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麦克法夸尔&沈迈克

本书酝酿了很长时间。在中国发生文革（1966—1976年）之际，我开始主要为英国的多家报纸、杂志、学术期刊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和电台撰写报道。1968年，我开始研究这场政治动乱的起源。三十年后，我出版了这套三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卷。与此同时，我来到哈佛任教，八十年代中期，在我到哈佛后不久，一位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课程的“历史研究B”门类内开设一门有关文革的课程。这一门类的宗旨是：“重点研读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变化的文本细节……提供充足的时间，以便对原始材料进行精心的研究。”我的同事对我说，该课程的设想是以文献为主，不带一丝感情，使之有可能更为客观。我向他解释道，可靠的原始材料非常之少，在中国，甚至在西方的部分汉学家中间，人们对文革的十年动乱的喜怒爱憎之情仍然是挥之不去。然而，此时我开始与费正清共同编辑《剑桥中国史》的最后两卷，这两卷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我撰写了涵盖文革大部分历史的一个章节，最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教授这一课程。这门课程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欢迎，课上必须向学生们提供一本阅读材料。我在准备材料时发现大多数英语文献都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写成的，主要依据的是毛泽东及其获胜的左派盟友在文革中发布的材料。此时重要的中文材料终于开始出现，它们依违于毛泽东主义的激进派和邓小平时代的幸存者之间，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1987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启发，其成果刊于威廉·A·约瑟夫（William A. Joseph）、黄佩华（Christine P.W. Wong）、崔大伟(David Zweig)编辑的《关于文革的新观点》（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91）一书中。但是上述中文新材料对于听我课的大多数不谙中文的大学生来说没有用处。

1991年到1997年，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现在斯坦福)、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和我在罗斯基金会(The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运作了一个有关文革的计划。这让我们得以把一批西方学者和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带到了费正清中心。这个计划包括一场由魏昂德于1996年7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召开的“回顾文革”的会议。

在费正清中心参加该计划的西方学者中有一人正是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此前他在我们这里做博士后时关于文革的政治研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迈克在文革的最后一年在中国上过学，他集卓越的语言技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于一身，具有敏锐的嗅觉，能够在中国城市的旧货市场上找到鲜为人知却很有吸引力的材料。

迈克和我就如何处理急剧增加的中文资料展开了讨论。我们决定撰写一部文革史，以更好地服务于广泛的学术和学生共同体以及更多的普通读者。这部书就是这个决定的结果。迈克撰写了大多数章节的第一稿，以后又数易其稿。在剑桥、斯德哥尔摩——迈克在那里负责召集一个国际性的文革会议——和隆德大学的行政职责拖延了一些时间。但是，其它机构重新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学术兴趣在激励着我们；我们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期一年的文革研究班讨讨会上做了讲演。

2003年春天，迈克和我利用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由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时任社会科学主任）主持，菲莉斯·斯杰姆林（Phyllis Strimling）管理的富有创新的“探索性研讨会计划”提供的机会。我们把完整的文稿（虽然还不是定稿）呈给了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白鲁恂(Lucian Pye)、安东尼·塞奇(Anthony Saich）、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和魏昂德审读，他们博学而深刻的评论让本书受益匪浅。作为费正清中心的图书管理员，南希·赫斯特每年都要去北京采访图书，拥有无可匹敌的人脉资源，她向我提供了最新的书籍和杂志；她后来又鼎力襄助，检查文本，调整注释，编撰书目，把英国英语的用法转变成美国英语。维克多·施（Victor Shih）通读了大量近期的中国党史研究杂志，向我提供了很出色也很有用的相关论文的摘要。在访华期间，我有幸与少数几位中国历史学家——我们在注释中提到了他们有关文革的著作——甚至有一、两位亲身参与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讨论。

我最后把我们的稿子交给了哈佛大学出版社（HUP）历史和社会科学编辑凯思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她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抑或是如释重负——看上去很高兴。在得到两位匿名的评审人——我们非常感谢他们——肯定的反馈和建议后，她启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让人印象深刻的出版机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热忱地管理着整个项目，安·霍桑（Ann Hawthorne）高效而有耐心地按时完成了书稿的编辑。索引出自安妮·霍尔姆斯（Anne Holmes）的熟练而又专业之手。我代表迈克和我向他们以及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将要遇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现在，该轮到迈克了……

……在罗德【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的简称，——校注】开始研究文革起源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杰克·凯鲁亚克小说《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中“垮掉的一代”的唐诗翻译者。八年后，校园的广播喇叭告诉我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春天”，此时的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观察毛主义风格的群众政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决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与人一起撰写一部文革史。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在欧洲和北美进行学术研究，先是中国大跃进，接着是共产党的宣传和提法问题，我的上海经历只是向我提供了无数多多少少让人感到震惊的故事，让我在聚会上能够压倒那些在主席去世后才到中国去的美国学生。

当罗德邀请我与他合著这部书的时候，我十分激动，能够与一位我在学术上景仰的人联袂写作，想到这一点就令我陶醉不已。在经过这么多年后，我最终可以回到“作为历史”的文革。我没有意识到，由于我们两人都是完美主义者，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在自己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书稿，更不用说哈佛大学出版社给我们设定的最后交稿期限了。但是如果这本书大大延期交稿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材料加以丰富，我们想这会比过早问世好得多。

感谢瑞典研究基金会（VR）及其前身瑞典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HSFR）对于我的研究的慷慨资助。特别要感谢参与瑞典研究基金会“共产主义政权历史”研究项目的同事们，他们给了我巨大的灵感和知识激励。许多中国人——当事人，受害者，作恶者，杰出的分析家，叙述者，故意撒谎者，耐心的亲友，客气的陌生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和洞见，我从中受益匪浅，我对他们的感谢是难以言表的。

我们知道，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东西，采访了多少人，新的材料还将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其中部分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判断。即使有一天所有的档案都公诸于世，未解之谜仍然存在。不过，到那时，也许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但可以自由地叙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少数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那么好——甚至还可以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和辩论，再也不用受党的政策一刀切的限制。

中文版序

沈迈克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鉴别是非的能力和关心国家命运的觉悟是了不起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于该如何理解邓的意思，我们拿不准，但也许可以说“锻炼”、“觉悟”、“了不起”等字眼起码还不等于是“完全”、“彻底”否定文革。当然咯，如同古今中外政坛上不少要人一样，邓说过很多后来自己都否定了的、或用一种崭新提法给予表达的更加确切的话。作为“语录”一条，据我们所知，他这一句话也恰好没有被中共主管意识形态或历史教学的权威部门编入任何“学习材料”或其它必读物。

不管邓的原意如何，我们确信他关于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涉及国家命运的是非问题的辨别能力有所提高那一部分，无疑是对的，是说到点上了。而我们作为花了十几年时间写了一本最后还要跟数百万名中国读者见面的文革史，一直既关心又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英文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出版已经两年多了，看的人多，发表书评的人不少（评价往往偏高），但毕竟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刘邓，何论林江，而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的中国人。台北的左岸文化事业公司现在出中文版，是到了俗话说“动真格”的时候了。严肃的历史研究不存在什么“易粗不易细”的问题，更没有因某种政治上的或市场经济上的考虑去掩盖历史的这一面突出那一面、大起特起某种“喉舌”作用的问题，但毕竟大量存在着对史料掌握程度有限、对历史本身理解偏浅等问题。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凡工作（写历史恐怕也应算“工作”吧！）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那么只要世界各地的广大中国读者“群众”不称之为“坏书”的话，我们就可以自慰的说十几年功夫没白费。

文革十年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一本有着人类正负两面经验教训的、不好念的经。把它“传”给下一代是中国历史学界担负的重责，只不过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做到这点的现实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极而言之还完全没有成熟。那么，哪怕是作为所谓“反面教材”罢了，正面的抛砖引玉也好，如果中文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能够在“百家争鸣”这个大框架之内起到一种激励、启发、推动中国同仁自己“传”文革中所历、所见、所闻的作用，那么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最后，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关心和唐少杰二位先生的翻译。《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翻译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译校者序

唐少杰

200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4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先生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先生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此书的问世成为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领域及其相关学者所瞩目关注的一件事。此书也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关于文革历史的最为翔实、真切和深刻的著述。

在我看来，此书的翔实在于它既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又囊括了文革的各个阶段，还更加具体地凸显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这种翔实还可从全书约计2165个之多的注释体现出来。此书的真切主要在于其写作的笔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用他们鲜活的话语或真实的记述来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的深刻则在于它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五·一六”的揭露和概述。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持续不断的好评。相比之下，在文革故乡，仅在2006年，除了两、三本关于文革的旧著再版和凤毛麟角似的由民间举办的文革研讨会之外，对于文革这一场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数代人的运动几乎是置若罔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对于文革的真正反思、研究和著述，不断拖延，一再受挫。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和结束那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分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我有幸十年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聘请他为北大荣誉教授的专门会议暨学术讲座中与他相识，更有幸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聆听了他在2003年春季学期开设的哈佛全校性的历史类“核心课程”——“文化大革命史”。当我坐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爱默生楼里的大讲堂，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数百名学子一起，亲身感受了一学期的这一被哈佛大学列为最受欢迎之一的课程，怎能不对文革的历史及其反响而感慨万千呢？

非常感谢沈迈克教授。我们亲切称之为的“迈克”，尽管只比我大几岁，但他不仅是我所见过的汉语说得最字正腔圆、娴熟自如的外国人，而且对文革历史及文革问题的熟知甚至洞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文革研究领域里也是十分罕见的。尤为感谢的是，作为全世界少有的文革资料收藏家，迈克把他个人收藏的堪称“孤本”或“善本”的文革资料甚至就是独此一份的文革手写材料拿出来，帮助我们订正、核对有关引文。迈克的鼎力襄助，使得我们的译稿大为增色。

我们的翻译是根据2006年发行的原著第一版进行的。在定稿之前，我请迈克审阅了译稿，他根据原著第二版，订正了原有的几个错误，并对我们的译稿作了若干修订。正如迈克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本书撰写上他们是孜孜以求的“完美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迈克对我们的译稿的一些修订亦可看作是“中文改写”或“中文再创作”。我希望，迈克有朝一日用中文写出一部富有特色的文革史。我相信，迈克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我还要感谢译者关心先生。我要特别感谢汪宇先生。没有汪宇先生的策划和组织、远见和执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不会适时地呈现在广大的中文读者面前。这一中译本最后由我定稿，有关译文的水平或质量，由我负责。在热切希望这一中译本在海峡两岸能够面世之际，我非常欢迎读者及学术同仁的批评、指正。

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

丁学良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专著的英文原版，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发行，它的孕育出世有着几段非常有趣而又颇为严峻的历史。我作为这几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现在抚卷回想，几多感慨，几多欣慰，又几多遗憾。感慨的是作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之艰难，得要有决心有耐心有资源来“十年磨一剑”。欣慰的是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使那些以中文教学和研究的海内外众多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有了必不可少的一本参考书。遗憾的是这本简体字版译著却不是在它拥有最多读者的土地上公开发行，许许多多早就盼望读到它的中国国内居民还得费点心思才能够买到它。

此书的渊源久矣！远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本书的读者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这是他的中文名字，麦克法夸尔是国内音译）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它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1】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罢官的时代是十六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的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48”）于1988年春季开课时，哈佛的本科生中主动要来是、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的，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上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830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22名，包括本人在内。【2】那时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这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狭义的说，就是从1988年春季启动的，到它的英文版发行，几近20年。而从广义上说，它是从1968年启动的——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刻，麦克法夸尔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它的非同寻常，遂将其定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文革史的领军人物。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的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1961-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3】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1700页，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备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奖。这位于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Joseph R. Levenson 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4】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就是麦克法夸尔在“文革前史”三部曲的基础上，系统扼要地处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通史。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们的建议，麦克法夸尔把这部通史狠心压缩成一卷，所以它很“酽”。在西方学术界，有关中国文革的研究著述虽然汗牛充栋，而文革通史却寥寥可数，基本的困难既是因为“太多”，亦是因为“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动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席卷了数亿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所有这些重要的方面综揽于一书，难度当然也是异乎寻常的，惟有在这个专题及其周边领域里深耕细作经年、且视野广阔的研究者，才能取舍得当、驾驭自如。而“太少”，则是有关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5】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过文革回忆录。因此，立志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烟海般的零散资料和“切片分析”（即有关文革某一细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鉴别，才能够提炼出相对而言更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描绘出来。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200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麦克法夸尔是美国汉学大师John King Fairbank 费正清（费氏乃是第一位不是治美国史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史学家）的弟子。然后就任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Leroy B. Williams 联席客座教授之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便体现了麦克法夸尔的治学基调：它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对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

虽然这部通史对文革十年里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均有交叉的描述，其着力最多的，仍然是中国最高层政治纷争的动力学（dynamics）。麦克法夸尔笔下的那些重要人物是多维的，就像经典电影中的那些大角色，很难用一个单面的形容词去界定。作者对晦暗不明的最高层政治悲剧和滑稽剧能够作出扎实的、颇具说服力的剖析，除了上文所说的依据自己和同行们多年实证研究的成果外，还得益于他所处的优越学术环境。麦克法夸尔曾任数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政府系的主任，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接待过许多来自中国的资深访问者，其中不乏文革的主要参与者和知情人。他们的所知所闻在中国国内不易照实公开发表，而在哈佛大学的自由环境里，便可以更加实事求是地交流。

麦克法夸尔撰写本书的合作者 Michael Schoenhals 沈迈克，是个语言天才。这位瑞典人的汉语之地道，在我认识的所有的非华人中，名列三甲。他第一次在电话中用普通话跟你聊上半个小时，你多半不会想像得出对方其实是个洋人。

阅读这本文革通史，我又一次回想起十多年前麦克法夸尔发出的一连串提问。1994年初夏，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刚发行的一套四册厚书，《统帅部的斗争》、《兵变！兵变！》、《八载秦城梦》、《千秋功罪》，其中收集的文章，当时在中国属于最广为阅读的“文革记事”。我立刻给麦克法夸尔邮寄去一套，一段时间后，他在电子邮件中问我：“这些文章的可靠性如何？它们是否够格被视为严肃的历史研究？”他的疑点源于该套丛书里部分文章，在描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在关键时刻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绪”和“心情”如何如何，而有些这类当事人早已经丧命于文革时期。麦克法夸尔疑问：“这些作者当时并没有机会与当事人接触，他们是怎么获知那些当事人内心的思考和情绪的？”按照严格的学术研究规范，那些作者不能在这个关节点上毫无交代——你是通过阅读当事人的日记或遗嘱得知的？你是通过采访当事人的直系亲属或狱中难友得知的？你是通过查阅当年审问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得知的？你总得说清楚你的资料来源。

这种实证主义的治史态度，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里时时显现：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在资料不充分的关节点上，就提出一种以上的可能性，让读者比较和判别哪种可能系的更高或更低。这种审慎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作政治史研究的人看齐，在落笔的时候，不要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具有看穿别人内心活动的特异功能。

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书首的题词中，把这部研磨近40年的著作“献给所有以其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的中国人。也献给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或许能够更自由地对这些事件进行研究和著述。”而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是分别献给他的结发妻子、女儿和儿子、比较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他退休以后那个讲座教授席位的继承者就是麦克法夸尔）的，由此可以看出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学术界的期待之深。【6】我相信，本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的发行，将会有力地刺激中国国内的文革研究者和知情人，在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方面，或者对已有的资料作新视角的诠释方面，或者兼而有之，作出更可观的优质工作。

比如，在资料的发掘进度方面，我参加2008年12月中旬在广东的一个研讨会时，听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农业经济史专家说，最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的原意图是重新回到1959-1961年大饥荒之前大跃进高峰期确定的粮食征购目标。毛的提议遭到与会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因为这个高征购目标正是导致千百万人饿死的主要原因。全国农民刚刚才稍微喘息了一下，又要从饥民的口里夺粮，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面对全国五级（中央、大区、省、地、县）党政企业干部代表多数的质疑抵触，毛不得已收回了原提议。清华大学的这位专家说，这项研究更有力地解释了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毛的清洗目标仅仅是刘少奇、彭真等几个高层领导人的话，他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手术”式的方法去解决，就像他此前解决“彭德怀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等等一样。正是由于毛的治国方针在全国五级干部代表的“七千人大会”上得不到多数的拥护，才促使他决心发动一场“横扫”从上到下一大批“篡夺了党政军领导权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大规模运动。这显然提供了对文革源起的另一种角度的解释。

我本人很在意的，是文革研究中一个长期被忽视乃至被排斥的方面——造反派和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包括暴力行动）的社会反抗根源。我在2006年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的一篇回忆兼评论的文章里，讲解了这个道理。【7】简言之，我的观察如下：文革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批斗“当权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不是毫无区别地对周围所有的“当权派”施加同等程度的过激乃至暴力的行为；那些在文革之前对下属特别专横跋扈、肆意鱼肉平民百姓的干部，更有可能在文革的大混乱中，遭到对他们往日的所作所为相当了解的本区造反派和红卫兵的剧烈报复。这类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报复行为，从严格的技术的意义上说是非法的，但却是合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受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范畴。这种社会反抗不是文革中所有暴力行动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绝对不可以忽视。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简略提及两个堪作对比的例子。

1967-1968年春期间，安徽省各地的主要红卫兵组织，大多数都派出代表赴省会合肥市，参加由当地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红卫兵主持的批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它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被北平的军阀政权绞死于1927年）等省级高干的大会。常常有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悄悄地对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红卫兵说：“这个李葆华在我们这里也做过一点好事的。他是大跃进后期派到安徽省来纠偏的，他不怎么搞高指标、强征购。要不是他来，安徽饿死的人会更多。”说这样话的成年人是希望年幼无知的青少年红卫兵们手下留情，不要对李葆华过分动粗。1958-1962年大饥荒时期，安徽省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多的四个省份之一，【8】凡是安徽老百姓，提及三年大饥荒，都是心有余悸，黯然神伤。在多场批斗大会上，红卫兵和造反派对李葆华还真是有所照顾，给他挂的牌子不是那种细铁丝套脖子的，也没见到台上有人动手打他。而在另外的场合，批斗大会上，安徽省造反派和红卫兵动手打、动脚踢当权派是常有的事。在大饥荒时期，那些对老百姓特别凶狠的当权派、经常捆绑吊打偷粮食吃的无辜民众的干部，和城里那些滥用职权作威作福、腐化堕落的公家单位的负责人，受到的体罚就特别严重。造反派和红卫兵给他们脖子上挂的牌子又大又厚，用的铁丝则很细，有时还罚他们跪在石子路面上“请罪”。那些场面，非常像1950年代初期的官方宣传品里，中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狠斗土匪恶霸、地主豪绅”的过程。中国二十世纪的多场革命，都带有浓重的暴力复仇的要素，因为无权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丧失了伸张正义、寻求赔偿的法律渠道，惟有在政府权威和公众次序衰败的动乱时刻，趁机泄愤反击。文化大革命虽然冠有“文化”的雅号，也不例外。

值得忧虑的是，这种“以暴抗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和激进主义的趋势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又有抬头的迹象，最明白无误的例子，莫过于2008年发生在上海市的“杨佳杀警察事件”及其在全中国引起的广泛强烈的反响。【9】由此可见，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研究文革并不仅仅具有历史学的价值，它对如何建立公正的社会、推进法治和制约官僚特权腐败等等重大的现实问题，均具有长远的、深刻的参考价值。【10】

2008年12月尾撰稿于东海之滨半岛

时值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发动30周年”

注：

【1】哈佛大学主要的学生日报The Harvard Crimson后来报道了这个故事：Michacl Levitt，“New Courses Set For Spring”，Februart3，1988，page B-1.

【2】我的特殊个人经历大受这门课的学生欢迎，The Harvard Crimson 有专题报道：Gavin Villareal,“Ex-Red Guard Teches Seetions”,September 28,1988,pages 1,7.

【3】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1989-1990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

【4】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Modern Fate:A Trilog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1964,1965.

【5】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2008年11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一个月以后，一份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再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至于“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

【6】关于麦克法夸尔与中国的渊源，参阅《南方周末—名牌杂志》对我的一篇口述记录：“麦克法夸尔：深知历史者方可预言未来”，2006年6月号，第94-96页。

【7】丁学良：《“文化大革命”是形形色色的人互相报复的革命》，《思想集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9月，复刊第1期，第153-175页。

【8】根据中国历史人口学家曹树基的研究，大饥荒中全国饿死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当时包括重庆），达到940万人，不过只占全省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三，名列全国第二。而安徽省的饿死人数虽然是633万，却占全省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八以上，名列全国第一。详细参阅他的专著：《一九五五——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大饥荒》（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版，第281-283页。

【9】Malcolm Moore, “Chinese Cop-killer Becomes Internet Hero”, Telegraph, August 27, 2008. Catherine Sampson,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Yang Jia Murdered Six Police Officers. He is not the killer to attract widespread public sympathy in China”, Guardian, August 28, 2008.

【10】多家英文报刊在文革主要日子的周年纪念采访我的时候，我都是强调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参阅 Kristine Kwok:“Much Still T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The Party’s fear of political retorm prevents rellee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6, 2006, page A6.

※ 实际上为一本中共党章。——校注

※ 清华大学一名教师——译注

导论

他们将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像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干净；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他们和别的改革家第一个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它弄干净之前，他们是不肯动手描画个人或城邦的，也不肯着手立法的。

如果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可以在这里实行其全部理想制度的话，虽然眼下这个制度还没人相信。

——柏拉图，《理想国》，第六卷

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毛泽东，1958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文革的十年折射了共产党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要弄清楚当代中国的“为什么”，就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怎么样”。而要弄清楚再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什么，就要弄清楚它是怎样发动起来的。这篇导论将试图阐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这恐怖十年即1966年至1976年的一部编年史。

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5月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大体上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国家，或许它比大多数的共产党国家更为有序，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它的政令法规在国内畅行无阻。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即“毛主席”）地位之崇高连斯大林都要羡慕三分。它的1900万名党员确保了把这位主席的指示传达到社会的四面八方。这些指示在大跃进及其后的岁月内（1958-1961）导致了大范围的饥荒和数千万人的死亡，是党的干部们把国家团结一致，让中共平安渡过了这场灾难。中国的经济到1966年已经实现了复苏，能够进行苏联式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了。但是，文革把这些慎重制定的计划和政策扫荡一空。在这十年内，中国的政治系统先是陷入了混乱，接着是完全瘫痪。

文革结束于1976年10月，两年后，这场灾难的幸存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的改革时代。他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的巨大挑战在整个东亚范围内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之时士气如虹，决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改造中国。这时的日本为外国所占领，军事上的失败和核武器的致命打击让其意志消沉，人心涣散。台湾是一个农业孤岛，蒋介石率领着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残兵败将逃窜于此。南朝鲜将在一年内被北朝鲜的入侵所摧毁，很快中国的军队也将加入对它的破坏。17年后，在文革爆发前夕，东亚的形势似乎没有多大改观。只有少数的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日本经济强劲增长的迹象。

但是，当邓小平重返权力岗位的时候，南朝鲜和台湾已经重演了日本的奇迹。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从沉睡着的商埠一跃成为繁荣的工业中心。东亚小虎们的表现证明，传统的中华文化圈，更不用说中国人，并不注定穷苦贫困。然而，作为该区域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中国本身却停滞不前。这一次既没有外国的入侵，也没有国内的兵连祸结，一切只是咎由自取。

中国的领导人获得的信息是明确的：他们必须着手制定政策，推动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弥补失去的时间，使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化。他们必须摒弃毛主义的乌托邦，才会有助于建设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而这正是他们在1920年代加入新生的中共时的梦想。如果不这样的话，中共本身将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实践”而不是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行得通，就要这样去做。

在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增长——部分的推动因素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不已。虽然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和金融结构中存在严重的缺陷，大多数西方人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未来的世界超级大国。随着官方宣布致富光荣，中国人变富裕了。私人产权最终得到承认，并写入了宪法。新秩序的缔造者称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西方的观察家则称其为“市场化列宁主义”及其它名词。中共不能容忍它感受到的威胁，就如它残酷镇压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1999年的法轮功，并且不断逮捕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却让中国人摆脱了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最为令人发指的恐怖。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关心它的发展，他们比大多数人受到的震动更大，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变化是多么的巨大。一个普遍的判断是：没有文革，就没有经济改革。文革是如此巨大的一场灾难，以致它推动了一场更加深刻的文化革命，而后者正是毛想要抢先遏止的。正是毛要对文革负责，正如中共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承认的那样：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为什么中国的最高领袖要决心摧毁自己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呢？

一、毛的思想演变

要解读文革的起源，就要理解毛对于文革前十年内负责的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反应。毛在其重要讲话中，通常以纵论国际局势开头，为其同事们评估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确定中国的政策和面临的问题。在文革爆发前十年内的国际形势中，最关键的莫过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内容有关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国际政策和共产党国家的内政。从中方的观点来看，这一分歧始于1956年2月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两份报告。其中第一份是他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后来关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政策分歧就是以这个报告为基础的；第二份就是闻名昭著的“秘密报告”，中国人立即被它激怒了。

中共代表团事先没有得到警示，在上述秘密报告发表的2月25日，代表团也没有获准参加会议，他们只是在会议之后才迅速得知这一情况的。中国人的愤怒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对于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批判矛头显然指向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共的宣传机器迅速区分了这两位独裁者的不同角色。

中国人愤怒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能的影响。那位曾经是毋庸置疑的领袖，并且集所有美德于一身、各地共产党员顶礼膜拜的楷模，突然间就被打碎倒地。在北京看来，这是高度的不负责任。当年晚些时候的匈牙利动乱，以及西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的脱党足以证实这一点。为了防止这样的后果（结果失败了），中共发表了一份精心撰写的对斯大林的评价，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强调他功大于过，尽管他的错误也非常严重。

但是，赫鲁晓夫在公开报告中所发表的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才是日后中共与苏共论战的主要所在。赫鲁晓夫在两个方面修改了列宁主义学说：他宣称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预见到了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共产党人不是非得要通过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当时中国的宣传机构支持赫鲁晓夫关于战争的观点，对于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表示异议。与此恰好吻合的是，中国当时正在提倡和平共处的学说，与美国开始大使级会谈，同亚洲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它们的领导人如果听说自己的国家已经具备了革命的条件，是不会感到高兴的——发展友好关系，而国内经历了数年的阶级斗争后，也开始解冻。

然而，随着1957年中期毛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朝左转，中共开始不断攻击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晚些时候，在莫斯科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40周年的活动上，毛受到了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及其导弹优势的鼓舞，作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与苏联领导人就赫鲁晓夫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展开了争论，对与会的执政的共产党通过的联合声明作了一些补充。不过，苏联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毛在一次演讲中让共产党领袖们大为震惊。当时他似乎在镇定自若地思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战争也许导致人类中的一般人口死亡，不过此后全世界将实现社会主义。

从苏联的角度来看，毛似乎一心要促成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战争的爆发。1958年7月13日，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被左翼将领推翻，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分别开往黎巴嫩和约旦，支援那里亲西方的政权。人们普遍猜测它们将入侵伊拉克，推翻新生的政权。中国的反应比苏联的更为好战。赫鲁晓夫显然担心美苏在苏联南部边境爆发冲突，于是两次提议召开紧急峰会，与西方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印度、联合国秘书长磋商，“以立即采取措施结束已经爆发的冲突”。由于事实上没有爆发冲突，苏联领导人显然是担心西方可能对伊拉克新政权采取行动。赫鲁晓夫的儿子日后说赫鲁晓夫虽然起初很紧张，但是在“斗争的高潮，父亲感到如鱼得水。”

对于毛泽东及其同事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反应既懦弱，又不友好：说它不友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希望印度参与会议，却没有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他准备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举行会议，而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说它懦弱，是因为中共的报刊《人民日报》争辩说，并不是搞绥靖政策的时候。相反，应该派遣志愿军到中东去——言下之意是让苏联派兵，大概是去保卫伊拉克革命。随着形势日渐明朗，西方不打算干涉伊拉克事务，赫鲁晓夫的调子也变得和中国的一样。危机消失后，赫鲁晓夫秘密飞往北京，试图修补两国关系的裂痕，并解决其它棘手的问题，他提议设立联合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受到中国人斥责的“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控制沿海地区，封锁我们”。

两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游泳池旁交谈，表面上修补了两国的关系，因此就有可能公开这次访问的存在。苏联实际上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既然现在东风压倒了西风，毛决心做给赫鲁晓夫看看，该怎么对付美国。毛上的这堂课就是1958年8、9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

8月23日，在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3周后，中国人开始炮击国民党占据的近海岛屿金门岛，切断了其补给线。炮击的目的似乎是迫使守岛部队撤退或投降，从而显示美国人无力援助他们的盟友。随着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出美国愿意为国民党的救援船只提供护航，这场赌博失败了。中美的直接冲突似乎迫在眉睫。事实上，这场危机表明，只要有一星半点被拖入美苏核战争的危险，苏联人就不愿意根据1950年中苏条约协助他们的盟友。赫鲁晓夫只是在中国人明显后退，避免了与美国直接对抗后，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对中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

1959年，赫鲁晓夫决定不履行给予中国原子弹样品及核技术细节的秘密协定。这又增大了毛泽东对于苏联的谨小慎微的不满。不久，苏联又不友好地决定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牺牲了主要盟友的国家利益，来促进与美国的和平共处，发展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等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领袖的友谊。在毛泽东看来，这两者都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中修改列宁主义学说的结果。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在美国结束巡回演讲、访问后，几乎是直接飞往中国，参加共产党革命胜利十周年的庆典，而且公开告诉怒火中烧的东道主，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赫鲁晓夫在中国人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二、毛为修正主义困扰

毛选择列宁的90岁生辰纪念日，即1960年4月22日，发表了四篇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章，只是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把论战推向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并意味着这是原则问题，毛事不会退让的。在这一年的共产党集会上，中苏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冲突，最终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在7月下令撤回在华进行项目援助的大约1400名苏联专家。尽管中国在1960年11月派出了以刘少奇——政治局内的二号人物，继毛之后担任国家主席一职——为首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也只实现了徒有其表的休战。81个参与审议的共产党拼凑出来的声明是苏联立场和中国补充的混合物。

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国领导人不顾一切地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减少大跃进造成的饥荒。虽然其它的共产党在居中调停，中苏论战仍在继续酝酿。双方表面上客客气气，不直接攻击对方，中国人把攻击对象改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苏联人则谴责北京的盟友阿尔巴尼亚是中共的代理人。

即便是这样一目了然的伎俩也在1963年被抛弃了。中国认为苏联、美国、英国在7月25日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是赫鲁晓夫阻止中国进入核武俱乐部的企图。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人在9篇文章中阐明了与苏共决裂的理由。这9篇文章阐述了关于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的第九篇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该文包含了发动文革的理由。

三、国内的困局

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对苏联事件的评估，实在是一种曲解。他的思想同样也受到了国内事件的影响。不过，在他的全球视野中，没有一场革命是孤立的。在毛悲观的想象中，中国1950年代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越来越显得是一个凶兆而非吉兆。他的悲观来自他的同事们对于大跃进带来的饥荒的反应。1961年是充满饥馑和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毛主持制定了旨在启动经济的内容广泛的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精神生活的新决策。尤其是：他批准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中不得人心、浪费严重的集体食堂。更重要的是，他同意农村的核算单位应该是生产队——公社内的基础组织，基本接近于自然村。由于公社内部有大量贫富程度不同的村落，这样的政策减少了收入的平均化，有助于激励。

到那一年的年底，在裁减计划方面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动作，官员们都很清楚，1959年毛解除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职务后——毛将彭的行为定性为对大跃进基本思想的挑战——对于大跃进过头行为的纠正突然间被反转了过来。那些凭着良心修改了大跃进政策的干部受到了冲击，和彭德怀一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了抨击和清洗。在1961年，没有什么官员会重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毛才能推动新政策的实施。中共在1962年1月至2月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与会人数达到了7000人。毛在会上做了一个温和的、异乎寻常的自我批评。在后来的几个月内，他不再参与政策的制定。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收成规模是否预示着还会有第四个困难的年头。粮食仍然是最大的问题。毛主持中央工作的同事们在农村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有效地恢复了家庭农业生产。但是经济形势一旦好转，毛又改变了议程，坚持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

主席很清楚，他的同事们是在响应农民对公社的不满。仅仅维持集体主义是不够的，必须让农民们相信这对他们有利。毛号召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人们的信念。但是，中共领导们很快认识到，很多地方的农村干部已经和被推翻了的国民党官员一样腐败，农民根本不听他们的。在刘少奇的支持之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由大规模的中央工作队主持的对农村干部的集中调查和清理。毛对这项政策起初是支持的，甚至提出了赞扬，但是在1964年的晚些时候，他改变了态度。主要原因有两个。

四、赫鲁晓夫的下台

1964年10月14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同事们联手逼宫，迫其下台。他们厌倦了他的辱骂和“轻率的计划，不成熟的结论，脱离实际的草率决定和行动……喜欢人治，不愿考虑行之有效的科学和实践经验”。由于中国人喜欢把中苏论战人格化，把大部分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他们很快向莫斯科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周是涉足中苏论战最少的中方领导人。但是，周恩来在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的其他继任领导人的会谈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将继续实践《人民日报》所谓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在毛看来，更糟糕的是苏联人也把冲突人格化了。据说苏联国防部部长在喝醉了酒后，对中方代表团成员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样子，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在1956年时，毛担心去世后会像斯大林一样受到非难；在1964年时，他有理由怀疑自己在去世前就像赫鲁晓夫一样被赶下台。无论如何，对苏联领袖的指控会以更大的力度使之于毛的身上。

此时的毛与他20年前成为党的主席时已经迥然不同。那时的他深得人心，是他让党在历经多年的内讧后实现了统一：1945年延安“七大”上形成的领导层经历了1956年的“八大”，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文革前夕的1965年。直到1950年代中期，毛似乎还能容忍政治局内的辩论，甚至接受经济政策上的失败。但是，此后他就改变了对待同事的态度和做法。在大跃进的悲剧上演前，他撇开了谨慎的计划制定者，不顾周恩来总理的颜面，强迫他做出检讨。18个月后，毛又对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大发雷霆，解除了这位革命战争和朝鲜战争英雄的职务。1962年，当他判断大跃进的灾难已经结束后，就打断了国家复苏进程，迫使其同事们接受新一轮的阶级斗争，毫无疑问这是人治。在一位刚愎自用、不容质疑的主席面前，无论如何，由革命老战士所结成的同志情谊都要被胆战心惊的情绪所代替了。毛可能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他的同志们的恐惧，也许他还欢迎这一点。然而，赫鲁晓夫的倒台应该提醒他，这种恐惧也许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从此，对于他本人而不是对政策的忠诚，成为对待主席的试金石。

从这个观点来看，周恩来等“右派”的忠诚要比刘少奇等“左派”的摇摆更得到青睐。对待主席的不同态度要追溯到革命年代，由于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不探讨这些话题，只有通过考察历史记录才能推断其来龙去脉。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早期，周是毛的上级。周那杰出的才能、出众的魅力、不竭的精力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27年他进入了政治局，那年他才29岁。那一年，他在上海和南昌流产的起义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诞生。随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城市中扫荡从前的盟友——共产党人，周来到了毛在江西省的穷乡僻壤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地区。他最后迫使毛靠边站，正是周在1934年10月发布开始长征的命令。

尽管周在那些年里具有显要的地位，他似乎从来没有夺取过党内最高权力的职位。相反，他连续担任了几任总书记所信赖的副手。在上一任倒台后，他都会机敏地与下一任合作。如果有必要，他会为支持以前的政策而进行自我批评。也许周觉得自己长于执行而不是制定政策，也许他只是厌恶风险。或许，在1935年1月毛崛起而夺取最高领导权之时，周就意识到那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前途的人物出现了，而他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足的。此后，他一直追随毛的路线。一旦发现自己有所背离，比如大跃进之初，他就进行自我否定。

早在文革之初，周就显示出他完全理解毛最重要的要求：“晚节不忠，一笔勾销。”这位总理也许在很多问题上不同意毛的政策，但是他从来不表示反对或提出质疑。毛的医生把两人的关系描述成“主人和奴才”的关系。

另一方面，刘少奇“接受作为毛的下级的地位，但是显然无意于放弃自己的批判能力”。刘在党内有独立的地位，其晋升的路线不同于毛。毛很早就把农民看作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刘采取了传统的列宁主义路线，在城市中从事新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工作。两个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毛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醉心于斗争和军事行动。刘则“有点书生气，喜欢成思，沉默寡言，但是却坚定不移”，性情坚忍克己，“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实干”一步步升上来的。身居高位，却不显山露水，他完全内化了组织先于个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文革所要根本否定的。

刘和毛这一奇怪的组合，在1930年代后期走在了一起，那时他们发现在一同对抗莫斯科宠爱的领导人，他们是一致的。毛一定认识到了他这个新盟友的组织才能，因为刘在1940年代早期的整风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运动旨在重新教育中共接受毛的领导。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的政治报告是一曲对毛思想的赞歌。从此开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而主席正是凭藉着这种个人崇拜在文革中对刘和其他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和周一样，刘在神化毛的路线方面并不总是成功的。在1960年代早期，他热情地支持了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却就其目标和手段与主席展开了争论。在自己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党的机器里，刘拥有稳固的基础。在毛的心目中，刘一定是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能够在背后暗算自己。

五、“九评”之九

主席对刘第二个不满的原因是：毛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洗农村干部已经不感兴趣了。在他看来，那些干部只是多吃多占而已。他更关心的是，党员开意识形态的倒车，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的观点发表在抨击苏联的第九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援引了苏联媒体上的内容，证明苏联的无产阶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攻击。如果苏联领导人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话，那是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惧怕的。然而，苏联领导人鼓吹物质刺激，容忍收入的巨大差距，以攻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用资本主义的管理代替了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一切都表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空前危险应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敲响警钟，像中共这样的政党将努力防止出现这样的“和平演变”。

这篇论战文章基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列举了15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则，但是这还不够。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这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破产的黯淡前景，这也正是发动文革的理由。这篇论战文章也暗示了向后代灌输毛主义原则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六、乌云压城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毛的同事们是否意识到这篇论战文章是对他们自己的潜在威胁。也许，他们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取悦于毛的宣传。但是，到1964年底，主席对于其中一些人的不满已经昭然若揭了。毛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质疑刘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处理，指责刘和邓小平试图把他排除在会议之外，不让他讲话。毛作出了一个荒唐而夸张却带有个人风格的举动，当时他出示了他的党员证※和一本宪法，用来证明他有权利出席会议，发表意见。

当然，他不只发表了意见，还获得了胜利。组织严密的书记处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中央委员会关于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被撤销了，因为主席还要重新考虑一下。1965年1月的新指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在主席的心目中酝酿着一场运动，它远远不是清楚农村的财务腐败那么简单：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毛的同事们已经很清楚，毛的目标是高层的“走资派”。他们是谁呢？毛将怎样清除他们呢？主席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尽管他不会轻易摊牌，但是他会很快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展开党内的清洗。

壹 第一轮排炮

1965年2月24日，毛泽东派遣妻子江青到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来点燃文革的火种。江青熟悉这个城市，她在1930年代的时候是这里舞台和银幕上的一个小演员，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去了延安，与毛结婚。到了1960年代，旧上海的风月场所早已是过眼烟云。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堡垒。主席所依赖的该市党的左派领导人柯庆施向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宏伟计划。毛现在要实施自己最宏伟的计划，派妻子去那里是最合适的。

江青多年来一直为自己不能对文化政策施加影响而感到灰心丧气。1939年她在延安与毛结婚的时候，就蒙上了破坏毛婚姻的恶名。毛原来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毛的高级同事们坚持要求江青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让她过问政事达25年至30年之久。到1960年代中期，这个禁令已经快到期了。江青在文化领域内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她不满足于只成为一位伟人的配偶。在她的戏剧生涯中，她喜欢的角色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娜拉，一位摆脱了令人窒息的家庭主妇角色的女人。不过，江青不像娜拉那样能够离开自己的丈夫，因为她渴求权力，她决心不为党内的官僚体制所窒息。

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两人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她们通常来自文工团，其中有的人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显然，尽管江青可以合理地宣称自己有经验和专长，有关的官员还是认为她爱管闲事，不理睬她的意见。1964年主席号召在文化领域内进行一场革命。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了“五人小组”执行他的意愿。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支持江青的想法，他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二号人物彭真领导这个小组。而彭刚刚因为批评江青的京剧计划“在政治上毫无意义”而触怒了她。然而此刻，毛泽东还得靠她来执行一个无法通过党内渠道进行的游击战役。毛允许她在上海寻求帮助，攻击北京的一位资深的学者，而此人一向为江青所厌恶。

一、首当其冲的吴晗

吴晗是中国的明史权威，他在1940年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时，因为发表左倾的言论，上过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在大跃进期间，毛不满于不实的生产数字，于是号召党的干部们学习刚直不阿的明朝官员海瑞，敢说真话。毛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给吴晗，让他撰文介绍海瑞其人其行。吴晗就这个题材写了一出戏供京剧团在1961年初演出，题目为《海瑞罢官》。当时毛泽东对这出戏表示满意，并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送给吴晗自己亲笔签名的最新一卷《毛泽东选集》。但是，江青一直认为这出戏是在攻击主席的政策。最后，毛放纵了她，让她着手对吴晗发动反击。

如果吴晗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对他可以进行公开的批判。对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有两个因素迫使江青采取极端秘密的行动。彭真的“五人小组”禁止对吴晗这样官方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点名攻击。既然彭真还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那么吴晗作为副市长就处于他的双重保护之下。难怪江青在北京找不到敢捋彭真虎须的枪手。于是她在上海逗留了4个月。

柯庆施知道江青的行动得到了主席的同意，他毫不犹豫地派了张春桥、姚文元这两名宣传人员来协助她。对毛来说不幸的是，在他准备发动文革之际，这是他的长期盟友柯庆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政治大事。1965年4月9日，柯在做完肺癌手术后 ，在成都疗养时突然出人意料地死去。

张春桥和姚文元一直是深得毛青睐的人物：张春桥是姚文元的上级，他在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问题上的激进观点显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本人的共鸣。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批激进的共产党员秘密前往中国旅行，与还没有在文革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会面。张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文革的态度来自我和几个同志在1965年末或1966年初与张春桥在上海的会谈……一点也没有现在中共常见的武断。会谈地点是在我们下榻的宾馆的小房间内，而不是官方的会议厅。这是一位和我们一样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他在会谈中的全部观点是，中共在过去走错了路，很可能在现在或者未来还会走错路。中共党内现在有一场斗争，而斗争总是存在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毛主席准备回到山区重新革命。作为外国的共产党人，我们的责任是：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感到中共犯了错误，就要尖锐地批判它。国家主权在此并不适用。这就是同志关系的含义。否则，修正主义就要在中国和全世界发展起来，并取得胜利。我们交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第一次与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真正的交换了意见。我现在记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是我记得我的感受非常强烈。这是一位诚实的革命者，一位反对官僚主义者，一位和我一样关心世界革命发展的真正的人。虽然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次讨论。

张的下级兼搭档姚文元那时只有33岁，他以犀利的文笔和在上海报端发表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赢得了主席的尊重，毛称其文章“令人信服”。江青要撰文抨击吴晗的剧本。张则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姚不熟悉明史，就在相应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信息，不遗余力地阅读这个领域内的材料。姚文元在文章中断言，吴晗在剧本中写海瑞为民请命，是在隐蔽地批判大跃进的农业政策，挑拨农民由此产生的不满。因此它反映的是阶级斗争。吴晗是否准备承认这一点，在姚看来是无关紧要的。吴晗的剧本是一株毒草，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重大阶级斗争所作的反革命调和。

毛在姚文发表前亲自对文章第九稿修改了三遍。主席长期以来对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兴趣浓厚，但是过去他的干涉都为同事们所知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非常看重保守机密，姚文的每一稿都藏在装京剧录音带的盒子内，在上海和北京两地间传递。这些盒子的传送只能说明江青和张春桥都参与了“革命样板戏”的制作。张后来回忆道：“我把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在了两部京剧和姚文元的《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上面”。

毛的秘密行动说明他要钓比吴晗更大的鱼。主席批准和参与了上海的秘密行动，其矛头直指北京的党组织，特别是彭真。如果彭无视姚的文章，就可以指责他没有保护中国的首都抵御最大的风险——修正主义，即通过“和平演变”在不知不觉中缓慢地使革命发生蜕变；如果他认可了这篇文章，就会因为没有亲自发现吴晗的错误而承担玩忽职守的责任；如果他进行反击，他是在保卫无法保卫的东西，更不用说挑战毛主席了。

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并不信任他。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他们两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很熟悉，当时江青患上了忧郁症。毛把她送到无锡由陈照料。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他觉得这听起来很可疑，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关系，但是他又让自己相信，仅仅一篇文章掀不起什么风浪。陈没有硬起心肠来拒绝江青的要求，使得周恩来总理——政治局里位于毛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三号人物——在这一文章发表后才知道它产生的真相。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

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次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了转载，起初彭真并不在意。《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在11月28日前，转载姚文章的只有华东6省的省委机关报，显然那时上海和它们分享了毛个人支持姚的重要机密。

然而，彭真却禁止党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以及其它国家、省市一级的报刊转载这篇文章。11月26日，周恩来得知毛在此文出炉过程中的作用后，打电话催促彭真发表此文。彭现在应该知道毛是这篇擅自发表的文章的幕后人物。他准许《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对此文进行了转载。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此文。

彭真仍然不准备承认失败，他用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挑战性名言表明了自己绝不屈服的态度。在周恩来的监督指导之下，《人民日报》把姚的文章当作了学术争论而不是政治争论，在“编者按”中表示赞同“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北京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加入了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写的“编者按”，呼吁对吴晗剧本的性质进行公开的学术辩论。彭真在12月份指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论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

二、走马换将开始

在姚的文章发表之后，毛立刻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的私人医生在很多年后总结道：“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毛乘坐的是东德定制的配备了空调设备的豪华列车，随从人员包括警卫员、机要秘书、私人厨师、摄影师以及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接下来的8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130英亩。大跃进期间对刘庄进行了修复和扩建，供毛使用。在华中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武汉，他住在东湖岸边的一处僻静的别墅中。毛要到7月中才会踏足北京。这是毛在文革十年期间7次南方之行的第一次；在这十年期间，他总共有两年8个月不在首都北京。但是，毛却继续遥控着那里的局势。

11月10日，在姚文元发表文章抨击吴晗的同时，毛撤除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机构的职责之一是负责颁发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共党员是通过一份机密的中发——（1965）644号文件，属于那时第二高的密级——得知这一消息，该文件却没有解释撤职的原因。“中发”（字面意思是“中央下发”）文件在整个文革期间是最权威的官僚行政工具。作为中共党主席，毛凭藉它向全体党员传达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在1966年，每周下发约十几个中发文件；10年后，在文革临近尾声时，这一数目下降到了一个月仅有两份，这反映了毛的健康的恶化，也可能是由于派别的广泛纷争扰攘导致权力中枢的衰弱。只有毛作出了明确的授权，比如他在旅行中，或者不与外界接触时，像刘少奇那样的代理人才有权发布一个中发文件。

杨尚昆有近40年的党龄，在莫斯科学习过，后来参加了长征。他被降职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距离首都北京1200英里左右，这一惩罚相当于国内放逐。在杨的要求之下，毛跟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指示他调查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政策是否适合当地的条件，如果不适合的话要告诉毛本人。杨在珠江流域呆了两、三年后，毛安慰他说，要让他在黄河流域再呆个两、三年！

毛选择的替代人选是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少将，汪控制着有一个师兵力的中央警卫部队（解放军8341部队），也就是政治局的“警卫部队”。在整个文革期间，汪担任着这些岗位的要职。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3岁时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一直担任毛的警卫，得到提升，并随毛在1949年访问了莫斯科。汪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毛，直到毛于1976年9月逝世，但几周后就在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行动中协助逮捕了毛的遗孀。毛信任汪的原因可能是汪的谨慎和忠诚，总是把不受欢迎的访客拒之门外。许多年后，汪本人回忆道，在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管谁想见主席，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审查和批准。即使是江青也不例外。我先要进去问主席要不要让她进来。有时候他说不。”除了不让毛不想接待的人进门以外，汪还谨慎地向毛提供他晚年不断渴望的那类伙伴。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汪的职责之一是组织和维持所谓的中南海“文工团”。在毛去世多年后，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文工团里有一群年轻的女性，选的都是长相漂亮，有艺术才能，政治上可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年轻女性的角色……就太过明显了，我无法视而不见。”

三、清洗总参谋长

杨尚昆的倒台可能促成了下一个政治变动：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要把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赶下台。罗长期担任政委，他和杨尚昆一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1959年前他担任公安部部长，在这个位子上曾多次陪同毛出巡。1959年彭德怀元帅遭到罢黜后，毛选择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而林选择罗担任总参谋长，取代因追随彭而下台的黄克诚。在革命斗争年代，罗是林彪的部下，担任过许多职务。罗的新角色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毛任军委主席，毛正是通过军委控制全军的。林彪是军委常务副主席，但是由于身体不好，把日常事务交给罗去处理。

在1964年与1965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林彪对罗不再抱有希望。他后来说罗没有“突出政治”，过于强调军事训练。林彪是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最杰出的指挥官——这一点还有争议，尽管他承认训练的重要性，但是他嘲笑搞训练指标是“形式主义”，认为仅仅因为没有通过障碍赛跑就调动一位连长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在1965年1月传达关于人民解放军工作的指示中，林争辩道：“如果（我们的军队）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毛在这个指示上批示道：“完全同意”，而刘少奇的批语是“完全赞同”。

虽然林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高层的认同，罗在编辑这些指示时却试图降低其冲击力。林写道：“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为了在政治和业务上取得更好的平衡——毛主义政治学中关于“红与专”的永恒矛盾——罗加写了一段话：“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根据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在组织原则的可能范围内，罗尽可能抵制了林的指示，做了78处修改。罗得到了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将军的支持。肖明显“在他的位子上不使用‘突出政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林彪的解释破坏了军事业务活动。

1965年中期，林开始秘密收集罗瑞卿的材料，以证明罗所谓的“有野心”，和对待“突出政治”政策的“傲慢专横”的态度。包括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将（李作鹏当时的职务不是海军政委，而是海军副司令员，——校注）在内的几位高级将领揭发罗瑞卿“关于‘突出政治’的错误观点”。毛在打倒一个重要人物前先要除掉其副手，比如彭真案中的吴晗。林也效仿这一策略，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肖向荣。

11月15日，罗瑞卿正在华南视察中越边境的国防设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扩大会议指责肖向荣反对毛泽东，反对“突出政治”，“唱和林副主席不同的调子”，是“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隐蔽成员”。但是，批肖会议召开几天后，罗回到了首都。他保护肖向荣说：“尽管肖向荣可能犯下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他不是彭黄集团的成员。这使会议陷入一片混乱，但是就像彭真对吴晗的保护那样，罗对副手的保护给了敌手以口实。

11月18日，北京仍在进行批肖的斗争，在苏州过冬的林彪发表了1966年人民解放军工作中突出政治的5条原则，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其中第一条就是毛主席的著作是全军所有工作的最高指南。当他听说罗的干预后，下令会议继续召开，他的理由是：“让反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的人盘踞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将来会产生严重的恶果。要彻底揭发批判，要杀鸡给猴看。”

然而，林的真实意图是连猴一同“杀”掉。罗在返回中越边境前，中途在上海、苏州稍作停留，11月27日，他告诉林，肖向荣一案已经做得过火，林彪不置可否，文革中毛在和他打算清洗的对象谈话时采用的也是这个策略。11月30日，林派妻子叶群去杭州争取毛支持打倒那位总参谋长。

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叶群积极收集罗的黑材料。叶群本人是解放军的一名上校，1950年代后期肖向荣拒绝提拔她，导致她对肖向荣和罗瑞卿都很不满意。她的世界史私人老师说她注意力不集中（“她很难集中精力！”），她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她（一位秘书说：“大家都认为叶群很坏”）。她在政治上野心勃勃，那些在她没有嫁给林彪以前就在延安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很轻浮。然而，她的丈夫却真心爱她，她生了一子一女。叶群带着反罗的材料以及林的亲笔信来见主席。林在信中解释道，这些“重要情况”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林彪向毛暗示，除掉罗对他来说就像主席除掉杨尚昆一样重要，同时这两个案子可以有效地联系起来。

叶群单独和毛进行了7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罗不突出政治外，她还提出了两个“重要情况”：他不愿向林定期汇报工作，他试图让林退休，自己取而代之。有关第一个问题，罗瑞卿的女儿在文革结束后提供了一个极为不同的解释：

（我父亲）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去向林彪汇报工作。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

关于这位前国防部部长的古怪行为，其秘书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中，罗事先没有打电话，但是林彪听说罗打算过来后，就让秘书打电话叫罗立即过来。

在毛看来，林彪的第二个抱怨更加严重。如果罗瑞卿真要试图代替林彪，主席将面临失去一个主管核心机构的至关重要的盟友的危险。在即将发动文革、攻击党组织之际，毛正需要得到林彪的支持。林指责罗的主要证据是罗瑞卿和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谈话，据说罗要刘亚楼传话给叶群，林应该退出政治舞台，让罗来主管军队的工作。由于刘亚楼不久后就去世了，没有人能够反驳这一指控。

叶群这些七拼八凑的臆测和半真半假的叙述在毛的心中能有多大份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主席所采取的行动速度之快说明他觉得有必要拉拢林彪这个忠诚而强有力的盟友。此外，毛也许认识到，这可以在解放军和中共之间建立起组织纽带，由于他准备以前者为基础来攻击后者，这一步就势在必行。1962年罗计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之后曾经充当了那个纽带。于是毛断定罗确实是另一个“党中央的修正主义分子”。12月2日，他简短地回信给林彪，宣称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的人是在“实行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他在那一天向南京军区的一小批高级军官解释了这个观点。那些公开提出业务先于政治的人并不危险，因为他们是少数。但是那些折衷主义地认为两者同样重要的，必须坚决与其进行斗争：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把它们（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的。

毛非常重视罗通过使用“但是”、“另一方面”来阉割林彪关于政治的指示，这些词句暗示林彪在破坏解放军的战备工作：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随着对中共北京市委的抨击到了决定性的阶段，毛不能承受同时进行另一场重要战斗。他迅速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次会议于12月8日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有61人，包括解放军的34名高级将领。最引人瞩目的缺席者是罗瑞卿本人，他正在视察“三线”（毛制定的计划，为了保证战时安全，把工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在内地进行建设）的途中，在会议开始的那天，正离开广西，前往云南。罗听说要召开一个会议，但是不知道其目的何在。

对罗的控诉主要是叶群进行的，她讲了三次，时间长达10小时。林彪本人、李作鹏和吴法宪中将发言支持，后两者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在林的庇护下，李和吴稳步晋升，他们都盲目地忠于林彪：1971年林身败名裂后，海军政委李作鹏承认：“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这样交代他和林彪的关系：“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会上传阅了叶群呈给毛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说服政治局的高级成员们。刘少奇说叶群的说法“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死去的刘亚楼的证词是死无对证，难以确定这样严重的罪名。彭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但是毛和林彪一意孤行，从云南省省会昆明召来了罗。云南是陈纳德传奇的“飞虎队”曾经在中缅印战场上抵抗过日本人的侵略，而现在大部分的“三线”建设集中的地区。周恩来致电罗，让罗在12月11日乘飞机来，但是没有告诉他，会议的主题正是针对他。罗到达上海后，周和邓小平向他通报了对他的指控。罗试图否认全部罪名，但是周冷淡地打断了他。罗被警告，不得去见毛或林。

同时，罗的副手肖向荣将军被人从北京护送到了上海。他的两个上级——他们的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竭力逼他揭发罗：“现在是你向党交心的时候了，”他们这样说道：“你现在必须觉醒，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罗的副手断然拒绝揭发那个刚刚还在保护他的人，于12月15日被送回了北京。不到一周，他被流放到长城以北的西北地区。他在那里很快被剥夺了自由，接受军委对他本人的“严重错误”的调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罗的结论。这样的迟疑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戴四颗将星的参加了长征的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的脆弱的证词，而且这位上校还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中共是搞家长制的——她不是中央委员，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他们都没有被牵连进去，少数几个发言表示支持的军方代表表明支持林彪的只是少数。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此后他们自己将被分而治之，在文革中受到公开抨击。

相反，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成立特别专案组，直接向周、邓、彭真汇报工作。12月17日，罗飞往北京，被告知解除职务。12月29日，杨成武将军被委任为代总参谋长。1966年1月叶剑英元帅取代罗任军委秘书长。罗在1月19日写了第一篇书面检讨。2月1日，他否认曾要求林彪下台：“（这些话）我完全记不得了。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

从3月4日到4月8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42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昔日的战友们现在知道要他们干什么了，罗无法忍受对其个性和行为的残忍抨击，3月18日他试图自杀。下面是3个月后刘少奇向党外知名人士作的冷酷的报告：

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严重地对抗党……

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期间从电话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的直接反映是问：“为什么跳楼？”接着评论道，“真没出息！”

在接下来的会议上，罗的批评者们对着他坐过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进行着抨击。罗干了一件对其敌手有利的事情；他的企图自杀让那些即使是怀疑他的罪名的人也抚慰了自己的良心，因为罗既然可以自杀的方式背叛党，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4月12日，周、邓、彭真写信给毛泽东，告诉他与罗的斗争已经结束，有关“错误”的报告已经起草完毕。这是彭真在重蹈罗的覆辙之前进行的最后一项官方活动。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并下发了这份报告，文中增加了一个段落，把彭真在上海对此案的质疑描述为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罗的错误。

四、《二月提纲》

随着罗瑞卿事件在1965年12月和次年1月的展开，彭真坚持他以正名为主的防守策略。吴晗的问题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但是，毛在12月22日提高了调子，他在杭州对前来晋见自己的彭真说，姚文元的批判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一文题目的关键词是“罢官”。这个剧本在彭德怀元帅罢官后不久写成，其寓意是支持这位下台的国防部部长。毛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在修改姚文元的文章时指出这一点。后来有人用毛的遗孀来证明主席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守机密：“如果时机没有成熟，他不会吐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对于主席来说，吴晗的问题肯定是政治上的。然而，彭真争辩说，在彭德怀和吴晗之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他还曾经告诉吴晗：“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讶：“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

同时，在姚的文章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推动下，一场公开的辩论开场了。党的最高宣传机构仔细审查了刊登在中国主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稿件。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中央宣传部——其部长陆定一是“五人小组”的成员——那里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中宣部同时“搁置了”一些在政治上对吴晗抨击最凶的文章。

1月间，两篇极其激烈地攻击吴晗“毒草”的“反动实质”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章被扣压了，没有立即得到发表。他们的作者是毛最喜欢的有：“培养”价值的“青年左派”，而中宣部对他们的——用毛的话来说——“压制”却使得这两人飞黄腾达，进入了主席身边的核心层。其中年长的关锋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引起了毛的注意，他用尖刻的语言匿名批评了人类学家费孝通——费孝通接受过英国的教育，以《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经典著作蜚声海内外。几年后，毛仍然在称道关对费孝通的批判。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但他的强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哲人著作。戚本禹比关年轻13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1963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并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震动。毛喜欢戚的论证方式（他称其“白纸黑字，铁证如山”），1965年12月，他称赞了戚最新出版的著作，说自己“看了3遍”。1966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

彭真在坚守了两个月的立场后，突然开始发力了。2月3日，“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他提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一个界定辩论范围的纲领性文件。这份后来被称作《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起草于2月4日，主要是出自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的两位副部长之手。第二天彭真把第三稿交给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彭真获得了他的同事们正式同意，并且在第四稿中加入了他们的意见，2月7日以加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当时在武汉的毛。第二天拂晓时分，彭真与“五人小组”另外3名成员一同飞往武汉向主席正式递交该文件，他们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人民日报》以及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吴冷西。该文件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根据不同的记录，毛询问吴晗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同彭德怀有没有关系。彭真再次断言两人没有组织联系，毛说吴晗在接受批评后仍然可以作副市长。主席对于《二月提纲》的文本正式提出了两点异议，同意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有关材料没有讲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形式的认可。毫无疑问，它决不是明白无误的，而且不是十分热诚的。周恩来在同主席数十载共事的经验中总结出，主席如果真心赞同某事，他会批示“极好！照办”，或者类似的词句。虽然赞同，却不那么情愿，他只会批示“照发”。如果他只是在文稿附件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地处画个圈，那只是意味着他读过了，并不准备否决它。在《二月提纲》的问题上，毛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书面批准。2月11日，彭真及其同事最终定稿，2月12日，他们把印好的文件以及一个简短的序言（文件中唯一没有给毛看的部分）发给了北京，再次得到了政治局常委们的批准。2月13日，党和国家的神经中枢——设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下发了《二月提纲》，总号是中发（1966）105号，密级是“绝密”。

对于彭真仓猝慌张的行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听说江青1月21日在苏州拜访了林彪和叶群，达成了有关文化创新的共识。林和毛一样尽可能地远离北京，他在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别墅供自己临时享用：一处在东北的海滨城市大连，另一处是离上海一个小时车程的苏州，后者以园林和运河著称。1852年，一位英国游客把它描述为“中国人的天堂，一个人间天堂”。从那一天直到中国旧历大年初一，江青向林和叶提出了召开解放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建议。林欣然同意，这是对毛处理罗瑞卿事件的回报。从2月2日开始，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位中将副主任的带领下，一批高级干部几乎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聆听江青谈论艺术的左派观点，观看了30多部电影和戏剧。江青告诉他们，它们大部分都有意识形态和艺术上的缺陷，有的问题严重，有的较轻。她终于有了对她俯首帖耳、毕恭毕敬的听众。

《红旗》总编辑、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都对上述会议纪要进行了修改，毛本人也进行了不下3次的修改。4月10日它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作为中发（1966）211号文件发表。《纪要》采取了与《二月提纲》截然不同的路线，在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段落宣称：“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它反复强调了在中国进行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这是《二月提纲》中没有的。如果彭真曾经打算用《二月提纲》先发制人的话，那他是失算了。此时随着江青的《纪要》的出炉，彭真的下台日期大大提前了，他的《纲要》已经成为了历史。

然而，在二月的武汉，彭以为他获得了成功。一位助手在很多年后回忆道，在会见了毛以后，“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逛过旧书店，（我们去了别的地方）。”在回京的路上，彭中途在上海停留，他和他的同事们告诉当地的党的领导，毛支持吴晗案不存在政治问题的主张。为什么主席会给彭留下这种印象？事后看来，显然主席是在欺骗彭真，假意与其合作，直到他准备发动致命的一击。

贰 围攻北京市委

1966年3月中旬，毛着手对首都的党组织发动最后的攻击。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听到了主席把吴晗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描述成反党分子，比蒋介石国民党员好不了多少。毛批评《人民日报》是半马克思主义的，警告中央宣传部不要压制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其中当然有他所指的关锋和戚本禹），暗示它可能像1962年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样遭到解散。毛抨击《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他的报纸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克思主义。一位当年的听众日后说他的感觉是：毛不满的远远不止是一、两个负责宣传的高级干部。毛同时指责彭真搞“独立王国”，因为上海有一出戏不让在北京演；事实上，有关的演出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彭真什么也没说。他事后向周恩来解释说，他不想当面和主席发生冲突。

3月31日，彭真得到了更糟糕的消息。康生告诉他和周恩来，毛在3月28日到39日间，同他（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3次谈话，说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些组织将被解散。彭辩护说自己没有“包庇”吴晗，只是想实施毛主义的“百花齐放”政策，《二月提纲》中提到了这一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却没有。彭最终开始退却，提出修改《二月提纲》。周恩来看出了风向，电话告知毛，表示“完全同意”毛的指示，准备召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批判彭。

4月9日到12日，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毛做信任的康生、陈伯达罗列了彭真的主要罪名。康生在1962年被提升为书记处书记。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人人对他畏之如虎。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称其具有超乎常人的识别“反党分子”的第六感。他于1925年加入中共，在从事了一辈子的反间谍和最令人厌恶的秘密工作后，他的冷酷无情几乎有悖常理。康生有时候被人比作斯大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熟悉他的人说他“有着铁石心肠，不知道该怎么哭泣”。然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渊博学识，对于文物的鉴定能力，尤其是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由衷的尊敬。毛与康生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之间的信件都是用毛笔写的。有些书生气的陈伯达和康一样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但其个性与康绝不相同，在承受压力之下，他容易神经衰弱，痛哭流涕，还会想到自杀。他说话结巴，有很重的福建口音，听众几乎听不懂他的讲话。1920年代末，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回国后担任了毛的政治秘书和笔杆子。他帮助这位未来的中共主席构想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康和陈私下里相处不来，但是在这种场合，以及在文革许多类似的场合，他们俩一前一后，珠联璧合地担当着毛的政治仆从。

彭为了维护自己，绝望地抵挡着他们连续的攻击，坚持说他没有也不会“反对毛主席”。但是周和邓小平不为所动，他们宣布彭的错误是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和“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他们决定向毛和政治局常委会提议，起草一份新文件，以废除和批判《二月提纲》。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刘少奇出国访问了。4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适时地废除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五人小组”，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取而代之，它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4月19日，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谴责彭所谓的错误。彭真奉命去参加会议，他到达会场后要求与主席进行20分钟的单独会谈，但是毛拒绝了。刘少奇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进行了4周之久的访问，等他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在毛对其盟友彭真动手时，刘正好不在国内，这也许不是巧合。由于刘少奇对自己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情大多并不熟悉，毛不主持的会议，大多由周恩来代替刘主持。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废除《二月提纲》的中央文件草案。会议于4月26日结束，从第二天彭真在北京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他身边总有不离身的警卫，不再有自由行动。北京的外交官们立即发现了在“五一”庆祝活动上彭真的缺席。当天是倾盆大雨，这一景象多年没有出现了，在法新社记者的笔下，它“预示了一个丰收的年景”。但是，和往年不同，多大的丰收并不是毛的同事们最关心的事情。

一、匿名信事件

主席对文化部门的攻击和对中宣部的警告决定了陆定一的命运。陆是中宣部部长、彭真在“五人小组”的重要同事。然而，陆解职的准确原因则不为人所知。刘少奇说他是“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周恩来认为“他攻击左派，包庇右派”。周还在另一个场合讲陆“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不过，在导致陆下台的官方文件中没有记载周的批评。与其他人的说法有别，林彪坚持说陆的罪名之一是“仇视毛泽东思想”。当然，陆的一些“仇视”言论带有挖苦的味道：“你说是毛泽东思想教你打赢乒乓球的！那你怎么解释输球呢？”但是，在导致陆下台的官方文件中，没有突出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批评。这一文件大部分篇幅谈的是一个叫做“502号专案”的、带有催化作用的事件，主要内容是陆的妻子严慰冰向林彪家庭成员写的一系列奇怪的匿名信。

严慰冰在其丈夫的机关中多年担任一个部门的副局长。1960年，叶群成为其丈夫的办公室主任后，严就开始给她写匿名信。严在信中指斥叶（她在1940年代在延安认识叶）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给林彪“戴绿帽子”。叶群在1966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件的作者，决定就此大做文章。3月份，在审查其妻子期间，陆定一被赶出了北京，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好处”。4月28日，陆的妻子被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5月6日，陆奉召回京后，立即被软禁于家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被指控与妻子合谋诬陷林彪及其家人。在会议听取陆的检讨的那天，每一位与会者都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林彪一份手写复印件。这是政治局会议收到的最离奇的声明之一，它说明领导层此时的“政治斗争”恶化到了何等低级的层次，其全文如下：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

这张条子在文革的幸存者中间成为了一个传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准确的措辞已经被人慢慢遗忘，各种版本纷纷出现。1981年在北京，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部特情人员在同笔者之一交谈时，坚持说他看过一位当时在场的解放军元帅的私人日记，原文的结尾是“主席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不管这一便条原文实际上是什么（其照片从来没有公布，而原有复印件都在当天被政治局会议的秘书处收走了），陆定一强烈否认对妻子的信件知情，但是全然无用。当林彪问这怎么可能时，陆意有所指的回答道：“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暴跳如雷，威胁要当场枪毙他。

二、窃听器事件

林彪和陆定一关于叶群处女问题的争论，其爆发的场合是5月4日到26日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两周前，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已经定下了此次会议的方针，但是他让刘少奇——刘的盟友彭真受到攻击时，刘正在国外——主持会议终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政治职位。

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杨尚昆被召回北京，最终得到了他被撤职的理由：在毛主席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泄露党的机密，与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并犯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种指控没有提供什么证据。

第一个罪名无疑是最严重的，尽管那时杨已经被解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了历史。窃听器事件发生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八大”前后，1956年下半年，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人员开始使用录音机来准确地保存党的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讨论。原因很简单，毛的机要秘书在很多年后解释，这是因为在这些场合，速记员的记录不尽如人意，录音无疑可以增加和改进会议记录。

1958年末，使用录音机的场合得到了扩大，次要的会议如毛在各地视察时与当地领导人的谈话也包括在内。中国的领导层在那一年从瑞士进口了10部录音机，两部直接给了毛的机要秘书，另外8部给了杨尚昆。这8部录音机暂时被用来记录政治局会议的谈话。毛显然不大喜欢使用这种设备来一字不差地记录高层的谈话。1959年到1960年间的冬天，他首次抱怨中央办公厅“过分地”使用了录音机。经毛批准，1960年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录音，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录音。1961年，毛发现他与一位女服务员的调情被录了下来，当即大发雷霆。尽管杨尚昆当时没有受罚，他的几名属下被牵连了进去，受到了斥责，被降职或调离了中央办公厅。在毛的坚持之下，录音带的部分内容由监管的秘书组抄写了下来，然后全部销毁。

1968年，邓小平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承担了“不及时处理杨尚昆安装窃听器事件的政治责任”。但是，12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坚持说原来就没有进行过“窃听”。“机要局的录音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特别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因此所谓对毛主席谈话的‘窃听’、‘秘密录音’、‘私人’录音，或者‘盗窃党的机密’没有事实基础，是一场政治阴谋。”监管红卫兵后来重复了泄漏党的机密这第二条罪名，但是见多识广的党史学者坚持说杨尚昆“从来没有泄露党内的核心机密”。

在文革前夕，毛和林筹划同时铲除强势的北京市委头号领导人、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宣部部长，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合理的解释是，杨尚昆也不是由于公开的理由而下台，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控制颁发中央文件。

三、拆除“定时炸弹”

在接近80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的检举人仍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康生从5月5日到6日一共讲了8个小时。张春桥也在旁相助，他向会议简要介绍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情况，该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了“除西藏外”全国各地一万多封读者的来信，由此可见该文章引起的争议之大。5月7日，陈伯达在发言中回顾了彭真的历史，竭力证明他“反对毛主席”的迹象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并不只有毛的亲信才批判了前述4人已变成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周恩来在5月21日宣称：

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

周用所谓“四大家族”来代指4位遭到清洗的领导人，这个奇怪的标签并不是“四人帮”的前身，而是中共在解放前指斥的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周这是在火上浇油，不管是周还是刘少奇都没有意识到，后来还有所谓的第五大“家族”——刘少奇自己。5月23日，会议决定正式解除4人的职务。毛后来在跟胡志明解释清洗修正主义分子的问题时，虚伪地告诉胡“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对于这场毛“很久以前”就想进行的清洗，1966年5月周恩来这样描述道：“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刘少奇在一个月后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场精心组织的冗长的会议是一个枢纽，它既是中共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大清洗，也是文革中的第一次大清洗。

根据一位参与者后来的会议，“从会议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是笼罩在极其紧张的政治气氛内。”毛已经离别北京达6个月之久，此时仍未现身，他通过康生来传达信息和“指示”。在5月18日全体会议上，林彪是哟在康生指导下为其准备的讲话稿，指责彭、罗、陆、杨4人试图进行“修正主义篡夺领导”，图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古文观止》里的《辨奸篇》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

他们（彭、罗。陆、杨）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审判”党。

几乎可以肯定，林不“详细说”的原因是他所说的“材料”还不充分。他不时脱离讲稿，用猥亵的言语弥补额、内容的贫乏。在1966年9月大范围发布的这一讲话官方定稿中删去了这些猥亵言语。

四、起诉书

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六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外国观察家们慢慢地才注意到了后者。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告诉国内听众，美国的“专家们”在“仔细监视事态发展”。华盛顿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承认：“我们过了五年才真正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是由军委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起草的，附件有罗的检讨，罗的四位高级同僚叶剑英元帅、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将军的揭发发言，以及一封写给毛的信，谴责“彭真同志在揭发罗瑞卿的会议上的丑恶表演”。这份报告在5月16日下发，总号是中发（1966）268号。

类似的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错误”问题的详细报告没有公布。政治局只在简短的声明中声称要“解释”这些错误的性质，宣布成立中央专案组来“进一步调查”罗瑞卿和彭真两人的“反党活动和非正常的组织联系”。

中发（1966）267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彭真的“错误”和文革，显然它是上述六份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份。该文件内容有一份毛在会议召开前早就审阅过的《通知》，6份附件。后者不仅包括综述彭真所谓“错误”的文件，还有一篇关于他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的文件；《二月提纲》的全文，据称是彭真“修正主义”确凿证据；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追溯了从1965年9月开始的“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

接下来是对《通知》进行表决。用一位与会者的话说：“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

在文件中不但有普通的排印错误——如果有人敢于指出了的话，很容易得到纠正——还有政治性提法上的重要矛盾。考虑到中共领导人对于语言问题的高度敏感，《通知》提到文革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提法，这值得人们高度注意。在平常的时候，长期为毛代笔捉刀的政治秘书胡乔木、康生——他在1975年去世时，《人民日报》刊登的讣告称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人在党的媒体上展开过代理人的斗争，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权利”，“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的社会”等等意义几乎相同的提法争论不休，据说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能坚持“正确”使用它们据说是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之一。

但是，在那个场合，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通知》甚至没有明确下一步要进行的到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通知》中这两个提法是并存的。此外，它偶尔提到，文革不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大革命”，重复了刘少奇对于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有很多史学家认为它是文革的彩排）的描述——一场“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超过了中共以往的历次运动。从这一点来看，《通知》的起草者至少事先已经仔细想过了自己要干什么。文革是中共针对修正主义发起的最雄心勃勃的行动：“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五、输家

《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5月17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它在一年后被解密，刊登于1967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五一六通知》被描述成“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标志着运动的“强有力的开始”。政治局仍然在开会，全国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关注它的动态，普通党员和共青团干部一般要再等一个星期左右，在“政治学习”时听到口头传达的文件精神，在毛时代的中国，这些沉闷的下午例会是政治生活中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周恩来在5月21日的讲话有助于他们推测运动的方向，当时周告诉政治局：“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他引用了毛的话，重申：“重点放在内、在上。”

听众是否真的领会了毛的用意是大有疑问的。会后，参与了后半段会议的教育部长告诉其同事们：“现在我非常困惑。”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与会的部长指示部里的党支部书记们：“作好排查目标的工作，在把他们揪出来的时候做到有的放矢。”这次运动指定的目标首先要找出那些“经常发表修正主义意见和观点的，长期对组织发泄不满，有宗派主义行为迹象的，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个人主义，立场和观点极其错误的”。总之，是那些通常的可疑人物。这也许是一个清算旧账、升官晋职的好机会。然而，这位部长应该从遭到指控的领导人的级别上看出，文革是要“揪出”那些不“经常”带有修正主义观点的人物。

6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的效忠。一位西方外交官目睹了一场为重建北京市委而举行的集会，地点就在北京市委办公地点前：

新北京市委书记的任命在6月3日下午公布了。黄昏时分，激动的北京市民们在排队购买《北京晚报》……北京市委总部成为焦点所在。正门很快挂起了毛的画像，两侧插着标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弧光灯和广播喇叭竖了起来。从傍晚开始，众多卡车把来自不同区县的人们运送到了这里。一些头头们轮流表示拥护新市委，高喊口号表达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央的信念，表达要粉碎一切“牛鬼蛇神”，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纯洁性。游行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精心的组织。除了领呼口号的积极分子以外，队伍中有人面无表情，也有人激动不已。鞭炮和架在三轮车上的擂鼓声让整个场面更显壮观。

紫禁城由一道红墙屏护，而现今保卫着居住在里面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精英和官员，使之不受百姓的窥探。中央机关的人员参加了对于“四大家族”成员的批斗和羞辱。早期的集会是在中央机关支持下组织的；后来集会就演变成了公开大会，许多实际的组织工作是由红卫兵完成的。

罗瑞卿自杀未遂，反而跌断了腿，此后住院就医，起初是受到缺席批斗；同样是军官的妻子代替他接受批斗。在年底前，她被关进了监狱，而她瘸腿的丈夫则被放在装菜的大箩筐里，抬到集会的台子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这显示了“群众”的“革命首创性”。1966年的秋天和冬天，陆定一夫妻遭到反复的公开批斗。陆的儿子在监狱里被关押了6年，他的3个小姨子分别被关押了6年、8年、9年，他的岳母死在狱中。杨尚昆的妻子被撤职，从1966年夏天开始反复接受公开的“批斗会”。

对彭真的清洗又导致了无数下级官员作为其“死党”和“黑帮”而遭到撤职和迫害。他的两个高级副手刘仁、郑天翔，与他一起在5月份遭到清洗。6月，彭真手下的所有10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7月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遭到清洗，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被公开打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后自杀。10月，彭真领导的原市委书记处的最后两名成员万里、陈克寒也遭到清洗，加上彭真一共有81名官员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刘仁，42名部局领导人，34名区县领导人。他们还不知道，若与后来要承受的灾难相比，他们的处境已经算得很人道的了。

随着彭真系统的瓦解，另一位高级领导人也受到了攻击，尽管他的问题和“四大家族”没有联系。副总理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担任的职务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在1965年冬，中共党内已经在批评乌兰夫处理内蒙古的“阶级敌人”时过于“软弱”。在1966年5月日益残酷的政治气候中，他的罪名被重新写过，包括反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扬言“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7月，刘少奇告诉乌兰夫，他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特别是蒙古族的”；邓小平则指出，乌兰夫抓错了“关键环节”，他不该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而应该抓住“阶级斗争的关键环节”。1966年8月16日，乌兰夫被撤销了党内职务，被打成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到了1967年，乌兰夫也丢掉了在解放军和国务院的职务。

在那些拒绝接受这种命运的人士中，自杀变得日益普遍。5月17日晚，彭真属下主管文教的书记、《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1957年，由于其没有在社论中体现毛个人的想法，遭到了撤职处分）、北京报界长期和吴晗齐名的资深作家、十万分忠诚的共产主义者邓拓——用给他作传的西方人的话来说——“被那些他为之服务的人赶进了自杀的例行仪式”。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月23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6月25日，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自杀，其罪名是维持“与外国的非法联系”。7月10日，北京市委主管宣传的负责人自杀，他生前多次与江青在“京剧革命”的问题上发生过冲突。7月23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许多家庭都在默默承受着苦难。邓拓自杀后，“他的孩子被赶出了学校，妻子被游街示众，‘革命接班人’占据了他老实的宅子。”

然而，这些个人悲剧与正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相比，前者只是后者的注脚而已。

六、赢家

那些死去和下台的领导人的职位必须要有人来接替。政治上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哪里有死亡，哪里就有希望”。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接替了彭真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职务以及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陶铸曾经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短期班的学员，后来转变成共产主义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经历充沛，讲话直言不讳。大学生们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叫做《陶铸论陶铸》的集子，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要说我一直是革命的，但我并不总是正确的”，“左的错误，右的错误，我都犯过，但是我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中共华北局，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文已经说过，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了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

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意思是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都跟着爬了上去。陶把许多同事从南方和中部地区带到了北京，其中至少有54名县级干部，他们填补了彭真的北京市政府内的空缺。陶还把故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命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

但是，最大的赢家却是在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参加起草了《五一六通知》特别小组的重要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王力、穆欣。王出身学者世家，曾经是中共的中苏论战小组成员。穆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家报纸是以知识精英为读者对象的中国最杰出的报纸。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小组被命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理论上向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是毛用之自如的个人工具。它的成立会议召开于上海的临时基地，而没有选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严密注视下的北京，这不是巧合。陈伯达宣称他曾经试图拒绝中央文革小组，理由是他只是一名学者，但是周恩来告诉他要服从党的纪律。后来他发现这个“小组”完全超过了他以往领导过的所有机构，甚至没有哪一个机构像这一“小组”事实上所享有这样大的权力。起初，它主要是高层的一个写作班子，首要任务是把毛不断演化的文革宏图大略付诸纸笔。其初举是6月份的12点指示，很快又演变成了一份有23条的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至少进过31稿后，最终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8日提交中央委员会通过。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了推动文革的主要机构。

七、反应

党的一些干部觉得《五一六通知》起草者对彭、罗、陆、杨按上的“反党”罪名难以服人。有人立刻开始担忧谁会成为下一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在国外旅行时，提到“老朋友”（他喜欢这么叫）彭真遭到清洗的消息，他的反应时：“我们也不安全。”有人要求那些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物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便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济济一堂，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地方——也有人认为给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扣上这样的罪名在字面上难以理解。校长林枫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阶级问题，你们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阶级动力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党的干部们表示怀疑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党外杰出人士则惊慌失措。5月5日，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化界的大红人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宣称自己写过、翻译过的“几百万字”“拿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5月下旬，中央统战部告知邓小平，在党外知识分子和8个“民主党派”中弥漫着“震惊、紧张、恐惧”的气氛。6月下旬，邓安排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那些地位显赫的“民主人士”简要介绍情况，帮助他们克服对于文革和清洗党内四大修正主义分子的焦虑。邓坚持说，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次清洗是“正常的现象，健康的现象”。

刘少奇重复了林枫的观点，把垮台的四人几乎比作了妖怪，鉴于其后来的命运，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他说：“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我们不清楚刘自己——更不用说那些知识分子——对于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样文章是否觉得可信，但是至少它可以作为一种事后的解释进行兜售。更加难以解释的是怎么预先发现修正主义分子，既然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刘别扭的解说让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了隐形人，虽然媒体在聒噪：修正主义分子不管伪装得多么巧妙，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识别他们。

八、“紧跟”主席

事实上，《五一六通知》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份总结斗争胜利成果的文件，而是一份实际上指向了未来的文件。这一点毛在他亲笔添加的关键段落中已经有所表示。当时毛告诉陈伯达和康生，他是特别有意要让这些段落具有“鼓动性”。康向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做了怎样进行解读的提示。康在会议初的一天，代表林彪宣称，“真正触及灵魂”的段落是文章的最后一段。毛亲笔写下的这一段是：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的心里想的是谁呢？奇怪的是，连毛身边的亲信也不知道主席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一个或几个身份。戚本禹在1967年4月说道：“甚至去年毛主席提出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正在被培养为接班人，睡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多同志还不理解。”张春桥在1967年5月说道：“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主席的话，只有少数人有模糊的认识，完全没有什么反响，特别是那一段‘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当时我没有真正看懂。我只想到了彭真，没有完全想到是刘少奇。”1968年10月，即便是康生也坚持说：“当时我们也没有感到这指的是刘少奇。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我当时了解得很肤浅。”

