一倍（包括三十一团），存款已将用罄，如何补给便成为当时严重时问题。 　　前敌委员会曾为此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全部粮食由没收富户存粮补给，每日每人发给五分菜钱（每月二元五角），每月每人发给零用钱二元。又为长远之计，规定红军势力所控制的地区，分了田的农民按每年生产收获粮食总额的百份之十五缴纳为军粮。各部队分散工作打土豪所搜获的现金及豪绅地主的罚金，一概缴交军部统筹办理（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便依此而行。） 　　这个办法决定后，通令各级党委，发动全体党员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并向非党员解释，然后由各级主管官及党代表向官兵宣布，由六月份起开始照新规定待遇实施。官兵的反应初期尚有少部份认为待遇太薄，表示不满，但经过短时间后，也就无怨言了。 　　官兵的伙食由士兵自己轮流派人采办，每逢到白区打土豪时，他们就可将伙食费节省下来，因此，每月的伙食费便有剩余可分，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较多的零用钱。当时的物价低廉，一角钱可买半斤猪肉，或十二个鸡旦，他们的营养并不算坏，与一般农民比较生活还好得多，待遇虽薄，他们亦感满意。 　　官兵开小差（逃兵）的现象几乎没有，除了有些农民思家观念太重，请求离队回家之外，没有私自逃跑的事情。 　　服装的补充较为困难，多数士兵都穿着普通的工农服装，有时在打土豪时遇有适用而又需要补充时，他们就向党代表要求发给，这样，也暂时解决了一部份衣服问题。 　　这是我离开红四军之前的情形。在我离开之后，朱毛对于军服的补给，即逐渐改善，但零用钱就每月只发二元。 　　红军的给养尽管有困难，待遇菲薄，但并不影响战斗意志，因为有党的组织监视，同时又怕被白军捉去杀头，回家又怕被豪绅地主报复，故生活虽艰苦亦只有继续坚持下去。 　　九、军队民主与士兵委员会 　　红军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在军队中推行民主制度。它的内容：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废除军阀制度打骂作风，推行自动自觉精神遵守纪律，以生活检讨、工作检讨、来纠正个人的错误及表扬个人的成绩，用教育方法来推动工作的积极性和生活的纪律化。 　　检讨会大约是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每次作战后亦必开检讨会。这种检讨会，由全体官兵混合分组举行，士兵在检讨会上可以批评，检讨每一个士兵，而且可以批评和检讨每一个官长，受批评者得申述理由，经过检讨以定其情节轻重，由连长、党代表予以适当的处分。处分的方法，有劝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错误严重者，呈报上级处置。 　　这就是所谓军队民主的内容。 　　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军队民主而组成，以连为单位，由全体士兵大会选出五人至七人为委员，组成委员会。任务是推行民主制度，监督连内日常生活事务；如采购伙食，管理公共卫生，稽核连内经费开支及监察官兵生活实况……等，以保障民主制度之实施。 　　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定，然后再交由上级颁布及监督施行。 　　在待遇平等的口号下，他们批评朱、毛及部份上级负责同志，吃好，穿好。他们并反对官长骑马，认为这绝不平等，为了诸如此类的大小事情，经常闹情绪。 　　毛泽东为了上述事件，曾经在党内展开反极端民主主义及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以后情况虽有改善，但仍不免常有不愉快的事件。 　　待至一九三○年以后，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取销了。但战后讨论会及生活检讨会，学习检讨会，即在闽赣苏区时期仍有举行，这两种会议对于作战经验的获益和生活学习，均有帮助，发挥过极大的作用。 　　第三章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 　　一、为什么建立这个政府 　　罗霄山，北自湖北南部之九宫山，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南至广东边境之诸广山，由北至南绵延八百余里；井冈山为罗霄山脉之中段。地形最为险要而复杂，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利于东西转移作战，而不易包围。毛泽东选择此地为武装斗争的军事根据地，的确是很合适的。 　　自朱、毛两部军队会合后，军事实力加强了很多，野心勃勃的毛泽东，自然要把握这一个良好机会，建立这个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苏维埃政府，以加强他对内的领导和对外的号召。根据毛泽东对于选择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的理由有以下各点： 　　（一）有经营了一年多的民众基础。 　　（二）党的组织相当稳固。 　　（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 　　（四）有很好的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 　　（五）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湘赣）下游各地，比较湘南、赣南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偏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 　　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地已久，围剿军甚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一至八十二页“割据地问题”）。 　　五月下旬湖南省委曾派袁德生来宁冈，他亦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毛泽东说的）。 　　我在宁冈砻市住了几天，红四军整编完竣之后，因敌情不紧张，即率领廿九团开赴酃县，以连为单位，分散于十都地区做群众工作，团部驻于十都。在这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宁冈、遂川、永新、酃县等县区苏维埃政府代表及红四军士兵代表，在宁冈县举行了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委员及主席，毛泽东就在这次大会被选为主席 　　从此，毛司令就变为毛主席了。待至一九三一年后，闽赣边区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的充当了主席。以后中共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权力有时虽曾遭到严重打击，但公开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可以说：毛泽东的地位是奠基于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主席之时。也可以说他的兴起是从这一个主席职位为起点的。由此可知毛泽东当日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山上苏维埃政权了。 　　我还有点说明：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份表露出来了。 　　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经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他的表情已表现出对毛极为不满。我问他：陈毅同志是军的党委书记，毛泽东的联席会议，他总有份参加的，难道他没有对你说吗？朱德说：或者他有时也不知道吧！我听到这种情形，已明白朱、毛之间的感情已极不融洽了。 　　二、贯彻土地革命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目的，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亦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号召。中共当时的革命政策，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以发动农民斗争。一九二七年的“八七”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议的决议，均明确的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但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的实行办法，则从未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致我们实施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在湘南农民暴动时期，我亦无法定出一个指导原则，只得由各县苏维埃政府自己去做，结果没有贯彻这一个当时主要的革命任务。当我们红军在宁冈县城集中整编，检讨湘南斗争工作时，曾为这问题，批评我们没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是湘南斗争工作的最大缺点。至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成立时，毛泽东就定出了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如下： 　　一、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 　　二、由村苏维埃政府召集全村农民开会，举报各人所耕的田亩数量与质量（分上中下三级）会后各人同去自行在每丘田上插竹签一条，书明亩数。 　　三、调查人员将全村总人口和田地数量，加以统计。 　　四、根据各户所报人口与田地数量，决定每户应得各级土地之总数。 　　五、由村政府准备编号之竹签，带同人民到田间插签分配。 　　六、人民既分得田地，须尽可能将旧有田墓铲去，但因高低关系，不能铲去者，须保留旧田基。 　　七、既分得田地之后，如发现有不均的现象，得请求政府再行调整。 　　八、农民分田后，仅向苏维埃政府纳税，不另檄付田租。 　　九、田税由各地方政府按实际情形次定征收，以最高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为原则。 　　十、土豪劣绅不准分田。 　　上述实施办法颁布后，我们的工作进行就有所依据了。我们当时正在十都工作，毛泽东曾亲自来指导我们实施。 　　毛泽东来到十都，眼见我们宜章参军的十多个女同志，有的正在田里指导农民分田，有的在团部抄写文件，他非常高兴。一时忘形，笑对我说：“你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真是艳福不浅！你有特殊的感想和艳遇吗？”我说：“这都是革命同志，每人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对男女间的情爱是不感兴趣的”。他抢着说：“你的年纪比我还轻，我见了尚且动心，难道你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哈哈！”他神秘的微笑着，看来他已有寂寞之感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于一个月后，就在永新县和贺子珍女同志结合了。 　　三、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争辨 　　毛泽东自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即被派赴湖南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他在中共党内算是早期少数人物之一，在湖南来说，他是湖南中共的创办人。【析世鉴：此说有误。】他在中共未成立之前，肄业于长沙第一师范时（一九一七年）便组织“新民学会”领导学生斗争，一九一九年七月又主办“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军阀，研究社会问题，宣传马克斯主义学说。一九二○年十月，开始在湖南组织青年团，而且在国共合作期间，湖南的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亦是他所领导。以他的革命斗争历史来说，应该是极受湖南共党同志所爱戴，才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事实并不如此，而且刚刚相反。原因何在？为了解答这个疑难问题，我首先追溯两件事： 　　一、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期，因湖南农民不顾中共中央的指示，杀死李立三父亲的事。那时武汉的中上层党内同志，人人都知道。我曾就此事询问过湖南籍的陈东日同志，据他说：李立三与毛泽东的宿怨，早在一九一七年，毛泽东筹组“新民学会”时，曾登报征求学生会员，李立三见报后即按址前往查询新民学会的入会手续，当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在谈话时毛泽东非常傲岸，俨然以一个领导者自居，李立三那时又是个血气方刚自命不凡的青年，对于毛的说话态度大为不满，遂不欢而散。后来李立三参加中共后，被党中央派到湖南做工运，寃家路窄，毛泽东又适任湖南区党委书记，处处受制于毛。李立三曾屡次报告中央指出毛的错误，于是更加深了双方的恶感。此次李立三的父亲被杀之事，当然是毛泽东向李立三的一种报复。他还说：我们湖南的同志，除了几个老毛的死党外，都对他不满。此次国共关系由恶化走向分裂局面，亦与毛泽东领导湖南农运过火有很大关系。 　　二、一九二七年五月，我率农军到湘南，因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逗留在耒阳时，湘南特委书记夏正民亦曾对我说：湘中、湘东的农民运动，事实是有点过火，农会以穷凶极恶的手段对待军官家属，致使军人反感。许克祥这次行动，全因军人反感而向共产党和工农会反击，造成这次恶果，毛泽东应负责任。我问他：毛泽东的为人如何？夏正民说：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倒是不亚于三国时代的魏武帝曹操，但他是唯我主义，且缺乏人情，却没有曹操能知人善用及有容人之量的襟怀。 　　上述两点，是我从湖南的同志中得到对他的批评。至于他当时和湖南省委的争辩，即有以下几件事实： 　　一、当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同时，并组织了工农革命前敌委员会，他自己兼任书记。他所到的地方，就以前敌委员会名义指挥地方党部，如湖南各地区特委及各县县委等。各地特委以其越权指挥，干涉地方党务等专横作风，表示极之不满，便将他领导上的各种错误事实；如抛弃群众，逃跑主义，专搞武力，干涉地方党务，破坏组织领导，毫无组织观念等等罪名，呈报湖南省委，转报党中央当局；致中央向他提出三次严重警告，促他立即纠正错误。卒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党中央明令将他自组的前敌委员会取销。 　　二、湖南省委主张他除以少数地方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外，主力应到湘东领导工农斗争，并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但毛泽东以湘、鄂、赣边区之地形不如井冈山，当地反动力量又比罗霄山脉中段附近地区之反动力量为大，且在政治影响上，湘、鄂、赣边区亦不如罗霄山脉中段，可影响湘赣两省为大……等理由驳斥湖南省委。 　　三、湖南省委派杨开明到宁冈建立边区特委，毛泽东即把持着他一手组织的永新、宁冈县委及酃县、遂川之地方党，不与杨合作，致使杨开明无法展开工作，迫得跑回湖南省委。毛即自组边区特委，自兼书记职务，后来为了敷衍省委，才由杨开明代理特委书记。但毛仍在幕后操纵，于是湖南省委就骂毛泽东为新军阀，并支持耒阳、郴州赤卫队脱离毛泽东掌握，只继续保持与朱德红军的联系和配合红军作战。 　　这都是反毛内哄的情形，仅记其荦荦大者，而且都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前所发生的事。但他们相互间的指责仍不休止，而且还继续发展下去，没有了结。 　　我在当时看此情形，为革命的前途担忧，对毛泽东这种作风，亦感到有点失望。 　　第四章 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 　　一、反围剿战役经过 　　我们廿九团自五月下旬开到酃县十都地区，群众工作已顺利完成，十都的苏维埃区政府亦已相继成立，赤卫队亦编成了一个中队。时间大约是六月廿日的中午，突接到军部十万火急的命令，以敌情紧急，立即全部开回宁冈县城集中，并转饬赤卫队立即由酃县南区撒间酃县东北之沔渡驻守，向茶陵、酃县方面游击警戒。 　　我们奉命后，立即率领部队星夜行军，于次日中午到达宁冈县城，我即与胡少海团长到军部请示。 　　朱德对我们说：安仁有敌军十一个师，正向酃县推进中。昨晚八时，又接到永新方面的情报：江西敌军金汉鼎部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集中永新，正在拉夫准备进攻井冈山。根据这两方面的情报判断，湘赣两省敌军有会攻井冈山的企图。昨晚，前敌委员会曾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江西永新方面取攻势，对湖南方面取守势。部署如下： 　　（一）廿八、廿九两团由朱德指挥，占领新老七级岭，迎击由永新向新老七级岭进攻之敌，把握时机歼灭之。 　　（二）三十一团由毛泽东指挥，主力固守井冈山，以一部进出宁冈县城，对湖南方面严密警戒。 　　（三）耒阳、郴州赤卫队，分向酃县、茶陵游击，以迷惑敌人，如敌向宁岗进攻时，须配合卅一团阻滞敌军前进，掩护七级岭方面主力作战。 　　（四）我们这两个团的任务：以廿八团为左翼占领老七级岭，廿九团为右翼，占领新七级岭。 　　（五）我（朱德）随廿八团行进，指挥老七级岭方面作战（林彪当时是该团第一营第三连连长）。龚楚同志随廿九团行动，指挥新七级岭方面作战。 　　朱德说完后立即给了一份井冈山附近复印的五万分一地图给我，并告诉我：今天黄昏前就要出发，务须于明（廿二日）拂晓前占领新七级岭主要阵地，若万一作战不利时，可向黄坳方面撤退。 　　我和团长胡少海同志率领着廿九团于下午六时出发。那晚下着毛毛细雨，山路崎岖，步履难行，到达最高山坳时已是早上七时。我廿八团第一营的尖兵连，已占领两翼高地，发现敌军相距仅四百码，正在搜索前进中。我即登左侧高地观察敌情，敌军亦发现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亦立即停止前进，亦占领路侧高地，掩护其后续部队集结。敌我两方阵地之间是一段山峦小路，两侧倾斜急峻，两方阵地的正面，面积不到五十码，兵力无法展开，且全段前进路线，暴露在我军阵地火力瞰射之下，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 　　我向老七级岭方面观察，发现一大片丛林茂密的低洼山地，相距约有十里之遥，无法相互连络。正当我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场的时候，敌人们重机枪就密集向我阵地射击，我的一个司号长苏世安，当场被击毙，倒下来了！我方的两挺重机亦已占领了左侧高地，向敌阵地扫射。步炮连亦占领了稍后的一个小高地准备射击。经过了约十分钟后，我方已停止射击，随即发现敌军约一个连，陆续向我阵地跃进，我机枪连待敞进至约二百五十码时，即向敌密集射击，追击炮同时向敌阵地轰击。敌置进退不能，伤亡无数，我第二连连长萧克，即率领该连在机枪掩护下向敌前进，拟将中途之敌全部消灭后，夺取敌军机枪阵地。不幸在前进约五十码时，萧连长腿部受伤，乃迅即退回，立即把他送到后方疗治。 　　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敌军连续向我阵地冲锋，我军沉着应战，待敌接近，即行射击，敌军未至中途便死亡殆尽，无法得逞，死伤之敌军多数是滚落山坑，虽伤亦必死了。 　　四时后，敌军已停止进攻，双方射击战亦停止下来。那时，老七级岭方面隐约传来密密的炮声，已知那边已在激烈战斗中，而我们前面敌军亦因伤亡重大，不敢再向我方进攻，遂决以一个营准备连续向敌反攻，当即下令第二营李营长，以该营担任攻击，约于下午四时卅分开始向敌进行坚强的反攻，并发挥机、炮火力向敌射击，战斗不到三十分钟，敌军即狼狈向龙源口溃退，我军跟踪猛追，山路几为敌尸所塞。 　　黄昏前，我军即占领龙源口。胡团长仍率二、三两营继续跟踪敌军，向永新方面追击。 　　第二连党代表彭晒向我报告：“我下山时发现敌军约四、五百人正在龙源口东南方不远的山地收容集结”。当时我只掌握有第二连一个连的兵力。除留一班士兵在原地驻守外，其余全部由我率领，冒险向东南山地搜索。果然在龙源口外约千码的山谷中，发现有国军两个营的残部，正在收容集结。我立即命令各班沿山顶散开，并亲率一个班和携同仅有的一挺轻机枪，下山去喝令国军缴械。散开在山顶的士兵也同时大喊：“同志们！缴枪！”缴枪声，山鸣谷应，响彻云霄。疲惫的国军，不明我军实力，只好集中架枪，不加抵抗，举手投降。连的党代表彭晒带着一班士兵，立即冲上，先将国军步枪机柄除去，装在伙食箩内挑走，随即命令俘虏将枪枝捆扎，背负上山。我即将第二连官兵集合，押着俘虏四百九十二人，和战利品步枪三百余枝，重机枪两挺，返回龙源口。俘虏们看见我们只有一百多人，全都后悔莫及。 　　翌日，我军已占领永新县城。 　　是役，廿九团负伤官兵，计有第二连连长萧克等共七十余人，阵亡官兵二十余人。敌军伤亡枕籍，山上那条隘路，遍地尸骸。战斗时要踏着尸体前进，战斗的激烈情形，可以想见。廿九团此役战果：缴获步枪四百余枝，俘国军五百余人。廿八团亦斩获甚多。 　　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初五日）的事。也是湘赣国军第一次会剿井冈山的惨重失败。 　　红军经过这一次胜利，又得到了械弹的补充，军中以俚语凑成一联：“红军不费三分力，吃掉江西两只羊”。盖杨与羊同音也。 　　二、建立了永新、莲花各县苏维埃政府 　　我军于占领永新县后，地方党和群众工作干部，跟着就进城展开群众运动。 　　据地方党的同志报告：金汉鼎的残部不到一千人，已向安福方面逃窜，莲花县城仅有国军一个团驻守。又接毛泽东的通知：湖南国军方面，进占酃县后，停留观望，不敢向宁冈进攻等语。我军以发展苏区为目的，决以廿八团进攻安福（结果因安福国军势大，遂停留在永新、安福之间开展群众工作），廿九团进攻莲花，军部留驻永新县城，并请毛泽东即来永新县城领导群众工作。 　　我廿九团奉命后，即将俘虏交与军部处理，于廿四日拂晓，向莲花挺进，敌军闻风逃去，我军即于廿五日正午占领莲花县城。 　　莲花是赣西南的一个小县，但地方富庶，它的北面是萍乡，安源矿场即在萍乡县境之内。那时湖南中共省委因长沙无法立足，亦潜伏于安源矿区之内（由省委住处至莲花约一百里。） 　　我军占领莲花展开群众工作后，湖南省委即派少共负责人朱汝湘来莲花和我连络，他来了，对地方工作确是帮助不少。因为当时无敌情顾虑，便安心的以连为单位，分散做群众工作，廿九团的女同志亦分赴各乡访问她们衡阳第三师范的同学，争取她们参加革命工作，当时莲花厅就有三位女生参加，群众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第一个星期即完成了城区及附近乡村工作，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会、农会组织，热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赤卫队也编成了一百多人，他们收集了二十枝步枪，我们又发给他们二十枝步枪，接着我们就向较远的区乡扩展。但正在全县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七月初旬），因金汉鼎部又集中了优势兵力反攻永新，我们便奉命调回龙源口集中。 　　毛泽东是在我们占领永新后的第三天（大约是六月廿五日）带着三十一团的一个步兵连到达永新县城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就在他到达后第三天宣告成立。 　　永新县有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团的支部书记是永新中学女生贺子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贺敏学，曾毕业于永新中学，也是个共产党员，妹妹贺怡，是青年团员。她的父亲是一个小地主，在永新县城里关有一间书店，生活很优裕，这时（一九二八年）贺子珍才十八岁，长得娇小玲珑，活泼可爱，说话很有条理，加上她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和一双晶莹的眼睛，一见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们占领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时，她率领了四个青年，带了两担蔬菜和一担猪肉，来慰劳红军，我曾和她见过一次面。 　　当我奉命由莲花开回龙源口集中时，毛泽东住离龙源口约五里的一个乡村，指挥地方工作。我布置了宿营后，便去找他，我到达他的住处时，适他外出未返，我便和他的随从何同志谈天，询问永新的一般情况，何答复了我所问的一切事情，并对我说：龚同志！我告诉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漂亮的女同志啦，你知道吗？”我听了接着说：“那好极了！朱德同志有位萧贵莲女同志，现在毛同志又找到了一位革命爱侣，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调剂，对于领导革命事业，更加增强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志？”（当时我以为是红军中的女政工同志）他便源源本本的告诉我：“毛主席连续接到你们击溃了金汉鼎军和占领永新的消息。他喜欢极了。嗣后，又接到酃县游击队的报告，进占酃县的湘军已向安仁撤退。便于第二天天带着我们及一个连来永新，展开苏维埃运动。我们住在永新县政府内，地方的党、团同志都来见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漂亮而活泼，是团的支部书记，和主席谈得很投机。那天晚上，她送了两只鸡，两瓶酒给主席，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饭，他俩谈得更亲密。第二天晚上，主席召开永新党团会议，商讨开展苏维埃运动和发展团组织……等问题，这位女同志发言最多，而且又有见解，至深夜十一时才散会。会后，主席请她稍候片刻，说有要事跟她谈谈。那晚贺同志单独和主席在卧室里谈了很久。次日早餐后，贺同志又来了，整天陪着主席工作，晚上也没有回去。第二天的早上九时才起床，平时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的。主席洗过脸后，喜气洋洋，春风满面的对我们说：‘我和贺同志两人爱上了，由同志的爱转变为夫妇的爱，这是我们革命斗争共同生活的起点’。那时贺同志站在主席的身傍，带着羞人答答的笑容”。何同志说完了这段话，时间快要入夜，毛泽东尚未回来，我便不再候他，留下一个简单的报告，并约定明晨再来面报，我就返回龙源口驻地。 　　翌晨八时，我再往访毛泽东，他正坐着办公，见我来了，马上站起来和我握手：“龚同志，辛苦你了！昨天你来时适我不在家，今天正好，我们可详细的谈谈”。说时笑容满面。我们坐了下来，谈过公事后，我笑着对他说：“毛同志，我们正事谈完了，现在我要向你道喜了！”他哈哈笑道：“谁告诉你的？”我说：“这是我们革命阵营中的一件大喜事，谁不知道？但你应该请我吃喜酒，看新娘才对呀！”他笑着说：“那容易得很，可惜贺同志今天回南乡看父母，今天早上弄多点菜，先请你吃饭，将来回宁冈时，再请你喝酒，好不好？”我笑着说：“那好极了！”他立即对随从说：“弄多些菜来，请龚同志吃早饭”。 　　这就是毛贺结合的经过。在寂寞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中，毛泽东得到这样聪明活泼的女同志做伴侣，他的欢愉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毛泽东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道的，他第一位妻子是他在家乡读书及协助父亲种田时已娶了一位乡下姑娘。后来他在长沙第一师范毕业时，曾和一位长沙女师毕业生陶淑蓉同居，并共同经营一间书店（文化书局），卒因志趣不同而分居。随后一九二○年又和杨开慧结婚。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字怀中，是湖南名学者，曾在长沙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又在北平大学任教授，逝世后，他的遗孀即携两子女返同长沙附近潘藏村家乡居住，毛泽东是在次年便和杨开慧结婚，婚后曾生有子女三人。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杨开慧仍住在长沙母家，直至一九三○年才被湖南省府主席何键逮捕杀害。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时，杨开慧仍尚在人间，住在长沙母家。 　　三、创作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 　　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权，自占领永新、莲花后是为全盛时期，那时期，占有宁冈、水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酃县的东南部，遂川的井冈山区及安福的一部。 　　国军金汉鼎部反攻永新时，朱、毛因敌军优势，红军不打无把握之仗，决主动撤退。我到龙源口后就决定：三十一团除留王佐、袁文才部及遂川赤卫队守井冈山外，其余均调永新，配合永新地方赤卫队作战，并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廿八、廿九两团由朱德率领，转移湖南酃县方面活动，恢复及扩展酃县方面革命群众组织，并担任湖南方面警戒。 　　毛泽东这次的决策，引起了红军中的好事者，传播很多新闻，主要的是说毛泽东冒险率三十一团留在永新不肯走，完全是因贺子珍不愿上井冈山，在此新婚时期，毛泽东只好顺从妻子的意见，暂留永新活动。 　　但是这次却使毛泽东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创作出“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他的办法是：以红军部队配合人民武装，控制住永新县城的外围所有乡村以包围城市，不准一切物质及人民入城，以封锁城市，并以红军之一部，进出于福安至永新之交通线上，截击国军的运输、通讯部队，断绝城内一切接济和通讯。这样．城内国军即必须派部队出城外乡村采购粮食物品，国军一出城外，即遭红军及赤卫队伏击，国军不但不能购得食物，而且死伤不少，致使他们陷于困境，迫得唯有退出永新县城，向安福撤退。当国军撤退时，红军立即就集中较大的兵力衔尾追击。国军通过永新以北之天龙区（是群众组织较好的苏区），又遭到小部红军配合地方赤卫队沿途袭击，致损失惨重。 　　这是当年七月间的事，也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最得意的一次杰作。 　　这种“乡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略，以后便成为红军对付不能强攻的城市，而乡村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所经常运用的战略。并且提出了“控制面”（控制乡村）、“截断线”（截断交通道路）、“包围点”（包围城市，孤立城市）然后相机夺取城市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这一战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充份发挥了它的效能而获得辉煌战果。甚至现在有些其它国家的共党亦采取这一战略进行国内革命战争。 　　第五章 红军主力袭击郴州 　　一、决策的争辩 　　红军占领永新、莲花之后，湖南省委即派袁德生、杨开明到永新和朱、毛会商，主张红军乘机越萍乡北进湖南之平江、浏阳、江西之铜鼓、修水一带活动，创造湘、鄂、赣边苏区，以袁文才、王佐部及地方赤卫队守井冈山。省委认为：湘鄂赣边区群众基础极好，自秋收暴动后，虽然毛泽东已退出该区，但民众仍在斗争中，红军若重返该地，在政治上的影响极大。可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省委这一指示。他认为：罗霄山脉北段之湘、鄂、赣边区的反动势力很大，同时国内反动政权暂时稳定，对我们发动围剿极易，而该地区的革命民众武装薄弱，绝不如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险要而复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且附近各县已有良好的革命组织和群众基础，我们可以因应敌情，红军主力随时转移于湘赣两省，选择敌人之弱点而将之歼灭，在当前时形势只宜于巩固井冈山的根据地，以求逐渐发展。 　　当时朱德未对此发表意见。最后的决定：待永新、莲花工作告一段落后，将红军主力转移到酃县方面，以监视安仁敌军之动态。 　　我们于七月十三日到达酃县。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朱汝湘，又来到酃县军部，立即召集了一次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报告：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红军主力不应困处在井冈山，必须向外发展，既可分散国军的目标，亦可随地策动群众斗争及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等困难问题，目前的任务应以进取湘南各县，恢复各县革命斗争为最正确之行动方针。我们曾先到永新和毛泽东同志详谈，但他不同意，因此特来和你们商讨这一行动方针，请你们研究。 　　朱德当即发言，他说：“现在围绕井冈山的附近地区已民穷财尽，就是白军不来，我们也无法维持下去，遑论军费无法筹措，就是军服问题也难以解决，现在必须占领较大的城市，方能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省委指示进取湘南的计划，在目前是可以行的。因为现在湘南各县只有范石生军，分布于耒阳、郴州、宜章各县，范军的情形我很了解，以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用急袭的方法，先行占领郴州，将其截为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然后将之各个击破，以我的判断，是可以成功的”。 　　朱德这一席话，与会的团、营长无不赞同，特别是廿九团的营团长，更感高兴。于是进取湘南时计划就决定了。自然湖南省委杜修经等更是喜形于色。 　　翌日，毛泽东使专人送信来，他预料到我们必同意杜修经提出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认为绝不可行，希望我们幸勿冒险，致遭损失。但军中各级军事干部均不以为意，坚决照既定计划准备行动。 　　第二天，杜修经和朱汝湘到廿九团团部找我，他除了详述毛泽东与省委之间极不融洽的情形之外，并告诉我两件事： 　　（一）金汉鼎军复占永新后，张贴了很多国民政府的布告：通辑朱、毛及龚楚，捉到一个，赏金二万元，击毙一个赏金一万元。通风报信赏五千元，你们要特别防范。 　　（二）湖南省委对龚楚在莲花的工作，极为满意，你们退出莲花后，群众斗争仍未停止，尤其是西区乡村干得最好，我们由萍乡南下，经过莲花之西区至永新龙源口，均有群众组织，交通连络极为方便。 　　最后，他谆嘱我要好好的和朱德同志合作。我说：朱德同志是很忠实的革命同志，又是很好的军事指挥官，我很信任他的领导，我们相处了七个月，从来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二、战役经过概况 　　攻郴州计划决定后，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意表，决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我们即率廿八、廿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廿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问汝城游击，廿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廿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 　　郴州市区之东面有耒水，筑有大石桥沟通两岸，上游可徒步涉水而过。进攻部署，以廿九团从耒水上游涉水过河，进攻郴州之东南，廿八团从正面大石桥进攻东门。 　　我们这次进攻，驻郴州之范石生军，因事前毫无所闻，所以亦毫无准备，红军如从天而降，我廿八团将到桥头时，发觉桥头之附近有范军重机一连警戒，正欲向我军射击时，红军即以飞快动作冲过大石桥，敌军措手不及，即遭我军将之解决。旋即向市区进攻。我廿九团亦于同时向东南门进攻，战斗约两小时，城内国军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队，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来缴械，城内战事即告结束。 　　北门范军两个团却向城内反攻，战斗甚剧烈，至黄昏时终将之击溃，残敌向北退却。我廿九团进攻南门时，南门外国军一部未经战斗，即向南面宜章方面逃窜，我第一营跟踪追击，是晚至万岁桥停止，即驻该地对宜章方面警戒。 　　是役，我军缴获械弹甚多，俘敌七百余人。 　　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十六军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一四○团充任团长时，范曾奉命将朱德檄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犂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反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感蹙然。我打趣的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的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他听说的话，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使我想起“捉放曹”一剧曹操说的：“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那句话。 　　我军占领郴县后，迅即清理胜利物资，维持市面秩序。廿八团仍向北追击残敌，由于连日昼夜行军，官兵过于疲劳，只追击了十余里，便同县城宿营，没有贯彻“猛打猛追”的战术，致使败退时国军得有喘息机会在栖凤渡收容集结，与高亭司增援部队的两个团会合，乘夜向郴县反攻。红军因疲劳太甚，且在夜间敌情不明，遂弃城向东撤退。 　　我正在郴县南门集合部队时，国军已攻陷北门入城，我急派员赴万岁桥通知第一营向来路东江撤退。我亦率廿九团部队渡过耒水东岸向雅茨坪撤退与廿八团会合。因退却时太匆忙，所获战利品除子弹已分发各部补充外，其余均无法搬运，而廿九团向宜章方面追击的第一营朱舍我部，则因此次急速撤退之故而失却了连络。 　　三、廿九团第一营失去连络及其结果 　　这个营有步兵三个连及一个重机枪连，每个步兵连有士兵一百○八名、炊事兵十二名、运输兵二名、连长一人、党代表一人、政工干部二人、排长三人、特务长一人、文书一人、特务员一人、共有官兵一百三十二人。装备有：步枪一百○八枝，驳壳手枪四枝。重机连人数与步兵连相同，有重机四挺、步枪四十五枝、驳壳手枪四枝。营部有营长（朱舍我）一人、副官一人、司书一人、通讯兵四人、政工干部四人、炊事员二人、运输兵二人。配有驳壳手枪二枝，步枪四枝。全营总共有五百四十三人，步枪三百七十三技，重机四挺，驳壳手枪十八枝。 　　该营自攻郴州撤退后，便失去连络。直至八月下旬，才由一位姓萧的班长带同十二个士兵携带着原有步枪十三枝逃回归队。 　　据萧班长说：该营当日追击范石生军约二百人。进抵万岁桥时已是晚上十时，官兵已疲劳之极，即遵照团部命令在该地宿营，至第二天（廿九日）早上七时，才接到团部撤退至东江集合的命令。朱营当即集合部队准备出发，但郴州方面大路已发现敌军向我前进，于是立即转向东南方撤退，至晚上十二时到达湖南广东边界一小村庄宿营，是夜宜章籍官兵逃去二百多人。三十日晨，又发现敌军向我追击，朱营长途率部向广东之唐村方面逃窜，中途又散去百余人，迨至三十一日在乐昌县北之岐门附近山地，又被敌包围攻击，朱营长即下令分散逃窜。他们这十三人是沿粤湘边界逃至资兴县属之瑶冈仙，辗转而至桂东归队。 　　又据宜章方面报告：廿九团第一营于七月末在粤湘边境地区被范石生军消灭，被俘男女政工人员二十余人，女政工同志彭娟、杨佩兰被俘后，国军将其交回原籍的宜章县政府处理。宜章县政府将这两个女同志，加以刑讯和脱去她们的上衣裸体游行示众后，再行凌迟处死。 　　国军这种残酷的虐俘行为，引起了红军的普遍愤怒，亦增加了红军同仇敌忾的情绪和勇敢战斗精神。许多意志薄弱准备随时逃跑的官兵，受到这个惨痛的教训，再也不敢私逃回家了。 　　从这一点，使我深深的理解到，残酷虐待无抵抗力量的俘虏，是一种怯弱的野蛮行为。它的后果是相反的，不仅不能吓倒敌人，反而增加了更多敌人。 　　红军贯彻了前敌委员会“不虐待俘虏”的决议，在以后对抗国军的战斗中，取得了攻心战中的主要胜利，而国军则因俘虏政策不完善，往往因一时的愤怒而屠杀俘虏，致使红军官兵宁愿战死，也不投降，这样便增加国军以后作战的困难。 　　廿九团攻郴州失败，损失极大，当我在龙溪十二洞休息整理时，全团官兵只有九百余人了。 　　第六章 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 　　一、桂东县朱毛会合 　　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退出郴州县后，经东江至资兴县属之龙溪十二洞。这是个广大的山区，南面与汝城毗连，东北与桂东接壤，周围数百里，都是崇山峻岭，绝谷深坑，村落稀疏，地形险要，真是个游击队潜伏活动的理想地区。当时，湘南特委、资兴县委和资兴赤卫队，均以此为根据地。我军因经过多天的行军作战，员兵均极疲劳，且有伤兵数十名亟待安置，乃决休息数天，藉以整理部队安置伤兵。约经过了十天的休息，出发至汝城县属之南洞，做了两天群众工作，并收集了粮食，转向北进，占领桂东县属一个较大的市镇——沙田。当地有中共的秘密组织，附近村庄亦较多，且无敌情顾虑，乃协同地方同志，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空气，甚为热烈。八月十八日，击溃了桂东全县集中进犯的民团和县政府的警察，在追击中乘机占领桂东县城。 　　翌日的中午，毛泽东带着三十一团到来，直到军部与朱德会晤，我闻他到来即赶至军部，见面时他带着疲劳的神态和我招呼，失去了过去那种兴奋的吸引人的风采。我们见面后，据说：井冈山正被国军从东西两面围攻，江西方面之国军有六个团，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间，分经永新、遂川两县，向龙源口、黄坳进攻，湖南方面之国军亦有六个团，占领酃县后即向宁冈县城进攻，并有豪绅地主反动武装，跟随国军进剿，到处杀人放火，摧残工农组织，形势十分险恶。 　　毛泽东说他率三十一团退守井冈山上，严密布防，以井冈山的险要地形，国军是无法攻陷的。但山上所存粮食弹药不多，若持久作战，恐有弹尽粮绝之虞。你们的行踪，曾接到酃县同志的报告，闻你们先胜后败，退回龙溪十二洞，后来又闻你们向汝城桂东发展，为了减少山上粮弹消耗，及与你们连络，共商反围剿作战计划，乃决定以伍中豪指挥袁文才王佐部，及永新、遂川、宁冈各县赤卫队，固守井冈山，本人即率领三十一团两个营，经由井冈山南面山径，经十都到此，幸好能顺利的会合。今后我们红军主力必须集中行动，特别是在有敌情顾虑时更不能分散兵力，因为我们的兵力集中就可以消灭较多的敌军，分散则有被敌军各个消灭的危险，你们切勿忽视等语。 　　朱德当即问他：现在是否立即合力，扫荡湖南或江西一面之敌，以破坏国军的围剿计划？毛泽东说：我们暂时不能轻举妄动，破敌计划，仍须稍待时机，以他的估计，井冈山的粮食弹药，以现守山兵力，可维持一个月以上，目前尚无反攻之必要，我们主力应在外围活动，避开敌军主力之围歼，待敌疲劳松懈时，选择有利目标，各个击破之，方为万全之策。朱德听了，沉思片刻，乃说道：既然如此，就照我们的原定计划，拟在湖南之桂东、汝城，江西之上猷、崇义地区创造新苏区，待机行动。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们在桂东工作了几天，因避免湖南国军之攻击，又转移到江西之崇义、上猷两县毗连地区活动。当时，军部及二十八团驻于崇义县之思顺、古亭，二十九团驻于上猷之左安、鹅形，毛泽东率三十一团驻于上猷之营前墟。我们经常派出探员侦察江西、湖南两面的敌情，并特别关心井冈山的变化，对于部队训练，群众工作，亦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和紧强，充份的准备和敌军进行生死决斗。 　　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很少到军部，但来廿九团找我一次，并约我到营前墟他的驻地一次，所谈的问题是：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红军纪律，而以克服廿八团士兵的流氓习气，和廿九团士兵的农民意识为问题的中心。他对于廿九团第一营的失去，认为是重大损失，他对我的态度比前亲密，且常以克服困难，共同艰苦为勉励，使我一时觉得和他不难相处，心下甚慰。 　　二、袁崇全叛变与林彪升官 　　我军于八月二十三日转移到上猷、崇义地区工作，二十五日发生了廿八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事件。 　　袁崇全出身于黄埔军官学校，他与该团团长王尔琢是同期同学，贺叶军在潮汕失败后即跟随朱德，历任连营长，他平时沉默寡言，但作战尚勇敢，深得朱德和王尔琢喜爱，每在谈论干部时，常称他是一位颇有修养的军事干部。自攻郴州失败，又闻国军围剿井冈山，他精神颓丧，落落寡欢。是日早餐后，他以向外打游击之名，率领机关枪连及一个步兵连，向上猷县城方面进发。该营营部副官，以未奉有上级命令，事前又未谈及，事有可疑，立即跑到团部，将情形报告团长，王尔琢闻报，以事情紧急，且自信与袁素有情感，立即手持驳壳手枪，只身追赶，于接近队伍时，即大叫：各连立即停止。各连长闻命后，即在路上沿途就地停止前进。王尔琢继续追赶上前，通过了队伍行列，发现袁崇全带着四名传达兵仍向前跑，他即大叫停止，袁即手握驳壳站于路侧，待王尔琢接近时，即连放两枪，王应声倒地，当时毙命，袁仅带传达兵四人怆惶逃去。 　　朱德闻报，即与陈毅赶到现场，见王尔琢经已气绝身亡，登时放声痛哭，陈毅即命各连长率队同原驻地，并即掺扶朱德回部，为王办理身后各事。事件发生当日，我闻讯赶至军部，见朱德愁容满面，悲痛欲绝，我亦不免悲从中来，相对黯然。是晚我住在军部．共商善后。 　　晚餐之后，朱德靠在床上，我与陈毅坐于床前，我对朱德说：王团长遭此不幸，固属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重大损失，但我军正在准备回师井冈山，粉碎国军二次围剿之际，第二营营长不可一日无人，团长遗缺也要立即解决，请勿过于哀伤，考虑这两个人选问题，以免指挥无人，贻误大事。朱德凄然的说：“第二营四个连长都不如第一营第三连连长林彪，这是大家共知的，但若将林彪升任第二营营长，又恐第二营的连长不满，如何是好？我现在心里很乱，你们出点主意”。当时我和陈毅都认为林彪最好，年轻有为，骁勇善战，对党忠实，是本军最优秀的青年军官。经过研讨，陈毅提出：将第一营营长周子昆调任第二营营长，加强该营的领导，以林彪升任第一营营长，至于团长人选，论资历应以周子昆升任，但朱德认为他身体弱，缺乏朝气，唯有暂由他自己兼任。这个问题便于当天晚上解决了。 　　第二天公布人事调动命令后，全团干部都感满意。我和周子昆平时有私人往还，那天我曾到第一营营部访问他，谈及人事问题时，他对我表示：这次人事安排很合情理，并认为林彪青年有为，肯负责，有决心，前途极有希望。 　　军部将人事处理情形通知毛泽东，他对王尔琢之死，表示可惜，对袁崇全叛变表示不痛恨，并认为廿八团党的组织领导太弱了，此后应切实注意。林彪之升任营长，引起了他对林彪的注意。并由此引起他对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及建立红军纪律的决心。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是在此一期间定出的。 　　三、反围剿经过概况 　　九月十九日，接到井冈山方面情报：国军进攻井冈山以来，伤亡很大，但井冈山仍无法攻陷，但他们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民团的报复行为，山下所有苏区的村庄．概被烧抢剩尽了，被杀的工农群众亦颇不少，往日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富农阶级份子，在国军进攻时有不少叛变了，他们且带领敌人到处搜索。工农组织被摧毁迨尽，遍地残墙断瓦，农村变了废墟，其状甚惨。 　　八月下旬我军集中桂东时，湘军误以为红军集中进攻酃县，其占领宁冈之国军，已于八月三十日撤回酃县，严防我军进攻。江西方面之国军，仍盘据黄坳、龙源口及山下附近乡村，严密封锁，企图困死井冈山。 　　我们得到上述情报，朱德判断：国军之攻势已受到顿挫，现分兵驻守山下，正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且我守山部队已超过一个月，深恐粮弹不继，有被困惫之虞，乃决先向黄坳进攻，继续扫荡龙源口，以解井冈山之围。当我军全部集中营前墟时，忽接探报：遂川县城国军刘士毅部有向上猷崇义进攻我军之企图，其前锋已抵达寺下墟。寺下墟位于营前墟之东北约八十华里，一天的行置可抵．我们曾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先消灭刘士毅部，再进攻黄坳。 　　作战计划大略如下： 　　（一）选择高车坳附近（寺下墟至营前墟之间）之有利地形为决战场。 　　（二）分两路前进，区分如下： 　　1、廿九团为左翼，经隘前向高车坳前进； 　　2、廿八团、三十一团为右翼，沿通寺下墟大路前进。 　　（三）各路军于到达高车坳附近时迅速占领有利阵地，把握时机，向敌退攻。 　　我军于次日上午四时即分路出发，我廿八团于上午九时左右即已到达预定战场，占领阵地，廿九团亦于稍后即到达，十时已发现国军先头部队，旋即向我廿八团阵地进攻，我军以吸引国军主力展开后再行反攻之目的，先取守势，至十一时三十分，国军主力已被吸住于我军阵地之前，乃即全线反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将国军全部击溃，向来路退却，我军立即跟踪追击，是晚午夜即占领遂川县城，追击之猛和路程之远为红四军作战以来的第一次。 　　是役缴获步枪四百余支、重机关枪六挺、弹药甚多。 　　九月下旬，扫荡了黄坳附近国军，回抵井冈山。那时山上守军及人民，均以番瓜、红薯为食，备极艰苦，见我主力胜利回师，欢喜若狂。十月一日，我军又进攻宁冈县城，将国军周浑元旅击溃，附近之国军及民团，亦旋即被肃清。地方的群众，当国军进攻时，多藏匿于深山中，闻红军胜利的消息，即扶老携幼，返回他们的村庄，面对着残垣断瓦，及荒芜了时田园，无不感到悲愤和凄怆。他们都缺乏粮食和衣物，人力又感不足，他们在互相帮助之下，重建他们简陋的家园，并很快的恢复了群众组织，准备着继续的斗争。 　　那时桂东已被国军阎仲儒部占领，其官兵多属四川人，他们素仰朱德威名。其中也有共产党人，他们把握着红军胜利的消息，进行煽动叛变宣传，争取了一百二十余人起义投入红军，朱毛即将该部编为特务营，以毕占云为营长。红军为了要乘机争取更多的国军来归，朱毛又亲率领全部红军向桂东县城进攻，阎仲儒闻风逃去，红军又占领桂东县城及广大乡村。 　　十一月初旬，江西国军周浑元旅一个团，乘红军主力在桂东之际，复占领了宁冈。红军闻讯，立即回师进攻，国军以强弱悬殊，迫得退守龙源口，红军跟踪追击，又将该团击溃，并乘机克复了永新县城。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之役，至此已全线结束。 　　红军这次反围剿作战，打破了国军的围剿，收复了原有的苏区，从表面看，无论军事、政治都是胜利的，但官兵的伤亡，弹药的消耗，损失甚大，特别是攻郴州之役，除了伤亡外还丢了廿九团一个最好的营，我们认为得不偿失。至于人民的损失，更是无可估计，以后对第三次围剿采取了逃跑主义的决策，可说种因于此。 　　国军方面：进剿军祗注意专力围攻井冈山，对于红军主力消遥活动于附近各县，视若无睹，我们认为国军指挥官当然知道：消灭红军主力之后，井冈山不攻自下。但他们不采这一有利的战略，原因是没有与红军主力决战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国军围攻井冈山的部署，犯了兵力过于分散的错误，形成处处薄弱的形势，予红军以各个击破之机。 　　遂川高车坳作战之役，刘士毅部有四个团，装备亦好，兵力对比，占着绝对优势，但因战术运用错误，以主力暴露于红军阵地之前，不知集中主力向翼侧进攻，致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全线溃败，我当时就认为这次作战是侥幸的成功。至于国军剿共的“三光政策”迫使人民向中共一面倒，徒增加人民对国军的仇恨，于事无补。 　　四、毛泽东与朱德龃龉 　　朱德与毛泽东自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同年十月这一期间，发生了几件极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月下旬，廿八、廿九两团在新老七级岭作战，击败国军金汉鼎部时，缴获了几百枝步枪及几挺机枪，当时各团将缴获的枪械均先行补充自己的装备，并将自己不太好的枪械调换出来，剩余的即送到井冈山后方，以补充卅一团及地方赤卫队。毛泽东对此事大为不满，要朱德将一部份好的步枪和机枪补充卅一团。朱德则因各团已自行处理，不便再命各团交出，致没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毛泽东就指责朱德为“本位主义”。 　　（二）七月攻郴州之役，虽然是湖南省委的主张，其实是朱德有意藉此而离开井冈山，准备在湘南自行发展，摆脱毛泽东的控制；当时毛曾力加阻止，但朱德不理，仍执行攻郴州计划，又适遇国军第二次围剿井冈山，那次井冈山虽未被国军攻陷，但山下各县及区乡受国军摧残，损失甚大，当时毛泽东见形势险恶，便亲率卅一团主力离开井冈山到桂东，适在这时朱德部因攻郴州失败，部队停留在桂东整理，毛泽东则公开骂朱德是单纯军事观点的冒险主义者。 　　（三）九月十三日，击败国军刘士毅部占领遂川后，毛泽东要立即进攻黄坳，而朱德却想向赣南发展，致争持了相当时日，延至九月下旬才攻黄坳重回井冈山。毛泽东便骂朱德不顾根据地，有流寇思想。 　　以上三件事是荦荦大者。然则，朱德为什么不想回井冈山而想自由创造新局面？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毛泽东是个权力欲极强而又独裁的人物，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 　　（二）井冈山粮食十分缺乏，红军官兵常以番瓜作菜，蕃薯和米煮食，生活过于艰苦，致官兵多不愿在井冈山附近驻留，影响朱德的决策很大；为了改善官兵生活，则非急向外发展不可，故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 　　（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拘指示，朱德认为毛泽东完全为了他自己个人着想，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惜反对上级，是严重的抗命错误，朱德不愿跟住毛泽东作抗命行为。 　　（四）红军前敌委员会是中央指示成立的，红军的一切行动决策及地方党工作的配合，均应由前敌委员会决定，但毛泽东为了便利自己独裁，就自行组织红军党与地方党的联席会议，以代替前敌委员会，将朱德和我等置诸于外，等于不愿我们参加决策会议，因此朱德就骂毛泽东独裁。 　　以上四点是构成朱德反对毛泽东领导的主要原因。 　　我对于朱毛的不和，认为主要的是因他们两人的个性相反有以致之。其原因如下： 　　（一）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然后施行。 　　（二）毛泽东处处以领袖自居，好似唯我独尊，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十分浓厚，而朱德则处处谦让，只求将事做好，而不顾个人利害与得失。 　　（三）毛泽东对人虚伪，凡事都转弯抹角，以达到目的；而朱德则凡事坦白，为人诚实，是则是，非则非，绝不假以辞色。 　　有了以上几种不同的性格，自然很难相处得融洽。不过我对毛泽东个人的观感，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 　　（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如：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战略一当十，战术十当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积小胜为大胜，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及“乡村包团城市”………等，确是劣势对优势作战的不易原则。 　　（二）他有组织天才，如，井冈山附近县、区乡的党及民众组织，能很快的建立起来，并领导他们配合斗争。 　　（三）选择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缓缓向外围发展，逐渐扩大苏区，以至达到夺取全国政权，这种远大的政治思想，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稳健的办法。 　　（四）他对中国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必须争取广大农民为斗争的主力，也是正确的，显见他的眼光有独到之处。 　　在当时来说，毛泽东的才智有领导革命的条件，但可惜的是和他相处不易，所以我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对于朱德的优良品德则有： 　　（一）他凡事公开，不隐瞒，不欺诈。 　　（二）对人态度诚恳，不作伪。 　　（三）对革命的态度忠诚，他认为只是尽他的责任。他常对我们说：他的年龄老了，不可能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只希望能替穷苦的人民及你们青年人铺平革命的道路。 　　（四）坦白，有“无事不可对人言”的作风。 　　他的坦白程度，我举两个他亲口说的有趣事情为例。 　　（一）大约是一九二二年，他由四川来到上海，带有六万元银洋，还有四个美丽的姨太太，他自知过去之非，准备参加革命工作，而且决心要到德国去留学，为了处置这四个姨太大，就和她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当时他对她们说：现在我不做军阀了，我要做一个革命者，凡是革命者，只许有一位太太，现在我尚有存款五万多元，除二万元留作我出国留学之外，还有三万多元，可分作四份，每份有八千元，你们每人一份，但我只留一个太太，谁愿跟我？请你们自己决定。当时四位姨太太都争着要跟他，无法解决，他乃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最美丽的那位姓贺的四姨太抽得，其余的三位立即给资遣散。 　　（二）朱德和他那位贺氏太大到德国后，因她年青貌美，又喜欢交际，于是她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来往，不久便有许多留学生追求，而她又毫不隐瞒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朱德。有一天，她将一大包情书交给朱德，并对他说：你替我看看这些情书，以你的判断那一位男朋友最可靠？朱德看完了这些情书。很诚恳的对贺氏说：你喜欢那一个都可，我绝不反对。你自己的钱和衣物全部都可以带去，不过你要小心，若到了你没有办法时，可再来找我。贺氏听他这般说，便跟一位留学生去了，可是不到半年，贺氏的钱花光了，她的爱人也无法维持她，于是她又再去找朱德，要求重拾旧欢，再做他的太太。朱德又同意她回来，以后并和她一同到苏联去。 　　一九二六年秋初，朱德先行回国，贺氏则于一九二七年夏天才由苏联经北平到武汉。南昌暴动时，她去了上海替党中央做交通连络工作，又和一位情夫同居，党知道了，以她有泄漏党的机密之嫌疑，党中央便帕特务人员将她刺杀，命中两枪而未致命，她便和情夫逃去无踪。 　　如上所述，可见朱德为人如何。 　　朱、毛之龃龉，只是开端，以后还是继续发展，他们两人之合作能够维持到中国大陆变色之后，此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巳。以毛泽东那种眦睚必报的胸怀，则朱德的失势及被毛林斗批，此乃意料中事，也是必然的发展，不足为奇。 　　五、我离开了红四军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毛泽正、朱德和我率领红四军进攻阎仲儒，占领桂东，正在开展群众工作的时候，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朱汝湘又到桂东，传达党中央调我到长沙工作的指示，当日召集了朱、毛、陈毅及我等人，宣布新的中共中央（是在莫斯科召开六全大会改组了的中央，向忠发为书记，李立三、周恩来分任组织、宣传两部长，八月间回抵上海工作，所以称为新中央）为了要展开湖南全省革命斗争，必须要将湖南省委会由江西之安源矿区迁回长沙，同时要恢复长沙市委会，以领导长沙工人斗争，现因湘籍同志都不能在长沙活动，特调龚楚同志到长沙，首先建立长沙市委会，由龚楚同志任书记，同时要积极建立以长沙为中心的各地特委会的紧密连系，准备湖南省委会迁回长沙时即由龚楚同志为书记领导湖南党的工作。关于今后连络问题，龚楚同志可先到资兴龙溪十二洞与湘南特委连络，再由湘南特委介绍龚同志和郴州县委连络。至于白区工作经费将由中央补助，请龚楚同志早日起程。 　　毛泽东听了这一个报告，立即说：龚楚同志到长沙去领导湖南党务及工农运动，是最适当的人选，我赞成他去。 　　朱德即要我考虑清楚，并对我说：你在军队工作已久，转变地方工作环境，不一定适合，而且我们红四军实在需要你，尤其是廿九团的领导，你离开后，我很躭心……。看他的表情，确有依依不舍之意。 　　此时杜修经立即说：龚同志你必须要去，因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我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令我有点迷惘。因为我与红四军的关系太深了，特别是廿九团是我手创的，朱德、陈毅等又和我工作了大半年，从来没有闹过意见，而今一旦离开，心情总有点难过，而且新调的工作任务重大而艰苦，我是否胜任？这是我没有把握的，不去吗？我是个老党员，岂能违抗党的命令，于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压制着难说的心情，接受党交给我的新任务。 　　我奉调的消息，很快时被红四军的同志知道了，那天晚上，廿八团第二营营长周子昆，廿九团的团、营长及各连党代表都跑来团部问我，并为我的离开表示深切的关怀。甚至有几位党代表希望和我同去长沙，协助我工作，他们那种股殷惜别之情，至今使我回想起来，仍感叹不已。 　　那晚我决定带彭堃同志一同去，一方面是应她的坚决请求，同时我觉得总有一个助手较方便。出发之前，毛泽东送了六十个银洋给我做旅费，朱德要我在廿九团选一排武装护送我到龙溪十二洞。 　　次日，我在晨光曦微时，黯然离开了队伍向着新的环境迈进。 　　第二天的下午到达了龙溪十二洞，首先和资兴县的赤卫除负责人李奇中同志（他是我的旧同事）取得连络，我们在此再度重逢，喜不自承。他就请我们到他所住的一间造纸厂内休息，并请我吃饭。我要他替我找湘南特委来，他立即对我说：不用找了，我现在就兼任特委书记呀！我为之大喜。 　　晚上，他将一切情形告诉我：“从这儿向前直走，沿途都是国军的封锁线，反动地主组织的挨户团、自卫队、守望队，到处都设下哨岗。最可恼的是以前土匪胡凤璋部队，因它们曾和红军数度作战，是我们的死对头，被湖南省主席何键所赏识，收编他们为保安团，并委胡为湘南区保安副司令，现正驻在汝城，虎视耽耽的窥伺着红军的动态。所以你们的行动须要特别谨慎，幸勿大意，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我自知兵力单薄，但身负重要任务，不能不冒险前进，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在龙溪十二洞休息了一天，由一位资兴的同志带路，沿着山僻小径行走。当晚到达汝城县属，距山店八里的一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村落休息。这个小村落四面环山，有一条涓涓小溪流过村前。竹篱茅舍，非常幽静，我们便在这小村落里宿营。我为了谨慎起见，派了一个覆啃向山店警戒。另外派了一位同志化装农民去山店侦察。值察同志回来报告：山店并无敌情。我们便毫无顾虑的安然去睡了。 　　第二天，晨光初晓，哨兵发现敌人，放枪示警。跟着枪声和喊杀声大作，整个山谷中轰动起来，我们已被包围住了。幸喜有松林和野草作掩蔽。我即率领队伍向屋后高山爬越，希望能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并可在山上居高临下抵御敌人的攻击。可是，我们爬至半山，山顶已被服装不整齐的敌人占据了。此时我们已上下有敌．在密集的火网下，我们的二十多个武装同志已有五六人受伤，其余四散奔逃。女政工同志彭堃也踪迹不明。我见形势险恶，便就地一滚钻入草丛深处，希望避免敌人的发现。 　　许多同志被敌人俘掳了，我潜匿在草丛中清晰地听到他们被捕时的挣扎声和被毒打的惨叫声。他们的声音似根针不断的刺在我的心上。我含着仇恨和愤怒的心情，静候着难以想象的变化。 　　因草丛深密，地势凹凸不平，敌人两次搜索都没有发现我。到了下午四时许，敌人顾虑我们还有人潜伏草丛深处，放火将草丛焚烧，火从风势，风助火威，顷刻便蔓延起来。不久，火已逼近到我潜伏之处。在不远的小高地上，还有两个敌人荷枪实弹上着刺刀，注视着燃烧的地方，不时还将刺刀向草丛中乱戳，这时，我惟有向着未燃烧的草丛中爬过去，但火在四周蔓燃，我的衣服也烧着了，我急忙甩手将它按息。一股炽烈的热浪向我冲来，使我几乎窒息。我真忍受不住了，正欲拿左轮手枪准备自杀，忽见那个守望的敌兵自动的走了，大概是他要避开火焰的侵袭。我顿觉机会难逢，求生的念头使我恢复了清醒，便鼓起勇气，从火海中一直滚落到山腰的田边，很快的藏入一个仅可容身的土洞中，昏昏沉沉的伏着不动。 　　黄昏过后，明月当空，这大是十月廿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晚风拂过我的脸，使我打了几个寒噤。这时，我才发觉身上的衣服烧破了，头部、手部、足部都被火灼伤，再仔细检视身上物品，中共湖南特委给我赴郴县良田墟和长沙的介绍信及连络地址，全在火场中遗失了！我孤零零的呆坐在荒凉的山岗上，万念纷集，百感丛生。 　　略一定神，月亮已在偏东天空上，才辨清了方向，估计此地离乐昌我的家乡约有一百多华里。便决定先回家去疗治火伤，休息些时，再作打算。于是便拖着疲惫和伤痛的身躯，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昼伏夜行，在天未亮前便躲到徧僻山间的稻田草堆中。饥饿时，只靠喝些泉水来维持这一线的生命。艰难时走了两个通宵，总算幸运的抵达家门。母亲见我归来，含泪为我里伤涂药，慈爱与怜惜，使我忘记了一切的痛苦。 　　我的母亲受的是旧式教育，她很钟爱儿子，并了解我正从事革命王作，她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要谨慎行藏，因之，她对我的行动极端的保持秘密，只将我回到乐昌的消息秘密地转告乐昌县共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所以我很快的便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连络。 　　最难得是我的同村青年和朋友们，他们并不因我参加中共连累他们，使他们遭到政府的罚款和其它的损失而发生怨恨，反而在我疗伤期间，他们为了我的安全，夜间轮流在村外放哨，提防敌人的搜查。热情厚谊，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 　　我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便将生命投入一个不断高涨时革命浪潮中，由组织北江农民运动，农军北上，南昌暴动，潮汕失败，湘南斗争，开展井冈山苏区工作，以迄汝城山店附近的火海余生。在这过程中，每天都在紧张而危险的情况下工作，唯一的愿望是怎样地去完成党所赋予我的任务；从没有能静静的去反省过一下，究竟我所做的工作，它的代价是什么？在这廿一天的病榻中，使我想起了许多问题。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我睡在床上，反复的想着，越想越想不通？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不过，这时候国民党方面，已出了二万元赏金通缉我，势成骑虎，不得不继续跟着共产党走。 　　