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历史”，一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种是后来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知。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也就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历史真实”，同样也就存在着历史学者努力探求、考据和通过研究向今人呈现历史真实的可能性。这是历史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学理基础和学术意义。

但是，今人和过去的时空区隔，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两个麻烦。一是过去种种条件、环境和相关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几乎是无法重现和复制的，因此，后人多半没有可能把过去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事情发生的种种背景情况描述得分毫不差。二是受时空环境或情感立场的影响，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的人和事难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隔阂或联系，而有不同的感悟和评价。因此，即使在大家都同样尊重历史真实的条件下，也不等于今天不同的研究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定能够得出相同的认知。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也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也只有先弄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大家再来讨论其是非对错或经验教训，也才有可靠的事实基础。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先入为主的事实判断或刻意歪曲的事实宣传，常常会导致人的错误认识。比如1938年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误导过几代人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而一旦事情的真相被揭示出来，世人的观点看法就很容易发生逆转，即使《教程》里有部分真实，也没人信了。由此就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首先弄清历史真实的话，任何观点、看法，以及任何我们相信可以总结来比照我们现实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类的东西，不仅是不足凭的，而且还会带来很糟糕的作用和后果。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今各级官僚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因此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不少人主张再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一扫贪腐之风。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是不是比现在少？这个历史事实是很容易得到肯定性的回答的。但是，造成那个时代贪腐现象少的原因是因为1951年底到1952年初毛泽东领导了几个月时间的“三反”运动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和肯定的了。何况，不要说“三反”运动本身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光是看一下运动之后的情况，就会发现，寄希望一次运动又能怎样？实际上，“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新的干部贪污现象就再度死灰复燃，中共中央很快又在一些地方再搞反贪污斗争和反贪污教育。六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再度发动城乡“三反”运动，主要矛头一度指向了干部官员的贪污问题。直到“文革”中期，变相的干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又有所抬头，中共中央为此又搞“一打三反”斗争。到“文革”后期，“走后门”等化公为私或以权谋私的变相贪腐问题重又出现，中共中央不得不集中教育整治。仅此简单的一个历史情况，就可看出，毛泽东时代官员贪腐现象相对较轻，并不是靠五十年代初那次几个月的“三反”运动取得的，其中当另有原因。在当今已经高度市场化的复杂条件下，又如何能够设想靠运动就能解决当今贪腐问题呢？

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其实很少真正理解获得历史真实的价值与作用。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几乎从来不教学生发现、尊重历史真实的方法和意义。我们的历史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除了大学历史专业以外），教给学生们的其实主要不是历史，而是政治，而且基本上是用于死记硬背的教条。这种历史教育的结果，或是让从小喜欢历史的孩子们早早就失去了对历史真相探求的热情；或是让大多数受教育者以为，历史本来就应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政治正确”高于一切，真实与否无所谓。结果，今天社会上很多人都以为，研究历史最容易，谁还不能找出几条史料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呢？记得几年前有位大学校长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搞历史的，不就是把旧报纸上的东西抄来抄去吗？

中国有句俗话，叫“隔行如隔山”。在现代科学条件下，不要说理工科和人文科学之间跨越起来非常困难，哪怕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要想自由穿越，也很少可能了。特别是由于科学方法在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影响到今天的人文学科内部，哪怕就是历史学科内部，不同专业之间或不同研究门类之间的沟通如今都变得很困难。做中国古代的和做中国现代的，甚至是做现代政治史的和做现代社会史的、做现代经济史的和做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者之间，往往都会有很多相互隔膜不通之处。像古近社会那样，可以在不同学科，如文理之间，或文史哲之间，自如游走，且有成就者，已不大能见到了。由于今天的学问家基本上都变成了各专业的“工匠”和“技师”，每个人只有条件“专”在自己专业的那个小圈子里，因此，很少有人不承认，今后中国再没有所谓的“大家”了。这不是因为现代人比古近的人笨了，而是因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环境和条件完全改变了。我的研究经历、研究范围、研究时段，包括兴趣对象，在历史学界都不算是太小太窄的，但即使是有着二十年专业研究经历的我，要想跨出我自己既往的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不要说跨出到外国史或中国古代史中去，哪怕就是跨出到近代史或当代史的许多方面去，我都没有那个胆量和勇气。我最近批评了一位研究时政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跨界来大谈中共历史的书，想要突出强调的一点也正是在此：还是谨守自己的专业好，免得乱点鸳鸯谱误己误人误社会。

（二）

这本集子里收了三组文章，有旧文，有新文。把它们集合在一个集子里面，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借这样三组文章让喜欢读史的读者了解一下，今天做历史研究，哪怕像我这样，只是着重做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研究，都是很不容易的。我这里所说的不容易，指的是考察追寻历史真相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麻烦的事情，不是下了力气去研究，就一定能够得到让大家满意的答案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往往是由许许多多很具体的历史人物、很微观的历史事件组合而成的。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段就一个方向上去做研究，就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更遑论去研究更大范围、更长时段的问题了。

放在第一组里面的五篇文章，除了谈新中国革命外交的由来问题那篇以外，都是一些很具体，甚至很琐碎的史实研究。前两篇文章尤其微观。也许读者读了这两篇文章，只是了解了两个很小的，且在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历史当中从来都很少会提到的事情的一些来龙去脉。但是，如果读者看过《停战以后》的故事片，或了解中共土改的基本政策方针，就会发现，这两篇文章所给出的纵使只是很孤立的两个历史小片段，却也可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我们后人认知历史的复杂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由于注意这种复杂性而学会多角度多层面地去看待和理解历史。

我在这一组中还收入了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文章以及介绍1936年苏联尝试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经过的文章。同时，我在下一组商榷文章中也收录了我讨论战后苏联军事援助和早些年谈论苏援对中共早期发展作用的文章。我这样集中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或说法。

今天，由于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诸多学者近二十年的努力，过去绝不承认中共革命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都已经认同这样的援助确实存在了。这是历史研究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过，承认这种援助的存在，并不等于大家如今都能正视这一历史了。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许多人一面承认这种援助确实存在，一面却极力告诉读者：苏联的援助如何少得可怜或“有限”。他们强调说，苏联援助主要都给了国民党，并列举数字来说明苏联援助国共两党时如何厚彼薄此。有学者甚至声称：这种援助不仅“有限”，还“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我不知道这样的研究者有没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我这里讲的历史观点，就是讲我们研究历史起码要做到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都是苏联党领导的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经费支持。姑且不论这些指导、帮助是否都那么正确或适当，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是基本的事实。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固然比不了它同时期给国民党的经费及军事援助，但这样的差异能够简单地用苏联厚彼薄此来说明吗？究竟苏联共产党骨子里是亲共还是亲国，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人们改讲民族主义了，就忘了共产党人过去的意识形态是阶级主义这一历史事实。除了苏联（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自身国家利益需要的作用以外，其援助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年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体积，乃至可能受援的条件限制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一度倾其国力帮助中国援建基础工业设施，其规模之大、技术提供之多，远超过美国同时期给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不难有所了解了。

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即当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在批评当年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如何如何少、动机如何如何自私的时候，我们理应反省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与一些受援党或受援国之间关系中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比如，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今天中国人对苏联援助力度和援助动机的指责，也同样曾经发生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受援党和受援国之中。只不过，被批评的对象是中国。换言之，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援助国和被援助对象之间常常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援助国花了大力气援助了落后国家的党，帮助了这些党和国家的革命或建设，结果多半都会受到指责，即被援助者最后反而会批评援助一方援助的力度有限、动机自私，甚或指责援助者意在控制受援方，等等。仅由此一点即不难了解，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正视自身的历史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研究者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甚至是微观的史实着手进行研究和澄清，又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工作。

本书第二组收入的是几篇我所涉及的问题讨论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讨论的，也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概念使用的问题，还是针对一个微观或宏观政策形成或实施原因的问题，抑或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现象存在与否、作用大小的问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进而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者是争论。这种讨论或是争论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在相互讨论或是争论之中能够发现各自研究中的不足，带动研究的热情，激发问题意识，从而推动资料发掘与历史研究的一步步拓展与深入。

在这一组中我特别收录了刘统教授批评我的文章，是因为我认为刘教授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和启发相当大。在此之前，我虽然注意到战后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在战后东北国共冲突的文章中提到过，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资料发掘和搜集，包括对苏联方面宣布的援助数据，也没有做过研究分析。1997—1998年，我在《百年潮》杂志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时，讨论到苏联援助作用问题，就因此出了纰漏。其实，我不是不了解苏联方面公布的战后在东北提交给中共的武器装备数字不十分可靠，因此，我在连载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只是大大缩短了中共在东北军事斗争中成功的时间。但是，因为成书速度过快，书中的观点需要稍加注释说明，我未做具体分析研究就将苏联方面公布的援助数字放进了注释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本来就否认苏援作用的一些读者的强烈质疑。相对于一些网友的批评，刘统教授的争论文章是唯一从学术角度对我书中这一注释资料进行讨论的。我虽然并不十分同意刘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和解读，但刘教授的文章却让我获得很多知识，也清楚地了解到了我的问题所在。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我正是在刘教授批评文章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对东北苏援问题上档案的发掘与微观史实的研究。尽管，无论是从战后中共东北军事工业不同阶段成长状况及其实际能力方面，还是从战后苏方不同时期提供援助的具体经过、数量、规模和种类等方面，刘教授和我都还缺乏能够说服对方的更加充分的证据，但是，通过这次讨论，至少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例证也充分说明了历史研究之不易。

本书第三组文章名为“评论”，其实我想着重介绍的是评两位金先生的文章。收入它们，除了两文在报上发表时都受到版面的局限，未能刊完全文，如此可以记录文章全貌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批评别人的著作。

金冲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师长辈的学者，他的研究一向都非常严谨和充满智慧。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本书，却让我感到失望。以身为学生辈的我来评金先生的书，实非我愿。记得当年大家都力推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一书时，我写过一篇有些商榷性讨论的书评，个别朋友就曾劝告过我，对师长辈学人不宜过严苛责。因此，出版社安排我作金先生新书的评论时，我当时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只讲好话，不提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读到书稿后，我发现书中很多地方的观点论述，乃至史实解读，不是我赞同的，因此我还专门写信说明了我的顾虑。可惜，因为当时书稿已经正式排版，已无法再作大范围的研究修订了。考虑到金书几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给他的，其影响一定会很大，而金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史述确有商榷之必要，在征求了金先生本人的意见后，我才下决心写了这篇批评性书评。

批评另一位金先生，很大程度上也是逼不得已之举。本来，他写的《苦难辉煌》一书只是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无甚关系，我从没有想去读，自然也谈不上会去批评了。但是，五六月间，注意到因各方力推，乃至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不仅开始把该书当成“还历史真实面目”的历史著作来读，甚至开始按照该书讲述的某些所谓史实来撰写文章、书籍和影视作品，这不能不让我深感问题之大。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水准日渐提高，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品味也在逐渐提升，纪实文学的影响力本来已经明显下降了。不期然今年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了，该书既非史书，作者也非史家，如此力推的结果，使书中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叙述广为流传，其影响作用可想而知。

我对金书的批评比较尖刻，个别话也讲得比较重，原因是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于极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有人为金先生打抱不平，说我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批评态度，反映出历史学界一些人把历史研究当成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容他人置喙，明显过于霸道。在他们看来，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金先生十五年磨一剑，读书数百本，写读书笔记200余万字，自然就更有了融会贯通、高屋建瓴评论中共党史的雄厚资本。对此，我只想说，相对于平时不大读书的大多数人来说，金先生的确算得上十分勤奋和刻苦，但这不等于说金先生就有了随心所欲地评论历史的资本了。引用孙中山著名宣言，没有读过《孙中山全集》；浓墨重彩地讲述毛泽东、李立三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的表现，不知道该看一下已出版二三十年的国民党“一大”会议记录；重点介绍《民国日报》当年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不知道应该去图书馆核对一下影印版的《民国日报》……这不是用功多少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基本训练太不到家的问题。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到电子网络时代，认识字的人都能到网上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纵谈品评过去的人和事，就更是轻而易举了。因此，说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自然不错。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年轻二十岁，我或许也能有如此野心，睥睨一切，敢以个人之力来重写中国现代政治史。然而，在研究了太多基础的、具体的、微观的和某个侧面、个别线索的历史，发现还有太多问题、太多侧面和太多线索以个人之力很难弄清楚之后，我早已不敢作此等幻想了。

我当然清楚，金先生的真正关怀其实不在历史，而在现实。因此，有没有扎实的研究功力和基础训练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甚至历史的细节及其具体真实与否也不是他写作的目的所需要的。但是，金先生之所以要借助历史来讲话，到底还是因为他知道历史与现实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

中国现代许多历史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之间并没有隔着高山大海，它们只不过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当然会关心我们今后可能会随着这条历史河流漂向何处，但说实话，假如我们太过强调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并据此来剪裁历史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的话，那多半等于我们相信我们在继续前行时可以依靠我们的目力，而不是更多地借助于我们对已经经过的航道、水文、地理的知识，特别是已有过的经验和教训，来应对未来行进道路上的各种情况。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而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杨奎松

2011年8月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苑

读史

历史的湮没与改写——有关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与中共对美交涉再考察

安平，河北省香河县一小镇，位于平津公路旁，当年对平津陆路交通的安全影响甚大。安平事件，即指1946年7月29日在该地发生的一起美军运输车队遇袭，并造成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各种谈及此一事件的文字乃至影视资料，几乎无不断言它是一起美军主动进攻八路军的事件，当日是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在安平“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停战以后》的故事片。片中美方一面假意参与调处国共冲突，一面却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指挥官比却尔少校率领一部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进攻冀东解放区，试图打通平津公路，并以此向中共施压，想要求得到美蒋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当美蒋双方遭到惨败后，美国人为了控制舆论，责令“其奴才国民党代表”李国卿连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意图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嫁祸于我，公布于世。[1]

上述故事的依据，来自官方的历史解读。官方最权威的说法，可见之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其中明确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政府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旋涡。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2]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读国、共、美、苏当时保留下来的各种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可知，安平镇当时并不在中共的实力控制下，属冀东解放区与国民党占据地区交界地带。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下辖之五十三团一部在事件发生前刚刚来安平附近活动，并与马头镇出来的国民党军有过交火。中共通县大队一部这时恰好要护送一批干部去公路以西，也到达该地。29日上午，两部得知美军运输车队将要经过，遂预设埋伏，用两辆卸去轮子的大车横在公路上进行拦截，然后乘美军汽车停车时突然从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发动攻击，试图截夺物资。因为没有估计到随车美军抵抗力较强，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双方互有死伤。三个多小时后，伏击的两部中共军队撤出了冲突地点。[3]

安平事件的冲突双方是中共地方武装与美海军陆战队，这一事实几乎马上就广为人知。不过，由于形象关系，除受袭的美方外，国共两党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后都矢口否认负有责任。特别是由于直接参与袭击的部队开始没有讲实话，以致在这一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是中共军队蓄谋伏击、主动攻击美军，还是美军配合国民党军武力进犯中共解放区，在当时就成了美国、国民党与中共之间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三方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小组，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和相当广泛的调查，因三方各有各的证人，又不可能有中间方居中公正调查和裁判，因此还是弄成了无头案。虽然美国方面很清楚错在中共一方，中共方面事发后不久也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有意改正最初的说法，但形势的迅速变化意外地使中共与美、国两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它最终亦只能将错就错了事。随着中共通过各种方法谴责、揭露美国勾结国民党推动内战，它不仅转移了因安平事件引起的外交危机，还利用美国这时对华政策严重矛盾的情况，将其置于一种道义上十分不利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在安平事件问题上也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对于政治斗争的各方来说，实际结果的有利与否才是关键，事件真相并不重要。因此，从外交、宣传、组织及策略运用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对安平事件的处置过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这一危机处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结果如何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更为关键。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安平事件的发生及处置过程中，清楚地暴露出中共在信息获取和指挥效力上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不论是基层部队的擅自行动，还是高层判断受到不实报告的影响，都使中共中央在涉及对美外交及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一度陷于被动。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意外的改变，中共不再需要美国政府在国共间居中调处，这一事件的交涉谈判很可能会产生出全然不同且对中共未必有利的结果。

当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今人更容易看到中共处置的成功，却更加不易了解真实的情况，特别是不易了解被成功的光环遮蔽起来的种种问题和它们曾经造成过的政治上以及外交上的不利情况。不难想象，如果今人不只是满足于听故事、鼓斗志，而是想要从历史当中发现和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更容易成功的话，就一定要看到历史的真相。

安平事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复杂性的案例。而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国、共、美、苏多方资料，多侧面地重现事件发生后的种种复杂情况，因而也就更容易让我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到这段历史到底是如何发生和如何被改写的。

马歇尔的顾虑与美国方面的克制

1946年7月30日，安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早，即七时三十分，美海军陆战队D.A.瓦顿（D.A.Wharton）将军就在北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只说明：美海军陆战队一支摩托化巡逻部队“昨午十二时十五分于大小沙河村河西务北”，即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的安平镇附近“被袭击”。袭击者是“为数约三百余着制服的中国人”。昨日下午四时美军派了一支有力的摩托化部队与飞机支援他们，双方都有伤亡。“其他无可奉告。”[4]

7月31日，美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部进一步核实了事件发生时的一些细节后，发出了正式的情况说明。内称：

七月廿九日美海军陆战队加强第一师派出一队摩托化巡逻队护送某输送队由津至平，在十二时零五分行至大小沙河村（在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处）时，突遭预伏该处穿着制服之三百余中国部队袭击。双方战斗达四小时之久。美军死一官长、二士兵，四士兵重伤、八士兵轻伤。另有军官士兵各一人因受袭击汽车失事而受伤。中国部队方面，据估计约死十二人，受伤若干不得而知。

该巡逻队共有官长一人，士兵四十一人，分乘设有无线电通讯装备之吉普车二辆、吉普车一辆、一吨重巡逻卡车二辆、二吨半重货车三辆。该输送队包括执行部指挥车一辆，内坐美陆军官长三人，海军陆战队二吨半卡车六辆，内装食物及军用品，均由美海军陆战队士兵驾驶，及行总卡车一辆，由中国人驾驶。运输队由一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此种巡逻队每三日内即往来平津一次，视察公路情况，并护送接济北平陆战队及美军执行部人员之输送队。

肇事地点之地形极适于埋伏战。该处公路两旁为深沟，沟外植有甚高之玉蜀黍。公路之西某村庄对面有小树林一片，该村庄之外围有短墙。大小沙河村距公路约为五百米。袭击者预先在树林与村庄之间公路上置放两辆无轮牛车，作为障碍物，村南角则置一机关枪，恰对公路。巡逻队抵达障碍物停放处时，为首军官方行下车，即有一手榴弹掷来，该军官立被炸毙。紧跟着即有十一枚手榴弹向其他各车掷来，同时袭击者步枪及一机关枪即向公路上射击。迨巡逻队及运输队集中停当，对方火力又从路右三百米处另一丛林及左右两面后翼射来。排长傅兰纳干上士当即执行指挥官职务，令众人掩蔽于路旁沟中。双方攻击直至下午四时始停。

运输队之陆军军官一人亦协同设置迫击炮及重机枪阵地，并指挥射击。四时许路右丛林中中国部队阵地突鸣号声，火力加强，两分钟之后遂止。不久该村墙上挂出白旗。一海军士兵带同二译员乃试向前进，腿部竟中一枪，此即该役中最后之一发子弹。巡逻队嗣即照顾伤者登车，开往北平。大部死伤均系战斗对方突然攻击开始时所掷之手榴弹所炸死或炸伤。全部过程中仅有二人为步枪所伤。

攻击者组织极佳，埋伏亦经事先充分准备。无警告之射击极为猛烈。彼等均着蓝灰色与黄色之制服，亦有着农民服装者。

因当日天气情状不佳，联络中断，陆战队司令部得讯甚迟，派出有力巡逻部队及飞机至出事地点搜索时，攻击者已无踪影。当将不能发动之卡车修整，携阵亡官兵尸体前往北平。次日该队及飞机复返该处，但所见者仅一平静之村落，仅有着灰军装扎裹腿之中国人死尸二具。[5]

这时美国总统特使、负责在华调处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也马上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了此事，并确定了不扩大事态和不公开就此事表态的应对原则。司徒雷登随后与蒋介石见面，双方就此事讨论了四十分钟。比较而言，司徒雷登更倾向于相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而马歇尔则怀疑，这可能是延安近来激烈的反美广播影响到了下边，造成下边的军官们对美国驻军的敌视态度，从而引发了此一攻击行动。[6]

不论二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显然都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中共应当对此负责，并应作出相应的处置。因此，虽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30日即要求派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进行调查，马歇尔却并不认为有兴师动众、另搞调查的必要。在美国方面看来，只要向美方参战人员弄清楚当日冲突的具体经过就可以了。马歇尔明确认为，美军的调查报告是公开的，四十多名官兵亲历此事，人人都可以被自由采访，造假是不可行的。动用军调部三方一起去调查，反而会因为国共对立而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中共一定会认为国民党代表是站在美国代表方面，从而引发无休止的争吵。[7]

实际上，马歇尔还另有隐忧。自1945年12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后，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地在1946年1月5日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在1月10日基本上实现了关内和平。同时，他还成功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使国共两党及国内各党派代表得以齐聚一堂，达成了包括整军在内的五项和平协议。就在中国将要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口，国共两党四五月间在东北的武力争夺使和平进程陷入了严重危机。眼看战争与仇恨开始再度蔓延到关内来，美国政府却还在继续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国民党政府，这就让已经处境尴尬的马歇尔，调处工作更形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还是对共产党方面，他都必须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免美国的中立地位受到更严重的质疑，并形成新的刺激。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放弃此前得来不易的种种政治进展，因此，对刚刚发生的李闻惨案[8]，他需要克制；对这次安平事件，他同样必须克制。

蒋介石的沉默与强硬派的鼓噪

国民党方面最早对此事作出公开反应的是中央社，其30日即发电讯称：“美军卅一人廿九日午分乘卡车十一辆，沿平津公路赴平，途中行经杨村河西坞北大小沙河附近，突遭番号不明之共军三百余人袭击，美军中有伤亡。我军事机关闻讯，已派队前往援救。”[9]

蒋介石是在7月30日晚得到消息的，次日他即电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北平军调处执行委员郑介民，强调：“美国陆战队在平津道上被匪袭击，以致死伤多名。此案事实真相应由行营根究彻究，从速处理，并切实保护平津公路与肃清其两侧之盗匪，以确保治安，勿得贻误。对于美军死伤之官兵，务即代为抚慰，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10]

郑介民当天即电告蒋称：“美陆战队约百名，分乘卡车十二辆及一指挥车，由津来平，行至安平镇（香河西南十公里）为共军伏击，美军即行自卫，战斗四小时，共军北窜。此役美军伤亡军官等三员，失踪三名，伤十一人，击毁卡车二辆。”他并且弄清了中共伏击部队的番号，即五十三团。[11]第二天，李宗仁也去电说明，只是所报美军死伤人数更符合美方公布的数字。[12]当天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电蒋说明情况，电文中除了具体说明“职闻讯后立饬我马头镇驻军一营出动支援，尚未到达，美车队已冲过，于当晚抵平”外，还告蒋：“已饬九二军于午卅抽派四个团向香河攻击搜索该区匪部外，并派副参谋长高松元、冀东五区专员黄任材、县长班长儒等驰往肇事地点，汇集证据。”蒋对此批示：“此案应秉承李主任意旨，彻底查究，获得证据为要。”[13]

中共与美军冲突起来，对蒋而言自然是求之不得。就在两周前，李闻惨案刚刚发生，在国内外激起极大的抗议浪潮，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一致向蒋表示“严重关切”，美驻昆明领事馆更直接出面保护在昆明的中国重要民主人士。安平事件发生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当然会有幸灾乐祸之感。他在日记中不无庆幸地写道：昆明李闻暗杀案虽仍在处理中，然“同平津道上美军被共匪袭击之重要性比已渐减轻矣”[14]。

蒋介石半年来最为反感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所谓“调处”。他再三告诫马歇尔中共奸诈横暴，对和平绝无诚意而徒欲利用美国而已，马歇尔却一直对调停国共抱以幻想。[15]如今，美国人终于得到了教训，但蒋却并不能马上从李闻案件中解脱出来。[16]何况，6月26日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等驾B-24轰炸机投奔延安，并带去一批无线电器材；8月2日空军司令周至柔未得蒋令竟擅自指挥空军对延安机场进行轰炸，更是闹得舆论沸沸扬扬，也让蒋介石颇感难堪。[17]面对这种情况，鉴于美国政府已将安平事件的处置权交予马歇尔，马歇尔不想事态扩大，也反对国民党利用此案大肆宣传，因此，蒋也只好不动声色，并暗中提醒自己：“马既忍受，余亦不加问闻”，为的是不让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利用此案之意”。[18]

但是，蒋介石在安平事件上保持沉默，不等于国民党内的强硬派也会同一步调。

还在7月31日，《中央日报》就公开刊出社论，声称：“今春以来，射击美机美舰拘留美人袭击少数美军之事已报不绝书”，如今，共军更开始大规模袭击美军，当不难了解中共反美情绪已经高涨到了何种程度。此一事件的本质，“是共产党与美国的冲突，也是共产党已经决定不尊重马歇尔的调处发动全面叛变的象征”。[19]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也在8月1日公开发表讲话，声言：“共军在平津路上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之突袭，在此和平商谈声中不异为一严重之挑衅。”[20]

到8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已作出明确分析，指称“共军袭击美陆战队含有险恶政治阴谋”。称各方一致意见是：“共军之动机与目的，主要的为利用美国社会尊重民意之习惯，以制死在华美军之生命，惹起轩然大波，激起美国舆论要求撤退美在华驻军，并停止对国民政府之援助。而其幕后之国际关系，即可造成独霸远东，控制世界之局面。”[21]

同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宣布说：战区副参谋长高松元携同第五区专员黄任材和香河县县长班长儒等，于8月2日晨开始在事发地点实地向附近驻军和当地乡民多方调查，证实：（1）伏击地点为通县、武清、香河三县交界之处，公路两侧掘有深沟，两边田里植有甚高之玉米，适于隐蔽。（2）当地大小沙河6月2日前曾有香河镇警一中队驻扎，因调防至马头镇西南三华里之石槽驻防，该地未再驻有政府武力。（3）当地乡民此前经常看到美军车辆经过，从未发生事故。最近有共军第五三团李敏溪部数百人开始出没于附近村落，7月25日刚刚召集乡民举行过反美运动大会，27日至28日已发现有封锁交通的活动，29日上午七时许即在平津公路上用破牛车设置障碍，并派兵埋伏于公路两侧。美车队到达时，即发生枪战。[22]

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据此发表声明，公开断言安平事件乃中共最高当局企图驱逐美军、发动全面内战的“整个预谋”之一部分。声明称：

一、中共已承认安平事件系共军所为。

二、中共所谓美军进入解放区、国军协同前往一节，纯系造谣抵赖。该地为平津公路，并非所谓解放区。美军输送给养之车辆，每三日即来往一次，且美军经常由津向平输送执行部美方人员及驻平美陆战队之给养，何来国军随同？

三、共军潜入公路区事先于公路上设置障碍物，布匿伏兵，足证此事出自预谋。

四、共军谓当日有国军随行，若然，则国军方面应有准备，何以变出仓卒（促），美军伤亡如是之多，而国军并无伤亡。共军所云，显系杀人后，反行诬赖。

五、美军七人于七月十九日在山海关附近被中共绑架，廿九日美军复遭共军袭击，在十日内连续发生同样事件，必系中共最高当局之整个预谋。中共有悔祸之心，则美军于被绑之后，不致再度遭受袭击。

六、美军驻华系应政府之请，联合国成员国对于另一联合国成员国，有运输受降遣俘之义务。美军驻华，与越南非中国领土、中国军队遵照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驻越南之事例相同。中共妄言为遣俘之驻华美军为侵害中国主权，而加以杀害，盟军将士竟死于共军之手，实令吾人痛悼。共军所以出此下策，其企图为逼迫美军撤退后，在华北各省发动全面内战之野心，已暴露无遗。

中共中央的白脸与周恩来的红脸

在北平担任军调部中共委员的叶剑英，是中共代表中最早获知安平事件消息的。事件发生次日，他就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报告。

7月29日当天，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副司令员毕占云、政委李楚离等就根据参与作战的五十三团指挥员的报告，联名致电晋察冀、冀东军区和中央军委并转北平执行部，说明美军联合国民党军进攻我安平部队。次日，他们又进一步来电说明美军进攻部队的规模，称其进攻部队在300人左右。[23]其29日电称：

七月廿九日十二时半，由天津出来之顽美各七十余，乘汽车到我安平镇一带扫荡抢粮，当即发觉我通州大队，该敌以猛烈火力向我射击，并将该大队驻地侵占，后又向我七支队五连驻地攻击。我伤七亡一，当即自卫，对该顽美军以严重杀伤，美伤十亡廿九，顽伤六亡四，缴自动步枪二，汽车二，美小型电台一，打坏汽车六。对峙至下午四时，天津又来汽车十辆，步兵三百余，飞机四，炮三助战，我即撤出安平。在战斗中才发觉有美军。[24]

几乎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和程世才也发来电报，内容大致相同，所得渠道大致相同，只是对双方参战部队及战场情况的说法又略有不同。其电概要为：

七月廿九日中午，香河县西南之安平镇地区有我驻大小沙河之通州大队突受由天津方面用十七辆军用车开来之美军约六十余名攻击，同时有政府军八十余人参加作战。首先向我通州大队以猛烈火力进攻该大队阵地，占领后继续向我五十三团第五连驻地攻击。激战至午后四时许，美军三百余人，携炮三门，乘军车十三辆，配合飞机四架，由天津方向前来增援。我为避免事态扩大，主动撤出战斗。此次战斗结果双方均有伤亡，美军死伤二十名，顽军死伤十余。[25]

对于中共中央询问安平是否解放区的电报，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副司令员毕占云随即报告坚称，安平是我解放区，但所报我方死伤及缴获数字又有变化。其电称：

安平在日本投降后即被我解放，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曾一度被伪香河保安队侵占，六月三日即收复，后即有我军部队及地方政权人员驻扎。安平有平津公路通过该处，我设有检查站，美军美商时常通过，有几次向我无理射击。这次冲突确系美顽向我攻击，并占我通县大队防地，继向我五三团五连攻击（安平西南公路上），我即起自卫。此冲突确有顽军参加，我们缴有马四匹，步枪一支，我方伤十五，亡四。[26]

尽管冀东军区的报告，内容多有变动，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认定了事实真相，因而一方面于7月31日电令叶剑英等立即向美方提出抗议[27]，一方面电令冀东军区务必立即进驻与美军冲突地点，以利调查取证和向美顽抗议与交涉。[28]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华社公开发表消息，宣布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百四十余人及国民党军一部，于7月29日进攻了冀东解放区香河县安平镇，当地中共军队被迫“自卫还击”。紧接着，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严厉谴责美军与国民党军武装挑衅。宣称：安平事件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各一部武装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向当地守军攻击引起的。“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应道歉赔偿，处分直接负责的军官，公开保证不再向任何解放区侵扰。”社论并强硬主张，美国驻华一切陆海空军必须立即撤离中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29]

虽然，叶剑英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向执行部美方代表当面提出了抗议，但比起延安方面激烈抨击美国的态度来，在南京负责与马歇尔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态度却缓和多了。

直到8月1日，南京中共代表团一直对安平事件三缄其口，没有作任何表示。2日，周恩来才指示代表团发言人公开发表谈话，说明他们了解到的情况。这就是：“（一）中共军确曾与美军发生冲突，并双方均有死伤。（二）安平在中共解放区内，并为驻兵区。（三）与中共军队冲突之美军，乃一武装巡逻队。中共代表周恩来已电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要求派遣执行小组赴出事地点调查，以确定责任。”[30]

在前一天与马歇尔的谈话当中，周恩来的说法也相当委婉。针对马歇尔批评延安的广播歪曲事实的说法，周的态度是：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不论延安的新闻材料报导内容如何，我觉得应该调查实际情况”，“要弄清是非，而不牵扯到别的问题”。他明确表态：只要调查确实有据，“凡我方应负责的必然负责”。但反过来，不应由我方负责的，我方也不能硬担起来。

因为几个月来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擅入中共解放区、引起摩擦的情况，周恩来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过去都不曾发生过武装冲突，造成死伤，在安平“何以会开枪？仅仅是来了二十一辆汽车，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他十分怀疑：国民党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要夺占中共的地方，“是否国民党挑起这冲突”？比如，“国民党知道我方正在等着抵抗他们，又知道美军要来，就故意引起这次袭击，进行挑拨”。他相信：“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并非毫无可能。”[31]因此，非具体调查不可。

8月3日，进一步收到冀东军区肯定安平是解放区和冲突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国民党军的电报，同时又得知国民党空军轰炸了延安机场的消息后，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谈话中更加强调国民党恶意挑拨的可能性。他再三表示怀疑，说：冲突“究竟是怎样挑起来的？有无国民党军在内”？与此同时，他也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表示不明白美军巡逻，“何必到解放区去”！说美军擅入解放区已经有七八次之多了，中共方面已经多次提出交涉，并且还刚刚释放了被扣留的七名擅闯解放区的美国士兵，为什么美军还是“自由行动”，进入解放区不能先向我方打招呼吗？[32]

但与此同时，注意到美海军陆战队经常往返于平津之间的这条公路，周恩来也对美军突然联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解放区的说法颇多疑惑。为此，他在8月初数电中共中央、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并请中共中央转电晋察冀和冀东军区负责人，要求他们务必详查冲突情况，并回答若干可疑之处。[33]

军调部三方之争执与小组调查之难产

还在8月1日，北平军调部国、共、美三委员就通过一项指令，“特命第二十五小组前往调查”安平事件“进攻之部队”和“发令及实施攻击应负责之指挥者及人员”。[34]

在此前后，美方已确定了当日被袭的所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同行人员的姓名，包括指挥官的情况，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相关报告。但接下来的进程却一度无法进行。

据美方代表戴维斯（Davis）向军调部三委员，即饶伯森（Roberson）、郑介民和叶剑英报告称：第二十五小组接获指令后，美方代表和政府代表已经确认下列事实：7月29日正午，由武装保卫之海军陆战队之护送队在平津公路上靠近安平镇之地，与中共部队发生冲突。冲突之地点并非任何军队或居民之经常驻地，而系平津公路上之田野。参与冲突之美陆战队负责人及当天之任务，均已确定。但未获中共指挥人员姓名及当天参与冲突部队在当地之任务。美陆战队指挥官8月5日即到达并在小组会议室等待报告事件之经过，但小组屡次投票，均遭中共代表反对，无法听取美方人员报告，调查形成停顿。[35]

而中共代表黄逸峰则报告称：第二十五小组接获指令后，他即派副代表张蕴钰拜见美方代表，征询对于开始小组工作的意见。因美方代表回复说正忙于搜集材料，故迟至5日小组才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又由于政府代表吴能定开会伊始即对中共代表的资格问题提出异议[36]，因而再度延宕了调查工作的进行。

小组会议终于开始举行后，美方代表戴维斯未经中共代表同意即通知美方三位人员及陆战队指挥官到会以证人资格报告出事经过，且拒绝讨论工作程序，遭到中共代表反对。当美方代表接受中共代表提议讨论调查程序，即认同在程序中安排赴中共地区听取冀东军区代表报告后，国民党代表吴能定又坚决反对，以致调查工作还是无法进行。[37]

对于上项争执，美国方面和国民党方面的反应都十分强烈。郑介民电蒋称：小组迟至今日无法开始调查，是因为共方代表得到延安指示，“初则藉（借）口调查程序问题，继则诬指安平事件系因政府与美军联合进攻而发生”。郑承认，安平事件发生后政府军为根本解决平津路交通安全问题，即开始攻打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香河县城。他强调，这是安平事件发生后所演成的情况。但共方代表却据此要求小组前往正在作战中的香河县城听取中共第十四军分区的报告，企图造成安平事件有政府军参加的证据，将目前的香河战斗与安平事件混为一谈，“以遂其淆乱听闻，掩饰犯罪行为”。[38]

马歇尔对中共代表的做法也极为不满。他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安平事件明明是中共军队对平津公路上美海军陆战队之汽车运输队的一次伏击，执行小组共方代表却饰词推脱，指责美国及中国政府代表在调处执行程序延搁调查，反说自己一直在催促调查进行。“此种情形，使人难以忍受。”他一度打算要美方代表退出第二十五小组会议，由他将美方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但顾虑到“这样的行动正好使国民党里那个阻碍他的停战努力的小集团得到便宜，实际上使军调部的功用化归乌有，而且可能造成全面的战火”，他不得不忍了下来。[39]

不过，对于美国方面的指责，周恩来也有不同解读。他说：事件发生后，我方始终不能与我地方部队直接联系。美方得到了完整的报告，而且同他们的当事人见了面，“我除了延安广播的第一次报告以外，没有得到反映当地行动的报告，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形，苦得很”。我一直在催叶剑英直接派人去看，听司令官的报告，会见证人，不能随便作判断。不仅如此，事件发生后政府军正在进攻香河，安平也已经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了，“客观上小组出发越晚对我们越不利，因为事件发生在安平的公路上，这地区属香河县，政府军正在进攻香河县，情况变化了以后，局势更要复杂，小组去了调查必更困难。因此，我都有电报催小组出发”。故他认为叶剑英的看法是合理的，即拖延小组出发的黑手是国民党代表。因为是他们不断地在小组会上和中共代表唱对台戏，一会儿反对中共代表的人选，一会儿反对到香河去听取中共方面的事件报告。[40]

周恩来也表示了对美方代表态度的强烈不满，称：美方代表认为只要听美方报告，再找老百姓调查就够了，对此我“很愤慨”。“现在战争罪犯在日本国际法庭受审判，都还得听双方的报告，而且美国人可以给他们作辩护。秦德纯（时任国防部次长，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引者注）是原告，还得受被告质问。安平事件不能不听中共方面的报告就作出裁判……这等于缺席裁判。”“即使国、美认为事件一定是中共挑起的，没有国民党参加，也得听中共的报告。”中共代表要求先订调查程序：（1）听取美军陆战队代表的报告；（2）听取中共地方军事当局的报告；（3）听取国方地方当局的报告；（4）听取三方见证人的报告；（5）必要措施；（6）综合报告和结论。“我认为这个提议接受了我的指示，公正并先尊重美方的报告。”程序问题小组讨论四次不得解决，为此“羁延了四天，我们不能负责，也不能责备我们”。[41]

经过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干预，军调部三人委员会几经会议，终于在8月7日同意了中共代表的意见，“成立一分组调查共方报告之香河冲突”[42]。14日上午，三人委员会又基本上通过了第二十五小组及分组调查程序之协议。即：

A.询问及记录目睹之证人傅瑞慈（Freese）少校及丢克（I.M.Duke）君之证言，此二人系执行部人员而搭乘该美陆战队武装巡逻队护送之运输车辆者。

B.询问及记录美陆战队队长贝尔查（Chales Bell）中校及美陆战队参加冲突之人员。

C.访问、询问及记录参加冲突之共军指挥官，及士兵之证言（由政府及中共发给通行证照而由美方在可能范围内供给运输工具）。

D.视察冲突地区并访问及记录其他证人之证言。

E.询问及记录现在天津美陆战队第一师司令官骆基（Lodge）中将，现在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及事件发生地区共军高级指挥官之证言。

F.访问及记录若干其他证人之证言，此等证人乃每一方面所认为为求得此事件之真相所必须征询者。

G.访问、询问及记录中共所称曾参加冲突而政府及陆战队第一师司令官骆基中将所否认参加之国军部队是否事实。

H.召集小组会议准备呈三委员之报告并提出之。[43]

会议结束后，军调部美方委员饶伯森和中共委员叶剑英即于十二时同机飞往南京，分别向马歇尔和周恩来报告调查程序讨论取得之进展，并取得双方的批准。

报载，8月16日上午，即叶剑英、饶伯森从南京返回北平，再度举行三人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小组调查程序的协议才告正式通过和生效。[44]换言之，执行小组调查工作从8月17日才正式开始。

可想而知的矛盾陈述与调查结果

17日，第二十五小组开始按照三方议定之程序，听取证人证言。首先听取的是美方证人的证言。

美方当事人和陆战队司令部的报告，早在8月1日以后就陆续提交上来了。具体的当事人主要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陆战队军官，一部分是在天津办事、29日随陆战队的车队回北平的军官，包括傅瑞慈少校、考奈尔（Connell）中尉、威斯特（West）中士和一中国司机，以及美军参谋肯尼迪（Kennedy）中尉、丢克和一中国司机，还有一位属于第七特务团的美军少尉。28日去天津办事的肯尼迪几人都提到，当天去天津开车路过安平镇附近公路时，就已经遭到过一次枪击，但当时他们只有一辆车，公路上没有设置障碍物，加大油门就冲了过去。第二天他们加入到美陆战队护送的车队返回北平，就出事了。

综合他们的叙述，7月29日这支车队构成如下：

前卫和后卫各有吉普车两辆、一吨重卡车两辆。开路吉普车上载有50mm口径机关枪一挺、无线电一部，后卫吉普车也有无线电一部，另有德式机关枪一挺和60mm迫击炮一门。陆战队巡逻队队长考文（Douglas A.Cowin）中尉乘坐的吉普车跟在开路车之后，其后的一吨重卡车两辆各有数名巡逻队员，并配有勃朗宁自动步枪两支和多支M-1型步枪及手枪。巡逻车队的基干队伍为六辆两吨半重卡车，由巡逻队副队长弗兰克率领，配有轻机枪一挺、迫击炮一门。巡逻车队中间便是他们此行护送的载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的中国海关的七辆运输车及几位中国押运人员，另外还有傅瑞慈、肯尼迪和第七特务团美军少尉分别乘坐或驾驶的三辆汽车。