事实上，只有毛才能“识别”修正主义分子，更准确地说，只有毛才能决定他们是何许人也。清洗“四大家族”是主席的一大妙招，但是在他指出他们的名字以前，没有人能确定他们是真正的目标。毛严守机密。就是把自己的长远目标透露给心腹亲信也有走漏风声的危险。他的计划一旦泄露一星半点，他要打算打倒的对象就可能先发制人。

毛的深藏不露导致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后果：在文革期间，毛的热忱的支持者们必须凭直觉感知毛要什么，然后去实现他们所确信的毛的目的。他们必须“紧跟”主席，有时候甚至可能超出毛的想像。基于上述理由，文革的幸存者们把运动最可恶的行为归罪于毛激进的同伙，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主席有意为之的含糊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

九、保卫首都

体现毛的谨慎——也许是妄想症——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他在清除彭真后，采取措施以巩固首都的安全。一边是官员的降职，党和政府组织关起门来，开会揭批，另一边是同时极其秘密地在北京城内和城外调动军队。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在讲话中断断续续提到有政变的危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林彪和周恩来在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又对此作了强调，周表示：“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彭真则简短地作了否定。但是，主席一直教导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虽然林彪牢牢地控制了军委，毛还是不想冒任何风险。

为了响应毛对于首都安全的关切，一支执行特别任务的力量，即人们所知的政治局常委会的“首都工作组”得以成立。“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新任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担任领导。叶的副手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军。该工作组成员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北京军区的两位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主任，中共华北局的书记。杨成武在文革“发动阶段”的表现深得毛的满意。1967年1月戚本禹评论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有特殊的功勋。没有他指挥部队顶着，罗瑞卿早就政变了。”

尽管“首都工作组”的办公室就安在军委内，林彪又是军委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但是他在工作组内却没有个人代表。直接听取叶剑英工作汇报的政治局常委是周恩来。5月26日，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授权叶剑英，遇有紧急情况可调动卫戍部队，只需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1966年6月，“首都工作组”把公安部队在北京的两个武装警卫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与此同时，此前的一个命令也得到了实施。1966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的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独有的建制，不再由军委和公安部共同领导。工作组接下来大力充实了北京卫戍区，从1个师、1个团扩充到了3个师、1个团，很快又发展到4个师，每个师下辖6个团，再加上1个独立团，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两个新增的解放军主力师即70师和189师，都是从河北省调来的，与杨成武都有历史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3个师。他直接向军委负责，也就是说首先向毛和林彪负责，而不是向所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

这时卫戍区司令员也换人了。北京军区在“首都工作组”的两位副司令员之一傅崇碧少将代替了李家益少将。傅、李二人都参加过长征，都曾率领重兵赴朝鲜参战（李是副师长，傅是师长），但是傅与李不同，傅在1940年代是杨成武的部下，傅、李二人有长期的紧密关系。据说后来杨告诉傅：“你傅崇碧如果不是因为我，根本当不了卫戍区司令”。

1967年主席在同到访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即席谈话中表明，毛真的相信，在1966年5月前，他和客人们若在北京街头行走时会“不安全”。的确，当时有一个媒体没有报道的事件：1966年2月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北侧的一个窗子突然被一发来自5.6毫米口径步枪的子弹洞穿。事故？暗杀？疯子干的？一个以公安部副部长为首的精干的调查小组迅速得出结论，开枪者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的十几岁的儿子，那天上午他在街对面的自己家屋顶上瞄准一只麻雀进行射击，但是子弹打偏了。从政治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同样在1966年2月，两名男子由于散布“反革命传单”、图谋炸毁天安门，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毛告诉他的阿尔巴尼亚客人，总体上他对“首都工作组”采取的军事举措感到满意。“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毛宣称，“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也才能到处走。”周恩来在一年后回顾军队的重新部署时少了些夸张，他坚持说这些变化“不是什么大事”。

1967年1月，周告诉一帮难以驾驭的学生，新扩编的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是非常“能干和精干的”。周恩来解释道：他们不容许人民“辱骂他们”、“用拳头打他们”，他们肯定“不会向人民开枪”。“如果你骂他们，打他们，你要知道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根据傅崇碧在文革高潮时表示，北京卫戍区拥有10万多名干部、战士、百姓和家属。他在大约30年后回忆道：“那时候发到卫戍区的中央文件比（整个北京）军区的还要多”。

除了采取措施保证大北京地区的“安全”以外，“首都工作组”更加秘密地加强了中南海大墙内的安保措施。根据周恩来在1967年6月的讲话，很多年以来中南海其实是被杨尚昆“统治”的，到处都是“背景复杂”的人。为了确保中共主席的“安全”，毛甚至还担心“党中央有个反革命集团要刺杀我”，杨尚昆的继任者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进行了重组。周恩来解释道：“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人赶走，主席就不会回中南海”。

在毛泽东及其同事居住的中南海内，不仅与杨尚昆可能有“非法联系”的人员遭到了清洗，而且许多单凭资历在那里居住多年的党的重要人物被纷纷“赶走”。7月初，副总理李富春和汪东兴告诉他们，中央“刚刚做出决定”，只有与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直接相关的高级官员才能住在中南海里。其他人都要被安置到北京的其它地方。

“到了6月份”，周恩来在大约一年后回忆道，“北京就安定了”。北京也许是安定了，但是它从来也不安静。正是在这个月里，文革变得公开、喧闹和狂暴。

叁 校园大乱

毛在1966年7月8日写给其妻子的信中，表示自己决意为了最终实现“天下大治”，要制造“天下大乱”。为了实现这个非常目标，毛使用了非常手段。他发动文革的方式让江青秘密地组织撰写报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抨击一位知识分子，进而达到北京市委的头号领导人。现在，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毛将操纵中国教育机构内的群众运动，把那位国家主席拉下马。

然而，毛的文革最初的斗争是在政治局内爆发的，还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对吴晗及其同事的批判还没有充分调动大学校园内的知识精英，普通人仍然过着普通的生活。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共产党和共青团鼓励年轻人记的日记就提供了证据。发誓学习无产阶级美德的模范——林彪属下勇于献身的战士；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犯下的最新暴行的愤慨；对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感到厌恶，因为他把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比作“迷信的偶像崇拜”——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日记中都有这样的内容的记载和复制，让人怀疑是从党的媒体上照抄下来的。但是，7.45亿中国人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的是更为普通的、私人的日常事务，不久这将因为不突出阶级斗争而受到批判。

在学生们的个人空间内，他们笔下的生活和感情并没有远离五四时代的救国理想和强国愿望。在3月的一个潮湿、沉闷的星期五，南京的一名大学生在玄武湖进行了一天的旗语训练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在回家的路上，我走进一个食品商店，正想拿钱买一个油球吃，这时有一位老人他走过来跟我说。‘小朋友，帮帮忙，给我几个钱买一碗面吃！’……我给了他两分钱和3两粮票。……我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在今后的学习道路上与劳动上一定要好好的，争取早日掌握科学技术，为祖国和全世界受苦难的人们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即使是在年轻战士的日记中，展示的也是一个更关注脱离贫穷、改善生活的中国，而不是刘少奇所说的无论如何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在4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五，驻扎在五华山——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山脚下的一名年轻战士，上午骑着摩托车把报表送到了邻近的部队，回来后在日记中写道：“在逸仙桥上看到很多人在挖河泥，其中有工人、有学生、有居民、有干部、有妇女、有青年、有老有少。这才是一派兴旺气氛。乌黑的河泥是多么好的肥料啊！”

这些青年之所以没有被文革所动，当然是有原因的。在1966年最初的几个月，新华通讯社偶尔在报刊的内页或学术增刊上只不过放几篇批评文章，就算是对吴晗等人的批评了——批评者们后来称此举为“新闻管制”。直到4月15日，这一做法才改变了过来；3天后，《解放军报》上一篇重要社论“透露”了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讲话的要点，催促全体中国人全心全意投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争取打破一切条条框框，断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不彻底破，就没有真正的立”。4月底，《红旗》杂志接踵而至，推出了一篇权威性的“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文革将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然而，在媒体所称的这场“文化战场上兴无灭资的战斗”中，能够寄希望于“工农兵群众”取得胜利吗？《红旗》当然毫不怀疑最后的结果，但是当时的日记却表明，在中国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5月中旬，一位出身贫寒的研究生，一个有四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沮丧地记录下了校内辩论无产阶级政治是否优先于业务工作的会议情形：“有人认为：‘在我们科研中完成任务才是目的，政治是一种手段’，他谈得很辨证的……这些人就是在名词上用一些东西来玩弄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子弟也不是随便摆布的。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在这一周的周末，他在一则日记中暗示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写道：“今天上午，我找赵春年谈了他上段四清的一些情况，但他一是会说，嘴比我厉害。一是他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掌握很多真凭实据，所以效果不大。”

对于这些口才不好的年轻人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无意于维持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毛把高层政治权谋转变成群众运动的过程仍然是文革中模糊不清的问题之一，不过我们知道这一过程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月14日，为了开展文革，同毛如出一辙，康生派自己的妻子去执行一个秘密使命。以曹轶欧为首的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调查组”一行7人，来到中国最享有盛名的学府北京大学，据说是检查“学术批评”的进展情况。曹的立场是“北大学术批判的方向是错误的”，北大校长陆平要对此负责。用其丈夫的话来说，她必须决定北大的“学术批判”是“真的还是假的”，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康认为它是“假的”，追随的是《二月提纲》的路线。由于《二月提纲》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而披露毛想法的《五一六通知》还严格限制在党内核心层传达，北京大学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假的”学术批判的泥潭。曹的真正使命其实是煽动普通群众起来反对校党委的领导。康生说道：“如果群众不起来革命，我们要动员他们起来革命”。

然而，康是直接得到了毛的命令，还是他“紧跟主席”，凭直觉感知到主席要做这件事？这仅仅是实现天下大乱的另一途径，还是毛对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期间校园里对党的批评耿耿于怀，早已决定征召学术作为文革的突击队？

曹轶欧显然掌握了关于校内左派极其重要的消息。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曹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代表毛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她也知道北大的左派痛恨彭真。在前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北大教职员工中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康生支持的左派攻击学校党委领导人是“走资派”，只是后来彭真插手干预，派出包括邓拓在内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去重建秩序，才恢复了校领导的清白。由于与校长陆平积怨甚深，45岁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1965年受到批判最厉害的左派之一，因此彭真的即将倒台，对于聂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喜讯。聂元梓即将要丢掉自己的职位，她的继任者已经被选好了，她被告知将要“下放”到北大的一个小单位去，工作地点在北京北部而距离市中心30英里、群山环绕的怀柔县。曹轶欧的到来恰逢其时。

曹找到了聂，她和其丈夫在延安时对聂有一点了解。聂的人脉很广，她在1938年自己17岁时加入了共产党，抗战中她大部分的时间呆在了延安。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的那天，邓小平一个在北大学习的女儿，看到在大字报显著的位置上署有聂元梓的名字，就打电话回家，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瞬间内关心的不是这张大字报的政治内容，而是最显要的署名人的道德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康生对聂有类似的看法，不过不大关心她的品质：“聂元梓这个人不太好，在延安时我就知道。可是现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聂和她的左派朋友们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反吴晗运动扩大后，邓拓受到了牵连。这意味着1965年镇压了他们的北京市委的宣传机构现在遇到了大麻烦。根据一位党总支书记接触到的党内消息，以及曹轶欧传达的批判彭真的内部消息，聂知道陆平已经失去了高层的保护伞，形势岌岌可危。无巧不成书，聂在哲学系的六名同事也根据内部消息得知北京市委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打算对校党委采取某种行动。在曹的鼓励下，聂与他们联合了起来。其中有人告诉曹的调查组的一名成员，他们打算就此事写信给毛。但是，他被告知这种做法毫无意义，因为信件可能到不了主席手中。从曹的小组的日程来看，真正的理由是：一封信达不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的目的。

七名左派最终决定大字报是攻击校党委领导的最佳方法，曹对此并不知情，聂也只是部分参与了这张大字报的创作。然而，聂后来宣称，是她安排了与曹轶欧最后时刻的会面。曹本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大字报的底稿，但是她作为党的“上级组织领导”大开绿灯，让聂把它张贴出来。5月25日凌晨，第三稿完成，小组的其他成员被叫来签名，在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动后，他们于清晨同意通过此稿。聂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最后时刻在底稿的末尾加了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这伙人中职位最高的成员，聂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所有对这一大字报的毁誉都集于她一身。

5月25日下午两点，这一大字报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为标题，张贴于学校大饭厅的东墙上。作者们提供了标题中的反问句的答案：宋硕（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搞“阴谋诡计”。5月14日，在北京各主要大学党委高级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上，宋硕的讲话显示了他们的图谋。宋引用中共华北局对于北京文革工作的部署，这很明显说明北京市委停止了工作。这些部署同毛偏好的“天下大乱”判若云泥：

（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在聂及其同事们看来，任何试图把文革带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害怕大字报，害怕群众集会，害怕“充分发动群众”。他们不想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而要一个能维持自己“黑帮”统治的运动。换言之，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一大字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接着是一片混乱。当时聂的支持者们在报道中宣称，在这一大字报贴出的几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数以千记的，也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大字报把愤怒的炮火射向了陆平、彭佩云黑帮”。文革后一份同情陆、彭的报道则宣称，“短短半天时间，全校自发地贴出了1500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远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

康生在幕后如同聂所说的那样“给革命煽风点火”；周恩来则在正面派出了救火队员，确保其“有控制的燃烧”。周听到这一大字报的消息后，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到北大提醒人们，学校内有外国学生，对于在公开场合张贴大字报的权利要有一定的限制。惊慌失措的陈伯达则担心出现街头示威游行。5月25日半夜，根据陈的指示，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了北大，在北大校领导召集的800名党、团员的会议上，强调“斗争要有组织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第二天上午，校党委的一名成员试图迫使聂撤下大字报，但是没有成功。邻近的清华大学的一位党委书记说聂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又说道：“结果右派高兴，苏修学生高兴拍照。”

然而，陪同李雪峰来到北大的高等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却认为大有用处，可以“引蛇出洞，（给群众）打防疫针”。他打电话给清华大学：“创造条件让他们说话。抓重点，抓问题，动员群众讨论（反对他们）。蒋显然认为文革不过是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的重演，那时直言无忌地发表批评意见的师生员工们为自己的鲁莽复出了代价。蒋也没有认清形势。

同时，曹轶欧收到了上述大字报的副本，迅速传给了其丈夫。在简要地听取了聂元梓对大字报发表情况的私人汇报后，康生把这一大字报的稿本发表在了《情况简报》上——这是几天前刚刚由中央文革小组创办，让毛和政治局常委们了解文革动态的刊物——传给了正在杭州的毛。毛在6月1日中午读完后，在上面批示道：“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那天下午，毛打电话告诉在北京的康生和陈伯达，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当晚就必须进行广播。在8点30分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康生才通知了周恩来，周颇感意外。李雪峰正在华北干部会议上讲话，得到康生手写的便条提醒后，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听众。然而，比周、李职务更高的刘少奇，实现既不知道要广播这一大字报，也不知道要在6月2日《人民日报》上刊登这一大字报。

《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一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在陈伯达指导下写成的一篇颂词，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称陆平及其同事代表了“假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将把他们扫荡一空。11月1日，聂元梓在回顾这一大字报的发表时说：“5个月前的今天，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们的革命大字报传播了全国和全世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即使承认聂有自我抬高的夸大成分，6月2日对于大专院校的文革活动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毛在几个月以后说道：“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在风暴的中心，一位在北大学习的法国妇女回忆道：“大学生，高中生，干部，工人，甚至还有一些郊区农民……带来了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北大的革命者”。一位在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执教的英国人访问了北大。在他的记忆中，事情以“令人沮丧的缓慢速度”进行着：

北京市委的垮台起初让人好奇，后来让人心神不宁（当波及到彭真以后）。我们都必须到足球场上去聆听收音机里的通知，近乎歇斯底里的播音员只有三、四句话提供了事实。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人们没有一丝头绪。下课后，我和一些研究生趁着夜色骑自行车到北大去阅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形势还不明朗。当第一批工作组进校后，我询问我最聪明的一名研究生（上海人）发生了什么；他说：“我没有头绪”。“那你能不能保持中立，直到事态明朗呢？”我问他。“不”，他说：“你必须选择一派。”“但是你一定能感觉到哪一方会赢？”我问他。“不，这不可能。你只有迅速行动。”到7月份，不确定性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人人都在批评学院的第一书记（其实是个很优秀、很受人拥戴的人）。那些指控并没有说服力，但是喧嚣声骇人（就在我的宿舍的窗外）。所以文革的缓慢启动对于那些习惯了确定性的孩子来说是很不适应的。7月中旬，情况终于明朗起来，人们得知：毛（人们肯定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英雄）受到了攻击，他们要起来保卫他。局势已经很明朗了（至少和前几个月转弯抹角的谈话和隐晦不明的事件相比）。

在清洗彭真以及市政府的直接影响下，很多北京中小学的校长已经停止了日常教学活动。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首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了。即使是幼儿园的老师，在继续照顾“革命的接班人”的同时，也开始卷入了文革。市教育局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被指责试图教育学前班儿童“不打架，不骂人，要文明，清洁，卫生”。“同志们，你们看看”，北京幼儿园的一位老师说道，“他们多么反动，多么害怕给我们的孩子进行阶级教育！”但是，一些职业教育家秉持更传统的观点，他们尤其不能理解小学的停课。对于一个7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来说，参与阶级斗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子弟学校即北京小学的校长抱怨道：“阶级斗争这，阶级斗争那；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成了阶级斗争！”

然而，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一时之间，全国1.03亿小学生、1300万中学生、53.4万大学生都可以“随意”离开教室，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文革和毛所说的“阶级斗争”这一“主题”上来。

在学校和文化机构以外，6月3日公开宣布北京市委的倒台——此类新闻一般是不公开的——是更加重大的“震撼”，尤其是对外国人而言。外交官们在随后的几天内很少谈论别的事情。6月6日，在为庆祝瑞典国庆而举行的园中招待会上，有人问外交部部长陈毅，那些下台的官员下场如何。陈毅指着几步外的苏联大使回答道：“我们不像他们那样野蛮。我们不割人的喉咙；我们给他们发适当的退休金。”

那时很少有外国人居住在北京，大多数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一点模糊的认识。一个刚刚到任的荷兰学者兼外交官写道，“在最初的几周，我们看到了旧中国的遗迹，没有怎么注意到文化大革命。”

但是，从6月份开始，即使在校园以外的地方，也不可能不注意到这场运动了。北京的少数外国记者处于公安部门24小时的监控之下，其行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日本记者拿出了最好的报道，他们凭藉着完美的中文可以阅读学生们的大字报，他们骑着自行车，在城内往来穿梭，穿着中式衣服，戴着面罩，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风沙，结果是时不时成功地融入了人群之中。

外交官们也在进行报道。6月16日，曾在非洲任职的瑞典大使致信瑞典外交大臣：

北京从5月底以来进入了疯狂的状态，6月3日以来日以继夜地举行游行，支持毛泽东和北京新市委。一群群游行队伍步行或者乘卡车经过我们的房子，单调、刺耳的锣鼓声扰得我们许多人直到清晨才能入睡。和这些噪音相比，非洲人的手鼓倒成了我记忆中的天籁。

一位英国外交官确认，“噪音事实上是革命的标志，不久耳塞成为了大使馆的标准配备”。但是，一位荷兰的同行是如此评论这些不严肃、无威胁、甚至像在过节一样的户外游行者的：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首都能让你开车来观看这种游行的。你要尽快把车开进车库，呆在家中，上好门锁。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游行还很有秩序。国际俱乐部及其游泳池、网球场正位于北京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前方。在下午将要结束的时候，奥斯汀、雪佛兰、雪铁龙开来开去。它们必须正好停在楼梯前，新市委要在那里聆听嘈杂的效忠声。交警们经常要阻断长长的游行队伍，以便让一位外交官到来或离开。在这里，警察们很有礼貌，似乎没有人被礼节上的不一致所打扰，也没有人注意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反复呼喊的口号的含义。活跃的年轻组织者们甚至安排外国人来拍照。他们愿意暂停脚步，让游行者站直身体，高举加框的毛主席画像，走在每一群游行队伍的前列。

这种喧闹的集会气氛给外国人造成了精神愉快、组织得法的假象，其实在幕后北京卫戍区付出了不少努力。

三、收拾残局

在彭真及其诸多在北京党政当局的亲密同事下台的造成的混乱中，周恩来总理似乎挑起了这些人的担子。他的法宝是新充实的北京卫戍区，其职责是确保中央机关及部门的安全。在周和叶剑英元帅的领导下，卫戍区也负责维持首都的粮食、燃料（包括来自山西的煤炭）、电力的供应，以及保卫外国使馆。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随着一些好战好斗的服务人员拒绝为住在北京饭店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卫戍区必须恢复那里的秩序。

即使是补充了更多的部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随着好战好斗的人们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首都陷入了瘫痪。但是林彪给解放军下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智穷计竭的傅崇碧向周和叶求救，请求他们解决争端，或者提高卫戍区部队的士气。虽然外国人在北京饭店就餐时，常会遇到不便，然而他们不知道傅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在6月16日报道：“外国人不允许卷入此类内部事务，但是从公开点名的大字报中，外国人能对运动的影响做出判断。”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的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上，但连他也说这一阶段大多数的激烈活动仍然是幕后的：

城市仍然在生存和呼吸，仿佛什么不幸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人们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办公室、工厂、大学、学校的围墙后面，都有类似于我办公室内的戏剧在上演。如果你看不到革命，你能在晚上听到它穿越北京的上空。愤怒的口号尖叫声，通常伴随着敲鼓声和击钹声。这些声音从数以百计的集会上倾斜而出，这些集会在全城各处举行，于深夜开始，直到凌晨才结束。你不可能逃避它们的喧闹声，这就像蜷伏在城中的一头巨兽在呜咽。

夜晚持续不断地喧嚣平添了一分神秘。集会上除了什么事？谁在被批斗、为何被批斗？我完全迷惑不解。

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对文革也感到迷惑不解。《人民日报》声称，北京人民万众一心，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认为这“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不管他们怎么认为，北京市委垮台的原因仍然是一个紧守得秘密。正如一位有洞察力的中学生在其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彭真、刘仁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四、工作组

刘少奇也感到迷惑不解，更不用说烦恼生气了。他在6月中旬与一位湖南同乡——1930年代他们一起在“白区”工作，工作上有过紧密的联系——的私人谈话中，对于这场清洗的骨干、特别是解放军的角色表示了含糊的批评。刘说解放军“不保护运动健康发展，不保护老干部。”相反，“军队是袖手旁观，等着把各地的领导人搞垮台以后再来收拾。”文革后，刘的子女们宣称，他们在6月初询问过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恢复秩序。刘答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目前这样的运动，我没有经验；我们党用这种方式整风，过去也没有遇到过。要观察几天再说”。邓小平同样也不高兴。他妻子说聂元梓是“一个坏人”，他们的一个女儿在很多年以后回忆，这“反映了我父亲的想法。他非常反对这种突然袭击。”

刘少奇非同寻常地承认自己的困惑和邓小平的否定反映都说明了文革是毛及其心腹在私下里策划的。他们瞒过了在主席离开首都期间在名义上管理国家的那些人。事实上，刘、邓一直不能确定毛在哪个地方，刘派了一位秘书到中央办公厅去打听毛是否在杭州。但是，由于他们一心尽责，在毛不在京的时候必须自己拿定主意，随着学校一片大乱，他们不能再观察下去了。

中共标准的运作程序是：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派工作组下去。工作组的成员由无关单位的可靠干部构成，人员数量取决于目标机构的大小，其工作是稳定那里的局势，确定问题的原因，做出判断，进行奖惩。在“领导核心已经腐化”的地方，上级部门组织和委派“能干的工作组”担任领导工作。赋予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中共中央起草的工作章程宣称，它们可以对有“犯罪活动”的人员进行“拘留、隔离反省、逮捕、判处管制和徒刑”。工作组受到的限制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处理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干部，必须请示中央，取得中央的允许。

在最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大批工作组被派了出去。北京的一个农业县就有20000个工作组。在文革开始之际，一些工作组仍然在忙于开展“四清”。自从1963年以来，如果不是说大多数，起码是有许多处于文革漩涡中心的人物都或长或短地参加过工作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去了河北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其地离北戴河不远；陈伯达去了天津城南的一个大队；汪东兴和毛的医生李志绥去了江西农村；关锋和戚本禹一起去了北京东面的通县的一个大队。在眼前的这场大动荡中，李雪峰的华北局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派工作组实际上接管了北京市委及其下属机构。

5月29日，刘、周、邓小平决定派出以陈伯达为首的临时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也许他们认为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熟悉毛的想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更能应付自如。周恩来立刻打电话给毛，征求毛的许可。5月30日，刘、周、邓又进一步给主席写了封信；毛当天表示同意。陈伯达在5月31日走马上任，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公开发表北大的那张大字报。与此齐头并进，6月6日，中央书记处派工作组接管了中央宣传部。肖望东中将一年前进驻文化部并担任副部长，以清洗该部的长期积弊。经林彪同意，他带来了一个由300名官员组成的工作组。

然而，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是否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刘少奇的子女告诉他，学生们已处在骚动中，校园内混乱不已，教学活动已经停止。如果刘及其同事不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处在无法控制和恢复秩序的危险之中。

5月29日，周在与毛的电话交谈中，除了谈及《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外，也就派工作组进驻北大事宜作了请示。他和刘、邓都认为此举很有必要，而且他还得到了毛的同意。6月3日，刘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到首都各高等院校和中学，领导那里的文革。陈伯达反对这一决定，但是当邓小平指出陈自己就领导着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之后，陈就沉默不语了。派往高校地工作组成员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干部组成；派往中学的则来自共青团中央。北京市委在同一天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职务，向北大派出工作组，指导那里的文革工作，担当那里的党的领导。

由于几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刘少奇决定与周、邓、陶铸、陈伯达在6月9日去杭州向毛汇报工作，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了6月12日。在讨论文革时，刘向毛问道：“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然而，毛拒绝给出明确答复。他没有说过任何表明自己反对工作组的话，但是他评论道：“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由于毛已经批准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决定，又由于陈伯达当着毛的面再次表示反对派工作组，但是没有得到毛的支持，刘也许认为毛只是自言自语，而不是暗示毛的异议。但是，考虑到刘自己的无所适从，刘显然应该问主席，是否应当重新考虑自己先前的意见，从而取得毛的明确赞同。相反，刘试图让毛回首都主持文革大局，但是主席笑着拒绝了。不得已，刘少奇和其同事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北京。从6月14日到6月28日，他继续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肆 五十天

在1966年6月的最初几周，总计有7239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了北京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其中有的工作组相对于进驻的单位显得过于庞大。而这其中规模最大的，也注定名声最臭的，就是6月9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该工作组由500多人组成，成员大都来自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组长是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叶林，叶在30年后回忆说，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工作。该工作组有一位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中层干部（14级）、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她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20岁的学生蒯大富的冲突最终成为了红卫兵传奇的一部分，通过小说和戏剧流传后世，甚至传到西方世界。

各省市的党委6月3日从北京得到命令后，不久也派出了工作组。在上海，工作组进入了40所大专院校和160多所中学。北京的工作组成员相当一部分是解放军军官出身，以及1964年以来在政府机构所谓政治部内工作的名义上的文职官员。后者是在毛要求全国学习解放军后，根据解放军的样式设置的。各地的工作组也有来自解放军的，包括现役军官以及省军区的人。例如在杭州，应省委的要求，浙江省军区派出了200多名干部加入第一批工作组，进驻高校、《浙江日报》社、省广播电台等文化机构。在湖北，以王任重（毛最信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之一）为首的党的领导层把文革看作了新版的1957年“反右运动”，把通常的资产阶级嫌疑犯作为主要目标。对北京市委和北大领导层的清洗被看作是特殊和孤立的事件；在湖北的教育机构内，任何反党活动的迹象都被工作组迅速镇压了。

一、大字报

工作组走到哪里，就发现哪里的学术机构已经布满了大字报。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月份一共涌现出了65000张大字报。在重点学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从6月2日到15日出现了“数千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人在乎表面上的统一：一张大字报也许只有几句话，或许就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甚至还带有附录。在北京邮电部机关内，根据一份当时难得的统计数字，在1966年6月4日到6月30日间，出现了大字报和“自由发表观点”的空前“高潮”。根据上海市委最初的统计，数日内至少有270万人“投入了运动”。在上海的宣传领域，到6月18日大约出现了约88000张大字报，1390人受到点名抨击。在工业、金融、科技和法律领域，大字报的数量要稍微少一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教育领域的数量还要高。

大字报说了些什么？谁攻击谁？为什么攻击？毛说文革的重点“在内、在上”的完整内涵还未能被人们所理解。在工作组的鼓励下，人们往往凭着最勉强的理由，批判老师搞“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课程和教学。在大学校园内，学生和年轻教职工带头“自由发表观点”，把矛头对准了学校领导和高级教授，以及任何他们认为是潜在的“反革命黑帮”成员，这顶帽子在6、7月间的媒体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

在对立情绪的左右下，学生们绞尽脑汁地在老师们身上挑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师生关系原本是亲密的。尽管他们不想太过分地羞辱老师，但是他们也不想被同辈人批评不积极革命。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也知道，运动的方向会突然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沦为老师们复仇的目标，而老师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左右他们的教育前途或职业前途。他们刚开始直接介入文革，往往不了解这伙“黑帮”更严重罪行的信息，任何有争议的事实或谣言，只要被他们掌握了，都可以说是严重罪行。

北京大学一些学物理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谴责校长陆平是反动派，对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十分恐惧。他们质问，陆平的领导班子为什么“以维持宿舍干净整洁为藉口……禁止在室内张贴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仅在一个月前，在五四运动47周年之际，中文系团支部刚刚被授予“四好团支部”的光荣称号，该支部在贴出的大字报中坚决要求取消其称号，因为它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大学领导班子授予的，因而学生们宣称，这就错误地意味着他们的支部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模范。清华大学是195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校园内的一份大字报称他们两人“实际上是叛徒，因为他们入了美国籍”）的母校，该校力904班的一位女士贴出大字报，谴责清华大学校长兼高等教育部部长用无数的方法来“在女同学中推行和平演变”：

凡有身体欠安者（注：有的根本就没什么大病），早饭嫌太粗糙，就特备牛奶、鸡蛋。不管经济条件如何，一律另补一元五角的菜金……例假期间，每日劳动不超过四小时，不值夜班，女同学干车工、焊工的还给假二至三天，重体力劳动全免，连洗菜弯腰全不行！这是劳动？这是供佛！培养修正主义！

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溺爱或许还不能激起许多人的革命热情，然而以阶级为基础的歧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像中国最好大学这样的精英机构里，这一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60年，10名出身农民、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的老兵得到了进北京大学的特别名额，“陆平黑帮”对他们的歧视是6月10日贴出的一份义愤填膺的大字报的主题，它更有可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对教职员工而言，学生们舞文弄墨的第一波攻势远不如更具潜在杀伤力的来自同事们和工作人员的犀利的大字报。不用说，那些能够接触机密文件、在党内高层有关系的人士通常能更有效地抹黑别人。如果某人卷入某事后，在其档案中留有痕迹，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了，不仅要有行动，还要有语言。在一张题为“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大字报中，一位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批判了生物系党总支书记历年中的众多言论。其中有一条证明他混淆是非的证据，后来被认定是邓小平的罪状，据说这位基层的党支书在大跃进之后的1961年2月14日，比邓提早一年说过下面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显然，一个可疑的“黑帮分子”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很不适当的言论或想法，那就会非常糟糕，很可能为其“罪行”再添一笔。但是如果被回忆起来说过太“正确”的沿路或想法，有时下场也并不会更好。比如，一位大字报的作者宣称，在4月的第一周，高等教育部部长曾经跟一名同事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彻底的修正主义纲领”。在6月，这并没有用来证明这位部长大人惊人的洞察力——毕竟《五一六通知》正是这么描述《二月提纲》的——相反，这是彭真向他泄露《五一六通知》初稿的间接证据。这寓意着他与彭真关系非常紧密，这一大字报的作者宣称他显然是彭真“反党集团的重要人物”。

对于潜在的批判对象而言，要担心的不仅是那些有内部消息的人，而且还有任何所接触过的人。比如，汽车司机就能对你造成很大伤害。他们不但能够引述无意中听到的只言片语，还会对所关注的乘客的革命性提出质疑；在某日到某人的办公室或住所，这么一趟简单的旅行，有时就足以显示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正在运行之中。6月17日，高等教育部的一名司机贴出了大字报，说该部部长在四月中旬以前从来没要求他开车去北京市委，后来就频繁去那里，这种行为变化说明这位部长卷入了彭真当时的破坏活动之中。一周以前，另一名给邓拓开车的司机在其大字报中作出了几乎相同的论断，他极力主张对邓最近乘车到彭真住所的访问进行“调查”。

对大字报战场上某些主题的清理工作开始着手进行了。5月28日，北京市委当局成立的监督运动进程的特别办公室宣布“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但是，只过了几天，18名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过丰富经验的干部贴出大字报反对这个决定，他们的现实经验告诉他们：

资产阶级用来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美人计等打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达到篡夺政权的目的。……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而学习办公室，唯恐群众揭出黑帮腐化生活的黑幕，发布命令说：“对男女关系、腐化堕落，不要写成大字报。”不叫群众这样，不叫群主那样，指手画脚。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最后，几乎没有一个题目是禁区。例如，聂元梓就被无休止地影射或断言她结过几次婚，最近的一任丈夫比她大23岁。高等教育部外事办公室的干部们写出大字报，指责办公室头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访问摩洛哥期间“玩麻将”，在巴黎“乘车参观夜总会”。中宣部的一名领导干部受到一名由他介绍入党的党员攻击，说他“不是东西，他搞过我的老婆，我和他有旧恨”。有时，批判对象承受不了对自己的指控所带来的奇耻大辱：6月，共青团北京市委36岁的宣传部部长在被属下指责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后，服用安眠药，试图触电致死，结果导致半身不遂。材料上说，从此他被卷入了更猛烈的“群众揭发批判的高潮”。8月，他第二次自杀，这一次他成功了。

二、抵制工作组

要加以控制和监督的并不只是大字报的内容。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以外的地方派驻工作组，并批准了李雪峰提出的八条规定，而这些规定很快就被突破了：

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

游行不要上街。

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不准到被揪的人家里闹。

注意保密。

不准打人、污蔑人。

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要实施这些规定，在任何环境下都是问题丛生，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很多工作组都是匆忙派下去的，没有什么准备，得到的指示很少，能力也完全不足。相当多的工作组派出去几天后，又被召回来，换了其他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没有类似的情况。在6月20日到23日之间，北京39所大学的工作组被激进的师生们逐出了校园，师生们觉得他们自己比工作组的成员更加合格，希望自己“开展”运动，不需要“外力的帮助”。北京市、国务院、共青团当局把反对工作组的人定性为“右派学生”，“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分子”。

在北京和其它地方，大多数师生起初是欢迎工作组的。蒯大富回忆在6月9日晚，听到叶林工作组到来的消息，他和清华的同学们“莫不欢欣鼓舞，长时间起立鼓掌，有的竟高兴得跳起来，大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但是，他们一旦发现工作组和旧党委一样敌视“革命左派”，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的狂喜很快被怀疑取代了。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的末尾写道：“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这个时期党内高层人物的言论清楚地表明，真正下达给工作组的命令，是要像9年前对付“资产阶级右派”那样对付蒯大富这样直言无忌的师生。在一些大学，工作组甚至还放映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纪录片，暗示两者的相似性。6月13日，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党委领导人薄一波告诉属下工作组的领导们：“牛鬼蛇神已经出洞。所有的部门党委都必须把矛头对准目标。让他们表现，不要去干预。随他们去闹。”一旦工作组获得了必要的证据，他们就对直言不讳的师生们发动突袭。用薄一波的话来说：“你们先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他是另一个没有认清形势的人。

在有些情况下，像这样的高层政策通过秘密的途径即通过政治局委员的子女们传达到了工作组那里。1966年6月，除了膝下无子的周恩来以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都有子女在北京的一所或多所大学上学。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正在北大念书——后来他在文革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另一个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邓小平的孩子，一个在北大，一个在中央美术学院，另一个在北师大女附中。刘少奇通过其女儿平平亲自指导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刘平平在6月17日成了工作组的成员。她在工作日记中一页记下了父亲的评语。有一天，刘少奇对她谈到了中学“资产阶级”教师：“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在彭真等高级同僚在一个月前下台后，即使是刘少奇这样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都错误地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还是通常的怀疑对象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再添上几个被抛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

正如刘所说的那样，激进派师生的言行反映了他们的蔑视甚至仇恨。6月18日上午，北大的一次事件开启了使用体罚暴力之先河。工作组在开会的时候，六个系的学生一起“批斗”陆平和约40名“牛鬼蛇神”。聂元梓的一名支持者现场目击了这一事件：

那天上午，全校学生都被动员起来，组成了无边无际的人民战争的海洋。黑帮们惶惶如过街老鼠，四周在呼喊着“打他们！”。革命师生们对这几十名丑恶的黑帮犯罪分子进行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一场急风暴雨，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十年来一直统治着北大的那帮混蛋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黑帮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红色恐怖遍布校园，黑帮惊惶失措，而革命师生则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喜悦！

有一位教授的丈夫受到了污辱，据她说，学生们用废纸篓代替了纸帽，“把大字报粘贴在受害者的背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墨水，以显示对这些过去的学术权威的蔑视。没有人证、物证，也不需辩论就可以定罪。”

北大师生们模仿的是毛在其1927年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扬过的贫农的“革命”行为。毛在文中描述起来反抗地主剥削者的农民“动不动捉人戴帽子游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太过分”、“矫枉过正”，然而毛断言“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左派的师生们在陈伯达的著作中进一步找到了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理论支持，陈在1951年回顾《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提到了毛的论证，他说了为了“矫枉”，必须“过正”，这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客观法则，一个群众革命斗争的客观辩证法”。1966年秋天，红卫兵在其油印出版物中大量重印了陈文的这一段话。

但是到了6月，北大工作组不能容忍这些针对干部自身的暴力行为。这对这种“混乱”行为，他们在中午时分中断了批斗会，向政治局做了紧急报告。工作组否认这场“批斗”具有什么重要政治意义，认为无论从哪个正常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6月20日，刘少奇肯定北大工作组的行动是“正确的，及时的”，将其报告作为高度机密的中央文件下发给各地党委，指导它们如何处理类似的问题。

然而，在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拒绝接受工作组对事件的描述。一名经济系的二年级学生在7月中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有“严重的右倾倾向”，她代表一些人数未定的同学们宣称：要让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六一八’的参与者，正是怀着对黑帮的阶级仇恨我们喊出了：‘斗得好！斗争就是好！继续斗下去！’”她的三名同系的同学坚持说整个事件实际上是“部分群众有意识的革命行动”，“正像主席说的那样：那些被打的人是罪有应得。纠缠在暴力的问题上，压制满怀阶级仇恨、痛打黑帮分子的革命群众，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官方对“六一八事件”的否定没有赢得学生的一致赞同，要理解这一点，很重要的是陶铸难以解释的行为。7月1日，陶铸在视察北大时公开发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5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校园里“除了6月18日少数坏分子打架外，运动开展是好的”。但是，陶铸又甩开了他的高级同僚，非正式地说6月18日发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那些感觉自己受到工作组的“压制”、感觉自己“批斗”“黑帮”其实是正确的人来说，这个评语是一个不小的鼓励。陶铸的违纪行为说明，到6月底，中共领导层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刘少奇明白必须要控制住党。他在7月13日下达给共青团的指示中强调，在中学开展文革时，要恢复和加强党支部和团支部。但是，他似乎不能确定这场运动所需的必要时间。7月11日，他说高中要搞到年底；两天后，他说初中在8、9月搞完，高中在9、10月搞完。

同时，陈伯达和康生都在发表指示，其结果是无论工作组做了什么，它们都会遇到麻烦。7月15日，他们把一个工作组的领导人召到办公室，明确拒绝给予任何保证。在谈到支持的问题时，陈伯达说工作组给反对自己的学生戴上反对党中央的帽子是错误的。“谁是这场运动的主人？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有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让你滚蛋！他们有权力这么做，你们没有。”在谈话的末尾，康生说如果“群众”憎恨工作组，工作组就要撤退。

寻求工作组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成为了7月第二周的汇报会上的主要议题，这次会议是以政治局常委会名义召开的。刘少奇在会上说工作组“必须要进行一些教育；它们不理解政策，也不研究政策。不好的工作组要检查、整顿、清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文件草案宣称，到目前为止，进入北京312所中学的工作组只有四分之一成功地“实施了坚强的领导，比较充分地动员了群众，对于形势有基本了解，着手开展了第一批斗争”。刘少奇的态度是，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迅速改进工作组的表现。他的妻子是一个月前进入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的成员，后来她承认“我从来没有一刻考虑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在根本没有工作组的情况下在学校内展开”。

邓小平当时似乎已经在考虑超前的问题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把工作组的活动相像成文革延长后的另外一个阶段，还是认为和四清运动相似，工作组就是文革，一旦它们完成任务，就可以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无论如何，邓在会上提出，“要先把学生组织起来，清理当权派，然后再撤销工作组、工作队。”

刘和邓也在担心左派的宣传鼓动会从学校蔓延到工厂。6月30日，他们写信给毛，说明五年计划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目标，主要商品的产量和质量在下降，工业事故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在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疗卫生等行业，文革应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党依然保持着大权在握——虽然他们没有说这一句话。7月2日，毛作出了回复，同意他们的建议。

名义上主管经济的政治局常委是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但是在6月下半月，他对中国在欧洲的共产党盟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反应说明，周起初是支持派工作组进驻中学和大学的，但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政治局常委会为全国工作组工作定调的文件，却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制定的。他回到北京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官员们显然已经摸清楚了主席的底，他们知道毛将用工作组问题来打倒刘、邓等人，但是又希望总理站在他的一边的想法。王力说道：

7月1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它将在8月成为文革的宪章），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刘、邓可能站不住了……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江青也不好。

周十分精明，他没有接受康让他负责的建议，而是避开了7月11日开始的政治局常委会，去武汉、上海见毛，并且担当东道主接待来访的尼泊尔王储。7月11日、12日，周与毛见面后进行了长谈。毛给他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得复制件，毛在信中谈到了他的文革计划，他要制造“天下大乱”的意愿，并且表达了对于林彪在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的关注。7月14日周飞回北京，途中绕道到大连，向林彪通报了他与毛的谈话，林同意回京后根据毛的意见修改其讲话的正式文本。

三、毛的情报渠道

在文革后期，毛的支持者们认为，在1966年春夏之际，主席无法控制北京发生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得到他所需要的足够的情报。事实的真相是：毛在整个过程中耳目畅通，对于自己离京期间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尽管后来他暗示了别的说法。

在毛离京期间，中央办公厅的专用飞机每天往返于毛的住处和首都之间，运送需要他签字的文件和公文。有时候即使毛与最近的机场有一段距离，在地方当局的协作之下，这条联系渠道也没有丝毫中断。比如，1966年6月底毛视察了家乡韶山，负责保卫毛安全的官员后来回忆道：“北京每天都有运送文件的专机飞到长沙机场，再由轿车把文件运往韶山给毛泽东阅看。”在高层尽人皆知，很少有事能像隐瞒消息那样惹毛发火。1965年春，罗瑞卿在与林彪谈话时说：“我知道毛主席和你最痛恨的是被人蒙在鼓里。”林彪表示同意。

毛收到的秘密情报主要是国内方面的。在文革开始之际，秘密“耳目”——伟大的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用这个词来指代皇帝的间谍——遍布中国。在这一点上，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前世的帝国或更近的清代、民国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据说清朝皇帝雍正（在位年间1722—1736）“洞悉所有封疆大吏的活动。在中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可能都有他暗中派出的密探。因此，在许多时候，即使是人们的私生活，家庭成员和亲戚的琐碎小事，都逃不过他的耳目。”在民国时代，据1940年代美国军方的情报来源估计，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手下有“18万名便衣密探，其中4万人是专职的”。

毛的“耳目”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工厂、学校、国家机关等普通公民工作的场合秘密地运作着，其中有些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在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时这算是一个优点）。不幸的是，在毛了解事情以及与同事相处中，他们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稍微公开一点地向领导层提供策略情报的部门，是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巧妙安排的记者，他们除了为普通大众写稿外，还撰写机密的“参考”材料，读者是按照从普通干部一直到政治局少数常委领导人的不同级别来加以划分的。

新华通讯社名称有点古怪的《内部参考清样》是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它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记者网，向中共领导人提供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其读者只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的成员，不过个别复件，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也能看到。一次印刷典型的数量是30份左右。《清样》是定期出版的《内部参考》的增刊，《内部参考》的读者范围也有限制，不过数量要大许多——1960年，据说全国共有4万名干部能看到《内部参考》，此后就有增无减。一位高级干部如果突然发现他看不到《内部参考》，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不在这个圈子里，就意味着是另类。

1966年夏天，新华通讯社开始定期出版一份《内部参考》的增刊，名字叫做《文化革命动向》。到了1966年11月，它像《内部参考》一样一天出两期。除了《文化革命动向》之外，毛喜欢阅读地方出版的资讯，尤其是在他旅行途中。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6月2日，出版了两份毛喜欢阅读的机密刊物：《文化大革命动态》、《文化大革命简报》。《动态》每天“实时”发行，平均一天出五到六次，对象仅为市委书记处的成员。《简报》每天定期出一次，读者范围更广，包括北京的党中央。两者在内容上又根本的区别，一个仅供本地的高层阅读，另一个则与中央当局一起分享，这一点从1967年初出版者的表示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来。在1966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中共中央派记者去上海收集关于上海形势的消息，当时的市委下令有关工作人员封存《动态》，只给记者们看中央定期收到的《简报》，不提供任何额外的“实际情况”。

尽管毛是这类多样不同的情报的热心读者，他也许根本就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些情报。有一次他告诉一群省级领导人，一位决策者如果没有什么情报，可能比完全信任人家提供的情报还要好些。在发动文革以前，毛认定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提供消息的机构有意地操纵了。于是，毛在1966年春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设立一个新的、特别的情报收集单位，只服务于他个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它的职权还没有公开。该小组中的许多学者曾隶属于特别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这一事实暗示它将继续制定政策文件。不过，它从一开始就同时负责向主席个人提供非正常渠道的消息。在1966年夏天离开北京期间，毛让穆欣和戚本禹轮流出席刘少奇在京召开的讨论文革的会议。会后，两人把他们自己写下的会议的机密纪要交给毛，作为对毛同时收到的官方会议记录的校正和补充。穆欣在很多年后写道，当时他不理解这有什么必要；但是这在他脑海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党内最高领导人原来不是那么团结的。

除了向毛提供中南海里发生的事情的特别报告外，在1966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手下有一批为其工作的调查记者。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夏天的各期《文化革命简报》上。毛正是在第十三期《简报》（这个名字很普通）上读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稿。到1966年8月初，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都知道有一份《简报》，因为在8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毛“各省都要求发一份《简报》”。有理由相信毛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大约在这期间，一位省级领导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曾说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都是一面之词”。

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成为毛及其亲密同事的重要信息来源。他们对即时的政治情报的渴求推动了独立的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成立，该记者站的运作时间从1966年9月延续到了1969年5月。《红旗》杂志一位副总编辑的妻子曾经就其规模和运作发表过如下评论：“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大约1000人到全国各地监控形势的发展”。该记者站及其“记者们”以《红旗》或《解放军报》临时人员的身份，在全国各地从事他们“收集情报”的工作。1966年8月25日，该记者站开始不定期地出版《快报》，有时是平均一小时出一期；《快报》成为了最重要的秘密政治情报的来源，这些情报曾是影响文革进程而作出许多重要决定的依据。从某一事件的发生到《快报》对此的报道，一般时距不超过24小时。呈送《快报》的名单包括毛、林、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其他少数高级领导人。《快报》第一期报道了青年“革命”学生前一天怎样查抄了“民主”党派的办公室；第二天，《快报》第十九期报道了这些民主党派决定暂时“停止活动”。

四、毛回北京

1966年夏天的问题不是毛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他不让其同事们知道他力图达到的目标。在文革日益混乱的局面中，这位72岁的主席突然成功地展示了自己依然旺盛的精力：7月16日，他参加了武汉第十一届横渡长江的游泳竞赛，这个一年一度的比赛此次共有5000人参加。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以及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的6名警卫同他一起下水，以保证毛的安全。毛在激流中畅游和漂流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路程达到10英里，他告诉身边的一名妇女“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一位在场的日本妇女看到毛出水后，嘲笑了那些怀疑他健康的人。两天后，毛回到了北京。

毛以安全问题为由，没有回到中南海，而是在京城西郊的钓鱼台暂住。钓鱼台于1959年建成后接待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外国贵宾——其中有赫鲁晓夫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等，它曾经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共有15所西方式别墅。它不久成为迅速膨胀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的同义词，在未来的3年内，该小组办公室正落户于此。刘少奇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当他听说主席回京后，立即赶往其住所汇报最新情况，结果一位秘书告诉他，毛正在休息，等方便的时候再通知他来汇报工作。这是对毛的这位最高层同事的一次非同寻常的羞辱，因为毛在回来的第一条事实上更乐意听取康生和陈伯达的汇报，看他们带来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的文革材料。直到第二天，他才准许刘少奇前来汇报工作，他告诉刘自己对目前的文革很不满意，命令刘立即召开一系列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来讨论运动的情况。

7月19日，北京一些被挑选出来的部委已经开始执行刘的号召，对工作组进行“清理整顿”。现在的议程变成了是否撤出工作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撤出。邓小平声称他可以接受部分工作组的撤出，他说：“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替党委工作”。刘后来解释了他在毛回京前夕的观点：“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使用工作组）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全部工作组），要看一看……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周恩来出席了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他会在7月20日与毛见面时告诉毛会上发生的事情。

与毛的谈话也许给陈伯达壮了胆，7月19日陈伯达再次建议撤销工作组，但是以刘、邓为首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个提议；周恩来的立场不明确。7月20日，会议决定成立以刘为首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可能是打算将这些著作作为文革的指南。7月22日，会议决定严格控制高等学术机构内的文革活动。稍后再7月23日下午，刘在争论不断激烈的会议上，重申了他的信念：工作组是必要的，大多数工作组工作得很好。支持他的有邓小平、薄一波，解放军方面有叶剑英、刘志坚。但是有迹象表明，周恩来在调整他的立场。7月23日晚，周与刘、邓就工作组问题交换了意见。7月24日凌晨4点，他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封信：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认识。

周闪烁其辞。他可能已经觉察到了毛、刘的观点分歧，并且认识到了其全部份量。7月22日、23日晚，陈伯达和江青走访了北大校园，无疑他们把那里不断紧张的局势告诉了毛。王力和关锋秘密走访了清华大学，根据毛的命令，他们与即将闻名遐迩的“造反派”学生蒯大富（仍然被工作组关押在其寝室内）进行交谈，了解他的痛苦经历以及与工作组的对立情况。毛最终召来刘少奇在7月24日做汇报，据刘的秘书说，刘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到毛的指责。鉴于有陈伯达那样接近主席的人在一直反对工作组，很难看出其原因所在。

7月24日、25日、26日，毛在一群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系列会议中，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控制学校的“五十天”。穆欣参与了第一次会议，地点在毛位于钓鱼台的临时住处，据他回忆，毛“穿着一身陈旧的白色睡衣，坐在楼下大厅中央等候大家。”等所有的同事都到齐后，毛开始从总体上谈论文革，具体是谈工作组问题：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这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在7月24日的会议中，毛作出决定，撤销工作组。陶铸的传记作者写道：“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毛解释道：“我们不要用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你也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8日，北京市委忠实地宣布从大学和中学内撤出所有的工作组。运动的领导权留给了“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其成员由撤走了。比如，在北大，根据聂元梓向康生和江青提出的要求，解放军海军军官留校负责校园保卫工作。

北京市委的决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审定的。7月29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向约一万名大、中学师生宣读了这一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按这个顺序）在这次大会上做了发言。邓说撤出工作组的决定“很必要”，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我们才能预防修正主义。”邓和周都把过去两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解释成“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总之”，周说道：“这是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刘少奇正如6月份对其子女们的谈话那样，在讲话开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也呼应了这一主题：“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要靠你们革。”

刘继续强调“保护少数”的必要性。清华大学有名学生※写出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像这样的人，你不能立即去骂他，揍他，拘留他。应该把他保护起来，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他们的活动不妨碍大局”，刘坚持说，“以后我们有了充足的证据，再作结论……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让他活动，让他闭嘴。”

刘及其同事并不知道，主席正在幕后聆听整个大会。根据同时旁听的毛的医生的说法，当毛听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辩解时，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在这次大会结束之际，毛突然现身，从幕后走到台前，会场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毛在台上来回走动，缓慢地挥手致意，明显不理睬刘、邓，与他们保持了距离。

这次大会的录音在北京各学校内播放。全国紧跟北京，各地的工作组都撤了回去。较早反对工作组的人们成为了英雄，此时他们被称为造反派或少数派，支持工作组的人们则被斥责为保守派或多数派。

五十天过去了。

伍 毛的新接班人

在收回了刘少奇对于文革的控制权后，毛现在着手对中共最高领导层进行重组，以确保它能更忠实地服从于其计划的展开。7月24日，毛在这一天否定了工作组后，下令召开中共八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这是四年来的首次中央全会。为了营造会议氛围，《人民日报》在7月26日公布了毛畅游长江的消息。强调主席做好了斗争的准备，能够继续统率人民。第二天，在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上，最后一次正面地提及了刘少奇的名字。

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1日开幕，7月27日到31日举行了预备性的工作会议。在1956年和1958年的中共“八大”两次全会上选举出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41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导人找藉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刘没有办法脱身，这确实是一个痛苦难熬的时刻。7月28日，撤销工作组的命令发布后，他和家人一起在家；5个月后，他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一个女儿回忆，在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像那天晚上那天烦躁不安，她和继母都失声痛哭。另外，有47人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有党的高级官员，更重要的是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两位“革命师生”（聂元梓和北大的一位下级同事，同时也是北大那张大字报的作者），这显然预示了下一步将要发生的事情。

八届十一中全会原计划召开5天，据总书记邓小平在8月1日的开幕词中讲，全会安排的议程包括：报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工作和决定；通过现在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批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份作出的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职务的决定；通过全会公报。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匆忙；刘少奇在开幕当天所作的关于过去四年内的中央政策的报告还没有写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没有准备好。但是，这些和毛在开幕当天为会议定下的调子相比，都已微不足道。主席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作报告时的讲话。当刘承担了派遣工作组的责任时，毛断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暗示这些根本错误中也有刘的份。

一、造反有理

毛的另一个咄咄逼人的举措是当天向八届十一中全会传发了他刚刚写给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信件，该组织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在5月29日成立的。有一位中央委员担任了毛几十年的笔杆子和秘书，与毛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争辩说，毛“在学生中寻找支持，说明他（在党内）没有支持”。这位秘书搞错了。毛是不大可能在一个他准备打垮的组织中寻找支持者的。

7月28日，清华的红卫兵送给毛两份大字报文稿，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一、之二，同时附信要求毛回复。毛立刻照办，他给新生的红卫兵运动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以其全部政治资本——他的职位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作为担保：“（你们）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又保证他的同事们都会支持他们，这一点可不大可靠：“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喜欢在其演说和文章用上一些温和段落，使其更生动活泼，这可能是为了在事态失控后推卸责任，毛接着强调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给出路。但是“造反有理”的警钟已经敲响，在未来几年内，这句话响彻全国，为谋杀和伤害提供合理依据。

不管毛的同事们是否喜欢，他们现在都必须配合红卫兵运动。8月3日，王任重邀请清华附中上述大字报的作者们到钓鱼台国宾馆来看主席的信。他们惊喜万分。大约在8月4日深夜，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举行的群众“动员大会”上，遭到撤销的工作组组长先作了检讨，接着由“造反”红卫兵一个接一个地批判他，周恩来在这一大会上告知与会者：“刚才清华附中3为年轻的同志说得对，就是要在需要的时候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有革命造反的权利。……他们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老实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刘少奇也在顽强地努力赶上革命的浪头。8月1日午夜，他通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他要赶去工作组撤出后的一所北京高校调研。第二天晚上，在最后一刻的安排之下，他出现在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陪同的干部中有李雪峰、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坚戚本禹，戚小心地记下了刘所说的话。8月2日、3日、4日，连续3个晚上，刘试图找出工作组做错的地方，并试着理解该学院内“革命战斗团”与“八一战斗团”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预示了未来两年内红卫兵组织的相互残杀。在最后一个晚上，刘在中南海里向该学院的工作组发表谈话，他显然是心神错乱，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他用了“如果我是你们中的一员，我会……”的修辞方式：

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

但是在8月5日，在受到毛又一次的猛烈抨击后，刘打电话给李雪峰，他不会再去建工学院了，因为“看起来我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戚本禹可能向毛提供了刘昨晚讲话的摘要，因为毛立即将其中的一个关键语句还施于刘之身，这不可能是一个巧合。

二、毛的炮打司令部

毛本来计划在8月5日结束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在8月2日、3日中央委员们的讲话中，他们在撤工作组的问题上十分冷淡，这让毛越来越怒不可遏。许多人如果说不是直截了当的话，那也是明显站在了刘的立场上。于是主席立即改变议程，于8月4日下午临时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严厉地警告了他的同事们，甚至不点名地说他的政治局某些常委同事就是“牛鬼蛇神”：

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当着毛的面，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讲话，其火药味不逊于毛：

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做官当老爷惯了。）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碰到过很多场合。他说的就算，旁人说的就不算。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刘少奇再次表态愿意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毛挖苦地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毛建议把他的讲话分发给与会代表进行分组讨论。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延长了一个星期。代表们从8月4日到6日开会讨论毛的批评意见，但是仍然没有表示对主席观点的热烈支持。8月5日，毛指责了由刘签署下达的文件，下令正是将其撤回，因为该文件支持北大工作组镇压了“六一八事件”。就在同一天，毛还在随聂元梓大字报一同发表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上作了批注，他在评语中宣称“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试图给他的同事们施加压力。毛的第三个举措是8月5日在一张两个月前的《北京日报》旧报纸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赞扬聂元梓的大字报。他的秘书帮誊清在一张白纸上，毛拟定了这个有煽动性的题目，两天后追述了与会者熟悉的过去的争论，毫无疑问，主席与刘少奇决裂了。其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它们是此文的附件）。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尽管还要过上六周，此文才会正式传达到中共全体党员；还要过上一年，此文才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它几乎立刻被泄露了出去。毛的追随者们现在能看清楚他的计划了。“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加在一起，意味着主席不仅要对工作组所谓的错误行为，还要以此为藉口打算对中共最高层进行清洗。

为了避免再产生任何疑问，康生、江青和张春桥及其左派同伙，在小组会议上阐述了毛的大字报的重要性，谴责了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的一名谄媚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甚至抨击邓小平，据说江青跟谢说过，刘已经不再具有威胁，而邓有。8月5日，周恩来在和毛谈话后，打电话给刘，建议刘不要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要作为国家主席接待外宾。然而，虽然没有人敢发言反对，却也没有人表示热烈的欢迎。毛的“大字报”的政治含义过于深远、过于复杂，部分中央委员无法接受。戚本禹在1967年4月哀叹道：“有的同志甚至在毛主席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大字报是干什么的，说的是谁，还不清楚。还有的同志，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理解这个大的斗争，不是很容易的。”

8月6日，毛召唤来了援军。他命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第一周正在大连修养的林彪飞往北京。林整个夏天都不在北京，从而避开了关于工作组的冲突和文革如何进行的争执。毛在林到会后要他去谴责刘少奇。林坚持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并不了解刘这几年的作为，他要求毛和周恩来给他派一个知情的助手，帮他起草一个能击中要害的材料。毛、周派出的助手正是那位在1965年向林提供了罗瑞卿的毁灭性材料的少将。他从毛、周那里得到了指示，应提出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撰写了林的讲话稿，涉及到从1940年代晚期政策上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到此后这些年来不恰当的私下谈话，事无巨细，罪名共计有23项之多。

8月8日，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林表示完全支持毛的文革设想，鼓励他们“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德鼓动性评论，以及在5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最高层领导人的清洗正是从那次会议开始的——都下发给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与会者们。

三、十六条

然而，与主席、林的那些咄咄逼人的讲话留给与会者们的印象不同，毛的运动蓝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是一份带有欺骗性的调子温和的文件。中央文革小组起码在6月份就开始起草这份文件，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本是其第三十一稿。毛发给陈伯达的评价是：“改得很好，可即印发”。它在8月8日晚向全国作了广播，刊登于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与《五一六通知》等到目前为止的文革重要文件不同，“十六条”的知识产权从开始就是公有的。它甚至还摆在唱片商店内出售，收录在一套四张的33转黑胶唱片上，该唱片中还包括《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广播录音，以及林彪、周恩来的讲话录音。

“十六条”开头就激情昂扬地将文革界定为“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是它很快就转移到了斗争上：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运动目标的描述和对后来众所周知的“四旧”的抨击说明文革将基本延续以前的道理，只包括文化、教育领域，打击那些有资产阶级背景的“通常的嫌疑犯”。事实上，早期的红卫兵活动正是基于这种假设，许多红卫兵组织能把这一段背下来。但是，该《决定》又暗示和认可了另一种目标：“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至于运动方式，“十六条”给予了激进学生绝对权力，让他们毫无阻碍地横冲直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起初，在运动方式上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在“十六条”倒数第二条提出，军队开展文革要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单独指示进行。9月7日，中发（1966）459号文件列出了一些“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的中国边境地区。从南方的深圳到北方的二连，从与尼泊尔接壤的吉隆到与北朝鲜毗邻的延吉，在这些战略要地，保障安全的考虑要优先于“革命动荡”。事实证明这些例外难以维系。

“十六条”里有一处重要的遗漏，它没有提到和认可红卫兵。周恩来在9月给红卫兵大气，说第九条中提到了“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红卫兵就包括在“等”里面。“十六条”称所有这些组织都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四、新的领导层

8月12日下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林彪主持了原议程上没有的一个会议，即通过秘密投票正式选举11名政治局常委。只有74名中央委员有权投票，毛、林彪、邓小平、康生获得了全票。周恩来、陈伯达、陶铸离全票只差一票，也许他们都谦虚地没有投自己一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得到了70票；朱德——毛在革命年代的亲密战友——得到了68票；刘少奇，65票；陈云，58票，他已经4年没有出山了，可见其政治智慧。选票上没有李先念的名字，但是他也得了一票。中央委员会没有正式解除5位副主席的职务，但是党的媒体再也不用它来称呼刘、周、朱和陈云。全会上最令人吃惊的人事变动时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代替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然而，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结果并不如毛的意，因为他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磋商后决定的顺序并不是这样的。最后，毛拟定的顺序压倒了中央委员会选出的顺序：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不顾邓得了全票的事实——江青批评陶铸、陈伯达、康生给邓小平投了票——把陶铸提到了第四位，据说是为了平衡邓的权力。

不清楚的是，毛为什么要担心邓的权力。大概是由于中央书记处在全会后将继续运作。事实上它再也没有开过会，邓的总书记一职也成了空衔。陶铸在代替彭真成为“常务书记”后，徒劳地想充当“常务书记”的权威，结果与毛发生了冲突，毛现在认为设立书记处是一个“战略错误”。事实上，自从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之后，邓小平的帝国——在中央书记处指导下工作的组织机构——就处在土崩瓦解之中。在中南海内，“五大部”的领导人正在经受着空前惨烈的“清洗”。

由于在5月份的会议上，中央宣传部被打成了“阎王殿”，在1966年夏天的清晰景观下，如果它能安然无恙，反倒奇怪了。陶铸受命取代陆定一掌管该部后，6月6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停止了3名副部长以及秘书长的职务。在该部工作的234名“阎王殿上的判官们”（普通干部们）遭到整肃，该部进行了大规模缩减，其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关键部门被并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办公室。到7月底，中宣部11名副部长中有9人被正式撤职，剩余的两人，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另一个是66岁的张际春，张是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和长征的老战士，其革命资历似乎跳不出一点毛病。张的最后命运比他的大部分同事好不了多少，1966年9月8日，他的妻子（也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并有她自己的革命资历）去世，死因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不过一开始也没有排除自杀；1967年春天，他的子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9月12日，年老体弱、孤苦伶仃的张际春从拥挤的电车上挤下来摔伤后去世。1967年6月1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中宣部，其大部分职能由其大幅精简的“宣传组”承担。

中央组织部的遭遇比中宣部更惨，1966年8月19日，部长安子文及8名副部长被正式解职。这一解职决定是在该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公布的，是在响应毛最近直言不讳的评价：“中组部不在我们手里”。显而易见，这样至关重要的部门必须“在我们手里”，在随后的几周内，该部的210名干部大多都接受了调查。1966年12月14日，副部长赵汉自杀，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同事（最主要的是安子文和排名第一副部长的李楚离）由于不能配合“调查者”，而受到残酷而有步骤的折磨。聂元梓向政治局提供了安子文的罪证，江青后来把揭露“安子文叛徒集团”算作聂对文革的一大“重要贡献”。1966年5月，聂极其秘密地通过康生的妻子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康生，直到1994年，聂元梓仍然坚持说她对安的告发是正确的。据她回忆，安子文同一个女人的关系极其可疑，而此女又与国民党有联系，至于聂把这一点告知康生，那完全是她在尽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职责。聂在文革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后来康生告诉她，这个女人是拥有一部无线电发报机的英国特工。1967年5月，中共中央委托解放军来管理中组部。

在1966年和1967年间的那个冬天，周恩来事后认可了对在中央五大部中历史最长、最知名的两个部的冲击，他说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们自己的组织部落在了安子文手里，思想工作落在陆定一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高级干部不如年轻人活跃。这是个根源，是阶级根源。”但是，对于周在过去几年内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中央统战部，他就不打情愿使用类似的否定用语。中央统战部是一个十分机密的组织，负责中共与国内“民主人士”、小小的“民主党派”、“爱国”资本家、宗教人士、海外华人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微妙联系。在文革之初，该部部长以及8位副部长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批判为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建于有周可能给予的各种保护，而且所要负责的上述人士无疑不是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们比大多数人都挺得更久。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周亲自领导的特别机构，审查主要的“修正主义分子”的错误；其他人则成为了这一机构的审查对象。后者包括副部长方方、张经武，他们都在1971年秋天死于狱中。在整个1967年和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央统战部一直处于全面混乱的边缘，没有一点开展正常工作的迹象，直到1968年7月，它才由两名解放军军官接管。

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中共与外国共产党公开与不公开的交往。这是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两个部门之一。它的领导层相对安全地渡过了1966年夏天，不过，负责在华训练外国干部的副部长许立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他以及他的大批部下于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遭到解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是该部6位副部长之一，他经过小心谋划后抛出了一份大字报，把部长王稼祥（他自1962年以来一直失宠，身体状况很差）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1966年6月9日，王力给这一大字报起了《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煽动性标题，宣称反对以王稼祥为代表的领导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复辟”。随着夏日的流逝，该部约700名干部似乎大多觉得反驳王的逻辑毫无意义，尤其是其背后明显有康生的支持。6月7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中发（1966）292号文件，委任排名第三的副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刘宁一取代王稼祥而为代部长。不久王力——更重要的是康生和邓小平——就认为刘宁一以及副部长赵毅敏、伍修权、廖承志代表了与外国共产党交往的正确路线。

中共中央“五大部”的最后一个是中央调查部，它是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常委会主管的。该部的工作极其机密，即使是在国内内部文件中，也常常以“西苑机关”来指代它，之所以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是因为它位于颐和园旁边的前皇家园林。它的名字和现行组织结构来自于中共情报系统在1955年的一次重大改组。中央调查部承担了国家政权的许多重要任务，包括谍报、收集政治情报、确保高级官员国外旅行的安全、监视外国要人和代表团的来华访问。在文革开始时，部长孔原以及几位副部长由于所谓的“修正主义”错误饱受攻击。显然，尽管在理论上文革要“整顿”整个党和国家的机构，但是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而且确实有人这样提了——这个部不应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代替了邓小平来主管这个部，据说他希望该部“按以前的办法搞下去”。1966年12月23日，孔原的妻子自杀，她本人是一名情报干部，1940年以来是周恩来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不久，北京城内流传谣言，部长本人自杀未遂。孔原和许多其他的“修正主义”高官一样，接受了一次又一次在群众批斗会上的斥责和羞辱，其中有一次是在1967年2月初他儿子孔丹——一位早期的红卫兵领袖——所在的北京四中的批斗会。在同年的3月份，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下令对该部进行军事管制。到1969年底，该部被并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同时，孔原及副部长们，除了唯一幸存的副部长罗清长以外，或者被投入监牢，或者在穷乡僻壤从事体力劳动。罗在国民党情报部门所出版的一份个人资料中最后注明，在文革中罗“（由于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没有受到牵连”。

随着老的领导层及其官僚基层结构的瓦解，新的领导层登上了政治舞台，新的官僚基层结构也在迅速壮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林彪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这样评论自己的新任务：“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尽管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其他人并不总能“了解主席的想法”。他建议，“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显然，林彪希望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即使跟不上主席，也能通过这种彻底服从的态度，避免重蹈刘少奇的覆辙。毛批准了林的讲话，下令将其传达到全体党员。林即使是在被提升为二号人物以后，他本人首先考虑的还是军事问题。他的军委班子一仍其旧，也没有派人去汪东兴控制的中央办公厅。

在政治方面，林把中央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周恩来处理。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两周后，周开始定期主持召开一个由于需要而有了更合适的名称的会议即“中央碰头会议”，这是一个党章内没有规定的机构。至于其参加者、议程以及在1966年冬天发挥的决策作用，除了名字以外，都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去毛、林二人不参加）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央全会前夕，周已经应毛的要求，负责起草重要文件，由毛最后审定。几年后，王力回忆道，“事实上，这时总理已经在处理日常事务。”

尽管林彪名义上是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自己却不参与国务院的运作。另一方面，周对军队的兴趣却很大，随着文革的展开，他密切参与了解放军的所有重要事务。根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的描述，“我的父亲清楚地记得‘文革’中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军委办事小组（他是其中的领导成员）一天要处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是毛主席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不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不过，周从此开始还担任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新角色：指导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

五、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存在的消息及其主要成员的名字，最早是由高度机密的中发（1966）218号文件在5月28日向党内公布的，而中央文革小组正是在那个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成立的。在1966年7月，在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胜利结束”的宴会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场合，它的名字首次被公开提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主席的个人使者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校，收集情报，传播文革的信条。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到处对听众说：“我受毛主席的委托，问你们好！他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

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运动的司令部。起初，它作为有10名党内知识分子和中共中央主席的妻子组成的小组，负责为政治局常委会起草文件，到了1967年，它扩展为一个拥有数百乃至数千人员的官僚机构。它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甚至比后者的权力还大。至少在名义上，它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平级的。在其1969年解散前夕，林彪和周恩来都称赞它“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7月份毛、江青回京前，中央文革小组只在钓鱼台有一处别墅，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借调了一名秘书。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以后，它占据了7处别墅，陈伯达在15号楼，康生在8号楼，江青在11号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在16号楼。17号楼安装了娱乐设施，包括一个让江青看外国电影的放映室（据说她最喜欢看的包括《乱世佳人》在内的好莱坞经典影片）。上一章提到的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则位于毗邻钓鱼台的地方。

正如其旨在推动毛执掌的运动一样，中央文革小组自身也是变动不居的。不断的内讧使其支离破碎，到了1967年1月，中发（1966）281号文件曾列出的17名组员、副组长、顾问、组长，已有半数以上被清洗出去，或者大权旁落，靠边站了。毫无疑问，最初官方定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是一个团结的小组，它“齐心协力地工作”，目的只在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随着内部清洗的出现，证明这是无稽之谈，新的说法是：那些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的成员与那些被清除的成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个人一旦被清洗，就是向人们表明自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出来就不是毛大致设想的一台性能优良和平稳运转的文革运动的机器。江青在主席死后追忆道：“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没法开会，康老和陈伯达一看到对方就开始争。陈伯达甚至连总理都不服，尽管我说的话他还是听的。所以总理做康老的工作，我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我们才能开会。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穆欣后来把它描述成自己工作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机构，其每一天“内部关系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1967年1月，毛也抱怨了中央文革小组与自己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情的一套说法，他说：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该小组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过任何报告。

虽然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的组长，而江青从1966年9月开始成为了它的准常务副组长，但他们两人都不主持它的例会。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不要把它和上文提到的中央碰头会议混淆起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其议程也是由周制定的。总理对它的支配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只要他自己认为合适，就可以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直接干预地方的派性争端。有关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关系的信息，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们所知，不过这并没有推翻常见的一种观点：中央文革小组（有些著作说它“与现实政治没有多少利害关系”）与周恩来的“体制”在文革中存在这根本的利益冲突。不过，这暗示了冲突发生的环境是多么的复杂。从《红旗》杂志借调来的高级人员林杰定期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他的妻子证实——此时她没有理由去这样杜撰——江青时常听从周恩来的意见，即使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不愿她那么做。林的妻子说，林杰曾经向她解释过，“江青同志对有些事情没有把握，她总是让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做，这让事情很难办。”

因而，这就是毛泽东希望与自己共同创造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脆弱的组织。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通过阴谋诡计组成了新的领导阵容——未来还会进行多次的清洗后，毛现在该着手进行他的文革，努力推进他曾经批判旧的领导层没有做到的事情：发动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干部们甘当他的突击队。

陆 红卫兵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之际，“群众们”已经起来了。“红色恐怖”迅速蔓延到首都的大学和中学的校园。红卫兵运动的结果就是暴力。毛给予学生造反的权利，从而取消了工作组对使用暴力的有选择的限制。从毛的许多讲话来看，毛渴望通过适度的恐怖来发动文革。他从来不为夺人性命而感到不安。在文革后期，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也许，他颇有同感地重新体验到了自己发动湖南和江西农民起义的光荣岁月。在1966年秋天，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从摧毁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到驱逐城市中不受欢迎的人，一直到杀人害命，暴力无所不及。尽管在运动后来的若干阶段，死亡人数更多更大，但是，1966年8月至9月的“红色恐怖”扑面直袭而来，它深深地嵌入了大众的记忆里。

“北京太文明了！”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会议上说道，“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促使毛发表上述评语的最主要因素是8月6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北航附中等3所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发表的《紧急呼吁书》。这份呼吁书称有“混蛋”披着红卫兵的外衣，到处破坏国家财产，随意打人，它号召所有“真正的革命”红卫兵采取行动，结束首都的“混乱”。毛给如此呼吁的必要性打上了问号。

8月5日，毛在撰写《炮打司令部》的当天，还撤销了中发（1966）312号文件，该文件赞同北京大学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泄露了毛的个人意见：北大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8月13日，摇摆不定的北京市委采取了一个举措，目的几乎肯定是打击上述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中提到的“流氓”，以抚慰普通大众中的同情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最大的体育场，1959年庆祝建国10周年时完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7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10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但是在这次集会的高潮，情况失去了控制，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红色恐怖遍布首都。几个月后，反对此次暴力活动的大学生在回忆文章中称此次集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曾被抑制的愤怒和暴力交织一起，一旦在社会主义秩序的表面裂开一个漏隙，它们就会迸发出来：中共领导人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很少对此进行谈论。彭真在1965年1月打破了这个禁忌，他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中告诉自己的同事：“学校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斗争，你们的子女就读的学校也包括在内。”彭举例，北京有名中学生不过是写了首歪诗，却立即被同学们斥责为“反对毛主席”。“他们打他，直到他招供。然后他们又指责他想杀害毛主席。他说他绝对不敢。他们说他不老实，继续打他。最后，他承认自己这么想过。有人想要干预，结果也被打。我不是在杜撰：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同志的儿子想要干预，结果被打了。”在彭倒台以后，周恩来说他的讲话“很坏”。毛的反应不为人所知，不过，他利用了这种强大的能量，为他自己的文革宏图服务。

说来也怪，毛和康生都不清楚去哪里征召文革最热情的支持者，因为，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1300万中学生。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意味着要忍受一点混乱，一些暴行，一丝“过度”，那就让它们来吧！

如上一章所述，早在5月29日，红卫兵运动就在清华附中诞生了，那时学生们决定组织起来捍卫主席及其思想，与修正主义展开斗争。7名学生在晚自习后聚集在圆明园举行成立会议，据一位当事人回忆，他们经过短暂讨论后就选定了运动的名称：

“嘿，伙计们，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我出了这个主意。……

记不清是谁倡议，提出张承志用过的笔名最好……

“红卫兵？如何！太棒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红色江山的光荣卫兵。嘿！真是怎么叫怎么顺，就叫‘红卫兵’！”

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6月2日、3日，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闻讯赶到了我们学校，纷纷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这些大字报的下首，都洒洒脱脱、歪七扭八、龙飞凤舞、磕磕绊绊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

6月2日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预言了这场运动的标记：“痛打所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打着什么旗帜，处于什么职位。”

精英中学或“重点”中学早期活跃的原因也许是学生群体的构成和凝聚力。这些学校不仅是在教育的意义上是“精英”，大批学生的父辈或祖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比他们的老师们高得无法相比。他们从父母那里听到了革命的动人故事，又从发至自己家中的机密文件中了解到党内的事务，现在是他们利用这些了解、仿效那些故事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重点大学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智力上最出类拔萃的苗子，地域上比较分散，许多人在进校初都彼此陌生；而重点中学的学生是从首都的一些相对狭小的城区内挑选的，许多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所以形成了更有凝聚力的群体。

一、教育革命

6月初，工作组进入首都许多学校后，鼓励大学生和中学生成立各自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班级文革小组。全国各地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各省市党政领导人纷纷学习首都的榜样，解除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6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学校暂时全部停课，让学生把全部时间投入文革，停止教学活动，让学生们阅读和讨论报上的文章和毛关于教育制度的评论。毛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中提到“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受此激励，部分学生希望把自己的学校转变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样的军事共产主义学校。据北大附中一位早期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回忆：“那时，我们对中国的整体局势很满意……(但是)感到中国的整体教育制度确实不好。”在工作组的鼓励下，人们往往凭着最勉强的理由，批判老师搞的是“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课程和教学。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墙壁。一位重点女子学校的学生回忆道：

这样的革命维持了数周，然后节奏开始放慢。该写的都写了，每天贴出的新的大字报的数量在减少。工作组决定让我们出去看看别的学校和大学在干什么。我们到附近的学校去读他们的大字报，然后到革命起源地清华和北大。我整天都在大学里阅读大字报。……到了7月末我想文革结束的时间到了。

然而文革才刚刚开始。

红卫兵精英们，比如部长们和将领们的子女，已经得到了一点暗示：文革并不局限于教育。他们读到了政治局机密的《五一六通知》(这些学生们是在家里看到的，老师们是看不到的)，把它解读成一个鼓动人们武装起来承担更大任务的号召。有人回忆道：“我们根本不怀疑文件所说的内容……我们认为毛主席身边肯定有一个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不站起来与修正主义做斗争，我们的国家将改变颜色。”6月底，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贴出了4篇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系列大字报中的第一篇，他们宣称：“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8月初，毛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给予了他的“热烈的支持”，《人民日报》引用了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的雄心壮志突然间变成了更为现实的东西。红卫兵运动现在开始了。北京的学生们将把他们的信念传遍全校﹑传遍全国。

二、接见红卫兵

外地学生被北京发生的事情所吸引，他们利用延长了的暑假，从6月开始大量地涌入北京。这时官方的政策还不欢迎外地学生。8月12日，中央文革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这是向毛作口头汇报的基础——中写道：“劝告各省市不要动员大批人员到京。已来者要由各省市劝告回去闹革命。已经有外地来的人住在清华大学，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但是毛不同意，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苏联“把列宁主义丢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毛坚持“中国的下一代，应当有大量的人直接见到老一代的革命领袖，越多越好”，言下之意，就是他自己。在红卫兵的“圣经”——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样的话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有一点自大狂，他曾经回忆道：“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于是，陈伯达在8月16日公开催促学生们到首都来，而不是离开首都。这一个邀请揭开了八次纽伦堡式的大规模集会的序幕，从8月中旬到11月底，主席“接见革命师生”，地点主要在天安门广场。

根据参加过8月18日第一次集会的人们回忆，举行此集会的决定是在前一天才做出的。8月18日，从凌晨一点开始，百万师生被引领着进入了天安门广场。5点，毛意味深长地穿着军装，从天安门城楼——领袖们传统上是在那里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的——上走下来，进入了人群之中，挥手致意。8点，部分学生佩戴丝制的红卫兵袖章，被领来晋见毛及其同事，其中包括从默默无名一路坐直升飞机般地升到了第二十五位的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下，10来岁的年轻人歇斯底里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而近距离看到的领袖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主席“比我想象的要老，过半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脸上带有衰老的痕迹，并不红润，这正在意料之中。他行动迟缓。他是一个衰弱的老人……林彪……矮小瘦弱，他的脸白得像纸一样。”不管其相貌如何，林彪展示了他的新角色，他作了一个17分钟的讲话，号召青年们积极捣毁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在超过6小时的集会中，毛曾转身对林彪说道：“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当天的高潮是从学生中选出的一名叫做宋彬彬的学生，在受接见时得到许可，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到了毛的手臂上，此举显示了毛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向全国表明了它的合法性。毛得知了她的名字意思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意，说道：“要武嘛。”许多红卫兵精英读到这段对话后，猜测毛是否在说他们迄今为止的行为太文质彬彬了。这段对话无疑加强了毛早先发出的讯息。为了表示祝贺，北师大女附中把原本单调普通的名字改为“红色‘要武’中学”。

