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初春节期间张春桥与长女维维在江阴

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的照片与签名

文革时期涂满标语和贴满大字报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大楼

1972年2月，周恩来（左）与张春桥（右）在欢送尼克松（中）的宴会上

1981年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一语不发

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张春桥在1985年至2003年期间写给家人的书信58封，并附对其长女张维维的长篇访谈，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表。1977年张春桥被押往秦城监狱，自1985年开始被允许与家人通信，1998年1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转到江阴，和妻子文静一起生活。这58封信是张春桥在秦城监狱和江阴监居期间所写，前42封从秦城监狱寄出，后16封从江阴寄出，全部由张维维女士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除张春桥妻子文静及四位子女外，其他家人和同学、朋友的名字一律用圆圈代替，如○○（儿媳）、○○（大外孙）等。收件人地址也以同样方式处理。

全部书信以时间顺序编排，个别原未署时间的，按照信件内容和收藏顺序进行了考订。书信力求保持原貌，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以简单注释，并对个别文字和标点作了订正。错字用方括号改正，如麻［马］虎。缺字用圆括号标出，如简（单）。书信中个别字的写法，不符合现在的规范，因出现频率较高，直接在内文改写，如“象”改为“像”、“作”改为“做”。繁体字和异体字也直接改为简体字，不再一一标明，比如“甚庅”改为“什么”。外国人名译法尊重信中原来用法，不求统一，如“叶利钦”有时也译为“叶里钦”或“叶立钦”。日期表述方式用阿拉伯数字还是中文，也以尊重原信为原则，不求统一。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5年6月

一九八五年

1985年1月25日

维维：【1】

你上月十日晚上写的信，我二十四日中午才收到。

你和毛弟走以前来过一次，【2】留下的香蕉和蜂蜜，他们转给我了。

前列腺手术，到今天整整两个月。整个过程，回过头来看，还算顺利。医院又做过几例，据说也好。我只是恢复得慢了些。先是尿中总有血，几乎每次都有，有时多些，有时少些；然后变成每天多次有，少次没有；然后再变成多次没有；这样有三个星期。第四个星期，才出现有时全天没有，有些天仍然有。到第二个月开始，总算停下来了。据说，别的病人也有血，但时间短。由于时间长，搅得人心烦，同时，失血多了一些，身体虚弱一些。但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身体已经逐渐恢复，体重已经恢复到手术前的120斤，走路也有些力气了。你们不必再挂念了。

但是，我仍然住在医院里。主要是需要恢复。同时，因为在手术后躺在床上久了，静脉曲张部位出现了炎症和血栓。开始，注意力都在尿上，等到我下床活动，感到疼痛，才引起注意。现在正在治疗。看来，办法也不多。热水袋，远红外，还有中药。炎，轻了些，走路疼痛也轻了。血栓却不见变化。看来，一个疝气，一个静脉曲张，又要手术。只是时间问题。这都是不大的手术，你们可以放心。真是没想到，一个六十几年没有住过医院的人，竟自成了医院的长期住户了。83年一个月，84年四个月，85年又已经快一个月了。

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只有你们留下的五张和这次寄来的四张照片，增加了一些新鲜色彩。在寂寞中看到一点活力，在烦闷时听到孩子们的欢笑声。你生日那天，就联想到在阜平，胭脂河边，马棚村口，等待医生来为你接生，也是这么冷的天。【3】现在，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也想到小妹，【4】已经十几年没见了，也已经做妈妈了。连海娃也做妈妈了。【5】毛弟也已经结婚了。看到你们成长起来，我心里高兴。虽然没有参加你们的婚礼，三个女婿三个外孙一个也没见过，我仍分享到你们的快乐。当然，我也感到，沉重的担子压在你们身上。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等等，就是这些家庭关系，也够复杂的了。加上身体不好，更需要注意身体。

你问我彭大海的事，【6】这种药，他们给我吃过，我也要过。有一点用，不解决什么问题。这次，我又要了，据说市场缺货，过了几天才买到，现在仍然在服用。嗓子就是那样了，只要不吹风，就好一些。今年冬天，我还没有出过门，应当好一些。但是只要冷空气南下，北风就扑打我的窗子，一不小心，就受影响。我已经谨慎对待了，希望以后会好些。因为没出门，你留下的衣物，也就没机会试用。毛袜，试了试，棉鞋小，穿不下，要换鞋子才行。一个冬天，一直关在屋里，气管炎不复发，是好事，但也减低了抵抗力。现在，身体既然逐渐恢复，我想，抵抗力也会增加一些。我知道，就冬天来说，北京虽然比上海冷，但是，上海没有取暖设备，过冬特别艰难。好在你们也已经不是第一次过这种冬天了。你问我要什么东西，我一时想不起需要什么。如果方便，给我寄几张照片就很好了，别的不用寄了。这次寄来的照片，可以看清楚，连天安门楼顶上的雪都可以看清楚。你们两个有这几张照片，大概也很满意了吧。

很对不起你，使你在生日那天又一次接不到我的信。现在，我希望这封信能在春节以前到你手里，能够多少弥补这一点。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过得愉快。祝你们夫妇、母子都健康。我也祝小妹春节愉快，小妹做母亲了，我还没有庆贺呢，在这里补上吧！海娃、毛弟结婚我也没有庆贺，现在海娃做了母亲，我也在这里一并向你们道喜，祝你们幸福。还应当向○○（儿媳）表示热烈欢迎，祝你们夫妇幸福。维维，在春节到来的时候，请你代我向亲人们祝贺节日吧。

今天要来纸笔，一口气写了这些。好久没写字了，思想也断断续续，看上去很乱，但是，总算写了一封信，我的心意随着它到了你们身边。好吧，下次再写吧。

再一次祝大家身体健康。

爸爸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五日

维维为张春桥长女。

毛弟为张春桥之子。

维维于1947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棚村，时张春桥在该地任《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其妻文静是该报工作人员。

小妹为张春桥次女。

海娃为张春桥三女。

彭大海又名胖大海、澎大海、胡大海，常用中药，有清热润肺、利咽解毒、润肠通便的功效。

1985年4月22日

维维：

四月七日来信，我已于十八日收到。知道你顺利地挤回上海，也就放了心。这使我想起上海人爱用的“轧”字，也就是现在人们鼓吹的拼搏、抢时间。

可惜，你信上问的两件事，都是相反的情况。

先说三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1】据这几天询问，先回答说：发出去了。今天又听说是你回去以后几天才发的。理由也很有趣：据说我的信上说上海寄来的东西没有收到，当他们要发信的时候，东西恰巧到了，你也要到北京了，于是信就没有发，准备交给你。结果是某个人给忘记了。直到你走后，才发出的。算起来，你现在总该收到了，只要收到就算了，其余的事，只好当童话听吧，不必问究竟了。

再说邮包。是你离开北京第二天，我才收到的。包裹没有破，东西也没有少，照你们附的单子我签收了。只是因为时间太长，那一包肉松已经变成肉泥了，我打开看了看，颜色还可以，也还没有变味，但是，晾了三天，还不见“松”，而且有点变味了，就扔掉了。所以告诉你这件事，我想有水份的东西不要寄，特别是需要两个月跋涉的情况下更不要寄。其余的东西没有损坏。

你走后，四月八日拆了线。现在走动已经接近正常，只是伤口不大舒服。总还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医生们都说这次结扎的［得］牢，不会再鼓出来了。我都是表示“但愿如此”。自己多加小心。

下一个手术如何，现在还没有提及，我也不想问了。

留下的收音机，确实可以帮助我消磨一些时间。缺点是电池用得太快，半个月就要换。我每天听的时间并不长，18号已经换过一次电池了。

北京的春天，风多，沙多，实在叫人讨厌。我也算老北京了，就是不喜欢这么多的风沙。看样子，今年春天我可以平安度过，虽然咳嗽没有停止，也没有大发作。你们工作、学习、家务都很忙，不要为我分心。希望你们把精力用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上。不管有多少困难，也要抓紧自己的学习，多学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记得上次信上说过，你们的年龄正是记忆力、理解力都好的时刻。到了五十岁再学习，就困难多了。不要放松这一段时间。我现在也还在看书，困难就更多了。当然，要注意身体。三好，把身体放在第一是有道理的。你们要注意身体，不要拼身体。你们的孩子，据我看，身体都不壮，也希望你们注意一下。

毛弟，你我的生日都过去了，请接受我的迟到的祝贺。

祝全家好。

爸爸

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二日

此信本书未收入。

1985年7月21日

维维、毛弟：

维维五月十五日信，毛弟七月十五日信，都收到了。五月的信，走了八天；七月的信，只走了四天，算是创造新纪录了。

从三月底手术，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天。身体恢复得还好。开始，身体虚弱无力，到四楼阳台上去活动，两腿无力，而且有些气喘。疝气虽然是小手术，对身体的伤害不算轻。所以，当五月中旬，他们准备给我做静脉曲张手术时，我就要他们考虑我的体力。虽然手术也不大，不到半年，三次手术，似乎太密了。谈了几次，到六月中旬才定下来，把手术推迟到过了热天，一来恢复身体，一来也避开易感染的夏天。这两个月，逐渐恢复，仍然比手术前差一点，上楼还要放慢脚步，到了上面（只有五十几个台阶）气喘轻多了。我想，这是可以恢复的，就是慢一些。（他们最近给我吃生脉饮，好像有点用。）【1】

维维来时，我讲过眼睛不好。后来，又检查了一次。白内障还是那样，这次就是两只眼都有，很轻。这种病，医生毫无办法，只能点眼药。这件事，当然给我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不过，这也就强迫我少看书、不看书。最近，我连报纸也看得很麻［马］虎了。这对于一个一生同书报结为密友的人来说，当然是极大的痛苦。但愿我的听觉能多保持一个时期，用听听收音机来弥补这种遗憾。顺便说一说，你们如果配眼镜，要小心。这次给我配了一副镜子，不合适，弄得我两个月头疼、眼疼。最后，我下决心不戴它了，仍然戴原来的镜子，现在终于校正过来了，最近视力又好像恢复了一些。应当感谢同仁医院的张大夫，【2】十几年来就是靠他配的这两副镜子过日子的。

除了眼睛，喉部最近也有些发展。这个冬天，喉咙不舒服，一直不好。六月下旬，感觉重了些，有些疼，吃清音丸、六神丸，都不见好。雾化吸入，一个多星期也（不）见轻。五官科检查，看不清。到上个星期六，做了一次显微检查，据说是慢性喉炎，没有长什么东西。现在正在继续治疗。为了放心，上个月还做了一次腹腔B超检查，据说都正常。他们医生都说这几次检查以后，他们也就放心了。毛弟问医生总的评价，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已经入伏了，北京的闷热天气到来。我仍然住在那间房子里。好在去年夏天我就是在这里过的。夏天早晨、黄昏太阳可以照进来（冬天一点太阳也没有）。我可以看日出，一轮红日从树梢上升起，很好看。可惜，看不到日落，也看不到月出。只要有风，日子还好过。去年没有生痱子。今年阴天多，伤口不大舒服，比83年那次，疼痛还算轻得多。以后，我身上的晴雨计就多起来了。

生活没有什么变化。蔬菜、副食品贵得很，而且少。水果免［勉］强供应到五月，我也和你们一样，改吃西红柿。有几天，连这个也供应不上。鸡蛋，有两天也吃不到。医院以外，更困难些。酸奶，质量太差，是我提出不吃的。名义上是酸奶，实际上有时酸，有时甜，有时稀，有时稠，不知道用了些什么代用品，我不敢吃下去了。饭食还是老样子，只是价钱贵了一倍以上。比如，鸡块，原来五毛多，现在一元二，排骨也是这样。青菜之类也加了不少。品种却不见增加。从报上看，五月下旬、六月初最紧张，最近好一些。据我估计，北京的副食品还要紧张几年，因为郊区对这方面兴趣不大，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很容易的。

收音机使用起来还方便。换电池也没有遇到麻烦。

从信里知道你们的一些情况。我常常想，这些年，你们的日子过得够艰苦了。这也许是幸事。苦难这东西，是可以把某些人压倒的，但更多地是把人们压得更结实。毛弟信中说，“自学出好成绩来非常不易。”这句话，十年前毛弟是说不出来的。现在，懂得了，就是好事。如果从此下决心干这件非常不易的事，结果总会比较好的。我希望，困难会使你们得到锻炼。学会一些真本事，为人民服务。希望也可能就在这些不被承认学历的、没有学历的人身上。中国历史上，有状元学位的人，真正有出息的，没有几个。

已经写得很长了，眼睛也累了，下次再写吧。

祝全家好。

爸爸

七月二十一日【3】

生脉饮是由人参、麦冬、五味子三味药物组合而成的中药配方，主治气阴两虚。

张大夫应指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张晓楼，他长期为中共领导人提供眼科保健服务。

该信本无年份，根据内容确认为1985年。

1985年12月24日

维维：

这封信，快一点，新年可以收到；慢一点，你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收到，也就弥补了去年留下的遗憾，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过生日这件事，我是越来越容易忘记。我自己的，你们的，都一样。到［倒］是在这天以前或以后会想起来。大半是联想起来的。头几天，看报上的消息，说起石家庄的几个地名，就联想到躲飞机，又联想到你那时穿着一件红小褂在防空壕里跑。从这里就想到，维维真是在炸弹声中度过童年的。还没有生下来，在张家口就挨蒋介石的炸弹；到石家庄，又挨炸弹；直到上海，1950年2月6日，又挨炸弹。感谢斯大林，是米格15把美蒋飞机打下来以后，上海才恢复生产的。老工人大概还会记得，“2·6轰炸”后上海真叫困难极了。【1】也许是这样的环境，使你比较容易吃苦，不叫苦。你在五十一中的时候，是连吃饱饭都难以做到的，你也没有叫苦。有一个时期，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都受到批判，真叫人莫名其妙。现在又说“清茶一杯”之类的话了，倒也有趣。过去，连清茶一杯也没有，都是白开水呀，要喝茶，自己付钱。其实，许多事，和老百姓无关。有关的，如物价，我看到几篇文章，真是越读越糊涂。我的生活，受影响不大，菜还是那几种菜，几年一贯制，“能有菜吃，还不满足嘛，何必吃螃蟹？”真有意思。从报上知道，螃蟹要三十元一斤，我也不用怕你吃了过敏了。这里，香蕉据说要一元多一斤，很难买到。大概是控制住了，报纸、广播谈物价的少了。北京是出苹果的地方，我还能吃到。可惜，在你生日的时候，我也不能送你一点北京苹果。

○○（大外孙）的眼睛，看来是不大好办。只能希望不要太深。现在，也该开始懂事了，给他讲一讲，他自己会逐渐当心的。因为我是受睛［眼］睛之苦的人，看到别人的眼睛就关心。希望○○、○○、○○（三个外孙）眼睛好，最好不近视，或者浅一点。我没有发言权，你们姐弟四分之三近视，也想不出经验教训，不知道小妹能不能提供点经验。看你们的来信，孩子们都聪明，这很好，就是不要因为是独生子，太任性。当然，这也是说说而已，他们有他们成长的环境，不是大人能管得住的。不过，应当尽到的责任，还是努力做吧。

上面说到，我的生活还可以。身体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没有出现新问题。手术后，伤口倒是长得差不多了，原静脉曲张处，仍然没有长好，走路多了，还疼。两支［只］脚，总是凉的，左脚更明显。入冬以后，痰多一些，这两个星期，正在吃中药。天气好，还去晒一小时的太阳。但太阳只能照到我的头发稍［梢］，换换空气而已。冬至了，这是隆冬的开始，太阳也开始出来早一点了。这是很有意思的：以前冬至数九，我只是觉得越来越冷了，却不知道夜也越来越短了。我这里不缺什么东西，牙膏还有两管，可以用到明年五一。毛弟要做爸爸了，我同你们一样高兴，同时，也想到你说的，该他忙了。产前产后，母亲、孩子都要照顾，都要花费。因此，你们不要给我寄东西了。这一点，务必做到。如果我需要的话，比如牙膏用完以后，我再写信给你们。

新的一年开始了，祝你生日愉快，祝一家人新年愉快。

爸爸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四日

1950年2月6日，蒋介石下令空袭上海，造成一千多平民伤亡，驻华苏军顾问派米格15战斗机迎战。空袭导致市区大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供水困难，史称“二·六大轰炸”。

一九八六年

1986年2月2日

维维、毛弟：

毛弟十二月十九日的信，29日收到，邮包是一月七日收到的。维维一月十八日信，廿三日收到，算是很快的了。本来早就想回信，不巧，感冒了一场，就拖下来了。今天，感觉轻松一些，就提笔写这封信。

我的身体，用以前高大夫的惯用语，叫“有所恢复”。只是慢得很。体力似乎恢复了些，走路也有了些力气，上午、中午在室内还可以多活动些，下午就差了，晚上更差些。今年冬季，北京的天气，很不正常，忽冷忽热，出现了几十年少见的冷天和暖天。一次像样的雪也没下，感冒就流行起来，周围的人轮着发。住在医院里也无法避免。好在烧得不算高，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我一直在吃中药，汤药、丸药一大堆，也没有挡住感冒。现在仍然继续吃。闲着没事，吃点药也算一件事。过去老爷太太们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因为中药里已经有人参，而且医生说，身体虚弱，需要补，但不能大补，要等到恢复得好一些才能补。因此，毛弟寄来的人参我没有敢用，只好等等再说。香榧子许久没吃了，这次试一试，味道还好，只是我的牙老了，对付这种硬壳，相当吃力了。你们几次提到酸牛奶，最近，试了一试，吃了五天，我看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腹胀如故，只好又停下来，不再用了。这里的伙食，比起一般居民来，不能算坏，但是做得不好，用动物脂肪太多，提过多次意见也无用。直到上个月检查身体，发现血脂高，医生才下决心不让我吃肉、蛋黄等等，菜用植物油或少量动物油。我到现在还弄不懂，伙食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不但不能帮助治疗疾病，反而制造疾病。当然，问题也没有多么严重，几个月来，我经常是不吃那些油腻的东西，常常用开水冲冲吃，现在改善了一下，血脂不至于继续上升吧。至于腿冷，最近每天我都用热水浸半小时以上，有点用，但是，内在原因是主要的，恐怕不易有较大改善。视力继续下降，但是不算很急、很快，我只能按时点眼药，同时，不看书，少看报，别的办法还没有。喉咙，整个说，倒是比去年冬天还稍微好些，希望这次感冒以后不至加重。总之，身体还能维持，你们不要挂念。

毛弟说的学习为了考试、为了文凭，这是事实。我耐着心听了两门大学课程，对当前的教学情况有一点感性知识。授课是填鸭式，辅导课更明确，就是要学生记住某一点、某一点，考试就考这些。我看这一套是很难改的，因为老师们以及老师的老师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知道，毛弟还要考几门课才算毕业？我还想知道，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待遇，差别在哪里？不急，有空时，告诉我，没有时间就慢慢来。既然考试、文凭成了谋生的手段，我不反对你用些时间办完这些事。靠记忆记住一些知识，有时也有用处，不会都是废物。虽然听广播说，有一位洋大人宣称另一位洋大人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过时了。【1】我以为，你们如果有时间，还是要独立地思索一些问题，不然会被这些东来西往的奇谈怪论弄昏头的。维维说她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这很好。站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思索一些问题，是极其有益的。我佩服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有学位论文，有渊博的知识，而是总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观察问题。

这几天，春节的气氛已经浓起来。窗外辟辟拍拍［劈劈啪啪］地响。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忽然想起，你们打算观察哈雷慧［彗］星吗？几个孩子，○○（大外孙）他们要活到八九十才能看到第二次，机会难得。○○（三外孙）虽然看到第二次的机会多一些，可是现在恐怕是根本不懂什么叫哈雷慧［彗］星。所以，也只能写几句话在这里，增加一点春节的欢乐吧。祝全家春节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爸爸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日

“知识就是力量”出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1986年3月30日

维维、海娃、毛弟：

上次写信是二月初，现在是三月底了。这期间，二月十九日收到海娃的信并四张照片，二月二十五日收到毛弟信，三月十二日收到维维信并九张照片。对我来说，这真是丰收了。

照片确实给我带来了江南的春色，增加了不少愉快。维维和○○（大外孙）的这张，比84年那张，不论是情绪、光线、色彩都较好。从1972年以来，没有见到过小妹，这次乍一看，简直不敢认了，仔细端详，主要是胖了，别的没有变化，看上去倒是很健康。海娃的两张，一眼就认得出，只是好像很疲劳的样子，也许是没带［戴］眼镜的关系。三个小人的，各有特色。三个人的合影挺好看。其中，○○（二外孙）在中间的一张，照的［得］比较好，其余的多半一个人较好，别人较差。○○（二外孙）过生日的两张，很好，不过有点像女孩。春节照片是不是在你们住处照的？毛弟身后边的房子很旧了，使我回忆起东庙二村的房子，【1】就是这个样子。这些照片，在摄影技术上，还有许多老毛病。一是背景都拍得太宽大，二是主体和陪衬不成比例，三是光线选得不恰当。有一些可以在放大以前加以剪裁或作技术处理。毛弟84年那张比较好，这次不大精彩。○○（二外孙）生日两张，鲜花太突出了。不过这类问题讲究不得，因为照相艺术太费钱了，你们也没有闲工夫研究这些问题。我是没有事情才想的。

海娃信里说到孩子们的事，很有趣。从照片上看，三个孩子都好像很聪明。至于外国说中国孩子都是小皇帝，报纸上类似议论也不少。我不大同意那种看法。各个人的处境不同，他们的思想也不会一样，存在决定意识嘛。将来他们或作工，或务农，或者当官，也有当寄生虫的，不可能都是个人主义者。实际生活将会教育他们关心集体，其中有些人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了毛弟的信，我有几天很难平静。这不只是因为毛弟的处境艰难引起的，而是联想起几十年来我接触到的劳动群众的许多遭遇，联想起当今世界上千百万失业大军引起的。你们和孩子们将来也许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也将使你们受到更多的锻炼。当然，我还是赞成要注意对孩子的教育，总不能一个人占着一块积木，谁也搭不成一座房子吧。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也许已经应当说四个孩子了。不知道已经诞生否？大人孩子平安吗？孩子的生活安排有着落了吗？