中午袭击发生时，前车与后车相距有一公里远。首先是前卫车被公路上两辆无轮牛车所阻，考文中尉下车察看，当即被袭击者投掷过来的手榴弹炸死，瞬间约十枚同样的手榴弹分别飞落在前卫的几辆汽车上下炸开，同时车队左前方树丛中有步枪开火，右前方村庄土墙上亦有机关枪射击，车队前卫的美军死伤严重，几乎失去了抵抗力。

随后赶来的卡车上的副队长弗兰克马上指挥巡逻队员各找掩蔽物展开还击。因为美军在公路上被切隔成两段，后面的美军和中国司机在肯尼迪中尉的指挥下将车辆集中在一起，以为防护的屏障。由于美军暴露在高出庄稼地的裸露的路面上，他们看不到隐藏在有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向他们射击的中国人，因此，他们只能凭借机关枪、自动步枪和迫击炮压制袭击者因射击而暴露的火力点。

这样的战斗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车队右前方土墙上出现了一面白旗，弗兰克指派一名陆战队员连同一名中国译员前去询问，结果该队员被一枪击中腿部倒地。

随后，中国袭击者的一次号声过后，所有的射击完全停止了。意识到战斗终止后，弗兰克马上指挥抢救伤员，并发动车辆，驶离了冲突地点。

据所有目击者称，中国袭击者多戴着“日本式的劳动帽”，制服不齐，有着浅褐色者，有着浅灰色者，也有着标准的农民服装者。袭击者最初的攻击极有组织，非常凶狠，但火力较弱，无迫击炮，美军主要的伤亡都是袭击者投掷的手榴弹造成的。[45]

8月17日开始、至20日才结束的对美方证人的质询，主要对象是傅瑞慈、丢克、肯尼迪和美陆战队驻津第一营营长贝尔查中校。据报称，“在调查进行中，几无一分钟休息，三方组长聚精会神寻取材料，尤以共方代表之质询为多。黄逸峰氏每次均以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对证人提出连串问题，显欲在此质询与报告中获得有利共方之答复，以之说明过去中共所声明美军与国军共同进攻解放区，最少亦企图求出错误责任在美方之结论”。但美方证人在质询中陈述的都是经历过的事实，因此只有因当事人不同，看到的战场情况略有差别，整个事件的起因、过程和车队整体的情况，没有任何编造的痕迹。唯一与书面报告不同的一点新情况，就是傅瑞慈少校告诉调查小组，他7月26日从北平至天津的行车途中，在此地就已经遭到过十余发步枪子弹的射击。[46]

21日至23日，小组美方代表马丁（Martin）、国民党代表张叔衡、中共代表黄逸峰及雷任民等赴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分区驻地香河县调查。小组在香河中学听取了中共方面证人王智涛（冀东十四军分区副司令）、李庆春（五十三团五连连长）、王恩潭（通县大队二连五班班长）、马德明（战士）、何卓然（区长）、王槐邻（村民）、高玉成（小商人）、曹汝明（农民）的报告。

中共方面证人的报告显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1）事件发生时安平系中共解放区，有征收公米单据作证。（2）7月29日冲突是美军武装车队先向中共军队开枪，中共军队以为是国民党军又来进攻，遂自卫还击，及至反冲锋缴获吉普车，才发现有美军参战，指挥员立即下令吹号撤退，在撤退中受对方猛烈火力攻击，中共方伤亡达18人之多。（3）下午四时左右，由通县方向开来国民党军两批，由天津方向开来20多辆卡车，运载美军400余人，配之以飞机多架向安平进攻。当晚，美蒋联军占领安平。（4）几天后，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在美军一部300余人的配合下，分三路进攻中共军队香河营地，第二天撤至安平，整修碉堡工事。[47]

23日，第二十五小组分小组下午抵达香河，成员为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国民党方面吴能定中校、译员张义、联络官史子钧少校等三人，中共代表为武可久上校、参谋金子谷少校和译员杨诚。24日至27日，分小组分别听取了当地中共军方和国民党军方的报告。[48]

按照程序，第二十五小组于24日抵达安平，对冲突现场进行勘察，并听取国民党方面组织的当地人士的证词。由于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现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第二十五小组中共副代表雷任民回忆，冲突发生后，他们就很快派人将公路上的破牛车“从横向位置顺了过来”，并找来了破车轮，造成“牛车的位置和车辙印是顺直的，车轮是损坏的”假象，以“表明当时的情况是：正在行驶的牛车坏在了公路中央，阻挡了美军的车辆，从而引起了误会”。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注意把7月29日冲突的现场，与第二天国民党军队攻占安平镇的距离29日公路冲突现场有数百米之遥的战斗现场联系起来，以便得出“美军开枪袭击我哨兵后，立即从这一现场直接向安平镇我方守军进攻，从而引发了事件”的结论。[49]

同样的情况，占据安平之后，国民党方面也为应对执行小组的现场调查煞费苦心。只不过，中共方面在安排证人问题上做得十分精细。“他们选了一些有文化、有头脑、口齿清楚的干部作证人。部队是团长任营长、排长任战士；地方上由地委选派。雷任民把他们召集起来，把这项工作的政治意义和必要性讲清楚。然后向他们交代怎样回答询问，并以调查人的身份提问，让他们回答，反复进行演练。”[50]而国民党方面却做得漏洞百出，他们只是由香河县县长带着武装人员坐着汽车到安平，召集周围各庄农民开会，威胁农民，并强迫各庄保长签字担保，靠壮丁队进行布置和指派证人。

26日，小组听取国民党方面证人班长儒（国民党香河县县长）、曹玉亭（商民）、谢广山（牛车主）的证词。曹玉亭在报告时竟信口胡诌，声称看到共军缴获两辆美国军车，是由共军捉走的两个美国兵帮着开走的。此说一出，全场哗然，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拍照，竞相询问细节。因为事件发生后，美海军陆战队从未提到过有两名美国士兵被俘或失踪的情况。美方代表反复询问曹，曹却一口咬定，坚不改口。最后美方代表愤愤地要求休会。中共代表则抓住这一虚假证词，反对休会，直言这样将使该证人有充分时间篡改证词。

当天，整个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黄逸峰致函周恩来，就特别说明了这一情况。函称：国民党方面指定的本地证人证词，大量虚构。“如说‘美军仅车二三辆’；‘美军被俘二人曾将吉普车开入解放区’；‘当日并无飞机出动’等等，都不能成为有力之证据。”如今日询问国民党方面指定证人曹玉亭时，“‘美’‘国’两方均感其证言虚构，中途停止询问，明明企图给证人以串（篡）改证言之机会。经我反对，‘美’‘国’两方藉（借）口我不信任证人，强令休会，调查工作遂陷于停顿，明日可望恢复调查工作”。

据黄总结，此次调查基本上可以得出的对中共有利之证据至少有五点，即：“（一）安平为我解放区之一部；（二）美军于廿九日在天津出发前确有充分准备，人员武器、电台设备均较经常巡逻不同，且于上午十一时曾接到天津美军十一团团部之警告；（三）美军增援部队曾用飞机在安平上空扫射，有遗留之子弹夹壳为证；（四）安平系于七月廿九日以后为政府军占领者；（五）在安平战斗时（期）间，于附近曾有持青天白日旗而与美军无敌意之部队四五十人向安平方向前进。”

当然，黄亦承认，上述证据都不能证明延安所认定的几大关键问题，即“关于当天究系美军、国军或共军先行开火，国军参加战斗情形等等”，“三方各异其说”，未能找出有力证据，“尚有待进一步之证明”。鉴于目前情况，“现我已准备材料，万一谈判破裂，即可随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51]

事件真相的发现和中共的妥协设想

所谓向联合国控诉，是中共中央计划当此一事件调查闹到不可开交时，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手外交策略。8月10日，毛泽东就曾以中共中央名义专电给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称：“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52]

从毛电可以看得很清楚，毛发电时是坚信中共代表掌握着“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的，因而不怕闹到联合国去。事实上，不仅中共中央，就连叶剑英等也始终相信冀东军区的报告。周恩来虽有怀疑，但因冀东军区始终坚持前说不改[53]，故他也只能再三要求叶等想方设法取得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即使无法找到美军和国民党军主动进攻的有力证据，黄逸峰也还是要准备“控诉材料”。但他不清楚的是，就在毛泽东发出上述指示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发现：“国、美进攻”的宣传不真实！

原来，7月29日发生的安平事件，确如马歇尔所判断的，正是“延安广播影响到了下面，影响到下面的军官们对美国的态度”[54]。

自东北四平、长春争夺战失利，蒋介石态度日趋强硬之后，中共中央对美国听任蒋介石在东北为所欲为即变得极为反感。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进行审议，更激起毛泽东极大不满。6月22日，他破天荒地亲自发表声明，怒斥美国自抗战以来就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军事援助的办法，帮助国民党进攻和封锁共产党，如今更以驻军和枪炮来支持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自此，中共中央从马歇尔来华后尽可能保持对美友好的态度，一变而走向了极端敌视美国政府的态度。毛泽东公开宣布：“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55]

两天后，中共中央作出明确决定，要求各中央局并各地党组织，立即展开群众性的反美斗争，务必使群众认清美国对华军事干涉的实质，和蒋介石政府之美国殖民地的性质，动员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分电美国政府、国会、群众团体、社会名流，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撤回驻华美军，否决军事援华法案。当然，采用这种方法，说明毛等这时对影响美国改变政策仍抱有些许期望。故其指示中仍特别强调：“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亦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对美方公正人士与普通人员仍应争取其同情。”[56]问题是，和中共历来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效果一样，这种反美运动一旦掀起，要基层干部和党员分清美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显然没有可能。特别是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七七”宣言，尖锐抨击美国政府之后，即使它再三强调“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57]，客观上冲突仍难避免。因为在部队中进行反美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下级官兵产生仇视美军，甚至想要给美国人以教训的心理。

安平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5日，中共第十四军分区进抵安平一带的部队，就专门召集民众，举行过抗议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群众大会，部队官兵对美军的敌视心理正在亢奋中。一连几天，见到美军汽车，士兵们往往就会开枪射击以泄愤。29日袭击美军车队之举，虽然是基层指挥官组织的军事行动，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发生后，因为参与袭击的两支部队都散在外面，再加上这些地方部队的指挥官，很少受过正规部队的教育，习惯了打伏击、捞好处，对上却往往只报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此没有讲出实情，故第十四军分区和冀东军区最初得到的信息就不真实。等到一周之后，十四军分区领导人分别从两支部队干部的矛盾陈述中发现问题，进一步追查，这才发现此前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报告对事实的描述严重失误。

8月10日，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楚离根据十四军分区的报告，再次电告中央，订正了此前的说法。新的电报对7月29日冲突发生经过是这样说明的：

我驻香河之第五十三团五连，由该团参谋长彭光率领，于七月二十六日进到王家板一带，二十八日与马头（镇）出扰之敌二百余在大曹庄大柳树一带激战。二十九日一个排（约三十余人）于十一时将由河西务开来一商人汽车挡住，据称后边有美军汽车十余辆，满载弹药。此时适遇通县游击队长马子聪率领通县大队二排（三五十人），游击队十余人，及区级干部二十余人过平津公路以西去坚持工作，到达安平。彭、马乃商量伏击开来汽车。五三团一个排位于安平南约三公里之汽车站附近，通县大队一个排（三十余人）位于汽车站南半里多之西侧田野，并以大车二辆放置汽车站附近之公路上拦路。十一时由河西务方向来汽车十七辆（车上无美军旗帜标记）至拦路大车时，发现我部队，先行开枪，向我射击，我还击，被我通县大队击退，我五三团部队向前冲去，缴获汽车二。对峙四小时后，由天津北平各开来汽车二十余辆，载美顽军各二百余人，并由北平飞来四架飞机助战。此时我即退出战斗……伤十八，亡六，缴获装有无线电台之吉普车一辆，大吉普一辆，重自动步枪两支，轻自动步枪两支，七九马步枪一支，美国子弹五百余发，钢盔一个，估计美方伤卅余人，顽军四十余人。

依以上情况判断：（1）实际上顽美系由津向平押送军火或移防，并非向我进攻；（2）内中确有一部顽军；（3）我部队开往安平系为了打击顽军，但闻美军开来时，我即准备谋毁其汽车进行布置，未预料到顽伪（美）兵力多大及战斗力如何。[58]

新的情况与原有宣传最大的不同在三点，即：（1）两支部队此前均未驻防安平，都刚来安平不久；（2）美军并非进攻安平；（3）主动进攻或袭击者，确系中共军队。但新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原有宣传之点也很显然，即它仍强调：（1）是美军先行开枪，向我射击，我还击；（2）车队是顽美联合，内中确有一部顽军。

突然出现的情况，让周恩来、叶剑英等顿时陷入到外交困境中去了。周恩来当即致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愤然质问“安平事件究竟如何”[59]？中共中央对冀东军区的谎报，自然也极其不满，故也严令冀东军区要据实查报事件详情。[60]

但是，实情归实情，在擅长谋略的毛泽东看来，如果美军确无进攻意图，也没有国民党军队协攻，宣传内容固然要变，但只要是美军打的第一枪，宣传的方针就不用变。因此，他的意见是：“一定要肯定美军打第一枪的事实。”[61]有了这一条，理就在我这边。

由于注意到不能按照先前美军进攻安平的事实判断，要求军调部中共代表往落实美军进攻的方向上用力，故中共中央于8月11日致电叶剑英，并告周恩来称：不管美军是否意在进攻，根本的问题是：“美巡逻队武装开入我解放区，既未事先通知我方及车上未悬美旗（这是美方没有否认的），先向我军开枪进攻，事后国美双方将安平地区武装占领……这是对美方不利，对我方有利之处。”“你们应强调上述事实，提出要求国美双方武装立即退出安平地区，并恢复午廿九日以前原状，否则一切调查已由国方摆布，必无公正结果。”[62]

但新华社的相关报道，已经开始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负责交涉谈判的周恩来等颇为被动，对此已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同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负责人均联名致电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安平事件，因“无任何详细情报，仅据冀东来电发表”，冀东亦未成立新华分社，“电台联络亦数日不通，致催询详情之电经常积压”，“新华社发表消息时亦未能详细研究，亦未向中央详细报告，遂造成此次之前后不符”的情况。中共中央也已注意到此一问题，故明令“各地此后报告军事与外交消息时，特别注重迅速准确，如不能判断绝对准确，必须注明”。[63]

既然明明知道美军没有主动进攻解放区的意图，且确是自己的部队设计伏击美军车队，再继续拿美军先开枪与之纠缠下去，只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中共中央考虑再三，还是于16日再电周恩来、叶剑英，提出了妥协的设想。电称：

詹李十日电证明美方非主动向我进攻，同时美方坚决否认当时有国顽参加，我亦未获具体证据。目前我对安平事件处理方针似宜采取承认误会，实行双方道歉，双方不提要求的方法和平解决，或仍坚持原案，咬定美顽双方配合向我进攻。如美不认错，则准备向国际控诉。上述两法，互有利弊，请周叶考虑以何者为宜，并速电告。

如坚持原案，对我有利者为美军武装巡逻队侵入我解放区，先向我开枪，事后配合国顽占我安平镇，同时此事自我扩大宣传后，已引起若干方面对我同情。但对我不利者，上述坚持部分既与事实不符，在进行实地调查时难免有漏洞，更难收场（因调查时美方可能从细小枝节上进行盘问调查）……可能造成各方（包括马司饶等）不良印象，增加我党今后对美外交之困难。

如采取承认误会的方针，对我不利者，为我方对此事宣传甚广，突然改变，可能造成若干误会，并予美方向我反攻机会，但如此处理与当时实情相符，易于应会和说服各方，使美方不致中顽挑拨毒计，并可给马司饶等好印象。同时我可指出此事为我当地地方部队的误会行动，说明此种不幸地方事件发生的原因，完全出于误会，而且美我双方均应负责，美方责任是在国顽不断向我冀东进攻抢粮之时……竟派大批武装巡逻车队进入我方早已存在战斗状态的地区，既未事先向我通知，又未挂有旗帜标记，且向我开枪，造成双方互有死伤的不幸事件，并事后配合国军占领我安平地区等等。[64]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承认：（1）美方非主动向我进攻；（2）事件发生时并无国民党军队参与。而且开始承认：安平并非是在自己军事控制下的解放区，只是“我方早已存在战斗状态的地区”。实际上毛泽东自6月下旬以来一边鼓动反美，一边再三提醒各级干部“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仍要“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特别是马歇尔，因为“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故他这个时候反美显然还是有分寸的。他也不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刻意否认事实去造成马歇尔、司徒雷登乃至饶伯森等人的恶感。承认中共一方有过失，美军一方也有过失，通过双方各退一步来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恐怕是目前最理想的一种办法。

然而，让中共中央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当天，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因为，在十四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等进一步的追问下，参加袭击的部队干部最终讲了实话。他们承认，不仅美军没有进攻意图、车队中没有国民党军，甚至也不是美军首先开枪，而是“我方先开枪”。注意到事实与过去汇报的完全相反，曾雍雅感到情况严重，马上电告了冀东军区，并请其转报给中共中央。但是，身为前线直接面对美国与国民党方面调查人员的最高指挥官，他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愿马上全盘推翻过去的说辞，承认整个事件都是自己的部下主动袭击造成的。因此，曾雍雅在电报中一面承认说：“七月二十九日美军汽车开到时，系由我方先开枪”；一面又专门要求冀东军区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定不能完全改口。他的建议是：“谈判时我决不能承认（我方先开枪这一点——引者注），就说廿五日接到情报，河西务敌准备出来抢粮，当时误以美汽车为抢粮之敌。”[65]

连美军先开枪都无法再坚持，要让美方承认对此事也负有责任，就更难了。对此，就连一向不主张太过强硬的周恩来，也怀疑现在改口和让步是否明智。鉴于情况如此复杂，中共中央自然也犹豫起来，决定拖一下再说。

大战将至，何顾安平？

周恩来的顾虑，有着十分现实的理由。不是因为安平事件，而是因为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安平事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时候大可不必、也绝不应当出来承认自己一方的过错，给美国，包括给国民党，提供更多可以用来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8月7日，司徒雷登明确电告美国国务卿：我今日已将蒋委员长与中共继续和平商谈的先决条件交给了周恩来。这些条件是：

1.苏北共军撤至陇海路以北；

2.共军自胶济路撤退；

3.共军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地区撤出；

4.共军须退至东北北部两个半省内地区；

5.共军须撤离于6月7日后所占一切地区；

6.放弃地方行政尤其是苏北地方行政，但共产党总部可允许保留。[66]

对此，中共中央表示了断然拒绝的态度，坚决要求先停战，再谈其他。

三天后，即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鉴于继续居间调解国共冲突已无可能，在最后与周恩来就蒋介石的条件问题沟通无效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大公报》就此所做的报道简单明了。其标题即是“和平商谈已告失败”。内称：

马帅司徒大使于十日晨与周恩来商谈后于午后一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国共双方对重新配置军队之若干问题不能接近，停战无成立协议之可能。自六月七日开始之停战商谈，至此遂宣告无结果而结束。其症结即在所谓地方行政问题。政府于六月十九日提出整军方案之补充方案，规定中共须自苏北热察冀东胶济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撤出，中共表示无法接受，商谈即陷僵局。其后再经马帅与国共五代表会商折冲，求取妥协，终未能成功。最后司徒大使就任后，亦曾居间努力调停，于六日自牯岭带京蒋主席之商谈意见五点，大体与六月十九日之整军问题补充方案相同……中共当表示不能接受，并建议首先停战。商谈毫无进展。马帅八日返京，九十两日与周恩来两次商谈。十日晨之谈司徒大使亦参加，折冲再四，国共双方在此所谓地方行政问题上绝无接近之可能。商谈遂在万分无奈之情绪下无形宣告结束。[67]

注意到整个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尽快结束调查，争取按照原定的妥协方针，照顾美方态度，各让一步，努力和平解决安平事件。[68]

但是，就在中共中央准备作出妥协的时候，却传来了美国政府有意向国民党政府转让战时剩余物资的消息，这再度强烈刺激了延安方面，乃至周恩来的神经。周受命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69]而马歇尔的解释是，剩余物资的转售早在1946年初就已经讨论并决定了下来，它们只会对中国的经济恢复有好处，涉及可以用于作战的军事货品，美国政府已经下令暂停提供和援助了。[70]

8月31日，美中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出售协定》，原值8亿多美元的美国在西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剩余物资，如大批卡车、交通器材及军用被服等，以1.75亿美元的廉价转让给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共方面看来，这些物资只会使坚持要使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国民党变得更加强大，从而也更加有恃无恐。

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叶剑英等，明确认为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他宣称：“马、司调解完全失败，国方仍坚持内战独裁方针不变，美国若不改变政策，只有使执行部及其小组宣告解散。……现时斗争已临最后一幕，中心对美，只要使马、司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71]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当然也不再去设想如何“拉拢”住美国人了，从而对安平事件的态度再度强硬起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叶剑英称：

安平事件调查结果暴露国顽伪造人证物证，矛盾甚多，对我基本有利，我们可继续采强硬态度，指出在国军不断向我冀东各地进攻时，大批美军进入我解放区，事先未向我作任何通知，显属有意侵犯我主权，对安平不幸事件应负全责。尤其事后协同国军武装占我安平镇，更属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与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只有美方向我正式道歉，并撤退安平国军，始可和平解决，否则宁将此事变为悬案，拖到于我有利时再解决，或者各自对外公布真相，便利我揭露国美双方，请斟酌处理。[72]

9月初，军调部有关安平事件的调查和谈判工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局。据叶剑英报告称：争论的焦点是谁开的第一枪。美方坚持是中共方面首先袭击运输车队，挑起冲突；中共方面则坚持是美方首先挑衅，进攻安平镇，中共方面才被迫自卫。美方承认在受到袭击的第二天进攻过安平镇；中共方面说战斗只发生过一次，美军是在同一天袭击了哨兵后立即攻击了安平镇。国民党代表出面调停，说：这个不幸事件看来确实是一个误会。但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应当是中共军队先开的枪，美军还击属于自卫行为。中共代表立即驳斥国民党代表的意见。几番争论下来，结果还是各说各的意见，各写各的报告。后来中共方面决定，可以由叶剑英向美方表示愿以双方互称误会解决问题，但美方未作答复。[73]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随即单方面宣布了自己的调查结果。它认定，冲突现场的地形极有利于设伏，现场到处都可以发现由路边田野、树丛、坟地向公路射击的弹痕。因此，共军有计划地袭击美军运输车队乃为不可争之事实。[74]

美国方面随后也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宣称：“共产党军队伏击美国海军陆战队护送的军调部汽车大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结果死海军陆战队三人，伤十二人，当时并无国民政府军队在场或卷入此事件。”[75]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76]，中共代表团之后也单方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由叶剑英发表声明，要求美方：（1）向我方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3）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4）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黄逸峰则当场宣读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书》。

报告书认为，安平事件之全部责任，均应当由国美双方负之。说中共军在自己的地区内，对美军进攻采取自卫行动无可非议。且一旦发觉有美军参加，立即号令停止抵抗，忍痛撤退，以免事态扩大，实属仁至义尽。称在这一事件中，美军不但侵犯中国主权，实应负有参与中国内战之极大责任。为避免安平事件重演，报告书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驻军，首先撤退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在未撤退前，应在驻地对国共双方保持完全中立，不得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的行动，不得运送国民党军队军火，不得代替国民党军队保护交通要道、桥梁、仓库等。如因故要进入解放区，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报告书同样要求国民党和美国双方应向中共道歉，并赔偿中共因安平事件所引起之损失，惩办美军，包括随后进攻安平之国民党军之直接指挥官。[77]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还希望能够在揭穿美国帝国主义真面目的同时，尽可能不要全面破裂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利用马歇尔等人，在必要时通过调处给自己以帮助；到了这个时候，这种需要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实，还在8月上旬，毛泽东就已经在公开宣传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为全党全军打气了。[78]9月27日，他在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信中专门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目的。

他说：“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79]

既然全面开打已不可避免，马歇尔的调处作用自然也就不需要了。既然连美国政府中唯一对中共有些用处的马歇尔之类都不必理睬了，安平事件谁是谁非当然也不用去理会了。10月27日，周恩来电告延安及叶剑英等“安平等事件均可成悬案”[80]，亦即可以置之不理了。

安平事件的真相由此再难得到澄清，而中共此前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合国民党军在安平进攻中共解放区，遭到中共军队有力还击的宣传，自然也就随着政权更替变成了正统历史的一部分。安平事件也因此成了战后美国近代以来“侵华”的一个历史记录，成了战后美军在华种种劣迹中最著名的一个历史见证了。

原载《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1] 《停战以后》，互动百科词条，http：//www.hudong.com/wiki/%E3%80%8A%E5%81%9C%E6%88%98%E4%BB%A5%E5%90%8E%E3%80%8B。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55页注释300。

[3] 有关事件真相目前也有不同说法，如彭德怀前军事秘书王亚志的说法是：“当天有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工作人员押送两大卡车救济物资由天津送往北平。同时有美军几辆吉普车随后同行。我冀东地方部队无组织、无纪律，擅自对车队射击，酿成冲突，责任在我方。”（转见http：//adfxtl.blog.hexun.com/7382737_d.html）刘晶芳教授则提出：“实际情况是，7月28日，驻守在平津公路旁安平镇附近的冀东军区部队的一些战士，想捞外快，擅自行动。他们在公路中央横着放了一辆牛车，迫使美军汽车停下来，然后开枪把押运的美军打跑了，缴获了车上的物资。7月29日，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前来报复，中共驻安平部队迎战，双方互有伤亡。”（《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但王的说法未经研究论证，他对当日受袭美军车队和冀东部队行为的描述均不准确。刘的说法既未见史料支撑，也与各种已知史料不合。

[4] 《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7月30日，第2版。

[5] 《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8月1日，第2版。

[6] 参见《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6年8月7日，肯尼斯·雷等编，尤存等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6页。

[7]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3日；《周恩来关于马歇尔对小组至安平事甚踌躇致叶、李并中央电》，1946年8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注22甲。

[8] 7月11日、15日，国民党昆明军事当局指使部下接连以残暴手段暗杀了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时称李闻惨案。

[9] 《平津公路上美军遭袭击》，《中央日报》，1946年7月30日，第1版。

[10] 《蒋主席令李宗仁主任从速处理美军在平津道上被共军袭击事件电》，1946年7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第201页。

[11] 《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遇袭情形电摘要》，1946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3页。

[12] 《李宗仁主任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被共军袭击经过及善后处置电》，1946年8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2页。

[13] 转见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2859页。

[14]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3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15]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1日、4月30日、5月7日、7月13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16] 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35—638页。

[17]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曾痛加责备，称其在这个时候实施报复，实属无知而专增困扰，可痛之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7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1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5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19] 《小沙河事件的本质》，《中央日报》，1946年7月31日，第2版。

[20] 《平郊美军被袭事件中美双方均极重视》，《中央日报》，1946年8月2日，第1版。

[21] 《共军袭击美陆战队含有险恶政治阴谋》，《中央日报》，1946年8月3日，第1版。

[22] 《十一战区发表美军被袭经过》，《中央日报》，1946年8月4日，第2版。

[23] 《詹李毕王关于美顽进攻我五三团致中央军委并转执行部电》，1946年7月29日、30日。

[24] 《詹李毕王关于美顽进攻我五三团致中央军委并转执行部电》，1946年7月29、30日；并转见《聂、刘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等七月卅一日电致中央》，1946年8月1日。

[25] 转见纪学、曾凡华：《蓝色三环》，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02—403页。

[26] 《詹毕关于安事事件情形致中央电》，1946年8月6日。

[27] 《中共中央关于向美方提出抗议冀东事件的指示》，1946年7月31日。

[28] 《中共中央关于与美军冲突撤退地点应即进驻给詹李并叶李电》，1946年8月1日。

[29] 《论安平镇事件》，《解放日报》，1946年8月3日，第1版。

[30] 《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8月2日，第2版。

[31]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7—578页。

[32]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3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1页。

[33] 《周恩来关于安平事件请查告下列各点致中央并叶李陈电》，1946年8月3日；《周恩来关于请查告安平冲突详情致中共中央并请转肖程詹李毕电》，1946年8月4日；《周恩来关于请弄清安平事件致叶李并报中央电》，1946年8月6日，等。

[34] 《军事调处执行部给第二十五小组的指令》，1946年8月1日，《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2页。（原件系中共代表团提供给苏联大使馆，后藏于俄国外交部档案馆。感谢余敏玲教授提供复印件。）

[35] 《美方代表向三委员之工作经过报告》（原件无日期，判断应在8月7日以后至11日之间），《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47—48页。

[36] 因中共方面最初提出参加第二十五小组的代表人选层级较低，后改派黄逸峰，遂得到美、国两方的通过。可参见《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1946年8月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7页。

[37] 《中共代表向三委员之工作经过报告》，1946年8月3日（原日期不确），《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原件系中共方面当年提供给苏联驻北平领事馆参考的军调部工作资料汇集），影印件，第41—44页。

[38] 《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上蒋主席报告军调部决派小组赴安平调查美军被袭事件电》，1946年8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5—206页。

[39] 参见马歇尔著，梁敬译注：《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320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75页注22甲。

[40]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1946年8月9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6—587页。

[41]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1946年8月12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05—608页。

[42] 《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上蒋主席报告军调部决派小组赴安平调查美军被袭事件电》，1946年8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5页。该分小组正式成立于8月9日，见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43] 《军事调处执行部致第二十五小组指令》，1946年8月10日，《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127页。注：另据《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大事纪要·第二十五执行小组大事纪要》（台北）1946年8月14日条可知，该指令基本通过时间当为8月14日上午，而非10日。且14日之通过，亦仍须进一步取得南京马歇尔、周恩来等批准，方可正式颁布及生效。

[44] 《调查安平冲突》，《大公报》，1946年8月17日，第2版。

[45] 《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司令部关于安平事件之报告》，1946年8月；《I.M.丢克关于美海军陆战队护送队在平津公路上被袭之报告》，1946年8月2日；《肯尼迪中尉的报告》，1946年8月；《傅瑞慈少校的报告》，1946年8月，《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28—30、119—120、121—122页。

[46] 《调查安平事件》，《大公报》，1946年8月17日，第2版。

[47] 参见伊人等：《曾雍雅将军在香河》，政协香河县委员会编：《香河文史资料集存》第2辑，第41页；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48] 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49] 《雷任民回忆》，1997年6月，参见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50] 《雷任民回忆》，1997年6月，参见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51] 《黄逸峰致周恩来函》，1946年8月26日，《关于安平事件一般备忘录》，影印件，第143—146页。

[52] 《中央关于安平事件后准备宣布国、美攻我证据致周、叶电》，1946年8月10日。

[53] 如詹才芳、毕占云、李楚离等8月6日、7日即两度回电坚持前说。《詹李毕关于安平事件真相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8月6日、7日。

[54] 《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

[55] 《毛泽东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1946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08—209页。

[56] 《中共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16—217页。

[57] 《中央关于发表“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30—231、236—239页。

[58] 《詹李关于安平事件调查致中央电》，1946年8月10日。

[59] 《周恩来关于安平事件究竟如何致毛主席中央并叶李陈电》，1946年8月10日。

[60] 《中共中央关于安平事件究系何因务必确实报告致詹毕李电》，1946年8月11日。

[61] 参见伊人等：《曾雍雅将军在香河》，政协香河县委员会编：《香河文史资料集存》第2辑，第40页。

[62] 《中央对处理安平事件给叶剑英并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1日。

[63] 《陆定一、胡乔木、余光生致恩来同志电》，1946年8月11日，《胡乔木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64] 《中央关于安平事件解决方案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6年8月16日。

[65] 《冀东军区詹、李、毕转十四分区电致中央》，1946年8月16日。

[66] 转见《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第7—8页。

[67] 《大公报》，1946年8月10日，第2版。

[68] 《中共中央关于安平事件以和平解决为好致叶李并周电》，1946年8月13日、22日、27日。

[69]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第704页。

[70]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31—232页。

[71] 《周恩来致中央并叶剑英、李克农电》，1946年8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34—635页。

[72] 《中央关于安平事件可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致叶、李并周电》，1946年9月6日。

[73] 《叶剑英致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电》，1946年10月。

[74] 《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大事纪要·第二十五执行小组大事纪要》，1946年9月4日条。

[75]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75页注22甲。

[76]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安平事件报告致叶李张并告周董电》，1946年10月3日。

[77] 转见刘晶芳：《安平事件的历史真相及评价》，《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3期。

[78]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92—1193页。

[79]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

[80] 《周恩来关于安平等事件均可成悬案致叶并中央电》，1946年10月27日。

中共也曾试过“和平土改”——有关战后中共和平土改政策的尝试与可能问题

引言

今天，谈到中共的土改，想到的一定是“斗争土改”或曰“暴力土改”。涉及土改运动的最大的一个争论问题，也仅仅是这种斗争，或者暴力，究竟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是保持在某种道德的或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呢，还是发生了严重扩大化或极端过火的情况呢？至于说“和平土改”，至少在1951—1952年那个时候，是受到激烈批评并和政治错误联系在一起的。影响到今天，只要提到“和平土改”这个概念，一定是台湾国民党的土改，抑或是日本、韩国的土改，断不会是中共的土改。

所谓“和平土改”，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强调它的土改性质，也就是要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层是强调它手段的和平或温和，即不是用暴力或斗争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历史上中共对地主的态度和政策，基本上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和平的办法，即把地主视为统战对象，不动地主土地，如抗战时期；一种是抱以革命的态度，把地主当成敌人来打，实行没收土地政策，如苏维埃时期或内战时期。因为抗战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时期，因此，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就是中共在农村的例行政策。

用革命的方法没收地主土地也包含有两层目的：一层是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需求；一层是要通过剥夺地主土地财产的办法来彻底打倒地主权威，根本改造农村社会。因此，用和平的或温和的方法来获取地主土地的做法，在中共的理论层面或政策层面，就注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斗争是绝对的，无论苏维埃时期，还是1947年北方根据地推行大规模的土改斗争，哪怕是1950年全国新区掀起土改运动高潮，中共领导下的土改斗争，基本上都采取农民用激烈的手段斗争和剥夺地主、富农的做法。这种做法几乎每次都造成了乱打乱杀的偏向。每次发生乱打乱杀的情况时，中共中央也大都出面纠偏。但是，反对“和平土改”，始终是中共土改运动中一项不变的政治任务。[1]这是为什么，直至今日，凡提到中共土改者，必和阶级斗争的激烈手段相联系，很少会有学者真正相信，一向主张“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2]的中共中央，也曾经有过和平土改的认真设想与尝试。[3]

值得注意的是，在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中共中央确实曾经尝试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农村地主土地占有的问题。虽然，这种尝试的时间很短，试点的范围也较有限，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放弃了这一做法，全面改行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的斗争土改的方针。但是，中共中央曾经正式批准并采取过和平土改的政策，毕竟是一个事实，因而是很值得了解和研究的。

有关这个问题，曾有少数传统的涉及中共党史的著作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但其说明和解读却经常让人不明所以。如赵效民主编的《中国土地改革史》提到了这件事情，但书中认为当时这种情况的存在实为各地“不拘一格的土地改革”办法之一种。[4]董志凯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也提到了这一情况，但她认为温和土改方式不过是中共中央战后初期出于统战考虑“给农民增加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5]。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注意到了中共中央当时的相关指示，但书中只是原文照录，几乎没有解释中共中央如此设想和尝试的复杂原因。[6]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一样，金书对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没有具体说明，只是强调说，因为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客观上“要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果断有力地解决土地问题”，以动员农民参军参战，故中共中央这种相对温和的土地改革方法没有实行的可能。[7]

很显然，要了解和解读战后中共中央采取这样一种政策的原因，还必须要具体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要具体了解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对战争前景的估计是怎样的。只有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势和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估计，我们才有可能比较真切地了解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为何会提出这种和平土改的设想，以及他们想要通过这一尝试达到怎样的目的，这一设想以及尝试最后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被彻底放弃了。

“五四指示”的产生及其背景

要说明战后中共中央和平土改的设想问题，必须要首先说明1946年关于土改问题的“五四指示”是如何产生的。

今天，凡谈到1946年“五四指示”产生背景的，几乎无不强调：“那时，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迫切需要动员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8]但是，客观地考察1946年5月4日以前的国共关系情况和当时国内形势，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或“大战在即”的关头了呢？

众所周知，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令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政协通过五项重大和平决议，并决定了整编国共双方军队的原则方案，从而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和平民主的舆论热潮。紧接着，中共中央于2月1日通过并向全党发出了准备迎接和平民主新阶段，“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的重要指示。[9]在此方针影响下，中共中央于2月21日发出指示，部署参加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推举工作。[10]25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军队整编及统编基本方案》。3月6日和7日，毛泽东接连起草并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电，要求各地中央局在三个月内外以复员和整军的名义，完成第一期精简1/3兵额的任务，并抓紧部署第二期再精简1/3的工作。[11]随后，因国共双方围绕着东北接收问题发生冲突，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有否认政协决议的种种言论，导致中共中央停止提交准备加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名单，并要求将国大召开延至双十节。5月1日，鉴于争夺东北半壁江山的四平战役进入白热化，毛泽东明确主张：一面“坚持奋战”，一面力争“求得有利我之和平”[12]。

不难看出，尽管国共两党在“五四指示”形成前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冲突，甚至爆发了四平街之战，但关内民众和舆论的和平声浪依旧，多数地区中共的党员干部内心也普遍存在着和平心理。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时发出指示，强调和是大势所趋。他对坚持以战促和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多数党的高级干部，也还要顾虑到多数人的思想顾虑，只好通过十分委婉曲折的方式来做政治局常委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工作。[13]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应当不难想象，“五四指示”制定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其实还并未作好“大战在即”的思想准备。

那么，立足于推动土改的“五四指示”又是因何而发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五四指示”本身就写得十分明白。指示开宗明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要将抗战期间的减租减息运动引向土地改革运动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或正在解决土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土地”。因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14]

显然，我们在“五四指示”当中，丝毫看不到因“大战在即”因而要加速土改，动员农民以应需要的内容。不仅看不到，而且会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即它一方面强调要“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不要怕这怕那；一方面却又再三强调在宣传上暂时不要公开土改意图，仍应维持减租减息的说法，在行动上除对少数充当大汉奸的地主以外，一般也不得采取没收土地的做法，要着重于通过“佃权交换”、“清偿负欠”等有偿形式，迫使地主“自愿出卖土地”。指示明确规定：“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对抗属、烈属、干属及开明士绅等，还要“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15]以至于这一指示从一开始就被下级干部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土地政策”，使原本在一些地方已经相当激烈的夺取土地的运动，反而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约。[16]

对此，一年之后刘少奇曾经有过一种解释。他说：“从‘五四指示’当时的情况和环境条件来看，要求中央制定一个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全国要和平，你要平分土地，蒋介石打起来，老百姓就会说，打内战就是因为你共产党要彻底平分土地。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还不了解与蒋介石、美国和不了。……为了既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二者都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17]刘少奇这里所谓“当时广大群众还没有觉悟到和平不可能……”等等，其实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他所谓当时为了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又不脱离全国广大群众，因而将和平与土改二者兼顾，却恰恰就是形成“五四指示”的重要背景所在。

中共中央推动土改的关心所在

注意到“五四指示”内容的矛盾性，自然也就不能不考察中共中央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所在。

根据“五四指示”所说，中共中央决心批准“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是基于“各地区最近来延安的同志报告”谈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已经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因此，“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换言之，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提出土改意图，并非有计划地设计在先、部署其后，而是受到地方报告所称实际运动的推动，非明确表态“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不可。

那么，中共中央是如何受到地方报告的推动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1946年4月中旬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到达延安，汇报了华中根据地减租清算试点的情况。在谈到淮安县石塘区农民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甚至出现数千人集体进城押了几十个地主回乡，清算其剥削账的现象时，刘少奇当即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指出：“目前各地发动的算账运动，对大地主、恶霸及汉奸化了的地主是可以进行的，但不要普及到中小地主及富农。”鉴于此，邓子恢马上于20日致电华中分局称：“今天我们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至于清算旧账，一般是对汉奸及少数恶霸来提，不要向一般中小地主普遍算旧账。这会引起整个地主阶级之恐慌，而感到无所底止。”[18]由此不难了解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减租清算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发现大规模冲击中小地主及富农的情况，颇感不安。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和山东分局副书记黎玉等人汇报各地减租清算情况，意外地发现，各根据地农民在减租清算斗争中的普遍倾向是要夺取土地，一些地方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采取措施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9]因此，仅仅几天之后，即在4月26日，中共中央就有电报给没有来中央汇报工作，但同样向中央提出了这类问题的晋察冀中央局去电说明：“现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均有极广大群众在清算及减租斗争中直接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不能不拥护群众此种土地改革行动，现中央正召集各区负责同志讨论这个问题。”邓子恢因此也不能不马上急电华中分局，说明：“华中目前群众发动应大胆放手，不应束手束脚，不要过早纠正过左，不要害怕改变土地关系。”[20]

刘少奇及中共中央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到4月下旬还不曾意识到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更不曾想到过要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来动员农民。推动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的，不是战争形势，而是各根据地减租清算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状况。

可以与此相应照的，还有经过各种年谱、传记和专著所透露出来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五四指示”时与会者的发言记录。

关于中共中央讨论“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存在着时间上的不同解释。因为当年关于“五四指示”的会议记录未标明时间，且被误植于3月15日另一次会议记录之中，因此，《任弼时年谱》的编撰者认为所谓“五四指示”的讨论会实际召开于1946年3月15日[21]，而《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以及《刘少奇传》的编撰者则否认3月15日会议讨论过“五四指示”草案，坚持“五四指示”的讨论发生在5月4日当天。[22]