不难意料的是，一些年老的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样的集会令人疲乏不堪。8月19日，在上海模仿举行的大会上，上海市委领导人借着瓢泼大雨和满天黑云，有一段时间让替身向走过的人群挥手致意，这种事是毛及其同事做不来的。在8月31日的第二次集会上，江青部分地担任了仪式主持人，毛开始显露出疲惫之色。毛躺在床上，有一点发烧，这位72岁的主席9月13日写信给林彪，让林准备在定于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的集会中挑大梁。奇怪的是，据毛的医生回忆，看上去病恹恹的林彪平时在家里深居简出，在上述这类集会上却充满了活力：“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此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最后，毛又及时恢复了体力参加了接见。9月15日，康生代替江青的主持人角色，领导人们在4个小时的接见中一直呆在天安门城楼上，跟随这些领导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为后人记录下这次活动。他们在这一天出现了疏忽。接见结束后，中宣部没有找到一张站在康生旁边的邓小平的照片。最后，在全国发布的是一张经过了剪刀加浆糊改制的照片，即移花接木地把邓的头搬到了陈毅身上。

这个插曲说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是受到严格控制的。此后，在10月1日的国庆节上，150万人集会(包括报纸上所说的“来自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的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起混乱，新闻媒体没有进行报道，以防“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利用它来“玷污(毛的领导层和文革的)光辉形象”。那是正式的游行队伍过去后，毛坚持要在他的几位“亲密战友”的陪同下乘车去向群众致意。局面顿时一片大乱，用王力的话说“群众争着和毛主席握手，汽车没有办法移动半步”。负责领导人安全的是北京卫戍区，其司令员傅崇碧在拼命给出车队开路时挤断了3根肋骨。大约有10人被踩死，将近100人受伤。然而，毛对此却漠不关心。在安全返回紫禁城后，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对八次接见的每一次集会中广场上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记住的只是一天。在11月份的最后一次集会前，据负责后勤的周恩来说，每天都有20多万人乘坐极其拥挤的火车来到北京，在高峰期，这个数字达到了29万人。即使在最后一次集会以后，仍然有5万人来京希望见到毛，还有6万人希望呈上有关家乡文革形势的请愿书。那时，北京除了770万的常住人口以外，还至少有300万临时来访者。

外省的红卫兵们到达北京火车站或永定门火车站后，乘车或者步行到几十个红卫兵接待站，那里有工作人员引导他们到遍布全城的4000多个接待点去。北京军区的军事人员负责提供住宿，这些住宿点不是在59所高校和300所中学，就是在工厂或居民家中。在其新居所，他们接受基层军官的训练，以备参加下一次的接见。运营的费用很高，每位红卫兵每月的口粮是15元，包括早饭(米饭﹑水﹑咸菜﹑馒头)和中饭(两个馒头﹑一盘白菜炒肉)都用粮票，免费的住宿据说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有的红卫兵被拥挤的人群所踩踏，死在北京的医院中，这又产生了额外的费用。周恩来后来告诉政治局常委会，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很高兴”，而北京的市民则痛恨红卫兵造成的动荡和不便。

到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集会为止，毛本人已经接见了全国约1200万红卫兵。对他们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一位上海的红卫兵，26岁的中学教师，在亲眼见到毛以后，在9月15日晚写信给同事们：“我决定把今天作为我的生日。我在今天开始了新的生命！”悲哀的是，这位理想主义者的新生命十分短暂。10月2日，他在受到了他的一些学生的野蛮殴打后自杀，他们指责他去北京只是为了建立“反革命联系”。如果毛早就知道文革中有这种屡见不鲜的死难者，他也不会有任何同情：“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

三、革命的游山玩水

毛不只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红卫兵来亲眼见到他。他也支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之火”。“我们必须支持群众大串连！”到了9月初，所有相关部门都得到国务院的通知，红卫兵在串连时应享受免费旅行和免费食宿。轰轰烈烈的秋冬革命旅行和旅游即将开场，青年人开始踏上他们一生的旅途——有些人也许读过了四年前出版的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中文删节本。

流行的目的地包括神圣的共产党革命故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毛上学的地方，湖南省省会；红军打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江西省崎岖荒凉的井冈山；贵州省遵义县，根据官方的史书，长征中正是在这里“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延安的窑洞，1937年后革命的精神中心。此外，还有中国的大城市，如1921年中共在那里建党的上海。到1966年底，全国160万红卫兵来到了南方大都会广州，表面上是参观40年前毛泽东讲过课的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真正敢于冒险的人去了有异域风情的地方：根据文革后的官方史书记载，大约有1000名来自中国内地(四川和北京)的红卫兵来到西藏进行革命“串连”。到1966年11月中旬，这一数字不再增长，部分原因是冬天让更深入的旅行成为不可能，部分原因是当局匆忙制定政策，规劝汉族学生不要去少数民族地区旅行。

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当着一批急切而热情地准备南下的红卫兵的面，称赞“革命大串连”是一件“好事”。然而，周在同毛谈话时，语调要冷静许多，他说漏了嘴，讲到必须作很多准备。毛镇定自若地回答：“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有饭吃？”到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已经有374800名“革命师生”造访了上海，上海市市长为革命旅游对工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而焦虑不堪。“说中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不对的”，他对同事们说道，“他们全知道。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和普通老百姓用同样的方式来看问题？”一位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澳大利亚籍英语教师评论道：“曹市长的话听起来似乎不错。和以往一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密谋反对学生和毛的亲信的坏人，而是一个真诚的行政官员，他担心文革会冲击到上海的工业，真心想让中央看到这一点。”

许多红卫兵想象自己在重走长征路，想象自己正在把他们从学校课本中﹑电影中——如果是精英人物子弟的话，在父辈们讲给他们听的故事中——看到的革命神话变成现实。中央调查部两名干部的女儿当时还不足16岁，正在中学读书，30年后她回忆道：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不是游山玩水。我们是去与旧世界作战的战士。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这次旅行将成为一生中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开始。从此，我们不用再羡慕父母们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不用为我们出生太迟而感到遗憾。我们要和我们景仰的前辈一样，到那些黑暗势力依然猖獗的危险地区去。我们要唤醒和组织群众，挖出潜藏的敌人，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当时的旅行者的日记显示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他们不再写那些从篇幅到内容都沉闷无趣的东西，字体变得十分潦草，只是草草记一个事件﹑时间﹑地点的梗概，也许日记作者希望有朝一日他或她能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一幅完整的图像。第三章里那个记述了自己邂逅乞丐后想法的南京学生，在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1966年10月29日夜1点10分到达天津。住在天津市人民一中(原诚友庄二中)，二楼六室。在天津买了一枚毛主席胸前纪念章，到了红旗商店﹑人民商店，参观了海河。今天是在天津市委去看大字报。

和青年的旅行者不同，留在家中的父母和祖父母另有一番想法。有太多的地方很容易出差错。虽然成年人在公开场合赞同这些行为是为了革命，但是在私底下他们有忧虑，有时还很有道理。多年后，一位在上海的解放军退休军官回忆道：

北京我一个老战友的儿子高中生，串连开始后，带着12岁的一个小妹妹，从北京，石家庄，太原，西安，乌鲁木齐，郑州，武汉，广州，长沙(把一个小妹妹丢了他也没找到)，又到了上海，青岛，大连，天津，返回北京，就是到处逛，搞什么“串连”？

全国规模的“革命大串连”最有害的后果几乎不为人所知。1966年秋天以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中国很少爆发，即使有也是高度局部性的，主要原因是人群的流动性很低。在极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下——多年后，上海的一位青年妇女回忆道：“从乌鲁木齐出发，我和一群女孩子一路上都挤在厕所内”——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的数百万人的突然流动结束了这种状况，为大规模的瘟疫流行铺平了道路。到1967年底，有304万例脑脊髓膜炎记录，超过16万人丧失了生命。一份官方的材料指出：“感染最严重的是少年儿童，其中相当部分是参与了‘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

四、破“四旧”

中共中央在关于文革的决定中设定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在毛预先批准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任务，这位新接班人显然在鼓励红卫兵们“大破”“四旧”。

在夏天的那几个月里，人们对这个指令还很少予以注意，最有可能的是人们还不知道怎样把这一普通词汇付诸实际行动。然而，这不妨碍它流行开来，成为一个广泛的思想，就像上海市市长呼吁“破四旧，立四新”而不需要解释其含义。8月19日，周恩来同忙于制定国庆节集会计划的北京市干部们分享了自己破除“旧习惯”的想法——“今年”，他说，“我们要打破传统，游行队伍要自西向东走！”

红卫兵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破四旧”成为了毛的接班人和中央文革小组赋予这支推翻传统的突击队的第一项“光荣任务”。在第二次红卫兵集会上，林彪大大赞扬了过去两周内“走上街头，横扫‘四旧’”的红卫兵，周恩来同声附和，号召听众们和他一起向“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的英雄行为“致敬”。

从现存的那时粗制滥印的传单﹑大幅的印刷品﹑海报以及其它昙花一现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瞥见这场运动的折衷主义性质。8月24日，北京第六十六中学红卫兵们向市委﹑公安局﹑劳动局递交了一份拙劣的“外交照会”，要求北京各居民委员会强迫不良“分子”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强制人们在25岁以上才能抽烟喝酒，要求立即关闭所有的私人医院﹑餐馆﹑理发店。北京第六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同时也签署命令，要求所有的“剥削阶级成员”“把自己的大粪收集起来，堆放到粪车上去”。他们号召“革命群众”去“监督”收集和堆放的过程。9月中旬，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们发表了“对北京同学们的呼吁”，告诉那些要革命的人“上前来”，不要革命的“滚开”！让此呼吁书作者们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整天只有单调的“三餐一拉”的年轻人，不是把文革他们的相对自由用来干革命，而是去“编织网兜和毛衣”，“准备过冬御寒”。8月2日，北京第二十九中学的红卫兵们散发大幅传单，批判北京许多地方使用的污言秽语，并号召“各地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铲除这种语言。“不堪入耳﹑不知羞耻的粗话”是“劳动人民的鸦片”，与北京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世界革命的诞生地”的地位“不符”。

也许红卫兵运动中最无害的部分就是改名——街道﹑商店﹑学校﹑剧院﹑饭店﹑医院﹑报纸﹑杂志，甚至是红卫兵们自己的名字，总之任何引人注目的名字都要改。带有“封建”色彩的人名要改名，换成更适合自诩的“革命接班人”身份的名字，诸如“卫彪”﹑“卫青”。

在北京，周恩来应红卫兵的要求，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正式改名为反修路。但是，他警告他们不要冲击大使馆，也不要在大使馆的墙上张贴大字报，并且在更名仪式上增派了卫戍部队去执行他的命令。根据特别受邀的外国记者估计，出席仪式的有近10万名红卫兵。在长沙，应“群众的要求”，“中山图书馆”(以1911年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名字被改回“湖南图书馆”，1912年至1913年间的冬天，毛泽东在此呆过一段时间而使该图书馆闻名。

中央和省级党报无一例外地立即称赞红卫兵的这些更名行动“做得对，做得好”。《人民日报》8月23日的社论称这些改动“好得很！”《红旗》杂志不许人们批评红卫兵“盲目幼稚”。毗邻香港的广东省红卫兵甚至要改动香港的名字。9月16日，《参考消息》翻译并刊登了美联社发自香港的电文，在新华社发的标题是“红卫兵取得宣传胜利”一文中，声称殖民地当局的发言人说，“红色中国寄往(香港，然而写成)‘驱帝城’的邮件将由本地邮政机构送达”。

红卫兵为那些缺乏革命创造性的人们开出了单子，作为对列宁在“怎么办”曾提出过的问题的回答。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到目前为止，就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红卫兵提出了“破旧立新”的“一百个建议”，包括“商店里的产品不要用外国名字，必须使用富有中国内容的名字”(第87条)；“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自觉到派出所去改名”(第95条)。可以想象，两个或多个红卫兵组织，此时此刻由于在改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间或会产生冲突。

后来，在改名的高潮一过去，周恩来承认他本人和毛泽东有时觉得这有点过分。“你们要给天安门改名”，1966年12月1日，他对红卫兵说道，“但是改成什么呢？‘东方红’？……我问了主席，他不同意改。其实他根本不想改。……只要不是封建落后的，就是好名字。”

问题是，什么是封建落后则见仁见智，红卫兵们既然不可能每件事都去请示总理，安全的做法总是赞同而不是去反对这些改动。随着北京中学内贴出大字报，建议改变服装和外表，“一些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在大街上拦下路人，铰开窄腿裤，削平尖头鞋，敲掉高跟鞋。女孩的长发被看作是封建残余，被强行剪去。解放前中国妇女是不允许剪短发的，现在红卫兵不让她们留长发。”中共的一位美国人党员，在北京的主要商业区王府井看到了这些行为：“这是喜剧。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剧。”

柒 红色恐怖

破四旧运动的悲剧始于1966年夏天，阶级出身“不好”的家庭遭到抄家，其家庭财产被没收或捣毁；在城市中，这一阶级意味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许多教师和全体旧商人都被划归此列。八、九月份，北京有33695个家庭遭到了红卫兵和自称是红卫兵的人们的抄家。从8月23日到9月8日，上海84222户“资产阶级”家庭被抄家，其中知识分子、教师家庭1231户。北京的红卫兵在一个多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抄走黄金10.3万两(约5.7吨)，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等61.36万件。在上海，除了大批金银珠宝外，红卫兵还搜刮到了大批现金：334万美元，330万元的其它外国货币，240万在共产党掌权前的银元，3.7亿元现金和债券。根据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转发做参考的一份官方文件透露，全国红卫兵共没收了118.8万两(约6.5吨)黄金，文件表扬他们“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文革后，上海成立了“没收物资分类局”，以落实官方政策，把有关物品还给失主，但是许多财产可能已经消失了。一位红卫兵领袖当时宣称，周恩来同意红卫兵用没收的财物“来支付他们”在开展文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费用。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那些有幸认为自己躲过此劫的人在惊慌不安地旁观着。一位在上海东方药房实验室工作的老技师在其1966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目前情况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还在发展，如抄家，先是资本家地主然后发展到干部家及在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目前还有所发展，工厂企业情况也是如此。为了破四旧而去，但有人混水摸鱼，乘机打击，谨防扒手，有坏的，乘机动手动脚侮辱妇女。还有人在马路上脱裤子，脱衣裳，剪头发，脱鞋子，全部书刊交出来，滚蛋。

无疑，他表达出了无数中国人的感受，他吐露了衷肠：“红卫兵具体任务我也说不清，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红卫兵对于那些显然是处在资产阶级地位的人士毫无尊重之意思。8月29日晚，北大红卫兵闯入并破坏了章士钊的家，年过八旬的章曾经当过记者、教育家、官员，45年前资助过新生的共产党，毛对此一直心存感激；事实上，1963年，毛在庆祝自己70寿辰时，邀请的几个人当中就有章。章于是直接向主席抱怨，在毛的催促之下，周恩来才有可能下令对一批党外高层人士的居所进行保护，特别是对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转移到解放军301医院进行更好的保护。

一、打、砸、抢

红卫兵没收和破坏私人财产，侮辱他人人格，甚至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破坏公共财产。谢富治后来对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其中有部分最早的“红卫兵”——说“毛主席经常问我们，为什么中学生的破坏性那么大，为什么他们会破坏公共财产。我们答不上来。”文革结束之际，北京6843处经官方认定为“有文化或历史意义的地方”，有4922处被摧毁，其中大部分发生在1966年的8、9月间。紫禁城(故宫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周恩来得到了风声，知道红卫兵打算去冲击那里。8月18日，他下令关闭了宫门，下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保护；8月28日，他告诉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著名的“一司”)，由汪东兴的女儿领导——的代表，故宫、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是绝对不准他们踏足半步的。周接着试图向全国下达指示，把一大批单位列入保护范围，并将该指示一直下达到县团级，但是，此举被毛否决。9月初，周再次做出努力，他起草了用于限制红卫兵行为的十条准则，然后征求了一些老干部诸如陶铸、李富春、陈毅和文革干将诸如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各方意见。老干部们表示支持，文革干将们表示反对，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一个月后，周被迫阻止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行动，他们要把北京的名字改成“东方红市”，把天安门前的石狮雕像和华表撤掉，代之以毛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的铜像。11月中，周又把钓鱼台国宾馆、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增列为受特别保护的地点。

在遭到破坏的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是山东省曲阜县的孔庙，火车从北京开往那里大约要10小时。1966年11月，大约200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在谭厚兰——一位在大学脱产进修以提高学历的年轻女干部——的带领下抵达曲阜，宣称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彻底砸烂孔家店”。离京前，谭和其同志们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接触。陈伯达本人得知他们的计划后，批示孔坟可以凿开挖掉，但是他对烧毁孔庙及其设施表达了谨慎的态度。陈不反对焚烧纪念碑，但同时据说他“不提倡捣毁汉代石碑”。北京师生在曲阜逗留了4周，他们联合了当地民众以及曲阜师范学院志趣相投的学生，共同捣毁了6618件登记在册的文物，包括929卷古画，2700多册古籍，1000多块石碑，2000处坟墓。他们组织当地群众召开大会批判孔子，批判孔子的教育哲学等等。在一次大会上，当地一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说道：

用孔子的思想“哺育”出来的，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剥削人、压迫人、残害人、侮辱人的孬种坏蛋。提出用孔子的思想“教育”人，就是要培养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培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地主资本家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招兵买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谭厚兰及其同伙回北京后，听到的传言是：他们的破坏行动效率不高，并不彻底，“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当着一名批评者的面，为他们辩护道：“什么叫做‘只不过是动静弄得挺大’？这已经是不小的成绩了！”

首都之外的破坏行动就更加离奇了，8月27日，山东3所中学的红卫兵捣毁了19世纪文化英雄武训的坟墓。武训是一个不识字的乞丐，他把捣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资助办学。1950年代初，中共的理论家抨击武训不反皇权，“宣扬封建文化”。红卫兵掘出武训遗骸，带到附近的公共广场上，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最后将其捣毁焚烧。在海南岛，明朝被“罢官”的清官海瑞的坟墓也遭到毁坏。

今日不为人们大加承认的是，至少对部分公共财产的毁坏活动是有组织的，是得到官方支持的，有的当地政府就是同谋，有的中央领导人负有直接责任，如周恩来。例如，广东省佛山市政府就下达过以下命令：

因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为适应破四旧的要求，决定撤销1962年公布的市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经堂右寺”、“水上关帝庙”、“南泉右庙”、“郡马祠”等四处。从发文之日起不再作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各单位与文化局订立的保护文物和约同时作废。

一个国营电影摄制组甚至陪着一群红卫兵，为后人记录下了他们在北京西山的一处寺庙内捣毁佛像和香炉的行为。

1966年秋，红卫兵的破坏也让公共图书馆蒙受了浩劫。不过相比于1966年后国家裁减经费，对图书馆几乎不闻不问，在匆匆流逝的运动中损失的图书并不多。到文革结束之际，中国1100处县级或县级以上的图书馆，三分之一已经关门，仅在辽宁、吉林、河南、江西、贵州五省，就有700多万册图书遗失、失窃或者毁坏。

中央文革小组在报刊上催促红卫兵行动。8月27日，《参考消息》用毛的话语“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作为头版报道的标题，大意是“美帝国主义者竭力攻击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天，该报头版左上角的“每日语录”引用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第二篇报道引用美国报刊的话，说中共的新“暴政”一点也不新，阿道夫?希特勒早就尝试过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参考消息》还断断续续地提到，蒋介石、陈立夫、《真理报》、梵蒂冈把红卫兵比作“野兽”和“疯狂肆虐的畜生”。

随着对破坏可能已经过头的批评声开始抬头，《参考消息》立即翻译了另外一种外国消息。9月，该报刊登了一篇来自东德的电文，标题是“《新德意志报》在京记者承认：中国对于历史文物进行了恰当的保护”。到11月，已经找不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新闻通讯社早先对红卫兵肆意破坏行为的哀叹了，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日本客人最近访问中国后的记述，其标题称“中国的古代工艺品得到了完善的保护”和“红卫兵保护文物”。

二、遣返或屈辱

那些具有“坏”的阶级背景的公民，如果只是其财产被没收、失窃、捣毁，那还算幸运的。有些城市居民被赶出家门，强行遣回原籍。北京红卫兵在一张传单中说，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首都更纯更红，干干净净地迎接我们第十七个国庆节”。

在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和各地当局在遣返过程中进行着默契的合作。在首都，这一计划是由一个叫做“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精英组织实施的，该组织在物质上和政治上得到了国务院秘书厅和北京市当局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其成员的父辈和祖辈是身居要职的干部。向“西城纠察队”提供资助的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该部门负责向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官方的“群众团体”提供资金。“西城纠察队”曾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还有供他们随意支配使用的两辆政府提供的卡车、两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大量的自行车和手提式扩音器。

外交部部长陈毅的儿子是“西城纠察队”的领袖之一。1967年1月，在北京的学生当中流传着一个谣言，据说他由于担任“西纠”领袖时的“过度”行为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没有达到法定年龄，所以被处以缓刑。他的父亲虽然态度勉强，但他属于中央内赞同遣返政策的那一派，8月30日他告诉红卫兵：“遣返‘黑五类’很好，但是红卫兵要联系当地的派出所，不要让遣返人员去送死……有人说我为‘黑五类’说话，那不是我的意思。”

党员们受到巨大压力，他们被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支持遣返，他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并不是总能获得成功。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基层干部眼睁睁看着自己患病的母亲被赶出京城，后来在去河北老家的路上自杀了——在1949年前她们家是那里的地主。尽管她没有一句怨言或抗议，只不过在与同事提及目前自杀一事时些许有些悲哀，而这位同事的母亲也被列入了遣送的最后大名单。但是，她的这一行为已经足以使她所在的党支部指责她为“为其地主分子目前喊冤叫屈”并“与地主母亲划不清界线”。对党的政策表示怀疑，就是站在了“反动立场”上。

在基层，能够接触到“地、富、反、坏、右”名单的党的积极分子、警察、居民委员会更积极支持遣返。在许多情况下，对于那些具有红五类身份(工人、贫农、军人、革命干部、烈士亲属)而又住房狭窄的市民而言，遣返是给自己和亲属增加住房面积的方便法门。从8月18日到9月15日，大约有77000名市民被撵出了首都，占北京城市人口的1.7%.其中有约3万人不过是“牛鬼蛇神”的配偶或子女。同一时期，在整个中国，大约有39.7万名城市“牛鬼蛇神”被遣送回农村。

至于高层的“修正主义分子”，等待他们的是另外一种命运：在数万名声嘶力竭的红卫兵面前定期接受羞辱。这样的场面经常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煽动起来的、其领导人会当场发表讲话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青年人对所谓毛的敌人更大的仇恨。在国家电影摄制组拍摄的纪录片中，数万人聚集在一个体育场内，高呼口号，挥舞拳头，受辱的“修正主义分子”脖子上挂着牌子(“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某某”)，被迫屈膝跪倒，受到粗暴的对待、忍受着肉体上和语言上的凌辱。从1967年4月23日到10月2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个人就批准在北京召开100多次市级的群众大会，对下台的中央和北京党政高级干部进行批斗，包括彭真(被斗53次)、彭德怀和其它许多人。一个城区，一个工厂，甚至几所大学联合起来，都能组织批斗会，这些小规模的群众大会在北京一地就有数千次。从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开始，这一套模式传边了中国。

1966年12月12日，北京代市长吴德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场由许多学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的大会。当天，组织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首选的会场)内塞入了12万名红卫兵和支持者(工人体育场的设计容量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从东北调到北京的吴德长期在党内任职，他斥责从前的上级和同事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群众高呼口号后，他继续说道：“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今天，把他们揪出来，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那个场合被揪出来“批斗”的10多个党内“渣滓”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党政机关的前任领导人，包括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组织，在中央当局的通力合作以及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后勤支持之下，在校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以及300多名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在会上受到公开羞辱，据估计有30万好奇的看客到现场观看。

三、红卫兵的竞技场

破“四旧”和揭露“牛鬼蛇神”的运动最可怕的一面在于折磨和杀戮无辜的人们，许多人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只能走上自杀的绝路。在“五十天”内，尤其是在工作组煽动而不是阻止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区，羞辱折磨的例子无计其数，有些还出了人命。单单是在北京近郊六个区的小学，从1966年6月1日到6月25日，一共有994人遭到殴打和“批斗”。但是，直到毛宣布“造反有理”后，红色恐怖才真正揭开序幕。在8月和9月，北京一共有1772人被杀害。在上海，9月份与文革相关的有704人自杀，534人被杀害。武汉在这段时期，有32人被杀害，62人自杀。

经毛批准，中发(1966)410号文件于8月22日发布，这是导致1966年秋天产生大规模群众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文件内有公安部上呈毛和党中央的一份报告，标题是《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它规定：

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在北京举行的公安干部会议上，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试图进一步解释从今以后警察该怎么做：

刚才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

我们要保卫支持红卫兵……最近打死人多了些，可以做工作嘛！说服他们按“十六条”办事。先支持后说服。他们听话的，和他们商量作知心人，不能命令。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

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公安干部被告知谢讲话的要点是“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谢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警察与红卫兵接触后传达了谢的谈话。红卫兵领会了他的意思，随之按照他说的去做。在8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一个由当局组织的集会上，在7万人的注视之下，10来个“坏分子”遭到殴打。8月18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他的年轻客人“要武”，红卫兵开始自己组织“批斗黑帮大会”。第一场批斗会的举行地是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中山公园，红卫兵对市里的13名教育官员(包括被打断了肋骨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进行了批判、羞辱和肉体上的折磨。对暴力行为的先前限制被解除后，形势迅速恶化。单是在北京西城区，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有近100名老师、学校领导、教育干部被打死。根据一个调查，“伤残者不可计数”。

一位中国学者在文革后对遍布全国的85所重点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了调查，每一所学校都有老师遭到学生折磨。其中，有12所学校都有一名老师被打死；有1所学校有两名老师遭到杀害。在这总共13所老师遇害的学校内，11所是中学，2所是小学。在11所中学内，4所是女子中学。

运气好的老师——尽管当时他们可能不这么想——被派去干打扫厕所这样的羞辱性工作。一名公共厕所的清洁员——绰号“老好人”，因为他待人友善——后来回忆道：

许多教授和学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的，他们被派来打扫厕所。像我这样的人是以此为生的，突然发现自己没事可干。我想干活，但是红卫兵的学生们不让……因为我习惯每天干重体力活，所以觉得很无聊。有时候，我一早一晚偷偷溜到厕所向教授们做示范……你要是强迫教授们去扫厕所的话，他们会觉得非常没面子。表面上他们像狗一样顺从。但是许多人不能忍受，用裤带在厕所里上吊了。

红卫兵针对不止是教师。北京第六中学与高级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该校里的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成了牢房。他们在墙上写道“红色恐怖万岁”，并不时重新用鲜血刷上标语，有人说他们用的是受害者的鲜血，有人说用的是鸡血。他们在那个牢房中打死了一名学生、一位看门人、一位当地居民。第四名受害者是教务副主任，被关押了3个月，出来后，过了几个星期就死了。

虽然大多数的普通学生对于目睹他人被殴打致死都深感恐怖，某些铁杆红卫兵(比如下文这位烈士之女)则肆意地寻找机会把他们的“阶级仇恨”发泄在不幸的对象身上。1966年9月2日，北京大学东亚语言系22岁的学生李某某，在北京市委大楼上贴出的大字报中写道：

阶级敌人是异常阴险毒辣的。我恨死了这些反动派，出于这种阶级仇恨，8月27日我在群众大会控诉了她，激起了群众公愤，人们用棒子把多年来旧市委包庇的反革命分子栗剑萍打死了。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为革命人民报仇，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了。现在我还要和那些庇护汉奸、刽子手和反革命分子的混蛋们算帐！

一位岁数小一点的女士当时在北京的一所重点中学就读——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打死了一名有可能是“阶级敌人”的人，很多年后她这样记述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我们肯定询问了他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成分……(但是)我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晚上他穿的那件白色棉短裤。”这件事发生在广州，一个男子误导了一群北京的红卫兵，让他们相信他可能是一名强奸犯：

随着审讯的进行，那个人承认自己犯下了所有我们想象的到的罪行。他的口供变成了我们脑中的事实。这些“事实”激起了我们对他的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而是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打他。

他做的下一件事让我们目瞪口呆。在饱受了一顿拳打脚踢、辱骂痛斥后，他突然站起来，脱下了自己的白色棉短裤。他没有穿内裤，所以露出了他那玩艺。它又粗又黑，竖立在一丛黑毛中。它好象是挺直着，在朝我们所有人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我手足无措，又羞又怒，双手冰冷，两颊发烧。几秒钟之内我们都僵住了。谁都没动。

如果这个红卫兵分遣队全部是由女生组成的，故事可能就到此结束。她们毕竟只有10来岁，而根据讲述这个故事的女子回忆，她们的“阶级敌人”是一个“30来岁的健壮大个子”。但是，男红卫兵们正在一旁等候：

女红卫兵都跑出了教室，站在了走廊里。男红卫兵们冲了过来，一路上抄起了长长的竹竿去打他。

我们所有人都恨他！不知道谁恨得更多一点。女红卫兵们恨他，因为他污辱了我们所有的人。男红卫兵们恨他，因为他是男人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暴露了他们所有人。他们都被剥光了，简直无地自容。这一次他们打他发了狠，下手毫不客气。他不配得到同情。他是一个坏蛋！

竹竿像雨点一样落下来。几分钟后，那个人倒在了地上。竹竿停在了半空。有人拉上了他的短裤。此后我们才蜂拥着回到了教室。我们看着他。他没有动弹，没了呼吸。这个人死了！

像这样的杀人行为，当局当时并没有追究犯罪责任；即使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共的政策基本上也是不追究，也不允许他人追究。“‘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未满18周岁的学生和红卫兵”，1980年代的一份官方手册宣称，“参与群众斗殴并造成致命后果，后来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现在行为良好的，免于追究责任。”

即使是在这样的早期阶段，暴力也决不局限于城市或者学校。在大北京地区，最恐怖的屠杀发生在首都南郊的大兴县和城北的昌平县。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大兴的人们把来自上面的精神解释为有条件的准许针对特定目标——“黑五类分子”实施群众暴力。当时谣传不仅大兴的公社、县、北京市的官员不会干涉针对这些人的暴力行动，就“连周总理都支持”。在大辛庄人民公社(该县13个发生屠杀事件的公社之一)，导火线是8月31日公社领导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会上公社主任和公社团委书记传达了上面的最新“精神”——他们说是从附近的劳教农场接受的指示。他们要求立即把大辛庄的“地主和富农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几乎可以肯定，这响应了谢富治在市公安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同时他们自己也力图在当地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他们解释，这种灭绝行为是为了预防“阶级敌人”屠杀贫下中农，十分紧急；据说在大约十八英里外的马村大队，“阶级敌人”已经开始发动袭击，大多数到场的干部对那里的情况茫然无知。在随后的几天内，起初是有选择的殴打“态度恶劣”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迅速升级为系统地灭绝“四类分子”的屠杀——大兴县没有第五类分子，即右派分子。

现在人们仍然不能确切了解，是谁在那天晚上身体力行了对无辜者所实施的大多数的野蛮屠杀行为。北京城来的红卫兵显然没有卷入其中，虽然他们的英勇故事被用作当地年轻人的“灵感”。杀人者据悉包括当地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比如，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就杀掉了16个人；尸首被拋进了一口干井里，由于恶臭让人无法忍受，最后被填没了。在一个大队，哪里的壕沟方便，死人——有时是半死之人——就被埋在哪里。2000年，中国的一位调查记者得知，在一个大队，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被活埋了。“奶奶，迷眼！”是这个女孩最后的话，老奶奶对此的回答是：“一会儿就不迷了。”幸存者向他解释，在他们看来，屠杀行为部分是由于前些年的严厉政策特别是“四清”的后果。死亡人数达到了325人，蔓延到了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年纪最大的受害者是80岁，最小的38天。大约22个家庭被斩尽杀绝。

参加了8月31日大辛庄那场致命会议的大队干部们，并不都准备执行“灭绝命令”。其中有3人刚从北京大学看了关于文革的大字报回来，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有点反常，在他们准备考虑执行之前，先要以某种方法进行确认。会后，他们赶到了北京中心地区，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北京市委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告诉他们这违反了中央的政策。他们带着这个消息迅速回到了大辛庄，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不过，那些与此同时尽力实施屠杀的人们在9月1日的直接抵触还是很强烈的。

9月2日，中央当局发布了中发(1966)445号文件，第一次试图把“红色恐怖”置于控制之下。该文件中的报告是由周恩来建议、由公安部起草的，目的之一在于“明确”红卫兵与警察的关系。它劝告红卫兵“不要进入公安机关，不要打派出所”，因为这样做“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不利”。它继续对公安机关解释道：

革命群众要求到监狱、看守所、劳改队斗争、惩罚犯人，这种革命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使犯人乘机逃跑、暴乱，欢迎群众向我们提供材料，由专政机关惩罚犯人。

随着冬天的到来，“红色恐怖”逐渐平息。1967年1月1日，在大兴县屠杀过去4个月后，王力在国务院秘书厅和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形势非常好。”王提醒他的听众，“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1968年6月，谢富治部长在北京周围农村的干部会议上询问，大兴县的杀人者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有人回答此事“已经得到处理”。尽管这话的含义并不明确，但是，一位因反对当时野蛮的“阶级”暴力而坐牢的红卫兵，在很多年后回忆，对罪犯的主要指控不是他们的杀人行径，而是他们对于上面要求停止杀人的命令反映“迟缓”。

毛和紧跟主席的谢富治合力批准了恐怖的盛行。中国的青年人在以阶级斗争表现的暴力文化下成长。党的暴力一度得到了谨慎的控制和调整，而现在相关的戒律已经无效。青年男女不再受父母和社会的约束，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对他们的同胞们进行攻击、殴打、杀戮，直到他们仅存的一丝良心感到不安为止。其结果就是全国上下都处于青少年的自然状态，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正是预示了它的缩影。

捌 天下大乱

毛相信，像文革这样的实验要想有成功的可能，必须敢于冒险，甚至是不计后果。他曾经就他喜欢的游泳话题发表了带有寓意的谈话，为了显示自己的古典学识，他引用了庄子的话来说明问题：“且夫水之阶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毛解释道，水越深越好，不能因为怕淹就在离岸近的地方游泳。让数十万青少年以暴力和捣毁的狂乱方式破“四旧”是一场实验；默许稍成熟些的大学生与地方政府发生正面冲突，则是另外一场实验。

第一波的红卫兵大多是十多岁的青少年，他们在全国各地寻找机会进行“革命破坏”和“串连”；尚在大学里就读的而比他们年纪大的大学生们则把精力用在了别处。考虑到毕业以后的前途至少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表现，而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他们急于在这个夏天正式抹去自己履历上的所有可能的污点。由于他们在1966年夏天抵制了地方政府(即工作组)，因此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从“右派”、“假左派”到“反党分子”、“捣乱分子”不等，恢复清白是他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不像年轻的弟弟妹妹们那样要“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而是团结起来追求更为具体的目标。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指控地质部党委派工作组到该校进行“诽谤”，其全部活动“伤害了(无数无辜群众的)名誉”。他们坚持要地质部党的高级官员们站出来，为他们对公社成员不断进行的“政治折磨和压制”进行书面道歉。最后，他们要求公布所有对公社成员造成“中伤和迫害”的档案资料。他们四次在地质部所在地静坐抗议，以绝食狂骂相威胁，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地质学院附近的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组织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们在国防科委门前不分昼夜、声嘶力竭地示威，前后坚持了近一个月，直到陈伯达出来干涉，部分地帮助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些以大学为基地的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地方官员暗中抱有怀疑、敌意和痛恨。上海公安部门的一位高级干部的观点可能具有代表性，据他的观察，只有那些“机会主义分子，对现实不满的人，爱出风头的人”才加入这些组织，而其存在的理由有三条：吹牛，夜宵，“革命串连”。但是，毛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具体来说，他似乎把这些组织看作有可能培养出他自己的革命接班人的地方。

1966年夏天，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仅非正规地依靠他们各自的子女来打探北京一些重点学校的动态，而且偶尔还对事态的进程施加影响。现在轮到毛采取同样的策略了。8月中旬，他派江青所生的年方26岁的女儿李讷，去北京地质学院，同刚刚创立“东方红公社”的学生进行接触。李讷(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带着身份证件，一开始介绍自己是中央办公厅的小李，是来校收集政治运动的情况的。几天后，她再次来该校时，公社的领导人们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于是她公开告诉他们，其父亲特地要求她来调查，在文革的初始阶段是什么导致“革命师生”与工作组——并进而与地方的党的机构——发生公开冲突。“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们(只有一人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共青团员)非常清楚中共党主席这个私人秘密管道给他们带来的无可匹敌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抱负直接传达给了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此得以偶尔洞悉毛的内心想法。在北京其它大学里，在选定的组织领导人和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的少数成员之间，类似的一对一的隐秘联系也建立了起来。

9月，24所高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宣称有近500名成员，很快它就成为闻名遐迩的“首都三司”。他们不但承认在运动发起之初自己是“少数派”，并以此自我标榜，而且他们明确地引用了毛在大跃进时的观点——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指挥”“首都三司”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创立者之一朱成昭，他和李讷有定期的联系。周恩来在9月26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第一次向“首都三司”的成员发表讲话：“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校存在这样的问题，大概你们就集中了这一方面所受压制的意见，所以，你们造反有理(雷鸣般的掌声)。”随着来自高层各方面的认可，“首都三司”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壮大。其领导人意味深长地不再强调成员的家庭背景及档案材料中记载的阶级出身。在这一点上，他们响应了林彪的观点，林彪在10月份提出“红五类也有不红的，黑五类也有不黑的，不要唯成份论，还是分左、中、右好”。

在“首都三司”与中央领导层的互动中，最鲜为人知却又头等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们协助组织了——用王力的话说，是“按照毛泽东思想”——一场为期四天的讨论文革发展的“座谈会”。召集会议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朱成昭则帮助他确定和邀请了大约二十名属于“少数派”的高校组织代表。从9月17日到9月20日，在张春桥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蒯大富、谭厚兰和其它红卫兵领导人不但充满激情地叙述了他们在运动伊始所经受的“磨难”，而且就下一步如何让运动在“更加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的详细记录从来没有公开发表，甚至也没有在稍大一点的范围传达，但是这些记录呈送给了毛，据说影响了毛对形势的判断。后来一些重要的与会者宣称，他们曾提议中央领导把高层关于运动进展的分歧告知广大群众，而不仅仅是告知严格选择的少数特权人士。

到10月1日，距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有六个星期了，然而毛还没有公布一个统一的名称，以概括“五十天”所代表的、要让刘少奇、邓小平为此负责的全部错误。在上述座谈会结束后，鼓捣出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毛仍然没有表明态度。他的犹豫不决妨碍了下一期《红旗》杂志的出版，这个统一的名称或罪名原打算要在一篇重要社论中推出的。林彪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节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但是当晚张春桥向毛提出，这个提法在语法上不通，远不够理想。毛在最后一刻决定采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10月3日，它出现在了《红旗》第十三期(比预定出版计划晚了七十二小时)上，此后成为了整个文革当中最著名的“朮语”之一。接着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发(1966)515号文件，该文件转述了林彪坚持要求起草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全部、公开地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期间受害的全部学生进行平反。(毛对于这一“紧急指示”的批语是“很好，很重要”。)10月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0万名欣喜若狂的“革命师生”宣布：“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一、中央工作会议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残余影响制约了10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官员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区的党委领导人。这次会议原定只进行3天，后来延长到了一个星期，最后几乎拖了3个星期，从10月9日一直开到10月28日——这反映了这次会议主题的复杂性。这次会议原定要解决广泛存在的“认识问题”：各地的官员要么从来就根本不理解文革，要么对毛的目标只有片面和歪曲的认识。

最初，毛没有来开会，不过他了解与会者最新的发言。据说他在大多数时间内很失望。虽然没有人公开向文革提出明确的异议，但是支持的声音最多只能说是微乎其微，肯定是微不足道的。10月25日，毛称前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也许正是这个印象促使毛延长了会期。他解释道：“后一个阶段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毛既没有作出明确指示，也没有指定谁来代他传话，与会者们显然弄不清楚什么东西符合毛的宏伟蓝图，什么东西又与之抵牾。紧跟主席实在是太难了。

10月16日，陈伯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文稿发到了与会者手中，从而标志着会议前一阶段的结束。同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宣读了这份稿子，不过根据毛的建议，打印好的文稿事先已经发了下去，毛也许担心许多人听不懂陈伯达浓重的福建口音。毛在这一报告发表前后亲自对其进行反复修改，使之成为对毛7月18日回京后文革发展的正式评价。它至少包含了与会者们一直都在期待着的那部分指示。

陈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篇幅较短，主要是描述形势“大好”。第二部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陈解释了为什么文革仍然受到广泛的抵制。原因之一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余影响”。他特别提到了高干子弟扮演的日益含混不清的角色；他讲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作为红卫兵自称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他说这样的观点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其中有些青年人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报告的第三部分是陈直接给全国那些他称作“怕字派”干部听的。他说，他们非常错误地认为文革基本就是“群众乱来”，“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非常厉害的，大多数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这样的说法几乎和外国通讯社的说法一模一样；所以它们显然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在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陈再次直接面向红卫兵，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陈自己曾经领导过文革中最早的一个工作组，在他批评工作组的时候，听众们会不会觉察出其中的反讽意味。事实上，他一面在人民大会堂担当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发言人，一面在《人民日报》的办公室里遭受攻击——他的工作组曾在“五十天”内统治过这里。一些报社的工作人员此时宣称陈其实是可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忠实的执行者。维护陈的高级评论员王若水等人则指出，恰恰相反，陈努力绕过了“邓小平同志的限制”，“坚决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到了11月，陈伯达的批评者们被指责为形“左”实“右”，只能处于守势，无力地进行反驳。

10月23日，在与会者们对陈的报告消化了一个星期之后，两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负有责任的领导人最终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两类“错误”，并进行了检讨。第一类错误是在夏天毛离京期间，他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时犯下的。他把这些错误描述为“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他照搬了毛在《炮打司令部》中的用语，承认自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第二类错误则是他过去在不同场合犯下的“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他承认其中最严重的是毛在《炮打司令部》中提到的两条，即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他在检讨中没有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

邓小平的检讨比刘少奇的个人化色彩浓得多。他详细地叙述了据说导致他犯“错误”的观念、习惯、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邓对于文革也要比刘乐观得多，他说它将“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他最后给予林彪他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称林是毛的“助手和接班人”，宣布自己从此以后要学习林身上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邓如同刘一样，拒绝称自己是“修正主义分子”。但是，他们两人的重要区别是，邓愿意承认自己和刘在夏天实际上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的路线”，而这是与刘不同的。这正是刘所要拒绝的，在后来的两次检讨中——一次在1967年4月，还有一次在7月——他都没有使用这个毛式的最重要的标签，似乎他没有弄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然，刘和邓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有意和故意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的。

这一工作会议仍然在进行之中，而党的宣传机器已经开动。明白无误的信号表明了谁的政治前途看涨，谁的政治前途看跌。在刘和邓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中宣部向全国发布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和进一步销售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要求陈伯达的报告要“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10月26日，林彪——在中共五位副主席中媒体唯一还称呼“副主席”的——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次日，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大概有数千万的读者)头版的标题是“林彪是一个朴素、坚定和谦虚的人”；下面是埃德加?斯诺月初在日本一家周刊上的文章译文，这是一篇歌颂林彪的小传，其结尾写道“林彪的权力晋升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压倒了官僚共产主义”。

刘、邓在作检讨前与毛进行了秘密的交谈，毛对他们的讲稿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在11月9日最终下发全国的正式材料中，毛的批语却不在其内。该文件的正式序言的调子完全不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对他们的自我批评进行了批评，认为非常肤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标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的自我批评都回避了这一实质性问题。”

毛在这次工作会议的最后讲话中承认，形势变化的速度非常快，人们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犯错在所难免，这也许是在安慰刘、邓以及因他们而获罪的干部们。他向听众们保证：“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并表示希望“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这一讲话记录没有记载毛的听众的反映，但是有谁敢相信他呢？更为可能的反应是是恐惧和迫在眉睫的毁灭感，尤其是周恩来的闭幕讲话，这位总理向听众提到，要做好回去后被红卫兵抓走的准备。周希望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人人都能“经受得住考验”。文革刚刚开始，他说：“运动还可能持续5年到10年。”仍然有大量的时间来“取得经验”。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的直接后果是，一旦随着刘少奇倒台的明朗化，那些只不过因为批评刘而获罪的政治案开始得到重新审查。1967年尤为臭名昭著的一个案子是：一个湖南人因为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关进精神病院。公安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第一个呼吁重审此案，但是直到中央文革小组认识到此案在宣传上的全部意义后，才最终安排那人出院。1967年春天，天津上演了一出以此故事为基础的戏剧“新时代的‘狂人’”(王力对此人的称呼)，曾被誉为“第九部样板戏”。一位美国的共产党员看完后掉下了眼泪，他告诉演员们：“你们演的不是一出戏，而是斗争！它以逼真的方式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一旦人们知道这位“狂人”的原型人物不但批判了刘少奇的著作，也批判了毛泽东的著作，那么所有积极的参与者都惹上了麻烦。

二、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

中央工作会议也许暂时解决了六、七月间文革责任的归属问题，但是它没有触及一个在秋季月份里变得日益严重的问题：对经济的破坏。邓小平当时提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采用广泛民主和动员群众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工厂、矿山的某些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当局竭力在媒体上告诉民众，不管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如何，中国经济的状况总体良好。《参考消息》上连篇累牍地刊载着小心编辑过的外国新闻，诸如“中国的文革导致工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东洋经济》)，“文化大革命推动生产进步”(《新德意志报》)，“美联社被迫承认中国经济在1966年进步巨大”。

是否要让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像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一样参与文革呢？中共中央当局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重申了夏天以来的最初政策，阻止工人参与文革，要求他们“坚守他们的劳动岗位，不要离办厂去串连”。到年底为止，周恩来已经同“群众”代表进行了160余场座谈会，他几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上都竭力号召把经济和文革区分开来。然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同红卫兵和工人代表面对面交流的次数比周还要多，他们却淡化了此类规定。江青对此的解释是无条件地断言“哪里的革命抓得好，哪里的生产也搞得好”。林彪告诉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外国观察家们审慎地表示了怀疑。一月份的第一周，一位驻北京的大使向国内汇报道：“我们被告知，工业生产超过了从来没有公开过的计划目标，据说1966年比1965年增长了足足20%。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是源于深入阅读毛的著作激发的精神动力，还是50年代后期的重大投资使然，原因仍然悬而未决。”

和文革中的许多其它事件一样，决定这一问题的场合不是北京的谈判桌旁，而是上海剧烈演变的形势。11月6日，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次会议中，来自17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一位32岁的保卫干事名叫王洪文的担任了“司令”。上海市委拒绝承认这个新组织，这促使其近2500名“成员”强行乘坐列车去北京要求中央给予支持。周恩来下令列车停止来京，就地解决问题，“工总司”的强硬派发现他们自己所乘的列车在上海郊区安亭站停了下来，就坐在铁轨上以示抗议，沪宁线的交通于是中断。他们在那里呆了31个小时，造成了运输危机，直到政治局常委会派张春桥从北京赶来劝他们回沪协商。张处理这场危机的办法是：直接撤消了上海市委全体一致的决定，同意了“工总司”的要求，包括承认它的合法性，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领导层。张的背信弃义激怒了上海市委和张的上级、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陶铸称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典型的“没有处理群众运动的经验”。但是在这场危机中，张却机智而正确地从中共党主席那里获得了事实上的支持。11月4日，毛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谈到了公民的结社权利，然后评论道：“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可以先斩后奏。”陶铸被迫做自我批评。张在上海喜气洋洋地向工人们解释了自己的行动，他采用了毛的做法，说自己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合法的。”

然而，这将成为全国性政策，还只是上海的某种特例呢？这并不明确。在11月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议，同时也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各大区、工业部委、重点工业城市的代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会议的议题是“讨论目前运动和(工业)生产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结果这些问题很快压倒了包括经济计划在内的其它一切。争论的主线是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断然否认在生产和革命之间存在任何矛盾。

诸多会议上的争论非常激烈。在周恩来顺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铁道部、冶金工业部、水利电力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事后，周回忆道：“说到最后都站起来了。”大多数的地区代表激烈地反对成立工人组织，一位来自中国重工业区东北的代表坚持认为，如果工人把“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比现在)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在谈到是否准许工人和学生联合的敏感问题时，一位部长问道：“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呢？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一些与会者提出来要起草一份规定，明确宣布“不能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造反”。

11月22日，毛得知了部长、计划官员和地区代表的意见后，拒绝予以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立刻壮了胆。他们把怒火集中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身上，给他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江青情绪激昂，指责谷牧“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搞修正主义那一套玩艺儿！”康生的批评也不遑多让，他从卡尔·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毛在大跃进高潮的乌托邦空想中借来了概念，“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

原本支持谷牧的人招架不住这样的攻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于是开始改变立场，一个又一个地坦白了过去和现在犯下的错误。陶铸承认在中国工业领域存在的问题，“不是过去几个月内发展起来的，而是已经积累了10年，20年”。李富春向在场的部长和党委书记们问道：“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成为他们领导人了？一个都没有。”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最终文件是一种妥协。12月9日，经毛批准，它作为中发(1966)603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工业十条”。它宣布工人有权成立自己的“革命组织”参加文革，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要继续参加生产。工人组织的成员被许可在业余时间就地进行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串连。12月15日，政治局批准了类似的一份阐述如何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文革的文件，经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66)612号文件下发，即著名的“农村十条”，它保留了当时仍然有效的政策，即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在农村开展文革。它准许成立“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组织，宣称从此以后，农村的文革和城市一样，可以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生产大队与生产大队之间，公社与公社之间，只要不妨碍农业生产，可以进行串连。

尽管还有这样的限制，这两个决定准许在农村和工厂开展文革，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数亿人都有权利干革命——而且事实上这是一种义务。中国现代史表明，如果无拘无束的学生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将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发动工人和农民起家，书写了他们的革命传奇。毫无疑问，毛的同事们心存担忧；理所当然，毛只看到了革命的潜力。

三、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如果毛曾以为“首都三司”的领导人终究会驯服于他自己的意志，那么他很快将大吃一惊。红卫兵自以为是“天生的造反派”，尽管周恩来告诉他们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很愿意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但是他们自以为是，经常单独行动，并不总和毛所设想的路线保持一致，他们的纪律性还有待大大提高。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这种关系界定为摩擦。

要说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有什么不同，前者更渴望在文革中留下自己的烙印。11月9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色造反团”写信给周恩来，在深入挖掘该校党史的过程中，他们惊奇地发现刘少奇和一大批中共高级干部其实是“叛徒”。“他们有数百人，或上千人”，他们坚持说，是一个“根子很深，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的“庞大的叛徒集团”，“红色造反团”在这封信中建议党中央立即“搞这个问题”，并准许他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起初，中央对于是否使用红卫兵举棋不定，但是后来还是让天津的红卫兵们——特别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不断地协助调查。

中共中央是如何与“革命群众”开展的所谓独立的、“非官方”的调查进行互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两者确有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反对让像那些属于“首都三司”组织的成员为它执行某些棘手的任务，特别是在某些场合，它可能不想承认自己的介入。正如上述信件所示，容易上当受骗的大学生们渴望证明自己的革命价值，他们通常非常乐意为中央鞍前马后地跑腿，以示自己对文革事业的忠诚。

例如，北京两所大学和一个研究所的年轻人参与的调查刘少奇是否在1928年在天津背叛了中共组织的一个案子的卷宗堆积如山。学生们在没有官方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在同几位1930年代与刘少奇共事过、但在工作中有过分歧的原中共北方局老干部的谈话中，发现了问题所在，着手进行最初带有业余性的调查。1967年春天，学生们已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接纳，他们得知中央准备帮助他们进行调查，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几条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泄露中央的介入：“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能说是中央办公厅派你们来的，只能说你们是某个群众组织派来的。如果你们遇到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第二条原则同样重要，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们都不能“调查你们不该知道的事情”。

当然，最后是这第二条原则给学生们带来了麻烦。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去制造他们以为会让中央办公厅的联系人感到满意的结果，甚至出格到对一位退休老工人进行“充满敌意的审问”，试图迫使他说出“正确的”答案，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接到通知要停止工作，忘掉整个事件。在这段空歇期内，对于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1928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当局得知风声后，不但不感谢他们在刘少奇一事中的工作，反而指控他们以调查为借口，往“恩来同志”身上泼脏水。最后，他们非但没有因为对文革的贡献被授予一官半职，或者至少在毕业后能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相反，他们被发配到中国遥远的角落从事可怜的工作，被打成了“五一六阴谋”(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论及)的嫌疑犯。

在10月份，周恩来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反复劝导红卫兵不要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收效甚微，简直就是无效。红卫兵们引用了毛在1957年的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最早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他们10月21日贴出的大字报的标题就是“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党政机关的“造反派”不甘落后。刘、邓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后不到24个小时，中央组织部某一部门全体工作人员大约100人在第一份点名攻击中共总书记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它的标题是“邓小平也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显然有意在呼应北大的大字报：其内容是中共“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了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邓应该为此负责；此外，邓还反对组织中共干部学习毛的著作，在大跃进的灾难后推动个体农业的发展。这一大字报还首次向全世界完整披露了邓在1962年说过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话——“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此时，陶铸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分工是负责高等教育和组织事务，他告诉这一大字报的作者们：“你们把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为主要目标是错误的。”但这毫无用处。邓的一个女儿与其姐姐们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和办公地点，她后来回忆道：“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

1961年1月1日，文革渗透进了中南海。那天上午，一群在中央机关电话总机工作的“造反派”，自称是“67.1.1战斗队”，进入了刘少奇居住的院子，给它“张贴”上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幅标语。刘少奇的“奇”字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斜在一边，看上去像个“狗”字。两天后，另外大约二十几名自称是“红旗团”的工作人员在晚饭时分突然涌入，要刘及其妻子到院子中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到1月中旬为止，造反派们(戚本禹在幕后精心策划了他们的活动)已经对朱德元帅(时年80岁，解放军之父，毛的第一位重要的亲密战友)、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类似的折磨。1月12日晚，近200名办公室工作人员组成的“造反派”——包括康生和戚本禹的妻子——出现在刘少奇的院子里，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批斗”，他们还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制组。第二天，毛最后一次与刘见面，当刘要求毛准许他辞职，回农村当普通农民，“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时，毛拒绝了。不让国家发生动乱可不是毛的想法。

除了这些羞辱以外——对刘少奇来说，他还受到了前妻生的子女的痛斥——好在刘、邓是政治局常委，不需像其它几乎所有的高层“修正主义分子”那样，在数以万计声嘶力竭的“革命群众”代表面前忍受公开羞辱，而且这种羞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些体育场和体育馆悬挂着横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打倒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足球场和公共广场中央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中国各地上演着同样的政治戏剧，目的是激起民众对所谓的毛主席的敌人更大的愤慨。

“首都三司”的领导人们尤为其组织技巧和纪律而感到骄傲，在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它运作了数次规模最大、场面最壮观的群众集会。那些不在接受“革命小将们”“正当义愤”所攻击目标之列的老干部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评价。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当时担任康生驻天津的特使，1967年春天，他对一群来访的朋友说：“他们真的很能干，那些小伙子，全部是二十出头……我让他们搞一个揪李雪峰的群众大会，不到一、两个小时，他们就组织来了大约四、五十万人。纪律性真是太强了。”无疑有点夸张，但是很生动。

毛在大跃进前夕抱怨，北京除了“官僚”以外，别的什么都生产不出来。也许这种情况在中国其它地方有所不同，不过，似乎是为了证明毛的话是对的，一个近乎是常设的“斗争部门”逐渐成形，有数百人为其工作——如果说不是雇佣的话。例如，地质部的二楼就免费提供给“首都三司”作“斗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筹备处联络站”的所在地。该联络站对不同对象进行“斗争”前，先要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接着就要求北京市当局提供合适的场地，北京卫戍区确保斗争对象到场，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派武装警卫强行护送他(她)来。该联络站则负责联系公众。它的每一次重要集会前预先印好海报，告知人们，想要在会上发言的话，应把“揭批材料”交到哪里去审查，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领票(“凭介绍信以集体领取”)，要获得进一步的信息要打哪个电话。虽然安保措施也许并不太严格，但是决不会让你随便就能进来看看“阶级敌人”获得他们应有的下场。“首都三司”下属的一个组织编写的一份内部演示文稿说，一群到北京访问的瑞典学生，有一天晚上试图“进入”一次群众集会，会上挨斗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一位74岁的副主任。他们被拒之门外。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捕捉到了部分较大规模的集会的气氛。上述筹备处制作了一部长达15分钟的纪录片，拍摄的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大会，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会场内人山人海，那位倒台的北京市市长及其许多高级同事们屈膝跪倒在地。不过。会场上也不乏喜剧场面。中央宣传部的一位“阎王殿的判官”在许多年后回忆了自己挨斗时的故事。当时，批斗会的组织者相信于光远不会逃走，让他在不开会的时候呆在家里，接到开会通知后自行去会场：

有一次，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向我收门票，我说我不知道要票。看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是不能进去！”

……我对他说：“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还是要进去。”

“不行！就是不行！”他的阻挡，引来了许多围观的人，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让进去，而另一个人坚持要进去。……

看门人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了吗？”

“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

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懵了。

我于是问他：“今天你们开的什么会？”

“批斗会”，他回答说。

“斗的是谁呀？”我又问。

“于光远。”

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是，于光远没有票也进去了，以那种臭名昭著的“喷气式”挨了顿批斗。

11月和12月的政治形势日益混乱，刘、邓以外的高级领导人是否可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和权威的指示。除了毛以外，任何一名掌权者都受到了北京自封的造反派们的攻击。由于当时文革仍然是被正面看待的，底层掀起的这次攻击狂澜由于波及了林彪和江青这样货真价实的“左派”，所以被叫做11月和12月的“黑风”。新近的中国有关历史著作试图把这种攻击的性质无中生有地定为“反左”，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人们在激烈地斥责江青的同时也会把林彪捧上了天，反之，亦燃。北京林学院的一伙大学生贴出了大字报，号召革命同伴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机构(“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起来“闹革命”；他们还宣称这种行动是在坚决支持毛和“副统帅林副主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中抨击林彪，他们认为鉴于林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演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两位大学生在其大字报中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几乎没有林彪身上的那些缺点。清华大学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散发传单，抨击陈伯达和江青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据说遍及北京17所高校，它公开要求关锋和戚本禹下台，特别是戚要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承担罪责。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讽刺刘邓及其众多支持者和同伙的漫画得以印刷和发行。

有时，在华的外国记者们会把这些事件当成新闻。苏联人特别擅长此道，一家“修正主义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张“反革命大字报”，题为“周恩来在干什么？”，红卫兵们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为了表示抗议，他们在苏联记者驻京办事处(塔斯社？)的门口贴出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真理报不说真理”，下联是“消息报编造消息”，横批是“全是废话”。

对中央文革小组最凶猛的抨击尤其是来自于“早期”的红卫兵，他们在八、九月间如日中天，此后其势力和影响就一路下滑。这种衰落也许并不出人意料。在最早预言红卫兵会对栽培他们的领导人反戈一击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像蒋介石以前的得力助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创立者、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促进者陈立夫那样富有洞察力。陈立夫在1966年11月评论道：“共匪利用青少年组织‘红卫兵’在大陆上造反作乱，这是最愚蠢的做法，欺骗和利用青年的人，终究会被青年人所唾弃。”到了年底，一些后来觉醒的“造反派”在对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产生质疑后，才开始了解它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批评少了些愤怒，在某些方面却多了份成熟。这些批评者现在大部分被遗忘了(从历史上来说，有不方便之处)，其中包括朱成昭本人，官场的说法是他在1967年1月提出和阐述的观点“太反动了，中国没有哪个学生可与之相比”。朱认为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即毛泽东的免费旅游计划——“不成熟”。他坚持认为中央文革小组逮捕了太多的红卫兵和一大批中学生，后者是“西城区纠察队”以及类似“保皇派”组织中其实是真正“左派”的中学生。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其实完全是“折磨群众”。随着朱成昭的观点广为人知，他作为红卫兵领导人的生涯实际上也就到了尽头。然而，他继续在幕后得到了其最初的追随者默默的支持和仰慕。

对中南海里的讨论并不知情的人们在竭力猜测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瑞典驻华大使猜测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他在写给自己的外交大臣的信中说，一度曾有9名公安干警在保卫着大使馆，但是现在“事态恢复正常，只有一个警卫当班”。《纽约时报》一篇最近的社论宣称：“一场有限的内战正在中国展开”，对此这位大使并不赞同，他坚持认为“从北京的情况可以断言，这种判断似乎为时过早”。不过，他在此信尾处写道，“一个人对中国社会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愿意徒劳地高预测未来。”事实证明，上述社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内战正在进行，其势已不可遏制。

玖 上海“一月风暴”

1966年12月26日，毛的73岁生日，他和江青邀请了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6名心腹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中南海游泳池（行家们都知道“游泳池”是毛的住处）吃饭，庆祝生日。周恩来和陶铸正忙于收拾毛和中央文革小组在过去7个月内造成的乱局，他们不在场；更加奇怪的是，林彪和康生不在邀请之内。毛泽东在这帮志趣相投的人簇拥之下畅所欲言，举杯祝酒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由关锋起草、毛审定的元旦社论同时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红旗》。它用更审慎的语言表达了毛的祝酒辞的意思，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毛几乎实现了他的愿望。

一、中央文革小组登上舞台

激进派是推动“全面内战”进程的关键。主席的一纸命令在中央实现了这一目标。从1967年初开始，从毛本人那里发出的全部文件只传到了少数几个人手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收到这类文件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京时也能收到。政治局常委如陶铸、邓小平、刘少奇和陈云则被排除在外。

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设立的中央碰头会增强了激进派的权力，预示了诸多安排，戏剧性地扩展了毛的激进支持者们影响国家事务全局的能力。中央书记处的消失则进一步增强了激进派的新权力。在文革之前，邓小平正是通过书记处代表政治局常委会有效地控制中国的。陶铸取代彭真成为了这个机构的“常务书记”，并试图维持它的权威。但是，1967年初陶铸倒台，毛在2月初的某一个时候直言：“现在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是中央文件的签署方之一，排在中共中央（无明确说明，实际上是毛）、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后面。从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解散，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它在正式文件中的地位甚至凌驾于国务院和军委之上。

中共六大区中央局的逐渐消失也让激进派的触角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中五个大区中央局是在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消失的，最后一个则是在1967年8月。大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是很有权势的人物，其中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但是随着大区的消失，激进派可以摆脱他们的干扰，直接同各省市区打交道。下级组织最终得到建议，联系文革事宜要找“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在和红卫兵交谈时，解释了中央自那时起作为中央的四大部门的工作分工，在所形成的中央当局格局中，他把中央文革小组比作毛的“参谋部”，军委是毛的“司令部”，国务院是毛的“行政机构”。

激进派及其追随者现在可以着手改变现存的中央和省级机构了。

二、向中央政府开刀

毛有意在文革的现阶段保持解放军体制的完整性，不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党的机器，他并没有同样的顾虑。周恩来会为个别领导人的事而竭力出面干预，但是这位总理对于党的机器可能就不那么关心。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国家全局的管理上，他和国务院一直是中央书记处的副手。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中央书记处的土崩瓦解，在正常情况下，国务院也许会恢复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在全国的关键角色，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既然对于运动的范围没有什么限制，现在该是解决政府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了。而文革正是要通过动乱和夺权，让所有的官僚体制得以起死回生。

毛的理想政府是一个小政府。1966年7月，他严厉指责国务院的规模过于庞大，他说有些部必须大幅度精简，变成局或者科，只留小部分工作人员。毛的浪漫观念也许和精干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游击队理想产生了共鸣，但是这和周恩来总理所面对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中央文革小组不需要有自己的专车，只要从中南海车库内借调车辆就行（1966年12月以后它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总得有人管理这些设备。而这个人正是一名向周汇报工作的官员。尽管毛一直无法指责周恩来懒惰——周工作起来日以继夜，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已经被抬高到了神话的地步——但是总理手下的部长们并不如此，而主席是不能容忍“懒惰的”官员的。“懒惰是修正主义的来源之一”，他在1964年曾这样断言。

那一年也是最后一个还有可靠统计资料的年份，官僚系统内潜在的高级“修正主义分子”——部长、副部长和相同级别的人物——不到400人。在1966年底，这些人负责掌管国务院下属的中央政府机构，约有78个部、总局、专门委员会、委员会、办公室以及同级的机构。一个大部下面可能有20到30个司，工作人员从500人到2000人不等。部级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工作人员的数目超过2500人。是自从1966年6月以后，它一直没有一个正常履行职责的领导层。一些规模较小的委员会和总局只有少量的官员，工作人员不到50人。

1967年1月8日，毛宣布对这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可以畅言无忌，为所欲为，,他宣称：“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政府改革和强制清洗高层官员同时进行，在国务院的不同地方其效果差距悬殊。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关键部门受到的冲击最小，受打击最大的是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温床：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从理论上说，要区分必须进行夺权的机关和不必进行夺权的机关。但是，正如毛向其最亲密战友承认的那样，在实践中要维持这种区分是做不到的。根据周恩来的传达，毛对军委的谈话：

关于夺权。报纸上讲“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总理坚持说，要确保获得国务院的同意——实际上是周本人的同意——造反派必须在夺权后实现“革命领导干部、革命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共同选举革命委员会，监督部里的文革和业务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推翻部里现有的党组，可以让它继续处理业务。而这个路线图几乎不为人们所遵循。

即使在有的地方，造反派表示原则上同意遵守这个路线图，最后周也可能会对他们加以制止。在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执掌的财政部，造反派要求让副部长杜向光担任“三结合”里的“革命领导干部”。2月17日，周恩来与该部造反派开会从早上两点，一直开到黎明时分，周完全拒绝接受这项安排。他一开始礼貌地要求杜向光离开，杜拒绝了，于是形势迅速恶化：

请你走出去！（众：总理要你走，你必须走！走！）那有这样子办法的！（众：出去！）不行！没有话讲！（众：出去！）那么党中央的命令都不能接受啊！（众：滚出去！）你们大家听一听，用这样的办法来混乱哪！（众：走！）走！走！那么你不听最高指示啊？（总理离开座位，走向前来。众：总理的命令要执行！）我奉主席的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执行命令！（众：走！滚！红卫兵上前拖走了杜向光）解放军，逮捕起来！（众：逮捕起来！带走！）这样子来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他不服从！（长时间鼓掌）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先念：我也谢谢同志们的支持）他是来夺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有一些同志被蒙蔽了，你们要好好地觉悟过来！（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主张夺权是一个政治行动，而不是业务行动，这一观点得到了毛的支持；换言之，如果红卫兵们接管了一个机构，他们就不应该妨碍它履行既定职责，处理日常事务。

紧随着夺权而来的是相互竞争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系斗争。中央各部无法运转。生产受到了损害。有相当一批阅历丰富的行政管理干部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南京银行界的一名干部表达了压在许多人心头的疑惑。他问：“我不理解，运动为什么要这样搞，是否毛主席嫌干部多了。如果嫌干部多的话，该退休就叫退休嘛！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呢？”在少数情况下，“补救”措施就是把该部撤掉。1967年5月，文化部被撤销，其权力移交给了由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文艺组。派性斗争使文化部陷入了瘫痪，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胜利的一派通过一首叫做“砸烂文化部，打倒肖望东！”的歌曲（E大调，中强，四二拍）表达了自己的革命倾向。

在中央政府机构内，一名部长如果不是兼职副总理的话，可以根据“群众要求”将其撤职，这种做法得到了正式的认可。但是，部长的倒台并不自动导致内部“造反派”的上台。相反，那些想抓住时机通过造反使自己往上爬的副部长和司、局长们最多只能拿到“管理业务”的权力。

到1967年5月，周恩来不得不去请示毛，把解放军派往各部——这是他最不愿意走的最后一步棋。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外交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人民银行，解放军军官和部门内现有的“革命”干部、群众共同执掌领导权。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财政部、交通部、邮电部、铁道部，成立了完全由解放军军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解放军还同时接管了与国防有关的工业部，包括机器制造、核武器、飞机、电子、常规武器、造船、导弹等部。最后，没有一个部没有军管了。

安徽的一个代表团问康生什么是“军管”，康生直言不讳地回答：“军管就是独裁。你在任何事情上都服从我。你贴出公告宣布服从我。”服从还意味着几乎是推倒重来的重组和机构、人员的大幅裁减。从1968年开始，在绝大多数的部委中，70%到90%的原有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所谓“五七”干校是为了纪念1966年5月7日毛在给林彪的信中说，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它把政治、军事、文化和农业、工业生产结合起来。用王洪文的话来说，“不听话的统统把他们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 “五七”干校通常位于边远省份的偏僻农村，有时候就安置于改造过的劳改营里，下乡的干部们就在这些所谓学校里接受“再教育”。他们平均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从事体力劳动，“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人民日报》宣称，这些学校是“政府机关革命化”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政府的军队化显然与毛曾有过的想法背道而驰。自从1930年代以来，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然而，随着政府的瓦解，解放军接管了由原来党组控制的各部委。这种情形不但与理想中的毛主义的秩序格格不入，而且导致了军队的腐化。1990年代之际，毛的一位左派追随者在回顾往事时评论道：“军队大批人升官发财（当然发财没有现在严重），房子、车子都归他，家属都成了北京户口。这种事败坏了人民解放军的声誉，破坏了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他的话中带有嫉妒，但却是中肯的。各省如法炮制了中央的模式，周恩来对这种情况更是鞭长莫及。10月初，他曾经预期红卫兵运动的势头会在来年初开始减弱，但是两个月后，他只好听天由命了：

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剎车……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在1966年与1967年之间的那个冬天，这股洪流吞没了上海。

三、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

1967年1月伊始，毛预言逐渐展开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主要地点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北京、上海、天津和东北的大城市。这不是说毛有这样一个策略。事实上，给群众运动及其“总攻”制定策略是和文革的基本前提矛盾的：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96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引用了毛的话“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样，一个人只有在闹革命当中才能学会干革命。上海闹革命的“希望很大”，因为“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站了起来”——在这里，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给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北京的红卫兵点燃了最初的火花。从1966年8月下旬开始，大批的北京红卫兵分三波来到了上海，很快该市就在9月份出现了暴力行为。这表明当地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是很聪明的学生。但是，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这里，“革命工人”将迅速取代“革命学生”成为文革的旗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早在6月份提出建议：在上海的工厂内进行实验，把文革从知识分子扩展到无产阶级，并得到了毛的同意。6月12日，王洪文在国营棉纺十七厂贴出了工人的第一份大字报，他后来成为了“工总司”的头头。上海工厂内针对当权派的大字报攻势逐渐升温。生产受到了影响。管理人员急切希望恢复秩序和保护自己，就对工人的要求做了让步，这又招致了“经济主义”的罪名。

四、上海工人造反

虽然“工总司”是由北京红卫兵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发起成立的，然而“工总司”之所以能成为上海“造反派”的领袖乃是1966年底“《解放日报》事件”的结果。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非正式代表，聂元梓在访问上海时告诉红卫兵们，中央其实在暗地里倾向于让官员们被“群众罢官”，而不是通过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程序。在她的启发之下，11月30日红卫兵们占据了《解放日报》报社，关闭了这份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但是，随后他们就被上海市当局动员的人数占优势的市民给团团围住，于是红卫兵们就向“工总司”求援，王洪文前来解围，但他得到的回报是建立了一个以“工总司”为首的统一的组织，由他本人在总体上进行领导。从这一刻开始，红卫兵在上海的势力开始退潮，工人们接手了那里的文革。

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惨败，但是没有出局。“《解放日报》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动员大批市民来保卫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自己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成员号称有80万之众。

毛没有明确同意把暴力当作解决“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内部争端的方式。但是在文革之初，人们广泛引用他的一句话“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赤卫队和上海市委成员的联系，为对他们实施暴力提供了理由，在张春桥看来，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2月28日，张春桥在电话中得知，赤卫队不但抄了他的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计划切断整个上海的水、电、通讯（他们确实是这么计划的），于是下令“工总司”准备采取行动。同时，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开始同两边进行和平协商，试图缓和市内的紧张气氛。张春桥对曹的行动似乎不感兴趣。他在电话中告诉在上海的妻子：“上海的桃子要熟了，我们不能让曹荻秋摘了去。”

12月30日拂晓前，“工总司”约10万名成员，向康平路上海市委书记处四周驻扎的大约2万名赤卫队队员发动了攻击。经过4小时的血腥打斗后，赤卫队停止了抵抗。文革后的官方历史学家强调，“康平路事件”标志着“全国武斗的开始”。

1月1日凌晨1点，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下令，上海工人武装组织所属成员必须在三天内暂时上交所有的轻武器、步枪、手榴弹、轻机枪和重机枪、轻型火炮和弹药，表面的理由是为了进行“武器的检查和维修”。从同一天开始，上海警备区还对所有从铁路、水路入沪的人员进行了检查，没收了他们携带的武器。

五、上海的“一月风暴”

在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命令下达两小时后，也就是1月1日凌晨3点稍微过一点，周恩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命令他回到工作岗位上去。陈正处于鼻咽癌手朮的恢复期，由副手曹荻秋代理其在第一线工作。周告诉陈，上海无论如何决不能乱。尤其是要立即采取行动，疏散近两万名正在去北京向中央当局请愿路上的赤卫队成员。此刻他们已经到了离上海几里之遥的江苏省昆山县。他们拦截了至少26列客车，38列货车，让连接首都与工业大城市的南北交通干线完全陷入了混乱。总理要求陈立即采取措施，“和群众组织进行协商”，以解决上海当前面临的危机。

陈为了响应周的要求，立即召集上海各大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举行紧急会议。元旦早晨大约5点钟左右，会议开始。王洪文代表“工总司”，张春桥的助手徐景贤代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毛在其生日宴会上以肯定的口吻谈到“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时，他脑海中想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会议下令昆山的请愿者撤回（他们最终服从了，1月3日交通恢复正常），同时起草了一份告上海人民的公开信，号召全市人民“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攻击”。该信的大部分核心内容出自“首都三司”的联系人（一名音乐学院的学生）以及个别当地工人的手笔，然后在1月4日提交给几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审议。经过修改后，12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王洪文于1月2日飞往北京，由其代表签名）在上面签了名，交给了陈丕显。陈批准后下令《文汇报》（那里的夺权活动在当天达到了高潮）印刷20万份在全市各处传发张贴。1月5日，《文汇报》在头版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为题刊载了全文。

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乘坐空军的飞机，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和当地高级干部的双重身份抵达上海。张后来在开会时告诉红卫兵领导人们：“市委希望我们回来作他们的挡箭牌，我们不干。”他们在两天前成为了中央碰头会的成员，权力更大了。他们在上海的一位老同事有几个月没有看到他们，他注意到：“批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两个人当时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但自从毛泽东穿著军装接见红卫兵以后，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穿起军装来了，到后来都穿厌了。”他们愈发有恃无恐，推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起来造反，鼓动媒体要求恢复秩序，把过去几周的混乱归咎于赤卫队。同时，张号召“工总司”和其它造反派组织了一场“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1月6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10万人大会，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在会上公开批判陈丕显、曹荻秋以及市委的其它成员。尽管陈丕显同时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但是大会的组织者却故意不准他穿军装；修正主义分子是不能穿军装的。这次群众大会发布了事先由张和姚文元两人批准的三项通令。“第一号通令”宣布：“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号通令”命令陈丕显彻底坦白交代他是如何反对上海的文革的。“第三号通令”宣布这场群众大会要求“彻底改组市委”。

当晚，姚向北京的党中央汇报了情况：“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次大会创造了政治的历史：一个强大的党委被一场群众大会所推翻，尽管这还是在中央特使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上海市委的56名委员、候补委员中，有45人被踢了出来，其中4人死于后来的迫害。上海市市长以及7名副市长遭到清洗。这次大会也创造了媒体的历史：它是第一个电视现场直播的“批斗大会”。在随后的几天内，张和姚迅速恢复了秩序，创立了上海的新的政权形式。

1月9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联合发表了“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的“紧急通知”，公布了扭转上海经济混乱局面的具体措施。毛读完后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上海造反派的政策和行动都是正确的，“全国党、政、军、民（应该）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根据这个精神宗旨，周恩来主持起草电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上海造反派表示祝贺。这份电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第一份党中央直接发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电报，而且还因为签署者中加入了中央文革小组——毛在最后一刻加上去的，之前没有与周恩来商量过。毛利用这个场合公开给予陈伯达、江青及其同事们一个相当于党和国家的常设机构的官僚政治地位。

1月12日黎明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份电讯稿。“工总司”的两名工人当天上午负责工厂电台录音和转播，他们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稍后决定刻不容缓，当即在厂里的公共广播网线上进行转播：“请注意！请注意！这里是工总司八二二厂联合团‘造反有理’广播站：我们今天提早进行广播……向我们上海造反派表示祝贺！”

1月16日，毛正式批准对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夺权。很快，上海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信手涂鸦和巨幅标语，呼吁让张春桥担任第一书记兼市长，让姚文元担任他的副手。

但是，毛的想法有些不同，这并不只是替换几个重要岗位的人选那么简单。从现在开始，以前在党和政府间分割的一切权力将集中到一个新的组织那里。但是，它该称之为什么呢？1月19日，应张和姚的要求，王洪文主持召开了由大批高校红卫兵组织参加的会议。会上在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后，向张、姚两人提出建议，新组织应该叫做“上海公社”，并于1月27日正式庆祝成立——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巴黎公社创立于1871年3月27日。2月5日，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举行群众大会，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成立由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临时委员会”领导。“临时委员会”在其“第一号通令”中宣布“宣判旧上海市委，旧人委的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在市里发生了这些事之后，下级组织也一个接一个地经历了夺权。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们在会议材料中叙述了他们的极度恐惧、慌乱和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怎样才能在政治上过关，他们对此忧心忡忡。一名解放军退役军官在文革前一年担任了上海交通部北方区海运管理局（工作人员达12万人）党委副书记，他在私人发表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在北方区局夺权前一天，即1967年3月14号，晚上，我召集上海地区各局公司党委书记或政治部主任在上海救捞局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商定根据本单位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但不要把权交到坏人手中，看来后一句话是多余的，就是坏人他要夺，你又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即1967年3月15号去上班后，我和我单位领导干部被告知，叫我们不要走开，也不谈有什么事。我被叫到四楼工厂处在那里等着，不到10分钟吹起哨音，机关全体人员集合，这时在机关三楼四楼走廊都站满了人，我们在三楼四楼楼梯中间，这时北方区局机关有两派，一派是造反大队，有近300人，还有一个东方红兵团60余人，这次召集是造反大队召集的，有造反大队中一个头头读了一个夺权通告，宣读以后要局领导表态，当时在场的有副局长XXX、副局长XXX、政治部副主任XX、政治部副主任XXX和我一共五个人……大家互相看着不作声，但又都眼光转向我。因为大家感到很突然，不知怎样好。我稍有点思想准备，大家看着我这个副书记的态度。我看了一下在场人员，都是机关的干部，没有外单位人员，我就表示我同意。以后其它干部也都分别表示同意，并且要当场把印信交出来，我们也同意，就这样完成了夺权和移权。

其实还没有完。过了大约一周后，该局领导层刚刚把权力“向下”移交给“造反大队”，又接到“工总司”下属“海港联合司令部”的命令去进行个人汇报，后者刚刚从原来的上海运输管理局那里夺权。当他们得知要“向上”移交权力时，其代表说道：“权已被机关夺了，要夺你们去商量。”

由于现在还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尽管毛不止一次地把巴黎公社视为革命组织的模范，并且把大跃进时的大集体命名为“人民公社”，但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用这个名字。1月中旬的一天，他让王力打电话给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告诉他们，他正在考虑成立“北京公社”，已经拟定了第一份负责人名单，希望他们按照同样的路线创立“上海公社”。毛忘记了告诉张和姚，在进行了深入思考以后，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直到这两人于2月12日回到首都，毛才把自己在此事上的想法告诉了他们：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它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是改成市委和市人委。

（上海）人民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前门进后门出。

名称、外交承认、大使，对于一个一贯嘲笑这些东西的人来说，这些吹毛求疵的意见看起来很荒唐。也许主席真正担心的是最后一条，“公社”的组织过于松懈，不能掌握大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上海经验的诸多社论中，1月22日的社论是毛最后审定的：

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

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推倒重来。2月23日，他们宣布上海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名称从此由“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成为改名后的该机构的主任，姚担任第一副主任。当他们在北京忙于国家事务时，主要由王洪文代理他们的工作。这是他个人超常规擢升到国家职权的开始。

拾 夺权

外地的红卫兵在北京受到主席和群众大会的激励、首都红卫兵的鼓舞，回到了家乡。毛的指示(“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告诉了外地的激进派该做什么，他们除了“紧跟”中共主席以外别无他念。一份红卫兵小报的社论是“夺权！夺权！夺权！”，采取行动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学生大显神通，接管了一个个办公室和公章，发布了左的、右的和中间的宣言。很少有人像一个中央部门的领导们那样迟疑，竟然写信给康生，请求他允许他们“夺权”。

虽然上海的夺权特别鼓舞人心，但是上海的特殊环境是不能复制的。其它地方没有像张春桥这样的当地人，能够凭着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与军队的支持，回来领导夺权；很少有几个省份，工人有挑战红卫兵而取代红卫兵成为大造反领袖的可能。上海“一月风暴”的直接后果是大多数省份的夺权者都失败了。中央在1967年上半年只承认了五个省市——黑龙江、山东、贵州、山西、北京的夺权。1967年下半年又有三个省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而另外20个省在1968年以前都没有得到承认。这表明那里试图夺权的人们挑起了剧烈的派性斗争，而中央则认为权力没有真正的从“走资派”移交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因而拒绝予以承认。

毛在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似乎暗示，建立新的革命机构时遇到的问题同新权力中心的结构和组织有关：“(我)起初的想法是从知识分子中选几个接班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在处理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不够妥当。还要再改组。”在这个场合，毛的听众们会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改组”通常导致像他们自己这样的军官的数目相对增加。