在病榻中，我派了一位汝城籍的老工人杨聋古，到汝城去打探在山店附近被捕同志的情况，他回来告诉我：在山店附近被捕的红军，都解到汝城枪杀了，其中一位女同志，她在临刑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对那些在生死患难中寸亲密同志悼念不已。虽然我这时对党的作风，已有了怀疑。但却给这一消息激起了我的愤怒。 　　在慈母的爱护下，休养了廿一天，身体已经复原，脸上的伤痕也已经褪去。当时我接到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我到乐昌黄圃乡，出席指导全县党代表会议。那时乐昌县委书记李光中，已建立了三个支部。我参加了两天会议，检讨了过去的工作和拟定了发展组织的计划，便又乘夜赶回家中。母亲告诉我：刚才接到在县府工作的亲戚通知，韶关的中共秘密机关已被破获，捕去负责人二名，并供出你已潜回乐昌。县长刘应福（第二次来乐昌当县长）正在派人查缉你。我闻讯之后，立即搬到一个亲戚家里藏慝，并派人与韶关东河坝北江特委通讯连络站连络；确知韶关党的机关已被破获，搜出印刷机和很多印刷文件，捕去两个向志。但特委通讯处未受影响。当晚我步行到韶开，慝居在东河坝一个农民刘福家里。由一位广西籍的共产党的国军军官处，借了一套军服及胸章，于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国军军官乘南下的火车经广州到达香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至于我被调的湖南省工作职务，此时党中央已另行派人充任了。 　　共产党员对党龄与阶级成份（工人为主）及其历史关系，是很重视的。那时中央广东省委书记黄超，组织部长卢永次，他们两人都是工人出身。在当时党中央虽未指定我在省委担任什么职务，但一切重要决策，他们都和我商量，征询我的意见。在这一期间，我主持了一个军事研究班。积极培养军事干部。训练的科目：特别注重大城市中暴动时的巷战战术，与夜间作战的通讯连络之研究。 　　一九二九年一月，这时，党中央已注意在国军内进行策反的工作，广东省委由广州及各县调来了二十个同志接受渗入国军府策反工作训练，这项训练工作，亦由我和石迟锋同志负责（石是四川人，出身于黄埔军校）。石的军政理论很好，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所以我的工作特别繁重。同时，为了展开宣传工作，首先筹办了一张小报“正义报”，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又创办“香港日报”，这都是我暗中策划的，由于我没有公开出面，所以很少人认识我的真面目。 　　我在香港工作的这段时间，使我认识了中国社会上存有许多普遍品质上的毛病，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党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最好，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彻底实现，我对这种理论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与雏型工业的兴起，农民才流入城市，蜕变为工人。所以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和半封建的保守观念。所以他们的无产阶极思想意识是薄弱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的表现，有时反而不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富于革命性和坚强的毅力。 　　第七章 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 　　一、彭德怀上井冈山 　　彭德怀是湖南湘潭县人，出生于农村的贫农家庭，童年会读书于本村私塾，失学后因生活艰困，投入湘军当兵，以能克苦耐劳，勤谨好学受知于其直属长官，选送入湖南讲武堂受训，毕业后仍在湘军何键部服务，历任排、连、营长，至一九二七年已升任团长。一九二八年夏，湘军部署围剿井冈山时，他的一个团及同师另一团的黄公略营，驻防于平江县为湖南进剿军的预备队，并负责镇压当地工农革命运动。彭德怀于任团长后受中共女工作同志之煽动，成为预备共产党员（据他说已准许他入党但未正式入党）。 　　黄公略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黄埔时期已加入中共。当国军第一次围剿井冈山失利之后正准备部署第二次围剿时，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即策动彭、黄两部起义，以牵制湖南方面之国军。彭德怀等奉命后，即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平江县城起义，当时以彭德怀任总指挥兼第五军长，黄公略任第三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 　　当时平江工农群众亦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展开革命斗争．杀人放火，掳人勒赎，闹得满城风雨。 　　何键那时己任湖南省府主席，并兼国军军长，闻彭、黄叛变，乃由长沙派兵两团及抽调浏阳剿匪军由西、南两方面向平江进剿。彭德怀见势不可当，即率两军（两千多人）退出平江向东北方面逃窜，平江工农群众千多人亦跟随着参加红军，这时他们的部队已有三千多人。以后他们在湘、鄂、赣三省边区游击，但因国军到处堵剿，无法建立民众组织，惟有似流寇式的四处流窜，那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北至长江南岸湖北省之扬森、大冶，南达江西省之铜鼓、修水，但在国军追剿下，他们的队伍已伤亡惨重，很多旧部队又逃向国军投诚，至十一月中旬只剩下二千多人，为了分散国军进剿目标，遂决定留黄公略的第三军一千人在湘、鄂、赣边区游击，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五军沿罗霄山脉南下，十二月初旬到达井冈山与朱毛会合。这时彭德怀的第五军只剩一千人，半数是工农武装。 　　毛泽东那时正苦于和朱德不甚融洽，忽然得到彭德怀率部到来，而彭又是他的同乡（彭与毛都是湘潭人），且多了一千人来相助，自然是喜不自胜了。由此而更提高了毛泽东的气焰。朱、毛之间的感情则更趋恶化。 　　二、国军进攻形势与红军决策 　　朱、毛红军自十一月初旬，粉碎了国军第二次围剿，恢复永新县城后，积极推动井冈山四周之工农群众，恢复一切革命组织及乡村秩序，并发动民众配合红军，分向外围游击区及白区抢运粮食，以备将来作战之需。在执行这一行动计划时，经常派出游击区：是中共控制区之外围，经常有红军或赤卫队出没的地区。小部队（一连至一营）掩护几百民众去抢运粮食，若有白军驻守而兵力不大的地区，或地方民团控制区，红军常于夜间袭击敌人。掩护民众搬运粮食，白军或民团因夜间情况不明，不敢外出，待至天亮时，红军与民众均撤回根据地。 　　红军这种积极的游击行动，更加速了国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的决心，于是国军第三次围剿井冈山又再出现了。 　　国军的第三次围剿井冈山，动员了湘、赣两省的兵力，计有：江西省的熊式辉、朱培德两军，有四个师，分由安福、吉安、遂川三路向宁冈、永新、及遂川地区逐渐推进；湖南省的何键军两个师，分由茶陵、安仁两路向酃县推进；另有范石生军两个师由郴州向资兴、桂东推进；胡凤璋之保安团亦由汝城向桂东推进。 　　此次围剿井冈山的兵力此过去大两倍。且采取四面包围，企图逐渐推进，迫使朱、毛红军困毙于井冈山上，这是彻底歼灭的战略。 　　国军这次围剿计划，很快就由湖南省委通知朱、毛；同时湘南特委及遂川、吉安各县党委亦飞报朱、毛。 　　十二月初旬，敌军已从东西两面开始分向永新、酃县进攻。 　　朱、毛知形势严重，立即主动的撤退，逐渐向井冈山集中，并于十二月下旬召开了一次党、政、军紧急会议，参加者有：红四军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湘赣边区特委书记谭震林等。 　　会议时，先由毛泽东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军事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官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卅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泽东、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年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 　　当时与会各人均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泽东登时目瞪口呆！他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便提出他的意见；他说：我原则上同意朱德同志的意见，但守山部队仍嫌太多，突围东征部队则必须加强，方能达到吸引敌人跟踪追击，以解井冈山之围的目的，所以他主张： 　　（一）由他（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全部，向赣南方面突围，转移到闽赣边区游击。 　　（二）彭德怀、滕代远两同志指挥红五军及袁文才、王佐部和遂川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并应以第五军之主力在周围展开游击战，以配合守备军作战。 　　（三）伤病官兵医院，因地形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应以一连步兵配重机两挺防守，以策安全。 　　（四）轻伤病官兵应即疏散潜匿山外各村疗养。 　　（五）守山部队之弹药均须尽量抽调补充，粮食亦须尽量收集储备，准备持久作战。 　　（六）边区特委由谭震林同志负责，可转移到永新县地区，继续领导边区各县党委会，发动群众斗争，以配合红军作战。 　　毛泽东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于是散会。 　　那天晚上，毛泽东又向朱德提出： 　　（一）廿九团自湘南八月失败后损失了一个主力营，近来在各决战斗中伤亡甚大，现有兵力甚少，应并编为一个营，以利于作战指挥。 　　（二）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并将二十九团政治干部调二十八团工作，以加强二十八团的政治领导。 　　朱德同意了这一意见，并立即进行调整。 　　三、突围 　　红军正在准备突围时，国军围剿的大军：江西方面，第一线已进占宁冈、龙源口、黄坳、大汾之线，第二线：已推进至莲花、永新、遂川各县。湖南方面：第一线已占领酃县十都、沔渡之线，第二线推进至酃县、桂东之线。 　　朱、毛见井冈山已处在国军四面包围中，即于一月初旬拂晓时，选择一条久无人迹的小路，沿井冈山南面峯峦向大汾突围。那时已是冬寒季节，山上遍布着薄薄的积雪，突围部队约有三千五百人，其中有男女政工队员及眷属等，毛泽东的太太贺子珍和她的妹贺怡，朱德的太太萧贵莲，均随军突围。各自带着一天的干粮，踏着野草没胫的山路，穿过丛林，爬过高山，越过一个高山又是一个山峯，突围人员一个跟一个的前进。天快要黑时，到了一个山头，名叫积石岭，是砂石积成，泥土极松，夜间无法行走。各部按所在地形，互相依靠着渡过一夜。天刚亮，吃了一点干粮，又继续南行。整天在深山密林中前进，将近黄昏时，已可看见山下的大汾村。据侦探的报告，村内只有国军一营驻守。朱德即令部队集结休息，吃过了干粮，朱德亲率部队先行下山，于黑夜中将大汾包围，立即以闪电的突击，冲入村内，拍，拍的响了几枪，即将国军全部俘虏，并即布置警戒，以备战的姿态，全部进入村内休息。时间已是午夜，因连日饥寒，乃即派队搜集粮食，宰了几只肥猪，全军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对于俘虏的处置，因为还要继续前进，无时间教育争取，即将他们全部释放，并借他们传播红军已经突围的消息，引国军向红军追击，以解井冈山之围。 　　红军在黎明时由大汾出发，向南急进，经过左安，营前，杰具，铅厂，三天的征程，又击溃了大庾县城的民团，占领县城。由大汾至大庾所经过的乡村，都是过去红军曾经占领工作过的地区。红军一到，群众即自动起来打土豪，杀地主，替红军送粮食，干得热热闹闹。大庾县城附近的工农群众亦召开欢迎红军的民众大会，红军使得到了三天的休息。 　　是时江西的国军已由赣州、遂川追来，红军占领城外北面山地，与国军打了一天激烈硬战，伤亡官兵三百余人，新任二十八团党代表的何挺颖亦负重伤（第三天毙命），他是毛泽东最信赖的能干勇毅同志，毛泽东闻耗深为痛惜。 　　朱、毛深知国军会越打越多，红军会越打越少，形势极为不利，黄昏时即向东南之上下杨梅，及大庾岭东之天马山地区进发。翌日，经猷山进出广东南雄县属之鸟径、大塘埔，逃避江西国军之追击。次日，又进入江西境之铁石口，在国军穷追下向东南急进，经过龙南、定南及安远、鄩乌以南地区，转向北进，经吉潭、项山进入闽、赣两省边界之罗幛山地。该地位于福建之武平县及江西之鄩乌、会昌县的中间，是武夷山脉之南端，九连山脉之东端，崇山峻岭，地方潦阔，国军不易进剿。但人烟极少，无法取得粮食，且正值隆冬，山地更为寒冷。 　　红军在疲惫饥寒的情况下仅休息了一天，首长们还开过一次会议，讨论了红军的改组，人事，行动方向等问题。第三天便沿武平县境北进，离开山区，进入人烟稠密的乡村，以取得粮食的供应。但武平的民团有组织又有战斗力，民团团长钟绍奎，领着三百多人驻于武平县城，随时增援各乡作战。此时红军只有千余人，到处受到民团抵抗，被逼转向江西，越过武夷山脉南段，进入江西之武阳围宿营。这是个比较富裕的村庄，粮食问题随时随地可以解决，但他们鉴于由大庾至吉潭这一期间被国军跟踪追击，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官兵，甚至朱德的太太亦在这段时间被国军俘去，直至进入罗幛山地后才摆脱了江西国军的进击。现在回到江西比较平坦的地区，又躭心被国军追上。是晚朱德派出了十多名密探，四出侦察敌情。 　　次日，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正是农历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本拟休息一天，但在上午接获密探报告：瑞金县城只有民团约千人，且无作战准备，亦不知红军已到武阳外围。朱德即决定出敌不意，向瑞金突袭，当即率队向瑞金急进，至距瑞金二十里时又接报告：城内民团忙于过农历新年，毫无准备等语，红军继续急进，于黄昏时向县城突击。民团的官兵正在准备除夕夜宴，共渡良宵，红军突然如从天降，全体官兵便被红军俘虏了。夜宴的酒菜，正好供饥饿的红军享受，被俘的官兵却空着肚子被关在一间大庙之内，在惊恐饥饿中渡过他们的除夕。 　　翌日（二月十日），红军处置了俘虏之后，继续北进，到达大柏地山区（瑞金北约四十华里），在山区内红军官兵都比较有安全感，他们准备稍事休息，整顿队伍，然后向东固前进。但是第二天，国军一个师又由南面迫近大柏地，准备围攻红军。此时朱德判断，若非战胜敌人则不能摆脱敌人的追击，现在只南面有敌情，若有决心，则有战胜敌人的把握，乃召集全体官兵开了一次大会，很严肃的告诉他们：现在面临生死关头，非战胜即是死亡。全体官兵鉴于过去逃跑主义损失甚大，一致赞成和国军进行一次生死决战。朱德判断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即派林彪（这时林彪已升任二十八团团长）率二十八团于夜间出发迂回敌后，朱德指挥其余部队向国军包围攻击，经过四小时的剧烈战斗，卒将国军击溃，俘掳国军千人，缴获械弹甚多，战场上尸横遍地，红军伤亡官兵二百余人，其中有前二十九团之党委书记胡世健，连党代表彭暌等。 　　这次胜利是红军的大转机，此后国军则停止了跟踪穷追，红军亦由此而得有喘息机会。经过休息整理后，即乘战胜余威，一鼓攻下宁都县城，红军的衣服、粮食、械弹都得到补充，并在商场筹得现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没收现金及罚款近万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红军在宁都县城休息了三天，召开群众大会，收集了五天的预备粮食。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必须进入比较安全而又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创造新根据地。于是发动群众将二百多伤兵及缴获的械弹，搬运去东固，群众亦尚能踊跃参加搬运工作。 　　由宁都至龙冈墟有两天的路程，沿途都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龙冈，过去是农会组织健全的地方，工农群众听到红军来了的消息，很多闻风而来。帮助红军搬运物资、护理伤病人员，使红军兵员得到无限的安慰和鼓舞。 　　红军到达龙冈后，驻在东固的中共赣南特委即派游击队长李文林（黄埔军校毕业）带了一个连游击队来与朱、毛连络，并带同红军进入东固山区，时间约是二月下旬。 　　东固是吉安县属的一个区，位于赣江东岸，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是一个高原山地，农会组织尚称健全，地方领导同志，多是当地知识分子，革命政策亦较为温和，自国民党反共后亦从来未被摧残，可说是当时中国农村革命运动比较和平安全的地区。朱、毛至此，便决心将之建立为一个革命新根据地。 　　四、“拥毛反朱”与“拥朱反毛”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环境，早已认识到：中共革命斗争，必须依靠军事，没有军事的胜利，就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割据的政治胜利。因此，自朱德的红四军与他会合后，如何控制红四军，是他梦寐不忘的问题。他深知朱德虽然是个朴实的忠于共党的军人，但对自己（指毛）的领导仍有不尽合作的表现。自井冈山突围东窜后，毛泽东更须紧握红四军，否则今后不仅对革命工作无所凭借，甚至个人生命亦非常危险。但四军主力廿八团，是朱德兼任团长，其营级干部，只有林彪和他认识，其余的都是朱德的拥护者。当在井冈山准备突围时，调三十一团党代表任廿八团党代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二十八团的控制。但仍觉不够，唯有提升林彪为团长，以林彪来领导二十八团才能安心。 　　当红军占领大庾县城时，毛泽东即向朱德提出：在此军事行动紧张时期，朱德应集中精力指挥整个四军，不应兼任廿八团团长，分散精神。关于二十八团团长一职，应在现职三个营长中遴选一个年青有为的充任，才能分担一部份责任。朱德答复他：现在兵力不大，尽可兼顾，现正在行动时期，不应更动人事，以免影响军心。而且现三个营长中，论资历以周子昆为最好，可惜他的健康不佳；林彪则勇敢有余而经验仍嫌不足，且资历太浅，恐难服众；现时不主张更动。 　　毛泽东以朱德所说，确是有理，无可反驳，只得暂时忍耐，另行想法。那天的晚上他请林彪来谈话，他对林彪说：我今天对朱军长提出，升林任二十八团团长，但遭朱反对，劝林以后好好的努力，将来一定与他力争，务达目的而后已，请他特别留意。那时林彪正是血气方刚、自负不凡的青年，既感激毛泽东对他的赏识，更憎恨朱德不赏识自己，气得满脸通红，他对毛泽东表示：感激毛主席提拔，并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由此，他就一面倒向毛泽东了。 　　当国军反攻大庾县城时，林彪更奋勇作战，掩护退却时亦由他担任。以后由粤赣边区流窜途中，因山地崎岖，行军困难，又被国军跟踪追击，处在日夜逃跑及战斗中，伤兵弃置于农村，落伍者被国军俘掳，损失惨重。一天，部队进入了闽赣边境的山地罗幛，脱离了国军的追击，部队乃能集中休息。朱、毛、陈毅等开了一次会议，在讨论部队整理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案，是将廿八团（缺第二营）改编为第一纵队，以林彪为纵队长；廿八团第二营（是廿九团改编的）及团部直属队之独立营、特务营，合编为第二纵队，以朱德或胡少海任纵队长；三十一团改编为第三纵队，以该团团长为纵队长。 　　第二案：以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才能确实掌握部队，随机应变。 　　他并解释说：我们是革命军队，任用干部的原则：只问能力及对党是否忠实，不能仍似军阀军队那样专讲资历或人事背境，你们对人事上的安排，必须打破旧观念，树立革命的新观念，新作风，才能适合党的要求，等语。朱德认为改编为三个纵队一案，本属可行。但仓卒编组，深恐动摇军心，乃同意第二案，将林彪升任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一场争执算是平息了。 　　红军到达东固后，见到当地有几百游击队，号称两个团，给养又充足，而且是一个山区，官兵都有了安全感。赣南特委以朱、毛红军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乃发动群众参军，几天的时间补充了红军三百多人。那时兴国县城只有民团防守，乃配合东固游击队及兴国民众，一举攻下兴国县城，建立了以东固为根据地的兴国县、新丰县（龙冈）苏维埃政府（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上旬），奠下了建立闽赣边区政权的初步基础。 　　红军正在庆幸得到了这一小小胜利的时候，朱、毛之间的磨擦又发生了。毛泽东在东固召开了一次红军党的干部会议，检讨井冈山突围决策，及突围后的作战行动，到会的除了红四军的高级党军干部外并有赣南特委同志参加。 　　毛泽东在检讨会上作了以下的报告：略云： 　　这次围东进，红军的损失太大了，按由井冈山出发时的人数，损失了三份之二，我们突围后，井冈山的情形，根据吉安县委由赣江西岸来的报告：井冈山已于二月十日被国军攻陷，所有山上的一切后方机关、民房、均被烧光，民众除被杀外，全部被迫迁离山区，彭德怀同志的红五军已转移到上犹、崇义地区游击；袁文才、王佐所部转移桂东地区游击；永新、宁岗附近各县苏区均被摧残，烧屋，杀人无数。由此，证明这次反国军第三次围剿的决策是错误的，诸各位多提意见，深入检讨，以纠正每一同志的错误，以为今后的教训。 　　林彪的发言：认为突围决策是朱德的积极主张，因这一决策错误，引致红军、苏维埃政府、工农群众都受到重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朱德同志负责，并指朱德有军阀习气，无政治头脑，打仗只知硬拼，无战略战术修养，党今后对军事领导应重行研讨。 　　陈毅听了毛林的报告后，起来发言，大略是：突围会议，他是参加的一个，当时朱德同志只是提出一个原则，具体的计划还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出席同志的一致通过，如果要负责，应该是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朱德同志负次要责任，他自己也要负责任。林彪同志既未出席那次会议，又不明实情，便将责任推在朱德同志一人身上，这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同志应有时态度。至于军事指挥问题，当敌军十倍于我，到处遭敌追击、堵截，谁能保证不失败？且袭击瑞金县城的成功，大柏地主动采取攻势，击溃三倍于我的敌军，我军能以少胜多，固然是全体武装同志拼命战斗所致，但当时是不是朱德同志坚决要打？又是不是朱德同志亲在前线指挥？他本人和林彪同志都是同时随同朱德同志参加军事工作，每次作战，我们都同在一起，这种事实是不容许抹杀的，党对每个同志都是公正的，希望各同志，不要凭个人的喜怒而歪曲是非功事实。 　　前二十九团长胡少海过去在会议席上很少发言，但这次他亦忍无可忍，接着起来发言，他反对林彪的意见，认为是对领导同志的侮辱。（胡少海于是年率领新编的第四纵队进攻闽西的碉堡阵亡）。 　　朱德在会议上表示：检讨会是大家平等的，任何人有错误皆应接受批评。关于他的错误，只要是事实，他很乐意接受。突围决策如果认为错误，当然要负责，但不是一个人应负全责，军阀残余习气，他表示自己或许还有，但希望同志们帮助纠正。 　　毛泽东见会场情况恶劣，为免继续恶化，立即起来说：各位发表的意见，都各有见解，我们是共产党员，切不要感情用事。希望大家冷静的自我检讨，今天暂告散会，容各人有详思熟虑的时间，下次会议再行检讨。 　　散会后，议论纷纭，有人提出“拥毛反朱”的主张，企图驱逐朱德。但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拥朱反毛”的主张，以对抗反朱派。于是闹得满城风雨，情势严重。地方党的同志最大多数是同情朱德，但又觉得党政工作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他们立即邀同陈毅、张际春（前廿九团营党代表，宜章人，小学教员，湘南暴动后参加廿九团工作，解放战争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进行调解。 　　那时毛泽东身体精神均不太好，一时又无法打破这一僵局，只好暂时忍耐，对地方党同志表示遗憾，希望同志们不要误会。朱德却不以为意，他表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事，他早年做过军阀，当他觉悟后，党的同志能容纳他参加革命工作，是他毕生之幸。现在他之去留，悉由党决定。林彪亦知难而退，他对陈毅表示：因一时冲动，自知失言，恕他年轻，以后希多加指导。 　　一场“拥毛反朱”和“拥朱反毛”的风潮，暂告平息，检讨会议，亦未再召开。 　　福建方面，原有由地方党员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来反党，自组社会民主党，成为中共的对头）等所领导的游击队，在闽西之永定、龙岩、长汀等县活动，当朱毛红军占领兴国县城后，即派人来与朱毛连络，并报告闽西敌情。据称：长汀城区只有新编的郭凤鸣旅驻守，邻近各县无正式国军。 　　朱德闻此消息甚喜，即与毛泽东商议向福建长汀进军计划，当时决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团及军直属队进攻长汀，毛泽东率三十一团留兴国发展附近各县苏区工作。这个决策毛泽东很不愿意，但朱德认为非乘此机会回福建发展，恐失去创造闽赣两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机会，且红军亦必须向外发展，方能扩大组织及解决给养问题。毛泽东以朱德的建议无可反对，最后同意了这一计划。 　　四月初旬，朱德率领的红军主力，进入了长汀西北十余里汀江右岸沟山区。郭凤鸣得到红军进攻长汀县城（汀州）的消息，立即命令他的部队（约有三千余人）沿汀江向山区进攻，他自己亦坐着四人抬的大轿沿江边前进。朱德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胜，盖红军利于野战，不利于攻城也。当即派一个营截断国军的退路，主力展开于有利的地形，待郭旅接近时，一声信号枪响，全军向敌突击，战斗时间极短，郭旅除少数逃脱外，皆被俘虏或伤亡，郭凤鸣旅长亦被当场俘虏，全旅的械弹均被红军缴获，并乘胜追击，占领汀州城。 　　是年，红军主力，三次进入福建，曾攻下上杭、龙岩、永定各县，及南下广东，攻陷梅县县城。红军实力扩大了。 　　江西方面：以东固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军。 　　福建方面：以闽西游击队扩编为第四纵队，以胡少海、傅柏萃为正副纵队长，隶属于红四军（那时廿八团，三十一团及直属队亦曾改编为第一、二、三纵队。至一九三○年成立红十二军时，改编为三十四师，隶属于十二军；是时傅柏萃已叛变，胡少海已阵亡）。苏维埃政权运动：是年扩大了赣东南，及闽西北苏区。并先后成立了江西，福建两省政府。闽赣边的革命斗争形势有了相当的发展基础。 　　是年冬，朱德率军深入广东梅县，目的是掠夺物资，以解决红军的服装及军费问题，但撤回时被粤军追击，损失不少。当他退回龙岩苏区不久，毛泽东来了，于十二月在古田召开红四军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议案，内容包括：加强红军党的领导，纠正红军中的一切错误倾向，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确立红军的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优待伤兵。并提出了反对红军错误倾向的口号如下： 　　（一）反对单纯军事观点。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 　　（三）反对非组织观点。 　　（四）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五）反对主观主义。 　　（六）反对个人主义。 　　（七）反对流寇思想。 　　（八）反对盲动主义残余。 　　以上口号，当时毛泽东报告是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所拟订，详情请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八十七篇。 　　关于加强红军党的领导问题，将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凡军事主管的一切命令、训令，必须有政治委员之签署，方能生效，否则下级不得执行，这是党代表制度时未付予的职权。 　　这些议案，出席会议的代表皆认为是毛泽东加强对红军的控制措施，虽然心内不尽同意，但亦无人敢于反对。朱德本人，素来遵从党的领导，且在军事失利归来，又闻是中央的指示，更不敢提出意见。毛泽东起草的提案，便顺利的通过了。此后，因为毛泽东是红军的政治委员，朱德便失去了单独发布命令的权力。 　　朱、毛不和的事件，在井冈山时期，早已传到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发出指示，内容是：国军围剿井冈山，形势严重，着朱、毛两人暂时脱离红军，同回上海，将军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苏区，配合地方赤卫队进行游击战。中央此项措施，是因毛泽东常不接受中央指示，有意将毛泽东调离红军而发。可是遭毛泽东拒绝了，他说斗争严重时期，红军必须集中行动，既可加强领导，又可消灭较大的敌军。红军是只有在敌情和缓、为了展开群众工作时才能分散。他以这些理由，驳斥中央。毛泽东答复中央指示，见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 　　朱、毛不和的情形，并没有因古田会议而改善，但因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要依赖朱德，且红军干部，对朱德多有好感，故不敢贸然除之。而朱德以忍让为怀，得过且过。他们能够维持到现在，是环境使然，当非毛泽东之本意。 　　第四编 广西苏区 　　第一章 中共利用广西省府主席俞作柏 　　自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下旬至一九二九年四月这一期间，我在香港所办的正义小报和香港日报均有发展，尤其是秘密军事训练班；因那时党中央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发动城市工人暴动，配合红军攻城的机会已经迫近，对于训练工人干部的巷战战术、夜间联络等军事知识特别重要。故陆续由上海、武汉、广东各地调来的工人干部日多，教官方面也陆续增加，如：前叶挺军参谋长徐冠英(潮安人)由新加坡来香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史书元(湖南浏阳人)、石迟锋（四川人）亦由上海来港，参加军训工作，同时为了要瓦解国民革命军，争取军事力量，对于兵运工作，亦急待展开，我们这个军事训练班又负责训练兵运人才，训练他们如何去渗透国军各种军事学校及军队，如何连络旧时和党有关系的军人，如何在军队中或军校中勤于学习、守纪律、努力工作、勇敢作战......等实际行动取得军校当局或军事长官的信任，陆续提高自己的地位，及在部队中起领导作用；如何与党取得连络......等各种方式和方法。 　　正在这个时期，一九一九年春，蒋介石将军已回南京复职，南京国民政府以主持广东军政的李济琛有反蒋嫌疑，将他扣留于南京，事因李济琛原是广西省的领袖人物，他一被扣留，驻于湖北武汉地区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便有兔死孤悲之感。且他们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时期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中央，西征唐生智之役，桂军出力最大，支持北伐、反共，至建都南京、安定中枢，均立有大功，今反而不能容于蒋！一怒之下，便在武汉发动了反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运动。 　　南京政府以桂军实力雄厚，让占据着武汉，有长江之险，若单纯以军事解决，势必兵连祸结，不易收拾。蒋介石将军有见及此，遂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之办法，谋求解决桂军之计，便想到了一个桂系的闲散人物——广西旧将领俞作柏将军出来收拾桂军。因俞作柏在桂系军中是有相当潜力的，当时第七军副军长李明瑞（滇军讲武堂分校第一期毕业生）是他的姑表兄弟，早年曾受俞的栽培，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已在七军任旅长，后以北伐军功升为十五师师长，由于他是俞作柏的表亲，故为李、白所歧视，便将他调升副军长，实则明升暗降，削夺其实权。但他待人和霭，且勇敢善战，其部属官兵对他有坚强的信仰。另有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与俞、李均有深交。蒋介石将军查清了这些情况，即派员到香港，向闲居香港的俞作柏游说，请他入京（南京），俞作柏正在寂寞无聊，正思无以报李、白之仇（见第二节）故一说即合，随同晋京！ 　　俞晋京后，蒋介石将军即以宾礼接待，经过一次洽商，许以事成之后，派其为广西省府主席，并给予一笔巨款，以为运动桂军费用，并派大军进迫武汉策应，那时桂军的十五师及五十七师均防守武汉，俞作柏秘密至武汉，很顺利的说服李、杨两人，立即宣布服从中央，反对李、白，并即率部撤出武汉，由中央军接防。 　　至此，蒋桂战争立即爆发，宜川、沙市决战，桂军一败涂地。李、白及少数将领仅以身免，逃往上海。 　　俞作柏及李明瑞，撤出武汉后，俞作柏便受命为广西省府主席，李明瑞受命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兼广西省国军编遣造特派员，率领两个师从水路运军至广东之西江登陆，向梧州进攻。 　　那时，广西只有黄绍雄指挥的吕焕炎及梁朝矶两个旅。俞、李军很顺利占领了梧州，即在梧州开府。梁朝矶旅退桂平，李明瑞率军向桂平进攻，相持一星期，卒将粱旅击溃。李占领桂平后，吕焕炎旅亦投降，接着梁朝矶亦宣布接受李明瑞编遣。李明瑞即顺利占领南宁，于是广西全省告定。 　　俞作柏遂率省府人员于六月间由梧州移抵南宁，正式接收广西省府。一场蒋桂战争于此结束， 　　俞作柏是个思想左倾的人，当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领导革命时，历任广西讨逆军纵队司令与总指挥之职，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长，与中共素有联络。国民党清党时，又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所排挤，寄居香港。他既不容于桂系当权将领；而南京当局又以他没有实力，故对他不予重视。是以他的心情，非常苦闷。中共驻港的高级人员如：恽代英、李立三、黄平等，看透了俞的心理，即向他进行争取工作；俞亦乐与合作，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弟弟俞作预是正式共产党员，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故当南京政府起用他的时候，他就事先向中央示意，并得到中共的同意，才接受新命。等到他对桂系军队策反成功，与李明瑞率师攻桂时，他即请求中共派员协助；中共中央便派宜昌来香港，命我参加俞李集团工作，并给我以下几个任务： 　　(一)积极争取俞李对本党的合作，予本党一切援助。 　　(二)利用俞李之掩护，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党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 　　（三）尽量介绍党员同志渗入广西军政机关及部队中，掌握实力，准备在可能时创立新苏区。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后，于五月上旬离开香港。随行的还有香港日报梁、吴两位同志。准备到广西创办报纸，作为党的宣传喉舌。当川的港梧轮途经广东三水河口时，突有广州公安局侦探科长林子光，带同武装侦缉多人上船，将梁吴两人拘去（后解广州枪毙）。幸而我住在另一个客房内，且在香港没有公开活动，所以未被注意，便幸运地逃过了这“鬼门关”，安全到达了梧州。 　　到达梧州后，我以龚鹤村的代名，由俞作预陪同往谒俞作柏；他即予我以广西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的名义，协助他工作。 　　这时，广西省政府，成了个间谍战的大本营。南京政府要紧握它，防范它再叛变。汪精卫的改组派，也要拉紧它，要策动它“反蒋”。中共更争取它，利用它，创造新的局面。省府秘书长黄健吾是汪派的代表；教育厅长曾如柏，是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的观察员，国军编遣特派员公署政治部主任郑介民，是南京方面的代表人物，监督俞李的行动；另一个便足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南宁公安局长。这三个政治集团所派出的代表，外表上见面时，总是嘻嘻哈哈；骨子里都在勾心斗角，想尽办法去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 　　因为我是中共派来的，俞作预是个共产党；李明瑞又是我的同学，凭着这种关系，所以对我的一切工作都很方便。加之俞作柏也想利用中共替他创建实力，则更使我的一切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结果，国民党两派所做的仅是上层工作，没有下层的群众基础。而我们却取得了上层的信任，下层工作则不断的发展，组织起来；在此情形之下，显然我们比国民党人高明得多了。 　　这时候，党中央当局即加派了许多得力干部，陆续前来广西工作，计有：贺昌、邓小平、徐冠英（化名徐开先）、石迟锋、张云逸、陈豪人、冯达飞（黄埔军校学生，曾留学俄国）等；他们并带来大批下级军政干部，从事渗透广西军政机关工作。 　　自这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到广西后，工作更顺利展开，并成立了中共广西行动委员会，由贺昌、邓小平、陈豪人、俞作预和我五人负责领导工作，具体地分配了各项工作任务，以陈豪人任省府机要秘书，随从俞作柏工作，藉以明了省府一切动态，以徐冠英任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科长，跟住李明瑞，从中了解特派员公署的一切活劲，以冯达飞为公安局督察，协助我的工作，以俞作预、张云逸、史书元负责军事运动工作，贺昌、邓小平和我为常务委员，同住在我的南宁公安局之内，负责全部策划的领导工作。由于人少事繁，工作紧张，每天晚上均须秘密开会，非至午夜不能休息，尤其是我，一方面要办理公安局的职务，另一方面要负责行动委员会的工作策划，又要对外应酬，正是忙不开交。那时，我和我的妻子王庆玲（又名王兰芬）女士尚未结婚，曾因工作繁忙致失约而发生误会，几至破裂。后经邓小平、贺昌等人从中解释，乃恢复和好，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结婚。 　　我们在广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完全由于俞作柏自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并不是党员），中共就是利用了这种微妙关系，藉此而创造了这一军事实力，从而作为后来我们开辟广西苏区的革命斗争的资本。 　　第二章 广西苏区 　　俞作柏鉴于过去失败的经验，他认为在混乱的中国局势下，没有军事上的实力，是不能发挥自己的革命抱负的。所以他占领南宁，统一了广西之后，第一个措施，便是遴选优秀青年，破格委充各县，试署县长，以整饬行政风气。第二个措施，决定编组广西警卫军，建立自己的基本部队，以俞作预负责建军事宜。一面派员分赴桂南各县招募新兵，充实兵源；一面将南宁军校重新整理，改组为军官教导总队，派编遣特派员公署总务科长徐开先(徐冠英之化名)兼教导总队的主任；教导队的学生，由各师旅挑选优秀的班排长及地方知识青年，参加训练，籍以培养警卫军的初级军事干部。 　　我们对广西的军事工作，也就集中精力从事于警卫军的建立，及军官教导总队的训练和控制。为了工作上的需要，立即通知中共广西地方党部协助，发动党员领导青年参军。最先成立的省府警卫连，便以中共党员石迟锋为连长。以后新兵源源而来，由警卫连扩编为警卫营。并很快的编成了三个营，即正式成立警卫军第四大队。初由石迟锋为大队长，张云逸为副大队长。后因石迟锋生活腐化，党便通过俞作柏将他撤职，故以张云逸为大队长。按照部队编制常规，大队实际等于一个营。当时为了减少外间的注意，掩蔽本身的力量，警卫军的组织，仍以大队名义编组，辖三个营及一个特务连，实则等于一个团的兵力，第四大队编成后，继即编组第五大队，以俞作预为大队长，史书元为副大队长。两个大队的各级干部，除了少数系俞作柏早年的军校学生外，大部份是中共党员。于是我们的军事工作便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一九二九年秋末，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积极煽动俞作柏、李明瑞联合“反蒋”，而中共的主张，是暂时观望；争取南京方面的经济和军械的援助，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加紧整理降军吕焕炎、粱朝矶两个旅，使能确实控制，然后创造新的局面。并把这个主张交由俞作预向俞作柏条陈。可是俞作柏因已与湖北荆沙枝江起义护党“反蒋”的张发奎，取得连络；而张部起义后即将南下广西，欲与俞共同合作。若广西不响应，以分散南京政府的军力，则张部有被南京政府歼灭之可能。因此，俞作柏基于道义上和形势上的需要，当即决心响应与张合作，并兴兵攻粤。 　　俞作柏这一决策，是他成功与失败的分野。当时他若依照我们的主张，拒绝汪精衞立即“反蒋”，而仍与南京政府敷衍，则以后的发展局势对俞作柏更为有利。可惜在内部基础末稳固，实力又未充实之前，便轻举妄动，他的失败，就成定局了。 　　十月一日当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南宁举行隆重“讨蒋”大会，阅兵，宣布就任护党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时候，独立旅长吕焕炎，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十五师的旅长黄权等人，在南京政府的策动下，便兵不血刃的促成了俞、李的失败。 　　俞、李失败的局势既定，中共虽然损失了一个建立军事实力，和创造新局面的机会，但已经掌握了警卫军两个大队，相等于两个团的兵力；乃请求俞、李可能掌握的部队，如降军蒙志仁团及编遣特派员公署的卫队，交与俞作预指挥。同时将警卫军第五大队，开赴左江龙州；第四大队张云逸部，开赴右江百色；并将库存军械弹药服装，分运左右两江，以为将来扩军之用。俞、李毫无异议的接受了这一请求，中共便以左右两江为基地，准备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而我们参加广西工作的结果，也算是得到了相当的收获。 　　南京政府方面，虽得到了一时的成功；但当俞、李失败后不久，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便再与广西军队连络，他们说服了杨腾辉及十五师的将领，让他们由香港再回广西，又造成了李、白、黄恢复桂系实力的局面。张发奎亦由荆沙经湘入桂，李、白、黄领导的桂系与张合作；“反蒋”运动又再次爆发了！南京政府在广西是一无所得，只是在形式上赶走俞、李两人而已。正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我们于广西国民党的俞、李政权失败时，即请俞作柏委任张云逸为右江百色清乡督办，俞作预为左江龙州对汛督办，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完成了一切工作准备，我即与张云逸率第四大队赴百色，俞作预即率第五大队开赴龙州。 　　广西左右两江，四面多山，峯峦起伏；北与贵州、西与云南及越南毗连，地势险峻。左右两江，流向东南，在南宁之西合流，小轮船由南宁可达右江之百色，左江之龙州，运输交通，尚称便“百色清乡督办”是李、白统治广西时所设，负责清乡剿匪。利。两江沿岸，土地肥沃，盛产谷米。各山区出产杂粮，种类甚多；加以人民勤俭朴素，粮食足以自给。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的苗、瑶、侗、壮四族。这四种民族中，以壮族人口为最多，占右江人口之半数，右江东兰县的中共游击队领袖韦拔群，便是僮族的领袖人物。他以东兰凤山边境的西山为根据地，自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便打游击。黄绍竑时代的广西省政府，无法将他消灭。直至俞作柏统冶广西，便由中共的关系，曾给予小量的械弹接济，提高了他在右江的地位。这是我们建立右江苏维埃政权的最有利条件。 　　百色，是右江的首邑。扼云南、贵州两省入桂的要冲，商业繁盛、行政机关，除县府外，另设有清乡督办公署；税收机关，除田粮局外，还有禁烟局，征收云、贵两省鸦片烟土入桂过境税，每月税收极大。 　　我与张云逸率第四大队，到达百色后，即接收了清乡督办公署，掌握了行政权，并控制了一切税收机关。军费政费，不虞缺乏；便积极的开展附近各县工农运动，及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工作。 　　龙州，是左江的首邑。除县政府外，设有对汛督办公署，负责国防军事及办理中国与安南（越南）出入口护照，且为云南及越南入桂要道之一，商业也很繁盛。税收机关，除田粮局外，亦设有禁烟局，还有防务经费（赌捐）。中共为了要解决经费来源，对这种害人的税捐，仍暂照旧办理。因此在龙州方面的军政费，也足以自给了。 　　左右两江这两个地区，有二十多个县份，但因地方辽濶，我们的兵力人力，均不足分配；致苏维埃运动和民众组织工作，一时无法全部展开。右江方面，仅能控制百色附近几个县；左江方面，也仅能控制龙州附近几个县；使两江的苏区，不能打成一片，这是当时最大的缺憾。 　　因为地形与民众的条件，右江比左江优越，所以党的指挥重心，设在右江，我也就在右江工作。右江各县，东兰是有群众基础的。所以群众的斗争情绪特别好；我们暂时仍挂着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耕者有其田口号，打土豪、分田地的工作，普遍的乡村自动的干起来。百色、奉议、田东（平马）、果德各县，我们领导着当地中共党员，积极编组自卫团，建立工农群众自己的武装。同时，我们在部队中采取了官兵平等待遇，提高士兵待遇的办法：官兵薪饷一律发银洋二十元：在提高士兵待遇的影响下，广泛的发动群众参军。动员群众参军的结果，不仅是工农分子热烈参军，甚至桂系军队中的士兵，亦有自南宁方面出走来百色参加红军者，他们当时并不了解革命，主要的原因是为官兵平等、薪饷待遇好所吸引。 　　关于军队的编组：原有的第四大队改称第一纵队，以胡元为纵队长（不久由我兼任）。以由南宁同来的教导总队学生为干部（李天佑、杨勇等均为当时学生），以新参军的青年编成第二纵队，并以教导总队副总长李谦为纵队长（原名李隆光，黄埔军校毕业，又名李湛，是李立三之胞弟）。右江原有的游击队改编为第三纵队，以韦拔群为纵队长。统由张云逸以督办名义指挥，我以参谋长名义协助张云逸主持军事。 　　当我们在左右两江积极建军及建立新政权时，广西国民党政权又辗转落到反对中央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之手，由是，桂军图粤，粤军攻桂，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息，遂给予红军从容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中共中央知道广西共党武装力量已经逐渐扩大，特派龚仁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到达百色，携来中央指示，命右江张云逸部成立红七军，左江俞作预部成立红八军，以左右两江为基地，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新苏区。 　　行动委员会（广西党的最高临时机构），接到中央指示后，即于翌日（六日）召开会议，决定了以下执行办法： 　　（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为广西红军成立日，右江现有部队编为红七军，并电令左江俞作预部同时成立红军第八军。 　　（二）成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右江方面：在现时军事力量控制下之百色、东兰、奉议、平马（田东）、果德各县，于是日先行树起苏维埃红旗，迅速发动工农群众，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苏维埃政府主席，正式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末成立苏维埃政府前之过渡期间，各县行政及筹备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作，由各地方党及新派去之现任县长和政府人员负责办理。 　　（三）凡成立苏维埃政府地方，即行按人口分田，废除一切土地契约和各种借贷债约。 　　（四）末成立苏维埃政府地区，实行二五减租及停止付息。 　　（五）土地分配：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已分之田，由耕者于收成之后，向政府缴纳总收成百份之十五地税。 　　（六）现驻田州（奉议县属）之前广西省警卫军第三大队熊镐部，被认为系反动势力，过去又不遵督辩署指挥，须于十一日前将其解决，但俘虏官兵须由军部处理，不得虐待。 　　（七）关于广西红军的统一军事指挥问题，应成立七八两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之人选，以现驻在龙州之李明瑞为最适宜，他不是中共党昌，但尚能接受党的领导，且桂系军队，多与他有历史渊源，有争取部份官兵起义的可能。应即电俞作预向他说服电告。 　　（八）各项工作部署之负责人如下： 　　政洽工作：陈豪人。 　　军事工作：张云逸、龚楚。 　　（九）将议案及中央指示，送龙州俞作预同志参照办理。 　　会后，即分别进行准备工作，并令李纵队长率领该纵队于十日晚开赴田州，于十一日拂晓时将第三大队包围解决。 　　九日我命上尉参谋莫文驿秘密制造百色苏维埃政府红旗及中国红军第七军红旗各一面备用。 　　十日晚，假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席，由我具名柬邀百色、奉议两县长（非共党）及百色市区绅商领袖宴会，由于平时举凡督办公署对外协商事务均由我负责，他们对我的邀请并无怀疑，是晚八时，所请客人都很高兴的依时到来，在酬酢中他们谈笑如常，警备第三大队长罗某，是俞作柏早年干部，此次调上右江，有反动嫌疑，不服清乡督办公署调遣，故将他解决。毫无戒心，我反而觉得尴尬，在酒醉饭饱之后，时间已近午夜，我乃对客人宣布：我今天是代表张督办及全体官兵酬谢各位两个月来的热诚帮助，同时有件重要事要向各位说明，各位听到时切勿惊恐，因对各位绝无伤害之意。本军是革命的武装，明天即要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并要在右江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今后仍请各位站在为广大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立场，继续协助合作。今晚，为各位的安全设想，请屈驾留在俱乐部内，切勿外出，以免发生意外的误会。此次事件，因事前要保持秘密，恕我没有预先通知各位，希为原谅等语。在场客人本来早知我们是中共分子，他们亦预知必有公开行动的一天，但因他们多数是俞作柏的部属，常以进步分子自命，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当他们初听到我的报告时曾突然愕住，有惶惑之状，但旋即恢复镇定，转而为我们庆祝，并请我关照。事过两天，全体恢复自由，一场风波，便在和平的环境中渡过。 　　十一日晨，天气阴暗寒冷，间中飘下毛毛细雨。八时前党政军人员、武装部队、工农群众，集合在督办署门前广场，举行升旗礼后，即由邓小平、张云逸作简短的报告，继由我宣布军部组织及首长姓名，在一片欢呼声中呜炮散会。军部首长姓名如下： 　　军长：张云逸 　　政治委员：邓小平 　　参谋长：龚楚 　　政冶部主任：陈豪人 　　参谋处长：唐睿 　　副官处长：陈伯度 　　军需处长：张某(后调叶季壮接充) 　　军法处长：叶季壮(后撤消军法处) 　　是日上午十时，李纵队长由田州打来电话，略云：熊镐大队已全部解决，拂晓时曾发生小战斗，熊大队长在战斗中被乱枪击毙，其余官兵全体被俘，双方官兵均略有伤亡等语。是次缴获的步机枪七百余支，俘虏之官兵除少数军官发资遣散外，约有官兵一千人参加红军。 　　自此，由百色以下至果德、右江沿岸已无反动武装，更便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为了扩大红军实力，继续在右江各县发动青年参军，很多原有的地方民团士兵亦要求加入红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红七军的兵力在数量上增加了两倍。一九三零年二月初旬，已编组的部队计有： 　　军直属队：特务营、野战炮营、工兵连、军士教导队一中队。 　　十九师：步兵三个团，师直属队有：特务连、通信连。 　　二十师：步兵三个团，师直属队有：特务连、通信连 　　二十一师：步兵两个团，师直属队有：特务连、通信连。 　　是时李明瑞已复电允就红军七八两军总指挥职，并建议总指挥部设在百色，他另组卫士队一连，待准备就绪后即来百色工作等语。当时急于统一两军指挥，于李总指挥未到之前，先行从来总指挥部，及将纵队番号改为师，并定于二月十一日组织完成开始办公，当时人事调整如下： 　　七八两军总指挥：李明瑞参谋长：龚楚 　　第七军军长：张云逸 　　参谋长：龚楚（兼）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第十九师师长：龚楚（兼）参谋长：张运揖 　　五十团团长：何子初 　　五十六团团长：李显 　　五十七团团长：黄子荣 　　第二十师师长：李谦 　　参谋长：胡元 　　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 　　五十九团团长：张翼 　　六十团团长：章健 　　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第八军军长：俞作预 　　第二十二师师长：俞作预（兼）第二十三师师长：史书元 　　是时，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已陆续成立，继之在平马召开右江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张云逸亲往指导，选出雷经天为政府主席，成立右江区苏维埃政府，以领导右江苏维埃政府工作（雷经天于中共统治大陆后，曾任广西省中共党委书记）， 　　红军第七军的官兵待遇，前面已经说过，在末正式改为红军以前，即已实行了官兵平等待遇，每月薪饷二十银元，在那个时期，物价低廉，可以说待遇是最好的，因为当时白军士兵每月只有七元而已；所以红军的待遇是全国所未有的。官佐的待遇虽然是低些，但亦足以维持其个人生活，而且多是党员同志或是革命青年，他们有理想有抱负，对于待遇和士兵同一样的问题，他们不但没有表示不满，反而认为这种平等待遇有促进官兵感情和团结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部队不论在任何一方面，都表现得最好的，官兵上下一致，从来没有过逃兵，官佐亦只有发生两个逃亡，他们并不是嫌红军待遇不好，是对共产党不感兴趣，但不是重要角色。 　　在政冶方面：红军部队里面也是平等的；虽然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每个星期都分别举行一次工作或学习检讨会，每次战斗后亦举行检讨会；检讨会是官兵混合编组，士兵可以批评官长，情形相当融洽，确确实实的做到了平等的地位。 　　关于军需补给问题：械弹方面，因为由南宁转移至百色时，已运来两个师的枪械（是俞作柏准备扩充两个师的装备），子弹每枝枪可配二百发，我们已准备建设子弹制造厂，机器设备亦已运到。 　　粮食方面：在右江已被控制的各县，农民已停止向地主交租，规定农民每年生产的总收获量征收百份之十五的土地税，亦足够红军及政府机关的粮食供应而有余。 　　经济方面：有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禁烟局和税局，征收由云南、贵州运出的鸦片过境税，及物资出入口税等，收入现金颇为可观，足资红军的开支，并可补助地方政府。 　　卫生药物：我们可从越南购入，毫不困难，但医生缺乏，是一件始终未曾解决的问题。 　　运输补给：因为每县都设有粮仓，重要交通线上亦设有粮仓，且因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帮助，虽远在东兰、凤山、天峨那些山区，运输补给，从未发生过困难。 　　服装方面：我们在右江时期，设有被服厂，布匹由南宁及越南采购运来，初期每人有内衣两套，军便服两套，棉衣一件，胶鞋则两月发一对，从未缺少。 　　红军这种待遇和补给情形，一直维持到一九三零年十月，至我们离开右江之后才有改变。 　　要叙述红七军的干部训练，我首先要说明红七军的干部状况：红七军是由一个团的兵力扩为一个军，除了廿一师韦拔群部是过去的地方干部外，其余军部及十九、二十两个师都是新编成的。 　　红七军的干部来源：一部份是由党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如张云逸、我、李湛、李显（云南讲武堂出身）、张翼（日本士宫学校出身）、章健（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王震、马达飞（广东连县人，黄埔军校选送俄国留学生）......等；另一部份是接收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第一期的学生，如：何子初（中共党员）、黄子荣、唐睿、莫文骅（以上三人初非党员后加入党），又有一部份是张云逸找来的，如：云广英、胡元、张运楫等（均非党员）。政治干部，中共派来的有：陈豪人、余惠、许苏魂、袁任远、李朴（四川人黄埔军校政科毕业）、叶季壮等。其余军政干部，如：李天佑、杨勇、陈漫远等，均系军队的司书，逐渐训练提拔出来的杰出人才。至于邓小平、贺昌等，只是在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期，御中共中央之命来广西南宁参加短期工作，以后则来往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广西苏区之间，传达中央指示，红七军成立后，即未参加实际工作。陈豪人亦于一九三零年冬，红七军奉调入赣途中，藉故离开队伍。 　　以红七军的力量及当时的斗争环境来说，是很可能创造一个王震，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长，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回上海，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赴莫斯科习军事，一九二九年夏回国，是年秋由中央派赴广西红七军工作，任十九师五十五团第二营营长，于同年进攻贵州省古州时受重伤，折断左脚，后赴上海留医，痊愈后复入中央苏区，任萧克军之政委，中共统治大陆后，任农垦部长至今。云广英，广东海南岛人，曾任第七军军需处科长，后调任十九师军需处长，再升七军军需处长后，曾任广东省府秘书长。 　　较大的革命割据区域的，可是因为军政干部的缺乏，使我们无法能够开展这一个局面，广西地方干部也十分缺乏。除了雷经天负责右江区的苏维埃运动，和韦拔群负责东兰、凤山的苏维埃运动及二十一师外，实在无法找到地方干部以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我们在红七军成立之日起，即尽一切可能去培养干部。当时我们最急需的是初级军事干部，如连、排长等，因此便首先成立了一个军事教导大队，以二十师参谋长胡元兼任大队长。由各师及地方团队遴选部队中之军士及地方优秀青年，编成三个中队；训练时间亦只定六个月为一期，毕业后分派补充部队及地方赤卫队，并继续召集编训。 　　政治干部训练：由政治部办了一期政治干部训练班。全班学生有一百二十人。由右江地方党，及红军中选拔优秀青年送训。现任中共统治区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韦国清，就是当年韦拔群选送的学生之一，他结业后，参加红七军任连级政治指导员。 　　对于现职军政干部之训练： 　　(一)军事训练方面：以研究团、营、连之攻防战术为主，而以军事讨论，及图上作业方式进行。对于游击战术之实施，及运动战、遭遇战之要领，亦为经常研究的课题。 　　参谋人员之培养，如各种参谋业务、绘图实习、敌情研究和判断、通讯连络。在驻军时，由参谋首长负责，每日有一小时之时间进行之。 　　(二)政治训练方面：除了由军政首长作各项政治报告及讨论外，并经常由政治部拟定各项政治课题及政治教材，分发给干部阅读，及召集政治讨论会，灌输革命思想。 　　红七军的训练工作，我认为比较红四军的初期，以至井岗山时期，都进步得多。不过我感觉到：政治教育总不如军事教育和军事领导有成绩，主要原因是缺乏优秀政治干部为中心领导。所以后来红七军干部的成就，政治干部并不如军事干部有成就。 　　第三章 革命路线和政策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正是百色苏维埃政府及红七军成立之翌日，广西行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者有：陈豪人、张云逸、余惠、许苏魂、袁任远、雷经天、韦拔群、李朴、李湛和龚楚。讨论主题是右江革命工作总路线及政策。 　　这次会议，是在百色县苏维埃政府(前清乡督办公署)办公厅举行。 　　下午二时开会，由行动委员会书记陈豪人报告当前左右江苏区状况，特别说明以下各点： 　　(一)中共中央最近关于广西工作指示，及本会于二月六日会议，仅是在原则上要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创造广西左右江新苏区；关于工作路线及政策则没有明确指示和决定。 　　(二)我们右江过去在国共合作时期，只有东兰、凤山两县在韦拔群同志领导下，曾组织农会，及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各县尚无工作基础。 　　(三）右江的民众有：苗、瑶、侗、壮、汉五种民族聚居，而以少数民族壮族为多，他们的特性以保守、强悍见称。 　　（四）右江地少山多，文化落后，生活贫苦，惟右江流域沿岸地区，粮食生产较多，比较富裕，西林县因过去曾出名人，如岑春煊父子等，文化较高，亦较富庶，但远处滇黔桂边，我们目前是鞭长莫及，现时无法顾及，惟有待以将来。 　　（五）我们现在是要根据右江的一般社会、经济、民风等状况，决定我们的工作路线和政策。 　　最后，他要求与会的同志根据过去的革命工作经验，提出意见，以供大家讨论……。 　　陈豪人致词后，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咸以我曾参加过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边区，曾以井岗山为军事根据地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从事革命斗争，乃要我发表意见。 　　我首先说：井岗山是一个大山区，地跨湘、赣两省，但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时期）附近各县均有党及工农会组织，群众条件，地形条件均好，毛泽东同志经过了半年以上的工作，由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会、农会，才由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乡区县苏维埃政府。现在右江的情形，除了东兰、凤山外，既无党的组织，又无众群组织，过去三个月来的工农会，只靠几个知识青年支撑着，工人、农民，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流于形式主义；在军事力量来说：我们红七军的力量仍不足以巩固这一广大地区，而现在的国内形势，蒋桂战争又起，我们不特要巩固这一地区，而且要利用这机会将我们这一苏区扩大到贵州、云南两者毗连地区，开辟滇(云南)、黔(贵州)、桂〈广西)三省边区割据地，进而夺取三省政权，所以红军的扩展，是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没有军事的胜利，就没有政治胜利的可能”。我们现在既有广大地区可以发展，又有广大群众可以发动，经济条件又好，扩大红军绝无困难，但在右江的革命工作环境，要特别注意的是刚才陈豪人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右江的民众有保守和强悍的特点，必须善为诱导，并要切实从基层组织做起；为此，我主张应以“温和的革命建设”和“积极的建党建军”为右江革命工作的总路线。请各同志研究。 　　我的意见发表后，获得大家一致通过。陈豪人随即宣布关于政策问题，请我负责起草，三天内具体地提交下次会议讨论，大家也一致通过了。于是便宣布散会，已是下午五时三十分可。 　　关于右江革命政策，于二月十五日经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我所草拟的议案如下： 　　(一)工人政策：右江地区没有稍具规模的工厂，更没有如党所指的无产阶级，只有手工业、内河船员、理发师、店员......等。劳资纠纷极少，因此，我们的政策应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握高工资，参加政权等口号，以发动工人，组织工会。 　　(二)农民政策：因土地分散，没有大地主，以自耕农、贫农为最多，我们的政策是：改造地主，争取富农（特别是注意要争取以勤俭起家的富农），团结中农，以贫雇农为基础。 　　(三)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按农民人口分田，俾能保持生产现状，进而提高生产。对于豪绅地主，若自愿耕作者，应按其人口分给土地，给予机会使能改变为劳动农民。 　　(四)农村阶级斗争政策：应本以有余补不足之义，没收豪绅地主之财物家具，除留给必需的衣物、用具、农具、住宅外。其余没收，分给贫苦人民。 　　不准任意逮捕善良士绅及勤俭致富的地主，至于罪大恶极之豪绅地主，由地方人民拘捕须交县政府审判处决，若判处死刑者，应交回原乡执行，以平民愤。 　　(五)经济政策： 　　甲、现金，仍照现行银洋为流通货币。 　　乙、整理现在税收： 　　(1)保存云南、贵州两省出口的鸦片过境税； 　　(2)征收工商业溢利税，并以累进税制施行； 　　(3)土地税：改收实物，按年产总额征收百份之十五； 　　(4)物业说：按年租额百份之五十征收，并通令不得加租； 　　(5)入口货物税：按价值百份之五征收，但民生必需品，如布匹、盐、油、火油等不征税； 　　(6)出口货物税：只收过境税，按值百份之十征收，本地出口货不征收； 　　(7)维护现有自由经营的工商业； 　　(8)维护滇、黔两省与百色陆路交通，并维护由百色至南宁白区的水陆交通； 　　(9)推动全右江各县的合作社运动，目前以消费合作社为主，以减少中间剥削、改善民生。 　　(10)取消赌捐，严行禁赌，及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六)宗教政策：本地区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应采取信仰自由之原则，不干涉其教徒之正常活动，但要破除迷信，除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外，并应对迷信消费品课以重税，以减少是项消费品之消耗。 　　(七)军事建设： 　　甲、加强民众武装组织；广西之民团素有实力，我们应以工农自卫军名义编组，初期应以村为小队，乡为中队，区为大队，县编为团，完成这一计划后，再行扩充。 　　乙、红七军现已有三个师，应再扩编红九军，并将之逐渐扩大。 　　(八)扩大苏区：第一步，应巩固果德以北之现有控制区，第二步，应控制隆安、镇都、靖西、养利四县，与左江苏区连成一片。随后赤化田西、西窿、西林各县及向黔、滇、桂边区发展，创造黔、滇、桂边区割据地。 　　右江苏维埃运动就是根据这一政策、计划而施行。它的突出之点是没有残酷的屠杀斗争，与白区保持物质交流；赤、白区商民可以自由来住，顺利的由旧社会转变为工农执行的新社会。但可惜的是右江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之际，因红七军主力奉调，离开广西，而失败了！ 　　第四章 红七军历次战役 　　红七军成立之后，因为没有敌情顾虑，便将部队分驻各县，以进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当时各部驻地如下： 　　军部及直属部队驻百色； 　　十九师驻回东、果德二县，师部驻回东； 　　二十师驻凌云、百色、奉议三县，师部驻奉议； 　　廿一师驻东兰、凤山、天峨三县，师部驻东兰。 　　各师都以营为单位，分驻各区乡，进行发动群众工作。 　　四月初旬的一个下午，接获驻云南边境剥隘之探员报告。西林民团指挥岑建英率领民团二千人经过剥隘附近有向百色进攻之企图，该敌料于今晚可到禄丰宿营......。 　　