不论此一讨论发生在3月15日，还是5月4日，对笔者的讨论，当不会发生多少妨碍。这是因为，从会议记录所显示的发言内容，与会者没有人从“大战在即”这个角度来谈论推动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的问题。

根据会议记录，任弼时首先报告各地减租清算情形。说明“各地群众利用清算的办法，迫使地主赔偿积欠”，“依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种运动是‘左’了；依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现在党的面前的问题是，是否批准群众的这种运动”，即“用彻底的减租减息的名义，争取在今年内基本上解决农民要求土地问题”？

康生发言肯定农民的做法，称：“减租清算运动发展中的实际内容是农民要求土地，解决的方法……一般理由都比较正大。结果地主只好出卖土地，而农民又不要买地，于是减价折价让予农民。老解放区大概从1943—1944年就着手解决了，日本投降前已解决得差不多了。新解放区约三分之一亦已解决，但有种种偏向。”

刘少奇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只有一个1942年的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要泼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退出与我们的合作，影响我们的军队、干部与国民党的军队，影响国共关系与国际关系。内战虽不由此决定，但会有重大影响。因此，不能不作谨慎的考虑”。

林伯渠问道：“另外有什么既不过火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徐特立提醒说：“大革命时代的错误一定不可重犯。”

毛泽东表态称：“七大写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的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未能充分反映，现在有了这种可能，使我们从观念形态上解决问题，进而使一万万人得到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严重的斗争，而不致失去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比我们有许多长处，但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长处。”“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查历史问题决议说法），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是下层建筑，其他都是上层建筑。这必须使我们全体同志明了”。当然，在宣传上，应当“暂时不讲耕者有其田，但将来一定要宣传”。

刘少奇最后对讨论作了结论，说：“方针作这样的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文字还可以修改。”[23]

总结上述发言，不难了解，第一，“五四指示”的形成，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并无直接关联。第二，直接影响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进行土地改革的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根据地农民受到中共各地阶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广泛地尝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相当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必须作出反应；二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从与会者多人不约而同地强调不能重复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出，由于中共此前始终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当时在工农运动问题上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压制了湖南农民运动，因此，中共领导人这时不能不把是否支持根据地农民获得土地的要求，视为可能再度影响其革命成败的关键性要素了。由此可知，与其说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是为了应付国共全面战争的动员措施，倒不如说这是它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基于其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既然主要还是一种针对各地农民要求土地运动的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当的约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比刘少奇等人要激烈一些。比如，他在5月4日的讨论中，就基于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明确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强调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24]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而对于刘少奇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25]。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6]

而为了从理论的高度说明中共中央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还于5月8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作为对“五四指示”的补充说明文件。内中说明：第一，“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第二，“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据此，“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要反对“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要反对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27]

由上述指示中不难了解，“五四指示”尽管政策温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却很大。其在给冀热辽分局的电报中就宣称：“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到了5月19日，鉴于东北争夺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已明显地具有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治意图，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8]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可以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不分汉奸与否，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此前占领的大片地区。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毛泽东于5月底开始在山东地区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29]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中共中央对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来动员农民的问题，却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首先，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一方面坚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马上开战，故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30]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一方面，从战争需要和新区巩固的重要性出发，毛泽东再三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31]但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32]，感到不尽妥当。鉴于许多地方这时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和中间派人士开始发出明显的怨言，经反复斟酌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33]

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多数人怀疑，战争将起，各地有无可能拿出许多钱来贷给农民，而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后，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体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下发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除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34]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极为温和的土改方案，无疑是与军事形势紧张，因而重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变化有关的。中共中央这时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去电，要求他们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解释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则准备“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35]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也再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和各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36]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37]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38]

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征购的设想，也是与中共中央对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统战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的。因为边区有一半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已鲜有所谓地主和旧富农了，另一半地区抗战期间通过减租减息，地富的土地财产也已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边区未被日军占领过，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条件，相反农村富裕阶层中相当多开明士绅和被统战人士，以及抗属、烈属和干属等，简单地指望通过减租清算运动来平均土地，肯定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波动。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种影响难免会对中共自身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但问题在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相去甚远。不仅各个根据地都是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战过程中也多经历过与日军反复拉锯的过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为各根据地用来向地主斗争的最主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政治方式了。对于这种复杂情况，中共中央很快就注意到了，却又颇难简单决策，因此它只能去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它为此特别询问各中央局：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资料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等等。[39]但是，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40]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1946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41]

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九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42]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43]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44]

对此，党内一些领导人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字也不必要。”[45]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作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46]

1947年1月，陕甘宁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仅在初步完成征购的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土地2.6万亩。以米脂县桃镇区8个乡为例，此次征购前地主人平均占有土地12.1垧，征购后减少为4.4垧；富农征购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垧，征购后仅占4.3垧。同样的情况，葭县倍甘区一、五两乡经此次征购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贫农的土地已接近于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数。[47]

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48]。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和平赎买政策，中共中央不仅支持，而且为其成功而一度颇感鼓舞。在已经宣布暂缓发表征购土地办法三个月后，刘少奇在1947年1月10日又再度致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49]

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调查的结果，刘并且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过去大家担心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能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50]

受此影响，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51]华东局规定：“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52]包括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也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53]

由上不难看出，通常为许多研究者所怀疑的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做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晃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

关于中共和平土改可能性的一点讨论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还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种种蛛丝马迹，对中共土改政策发展的可能脉络，依据逻辑进行某些合理的推断。

在这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共中央自身对和平征购土地的办法其实就一直担心“是不是会妨碍发动群众”[54]？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也同样更感兴趣用群众清算的办法来搞土地，而对中共中央和平赎买土地政策不十分热心。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得比较激烈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答复最具代表性。它表示：“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土地办法，在我区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谁都认为分配土地是应该的，是大势所趋，清算就是分配土地（农民认为这是土地还家），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但颁布这样法令亦无妨害，对解决干部家属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问题有好处，且可给群众多一层合法斗争的工具亦有好处。”[55]由此不难了解，多数中央局因为所处地区条件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等缘故，明显地对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它亦必须要考虑到干属和民主人士的特殊情况，因而也还是同意，个别情况下有此办法，便于灵活掌握。而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考虑，再加上中共中央这时的三令五申，因此如果和平赎买政策能够延续，像晋冀鲁豫边区的土改斗争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牵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对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应当清楚地了解，真正意义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通过和平赎买的方法来取得地主土地，为了达成铲除地主阶级统治基础，建立共产党的统治权威，发动贫苦农民用斗争的方法彻底摧毁地主在农村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和平赎买政策的推行，毛泽东就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要“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56]。

所谓决裂，其实就是要农民与地主撕破脸。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即使和平赎买土地的办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毛泽东考虑的，也是要以与地主决裂的方式来进行，而不赞同“温良恭俭让”。

换言之，公债征购土地的和平赎买办法，并非一定会是“和平”的。正如西北局在指示下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公债征购形式很好，但这种“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57]。这也就是2月17日康生在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上所讲的，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表面看起来，征购还可以进行，但这种征购却是建立在诉苦清算，组织农民批斗地主，“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的基础上的。[58]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 中共还把坚决反对“和平土改”的思路搬用到了越南北方的土改运动中去，批评越南党过去土改太过和平是错误的，通过顾问团直接指导越南也全面改行了斗争土改的方法。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页。

[3] 陈永发认为中共当时只是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地区舆论的同情，搞过温和的土改试验，实际暗中则在大力推行暴力土改。见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第九十二卷第一至三期。相近观点的文章亦可见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1世纪》网络版2003年6月号（总第15期）；李炜光：《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与战时财政动员》，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001207475.html，等。

[4] 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2—330页。

[5]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6]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82—384页。

[7]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54页。

[8] 金冲及前引书，第377页；罗平汉前引书，第5页。

[9] 《中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2—67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国大代表选举问题给各地的指示》，1946年2月21日。

[11]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并告聂荣臻、贺龙等电》，1946年3月6日、7日。

[12] 《毛泽东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问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49页。

[13] 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1—1182页。此一文件毛4月下旬拟就后只发给政治局几位常委私下传阅，而未向政治局其他领导人，更未向政治局以外的党员干部透露。

[14]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7—383页。

[15] 《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6] 所谓“一条批准”是指批准“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九条照顾”是指指示要求照顾中农、富农，照顾抗属、军属，照顾中小地主，照顾被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普通农民，照顾工商地主，照顾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包括对逃亡回乡的地主要给以生活出路等。

[17]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86页。

[18] 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5页。

[19] 薄一波称：“到1946年3月，全区有50%的地区，贫雇农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实行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大体上人均三亩）’。中农也分到一些斗争果实。”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97页。3月间，华中局也发出了《中共华中局关于实施土地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清算目的在算出地主阶级土地”，要“在运动中鼓励农民赎田买田”，等。转见《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6册，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78年，第153—154页。另外太行、太岳两区也均从4月开始主动指导农民运用清算的办法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了。见《人民日报》，1946年6月20日。

[20] 见《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5—316页。

[21] 《任弼时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1、516页。其1946年3月15日条称当日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草案）。任弼时在会上首先发言云云。5月4日条则只字未提开会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

[22] 《毛泽东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61、77—78页；《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27、42页；《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56页。上述书中肯定3月15日中共中央开过会议，但认为所讨论者系时局问题，非土地改革问题。同时，认为5月4日中共中央有过专门会议，讨论“五四指示”的内容。

[23] 见《任弼时年谱》，第511页；《任弼时传》，第707—708页；《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毛泽东年谱》（下），第78—79页；《刘少奇传》（上），第556页；金冲及前引书，第378—379页；罗平汉前引书，第6、9—10页，等。

[24] 《刘少奇传》（上），第556页。

[25] 《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26] 《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5月13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0页。

[27]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年5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3页。

[28] 《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央情报部关于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给中共东北局电》，1946年5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13页。

[29] 《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81页。

[30]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9、91、93、97页。

[31] 同上，第84—85页。

[32] 前引《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

[33] 《毛泽东年谱》（下），第99页。

[34] 《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52—254页。

[35] 《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56—257页。

[36] 《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53—254、257页。

[37] 《中央关于对富农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给华中局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64—265页。

[38]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87—1188页；《中央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39] 前引《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

[40] 《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41] 罗平汉前引书，第55页。

[42] 转见李炜光前引文。

[43] 金冲及前引书，第383—384页。

[44]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45] 同上，第1036页。

[46] 《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2/1/170/3。

[47] 董志凯前引书，第71—73页。

[48] 罗平汉前引书，第57页。

[49] 见《刘少奇传》（上），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50] 《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408—410页。

[51] 《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52] 罗平汉前引书，第32页。

[53] 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491页。

[54] 前引《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55]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56] 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57] 《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58] 王乐鸣、柳泽宁：《康生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http：//blog.0437.gov.cn/7212/viewspace_5501。

政治独立的前提——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援助问题的历史考察

近些年来凡关心中共历史者，都会关注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的问题。这是因为，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不会提到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之际，还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视作品会刻意淡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说法。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说，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更为夸张的说法是，不仅是陈独秀，包括李达、李汉俊等，“一大”前后得知共产国际会派代表来参加中共的会议，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关系云云。[1]

很多年来，由于革命和战争等原因，涉及这方面情况的大量中共历史资料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禁忌，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备受限制。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限制大大减少，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党史学界中众多坚持“独立自主”论者的质疑和反对。在他们看来，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亦即毛泽东在党内开始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不能说莫斯科给过中共多少实质性的援助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只给了延安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大部分援助都给国民党了。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即中共建党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为了职业革命家。这些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危险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联……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还在1980年，国内就公开发表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同时，包括包惠僧在内，其1979年的回忆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加深了笔者的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2]。

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3]

应该了解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虽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做着教授、编辑之类的工作，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因为当时的教授收入较高，杂志办得好还能挣钱，因此，那个时候同仁共同出资合伙自办杂志的情况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教授创办起来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中共最初只有50多个党员，其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有些个人收入，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种必须要花钱才能进行的活动，就可以列举出如下若干项：

1.发行《新青年》杂志；

2.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3.发行劳动组织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界》杂志；

4.创办又新印刷所；

5.成立人民出版社；

6.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十几种小册子；

7.创立外国语学校；

8.创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

9.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0.筹办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已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需要经费1000元左右。因为不能向劳动者收费，举办一间小规模的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一月必需的经费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这类学校，月费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4]当时，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北大教职，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当时组织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多半或收入较低，或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党员人数很少，“一大”时只有50多人，“二大”时才190多人，“三大”时也不过400人左右，能交党费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规定交纳，总的数量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5]

由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问题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故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这一工作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后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开，甚至被结集出版，披露了许多历史线索，而且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再也不具什么敏感性了。

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还不大容易实现。

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烦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6]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1989年，“党内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改为公开发行，并增加了公开文献的数量。其中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7]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这两部资料集的相继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共产国际在经费和财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体的文献史料。[8]

新一波相关文献史料的公开和出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的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进一步具体地披露了从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或财政援助的一些情况。[9]就在这两部资料集被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的时候，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组从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档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问题。[10]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仍在继续援助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

直到20世纪末为止，研究者们可以用来研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档案文献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后至1927年以前。不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可资利用的资料也相当欠缺，很难据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这一缺憾的弥补，极大地得益于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2000年在俄国相继出版，2002年在中国被译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1]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2]。前者通过1934—1943年间一直担任着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录了经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几乎每一笔重要援款的申请和批准的情况；后者则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涉及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相当具体的资料。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石克强2001年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过程中的几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资金上帮助中共建党问题的一些线索。[13]

当然，除了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资料之外，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馆保存并提供利用的相关档案更值得重视。因为十分明显的是，以上所介绍的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正是来自于中俄两国的档案馆。尽管笔者目前的讨论还无法真正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但笔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机会前往保存有这方面档案文献的两国档案馆查阅档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讨论中可能涉及的档案情况亦属必要。

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当中，除去数以万件有关共产国际协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的档案资料以外，20年代的会议以及30年代的一些来往信件当中，都有少量涉及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之间开始建立起直接的电台联络。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互往来的电报抄稿中，不难找到共产国际为中共和红军提供财政援助的记录。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当年保存得最完整的会议记录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两个时间段。由于后一个时间段里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基本上独立自主，因此，虽早期仍有个别会议讨论过向共产国际请求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但数量极少。与此相反，在前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还是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记录，涉及共产国际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却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在负责保存自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逝世前党务活动、包括共产国际工作的相关档案的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也保存有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尤其应当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档案资料，由于当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因此相当部分其实也可以在这里查阅到。以笔者所见，相关档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档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档案。由于他自1935年起即亲自负责中国事务，因此他处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文件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相关资料。

一部分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因为该机构具体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向各国党拨发经费和援助款项，故其档案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然相当可观。但该档案的开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则是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规定必须要将其工作记录定期提交共产国际备案和审核，并随时提交相关的工作报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会议记录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报告，大都在这里存有备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国的会议记录多半是会议召开时的记录稿，而提交给莫斯科的其实已是誊清稿和翻译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者时常会有一些增删甚至修改，似难避免。

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14]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15]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16]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17]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18]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19]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20]

综合这一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已知的情况，可以了解的是：（1）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部门、途径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如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底确定1923年给中共的预算仅为每月1000金卢布[21]，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拨款大大超过了此限额。由于当时中共方面申请的部门和共产国际方面拨款的部门比较混乱，以致有时共产国际代表会弄不清楚莫斯科寄来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应该给中共多少。如1923年5月在上海负责经费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维尔德就致密信给共产国际称，不知道刚刚收到的9600元是谁汇来的和做什么用的。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也抱怨说：“国外工作的拨款无论在我以前还是我在（莫斯科）之时都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而且数额经常变动不定。“例如，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22]（2）由于各地党员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费的情况不一，因而难免会在党内引发矛盾。如湖南的党组织“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结果那里的“一些同志指责其他一些同志，说什么他们从莫斯科那里拿了钱而且生活得不错，但不关心别人，等等”[23]。（3）由于人员增多，办公、交通及生活开支明显增加。根据保存在马林档案中的一项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开支的预算表，即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在总计660元的劳动运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370元。在总计1200元的出版宣传费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610元，租房一项也达到110元。而在总计不过170元的办公费用中，交通费一项就达到100元。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共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经费的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增长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马林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就表明了他的担忧。他写信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24]

马林的担心一时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尽管马林就此专门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批评，并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过谈话，但是现实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出于开展工作的现实需要，陈独秀依旧不能不致信赤色职工国际，要求赤色职工国际提供固定的工作经费。根据他在“三大”后开列的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中共为帮助京汉铁路工会、汉口湖北联合会、上海和广州的工人俱乐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写道：“望每月支援我们1000金卢布，其余630元我党自筹。”另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故延期，中共虽已得到1000金卢布用于开会，但所需费用非2000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余部分拟请国民党予以帮助”。[25]与此同时，陈独秀亦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党费1000—1400金卢布。明确不赞成依靠外国经费开展工作的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别致信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前者务必定期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同时增加对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财政支持；要求后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预算。他写道：“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卢布。以后再要求估算党可以从中国的财源方面拿出多少钱用于工作。”[26]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到达广州，国民党即将改组，整个联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移，尽管共产党人因为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而使自身的工作负担明显加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却发生了问题。《工人周刊》因缺钱而拖期，《前锋》干脆无法继续出版。就连共产国际来华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特别提醒莫斯科注意：“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这种情况给中共造成的财政困难会引起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呼吁共产国际，务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27]

关于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4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数额，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最详尽的一个年度收入与支出报告。故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维尔德同志经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维经斯基经手的有用于中央扩大全会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费补贴2409.5元。C.由鲍罗廷同志经手的有用于铁路工人总工会的500元，用于民族运动的500元（借款）。D.红色工会国际汇来的500元。E.其他289.33元。[28]

（二）支出总额：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3335.026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639.099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364元；（3）印刷、邮寄和电报：337.012元；（4）交通运输：1161元；（5）专项开支及中央全会开支833.41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2973.84元。（1）山东：306.84元；（2）湖北：540元；（3）铁路工人总工会：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书处：170元；（8）唐山：4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借款50美元，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向党借款共1833元。D.偿还债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余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费共4000元；B.红色工会国际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经费1575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运动经费3200元；D.前几个月结余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总额：12053.234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5802.8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1218.54元；（2）邮件和电报：148.61元；（3）工作人员生活费：2203元；（4）印刷：388元；（5）专项支出：799.72元；（6）交通运输：1045.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于民族运动）：195元；（2）上海（用于民族运动）：1200元；（3）湖南（用于民族运动）：400元；（4）香港：100元；（5）铁路总工会：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汉口：330元；（8）济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委员会、上海店员工会、全国学联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余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产国际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援款870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1000元；D.过去结余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总额：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2554.1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432.82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1903元；（3）邮件、电报：128.65元；（4）交通运输：202元；（5）专项开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铁路总工会：200元；（3）山东：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汉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运动总开支：1850元。D.偿还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学生联合会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余552.055多元。[29]

陈独秀在1925年3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30]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与上述报告中颇为乐观的“收支相抵尚余”有相当距离的是，根据1924年党员增长的数量，和中共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所担负的工作量，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显然都对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额不十分满意。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差了将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颇多抱怨，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31]在他看来：“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共产国际不仅不应再拖欠经费，而且应当增加原有的预算，将月费2250元提高到月费3650元的水平。[32]对此，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33]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在“四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一时间并没有加以调整，但随着赤色职工国际从1月份正式开始提供援助，从2月份开始工运费已单独预算，因此整体上党的活动经费明显增加了。据陈独秀4月9日的报告称：

1925年1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5297元。A.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4700元；B.过去结余552.055元。

（二）支出总额：5520.86元。A.中央委员会：1491.86元。（1）机关开支、工作人员生活费以及中央组织部各种开支：190.5元；（2）工农部：344.6元；（3）宣传鼓动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东：306元；（4）武昌和汉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会开支：897元。（1）代表们的零杂开支：103元；（2）代表们的路费：490元；（3）膳食费及各种开支：310元。D.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余51.195多元。

1925年2月预算：

（一）收入：1998.065元。A.过去结余：51.195元；B.共产国际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员会：1006.65元。（1）组织部：343.65元；（2）工农部：190.01元；（3）宣传鼓动部：407.9元；（4）妇女部：65元。B.地方组织：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东：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余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运动开支的预算：

（一）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收入总额：1280.033。

（二）支出：1058.02元。（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东：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邮资：9.02元。收支相抵尚余222.31元。[34]

由上不难看出，从1925年1月起，赤色职工国际已经开始和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援助；从2月起，党费和工运费已开始分开单独预算了。即以2月两项经费之和3226元计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经费额已超过上一年度月经费的平均额了。

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至于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5.7万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变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35]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收缩”。[36]

关于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账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但是，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开始，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需要，变得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测了。于是不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要向中共提供工运费和青运费，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37]也一度开始专项提供农运费和济难费。再加上军事工作的全面展开，联共（布）还不得不委托苏联军事当局设法提供兵运费。而为应付频繁出现的意外事件，共产国际还通过专项拨款给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笔特别费。进入到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暴动，大小事件频繁演出，整个经费援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下面仅据已有的资料说明共产国际为几次重大事件提供资金的情况：

（1）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据上海区委检讨第二次（2月22日）武装暴动的情况时谈到，此次暴动经费约支出2470元，实际花掉1789元，余671元。据特委会报告称，为第二次武装暴动，曾准备用3000元活动海军，仅花掉1000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号秘密会议决定，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事件中的中国受害者。[38]

（3）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4）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5）转入地下。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要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发生危险。国际代表为此拨款1000元。

（6）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7）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8）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9）京汉粤汉铁路罢工。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由林育南带去给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罢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汉口）的罢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济。初步计划：平均一个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10）北方暴动。10月，共产国际代表未经中央同志，单独汇给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组织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

（11）紧急会议。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

（12）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39]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专项拨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经费援助情况亦可扼要列举如下：

（1）5月2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报告称：共产国际原定每年2.4万元的预算已取消，青年共产国际决定每三个月提供经费7000元。中共中央书记报告称：党的预算，连同特别费，只能有1.5万元。

（2）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号秘密会议决定，每月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1000美元用于在帮助中国同志组织军事工作。[40]

（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41]。

（4）8月，鉴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以后的预算问题。从最初提出总的预算每月8.2万元，后减至4万到5万元，强调一定要细细地与共产国际代表核算。同时也要求党员要自己谋生活，组织部要切实收党费。据组织部长报告称，自筹党费估计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三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7）11月17日，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党费月预算仍维持1.2万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运费和特别费单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预算为5.5万元。但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谈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42]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1）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一项，每月平均当不超过1.2万元。连同特别费，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平均在1.5万元左右。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

（2）1927年几乎整整一年中国革命的急剧动荡，造成了共产国际临时性开支大幅增长，中共依照正常预算开支也全无可能，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济难国际、农民国际，以及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等相继介入，因此这一阶段的财政收支已难有确切的统计。

（3）由于这一年重大事件频出，受难者众多，故济难国际的援助力度极大，且已形成定期拨款。

（4）自8月以后，因国共关系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并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援助对象，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控金钱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意见分歧。为此，双方均对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批评说：“他们不相信中国党”，“管钱管得非常糟”。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中共中央应有权自己进行分配，而不应采取交给共产国际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请批准这种做法。共产国际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个懂财务的人来担任会计。但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由于共产国际的拨款不是从一个渠道进行的，因此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现象。“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2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光辉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43]

（5）共产国际方面的拨款仍旧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对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影响甚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救助激进工人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救助那些因为投身中共的事业而失业的人员，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拨款，而共产国际代表相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拒绝为此增加预算；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动往往难以迅速反应，做事拖拉。对此，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即曾表示过很强烈的不满。他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们一次也不给我寄来薪水？光靠空气是难以为生的，只好东借西凑靠别人恩施。总之，钱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昨天和前天我们才收到一部分钱，这是四个多月来第一次。你们自己可以想象，没有钱会对团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尽可能地借着、拖着。各省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得到一个戈比，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大概是由于饥荒。”[44]即使是主持对中共拨款并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明确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2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困难的工作条件，党所担负的诸多职能，如在农民中、工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工作，以及必须建立经常的联系，路途又很遥远等等，那么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建议拨给党的总预算为3.5万墨西哥元。应该责成它放弃任何慈善活动，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的办法帮助它来做这件事（指救助失业人员——引者注）。责成它按时拨款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责成它拨给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2/3用于报刊。责成党为工人和农民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3.5万元。”[45]

当然，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其数目肯定要比上述资料中透露的要大得多。已知莫斯科1927年7月下旬就曾明确电告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即布留赫尔）称：“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同时，斯大林也曾指示加拉罕，要他马上设法从海参崴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这一年10月，共产国际派去中国指导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是德籍军事专家诺曼。他的妻子后来回忆称，诺曼乘船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大笔钱转交当时在广州准备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光是这笔钱在途中遗失的数字，就超过好几千美元。[46]

关于1928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来自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要求追加经费的呼吁，共产国际有没有在1928年的预算中作出反应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其在中国的代表的两封信里一探究竟。

在4月3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上半年向中共、日共和朝共拨款的情况。在谈到对中共的拨款时，他提到：第一季度应拨给他们25641美元；第二季度每月拨给他们12820美元。同时拨给中国共青团7692美元作为整个上半年的经费，而青年共产国际亦资助给中国共青团10256美元。[47]在这里，给中共的拨款头两个季度合计应为38461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6410美元。给共青团头两个季度的经费合计为17948美元，平均每个月约为2991美元。

在8月10日的信里，他说明了共产国际下半年给中共、日共、朝共拨款的情况。具体到给中共的拨款是：下半年经费128205美元；给中国共青团第三季度3653美元、第四季度3666美元，及支援款5128美元。同时依照商量好的预算，以济难国际的名义拨给中国党上半年的经费2.73万美元，拨给广州专款8000美元，拨给广东和汉口专款各1000美元。[48]给中共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1367.5美元；给共青团的拨款平均到每个月应为2074.5美元。而从另一则文献中可知，1928年度济难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济难费，上半年每月为6000美元，7—10月每月为9000美元，合计为7.2万美元，加上通过在国际上开展募捐运动所募集到的5.9万美元，仅济难国际提供的经费在头10个月就达到了13.1万美元。[49]

注意到这时美元兑中国元的比价约为50∶100，可知中共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1.28万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4.27万元左右；共青团上半年每月可得经费5892元左右，下半年每月可得经费约为4145元。

192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共产国际拨款数量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显然与中共中央的反复要求和新一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有关。已知5月和6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的代表曾几度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强烈呼吁给予援助，并提交了新的预算。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经费不足，才导致近半年来党的许多负责同志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枪杀。因为就连党中央委员每月也只能得到27元，不仅不能有效地掩护自己，更无法在被捕后实施救援行动。[50]由于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经费预算过于庞大，超出共产国际联络局权力所及，因此共产国际的反应只是迅速与济难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协商，然后通知其驻中国代表，准备再为中国党拨款1.4万美元，并由苏军参谋部第四局另拨3.5万美元，用于救济项目。[51]然后，把中共中央所提出的那个雄心勃勃的预算送给了斯大林去决定。

中共中央新的预算大致分为五个项目，各省的费用、中央的费用、工运费、济难费和特别费。它提出，共产国际从8月起，每个月应当提供的工作经费为10.4万元，另外应为5月和6月追加每月3万元的经费，为7月追加5.7万元的经费。另外，苏军参谋部还应为中共提供军事工作经费每月3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应为中国工人运动提供工运费每月2.3万元；济难国际应为受难的中国同志提供济难费每月5.38万元；青年共产国际应为中国共青团提供团费每月2万元；农民国际应为中国农民运动提供农运费每月1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为中共准备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上半年已拨出12.5万元。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度总预算中尚未分配的经费，也只剩有12.5万元。然而，仅中共中央要求的党费一项，连同5、6、7三个月的追加经费，就已经达到63.7万元。若再加上预算中要求的军事工作经费、工运费、济难费、团费和农运费等，总共需要195.8万元。中共中央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样的数字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皮亚特尼茨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他们提出有4600名被监禁者，每人每月要援助3元，共1.38万元；有1万个家庭需要救济，每个家庭4元，共4万元，合计每月需要5.38万元。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所有被监禁者，所有家庭是否都需要救济？能否可以不给救济？”他指出：“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款项。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他们的预算不作详细讨论，是不能给他们拨款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多，它们就越不想深入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而在这个报告中所表明的倾向是：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52]

斯大林并没有轻易地否定中共中央的新预算。为准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10万卢布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6月14日一次拨出9万卢布给中共用于应急。共产国际因此电告中共中央称：三个月内可增加党费9万元，约合4.6万美元，济难费三个月也可增加1.2万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以便确定对中共中央所提预算的态度。[53]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最终同意为中共增加下半年的预算，比较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给中共的经费可增至34万卢布。[54]折合中国元，平均每月已超过6万元。

共产国际在这一年里也曾有过大规模援助中共的设想，但未能实现。这就是4月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给总书记处布哈林的建议。以米夫的名义提出的这个建议主张，由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创立革命根据地，争取建立由领导同志参加的军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务是：1.随着游击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坚决实施土地纲领；3.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4.首先在毗邻地区开展农民运动；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区建立联系和加强工作。”为此，它提议要求苏联军事部门：“（1）将今年苏联军校毕业的20到30名共产党员立即派往中国革命部队活动的地区。规定每个小组都要有掌握各种武器的专家。（2）采取措施立即将军事装备运往暴动的地区。（3）拨给100万中国元由中共中央用来进行上述地区的军事政治工作。（4）尽快派军事顾问去中国。（5）争取与上述地区建立无线电联系，采取措施运去相应的工作人员和无线电器材。”[55]这一计划显然未能具体实施，除了派遣军校学生和通讯专业的学生回国，以及由苏军参谋部派出军事人员前往上海就近观察指导的设想很快落实了以外，拨款百万以及输送军事装备的工作显然都没有成为事实。

关于1929—1931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8年下半年的预算没有能够在1929年得到继续。由于联共（布）成立了预算委员会，对中共以往的收支情况进行反复审核的结果，是决定要适度削减给中共的经费。决定：“拨给205128美元，扣留百分之三用于党在这里的开支和东方出版社方面可能的支出……剩198974美元，可以分四次拨出（每三个月拨一次）。”对中国共青团1929年度预算的决定是：“每季度正式预算4120美元，一年16408美元。此外，还将有援助款项，第一季度可以给援助款5128美元，以下季度的援助款额另告。”[56]由此可知中共1929年每月得款应为16581美元，以1929年的最高兑换价，应可折合中国元约为3.68万元；共青团每月得款约为3080美元，折合中国元约为6844元。比较1928年下半年平均月预算6万元的水平，这个数字无疑对中共的触动极大。

还在1928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得知了共产国际决定削减自己经费到每月3.3万元的消息。1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中共经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57]当然，中共中央也注意到自身的问题，开始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要求每月收入20元以下者要交5个铜币，30元以下者交2角钱，60元以下者交3角钱，100元以下者交5角钱，收入在100元以上者要特别征收。同时检讨过去经常不照预算开支，导致亏空现象严重的问题，决定今后严格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但无论怎样节约开支，党的经费仍然存在很大的空缺。新任总书记向忠发不能不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乃至斯大林本人发出呼吁。他一方面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收到了关于削减我们预算每月达33000中国货币单位的电报。考虑到中国的条件要求有更大一笔款项，我们打算再次申明我们的理由，请求增加预算。”另一方面则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信给斯大林，明确提出：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遍布整个中国，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六大”之前工作人员的损失已经相当严重，“六大”之后被杀被捕的人数更大大增加，“六大”新中央开始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被杀被捕。最近两个月，包括满洲、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总共21个省的省委被国民党摧毁，一些省委的全部工作人员都遭到杀害。基层党组织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任何群众性斗争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激进群众被开除或辞退，在失业现象极其普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在群众中建立和巩固党组织的影响。而在国民党力量有所加强的地区，农村苏维埃也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久经考验的军事工作人员陷入绝境，而党又难以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所有这一切，重建党的组织、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影响、帮助农村中被打散的军事人员、派人到军队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乃至于为了预防万一而设立储备金，都需要共产国际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援助。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却突然减少了我们的预算。“在过去的月份里我们竭力节省开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生活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了，我们在党内的基础会更加薄弱。”据此，中共中央恳请斯大林“理解我们的这些困难，并向我们提供我们所要求的援助。我们希望您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恢复我们最初的预算，此外，根据那个预算，您还可以拨给专项经费。这些专项经费的作用主要在于恢复国内被摧毁的党组织和恢复在农村失去的地位，为此中央必须拥有军事干部。如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无法解决专项经费问题，那我们请求您将此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讨论，以期它能在我们处于绝境时给我们以帮助。”[58]

中共中央的要求并没有很快地得到回应。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明确认为由于在拨款的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才导致中共中央对1928年下半年预算的增加产生了误解。他们报告称：审核中共1928年收支情况的结果证实，负责具体拨款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拨给中共的款项要比应该拨给他们的多。共多拨出了15500美元（我们已经注意到，寄去救急的46000美元他按月拨给了他们。因此1928年最后四个月他每月拨给他们68000墨西哥元）。很可能由于这种情况，中国同志给斯大林写了充满绝望的信。信的副本送给了我们。他们认为，与去年相比，他们的经费几乎削减了一半（现在每月拨给他们约33000墨西哥元）。相差确实几乎一半”。但是，他们多半是把按月拨给他们的那用于救急的46000美元连同定期拨款的数额算在一起，当成是正常拨款了。当然，他们也承认，济难国际1929年拨给中共中央的款项比应拨给他们的少了一半，这对中共中央也产生了压力。因为几乎每个党多余的钱大都是从济难国际的钱里挪用的。[59]

但很明显，凡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都不会认为1929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是合理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雷利斯基就坦言：他不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什么要削减中共的经费。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经费是不足的。他们有18个省，走一趟要花很多钱。他们有红军。他们出版4个机关刊物，印制大量传单。我们不讲应由谁提供资金，他们应该弄到自己的经费，但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没有钱就会影响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到会减少他们的预算。这对工作会有影响。他们有300名党的工作人员，但这些人拿到预算的很小比例，减少编制不会有什么好处。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不允许在党员家里举行会议，为此需要有专门的房子，而这需要大量的钱。国民党在按照奸细工作的常规搞暗中破坏活动。国民党学生得到指示，要潜入我们的组织。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党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60]

雷利斯基的质疑不仅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理解，直接参加预算委员会，并负责联络局的皮亚特尼茨基反而明确告诫雷利斯基不要干预经费问题。然而，眼看中共的经费不仅得不到增加，而且还因为货币贬值在进一步减少，特别是注意到共产国际联络局的代表为控制中共的开支，竟将每月的经费分成10次，即三天一次小额付给，雷利斯基忍不住还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写道：尽管指示我不应干预经费问题，“但我仍认为有义务提及这一问题。现在在当地那里只付给中国同志3.3万元。过去付这3.3万时美元比价为2.2元，而现在付这笔款项时美元比价已为2.8元（2月），换句话说，党的预算由于货币贬值削减了近30％”。如果说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削减了，而且还故意要每隔几天发放一次，这已经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损失，那么济难国际经费不能按时到达，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济难国际在1929年头三个月几乎没有送来一个戈比。4月之后经过长时间交涉，到后来也只收到了几千元。8月份以后济难国际答应寄来1.8万元，结果一直拖到11月。11月又借口中国的济难会还有3万元储备，只给了它6000元，12月只给了3000元，1930年1月也只给了3000元，2月负责拨款的代表干脆告诉中国同志说没有收到济难国际的钱。“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经费时断时续，影响到党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代表团已多次给你们写过信。我认为除了安排好这个问题外，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国整个预算问题。党的各方面工作都在扩大，党正在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开办党校，巡视员经费外出——这一切都要求增加党的预算。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仿照西方（波兰）党的例子，（应）同时拨给党用于不同用途的专项补助。”[61]

进入到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开始有了新的借口。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由于莫斯科常常要靠变卖货物、珠宝、钻石、黄金，甚至是鸦片等来取得外汇，然后再向外国党支付经费，其驻外国代表也常常会因为这种买卖上出现问题而导致经费支付发生困难。[62]如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就通知中共中央说，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自然不会理解，因而会强烈不满。因为，整个1930年共产国际给款始终存在拖欠现象，中共中央财政上极感困难。5月16日，它甚至通过江西省委密告红四军前委，提出：“望你们万分注意的一件事，中央经费目前断绝来源，正在向前发展的全国革命是非常紧张的，全党工作将受经费之影响。中央目前已无存余，万望你们立刻竭尽所有所有的方法，迅速解款到中央。目前一次最低五万元，以维系全国工作上之需要。你们要同群众作广大的鼓动与宣传，引起群众认识共产，拥护共产党，自动向党捐助。当然，经过党团的活动，同时要极力节省你们的开支。经常解款到中央至急。”[63]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通知后，在5月18日直接写信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出申诉。

在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中他们写道：“中共中央请你们注意经费问题方面的以下事实：1.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64]，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2.每次拨款都延误，而已拨给的经费中央也无法有计划地进行分配，因为这些经费大都以很小的数额一点点地拨来。3.共产国际批准给我们创办报刊的经费，我们迄今分文未收到。但印刷厂无法推迟创办，我们只得把作为其他用途的钱拿来办印刷厂，这自然又使其他工作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工作因此大受影响。由于经费困难，已处于危险之中的机关搬迁，联络员出差，给各省组织的经费，救援被捕人员等等，都不能及时进行。这使工作困难重重。尽管半年来中央多方努力，这里负责经费问题的同志仍未取得任何改善。不久前获悉共产国际5月和6月根本不给经费，因此这里的同志不得不自己设法找钱。如果这里偶尔能找到一些办法，那根据经验来看，这只会使本来就一再延误的拨款工作变得更糟。目前革命的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国内工作，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工作恰恰要求经费上的支持。在白色恐怖反攻的条件下用钱营救被捕者比以前更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多的款项延迟拨付在最重要的关头也会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认真关注这一问题。”[65]

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他们在重申了经费不及时、不到位、小额拨付无法分配，以及金价上扬，继续照跌价后的墨西哥元付款，月收入与预算相比减少30％等情况之后，明确告诉斯大林：不能指望来自苏区的帮助，因为红色区域提供的支持不仅不经常，而且根本不能满足工作的迫切需要。[66]

1930年夏，斯大林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为此他指示苏联专家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并力主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显然，要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这种情况促使他重新关心起中共的经费问题来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8月间分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保证经费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显然是受到斯大林的压力，皮亚特尼茨基明确承诺：“今年共产国际驻上海全权代表将给中共支付一切旧债，从4月份起中共每月将领到金币。”周恩来提出应把款直接汇给中共中央，皮亚特尼茨基则表示：“我负责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我向您保证，在你抵达之前中共将及时收到按照黄金比价折算的所有现款。如果没有办到，你可以致电莫洛托夫同志，而且我是当着奥斯廷[67]同志的面说这个话的。”斯大林也对周恩来许诺说：“今后你们应按黄金比价收到经费。”

然而事实上，当周恩来于8月下旬回到上海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好转。周回国后马上就向共产国际联络局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上述情况，没想到马克斯告诉周说：经费没有给够，这是事实。但共产国际的经费很大程度上要靠将仓库里的货物变卖出去换取现金才能支付，而现在仓库里积压着价值14万美元的货物卖不出去，自然不能很快支付中共的经费。周恩来难以理解共产国际经费变成商品的这种情况，要求马克斯设法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斯答复称：“如果共产国际每个月都寄给我新的经费，即固定的月津贴，那么我就可以支付旧的欠款。”但随后中共中央很快就了解到，要指望马克斯把库存的货物卖掉来付清拖欠的经费，短期内完全没有指望，况且共产国际即使给马克斯寄来了经费，他也出于生意上的需要，没有照约定拿它来如数支付给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此不能不再度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它在信中告诉他们：从2月份到9月份，共产国际一共少支付给中共17.97万墨西哥元。10月份共产国际寄来2万美元，马克斯却只支付给中共中央不到1万美元。鉴于周恩来回国，肩负斯大林要求中共中央加强苏区工作和将大批为苏区起草的文件送达苏区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明确说明：“由于经费困难，我们无法与苏区保持联系，我们无法建立一系列联络机关，甚至不能派人前往这些地区。由于这个原因所有文件仍然放在中央。”不仅如此，由于经费困难，我们失去了派人到军阀部队做瓦解敌人工作的许多机会；由于缺少经费，我们甚至不能转移我们受到破坏威胁的组织，不得不把它们仍然留在原地；由于缺少经费，中央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我们再没有钱来建立印刷所，报纸已找不到固定的印刷所印刷；由于缺少经费，我们与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不仅如此，即使是为维持现有的工作规模，“中国共产党每月的开支早已超过了1.5万美元。最近两个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支出了6万多中国元（大约等于2万美元）。因此我们已经从中华全国总工会借了22693中国元。我们从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借了7630中国元。我们为日报就花掉经费25576中国元。此外，我们还向各省委支付日常的经费58648中国元。这个月的状况简直无法忍受，各省委都致电致函来要求提供经费。我们都回答说，没有经费”。“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记在我们没有收够的经费账目下（总共拖欠的旧款等于179700中国元，即52800美元）。此外，我们请求每月给我们按时寄1.5万美元，作为固定的资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度过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最困难时期。”[68]