一、第一批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享有两项荣誉。它是第一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省——时间在1967年1月31日——其第一书记的精明而幸运足以使其变形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样的省份一共只有三个，黑龙江是其中的第一个。潘复生闻名全国，并且得到了毛的支持，因为他积极参与各阶段的运动，接见群众，做检讨，使自己与大多数同事保持距离，但是确保省军区司令员站在他的一边。结果，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要担任主任，潘和汪家道将军出任顾问。但是，中央在3月份最终认可这个新机构的时候，潘和汪家道分别成了主任和副主任，原来的主任只是落了个常委。2月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欢呼它的成立是“东北的新曙光”，单独赞扬了革命群众、当地军队、前任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是夺权的理想组织。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政治上不如黑龙江的潘那样机智。他还发现自己与一位同事、省委书记刘格平相形见绌，特别是刘得到了毛和康生的个人支持。刘是回族，他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及的荣耀，那是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他作为少数民族的中共正式代表发了言。在山西省军区主要领导人的支持之下，刘使自己成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头头，于1月12日控制了省政府。《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发表了社论，庆祝了山西的夺权。3月18日中央政府批准成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卫恒被关进了监狱，于1月29日自杀。他是第三位选择这种方式逃避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9月，天津的万晓塘在50岁之际自杀身亡；50万人出席了悼念仪式活动，毛批评这是在向党示威，“用死人压活人”。1967年1月7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昆明自杀，以此向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抗议。周恩来在一周后告诉云南的一个代表团：“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阎红彦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们在文革之初就经历了夺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北京再来一次夺权，既然上海已经做出了示范。用谢富治的话来说，1966年5月对彭真的市委机关接管已经是“在毛主席指导下的夺权”。但是，什么也不能阻止人们在1967年1月18日再次发动夺权。先是三个由中学教师领导的造反组织宣布“接管”了市委，在市委主楼五楼内成立了总司令部。一个小时后，另外三十个由大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宣布他们已经夺权，在市委主楼下面的的一楼内成立了接管委员会。局面陷入了混乱，第一批的造反组织事实上成为第二批造反组织手中的人质，一直在市委办公室内部秘密串连的第三家造反联盟，这时就站出来进行调解，组织更有秩序的夺权。1月19日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时得知了“胜利”夺权的消息，他表示非正式的同意，立即告诉听众要“庆祝三十多个不同单位的造反派昨晚进入市委大楼夺权”。

但是，还要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工作，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才正式举行成立仪式。毕竟，毛的意图远远不是用一批干部替换另一批干部那么简单。当天活动的高潮是象征性地砸碎了“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旧牌子。吴德(他保留了北京市统治集团中的二号人物的位置)说热切的“造反派”这样做“仅仅是一个形式”，但是这个形式却在全国各地一遍又一遍地重现。

二、恢复秩序

随着1967年冬去春来，在毛的支持之下，周恩来采取了大量措施来限制国家政治和经济中的混乱和损失。长途跋涉去革命圣地朝拜的“革命师生”接到通知，由于住宿不足，设施匮乏，那里已经爆发了传染病，他们得马上回家，不要再去那里。外地来京安营扎寨的人们接到通知，他们的免费午餐已经到了尽头。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部门和行业被宣布为革命串连的禁区。先是小学的师生们被要求复课，不久中学的师生们也要复课了，再过了不久轮到了大学的师生们。新一轮的革命串连被叫停，不过这种叫停的三令五申表明它还没有得到遵守。红卫兵们被禁止惩罚党员，没收的财产要归还，成立全国性红卫兵组织的尝试遭致夭折。

在以前的运动中下乡务农的城市青年打算抓住文革串连的机会回城。他们接到命令去原先分配的边疆和山区报到。跟随工厂从沿海迁移到内地从事“三线”建设的工人和建设者们被要求返回“三线”的工业基地。文革开始之际，临时工和合同工是那些想推翻现状的人们的天然盟友，他们的痛苦境遇被归咎于刘少奇，然而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地位不会立即得到改变。8小时工作日制是不能触动的；矿山和工厂的工人们要利用业余时间来开展文革。所有的工人大概都受到了张春桥支持的上海工人运动的启发。农民们——部分农民利用文革的机会猛烈抨击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别——被勉励“努力夺取春播的胜利”，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夺权被宣称是不受欢迎的。

2月26日到3月25日，在周恩来、叶剑英召开的军队干部会议上，负责监督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副总理李富春美化了经济形势，尽管问题正在浮现出来。李称1966年的农业生产增长了7%，工业产量增长了22%。但是，在1967年头两个月，三大主要产品(钢铁、煤炭、石油)的产量比1966年的同期有所减少，原定的计划目标没有实现，原因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坏”，以及工人们“离开生产岗位的时间稍微多了点”。不过，这些基准产品三月份的日平均产量超过了二月份，这让李又鼓起了信心。1967年的年度计划已经向中央企业下达了；至于各地方的企业是否知道和执行这些目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李在讲话中列举了1967年的主要目标，他号召在座的各省领导人加快实施计划。文革后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让毛欢欣鼓舞的“全面内战”对李所抱有的希望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工业生产原定增长16%，实际下降14.9%；农业生产预定增长6%，实际只有1.5%。到了六月份，李富春被迫面对现实，他宣称“武斗”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在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方面。他要求对煤田和重要港口进行军管。

对李的听众中那些军官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文革对“三线”的冲击。代价昂贵的“三线”计划也许躲得开美国轰炸机，却躲不开红卫兵。李说发生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重大停工事件”。在他看来，就像中央一样，地方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工业、农业和商业实施军管。

同国家安全部门一样，中共中央机关、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银行以及国家新闻宣传媒体都被公布为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禁区，外人被勒令离开。机密文件的保护得到了加强，保护国家财产成为了命令。

三、解放军的作用

解放军被赋予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必须保卫国家安全，确保表面上残存的一点法律和秩序。同时，在早期夺权的过程中，它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夺权成功的关键不是党，不是红卫兵，甚至不是“造反工人”的组织，而是解放军的参与。即使是在上海那样的特别有利条件下，张春桥也亲口说不能夸大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左右事态发展的是“上海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上海人民公社办公处)是反革命，抓起来！”哪里的省军区和党中央支持同一批所选择的领导人和群众组织，哪里的夺权就成功告捷，毛预言的“内战”就很短暂。哪里的省军区和党中央没有取得一致，哪里的夺权就失败告负。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解放军的举动都是影响文革进程的最重要的因素。

到1967年1月的第三周为止，每个小时都有此类情报送达毛的案头，既有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也有来自解放军渠道的。1月21日，这位中共党主席从有关合肥市的紧急报告(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应从安徽省军区上报到南京军区，再到中央军委，最后到林彪手中)中得知，“首都三司”在合肥担当联络员的红卫兵们准备组织一次群众大会来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且在实际上宣布“夺权”。红卫兵们说，如果安徽省军区不派部队来支持他们，就说明解放军不支持文革。毛阅完报告后，写了一个简短的条子给林彪，告诉自己这位最亲密的战友“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两天后，毛的命令成了官方政策，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1967)27号文件宣布：“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然而，这样一种权力带来了不利结果。解放军不可能仅仅起一个解围的作用。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大动乱，带来了深刻的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后果。早在1966年10月5日，林彪就打开了解放军内部的水闸，让军事院校的学生享有和红卫兵同样的权利。到一月份，各军区传来了高级将领们遭到军校红卫兵冲击的紧急消息。南京军区司令员少年时曾在少林寺出家习武，1927年加入了红军，他在酗酒后威胁道，谁敢来抓他，他就格杀勿论。功勋卓著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他警告说，如果局面继续失控，他就要上山带人去打游击。

林彪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基础像刘、邓那样遭到侵蚀。在1月19日到20日军委扩大会议之后，23日与会者向林、毛联名上书(“请示报告”)，要求采取措施恢复军队的秩序。第二天，军委副主席之一徐向前元帅到林彪家中亲口证实事态十分紧急，恳求采取某种行动。林同意了。高层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起草了一份命令，一部分文字来自军委的“请示报告”，一部分是由林和元帅们一起所构想出来的；接着又由中央文革小组进行政治修辞上的润色。1月25日，林彪把它交给了毛，同时写了个条子请毛予以批准。毛不像解放军那样紧张，他要求周恩来对此进行修改，提出意见。1月28日，该项命令最终下达，毛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所拟八条，很好，照发。”

这份命令措辞含糊，不过总的核心还是要维护法律和秩序。它明确规定禁止“冲击”任何军事设施，不准“任意抄家”，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后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军队”的命令，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这份命令在限制运动中的“群众”方面的举措太让人吃惊，以至于1月28日晚，印刷工人从军委那里接到这份命令后，认为这是伪造的，拒绝印刷。直到他们看到了毛书写的批示，才肯印刷。毛也不反对让解放军部分地远离平民百姓的干扰破坏：解放军毕竟还是毛的制度的基础。根据叶剑英的说法，毛并不想在所有的军区同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他想把军内的运动和军外的运动分离开来，并且想要推迟那些与敌国接壤的军区的运动。西藏区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受益于后面这一条。

这份军委命令的第一段改变了过去不介入的规定，指示指战员们可以镇压右派分子、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这份命令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说明如何鉴别哪个组织是左派，哪个组织又不是左派。然而，这份命令的直接后果却造成了地方上的司令员们把它理解成要限制文革造成的混乱。他们以极度的偏见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对此军委有时事先知道，有时不知道。

四、“三支两军”

要让解放军承担起这类含糊的任务，必须要恢复其内部纪律。这正是军委在1967年初下达的众多命令的主题。相对于社会其它方面而言，解放军的任务是恢复社会的稳定，它经常扮演类似救火队的角色，同时确保文革派大出风头。1967年3月19日，军委提出“三支两军”的口号最终具体化了这一政策。命令军队要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中发(1967)85号文件中的一个例子说明了所谓军训在实践中的含义——一支解放军部队扭转了天津一所中学的局面，可能是通过军训，更有可能是仅仅驻扎在校园里，禁止一切胡言乱语。军管意味着把一个部、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置于军队的管理之下，由指挥官来恢复秩序。根据这一政策，先后有大约280万官兵被调派到不同岗位上尽力尽责，直到1972年8月该政策被废除，部队人员返回原单位为止。文革后，解放军军官们错愕地发现他们要为其间执行这一政策的过头行为作出自我批评。

中央并不总能选中合适的解放军军官来有效地控制局面。3月24日，刘贤权受命去组建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4月13日又被调到了党组织和解放军都已四分五裂的内蒙古。中央也在安徽和广东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恢复了安徽的一个激进派群众组织的声誉，指责成都军区为保守派群众组织所蒙骗。山东省军区批评自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毛表扬了它的态度，“非常好！正确。开了好头。值得学习。”然而，解放军的指挥员们不可能完全恢复秩序，更难的是，要鉴别真正符合毛主义的群众组织，要在势不两立的派别中与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同样的选择，下面这个四川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一名解放军军官射杀了一位手无寸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的学生，后者当时正在内蒙古军区司令部门前示威。在河南省开封，解放军陆军第一军的部队向示威的民众开枪。在四川，“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两大激进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他们联合起来，把成都军区总部包围了六天七夜。解放军在得到北京方面的同意后，立即还以颜色，在四川省内的镇压行动中逮捕了近10万名“造反派”。造反派们发现自己不但没有以“革命左派”的名义掌管四川，反而身陷囹圄，倍受折磨，当时一份同情他们的材料是这样记述的：

他们忍受了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痛苦，12个人关在一个三米见方的牢房内，共享一个尿壶，一个洗碗的盆子；牢房内非常拥挤，即使是蹲着也几乎不能移动。有人被关在地下牢房内，没有阳光，也根本不能动。吃的东西比猪食还差……监狱长告诉他们：“红卫兵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你们在这里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名誉，唯一的办法是去台湾或者美国！”

差不多过了两个月才开始有一些骨干成员陆续恢复自由。4月20日，四川省军区司令员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截止当时为止，已释放被逮捕人员、拘留人员共27865人。毛对此的反应是，显然四川捉人太多了，但是“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

将领们越是远离实际，越容易相信自己只不过是“消除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或打击“阶级敌人”。普通战士们很希望自己同样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却没有。对于许多人来说，射杀一个手无寸铁、高喊“共产党万岁！”的老百姓实在为人情所难。在西宁《青海日报》报社发生流血冲突后，一位幸存的红卫兵从狱中看守他的解放军战士那里得知，在这次冲突前夕，许多战士都哭了。“我也哭了”，红卫兵回答道。结果那位战士向他解释，“他们哭的原因不同。他们知道枪击才刚刚开始。”据官方估计，在这个场合开枪的后果是，“群众中有169人死亡，178人受伤，部队有4人死亡，26人死亡”。

西方历史著作对此的观察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介入才恢复秩序”，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像西宁那样的屠杀，有关的准确情况直到今天还争辩不休。对于某些案例，官方在文革后希望出版一部“正史”，而这一目标很难得以实现。比如，前面提到的青海日报社是如何结束被占领状态的。1980年代后期，解放军的一位历史学家出版了一部文革史著作，提到此事件时说，红卫兵占领了报社后，接着就

大搞打、砸、抢、抄、抓，对报社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非法强占报社的个别人，还呼喊反革命口号。他们拥有一批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占据报社的人向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进行反击，一些人被当场击毙，其余的人被驱出报社。

出版于1990年代一部官方的中共青海省史，对此事件的评述却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支持之下，一部分反对(对《青海日报》进行)军管的人，把军管组的人从墙上扔出来，抗拒军管，这激起了广大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的愤怒。2月23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友数人，误认为是占领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致酿成“三二三”流血事件。

这次屠杀(每死1名士兵，同时要死42名士兵，这个比例说明了一切)结束了，但是受伤的造反派和无辜旁观者的苦难还没有结束。有的医院拒绝救治那些坦承自己被解放军射中或打伤的人。1967年3月，中央在北京进行调查时获悉，一个女孩当时身中3发子弹，躺在那里，医务人员首先问她是谁开的枪。“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造反派)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XXX(解放军)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女孩惊恐万分，但她还是说了真话，她确实看到战士向她开了枪。结果，她被送到了监狱，而不是去就医。

3月的下半月，毛断定，“造反”力量和军队——前者是他鼓励的，后者是他支持的——之间的微妙平衡开始被打乱。中央文革小组驻各地记者发来的信息以及中央调查的结果，加强了他的信念。青海的赵永夫成了替罪羊，罪名是发动了反对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反革命政变”，对群众革命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赵永夫被单独囚禁起来，等候审判，但是解放军在青海省里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以刘贤权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来治理青海。

内蒙古在大规模清洗军队领导人的同时，从一个独立的大军区转变成了毗邻的北京军区下属的一部分。在四川的问题上，中央所下的判断是解放军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一决定深受怨恨。在新疆，新疆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身处与敌对国家苏联接壤的前沿，同时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这都让人羡慕不已，但那里也发生了一场死31人、伤107人的冲突，对此王本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解释迥然不同。地方大军区首长们与北京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这些冲突，表明毛主义那无法理喻的联盟表面的团结已经出现了裂痕。

4月1日，毛表达了他对解放军在各地表现的关切，他在处理安徽省问题的中发(1967)117号决定稿中加上了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毛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安徽一隅。为了准确地阐明这一观点，中央办公厅于4月5日发布了后续文件，特别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的口头传达”中发(1967)117号文件。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发现，由于准许解放军恢复秩序的缘故，许多地区其支持者正在偃旗息鼓。二月份，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对他们的武汉造反同志的活动进行了调查；4月2日，《人民日报》在其报告的基础上发表社论，支持遭受围攻的左派。

这一社论的标题是“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这也许刺激到了林彪，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来访后，林决意提升其作为左派的声誉。据林彪秘书的回忆，迄今为止，林彪一直使自己远离全国的动荡，但是现在他认为必须更换1月28日的军委八条命令，于是在运动的推动下他起草了十条命令。毛对此表示积极赞同，于4月6日正式下达这十条命令。此前的八条命令倾向于让解放军来维持秩序，新的十条命令则调整了平衡，向造反派做出了倾斜。它明令解放军禁止向群众组织开枪；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给其定性现在是中央的特权，反对解放军并不是确定群众组织政治性质的标准——对于过去冲击过解放军的造反派不进行追究。过去违反了这十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

江青在一个由其丈夫审定的广为传达的讲话中，讲清楚了该怎样理解军委的新命令以及它与此前的命令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江青解释道，1月28日的军委八条命令是旨在“拥军”。另一方面，4月6日的十条命令，则旨在提醒军队要“爱民”。她坚持说这两个命令没有任何矛盾。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任何人想引用一个去破坏另外一个，要么是“坏人”，要么是“犯错误”的同志。

根据王力的看法，新命令下达后，各地爆发了反解放军的骚乱。毛试图通过“拥军爱民”的口号来调和这种矛盾，它被引用在媒体上，写在布告栏上，刻在毛的像章上，甚至印在解放军的武器上，毛力图使解放军和造反派既往不咎。5月26日，周恩来、康生、王力在同激动不已的内蒙古造反派、解放军军官交谈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周说：“死了人就不要太追究(谁要负责)了”；康生持同样的看法：“现在的话，那个该死，那个不该死就不要追究了”；王力直言：“革命就是要死人的”。

显然，中央文革小组必须要限制在各地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将领们，否则它的支持者将一败涂地。它还试图在解放军内扩大影响。1966年2月同江青协作起草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刘志坚，在对自己从文革开始以来的所谓“路线错误”进行检讨后，被迫于1967年1月4日辞职下台。他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由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活跃成员关锋来接替。1967年1月11日，全军文革小组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它名义上由徐向前元帅领导、实则由新任“顾问”江青控制，江青又安排关锋担任副组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是徐向前的主要副手，但是没过八天，他也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冲击，从此消失了。

毛和江青还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对《解放军报》的运作施加了他们的个人影响，他们的女儿李讷刚刚进入该报社当见习记者，就伙同七名同事从总编辑胡痴手中“夺了权”。由于李讷自封的造反突击队同意排除“群众组织”的干扰，军委很快投桃报李，将其定为该报正式的“群众监督组织”。林彪在一封贺信中对该突击队成员说：“我坚决地支持你们。‘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江青和林彪在文革初的携手协作对双方都是相当有利的。但是，随着夺权的进行和中央文革小组寻求在解放军内占据一个立足点，他们的利益和目的还是分道扬镳。然而，当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共同的敌人。地方上的夺权及其反复导致了保守派和非军方的激进派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危机。1967年2月，在中南海，中央文革小组与军委、与国务院的一部分领导人终于爆发了直接正面冲突。

壹拾壹 老帅们的最后抗争

毛似乎从来没有在文革期间下令处死过任何一位高级同僚。他不像斯大林那样认为有必要最后来个一了百了。事实上，他乐于把过去的战友交给中央文革小组或者红卫兵去任意摆布。如果这将导致他们受到羞辱、折磨甚至死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干革命这些是在所难免的。因此，他对刘少奇及其它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的家中接受批斗是无动于衷的。他也许预见到了他的无数国民对于高官显贵们的倒台是幸灾乐祸的。

周恩来抗议红卫兵粗暴地对待党的老战士们，并且力图保护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他把贺龙元帅偷偷送到北京城外的西山，情节就像是一部惊险故事影片。但是中南海内受到的冲击表明，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摄于1967年1月16日的照片显示，文革的第一批受害者(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脖子上挂着标语，低头弯腰，公开受到羞辱。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审讯中身亡。同一时期，中央军委国防工委副主任、中央委员赵尔陆死于类似的场合之下，最后，周及其国务院的同事们开出了一份30人的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单，让他们搬进中南海以得到保护和休息——尽管这个想法已经被证明有问题，接着又开出了一份地方领导人的名单，以把他们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首都。毛泽东同意了这份名单，然而这一指示却根本无法执行，因为有些地方领导人已被关押。

副总理们也受到了冲击，这使得国务院的工作受到了影响。1967年1月8日，周告诉中南海内的造反派，中央不允许他们揪出副总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和李先念。但是在1月24日，陈毅元帅却被迫在外交系统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进行检讨。其它的副总理也受到了冲击。周恩来在同财政部的高级工作人员谈话时承认，他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难过”。他说把纸帽子戴到老干部头上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他反问道：“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

1967年1月，陶铸的下台生动地反映了总理保护同事的能力是多么的脆弱。这一事件反过来又推动了老帅们的最后抗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二月逆流”。根据林彪后来的断定，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把这句隐喻翻译成普通的语言，那就是：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两次混乱的会议上，中国政府和军队的一部分最高领导人向整个文革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一、陶铸一案

陶铸自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一跃而飞速跻身于中央最高领导层后，在1966年下半年他给了周恩来很大的帮助来保护个人和机构，维系中国的平稳安定。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知道他们不可能拿下周恩来，就把他们的敌视对准了陶铸。尽管名义上陶铸和康生同样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是他们从来不把陶铸当作“自己的人”。他们和陶有过很多冲突，陶承受了数不清的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指控，有时他被激得勃然大怒。1966年11月27日，应江青的要求，关锋给了她一份报告，详述了陶到中央后犯下的七条罪状。据说这些就等于是支持刘邓路线，反对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江青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毛。在第二天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江青在列举主席的亲密战友时，故意遗漏了陶铸的名字。

毛对关锋报告的反映并不为人所知。的确，主席在陶铸倒台过程中的作用始终晦暗不明。据说，他批准了陶起草的其实他并不满意的文件：如前所述，根据周恩来的经验，如果毛没有在文件上做出“很好”之类的批示，你应该设想主席对它还存有几分怀疑。一位知道内情的人感到，从毛的角度来看，陶铸的行事看起来就像是局势还很正常似的，而这是主席最不愿意看到的。当时，毛的矛盾行为导致了人们对他的误解，从而很可能促使“二月逆流”的发生。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紧跟主席”。

陶铸第一次受到严厉抨击是在12月6日，当时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陶铸利用生产来压革命。不过，真正给陶铸带来麻烦的是他试图保护他以前在中南局的副手王任重。尽管在毛个人授意下，王任重担任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是后来他还是陷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陶铸一再向毛陈情，请求让长期深受主席宠信的王离开现职，去广东休养。毛最后作出了响应，他说王的未来应该由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决定。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与主席在他的生日庆宴上共同为“内战”而干杯时，似乎没有提及陶铸的事。12月27日至28日，根据毛的指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决定王任重的命运。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突然根据关锋罗列的罪名，重新开始攻击陶铸。让陶感到吃惊的是，没有一位政治局的同事觉得有必要为他辩护，只有李富春提出了一个很脆弱的建议，让陶回到中南局去。

正是从此刻开始，毛的行为变得让人困惑不解。12月29日，主席亲自着急政治局常委开会，批评江青没有得到中央——大概是他自己——的允许就攻击陶铸。毛表扬了陶铸来京后的工作。会后，毛同陶铸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人谈话，毛对陶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要陶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他还建议陶改变那地方性的工作方式，不要不经思考就放炮，要更加注意谦虚谨慎。两人接着讨论，陶铸有必要花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到地方上去检查文革的进程。主席给了他一份地方领导人的名单，对这些人烧还是要烧，但是不要烧焦了。陶铸回家后兴高采烈，对妻子说主席是保他的，他的问题根本就不严重。他妻子后来在回忆时称这一刻是“回光返照”，即死亡前夕的意识再现。

事实确实如此。第二天深夜，一群来自中南地区的红卫兵以绝食相威胁，强迫陶铸接见他们。他们公开的目的是揪王任重，但是显然他们要故意激怒陶，让他觉得对一位国家领导人怎么可以采取这样无礼的态度。随着局面不断恶化，卫士们冲上来保卫陶铸，红卫兵指责陶这是使用武力镇压群众。陈伯达和江青紧接着这次冲突于1月4日发动了致命的一击。他们当着中南地区红卫兵的面斥责陶铸，说他包庇王任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的大字报立即不胫而走，遍地都是。在这些罪名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除了在批判党内第四号领导人以外，还似乎觉得把王任重拉下马不在话下，尽管过去他和毛有着良好的关系。

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周恩来在回答毛的询问时——大概是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触动——否认陶铸犯有镇压专揪王任重的群众的过失。总理承认陶铸可能有态度问题，也许这指的是陶对待红卫兵的粗暴方式。然而，毛模棱两可的态度却足以使总理在1月5日凌晨打电话给陶，警告他在随后的几天内不要出家门。果然，到了1月8日，中南海的造反派要求把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一同抓起来。

也正是在1月8日，毛对陶铸做出了评价(是在一个红卫兵大会上传达的)，说他的问题“很严重”。陶铸“很不老实”，要让群众来解决他的问题。毛把调他到中央工作归咎于邓小平的推荐，仿佛毛自己一点都不了解陶铸。毛祝大会在揪陶铸的行动上取得成功。同一天，毛任命王力接替陶铸担任中央宣传小组的领导人，以取代原来的中宣部。1月9日，王向记者们第一次发表讲话时，抨击陶铸是他的主要话题。紧接着1月12日，戚本禹向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发表讲话，抨击邓小平和陶铸。到了大约1月20日，陶铸再也收不到官方文件；此后他的红色电话机也被撤走，家中的电力供应也被降低。

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使陶铸倒台大功告成之际，毛似乎再次改变了他的立场。最初，他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表示愤怒。2月3日晚，毛在会见陈伯达、叶剑英、江青和王力时，他评论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而成为党的一个机构，但是它没有“民主集中制”。毛显然更关心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与毛自己的关系，而不是它的内部运作。他不能定期地从中央文革小组那里收到报告。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对政治局常委报告的方式和频次从来没有正式的决定。毛发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每一成员都各行其是：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机构从未提交任何报告。

毛的怒气是可以理解的。毛喜欢乱，但是他喜欢一个井井有条、服从命令的官僚体制为他服务。对毛来说，不幸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不能像邓小平领导下的书记处那样及时响应领袖的要求。尽管中央文革小组的官僚体制的羽翼在膨胀，但是它的领导人仍然是一帮非主流的激进派。毛招募他们是看中了他们对自己的忠诚，而他们也以同样的理由招募了一帮来自“不同层次”的人，其全部目的就是把国家搞乱，而不是稳定地治理国家。胆小怕事的陈伯达从来不敢对急躁、专横的江青施以权威。康生没有揣透主席的心思决不发表意见。张春桥仍然专注于上海的事务，还担当不起他日后发号施令的角色。难怪毛龙颜大怒。

但是主席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一个官僚机器的不满，并不足以激起老帅们对其发动攻击。除非让毛和他们一样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行为表示不满。一周后的2月10日出现了后一种迹象，当时毛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和王力开会，对陈伯达和江青进行批评。据王力说，毛在第一次——有人认为这极不可能——读到陈伯达和江青1月4日批判陶铸的记录时，大发脾气。毛指责陈伯达号召打倒陶铸是不恰当的。没有一位常委有权像这样“打倒”另一位常委。毛声称：“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并说“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扯到你个人，你从不来找我”。这些话让人想起了毛在文革爆发时对邓小平的批评。陈想当场做检讨时，被毛阻止了。会后，陈想自杀，被周恩来劝阻不要采取极端行为。

毛接着训斥江青：“还有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他又说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成员没有做错事：“(打倒陶铸)没有别人的事，就是你和陈伯达干的！”毛泽东甚至似乎批评了林彪，虽然是间接的。他扭头对林彪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恩来除外，恩来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会议结束时，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但是，他又说，“他们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只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才可以批评他们。为此要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叫回来。

一位给陶铸写传的中国人士认为毛从来不想把陶铸打倒；毛需要陶这样有才能的人来辅佐周恩来。主席抱怨从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听不到报告，这意味着陶之所以下台，是因为毛对此不了解情况。据说，毛对陈伯达和江青的批判显示了他在得知真相后是多么的愤怒。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决定，因为他担心这会破坏中央文革小组的声誉。如果人们完整考察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背景、陶铸事件的长期酝酿以及毛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即使是盛气凌人的江青——都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权力的来源。如果毛告诉他们不要攻击周恩来，他们会言听计从。他们极不可能在主席根本就没有表示默许的情况下，还去花两个月的时间来攻击陶铸。如果毛想在12月底保护陶铸，中央文革小组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或者，为什么毛不在私下里告诉他们，他不容许再对陶铸进行攻击呢？在1月4日到5日的晚上，他为什么不给周恩来一个毫不含糊的表示，让他把陶保护起来呢？在其它情况下，如果毛觉得一位重要助手受到了红卫兵粗暴的对待，主席会立即赶到他家中察看他个人的安危。尽管陶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住处很近，毛却没有在1月5日赶去安慰他。相反，他首先试图推卸调陶进京的责任。这一证据表明，毛完全知道倒陶的行动，他原本是可以对陶伸出援手的。事实上，毛没有这么做，这说明他暗地里是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的，同时他又不希望别人指责他用这么脆弱的理由来打倒地位这么高的一位同志。毛在寻求推诿，使其自圆其说。

毛严厉批评江青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在他死后还自称是他的学生，但是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小组成为了文革的发动机，这个固执己见的女人变得越来越自信，政治地位也越来越显赫。带有家长制观点的主席警告她不要超越自己的本分。她毕竟只是他的妻子。

江青对毛的用意心领神会。在毛发火后，中央文革小组偃旗息鼓，帮助毛推诿责任。晚春之际，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场合刻意淡化江青、陈伯达以及江青在陶铸倒台中的特殊作用。在北京举行的文革回顾展览会开幕前，中央文革小组在审查中对于该展览会组织者的最初的指示之一就是，他们必须重新设计有关1月4日事件的展览。戚本禹坚持要拿掉所用的陈伯达的一句引文，“要让(观众们)看出来是革命群众把陶铸揪出来的”。“群众把他揪了出来，我们(只是)给予了支持”，陈伯达这样解释道，江青和张春桥应声附和。

对陶铸大起大落的另一个解释要参考毛在1965年至1966年间打倒其它高级同事时小心翼翼的谋划。毛把陶调到中央后，就让这位精力充沛、在首都人脉很广的领导人远离了其权力基础，去了一个历史上中央政府流放异己的地方。巧合乎？也许吧，不过是一种侥幸的巧合。

二、二月逆流

不管毛在陶铸事件中的动机是什么，他对陈伯达和江青的严厉训斥无疑是对幸存的老帅们的巨大鼓舞；毛自己肯定就是这么认为的。也许这位主席明知高层存在着对文革的阻力，却有意要引蛇出洞。有一件事十分蹊跷，尽管毛明确地说过要对陈、江二人的错误保密，但在2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又下令让更多的人来参加会议，其中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和谢富治。

不管该不该这样做，李富春立刻在自己家中，召集了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元帅和李先念，传达了毛的批评。结果导致老帅们不顾毛的命令——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错误只能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进行讨论——对中央文革小组发动了正面攻击。这场冲突后来被张春桥命名为“二月逆流”，它发生在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碰头会上。

中国的一些史学家认为，从辩论的要害可以看出，老帅们所关心的是三个方面的问题：(1)要不要像上海一样放弃党的领导？(2)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3)要不要保持解放军的稳定？十多年后，76岁的谭震林对《人民日报》的记者回忆道：“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

2月11日的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它很快演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与元帅们、副总理们之间的唇枪舌剑，前者坐在桌子的一边，后者则坐在他们的对面。中央文革小组来得不齐，只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出席。负责解放军日常事务的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指责陈伯达(由此延伸到他属下的中央文革小组)“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得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支持，他也对陈进行指责：“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康生插话，试图为陈伯达解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但是叶反击道：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放低了身段，告诉叶帅，叶帅这样讲，自己就“无地自容了”。辩论还在进行，然而周恩来却宣布散会，理由是他们已经离会议议题太远。在人们离开会场时，陈毅元帅向叶帅耳语道：“剑公，你真勇敢！”

然而，叶帅又勇敢到什么地步呢？叶帅对毛的想法有没有一点大概的了解呢？因为第二天，2月12日，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命令离沪返京后，离开机场，立即去了毛的住处，主席告诉他们要改掉“上海公社”的名字。抑或是毛在名称上做出一个不重要的让步，以对老帅们进行安抚吗？无论如何，对于随心所欲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派而言，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挫折。两天后，根据毛的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在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内部的摩擦又加深了它的窘境。我们不知道老帅们对于这些情况有多少了解，但是2月16日，周恩来再度召开中央碰头会，打算重新讨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几位元帅和副总理一心想大干一架。甚至在周还没有来得及宣布会议开始，双方就已剑拔弩张了。

副总理谭震林在大跃进期间是毛泽东在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他立即向张春桥挑战，为被废黜的上海市领导人陈丕显鸣不平——谭1950年代初在华东局工作时认识了陈。张说这个问题要和群众讨论，谭勃然大怒：“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张解释说，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垮掉了，所有科长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靠边站了，谭更加怒不可遏：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对因生病而缺席的江青尤其痛恨。他说她曾经当面说他是反革命。江青的盟友、公安部长谢富治争辩道，江青和文革小组是保谭的。谭嗤之以鼻：“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这时，谭开始收拾文件，穿上外衣，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他说：“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参加革命，不参加共产党。我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毛主席四十一年。”周恩来不让谭走。陈毅对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场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随着更多的老帅们——特别是陈毅——的假如，辩论更加针锋相对了。最终是陈毅元帅的发言被毛视为决不是偶然爆发的，而是充满了更多的敌意和人身攻击：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这时，周打断了陈毅，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刘邓！”

周恩来没有支持他在国务院和解放军的战友们，这一点意味深长。其中有些人和他相处了四十年之久，在上述这三个基本问题上，他同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周不坚决的态度，甚至在中国都有一些批评，尽管一般来说，周的公开形象是完美无暇的。人们只能猜测，如果这位深得毛倚重的总理能利用难得的老帅们团结一心的机会，和几位元帅、副总理齐心协力，向主席提出一整套建议以解决文革造成的恐怖和混乱，那会对毛造成多大的影响。周恩来没有冒险一试。

三、毛的反击

7点钟，周恩来宣布时间到了，愿意争论的话，“可以在以后再说”。散会时张春桥把王力、姚文元拉到了一边。他们核对了彼此的会议记录，对会上发表的言论达成了一致。在张的带领下，三人来到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向江青汇报情况。江青的第一反应是必须立刻让毛知道这件事，这并不出人意外。当天晚上10点到午夜之间，毛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见了三人(江青觉得自己最好不陪他们去)，听他们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王力后来回忆道，起初毛的反映是不以为然，甚至泛着笑意，但是当他听到陈毅的话后，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文革小组的三人如愿以偿地先发制人、激起了主席对于老帅们的愤怒；周恩来却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一反常态地行动迟缓。正如1959年大跃进时期的庐山会议一样，毛正准备对自己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调整。这时对运动本身的批评被他视为对他个人的挑战。无论如何，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没有意识到，主席可以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但是要彻底否定它的活动，在他看来就是否定文革本身。最后，谭震林还不顾一切地给林彪写信，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结果林彪把此信转给了毛，并说这位副总理的思想糊涂堕落到从来没有的地步。

也许是为了防止老帅们同仇敌忾形成的危险会转而对付自己，2月18日傍晚，毛批准了周恩来呈送的《红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并且写下了肯定性的评语(“同意你的意见”)。该社论批评了那些错误地认为所有当权的干部都不好因而都必须“打倒”的人。周恩来先把该社论透露给了陈毅等人，然后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又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刊登在《红旗》上。然而，毛内心非常愤怒。2月19日凌晨，他召来了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此刻精神抖擞地发动了反击：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莫斯科培养的毛的竞争对手，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输给了毛)请回来当主席吆。

康生后来告诉王力：“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了破晓时分。周恩来试图让毛平静下来，于是批评自己没有把整个事情处理好。在会议结束之际，毛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毛要周去做陈毅的工作；李、谢二人去做谭震林的工作；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去做徐向前的工作。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局会议，向谭、陈、徐施加压力而做“工作”；不仅有毛指定的人，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用王力的话来说，“所有的人都批评了那三人，有些同志……只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通过泄露这些会议上列举出的罪名的只言词组，很容易就激起了红卫兵的愤怒。康生坚持认为，大闹怀仁堂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江青说他们力图“保护的不是老干部，而是大叛徒、大特务”；陈伯达宣称他们试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为了给那些没有参与怀仁堂会议、是必须参与批判老帅们的人们提供材料，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的记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准官方的会议记录。在随后的日子里，周恩来竭力保护他的副总理们，他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揪出来”。毕竟，“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二十年，等了二十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为了防止这些话不会让人们误以为中央要在总体上放慢运动的步调，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也当众引用了毛泽东最新的语录：“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不过他们没有挑明这是毛的话。他们又摇摆不定地对这个判断进行了限制，警告人们不要夸大这股“逆流”的力量。戚本禹告诉北京的红卫兵：“但也不要看的太过火了。”王力向《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说：“没有什么了不起。”

四、联合行动委员会

不管是不是出于同情，更可能是出于谨慎，毛不准备全盘摧垮“二月逆流”的领导人们。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指责了其中的最直言不讳者，避免出现老帅们团结起来对付他的危险。于是，4月22日，他下令释放三个月前逮捕的“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文革针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嫌疑目标，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1月16日，毛泽东在与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交谈时，把“联动”的所作所为定性为“阶级斗争”。第二天，谢在公安干部会议上，指责“联动”是“反革命分子”领导的“反动组织”。副总理李先念在怀仁堂会议上，向谢提出质疑，“十七八岁的娃娃”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李说全国到处都在对他们搞逼供信。

李也许并不诚实。“联动”的成员可不是不谙世事的小孩。他们在其“纲领”中宣誓效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要求“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份文件有些奇怪，部分可能是其它的红卫兵在1967年伪造的。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大约139名“联动”的已知的和可疑的成员遭到了逮捕，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他们的罪行，除了在公共场所张贴“油炸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等“反动口号”以外，还包括流氓习气和六次“冲”公安部的企图。江青告诉聂元梓、蒯大富等红卫兵领袖，“联动”成员和“地、富、反、坏、右”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她希望“大多数人回到正确道路上来”。

现在到了4月份，毛给了他们机会，叫他们返回学校，好自为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这种宽宏大量表示疑惑不解，其中包括在中央党政部门工作的普通人们。戚本禹解释说，给那些最堕落的“联动”分子机会继续去“喝酒，晚上出来，完全颓废”，可以加剧社会对他们的反感。戚谈道：“关押不是个办法……让社会上也知道‘联动’是怎么回事，不然你说‘联动’组织不好，要反的，他有的人还同情。”

然而，毛此次宽宏大量的真正动机可能是担心打击高干子女会激起他的高级同事们的反抗。4月30日晚，他邀请周恩来，让周与“二月逆流”中的老帅们中的主角到他家开一个“团结的会”，包括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元帅和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两位主管经济的官员余秋里、谷牧也被邀请参加，他们以为要讨论原来的议题。毛允许他们在五一节那天上天安门看烟火，公布这一出席名单就意味着这是一个还不把他们打入另册的信号，尽管他们的出头露面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位西方人回忆，陈毅元帅“看起来像是一个幽灵。他身形枯槁，精神憔悴，手腕细得像树枝一样。这位曾经的铁汉看起来身材瘦小，面色阴郁。”陈毅的形象还象征着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中共领导人现在的处境。

壹拾贰 武汉事件

1967年夏天，中国陷入了毛后来描述的“全面内战”，最初敌对派别用的还是棍棒、大刀，但是很快就用上了机关枪和大炮。根据毛的说法：“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林彪在1967年中期说道：“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在前一年12月的生日宴会上，毛为内战的来临而欢呼。而现在的他——或者说其实是周恩来——必须要应付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实际威胁。最危险的事件出现在华中，它表明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基本联盟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一、华中告急

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为长江及其支流汉江所分开)是湖北省的省会，华中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它拥有的人口在中国城市排名第五，1967年达到了250万人，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枢纽，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运、北京到广州的铁路交通都在这里交汇。

武汉也是下辖河南、湖北两省的武汉军区总部所在地。1967年任军区司令员的是陈再道上将。根据红卫兵的揭发，陈将军在解放军中以好色闻名，1963年武汉军区曾特别召开常委会处理他的“生活作风问题”。然而，陈是湖北本地人，他喜欢吹嘘自己是“大老粗”，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这种自我标榜也许决定了他在武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武汉具有革命的历史，它是1911年一举推翻中国两千年帝制的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地。它在文革的传奇中也占据一席之地，那是因为1966年7月，毛正是在这里的长江中游泳的。那天陪同毛下水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被主席调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利用这个重要的职位向省内的下属通风报信，让他们避开文革的旋涡。但是，随着10月底王任重以及1967年初陶铸的下台，当地的党的官员就只能指靠自己了。

1966年秋天，武汉当地分裂成两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最初的红卫兵大多数都有很“好”的阶级出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即著名的“二司”)成员则来源更加广泛。后者更敢于对抗当地政府。在他们咄咄逼人的活动鼓动之下，工人们联合学生，实行自治。11月9日“工人司令部”成立，此后工人组织纷纷出现，有些属于激进派，有些属于“保守派”。

到了1967年1月，武汉据说出现了54个不同派系的红卫兵组织——重要的是对组织的忠诚，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取向——省市党组织的士气一片低落。虽然工人和学生的造反派组织一起商议成立“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以开展夺权，但是在权力和地盘的问题上，双方的联合破裂了，互相指责对方是“托(洛茨基)派”。渐渐地三家主要造反派组织出现，他们是：武汉最大的学生组织“钢二司”；人员达48万之众的“钢工总”；以及“钢九一三”，其成员主要是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的工人。他们最终联合成立了“武汉三钢”。

随着混乱的升级，陈再道的势力控制了银行、监狱、粮仓、仓库以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湖北广播电台。表面上，解放军是在执行“支左”的任务，如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问题在于：谁是左派，谁是要镇压的敌人，用列宁主义那更为严格的朮语来说是：谁？对谁？

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2月份主要是在北京参加军委会议。陈特别记录下了毛和周的建议。毛告诉解放军的司令员们要通情达理，在造反行动面前要退让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就来硬一点的办法，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分子。周最关心的是生产，他告诉陈、钟二人：“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武汉的将领们把这些话当成了让他们努力恢复秩序的尚方宝剑，更何况连中央文革小组都警告武汉造反派不要攻击解放军。结果，3月份，陈再道大肆抓人，不断施压，取缔了“钢工总”，逮捕了其两、三千名骨干分子，策划打垮主要的激进学生组织。

陈同时加强了对军中不稳定迹象的控制，他争辩说，造反派组织的活动如果妨碍了军区指挥的政治和后勤系统平稳运作的话，根据军委2月11日发布的七条命令，他就有权取缔和解散这些组织。2月21日凌晨1点，陈的副手杨秀山带领了不少于五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汉口高级步兵学校，解散和围捕那里的两个造反派组织成员。杨宣称中央军委是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调动哪怕是一个连的兵力都要得到军委的准许。更大的一支兵力(三个团)控制了解放军空军雷达学校，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师生员工成立了“红色造反司令部”。逮捕行动在武汉军区所属的十多个军事单位展开，包括在河南省的信阳步兵学校和解放军空军005部队。

以干部和积极分子为主的保守势力却越来越大。牢记周的指示和毛的口号，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省级政府。毛的理念是所有这样的新生组织都必须是解放军、造反派和老干部的“三结合”，但是在武汉，造反派被弃置一边，老干部们保持着习惯性的角色。到了3月底，陈可能是带有挖苦意味地宣称：“我们成功地粉碎了一场反革命逆流。目前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在形成大联合，右派组织土崩瓦解，一小撮机会主义者篡取的权力被夺了回来。武汉的文革形势非常好。”

与此同时，北京对反馈回来的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许多人认为4月6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意味着可以任意冲击解放军。军委紧接着《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后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让陈再道目瞪口呆，武汉是军委的上述两个文件直接影响到的城市之一。学生造反派拋开了彼此之间的派系争斗，重新团结在一起，上街批判陈是“二月逆流”的现行代表，称他是“武老谭”。军训队伍被赶出了高校。主要的报社机关被占领。陈再道和钟汉华则于3月下旬再次去北京参加军委的另一次扩大会议，4月19日，在他们的要求之下，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他们关于武汉局势更为准确的汇报，而此前中央文革小组是从其派驻当地的记者那里获取情报的。

对这两位将军来说，这场会面尽管是一次胜利，但是他们未能高兴几天。武汉军区澄清了自己没有犯路线错误。中央文革小组则劝说造反派不要攻击解放军。对陈再道来说不幸的是，武汉的保守派未经批准就散布了这条消息，这让江青又转而反对他。中央文革小组放弃了自己的承诺，收回了4月19日会议的所有会议记录。在所有参加军委会议的人员当中，只有陈和钟没有受邀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武汉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和具有爆炸性。江青和陈再道的商定没有得到什么正式认可。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可以宣称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站在自己一边。

二、百万雄师

武汉两大派都组成了多派别的联盟。保守派把53个组织拉到了一起，5月中旬成立联络站，6月3日更是成立了司令部。这个庞大的组织取名为“百万雄师”，号称有成员120万人，主要来自党(武汉百分之八十五的党员加入了该组织)、政府、工会、共青团的干部，此外还有老工人、军人、积极分子等普通百姓。其中有部分工人来自武汉市人民武装部于1月份成立的“红人武”，他们就担当了“百万雄师”的武装组织。在学生中支持“百万雄师”的精英主要从事情报和宣传工作。他们是“特别行动委员会(特动)”的成员——和北京的“联动”一样，武汉的“特动”也是由高级官员和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子女们组成的。

陈再道在其回忆录中否认自己参与组建了“百万雄师”，宣称自己当时甚至不知道不知道它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这一说法不大可信，因为“百万雄师”的领导人王克文是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武汉市副市长，而他的副手是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辛甫。陈的另一个说法更有可信度，那就是大批的解放军官兵“自发地”对“百万雄师”的政治立场抱有好感。由此，如果不是陈自己的话——陈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那也是武汉军区直接帮助了“百万雄师”的筹建和运作。

对“百万雄师”来说，它坚持认为，武汉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总体上执行了正确的路线，是根据中央的指示行动的。号召人们推翻武汉军区的领导层是不正确的。此外，省委和市委的领导层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同样执行了基本正确的路线，大多数党的干部总的来讲是好同志，把他们打倒是非法的。实际上，“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尽管造反派没有做到像他们的对手那样紧密地组织起来，也没有消除派系分歧，但是在5月初也出现了两家统一的司令部：“钢工总”和“钢二司”。它们的一些小组织甚至得到了解放军空军一些部队的支持。激进派在5月份举行了静坐示威和大规模的绝食，迫使官方开始做出让步。表面上各家司令部之间争论的是武汉军区有没有真正支持左派。实际上，这场冲突是让那些觉得自己在1966年前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处于敌对的状态。

5月下旬，开始出人命了，到了6月初，随着“百万雄师”试图“解放”造反派控制下的建筑物甚至整个城市的一些地区，大规模冲突时常发生，伤亡人数剧增。长矛和大刀是可供选择的武器，尽管6月6日，在毛的建议下，中央公布了通令——中发(1967)178号文件，提倡“文斗”而不是“武斗”，禁止武装冲突和任意抓人。(这份通令显示了全国性的危机达到了何种程度，而中央对此却无能为力。用一位来自解放军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通令”不过是“废纸”一张。)6月24日——中央在那一天又下发新的呼吁，要求当权者保证：“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而“百万雄师”却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夺取了造反派工人们的司令部，杀死了25名抵抗者。

尽管许多武斗人员是被意识形态狂热和派系的纽带鼓动起来的，也有一些人就是冲着钱来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拿钱去杀人，以下武汉一名17岁中学生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

昨天早上，我没吃饭以前，“百万雄师”组织了一万多人。头头是武棉厂的一个(姓)李的。在江汉公园开会说：“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杀平武汉三镇的牛鬼蛇神，专抢砸偷民众乐园，撤消民众乐园联络站。”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后，就和邻居两人赶至六渡桥，来到后我就用三角刮刀杀了5个小孩。当时我看到红武兵打死了“九一三”36人。杀死后又赶快把尸体抢去。当时只要你碰到喊“打倒红武兵”就打死，当时还有一个女同志，她也拿刀杀了几个小孩。我杀了5人(一个腰部、第二、三、五个背心，第四个是颈部)。全部是8、9岁。杀一个小男孩，可得20元；杀一个战斗队队员50元；杀一个思想兵、杀死一个造反的“红武兵”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武棉)。杀人武器是红武兵在江汉公园训练时发的。

我们知道，毛亲口说过，在中国一些地区，杀人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在毛的家乡湖南省，“在有的地方，每天能拿3元，在其它地方，参加一次战斗能拿100元。还有些地方，杀人能拿100元。即使他们没死，你还能拿100元。”北京周围的一些农村用钞票、粮食和工分来吸引农民参加雇佣军，去攻打当地的军队。

6月下旬，武汉“百万雄师”的节节胜利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警报：他们在那里的盟友危在旦夕。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文化革命小组(由江青所控制，后文将再度提及)致电陈再道，催促他制止暴力行动，宣布很快将邀请两派的代表到京，中央文革小组将完整地评估那里的形势。武汉城陷入了难得的平静，敌对的各派都在准备去北京开会的资料。

按照武汉军区的说法，“百万雄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是在受到挑衅时才诉诸武力；另一方面，造反派袭击了342名解放军战士，受伤者达264人，部分是重伤。根据造反派的统计，从4月底到6月底，保守派挑起了所有174次暴力冲突，7万人卷入了冲突，杀害158人，重伤1060人。造反派的另一份材料称5月份的伤亡人数“超过了7000人”，在6月4日以后的武斗中，有744名造反派被杀，8900人受伤。文革后一位军方的历史学家给出的数字是：在6月4日至30日之间，死亡108人，受伤2774人。不管准确的数字是多少，毫无疑问，工业产量和生产率大大下降，致使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匮乏。

三、毛重返武汉

7月初，陈再道打电话给周恩来，武汉群众组织和军区选好了他们各自的代表，准备好了材料，可以前去北京；周让他等待指示。7月6日、7日和9日，毛召开了一系列中央会议，提出对南方进行视察。尽管同事们考虑到毛的安全，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毛还是把武汉列入了自己的行程，表面上是要再次畅游长江。临行前夕，主席在解放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重复了如今成为了许多人再熟悉不过的咒语(mantra)：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毛应该知道，武汉是一个将要爆发的“脓包”。按照林彪的说法，主席“非常仔细地阅读下面所有的报告和电报，非常了解基层的形势。红卫兵办的报纸，他全都亲自阅读。”因此，毛应该知道冲突之严重，而且正如周恩来所说：“形势非常复杂，群众的敌对情绪非常强。这是非常混乱的现象。”7月10日，周恩来电话告知陈再道，原定解决问题的各对立派别间的协商将在武汉举行，而不是在北京，但是他显然没有告知陈，毛或他本人将很快去武汉。

7月14日，凌晨2点30分，周乘坐空军的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武汉，随行的有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武汉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到了处理中央领导人身安全的方式。除了陈再道和钟汉华以外，毛在武汉的消息对其它人都是保密的，而陈、钟两人也是在毛到达几天后才得到通知的。不同于1966年夏天那次万众瞩目的游泳，这一回主席的安全不再由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负责(又名8201部队)。这支部队以前是公安部队，官兵人数超过15000人，驻扎在全省各地，其中有两个警卫团驻扎武汉。8201部队深深卷入了地方派系斗争，它支持“百万雄师”，因此在中央的眼中不是那么百分之百可靠了。空军的部队将接替警卫职责，其首长已经跟随周从北京下来了。本来此事应该由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少将负责，但是由于他和贺龙元帅(他被怀疑卷入了1966年所谓流产的二月兵变，当时正在接受调查)的联系，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此，迎接周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少将。他是来自邓小平第二野战军的老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通知他时，只是让他来迎接一架专机。

周恩来匆匆赶到空军司令部，召来了陈再道和钟汉华。当天周与多位军队领导人进行了磋商。他也询问了中午从重庆飞来的谢富治、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将以及几个北京红卫兵。谢富治一行根据毛的指示，试图平息云南、贵州、四川、派别武斗，这时已经在外呆了快一个月了。周恩来召来谢富治这位公安部部长，主要不是为了保证毛的人身安全——那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责任，由周恩来指导工作——而是为了促进武汉军队问题的解决。谢是湖北人，早年在军队工作的时候认识当地的司令员。

晚上，毛乘坐专列经郑州抵达武汉，与周相会，陪同毛的有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杨成武。在毛到达东湖宾馆前，周确保工作人员对派系的忠诚不会威胁到主席的安全。在毛顺利入住后，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武汉停止武斗。谢富治和王力的举动却让他的工作难上加难。

王力在文革后的回忆中，指责谢富治在毛到达的当天深夜“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事实上，这伙去重庆转道武汉的人们造访的是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第二天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毛主席派来亲爱的代表团”来解决武汉问题消息成为游行的标志。他们在游行经过对手控制的地区时喊道“解散‘百万雄师’匪帮”的口号。那里的广播喇叭回击道：“粉碎黑工总，镇压反革命。”随后，发生了冲突，造反派被击溃，10人死亡，37人受重伤，80人受伤。

周恩来在听了谢富治和王力所说的昨夜遇到的倒霉事，奇怪的是他没有感到不安。他认为，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正好是谢、王的中央代表团下榻于此，这就不会暴露毛在武汉的消息。这个结论再加上他在7月18日过早地离开武汉，都说明周大大低估了“保守的”当地军政当权者对于成为文革主要目标的愤懑怨恨，高估了军队首长们控制武汉局面的能力。这被证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周似乎觉得只要说服武汉军区的领导人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然后让他们改过来就行。陈再道及其同事得到的清晰印象是：解决武汉军区问题要根据两大群众组织和军区本身提供的证据来裁定。而事实上裁决已经在北京拟好了。毛在武汉同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的磋商中重新确认了这一裁决。它包含四个要点：(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2)武汉军区要公开废除取缔和解散“钢工总”命令；(3)武汉军区要公开承认被其打成“牛鬼蛇神”的“武汉三钢”是“革命的”；(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在7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的下午，周恩来在谢富治、王力(偶尔还有其它中央干部)的陪同下主持召开了多场气氛紧张的会议，武汉军区党委20多名成员出席，其中部分成员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如果陈再道被指责没有支左，他就说自己在“三支两军”；如果他说自己依据的是军委对军队有利的八条命令，他就被指责没有执行林彪支持造反派的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毛所认可的矛盾则暴露无遗。在会议的尾声，周实际上否决了武汉军区的解释，告诉了他们应该怎样改变自己的工作。随着事态的明朗化：即使是周也无法让陈再道、钟汉华写检讨。他就带着这两位将军在7月18日晚上去见毛。

周代表中央迫使他们服从，从而不得已扮演了他不习惯的“黑脸”，毛则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红脸”。武汉的形势并不是那么糟。为什么在这一派和那一派工人中非得要斗争呢？武汉军区犯了错误究竟意味着什么？接见在大约10点钟结束后，无论陈、钟是否被说服、是否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们都认识到这检讨书是非写不可了。周恩来很满意，认为武汉的危机已经烟消云散，就在11点去了北京。

虽然夜已很深，谢富治还是带着他的一行人马来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传达武汉军区即将屈服的好消息。此前，谢和王力曾经访问过另一个造反派总部，甚至还去过“百万雄师”总部，在那里陷入了激烈的冲突。由于人们不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在武汉，谢富治和王力到处都被看作是中央的特派大使。虽然谢的职位更高，但在公众的心目中，王力是主要的仲裁者。在7月18日到19日的晚上，随着喜气洋洋的造反派把问题得到解决的消息传播了全城，谢、王两人因促成此事而受到推崇或者指责。7月19日上午，造反派在全城各地广播了两人的讲话录音。陈再道后来指责这些讲话激发了武汉事件。

就在同日上午，陈再道、钟汉华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召开的军区党委常委会作了检讨。下午，他们出席300多名师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聆听了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谢要求武汉军区做“180度大转弯”，这已经够糟糕的了，王力更是把这些听众气得七窍生烟。在这个讲话中，王力居高临下地称在场的高级军官是“小学生”，没有理解文革，接着他没完没了地大讲文革的性质和过程。王力解释道：“当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身上。”这也是将领们不爱听的。

四、武汉事件

7月19日晚11点，王力结束了讲话，这时一群愤怒的战士已经包围了武汉军区司令部的正门。他们要求王力解释他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有些人称陈再道写检讨是“投降主义”。王力被人从后门带出，护送他回到了东湖宾馆。午夜时分，受挫的战士们得到了乘坐几十辆卡车赶来的“百万雄师”成员的增援。武汉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要求王力返回该司令部和抗议者对话，但是王拒绝了，称示威毫无用处。7月20日的事件很快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错误。

那天凌晨，在周恩来到后搬入了东湖宾馆的陈再道来到了谢富治的住处，同他讨论如何处理武汉的局势。他还没来得及坐下，大约200名“百万雄师”成员，主要是以前的干部，就冲进了谢的房门，要求见王力。谢和陈急忙把他们引到屋外，在草坪上展开磋商，不让他们找到王力。谢承诺当天下午来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而他们则同意立即撤离宾馆。

根据陈再道后来的叙述，王力本来蜷缩在自己的屋里，这时感到安全了，就走到草坪上，和谢、陈两人站在一起。正在此时，几百名官兵冲了进来，用拳脚和步枪枪托殴打“投降主义分子”陈再道。谢在一旁没有受到伤害。王力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最后，在陈再道警卫员的说服下，这些官兵停止打人，冲到了屋里，把王力揪到了武汉军区司令部。

谢富治到了毛的住所，把这一事件告诉了他。叛乱部队并不知道主席就住在附近，主席要求陈再道立即找到王力。由于陈受伤，不便行走，钟汉华承担了这一任务，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叶明进行协助。

同时，杨成武打电话给周恩来，报告这一消息，总理命令杨集中精力保护主席的安全，等他当天到达武汉后再说。林彪给毛写了封信，江青签了名，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带给毛。他们催促主席立刻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因为他们担心陈再道在搞政变。留在北京的领导人们想到的是不仅有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还有1936年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其属下的一名将领扣押。尽管后来蒋无条件地获释，但是这位大元帅的宏图大略从此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甚至林彪目前的显要地位都系于主席的一念之间，如果主席身陷困境，被迫改变其文革政策，对他们来说则可不是什么妙事。

毛清楚地知道，受伤的陈再道的威胁是微不足道的。他对于放弃游泳的想法则更是牢骚满怀。或许更为难堪的是此举有伤尊严：一个习惯于中国亿万兆民奉承的革命胜利家、党的领袖，如今却被迫秘密出逃。一群战士和干部就让他的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起因还是他推动的事件。然而，作为一名打游击出身的老手，毛懂得审慎必须先于自尊，即使它意味着要乘坐自己一向厌恶的飞机。7月21日凌晨2点，他在空军歼击机的护航下飞往上海。尽管如此，他表面上还是从容自若，不露一点破绽，后来他把自己的匆匆离开归咎于下属：“王力一挑，他们就斗了起来。周恩来来调解，吓得要死。他逼我赶忙逃到了上海。”7月20日下午，周恩来抵达武汉后，和其它人一样催促毛赶紧离开。总理自己的安全尚且得不到保障，他无法在武汉机场降落，被迫降落在离城几乎有40英里的山坡空军基地，这更加让他相信这样做的迫切性。实际上，据说有些保守派组织在叫嚣：“不管周恩来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

安排好主席的事情后，总理集中精力去解救王力。倒霉的王力被带到了武汉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他受到殴打，被打断了条腿，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住性命。谢富治到军区大院来找王力，但是被挡在了门外，还受到了威胁。钟汉华得到允许进去，他恳求释放王力，结果徒劳无功。不过，用餐时分，孔庆德、叶明把王力转移到了武汉军区下属的主力部队29师(又名解放军8199部队)。陈再道后来用生动的语言描述29师的师长如何破坏了救援行动，以显示自己才是真正救王力的人，从而捞取政治资本。该师长告诉王力周围都是“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吓得屁滚尿流”，然后把他转移到了另一个藏身之地，周恩来派第一独立师师长前来询问有关情况，29师参谋长拒绝回答。最后，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找到了王力，把王转移到空军司令部。7月22日凌晨，王力和谢富治被带到了山坡空军基地。周恩来为他们送行后，赶到了武汉机场，告诉孔庆德、叶明，他把武汉军区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们，让他们离开29师师部，因为军区大院已经不再安全。

7月22日下午4时55分，谢富治和王力“光荣回到”首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周恩来(他命令谢、王的飞机在空中盘旋，让他乘坐的飞机先着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迎接。当晚，林彪主持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报告，周和中央文革小组出席。这次会议同意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7月23日凌晨3时，周恩来向武汉军区发出了他代中央拟的电报。该电报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傅传作、刘丰、第一独立师师长和政委，以及六名其它官员立即到北京开会。陈后来回忆，他的第一反应是“是福躲不是祸，是祸躲不过”。7月24日凌晨，刘丰指挥的空军一架飞机载着12名官员飞往北京。“这是一个星斗漫天的月夜”，陈回忆道：“我看见警戒战士的枪刺，随着战士的脚步在闪动，不时闪出刺眼的光亮。这就是刘丰给我们的‘待遇’，真是令人不能容忍。”

陈及其同事在北京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周恩来采取措施保卫他们不受北京红卫兵的伤害，他们实际上被软禁在了军队掌管的京西宾馆里。7月2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谢富治、王力归来。除了毛本人在上海以外，整个党中央、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精英们全部出席。林彪的出席意义非凡，因为这让他和中央文革小组公开结盟来对付解放军将领。这也显示了他不容反抗的决心。他抱怨北京军区、武汉军区和成都军区从来不听他的。

7月2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对武汉那几位干部的批斗会，根据陈再道的回忆，这个“马拉松式”的批斗会持续了6、7个小时之久。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高级官员，主要控诉人是谢富治和吴法宪。如果陈再道一度还抱有希望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观点，现在也立刻死心了。这是一个不可能讲法的法庭，其裁决在一天前已经由毛批准了。预先受江青怂恿的吴法宪冲着陈再道大喊大叫，甚至还打了陈的耳光，此时陈毅和谭震林走了出去。吴法宪指责徐向前是这起反革命叛乱的幕后黑手，徐元帅否认这一指控，离开会场。在休息时，勤务兵们也殴打了武汉的这帮人。周恩来批评了吴法宪和勤务兵们，但是他似乎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控制场面，确保陈再道“同志”及其同事们的安全，而这是毛离开武汉前宣称的目标。陈一度向康生求救，指望这位长者能同情被告人坐下来的要求，然而康生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警告他不要指望过去的革命贡献和毛对他的“同志”称谓就可以救他。

7月27日，中央军委撤消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沉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中将接替了陈，刘丰连升三级，接替了钟的武汉军区政委的职务。武汉市人民武装部被空降兵第15军接管，湖北省军区第一独立师被强行解除武装，转移到大武汉地区以外的劳改营，其战士们的下场，用委婉的词汇来说是“政治训练和整顿”。空降兵第15军控制了该师师部以及第一、二、三、五团的军营，29师控制了该师第四、六团。“百万雄师”组织土崩瓦解。造反派天天开大会，庆祝“武汉的第二次解放”。虽然武汉事件结束了，但是杀戮还在继续。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湖北省共有18.4万多名“百万雄师”的成员和支持者遭到殴打或杀害；武汉共有66000人受伤，600多人死亡。直到1968年5月，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督促武汉造反派停止掠夺武器。

五、“武装左派”

武汉事件不但是中国政治—军事当权者所发动的最为壮观的反对文革的暴动，若是陈再道真的把筹码全部押在“百万雄师”一边也将是最具威胁性的，而且在整个夏天，其它地方也爆发了“内战”。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写道，“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

正是中央领导人的煽动性讲话导致工人间的暴力不断升级，特别是在1967年夏天，其中最著名的是江青。在武汉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象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在正式的会议记录上，江青的话立刻得到“热烈鼓掌”。几天之后，随着“江青同志说‘武卫’好”这句话的传开，在局势本已危若累卵的河南省，各方更是卯足劲头开枪对杀，都宣称自己只不过是在自“卫”。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郑州卷烟厂和开封化肥厂的武斗造成了37人死亡，290人受伤，300名“战犯”，其中有两人后来被活埋。

文革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把这一年夏天武斗的责任大部分归罪于江青，没有突出毛本人的煽动作用。7月18日，他向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武装工人和学生？”为了避免他们真的接下去讨论其利弊，毛立即接着说下去：“我看应该武装他们！”7月31日在上海，张春桥正式要求毛允许成立工人的自卫武装力量。主席在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让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此发表意见：8月下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散发了旨在“组织左派，武装左派”的市武装力量的章程。在8月4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毛估计有四分之三的军官支持右派，并断定由于这一事实，现在迫切要求武装左派。“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主席还号召群众专政，这将导致对公、检、法的夺权，私设公堂将成为执法常态。显然，毛对武汉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加强左派，不用因为惧怕解放军叛乱而做出让步。江青把这封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传达，每个人都抄了一份，以利执行。此后在广东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枪，甚至连劳改集中营的囚犯也开始夺枪。

王力受命在江青的支持下检查武汉的“武装左派”。在8月6日写给她的信中，王力支持把没收“百万雄师”的武器交给激进派武装的想法。周恩来迫于形势也支持这个新政策。8月7日，他告诉湖南省的代表，“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必然的”，给他们提供武装，是遵循“我们的最高统帅的指示”。事实上就在同一天，毛签署中央文件，肯定了湖南在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指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不管林彪个人有什么想法，两天后他顺从地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讲：“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8月10日，毛签署中央文件，号召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

8月13日，康生引用了“武装左派”的口号，三天后，他和关锋指责进入大部分是回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地区的“支左”的部队在处理当地“保守派群众组织”时“太软”，“不讲原则”。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当地的“左派”，“如果必要的话给他们提供武器自卫”。

8月28日清晨5点，周恩来由于患上了严重的心绞痛，暂时不能工作。康生批准了兰州军区提交的宁夏行动方案：两派回民组织日益严重的冲突导致青铜峡县陷入瘫痪，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解放军向平民开枪。康生迅速谴责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了这次大屠杀，对于“双方的伤亡”表示遗憾，否认了没有根据的死亡人数“超过400人”的“谣言”。在这一事件发生三星期后，他最终为自己辩护说青铜峡“事件”的决定是毛和林彪批准的，但是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批准的，是在事件之前，还是在事件之后。文革结束后，中央当局对康生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开展了正式调查。根据这一调查，解放军开枪打死101人，打伤133名“群众”。根据宁夏的一部官方历史著作的记述，这一事件中有两个敌对的“群众”派别，解放军开枪打死其中一派的104人，打伤133人。

在高层的不断鼓励之下，无怪乎全国各地完全忽视了和平和妥协的呼吁。在整个8月份，北京一份内部发行的新闻演示文稿平均每天刊登二、三十则不同省份武斗的报道。

六、连锁反应

在相对富裕的沿海省份浙江——毛为了躲避北京单调沉闷的官僚体制，经常栖息于其省会杭州——同武汉一样，两个敌对的“司令部”把纷争延伸到了军队。空军和中央控制的陆军第20军支持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靠山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杭州军分区、民兵和海军支持“浙江省红色风暴司令部”。1967年夏天，有关城镇和工厂武斗的报道泄露到了外国记者手中。7月的一份中央文件中说，农民被煽动起来攻打城市，拦截铁路和水上运输。8月的第二个星期，“造反派”“解放”了两座解放军的武器库，用得到的许多武器和127万发弹药武装自己。

主要的交锋发生在沿海港口城市温州。8月13日，“温州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受到温州军分区的支持)被指控纵火焚烧了约2万平方米的市中心商务区，然后藏匿于华盖山中。两支解放军部队在上山攻打“温联总”时，误认为对方是造反派及其当地的盟军，相互开火，打死7人。

1967年9月，毛在短暂的巡视中，曾试图让两大敌对组织联合起来，但是他们把他的话当作了耳旁风。值得注意的是，与武汉的“百万雄师”不同，在中央表明了倾向与“省联总”的态度后，“红暴派”并没有土崩瓦解，派系冲突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1975年，来自外地的一万名战士被派往杭州的工厂平乱。

在中国各大工业中心，重庆的受害情况最为严重，主要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军工厂，为武斗者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杀人武器。根据党中央在1970年所作的调查，在一个特殊的建筑基地，一次就卷入了近一万名武斗人员，“使用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常规武器”，“导致近1000名阶级兄弟死伤，大量国家财产遭到破坏”。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码头在一次战斗中被夷为平地，这次战斗中使用了坦克、自行火炮和高射炮。1967年8月，重庆遭到了约一万发炮弹的袭击。在省会成都一地，就有超过18万之众的难民。开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断了六个星期以上。

在湖南，涟源钢铁厂的生产从7月份起就中断了六个星期，因为派系的武斗导致6人死亡，68人受伤，经济损失达到19万元。在大庆油田，工人们洗劫了当地的印刷厂和火车站。8月，中央当局对生产陷入了混乱的鞍山钢铁厂实施了军管。8月10日，在广州国际机场，54名日本人陷入了敌对组织间的交火之中，进退两难，惊慌失措的飞行员决定提前起飞，以防飞机被炮火击中。普通公民孤注一掷地写信给中南海，报告在武斗的过程中，生物化学研究机构遭到攻击，这些机构储存着致命的传染性病原菌、有毒的植物样本、放射性物质、毒气、毒药以及其它的危险物品。在有些地方，麻风病人隔离区——存在于山东、安徽、江苏——的居民加入了造反派组织，声称要求参与夺权。

在上海柴油机厂，两大热门的群众组织的武斗(王洪文领导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导致18人死亡，983人受伤，其中121人终身残疾。据估计物资损失在350万元，生产停滞达两个月，其间的利润损失达175万元。从1967年到1969年，救治伤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12万元。

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官僚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某人能证明自己纯粹出于无知才参加武斗，那么他的伤有可能被算作普通疾病得到医治；假定他是有工作职业的，适用的是有关病假的补偿规定。如果某人能证明自己参加武斗仅仅是为了制止武斗，宣传党的长期和短期政策，那么他的伤被算作工伤。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需对武斗负责，那么他的医疗费得不到报销，在恢复和旷工期间领不到薪水。

但是，没有什么官僚体制的规定是无空可钻的。从6月份开始，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的武斗已经非常严重，以致人们开始逃往上海。谣言说上海“那里有吃，有住，不用花钱；革命串连是免费的”。到了7月中旬，上海当局估算，难民人数在15000人以上，其中武汉和无锡各有约3000人。大约6000名工人原本是上海人，后来被派往内地工作。7月，接待市民查询和上访的市“接待站”平均每天要接待2355名来访者，由于人们对“武斗”的关切，这一数字在下半月显著上升。到了8月底，每天的上访人数在4000人以上，其中约30%是非上海本地居民打听外地的事情。8月，急诊的外地人数骤然猛增，给上海医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以致当局发布特别通知。它规定了给予非上海本地居民紧急治疗的条件，同时它也意味着不能单纯因为就医者付不出医疗费就将其拒之门外。资金短缺的医院和卫生站可以从有关当局那里取得临时贷款以度过难关。

北京也不能幸免于难。4月20日，北京市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但是它基本上无助于恢复普通百姓认可的法律与秩序。“武斗”——派系的分裂常常起因于不同的人格，而不是敌对的政治纲领或者阶级出身——几乎成了首都生活的持久特征，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工厂和校园里。在北京大学，由于聂元梓“日益粗暴、独裁的领导作风”，过去的同志同她一刀两断。各校的红卫兵组织整合成了两大敌对的联盟：“天”派，所以起这个绰号，则主要因为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战斗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该派囊括了其它著名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比如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清华(蒯大富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地”派，这个绰号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它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公社”一同主导了这个人数上占优势的派别，它主要包括一些知名度稍低的学校。5月份的官方数字表明，从4月30日到5月9日的10天里，至少发生了133起“武斗”，共有6万到7万人卷入，其中有1400人受伤。到6月底，根据官方的统计，自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出现了数千起“武斗”。在北京的三个郊区，局势被描述为“爆炸性的”。

然而，正如吉林省省会长春的恐怖事件显示得那样，局势原本可以更具爆炸性——不仅是在首都周围，而是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在长春，来自地质研究所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整个夏天都在疯狂地进行非常规武器的设计和开发。这两个组织如果有名就在于他们首先设计和实验了各自的原始“脏弹”(就目前所知的情况而言，它们没有用于以人体为目标)。“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在长春市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试验，在1967年8月6日凌晨1点15分和晚上12点35分，成功地爆破了两颗“放射性自卫弹”。该组织随后声明，明确宣布决不首先使用该武器。不到一个星期，在8月11日晚上9点5分到9点20分之间，也是在可控条件下，“长春公社”在长春铁路维护区的东部警备区，成功地爆破了两个类似的装置，将其称之为“放射性自卫地雷”。

全国武斗和工业混乱的结果是：1967年10月，以李富春为首的国务院业务组报告中央，上个月全国钢和生铁的日均产量下降到了12000吨，只是五年计划目标的26%。在1967年第三个季度，全国只实现了50%的工业目标。大所失望的国务院决定拿出原本准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的4000万美元，用于进口10万吨轧钢，30万吨废钢，以及化学工业的原材料。

壹拾叁 五·一六阴谋

在文革10年中，有无数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政治创举，运动中还有运动，特别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没有哪一次运动或行动比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更加离奇的。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名干部的说法，这一调查的对象涉及了全国范围的1000万人。王力（起初他被打成“五一六阴谋”的主谋）1981年估计，这一调查使300万人受到迫害；1983年他调高了这个数字，估计有350万人被捕。今天中共自己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这一运动寻找和清洗的特定阶级敌人其实并不存在。这场阴谋从来就没有过。

中共的史学家们把“五一六阴谋”的起源追溯到1967年夏天，一个叫做“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出现。这个兵团只有几十个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这些人相信1966年5月16日中共的《五一六通知》之所以要拖到1967年5月17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刊登，是在暗示另一个“大走资派”周恩来即将被打倒。1967年初夏，这些学生秘密地在北京街头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它们的标题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责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把这个兵团定性为非法的秘密组织。陈伯达称其为矛头对准周恩来的“阴谋组织”，“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它打倒”。

随着在几天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把“五一六”兵团“打倒”，中央当局就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了。然而，清查活动像滚雪球似地规模越来越大。它把重点转移到了所谓的“总后台”以及凭空想象出来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阴谋。9月23日发布的中发（1967）306号文件，描述了这些“总后台”、“反革命分子”的共同点：“（他们）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

不久，详尽的图表和地图开始传播开来。它们描述了一个险恶的、没有尽头的网络，其触角几乎延伸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引用过下面的话：“‘五一六’很大，由大概八支先锋部队组成，其中对抗‘三军无产阶级派’的人不是很多。它在每一个部门都有联络站，包括农林，财贸，外贸，大学，军队，中学和专科，以及海外华侨事务。”杨自己在1968年被打成了“五一六”的“总后台”之一。但是，在1967年夏天，斗争的矛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般成员。其导火线是8月23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一、国际层面

既然文革是基于毛的观点：苏联“修正主义”在对抗美国“帝国主义”时不够革命，那就无怪乎国内的动乱要延伸到外交关系上了。把苏联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反修路”只是展示红卫兵仇外心理的一个温和的例子而已。中国所有驻外大使（除一人外）及三分之二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都奉召回国，参加文革，驻外的中国人经常主动挑衅，与当地公民、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1月，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试图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陵墓前摆放花圈，从而与苏联警察发生冲突。当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2月，苏联“公民”在莫斯科对中国大使馆造成了局部的破坏。红卫兵在北京则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试图向苏联驻法国大使馆示威，与阻止他们的警察发生了冲突。随后法国驻北京的商业参赞及其妻子被从车子上揪了出来，聆听了六个小时的声讨。6月，印度大使馆会讲中文的二等秘书和三等秘书被驱逐出境，在北京机场遭到红卫兵的殴打。红卫兵甚至指责朝鲜共产党领袖金日成是“肥胖的修正主义分子”。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华侨遭到殴打和杀戮，其中在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华侨被遣返。到1967年9月底，中国与30多个国家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冲突。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安东尼·格雷对此进行了描述：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8月，有11个使馆遭到抗议示威，在这个政治示威日益猖獗的世界里，这样独树一帜的示威方式如今已是家常便饭……现在，有些示威活动已经结束了许久，大使馆的墙上仍然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窗户被打破了，墙壁被弄脏了，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部分被烧毁。北京的游行示威同其它国家的游行示威都不同的地方在于其绝对的规模和铁的纪律……

首先来的是张贴大字报和粉刷路面上的标语。他们一般在示威前的深夜出动，在大使馆的围墙和外面的道路上乱涂乱抹。个别零星的小组喊着反对某“主义”的口号游行过来。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学年龄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川流不息地涌来，他们带着毛的画像、标语牌以及彩色的纸旗，旗上打着同样的标语。大使馆的路边搭起了帐篷，中间是厕所……经常有卖茶和卖面包的车子来来往往。随着日色渐晚，游行队伍里开始出现下班的工人和农民。

人们排着整齐的游行队伍，旁边的干部念一句口号、他们就跟着喊一句……每喊一次，就在空中挥舞一次拳头和纸旗。人们在大使馆门前燃烧了他们所憎恨的人物的画像。在最近几个月内，我在北京看到了（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印尼领袖）苏哈托将军，（缅甸总统）奈温将军，蒙古的泽登巴尓，伴随着稻草的燃烧，他们的画像上升起了冉冉的青烟。

在群情激愤的时候，高效的组织者们能召来100万群众，在大使馆门前走上三天。

格雷从来没有发出这篇报道，恰恰因为他还没有写完这篇报道，他就成为了英国与中国冲突中的人质。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中国和部分国家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使得文革期间很容易出现严重的爆炸性事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1962年与印度的边界战争，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导致大量华人受害。对英国方面而言，问题是其直辖殖民地香港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这一问题部分地还在于：随着文革的爆发，海外的一些中国人急于证明，虽然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们的心和国内不走运的同胞一样红。

在英国，这样的必然性以一种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8月29日，中国大使馆官员和伦敦警方爆发了激战。更为严重的是，它促使香港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要试图证明殖民地的声色犬马没有腐化他们。周恩来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却无力阻止他们。香港一些工会号召从1967年5月开始罢工；恐怖分子的炸弹导致了5人死亡；中国的民兵越过边界发动袭击，其中有一次造成了5名香港警察身亡。同时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雷·惠特尼衔命前往上海协助英国领事侯卫德先生撤退。侯卫德在写给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的长篇公文中，描述了此前数周发生的事情，结尾是5月24日他与妻子、3个孩子的离开：

我们去机场时绕了远路，不过一路上早早的大开绿灯，显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机场里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军队的岗哨，他们敲打着车子，凶狠地把司机揪出来。惠特尼先生和我下了车，受到了人身攻击，拿到了另一份抗议书，然后得到准许继续前进。在机场大楼、公共汽车和卡车的旁边人山人海。让我们感到又惊又喜的是，波兰总领事克辛索普斯先生，冯·罗斯布洛克先生(比利时银行家)也在场，他们每人带着一个小孩往前走；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被领着穿过人群，到了飞机上，尽管她们也受到了人身攻击，擦破了皮，但是好歹躲过了一劫。惠特尼先生和我一路遭受了打骂，即使是在舷梯上都挤满了示威者。我们被推推搡搡，摇摇晃晃，拳头和旗杆落在了我们身上。我的上衣被撕破了，领带被拉扯成一个死结，以致后来要用茶匙来强行解开它。嗓音和辱骂声震耳欲聋，我们背着沉重的十字背包，走起路来碍手碍脚。我们最后上了飞机，女乘务员拒绝给我们任何饮料。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播音器里喋喋不休地控诉着港英政府的邪恶。

7月19日，一家香港法庭裁定一名中国记者与当地的暴乱有关，对他判处两年监禁。中国方面迅速做出报复，路透社记者格雷遭到了软禁。一个月后，在纪念第一次天安门广场大集会一周年的时候，红卫兵侵入了格雷的家中，殴打了他，杀了他的猫，破坏了他的房子，把他关在了一个小屋子里。香港当局关闭了三家刊登虚假和煽动性言论的共产党报纸，逮捕了一些工作人员。8月20日，中国向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发出了正式抗议，要求在48小时内解除封闭上述三家报刊的禁令，释放被捕人员。霍普森在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的公文中，解释了8月22日最后通牒到期后所发生的事情：

随着夜幕的降临，外面聚集的人数迅速增加(中国的官方报告说有一万人)。他们安静而有秩序地坐着，紧紧地排着队，此时戏剧就要开演了。探照灯和广播喇叭对准了我们的房子，在门口搭起了某种类似舞台的东西。演讲，背诵，唱歌，一种节日的气氛弥漫其间。我们不知道稍后在终场的一幕，观众们将扮演主角……我们一起在办公厅用晚餐，吃的是女士们准备的罐制的香肠和豌豆，红葡萄酒，饼干，奶酪。用餐完毕，我走到了一楼(美国人的二楼)玩桥牌，不在工作的职员们在看一部彼得·塞勒斯的影片，片名不可谓不应景——《法律错误的威力》……

晚上10点30分，我刚刚叫出“三无王”，突然听到屋外人群的怒吼声。我跑到了窗边俯瞰正门，看到人群站了起来，犹如惊涛拍岸冲击着士兵们排成三排的警戒线。这一个非常画面将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打牌的，看电影的，以及其它所有的人(共计23人，包括5名妇女)迅速冲进了底层通往安全区的地方……

外面的人群打碎了窗户玻璃，但是栅栏和胶合板百叶窗岿然不动……暴徒们开始在窗边焚烧麦秆。我们从空隙处往外泼水，但是房间里弥漫起烟雾……屋里的烟让人呼吸困难，我们看到了许多火光，显然暴徒们很快将穿越墙壁，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就有被活活烧死的危险，我下令打开紧急信道……暴徒看到我们后，高声欢呼，立刻动用身边的任何东西来对付我们。此时大约是晚上11点10分，离攻击开始只有40分钟。

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分开了，只有女士们除外，在她们身边总有一、两个男士奉命来照顾她们。我们被拽着头发，揪着领带，几乎喘不过气来，头上被人用竹竿敲打着。我不知道这延续了多长时间，不过最后我发现自己勉强站在代办处的侧门旁，尽管当时我不知道身在何方……

大多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有人被拉去来回地游街示众，被迫跪倒，以侮辱的姿势被拍照。所有人都遭到了拳打脚踢，女士们也没有躲过暴徒们一双双贼手的猥亵。大多数戴表的人都丢失了手表，衬衫、裤子和短裤被扯破了。红卫兵的素质就谈到这里……军队和便衣警察最终把大多数人救了出来，暂时和我一样留在警察岗楼旁……

代办处一片狼藉，只有保险库未受破坏。除了重型卡车和放在外交公寓车库内的一辆应急汽车以外，所有官方的运输工具全部被毁。我的房间被洗劫一空，连我的衣服在内，所有的物品都荡然无存。此前我把女王签名的照片放在了代办处的安全区域，此番它安然留下，不过些微有点烧焦。

尽管遭受了一番劫难，霍普森仍然建议不要断绝外交关系，伦敦接受了这个立场。但是在8月30日，外交大臣布朗致信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询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在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双方都暂时从对方首都撤回自己的使团和人员。”正在不断遭受红卫兵冲击的陈毅没有做出回复。英国人开始考虑他们是否会被迫撤离香港。直到1969年3月28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迈克尔?斯图尔特还向内阁负责香港事务的委员会的官员们传阅了一份跨部门的报告，“其主要前提是：我们不能依据现在的条件留在香港直到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不过随着文革的发动阶段在这一年内渐渐淡出，英国的外交官们开始更加平静地看待香港的未来。