下次来信，你们谁告诉我一下，三个孩子说什么地方的话？普通话？上海话？宁波话？广州话？我希望他们多学几种。

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大变化。血压是120—130/70—80，没有大波动。大便、小便这两个月还正常。肺部湿啰音，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有几天据说听起来很干净。喉咙仍然干哑，有时候好一些，舒服几天，一有风吹草动，就又不行了。还在吃中药，也有些帮助，恐怕难以根治。腿，四处伤口，有三处恢复得较好，脚上腿上黑一块、紫一块的现象大为减轻，只是膝盖右下侧原来形成血栓的地方，恢复得很慢，还有局部肿胀。脚腿冷，每天靠热水洗，别的办法似乎也不多。棉鞋换了一双，但是不能解决问题，维维也不用给我做了。我想还是从其他方面（如热水洗）想办法保暖。视力，现在看《人民日报》，左眼带［戴］老花镜还可以，右眼当然不行了。左右两眼视差大、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三个因素搅在一起，使人很不舒服。血脂，我没有问，他们也没讲高多少。动物油是减少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其中似乎涉及较复杂的问题，我无法搞清楚，也不想打听了。每天仍然用开水冲冲再吃，也可以过得去。为这种事生气，我早就该气死了。好在我又度过了第十个冬天。我想还是多锻炼一些吧。魏老先生教我的，我没忘记，有几年也还做，后来，疝气发作，活动不方便了。现在，我又开始恢复做些体操，自己编的，主要活动关节，从头到脚。希望今年能恢复得好一些。

收音机还能用。最近换的电池好一些，可以用四个星期，可见产品质量问题相当普遍。

毛弟的学习还是坚持下去好。就是不为文凭，也以学完为好。你说得对，学习一点东西，总比浪费时间好。你这封信，比去年的信，确实有进步，字也有进步。

要我给孩子起名字，我确实想了想，想不出叫什么好。还是由你和○○（儿媳）给孩子起比较合适。孩子长大了，不喜欢，还可以自己换一个。这样，也民主一点。

好吧，就写这些吧。

爸爸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日

给我寄牙膏来，别的不用了。

1958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令在上海南郊兴建东安（东庙）新村，其中一村为工人住宅，二村为干部住宅。1959年落成后，柯率华东局、上海市委全体领导迁入。1960年，柯等搬出，迁入康平路市委宿舍。

1986年8月17日

维维、毛弟：

七月卅一日收到维维七月十八日的信。正想写回信，昨天收到毛弟八月十一日的信，就一并回复吧。

先说我的近况。你们说得不错，头几年（大概是1982年，记不准了）出现过GPT高的情况，【1】打过针，据说就正常了。高多少，怎样治疗的，医生不曾告诉我，我也没有问。这次是为了检查胆固醇，也是例行检查，才查血的，并不是我觉得不适或医生发现了什么才查的。因此，GPT过高，也出乎医生预料之外。这几年，血查过多次，B超也做过多次，都没有听说GPT过高。医生还老是说像我这样年纪而心、肺、肾、肝、脾等内脏都没大毛病的人，不多见。就在他们说这种话没几天， GPT过高的检查报告出现了，一系列的检查随之而来了。上次写信以后，还做过一次食道造影，据说正常。最近这两个星期没有再检查。仍然在吃降血脂、降转安酶的药，还有什么“云芝肝泰”之类。同时，还吃中药。你们信上说的肝炎症状，我的感觉不明显。体乏是有的。几次手术下来，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上楼下楼都很乏力。现在两腿的力气倒恢复了些，但整个身体没有恢复。坐在床上看一个小时的报纸，后背就发疼，这是今年才出现的。白天，我向来不上床，近来总想躺一会。厌油食，这是长期以来就有的，我们一家人好像都不喜欢吃肥肉，在发现胆固醇高以前，我就不吃他们这里的肥肉。恶心，不明显，只是不大想吃东西，食欲不振已经多年了，难得一次饿了，那是超过吃饭时间的缘故。发烧，没有。腹泻，没有。相反，仍然不时出现便秘，弄得人很难过，而且很容易影响疝气伤口、痔疮。经常肚子胀，又难以判断是便秘的关系，还是肝炎。据说有些慢性肝炎的患者，症状不明显，我也可能是这一类。我的处境，传染上这类病，极其容易，也不易察觉。

至于身体疲，除了你们分析的原因以外，我以为，肝炎也是一个原因。消化系统对身体的影响恐怕不小。这一个多月，体重没有继续下降。有两个星期还上升到52.5—53公斤，近两个星期又下到52公斤。因为目前是蔬菜最少的时期，只有冬瓜、南瓜、茄子、土豆之类，多吃一点，胃不舒服，肚子胀，大便也不好；少吃一点就瘦。增加一点营养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何况增加得也有限。他们说得很慷慨：“你想吃什么，讲出来，让他们做。”实际上，我也没有讲，他们说了几种菜名，厨房也没有，据说买不到。

我这样详细地给你们说了，大概可以清楚一些了吧？

总之，还不致于很快就卧床不起。除非有我不知道的情况。我仍然在努力振作精神，同疾病作斗争。你们看，我不是仍然能够一口气写这么长的信吗？只是字写得很乱，头脑也不如以前，常常写一些不通的句子，或者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还有一点：五月那封信我说了眼睛出血，那是左眼。【2】过了一个月，右眼又出血。左眼还出现过淋巴管阻塞。经过治疗，都好了。视力并没有明显变化。

维维的信比较详细地说了家里的情况，有喜，也有忧。毛弟又补充了暑假中的情况。这样，我就了解得比较具体了。

你们几次信上都说想来看我。据了解，每年可以来一次，路费、住宿费用，一般要自理。根据你们的经济情况，他们说可以报销。他们说，过去跟你们谈过，要你们接到我这封信以后写信给秦城，【3】提出你们要来看我，并提出车票等问题，那里会给你们回答。

我想，如果你们工作能离得开，身体能支持得住，就来一次也好。不过要避开客运高峰才好。

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东西，不要买东西了。确实如此。你们上次带来的东西，有一些我就用不上。

我这位最小的朋友○○（孙女）的照片，照得不错。万象是万氏兄弟办的照相馆，【4】是以“艺术照相”出名的，这次虽然有些大孩子气，不艺术，但是还不算呆板。主要还是孩子本身可爱，怎么照都行。

你们寄来的东西还没收到，大概总要迟几天。北京的天气，今年比去年阴天多、气温低。今天又有些闷热。听广播，上海总比北京热。愿你们顺利地度过暑天，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爸爸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

GPT即谷丙转氨酶，GPT偏高是肝脏功能出现问题的重要表征。

此信本书未收入。

即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秦城监狱，张春桥服刑地。

万氏兄弟即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是中国动画片的创始人。万氏照相馆后来由万涤寰主持。

1986年12月28日

维维：

十二月二日信，十日晚上收到。

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跟去年年底比较，咽喉好了一些，只要不感冒，总算不那末沙哑了。十一月中旬，又查了一次血，医生把化验结果告诉了我，下面是他们给我的数据：

转肽酶 124 4F％
血浆蛋白 总蛋白7.25％ 白蛋白4.5％ 球蛋白 2.75％
肝功能立项 正常
三酸甘油脂 133mg%
β-脂蛋白 448
胆固醇 156
血糖 80
免疫球蛋白 IgG14.5mg/ml IgA4.3 Igm1.6

据说，除转肽酶偏高外，其他都正常。自我感觉仍然不好，吃饭、睡眠、都不算好。上次写信时说到皮肤过敏，加上便秘，弄得人实在心烦，而医生又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只好权力下放，让病人自力更生了。十一、十二两个月，几经折腾，仍然没有什么好办法，体重仍然没有恢复（仍然是53公斤，除去冬衣就更轻了）。好在我已开始适应，正在努力找一找其中的规律，看能不能解脱一些。那位老中医已经恢复工作，这两个星期又开始吃他的药了。他也是住这个医院治疗的，对医院的伙食有了亲身感受，但也没有办法。看来，这一类大家都不满，但又没有人去解决的问题不少。现在寄希望于中药能够把消化系统调理得好一些，有助于恢复体力。

今年北京的天气，十月冷，十一月不大冷，冬至以后才冷起来。昨天下了一场雪，比你们84年碰到的那场大，有点冬天的样子了。你们给我留下的冬装也开始用了。从下雪，就想到○○（大外孙）的辛苦，每天跑那么远去上课，实在太累。我也是他这个年纪，在开封上小学，【1】家住在城东北角，是什么街记不得了，要经过鼓楼（市中心）、相国寺（这在《水浒传》里是有描写的），到城西南角，才进学校。天不亮就走，晚上下课后，天黑才回来。碰到化雪天，实在难受，经常腿疼。我的左腿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所以，你们也要注意一下。孩子时落下的病，到老年还要继续受苦。现在的教育制度，很难改变，据报上说，学生的体质有升有降，而降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功课太重。

毛弟学习问题，我倒不太看重读大学。在目前的条件下，倒是应当更多的靠自学。这当然是一条极其艰难的路。我自己走了几十年，深知其中的苦乐。不过我的工作和自学之间比较一致，自己的兴趣和学习也比较一致，这就减少了困难。毛弟现在要难得多。我无法提出具体建议，这要靠毛弟自己打主意。总可以从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想一想找出入口。抓住一个两个问题，钻一门学问，学一门技术，总是可以试一试吧？不要希望别人帮助，或者有特殊的机会，就是下决心自力更生。这可能是目前条件下唯一的出路。请你们想一想吧。

天冷，不只是○○（大外孙），你们也要当心。维维的胳膊，可能西医没办法，中医倒可能有办法。胳膊疼和小时脱臼有没有关系？（据说，医药方面，针灸已经被外国承认，骨伤科也有优势，一些洋人在研究。中国的事，现在就是这样，洋人不承认就不算数。我很高兴，经络学说据说又被承认了。70年代，一股风说经络就是神经，我劝他们不要忙着作结论。朝鲜人那次对经络的肯定又否定，恐怕也有问题。【2】）但是治疗可能费时，恐怕你没有时间，也没有钱。

○○（孙女）要过第一个冬天，真是一大关。夏天长痱子，冬天不会长冻疮吧？○○（二外孙）、○○（三外孙）怎么样？念念。

今天是年底了，你们看到这封信是年初了。祝你们新年快乐。特别是向你祝贺生日，祝你生日愉快。

爸爸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

当时开封为河南省会，张春桥之父张开益在省印花烟酒税稽征局工作，张随其来此读书。

1963年，平壤医科大学教授金凤汉声称发现经络的解剖结构，中国对此进行医学实验，无法证明其存在。此事以金凤汉自杀身亡而告终。

一九八七年

1987年2月15日

维维：

许多话写在给海娃的信里了。【1】因为好久没有通讯，就单独给她写了这封信。下面再补充一点。

你的信是在我给毛弟复信第二天收到的。信中说了家里的许多情况，很具体，心情稍微宽一些。我从周围的事物观察，人们的情绪是经常变换的，报纸的调子也是这样。今年好像真的要“压缩空气”了，【2】人民的生活受影响，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家向来不铺张，因此，我也放心。

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变化。“因为一月份查血都正常，这个月就不查了。”——医生是这样说的。他们也买了一些香蕉，还买了一瓶蜂蜜。就是说，也不是一点办法也不想。但是，我的病都有“慢性”两个字，再加上“老年性”三个字，就难了。只能设想争取“慢”一些，不可能“好”一些。我看这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应当采取的态度。我也是在这方面努力的。各种办法都试试，最基本的还是我的老教条：生活规律一些。这个冬天，没有大的发作，就算不错了。如果冬春之交也能平安度过，就算很好了。我倒不悲观，因为身体虽然一年不如一年，但不是急剧下降。我有幸参加过三个老人的医疗组，【3】对老年人的事，知道的稍微多一些。这些老人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志在千里”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

六叔在廿七日来过一次，【4】送来了香蕉、巧克力、桔子。我在他那张物品收据上写了几句话，没有见面。他本来还带有人参蜂王浆两盒，医生说现在不宜吃，要他带回去了。所以，以后你们也不要再寄这类东西。除了牙膏、茶叶，别的不需要什么。如果你们想叫我换换口味，随便买一点什么，品种多几样，每种一点点，就行了。如果医生要我想办法买点什么，我再写信告诉你们。

今年天气不正常，上海头几天那样暖，就是一例。希望你们保重。

已经写了五张纸，累了。下次再写。

问全家好。

爸爸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五日午

此信本书未收入。

“压缩空气”，中共政治术语，意为降低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过热。如1958年3月毛泽东内部谈话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4页。）张春桥在1992年12月20日信中也提到毛泽东对大跃进压缩空气。

指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的医疗组。

六叔指张春桥之弟张月桥。

1987年4月19日

维维：

三月卅一日收到你当月二十六日的来信。

从治疗过程那么长，可以想到病情比较重。虽然已经好了，你身体本来不好，今后应当更当心了。特别是每年的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很容易重犯。千万不要大意。——这几句极其平常的话，是70年代以来，我自己的经验总结，希望对你有点用处。

看你的信，深感你的负担重。在中国，妇女只有花木兰、穆桂英这类传说中的人物得到歌颂，穆桂英甚至可以当众把杨延昭吓服了，但是从此以后，她就承担起一般妇女的苦难。你算是有独立地位的女性了，但是，“总比男人甚一重”这句老歌中说的话，并未过时。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这方面，你的体会一定比我深刻。

○○○（大女婿）去云南，可以开开眼界。上海人是应当到那些地方去看看。看了以后，或者认为中国要革命，或者认为还是上海好，千万不要离开上海，就像我听到有人说的，给两百块钱一个月也不参加医疗队。还是鼓励他为少数民族服务，了解一下社会的实际，这对一个医生同样是重要的。既然“好事”落到自己头上，就把它做好。至于○○（大外孙），恐怕不大好办，这一套教育体制，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改。人们都不满意，但是又没有人去改，只好让孩子在困难中经受锻炼了。事实上，千百年来，真正对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多数还是重点学校以外毕业、或者什么学校也没进过的。

北京的天气，同上海一样不正常。照往常，这时北京温度要比上海高，现在几乎一样。

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三月初，做过B超声波，心电图、大小便检查，四月初又查了一次血。据医生告，这些检查结果都正常。每天仍吃中药。血压正常。照常规看，不算坏。但是，自我感觉不如以前。体重没增加。虚弱没有改善。便秘仍然没有解决，有两个月，不吃泻药就干，吃了又拉稀。几经周折，有两三个星期比较好了，上个星期又不行了。同时，四月九日，眼睛又一次出血。这可能是一种信号，说明血管脆，经不起某种压力，便秘就很容易造成这种压力。而便秘，据我看，是同肝病联系着的。现在，这些毛病“轮流突击”，好像互不相干，实际上是互相影响。这个星期四，中医调整了处方，昨今两天，大便又正常了。眼睛出血也已吸收。精神好了些。总之，身体还可以过得去，潜在的毛病比较大，也还没有那［哪］一种病被宣布为中期、晚期，所以也不必为此担心。你们的负担够重的了，能够完成你们的任务就不容易。只要你们过得好，也就是对我的一种安慰了。你们忙，从厂里回来，很累，又有家务，还是保重身体要紧。你可以和毛弟分分工，轮流给我写写信，告诉我一点情况就行了。杜甫说“家书抵万金”，是因为当时有战事，又三个月之久才接到信的缘故。每一季度，有一封信就行了。

还有一点话，留在给毛弟的信里写。

再，以后写信，要提一下我给你们的信收到没有，免得丢掉信也不知道。

祝你好，能更壮一点才好。

爸爸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九日

1987年8月2日

维维：

你好！你的信收到十多天了。这封信在路上走得很慢，十九日才到我这个房间。也许又是火车拥挤的影响。前天从电视上看到，北京站从站前广场到候车室，人挤人，比群众大会还热闹。没有说伤人或病亡，看上去少不了轧出病来，【1】特别是妇女、孩子。上次写信的时候，我预报是凉夏，对了一半，到入伏以后，就不凉了。连续沉热，温度也不算很高，34℃，但是潮湿，一点风也没有，日日夜夜。真有点像黄梅天，只是没下雨，这同江南还是不一样的。直到昨天下午，有冷空气南下了，温度才降下来，也有点风了，今天头脑清醒些，就写这封信。

6月15日查肝、肾功能。20日又戴了24小时的心功能监测器，把人整得好累。据医生说，肝肾功能正常。心脏功能也不错，全天较比［比较］稳，夜二时（熟睡）最慢五十几次，晨8时（活动多）最快106次，早跳有几次，医生说可放心。

7月8日起，又做了一次检查，大小便、耳血、静脉血、心电图、胸片、B超、食道造影，一连几天，把人整的［得］好累。对了，还做了一次脑电图，难受得很。结果如何？据医生说，各个项目还好，说明这一段时间，还稳定。他没有具体谈，我也没有再问。

我自己感觉也差不多，即没有明显变化。体重仍然是53公斤左右，没有恢复，血压也变化不多。体力也没恢复，不过每次到楼上去活动，那几十级台阶还能上去，这也就算不错了。中药一直在吃，对咽炎控制较有效果，虚弱恢复不明显，特别是对消化系统效果甚差。老是不吃药便秘，吃了药又拉稀。这几天，天太热，药停了，稍凉再吃。你们碰到过的那位老中医退休了，换了一个壮年的，他恐怕还要再看几次，才能熟悉一点病情。我也不急，吃药、治疗，都是在无事可做中的一点可做的事情，总比24小时空坐着好一些。为了使自己的心情比较平静，电视、广播、报纸，看得很麻［马］虎，值得听看的也实在不多。时间也就更难消磨。吃药，擦、洗室内用品，就算是重要活动了。

这里的伙食如故，没有什么改善，也没有降低。鸡蛋还能吃到，瘦肉极少，肥肉不减，从报上看到，不知道那［哪］位才子给菜场上供应的瘦肉，起了个“丹顶鹤”的雅号，其妙趣可以想见了。已经好久没有谈伙食了，每天吃那么几口饭，多费口舌，实在不值得。

“七七”50周年，想到很多事。这个月，“8·13”也是50周年。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的事，中国兵在北站附近布防，日本兵在北四川路耀武扬威，仍然在我眼前。而这些事，对你来说，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事了，就像你记得的往事，对○○（大外孙）来说，也难以有同感一样。这是无法避免的。有些事，讲也用处不大，还是要事实来教育人。五十年前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五十年后又会怎样呢？我是看不到了，希望你能看到，○○（大外孙）他们当然会看到的，那时，总不至于还是帝国主义称霸的天下吧。也许某个国家代替美苏称霸，但是，他们总归要灭亡的。

你的身体还是要当心。既然还有药吃，就吃吧。劳保、公费医疗，历来是增产节约的对象。再就是节水、节电，而且都是要老百姓节约一滴水、一度电。还宣传日本松下公司如何节约每一个信封，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自己与松下有什么区别，很难说了。

孩子们的事，是应当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在过去，都是靠组织，现在不叫靠了，做父母的就不能不多关心一些。○○（大外孙）的年纪，已经有自己的头脑了。小学五六年级，我在开封，已经独自一人去宋故宫、铁塔这些地方玩了。很可惜，他不可能碰到大串连，到外地跑跑。有机会，他还是可以到农村、小厂去看看，多知道一些实际情况。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就是看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几条马路，就以为了解中国了，不是很可笑吗。

这封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你手。今年台风少，立秋以后，上海的真正热天就驾临了，秋老虎的滋味，我没有忘记。“8·13”前后非常热，是我常常想起的。你们一家人挤在一起，就更加热上加热了，望保重。

爸爸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

轧，上海方言，意为挤。

一九八八年

1988年2月7日

维维：

上月二十一日收到你和文静十三日写的信。【1】

今天星期天，没有什么事。算一算日子，如果没有意外，今天写信，春节可能到你们手里，于是就要来纸笔，开始写。

我的印象中，每逢春节，你们姐妹总是要见面的。这封信，也就是为了向你们大家祝贺春节。

我记不起：在上海的这些年，有哪年春节过得很满意？刚才听了北京台的一段《家庭教育节目》，说是这几年“压岁钱”越来越重，每个孩子收入上百元，多的上万元。我回想你们大概一次也没得到过。我小时候，还有压岁钱，都是圆形方孔的“制钱”，可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新生事物”，不少都是这类老古董。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是不是也要为此增加一些负担？电台播出的孩子们的录音，有的说大人没钱也要想法给他们。过节成为负担，不然电台也不会几次讲这个问题。这类事，一旦成为风气，就不容易改变了。

放鞭炮，是另一个“热门”话题。我倒希望你们少放一点，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孩子们的眼睛、耳朵。○○（二外孙）的新衣服被炮火轰得斑斑点点，那还算小事。

也许今年春节稍微冷清一点。据说，北京烟火炮竹进货比去年少30%，即三百万元，污染程度也差不到那［哪］去。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你们春节过得愉快，能够休息休息。

我这里的春节，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论什么节，我都希望快一点过去。只要过节，就要放假；一放假，就要调整值班人员，开饭时间就变来变去，春节假期长，乱的时间就更长。这一部分人的休息，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休息为代价的。中国人的“团圆”观念，近来不是越来越淡漠，而是越来越浓了。我的印象中，日本人的家庭观念也是很浓的，但是他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面向世界”。抗日战争前，日本人的双脚伸到中国的穷乡僻壤；现在，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日本佬的面孔到处可见，甚至中国人也被看作日本人。可是，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就是“家乡的小河”、“家乡的大河”，好像唯恐中国人改了“热土难离”的观念，真奇怪！当然，也有例外。我看到一条消息，杨永桔在巴黎以一个中文报社长的身份出席会议；【2】还有一个劳远［元］一，以中国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言（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他的父亲是外交部的，我三十年代的朋友）， 这算是你们这一代走向世界的人物了。世界是多么复杂。真是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运动会出现新变化的。

现在是立春以后了。据说今年江南春夏偏冷。这几天北京也冷。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最近几次变天，又常常碰到洗澡时水温时冷时热，有时干脆停了，我居然没有重感冒。到目前为止，肺啰音虽然还是经常有，没有明显恶化，痰也不很多。中汤药已经半年没吃了，使肠胃稍休息一下，胃口有点改善，就是说，不是看到饭就讨厌了。消化仍不好。便秘不易改善。只好自己多小心了。