中共中央的这些抱怨，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深表同情。它于10月下旬接连致信皮亚特尼茨基指责马克斯，称：“财政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造成了党、共青团、甚至工会整个工作的混乱”，甚至使远东局的工作也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这位“很平和和深明事理的人”如今也变得焦躁不安了。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说：请出版报纸、呼吁书，请派人到苏区去，请组织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可是我们却没有一分钱用来招待来上海办事的人。我们失去了许多人（如在汉口的军事工作者），只是因为没有钱租用住宅。”十分明显，远东局强烈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局，由于不能按期收到经费，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收到和能收到多少，就到处奔波，开始向私人借债，最后为了党的需要经常要花工会的钱。政治局一些优秀的委员不去做政治工作，却花费整天整晚的时间咒骂我们并为了党的某种需要而到处找门路去弄几个美元。我们认为，在这里向您重复中国同志的一切理由都是多余的，我们只向您提出请求：为了中国运动的利益请解决资金问题。马克斯是不会支付的。也不要指望从他那里挤出钱来。请派一个工作小组来，它会向您讲述马克斯那里的真实情况。”[69]

因为不能按照预算支付经费而使斯大林向苏区和红军大量派遣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阻碍的情况，就连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前往上海就近帮助制定联络和指导苏区与红军办法的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盖利斯为首的这个小组到达上海，并进行了数周的工作后，就直截了当地致电第四局负责人别尔津要求汇款。盖利斯指出：“党的财政状况非常严峻。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预算不能保证完成现有任务。”要想指望红军把苏区里面一些值钱的物品拿来变成现金，在目前的条件下几乎行不通。党现在比任何时间都更需要钱。因为党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培训人员和派遣他们去苏区是绝对办不到的。“在党现有资金的情况下，只能偶尔派遣个别一些工作人员，根本谈不上派遣大批工人。派遣一名工作人员平均需要花费200到240墨西哥元，用于购买食品、车票等花销。”现在必须要花钱来“建立通往苏区的固定路线、向苏区派遣人员、寄发指示等。在这方面迄今为止都以手工作业方式进行工作。人员派去了，但是在他们出发后，谁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中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在路上耽搁好几个月，而到达的人员也无法报告什么。在护送站没有建立固定的路线之前，军队的工人化、指导人员的派遣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中央没有钱，周恩来特别请求我向你（他不认识你）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他们以帮助。我们局认为有必要帮助他们，因为中国人的经费状况的确不好。他们不能经常收到从共产国际方面寄来的钱，而开支却很大。举例说吧，印刷所被捣毁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印刷所需要1万墨西哥元（3000美元）。刘云牺牲了，主要是他没有钱租用住宅”。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一切势力为了消灭我们而动员起来围剿党和苏区的时候，应该通过发放一次性补助金的办法去帮助中国人”。为了瓦解军阀部队、建立固定的路线和联系、向苏区派遣人员等目的，至少应当汇来10万美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70]

得知这种情况后，斯大林显然对皮亚特尼茨基的工作提出了批评。这导致皮亚特尼茨基不得不找其下属算账。在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远东局的申诉信后，他马上写信给在中国上海长期负责为此拨款的马克斯，指责他自作主张地将钱投入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的比价向中共支付金美元，等等。这位代表也非常委屈，他抱怨说：他在中国工作了三年之久，从未听到过皮亚特尼茨基提出什么意见，这意味着他过去的工作没有问题。而把大部分的款项变成商品运到上海来，争取将本来是用于掩护的假公司确实变成一个企业，也是皮亚特尼茨基同意的。至于没有能够按照预算支付给中共经费，多半也是因为莫斯科寄来的钱不够，且明令其“每月支付1万金美元并把整个款额压缩到10万金美元”，并非他个人的作为。但无论如何，马克斯还是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由于他和联络局之间就整个公司的运转问题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上的记录，他自知自己将会成为这种局面的牺牲品。[71]

马克斯被调离之后，中共得到共产国际的拨款变得顺利多了。尽管共产国际依旧没有增加对中共的经费，仍旧是每个月1.5万美元，但再不用墨西哥元付款了，中共中央也用不着几天一次跑去领取那些小额现金支票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的整个上半年。在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的自供状中，他的供词也清楚地记述了共产国际经费没有变动的这种情况。他写道：“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六万元。”[72]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由于经费问题而发生的争论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共的工作重心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已经发生了转移，即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派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了。再加上罗章龙等工会干部另立中央，中共发生严重分裂，其城市工作自然大为收缩，机构和人员都大幅减少，所需各种经费自然也就相应减少了。第二是与苏区和红军的联络线在苏联军事工作人员小组的指导下建立起来之后，苏区与中央之间的联络开始变得畅通起来，结果中共中央很快就从红军那里得到了几十万银元。[73]这意味着，中共不再完全指望从共产国际那里取得经费支持了。随着1931—1932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被迫分别离开上海前往苏区或莫斯科，中共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固定的经费支持也就逐渐地中止了。当然，依据现有的零星的史料，直至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也还是在按照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中共中央提供着经费的帮助。[74]

关于1936—1937年间共产国际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

定期经费援助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形式的资金的或财政的援助从此就都没有了。被停发的经费，相当部分被用来建立了一个“中国基金”。这个基金的建立，无疑便利了专项援助经费的提供。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目前尚无法弄清在1933—1934年间除了人员培养、输送等方面的拨款以外，这个基金发挥过怎样的作用。1935年，共产国际动用这个基金所作的最大的举动，似乎只有援助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重建十九路军的努力。当时，这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向莫斯科求援，并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名义与中共代表团展开了合作谈判。在共产国际新任总书记，直接负责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亲自过问下，共产国际表示可以考虑按照双方所达成的条件从“中国基金”中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拨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时要求的资金援助包括：提供10万元训练军事干部，提供20万元购买两千支步枪，提供10万元用于各项军事开支，提供4万元用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各项开支等。[75]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铭枢等人的条件没有能够被接受。最后，中共代表团只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提供了大约2万美元。[76]紧接着，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把统战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南京政府，这一合作过程未能继续下去。

在1934年夏天之后，莫斯科就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共提供援助自然没有可能。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建立起了一台可以用来接通与莫斯科电讯联系的大功率电台。在给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第一封电报当中，它就迫不及待地向后者说明了自己的财政经济情况。电报称：红军已经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但是，东北军月饷200万元全靠南京，一旦发动反蒋即完全断绝。陕西虽然物产较丰，但供给杨虎城部3万人尚嫌不足，甘肃人口200万，税收不足10万元，红军所处的陕北地区更加困难。“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再则向美洲华侨及各国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财政问题之外，军火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的是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请讯问按政治情势所许，可能帮助我们至何种程度？”[77]

1936年8月下旬，由于共产国际否定了红军与东北军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要求中共把统战的重心转向南京政府。中共领导人不得不联名电告王明转电共产国际，陈说利害，请求援助。电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如不能与东北军联合反蒋，南京国民党一时又拒绝停止剿共，红军迫于生存的需要将不得不向较富庶地区发展。如此不仅将被迫放弃现有苏区，而且将导致内战大规模爆发。“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黄河）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78]

刚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来电，斯大林就很快批准了军事援助的方案。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与此同时，苏军开始准备经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将近600吨的军事装备和弹药，包括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要求红军主力经过宁夏前往绥远定远营方向进行接运。[79]

莫斯科的来电无疑是一个让中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对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宁夏战役计划，并于9月14日先后通知了正在北上的二、四方面军，要求后者与红一方面军密切配合，共同占领宁夏，以接取国际援助。但是，这一作战计划由于南京政府中央军推进过快，在10月下旬宣告失利。红军三个方面军被分隔在黄河两岸，各自为战，军事形势更形艰危。特别是因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早已是靠向张学良借钱买粮以度日，如今二、四两个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一倍以上，粮食问题更难解决。而二、四两个方面军又来自温暖的西南地区，部队不仅全无过冬准备，甚至久经征战之后，大部分战士单衣和单鞋都已破烂不堪。甘北的冬天又来得格外早，11月初已经开始下雪，许多战士备受冻饿之苦，伤病者与日俱增。虽然这时求助于张学良和宋庆龄，红军解决了部分粮食需求，并得到了几万双鞋子和一万套冬装，但不论粮食还是衣服，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部队没有解决问题。故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的心情极其迫切。这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明确电告王明等：“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80]

实际上，还在9月20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开会讨论了对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为此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专门的报告，请求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10月18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要从财政上来援助中共了。其电报称：“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3日，注意到南京政府的军队与日伪军将要在绥远爆发战争，莫斯科在要求红军改向新疆接运军事物资，并主动将援助物资的吨位提高到1160吨的同时，也制定了专项拨款援助的计划。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81]对此，中共中央已急不可待了。张闻天刚过了一周即致电王明等催促说：“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上海方面也已通知小开（指中共这时的谈判代表潘汉年——引者注）准备接收。”[82]至11月底，中共中央仍未收到来自天津和上海接收到共产国际第一笔汇款的消息，张闻天更是沉不住气了，又去电讯问王明等：“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83]

终于，来自共产国际的第一笔援款于12月初到达了上海，很快即转送到甘北苏区。随后，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扩大了援助的规模。据季米特洛夫日记，他在12月2日曾再度致电苏联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另5000卢布给中共。[84]在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复交涉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颇为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为你们拨款80余万美元，这笔钱将送交给你们。另外，你们还能够指望收到相同数目的另外一笔援助。只是转交这些钱在技术上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但无论怎样都必须确保实现这一转交。”[85]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在200万美元以上，它对正处于危难中的中共和红军无疑有重要的帮助。

关于抗战期间共产国际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从资金上援助中共的情况，过去最醒目的一笔是来自关于王稼祥的回忆。回忆称，王稼祥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时，曾经带回30万美元。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研究之后，如今这一情况已经被写入正式出版的《王稼祥年谱》之中。[86]

依据现在已经公开和披露的档案文献资料，这样的记录看来还有不少。

1937年9月，潘汉年致信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他在信中写道：中共中央急需钱，因为有许多战士牺牲在前线，而南京只提供了很少一点薪金。而且要把工作扩展到全国范围去，也需要一笔数目适当的资金。因此，中共中央要求你们能够继续按月拨给经费。[87]而后，在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任弼时和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十分普遍。他们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88]。这时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也通过延安转电莫斯科，要求尽快得到财政上的援助，以便为部队购买紧缺的各种枪支和弹药。对此，季米特洛夫给予了高度重视，紧急同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记中，他就记下了他与斯大林、莫洛托夫谈话后的结果：“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89]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重新又提出了援助请求。这一回是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新的求援信。信称，目前有三批人员急需救助：一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近4000名政治犯，他们受尽折磨，健康状况极差，要回到党的队伍中来重新工作需要治疗和营养；二是数千因伤致残的红军人员；三是大批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的遗属以及当年留在苏区失去了生存条件的红军亲属，以及现在在党、政、军工作的6000名家属。任弼时写道，目前党只能保证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简单温饱，抗战后原定每人发一元至五元不等的补助金，也因经费匮乏经常发不出来，缺医少药更是家常便饭，毛泽东和朱德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党急需在物质上和医疗上得到苏联的帮助。

任弼时的求援信没有列出要求援助的细节，只说明“随后我们会向您提供具体的数字和资料”。莫斯科批准的援助数字还不得而知。但联系到7月份回国的中共代表王稼祥带去30万美元的援款，可以想象或许会与这一情况有关。当然，对此也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任弼时这时还向季米特洛夫提出了请苏联向八路军提供一些武器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对此的态度是：“给八路军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因为这会恶化国共关系并为国民党孤立和封锁延安提供口实。最后，“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三十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90]

能够看到的1938年中共中央另外一份要求援助的文件是12月30日的，那上面列举了大量用于印刷的机器和其他各种用品的名称。中共中央强调，这些物资对于八路军在居民当中和在部队里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是极端必要的。据当年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回忆，经过国民党的同意后，苏联人确实把一批印刷机械送到了延安来。

在此之后的一份重要文献是1940年2月23日的。这个时候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医治伤臂并汇报工作，他显然再度详尽地汇报了中共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季米特洛夫为此一面要求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尽量动员所有国内的资源以解决困难，一面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来提交的预算表，说明他赞同周恩来的说法，强调周恩来提出的预算是可信的，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他“认为可以在1940年向中国党提供35万美元的援助”。据此，他要求斯大林“向有关部门下达拨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复很简单：我很忙，“很多东西我未能读完，请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将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91]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莫斯科与毛泽东之间围绕着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中共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莫斯科说明国民党政府自皖南事变前就中断了自1937年1月以来一直在提供的经费的帮助，这种情况使延安及其部队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因而希望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够紧急提供必要的财政帮助。7月3日，同样处于德国突然袭击的极度困难和慌乱之中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作出决定，批准向中共中央提供100万美元的援款。季米特洛夫在7月7日电告毛泽东称：“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16日，季米特洛夫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明这笔援款数额巨大，用途甚急，而由于国共关系恶化，蒋介石拒绝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因此援款不能及时送到。他提议：“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非法手段用飞机经过蒙古发送经费。以前第五局的同志曾这样成功地做过。请求您指示潘菲洛夫用这种方式组织这次行动。”[92]

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提供的援款总数，就达到385.2394万美元。[93]这笔数字虽然远远赶不上同一时期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额，但对于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和重要的。

来自莫斯科的经费援助和其他各种物资上的帮助，可以说从1937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告解散以后，这种情况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1944年1月12日的一封信显示，季米特洛夫仍在与苏共政治局领导人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讨论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的问题。这一年的12月7日，季米特洛夫还在向联共（布）领导人转达中共中央的援助请求，并提议帮助中共中央5万美元。[94]

几点简单的总结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依据已公开和出版的文献资料说明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还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十分明显，除了1932—1934年间还存在着资料空白之外，我们对中共建党过程中，以及对抗战期间共产国际援助情况的了解，也不尽完整。即使就那些资料较为充实和连贯的年份来说，文献记载的详略不等及其收支差异，也增加了我们今天理解和分析问题的难度。事实上，笔者在这里之所以没有提供一张更容易看懂的年度账目表，也恰恰是因为对把复杂的历史情况简单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缺少足够的把握。比如，笔者曾经逐年列出过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党费的大致数目（如下页表），但它显然既不能清楚界定党费的范围，也无法包含那些明显无法计入其中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特殊的或专项的拨款。因为我们至今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繁多又是昙花一现的这个费、那个费具体是何时开始，又是何时停止支付的；更不用说，还有相当一些很重要或很具体的援助资料可能并不在今天公开的这些档案文献之中。

但即便如此，通过上述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几点简单的重要结论：

（1）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着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够恢复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但未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2）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党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数额多，中共开展活动的范围就大，影响也就随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断，哪怕只是暂时地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中共许多工作的混乱和萎缩。这种情况即使在改为专项拨款之后，也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至少，在一些关键时期，共产国际的紧急拨款，对党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

（3）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援助的目的性自然会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而由于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虑的目标不尽相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事实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的实际需要。双方为此发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中共中央固然能够考虑到共产国际自身的困难，但它更多考虑的还是中国革命自身的处境和需要。

（4）中共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取决于中共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切实在农村立稳脚跟。在此之前，即在中共全面依赖于莫斯科的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很难不听命于共产国际，并听任其干预党的领导机构和方针政策。只是在日后中共政治上基本独立自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才真正难以束缚住中共的手脚了。

原载《党史资料研究》2004年1—2期

（收入本书时有部分补充和修订）

[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3]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4] 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

[5] 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

[7]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10]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

[11] 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10，13—1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07年。

[13] 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14] 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15] 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

[16]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17]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18] 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

[19]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20] 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347。

[21] 在萨发罗夫1922年底开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预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向导》周报；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周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种传单和宣传品；为两名中央委员提供差旅费100元；为两名固定的宣传演讲员提供食宿差旅费120元；为汉口、上海、北京、湖南各提供三个人的生活费，每人20元；为山东提供两人的生活费，每人15元；为香港和广州各提供一人的生活费，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笔100元的意外开支作为机动。月总支出不应超过1000元。《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4—185页。

[22]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85页。

[23]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8页。

[24]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2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红色工会国际的信》，1923年7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3页。

[26] 《马林致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赫勒尔的信》，1923年5月30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1、278—279页。

[27]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6页。

[28] 在这里总收入额与单项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内容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29]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30]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3页。

[31]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

[32]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2—593页。

[33]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8—559页。

[34]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3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267页。

[36]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00、303—304页。

[37] 全称应为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是用于援助各国因革命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一个国际性组织。

[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169页。

[39]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1927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16—19、20、71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8年1月16日。

[4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5号（特字第83号）记录》，1927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75页。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5、349页。

[42]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5、396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15日，等。

[43]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0—361页。

[44] 《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0页。

[45]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2—363页。

[46] 转见徐元宫：《1927，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47]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7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95页。

[48]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8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525页。

[49] 《阿龙施塔姆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36页。

[50] 《苏兆征和向忠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5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445—446页。

[51]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6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472页。

[52]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192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483—485页。

[5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29号会议（特字第28号）记录》，1928年6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493页。

[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35号会议（特字第34号）记录》，1928年7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521页。

[55] 《米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4月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97—398页。

[56] 《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52页。

[57]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信》，1928年12月26日。

[58]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电报》，192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77、83—86页。

[59] 《卡佐夫斯卡娅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9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101—102页。

[60]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29年9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8），第172页。

[61]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78—79页。

[62] 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就谈到这种情况。报告称：“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另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曾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6页。

[63] 《中央致江西党部飞转四军前委函》，1930年5月16日，转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特交文电19009881。

[64] 在该信附件中说明，6.3万元包括2月所欠经常性支援费3.5万元，报刊维持费4000元，印刷厂创办费1万元；3月欠经常性支援费1.1万元；4月欠经常性支援费3000元。

[65]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30年5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159—161页。

[66] 《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信》，1930年5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157页。

[67] 即雷利斯基。

[68]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69—373页。

[6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400—402页。

[70]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11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416—417、479—481页。

[71]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0年10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429—432页。

[72] 转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编，台北，正中书局，1965年，第159—164页。

[73]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年5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280页。

[74] 参见《前共党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王云程报告》，1933年2月24日，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54页。

[75] Principles of the“National Revolutionary League”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Regard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1935（Draft），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p.41—47。

[76] 《王明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7月15日；Resolution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CCI Concern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CP Representative and Chen Mingshu，June 19，1936，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p.48—50。

[77]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

[78]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7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

[80] 《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9日。

[81] 《王、陈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

[82] 《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

[83] 《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

[84]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85] 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March 2，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67。

[86]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87] Wang Ming，A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ans Letter to Wang Ming，September 19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p.10—11。

[88]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495/74/291。

[89]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4页。

[90]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96—297页。

[91] RCPSMH，495/74/317。

[9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7页。

[93]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等合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卷，莫斯科，2003年，第52页。

[94] Dimitrov to Molotov，December 7，1944，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59。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载看，过去流传的关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这个计划最后尽管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的存在及其实施经过，足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这时并没有放弃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共中央自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后，就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意坚持独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国和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几乎任何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能够看出，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和这一便利的陆路连接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帮助，在数量上还远不如冯玉祥、盛世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国民党人或地方军阀得到的多。但是，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过于弱小有关，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响。已知1933年苏联就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1]然而，在1935年，当红军长途征战，最终选择北上，开始靠近苏蒙边界的时候，这样的援助条件第一次变得现实起来了。据此，莫斯科很快依据过去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经验，作出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重要决定。于是就有了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征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后的1945—1946年取得了苏联的援助，中共革命后来的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孙中山、冯玉祥、鲍罗庭都曾尝试从西北接取苏联援助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曾经三度提出过从西北边境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设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当时孙中山发动的革命历经挫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抗击十四国武装干涉，逐步将其统治扩展到远东地区，孙中山向苏俄在中国的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通过新疆或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建立革命军队，再大举进攻北京政府的“西北军事计划”。为了这个计划，蒋介石1923年秋天曾经受孙中山之托，率团访问过莫斯科。但由于国民党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孙中山、蒋介石设想的利用新疆乌鲁木齐和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叫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组建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不仅需要苏联红军的帮助，而且直接涉及苏联与新疆和蒙古的关系问题，因此，苏联军方反复研究后，拒绝了这个计划。[2]

重提这一设想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与南方的国民党携手之后的1925年。尽管当时的冯玉祥远不如南方的国民党更让俄国人放心，但考虑到冯玉祥直接在同敌视苏联的张作霖作战，因此，当冯玉祥提出希望能够通过外蒙古接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后，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仅半年多时间，冯玉祥就至少得到了价值数百万卢布的3.88万支步枪、60门大炮、3架飞机，以及大量弹药及药品等[3]，从而使一度在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作战败北的西北军，很快发展强大起来。

第三次提出从西北接通苏联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当时还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继续赞同国共合作，军事上却开始渐入困境。于是，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考虑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军队继续向北推进，争取占领平津及张家口，“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但一来这一主张自始就受到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认为是“逃跑主义”；二来当时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实行这一计划几乎没有条件。结果，计划没有实现，在共产党人内部，“打通国际路线”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个不大好的名声。[4]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中共党内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1934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5]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查此一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的是周恩来，而非毛泽东。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见，是否存在过张国焘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指示，值得怀疑。实际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提出过的一系列建议根据地的目标，都在西南地区，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等。[6]这表明，他们当时并没有向西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打算。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当时，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屡屡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通过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应当向北发展，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7]。

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实力增强，中共中央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仍旧包含着准备与苏联接通的意图在内。关于这一点，从朱德等人6月16日给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电报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8]出乎意料的是，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6月17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无论是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向南与川军争地盘，以往数月的作战都证明困难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9]。两河口会议就是这么来的。

关于两河口会议，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国焘的回忆声称中央的计划受到激烈批评以外，过去的一些党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笔墨来说明张国焘是如何反对中央北上计划的。事实上，至少我们从会议记录上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由于会前做过工作，张国焘在会上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承认：目前向西去阿坝要通过草原地区，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10]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11]

毛泽东说：地理上靠近苏联，军事上飞机大炮，意义重大

两河口会议没有具体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时候要想实现这一设想纯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就明确认为，这样做一来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的安全，二来以现有实力也很难实现。更多的领导人则顾虑到鲍罗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有退却畏缩之嫌，因而极力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考虑得更多。他根据四方面军过去的作战经验，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比较有信心，对打国民党的中央军则顾虑重重。当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后，立即对北上方针犹豫起来。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四方面军无论人还是枪的数量都几倍于中央红军，张国焘相信有必要先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陈昌浩据此于16、18日两电中央，要求“请焘（指张国焘——引者注）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由“军委独断决行”以利集中。因此，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很快却开始拖延部队的行动了。

还在7月10日，一方面军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一旦被敌人识破红军北上意图，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赶到阻截，整个计划均将告吹。故朱德、毛泽东等已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2]

眼看不满足张国焘等人的要求难以确实北上，经这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决定在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13]至此，张国焘才又开始指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即又出现各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延误。很快，胡宗南军主力赶到松潘地区，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既然北上必与国民党中央军遭遇，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而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也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

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14]

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如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

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

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仍旧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北上战役行动的具体步骤。只是，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张在名义上又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受到严重掣肘。

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张国焘面临严峻选择。终于，张国焘以缺粮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于9月3日下令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形势一时间变得异常微妙和复杂。

红军分裂，毛泽东提议：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9月8日，张国焘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一、四方面军迅速面临分裂危险。

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各种书讲得很多。始终成为悬案的，是毛泽东提到过的那封张国焘想要“武力解决”一方面军的“密电”。实际上，即使没有所谓“密令”，以当时情势和以后红军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共中央不顾一切单独北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接获张国焘电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经劝说，徐、陈均同意北上更为有利。于是当晚七人联名电张，说明无论地形、经济还是居民环境，阿坝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难、减员再严重，只要进入甘南，就补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15]

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6]

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17]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18]

然而，比较一年后数万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作战而未得的情况来看，以这几千兵力能否由川陕边界一路打到外蒙古边界上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冒险计划。这是因为，中央红军已辗转跋涉西南各省，历经艰难，人数锐减却始终无法找到落脚点。靠剩下的这少数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远、荒蛮、更少革命基础，甚至毫无地理、人口、物产知识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北上苏蒙边界是保存红军和中共骨干的唯一选择。

但是，以中央红军当时所在的川甘边界地区，要想打到苏蒙边界去，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甘肃、宁夏，直趋绥远的定远营，这是1920年代邓小平等人由苏联前往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时曾经走过的路线；一是经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这是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一条迂回路线。无论走哪条路线，几千疲惫的红军部队要想掩护数百徒手的中央干部大队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仍旧危险重重。好在中共中央进入甘南不久就从拾到的一张《大公报》上了解到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可以做红军的落脚点。于是，他们及时地改变了原定的方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杀向甘北，然后转入陕北落下脚来，不走了。

共产国际提出援助方案，斯大林赞成红军靠近苏联

选择北上，以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十分明显地始终存在着某种顾虑。这不仅因为曾经历史上有过鲍罗庭“逃跑主义”的阴影在作怪，而且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是形势所迫，他们通常是不会主动采取这一步骤的。但他们这时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时其实并不反对他们向北靠拢，甚至有意向他们提供援助。

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武装援助中国红军的问题了。斯大林当时曾对中国红军及其根据地能否在靠近中国心脏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长期坚持下去，表示悲观。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时候，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明确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办了。因为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因过分靠近南京受到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围剿与进攻。[19]

最早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把红军开入四川的是张国焘。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时，张国焘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原来坚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向西退进了四川的北部地区。尽管张国焘此举纯粹是反围剿战争失利的结果，但其西去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反而受到它的赞扬。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消息，就立即发来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不利时主动撤出原苏区，退入四川的行动给予积极的评价。电报称：“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20]

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封电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早的一份明确建议中国红军向西和西北地区发展的正式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并且希望红军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地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显然已经包含着苏联希望利用中国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帮助的考虑在内了。

1933年秋天以后，由前中共陕甘游击队改组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地区渐渐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领导人几次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气发展这一地区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之间的联系。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两人曾两次写信提到这个问题。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发展的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称：如果我们能够将陕北与陕南的游击运动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够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因此，“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也已同意中共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立即去苏联学习，以便派去西北地区开展工作。[21]

自1933年秋天以后，由于新疆新的统治者盛世才积极靠拢苏联，苏联迅速开始展开其对中国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兵分两路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打败甘肃马仲英部与伊犁张培元部的两面进攻，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中国红军由东向西发展，苏联的势力则由西向东伸展，两方面的距离迅速缩短，通过中国西北使中国红军接通苏联的前景对共产国际更具吸引力了。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22]

就在弗雷德的建议书提交上去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开始委托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因此，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23]

从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红军行动的一份报告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决定要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该报告宣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24]

由此不难看出，到了1935年，苏联方面关于支持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和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了。正是因为如此，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团，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面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斯大林特别叮嘱说，告诉中共中央：

“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5]

瓦窑堡会议决定年内打通苏联，延长会议改变初衷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人选是林育英。国际“七大”尚未结束，他就带着共产国际联络部编制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报密码，化装成一名商人，由俄国人派飞机送到外蒙，然后从那里跨过边界，经过长徒跋涉，辗转来到陕北。他8月中旬动身，到达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差不多已经是1935年11月20日了。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靠近苏联，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26]

这个时候的陕北苏区，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是中心区，周围都是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这里沟壑纵横，到处是黄土高坡，人口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南方的干部和战士来说，一时间大家很难相信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加上中央红军兵力从甘南向陕北挺进途中又减员1500人以上，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不过6000人，而陕北苏区周围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因此，张闻天等主张迅速取得苏联援助，是十分自然的。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一接到张闻天的电报，就马上回电表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1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27]

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1200人。但11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2000多人一举歼其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6000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12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28]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它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对于这一点，多数与会者表示了异议，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会议决议在行文上，对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作清楚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至少在行文上看起来整个1936年的三步作战计划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的。但对于这种提法，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则有所怀疑。

1936年1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担心这一军事行动会以打通苏联为目的，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他在1月24日、26日和30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29]

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这时也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打通苏联问题。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30]

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看法，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则有不同看法。周、博电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31]。

注意到这种情况，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张闻天转而赞同了彭德怀等人的看法。他承认：“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的中心也是“不对的”。[32]

据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陕北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经过反复讨论，原定的第三步骤，即年内经绥远接通外蒙的计划被取消，1936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

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2月14日电称：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33]

转进绥远作战受挫，毛泽东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2月20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3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19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

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34]

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开始改变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连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35]。

东征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单独对付阎锡山晋军的估计之上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料到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会那么快就把国民党中央军引进来。东征作战不过一个月后，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就进入山西，这不仅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由20多个团很快增加到50个团之多，而且中央军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晋军。因此，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与此同时，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15个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这时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这时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经过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张学良已经暗中转过来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了。5月初，各种情报纷至沓来，都明确讲，张学良决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并不惜与蒋介石大干一场。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

红军这时也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鉴于“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于5月8日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斗争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等省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36]

为贯彻这一新的战略意图，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同意以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将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条件和基础。

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

红军接通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要求国际提供军火

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战役，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又有东北军策应，“打通国际路线”的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仅凭这2万人，要在不失去陕北根据地的前提下实现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东征的经验，显然还过于困难。特别是在东征受挫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作战压力一下子增大了许多。设法将还在西南地区的数万红军争取到陕北甘北来，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反复说明了靠近苏蒙边界的重大意义。但张国焘始终不为所动，声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干脆自行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电告中共中央说：“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做劝说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张国焘才被迫稍作让步，主张问题交由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解决，他们方面改称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尽管此一主张仍然不能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等人提议，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军转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图，强调联合苏联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及还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设法北来的专电。

但迟至5月，张国焘方面仍无动静。5月25日，根据新的西征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的二、六军团领导人呼吁，要他们立即北上。电报称：“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37]

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38]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就在中共中央刚刚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久，就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为名，揭旗反蒋。这无疑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确信：“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为此，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劝说张国焘的工作。此举终于在6月10日有所奏效。当天张国焘有电报来，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进。

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过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经过上海中转的。由于江西苏区陷落，特别是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尽管林育英等陆续到来，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意图始终不能转送到莫斯科去。电讯联络的接通，显然解决了大问题。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汇报了接通苏联，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想法，明确提出：“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电报特别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援助。[39]

7月初，当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封电报时，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40]

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再三告诫其左右说：“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41]

莫斯科来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

6月23日，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27日，张国焘已同意北出甘南。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8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不久就失败了。

两广事变失败，蒋介石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一旦蒋介石转过身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西北的发动就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8月10日，中共中央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特别是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具体部署。12日，他们正式通知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即“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包括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半月时间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使西路三州径入于东北军之手。然后，三军汇合甘北，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2]

然而，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那个“西北大联合计划”。[43]

从8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是不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呢？

事实上，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谈判条件亦相距甚远，因此，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红军的幻想。如果西北大联合不能实现，与蒋介石又达不成和平，三个方面军七八万人全都集中到陕北、甘北来，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将成为严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马上意识到形势之严重。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电报，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44]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确实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即使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也必须离开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西北根据地，重新转向内地发展。苏联方面当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刚一得到中共中央8月25日来电，斯大林很快就批准了已经拟就的援助方案。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9月11日的复电说：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45]

莫斯科的来电无疑是一个让中共中央和全体红军将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面对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制定了行动计划，并于9月14日先后通知了一、二、四方面军。电报称：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

中共中央据此提出：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1）一方面军主力，九、十月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

（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3）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4）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为使二、四两个方面的领导人了解此次战役行动的重点及目的，中央军委在电报中特别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46]

随即，中共中央具体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的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曾几起几落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部署，终于开始具体实施了。

毛泽东告诫张国焘：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决定一环

这个时候，敌我力量对比及态势又如何呢？

这时，红军一方面军全部2.1万余人除少数配合约5000人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27个团约1.8万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37个团约5.6万人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

这时，国民党军在甘南有30余团3万余人尾随于二、四方面军之后。甘北有91个团大约14万人分布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的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及西兰大道一带，和与红军一方面军平行的海原、同心、中宁、金积、灵武一线。同时，南京方面为应付两广事变一度南调长沙一带的胡宗南部32个团约5万余人，又陆续入陕并西运至黄河东岸和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再加上土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署在黄河两岸的大约20个团，敌人这时可以用来对付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即四倍于红军。

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间这时有大约40个团的兵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此，红军主力之会合一般已经不成问题。但胡宗南部的到来却颇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因为一来胡部战斗力确实较强，二来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关系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多数部队并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仅红军会合将受钳制，“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更将大受威胁。

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时间紧迫，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47]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还命令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让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作战，这再度让张国焘感到不安。何况原计划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才能进攻宁夏，那样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上与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难想象。因此，张国焘一接到中共中央的静会战役计划，就表示了怀疑的态度。

9月17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几个问题：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三、宁夏通外蒙有哪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需多少天？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48]

为解除张国焘的疑虑，毛泽东详细答复张说：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祥。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四方面军西去应待明年春暖后，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49]

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基本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9月20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其9月22日电主张：一、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二、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三、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50]张国焘随后即下令部队转向西进。

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即将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宁夏战役计划也将难以实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先以主力南下，集中三个方面军之力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与此同时，他们再三告诉张国焘说：胡宗南部在咸阳尚未到齐，目前“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但张国焘仍反复来电，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西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张国焘断言：如照此计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毛泽东等“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51]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这是张国焘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张国焘不论表面上如何强硬，内心里也不能不担心自己另立中央的行为是不是会成为严重问题。再加上事实也证明中共中央当初北上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得到国际承认的，再度分庭抗礼，万一发生严重后果，更是难辞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没敢独断独行。他一方面坚持己见，擅令部队西进，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2]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决行，于9月27日以“党中央”名义正式下达命令称：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53]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29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拥护外蒙苏联为目的”。[54]

莫斯科表示愿提供600吨军火，红军准备提前攻宁

9月27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通知说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10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进一步提出了他们所希望得到武器装备的清单，并且明确要求苏军能够提供相当数量的飞机和大炮。电报同时也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接取援助有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尽可能将物资运送和保护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一次接运成功。不过，共产国际10月18日通知中共中央说：“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像你们2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同时，电报说明：“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蒙古方面不能担任越境保护的任务。[55]

能够有600吨左右武器弹药装备红军，这对长期以来只能靠同敌人作战获得各种枪支弹药的红军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因此，尽管没有想象中的飞机、大炮，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考虑到二、四方面军已经开始跨过西兰大道，胡宗南的中央军正在迅速跟进，要等到12月黄河冰冻再行渡河，敌人很可能会形成合围，并逼我在甘北这狭小区域决战，这无论从作战角度，还是从粮食供给等方面来看，都无可能性。故中共中央被迫改变原方案，下决心不等12月黄河冰冻，冒险提前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3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四方面军刚刚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不慎遗失，落入敌手。张国焘急忙改变原定部署，下令部队兼程北上，除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56]这样，抢渡黄河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提前。

10月8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10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已准备好于20日开始渡河。

得到张学良的通报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迅速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提前开始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要求：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11月1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11月10日。[57]

红军三个方面军，特别是二、四方面军长途征战，不仅疲劳已极，而且急需补充休整。据二方面军任弼时报告说，整个二方面军这时实际上已经基本处于丧失战斗力的状态，非休整不可了。但是，红军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他同时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他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因此，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二、四方面军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已渐次展开。至23日，国民党方面就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就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了。

据此，朱德、张国焘于23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24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25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26日过河。宁夏战役比原定计划提前展开了。

胡宗南步步紧逼，红军顾此失彼，渡河作战竟意外失利

在四方面军渡河行动开始的当天，即10月24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通知了这一新的情况，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

为尽快控制通向定远营的路线，毛泽东这时特别指示在打拉池前线负责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58]

但考虑到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有指挥四方面军西去甘西之意。彭德怀对此十分不满，他在25日提议，应首先集中四方面军河东之全部及一方面军的四个师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接取苏援物资。毛泽东权衡再三，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不同意彭关于打胡之后再抽调一方面军去夺取定远营的建议。他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是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一、二方面军全力打胡固属必要，但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59]。

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冒进突出之部。28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

28日当天，已经渡河的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以九军一军之力难以实现夺取定远营的任务，故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29日，中共中央军委有电报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仍认为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并致电毛泽东对朱、张电提出异议。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朱、张，要求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60]同时，中共中央军委通知共产国际书记处宁夏战役失利说，因胡宗南等部敌军70余团齐头猛进，推进至海原、靖远，我现处南北夹击中，回旋困难，不得不在一部红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暂时停止渡河，转而打击南面追敌。[61]

10月30日，朱、张遵令执行。然而，这一天，胡敌前锋意外逼近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已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彭德怀集中兵力在郭城驿一带打击胡宗南突前部队，阻遏胡敌推进的计划已无从实现。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十分不利。

由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战机，再度展开渡河行动，攻取宁夏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办法。毛泽东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现在应考虑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

换言之，毛泽东已经看出，在甘北这一狭小区域内，红军已难以坚持。为了生存，红军将不得不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他们同时仍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11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决定，红军准备全部南下。中央为此先后通知了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是，注意到蒋介石正调集军队，有意在绥远教训日伪军，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两个月，相信西北局势定有变化。随后，张学良极力向蒋介石游说，要求率东北军前往绥远参加抗战，反对继续剿共。因反复劝说无效，张学良愤而在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且意外地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红军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征战计划因此取消。但即使在国共两党谈判的和平时期，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也仍有成功的可能。

莫斯科变更援助路线，共产国际允诺提供百万援款

实际上，还在红军渡河作战失利的几乎同时，它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通知，内容扼要如下：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1）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62]

苏联突然改变援助方向，很大程度上同绥远正在出现的抗战形势有关。这个时候，绥远的形势的确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自1936年5月日本人提供军火，唆使德王在距张北二百里的嘉卜寺组织所谓“内蒙军政府”以来，伪蒙军就屡犯绥远。10月中旬，伪蒙军已几度同傅作义的军队发生冲突。考虑到这种形势，再加上日本特务遍布绥远，并早已深入到定远营，一旦苏联援助红军物资的情况被侦知，难免会给苏联带来麻烦。因此，正如电报中所提到的，它最担心的，其实只是最后一点，即担心此举“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

当然，苏联方面早就从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知日本人有意以定远营为其特务活动的重要据点。在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仍旧选定被日本人看中的定远营为苏联援助的主要通道，很明显是准备冒点风险的。但显然它没有料到日本人会如此迫不及待。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从定远营进行援助事实上不可避免。

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也正是时候，如果红军经过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如今，中共中央的复电只是说：“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63]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红军准备南下的决定，要求国际迅速提供现金援助，以便红军能够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渡过眼前的难关。它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64]

红军这时最缺的就是粮食和冬装。陕北甘北原本就十分贫瘠，再加上战争不断，又集中了大批军队，粮食问题自然早就极大地困扰红军了。由于陕北苏区地域狭小，又被国民党军分割成数块，红军不能发票子，当地又没有多少土豪可打，因此，中共中央早就开始靠向张学良借钱来买粮了。而今另外两个方面军又来到甘北，红军人数猛增一倍以上，吃的问题自然更加严重。但最严重的其实还是冬装问题。因二、四两个方面军均刚刚来自西南，部队不仅全无过冬准备，甚至久经征战之后，大部分战士单衣和单鞋都已破烂不堪了。而甘北的冬天又来得格外早，11月初已经开始下雪，许多战士备受冻饿之苦，伤病者与日俱增。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再请张学良和宋庆龄帮助，虽解决了一时的粮食需求，得到了几万双鞋子和一万套冬装，但不论粮食还是衣服，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部队没有解决问题。因此，当宁夏战役失利，又得知苏联方面不能从定远营提供援助之后，张闻天焦虑万分，他立即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声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65]

对于红军在西北所面临的困难，共产国际早就有所了解。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对此已有准备。还在10月18日的电报中，它就已经表示：“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的物品。”11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说明：已决定向你们提供55万美元的帮助，第一批15万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庆龄处，由宋转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汉年。

尔后，来自苏联的第一笔援款于12月初到达上海，很快即转送陕北。随后，经过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努力，共产国际还进一步告知中共中央：苏联方面已经决定，一次性向中共提供80万美元以上的援助，而后还将进一步向中共提供大约与此数目相同的另一笔款项。这两笔援款总数将达到160万美元左右。[66]连同共产国际两次寄出的援款，一次15万美元，一次5万美元，共产国际和苏联这段时间先后向红军承诺提供的援款数量应当有将近200万美元左右。[67]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确实是在想方设法给红军以最大可能的帮助。

西路军鏖战甘西，莫斯科抱怨为什么耽搁如此之久？

提供援款固然可以解财政之急，但对于红军来说，最渴望也是最实际的，显然还是军事援助。

为了实现打通苏联的目标，中共中央早就下令将渡过黄河的四方面军三个军改组成西路军，专门负责接取来自新疆的苏联援助。他们并且为此专门通报了共产国际，请苏联立即在哈密设立办事机关，准备援助物资以便在西路军到达时运往安西。但是，中共中央最初对夺取甘西走廊的困难显然有些估计不足。他们固然注意到战胜这一带敌人的碉堡需要很多时间，但11月18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中共中央这时也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回渡黄河和牵制甘北敌军之可能，故11月19日电明确指示西路军主力不宜西进，要在永昌与甘州间创造新的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只可派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师的五军团去占领安西，控制安西至哈密的交通，准备接运物资。中共中央据此通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达甘州地区，正派一部向肃州、安西前进，本月至迟明年一月即可到达安西，“你们政治上物质上援助务请迅速决定，告知我们”[68]。

事实证明，让装备差、弹药少，又几乎没有骑兵的西路军在地理条件极端恶劣的甘西走廊，击败以骑兵为主的马家军，创立根据地，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11月底以前，西路军西进到永昌，除在古浪损失上千人外，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因此，陈昌浩等信心十足，准备稍加休整，1937年1月夺取临泽、高台，2月到达安西。

共产国际12月6日终于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说：“正采取方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中共中央又一度通知西路军可以西去。不想，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及张学良均要求和希望西路军东返担负牵制任务，西路军再度进退维谷。