三、左派癫狂

左派的影响在武汉事件上迅速达到了顶峰，而火烧英国代办处则是一个转折点。据说，周恩来对这一火烧事件十分恼怒。他批评自己由于身体的疲倦，同意了那份最后通牒。左派分子的胜利即使是甜美的，但却是短暂的。中国外交部暂时为前人驻雅加达临时代办姚登山所控制；姚在4月份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国后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得到了“红色外交战士”的称号。8月4日，关锋、戚本禹在与姚登山交谈时，对外交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姚说，戚本禹称外交部的“领导思想”是“顾虑重重”，总是“怕这怕那”。据说，戚讲过，甚至在其它国家让我们“挨骂了”，中国外交部还在可怜兮兮地说什么“两国的友好关系”。如果姚的谈话记录值得信赖的话，那么关锋和戚的观点则是一致的：

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看，年复一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不断在骂我们，但是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媒体甚至不敢反映这一点，更不用说回击了！为什么哪？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怕。怕什么呢？就是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8月7日，王力在与姚登山以及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中，火药味丝毫不减。他提出要把外交部那帮思想僵化的“官僚”统统撤职，换上敢想敢干的“二十几岁”的人。王力声称点名抨击陈毅是正确的，是毛亲自批准的。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王力鼓吹外交部的“造反派”对保守派的革命斗争远远不够坚决：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脑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王力的一番话迅即为红卫兵接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打开了绿灯。8月15日，姚登山在外贸部“造反派”召开的大会上讲道：“谁说我们红卫兵不能干外交？我们能！(鼓掌，呼喊口号。)同志们，我感觉王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必须革命到底，坚持革命到底！”

王力的讲话激起了外交部新一轮的激进思潮，此时正值香港的局势危机鼎沸，其结果不难预料。尽管王本人后来把火烧英国代办处归咎于暴徒而不是红卫兵。当时周恩来称冲击英国代办处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把外交部的极端行为主要归咎于姚登山：

他们(造反派)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给顶了回来。姚登山到处做报告，制造混乱，……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

但是，冲击英国代办处的急先锋还包括外国语学院及其它单位的激进分子，与王力不同，姚登山文革后得到了平反。

不管谁应该对此负责，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发生两天后，在那年夏天的内战达到高潮之际，周恩来当着一位自己熟知的外国贵宾的面，披露了自己深深的绝望。8月25日晚，总理向美国黑人知名历史学家、学者杜波伊斯的遗孀雪莉?格雷姆透露：“整个中国革命可能暂时失败。我们会失去一切。但是不要紧。我们这里失败了，你们非洲会吸取我们的教训，会有你们的毛泽东，你们会干得更好。因此最终我们会取得胜利。”然而，周恩来即将再次转守为攻，他这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戏剧般的起伏跌宕。他的手段就是收拾所谓的“五一六”。

四、王力的倒台

8月25日拂晓前，杨成武从毛暂住的上海飞回北京，周恩来找杨单独谈话，他评价英国代办处被毁后的北京局势是“大祸临头”。周对杨说：“发生了那么多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交待，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如果任由它发展下去，哪里会是个头呢？”周恩来说他别无选择，只有让主席来做出决定并下达指示。杨立即飞回上海，向毛作了汇报。据说，主席那天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让护士把杨成武叫到身边。毛告诉杨，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在杨离开前，毛稍微修改了一下他的指示，他让杨告诉周暂时不处理戚的问题。到了8月26日中午，杨成武返回北京，向周作了汇报。

周恩来刻不容缓。他先做的事情就是命令杨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杨说主席让他“只向总理一人报告”。周打消了杨的疑虑，他提醒杨，林是中央副主席，“这样大的问题，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您向林副主席通报的。”周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8月27日拂晓，由于严重的心绞痛发作，致使他在随后的36个小时停止了工作。

王力最迟在8月28日知道自己有了麻烦。他从无意中听到的江青和康生的谈话片断中得知，根据毛的直接命令，对他的历史展开了高度机密的紧急调查。调查“结果”将“显示”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是苏联特务，包括其姻亲在内，整个家庭只不过是“一窝黑货”。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对关锋历史的调查同时也在进行，而且也将导致类似的评论。8月30日，在周恩来主持的长达11个小时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传达了毛在此事上的有关指示)，王力和关锋面对的是这些调查“结果”，进行了长达11个小时的抗争。这种场合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是：王力和关锋的顶头上司将抖露“结果”。这意味着康生最后要就王力的“错误”发表长篇谈话，而陈伯达则要谈关锋的“错误”。文革以来形成的惯例就是江青可以随意就两人的“错误”发表评论。这次中央碰头会——林彪因在北戴河而缺席，他的妻子兼联络员叶群也因“病”缺席——的结果是责令王力和关锋“写检讨”，把他们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

我们不清楚王力和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最初的罪名实质是什么，如果说它还有实质的话。不过，其中的一个罪名是他们对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之际达到顶点的外交部的混乱负有责任。毛对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稿的最后评语是“大、大、大毒草”。

五、军队层面

毛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自从1967年初以来，这一提法不时被用来打击解放军领导人。8月初毛开始重新思考其“策略”上的合理性。这个口号是《红旗》杂志庆祝8月1日红军创立40周年社论的主题。这篇社论由林杰起草、关锋修改、陈伯达批准和签发。根据王力的回忆，陈伯达的批语是“很好”。该社论在发表前没有提交周恩来或康生审阅，江青事先也没有读过。看来毛或林彪也不可能读过。

据当时的一份材料说，毛在观看有关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事件的未剪辑的新闻纪录片时，看到“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出现了两次，于是首度对此表示质疑。毛在说“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之后，他要求把这个口号的画面给剪掉。此后，“根据主席的指示，当时在沪的中央领导人把主席的这个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林副主席、总理和伯达同志。”

8月11日，这一消息传到在京的中央领导层：毛说“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当天晚上，陈伯达在同北京的主要红卫兵组织领导人谈话时，解释这个口号要放在正确的背景下理解，不能滥用。四天后，在8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周恩来告诉同一批大学红卫兵领导中的一些人，不要再使用这个特殊口号。在随后的几天内，中央领导人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警示。8月29日晚，王力自己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会议上说：“有些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军内的问题军队自己可以解决。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领导，林彪同志指挥的，没必要去揪军内一小撮。”然而，如果王试图紧跟形势，那么他发现为时已晚。

王力和关锋背负的其它罪名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说王是克格勃特务的证据是：有一次他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尤里·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会谈，而后者在1967年成为了克格勃的首脑。然而，在两人会面时，安德罗波夫是苏联共产党中央主管与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关系的部门的领导人，因此两人的会面完全是合适的。王和关还被指控反对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同事，特别是陈伯达、康生和江青。

9月4日，戚本禹写信给毛，在信中拉开了自己与王力和关锋的距离。他指责王、关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为左倾的“盲动”。戚举例说，他们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少数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他们没有看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王和关还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媒体上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戚最后说，他们“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的错误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毛对戚的来信(它包括了必不可少的贬低自己的检讨)的批语是“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最后，中央办公厅通知各相关部门，从1967年10月8日午夜起，王力和关锋正式不再是可靠的革命者，因此不再享有或不再传达给他们任何官方文件。10月16日，北京卫戍区正式拘捕了王力和关锋，把他们软禁在北京西山的别墅中。

毛的果断行动让左派分子警醒，让将领们安心。除了王力和关锋之外，与这两人有关以及(或者)带有“极左倾向”的下级官员成了替罪羊，纷纷垮台。“五一六”集团的骨干“分子”构成了一部名幅其实的文革激进派的名人录。他们都是自1966年春天以来，在党的学朮和思想宣传领域内，一路青云直上、叱咤风云而权倾一时的人物。在北京，他们包括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红旗》副总编辑；周景芳，北京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三位最著名的“左派”——潘梓年、林聿时、吴传启，在华中的农村躲了一段时间后，遭到逮捕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以外，在所谓的核心成员中，最著名的是外交部司长姚登山，成了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替罪羊。这时，周恩来对姚登山所作的未公开的评价是姚“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分子。”

六、王乃英案

在很多人看来，最能说明“五一六阴谋”本质极其“险恶”的证据是：连其部分骨干分子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执着的审讯人员要花费比平常大得多的力气来“说服”嫌疑犯对自己“罪行”的本质获得“正确的”认识。著名的“五一六分子”、林杰的妻子王乃英那堆积如山的卷宗的最后部分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当王乃英意识到其丈夫遇到了大麻烦以后，感到别的事情她无能为力，只有在《红旗》编辑部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事实。她说，“假如林杰同志有一条反党中央、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状，我一定坚决和他严格划清界限，和大家一起积极批判他，把他斗倒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她首先要求立即公开林杰的情况，说“我要见林杰！”9月7日，她本人被软禁于家中，受命揭发她的丈夫。

在被捕后三年多的时间内，王乃英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材料，说明了她的每一次活动、每一句相关的讲话，每一件有一点可能引起审讯人员兴趣的东西。1970年12月，她最终被召来认罪。她的第一份认罪书(她亲手写的)是最生动的，其结尾是这样的：

我追随5.16反革命头目周景芳等人，是干了一系列5.16反革命罪恶活动，但在1967年8月党中央公开揭露5.16阴谋集团之前，我不知道5.16这个反革命组织，也不知道它的反革命纲领、计划及其成员。我没有参加它。(所以)我没办法承认我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

王乃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

无疑，王乃英的这份认罪书没有通过。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是第二天，她又写了一份认罪书(她亲手写的)，这一次的结尾是这样的：

……因为确实有大量的揭发材料证明我是5.16反革命骨干分子，而且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仍证明这些是可靠的。

5.16反革命核心成员 王乃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

最终，在24小时后，这次可能是手续问题——因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这个特定标签含义狭窄，在有关惩处反革命的法律法规内是找不到的——王乃英写下了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认罪书：

承认自己犯了罪，承认自己是干了5.16反革命活动的罪犯(王氏原手稿如此，——沈迈克注)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向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弃恶从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罪犯

现行反革命分子 王乃英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不过，王乃英至少活了下来。其它人未必有那么幸运了。

要让王乃英这样的人承认有一个“五一六”阴谋，承认自己还直接参与其间，不免是困难的。为了防止有人因此主张或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阴谋，中共中央利用中发文件的权威性所固有的说服力，发表了如下指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激进派在第一批“黑后台”被捕后的反应与王乃英及其丈夫被捕后的反应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大为愤怒和绝望，直至完全不能理解。一名一度为《红旗》杂志捉刀代笔并同王力、关锋关系亲密的同事，在9月3日听说《解放军报》社的一名编委同他们一起遭到清洗，而毛和江青27岁的女儿李讷被任命为《解放军报》新的总编辑，他惊呼道：“毛主席是不是糊涂了？”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要想牺牲几个人来缓和矛盾办不到，何况那几个人是什么问题还说不定……连被斗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党委书记在得知关锋的同事林杰被捕后破口大骂：“他妈的混蛋！前几天还是革命左派，现在就成了反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陷害！”

七、保护周恩来

如果毛相信，在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和鼓动“揪出”军内一小撮的等事件后，有必要“陷害”激进派，那么他可能曾希望通过强调保护周恩来总理，让人们更能接受反“五一六”运动。显然，毛已认定，要确保国家在“内战”中继续运转，周是不可或缺的人物。9月5日，江青在对安徽省代表团的“重要讲话”——10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把讲话录音发放给全国“学习”——中宣称：“‘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不久，中共就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造反派组织的名字很快不胫而走，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是直接或间接的“极左”或“反周”，都被戴上这个帽子。

在周恩来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外交部：

“揭露”该(五一六)组织成员或同情者的运动始于1969年1月，在1970年达到高潮。1970年的春天，指导外交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军代表马文波向周恩来汇报，在该部大约2000名工作人员中，发现了1000多名“五一六”分子。在许多部门，50%到70%的人员被指控属于这个反革命组织……对于保守派来说，这个运动是同宿敌算旧帐的机会，在这里，个人的仇怨是主要的。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一直在稳步增长；据1980年代出版的官方中共党史著作的说法，它最终包括“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群众”。1968年2月，尽管戚本禹曾向主席提供过主席从前的老战友们的罪状，但他还是被捕了。(他的被捕一开始是秘密的，他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有谣言说中央派他去上海协助筹备“九大”。)3月，在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撤职、拘捕后(过程隐晦不明，后文将对此进行讨论)，这些人(再加上前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被说成与“五一六”组织有联系。党中央在年底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专案领导小组，具体监督对“五一六”组织所谓的成员和“黑后台”的清查工作。1968年以后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甚至让最见多识广的中国历史学家都感到疑惑不解。其中有人写道：“它的动机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目前笔者不能提供充足的事实依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到1970年，即使是那些负责追查“五一六”分子的人都卷进去了。如1970年夏末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他曾经是清查“五一六”的总负责人)也被打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

八、外地的清查运动

在不同地区，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力度相差悬殊。最近官方出版的各省市的史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差异。据江苏史志描述，该省在1968年以后的“一系列运动”中，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是“最野蛮”的。江苏省一共“查出”了13万人以上的“五一六分子”，其中被折磨致死致残的有6000多人。另一方面，河南、西藏、辽宁的同类史志却不大关注这个“阴谋”。广西可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区。在那里，只要被在位的领导层认定是“右派的或者‘左派’的，抑或是两方面同时策划的阴谋”，“五一六”这个标签就可以不加区别地用于任何事、任何人。广西地区的领导人在1970、1971年宣称，1967、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其实都是“五一六阴谋”的一部分。这些时间包括占领《广西日报》社，盗窃准备提供给越南的军事装备，抗议把一支解放军主力部队调离广西，甚至还包括一出叫做《南疆烈火》的所谓“黑戏”的公开演出，以及当地文化领域对取缔“黑会、黑戏”的抵触。

1971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新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以监督全国性的大规模清查工作。中央宣布了该小组的人员组成和权限，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少将担任其副组长，主持大多数的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还公布了一批林彪和周恩来谈有关“政策”的新语录。引用林彪的有：“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在周恩来的大量语录中有一则按时高层中有很强的反对清查的势力：“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这份材料没有说明周提到的神秘的“他们”的身份。1973年10月22日，李震少将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地下的热力管道内，这个秘密从此就更加扑朔迷离了。起初，人们猜测李是被谋杀的，在王洪文的领导下根据这个猜测开展了大规模调查。这一调查的最终结果是：李震担心自己与“阴谋”头子的“非法联系”遭到暴露而自杀身亡。然而，王洪文最后拒绝接受和批准这个结论。

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1967年8月开始的打击极左势力的行动虽然有助于周恩来，却无助于一年前被打倒的党的领袖们。尽管革命委员会制度的推广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和平，然而内乱却依然肆虐不止。

壹拾肆 红卫兵的消亡

1967年秋天对“五一六”组织的打击，旨在通过清洗该组织所谓的煽动者，力图部分地结束“全国全面内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67年10月，毛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联合后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原来的国家机关。经过了一年的斗争，清洗了许多“坏人”以后，毛急于召开中共“九大”以建立新的秩序。《人民日报》猛烈抨击了无政府主义和派性。然而，血腥的暴力活动还在继续，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则使形势更加恶化。毛最终把刘少奇打入万丈深渊，则为后来的大联合开创了一个糟糕的先例。

一、革命委员会

当第一批革命委员会在1967年初成立时，迎接它们的是一片欢呼声，人们都在表达对官僚主义的憎恨，都称颂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巴黎公社的民主机制。最终，新政治秩序的机构没有那么理想化。不过，重要的改变还是有的。旧有的省一级的组织结构由3个名义上独立的官僚机构组成：省委下属的部门，政府下属的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等法律机构。它们现在被革命委员会下属单一的官僚政治构成即“业务组”所取代。

按照设想，这些新的小组应该比它们所取代的部门精简。1969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只用了580人，而文革前省委省政府用了6694人。大批下台的官员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但是，即使这个应该是理想主义的事业，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僚政治的影子。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人们下乡后可以免费得到两个箱子（作为财产），多要，就要收费了。所在这些都依据国务院刚刚成立的‘五七办公室’下发的文件。”

虽然干部数量减少了，革命委员会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官僚政治机构，仍然坚持区分“革命群众”和“党的领导者”。即使没有重新组建省委，在革命委员会里还是成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党员依然享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权，特别在接触讯息方面更是如此。

到1967年10月毛号召实现大联合之际，在中国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只有7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各地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存在问题的省份派一些人去北京，试图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来克服当地的派性问题；因为1967年出版了8640万套《毛泽东选集》，3.5亿册小红书，不缺没有可读的东西。”

到1968年3月30日，在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之后，又成立了11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每一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其成员人数在100人到200人之间，常委人数在20人到50人之间。《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自信地宣布“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中共中央直到9月份，才批准成立了最后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新疆)，并在另一篇联合社论中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要“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筹建革命委员会的过渡阶段持续时间很久，其间有和平的过渡，也有暴力的过渡，这取决于地方政治、军队和群众势力之间的对比。在很多情况下，复杂艰巨的谈判导致进程缓慢。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成员或者周恩来亲自在北京主待会议。有关各方试图在会上就谁上谁下达成一致。会议似乎永无穷期，一般要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从1968年周恩来个人干预的次数来看，广西（到当时为止）问题最大，接下来是邻近的广东、山西、辽宁、吉林、湖南和江苏。

这种协商的目标是实现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一般来说，争议较大的问题是：一位当地解放军首长在“支左”中的表现并不怎么值得称道，他是否有资格当副主任；一位前任副省长，在1966年以前一直奉行“经济（而不是政治）挂帅”，他是否可以代表革命干部；某群众组织的年轻代表此前只不过是个工人，他能否在全省最高权力机构的常委会内拥有一席之地。

即使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得到正式批准后，其内部的冲突和争执仍然此起彼伏。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月以后，就向中央提交了一份相当坦率的报告，它很清楚“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更要紧的是，新的机构同“旧的观念、旧的不良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有人

刚开始工作，还没有调查，没有到群众中去，什么情况不摸，就急于发号施令；……没有准备，不调查研究就要开这样那样的会，发这样那样的文件。个别人轻率处理重大问题的事也有露头。

中央当局的反应是号召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学习河北省采取的激进应对措施，即随心所欲地镇压对新的地方当局的任何挑战。任何对于新的革命机构权力所作的挑战都是不允许的。

二、和平过渡：天津

北京东南大约70英里外的港口城市天津，在1966年底以前是河北省的省会。1967年l月2日，它升格成中央政府的直辖市，地位与省相当。当时中国一共有3个这样的城市，其他两个是北京和上海。虽然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建进程缓慢，但没有发生大的意外。

上海“一月风暴”掀起的第一波夺权浪潮席卷了天津以后，天津市陷入了短暂的混乱，后来为当地解放军警备区所接管。到了3月，一个特别过渡性的机构牢牢地掌握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其领导人是前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和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周恩来自信地宣称，天津看起来没有什么妨碍革命委员会早日成立的大麻烦。但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提醒道，由于变化发生得太快，有些权力可能会落入“保守组织”手中，真正的革命者反而会靠边站。在巴黎公社的经验启发下，该市许多的“革命群众组织”大谈特谈直接选举，他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于是指出“表面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看起来很民主，实际上不民主。” 4月的第二个星期，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周对天津赴京代表团成员们说：“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康生再度强调：“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

中央当局在急刹车后，接着就把各地的不彻底夺权活动转变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厅里的冗长协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则在旁密切监督。张春桥根据他自己的上海经验建议天津要采取实用主义：“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而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像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在1967年春夏的其余时光，“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承担了已停止运转的前天津市政府大多数功能。该指挥部由解放军控制，但是工作人员却来自以前的文官政治机构。相比之下，党委是削弱了，当地“革命群众组织”及其支持者私下里却是抱怨不已。在他们看来文革的理想遭到了歪曲。大部分怨气和讥讽是冲着当地部队角色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是高级军官的配偶，有时候“枕边风”是很厉害的！所以在城里的军队奉命“支左”的时候。最后他们支持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而不是反对派……要(当地)部队“支左”根本是错误的。它担负不起“支左”的任务。

协商的节奏从8月开始加快了。当地解放军检讨自己犯了某些“错误”。1967年11月，一份由97人组成的天津革命委员会委会名单最终上报了中央。毛的批语是“很好，照办”。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现在还是天津警备区第一政委。他的3位副手是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一位高级军官以及公安局局长。12月7日，《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报道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25万多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天津从“旧”市委、市人民政府到“新”的革命委员会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秩序的政治过渡了。在该市的工厂和大学，仍有断断续续的派系冲突。尽管全市工业生产率下降23.7%，但是其基础设施几乎完好无损，仍在正常运转，而其它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筹建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天津的过渡中，解放军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特别信任。

三、暴力过渡：广西

并不是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诞生在中共中央的谈判桌上。以毗邻越南北方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其革命委员会是诞生在战场上的。由于广西靠近越南战争地区，中央对那里的情况特别关心，1967年3月周恩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过渡政府，到了11月它被正式命名为“广西革命筹备小组”。尽管它是由区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领导的（也许这就是原因所在），但是它从来没有建立起像天津解学恭那样的权力机构。1967年8月，大约200名广西的造反派暴徒来到北京，潜入了解放军管理的京西宾馆，把在那里暂住的第一书记韦国清打得血肉模糊，不省人事。

1968年初，战斗在两大“革命群众”组织之间进行：“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反对韦国清，它得到了驻广西首府南宁的一支直属北京的解放军主力部队的支持；“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忠于韦国清，它得到了广西当地解放军部队的支持，这支部队服从于兼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这两大群众组织的部分领导人打算妥协，然而其他人则不肯。出版于1990年广西官方的文革史称“两派都准备用武力压制和消灭对方”。因此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1968年春，随着那一主力部队被调出了广西，“四·二二”派失去了解放军的支持，平衡开始被打破。7月16日中午，在经过了数周的精心准备后，韦国清的部队开始炮轰“四·二二”控制的南宁部分地区。南宁城很快陷入一片火海。第二天，正规的解放军部队和全副武装的“联指”成员攻击了自称“四·二二野战军”在邕江边的阵地。在随后的战斗中，166艘船只被击沉，3600吨货物被毁，许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在7月31日的第二次战役中，广州军区、广西军区(广州军区的一部分)、南宁军分区的7支部队与“联指”会师攻打南宁市区的“四·二三”派。这一次，价值大约6000万元的财产被毁，5万多人流离失所。近1万名“四·二二”派的幸存者和支持者被捕入狱，其中2324人后来遭到处决。官方的照片显示，成排的“群众成员”被捕后在街头被处死，鲜血染红了大街小巷。

8月8日，韦国清宣布获胜。1968年8月 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133人组成的广西革命委员会名单，主任是韦国清，副主任共12人。一周后《人民日报》在该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之际，向“革命人民和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表示祝贺。

四、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11月，解放军奉命停止进行辩论和张贴大字报，集中力量整顿军官作风；军队院校被告知要搞好“三结合”。12月，解放军正式接管了公安部门，此前解放军已经在管理许多公安部门了。要想实现统一，解放军必须扮演主角。不管革命委员会的筹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解放军都在这场戏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天津、广西以及此前上海的例子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放军的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48000多名县级以上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大多数是解放军军官。在“三结合”的权力架构中，按照设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应该占有同等的地位，然而，实际上他们的人数和权力相对解放军代表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

当时，部分中共领导人不愿意承认真正的权力落入了军队手中。陈伯达宣称：“有人把革命委员会叫做‘军事政府’，这是国民党的反动口号。”但是20年后研究文革史的一位解放军学者公开承认，大多数革命委员会都是“军管的变种”——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别名。在29个省级革命委员会主任中，6人是上将，5人是中将，9人是少将。其余的9人虽然主要是党干部，却都兼任解放军相关部队的政委。在广东、辽宁、山西、云南和湖北，所有县级以上的革命委员会中，81%到98%的主任都是军官。

1970至1971年间的冬天，各地省委在中断了4年之后得以重建，此时再度出现类似的军事化过程。6名上将、5名中将、11名少将出任省委第一书记。1950年代初，北京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统治。但从那时以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文官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直到林彪倒台以后，毛才能着手恢复文官的权力。

五、清洗杨成武

然而，对解放军来说并不是一切都风平浪静。清洗“五一六”组织激怒了激进派，促使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复旧”的运动，以确保他们在文革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不被化为灰烬。文革的政治就像是跷跷板一样，地方的军队首长夺得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巩固了他们的权力，然而北京的军队领导层则在激进运动的反冲中蒙受了重大打击：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其两名高级同事——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遭到清洗。

正如文革爆发时清洗彭真及其三名高级同事一样，每一次清洗的理由各不相同，然而共同的目标是剥夺他们的重要职位。在毛、林彪和江青看来，这些人不是敌对者，就是不足以信任者。接替杨成武的是林彪的亲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与杨不同，黄立即成为了总参谋长，而不是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的倒台让林彪的另外一名亲信、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加强了对空军的控制。新任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极端忠于林彪，注定了要迅速升入政治局，又由于与其多疑的主子发生冲突。一年后被打发去了四川。

六、红卫兵的消亡

政治体制的重建最终并不是毛对所谓旧事物的“否定”，而是以解放军军官为主的一批新人来进行修补。由于太多的当权派在文革之初倒台，导致党的干部在这个修补体制即所谓“三结合”权力架构内势单力薄。1967年10月，周恩来告诉中央军委，党和政府已经“瘫痪”，解放军要要管理党、政府和军队事务，尽管他希望“三结合”很快接踵而至。更为显著的是，没有出现大量的“革命命接班人”，毛又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尤其是红卫兵、造反派来维持这个新秩序。然而，他们的缺席却要部分地归因于“小将们”自己的行为。

1967年10月，在学校停课几乎一年半之后，中共中央最终下令立即复课。但是，即使在实现了复课的地方，又出现了内容的问题，北京第二十三中学被树立为学习的典型。据那里的解放军领导人汇报：“我们首先恢复的是讲毛泽东思想，坚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课程。我们也恢复了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程，同时留出了非常有限的时间恢复了普通文化课程“比如语(文)、数(学)、外(语)。”问题大量存在。好老师的数量急剧下降。1968年1月，主管北京市教育局的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通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自从文革开始以来，该市中小学教师人数减少了2700多人，“矛盾十分尖锐”，主要集中在现有教师质量上——其实这是在委婉地表明流失的主要是好的和优秀的老师。为了应急，没有正式资格的人员也被召来代替流失的老师。

此外，对于良好教育的浓厚兴趣则受到攻击。下面的这些话被当作“错误思想”的例子：“不要搞大批判了，让我们回去上课吧！光那些作业就够我们做了。”“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一年多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教育和知识。我怎么才能毕业呢？”“我不想再批判任何东西，除非你给我一些新知识，教我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

纪律是另一大问题；它已经恶化到了文革以前闻所未闻的程度。10月14日，谢富治在向首都——他要管理这个城市——中学生讲话时说，现在是北京50万学生回学校的时候了，原因之一是纪律的恶化导致年轻人游手好闲，惹事生非。中发（1967）179号文件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图景：

学生在校活动时间，特别是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太短，有的学校只上一、二个小时课。课外作业一点没有，学生放学后又没有人组织自学，大多数时间都是玩耍。……有些学生成群结伙……备有匕首、棍棒、皮带等凶器，常常伏在公园的角落等处，借机引诱打架，有的被打伤，有的甚至被失手打死，引起很大纠纷。

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们在等待某些事情的发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那些不沉溺于帮派革命武斗而是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阅读、远离是非的人，可能受到了毛一段讲话的启发。这段讲话据说是1967年9月毛在武汉逗留期间发表的，官方媒体上从来未见引用，然而当时却传颂一时：“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有时，年轻人在日记中袒露了自己对于类似的毛语录的理解。1968年 1月27日，江苏某地的一个女孩写道：

昨晚指导员送了我一段语录：“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对这段语录，自己如何去针对自己的实际问题去理解、解决问题呢？ ……还有可能是平常自己不喜爱动脑筋，思索的少，缺乏分析事物的方法。没有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点我还是理解的，今后应加强。要想学好这段语录就是要继续挖思想根源。

有些年轻人沉溺于内省，更多的人则并不如此。他们喜欢真刀实枪地干革命，参与敌对的红卫兵帮派之间的厮杀，那样才够刺激。一位老红卫兵同其传记作者谈到，在1968年的一次战斗后，数千名铩羽而归的红卫兵，这样哀悼阵亡的战友们：

人们抬着几十名死者鲜血染红的尸体，走在队伍的前头，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伤员们由同伴们搀扶着，跟在后面。偶尔出现的断肢残腿——可能是一条胳膊一条腿，抑或是一只手——则由年轻的女造反派们拿着，用来证明战争的野蛮。跟在伤员后面的是打了败仗的队伍，即使在撤退时他们也斗志高昂。少数人带着枪，但是主要的战争武器是原打算用于卡斯特罗的蔗糖田的锋利的镰刀。他们以完美的队形前进着……轮流打着拍子，喊着不屈和复仇的口号。他们为自己把生死置之度外而感到自豪，而且愿意再度拿生命去冒险。他们相信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死的。

即使是校园也不能免于暴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在绝望中同意使用工作组，两年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正是为此而遭到痛斥的。现在还不清楚他从不同渠道(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解放军报》，红卫兵刊物，他自己的“耳目”)获得的情报是否让他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所准备。他可能对于自己新的冒险带来的灾难一无所知。

北京60家工厂大约3万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奔赴各个学校，宣传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的指示。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抵达清华大学。迎接它的是一些学生在勃然大怒的学生领袖蒯大富的指挥下打出的子弹和石头。工宣队有5人被杀，许多人受伤。在1966年成功地抵制了工作组和在1967年公开批斗刘少奇妻子王光美之后，蒯大富可不会再屈服于对“革命群众”的压制了。

毛原以为，只要把党内信奉“修正主义”的领导人清洗掉，他就可以直接对人民讲话，而人民会忠贞不渝地跟随他；现在，他的幻想破灭了。他的革命接班人如今在精神上已经不再受党的 “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束缚了，然而他们并不如毛本人所愿，自动地与他保持一致，毛的指示再也不能摆布他们。只有用强力手段才能调教他们。为了不使秩序失控的危险来临，在军队的支持下，工人组织应控制大局，正如一年前的武汉那样。毛不能冒这个险。

7月28日，在清华流血事件的第二天，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正式“召见”首都红卫兵的主要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毛用她在文革期间的绰号“老佛爷”称呼她，这个尊贵的称号原是清廷的太监们称呼皇太后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毛开玩笑地称她为红卫兵运动的“女皇”)、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毛问这位22岁的红卫兵“是不是韩信的后代”，把他和那位帮助建立了汉朝的传奇将军、战略家相提并论)、蒯大富、王大宾，王是年轻的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深得毛的欢心(“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聚会，它证明了学校造反派的领袖们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所取得的地位。陪同毛接见他们的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林的妻子叶群、副总理谢富治、谢在北京革命委员会的副手吴德、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尽管红卫兵受到的是高规格的待遇，但他们听到的却是对其运动的死刑判决。

蒯大富抵制“工宣队”的公开理由是：有“黑手”试图压制校内的革命派。毛假装诙谐地告诉红卫兵的领袖们，他自己就是那个“黑手”，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说：“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当官僚了”。他指出蒯大富等领袖只有两、三百名铁杆支持者，而他却派去了3万工人，还不算林彪手下的军队。毛、林强调，红卫兵的暴力活动脱离了人民群众，包括许多学生；红卫兵没有参与合法的“斗、批、改”，而是忙于武斗。毛暗示，他倾向于进行军管，或者“斗、批、走”、“斗、批、散”。事实上他两样都选择：在许多地方，解放军部队进驻了学校。与此同时，各主要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去“上山下乡”。

“红卫兵”的称号还将延续10年：在中国的中学里，它代替共青团；在小学里，它(“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直到1978年 8月19日，它才被正式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1968年7月后不久，红卫兵的光荣岁月就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其领袖们也将被送到农场和工厂，像真正的无产者那样干革命。1968年有关大学生工作分配的通知称：毕业生“一般都要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大量的必须去当普通农民……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中的学生，在毕业分配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全国的中学毕业生则被告知中央希望他们“政治挂帅，斗私批修，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服从国家需要，到条件最艰苦的农村、工厂、矿山去。”

在接下来的7年里，1200万城市青年(占大约10 %,城市人口)被送往了乡村；在1967—1979年的12年中，共有1647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上海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7.9%。大多数青年在本省下乡插队，其中最幸运者被分配到了较为富裕的大城市周边的农业县。但是，上海、北京、天律、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8个城市把大批青年派往内蒙古、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省份。以上海为例，在100万上山下乡的青年中，只有40%派往了上海郊区。在1966—1968年间，一些最激烈的暴力活动就发生在这些城市，这并不是巧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虽然严厉，却并不突然，也不特别。事实上，在讨论文革应该包含哪些内容时，它是第一批被提到的具体措施之一。早在1964年5月，中共中央就号称“知识青年下乡或者返回农村”是“在农村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步骤”。就在那一年，有32万多名知识青年在毕业后被派往了农村。1968年的新现象是大大扩展了执行的范围，把大学毕业生包括在内，后来若干年里这成为了常态，而不是例外。那些有关系的人——特别是经历了农村艰苦生活的人——热衷于寻找的替代方法是参加解放军。

悲哀的是，红卫兵的解散并没有宣告暴力的结束，它只是个序曲，后面还有范围更加广泛的恐怖运动，将有更多的人遭受折磨、致残、逼疯、被杀或者自杀。在自杀的人中有姜永宁、容国团、傅其芳等让中国享誉世界体坛的乒乓球明星。”

壹拾伍 清理阶级队伍

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展的第一场重大运动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正如其名称所示，它旨在清洗所有破坏联合——据说它是革命委员会所创建的政治秩序的基础——的真正的或是想像出来的敌人。借用毛最著名的笔杆子过去在类似场合使用的隐喻，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排泄”：“人吃了饭要排泄，当然是一个麻烦，要耽误时问，要浪费纸张，但是，也不是一件环事，不排泄，那么废物往哪里去呢？社会也是这样，也要排泄，也不是一个环现象。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排泄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的排泄，本质上是不同的，过程也是不同的。”这样看来，“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除掉中共眼里视为废物的人们。这场运动向当权者提供了清除异己的机会。它于1967年底发轫于上海等地，1968年夏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达到高潮。

在1967—1968年间，毛从未就此话题进行过详细阐述，他把领导该运动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般认为江青起的作用是毛的泻药，和周的角色相比，她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在一位北京干部看来：“总理后边擦屁股就难。”周一开始就尽量扩大选择余地，把运动宽泛地定义成清除“坏人”。“你们要揪的坏人……不仅仅是走资派，”2月15日，周对浙江代表团说，“还有你们队伍中的环人……有人从海上来，有人从空中来，钻进了你们的队伍。”两周后，他在同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层谈话时引用了毛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正常情况下容易辨别好人和坏人。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坏人藏在幕后，你们就容易上当。你们要亲手把他们揪出来，这样做对你们的组织不会造成伤害，反而让它变得更好。’”

在一些省份和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是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进行的，在另一些省市，它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很快，全国不同地区对运动的开展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解释，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清队”过程的起始工作之一“三查”就是个例子。要让阅读政策文件的人明白其中的奥妙，非得编写特别的术语表才行：在江西，“三查”是（1）“查走资派幕后活动”，（2）“查叛徒、特务”，(3)“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破环活动”；在安徽。“三查”是（1）“查对敌人的警惕性”，（2）“查对敌斗争的坚定性”，（3）“查对待毛主席的态度”；在广西，“三查”是（1）“查立场”，（2）“查忠诚”，（3）“查斗志”。天津、湖南、河南都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规定。

受上海革命委员会委派执行“清队”任务的积极分子每人领到了一本手册。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其工作是对过去实践的延续，而不是断裂。尽管在编撰这一手册的年代，罗瑞卿和彭真的“流毒”据说已经公诸天下，但是判别“好”、“坏”的标准仍然是1950年代的那一套。上海当局大量印发了解放前国民党和“伪”政权“特务”网络的详细资料。此举实际上在表明这次运动针对的还是“通常的嫌疑对象”。对过去的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组织成为了主要的对象。上海《文汇报》1967年12月的一篇社论把搞“派性”的人员列为清理对象，理由是“他们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然而，不管怎样说，这次运动不仅仅是针对那些不能接受“大联合”观念的人们。

1968年5月25日的中发（1968）74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最早下发的指导该运动的政策文件。毛破例亲自批示予以肯定（“文元同志：……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其中包含了原载于新华通讯社机密刊物《文化革命动向》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由政治局的解放军“警卫部队”8341部队的官兵组成）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经验。在简短的序言中，中央号召各地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将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与本地的情况相结合，“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解放军8341部队官兵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清队”方法包括“对敌斗争大会”，“小会深追”，“攻心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该文件指出，不要以为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这样的态度意味着纵容。合理的宽大是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犯有普通罪行该坐牢的交给群众专政。

中发（1968）74号文件在结尾处说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下一个任务是“进一步挖掘理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中共领导人后来宣布的政策表明，由于大批的清理对象纷纷自杀，这一目标已经被放弃。在中国最重要的模范企业之一，辽宁省（应为黑龙江省，——校注)大庆油田，从1968年1月到4月，有15人自杀；从5月到7月，至少有36人自杀。”中共中央对此现象忧心忡忡，因为“阶级敌人”自杀后显然就不能提供“埋藏得更探”的阶级敌人的信息，变得毫无用处了。只要在被嫌疑者们的身上还有党能榨取出的感兴趣的东西，就还不能让他们死掉。

5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员谈话时，建议运动要暂停一个星期左右，要努力刹住“自杀风”。谢解释说“这么大的运动，个别坏人自杀也是难免的。但是多了对我们的工作开展不利，很多问题就不好查了。”

康生在和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谈话时号召改进“斗争艺术”。他说虽然“少数人死不要紧，”但是他们的死可能“有恶劣的政治影响，因为重要的线索断了。”

仅从中共领导人宣布的政策来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可谓有规定的相当明确的对象。但是披阅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的运动记录，就会发现目标变模糊了，过程变得不确定了，可以看到在其它的独裁统治下相似的现象。地方官员无一例外地扩大了运动的范围，以此为藉口变本加厉地强化有组织的暴力。“在有的地方，它变成了对有剥削阶级背景的人的大屠杀；在别的地方，它变成了对敌对派别的惩罚和谋杀；还有的地方，通过折磨和谋杀去清查一个完全是臆造出来的阴谋，牵涉人数以万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当权派刚刚上台，地位还不稳固，因此需要肃清异己，同时防止自己被指责不够卖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及其同事在上海执政已有一年，地位已然十分稳固，那里的局势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依照当时的标准，上海的运动也相对温和。

在程世清少将的领导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带着极端的偏见投入了“清理”工作。他们对准备彻底铲除的重犯使用了极其恐怖的手段，以图“杀鸡给猴看”。根据公安部1980年进行的调查，在一个生产大队，一名“阶级敌人”被打成国民党特务，在“批斗会”上被当众切去一只耳朵，亲属们吓得瑟瑟发抖，眼睁睁地看着他流血致死。之所以采取这样罕见的行刑方式，当时的理由是中共中央刚刚发布“紧急”通知，要“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如果对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的话，要耗费子弹，会浪费国家财产。”清理运动渗透到了经济领域，有一个省的领导层急于表现自己的革命忠诚程度，开展了一场实验：即在某些方面预示了10年后红色高棉的想法——如果说不是野蛮的话。为了 “一劳永逸地铲除”“资本主义”的根苗，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闭和解散了全省所有的合作商店和零售店，撤销了所有小商小贩的经营执照。小商小贩(大约15900人)和集体商店大约三分之一的员工(18800人)被安置到农村，指定他们从事农业方面的上作。19200名年老体弱的员工被简单地打发回家，还有15000余人主要是年轻员工，则被分配到了国营企业。

在东北的吉林省，清理阶级队伍导致2127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459人终身残疾。清理运动中受害的普通百姓的数量尚不所知，上述数字的官方出处只是交待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轮廓，“在普通群众中，死亡或致残的人数还要多”。毗邻的黑龙江省当时正在党政官员中进行“深挖叛徒”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扩大这一运动的范围。1968年初，中共中央表扬该省革命委员会挖掘“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叛徒”集团党羽的热情，要求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参照黑龙江的做法”。现在，网撒得更宽了，它包括“日伪特务，美蒋特务，朝、蒙、苏修特务”。根据文革后的一份官方报道，黑龙江的清理阶级队伍导致“大批的非正常死亡，数以万计的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伤害”。据中苏边境的一个县的官修县志称，当时当地当局（主要是部队官兵）对539名被嫌疑者实施了“33种、290样刑罚”，导致76人死亡，192人致残。在黑龙江省的另一个县，大约2125名被嫌疑者遭逮捕，其中“38人被迫害致死，2人致残，7人因遭拷打而致伤。”

内蒙占在1968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包括加大力度打击下台的地区强人乌兰夫“反党集团”，搜捕“新内蒙古人民党”的可疑成员——这是一个所谓的由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的“反革命”地下组织，同外蒙古、苏联有秘密的联系。在那一年里，同样饱受攻击的是在一年前“内蒙古二月逆流”中所谓煽风点火的人们。这些清理阶级队伍的罪名在地方上最后大多数落到了蒙占族人身上。文革后的中发（1981）28号文件指出，在内蒙古

与三大冤案直接相关的坐牢、挨批、挨斗、受到隔离和调查的人员总数为79万人。其中有22900人死亡，12万人致残。在“搜捕和清除”其他敌人时，大约8000名居住地靠近外蒙古边境的牧民被强行安置到内地，这又造成了1000人死亡。

内蒙古的暴力是如此恐怖，以致早在1969年中共中央就批评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使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做得过火、制造了“严重的民族冲突”。革命委员会主任（汉族人，中将）和第一副主任(蒙古族人，少将)被撤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戒严部队临时管制了内蒙古地区。

在河北东部，有84000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中共干部）被怀疑是某个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成员，由此遭受迫害，2955人在审讯中被折磨致死，763人致残。在云南，根据该省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在1969年8月统计，全省一共有448000人沦为运动对象。其中，大约有15000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而遭到“清理”，死亡人数达到了令人膛目结舌的6979人，是“被迫自杀”。在北京，从1968年1月到1969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导致3731人死亡，94%以上的死亡记录为“自杀”。在浙江，据估计，在运动期间有10万人遭到“逮捕，拘留，揪批，斗争”，总共有9198人被官方“迫害致死”。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得最野蛮的地方是华南和西南的边境地区。1968年夏，在广西宾阳县，在10天的工夫内有3681人被草草处决，集体掩理，其中大部分是当地的居民。现今，中国的高级党史学者们在描述这些事件时公开承认：

少数地方在把“反革命分子”打死后，甚至以最野蛮的方式食用其肉体和肝脏。在号称最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这种返祖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文革中最臭名昭著的吃人事件发生在广西的武宣县。中国的一位调查者（记者）在1980年代发现了一幅“在官方配合下，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进行系统的杀戮和吃人的混乱图景。”众了解较少的是邻近的云南省巧夺天工家县。

1968年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判农民周明太死刑。周明太立即被处死。这时，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并割去周的舌头。凶手许大发割去周的生殖器和睾丸，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着吃了。

有人提出可以用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来解释吃人现象，但是至少有一位作家驳斥这种分析不过是“汉族沙文主义”。也不能说共产主义在驱使他们，1949年以前国民党在迫害可疑的“间谍”和“敌特”之时在同样政治化的环境中，特务头子戴笠手下的特务和刑讯逼供人员偶尔也会食用遇难者身上的某些部分。

虽然在某些地区，清理阶级队伍一直延续到了1971年，但是作为一场全国性运动，它的势头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天已经逐渐平了。在那时，连毛似乎也感觉到这一运动已经走得太远了。他在中发（1968）170号文件中告诉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后来，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毛特别批评了北京大学对运动的处理情况。在全校一万名师生中，被派往该校“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解放军第63军官兵公然逮捕了900人。按照毛的观点，“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造反再抓嘛。”

在1972和1973年，北京革命委员会重新进行了调查数百名干部的案子。这些干部曾在运动中遭受调查和清理，一般被解职后送往农村从事体力劳动。现在的131名干部的案情记录提供了关于北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幅相当准确的图景。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许多材料提到了“历史问题”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在大批案件中，导致某人沦为打击对象的不是什么最近的事件，而只是对过去某一事件的政治意义的重新解释。不过，最近的“错误”仍然会牵涉其中，它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风气。这是任何统计资料或官修历史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以衡莹珠的例子来说，这个基层干部（行政18级，总共有24级）生于1934年，1952年加入了中共，文革开始时，她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的一名副科长。她被发现犯了“反动言论的严重错误”，在“清理阶级队伍”结束时，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在她的49句“反动言论”（不包括文革开始后对彭真的一些正面评沦）中，有一句是关于毛泽东的，4句是关于江青的，比较典型。

衡在1966年底“攻击毛主席’，她对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评论如下：“……‘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主席对刘少奇的批评可够厉害的！”在1966年9、10月间，她在同其丈夫辩论时说，江青“同志说马XX是‘王光美的狗腿子’，这句话，马XX这个干部就完了。”在1966年冬天，她对中央领导人的一篇讲话评论道：江青“同志有时不慎重，说话随便。”在同一个冬天，衡当着丈大的面说 “这个也反对毛主席，那个也反对毛主席。就是你XX不反对毛主席。”1966年底或1967年初，她同丈夫谈到江青曾经是一名演员，她说江青同志“演过电影《王老五》。”1968年初，她在家告诉丈夫“以后什么事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得提，不管是谁，中央文革小组也好，XX同志也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把所有这些言论都算作对江青的“恶毒攻击”。

在同一批北京干部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案子也列入清理的另一对象。杨某某生于1927年，出身贫农，1939年加入中共。在1966年前，他是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临时党组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被发现犯了许多“错误”，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党籍。杨的第一个罪名是在1939年12岁的时候他实际上没有加入中共。一个当时认识他的人告诉调查人员：“我记得杨某某很小。他不是党员！”另一个人告诉调查人员：“我想不起他是党员，因为他当时年纪太小。”在这些回忆的基础上，杨被打成“假党员”。杨的第二个罪名是提供了自己在1942至1944年间的居所、活动的不实信息。（他在家中养病，同父母在一起，但是他后来宣称自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儿童团。）第三个罪名是他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证据之一是他说过“不能盲从，要独立思考！”调查人员认为这是在暗中攻击毛泽东。说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个证据，他同一名现役军人家属乱搞男女关系。

在“清理阶级队伍”的环境下，衡、杨二人的罪行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这可以从对他们二人的从轻发落上看出来。他们都生活在相对比较文明的首都，这一点也很重要。尽管“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全国遭遇杀害的总人数没有个官方的数宇，但是有一份非常权威的社会学研究，根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所出版的县志中获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情况迸行了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份研究承认，“但是它是在对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做出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后得出的……我们最多能估计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到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还没有有关城市死亡人数的报道——当时中国有近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这个数字一旦公布的话，毫无疑问也会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一、对毛的个人崇拜

根据官方的分类，“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旨在解决“敌我矛盾”的运动。在大概同一时期，解放军开展了一场旨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较为温和的运动，名为“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无限热爱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你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人们以普遍真心实意的尊敬把毛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到了1968年，这种真挚的感情已经被国家发起的个人崇拜所取代。它充斥了小心编排的仪式，把毛最平庸的见解也奉为金科玉律，而偏离此道的行为则将遭到严厉打击。这种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理由是毛自己在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提出的。当时他公开声称：“个人崇拜有两种，”而真理在谁的手里，“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他。10年后，个人崇拜的实践理由则纯粹是为了进行政治控制。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仪式和仪式化的讲话，后者催生了不少新的语汇。其中最著名的一些“忠字化”的仪式是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强大的中央宣传机器合作的结晶。比如简称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最旱是由北京针织总厂的大约2000名女工发明的。1967年11月，在该厂军管会工作的8341部队的一些官兵向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根据他们的描述，整套仪式包括4个部分：（1）上班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请示”，从而“心明眼亮有方向”；（2）生产中学习工厂墙壁上的“语录牌”，从而“干劲猛增长”；（3）交班时和同事交流语录，“互相关心互相帮”；（4）下班后再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汇报”，检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在这篇有关北京针织总厂的长篇报告中，对这套仪式的描述只占一小部分。毛的批示是“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中共中央立即把该报告发给全国各地，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到1968年初，中国各地数以亿计的民众都在实践着这套仪式，版本有所不同，多多少少都经历了精心的编排。日后的诺贝尔获得者高行健是这样描述的：

清晨6点钟广播喇叭一响，便都起床，20分钟内刷牙洗脸完毕，都站到土墙上挂的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示，唱一遍语录歌，手持红小书三呼万岁，然后去食堂喝粥。之后，集中念上半个小时《毛著》，再扛锄头铁锹下地。

一位参加仪式的人日后写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我觉得这套仪式无意义、屈辱、单调，不过我当然不会这么说。”

革命委员会在整个“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中推广了种种“经验”，例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怎样言谈举止的清规戒律。典型的例子是：“忠于毛主席，就必须加强阶级观念，言必称阶级，言必称道路，狠批修正主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忠字舞”所有人都必须学会。在沈阳火车站，乘客们要花一点时间跳一段忠字舞才能上车。

大尺寸的毛的像章也许是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带毛的像章，而到了1968年，几乎每个人的胸前都佩带着毛的像章。最大的直径在10英寸，有些是用电池供电的，可以在黑暗中发光。1969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许多工厂从国家物资部门领取原材料，生产了约22亿枚铝质毛的像章。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用其它材料制作的像章，也不包括解放军制作的铝质像章，以及某些单位将原定于其它用途的铝质的像章。在杭州，毛的像章等“忠字品”在名为“杭州市工农兵请宝处”的店内出售。陕西在1968年生产了3000万枚像章，一个兵工厂的革命委员会把像章（加上一根香烟）发给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奖励他们“和盘托出了全部情况”。

许多知名的对毛的崇拜仪式都来源于解放军，比如“带着问题天天读毛主席著作”可以追溯到文革之前。不过，最极端的也许还是来自文官系统，即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以“正确崇拜”的名义进行的仪式化管理。1968年春，全国各地的代表团纷纷到石家庄来学习如何将“一日活动毛泽东思想化”，如何表达“三忠于、四无限”。在南京代表团的笔下，石家庄在每一面墙、每一条街道、每一处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都贴着“闪闪发光、光芒四射、光焰无际的‘忠’字”。他们在报告中说石家庄的人民“说‘忠’字话”，做‘忠’字事，当‘忠’字人”。石家庄人早上起床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干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的著作。

个人崇拜在某些方面在石家庄发展到了顶点，很久以来已被人们所遗忘，其中可能包括了对有关细节最精心构撰的理论解释。文革的《笑料集》甚至收录了某些方而的个人崇拜，包括商业用语的“毛泽东思想化”的例子当作笑话。南京代表团听到的解释是，这样一个表忠心的特别仪式只是商店开门营业时——甚至营业前——一整套复杂仪式的一部分：

他们除了坚持天天早请示和天天读以外，并提前开门（一般提前15分钟），同顾客一起开展“三忠于”活动……在店堂同顾客一起向毛主席敬礼，一起歌唱《东方红》，一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共同学习“最高指示”（老三篇、新四篇）和（林彪著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营业员和顾客接着开始静下心来做生意，他们的每一句对话都要用毛的语录。南京代表团记下了一些例子，如下表所示。在每天下班时，营业员要实践北京创造的“晚汇报”仪式的另一个版本：

汇报形式存两种：一种是自己站在主席像下检查汇报，另一种形式是坐下来，用毛主席语录，相互找长处，提希望。汇报后记入“斗私批修”“斗争笔记本”或叫“三忠于”活动笔记本，最后唱语录散会。

按社会分类，对毛的语录的典型应用

顾客类别：营业员讲…… 顾客接着讲……。

工人：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解放军：要拥军、爱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要参加；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荣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农民：抓革命、促生产；抓紧粮食、棉花生产，争取更大丰收；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紧跟毛主席，继续闹革命。

干部：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斗私批修，要破私立公；紧跟毛主席，继续闹革命；努力学习老三篇，彻底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

老年人：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家庭妇女：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那当然，有人觉得适应这样的仪式非常困难。南京代表团听说：

但是在运动一开始，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运动伟大意义认识不足，不理解，不得力，存在不同程度的思想障碍。

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开始有的很不习惯，怕难为情、张嘴脸就红，心发慌，有的怕影响业务，有的怕照顾不过来出差错；有的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愿意宣传。

对毛的个人崇拜维持到了1969年春天（那时中央当局第一次严肃地制止该运动），其中害怕和恐吓起了关键的作用。原来像“是否忠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这样的话似乎没有多少真实含义。但是，在1968年的石家庄和中国的无数地区，这决不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含蓄的威胁，预示着那些在语言、行为、性格上不够“忠”的人的下场。1968年10月7日，河北省阜城县的一位中学教师“依法”被判处9年徒刑，其罪名之一是在私人日记中先是写毛的某条语录给了他“无穷的力量”，接着又改成了“很大的力量”。1968年10月15日，《邯郸日报》的一名排字工人错误地（？）把祝毛泽东“万寿无疆”排成了祝他“无寿无疆”，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20年徒刑。我们无法知道这两个案件的量刑在整个中国是否普遍；也有类似的忤逆事件获得较轻惩罚的例子。1968年4月，北京检察院的一名干部说，看到群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让他想起日本占领满洲时期读小学时的情景，那时的学生在每大一早晨上课前都要向傀儡皇帝溥仪和日本天皇敬礼，这些“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土席”的言论被记入了档案。然而，他得到的惩罚只是降职，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从事了几年劳动。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终止了“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但是在农村地区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1年林彪死后。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指责了该运动的“过分”，但是他可以理解众为什么要这样：“你不搞啊？”毛还特别提到：“说你反毛，anti-Mao!”

二、对经济的影响

不管大多数中国人在暗地里是如何看待毛的个人崇拜，毫无疑问，他们投身其间只是为了过上宁静的生活，避免引起当局对自己的注意。然而，在这个动乱年代中，一般的中国人不仅要关心改治上的生存，也要关心肉体上的生存，最重要的是填饱自己的肚子，因为1967年的内战和1968年的恐怖运动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1967年工农业产值下降了9.6%。由于动乱主要出现在城市，工业受到的打击最大，其产值下降了13.8%，农业只下降了1.6 %。钢产量为1030万吨，几乎下降了二分之一；周恩来特别重视的国家主要燃料煤炭的产量为20600万吨，下降了18%；石油的产量为1388万吨，减少了67万吨。粮食产量为21700万吨，增长了2%多一点；棉花产量为235.4万吨，增长了1%多一点。但是，建筑业下降了三分之一，进口减少了12%，财政赤字达22.5亿元之多。

尽管红卫兵的免费旅行让铁路系统疲于应付，不时出现的武斗又让铁路枢纽陷入瘫痪，周恩来还是在竭力地保持铁路运输的稳定。为此他在1967年接见铁路官员和工人的次数达到100次以上，他凭着个人的威望让铁路系统的18个局、52个分局、甚至部分重点车站这三方面实现了联合。即使如此，铁路运输还是几乎下降了25%，从1966年的54951万吨下降到了1968年的42095万吨，然后开始恢复；同一时期，由于红卫兵的因素，旅客运输量增加了20%以上。

工业生产的下滑一直持续到1968年，交通和分配的中断对农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陕西农村的武斗和无政府状态一直持续不断，省革命委员会被迫于1968年6月定量供应煤油、火柴、香烟和肥皂。在抢劫盛行的地区普遍设置了路障。城市中的武斗使得工人不敢上夜班，上日班的工人则是晚来早走。第三个五年计划（按设想是1966—1970年）的安排完全中断，生产失去了指导。县级以上的非军用物资被冻结。到了1968年春天，所有这类动乱影响到了国家的粮食采购。地方解放军的指挥员估计，粮食储备很快将下降到1967年的一半，达到自从1960年代初的饥荒以来最低的水平。全国粮食产量为20900万吨，下降了4%，不过棉花产量还是维持在了1967年的水平。

1968年受打击最大的地区和1967年的不同。华东地区的工业相对不错，上海、山东、安徽、江苏、江西的国营企业的产值稳步增长。但是，中南和西南地区极其糟糕。中南地区的河南、湖北和湖南省的工业产值一共下降了250亿元。西南地区的产值下降了41%以上，云南国有工业的产值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就中国总体的工业而言，1968年又是一个灾难的年份，产值下降了5%。煤炭产量几乎增长了7%，但是仍然大大低于文革前的水平。钢产量下降了12%。只有900余万吨；基本建设的产值几乎下降了20%。

1968年前夕，地方当局提醒中国公民，文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理想没有变，不提倡进行传统的走亲访友、发送贺卡、组织聚会等庆祝新年的方式。在1968年1月的第一周，中央当局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在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新年（春节）中也“一律”不搞传统的仪式。

随着新年的到来，文革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每次号召“革命群众”“节约闹节命”似乎都在确认，同《人民日报》社论的乐观论调相反，中国的情况并不好。中央当局2月份的紧急通知冻结了大多数国营企业的银行资产，命令将1968年除去工资以外的所有开支减少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出省旅行必须从严控制。严禁未经批准借贷资金以及其它形式的“走后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如果有理由相信可疑的“走资派”和其他“坏”人在利用资金从事“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要冻结他们的个人银行账户。

如果人们私下抱怨，就有被揭露的危险。1968年春，北京旧市委的一名干部在得知要冻结所谓“走资派”的银行账户后同朋友们说：“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一说就是敌人了……现在只能是毛主席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原封不动的说，别的，什么也别说。说了一上纲就是反革命。”这位干部被其朋友检举揭发，最终被定为“有反动言论的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自从1953年以来，配给制一直是中国城市生活的特征之一，在1968年大约有100种普通产品（准确的数字在不同的省份和年度都不同）凭票证供应，包括食用油和大米。1968年6月，中央当局宣布进一步减少（比1967年）普通公民每年可以购买的棉布数量。先前实行的对特定的城市居民的补助配给（包括“对外宾开放城市的儿童补助用布”）全部取消。关于这一减额的官方通知的前言引用了毛泽东的语录（发表于去年秋天），主席宣称：“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和“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江西的例子所示，“整个形势”决不是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一片“大好”。为了获得和维持群众对“革命”的支持，中共干部们使自己在总体上更在意中国农民而不是城市中心居民的一般情绪，因为在农村乡镇生活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2%。这种做法源于对中国千年历史的一种特定理解，即国内唯一对中共统治（或者是相反的修正主义）构成严重威胁的是农民起义。正如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在1962年时说过的：“中国过去皇帝之垮台，都是因为得罪了农民。”（在文革的高潮，这番话被定性为拐弯抹角地攻击毛泽东本人。）

在1968年初，维系农民和领导国家的共产党的纽带仍然是那个自远古以来一成不变的主题：保证为这个国家6.5亿人口的食物供应。至少在这一方面，1968年的农村生活并不一定比前些年更差。1966年的粮食产量最终恢复到了2.14亿吨，超过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水平。1968年和1969年虽然降幅巨大，但并不是灾难性的，此后粮食产量在文革期间一路上升，1976年达到了2.86亿吨。产量的增加却没有让城市受益，原因是经济、交通、地方官僚体制的中断，以及从加拿大、澳大利亚进口的粮食量减少——从1966年的643万吨，到1968年的459万吨，再到1969年的378万吨。在相对稳定的1973、1974年，每年的进口量为812万吨，比较这些数字可以估算出不足部分的数量。这对于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事实正好相反。

许多农民私下里巴不得政府不来管他们，他们乐于看到征税人员由于卷入了斗争，不能及时现身，开展工作。部分农村地区把国家官僚机构瘫痪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当作是伟大的新生事物。在四川省射洪县，农民们得知：文革“就是不用交公粮了！”在河南的10多个县，财政局受到了派性斗争的严重影响，工作人员无法履行征税的职责。在内蒙古东胜县，财政局的公章在派性冲突中丢失了，导致该局开不出正规的农业税收据，只好暂时停止征粮。在湖南省大庸县，由于发生激烈的武斗，致使全县1967年11月的农业税征收工作被迫推迟了数个星期。同样在1967年11月，遍布山西省东南地区的武斗迫使1亿多斤(5000万公斤)公粮的征收工作推迟了数个星期。在江苏省苏州和镇江地区，相当于2亿斤粮食的农业税再也没有征收上来。同样，在湖北省恩施和襄阳地区，相当于没有征收相当于6000万斤的公粮。

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受农民欢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在1967年到1969年又得到了复兴。在四川省宜宾专区的49349个生产队中，到1969年共有约8355个生产队实现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以及当时的材料通常所谓的个人利益“对集体经济的掠夺”。

面对着全国性的经济混乱，毛不以为然。1968年底举行的中央全会的主题不是经济，而是对刘少奇一案的最后审定。

壹拾陆 为刘少奇定案

毛一直打算在中共“九大”召开之际恰好使“第一次”文革胜利结束。但是，在着手建设其美丽新世界之前，显然毛决心通过摧毁旧秩序为这一新世界打好基础。这主要意味着要解决文革黑名单上的头号恶人——刘少奇的问题。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那次戏剧性的会议上，刘最初被剥夺了接班人的地位——闭幕两年多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了对刘的最后结论。

毛主持了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是中共四十七年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会议之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同事们对于毛的举措的冷淡是显而易见的，毛必须要威吓他们才行。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幸存的同事们不敢再拖拖拉拉，漠然怠慢。有资格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人被怀疑是“叛徒”或者“反革命分子”。在世的87名中央委员中只有40人应邀参加。在1956和1958年“八大”的两次全会上委任的96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19人到会。在会议开幕的那天，10名候补中央委员(包括4名上将、1名中将、4名政委)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以接替“八大”以来去世的10人，其中两人是在文革期间自杀的。这批人的擢升使得中央委员的出席人数达到了法定人数所需的51%。除了5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这次“扩大”的全会的还有74人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他们也有投票权。总之，出席此次全会的，有投票权的非中央委员竟比中央委员还多。周恩来公布的议程包括四个方面：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九大”上要通过的新党章的草案；国际形势；对重要中央委员的审查工作，最主要的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然而，毛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清楚地表明，这位中共主席不准备让正式议程限制会议的审议过程甚至会期的长短。一开始，毛宣布会议“大概开7天到10天”，他接着透露自己更偏爱松散的方式：“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毛的讲话几乎全部是针对个别中央委员革命资历的个人评论。这促使全会针对的是人和问题，而不是原则和政策。

显然，在文革的这个阶段，毛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清洗”。毛在开幕式的讲话的有关片断透露出了其中的消息：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周恩来：……他同高饶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湖南王延春(湖南省委第二书记)，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江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在谈到“九大”的筹备问题时，毛向大会提议：“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10月26日，林彪在长达四个小时的重要讲话中，坚持声称1967年的“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严重打乱了毛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对这一“逆流”绝对要“严肃地批”，否则文革就要“流产”。

就像三年前对待总参谋长罗瑞卿那样，林彪通过诬蔑参与“二月逆流”的同他的名声旗鼓相当的元帅，来捍卫他作为解放军首脑的地位。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一些史书一直断章取义地利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林彪手下的大将们的只言词组来描述林所号召的“严肃”批判。中国的这些史书没有提到，更很少引用周恩来就此主题发表的谈话，但是由于周的排名高于陈伯达、康生和江青，他的讲话更为重要。与林彪不同，周显然在会议开幕那天从主席那里得到了暗示，因为他也把火力集中于个人而不是原则。他对军队领导人的抨击表明这位总理愿意支持林彪的立场。

周指责聂荣臻元帅要为赵尔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委员)的死以及国防领域的无数问题负责。他滔滔不绝地向聂以及徐向前元帅拋出了一长串的指责，也不忘捎带上徐的女儿——周批评她“反动得很”。周批评了其盟友叶剑英元帅自文革以来的许多具体问题。为了证实叶“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他引用了1966年3月叶剑英在听说罗瑞卿大将试图自杀后写的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周坚持说这些诗句反映了叶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的重视。周恩来宣称他在外交部的忠实支持者陈毅元帅“一贯反对毛主席”，而朱德元帅对如何打仗一无所知。周总理连带攻击了三位副总理——他在国务院倚重的经济智囊们：李富春“一直对毛主席不忠”，李先念在1930年代“站在张国焘一边”，陈云的经济思想就是“培育特权阶层”。另一位副总理谭震林则是“右倾……到处放毒”。

林彪自己对“二月逆流”的批判是对历史的一次重要修正。他指责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要部分地为此负责。周恩来只是提到六个人和副总理们、军委副主席们“合流”，而林彪继续阐述道，“二月逆流”的成员还要对下述事情负责：

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做后台。他们提出国家机关中对一切司局以上的干部都要火烧，就是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这种干部也要烧。他们这种做法，就造成了不少的政府机关瘫痪。抓人的这种风，揪军队高干的这种风，冲军事机关的这种风，提出在连队也要搞“四大”的这种指示，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现在的事实是昭然若揭了，不是中央文革，而是他们！

林彪在开始讲话时，宣称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况和文革总体的进展。康生在谈到林的自我否认时坚信地说：“其实他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比我们更多，比我们更深刻。他的这种谦虚的态度，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尽管毛希望“二月逆流”的领导人受到批判，但是他不愿意清洗他们。与1967年2月一样，在牵连到解放军元帅们的地方，毛的动作是谨慎小心的。他在10月31日的闭幕式讲话中说：“因为他们有意见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主席坚持把“二月逆流”的当事人选为中共“九大”代表。毛知道其中包括最忠诚于他、跟随他时间最久的支持者。他通过原谅他们得以确保：一旦现在的同事背叛他，他还可以求助于老同志们。

一、致命打击

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撤消其一切职务。会议公报声称这一决议是“一致”通过的，但是事实上至少有一位中央委员——总工会领导人陈少敏没有举手支持，这让那些举手的人大为吃惊。对刘少奇所谓罪行的长达74页的审查报告是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后文将对它展开讨论)为这次全会起草的。据报道，此案一共动用了40万人，查阅了抗日战争以来的400万份文献资料。然而，审查报告几乎只涉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发生的事件，没有1929年以后的材料。文革后为死去的刘少奇平反时，所有这些“罪行”都被斥为无稽之谈。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刘少奇如何在1920年代三次“背叛”了革命，正式把他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在涉及刘1920年代之后的三十九年历史时，它只提到有“广泛，具体，深刻”的材料，将另行撰写报告。然而，这一份报告从来没有出现过。据说林彪在对这一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报告的批示中，把刘少奇说成是“特大坏蛋”，并说“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一名解放军将领的儿子曾经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他坚持说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可杀”，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独立的确凿证据。毛对这一报告的想法无人可知，但无论如何刘没有被处死。

当刘少奇得知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开除出党后，正在住院就医的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直到1969年逝世，他再也没有说话，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在一个悲惨而漫长的过程中日渐衰竭。他身患糖尿病，不能起床上厕所，身上长满了褥疮，只能通过鼻饲进食。1969年10月17日，在一片战争恐慌中，他和其它领导人一同离开北京，疏散到了外地。刘少奇乘飞机到了开封，在那里他的警卫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医生们拿不到给他配的药。11月12日，他死于肺炎。不清楚毛有没有指示过不要照顾刘的健康，但是他对邓小平的保护表明，只要他说一句话，起码可以保证他从前的战友至少有尊严地受苦受难。刘少奇自从1967年夏天就没有再相见的妻子王光美也经受了审查，坐了12年的牢。

二、新党章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新党章的草案，用媒体的话说，旧党章“充满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货色”，毛执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在上海起草党章修改稿。该草案(在即将到来的“九大”上正式通过)经过了“广大党员群众讨论”，征求了126个省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单位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前后历时一年之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此次修改党章的中心人物张春桥曾经发表过如下观点：“我是八大的代表，知道开会的时候才拿到党章，举手通过。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新党章最大的特点是在序言中确认林彪成为毛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成为了党内第二号人物，鉴于刘少奇已被开除出党，此时宜以立法确认之。在10月26日所作的长篇讲话将要结束之际，林彪表示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很不安。我认为党章是大事，把我写上是不称的，不相称的。这个问题曾向中央提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还保留，组织上服从，但是我还保留这个意见。

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道：“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江青坚持说：“这一段保留，否则我们不答应。”由于毛和中央的其它同事坚持要保留这一段，在“九大”通过的党章版本中这一段不出所料地没有变动。

另外一个体制性问题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正式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自从1967年初以来，正式公文中的排名次序为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新排名次序为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一变化的象征意义在军队内近似于无，在这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势力是遭到排斥的。另一方面，在文官部门中，这最终说出了人们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中央文革小组的责任要远远大于中央军委。也许这样的一种责任的分摊(可能的未来的罪责)正中包括林彪在内的军队领导人的下怀。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央文革小组说了下面这些话：“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而我呢，老实讲，就是没有做多少事。”

三、对其他人的定案

毛对刘少奇毫不宽恕，非要把刘扫入历史垃圾堆不可，让刘屈辱地死去，死时别人都不知道刘的姓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对于其它人则出奇地宽大。在全会最后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提到要保护邓小平：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造不起(反)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是刘少奇。

全会撤消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两年来他一直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全会上传阅了一篇15000字的长篇报告，列举了邓小平的主要错误，但是没有公开发表。邓在全会前夕向处理他“案子”的人提交的26500字的检讨最终泄露给了更多的读者。邓在检讨中承认自己从1920年代以来对革命犯下了一长串的错误和“罪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他说，“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邓小平告诉中央委员会“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并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表示“愧悔”，进行了自我批判。也许他认为宁愿丢面子，也不能放弃任何未来的机会。1969年底，邓小平被下放到了江西农村的一个拖拉机修造厂，知道1973年毛把他召回来。

毛在闭幕式讲话时，再次点评了一系列人物，包括部分政治局成员(“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参加‘九大’)，我看你有资格。”)，过去的党的领导人(“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1920年代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就没有好人了！”)，高级学者(“翦伯赞(历史学家)、冯友兰(哲学家)是放毒的……给他们碗饭吃。”)，工人代表(“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以及少数民族代表(“你会讲汉语吗？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

可以把毛对邓小平的保护与他在讲话末尾对贺龙元帅的评语进行比较，这段话几乎是事后的想法：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毛的这一“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其实是婉转地宣布把贺龙元帅最终清理出阶级队伍，面对邓小平却不是这样。1969年1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贺龙专案组”故意误诊，加速恶化了贺龙原本脆弱的健康。1969年6月9日，贺龙最终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逝世。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刊登于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上，公报称此次全会“空前团结”，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毛在闭幕式讲话中称“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好嘛。”

四、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所以在毛看来开得很好，原因之一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给毛的同事尤其是刘少奇安置的罪名。该小组与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于1966年，但是前者多不公开。林彪在全会上特别对它进行了表扬，并且提到了江青和周恩来：

我们专案小组进行了很有效的工作，特别是江青同志对专案领导得力、抓得很紧，把这些我们素无所闻的事情，触目惊心的事情，真凭实据，人证、物证、旁证都拿出来了，才能使我们恍然大悟。否则，没有事实，总是使人迷迷糊糊的，不那么清楚。现在把这些家伙揭了出来。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不同于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谈举措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上就成立了，但是它的名字从来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然而，在其十三年的历史中，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权力不但远远超过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甚至还超过了公(安)、检(察)、法(院)。这一小组有权对中央委员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职位较低的政治敌人进行“搜查”、迫害、逮捕、关押、刑讯。文革中，它那大权在握的各种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从事暴力。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之首，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就是文革之尾，前者挑起动乱，制造专案，后者则最终定案。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脱胎于1966年5月24日政治局设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案子。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同中央文革小组一样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而这最终意味着向毛泽东负责。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之前，以及在1975年中的九个月，政治局常委中正式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的是邓小平，但是在文革的大多数时间里，担任这一角色的是周恩来。这一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包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康生(文革的幕后黑手，通常被描述为文革的邪恶的天才)和江青对其运作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时，该小组的其它成员包括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78至1979年间的冬天该小组解散时任组长的汪东兴，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

尽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在创立之初还是一个特别机构，它很快成为了一个常设机构，类似于其它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部门，只是拥有更大的实权。它有数千名专职的工作人员，一度有789名解放军军官。其中有126人担任了许多专案组的组长或副组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该小组立案审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88人之多，其“罪名”分别是“叛徒”、“间谍”和“与敌人勾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而该小组最大的专案组正是审查他的。刘少奇专案组最初始于1966年12月18日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1967年3月下旬，毛在一个机场内接见红卫兵时，允许康生把该小组的火力集中到刘少奇身上。那一年初夏，刘少奇专案组把部分调查刘“丑恶历史”的工作交给了京、津地区高校的红卫兵小组。红卫兵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度，毫不迟疑地担任了毛属意的审讯官。

1967年秋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调查的专案实在太多，以致现有的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比如，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将负责的罗瑞卿专案组至少又衍生出了三个专案组，处理与罗瑞卿偶然相关的专案。根据毛和周恩来的命令，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办公室。第一办公室的主任是汪东兴，它联系中央办公厅，继续负责文革初始阶段的大部分专案，包括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彭真五人小组的成员)。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是杨成武，它联系中央军委，负责十多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包括贺龙元帅的专案。1968年3月杨成武被清洗后，黄永胜将军接替了总参谋长和二办主任的职务。

1968年，又成立了以谢富治为首的第三办公室，“三办”联系的是公安部。“三办”最初的任务是调查“五一六”阴谋，后来它也处理许多其它的案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也许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之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承认有一个以朱德为首的秘密的“影子”中共，与国民党、苏联共产党和蒙古共产党有联系；遗迹所谓的谋杀苏枚案(苏枚是康生的妻妹和情妇，法医的证据表明她是自杀)。在此案中有99人受到迫害，其中9人锒铛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人员的手中。

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服务成了许多党、政、军部门的头等大事。1967年10月，中央敌伪档案清查小组成立，它在北京以外的18个城市设立了常设的分支机构，负责提供嫌疑犯的政治历史情况。1968年8月，谢富治下令彻查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从解放军借调了700多人，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工作。

政治局一度打算在“九大”上像解散中央文革小组那样解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但是在1969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实在是太有用处了，轻易解散不得。1970年它负责“审查”了“陈伯达案”，一年后又是“林彪案”。文革之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最终撤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最后的任务是筹备了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层对“四人帮”的审查。

壹拾柒 胜利者的大会

按照毛的设想，中共“九大”是一道分水岭，划分出旧与新、坏与好、腐化与纯洁、修正主义与革命。它将是一场宣布胜利的大会，事实上，“九大”的第一个公报就宣布这次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

然而，形势没有按照那样发展下去。在许多关于文革的史书中，1969年4月的这次大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事件，而不是一个终止性的事件。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运动的最后阶段，“全世界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所有反动势力做斗争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前途光明，充满着必胜信念”，在部分地区，这一阶段还没有完成，在有的地区甚至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在“九大”的一次讲话中，承认“这次文化大革命看起来……非常彻底。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我们还要小心翼翼、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做。”不管是他的时间表一开始就是不实际的，还是他没想好在文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无期限地将它推迟，由于他拒绝承认失败，所以文革不可能在当时真正结束。

没有人能够在1969年的春天自信地阐明下一步该怎么走。在“九大”结束一个月之后，政治局常委会中的两名政治理论家陈伯达和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向中南海工作人员介绍该如何理解“九大”的精神以及毛泽东最近有关未来工作的讲话。陈伯达说的不大像是他的心里话，仅仅在三个月前，在毛亲自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观点——在“九大”结束后应该优先“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受到了严厉批评。康生的讲话不同于陈，印发并传达给更多的听众，相当详细地阐述了文革时间表的细节，但是他最后在放眼未来时，也没有讲出实质性的东西，只是说在取得“伟大”胜利后，“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我们不能忘掉剥削阶级的存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在某种程度上，“九大”标志的既不是文革的胜利，也不是文革的结束。它不过是一个结局的开始，这个结局拖沓得如此令人痛苦，缓慢得如此让人绝望，以致其持续时间是它要结束的那个事件的两倍以上。由于资料匮乏，直到最近为止，在这种结束背后的巨大生命代价一直晦暗不明，过去的编年史作家通常只用一句“恢复秩序”就把它概括了，在随后的岁月中，除了一小撮政治精英的沉浮外，中国似乎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要“把工作做完”(这是毛在“九大”上提到的)期间，有更多的平民百姓因此而丧失了生命，与之相比，在1966—1967年横行肆虐的红卫兵运动的手下或1967—1968年“群众组织”为夺权而进行武斗的死亡人数都要相形见绌。

一、筹备工作

中共“九大”的组织工作至少花了18个月的时间。事实上，最早在1966年8月，毛就告诉中央委员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九大’)”，但是后来没有。1967年10月，中央下发了中发(1967)322号文件，开始认真讨论此次大会。此前，毛委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调查，该文件中包括了姚文元向主席提出的建议。代表应该通过讨论产生，据说这叫做“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姚转达了上海红卫兵的意见，他们不但要求有相当规模的红卫兵出席大会，还要事先吸收他们入党，显然是为了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正式代表。到1967年11月中旬，“九大”的主题已经在全国展开了讨论。号称老百姓几乎一致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等在过去一年半中倒台的领导人不能被选举为代表。中发(1967)358号文件强调“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并引用了“许多同志”的话，“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楚出党的问题”。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谈论未来的“九大”时，做了一些大胆的对比：“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在谈到文革的现实时，毛说：“打了一年碰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党。”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要恢复组织生活，但不能是老样子。毛请中央军委准备写一篇文章批判邓小平，但是仍然要求区分刘、邓。在中发(1967)358号文件中，“九大”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提高林彪的地位。12月，中发(1967)391号文件要求各地向上海革命委员会学习，组织群众讨论修改党章。正如我们已知的，在经历了一年的流血残杀后，在1968年秋天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才确认了林彪地位的提升和新党章草案。

然而，又过了五个月的时间，在周恩来主持召开了128人的筹备工作会议之后，1512名代表才出席了从1969年4月1日到24日召开的“九大”。他们在名义上代表了2200万党员，之所以说是名义上，部分地是由于代表们是通过协商而不是正式选举产生的，部分地是由于经历过红卫兵的冲击后，党自身也名存实亡，除了高层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组织生活。最年长的代表是83岁的董必武，他和毛一样出席了48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创建中共党的“一大”；最年轻的代表是一名去年刚入党的19岁的红卫兵。军队代表一共有422名(占总数的28%)。

即使是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准来看，“九大”也是前所未有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同1956年“八大”建立的惯例不同，“九大”在召开前没有对外宣布，全党、全国通过开幕当天发表的公报才得知“九大”召开的消息。为了保密起见，“九大”没有邀请外国客人，不允许记者自由搜集材料，代表们则被禁止与外界接触。各地的代表团在黄昏后乘坐空军的包机抵达北京。“我们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上海的代表们日后回忆道，“得知要说自己是来参加学习班的……我们必须遵守‘五不’：不外出，不接待客人，不打电话，不写信，不告诉任何人有关会议的准备情况。”在经历了三年的混乱后，会召来什么样的代表、将开成一个怎样的大会，对此也许连毛也感到心里没有底。

“九大”已经推迟了八年。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应该每五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康生向一批外国的共产党员解释道，在1961年或者1966年开会都不合适，因为当时“叛徒刘少奇”还没有暴露。“晚点开比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即使是康生也没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九大”是推迟了，但是还是有叛徒出席了“九大”，仅仅18个月后，他们的身份就大白于天下。

然而，根据当时一份带有斯大林风格的记录稿，毛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热烈鼓掌)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对于毛——姚文元称之为“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来说，这就是文革的结束，就是“破”的结束和“立”的开始。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精神在代表们中得到反响。一度是上海“工总司”领导人并在后来成为上海市第三书记(在张春桥和姚文元之下)的王洪文，代表工人阶级承诺，在“九大”结束后“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大寨(模范生产大队)的领导人、山西省委副书记陈永贵说：“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备战、备荒、为人民’。”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相信”毛对会后团结一致、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二、林彪的报告

“九大”简短的议程包括：林彪代表八届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通过修改后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最初指定起草林彪报告的是陈伯达，但是正如陈在许多年后说的那样，“我不想和张、姚共事。由于我排在起草人名单之首，所以决定自己来干。”然而，在离开会还不到一个月，毛放弃使用陈的稿子(标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它的内容，再就是由于陈在起草过程中把张、姚二人排除在外。张春桥批评陈伯达的稿子太强调“生产力”的作用，毛可能也同意，但还是要求在张、姚的稿子中加入陈的某些观点——在康生主持下，张、姚二人匆匆赶出了一份稿子。陈伯达批评他们的稿子只谈“运动”而没有“目的”，并称之为德国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观点。这一观点对毛可能很有吸引力。尽管毛在意识形态上倚重陈伯达已30年之久，此次他更倾向于张、姚的稿子，并亲自修改了几次。

在“九大”报告的准备过程中，林彪毫无贡献，甚至都没有在会议开幕前通读一遍(尽管毛不断要求这样做)。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这位元帅可能认为不值得参与同政治权力结构大局无关的文字论战；更何况他也必定十分谨慎小心，避免涉足毛的意识形态领域。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

“林彪的”报告共分八部分，主旨是用毛主义的模式把“八大”以来的13年描述成与修正主义——国外是苏联，国内是刘少奇——进行斗争的历史。刘少奇在报告中反复受到点名批判，尤其是他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其它成员(比如邓小平)的错误。在“九大”召开前的一个星期，毛亲口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报告上“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宣告胜利结束，几乎可以肯定下面这一段出自陈伯达遭到弃用的稿子：“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尽管文革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报告引用毛的话：“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总之，不能放松警惕，在中国达到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斗争仍然不可避免地是中心任务。

然而，现在的主题是团结。与毛的开幕式讲话相呼应，林声称中央相信在这次大会以后，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这次大会结束后过了一个星期，林彪在同四川代表团谈话时重申了这个观点，“要搞革命就要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革命，取消团结就等于取消了革命，就等于帮了敌人的忙。”

4月14日，“九大”全体代表会议举手通过了林彪的报告，毛询问代表们是否同意在该报告文本发表前对其进行修改，结果没有任何异议。周恩来在与毛紧密磋商后，发言赞扬了林彪的报告。

(它)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

周的发言更多的涉及的不是林彪的报告，而是林彪个人以及他在过去40年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一个似乎是针对朱德元帅的引人注意的段落中，周称林彪是“(1927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他似乎试图让大会相信，与毛泽东共同创立红军的是林彪而不是朱德，主席在会后不久同意了这一对历史的修改。周这样结束了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的赞歌：“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的这番讲话向他的与会听众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接受了自己在党内从属的地位，并且无意于挑战林彪。