这封信的任务就是向你们祝贺春节，本来一张纸也就行了，居然啰嗦了这么多，也该停下来了。

祝大人孩子春节快乐！

爸爸

一九八八年二月七日

文静为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

杨永桔为法国著名中文日报《欧洲时报》社长。

劳元一为香港中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其父劳辛是中共资深地下工作者。

1988年12月17日

维维：

你好！上月十七日收到毛弟寄来的食品，二十五日收到你的信，正要回信，昨日又收到文静的信，就一并回信吧。

我并没有特别奇怪你为什么长时间没有来信。一是知道你们忙，二是上海的来信不算少，你们的情况还是了解的。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为搬家竟自费了这么多的周折。办事难，我也知道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报刊上流行的说法是新旧体制的冲突，我看是七巧板的设计，同实际情况不符。原来以为从日本拿一块，从美国借一块，再从西欧、东欧租几块，加上自己原有的“好传统”或“坏传统”，就可以造成颇具特色的七巧板，谁知板有了，拼凑来拼凑去就是不成型。他们不是总结实际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一会儿向这位教授请教，一会又向另一位总裁作揖。搞来搞去，就越来越复杂了，冲突也就无法平息。有什么办法使“赤字有益论”和“三大平衡论”不冲突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确实难办。你的搬家，不过是一个例子。你“忍无可忍”，那一位副教授也会讲“忍无可忍”的。我想，现在社会上牢骚盛行，又无法解决，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想了这些，我的心情最近还算平静。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会使广大人民受到教育，学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上个月又检查了一次，血相正常，胆固醇、转安［氨］酶都正常。血压也正常。只是B超发现肾盂有水，忙了一阵，又是CT、同位素，又是几次B超，最后仍是继续观察，因为不能断定是肾功能问题，还是前列腺又增生。我自己没有不正常的感觉。只是检查得人很疲劳，最近也“有所恢复”，又有点精神了。今年北京十、十一月天暖，我也不像去年那样老是怕冷。这几天刮了一场北风，气温下降到零下才冷起来。今天又回升了。大半个中国干旱，据说浙江也是大旱。一干，皮肤就痒。我试过，两个月不用肥皂，也痒。北京市区的空气极污浊，水质也坏了，比不上济南，也不见得好于上海，有几次，喝的水发咸。我应付的办法，一是洗了以后务必用干毛巾擦干，二是痒了就快点用药膏。长期得不到太阳光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体质起了变化，这是无可奈何的。毛衣还能穿，不需要重织。这里的伙食还是“一贯制”，价必贵了，量少了，味道却无改善。当前的当家菜是土豆、白菜。每个星期还能吃到荤菜，鸡肉、牛肉、猪肉、鱼，都有，以骨头为主、肉为辅。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这是战争时期邱吉尔的配给量，知道吗？）【1】这种水平，比我三十岁以前的要高，比你们也要高，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倒是无法不为你们担心。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事。中等华人、底层华人，都有困难。我是不相信那些高等华人会理解这些事的，虽然他们天天歌唱“洒向人间都是爱”，却又天天咒骂中国人愚昧、野蛮、封闭、懒惰。甚至一浪又一浪地呼喊要向日本学习上下一心，云云。真不知道这里面有百分之几的真理。以前说《人民日报》是公共论事，谁都可以上。现在恐怕是谁有权，谁有钱才能上。看电视，我就想，这究竟是谁家办的？好像是谁出的广告费多，算谁家的。连那些非广告节目，也是由广告主作主的。欧洲人说，他们是用日本电视机看美国节目，中国人该说什么呢？

写到这里，你可以看出，我的精神生活就是这样，从身体说到电视来了，也是乱七八糟的。有时也想一点轻松的事，但是同样无结果。比如，这几天一刮北风，又快到年底了，就想到给你写信，又想到《北风吹》这支名曲。但是，几年来我仍然找不到可靠的答案：“北风吹，雪花飘”，对不对呢？照理，北风一吹，雪花就不飘了，天就晴了。似乎应当是“东风吹，雪花飘”。由此，又联想到借东风，江南的冬天，东风是有的，也是要下雪的，似乎不是刮得很大。【2】我把这个问题写在这里，如果○○（大外孙）有兴趣，请他在今年冬天注意观察，究竟是东风吹，还是北风吹才有雪花飘？上海冬季的东风能够帮助周郎吗？

中药还在吃。这位医生比较灵活，每个星期来一次，汤药要调整，成药也多变。有时这批药未用完，又换了一种。所以种类较多，但每天吃的限于三种，还可以。

这封信到上海，就是年底了，不知你已经搬好家没有？毛弟回厂了吗？真是麻烦不少。小偷多，居委会的办法似乎落后了些。不要多久，如果听说上海的小偷有某种经某计算机公司设计的“软件”，那也不必奇怪，这在外国恐怕已经是平常事了。

好了。不再写了。来年是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愿你们过得顺利。身体健康，少一些要吵架的事。

爸爸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孙女）的照片，是以后再寄来，对吗？信中看不清楚。

又及

温斯顿·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1945年）及战后（1951—1955年）担任英国首相。

舞剧《白毛女》插曲，首句为“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借东风，用的是《三国演义》诸葛亮借东风助周瑜火烧赤壁的典故。

一九八九年

（1989年）2月16日

东西收到了。谢谢你们。我身体还可以，没有明显变化。愿你们大家身体健康，新春愉快！

张春桥

二月十六日【1】

此信年份不确定。根据收藏顺序推断为1989年。

1989年6月1日

维维：

四月25日收到你的信，30日六叔给我送五一节的“礼品”，同时送来了你那六盒花粉。五月17日同时收到毛弟的信、照片和三包茶叶。今天天气不太热，就想写回信。

先说身体。收到你的信的那些天，我身体不算好。完全是人为的。当时吃中药，换了医生，我告诉过她，几位中医想用汤药调整便秘，都失败了，还是靠丸药吧，我自己较易掌握。这位医生不大听。因而弄得我一点丸药不吃，每天大便最后总有点稀，后来就完全不成形了。最后，我只好不吃汤药了。这样，从三月到四月，拖了一段时间，体重慢慢下降到50公斤，比86年夏还低。中药停了，也不泻了。恰巧接到花粉，就一天两支地吃起来。医院也给我加了两支［只］鸡的营养。昨天量体重，恢复到51.5公斤。血清、B超检查，都没发现什么问题。看来，一场小灾总算过去了。其中也可能有花粉的作用，至少其中的蜂蜜不会不起好作用。不过我对这类药，有一种成见，认为是赚富贵人家的钱的，我是不会在这方面花费的。所以，你们也不要为我买这类东西。我的身体，看来还可以维持一阵。我仍然坚持按时作息，不管好坏，按时按量吃饭，坚持体力活动，同时，该吃的药，按时吃。就这样，体力虽然虚弱，仍然没有病倒。另外，我的精神世界还算充实，每天还是照常关心铁窗外的事，从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吸取营养，这可能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想起寄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是物质的，到了这里，主要还是起精神作用。要你们不寄东西，难以做到，就少寄点吧。一是物价贵，二是不急需。除了吃饭，胃肠似乎不大欢迎别的东西。你们的生活都很紧，老实说，吃你们寄来的东西，心里不是很舒服。毛弟信上说，牙膏邮局不寄，那我就向六叔要吧，他五一节给我送来的，除了吃的，还有一支牙膏，一块肥皂，大概他得到了你们的通知。

信里说到○○（大外孙）的情况，很有趣。我好像没有接触过这类孩子。他正是多变的年纪。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对［最］难估量，有人说很大，有人说很小。不管怎么说，对他们的品德还是应当关心。这确实不容易。我到他这个年纪，就自作主张了。不过，我当时武侠小说，甚至《红楼》、《水浒》都不看。学校离省立图书馆很近，【1】下课后就进图书馆，看报，看新到的杂志，看新文艺书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苏联的小说，闻一多的诗，多个文学派别，以至美术、戏剧的多个派别的作品都看。以后，又转向社会科学。那几年，我确看了相当多的东西。我想，你还是可以做点引导工作，引导他看点好书，关心一点人民的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分析分析武侠小说。我是解放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才看了《三侠武［五］义》之类的书，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帮助孩子懂得这些书，是很难的。整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风气，不大容易改。但是，如果加以引导，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惜，现在没有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中一些青年带路人了。当然，我也不悲观，我发现有些人在认真地思考，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孩子们也可能在这种反复中学会识别方向。我只是希望你能帮一帮○○（大外孙）。他不是喜欢历史吗？从这里可以启发他吗？“办公司”做生意也不坏，其实他也不懂。医生，恐怕不见得吸引住他。这些都只能由他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兴趣来定。我父亲也要我学医，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后改为从事文艺，这使我热心文艺，而后来，我又放弃了文艺。你看，路是很曲折的。

毛弟这次寄来的照片，看上去颜色不大自然，好像是人工着色似的，不知道什么原故。○○（孙女）的变化，我看，好像牙齿长多了，头发长厚了。今天是六一，在这里，愿○○（孙女）和她的表哥们节日愉快，他们的父母们身体好！

回头看一看，这封信好像写得特别乱，什么也没说明白，也只能这样了。

毛弟就不另外写信了。

爸爸

1989年6月1日北京

即山东省立图书馆。

1989年12月16日

上海市○○○○○○

张维维收

北京市昌平县秦城一号

维维、毛弟：

六日收到毛弟信，昨日又收到维维的信。为了不使你们惦记，今天就写回信吧。

首先，十月中旬那次头晕以后，没有再发生。活动起来，也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感觉了。晚上睡眠也还可以。对付血管硬化这种现象，世界上还没有灵丹妙药。86、87两年，我两只眼睛曾经多次出血，就是血管硬化的关系，近两年倒没有再出现。现在继续吃两种中成药。看样子，还算有疗效，至少精神上给你一点安慰：在治。

其次，我确实已经控制住自己，不再多想那些事。想也在想，不多想。具体情况了解得太少。头些时候，捷克电视剧《公务员》，看了一个片段，感觉到那就是为闹事作舆论准备的。看那些党政机关的形象，群众不闹事才怪呢。何况东欧国家对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早已闹了多年。你想，如果中国领土上驻扎着几十万外国军队，中国人会高兴吗？除了方励之、刘晓波一类买办资产阶级，恐怕很难找到拥护外国军队长期占领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领导权落在了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手里。不过，我仍然那样想：我们自己要解放台湾，过去支持南北越统一，今天支持南北朝统一，为什么不敢坚持东西德统一呢？美帝国主义面前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想制服它，也就难了。苏修更会是怕得很。因此，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被打破，可能是一件好事。贡献出马克思列宁这样的思想家的德、俄两国，很可能再贡献出一位无产阶级思想家。诸如此类，无边无际的［地］想一想，心里也就不“愁”了。

你们可以放心：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几十年的风浪把我锻炼得可以应付它们了。虽然有时也还会激动，但是，可以很快冷静下来。回想起来，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对陈伯达拍过一次桌子，二十年来，再也没有这样干过。同样，我也相信你们，经过这些年来的熬煎，再大的困难也不会压倒你们了。上次信上的一些话，并不是别的，只是对人民群众的处境，表示一点关心。

毛弟信上说到提倡国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条重要纲领。起过动员群众的作用。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那些资本家的衣食住行都是崇尚洋货的。北京已经办了一个“国货精品”大楼。几年来，《人民日报》上从大楼奠基就吹，头几天，正式开张，颇有几位老爷太太前往祝贺。后来，细看广告文字，才知道所谓“国货”已经变成“跨国”，港、澳、台的“国货”也包括在内，好像港澳台已经统一了。这是应当祝贺的。一提倡国货，连什么过渡、什么特区都不存在了。毛弟不必为提倡国货不解，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你会发现很多笑话的。言行不一，是常见病。可惜报纸上都是批评老百姓，以及所谓“民族劣根性”，前者是把板子打在老百姓屁股上，后者是整个民族都要挨打。崇洋也好，媚外也好，都是大人物带的头，至少是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工人群众中的问题，我是向来不怪工人的，如果没有问题，那才奇怪。头几年，几乎雷锋、好八连都洋化了，难道也怪这些连队吗？不说了，这方面你们比我见到的多。

今年北京天气很暖，到现在，我还没穿棉鞋。已经是好几个暖冬了，对人的身体、庄稼都不利。上海如何？

确实，八十年代就要结束了。再过十年，○○（大外孙）都二十多岁了，依次○○（二外孙）、○○（三外孙）、○○（孙女）都长大了。昨天看《人民日报》，一篇纪念张奚若的文章，又吹他批评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甚为得意。【1】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迷信未来：○○（大外孙）这一代会开辟出前进道路的。愿他们健康成长，愿你们在新的十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大女婿）动手术了吗？

随想随写，就此止住。祝你们新年好，生日好。

爸爸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张奚若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家。1989年2月14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刘桂生文章《忠诚为国、毕生奋斗——纪念张奚若先生》，作者评论说，“1957年反右之前，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张奚若用16个字概括地表达了自己对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是从爱护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来提意见的。”

一九九〇年

1990年5月12日

小徐、小妹：【1】

你们好！我们确实多年未见了。记得，最后见小妹，是一九七二年。从那以后，我没有回上海，你们也没有来北京。只从上海的来人来信中知道你们一些消息。五月十日收到你们五月二日信，这是头一次直接得到你们的信息。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

我的身体还好。按我的年龄和生活环境来说，还算不坏。我头脑还清醒，精神也还好。在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精神的力量是极其宝贵的。

你们的身体怎样？听说小妹身体不算好，近来如何？我挂念你们的身体，更关心你们的学习。记得小妹从部队给我写过一封谈学习的信，我也回了一封信。时间过了十多年，不知道近来学习情况如何？这些年的变化太曲折、太大了，每天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认真读点马列，是会如在五里雾中，不知向哪里走。或者如同流行歌曲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是一定要走错路的。你们都是工人，都是当了二十年的军人和工人的人，这种地位可以使你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容易接受马列，但是不会自发地懂得马列。生活很劳累，又有家务，自学也不容易，但是不学习又怎么办呢？你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长大的，应当像他说的那样，挤点时间，看点书。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过去看不懂的，现在可能看懂了；过去只从字面上了解的，现在可以从深层上了解了。不要被马列难读之类吓着，马列的书是为工人写的，你们不妨试试看。也许你们已经读了一些，那就再前进一步吧。

你们什么时候来北京，这要看条件了。不要紧，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嘛。今年北京的天气很怪，冬暖春寒，到五月中旬了，仍然像江南一样阴冷，昨天头一次到30℃，我脱了毛衣，今天又冷了，只好再穿上。听说上海的天气也不好，叫做“五岛天气”，【2】不知你们感觉如何？

留几句话写给○○（二外孙）吧。

祝好

爸爸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小徐为张春桥次女小妹之夫。

指城市气候与郊区相比有“热岛”、“干岛”、“湿岛”、“浑浊岛”和“雨岛”等五岛效应。

1990年5月12日

○○（二外孙）：

你好！五月二日写给我的信，收到了。信写得很好，意思好，说得清楚，也很实在，字也写得好，看了以后，我很高兴，谢谢你。

你没见过我，我却从照片上见过你。1984年，你姨妈和舅舅来时带来的，看上去是个很壮实的娃娃。现在就要十一岁了，进初中预备班了，想来更可爱了。

去年就听说你们要来。今年能不能来得成还很难说，北京说亚运会“压倒一切”，【1】一般人来他们不欢迎。这不要紧，到北京的机会总会有的。

你送什么东西，外公都喜欢。这次写的这封信，就是很好的纪念品，并不比画差一些。你如果学会了做模型，到时候带一个给我，我一定喜欢。愿你身体好，学习好，长成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孩子，为工人阶级服务。

外公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二日

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

1990年6月18日

维维：

七日信十五日收到，比较起来，算快的了。

○○○（大女婿）手术后恢复得怎么样？从信中所述情况看，他遇到的困难比我大。第一，他是两条腿，我是一条左腿；第二，他拖的时间长了，我的左足虽然已经多处呈黑色，有的地方很痒、胀痛，但没有溃疡。原来医生曾设想一次做疝气、静脉曲张两个手术，后来考虑到疝气手术后需卧床，静脉术后要活动，不能兼顾，就先做前者，后做后者。中间隔了几个月。所以，做静脉手术时，虽然我身体已经很虚弱，身上又有几处伤口，但是毕竟是一条腿，医生第三天就要我下地活动，因为有另一条好腿，虽有疝气伤口，仍能支撑全身，没有发生不能走的情况。伤口长得很慢，一处因胶布过敏，皮肤感染，伤口长好了，皮肤却拖了很久；另一处最下边靠脚的伤口，长好了，却总是痒、胀，皮肤不平坦。习惯的说法，伤口总要经过一个夏天才能恢复。86年夏天，又出现转氨酶、胆固醇过高等症状，恢复得更慢。到87年夏天以后，伤口才算舒服了。昨天洗澡的时候，我仔细看看，都已平复了。只留下缝线的痕迹，不过变天时仍有反应。至于两腿无力，那恐怕不只是这一次手术的后果。到现在，两条腿仍然没力气。大概长期受疝气（右腹股沟）、静脉曲张（左腿）两方面的折磨，我发现两条腿的力气、两脚落地的重点都不一样，因此，两只鞋底摩擦的部位、轻重也不一样，这恐怕难以改变了。总之，不能急，看看过一个夏天以后怎么样。他是医生，听听我这个病人的意见，也许有点用处。他比我年轻，我相信，他会很快就恢复健康的。

○○（大外孙）考试结果如何？愿他们四个人都顺利过关。孩子们为这些该死的考试要受多少罪呵。

工厂企业的问题确实叫人忧虑。报纸上也透露一些。虽然多般粉饰，一个说“曙光”在前，一个说“春天”来临，两只眼睛望着大洋彼岸，却不见“天使”的影子，奈何！

我最近身体还平稳，勿念。我这里不需要什么东西。

因为还要给海娃写信，就写到这里。

爸爸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八日

1990年7月27日

维维：

你和小妹的信，22日同时收到。

看天气预报，江南仍是高温天气。北京今年雨水较往年多，居然也有几天35℃以上的天气，前天到了37℃，傍晚一阵雷雨，夜间就凉了。加上沾亚运会的光，今年提前检修管道，不像往年七八两月停止供水，这个月每周还能洗热水澡，下午闷热的时候，还能用热水擦擦身。你问是不是老样子，这就算一大变化。

○○○（大女婿）的腿恢复得怎样？你信上说“至今仍肿。” 这就只能耐心等待了。我看不要急着上班，欲速不达，孔老二这句话还是对的。

○○（大外孙）长得这么高了，恐怕是你们也没料到的。今后还会往高里长吗？一个人有一个壮实的身体总是好事。得知他的功课不错，我也高兴。今年暑假没有可能到北京，以后总有机会的。你们设想冬季来，看看真正的大雪，冰封的大河，这大概是生长在南方的孩子普遍的愿望。不过，冬天到北京要比夏天困难些。除非你不出门，在房间里，有暖气，那要比在南方过冬舒服。出门呢？你们的棉衣怎么办？碰到刮风，一身棉大衣，就像纸一样单薄。要想去长城，那可要有点好汉气概了。我记得你冬天来过北京，总该有点印象吧？好在这只是设想，还可以“研究研究”。

我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上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1】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好在，现在许多人眼睛睁开了，虽然人数不多，真正的希望是在这里。

你说晚上吃点东西有益。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恰巧我正读《人民日报》一篇文章，大讲夜餐无益，要紧的是吃好早餐，你看有趣吧？这个月，我先把那些保质期短的吃掉，“乐口福”还没有开封。【2】

钢笔还好用，写起来顺畅多了。

就这样吧。希望你不要那么累，祝你和全家好！

爸爸

一九九〇年七月廿七日

唐山大地震的日子

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其中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

乐口福又名麦乳精，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冲泡营养品。

1990年7月27日

小妹：

二十二日收到你十五日写的信。回想起来，七月一日收到你一封信，七月二日你们就到了，这个七月是我们多年来最密切的月份了。

○○（二外孙）说得对，把北京、上海的优点集中起来就好了。但是，如果你再看几个地方，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有长处，集中起来不容易呵。这种热天，有一块南极或北极的冰山漂到杨树浦该多风凉呵。

两张照片，都不错。只是长城一张，字刻得不好，又配上两支［只］龙，太不像话了。○○（二外孙）拍的这张，确实不错。看了几遍，总觉得缺点什么，就是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看不出这是在火车上拍的，你们当然能做出明确答案，一个读者看上去就不明白了，因而也就缺乏艺术感染力。要想学摄影，还得下功夫。

没有进重点中学也不要紧，就是进重点学校，也要靠自己努力。这次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得金牌的中国学生，也并不都是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何况，一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主要是从学校出来以后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解放军的元帅有几个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不要背包袱，非重点学校也可能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你们走后，北京仍然是阴雨天居多，连着十天雷阵雨，雨前闷热，雨后潮湿。前几天出现了35℃、37℃天气，昨天下了雨，又凉爽了。今年农历润［闰］五月，现在正是六月初，热天长，还有一个月的热天。上海还要更长一些。望多保重，你那么胖，更要当心呵。

我这里，仍像你们来时那样，就不多说了。

小徐+○○（二外孙）好。

爸爸

1990年7月27日

1990年10月25日

维维：

你问气管炎的治疗，据我所知，没有什么新招。头几年我问过医生，答复仍然是：老大难。记得1974年周恩来和我召集过一次会，一流专家，说不出所以然。【1】这两年，我也打过你说的那种针，好像有点用。其余的药，稍好点的就脱销，连过去我带回上海的那种气管炎丸，也“无货”，什么原因，说不清，道不明。我们只能自己保重了。要特别注意变天之际、换季之际。

经过一个夏天，○○○（大女婿）的身体恢复得怎样？下次信中告诉我。

○○（大外孙）的照片使我更新了印象，确实成了大人了。愿他不但身体超过外公，学历超过外公，成就也比我大。高中生按说懂很多事了。我在这里接触到几个高中毕业生，可惜，不但政治上稀里糊涂，知识也极端贫乏，有一个人说中国是第一世界、日本也是工人当家做主，诸如此类，叫我吃惊。但是这能怪这些青年人吗？○○（大外孙）当然应当超过他们，并且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这方面你们还是应当起点作用，国内的大气候对孩子不利，要把它转化为有利。

祝好。

爸爸

九〇年十月廿五日

此处记忆或有误，似为1971年。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5页），周恩来于1971年6月24日召集全国老年气管炎会议，29个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卫生部直属单位和军委卫生部所属单位共250人参加。

1990年10月25日

小妹，你好！

今年北京的夏天比上海好过，不算太热。冷天也来得晚。往年，这时就相当冷了；今年到昨天才碰上第一个冷天。大风过后，今天是4—20℃，有太阳，不难过。你没有在北京度过冬天。与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冷得时间长，气温也低得多，室外经常结冰。像我这样被关在屋子里的人，在有暖气的条件下，比上海并不难过。你们没有暖气，倒比我更难受一些，也就需要更当心一些。

○○（二外孙）进初中以后，已经习惯一些了吗？我感到现在学生负担太重。连○○（孙女）、○○（三外孙）都是一大批作业压在头上，真够呛。○○（二外孙）已经近视了，希望不要再加深，要提醒他注意保护眼睛，做些户外活动。