当时的情况已很明显，西路军越往回打，敌军越强。本来西路军就已经受到马步青、马步芳等马家军骑步兵和地方民团数万人的围攻了，又拖带上2000余伤病员，再回头向东，部队将承受更大损失是肯定的。因此，西路军政委陈昌浩一度犹豫不决。等到他们下决心往回开之后，西安事变又突然和平解决了，中共中央重又要求西路军西去接取苏援。

然而，1937年1月，因张学良被扣，潼关以东中央军西进，西安形势又吃紧，中共中央又要求西路军停在甘、肃两州之间策应，西路军因此又再度陷入苦战。

此后，西路军面临的形势更加困难，内部围绕东去西征问题也争论不休。终于，据守高台的五军团全军覆没，西路军只剩下近半兵力，无论东回还是西去，都变得不大可能了。

对于这种情况，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无论如何难于了解。他们已经开始安排人员前往新疆哈密准备接应，但始终不见消息。为此，莫斯科方面几度来电询问：为什么西路军不尽快向西取得大批新式装备，而要在那个几乎无法立足的沙漠地带耽搁如此长的时间？中共中央对于西进接取援助的任务究竟是怎样一种方针？西路军的西进究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中共中央有没有可能给他们以军事上的帮助？

本来，共产国际坚持西路军要到哈密接取援助，至1937年2月时，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可将货物送到安西，并且货物数量比原来答应的还要多一倍以上，同时还有50个在莫斯科熟练地掌握了炮兵、装甲等项技术的中国同志，也将一同交给中国红军。显然，来自苏联中亚细亚的这批援助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它甚至还包括了红军所急需的火炮，以及在西北地区进攻城堡的作战中极为有用的轻型装甲车等。据当时由莫斯科派去接应西路军的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滕代远回忆，陈云等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之前，斯大林等曾专门接见过他们，并表示红军想要什么可以尽量满足，在重武器方面至少可以提供90辆坦克及90门大炮。[69]这批装备如果能够送到红军的手中，它所起的作用必将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西路军在甘西走廊上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到2月中旬，中共中央虽再度指示已极端困难的西路军就地坚持，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春暖后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却相信以现有兵力西进没有可能，因而又一次在东返和西进问题上来回摇摆，失去了最后一次西进的机会，在倪家营子一带陷入重围，直打得弹尽粮绝，被敌各个击破。对此，已经作好了援助红军准备的苏联方面颇为焦急，他们不止一次地去电，要求中共中央想尽一切办法给西路军以援助，甚至主张联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增援，并建议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直接提出交涉，要求南京务必设法停止甘西敌人的进攻。总之，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十分担心援助计划将会因西路军的失利而前功尽弃。

到3月中旬，西路军终于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一两千人也很快被打散了，再也不存在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可能了。自从1934年以来逐渐成熟的通过中苏边境由苏联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几经波折之后，至此流产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甚至可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当然，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仍旧尽可能地进行了一些军事上的帮助工作。它们在得知有部分红军可能到达新疆时，于4月初曾接连询问中共中央：西路军是否还能剩下一千人左右？你们是否还能在甘西地区找到其他失散的红军人员？能否通知所有失散的西路军成员前往安西或敦煌，以便我们派人接运他们来新疆？因为，“已经决定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后即转送苏联学习，因此，西路军务必前往星星峡，我们将会在那里迎接他们”。[70]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代表团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迅速乘飞机前往新疆携带足够的衣服、粮食和药品前往新疆星星峡设立接待站，接运西路军人员。陈云等人4月18日飞抵苏联边境，23日到达乌鲁木齐，25日由盛世才派部队护送到星星峡，接运已经先期到达那里的西路军干部战士共407人，于5月8日返回乌鲁木齐。以后，又有一些西路军成员陆续到达新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5月9日亲自致信苏联国防部部长，说明可能有大约900名中国红军战士将要到达新疆，他已提议将其中的半数送到苏联来学习军事，部分干部送到共产国际的政治学校里进行深造，请其给予积极的帮助。季米特洛夫还特别致信斯大林说明了他的这一提议。[71]

最后，根据苏联国防部部长的建议，少数西路军成员在当年夏天被送入苏联各类军事学校进行学习，其余多数干部战士在新疆就地被编为一个总支队（即所谓“新兵营”），由苏联方面提供各种现代的武器装备与教员，进行分门别类的培训。其中，学汽车的有67人，学装甲车的有50人，学炮兵的有87人，学无线电的有34人，学空军飞行和维修的有43人。另外还有20余人去苏联学情报，10余人学军医或兽医。应当说，这种帮助对中共军队仍旧是有益的，因为它最终为中共军队培养了一批装甲、炮兵、航空、汽车、通讯等特种技术的人才。[72]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李竹声的电报》，1933年10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电报》，1933年10月2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0月29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2日；《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14日；《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3年11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45、559、575、585、618、623页；《皮亚特尼茨基给埃韦特的电报》，1934年4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李竹声的电报》，1934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118、123页。

[2] 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 参见杨雨青：《国民军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4] 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5]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北京，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26页。

[6] 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1935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1935年2月16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1935年3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1935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

[7] 《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1935年6月26日。

[8] 《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1935年6月16日。

[9]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9—460页。

[10]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6月16日。

[1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1—462页。

[12] 《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1935年7月10日。

[13] 《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1935年7月18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193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3页。

[14]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5年8月6日。《毛泽东年谱》（上）未收录这方面的发言内容。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65—466页。

[15] 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9月10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己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尔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0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1935年9月1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16] 参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472页。

[17]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18] 《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1935年9月12日。

[19] 参见拙作：《“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1] 《康生、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22] 《弗雷德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皮尔金同志的信》，1934年11月3日，原档存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以下称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3] 《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1935年；《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4]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的报告》，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绝密）》，1935年，中心档案，档号495/19/575。

[25] 转见《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26] 《洛甫关于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致毛泽东、彭德怀的信》，1935年11月20日、25日。

[27] 《毛泽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策略问题给洛甫的信》，1935年12月1日。

[28] 参见《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90—597页。

[29] 《彭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毛周博王同志电》，1936年1月26日。

[30]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31] 《周、博关于战略方向问题致张、毛、彭等电》，1936年1月31日。

[32] 洛甫：《对夺取三原战略计划的意见》，1936年1月31日。

[33] 《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1936年2月14日。

[34] 《彭德怀、毛泽东致林、聂二同志电》，1936年4月2日；《德怀、泽东关于邓发同志去苏联任务致恩来、洛甫并邓发同志电》，1936年4月20日。

[35] 《彭、毛关于形势任务及战略问题给林、聂电》，1936年4月2日。

[36] 参见《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告各负责同志电》，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7—149页。

[37] 《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年5月25日。

[38] 根据已知的情况，共产国际这一段时间为与西北地区红军联络，至少派出过六批联络人员。最早派回的是阎红彦。据他本人1942年回忆，他是1934年7月由中共上海局派往莫斯科去的，在莫斯科很短时间即被派回国递送密码本，并准备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由新疆入境，经过甘肃，转到绥远，再转北平，最后由山西转陕西进入陕北苏区，时间已是1935年底了。其次是张浩，即林育英，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期间，由共产国际选派经外蒙入境，转经宁夏、甘肃，于1935年11月18日左右到达陕北苏区的“首都”瓦窑堡，除负责传达有关指示外，也带有密码本。随后被派往陕北苏区的刘长胜，化名罗英，1936年3月到达山西前线，主要任务也是送密码本。1936年2月，当共产国际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并向山西发起东征战役行动之后，又迅速从外蒙送进来一个七人小组，负责转送电台及密码本，但在陕北与当地民团遭遇，六人被打死，一人被俘。另外，还有几人于1936年5月被派回，准备转经北平前往陕北。7月又派过两人经北平进陕北。北方局为此曾有电报询问与此两人的接头暗号，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另外，1936年4月底5月初经欧洲、香港派往中共中央传达苏联方面重要战略意图的还有潘汉年。

[39] 《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同志电》，1936年6月16日。

[40] 《洛甫致王明、康生、陈云同志电》，1936年7月2日。

[41] 《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致德怀电》，1936年7月1日。

[42] 《洛育恩稼怀凯泽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12日。

[43]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4]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5日。

[4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

[46] 《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1936年9月14日。

[47] 《毛、周、彭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5日、16日、17日。

[48] 《朱、张、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17日。

[49] 《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1936年9月19日。

[50] 《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1936年9月22日。

[51] 《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6日。

[52] 《朱、张、陈、徐致洛、泽、恩、博等电》，1936年9月26日；《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1936年9月26日。

[53] 《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1936年9月27日。

[54] 《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1936年9月29日。

[5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0月18日。

[56] 《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

[57] 《中央军委十月份作战纲要》，1936年10月11日。

[58] 《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1936年10月26日。

[59] 《毛关于打胡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1936年10月26日。

[60] 《毛、周关于先打胡敌后攻宁夏致朱、张电》，1936年10月30日。

[61] 《中央军委致共产国际电》，1936年10月30日。

[6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3日。

[63]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0年11月8日。

[64]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

[65]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9日。

[6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2日。

[67] 尚不能确定的是，共产国际先前许诺的55万美元（除已汇出的15万加5万美元，应该还有35万美元）是否也包括在苏联新答应的援款数目中。

[68]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日。

[69] 见滕代远：《忆由苏赴新迎接西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016页。

[70] 《（苏联）军委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4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4月7日，中心档案，495/74/285。

[71]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1日；《季米特洛夫致伏罗希洛夫信》，1937年5月9日，中心档案，495/74/290。

[72] 《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23页。

革命、统战和外交——有关新中国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由来问题

引言

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一条是以阶级斗争思维为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前一条线索在今天已经被讲得很多，甚至也肯定得很多了，而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却很少。尤其是，从反省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国外交史的著作论文还极少见到。[1]

当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著作，几乎都承认，在改革开放前，即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曾经走过许多弯路，经历了不少挫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地方。但是，涉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包括那些专门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著作，对这段历史或全盘肯定，或仅着眼于那些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外交行动与实践。[2]即使个别有所评论的文章，也要么断言改革开放前后完全是继承关系，并无二致，怎么变都有道理[3]；要么高调肯定过去革命的做法，激烈批判当下外交的缓和态度。[4]即使是学者基于学术研究的意图撰写的研究论文，早些年多半也都是着眼于总结“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提到了时人在对外政策思想上明显对立的政策主张，也仍不忘强调其“从总体上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国际战略思想相一致”，并说明当时“我党对外工作”中只是出现了“某些偏差”而已。[5]

迄今为止，在所有中文的出版物中，能够较多地触及对外政策中一些问题的，主要还是一些外交工作者的回忆录[6]，和最近几年从事于冷战史研究和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少数学者的一些论文。由于多数回忆录所涉及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严重偏差的时期，都还是“文革”时期，因此，那些围绕着中苏同盟的形成、朝鲜停战、炮击金门，以及珍宝岛事件等具体事件中中国方面的反应以及政策本身偏差进行讨论的论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7]

但是，尽管已经有一些论文讨论到了新中国外交政策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与失误，这样的文章也还太少，所触及的问题也还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因为这些讨论还只是停留在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鲜有对导致新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或摇摆不定，或片面激进的外交思想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因而它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些表现在具体事件上的失误与偏差的由来及其政策背景，也难有太大的帮助。

显而易见，要了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种种问题，就不能不对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有所剖析和把握。而在1976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新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或曰对外政策思想，无疑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主张。明了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能不注意到那种力图割裂内政与外交的叙事逻辑和研究思路，存在着太过明显的矛盾。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我们能够设想，当毛泽东在国内高度紧张地为应付内外部敌人威胁与颠覆的危险，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政治运动来巩固政权的情况下，他很难不高度重视国际上帝、修、反（即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阴谋，并抱以同样高度警觉的态度。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问题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问题。作为一个不断（或曰继续）革命论者，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巩固其革命的成果，和试图依照阶级革命的路径创造新社会。在国内政治上是如此，其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也不例外。当今在新中国外交史解读上所存在的偏向，很大程度上只怕正是这种割裂的历史观造成的。

讲新中国的外交史，当然要注意到其民族主义外交，即基于复杂民族情感的对外政策所引导的一种发展轨迹。但是，简单地在外交史叙述中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无视他同样在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看待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事实，无视他基于阶级观念主导的革命外交的思维模式给中国对外关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注定是会曲解历史和误导读者的。在这里，由于受到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全面讨论新中国早期革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长短利弊，但仍可对它的观念由来及其作用的情况稍作梳理和讨论。

中共外交的历史由来

研究新中国的外交，不能忽略中共自身话语习惯及其观念变动的历史。比如“外交”这个词，在1931年以前，中共几乎从不使用。这不是因为中共还没有成为执政党，因而还不具备开展外交活动的条件，而是因为在中共当时的观念看来，在国与国之间，只有弱肉强食和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外交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共涉及对外政策问题的观念中，当时只有“反帝”的概念，而无外交的概念。这也正是中共早期历史上以“反帝”为名目的各种指示文章、团体、会议和活动数不胜数的原因所在。

1930年，中共开始考虑创立自己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因而亦不能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外交”问题。但是，中共中央对外交的看法，依旧是从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因而它直接把对外政策与反帝政策等同了起来。中共中央在相关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帝，因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不仅“绝不（能）有任何‘敦睦邦交’或‘亲善邻国’的意义”，而且，就是俄国《布列斯特和约》的经验，也“不能在中国运用”。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须以“充分暴露帝国主义罪恶”为目的，因为任何试图和缓帝国主义进攻的企图，都“必然要阻碍着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8]受此观念影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虽模仿苏联的样子，建立过一个“外交人民委员会”，但它除了发表过一个“对外宣言”，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朋友与同盟者”之外，没有也不屑于同任何其他“各帝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发生外交上的联系。[9]

中共真正开始有所谓“外交”工作，是在1936年以后。虽然从这一年开始，像毛泽东等人已经开始注意到通过西方记者对外宣传自己正面形象的策略意义，并努力尝试之。像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及毛泽东与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宣布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蒋介石携手作战等，都可以被视为其外交工作的开始。只是，在中共中央这时的正式文件电报之中所谈及的“外交”一词，却与我们这里所讲的“外交”一词的概念大相径庭。它更多的是用来指党与非党之间，或党与党外势力之间联络交涉的工作，尤其是用来指中共正在展开的针对国民党各派势力的统战工作。[10]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战期间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40年，中共中央才开始更多地使用另一个更为准确的名词，即用“统战”一词来取代了“外交”这一用语。

中共中央最早开始真正从我们今天所讲的外交一词的含义来谈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问题，已经是1944年夏天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中央有了与外国政府人员密切接触的机会，因此，开展“外交工作”，实系“国际联络工作”，成为了一种必须。故1944年8月16日，中共南方局率先就此一新形势提出建议，主张“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国际外交问题”，“建立专门负责国际宣传的机关”，充分利用盟国政府及其各个政党和人民中对中共的不同态度，展开宣传和交际工作，以便于争取外援。[11]中共中央也随即发出了其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把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到延安及中共敌后根据地，看作“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同意目前外交工作重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12]

1945年春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也专门讲到了要重视外交工作的意见。[13]战后，随着美国人进一步介入到国共内战之中来，中共更不得不全力应付这一特殊局面，小心处置对美关系乃至各种对外事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外交问题不能不日渐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了。

中共的“外交”与“统战”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无论这种改变早或迟，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共领导人一直在把“统战”和“外交”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以毛泽东为例，早在1936年，他就已经在继续用“外交”一词来指对反蒋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又在使用“统战”一词来指对英美的工作了。所谓“国际统一战线”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提出来的。[14]八年之后，我们上述所引中共中央第一个“外交工作的指示”，通篇也仍然是在讲“国际统战”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它明确认为：所谓“外交工作的开始”，就是指“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故我们“在国内统战中的策略原则，一般的也适用于国际统战”。[15]

外交，即Diplomacy，在今天通常被用来指主权国家政府之间交往或交涉的活动。而其特点，就是通过圆滑、机智的灵活手法，来处理不同国家利益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鉴于近代以来构成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格局的历史，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长期弱肉强食、刀光剑影的惨痛历史教训之上的，因此，基于和平的愿望，运用智慧，在最大程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妥协互让，实现国与国之间互利互惠和平共处的目的，无疑又是近代以来所谓外交的最本质的要素。从这一点出发，说外交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中心在以和求利，当不为过。

统战就不同了。“统战”一词源于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它最初的提法叫“联合战线”。之所以要“联合”，是因为共产党人当时相信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单打独斗地发动革命，必须要与在现阶段有着共同敌人的其他社会力量合作，共同推倒统治阶级。[16]但很快，“联合”的概念就变得不适用了。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之上，并为阶级斗争的目标服务的。正式提出“联合战线”策略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就明白规定：“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组织“联合战线”只是为便利达成阶段性目标的一种策略。[17]更何况，按照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革命最好趁热打铁。前一个敌人被推翻之日，即应该马上转入对后一个敌人的斗争之中。受此阶级斗争和不间断革命理论经验的影响，也就有了日渐成为中共革命重要法宝之一的统战政策。所谓统战，用毛泽东抗战期间总结性的话来说，就是又团结，又斗争。即所谓：“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8]而具体斗争策略，又强调要把统战对象分成左、中、右，用所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手法[19]，使被联合的各个对象都能够被牢牢地掌握于自己的股掌之中，统而战之。

由上不难看出，外交和统战除了形式上都强调灵活和策略外，本质上实有极大的区别。从外交的观点出发，世界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切当以是否合乎自身的实际利益为转移。既讲外交，就要讲“礼之用，和为贵”，要广交朋友，故而要重信用、守秩序，断不能以邻为壑，翻云覆雨。

而统战却是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设计出来的，其形在和，意却在战。这不仅是为了对付共同的强大敌人，而且是因为，凡可纳入统战对象者，无一不是有相当影响、不可轻视的异己力量，尤其是可以划入地主、资产阶级行列者。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中共不能不相信这些暂时的联合对象与自己“在阶级上始终是敌人”，不能不坚持“防人之心”[20]，并出于“统”你于我、为我所用的目的，不得不将这些异己力量划出左、中、右，然后纵横捭阖，分而治之。这也正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这一奇特公式之所由来。把国内统战的策略应用到国际统战工作中来，其行事逻辑及结果必不同于一般之外交理念及行为，可想而知。

只要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处理国内政治斗争问题，也就注定会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

早在1922年，即中共宣告成立的第二年，莫斯科就成功地使中国的共产党人相信：今天的世界已经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部分，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人们今天或者站在以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一边，与帝国主义为敌，或者站在国际帝国主义一边，与苏俄为敌，二者必居其一。[21]而中国革命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之一部分，因此必须以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并“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22]正是这样一种观念的形成，造成了中共长期奉行“反帝”政策，坚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政府妥协的强硬立场。[23]

进入抗战阶段，中共中央开始有了某种“外交”的意识之后，这种观念也难有改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多次重申过类似的观点。战争初期，基于苏联当时的“集体安全”主张，中共中央也曾积极赞成过联合英、法、美等民主国家，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政策。但战争爆发不过两年时间，苏联转而依据阶级斗争理念，为“祸水西引”，与法西斯德国妥协并瓜分波兰，促成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共中央亦转而公开支持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判断，即认定它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狗咬狗的斗争，进而公开断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没有了”，世界大革命的形势正在到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与1925年中共“四大”的观点并无二致。他明确讲：今天我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成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24]。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二分法”的观点，即使在抗战后期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产生了很大隔阂，1944年中共又与美国有过一段密切的外交接触，到抗战将要结束之际，他依旧会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告诉全党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注定会进一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因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共党（还）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也必须准备背靠苏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25]

当然，战后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发展，也并没有如毛泽东预想的那样顺利。苏联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度按照它所理解的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严守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生怕与中共的关系会危害到自己已取得的战略利益，曾不愿直接与中共发生关系。但是，中共中央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背靠苏联的方针，反而是苏联最终发现无法与美国达成妥协，不得不改变态度。结果，中共终于达成了背靠苏联的战略意图，取得了军事上的有利发展态势，打败了始终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这一成功经验，自然更加强化了中共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的既定立场。随着美苏冷战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美国又坚持不马上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决心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无可避免。[26]

综上可知，当年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本质上是没有今人所谓的外交观念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如果说他们有过某些“外交”工作的话，其实也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对外的统战工作而已。正如中共中央所说，外交政策，就是党的国际统战政策的一部分，亦即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27]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政策，自然会带有很强的革命色彩。因为，它所关注的不是国际间的缓和与交往，而是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中共中央1944年第一次发出外交工作指示，就特别强调“立场”问题，要求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到1949年再度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时，它更是通篇都在强调“原则”和“立场”。指示明确把一切外国划分成三类：第一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苏联与新民主国家；第二是对中国没有现实危害但与仍属于敌对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是继续与国民党站在同样反动立场，直接威胁着新政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除苏联与新民主国家在未正式建交前可做“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均要求采取“一概不予承认”和不忙于建立外交及经贸关系的态度。[28]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在外交承认的问题主张“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甚至多次强调几年内不要忙于与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之初再三告诫工作人员“首先要认清敌友”，“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懂得又联合又斗争的斗争策略，等等，[29]其出发点亦都是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考量，手段方式亦都不离统战的思路与模式。

在革命与外交间的摇摆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到新中国外交史的时候，第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没有必要采用“一边倒”的政策。但是，如上所述，如果我们了解到共产党人当年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就应当能够了解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思考国家关系问题，给新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最初的挑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一边倒”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它所认同的首先是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其次才是民族和国家关系及其利益的问题。中共早年的创立和走上革命的道路，就是得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帮助，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列宁主义及其从人才到经费等各方面的帮助与指导。如今中共革命成功，它的胜利和它所创造的独特经验，中共领导人也理所当然地会按照列宁主义的国际革命学说，想去推而广之。还在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诸多领导人集体表态拥护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时，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中国革命的经验理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榜样和引导的作用。[30]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革命刚一胜利，中共领导人首先想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如何争取外交承认和拓展国际交往问题，而是推广中国的革命经验，发扬国际主义义务，帮助兄弟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

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刚刚搬进北平城，朝鲜劳动党中央就派金一前来请求中共帮助朝鲜人民的革命事业，即是想要中共中央同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的几个朝鲜族师转交给朝鲜方面。对此，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并且说明，对这几个朝鲜师今后还可以继续给予弹药方面的援助，要多少给多少。毛并明确讲：目前北朝鲜虽然还不宜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半岛，日本人没有来，等到有利时机，如1950年，他不反对朝鲜党解放整个朝鲜半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统一已经完成了，即使美国特别是日本可能干涉，“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31]。

就在朝鲜党派来代表后不久，正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作战的越南党，也三番五次派人到中国来，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包括要求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人员训练。中共中央最初考虑到自身当时财力、南方交通状况，及军事进展情况，没有完全满足越南党的请求，还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得知后马上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即使现时一次援助到位做不到，也要告诉对方，目前先给一部分，然后逐步增加，一定不要让越南党失望。他不止一次地讲：“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越盟所需炸药、炮弹、子弹、粮食等项，应尽力帮助。”[32]很快，中共中央就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团赴越帮助正在抗法战争中的越南党开展军事斗争和建设根据地，并开始大量提供军事援助和帮助训练越方人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不过一个月后，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毫不考虑新中国的外交影响与外交形象问题，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对于这样的号召，不仅与会的亚洲各国工会领导人感到难以接受，就连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也倍感困惑。[33]

但是，中国革命迅速胜利的强大历史惯性，以及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理想目标，这时明显地激励着中共中央的革命斗志。还在当年6月底7月初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中苏两党就已经对欧亚革命的领导责任作了明确的分工，中国党正式承担起了指导亚洲各国革命斗争的政治使命。因此，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他除了向斯大林祝寿和与苏方商谈中苏结盟等条约问题外，还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帮助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力量开展解放斗争的意见书。[34]正在欧洲和中东与美国单打独斗的斯大林显然也受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共革命热情的强烈感染。

就在一年前，即1948年，美、英、法和苏联围绕着对德国占领区的控制权问题，刚刚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史称柏林危机。柏林危机的爆发，使苏联在欧洲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如果能够扩展到亚洲各国，推动起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可以迫使美国不得不分散它的注意力，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而事实上美国也确实感觉到了丢掉中国大陆的严重后果，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新的亚洲政策纲领，有意想要像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用经济手段帮助日本成为遏制共产革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基地。[35]鉴于这种情况，斯大林放弃了战后一直在宣传的“两个体系长期共处”的方针，不仅积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号召，而且决心乘中国革命胜利的东风，通过中共，推动亚洲的革命运动，迫使美国分散其在欧洲的力量，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1月6日，莫斯科突然改变了战后与日共中央商谈好的斗争策略，通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公开批评日本共产党所奉行的议会道路政策，要求日共用武装斗争来与美国占领者进行斗争。[36]这时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也很快作出反应，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莫斯科的主张，劝告日共接受批评，坚决转入武装斗争的道路。[37]

在日共以及印度共产党先后被推向武装斗争的同时，斯大林也秘密批准了朝鲜劳动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方针。苏、朝双方经过几个月的准备之后，金日成等受斯大林之命专程来到北京，请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认可与支持。尽管中国此时正全力以赴为最后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做着准备，但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中共中央还是对朝鲜党的计划表示了支持。不仅如此，从6月25日朝鲜战争打响后，中共中央还按照当初承诺的那样，开始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作战准备。[38]最终，当朝鲜人民军军事上严重失利时，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政府毅然派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动员全国之力，进行了长达近三年之久的抗美援朝战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东北境外实行抗美援朝战争外，中共中央这时其实还在中国南部边界内外，使用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训练越南党的武装力量，进行了一场持续时间更长的抗法援越的战争。中国革命的持续性效应，在5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得到了十分明显的反映。

但是，运用革命的手段和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在亚洲拓展中国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印共的武装斗争毫无效果可言，日共因放弃议会道路，转向武装夺权，遭到取缔，很快陷入分裂且社会影响力丧失殆尽。朝鲜党的军事行动受到联合国军的干涉，虽加上了中国的力量，亦只是保住了战前的版图，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各国武装斗争中只有越南党的武装斗争因对手较弱而颇有起色，但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帮助法国，距离取得成功还难以预期。中国在这一系列援外斗争过程中，虽然在朝鲜取得了成功抗击强大美国的骄人战绩，但数十万人的死伤，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亦成为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极为沉重的负担。特别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在1952年展开之后，继续保持南北两面的紧张战争形势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也极不现实。

幸亏在这个时候，即1953年3月5日，力主在亚洲向美国示威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二战结束后一直渴望看到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到来的多数苏联领导人，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他们马上中止了斯大林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进攻性政策，并开始劝告中国、朝鲜和越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党，停止武装斗争，尝试着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权衡利弊，接受了苏共中央的建议，与朝鲜党一道，在谈判桌上作出了让步，同美国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39]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接过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40]，周恩来并将之具体化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所谓“五项原则”，用以宣示新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及其全面谋求和平外交的诚意。[41]

中共中央能够如此容易地放弃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转而从纯粹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改善自身国际生存环境的问题吗？其实不能。除了苏联的影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的现实考量以外，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所在，仍是为了便于反美。即是要通过这种策略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对于需要实行新政策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即各国现在都要求缓和与和平，只有美国要打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我们这个时候打出和平的旗号，“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42]

不难看出，毛泽东依旧是从他所习惯的统战思维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外交新政策的。不过，由于这一新政策所追求的和平任务相当艰巨，在国务院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政府所作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的尝试，也是相当深入的。中国这时不仅积极参加了平息亚洲战争的日内瓦会议，成功促成了全面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的签订，而且还采取了解散周边国家华侨中共产党组织，和劝说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的做法，这些都让一直以来极度恐惧“赤祸”蔓延的东南亚和南亚不少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开始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也因此明显地改善了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

但是，从革命的统战思维来解读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明显地说明毛泽东其实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政策的实施。因此，其检验这一灵活性成功与否，不仅要本着原则性，而且不能不着眼于它的功利性。而这时中国方面推行和平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功利性的目的，就是想要通过联合欧亚大多数国家的办法，来孤立、削弱美国，迫使其在台湾等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对话。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出发，毛泽东这时其实很难赞同全面停止武装斗争的做法。这一方面是它不符合他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的大原则，即“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43]，一方面是它难免会给各国革命党造成一种中国党不革命了的错觉，甚至会让美国误以为中国在示弱。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毛泽东在中国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不久，就做出了炮击金门的激烈举动。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的直接原因是注意到美国拒绝与中国讨论台湾问题[44]，却有与蒋介石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倾向。故7月21日《日内瓦协议》正式签订，几乎同时他就决定要炮击金门，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制造紧张空气。他的理由很简单，朝鲜、越南均划界停战了，如果这个时候不打一下，就可能使人误以为大陆和台湾问题也可以照此办理。打，就是要让世人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绝不能与朝鲜、越南问题等量齐观。[45]但要让国际社会明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未必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激烈的武力的方式。要让美国不愿意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武力威胁恰恰会适得其反。[46]即使是从解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交通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也未必需要在这个时候，在中国的和平外交取得重大国际影响的时候，用打炮威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后来这一问题也是通过在浙江沿海真枪实弹地进行登岛作战来解决的。

在积极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几个月后，特别是劝说越南放弃了武装斗争，成功签订了《日内瓦协议》之后，中国突然炮轰金门的决定显然让东南亚诸多国家领导人极感困惑。直到几个月之后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已成既成事实，中国也通过夺取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解决了东南沿海的海路交通问题，周恩来才又代表中国政府再度释放善意，并通过万隆会议安抚了一大批对新中国重又惴惴不安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但不过三年时间，1958年毛泽东再度在援助中东革命的宣传下炮击金门；1959年中国与其曾极力争取和平共处的印度发生边界冲突；同年中共中央因对苏美缓和强烈反感与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发生激烈争吵，很快就把几年来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给新中国带来的和平外交形象，消磨殆尽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满意“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无法适应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和平外交方式及其外交思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并倡言“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与“和平竞赛”，已经多少刺激了本来就对“和平共处”心存某种疑虑的毛泽东。这是因为，从毛泽东久已习惯的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出发，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主张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和由阶级利益根本相反的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国家“和平共处”，在他看来恐怕也不符合列宁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最初几年，毛泽东还没有马上就否定和平共处的方针，但从他1957年批评赫鲁晓夫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的观点就不难看出，对和平共处的怀疑当在不久之后了。他断言：“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47]要学“十月革命”，指的是要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毕生坚持，从不动摇的观点之一。[48]其前提就是因为他相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很快让毛泽东转向否定和平共处政策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莫斯科完全不考虑中美关系的现状，片面地追求美苏缓和。注意到苏联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在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前有意不通知与自己有着结盟关系的苏联政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不是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吗？很好，我们用自己的大炮对他表示祝贺。……我们还要把美国人牵涉进来。也许我们还能让美国人在福建扔一颗原子弹。……到了那时，我们再看看赫鲁晓夫说些什么吧。”[49]一是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莫斯科为维护苏印关系，不惜采取了偏袒印度的外交姿态，这让坚信中苏关系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为恼火。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中国党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同印度等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斗争，这原本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很快相信，这正是在国际问题上不讲阶级斗争的严重后果。他明确讲：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缓和，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实际上无异于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他断言：我们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阶级斗争论者，不消灭帝国主义，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可能有真正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们跟赫鲁晓夫的看法不一样。“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50]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从60年代初开始，新中国基本上否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与政策，重又开始走上了支援周边，乃至世界人民革命的道路。

内政对外交的冲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和北京政府的外交基本延续晚清外交格局、南京政府的外交班底大部分源自北京政府不同，新中国在外交观念、体制、机构、人员等所有方面全盘否定旧中国的一切，“另起炉灶”，或搬苏联，或从穿西装、吃西餐学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政权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与旧政权全然不同。

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本上也是取决于两个内部原因：一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是一致的，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一是新中国建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如同毛泽东所说，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并“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51]

同样，新中国1950年出兵朝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身经济、政治现实需要的一种反映。当时中国唯一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朝鲜战争失败，美国军队骑到鸭绿江上来，本应成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重点的东北地区，就成了军事前线，且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线也将暴露在美军的眼皮底下，这将使新政权的巩固受到极大的挑战。因此，虽然毛泽东主观上存在着强烈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情结，但他在说明出兵理由时也不忘特别强调说明：“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52]这说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也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动机之一。

甚至像1958年夏所发生的一系列对外关系上的严重事件，也都与中国国内当时的特殊状况密切相关。毛泽东当时一方面因苏方提议建设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问题大发脾气，炮击金门行动不向苏联通报消息，一方面为援助“中东革命”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主动出击牵制美国，这些行动的背后都与毛泽东当时受“大跃进”运动成绩鼓舞，误估中国国力发展前景的亢奋心态有关。[53]

由此可知，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进退左右，绝不都是被动应对外部事件的结果，它多半都离不开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政策策略的变化起伏。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种种决策，自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这一点在60年代表现得尤其明显。

1960年初，随着大跃进、庐山会议、大饥荒和“七千人大会”在党内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尝试，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开始深刻反思自1958年以来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对外政策。1962年春，他接连上书和撰文，提出对外政策应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的，对美、苏及有争议各国均应采取缓和策略，对所谓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对此，正在考虑国内阶级斗争动向的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他在八九月间接连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和“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挂起钩来。[54]紧接着发生的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的挑衅，正好成了毛泽东印证其革命对外政策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对印度军队的有力反击，又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其斗争哲学的必要与意义。结果，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王稼祥等人的主张就被毛泽东概括成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要“三斗一多”，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要缓和，而是更加坚决地斗争；对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援助，不仅不能像王稼祥等人所主张的那样尽量减少，而且还要大大增加。[55]理由很简单，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使然。国内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原因就在于国内和国际间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国际间阶级斗争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性也就永远得不到克服。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国内政治斗争自此日趋“左”转，而且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全面转向反对“帝、修、反”和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轨道。除了外交上开始到处树敌，或以反美、反苏为前提，支持一国、反对一国以外，在国内广大农民还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硬是每年都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以上拿出来援助各国革命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其中，仅中国向越南提供的援助就高达200亿美元，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也达到100多亿人民币，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56]

更有甚者，受到国内阶级斗争越来越“左”的政策影响，中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不仅众多领导人开始倡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再度公开主张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而且根据“政治挂帅”的要求，这个时候所有驻外使馆都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大使负责制，党委书记基本上都是国内派来，有着很强政治原则性和斗争性的非业务干部。结果，很多中国驻外使领馆都被卷入甚至主动参与到驻在国当地的所谓“革命”斗争之中去了。[57]60年代中期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施以物力、财力及军火的援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中国公开支持和援助印尼共产党，印尼共在国内与军方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1965年造成“九三○事件”，意图消灭军方领导层的政变被军方压制，亲华的苏加诺总统被赶下台，印尼共被取缔，同时反华运动在其全国广泛兴起，直接导致了华人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和中国与印尼迅速转变为敌对关系，并使得中国在亚洲各国中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58]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的冲击，就更是显而易见了。因为学国内反修防修、扫除封建残余，驻外使领馆人员及家属西装、旗袍不许穿了，陈设的字画工艺品统统被当成“四旧”破除了。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都不得不跟着潮流开始大谈世界革命的使命问题了。他宣称：“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上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我们不要“过那种和平共处……死水一潭（的生活）”。根据新华社短评关于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号召，陈毅也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人员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59]强行宣传毛泽东思想，到处发送“红宝书”，在国外每逢正式场合便念“毛主席语录”，直至拦截国际列车宣传反苏，结果是引起了几乎所有驻在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造成与一系列国家相互驱赶外交、新闻、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甚至引发了许多流血事件和排华事件。

1966年时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就曾回忆过当时中国驻外使馆受到国内运动冲击的混乱情况。他写道：

我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首先闹起“四大”，由该馆的武官作后盾，伙同一些下级外交官和事务工勤人员组成战斗队，贴大字报、“破四旧”、攻击大使章文晋。

他们使馆一闹波及其他使馆，我们驻尼使馆也要闹革命，“搞四大”，先从“破四旧”开始。“破四旧”不只是破掉馆内现有的古玩、文物、字画，说通通是旧封建的东西一律要砸毁，还要对外交方面一些做法也要破，说尼泊尔国家贵族都是封建主义，要不理他们，使馆要同尼泊尔平民百姓交往。[60]

这时闹得最有声有色的是中国驻印尼代办姚登山，他先是在中国驻印尼使馆闹“文革”，后扩大到印尼华侨社会中去，造成中国驻印尼使馆受到印尼人的围攻和中国与印尼断交。姚因在这一过程中挨了打，反而成了“红色外交战士”，上了天安门，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和鼓励。这自然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更加激进。据杨公素回忆：

……在1967年初，中国因“文化大革命”，喊出了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把印度也算在各国反动派之列，国内造反派要打倒印度反动派，围攻印度驻华使馆，引起了印度的反响，于是印度出现了反华热潮，也围攻中国大使馆，打了大使馆人员。……在我们接待驻印使馆回国的二三十人时，我大使馆和援尼人员近百名拥至机场，要举行盛大的欢迎红色外交战士的仪式，要大闹印度驻尼使馆，要贴大字报和开反印大会。……最后在我的说服下，以我同意在他们欢迎时允许喊口号为条件，他们就不再开大会了。当飞机着陆时，我驻印人员下机时，由我去接他们，我驻尼人员列队高呼欢迎口号。原来说好不喊反印口号，但当时禁止不住，一时间反对印度反动派的口号声大起，我也无法禁止。这就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尼泊尔机场官员极为不满，印度大使馆马上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我被召到尼泊尔外交部，由其外交大臣比斯塔向我提出不满和遗憾。[61]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不能不提到1967年8月21日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中国代办处。事情是由香港罢工引起的。香港左派人士用大陆“文革”的方式，手持《毛泽东语录》上街声援罢工工人，中国银行也参加到声援活动之中。因左派游行受到香港当局防暴警察的冲击，许多人被打伤，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所属港澳组与外交部领导层生怕犯反帝不坚决的错误，马上决定发照会抗议，同时在北京组织上百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前游行示威。中共香港工委也不能落后，马上动员和组织左派工会工人和在港中资机构人员上街，参加抗议斗争。《人民日报》更是不甘示弱，很快发表社论，不仅严词威胁，而且暗示收回香港。[62]广东地方军政部门也不能不马上行动起来，组织了一次有民兵和边防部队参加的军事行动，冲击港英边界，以显示不惜武力解决香港问题的坚强决心。所有这些举动，加上外交部向港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最终极大地刺激了北京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反帝斗志。

终于，在8月21日黄昏，外交部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一到，红卫兵冲破士兵组成的人墙，涌入代办处，砸毁了室内所有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63]长期以来，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思维基础上的，以“敢”字当头、“斗”字为先的革命外交的破坏力，至此达到了极点。新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也因之孤立到了极点。

这种情况，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毛泽东被迫通过调整对美政策来牵制苏联，才逐渐地发生了某些改变。[64]然而，我们只要细心读一下毛泽东在被迫对美让步以达到缓和中美关系、联美制苏之际的种种内部讲话，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思想方式仍旧是阶级斗争式的，或者说革命统战式的，离以国家利益为转移的灵活外交思维，还相距远矣。

结语

综上所述，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不仅对新中国国内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新中国整个对外政策及其外交工作。所谓革命外交，其实就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产物。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按阶级关系来将世界一分为二，即一方面是代表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与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帝国主义国家，非此即彼。而依据统战思维，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反动顽固势力的逻辑来划分，则可以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结论和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说法，即将世界分成三类矛盾，即第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统治者与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或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按照这类矛盾的分法，则可以发展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力量，争取和中立与主要帝国主义矛盾冲突的各种中间力量，在全世界范围组成统一战线，着重孤立和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力量。[65]

很显然，新中国的革命外交，多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所谓外交思想建构和实践的。走到极端时，就是简单的二分法决定一切，整个60年代可谓走到了极点。比较策略时，则注意到统战需要和争取中间力量，提出所谓中间地带说，包括将世界一分为三，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的观点，力图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70年代前半期，亦即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呈现出这样一种高度重视对弱小和落后国家进行统战的新的态势。

不可否认，新中国对弱小的和落后国家的统战工作及其同情态度，在一定时期和相当程度上为自己赢得过国际声誉，帮助新中国实现了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目标。但是，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因为无法摆脱从阶级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的思维定势，往往习惯于按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分亲疏敌友。相信世界上真正站在自己一边的只能是有着相同阶级基础的共产党国家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相信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必须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人民革命；相信新中国就阶级本质或政治制度上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始终是敌人，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别有用心。结果，每当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要转折关头或中国面临严峻的外交形势时，它的外交抉择往往会剑走偏锋，直至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严重损害到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

回溯新中国建立之初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外交抉择，50年代中后期因不满和平共处而进行的外交转向，60年代初期以反修为主旨创立世界革命中心，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打倒国际帝、修、反”的旗号下全面输出革命的种种情况，我们理当对毛时代这种革命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有相当深刻的反省与反思才对。

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1] 如果说还有个别著作对此有所讨论的话，那也是国外的学者。比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就在第六、十一两章中描述了新中国外交早先所经历的曲折情况，并有所讨论。见该书第276—309、523—592页。

[2] 最为典型的是曲星著《中国外交50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结语，见该书第605—610页。其他如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等，虽只叙述而无讨论总结，但叙述的思路也大体相似。

[3] 有研究者甚至断言：当年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包括“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命的方式，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推动世界革命，通过外交人员去宣传鼓动所驻国家人民起来“革命”和直接参与所驻国的“革命斗争”，同样也是有利于和平的一种外交手段。理由是那个时代与今天不同，当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应该那样做。见罗燕明：《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当代中国研究所网，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516。

[4] 参见马门列夫：《和平共处的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乌有之乡网，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4/37884.html；《韬光养晦的外交就是在主子面前撒娇》，马克思主义评论网，http：//www.reviewing.cn/article/2009/0606/article_4482.html。

[5] 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6] 例如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等。

[7] 如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关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几个争议问题》；《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见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牛军：《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见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57—594页；等。