三、新党章

“九大”于4月14日通过的新党章和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没有太大的不同。新党章内最引人瞩目的段落是在序言中指定林彪是毛的接班人。虽然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达了保留意见，但是在毛和“组织”其它同志的坚持之下，这一段落仍然保留不变。在所有的领导人都按照惯例表态支持林彪后，“九大”正式同意了林作为毛的继承人的角色——这一条在其它任何共产党的党章内都是没有的。江青曾经解释说：“把林副主席的名字写入党章，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无意中流露出她将失去的影响。邓小平此时仍然被软禁于中南海家中。他在阅读了党报上对于“九大”的报道后，于1969年5月3日写信给毛、林和党中央，“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文革后，邓小平可以自由地表达他的看法，他称这种由领袖个人挑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封建的”。

新党章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简洁，在篇幅上只有旧党章的四分之一。有关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比旧党章少。康生从1967年底以来主持了党章的起草工作，他在一个特别准备的发言中指出，新党章“力戒繁琐，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语言精炼，好记易懂……听说现在就有许多工人、农民就能够背诵我们的新党章了。”

新党章重申了左派对于文革的立场，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表述否定了只提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1956年的党章，回到了1945年时期的党章。最近一些年，中共的历史学家煞费苦心地宣称，“八大”在党章上删去“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建议，起码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苏联带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攻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毛是有可能在1956年采取较低的姿态。然而，在文革中的党章上恢复“毛泽东思想”可以表明，主席并不喜欢先前的删除，并且痛恨那些支持这一决定的人。

四、新中央

4月24日，在“九大”会议的最后一天，林彪主持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周恩来曾提议应与文革中普遍精简机构的做法相一致，把中央委员会的规模限制在115名中央委员和95名候补中央委员，但是毛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规模，毫无疑问，他认识到运动造就了许多新的积极分子，他们都期待得到擢升。周恩来主持的主席团秘书处对推选中央委员的方式做了指导：每位代表领到候选人名单(数目与预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相同)后，划去自己不是百分百认同的候选人的名字，“选举”即告完成。候选人的名字分成四类：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成员和前任中央委员，其它“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军官，基层代表。如果某位候选人的名字没有被一半以上的代表划去，他(她)就可以确保当选。在大会中途试行的选举中，获得足够票数的候选人数低于预期的中央委员数，最后在经过“民主协商”后，增加了5人，替换了2人。在正式选举的中途，一名代表在投票箱内投下自己的选票后，跳到台上，来到毛泽东的座位旁，与主席握手，其它人立即纷纷仿效，会场秩序顿时大乱，警卫们不得不出来干预(一同从幕后出现)，在领导人和投票代表之间组成了一道临时的人墙。

在这个279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53人(19%)是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老人。新的中央委员包括毛、林、周和康生的妻子，她们提高了中央委员会中妇女的比例。工人和农民的数目也得到了显著增加。不过最重要的是解放军代表数目的增加，共有99人，超过了总数的35%。反对这一变化的会议代表被告知“做一些让步，军中老同志太多了”。然而，来自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天津的解放军代表仍然有怨言，毛承认“有的省代表多，有的省就不那么多……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为了安慰那些落选的人，毛说并不是所有当选的人都是理想的人选，在那些没有当选的人中有“许多好同志”——在任何政治制度内这种安慰都起不了多大作用。

按照这一选举程序，有一个奇怪而又是必然的结果，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候选人的名字不大会被划掉，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候选人(可能有争议)则往往会名落孙山。最终，只有两位候选人得到了全部1510张选票：一个是毛，另一个是王白旦，哈尔滨的一位不知名的34岁的炼钢工人，没有任何一名代表划去他的名字。周恩来得了1509票，林彪得了1508票，他们都在选票上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江青得了1502票，后来她进行了秘密调查，以查找出那些没有给她投票的人并施以惩罚。

那些落选的人可能会痛恨给“老同志”分配的席位。毛知道或许没有人敢于提名这些老同志，就亲自选择了一批在文革前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贬黜、但不构成威胁的高级干部，比如在1935年为毛开始登上大权宝座而给予过支持的张闻天、王稼祥(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共“九大”上并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校注)。其中也包括了毛本人声称“反对”他的10名“八大”中央委员，通过惊心设计的投票方案，既保证他们获得足够的票数以进入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但是票数又不会太多，让人误以为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包括红军之父朱德(809票)；陈云(815票)；邓子恢(827票)，邓主管过农业，因为在集体化的问题上与主席产生争执而下台；“二月逆流”中的大多数关键人物，包括陈毅元帅(867票)，叶剑英元帅(821票)，徐向前元帅(808票)，聂荣臻元帅(838票)，副总理李富春(886票)，副总理李先念(992票)。

似乎有相当多的代表对“老右派”的当选表示质疑，但是毛驳回了他们的观点。“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他问道。他扭头对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中将说：“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两年前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造反派如今风光不在，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就可见一斑。四川著名的造反派夫妻刘结挺、张西挺在1966年至1967年间的冬天把“八大”产生的西南局强有力的领导人李井泉拉下了马，他们凭着这个功劳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刘结挺(1435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张西挺(1400票)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在1969年底前，他们声称自己在搞“反复旧”，西南地区的解放军却坚持说他们“反对中央”，把他们踢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剥夺了其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第二年又将其开除出党。1968年8月，毛在有关会议上指责北京大学的聂元梓过分积极地打击阶级异己分子。“九大”前夕，她在被隔离审查了七个月以后放了出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得937票)，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不是因为她“够条件”，而是一个“摆设”，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九大”后，她先是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在北大校园工作(打扫厕所)和“悔过”了许多年。蒯大富没有参加会议，更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蒯大富实际上还不是中共党员，——校注)；然而，毛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说他“下放”以后，“表现”不错。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冶金部下属的一个工厂工作，该厂位于长城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传统上的内陆流放之地，1969年夏天，他写信给江青，说自己注目无垠的“山连山，水连水”，认识到她才是自己的“知心人”。

在“九大”闭幕后立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按照惯例委任了新一届的政治局，包括21名委员、4名候补委员，这与上一届的政治局人数相同。在九届一中全会前的讨论中，部分中央委员提议把政治局扩大到约36人，另一些人则主张缩小到12人。毛和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倾向于保持延续性。

新一届政治局的组成反映了文革期间毛治下的派系分化。有上一届政治局委员、老帅们中的幸存者：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他们是仅有的掌握实权的人；而朱德元帅和刘伯承元帅、党内元老董必武也属于这一类。除了叶剑英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增补进政治局以外，他们至少从1956年“八大”以来就是政治局委员。毛知道，最前面的三个人，他们可以忠诚地为他管理国家和军队，而后面三个人在需要的时候也毫无疑问会投上支持他的一票。李先念在重新当选后，告诉中央委员们：“我犯了很多错误，没有资格当政治局委员，”毛回答道，“这位同志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我相信其它犯过错误的人也能这样。”叶剑英除了和周恩来是老同事以外，还在长征途中救过毛的命，从而赢得了主席的感激。但是，大多数在政治局保留了席位的幸存者们很少被叫去开会，尽管这个机构的大多数决定是在这些会议上做出的。参加这些会议的人员主要来自其它派别——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一帮崭露头角的文革受益者，比如在上级倒台后得到晋升的汪东兴，要等到“十大”之后才进入政治局。

主席很清楚，新一届政治局是各派系的大杂烩，而不是文革应该造就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他在会上有关团结问题的一段讲话中说：“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我们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好一番虚情假意，言不由衷，正是讲此话的人在过去三年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大地推动了中共的分裂。

五、党的机构

新党章关于机构的设置确认了1960年代末期党内生活的一个现实，即自1966年底就停止运作的中央书记处和遍布全党的监察委员会遭到废除。毛采取措施以防止再度出现一个有力的中央党务轴心，像文革前的刘、邓及其助手们那样约束他。

党章也没有提及中央文革小组，毛似乎对它有些举棋不定。3月份在讨论“九大”文件时，他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由于文革已经结束，负责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必要再存在；政治局常委会将取而代之。然而，“九大”后，毛可能重新考虑了这一决定。1969年5月29日，在与周恩来谈话时，他原则上同意保留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对外联络部(后两者当时都由军队高级军官领导)作为党的领导机关部门，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等“下移”到低一级的机构中，或者与相关的解放军和国务院结构合并。7月3日，毛重申自己“原则上”同意这一计划。

然而，随着夏天的流逝，中央文革小组渐渐停止了运作。它仍然以自己的名义下发一些文件，但是数量越来越少，在发给中央当局的有关不太清楚的文化问题的文件上也有它的署名，比如某省的人口调查，一次考古发现，或是一场爱国卫生运动。1969年9月12日，它最终停止运作，把权力移交给了刚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清除了党内的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后，毛试图解散他曾发起的用来攻击党的游击组织，让党恢复常态。但是，遭到清洗的领导人并不能从中受益，因为幕后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进入了重要的扩张期。1969年10月12日，政治局正式批准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成立新的特别机构，审查七名下台的军队高级将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专案”，他们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鉴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新机构，这成为1949年以来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审查，对于毛过去的同事来说，文革还远远没有结束。

中央文革小组的现有领导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此次进入政治局，在理论上这要比一个特别赋予他们更传统、更可靠的合法性；假定他们要从最高部门发号施令的话，就没有必要拥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但是在实践中，新的安排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是一个挫折。的确，他们如今登上了他们曾费尽心机要推翻的那些高位。然而，新的合法性却把他们限制在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权力架构内，致力于建设性的议题，对此他们大多和毛本人一样是不感兴趣的。

在“九大”前的两年，毛不在的时候，最高决策会议一般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九大”后，日常的最高协商会议是政治局，或者说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会议”，大多数来自老帅们中的政治局委员是被排除在这些会议之外的。在少数重要的场合，毛或林会主持会议，但是从“九大”到1972年底的142次(平均每年40次)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

许多会议处理的是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迅速发展的关系，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们对这些主题是不熟悉的，而对于自封为革命火种的守护者来说，这一趋势是令人不安的。处理地方问题的会议的主题不再是左派夺权，而是消除派性，建立稳定的领导层。此外，为政治局工作的官员更多请示的是周恩来，而不是像中央文革小组那样向陈伯达、江青请示。中央文革小组最初的突击队成员有不少人被下放到了农村，进了“五七”干校，甚至劳改农场。对于中央文革小组从前的领导人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美丽新世界，而是旧世界的回归，只是规模有所减小而已。只有上海仍然代表了理想。在这种困难的新环境下，在文革的熔炉中锻造的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六、革命队伍的分裂

参加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的，既有文官也有军官中的毛派分子。文官包括中央文革小组的中坚：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他们的坚定盟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主任谢富治。谢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九大”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陈伯达是文官集团中地位较高的成员，在陶铸被清洗后，他从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四位。但是，实际上陈伯达的权力并不大；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遭到挫折后，他保持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周恩来甚至和他讲：“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康生也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看来主席对他的意见也很能听得进去，但是从1970年底开始，由于生病他逐渐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这样，江青就成为了文官中毛派分子的领袖，尽管她的主要权力基地在上海，但是她在北京也能呼风唤雨，起码在1972年3月谢富治逝世以前是这样。

文官中的毛派分子的权力最终来源于主席，而解放军中的毛派分子一共有5人，紧紧围绕在林彪周围，大概是希望能同他一荣俱荣。该派的协调人是其中名声最不显赫的政治局委员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军委办事组成员，而其最有影响力的正式职务是其丈夫办公室主任。仅次于她的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将军。黄参加了1927年毛领导的秋收起义，并于同年加入了红军和中共。1969年，他兼任的文职包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在6月前他还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奇怪的是，毛泽东在“九大”上声称直到1968年黄永胜来北京后才认识他。林彪集团的其余三人是中将(或相当于中将)和副总参谋长，他们都和黄永胜一样自1930年代以来就和林彪关系密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九大”上另外两名进入政治局的将军陈锡联和许世友。他们的提升是由于其军区司令员的地位，和林彪无关。)

自从1966年文革以来文官派别和军官派别结成的松散联盟，随着利益的分化而走向分裂。军队的一方在中央和地方都有很强的根基，他们满足于现状，等待着其领袖继承最高权力。另一方面，文官的一方在全国许多地方失去了影响力，他们担心一旦军队不再受毛的羁绊自己会被拋在一边。

双方在表面上保持了热切的关系，一方以林彪、叶群居住的毛家湾为中心，另一方集中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总部钓鱼台国宾馆。叶群努力讨好江青，不时地送去各色礼物，从进口的负离子发生器用于治疗江青失眠症到“林彪亲自”送的西瓜。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在电话中问候林彪的健康，礼貌地进行聊天。同时，偏执的她又经常保持警惕：1969年1月，她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她怀疑自己所住的11号楼有窃听器，下令把东西一古脑儿搬到了10号楼。她的秘书后来说江青怀疑叶群在搞窃听。在文革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合审判中，江青对于把两者放在一起表示愤慨，“部队，”她坚持说，“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青名义上的上司陈伯达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带着别人几乎听不懂的福建口音。对于中央文革小组而言，他看来总是一个不令人亲近、毫无领袖魅力的领导人，虽然他为毛捉刀代笔或编辑了毛的大部分革命著作。他在“九大”报告起草上的败走麦城表明，他连自己在理论上的话语权也保不住了，起码在当时毛的心目中是如此。陈对江青转而讨好康生很是不满。在1969年下半年，在丢失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权力基地后，他与从前的同事日益疏远，并做出了投靠崛起的明星林彪的致命决定。他与林彪手下的大将一样常常是毛家湾的座上宾(他们都试图在钓鱼台集团前隐瞒这一事实)。一旦毛死后，林被指定继承毛的权力，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他的野心：成为中国领袖不可须臾或缺的首席理论家，不管这位领袖是何许人也。

鉴于解放军将领在“九大”上成为中共高层的主要力量，此前又在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上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这在当时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九大”之后各省市区经过了漫长而激烈的斗争过程，终于在1971年8月完成了省市区委的组建，在29名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解放军占到了22人，决大多数主持各省市区委工作的都是军队干部。另一方面，激进派被排除在外，幸存的老帅们则依然惶恐不安，小心从事。

不管林彪抱着怎样的野心，客观的前景是一旦他任党主席，将是枪指挥党，而不是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林彪的常年患病意味着他在解放军之外没有什么支持者，他几乎肯定要依靠自己的集团来治国，这包括中央的高级将领和地方的解放军第一书记；毛和日后的邓小平发动的让解放军返回其军营的运动和林彪的利益是相冲突的。要把主席处理党和军队关系的原则颠倒过来，需要使用意识形态的诡辩为之正名，陈伯达可能会认为自己正是合格的人选。

然而，陈伯达对林彪的效忠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18个月之内，陈将遭到清洗。在此之后，不到一年，林本人末日来临，作为叛徒名誉扫地。

七、“一打三反”运动

就在“九大”召开而代表们正在宣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之际，北京以外的形势仍然是动荡不安。虽然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谈论“恢复秩序”仍然为时过早；中国的许多地区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部分内地的工业区，早就被官方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仍然在进行武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的煤炭产量在下降，周恩来怀疑其主要原因在于“派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在运输领域，据说有两千多节车皮在“事故”中撞坏，周恩来拒绝相信这个说法，觉得它完全不可思议。作为华北最大的钢铁厂之一，内蒙古的包头钢铁厂停产了几乎两个星期，地方领导人将其归咎于铁路停运。然而，周恩来从其它消息来源得知“厂内无政府主义严重”才是症结所在。一位中国的历史学家后来总结道，无论是1969年的政治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不允许生产恢复“正常”。除了原油以外，没有哪样产品完成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目标。

到了1969年底，中央领导层明白，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改善局面。于是中共中央赶在1970年2月春节前发动了另一场残酷的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指的是中发(1970)3号文件部署的全国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该命令由周恩来负责起草，毛泽东在1月31日同意签发(“照办！”)。它号召各地的领导人

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

2月5日下达的中发(1970)5、6号文件明确了“三反”的对象。一反“贪污盗窃”，它把各种未经批准的经济活动都包括在内。比如，它明确禁止“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二反“投机倒把”。三反“铺张浪费”，中发(1970)6号文件对此做了详尽的介绍。被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为了实现“三反”的目标，中共中央号召掀起全国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要“雷厉风行”，“放手发动群众”。

毋庸置疑，地方当局制定的“三反”目标并不总能和中央的模糊意图保持一致。无论如何，号令已经发出，这将是一场最严厉的打击活动之一，因为在地方看来，任何具有“反革命”动机或实质的东西都在打击之列。至于它们是否导致了周恩来想要克服的无政府状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10多个“下放”的大学生组成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在1970年初遭到逮捕，罪名只是名义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则搞了“反革命”活动。其中有三人在1970年8月29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中有一人的罪行之一是在《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序言旁，写下了“放屁”二字。在湖南的国家科学技朮委员会“五七”干校，一位名叫于若木的敢于直言的干部，利用“三反”的机会贴出了带有煽动性的两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另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隔离审查，在“斗争大会”上被批斗，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如果于的丈夫不是陈云的话，几乎可以肯定她的命运会更加糟糕。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一打三反”的对象机会都是或者大部分必然是带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或者是在政治上敢于直言的干部。在上海市闸北区，运动中只有6%的案子是“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许多“群众宣判大会”的记录显示，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包括大量的普通罪犯。从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运动的理解来看，“一打三反”的吸引力在于，确切地说，它给了人们希望。让某种曾经熟悉的“法律与秩序”能得到重建，更有可能让“好人”有机会镇住“坏人”。1970年初秋时分，在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居住区，老年居民们努力以政治上正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一打三反”是必须要搞的。许多外宾到中国来，我们的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国内形势大好，但是有坏人。我们一定要作好保卫，不让坏人出来捣乱……“一打三反”是毛主席指示要深挖细找。我在回想文化大革命时，当时有多少人捣乱，两派打架，说明有阶级敌人捣乱，把好人当敌人……好人不怕坏人。非把坏人找出来，把挑拨离间人找出来。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有党的支持，我们怕什么。

在后毛泽东时代的1982年，即使是积极主张一概否定文革的人士，如原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也肯定“一打三反”运动打击了“真正的敌人”，而不仅仅是“假冒的”。

在中国的城市中，对“坏人”、“真正的敌人”的打击行动便成了人们所知的“红色台风”。在王洪文主持下的运动，1970年初的上海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刮一次红色台风。作为全国学习的典型，上海台风一般是在重大节日前夕或者在外宾来访之前掀起，包括大规模动员民兵、警察、积极分子——人员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在一个区或者几个区内有时甚至整个城市大肆抓人。到上海来学习“先进经验”的云南代表团得知：“打击的对象只能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在代表团看到的具体罪名中，除了杀人犯、小偷、强奸犯之类的罪犯以外，还包括“破坏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罪犯”。但是，是否所有这些人都真的符合“人民的敌人”的条件，这是大有疑问的。那些掀起红色台风的人只消玩弄一些语言文字上的把戏，就几乎可以把任何事情都上纲上线成“严重罪行”。比如“地下”这个罪名，从公开的国家鼓励到绝对违法，中间隔有一个很长的灰色地带，其间任何松散的组织活动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于是乎，出现了“地下图书馆”，“地下音乐会”，“地下工作室”和“地下婚姻介绍所”。任何牵涉到一、两个人以上的事情都是“帮”。上海的实际例子包括“推翻新政权帮”、“赌徒帮”、“流氓阿飞帮”等等。

关于某些帮派活动的档案读来引人入胜，为文革高潮的生活阴暗面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户。这里，代表工人阶级的不再是劳动模范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人们也不再日以继夜地一定要辩论怎样能最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与《中国画报》、《中国建设》上连篇累牍的舆论宣传相距天壤，下面摘录的南京三轮摩托车修配厂“青年歌唱队”一名成员的悔过书传达出了文革生活的气息，这个帮派的头头是一名27岁的焊接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这个反革命集团“青年歌唱队”这么一小撮人在一起，不是谈研究对付厂里的办法，就是谈些下流无耻的话：某某女人长的好看、身材苗条啦，某某女人又长的美中不足啦；谈论最厉害的地点就是后面焊工组的地方，一坐下来没有事情，脸朝着对面厕所的地方看上厕所的女同志，哪个长的漂亮，从头评到脚；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同志，刘玉才就讲“这个女人给我就好了”。……刘玉才一闲下来没有事，脸对着那面看，他曾经多次讲过：“在后面干活，虽然工资拿的少，但是整天能看到不少的女人，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有，这个地方真是个风水宝地。”……在以前，有时候他值班，叫我不回家，陪他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把被窝一掀就露出硬硬的小便地方说：“我这个东西女人看了喜欢，不喜欢你的，都没有我长。”我说：“长有什么用，人家一看吓的直跑。”有时候，他趁我不注意还爬在我身上直抖动，我就把他从我身上翻下来以后就骂他说：“你他妈真烧。”他有时候说：“唉，现在真没有意思。每天早上有一个女人给我干一下就好了。据说在以前，上海地方人家玩女人专门卖钱给人家看，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人活在世上空跑一趟。”

据说“青年歌唱队”的成员们犯下了大量的“反革命”罪行，包括收听“敌台”(即国民党的)，谈论他们听到的内容，“为苏修和美帝唱赞歌”。比如，他们声称“珍宝岛还在打仗，苏修只要从蒙古发射一颗导弹，23分钟后就会击中南京”，“我们的雷达不好，侦查不出美帝和苏修的飞机”。我们对他们最终的命运一无所知，但是在当时紧张的政治气候下，“青年歌唱队”成员们的流氓行为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话，会让人们带着极端的偏见来处理他们。

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运动中没收的的金钱和其它值钱的东西，按照中央的规定要上交给国家或者集体，这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边远地区二农村，这些规定并不总能得到遵守。在“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九个月后，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一份精心措辞的通知，其最后的一段是：“农村社、队查出地主、富农隐藏下来的浮财(包括应没收的漏划地主财物)，当作公共积累，发展集体经济，不再分给贫下中农。”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从该市合法和非法的常住与赞助居民中，一共“捕获”了大约5775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它坏分子”，破获了大约3138件“反革命和比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现了6200多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全部死亡人数没有一个可知的估计数字。在运动的前10个月，中共发表的唯一数据是：到1970年11月底，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逮捕的人数超过了284800人。不过，虽然运动在许多地区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在1970年11月，毛正忙于一项更加重要、也更加驾轻就熟的工作：找出党内高层的“反革命分子”。

壹拾捌 战争的威胁

对于出席“九大”的普通代表来说，林彪看来应是一个理想的接班人。最重要的是，他是毛亲手挑选的。在周围的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之际，在中共最伟大的将领之中还有谁更适合站在主席身边呢？事实上，在“九大”召开之时，中苏战争似乎真的有可能一触即发。

苏联式的修正主义——文革旨在中国根除的“原罪”——在一年前发生了令人警惕的转变。1968年夏，苏联入侵其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由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及其同僚提倡的“具有人道面目的共产主义”。推翻杜布切克政权的理由后来被概括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即莫斯科有权处置任何背叛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时陷入文革阵痛的北京方面并不同情“布拉格之春”。然而，勃列日涅夫主义隐含的意思却让受到莫斯科公开敌视的中国政府感到极为不安。中国人称苏联的行动和主张是“社会帝国主义”。周恩来后来同越南共产党代表团谈道：“这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先例。”

与此同时，传统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南疆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毛发动文革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越南战争不会蔓延到处在内乱的中国。即使是这样，1960年代中期他还是下令把重要的工业转移到内地所谓的“三线”。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经济混乱。日后据中国人自己的估计，共造成了2000亿元的损失，在1965年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防（包括“三线”的进一步发展）被列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重中之重。文革很快就加剧了“三线”导致的经济混乱。它也分散了政治、军事领导人在经济和国防问题上的注意力。幸运的是，1968年9月完成了组建省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民日报》宣布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虽然这并不标志着动乱的结束，但是在局面相对稳定后，毛及其同事们可以专心思考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了。

他们的最初反应只是修辞上的，但是到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的严重冲突使他们的谋划工作进入了紧急状态。从1964年底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冲突的次数比1960年代的前五年增加了150%。但是珍宝岛事件的性质和此前的冲突大不一样，苏联方面大幅度增加了火力。据一位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说，美国拍摄的照片显示，“在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苏联人留下的弹坑，看起来就像是‘月球表面’。”不管是谁挑起了这场事件，中国损失最为惨重。

一、珍宝岛事件

迄今为止，有关1969年3月的冲突，我们可以得到的中国方面的说明都是面向大众和外国人的。它们宣称苏联武装“最近……连续武装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给入侵者以应得的惩罚，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另一方面，苏联的材料总是坚持说中国人的伏击打响了战斗的第一枪。1990年代，中国研究冷战的史学家在叙述该事件的方式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含蓄地承认最初的中国说明版本是有问题的。到了2001年，俄罗斯和中国学者达成了某种类似于共识的东西——1969年3月乌苏里江上的战斗其实是中国人挑起来的。

中国在1969年公开披露关于该事件的版本是一个重大的宣传策略（也是相当成功的）的一部分。1969年4月“九大”开幕以后，一位军官对少数严格选出的高层听众所作的内部报告（以前没有发表过）证实了这一点。这位叙述者使用的语言与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但是在当时中国的舆论宣传中被小心地过滤掉了：他把1969年3月2日的事件说成是中国人的一场埋伏。他先是说在战斗的预备阶段，他们发现苏联人“秘密移动了我方的边界标志”。中国方面立即通知苏联人，如果他们把边界标志“往我方移动10米”，就会要他们把它们挖出来，移回“30米”至苏联境内。3月2日，一支61人全副武装的苏联部队进入中国领土后中了埋伏，结果被“全歼”。幸存的两名苏联士兵受了重伤，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后来愤怒的中国民兵在把他们抬离战场去接受治疗的时候，把他们“颠死”了。当时的一份苏联秘密报告称：

在挑衅过程中，中国军队对受伤的苏联边防战士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和残酷的行为。根据现场勘查结果和检查苏联士兵尸体的医疗委员会的专家意见，伤员是被中国人从近距离射中和（或）用刺刀和匕首捅死的。一些尸体面目模糊，无法辨认，其他人的制服和靴子被中国人拿走了。

3月15日，在中方描述的“报复”行动中，苏联出动了一个营，开进了中国领土。解放军原来的计划是诱敌深入，不料被一名没有经验的新兵给打乱了。当时这名埋伏着的士兵惊慌失措：“他不断地请求开火，指挥员不同意。他就背诵着「毛的语录」‘错误的领导不应当接受’，擅自开火了。”根据那份材料的叙述，战斗随后导致了双方的伤亡，中苏两方都没有明显占上风。3月17日爆发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这位叙述者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报道过”。在最后这场“更大的报复”中，苏联方面采用了此前中国一无所知的新型坦克以及由一位陆军中校指挥的乘坐装甲运兵车而来的两个营的兵力。也许正是由于解放军在第三场战斗中的经历，导致周恩来在不久后说拥有更多的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非常重要”。

不过，这位叙述者在计算苏联军队的规模时可能昏了头。这个规模相对于珍宝岛一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是太大了。根据中方后来的材料，3月17日那天苏联只出动了3辆坦克，100名步兵；掩护苏联军队进攻的“猛烈”炮火也许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最大的伤亡。中方估计苏军在三场战斗中的伤亡人数“数以百计”（但是没有提供中方的伤亡人数）。周恩来说苏联人在第一次战斗中阵亡36人，第二次战斗中阵亡203人。但是他没有提到第三次战斗，也没有说明中方的伤亡人数。根据最近俄罗斯的报告，28名苏军士兵3月2日和3月15日被打死。中方声称抓获了“60多名战俘”。

如果真的是中国方面挑起了冲突，那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它又是哪一级指挥策划的呢？根据一份权威的中国材料，为了应对1968年1月七里沁岛事件，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军区准备利用未来一切时机进行报复。尽管沈阳军区制定了计划，在七里沁岛附近部署了一批精兵，边界上却安静了下来。显然是因为苏联人正忙于在东欧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

1968年12月28日和1969年1月23日，珍宝岛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事件。为了响应中央军委一年前的命令，黑龙江省军区（隶属于沈阳军区）提出建议，如果苏联人再敢武力来犯，要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教训。沈阳军区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上报给北京。随着2月份珍宝岛又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于2月19日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计划，在中央军委批准了以后——很可能毛本人也在某个时候批准了——沈阳军区开始进行战斗准备。从三个军中挑选出三个侦察连进行特别训练，人数在200到330人之间。这些部队参与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冲突。后一场战斗实际上是在北京指挥的，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将军正在北京参与筹备“九大”。总参谋部在军方管理的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特别的房间，安装了电话专线，以便让陈直接和前线通话。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处理国际关系，和周恩来进行联系。

3月15日，苏联人开着几十辆车、大约12辆坦克，踏上了这个小岛。此时，珍宝岛上没有驻扎中国军队，但是中国方面精心部署了大炮。陈锡联在请示了周恩来的批准后，下令轰炸了半个小时，摧毁了所有的苏联车辆。苏联方面没有派增援部队，而是用炮火进行报复。3月17日，显然是苏联人挑起了第三次冲突。如果中国人希望他们的前两次埋伏能够给莫斯科一个教训，北京现在也认识到，这样的边界冲突会以灾难性的方式逐步升级。这一事件应该促使毛重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中国的安全。

这时，边界冲突给了主席及其同事们一个利用爱国热情把人民动员起来的机会。1969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一个为“九大”议程而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把在乌苏里江发生的战斗和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面临的国内麻烦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毛主席说：“面对着强大的敌人，我们能更好地动员起来。”敌人的挑衅让我们把群众动员起来。即使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那样的观点，或者分裂成了不同的派别，有的还没有团结起来（周围还有坏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做最坏的准备……最坏的情况暴露出来以后，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

正如周还透露的，毛关于“动员起来”的批示发表于1969年3月15日的战斗简报上。当然，当时文章的背景不是文革，而是纯粹的军事问题。

在第一次埋伏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联合社论——该社论由周恩来于3月4日定稿，并同意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这标志着一场宣传运动的开展。在随后的数周乃至数月内，北京的文官和军事领导人在国内大打“国外威胁”牌。不但在媒体上向“广大革命群众”宣传，还关起门来向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和解放军部队施加压力。内蒙古和贵州是两个相关的例子，中央当局下达了措辞严厉的命令，要求结束派系倾轧，“整顿”当地混乱的政策，命令还谈到了问题的紧迫性，呼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随着边界冲突的持续，8月13日新疆又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中国人听到了东欧传来的谣言，说是苏联正在与盟国协商，要对中国的核武器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由于苏联卫星国的看法不大可能左右苏联的行动，这些谣言更可能是莫斯科放出来的，是在与北京打心理战，并刺探西方的态度。莫斯科实际上在试探华盛顿的意见。此前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曾向苏联人暗示，它将在中苏冲突中保持友善的中立立场，以回报苏联队越南北方的约束。但是，到了1969年中期，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结论，苏联人不愿或者不能影响北越领导人。于是华盛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向莫斯科暗示它将把对中国的攻击视为对和平的威胁。

然而，1969年9月，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前往河内出席胡志明的追悼仪式。这就为中苏举行讨论边界问题的高层会谈而避免再次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提供了机会。根据中国的资料，柯西金的一名随行人员提出了会晤的建议，毛同意了，条件是会晤在北京机场举行，作为非官方的中途停留。中方的答复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经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飞机。他又掉转飞机飞了回来，9月11日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面。双方同意进行边界谈判。但是，谈判的前景并没有驱散中国领导人在1969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强烈感受到的来自北方邻国边境的威胁。

1969年3月，毛两次提醒备战以防苏联进犯。4月份“九大”的政治报告非常概括地讨论了这一危险。8月27日，在听到东欧流传的有关苏联要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谣言后，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织疏散城市人口，给工厂另择新址，鼓励工人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建筑防空洞——上海变成一个“大工地，空中扬起了漫天的灰尘，在每条道路边都是成堆的泥土”——还建起了粮仓和其它战时必要设施。第二天，新疆军民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恩来于柯西金会晤的意义，并得出结论：俄国人正在释放烟幕弹。第二天，毛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的正式口号上加了一条，以示其关切之意：“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政治局于9月18日、22日再次开会，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柯西金的访问被比作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与美国的大使级谈判。日本人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信任。许多小事可以透露苏联的意图：柯西金没有保证苏联不会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在莫斯科机场迎接他的只是一般官员，这显示苏联领导层不赞成他对北京的和平姿态；苏联外交部和国防部的官员仍然在发布威胁性的言论。毛好像是主持了这些会议，他是赞成这些观点的，于是政治局同意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备战。周恩来通知外交部和其它相关部门，起草疏散秘密文件和档案的计划，动员工作人员。9月22日，他召集了解放军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说：“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备战是新的战略部署。必须确保有备无患。”

9月25日至27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军官以及各大军事单位领导人和总参谋长出席的作战会议，研究加强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战备问题。林彪在做总计时，指示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9月27日，毛泽东接见了军队的首长们。政治局中忠于林彪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军队领导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林彪的妻子叶群）赞同主席对局势所作的不祥估计。这样一来又证明了解放军干部登上政治体制顶峰的合理性。

二、另类班子的报告

然而，毛也得到了另外一份由军队高层人物做出的不那么悲观的报告。1969年2月19日，毛委派四名兼任副总理的元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元帅、叶剑英元帅此前和当时并不担任副总理，—校注）组成一个国际关系研究小组。这些人自从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一直处于半倒台的状态，虽然组建这个小组不知是谁的想法，但是周恩来暗示这是毛的主意。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对总理和外交部的不信任，但事实上周恩来是受益的。他们和他是密切共事多年的同志。这些元帅的地位超过林彪集团的将军们，并且毛嘱咐他们思考问题时不要有框框。

起初，这四位元帅似乎没有把这项任务太当真。也许他们认为这只是给过时人物的闲差，因为他们都很明白，外交政策一向是由毛来决定，周来执行的。6月初，周收到他们的第一份报告后，总理劝他们不要把给他们的任务看轻了，要他们在外交和政策上多动点脑筋，因为他自己实在挤不出时间。根据周的说法，毛相信客观形势在急剧地变化，中国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应该随之而发展变化。周指派了外交部的两名高官来协助陈毅和他的同事们工作，确保给他们提供相关的材料。这样，总理就控制了提供给这四位元帅的材料和建议，而且他指示陈毅，所有的报告都要先交给他，再转报主席。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从6月初到9月中旬，四位元帅共开会16次，约计50个小时。7月11日和9月17日，他们分别向周报送了第二份和最后一份报告。该小组重点关注两个问题：谁是主要的敌人，美国还是苏联？战争真的要爆发吗？陈毅小组得出了比政治局当时所具有的看法要乐观得多的结论：苏联或美国进犯的危险不大。两国只是在口头上反华，谁也不想真的动手；欧洲仍然是美苏争夺的焦点。尽管爆发了珍宝岛事件，苏联还是担心侵华后的政治和外交后果。元帅们强调，推迟任何可能的对抗的重要性，以便使中国改善其经济、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处境。陈毅在提交了第二份报告后，口头上向周提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意见。他建议：既然中美之间的华沙会谈10年来一无所获，也许中美有必要举行部长级或部长级以上的会谈，这表明他认为美国人的威胁要小一点。这是中国如何摆脱超级大国包围的一个较早的提示。

三、国防措施

然而，毛当时忽视了这个分析，悲观主义仍然盛行一时。1969年6月，正当陈毅小组开始思考时，总参谋长黄永胜及其同事们召开了两次会议，考虑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政治局9月中旬开会时，毛忽视了陈毅小组的最后报告；事实上，政治局委员们也许并不知道陈毅小组的思考。国防经费比1968年增加了34%，1970年增加了15%，1971年增加了16%。这给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过高估计了外来的威胁，同时又过高估计了国内经济的可能性，毛又在幻想工农业生产的大规模增长。产量的显著增长是以牺牲经济平衡为代价的：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把1970—1971年描述成“冒进”的两年，这一个词也被用来描述“大跃进”。作为毛对于外敌入侵的战略回答，在西部省份的“三线”地区又掀起了第二次投资高潮，占1970年总投资的55%以上；1970年初的计划会议提出了新的战略思想，把全国分成10个协作区，每个区都要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这又导致了大跃进式的分散、重复和混乱。

同时，无政府主义仍然在一些省份盛行，尤其是山西、河南、江苏、湖北；“九大”对于团结的号召没有终止各地纷纷以兵戎相见的内部斗争。例如，在山西，造反派喊着“武装夺权！”的口号破坏铁路，袭击列车，夺取坦克和仓库，构筑武装据点，强迫工人罢工，煽动农民攻打城市。为了镇压这种行为，以便使各省集中精力备战，7月23日中央发出了中发（1969）41号布告，结果收效不大。8月13日中苏在新疆爆发冲突后，中央于8月29日发出了中发（1969）55号文件，命令敌对派别和左派游击组织立即停止战斗。

结果，1969年第四季度，各地开始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鼓励全民进行备战，设立指挥部，建造防空洞，组织民兵，把大学和中学从城市中疏散出去。

四、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下，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家中韬光养晦的林彪视察了首都及周围的战备情况。9月30日，他去了北京的一处机场，下令立即疏散北京地区几个空军基地内的飞机，在机场跑道上设置路障，向机场留守人员分发武器，以防伞兵部队的突袭。这时，中央领导层担心苏联人利用中国国庆节庆祝活动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就像他们对付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在度过危险的时刻后不久，林乘飞机视察了山西和河北的基地。他命令总参谋长黄永胜去位于北京西北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检查在苏联可能来犯的路线上的战备情况。军委办事组将其指挥部转移到了北京西边。周恩来下令编撰和分发有关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闪电袭击波兰、苏联的材料。

10月22日中苏双方开始边界谈判时，毛担心苏联趁中方放松警惕发动突然袭击。根据权威的中国史书的描述，主席的判断促使林彪采取紧急措施。根据另外一份权威的中方材料，林彪遵照毛的吩咐于10月中旬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毫不出人意外地一致赞同主席的忧虑，支持他把中国领导人从首都疏散出去的想法。如果主席没有同意，无法想像政治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主席亲自决定了每人的去处；他自己于10月14日去了武汉。虽然毛的同事们也许会感激他对他们的安全一如既往的关心，但是他们肯定会痛恨他们所到达的地方当局对自己不屑一顾的态度，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文革初经主席之赐屈辱受冤的结果。

按照疏散计划，10月16日林彪飞往苏州，10月17日他下达了六条紧急指示，题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上文的那些细节对于理解林彪的紧急指示很重要。一个正式负责军委日常运作的人当然有权下达这个指示，要求“武装部队进入紧急戒备，加快武器（尤其是反坦克兵器）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密切注视中苏边界情况。10月18日晚，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统帅的第一个号令”为题把该指示下达到解放军11个军区、海军、空军和北京卫戍区。毛为之大怒。

为了解释毛对林的这种首创性所表现出的震怒，日后有许多中国评论家说林是背着毛和中央悄悄干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主席的主要联络员，他说林彪力图得到毛对这一文件的认可，就先把该文件给总理审核。周拒绝做批示，直接把这一命令给了汪东兴，后者于10月19日交给了毛。毛读后喊道：“烧掉！”然后，毛要烧此文件，汪东兴说他要留文件的有关部分好去汇报，于是把附信留下了。周从汪东兴那里得知毛为此感到不快后，再度拒绝做出批示，但是他提醒了林有关毛的反应。

汪自己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林在试探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接替毛的领导权。尽管主席没有当着汪的面说自己的副主席的坏话，但是他对这种对主上不敬的行为殊为憎恨。这种分析与官方的看法保持一致，即林彪在图谋推翻主席，然而它完全不符合林彪在文革中一直以来的行为特征。不管林彪在私下里抱什么看法，正如其秘书所说，他雷打不动的原则是永远紧跟主席。在他不知道主席的想法之前，他绝不会行动或者支持某个观点。

会不会是黄永胜抢先发布了这个命令，以致林没有机会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先行征求毛的意见呢？这位总参谋长不大可能犯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此外，林彪的秘书说该命令文本先发给了毛，两个小时后在没有遭到否定的情况下再发给了黄永胜。似乎更为可能的是，林彪根据早先政治局的讨论结果，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毛的授权甚至可能是毛的命令，去提醒解放军苏联有发动闪电战的可能。从其秘书的叙述中可以判断，林彪也许认为自己回到了战时的角色，那时的他习惯于自信地发号施令，以为以后会得到毛的认可，但是当有人提出了要请示毛，他欣然同意了。

根据这个假设（毛事先已经看过了林的指示），可以肯定的是，激怒他的是其方式而非其内容。他几乎不会为其内容所触怒，那只是他自己的分析的逻辑结果而已。但是，毛可能把它发布的形式，特别是黄永胜安上的标题，看作是对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篡夺。汪东兴也许猜错了林彪的动机，却说中了主席对此的解读。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的发布表明随后还有一系列的号令接踵而至——事实上当天接着就有三个号令发布——表明林彪将接替毛的统帅一职。尽管毛的反应传开后，第一个号令作废了，但是不管多么短暂，它已经使解放军全军行动起来：95个师，大约94万士兵，4100架飞机，600艘舰艇，大批的坦克和火炮进行了疏散，大量的铁路机动车辆被用来运输人员物资。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宏大场面向主席展示了他的最高权力基础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转移到其继承人手中。

对毛的震怒至少还有一个可行的解释。主席在中苏边界冲突后大谈珍珠港事件，也许是处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在文革大势已去之后，把全国动员起来，使所有人都团结在这位革命和朝鲜战争的最高领导人的身后。至于把大人物们从北京转移到安全之地，是为了低调地突出这一点。而且，此举还有一个好处，即把那些可能造成麻烦的同事们调离首都的政治舞台。但是，林彪对毛太认真了，把一个零成本的政治动员搞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军事动员，而且还带来了把苏联进攻的幽灵变成现实的危险。毛或许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不管毛为什么发怒，如果主席此前没有担心过中国政治的军事化，那么这一事件把体制的现状变成了潜在的人身危险。即使是一个不像毛那样多疑的领导人也有理由感到忧心忡忡了。

五、对美国开放

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毛具体从何时赞同那四位元帅有关国际问题的乐观看法。从时机的把握来看，虽然苏联的威胁显然是毛重新进行思考的关键所在，但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则是枕戈待旦。毛静静地等待一般认为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过去，即苏联代表团的到达和谈判流产后离去。然而，林彪的号令向毛表明，如果备战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解放军及其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主宰政治舞台。国防的需求将主导政治进程，扭曲财政预算，打乱社会生活，事实上1970年一直是这样的。只有通过消除困境和恐怖的阴影（这大部分是毛自己造成的），解放军才能逐渐退回到传统的从属地位上去。

对毛来说，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新政府希望采取一种全新的对华姿态。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的“关岛主义”表明，这位总统的目标是美国未来将避免像在越南大规模驻军那样卷入亚洲的内部安全问题。尼克松暗示他希望从越南的泥潭中脱身。这样的转变将消除美国在南方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而确认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危险。如果通过对美国开放可以化解苏联的威胁，那么就可以降低解放军的作用。国内的压力和国际的机遇让毛觉得打出“美国牌”（尼克松则打“中国牌”）以对抗苏联的时机已水到渠成。

1970年1月1日，中国官方媒体在新年贺辞中稍微降低了国防的调子。但是直到美国人在1月份的华沙大使级会议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主席才首次做出了重新评估局势的指示。当时美国方面提议派一个高级特使去北京。在2月份的华沙会议上，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在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停滞不前，主要是由于美国在5月份派军队进入柬埔寨，对此行为毛必须表示谴责。

1970年10月，尼克松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告诉中国人，美国准备派高层特使前往北京。12月初，周恩来答复，表示欢迎。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毛向华盛顿发出了进一步的信号。在毛的生日——1970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观看国庆节游行的照片，然而华盛顿的中国观察家们似乎没有看出其内在意义，也许是白宫不相信斯诺。1971年4月，毛做出了进一步的姿态，允许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友谊比赛。正当世界在好奇地想像“乒乓外交”将走多远的时候，幕后的周恩来告诉有关官员，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开启了中国外交关系的新时代。5月份，毛同一名外宾讲，世界正超着革命的方向而不是世界大战发展。过了几星期后，中国的宣传机器不再强调战争的危险。而在幕后，巴基斯坦政府以高度保密的方式继续扮演中间人，中美双方继续进行秘密谈判，从而实现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北京所代表的地缘政治的巨变。

在文革的环境中，中美关系的突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正是由于莫斯科寻求对美关系的缓和，毛才指责莫斯科背叛了列宁的外交政策，即莫斯科不是与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而是搞绥靖政策。他把苏联领导人恢复资本主义的意图说成是修正主义，而发动文革正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发生类似的倒退。现在，北京自己也在寻求同美国关系的缓和。这就使得它五年前意识形态高谈阔论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向国内解释这一转变时诉诸毛在中日战争期间的著作。当时他说要与美、英帝国主义一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后者的威胁更大。不过那只是应急之策，就好像苏联的辩解是自己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是为了防止在核战争中共同毁灭。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将莫斯科的理由斥之为懦弱和烟幕，并以占据意识形态原则的高低自命不凡。现在，他们也搞起了权宜之计，如果不算懦弱的话，变得审慎明智起来。

然而，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到达北京，为尼克松的访问进行磋商。此时的中国人应该怎样便宜行事呢？确实，苏联向中苏边界增派了六个配备了战术核武器的师，但是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已经缓和，只要中国方面不挑衅就会平安无事。到目前为止，苏联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如果不是无法想像的话，起码也不大可能。如果那四位元帅在1969年持乐观态度是对的，那么1971年的形势甚至更为有利。美国人正在从越南撤出，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原则是以进为退，正如他们在入侵柬埔寨的问题上那样。对北京来说，1970年代初比1960年代末更加安全，它可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期盼着两个超级大国遭遇厄运。但是，毛做出了别样的选择。

人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之所以招惹主席生气，与其说是“修正主义”，不如说是苏联领导人拒绝把中国的国际目标提升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旦毛看到中国有机会在华沙秘密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取得突破，就像苏联长期以来所做的那样，与美国平起平坐，毛就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林彪有没有提出过异议？这是笼罩在林彪厄运上的许多个问号之一。

林彪于1971年9月因飞机失事而死于蒙古，5个月后，毛告诉尼克松：“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然而，林彪在文革期间对于外交事务没有多大兴趣，他在所有发给他的有关中美打开双边关系的文件上只是写了一句：“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从周恩来和那四位元帅的态度来看，老帅们（毛在林彪叛逃和死亡后试图培植他们的势力）是欢迎对美国做出开放的，至于表明他的前任接班人是反对它的——毛与尼克松谈话的相关部分会在高层传阅——是为了显示毛对林的抵制是多么的幸运。

另一方面，邀请尼克松访华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正如尼克松在其中国的最后一次宴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林彪私下里对家人说这个政策是灾难性的。林彪也许觉得中国仍然可以自力更生，如果不能的话，更适合的媾和对象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特别是由于莫斯科大军压境，不管其动机如何，实在是一种威胁。不过，如果这是他的想法的话，那也只是在家中这么说，肯定没有向毛或者其他同事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毛是林死后，才从林的女儿那里得知林彪对中国向美国开放的疑虑的。因此，毛表示这是林彪的叛逃原因似乎只是在为自己开脱。问题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权力；但是奇怪的是，它是在一场辩论中最终摊牌的，而这场辩论是围绕着一个没有实权的职位展开的。

壹拾玖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尽管林彪在“九大”上被正式指定为接班人，但是他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的地位感到担心。在主席以前设计的二线继承制下，在毛离京或者不便打扰之际，由刘少奇及其高级同僚主持工作。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设置了荣誉主席一职，暗中承诺有朝一日毛将把党政大权交给刘，自己彻底退居二线。1959年，毛把国家主席一职让给了刘，似乎朝着这个方向迈了一大步。从此以后，每逢国庆节《人民日报》并排刊登两位主席同等大小的照片。毛在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爵士谈话时也确认刘是他的接班人，这个个人的承诺传遍了党的领导层。最终也无助于刘免遭毛的翻云覆雨之手。不过，在10年的时间中一直有一个明显的接班程序在运行，表明毛将在生前移交他的权力。

然而，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接班程序。荣誉主席的条款被拿掉了，也许是由于向刘少奇交权失败而已，这个变动预示着毛打算在任上干到老死为止。在“九大”的会议和决议上也没有明确是否会有一个过渡的步骤，比如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正式确认他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本可以再毛缺席的时候定期主持政治局会议，似乎二线制还在运行着，但是也许因为他看到了刘少奇的结局，再加上自身的健康问题，他最后决意把日常工作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更为安全可靠。的确，林完全可以怀疑，主席之所以决定将其立为接班人，只是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让另一位毛派的狂热信徒顺利成章地接班。否则，主席为什么要建议林，林自己也应该指定一个接班人，并且点出了张春桥的名字，而让林大为尴尬呢？尽管毛没有公开力图推动他的建议，但这至少表明了：在毛看来，他的妻子及其亲信才是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接班人。

接班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摊开了牌，即有没有必要保留这个刘少奇曾经担任过的职务，由谁来担任这个职务呢？

一、国家主席问题

1970年3月8日，汪东兴从武汉来到北京，向政治局传达毛有关重建中国国家机构的意见。在前四年的混乱中，副总理和部长的职位大大减少，精简后的国务院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努力维持着基本的职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召开，刘少奇倒台后，国家主席的职权由年迈的国务活动家董必武（文革前夕被任命的刘手下的两名国家副主席之一）代为履行。

从表面上看，当时毛对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兴趣在于通过一个无国家主席的宪法，就这一激进做法，他还没有与高层同事们进行协商，这好像是在文革的大破坏后进行重建的必然。毛拒绝担任国家主席也不出人意外。在列宁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没有强有力的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个职位并不是一个革命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毛曾经担任过那个职务，他讨厌它的繁文缛节，而且他不需要权力的装饰。

然而，奇怪的是，当时遭受了更严重的破坏，也更为紧要的是中共被损害 的党内机构有待重建，而毛却对国家机构情有独钟。尽管“九大”已经开过了一年，尽管已经宣传了基层的党建模范，县级党委的建立还是寥寥无几。即使如此，在毛的家乡湖南，直到1970年12月才成立了文革时期的第一个省委。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此前毫无兴趣的国家机构的关注至少让人对其动机产生疑问。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人们有理由怀疑毛希望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马脚，即假定林以为自己作为接班人，也应该像刘少奇那样担任这一职务。这种可能性得到了下述材料的佐证。据吴法宪回忆录披露，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本人的话：“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据吴说，汪邀请林彪的高级军事同僚们吃饭，重申如果要设立国家主席的话，主席倾向于让林彪来当。据说，林的妻子叶群急于让林担任国家主席，也许是因为她就可以就此成为第一夫人，于是催促其支持者们努力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既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叶群的野心，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希望得到这一职位。据报道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他还坚决表示推辞。

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是如何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歧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于党的合法性的冲击实在太大了。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划了其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从而部分地降低解放军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导份量。文革后，国家主席问题被当做是林彪图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证据。这样一个罪名会不会是毛给林构陷的呢？人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动机仍然晦暗不明。但是，为什么毛就在自己还在准备林彪的罪状，林彪还没有逃跑和死亡的时候就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呢？

毛是在武汉提出这个建议的。他命令汪东兴返回北京通知周恩来。同一天，1970年3月8日，周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可想而知这次会议自然是通过了毛的建议，并组成了三个小组负责后勤工作以及起草必须的报告。然而，4月11日，正在苏州的林彪让其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主席此时正在长沙——建议保留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来担任此职。这一天的晚些时候，林的秘书打电话给政治局办公室，详细阐述了林给毛的口信。因为，毛不担任国家主席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没有必要设副主席，无论如何他林彪不宜担任副主席。周恩来再度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成员们（包括江青的部分支持者）看到电话记录稿后赞成了林彪的提议。当毛的秘书向毛汇报林的提议时，主席只是笑了笑，并让秘书转达他对林彪的问候。但是当政治局的意见传到毛的手上时，他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有一种颇具说服力的解释：林彪的提议，政治局的赞成，再往后要毛接受国家主席一职，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知道主席的真实想法——他对林彪电话中的建议明显没有表示反对——以为他对部下的劝进不会反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又是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不明究竟的下属们一心想奉承他们的主子，却真的没有想到玩过了火。由于毛、林都不在北京，问题就更加棘手，这再一次突出了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那种异乎寻常的遥控治国现象：主席向北京表示了自己的意愿，政治局表示拥护；副主席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提议，同样也是来自外地，同样也被政治局通过了。假设两位首长与其同事们同处一室，无法想像林会当面顶撞毛、要求毛澄清自己的想法，好让其他人去执行。起码敏锐者如周恩来、精明者如康生之辈会从其谈话甚至肢体语言中了解此中含义。

此外，与主席接触最密切频繁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实际上，汪东兴此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校注）拿出了两份宪法草稿，一份设置了国家主席，另一份则没有，这让人再度怀疑毛反对重设国家主席的用意。再加上此前汪给政治局传达的毛的话，人们开始相信，主席感兴趣的不是撤销这个职务，而是自己不担任这个职务。事实上，在7月下旬，据说毛让其秘书打电话告诉林彪办公室：“我不当，你也不当。让董老（必武）去当，让几个年轻人当副主席。”这也可能是一种挑衅：让年轻人担当此职，有可能就此威胁到林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林彪还会继续拒绝担任此职吗？

然而，不管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有主张保留国家主席的人都必须坚持让毛来担任此职，虽然他一再拒绝。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紧跟主席”，还是叶群本人处于家庭的野心主动争取，他们都在催促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军方成员（吴法宪将军和李作鹏将军）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宪法起草委员会形成了两派，将军们和陈伯达支持设立国家主席，康生、张春桥表示反对。双方都在竭力揣摩主席的意思。这个僵局留给了政治局去解决。

二、庐山风云

8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在南方山区胜地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不管主席最初抱着何种动机，此时他一定很清楚，林彪和他本人一样坚决拒绝担任国家主席。最终激起庐山风云的却是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在新宪法中如何称赞毛泽东。8月13日，庐山会议前夕，宪法起草委员会再次分成两派。此次争论是宪法中要不要写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有成员都知道，这是林彪在“小红书”“再版前言”中的颂词。张春桥知道主席对于一年前把这三个副词写入党章持否定态度，于是建议不要使用它们；但是吴法宪认为这一建议是在攻击林彪，就指责张利用毛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两人都试图紧跟主席，但是林彪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自以为这下子可击中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残余者。

8月22日下午，毛把政治局常委们——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汪东兴做记录——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开会事宜。其议程主要包括三项：修改宪法，经济计划，战略计划。这是罕见的：毛的四位常委同事轮流劝进，重设国家主席一职并由毛来担任此职。表面上他们是一致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其实是在刻意迎合他。周恩来深知毛讨厌外交礼节，于是提出可指派他人出席外交礼仪。康生则抱怨说，让毛担任国家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毛的推辞不就让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压力很大。陈伯达则强调，如果毛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林彪则对此表示赞同。毛说，如果他们都希望设国家主席，那就设好了，但是他不会当。根据列宁主义的纪律，毛必须接受大多数常委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一意见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上得到一致通过。但是，至高无上的主席超越于党的纪律之上。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周恩来向宪法起草委员会解释了有关的情况。国家主席一议被搁置了。

真的是这样吗？第二天下午，在第一次全会召开前，政治局常委们开了个短会。林彪出人意料地宣布他要讲几句话，经毛同意，会议改变了议程，由林首先发言。后来毛宣称，事先林没有与他商量，也没有告诉他准备说什么。但是，大部分证据表明毛在撒谎，以破坏林的名誉。林确实向他透露了自己想要讲的讲话内容。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林表示想谈谈宪法，因为吴法宪和张春桥在天才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而且张打算不提及毛的贡献。主席同意林谈这个问题，他说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并且让林不要点张的名。

毛为什么要同意呢，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煽动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对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们的批评导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现在激起类似的反应，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庐山上的行为也同样让人想起了1966年他对彭真的处理。当时他赞同后者的《二月提纲》，但是不久后又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次距离他的愤怒反击只有48个小时了。

林彪的脱稿发言以其特有的风格颂扬了毛及其思想。为了尊重毛对担任国家主席的反复推辞，林用了一个不大正式的属于（“国家元首”）以表达毛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意思。他像过去一样宣称没有毛及其思想，中共就不会取得胜利——由于有了它们，主观世界才能改变客观世界——新宪法重要的地方在于体现了毛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含蓄地维护了自己所用过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尽管他没有像“九大”上的周恩来那样使用它们——因为世界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在毛的著作中有共产主义经典文献中所不具备的观念。“主席的天分，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这里可以反其意而采用文革中有一句批评别人行为狡诈的流行语：“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这次不用三个副词，就是为了抬高这三个副词。他的支持者随即亦步亦趋。

在当天晚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建议改变议程（宪法、经济计划、战备），安排与会者再次收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在征得毛的允许后，又建议把林彪的讲话引发下去。第二天上午，在两次聆听了林彪一个小时的讲话录音后，与会者在剩余时间内在其所在个大区分组展开了讨论。聂元梓多年后的回忆是“每个人都听得很专心……没有人觉察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叶群提醒林彪的支持者们，不要提国家主席的事，要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最脆弱的环节——天才问题。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分散在各个小组内，配备有陈伯达摘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证明天才是合理思想的语录，按照叶群的指示去做。张春桥的名字没有被点出来，一旦人们意识到实际上他就是目标，就对任何怀疑毛的天才的人群起而攻之。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张春桥就是文革混乱的化身，他们积极地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他，虽然只是不点名的。有一个材料说，在张自己所在的华东组，有人倡议把他判处劳改，即便是张在上海的下属王洪文也支持天才的观点。周恩来在东北组支持林彪的讲话。

不过，正是华北组简报中摘编的发言在全会上把反对张春桥的人们煽动起来，并很快促使毛采取行动。陈伯达和汪东兴表示，党内有阴谋家想否定毛的天才。这种人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帝修反的走狗”，应该开除党籍。他们的讲话在该组内赢得广泛的支持，唤起了要求毛、林担任新宪法所指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热烈呼吁。汪东兴称这是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希望。他也知道，这是政治局常委们的意愿，尽管他不能挑明这一点，不过，由于他知道毛迅速拒绝了政治局常委们的请求，为什么他还要旧事重提呢？他是不是希望尽管林彪也竭力表示对此没有兴趣，但是林最终会代替毛担任此职呢？中国人的有关材料指出，汪通过叶群与林彪集团保持了经常的接触，他可能和陈伯达一样是在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投资。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位中共的领导人会自觉地抵触主席。在文革期间，这是注定没有未来的做法。

为什么像汪东兴这样与毛关系亲切（不逊于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的人会跳上反张的战车，让他的听众以为他在代表主席说话呢？支持毛是天才的观点，甚至提出毛应该重新担任国家主席，都只不过是另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但是，汪相信参与联合攻击张春桥也是在紧跟主席吗？主席在批准林彪做开幕式讲话时对张春桥、江青含蓄的批评有没有触动了汪呢？

汪在其回忆录中声称，在毛盘问他关于国家主席的事时，他的解释是听到陈伯达的讲话后昏了头。人们会怀疑：为什么毛会在与自己如此密切的关键岗位上保留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官员。主席将痛斥陈伯达。为什么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即煽动人们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们的情绪，让毛有借口打掉忠于林彪的军队派系。

中国的材料（对它们来说，指出毛的阴谋诡计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只是说8月25日早上，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他们关于揪“人”的诉苦促使毛在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开展的反击主要指向林彪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陈伯达。有人争辩说，在毛看来，暗中抨击张春桥实际上就是攻击文革本身，就是“二月逆流”的重演。陈毅元帅对于反张浪潮的强烈支持印证了这个猜测。因而，单单是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不大可能激起这样大的反响；无疑，康生很快把这两起事件联系了起来。

然而，事实上，毛肯定认识到，这两起事件有着根本的不同。陈毅及其同事确实在1967年因为文革造成的混乱而反对文革。但是到了1970年，林彪、陈伯达或者林彪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们没有理由如此反对文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主要受益者。此外，军队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红卫兵遭致驱散，中央文革小组风光不再，江青和张春桥制造麻烦的能力大受限制。在出现混乱的地方，比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通常负责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激进派。林彪也许想到过惩罚那个几年前军队的眼中钉的人物，从而笼络其支持者。陈伯达也许希望报复张春桥对他的羞辱。但是，不管陈毅想了些什么，康生又说了些什么，1970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

这个解释几乎无法回答如下问题：毛在挑起这场派系之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几乎可以肯定，1967年毛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激起了“二月逆流”，引蛇出洞让他得以批评最坦率地反对文革的人，并以此为借口对他们进行批评，让他们靠边站。在1970年8月，毛当着林彪的面对江青、张春桥的含蓄批评同样给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残余者的人们壮了胆，而这正是毛希望看到的事情。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毛得以对林彪集团发动进攻，从而削弱军队在中共高层的权势。

三、甩石头

毛经常用生动的语言来描述他的行动。他正在“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甩石头”指的是抨击林彪集团成员，尽管不包括林本人在内。的确，毛重施故技，他告诉林彪，他将于两年后向林移交权力，试图让林彪误以为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但是，毛要林的支持者进行检讨。周恩来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在庐山上的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落在陈伯达身上的打击更像是磐石压顶：陈背弃毛所信赖的中央文革小组而转投林彪门下，主席惩罚了陈的这种行为。毛以其特有的忘恩负义斥责这位帮助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他捉刀代笔了撰写部分著作的理论高手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鉴于他俩在意识形态上合作了30多年之久，如果陈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又该当何论呢？如果按毛此时所说，陈伯达早在1931年就成为了国民党特务，那么为什么无所不知的主席以前竟没有发现这一点呢？没有哪一位中共领导人敢于问出这种问题。相反，从1970年12月22日到1971年1月26日，在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领导人参加的华北会议上，陈伯达又被打成“叛徒、特务、野心家”。但是，林彪手下的将军们并没有感到自己有错，特别是黄永胜，在陈伯达带头攻击张春桥时不在庐山上。在周恩来的催促之下他们只做了形式上的检讨，这又让毛大为光火。的确，最晚到7月份，主席似乎对于林彪支持者有关活动的兴趣比对亨利·基辛格秘密来华访问的兴趣要大得多。

“掺沙子”意味着改变军委办事组的构成，增加了一名文官——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一名毛信赖的将军李德生，以监督黄永胜、吴法宪。“挖墙角”意味着重组北京军区。在文革之初，毛希望首都确保首都周围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一人，而不要效忠于其他人。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被解除职务，责令他们写检讨。

四、林彪政变？

中国官方对于1971年高层政治的描述是林彪密谋发动所谓“571工程”阴谋推翻毛，在中文里面“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林彪在此次行动中的代理人是其儿子林立果。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林立果明白其父亲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必须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他延揽志趣相投的军官组成了他们所谓的“联合舰队”。从后来中共中央传达给党的干部的文件来看，这些密谋者显然真心响应了毛所说过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号召。不过在他们心目中对主席的看法和官方所树的形象则大相径庭：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林立果对毛的这些谴责似乎是来源于他从其父亲那里所作的了解。密谋者们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像其长辈那样“紧跟主席”。人们好奇的是日后当他们的观点被传达下去后，他们对主席的分析是否引起了许多党的干部的共鸣。

最初“联合舰队”讨论的是怎样逮捕张春桥、姚文元最有利。8月中旬到9月中旬，主席视察南方七省，在对文官军队干部的十三次谈话中，毛发表了煽动性的反林言论。据说暗杀毛的年头就是在此时产生的——毛的代号是美国大型轰炸机“B-52”。毛声称他去找过林彪，但是林彪避而不见。根据中国党史学家的观点，这是在撒谎。事实上，林彪多次试图去见毛，但是正如1965年的罗瑞卿那样，毛不准备见他。于是林选择离开首都，住在苏州河北戴河，而他的儿子则试图采取行动。

密谋者们讨论的手段包括运用火焰喷射器、40毫米口径火箭筒或100毫米高射炮攻击毛的专列，炸毁专列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派飞机轰炸专列，抑或用手枪当面杀害。

要么是密谋者们不够坚定，能力不足，要么是毛这个高度警觉的游击战老手，比这些密谋者们技高一筹。可能事先还得到了警示，还没等他们下手，毛就迅速乘专列返回北京，中途只在上海短暂停留，确保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的忠诚。无论是因为什么，最终暗杀行动没有进行。9月12日，林立果听说毛返回首都后，命令其支持者劫持林彪的四员大将，第二天带他们飞往广州，目的是成立以林彪为首的割据而治的党的总部。那天晚上，林立果自己飞到了父母所在的休假地北戴河，想带他们飞往广州。

传闻中接下来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件富有戏剧性：林彪的女儿豆豆想阻止家庭成员的逃离，但是没有成功；她的父母和弟弟在半夜里疾驰赶到附近的机场；周恩来试图阻止那里所有飞机的起飞，也没有成功。此前，周提出要亲自飞往北戴河，劝他们不要逃跑，但是毛否决了这项提议。然而，林彪一家三口没有飞往广州，而是最终飞往苏联。在飞机接近蒙古领空时，周恩来向毛请示是否要下令把它打下来。主席以其特有的妙语置之不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结果，也许由于燃料不足，飞机在蒙古坠毁，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罹难。

正是由于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戏剧性，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材料和中国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质疑。但是，对于治文革史的学者来说，有一个事实似乎是没有争议的：从庐山会议开始，毛向林彪及其同伙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九一三事件”前，毛在南方巡视中表明，主席追究庐山事件显而易见针对的是林彪，而且说这是一场“路线斗争”。这意味着它和刘少奇的斗争一样严重。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参与了林立果针对毛泽东的所谓阴谋，还是被动地听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药后已经上床睡觉了。在其妻子和儿子把他推进汽车，风驰电掣地赶往机场时，他是否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此也完全有理由产生怀疑。但是，毫无疑问，林彪知道自己作为接班人的辉煌前途已经一去不返了。为什么毛不肯放过林彪呢？

康生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在上文遭到否定的解释，并且赢得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在毛看来，攻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进而就是攻击毛自己。但是，没有多少理由可以让毛相信这一点。此外，庐山会议前，毛对国家主席问题的处理，他撒谎说自己不知道林彪要在会上发表讲话，他的心腹汪东兴在华北组会议上出人意外的行为，总之，有难以计数的、疑窦丛生的问题。

从毛对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的政治游击策略来看，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主席有意诱使林彪接替国家主席一职，让其名声赶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许，日后还可以斥责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于国家主席的宝座——林彪死后，批林的材料给林安的正是这个罪名。由于林彪坚决这一职位，这一计谋没有奏效。在庐山会议上，毛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对林彪大加勉励，并做出了有关张春桥和江青的暗示。可以想像的是，在天才问题上，毛又火上浇油地鼓励汪东兴去支持林彪的讲话——批林材料中列举的另一个罪名。这一次，毛用了不到50小时，而不是50天，就开始收网，对林彪及其军事集团发动攻击。

不管在中共中央档案最终公开后会出现何种解释，毛利用林彪事件开始着手消除解放军在中共所处的主导地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在1980年至1981年的审判中，林彪手下的四名将军对阴谋推翻主席、在广州另立对抗的总部的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们被作为林彪的同谋而立即遭到逮捕，从而消除了他们在政治局中的影响力；解放军的这一派别消失了。在后来的文革进程中，毛将利用邓小平来减少解放军在各地的文职权力。从此，主席可以安心了，他避免了军事政变的危险，波拿巴主义的幽灵被消除殆尽。然而，毛对林彪的这场胜利的代价委实太大：文革从此信誉消失殆尽。

廿 毛泽东稳住阵脚

“九一三事件”后，领导层没有立即公布这一事件，还在考虑如何处理这场政治灾难。根据毛的官方传记声称，这个“重要转折”“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9月18日，绝密的中发（1971）57号文件向党的高级官员简要通报了有关情况。9月24日，就林彪手下四员大将的解职向解放军高层发出了信号。9月26日开始的会议简要地向老帅们中那些遭受屈辱的成员，包括陈毅元帅以及其他“二月逆流”的参与者传达了有关情况。

林的几位元帅同事很快达成了统一战线，对他们过去的战友进行了斥责。他们的批判材料花了大量篇幅谈历史问题，充满了道德义愤，但是鉴于当时的环境，可以料定，许多观点实质上既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什么“理论性”的东西。不过，这对于毛取得军队的支持很重要。1966年罗瑞卿自杀未遂，给原先是半信半疑的高层同事们提供了把他打成叛党分子的理由。1971年林彪逃往苏联，则让中国的元帅们在批判这个叛国分子时得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

朱德回顾了与林彪相识的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刘伯承回忆道：“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陈毅对林彪的定性和刘伯承的类似，他说林彪“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但是陈毅又说：“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聂荣臻承认自己绝没有想到林彪“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

林彪消失的消息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尽管没有人公开承认这次危机，但是国庆节庆祝活动突然取消后，这标志着国家发生了某件大事，因为按照惯例，10月1日，毛及其现有的战友都将观看和检阅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游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全国人口中逐渐扩大了传达批判林彪的材料范围：仅在江苏省一地（人口为5400万），长达92页，揭露了林彪及其将领所谓罪状的中发（1972）24号文件就印刷了157700份，每份都有编号，还打上了“绝密”字样。在这样的传达力度之下，不久它就成为了尽人皆知的事，连外国人都没有例外，虽然要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林彪才受到公开谴责，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此之前提到他时，只说是政治上的“刘少奇一类骗子”。

随着消息的扩散，对所有自以为对政治有所了解的中国人来说，林彪事件在他们对文革的认识上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许多人接受了（虽然是勉强或惊讶地）毛及其中央文革小组助手提出的理由，但是林彪这位元帅的死亡及死后受到的谴责对他们无疑是一场大地震。一个在毛身边呆了40年之久的人，即主席最好的学生和主席亲自选择的接班人，怎么会去杀害自己的恩人呢？更重要的是，全知全能的毛识别出了那么多搞修正主义的老同志，怎么就没有看出来林彪比他们还有恶劣呢？“九一三事件”使得许多中国人看透了真相。一位昔日忠诚的党员日后写下了此事对她和她丈夫的冲击：

真相对我是一大打击……我们这么多人把生命奉献给了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让林立果这种人来管理社会，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呢？老汤和我都觉醒了，我们衷心信任的制度在根子上出了问题。我猜我们不是唯一动摇了对党的信任的人，但是没有人能表达自己的疑虑。

在许多人看来，文革从一场追求意识形态的真挚的运动——以建立一个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这样的一个认知也是错误的；如果文革只是一场权力斗争，毛在1967年初就可以结束它了。但是，这种普遍的反感有助于在“九一三”后不久对文革做出调整，并在适当的时候彻底否定文革。

林彪事件对于毛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也许曾希望慢慢地让林彪退休或下台，理由大概是他在南方巡视中所阐述的野心勃勃和口是心非。也许仍然会有不利的反响，但是不会像现在已发生的情况这样具有破坏性。政治上的受挫无疑让毛遭受痛创，毛在“林彪事件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他情绪低落。一天到晚睡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起床的时候，苍老了许多。他驼着背，步履迟缓，两条腿在地上拖着走。他睡不着觉。他的血压……升高……。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染上了慢性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肺部严重堵塞。

一、笼络老帅们

毛尽管身体状况不好，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从所遭受的这次政治打击中恢复过来。正如在一年前出版的一部大型毛泽东语录中，有一条是“我们要不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来修改我们的计划”。毛所做出的选择是与他在文革初期抛弃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和解。《人民日报》社论中引用的另外一条语录为这项政策提供了理由：“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9月26日向老帅们通报有关情况是一个开始。更具戏剧性的是，1972年1月10日，毛突然一反常态地决定离开床榻，参加因患肠癌而于四天前逝世的陈毅的追悼会。“他甚至不耐烦穿衣服。他穿着丝制睡衣和皮拖鞋，要我们立刻上路，不顾我们说外面天有多冷，风有多大。我们给他罩了件大衣，戴上了帽子……他不以为意地朝车子走去。”周恩来听说毛的决定后，立即提升了追悼会的规格，把流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妻子邀请过来，此外还有中国的高级领导们。

毛泽东在灵堂上告知陈毅元帅的遗孀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毛似乎要哭，但是他的医生没有看到他流下一滴眼泪，“在做秀，眨着眼睛，尽管嚎了几声”。毛在同西哈努克谈话时免除了陈毅和“二月逆流”的罪过：陈毅元帅以及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是在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力和其他后来下台的左派们。毛还告诉陈毅的家人，邓小平（此时正在江西下放）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告诉他们要把这个结论传出去。正是这些谈话给周恩来传达了一个信号，允许他对政策做出调整，恢复以前的做法，为文革初期的一些受害者平反。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来得太迟了：刘少奇、陶铸、贺龙元帅下台后于1969年死去；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在这段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去世。于是周恩来此时下令，对于副总理以上的干部，不管他们现在的政治地位如何，都要进行医疗检查，必要的话要住院治疗。但是，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现在有了重新获得特权的可能（虽然不一定是当权，哪怕是远远低于中央的层级），因为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光谱的极左端出现了一只无可置疑的替罪羊，因为急于要使许多“问题”必须得到纠正的人们都归咎于这只替罪羊。周恩来努力工作着，以确保发动一场自上至下的整改行动。

二、复查干部

在中下层，林彪事件在政治上的副作用是影响了文革初期部分受害者案件的判案标准。北京市继而成立了一个复查彭真时期党政机关内许多干部案子的特别机构，这些干部曾在“九大”前后被下放到了工厂和北京郊区的生产队劳动。他们的平反——部分地也是形势所迫，因为自从1970年开始就缺少能干的工作人员——得力于现在把林彪定为“极左”，不管多少错误都能归罪于他的头上。

文革中一个广泛接受的政治实践是：如果你对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提法、口号、政策发表了评论，它们是否正确取决于该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评论本身。随着林彪的倒台以及他从主席的战友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北京的复查机构迅速平反许许多多的“错误”案子，它们都只不过是对林彪的批评而已。例如，北京市计划委员的一名副主任对于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复查机构认为这个问题不大，因为“那是林贼提的口号”。

所谓对毛的人身攻击以及以前被认为用心“恶毒”的政治评论也得到了重新的评价，结果发现许多案子没有原先声称的那么严重。1969年初4月，在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副科长的档案中加进了这么一条罪名——“污蔑毛主席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经复查证明：一名同事提议他们一起去游泳，那名副科长表示同意：“游泳裤和《毛主席语录》一样随身带，什么时候用都有。”复查机构把“污蔑”的罪名下调到了“不严肃”。

在个别罕见的案件中，复查机构甚至无法判定某一干部最初的“错误”是什么。北京市商业局的一名副局长被定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最初的原告引用了据说是被告的言论，大意是学习毛的著作是“不要追求形式，不要讲求数量，而要讲求质量”。复查机构的结论是：“经复查，看不出此话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1969年，北京共有6627名处级干部被下放农村、解除职位，到1972年3月，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得到了“解放”。有些中央部门的官员变得过度自信，以为很快一切会恢复正常。类似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发生。尽管他们在一、两年内没有得到有多大意义的工作，但是至少他们重新领取到了政府的薪金。

三、悲惨的狱中生活

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座落于昌平县，离北京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它戒备森严，1967年以来由解放军控制。高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其他政治犯在这里度日如年，他们的境遇即使有所改善，也要比别人来得更慢。王力在1982年出狱后对秦城监狱的状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秦城监狱的条件完全是非人道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尤其是在最初的五年（1968—1972），甚至从来不让我们到牢房外面去锻炼，什么读的东西都没有，连《毛主席语录》都没有。即使是在渣滓洞（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开设的监狱）也能读《中央日报》……特别非人道的是把窗子遮住，让你分不清白天黑夜，喇叭24小时不停地播放噪音，不让你看医生，强迫你服用会产生幻觉的药品，在喇叭中宣布当天要对你执行死刑，在最后一刻又撤销了。

穆欣和王力大约在同一时期进入了秦城监狱。他痛心疾首地叙述了他在那里度过的七年零四个月的生活，确认那里对被关押者使用了多种多样的药物。在监狱医护人员的眼中，囚犯们显然比豚鼠（豚鼠和小白鼠一样，常被用来做医学实验，—译注）好不了多少，“有个别医生”，穆欣称，“要么是有意的，主动的，要么是被迫的……不但不给病人治病，相反，还给健康的人‘接种’疾病，让病人死得更快。”在1967年到1971年间，据称秦城监狱中有60多名囚犯发疯。在同一时期，另有34人被“折磨致死”和（或）自杀身亡。

秦城监狱的一名幸存者历经磨难后为外国记者记述了有关情况，他就是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是美国人，194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定居，操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中共党员，也是文革的早期支持者，曾在红卫兵集会上发表演说，大出风头，被誉为“坚定的国际反修战士”。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就在同一天江青当着天津代表团的面宣布他是一名“外国特务”，被怀疑卷入了“五一六阴谋”。李敦白回忆道：

对我的审讯自从林彪死后就停止了。没有了审讯压力之后，照理说我该感到轻松了，但是我没有。这是我唯一能够接触人的机会。我借此才能相信看守人员没有忘记我。现在我完全孤独了。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也许还要这样度过余生呢。墙壁是灰色的。大门是暗红色的。我坐在矮床上，看着墙壁，觉得满屋都是孤单。没有其他人，孤单充斥了整个房间，在我和墙壁之间微微发亮，压弯了原本空无一物的空气，压迫得我几乎不能呼吸。

孤单。孤单，孤单，孤单，孤单。从白天到黑夜，每时每刻墙壁都在通过我疼痛的眼睛把孤独植入我的脑海之中，斑斑点点的颜色在眼前漂浮跳跃，沉默让我的耳朵嗡嗡作响。

1972年12月，毛泽东突然对秦城监狱的条件产生了兴趣。一名副部长从1968年以来一直在秦城监狱忍受折磨。他的妻子给毛写了封信，毛看后问周恩来：“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他又追加了一句：“应一律废除。”命令周展开调查，后者立即照办了。对于这种导致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法西斯”行为，解放军最终承担了大部分责任，1973年1月8日，公安部接管了秦城监狱。官方的材料都说此后“被审讯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进，但是改善的程度不宜夸大。1975年，穆欣在被释放出狱前的待遇还很难说和“法西斯”有什么不同：

他们把药物放在我的食物和饮水中，折磨我的大脑。有的药物让我产生幻觉，有的让我觉得恐怖。还有的让我抑制不住要说话，有一种药物完全颠倒了我的回忆。日复一日，每当要睡觉的时候，药性就开始发作，每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人或事看起来再政治上都很可疑。早上药力逐渐消失，我的智力和记忆恢复正常。

他们这样折磨我，显然目的是强迫我交待问题，然后以此为借口不让我出狱。

1975年初，周恩来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接到毛的指示，大意是对文革中主要受害者案件的审查要尽快结束，“释放人员”。同年2、3月份，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高级成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方针，加快结束对秦城监狱诸多关押者的审查，做出正式裁决。1975年3月6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交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他们提出，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二办”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该报告提议对“绝大多数”予以释放。最后，在1975年春末和夏季，有300多人得到了释放，这并不是绝大多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倒数第二个年头，不同政治立场的犯人获得的赦免待遇是不一样的。293名仍然在押的国民党、伪满洲国和新疆“伪政权”的战犯全部获释。他们所有人出狱后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利和工作机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甚至还允许他们去台湾旅游。

另一方面，文革中的第一批受害者无一获得特赦。这些中共干部的罪行属于政治错误最大的修正主义。对他们只能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获得有条件的释放，即流放到边远省份的农村地区，受到种种的限制。例如，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1975年3月秦城出狱后，被强行安置在安徽省，不能与家人进行联系。

那些曾经自以为有极“左”目的而骄傲的中共党员（比如“五一六”“阴谋家”，林彪集团幸存的主要成员）的命运更加糟糕。他们还要在狱中呆好多年，得到宽大的机会微乎其微。

四、周恩来的作用

直到今天，周总理仍然在中国饱受赞扬，因为他减少了文革对于个人和国家的冲击。但是，从林彪事件后缓慢的平反过程来看，显然是毛主动提出、周负责执行的。在少数人们能知道细节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负责的案件中，都是毛做出了最终裁定。没有证据表明周在这一领域独立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位直到1982年才从秦城监狱得到释放的“五一六”小组的领导成员说道：

现在历史学家有点偏心，不尊重历史，打倒人的罪状都归毛泽东，保人的功劳都归周恩来，这不符合事实。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不能把毛泽东与周恩来分开，一个坏人、一个好人；一个头脑不清醒、一个头脑清醒；一个错误、一个正确。

根据一位西方评论家的说法，林彪事件的直接后果是，“1972年属于周恩来，而不属于江青的激进派。”其根本理由是把林彪谴责成左派为周提供了回旋余地。

1972年5月至6月，“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京召开，会议为期五周，来自全国各地的312名高级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共领导层第一次对“九一三”事件后的局势做出了严肃评估。周恩来设定了议程，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虽然毛没有参加会议，不过周每天都与他进行协商。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林彪）挂帅来反对主席了。”在会上，非政治局的人员第一次得知了毛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据江青说，这封信显示毛早就知道林彪不怀好意，“他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毛）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都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此信的原件在当时被撕碎后销毁了，现在传阅的是根据抄件编辑过的版本。根据徐景贤在三十年后的回忆，对抄件最多不过有一到两处很小的改动。比如，信中原来提到蒋介石在1949年“逃到一座海岛上去了”，后来改为“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会议认为，“在我国几十年的各个历史革命阶段的关键时刻，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林彪总是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几次试图篡夺毛主席的领导权。”

没有官方的会议记录，但是与会者回到各自所在地区，要向更多的听众传达有关“精神”。四川听众的一份记录表明，会议几乎把林彪所有最近的“罪行”都贴上了“极左”的标签，只有叛逃苏联除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出了（许多）反动主张……前几年，在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很多好干部解放不出来，就是林彪的流毒所造成的恶果……林彪伙同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大肆散布“怀疑一切”的反革命论调，煽动“极左”思潮，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造谣中伤，并且秘密建立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阴谋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激进派感到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框架对他们有危险。毕竟，1966年江青是在林彪的支持下开始声誉鹊起，成为文化政策的仲裁者的。对江青来说，幸运的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成立的中央宣传小组——有些中国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生——实际上是控制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手中。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组织基地为自己服务。斥责林彪是右派的声音出现了：“大量的材料证明林贼是一个长期隐藏极深的苏修特务头子。”张春桥利用林彪的叛变来力图转移辩论的焦点：“林彪所做的是叛国投敌，这是全国人民一看就清楚的，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今后真正的危险的还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舒舒服服的和平演变，因此重点还是在批刘，而不是批林。”但是在1972年大部分时间里，毛在左还是右的问题上没有表态。周恩来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给文革降温，最显著的就是外交事务。