还有，你有没有请医生检查过，身体那么胖，是自然的，还是有病？你到北京时，多次想问你，都被别的话叉［岔］过去了。如果是病，还是早治的好。

愿你、小徐、小小徐健康。【1】

爸爸

一九九〇年十月廿五日

小小徐指张春桥次女小妹之子。

一九九一年

1991年2月18日

小妹：

你的信是这个月四日同维维同一天到达的。她已回上海，我这里的情况，她会告诉你的。

她走后，就是春节了。今年这里同往年差不多。只是爆竹少了些，集中在夜里十二时放一阵。据广播说，当夜同仁医院收眼伤病人九例，比往年少多了，火警也少了不少，总算幸事。春节本来是孩子们的事，这些年好些［好像］变成老年人的节日了，你看电视上都是老头子们的镜头，真是怪事。不知道上海过得怎么样？从电视上看，好像大家关心的还是吃，再就是加班生产，好像根本不存在停工半停工现象了。

“甲亢”这种病，我了解一些。75年，医生曾怀疑我是不是得了这种病。拖了半年，最后我去朝鲜，没有时间理它了，也就好了。当时，医生也没有提出什么治疗办法。看来，也只能照你说的“自我当心”了。当今世界上，靠“自我”的似乎越来越多。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今天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大概是人们都累了，我周围显得特别安静，就提笔给你写这封信。

还有几句话，写给○○（二外孙）。

祝你和小徐建［健］康。

爸爸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八日

1991年2月18日

○○（二外孙）：

你好！

寒假过得怎么样？春节过得快活吗？这本来都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刻，现在都被功课压得高兴不起来，是吗？

你妈妈说你最近饭量大增，总觉得吃不够，大概要长个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你这种年龄，就是要吃饱、睡够、玩好，这样才能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过去工人做工，一天要做十四五个小时，后来改成十小时，八小时，六小时，是资本家发慈悲了吗？不是。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懂得了工人精力充沛地劳动八小时，比疲劳不堪地劳动十六小时效益高。你说是不是？

北京一个冬天没下雪。我连一片雪花也没看到。也没有结厚冰。我想，你将来总有机会到冰雪世界中去玩玩的，北京不下雪，南极、北极的冰雪总不会一下子化光吧？好好学习，争取这种机会吧。

外公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八日

1991年4月22日

○○（大外孙）：

你好！

五月八日是你十六岁生日，祝你快乐！

在北京，我们谈了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问题。

你读过《八连颂》吧？【1】有一位大人物很喜欢念诵其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另一位大人物到好八连视察，指着墙上的《八连颂》说：“最后两句最重要。”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看至少不完全。《颂》一开头就问“为什么？”答曰：“意志坚。”坚在哪里？“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是非常明白，不该误解的。其中，“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为人民，几十年”，哪有军民团结如一人？世界上“意志坚”的人不少，蒋介石反动到死，能说意志不坚吗？但他是反人民的。越坚越反动。昨天听广播，又在吹嘘丰田、松下如何节俭，赞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付小账一分也不多给。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不多给？他说，因为这样我才成为富翁，才不落到你的地位！现在中国的宣传工具就是掌握在这些昏头昏脑的人手里。他们分不清为人民，还是反人民！是为剥削阶级还是为被剥削阶级！分不清这个根本事实，也就不可能理解《八连颂》和世界上的人和事。只有为人民，才能做到那八个“不怕”。“不怕帝，不怕贼”，只有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做到，卖国贼没有不怕帝国主义的。

你的生日很好记：过了“五四”就是。因此，希望你读一读毛主席纪念“五四”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那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说这是区别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也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个首先是，不仅是文艺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没有阶级观点，就不可能理解苏联、东欧的变化，就不可能总结那里发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中国的国情。“分析好，大有益”，只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导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鲁迅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对国情作了分析以后，对敌人、对人民采取的不同态度。

十六岁了。再过两年就要进入青年了。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遇到的曲折也许比这十六年还要多。但是，困难固然给人带来苦恼，也会使人得到锻炼。你现在还是个“孺子”，希望你健康地成长起来，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孺子牛”。

本来想写几句话，祝贺你的生日，没想到写了这么长，又没说明白。

你妈妈3月17日的信，我就不另写复信了。

祝你们全家好！

外公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列宁的生日

《八连颂》为毛泽东作于1963年8月1日的杂言诗。该诗全文是：“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91年5月25日

维维：

上个月没有给你写信，心里仍然有些话要说。

你上次来信，给我的印象是：心情不愉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临近“七一”，使我回想起20年前的一件事。你还记得我寄给你一篇纪念“七一”五十周年的文章吗？【1】那篇文章我写得极不痛快。庐山会议林彪发动政变未遂，事情并没解决，因而文章很难写。写出来一个初稿，印发中央会议讨论，人们却热衷于争取在文中提到与他（有）关的事，其余的一言不发。整个会议本来应当是批陈伯达的，兴趣却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他们明明知道这并不是陈伯达的事，却在批陈的名义下干得十分热心。实际上这是庐山会议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写好文章呢？只好不痛不痒。聪明的周恩来见我一句也没称颂林彪，就在文中加了一句“林副主席提倡毛主席语录”如何如何，使得文章更加四平八稳了。【2】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寄给你一份清样，并且要你在五十年以后，党的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再看看那时的党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是想说，再过五十年，中国应当变得更加光明。十年、廿年、一百年，在历史都是很短暂的。当时，我也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没想到，当时林彪已在策划新的政变，更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林彪就摔死了。现在，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反动派的猖狂，可能使革命遇到挫折，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新的革命高潮总会到来的。

上次给○○（大外孙）写信，好像把他的生日写错了。把5月6日写成了5月8日了，是不是？5月5日是马克思的生日。5.4、5.5、5.6，好日子。写这几句话，把错改过来。

还有：我想有一天，麻将牌将列入国际奥林匹克项目。因为精于此道的人很多。桥牌列入体育项目，麻将为什么不可以？厂长们可以放心打麻将，看谁得金牌！你以为如何？

祝好！

爸爸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五日

指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周恩来所加文字为：“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因此，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这篇文章就不再详细论述。”

1991年5月25日

小妹：

五一节那天收到你4月23日的信，给我的节日增添了一点色彩。

我的身体还可以。据医院体检报告，还算正常。我自己觉得，从去年七月你们来后，这一年还平稳，没有什么波动。洗澡的时候，经常遇到供水中断，很容易感冒。我的办法是：从洗澡间回来，立刻吃感冒冲剂。这样，倒也过来了，没有发烧。北京的天气很不正常，冬暖，春寒。头几天回暖了，连着几天32℃以上，人们以为热天来了，谁知这几天又是连阴雨，今天又降到20℃以下。从电视上看，上海天气也不正常，你们没有生病吧？

工厂的问题，不是今年的新问题。这是多年来的政策造成的。所谓搞活大中企业问题，不是指三资和私营企业，而是指国营大中企业。这里讲国营或全民企业，实际上也不是原来的国有国营，而是国有、承包经营。这些年的政策是对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优惠再优惠，“环境”改善再改善，对原来的大中企业却卡得很死，处在外资、私资的包围之中，无路可走。出路何在？从根上看，上海的办法是赵紫阳吹嘘很久的“嫁接”，就是要原来的国营企业，同外资、同乡镇企业搞联营。【1】这个办法，也不见得行得通，外国资本家也不会对中国发慈悲。而且，这种“嫁接”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性质。连经济界的一位大官叫吕东的也说：“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将会影响工业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2】这些问题，你们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看一看了。不过也不要太悲观。当人们看清楚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办法也就来了。

五一节那几天，我问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五一节是怎样来的？为什么纪念五一？【3】而这些人，说起歌星、球星来，那就十分熟悉。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危险就在于：人们的政治冷淡主义已经很普遍。这正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并且为公开地“和平演变”到东欧、苏联那样准备条件。前天，23日晚，我看了一场电视直播的文艺晚会，名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49周年”，演出的节目却几乎全部是《讲话》以前的老古董。这究竟是想说明他们拥护《讲话》呢，还是反对《讲话》呢？只有天知道了。

○○（二外孙）又到期末考试了吧？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总觉得他身子比较单薄，不要被功课压垮了。有些人，对帝国主义怕得要死，对整学生却很有办法。说了多年要减轻学生负担，实际上越来越重。上海在推行中学会考，这是国民党推行多年，遭到广大师生反对的办法，现在又当宝贝拾起来了。希望你们不要对孩子施加压力。当然，功课还是应当做好的。

祝你们好。

爸爸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1988年3月15日，赵紫阳在向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做的报告中提到：“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要更多地鼓励外商来兴办独资企业，也要更多地以中外合资来改造老企业，把先进技术、管理和销售网‘嫁接’过来。”

吕东，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35万工人举行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将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

1991年7月17日

○○（二外孙）：

你好！

时间过得很快。你去年来北京，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八月九日是你的生日，离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还是［有］廿多天。因为连日下雨，交通不便，就提前寄出，希望在这以前能够送到你手里，表示我的热烈祝贺。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今年天气不好。刚才看报，据说，江南的梅雨已经结束，开始了闷热天气。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上海的闷热，我是领教过的，实在不好受。这几天，北京也闷热。那末，咱们就共同战胜它吧！

放暑假了，作业多吗？有什么活动吗？黄浦江、长江的水很大，去看过吗？只是要当心，不要滑倒。

希望你暑假过得愉快。

外公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1991年8月5日

小妹：

许多话在给毛弟的信里已经说了。本来分开写，写着写着混在一起了。还有几句话，想说一说。

你说，有些朋友，不愿麻烦他们。我很赞成。至于哪些人是真朋友，哪些人是伪朋友，我也赞成你说的大多数人是好人。老老实实的人虽然容易碰壁，也不要紧，人就是在碰壁中学聪明的。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听了北京电大的《公共关系学》、《人际关系学》两门课程，从中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套已经当作“科学”在中国推广了。这样，你们在生活中的处境，也就更难了。所以，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二外孙）的信也看了，比上次信有进步。不过，还是应该出去玩一玩，老关在家里，不是很闷吗？养鱼倒是很好玩，养好却不易，60年代我养过几次都失败了，祝他成功，我就不另写信了。

爸爸

一九九一年八月五日

1991年10月11日

○○（二外孙）：

你好！你和你妈妈九月二十二日的信，二十八日收到。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的身体近来还好，同你们上次来时差不多。从来信看，你们的身体都不算好，这是应该十分当心的。○○（二外孙），你喜欢体育锻炼吗？适当的活动，比吃药还管用，希望你在这方面加把劲。

真没想到，你对养鱼这么有兴趣，积累了这么多知识。热带鱼，我见过，没养过。所以，你说的那些鱼名，对我来说，都算新知识。可见，实践出真知。知道的多了，再用脑子想一想，找到恰当话表达出来，就是文章了。你不是想知道怎样写文章吗？就是这样写。你不是写出了养鱼的一番话吗？我就写不出，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当然要写出好文章，还得多加把力。

听说你很会安排生活。又要学习，又要长身体，自己要注意调理好，叫大人放心。

上次是给你妈妈写信，没给你回信，这次给你写，不给她写了，公平吧？

外公

1991年10月11日

一九九二年

1992年1月21日

小妹、小徐：

你们好！11日的信，17日收到了。我的身体还可以，谢谢你们的关心。上个星期做过一次检查，据医生告，前列腺、膀胱、肝、肺等，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有胆固醇略高一点（252）。吃点药也可以控制。影响身体的，一是洗澡水几乎每次都中断，感冒冲剂成了常用药了；二是蚊子，到今天还是天天光临，弄得你睡不好觉。也看不出哪一天才能解决，你们也不必为此操心。

信中提到人们对苏联解体不理解。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有欢欣鼓舞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先高兴后忧虑的。我们不必跟着别人跑，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而应当看本质。早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党就指出：赫集团的上台，是资产阶级上台。【1】这不是乱戴帽子，而是事实。是他们自己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名称。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我还记得，在人大会堂的国宴上，每当我们一讲“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苏联大使及其追随者就慌忙从餐桌上站起来，边吃边退场的狼狈相。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六世的角色，全面地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罢了。【2】据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小知识分子，一旦失业那就更惨了。苏联人民上了当，受了骗。我觉得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今天“大寒”。北京今冬天气比去年冷一点，也不算太冷。南方的天气今年有点怪，上海冷，连昆明都下了大雪。记得去年是冬暖春寒。不知今年如何。○○（二外孙）过了上一关，愿他顺利地过下一关，并且在发育阶段把这种病甩掉。他没有写信，我是不会怪他的。现在考试完了吧？功课怎么样？如果他有兴趣给我写信，讲讲学校的情形，或者讲讲过春节都可以。比如说，遇到的最开心的事，或者最可恨的事都可以写。写信可以使自己想一想，有些什么事、什么话要说，怎样才能说得准确、明白，这对于一个人将来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比如，想给一个寒带人说说热带鱼是个什么样子，就不容易；叫一个没出过门的广东人明白下雪是怎么回事，也很难。

祝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

爸爸

1992年1月21日

1953年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其在位后期，中苏两国从合作走向分裂，中国称苏联为“修正主义”，苏联称中国为“教条主义”。1964年8月，毛泽东在内部谈话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前最后一任领导人。叶利钦为苏联解体后首任俄罗斯总统。

1992年4月22日

○○（大外孙）：

一年多不见了，你好吗？五月六日是你的生日，这封信把我最好的祝愿带给你，希望你生日愉快，健康成长。

从你的生日，联想到许多事。听一个人说过，他小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最有兴趣的是书里说的那些好吃的东西。描写点心、宴会的那些章节，吸引着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再读，兴趣就转到人物和事件，对贾府的人和事就有喜有怒，有爱有恨了。再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才知道其中描写的是封建贵族的兴衰，才懂得对其中的人物要作阶级分析。这个人说的是他对这本书的认识，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一步比一步深入的历史。我想，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有代表性的。当然，也不能代表一切人。比如，北京有个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个“来今雨轩”饭馆，近年经专家精心研究，出台了“红楼宴”，专门出售《红楼梦》里的饭食。出这个主意的就不是少年人，而是比我岁数还大的清朝的遗老遗少。可见，有的人活了几十年，仍然站在老地方未动，依然做着他的“红楼梦”。北京新造的大观园，更是号召人们重温元妃省亲的旧梦。可见，人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少长而区分爱憎的。电台经常播放“爱的奉献”这首歌，（“正大综艺”另有一首），演员也很卖力，可是，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把爱奉献给一切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用号召“拿出一点爱”，布什就爱美国亿万富翁，【1】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而绝不会“拿出一点爱”给近在咫尺的卡斯特罗，【2】要是他真的爱起卡斯特罗来，美国的亿万富翁就不爱他、就要把他赶下台了。这个道理，听来简单，懂得并不容易，变成自觉的行动更不容易。在现代，至少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弄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你现在还看武侠小说吗？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看一切武侠小说，问题在于这些书的内容，包括那些爱国大侠的内容，都是脱离实际的，很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他们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有根本区别。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不只是某个地主、资本家，某个洋鬼子。那些最了不起的武侠、文侠，都谈不上消灭封建制度，更谈不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都是个人行动，或者哥儿们义气，而不可能形成像工人阶级这样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去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最后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寄生虫。不要说某个侠客，就是今天，用个人恐怖行动，也消灭不了资本主义。当然，要弄懂这些道理，不是这封信能办到的。你是个聪明孩子，只要肯用功，读点有关的书，总是可以弄懂的。

你很快就要进入青年时期了，再一次祝愿你健康成长。

外公

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二日

这里指第41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常被称老布什，以区别于其子小布什，后者为美国第43任总统。

菲德尔·卡斯特罗为古巴共产党和古巴共和国的创立者，于1976年至2008年担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

1992年7月22日

○○（二外孙）：

你好！

你和你妈妈的信都收到了。得知你们的情况尚好，心里高兴。

你和你妈妈在信里都谈到你的得分，我看还可以。因为考试的得分，并不能说明你学习成绩的全部。我看，一个人学习好坏，要看德智体全面发展得如何，你看是不是这样？

信里都说到语文不好，而且流露出语文难的情绪，我看你的信，意思说清楚了，整个结构还是合适的，造句也没有不妥处，不能说你语文不像话，也看不出你语文学习难在哪里。我不是说语文容易学，世界上容易办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管多么难，都是能克服的。就说写信吧，你每次都感到可说的话少。其实，是你把事情想象得太难了。我看，可写的话很多。比如，你这个时期，是当中学生了，中学生和小学生总有一些变化吧？你想过没有？如果想过，写出来不难吧？如果没想过，或者没细想，那就细想一下，或者和爸妈讨论一下，那就不但容易写在信里，对你今后的学习也有好处，又比如，这个时期，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吗？为什么高兴？有没有苦恼的事？为什么？不是也可以写出来吗？听说你养的热带鱼，去年冬天都冻死了，我就想知道你当时伤心没有？也想知道，今年又养了没有？养了多少？还顺利吗？还想知道，你准备叫他们怎样过冬呢？如果从这中间得出经验教训，那么你就不但学会养鱼，对处理别的事也有好处。如果写出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何况给外公写信，可以随便一些，你说是不是呢？

我在初二，开始喜欢进图书馆，到那里看报，看杂志，看书，几乎天天去，放暑假，每天跑很远的路，整天砧［钻］在那里。这对于学习各种知识，学习写作很有益处，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许多事，还是多跟爸、妈商量，他们会帮助你的。现在有些孩子不愿意跟爸妈谈心，我看还是谈谈好。何况你爸爸妈妈都是好人，不会害你。祝你暑假过得愉快，下月生日快乐，问你爸爸妈妈好。

外公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1992年11月22日

小妹：

你上月26日的信，这个月六日才收到。从报上看，上海老百姓可以在早上八点看到当天的报纸，这本来是上海的老习惯，我在《解放日报》时，就是这样。现在竟自当成新闻了，真怪。后来一想，也不怪。《人民日报》一般每天早三点开印，最后一张在7时印完，但是，不论城里还是乡下，读者在上午是看不到的，我这里要到下午四时才看到。尽管《人民日报》编排印刷已经自动化，这对读者似乎没有任何好处。世界上的事，类似的可真不少。你的信到得慢也就理所当然了。

你还记得石家庄吗？我们在石家（庄）的时候，还是个十七、八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已经超过百万了。我最后一次到那里，还是1950年去看你那次。当时你住在奶娘家，她们家很穷，靠卖青菜为生。我去的时候，你当然不认识我了，也不要我抱，直到对我的眼镜、钢笔发生兴趣，才和我亲热起来。这些事，恐怕你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怎么会专程去看你呢？一来是把你放在那里不放心，二来是范长江给了我一次机会。【1】这你就更不会知道了。范当时主持中央新闻总署的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电话，说新闻总署要我到北京谈华东新闻学院的工作。这个所谓学院实际上就是接管下来的国民党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学习班，我是挂名院长，有什么事要谈？到了北京，果然没事可谈，老熟人陪我逛了两天，范长江才约我到一家饭馆吃饭。先说对不起，这两天他忙于《人民日报》的事，中央要他去主持《人民日报》，连着开会。吃饭间，他拐弯抹角地说到新闻学院招收新生的事，当他听我说此院根本不招生，我只是挂名的情况，才恍然大悟地说：“是这样！”然后才问我《解放日报》上以我的名义的登的一则《启事》，我说这是恽逸群登的，【2】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更是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说到这里，你大概越看越不明白了。原来当时全国各地新闻界失业人员很多，其中不少是范、恽的老朋友，纷纷求范、恽介绍到新闻学院，恽灵机一动，用我这个院长的名义登了一个《启事》，说包括范、恽的介绍信也无效。恽的这个举动，本来的用意是用我这盾牌为他们挡驾的，没想到一下子触怒了范大人，而范以为是我干的，才把我找到北京，客客气气地在饭桌上“问罪”。至此，真相大白，不问罪了，我也就趁这个机会，转道去看你了。

说起这件事，使我联想到你所说的很多工人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心情。50年代是中国大变动时期。上面说的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它涉及很多人。范、恽都是三十年代就出了名的记者。你不是说有些人“头脑活”吗？这两个都是极“活”的人，他们在国民党地区极其活跃，却没有出事，就是证明。为一个启事，范明明一肚子火，却请我吃饭，不能不说他“活”。而恽逸群在上海滩上，出入于官场、舞厅，三教九流，也是本领高强的。这中间也使他们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范请我吃的那顿饭，我总觉得不像共产党作风，所以，几十年后，我还能记得。恽可以不问我一声就用我的名义登报，更是超出常轨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1948年济南解放后，我和他通讯中曾说，我家在济南，如果有人到济南报社找我，请转告我在石家庄。不料他就在报上登了一个我的《寻人启事》，你三叔就是看了启事到石家庄把你们接到济南去的。【3】——恽的这种作风，导致了他第一次罢官：51年9月胜利日，毛泽东、斯大林互致节日贺电，《解放日报》却只登毛的。原来新闻稿中斯的电文送到报社时，总编辑下班走了。陈毅闻知，勃然大怒：“全世界共产党的报纸，只有《解放日报》没登，怎么得了！”（这句话的含义你可能不理解，可以问你妈妈）为争取主动，罢了恽的官！【4】——所以，即使范、恽这样“活”的人，在大变动中，也不容易“适应”。我讲这段故事，只是想说，在当前的大变动中，真正“适应”也不容易。

对于孩子，我听过不少广播，都是讲大人如何教育子女的。不能说全是废话，至少缺少一个基本点，就是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这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阿庆嫂、刁德一两个人都是极有本事的人，立场坚定，有勇有谋。但是他们在“为什么人”上，是根本对立的。正是有了这种对立，才产生出两种怎么为，才演出了一场场的智斗。如果说教育孩子，应当抓住的正是这一点。

我身体还可以，请放心。

问小徐、小小徐好，愿你们全家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

爸爸

1992年11月22日

范长江，《大公报》著名记者。建国后担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

恽逸群，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工作者。建国后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

三叔指张春桥之弟张铁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次年，中华民国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将8月15日定为胜利日，1951年又恢复为9月3日。1951年9月3日凌晨3时斯大林贺电转到《解放日报》社，值班编辑未予重视导致漏登。恽被免职后，由张春桥任社长一职。

1992年12月20日

维维：

你12月6日的信，是11日收到的。而○○（孙女）同一天、你妈妈晚一天写的信，15日才收到。还有，上个月16日寄来的食品是23日收到的，而23日寄来的鞋、袜、茶叶，竟自拖到12月12日才收到，大概是为了纪念双十二吧，不然怎样解释这些奇怪的现象呢？

一到岁尾，人们就要回首望一望。读你的信也使我想起许多事。这里不妨说一些。

记得你入党的时候，买来四卷《毛选》，让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写道：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知道毛泽东的名字，不知道毛泽东思想。你有幸在入党的时候读到《毛选》，希望你认真阅读，等等。【1】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38年初的一个晚会上。后来，像很多延安人一样，能够有机会听他做报告。第一次谈话，却是1939年初。我在陕北公学当宣传科长，他到学校做报告，事先向我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谈了些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当时他写了一些字，这张题词，我带到敌后，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本人抢走了。