当时驻百色部队计有军部直属之特务营(新兵)、炮兵营(七生五山炮四门)、工兵连、军士教导大队及廿师之五十八团，我们接到这一情报之后，判断该敌必由禄丰大道进攻百色，为了避免扰及市区，决以野战歼灭之，部暑如下： 　　二十师参谋长兼教导大队长胡元率领该师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星夜开赴禄丰百色间约距百色三十里之有利阵地，先行埋伏，待敌进入阵地时，四面包围而歼灭之；以炮兵营守城，工兵连守城外市区及河岸，监视河上船只，特务营为预备队，控制城内。 　　我们分析岑建英的民团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并因岑建英是一个正式军人，所以特别慎重。 　　胡元率五十八团及教导大队即于是晚九时出发，守备部队亦于是晚进入各个守备位置，城墙上之照明设备，由参谋处协同炮兵营长收集火油，棉花，准备完善，分配各守城部队备用。 　　百色府城尚保存有古旧之城墙，但东门已拆除了一部份；其地形：西北面是较高之山地，南面是荒野之波状地及坟场，东面是市区及右江河流，市区中心位于城外之东南，若敌军无炮兵，则是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 　　翌日拂晓，敌军突从西北面山地向百色城进攻，我军因已准备完成，从容应战，我与张云逸闻报，即至西北城上观察敌情，发现敌军已占领西北一带山地，并积极构筑攻城据点（对城构筑工事），判断其兵力，当有二千人以上，但没有野炮，我们决定固守，待胡元部回师，然后内外夹攻而歼灭之。至十时左右，敌军约有五百人沿西面山脚向南面波状地前进，有进攻市区企图，同时，百色河之东岸高山亦发现敌军，隔江向市区射击。我以市区守军仅有工兵连及警察百人，兵力太少，情况危急，为免被敌人侵入市区，决即反攻，并立即商得张云逸之同意，由他负责指挥炮兵营守城，我亲率特务营出小西门出击，向西南面之敌反攻，战斗迅即进入冲锋肉搏战，敌军狼狈溃退，我即率部转向西门高地敌之侧背攻击，是时炮兵亦向西北门一带高地轰击，战斗至十二时，敌军全线溃退，我以兵力既少，且伤亡重大，占领城外各高地后，仅叫小部队约百人分向敌军追击，下午二时，战事结束。胡元部至下午四时才回师百色，敌已远遁。 　　是役敌军遗尸四十余具，重伤兵三十余人(我们将之救治，后来治愈后均参加红军)，我军伤亡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四支。 　　是役检讨会总结出以下各点： 　　(一)因情况判断错误，引致决定和处置亦有错误，没有考虑到敌军是地方团队，熟悉地形，不经禄丰，而从百色西北小路进攻百色，这一作战计划之错误，几导致重大损失，责任应由龚参谋长负责。 　　(三)二十师参谋长胡元率部赴指定地点伏击敌军，拂晓后既不发现敌军，应即注意敌情变化，且预定战场距百色仅三十里，未能及时回师百色夹击敌军，致被敌军逃去，这是胡参谋长的重大错误。 　　（三）百色城防战，能以少胜众，指挥若定，及时出击，与参谋长身先士卒，卒将敌军击溃，其智勇果敢精神，令人钦佩。 　　（四）全体官兵作战勇敢，特别是特务营官兵，入伍不到两个月竟有此战绩，可为全军模范。 　　（五）百色西北高地，虽距城千码，但可瞰射城内，过去忽视防御设备，是一重要错误，军部参谋处应立即详拟构筑防预工事计划，派兵守备。 　　击退敌军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举行了一次全体官兵叙餐会，以庆祝参战有功官兵，在餐会中，由张云逸报告；赞扬我这次亲率特务营，投入肉搏战的英勇作战事绩。引致全场向我欢呼致敬，令我啼笑皆非！ 　　评：我对是役作战的观感： 　　（一）是役原定作战计划，是运用游击战之埋伏战术，于野战中歼灭来攻敌人。对于百色城防亦有周密布置，这一战略是正确的。 　　（二）城防战：能适时出击，转移攻势；并能于击溃南面敌军后立即转向敌军侧背攻击；且步炮协同，达到机动作战的最高境界，战术的运用是优越的、适切的。 　　五月初旬，百色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认陈秘书到军部求见张云逸，当接见时，他道达来意，说是奉蒋总司令来见的代表。张云逸立即请我会同商谈，据称：他奉命由南京经安南、云南来百色，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与张发奎合作反抗中央，自去冬至今春攻粤失败后，又有进攻湖南的企图，蒋总司令拟任李明瑞为总指挥，张云逸为独立二十旅旅长，俞作预为第一旅旅长，所需军饷械弹统由中央运济，只要宣布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接受中央任命，饷械即可运到……。当时我们对他说：请先将军饷子弹运来，我军必进攻南宁，易帜一事，以后再谈。当时他住在百色河上的大花艇（水上酒店），并约我商谈，他开口就是求我玉成此事，国府必不负你。我当时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般军阀，没有政治立场，只求个人名利，我们的立场是不会放弃的，但进攻南宁的行动，只要你们能给我们以经济和械弹的帮助，我可保证必行，其他的我请他不要再提。他以不得要领，便于翌日由原路，经剥隘赴昆明去了。 　　翌日下午召开行动委员会议，张云逸将日来所发生的事报告，并说：易帜一事，我们绝不考虑，亦无须研究，但蒋桂战争爆发，是我们发展的最好机会，若南宁空虚，我以为必须进攻南宁，以扩大政治影响，关于应如何准备及进攻计划，请龚楚同志提出意见……。他报告后，陈豪人等即请我提出意见。 　　我当时提供意见如下： 　　（一）南宁方面若兵力不超过五个团及无援军，我军可进攻南宁。 　　（二）根据参谋处最近所得情报，桂军与张发奎军，攻粤败后，退回桂柳一带整补；南宁自张发奎协助桂军驱逐吕焕炎后即交由黄绍竑主持省政；南宁及附近各县经常有桂军四至五个团驻守，但蒋桂战争是否已经爆发？尚未接到报告，应立即派员前往南宁、武鸣、及桂林、柳州一带侦察，务求确实明了敌情，方可行动。 　　(三）进攻南宁应与第八军会同行动，应即报告李明瑞总指挥，请他即来右江主持军事，并请第八军积极准备。 　　（四）为了把握时机，应即令十九、二十两师分别在奉议，田东、思林集结；廿师除留一个团守东兰、凤山根据地外，师部及两个团应开来百色接防。关于沿右江东岸兵站补给站亦应迅速设置。 　　（五）为了确保后方安全，各县、区、乡之工农自卫团应即令集结，接替红军维持地方治安之任务。 　　我报告后，各人均表同意，并即饬令各主管部门分别办理。 　　会后的第三天，即接获南宁原有之情报员报告，略云：桂军及张发奎军，汇在桂林、柳州一带集中，准备攻湘，现南宁及附近各县仅有桂军五个团，黄绍竑现仍在南宁主持省政云云。 　　这一个情报与陈秘书所说的是相同的。我们判断若敌情无变化，即我七、八两军便可集中十二个团的兵力，进攻南宁，胜利的公算极高，因此，即决定行动计划如下： 　　（一）第七军（缺廿一师）于五月十四日在果德集中完毕，候命行动。 　　（二）第八军应同日在崇左县集中，并与七军取得连络。 　　（三）百色防务即交廿一师接替。 　　（四）野战医院随军部移果德。 　　我于五月十日由田东率五十五团赶赴果德，是日行抵距思林约十里之途中，与桂军一个团遭遇，立即展开战斗，我军以动作迅速，取得先机之利，战斗约一小时，即将敌军击溃，敌向东退却，我军跟踪猛追，约于十里外将敌一部消灭，俘获官兵三十一人，内有负伤连长一人，缴获步枪廿四枝，我军伤亡廿余人，其中在追击时因一门迫击炮爆炸，死排长一人，士兵三人，伤九人，当时我亦在现场，站在死难排长后面，为破片擦伤头部。 　　是晚，我十九师全部在思林宿营，于讯问被俘连长及士兵中得知桂军主力确向桂林，全州进发，南宁仅有桂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四个团，但黄绍竑尚在南宁，该团（与我作战之敌军）原驻武鸣，奉命向田东、思林游击，搜索我军情报。 　　十一日，我奉本师开赴果德县城，当我军渡河时，果德工农群众约五千人在河边列队欢迎，并燃放爆竹，情绪极为兴奋。 　　十三日，军部及二十师均到达果德。十五日，李明瑞总指挥率卫士连由龙州到达果德。是晚我们全军高级军政干部在河上之大花艇欢宴李总指挥，并商讨进攻南宁计划。 　　当时据李总指挥报告： 　　（一）第八军已编足了廿二、廿三两个师，共六个团；现正继续招收新兵编廿四师，现八军已准备留一个团守龙州，军部直属队有特务营、野战炮兵营，及五个团参加；会攻南宁。 　　（二）龙州附近五个县已编有工农自卫团，可负防守地方之责。 　　（三）七军所需之电话通讯器材已由安南购到，不久即可送来。 　　（四）进攻南宁计划我亦同意，但仍须加紧搜集敌情以防变化。 　　是晚，我们接到情报：隆安县城已于日前有清乡司令李奇率兵两个团进驻（两团均是民团编成），并加紧构筑工事，南宁情况无变化。 　　十六日，我军决定行动计划如下： 　　（一）红七军(缺廿一师)留一个团守果德，掩护后方机关，并向武鸣游击，侦察敌情，其余先进攻隆安，占领隆安后，再行决定进攻南宁计划。 　　（二）红八军应先占领永康县城，即与总指挥部切取连络，候命行动。 　　（三）野战医院及各师后方暂留果德。 　　（四）总指挥部随同七军行动。 　　十七日，我军向隆安进发，是晚在距隆安十五里一带村庄宿营，十八日向隆安进攻，下达攻击命令，要旨如下： 　　（一）据探报：敌军两个团以主力守县城，一部占领县城西面约四百尺标高之山地对我方警戒。 　　县城附近有防御工事及障碍物之设备；西面山地亦构筑有工事及设置有障碍物，该敌据点可瞰射县城附近。 　　（二）我军以消灭该敌，占领隆安为目的，决于明(十八)日拂晓进攻隆安，部署如下； 　　1、廿师（缺一团）附工兵一排进攻县城。 　　2、十九师之五十五团附工兵一排进攻西面高地之敌阵地。 　　3、十九师(缺五十五团)及军部特务营、野战炮营、工兵连、教导大队为总预备队。 　　4、开进时，廿师为左翼，十九师之五十五团为右翼。 　　5、总指挥部警卫连(卫士连改名)随五十五团后前进。 　　6、军部随廿师后前进。 　　7、总预备队随军部行进。 　　8、总指挥在总指挥部。 　　十八日拂晓，左右翼两军同时向敌进攻，战斗展开后，我和李明瑞在距两翼约五百码之波状地观察战况，发现攻城部队虽已接近敌军城外副防御阵地，但右侧背受西端高地之敌射击，情况极为不利，当即决心迅速夺取西面高地，即以炮兵营集中火力向敌高地阵地轰击，我五十五团于正午已夺取了三份之二的高地，惟有最高顶之敌阵地累攻不下，我五十六团一个营沿山脚死角向敌高地之后方突进，占领了一处小高地，截断了敌之后方连络线，但受城内敌军之机枪侧射及高地敌之瞰射，我方伤亡甚多，逐于黄昏后撤回。廿八团是日毁敌之障碍物一部份，及占领其城外阵地两处，但无法攻城，伤亡亦甚多，五十八团阎参谋长左脚重伤(闻是安徽人，出身黄埔军校，中共党员，因左脚折断，后送上海疗治)，是晚我军继续向敌进攻，但无大进展。 　　十九日继续进攻，城外阵地大部份占领，并接近北门攻城，但右面高地敌之最后据点至正午仍未攻下，且增加了敌军一个营死守。我与李总指挥于午后一时移至西南高地指挥，正拟命教导大队增加进攻高地，发现敌军约有两个团由南宁方面开来增援，陆续渡过浮桥入城，此据俘虏报称：黄绍竑亲率部队前来指挥作战。我军以敌情变化，为避免过大伤亡，决主动撤退，乃于黄昏后有计划的退出战场，我率五十七团占领隆安五里之小山地掩护主力向果德转进。敌军不敢追击。 　　廿日，全军撤回果德休息。 　　是役我军伤亡官兵二百五十余人，内有军部副官处长陈伯度阵亡，重伤五十人，内有团参谋长阎X一人，五十五团阵亡连长刘×一人(黄埔军校政治科毕业)敌军伤亡不明。 　　廿一日，隆安之役检讨会，指出以下各点： 　　（一）开始攻击时，攻势不猛烈，进攻部队没有同时使用全部兵力，逐渐增加作战，没有速战速决的决心。 　　（二）反击开始后，没有派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以中央突贯战术进出敌后，攻击敌之高山阵地，致延误时日，影响全局。 　　（三）战略上没有消灭或击溃敌军增援部队之计划 　　（四）能临机主动退出战场，保存实力，这一决心是正确的。 　　廿二日接获龙州俞军长报告：该军蒙志仁团长率全团叛变，逃回南宁，会攻南宁计划暂难实行。 　　我们接到俞军长的报告后，决定停止进攻南宁计划，总指挥部、军部、直属队回驻百色，十九师驻果德、思林。廿师驻奉议、凌云、并饬令立即整理补充。 　　评：进攻南宁的我见： 　　（一）进攻南宁的决策是错误的，盖南宁为桂系的政治中心，在蒋桂战争初期，对于南宁的防守必有适当的措施；在红军方面，南宁及附近各县没有工农革命基础，本身实力亦并不强大，进攻南宁在军事上是军事冒险，在政治上是有助蒋牵制桂军之嫌。 　　（二）隆安战役：红军既知桂军增兵防守，在进攻计划时，没有估计到敌军增援之可能及对策；在战术上不使用强大力量用中央突贯深入敌后，截断城外高地据点与城内连络并从敌后进攻之战术，致经两日之激战，一无所得，失去歼敌良机。 　　红七军自于隆安作战撤出右江原防后，加紧补充整训，并加强各方面的情报工作，廿里一站的通讯网亦很快的建立起来了。隆安的桂军自我军撤退后，他们亦撤退了，仅留一个营的民团驻守隆安县城。 　　当时陈豪人等主张再攻隆安，我认为既无进攻南宁的目的，则再攻隆安实无重大意义，因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群众工作尚未做好，且部队正在整补中，目前不应分散力量。此议便暂告搁置。 　　六月中旬，接获桂林、柳州探报，桂军主力确已入湘，但桂柳一带仅有一师以上的兵力，乃动员民团协防……。那时，因广西被广东封锁，致使我们的税收减少，七军的高级军政干部都抱冒险精神，亟思向外发展，在一次会议上，李明瑞提出一个意见，他说：蒋桂战争正在发展，我们僻处右江，不能把握时机向外发展，现右江情形安定，以廿一师的兵力则足以维持，七军主力应移到湘、黔、桂边活动，较为有利，而古州是贵州省比较富庶的地区，若占领古州，南可以窥桂（桂林）、柳（柳州），东可出湖南；较滇、黔、桂边之贫瘠地区更为有利，请各位研究。陈豪人认为很好，赞成此议。张云逸问我有何意见？我当时说：要使左右两江苏区连成一片及建立以百色为中心的滇、黔、桂苏区是根本之图，目前虽因蒋桂战争，广东对广西封锁，物资交流受阻，影响我们的税收，但维持军费尚无重大困难；古州之行，虽无不可，但应以向外游击之性质，对于右江之保卫不能疏忽，到时如认为湘、黔、桂边可以发展，再行计拟，因此我主张以一个师向古州游击，相机夺取古州，其余部队应留守右江，并迅速向向都、龙茗发展，俾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当时他们都反对我的意见，认为蒋桂战争，廿一师留守右江已足，主力应向外发展，此案便已通过。 　　一九三零年六月下旬，红七军（缺廿一师）以进攻古州（榕江）为目的，取道河池、思恩、到宜北。在宜北准备了三天粮食，经色寨入贵州省境。由色寨出发到古州，尚有三日的行程，都是在万山丛中的瑶人住区行进。第一天宿营的瑶村，因瑶人全数逃匿深山，找不到瑶人购买菜蔬，迫得通令部队，可在民家及菜田里收集青菜，并准许每团杀一头猪，为两餐饭菜。但必须以团为单位，负责将菜价加倍留置银洋于菜地上及民房内，以免引起瑶民反感，维持我们铁的军纪。可是我们杀猪的消息，很快的传播了瑶区，而我们留下银洋的消息，瑶民却还不知道。笫二天行军到达一个有百户人家的瑶村时，即被瑶人封闭道路及村外栅闸。并集中了数百瑶人，携带鸟枪剑戟，堆集大石，阻止我们通过。而那个瑶村是建筑在大山中部的横排上，只有一条倾斜很急的羊肠小径可走，进攻非常困难。我接到了前头部队的报告，立即命令部队集结停止前进。然后我和李明瑞前往视察形势，认定瑶民是出于自卫性质，可以谈判解决。我乃独自冒险走近第一度栅门，请瑶民派人来洽商。经过了十多分钟时间，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农民来到，他自称是这一个瑶区的瑶民代表，他本人却是汉人。我告诉他：我们是经过瑶区到古州去的军队，纪律很好，绝不侵犯民间一草一木。买东西给钱，公平交易，不会强买强卖；昨晚杀了人家的猪及取去蔬菜，均留下银洋；请转告他们不要恐惧。今天因被阻延了时间，除一个师继续前进外，总指挥部及一个师，要在该地宿营，请他们不要误会。那个代表去了约廿分钟，便有瑶民下来开闸门，让我们进入村庄。时间已是下午，烈日西斜，照射着村外，瑶民站列在树荫之下的奇异打扮，使人另有一种感觉！他们数百人，男女老幼，都带着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第廿师一队队的通过。他们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军队，廿师全部通过了，随后又有总指挥部，军部直属队，十九师跟着来了，瑶民见我们廿师的官兵，没有一个进入乡村，而一个跟一个的跟着前进，也就相信了我所说的话了。同时昨晚宿营留下银洋的消息，他们已经知道。那位瑶民代表就带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瑶人来见我。 　　原来这个瑶人便是附近二百里地区的酋长（我只好称他为酋长），他派了五个瑶人带我们各单位的设营人员进入村庄内，分配营房。我见瑶民中，男的束发，女的袒胸（她们的服装如和尚衣，上胸外露）；短衣短裙。壮年男女的腰间，均佩有尺多长的古剑，宛似唐汉以前的古人。在我所见过的瑶人中从未见过如此古老装束的。由于语言不通，虽不无隔阂之感；但那些瑶人的热情洋溢，使我并不感到陌生。等到负责设营的副官出来通知我，设营就绪，我便随同他们进入村内。见瑶人屋宇，全是板木建筑，上盖杉皮，一座一座的不相连接；有楼有地，楼上住人，楼下住牛，每屋仅有二扇门，并开有两个不足一尺直径的圆形窗；门的上面挂着牛角，屋内是一个大厅，中间筑有一个小小的土灶，灶旁有一张四方木枱，几张木凳。没有卧室床帐设备，晚上围绕在灶的旁边，席地而睡。他们的生活，真是艰苦到极点。等到布置好了营地后，我便去访问那位瑶人酋长。因为要尊重他的缘故，所以他的家里没有驻军。他的房子很大；一连有五间，中间的楼上和楼下的左右房屋，是饲养牲畜及放置农具。楼上的左右房间，是卧室及储藏室，堆满了油盐糖酒及杂粮等物（他们的稻谷是连稻草一束一束的挂在村外的竹架上），猎具挂满墙上。大厅的中间墙上，挂着两对牛角；厅内的两旁有两张四方木枱，围摆着近十张的木凳；中间有一大土灶。这座房子的上下两厅可容两百人的集会。 　　当我到达时，他一家三男五女，围坐在灶旁；酋长见我来了，立即站起，作有礼貌的欢迎我，笑着拉了一条凳请我坐下，女人们也不回避，跟大家坐在一起谈天。两位青年是他的儿子，身体壮健，约廿余岁上下；五个年轻的妇女，虽然穿着瑶人的古老服装，但她们的脸形体态，和雪白的肌肤，却是另有一种美丽风韵（据说两个是酋长的妻妾，两个是媳妇，一个是女儿）。酋长因不大懂得我的话，马上叫他的儿子去请那位汉人来（他是专替酋长完粮纳税及传话兼教瑶民读书的）。从谈话中知道瑶人是信奉兽神的，他们的契约，还存下结草为凭的草结，和象形时代的古文字。许多年前，瑶汉民族间的仇恨很深，常发生严重的械斗；汉人称之为“发瑶疯”。近十年来，瑶王迁居于汉人居住的城市内，这种械斗才没有发生。但在瑶民心目中，汉人都是很坏的，那些专做瑶民生意的小贩，常以廉价买来的蓝布故衣，要换取瑶民很多的谷物。获利数倍，卖给他们的盐，还渗入白沙。政府派来收税的人员，又是作威作福，勒索压榨瑶民的钱财，无所不至，这些，都是最令瑶民痛恨的事。我听了这些话，便告诉他：我们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将来中国革命成功时，欢迎瑶民到大洞去居住，与汉人同等待遇，分田、教育，还有被选为政府官吏的权利。各弱小民族，一律平等。所有的军阀、贪官污吏、恶霸、奸商，全要打倒！他听了我的话，非常兴奋！立即宰牛杀猪，准备欢宴我们。那三个年青妇女听完我说的话，向酋长说了几句话，酋长点了头，她们便跑进房去，背了鸟枪和兽皮袋，带了两条狗出门去了。那时天尚未黑，但已接近黄昏，我问她们到那里去？那汉人说：她们说你是个汉人中最好的人，要去打野兽送给你呢！我表示谢意后，便告辞出来。临行时酋长约我今晚和几位长官到他家里饮酒。我只好答应晚上必到。回到营房不到一小时，正和李明瑞、张云逸谈天之际，那三位妇女便送来了一头野猪和两只雉鸡。我们送了她们每人两块光洋，她们欢天喜地的回去。 　　那天晚土九时，酋长跟那位汉人来请我们去饮酒，我和李明瑞同去。到酋长家里时，楼上楼下摆着大锅的猪肉牛肉，大坛的烧酒，聚集着男女近百人。楼上厅的中间灶边，放着三个高约一尺六寸的大铜鼓；据酋长说这是他的家传之宝。是汉末孔明征南蛮时遗留下来的战鼓(或系宋时狄青南征时遗下的东西)。请我们坐在鼓上，这是表示最尊敬之意。大家围着喝酒食肉，直至深夜二时才散，瑶民的盛意隆情，至今还不能忘怀。 　　第二天我们出发时，通知酋长，请他派壮丁来古州，他答应明天派来。 　　我们于六月下旬，进抵古州城郊。这时适值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由贵阳出巡至古州。城内有步兵两团，炮兵一营，固守顽抗。 　　我军以十九师及附属炮兵营攻城，工兵连架设都江浮桥，限当日正午完成，廿师为总预备队，安置于都江南岸，李总指挥及张军长在南岸指挥。 　　古州城墙，约有廿尺厚，四十尺高，极为坚固，我军于八时占领了西门外高地，可俯视城内，当即以炮兵营占领护高地向地下炮击，五十五团攻西北门，五十六团围攻东南门，并搜集木板、竹梯爬城，战斗极为激烈，正午十二时，五十五团第二营营长王震，于攻城时左脚折断重伤(王震现任中共中央农垦部长)。午后一时，接到李总指挥命令，以坚诚难下，着我撤退。我以本军子弹消耗殆尽，若不攻下古州，无法补充，我无论如何，必在黄昏之前攻下古州，请予核准复之。是时，我心急如焚，乃即集中全师迫击炮十二门，加入野战炮兵阵地，向城内密集轰击，掩护步兵爬城，下午三时，开始总攻，五十五团第二营代营长陈×(代王震)，率领该营及师部特务连，首先从西门登城，接着五十五团何团长亦登城，向城内攻击前进，五十六团亦攻破南门，向城内攻击，王家烈以大势已去，即率步炮兵开东门突围而逃，我总预备队五十七团立即跟踪进击，至十里左右之溪边将敌军全部包围缴域，王家烈由其卫士背驮泅水而遁。 　　五时，古州全城肃清，战事便告结束。 　　是役俘获步枪五百余支，重机枪二挺，七五厘山炮二门，无线电台一座，步枪子弹，足资补充，并俘虏七百余人。敌军两个团除逃出少数外，全部覆灭，古城街道上，遍地有伤亡官兵，我军伤亡亦有二百余人。 　　占领古州的那天晚上，来了很多瑶民，我们派员预备住所，好好的招待他们住宿和吃饭；并在古州城内搜购了很多盐糖布匹，送给瑶民担回家去。还告诉他们，如愿意参加军队工作的，随时可来入伍。于是他们都很高兴的挑着东西回去。以后参加红七军的有三十多人；均能刻苦耐劳，勇敢善战。尤其是上高山如履平地，步行快速，非汉人所能及。后来还有几个在红七军干得很出色，做连营长。 　　在古州住了五天，正准备扩大占领区，突接韦拔群自右江来信（当时红军中还没有无线电器材设备来沟通部队间的连系）说：“百色已被右江民团司令岑建英攻陷，我师退守东兰”。这个形势的突变，使我们非常焦急。因右江是红军的主要根据地，百色失陷，整个右江将无法保存。于是我们又回师右江，准备收复失地。 　　行前，贵州省府主席王家烈送来一封信，要求李明瑞发还电台与山炮，免伤感情。并云追击部队，决不向红军攻击。当时情势，红军本身有一个炮兵营，炮弹储备并不充足，补充更感困难。而无线电人材，红军中更没有。俘虏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都是穿着长衫的文弱着生，他们对革命毫无认识，很难改造过来。这时王家烈所派的四个步兵团，每天都跟在红军后面，但不敢接近；在五里或十里外的地方宿营，虽然他们不敢与我们主力作战，但究竟对我们的士气有影响。于是到达福禄墟的时候，我们便将缴获的电台及两门山炮抛落榕江河内，并将无线电台人员全部释放。继续取道天河、怀远，回师广西东兰。 　　王家烈的部队将电台及山炮捞回后，则不再尾随着我们了。他这里“有礼貌的追击”真是战场上不可多见的奇迹！ 　　评：是役红军能攻陷坚城，是指挥官之坚定决心和将士用命所致，在战术上：炮兵能充份发挥威力，步兵适时投入冲锋，正是步炮协同，克敌致胜。 　　红军在东兰休息了两天，决定了反攻右江的计划如下： 　　(一)二十师进攻田东，相机恢复沿江各县。 　　(二)十九师附属炮兵营进攻百色。 　　(三)廿一师(缺一团)及军部直属队为总预备队，在十九师后跟进，策应两师作战。 　　(四)廿一师一个团留守东兰后方。 　　各师于七月廿九日出发，分向目的地前进，十九师于卅日拂晓进抵三岔路口(距百色约十里)经过战地侦察后发现敌军，在百色城外西北高地构筑石砖碉堡两座，每座有敌军约一连驻守，与城内守城部队构成火网，封锁攻城道路，总兵力约二千人。 　　我军之攻击部署： 　　(一)五十六团为右翼，沿山路进出百色西门外地区向西门进攻。 　　(二)五十七团为左翼，由三岔路通百色大道向百色东北门进攻。 　　(三)五十五团以一个营掩护炮兵营占领敌军碉堡北端之山地，先行摧毁敌军碉堡后向城上目标延伸射击，掩护各步兵团进攻。 　　(四)五十五团(缺一营)控置于炮兵阵地附近，相机策应主攻部队作战。 　　(五)我在炮兵阵地指挥。 　　我炮兵九时开始向敌碉堡射击，各团之步炮亦同时向城上射击，我野战炮，连续发射均命中碉堡，不到十炮已将两个碉堡摧毁，敌兵伤亡二十余人，即溃退入城，我五十五团立即由中央向敌追击，我左右翼两团亦同时向城攻击，城内敌军见势不可当，即向南门溃退，我右翼团迅即向南追击，在市区外之小河边俘虏敌军百余，其余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或弃械潜匿于民居，我于十二时进入百色县城，李总指挥、张军长亦同时进城，当时工农商人均来密报化装潜匿之敌，悉数被捕。 　　是役敌军伤亡五十余人，被俘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我军伤亡十三人。 　　二十师师长李湛率该师经过进攻民团之小战斗后，于八月三日前已克复田东，奉议、果德各县。右江苏区全部恢复。 　　溯自我军于六月下旬，由百色出发，至七月下旬回师，反攻右江各县；虽仅一个月，各县市场已表现着冷落的气象，尤以百色为甚。查其原因，是由于多数外地商人对共产党抱着怀疑与恐惧的心理，不敢再到百色来做买卖，而土货外销，亦受战争的影响，运输交通困难，遂陷于停滞。同时有些豪绅地主，亦不满我们的减租、停息、分田等措施；在民团进驻时，却乘机向工农勒索赔偿损失，但没有屠杀情事发生。红军回来，他们恐惧中共杀害，便逃往南宁。一般工农群众的心理，亦因曾经受民团与豪绅地主的威迫，顾虑将来红军离去或失败时，又必然重受豪绅地主更大的迫害；因此，影响了他们的斗争情绪。 　　评：反攻百色之役，官兵用命，左右两翼行动迅速，总预备队亦能机动的加入战斗；战术运用无可疵议；关于群众举报潜匿散兵，是惧怕红军？抑是拥护红军？殊难定判；但右江地区，经过民团占领后，市况凋零，民气颓丧，不免有令人今非昔比之感！ 　　红军派赴云南的密探，在八月初旬送来紧急情报：南京政府，命云南朱晓东军，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其经右江之张聪师，已到富州，将经剥隘入百色”。第二天，滇军师长张聪来信，略云：“敝军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进攻南宁，绝不侵犯贵冶及骚扰军民，幸勿误会”。 　　滇军究竟是否藉名过境而进攻红军？还是真的假道百色进攻桂系军队？经过我们研究的结果，无论张聪师的企图怎样，打击国民党部队壮大自己，是我们已定方针。滇军以长途行军的疲劳之师，乘机将其击溃，正是红军扩充实力的机会。便按敌进我退原则，决定退出百色县城，待敌疲劳时，在思林果化间之山谷歼灭滇军，并作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总指挥部、军部、十九师（缺五十五团）及二十师全部集结于百色以北之凌云汾州、龙州墟一带。准备于张聪师离开百色沿右江南下时，我军尾敌追击。配合思林之五十五团，在右江左岸歼灭之。 　　（二）龚师长率五十五团，即移思林至驮层大路以东之山村，准备在思林自驮层之谷地，伏击由思林至果化运动中之敌人，并配合主力追击部队，一举而歼灭之。 　　（三）廿一师在驻地继续整训。 　　（四）百色、田东、平马、思林各县，沿江交通大路乡村之粮食，全部运上深山疏散收藏，不得资敌。 　　（五）百色至果化沿江船只，立即移至百色以上，勿为敌军所利用。但少数交通渡船，可保留维持交通，必要时予以破坏。 　　（六）各县赤卫队，须利用沿江及大路两侧山地埋伏，进行扰敌工作。特别是当敌军宿营时，运用敌驻我扰游击战术，利用夜晚向敌驻地进袭，以扰乱敌人。 　　这个作战计划决定之后，我率五十五团，迅速的在思林之南之山谷，依据有利地形，将伏击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便隐蔽在东北面的小山村里休息。 　　滇军张聪师，在百色休息两天，与广西右江民团司令岑建英取得连络，让民团进驻百色，然后沿右江左岸南下，经田州、田东、平马至思林。 　　由思林至果化的三十华里间，接近果德东岸一段十五华里沿路的两旁，都是瞵峋的石山，中间为一条宽约一百至百五十公尺的谷地，部队不易展开，真是天造地设的良好大兵团伏击阵地。 　　张师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全部进入了我们布置的口袋地区时，五十五团即以猛烈的炮火，前后封锁，全线加以猛烈攻击。同时组织步兵冲锋，喊杀连天，震动山谷。混战达二小时，滇军先头部队，拚死冲出包围，占领果化对岸之小山，控制渡河点，掩护其后继部队突围。其未进入谷道的部队，即退回思林，改道渡河沿右岸至果化。红军主力部队，因行动迟缓，仅在思林附近消灭其后衞部队一部。 　　这次伏击，虽然没有全歼张师，但滇军伤亡官兵七百多人，阵亡了一个团长，重伤了一个特务营长。红军俘获了步枪四百多支和其他很多军用品，俘滇军官兵五百多人。红军重伤团政治指导员杨英及官兵五十余人。 　　战斗结束后，我们开了一次检讨会。认为这次作战，没有将滇军全部消灭，以致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歼敌机会。检讨的结论是： 　　缺点方面： 　　（一）使用于伏击战的兵力太少，致敌人进入伏击地区，因火力稀薄于兵力不足，仍被其突围而出。倘能以一师的兵力，埋伏于十五华里长的谷道内，必可将其全部歼灭。 　　（二）主力跟敌尾追，行动迟缓，不能及时赶至思林，配合伏击部队作战，被其后卫部队大部逃去。 　　（三）扰敌工作没有切实执行，坚壁清野工作，也做得不够彻底。致予敌人精神上的打击不大，敌军官兵的战斗意志，尚属坚强。 　　优点方面： 　　（一）伏击部队对战地侦察周密，伏击部署适当。 　　（二）伏击部队动作坚决，在短兵肉搏时，没有一人后退；虽伤亡数十人，仍战斗至结束而后止。 　　红军虽在伏击滇军时获得胜利，而作为红军根据地的百色，却在滇军到达时，再为岑建英的民团所占领。要怎样夺回这个右江的重镇？是我们下一次的重要作战计划。 　　由于红军对失去的百色，是志在必得的缘故，盘据在百色的右江民团约二千人，在民团司令岑建英的指挥下，正在积极修复碉堡，构筑城内外及河边障碍工事，与作战准备。并向凌云、西隆、镇边、天保各县征调民团协守，准备以百色作为打击红军的核心基地。他们虽只有二千人，但战斗力并不弱于正现部队。据险抵抗，使红军不易达到作战目的。红军因弹药消耗过大，补充不易，迫得暂时放弃收复百色之计划，回驻右江左岸各地调整补充。 　　评：是役红军的战略是：发挥游击战、民众战，配合红军主力的运动战以消灭敌军，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有以下的缺点： 　　（一）军事部署：对十五华里深长之埋伏山谷，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担任伏击，是太少了。 　　（二）衔尾追击兵团，兵力过大，又不能紧跟敌军行动，不能及时配合伏击兵团作战，致失戎机。 　　（三）民众武装的抗敌行动，红军没有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以致不能起应有之作用，实为憾事。上述第一项，作者当时曾力争以十九师全部担任伏击，但为张云逸及陈豪人等所反对，致失歼敌良机，殊为可惜！ 　　第五章 红八军的成立与失败 　　当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广西行动委员会，关于分配左江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俞作预、徐冠英、史书元三人，以后徐冠英因公赴安南被安南政府扣留，释放后赴香港则脱党。左江的领导人仅有俞作预、史书元两人，我们曾报告中共中央请加派得力军政干部赴龙州加强领导，但后来没有实现。 　　红八军的基本部队是：警备第五大队，官兵约二千人，蒙志仁一个团，官兵约二千人，广西国军编遣特派员公署特务营约七百五十人，野战炮营约八百人(有七五厘山炮四门)。 　　上述部队是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随俞作预到达龙州，同时由南宁运龙州的军械弹药甚多(比右江为多)，俞作预是龙州对汛督办，他到任后，即加紧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待至一九三零年二月间，已编了两个师。俞作预接到右江广西行动委员会给他关于创造左右两江苏区及成立红军七、八两军的指示后，他便于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他控制着龙州及附近之上金、崇善、明江、宁明、凭祥五个县，他的干部有由党中央派来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约有十余人，其余的是中央军校南宁分校第一期学业生及南宁教导总队未毕业的学生，但中共党员甚少，全军初期只有党员同志三十多人。 　　俞作预是广东西江讲武堂毕业，曾在桂军任过团长，是一个中共的忠实党员。他的主要助手史书元，有学识而缺乏作战经验。因此，红八军的作风，仍保存着国民党军队的个人领导作风。八军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因缺乏政治干部，所以做得很差，但军事训练却还好。这就是红八军编组前后的一般状况。 　　左江苏维埃运动，因左江工作同志没有一个有经验的，过去工农群众革命组织又没有基础，俞作预接到要建立左江苏维埃的指示，只有和史书元商讨办法，因史是湘东浏阳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的情形及毛泽东在井岗山建立苏区的情形，他仅略知一二。当时他就决定于红八军成立之同日(二月二十五日)，同时宣布成立左江苏维埃政府(那时李明瑞还在龙州)，将龙州对讯督办公署改为左江苏维埃政府地址，并由俞作预任主席，并即委了所辖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吸收了几个工人农民参加政府工作，各区、乡的苏维埃政府及工农会组织亦由政府及少数地方党员协助下，大部份地区均已建立起来了，但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宣传组织工作又不够深入，群众参加革命组织成为被动的，所以群众革命斗争并不热烈，左江苏维埃运动徒具形式而已。 　　红八军的蒙志仁团，原是李、白、黄桂系军队中梁朝玑旅的一个团，梁朝玑是属于黄绍竑系统的，蒙志仁因与俞作预有私人友谊，且其善于应付环境，据俞作预说：当广西清党排共时，他被开除军籍后，曾受蒙志仁之庇护，故当俞作柏、李明瑞回桂，占领全省，整编梁朝玑旅时，蒙志仁即投向俞作预，俞遂倚为心腹。俞李反蒋失败时，俞作顶奉命为龙州督办，即命该团随同警备军第五大队开赴龙州，当作他的基本武力。 　　红八军成立时，该团编为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并委蒙志仁为二十二师副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俞作预任红八军军长兼二十二师师长）。历来相安无异，且训练部队极为努力，甚得俞作预的信任，并曾于一九三零年一月间介绍他与李明瑞同时加入共产党，举行过正式入党仪式（这是李明瑞对我说的）。 　　当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联合张发奎反对南京中央，发动攻粤战事的时候，梁朝玑又被任为师长，收集旧部再编成师，并曾参加攻粤军事。一九三零年五月间派员秘密赴龙州策动蒙志仁叛变，蒙本无革命意识，一闻旧长官见召，立即将该团政工人员屠杀，率部逃回南宁。是时正是红八军准备配合右江红七军会攻南宁之际，时间约是五月中旬，李明瑞离开龙州来右江之后。 　　红七军自古州回师右江后，即闻左江红八军失败的消息，但情形如何，则末获真实之报告。行动委员会决定由我率一个团向左江方面游击搜集左江情况。我即于八月十六日率领五十五团由思林出发，十七日占领向都县城，当日即有红八军之副官一人率带士兵十四人向我报到，据称红八军已失败，尚有走散官兵在龙茗、镇都一带。我据报后，即于次日派出四个步兵连，分四路向龙茗、镇都游击，经过五天的时间共收容八军官兵一百二十多人，即率部于八月二十二日，回抵思林。 　　综合收容人员的报告，红八军失败情形如下： 　　自蒙志仁叛变及红七军进攻隆安撤退之后，广西桂系当局，深恐红军进攻南宁，扰乱其后方，那时因桂军主力已准备由桂林、柳州进攻湖南，为了确保南宁安全，减少红军威胁，黄绍竑即于六月间率领清乡司令李奇的两个团及四十五师之两个团进攻左江。那时红八军因蒙志仁之叛变，已放弃崇善县，集中兵力于上金、龙州之线。当桂军进攻时，曾在上金作战一次，红军失利，退守龙州附近，桂军接着向龙州进攻，红八军曾拚死抵抗与桂军决战，战事异常惨烈，卒被桂军击溃，一部渡江逃向养利方面散去。俞作预率残部退凭祥县，桂军仍跟踪追击，八军官兵已知不能再战，亦不愿作俘虏，随即散去。俞作预只身逃入安南边境。至此，红八军及左江苏区全部失败了。 　　俞作预以后转赴香港，抵香港后找不到党的连络，不久，被广东陈济棠之侦探查悉其行踪，假借中共名义，约他到随州某地晤面，他竟信以为真，前往广州，于抵达约定地点时，即被公安局人员拘捕，旋被杀害。 　　一个忠厚勇敢的同志，又在这一次政治斗争中牺牲了！ 　　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执行立三路綫的时期，他要集中红军力量进攻武汉，派邓小平来广西苏区，传达命令，但因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六月底发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邓小平送到给我们。其内容大约如下： 　　（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内战频仍，已走向崩溃的道路！革命斗争形势，由于江西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与各地红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苏区工农斗争的积极化，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本党号召全国红军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向武汉进军，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政权，进而推翻国民党整个政权，以完成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各地红军立即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作战，由游击战、运动战，转为打硬仗攻城战。 　　（二）江西苏区红军，为现阶段革命战争之主力，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主力，应即调江西苏区集中，以执行新的战争任务。 　　（四）红七军、红八军，在东调行军途中，应选择敌军弱点攻打城市，以策动群众斗争，促成国民党政权之早日崩溃。 　　（五）红七军、红八军东调时，应留置一部继续保守与发展左右两江苏维埃运动。 　　这个指示迟到了三个月，红八军已全部瓦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仅剩下红七军的一个军，支持着广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了三天的会议；首先是讨论关于红七军应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江西集中的问题？当时我和李明瑞的主张，是向贵州发展，把贵州全省的政权夺取过来，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理由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腐败无能，军事实力薄弱，加上民众对王的不满；我们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先占领罗斛、紫云、安顺各县，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造成黔桂边区的广大苏区根据地，然后再攻贵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调到江西集中，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难免不受损失。且七军主力如离开右江，则右江苏区会有不保之虞，损失更大。可是邓小平、陈豪人等，坚持执行中央命令，以迅速开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认为对于右江苏区，可留一个师的兵力，连合现有赤卫队，共有万余人，尽足保卫这一苏区。对于夺取贵州一省的政权，虽然是安全的发展；但政冶影响不大，对于配合全国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们以这些理由，否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廿一师韦拔群部，以前本是广西的游击部队；对桂北地形熟悉，极适合留在右江，以东兰、凤山为基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总指挥部应率红七军（缺廿一师）取道湘粤桂边区，前往江西苏区集中。经过了三天的会议热烈争辩，当时韦拔群、李朴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结果还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红七军主力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东调，关于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广西工作总结，邓小平要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内容大略如下： 　　（一）关于右江苏区的工作部署的决定： 　　（l）廿一师为右江革命斗争的军事主力。仍以李朴为廿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协同韦拔群师长指挥该师及右江地方团体部队，保卫并发展广西苏区的工作。 　　（2）党务方面，组织右江特别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韦拔群、李朴等为委员，领导右江各县党的工作。 　　（3）右江苏维埃运动，仍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员，负责领导。 　　（4）红军廿一师，受右江特委会指挥。 　　这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出发。那时季节已是秋末，天气即将寒冷；因红七军近数月来，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击滇军，没有时间筹购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只好在行军的沿途中寻求办法 　　(二)广西的斗争总结： 　　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迨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为广西右江苏区，有异乎其他苏区的特点： 　　1、在红军占领区内，除百色、东兰、凤山、奉议、田东、果德各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云、天保各县，均是贫瘠的县份，文化落后，人民守旧；为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仍用县长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顺利的进行。 　　2、在广西苏区内，没有残酷的农村阶段斗争，也没有普遍的实行分田。很多地区仅实行减租运动；即照地主雇农原议之租额，减少百份之五十缴纳，凡有自行耕种能力者不论地主或富农，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处，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绅的青年子弟参加革命。 　　3、除东兰县外，其他地区，只将有反革命行为的地方恶霸予以处死外，没有采取屠杀地主豪绅的政策。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仅取消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把持乡政的特殊地位，与重租高利的剥削。并没有消灭地主豪绅阶级敌人，或其家属；所以右江苏区的豪绅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他们对共产党，没有深切的仇恨观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县政府机关的职员与各县县长，均未加以屠杀，且任其自由离去。其中也有少数愿意参加红军工作者亦予收容，如养利县长陈叔度及其兄陈伯度兄弟两人，均参加红七军工作。 　　5、取得了苗、瑶、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观念。红七军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们为了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曾在平马举行过一次各民族联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汉、苗、瑶、侗、僮五个民族外，还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参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装到会；情形异常热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政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招待，特别周到，而且热情，使他们得到从所未有的尊荣。当时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动地说：“我们苗人没有梦想到汉人会这样热烈的招待我们！以前我们不仅不能见到汉人的大官，或和汉人官吏一起食饭喝酒，就是乡长都难得见呢！”他说话的时候，竟流下泪来！我们对他们宣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到会的都深受感动！ 　　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推行，及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7、苏区与白区，有时虽因战争交通受阻，影响运输；但战争结束后，马上恢复交通。一切商业上的来往，物资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滞。如云南贵州的烟土，仍通过百色运往南宁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货，照常输出。苏区所需的西药布匹和食盐等，也没有中断。向安南购买军用品如望远镜、西药等军需物资，都可平安运入。所以我们在右江一年的时间，人民并不感到困扰。 　　8、红七军的卫生设备，由于经济较充裕，中西药及仪器的购买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医药，地方上的中西医生，也很乐意服务，加上官兵的体格强健，营养充足，在医药环境上说，还没有发生困难。 　　9、对宗教问题，我们始终依照既定政策，实行信教自由，在广西苏区内，僧侣、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传道。他们也常常帮助红军，如平马教堂经常帮助红军救伤医疗工作。我们这里与江西苏区之绝对禁止宗教活动没收宗教财产者，完全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10、对于俘虏政策，除了吸鸦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余的经过宣传教育后，由其自愿去留，去者给子旅费，留者编入队伍，视其能力来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红七军内俘虏很多。 　　广西苏区这几个特点，是我参加党的工作时间所认为愉快兴奋的事。而所以有这几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执行政策时，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的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不过我是为了适应地方的特殊环境而运用的斗争政策，并非反马列主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我亦认为是适当的。 　　可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 　　（一）中共中央没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的机会，派遣中央大员到广西去，协助俞作柏工作。适时的提出本党的主张，缓和他反对南京政府的行动，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及派出大批党员渗透国军十五师与五十七师，控制这两个师的实力。同时也未能领导广西地下党部，积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使与军事渗透工作和建军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们几个干部到广西去，担当这种艰巨的任务。由于干部缺乏，致使工作发生困难和阻延。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党中央对俞作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只采取一时利用的决策。且特别注意向他筹钱，甚至俞作柏失败逃到香港，仍不断的向他索钱！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即遭党的拒绝，这就是党对俞的不信任之佐证。其实当时俞作柏是诚意接受中共领导的。由于党中央对俞的认识不够深入，致失去一个建立实力，创造新局面的最大机会。 　　（二）俞作柏政权失败，对左江工作，没有配置相当的政治干部，仅由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俞作预和史书元负责领导，当时左江军队，除了第五大队外，还有蒙志仁一个团；及省政府，特派员公署的直属部队，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以致损失了这一个第八军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观念的错误；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几个县的工作，没有积极向滇、黔及安南边境的那些山城小邑发展；没有积极去消灭附近县份的反动民团势力；只顾着沿江几个县的安全。倘若当时能积极肃清滇、黔及安南边境如：西隆、西林、凌云、镇边、靖西、镇都等县的少数反动民团势力，向云南、贵州两省发展，则这一苏区，决不致被桂军摧毁。 　　（四）我们整个的忽视了民众教育与文化运动工作。占领右江一年的长时间，没有订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没有普遍的展开成年工农的文化普及教育运动，没有出版报刊，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一般的宣传工作，也不够深入。因此，工农群众只知依赖红军，保护他们，没有使这一革命斗争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的斗争。以致敌军来时，群众不积极参加反抗，而让红军单独作战。 　　（五）在广西我们党的组织，无论在白区或苏区，都是很脆弱的。这是忽视了发展党的组织的事实表现。因为党的组织薄弱，自然党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演成红军单纯的军事行动。 　　(六）右江苏维埃运动，因党的领导薄弱，政府组织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斗争，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没有引起工农群众的重视。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广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广泛的开展。是红七军主力在东调后的失败主因。站在党的立场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红七军调江西集中，党指示沿途夺取城市，打硬仗，这更是中央的严重错误。当时桂系军队正在“反蒋”，绝无力量进攻右江，正是扩大广西苏区的好时机，同时贵州省的反动力量，是西南数省最脆弱的一环，要是积极充实红七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广西右江为基地，向贵州扩展，进而夺取贵州全省政权，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个巩固的黔、桂边的广大苏区，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这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没有看到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却盲目的将红七军主力东调，致红七军遭到重大的损失！当到达江西时仅剩下两个团的兵力。而广西苏区，也因红七军主力东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全瓦解了！并且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甚至连韦拔群师长也殉职了！ 　　在红七军离开广西之前，我们决定沿着湘桂边境通过。为了要明了沿途敌情起见，首先派出六个密探组化装行商，前往广西之怀远、融县、全县；湖南的武冈、道县一带侦察敌情。 　　在右江成立并奋斗了一年多的红七军（缺廿一师），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离开右江基地东兰，向指定的江西苏区集中。 　　红军离桂的消息，已为桂军所获悉。路上不时遭到桂军的正规部队与民团的袭击，但都被红军击退。我们第一步经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县之北的古龙。 　　由思恩到古龙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岖的山地，古木参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带的粮食因无法购买补充，已经吃光了。我们到古龙时已是下午四时，古龙的民众全都逃往山中，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焦急万分，便亲自跑去找民众，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员，我说服了他，然后通知政治部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随同那位教员到附近山上叫民众回家。经过政工人员努力向他们解释之后，民众才陆续地返回家去。 　　在行军期问，我们规定是用现金购买粮食；除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及大土豪，我们必须没收其财物之外，对于群众，是绝不骚扰的。因此军纪极好，民众回家后，我们便先以银元给他们，动员全体农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筹得了两天的粮食， 　　那天下午八时，接到密探组的报告：“长安墟内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资甚多，仅有敌军一个团驻守”。这时，正值“已凉天气末寒时”的旧历十月初了；我们部队的冬服还未有解决。而在山区行军又特别寒冷，棉衣正极需要，为了解决这个急切的问题，唯有打下长安是个最好的办法，就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来一次军事冒险！ 　　长安是榕江边的一个墟场，又是桂黔两省的交通要道；市尘栉此，是桂北的重要商场。守军虽只有一个团兵力，但他们深沟高垒，事前早有戒备；市区的巷战工事，也构筑得很坚固。红军两师兵力，经过一日的战斗，仅占领了长安市区西北部份，继续强攻五日，也只占领市区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时，我正在长安东北端沙田柚园内的炮兵阵地指挥，突接密探报告：“桂军四个团自柳州开来增援长安。其先头部队一个团已到达长安的对岸，现正开始从浮桥过河，进入市区；其后续部队正源源到达中”。我即以电话报告李明瑞总指挥及张云逸军长；那时我军在连日作战中，已伤亡二百多人。李总指挥立即决定放弃原定作战计剖，向福禄转进。并即分派部队打扫机场，掩埋阵亡官兵，撤退伤患者，另由十九师派五十六团，埋伏于长安北十余里的山地，做好伏击准备，然后陆续撤退向福禄转进。敌军从长安墟所派出的一个团追击部队，遭到红军的伏击，仓皇退去，被红军俘获五十余人，算是这次战役的最后收获。此役虽不能攻下长安，达到作战目的；但我们的攻击精神和转进的部署，使桂军有所警惕；从此以后，桂军便不敢轻举妄动向我军攻击了。 　　评：既知敌军有强固防御设备，红军在东调途中，不应强攻；强攻不下，更不应恋战，致遭不必要之损失；惟主动撤退时，能从容不迫，打扫战场，且掩护部队能运用游击战伏击敌人，消灭其一部，使敌人知所警惕，堪称退兵之楷模。 　　福禄在黔桂边境，是榕江左岸的一个墟市，附近多系瑶区，该墟为瑶民贸易之所。有商店百余间，商业繁盛，是年七月间，我军由古州回师右江时，曾经过一次，并在该墟休息过一天，做了一天宣传工作，他们对红军的纪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见我军由长安撤退，回到福禄，时间虽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闭门提灯，燃放爆竹，欢迎红军。不少男女居民，帮助红军伤兵换衣洗脚，送茶送饭，他们那种真诚的热情，使我们全体官兵都为之感动。 　　第二天，在福禄休息，商民替红军四处收购粮食（该墟存粮不多）并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红军赶制冬服，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在这小小的市场，准备了三天的粮食，和三百多套冬服。还有三十个重伤士兵，群众全部替我们留下来掩护疗治。在我们出发时，他们仍热烈的欢送。这种民心所向的表现，足以说明：军队纪律的严明与否，实为中国内战胜败的决定因素。 　　从福禄经三江、横岭，进入湖南，红军官兵的精神体力，都已恢复。连续攻克绥宁、梅口。沿途虽有小战斗，都由前卫部队十九师击退。因此士气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锋便进抵武冈县境。 　　武冈县城，这时有地方团队千人驻守。环绕在武冈周围的据点邵阳、新宁、城步都没有国军。我们判断：即使国军从衡阳驰援，以汽车运兵，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如果我们能在这有利的时间内，夺得武冈，对我军军需的补充，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这一鼓舞，红军以急行军向武冈突击，但固守武冈的民团，已有充份的准备，红军的突击计划，不能实现。从而重新部署围攻县城，希望发挥炮火威力，掩护步兵以云梯爬城。 　　武冈县在明末时，曾作为桂王的皇城；城墙坚固，高达六丈以上；守军又是沉着应战，无懈可击，致攻城战斗毫无进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议放弃攻城，以防敌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内外夹击。但李明瑞和张云逸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党中央已有沿途攻夺城市的指示，而敌人的增援部队料非五天不能到达；我军应在两天内攻下县城，再打击其增援部队。于是一面继续攻城，一面派出了一个营向宝庆之桃花坪方面游击，侦察敌情。到第五天拂晓，游击部队仓惶退回，国军部队亦跟着由东南北三面增援，向红军攻击；至此，已是前有坚城，后有强敌，只有急忙向南撤退。这一次，损失甚大。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阵亡，官兵伤亡者有三百余人；还有两营在撤退时失了连络。以后在全县时，才有二百人归队。 　　评：是役以恋战之故遭受重大损失足为后戒。 　　武冈失败，对于红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从后跟踪的湘军，威胁着红军的安全。为了避免再打硬仗，脱离国军的追击，乃经大云山出广西。攻克全县。那时桂系军队，已攻湘失败，受了重大损失，退回柳州一带。而攻桂之滇军，仍在围攻南宁。粤军已深入贵县、宾阳一带，截断了柳州与南宁的联系；李、白正在积极向围攻南宁的滇军进攻。桂林没有大军，我们也就安心在全县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后由永安关入湖南，占领道县。像这样今天湖南，明天广西，后天又回到湖南的迂回曲折的转来转去，完全为了避免战斗的行动。 　　湘、粤、桂三省毗连的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一带的县城，也都很偏僻、贫瘠，无法一次可以补足两个师的冬服，加以流寇式的强抢手段就地征集，则沿途经过十余个县城和市镇，早可设法补足，但这样对群众的印象太坏，而且会引致军纪废弛，无法收拾！ 　　季节已进入深冬，风雪载途，使我们无法行军。士兵们在宿营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烧着柴火取暖，那种瑟缩的情状，不忍卒睹！在道县休息了两天，因为有敌情顾虑，不得已冒着雨雪前进，途中积雪敷寸，遍野皆白！由道县到江华士兵在进行途中，冻死了三十多人，冻病了的为数更多！ 　　为了激励士气，我们在江华，动员了全体官佐，将自己多余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给士兵。更有些从身上脱下来，送给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一来官兵间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这一种甘苦与共的做法，使全军的人上下一心，坚决的向江西苏区前进！ 　　同时为了二百多个重伤兵的夫力无法解决，我们决定一改当时部队中“只重物质不重人”的观念，将多余的步枪和整个野战炮营的四门山炮及所有炮弹，均埋藏在一个荒山雪野中；令该营运输兵抬运伤兵。那些睡在担架床上的伤兵，看到红军首长们这样对他们的关怀，大多数都感动得哭起来了！他们声言伤愈后，誓将生命献给革命战争。故红七军在流窜的途中，虽然痛苦，但官兵间的感情，终始打成一片，绝没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发生。 　　由于雨雪所阻，在江华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气放晴，才继续行进，越过广西之桂岭，转入广东之连山。到达连县的东陂，探悉连县仅有民团驻守，为了急切解决冬服问题，便于次日进攻连县。仅有微小战斗，即占领城外市区，但连县的地方团队早有准备，顽强地固守县城；并将城外毗连城墙的房屋，喷射火油烧毁，使我们无法接近城边，此时我五十五团团长李显受重伤（何子礽死后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放弃攻城计划，再向北沿着粤湘边境，向江西前进。 　　因为我们和江西苏区做法不同，不反对宗教，更没摧残宗教；连县城外基督医院，收容了我们二百多个重伤的官兵。这些伟大无私的宗教传道者们，给予我们伤兵以极好的照顾，主持医院的院长，答应将红军治疗至痊愈为止；并负责运送赴香港，并向我们保证，在治疗期间的安全，绝不容许国军将他们屠杀。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将伤兵留下，向粤湘边区的梅花进发。 　　红七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达梅花镇，因长期行军与作战，伤亡损失极重。为便于指挥，适合作战要求，在梅花镇休息时，特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由我兼任团长，陈漫远任政治指导员。以冯达飞任第一营营长，张翼任第二营营长，黄子荣任第三营营长，李天佑当时是连长。二十师全部合编为五十八团，以李明瑞总指挥兼任团长，袁任远任政治 指导员，原廿师师长李湛兼第一营营长，黄冕昌任第二营营长，章健任第三营营长。部署已毕，拟经乐昌出仁化，然后沿湘赣边境入赣南。 　　整编了的红七军，正在梅花镇准备出发的早上，忽然湖南国军的一个旅，广东国军的一个团（团长邓挥），从东北两面向红七军包围攻击。我五十五团很快的占领了梅花东面山地，五十八团占领了村外碉堡及村缘，与敌对峙，于是激烈的战斗，便在梅花镇附近展开了。这一仗，带给我以无边的痛苦与辛酸！是我在生命史上毕生难忘的一役。 　　从清晨到午后二时，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冲锋接连着冲锋，肉搏连续着肉搏；在反复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五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李湛（原廿师师长）由左翼出击敌军时，不幸阵亡！第三营营长章健亦跟着牺牲了！军心大受影响，迫得退回原阵地固守。为了扭转战场形势，我率五十五团由右翼出击。在冲锋时，敌人阵地上一阵密集的机枪响了，我左腿已中弹，倒在地上；幸而抢救得快，迅速脱离了敌人火网。 　　“哎呀！师长带花了！”这震动而沉痛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地。李湛、章健的牺牲和我的重伤，顿使军心动摇！无法再战。李明瑞迅即将部队脱离战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杨家集结。晚上，李明瑞、张云逸来到我床前慰问，并商讨今后的行动。我仍主张按照我原先拟定的计划，先到黄坪集结；于拂晓前在乐昌南十五里之长栘村，渡过武江，经仁化直趋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难。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与当地的人民有深厚的关系，只要说是我的部队，人民必踊跃协助征集船只渡河。他两人都同意我的见解和主张， 　　我这时左脚重伤，流血过多，不能随军行动，只好设法隐蔽身份，疗冶枪伤。恰好这时参加湘南革命斗争的农民二十多人，接我到大山休养，安全问题，无须顾虑。次日，我被几位湘南农民抬着，随军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张云逸及各高级干部，均趋前与我道别！大家都含着眼泪，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第七军是我创建的革命部队，今竟在中途离开战友，脱离队伍，我的内心此肉体更为痛苦！我还能再和他们在一起吗？不断的在我的思潮中反复的疑问着！ 　　我离开红七军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部于是晚到达预定目的地——黄坪洞，这是里有八十户人家，是一个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险要，位于乐昌之西南，距乐昌县城廿里，距我的家乡——长哆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脱离范石生军后，亦曾经此入湘，群众基础极好，红七军到达时，村民闻是我的部队，均自动送米运菜，供应红军。按行军计划，原拟是在拂晓由长哆前武江西岸渡过武水东进，但他们因官兵过度疲劳，廷至上午九时才抵达长哆西岸，当先头部队（五十五团第一营）到达时，即声称：是我的军队，当地船民男女五十余人，全体出动，驾舟运载红军渡江，但因先头部队渡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哆北面，截击红军，当时红军仅有李明瑞率领之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江，遂与敌展开激战，张云逸率五十八团见城斗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黄坪洞。李明瑞见战况不利，且五十八团已撒回西岸，即以第一营掩护退却，照原定计划东进，是晚在仁化县之石塘村宿营，以后经仁化县城、扶溪墟、长江墟(仁化县北部)，越过大庾山脉，进入江西之崇义县休息。 　　张云逸率领之五十八团，回抵黄坪洞后，即由农民带路，经乐昌北面九十里之罗家渡，渡过武江，沿粤湘边境，越罗霄山脉进入江西之上猷县属地区。