五、国际关系

1972年最引人瞩目、最持久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上，尽管它们是源于毛此前的决定。1971年7月15日，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访华的消息改变了北京在全球的地位。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来北京，就像是帝国时代藩邦向皇帝朝廷的进贡。其他国家从中得到了这一意寓。1971年10月2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投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美国国务院为在联合国大会事先双重承认而到处游说，但是在清点票数的时候，基辛格再次去北京安排尼克松访华的细节。于是，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事乔治·布什没有能保留住中华民国的席位也就一点不出人意外了。不久，在联合国里，“中华民国”就到处被称为台湾了。

1971年7月15日的公告在各个大国的首都也产生了影响。在伦敦，爱德华·希思首相的政府暴跳如雷。英国正在与中国谈判，协商把双方的关系升级为大使级，由于没有预见到这一消息，它丧失了自己在谈判中的筹码。中国政府知道自己无需做出让步。但是，周恩来至少要自己的下属告知英国：1967年夏天对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攻击，并不是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授意下进行的。同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得不牺牲日本与台湾的紧密关系。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北京签署了实现两国关系邦交正常化的公报。

这些广为不同的外交突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突破，结束了由于文革中国所陷入的孤立状态。与“帝国主义阵营”领导人的交往第一次得到了毛本人的祝福。江青陪同美国总统观看了她的革命京剧（当时为芭蕾舞剧，—校注）《红色娘子军》，尼克松对她的描述是“态度粗暴，咄咄逼人，让人感到不舒服”。江青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她潜意识里想的也许是“你为什么现在才到中国来？”向资本主义西方的开放是对激进派的一次重创，此前他们可以得天独厚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度里实行自己的政策。再者，随着外国来宾接二连三地涌入中国，不可避免地会提高周恩来这位外交领袖、激进派的心腹大患的声誉。江青稍许感到安慰的是，新近在北京设立的美国联络处可以为她提供电影：她点名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有关政治暗杀的《豺狼的日子》（又译《刺杀戴高乐》）。她还接受了一名美国学者的长时间采访，试图提高自己在海外的声誉，但是悲哀的是，这部传记只是在她被废黜后才面世。

六、解冻

周恩来1972年的成就还不可高估。政治气温还在冰点徘徊，仍然没有返回文革前的波动范围。以出版为例。在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后，非政治类书籍和报刊逐渐恢复正常出版。当时，毛甚至批准了大规模重印二十四史的计划，1972年第一批书开始面世。但是，宣传领域的基层干部仍然非常担心犯“错误”，不知道正确路线和“散播‘封资修’毒草”的最终界限何在，所以这些史书典籍和其他书籍的销售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1972年2月，周恩来生气地质问，为什么只有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才能在北京市中心最大的书店内买到展示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他争辩说，如果书店里有书可卖，就既要卖给外国读者，也要卖给中国读者。如果书店里无书可卖，就不应该在显著的位置进行展示，这样会“给敌人传播谣言的借口”。看来周个人的干涉起了作用，只过了两个月，首批20万册古典小说重印本就开始面向全国各类读者销售了。

在只向高级干部和其他特权人士开放而外国人和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不得涉足的特殊书店，过去几年的外国著作的新译本开始上架。理查德·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和他的其它著述在1972年1月和2月出版了。同年晚些时候，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一批外国历史著作的译本问世了。到了1972年12月，第一批外国小说的新译本面世了，那是三本苏联小说。1973年，一份新的“内部”刊物《摘译》开始在上海发行，内容全部是批判介绍外国文学、艺术、哲学和社会科学，它反映的是激进派的观点。

在大学校园内，除了毛泽东思想外，对不同意识形态进展有更多渴求的学生们再次接触到了离经叛道的著作。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系所不但出版了《美国政府机构》、《战后西德经济》等争议不大的参考书，而且还翻译出版了西方托派最新的著作。尽管出版的目的在于批判其“反动的意识形态内容”，但是当这些著作出现“新一代的革命青年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类言论时，老红卫兵们可能会对此产生共鸣。

在同新华通讯社记者（其调查报道旨在发现年轻读者的“不健康倾向”，然后向有关当局进行报告）进行谈话后，一些教育者不久就开始抱怨“伤风败俗”的书籍的大量流行。根据西方的标准，大多数书谈不上伤风败俗，包括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前者的残本在上海的黑市价格最高达50元，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两个月的工资。新华通讯社记者听说，在上海的黑市，任何东西只要有裸体像，价格都“非常高”。据说“伤风败俗”的书籍不但占领了大中城市的“文化战线”，而且也打入了乡镇和农村。据说许多书籍的来源地是香港，但是北京的有关当局也指出包括了使馆区和大饭店的外国人。西方原文版的小说和杂志大概更加伤风败俗，所以都被深锁在大学的图书馆内。

但是，年轻的心灵是束缚不住的。林彪的死亡和对美国的开放激发了无数青年空前的自我反省，不管他们是在城市中，还是去“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不安定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地下”艺术和文学开始发芽成长，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流派。在北京，一位叫徐浩渊的老红卫兵在朋友圈里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文学“沙龙”，在他们各自家里轮流聚会。崭露头角的歌手、画家、诗人以及他们的小群体彼此交换着禁书，唱着被禁的歌曲，做着现实的美梦。知识分子的酵素在不断成长，虽然条件困苦、艰险，虽然步伐迟缓、蹒跚，不过这是外国观察家所看不到的。一位外国政治学家后来描述道：“在1973年中期批林批孔运动前，持不同政见的行为已经在增加。到了1973年以后，在东欧被称为‘第二社会’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导火线正是林彪“事件”。

中共与过去一样可以调动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资源，大力宣传到处是“莺歌燕舞”，这是说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的象征性用词。而另一方面，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们面临着几乎是难以想像的困难，只能让极少数人听到自己的观点，而且几乎肯定有悖察觉、逮捕和遭受着空前的严厉惩罚的危险。那些实际上敢于当众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和不同声音的人士，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分析或表达能力，有的只是英勇无畏，这几近于自杀行为。

1973年春天，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名41岁的工程师、有着20年中共党龄的屠德雍向全国的许多大学和革命委员会投寄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屠德雍在1975年被捕后向警察这样解释了自己的行动：“林彪的自我爆炸，才使我看清了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这伙害人虫同林彪是一丘之貉，都是大乱天下的罪魁祸首。”屠德雍的《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写道：

文化大革命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各种精神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以致肉体上的摧残，极大打击了干部和群众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对党的忠诚……

文化大革命使工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产停顿，财政枯竭，国库空虚，人民生活下降……

文化大革命使自解放以来社会道德空前堕落，广大青少年被引上犯罪道路……

1976年5月23日，屠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在审讯过程中说道：“像我这样一个本来对政治并不敏感，对党和毛主席真正抱有深厚感情的人，现在都有这些想法，可想而知别人是如何看待文革的了。”

在屠想像的“别人”中，有一位来自长春（吉林省省会）光学仪器厂的工人，他名叫史云峰，时年26岁。1974年10月中旬，他向长春14个机关单位寄发了被中共副主席王洪文认为“极其反动”的匿名传单。史在传单中对文革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坚称文革“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中国的大学在理论上是向像他本人这样的“工人”开放的高等学府，实际上已变成了“后门大学”。他指责江青个人剥夺了中国8亿人口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然而，史云峰把最猛烈的谴责对准了中共党的主席，即对准了毛的治党方式及其极左路线：

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路线……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刘少奇同志是野心家上台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

似乎嫌这种“个人冒犯”还不够，史还大胆地建议“由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组织临时中央，设专案组全面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不管是吉林的，还是北京的中央当局都对史云峰的传单如临大敌。公安部迅速派遣了精干的调查组，会同地方上特别调遣的6600多名公安人员，展开了该省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按照调查者们的设想，他们寻找的是一名党政要害部门的心存不满的干部。据说，当他们发现发表这些“反动”言论的“只是一名工人”的时候大吃一惊。在经历了两年的审讯和批判后，1976年12月19日（这时文革已经结束），史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处死。临刑时给他注射了麻醉剂，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勒住，以防他呼喊革命口号（比如“毛主席万岁！”），扰乱行刑者的心神。

在后林彪时期，在中国名气最大、政治上最成熟的文革批判是1974年11月，在广州闹市街头贴出的一份两万字的长篇大字报，题目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作者共有三人，他们曾经做过红卫兵“造反派”，如今以“李一哲”的集体化名进行写作。他们把批判对象策略地称为“林彪体系”，但是每一个读者都能轻易地辨别出这是对此时此地的中国所作的一个强有力的批判。不同于成都的屠德雍和长春的史云峰，他们成功地获得了大批持同情态度的读者，甚至在广东党政机关内也有温和派官员同情他们。在对文革做了精心措辞的正面评价后，他们继续辩论道：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1968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哪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尽管在最近几年，形势似乎有所好转（“李一哲”特别正面提到了1972年的形势），但是仍然存在着无数的问题。面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自文革以来的第一次人大会议，作者们主张：

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

这在当时是极具煽动性的观点。1975年1月中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运动，以批判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们。尽管“李一哲”因为持不同政见而被投入了监狱，他们也出席了“批斗会”（实际上像是公开演讲）以阐明他们的观点。听众的人数很多，而且常常在暗中接受了他们的观点。

七、左就是右

在1970年代中叶，身体每况愈下的毛是否还能收到、阅读和领会此类流行的不同政见，这是不得而知的。谣传他曾经读过“李一哲”的大字报或者其摘要，在空中挥舞着该文，询问政治局的要员们是否能把它驳倒。（他们中没有人能这样做，但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至少做了尝试，它称大字报“妄图纠集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制造混乱，在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

但是，毛在1972年前后，相比于以往似乎更少依赖正规的信息渠道。他越来越少读新华通讯社的当前信息报告之类的东西，而只是读信，有他认识的人写的，有他们的子女写的，偶尔也有普通公民写的，这些信件由中央办公厅筛选、编辑、摘要后，刊印在一天一期的《主要信件选》和两天一期的《来信摘要》上。另一方面，周恩来、江青及其他同事继续在阅读新华通讯社《内参清样》等信息来源，并且借助于他们读到的东西，试图操纵政治议程和毛泽东。

激进派的关键目标是使自己摆脱批林彪左倾的运动所具有的梦魇。如果毛公开说清楚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1972年的很多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周恩来利用毛的模棱两可，花了数月的时间暗中反左，推动了一些变化。到了10月份，内参材料给北京报纸的编辑们带来好处。这些材料中充满了可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使用的“提法”。但是，到1972年秋末，幕后的形势越来越明显，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已成水火，必须要给林彪在政治上进行恰当定性。当11月下旬到12月初的时间内，周恩来表示“拟同意”外交部在一份机密文件中提出的“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而张春桥对此举表示公开质疑。江青也宣传：“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摊牌的时刻到来了。

12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名编辑王若水给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赞成公开周恩来的提法“‘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还会抬头。”王的信成为促使毛出来干预的一个引子。12月17日，这位中共党主席告诉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尽管现存的谈话记录不完整、不连贯，但是毛列出了林彪所谓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罪名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毛的定性一锤定音，尽管它没有立即在媒体上出现，但却成为一贯的用法。大多数文章的做法是尽可能避免谈极“左”和极“右”。中国的党和解放军的媒体在1973年新年社论中，花了一定篇幅谈到必须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但是没有讲它是“极左”还是“右”。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中共的宣传机构似乎更关心的是解释为什么“极左”不适合用来界定林彪路线，而不是去说明为什么“极右”就适合。鉴于当时党中央认可的部分论点与编辑们的直觉相矛盾，1973年上半年，在党的媒体上大量出现了“政治性印刷错误”也许并不足为奇。再加上严格执行的审查规则，使得当时大部分公开的政治著述十分深奥，这些规则是：

严禁直接提到林彪和陈伯达的名字（鼓励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的代名）

注意不要把刘少奇的名字和林、陈的代名比较明显地混合在一起（例如，不允许说“刘少奇一类骗子和刘少奇”）

同意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赞成公开使用这种表述

“修正主义”本身就是“反革命”的，不再使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表述，因为它意味着似乎还有一种不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毛对林彪路线具有的“实质”所作的表态可以并且即将被解读为对周恩来的间接批评。就在这一时期，毛事实上已经采取措施来制衡周的力量。

八、接班

除了对林彪的错误定性以外，对毛来说，还面临着一个更加实际，更加潜在严重的问题：谁来接替这位已故元帅的接班人位置。1972年夏天，四名在世的政治局常委的身体情况都很糟糕。有三名常委接二连三地传出了身患重病的消息，他们“收到了请帖去见马克思”，即将不久于人世。1972年1月，毛在治疗肺感染期间的心力衰竭几乎是致命的。康生已经有临床忧郁症，现在又查出患有膀胱癌。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也患有膀胱癌。毛不相信医学上能治得好癌症，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许他们两人动手术。只有在秦城监狱内度日如年的陈伯达躲过了此劫，然而夏天就传来了他的政治生命宣告完结的消息。中发（1972）25号文件正式把他打成“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那么谁将在毛身后掌管中国呢？文革本来就是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正如中共在1964年抨击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确，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从根本上来说说”，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命运方面，接班的问题比路线的问题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毛在解决林彪路线问题前首先做的是解决毛的接班人的问题。1972年9月，他把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了北京。

王洪文自从在1967年1月帮助张春桥夺权后，由于张春桥和姚文元身在中央，他实际上成为了上海的党政领导人。1972年4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9月7日，毛把王召到北京，据说两人进行了几次谈话，毛要他读许多书。在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王同纪登奎、吴德一起参与了政治局的工作。

在王洪文的身上有许多为主席所欣赏的优点。王出身农民，参过军，当过工人。确实，如果王继承了毛的位置的话，他将继一连串知识分子和农民之后，成为第一位领导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王也很年轻，大约38岁。在某种意义上说，毛借王洪文向红卫兵表明自己没有忘记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利用自己在农村或工厂进行再教育的机会成为像王这样的人，他们的未来也会像王那样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毛进行了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他的接班人角色从“最好的学生”转变成了革命的象征。这是一场以毛将以失败告终的赌博。

廿一 周恩来承受压力

王洪文并没有林彪那样显赫的势力，所以他必须充当替补接班人的角色。林彪的死亡把周恩来推到了风口浪尖，担当起第二号人物这一令人不舒服的角色。但是，周的健康状况对主席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因为毛不能保证他会比周活得长，所以他必须想办法约束住总理，保护文革的遗产。另一方面，周病入膏肓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安，如果周死在了毛的前面，谁将担任接班人呢？在毛看来王洪文是一个有希望的人选，但是在参加过长征的老人们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一个小孩，刚刚断奶”。年迈体弱的毛不能再冒同军队将领反抗的风险。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限制周恩来，同时又能博得老帅们信任的人。于是，毛又进行了一次赌博，即一次风险更大的赌博。1973年春，他召回了邓小平。

一、邓小平复出

第二号“走资派”在江西省度过了三年半的时光。1969年10月，毛由于担心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把他和其他高级干部一同疏散出了北京。邓和妻子卓琳以及邓的继母搬到了江西省会南昌市郊区一所旧步兵学校的一处狭小的住宅中。邓和卓琳在当地一个修理农业机械的工厂内从事每工作日上午的劳动。邓小平干的是装配工的工作，四十年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雷诺工厂干的就是这个活。上面给他们派了一名年轻的士兵，负责照料家中的重活。他们的大儿子邓朴方为了逃避红卫兵的迫害，从北京大学宿舍的窗户中跳了下去，遭致残疾，最终他获准同父母居住在一起。其他的子女不定期地来看望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邓和卓琳甚至足额获得了他们在北京时的工资，后来又大幅裁减到只够生活开销。

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厂内党员会议上得知了林彪死讯两天后，他写信给毛，表态支持毛在处理林彪事件中的“英明的领导”，再次要求允许他“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这里他表面上指的是调查研究。他还要求允许自己的两个子女去上大学。后一个要求在1972年4月得到了满足，这说明毛收到了他的信，他的平反正在进行之中。5月，周恩来下令恢复邓原来的工资，10月，应邓小平的请求，他的儿子邓朴方被转移到了北京的医院进行治疗。

此时，邓开始不耐烦了。1972年8月初，他再次写信给毛，要求恢复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8月14日，毛在邓的来信上做了批示，把此批示和该信件一同交给了周恩来传阅，毛解释了为什么他一直把邓和刘少奇区分开来：在1930年代，邓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投降过敌人，有战功，解放后也干得不错，特别是带领中共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了斗争。毛同意邓复出。

1973年2月22日，邓和他的一家回到了首都。3月9日，周恩来向毛报告，政治局提议恢复邓的副总理职务，并通知全党，毛同意了。周同时请了短暂的病假，他告诉政治局，叶剑英将主持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江青和张春桥将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李先念主管国务院，纪登奎、李德生将军、汪东兴负责执行干部政策。3月24日，周病情大致稳定后恢复工作，3月28日，在李先念和江青的陪同下，他和邓在分别七年后第一次见面；江青的在场向邓小平表明了当时他复出后面临的权力现状。第二天，周带着邓去见毛，毛指示总理：邓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负责外交，政治局在讨论重要政策时，邓要列席会议。此后，每当周住院，只要毛接见外宾，邓都在场。1974年，毛派遣邓去联合国阐述主席的国际关系理论，这让江青和激进派极为不满。然而，主席当时的行动是谨慎的，也许是为了安抚激进派，也许是告诉邓他还在试用期。无论如何，邓不会在下一个合适的场合上回归政治局，那就是党的“十大”。

二、党的“十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党章上，林彪仍然被描述为主席最忠诚的支持者、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尽管毛显然不是一个在乎合法性的政治家——除非他根据需要来对其进行歪曲，但是现有的党章以官方的名义在不断向2800万党员提醒他的愚蠢。每一位新党员都会认真阅读党章，并对此感到疑惑不解。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能修改党章——在毛的统治之下，每一届代表大会都要通过新的党章，以反映他改变了的施政重点——所以必须打破常规，提前召开“十大”。1973年3月29日，就在确定邓小平复职原则的同一天，毛命令周恩来让政治局准备召开“十大”。于是立即成立了多个特别小组，分别负责监督代表的选举过程、起草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起草有关“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报告和正式决议，当然还有修改党章。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1249名代表，他们并不全都是党员，由于健康状况恶化，毛很少露面。毛患了缺氧症，为了让他能够出席会议，他的医生们在人民大会堂的重要地点安装了氧气瓶。毛在“九大”上发表了多次讲话，其中部分讲话的篇幅绝不算短。毛在“十大”上没有发表讲话，甚至都没有一条有条理的、党的媒体“可以引用的”语录。毛短暂地主持了开幕式的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作政治报告时说道，自从列宁死后“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时毛插话：“哎，不错。”这是唯一可以确定是他说过的话。周的表述看起来有着意识形态的晦涩难懂，其实是在驳斥林彪的一个提法，大意是：这是毛泽东思想取代了列宁主义的新时代。当然，林彪的讲话并不是林的，就如同周恩来的报告并不是“周的”报告那样。周告诉高层的代表们：“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但是，张春桥也否认自己拥有著作权，他告诉一名上海的代表，他所做的只是把大批毛的语录拼凑在一起，他自己对它们都不能完全领会。

毛的干预极大地影响了筹备工作，决定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和“九大”前夕一样，毛重申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并补充说这一次人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这一次他也坚持提升一位新的领导人：王洪文。邓小平提议让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毛欣然接受，并提议成立顾问委员会，他做主席，结果遭到了同事们的联合反对。与三年前的庐山不同，这一次他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愿。

“十大”的任务是确认宣告文革胜利的“九大”路线，同时谴责文革主要受益者林彪。所以周恩来和作修改党章报告的王洪文都声称，过去四年的经验，特别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失败，证明了“九大”通过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他们提醒党员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盲目跟随“潮流”。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注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林彪，从而展开新的路线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赢得斗争，挫败新形式的“修正主义”，唯一的方法是根据毛已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展开行动，即“敢于反潮流”，如王洪文的报告所说，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这样一个毛主义的准则是永远也不会要求主席自己去身体力行的。

修改后的党章除了删除了有关林彪的内容以外，还加入了许多起草文件的激进派所关心的内容。增加的内容包括批判修正主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不可动摇党对其它部门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对军队的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文革据说是随着“九大”结束了，而王洪文的报告和新党章的总纲断言“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周恩来引用了毛的话：“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周恩来是否在张春桥为他写的报告中抛弃了新党章的提法呢？

张春桥负责修改党章，姚文元则撰写了王洪文修改党章的报告。他们一点也不接受代表们在最后时刻提出的有关党章措辞上的建议。一名青海的代表认为党章中有一处提到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间接给予了它类似于常设机构的地位，提议把它删去，结果立即遭到了否决。国务院部委的一名代表提议删除“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一说法，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否决。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代表们一致通过了上一届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选举了由195名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毛因病不能出席，让王洪文代他在投票箱中投票。一位代表后来描述说这是在政治上有象征意义的一次演练，“因为这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一部上海的历史著作揭示了中央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8月27日晚，在选举前一天，代表们按地区分组开会。直到此时上海组才得知，根据张春桥和姚文元领导的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定的特定标准（候选人要优先考虑某些阶层，比如工人和农民），要增加8名委员。但是上海的代表们却不能选择或者提出自己的人选；这个工作已由审查委员会代替他们完成了。结果是5名“代表”上海的新任中央委员甚至还不是大会代表。难怪许多与会代表对这个结果牢骚满腹。有的新任中央委员半夜里在上海被叫醒，得到通知自己当选了中央委员，要乘飞机去北京。这给“直升飞机式晋升”带来了新的含义。

但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重要特点是军队干部的数量减少了几乎一半，军队干部的这种消失大多数同倒台的林彪又某种形式的联系。文官开始重新恢复了对中共的控制。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老帅们的不断安抚。至少有40名中央委员——包括邓小平、陈云、李井泉、乌兰夫以及像李富春、谭震林这样的“二月逆流”中的强硬派，所有这些人都曾是政治局委员——和新中央委员会的12名候补委员都是在文革初期下台后复出的干部。

8月30日，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毛再次由于健康原因又没有出席。周恩来代他主持了会议，选举了新一届的政治局，批准了中央军委的建议，将其成员从现有的28人急剧扩张到了空前的63人。在此届全会举行之前，周和王洪文联名写信给毛、康生，指出在政治局选举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事先必须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交换意见，否则“就不能说民主，而且有200多人，他们均不知道，这等于强加于人。”毛的回复大概是肯定的，因为在全会召开的那一天举行了特别的“预备会”。会上，周谈了有关程序和组织上的问题。

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联合提出这个提议，但是如果说它反映了周试图恢复文革前在“八大”得到通过，在“九大”遭到废弃的程序。那么对于平反了的老帅们中的委员来说，这并不能给予他们多少安慰。政治局常委从五人变成了九人，明显得到了扩大，其中毛、王洪文、康生、张春桥等四人可以算作文革的激进支持者；另外两名常委朱德（86岁）和董必武（87岁）垂垂老矣，手中无权，他们自然会支持毛；李德生将军是文革的受益者，因为对激进派的要求反应灵敏而迅速获得提拔。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积极地代表了老帅们的幸存者，代表了中共最高层的稳健力量。毛大概觉得，在林彪事件之后，没有理由再维持一个五人中有四人是激进派的常委会。尽管毛向老帅们让步，任命了朱德和董必武为常委，即使假定有人敢于反对他，他也可以稳操胜券，轻松赢得多数。

同样让老师们感到沮丧的是政治局常委们的排名。从1956年“八大”直到文革伊始，一直以来的惯例是设置多名副主席。在“九大”后，林彪被确立为毛之下的唯一副主席。十届一中全会标志着对以往惯例的回归。虽然周恩来不可避免地称为第一副主席，但是王洪文排名第二则确认了他的超常规擢升。在他们下面还有三名副主席：康生、叶剑英和李德生，最后一位的擢升几乎可以和王洪文媲美。其余三名常委——朱德、张春桥和董必武——没有排名。张春桥没有排名，难堪地屈居于他以前的下属之下。然而对于老帅们而言，糟糕的是毛再次选择了一名激进分子作为自己的最终接班人，激进派的地位大为巩固。老帅们的唯一希望是有着半个多世纪革命斗争经验的周恩来能制住只有五年多经验的王洪文。

政治局一共包括二十一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在政治局常委以外的十二名委员中，两人是激进派（江青和姚文元）；五人在文革中登上高位：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和陈永贵，作为文革的受益者，可以想像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与毛、与激进派站在一边；81岁的刘伯承元帅患病在身，他又是一个通常会支持毛的老同志；两名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陈锡联，没有像中央的军队同事那样遭到清洗，也是文革的受益者；只有许世友和韦国清（1967年夏季中期广西血腥战斗的赢家）可以算作老帅们中比较活跃的幸存者。

从“十大”开始，中共领导层将分成三派：幸存者、激进派和受益者。由于毛对受益者有恩，他们是激进派的天然盟友。但是激进派不满足于当多数派。他们想除掉潜在的敌手，只要周恩来还活着，就是一大威胁。“十大”远远没有按照毛对其追随者们的吩咐促成新的团结，反而成为对总理发动新的攻击的起点。

三、裂痕表露

在“十大”上，周恩来和王洪文的报告关于外交政策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总理的领地）的差别反映了总理的严肃立场。事实上，由于王洪文的报告是姚文元写的，这些差别显然说明了周对张春桥给他的草稿进行了修改。周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党的一贯政策，而王洪文只提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暗示像对美国开放这样的政策是不“一贯”的，可能会遭到抛弃。周表示要团结全世界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无产阶级和人民，而王只发誓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在谈到战争的危险时，周提到要警惕“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而王提出要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但是与周恩来不同，王洪文省略了乐观的下文“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似乎想强调文革政策仍然必要。

除了王洪文的更为激进的观点以外，由于两个报告的主要区别在于暗中对待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不同，所有周恩来对该政策的辩护尤其让人吃惊。在宣告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方面引用毛在战时的一篇文章来解释对美国政策的巨变，当时毛认为应该与帝国主义列强美国、英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因为后者的危险更大。然而，周在报告中却引1918年列宁为了争取和平与德国签订的有争议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以为奥援。毛开始后悔对美国开放了吗？西方报纸通过阅读这两个报告把对美国开放的政策归于周恩来，从而把毛触怒了吗？只有经毛批准后，才能对周恩来对外事的定性展开那样明目张胆的抨击。

1973年11月，在基辛格再次来访并会见主席后，周对中美关系的处理受到了攻击。毛告诉基辛格，他不相信会和平收复台湾，也许他认为周以前过于强调了这种可能性。根据毛的命令，政治局召开了延续数天的会议，江青和姚文元把批评周描述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让周吃惊和沮丧的是，邓小平参加了会议，还对周进行了批评。根据邓的女儿的说法，邓别无选择，因为毛要求“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批评周恩来”。毫无疑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外交部的许多官员相信把邓调回来是为了限制周。但是，激进派不满足于只开一场会，他们向总理发动了一场运动。

四、批林批孔

1973年夏天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到1974年变成了“批儒评法”运动。它始终是文革政治中借古喻今的重要工具，直到文革的结束。但是，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周恩来。

在1966—1967年间“破四旧”和批判刘少奇的“儒家”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运动高潮中，中国敬奉的圣人并不是要大“破”特“破”的对象。在全国的大格局中，1966年冬天摧毁曲阜的孔庙也只是一个让“刘少奇的中央尊孔复古的命令”归于无效的小插曲而已。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在评价所谓的国内一些“大知识分子”时顺便提到了孔子。在批判了北京大学著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翦伯赞、冯友兰“放毒”后，毛公开表示不同意中共自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郭沫若对孔子的积极评价。他最后说道：“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在1973年前，毛对孔子和儒家的关注，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总体上都从属于应对近敌的最高战略目标。

然而，由于林彪问题，事情发生了一点变化。1973年，在调查林彪在京住处时发现的“材料”（例如，书法条幅、书籍、潦草写下的批注和语录的索引卡片），说明这位垮台的中共副主席暗中欣赏某些与孔子有关的基本哲学和伦理原则，孔子研究突然获得了新的政治意义。当时据说毛泽东早就知道林彪既不懂也不相信卡尔·马克思和弗·伊·列宁的“学说”。根据江青的说法，毛在1966年7月就已看出来“林彪不是马列主义者”。新发现的材料让中央得以扭转林案的方向，以便把林彪说成“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是一个最诡秘的儒家人物。

1973年5月，在筹备“十大”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听说毛最近觉得“要批孔”。负责林彪专案的小组立即把有关罪行“材料”放在林彪和叶群卧室中的突出位置，以表明它一直是他们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他们邀请了一批“大知识分子”来调查研究，据此展开对林彪的意识形态批判。广州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很快成为这批“大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人物。1973年7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毛本人赞同该文），杨继而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应邀在全国各地发表关于林彪和孔子的演讲。以下是三个月后他给湖北听众所讲的内容：

这次，我在北京参观了林贼的黑窝子，我的印象，用“荒淫无耻”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里面有很多法西斯政变的特务器材。他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把孔子、孟子的言论都贴在墙上。对孔子谈孝的地方一大段、一大段摘抄下来。可见他要搞法西斯政变，就要宣扬孔孟之道，一旦政变成功，就要大肆贩卖孔孟哲学，所以我们要认识批孔重大意义和深远意义。

林彪和孔子在意识形态或者哲学上的联系是十分勉强的，如杨荣国指出的：

互相包庇的思想就来源于孔子！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包庇，干坏事，就是来源于孔子，就是孔子的思想的具体化。……林彪搞阴谋诡计也是学孔子的。……林彪的两面派作风，也就是从这里学来的，……林彪的屋子不见阳光，阴森森的。林彪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是孔子的一套。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林批孔运动大部分集中在文本以及对文本的评注上。而炮制了最有影响力的评注的是中共领导下的研究和写作小组集体，其成员来自一些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在北京，一批于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以不懂孔子和儒家哲学而感到自豪）被招入了“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同他们共事的是在1968年被毛指责“放毒”的“资产阶级”教授们（比如冯友兰），但是如今看来，这些教授们对古典文献的渊博学识是不可或缺的。最后，江青把这个小组及其后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通常简称“梁效”，即“两校”）作为自己的“理论队伍”。

该小组的成员急于讨好这位手握重权的女施主。病中的冯友兰在接受江青邀请一起“视察”天津后，向她献上了下面这首诗：“破碎山河复一统，寒门庶族胜豪宗。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

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编纂《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974年1月，毛泽东同意了王洪文和江青的直接要求，把它作为新年的第一个中央文件下发到全国，“有助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此后这个摘录了大批书籍的小册子就风行一时。中发（1974）1号文件采用了文革中惯用的手法，即有选择的拿语录进行对比，以指控林彪竭力“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其第一页以“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为题，刊载了下面的引文：

“林彪 孔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即林彪）。一九六九.十.十九（条幅，林彪卧室）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为了让读者在政治上正确地理解这些段落“真实的”含义，编者们把《论语》中的引文翻译成现代汉语，并且解释了林彪卧室中条幅的背景。这个编者注释的全文如下：

按：“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这里提到的“复辟的反动纲领”其实是杨荣国那篇筚路蓝缕之作（该文攻击了孔子，却没有把他和林彪联系起来）的关键词。“复辟”成为了批林批孔的两大主题之一，最终变成了借古喻今攻击周恩来的工具。

杨教授论述道：孔子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恢复正在消失的奴隶制社会，压制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孔子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子提倡“仁”，但只是对日益衰落的奴隶主而言：只要这些奴隶主没有犯大的错误，就不要抛弃他们，要团结一致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有一个不听话的学生帮助人家实行改革，孔子明确地指责他背叛了“周（公之）礼”。这位与周恩来同姓的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政治家之一，在这里杨教授几乎不需要引用毛的语录（历史对于现实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来点明其现实政治寓意，尤其是在高层，最早从195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在私下里称周恩来为“周公”。杨荣国的论文是一次反击，它针对的是1972年周恩来主持的人员平反和政策复旧。在杨荣国下一篇联系孔子与林彪的文章中，恢复旧家族的主题消失了。

除了“揭露”林彪和孔子所信奉的所有反动意识形态以外，由于毛和中共中央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目标，可以想见，各地和各级的政客们会趁机力图使自己把持对那些“幽灵”具体进行规范、界定和操纵的权利。任何人只要能随心所欲地利用修辞手法，都可以立刻把个人的目标转化为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

以梁效班子的工作日程来说，一方面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批判林彪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更加直接针对性地批判所谓“现代儒家”，要在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1974年6月，江青向该班子成员抱怨，有关后者的文章太少：“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

对于那些像江青一样一心想把批林批孔的矛头对准“现代大儒”的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共同发明的某些手段无济于事。比如，要在林彪家中发现的“材料”中罗织罪名就搞不下去。这些材料毕竟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的。梁效小组在编纂《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时，江青要求其寓意比“材料之一”更明显，集中火力对准“现代大儒”，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经了19稿后还没有最终定稿，无可奈何之下，“梁效小组”只得偶尔张冠李戴。

江青和她的班子一度坚持认为，批林批孔的对象明显应该包括谴责利用私人关系进大学、躲避“上山下乡”的腐败行为。“梁效小组”的头头迟群在一次大会上提到“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江青在同一个大会上吹嘘自己在土地改革时杀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迟群接着以反问的口气责问道：“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但是，毛在得知这一特有的联系后（江青和姚文元显然是支持的），立即果断地表示了反对。毛坚持认为兹事体大，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他解释道，利用关系走后门一事，“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那些不希望走后门成为批林批孔目标的人还包括张春桥。他的女儿不但利用关系参加了解放军（本来应该下乡去农村），还进了大学。

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当局觉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地方上的批林批孔运动的进度。在中国许多地方，这一运动很快被一股政治势力劫持了，后者关心的更多的是身边的敌人，而不是斥责林彪和孔孟共有的或有或无的反对特征。在华东，中共副主席李德生少将（文革开始时他指挥的陆军第十二军驻扎于安徽，后来他以闪电般的速度一路擢升）成为了斗争对象，批评他的人不但不赞成他的政策，而且认为他符合“现代大儒”和“党内大儒”的条件。3月31日，中央最后一刻的电报制止了安徽省总工会在省会召开的大会上缺席批判李德生。浙江、湖南、湖北、新疆等地，类似的旨在批判与当地有这样那样联系的高层干部的大会，要么是不经允许就贸然召开，要么是在最后一刻在周恩来（中央批林批孔七人领导小组组长）的直接干预下流产。到了4月中旬，地方利用和滥用该运动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朗，这使得中央当局开始发动两场整风运动。

从1974年6月开始，《红旗》、《北京大学学报》和上海的新刊物《学习与批判》开始载文强调法家（儒家在历史上的对立面）所谓的诸多进步性，从而给批林批孔运动增加了新的维度。1973年冬，毛告知梁效的成员“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反对秦始皇的。”林彪的形象慢慢地淡出，越来越多的力量被集中用于制造出一种历史论述，用一根清晰的红线把文革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同历史上一大批“进步”的统治者联接起来。

此次直到1976年秋天毛泽东逝世和文革最终结束，新出的有关“儒法斗争史”的文章、书籍在中华大地上连篇累牍，层出不穷。毫无疑问，有的文章、书籍是想写成学术作品，也确实可以当作历史研究来读，虽然是非常政治化的那种。但是，更多的是彻头彻尾的借古喻今，是从派系角度评点当今某些“儒家”的错误，其意图是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或叶剑英这样的领导人，是不顾历史、无耻地吹捧某些所谓“法家”，究其实质不过是在暗中肯定江青的领导地位。

于是，在“十大”之后，高层政治演变成激进派余部与幸存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胜利者将接毛的班。显然，林彪事件后得到解放的老一辈领导人在默默地为周恩来鼓劲加油。受益者夹在两派的中间，左右为难，他们无疑希望对毛的服从能让自己不必选择倒向哪一阵营，或者至少能告诉他们应站在哪一边。

五、回眸基层

斗争中使用的讽喻语言让普通百姓晕头转向。只是孔姓的农民遭难受苦，比如甘肃省的大川。但是在别的地方，即使暴力仍然没有绝迹，相比于过去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暴徒在乡村城镇横冲直撞，这些晦涩的辩论倒还是可喜的变化。随着所谓的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儒家的垮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呢？所有现存的数据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文革原本是为了他们而发动的，但是可悲的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1973年，老干部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道：“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现在离那个时候还很远。”陈云继续总结道，中国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方式做更多的研究。

中国农村生活虽然恢复了常态，但是日子依然艰难。1974年，财政部对27个省市和自治区的27433个生产大队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描绘了一副并不乐观的中国农村生活画卷。1973年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是：现金77.9元，粮食431斤，自从1965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7元、3.6斤。生产大队缴纳的五花八门的费用越来越多，在有的地方合到平均每位社员每年4到10元（相当于增收了50%到100%的国家农业税）。1973年对吉林省217个人民公社的调查发现，这些费用被用于支付当地教师和“赤脚医生”（当地的医护人员）的工资，增加大队干部的收入，支付民兵训练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尽管很多的开支造福了农村人口，但是县政府以农业税名义征收的资金并不如此。根据四川和湖南省当局的说法，县政府把农业税用于非法的用途（比如宾馆、足球场、剧场），其规模在文革前是闻所未闻的。

贫困导致了移民。在理论上，所有国内旅行受限于地方颁发的介绍信及配给票证，旅行和迁徙（特别是跨越省界的）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在现实中，相当多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基本上不受这些管制的影响，生活在最艰苦环境中的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1971年到1973年7月，超过100万“流动人口”来到了一处传统的目的地——黑龙江，尽管部分人又“流”出去了。1974年1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号召该省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考虑总体形势，对群众采取负责的精神……找到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问题的方法”。它也同时指出，自从1968年以来，该省成功地安置了60多万移民，尽管还有近30万人没有“收容”。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自愿的。1974年4月，河北省向国务院报告，自从1968年以来，大约300名来自四川两处地区的青年妇女被“诱拐和贩卖”给了该省五个县的男子。有关这起案件的后来发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问题并不局限于四川和河北。1974年7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号召该省公安部门和法院在打击强迫婚姻、调戏和殴打妇女的总体行动中，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诱拐和贩卖妇女。妇女的权利成为了批林批孔运动重要的副主题。最终，中共中央于1975年2月打算恢复文革开始以来就一直停止活动的“妇女联合会”。

农村的贫困冲击着乡镇。中央当局的一大工作是把一波又一波有碍观瞻的乞丐和上访人员拒于诸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之外，防止他们冲击法律和秩序，这些人当然越来越多地给西方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1972年6月13日，周恩来在收到公安部和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的报告后，要求立即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应对措施。与首都接壤的河北省省委立即派工作组去北京，把所有到那里去的上访人员都打发走了。河北省还在传统上去北京的四个入口——唐山、张家口、保定和邯郸——设立了四个“说服和拦阻点”。

这种向城市的移民并不出人意外。城市的生活条件确实要好一些。如果能把自己的社会身份转换成城市无产阶级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农民会为此感到大喜过望。但是，即使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在恶化。工伤事故死亡的数目在显著增加。在1970年底重新开始收集全国统计数字时，县级以上企业的伤亡数比1965年增长了2.85倍。几乎可以肯定，县级以下的农村小厂的伤亡数字——如果这些数字存在的话——会更加糟糕。由于要掩盖这些数字，中央有关当局改善情况的努力化为了泡影。结果，1971年工伤事故死亡的数目上升到1965年的4.24倍，1972年则增加了4.31倍。根据1970年代初的官方数据，中国工厂中半数以上的通风设备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无怪乎1975年确诊的矽肺病病例是1963年的两倍。

个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正好在林彪事件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多年来第一次给全国28%的工人普遍加薪。然而，遗憾的是可以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少。1971年底，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被迫承认，“在最近几年”有500多种日用轻工业品基本上从商店里消失了，主要是由于强制推行的“自力更生”政策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1972年4月，四川省劳动局在批判林彪时把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在地狱”的工人状况和社会主义四川生活“在天堂”的工人状况进行了比较。就在同一个月，重庆当局开始对酒和糕点实行配给。1973年7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禁止该省所有的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自行酿酒或卖酒；大概是由于酒的短缺导致私酒交易猖獗。1974年，商业部起草的一份国务院机密文件列举了无数“受煽动的群众进行恐慌性购买”的例子。一部关于陕西省历史的著作提到：这一时期一直短缺和匮乏的产品包括“食糖，奶粉，自行车，缝纫机，肥皂，电灯泡，化学纤维制成的不同产品，瓷器，玻璃，木制家具”。据商业部后来披露，“由于工业产量不足，全年的市场供应形势仍然非常紧张，据估计在社会购买力和市场供应之间有18亿元的差距。”

生活条件可能正在得到改善，但是速度缓慢。在某些领域内情况更加糟糕。在哈尔滨，平均每个居民此时有2.28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际则有3.62米。在北京，居民的生活状况绝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但是这里的生活也变得拥挤不堪。自从文革以来，城市公园无人过问，有些公园面积严重缩减。在重庆，由于城市家庭和居民急于增加居住面积，非法侵占绿地，到1975年，该市81.73公顷的城市“绿地”有71%的面积消失了。

北京的城市居民自己动手来解决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算作第一次“天安门事件”：1972年10月31日，成千上万的首都普通居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挖掘并运走了种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两万多株装饰性的花木。周恩来对于北京市公安局事前居然全无防备而大发雷霆，他狠狠地训斥了公安部和北京市当局，并且援引了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话中引用过的《辨奸篇》片断“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周恩来质问道，在社会上散布了那么多的“耳目”，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的发生。他要求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产生更为严重的事件。12月22日，中发（1972）45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市当局有关目前措施的临时报告：处理群众请愿活动的方式有所改进，交通管理和消防能力有所提高，在法律和秩序上有所变革，包括对首都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实施了更好的监控。

天安门广场的挖运花木事件象征着社会主义控制力的崩溃。北京老百姓认真落实了毛的格言——敢想、敢说、敢挖。周大概理解了其隐含的涵义，但是毫无疑问，他对治安懈怠如此愤怒，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意额外花时间来监督警察工作。他还要处理更大、更严重的问题。

到1971年底，忧心忡忡的总理宣布中国近来同时取得了两个“突破”，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哪一个都不是好消息：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大关，全国发放的工资数额在300亿元以上。他坚持要求采取措施，减缓这些数字的进一步增长。然而1972年的势头没有减弱：国有企业的职工数增长了5.3%，达到了5610万人，全国工资的增幅在12%以上，达到了340亿元。周恩来在1973年初宣布了另外一个更让人忧心的进展：“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

一个让人不舒服的例子是重庆，也许这是极端的个案，但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唯一的：在1972年上半年，该市的大批工业企业困难重重，以致它们向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金额比全年计划增加了6.7倍之多。国务院的官员们如副总理李先念——管理中国财经领域是其职责之一——非常了解类似全国性财经问题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但是想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哈尔滨有一家管理不善、一直亏损的化工厂。李先念在阅读该厂题为《如果工厂按这种方式运行亏损不可避免》的报告后，唯一的反应是感到“震惊”，要求黑龙江省领导采取某些措施。1973年10月，李先念收到了一份有关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灾难性报告。该兵团在过去五年中累计造成了53700万元的亏损，而且每年亏损的额度还在迅速增长。李的反应软弱无力：“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他接着大而化之地说：“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从他在文革前担任财政部长的记录来看，中国许多中层的财政官员对李的评价一直是“听话而无能”，1974年12月，毛本人也说，相比于“有才干”的张春桥，李先念“较软弱”。

一个病入膏肓的总理，摊上了这么多或大或小的问题；一个有经验、较软弱的副总理，没有才能抑或效率低下，或者两者兼具；一个名义上的接班人，又没有技能、知识和权威来力挽狂澜；在这种情况下，毛别无选择，只有把管理中国的大权交给邓小平。

廿二 邓小平主政

如果说1972年是周恩来年，那么1975年大体上是邓小平年；用当年激进派的语言叫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纳吉企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年；或者，如同在激进派遭到清洗后，这一年也可以称之为“唤起全国人民的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奇怪的是，毛如同他在1972年时一样，对其激进派盟友的警示反应迟钝。1975年的邓小平则像1972年的周恩来那样，利用主席的消极被动来试图扭转文革造成的破坏。

毛之所以选择邓，部分原因是他寻求实现为了降低军队在文官事务中的作用的目的。“林彪事件”让毛得以大刀阔斧地降低了解放军在党中央机构内的作用。但是，军队干部控制着北京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1973年12月12 日，毛在一系列政治局、中央军委会议上抱怨“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政”，明确暗示军队退出政治事务。他采纳了据说是叶剑英的建议，命令八大军区（共有十一个军区）的司令员相互对调，将他们调离了各自根深蒂固、在文职和军职干部上人脉深厚的山头。毛的交换条件是提议让邓小平重新进入政治局和军委。毛同时提出这两个方案，其策略一望而知。为了说服军区司令们离开自己辖区，他含蓄地向他们承诺，尽管周恩来正在从政治舞台上淡出，接替周的位置不是王洪文，而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资历的老同志。毛的命令在规定时间内得到执行。邓小平在文革后暗示自己对此很惊讶，由此可见这个交换条件的重要性。毛在亲手造成了全国无政府状态后，不能再指望军队将领的自动服从了。

在提升邓的事情上，毛也向其他的不可抗力屈服了，即周恩来的日益虚弱和王洪文明显的无能。周恩来的健康持续恶化，他所主持的国务院和政治局会议已经不能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里召开，而必须在医院里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经长期推延后于1975年1月举行，周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甚至离开病榻，做了一份重要的报告。这是一曲名副其实的天鹅之歌。经过允许，周恩来重申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这些目标是在文革前提出的，但是在大动乱中被遗弃了。

毛提议周在这次人大会议后退休。他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1975年2月1日，周恩来把他的内阁成员召集到床边，最后一次告诉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将来这样的会”，他说，“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致信告知毛有关国务院新的分工。他说邓将“主管外事”，“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没有提出异议。这毕竟是他的想法。

造成邓小平复出的另一个因素是毛对王洪文的失望。1974年10月4日，毛工作人员打电话经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告诉他要任命邓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对激进派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此外，毛不在北京，激进派在危机状况下无法像过去联系上他。7月中旬，为了改善健康状况，毛去了南方，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75年4月中旬。

在1974年10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江青发生了争吵。激进派委托王洪文往长沙晋见正在湖南家乡养病的主席。王提醒毛说，现在的政治气氛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并指责周恩来不顾自己有病，还在与邓小平和其他人搞阴谋。但是毛没有接受王的警告，反而告知王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并且要王警惕江青。毛很明白，他的这位年轻接班人同江青及其上海帮搞在一起，在政治上是没有前途的，会随1960年代末的动乱一道名誉扫地。现在主席看到的是：王洪文虽然职位高，但是他仍然听命于江青，而且不可能与她以及他自己在上海的老上级保持距离。即使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承担不起治国安邦的重任。12月底，毛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当着在场的王洪文本人的面说王在政治上“没有邓小平强”。毛坚称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此时的毛是如此衰弱，他的讲话又是如此难懂，以至于最后这句评语说不出来，要被迫写下来。好在没等他写到一半，周恩来就懂了他的意思，把剩余的说了出来。但是，毛的脑子很清楚。他提议让邓担任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最后这一职务是首次授予一名文官。这对激进派是一大打击，为了让他们保持一点信誉影响，张春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和排名第二的副总理。

即使在四届人大之后，日益虚弱的周恩来继续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但在实践中，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现在是由邓负责。邓像其之前的周一样，仍然没有权力自己决定发布中发文件。这样的文件及其包含的任何政策和决定，一直以来需经党的主席批准后才有效。虽然毛泽东仍然握有最后的决定大权，但是大约在1975年7月初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达成一致，以后邓小平将主持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会议。因此，在1975年大部分时间内，根据毛的命令，邓小平管理着政治局、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一、推动中国发展

激进派对于邓的崛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据说王洪文大发牢骚，主要是由于现在显然不再培养他作毛的接班人了：“我有什么权！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什么要我主持工作，是他们把我往火坑里推。”王还抱怨邓能见到毛，而他自己见不到。

江青的抱怨表明，她只是不能适应邓的雷厉风行的工作方式，大概她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周恩来主持决策时的方式，但是邓完全不同。她最后是这样描述邓在1975年的工作方式的：

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

邓的方式是立即地、正面地处理问题。其中最艰难、最紧急的是处理那些影响到中国经济和军队状况的问题。据说企业领导人普遍抱有的想法是，亏损比赢利更安全，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说你“利润挂帅”了。由此可见文革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深重（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在亏损）。邓在国务院得到了李先念的帮助，后者凭藉其资历可能在政府内比其他10名副总理拥有更大的权势。他在1950、60年代担任财政部长的经验应该对邓很有帮助。毛尽管对李先念存有偏见，但他总是偏爱用年老的同事而不是年轻的同事来管理经济。回溯1930年，在论及什么样的人最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时，他说：“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在处理军队问题上，邓与叶剑英配合工作。根据政治局2月5日的决议，叶剑英主持重建的中央军委常委会。在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不久，军委常委会就停止了工作。也许是由于林彪手下的将领们觉得它妨碍了他们对于军队的控制，在“九大”上这一机构被正式废除。它的重建是回归解放军文革前的秩序的许多明确无误的信号之一。

邓着手实现的长期目标是周恩来最近在人大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邓坚称：“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的短期目标是他所说的“全面整顿”。他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领，号召人们起来行动。第一项指示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时，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他发表了一番谈话，大意是要学习和深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第二项指示是中国需要“安定团结”，这是毛重复讲过多次的话。最近一次是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有关十届二中全会的汇报时讲的（毛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议）。最后一项指示是邓公布了毛在1974年11月对李先念和汪东兴的新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据邓讲，这“三条指示”“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在公开场合坚持说这三项都很重要。实际上，他显然要优先把经济搞上去。

1975年2月下旬，政治局召开了全国各地党的书记会议，解决运输领域的问题。派性冲突、劳工动乱、罢工严重冲击着铁路。由于铁路是工业运输的主要手段，特别是中国的主要燃料煤炭要靠铁路来运输，铁路出事后整个经济陷入巨大混乱。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坚称要从最薄弱的环节抓起。“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能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3月5日，政治局做出正式决议，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75）9号文件下发，目的是“加强铁路工作”。自1970年6月后划归交通部的铁道部得到了恢复，并且得到了大量的新权力。铁路官员必须在3月底以前让列车恢复运转。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邓宣布在把他们的“错误”当作“罪行”来处理，并给予相应的处分。邓提议：“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如果某个人的“行业”是闹派性，那么“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对于“铁路战线”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重拳出击，对11700多人进行公开“批斗”，对3000多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判处程度不同的徒刑，对85名“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迅速执行了死刑，同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措施“基本遏制了偷窃抢劫铁路设施的邪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包括无票扒车在内的混乱局面。”到了4月份，全国只有一条铁路干线没有实现正常运行。邓小平在王洪文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

邓接下来转向工业，特别是钢铁和航空领域。他这里也不准备消极等待。他提醒相关官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1975年5月中旬，中国的钢铁行业比计划目标落后了202万吨。邓号召立即进行迅速的整改。“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在6月4日下发的中发（1975）13号文件中，政治局命令“各级领导机构”进行重组，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冶金工业部。领导们必须问自己这些问题：“你们那里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打击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就需要采取行动，不得延误。邓在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告诉与会代表，不要担心被人指责资本主义“复辟”，要更坚决地行动。这样的话，他们才会最终取得胜利。在1975年上半年结束时，中国的钢铁产量仍然落后于计划目标，只是全年的42.2%，但是日产量提高了很多。

邓尤为担心的是苏联在1950年代援建的巨大的鞍山钢铁企业联合体。鞍钢位于辽宁省（那里有毛泽东年轻的侄子毛远新，他在文革期间以闪电般的速度升至沈阳军区政委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到1975年4月底，其产量已经落后于目标40万吨，平均每天的产量下降了2000到3000吨。邓倾向于照文革前的样子彻底重建鞍山钢铁公司。然而，毛远新及其支持者却以蔑视的口吻说“鞍钢一些老家伙积极主张成立鞍山钢铁公司。他们连做梦也想着再当经理或副经理，过那个官瘾”。直到1975年9月，毛远新离开了辽宁去北京担任其伯父的个人联络员，邓才得以不顾地方的反对，推行了他的意见，而这是他在再度下台最后的行动之一。197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号召全新的鞍山钢铁公司领导班子“认真贯彻和执行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在该公司成立的同时，对于“派性”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

负责导弹和卫星研发的第七机械工业部百弊丛生。自从文革爆发以来，派性斗争就把这里弄得四分五裂。1974年11月卫星发射失败，据说间接的原因是多年来强调了政治上的“红”，却牺牲了科学上的“专”。邓采用了与运输领域同样的措施：一份措施严厉的政治局决议，一个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一个由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将军领导的高效的工作组的视察。5月底，邓小平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说：

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就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过了“七一”以后，那就不客气了，对什么人也不等，管你是老虎屁股，还是狮子屁股，都要摸，都要斗，坚决地斗！

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1975）14号文件，对该部党组进行了清洗。邓把能干的官员放在关键的岗位上，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过去，1966年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地位所指的最高批判对象——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在正式复出后被委任为七机部副部长，这足以体现邓的决心。与此同时，1966年陆平的批判者中地位最高的聂元梓则成为北京大学仪器厂的一名工人，在政治荒野中无人问津。派性问题一直到冬天还存在，11月23日，毛亲口向邓抱怨七机部还在“打派仗”，但是其影响逐渐减少，至少限制在了非技术人员身上，不再妨碍到“业务工作”。在1975年最后几个月，接连成功发射了四颗卫星。中国的媒体骄傲地宣称：“三颗明星在高空闪耀”，西方新闻渠道得出结论，第四颗卫星的成功返回表明中国科学家“即将试射一枚洲际导弹”。

邓和政治局制定的改变铁路、钢铁、航空航天状况的正式决议成为了整顿其它经济领域的纲领性文件。7月，国务院向政治局递交了上半年工业生产报告。该报告显示，原油、煤炭、电力、化肥、水泥等的生产自3月以来一直在稳定增长。上半年的计划实现了47.4%。随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开始产生效果，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

当然，整顿与其说是对经济重点和实践的微调，不如说是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对付罢工的工人和拖拉的中层，擒贼要先擒王。这是邓的强项。毛在还没有让邓掌权的时候，当着政治局的面对对进行了表扬：“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在1975年夏天，邓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他的个性的这些侧面。

浙江省的整顿工作受到了该省革命委员会内激进派工人的阻碍。邓派出了以王洪文、纪登奎以及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为首的工作组到该省省会调查情况。在承受了三个星期的沉重压力后，激进派屈服了。有一天，黎明前，工人派别的总部受到了袭击。接着该派领导人、以“浙江王洪文”而闻名的翁森鹤被捕，被捕时翁正在其住处疯狂焚烧控告材料。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代替下台的激进派的新任领导人中有张子石，他是中共排名第三的副主席康生之子。张子石原来在父亲的家乡山东担任省委秘书长，现在被提拔成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共杭州市委第一书记。解放军部队进驻了重要的工厂以防出现动乱。牵涉到的党内领导人被免于追究，省革命委员会中三名“资产阶级派性”思想最严重的成员被下放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8月和9月，该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派性”的运动。

邓不留情地动用军队来解决民族冲突。其中臭名昭著的是1975年夏天的“沙甸事件”。沙甸是一个回族村落，一个人口近8000人的生产队。它位于云南省南部，离中越边境约50英里。随着文革对“落后”宗教习惯的攻击，1968年这里首次爆发了严重的民族冲突，在1970年代冲突时断时续。1974年末，为了让国家尊重宪法给予的宗教信仰自由，800多名沙甸回民在省会昆明举行示威未果。代表们扣上了“制造混乱”、“反对党的领导”的帽子。此后当地组织的“回民民兵团”和县政府的非回民民兵组织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1975年初，冲突双方代表被召集到了北京，达成了停战协议。由于在如何收缴沙甸非法武器的问题上产生了混乱，该协议立即被推翻。沙甸与政府的关系恶化到村民们拒绝向政府交纳农业税的地步。7月5日，毛签发了中发（1975）15号文件，允许解放军在使用和平手段不能奏效的情况下，直接进入沙甸控制局势。在云南省当局的直接要求下，身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终于发布命令，调集解放军来解决冲突。7月29日拂晓，沙甸以及附近的6个回族村落被包围了起来。解放军出动的兵力包括陆军第14军的一个师、蒙自军分区的士兵、一个炮兵团以及民兵部队。在21天后战斗结束时，沙甸被夷为平地，1600多名村民被杀，包括300名试图逃跑的儿童、老人和病人。

二、整顿解放军

尽管解放军是邓力图恢复全国秩序的重要法宝，但是这支军队同样需要“整顿”。1971年10月，在林彪死后的数周内，毛宣布1972年初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着手进行整顿军队。叶剑英已经定下了会议开幕的日子，安排好了议程，拟定了会议诸多决议的初稿。但是，毛也许觉得在“九一三事件”后大力整顿军队的政治风险很大。让全国将领们聚集一堂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最后一刻，毛放弃了召开此会的计划。“我们不要急，”毛告诉叶，“现在应该注意上层建筑。”这个会议就变成了1972年春季为期一个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5年邓主持工作后，长期拖延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终于有可能召开了。这成为重建的军委常委会2月份首次开会后的一项主要工作议程，一直持续到6月24日扩大会议召开为止。这一会议整整开了3个星期，共有来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70多名高级军官出席。邓小平和叶剑英做了定调讲话，并主导了会议的进程。会后进行了全国性的军队高层干部的大调整，不过有一项有人翘首以待的晋升没有发生：1975年“八一”建军节，新华通讯社从上海发来消息，在该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中把王洪文列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在此消息传抵北京后，这一错误得到了纠正。

这次会议认为，未来三年内发生战争的风险很低，但是又辩称最终超级大国和中国将卷入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这是一份乐观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同毛1969年秋天的评估相比。它让邓和叶两人得以开展一个雄心勃勃的裁军计划，强调“专业化”和现代装备的重要性，这是文革以来所没有过的。

邓小平在7月14日的讲话中用5个词总结了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肿、散、骄、奢、惰”。邓认为这此问题都出自林彪主管军队时期，“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肿”当然是指人员臃肿。在1975年初，解放军有152.6万名干部，其中有46万7千人是超编的。人员编制臃肿的现象一向很普遍，但是到了这种程度也太过分了。某个省军区有不下于58名军区司令员、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部长。鉴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现役的解放军战士的数量也过剩了。军委自身从1966年5月的16名成员发展到1973年8月的63名成员，也“臃肿”到空前的地步。它提议在三年内把中国军队的规模从610万压缩到450万。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部队自文革初以来扩充了兵力，其主要原因也许是三线建设把沿海的整座工厂搬迁到内地偏远山区，后勤保障十分复杂，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它们奉命要裁军60%以上。影响最小的是空军和海军。叶剑英征得毛的同意后，领导了一个六人特别小组，负责解放军各大单位领导层的改组。该小组在8月底以前迅速完成任务，毛正式批准了大批免职、调动和任职等人事安排。到1976年底，解放军官兵总数减少了13.6%。

邓所说的“散” 主要指的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他没有举出具体的军区或部队的例子，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自从解放军在1967年参加文革后，在邓看来有太多的官兵“卷到派性里面去了”。这严重影响了军内的纪律。邓倾向于解除解放军军官在文革开始后所担任的文职，必要的情况下把他们及其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去。1975年许多省份进行了这样的调动，包括邓本人内讧不断的家乡四川省。

邓承认，“骄”的问题在解放军中历来就有，但是在最近几年问题更严重了。这是由于在“三支两军”中解放军军官们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邓说“军队一部分人”滋长了“骄气”和“骄横”。普通百姓抱怨他们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可他们照样我行我素。“有的人主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邓发出了警告。

邓强调，军队内部“奢”的现象“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有些解放军部队从地方单位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些军官“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变。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向全国下发的是邓经过删节的讲话稿，它匆匆就结束了邓关于打击奢侈的讲话：“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鉴于邓的直率，他的原始讲话中可能包含许多生动的例子。中央军委在会后不久采取了具体措施，明确规定军队高级干部有权用几辆车，用多少工作人员和秘书。这是军委第一次这么做，至少是文革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最后的“惰”，指的是不愿意承担责任。邓说，有些高级干部工作不努力，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毛在1971年8月就同一话题发表了看法，当时主席抱怨林彪和黄永胜太依赖秘书了。除了重复这一观点外，邓还讽刺道：“靠秘书办事，讲5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他承认犯错误是难免的，应该受到批评。他并且安慰道：“改了就好”

邓对军队的整顿正中毛的下怀：让军队退出文官政治。王洪文决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让解放军服从自己的意志。但是，邓是在冒险。如果毛死了，邓需要解放军将领们站在他的一边，反对激进派。然而，他准备冒激怒他们的危险，剥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以恢复党指挥枪的程序。激进派在私下里也会欢迎他在军队中所采取的举措。但是，在另一个自文革以来已经为他们所统治的领域，他们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那就是教育。

三、整顿教育

毛有关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乌托邦观念完全打乱了文革前的秩序。尽管建设一个更红更专的秩序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邓知道，激进派会坚决抵制任何倒退。幸运的是，邓有了愿意与其一道跋涉艰险的坚定盟友。在教育方面，他得到了周恩来过去的助手、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支持。教育部于1970年被撤销，其部分的职能由一个规模很小的国家科学和教育小组承担。教育部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离首都大约625英里的安徽省一所“五七”干校，进行“世界观”的改造。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重新设立教育部，任命1966年冬天倒台后最近刚刚复出的周荣鑫为部长，尽管这是政治局委员们在经过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磋商后才达成的妥协。周恩来、李先念和纪登奎为了把周荣鑫推上去，把文化部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让给了张春桥提出的人选。对周荣鑫的任命是对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迟群的一个重大打击。迟对这个部长职位已经觊觎了一段时间，并且原本希望在分管教育的副总理张春桥的支持下拿下这个职位。

周荣鑫从1975年5月开始大力整顿教育体制。他在一次次的讲话中指出，一方面，中国距离四个现代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另一方面，实施的政策基本上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许多年以来，激进派控制的媒体一直在批判他们所谓的“读书做官”的想法。如今，周问道，一名出身贫农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国营企业去当技术员，是否也算“做官”。媒体一味地表扬毕业后“回到生产实践”的工人。周反问道，为什么一名工人在大学里学习数年后，回去当工程师就没有资格说他“回到生产实践”了。1972年，争相进大学读书的学生们曾被要求具备最低限度的教育素质，而不是只考虑阶级出身。1973年，这一努力被斥责为“回潮”而偃旗息鼓。周坚决主张采取行动，改变当时没有任何明确的可行或强行标准的局面。他说：“72年一个文件说对林彪路线干扰不应估计过低，73年又一个文件说不能估计过高。怎么联系教育战线批林，是一笔糊涂账。”

周荣鑫总体上和邓小平一样，要在教育领域内号召重新审视对“17年”（1949—1966）的否定评价。在1971年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张春桥把这一评价写入了《会议纪要》（中发（1971）44号）；“17年”总体上没有贯彻毛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那时受教育的人总体上没有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周荣鑫希望看到一份有关教育的新文件来代替《纪要》，推翻这一评价。他最终失败了，并承受了他个人悲剧性的致命后果。

四、“经验主义”和派性之争

毛在1975年春天的行动是自相矛盾的。他在实际政治中支持邓小平，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支持像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激进派。1974年12月，毛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是“人才难得”，又说张春桥“有才干”。张的“才干”当然和邓的“人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毛的三项指示（被邓称为“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中的第一项就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1975年2月18日，政治局下发了中发（1975）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引用毛的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为了提醒“全国”修正主义的危险，毛和政治局发动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的大规模运动。张、姚二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辑录了与之相关的33条语录，并于1975年2月22日把这些语录发表在《人民日报》。江青后来挖苦道：“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们只学了3条，然后就停下了。有时候政治局没法开会，一开会总有争吵。”张、姚还执笔写成了两篇重要论文，阐明他们以及毛的观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于1975年3月1日的《红旗》杂志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于4月1日《红旗》杂志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论及了商品交换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危险，指出了在物质刺激的激励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迫切地号召把集体所有制推向更高层次，并且进一步推向全民所有制，还警告说中国仍然有沦为修正主义的危险。

修正主义是毛设定的学理论运动指向的斗争目标，但是在张、姚对其提法和修辞进行了微妙的改动后，这一运动的斗争目标却变成了“经验主义”，更重要的是它针对的是邓小平及其“全面整顿”的实践。在姚文发表的那一天，新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当着解放军听众的面宣称要批判“经验主义”，并以毛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为证。毛的这篇文章是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首次发表的，最新一次重印是在林彪事件后。毛在文中主张“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据我看”，张春桥解释道，“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江青在人民代表大会堂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时发表了和张、姚两人相同的看法：“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会后，江青显然觉得自己的观点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可能会被错误的理解为过于温和，于是连夜让其秘书打电话给梁效写作小组，解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它是大敌，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我们必须打倒的大敌。”

此时全国的媒体完全掌握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手中。中央宣传部在建制上已失效了，该部大部分工作人员从1970年以来在宁夏的“五七”干校内苦熬岁月，而中央当局对媒体的监督和控制渐渐变得高度个人化。北京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者”的文章，说他们“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邓小平主持会议时以目标为导向的生硬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

1975年4月，邓也许对学理论运动开展方式产生了忧虑。他在接待来访北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时试探了毛的立场。毛不但予邓以支持，还指着邓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几个星期后，邓在同国务院成员谈话时重述了他较为简单的论点，其关键在于文中“经验主义”和“经验”在字面上的不同。邓说：“我们认为，经验主义是坏的，便是抛开‘主义’两个字，经验是宝贵的，不能忽视。”

主席一度在一个理论问题上站到邓小平一边。新华通讯社通过姚文元向毛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全国媒体今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毛作了措辞强硬的批示，首先针对的是姚文元，但又不止是他。毛首先强调正确的提法是“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毛接着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己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对激进派来说最糟糕的是，毛在批语末尾要求政治局对此进行讨论。江青后来坚持说，邓小平接下来组织召开的会议没有征得毛的同意，但是这个说法明显是错误的。后来中国流行的传言表明，这些会议完全是批激进派的。但是，江青声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歪曲了会议的真相，这些会议其实是批评了冲突的“两”方。

然而，在1975年中期，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即使对于江青来说也是如此，那就是：邓小平牢牢地掌握了局势。

廿三 “四人帮”的出现

1975年邓小平的强势地位完全归于毛的赐予。主席不但重新启用他，并委以重任，还批评了激进派，让党的干部们相信他是支持邓执行的政策的。更有甚者，毛把激进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成是“四人帮” ，还特别对自己的妻子做了尖锐的批评。邓及其同事们有理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主席终于从过去10年中以他的名义酿成的浩劫中醒悟过来了。对于毛身后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毛的新路线可谓是上天所赐的恩物。如果不能为主席发动文革而开脱的话，那么至少能为他开脱掉一些文革的暴行，就好像毛自己用林彪作为替罪羊来解释为什么诸多将帅身处逆境。

然而，对于外界的观察家来说，毛的行为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毛真地认识到了“四人帮”的非法行径，他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们清洗掉。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四人帮”是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近卫军。他们——也许只有他们——会把文革的理想加以维护并捍卫到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毛为什么要在1975年挖他们的墙角而让邓得益呢？

此前每当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的时候——1955年的合作化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毛都强调其合法性在于改善人民生活。既然名义上文革把中国从“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暴政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它也应该有类似的成就。以前毛指望周恩来，现在他指望邓小平能给中国带来繁荣。无论怎样，以往毛会出手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防止在意识形态的更新上开倒车，否定新生事物。现在身体状况不许可，毛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特别是前者。

在这方面江青和王洪文的用处不大，但是毛不能把他们一脚踢开。没有看透“最好的学生”的险恶用心，毛已经错过一回，他绝不能承认在其妻子身上犯了类似的错误。同理，在灾难性地选择了林彪这样的接班人后，毛也绝不能承认在王洪文身上犯了另一个重大错误。此外，江青是毛的妻子，王洪文则身居高位，两者都能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声势。所以，1974年7月到1975年9月，尽管江青及“四人帮”受到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事态的发展仍然在主席的掌握之中。毛也不允许此事成为中央的头号议题：“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中共一位在1975年为邓小平工作的高级笔杆子后来表示，理解这些话的唯一方式就是：主席根本不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四人帮”一定有过担惊受怕的时刻。

比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5年5月3日，毛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派性问题。毛主张：“批评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在发表前，毛听人读了一遍，并且表示赞成。他在会上批评自己“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毛提出了派性的问题，他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并且提醒他们，他已经就这个问题批评过他们好几次了。“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他问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江青声称毛也批评其他政治局成员搞“派性”，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此时毛关心的不仅仅是出现“上海帮”或“四人帮”，还包括其它的派系。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仅仅提到，1974年7月17日，毛在向江青等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根据完整的谈话记录，江青接着隐晦地说“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这促使毛继续发出警告：“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5人了。”1975年3月，在同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根据未公开的当时完整的谈话记录，毛说到：“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生气的毛敲打的是左、右、中各种派性，不仅仅是“四人帮”。

不清楚毛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是谁：叶剑英（出生在广东）？华国锋（长期在湖南为官）？还是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毕竟当时毛因患白内障而失明，他甚至听不清楚周围讲话的是谁，不得不问他最喜欢的女服务员张玉凤：“嗯，那是谁？”张玉凤回答他：“江青同志。”但是，毛一定懂得，只有消除派性，在邓小平和张春桥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团结，中国才既有希望实现繁荣富强，又忠于文革的理想。毛当着“四人帮”的面，强调了邓小平在他记忆中的特殊位置。他在5月3日的会议上说邓是1930年代为了他而挨批的“毛派”的唯一幸存者。

根据毛的命令，5月27日和6月3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是由邓来主持了，“帮助”江青及其盟友改正他们的错误。所有的关于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的描述都是“会议还没开始，便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5月27日发表定调讲话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确实迫使“四人帮”接受了措辞严厉的“帮助”。但是，完整的会议记录再次显示，邓懂得毛忧虑的是普遍的派性，毛希望他和张春桥共同协作来消除派性：

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来的。我是相信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

叶剑英在6月3日会议的讲话中，对派性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赞同邓的观点，即形势确实“同过去不同”，这里指的是导致林彪集团垮台的1970年庐山会议和中共历史上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简言之，邓和叶都没有利用毛的批评来攻击“四人帮”。无怪乎后来毛对5月27日和6月3日会议的评价是“有成绩”也许邓和叶可以和张春桥共事。

在毛主持了有关派性问题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起草了一套行政规则。从理论上说，如果它们得到采纳和实施的话，将有助于改善这一“事件”背后的无序的政治，而不必非得清洗“四人帮”或者别的什么帮派。不清楚这些规则的下文如何，是否给其他人看过。不过，“四人帮”还是按照传统的作法行事。

6月28日，江青向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承认“四人帮”的“客观存在”，并说她自己的“派性”的确严重到有可能“分裂党中央”的地步。她感谢最近的政治局会议给予她的批评和帮助。她说在正确看待事物上自己仍有不足。张春桥的书面检讨的关键段落是：“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姚文元当着政治局委员们的面承认自己只批“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片面的”。1974年12月，王洪文在受到毛的批评后，写了一份长达千字的检讨，承认“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四人帮”的成员们彼此避免相会，以显示他们不再搞派性。江青在其丈夫的命令下，甚至彬彬有礼地访问了邓小平的家，但是这并没有减缓双方的紧张关系。邓后来告诉自己的子女，江青在来访中“她吹她的一套，水平不高。”

尽管在夏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是受到严格保密的，但是“四人帮”遭受挫折的消息仍然在党内和军队高层不胫而走。王洪文坚持说，在7月份军委扩大会议后，阴险的“政治谣言”像野火蔓延一发不可收拾。江青在9月份时声称“有些人传播谣言，说主席批评我犯了错误，但是主席没有批评我。政治局的有些人全部时间都用来传播谣言。”1976年3月，批邓运动已经启动，江青更加明确地提出所有的“谣言”都来自邓及其支持者，她称之为“最大的谣言公司”。

一、邓的智囊团和决策

为了解决深层次、长期性的经济问题，邓采取了进一步的创造运动.。其中之一是在1975年夏天成立自己的“智囊团”——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起草政策文件，与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梁效等激进派写作班子争夺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曾经是毛的政治秘书，邓小平称其为“我们党内第一支笔杆子”。虽然这个智囊团在1975年下半年起草了三份重要文件，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下发执行。第一份文件的题目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该文件称中国经济表现糟糕的原因是“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第二份文件的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干部，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胡乔木及其同事在完成这一文件时，不但请教了邓小平和李先念，也从华国锋那里得到了重要的信息。1975年9月26日，华在讨论该报告的会议上针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发表了感慨：“我们生产1000片半导体，只有一个是合格的。在日本，一个2000人的工厂一个月生产700万片半导体。我们那一个合格的完全是偶然，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浪费太大了。”

政治研究室起草的第三份，也是火药味最浓的政策文件的题目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作为《毛泽东选集》编辑会的前任成员，胡乔木及其部分同事大量引用毛的论述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地用1940、50年代温和的毛主义来间接地批评1960、70年代激进的毛主义。为了反驳强调经济就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他们引用了毛1942年的著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在该书中写道：“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为了维护他们“把经济搞上去”的努力，他们引用了毛在1945年说过的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们的结论是：毛的生产力标准是而且应当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作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的唯一标准。姚文元对这个提法的评语是“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

《论总纲》的最后定稿原本要刊登在一份新刊物的创刊号上。这是一份由政治研究室主办的刊物，暂时定名为《思想战线》。虽然随着批邓运动的风生水起，该刊物的出版计划宣告流产，但是1976年8月，经政治局讨论通过，《论总纲》以及此前两份邓小平授意起草的文件都得到了发表，“供内部批评用”。这三个文件当时被称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发行了8131万份（有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版本）。这是“四人帮”的一个重大策略错误，因为大多数读者和邓小平一样觉得它们是“香花”。激进派将这三个文件的内容公布于众是咎由自取，反倒成全了他们最大的敌手。

二、“评《水浒》，批宋江”

“主席用两个月的时间读71回本《水浒》，然后发表了一大堆评论，”据1975年至1976年间的冬天中国大学校园里出现的大字报的说法，这是邓小平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的解释。大字报的作者们利用这段话批评邓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知。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文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为了“增强人们判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他们自觉反对和抵制修正主义的意识。”

小说《水浒》最早可溯源到16世纪初，1972年林彪事件后文化领域“解冻”，《水浒》是当时得以重印的少数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江青一直以来很喜欢该书中的一个主人公——农民起义领袖宋江。1973年初，一家日本电视公司代表团访华，打算根据宋江以及“水浒英雄们”的事迹拍摄一部电视连续剧，她尽其所能地给他们提供帮助。江青当时表述的观点是：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有智、有谋、有正义感，喜欢劫富济贫，能团结人，因此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江青压根也没有想到，两年半后她的丈夫会突然就宋江和《水浒》发表大量与她本人截然相反的评论。在毛看来，这部书好就好在做“反面教材”，告诉人们什么是“投降派”。在《水浒》71回本的最后一章，宋江接受了皇帝的招安。毛认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因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公布了毛的这一现实意义十分隐晦的评语。它成为了一场全国性运动的焦点，以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不足。媒体对于该小说主要人物的详细分析在普通中国人中间引发了猜测：是否会有现今的高层人物会继林彪和刘少奇之后被打成“投降派”；但是起初推出的材料是谨慎小心的。1975年少数西方学生开始到中国的大学就读，此后数目越来越多，他们对该运动困惑不解，急于想了解其微妙之处。课堂里使用的最具权威的词典里，修正主义的定义是偏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首尾一贯、能够被“修正”的理论架构要到7个半世纪后才出现，一位12世纪初农民起义的领袖又怎么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呢？他们的老师的回答是：毛是创造性地使用了“修正主义”的术语，因为“从本质上来看，宋江、孔老二都是搞修正主义的！”

江青在9月份访问山西大寨（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的模范生产大队）时，强调理解毛批宋江寓意的重要性。她小心地不进行具体点名：

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10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你看，不远嘛，林彪嘛！

周恩来对于这场稀奇古怪的运动郑重其事，亲自应对。毛是否真的认为周在与亨利·基辛格洽谈时当了“走资派”，这一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9月20日，周恩来患癌症后做大手术，有可能一去不返。在即将被推入手术室前，他坚定而大声地向所有在场的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周的妻子邓颖超，以及其他人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37周在手术后活了下来，邓颖超让汪东兴把周的话传达给毛泽东。

1975年末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文革中比较轻松的运动之一：没有批斗会，只有非常有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象是一部厚达数百页的广为流行的古典小说，人们可以在“政治学习”中进行自由而详尽的讨论。然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三、反复

10月26日，一位省级领导人在参加了近日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工作会议后告诉属下，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政策肯定是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时说道：

（邓小平）说关于各方面整顿的问题……（邓）说毛主席是同意的，我向主席汇报了军队问题，现在还有农业、工业、商业、文教的问题，这些都要一个个来解决，主席赞成（邓的观点）。主席所，采取什么办法去解决，你们研究。（邓）明确提出整党这个题目，主席是同意的。

江渭清不知道，就在他讲此话的时候，主席已经改变了主意。毛将在下一周收回他对邓的政策的认同和支持。原因之一是他的侄子毛远新向他批评性地汇报了中南海以外的情况；另外一个原因是邓介入了旨在废除并清洗清华大学党委中的极端激进分子的活动。毛最终做出结论，邓“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远新于1975年9月来到中南海，担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在毛问到他时，毛远新为了迎合其伯父的偏执狂，批判性地汇报了“外面”社会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不怕地震，洪涝带来的粮食歉收，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对这些东西有信心。”但是在辽宁，从那年年初开始刮起一场针对文革的批评之“风”。许多人提出了一下的尖锐问题：

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毛远新告诉自己的伯父，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也就是说，现在批评文革的人比以前的周恩来做的还过火。毛远新对于这股“风”来自何处一清二楚：“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尽管邓小平以毛的“3项指示为纲”，毛远新认为邓真正关心的只是“把生产搞上去”。毛远新对其伯父说道：“担心中共，怕出反复”。

一方面，像毛远新这样的“四人帮”的支持者试图在毛泽东那里诋毁邓小平及其“全面整顿”，另一方面，邓的支持者也没有闲着。他们写信斥责“四人帮”的某些党羽。他们的一大目标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激进的领导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与江青关系密切的梁效小组的大本营就设在这是。在激进派看来，这些信件是一个用心险恶、旨在诋毁文革的计划的一部分。1975年11月，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原8341部队军官王连龙在学校党委常委会上说：“建国以来，社会上流传的谣言从来没有像今年那样多，特别是从7、8月份开始。这些谣言流传之广，内容之毒，令人吃惊。在北大，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捏造罪名的匿名信。”

在1975年夏，一封“群众”（十有八九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的匿名信写信给中央军委，指责北大的一位领导人郭宗林搞派性，任人唯亲，以可疑的理由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入党。中央军委似乎对此十分认真，在信上做了批示，要求王连龙把郭调离学校，让他回到部队。但是北大领导层非但没有执行这一命令，反而向郭宗林出示了这封信以及军委的批示。郭宗林暴跳如雷，责骂匿名信的作者以及军委做出批示的人是“混蛋”。更有甚者，为了抵制军委，北大校领导层把这封信交给了学校的保卫部门，让它进行秘密调查，根据匿名信的笔迹找出其作者，要施加惩罚。这封批评北京大学校园激进派的信件影响有限。但是，两封斥责清华大学校园最强有力的官员迟群的信件却产生了激烈的反响。写信人是清华大学党委的4名高级成员，信没有交给中央军委，而是交给了毛泽东本人。他们很清楚，走“正规”渠道信件很难到达毛的手中，于是这些持不同见解的学校人员通过私人关系把信件交给了教育部的一名高官，由他转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再交给邓小平，最后邓小平直接交给毛泽东。

在8月13日的第一封信中，写信者们指责迟群没有抵制日益特权化的生活方式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皇帝老子：

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在清华大学所享有的）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我们在内部）多次劝说帮助，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

写信者们在两封信中都说自己“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在10月13日的第二封信中，他们不但继续批评迟群，也开始对他的亲密同事谢静宜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

不知何故，第一封信没有立即激起毛的反应，然而主席看了第二封信后，却做出了尖锐的、批判性的反应。两封信的内容在政治上没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不管写信者们知不知道，他们批评的谢静宜是毛十分钟爱的一位年轻女性。他在10月19日形诸笔墨的反应是：“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起初邓小平试图按住毛的批示不发，但是消息走漏后，江青得到了一份影印件。

针对其侄子关于邓和“三项指示”的“忧虑”，毛澄清了自己的立场，他告诉毛远新：“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毛泽东认为，邓显然故态复萌，回到了文革前的实用主义作风：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坚持邓是“人民内部问题”。他重复了以前多次讲过的坚定信念：邓和刘少奇、林彪是不同的。后面两人不愿意“作检讨”，邓小平在必要的时候会批评自己的缺点。他需要的是“帮助”。根据毛的说法：“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他又加了一句“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他们有一次谈话的末尾，毛泽东让自己的侄子去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毛解释道），告诉他们，自己谈话的要点。

11月2日晚，36岁的毛远新带着毛的意见来见年龄比他大一倍的邓小平。根据邓小平女儿的叙述（可能是复述的其父的意见），邓非常有自制力，他断然拒绝被“帮助”。毛远新讲完后发现邓小平不准备“作检讨”，而是坚持斗志昂扬地为自己过去几个月的行为进行辩护：

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算我的账要从9号文件开始算起。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两天后，毛远新告诉了毛泽东，他与邓小平的对抗。邓的拒绝让步显然触怒了这位中共党主席。难道他本人不是一直对别人说，邓的优点之一是在“犯错误”的时候能进行自我批评吗？然而现在邓似乎和1970年庐山会议后的林彪一样拒绝做出让步。是考验邓的忠心的时候了。主席告诉毛远新，准备召集政治局委员们开会，让他们对文革做个结论。毛的目的是召开由邓主持的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支持毛关于文革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毛还希望会议能起草和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式决议。

11月20日，政治局按时开会，讨论和评价文革。邓起初向毛建议，应该让刚刚从上海返回北京的王洪文主持会议，但是毛坚持让邓来主持。一共有17人出席了会议，包括毛一度提到的“老中青”。完整的名单从来没有公布过，但是与会人员中几乎肯定有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和毛远新。