第二次谈话，却是1958年了。相距将近20年，中间多次见到过，也知道他对我的某些文章的评论，却没有谈过话。58年初，正在开上海市党代表大会。正月初二，【2】突然要柯到杭州，【3】并且指定要政治报告起草人一道来。在杭州刘庄，他从卧室走出来，手里拿着的就是那份报告草稿。落坐以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支持我呵！”【4】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只觉得奇怪：他怎么提出支持不支持的问题？当时，他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询问起我的家乡、工作，当得知我只是一名市委委员没有具体职务时，脱口说：“白衣尚书”，封了我一个“官”。 【5】接着开了几天的会。每天都能见到他，并且边吃饭边谈问题。大家的情绪很高，当总理报告决心15年内修好三峡大坝时，他扳着指头数：“80岁！好，到时候去游泳！”当然谁也没料到出现那么多的曲折，三峡至今还没有出平湖。【6】

从杭州回来，开市党代会。之后就是大跃进了。我是直到10月才外出看看。刚走到南京，就被叫到北京，从此，就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武汉，亲眼看到他怎样把狂热的空气压缩下来。【7】我常常想，那些嘲笑大跃进的英雄好汉们，是根本不理解1958年的。顺便说一下，你们姐妹都见过毛主席，只有毛弟没见过，可是，他未出生就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了。就是那次杭州之行，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陈丕显指指我说，【8】“他今年还要生一个！”此“一个”就是毛弟。

再过几天，又是他的生日了。想了想，我只同毛主席一起过过一次生日。那是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的时候，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谈话。【9】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呵！”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往下谈，我惊奇地发现，上海的情况他比我熟悉得多。他善于把零碎的材料概括起来。又说到最近工作重点就是京、津、沪、辽宁。——我们本来是为他祝寿的，竟自变成了工作会议了。中间还询问关锋：【10】老子研究怎么样？他看我不懂，就解释说：他（关锋）认为是主观唯心论，他（陈伯达）认为是唯物论，【11】我认为是客观唯心论，统一不起来。——在当时那样繁忙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哲学研究，这在我们党内恐怕难找第二个人了。在吃饭的时候，话倒不多了，空气好像也不活跃了。陈伯达举杯“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只回了一句：“你们万寿无疆”，就把杯子放下了。大家似乎也没有什么轻松的话好说。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一起过生日。每年到这一天，总是由总理主持，在人大会堂约政治局同志吃一碗面。最后一次，1975年，我从柬埔寨回来，邓小平到机场接我，说“到大会堂聚一聚”。【12】那一天，北京下雪，我刚刚从热带回来，很不适应。吃饭时更是沉闷。只有我和邓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人，把蒋从鬼变成人”，据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100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的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们那里不是有工人很羡慕你见过毛主席吗？四十岁不能算老。我真正懂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是40岁以后。不论别人怎样处置你，都要振作精神，做一些环境允许自己又有能力做的事。在漫长的革命征途，毛和他的战友们在“鬼也不上门”的日子里，都是力争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祝愿你在今后四十年里有更好的成绩。

你的信我能理解，也使我想了一些事。有些事还要再想一想，这封信就不多说了。

我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为我操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孩子，好好做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问○○（大外孙）好，祝他更好地完成高中作业。

下次写信就是1993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顺利。这将是不平坦的一年，也将是锻炼人的一年。祝新年好，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1992年12月20日

附录

张春桥与文静于1965年1月1日在送给维维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扉页有如下寄语：

维儿，幸福的孩子，愿你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一个可靠的接班人。

妈妈

1965年元旦

1965年1月6日，维儿满18周岁了。30年前，我也18岁，可是，那时，我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尊敬他，却没有看到过他的一篇著作，也不知道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后来，虽然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至今学得很不好。你能够在成年的时候就读毛主席的书，这确实是极大的幸福。祝你认真地学习，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为毛主席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奋斗终身。

爸爸

1965年元旦

此处记忆有误，维维18岁生日时，张春桥送给她一套《毛泽东选集》并题字，并非为祝贺其入党。寄语全文附录于此信之后。

即1958年2月18日。

柯即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1956年中，毛提出“大干快上”，遭刘少奇、周恩来联合抵制并被称为“冒进”。1957年12月25日，由张春桥起草、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称：“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毛认为柯、张是支持自己的。

白衣尚书，指辞官归里后仍享受尚书官爵俸禄的大臣，语出《后汉书·郑均传》：“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毛借用这个典故鼓励张并表示对他的信任。

指毛泽东写于1956年的词《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句子“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上海市党代会于1958年1月10日结束。该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7版转载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毛泽东为之加按语。10月19日，毛派张春桥随陈伯达去河南遂平县调查放高产卫星的嵖岈山人民公社。

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李实即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李实是他参加四清运动时毛泽东为其起的化名。

关锋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邓小平1975年12月26日晚到机场欢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张春桥应为随行人员。

一九九三年

1993年1月10日

上海市○○○○○○

文静同志收

北京市昌平秦城1号李安【1】

维维：

上月20日的信，想来已经收到了。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并且说回过来看看鲁迅的书，懂了许多。你举了些例子，火车撞坏汽车，有人持刀杀人却无人过问，等等，于是问道：上海人是最自私吗？国民性又回到三十年代了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争论，头几年报刊上也不断地有议论，并且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殖民统治两百年才能改造过来这样的奇谈怪论，最近又有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改造国民性的高超理论。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除国民经济、国民教育这些包括全体国民的活动以外，一般不用国民这个词。孙中山喜欢用国民，蒋介石又继承了这些名称，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等，为了和蒋加以区别，也为了更科学，我们采用了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等等名称。有趣的是，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都把人民这个词抛弃了。

鲁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国民性的相当多，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从学医到学文，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说的国民性涉及很广，但是，据我看，他始终没有研究清楚。所以，你也难以看懂。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往往抓住鲁迅早期思想的弱点，加以发挥，攻击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愚昧无知，只配做亡国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而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死了多少中国国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和这些人不同。他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对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对人民是满腔热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鲁迅的作品是极生动、极重要的材料。他笔下的那些“国民”，正是当时的农民、小市民。他不是藐视他们，而是他自己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他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看不到阿Q们中间蕴藏着的力量。这也难怪，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阿Q参加的“恐怖活动”，农民的自发斗争即“不准革命”的革命不可能使鲁迅看到希望。他当时的思想武器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人类会进步，一代会比一代强，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这样冷酷的事实：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在内，同是青年，为什么这一些青年杀另一些青年呢？鲁迅在研究国民性的过程中是极其痛苦的，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读鲁迅早期的作品，要了解他早期的社会环境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否则很难看懂。

鲁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后来的事。这些条件促进了他的转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对他的批判，【2】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他不是轻易地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是蒋介石的屠杀，血的事实教育了他，马克思主义教育了他，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教育了他，使他相信：“唯有无产者才有未来”，并为此奋斗终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几篇他自己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看一看，如《二心集》、《三闲集》的序言，还有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篇正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文章。这几年没有人提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都是讲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武装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分析，对论敌的批判，都面貌一新了。他不再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位，而是和无产者站在一起了，他的文章也就更加锋利了。你如果找到他同梁实秋教授的论战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已经不再一般地论述国民性了。因为有人说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家的走狗，梁极不满意，怒气冲冲地去查英文韦勃斯特大字典，得知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穷光蛋，就写文章嘲笑“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如何如何可笑，鲁迅就写了一篇批梁的文章，叫《资本家的“乏”走狗》，嘲笑这位大教授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只能算一条“乏”走狗！鲁迅这个论断极其准确，以至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反共分子的文章内容如此贫乏，就不由地想起这个题目。

人是分为阶级的，这是客观事实。只讲国民性，不讲阶级性，只能使自己难以正确分析事物，如同早期鲁迅那样。你看，《毛选》第一篇就是分析中国的阶级，不但承认阶级，而且做了具体分析。对一个阶级，又分析它的大、中、小，上、中、下，左、中、右，又分析它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等等。这种分析，在整个毛泽东著作中是贯彻始终的。讲实事求是，就要讲这个“实事”，“求”其中的“是”，毛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90年代，不是30年代。现在中国的国民性和30年代也不相同。你看到人们自私、麻木，这是事实，但人们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他还没有反斯大林时，【3】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在当今中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大战”中，那些人可不麻木。在那些旁观者中，也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革命勇士。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国民性中包括着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阶级内部、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斗争。先进、中间、落后，总是存在的。不会都先进，也不会都落后，很可能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家原来有一张毛在天安门上谈话的照片，面对百万欢呼的群众，他仍然冷静地说：“左派能有百分之十就了不起了！”而希望就在这里。

写了这么多，只是说我在头几年读那些关于国民性的文章时，想过一些，很零碎，也算是春节期间我们的一段闲话吧。但愿不至于给你增加思想混乱。你既然想研究点问题，我总是支持的。

祝你和○○（大外孙）好，节日愉快。

爸爸

1993-01-10

据说这是标准年月日写法

李安是公安为张春桥起的代名。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团体之一，其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郑伯奇等。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代表作品有小说《解冻》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1993年2月14日

亲爱的○○（二外孙）：

你好！新年前你和你爸爸妈妈的信，早已收到了。从你外婆的来信中，知道你身体近来有进步，身长超过了你妈妈，快赶上你爸爸了，我很高兴。据说你各门功课也考得不错，只是语文差一点。

记得上次通讯的时候，我向你提议，要提高语言水平，就要学习，比如找一些好文章，认真地研究他（它）好在什么地方，因此，还问你：附近有没有图书馆？

把你这次来信和以前的几封比较，我觉得你的语文水平还是有进步的。比如，不只是几句客套话，而是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再比如，关于热带鱼的那一段，就不但生动活泼，而且充满少年特色，要外公给你出点主意之类，我读起来就感到亲切，有兴趣。由此看来，你的语文并不是不能进步，而是门路还没找到，特别是碰到语文课，总觉得自己不行，就没有心思想办法写好了，你说，有没有这方面的原因？你能不能找语文老师谈谈心呢？他们对你熟悉，可能具体地帮助你。

养热带鱼的事，你说得对，又没有时间研究，好看的鱼又贵，咱们又养不起。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也对，先把身体搞好，把学习搞好，等到将来身体更好了，学习也更好了，有空闲时间养几支［只］玩玩。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问你爸爸妈妈好！祝你们全家健康愉快！

外公

1993-02-14

1993年2月14日

亲爱的○○（大外孙）：

你好！1月19日信收到了。谢谢你写了很长的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用书信的形式表述你对你自己、对周围的事物的一些观点。信写得比较自由，也很活泼，我很喜欢读。特别是你向我提出几个问题，更耐人寻味。

我很欣赏你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考上一所好大学”。这大概是最近才确立的吧？以前你好像没有这样说过。确定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坚持这个目标也不易。你所提“考不考大学不重要了”“好学生都是逼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就可能继续干扰你，使你动摇起来。本来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展开说一说，或者对你有帮助，后来又想，这两个问题是人类社会争论了几千年的事，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而且说了也没用，各派圣贤学者说了几千遍，不是还在争论吗？所以决定今天只写这么一封短信，表示我对你的支持。希望从现在起，到大学考试完成以前，不管出现什么议论，你都不要理睬，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朝着你选定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这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上性格上的锻炼，使自己坚韧不拔，战胜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不要甘居中游，上中下游是可以转化的。你要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想起还有话要说，再写信给你。

问你爸爸、妈妈和全家人好！

外公

1993-02-14

一九九六年

1996年12月12日

文静，你好！

昨晚收到你12月5日信和○○（孙女）的大作。

在这之前，四日收到你上月24日信，同时收到15种食品。你关于地震的信，也在上月19日收到了。

地震这种事，我知之甚少。76年，头一次直接碰上，这才有了感性知识，并且看了一大堆资料，包括从中国史书上摘录的几大本纪录。我回想，对个人来说，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是沉着，不要惊慌失措；二是最迅速地离开房子，而且不要在情况不明时再进去。76年，北京震动厉害，我还没上床，但是，所有房门都震得打不开，出不去，事后检查，顶梁歪而未倒，如果倒了，人就埋在里面了。地震停了，门也开了，王士克他们也来了。【1】你们离开的动作慢了些，毛弟回屋取东西也危险。有许多人都是再进去时房子倒坍丧命的。好在上海这次震动小，无人员伤亡。

○○（孙女）大作，又有进步。我就是为了看看有无变化才请你寄来的。

上月16日信，想来已收到了。你信中未提及，我就“抓紧”给维维写信吧，免得迟到。

明年见！

张春桥

1996年12月12日，蒋介石的好日子【2】

王士克（音）是警卫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政变扣押蒋介石，劝诫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此信写于该事件六十周年之际。

1996年12月12日

维维：你好！

“世纪”成了使用最多的词儿。“新世纪”、“跨世纪”、“世纪之交”，甚至按欧洲人的习惯，说什么新百年、新千年。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的文章也不少。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 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维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出生在一个光明的地方，一个革命发展的时代。傅作义将军的炮火把你从张家口赶到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马棚村。这里好穷呵。我们住的房子是新盖的，又潮湿，又寒冷。怒吼的北风随意大游行，村前的河水早已结成厚厚的冰。我很荣幸，第一个看到你出生，听到你第一声欢呼。穷是穷，但是，共产党是最喜欢孩子的。婴儿的供给标准超过了干部。周围的叔叔阿姨都关心你。我记不得你吃过几个阿姨的奶，恐怕村子里包括农民阿姨的奶都吃遍了。那时，是鱼水关系呵。是黑暗中国的光明的一角呵。

我为你高兴，你是同革命一块成长的。我们住马棚的时候，正是反革命最猖狂的时候。张家口失守，蒋介石立即宣布召开国大，当总统。但是，不到一年，形势就变了。你一周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石家庄。1948年，你又去了济南。1949年，你就到上海了。我们就住在叫庆丰大楼的地方。这座楼里原来住着《大陆报》（英文）、《时事新报》、《大晚报》，三家都是孔祥熙办的。我们就住在孔家的总经理的办公室里，睡在办公桌上。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吧。从这里往东，不远就是黄浦江。这时，江面上已经看不到帝国主义的军舰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一切，当时你还不可能理解。你还记得有一次你到青年宫去开会，搭错了电车，一位踏三轮的叔叔把你从十六铺送到淮海公寓吗？【1】那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夜不闭户的新上海了。

我还为你高兴，你和你的妹妹、弟弟一样，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在工厂、在农场、在部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创造的。没有工人作工、农民种地、士兵放哨，这个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一切活动都会停下来。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联结在一起，是最光荣的。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亲爱的女儿，祝你生日快乐！

爸爸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见本书附录《女儿眼中的张春桥：张维维访谈》，第240—241页。

一九九七年

1997年10月21日

亲爱的○○（大外孙），你好！

你上月20日写的信，今天已经是10月21日，应该回信了，免得你说外公怠慢。

从来信看，你确实成熟多了。

一个人，在少年时期，有多种多样的打算，是不可避免的。你大概学过这条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皇帝听说他的子民饿死了，就仁慈地问：他为什么不吃肉呢？【1】这位皇帝，只有等到连树皮、观音土也没得吃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周口店住在山洞里的北京人怎样生活，没有钱币，怎么过日子呢？

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并且，决心“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成为最棒的！”好孩子，我支持你走这条路。

你说得对，“做一名好医生是不容易的”。我不能说我认识很多医生，只能说我见过很多医生，从大学刚毕业的，到一些权威人物。他们中间有一些确实很棒，有一些却名不副实，有的则人品极坏，医术平常。现在，你刚刚开始接触病人。这才真正是“从零开始”。万事开头难，开了头，能不能做好，就看自己能不能 “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就用不到我再说什么了。不要怕，跌倒爬起来！你不是多次摔倒，甚至要缝几针，才长大成人，成了能给别人缝几针的医生的吗？

你的信写得不错，字也不错。我每天在报上看到一些叫“塑造企业形象”的广告，登着一个个“法人代表”的照片、广告辞、签名。别的不说，那些名人写的字实在难认。真不知道这叫什么形象。你的字很规范。这很好。一个医生写的处方，如果字很难认，药房拿错了药，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祝你身体好！问你爸爸妈妈好！

外公

1997年10月21日

指晋惠帝故事：“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类此也。”（《晋书·惠帝纪》）

一九九八年

1998年9月20日【1】

维维、毛弟，你们好。

14日收维维10日信，16日又收毛弟要妈妈转交的信，她当即转交了。

昨夜风雨交加，时断时续，到现在还在继续，不能到院子里去，就坐下来写信。

中国南北洪水都已经退去。百年一遇也吧［罢］，千年一遇也吧［罢］，总会退去的。它有季节性、局限性，总不能年复一年，也不能把长江的洪水倒流进青藏高原。

叶里钦、克林顿这两支［只］老虎遇到的麻烦就惨重多了。【2】

想当年，叶里钦指挥坦克保卫“白宫”的时候，何等风光！全世界资产阶级都为他叫好。苏联人民几十年的奋斗成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被叶里钦代表的官僚、军阀、买办瓜分了，多个国家的资本涌入俄国，抢占市场。俄国劳动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深渊中。他们没有思想准备。赫鲁晓夫以来一直鼓吹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和平过度［渡］，却从来不讲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也不奇怪，他如果讲这些，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就不大好讲、不大好做了。经过这些年的演变，俄罗斯真是“翻天复［覆］地”。连末代沙皇也重葬沙皇村。双头鹰的沙俄国徽就立在新沙皇叶里钦的座位上。好像一切就绪，要庆祝胜利了。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情的，它并不服从叶里钦指挥。一次又一次地改组政府，不只是表现叶的流氓性，主要是反映俄国多阶级、多政治集团、多经济集团的力量消长。虽然报刊上也把俄国多个派别区分为左、中、右，实际这种区分并不准确，而且不断变动。比如说，普里马可夫，原来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被封为“左翼”；他是情报头子，同情伊拉克，又被封为“保守派”；现在他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总理，成了“中间派”，——你看，多滑稽。所谓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人有左右臂、左右腿，军队布阵有左翼、右翼。有人否认左右倾，要大家不要再分左中右。真是大慈大悲，爱的世界。可惜，世界上没人听从他的教诲。叶里钦也不得不在左、中、右中求平衡。找一个所谓中派当总理、再加上俄共这样的左翼，“共度难关”。也许在短时间内，经过多派力量之间权力再分配，能够维持一个时期，但像当初得到60%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那种局面、那种气势不可能再现了。叶里钦不是年老多病，而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斗争的中心。叶里钦已经从一支［只］吃掉俄国千百万人民的真老虎变成疲劳不堪的病老虎。不过，还要当心，他还会吃人。

美国决定今天公布克林顿的详细材料。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这位潇洒的总统，恐怕连流眼泪也难以掩盖了。【3】本来是小事一桩，竟自搞成这个样子，克林顿绝不会想到。他的幕僚们也只能怪自己出谋划策不高明了。不论结局如何，都是一大好事。这件事，不只是给克林顿抹黑，也使一切关心世界命运的人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资本主义不是天堂吗？美国不是世界的天堂吗？不是美国在领导世界潮流吗？世界上那么多事，他们怎么不管呢？富国帮穷国，富人帮穷人，他们怎么不帮呢？花几千万美元调查一件丑闻，值得吗？——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提出来了，答案也各有不同。我所以说是好事，就在于它让人们动动脑筋。

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世界。至今还看不出头绪。美、苏的波动也是它的反应［映］。去年今日人们还在那里谈论美好亚太世纪、跨世纪、新世纪，甚至要安排“新的千年”，好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千年！最近，这种高论似乎市场缩小了，不大听得到了。我很奇怪，那些喜欢高谈的学者休养生息去了吗？为什么不给我们谈一谈资本主义的危机呢？为什么成千亿美元今天流向东南亚，明天又改向拉美，他们怎么只往赚钱的地方流，不向需要的地方流呢？这种自由就是你们称颂的自由经济吗？为什么美国华尔街只反对计划经济、不反对自由经济？诸如此类，人们不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伟大的学校，人们会从实践中认识真理。

雨还没有停，我却要结束这封信了。一阵秋雨一阵凉。江南的气温现在比北京高。但也有凉意了。我们生活得还可以。你们忙，要当心自己的身体，不要为我们分心。

问大家好！祝你们国庆节、中秋节过得愉快！

爸爸

1998年9月20日

1998年1月，张春桥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秦城监狱，写此信时在江苏无锡的江阴市监视居住，由文静陪同。

克林顿为美国第42任总统。

指克林顿与白宫女实习生莱文斯基的性丑闻，又称拉链门事件，克林顿因此遭弹劾。

1998年10月20日

上海○○○○○○

李群收【1】

江苏无锡2号信箱李寄【2】

维维，你好。

我这里虽然不能看到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江南的秋色还能领略一二。中秋那天，看到了月亮，确有故人重逢之感。我这个人并不多愁善感。少年时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就弄不明白作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即便看了荷塘月色，我也没有那么多感慨。今年中秋，也只是感到“久违”而已。不过，月饼足足吃过节日，还是过了一个中秋节。

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变化。身体也还可以。照例在院子里散步。原来以为这里空气应当是比较清新的，越来越多的事情证明，空气很不干净。院子里那两三簇花，叶子上落满灰尘，洗也洗不净。室内的用具也很容易受污染。这里不同于北京。北京是黄沙、或者灰沙、容易洗掉。这里好像是油污，大概是附近的加油站，特别是公路的汽车尾气造成的。看《新民晚报》，上海的天空近来也变坏了，多项指标都下降。这种趋势，冬季会更严重。这些事，只有请环保人士呼吁了。

说起《新民晚报》，我这里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看到。因为有几十个版，总有一两条可看的。1957年大鸣大放，赵超构放的是报纸要“软些、软些、再软些！”【3】他要的办报自由，就是如此。看看最近这些天的《新民晚报》，应当承认，确实接近赵超构的方针了，和港台报纸有些相似了。赵公九泉之下应当开心了。

不过，这“软些”也只是说说而已。鸡毛蒜皮，街头巷尾，狗咬人、人咬狗，闹闹轰轰，就算“软”了吗？不说政治新闻，就拿人们称作“报屁股”的副刊来说，确有一些软的，更多的却是软中带硬，或者干脆就是硬梆梆的长文章。比方，这几天登的《金融大风暴》、《世界核风云》之类，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硬问题。