不久，红七军两个团又再在祟义县城会合。以后经大庾、信丰。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安全到达闽赣苏区与朱毛汇合。 　　红七军由百色出发时全部官兵有二万余人，到达闽赣边苏区时仅有六千人了。而且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至为可惜！ 　　广西苏区自红七军主力东调后，韦拔群之廿一师以东兰为根据地的右江苏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桂军即开始大举进攻，红军苦战了半年，卒以众寡悬殊，被桂军攻陷，除少数干部逃出外，韦拔群以下官兵全部牺牲了！至此，广西右江苏区整个瓦解了。 　　第五编 由上海到闽赣苏区 　　第一章 上海的见闻与体验 　　我忍着泪离开部队，湘南暴动时的老同志刘耀文指挥几位农民同志抬我到乐昌乳源边界的高山上。随行的还有十九师军医处长吴子玉和四个卫士。 　　这些纯朴的农民们，在湘南暴动失败后，逃到这十多里无人烟的深山中，靠烧卖木炭过着最困苦的生活。为着我的安全，他们特别选择了极隐蔽的丛林内，他们七手八脚的盖搭了一间小木屋安置我。并用他们的床板，为我铺床；派人到胡洞替我买了五十斤白米，送了两只鸡，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顿了我们，静心疗养。他们这种难得的友谊，十足的表现了中国农民的纯朴的热情！ 　　我在山上医治了四十多天的时间还不能起床，忽从胡洞的小村上，传来国军搜山的消息，风声鹤唳，时起恐慌。我的卫士及吴医生，只有三枝驳壳手枪和两挺手提机枪，随时准备和敌人拚命。我的枕畔经常都放着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轮手枪，必要时用作自杀。渐渐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我要吴医生和四名卫士先离去，免作无谓牺牲，但他们都不肯离去，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告诉他们要以革命前途为重，不要只顾及个人的情感而忽视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务之后，吴医生和另三名卫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卫士白从根，宁死也要跟着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来了。于是我将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给他们四人使用；叫他们去追赶部队，或潜伏各地，继续做革命工作。然后，他们才挥泪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从乐昌带来两份上海的申报，国内新闻版上，报导梅花剿共战役的战绩。说红七军二十师师长被击毙，十九师师长龚楚也重伤毙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兴。恰好腿伤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装出走的时机。乃通知我的母亲，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渔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几位农民同志抬我上船，顺着武江南下，离开了那位刘耀文老同志，和一群爱护我的农民朋友，结束了荒山疗冶的生活。 　　船过乐昌长哆，在僻静的地方停留下来，我的母亲也亲到船上来看我。这时母亲已六十五岁，家中经历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问题。我从剩下的四百元中，给了一百五十元与母亲作赡养费。谈到深夜，才请她老人家回家，临别时她再三叮嘱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时常挂念。伟大的母亲，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谁料这一次的分别，却成了我们母子的永诀！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她便与世长辞了。而我那时正在江西苏区，无法回家奔丧，回想起来，真有无限的悲怆和哀悼。 　　乘着我大姊所雇的渔艇，通过国军地区的检查站，安抵乌石车站。由卫士白从根购买了两张车票，候至火车将到时，我才离开渔艇，赶赴车站，乘南下火车抵达广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弥敦酒店。 　　由于我曾在香港领导过党的工作，虽时隔两年，还有线索可寻。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转而找到了广东省委的连络员，将我的情形通知广东省委书记，由广东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维静与我连络。于是我和党又有了讯息。这时，我知道了国军正发动对江西苏区的围剿，使我非常担心在转进中的红七军的命运，同时伤病累人，更不禁附髀兴感。而我的新愈腿伤，因连日奔走劳动，又发炎了。本拟在香港疗治，突然广州的报纸又发出消息，报导红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已伤愈赴港。这则新闻的发布，对于我的安全又有了问题，只好又再转移另一个地方疗伤。 　　吴子玉医生离开乐乳边境的荒山后，便在厦门海军医院工作。他与我取得连络后，使通知我到厦门去继续治疗。我为安全计，将我的卫士白从根托交广东省委照顾，单身赴厦。冒充广西民团的军官，因剿匪受伤。在国军海军医院诊断，极过七日的疗治及检验。结果，医生认为腿内有碎骨没有取出，该院无X光设备，应转赴上海疗治。于是我又离开厦门，和吴子玉医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吴子玉医生到达上海。按照广东省委给我的中共中央通讯处，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由周恩来代理（周由苏联回国不久），见我抵沪，即派聂荣臻到旅店与我连络，介绍我到福民医院疗冶，经施过手术，将腿内碎骨取出，仅七天便已痊愈。但腿部神经麻木，须继续电疗。 　　当我出院时，聂荣臻告诉我，本年二、三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党内叛徒向国民党特务告密，捕去杀了。恽代英同志因犯了错误遭处分，派去某纱厂任支部书记，也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杀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厦门，冬天，罗绮园、杨瓠安两同志在上海，均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捕去杀了。你现在这里疗养，中央为了你的安全，特派黄X同志经常和你连络，你亦须特别谨慎行藏为要。我惊闻噩耗，登时悲愤交集。以责备的语气对他说：中央负责同志对恽代英同志的处理太残忍，以他那副文弱书生风度和容貌，一见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厂去工作？这不是等于送他去死吗？你回去告诉周恩来同志，他应该负点责任。 　　后来周恩来亲到旅馆来看我，我亦以同样的语气对他说过，他当时无词以对，竟顾左右而言他，只是说：现在上海环境极坏，你要特别小心。这是他一贯逃避责任的惯技。使我为之不胜叹息！ 　　出了医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馆内，第二天，红七军负四川人，曾代理中共总参谋长，现任科技委员会主任。伤在沪疗伤的干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战时打断左脚，来到上海才医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给他生活费二元，住旅馆和食饭都包括在内。又二十师五十八团阎参谋长，在隆安作战也打断了左脚，亦来上海刚医好，生活十分困难。我对他们抱着无限的同情，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还有何畏、李显两人，他们都是负了重伤，到上海来治疗的。因为中央的照顾并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杨英，他的身体本不很好，而且枪伤肺部，因为生活费太少，住在一间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钱很多，急得几乎要自杀，见到我便哭起来。我见他境况可怜，便为他清结房租伙食，要他与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于是我的负担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报刊出一节新闻，略云：“共军十九师师长龚楚因伤抵沪疗养，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来沪，劝导龚氏入京”。中共中央闻报后，立即派黄某来协助我迁居，一天之内搬了三间旅馆，最后才迁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开设的公寓内的二楼一个骑楼大房间去住，并着我暂时隐避，不要外出。这时，七军在沪干部，巳陆续被派去各地苏区。当时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苏区，李显、吴子玉派去闽赣边区，仍回七军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杨英、阎某等，皆因身体尚未康复，仍留沪休养。王、阎两人左脚已断，虽然驳好，王、阎的左脚都短了寸许，行路极为不便，他们要穿上特制皮鞋，行动才可自如，我亦是伤左脚，但没有缩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运。 　　在这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陈豪人（广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他在东调江西途中，在连县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为词，离开红七军经广州、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脱离队伍，予他严重警告处分。他不服，与中央争论，中央置之不理，经我调解后，中央已答应给他返回苏区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给他的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称同志，坚不接受，我虽尽力劝导，亦未能消除双方意见，陈豪人便由此脱离了党。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员的耳目，行动极感不便，后由阎参谋长介绍一位时雨金先生和我认识，他是安徽人，与阎是同乡，年约三十余岁，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号的老板。据阎说：他是上海青帮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见过面后，很热心维护我，因为国民党的特务和租界内的“包打听”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灵通，凡有关对付中共人员的行动，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间必须外出时，他派人或亲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几个月的期间，他并没有受过一点礼物，反而常常要请我吃饭。他为我所花的钱，以我的估计还要多过中共中央，他那种侠义行为，正是义薄云天，至今还未能忘怀。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时，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医院期间，所有费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给我的生活费三元，包括旅馆开支在内，另每日电疗费二元，那时的生活，在极其节省的情形下，尚可维持，但天气渐热，我和吴子玉均须添置衣服，同时要帮助七军在沪疗养的干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闻我在沪疗伤，特由广州赶来上海探视，我和她在广西结婚后仅一个月，因政局变化，她便回广州娘家居住，离包打听：上海租界的特工人员，有拘捕杀人之权。别了两年，异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费的增加，党中央并没有为我解决。我曾经为此向中央报告，但中央始终没有增加我的生活费用，迫不得已将电疗的次数减少，以维持日常必需开支。有时我想起我在广西工作时，为党筹措了五万元港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活动经费，另外支持香港日报亦用过一万多元。我抛弃家庭温暖，为革命流血，现在必需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无法维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虽苦亦无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为安慰。 　　那时我在上海的环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问题又随时受到威胁，遇有什么风吹草动，又得迅速迁移住址，当时若非有时雨金这位朋友的侠义帮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妻子及杨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电影，中共的特工人员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离去，他们预先准备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门外即上车离去，车行转弯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暂住，过了一天才将我们的行李送来，后来我就迁入哈德路一个弄堂内，住在一家楼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携着几本书，一束报纸，跑去兆丰公园阅读，消磨这些苦闷的日子。 　　七、八月间，正是国军向闽赣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期，每天的报纸都报导围剿苏区的消息，我素来自命是一个革命战士，虽知健康末复，仍须休养，但总觉得逃避远地，不免有惭愧之感，于是我决定再回前线去，免得闷居上海。我将这个意思告诉聂荣臻，他听了非常高兴，他说：“红七军早已到了江西苏区，江西苏区中央分局来了好几次信，请你早日回去。但我们因你没有完全康复，所以没有告诉你。现在你要去，实在好极了。待我报告中央负责同志，解决一切交通费和进入苏区的路线，再通知你”。 　　五天后，聂荣臻到我的旅店中见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员送我入苏区。同时托我的妻子带一位三岁女孩到香港，交给她的爸爸，并谓：有一个小孩作掩护，路上比较安全；最后他交给我一笔旅费，然后说道：“你是党的重要干部，曾经为革命付出重大的牺牲；所以应该买一张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敌发觉。你的嫂子对革命没有贡献，只能住三等舱，以免浪费。给你的钱便是依照这个原则预购的”。我听了很不高兴，觉得他们太不近情理，太不体谅为革命牺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体健康虽未恢复，负了重伤的左脚，行路仍很吃力，但为了减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当我拿到了这笔旅费时，我就决定冒着危险，将两张票钱合并，改买两张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沪轮船，离开了上海。 　　第二章 初到闽赣苏区的观感 　　从上海到香港，住在老地方九龙弥敦酒店，随伴的有我的妻子。这是我参加中共革命以来最愉快的一次旅行。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我却无法久享。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在酒店里便脱去西装，换上便服，带着简单行李，先到香港摆花街某号四楼的广东省委交通机关。由他们派出一位连络员，偕同我乘船去汕头。 　　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我不得不抛弃了自己的幸福，踏上征途。妻子只好要她再回娘家去住。她是一个富有中国旧道德的女子，她有信赖丈夫和尊重丈夫的美德，但结婚了两年的夫妇，实际共同生活的日子仅三个月。临别时不免有无限的依恋！ 　　两天的旅程，由香港经汕头到潮安，正准备搭船赴大埔，不料在搭船时竟和交通员失了连络，而在码头上偏又遭到扒手的光顾，身边的钱都被窃去，这时我身上末名一文，焦急万分。怎样办？迫不得已，将自来水笔和手表卖去，在潮安一间小旅馆住了一宵，第二天的下午才再乘船回香港。广东省委又送我廿元港币作旅费，另派一位交通员同行，仍取原路经汕头、潮安到大埔。第二天步行至国军封锁线边的小镇青溪，住在一家小客栈中。这客栈是中共的交通机关。交通员都是地方人，熟悉道路，精明干练。国军的驻地、人数，那座山有哨兵、那条路有哨岗，他们都很清楚。我由他们派人带路，在黑茫茫的夜里，步行了三十多里崎岖的山径，通过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才进入福建永定县内的中共游击区。 　　摸索了一个整夜，东方已露出了曙光，带路的把我送到一个小山村的交通站，在那儿休息了二小时。因为此地是缓冲区，并不十分安全。吃了早饭后，便由这个交通站，改派一位农民交通员，送我到三十里外游击区的另一交通站去。 　　我由上一个交通站，抵达永定县属的苏区，走进一个四十多户人家的山村，顿感兴奋和喜悦。喜悦的是我又重新回到革命斗争的土地上来了！兴奋的是这些人家都打扫得清洁整齐，村庄外有持着梭标鸟枪的农民在守望；他们都精神抖擞，比较白区，确另有一番气象！ 　　到了交通站，马上有一位女同志迎接我，亲切的叫着：“龚同志！辛苦了”。接着送来一盆热水，给我洗面洗脚，泡了一壶很好的山茶，又送来一碟乡村米饼。并要我脱去内衣给她洗濯，这种殷勤招待体贴之情，使疲劳已极的我，得到无限温暖。 　　我安适地午睡了三小时，醒来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了。我步出大门，坐在桂花树下的石凳上，欣赏附近的山色，觉得乡村生活，非常安宁而恬静，花香鸟语，令人心旷神怡！ 　　我正痴痴的游览这些大自然景色，交通女同志带来了四个农民来见我，她介绍我相识，其中一个是赤卫队长，另一个是少先队队长，其余两个是农村干部，她对他们说：“这位龚同志是红七军的师长”。我问她：“你怎样知道这么清楚？”她笑对我说：“前几天有一位交通员通知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招待你；因为你是红军将领，而且曾为革命负重伤”。听了她的话，我不得不暗自赞叹，苏区的群众工作做得的确不错！ 　　回到屋里，桌上已点上一盏小油灯，那位女同志为我送上饭菜，两个煎鸭蛋，一碟鱼干煮辣椒，一碗酸菜汤，这些都合我口味，吃了两碗饭。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来见我，他自我介绍，是党的支部书记，刚从城里回家没有休息便赶来看我。他告诉我当地赤卫队的情形和分田的情形，谈了很久才告辞走了。 　　晚上我睡得很舒服，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早饭后，在屋前的树荫下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夫聊天，一个摇着小鼓贩卖洋什货的小贩，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村中很多妇女小孩都围上去购买。我发现他们所使用的都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我便问小贩：“这种纸币通行吗？”他说：“这种苏币，不仅在苏区内通行，在靠近苏区的白区，也受欢迎呢！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后来我才知道，苏币的准备金是粮食和土产。在苏区一切交易都用苏币，白区商人需要到苏区购买粮食和土产，不能不用苏币，所以附近苏区的白区商人也乐得使用苏币了。 　　中午时分，由大埔交通站带来了一位姓刘的同志（梅县人），他是个曾经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决心到苏区去工作的，他苏币，当时中共苏维埃控制区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苏币。和我谈得很投机。下午，地方赤卫队同志送来了两只鹅，二十个鸡蛋，一罐糯米酒，这是他们对我表示最尊敬的礼物。我便邀集当地的工作同志共进晚餐，吃喝得很高兴。席间，那位少先队队长自动请求做我的卫士，并说已经得当地负责人和父母的同意。这个孩子名叫阮成，年仅十五岁，刚好我的大腿伤愈行动仍不大方便，正需一个人帮忙做些琐屑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他喜极了！连忙回去告诉父母，并向当地共青团取了介绍信来给我，他的父母也跑来感谢我提带他们的孩子。我真想不到中共游击区有如此现象，这是不能抹煞朱、毛经三年来的成绩。但我想起了我手创的广西苏区和红七军的事时，又不禁大为惆怅了！ 　　第三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可爱的山村，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长汀——进发，沿途都有交通站接待，一站一站的轮换交通员引路，所经过的地方，虽然都有点荒凉，但都整洁有致。赤卫队、少先队都拿着步枪或梭标，布满交通要道，检查行人，没有苏维埃政府证明，无法通过。苏区内的青年妇女多数剪短了头发，态度大方，没有畏羞之态。我们每到一交通站休息，便有女同志来慰问，并将我们的衣服拿去浣洗。晚上还唱山歌给我们听，减少了我们的旅途寂寞。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到达长汀，那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街上虽然有月饼出售，但比起一九二七年中秋节的热闹情形，已冷落得多了。当年我参加南昌暴动后，曾经长汀入粤时，也正值中秋佳节。那时长汀市面繁盛，想不到四年之后，竟然如此？这正反映出苏区的农村经济已开始衰退了，而人民的生活也日趋艰苦了。 　　但在旅途中，各地同志纷纷传报新近挫败了国军第三次大围剿的捷报，群众兴高采烈！又见到苏区在日渐扩展，革命的前途美景，便又给我以无上的鼓舞！ 　　由香港到永定游击区，直到长汀河田，这一段长长的水陆路程，是中共通过白区进入苏区最主要的交通线，我在香港起程前的想像，这一段路程必定是很艰险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白区的青溪至游击区的一个站约三十里须要夜间通过国军的封锁线外，以后的行程都是白天行动，他们布置周密，无懈可击；所有人员来往及军用物资，如无线电器材、电话器材、药品、炸药和银洋钞票等等，均经由这一条路线运入苏区。沿途如汕头、潮安、大埔而至永定、上杭直到长汀的河田，均开设有药房、电器、运输、旅馆等商店，他们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乡村的交通站只知前后两站的位置。他们工作联系，完全由交通员负责。交通员亦分两种，一种是专责带人员来往的，一种是负责运输的，这些交通员，亦互不认识。全条交通线，最重要的是大埔县起至永定游击区而至河田这段路程。其中要经过白区国军或民团的重重严密封锁线；有碉楼、碉堡、哨岗等等。通过这段路时，即取道罕无人迹的山道或山坑，攀藤附葛的行进。运输物资通过封锁线时，即利用妇女伪装割草或农民伪装挑肥下田，将物资埋藏在草中或肥料之内偷运出去。一段接一段，一站接一站，使国军无法截查。 　　这一条交通运输线，自一九二九年夏，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占领长汀、上杭、永定起，直到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红军西窜止，其中虽曾发生过一时的困难，但始终未被破获。这种周密的布置，和善于运用群众力量，与连络运输的技巧，是值得称道的。 　　长汀（汀洲）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中共福建省委会亦设于此。我在香港时已知省委书记卢永次（广东人），是一九二八年冬在香港工作时的老同志。他是香港工人出身，那时他任广东省委会组织部长，为人诚实，富情感。他的太太是一个纯洁而大方且很喜客的家庭主妇，在香港时，我们大家都称她为二嫂。 　　这时，他两夫妇都是三十多岁左右，都在长汀，因此，我到达长汀，马上就去找他。省委会是设在一间旧时政府的小机关内，房子很大，我进入大厅，向一位负责收发的同志说明我的姓名及来意后，他立即通传入去。 　　卢永次闻我来到，很快的便出来见我，紧握着我的手，很高兴的对我说：“我上星期就知道你要来了，但闻你失去连络，想不到你那么快便到了，请到里面坐，再详细谈谈”。我随他入一小厅内，厅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四方枱和几张竹椅，我们坐下时，他的太太已端上茶来，她见到我，非常高兴的对我说：“龚同志，你瘦了！你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广东老同志，没有那么无聊了，今晚就在这里食饭，我去弄菜来”。看她的情形，似有人地生疏，不大习惯之感。 　　我问他关于苏区政府及苏区的社会民生等情形，卢永次告诉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是农民出身，曾读过高等小学，是个老党员。政府委员中，有工人、农民、军人；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也是委员之一。他们都很负责。农民分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为缺乏资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产上不免要受影响，农民们是要踊跃缴纳政府地税，及劳军捐输等等。由是他们的生活，就自然比较困难了。至于豪绅地主，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债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屋宇；他们的生活，当然是很痛苦。商业方面，因敌人的封锁，物资出入极困难；且人民的购买力弱，亦自然不及往昔的繁荣。惟有独门的西药商，因政府特许他们自由卖买，算是一枝独秀；其中有少数人，赚了许多钱。工人为数不多，但亦多数无工可做，所以都回乡分田去了”。 　　我接着问他，朱德和毛泽东的情形。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我们很少见到，更少有谈话的机会，不过，一般同志对朱德的印象很好；至于毛泽东嘛......”。他沉思了一会才再说：“他的资格及他的聪明才智，当然是现在闽赣苏区的唯一领导者，但他的作风过于严厉，所以畏之者多，真正爱之者很少，这是我的见解，你曾和他两人在井岗山共同工作，应当比我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我们份属老同志，我得告诉你，在苏区切勿多言，将来你自会明白的”。我想深入的和他谈下去，因见他有不愿多言之意，我便不再多问朱毛之事了。我转问他红七军到了对苏区后的情形。他说：“闻七军有改组派已整肃了几个干部，详情我亦不明，你回去七军后，自会知道的，不必急急问我”。我听他这么说，大为震惊。但见他不欲尽言，我亦不便追问。 　　晚餐之后，他安置我在汀洲最好的教会医院一间雅静房间里改组派是汪精卫所领导，以改组国民党中央为号召的反蒋组织，俞作柏曾接受汪的领导，就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因而失败。但红七军内绝无改组派份子，那是毛泽东藉以整肃反抗他的份子，俾能控制红七章。休息，并介绍我认识了该医院的院长傅连璋，接着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偕同卅五师师长张宗逊来访。罗军长是云南人，他原是云南国军的团长，一九三0年率部参加红军，体格魁梧，性情爽直坦白，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很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张宗逊原是红四军时的老同志，他与林彪是同时期当营、连长的军事干部，他对我当然更加亲切，我们直谈至午夜，才各自休息。但我因卢永次对苏区情形不敢尽言。尤其是闻红七军干部有被整肃的事，使我终夜不安。 　　健康未复，又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精神感到疲惫，罗军长及张宗逊走后，即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急欲起床又觉头晕目眩，便倒在床上休息，我知道自己病了。阮成见我有病，即去通知傅院长，他亲自为我诊治，据说是因身体虚弱，感冒风寒所致，体温达103度，要我休息几天，不可外出。 　　午后，罗炳辉、张宗逊等均来看我，嘱我好好的休养，并说代我报告朱、毛。这样我便安心的住在医院。五天后，病已痊愈，卢永次夫妇来看我时，通知我：毛泽东、朱德已派你暂任十二军卅四师师长，不必到瑞金去了。当时我很不高兴，因我原拟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既已决定，只好服从，将来再行打算。 　　罗炳辉为了表示欢迎，于是晚设宴招待，席上我与十二军的高级干部见面。军政委谭震林（他虽是井岗山时期的同志，但末见过面）在这里见面了。参谋长林野是前红四军的参谋，湘南时的老同志。三十五师师长张宗逊是红四军的同志，二十四师政委黄苏，曾参加北江工农运动，更是多年的老同志，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但我还是怀念着七军的战友！特别是李明瑞和张云逸。 　　坐着罗炳辉送给我的马，我和黄苏带着两个特务员（卫士称特务员），第二天早上到河田去，接任第三十四师师长（原师长游某，亦红四军的老同志）。 　　这里苏区的军队，和我所创建广西红军编制不同，每师有三个团，每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没有营的编制），师直属队，有特务连、步炮连、通讯队、卫生队、全师指战员(官称指挥员、兵称战斗员，简称为指战员)有三千人。是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过去因未经严格训练，军风纪不好，战斗力与军力均脆弱。三个团中仅有杨遇春一团较好。我接任后，即针对该师情形，定下了训练计划。特别注意精神教育，并利用部队训练空暇的时间，亲自训练各指挥员；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全师的学科术科，均有显着的进步。 　　我在三十四师这一期间，发生了两件使我最痛心的事，使我第一次体味到共产党中派系斗争，倾轧和迫害的丑剧；也看到了他们那柄锋利的屠刀，不断的指向党内同志的胸膛！ 　　我初到三十四师时，曾接到李明瑞和张云逸的信，他们都盼我早日重回红七军工作。李明瑞函内有“如兄不回来，七军前途大有问题”之句；张云逸信中也说“别后情形，屡经惊险；相见非遥，容作长夜之谈”。从这字里行间，我敏感到七军里面，可能酝酿了极不寻常的暗潮。时间不久，又听到李明瑞被杀的消息，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经过多方探问，我才知道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曾欲调整七军干部，但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七军内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有两个是高级干部，嗣后情形渐趋严重。总指挥李明瑞眼见情势不好，绞绳快要套到他的头上了，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军于云都会昌之间的一个小墟场，他准备率特务连向白区逃走。当他集合特务连宣布脱离苏区走向白区的时候，跟他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竟是一个受过训练奉命监视他的特务人员，受连指导员龙腾云的指挥，立即拔枪把他杀死。我听了这一血腥的事实，对李明瑞的死于非命，内心深深的痛悼！因为七军官兵向来都很团结，虽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对革命的信心，从没有丝毫的动摇。在党的领导下，并没有小圈子集团，更没有改组派的组织；所谓“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不知从何说起？ 　　虽然在广西俞作柏执政时，汪精卫曾派了几个干部与俞连络，但汪的干部，从没有钻进过红七军来，也没有可能钻进来。他们既没有参加七军工作，而且与红七军的党员同志是积不相容的死对头。现在党硬将“改组派”的罪名加诸七军同志头上，真是无中生有，冤哉枉也！李明瑞所以要出走，全因这种恶劣形势所促成的；而他的性命竟葬送在自己同志手里，试想这是何等残酷！ 　　第二件不幸的事，发生于十月的下旬。有一天晚上，师敌委黄苏通知我：“现接军政委谭震林的通知，本师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五十二人，应即捕杀；已由军部派特务人员直接执行”。 　　我听了不禁为之感伤，因为即使本师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分子，也应秘密通知我和政委，慎密侦察，才不至发生有错误与冤枉。今竟在直接执行之后，才通知我；像这样越权处理的作风，实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我想来想去，整夜不能入寐！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我的心头。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在恐怖的气氛笼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祸福难料！我可以救援他们吗？我有这个力量吗？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来！ 　　午后，黄政委说已集合全师的指战员，要我去宣布昨晚肃清全师“社会民主党”份子的经过；说明这些反动份子，是受福建“社会民主党”傅伯萃所利用，潜入本师工作，现已全部被破获，并将他们处决了。希望全体指战员安心工作共为革命而努力。部队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导演下，走上讲台，面对着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咙哽住，隐痛难言！但又不能不说话，只呐呐地简单的说几句言不由衷的话：“昨晚上级派员来肃清本师‘社会民主党’分子，这是本师一件不幸的事。我们要自己检讨，自问良心，有没有反革命的企图与行动？如果没有，自然不必惊慌。关于本师肃反详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请黄政委向各位报告”。随后，便由黄苏作了一个说明，这一幕悲剧才算结束。可是，部队中指战员的情绪，仍是非常不安；陆续的逃了二十多个战斗员，两个排级的指挥员。 　　不幸的事情连续发生，使我对中央苏区的措施，甚感困扰和怀疑？整肃的劫运虽没有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也有点不安的心理。我为了要明了更多的问题，特别到长汀去找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和他商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会出卖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诉我。综合他的谈话，关于屠杀AB团分子的肃反运动，概述如下： 　　AB团，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右派高级人士在南昌发起组织，大约半年后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内，尚有少数AB团分子，自动自发的活动。朱、毛红军到达赣南，展开了苏维埃运动，建立了闽赣苏区时，这些少数的AB团分子，早已逃出苏区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国军准备进剿江西朱、毛红军时，AB团分子又准备进行活动，以配合国军进剿行动。十月间，朱、毛占领吉安县城，曾搜获一些AB团活动的资料，其中有AB团分子派人送信给李文林父亲所签的收条，因为当时李文林是赣南特委书记，又是东固地方革命领导人物；朱、毛对他并不怀疑，对他父亲也末采取行动。十月中旬，毛泽东以进攻南昌、长沙的失败，是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且鉴于当时国军准备围剿形势的紧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会议，他提出反对李立三进攻大城市路线，主张红军回苏区打游击，当时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军政干部所反对，如第三军军长黄公略，第二十军军长刘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领导同志所反对，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撤回赣江东岸苏区的主张。红二十军原是东固工农武装所编成，亦遵命退回东固、富田一带担任对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驻瑞金。当红军全部退回苏区后，毛泽东以李文林家里是东固的大地主，过去领导东固革命斗争既不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采取了阶级妥协的改良主义；现在又积极支持李立三，反对他的主张，非常愤怒，便以AB团的名义，加诸他的身上，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造成富田、黄陂大屠杀的悲惨事件。在进行肃反运动的执行工作时，将逮捕的同志，严刑拷打迫供，被审讯的，初虽不认是AB团分子，在严刑之下，无法忍受，只得胡乱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复迫供，牵连甚大。所谓AB团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杀了近万的干部和战士，当时江西省委级的同志，除曾山、陈正人外，其余的多被屠杀，红廿军全部消灭了。 　　当我了解了全部肃反运动的秘密时，才恍然知道，所谓肃反运动，原来是毛泽东对付异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卢永次坚持要我在他家里吃饭。并告诉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准备送他到大埔附近，你买不买东西？我可以替你带回来”。我问他：“二嫂，是不是再回来？”他说：“不一定再回来，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个星期，将需要买的东西购妥后，我才回来”。当时我提出：“红军正需要购西药，可托她在香港购买。我自己即要买一枝墨水笔和一个手表，并要带五十元给我妻子作零用”。他听了满口答应。 　　我为此特和罗炳辉军长商量，在军部、师部的经理处及福建省党部，凑集了一百两黄金，请卢永次的太太购买西药；另外给她二百元，作为购物之用。 　　谁知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卢永次，就这样堂堂皇皇的以送眷为名，竟一去不返，脱离了中共。但我托他买的墨水笔和手表，却寄到给我，看来他对我总算够交情了，我很感谢他。 　　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王明（陈绍禹），都是中国留俄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于一九三零年冬回国，那时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已遭到严重的失败，第三国际派中山大学校长兼中国部长的米夫来中国，代表第三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因为他们在中山大学时是支持米夫的国际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四中全会时，王明以一个非中共中央委员而破例的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洛甫为宣传部长，赵云（康生）为组织部长，博古为少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是个船员出身的工人阶级，能力薄弱，自任总书记以来即为宣传部长李立三所操纵，致发生了错误的立三路线。李立三赴俄后，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圆滑而又是老资格的周恩来帮助他，但通权达变的周恩来，深恐开罪米夫，不背负起责任，致实权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于四中全会后，二月以中共驻俄代表资格，随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实权即由博古、洛甫把持。自向忠发被国民党捕杀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虽由周恩来代理，但实权仍由国际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委员会，国际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补为中央委员，以王明为总书记，而实际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被称为王明路线，其实是由博古主持的。博古、洛甫于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时(大约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适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参加，这就是我和他们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们都是住在汀洲医院的客房，当我回到客房时，洛甫即邀我到他们的房间谈话，他们两人都穿着深灰色布质的唐装，博古脸色青黄，态度沉默，一见令人有阴森之感，洛甫则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书生的气质。首先是博古对我说：“龚同志，你过去的斗争历史，我们略知一二，现同在苏区工作，今晚时间尚早，乘此机会和你谈谈，你疲倦吗？”我说：“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两位领导同志谈谈，是我最高兴的事，请不要客气”。我们便由晚上十时谈到午夜，乃分别休息。那晚谈话的主要部份有以下各点： 　　(一)问：（是博古、浴甫，下同）你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期，曾与朱、毛共同领导军事斗争，你对朱、毛的观感如何？你因何离开红四军？ 　　答：（我，下同）朱德同志，是个纯朴勇敢而又能克苦耐劳的军人，对党很忠实，军事学术经验，都很丰富，可称是一位好的指挥官；他对人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四军官兵对他都很拥戴。毛泽东同志，有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对军事战略的决策，亦常有卓越的见解，但战场指挥及战术的运用，因他不是军人，当然非其所长。关于我离开红四军，是中央调我去长沙领导党的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连络地址，迫得转赴香港与党连络。 　　（二）问：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及方式如何？军人是否都拥护他？亟望你忠实坦白的告诉我们。 　　答：毛泽东同志的才智非我们所能及，领导方式不免有唯我独尊的独裁作风，军人的个性，一般来说是喜欢坦白、诚实、而又勇于负责的长官，以我所知，过去廿八团的最大多数及廿九团的干部，对他是有敬而远之之感。 　　（三）问：闻说，你领导广西工作，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央的报告，又有责备中央忽视广西工作之意，实情如何？ 　　答：广西工作初期是我领导，并有贺昌、邓小平两同志协助；后来，贺、邓两同志返回上海后，中央则派陈豪人同志来领导，我负责军事；关于广西工作路线和政策，确是有改良主义的性质；采取这种路线和政策，我是同意的，因为地方情形特殊，主观力量又薄弱，若采取急进政策，恐不易为当地工农所接受，故有此错误的决策；对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亦是事实，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我认为若中央在开展广西工作时，即派高级领导同志去负责，当可创造一个更大的局面；则使以后不调来江西集中，红七军也可以创造一个滇、黔、桂边的广大苏区；红七军的实力原已有三万人，有一万八千枝枪；当时我正在计划彻底消灭右江各县民团及击溃贵州省王家烈的国军主力；若这一计划实现，红军很快可扩充到三个军；但因奉调而丧失了这一个机会，至今我仍感到遗憾！ 　　（四）问：你对闽赣苏区过去党的整肃运动有何意见？ 　　答：我亦刚到苏区不久，不过我知道两件事是有疑问的，第一件是关于七军整肃改组派的，我认为七军内绝无改组派的组织或个人，但如何会发生如此不幸的误会事件，我实在不明白；第二件事是：日前整肃三十四师的社会民主党，我虽然接三十四师仅有廿余天，但发生事件后，我曾深入调查，该师虽是早在一九二九年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初时曾有社会民主党份子在内，但自傅柏萃公开叛党后即已逃去，或被地方同志查出开除，现在全是工农份子的革命同志，这件事的发生，亦不知怎样误会的。根据上面两件整肃案，我对于江西过去整肃“反布尔塞维克”（即AB团），亦甚怀疑。我希望中央迁来后，正视这个问题，必须详密查，以免再残杀自己的同志，消除苏区干部人人自危的不安情绪。 　　（五）问：你原是七军的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此次回来，为何不回七军工作？ 　　答：我原拟返回七军工作的，但朱、毛两同志命我暂留福建任三十四师师长，原因不明。 　　博古对我说：“你今晚的谈话，我很满意，中央领导同志对你，都称赞你是个好同志，你在广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我虽没有看到原文，但据说写得很坦白，我们认为你确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希望你以后自我检讨，切实纠正；关于你今后的工作，我仍主张你回七军去，因为苏区红军主力是四、五、七三个军，必须加强领导......。 　　我们的谈话，便在愉快的情绪中结束了。那时已是秋末，天气清凉，是夜又值月明如画，午夜之后，更觉清澈可爱，我独自欣赏了一回月色，精神为之一振！想起刚才的谈话，深感并不平凡，遂命特务员阮成，泡了一壶好茶，一面品茗，一面忖测。当时我有以下的感觉： 　　（一）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不敢信任，而且还担心毛泽东控制红军以对抗中央，因此，他们到苏区后，即争取军人的拥护。 　　（二）他们和我谈话的目的，是要了解我是否为亲毛分子。 　　（三）中央对闽赣苏区的肃反运动已有怀疑，他要明了我对肃反运动的态度。 　　（四）他们了解我不是亲毛分子，而且不满毛的作风之后，他们就拉拢我，以达到他们争取军人掩护之目的。 　　（五）他们主张我回红七军工作，是有意利用我领导七军，并使我忠于他们。 　　（六）他们指出我在广西工作的错误，是违背国际路钱的，要我纠正，忠实执行国际路线。 　　我这些忖测，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后我就调回红七军，而且以后其他问题亦陆续表现出来了！ 　　第三章 国军围剿闽赣苏区 　　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曾发生了党权之争，由春至秋，南方爆发了蒋、桂战争，北方也爆发了蒋、冯战事，给予了红军一个攻城谅地的机会。更助长了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发展。这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曾于七月廿九日攻陷长沙，八月三日退出；朱、毛率第一军八月一日攻南昌，二日撤退，至赣西北与彭德怀的部队会合。是时，鄂、豫、皖的四军团，湘鄂西的二军团亦迫近武汉。九月初旬，一、三两军团再攻长沙，因伤亡惨重，至十三日黄昏又撤退。朱、毛红军于十月四日攻陷吉安，大肆屠杀。 　　九月间国民党内战已结束，南京政府见湘、鄂、赣各省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知道共祸蔓延，形势可虑，即决定先行进攻红四军团，解除武汉威胁，再进攻闽赣苏区的朱、毛军，以除后患。 　　朱、毛在吉安得到这一个国军准备进攻的情报；即将所有俘获之物资运送入兴国、宁都一带苏区根据地，红军亦于十月十八日退出吉安，渡过赣江东岸至东固、龙冈、宁都、兴国一带整训，并加紧动员群众备战工作。 　　此时江西省党、团的领导同志及廿军的军政干部，因不满毛泽东反立三路线，产生了反毛倾向，而发生内讧。毛泽东却利用整肃反布尔塞维克的“AB团”名义，在党内进行了一次大屠杀，整个红廿军在富田被消灭了。他们的整肃风潮刚告一段落，国军对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大规模进剿已经开始。 　　十二月中旬，朱、毛接到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福建、江西各地方党的情报，巳获悉国军进攻计划如下： 　　国民政府设行营于南昌，以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为行营主任，指挥剿匪军事，分路向东固、龙冈为中心的朱毛红军主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一）左纵队：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辖：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四十九师张贞、五十六师刘和鼎，共约三万五千人。 　　（二）中央纵队：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兼，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辖十八师张辉瓒、廿八师公秉藩、五十师谭道源、七十七师罗霖，共约四万五千人。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独立三十二旅刘夷、独立廿四旅马昆，共约三万人。 　　十二月廿七日以前各路团军已进入下述位置： 　　（一）左纵队： 　　1、毛炳文、许克祥师已进占广昌、宁都间之头陂、洛口、东韶之线。 　　2、刘和鼎师仍屯驻于建宁（福建）。 　　3、张贞师屯驻于连城县（福建）。 　　(二)中央纵队： 　　1、谭道源师进占源头。 　　2、张辉瓒师进占龙冈 　　3、公秉藩师进占东固、富田。 　　4、罗霖师驻守吉安。 　　（三）右纵队：十九路军进占莲塘、兴国、高兴墟一带地区。 　　朱、毛面对三倍于我的优势国军进攻，应如何进行反围剿，经过了详密的研究、判断：中央纵队国军为进剿军的主力，他的前敌指挥官张辉瓒是个反共最积极的分子，红军要粉碎国军围剿，必须先行消灭这一个主力，其余左右两纵队便可不攻自退，当时决定反围剿计划如下： 　　（一）采取诱敌深入，集结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军之战略。 　　（二）施行军事总动员：所有红军集中小布附近地区待命。地方赤卫队必须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扰乱敌军，牵制敌军，袭击敌军运输队，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三）施行政治总动员：各地方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必须发动及领导全体群众，将所有粮食、牲口及一切物资，悉数搬运上山收藏，不得资敌，实行坚壁清野，除男女壮丁参加运输队协助红军运输外，老幼男女必须疏散藏匿深山，不为敌军所利用。 　　廿七日晚，朱毛已获悉国军进剿部队已进驻苏区上列位置，决消灭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继续扫荡国军之右纵队，并于廿八日上午八时下达进攻命令，大略如下： 　　（一）红军决对国军之围剿，实行中央突破，廿九日拂晓开始进攻，先行消灭龙冈之张辉瓒师后，即由西向东扫荡源头之五十师及其右纵队。 　　（二）第一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三）第三军团即进入龙冈东北之山岳地区之进攻准备位置，部署阵地。 　　（四）各军团于廿九日拂晓各派一部，向龙冈之敌佯攻，引诱国军至我预定作战阵地之内，一举而歼诚灭之。 　　（五）兴国独立师于廿九日拂晓进入富田、龙冈之中间地区，阻滞富田、东固向龙冈之增援部队，掩护红军主力作战。 　　（六）总司令部指挥所在龙冈正东约四里之山上。另有注意事项： 　　1、攻击开始时注意占领敌军之无线电台，并生俘其人员及器材。 　　2、俘获之敌军之无线电台及器材须妥为保存，对技术人员须妥为保护。 　　3、对敌军之一切物资粮食均不得破坏。 　　4、对俘虏官兵不得虐待，统送本部处理。 　　5、作战时各部队须紧密连系，互通情报。 　　廿九日拂晓，第四军之林彪部(第十师)、第三军之一部同时向龙冈佯攻，张辉瓒即率部出击，红军稍事战斗后，即向预备阵地，且战且退；张辉瓒见红军狼狈败退，以为这些土匪不堪一击，当即全部向东南山岳地区攻击；红军在预定阵地坚强抵抗，黄公略军即以一部偷袭龙冈墟，国军之无线电台及全部人员与器材均被红军俘获。是时下着滂沱大雨，更增加国军进攻之困难。激战至十一时，红军见时机已到，立即全线反攻；国军伤亡千余人，并因红军黄公略军已截断龙冈西南面通东固的道路，被围苦战，至正午十二时，红军对国军呼叫：“不要穷人打穷人”、“优待国军官兵”的口号下，国军士兵大部份自动投降，张辉瓒在红军包围下，无法逃脱，卒被红军俘虏，全体官兵无一漏网。 　　在龙冈战斗时，张辉瓒指弹部之无线电台器材及人员早被红军俘去，其与各师之连络逐告中断，各师既不明情况，又被地方赤卫队日夜袭击、骚扰，故不敢离开驻地，致不能增援龙冈作战。 　　龙冈战斗结束后，朱德即命张辉瓒押来问话，当时张辉瓒尚身穿整齐的咔叽军服，脚穿长筒皮靴，身佩军章，精神虽颓丧，但态度颇镇定，当被押至朱德面前时，见朱德衣不称身，又极残旧，不像军官，故甚觉诧异！ 　　据朱德说，当时他讯问张辉瓒，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朱德问：你既被俘，愿意生？还是愿死？张辉瓒却反问：我当然希望生！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才肯放我？ 　　（二）朱德说：我们不是土匪，你想错了，我们不是要你的钱，我们想办一间红军军事学院，你是否愿意担任教授，为我们造就人材？ 　　张辉瓒回答：愿意。 　　（三）朱德问：以你的意见，我们下一步行动应进攻那一个师？ 　　张辉瓒说：进攻十九路军为最上策。并将十九路军的一切情形，如番号、兵力、驻地、主官姓名、各师旅的战斗力......等详细述明。 　　朱德知道他说的十九路军情形，都是实情，但他为什么要以进攻十九路军为上策？朱德也知道其意，是想保存他指挥的十八师及五十师，并有机会配合十九路军将红军歼灭。 　　讯问结束后，朱德即着张辉瓒住在司令部，派专责人员将他监视。 　　朱德这种处理，一方面表示他对俘虏的优待，使所有俘虏的军官敢于暴露身份，俾易清查，同时因张辉瓒为红军官兵所最痛恨，防止未经公审便被杀害。 　　是日下午红军即向东固进攻，公秉藩之廿八师，一经接触，即向吉安逃窜。三十日红军全部由西向东挺进，进攻源头之谭道源五十师，谭师闻张辉瓒失败，全师覆灭，立即向北撤退，红军跟踪追击。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追至东韶消灭谭师之一半。其余各进占苏区的国军，亦闻风逃回白区。红军即占领广昌、宁都一带，休息整训。 　　是役红军俘获国军官兵万人，步枪九干余支，小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弹药、军用品、粮食甚多，现金有三个师军饷的银洋。最重要的是俘获无线电台全部人员及器材，台长王铮后来为红军训练无线电技术人材，建立红军无线电讯系统，及建立无线电情报组织，成为红军的重要情报高级人员之一。 　　作战期间，苏区群众是全体动员了，当红军作战时，抢救、搬运伤兵、输送粮食；战事结束时，搬运俘获物资，掩埋阵亡之敌我官兵，打扫战场等一切工作，均由群众负责，而且做得很好，这是红军政治动员工作的成功。 　　张辉瓒被俘后约二十天，红军举行一次军民大会，公审张辉瓒，他受尽了鞭挞之苦，还要受“点天灯”等等肉刑折磨后，才将他杀头，并将他的头颅用木盒盛着，放在河里，顺水流出白区，藉此以警告国军。事后不久，朱、毛接到中共中央来信，略云：国民党已派员来接洽，愿以现金二十万元，及释放在押的所有政治犯，以为交换张辉瓒之条件云云。但张已被杀，事成过去，朱、毛则失了一个好机会，大家都感到可惜！ 　　国民党因红军杀了张辉瓒，使采取报复手段，将很多在押的政治犯杀害了，并在全国各大城市逮捕了很多左倾学生，这是国军第一次围剿苏区的余波。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获得了械弹及三千俘虏士兵的补充，部队更为充实，工农群众与红军的合作更紧密；便动员各县亦卫队扩编为两个军(廿二军和廿六军)，廿二军以陈毅为军长，廿六军以杨岳斌为军长。 　　四月间，红七军又到达宁都与朱、毛红军会合，使红军战斗力更加强大，朱、毛、项英（项英是一月间到苏区，他是闽赣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等，正在喜气洋溢，整军经武之际，一天下午，南丰县地方党特派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到广昌红军司令部找朱德，神色极为紧张，朱德心知有异，立即招待他坐下，并着特务员倒茶给他，他喝过茶后，即将一个小纸包交与朱德。 　　这个小纸包原来是一份情报，内云：南丰国军传出消息，即将大举向苏区进攻，现南丰城内有国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两个师，第八师毛炳文、廿四师许克祥，正严密封锁通往苏区道路，对来往商民严密检查......。 　　那时，毛泽东、项英均在宁都，朱德立即将情报通知毛泽东。 　　同时毛泽东亦接到了永丰、吉安、万安各县党委报告，证实该项情报可靠，乃立即通知朱德命令新编之廿二军及廿六军留驻广昌阻滞团军右翼进攻部队，其余各军到宁都以西之青塘集结。是时朱德又得国军孙连仲部派人送来有关国军的情报，详述国军第二次围剿的整个计划，并云：二十六路军及第五路军情形，请询问来人，并请将来人留用，切勿遣回，以免误事......。情报签署的是“老同志”三个字。朱德询问来人，据称是参谋长派来的，并着我不要回去。朱德心知这是渗入国军内部的党中同志所作，再询问有关五路及廿六路军情形，据称：所有北方官兵多患水土不服，且不惯山地作战，士气低落......。 　　朱德立即分令廿二军及廿六军由陈毅指挥，留驻广昌，监视东面之敌军，掩护苏区，其余各军即开到青塘集结，他亦带同总部幕僚人员赶到青塘。 　　当时综合各方情报，国军之第二次围剿计划如下： 　　国军调动了二十万大军，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并采取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将红军包围于宁都、青塘地区而歼灭之战略，其部署大略如下： 　　（一）派何应钦为剿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于南昌。 　　（二）第五路军王金钰部（辖四十七师王金钰部、三十四师郭宗华部、五十四师郝梦麟部、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共四个师）在吉安以东永丰以南地区集结。 　　（三）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辖两个师）在宜黄集结。 　　（四）第八路军朱绍良部（辖第八师毛炳文、二十四师许克祥等师）在南丰集结。 　　（五）五十三师刘和鼎部在建宁集结。 　　（六）十九路军蒋光鼐部（辖六十师蔡廷楷、六十一师戴戟）在泰和东岸地区集结。 　　各路军均于五月初旬集结完毕，中旬开始向苏区逐步推进。 　　当时红军在青塘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各军长、军政委、军参谋长均出席参加，首先由朱德报告国军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并分析此次围剿军以国军右翼军第五路军王金钰部为最脆弱；十九路军战斗力最强，但他们抗日意志甚坚，不愿与红军作战，我军应先行进攻最脆弱之一翼，消灭王金钰后，由西向东各个击破之，这样，既可免我军有被压迫于赣江边聚歼之危，又可于战事结束后，在闽赣边之黎川、建宁、泰宁等地区扩大根据地，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准备下一次会战。与会人员均赞同朱德的意见。毛泽东亦提出了动员赤卫队、动员群众参战，及实行坚壁清野计划，亦一致通过。 　　作战计划决定后，红军主力即由青塘出发，经古龙冈至良村集结。由五月初旬至中旬红军曾派出小部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五月十六日开始以迅速、坚决之行动，向已占领富田之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共十一个团）突击，很快的便将王、公两个师击溃，且大部份被消灭。当红军进攻富田时，富田之西北四十华里有国军之蔡廷楷师，富田以东有郭宗华师，红军之左右侧背均受威胁，国军虽知富田被红军攻击中，但因情况不明，及指挥不统一，致不能及时增援作战。 　　富田战斗结束后，红军立即进攻郭宗华师，也很快的消灭其大部，其余溃不成军，向北逃窜，郝梦麟师闻郭师被消灭，星夜退回永丰县城。红军因有民众帮助，清扫战场，抬运伤兵，看管俘虏，搬运战利品，输送粮食，以至侦察敌情，封锁消息，都由地方苏维埃政府指挥赤卫队运输队负责，红军于战斗结束后又立即向东出击，连续击溃了孙连仲部、朱绍良部、刘和鼎部，计由五月十五日起至三十日止，仅十五天的时间，红军由西至东，经过了七百里的行军作战，五次惨烈的战斗，将国军的第二次围剿整个粉碎了，缴获的步枪一万余支，弹药军用品无数。国军的残余部队，退回吉安、永丰、宜黄、南丰、泰宁各地。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仅休息了三天，便按照预定计划，将各军分驻在建宁、黎川、广昌等地区，进行扩大苏区的赤化工作，筹粮筹饷以应军需，并将剩余步枪五千枝分发各县赤卫队，地方民众武力亦由此大大的加强了。 　　红军正在黎川、广昌、建宁展开工作的时期，六月下旬，忽接南丰城内送来的情报，国军又准备对苏区作第三次的围剿，其情形如下： 　　(一)蒋中正氏亲任剿匪总司令，驻节南昌。 　　(二）进剿军分三路，中路总司令何应钦，驻商昌。右路总司令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总司令朱绍良，驻南丰。 　　(三)进剿军之主力：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其次是：蒋光鼐、蔡廷楷、韩德勤等三个师，其余尚有孙仲连、朱绍良、上官云相等各军师，总兵力约三十万人。 　　(四)进剿军的战略是：各路军向苏区长驱直入，压迫红军于赣江边一举而歼灭之。 　　那时红军因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艰苦战斗，官兵伤亡不少，且未经休息补充，红军兵力，除第十二军须留驻福建，对该方面敌军警戒，并进行游击外，其余第三、四、五、七共四个军的红军主力，约三万六千人。朱、毛接到这一情报，大为吃惊。经过了一次讨论后，立即命令各军开赴兴国集中。经过十多天的行军，绕道迂回，步行千里，到达兴国时，敌军已分路前进，迫近兴国，乃决定避敌主力，打击其弱点，并拟定作战方针，大略如下： 　　（一）由兴国先行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从敌之后方连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苏区，而置于无用之地，此为作战第一阶段。 　　（二）待敌回头北向，兵力疲劳之时，便乘隙攻其弱点，为作战第二陪段。 　　时间和敌情逼迫着红军，再无从容准备的机会，乃即集结兵力向富田前进，可是在红军行动之后，被敌侦悉红军行动企图，陈诚、罗卓英两个师立即赶至富田。形势又对红军不利，乃被迫改变计划，撤回兴国城西之高兴墟集结，斯时仅有这一个小墟场及附近乡村末被敌占领。红军集中了一天后，乃决向兴国东部之莲塘及永丰南面之良村、宁都县北之黄陂方面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各师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而到达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之前哨开始战斗（上官指挥他自己一师、及郝梦麟师）。第三天击溃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击溃郝梦麟师为第二仗。这两次战斗结束后，立即继续东进，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黄陂将毛炳文师击溃为第三仗。红军连战皆捷，缴枪万余。此时国军已发现红军主力所在，正在向南向西前进之国军主力，立即转移向东，以黄陂为目标，以大包围的态势，分路并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当国军主力迫近红军时，红军又从蒋、蔡、韩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间偷越出去。回到兴国集中。国军进抵黄陂，已不见红军的踪影，经过多方的侦察始知红军已回窜兴国，待国军再向西进，追寻红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精神饱满，士气旺盛，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可是国军呢？因苏区民众迁移上山，所有可供敌军利用的物资，尤其是粮食都已匿藏山中，后方的交通运输又常被赤卫队袭击、破坏，以致补给困难，粮食接济经常中断，且在苏区境内，晚上常遭民众武装赤衞队骚扰，食既不饱，睡亦不宁，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磨折，官兵多已精神颓丧，已无战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军被迫开始退却了。红军侦知国军退却的消息，立即向敌追击，先行消灭了蒋鼎文的一个旅，接着消灭韩德勤全师，最后在高兴墟和蒋光鼐、蔡廷楷两个师，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斗；红军用“集团梯次队形”向敌军阵地冲锋（以后称为人海战术，即发明于此）。