[8] 问友：《中国革命中之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红旗》第5—6期，1930年8月19日；并见《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指示的发言》，1930年8月3日。

[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2—803页。

[10] 这方面的电报及会议记录很多。如《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来石楼讨论外交等问题致博古电》，1936年3月2日；《王世英外交工作报告》，1936年3月；《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的战略部部署致朱、彭、任等电》，1937年9月17日，等，《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11] 《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三），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0—117页。

[12]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南方局党史资料》（三），第118—121页。

[1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2—190页。

[14] 见《毛泽东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0—403页。

[15]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16] 原话是：“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4页。

[17] 中共“二大”：《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63页。

[18]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0页。

[19]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46页。

[20] 转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军事方针的争论》，杨奎松：《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21]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07页；《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22]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38页。

[23]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47页。

[24]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1939年9月14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廿二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1月10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

[2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83—190、236页。

[26]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7—1478页。

[27]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28]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4—49页。

[29] 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5—1436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30] 参见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8日、13日，等。

[31] 见《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柯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87—188、189—190页。

[32] 见《毛泽东关于援越武器等可先给一部逐步增加等问题给中央电》，1949年12月24日；《关于应允许越南军队必要时到我国境内躲避等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28、271页。

[33]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0—138页。

[34] 1993年10月15日笔者访问列多夫斯基的笔记。

[35] 1949年12月乔治·F·凯南著，柴金如译：《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5页。

[36] 《关于日本的形势》，《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第61期，1950年1月6日。

[37] 《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社论），《人民日报》，1950年1月17日。

[38] 中共中央1950年7月初就开始组建数十万人的东北边防军，中共中央亦多次开始讨论朝鲜战争局势，相信中国的因素加上去，才可能取得胜利。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28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

[39] 朝鲜停战谈判自1951年夏即已开始，由于中国方面坚持要求无条件遣返全部己方的2.1万名战俘，而美国方面坚持必须尊重战俘的意愿，双方重新走上战场。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中朝方面才重回谈判桌，并最终接受了自愿遣返的原则。由于这一让步，最终只有不足五分之一，即4000余名中国战俘回到了大陆来。

[40] 毛泽东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41] 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见《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4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4页。

[4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9页。

[4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Vol.14，Part I，pp.462—463、477—479、489；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4—30页。

[45] 转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4页；并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46] 中国大陆1954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随后出动空军轰炸浙江沿海国民党军队控制的重要岛屿。美国随即就此作出反应，12月2日与台湾当局草签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经双方协议规定的“其他领土”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该条约次年1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3月5日正式生效。

[4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

[48] 毛泽东1954年坚持不允许英国共产党提出的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删除“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就是明证。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9页。

[49] 转见叶书宗：《中苏同盟破裂始末》，《世纪》2008年第3期。

[50] 《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1960年1月26日、27日、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3—284、286页；《毛泽东在郑州的谈话》，1960年5月7日、8日，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67—368、373页；《毛泽东同胡志明在北戴河的会谈记录》，1960年8月10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6—347页。

[51]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3、290—291页。

[52]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44页。

[53] 毛泽东在1958年夏已经开始断言中国走到苏联前面去了，并且准备再干七年赶超美国。参见《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67—368页，等。

[54]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9月24日。

[55] 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等。

[56] 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世界知识》2004年第4期；马继森前引书，第315—317页。

[57] 刘若南：《中国外交转向“以人为本”》，《凤凰周刊》，http：//www.phoenixtv.com.cn/home/phoenixweekly/149/36page.html。

[58]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286—289页。

[59]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2、74、134页。

[60]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94—295页。

[61] 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第292—293页。

[62] 其中呼吁：“港九爱国同胞们……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社论），《人民日报》，1967年6月3日。

[63]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第155页。

[64] 关于毛泽东在转向“三个世界”观点过程中仍旧不能不困惑于革命与妥协观念冲突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三个世界”理论提出背景探析》，《冷战国际史研究》（IV），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24页。

[65] 《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3、1191—1192页。

讨论

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答曹仲彬、郑雅茹两先生

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一文发表后，有幸得到曹仲彬、郑雅茹两位先生的指正[1]，笔者特在此表示感谢。本来，学术研究就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直接交锋乃至争论，并通过这种在相互尊重对方研究的基础上的交锋和争论，来达到使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目的。尽管，拙作只是有感而发的一篇小文章，曹、郑两位先生的驳论又只是就其中两个十分具体的史实问题提出异议，其看法也确有相当道理，笔者本不应作答，但考虑这一问题实因我们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引起，使人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对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益，故冒昧再作此文，还望编者和读者谅解，并愿得到曹、郑两位先生的进一步指教。

历史存在于史实而非概念中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拙作所考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而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曰早期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当然是打了引号的。关于这一点，相信曹、郑两先生都是了解的。问题仅仅在于，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早期的一种“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按照曹文的看法，这是不可以的，即使打引号也不行。

在曹先生看来，是否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早期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这就是：

第一，必须有“原始资料证实”，而这些原始资料又必须是“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至少也必须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样的重要文献才行。

第二，必须有“当事人的佐证”，而这种当事人又必须是像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这样的老中共党员才行。

第三，必须“符合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又必须“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俄共直接帮助下”，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其关键则是“共产国际、俄国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指导”。

第四，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

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意识到，你们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规定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在告诉读者，只有在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和中共早期参加者的回忆中提到过的，并且是直接得到共产国际、俄共以及上海共产党帮助和指导过的组织，才可以看作“早期共产主义”的或“共产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不论是不是打引号的。

毫无疑问，曹先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曹先生在讨论重庆“共产党”的问题时与笔者立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第一，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作为它衡量重庆“共产党”真伪存否的唯一根据，并以当时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帮助指导的上海共产党对重庆“共产党”的了解及承认与否，作为认定其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因此，曹先生全文都是在论证这个重庆“共产党”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证明它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和指导，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

第二，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活动来囊括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在中国生长的全部历史过程的，他不相信在中国早期除了在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下由陈独秀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过其他什么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曾经一度倾向过共产主义，并且一度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相应地组织过有关的组织和团体。在曹先生看来，如果有过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那只能是与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的”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

笔者的看法与曹先生确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曹先生所提出问题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列举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几乎同时存在的几个“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实只是想要说明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如此，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如此。而曹先生却力图告诉我们，任何中国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的，否则，就是不符合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即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曹先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正是笔者所不赞同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不能同意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和以它的承认与否来作为衡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与否的唯一标准，更不同意以有无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来作为评价中国是否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和产生共产党组织的历史依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曹先生显然并没有切实了解笔者在文章这一部分所力图说明的观点，否则，他应当知道拙作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绝不是指他所说的那几个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小组”，自然也就不必去论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不是如同“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武汉共产党支部、广州共产党等党的早期组织”一样的“地方共产党”；不必去论证在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资料及党员的回忆中是否有关于该组织的相关佐证；也用不着去考察它是否派代表出席过中共“一大”了。因为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意义。

曹先生理应注意到，笔者在文中已特别强调，笔者所提到的几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包括“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内，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多半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下成立起来的，自然更不在受上海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之内，不是北京、武汉、广州那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我们当然也不大可能在诸如曹先生所列举的中共早期历史文献中，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在马林或陈独秀的报告中，包括在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等人的回忆里找到它的相关记载了。

事实上，笔者所列举的几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

有关1920年6月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中华共产党”的资料无疑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发现的，在中共早期文献和中共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始终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1920—1921年间在中国存在过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即以姚作宾为代表，曾前往苏俄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那个“共产党”，当然也不曾见诸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更不曾得到过他们的认可和帮助，但可以肯定的是，姚作宾确实去过莫斯科，并且还曾经通过了共产国际“三大”与会资格的审查，获得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之一参加大会的代表证。仅仅是因为张太雷、俞秀松等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表上书反对，共产国际才取消了姚作宾的代表资格。[2]

1922年2月在北京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有关文献和回忆的佐证，人们甚至根据中共1922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他们从没有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甚至断言这些以《今日》杂志为中心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些“反动官僚和投机政客”[3]。但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证明，不仅“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确曾存在过，而且它确实尝试着想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的劝说下，在1923年曾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少数人加入了陈独秀的共产党，多数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类似的情况当时还有一些，这些号称“共产党”或想要学俄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组织的实际情况可能“尚不十分清晰”，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史料给以更多的说明，但曹先生或许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与否，不应仅仅从今天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它的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去寻找根据，更不能简单地以它是否曾经属于上海共产党领导，或是否“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来作为论证其存在与否的标准。

当然，具体到所谓重庆“共产党”的问题上，除去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文献和有关回忆为依据的那些论证不计外，曹先生的某些论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价值的。

曹先生指出，《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可靠性值得探讨”，这一点笔者也有同感。无论这个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它关于自身组织规模的说法都不能不让人深表怀疑。[4]但是，曹先生的其他看法却值得探讨。比如，曹先生说：“如果四川确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的话，一定会有原始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加以证实。可是，现在除这份报告外，却没有任何原始文献或资料能够加以证实。”同时，曹先生又说：“它不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给以证实。”

的确，它“如果”规模很大的话，但事实上它可能并非如此。[5]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连早期组建过程中的许多情况都弄不清楚，包括中共一大究竟有多少成员，他们具体是哪些人，也都众说纷纭，为什么一定要求这个存在时间可能更短的重庆“共产党”必须要有相应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才能承认它的存在呢？至于曹文说重庆“共产党”的这份报告不是原始文献，《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才是原始文献；同样送往共产国际的《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不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具有“说服力”，等等，就更是不明其奥妙之所在了。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做原始文件对待的，它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只是在1956年它回归到中国之后，分管鉴别这些档案的人没有把它像北京、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一样，列入当时的“党史资料”，以至于将它封存了几十年之久。除此之外，有何理由说它的内容就不如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说服力呢？

曹文中最有讨论价值的观点，是他关于“共产党的建党标准”的观点。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6]据此，他批评笔者说：“不能仅仅根据它‘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这一点，就断定它是‘共产党’组织。”

理论上，曹文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文章的行文上，曹先生却似乎犯了两个逻辑上的错误。

第一，并非是笔者“断定”“重庆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党”的，这个概念来自于共产国际的舒米亚茨基，是他在收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之后在给张太雷的信中称之为“在重庆的共产党”的。[7]而这个说法也未必有多少错误，因为既然曹文可以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引申出“北京共产党”的说法，那么舒米亚茨基在见到“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报告”后称它为“重庆的共产党”，又有什么错呢？

第二，曹文所说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共产党，和他紧接着提到的那个在笔者文章中的带引号的“共产党”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显然，曹文在这里偷换了论题的概念。曹文论述的共产党，是理论上的共产党；而他批评笔者根据“旗号”“断定”的“共产党”则是历史上的一个实际现象。按照曹文的逻辑，只要是共产党，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有人可以“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它是“共产党”。但会不会有人因此而自称是“共产党”呢？曹先生看来是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的。因为他完全不理会笔者在文章中对重庆“共产党”所加注的引号，并把他的不加引号的共产党与笔者的加了引号的“共产党”完全混为一谈。然而，无论是这种做法还是这种认识都是不妥当的。事情很清楚，无论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着这种加了引号的“共产党”的，它们名曰“共产党”，却未必是曹文所说的那个“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曾经在苏俄存在过的那个“中华共产党”难道不叫“共产党”吗？姚作宾不也明白宣称他所代表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吗？显然，叫不叫“共产党”与实际上是不是曹文所认定的那个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不能说一个党因为实际上不是曹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能叫做“共产党”。何况，在历史的进程中，特别是中国有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初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讨论问题最忌讳双重标准

至于“重庆共产党组织”到底是不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笔者与曹先生似乎没有多大的分歧。由于拙作当时只能着重于论证那些“相对独立”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因此没有可能对于这些组织的实际政治目标和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笔者已经认定包括“重庆共产党组织”在内的中国各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

笔者也同意，如果“重庆共产党组织”确是曹文所说的那个由共产国际认定为正统的共产党，那么它最终将会与共产国际接纳为中国唯一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合为一体，就像胡鄂公领导的那个“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那样。然而，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不过，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它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或“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呢？对于曹文的这种看法，笔者也很难苟同。

这是因为，在1920年秋至1921年春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争论的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恐怕是不会再专程到共产国际去寻求“支持”的。[8]至于说在它的报告中“不强调阶级斗争”、“不提暴力革命”、“未提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没有强调组织纪律”等，因此“不像共产党组织”；那么，在它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9]之类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因此也不像“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

不仅如此，如果曹先生能够注意到报告中关于“我们要建立红军来取代现有的军队”，注意到该组织建立了“书记处”之类的领导机关，制定了区别正式成员与候补成员之类的严格规定，就应该看到，它们与无政府主义关于“无军队”、“无首领”和“自由组织”、“自由联合”、“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宗旨[10]也是格格不入的。

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就断定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非共产主义的或非共产党的，拿当今的政治生活规则来看当然是不会有错的。但是，对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样来看历史，就未免过于简单划一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复杂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思想、一种运动，都可能存在着由不确定到确定，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我们很难因为他或它在开始阶段或萌芽时期的不确定、不成熟，就简单地否定他或它的基本倾向，甚至从不确定出发就来倒推其动机，根本否定他或它可能是真诚地想要追求某种理想主张。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曹、郑两位先生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再三说明了笔者所介绍的几个组织的基本性质，即是“早期共产主义”的。笔者之所以提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是为了区别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被视为当然正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看起来曹、郑两先生似乎不大了解。否则，两先生何以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当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所谓“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等标准，来衡量那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呢？要知道，用这样一些标准（据曹文说这还只是“一些主要标准”）建立的组织，多半已经不是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而已经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共产党了。而“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意思，自然是在这样的党成立以前存在过的，具有初步的但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和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

不错，这样的“组织”在逻辑上一般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如过去所说的那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内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或者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甚至也不等于说它一定就会变成或并入后来中国唯一的那个共产党。其实，“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个概念并不是相对于后来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概念而来的，它只是与毛泽东所说的“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相对应的。正是由于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某些“崇尚共产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后人在评价这样的组织时，就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拿后来那个中国共产党规定的建党标准来衡量这种本身尚不确定、不成熟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性质。

事实上，即使就中共“各地早期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而言，这种最初的不确定、不成熟也是相当明显的。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参加者后来分化得十分严重，相当多数都没有成为后来的共产党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也是在成立了几个月之后才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拟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确定了它的共产党性质的。北京、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更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在上海共产党的“具体帮助指导下”，为自己规定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标准，真正成为革命的共产党的组成部分的。但我们能不能说它们因此就不应被看作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者在其明确确定自身的共产党性质之前，不能将它们视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呢？相信曹、郑两先生也并不这样看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两先生不能对其他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一视同仁呢？

什么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基本性质？对此，我们当然不能以当今的共产党后来所确定的建党标准来作为衡量的尺度，而只能以它的组织者及其参加者的基本倾向来作为衡量的尺度。目前人们一般所认定的关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同情和拥护俄国的十月革命；二、初步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11]关于这两条，多半也可以作为我们历史地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团体是否属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标准。正是因为同情俄国的十月革命，并能够接受俄国革命的手段和目标，他们组织的基本政治倾向才只能是“初步共产主义”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别的什么主义的。至于他们最终是否走到了共产党的道路上去，那充其量只是事物发展的进一步的结果，这种结果还要取决于其他各种主客观条件。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中共“一大”代表中一半的代表后来没有成为革命的共产党人，就断定他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或倾向于共产主义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组织后来没有并入唯一被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国共产党，就断定它们从来就不具有某些初步的共产主义倾向。

逻辑的力量要求概念要严谨

但是，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看来也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在郑文中，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让人有些莫衷一是。作者的观点是：不能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混同一起”。但应当了解的是，恰如上述，郑文也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笔者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去混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笔者只是或多或少地把“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主义”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混同”一起了。二者是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的。因为笔者只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的，在历史上并不是笔者把它们“混同一起”，倒是它们自己把自己“混同一起”的。

在历史上，无论上海共产党，还是北京、广州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它们最初组成的时候显然都是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同一起”的。甚至在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分离出去之后，他们在许多社会工作和社会运动上也还是“混同一起”携手并进的。这种情况相信郑文作者应该是多少有所了解的。但是，她对此似乎不屑一顾，断言“当时无论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他们“对两者的区别还是有一定识认（认识）的，并没有混为一体”。的确，笔者也同意郑文所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而不仅仅是“有一定识认的”），但是，笔者不同意郑文所说的他们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的“共产主义”“混为一体”。事情很清楚，郑文的作者在这里再一次偷换了论题的概念。

什么是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一度“混同一起”的“共产主义”呢？郑文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主张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废除政权”，“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以便“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的“本党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

这样的概括对不对呢？考虑到人们这时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具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形式，这种概括不能认为毫无道理。但问题是，郑文所谈论的“共产主义”与它所批评的笔者所谈论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毫无疑问，郑文作者与笔者并不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笔者的“共产主义”指的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形式与内容，而郑文却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它开始是泛指一种意识形态，如其在最初谈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时，是把“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与他们的政治纲领“混为一体”的。而后却又在进一步的归纳中，用第二个文件中提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偷换了前一个文件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概念，说是：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观点“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主张阶级斗争；二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难看出，郑文最终把作为“理想”和“目标”的“共产主义”一笔勾销了，只留下了一个“为达此目标所需之手段”，并以此为论据向笔者的理想的“共产主义”商榷。

一个是作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一个是作为手段的“共产主义”，两者当然不能“混为一体”或“混同一起”。然而，笔者又何尝把它们“混同一起”了呢？倒是郑文作者把它们“混同一起”了，以至于郑文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因此而搞混乱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表面上，郑文的说法是对的，即双方的根本区别是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双方的分歧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需之手段”的问题上。但在文章中，郑文所讨论的却不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手段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理想社会的手段有什么不同，而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手段有什么不同。

按照郑文这样进行对比，双方的确是南辕北辙。因为郑文所列举的双方的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的。一个主张实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一切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实行按劳分配；一个却要“废除统治权，消灭无论什么形式的政治”，“求经济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契合”。二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集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式的“共产主义”吗？如果人们由此提出这样的疑问，恐怕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作者所列举的例子，不论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几乎都是这样断言的。真不知郑文作者是否也是这样看的？否则，郑文为什么要拿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歪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话，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呢？[12]

要知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作为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有作为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作为实现自己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的“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可以这么说的话），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有作为实现自己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的“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也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讨论问题，必须在同一意义和同一层次上使用同一概念，即必须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比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来比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同时，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当今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和说明它们之间的同与不同。不能拿今天共产党的纲领规定，来作为衡量早年初创时期的共产主义组织是否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评判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有可能进行正常的对话，有可能了解历史上不同倾向的人们在观念上和现实中的区别与接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有没有分歧？当然有。正是这种分歧导致双方日渐走向对立。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或接近之处？当然也有。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一度“混同一起”。那么，他们之间根本的分歧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根本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如郑文所说的什么一方要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则主张废除国家、要求绝对自由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类；而是一方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渡时期，必须经过有国家起作用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过渡，必欲立即推倒一切政府，反对一切强权，主张一步走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那么，他们之间的一致或接近又是什么？那就是，他们都渴望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曾经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存在过某种程度的一致或接近，是不是有事实上的根据呢？郑文断言：他们“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尽管从字面上看都是一个词”。她并举出李达的文章来证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承认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是“同志”。可是，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郑文作者本身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曾经一度在同一个组织中。既然曾经在一个组织中，难道不就曾经是“同志”吗？以后虽然分道扬镳，但李达也还是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朋友”。为什么是“朋友”？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大体上接近的理想目标吗？

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多看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很明白地告诉人们说：“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目的没有甚么两样。”[13]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我们“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即“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目标”，“而且我们也是向这方面做的”，“共产主义非但不与这几条原理冲突，而且只有将这几种原理完全见诸实行，然后共产主义才算园（圆）满达到”。[14]

当然，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理论内容上到底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但是，正如笔者在拙作中所说，由于人们这时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了解多半还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很长时间不了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到底在哪里”[15]？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还曾经有相当多的人是受到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可以说，在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共产主义还或多或少地曾经是他们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一种桥梁。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笔者不知道郑文作者有什么理由否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仅仅是同一个词，而且还是一种看起来十分相近的“理想”。

更何况，如前所述，笔者所论述的还并不是郑文所说的那种明确作为中国共产党前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只是泛指“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他们中的多数而言，这种“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大体一致或接近，恐怕更是无可否认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笔者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与“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归为一类，是否就一定是毫无道理的呢？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12期

[1] 分别见郑雅茹：《对〈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的不同意见》，《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1月20日；曹仲彬：《重庆“共产党”辨析——与杨奎松商榷》，《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2月20日。

[2] 《俞秀松和张太雷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8日。

[3] 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册（上），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440页。

[4] 即使我们照曹文的说法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也无法证明重庆是四川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从1921年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派的《民声》杂志有关四川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报道看，四川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比较突出的几个地方是成都、达县、泸州、合江、华阳等，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中提到的该组织的几个活动中心，大多数并不在内。见《民声》第34号，1921年8月。

[5] 重庆“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声称，它建立于1920年3月12日，有不到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并且在四川的5个城市都设有分部。见《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6] 这里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的说法可能是作者的笔误，根据历次党章中的说法应当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7] 见《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1921年。

[8] 见《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1921年。

[9]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1914年7月，《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页。

[10] 同上，并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7号，1920年5月23日。

[11] 参见《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第100页。

[12] 郑文用来作为主要论据之一的就是《民声》杂志第30号关于《无政府共产党派与集产派之歧点》一文中的一段话，其中明确认为：“集产派”政治上之终极目的，“是保留统治权，变更贵族式的政治为平民式的政治”，经济上之终极目的，“是取所有属于资本家的生产机关而尽属于国家，则国家强迫人民从事于生产的劳动，而给以相当的工值”。

[13] 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觉悟》，1922年1月15日。

[14] CT：《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3月7日；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月刊第5号，1921年3月7日；无懈：《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月刊第4号，1921年2月7日。

[15] 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觉悟》，1922年1月15日。

附：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

研究中共党史，必须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生发展情况。但由于年代湮远，文字档案甚少，因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至今尚不十分清晰。这里，笔者根据所接触到的史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几个史实问题作些考察，希望能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1.中国最初有几家“共产党”？

通常，我们在一般史书上所能了解到的早期“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只有一家，即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个共产党。但对于专门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来说，人们实际上早就知道，在1920—1922年这段时间里，至少还出现过两个相对独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即1922年在四川出现的“中国青年共产党”和在法国建立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只是人们似乎还搞不清前者的确切名称和具体宗旨[1]，同时有资料证明后者不论成立前或成立后，都同陈独秀等保持有密切联系。[2]最近，薛衔天先生的文章又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早产的共产党，即1920年产生于俄国境内的“中华共产党”的情况。[3]于是，我们知道，至少在1920年6月，以旅俄华工及华侨为基础的联共（布）华人党员，也曾经在联共（布）党的帮助下，在苏俄组织过一个“中华共产党”。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根据相关资料可以了解，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几个我们过去很少知道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产生或存在过。已知1920年初在山东曾经诞生过一个“中国社会党”[4]，辛亥年间就组织过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这时也曾宣布他组织过一个社会党。即使除去那个默默无闻且不知所终的“中国社会党”，和江亢虎有名无实的社会党不计，可以肯定的是，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和有文字记载的，也至少还有四家“共产党”。它们就是：（1）四川重庆“共产党”；（2）北京“中国共产党”；（3）北京“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4）“无政府共产主义党”。

重庆的“共产党”是“由少数教师、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建立的”[5]。根据他们当年提供给共产国际的一份书面报告的内容，这些教师似乎早就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并且对一些大学生和工人发生了影响，其具体形成时间虽颇难判定，但可知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共同“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正式宣告成立”了这个重庆的“共产党”。[6]有关这个情况，我们目前还只知道它在1920年下半年的时候有过大约100个正式的或候补的成员，其内部曾有过书记处以及宣传、出版、财政之类的机构设置，除了重庆以外，它还在四川其他四个地方设立过分支机构，并曾计划于1921年正式开办自己的印刷所，以便更广泛地向学生和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7]除此之外，我们还不了解这个组织的具体情况。[8]

不过，看起来这确是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明确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在和将来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武器”，由于资本家和军阀试图在中国推行作为“维护少数资本家的权利而危害多数人，危害无产阶级的原则和手段”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产阶级只能用共产主义的思想去与之对抗。他们并且表示坚信，在中国必须用苏俄式的红军来取代现在的军阀武装，同时必须将一切生产资料归工人和农民所有。[9]

关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多半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小组织。有关这个组织的任何有意义的细节资料还几乎无从知晓。目前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可以认定的只有一点，即有一个名叫姚作宾（1891—1951）的人通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的介绍，曾经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过有关承认和支持该组织的问题。但据台湾学者王觉源考评，姚作宾、黄介民（1883—1956）等于1921年9月所成立的这一组织，在中国又取名为“大同党”，并没有叫“共产党”。[10]若王觉源这一考证成立，那么，可以相信这个组织并没有多少马克思或列宁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真实成分。其向共产国际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多半也只是为了求得国际上的帮助而已。[11]

在这几个所谓共产主义组织中，最引人注目且有充分证据证明确有历史影响及活动的，还是“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就是北京当时著名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其机关刊物《今日》杂志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其领导人为人们所熟悉的所谓“投机官僚”[12]胡鄂公（字南湖）。据该会同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称，该组织正式成立于1922年2月16日，会上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为胡南湖，正式会员11008人，包括大中学生、工人、士兵、老师、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遍布于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9个省市12个地区，总共有12个分支机构。其中央机关设于北京。报告称，他们已分别在京、津、晋、鄂、湘、川、赣等地，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山西、汉口等地开办了工人夜校，在四川组织有士兵俱乐部，在北京、天津、山西、四川等地出版有自己的宣传刊物。报告说，该组织“当前任务是参加工人运动，为改善劳动者的处境而斗争，以此来促使他们觉悟和团结”，使之能够投身于革命。他们的主张是：“革命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一旦推翻军阀之后，我们就立即向资产阶级宣战”，以便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及世界共产主义共和国”。[13]这里可以判断的一点是，“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中的人员数字及其活动统计等，多半并不可信。

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目前尚无多少文字档案可供深入考察，我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小团体，该组织的前身应该是1914年广州的刘师复创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组织是1919年左右成立起来的，最初名叫“无政府主义互助团”，后改名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领导人为北京大学的黄凌霜、陈德荣等，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漳州等几处成员加起来不过40人左右。其具体活动，在早已公开的北洋政府密探关谦的密报中多有记载。[14]

以上情况说明，由陈独秀等人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中国第一个，也不是中国最后一个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尽管上述组织或其成员并非真的都那么了解或信仰共产主义，甚或多半并不真的知道马克思或列宁的共产主义为何物，但考虑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同样存在着这种一知半解的情况，似乎很难将其一概否定，并且不承认它们的历史存在。

承认这一事实，才有助于看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2.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相互关系

对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进行准确的描述。我们知道，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同吴玉章谈到过的那个四川的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直到1924年，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在四川开始活动之际，那个“中国YC团”不仅仍旧存在，而且同社会主义青年团似乎还有着合作关系。[15]至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同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的关系，初时不仅极力把后者引为同志[16]，而且与其在组织上一度相互混合，一直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与其合作，而莫斯科的政策也根本改变为止。

可是，对于其他类似的组织，情况却不大相同了。就目前所知，在苏俄境内成立的“中华共产党”同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联系。虽然有资料表明，在1920年前后，他们曾经先后派遣过大批华工以及华侨回国宣传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7]，但是，无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其他标榜共产主义的团体，显然都不是他们组织起来的。不仅如此，这个曾代表过中国共产主义者出席过两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组织[18]，在国内共产主义组织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之后，竟很快消失。其组织中的重要成员目前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转入国内的共产党来了。

试图把中国倾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的，是联共（布）党以及共产国际。1920—1921年，联共（布）党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在上海召集过有中、朝、日等国革命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以鼓动远东各国革命者建立社会主义组织，乃至于共产主义组织，进行相应的宣传。其中中国方面的代表不仅有陈独秀，也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黄凌霜等。[19]在广州，苏俄代表甚至还努力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组织在同一个团体中。[20]在北京，他们则同意为任何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提供帮助。

看来在1921年前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形还不十分清楚，它显然乐于更广泛地接纳中国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来访者。为此，它不仅接受了俄共远东局推荐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张太雷、俞秀松等，而且还不顾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反对，批准江亢虎享有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并且郑重其事地同姚作宾就共产国际对其组织的支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胡南湖派去的彭岳狱、彭今夷两位代表所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研究。

同时承认上述组织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在共产国际或许只是设法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策略。然而，在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看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在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与会者就明确主张作出规定，对于其他一切党派，只能“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甚至必须“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21]他们显然确信，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他党派充其量都只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为此，张太雷和俞秀松曾经接连四次向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和抗议，反对他们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指出江亢虎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说“中国青年对他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给他以代表资格，“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便于他“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22]同时，他们对姚作宾自称“中国共产党代表”也表示愤慨，明确声称不承认共产国际“同他讨论并且决定的任何东西”，宣布姚本人早已“成为中国学生的卑鄙的叛徒”。[23]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确定的出席其“三大”的中国代表团名单[24]和以后的情况看，这种抗议多半是发生了效力的，因为事实上共产国际此后再也没有同江亢虎及姚作宾等发生关系，他们的所谓组织也很快销声匿迹或不复以共产党的名义存在了。

不过，并不是除了陈独秀的共产党以外，所有的试图独立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组织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所派赴莫斯科的四位代表[25]的命运及结果，目前还没有文献可以考证，但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情况至少明显地有所不同。该组织的代表在1922年赴莫斯科时固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却仍旧同共产国际代表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并独立存在了一年以上。在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准备联合国民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1922年夏天，他们甚至一度宣布陈独秀等已经“变节”[26]，力图要取代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中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为此，两个组织间自然一度公开论战，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曾撰文斥责对方根本不了解“第三国际理论”，甚至宣称胡南湖“不过是光怪陆离的东方匿报投机官僚罢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还曾公开揭露了胡鄂公在北京政府及国会中的所谓政客“投机”活动。[27]但是，不久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劝说和推动之下，两方面又握手言和。“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很快就合并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胡南湖等亦得以一度转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28]

3.党的经费来源与生存发展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党关系之一斑。很明显，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后者主动所造成的，它确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产生容易，其生存和发展却必须要得到后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这是同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工业极为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都极其欠缺薄弱。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来同中国工人缺少联系，而且一向深受日本及英美社会思潮影响，很少同俄国共产主义者发生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纵有应时而生的所谓共产主义组织，只有在取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支持时，才能确保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稳固和发展。在这方面，过去人们一向对这种理论上和思想的需要谈得较多，而对于物质上的需要则谈得较少。有人甚至断言，当时的共产党人根本就拒绝这种帮助。[29]事实并非如此。

从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姚作宾、江亢虎、胡南湖等，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目的之一，都是希望获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帮助。而其组织之难于独立生存与发展，则同共产国际不能提供这种帮助不无关系。同样，早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这种需要也十分明显。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之前，陈独秀等人多半只能从教书、编辑以及写文章所获薪水和稿费中支取部分金钱，用于支持一两份同仁刊物。对于其他社会活动，即使视为有极大意义，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等，显然也无力给予更多的资助。而维经斯基等来后，随着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宣传、组织等项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其所需费用也远远超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而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则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项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不得不停止”[30]，就连用于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10余元路费竟也拿不出来了。[31]

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32]这时国内党员约170人左右，且多数尚有社会职业，故所费甚少，以“其他二千余元”为党员消费计，人平均尚不足13元，并且还可“自行募捐一千元”。但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其党员自筹款数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而已。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但是，随着党的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而经费来源却相应减少了。尽管中共“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33]，实际自筹款数却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前八个月，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34]。由于自1923年起党的经费与工人运动的经费已经分开，由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分别提供，因此1923年用于党组织本身活动的费用明显增多。另外，党的经费增加同党的人数的增加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人数的增加却并不能使党的自筹款项在总经费中的比例有所加大。也就是说，党在经费上对共产国际的需要绝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当然，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总是有限度的，它所提供的党费不可能与党员人数的增加同比例地无限制地增长。这里，我们可以做一张简表来显示它们的关系：

由上表可知，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已远远跟不上党员增长的速度了。但是，这是不是说随着党员数量的增长，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少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尽管党员不断地增加，但共产党人自筹款项的数额仍旧十分之少。到1927年，其党费收入仍不足3000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就有近100万元之多。其自筹款项实际不足3%。

上面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期对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而且还十分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正是这诸多的需要迫使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种近乎依赖式的关系。真正改变这种关系，不仅需要政治上、理论上以及斗争经验上的日渐成熟，而且还必须在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并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这种依存关系就很难根本改变。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

[1] 吴玉章回忆该组织名称为“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查《杨闇公日记》，知其1922—1923年组织名称的英文缩写为“CY”，1924年4月改为“YC”。另见其机关刊物《赤心评论》第1期，知“YC”即“中国YC团”，至于此“中国YC团”中文全称为何，尚不得而知。

[2] 甚至在1922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里，已经认定这个在法国由张申府等人组织起来的小组为中共的下级组织了。

[3] 见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4] 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

[5]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6] 同上，引文中1920年或为1921年之误。

[7] 同上。

[8] 新近的研究可参见杨世元：《试析“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期；《“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四川党史》1998年第4期；李蓉：《对“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

[9]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10]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121页。

[11] 有关这个大同党的更具体的情况，如今可见黄介民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近代史资料》第12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田诚：《“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13] 《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报告》，1922年。

[14] 有关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及其组织活动的情况，也包括北京无政府共产主义党的相关情况，如今可参见李丹阳等著：《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等。

[15] 参见《杨闇公日记》，第89页页下注。

[16] 类似的言论在《共产党》月刊上随处可见。

[17] 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18] 在1920年6月以前，该组织是以“社会主义工人党”名义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者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6月以后，相关文件中仍标注其为“中国工人党中央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4、47页。

[19] 参见《もうひとつの日本共产党》，第40—42页；丝屋寿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史（1853—1922）》，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77—278页。

[20] 《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2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页。

[22]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等。

[23] 《俞秀松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声明》，1921年9月28日。

[24] 在1921年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上，正式承认的中国代表只有张太雷和俞秀松，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余客人名单里还有瞿秋白等，但无论是代表还是客人名单中均无江亢虎等人了。

[25] “四川四人”应为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26] 《今日》第2卷第4号，1922年11月。

[27] 田诚：《“今日”派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

[28] 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中会议曾专门提到胡鄂公等“今日”派的党籍问题，它表明胡等至少在1923年10月以前已经转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84页。

[29] 见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回忆》，1953年8—9月。

[30] 《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31]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

[3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7页。

[33]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98页。

[34]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

中条山战役“出兵”之争——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1]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2]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3]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4]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5]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来佐证。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6]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7]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8]

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9]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10]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11]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12]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鉴于国民党突然加强“防共”、“限共”行动，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习惯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当局此举可能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他开始判断，国民党采取“防共”、“限共”措施，是追随英、法资产阶级政府反苏反共的结果。由于共产党从来相信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是必然的，毛泽东因而推测国民党“防共”、“限共”多半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他因此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13]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有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它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1940年初，毛泽东公开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宣布说：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14]。

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几乎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5]。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16]。

一方面，毛泽东相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叛变；一方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以如此强硬的方式硬要把中共军队驱赶到旧黄河河道以北直接处于日蒋夹击下的狭窄地区，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怀疑蒋介石可能怀有险恶用心。他在1940年秋天开始反反复复地猜度蒋介石这时到底是何意图居心，分析他到底是倒向英美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到11月初，他最终认定蒋介石是准备投降日本，是“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为此，毛泽东一度甚至决定要组织15万精兵从华北打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以粉碎蒋的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17]此举虽因共产国际明确反对而未实行，但是，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歼灭7000人的严重事变，还是促成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的破裂。

事变发生后，尽管党内和莫斯科都怀疑蒋介石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信两党关系已无好转的可能。毛泽东为此与共产国际之间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双方电报你来我往，互不相让。1月20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刚刚以私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劝告毛泽东继续利用日蒋矛盾，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次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莫斯科提出了打通甘肃至四川，直捣重庆的军事反攻计划，明确询问斯大林可否在秋冬或明春给中共以直接的军事援助。[18]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月29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明确宣布：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19]

上述决定显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毛泽东当天还专门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坚称：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20]

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是建立在蒋介石集团准备投降日本，彻底丧失了联合价值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的。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表示质疑和反对，苏联从军事上提供直接援助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2月以后毛泽东也了解到日军仍在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的情况，因此，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的考量，毛泽东逐渐调整了准备破裂的方针，又开始重提“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停止军事报复和进攻的计划，主张继续维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现状了。

但是，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并无可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现状的看法。在2月初就形势变化起草的一系列中央指示电中，毛泽东仍旧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承认其中央政府地位，给国民党政府的呈报一律停止，对方来件一律不复，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21]这一态度，也因蒋介石一直拒不承认中共提出的政治条件，甚至在军事部署威胁进攻延安而难以改变。故直到中条山战役发生，双方关系都没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诚如毛泽东在4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蒋介石顽固派是统一战线中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它们目前“既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作战……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我们的对策是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当前的斗争中，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与统治中央政权的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全面孤立和打击这一反动的顽固势力。[22]

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因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对国民党就更是毫无信任可言。虽然中共在实力上还没有同时面对日本和蒋介石两个对手的可能，还必须要“利用日蒋矛盾”，因而在对蒋策略上不仅不能破裂，而且还要见机行事，有所缓和，但毛泽东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再承认蒋介石那个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已经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政府的损失与我无关，因此，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共对国共关系的这一基本认识并不能发生影响。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蒋被迫取“激将”之法以要挟，毛坚持以我为主不为所动，均在情理之中。过于强调《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对国共两党在中条山战役问题上各自立场的影响，似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

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

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

一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23]

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24]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吁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25]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26]。

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27]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据国民党军史资料，国民党方面是在4月20日开始研究日军进攻中条山的危险局势的，蒋介石25日开始考虑加强中条山及洛阳、潼关防御工事问题，而有关军事部署是5月2日正式发出的。[28]从蒋日记看，他当天已经读到这一文件，并且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晋南，有渡河进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中条山抵抗日军进攻的办法一样，决定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

从探报得知，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故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都颇感紧张，担心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害怕再遭败绩。但蒋介石最初还是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当然，他在内心反复安慰自己的话是：“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29]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想要求中共帮忙了。因此，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固然是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所谓“激将”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出兵帮助减轻中条山失守的危险，而非真的是想要引诱中共出兵，利用日军来打击削弱八路军。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记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8日下午刘为章提议用民意逼迫中共出兵援助，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也明确提出建议，主张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30]

对此，似乎只有徐永昌持有异议。他当场表示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考虑到如此要求八路军出兵，不仅有碍中央颜面，而且自毁“中央提示案”与何、白“皓电”之明令，故当晚徐又专门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说明：“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

对于徐永昌的意见，蒋亦认为有理，因此他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说明照此意见交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不过，蒋介石内心还是希望八路军能够出兵。因此他仍旧提出，刘为章转达时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他显然认为这样讲会更有“激将”的作用。[31]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时的日记中对其授意刘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完全没有记载。了解蒋记事习惯者都很清楚，蒋对自己认为重要且颇感得意之举，一向是有闻必录的。蒋对此一句不提，恰好可以印证他本人这时对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得意，更非深谋远虑，很可能恰恰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因而有意不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有关蒋将中条山之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的同时提到：“中共藉（借）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32]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唯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因无法让步，自然视为要挟，但因无可奈何，故颇感无奈，只好“淡然处之”。

10日，刘斐（为章）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请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作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马上接见了周恩来，用恳切的言词委婉地表示说：“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八路军可以配合的作战方法和具体方向，称：“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33]很显然，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回应非常兴奋，他不仅在当天的日记中特别记下了这一情况，还特别写道：“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34]

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山根据地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借机“消耗其实力”，或借机“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未能实际上配合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共革命最后的本钱。在他看来，如果贸然将这几万部队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在与优势的日本军队的作战中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伤亡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35]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36]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了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因为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而且，日军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

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37]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并不很赞同，只是出于击破国民党骂八路军“游而不击”的宣传的目的，配合前总在公开讲演中表示过肯定。但随着1940年11—12月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发动、“百团大战”显露出来的问题，再加上紧接着发生的皖南事变和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毛泽东随后不止一次地对“百团大战”提出过批评。尤其是1941年春开始，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部队受到过多的损失，并引来日军异常残酷的大扫荡，各个根据地严重缩小，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军事上的预见性及其策略的意义。前总朱德和彭德怀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并陆续作了自我批评。

由上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还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行动，都很难、也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的5月5日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的消息。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毛泽东的回答是很策略与灵活的，其答复是：“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38]

这里答“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云云，一是蒋介石国民党是为抗战而求助于中共，自诩抗战最彻底的中共中央对此没有拒绝的道理与可能；二是国民党“游而不击”的批评以及苏日条约给中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都要求中共不能简单地因不信任国民党而忽略国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毛回电的核心之点，是在四项要求上，并非在“不成问题”上。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刘为章谈话情况，称刘为章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刘为章的话显然让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当即愤然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39]

这里，“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进一步印证了毛前日回电的关键所在。

注意到国民党的“激将法”，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敌）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毛泽东在电报指示中说明：“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40]

在这里，“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是毛泽东这时对“不成问题”的“配合作战”的具体考虑。当然，毛并不反对采取一定的作战行动，但他明显不主张部队向外采取进攻性的、直接配合中条山战役的作战行动，而是特别说明，这种配合应“按当地情况许可”，以“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为条件。只是“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所谓接近豫陕地区，指的是晋西南，即靠近陕甘宁边区的黄河以东的区域。要求部队在这个地区与友军配合作战，与其说是配合中条山战役，不如说是毛注意到日军有渡河攻陕的危险，因而要求注意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和巩固。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彭德怀，也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由于卫立煌与中共有特殊关系，因此，毛泽东专门针对卫电指示彭德怀，告诉彭如何妥善应对。他要求彭在回复卫立煌时，应“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41]。