在那些似软不软的作品中，也有耐人思索的。比如，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季羡林的，就写过这种文章。这位作者不是自封的“著名学者”，我青年时期就读过他的作品。后来，他到了印度，解放后才回国，成了印度文化艺术的专家。我想，他如果向我们讲解梵文、佛经，一定很内行，虽然印度文化很复杂，他也不一定能讲得好。没想到，头几天读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却是讲的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开国皇帝，全凭厚、黑、大三个字得天下。厚，就是脸皮厚；黑，就是心黑；大，就是胆子大。他举秦始皇、刘邦为例，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作品竟自出于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如果这样来分析历史人物，都可以称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太容易当了。说来凑巧，正当我解不开季老先生的谜的时候，《新民晚报》又说“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又有新作在北京首映，内容是荆轲刺秦王。电影导演分几代，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位先生的作品我一部也没看过。奇怪的是，这部作品，据记者报导说，全部角色都是丑角，许多观众不解。我也不解。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被司马迁的描写震动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至今仍被人吟咏。我不赞成荆轲，因为这种个人冒险即便杀了秦王，也解除不了燕国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这类行动。但是，把秦王、荆轲都描写成傻瓜，就莫明其妙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荆轲在当时的燕国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秦王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决定的。那些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了皇帝，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杀起农民来，决不手软。所谓施仁政，也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蒋介石就说“剿匪就是施仁政。”杀红军，就是对地主阶级施仁政，就是对日本侵略者施仁政。蒋介石不愧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西方资产阶级也在反暴力，但是，他们只反对革命人民的暴力，从来不反对用暴力镇压革命。你看，北约部队在南斯拉夫面前耀武扬威多么神气，他们却说这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我不愿对这一老一少两位著名人物发表评论，也不值得评论。只是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有的连口头上也不说。在软些、再软些中，发表不软的东西，也许是辩证法的最新发展吧？

上次信中，你妈妈要你们买几件衣服。我们的意见是，凡是我们要你们买的东西，所需费用，从你妈妈的存款中支付。如果你们不照办，我们就不敢要你们买东西了。切切是嘱。

马上就是霜降。真正的秋天就要到了。希望你们保重身体。祝大家快乐，健康！不一一写信了。

爸爸

1998年10月20日

李群为维维现名。

寄信人“李”为“李安”简称，是公安为张春桥起的代名。

赵超构，著名报人，建国后任《新民晚报》社长。

1998年12月20日

维维，你好。

你们回去的那天晚上就下雨，天凉了下来。最近，天气又显得太暖。你们身体还好吧？我们这里还好，勿念。

一到岁尾，大家都要谈谈回顾、瞻望之类。不过，这几天被美国人搅得乱糟糟的，听上去，很像进了集贸市场，各喊各的，“多极世界”。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里钦，他比较鲜明。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里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

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都说要从荷兰革命开始，但真正有影响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影响特别深远，《马赛曲》至今还为许多革命群众传唱。这几场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不同之处是，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反对国王和贵族、教会，人民群众参加了，却没有得到利益，特别是农民没有得到土地。美国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得到利益的却是大封建主，印第安人、黑人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场革命的总司令华盛顿就是属于革命右翼的大农场主，属左翼的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宣布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但是他不反对奴隶制，他家里就有许多奴隶。法国不但出现了许多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纲领，在人民中长期宣传，比较深入人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同贵族、而是同人民群众结盟，人民群众参加的越来越多，革命高潮越来越高，革命的领袖一批又一批地被更换，新的领袖越来越激进，在他们的进攻下，国王东躲西藏，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我们都看过这方面的电影、小说，至今仍然感动人。人民群众不但直接参加斗争，而且得到了实际利益，主要是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但英、美革命都没有解决，只有法国大革命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革命到了高潮，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看到人民群众要继续前进，就害怕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果实，得到了政权，得到了财富，废除了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就不想再前进了。人民要前进，就同资产阶级发生矛盾。法国大革命的左翼领导者马拉、丹顿、罗伯斯皮尔和那个喊出“在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平等是空话”这样的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口号的人，都被暗杀或上了断头台。在“热月党”执政以后，革命也就终结了。革命热潮中互相称呼“公民”，这时又恢复了老称呼“先生”。以后就是“拿破仑”上台、复辟、反复辟。我想，法国革命内容极其丰富，几乎可以说是以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更值得重视。他们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有力量；当群众的利益同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立刻转过来压迫群众，这几乎是普遍规律。在当今世界，人民群众的要求往往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怎么还能领导群众革命呢？革命一旦涉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转过来和敌人合作，反对昨天的同盟者。各国资产阶级没有不这样做的。他们已经不能领导了，他们已经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叶里钦说得对：“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前面要加“资产阶级”这个词。

无产阶级却不同。马克思说得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索［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会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资产阶级的本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独立地领导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从但丁写《神曲》算起，用几百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解决。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叶里钦说错了。

最近，我还在读《世界通史》，越看越清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没有哪一位上帝能够叫它向后转。一时的挫折，不过是前进过程中短暂的休息。资产阶级的嘟嘟嚷嚷，只会使人们厌烦。

不知道这几天还能看到什么新闻。不过，已经够热闹的了。巴格达的炮火也许能够给斋月、给圣诞节增加一点新鲜感，人们会问：这些导弹明天会不会飞过自己的上空呢？新世纪就要这样开始吗？

这几年，每年新年总要写几句，都是老话，没有新意，不过借此祝愿你们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同人民同步前进！

爸爸

1998年12月20日

一九九九年

1999年1月20日

维维，你好。

真是“开门大吉”，1999年不请自到，进入廿世纪最后一年了。

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一位世界霸主克林顿正在美国宣读他的《国情咨文》，据说有许多新语言，用来吹散弹劾造成的阴影，而下午他的律师们要连续进行24小时的辩护。另一位霸不起来了的霸主叶里钦又住进了医院。据说这是他近年来第十五次住院了。

两件事都有两重性，对他们，是不幸；对人民，可以擦亮眼睛。资产阶级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越来越腐朽。在美国，上次弹劾约翰逊，还是为了如何对付南方奴隶主，这属于政治纲领、路线、方针之争，这次却是为莱文斯基事件，弄得全国乌烟瘴气。资产阶级的聪明才智就是这些了吗？叶里钦那里的事，也证明，气势汹汹地篡夺了苏联劳动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批蠢货。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连这个双手沾满苏联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精疲力竭了。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会发疯。但是，谁也挽救不了他们的灭亡。美、俄之外，英、法、德、意、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说他们日子很好过。

同上个世纪末相比，就可以看出：那时资本主义已经把全世界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各个大国为重新瓜分世界，正在准备世界大战。不论怎么说，他们还有点劲头，你死我活，拼个输赢。现在却为如何统治这个地球一筹莫展。

有趣的是，克、叶在两国政治生活中都是所谓左翼。欧洲联盟十三国中有九国属于左派党执政。【1】英国是“新工党”，意大利是原来的意共改组的“左派民主党”，法国、瑞典等国则是社会民主党。——这不是实现了“和平过渡”，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了吗？第二国际和赫鲁晓夫的纲领变成现实了？许多理论家对此有多种说法，甚至用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如何错误，资产阶级如何调整结构，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云云。我以为，只要在这些左派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了。他们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属左翼，打着“民主”一类旗帜，比如克林顿就经常说他的党代表工人、青年、妇女、黑人，也经常搞一点有利于这些人的政策，美国最大的两个工会劳联、产联都支持民主党，克林顿到现在仍有60以上的支持率，倒也证明他们的欺骗有些效果。但是，他们的真面目总会暴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能搞一点社会改良，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们也无法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在俄国，叶里钦像玩走马灯一样更换总理，都解决不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从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组织似乎比右派能拢［笼］络人、欺骗人，但是，他们总归骗不了多久。欧美各国，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党也看不到。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谁能想到，1911年就暴［爆］发了辛亥革命？1898年中国还是义和团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刚成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出现呢，20世纪初，中、俄两国的革命就暴［爆］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世界通史》最后有一个“大事年表”，从中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重大事件，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把它拿来和眼前的事态对照一下，特别启发人的思想。一百年，弹指一挥间，谁敢说世纪之初不又是一个革命高潮呢？

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工人领袖曾经沉痛地说：我们破坏了一个旧社会，却没有得到一个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现在该我们工人阶级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说的，真了不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试验，21世纪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连续剧上演！——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愿。

同时，也祝愿你们春节愉快，身体健康，生活得更好。

小妹、海娃、毛弟、○○（儿媳）不另。

爸爸

1999年1月20日

氨糖喜康配不到了，请配一些来。——妈妈。

当时欧盟有十五个成员国，而不是十三个。

1999年2月27日

维维，你好。

毛弟一家回沪已经六天。对我来说，从那天起今年的春节也就结束了。虽然每天仍能听到爆竹声，人们还在等着过元宵。

今年春节，对我来说，颇有特色。这就是分期分批地见到了你们四家。其中两位女婿是头一次见面，○○（二外孙）也是头一次见面。外孙都成人了，女婿都要做爷爷了，才头一次见到，能说这不是一大特色吗？不过，我不敢说，只有我们家，别人家就没有这种情况。

还有，你和毛弟做的饭菜，各有特色，是我多年没吃过的。我已经记不得我们哪一年在一起过春节了，好像那是三十多年以前了。那时候过节，别有一番滋味，就连康平路的团拜，也只有清茶一杯，花生一把，糖果几粒，也不烧香，也不祭祖，不像现在这样，连电视屏幕上也是“福星高照”、“财源茂盛”一类“传统文化”。“辞旧迎新”在那时是真的，扬弃旧传统，创造新文化。每年春节都有新感觉。

最近听到的新闻，大半都是美帝攻势逼人。兵家最忌四面出击，美国人似乎明知故犯，国内国外一起进攻。国内，克林顿案刚结束，各种争吵一起来。国外，五大洲没有一个平静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事件，美国都插手。安理会通不过，就挥舞“北约”这根大棒，谁不听话就挨一棒。不过事情并不如美国之意。也有几个“恐怖分子”不听他的话。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妥协。我以为，还是真的打一打为好。我不反对对话。因为对话情节曲折，有戏看。中国历史上，项羽、刘邦的“鸿门宴”，秦王、赵王的“渑池会”，不是很精彩吗？但是，打和谈都不是孤立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战场得到的谈判桌上也不至丢掉。对伊拉克多年喊打，而且真打了，美国的本领也就完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宣而战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对南斯拉夫，从铁托时期起，先是支持铁托反苏，使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以来，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六个共和国都“独立”了，【1】剩下一个塞尔维亚，仍然不放手，又挑起科索沃争端，非把整个巴尔干置于“北约”即美国手中不可。我看，总免不了一战，除非南斯拉夫投降，当美国“战略伙伴”，在美国的坦克保护下，吃美国面包，做新式的文明的亡国奴。我看，这做不到。巴尔干多个民族争得民族独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会轻易放弃吗？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也不会放弃。不到亡国的危险，人们不会轻易拿起武器。美国几次想动武，终于没动，根本原因，我看，美国怕打出一个革命的南斯拉夫，打出一个革命的巴尔干。“不战而胜”——尼克松的口号，仍然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

《世界通史》我看完了。150万字。文字水平不高，很多章节写得枯燥乏味。比起《史记》来，差多了。司马迁写得十分生动，许多历史人物、事件，跃然纸上。这本书自然比不上。但是，它毕竟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叙述历史的，反映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的成果。有些章节，如奴隶起义，欧洲封建制的形成到衰亡，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得还比较生动、简洁，不难读。读完以后，再复读一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有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本书，头些年翻过，这次算是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读过了一遍，好像还了一笔债，心里很痛快。我想读而没读成的书还有很多。只要眼睛能负担得起，还准备再读一些，还些书债。

现在读一些文章，觉得很可笑。有些人好像他就是历史，他可以随意解释历史，肯定、否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头几天，有一位自称是著名作家的人，就自称“三十年，我没变！”好家伙！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多着呢，比如曾国藩，这个屠杀太平军的屠夫，近来名声甚佳，有些人又吹捧起他来，说不定哪一天，他从棺材里站出来，说 “我一百年没变”，依然是镇压太平军的英雄！其实，历来就有两个曾国藩，一个屠夫，一个英雄，看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讲吧。读《世界通史》，可以使我们看清世界发展的趋势，这是客观存在的，倒退说不成进步，进步说不成倒退。这个规律，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没有改变。

我们屋里的花随着春节而去。现在，只能盼望米兰、墨兰能再现一次花朵了。头几天，移栽的石榴、月季，时间短，还不知道能不能活。

我们身体还可以，没有大变化。随着春暖，也许会好一点。

问大家好，祝上海的各位健康愉快。

爸爸

1999年2月27日

此说不准确。1991至1992年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波黑先后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改名塞尔维亚和黑山（“塞黑”），2006年黑山宣布独立。

1999年3月28日

维维：

你好！又到月底，该写信了。

你们来的时候，忘记告诉一件事：这个月，我把《论语》通读了一遍。

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孔夫子是山东人。有人说山东最光荣，文武两圣都是山东人。但是孙子的名声却远远赶不上孔子。大城小城都有孔庙。那时没提创建精神文明的口号，也没有规定往路上丢纸头要罚款，但是，人们都知道要把字纸丢进写着“敬惜字纸”筐子里，以示对孔圣人的尊敬。整个统治阶级，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没有不尊孔的。我虽然没在学校里读过《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的话却是知道的。但是，孔圣人说的“学”指的是什么？是天文、地理，还是x+y，就从来没有想过。鲁迅说，那些提倡尊孔读经的人，很少有人真正读过经的。据说真正读过十三经的，只有章太炎一人。我是十三经一经也没读过，这倒不算什么错误，但是，却跟着别人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即便我没有把这类圣人遗训挂在嘴上，总不免是一个缺点。

我这次读的《论语》，是北京大学哲学系72级工农兵合写“批注”本。这大概是孔学问世以来，第一本工农兵的批注本。以前都是属于学者群体的人批注。于今工农兵来批了。我很佩服这些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没有学究气，也不像一般的书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出的工人、农民、战士，充满了革命的朝气，在这位被封为“至圣先师” 面前，无所畏惧。更可贵的是，他们的批注是动了脑筋的，工作做得比较细。比如，对《学而》的“学”，《批注》说，主要是指学习西周奴隶时代的《礼》、《乐》、《诗》、《书》等典籍。——这样，就具体地分析了孔子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是什么，他的教育目的，就不是培养抽象的“人”，而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人。“人”在那时不包括奴隶，奴隶不是人。同样“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三人也只能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人。——诸如此类批注，我认为是批得好的。他们把那些杂乱无章、枯燥无味的说教“批注”活了，活像一个孔老二在讲话，一个现代人替他当翻译。这些工农兵学员，吸引着我不觉疲倦地读完了《论语》。——不是孔老二“悔［诲］人不倦”，而是工农兵学员诲人不倦，真该谢谢他们。

读完《论语》，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易。孔是以“克己复礼”维护奴隶制为目标的，秦始皇要革奴隶制的命，以为可以一烧了之，但是，秦始皇是早死了，如果不死，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说不定他也要尊孔的。因为奴隶制、封建制都是私有制，都要处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孔老二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夏商周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即“周礼”，这对封建主也是“有用”的，甚至对于东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还在用儒生的帽子撒尿，到了武帝就尊孔了，而且竭力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需要，增加了许多“包装”，增加了欺骗性。以至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孔夫子的声音。北京大学这些学生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任重道远。我想，总会有人来继续努力吧。

读完这本批注，我就想继续读赵纪彬教授的《论语初［新］探》，【1】也许这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进一步了解中国思想通史，使自己的头脑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这几天天气总不好。我们还过得去，没有什么新变化。花浇足水以后，又复苏了，鱼也活得不错。（下次来时带一个针管来，不然，换水太勤太费事）。

你们出去踏青吗？从电视上，扫墓、踏青的真多。

小妹、海娃、毛弟、○○（儿媳）不另。

祝大家好。

爸爸

1999年3月28日

赵纪彬，文革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其重要论著《论语新探》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1999年4月24日

维维，你好。

你们离开这里已经一个星期了。这里没有什么变化。称得上怒放的那两棵开白花的，仍在开放。没想到这两棵我到现在还叫不出名字，谁也没有寄于［予］厚望的，开得这么好，花期这么长。人们寄托厚望的茶花，花朵不少，形态却不大好看。两棵杜鹃，黄的一蕾未见，紫的有七八朵，在那么大的植株上实在不像样子，比毛弟带来的那棵差远了。现在，希望转向月季，看来不会让人失望。石榴也都长得好。二楼的花，属正常。三条小鱼还活着，看样子已经逐渐适应了。

头几天，在《东方时空》偶然看到记者采访金庸的报导。《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的主题是“浓缩人生精华”，以宣传“社会精英”为唯一目的。这回是宣传金大侠，祝贺他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访问者对大侠崇拜的五体投地，金大侠春风得意，满面笑容，谈得很投机。

以前，我只知道金是写武侠小说的。后来，见《人民日报》的某篇文章，把金放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排行第二的位置，仅次于鲁迅而高于茅盾、巴金、老舍。这倒新鲜。有这么一位大作家，我怎么不知道呢？香港报刊我经常看到，好像也不曾见过他的大作。后来，从广播里听了一遍他的《笑傲江湖》。同历代的武侠小说比，似乎有一点新东西。也和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不同。【1】金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刻划［刻画］，但写的又是江湖侠客，不是张天翼的流氓兵痞。他的语言也不是程式语言。他的令狐冲也不属于七侠五义中的古代人物，是20世纪的“大侠”。这些，我想，这是金庸优于他的前辈的地方，武侠小说本来就流行，他的新武侠受到读者欢迎，那也不足怪了。不过，出于我的习惯，对他的作品也有疑问。《笑傲江湖》究竟是说的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问题？他似乎崇拜佛教，又很尊崇道教，又喜欢一群行侠仗义的丐帮？特别是他着力刻（画）了魔教，又似乎主张正魔两教和平共处，“人狼共舞”，他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么混乱不堪？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美国人所提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是古代英国、现代美国的混合型知识分子。——因为我当时确是边听广播边想过，所以还记得一点，不过除令狐冲以外，多数主人翁都记不得了。

这次记者的访问，得知：金庸信仰佛教，他不但写小说，还是政论家，香港《明报》的老板兼评论员。他对国内时政作过多种“预测”。包括中共中央的人事，如“毛死后江要倒霉”，“因为大家反对毛的文革政策，希望邓出来主持中央工作，”——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得意。好像当今中国的诸葛亮就是这位金大侠。如此说来，他的众多侠客的政治含义就不难了解了。他崇拜的人物，就是令狐冲（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角色）那样的能够又爱正教又爱魔教，又爱道教又爱佛教、多个教派都要他，而他却“笑傲江湖”去了。他没有说令狐冲平定天下之后，多个教派怎么样了，恐怕也难说。他还没有“预测”到他要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当院长。据他说，他到浙大，不要工资。他和学生间，他是大师兄，学生们是师弟师妹——那一天，听到这句话，我笑出声来了：真没想到，中国会有一座这样互相称呼的大学，校院里一片师兄师弟声，向大师兄参拜，岂不热闹！继而一想，师兄、师弟之外，师父是谁呢？太师又是谁呢？金庸怎么忘记了师父？他并没有忘记。他说他的作品，想从人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影响国民的精神。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讽刺“精神胜利法”，他想影响国民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我没有看过金庸的全部作品，无从评论，是否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无法和鲁迅比。鲁迅，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为革命的。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提出的口号是“推翻这吃人的宴席！”他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勇往直前，从未动摇。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是［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今天，他被吹捧到“大师兄”的地位，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社会气候，使他像一支［只］热气球飘飘向上，换一换气候，他就会落到他应当去的地方。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任何大侠都改变不了这种发展趋势。

五一节到了，斯大林在一张传单中写道：每个阶级都有它的节日。工人阶级的节日五一是群花盛开的春天。它象征着工人阶级的未来。向你祝贺节日！祝全家在五一节愉快！

爸爸

1999年4月24日

下次来时，给我带点青敷膏，【2】这里配不到。——妈妈

张天翼，上海左翼作家，《洋泾浜奇侠》是其出版于三十年代的长篇讽刺小说。

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外敷药物。

1999年5月16日

维维，你好。

下雨，不好去院子里活动，就写信吧。

上次信上，曾说，我要开始读赵纪彬写的《论语初［新］探》。现在，已经读完了。要问我的感想，我的回答是：孔夫子非批不可，把孔老二批倒也不易。

孔夫子影响深远，并不是他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学问没人超过，适应千秋万代。但是，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如何处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奴隶主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如何巩固衰落的奴隶制，是做了不少工作。他的思想是唯心论，不适应当时新起来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需要，所以到处宣传，也没有多少销路。但是随着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汉武帝开始感觉到孔夫子这一套对封建主很有用处，因为都是剥削阶级，改造起来也不太难。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封建社会从兴盛，直到它的末期，孔夫子的声望越来越高，总是革新派反对的对象，总是保守势力的工具。到了近代，这种斗争仍在继续。8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进入斗争高潮。批孔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最近，我读到几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多半肯定批孔的必要性，但更多地放在当时批孔“过头”方面。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说到当前批孔的必要性。许多人谈话，倒说要崇拜孔夫子，攻击五四的批孔，应当如何继承孔夫子，似乎孔老二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我说批孔不易，就是孔老二的话蒙蔽了许多人。本来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许多人认为他是为全民服务的。“仁者爱人”被不少哲学家解释为：人就是一切人，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为了弄清一点，赵纪彬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指出：“人”和“民”在《论语》中是两个概念，人是奴隶主阶级，民是奴隶。《论语》只讲“使民”，没有一处讲“爱民”。“有教无类”也是很多人吹捧孔夫子的一条，赵纪彬证明：这个“类”是指示“族类”，因为奴隶主拥有不同族类的贵族，每个族类内部仍然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教育一切人，不分阶级。还有一些学术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赵纪彬都作了剖析。全书三十二万字，引经据典，读起来很吃力。

我想，工农兵那种《论语批判》，劈呖叭嚓，有用。还需要加上赵纪彬这种细致的批判。还需要在以上基础上写出通俗易懂的读物，把马克思主义对孔子的观点，普及到群众中去。这，谈何容易呵。赵著也有缺点，不通俗。限于学术界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用。没有广大群众参加和接受，也难以收效。赵从1944年教授《论语》，到1975年《新探》出版，花了三十年时间。我想，总要有人继续做下去。总不至于一千年以后还是孔夫子王国吧。

多年来，人们总是感到沉闷，连五一节也没劲。但是，人们又相信：矛盾在，总会对抗起来的。美国人的导弹在南斯拉夫炸了那么多天，似乎是别人的事。炸苏丹、炸阿富汗，更是当做耳边风，谁也不想来抗议。满脑子装满美国是天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这次好了。像许多人说的，炸的清醒了一些。【1】炸弹的轰鸣使许多鼓吹美国的人暂时闭上了嘴。但是，也有被炸弹吓昏了的，美国武器如何精，科学技术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可以不出兵就胜敌国，等等。唯武器论又起来了。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没有地面部队占领，一切轰炸都不能灭敌国。伊拉克证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又证明这一点。地面部队是决定性的，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性的，这些观点并未过时。我想，事实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克林顿也好，叶里钦也好，都没有本领改变这一规律。南斯拉夫的真正困难，是缺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是抵抗外敌的旗帜，但是难以持久。因为民族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不能消灭阶级矛盾，在民族斗争中仍然包括着阶级斗争。铁托的民族主义，在他死后不久就瓦解了。现在的领导，连“共产主义联盟”这样的党名都不敢坚持。艰苦的反帝斗争，难道能坚持吗？但愿战争创造出一个新共产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一口气写了这么一大堆，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谈谈家常而已。