但在国军优势的火网之下伤亡惨重，使红军攻击顿挫，蒋、蔡两师乃得从容撤退。毛泽东说：“这次战斗打成对峙，让他逃去了”。 　　这次围剿，自七月初旬起至九月中旬始告结束。是役红军缴获步枪、机枪、追击炮等二万枝，俘虏敌军万余人，红军伤亡有二千余人，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高兴墟之役阵亡，为三次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但苏区的形势更为稳固，士气、民气亦更为旺盛。 　　第六编 中央苏区的初期 　　第一章 闽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委员会自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以来，即由陈独秀任书记，并秘密在上海办公，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迁往武汉办公，嗣因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中共关系由恶化而至决裂，陈独秀被党内外及第三国际指为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消极。是年的“八七”紧急会议，他未出席，推选瞿秋白继任。瞿秋白任总书记后，抱着左好过右的心理，坚决执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因此，他在上海盲目的发动工人的暴力行动，及策动了广东省的广州暴动，陕西的谓南华阴暴动，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这一连串的暴动皆先后失败了，使到暴动地区各业、各阶层的人士，都遭到重大的损失和牺牲，尤其是工农群众所遭到的牺牲更为重大，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走向低潮。他于一九二八年春调回莫斯科检讨。接着于七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共第六次全国的表大会，瞿秋白以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被撤职，而改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继任总书记，周恩来为组织部长，李立三为宣传部长。但因向忠发能力薄弱，周恩来是个圆滑的人，不愿负起领导的责任，中共中央大权便为李立三所操纵。 　　在李立三领导的初期，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审慎的根据六全大会决议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给湘赣边区毛泽东的指示，被毛泽东四月五日给中央的报告，斥为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太悲观了，同时毛泽东认为一年可夺取江西。李立三是个好大喜功，而又易于冲动的人，他的革命斗争路线，便由此开始转变，眼见闽赣苏区朱毛红军的发展，紧接着鄂、豫、皖区，湘、鄂西区的红军之发展，及一九三零年国民党内部发生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这时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产生了要夺取一省或数省的政权以至全国政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三零年，命令朱毛红军夺取南昌、长沙，配合鄂、豫、皖以及湘、鄂西红军进攻武汉；及将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红八军调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等。那时，立三路线发展到最高峯。由于他的革命斗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组织及红军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他因此于是年十月被第三国际调赴莫斯科受到严重处分。他走后不久，中共中央党的领导权又被缺乏经验的国际派的留俄学生陈绍禹、秦邦宪等所操纵。当时一方面是：在上海中央的领导同志，很多被国民党特务捕杀，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处境甚危；另一方面，各地苏区的发展和红军已日益壮大，他们认为在闽、赣苏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以加强全国苏维埃运动，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早日来临，必须加强党在苏区的领导。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时便有将中共中央迁入闽赣苏区之议，四中全会结束后，张国焘于一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回抵上海，随即派赴鄂豫院区，以加强该区党、政、军的领导，待至向忠发、恽代英先后被捕杀后，便更积极的准备迁往闽赣苏区工作。周恩来那时是的中共中央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八月间即离开上海赴闽赣苏区(那时我尚在上海，约十天后才离沪)。九月，陈绍禹、秦邦宪等在第三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改组中央，将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国际派列为中央委员，而叫陈绍禹为书记，并即决定全部迁入苏区办公，但陈绍禹决暂留上海，而以秦邦宪代理书记。于是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及其他高级人员，亦即于十月及十一月先后进入闽赣苏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即在闽赣苏区正式开始领导中共全国革命的斗争。十二月初旬，第三国际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李德，他化装为神父，由中国留俄学生伍修权陪同经香港来到苏区，协助中共领导同志，以加强苏区的军事领导，当他们到苏区时，我在福建之河田接待他们，相谈甚欢。 　　李德，是德国人，身形高壮，沉默寡言，年纪已有四十左右，倒似一个有修养的军人。他在俄国时，是任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的干事，此次与他同时准备来苏区者，共有三人，其中一个是第三国际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到香港后，因无法隐蔽身份，致中途折返，所以仅有李德一人来到苏区。 　　伍修权是武汉工人，学徒出身，留学莫斯科多年，他的俄文很好，中文仅读过小学，说话很有条理，为人亦坦白、忠诚、无机心，后来我任模范团长时，曾一度任我的政治委员，相处很融洽，以后我调任粤赣军区司令时，他即调回中央党机关工作，我们都有依依不舍之感。 　　中国的“苏维埃政府”是个不折不扣的苏联产品！这名词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五日，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时，也有“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议案。但这时“苏维埃政府”还不过是一个徒托空言的名词，在南昌暴动时，也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 　　中共在潮汕失败之后，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两县农民武装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成立“海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开始，中国才第一次有了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时，又成立了“广东苏维埃政府”，高岗、刘志丹在陕西华阴、渭南暴动时，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这三个苏维埃政府都只有三天或半个月的寿命，可称是最短命的婴孩。 　　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领导湘南暴动，成立了湘南各县苏维埃政府，规模较前三次为大，寿命也较长些。但在红四军退出湘南后，也无形瓦解了。井岗山朱毛会合，建立罗霄山脉中段苏维埃政府，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也告失败。因国军攻陷井岗山。朱毛率红四军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离开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击溃了国军郭凤鸣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占领了福建长汀的全县和上杭、永定、连城、龙岩的一部。江西的广昌、宁都、石城、郦都、兴国、瑞金、会昌六县的全部。另赣县、浔邬等县的一部，在这些地方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还有鄂、豫、皖苏区，洪湖苏区、广西右江苏区。中共中央为了广泛地开展苏维埃政府运动，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政治影响，于一九三一年，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在瑞金城西北约五华里之沙洲坝，建筑中央政府大厦。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举行了六天会议，选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各会局首长。毛泽东被指定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周一粟为内务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县的瑞金选为苏维埃政权的“国都”，在苏区里的同志竟称瑞金为瑞京，闽赣苏区便成为中央苏区。 　　自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瑞金苏区后，一九三一年一月成立的闽赣苏区中央分局撤销了，原任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周恩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尽落在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及李德等几个人手上，而以李德为马首是瞻。 　　秦邦宪和张闻天既缺乏工作经验，又因回国不久，初来苏区，对于苏区内的党政军上级干部都不熟悉，他们只有借重周恩来这位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协助工作。 　　周恩来是一个最会看风驶舵，通权达变的人，且手段圆滑，他虽然失了代总书记和军委会主席之职，但眼看到国际派的权高势大，他也不能不遵从秦、张的领导，特别是对李德这位“太上皇”诚惶诚恐，事事请示，唯命是从，恭维备至，连他的起居饮食，香烟洋酒均供应不辍，甚至还物色一位读过小学的女同志送给李德为临时太太，这种巴结奉承，令李德对他言听计从。因此他又成为一个中央上下沟通的中心人物，比他稍为低级的同志，他即摆出其领导人物的架子，颐指气使！ 　　朱德，是有斗争历史的红军领袖，为人忠厚，红军中除了一两个有野心的高级将领对他阳奉阴违之外，无不对他拥戴；中共中央新的领导同志，对他亦很尊重，而且还积极去笼络他，争取他合作；周恩来是朱德入党的介绍人，又是南昌暴动时少数领导者之一，他往日及初到苏区时对朱德常以党的领导者自居，每与朱德商讨问题时，常作肯定的口吻，但在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就一改常态，对朱德即客气起来了。 　　李德是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他不明苏区的人事关系，因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听以他对朱德也很客气。 　　朱德处在备受各领导同志尊重的环境下，是喜欢极了！他也知道自己责任之重，事事小心，更与各领导同志衷诚合作。 　　刘伯承，因在南昌暴动时和暴动后都担任参谋长，南昌暴动后的军事失败，他要负相当责任的，所以他再不敢以诸葛亮自居，而且身体健康不大好，那时他任红军学校校长，只是尽他的本份责任，对于其他的事，他都不敢过问，因他有谦虚精神，各领导同志都对他好感。红军干部均承认他是一个有学术经验的军事长才，大家见到他时都很尊重，并请教他，所以他在苏区时，精神也感愉快。 　　项英是个心地坦白、平易近人的人物，他无权位思想，上下级同志均能融洽相处，在苏区内很多同志都喜欢和他接近，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他有太太在身边，我每到瑞金，都到他家里聊天、食饭，他和太太都很喜客，故无寂寞之感。 　　至于毛泽东，他就不同了！在中共中央末迁到苏区时，所有党、政、军的一切决策，均以他个人意见而定，中央的指示若与他的见解不同，他就置之不理，甚至予以驳斥，中央对他的处罚，他亦一笑置之，抱着你罚你的，我作我的态度；但自中央迁到苏区后，他的权力丧失了！因党、政、军人员都不敢违背党中央的指示。那时他不特不能任意指挥军事及党务，甚至身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凡重要的措施和建设，必须要请示党中央决定，然后才能执行，而且还要他自我检讨过去领导的错误，特别是批评他土地革命的富农路线，给他很严重的处分；这种滋味，使他非常难堪！他那时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只有写点文章；苏区的经济建设计划，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可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不同意他的经建计划，认为当时的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以毛泽东那种不可一日无权的根深蒂固的思想，遭到这样的冷落，其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像的。 　　在当时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富农路线，也很赞赏他的经济计划。他过去的错误，只是在肃反问题上，而中央领导同志竟抹煞了他过去的斗争成绩，给他太难堪的处分，我觉得很不公平。 　　第二章 调职红七军 　　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是福建人民武装编成的，时间已有两年，但因过去管理教育松弛，行军、作战力很脆弱，精神散漫，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整理训练，才比较像个军队，我正在进一步的提高官兵学术训练时，因十二军参谋长林野调红军学校任教育长，我又奉命调接该军参谋长；我到职仅七天，又奉命调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 　　罗炳辉军长于接到命令时。很郑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的调职，我既为你欢喜，又为我自己可惜！因为由此可以发挥你的才智，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这是应该为你高兴的，但我却失去了一个如师如友的参谋长，这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吗？”他说话时，既肃穆而带有三分笑容，充份流露他人性真情，使我内心有点难过。 　　我对这一次调职，是欢喜的，但不是为了升官而欢喜，升官对一般军事干部来说，是不感兴趣的，因为升官只是加重个人对革命的责任，并无任何好处；责任越重就犯错误的机会越多。我所以欢喜是为了能和同艰共苦的七军同志又聚在一起，这三个月来，七军同志来信，均盼望我回去领导，我亦很信任他们。在这个艰苦的斗争中，官兵间的互相信任，是极为重要的。 　　那时七军驻在会昌，因此我就决定于三天之内起程。第二天中午，十九师的政委陈漫远来到长汀找我，我见他到来，有不胜之喜，立即和他到大街上的一家饭馆里食饭，坐下后，他对我说：“七军同志已知道你调回七军，张云逸军长及以下的指战员皆大欢喜！李师长（十九师师长）主张我来接你，张军长亦同意，所以我特地由会昌跑来接你，不知你何日动身？”我对他说：“我亦很想念七军同志，两天后就可起程了”。他听了很高兴。即将七军到江西后的一切情形告诉我，如：交换干部、整肃改组派、李明瑞被杀经过及张云逸虽重任军长，但常感忧惧，指战员情绪忧郁，七军在反二次、三次围剿中的战绩等等。我听后不免为之唏嘘叹息！ 　　我们饮了几杯酒，食完饭后，他又对我说：“你既不日动身，我不如先行回去，以免各人悬望”。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便赶着起程回去了。 　　那天晚上，罗军长备了一席很丰盛的酒荣，邀同军政委谭震林，廿五师师长张宗逊等为我饯行，席间各人都流露着惜别之情，这种设宴送别的情形，在闽赣苏区内是很少有的现象，这亦表示了罗炳辉尚有温情，我的内心亦感到安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带着罗炳辉送给我的一匹枣红色雄马，及特务员阮成，于晨光曦微时即由汀州起程，罗军长及张师长（二十五师驻在汀州）也赶来送行，大家互祝为革命珍重，在依依不舍中，一声再见，我们便分别了。 　　从汀州到瑞金有一百二十里，我和阮成都急着赶路，那天天气晴朗，步行得很灵活，我因腿部不便，步行二十里即骑马，骑了一段路又步行，中途除了喂过一次马料之行，没有休息，午后五时便到了瑞金，我急于要见朱德，一直找到总司令部，我和他有三年多未见面，他见我到来，大喜！忙请我到他住的一间小楼上谈话。刚好他的太太康克清在外工作末返，我们便在烧着柴头的火炉旁边相对坐下，他便滔滔不绝的谈起来了。 　　“你的情形我从七军同志中，知道很详细。每个同志都说你好，张云逸同志也说你是一个军事政冶两方面部有卓越见解的人才。我老早就想调你回来主持红七军。但毛同志不同意，认为多年不见，要考查一下？因为听说你在广西工作时政治立场不坚定，定的是改良主义路线。直到最近秦邦宪、张闻天两同志，才提起你，他们说在长汀和你谈了一整夜，广泛的讨论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认为你的见识很卓越，思想很正确，主张调你回来主持第七军。这时毛同志才表示同意，并且说：‘到底是我们井岗山同志不错！’他这个人倒很聪明的”。 　　然后他又问我的负伤经过和疗治情形，以及在十二军三十四师的观感，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已经是吃饭的时候了。特务员送上酒菜，是一罐糯米洒，一盆大蒜炒腊肉，一盆鸡肉生菜火锅，这些都是他预先吩咐特务员安排的，朱德笑对我说：“龚同志！你还记得四年前我在长哆村你家中吃饭的情形吗？你老太太做的腊肉不错呢？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康吗？”我便将负伤期间，我母亲如何爱护我的一切情形告诉他，彼此唏嘘了一番。朱德又说：“四年前我在上堡鹅形一带打游击；四年后的今天，情形不同了！现在革命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壮大了”。这几句话，是他的感慨，也可以说是表示得意。饭后，我准备告辞，他忙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有很要紧的话跟你谈，我的老婆，今天不回来了，你就住在我这里吧！”这时室外天气很冷，屋子里烧了一盆熊熊的柴炭火，而且吃了好几杯酒，我们的精神都很兴奋。朱德便将我离开红四军后的一切变化都说出来。 　　“你离开红四军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这些都是你所关心的。如陈东日、胡世健都是我们湘南革命的老同志，能力很好，对革命也很热诚而努力。但在几次清党肃反的党内斗争中，都先后被牺牲了！这个幕后主使人，相信你会知道的（意思是毛泽东），由井岗山转移到闽、赣边区时，我们红四军中曾闹过‘拥朱反毛，拥毛反朱’的笑话。最令我痛心的，是林彪这个家伙，他竟公开反对我？我当时以最大的忍耐，才没有使局面破裂。杀AB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是完全老毛一手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说到这里，他似有无限的伤感。接着，又幸灾乐祸的说：“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他顿一顿又说：“现在红军有四个军，而实际上战斗力较强的是四、五、七军。我兼四军、你担任七军，彭德怀的五军，也马马虎虎，只要这三个军弄好，我们就有办法了”。跟着又将三次粉碎国军围剿的经过，及积极扩军备战的计划，详细的告诉我，并告诉我：准备增加七军一个师，要我努力训练，好好的领导等语。 　　十一月二十日起床后，到总司令部拜访参谋长叶剑英，我和他是初次见面，但我们都闻名已久，一见如故，他身材修长，服装整洁，仪表俊秀，神情开朗，谈吐简洁，相与叙谈，如坐春风。他是广东梅县人，当时苏区内广东人甚少，他对于红七军亦特别关怀，谈到七军整肃改组派情形，深恐影响人心，要我好好的振作士气。李明瑞之死，他表示惋惜。关于七军改隶三军团指挥一事，他认为彭德怀虽是毛泽东的爱将，不过目前党中央在苏区领导，不会有因私人喜恶来决定是非的事件发生，但仍劝我以忍让为好，对彭德怀须凡事小心。我见他对我这般亲切，便问他：“我初到汀州时，为什么不让我回七军工作？”他稍加考虑后才说：这是主席的主张，其中原因，当与整肃红七军改组派有关，朱总司令对我谈过你的事，他对你极赞许，现在事成过去，你不必介意”。 　　我们谈到上午十时，和他食了早饭后，他将有关军队训练的资料送给我，于是我向他告辞，是时已是正午十二时了，便带同特务员起程赴会昌，当天到达武阳围住了一晚，廿一日正午到达会昌。 　　驻在会昌的红七军指战员，听到我即将到来的消息，欢欣若狂，正筹备盛大的欢迎仪式。我带着特务员阮成，刚到会昌城外，张云逸率红七军各师、团长政委、及军部参谋人员、政治部高级干部等，在城外河岸的草坪上，列队欢迎。我内心交织着悲痛与喜悦的情绪和他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虽回到了手创的红七军，但过去一同奋斗的高级干部，现在，死的死了，调的调走了，俯仰今昔，感慨万千！ 　　晚上军部的欢宴，团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腿伤和健康，并问我分别后的经过。我简单的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早晨，集合了全军指战员，由张云逸布达了我接任红七军军长兼政委的命令。午后，我与张云逸到各部队巡视，指战员情绪都很兴奋。我便决定将军部剩下的公积金（是到达江西前存下的）发给全体指战员每人二元作叙餐费。在城外已收割的稻田上，聚集全军指战员，大碗酒大块肉，欢天喜地的同进晚餐。各人都感到红七军前途，大有希望。 　　张云逸是我的老战友，他对红七军的爱护，和我一样，干部对他，也非常爱戴；我们交换过去的经验，畅谈今后的发展。流连了三天的时间，还和高级干部欢叙了好几坎，他才怅然分手，到红军总部工作。 　　红七军过去只有十九、二十两个师，我接长红七军不久，朱德将红三军的一部，和其他军事机关的特务营之类，新编成一个师，补充红七军，编为红七军第廿一师。师长龙云(湖南人，约二十多岁)，由彭德怀所保荐。这样一来红七军的实力，更加强了。当时红军的编组情形如下： 　　红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兼)辖第四、第十二两军。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四军军长：朱德(兼)辖等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师。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第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辖卅四、卅五，两个师。 　　政治委员：谭震林。 　　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辖第五、第七两军。 　　政治委员：滕代远。 　　第五军军长：邓平，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师。 　　政治委员：滕代远(兼)。 　　第七军军长：龚楚，辖十九、二十、廿一，三个师。 　　政治委员：龚楚(兼)。 　　军部直属队有：一个特务团、一个通讯连、一个工兵连。师 　　师辖三个步兵团、师直属队：一个步炮连、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一个担架队。 　　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连、一个通讯排。 　　步兵连辖一个特务排、三个步兵排。每排辖三个步枪班、二个机枪排，有困轻机枪不足者暂缺。班有战斗员十二至十六人(班长一、副班长一、观察员二、特等射手二，其余系步枪手)。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时阵亡，该军损失甚大，其部队分编入红五军与红七军。 　　中共的军事组织体系，在中央苏区时期，党中央下有军事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军事人民委员，红军组织有：红军总司令部、方面军总司令部、军团总指挥部，军、师、团、连、排、班之系统。 　　中共最高军事领导机构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是党领导军事斗争的，负责有关军事建设、决策、及红军人员考核、升迁等工作；一切军事计划，均透过党的组织，交到军事机关去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亦受军事委员会领导去执行军事行政上的职权。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会议，除了重要的决策由中央政冶局议决外，多由军事委员会召集举行，并以军事委员会之主席为军事会议的主席。 　　红军总司令部，是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的。它是全国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根据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策，及中央政府行政上的命令，领导全国红军的军事建设和作战指挥。但因交通通讯的困难，除中央苏区湘赣边苏区，可直接领导指挥外，其余各远地苏区如：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右江苏区等，均由各该地区的中共中央分局或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故权力只能及于中央苏区及湘赣边区。其他地区则是鞭长莫及了。 　　方面军总司令部，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才创设的，以中央苏区红军编为第一方面军，湘、鄂西苏区红军编为第二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红军编为第四方面军。当时成立方面军的原因：是因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展甚快，按照当时红军编制，非一个军团所能容纳，且其他地区的红军亦有继续增加之势，同时，还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包含在内。 　　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并未另行设立，其一切业务统由红军总司令部办理，实际上只是加多一个名称而已。 　　军团总指挥部，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对隶属各军仅有作战指挥之权。各军的人事、训练、补给、医疗等，均直接由红军总司令部负责。 　　“军”是红军建制的最高单位，对所属兵团负有军事组织、作战、人事、补给、医疗上的一切责任。 　　参谋长的制度：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编制没有副指挥员的设置。参谋长就是指挥员的第一个代理人，这是仿效苏联红军的制度。师以上军事机构的编制，均设有参谋长。团设团副，连设连副，以辅助指挥员。如遇指挥员临时出缺，或因故离职与作战阵亡时，不须侍上级命令之指派，各级参谋长及团连副，立即行使指挥员的职权。参谋长对本军军事单位作战、情报、教育、补给、通讯等一切业务，均须负责研究，并经常提供具体意见，以辅助指挥员；指挥员对于参谋长所提供的意见，必须予以尊重和慎密的考虑。但最后的决定，仍取决于指挥员，参谋长不应固执己见，以动摇指挥员的决心。指挥员的一切决心和处置的实施，由参谋长负责领导各参谋幕僚人员，分别拟具各项实施计划，及命令、训令、电报、通报、报告等，经由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签署后实施，并有监督下级贯彻实的责任。下级指挥员须接受上级参谋长之指导。所以红军中参谋长的地位，是很崇高的；红军对于参谋长的遴选，亦特别严格；他的条件，不仅是要有优良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共的忠实党员。 　　中共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当时亦认识到现代战争已不是指挥战斗的时代，而是组织战斗的时代。对于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组织，曾经不断的研究和改进，但因人才的缺乏，亦认为始终还没有达到理想。当时红军各级指挥机构的编成如下： 　　一、红军总司令部：设有作战、情报、教育、军医四个局(后改设六个局)一个事务室及红军经理部(后改称供应部)。 　　二、军团总指挥部：仅有参谋处之设置，内分作战、情报两科，另有管理员两人，办理其他事务。 　　三、军部：设有参谋处，办理作战、情报、教育、通讯等业务；军医处，办理卫生行政、医疗、救伤等业务，作战时期改为临时野战医院；经理处，办理军需器械之补给供应，及前运后送等运输事宜。管理室，办理其他事务。 　　四、师司令部：设有参谋长一人，参谋室(参谋二人)，军需室(军需一人，助理军需一人）；管理室（管理员一人，书记一人）分辨各项业务。初期有经理处之设置，后已撤销。 　　红军的经理制度是独立的，军司令部的经理处对上直属于总司令部经理部，对下直接指挥到连一级的军事单位之军需人员。各级指挥员对经理处或军需人员，只在行动上及所属部队之位置、任务、时间、以及所需之粮食弹药数量方面，命令他们执行；对于现金收支，粮食出纳，预算决算事项，均不须指挥员负责，指挥员亦无权过问。因此红军指挥员之调动，没有经理部门的同时交替。 　　如上所述，当时红军指挥机构的编成，是不健全的。但因幕僚人员有高度的工作精神，和精密的分工，以及红军中的公文简便，在办理各种业务时均能迅速而确实执行。且在大家的不断研究中，日趋进步。 　　关于军事行动之决策研究，凡有决定性者，指挥员均须邀集政委、参谋长、政治主任，四个人在场；参谋长须提出军事情报及军事行动意见；政治部主任，须提供政治情报（包括敌我军官兵的政治情绪）及在政治上配合有关的问题。 　　决策既定后，参谋长负责主办军事工作实施部份，政治委员负责主办政治工作实施部份。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须互相连系，以保证军事、政治工作之相互配。 　　红军干部任、免、升、迁问题： 　　红军初至井岗山时期，人事制度没有建立，军队中的军政干部任、免、升、迁，均由朱德提出，会同陈毅、王尔琢及我商讨决定；待与毛泽东会合后，即由前敌委员会决定。当时的原则，是根据党性(包括党龄、思想)、能力、资历、功绩而取决的。中共苏区时期，团长以下干部由军长、政委提出军党委决定，即可实行；师长以上之干部由红军总司令部提交党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如得中共中央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等少数领导人之同意便可)，但师长之任免，则军长及军政委有权提出意见，报告总司令及总政委提交党中央领导决定。 　　对于任、免干部，无论任何职级，均是以一纸便条通知，并没有正式任命状及免职令；亦无官阶之指明。 　　(附：红军编制指挥系统表见后) 　　我接长红七军兼政委后，首先必须明了的是政治委员的职权，和政治部的工作问题。当时红七军的政治部主任是袁任远(湖南人，曾任中共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到政治部去跟他谈话，并查考上级发下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指示，政治委员应注意的事项，及红军中政治工作实施纲领等文件后，才有了深切的认识。 　　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队，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级报告，均须由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战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但如遇有特别情形，或受时间限制，又非违背革命利益者，下级得一面执行，一面设法报告政委。政委和同级指挥员，无论平时或战时，是相处在一起的。在这种制度下，红军的指挥员，是有责任而无权力的。但是共产党为了要发挥军事指挥员的军事学识和技能，以及保持指挥员对下级的威信，俾其命令能够贯彻实现起见，在政委工作规定下有：为了要发挥指挥员的军事天才，举凡军队的作战、行动、教育、各种计划和决心，不违背上级意旨和党的决策者，政委必须尊重指挥员的意见，不应妄加干涉。同时，在各种场合，必须注意保持指挥员的威信，下级政治委员对上级指挥员，必须以长官看待；上级政委及指挥员，对下级指挥员如有错误，须予以指责或教育者，除错误严重须予撤职者外，不得当着他的下级部属（指挥员之部属）面前指责之，以免损及其威信。除非有万不得已之情形，否则损害了同级指挥员威信之政委，须受到党内和行政上的处分。． 　　但如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之权，甚至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得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挥员之权，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人员捕杀之，李明瑞之被杀事件，便为一例。 　　红军的组织中，师以上的军事机构，均设有政治部。团、连有列宁室。政治部设有主任，受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及同级政委的领导及指挥，负责红军中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又是同级政委的第一个代理人；如遇政委因故离职或作战伤亡时，毋待上级命令，即代理政委的职权。团之列宁室，由政委兼主任，另设干事两人，连之列宁室不设主任、由连政治指导员负责（连是指导员）；他领导该连内的政治战士以及全体指战员，进行教育、训育、文化、党务、及对民众、对敌军的政冶工作。 　　党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军、师、团各级均有委员会之组织。党书记，师以上通常是由政治部主任兼任，亦有由政治委员兼任的。团、连党书记概由政委政治指导员兼任。一般来说，红军中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非党员是秘密的。各级政治部列宁室，就是党的办公厅。连一级设有党的支部，支部书记通常由政治指导员兼任，但亦有连长或排长兼任的；支部下设有党的小组，通常每班一个小组；但党员少者，即以排为单位，编成小组。 　　红军的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保障与协助军队完成其所负的军事任务；政治部主任与同级参谋长，是经常保持着密切连系的。政治部主任参加军队中的军事会议，及重要情况判断，政治部主任只提供政治情报资料，及听取军事情报和指挥官最后所下的决定与措施，以便策定政治部的工作计划。参谋长则拟定各种作战、行动、教育计划时，须于下达前通知政治部主任，以便政治部主任根据这些计划，拟订政治工作计划；同时下达政治工作命令，或颁布政治工作的实施步骤。 　　以上是中央苏区时期红军政治领导的概况。关于红军政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是南昌暴动至失败，朱德所部之编入范石生部，亦属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政治指导员制，政治指导员在军队的地位低于指挥官，但高于下一级的军官，他的任务是： 　　（1）负责军队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兼党的书记)。协助指挥官达成战斗、训育、管理、给养等任务。一切工作以争取军事胜利为主(有人称指导员等于军事主宫的姨太太，这是因为有些指导员不负责任，专事奉承主官所招来的）。 　　（2）平时对军队工作，在早晚点名时要作政治性的训话，每日定时上政治课，组织和领导士兵的文娱活动，维持军风纪。 　　（3）战时则鼓励士气，向士兵讲解作战意义和目的，提出适当的口号，鼓励官兵，慰问伤员，教育俘虏；发动战地群众协助军队，对敌军作战地宣传……等；在必要时还与指挥官分工合作，担任指挥一部军队作战。 　　（4）行军时若无敌情，政工人员先行出发，发动沿途民众准备茶水，供应部队；到达宿营地时，发动群众准备出卖粮食，供应军队。 　　若有敌情则随军行动，维持行军备战纪律和精神。 　　这一时期，指挥官和指导员关系是融洽的，原因是政工人员能帮助指挥员的一切军队工作，而且以指挥官的意见为主。 　　（二）第二时期：是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起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古田会议止，是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地位与同级指挥官相等，但有代表党监督指挥官之权，他的任务： 　　（l）领导党的工作（他们多数是兼党书记）。 　　（2）与指挥官共同负责军队的领导指挥，但军事方面须尊重指挥官意见，政治工作则负完全责任。 　　这一时期，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关系是：地位平等，互相合作，但有时亦经常因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有些指挥官觉得他们妨碍工作进行。他们的合作程度，远不如指导员时期的融洽。 　　（三）第三时期：古田会议后改为政治委员制度。 　　政治委员制度时期，因政委的职权高于指挥员，故常引起指挥员不满，在红四、五军中均曾发生过提出取消政委制度的意见，彭德怀也是其中之一，但为党所拒绝，并且引起一次纠正反政委制度倾向的斗争。 　　朱德本人，在指导员及党代表制度时期，均与政工人员相处得很好，他自己亦经常参加政治工作。他对军队的-切决策均召集军政人员共同商讨，政工人员对他亦很尊重。但对毛泽东则常有不满表示，他常对政工人员说：一切为了军事胜利，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一目标，这可见得他对政工的重视。 　　中共的情报工作，一向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国共分家以后，便处心积虑的保留了很多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及军队中工作。同时还密令地方青年学生党员，投考国民党所办的军校，毕业后渗入国军中去。这些中共党员，是以反共为外表的中共工作者。他们希望由初级军官逐渐升上去，备为将来中共之用。这是中共布置于军中情报工作步骤之一。在这工作中所收的效果，如：国军营长黄公略，是因通报敌情于中共，被其上级军官怀疑，准备解决他的；他就在湘东特委的安排下与彭德怀联络叛变。又如廿六路军孙连仲部的高级军官——赵博生、董振堂等，利用官兵不满国民党中央的情绪，而策动了大规模的“起义”皆是显着的例子。 　　国民政府统治区内各地的中共党组织及每一个中共党员，都是中共的情报工作者。在接近苏区的地方，他们运用工农及妇女党员，伪装上山割草、砍柴，或拿着食物盒等等各种方法递送情报外，还利用回娘家的妇女，或挑着大粪出田工作的农民，以通过国军的警戒线，内中多藏着重要的情报递送给红军。这些情报传递的方法，虽曾在南城及萍乡，均被团军破获过；但他们所破获的，还不及万分之一，这就是红军的情报来源的一项。 　　但收效最大而最迅速的便是电讯的侦察与破译。它的主要办法是：窃收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与各总司令部、军部、师部的来往无线电报，将这些电报设法译出，对国军的一切动态与计划了如指掌，故国军未行动前，其部署作战的计划，便被红军所获悉。这一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直接伸入了国军最高统帅的指挥部。 　　这支无形的赤色第五纵队的组织，分为四个部门： 　　一、侦察组：有电报机三座，负责侦察国军电台方向位置，来判定国军的位置与动向。 　　二、收报组：有收报机四部，日夜不停的窃收国军高级指挥机构所发出以及各军部师来往的电报，如系新密码，即送猜报组研究，若系旧密码即交译报组翻译。 　　三、猜报组：以王铮为领导，有若干专门研究密码学的高级技术人材（其中有由苏联受训回来的），长年累月的研究国军所使用的最新密码。尽管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经常更换新的密码，但红军的密码专家，运用他们卓越的密码技术，在无线电报侦察中窃取了三至八个电报后，便能将国军所使用的密码全部破译出来，仿照国军的密码方式，制成密码本交译报组翻译。 　　四、译报组：使用猜报组交下的仿制国军密码本，将收报组送来之电报，翻译成文，送情报机关研究。 　　中共对这些高级情报技术部门的人员，特别优待，尤其是注意他们的营养与保护他们的康乐。尽管在瑞金最艰苦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要比红军总指挥还要好几倍，使他们安心的从事最有代价的情报工作。同时对于他们安全与居处，也特别保守秘密，经常给他们以最周密的戒备。红军中不仅中下级干部都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连红军总指挥、军长之流，也无法清楚其内部，后来我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掌握了最高的机密；而且常与这些工作人员相处在一起，给我的印象很深。 　　以上是仅就搜集情报而言，其防止情报外泄的方法，同样周密。红军部队中，布满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人员，及中共党的组织人员；重重的监视着每一个官兵。他们为了要防止泄漏军事秘密，在作战撤退时及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收容队随着后卫警戒部队同行，对于落伍的官兵如无法抬运时，便毫不留情地将落伍者枪毙。在战场撤退时，对于负伤不能行动，又无法搬运时，只要被红军打扫战场的队伍看到，必将之杀死。所以在作战时，国军想俘虏伤兵亦是难事。除了在没有打扫战场的时候，才有例外。那些担任收容队及打扫战场的部队，是派有政治干部率领的。 　　中央苏区，是个贫瘠地区，经济最落后的农业社会，在这个包括十多个县份的苏区内，要供应十万以上的红军及十万以上的地方民众武装（赤卫军、独立师、独立团）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消费及战争的消耗。而且从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三四年冬止，支持到六年的时间，这奇迹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我重回红七军的时候，亦为了军需补给供应问题万分顾虑。经过了查询，全部明了了苏区中的措施之后，才知道他们是不惜人民的牺牲，来进行革命战争的。这种毅力和勇气，我当时亦觉得佩服；但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来说，就觉得是太残忍而不合理了。 　　中央苏区的红军待遇：红军指战员的待遇是平等的，他们采取了实物供给制度，每人每日发给糙米一斤四两，青菜半斤，植物油四钱，盐三钱；另外，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二元（后改为一元，到最后两年是很少发给了）。服装每年夏季发粗布军服一套：冬季发棉衣一件，夹裤一条，这些衣裤的布料，是很粗劣的。内衣内裤，原定是每年两套，其实是只有一套。棉被呢，在新兵入伍时，发一张夹布被。天天在行军作战中过活的士兵，那一年一套的粗布衣当然是破烂不堪的了。袜是从来没有的，鞋是依靠着苏区的妇女们制造送来的慰劳品，或可一年分到一对，主要的是靠自己拿着稻草和烂布条来打草鞋，否则就只有赤着两脚，爬山越岭，行军作战了。可是红军官兵，谁也是肉体做的，而不是钢筋铁骨，吃的不足维持身体所需的营养，穿的不能保持身体所需的体温，天天在挨饥受寒，而又天天做着超过体力和精神所能负担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也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衰弱，走上疾病和死亡的道路。就算身体强壮，在艰苦战斗，营养不良之下，脚部都会生疮烂疼，患者为数甚多。在一九三三年的统计中，士兵烂脚的占百份之二十以上。因此红军的死亡率极大！这完全是由于待遇恶劣，才使官兵受到这种痛苦与死亡的威胁。 　　怎样去筹集供应这么庞大的红军粮食？说穿了——红军粮食的主要来源，无非是取诸苏区内的人民。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制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刮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他们还不断的深入到国府统治区内筹粮、筹款、就食；所以红军没有作战时，便开到“白区”去打游击。这是红军官兵们最喜欢的工作。因为到“白区”去打游击，就有土豪打。不仅是可以有充足的粮食，而且可以吃一顿猪牛肉下酒。他们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负责调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经理机关派出征发队，由政治人员率领，协同红军部队到土豪的家里，将其家所有尽数没收。在屋内墙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银首饰，也要搜劫净尽。要是土豪家中还有人留在家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罚款，甚至枪毙处死。而他们打土豪的收获，是食物交由经理机关及政治部统一分配；金钱财物，就全数归公家所有，以充军饷；这也是红军的粮饷来源之一。中共就是这样的维持了它庞大的军费政费的开支，及长期战争的消耗。 　　红军的弹械补充，主要的来源是从国军手中夺取过来。每当弹药缺乏的时候，官兵都希望打仗来补充自己。红军的编组中，每个步枪班，有两名以梭标大刀为武器，及携带四个手榴弹的士兵，在作战时，红军伤亡士兵的步枪，或当时缴获的敌人枪弹，立即交给他们使用。所以红军作战，不论是战胜或战败，只有增加枪械，很少损失枪械的。另外苏区内设有修械厂、翻制子弹及制造手榴弹厂。红军作战时，非常珍惜子弹；就是子弹壳，他们都能尽力保管，以便带回交给经理机关，转交制弹厂翻制子弹。制弹厂研用的火药，有黄色药和黑色药两种；黑色药是用盐硝和以硫磺炭末制造。黄色药是用枯木制成的黄色尘灰，和以硫磺炭末制成的。子弹用黑色药、手榴弹用黄色药制成。其爆炸力虽不甚强，但尚可用；这就是苏区唯一的军事工业。 　　这些少量的弹药生产，当然未能供应长期战争的消耗；因此，弹药补充是红军最感困难的事。 　　苏区内没有适合运输的河流，又没有汽车。粮食、弹药、伤兵的前运后送，均要依靠人力。他们动员苏区内的人民，男的、女的，编成运输伤兵的担架队，及运输粮食军用品的运输队。共产党就是这样不惜人民的生命，来克服自己这些困难。 　　我在回到红七军的第五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接到总司令部的寝午电： 　　“限即到会昌龚军长。某密、该军即开赴瑞金县城北面村庄集结待命，并限于感午前到达，勿延。朱德、周恩来寝午参作”。 　　我看了这一个电报，立即以电话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于本日午后八时，按军部直属队十九师、二十师之序列出发（廿一师正在瑞金整编中）。各师大小行李在各师后头行进，并即补发了一个出发命令，着各师派联络参谋一人，于八时前到军部随同军部行进。我便于八时率领军部出发。是晚天气寒冷，开始出发时，寒风袭人，官兵都有瑟缩之状；但行动后，便将寒冷克服了。那天晚上，星月无光，行走在高低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非常吃力。直至第二天(廿七日)午前十时，我和先头部队才到达目的地。立即命通讯连接通总司令部的电话线，乃由电话与朱德总司令连络，报告本军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他答覆我是“七军部队，可入附近村庄宿营，请即来总部一谈”。那时各师部队巳陆续到达，我告诉参谋处长唐睿(那时七军没有参谋长)分配各师及直属队的宿营地，并着各部队迅速吃饭后休息，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我便带了一位林参谋，两个传达，赴相距五华里的总司令部。不到三十分钟便到了，朱德总司令正在作战室内和参谋长叶剑英，看墙上挂着的五万份一军用图。看到我来，朱德即和我握手，并问我： 　　“昨夜行军辛苦吗？士兵没有掉队的？现在都到齐了吧？” 　　“并不见得辛苦！士兵行军力很强，该不会有掉队的。我来的时候，十九师已到齐，廿师也开始陆续到达”，我答。 　　“我们大家坐下来谈谈吧”，他说。于是朱德、叶剑英和我三个人便围坐在日字形的大办公抬侧。朱首先对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驻宜黄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原是冯玉祥的部队。在去年（一九三零）秋天‘反蒋’失败，孙连仲部投降后，于今夏调到宜黄来进攻苏区，曾参加国民党对苏区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该军未受到大的损失，但和我们作过战，退守宜黄不敢出来。他们的官兵都是华北人，初到南方又值天气炎热，官兵水土不服，患病死亡的很多。现在南京又积极布置第四次围攻，由于不惯山地战，他们便不免发生恐惧。同时南京对该军完全以杂牌军看待，从来没有补充该军的枪弹；军饷和粮食运济数量上固不及南京的嫡系军队之中央军；时间上又常拖延时日。同属国民党军队，而待遇不公平，致该军官兵发生极大的反感。该军参谋长和一位旅长，是我们的同志。本月中旬曾派一位代表吉某来广昌，跟我们连络；准备伺机起义。我们已督促他迅速行动，并允许他编为一个军团。最近该军总指挥孙连仲，已前往南京，要过年后才能回来。他们（廿六路军的中共党员）准备在过新年的时候，乘机起义。前几天又派代表李某来连络，据称已得到一位非党内同志的旅长赞成参加，要求我们派兵策应。一切问题，都已商定。本拟派七军开赴宁都，协同策应。所以调七军先开来瑞金，再转赴宁都。但昨晚接到四军由广昌发来的电报，据云已派一个师，开赴宁都，准备于三十日开始向宜黄推进，卅一晚到宜黄附近，并已与宜黄城内国军同志取得密切连络，无庸七军协助。我刚才正和剑英同志研究，七军赶赴宁都，廿九日可到达，时间尚足；但到宁都后，又马上要向宜黄推进，不免过于疲劳。现宜黄策反工作既已成熟，且有两个旅为基础；四军又愿意单独负责完成这一个任务，使全军迫近宜黄策应，则兵力尽已足用，七军可不必再赴宁都。但仍应在瑞金附近集中，以备必要时调动”。 　　叶剑英接着说：“我也认为四军全部，已足担任这一个任务，七军可不必再出发，就在此间整训。廿一师已编组完成，可即乘此期间命归还七军建制。龚同志应特别注意该师的整训工作”。 　　谈话至此，他们见我有点疲劳，且知我夜来行军末得休息，便就让我回部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早上，朱总司令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语气非常兴奋：“廿六路军起义，已顺利的成功了。四军昨天已进出宜黄东北地区，掩护起义军队整理，并准备于今天开始南下，移驻宁都；宜黄县城，暂由四军接驻。今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该军处置问题，另有通知给你，晚上便知详细情形了”。是日午后二时我接到通知：“本日下午八时，在中央政冶局开会，请按时出席”。中央政治局办公室，距我驻地不远，我于晚餐后前往出席。会议厅是在一间民房的楼上，长方形的大厅，四张方枱连接的摆在厅的中央。枱面铺上一块白布，周围摆着日字形的木凳；厅之一端，摆了一张日字枱，放置着茶具，另一端挂了一幅中国地图；厅中的会议枱上面，吊着一个大的洋油灯，照耀着全屋，虽不十分光亮，但比我们军部挂了一只马灯要明亮得多，这就是一个重要会议厅的布置。我走到楼上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正坐在会议厅的旁边谈话；我先向他们敬了礼，他们都站起来；毛泽东笑容满面的走前来和我握手。我到中央苏区以来，这是第一次和他会面。我注意到他的脸色，隔了三年多的毛泽东，嘴角的笑容掩不住他的憔悴！这可能是三年来的艰苦斗争生活，给予他的影响，同时，党中央迁来苏区，对他的权力抑制，也使他很不愉快吧。他握着我的手不放，很热情的说道：“你健康好吗？”我说：“我好！祝你健康”。他接着说：“多年不见了，我们革命同志，经过了几年的斗争，今天尚能再见，真是不容易的事呢！哈哈”。他又面向张闻天说：“龚同志是我们井岗山斗争的老同志呢！”张闻天接着说：“我早知道了。我和龚楚同志谈过了一个通宵”。这时，周恩来已上来，他只向大家点点头，那副冷酷的脸孔，可比较平常温和。毛泽东斜视他一下，又望望我，好像有点不自然的情形。接着项英、朱德、彭德怀、林彪、邓发等，都先后来到。朱德随即介绍我和彭德怀见面：“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龚楚同志”。我和彭德怀互相握手，林彪很有礼貌的走过来和我握手，我说：“你好吗？你还是往年那么年青”。他很兴奋地说：“祝你好！”我观察他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沉默（那时他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忽听得周恩来叫道：“请大家坐下，开会了”。各人便纷纷入座。周恩来坐在主席位上，张闻天在左，毛泽东在右，朱德、彭德怀、我、邓发等，连坐在一起。先由周恩来站起来报告，略云：“驻宜黄的廿六路军的孙连仲部，由本党同志该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的策动，说服了警卫旅长季振同，于一月一日晚上起义，其经过情形是：先由赵同志借春茗之名，请全军团长以上的官佐饮酒，乘机将全体军官拘留。同时由董振堂同志及季振同旅长，集合全军官兵，监视着全军的部队，宣布参加红军革命。如不愿共同行动者，无论官或兵，均可放下武器，自由离去。当时除少数官佐离去外，百份之九十五官兵，均愿意参加红军。被拘留之高级军官，亦任其自由离去。现起义官兵共有二万余人，械弹甚多，已由第四军掩护该军开来宁都整理，这是该军起义的情形。关于该军的初期处置，已令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但要如何保障这个胜利的果实，是我们今天要决定的问题，请各位提供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站起来说：“关于该军的编组、人事、和整理问题，军委会曾经研究，并提出以下的意见： 　　一、依照红军现行编制整编，按照现有人事，分编为十三、十五两个军，成立第五军团，以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 　　二、以赵博生同志兼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为十五军军长，确实掌握部队。其余各级军事干部，目前仍由该军旧部遴选充任，以后再继续调整。 　　三、派萧劲光同志为该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同志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其他各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主任，由现有红军中遴选优秀政治干部调任，迅速展开该军团的政治工作。 　　四、对该军团之动摇份子，应迅速调整，由萧劲光、刘伯坚，会同赵博生、董振堂负责办理。 　　项英报告完毕，并交出书面提案。周恩来对于萧劲光为政委的问题，曾再三考虑，且问张闻天对萧劲光的印象如何？张闻天表示同意，并说：“不过小资产阶级意识稍强一点”。毛泽东接着赞成这一建议，并说明该军是国民党部队，若不派一位有相当学识能力的干部，去负领导责任，恐怕不能取得该军官兵的信任，关于以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甚为适当。刘同志过去曾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与该军有历史关系。毛泽东说完，大家并无异议。周恩来提出，关于其余各级政治工作人选问题，请总政治部迅速从四、五、七军政治部同志中，立即遴选派去；俾能加强党在该军的政治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当即要求我们各军负责人回去后，立即办理，两天内将名单送交总政治部。 　　我当时提出关于人事调整工作，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该军官兵的不安心理；并应注意到如何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鼓舞该军士气。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并决定先以三万元犒赏官兵。林彪提议：为了保障这一胜利果实，对于该军政治控制工作，应马上展开。请国家政治保卫局迅速计划，并展开工作。毛泽东听了之后，即对周恩来说：“林彪同志很进步呢？是不是？”周恩来微笑点头。以后王稼祥提出两个提案： 　　一、立即发动苏区各地劳军运动，并在宁都举行欢迎大会，以鼓励该军士气，扩大政治影响。 　　二、由党政军高级干部在瑞金开会，欢迎季振同参加革命，并通知各地政府在其经过之地，均举行欢迎会，以坚定其意志。 　　这两案全体同意，并请总政治部会同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动。 　　会议经过了三小时才结束。我走的时候，毛泽东拉着我说：龚楚同志，你在这三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负了重伤，我想找一个时间和你谈谈，好吗？”我说：“请主席约定时间，在我末出发前，随时我都可以来”。他听了后，说：“好！我会通知你”。 　　会议后的第三天，第五军团后方办事处便在瑞金成立，剩余的各种械弹军品，动员了很多人员由宁都搬运到瑞金来，苏区党政军人员，皆大欢喜！ 　　不久，苏区党政军高级人员在中央政府礼堂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起义来归的高级将领；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都感到无限的快慰！ 　　会后，朱德在红军总司令部设筵欢宴他们，使他们更加兴奋！ 　　这便是国军廿六路军起义，投入中共的一幕。由于廿六路军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实力，也提高了红军的士气，和苏区人民的革命情绪，而且破坏了国军对苏区的包围圈，沉重地打击了国军的士气，延缓了国军积极筹划的第四次围剿计划。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我军（七军）奉命改隶于第三军团指挥，移驻会昌西北地区整训。十一日全军三个师（十九、二十、廿一）均驻在会昌西北十里附近乡村；第三军团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驻会昌县城西北郊区，总指挥部与我七军军部距离约十里，因为初辖第三军团之故，我于各师营地布置好后，即于十三日准备到总指挥部拜会彭德怀，我先打了一个电话征求他的同意，他很高兴。并约我于午后二时到达总指挥部。我依时到达总指挥部村外时，他的参谋处长张翼，便在村前接我，他前是七军十九师的团长，我们相处极好，隔别一年，在此重逢，心里有无限感慨！他简单的告诉我：“彭德怀曾向他详询我在红七军的情形，七军官兵对我的观感及我为人作风如何？”他曾一一的告诉他，“他表示很希望我和他合作”。关于彭德怀的为人，他说：“是一个勤俭克苦耐劳的人，但有权力欲，对毛泽东很佩服，对朱德则有不大尊重的言论”。 　　我们来到总指挥部，刚踏入门，即见彭德怀走出来，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答礼后，立即和我握手，他开口就问我：“部队还好吗？”我说：“还好”。他随即介绍他的参谋长舒适给我认识，然后请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内。这个办公室，又是他的卧室，床前是办公枱，光线很暗，枱的右侧，烧着一炉炭火，他坐在床上，另一端是一条长木凳，我和他在火炉边对面坐着，他对我说：“我已经请求朱毛调你为第三军团副总指挥，但还未获答覆，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的精神体力不如往日，现任军长已感吃力，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必尽力领导七军，追随你为革命奋斗”。他听后，面露愉悦之色。 　　我们的谈话直到下午五时，晚餐已备，他亲自煮红烧猪肉，并备了一瓶白酒，就在火炉旁放置一张小矮枱，一同用膳。那天气候寒冷，坐在火炉边，饮了几杯酒，全身感到温暖，他的谈兴更浓，谈到军事，自命最有办法，目空一切；谈到政治，他觉得只要有军队实力，便自然有办法；谈到党务，他有无限感慨！认为女人，是不够革命的，政冶委员制度是对指挥员的不信任，你（指我）兼任政委是最好的事，亦证明党对你的信任……等等，一直谈到下午八时，我才起程回军部。 　　我自和他经过这一次深谈后，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豪迈自负，野心勃勃的军人，并对我有拉拢的自私企图。那天谈话，因我很少发言，事后他对张翼说：“龚楚军长太沉默，要他多和我连络”。张翼告诉了我。我们都以为他的头脑太简单，不难相处，凡事以正常同志的态度对之，岂知因此而招致他的妒忌，以致后来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第三章 战略和战术的转变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由军事委员会主持，召开一次连续两天的军事会议，开会地点是总司令部前座左侧的一间会议厅，这是一座土砖建筑的旧平房，面积约为十五尺乘廿五尺，中间摆着连接五张四方木枱，每张约有二尺六寸乘二尺六寸，上面铺上一张白布，上首及靠近之两侧，摆有几张竹椅；此外是围摆着木凳，共设有二十多个座位，枱上放置三碟土制纸烟、火柴、及铅笔、小刀、土拍纸簿等，厅的一角小枱上，放置了两个瓦质的大茶壶和磁质的茶杯，壁上悬挂着一幅全国大地图及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天花板上吊有两盏火水油灯，此外并无他物。 　　我和彭德怀、滕代远、邓平等一起到瑞金总司令部，时间已是下午三时，那时项英亦在总部，晚餐后，项英约我到瑞金近郊他的住家，时已黄昏，贺昌已先到达，候我回来，我们见面后，他又拉我到瑞金街上一家小饭馆小酌聊天，谈论有关七军的情形，因他参加总政治部工作，我提出了健全政冶部工作问题，应调叶季壮回红七军，接替袁任远的政治部主任，因袁任远虽是七军的老同志，但他不会讲粤语，能力亦不及叶季壮，故有此拟，他很同意（叶季壮是广东人，七军调换干部被调总政治部工作），晚上十时，我才回到他的家里。 　　第二天早上，我和项英同到总司令部共进早餐，九时准备开会，到会者计有：李德、秦邦宪、张闻天、项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叶剑英、刘伯承、陈毅、彭德怀、滕代远、季振同、董振堂、邓平、罗炳辉、谭震林、林彪（他新升任四军军长，时廿五岁）及我等，共有二十多人。 　　项英坐在上首的主席位上，左李德、周恩来，右朱德、毛泽东，其他的首要们均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此外各人自由选择座位坐下。 　　项英宣布开会，略云：今次会议，预定两天，今天上午由秦邦宪同志作政治报告，下午由周恩来同志作军事报告，明天讨论我们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现在先请李德同志讲话。 　　李德的讲话，略云：中国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正式在闽赣苏区成立，这个地区，是代表全中国工农兵利益的国土；过去的苏区可以随时放弃，和随时收回，现在是全国人民所瞻，不能让敌人踏入一步，因此，游击战争的时代已成过去，巩固国土，扩大苏区，继续完成中国革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当前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战略和战术上必须要有适应战争需要的重大转变，希望各到会同志虚心检讨……。最后他说：我为了工作关系，要先行退席，下午再见。 　　秦邦宪接着作政治报告：第一部份是国际形势，他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积极争夺殖民地和新市场，以挽救他们即将崩溃的经济危机，因此，帝国主义之间又酝酿着争夺殖民地的新战争；同时，因为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日益强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兄弟党在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大团结，日益巩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震撼了帝国主义者；他们又在企图联合的向苏联进攻，以消灭世界革命运动，根据上述的形势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很快的来临；但大战性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反对苏联，消灭世界革命的战争；第二种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苏联为了保卫世界革命运动，正在积极备战，随时应付新的战争威胁，并号召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准备为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而奋斗；同时要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成为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性质的战争而奋斗。 　　