在这里，仍可清楚地注意到毛泽东“配合”的主要着眼点，可以准备作战，但作战目的为的是巩固自身根据地，在其他区域虽也可一并做一计划告诉卫，事实上却“只做样子，不应实施”。

这一天及11日，周恩来接连来电汇报刘为章及蒋介石谈话内容。同时，周亦转告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的劝告，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说非如此不能争取民心，且如此还可乘机向蒋要饷。[42]

毛泽东得知崔可夫也出面干预，更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43]

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考虑到不打一下不能平息各方疑问，毛泽东这一天首次提出了针对中条山战役作一配合的建议。他提出：“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但他的关注点也仍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有关。他说明：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飞机亦有增加，并备有皮船多只，扬言渡河，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西安人心惶惶，正疏散和转移中。故“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44]

这个时候，国民党及中间派的批评质疑已经沸沸扬扬，毛泽东因此特别注意到加强宣传策略的运用了。他专门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请“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45]。他同时也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46]。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6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

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等指示称：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特别附上了周恩来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47]正是在此方针下，华北八路军的部署是，主力休整，以一部相机配合友军作战。[48]

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有组织的抵抗到这个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因此，八路军虽有一部之配合计划，但并未实际发生战役配合的作用。

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国民党方面自然会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49]。但中共中央这时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因此除多发战报、着力影响舆论外，并不为所动。

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军事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50]

结语

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51]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52]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53]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54]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55]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56]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57]。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58]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59]；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 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2] 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

[3] 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5] 《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社评），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6]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7]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

[8]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54、44页。

[9]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

[10]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11]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12] 《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13]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96、209页。

[1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选》的文章文字上有改动，在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五个字。）

[15] 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230页。

[16] 《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副总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0—451页。

[17] 《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等。

[18]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1日。注：1月25日毛泽东才收到季米特洛夫20日发出的电报。

[19]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6—30页。

[20]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年1月29日。

[21] 见《毛泽东年谱》（中），第265—267页。

[22] 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4月2日。

[23] 《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101页。

[24]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206—207页。

[25]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1页。

[26] 见唐纵日记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203、209页。

[27] 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

[28]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著：《抗日战史（晋南会战）》，1981年，第7页。

[29]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日、3日、6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99页。

[30]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31] 《徐永昌日记》第6册，第103页。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33] 《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34]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35] 《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36] 《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37] 《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转见http：//group.tiexue.net/soc/post_3522845.html。

[38]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39]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40] 《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41] 《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42] 《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43] 《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44] 《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45]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058页。

[47]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48] 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6页。

[49] 见《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29日、30日，第1版。

[50]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

[51] 《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52] 《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53] 《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

[54]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55] 《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56] 《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57]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656页。

[58] 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59]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仍应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4页。

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

引言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50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作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作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这种帮助和援助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它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的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的“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象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像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捡）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就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刘文称，这段时间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

刘文并且声称，是朝鲜劳动党金日成的态度“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才使驻朝苏军同意向东北中共武装提供了这些帮助。它似乎完全不了解，这个时候在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劳动党根本就不具备影响苏军对中国政策的条件，所有通过北朝鲜向中共东北武装提供帮助和援助的事情，说到底只能是驻朝苏军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进行的。

刘文好像也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捡，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

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零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

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

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原料、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是“拾破烂”拾来的，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确实有过态度“相当恶劣”的时候，但也有过态度相当积极热情的时候。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作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作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2月下旬，特别是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又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受命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个别电报或回忆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他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

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作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考察苏联这段时间的军事援助情况，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1946年中到1947年中自身的武器增长的两个数字，就来判断苏方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信与否。关于此点，笔者在《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

一是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容。该电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

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1945年9—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

三是1946年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1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也不尽然。

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一年时间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苏方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和大量弹药等，有相当部分并不是直接给东北野战军的，而是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作论据，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

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万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

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

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苏军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情况，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如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一项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就不存在。

很明显，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苏军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万支，轻重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

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19]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0]

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联周保中部，接收了日本长春的军火库一部，在苏军同意下也运出了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驻守锦州的周家美部，也在苏军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武装和搬运军火库，获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21]

连同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所得到的武器数量，仅1945年8—9月间中共武装早期进入东北者得到步枪数量就已有近10万之数，机枪近5000挺，各种炮至少有二三百门了。也因此，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就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经过苏军在东北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那么，彭真等到沈阳后是否真像刘文所举9月21日电报那样，没有得到多少武器呢？显然也不是。刘文只举了符合其“少得可怜”的看法的9月21日一封电报。其实，就在一周后，即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10月3日，在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彭真对整个情况的估计更加乐观。次日他即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2]

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用不了。即便如此，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23]

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除已搬走者外，苏军都愿交给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24]

在此期间，中共东北武装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未出发，或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能派兵暂时看管起来。以至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这才有了黄克诚部急急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和抱怨。但即便如此，在苏军态度转变前，东北武装也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枪炮。东北局11月5日、6日再报中央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25]这一情况也可从毛泽东11月12日报告中看到。他讲到：东北局去后，“枪接受了12万支，还有些炮”[26]。

11月17日以后，中共军队虽被迫退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便于苏方应付外交，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变。经过苏军同意，东北局还是组织抢运出一批装备，连同在中小城市所得武器，故陈云、高岗在11月29日即电告中共中央称：又得“枪10万，炮300”[27]。12月17日，东北局再告中央：又从旅顺和朝鲜得“近万步枪，百挺机枪”，苏方还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东北局已决定成立航空学校。[28]

由上可知，自9月下旬中共东北局赴东北后，所得武器数量也很可观。至少取得步枪十四五万，机枪5000挺左右，炮数百门。[29]

由于1946年初苏方与国民党方面的经济合作谈判失败，自2月下旬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要求中共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明确表示可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再向国民政府办交代。正是苏军这个时候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不仅使中共再度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根本上促成毛泽东作出了“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国共战后第一场大战，即东北四平、本溪之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打响的。[30]

试想，如果没有苏军及时的装备和大量弹药的援助，在刚刚马不停蹄赶到关外来、不少部队赤手空拳、东北的军工生产还没有组建起来的情况下，中共如何能够一下子组成30万“民主联军”，而且马上和全副美式装备并有空中支援和大量火炮的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展开这样一场需要强大火力和充足弹药供给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正是因为有苏军的帮助，中共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

到1945年底，中共军队出关兵力仅10万人左右，且相当部分枪支很少，甚至赤手空拳，它如何能够在两三个月里就成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呢？对此，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因为从中多少能够看出，中共在四平之战前大概得到了多少武器。

刘文引述的数据告诉我们，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31]。1946年5月部队四平作战结束后，部队拥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32]

两相对照，出关后各部队得到的步枪数至少超过12万支，得到的轻重机枪数至少超过3500余挺，得到的掷弹筒数至少近千支，同时还至少得到各种炮492门。

这里所以要强调“至少”，是因为我们在比较这两组数字时，不能忽略四平作战这一重要背景。要知道，刘文所举1946年5月的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这一数字中显然缺少了中共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装备的数字。此次作战损失究竟有多大呢？由于当时部队来源和扩充情况较为混乱，因此未见武器损失情况的统计，但已知人员损失就近2万人[33]，大批新扩充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34]，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紧张，北撤途中又遭受追击，结果是“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35]武器装备的损失约略估算为三分之一上下，当不为过。

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36]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37]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38]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39]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40]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41]，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下面简要列举一些1946年四平战役以后苏方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据苏方人员回忆，萧劲光在5月前后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苏军提出，希望将驻旅顺的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方面。苏军经过一周准备，即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皮武器交由萧劲光接收。一个月后，又向萧转交了一批新的武器，包括两军列弹药。[42]

从中方资料中也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据丁雪松回忆说，仅1946年间从朝鲜运来的“战略物资”就有2000多车皮。[43]

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按约定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均已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

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44]

另据朱瑞回忆，同一时间，苏方还每天夜间通过铁路向东北野战军发送日军武装弹药。两个月里运送了数十列车。

同样的情况，到1947年，这样的帮助还在进行中。

1947年初，即四保临江作战开始前夕，仅中共东北铁道司令部所属临江运输司令部，就经由朝鲜运进来10万多支步枪和1000余万发子弹。战争打响后，又抢运了7万多吨军用物资进来。[45]

1947年秋，经过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交涉和争取，苏军还将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东北野战军，东北局组织运力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46]

从林彪1947年12月28日电报亦可知，苏军这年底还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武器装备。林彪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要求苏联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或从德国战利品中再帮助提供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重迫击炮，1000门轻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炮及其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47]斯大林随后从朝鲜输送了2000多车皮的军火给林彪。

如果我们把上述估算的武器数量，和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起来，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转交的其他武器数加上去，说苏联在解放战争前期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装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48]对于这种情况，还在四平战役失利，退至北满后不久，东北局就兴奋地发现苏军可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大、现代化程度确实出乎想象。东北局9月、10月曾接连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只要再争取到几个月的休战时间，我们就能利用从苏军手里得到的成批大炮，很快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队。事实上，以现在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就是大批营、连、排干部以扩充部队，尤其是急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因此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以“建设数十万现代化的人民军队”。[49]由此不难看出，东北野战军的迅猛发展和迅速强大，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对于苏联公布移交日本武器说法的分析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苏联公布的数字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在《恩怨》一书的正文中说明苏军“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只把苏联公布的移交日本武器数放在注释做一备注，就是考虑到苏联公布的这一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概数供今人参考。因为很明显的是，苏方宣布的数字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比如，1948年东北野战军有各种炮4000余门，与苏方宣布的数字就比较符合；有机枪1.8万挺，这一数字还超过了苏方宣布的1.2万挺的数目。步枪数则苏方宣布的数字高出东北野战军1948年实有步枪数三分之一还多。[50]当然，苏援枪炮不止限于供应东北野战军，且1946—1948年间国共几度战争中互有缴获和损失，今人很难完全拿苏联公布的数字做依据。

但是，部分武器数目对不上，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就是编造的。何况，除了坦克、飞机的情况差距大以外，其他武器的数字相差并不多。由于苏方移交的不仅是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还有来自苏蒙军，特别是驻朝鲜苏军提供的缴获日本在朝鲜军队的武器，还包括一定数量的欧美制式，甚至是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装备及弹药相当一部分还运给了关内的中共军队。因此，简单地拿日本关东军拥有或所藏武器数量比较，显然也不适当。

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苏方数字不准确的原因还和战后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复杂情况有关。由于形势变化万端，驻中国东北苏军不得不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运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甚至有些武器装备确实给了中共，有些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交到中共手中，却仍旧记在账上，这都有可能。事实上，苏军占领东北初期纪律松懈，实际负责看管武器和负责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也很正常。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武器装备都没有留存下来，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具体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甚或已经破坏或毁掉，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实际上，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多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多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真相的系统研究，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作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除了像刘文这样全盘否定苏援作用的声音外，已经有更多的读者在相信苏方公布的数字的说法了。

当然，拒绝接受来自俄国的说法的情况久已有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研究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对这类说法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只相信自己看到的部分档案，甚至只相信自己人写的回忆录，并据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

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朝鲜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质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作的题目。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否认和抵触的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中外学者最后达成了有益的共识。即大家都同意，这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早先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虽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实际上却并没有发出。由于当天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口授，经苏联大使罗申发出了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里看到的那封意见完全相反的电报。

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不再注。

[3] 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该文之内容，均不再加注。

[5] 即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笔者谨从刘文，均以东北野战军称之。

[6] 刘文关于“重炮”的概念似乎仅指榴弹炮和野炮。如刘文在谈到朱瑞领导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时，提到其中有榴弹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称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击炮等均分到各部队。

[7] 东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电原文在说明苏军决定交我之工厂及装备时清楚地写道，抚顺一处的炮弹“即有三百万发”。

[8] 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就把迫击炮炮弹也计算在各种炮弹之中。转见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第216—21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整理：《沙子岭战斗总结》（初稿），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255页。

[10] 转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战争期间，仅旅大地区就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多万发炮弹、80多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刘文中提到的大连生产的收发报设备、药品等，更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苏中合营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39、133—1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来东北军事工业发展总结》，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14] 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仅贸易一项，双方交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共解放东北。О Борисов，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2е доп.Москва，1977。

[15] 两者的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也甚明显。见曾克林：《曾克林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9、123—125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6—197页。

[1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26页。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

[19] 《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26页。

[20] 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26—132页。

[21] 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22]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月4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130—131页。

[23]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4日、8日。

[24] 《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25] 《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26] 毛泽东：《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的方针》，1945年11月12日。

[27] 《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年11月30日。

[28] 《东北局关于建立空军问题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7日，《彭真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0、312—313页。

[29] 东北局1945年10初、11月上旬和11月下旬三次报告大批获得武器数，可能有重复计算，故这里只做最保守的统计。

[30]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并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31] 刘文列举之数字，似不包括曾克林等先期出关部队取得的武器在内。

[32] 刘文在这里遗漏了掷弹筒998支。

[33] 关于部队损失数，东北局5月26日电称伤亡近2万人。黄克诚5月24日电称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万人，但加上南满本溪之战，伤亡数理应接近东北局之数。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34]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东北军事状况向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1947年4月，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第385页。

[35] 罗荣桓：《对东北解放战争形势与任务的分析和部队思想工作》，《辽沈决战》（上），第39页。

[36] 《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

[37] 《中央关于苏军撤退前力争占领长春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5日。

[38] 《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39]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7年9月18日，转见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96页。

[40]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13—414页。

[41] 除刘文介绍的情况外，有关1947—1948年间中共东北军工生产主要还是修复枪炮和制造弹药，不能大量制造火炮的情况，还可参见《黑龙江军事志》第七篇，及大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史料》，等。直到1949年春已建成的中共全国160家兵工厂月产山炮也只有两三门，野炮不过4门，步兵炮只有7门，小炮略多约500余门。参见程刚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兵工生产概述》，《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02期。

[42] B.博伊科：《解放使命》；伊·柳德尼科夫：《穿越大兴安岭》，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在中国道路上（1937—1945）——回忆录》，莫斯科，1989年，第302—303、336—337页，转见薛衔天等：《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

[43]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战役》（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630页。

[44] 《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4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97页。

[46]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第427—428页。

[47] 转见万年：《解放军中解放军战略猛增的背后》，《海事大观》2006年第5期。

[48] 有关这一数字，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估计为四五十万支枪，各种炮不下2000门。转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战略家网，http：//www.laocanmou.com/zj/lswh/zg/jkgd/xy/lsyj/201102/zj_20110228112525_4.html，2011年7月18日；中原工学院副教授李长林估计为30万支枪，各种炮1600多门，坦克20辆左右。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网友清风堂主估计步枪最少三四十万，最多四五十万，机枪1万余挺，各种炮约2000门，坦克约100辆，飞机约一二百架。《苏联援助东北共军武器数量之初步探讨》，敏思博客，http：//blog.stnn.cc/guxing/Efp_Bl_1004584155.aspx，2011年7月18日。

[49] 《东北局关于华北战场与东北战场等问题的报告》，1946年9月9日；《林彭高陈对目前形势与今后任务的意见》，1946年10月19日。

[50] 参见《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8月最后战役前实力统计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东北军区司令部1949年10月印。

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

刘统（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

近读杨奎松先生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以下简称《恩怨》），其中第八章中以苏联档案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解放战争中，“苏联红军不仅在暗中协助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使这支过去因为装备落后、弹药缺乏，主要靠游击战取胜的部队，迅速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论点，作者在注解中引用了苏联方面的资料：“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1976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过：“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尔后，苏联又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苏制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

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当年在东北参与接收的田时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从松北进出的难胞所见：如许多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

这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来自苏方的资料。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为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我们现存的历史档案中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一）

从1945年9月到1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各解放区部队陆续进入东北的初期阶段，不断受到苏联东北占领军的限制和排斥。苏联方面反复无常的态度，给东北野战军开辟东北根据地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当局签有条约，中共军队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苏方的不安。9月14日，苏军驻东北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联络官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去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苏军方面的立场是：“（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联）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当时，苏方的态度是严守中立，并未给中共方面任何优待。[2]

但曾克林在向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汇报时，将东北情况说得非常乐观。据中共中央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引述曾克林的话说：“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为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红军不允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任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3]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共领导人非常兴奋，9月15日当天即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去沈阳。彭真等走后，刘少奇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称这是“千载一时之机”。随后，刘少奇还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轻装前往东北接收武器，开辟根据地，掀起了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大战略行动。

彭真等到达沈阳后，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情况也根本不像曾克林所说“枪支弹药可以随便拿到”，而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9月21日，彭真电告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他表示：“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4]

此时，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已经上路。因上级说到东北可以领到新武器装备，许多部队出发前将重武器留给根据地兄弟部队，只带了少量枪支弹药。当1945年底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武器可资补充。此时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已从秦皇岛登陆，向锦州、沈阳步步逼近。而苏方为了履行与国民党的约定，于11月19日强迫中共东北局离开沈阳，并规定中长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民党当局。为此，中共中央被迫改变策略，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放弃对大城市的占领，在农村开辟根据地。[5]

由于苏方许诺的援助落空和对中共的排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是进军东北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主力部队，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时，黄向中央报告情况说：“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6]当时各主力部队都寄希望于李运昌部，李运昌部奉命将沈阳获得的武器运往锦州，补充主力部队。但是李运昌的新部队在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即发生叛变和逃亡，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东北局组织李运昌部“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鞋、帽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000支步枪，机枪300挺”，“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但是各部队并没有得到，经调查后李运昌承认：“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又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部补充黄（克诚）梁（兴初）师，后因该部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结果，黄克诚师实际得到的武器是“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7]。这种情况，当时被称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

在武器装备远劣于国民党军的状态下，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战略。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要求进入东北各部队作长期打算，在东满、西满、北满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地、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建立根据地。他强调：“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8]依靠苏方提供援助的话，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这表明，中共中央已彻底丢掉幻想，准备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恩怨》一书中所说苏方向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几十万人装备的叙述，实属子虚乌有。

（二）

东北野战军的发展壮大，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却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那么，东北野战军的武器装备是怎样发展的呢？这里根据历史档案资料，作一简要回顾：

炮兵的发展是最典型的例子。据四野司令部编成的《日寇投降后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实力统计表》计算，1945年底，东北野战军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迫击炮64门。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9]这个基础比关内的山东野战军要差得多。说明东北野战军在东北未得到任何外来援助的重武器，连枪支都补充得极少。因此，东北野战军在建立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将各部队分散开来，搜集日伪散落的武器，并进行剿匪，以此作为扩充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炮兵的总结说：“东北炮兵建设中火炮的来源全靠战斗中缴获，或由各地搜集敌伪遗弃或撤退不及散藏各处的火炮来装备自己。这些火炮都是经过敌人破坏分散而遗弃下来的残缺不全的火炮，不经过修理是不能使用的。因此我们建设炮兵必须同时建设炮工，建设炮工和建设炮兵是分不开的。”在朱瑞领导下，炮兵干部“在抚顺收集了20余门高射炮，在沈阳抢出几辆坦克，在抚顺、通化等地收集了几十辆汽车。移师牡丹江后更派人四处搜山，先后在镜泊湖、阿尔山等地收集了上百门山、野、榴弹炮及各种零件近万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三个榴弹炮团，并由南满炮兵旅拨来一个炮兵团（收集的山炮全交给了纵队）、一个高射炮大队、一个战车大队”。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共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其中，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300余门。[10]半数左右的炮经过修理可以使用，山炮、迫击炮分到各纵队，重炮集中使用，组成特种兵纵队，亦称“炮纵”。在1949年初“三下江南”战役中，东北野战军首次使用了重炮，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可以说，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拾破烂”建立起来的。这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军工的创业同炮兵一样，也是白手起家。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下属的兵工部部长韩振纪，带领一批关内来的干部在南满通化建立最初的兵工生产基地。国民党军侵占南满后，韩振纪等带着机器和原料经北朝鲜转移到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成为东北野战军第一个正规的兵工基地。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机器少、资金缺，没有技术人员。他们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开展生产，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万个。与此同时，大连、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鸡西、辑安、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修械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基本满足了野战军作战需要。[11]

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1947年7月10日，他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的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12]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7年9月召开第一次军工会议，统一组织，分工生产，增加产量，担负起支援关内解放战争弹药供应的重任。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转折。中共占有了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城和中等城市，解放区连成了一片，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军工事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原料问题基本解决，工厂设备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规模生产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军工一厂完成山炮弹弹体7.7万多个、弹壳1.1万多个；二厂完成引信8万多个、底火3.8万多个。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7吨，化学厂生产硫酸2000多吨，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1200多吨。机械厂生产出冲压机、水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上和经济建设用的铁丝、木板、锅炉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各地。此外，大连生产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信设备、药品，也是解放区的主要来源。[13]

到1948年6月底，东北军区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55个、工人1万多人、干部2500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家业，基本上可以满足野战军在东北的作战需求。当时，东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管对关内各解放区的供应和贸易工作。东北局还作出决定：1947年9月东北军工会议确定的由大连制造24万发炮弹供应关内的计划不变。1948年要扩大炮弹、引信、三酸的生产，恢复炼焦厂，制造黄色炸药，仿造子弹机器，恢复扩大安东和南满的有色金属矿，保障大连的军工原料。这些工作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落实。[14]

1948年是东北局势全面扭转的一年。东北野战军在多次战役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精锐部队，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军工生产也形成规模，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的弹药需求。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15]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

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将士和后方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不是单纯依靠苏联的援助取得的。如果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的。

（三）

如果考察一下《恩怨》一书中提供的数字，不难看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书中第235页写道：“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并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以想象，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炮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遗憾的是，这个材料未注明出处。从前面引述的朱瑞报告看，苏军在1945年11月撤出沈阳前并没有给我军什么炮弹。

再有，《恩怨》第251页引注1记录苏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坦克约600余辆、飞机800余架之事，也是无中生有。根据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统计，从1945年12月组建战车部队开始，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搜集、缴获的坦克有中型坦克23辆、轻型坦克31辆。锦州战役使用坦克最多，也仅有15辆。[16]飞机则更少，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建立航空学校（亦称“东北老航校”），搜集了100余架破旧的日式飞机，经过修理有30余架可以使用。后来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开始训练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由于飞机中多数是教练机，无法形成战斗力。东北解放战争中我野战军一直没有使用飞机作战，只是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

那么，苏联究竟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哪些帮助呢？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讨论会上，原四野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18]

刘亚楼提到的购买武器，当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仅剩下北满和南满临江等少数根据地，部队损失大，武器弹药缺乏。东北局一面根据“七七决议”建立农村根地，进行剿匪斗争；一面整顿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面临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压力，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9日报告中央：“东北斗争之能否站住与发展，关系全国将来形势转变甚大。这里主要的特点是能依靠国际联系建立有重武器装备的军队。”[19]当时苏联因自然灾害缺乏粮食，希望从东北进口粮食。野战军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两次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刘亚楼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北满根据地在粮食和铁路运输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动员群众，在短时期内征集了100万吨粮食出口。当时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20]

在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则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1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个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

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1]

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究竟从苏联和朝鲜购买了多少武器，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绝不会有苏联方面的资料说得那样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证一下东北野战军各时期武器装备的统计。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1947年4月夏季攻势前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22]这期间野战军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缴获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修复补充的武器，数字间的差额中应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购买和朝鲜援助的武器。这个差额，与《恩怨》一书中列举的数字依然相距甚大。

本文用了这么多笔墨，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感到：近年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领袖题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风。有的作者不去认真研究历史，不注重史实的考证，热衷于编造“秘闻”，任意发挥，伪造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所谓“纪实文学”，不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评论。因为它是演义和野史，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人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无益的。笔者赞同金冲及先生在《恩怨》一书序言中说的话：“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愿与杨奎松先生共勉。

原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1] 田时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36章。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5]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6] 军委一局：《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

[7] 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9]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10] 朱瑞：《东北炮兵建设概括报告》，1947年3月。

[11]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

[13] 《大连军事工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14] 《东北局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6月30日。

[15]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16]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17] 《当代中国空军》，绪论。

[18] 刘亚楼：《在四野战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 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20] 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辽沈决战》（下）。

[21]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辽沈决战》（上）。

[22]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俄国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观

引言

199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1945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对于毛泽东为什么提前终结和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设想与实践，于光远、金观涛、武力、李钟福等难以数计的研究者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著作，从方方面面探讨了其原因和影响。[2]新近出版的张木生的著作及刘源的推荐序，不仅高度评价，甚至还主张当今应全面回归新民主主义。[3]

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实践因为什么被中途放弃，后人可以根据所见各种不同历史因素来作各种不同的历史解读，但无论我们对这一历史的发生作出怎样的判断，有一点总是必须要注意到的，那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及毛泽东当年的观点主张是哪里来的和缘何而生的？十分明显，我们只有了解了它的由来及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目的所在，我们才有讨论其何以会被轻易放弃，以及它能否重生或回归等问题的共同基础。正因为如此，笔者相信有必要把这篇十几年前发表的论文在本书中再发表一遍，因为此文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观点及其政策策略的来源，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梳理。

基于上面的原因，本文无意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提出并力倡新民主主义，建国后又迅速中止和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实践的情况和原因。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强调说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背后有着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重要影响。要想知道毛泽东为何在新中国成立不过三年就轻易中止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恐怕首先应该要知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观和俄国模式有什么联系。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点而作的历史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1882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4]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20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1905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5]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6]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1905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7]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8]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9]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1905年，而非俄国的1917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的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1925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1917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1905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10]。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11]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1926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〇”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1917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1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1926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13]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14]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1905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1905年，而只是俄国1917年7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斯大林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像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5]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当时就为此欢呼鼓吹，明确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6]

为了一步成就中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思。它之所以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做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双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7]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8]，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作了具体的解释。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9]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20]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当中。议决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21]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2]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3]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十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4]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1905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1931年11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共产党人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对领导权的焦虑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1935年12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此前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5]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6]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7]根据9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10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180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8]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9]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旧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30]，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1939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31]鉴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痛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2]。

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1937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1939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1940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1937年8月改编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将近50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它对国民党限制其发展的反映和看法自然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3]

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4]

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此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5]

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注重统战政策的过程。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的，是朝着下一步共产革命的大目标前进的。

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6]

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入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7]

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

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中央缓和关系的表示，包括请国民党代表转话给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什么：共产党愿意“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共产党并不主张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等等。[38]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窘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又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9]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问题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

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仍肯定对自己不利。

第二是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因此，在1944年8月见到美国人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这时的确相信列宁的过渡观点，认为美苏合作的情况下，战后中国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而“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40]。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他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覆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1947—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945年3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41]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五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

五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

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仍然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4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毛泽东都极愿意出面进行解释。[43]在这种情况下，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表现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这时中共基于实力原则而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明显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1905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4]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泛地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两点都是列宁书中再三提到的，至于对更为落后同时又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也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他并没有说到。[45]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

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关于俄国需要资本主义更甚于需要社会主义，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他却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阶段发展观的内在逻辑性的申说。因此，列宁的这一说法，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农民和运用政治谋略就轻易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很难形成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46]的说法，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身为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却从未跨出过国门，见识过仍旧发达着的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除了20年代初很短时间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最落后的农民阶层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未来理想社会究应建立在怎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

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本来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有一些沿边儿的言论观点，因为俄国革命同样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成功的，列宁的话往往也是两面说，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意义，又强调政策策略的能动作用。再加上中国革命一直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理论学习研究实用性极强，碰到什么问题才去学什么。过去中国革命的程度距离这一类过渡问题还远得很，党内对这方面的马、列言论资料注意收集自然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作为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7]而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过渡的必要性讲明白，而且还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8]

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很清楚斗争必须把握住分寸。因此，他不仅一度公开批评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也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49]但是，当1946年4月毛泽东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焦虑和渴望。其实，无论从《两个策略》一书，还是从长期统战斗争的经验中，毛泽东早就对资产阶级充满了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间派资产阶级虽多有顾忌，还是非联合不可。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新政权建立在即，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毛泽东都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50]。

虽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决战尚未全面展开，对未来中间派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计划与部署，在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

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与会者更多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现在就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有些领导人就明显表示怀疑笼统讲“保护工商业”是否正确。他们提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把商业和金融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不少与会者也提出，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竞争不过公营事业，最终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51]

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1947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可以很容易地占据经济的统治地位。如果能够较快地推进农民的合作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国家经济就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多大程度上要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即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52]

当然，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比较谨慎。因为习惯了从实力原则出发的中共领导人估计，共产党进城后虽然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取得经济上的相当地位，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实体中所占比例应该还很低。毛泽东估计，“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能够变成国营的部分自然更少。因此，他们讨论归讨论，决定政策时很清楚，在未来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

同时，他们这时也还是很重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规定，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考虑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53]

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毛泽东虽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仍有较多担心，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高度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与这种情况自然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尤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举起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却规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使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渡的性质。换言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革命后的社会及国家）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这也是他始终坚持这一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的原因所在。

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公开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一旦中共中央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所谓民主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无论新旧都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其实并无存在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一旦握有权力，势必会以资产阶级为敌，也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而已。

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在理论上未必是适当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

正是因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此，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都不完全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其主要任务理应首先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可以把决定这个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看成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生产力，而非是生产关系。

很显然，正是因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时间长短的问题，才会变得极端复杂和难以把握。而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中国共产党人，很难不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同样的情况，依靠革命与战争改变了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很难不相信他们完全可以按照理想模式来解决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这一切，又同样有俄国模式提供着榜样的作用。

毛泽东这时深受俄国革命模式影响的情况，可以从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设计未来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会上，他和不少与会者都是在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发展的进度作参考。苏俄宣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在1936年，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足足有19年时间。在这中间，苏俄还经历过两个转变时期。先是从1917年底到1929年，苏俄花了12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打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物质基础。然后是从1929年开始进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花了7年时间，到1936年基本完成这一改造，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对照苏俄革命成功后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很明确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时间表：15年。照毛泽东的说法，俄国十月革命后差不多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中国比苏俄更落后，需要的时间自然应该长一点。[54]也正是由于明确认定新中国建国后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国建国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空间。

然而，任何稍微细心地读过《两个策略》一书的读者都能了解，列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旨意，就是主张尽早尽快地排斥资产阶级，以便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列宁是一面宣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不可避免，一面却再三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55]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泽东格外推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革命转变思想。它指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56]

毛泽东是唯物论者，他理论上“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运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谋略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一面讲：“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一面却更加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5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的提出，到实际上放弃的整个过程，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这种矛盾看法。他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

当然，从提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明确否定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过程。毕竟建国初期属于民主革命的诸多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要矛盾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所谓“外部斗争”和“外部矛盾”，包括建国伊始就爆发的抗美援朝等外部战争等，都还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国内方针和政策，从力量对比的角度也不适宜“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因此，毛泽东在最初经济恢复的两年里还不同意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他一度明确强调，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来协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特别重视联合、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49年9月正式建国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而且肯定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和经济上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毛泽东以后也还在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此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从刘少奇1949年7月4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仍可看出，这种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刘少奇的报告明确提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但考虑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争”，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等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几年之后不再是新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理论上，因为决定一个新社会性质的，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当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根本改变时，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58]

随着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全中国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斗争相继获得胜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基本结束，按照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自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此同时，大陆领土实现统一，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不仅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根本解决，经济上的力量对比问题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决了。

还在1951年8月，考虑到北方农村土改早已完成，农民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毛泽东就敏锐地注意到北方农村的变革可以提前一步。他果断地批评了仍旧按照新民主主义观点，反对过快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党内领导人，力主学苏联集体农庄，用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59]

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同样注意到城市私营经济多半已经受制于公营经济和政府帮助的情况。随着准备按照苏联方式，制定五年经济计划，掀起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潮，毛泽东进一步作出决定，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

这一年的9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访苏回国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情况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特别说明了他作出这样一种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今天，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67.3％，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再发展几年国营的比例会更大，资本家到时候就离不开共产党了。为此，他明白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60]

不难看出，在军事上、政治上解决了问题之后，经济上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虽然刚刚开始露头，也很快就被毛泽东注意到并反映到他的决策变化中来了。还在1952年6月，他其实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的观点了。他宣布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

紧接着，毛泽东即开始冥思苦想地寻找顺利实现所有制改造的有效方法。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进而找到了通过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途径之后，毛泽东马上就作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要花10—15年的时间，原因也还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关系。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发野心）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我们还要用公私合营的办法，花一些时间逐步完成这一改造。但是他认为：“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人企业国家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62]

由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在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他总是会依照理论上的革命进程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1949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他马上就把学习苏联、集中国力大规模发展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来了。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都显示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目标。而一旦这一新的斗争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他马上就注意到，从理论上，两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不足以也不应该算成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独特的过渡阶段。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不免会造成人们概念上的混乱。真正的过渡阶段，只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因此，毛泽东自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就决定废止“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的提法了。他指出：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列宁说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为了“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他们一定会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63]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收入本书时个别处有补充）

[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 参见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求索》1989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3]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1965年，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4页。

[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9—32页。

[7]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9]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3月22日。

[10]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7页。

[11] F.M.（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12]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14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1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3—286页。

[14]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2页。

[15]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80—283页。

[16] 《湖南致中央函》（毛泽东稿），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4页。

[17]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1928年2月29日。

[18]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页。

[19]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6月14—15日，等。

[20]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莫斯科，1929年，第28—44页。

[21] 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8—301页。

[22]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23]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1930年5月15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4月7日。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9—102页。

[25]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609—617页；陶尚行（刘少奇）：《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2月8日。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10页；《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95页。

[27]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中央关于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157—158、178—179页。

[28]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28期，1937年12月21日；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等人的谈话》，1938年7月2日。

[29]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6日。

[30]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5页。

[31]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5月30日。

[32]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东北师大中国革命教研室1953年油印本。

[33]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马丁的谈话》，1940年2月。

[34]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

[3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63—765页。

[36]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1940年7月13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35—738页。

[37]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国问题》，等。

[38]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1942年12月1日。

[39] 《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46—547页。

[40]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12—614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60页。

[41] 谢伟思前引书，第327—329页。

[42]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

[4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60—1061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5—127页。

[4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53—56、100—101、126—127页。

[45] 前引书，第55—56、127、190页。

[46] 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

[47]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48]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3—1255页。

[49]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新华社社论），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卷，第638页；《中央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1948年2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73页。

[50]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74页。

[51]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48年9月，等。

[52]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1948年9月13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

[53]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1、1432—1435页；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1948年9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87—688页。

[54]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8日、13日。

[55]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651、693—694页。

[56]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694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83页。

[57]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13—314页。

[58]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49年6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1950年4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7页；《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见《当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

[59] 转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

[60] 参见《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1953年6月、12月，《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213页。

[61] 《毛泽东致罗迈》，1952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58页。

[62] 前引《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

[63]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评论

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金著显然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这应是金著与此前许多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

金著的使命感

粗粗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思想冲击和历史变迁，曾经长期被许多共产党人视为傲人资本的革命经历，多半已失去了其耀人的光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失误，以致遭遇重大历史挫折，由于人们已置身于全新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接受了全新的生存准则和发展理念，处处都引导着国人“告别革命”，过去那套革命的话语和理念，潜移默化中早已受到了极大的质疑，甚至是挑战。金书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金书通篇其实都是在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它不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出，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因此，金书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不难了解，金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更广泛地支撑一部“国史”的研究面向，着墨甚弱。

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书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一种史观的改变。

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几大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也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书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作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20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书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毛泽东的理论首先来分析一下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书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

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书对中共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

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作为指南，又有俄国革命成功实践可作为榜样，并且它还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

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而归根结底，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及其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书中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书显然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来解读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这应当是金书与此前许多正统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吧。

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

但是，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真正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读金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他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甚至也没有停止使用传统的中共党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种阶级的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书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

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书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书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书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画等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姑且不论书中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使用准确与否，书中涉及的相关史实就存在明显问题。

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书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书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上海有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会组织，一个是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洪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联欢过，但他们确实是与工联会的工人举行了联欢会。笼统地说蒋介石以此来欺骗麻痹“上海工人”，显然与当时的史实有出入。

其实，就是中共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以及历史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

一方面，在中国，最早开始做工人运动的，一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是国民党人。像广州的产业工人（即机器工人），长期以来就是被组织在国民党领导的工会里面的。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两个工会就互不相让，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两派工人的大规模械斗。中共1927年12月举行反抗国民党的广州暴动，机器工会的工人还在国民党的组织下，积极参加了镇压行动。

另一方面，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是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大，中共还专门通过文件规定，不对一般工人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追究。

类似的情况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关工人问题的史实叙述上。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讲这段历史时，笼统地谈这个“阶级”、那个“阶级”，和把传统的中共党史中关于阶级作用的说明简单地接受过来，而不作具体分析和史实的研究，是很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读的。

如何看待蒋介石国民党？

不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只着眼于民族和国家利益，处处强调中共是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还有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这就是：既然是讲民族、讲国家，始终与中共存在着阋墙之争，却同为民族兄弟的蒋介石国民党该如何摆？

在金书中，因为要证明历史上国共之争中中共的正确性，蒋介石国民党依旧被描述成一种负面，甚至是反动的形象。有所不同的是，在传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至少是清晰的，其自身的以及与中共关系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可寻的。而金书离开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的形象反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蒋介石国民党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和中共时而合作时而对立，只是由两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前者通常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的，后者则被认为是代表着致力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时，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有时会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与之合作；当蒋介石国民党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甚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时，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

按照金书的分析方法，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看不见了，中共成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唯一正确的代表，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性质也成了问题。这样一来，要想说清楚它与蒋介石国民党分合冲突的原因自然就变得十分困难了。由于没有掌握其他评价标准和工具，作者甚至不得不从道德层面上来看问题了。

比如，当蒋在书中作为反共人物出现时，作者断言他是国民党中那种“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的人物，一心在谋求权力和地位。随着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矛盾冲突加剧，作者的评价也更趋道德化，称蒋内心是反苏反共的，为了权力地位，表面上表现成左派，“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这一评价在说明蒋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更加变成一种人品的贬斥了。书中最直言不讳的说明就是：“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于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且“手法十分卑劣”。

从道德人品的层面来评价历史人物，严格说来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仅凭研究者的情感倾向来左右他的史实叙述。金书似乎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由于作者对蒋介石道德人品的观感极差，不仅影响到全书对蒋介石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几乎完全负面，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读者对蒋产生某种好感的看法的史实，也会采取回避的做法。

比如，金书就只讲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以后如何不抵抗，对蒋随后在锦州、热河、长城抗战问题如何主张抵抗，调兵遣将，如何与张学良发生争执，却不置一词。书中讲到热河不战而失，不讲张不按照蒋令撤换汤玉麟，不积极部署抵抗的背景，但却明显地批评蒋介石不该乘热河沦陷“逼迫……张学良辞职”。对于紧接着发生的长城抗战，金书虽没有否认中央军的参战，却只对西北军的抵抗给予了高度评价，讲晋军的抵抗则只讲失利的一面，至于说到中央军的作战，则认为主要是“有爱国心的将士们”自己所为，与蒋的决策指挥毫无关系。

对于随后的抗日战争，金书花了许多笔墨，写得很充实，还辟出专目来写民族资本家的作为和态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这时多少注意到了作为国家统帅的蒋介石当年领导全国抵抗和国民党军队的作用，第一次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理应更接近作者原本的出发点——民族史观。但作者对此并不能坚持到底。书中认为，在抗战爆发后一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上担当了主要部分”。到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就只是“仍坚持在抗日阵营里，并且在一些战场上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了。到抗战后期就更不要提了，自身专制腐败，作战一溃千里，对中共却磨刀霍霍。作者的观点几乎都来自《毛选》，但却仍旧没有用到毛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作者归纳蒋对日也好，对共也好，认为其态度变动的主要“内在原因”就是一点，即必欲坚持其专制独裁的统治地位，因此搞到天怒人怨。

就形式而言，作者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未必都能说得通。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追求独裁、专制并不一定就不好，就会失败。俄国著名的历史唯物论者普列汉诺夫就举过拿破仑的例子，称拿破仑始终是追求独裁和专制的，他甚至走到恢复帝制自己做皇帝的地步，但也没有遭到强烈的反对，反而还得到了法国民众的一致拥护。普列汉诺夫明确认为，一个历史人物伟大或渺小，与其个人的性格品质和选择何种统治形式，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他是否代表了社会的需要。他代表社会需要的时候，就是强有力的；背离了社会需要，就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

更何况，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蒋介石固然迷信和追求专制独裁，但国民党恰恰不是因为控制太过而失败，反而是因为其自身派系林立、内部分歧太多，和无力控制社会而归于失败的。

很显然，注意到这些情况，金书离开民族战争和利益格局大变动的复杂背景，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虑所欲、所作所为的总体评价，恐怕也是可以商榷的。

“前三十年”叙述的纠结

金书最少争议之处，应该是有关中共建国史的叙述。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权建立、经济恢复、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初步实现等，可以说是一路凯歌高奏，作者写起来也从容顺畅，颇为得心应手。但是，一进入到1957年，问题就再度浮现出来了。

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认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相信需要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帮助党解决引发社会矛盾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再到5月毛泽东受不了言辞激烈的批评，怀疑有人乘机“反共”，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短文，进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将55万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打成“右派”，金书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引述了许多毛泽东谈阶级斗争的言论观点。由于作者此前一直没有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种种政策策略及其路线方针的变动原因，读者突然读到大量毛泽东谈论阶级斗争问题，且前后矛盾的引文，不能不感到十分突兀和不解：毛泽东到底对新中国条件下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形势，是怎样一种看法，他为什么一会儿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会儿又认为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还严重存在？金书对此没有作任何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只是借用龚育之的一段话，说问题主要是出在缺乏经验上，一遇到未曾料及的形势变化，就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缺乏的只是管理建设国家与社会的经验，却并不缺乏革命时期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经验。其一旦偏离“正确方针”，马上就会回复到过去阶级斗争的方针上去。