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了。愿那一次解放的精神鼓舞人们前进。祝你和上海的亲人健康、愉快。

《世界通史》我有两部，你可以拿一部。

爸爸

1999年5月16日

指1999年5月7日夜间（北京时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三名中国记者死亡。

1999年6月20日

维维，你好。

进入梅季，天气变化实在快，忽高忽低，忽冷忽热。这几天，还算好，不冷不热。不知道能维持几天。

最近，我正读美国人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我总觉得，有一些著作，有机会应该读一读，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等。不知道这些，听别人胡说，就难免上当。

《古代社会》也属于这一种。作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古代社会的变化。他甚至参加了一个印地安部落，得以详细地了解部落生活的真实情况。从大量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认为人类从血族制，进到氏族，再进到部落、部落联盟，是必然的。虽然晚于马克思四十年，但是独立地从事研究，他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同马克思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马曾经把这本书作了详细摘要。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写成了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了解古代社会，就不能不读这两本书。可惜，过去要读的太多，摩尔根的书翻了一翻，没有读完。这次整理书箱，发现书还在，就读起来了。

因为是科学著作，作者又是一位认真钻研问题的人，书写得有些枯燥，不像欧美电影中把印地安人写得那么野蛮、那么神奇，所以读起来很枯燥。比如，他采用一种方法，研究人们的称谓（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上下五代、九代），从这些称谓的相同、不同，分别出它们是怎样演化的，哪一种是母系社会，哪一种是父系社会。他详细分析了不同的继承制，认定从公有到私有不同的发展阶级。搞清楚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变化的，打破了关于古代社会的种种说法，上帝创造世界、英雄创造世界，彻底破产。

有两点印象深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都必须下苦功夫。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四十年。上次提到赵纪彬写《论语新探》也是三十年，摩尔根又是几十年。他说，如果西班牙人初到美洲就研究这个问题就好了，那时古代社会的多种材料还活生生地存在着。现在已经不易找到了。他的想法不错，那时欧洲人正在掠夺印地安人，哪里会关心什么古代社会呢。

再一点，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不然的话，不会在各个大陆都是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连出现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总是前一种形态的内部矛盾为转变成后一种形态准备条件。现在，资本主义不也在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吗？既然原始公社产生了私有制，为什么私有制不能产生公有制呢？

说来有趣，克林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式武器，不只是炸坏了南斯拉夫的建筑物，也炸掉了多国人民的许多幻想。弄得全世界资产阶级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在这以前，他们还编出了一套理论，虽属欺骗，还能骗人。现在，困难了。如果把克林顿、叶里钦这两位世界大资产阶级代表最近三个月的言论集中起来，就不难发现，什么北约和俄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呀，似乎可以联合起来主宰世界，世界一体化的呼声传遍全球，似乎多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在话下了，全世界进入无矛盾的天国了。南斯拉夫危机的暴［爆］发，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打了他们的耳光。虽然他们还会耍新枪，也不大得心应手了。

我不想低估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全世（界）他们还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多国社会党仍然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效力。所谓北约，一多半国家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次没有一个社会党投票反对侵略南斯拉夫。相反，比起社会党［保守党］跟美国还要紧，比如，英国工党，这种所谓左翼党，比保守党一点不差。去年大选，许多国家社会党上台，有人表示欢迎。我看，这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要换马，另方面说明人民群众还有幻想。最近，欧洲议会选举，社会党的票减少，从第一大党变为第二大党。印尼的选举，苏哈托也失利。选举不能解决无产阶级政权问题。但是，他（它）可以教育人民，擦亮眼睛。总有一天，他们会比巴黎公社、彼得堡先烈们做得更好些，真正自己解放自己。

每天看到南斯拉夫挨炸，心情很沉重；每天又看到帝国主义丢丑，看到叶立钦出洋相，心里又高兴。这就是我最近的心情。

我们这里的变化是换了保姆。这样，你妈妈又要帮她安排，忙一些。比如，饭软了，多了，菜咸了，诸如此类，要有几天调整。别的事，还好。夏天一来，有夏天的麻烦，蚊子已经入侵，厨房里有了蟑螂，不能对付。

问大家好。祝健康、愉快。

爸爸

1999年6月20日

厨房里不便打杀虫药水。请买点杀蟑螂的药片来。——妈妈

1999年7月17日

维维，你好。

今年这个梅雨期真长。今天初伏，仍然25℃，一点不热。雨仍不停。不知道明天一场雨后，能出梅否？上海恐怕比这里还潮湿，我们只发现一对馒头发霉，别的还好。

昨天中央电视用了那么长的篇幅介绍印尼大选，特别是对苏瓦拉蒂，对印尼的局势多年来头一次加以赞颂。【1】

在以前的信里，我多次提到过印尼。去年苏哈托下台以后，【2】我曾想，现在流行孤儿寡母竞选。许多太太、太子、太女当选总统、总理。印尼抬出苏瓦拉蒂并不新鲜，她取得胜利也不新鲜。问题是印尼的人民能得到什么？

七月一日那天，我读完了旧书堆里找出来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五个文件》。就是苏哈托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苏加诺以后，【3】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于1966年通过的。其中，主要是印尼共中央的自我批评，指出印尼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了印尼资产阶级。我不知道，这种自我批评在国内白色恐怖下，怎样进行的。是在艾地和政治局成员被杀以前，还是以后，又怎样传到国外。我认为，艾地死后，印尼共对外联系中断了。但是，不管怎样，千百万人头落地，毕竟惊醒了印尼共产党人。在三十年过去、苏哈托垮台以后重读这些文件，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是有喜有忧。以反革命武装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政权，靠着本国右翼势力即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靠着国外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实行法西斯专政，把印尼共和一切革命力量镇压下去。据说，到苏哈托倒台前，仍有上百万人的身份证上印着“亲共”之类的标志，处处受监视。虽然有人鼓吹苏哈托依靠全国稳定，发展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其实，没有印尼共政治局成员全部被杀，没有法西斯专政，他是巩固不了政权的。所谓经济繁荣不过是官僚资本的繁荣。苏哈托从一个师长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贫苦的工人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正因为苏哈托是如此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统治阶级分裂，他也不得不“下岗”，把政权交给他的接班人。

现在，苏瓦拉蒂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却并未获得多数。即使苏加诺小姐当了总统，【4】局势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不是人民革命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情绪改变统治策略。军队仍然在反动派手里。我说的忧，还不是指这些。我忧的是至今看不到印尼共的影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仍然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

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不是不要统一战线，而是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第一次中国革命失败，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把革命交给蒋介石汪精卫。抗日战争又合作了，王明梳装［妆］打扮跑到武汉，甘愿当蒋介石的鸦头［丫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服从蒋介石。要不是纠正得快，那就不是丧失新四军军部和几千人马，连八路军也要保不住。许多人以穿国民党的军服为荣，连名片都印上国民党的军衔，红军——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不是光荣称号了。印尼共的文件，对类似陈独秀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我不相信印尼共被斩尽杀绝了。为什么没有打出旗号？就算党组织在地下活动，也不会没有公开工作呀。难道说，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都没有真正取得教训吗？

人们认识真理，往往多次反复。这部分人认识了，不等于大家都识（认）识了。毛泽东的《怎样分析阶级》和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资产阶级》同时并存。所以，我也不必杞人忧天，印尼共产党人总会找到出路的。毕竟是苏哈托垮了，印尼人民有可能取得较多的自由。

《古代社会》我也读完了。古往今来，总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如果出梅，那就真的热了。

望多保重。

代我问大家好。

爸爸

1999年7月17日

1999年印尼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最后瓦希德成为总统。

苏哈托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统治印尼长达三十一年。

苏加诺，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指苏加诺长女梅加瓦蒂，2000年7月成为印尼第五任总统，是印尼第一位女总统。

1999年8月21日

维维，你好！

昨天你妈妈刚刚写过信。夜里一场大雨，院子里仍然到处是水，不便活动，那就写信吧。

真不知从何说起，像夏季多雨一样，世界风云也是变化多端，一时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事，也许材料多起来，才能明白。

电视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用很多画面报导法轮功。在这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法术。李洪志这位大师也从来没听说过。许多问题，电台并未回答。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它呢？有科学家骂他们愚昧。为什么连长征战士也相信呢？他们是生来愚昧吗？怎么会从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变成跟着法轮功求“圆满”呢？

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一时说不清。

我的直觉，立刻联想到金大侠。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修炼功法，就是各种奇迹。令狐冲，小小年纪，得到太师叔真传，就能够称霸武林。各种奇怪的功，左冷禅会发冷气，任我行会吸对方的真气，“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葵花宝典》可以称霸。金大侠难道只是娱乐读者，并不想影响读者的思想吗？我想金大侠不会这么愚昧。

外国人到中国旅游，评论曰：“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可见中国寺庙之多。在旅行社看来，让外国人看庙，就是看五千年中华文明。不能说这话一点道理也没有。从故宫可以看几百年中国封建文明，看天坛可以看建筑之美，也可以看中国皇帝的愚昧。向这个庙祈祷丰收，能说是文明吗？如果只是这些古庙，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何况又修了新庙，“景点”年年增加，旅游收入年年增加，何乐而不为？中国古代皇帝修佛寺，修道观，都是提倡宗教，不是为外国人旅游，今天的中国人，比皇帝聪明多了。那些靠外国人参观发了财的寺观的主持人，用李洪志的话说，“比释迦牟尼不知高多少倍。”

由此又想到，是电台报导的，有一个中共支部书记修了一坐［座］庙，发了财。也许这位地头蛇也洋洋得意他比别人聪明多少倍吧。有一个支部，任凭革命烈士纪念馆倒坍，却集资修庙，据说也发了财。革命烈士早就不灵了，还是求神吧！东欧一些国家盛行天主教，连军队都由连长带队到教堂做弥萨［弥撒］，我还没有听说由支部书记带队的。当然，这都已过去了，共产党已经垮了，成了“自由世界”。

我并不想说金大侠的作用有多大，也不过分的责难那些支部书记。他修了庙，发了财，又使头脑苦闷的群众有个诉告祈愿的地方，也许还应当算做一大功劳呢？

昨天报上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约专家评出了“百年百部”文学作品。为首的是《官场现形记》，巴金的作品不是《家》而是《随想录》，茅盾一部没有，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却“榜上有名”。我不知道全部内容是什么，但是，从单列港澳台一项，就可以看出编选者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天下也不一边倒，同一报纸上的消息，一位我不知道的著名评论家认为琼瑶的作品是“毒药”，把少男少女引向等待白马王子来相会。我看这种议论没有什么用。因为少男少女这个市场，占优势的是金庸、琼瑶。市场经济，市场文化是互相起作用的。

叶里钦可以“随意”换总理，似乎他有很大的权威。这样也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乱了统治阶级的阵营。叶里钦想驾御矛盾，矛盾却按它自身的规律发展。俄罗斯曾经称霸世界，到于今连几个车臣游击队都解决不了。他反对北约东扩，西方资本却已经从四周包围了俄罗斯，从内部控制了俄罗斯的经济、文化，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人民的警觉。很可惜，俄共已经不是列宁的党了。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不过上万人，在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竟自能够把旧世界掀翻了。我还是那样想：革命迟早总要来的，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点。

拉拉扯扯写满五张纸。头脑似乎是越用越好用，笔也一样。

问大家好，祝你们健康，工作顺利。

爸爸

1999年8月21日

告诉○○（儿媳）买二并［柄］防酸牙膏，不要洁银了。——妈妈

1999年10月16日

维维，你好。

你妈妈已经写过信，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写了。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这五张纸的活动空间，于是就动起笔来。

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新民晚报》登了一条短新闻，说是英国BBC在网民中进行测验，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这和林彪说的一千年才出一个差不多。没想到，回答的头一名（“首席”）竟是卡尔·马克思。可惜太短，没有说明是哪些人投票，理由是什么。我希望能从《人民日报》上读到详细报道，可惜，至今没有看到。

我所以对这条新闻有兴趣，首先就是：它是BBC发布的，而BBC是老牌反共机构。如果是一个共产主义机构发布，哪［那］倒没有什么吸引人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猖狂地天天叫嚷“马克思主义灭亡了”的时候，这个老牌反共机构为什么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呢？

其次，它列举的投票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些人也推举马克思呢？

我觉得，这多少反映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走头［投］无路，寻找光明的心情。找来找去，似乎马克思比别的思想家讲的道理要切合实际一些。

头几年，那位于今定居美国的许家屯，【1】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山沟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到了香港、美国一看，才发现原来资本主义“还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还是跪倒在资本主义面前，三呼万岁，讨碗饭吃吧。可惜，许家屯跪了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证明他的论断。相反，危机不断暴发［爆发］。东南亚的一场危机，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设立了很多“知［智］囊团”、“思想库”，却开不出灵丹妙药来。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难最深的是工人阶级。欧洲，这个老牌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找到了裁减工人的手段，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成千万的工人失业，靠救济金生活。资本家算盘是清楚的，发一点救济费，比多用工人赚取的剩余价值要划算得多。资本家采取多种手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觉得社会民主党、工党似乎是为工人谋利益的。欧洲联盟15国有十国是社会党执政，就说明老牌资产阶级政党不灵，换一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欺骗性有多大。不过，最近又有变化，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接连失利，说明工人和劳动者的眼睛亮了一点。法国共产党最近号召游行，一向跟着法共走的法国总工会宣布拒绝参加，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表现。也许是这些条件，使人们又找到马克思了。

不过，欧美工人阶级可能继续受骗。欧美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头几年报上有介绍，说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同于“东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研究成果也有可取之处。我不相信有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了西方，也研究了东方。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球性质的。由此，我想，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也许正是要把马克思变成“西方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时，就曾指出，他们是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2】BBC所以这样积极，恐怕用意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只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可以摘几句话欺骗人，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所以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只是想用伪马克思主义骗人罢了。它们是不能实行的。头几年，有人说马克思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实行“个人所有制”即私有制，不久就被拆穿了。BBC想干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因为它发布首席思想家，吸引工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那就不是他们的愿望了。

今天天气特别冷。上海和这里差不多。望多多保重。

问大家好。

爸爸

1999年10月16日

许家屯，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0年因同情“六四”而出走美国。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第二国际时期德国两大理论家，被列宁批评为是修正主义。

1999年11月20日

维维，你好。

入冬以来，不算很冷。很容易感冒，不过都很轻。“沐舒坦”这种药，医院里已经配来两盒，排痰容易些。

上次信中提到，【1】有一个法国马克思主义者70年代写了一部《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全书共四卷，我这里只有第一卷，分析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时期的情况。书写得很冗长，事实少，议论多，不容易读。但是，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它着重研究这个时期的阶级状况，联共党的政策有利于那［哪］个阶级，多个阶级对联共的态度，斗争的结果引起多阶级关系的变化。据我看，他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列宁始终坚持阶级分析，提出和修正党的政策。不知道这位作者后来怎么样，当时他在书中是表扬毛泽东的。

为了检查一下这本书是否符合实际，我又翻了斯大林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两本书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报刊上的一个流行说法，说列宁“不怕犯天条”，敢于抛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大国胜利才能胜利的原理，而主张一国可以胜利。列宁确实勇敢，但他认为一国可以首先胜利，但不能最后胜利，他只是说，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总有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可以在这个薄弱处首先夺取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多么希望法国胜利呀，但法、匈等国的革命都失败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列宁的选择，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而且列宁始终把俄国胜利看作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一个根据地，同时，列宁清醒地看到，不能说俄国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所以，说列宁如何抛弃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是无中生有的胡说。

列宁说还不是最后胜利，我是记得的。斯大林呢？似乎他是认为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不然怎么可以说一国可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呢？这次看《联共（布）党史》，才明白，斯大林也认为没有最后胜利。问题不在“最后胜利”，而在于他认为所以不能说最后胜利，是因为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随时可能受到干涉、破坏。在实践中，斯大林也是从这一点出发，处理内外政策的。强调外部包围是必要的，因为胜利而忘记了敌对力量的包围是危险的。但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有外因，也有内因。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包括苏联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始终是激烈的。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苏联的亡国、苏共亡党，是同时发生的。

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各国各个政治派别做出了各种分析。有人说是经济没搞好，有的说不该与美国争霸。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是苏联内部阶级斗争的结果。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处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包围中，而且处在国内资产阶级包围中。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被我们从前门赶出去，又从后门回来了。苏维埃机关里充满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干部，一到岗位就陷入资产阶级包围中。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是从亲身感受中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来就占少数的无产阶级真能经得起这样众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浸泡？是不是只有亡党亡国路一条？不是。列宁在世时，条件极其复杂，布尔什维克始终没有忘记阶级斗争。斯大林也不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与外部势力斗争，国内一出事就说这是外国间谍、特务，而不注意国内的阶级矛盾。他的肃反扩大化，多抓了反革命，又采取杀头政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他长期不承认苏联内部有矛盾，不重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或者注意了某些事件，又没有区别两类矛盾，把许多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中间势力推到敌对阵营，也有人指出过。我以为，他长期不重视“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这条原理，以为自己培养的都是无产阶级战士，都是为苏维埃而斗争，实际上人家早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以至二十大赫鲁晓夫就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站在苏共的讲坛上发表反共演说，人们想反也无力反对了。无产阶级认识这些问题不容易。但是，既然世界在矛盾中发展，阶级斗争在继续，赫鲁晓夫的后代总有一天要垮台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真的不灵了。

写了这些，不是为探讨什么问题，而是想测验一下我的脑子还能不能想问题。既然能想，那就想下去吧。

问大家好！

爸爸

1999年11月20日

此信本书未收入。

二〇〇〇年

2000年4月22日

维维，你好，大家好。

你们走后，第二天下午医生才来。做了检查。第二天，又做了血检。据医生说，情况还好，心跳的［得］快是由于供血不足，调整药物服用先后、数量。据我看，又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们要来两人的血检单，可惜都是英文。虽然医生说“都很正常”，我们还想请两位王大夫看一看，是不是这样。【1】寄太重，抄了一份，请收看。

每天看电视，都可以看到一段皇帝推销面食的广告。“做皇帝要做好皇帝，吃面要吃好面。”开始，觉得很好笑：皇帝做起推销员来了。继而又想，这也不奇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欧洲的国王们也做广告，包括剪彩仪式之类。不过，那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中国皇帝，包括那位末代皇帝都早死光了，怎么要他们来兼任推销员呢？

现在宣传人民生活改善的材料，不可少的一条是家里装了电视机。我想中国皇帝可没有一个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无电视可看，也不能七［去］做电视广告。

现在电视里皇帝的戏真多。每天打开电视机，很难得看不见皇帝。也不知那［哪］一位是好皇帝，或者坏皇帝。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满嘴里自由、民主、平等、仁爱。艺术家有创作自由，皇帝、神仙、花鸟鱼虫都可以为艺术家所用。但是真名实姓的，所作所为总不能离真实人物太远。要奴隶主大讲民主，总叫人好笑。那时也讲民主，那就是奴隶主们的民主，他们绝不会给奴隶们民主。秦始皇的民主也只给封建主，绝不给农民。奴隶主捉了俘虏不杀，叫他做奴隶，就属于历史的进步了，要他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同样，资产阶级实行雇佣制，就比封建制进步。解决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将来没有专政了，也就没有民主了。

没有纸了，到此为止。

祝大家5.1快乐，大王小王生日快乐。【2】

爸爸

2000年4月22日

请把检查结果告诉小妹、海娃、毛弟。海娃的信4.9收到。——妈妈

“两位王大夫”即维维的丈夫和儿子，都是医生。

大王、小王指维维的丈夫和儿子。

二〇〇一年

2001年12月31日

亲爱的大女儿：

欣逢你五十五岁生日，我们祝福你！祝福你们全家！

55年不算短，也不算长。希望你下一个55年，过得更有意思，更快乐。

这个月，看《康熙》，总要听到那一句“真想再活五百年”，莫明其妙。【1】什么意思呢？康熙爷真活五百年，我们还要向这位皇上下跪，真是荒唐！不过，也难怪。当今世界，想让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再活五百年的，大有人在。“新千年”之说，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头几年，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资本主义找到了“自我完善”的方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要灭亡的论断错了。事实是不骗人的。四架飞机在“9·11”撞了一下，这类神话就难以出口了。世界经济停滞不前。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格林斯潘也傻眼了。阿根廷政治、经济，一片混乱。在法国，连宪兵都罢工了，这也算新世纪的一景吧。当然，资产阶级能找到办法收拾局面的，资本主义不会马上垮台。但是，资本主义从16世纪算起确实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它大概也想再活五百年，来个新千年。不过，我想，他们的命运恐怕不会比康熙爷好，也许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就会被社会主义代替。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这些话，现在不大有人讲了，我还是想讲给女儿听，当作2002年的生日礼物。愿你珍惜这份礼物。

爸爸 妈妈 2001、12、31

信中《康熙》指电视剧《康熙王朝》，“真想再活五百年”是该剧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中的歌词，原歌词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二〇〇三年

2003年1月12日

○○（大外孙）、○○（外孙媳）：

祝贺你们养了一个大胖儿子。12.28日接到电话报来的这个喜讯，我们十分高兴。但是只有这一句话。我们只好推想，○○（外孙媳）身体健康。这是我们最关心的。想到现在的医疗条件，特别是你们一家三位医生，【1】相信一定是母子平安。

我们又设想小毛头是像爸爸还是像妈妈。结论是不管像谁，总会是天下最漂亮的小子。记得○○（大外孙）小时候，我就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当然，他的儿子自然也是最漂亮的。也许比他的爸爸更漂亮。

电话来的那天是12月28日，不知小毛头是那［哪］天生的。我们就从28日算起，一天一天的［地］计算，现在也是半个月了。当然更漂亮了。

满月的时候，可以拍照了。希望能看到他的小照。

你们全家都很忙吧？希望孩子能有奶吃，大人产期能吃得下，休息得好。

有空来信，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小毛头母子的情况。

祝你们幸福快乐！

祝你爸爸妈妈愉快

外公

外婆

2003、1、12

张春桥长婿及大外孙、外孙媳均为医生。

附录

女儿眼中的张春桥
访问张维维

恺蒂

缘起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

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年5月25日于伦敦

（一）父亲的自我定位与性格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話，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