国内政冶形势——由于去年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沈阳，侵占我国东三省，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革命军人，以及一切爱国份子，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抗日斗争；这是最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 　　关于本党现时的政策路线是：本着六全大会议案精神，实行土地革命，扩大苏区，充实红军，团结工农阶级及全国民族抗日力量，以实现抗日救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他的报告完后，已至下午十二时廿分，项英宣布休息，并进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继续开会，由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要点如下： 　　(一)红军自成立以至成长，都运用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粉碎了民党军对井岗山及闽赣苏区的围剿，并壮大了红军，这种战略和战术，过去是成功的，是值得赞扬的，但我们不能认为是在任何战争环境，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的；我们的战器和战术是要因应战争环境，作战目的，而拟定的；譬如我们现在要固守苏区的土地，不让寸土给人，就不能再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略；我们要消灭敌人的大兵团，就不是依靠袭击、埋伏、截击等游击战术所能达到战争目的的了。我们红军今后要守土，就要进行防御战；要扩大苏区，就要进行攻城战、阵地战；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战略是要根据这些战争目的去拟定的。至于战术上：我们要在作战时包围敌军，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逐渐转变敌我的优劣形势，以完成我们的作战任务。 　　(二)过去红军官兵作战，因为敌进我退的战术原则，在防守时缺乏坚韧性；因为速战速决的战斗原则，进攻时缺乏持久性；这种缺点不仅要在学术上要从新研究，在思想上尤须要彻底转变。 　　(三)游击主义，对于红军官兵的作战心理和生活影响，亦极为重大，过去官兵散漫，就是游击主义的表现；故今后红军官兵，必要养成军人严肃的生活习惯，提高军人纪律，是为培养军人新学术、新思想的主要条件。 　　（四）关于军队的训练问题，术科方面：过去有日式、有德式、又有苏俄式，各由各主官所学的自行教练，无法统一，今后应由红军学校重新拟订步兵操典，以资统一。学科方面，应以苏联新战术为主体，方能统一学术思想，便利作战指挥。 　　他这个报告历时三小时，而且在修辞上相当精采，我们一班军人当时都觉得周恩来不是军人，而能够作出这个报告，出乎意料之外。但关于反对游击战，进行正规防御战仍多抱有怀疑的心理。 　　散会后，你问我，我问他，三五成群的谈论，特别是毛泽东，表现不满意，他问彭德怀“你同意吗？”彭笑着摇摇头。 　　晚餐后，我仍随项英到他家里，贺昌、毛泽东都跑来了，我们围着小圆台，坐在小矮凳，谈论会议的情形。我对项英说：周恩来确有两手，不愧做了几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眯着眼，仰着头，哈哈的笑着说：你太天真了，你以为是他自己的创作吗？这是李德、朱德、我和老周四个人，研究了两天，才列出了这个报告的原则，他不过加盐加醋，把它整理成文罢了。贺昌听了，立即说：“你是现时的军委会主席，为什么不担任报告？”项英说：“他要争着做，我乐得少点麻烦呢”。 　　第二天的会议，亦是上午九时开始，项英宣布上午讨论事项： 　　（一）检讨游击战术对今后战争的影响和作用。 　　（二）肃清游击主义思想和行动。 　　（三）树立红军的纪律性，健全红军军人生活。 　　以上三个问题可同时发言。 　　毛泽东是第一个发言者，他认为：红军现时的力量，尚末达到能与国军进行阵地战或攻城战的程度，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敌人，还是现时战胜敌人主要战略原则，他不反对要从战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逐渐消灭敌人，否则就是军事冒险；同时他认为诱敌深入，不是惧怕敌人，放弃苏区，而是更好的消灭敌人，保卫苏区的作战方法；我们能够战胜优势的国军，不应该单独倚靠红军力量，而是要充份发挥革命群众力量，以配合红军作战；这是我们所独有的优越条件，亦为敌人所没有的条件，现在要舍长取短，实非上策……。 　　彭德怀接着发言，他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我们过去若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作战，无不失败，但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作战，即使战败了尚能保存实力，不至一败涂地。至于军队要有纪律，是应该的，我素来都很注重，今后希望大家都应注重”。 　　接着有许多人发言，大意都是反对完全放弃游击战；关于战略战术之决定，应根据：敌情、地形及自己的兵力来决定；对于反对游击主义，增加战争的坚韧性，军人生活纪律化等都表同意。 　　下午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后，有以下之决议： 　　（一）在红军中展开反游击主义的思想斗争。 　　（二）树立红军军人的纪律生活。 　　（三）展开研究和学习攻防战的战略战术。 　　（四）军队训练：术科方面由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负责组织一个步兵操典研究组，由刘伯承为组长，各军军长为组员，并指定左权负责翻译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一册，以资研究；迅速订定中国红军步兵操典，以统一术科教练。关于战术之研究，以苏联陆军步兵操典第二册为主。并参考其他军事书籍；红军学校应起战术研究的领导作用。 　　这次会议便结束了。 　　军事会议结束后，红军总司令部，只下了一道训令，饬全体红军干部研究攻防战的战略和战术。并由红军学校印了一部“苏联步兵操典”第二部的中文译本，分发给连以上军政干部研究，但没有研究计划颁发。那时红军是在整训期间，但因随时要准备行军作战。我采取重点教育的方法，拟定实习计划：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研究部队作战的战术基本原则；第二期是：诸兵种联合作战指挥；第三期是：战略原理。 　　那时我的军部既由我自己兼政委，又没有参谋长，参谋处长唐睿虽然懂得参谋业务，但思想迟钝，作业甚缓；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因不懂粤语，在政治工作督导上，不免松弛，但工作计划尚可应付，我只好将政治工作部份责任由他负责，我自己专心进行训练教育工作，我将训练计划草拟后，即召集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参谋处长唐睿共间研究，并由参谋处颁布宜施。 　　七军初期战术研究实施计划大略如下： 　　（一）宗旨：以快速养成干部之攻防战术学识和运用为目的。 　　（二）科目：战术基本原则，内分进攻部署和防御配备。 　　(1)进攻部署——内容有：军队区分(指制队、突击队)，攻击重点选择要领，战场警戒、进攻队形、接敌运动、战斗展开、战斗前进、冲锋准备、冲锋实施、阵地内战斗、阵地内追击、进攻最后到达线、阵地外追击等。 　　(2)防御部署：阵地配备、火网构成、侧防射击设备、阵地警戒、射击时机、近距离火战、反突击、局部出击、全线反攻等。 　　(三)编组：分编甲级研究班、乙级研究班： 　　(1)全军之连长以上军政干部为甲级班，由军长主持。 　　(2)以团为单位，优秀之排长、连副、编为乙级班、由团长主持。 　　(四)训练方式：甲级班以讲解及讨论方式进行；乙级班，以讲解及现地作业方式进行。 　　(五)时间：每日一次，每次两小时，甲级班，下午四时至六时(休息时间)；乙级班，上午六时至八时(晨课时间)实施。 　　(六)进度：根据快速完成初期计划之原则，另订进度表。 　　我这个计划订定后，立即颁布全军实施，干部对此次训练计划非常高兴，学习精神比较政治训练要高得多，讨论时亦很热烈。乙级班，有很多战斗员要求参加，但因人数太多无法容纳，后来为了满足指战员的要求，改以连为单位进行，成绩亦很好。 　　当七军研究工作展开后，五军还未开始，彭德怀通知我，将七军的研究计划给他，他并带同张翼(他的参谋处长)亲来参观研究情形。他对我讲“你的计划极好，五军要学你们的”。这是我见到他最虚心的一次。 　　在这个计划开始时，政治部提出了提高学习精神，完成战术研究计划的口号；并规定每晚八时至九时以连为单位召开学习检讨会议；发动指战员写壁报，鼓励成绩优良的干部，交换学习经验等等，以配合军事训练工作。 　　第四章 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 　　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军进攻上海，与驻上海的国军十九路军激战，全人民抗日情绪的情形，空前高涨！中央苏区于二月四日已接到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于六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通知，七日赶赴瑞金出席，时间大约是八日晚上(是农历新年第三天)，地点是瑞金北端，上次政治局开会之小木楼。出席者有：李德、陈绍禹、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邓发、刘伯承、赵博生、彭德怀、我及林彪等共有十多个人，会场的设备与上次一样，仅增加了一个洋油大吊灯。楼小灯多〈有二盏灯)，顿觉光朗，但洋油灯的烟臭气味，弥漫全楼，又因天气寒冷，窗户不能全部打开，空气混浊，很不好受。会议在下午八时开始，由秦邦宪主持，会议气氛肃穆，他简略的报告了日军侵沪，十九路军抗日，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极高的情形后，并对时局作了分析，及本党政策的报告，略云：日军侵沪的情形，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有两个可能： 　　一、国民党可能进行全国团结，领导抗日战争。若如此，我们红军必须争取合作抗日条件，以求在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抗日过程中夺取抗日领导权。 　　二、国民党政府可能向日本政府屈服投降，签署卖国和平条约，及反共协定，全力进攻苏区，实现其所谓安内攘外的骗人政策。若如此，本党即必须揭露其投降面目和阴谋，发动全国军民与红军合作，实行抗日战争；迫使国民党放弃其进攻苏区，消灭红军的企图。 　　他报告完后，周恩来接着发言，略云：现在的国内形势最有利于本党军事和政治的发展，我们必须把握这一个时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在政略上，我很同意博古同志的意见，对于军事建设上，我主张立即利用抗日之名，首先动员全苏区的壮丁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实力。战略上应先夺取赣州，使赣江西岸至湘赣苏区之广大地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然后藉北上抗日之名，攻打大城市，以扩大苏区，使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发展。 　　当其报告时，睁眉禄眼，紧握拳头，意气激昂，大有气吞牛斗之势！ 　　毛泽东的态度很沉默，又很安详，毫无兴奋表情，待周恩来说完话后，他才缓缓的右手挽左手的站起来，并左顾右盼一番，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道：“刚才，秦、周两位同志的报告，原则上我很同意，但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想法，我不敢过于乐观；我认为国民党不会立即和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照情形来判断，乃是自发的，不能当为国民党当局有计划有准备的战争行动，他必定在加强局部战争中，换取谈和的代价，因此，我们在政略上尽管提出全国联合抗日的口号，以争取全国广大人民和各阶层如作家、新闻界、学生、工人、农民等抗日民族组织或个人的同情与合作，藉此破坏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信誉，我们能够收效多少，对本党总是有利的；若我们估计得过高，则很易松弛了我们的斗争意志，和招致失败的情绪。 　　关于军事方面，他仍以为战略持久战，战术速决战是红军军事行动的最高原则，没胜利把握的仗，以不打为宜；攻赣州的提议，他同意，但必须要集中五倍至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彻底、干净的消灭敌人，才是上策；切勿分散兵力，致遭失败；五军团应该乘此机会使用，以巩固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 　　彭德怀接着站起来了，他的面包铁青，但声音很低，而且很不自然，似是极力抑制情绪似的，说道：“各位同志对政治的见解我很同意，军事方面，我主张立即行动，我敢担保一个星期打下赣州，请中央同意将这个任务交给我”。 　　朱德在会议中表示：政治上同意秦邦宪同志的政策，军事上亦同意攻打赣州。 　　项英、刘伯承、赵博生、林彪等均先后发言，大意都是扩大抗日宣传，严防国民党妥协卖国；红军要藉抗日救国之名，积极向外发展；本党要呼吁全国军民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 　　我是最后发言的一个，我首先说明：对政治局势的分析，我同意毛泽东的见解；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但不是取消主义，而是要积极的去推动这一局势的发展，积极去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使本党的愿望得以实现。关于进攻赣州的军事行动，我亦同意，但我认为除准备军事进攻之外，还要对赣州城的国军，展开政治攻势；我们是要利用抗日的名义，呼吁守城官兵及抗日民众，和我们团结抗日；在我们军事进攻之前，要先进行政治战、精神战，以瓦解其战志气，是可能收到“末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的。 　　关于军事准备方面，我认为本非今日会议的讨论范围，但因行动时间紧迫，不能再召开军事会议，特在此提出，以供大家讨论；赣州城高墙厚，且有两团守军，我军又缺乏重武器装备，难作攻坚之战，必非旦夕所能攻下，我们对于现有的炮兵(包括迫击炮在内)都要集中使用，先行给予城内守军以重大的火力威胁，以配合步兵的进攻；对于爆破器材，坑道作业器材等亦须事前充分准备，俾免临时遭遇困难，这是军事学上多谋必胜之意。 　　当我说完话后，彭德怀急忙站起来，大声说：“赣州城算什么？长沙我都打下了，龚楚同志太没勇气，还谈什么革命”。 　　泰邦宪忙制止他再说下去，并说：“我虽非军人，但我觉得龚楚同志的意见是深谋远虑的，果使能‘不战而闻人之兵’又有何不好？而且即使不能收预期的效果，亦与我们无损，政治的进攻和说服工作，是应该与军事相配合双管齐下的”。 　　朱德又接着说：“赣州守城国军是马昆的独立旅，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马昆与罗炳辉军长都是云南人，且是云南讲武堂同班同学，不妨着罗炳辉写信去劝他和我们合作，事情不是绝无希望的；我们尽管做就是了”。 　　李德最后讲话由伍修权翻译，大意是今晚的会议很成功，政略及战略均有正确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政治采取广泛而强大的攻势，军事亦采取攻势，先攻赣州的战略，很有意义；若能完成这政治军事两大任务，即对国际的影响极为重大......。 　　继由张闻天综合各人的意见，提出了政治、军事议案各三条，无人反对，一致通过。 　　〈一)政治决议案内容： 　　1、本党坚持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联合抗日，促成国民党的抗日行动，以解除国军对苏区继续围剿的威胁。 　　2、把握抗日时机，争取合法地位和公开活动。在抗日过程中，壮大自己。 　　3、立即通令全国各地组织，利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学生的反日情绪，在全国各城市组织人民抗日救国会，督促国民党政府，扩大抗日战争，本党对这种民众组织，必须取得领导地位，以实现本党的抗日主张。 　　(二)军事决议内容： 　　1、以抗日为号召，发动苏区工农参军，首先充实红军。将现有的组织充实，继续扩大红军组织。 　　2、苏区红军应立即集中行动，提出“打通抗日之路”的口号，攻打大城市。 　　3、江西苏区红军，应首先攻下赣州，使赣江西岸苏区与东岸苏区连成一片。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接到总司令部二月十一日的命令，大意如下： 　　1、三团为主攻兵团，进攻赣州县城。 　　2、一军团之第四军，以主力进占南康新城(赣州至大瘐交通要点)，截断粤军援赣通路，并打击援赣之广东部队(此时林彪己任四军军长)。 　　3、第四军派一个团，进出赣州县北之沙地，对吉安南昌方面警戒，并阻滞该方面向赣州增援之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兵团，控置于赣州附近之赣江东岸。 　　5、第十二军仍驻长汀，相机夺取连城、上杭两县。 　　我立即打电话报告彭德怀，他答覆我是：总指挥部亦同时接到命令，你准备明天先行出发，我率五军跟进，明（十四日）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至大田市渡过赣江上游之桃江水宿营，于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县城，命令稍迟即可发下，这次进攻赣州意义重大，请你鼓励全体指战员，奋勇以赴，务期于一个星期内攻下赣州，如有作战不力指战员必予严厉处分等语。 　　我立即召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及参谋处长唐睿前来，将总司令部命令及总指挥以电话通知明（十四日）出发的情形告诉他们，着参谋处长即拟定明天行军计划及给予各师以命令，并先行以电话通知各师今晚完成一切行军作战准备；政治部应即拟定行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计划，颁发各师实施。是晚九时才接到总指挥部向赣州进军的命令，他的作战计划大意是：七军于十六日拂晓进占赣州东门至小南门之线，向赣州东南门进攻；并掩护第五军向西门至小南门连接之线，向赣州进攻。 　　我当晚即派遣探员一组（三人）按行军路线沿途侦查敌情，并下达命令大略如下： 　　一、据确报：赣州城内驻国军为独立廿四旅马昆部二个团。 　　二、本军奉命以进攻赣州城为目的，决于明(十四日)上午六时集合出发，到达新陂墟宿营，十五日经大田市渡过桃江水宿营，准备十六日拂晓进攻赣州。 　　三、行军序列： 　　(1)十九师附工兵连为前卫，按行军计划路线向赣州侦察前进。 　　(2)军部直属队、廿师、廿一师（缺一团）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3)廿一师之一个团为后卫，掩护本军大小行李在本队后跟进。 　　四、行军时余在前卫师之本队行进。 　　注意事项： 　　(1)全军大小行李，行军时由军部管理员指挥。 　　(2)各师派连络参谋一人，传达两人随余行进。 　　(3)驻军警戒由前卫师担任。 　　(4)抵达大田市时，前卫师立即渡过桃江水对赣州方面警戒，掩护工兵连架设轻便桥，协助后续部队渡江。 　　十四日我军按照命令出发，十五日按照预定计划渡过桃江水宿营，总指挥部第五军在大田市宿营。是晚接获之情报，敌情无变化，但赣州城门检查出入人民极严，已准备守城。 　　我于是晚下达进攻命令，大意如下： 　　(一)敌情无变化，但有回守待援企图。 　　(二)友军情况： 　　1、第四军明(十六日)进出南康、大瘐间新城之线，截击向赣州增援之粤军。 　　2、第四军之一个团，进出赣州北面之沙地对北面警戒，掩护我军攻城 　　3、第五军团控置于赣州之东、赣江东岸，为总预备队。 　　(三)军围之进攻部署： 　　1、第五军进攻赣州西门亘小南门相连之路； 　　2、本军进攻赣州城小南门赣东门相连之栈； 　　3、战斗分界线：小南门至南门外高地之线，线上属第五军。 　　(四)我军之攻击部署： 　　1、十九师为主攻兵团，进攻东门外街道及东城门亘赣江右岸之线。 　　2、第廿师一个团为钳制队，进攻小南门亘东门大街屋后之线。 　　3、其余为预备队，控置于东门街道外南端村庄。 　　4、廿师(缺一团)以一个团为战场警戒部队，占领预备队村庄西南面之山地，对西南方向严密配置警戒。 　　(五)我军之野战医院设于大田市。 　　(六)军部随主攻兵团行动，余在军部。 　　十六日拂晓，我主攻部队迅速扫荡了东门城外之国军，占领东门街道两侧之商店，并迫近城门设备巷战工事。国军两个团固守城内城墙，城墙厚约三十尺，东南门外有与赣江相连的护城沟，水深三尺以上。红军没有攻坚武器，无法破坏城墙。南门外是一条正对城门的直街，在城上火力瞰射下，不能接近城边，因此，我们的攻击部队，乃沿着街道两旁商店，穿墙前进，直抵城下。我亲自缜密侦察，决定由东门外右侧水沟内水面之上，开挖坑道，爆炸城墙，并从城外电灯厂，拆来大铁板，遮盖沟面，进行坑道作业，惟因坑道底须与沟水之平面平行；过低即有水渗出之顾虑。坑道内之上层，不足五尺，须以杉木支撑，提防崩溃。且因坑道内之高度，不足四尺，搬运泥土杉木，往返不便，作业亦感困难，致工程进展极慢。经过六昼夜作业，坑道内端达到深入城墙约五尺，仅及城墙的厚度五分之一。 　　这时，彭德怀命令于翌晨六时，施行爆炸，乘机攻城。当时我曾提供意见，必须待坑道深入城墙过半，爆炸方能收效，要求再以两天时间进行作业。但彭德怀好大喜功，坚持己见，拒绝我的建议。我也只好在已挖好的坑道内装置炸药，准备按时爆炸。并令十九师备好竹梯，趁爆炸之瞬刻爬墙。可是爆炸的结果，仅将城墙外层炸崩约五十尺宽的面积，守城国军即以沙包在城上构筑侧防工事，经过二小时的冲锋战斗，我军无法抢登城墙。且伤亡过百。第五军攻西南门，亦无进展。于是又从新寻找新坑道口，再行坑道作业。可是，同样末完成作业，彭德怀又命爆炸，复归失败。而五军方面亦毫无成就。 　　当第一次爆炸攻城未能成功之后，由总政治部负责的政治策反工作开始。印了很多招降小传单，用弓箭束缚射进城上，呼吁国军官兵与红军合作抗日。晚间组织宣传队，在城边高声呼叫，进行对敌宣传，并电请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亲来赣州城边致书守城旅长马昆，劝其来降，并约他来城上面谈。当时城内官兵，都极动摇，绅商闻此消息，深恐守军投降，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财产，乃以绅商经常随从马昆，劝其坚强抵抗；另由绅商轮流上城督战；这一政治攻势，依然归于失败。 　　红军两次炸城失败，朱德偕参谋长叶剑英，亲到赣州前线视察。我带着他们视察各爆炸口及巷战设备，并将经过情形面报；他们也认为过去若能多以两天时间，延长坑道，必可成功无疑。功亏一篑，至为可惜。现在应继续侦察新坑道门，再进行坑道作业。 　　当时，叶剑英问我：“三军团攻城部署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时，可能出击的地区在那个方向？”我告诉他：五、七两军接合部之小南门外高地，兵力配备薄弱，且无防御工事设备。国军若从城内挖坑道通出城外，攻占我军阵地，即可截断五军的退路。但该地区在五军战斗境地之内，我已通知彭德怀总指挥注意；可是仍不见其改善。现七军重点置于左翼，也就是注意该地区的变化。 　　叶剑英认为我的意见很对，要我特别注意。朱德偕叶剑英离开了前线第二天，侦察员即来报告：“赣州北门昨夜已架设浮桥，由吉安南下增援部队，为陈诚十八军之十一师、十四师，该两师已在今晨过桥入城”。同日午后六时，又接赣州北面沙地担任对南昌方面警戒之第四军一个团的报告：国军两师，昨晚已通过沙地，向赣州增援，我军因兵力薄弱，无法阻止，已向塘江撤退”，等语。 　　守城的国军已得增援，我们的总指挥部还没有新处置，我只得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 　　第二天（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天还未亮，西南门一带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军发动的攻势展开了。虽然本军的阵地并没有发生战斗，但我急速将指挥所，移到小南门附近小高地，令廿师特别注意戒备。拂晓时，国军两个团，由坑道进出小南门洼地，向五军阵地猛攻，旋即占领，并向五军退却部队追击。我即将集结的廿师及廿一师共五个团兵力，向国军则背攻击，将国军击退，恢复第五军已失的阵地。这时，彭德怀偕第五军军部已向南退却，我乃按第廿一师、廿师的次序，陆续向南退却。我亲自指挥十九师作掩护部队，击退了国军的两次攻击。从容脱离战场，撤至桃江水东岸之大田市附近一带休息。 　　是役，是红军反国军三次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攻击了十九天的时间，不但没有攻克赣州，反而遭受了损失。红七军伤亡指战员百余人，红五军伤亡最重，超过五百人以上，且被国军俘去师长一员，及指战员二百余人。红四军在新城击退了粤军独立第二旅，伤亡极少，红五军团没有参加战斗，撤回江口塘休息。 　　总司令部在长洛墟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均亲自赶来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龚楚、邓平、赵博生等；首先检讨攻赣州战役失败的原因。 　　彭德怀首先指出：“龚楚同志领导第七军，坑道作业不力，不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两次爆炸均末成功；致延误了时间，而遭受失败”。我即席批评这是他的主观判断，并将彭德怀的错误，和战役经过情形，作了一个详实的报告。同时又申明红七军未能依照预定时间，完成坑道作业，我自己应负责任，个人决不推诿。 　　朱德站起来说明两点：“（一）我曾亲到赣州前线视察，发觉七军之坑道作业工程浩大；且在敌军火力控制之下，自较其他地区为困难。彭同志如能亲到七军前线视察，那么，我相信必不致在坑道作业未完成前，实施爆炸，致两次爆炸均告失败。因此，这次失败责任，不能单独由龚楚同志担负。（二）五军西南方的坑道作业，施工较易，为什么不能将城墙炸垮？这责任是应该追究的”。 　　叶剑英继续指出：“五军攻城部署有很多缺点，各攻击据点，没有构筑坚固工事；尤其是夜间警戒太过疏忽，致敌军出击时，攻入师部才发觉，连师长也被俘去，这还成什么话？” 　　彭德怀和邓平在这样的指责下，无法狡辩，两人急得脸都变了色，态度非常不安！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见会议快要闹成僵局，不想使彭德怀太难堪，便站起来作总结报告，指出：“这一次攻城战的血的教训，各军须分别召开干部会议，详细检讨，俾能彻底纠正错误”。至于彭德怀和笔者所负的失败责任却不提起，轻轻的一笔抹煞；向以冷酷无情着称的周恩来，今天却使这次会议的气氛逐渐缓和了。 　　一儿三二年三月中旬（攻赣州失败后）军事委员会在瑞金红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俄顾问李德，中共中央领导人员，及总司令部参谋长等均出席，彭德怀和我因路途遥远，时间急迫，没有参加。会后，军事委员会以极机密之通知书，将会议决策通知我，其要点如下： 　　（一）攻赣州失败之检讨：由参谋长叶剑英报告攻赣州军事计划及战役经过之详情。综合检讨意见，总结如次： 　　1、攻赣州之决策是正确的。 　　2、组织战役计划有以下之缺点： 　　A、没有集中炮兵参加作战； 　　B、对赣州北面，没有使用适当兵力利用野战消灭敌人之增援队； 　　C、总预备队控置于赣江东岸，致不能参加对赣州增援队反攻之作战。 　　3、攻赣州之战场指挥员，没有周密之攻城计划，且犯了轻举妄动之严重错误，致失去破城良机；攻城指挥员彭德怀应予严重警告之处分。 　　4、政治进攻的工作：准备不周，没有在军事进攻前深入城内散发宣传品，制造谣言等，致不能达到预期之效果。这一错误，红军总政冶部应负责任，以后须特别注意。 　　（二）今后的战略以及作战方针： 　　1、战略：以两个拳头打人，红军主力同时向福建及赣江之西岸进攻，以扩大苏区。 　　2、第一军团进攻福建，以占领厦门、福州海口为作战的目标。 　　3、第三军团进攻赣江西岸，以控制面、孤立点，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截断赣州城对外之一切连络，伺机夺取赣州县城。 　　4、第五军团驻苏区，负责对南北两面之警戒，以确保苏区之安全。 　　这次会议，我虽没有参加，但后来据项英说：讨论战略问题时，毛泽东反对两个拳头打人，过度分散兵力的决策，他说（指毛泽东）打赣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须集中兵力打一处，五军团亦需参加作战，若能集中三个军团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若分散兵力，恐怕无一可达到目的；至于苏区的防守，现在的地方部队，北面有萧克的独立第九帅，闽浙赣边有第十军；南面有杨岳斌的二十二军，及现有之独立团，尽可负此责任，毋须将五军团置于无用之地等语。当时事辩甚为剧烈，但结果还是遭否决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军事决策，没有接纳他的主张，认为是大错特错，他后来在钨都时曾对我谈过这事件，并说：“攻福建没有成功。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这班书生(指秦邦宪、张闻天等)要负完全责任”。事隔两年犹有余憾，可见他当时的奋激了。 　　我收到会议决策后，第三天便接到彭德怀的出发命令。第三军团于三月下旬，从赣州北面之良口渡过赣江，经南岭关，进入遂川、上猷间之寺下墟，七军继续进至上猷县之营前。 　　赣州县城由粤军第一军余汉谋之第一师驻守。 　　总指挥部因见这一地区，民穷财尽，给养困难，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并未遵照中央赤化赣州外围，截断赣州城对外连系，伺机夺赣州之决策，而以五军及七军之廿一师（归总指挥部直接指挥）配合湘赣边区之游击队向粤湘边区发展，连下湘南之都县、桂东、汝城、及广东仁化县属之长江、城口等地。七军（缺廿一）以上猷、崇义两县地区为根据地，向赣州南北两面游击。 　　七军奉命后，首先进攻遂川县属之集龙墟，击溃国军一团，缴获步枪五十余支，解除北面国军之威胁，立即转移到上猷、崇义县，以十九师进占南康以北之钟村，向赣州以西之塘江、及西南之潭口游击，断截赣州与南康之交通，曾与粤军约一个营之出击队遭遇，我十九师五十六团，以迅速坚决之动作将其击溃，掳敌排长一人，士兵三十六人，缴获轻机一挺，步枪三十四支，但七军军部管理员一人于采购粮食时被粤军俘去，并伤亡十余人，待赣州粤军大队增援时，我军按敌进我退之游击战术，迅即退回钟村集结。 　　五月中旬，进袭湘粤边之三军团总指挥部及五军之主力因受湘、粤军之压迫，陆续退回上猷、崇义地区；七军之廿一师亦退回归还建制。是时总指挥部驻于崇义县属之恩顺，七军军部驻于鳞潭，相距很近。粤军独立一旅范德星及独二旅陈章旅，另第一师两个团分由聂都、大瘐、赣州向崇义七军进攻，我军均以敌进我退，敌退我追之战术与敌周旋；除官田之役我五十八团略有损失外，在多次的突袭战斗中，我军均有斩获，且迫使粤军退出崇义地区。六月中旬，湘军王东原师四个团我与二十师之六十团在上堡遭遇，我军迅速脱离战场，国军进驻上堡，次日拂晓，我集结十九、二十两个师，向上堡进攻，激战六小时，将其击溃，敌向沙田败退，遗尸五十余具，缴获步枪百余枝。自此，崇义县属地区，已无国军，我军即转移至杨眉寺、钟村一带向赣州游击。 　　朱德亲率第一军团于三月下旬在汀州集中，连下龙岩、漳州两城，国军张贞的四十九师退守泉州、厦门，嗣因粤军第三军进占武平、上杭，配合四十九师反攻，因而撤回汀州，转向信丰南进。这两个拳头打人的决策，正如毛泽东所预料，无一可达到目的。 　　我们占领了赣江西岸之上猷、崇义、赣州各县地区，以至湘粤边区，工作了有三个月，七月五日，七军由钟村开到杨眉寺，准备展开群众工作，是晚突接到总指挥部送来的命令，大略是：“（一）我军以消灭大庾、南雄之敌为目的，一军团已占领信丰，向南推进；五军团由王母渡向梅关急进，截断大庾、南雄交通；三军团应在南康附近，消灭赣州南调敌军之后，立即进攻大庾县城。（二）七军即由杨眉寺进出南康，截断赣州南下之敌，五军由崇义进出池江，尔后五、七两军均向大庾推进”。 　　六日拂晓我率领红七军向南康前进，廿师担任前卫，接近南康时，仅发生小接触，即顺利占领南康，知道赣州的粤军已全部通过南康，向大庾急进；七日，我即率部向大庚前进，在池江附近追上国军之后卫部队，消灭其一部，总指挥部及第五军随即到新城会合。 　　七军指战员在一日之间步行百里，经过一次小战斗，指战员均疲惫不堪！仅休息了两小时又接到命令向黄龙墟急进，攻略大庾，指战员们立即整顿行装，向大庾前进。午后十时前已迫近大庾县城边。红军第五军团已占领梅关，粤军被迫固守大庾。 　　是时新月将残，星光照耀，远望大庾城上，戒备森严；城外西北端有碉堡两处，亦有军队驻守，且守军是粤军第一军军部及第一师，是粤军中较强的一个师，约有一万三千人，兵力充足。我当即派三个连分三个搜索队，向城之东北门及碉堡进行威力搜索，守军沉着应战，八日拂晓后，乃开始总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仍末攻下。七军又突奉命绕道游仙墟，转出邓坊，增援红四军在南雄水口墟与粤军第二师及独立第三师之战斗。本军到达水口墟附近时，即以十九、二十两个师从右翼加入战斗，以廿一师为预备队，战斗约两小时，即将粤军独立第三师击溃，向南雄逃窜，但缴获甚少，我军仅伤二人。战斗结束后，奉命在新田墟待命（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是晚总司令部在邬迳宿营，接获赣州情报：“国军于粤军由赣州撤退大庾时，已进驻赣州县城；现有向信丰及池江前进，攻击红军侧背企图”。总司令部决将各军撤回信丰、钨都之线。七军奉命撤回信丰以南之铁石墟、安息墟一带组训民众，经过了七天的时间，于七月廿日又奉命调兴国县城，集中整训。 　　这一阶段的战略，一时南进，一时北进，举棋不定，使红军遭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红七军在这一举棋不定的战略运动中，因彭德怀的过份自私，使红七军疲于奔命，指战员对他这种作风都表不满；肉体与精神大受刺激！幸全军上下融洽，士气尚无影响。总政治部为加强七军的政治工作，特派叶季壮同志调任七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是七军的老同志，各部情形都很明了，与各指挥员有深厚的感情，他重返红七军，对我的帮助很大。 　　第五章 国军第四次围剿 　　“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所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政策，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和日本签定“凇沪协定”上海中日战争，因以和平解决，于是又积极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准备。他们体察过去三次失败的教训：(一)忽视了政治配合，使苏区人民不为国军所用。（二）苏区内及环绕苏区地带，交通不便，国军深入后，补给运输困难，影响进剿军事不能持久。(三)各路进剿军的行动，不能协同一致，被共军各个击破。(四)中共虽缺乏重武器，不能攻坚，但其攻击精神旺盛，利于野战。 　　根据这几项见解，他们便定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略；及“步步为营，明堡进攻，分区清剿”的战略；实行对全国各地苏区进行全面的进攻。这就是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方略，其计划大略如下： 　　(甲)政治部署 　　一、组织随军政治工作队，随进剿军行动，负宣传、情报、策反、及组织乡村保甲四大任务。 　　二、散发招降传单，劝告苏区的人民及红军自新。 　　三、禁止屠杀苏区人民及焚烧屋宇，并策动人民协助国军对红军作战。 　　四、进攻苏区的各主要据点，须建筑公路，并随军事进展，继续伸延，以利交通运输。 　　五、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以断绝红军的物资来源。 　　（乙）军事部署 　　一、以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剿匪总司令。刘崎、王均、何成睿，分任前敌总指挥。 　　二、以广东陈济棠之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西南面进攻，先行巩固赣州、信丰、安远、寻邬、武平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 　　三、中央军由东北两面进攻。先行巩固福建之建宁、宁化、清流、连城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及江西之黎川、南城、宜黄、永丰、吉安、泰和、万安各县相连之线各据点。 　　四、以卫立煌为鄂豫皖区剿匪总司令。 　　五、以徐源泉为洪湖区剿匪总司令。 　　这份最机密的作战部署命令，是由南京军事委员会用无线电所发出的。这最机密的作战计划，同样由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电台窃取了一份，经过红军中精明的密码专家迅速的侦译，全部机密便完全被红军获悉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自获得国军第四次进攻苏区的计划后，七月下旬，在瑞金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战略问题。是时红七军正在兴国训练补充，我以距瑞金太远，没有出席。三军团只有彭德怀一人参加会议。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带回会议议案。并将会议经过情形转达我们。据说，朱德在会议上作了军事报告，他的报告分两部份： 　　（一）关于红军组织，由今年一月至今，扩大了一培以上，现在除已补充了原有的第一、三、五等三个军团外，并另已编成及充实了的红军计有第三、第八、第廿二等军及独立第九师、中央警卫团等。 　　（二）关于国军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共约四十师，分九路向我中央苏区及附近之湘赣、闽浙赣、鄂赣等苏区进攻，从表面数字看来，是相当强大的兵力，但根据他的判断： 　　1、南面：一路余汉谋，三路李扬敬，是广东军；广东陈济棠现在正与桂系联合准备反蒋；这两路军仅是采取防堵政策，必不会深入苏区进攻。 　　2、第四路蔡廷楷，是“一二八”上海抗日作战的主力，此次调来福建，剿共非其所愿意的，这一路军亦不会积极向苏区进攻。 　　3、其余的第六、七、九、三路军，迭次遭我红军打败；官兵皆有惧怕红军的心理，战斗意志薄弱，不堪一击；只有第二路陈诚的七个师，及第八路赵观涛的六个师及一个独立旅，为这次进攻的主力。至于第五路白崇禧，亦属防堵性质，不须顾虑。 　　根据上述的敌情判断，我军应集中兵力对抗北面敌人，并应乘其向苏区分进时，把握野战时机，主动出击，各个消灭之，必能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等语。 　　各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初时闻得国军动员四十师以上的兵力向苏区进剿，都有恐慌及紧张的心情，后来听了朱德的报告和分析敌情后，各人的忧虑便如烟消云散，表露出轻松的神情了。 　　伍修权将朱德的报告翻译给李德后，李德立即告诉伍修权，我们的战略是“主动出击”。 　　大家听了这四个字便一致通过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主动出击”。当时大家还在哈哈大笑！ 　　我听了彭德怀传达会议情形后，便认为红军主动出击，以打破国军“步步为营”、“碉堡进攻”的战略是对的；但对抗国军的政治进攻没有提及应采的对策，同时我觉得我们红军的兵力与北面国军兵力比对，仍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而且我无攻坚武器，攻打碉堡不易，必须把握敌军运动中的时机，集中优势的兵力，于运动战中歼灭之。我曾将这一个意见写了一封信给项英，并要他警惕军政同志，切勿骄怠，否则很易招致失败。他不久便覆了我的信，对我的建议表示十分同意，并要求我以后凡有所见，即通知他，以便注意等语。 　　（附四次围剿时红军兵力及指挥系统表。） 　　红军反四次围剿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起至一九三三年四月止。会战过程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红军的作战计划是：集中第一、三、五军团于北面作战，企图突破宜黄、南城之线，进出金溪、抚州（临川）地区，从国军对苏区包围圈之外线，以运动战，各个消灭敌军。 　　八月中旬，一、三、五军团集中于广昌、宁都间地区。一军团即攻陷南丰，三军团攻陷乐安、宜黄，向北挺进，至龙骨渡为国军所阻，退回宜黄。八月下旬一度集中一、三、五军团拟强攻南城，卒以被南城之碉堡工事所吓倒而放弃这一计划。 　　九月初旬国军向宜黄、乐安、南丰进攻，红军末坚强抵抗而主动放弃。一、三、五军团全部转移至广昌、宁都地区，休息，待机。这一阶段，敌我双方仅是试探性的小战斗。 　　红军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是集中红军主力扫荡北面闽赣边区之国军，进出资溪，金溪之线，相机攻略抚州。 　　这一阶段由十月中旬起，一军团之一部攻陷福建之邵武，主力攻陷资溪、金溪。五军团攻下福建之泰宁、建宁。三军团攻陷黎川，并北进占领硝石。控制闽赣边区北面之计划，即告完成。红军主力即集结于黎川附近地区待机作战。 　　十一月，七军驻于黎川城外西北十余里之钟村，中旬的一个正午，我正在军部召开军事学术研究会，全军连长以上干部均参加，适于散会之际，国军飞机飞临上空，盘旋扫射，投弹轰炸，军部前座被中一弹，幸弹小力弱，房屋未塌，仅伤连长一人；敌机刚去，即接总指挥部电话：着我即赴总指挥部，面商军事机宜；我到达时，彭德怀面露笑容对我说：歼敌机会又到了，请你来共同研究作战计划，即命其代参谋长张翼将总司令部之作战命令给我看(他的参谋长舒适于初到黎川时出走向国军投诚)，总司令部之作战命令要旨如下： 　　（一）敌情： 　　抚州地区之国军：第八师毛炳文，廿三师李云杰，廿四师许克祥各部，均奉命开赴南城集中，并限于本(十一)月廿一日到达；孙连仲军，同日进驻浒湾。 　　判断：抚州南下国军，于廿一日午前必经李西赵附近向南城前进；孙连仲军士气不振，战斗力弱；抚州城空虚，我军有可乘之机。 　　（二）策略： 　　本军以消灭孙连仲军，攻略抚州；同时消灭抚州南下国军，相机夺取南城之目的，决分路向敌进攻。 　　（三）兵团区分及任务如下： 　　第一、第五军团，由总司令指挥，进攻浒湾，消灭孙连仲军后，相机进攻梅州。 　　第三军团，乘抚州南下国军运动中，在李西赵附近野战消灭之，尔后相机夺取南城。 　　我看了总司令部作战命令后，彭德怀即和我研究李西赵附近地图，讨论军团作战计划，以李西赵附近通抚州大路两侧均为山地，其东北地区山深林密，适于埋伏；且敌我兵力对比，敌军数量占绝大优势，我军必须攻其无备，方能克敌致胜；至于地方民众，过去虽有组织，但基础薄弱，不能全为我用；我们就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民众条件及我军的任务，拟定作战计划大略如下： 　　(一)作战方针： 　　军团采一面埋伏战术，以主力埋伏于李西赵通南城大路之东侧山林地带，待敌军大队通过时，以迅速坚强之突击，歼灭运动中当面之敌军，并继续进攻其后续增援队，务期于野战歼灭之。尔后相机夺取南城。 　　(二)兵团部署： 　　1、第七军为右翼突击兵团，埋伏于李西赵东北地区，待机出击。 　　2、第五军之一个师，为左翼突击兵团，集结于李西赵东面攻击准备位置，待机向进入李西赵村庄之敌进攻。 　　3、第五军(缺一师)为总预备队，控置于总指挥所附近山地 　　4、硝石通李西赵大路，为左右两兵团战斗分界线，线上属左兵团。 　　5、作战时，总指挥战地指挥所，在李西赵东约千码之路侧高地。 　　(三)行军计划： 　　1、十九日午后四时，由现驻地出发，利用夜间行军，第一天，在哨石西北地区乡村宿营，第二天于下午十时前到达距李西赵十至十五里之村庄宿营。 　　2、行军序列：按七军、总指挥部、第五军之次序行进。 　　3、警戒：行军及驻军均由七军派出警戒部队，搜索敌情及封锁消息，以确保军团行动的秘密和安全。 　　4、各部所带粮食三天，以备不时之需。 　　5、通信连络：总指挥部与各军之连络，行军时由参谋人员传达，驻军时由各军通讯连向总指挥部架设电话线。 　　6、行军时，总指挥在七军军部行进。 　　二十日下午九时，我军已到达距李西赵十华里之小山村。这个山村位于狭长的小山谷之内，谷之出口甚狭，两侧高山，警戒极易。该地是红军游击区，有共党地下工作。我立即由地方党同志找到五名农民为向导，以为带路之用，对于预定埋伏地区之地形，在地方同志的详述后了如指掌。当即召集参谋处长、政治部主任、各师长、政治委员、特务团长、政委等等（彭德怀亦适来参加）。我将国军动态，军团作战计划，本军任务，及根接地图指示理伏地区之地形和各师任务等，详加阐述。并下达作战命令要旨，大略如下： 　　（一）敌情如通报。 　　（二）军团以一面埋伏战术，利用野战消灭由抚州南下运动中敌军之目的，决于明(廿一)日拂晓前进入阵地，待机决战。 　　（三）本军奉命为突击队，部署如下： 　　1、第二十师为本军左翼突击兵团，埋伏于李西赵东北山林地带，候命向当面敌军突击，左与第五军连系并与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密取联络。 　　2、第十九师为中央突击兵团，左与二十师衔接，展开埋伏于山林地带，待命向当地运动中之敌军突击。 　　3、第廿一师，为右翼突击兵团，左与十九师衔接，除以一团占领该师埋伏地区右侧阵地，准备阻击敌军之后续增援队，掩护主力决战外，展开埋伏于山林地带，候命突击。 　　4、特务团为总预备队，控置于中央突击队之后，相机策应各师之战。 　　5、通讯连，于本军进入阵地时沟通与总指挥部战地指挥所之电话通信，并协助各师通讯排沟通与各师之通讯网。 　　6、军医处，设伤兵收容所于现驻地，并与各师卫生队密切联络。 　　(四)本军与第五军之战斗地境：硝石通李西赵大路之线，线上属第五军。 　　(五)攻击开始之时机：于敌军进至李西赵村庄时，以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发出之信号枪声为全军开始突击之命令。 　　(六)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位于李西赵东端大路右侧之高地 　　(七)本部战斗指挥所，在中央突击队十九师师部位置。 　　廿一日上午三时，我军按二十师、军部、特务团、十九师、廿一师之次序开始出发，是时东方天空已有下弦月升起，微弱的月光和星光照耀下，尚能辨认地物，虽行走在崎岖不平、山阴树影、野草丛丛的小路上，亦不十分困难。拂晓时，全军已进入埋伏的阵地，并继续完成一切突击准备。埋伏阵地正面约广达十华里，距国军必经之路约三百至五百码；前面是波状地及干涸的禾田，进出极为便利。电话通讯网于九时架设完成。全体官兵在紧张的期待心情下，静侯突击的时机。 　　正午十二时，右翼的观察员，已发现国军大队，以一路纵队沿着大路行进，其先头搜索队，曾接近我军埋伏地区的前面小高地，搜索、侦察，但因山深林密未被发现。下午一时十五分，敌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李西赵村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紧跟着前来。正在官兵情绪极为紧张的时候，总指挥部战斗指挥所的信号枪响了，我军立即从广大正面向行动中的国军突击，一时炮声隆隆，机关枪声达达，叫杀之声，冲锋号音，响澈云霄。国军的队伍有向西南面大山跑者，有就地抵抗者，有弃枪投降者，一时散乱，失去了指挥。在极短促的战斗中，国军伤亡甚多，约被我军消灭一团以上之兵力。 　　国军后续部队，被我右侧掩护部队狙击后，立即占领大路西面之山地抵抗，企图与我军决战，我军各师稍事集结后即继续向敌军阵地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十九师师长李显，即在是时腰部中弹重伤，我正在一起，立即饬卫生队人员救护送往医院（不治毙命），并即直接指挥该师各团作战，我当时以失去了一个亲密战友而悲愤，一面督饬各师强烈进攻，一面请彭德怀派兵增援。至下午四时，五军一个师乃向李西赵北面山地攻击，吸引了当面敌军之一部，我乃令各师迅速在阵地集结部队，从新部署进攻。是时，国军廿四师残部及廿三师已占领李西赵西南方面之高山，建立了五个高山据点，构成连绵的抵抗线。同时发现其阵地北面仍有整齐之国军大队约一团以上之兵力；由北向南沿山脊前进。判断是第八师毛炳文部。我当时决心乘敌军阵地末固以前将其突破，乃以廿一师及十九师之五十六团，向最北之敌军第一据点进攻；我率十九师（缺一团），及特务团向敌第二个高山据点进攻；廿师向第三个高山据点进攻。并即将当面敌情，及我之攻击计划报告彭德怀，请他令五军向李西赵村北面之敌军第四个高山据点攻击，协同作战。我军攻势发动后，很快的投入肉搏战。敌军狼狈溃散，我即占领第一及第二敌军据点，当即以廿一师向北面敌之增援队约一个团攻击；我率十九师继续增援廿师，将第三个敌军据点攻下；敌军第四个据点正在构筑工事，第五军仅以小部由南面攻击，毫无进展，我乃立即率十九、二十两师向敌第四据点进攻，战斗至下午六时又将该据点占领。连续攻下敌军四个高山据点，俘获甚多，敌军伤亡惨重，遍山尸体，目不忍睹；我军亦伤亡近百人。 　　时间已是黄昏，敌军之第五高山据点相距约五百码，正在构筑工事，隐约可见。我即命廿师师长黄子荣率领该师及十九师五十五团向敌军最后之高山据点进攻，务期将敌彻底歼灭。那时接到廿一师师长龙云报告：北面敌之增援部队已全部被我军击溃，俘获第八师之官兵三十余人，现仍追击中。我即命该师停止追击，迅速集结，在现地警戒待命。廿师之攻击，曾一度被敌约一团向我右翼反攻，被我五十五团陈团长发觉后立即将其击溃；战斗至八时四十分后已成胶着状态，战况较为沉寂。九时与总指挥部之电话已恢复联络（下午四时至九时曾因我的指挥所不断推进而中断），彭德怀即以电话询问前方战况，我将当前情形报告。他再问我：“敌军最后据点，经过猛烈攻击，仍死守不退，是否固守待援？据俘虏口供，与我作战敌军，确是三个师，其先头部队是廿四师，接着的是廿三师，最后增援的是第八师；估计三个师的敌军，被我消灭了五份之二，但南城之国军可能增援，时间当在明晨，你的意见怎么样？”我答覆他：（一）当面敌人是否固守待援，现在我还不知，要待侦察之后才能判断；（二）敌军增援的可能性很少，但我军如不撤退，应在今晚解决当面之敌；（三）我军除一部继续攻击外，正在连络集结中，最好请派一个师参加攻击，收效较易。彭德怀迟疑了一会答覆我：为了保持这一胜利，今晚应撤回昨晚驻地，若至午夜未能攻下敌最后据点，请即撤退。我说：请你补个命令给我。他答道：电话就是命令，何必多此一举。电话停止后，我再增派五十七团参加进攻，那时星月无光，山地运动倍觉困难，战斗仍在激烈的进行。时间很快的过去，午夜十二时，国军的最后据点仍未攻下，我便遵照彭德怀的命令停止攻击，分令各部转移至昨晚宿营地休息。五十八团当时集结在李西赵村通南城的路口，向南城警戒，我即令其监视国军据点之动态，掩护本军转移。我军主力撤退后国军亦即放弃据点，乘夜向南城撤退。我五十八团曾开展追击，但因黑夜，恐遭伏击，于中途撤退。 　　是役我军获得辉煌战果，俘获国军一千五百余人，俘获步机枪甚多。但我军亦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指战员伤亡一百四十余人，师长李显重伤不治。第五军仅涨了一个师作战，缴获甚少。我军在这小山村休息一天，奉令调回硝石、黎川间整训。 　　朱德率领的两个军团，于十一月中旬北上后，连续攻陷资溪、金溪两县，向抚州进迫，在浒湾战斗中，击溃了孙连仲军，消灭其一部。但抚州已有国军增兵固守，知难而退，放弃了进攻抚州计划。全军于十一月下旬回驻黎川、南丰地区整训。 　　国军方面：因第六路军许克祥、毛炳文、李云杰等师，在李西赵之役伤亡惨重，不能继续作战，前敌指挥官陈诚据实报告上级，建议暂停进攻，从新调整部署。又给予红军一个休息整补的时间。红军反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至此告一段落。 　　一九三三年一月，林彪升任第一军团总指挥，周昆升任第四军军长。 　　由一月至四月为围剿作战之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红军的作战计划是集中主力，捕捉国军向苏区推进之时机，在野战中消灭之。一月上旬，国军周浑元、周至柔两师向南城推进时，被红军三、五两军团在黄狮渡截击，激战两日，双方伤亡惨重，团军旅长周士达被红军所俘，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阵亡。 　　第一军团进出金溪，进攻浒湾将孙连仲军击溃，伤亡惨重，红军占领浒湾。 　　二月下旬，红四、五、七军，与国军五十二师战于乐安之蛟湖，国军师长李明自杀身亡，全师覆灭。同时红军五军团及十二军与国军五十九师战于霍源，国军两旅长阵亡，伤亡惨重，大部被红军俘虏。三月下旬，红军十二、十五及第四、五军与国军十一师、九十二师战于东陂之雳霹山，国军伤亡殆尽，师长陈世骥被红军所俘。同时第七军在建宁击溃区寿年之七十八师，并乘胜追击，再占领泰宁、宁化、清流、永安、连城等县。至此，国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便告结束了。 　　第七编 中央苏区的中期 　　第一章 红军的干部训练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旬，红军总司令部在黎川附近召开了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主要是检讨浒湾和李西赵战役的优点和过失，出席的有：俄顾问李德、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龚楚、林彪、赵博生、董振堂、邓平等。 　　首先由朱德报告浒湾战斗经过：“第四军各部队在攻击时，开展迅速，并能同时使用优势兵力，将敌击溃；五军团增援作战，动作迅速，且能机动地攻击敌人侧背，收到了很好的战果”。 　　按着由彭德怀报告李西赵战役经过情形：“李西赵战役，使用了第七军全部，和五军一个师；敌军是李云杰、毛炳文、许克祥三个师。七军在最初攻击时，动作很迅速，战斗刚开始，便解决敌军一个团。但敌军占领阵地后，不能乘敌阵地未固，即行强烈攻击，致敌军有构筑临时工事的时间；且因攻击不力，以致到午前还没有将最后一个阵地攻下。龚楚同志是最前线的指挥员，报告敌情不实，影响指挥官对敌情判断错误，致没有将敌人全部消灭，给他们乘夜逃去。还有就是五十八团在战斗中动作迟缓，也是一项必须追究的过失”。 　　彭德怀这一席话，完全是针对我而发的，他将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和自己判断错误的责任，加在我的身上，想藉这机会给我一个打击。出席会议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集中视线到我的身上，等我答辩。朱德望了我一眼：“情形到底怎么样？龚同志，你自己详细说吧！”他这句话和这个眼色，似在为我声援，意思是“不要怕得罪人，我并不相信彭德怀的话呢！” 　　于是我站起来，将战役的经过情形详细说明，并且指出：“整个战斗过程中，全军团兵力没有同时作战，是这次没有全歼敌人的最大原因。假如要追究责任的话，这责任要向谁追究呢？七军在战斗时，牺牲了十九师师长李显，和一百四十多个指战员，还生俘了一千五百多敌人和很多弹械，试问五军的战绩又如何？至于五十八团战斗行动迟缓，这是事实，该团团长黄冕昌和我都应该负责；但是，当时由于军部进展过速，电话线路没有构成，致该团脱离了掌握，不过该团的位置就是在总指挥部之下，彭总指挥已有所见，为什么不直接指挥？”这两个反问，问得彭德怀涨红了脸，瞠目不言！ 　　李德问我：“五十八团所派任务是什么？”我告诉他：“战斗初期，该团是本军伏击部署最左翼的伏击队，当敌军后续队占领寒婆岭一带连接的山地，构成了抵抗阵地后，敌军的兵力和地形，均比我占优势，我军因经过一次广大正面的激烈冲锋战斗，且须立即清理战场，处置俘虏，运送伤兵；搬运胜利品等工作；致建制纷乱，不能不重新调整部署。因敌阵地正面是广阔的田洞，从正面攻击，不易接近。而我的攻击部署，是以五十八团为钳制队，向敌正面进攻；全军主力迂回至敌军阵地左侧，向敌包围攻击。军的指挥所，亦移向主攻方向，以致该团一时脱离掌握，而指挥不灵”。他听了我的详细叙述，点头认为满意。 　　至是全场静默，大家都不作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来做结论：(一)李西赵战役，在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军占极大优势，我军不能同时使用所有兵力，给敌人有占领阵地起而抵抗的时间，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这一错误，彭龚两同志都要负责。(二)关于龚同志报告不实一点，这是彭同志误会所致，不会有不实之处。(三)五十八团战斗动作不积极，龚同志及该师师长黄子荣要负责任；因为战场指挥员必须切实掌握部属，才能适时合宜的运用”。一切彭龚之争的僵局，就因为周恩来用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轻易地结束了。不过，从此彭德怀对我是更加怀恨与不满。 　　散会后已是深夜十二时。我和林彪同住在一间房里，林对我说：“革命队伍里，想不到仍有赏罚不明，功罪未分的事情，真是奇怪。今晚周恩来的结论，分明是袒护老彭，我不明白，他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赣州作战检讨会，和今晚的检讨会，都顾全老彭的面子，真是岂有此理！”他为我发出不平之鸣！ 　　会议过了数天，十二月中旬，我的调职命令来了。朱德召我到硝石总司令部去，他向我恳切的解释：“你不应该与彭德怀闹意见，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一鼻孔出气的。这次党中央对你并无处分，而且连黄冕昌也不加处分，都是为了平息七军指战员的不平之气。既然这样，你无法继续在第三军团工作，只好调你到上级干部训练队去当副队长，藉此休息一个短时间。同时可以学习学习，使理论与经验融合起来。你看好不好？”我便告诉他：“我正希望有一个机会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军事学识；当了副队长便阻碍了学习时间，我愿意当一个学员”。他马上答应，即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红军中的重要人事调动和部署，并不一定经过参谋拟稿，书记缮写、校对，监印和收发这一连串手续的；大都由指挥员和政委写一字条便行了。有时一张极粗劣的纸上便是一个最重要的计划，或是人事调动的命令），这样，我便立即离开了红七军，到瑞金的红军学校里去，开始接受红军干部训练的学习生活。 　　红军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长成的，扩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缺乏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成立之日起，即成为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初期的红军，只能办军工教导队，以训练初级干部。对于中上级干部的补充，只在战争生活中吸取实际经验和教训，来提高军事学术技能。故初期红军干部，除了过去是国民党军校的毕业生外，一般的初级干部的能力都是薄弱的。我在红七军时期，就运用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学术讲演会、讨论会、研究会、战斗检讨、战役检讨......等，去提高干部的能力。但成绩仍赶不上对干部的需要。闽赣苏区，自一九三二年起正式开办红军学校，以训练初级干部，一九三二年九月，又成立“上级干部训练队”。由此，红军的上级干部才开始有培育的机会。我是在离开红七军后到上级干部训练队的，那时距结业之期已不到一个月了，为时甚短，但该队的学习生活亦有一谈的价值。 　　在上级干部队里面，有共产党支部组织，隶属于红军学校的共党委员会。支部之下，分编九个小组，教官与学员混合编组。每月开支部党员大会一次，主要的包括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党的政策，红军的任务......等内容的政治报告。每星期有一次小组会议，除了讨论上级发下的政治文件外，更注重各个人的学习生活之检讨与批评。因为全体学员都是党员，且在训练期间过着一定的学习生活，没有对外做群众工作，党的生活表现得松弛和枯燥无味，反比不上在红军中那样的积极和紧张。但讨论问题时，发言辩论的精神却很积极；往往超过开会时间，这是因为所有的党员，除少数什役同志外，最大多数都是高级干部之故。 　　我们的军事学科教材，是苏联步兵操第二部，以讲授、图上作业、野外现地作业的方式实施。 　　政治教育，是用讨论方式，由红军学校发下研究资料，交与学员分组讨论，每组临时推定组长作结论，总结研究所得。这种自发式的互相切磋，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故收效很大。 　　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便起床了。经过一小时的早操后，便是每日八小时的学习时间的开始。晚上还要召开学习生活检讨会，时事讨论会……每一周的晚上，又有晚会（红军学校全体），有各种的歌唱、演奏、幻术等游艺节目。队内起居清洁，营房整顿，统由学员自己处理。与红校各队之间，并有内务比赛——包括清洁、卫生、武器保管等，每星期日员生共同组织检查队检查，经过评议给分。 　　每周末，出一期壁报，由学员中推选出来的壁报委员会负责主持，广泛的发动学员投稿，每一个学员都能利用这一个园地，自由地发抒对党的理论的创见，学习心得，教育的意见，生活的建议等；这个园地，成为同志间经验与意见交流的场所。 　　我们的给养，比较红军的指挥员及党政机关都要好些。每周有一次肉食，每日虽全是青菜、豆芽、豆腐之类，但植物油充足，故亦足够营养；在国军地方团队的重重封锁下的苏区，一般红军及人民的生活，均陷于极端艰苦的情形下，有这样的生活，大家都很满足了。 　　生活、教育，完全采取自发式，发动学员自动遵守纪律的精神，并以生活检讨为辅助。我当时感到这样自动维持纪律的办法，非常进步；自然而然地养成了学员遵守纪律，约束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从上海到苏区一年多来，每天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一旦摆脱了职责与任务，与同学们过着轻松的学习生活，仿佛觉得自己年青了许多，精神非常愉快。 　　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中共便决定将上级训练队，由第二期起，专门训练军事干部，成为以后红军大学学员总队的前身。 　　红军的政治干部，是在工作中锻练出来的，但因为红军的迅速扩大，需要政治干部更多，以致干部的进步，赶不上形势的需要。当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第一期结业时，中共中央当局，即决定成立政治营，成为培养上级政治干部的教育机关。当时我被任为政治营营长，对该营的训育生活，亦感颇有足取之处。它树立了以后中共军事政治干部教育的生活作风。 　　政治营的学员，是从红军中现职的连政委、团政委、各级政治部科长、干事、及地方党务机关的中级干部遴选调来入学的，第一期共有学员三百六十人，分编为三个连。 　　教育的目的，完全在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故军事学科仅占全部教程的百分之三十。主要的课程为军队党务，军队政治工作的实施，对官兵政治教育，对民众政治工作，对敌军政治工作，对俘虏政治工作......等。 　　因为学生中大都是没有受过严格军事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优秀干部，为了养成他们军队生活的习惯，采取了军事管理。但以自发自动的遵守纪律为原则，而以开展生活批评为执行纪律的主要方法。教育方式避免枯燥的课室教授，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大多采用作业、讨论、问答等方法实施。 　　“做礼拜六”是中共仿效苏联的办法。每逢星期六下午，所有党政机关各级工作人员及红军指战员，都替人民做两小时无代价的劳动工作。这种制度称为“做礼拜六”。这一时期做“做礼拜六”的制度正在苏区开展。开始发动的时候，苏区内的工作人员无不踊跃参加，我们政冶营的员生，当然不能例外。为响应中共的号召，全营员生分编为四十个小组，于星期六下午，由各组长率领到农村中去，直接找到人民家里，帮助群众做工。所做的事情，大致是砍柴、割草、扒松毛、挑水、舂米、种田……等，不受人民任何的招待和代价。初时人民见我们是官长和学生，不敢给工作我们做，经过了解释后，才给我们做点轻工，如搬柴草、清洁地方等；我们做完了工，就集体回去。等到逐渐习惯后，人民就不再客气了。 　　因为苏区的人力实十分缺乏，所以我们到达时，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幼都抢着带我们去做工。我曾做过整菜地、扒松毛、舂米、修路等工作。做工的时候，大家都有说有笑，欢天喜地。我们也利用了这种机会，来进行群众宣传工作，使教育与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我并利用这一机会调查苏区农村情形和人民对中共、对苏维埃政府的观感。因为人民和我们已没有隔阂，他们和她们心里的事情，往往无保留地坦白说出来。一般的说，对苏维埃政府全不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是：共产党的政府就是“毛主席”的政府。他们时时顾虑“白鬼子”（指国军）来，因围剿时要杀人烧房子。他们又感觉负担不起各种慰劳的捐款捐食物，且不满意共产党限制粮食数量及收购的办法；更有很多人不满意苏维埃政府的地方干部那种凶狠行为，如严禁无故不许过村探亲留宿的办法。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政府要她做两对布鞋劳军，既没有布，又没有钱，迫得回到娘家去借布借钱，适天黑又下倾盆大雨，便在娘家住了一宵，因此被政府扣留了两日，说时还不断的流下泪来。在这一短期的调查访问中，使我对苏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民对共产党革命的观感，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红军学校在这一期间，发动了各种比赛运动。计有：成绩、生活、纪律、演讲、壁报、射击、卫生等各项节目，并分为团体与个人两项。这一比赛制度的建立，是教育中的一种进步的措施。 　　我主持政治营期间，除负起全营的教育实施与管理的责任外，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轮流去参加学生的各项小组会议。因此，不特能深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能力、学习进步的情形，并且从学生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工作经验，所以时间虽只两个月，但学生与我个人，在理论与经验上均有很大的进步。值得提出的便是军队政治工作实施时最切实的方法，便是在战斗紧张时，提出适当的政治鼓动口号：如“这是生死关头，只有硬打是我们的生路，被敌军俘去必被惨杀！”及“敌人就快败了！这是我们胜利的最后五分钟！”……等，可以稳定军心，提高士气，使局势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对士兵的政治和识字教育，最好是利用行军、作战的作业时间，运用巧妙的方法去进行教育，比较在课室操场里教育还易深入。对于动摇敌军军心的政治工作，如：“火线喊口号”、“与国军士兵相约不打枪”、“火线上和敌军士兵谈话，进行瓦解敌军宣传”、“投掷香烟慰劳敌军士兵”……等，也在小组的交流经验中，得到很多良好的意见。这种打破师生界限的教育方式，不是我去教育学生，而是学生自己在教育自己。第一期政治营的学生，不久便遍布在红军和苏区党政机关中，成为日后中共政治人才的主干。 　　中央苏区红军在进行反国军第四次围剿的后期，曾接到第三国际关于建设正规红军二十万的指示。待反四次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后，即开始研究红军的编组问题，我那时正主持政治营，突接到军事委员会项英的电话，要我立即到红军学校，那时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刘伯承已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我到达时，项英已比我先到了。 　　第二章 模范团与东路军 　　当时他对我说：自“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三省后，苏联对我们中国革命特别重视，现在第三国际指示我们，为了早日完成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革命任务，要中国建设优秀红军二十万。红军的装备，只要我们能占领一个海口，苏联即以大量武器及飞机供应，关于将来正规红军的编制问题，党中央交给你和叶剑英同志负责，立即研究拟订计划，并即按照新编制，组织一个红军模范团，由你任团长，负责加紧训练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将来正规红军即根据模范团的编制整编等语。