严格说来，离开中共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讲20世纪的政治史，尤其是讲中共的历史，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准确地解读改革开放前始终依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念指导革命与建设的中共的种种成功与失败。

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代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多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当时没有这样的系统与机制？

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多达100万字，说是20世纪中国史纲，实际上它也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甚至于细说1894年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因为此其纵贯历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分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

说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一是当今中国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微观史，传统的宏观史论鲜有人做了，过去能做者无论知识，还是年龄，都垂垂老矣，再难堪此重任。旦有尝试者，也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难得写出一点新意来。唯有作者，年虽日近八旬，却一直坚持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且不断有新成果推出。其敢当此任，宝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为当然。

二是史学研究首重客观，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相当的时空距离。因此，当今作历史研究者，无论中外，鲜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者。纵有，也仅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不敢过近外，也因为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目前通常也只开放到这个时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但中共党史研究专业则不受此时空限制，而且，因研究需要，其研究者还往往有查阅未开放档案史料的便利。当然，便利程度则因研究部门的级别高低和研究者资历高下而有所差别，而作者恰恰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其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20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作者能做、敢做，并且已成之事，在我却仍抱有很大疑惑。

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做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的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凡是研究过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作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困难显然更大了。

因此，我虽受人之托作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

（但本文最后一节因版面限制未刊出）

“辉煌”莫建沙堆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

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则做的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干。经友人推荐，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1]，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多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2]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作出个人的解读。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作者没有自己的访谈史料，基本上是按照史书的方式介绍叙述史料与史实，再加上文学性很强的议论评点性文字。凡有过史学研究经历者都了解，一部有新意的煌煌之作，是要经过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积累过程的。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3]，又如何能够在毫无研究积累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一举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著作呢？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无论是中共史、国民党史，还是近代史，并无具体史实的研究基础，书中历史叙述与分析说明，不过是借助于他人的各种著作，包括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各种层级质量差异很大的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上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而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研究基础来借用他人成果，不仅“借”得不明不白，“用”也注定会用得极不准确。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金书作者自认“学者”[4]，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不可理解的错“抄”

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糨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致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5]，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

书中写道：“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其实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

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作过解释。他写道：“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6]

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

孙越宣言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当时即有《东方杂志》、《时报》、《民信日刊》等多家报刊刊出译文。译文内容差别不大，最准确的译文属《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讯社的译文，1933年《外交月报》校订再刊，以后先后被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和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用为宣言的中译文定本，故以后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译文为准。

该译文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7]

金书转抄的文字是：“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金书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汉译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是1920年代人的汉译文字，金书引文则是1949年以后大陆普通话流行后的汉译文字。奇怪的是，金书引文中竟然还有一个1920年代有时还会出现的译名“苏菲埃”。作者还特地在“菲”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应是“维”字，给人印象这是1920年代当时的文件。殊不知，当时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使用“实际上”、“并且”、“进一步”等这一类词汇的。而且，像“孙中山博士”这样的用法也很少能见到，何况原文明明写的是“孙逸仙博士”。[8]因此，金书引文由何而来就让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译了英文了呢？当然不是。作者刻意保留那个“菲”字并做订正，就说明作者是想保持抄来的文字的历史旧貌的。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实系英文汉译，他理应注意的是译文是否准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汉译发表时的样子。坦率地说，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应直接引用原文，同时自行翻译并与其他译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刊于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原文如下：

Dr.Sun Yat-sen holds that the Communistic order or even the Soviet system cannot actually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because there do not exist 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either Communism or Sovietism.This view is entirely shared by Mr.Joffe，who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 Chinas paramount and most pressing problem i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attain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9]

此段文字今天直译应为：

“孙逸仙博士坚信，共产秩序，甚至苏维埃制度，实际上不能被引入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条件。此项见解，越飞先生完全同感。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成就国家的统一和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比较英文原文以及我的翻译，通行的旧译文更符合当时人的行文习惯，除个别词（即“共产组织”）外，翻译基本准确。因此，研究者以此译文作为中文文献使用，并无不妥之处。金书所抄引文一来多不合当年国人的行文习惯；二来文法上毛病较明显；三来还有误译（如“孙中山博士”）的情况，故无论就准确性，还是就中文行文的通顺看，此译文都十分蹩脚。既然如此，金书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旧译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辗转抄来这样一段引文来用呢？

由此可以看得很明白的是，金书作者或者完全不知道在大陆有《孙中山全集》之类的资料书；或者写书太过偷懒，对所抄引文明显存在的文字问题毫无警觉，连去查一下相关资料或去比较一下其他学者引文的工夫都没有下。

例三，第9页，作者写道：“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10]因系转抄，作者连同“美克齐美”四字后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来。

查，整个这段话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11]按照金书大量出错的资料来源情况分析，作者应该不会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书中辗转抄来的。但无论如何，金书所抄的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无差，这也说明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自己抄错，凡错者多为来源中即错了。

向青文章中的这段文字如下：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导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

对比两段文字，可知两者相同度极高。重要的是，作者抄录时完全没有注意这则资料的说法中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向青在括号中做的这个注解并不十分恰当。“Maximalist”的原形是“Maximal”，是极大、极多的意思，加上后缀ism，意为“极多”或“多数主义”。故所谓“Maximalist”，也就是“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派”。金书作者既然任职于战略教研部，专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英文理当不差，应该很容易发现转引的这个注解有问题。作者批评刘镜人译文水平不高，把“多数派”译成了“广义派”，自己却不加辨析，照抄了事，以讹传讹。

不仅如此，只要查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知道向青当年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上海《民国日报》并不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1917年11月10日当天发表俄国革命消息的就有多家中国报纸，包括《申报》、《时报》、《中华新报》等，不能说《民国日报》报得最早。

更为荒唐的是，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这一消息的“大号标题”也不是什么“美克齐美占据都城”，而是“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在此标题下分别转报了俄京电、伦敦电几则消息。因此小标题分别是：“临时政府已推翻”，“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等，“美克齐美党（注意：向青原文漏抄了一个“党”字，金书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党”字）占据都城”一句，不过是该版三个子标题中的一个而已。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报道及其内容，其实都可见于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历史九年级教材。那里面对“美克齐美党”直接解释为“布尔什维克党”，由此亦可知作者这段文字肯定不是从中学教材里抄来的。连中学历史课文的内容，作者都会抄错至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例四，还是第9页，紧接着上面的说法，作者写道：“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还说：“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指契切林——引者注）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查，这段多处失实的文字似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自何新若干年前所著《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

何著原文如下：

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12]

不管这段文字是否来自何新，金书作者原文照录，并且公开发表出来，都难辞其咎了，必须要自己负责。

这里主要失实之处有二：一是所谓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给列宁一信云云。有关这件事，1994年就有学者在《历史研究》上专门作过考察。作者的结论很清楚：“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从开始静观十月革命的发展到首次电贺苏俄革命成功，再到意欲师法苏俄，前后经过了三四年的观察、了解。”换言之，金书所说的那封孙中山看完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的信，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说作者完全搞错了时间。

孙中山在得知俄国革命消息后有没有去电表示祝贺的事情呢？有，但那是对几个月之前发生的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并非是对十月革命。俄历2月29日（即公历3月12日）沙皇被推翻后，孙“立即召集在沪民党议员讨论此次俄变，并致电圣彼得堡临时政府议会议长，以中国同仁身份表示祝贺”[13]。也因此，几个月后俄国竟又爆发新的政变，一举推翻了孙中山等人看好的二月革命后成立起来的俄国共和政府，孙中山自然也就没有可能马上再给新政府去电祝贺了。这既是常理，也是常情。孙中山一派人开始改变对列宁新政府的看法，已经是1918年5月以后的事情了。孙中山去函[14]表示祝贺，更是到了1918年夏天了。[15]

二是金书引述的契切林信的中文译文明显不准确。何新的中文引文来自于前述向青早年的那篇文章，向青自己是摘译自于珍妮·道格拉斯编辑的《苏联外交政策文件1917—1924》一书的。[16]此书中的文件全部由俄文译成英文，向青当年再由英文译成中文，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扭曲的情况。实际上，契切林的这封信早就有译者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了。该段文字的译文明显不同于金书转抄的译文。这段译自俄文，且被大多数研究者一直在使用着的译文是：“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17]

比较两个译文，可以看出，除了句式颠倒以外，金书所引译文有两处误译。一是把契切林信中特别强调俄国革命极端困苦，急需得到中国兄弟支持的语意完全改变了。因为删去了前面的译文，又把“这个艰辛的时刻”，误译成了颇带乐观鼓动色彩的“伟大的斗争”，导致意思发生了改变；二是把原文中特别强调的和“中国兄弟”对等的概念，即“俄国劳动阶级”，误译成了“无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列宁等人完全弄不清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状况，相信可以号召孙中山“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布尔什维克团结斗争。这自然也扭曲了原文的意思。显然，作者对此除了“拿来”以外，一样毫无辨识的能力。

例五，仍是第9页，金书宣称：“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先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金书之胡抄乱写、粗制滥造，在这里又一次达到惊人的程度。

第一，维经斯基1920年到底什么时候来华？本页讲的是3月，29页写的是4月，可知作者抄这则资料见是3月，就写3月；抄下则资料时见是4月，便原封不动照抄4月。至于两者时间上有什么矛盾或出入，就不去管了。事实上，有关维经斯基来华时间有许多档案、信件、回忆史料可查，也有学者专门撰文作过考证，是4月而非3月。

第二，所谓有人认为维经斯基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实际上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云云，完全是张冠李戴，搞错了人名。那个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明此项任务的人，不叫维经斯基，中文译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第三，这个维连斯基和维经斯基不同，他同时负有“外交使命”，因此，也不能简单地把他的工作任务和维经斯基的工作任务混为一谈。维经斯基的主要工作，在他给上级领导机关的信里写得很清楚，就是“主要从事……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在上海和中国各地建立革命局，召开代表会议，同时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等。[18]

第四，维连斯基虽然负有外交使命，但在他的报告里也没有讲过努力加剧日美中三国利益冲突是他的“首要任务”的话。他讲的是：这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在这一总政策之下，他又分列了实现这一总政策的三方面工作，一是唤起中、蒙、朝三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行动；二是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三是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他特别说明：鉴于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苏俄直接与日本发生冲突，一方面始终要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他应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他任务的同时，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19]

不可接受的误“读”

以上仅举五例，讨论金书错“抄”问题仅在正文8页、实述四五页的范围[20]，就已费去数千字，无论时间或篇幅都不允许我再举证和订正下去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此8页当中，我没有提到的其他错误还有很多。下面的错误，虽然也多与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错“抄”有关，但误读错读的性质略多。故将就把它们归为误“读”一类吧。

例一，第2页，开篇写读蒋介石1942年重庆初版西安事变日记时的感受，“想见”蒋“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云云。

这里，作者所说之日记，实为蒋介石所著《西安半月记》。但第一，作者因为看到他所去的那家图书馆里的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的是“初版”字样，就误以为该书最早出版于1942年重庆，实则错矣。因该书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即1937年上半年就由正中书局出版了，以后还几度再版。[21]1942年重庆版多半只是换了家出版社，另外再出而已。

第二，作者完全不知道蒋的这本貌似日记的所谓“半月记”，其实并非真的日记，而是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参考蒋日记按照蒋授意的政治意图改写而成的文字，是为宣传用的。且即使陈布雷所参考的蒋事变期间的所谓日记，也并非如金书所说是当场或当天所记，几乎都是事后补记的。

例二，第3页，写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云云。

作者这里所引的这段蒋“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时”留在“日记”上的话，根本就不是蒋的日记文字，不过是蒋介石事后为《西安事变半月记》写的引言里面的一段话。[22]前面作者说他曾在图书馆读到这本小册子，但从这处错误看，作者可能并未直接读到《西安半月记》这本小册子，否则怎么会把这段引言中的话当成蒋的日记文字，还绘声绘色地加以想象呢。

例三，第5—6页，写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李立三、毛泽东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如何“能言善意辩、词锋激烈”。说“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说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说孙中山因为赞赏李、毛“两个新锐”，“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其实，这段文字大部分的原始出处应该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只是，作者不仅关于汪精卫那段引文内容再次发生错抄问题，而且作者说什么李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率直批评国民党，毛以孙先生的说法为据论证自己观点云云，也和张国焘的说法不符。因此，可以大胆推测，作者还并不是直接从张国焘几十年后并不准确的回忆中抄来的，又是辗转抄来的。也因此，金书的这段说法，同样错得离谱。

国民党“一大”有会议记录留存下来，早已公开出版。就连李立三的儿子写其父亲这段辉煌经历时，虽然也要用张国焘日记来证明其父当时表现如何突出，但也不能不谨照当年的档案记录来做史实叙述，以免太过夸张。[23]金书作者没有看过会议记录，却信口开河说什么李、毛在国民党“一大”上如何“能言善辩、词锋激烈”，还批评国民党云云，就涉嫌杜撰了。

查国民党“一大”开会17次（半天），会上报告、主席及代表提议发言460余人次，中共代表总共报告发言计20人次，远谈不上活跃。其中李立三仅发言一次，还是为中共代表谭平山的报告内容叫好，毫无批评国民党的意思。毛泽东发言6次，在中共代表中最突出。但毛发言前4次都是一句话，“请……付表决”。后两次发言是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上午，即第十四次会议上，内容稍长，一是针对成立研究会事，一是针对比例选举方法，都与孙中山的说法无关。毛泽东入选章程审查委员，发生在第五次会议上。[24]此前毛仅在第三次会议上发过一次言，只讲过一句话，作者如何就能凭空想象出因毛泽东“以孙中山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故备受孙中山的“赞赏”，被孙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这样的“史实”来呢？

例四，第8页，说“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此说更是严重的历史误读。作者如果稍微读过哪怕一点孙中山谈三民主义的文字，或者哪怕认真读过其他历史学者研究孙中山国民党的著作文章，就应该知道，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就是从社会主义学说中来的。孙中山自己无论是在书中所说的“早年”，还是在书中所说的“变成大人物”以后，都坚持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就是民生主义。

如果金书作者能读一下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能读一下孙中山1924年关于民生主义问题的讲演，就会了解，孙中山并没有改变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孙中山讲得很清楚：“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他看来，中共党员之所以“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25]

至于他为什么不直接用社会主义，而要用民生主义这个“中国古词来替代”，他解释说：第一，在英文里，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学都是一个词根，容易“生出混乱”。第二，欧美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几十种，普通人会感到“无所适从”。第三，社会主义的关键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使人民不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故我们“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在他看来，即使是欧洲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科学派马克思主义派，比如俄国的劳农政府，如今也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了。“此足见吾党之提倡民生主义正合夫进化之原理。”他甚至说：“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26]

金书作者为写此书据说读过数百本书，遗憾的是所读应该基本上是些二手、三手读物，至少是很少系统读过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大量一手的档案、报刊资料了。但凡作者读过《孙中山全集》，哪怕只是读过研究孙中山生平思想的学术专著，也不至于讲出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这种话来。

也许，金书作者会辩解说，他书里讲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果还是一样，甚至可能更离谱。因为那样的话，作者无异于是说孙中山早年向往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晚年放弃了，这更是无稽之谈。

例五，第11页，作者写道：“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联俄大家都无问题……争论的焦点在联共。”“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要更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

这段资料理当是来自胡汉民1929年初的一篇讲演。所以说是“理当”，是因为金书作者一定没有读过这段史料，其引述注定又是从二手或三手材料中抄来的。因为是辗转抄来，结果又变得真假参半。比如书中所引胡汉民的两段带引号的话，后面一段话一看即知是从胡这篇讲演中来的。但前面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要更远些……”一句，不仅一望而知不是那个年代的人讲的话，尤其和胡汉民讲话的风格差距很大，且在胡汉民的讲演文字中也确实看不到这样的话。

胡汉民在讲演中回忆当年他谈“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兄弟以为当时正值欧战以后，中国的社会问题骤然风起云涌。本党从来提倡民生主义，而以前许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马克斯（思）主义的人是诚心与我们合作的，便容他们加入本党，也未尝不可。犹如某某先生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本党里面便始终忠于三民主义，为本党努力。”[27]

但是，相对于这种错抄的问题来说，金书对这段史实的错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作者无论是细心一点，或是稍微多一点国共党内合作历史的知识，就应该能够发现，胡汉民所讲的发生在1923年1月底《孙越宣言》发表后孙中山召集的那个会议，对党内合作这一形式的选择，已不发生任何作用。因为在此次会议好几个月之前，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就已经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大都已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了。作者所谓这次会上“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云云，连逻辑都不通。

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读金书第33—34页的内容，可以发现，作者也是知道孙中山在开这个会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党内合作办法这个情况的。作者自己写道：1922年春，马林已经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并且受到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的强烈反对。但当年8月中共中央就被说服，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形式。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乎马上就加入了国民党，9月初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座谈，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作者竟不知道这前后的叙述相互矛盾？

对于作者如此自相矛盾的历史解读，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作者并不清楚他所利用或借鉴的前人的各种说法之间有什么不同，只是按其观点逻辑叙述的方便，这里用这条，那里用那条，顾头不顾尾，至于这条和那条拿来的资料或说法之间有什么矛盾，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

不可理喻的编造

金书除了错抄误读之外，还讲了许多似是而非或半真半假的历史故事。比如绘声绘色地描写陈独秀等人拒绝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指导之类，或宣布说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蒋介石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达337000人，1927年4月到1932年以前杀害共产党员等总计达100万人以上，等等。除个别人的回忆录以外，书中全未提供出任何可以证实其真实可靠的相关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类似这样的故事或数字过去也有人在讲，笔者暂时亦无时间详考作者出处的由来和错误，只好姑且听之。而书中另外有些生造太过明显的故事，因笔者较为熟悉，故在此顺手举两例以证其伪：

例一，第19—20页，金书讲述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率团访问苏联，商谈苏联军事援助计划事宜。金书告诉读者，由于托洛茨基是“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冲动”。他是“慕名而来”想要见托洛茨基的。可是，“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地坐在一旁”，甚至“称病”拖着不见蒋，因为他对蒋“充满戒心”，“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他“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蒋介石向托洛茨基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实际上他“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穿过蒙古进入中国”。托洛茨基理智地告诉蒋说：“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书中断言：“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有关这段历史的具体情况，已经有太多学者作过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档案文献资料已经发表。在这种情况下，金书完全脱离已有研究和档案史料，自撰一套，不仅引文资料又有错抄情况，而且以论带史，为强调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不少判断比斯大林正确，在这里故意把托洛茨基写成先知先觉。这就离真实太远了。

第一，所谓蒋介石此行是慕名而去想要见苏俄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的，心中充满莫名的激动和冲动，纯属想象。查蒋日记，从准备赴苏，到见托洛茨基结束，蒋数月中提到托洛茨基者，除11月27日会见以外，所提三四次都是一件事，即起草、改正、发出“致托尔斯基函”。蒋想见托洛茨基，只是因为他是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但对托洛茨基见面早晚问题，蒋并未表现出任何向往或激动的心理。[28]

第二，所谓44岁的托洛茨基因为对蒋“充满戒心”因此“称病”拒见蒋介石，亦属想象。查托洛茨基相关研究，托洛茨基当时确在南方疗养，并非“称病”。瞿秋白对此亦有清楚说明。[29]

第三，所谓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云云，也完全是想象。实际上，不要说托洛茨基这时不负责外交以及中国事务，即使是直接负责外交问题的斯大林1923年对中国问题也了解甚少。当时苏联政府中对中国事务唯一有发言权，包括斯大林等均须依赖者，只有一个人，就是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华大使加拉罕。读托洛茨基所著《中国革命问题》亦可知，他自认对中国问题开始注意也已经是1924年以后的事情了。[30]

第四，所谓孙中山、蒋介石指望托洛茨基“率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更是杜撰。查，无论是蒋介石提交给苏方的军事计划书，还是苏方所得到的关于这一计划草案的说明，都清楚地显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把对北京政府的战场从南方转移到西北地区来。特别是希望能够在蒙古库伦以南邻近中蒙边界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按照苏联红军模样编练的新式军队，以便能够在两三年后配合南方，“从蒙古南部发起第二纵队的进攻”[31]。

第五，所谓托洛茨基与蒋介石见面“泼的都是凉水”，同样不实。尽管，托洛茨基明确表示不同意按照蒋介石提交的军事计划给国民党以军事援助，使国民党可以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但他也表示：“我们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只是目前条件下，这种援助不能采取直接帮助孙中山组织军队的方法来进行，而需要代之为中国革命者提供军事学习等方法来进行。[32]也因此，在当天蒋日记中，我们也看不到蒋介石受到巨大刺激的记述。日记中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并不差，称“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33]。

事实上，蒋介石此行的确受到了相当的刺激，除了原拟北方军事计划方案未能达成外，最刺激蒋的，并不是金书所引的那段话，也不是因为托洛茨基当天谈话的态度，而是苏联对蒙古问题的态度和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对国民党的态度。凡研究过国共关系、中苏关系或蒋介石生平者，无人不知道蒋介石此次访苏之行所受刺激几乎都写在1924年3月14日“与廖仲恺书”里面了。[34]金书作者看来完全不曾读过，甚至不知道蒋的这封信。

问题是，金书作者即使不知道这封信，也应很清楚地知道他自己书中引述的托洛茨基的话的文献资料原文的意思吧？书中引述了托洛茨基所谓“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句话，并且断言正是这句话对蒋“刺激最大”。这意味着，作者是知道这句话是出于瞿秋白之口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者这里为适应自己观点和论说需要编造历史的痕迹就太重了。因为，瞿秋白原话中从没有讲过是这句话严重刺激了蒋介石。瞿秋白原话如下：

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35]

由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金书作者只是在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希望的叙述逻辑随意编排和曲解史料与史实。瞿秋白的话讲得很明白，是托洛茨基（也包括此前契切林的谈话）谈蒙古独立问题的话严重地刺激了蒋介石，并不是托洛茨基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这句话严重刺激了蒋介石。

例二，第34—35页，书中谈及“立三路线”问题，所引李立三要求苏联“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等引文完全生造不说，尤其是造出一个“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对中共进行了“最严厉制裁”云云，更是让人吃惊。此说一出，网上马上炒成一片，人人转引和转抄，可谓耸动听闻了。

金书作者根据什么说1930年“立三路线”发生后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最严厉制裁”：“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我实在无从查找其凭据。能够想到的，只有1930年5月14日“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和10月12日“立三路线”中止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这两封信。只是，对于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说，误读这两封信中的信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

5月14日信中，中共中央提到一个情节：“5月和6月停拨经费实际上会使整个工作陷于瘫痪，对此请予严重注意。”[36]18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明确提到：“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37]

但这里应该很容易了解的是，中共中央5月中旬初从共产国际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那里得知5月和6月经费停拨的消息，和所谓“立三路线”毫无关系，因为当时所谓“立三路线”只是在酝酿期间，还未正式形成，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还全无了解，就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也不认为存在这样一条路线。同时，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虽然告知中共中央5、6两月经费无法拨付的消息，却并没有告诉中共中央说，停拨经费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某种路线错误所进行的“制裁”。

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也没有真的停拨中共中央这两个月的活动经费。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后续的相关文件，也可以了解，并不存在经费被“停拨”的情况。9月份中共中央的相关统计显示：

4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42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9000墨西哥元，少收到3000墨西哥元；

5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0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2500墨西哥元；

6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4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0墨西哥元；

7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7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0000墨西哥元；

8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478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墨西哥元；

9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1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24500墨西哥元，少收到26500墨西哥元。[38]

由上可知，共产国际一直在固定提供给中共中央活动经费，只是上海代表每次都会少拨给中共中央应得的数额。尤其是5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少拨发了近半数经费，6月份更是只提供了应提供经费的12%。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位代表9月间向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相当部分是以货物的形式提供的，这些货物卖不出去，他也就无法向中共中央正常提供经费。[39]

那么，是不是“立三路线”发生后，即共产国际10月得到远东局的通报，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几次会议记录[40]之后，突然决定制裁中共中央了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里存在这样一个细节，信中说：“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突然（于9月）来华，并与马克斯同志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41]但是，这一情节也不足以成为制造共产国际用停拨经费的办法给了中共中央“最严厉制裁”这一说法的凭据。

第一，只要用心读过这封信就能够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无论是写信时还是在此之前的“立三路线”进行期间，都从没有得到过共产国际决定利用停发活动经费来对中共中央进行“最严厉制裁”的通知。信里写得很清楚，从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就一直在与莫斯科商讨正常提供经费的问题，周恩来8月份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还明确承诺会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斯大林也当面保证过。信中列举了从1月份以来每个月拖欠的经费数额，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亦向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在莫斯科得到的保证与承诺，要求在继续支付新的经费同时，继续支付旧的欠款。本来双方已经商量妥当，不意在这个时候，新来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突然和马克斯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也就是说，这个情节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一点，即这位上海代表停止支付的只是旧欠款，而非全部活动经费。

第二，这封信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和几个月以来一样，还在获得活动经费，只是9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只支付给我们24500中国元，还不值10000美元。10月份共产国际给我们寄来2万美元，但直到今天（10月12日），他只支付给我们28500中国元，还不到1万美元”。[42]换言之，也不存在停发经费的情况。

查找金书关于共产国际停发中共经费说法的来源，查到我于2004年初发表的谈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经经费援助一文，其中有共产国际1930年“因为自身经济上的问题，通知中共中央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的说法。金书应该就是以此为据演绎出高论的。但我在文中并未说这是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惩罚措施，且在后面也讲述了双方围绕这一问题争论及解决的过程。金书作者为了突出和渲染他关于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很有限，且“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的观点，罔顾史实至如此，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不可容忍的剽窃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暂且把举证金书错误的工作放在一旁，再来看看金书那些创新和发现。金书之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书讲了一些实话，敢于面对历史中过去不大讲的一些情况或问题。但是，从上面正误的情况不难看出，以作者历史研究功底之薄弱和基础研究之阙如，他是绝无可能一举而成为有创见的历史学者或中共党史专家的。显而易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书中大量硬伤和错误，相当多恐怕都是抄来的；金书中许多看似有创见、有新意处，其实多半也是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抄来的。

例一，第12—13页，作者颇为自得地写道：孙中山主张党内合作，批评国民党内的质疑者，“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他并详尽列出孙中山对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检举共产党文》的批语，说这是“在今天……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说国民党一大“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一向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还在党章中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在这里，“我们”应该是指大陆官方学术机构，包括中共党史学界和相关历史学者，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迄今为止在大陆基本上没有人重视孙中山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文字，只有作者注意到了被人们忽略了的孙中山的另一面。

事情当然并非如此。不错，中共建国后许多年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改革开放后早已被历史学方面中外研究者打破了。作者所引“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的三条孙中山批评指责共产党的话，除一条源于陈独秀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外，其他两条都是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里编录的史料，而该书1985—1986年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并广为引用了，何以说“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至于相关研究，也已有相当历史了。除了1966年就研究并详述这方面情况的台湾学者李云汉以外[43]，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人也已陆续介绍了一些美国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的著作到大陆来。像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就在1986年被译成了中文，其中就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孙中山的这段批语和他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44]在此之后，提到这条史料的相关论文也并不少见。

金书作者是不是因为读的东西太少，自己意外发现了这则资料，因而产生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问题意识呢？恐怕不是。只要看看书中用引号引述的孙中山的批语又发生了怎样的错误，就不难看出，作者自谓只有他注意到的这段引语，不仅不是他自己读史料过程中发现的，而且又是辗转经过他人不严谨的文字抄来的。在这段支离零碎、字数不多的引文中，又接连出现了几处错误。

一是将“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一句中“党政”两字错抄成了“学问”；

二是将原文“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一句中的“遇”，抄成了“愚”，且没有对删去原始资料中“（遏）”的标注作任何说明；

三是将原文中“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一句，和相隔了60余字之后的“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一句这互不相关的两句话，莫名其妙地错抄成了一句，变成了“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的这段批语，还是国民党“一大”成立没有共产党人的监察委员会，以及在党章中特别设置“纪律”一章，包括透过这些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力图使共产党人为其所用，又小心防范共产党扰乱其组织的复杂心理，还在2001年我就有《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一文，花数万言详加研究、介绍和讨论过。[45]其他学者也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介绍和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46]如此可知，这些80年代中期以来就可以在大陆的中文著述中经常看到的史料和史实，并非像金书所说是作者的发掘和发现。恰恰相反，金书作者对几小段史料竟能发生如此多的错抄和错用，更能证明金书作者讨论这一史料的灵感、观点以及基本资料和史实，其实是抄来的。

例二，第29—32页、第35页，金书具体谈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情况及其意义问题。因为作者把“10余元路费”错抄成了语义不通的“15余元路费”，引起我的好奇，意外发现这一部分涉嫌剽窃抄袭的情况太过严重。鉴于此处抄袭比较典型，故下面列表对照，以便于读者能一目了然：

由上表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金书的抄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像上述围绕着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提供财政援助的基本问题意识、史料引证、史实叙述，甚至论说观点，都是直接从我199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

像作者这样写书，类似这种成段成段抄袭剽窃的情况，相信在全书还有不少。

简单的结语

以上正误及批评还只限于金书第一章的内容，由于时间和文章篇幅的关系，我实在无法进一步扩展我正误和批评的范围了。即使在这一章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也还有不少具体资料上、史实上，乃至解读上的错误。而我读到的一些记者编辑抄来的错误，多数还不在这一章里。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恐怕还多得多呢。

当然，作者写此书的立意或许真是可圈可点，只可惜，如此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

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是误己误人误社会。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7日，GB20

（这里是全文）

[1] 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年。

[2] 手边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3》（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谈及共产国际早期在华政策、中共经费独立与不独立之争，包括李立三中央被共产国际停发经费以惩罚等内容，都直接把金书中的内容抄了去做论据用。参见该书第四章。二是有叫王诚基者写《易经与中国革命史》，也是堂而皇之地把金书中的说法照搬去作为“算命”的依据。见IXpub网，http：//www.ixpub.net/thread-2031476-1-1.html，2010年1月12日。甚至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也据金书提供的不实资料被改写。

[3] 唯一查到作者1994年写的一篇讨论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问题的小文章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历史的，除了介绍八路军伤亡情况提到了两则史料外，对日军被歼人数也没有作任何史料的发掘和史实性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只是各种文章及出版物中关于这次歼灭日军单位的不同说法，强调歼敌1000余人，不宜说成三四千人。见金一南：《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及其他》，《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

[4] 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见《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0日，B8版。

[5] 《收驻俄刘公使电》，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七日发）；《收驻俄刘公使电》，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八日发），《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第180页。

[6]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控史研究所专刊（10），1978年，第44页。

[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转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8] 仅见《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年1月）的译文用了“中山”两个字，这是以孙的化名“中山”来替代英文中“孙博士”一词的。中文译名后面有名衔者，通常不能直呼其名，如孙文，或其化名，如孙中山，多用其字或号。“逸仙”就是孙的号。

[9] “Russia will renounce all czarist exactions on China，Dr.Sun told”，The China Press，January 27，1923。此则资料由沙青青提供原报复印件，在此特致谢意。

[10] 从引述文字的相似度看，作者似乎是从马红霞等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书第二章抄来的。

[11] 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12] 何文后有修补，唯敏思博客登出日期为2005年，似早于金书。何新：《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二），敏思博客，http：//blog.stnn.cc/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Kan.aspx？cBlogLog=1000593739，2005年9月16日。补注：文章节录发表后得知金书2005年曾出过，名《狂飚为我从天落》，故谁抄谁不能确定。（2011年8月20日）

[13] 转见崔书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第18页。

[14] 至于是函是电，因为在俄国档案馆里找不到原件，故至今尚不清楚。

[15] 李玉刚：《孙中山对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反应》，《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16] 向青：《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55页。

[17] 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外交信件》，《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18] 《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19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8、32—33页。

[19]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8—42页。

[20] 金书第1页为第一章标题页，无内容。前面8页正文中近半数文字都是作者的文学遐想，与史实真伪问题无关。

[21] 蒋中正、蒋宋美龄：《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

[22]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937年2月，蒋中正、蒋宋美龄：《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回忆录》，第2页。

[23] 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4年1月20—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25] 《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1—23页。

[26]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3日、1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94页。

[27]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最显著的一幕》，1929年1月12日，存萃学社编：《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四），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第1307页。

[2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23年10月16日、11月9日、11月18日、11月19日、11月27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29] 瞿秋白说：蒋介石一行“抵达莫斯科后，先想见契切林……尔后他们想见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在南方，过了一段时间才见到他（指蒋介石——引者注）。在他（托洛茨基——引者注）回来之前，他们见了他的副手斯莫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82页。

[30]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一），1930年中译本，第3页。

[31] 转见《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285—287页。

[32]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40—341页。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1923年11月27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34]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164—168页。

[35]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83页。

[3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3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159页。

[38] 同上，第370页。

[3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70页。

[40] 正是这些会议记录中李立三的发言激怒了莫斯科的领导人。

[4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71页。

[4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69—371页。

[43]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

[44] 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4—196页。

[45]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6] 如冯进：《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党史文苑》2008年第8期，等。

平等与人权的悖论——由《冷眼向洋》一书想到的

读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倍感一些问题的归纳和分析颇具深意，让人获益匪浅。特别是编者在“绪论”里所强调的，本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原动力：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的渴望，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尽管严格说来，“求发展”不自20世纪始，“求平等”也不由20世纪终，但20世纪因人类“求发展”、“求平等”的两大冲动而造成一次次重大历史变迁，毕竟令人印象深刻。让笔者略感不足的是，书中讨论发展的主题似乎一以贯之，对人类“求平等”的努力却从最初的浓墨重彩逐渐转为轻描淡写，到后半卷干脆不见了踪影。以致全书“后记”中也悄悄改变了论题，断言20世纪也好，21世纪也罢，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一个和平问题，一个发展问题”，平等问题不知所终。

百年历史，前半期“求平等”轰轰烈烈，下半期“求发展”日新月异，发展与平等两大主题，称得上各领风骚五十年。谈百年风云，又是多人分头撰稿，谈平等前重后轻，也多少情有可原。但问题是，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对于正在经历社会转型之苦，又眼见苏联东欧政治巨变的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也许未必尽是“求发展”的必要，反倒是更愿意从作者描述的世界大势之中，看出“求平等”的未来前景。在这方面，《冷眼向洋》一书似乎没有能够满足这部分读者的愿望。

中国今天有多少人重视平等问题，并无统计数字可考。但是，只要注意到当今权钱交易日趋严重、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的社会现象，就不难估计出平等的呼唤在中国的今天会有怎样一种群众基础。毕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曾长期受到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熏陶，并且过惯了虽然得不到物质享受，却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等压力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铁饭碗”被打破，各种福利政策被取消，生活压力空前加重，社会地位迅速改变，加上大量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弱势群体和相当部分理想主义者对现状不满。这也就难怪，知识界近年来后现代派招摇过市，谈论平等、批判现实的言论日渐其多，且越来越有市场。包括对“文革”，也很有些人称颂备至，言谈话语之间，大有非再来一次“文革”不能铲除权力腐败的毒瘤，创造平等未来的想法。

中国今天的问题由何而来，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权力腐败以及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它极大地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甚至会发展成为损害人民对政权信心和影响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恶性隐患。一些人之所以怀恋毛泽东那个时代，之所以肯定和推崇包括“文革”这种极端激烈的造反形式在内的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上弱势群体对权力腐败恶性发展的强烈反感情绪的一种反映。问题是，祈灵于回归旧体制和再来一次“文革”而解决因权力腐败形成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似乎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求平等”的梦想，古已有之。但饱读唯物论的中国人理应了解，真正平等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冷眼向洋》一书对人类近代关于平等的概念有所说明，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它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所做的澄清，即“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在它看来，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平等问题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在对其内容的不同理解上，即是强调起点平等，如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呢，还是强调结果平等、分配公平呢？然而，该书理应进一步告诉读者，这种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其实更多的也还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感受所使然。17世纪和18世纪人们对平等的主要要求是政治上的，即强调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云云，追求的是人人都应享有均等的权利与机会；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对平等的要求更多地转向经济问题，于是就有了节制资本、公平分配，甚至有了力主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欧洲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特权的无法无天，及其封建等级制度对社会和人的严重束缚，因而才会产生以强调天赋人权思想为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潮；而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问题则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对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状况下贫富悬殊两极化的强烈担心，也因此才会促成以要求分配平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而所有这些的关键，严格说来都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不同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的主观感受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同意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那么，我们对中国今天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有客观的分析。权力腐败或权钱交易的前提，是因为首先存在着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力，金钱——由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才能对权力者发生效力。一味地强调金钱的腐蚀力而忽视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一心希望回到旧体制去消除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而且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其实，一方有权，一方有钱，未必就会导致交易关系，新加坡、中国香港都属于“金本位”的社会体系，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它们对权力进行公开监督与制约之后，至少极大地抑制了金钱对权力的腐蚀作用。同样，有权没钱也未必就不会产生权力腐败。事实上，最早引起广泛非议的权钱交易现象，就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各级干部中盛行一时的“走后门”之风，说到底还不是为自己及其家族子女谋取个人经济物质利益？更何况，权力腐败也并非仅指受金钱腐蚀一点而言。“文革”期间诸多地方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入党、提干、招工等种种权力诱奸女知青的恶性案件，包括利用权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致对他人打击报复，等等，其实都是权力腐败的某种表现形式。如果没有在起点上的平等，又如何能指望结果平等呢？

马克思是在什么条件下谈论平等问题的呢？是在“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牢固确立之后。“形式上平等”，即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所称：“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生来就享有相同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得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把他人置于自己的政治权力之下，不得限制他人在法律范围内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已经存在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产生，也才有了马克思谈论“实质上平等”的必要与可能。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讨论平等问题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前提。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早在20世纪上半期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中就已经被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口号。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导致否定形式上的平等，20世纪各国共产党人曾一度走到根本否定普遍人权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苏联以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为内容的“大清洗”运动，中国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带来实质上的平等，反而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和人与人关系的严重不平等。平等与人权的悖论，最终使以平等为号召的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最初耀人的光芒，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世人诟病的问题所在。比较半个多世纪前社会主义运动蒸蒸日上，资本主义气息奄奄，而如今资本主义气势如虹，社会主义实践或是半途而废，或是改弦更张，如果还仅仅从苏联自身体制弊病和俄国模式影响的角度去找原因，显然是太过褊狭了。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受挫，根本上并不在于它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用了错误的模式，致使它的发展速度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在俄国革命最初的那些年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民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但无论在苏联、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国，在那些对资本主义弊病强烈不满的普通人看来，这丝毫不足以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和信心。甚至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际，仍然有许多人真心希望能够从此创造一个足以荡涤资本主义污浊，彻底净化人类心灵的新世界。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享受，对大多数人来讲远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是，当躁动和狂热过去之后，人们最终吃惊地发现，他们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实际上并不能创造他们理想中的平等。不论他们是否不自觉地充当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至少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何况远不是所有人都真诚地追求平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时，往往有许多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准备来捞取个人的实惠或满足其挟嫌报复的私欲的。而无休无止的斗争，造成无休无止的猜疑、诬陷与仇恨，制造出大批“能力不行耍嘴皮，政治问题来找齐”的告密小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直至走向你死我活。而这些，正是世人把苏联的大清洗、把中国的“文革”视为历史浩劫的原因所在，也正是社会主义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形象被破坏，使相当多数人逐渐由向往社会主义，到远离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为了追求平等，必须要制造新的不平等吗？为了争得自己的自由权，一定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吗？这种逻辑其实就是马克思也未必赞成。不错，马克思设想过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只应当存在于消灭制造了太多不平等的私有制，从而根本取消阶级存在基础的短暂的“过渡时期”。既然阶级已经消失，它当然不会也不应当造成任何新的不平等。因为马克思理想中紧接着到来的社会主义，正如《冷眼向洋》一书中所说，一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在得到了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之后，再进一步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真正复现人的本性、尊严和创造力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社会主义之所以一度被世人看好，相信它优越于资本主义，并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其魅力也正在于此。但俄国也好，中国也好，恰恰缺少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所赖以存在的那个“形式上平等”的社会基础，自由权对于人们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斗争目标。换言之，在当年的俄国和中国，开始成熟了的其实还不是平等问题，而是人权和民主问题。一步跨过争取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进步阶段，直接迈向结果平等的终极目标，不能不造成人们认识上的严重误区。好像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什么自由、什么人权，通通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就连用来维护普通人基本权益的法律制度，也被视为可有可无、可方可圆的橡皮泥。在这种情况下，高度集权的体制、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乃至传统官僚体系的沿袭，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当然不可避免。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实现他理想中的平等，其原因盖莫出于此。同样的道理，注意到现实的社会问题，指望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重演“文革”，来寻求平等的实现，也绝不可能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着重发展、轻平等的偏向。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客观发展的条件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主观认识跟不上形势变化所致。面对这种情势，因噎废食固不足取，听之任之亦不可为。一面努力推动政治改革，厉行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开放民主自由使一切权力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从而为每个人争得发展起点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一面努力抑制结果的不平等，设法通过宏观调控从社会分配的角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力求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是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得不两相兼顾的重要课题。但如同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起点的平等，注定了不会有结果的真正平等，这是一个必须要有清醒认识的客观现实。在承认这种客观现实的条件之下，如果真心“求平等”，世界各国中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未必不能找到抑制贫富两极化的有效方法。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重蹈历史覆辙，为“求平等”反而硬要把人重新分成三六九等了吧？

原载《博览群书》2001年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