有关如何评价文革，实在不是政治局可以真诚进行讨论的问题，因为毛已经作出了他自己的结论，文革是三七开，功大于过。政治局会议只是正式确认毛的评价，因而，可能是想到了列宁主义的党的纪律，大多数批评文革的人实际上缄默寡言——邓小平的女儿后来正是这样认为的。毛也给了邓小平最后一次改变其根本立场的机会。

但是，邓拒绝了。实际上，他根本拒绝做出决议，理由是他对文革大部分时间党内高层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邓小平引用了隐逸诗人陶渊明（公元376-427）的词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政治局举行秘密会议的同时，激进派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的西北角发动了一场公开的游说运动。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一定是过于保守了。用激进派阵营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来说：“看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封锁，克服阻力，坚决批邓。”11月20日，清华大学出现了1300多张大字报，批判那些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人们。这些大字报绝不是“革命群众义愤”的自发流露。而是学校当局精心策划的一部分行动，起初限制在校园的“大字报区”。11月22日，在这一运动的第二步向公众开放了这一区域。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全国各地有超过37.7万人涌入清华来观看大字报，进行“学习”。过了些日子，学校当局依惯例设立了特别机构，以开展众所周知的“教育路线大辩论”，包括一个接待办公室和一个评论小组。后者源源不断地炮制了一批带有煽动性的宣传材料，诸如题为《掀起翻案风》、《走资派还在走》。

这场运动是经“四人帮”批准同意的，但是在激进派的堡垒清华、北大和上海以外的地方却没有什么反响。为了掩盖这一事实，让运动的势头看来更猛烈些，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秘密发行无法追溯源头的文件，包括邓小平、周荣鑫和其他“修正主义分子”非正式的文稿和讲话汇编。北大、清华编篡了大量的此类“批判、揭发材料”。在上海，复旦大学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成为主要印刷和发行点，向全国传送了76万份材料。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徐景贤日后证实：“给了一个大学，我又告诉他们不要讲是我们给的，是你们自己从什么地方传得来的。”其目的显然是要营造出一面倒的舆论气氛，但是大多数人此刻保持沉默。一位上海官员询问张春桥这种方式是否合适。张给他打气，只要追查不到市委这一级，就万事大吉。

同时，根据毛的命令，11月24日邓小平召开了一场“打招呼”会议。这个名字此前从来没有用过。一位高级官员这样介绍了会议的目的：

在我20来年的经验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打招呼会议。它是什么意思呢？从我现在的认识来看，打招呼会议是在向还在走的走资派打招呼……给他们下点毛毛雨，打点预防针，让他们保持清醒，不要误判了形势，不要不自量力，最后弄个身败名裂。

邓小平宣布这一会议的目的只是要帮组“某些同志”避免“犯新的错误”。1975年11月26日的中发（1975）23号文件总结了“打招呼”的要点。起初文件只发到省级领导人手中，在12月10日后扩大了传达面。该文件告诫读者不要以为那些人（邓小平、周荣鑫之类）只在乎“教育路线”，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算文革的总帐。在1975年12月和1976年的第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天开会，紧锣密鼓地批判邓小平。邓自己主持会议，他后来说自己在会上的角色只是在一开始说“开会”，在会议结束是说“散会”。大多数的时间他一言不发。12月20日，据说他作了一个“检讨”，但是会议记录显示，他只是走走过场，虚应故事，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此次运动的蔑视。他脱稿发言，其开场白语含讽刺：“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邓最后把他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归咎于完全没有认识到文革的意义。他的“检讨”注定不能得到通过——毛泽东对此没有做出回应——政治局要求他在1月3日作“补充检讨”。虽然这次邓照着事先准备的稿子在念，但他只是重复了上一次说过的话，只是根据“别人”提得“意见”，加上一条，大意是承认自己在提出“3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时，没有向毛进行请示，也没有征求政治局的意见。毛泽东显然没有被其打动，1月14日，毛要求政治局对邓的检讨继续进行“讨论”。毛同时拒绝接见江青和邓小平，也许他是想使自己同现状保持距离。然而，他给江青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足以说明其立场所在。他在回绝江青请求见面时，作了一个简短的批示，其结尾是“大局是好的。”

毛的兴趣在于维系运动的势头。1975年12月14日，他要求中共中央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发（1975）26号，该文件尖锐地批判了教育部部长）连同正面肯定的批语发到全国所有学校的党支部，以权力支持运动的开展。一周后，他继续维持高压态势，下令下发张春桥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纪要（中发（1975）27号）。张说在教育领域内，在文革以前的17年中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张继续说道：“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这份中央文件转发了外交部的张春桥谈话记录稿。原本它只在高层进行有限的传达，但是至少是在上海，张的支持者立即在批邓时把它捅了出去。67然而，作为分管教育的副总理，张的直接目标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清华大学出现第一批大字报的几天里，张用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取代周荣鑫的教育部部长职权。该小组的领导人是上海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兼工人民兵组织的司令。1976年4月12日，周部长在经历了数月之久无数的“批斗会”和对其“罪恶过去”的审查后逝世了——用文革后的语言来说是“迫害致死”——终年59岁。

到了这时，邓小平的一年早已成为过去，而他自己也被再次清洗。

廿四 1976年天安门事件

毛在其有生的最后一年回顾并宣称自己一生有两大成就，一是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革。第一件事是没有争议的。第二件事却有可能遭到否定。毛发起的新运动是为了防止文革的结论被推翻，这是他保住这项政治遗产的最后机会。急剧恶化的健康已经不容许他再有行动了。

1974年中期，毛最终非常勉强地接受了眼科专家和神经内科专家的会诊。前类专家要治愈使毛失明的白内障，而后类专家要治愈毛那使人几乎听不清楚的讲话发音。但是，毛不相信医生的诊断，拒绝接受治疗。周恩来因患癌症而反复动手术，这让毛坚信医生是治不好病的。1975年1月下旬，在经历了4天的医疗检查后，发现这位中共党主席“患有两眼白内障、运动神经元病（又称肌肉萎缩症，——译注）、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3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的氧气过低（缺氧症）。他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1975年2月，周恩来离开医院病床，主持政治局特别会议，听取医生们的报告，讨论对毛的医疗措施。

比较容易治疗的是毛的眼睛。经过政治局批准后，医生们在40名老农民身上做了实验。他们都生活穷困，需要做白内障手术，却支付不起费用。其中一半人接受了传统的治疗方式，另一半接受了更为激进的西方式的手术。

毛收到实验报告后，选择了传统的医疗方式，认为它更安全，更快捷，痛苦也少一些。在距离最初的诊断一年后，毛的右眼进行了手术，不久他就可以借助眼镜阅读官方文件了。

比较困难（事实上是致命的）的事情是神经内科专家诊断出，毛所患得并不是一开始设想的帕金森病症，而是运动神经元病症（Lou Gehrig）。控制毛的“喉、咽、舌的肌肉、横膈膜和肋间肌（在肋骨之间，控制呼吸）、右手、右腿”的运动神经细胞正在逐渐变质死亡。一旦病人达到像毛的这个阶段，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此期间只能采用鼻饲和呼吸器来延长生命。此病在西方很罕见，在中国几乎是闻所未闻。毛认为自己得的是喉炎，尽管他现在必须躺在床上，有年轻的女服务员喂食半流质。他一旦呛水就呼吸困难，所以必须抛弃他心爱的游泳。

该病的病因以及治疗方法都付诸阙如，这让周恩来及其政治局的同事们感到束手无策，尤其是对治疗无能为力。他们对医生们表示信任，但是他们又赞同毛对自己的医疗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在毛的疾病上，政治局常委们和江青担起了照顾职责。

运动神经元病症的一个意外的特点，是病人的身体状况虽然每况愈下，但是大脑活动却保持正常。确实，直到1976年5月27日为止，毛不断地在接待重要的外国来宾。可以假定，毛了解正在进行中的政治斗争，毛远新以及其他少数接近他的人向他提供了正确或错误的信息。此时后一类人中最重要的就是张玉凤。她原先是铁路餐车的服务员，1962年10月毛喜欢上了她。健康恶化的毛本能地更相信她的秘方，而不是中国最好的医生们深思熟虑的判断，这让医生们感到惊恐万状。然而，政治上的疑难系于张女士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翻译主席的嘟哝和潦草的笔迹。由于其他人都无能为力，政治局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依赖于她。毛日益被体质疾病围困在一座“孤城”之中。虽然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但是其属下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才是他的意志。紧跟主席从来没有这样困难过。中国的政治制度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关口。

一、周恩来去世

在1975年底，政治局中勾心斗角的各派——幸存者、激进派、受益者——都明白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来确立优势，从而主导毛死后的政局。如果1974年年中的诊断是正确的话，这段时间不会超过一年。但是，周恩来的去世引发了第一阶段不可避免的继承危机。

12月29日，周恩来同中共中央某部的代表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谈话。主题不是教育革命，也不是批判邓小平。这位官员是负责反间谍和“对台工作”的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他至少从1940年代起就与周有密切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周不时陷入昏迷，发着高烧，但是他还是询问了国民党老朋友的情况，还送给他们一些离别赠言，比如“不要忘记为人民服务！”周在1920年代创立了中共的情报系统，这样的离别方式也在情理之中。

1月9日黎明，中央广播电台沉痛地宣告周恩来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由于癌症病逝，终年78岁”。一名被学校校园喇叭叫醒的中国大学生，在听到这条新闻后的自发反应就是“我打赌主席知道后一定会哭！”9事实上，周死后，毛或其身边的女服务员、警卫、医生们都是波澜不起。

中国顿时举国哀悼。一家外国通讯社从北京报道说，首都北京“在1月10仿佛是一座鬼城，除了绣有已故总理形象的丝绸品还在销售外，其它可谓百业俱废”。邓小平（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向这位“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终生奋斗“的人士致敬，在此后一年的时光内，邓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周恩来是一位历经了50多载中国政坛风雨的重要人物。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他担任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总理。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内，媒体上到处都是哀悼、吊唁，以及对这位杰出人物对中国革命和外交做出的贡献的评价。全国、全世界都对一位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然而，文革并不是周恩来最好的时光。邓小平在发表悼词的4年后，他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邓原谅了他，因为通过保护自己，他才有可能起到中和作用，从而减少损失，保护人民。但是，周恩来此举的成效如何，却是模糊不清的。邓的评价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位总理利用自己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力，聚集同事们的力量，在文革发动之初竭力阻止它，中国会不会变得更好呢？

不过，对于人民来说，周象征着节制，这是10年以来他们一直不能得到的东西。在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往八宝山公墓火化之际，尽管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但是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还是冒着严寒，到街头为总理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即使在秦城监狱，“整个监狱陷入悲痛之中。看守和犯人的感情是相通的。我听到临近牢房传来的哭声。我听到走廊里传来的哭声。我听到远处一位老年犯人的哭声：‘中国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会怎么样？’”

但是，对于那些为总理逝世而哭泣的人而言，还有最后的一个希望：周的同事邓小平将延续他的工作。接班人显然是邓。可是，他不是。

二、批邓运动

在致悼词后过了几天，邓就被解除了代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高级副总理的职责。中共发布了1976年其第一个中央文件，第一句话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时距离邓小平非正式地担任这个职务正好是365天。在毛远新把主席的口信带到政治局的时候，据说邓小平第一个发言支持。但是，张春桥发怒了，作为继邓之后排名最高的副总理，他原以为自己将得到这个职务。他私下里在纸上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认为华国锋“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预言他“来得快、来的凶，垮的也快”。

但是，即使是一些与张春桥关系最亲近的支持者也能感觉得到为什么提升的不是他。徐景贤后来回忆道：“我内心是想要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我觉得他树敌太多，资历不够，恐怕摆不平。”马天水有类似的感觉：“后来公布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开始感到突然，后来我也感到合适，摆得平。”徐景贤又说：“马天水和我都认为，华国锋同志为人比较中间，左右都能接受。”这两名激进派凭直觉获知了毛泽东的策略。老帅们的幸存者和军队将领是不能接受张春桥的。而主席又是不能接受不肯改悔的邓小平的。一个受益者至少有可能连接这条鸿沟，更重要的是，他会坚持使自己上台的文革原则。换言之，华是一个完美的妥协。为什么只是代总理呢？在林彪和王洪文身上犯过错误后，可能年老衰矣的毛变得谨慎了。

从此时起，邓只有在得到通知后才去参加政治局会议。另外，如他的女儿后来写道：“每日在家，与子孙们相聚，比去看‘四人帮’猖狂的嘴脸要舒服多了。”（在要求邓参加的会议上，当张春桥等人评击他时，邓说自己的耳朵不好，大部分的东西听不懂。这再一次激怒了张春桥，他坚称邓一点也不聋：“华国锋坐在桌子的另外一边主持会议，轻轻地说了声散会，邓小平马上听到了，赫啦一下站起来就走，你说他耳朵聋嘛，他是装聋！”）在毛决定不提升邓小平后，叶剑英元帅也“在家”赋闲。中发（1976）1号文件的下面一半是：“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对于有些人来说，问题是叶剑英是身体病了还是精神上“病”了。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在同北京大学的一位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叶帅没有病！因为要批判邓小平，他就决定留在家里了。”

毛签署中发（1976）1号文件正值春季——中国的农历新年。与邓、叶不同，毛既没有与子孙们相聚，也没有假装生病。毛的身边没有亲人，他也确实有病在身。张玉凤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几颗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处笼罩在黑暗之中。没有客人，也没有亲人。毛主席和身边的服务人员一起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春节。因为他自己动不了手，我只好用汤匙给他喂了年夜饭。他越来越难以张嘴吞咽食物。我帮他从床上移到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把头埋在沙发上，长时间一言不发……我们突然听到远处的鞭炮声。毛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叫我去放点鞭炮……当他听到院子里的鞭炮后，他苍老疲倦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张玉凤遗漏了讲鞭炮声引起了重大的骚乱——中南海是禁止放鞭炮的，因为他们听起来太像是枪炮声了。毛的住处立即挤满了紧张的卫兵们。毛的医生后来说，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种传言：主席放鞭炮以庆祝周恩来之死。

2月下旬，全国各地的省级领导人应召进京参加第二次“打招呼会议”。这一次会议的主持人是华国锋。华宣布这个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说道：“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只要领导们能立即“转好弯子”，中央准备划出一道界限，“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

这个“弯子”当然是向左。江青在一个非正式会议上详细向代表们解释道：“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这里提到的指示是由毛远新记录的——其中可能也有张玉凤的功劳——内容是毛泽东在1975年秋天以后的多次谈话。这些指示先是在会上传达，经过毛批准后作为中发（1976）4号文件向全国下发。这是主席最后的连贯而详尽的意见，明确批评了邓在过去数年中所代表的东西：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主席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在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大学校园的大字报上广泛引用了下面这个段落的大部分内容：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批示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四人帮”及其最亲近的盟友决议让毛的“重要指示”穿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所以他们还没等毛同意向全国下发，就己经向北大、清华的挑选出的干部透露了有关情况。梁效小组的成员得知，这种提前获知毛指示的特权一般来说只有政治局委员才能享受。

“四人帮”的盟友听了主席指示后士气大振，“四人帮”大概以为在“广大群众”身上也会产生同样群情激愤的效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是自欺欺人。尽管姚文元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接触到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国内情报，他仍然认为抵制批邓的只是“猖狂的反革命逆流”。江青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在“打招呼会议”上，她宣称“群众……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邓小平）来”。她坚持认为她看到的群众的材料说明“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但是，这些材料只告诉江青想要听到的东西。它没有告诉她，公众对于邓的下台和整个文革的非议越来越有力和越来越公开化了。

三、群众觉悟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邓的家乡四川省遭遇了特别强烈的抵制。那里的政治形势一触即发，以至于全省向外国人关闭了好多年。1976年2月18日，一名叫做白智清的31岁的技术人员在重庆市中心贴出了一张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赞扬邓1975年的“全面整顿”政策，并且尖锐地问道：“是谁，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3月4日，他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这一次是在省会成都最繁华的路段，大字报的题目是《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第二天，一群工人要把大字报扯下来，群众则要保住它，接着当地警察也介入了，街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白智清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4、5月间在四川各地轮番接受群众批斗，被迫以喷气式飞机的姿态站立，身上挂着“批判邓小平！镇压反革命！”的牌子。

不像江青所说的那样“高兴、欢呼”的并不只是四川的群众。在“四人帮”根据地上海周围的华东诸省，群众的增恨也日益显著。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以为23岁的工厂工人李君旭编造了《周总理遗言》。在数日之内，这一拥邓反江的“遗言”复制件就不胫而走，悄然传遍了整个华东。北京的公安局要求对“反革命谣言”迅速采取行动，对其作者进行惩罚，但是效果有限；这份遗言仍然在广泛传播。在安徽省芜湖市，署名“党的儿女”的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生和一名工人深夜贴出标语，称“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诋毁总理，罪责难逃”，“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3月，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发生了两件事，都牵涉到上海的激进派喉舌《文汇报》——引爆文革的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正是刊登在这份报纸上。3个月前去世的康生，一度对“读报的人像是在猜谜的人”表示强烈不满，而这两件事表明，《文汇报》的南京读者正是这样的人。3月5日，他们发现在《文汇报》重印的赞扬伟大的无产阶级道德楷模雷锋的手书题词中，有毛泽东的，有朱德的，但是没有周恩来的，他们被激怒了。南京大学愤怒的学生们写信给报社，要求对这故意的和“恶意的”行为做出解释，尽管这在当地不是没有异议。多天后，该报社宣称之所以撤去周恩来的题词，只是篇幅上的原因。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要撤的也应该是排名较低的朱德的题词。姚文元把整个事件说成是“屁大的事”。

又过了三个星期，3月25日《文汇报》的一则新闻报道描述了一年前邓小平复出时的情景。这则原本很枯燥乏味的报道对周恩来进行了隐蔽的，然而是明确的攻击：“党内那个走资派（即周恩来）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即邓小平）扶上台”，这更加激怒了读者。3月的最后几天，南京街头出现了“打到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到谁！”之类的标语。在开往北京的火车的两侧，涂上了更大的标语，比如“幕后操纵3月5日和3月25日的《文汇报》的人在中央！”，“3月5日和3月25日的《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

3月30日，王洪文与《人民日报》的编辑谈话时称南京事件是“对着中央”的。4月1日，日益紧张的中央当局打电话给南京，要求对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追查和惩罚“幕后策划者”。结果是一件也没有照办。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据估计有60万到70万——走上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在北京，人们对周逝世悲伤哀恸，对邓下台愤懑不平，两者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规模最大的群众自发的政治示威活动。

四、天安门事件

在文革初年“破四旧”运动的高潮，红卫兵们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应当庆祝那些带有“封建色彩”的传统节日，但是他们却愿意保留“清明节”。“我们将继续纪念晴明节，为革命烈士扫墓，但是不搞祭拜祖坟。”对于“四人帮”而言，不幸的是最著名的烈士“墓”就是正位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为北京居民和外地来首都的游客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场所，去纪念中共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并对政治时局发表评论。虽然在这个节日怀念周恩来的地方并非只有北京一地，但是首都发生的事件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这是一场完全自发的行动，抑或是像激进派所怀疑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后台”的。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话来说，“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然而，“四人帮”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自从1月以来，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媒体上压制了对周的悼念活动，以突出批判邓小平。人们的感情必将在某一个时刻迸发出来。

牛坊小学点燃了导火索。3月19日，该校的小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四天后，一个安徽人献上了第二个花圈。这两个花圈很快被警察移走了。但是在3月25日凌晨，一所中学留下了一个花圈，此后不久一些工人也在旁边放下了他们的花圈；3月30日，第一批战士献上了花圈。这些花圈都没有被移走。这个消息传开了。首都各地的学校、大学、工厂、商店、部队、部委都受到了鼓动。一个个的代表团排成一路或者两路纵队，时常是很长的队伍，跟在抬花圈的人的后面，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摁着车铃以示哀悼。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很快高高地堆满了花圈，人们带来了画架以代表他们的敬意：“花圈是用自制的绢花精心制成的。以中国传统的表示哀悼的白色为主，也大量使用国旗上的红色和黄色。……每个花圈上都悬挂了两条白丝带，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周恩来的颂词以及送花圈的单位名称。”在花圈的中间可能会有一张周恩来的照片，一把锤子和镰刀，或者对故去的总理的一曲颂歌：

清明之日不清明，

青天作泪雨纷纷。

八十六日举国哀，

血泪已干泣无声……

没有为您树起纪念碑，

没有为您的塑像奠基。

可是您的纪念碑有亿万，

深深地树在人民的心里……

许多人群到达广场后，举行简短的仪式，缅怀他们自己在周身上寄托的理想。接着，他们加入了阅读悼词的行列。到了4月1日，广场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悼词，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这里用的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的典故。该剧中的女巫预言，除非勃南森林会移到了邓西嫩来，否则麦克白不会失败，结果这个语言应验了，麦克白兵败身亡，——译注）。他们没有密集地排成队，但是在宁静的人海下面，他们表现得比西安的兵马俑更加坚定、团结。

他们让“四人帮”惊慌失措：人们为了周恩来而来，也是为了反对“四人帮”而来。在矛头指向“四人帮”的花圈前，几乎是水泄不通，挤满了如饥似渴的读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都受到了评击，江青则首当其冲：

某女士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1976年4月1日，北京市委领导人召开扩大的紧急会议。官员们得到提醒——“清明节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同时得到命令——“动员群众不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放花圈，因为一小撮人在传播各种谣言，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北京市公安机关奉命加强了更大的监控。4月4日，据北京市有关当局估计，那一天广场上的人数接近200万。

4月4日（星期天）晚上——按照农历，这一天是清明节——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幸存的老帅们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唯一的议题是天安门广场。4月3日凌晨，王洪文到达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查看悼词，他在会上汇报了其中透露出来的群众情绪。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应为革命委员会主任，——校注）的吴德更加清楚当时的情况：广场上共举行了2073场仪式，代表1400家单位，仅在过去的两天，就有927家单位带来了1200篇悼词。这些都表明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的势头在进一步扩大。对于“四人帮”来说，好消息是和4月2日一样，只有48条祭词诋毁毛或其他领导人。吴德说，自从文革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自发运动。如果说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相对来说还是少数的话，把花圈与悬挂在天安门上的毛的照片并列在一起，这绝对说明群众倾向于周的克制，而不是主席的阶级斗争。直到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民主女神”塑像时，才会再次出现这种明目张胆的对比，含蓄地否定毛所代表的东西。

1976年4月4日晚间，政治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花圈、诗词和宣言。如何缓和局势？第二天黎明时分，毛远新把代表政治局态度的会议记录交给了毛泽东。他强调：广场上有相当一部分诗词实际上不是在悼念周恩来，而是在隐蔽地“分裂、攻击中央”，有些人甚至于“直接攻击毛主席”。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聆听“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这是1949年以来没有过的。毛远新称这是在用死人压活人，是利用周恩来的威望来支持邓小平，他知道这句话会引起其伯父的共鸣。在广场上，谁要是敢于批评邓小平，谁就会被指责为反对周恩来。在清明节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显然是有人或者有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在策划、协调。毛远新按动了毛主义的另一个按钮：“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要以防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毛泽东事后批准采取的最果断措施是对广场进行清洗。 4月5日凌晨1点到2点，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交通运输公司出动了大约两百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等所有东西都强行撤走了。其中大部分被带到了北京西部的八宝山焚化。在深夜的广场上有57人（其中有人在打着手电筒誊抄诗词）受到审问，其中有7人被扣押下来进一步审讯。到了拂晓时分，空荡荡的广场被警戒线围了起来，不许公众进入。

人们到广场后看到眼前的景象，先是大吃一惊，旋即怒不可遏。不久，愤怒的市民和警察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在一次冲突后，一位便衣打扮的官员走向了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群众由此认为那里就是负责人的藏身处。在前几天的和谐气氛中，外国人是受欢迎的，现在他们被立即赶了出去，有的时候受到粗暴的对待。“这是中国人的事，走开。”

几个小时后天亮了，大约一万名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外面，高声呼喊，要求归还花圈和被捕的“战友”。为了驱散人群，当局调来了两辆交通广播车驶进广场，要求人们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号召所有的“革命同志”立即离开。结果，人们不为所动；相反一批愤怒的群众迅速掀翻了一辆广播车，砸坏了喇叭；另一辆广播车被劫持，在广播车中呼喊“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后，才被允许离开。

到了中午，人群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广场东南角的一幢小楼，据说（确实如此）这里就是公安部门、解放军和工人民兵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所在地。用一位中国史学家的话来说：“群众唱着《国际歌》，排着队，手挽手，走向小楼。他们到那里后，选了4名代表（后来全部被捕）……提出3项要求。”

谈判无果。当局拒绝与抗议者沟通。下午1点，一辆停在楼外的轿车被点燃了。稍后，两辆吉普车和一辆给工人民兵送饭的面包车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最后，抗议者们在下午5点冲进小灰楼，洗劫“指挥部”，并且准备将其纵火焚烧。楼中的头头们（包括两名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卫戍区两名副司令员、北京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此时一定是惊慌失措，匆忙从后门逃了出去。

政治局委员们其实是在人民大会堂的窗帘后面跟踪当天的形势发展。两个星期后，张春桥在给其儿子的心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他态度恶劣，但没有话讲，只能点头。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别人不知道，你也不要吹出去）现在天下已定，正在扩大胜利。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后来说公安干警们低估了抗议者的凶猛，放松警惕，处于守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承认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准备，组织不力。他说在焚烧第一辆车的时候“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当局直到下午才制定出应对局势恶化的策略。

4月5 日下午6点25分，广场上的广播喇叭中突然传出了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严厉的讲话声。这个简短的讲话反复播放了几个小时，吴在讲话中号召“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

同志们！

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大多数人服从了。民兵、警察、解放军部队在远处集合，准备驱散那些不肯离开的人们。

晚上9点半，照明灯打开，1万多名民兵、3千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区部队全部配备棍棒，冲进了广场。广播喇叭里现在播送着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概是提醒武装人员，对待市民“群众”要克制。此时广场上还有两百稍多一点的人，他们有的不想跑，有的来不及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武装人员将他们殴打后押走了。虽然整个行动也许是野蛮的，但是期间没有人被杀或者因伤致死。被扣押的人中有对1967年8月洗劫英国代办处事件负有责任的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的儿子；父亲深为周恩来厌恶，儿子却找回了平衡。最后，当晚在广场上被捕的59人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除了3人以外，其他人在文革后都洗刷了自己背负的“反革命”罪，那3人显然是偷窃之类的普通刑事犯罪。

4月6日凌晨，毛泽东从其侄子那里得知了广场上发生的情况。毛远新坚持说“敌人”烧房、烧车、打人、搞“反革命宣传”，是自己暴露出来的。民兵、战士、公安人员进行联合镇压后，革命群众“士气大振”。在睡了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上午11点首次做出正式表态。全文是：“士气大振，好，好，好。”在第二天4月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把其侄儿叫到了自己的身边。在上次见面后，毛通过阅读《情况汇编》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这是《人民日报》编写的机密报道，由姚文元编辑。毛远新说张春桥把这一事件比作匈牙利事件，把邓小平比作纳吉·伊姆雷，毛泽东点头同意，并宣布：“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想到了邓，挥了挥手，接着说：“据此，赶出去！”在谈话结束之际，他告诉其侄儿让华国锋任总理，这两个决定要尽早公开。

4月7日，根据毛的命令，开始紧锣密鼓地编撰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以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姚文元坐镇人民大会堂进行审查，《人民日报》的官员和印刷厂所在地与那里有一段距离，于是用轿车来回穿梭运送报纸校样。由于交通量大增，北京极少数外国人社区的居民“发现豪华轿车在天安门附近川流不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地的中国人情况就更加糟糕。除非北京的亲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或者通过短波收听外国电台，否则要到3天后他们才知道首都发生了一起“事件”。

4月8日，官方版本的报道公布，题目叫《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尽管姚文元绞尽脑汁，这样详尽的报道不可避免地表明了这场示威活动的群众性质。姚没有办法解释：如果革命群众真的“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怎么能够捅出这么大的乱子，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该报道3次提到了对秦始皇的评击，这反映姚及其“四人帮”同伙的焦虑；秦始皇这位残酷无情的君王在公元前221年通过征服而建立了中华帝国，人们经常拿毛与其相比，而毛自己也乐于做这种比较。在文革前数年，林彪在同毛的谈话中，并无恶意地提到了秦始皇，在林叛亡后这一插曲被用来丑化他。据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显然，姚文元希望通过暗示广场上敌人的反毛来博取更多人的同情，反对“四人帮”的话语则一句也没有提及。但是，对秦始皇的强调反映了“四人帮”对于爆发真正反毛运动的担心，因为他们的权位完全来自于毛。

就在4月8日这一天，政治局遵从毛“赶出去”的指示所通过的正式决议也公开发表。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显然成为毛与周的继承人。

有关邓小平的决议称他的问题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激进派据点，官方的反映是“坚持支持两项英明决议”。但是，在幕后仍然是一片失望。迟群抱怨到：“虽然邓小平倒台了，但是我还是连政治局会议都不能参加。”

毛要真的对这些决议负责吗？毛的医生李志绥后来认为，在1976年2月“主席的思路仍很清醒”。李志绥坚持说，直到7月，毛还是“十分警觉。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虽然左眼失明了，但是右眼还是看得见。什么重要的事情都瞒不过他。”但是，1980年毛的服务员张玉凤写信给中共中央，专门谈了1976年4月5日左右发生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自己）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虽然张女士与毛相处的时间几乎肯定要比李医生长。但是在她作证的时候，邓及其同事正准备对毛和文革做出评价，希望尽可能地把责任归咎于“四人帮”。相反，李医生写作的时候身处中国境外，没有背负任何政治压力，所以他的评价也符合一般运动神经元病的情况，有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此外，如果这一决议是有在政治局起主导作用的激进派做出的，那么肯定不会保留邓的党籍。如果毛泽东对这一决议负有责任，那么他对其它的决议也难逃干系。尽管没有使邓彻底身败名裂，但是这也让姚文元满心欢喜，在4月7日深夜，他在吃了安眠药后还无法入睡，在日记中写道：“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3项基本经验。”

姚的部分同事兴匆匆地打算以邓策划天安门事件为由，让“群众”去抓邓。他们委托汪东兴去问邓当时是否到过广场。事实上，邓禁止家人去天安门广场，他唯一一次到广场附近是去北京饭店理发。不过，汪的真实意图是保护邓不受攻击。4月7日，经毛同意，汪东兴把邓及妻子卓琳秘密转移往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这一别墅在1970年代初为周恩来进行了翻新改造，周在被确诊为患有癌症后，从未在此居住过。

邓和卓玲在那里住了三个多月，他们再次与家人分离，生活在8341部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在《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两个决议”的那天，邓曾写信给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对华国锋的任命表示支持，对保留自己的党籍表示万分感谢。邓能够曲意逢迎。他或许猜到自己不会受到羞辱，也不会遭受更糟糕的下场。尽管邓下台了，但是他没有出局。

廿五 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普通老百姓可没有邓小平那样幸运。一些省市在3月份发生的事件以及后来的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镇压活动。从4月4日到5月21日，公安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5个“电话通知”，不断催促它们严厉打击那些“制造或者传播反革命谣言”以及散布“所谓周总理遗嘱”的人士。在不同的地方，随后的镇压活动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在毛远新的大本营辽宁，来自省委以及省公安部门的高级干部在4月下旬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决定在更大范围内打击“反革命活动”，主要目标是“反革命造谣者”。到9月份为止，大约685名嫌疑犯受到审查，213人遭到拘留，至于其过错，充其量不过是对邓小平小心地表达了一点同情，对江青含蓄地进行了一点批评而已。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所有已知在3月下旬至4月初去过北京的市民都受到调查，结果其中有280人（每四人中有一人）到过天安门广场，他们被迫交出154张有关“活动和反动诗词”的照片。

对于镇压天安门事件的规模，人言人殊，分歧很大。公安部的说法几乎肯定是误导——“40天内，全国约有1662人被拘留，390人被捕”。一份详尽的德国研究引用了香港和台湾情报机构的数字，前者称“全国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而后者称“全国有近万人丧生”；这一研究指出，如果这些数字可信的话，那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迫害之一”。一位中共的党史高级学者在1984年做了一个更加冷静的估计：“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审讯？多少人死亡？没有（总的）数据，只有片断……（根据这些数字）估计全国有近万人正式被捕。事实上，那些没有进公安局，而是在自己单位受到隔离审查的人数要大得多的多。”不管真相如何，姚文元当时的结论是严厉镇压是有效的。5月7日，他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高级笔杆子说“暴力”是革命和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核心。他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斗争中，暴力仍然是关键。”

就算人们躲得了暴力的威胁，也躲不了形式主义的烦扰，中国各地一系列的宣传大会如期而至。4月8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召开第一次群众大会，13000名青年工人、学生和民兵在会上宣誓“坚决支持党中央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两项决议”，“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二天，10万多北京市民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吴德在讲话中说邓小平的“迅速倒台”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不但“让人民欢欣鼓舞”，还表明了“形势确实一片大好”。一位外国居民注意到：

年迈的家庭主妇们乐意于片刻摆脱她们的日常劳作。阳光普照，这是一个适宜到户外去的好天气。她们三五成群，走向广场，有的人迈着小脚，步履蹒跚，还有的人摇摇晃晃，气喘吁吁。她们直接来自工厂，穿着褪色的外衣和破旧的衣服。每人手里拿着一面批邓的粉红色纸旗。头头们时不时打断她们的谈话，带领她们高呼：“打到邓小平！”然后继续聊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快活地打着鼓，这面红色的大鼓在三轮车上没有放稳。骑车的人开了个玩笑，他突然倒向一侧，鼓几乎翻了个。周围的人都笑了，鼓手也笑了。

在整个4月份，中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的支持上述两项决议的大会和游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他一名英国议员的同事在上海跟着游行队伍走街串巷，来到了一处主要的广场参加群众大会，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4月26日，在北京，华国锋、“四人帮”、陈锡联、吴德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在天安门事件中“立功受奖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军队的代表。

激进派并不满足于单纯召开群众大会，他们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件。4月中旬，北京市委宣传组组织全市26个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理论工作者”，召开了一场为期一周的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所谓“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四人帮”近来一直在号召作家和艺术家通过艺术和大众文学来表现这一主题。正如张春桥向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所解释道的：

现在还没有一部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特点，党内走资派的实质和他的特点，就难以写出这方面有质量的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对今天的人民有教育意义，对教育后代也有意义。

于会泳又把这一信息传达给了北京京剧界的一批高级剧作家：

写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要以出色的成绩作为有力的炮弹，向XXX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向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反击。过去江青不是说过要开排炮吗？现在我们要开新的排炮！

一、启用华国锋

中国新总理更关心的是实践而非理论问题。中国人民对于华国锋几乎是一无所知，即使是在政治局里，他的权威和职位也是远远不能相称的。对幸存的老帅们来说，他根本取代不了邓小平；在激进派看来，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对华来说，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抓住了主席递过来表示信任的救命稻草。4月30日晚，毛在接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后，华留下来同主席进行了难得的谈话。此时毛说话已讲不清楚了，连华都听不明白，毛就在纸上潦草地写了在毛身后的继承人之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三句话，它们是：“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而最符合华心意的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死后，“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成了华的护身符，仿佛毛指的是一切场合。但是，华在那天晚上稍后赶上马尔登一行后，向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解释，毛写这些话的背景是西南地区的批邓运动遇上了很强的阻力，局势十分紧张。确切地说，毛给华真正的最后指示是他们在6月25日见面时的“国内问题要注意。”

无疑，华清楚地知道，主席之所以在接班人问题上抛弃王洪文，是因为王不能处理国内问题，华竭尽全力地执行毛的指示。6月26日，他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中央文件，试图平息山西逐渐升级的派系和劳工冲突，防止其破坏国家主要产煤区大同附近的铁路运输。华还试图结束在河北工业城市保定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内战，但是没有成功。许多省份的局势十分紧张，包括毛自己的家乡——在湖南省委机关大楼外面的暴乱中，有20人受伤。公安部（华兼任公安部部长）召集各地公安部门的领导人，举行了一场为期两周的会议，讨论国内总的形势以及“当前敌人的阴谋”。

二、倒计时

毛是在心脏病发作期间向华做的最后指示。在中南海红墙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病况对主席来说有多么严重。5月11日，毛在同一直服侍他的服务员张凤玉争吵后，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随后他的病情稳定了下来，但是到6月15日，政府发言人告诉外国媒体：“毛主席年事已高，仍然工作繁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再安排毛主席接见外国贵宾。”外交部《公告》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众。6月26日，在毛向华做出最后指示后的第二天，毛再次遭受心肌梗塞，这一次要比上一次严重得多。这就促使中央向全国的高级官员们发出通知，大意是毛泽东患了重病。6月份，开始计划建设毛的纪念堂。

对很多迷信的中国百姓和官僚来说，另有其它的征兆预示着1976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周恩来去世了。7月6日，革命将领中地位最高的朱德元帅去世，享年89岁。在革命初期，朱德的忠诚能够使得主席确保军队从属于党。朱德的去世具有象征意义。此时军队的将领们正在考虑对党政的文官发动第一次政变。

但是，对于富有传统的老人们来说，最大的预兆是7月28日华北发生的大地震，它预示了人间将有大分裂。地震的震级达到里氏7.8级，河北省煤炭基地唐山市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次地震导致242000多人死亡，164000多人重伤。在约125英里以外的北京，强烈的冲击波造成很大的破坏。许多居民担心楼房在余震中不安全，就在大街上和地震棚内住了好几个星期，有的地方一直持续到了初冬。在中南海，地震惊醒了毛，他同意把他连同病床一起移到一处安全的建筑内。在邓小平家中，惊慌失措的儿女们不得不破门而入，闯入了他的卧室（出于安全的考虑，门一直是紧锁的），带着睡不醒的父母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屋外；邓小平夫妻由于吃了安眠药，在地震中犹自酣睡。

对于华国锋而言，地震是展现其领导力的天赐良机。他领导高层调查组，全面负责救援工作，为了展现国家的自信，拒绝了国际援助。

对于“四人帮”而言，地震相反是一场政治灾难。他们说救援工作压制了批邓运动。姚文元以国家还有其它重大事务——“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为挡箭牌，限制了对救援工作的报道。根据他的指示，《人民日报》刊出了社论警告说，只要发生自然灾害，机会主义者就会利用暂时的困难来改变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也许是意识到了“四人帮”的恶劣形象，即8月下旬，迟群和姚文元在《北京日报》上宣传江青最近视察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这些单位的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地震棚内，通栏标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吴德似乎不能容忍这一过分之举。吴德在多年后说，他不愿意在由他领导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上刊登这篇报道及其标题。他决定在正式发表清样前征求华国锋的意见。华自然是更加不情愿了，他告知吴德暂时压下这篇清样，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给他了。虽然毛在这世上还有几周能活，但是争夺政治遗产的战斗已经高潮跌宕。

三、应急之策

4月初的天安门事件以及毛的即将辞世促使华国锋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关注起国内问题。在毛第二次心肌梗塞的那一天，陈锡联将军——北京军区司令，自2月以来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要求吴德起草应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急方案。吴德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包括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和北京民兵领导人在内的联合工作组去办。7月9日，联合工作组把拟定的应急方案交给了吴德、陈锡联审阅。

这一方案的标题为《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对设想》，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方案应对的事件“小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规模，要动用大约30000名工人民兵、500名警察、北京卫戍区的8个连。第二方案应对的事件与天安门事件规模“相当”，要动用50000名民兵、1500名警察、北京卫戍区10个营。第三方案应对的是规模“更大”的严重事件，要动用10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北京卫戍区的24个营，与“反革命”作战。在武器的运用方面，一般的原则是对于没有武装的暴乱分子主要采用非杀伤性的武器，如棍子；对于有武装的暴乱分子采取强大的火力。

上海也起草了类似于北京的计划。在天安门事件还在进行的时候，在中央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每天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革命委员会的下属马天水、王秀珍，让他们把工人民兵“拉出来”，“防止上海出现类似天安门广场的事件”。4月8日凌晨3点，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同她交流了（“你对外不要讲”）有关首都民兵不够精干的观点。他说，在首都的一些地区“有的有民兵，没有汽车；有的有汽车，没有民兵；不配套，再加，北京是单向道，结果时间拖延。”32言下之意是上海可以做的比北京更好。王秀珍及其同事经过了一天的紧张磋商后，匆忙起草了三项应急方案，代号分别是“反击一”、“反击二”、“反击三”，计划出动公安部队和工人民兵，分别对应“局部地区出现”、“可能扩大“和事态严重三种情况。每一种情况下出动多少人，使用什么装备都不得而知。为了加强普遍的安全措施，从4月份开始，每晚大约有200至300个工人民兵小分队在上海街头巡逻，直到1976年10月止。

不清楚中国其它地方有没有制定类似的方案。但是，其它地方很少有代表团到首都来学习“先进经验”。按照王洪文的说法，北京有一支“豆腐兵”。当他得知有些民兵部队不愿参加镇压“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后十分愤怒。由于“四人帮”牢牢地控制着宣传领域，全国“平暴”的模范一如既往的是上海。在1976年夏天，天安门事件后，来自东北三省（处于毛远新的控制下）以及邻近的江苏的六个城市代表团到访，向上海的工人民兵学习。

毫无疑问，王洪文正沉湎于“一月风暴”中带领“工总司”战胜上海党政组织的光辉岁月。但是，他应该记得，即使是张春桥也把那次胜利归功于当地军队首长的支持。在毛去世后，失去靠山的“四人帮”面临的危险不是前述两种方案所设想的街头暴动，而是怎样应对解放军的真枪实弹。尽管北京的民兵也许不值一提，但是王洪文应该注意到，北京的第三方案设想调动解放军的24个营。虽然南京军区（上海在其管辖内）司令员丁盛在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会面时表态给予支持，但是在危急关头，他真的会出兵救助激进派的大业吗？在这一不确定的情况下，王洪文的计划流于空想。

“四人帮”的成员们意识到了他们的问题所在。张春桥完全清楚军队是多么地讨厌他。4月5日晚，当他在人民大会堂的窗帘后面观看天安门广场清场时，不仅想到：“假如军队把枪口都掉过来，那怎么办？”

张春桥甚至连自己兼任主任和第一书记的解放军总政治部都指挥不动。从现存的材料来看，在批邓运动和1976年春夏追查“政治谣言”的责任人时，张竭力让总政治部遵从激进派的路线，甚至于威胁说，如果它不回到他的立场上来就要解散它。然而，张春桥的副手梁必业对他大部分的话都不买帐。梁是一名中将，参加过长征，主持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张对此大为恼怒，让王洪文来帮忙，向梁施加压力。梁必业则得到陈锡联的支持，继续抵制和阻止张春桥所说的一切建议。文革结束好多年后，梁必业在其回忆录中骄傲的写道：“‘批邓反右’的10多个月时间，总政没有下发一份‘批邓反右’的文件。”

除了军队问题外，“四人帮”更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上的重大误判，至少没有去使毛的游戏规则运动起来。在华国锋晋升为接班人后的几个月里，“四人帮”的成员们一直在嘲笑他。然而，天安门事件表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共同的事业。他们要是这样做了，可能会取得成功。对文革的攻击威胁到了受益者，也威胁到了激进派。邓小平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解放军是他们共同的潜在威胁。也许老帅们最终会取得胜利，但是“四人帮”没有向华国锋及其同事们施以援手，从而让毛的观念永远地付之东流。

“四人帮”的战术和他们战略一样错误。作为毛身边拥有重权的宠臣，他们在北京待了19年，亲手制造了文革的混乱，自己也变得狂妄傲慢，自以为是。他们的政治和思想上的追随者用羡慕的目光看着他们从首都发号施令。他们享受着文革旨在消除的特权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在公开场合批判“走资派”时，指责像邓小平这样的人希望享受“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他们在秘密的场合上承认自己也毫无例外。1976年3月2日，江青告诉一些省市的高级干部，现在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那些还在世的解放前的老资本家，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像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

在毛过世后，江青想怎样在一定时间内保住自己的权利，这还是一个谜。“四人帮”既控制不了军队，也控制不了党的组织机构。“四人帮”忘记了，他们在北京的权力只是毛的权威的投影，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上海才是他们真正的权力基地，毛从1920年代到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是：一旦遇到强大的对手，必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显然，随着毛的生命的终结，聪明的做法要么是让王洪文要么是让张春桥返回上海，确保把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掌握在手中，作为在毛身后的权力分配中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

四、毛泽东去世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的心电图上起伏的曲线变成了一条横线。这么多年来，无数人喊过无数次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最终失去了它的魔力。

毛晚年最亲近的服务员张凤玉号啕哭到：“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姚文元后来回忆，江青崩溃了，抓住其丈夫的尸体哭道：“大夫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啊，你为什么不救救啊！”但是，毛的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毛的医生在午夜前不久小声地对华国锋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现在，华转向汪东兴，命令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的游泳池住处召开，张春桥称其为“最沉重的政治局会议，人人都痛哭流涕，讲到一半就哽咽着讲不下去了。”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逝世。”这份告人民书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新华通讯社在同一天的下午4点发布了中、英两个版本的“告人民书”。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毛的个人医生在许多年后说道。张春桥告诉一位亲密的同事：“我这几年参加了康老、总理、主席的三个医疗小组，结果一个也没有救活。今后我再也不会参加任何人的医疗小组了。”有些人立即开始担心毛的去世将会怎样影响政治平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一名委员承认在毛去世的当天：“我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就想，现在毛主席没了，我们要依靠谁呢？……我不相信没有主席的中央。”

各地的唁电纷纷涌入中南海。梁效小组写信给江青：“在这无比悲痛的时刻，我们真心的希望你，我们最尊敬的江青同志为革命多多保重。”一位中共党员写信并提议让江青担任党的主席，以确保“毛主席的党中央”最终掌握在江青“手中”。江青声称她接到了来自西藏的唁电，撰写唁电的人们担心毛去世后，达赖喇嘛会回来，中共中央将变“修”。“不用怕，”她回复到，“天塌下来我们顶！”在50多个降半旗的外国政府中，令人吃惊的包括西德、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江青认为这是“外国人民感到悲痛”，“非常了不起”。

在毛去世当天，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实施了吴德在7月份制定的应对“可能产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应急方案。首都加强了对所有进出的邮件的审阅和监控工作。也大大加强了对“老嫌疑犯”的监视力度。上海第二天进入了“战备”状态，市工人民兵司令部下发了600多万发弹药，直到9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同意把待命民兵的总数减少三分之二，这一状态才告结束。

根据一位外国居民的说法，群众对毛去世的反映是缄默寡言的。“许多人在哭，但是没有像周恩来死时那样痛彻心肺。”一位外国居民说道，另一位外国人证实了这种说法：“在周恩来去世后，人们成群结队在街头上痛哭流涕，但是现在我只看到少数人非常悲伤。”上海的一位外国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一则谣言，说是由于老百姓不像北京人那样悲痛，上海的领导人被叫去了北京。她又写道：“这里的人确实要哭得少，也不大公开宣扬。这也说明那些翻来复去的仪式，不断加码的哭声（当然，不是公开要求的）。”但是，对于无数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中国家庭而言，毫无疑问，他们只有鳄鱼般的眼泪：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开怀畅意，一时竟手足无措。我根深蒂固的自我审查机制立即起作用了；周围的人都在痛哭流涕，我也必须有所表示。我无处隐藏自己的表情，就看中了前面妇女的肩膀，她是一名学生干部，此刻看上去伤心欲绝。我迅速把头埋在了她的肩头，一抽一抽的，跟真的一样。中国一向是形式一下就过去了。

在秦城监狱关押的被国家政权所打成的那些度日如年的“反革命”敌人没有什么一致的行动抗议或者捣乱。王力在17年后回忆道：“我听到广播里播送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就开始哭泣。秦城监狱一片哭声。狱方不允许我戴黑纱。”58王力一直在徒劳地寻求平反，证明自己对主席的忠诚。但是，关在同一所监狱的一位来自外国的毛主义者对此却有这别样的回忆：

我记不起来我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在我的心目中，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英明睿智，才华横溢，哲学上条理分明，战略上炉火纯青……但是在我听到毛逝世的消息后还是流不出一滴泪来。一滴也没有。我在想：“狱方会怎么想？”……但是我不用担心。看守人员，保卫人员，我的狱友们，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有多大的反应。

9月18号下午3点，毛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参加人数达到100万人，同时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在默哀3分钟后，500人的军乐队演奏了哀乐，接着华国锋致悼词，相应于未来的局势，其中引用的最贴切的主席语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两天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联合社论，宣称毛“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不清楚毛的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据说这是毛在9月5日和张春桥最后见面时对他低声说的，只比毛去世早几天。这和毛在4月30日深夜同华国锋谈话时提出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含义几乎一样。最终，华指责“四人帮”“篡改主席原话”，伪造了按照“既定方针”行动的临终嘱咐。然而，根据接近张春桥的人士披露，“四人帮”趁其他“中央政治局同志忙于毛主席丧事的时刻”把这一嘱咐“塞进”了社论中。

梁效小组看到9月16日的社论后，立即准备把撰写“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9、10月份的首要任务之一，文章的主旨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因此是战无不胜的。”9月1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抛出了一篇打头阵的文章，更加明确地宣称“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与走资派斗争”，就是进一步“加强批邓”，此后更有大批文章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不久，中国的电台上甚至出现了一首名为“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同“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悼念歌曲一较高下。

五、“粉碎‘四人帮’”

9月11日和12日，许多地方的省委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名秘书的电话，要求他们以后遇到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时，不要再找以前一直联系的人，而是直接同王洪文领导下的新的“值班室”联系。华国锋的老同事、湖南省委第二把手张平化觉得此事有点不正常，于是找到华本人确认。张被告知，华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命令。华断定湖南不是一个个案，“四人帮”开始了采取夺权行动的第一步。

这件事迫使华决定立即着手处理“四人帮”的问题。9月11日，华走访了李先念，要他立即与叶剑英接触，起草一个行动计划，否则就有可能“亡党、亡国、亡头”。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他早前已经就此事同华国锋谈过两次。在同一天，华又找到汪东兴，后者毫不含糊地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此时的华及其假定的盟友还没有决定采用何种“解决”方式，更不用说具体的时间了。在9月底前的一个晚上，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再次讨论了召开政治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的利弊。吴德倾向于采用投票的办法，认为“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但是，三人被迫承认，在中央全会如何投票和何时投票上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四人帮”在解放军内得不到支持，在全体民众中绝对是不受欢迎的，对他们实施抓捕可能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与华冲突不断。毛远新写信给华，鉴于他不再需要担任其伯父的“联络员”，要求返回辽宁，华征求了江青的意见，起初江青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在9月29日政治局开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四人帮”突然全部极力表示反对，特别是张春桥。江青自己坚持说毛远新必须留在北京，这是一个“家务事”。许多年后，吴德回忆了接下去发生的事情：

江青甚至说……别人不愿意听的可以不听。那时，我们不愿意听她的无理纠缠，感到极度厌烦，就陆续离开了，记得汪东兴留下了……马拉松的会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华国锋耐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还是要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

江青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坚持要保管其已故丈夫的文件，被华硬是顶了回去，会议通过决议，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毛的所有衣物。据吴德回忆，“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在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

汪东兴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亲自从其属下的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中挑选了50名左右的干部和战士，准备在适当时机执行清洗“四人帮”的任务。康生的前任秘书李鑫领导了一个规模很小的班子，负责吴德后来所说的“准备有关文件”，即起草在北京建立毛的纪念堂以“永远纪念”毛的决定，以及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项决定在逮捕“四人帮”后立即公布，目的是让公众相信华国锋是毛的合法继承人。

第二个班子规模大的多，这个班子由汪东兴亲自领导，所挑选出的人们将负责执行逮捕任务。有关情况严格保密，没有必要知道的人都被排除在外；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行动细节，比如实施政变的方式和时间。与此同时，叶剑英在尽力防止在北京周围的驻军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在关键时刻采取突然行动。比如，昌平县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它是否会服从中央的命令呢？华国锋和吴德最终决定，为了确保北京军区的部队置身事外，他们必须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拉进来。吴忠答复道，在坦克六师附近，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杨成武将军私下知道一些有关情况，根据江青被捕前同他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得出结论“‘四人帮’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然而，江青突然宣布她想离开北京，去视察石家庄。这让华国锋和汪东兴一度几乎怀疑她已经有所警觉。如果中央办公厅提出异议，她可能会察觉情况有些不正常。华和汪决定让她走，以免打草惊蛇，结果证明从他们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江青去石家庄的半路上下了车，在铁道旁采了一些野花，同列车乘务人员进行了一番交谈，然后要求他们返回北京，而不是继续往前。吴德后来认为，这次江青去石家庄半途而归，“完全是个试探”。

叶剑英原来计划在10月10日或稍后不久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他估计国庆节后用10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做好所有准备工作。但是，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看似杀气腾腾的文章，同时有传言说“四人帮”告诉他们的追随者，10月9日甚至更早几天将有“特大喜讯”，于是叶决心提前动手。77在同华国锋进行极为秘密的磋商后，他们决定，无论“四人帮”想采取什么举动，都要抢在前面动手，在10月6日晚把“四人帮”及其主要支持者一网打尽。

叶在10月4日上午向汪东兴传达了华国锋的“指示”。汪同意采取行动，当天晚些时候他两次打电话给华的办公室，要华到他在中南海的家中去。华似乎艰难地作出了一个确实不容易的决定。他要授权发动一场政变，把唯一愿意像他本人一样致力于保卫文革成果的领导人推翻；如果政变成功了，此后他只有依靠其他支持他的受益者来对抗幸存的老帅们了。但是，他最终驱车离开了自己在中南海西边一条街上的家，他让司机先绕城一周以确保没有跟踪，最后他进了中南海西门，晚上11点后到达了汪的住处。

华向汪东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准备怎么干？”接着，汪阐述了他的行动计划。政治局常委将召开会议，在会上逮捕“四人帮”。汪后来说，这场会面一直进行到凌晨3点，两人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当时为小心起见，华国锋那天夜里没有回家，汪给他在中南海安排了临时住处，还派了一个特别可靠的警卫排负责华的安全。上午9点半，汪来到了华的临时住处，告诉他执行任务的人选。午饭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两人各自乘车离开中南海，华国锋小心翼翼地去了北京医院，以甩掉可能的盯梢。两人都去了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处，叶由于担心被“四人帮”在家中逮捕，所以搬到了那里。叶的参谋在岗哨处迎接华、汪，把他们领到了元帅的屋里，在那里他们商定了整个计划。

三人在第二天上午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决定在6日晚上8点实施他们的计划。10月6日上午，华国锋签署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地点和往常大多数情况一样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汪东兴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了该通知。姚文元尽管不是政治局常委，也被要求参加会议，因为议程中包括对即将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进行最后的一些修改。

王洪文第一个到达现场。“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他一边抗议，一边拼命反抗进门后抓他的警卫。在华国锋宣读了鉴于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对其实施逮捕的决定，据说王在被带走时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张春桥夹着皮包第二个到场。当警卫抓他时，他连声地问：“怎么回事？”他双腿打颤，擦了擦眼睛上的雾气，在华宣读决定时保持着安静，在被带走时没有进行反抗。接下来是姚文元，他在去怀仁堂时明白地告诉他的工作人员：“早就该开这个会了！”当警卫抓住他时，他大声抗议:“我是来讨论毛选五卷的，你们胆敢……”。于此同时，8341部队指挥员张耀祠带领着一组警卫人员，来到了江青在中南海的住处，对其实施逮捕。她连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求在被带走前去一下厕所。她出来后拒绝把保险柜的钥匙直接交给警卫人员，坚持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封好的信封内，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

在处理完“四人帮”后，叶剑英和华国锋来到了西山，叶通知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门和情报部门，“四人帮”的政变已经被成功粉碎，命令他们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反响。接着，两人来到了9号楼，由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由他们两人决定了的。会议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参加会议的除了汪东兴以外，还有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与会人员不得返回各自家中，必须要留在西山。接下来要紧的是通知邓小平和其他前任领导人。10月7日开始向各省高级干部通报有关情况。

最微妙的问题是如何应对上海对这一消息的反应。10月7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命令上海市第一把手马天水来北京，并且告诉他，在当天晚些时候会有专机来接他。在华国锋告诉他“四人帮”被捕后，马天水在一个月后承认，这“像打了一记闷棍，怎么把我心目中的所谓左派都隔离了呢？……我一夜没睡……也怀疑过是不是宫廷政变……也想过还是请求调动工作吧，最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新疆、西藏都可以。”

10月8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打电话联系不上北京。他们越来越慌张，觉得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并得出结论，首都十有八九发生了军事政变。当天下午，他们命令全市31000名工人民兵进入紧急状态，2500名民兵处于整装待命出发状态。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通过文化部和卫生部的联系，得知华国锋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急于知道有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下落的第一手情报，就坚决要求北京让他们接通马天水。上海方面询问对华国锋晋升的消息如何表态，马在电话中答道：“热烈表态，坚决拥护！”上海方面又问马见没见过张、姚、王，他们身体好不好。他说：“我见到他们了。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和我个别谈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马天水的谎言信以为真，感到了如释重负。当天晚上，11000名（实际进入战备状态待命的人数）工人民兵解除了战备状态，为了安全起见，2500人继续待命。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立即向北京发电报，祝贺华国锋升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景贤在1976年11月底证实，这“根本不是真正的拥护华国锋主席，而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是‘四人帮’拥护的，这样我才拥护。”10月10日早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高层成员仍然无法判明北京发生的事件的原委。他们从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措辞含糊的社论中推断，“可能有人反对华国锋同志，而‘四人帮’是站在华国锋同志一边的，结果胜利了。”徐景贤又说：“但我们仍然怀疑中央出过事，还怀疑中央办公厅的主要领导同志（汪东兴）。”87最终，华和叶担心的上海暴乱由于缺少领头而没有成事。

到了10月12日，首都发生的事情再也不是一桩机密。当天伦敦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发生了政变，4名激进派领导人被捕。10月18日，北京当局用自己的口径正式公布了这一事件。首都这时正值吃螃蟹的季节。为了表示庆祝，宴会上一般要点四只螃蟹，三公一母，以及大量的美酒。《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宣布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文革结束了。

结语

当时人民都造反，正如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后人人又都悔言造反，或干脆忘掉这段历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灾大难的受害者，忘了在灾难没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当过打手，历史就这样一再变脸。你最好别去写什么历史，只回顾个人的经验。……

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等人忘了，又卷土重来，没疯过的人再疯一遍，没受过迫害的再去迫害或受迫害，也因为疯病人生来就有，只看何时发作。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第151、159页

文革以一场针对四个人的政变而开始，又以一场针对另四个人的政变而结束。但两者有所不同：1966年的是一场政治政变；1976年的是一场军事政变。在文革开始之时，毛能够确保在党内合乎程序地将其敌人定罪。在文革结束之际，高层的派系斗争已经让中国的政治制度陷入瘫痪，以致只有使用武力才能实现领导层的变动。

然而，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可以说他们的行动是受到广泛的（事实上是疯狂的）欢迎，他们有力地而又破天荒地为其胜利提供了生动的证据。11月号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的追悼大会的照片，“四人帮”在上面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对于照片上哪些已经在政治上死亡的人物，共产党传统的造假手段是在照片上张冠李戴，改头换面，或者是把幸存者拼挤到一起。这一次的胜利者为了显示“四人帮”的下场，只是在照片上把“四人帮”抹去，从而照片上留下了很大的空隙。

一、华国锋的失势

一旦“四人帮”被捕，邓小平的复出就是势在必然的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毛对邓的清洗、召回和再次清洗造成了这种局面。邓在文革之初就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无须为文革承担责任，后来把邓召回来，说明主席自己认为邓是唯一可与周恩来媲美的人物。邓后来的下台向所有人表明，他公然反抗毛和“四人帮”，勇敢地试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作出决策时能够恢复理智。

对于华国锋来说，邓的再次复出是一剂苦药，他尽可能地对此拖延。在“四人帮”被清洗的第二天，身为总理的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党主席和军委主席。从理论上讲，他现在已经集制度上赋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权力于一身，如果没有叶剑英和李先念这两位在党内和军内领导层中举足轻重的元老的有力支持，他是得不到这样的地位的。的确，华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大胆地说，在新秩序下他们必须继续批邓，反对“右倾翻案风”，正确地看待文革。

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试图让中国继续处于毛的那巨大的阴影之下。他迅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上建立毛的纪念馆，存放经过防腐处理的毛的遗体，罔顾毛27年前与其同事们的约定，既不像苏联那样为纪念领导人而建立陵墓、改变城市和街道的名称。华还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文稿的其余各卷，以控制把握毛的遗产。

毛所说的“你办事，我放心”被反复引用，如今这句赞语被移花接木地用来证明华的合法性。一幅描绘华从其前任手中接过这个祝福的油画被制成海报，大量往外传播。新主席为了加强他与其前任的联系，大力宣传由另一位毛所恩惠过的受益者汪东兴发明的口号：“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是，正是由于“两个凡是”，再加上华不明智地暗示未来还会有文革，华失去了党的元老们原本可能对他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决意不让中国，特别是党和他们自己，重新经历这一恐怖年代了。然而，鉴于华似乎把持着所有的权力，因此这些元老们决意让邓复出，不失体面地把文革的受益者打发走，这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是人大于法的，正如毛在文革时显示的那样。

据传闻,高级将领们威胁说，如果邓不能大权复归，中央委员会就不会确认政治局对华的任命，虽然形式也是不可或缺的。最迟在1977年3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这位新主席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让他的批评者的讲话在正式记录上发表。但是，当华在7月份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时，他不得不在邓的事情上作出让步，显然其回报是得到了后者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估计是华的保护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告诉他，鉴于党内老干部们的舆情汹涌，他们不可能再坚持批邓的路线。十届三中全会批准恢复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次全会也确认了华的所有职位，这肯定不是巧合。

在达成这次妥协后，华国锋在8月召开了中共“十一大”，邓小平在会上成为继华、叶之后的第三号领导人。华和邓在讲话中都表现了一定的克制，邓称华为“我们的英明领袖”。但是，为了重申其合法性，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来赞颂前任主席，他重申了文革的必要性及其取得的成功，“十大”路线的正确性（他是在“十大”进入政治局的）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如果华强调了其双重遗产中的另一半，也就是前任总理周恩来的温和形象，他有可能会保住他的权力。但是，尽管华宣布文革已经结束，但他仍然说这只是第一次，也许决定他命运的是那让人不寒而栗的毛主义的预言：“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后来，不到18个月的时间，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随着陈云和其他领导人回到领导岗位上后，得到增援的邓小平已把党实际控制在手中，尽管华还保留着其所有的职务。

在这个过渡期内，那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排挤的老党员们，即“沉默的大多数”，给邓及其支持者们撑腰鼓动。在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的鼓励下，理论家们设计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这就打击了“凡是派”奉毛的话语为一切事情的圭臬的观点。在北京市市长（应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校注）吴德下台之后，北京市委正式承认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这又巩固了邓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平民百姓开始在首都市中心的“民主墙”上贴出大字报，表达对邓的支持。这种支持表明邓才是周恩来的真正继承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1979年1月，正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邓而不是时任总理和党主席的华出访美国，纪念华盛顿和北京外交关系的正常化。1980年初，华被迫同意让“小四人帮”离开政治局，也就是同他一样的文革受益者的“凡是派”成员：汪东兴、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将军。华现在被孤立了。此后，华的重要头衔被进一步剥夺，在1980年晚些时候把总理一职让给赵紫阳；1981年把党主席一职让给了胡耀邦，军委主席一职让给了邓小平。华只得到了党的副主席一职以保全颜面，但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连这个职务也被拿掉了，他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毛为其政治遗产设置保护人的努力终于失败了。

二、掘墓：平反昭雪

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时代，但是为了最终告别文革，邓还有三件事情要做。首先，这次全会上同意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即使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熟悉的面孔回到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年迈的高官们被分流进了新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邓打算借此让他们体面地退出，但是这些人却不时地成为了邓进行改革的阻力。在地方，干部通常在回来后发现要同整治过他们的人一起工作。据说，一些高级干部希望把所有文革的受益者都扫地出门，但是由于在3800万党员中，有大约一半人是在那10年中入的党，这就要进行一场超大规模的清洗。中共领导层可不想看到任何类似文革的现象卷土重来。

最棘手而又最重要的问题是给毛的主要敌人刘少奇平反。刘的案子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处理，以防进一步伤害已故去的主席的声誉。即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刘少奇洗脱了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定下的罪名（中纪委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通过虚构材料、伪造证据、强行逼供、扣押证词等手段凭空捏造的”），它的报告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刘于1980年2月正式得到了平反昭雪。刘在郑州的骨灰直到1980年5月14日才回到其遗孀王光美手中，由此可见处理这一事件的微妙之处。三天后，邓在北京举行的刘少奇追悼会上致悼词。

三、驱邪：审判“四人帮”

第二件大事是让“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受到审判。党和民众希望看到他们所受的灾难的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在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从卷帙浩繁的文件中完成举证后，1980年11月下旬审判开始，一直延续到1981年1月。起诉的主要罪状是迫害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和视图篡党夺权。审判结果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次纽伦堡似的审判，胜利者事先已经为被告定了罪，唯一的问题是怎样量刑。

为了确保法庭审判有尊严和令人满意地进行，党的官员们施压，让被告在开庭前认罪伏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负责与江青进行最后谈判的是文革初“四大家族”的成员彭真，他得到平反后现已回到政治局。尽管江青答应在法庭上举止得体，但是好斗的她很快失去耐心，针锋相对地唇枪舌战，坚持叫嚷她只是按照毛的吩咐办事。当她被指控对刘少奇受迫害致死负有责任时，她反唇相讥，说当年主审法官本人和大多数中央委员都竞相批判过刘。

相反，张春桥则一言不发。他和江青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江青也许相信，邓不敢处死毛的遗孀，特别是即使在文革的高潮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被处死。无论如何，不论是她，还是张春桥都没有悔改，却在1983年被减为无期徒刑。

江青被关押在北京郊区臭名昭著的秦城监狱，虽然一些被她迫害过的人在这里度过了若干岁月，但是她的待遇要比他们好得多得多。1980年代中，她患了咽喉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此后，她往来与监狱和医院之间，后来似乎得到允许在家软禁。1991年春天，她癌症复发，在住院期间上吊自杀。官方新闻通讯社对江青的死亡做了简短的报道。张春桥在服刑二十年后被释放，与其妻子一起度过了余生，也许仍处于当地公安当局的监视之下。他在2005年去世时，中国官方媒体也做了简短的报道。

法官们经常被江青激怒，尤其是她无视他们让她“闭嘴”的命令，不过幸运的是，其他的被告在交代问题时要比张春桥、江青合作的多。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1992年他似乎是因为肝病死于狱中。另一名“四人帮”成员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时间从其1976年被捕时算起，到1996年刑满释放。由于不准他返回上海，他只好在祖籍故乡浙江省诸暨县度过余生。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后的1970年底入狱，被判处十八年徒刑，1988年10月被释放，并于第二年去世。

“四人帮”的家庭成员纷纷自保，这种悲剧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已经司空见惯。张春桥的妻子告诉上海市公安局的调查人员；“我以前听说过要搞审判，所以思想上有准备。我坚决支持，已经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姚文元的祖母告诉自己的邻居：“我不知道我孙子干的那些坏事。他父亲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们很少有联系。从来没想到他会做那么多坏事。他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王洪文的女儿从广播中听到审判的消息后，当着母亲的面愤怒地喊道：“中国有什么权利进行审判？他们必须在国际法庭受审。”

对所谓“林彪集团”的指控的成员的审判不那么引人注目。4名前中央军队领导人——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政委李作鹏——被判处了十六年或十七年的徒刑。但是，除了与林彪共事外，他们的主要罪状是迫害其他将领，而不是参与林所谓暗杀毛的阴谋。

这些将领、“四人帮”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但是，大多数在文革期间犯过罪的人却没有受到惩处。据传闻，中央组织部内有人打算一股脑儿铲除党内所有有罪的干部，但这将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而此时的邓强调的是和谐，好让中国远离政治斗争。此外，许多此类干部唯一的错误是遵守毛制定的党的路线，由于中共是一个讲纪律的党，党的领袖们可以假定他们同样也会忠诚于新的路线。人们曾试图把致人伤亡的前红卫兵们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但是这样的一个区分是否有效也很难说。

四、解释：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决议》

平反满足了党对正义和重新合法化的需求；尽管审判“四人帮”也许满足了党要求复仇的欲望，但是邓显然认为这些还不够。必须要有第三个步骤。虽然邓不会降低到发表秘密报告的层次，但是对于文革这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大动乱，应当对民众有个说法，有个安慰。自称有权管理国家、保护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呢？邓小平的第三个措施——中共中央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出了答案，上文对文革的描述（即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译注）正是出自此文。

《决议》发表于1981年7月1日——中共成立60周年纪念日，最初经过4000名党的官员和历史学者的讨论，此后这项任务交给了一个40人的起草小组，小组的人数后来又缩减到20人，在起草过程中，邓经常介入他们的工作，并给予指示。一度有人提出来要宣布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和“九大”（林彪被任命为接班人）为非法。邓坚决不同意这一提法，因为这“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么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留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

《决议》大胆地宣称文革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认为毛的“论点”（“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领导机关，只有通过发动群众才能将其铲除）“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毛是一位“纠缠于错误思想的领导人”！与刘少奇和其他人在文革中倒台、整个政治生涯遭到否定的人不同，《决议》把毛塑造成一名悲剧英雄，他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党的合法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的革命成就。与苏联不同，中国人没有列宁可以依靠；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正像邓所说的那样：“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所以《决议》试图免除毛对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的责任：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为了确保这一版本的历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极大的阻挠，大学里回避了相关的文革课程。邓希望随着《决议》的发表，“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他们感到有必要再提供两个解释，而不是把责任推到少数人身上。这两个解释都有道理，但是这似乎是在开脱他们本人没有阻止文革的责任。由于中共在经历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后突然获取了政权，干部们习惯性地把新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沿用过去熟悉的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且“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中苏论战把中共引向了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以致党内同志们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20

第二条解释又回到了毛身上。主席的威望与日俱增，他的骄傲也与日俱增。他越来越独断专行，并使他自己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即使是这样小心翼翼的暗示——毛的同事们被畏惧和怯懦控制了心神，就像是兔子们在眼镜蛇面前吓得不能动弹——接下来也被消解掉了，只能归因于“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是很难肃清的：

种种的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使党的权利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是的，中国人的传统是崇拜皇帝的；是的，中共的传统是斗争。但是，在这些具有相当能力、经验、韧性、威望的领袖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同一位胡作非为的“皇帝”进行斗争，然而依照孟子的学说，他们本该这样做的。

五、分水岭

文革就这样尘埃落定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内，毛最担心的修正主义噩梦变成了现实，但是责任只在于他本人。历史学家将赞扬邓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改革”），让中国融入了更广阔的世界（“开放”），正是毛泽东乌托邦幻想的灾难性后果让邓决心摆脱共产主义的教条。毛在1949年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否定。只有毛的主要功绩——1949年革命本身——依然存在，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邓小平和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拯救了它。可以说只有邓才有决心、有威望，能够下令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因此，邓在“六四”时候的行动证明，毛在文革中拒绝把邓打入地狱确有先见之明。

中国共产党把毛的1949年革命叫做“解放”，但是它强迫中国人民奉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教条。在文革后，民众的解放才最终蓬勃兴盛起来。党的各级干部受到的凌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权威性砰然倒地，人民接受了毛主义的教导，变得敢想、敢说、敢干。今天，各地的中国人都在对他们所认定的腐败官员的不正当行径表示抗议。文革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份水岭。

然而，文革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水岭。从1839年—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努力实现着现代化，同时又保留他们民族和文化上的完整性。19世纪中叶流行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中学崩溃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家学说遭到抛弃；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儒家帝国让位于共和国；知识分子攻击作为社会哲学的儒学的不平等和家长制。中“体”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

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外国的“体”是同儒家学说一样主张极权主义的，它承诺要取得胜利，并且在毛的领导下实现了胜利。但是，到了1950年代末，毛厌倦于模仿外国人。大跃进是毛第一次视图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到了1960年代中期，毛用修正主义的幽灵来证明他对苏联模式的厌恶是正确的。按照公开的说法，文革是毛为了让他的人民避免患上苏联病而打的预防针。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也是尽最大努力在现代世界确定中国特色，并使之传诸久远。毛确实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的守卫者。

正是文革的混乱、杀戮以及最后的萧条（全部损失超过中国一年的国民收入）使得邓放弃了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探求中国版本的现代性这种徒劳无益的探求。中国必须涌入在台湾以及东亚各地行之有效的西方式现代化的浪潮。文革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经济的和社会的分水岭。

改革纲领所带来的中国经济思想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信奉儒家之道的满清官吏和继承他们的共产党干部们一样相信政府必须主导经济，担心牟利动机会腐蚀人民的品德与社会的和谐。官员们坚持对重要的商品进行垄断；最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著名的盐铁会议上就阐明了它的哲学。商人们受到了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歧视。汉、唐两代商业虽然繁荣，但那是“没有——而不是因为——政府政策”的结果。虽然在后来的朝代中，政府垄断渐渐遭到抛弃，但是商人仍然只有与官僚阶层形成互利、从属以及通常的腐化关系后，才能发家致富，成长壮大。

在1949年共产党革命后，中共迅速确立了类似的对商业和工业的主宰，首先是政治控制，然后是通过公私合营实现全部或部分接管。在建立起互利的关系后，中共视图铲除的腐败现象蔓延丛生。在后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中，从苏联媒体上摘录的有关不法商业活动的报道成为所谓赫鲁晓夫决心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在文革爆发之际，过去的资本家是红卫兵通常加以打击的嫌疑对象之一。

在改革的时代，在“市场化列宁主义”中，出现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没有哪个满清官吏会赞美“致富光荣”，即使人民生活富裕是其主要目标。同样重要的是邓在1983年的讲话：“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对于农民万元户的赞扬表明，资本主义的激励被引进门来。在二十年后，这一数字已经完全过时，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起来了：1993年，一位作家凭着一部软性的色情小说预先得到了100万元（大约12.5万美元）的稿酬；2003年，《福布斯》（Forbes）杂志列出了100位拥有1亿美元以上身家的中国私人企业家。老干部们固执己见，而傲慢的大亨们则在违法犯法。但是，利润再也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汇，2004年私有财产权最终写入了宪法之中。这确实是一场历史性的文化大革命。

六、政治僵滞

尽管邓愿意采取一切措施，致使中国重返富强之路这样一个所有爱国者在20世纪初都赞成的目标，但是他不大注重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所赞成的民主目标。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嫡子，但是在“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这两个目标中，它只接受了前者。在有着文革记忆的邓看来，给予人民权力很容易陷入暴民政治。例如，邓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前不久说道：“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

这种稳定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21世纪初，唯一真正的基本原则就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使得党认为这是一条合适的并且是可行的。然而，党的统治的资源被破坏了。没有什么革命巨擘向现政权提供目标，让国家实现团结和纪律。文革和改革时代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尊严，而这种意识形态给予党以合法性，并且把整个制度凝聚起来。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投机分子，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人民不尊敬他们。中共曾经界定的稳定已经不复存在：2005年7月5日，公安部部长告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2004年有74000多起群众抗议活动（10年前是1万起），参与人数达到376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13亿。200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87000起。

也许在某一天，共产党在统治这庞大的、难以驾驭的、日益复杂的13亿人口时遇到麻烦时，会觉得政治多元化是分散责任、化解批评的适宜方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毛常爱表达的一个观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也可以适用于文革：文革虽然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但是从其之中孕育出一个更加明智、更加繁荣、也许有一天还会是民主的中国。到那时，中国人也许会公开面对在文革中彼此犯下的恶行，并对导致这一切的主席的责任做出最后的结论。

译校后记

2006年8月，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四十周年之际，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属的波尔纳普出版社（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发行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此书的问世成为世界范围的文革研究领域及其相关学者所瞩目关注的一件事。此书也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关于文革历史的最为翔实、真切和深刻的著述。

在我看来，此书的翔实在于它既涵盖了文革历史的整个过程，又囊获了文革的各个阶段，还更加具体地凸现出毛泽东对文革的独特作用这一条主线。这种翔实还可从全书约计2165个之多的注释体现出来。此书的真切主要在于其写作的笔触不仅仅限于文革的达官显贵或风云人物，而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入平民百姓的文革生活，用他们鲜活的话语或真实的记述来从不同的视角映现出文革奇异多样的风貌。此书的深刻则在于它填补了文革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几个空白，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和“清查五·一六”的揭露和概述。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问世后，受到了广泛的、持续不断的好评。相比之下，在文革故乡，仅在2006年，除了两、三本关于文革的旧著再版和凤毛麟角似的由民间举办的文革研讨会之外，对于文革这一场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数代人的运动几乎是置若罔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文革故乡，对于文革的真正反思、研究和著述，不断拖延，一再受挫。我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改变和结束那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都既是现代中国历史自我变革和自我转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中国人民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分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我有幸十年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聘请他为北大荣誉教授的专门会议暨学术讲座中与他相识，更有幸作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聆听了他在2003年春季学期开设的哈佛全校性的历史类“核心课程”——“文化大革命史”。当我坐在哈佛大学哲学系艾默生楼里的大讲堂，与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数百名学子一起，亲身感受了一学期的这一被哈佛大学列为最受欢迎之一的课程，怎能不对文革的历史及其反响而感慨万千呢？

非常感谢沈迈克教授。我们亲切称之为的“迈克”，尽管只比我大几岁，但他不仅是我所见过的汉语说得最字正腔圆、娴熟自如的外国人，而且对文革历史及文革问题的熟知甚至洞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文革研究领域里也是十分罕见的。尤为感谢的是，作为全世界少有的文革资料收藏家，迈克把他个人收藏的堪称“孤本”或“善本”的文革资料甚至就是独此一份的文革手写材料拿出来，帮助我们订正、核对有关引文。迈克鼎力相助，使得我们的译稿大为增色。

我们的翻译是根据2006年发行的原著第一版进行的。在定稿之前，我请迈克审阅了译稿，他根据原著第二版，订正了原有的几个错误，并对我们的译稿作了若干修订。正如迈克在本书序言中说的，在本书撰写上他们是孜孜以求的“完美主义者”，我个人认为，迈克对我们的译稿的一些修订亦可看作是“中文改写”或“中文再创作”。我希望，迈克有朝一日用中文写出一部富有特色的文革史。我相信，迈克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

我还要感谢译者关心先生。我要特别感谢汪宇先生。没有汪宇先生的策划和组织、远见和执着，《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译本不会适时地呈现在广大的中文读者面前。这一中译本最后由我定稿，有关译文的水平或质量，由我负责。在热切希望这一中译本在海峡两岸能够面世之际，我非常欢迎读者及学术同仁的批评、指正。

唐少杰

2008年8月北京清华园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中文版序

译校者序

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

导论

一、毛的思想演变

二、毛为修正主义困扰

三、国内的困局

四、赫鲁晓夫的下台

五、“九评”之九

六、乌云压城

壹 第一轮排炮

一、首当其冲的吴晗

二、走马换将开始

三、清洗总参谋长

四、《二月提纲》

贰 围攻北京市委

一、匿名信事件

二、窃听器事件

三、拆除“定时炸弹”

四、起诉书

五、输家

六、赢家

七、反应

八、“紧跟”主席

九、保卫首都

叁 校园大乱

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三、收拾残局

四、毛回北京

伍 毛的新接班人

一、造反有理

二、毛的炮打司令部

三、十六条

四、新的领导层

五、中央文革小组

陆 红卫兵

一、教育革命

二、接见红卫兵

三、革命的游山玩水

四、破“四旧”

柒 红色恐怖

一、打、砸、抢

二、遣返或屈辱

三、红卫兵的竞技场

捌 天下大乱

一、中央工作会议

二、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

三、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玖 上海“一月风暴”

一、中央文革小组登上舞台

二、向中央政府开刀

三、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

四、上海工人造反

五、上海的“一月风暴”

拾 夺权

一、第一批革命委员会

二、恢复秩序

三、解放军的作用

四、“三支两军”

壹拾壹 老帅们的最后抗争

一、陶铸一案

二、二月逆流

三、毛的反击

四、联合行动委员会

壹拾贰 武汉事件

一、华中告急

二、百万雄师

三、毛重返武汉

四、武汉事件

五、“武装左派”

六、连锁反应

壹拾叁 五·一六阴谋

一、国际层面

二、火烧英国代办处

三、左派癫狂

四、王力的倒台

五、军队层面

六、王乃英案

七、保护周恩来

八、外地的清查运动

壹拾肆 红卫兵的消亡

一、革命委员会

二、和平过渡：天津

三、暴力过渡：广西

四、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五、清洗杨成武

六、红卫兵的消亡

壹拾伍 清理阶级队伍

一、对毛的个人崇拜

二、对经济的影响

壹拾陆 为刘少奇定案

一、致命打击

二、新党章

三、对其他人的定案

四、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壹拾柒 胜利者的大会

一、筹备工作

二、林彪的报告

三、新党章

四、新中央

五、党的机构

六、革命队伍的分裂

七、“一打三反”运动

壹拾捌 战争的威胁

一、珍宝岛事件

二、另类班子的报告

三、国防措施

四、林彪的第一个号令

五、对美国开放

壹拾玖 林彪的叛逃和死亡

一、国家主席问题

二、庐山风云

三、甩石头

四、林彪政变？

廿 毛泽东稳住阵脚

一、笼络老帅们

二、复查干部

三、悲惨的狱中生活

四、周恩来的作用

五、国际关系

六、解冻

七、左就是右

八、接班

廿一 周恩来承受压力

一、邓小平复出

二、党的“十大”

三、裂痕表露

四、批林批孔

五、回眸基层

廿二 邓小平主政

一、推动中国发展

二、整顿解放军

三、整顿教育

四、“经验主义”和派性之争

廿三 “四人帮”的出现

一、邓的智囊团和决策

二、“评《水浒》，批宋江”

三、反复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廿四 1976年天安门事件

一、周恩来去世

二、批邓运动

三、群众觉悟了

四、反击右倾翻案风

廿五 毛主席的最后日子

一、启用华国锋

二、倒计时

三、应急之策

四、毛泽东去世

五、“粉碎‘四人帮’”

结语

一、华国锋的失势

二、掘墓：平反昭雪

三、驱邪：审判“四人帮”

四、解释：关于中共党史的《历史决议》

五、分水岭

六、政治僵滞

译校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