叶剑英笑对我说：“这个责任非你不可，请你按照现用俄国红军战术，及针对国民党军队编制情形，如何便于作战等原则拟定；关于装备方面，如野炮、步炮、重机、轻机等，当可增加……”我以政治营刚开始训练，关于草拟新编制，应请叶校长负责为辞，但项英和叶剑英均一致要我拟办，我只得免为其难，经过了三天的研究，拟具好红军新编制草案，送交军委会。这个新编制，是以师为最大建制单位。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旬，即接到军事委员会通知，按照我所拟的红军新编制，立即成立一个模范团，并派我任团长，伍修权为政委，黄子荣（原七军廿师师长）为参谋长，并指定在会昌县属之武阳围开办。模范团所有士兵均限令中央苏区各县遴选优秀青年工人，于二月二十日以前到武阳围模范团团部报到。所需械弹统由红军学校拨交。 　　那时我主办的政治营正在训练中，模范团又要开办，我与项、叶商讨办法，决定由模范团政委伍修权、参谋长黄子荣先到武阳围筹办，政治营提前于二月十五日结业，俾我能致力于模范团之训练。 　　政治营结业后，我即到武阳围模范团。 　　二月底模范团已编组完成。这个团编制的作用，是以轻机为排的火力骨干，重机为连的火力骨干，步炮为营的火力骨干，野炮为团的火力骨干。根据火力的组织，团可单独作战，而成为战略单位，营、连为战术单位；排、班为战斗单位。在作战时，一个团可对抗国军一个旅。而且山地作战，以团为战略单位，行动较为敏捷，可以制敌机先，这是新编的用意。 　　福建是中央苏区的东面，福建方面的国军素来是最弱的一环，自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第一次国军围剿苏区起，至一九三二年四次围剿止，中共对该方面，都是以地方部队担任警戒，最多亦只以罗炳辉的第十二军，担任该方面的守势作战。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次围剿初期，第十九路军由上海调来福建后，中共军事当局，以十九路军不是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必不会积极进攻苏区，仍不十分重视。待至一九三二年二月，红七军向进驻泰宁、建宁之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区寿年师)进攻，将该师击败，连下建宁、泰宁、宁化、清流、连城、永安六个县后，便引起了十九路军的敌视心理。当红七军转移回建宁、广昌苏区后，十九路军即以重兵进驻泰宁、宁化、清流、连城、新泉、上杭之线。有进窥长汀、瑞金之形势。 　　那时红军总司令部尚在黎川，南面军事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中共为了确保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首都——瑞金的安全，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旬，由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东路军，以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兼任东路总指挥，其战斗序列如下： 　　第一纵队司令员龚楚辖： 　　红军模范团(五千人)驻会昌之武阳围。 　　中央警备团(二千五百人)驻瑞金。 　　第二纵队司令员李××辖： 　　红军学校军事上级干部训练队(二百人)驻瑞金。 　　红军学校学生总队(一千二百人)驻瑞金。 　　红军学校特种兵大队（三百六十八人)驻瑞金。 　　第三一纵队司令员××辖： 　　第九军(五千人)驻朋口。 　　闽西独立团(五百人)驻朱溪。 　　长汀独立团(五百人)驻长汀、连城间。 　　东路军成立后的作战方针：以清流为第一作战目标，占领清流后，即南向进攻连城、新泉、上杭各重要敌军据点，扩大及巩固闽西苏区外围，以确保中央苏区的安全。 　　东路军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策安进攻清流之部署大略如下： 　　(一)第三纵队，在现驻地监视当面之敌，并封锁苏区消息，掩护本路军主力作战。 　　(二)第二纵队之上级干部训练队，进出宁化、清流间主要交通线上游击，监视宁化敌军之动态，并阻滞其向清流增援，以掩护主力作战。 　　(三)第一纵队为突击队，由我之右翼以夺取清流为目的，向清流县城及其附近碉堡线进攻。 　　(四)第二纵队(缺上级训练队)为钳制队，占领清流西南之杨村附近山地，准备配合突击队由左翼向清流攻击前进。 　　东路军于四月廿日拂晓向清流展开进攻，突击队于下午二时前已连续攻占清流东南门外沿河岸之明堡三座，但城外地形开阔，明堡林立，未能立奏全功。叶总指挥以逐个明堡进攻非一二日所能攻下，且有宁化、连城敌军增援之顾虑，遂于下午四时下令停止进攻，并于廿二日撤回长汀（汀州）休息。于是，东路军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作战，未能完成作战目的便停止了。 　　东路军退回长汀之翌日，即接到军事委员会电报，大略：（一）着叶剑英率红军学校之各队员生回瑞金训练，并解除东路军总指挥职。（二）东路军总指挥由龚楚接任。（三）东路军总指挥部暂设长汀。 　　我们接到军委会电令后，叶剑英即将东路总指挥部的文件、及少数人员、无线电台等，移交给我，他便率红校员生回瑞金。我即按当时闽西环境，拟定作战计划如下： 　　（一）以第三纵队（第九军、及两个独立团）改为守备军，在现守备地区加筑防御工事，构成纵深的防御阵地，据险固守。 　　（二）第二纵队（模范团及警卫团）为野战突击军，控置于长汀，策应闽西地区之作战。 　　我的作战计划刚刚订定，即接到第九军游军长报告：驻新泉之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三个团有向我新泉以西之南阳地区进攻企图，我除坚决固守外，请即驰援等语。我据报后，除电军委会外，并即率突击军星夜赶赴上杭县属之旧县，于翌日（四月廿七日）下午六时到达，并即与第九军游军长取得连络，据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一个团由昨日拂晓开始向我南阳东面警戒阵地攻击，当即被其占领；今日午后约有两个团兵力向我朱坑以北至南阳之线主阵地进攻，我军正利用这隐蔽山区地带的既设阵地，坚强抵抗，迄今仍能固守主阵地等语。我当即命令他固守现阵地，我突击队于明日拂晓由朱坑向敌军左侧背攻击，务期一举而歼灭之。 　　廿八日拂晓前，我模范团占领朱坑东北一带高地为第一突击梯队，警卫团为第二突击梯队，控置于朱坑。拂晓后，发现敌军约三个团正在右前方约千码之山腹向我九军守备阵地攻击，我模范团先行发挥机炮火力射击敌军之侧背，步兵三个营迅速接近敌军向其侧背进攻，当即消灭其两个营（一部分俘虏），战斗仅一小时国军即全线溃退，模范团及警卫团立即跟踪追击，占领新泉墟，将其后卫掩护部队一个营包围，全部缴械。 　　国军六十一师向龙岩溃退。放弃经年的新泉苏区又被我东路军克复了。 　　东路军是役缴获步枪四百余支，轻、重机枪八挺，俘掳敌军官兵三百余人。模范团经过这二次战斗（朱坑战斗及新泉战斗）的考验，证明其编制优良，若能善于运用，可与三三制的国军一师作战。 　　闽西方面自此以后，安定下来。中央苏区的东线已无战事，十九路军也再没有和红军作战了。 　　第三章 粤赣军区 　　福建方面，自东路军新泉战役击溃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后；中央领导同志均认为中央苏区东面的威胁已告解除，但南面广东国军，常向苏区进扰，亟应早为预防。五月一日军事委员会拍给我一封电报，大略如下： 　　（一）东路军总指挥部撤销。 　　（二）龚楚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模范团扩编为红军二十二师，仍由龚楚兼师长，并兼政委。模范团其余职员仍调任二十二师原职。 　　（四）龚楚兼任江西省政府军事厅长（省府设在会昌）。 　　（五）中央警卫团调回瑞金，归还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六）原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调任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长。 　　（七）闽西之军事，移交由福建军区司令部指挥。 　　（八）新泉防务由九军接替。 　　我在福建新泉墟接到这个电令，立即将新泉防务交与第九军，于五月二日率部经长汀、瑞金、转赴会昌之筠门岭接受新任务，并将模范团整编为二十二师。 　　粤赣军区成立于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是和我创建红七军的老同志，我们之间，除了有革命同志的关系外，还保留有人性与生俱来的纯洁情感！过去红七军军长是由他移交给我的，现粤赣军区司令也是由他移交给我。他见我到来，高兴万分，他以三天的时间，告诉我有关粤赣军区的一切情形，大致可分以下各项： 　　(一〉军事的任务： 　　1、推动并协助地方政府，编组及训练民众武装。如少年先锋队、赤卫军、独立团、独立师等。 　　2、指挥本地区之红军及地方武装以保卫苏区领土。并有向外游击扩大苏区之任务。 　　(二)粤赣军区的辖区： 　　东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邬、安远、信丰、南康，迄赣州止之赣江东岸地区及会昌、云都各县。 　　(三)本区现有之兵力及位置： 　　1、第一独立团五百人现驻茅店，及桃江水东岸；大田市、长洛墟、小坌一带，对赣州、南康、信丰方面警戒。 　　2、第六独立团六百人，团部驻龙布，活动于武山、金沙等山区，对信丰及重石堡方面进行警戒。 　　3、第四独立团六百人，驻于青溪，活动于天心、新桥地区，对重石堡及浔邬方面警戒。 　　4、第五独立团六百人驻于盆古隘，活动于山贝、罗塘地区，对浔邬、安远、武平方面警戒。 　　5、另外尚有前线地方赤卫军约一千五百人，负责各本地区之警卫，并配合各独立团作战。 　　（四）南方敌军态势： 　　1、武平、平远、浔邬三县有粤军第三军之黄质文第七师、黄延祯第八师两个师，每师有四个团；其最前线：小项里、古潭墟。 　　2、浔邬、安远两县有粤军第二军之第四师，其最前线是：浔邬之龙冈、及安远之大竹园。 　　3、信丰、南康、赣县，有粤军第一军三个师，其最前线：安远之重石堡、赣县之王富。 　　4、大庾、南雄地区尚有粤军之独立第二旅、第三旅等。 　　5、前线之粤军常派出以团或营为单位之挺进部队向苏区袭击，以保持战争状态。 　　(五)本区之兵要地理： 　　1、东南面依托九连山区；山深、林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 　　2、西面依托桃江水，敌军不易深入。 　　3、南面中部地区，有梅林江及其支流大长河、唐村水，为天然防御线，且尽属山岳地区，设防亦易。 　　此外，他对我说：“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确保苏区的安全，本军区敌我对峙四百余里之正面，须构筑一百个以上的碉堡，以资防守。关于碉堡之选定及构筑计划，本部参谋处已拟有具体方案，但尚未开始施工，请你(指我)严格督导地方党、政、军同志迅速进行，免被中央责难......”。 　　我听了他上述的一切，深深的感觉到今后任务的艰巨！但既已奉命前来，唯有努力以赴，成功失败，均非我所能计及的了。 　　在粤赣军区任内，我的作战任务是：对抗十倍于我的粤军，以保卫中央苏区的南面。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的战略应采取守势进攻，以抗拒粤军的攻势防御。根据这个战略原则，我的作战计划： 　　（一）以原有之独立团、赤衞军为守备军，依照既定堡垒防御线计划，固守阵地，并加紧动员人民迅速完成碉堡构筑计划，以利防守。 　　（二）二十二师为突击军，以青溪为基地，经常进出浔邬，安远地区，积极袭击敌人，及打击敌人之挺进出击部队。 　　（三）加紧充实及调整各独立团，分区守备各据点。 　　我主持的粤赣军区，就是根据上述计划施行，由五月至七月末，经过的战斗如下： 　　（一）重石堡战斗：守军是粤军第一师之一营，五月中旬，我二十二师以三十个便衣官兵携带短枪，乘墟期混入重石墟内，外攻内应将重石堡攻陷，粤军突围而走，伤亡五十余人，被俘二十一人，缴获步枪二十三支。 　　（二）龙冈战斗：守军是粤军第二军第四师教导团一个团，我二十二师于五月下旬夜袭，攻入龙冈，巷战一小时，粤军怆惶突围向浔邬县城逃去，毙敌十八人，缴获步枪十五支。 　　（三）澄江伏击战：粤军第三军之一部于我军夜袭龙冈后，希图对红军报复，由浔邬向盆古隘进攻，我二十二师适在澄江游击，侦悉粤军动态后，当即埋伏于澄江以北山地，待敌接近时，突然向行进中之粤军突击，战斗达两小时，毙敌军官兵约五十余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支，轻机两挺。时间是六月上旬。 　　(四)青溪战斗：粤军第三军两个团向青溪我二十二师搜剿，遭我军伏击，仓忙逃去，伤亡约有百人，遗尸三十余具，我军缴获重机两挺，步枪三十余支。 　　(五)龙布战斗：七月间粤军第一师之第三团(彭林生团)，乘龙布墟期，师红军攻重石堡故智，以一部化装潜入龙布墟，对我独立第六团突袭，我独立团损失步枪五十余枝，被俘去二十余人。 　　上述五次战斗中，仅有七月间龙布墟之独立第六团被粤军突袭，遭受损失；其余四次均获胜利。可是，这一次的挫折，便成为我以后被撤职处分的罪状之一，可见中共对干部的刻薄了。 　　第四章 土地革命与农民政策 　　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以“土地革命”为其主要内容；而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一直到中共统治了大陆所经过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关于这个中国革命问题中的主要问题——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看得最重要，认识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可从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以后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革命阶段的领袖及所以能够夺取中国政权，也就是能够把握着这个主要问题所致，绝非侥幸成功的。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实践时，他的政策大体来说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井岗山时期，他是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政策；这个时期的农民政策，对于富农是与中农、贫农，雇农平均分配田地的。他认为由勤俭起家的富农是值得赞许的。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至一九三二年)是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来分配土地给农民，这个时期的富农，同样是受到与中、贫、雇农平等待遇的。甚至有些奸猾的富农还在数量和质量上隐瞒了一些田地。 　　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维护富农利益？以我的见解认为：他是出身于农村，对农村经济情形及生产状况，是很明了的；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是依靠着富农和中农；若取缔富农，有使农村生产萎缩之虞。而且富农亦是农民，若能善为诱导亦可成为革命的力量。 　　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由沪迁来江西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清算毛泽东的富农路綫。并由是年冬起实行查田运动，但是由于一九三一年冬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以前这半年来，查田运动的工作并没有积极的开展。中共中央政冶局于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又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严厉的批判了毛泽东的富农路线，重新订定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重新分富农的土地。在分田时，富农只能得到一定数量和质量较坏的土地，并主张剥夺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否认毛泽东主张的中间阶级在现阶段民主革命运动的存在性（因乡村富农及城市手工业主、小贩……等是中间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他们可以站在革命的一边，又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一边）。 　　五月下旬在瑞金中央政府内召开了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我是出席者之一。讨论土地政策和农民政策。 　　会让由周恩来主持（博古、洛甫末出席），他报告农民政策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中立中农，联合贫农，以雇农为基础”。 　　并即席说明：“地主阶级的实质是反革命的。若保留这阶级份子存在苏区，一旦革命受到挫折时，他们必会起来勾结并联合反动势力，破坏革命。为了镇压苏区内反动阶级的死灰复燃，必须毫不姑息的斩草除根，将地主阶级彻底消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所说的：‘对反革命份子的姑息，便是对革命同志的残忍’。 　　其次是对富农政策太过于放纵，他们利用着优越经济力量，仍可以在农民身上进行剥削；或从土地生产中取得更多的利益，逐渐再成为农村的资本家，这是有害革命的前途的，故应进一步没收富农的财产，以彻底剥夺其经济的优越条件。 　　中农是农民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份子，但他们有很快便成为富农的条件。他们的革命性是极度薄弱的，应防止其走向反革命的集团。 　　贫农在土地革命中是热心的。但要注意他们的自私自利的观念、保守观念、温情主义和封建思想。 　　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只有雇农是基本的革命农民。所以我们要以雇农为基础，进一步扶助他们，团结他们，养成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意志与信心”。 　　周恩来的农民政策报告完毕，全场静寂下来。大家都在考虑有没有修正的意见。会议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分钟，还没有人发表意见。 　　我不是无产阶级出身，我的家庭是个小量土地拥有者兼营商业的中产阶级。按中共的定义应该列为富农。但我并不以为我是富农而反对这一个农民政策，因为我在农村中生活很久，我深深地了解农民的痛苦，不独是雇农、贫农苦，甚至富农和地主一样苦。由于农村经济的贫乏，农村的土地分散，大地主极少。我和一般农民一样，厌恶并愤恨一般苛索农民的土豪恶霸；因之，我参加中共的革斗争，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良好社会，尤其是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我未到过苏联，没有实地考察苏联在大革命时的农村情形；但是，从留俄归国的中共党员中，我获悉了帝俄时代的农村情形，与中国现状不同；俄国的地主所占的土地动辄以万亩计；俄国的富农都是经营有广大的农场。他们多是农村的资本家；俄国的贫雇农特别多，他们多数是农奴转变为贫农，或者受雇于农场为雇农，他们可以说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中共在南昌暴动时宣布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也可以说是对二百亩以下的土地不加没收。但土地革命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到一九三三年时，地主富农的定义都规定得非常苛刻与不合理了。凡有土地十亩，甚至不足十亩，只要其生活来源主要是收租，或部份收租部份自耕者，皆名之为地主。农民中凡自耕自给，或雇用一二农民助耕的即名之为富农。如果照周恩来这个说法，那么农村中要杀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想：中共现阶段的革命，如果是为了被压迫的人民谋解放，为了要使广大人民得到自由幸福的生活，那么就不应站在阶级仇恨的立场，把稍有田地的人，一概加以屠杀。同时我认为：地主剥削制度是中国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决不是这个时代的地主的个人犯罪行为。以革命手段来消灭其制度是合理的，但毁灭其生命，不仅是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大伤国家的元气！而且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若得不到广大农民的同情和拥护，革命是没有前途的。我经过这样的考虑，便打好了一个腹案，在大家沉默中站起来，说明我对这个政策的意见： 　　一、本党土地政策，照现在的地主定义，要消灭的地主实在极多，牺牲人民生命过大，有损国家元气。 　　二、因反富农，很容易发生执行政策时的偏差，致演变为任意屠杀。 　　三、因反对富农，必动摇中农，并因而影响贫农的革命情绪。 　　四、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薄弱，中国革命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和拥护，若采取这一农民政策，必断送广大的农民群众。 　　五、中国农村生产，主要的是建筑在小地主、富农与中农阶层，若摧毁了小地主与富农，必造成生产萎缩的现象，影响国家经济。 　　因此，我们的农民政策，应修正为“反对地主，消灭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以中农、贫农、雇农为基础，充实与巩固人民阵线”。 　　我这个意见，得到许多同志的赞成。接着起来讲话的是贺昌，他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现阶段革命的重要力量，本党不能忽视了小资产阶级与广大农民的利益。龚楚同志的修正案，我很同意。继续还有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踊跃地发表与我相同的意见，更充实了这一建议的内容。在这个激辩的过程中，会场情绪显得很紧张。 　　可是，中央的负责人，固执地务必要贯彻他们的主张。并不因多数同志的反对而加以修改。周恩来提出说明：“这个政策是根据第三国际给我们的指示而决定的，过去中国革命的不断受到挫折，都是党的负责同志不能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结果，我们鉴于过去的失败，今后再不能对国际路线有所怀疑。今天只有讨论如何去深刻的了解，及如何去执行这一政策，而不是研究修正的时候”。这个执行国际路线的大帽子，镇压了全场反对者的意见，各项实施细则，也就如议的通过了。 　　会后，我到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家里，跟他和他的小脚太太三人共进晓餐。他很沉重的对我说：“龚楚同志，你今天的见解虽然有充份理由，但太过激了”。说到这里，中共的高级干部贺昌也跑来了，他急忙问道：“老项！你同意他们的政策吗？你看事情还有什么发展？”项英笑道：“我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龚同志要当心一点！”项英的太太虽然是个旧式女子，但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她劝我道：“龚同志你这么口直心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来是很好的，但以后还是含蓄一点好”。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我仍觉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基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讨论党的政策，我是有权说话的。尤其是这一个关系到人民生存与党的前途的重大政策问题，我更不能不说，惟事情已经过去，只有静待事件的发展。第二天，我便起程回筠门岭去了。 　　满天阴霾，暴风雨终究是要来的。八月下旬，我接到命令调回军事委员会，粤赣军区司令员一职由何长工接任，其余的职务，也分别有人接任。交卸手续完毕后，我便回到瑞金军事委员会。 　　第二天，项英偕我到俄顾问李德自己个人的办公处，这也是他的住宅。周恩来和朱德已先到，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李德指着五万分一的军用地图，问我南面前线的情况（有翻译员传话），我详细的告诉他。他再问我：“（一）前线的碉堡线构筑为什么将近三个月还没完成？（二）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袭击，为什么事前没有准备？”我告诉他：“前线的堡垒百余座，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因正在早稻收割的农忙时期，动员民工比较困难，我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龙布墟独立第六团被敌军袭击事，该地与我司令部相隔百里，并无电话网架设，全靠徒步通讯，事前我曾到该团巡视，事后也曾亲往处置，粤军系先以武装便衣化装小贩，潜入龙布墟，然后内外夹攻，致该团处于混乱状态，损失步枪五十余支。这次事件固然是该团警戒疏忽，但在敌我双方对峙中，相互的军事袭击，亦是常事”。李德听了我的答覆，点点头，似乎表示满意。 　　但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立即站起来以严肃的口吻向我说：“龚楚同志！你阶级意识一向模糊，在此革命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时期，一切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农民要收成，赶着收稻、种稻，自然很忙；但任何工作都没有构筑这条堡垒线的重要。你只顾及单纯的农民利益，忽视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是你的错误之一。守龙布墟的独立第六团被袭击，是由于阶级警觉性不够，事前疏于防范，致被敌人化装潜入，内外夹攻，而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这是你的错误之二。你以前在广西工作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走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现在又对农民政策没有彻底的认识，保持着狭隘的农民保守观念，动摇了同志们的意志，这是你的阶级意识薄弱所致，这是你的错误之三；根据你上述的三个错误，党中央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一年，并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希望你能彻底转变”。 　　他说完之后，大家不说话，木然的望着我。五分钟过去，李德才打破僵局，带着笑容对我叽哩咕噜说了一通。翻译员告诉我：“李顾问说你是党的老同志，知道你过去很努力，将来对革命贡献时间正长，特请你在这里吃顿午饭”。 　　不久，特务员端上两大盘白面馒头和四大盘鱼及青菜。大家围拢着欢欢喜喜的吃着谈着，彷佛刚才的事像一个噩梦似的过去了。这个场合我本是非常尴尬的；这些党的高级同志，只知坐在家里及上层机关中谈革命，只知盲目地听从苏联的命令，没有了解中国农村经济情形，将来不仅要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要断送中国革命，我心里不觉隐伏着无限的愤怒！所以表面上反而没有尴尬的表情。 　　晚上朱德约我在他家里吃饭。他要我提高阶级觉悟，并好好的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特别是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冶部已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我听了，默不作声，餐后，便回到军委会去。 　　中共中央，像是郑重其事的来转变我的思想；在一个黑暗的晚上，在红军总部会场召开一个规模甚大的思想斗争会，同时被斗争的，还有被撤了职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瑞金的党政军上级干部近百人也全来参加，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我知道，这一次思想斗争会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向我们两个人进行思想斗争，希望转变我们的思想，同时也在教育其他的高级干部，然而，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 　　会议开始时，由周恩来宣布：“龚楚、孔荷宠两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是革命的老干部。党为了要教育他们，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猛烈斗争火力之下，再成为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现在先由龚楚同志坦白反省自己的错误”。他说完话时，整个会场静寂下来。我在这场合中，既不愿昧着良心，对自己的灵魂作残酷的凌辱，承认自己确有着一些内心并不同意的“错误”；同时，又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致牺牲生命的危险。这时内心异常痛苦！如何突破这一个难关？我考虑之后作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大意是： 　　“一、我在广西右江工作，没有彻底执行党的政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点，我是承认的。我犯这一个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我迁就当地社会环境，以致执行党的政策发生错误！ 　　二、我在粤赣军区司令员任内，我认为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因防线辽阔，兵力单薄，且所指挥的多数是地方部队，百密一疏，在所不免。第六团的被袭击，遭受损失，我自然应负其咎。对于堡垒线未能如期完成，是我顾虑到农民的生活和不影响农村生产所致，党对我的批评确是事实，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了群众困难的实际问题。关于农民政策，我的意见已在干部会议上详细陈述，至今我仍认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我要申明的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绝无半点自私观念存在其间。党开除了我的党籍，这是在我革命过程中的最大耻辱。但是我的错误绝不是背叛革命的行为，而是对中国革命现阶段政策见解上的稍有不同而已”。我说完后，便坐下来等侯同志们的“批评”。 　　在静静的角落里，一个人站了起来，他便是黄苏，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 　　“我和龚楚同志认识很早，而且有很多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知道龚楚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生活腐化，在广西工作时，曾以干元代价娶一个妻子，这一点龚同志没有坦白的”。黄苏这段话的最后一段，完全是无中生有，使我听了忍无可忍。因为我与我的妻子结婚，是在广西南宁国民政府下工作的时候。当时得到党内同志如贺昌和邓小平的协助，他们还参加了我的婚礼。这一千元代价娶老婆的话真是从何说起？于是，我立即据实提出答辩。中共高级同志贺昌亦即席提出证明，总算是渡过这一难关。 　　孔荷宠是个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在会议中遭受了许多同志的严厉批评，使他啼笑皆非，情形非常尴尬！最后由周恩来作总结，指出：“龚楚同志，对他的错误仍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希望他能进一步的去自我检讨；孔荷宠同志，头脑顽固，更须他自己切实的去纠正”。 　　孔荷宠在这次斗争会中，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脱离了中共的牢笼。 　　斗争会后，我与黄苏又在项英家里碰面，恰巧邓小平也在座。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他这番话真令我太寒心了！原来他为了争取党对他的信任，表现他有无产阶级不徇情的优良品质，不惜以道德途说之词来斗争我！假如没有党中央强有力的同志声援，我在斗争会上怎样下台？如此老同志！如此无产阶级优秀干部！真使我有无限的感慨！ 　　红军大学是训练上级军事干部的最高学府，开办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位置在瑞金县西十华里的松林内，依着小冈用木板建成了十余座课堂、宿舍和校本部。辟有两个广阔的操场，并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大礼堂。 　　学员区分为上级干部训练队，高级军事研究班，及参谋人员训练班三个部门。上级干部训练队有四百八十个学员，由红军中曾任连长以上的青年军事干部抽调受训。并将红军学校上级干部训练队并入红军大学：共分编为四个中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正规红军团长以上的军事干部，提高红军的战术修养，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指挥”。高级研究班是抽调红军中师长以上的军事干部及适合担任军事指挥员的政冶干部，以研究战术战略和大兵团作战指挥，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为目的，全班只有十二人。参谋班就是红军中的中级干部，遴选其文化水准稍高者调训，全班共有四十五人。 　　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反第四次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但仍参加高级班上课学习。校内行政由事务人员负责。这种只重学习不重人事行政的作风，是红军大学的特点。 　　高级研究班主任何迪周，是国军工兵营营长。参加对苏区四次围剿时在黄陂作战被俘。他的学识很好，他虽然在国军中地位低微，红军反而将他重用。这一来，他很乐意将他全部的学识教授出来。教官有陈时骥（国军师长）及另一国军郭旅长，俄顾问李德亦为教官之一，担任兵团战术及研究战略的指导。 　　高级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兵团战术、诸兵种联合战斗指挥、战略研究、战史研究、筑城学、兵器学、参谋业务……等。教育的实施方法，是尽量采用现地战术作业，与图上作业。每天除了清晨运动外，有六小时正课，其余的时间之阅读军事政治书籍，自我学习。每星期六在大礼堂开晚会，有红军总政治部剧社演出话剧及各种娱乐节目表演。朱德及所有高级党政军干部，常来参加。 　　我们的给养很好，每星期有一次肉食，每人有四两猪肉或六两鱼肉。平日的菜蔬也很丰富，比较红军士兵要好上几倍。我们于入校后，每人发一套灰斜列宁装军衣，两套白布内衣，尚有蔴草鞋和布袜，这些，都是红军士兵所没有的。高级班学员中，有孔荷宠、彭雪枫和我三人，每月能领十元大洋的营养补养费。因为我们过去曾为革命流过多次血，身体健康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特殊待遇。这个特殊待遇，在我到苏区以后就开始按月发给，其他高级干部如彭德怀等，因为没有负过伤，也就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了。 　　在红大受训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本班党支部书记彭雪枫通知我：“奉到党中央的通知，你已经恢复了党籍。请你今晚参加党支部会议”。我听了非常骇异！我不是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一年吗？现在仅只两个月，又是在学习期间，并无工作表现，为什么这么快便恢复了党籍？孔荷宠同志在我之前开除党籍一年，期间已经过去了，而他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为警惕与喜悦的心情所包围，警惕的是：“今后的工作更加繁重，更难应付，必须有更好的工作表现，才能得到党的信任和满意”。喜悦的是“在开除党籍阶段，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党籍既恢复，生命暂时有了保障，心情逐渐安定下来”。 　　后来，我从一个中央高级同志那儿，得到关于我恢复党籍的原因。原来我被开除党籍，完全是周恩来所主张的，当时情势颇为紧张，且有杀头的危险。时值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及组织部长张闻天，因赴宁都调整第五军团人事未返(第五军团政委萧劲光在那次被撤职开除党籍，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亦被撤职处分)，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待秦邦宪、张闻天回来，知道了开除我的党籍，认为周恩来处置失当，不能因为这种小事而开除一个有长远斗争历史的高级同志。但事情已经发表，不好朝令夕改，只好过了一个短时期，再在中央会议提出讨论，恢复了我的党籍。这种业经开除党籍一年，而能在两个月内恢复的事情，在共产党中是很少有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高级研究班便提前毕业。在红军大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毕业典礼。所有高级干部都到场观礼。毛泽东、朱德均致训词。高级班同学推举我致答词，由校长周昆同志发给我们一白布(三平方寸)的毕业文凭(他自己也领了一份)，会后叙餐，情形颇为热烈。 　　毕业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召集高级班学员，到总司令部训话。大意是“在此革命斗争的严重环境中，各位能得到几个月的学习时间，这是极可宝贵的事，在这一学习阶段中，据我所知，多数同志均能努力学习，在军事的修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中仍有个别的同志，游击思想仍极浓厚，政治的觉悟还不够。希望你们自加警惕，迅速转变，否则革命的纪律是不能放松的。现在，各位既已毕业，即要分配各位的工作岗位，今后务须加倍努力，庶不负党对各位的期望……”他那副冷酷的面孔，和刻薄的语调，使我们一班同学都感到不安。 　　第五章 政治攻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们，对于国军向苏区的围剿形势，一次比一次的严重，使他们甚感不安和忧惧！ 　　一九三二年四次围剿的初期、鄂、豫、皖区的红四方面军已被迫放弃苏区西窜四川。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会战，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以前，虽已有过初期的胜利，但严重的形势仍未解除。而国民党中央又将牵制国军抗日的罪名加于红军，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可以证明国民党的剿共决心。今后即使顺利的粉碎了国军的第四次围剿，但接连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又会到来。为了要解除这种围剿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他们一九三二年二月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政治攻势方针，藉联合抗日之名，以求得与国民党暂时的妥协，以保存实力，徐图发展。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愿意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利益，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和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 　　这个宣言，他们不仅在苏区散播宣传，而且在全国各地大城市，均由地下的中共党组织到处散发，以扩大其影响 　　可是国民党并未因中共这个宣言，改变了进攻苏区的既定故策。第四次围剿虽然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后因军事的失利暂告结束。 　　但仍积极的筹备第五次更大规模的向苏区进攻，这就是国民党给予中共所发表“愿意和任何军队党订抗日协定”宣言，最有力的答覆。 　　中共白发表了上述宣言之后，更积极的去推动反蒋抗日活动。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苏联和中共的策动及帮助之下，在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登时号召了察哈尔及其邻省的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参加者达十余万人。冯玉祥以有机会可乘，立即挥军向察东日军占领各县，大举进攻，很快的克服了察东各县。 　　冯玉祥自兴兵抗日以来，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苏联军品经济援助并没有到来，使他无法继续下去，此时他才知道上了苏联和中共的大当。同时国民党政府方面除增调大军北上集中于河北省外，并派员劝导冯玉祥临崖勒马，勿以抗日为儿戏，抗日大计应候中央政府决定，请冯与中央合作。冯亦感到现状实处于不利地位，乃于收复察东各县后立即宣布停止作战，准备将察哈尔军政大权交还中央，他自己便再度下野(那是一九三三年九月的事)。 　　中共参加抗日同盟军的高级人员杨晓初、刘少文、张慕陶、杨子康、吉鸿昌等，见冯玉祥又变了，他们便联络可能争取的军官，集中已能领导的军队，仍用抗日同盟军的招牌，藉抗日为名，准备与国民党展开军事斗争。以配合苏区的红军行动，当时推定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以吉鸿昌为总指挥，率部约六万人向北平前进，声势仍相当浩大，但这些军队官兵是为抗日而来，现改向国军作战，违背初衷，多不愿意，且军费无着，生活困苦，中途逃去者甚多。迨行军至古北口时，因前有国军防堵，便俘的俘，逃的逃，全军便被消灭了。吉鸿昌本人于失败后逃赴天津，潜居于租界内，卒被国民党侦察人员刺伤被捕，以后解赴北平枪毙了。 　　此次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其结果虽是失败了，但在抗日方面而言：曾收复了察东各县失地，给予日伪军以重大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力量。在中共方面来说：虽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希望，伹却延阻了国军对苏区的五次围剿，给子中共苏区及各地苏区红军以相当时间休息整编的机会。在冯玉祥个人言，表现了他个人的号召力量，并藉此与国民政府当局取得了谅解，终出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国军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在“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时，曾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拥戴和全国人民的歌颂，但另一方面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非难，因为中央以抗日的时机尚未成熟，主张对日暂时妥协政策，避免军事冲突；十九路军官兵，都非常怨愤！战争结束后，又奉调福建担任围剿苏区的工作。那时他们在意识上对中央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所以对苏区并无采取积极行动的决心，可是，因为既担任了围剿的任务，也不能不参加作战，不过，在红军反第四次围剿的战役中，第一次被红三军团的红七军给予他们一个重创；接着第二次又由我所领导的东路红军给予他们一个打击，他们鉴于这两次败仗，认识了红军的战斗力，于是改进攻为防守，只有深沟高垒，监视着苏区红军的活动。后来由于李济琛、陈铭枢的积极煽动，他们便酝酿着反抗国民政府的运动。 　　他们早已看到了中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呼吁联合抗日的宣言，和组织抗日联合战线这一套动人的主张。他们自己认为是抗日的部队，人人以抗日英雄自豪，在抗日的口号下，当然可与红军合作。乃派徐名鸿为代表，携了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四人联名给朱毛的信，由福州经连城至长汀，先与红十二军接洽。然后由红十二军引导至瑞金，与中央接洽。信的大意是：“国民党中央当局，不惜以辱国条件与日本妥协，而集中全力进攻苏区，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仅要消灭红军，而且要打垮一切抗日力量。因此，抗日革命力量必须要团结在一起。现在准备组织福建人民政府，领导福建人民，实行抗日主张；并愿意和红军彻底合作，并肩作战。并希望苏维埃中央政府，派全权代表到福州，商讨具体的合作办法”。 　　那时国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于十月开始，中共领导阶层人物正在旁徨之中，突接到这个天上飞来的佳音，朱德、毛泽东等，及所有同志均欢喜若狂，一面款待来使，一面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办法。当时在会议中发生了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是左倾路线的教条主义者的国际派，对福建人民政府缺乏信心，主张派一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州和李济琛等先进行试探式的会商；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红军；干部派，主张立即派大员到福州举行正式谈判，并希望能够拉紧福建人民政府，使它能跟着中共的政策走，以粉碎国军的五次围剿。最后是决定派潘汉年、张云逸为代表，随同来使赴福州，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其内容如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面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区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监狱中的政治犯……（录自救国时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中国人民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在福州宣布成立。以李济琛任中国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陈铭枢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蒋光鼐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黄琪翔任参谋团团长。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司令。并将福建省所辖地区划分四个省，派出各省政府主事，并派全权代表一人驻瑞金，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络。中共当时虽然采取了慎重的合作政策，但如何去巩固人民政府的阵营，倒是十分注意的。他们特请福建人民政府整肃十九路军内部的不稳份子，以巩固内部组织。同时，急电苏联迅速运大量陆军装备及飞机来厦门补充红军。苏联对于援助中共夺取中国政权，是乐意的，特别是在日本正企图并吞中国的时候，过去因为没有一个海口，所以无法运送。现在既打通了福建，当然非常方便。于是，立刻答充，准备先运步枪三万支，轻重机枪四千挺，各种大炮二百门，飞机十架，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此种器材，已陆续集中海参威，装船候运。另由上海先运送中国大洋券一百万元为红军军费（大部为中国银行及实业银行所发行之一百元券）。这一百万元的经援，以后便成为红军突围西窜的军费。 　　福建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因为内部意见复杂，矛盾丛生。中共对福建人民政府，始终是存着利用和观望的态度，并没有真诚合作的积极措施，当国民政府积极调动在赣、闽两省剿共的第九师李延年部、十八军罗卓英部、六十四军刘和鼎部，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准备对闽用军事解决的时候，人民政府曾迭电中共请派遣红军入闽配合作战，以阻遏国军的攻势；这个正是红军配合十九路军先行消灭这一部国军的大好机会，但是中共的大军，却迟迟不发，再三拖延时间。卒为国军主力由蒲城进攻建瓯，继以中央突破，占领延平，十九路军便告瓦解，福建人民政府亦即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整个崩溃了。中共援闽的一、三两军团只好中途折回，而苏联集中海参威单备援助中共的军械和飞机，也无法运送，徒成了中共的黄粱一梦！ 　　（作者按：本编所纪中共两派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意见，与我前着“我与红军”所载不同。是因当时记忆错误所致，特在此更正） 　　中共的高级领导同志，与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签订联合抗日协定时期，尽管意见不同，主张有异，但自十九路军失败后，中央苏区又受到国军五次围剿的更大压力，才认识过去措误，失去了一个政冶攻势的良好机会。但事成过去，后悔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只有继续的努力去开展政冶攻势的策略。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 　　一、坚决反对……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国联和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及其胜利的保证。 　　二、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号召民众，参加抗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四、用军器库及入口武器来武装民众，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财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作为抗日费用。 　　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影响，取消一切对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设施累进税以应用度。 　　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七、反对……出卖东北、华北和中国的“塘沽协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 　　民众们！这就是我们的斗争纲领。每个劳动者，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应拥护这个纲领。中共这个文告发表后，得到了宋庆龄等几千民族爱国人士的反应，他们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廿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他们这个纲领包含了下列条款： 　　一、全体武装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采下列办法筹措抗日战费—— 　　（甲）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同时停付日本一切债款。 　　（乙）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丙）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丁）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戌）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同时设立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高丽人、台湾人等等）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关系。 　　中共这次政治攻势虽然未能得到实际上的援助，但在政治上的影响是收到了相当的效果的，以后一九三五年的西安事变，以及由此造成的国军停止进攻苏区延安，容纳朱毛红军参加抗日等措施，都是中共政治攻势继续发展的结果。 　　第八编 中央苏区的末期 　　第一章 国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红军的编制，一九二八年湘南成立红四军时，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的三四制。十二人为一班，三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个步枪连、一个重机连为一营，三个步兵营及一个步炮连为一团。团以上是师，但因兵力不足，不编师，由军直接指挥团，这是权宜之计，无可厚非的。但朱毛到了闽赣边区以后，却将营级取消，改为军、师、团、连、排、班的制度，其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壮声威，但在作战时的兵力使用上，是极其不便的。 　　至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围剿结束后，因弹械获得不少，红军又积极动员苏区壮丁参军，以扩大红军组织，同时因红军积极研究苏联陆军的战略战术，为了便于运用，红军的编制决定从新拟订。当时我就奉中央军事委员会之命负责这一拟订红军新编制的工作，并按所拟新编制组织了一个模范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编组成立，五月间即参加东路军福建之清流及新泉、朱坑各次战斗，成绩尚好。红军总司令部便于七月间开始整编红军，整编的办法如下： 　　（一）取消军、以师为红军建制最大单位。 　　（二）按照师、团、营、连、排、班之系统编成之。 　　（三）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团，团改为营，连排照旧。 　　（四）按照现在武器数量，先建全排、连、营之编制，然后再充实团和师。 　　（五）排、连、营之编制，照模范团之编制编成，这一整编工作之进行，在九月份大已完成，其番号及兵力如下：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兵团： 　　中央警卫师(由原有警卫团及国家政治保卫局之警卫队合编而成，兵力约八千人)。 　　（二）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 　　1、特务团(约一千五百人) 　　2、野战炮兵团（内辖山炮营、迫击炮营、特务营，共约一千五百人） 　　3、通讯大队(包括无线电总台、电话总机等) 　　(三)第一军团总指挥：林彪 　　1、直属特务团(一千五百人) 　　2、第一师(第三军改编) 　　3、第二师(第四军改编) 　　(四)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 　　1、直属特务团(原总指挥部警卫连及七军特务团改编) 　　2、第四师(第五军改编) 　　3、第五师(第七军改编) 　　4、第六师(独立师改编) 　　(五)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 　　1、特务团(原有特务团扩编，有一千五百人) 　　2、第十三师(十三军改编) 　　3、第十四师(独立团改编) 　　4、第十五师(十五军改编) 　　(六)第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稍后成立) 　　1、特务团(长汀独立团改编) 　　2、第三师(十二军改编) 　　3、第廿五师(第九军改编) 　　以上一、三、五、九、四个军团是红军主力，总共兵力约有十万人，此外尚有已经整编之军区部队： 　　（一）粤赣军区何长工 　　第廿二师五千人 　　（二）江西军区陈毅 　　第廿一师三千人 　　第廿三师三千人 　　（三）赣东北军区方志敏 　　第十九师（第十军改编，五千人） 　　（四）闽赣边军区邵式平 　　第二十四师（第廿二军政编，六千人） 　　（五）湘赣军区张启龙 　　第十六师高咏生(第八军改编，五千人） 　　第十七师萧克（独九师改编，于一九三二年由中央苏区调湘赣区，六千人) 　　第十八师阎图阁（独立师改编，有四千人） 　　以上五个军区的红军已正式整编完成，且能配合红军作战。 　　尚有福建军区，当时仍在整编中，它早已成立独立师，已编入第九军团。另外尚有赣东地区之三十四师在整编中。 　　湘、鄂、赣区原有十六军由孔荷宠指挥，孔犯错误后调中央苏区红大高级班受训，结业后逃出苏区投国民党，该区党政军领导另派员负责，情况不详。 　　国军对苏区的围剿，经过四次挫沂后，国民党当局已认识到：不能再以啸聚山林的土匪，乌合之众，来比拟红军了；同时也认识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是失败了。为了组织第五次的围剿，蒋介石将军在庐山举行了一连串的剿匪军事检讨会议、决策会议，以及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以研究剿匪的山林战、碉堡战等战术和技术。费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准备工作。 　　当时中共对国民党庐山会议及训练班的情形，因为国军内有中共潜伏的党员参加训练班，及事前布置了庐山谍报工作；国民党的一切活动、中共情报工作者，很快的便送到苏区。故苏区对庐山会议的情形，亦了加指掌。 　　关于剿匪检讨会议，对红军的优点和缺点，大略有以下各点： 　　（一）红军的优点： 　　1、红军作战的突击力极强，而且行动迅速，动作灵活。其机动作战的性能，常出国军意表。 　　2、红军的情报工作极好，国军的一切行动，均能事前侦察；因此，应战应退，均取得主动。 　　3、在苏区作战，红军地形熟悉，且有民众掩护和帮助，其行动秘密飘忽，国军无法捉摸其作战主力。 　　4、红军通讯敏捷而灵活，故于各地区作战均能互相策应和互相配合，使国军作战处处受到牵制。 　　5、红军在其占领区内，对于人民生杀自由，不受法律束缚，致苏区人民不敢反抗红军，而苏区的壮丁，随时可补充红军，甚至老幼男女均纳入其各种民众组织之内，以支援红军作战，故红军作战伤亡后，很快就可补充，而恢复其战斗力。 　　(二)红军的缺点： 　　1、红军的装备太差，战斗的火力弱，不能攻坚。 　　2、红军的士兵及初级军官，多未经过较好的训练，战斗技术极差，他们作战全凭一鼓勇气。故他们讲求速战速决；战斗时间不能太持久。 　　3、苏区除了人力外，别无战争资源，物力和财力均极度贫乏；他们的械弹补充，专靠向国军抢掠而来。因此，战争的时间亦不能持久。 　　4、苏区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他们帮助红军，不是感其德，而是畏其威；只要国军能够保护人民，人民必反对共党及红军。 　　国民党根据上述红军作战的优缺点，策定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大致如下： 　　（一）军事方面： 　　1、战略：采外线作战，对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大包围，构筑碉堡包围圈；逐步推进，逐步紧缩调堡的包围线；以持久战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及物质，缩小苏区，将红军压集于苏区中心地区之内，而彻底将之歼灭。 　　2、战术：步步为营，在碉堡火力掩护之下方逐步踏进，每次跃进应在十里距离之内，使红军无法获得乘国军运动中而突击之机会。也就是避兔与红军作运动战，而迫使他们和国军作阵地战、攻坚战。 　　（二）政治方面： 　　1、组织政治工作队，在国军控制地区内，恢复一切行政组织，办理保甲，切实保护人民，严禁屠杀人民之行为。 　　2、对苏区政府，共党及红军的投诚人员，妥为保护和优待。 　　（三）经济方面： 　　实行经济封锁：包围苏区的碉堡线，严禁人民及物资流通，使苏区经济物资陷于绝境，以困毙之。 　　上述国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作战方略，是针对了红军的弱点，和避开了红军的优点而订定的，从一般的军事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其胜利只是要能在持久的时间上，缓缓的不变来取得。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中央苏区红军方面，已完全了解了国军即将开始向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新作战方略。当时红军亦已扩充整编完竣。总共兵力达十四万人，除了中央警卫师担任中央机关之警卫及保密工作，及各军区指挥之各师各有地方任务，不能集中作战外，其余有十个师（十万人）可集中作战。此外苏区各县仍在积极编组模范师、独立师、独立团等，以负责地方警卫任务策应红军作战。 　　中共中央当局以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为主体，在俄顾问李德的领导下，真实的负起决策责任。他们召集了一次会议，研究反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那时我正当被开除党籍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高级人员，每星期能来和我叙晤一次的只有叶剑英一人，我们每次晤面多是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日，由他来访我，我们通常是到乡村的小菜馆食一顿晚饭。那次会议，他是出席的一个，他于会后告诉我： 　　会议开始时，秦邦宪的政治报告说明： 　　（一）国民党统治阶级因对日本侵略的屈服，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其党内派系又引起更大的分裂。各省军人对中央的反抗，亦日形严重，他们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力量来对付我们苏区。 　　（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亦因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全国工人、农民、学生、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情绪的高涨，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趋势均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 　　（三）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是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决战。 　　（四）反第五次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以至全国胜利的重要关键。 　　根据上述形势，我们中央苏区红军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牺牲去争取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们红军的实力，现在可集中作战的有十万人以上；此外尚有地方部队，我们在任何地区都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因此，我们对反五次围剿的作战方略：是以堡垒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堡垒，以坚强的防御战，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要反对游击性的运动战，不能让寸土给人。在战术上，我们要用短促突击，歼灭脱离碉堡向我进攻的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争优劣形势的转变，而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当时问他（叶剑英），会议时有没有人反对？你是否同意这种战略和战术？他告诉我：当时毛主席曾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坚决主张集中优势的兵力，以运动战消灭进攻的敌人，他说明：敌人虽然是以碉堡政策，步步为营的向苏区包围进攻，但运动的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我们有忍耐性去捕捉机会，并要积极的想办法去争取机会，制造机会。可是当时遭到了秦邦宪等及李德的反对。叶剑英说他自己亦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以我们红军现时的装备要和国军进行阵地战，硬碰是没有把握的。他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答覆他是：我们红军现在无论质量和数量，均处在绝对劣势的地位，若照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战略原则，和国军进行阵地战，正是国军求之不得的机会。我们应该珍惜艰苦创造的苏区和红军，请你和朱老总及项英同志研究，缓缓的说服中央领导同志。他对我说：我亦有意在将来遇到挫折时乘机提出修正这一个方案，不过现时是无法转变李德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向和决心的。他说话时的态度，流露出忧疑的神情！ 　　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于反国军第四次围剿战役结束后，即以备战的姿态，集结于中央苏区之北面，加紧补充、整训，其驻地如下： 　　(一)第一军团：南丰及黎川卧南地区。 　　(二)第三军团：福建之泰宁、建宁地区。 　　(三)第五军团：宁都、广昌地区。 　　(四)第九军团：福建之长汀、清流、宁化地区。 　　(清流、宁化之十九路军于八月间已撤退，即由罗炳辉主十二军进驻。) 　　各军区负守备任务，其区分如下： 　　(一)东面：由福建军区司令部负责，以汀州为中心，指挥该地区之独立第七师及独立团对福建方面敌军警戒。 　　(二)南面：由粤赣军区司令部负责，以筠门岭为中心，指挥廿二师及各独立团对南面由福建之武平起，经广东之平远、江西之浔坞、安远、信丰、南康、暨赣州之线警戒。 　　(三)西面：由江西军区司令部负责，以龙冈为中心，指挥廿一师、廿三师对万安、泰安、吉安、永丰、乐安、暨宜黄之线警戒。 　　由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九月，是红军主力整训时期，七个月的时间，红军主力没有作战，整训扩充计划亦已完成，指战员们都从上级指挥员及政治委员的讲话中，知道国民党庐山会会议，准备以明堡围剿苏区的作战方略；他们(红军)要从战略、战术、技术及政治觉悟上去充份准备战胜敌人，保卫苏区。这种精神、思想、技术的准备，已经有了几个月的时间。 　　暴风雨终于来了；十月初旬，苏区北面，抚州、金溪、资溪、南城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占领了硝石及黎川县城，很迅速的构筑碉堡工事，包围苏区北面。红军主力为了消灭运动中的国军，一、三、两军团亦很迅速的运动到黎川东北地区，以雷霆万钧的压倒之势，在洵口地区，突击正在南进中的国军一个师，战斗不到三小时，便已将国军全师解决。这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战，得到了完全胜利。 　　洵口战役胜利之后，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对于黎川县城的失去，大感震惊！认为是被国民党打开了北面苏区的门户，必须要反攻收回；他们命令红五军团由南丰进攻硝石（黎川南城间），截断黎川国军退路，然后消灭黎川之国军。 　　十月十四日，红五军团向硝石四个师的国军碉堡强攻，结果伤亡惨重而退至资溪墟。廿二日又奉命进攻资溪桥，战斗了两天，至廿四日向黎川东南地区撤退。 　　由此以后，红军辗转向北面黎川附近之敌军碉堡进攻，如：罗家山、云盖山、大雄关、团村、德胜关、东山、黄土关诸役，红军无不因缺乏攻坚武器，装备拙劣，而遭失败。 　　中共中央又命令红军分兵驻守，以碉堡对碉堡与国军进行阵地战，阻止国军南进；以集中对集中与国军进行大决战。他们这种战略方针，不特不能收阻敌之效，而且将红军的机动性束缚住，将红军兵力分散，而无法把握运动战的时机，进行有利的主动的进攻战斗。特别是在一九三三年末至一九三四年初，福建人民政府与红军签订协定反蒋抗日时期，当北面国军转移兵力向福建人民政府进攻之时机，红军不特没有集中兵力配合十九路军夹攻国军，反将主力一部西向，进攻永丰以南地区之国军碉堡线。而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歼灭国军，粉碎国军五次围剿的机会。卒因红军不能及时增援十九路军作战，致使十九路军遭到彻底的失败。 　　十九路军失败之后，国军就从东北两面向苏区进攻，红军西自乐安南之招携，经南丰南之三溪墟、广昌、康都至福建建宁之线与国军相持四个月之久。红军的伤亡极大，战争形势已日趋恶劣。第五次围剿会战，已露出了失败的端倪。中共的领导者已有旁徨之感了。 　　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四月中旬结业后，朱德即派人来请我到总司令部，他告诉我：“总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因患严重的贫血症，已赴汀州医院休养，现在战争紧急时期，不能一日无人负责，昨晚党中央会议，咸认为只有你能胜任此职，决定派你代理参谋长，请你即搬来总部开始办公”，等语。 　　我以受过党的严重处分之后，又要负此重大责任，心里有点着急，我因与朱德素来无所不谈，我立即对他说：我受过严重处分，现在即负此重责，恐不为领导同志所信任，将来我的意见若不受尊重，则有负我的职守，何不调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以驾轻就熟。朱德对我说：这个问题是昨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的意见，而且秦邦宪同志还说，过去对你的处分失当，周恩来同志亦赞成调你任参谋长之议，他还说：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你比剑英同志强。你来绝不会有困难的。如此，我便于当晚迁入总司令部，开始负担这个繁重的工作。 　　我的办公厅是在地下与朱德为毗邻，楼上是周恩来和李德的办公厅，我的办公厅内除了我自己外，还有年轻的参谋四人，他们是协助我处理各部送来的文件之收发、登记、呈阅及人事登记等工作。 　　总司令部内分为五部： 　　（一）作战部部长张云逸，有参谋五人，分办业务。 　　（二）情报部部长王铮，除有参谋六人分办搜集、整理、研究情报等工作外，还有无线电情报组。 　　（三）军事教育部部长唐睿，有参谋四人分办业务。 　　（四）供应部部长叶季壮，该部兼办党、政、军的供应业务，它名义上是属于总司令部，实际上是受党中央指挥。 　　（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兼任），负责红军及地方政治工作，组织庞大，部内的职员有一百二十余人；尚有新闻报纸、政治工作队、印刷机等附属组织。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很少参加总司令部的情报、作战等研究工作。总司令部的一切行动决定及命令，由参谋长分送一份给他便是，他也很少和参谋长联络，这是与红军政治工作体制不符合的，但周恩来虽是政治委员，他对王稼祥非常客气，不特不去指导政治部工作，相反的有时王稼祥还要指导政治委员的工作。朱德和我当然乐得不理。 　　关于红军总司令部公文的处理，是很简便的，各部的工作由各部主办，拟定办法或文稿后，送来参谋长室，经参谋长研究，如有修改时立即修改，普通文件由参谋长自行处理，但如作战、情报、人事等重要文件则送总司令作最后核定，或立即由总司令通知政委和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后，交给参谋长办理，参谋长在研究作战、情报问题时，通常须提出具体意见俾总司令有所抉择。 　　我接代总参谋长时，正值广昌县城防御战及福建、建宁阵地战的紧张阶段，我和朱总司令、周恩来、李德，每天早上九时，晚上十时必同在一起研究情况，若遇有特别事故即由我随时提出和他们研究。整天由早上六时至午夜十二时均在办公厅工作。 　　广昌失守后(四月末)，五月中旬，以一、三、五军团组织了一次广昌以南之高虎脑战斗，及万年亭战役，集中兵力，采取积极的阵地防御战，希图挽回北线战场的颓势，结果虽杀伤国军极多(国军损失两师以上)，但红军的伤亡亦重，元气大伤。 　　五月份福建方面之建宁江安庙战斗、及建宁县城战斗、永安战斗、连城战斗均失利，六月，红军又从新调整阵线。福建方面：守宁化、清流至长汀以东之线。江西方面：守宁都、石城之线，又暂时成了胶着状态。 　　第二章 突围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旬(大约是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一、三、五、九军团的高级干部均由前线召回来参加会议，地点是总司令部会议厅。 　　到会的有：李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邓发、叶剑英、瞿秋白、彭德怀、林彪、董振堂、罗炳辉、陈毅、龚楚......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开会。 　　会议由秦邦宪主持，他宣布开会理由，略云：反五次围剿的战争形势已日形紧张，我军现处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形势下，必须要避免敌军的合击，今后应如何进行作战，请各位军事同志多提意见，针对敌军状况，定出一个适合战事环境的作战方略，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等语。 　　周恩来接着宣布：请各军团总指挥扼要的报告八个月来的作战经验及应采取的对策。 　　林彪报告：反五次围剿开始，洵口战役得到一次大胜利，这次胜利是乘敌人向无明堡凭藉，我军即以坚决迅速的机动消灭敌人，我军若能依靠着这次胜利的精神，忍耐的捕捉时机，乘敌军推进即向敌人突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我们这几个月来从事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这是今后作战指导应该特别注意的。 　　彭德怀发言：我们红军不能及时援助十九路军，配合消灭国军，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否则五次围剿早就粉碎了。 　　董振堂发言：阵地战、碉堡战在我们五军团来说，是惯熟的正常的作战方法，但我们的装备实在远不及国军，没有火力去摧毁敌军的工事和碉堡，只靠血肉之躯去硬碰，牺牲实在太大，今后仍应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力求争取运动战，方能改变战争的形势。 　　罗炳辉发言：军事是最危险的东西，必须慎重从事，否则随时有覆灭的危险，过去的作战指导，或有失当的地方，但已成过去，似不必追究，未来的决策是要请中央领导同志多多考虑，我们是军人，只知服从，只知切实去执行我们的战斗任务，其他的我们管不来。 　　至此，会议的气氛非常严肃，当各军团总指挥报告的时候，李德及秦邦宪等的脸色凝重，而且表露出很不高兴。待罗炳辉报告完后，李德即向秦邦宪讲了有十分钟左右的话，秦邦宪随即起来答话，大意是：根据各位的报告，都认为过去的战略方针有决定性的错误，但李德同志认为：这不是作战方略的错误，而是各位不善于运用阵地战，攻防战及短促突击战术的错误而致，但今次会议是研究以后如何转变战争形势的问题，各位发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今晚八时仍继续开会，请各位精密的研究，准备到时提出意见，现在已六时，即休息晚餐。 　　散会后，李德、秦邦宪邀我到楼上共进晚餐，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亦同在一起。大家坐下不久，秦邦宪即提出三个问题问我： 　　(一)应采什么战略和战术？ 　　(二)这次会议尚有没有办法转变形势？ 　　(三)倘若形势再趋向不利有何对策？ 　　我答覆他是： 　　(一)目前我们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内线作战利在能集中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而各个击破之，以我们十万的兵力集中对一路的国军，胜利的公算是极大的。战术土，是要在敌军运动之时，以坚强迅速的突击而歼城之为上策。 　　(二)内线作战的战区形势，利害的分野是在敌军尚未超越利害变换线之时，则是尚末形成合击的形势，我们还有战胜机会。现在这个战区，是以瑞金为中心，按敌军五十万兵力计算，必须到达东面的长汀，南面的会昌，西面的云都，北面的博生(宁都)石城才是利害的变换线，才形成了合击的形势，也就是说：敌军没有进到上述位置相连之线时，我军仍有集中兵力选择敌军向苏区分进兵团各个击破的时机。 　　(三)倘形势再趋不利，我们惟有于尚能突围之时转移到敌军包围之外翼作战，仍采取集中兵力以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各个消灭敌人。 　　我答覆完后，秦邦宪即以俄语翻译给李德，李德听得连连点头，当时表现得很兴奋，他对大家说：龚同志的意见极之正确，我的意见亦是如此。今晚会议就根据这个意见提出来讨论，但为了要阻滞国军向苏区推进，对北面国军仍须要构成防御线，以适当的兵力固守之，主力应随时准备集中出击。 　　周恩来提出：利害变换线应在长汀、会昌、兴国、胜利、广昌(那时广昌已失)之线。 　　朱德提出：加紧动员工农参军以补充红军，对突围之准备亦须进行...... 　　李德对这些提议，亦很同意。 　　我们这次谈话，被其他的同志知道了，他们称之为：“大会议中的小会议”。 　　晚上八时，继续开会，由秦邦宪挂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战略和战术问题： 　　采取积极防御，红军主力以一部(不超过三分之一)守备北面防御阵地，阻止敌军向苏区前进，主力集结控置于北线阵地附近，准备捕捉时机，在运动战中以速战速决之短促突击战术，各个消灭敌人。 　　（二）充实红军问题： 　　加强动员工农参军，限于一个月内充实红军主力，继续每一个县编组一个模范师。 　　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击，机动作战，每次战斗都求速战速决，一举而歼灭敌人。我们但求打一次至两次胜仗后，敌运进攻的形势即要改变，而予我们更多的胜利机会……。 　　但讨论的结果，李德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第二个扩大红军问题亦照提案通过了。 　　这时已是午夜，主席秦邦宪宣布：会议准备连续三天，白天不开会，各同志个别自由交换意见，每晚八时开会……旋即散会。 　　第二天晚上八时继续开会，讨论第三个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 　　（一）转移作战的目的和方向。 　　（二）转移作战之时机。 　　周恩来首先提出具体意见，略云：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我们希望在今次会议所决定的新战略，能将形势扭转过来，但对于应付形势恶化的准备是不能疏忽的，认为军事以胜利为主，我们从事内线作战，若不能达到战胜的目的，就要转移为外线作战，目的还是消灭敌人，保卫苏区。因为我们转移到国军封锁线之后，即以运动战向敌人的外翼进攻，或向敌人的心脏地区进攻，敌人即必放弃进攻苏区，转移兵力对付我们红军主力。这样敌人对中央苏区围攻的封锁线，不攻自破，苏区也就可以保全。但从那一方面转移作战？也即是说从那一方向突围出去，有利于我们转移及转移后作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现时中央苏区形势，是有两个方案可以选择： 　　（一）是向东北突围，沿闽赣边转移到闽浙赣边，以闽北苏区及赣东北苏区为根据地，转向围攻苏区国军之外翼进攻，如金溪、抚州均可。或者向浙江之衢州、皖南之广德等之苏、浙、皖，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挺进亦可。 　　（二）是向西南之赣粤边区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第二军团会合后，向湖南之衡阳、长沙方面进攻。 　　这两个方案，他认为以第二方案为最有利，因活动范围广大，不受长江及沿海地形之限制。关于时机问题，则认为必须在敌军末超越北面阵线即石城、博生（宁都）、胜利（龙冈）之线为宜。 　　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即发言： 　　（一）他同意于内线作战陷于不利时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 　　（二）突围之方向，他主张向东北沿闽赣边区进出闽浙赣区较为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有深山密林为掩护，敌军亦较薄弱，若利用闽北山区转移，可不用作战而进出国军封锁线之外，北面外翼且有赣东北及闽北苏区之掩护，至于活动范围，有苏、浙、皖、赣各省，尽足转移作战。 　　接着林彪、彭德怀相继发言，反对周议，赞同毛议。争持相当热烈，但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第二天下午四时，秦邦宪、李德到总司令部，约我到楼上（李德、周恩来办公厅）研究突围准备工作，朱德、周恩来、项英均在座。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经过研究的结果拟定： 　　（一）派方志敏率十九师为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总司令，向衢州方面挺进（衢州有中共工作基础），创造皖、浙、赣边根据地。 　　（二）将湘赣边区六十七、十八两个师合编为第六军团，以萧克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王震为政洽部主任（原是萧克十七师政委），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 　　（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并由会昌移至云都县城，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如西南之敌情，碉堡建筑情形，桃江水之河床探测，湘桂边区侦探之派遣……等均须缜密进行。 　　晚上八时又继续第三晚的会议，开始时由秦邦宪将小会议拟定三个问题提出讨论，毛泽东仍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其他同志发言情形亦不热烈，只是稍为说明后便通过了，会议即宣布结束。 　　散会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感到沉重和悲哀！各自沉默的散去，惟有项英拉着我的手到我的办公厅坐下，两眼望着我说：艰苦的工作又交到你的手上了，你要小心啊！我倒不以为然，我对他说：这个赣南军区的工作不难做，因为粤桂合作反蒋形势已将成熟，我判断粤军必不会再进攻南面苏区，其他的任务我是很易完成的，只是要派侦探时的一笔现金开支请你注意不要为难我就得了。他听我说得轻松，他亦笑起来，对我说：我以为很艰难呢？关于侦探人员所需之现金，绝无问题，将来你到职后，做个计划来军委会就是了。 　　时已深夜一时，他才带着两个特务员回去。他走后，我觉得他是对我最关怀的一个同志，我心里深深的感激他！ 　　我自四月间接代红军总部参谋长，历时两个多月，是处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中，但因为总司令部的五个主要部门，作战、军事教育、供应的部长是红七军的老同志，各项工作进行，我不用十分费神；政治部是独立的，与我只是发生横的联络关系；惟有情报部，业务既重要，人事又不熟悉，我的工作重点，就注意到该部的工作上，部长王铮，是一个有科学头脑，而且精通无线电科学技术的人，且作事负责，我很快的便摸清了该部的工作，故在这两个多月来，我的工作表现是为中央各领导同志所赞许的。对于各军团首长的关系，因为我日夜注意各军的动态，凡可通电话时，我经常以电话和他们联络；不可以通电话的，我便给他们无线电联络，所以很密切，在这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与我有心病的彭德怀，对我的态度亦已完全转变，他每次到总部，都来看我，前方情况，亦经常亲自直接用电话向我详述。因此，这一段时间虽然是很辛苦，但精神上是愉快的。 　　七月初旬，总司令部发表了新的命令： 　　（一）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军区司令部移驻云都。； 　　（二）粤赣军区司令何长工调总司令部另行分配工作。 　　（三）派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四）派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五）原属粤赣军区之部队概归赣南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调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改由刘伯承接充。 　　这个命令公布后，我即偕同刘伯坚到云都县城接长赣南军区司令。 　　那时军区司令所指挥的红军计有： 　　第二十二师师长黄子荣 　　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 　　会昌独立师。 　　赣州独立师。 　　第一、二、三、四、五、六、独立圈。 　　当时南方前线除筠门岭(原粤赣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被粤军第三军占领外，其余各地无变化。我判断：广东广西正在反对国民党中央，南面之粤军必不会进攻苏区，我的工作重点是，完成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侦探赣江上游——桃江水之沿线水位，找寻徒涉场。 　　2、派遣四个侦探组：第一组深入广东之南雄、仁化；第二组，入江西之信丰、大庾；第三组，入南康、赣州；第四组，入湘南之宜章、郴州，在这一带侦探敌情及碉堡状况。 　　军事之部署调整如下： 　　1、二十二师进驻云都县属之大墟坳及安远县属之塘村墟，策应龙布小坌方面作战。 　　2、二十四师进驻筠门岭以北之水口江，策应天心及筠门岭附近地区作战。 　　3、会昌独立师驻青溪，向浔坞、安远游击。 　　4、赣州独立师仍驻大田市、洛口墟，对桃江水西岸之敌警戒，并监视其动态。 　　5、各独立团位置和任务如前。 　　我的工作，很快的全部展开了。我在一个星期之后，即亲自出茅店，然后沿桃江水东岸、龙布、塘村墟、青溪、水口江前线巡视一次，检查前线防御工事及慰问前线指战员，经过会昌、瑞金回云都。我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 　　在我这次出巡中，最使我激动的是二十二师指战员，他们知道我出巡，到达小坌时，即派员和我联络，当我到塘村墟时，他们全师集合举行全师指战员叙餐大会，来欢迎我；因为该师是模范团扩编的，我是他们的老指挥员同志，相隔别了一年，人人都想接近我，将我抬起来；他们流露出那种内心的欢喜情形，使我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尽管共产党用尽方法去消灭人性，用尽方法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但人性的感情仍旧常在不觉中流露出来。廿二师的指战员对我如此；我对朱德、项英、叶剑英、张云逸等的感情又何尝不是仍旧保存着哩！这种情形，是共产党的教育失败吗？还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人民？这要留待历史来证明了。 　　八月初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读五万份一的军用地图，研究湘粤边境的地形，忽然特务员跑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我连忙放下地图，毛泽东带着两个特务员刚在门外下马，我便请他到我的办公室休息，他那时面色发黄，形容憔悴！我问他：“主席不舒服吗？”他回答道：“是的，近来身体固然不好，精神更坏。你近来好吗？我有个多月没有到总司令部去，也有个多月没见到你了！” 　　我招呼他洗过脸，抽着烟，他接着说道：“我现在来云都督导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此将有相当的时问住，我们在一起，一切问题可随时谈谈。我住的房子，最好是离你不远，那就更方便了”。这时云都县的负责同志跑来报告：“请主席到后面园里休息，那里是一幢独立房子，还有半亩园地，一切已安顿好了”。毛泽东便随着那同志去了，临行时要我有空暇便到他的住处谈天。 　　第二天晚上，我和刘伯坚去看毛泽东。他的爱侣贺士珍也来到云都，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几年不见，她已经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变为一个沉静的少妇了！我们谈了一小时。毛泽东问起我赣江上游沿岸情况，及红军二十二师、二十四师的位置。我一一告诉了他。 　　我们告别时，毛泽东握着我的手，诚恳微笑地说：“我们是井岗山的老同志，希望你晚上有空时便来谈谈，我还有许多问题和你商量呢？”因此，我在晚间有空的时候，便到他家中去谈谈各种问题。毛泽东是很健谈的。贺士珍更为我们弄些可口的食品宵夜。三个人一面谈谈笑笑，一面喝酒抽香烟，常常谈到深夜十二时才返回司令部。 　　毛泽东住在云都这段时间，除了云都县的地方同志常向他请示工作之外，则没有其他的领导同志来过，他亦似很安闲，但精神上则常流露出抑郁和凄凉的神态！ 　　九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谈到我一九三三年八月被开除党籍一年这件事，他愤然说：这件事完全是周恩来搅的，不过在我们党内越肯负责的同志则越易遭到处分！我自一九二七年以来至今年（一九三四年），曾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比如这次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之失败，本来是秦邦宪等几个党中央领导人，不信任福建人民政府，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与我们革命无重大关系；为围攻苏区北面的国军移向福建十九路军进攻时，仍认为是国民党内部的战争，不主张红军积极援闽，后来见十九路军情势危急，才派一、三两军去援闽，但时间太迟了，我们的援军末到，十九路军已彻底失败，致红军中途撤回，这个不积极援助十九路军以致失败的错误，明明是他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应该负责的。伹现在第三国际追究责任，却反说我不肯援闽，给我一次严重处分。这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既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又不肯接受我们老同志的意见，将来还会继续下去，真是革命的损失！”他说到这里喟然长叹！跟着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岗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他竟凄然泪下！这时他有些轻微的咳嗽，脸部瘦削而枯黄，伴着一盏黯淡的豆油灯，更显得他的凄凉和沮丧！但他的说话语气，却坚定而有力。我当时见他那种充满悲愤的表情，回想到我自己被开除党籍时内心的痛苦，很自然的对他发生无限的同情！ 　　十月初旬，红军已决定西窜，毛泽东才由云都返回瑞金与中央政府人员随野战军突围。 　　在后来的突围行程中，沿途遭受国军的追击截堵，红军损失甚大，许多干部都表示不满和动摇。当他们逃到贵州遵义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便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那有名的“遵义会议”。 　　善用策略的毛泽东，利用着他与红军老干部长期斗争的历史关系，来检讨这次“突围”决策的错误，将这一错误的责任，加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等人头上，以打击留俄归国学生派。这个会议虽仅仅是撤了秦邦宪的总书记职，而以张闻天接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性又恢复了，由于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任弼时、彭德怀、滕代远、刘少奇等的协助和大部红军老干部的拥护，由遵义北窜后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又重新回到毛泽东的手中了。 　　五次围剿苏区北面的战争形势，自五月十三日红军退出建宁后，集结在福建之宁化、江西之石城以北地区。第五军团的十五师担任守备广昌以南之头陂街，白水镇之线，六月，这一个月是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那时，闽、浙、赣区已被国军在资溪、铅山之线隔开，成为两个区，一个是赣东北的信江上游区（今之浙赣铁路线上饶、横峯线上）由方志敏率领的十九师为主力。一个是闽北区（武夷山、福建崇安县西北地区）由邵式平领导，这两个区与中央苏区亦已被隔离。七月间由福建编成的一个师，号称第七军团，由萧劲光指挥，携带中央派遣方志敏为第一抗日先遣队总司令的命令，及全部行动计划，从福建之清流，沿武夷山脉通过闽北区，绕道浙江边至信江区，与方志敏会合，将中央的命令及计划交与方志敏。并将新编第七军团与十九师合编为第十军团，约有一万八千人，由方志敏、粟裕率领，号称中国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于七月中开始向皖、浙边区挺进。萧劲光仅率少数特务员沿原路回江西苏区。 　　这个抗日先遣队，挺进至浙江之衢州，因受国军追击围剿，辗转于浙、皖、赣边，至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玉山附近被国军击溃，方志敏被俘（是年七月在南昌被杀），残部由粟裕率领退回闽北武夷山区与邵式平会合。 　　萧克、任弼时率领第六军团之抗日先遣队约六千人，于八月八日亦遵照中央命令向桂东突围，辗转流窜于湘桂边境，损失重大，剩下约有一千人，于十二月在贵州省东部地区与贺龙会合，合编为第二方面军。 　　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七月和八月两个月是红军和国军在广昌以南、石城以北之地区进行决战的阶段，经过了广昌县属之头陂战斗、白水镇战斗、贯桥战斗、大岭战斗，双方均伤亡惨重，特别是大岭战斗，国军先头一个师伤亡殆尽，至驿前战斗，红军集中三、五两军团由八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苦战两日，才放弃这个战地。退守石城及以北之小松市。红军自经过这两个月的决战，已知不能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形势下战胜敌人。于是立即加紧进行突围准备，当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为适应以后作战要求，便利主力突围，决定新的兵团编组及作战计划如下： 　　一、红军主力编为野战军，由赣州以南突围西进，转移至湘西地区，然后向湖南国军外围采取攻势作战。 　　二、以红军之一部，及地方独立师，独立团之大部，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留守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以牵制国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三、红军一、三、五、九四个军团编为野战军(总共兵力约十万人)，中央党部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各机关，均随野战军行动。 　　四、红军廿四师、三十四师、红军野战炮兵团、江西独立师、福建独立师、红军干部学校、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编为中央军区守备军。 　　五、福建、江西两省地方部队除动员参加红军，充实野战军外，概编为独立团，分由江西、赣南、福建各军区司令部指挥。 　　六、闽、浙、赣边区方志敏部，归中央军区司令部指挥。 　　七、高级人事调整如下 　　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野战军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周恩来（兼） 　　参谋长叶剑英（后改任学生军团长，以刘伯承任参谋长） 　　政洽部主任王稼祥 　　中央军区司令项英 　　政治委员项英（兼） 　　参谋长龚楚 　　政治部主任陈毅 　　国家政冶保卫局分局长谭震林 　　野战军总司令部设六局，第一局主管作战（办理野战军各兵团作战业务），第二局主管情报，第三局主管教育，第四局主管后勤，第五局主管通讯，第六局主管游击作战（办理并指导二、四军团及各地区游击作战业务）。 　　十月中旬，红军主力向赣州以南大庾、信丰间地区突围西进，沿湘、粤、桂边区转向湘黔边境北进；国军以何键、薛岳、周浑元各军向野战军追击。并从新调整继续进攻中央苏区部署。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军即分路衔尾追击；而沿途各地的国军，亦分头截堵、袭击；红军损失惨重，且无停留集中的机会；而预定以萧克部建立湘西新根据地的企图，亦因湘西各地方反共民团的反抗和国军的进剿而失败。 　　于是红军主力不能不放弃预定的作战计划，继续向黔川西北逃窜。以后几经艰验，才经西康、青海而到达陕北。这一段长途的逃窜，便是中共自诩为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三章 凋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野战军突围前，九月至十月间，苏区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县城、雄岭、古龙冈等地，各红军防御据点，均经过剧烈战斗后，相继失陷，最后是兴国县城之掩护战，亦于十月十四日放弃；中央军区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军区司令部驻西江市(会昌县属) 　　(一)直属部队 　　1、特务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2、野战炮兵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3、红军干部学校(四百人)驻瑞金麻田墟 　　4、通讯大队，无线电台四座以及电话队(四百人)驻西江市 　　5、二十四师(六千人)驻会昌 　　6、三十四师(六千人)驻宁都 　　7、江西独立师(一二千五百人)驻石城以南 　　8、瑞金独立团（六百人）驻瑞金附近 　　9、福建独立师（三千五百人）驻长汀共二万三干四百人。 　　（二）赣南军区司令部（云都）： 　　1、教导团（五百人）驻云都 　　2、独立三十三团（五百人）驻长洛3、云都独立团（九百人）驻云都北面4、赣州独立团（五百人）驻茅店 　　5、会昌独立营（二百人）驻会昌以南6、信丰独立营（二百人）驻小坌 　　7、安远独立营（二百人）驻龙布 　　8、各县游击队（五百人） 　　共三干五百人。 　　（三）江西军区司令部（黄陂）： 　　l、教导团（四百人）驻黄陂 　　2、江西独立团（八百人）驻黄陂附近3、洛口独立团（一千人）驻永丰以南地区4、永丰独立团（一千人）驻乐安以南地区5、第一分区司令部（二千人）驻东韶6、第二分区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驻东固。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军区司令部（长汀） 　　l、教导团（五百人）驻清流 　　2、第十五团（五百人）驻宁化 　　3、第十六团（五百人）驻长汀 　　4、第十七团（五百人）驻上杭 　　5、第十八团（五百人）驻龙岩地区 　　6、各县独立营（共约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 　　野战军于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围后，十月末，国军攻宁都县城，红军三十四师稍事抵抗，随即放弃了。当时我和顶英研究作战计划，拟定两个方案： 　　(一)国军如仍以大兵团向苏区围剿时，我军即依据闽赣边区的武夷山脉东、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敌情变化转移战场，与敌进行游击战。以求保存实力，待机策应野战军作战。 　　(二)如国军进攻苏区的兵力不大，我军有将其击溃之把握时，即集中兵力转移攻势，各个歼灭敌军，以保全苏区的领土，配合野战军作战。 　　我们中共军区的初期计划，便是这样决定了。 　　中华苏维控中央政府业已随同野战军突围，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曾有以下的决定： 　　(一)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主席，以领导闽、浙、湘、赣各省政府工作。 　　(二)设立中央分局于闽、浙、赣区，以项英为书记，领导各省党务工作。 　　当时福建省及中共省党委仍设于汀州，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负责。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党部设于东固，由曾山、李赐凡负责。 　　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时，领导游击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 　　闽赣边区被红军占领的十多个县，都是山岳地带，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粮食生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尚有盈余。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优闲自得的生活。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伸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自一九三三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也因不满现实，在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毕业后，也逃出苏区投降国军。其他红军中下级干部逃亡的更多，地方干部中逃亡的有石城、宁都的赤卫队长，许多县份的村、区赤卫队长，以及大批人民纷纷逃出苏区，走向吉安、赣州一带的国军区域去。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只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份。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呜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为新统冶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胡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事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有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榨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藉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而一生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有一个时期，中共也觉得这种情势非常严重，曾发出：“反贪污、反腐化、反保守报复的农民意识”的指示，在党内展开思想斗争，进行思想教育，企图纠正地方干部的错误。可是，这些流氓地痞的本质太坏，任你如何斗争、教育，都无法改过纠正。他们已变了新兴的统治阶级，成为苏维埃的骨干，如果没有他们，苏维埃便一无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苏区内统治阶级的面幕，完全是一群贪污腐化、卑鄙龌龊的魔鬼在狂舞！像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不令纯洁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农人民受尽磨折呢！ 　　当红军主力突围走了之后，这班流氓地痞，知道来日无多，有的是窃取公家财物逃出苏区，有的是拥着娇妻潜匿深山逃避斗争，有的更原形毕露，带着手枪藉借粮筹款供应红军之名，向稍有存粮存款的红军家属抢掠，甚至强奸红军家属妇女。这时，乡、区政府多数已找不到一个负责人，苏区社会已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项英曾严饬各省级党政负责人消除这极严重现象，迅速恢复苏区秩序，但结果毫无办法，这就是最后苏区的状况。 　　第四章 政治保卫局 　　中共的肃反工作是在一九三零年朱毛红军占领吉安县城开始的，那时是以肃反委员会来负责肃反任务，当时肃反的目标是指向豪绅地主，反动派等阶级人士，接着又发现了AB团的恢复活动，遂又指向AB团开刀。当时这种工作的进行，完全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后来毛泽东感到以肃反委员会的名义，及由自己直接领导，易招党内同志的攻击，乃于一九三一年春，仿效苏联政治警察组织的办法，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而以由香港工人出身的邓发任局长，由这个机关负起肃反任务，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去推行。这就是中共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的开始。 　　邓发是广东惠阳淡水人，少年时即到香港在海军船坞做打磨工人，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时已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那时他已加入了中共，曾在香港为中共做工运及广东省委工作，至一九三一年入苏区，即给予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其人体形瘦长，面有麻子，态度刚强而沉静，说话带有浓厚的客家口音。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与秦邦宪、王若飞、叶挺等一起去世。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与取缔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同时，它有负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它的组织，在国家保卫局之下有省、县分局，乡有特务员和机关部队中的特务员。他们执行任务时，与各级党部及各级苏维埃政府经常取得密切联系，以听取各方面关于反革命分子所有活动的情报；并充份运用党员为实施调查工作时的细胞，使他们在各机关，各部队和乡村中的每一角落，监视着每一个干部和人民，同时他们自己也互相监视。 　　他们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关于政治保卫局特务人员的训练，是采取秘密方式的，在瑞金时是借红军政治部以临时特别训练班的名义进行，遴选特务员，则将由党组织系统在党员中调训，被调训之党员初时亦不知其真实原因，经过训练后，即返回原部队服务，首要要求，就是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暴露身份，故在部队中除了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之外，无人知道谁是特务人员。惟侍从高级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可以说是公开的，因每一个指挥员身边的特务员，多数经过政治部调训之故。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保卫局仍然存在，只是对其人员称号稍有更改，称之为保卫员，侍从高级人员称为卫士。至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政治保卫局即并入公安部，仍称政治保卫局，但其工作是独立的，至于省的公安厅设保卫处，县的公安局有保卫科，它们的任务是专一的，经常和各级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执行它们的任务。 　　中共在准备突闽西窜时，为了要使红军的组织更加强固，保证在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发生，以保持军事机密，特将红军部队、地方部队、苏维埃政府中的各级干部与员兵，来一个严密的整肃。一时被撤职查办的干部达数千之多。中共特在瑞金县属之九保、麻田、沿坝田心墟一带，设立了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经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季振同率部在宜黄起义投共(详情见本书第六编第二章第七节)，当时中共委他为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虽然实权操在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手中，但中共在表面上对他很客气，季振同自己也感到踌躇满志。 　　可是，在调整第五军团干部的时候，他与赵博生、董振堂的意见发生冲突。因为他主张以原任警卫旅的团长黄宗岳为师长，为赵博生反对，并说他培植私人派系，不顾革命利益，结果将黄宗岳撤去兵权，调总指挥部任副官处长。因此季振同和黄宗岳大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感触！心怀不满，时有怨言。于是赵博生将这种情况报告上去。中央接到报告，深恐这种情绪会影响到第五军团内部的团结，便立即将季振同、黄宗岳调来瑞金县一个乡村中，名为“读书”，让他有一个研究马克斯学说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机会，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惟对外行文方面，初期还是用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的名义。这是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事。 　　季振同被软禁期间，我曾去看过他一次，他住在一间很整洁的民房里，屋子里有很多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他的饮食起居都很好。有两个卫士随持在身边，但他的精神却很颓丧！我安慰他说：“有机会读书，是很难得的，将来你一定还要负很重大的责任”。他回答我一个苦笑，笑里隐藏着无限的辛酸和痛苦；别后，我不敢再去看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听说季振同和黄宗岳两人同时被杀害了。 　　林野是福建龙岩县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红四军在湘南成立时，他在军部任少校参谋，参加革命历史，相当长久。 　　然而，因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阶级，影响到党对他的信任。当一九二九年朱德率红四军攻陷龙岩时，他的父母被当地农民在暴动时杀害了。当地共干并要求朱德将林野送交地方处置。但朱德不允，并痛斥当地干部。因之，林野仍继续在红军工作。 　　红十二军在福建成立，林野调任该军参谋长。由于他得罪了阴险诡诈的政治委员谭震林，又被调任红军学校教育长，并种下了他异日惨遭杀害的祸根。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主力突围时，林野调野战军总司令部任参谋。大军行了两天，因为他的脚部曾受过重伤，行动不便，朱德便要他回中央军区司令部来工作。当他回到瑞金的那天，他的妻子刚由上海大厦大学毕业，由福建跑来江西苏区，和他团聚。久别重逢，两夫妇自然是说不出的喜悦！他俩在瑞金住了三晚，便相偕到江西市中央军区司令部，请示工作。 　　他到司令部的第二天，谭震林秘密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中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林野回福建龙岩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材，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的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我听了他这席话，心里愤恨极了，像林野这样一个年青有为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显着的错误，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谭震林的地位虽然比我低，但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直接受中央领导；而且他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我知无法阻止他，但心中打算，希望能说服项英，也许能救林野一命。 　　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去问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过吗？”他很庄重的说：“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我见他口口声声“为了革命利益”，知道项英已被老谭说服，无可挽回。 　　那时，瞿秋白和阮啸仙同住在附近，我平日和他们私交颇深，尤其是阮啸仙是早年广东农会的委员。为多年的老同志，又同在苏区内工作多时，特别感到亲热。我想若能得到他们两个说话，或者还有希望救救林野。于是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并说：“若将林野杀了，难免影响一般中央军区司令部同志的情绪。现在要挽救林野，除了你两人之外，没有第三者了”。他们听了以后，互相望了一下，瞿秋白先开口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阮啸仙以后派任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我听了他们这般说法，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告别而去。 　　就在这天的下午三时，项英通知林野，派他到红军学校去当教育长，并请他们夫妇吃晚饭，林野夫妇听了非常高兴，双双赴约。下午四时正，特务员开上饭来，并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我知道林野大妇吃的是最后一次晚餐，再也没法救他俩了！眼见到这一对恩爱夫妇，饭后便要惨死，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好似有万把利刃刺在我的心房，每颗饭粒似是石子一般，无法下咽！我忽然间一想，既救不了林野，也应该救救他这个不幸而无辜的妻子，我便对林野夫妇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十五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坐在一旁的项英和陈毅也知道我的意思，附和着说：“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了！”可是他俩却婉谢了我的好意，他俩那里会知道我的真正用意呢？ 　　结果，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遭护送他俩的特务员杀掉了。 　　事后，那两个杀林野的特务员中，有一个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去杀林野，他的妻子见了大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前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过头来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劈中右肩，这时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他便倒下了。这时他的妻子已给黄同志结果了”。他说完还笑着说：“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呢？”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愤。有一次我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他带着讽刺口吻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位红军大学上级干部训练队的李队长，也是在特务员护送途中杀了的。这些事实，红军干部中，很早就互相传告，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即高级干部也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但是，逃亡到那里去？周围左右满布着的特务密网，甚至为我铺床叠被，招呼无微不至的特务员，就有一排以上直接受谭震林指挥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天特务”，任何行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稍一不慎，我便会踏上李明瑞的覆辙了，所以我唯有忍耐心着。 　　一天，我在批阅各方送来的文件中，知道红七军有十多个同志被撤职，有四个已送到田心墟招待所。由中央军区司令部西江市到田心墟，相距并不很远，我决定去救他们。 　　我批阅公文后，走出办公室，吩咐特务员快备马。项英含笑问我：“到那里呀！”我故意伸一伸懒腰说：“带久了兵，不惯坐办公桌，好久没有到外边跑了，想到外面跑跑马，松松筋骨”。 　　项英忙道：“对的对的，你应该到外面去跑了跑，舒畅一下”。他对我素来很好，并时时关怀我的健康，现在同在一起工作，自然更加亲密了。 　　离开了司令部，我特地用力在马上加了一鞭，飞也似的向田心墟跑去，步行跟随我的四个特务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田心墟，我在这个小市集的街上绕了一个圈子，然后走进一间茶馆，在靠近里面的一张抬子，坐下来喝茶。我看见到四个特务员不住的擦汗，便以很体恤的口吻，要他们坐在门口的桌上喝茶。因为门口比较清爽，可以凉一凉，这一来，便将他们遣开在十步以外了。 　　那个小市集尚有五百多个待处决的“囚犯”，但他们仍不知死期之将至。红七军被撤职的一个营长，见我骑马来了，立即找着另一个营长同来见我。他们见到我如看到久别的家人一样，不住的流着眼泪，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工作岗位。我见到这些同患难共生死的老同志，内心痛苦极了，明知他们的生命在十天内要完结，但又不敢将秘密对他们明言；我经过考虑后，望望门口的特务员，见他们不住的在喝茶，并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我立即扼要而含蓄的轻声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你们只有拚命的逃走，再没有第二条路了，注意！不要向其他无关系的人说出来，快些走！”他们领悟我的意思，只说了一声：“谢谢军长！”就走开了。 　　我付过茶钱，乘着马，缓缓地似游山玩水地返回司令部。第二天晚上接到田心墟招待所报告：“逃了四个第七军的同志”。经过八天的继续追缉，知道他们已沿着山地向安远逃走，幸而他们没有在中途被拦截，所以我教唆他们逃亡的秘密也不致败露。压在心头上的一块大石，这才放了下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同时也为这四位七军同志感到庆幸！因为他们已逃出了死神的魔掌，走上新生之路。 　　第五章 中央苏区瓦解了 　　战争是要靠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的，当时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军队尚有二万三千多人，江西、福建、赣南三个军区，亦有一万三千多人，合共起来则有三万七千人之多，装备虽不如野战军，但力量尚属非小，比诸朱毛初到闽赣边区时要强得多，亦比诸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兵力差不多；但由于红军主力的突围以及苏区经济的总崩溃，士气民心都已受到极大的影响，每个人都似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旁徨心情。我是这个地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幕僚长，对于今后军事供应问题，不能不作一个切实的研究。当时由司令部召开一次闽、赣两省党政高级干部会议，检查了苏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形，特别是存粮还有多少？当时统计的数字令我吃惊！人力已无可动员了；物力，全部在现有军事组织之内，此外亦无可利用；粮食，以三万七千人计算，仅能支持两个月的供应。 　　会后，我在百忙中亲到长汀、瑞金、云都三县地区去视察，所见到的是凋零、凄惨，一片荒凉，到处风声鹤唳，充漏了日暮穷途的失败现象，令我非常失望和痛心。我们中央军区司令部所存的现金只有十万元，是中央军区成立时，党中央发下来以备必要时开支的，两个月后，我们怎样支持下去？我和项英、陈毅三个人从新研究这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在无法中，决定将全部苏区红军包括各省军区独立团整编为五个师，一个野战炮兵团，一个教导团，放弃苏区，继续突围，追随野战军的路线西进，准备与野战军会合，集中行动。并将这个计划以无线电报向正在流窜中的中共中央请示，很快的便接到中央的覆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内容如下： 　　一、鉴于野战军突围受挫经验，中央军区应立即放弃突围计划，而将部队分散游击。 　　二、闽、浙、赣区（中央苏区在内），成立党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由项英负责。 　　三、以龚楚率步兵一个团，配足电讯器材，突围转移至湘粤桂边地区，收集野战军遗留部队，建立新根据地。并在该区设立本党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总指挥部，该区之党政军事宜，即由龚楚负责。 　　同志们见到党中央对我如此信任，给予我以独当一面的党政军大权，以为是莫大的荣幸。但我对这些高级的名位，并不感到荣耀；反而感到责任更加重大，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挫折。毛泽东以中央苏维埃主席之尊，也屡遭开除中委、警告及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便是最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的命运，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那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及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手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那些魔鬼支配呢？ 　　项英接到这个电报后，表现得很旁皇。他对我说：“我们指挥着五个师的大军，你走了我怎样办呢？”我对他说：“陈毅同志虽然不是军人出身，但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可将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同志调来司令部工作，就足以领导了。况且以后作战以游击战为主，尽可能避免阵地战，军事问题或许比较简单了”。他表示中央既有指示，只得照办。并很客气的让我挑选红军中装备优良的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约一千二百人）和两座无线电台人员，配足通讯器材，带了一万元上海实业银行纸币作经费，离开中央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会昌县属西江市)向湘粤桂边区进发。 　　红军主力突围后，国民党军事当局仅派湖南之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及调动围剿苏区之薛岳、周浑元两个军跟踪追击，其余围剿苏区的军队均未调动。并派顾祝同为江西绥靖主任，蒋鼎文为福建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广东绥靖主任，继续其碉堡围剿进攻政策，分区清剿。他们调整部署后，由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开始清剿工作。由于苏区红军战意消沉，又缺乏粮食，且采分散游击之计划。当国军大举进攻时，除了江西军区曾予坚强抵抗外，其余红军部分散游击或潜伏保存实力，避免与国军作战。由一月至三月这一期间，中央军区红军及地方武装被国军搜剿消灭甚多。二月间，江西军区之残部由曾山率领分散潜伏于东固山区，三月初旬，赣南军区之红军千余人由蔡会文率领，向南突围，被粤军截击，伤亡惨重，仅存三百余人，流散至湘、粤、赣边区游击。闽、浙、赣区红军总指挥(中央军区改称)，项英及政治部主任陈毅率领红军二十四师之一部于三月中旬流窜至粤赣边区之猷山(又名油山)，以后就潜伏大庾山脉山区。福建军区之红军，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领导，潜伏于武夷山区。 　　至此，中央苏区已无大股红军活动，苏维埃政权全部被摧毁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军事至三月底亦宣告结束了。 　　该区红军残余部队，待至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后，编为新四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旬，我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一支一千二百人的队伍，逃开了国军的主力封锁线；沿着云都、会昌边境大山，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墟；再经猷山，转出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阻截，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之黄茅。 　　在黄茅休息了三天，建立了当地的秘密组织。然后，缓缓地继续前进，经桂阳、临武、蓝山、江华，转入广东连县边区。我每到一个地区，便积极进行收容和联络工作；并将当地党的组织、赤卫队组织、苏维埃政府组织完全恢复或建立起来。两个月的时间，建立了由郴县以西的黄茅至临武以北，转入蓝山、江华、连县边区，长达四百多里，横跨五县广大山区的湘粤桂边区根据地。 　　我来到湘粤桂边区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边区各县，湘南各县的地方党负责人多数来水联络，或派人请示工作任务。活动于桂阳、常宁、新田间的湘南游击队二百人，也派员前来联络，红军主力西窜时，遗留在湘桂边区永明、灌阳边境的红七军两个团，也与我派往该方面的游击部队取得了连系。那时国军一方面正向红军主力追击，一方面仍以大军围剿中央苏区。在湘粤区作战的只有湘南保安团，战斗力不强，我们曾两次击败湘南保安团的攻击，一时声威大振，中共在湘粤桂边的武装力量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我这个中共湘粤桂边区党政军最高指挥机构，以郴县之天阳山、临武之源头、连县之天光山为基地。由于国军一时无力也无法向这毗连三省的山区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人民对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并不像四五年前那么热情和欢迎。红军野战军突围西窜时也曾经过这一地区，人民所受损失，非常重大；因此他们对红军厌恶，自不待言。虽然他们并不敢形诸于词色，可是，无言的反抗和愤怒，更令人痛苦和惶恐。而我早巳洞若观火的看到这广大人民的一般心情了。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然而在这种情势逼迫之下，有些人只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将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命运，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躯壳。有些人便忧郁恐惧，终日在愁城中过日子，让无情的现实，残酷地啃噬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想脱离黑暗，寻找光明吗？可怜的是，他们全受着特务员的监视，恐怕光明还没有找到，生命便可能先被摧残。 　　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只要稍存半点民族意识，对于高高在上的苏俄顾问，和遥遥控制的第三国际，无不心怀愤恨的。而以改造社会拯救同胞为革命出发点的我，对于中共这多年来的残酷手段，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与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他们假如是为了革命而战死沙场，则死何足惜，可是他们的生命竟无辜断送在自己同志手中，想到这里，真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我现在负荷着三省党政军的重任，但在良心上实不容许长此这样盲目下去！ 　　每夜，我都做着可怕的梦，我彷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个鲜血淋淋的苏区人民，在痛哭！在呼号！在呻吟！在挣扎！在愤怒！在反抗！我怀疑这并不是梦呀！我在亲身经历那些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幕一幕都呈现在我的眼前，中共在武装斗争短短的八年中间，已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千万人的死亡，今后若再盲目地错误下去，又不知要惨死了多少人？由于这种心理的发展，我的耳畔似有人说：“饶了我吧！中国再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这种声音，是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呼声！ 　　因此，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然而，身为一个指挥湘粤桂三省党政军首长，在一班特务员时时刻刻的监视中，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环伺包围之下，脱离和逃亡，决不是轻易的事。所以我时时都警惕自己：“不要做李明瑞第二！”经过了五天的周详审虑，我布置好了一个严密而决心的逃亡计划。 　　我将身边的特务员，陆续的派出了六个到各部队作连指导员及排长，名义上是使他们实际掌握部队，防止指战员逃亡；而实际是遣开他们，逃避他们的监视。 　　然后我又故意拟好几件并不重要的指示，分派给身边党的重要助手，要他们到各地方党部和游击队的基地去联络，这就只剩下四个特务员在身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我藉着出席指导宜章县委会议之便，带着一连部队，由临武基地赴郴县的黄茅，这一连红军警卫部队，并不同国家政冶保卫局派来的特务员一样，要时刻守卫在我身边的，他们只是在外围保护着我的安全，根本不会监视我的行动。 　　到达黄茅的那天晚上，我托词身体不舒适，要早些休息，吃过饭便上床睡觉。特务员们也因白天的步行过于疲劳，纷纷睡觉去了。我便趁这时爬起床来，悄然的离开了黄茅这个小山村，向南方的故乡逃去。 　　我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信放床前的台上，给我的政治部主任何君。他已被派赴桂阳和中共县委联络，我在那信上大意说：“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以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定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的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听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此后请你领导这一支同过患难的队伍；并希望你将我这封信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来检讨一下，倘若是你们对于我的出走还表示同情的话，你们可派人到乐昌长哆村我的家里来找我，我当尽我的力量来帮助全体同志走出这个罪恶的深渊。倘若你们认为我的出走是错误的话，那时，人各有志，请从此一别......”。 　　山高夜黑，只有天空几点星光，闪烁摇动，点缀这林青茂密的山径，我一步紧一步的向前赶路！到星光曦微时，已经离开黄茅数十里了，回望那云山重叠的湘粤桂边境，不禁使我有无可名状的伤感！别了！这溅满了同志们和同胞们的碧血的莽草长林！别了！这埋葬了我的心的碎片的古岭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