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

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问：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

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1】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 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

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是不是可以说，直到他去世，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答：对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2】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

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3】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

我爸爸眼睛近视，而且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相差很大，戴眼镜也很难纠正。我也是近视眼。有时别人看到我打招呼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以前也有人说我架子大，或是清高，其实只是没有看见。后来我看到另一个高度近视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请包涵，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眼睛好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问：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4】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 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

我们住在盖司康时，【5】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6】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问：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是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二）童年时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

问：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7】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8】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 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 。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9】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

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

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1948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 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问：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问：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问：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问：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 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问：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 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问：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问：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问：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问：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4】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三）两次见到毛主席

“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

问：你初中在哪个学校上的？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答：初中我上的是五十一中学，也就是位育中学，在复兴路襄阳路那儿，离我幼儿园很近。初中时我是住在家里的。妈妈很忙，从党校回来后就去了市委办公厅，帮领导干部写文章，她很忙很忙，也很少管家里的事情。这段时间我与爸爸接触比较多，交流也很多。我们常常要谈谈各种话题。我会和父亲说学校的事，我觉得同学中有人不喜欢我，我想不通，我就问他：“你一起工作的同事中，是不是也有人不喜欢你？”他说那当然，他又对我说：“那你就从两个方面来检查嘛，一是他们说得对不对，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你就改正，如果他们说得不对，那你也可以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告诉我，这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两句话，也是我以后做人的标准，以后不管别人说我什么，我都尽量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那个时候爸爸教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当时的文化生活还是蛮丰富的。我们的小礼堂经常放电影，放假过节或周末的时候都会放，所以，我电影看了许多，而且都不止看一遍。我也很喜欢读书，那时候看书特别多，我不喜欢《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古典小说，除了这些小说外，我什么都爱看。我们家的书特别多，因为我爸爸就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赠书。中国的作品有《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还有一批俄国作家的书，《复活》、《苦难的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还有美国小说，《嘉丽妹妹》、《珍尼姑娘》、《天才》，资产阶级早期奋斗的书，我都看。我特别喜欢莫泊桑的小说，例如《温泉》和《人生》，现在他的书还能让我思考，影响我，让我对人生看得很透，也看得很淡。说起人生无常，莫泊桑写得太深刻了。当时我们家中也有所有的文学期刊，例如《人民文学》、《收获》等等，我都会一字不漏地读。

问：你爸爸是不是也很喜欢读书？你们是不是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

答：我爸爸工作非常忙，他是没有时间读小说的。我会问他对作者或书有什么看法。记得当时我拿到巴金的《雾·雨·电》三部曲时，特别兴奋，因为我很崇拜巴金。但看了这三部曲后我蛮失望的，觉得他笔下的青年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就对父亲说，巴金好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爸爸就看着我，说不出什么话，后来给我介绍了巴金这个笔名的含义，【15】我爸爸当时和巴金来往很多的。后来，确实觉得巴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也特别恨样板戏。

问：你爸爸在一封信中，很耐心地教外孙如何写好作文。【16】你读书时，爸爸是否也教过你？

答：对，我爸是会经常和我聊聊怎样能把作文写好之类。在学校里，大家公认我作文写得好，很会写，很会联想。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范文。但我不喜欢我父亲写的东西。我们初中的语文课本用的是教改的教材，其中“增加阅读”的内容中有一篇我父亲的文章，写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杂文，我就不喜欢。【17】我不喜欢杂文，课本里鲁迅的杂文我也不喜欢。像《药》里的人血馒头等，读的时候心里揪得难受， 我读书是很上心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才读懂鲁迅。没有苦难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

问：除了读书看电影外，还有其他活动么？爸爸会不会带你们出去玩？

答：爸爸常常带我去看话剧，他看戏是工作。爸爸当时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出版外，文艺也归他管。所以，他总是有两张戏票。京剧我不太喜欢，也听不懂，但我喜欢看话剧。人艺排演的那些话剧我都看过许多遍。因为要一遍遍的审查嘛，爸爸总是让我跟他一起去。也是去看戏的时候，我还见了一次毛主席呢。当时十四岁，初二的时候。他们刚在杭州开完会，毛主席到上海来，请上海市委领导看戏，许多人都带孩子去了。看京戏《打渔杀家》。我就坐在毛主席后面一排，江青坐在他旁边。我听不懂舞台上在唱什么，眼睛一直盯着毛主席，他一直用手在腿上跟着鼓点打拍子。

见到毛主席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入团，我就去找老师谈话，还打入团报告。还有就是觉得我一定要努力，要好好学习，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上课时一定不能再说悄悄话了。不久，我就入团了，我还戴着红领巾，胸前别着团徽，很开心。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的。

问：高中你就进了复旦附中么？

答：当时有一部电影《生命的火花》，内容是关于新疆建设兵团的。看了之后，初中毕业时，我就想到新疆去，我想不能光说不做，想立即就去建设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候大概有点反叛家庭的意思，青春期吧。父母讲的话我听不进去，老师的话倒是听的。我爸还说过，你这个小孩，怎么我们的话不听，只听老师的话，你不知道老师还要听我们的话呢。我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老师要听你们的？我执意要去新疆，爸爸妈妈的劝说我都听不进。后来，还是团市委书记来和我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先学好本领，才能建设祖国。他说，你现在就要去新疆，新疆还不要你呢。所以，我就打消了去新疆的念头。现在想想，当时想去新疆，可能是想脱离家庭，不想在父母的影响下生活，要做我自己。

新疆没去成，上高中时，我就一定要去住读，要离开家。复旦附中当时刚开始正式对外招生，我就成了第一届学生。杨西光住在我们家隔壁，【18】他还来找我谈话，告诉我说：“住校很艰苦。”我暗自高兴，我就想到艰苦的地方去。当时的复旦附中可不像现在的附中，没有操场。现在的操场，在那个时候是个草场，到处都是草。我们要去拔草修操场，挑土、铺土、铺煤渣砖，拉着一个大石磙子，都是重体力活，所以，大操场就是我们修建的。肩膀疼死了，但我很开心，也觉得特别骄傲，这是现在的孩子不能理解的。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兵房，四个人一间，房间很小，能放两张上下铺的床。我很自觉地选了上铺。那是木板床，有很多臭虫。我在附中总共待了五年，住读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是回家住的。六三年进去，六八年出来。在附中时，我的功课一直是可以的，而且，也不用我太花力气。高三那年，我还当了附中学生会的主席，要管很多事。每个星期六我回家，但回到家里总是很晚了，我书包一般都不带回去的。一回到家我就看有什么新书，半夜眼睛累了，还要看。第二天吃了中饭，我就回学校去做功课了。那时与父母亲见面很少，交流也不太多了。

问：读高中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吧？你爸爸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你知道么？

答：文革开始时，我还在附中，高三，十八岁。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有一天，我们在看学校里贴的大字报，有同学突然对我大叫：“你看你看，有你爸，你爸！”我这才看到大字报上写着我爸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爸爸参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情，但不知道他参与的程度。后来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王霖，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问我知道什么事情，我说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我爸帮助搞样板戏，我是知道的。记得一次回到家里，我看到他借了一部留声机，还有黑色的唱片，在那里听。他说他自己得先搞清楚什么西皮、二黄之类的唱腔。他还问我：“你懂吗？”我说我不懂。我弹的钢琴是西洋的。还有批判《海瑞罢官》的事情，我亲眼看到陈丕显和我爸两人在院子里转呀转的，在说着什么，很神秘的，后来就批《海瑞罢官》了。【19】

问：你是怎么参与文革的呢？去北京找爸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文革开始后，北京成立红卫兵学生组织，我们在学校里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红旗连”，挑头的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开始要写大字报大批判了，他们都说我是“红旗连”的指导员。老师啥都不管了，我得负责管学校的很多事，包括到文化广场去游行，那确实都是我组织的。晚上还要组织同学值夜班，守护学校，在大操场上来回巡视。每天还要烧一大锅泡饭，弄点榨菜，给晚上值班的同学吃。

到了1966年8月，我在附中的同学张○○鼓动我一起去北京，因为毛主席8月18日刚刚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张○○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儿子，原来叫陶铸，因为和著名的陶铸重名了，就把名字改成了张○○，陶勇本来是姓张的。有一天晚上，8月25日还是26日，在学校里，张○○来找我，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去北京。”当时男孩子都喜欢和我一起玩，我有点像假小子，没人把我当成女孩子。那时候我还从来没去过北京，可以到北京去，那肯定很开心的。所以，就和他一起去了。

我爸那时候在北京，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没有事先和我爸联系，就和张○○一起乘军用飞机，从上海飞过去。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还是军用飞机哦，飞机上没几个人，飞得低低的，能看到下面祖国的大好河山。第一次看到大好河山，也是第一次去北京，所以特别兴奋。到南苑机场下来，就有部队的车子把我们接到海军大院。我一看，海军大院里全是大字报。我偷偷看了几眼，大字报上有“苏振华喝战士的血”等等，【20】我真是吓了一跳，怎么还有这种大字报。那时候，内部的矛盾和较劲已经烧得很厉害了。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张○○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我爸在哪里，我真不知道。我们住到了北京军区一个副司令还是参谋长的家里，姓张的，反正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能住哪里，就去了他家。【21】他家在西直门旁边城墙下面的一个胡同里，我记得车子开了很远，胡同很深，里面有个蛮大的院子。他家也很简朴，典型的干部家庭，院子里还有几棵大枣树。第二天，我们就说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反正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天安门广场上有个中央文革接待站，我们就上去了。管接待站的人一看几个小孩子跑来，问我们是干嘛的，有个同学就说：“她是上海来的，她是张春桥的女儿，要找她爸爸。”当然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他们就不理我们了。

我们又回到那个姓张的人家里，但人家眼光怪怪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能老赖在他们家里。我就想到我认识杨永直的女儿杨○○，【22】她比我大一岁，那时候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决定去找她。我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学校，但我还是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二外，我想，反正到了再打听吧。她是学校里的造反派，还挺有名的，所以我很快就找到她了。我问她：“你有办法找到我爸爸么？”她说好像听人说文革工作小组住在国宾馆。学院路上就有个国宾馆，在航空学院后门那里。我们就到那个国宾馆去问：“中央文革工作小组在不在这里？”人家看看我们，说：“什么工作组，哪有？”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们俩又没辙了，杨○○突然想到钓鱼台那里也有一个国宾馆。我们俩又坐公共汽车到白石桥，钓鱼台的北门。我们到了那里，说要找中央文革小组。他们问我们找谁，我说：“找张春桥，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她女儿。”我那时候长得圆圆胖胖的，也不像他。他们看看我们，不信，但又不敢不信，就索性不理我们了。没人理，我们也不走，因为我们实在没地方去啊。我们就赖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他们看看我们俩也不像骗子，后来出来一个人，问得具体一些了。然后就汇报上去了。当然要一级级汇报的，而且每一级都要决定是不是再往上面汇报，要是怪罪下来，是要砸人家乌纱帽的。过了有半个小时，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杨○○不能进去，我说她也要进去的，她和我是好朋友，我爸爸认识她的，等等。我一定要拖她进去，但是人家铁面无私，不让她进。我只能和她说再见。

我一个人从北门进去，也弄不清方向，来到了一座楼前，正巧我爸爸他们下来吃点心，我就见到他了。爸爸问：“你怎么来了？”我就告诉他事情的前后经过，觉得自己本事还是蛮大的。他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我那几天好像一直就没吃过饭。他们就给我弄吃的。他叫我不要再去找部队的孩子了，他已经知道部队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这次我还挺听他的话，以后就没有再回去找张○○他们。我说听说毛主席8月31日还要再接见红卫兵，我想去见毛主席。爸爸说：“你怎么可以上天安门？”

问：那你这次见到毛主席了么？

答：我十四岁时在上海见到毛主席时，没有握到手，特别遗憾。那时候，我又觉得靠我爸去见毛主席不好。我一直想最好我自己能成为一个劳动模范，被毛主席接见，那才最好。我是一直希望能有这么一天。所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就很期待能上天安门城楼，和他握到手。但我爸那么说，我也很无奈。我知道我爸是肯定不会带我上去的，我也不敢有什么希望，我知道靠我爸是不可能的。我也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到广场上去，那就肯定握不到手了。

到了8月31日，我还是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谢富治是北京市委书记，有人向他汇报，说张春桥的女儿从上海来了，他去问我父亲，是否是真的。我爸说：“对，她来了，已经找到我了。”谢富治就把我接到他那儿，在他家里吃饭，他还说：“今天因为你来，还特地加个菜。”他家孩子也不在，他女儿在哈军工读书。他当时要我写个发言稿，因为毛主席要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了，他让我代表上海的红卫兵去发言。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当这个代表的，我是不能发言的，这点我自己还是挺能把握的。他说没关系，我说我绝对不可以。他说那好吧，我就带你上天安门吧。他带我上去了，这样就和毛主席握到手了。

那真是太兴奋了，太幸福了。好多人围着他，都要抢着和他握手，根本没有时间多说什么，但我还是告诉了毛主席我是上海来的。那个时候，就觉得他是个伟人，那么高大，手也那么大，那么温暖，就是那种感觉，兴奋、幸福。在城楼上与毛主席握手时，我爸也在那儿，他也看到我了。我也看到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见到毛主席了，握了手了，爸爸反正也没时间管我，我就准备回上海了。那时候坐火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火车特别拥挤，我几乎是站着回上海的。

问：你当时是不是觉得你爸爸是个大人物呢？

答：我从不往这里想的。我爸爸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但身份就是工作人员。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他是个大人物。爸爸就是爸爸，我从来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弄和康平路100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问：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 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的全集，【24】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问：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问：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

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问：批斗会的时候你为自己争辩过吗？

答：争辩什么？容不得我争辩的呀。所以我只能不声响。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这些造反派主要是工人子弟，他们那么骂我，是让我最不舒服的。因为我以前都帮助过他们的，而且是一直想和他们做朋友的。所以我说没有办法与工人融合。我后来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也很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比方说，送给他们草稿本、练习本，让他们用我的墨水，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到商店里去买文具送给同学，我这样做，可能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总归是有的，给他们一点也不稀奇的。但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从十五元钱的生活费中省下的钱呢。

那天被批斗之后，我就走路回家了。然后康平路事件就来了。

问：能具体说说你对康平路事件的记忆么？【25】

答：1966年12月底吧，突然有一天楼下红旗招展，康平路来了好多人，我就赶紧到楼下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有人家都空了。我看到全是赤卫队的人，打着一面面的旗子，这个厂的，那个厂的。把对面的一幢部长住的大楼全插满了。我看到那栋楼里面已经没人住了。旁边还有一幢他们办公的楼，也全插满了红旗，原来办公的人也不见了。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楼里上上下下也没人了，只有我们和柯庆施家还在，柯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赤卫队就来问我：“你们家住的是谁？”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我楼上楼下还住着谁，我就告诉他们哪家是曹荻秋家、【26】魏文伯家、柯庆施家、陈丕显家，我们隔壁楼下还有谁家。这些人家都空了，让我非常惊奇。他们派了两个人去守着柯庆施家，不去扰乱他们。

我们家呢，就敞开大门了，许多人进进出出的，人来人往，进来兜一圈，看看，来找我爸，甚至往床底下看是否在。我们家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书也是没人会拿的。爷爷奶奶很害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外面和赤卫队应酬，还烧水给赤卫队喝，和他们聊天。我问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来，他们说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告诉我说曹荻秋约他们下午三点钟来见面的。曹荻秋不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就变成我在那里接见他们了。后来想想，这事明摆着就是曹荻秋挑起的吧。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从广义的讲，应该就是抄家了，赤卫队已经把整个大院都翻遍了来找我爸爸。但是否像我以前去抄别人家的时候那样翻箱倒柜地抄过家呢？那我觉得是没有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出去了，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办公楼的小礼堂过来，在院子里碰到我，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他问我我家是否被抄，我说没有，他就叫我去写一个条子，说没抄家。我就去写了，结果他们就把我写的条子印出去了。这个人是谁，我只知道是机关的。这样一印，我就成了铁杆老保了。因为后来造反派又来保护康平路，我说没有抄家，那么造反派不就变成无理取闹了么。

第二天，全上海的人都来了，院子里的那些冬青树苗全踩扁了。赤卫队也把袖章都拿掉了，也分不清楚谁是赤卫队了，叫我到阳台去讲到底抄家没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你们都走吧，不要再待在这儿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也不要说抄家不抄家的事了，你们都走吧，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但是也没人听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妈妈回来了，中央文革小组也插手了，才有人管我们了。我妈妈写了个声明。爸爸妈妈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妈妈声明说是抄家的，要支持造反派之类。爸爸怎么说，当时我就搞不清楚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这个还不算抄家？”整个大院子都兜底翻了。造反派来，包围了赤卫队，就打起来了，我是看到他们打起来的。赤卫队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了。

后来在半夜里，上海警备区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把我们弄走了。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管你的话，当然是有办法的。不可能没有办法管我们，之前只不过是不管罢了。

问：大院里的其他人家都搬出去了，只剩下你们两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就是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上海市委先不要我爸爸的，还是我爸爸先不要他们的。最近我们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说他们是被赶出康平路的，我就说：“你们搞搞清楚哦，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你们是被扫地出门的吗？还是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孤孤单单地扔在那里了？怎么回事呀？”关于这件事，魏○○也是从来不做评论的。我们这些老同学老邻居现在见面吃饭，有的敏感话题是大家谁都不碰的。但魏○○有时会说：全怪老毛呀，全怪文革呀。我只是笑笑。

还有赤卫队说是曹荻秋约他们去见面的，那这事是不是他挑起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只引用我后面的话，就是我说没有抄家。但是前面的原原本本，包括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没人讲的。我关在里面时，他们还说在所有人写的文字中，我写的是最全面的。后来所有的人引用，包括《一月革命大事记》中，【27】我前面讲的都是没有的。就说明我讲到点子上了。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问：警备区的人把你们接到哪里去了？

答：警备区的车子把我们全家接到常熟路淮海路口的警备区司令部里，后来又把我们转移到永福路51号，那里有个招待所。爷爷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住那里。我爸那时候在北京，还没回来。

问：一月革命的时候，你爸爸应该回上海了吧？

答：对的，过几天爸爸回上海，就开始一月革命的事情了。但他没有住到永福路，他直接住到兴国路去了。安亭事件时他回上海，因为没有地方住，驾驶员就把他开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了。所以，这次回来还是住在那里。我们住在永福路招待所，他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他回上海后，通知了我妈，妈妈就去他那里了。但他没有叫我去。这是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月六号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以前，我的生日我爸爸总是很重视的。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住在学校里，他送给我一张剪报《将军的儿子》，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还给我写了信，信里说：“你大了，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再吃蛋糕了”等等。当时收到那封信后，我还写了一篇周记，老师同学都很感动，还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我们班的老同学现在还记得，还会说起我那篇“不送生日蛋糕”的周记。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套《毛选》，在扉页上还题了字。【28】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日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是他们很上心的。我爸爸还藏了一瓶金奖白兰地，他还说过等我下次生日的时候喝。结果到了我生日时，都乱套了，我们从家里被赶出来了，也不知道那瓶酒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管我了，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变成铁杆老保了。

问：那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你爸爸的？

答：等到他们一月革命什么的都忙完了，已经是一月底了。这时，我爸才叫我到兴国路去，他叫我去写检查。叫我写检查寄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但也只好写了。他问我：“你从北京走的时候思想还蛮支持毛主席的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一派是支持毛主席的，哪一派不是的。我怎么知道这样做我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啦。”我又问：“以前你搞样板戏搞《海瑞罢官》不都是上海市委支持的吗？柯庆施不是刚刚才死吗？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打倒了？”他回答我说他们不继续革命了。我就从报纸上东抄西抄，写了封检讨信给学校。然后回学校，学校里的造反派同学说我是假检讨。检讨当然不是假的，但肯定是不深刻的。

后来，家里就收到好多乱七八糟的信件，其中有以我的名义写到我家里的，说我在哪里哪里，爸爸就紧张，怕有人要来绑架我。正好我四叔到上海来，爸爸就叫四叔把我带到北京去了。那是春节过了之后，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1967年5月复课闹革命时回上海。

问：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问：1967至1968年间，上海的大中学生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事后有很多人挨整。你爸爸后来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关于上海大中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的事，我爸爸明确说过不要抓人，不要追查，不要追究的。但是群众组织是不是互相有什么动作，做过什么事，那也难说，可能也不可避免。但据我所知，因为炮打原因而被抓的红卫兵，我爸爸知道后，很快就是放掉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再追问过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没有抓过人。

（五）文革中后期

“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问：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

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许世友曾经叫我去参军，【29】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劳动，【30】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

问：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海呢？

答：因为我觉得上海人都认识我，我走到哪里都要被别人看成谁谁的女儿。我不想一直和家里的人绑在一起。我要离开，要到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进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改名为李群，群众的群，我要变成一个最普通的群众。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就能隐姓埋名，别人就不会知道我爸爸是谁呢，多幼稚。我尽量低调，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从来没有误过工。孕妇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提早回家过。就这样，大家还是会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问：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后来我同宿舍的女工结婚了，我就把宿舍让给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帮她，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怪我让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结果我那个同屋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进去住了，他们夫妻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还特别起劲。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住在兴国路的时候，我有时星期六会过去住，他那时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会起来，我们俩可以说会儿话，聊这个聊那个的。他和我是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会说：“好了好了，你去睡觉吧，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问：你爸爸不和你们说这些事，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答：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问：那个时候，你也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恋爱的事情，爸爸给我和我大妹妹写过一封信，要我们自己决定，婚姻自由，家长不干预。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找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本来就不愿意找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有一种亲切感，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彼此都很了解，优点、缺点都很相似。

我妈妈叫我找个工人，我说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样了，不会有共同语言。后来认识我爱人，他是医生，有自己的专长，是很钻研的一个人。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当然，我是接受了这些，没有办法沟通就不沟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说的，一开始，我还想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买《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给他看，连环画哦，哪知道他看三页就睡着了。他是医生，工作很累，哪有闲心看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业务。我与他说阅读方面的东西，他一窍不通，那就不沟通了。他喜欢看我打毛线，给小孩子做衣服，觉得我看书是浪费时间。还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看相声，他要听滑稽戏，越剧沪剧，所以我也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还有在饮食上，我们刚结婚时，家里吃饺子，他真的不愿意吃，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泡饭。

问：1973年“十大”时，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有与你妈妈离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见过他吗？

答：我到北京去过几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从来没有自己去过。我们仪表厂是为发射卫星提供仪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会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结束同事离开后我再多呆两天。关于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么都不讲的，因为他有组织纪律。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31】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32】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说太劳民伤财，每次出个门就要动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的。有一次，警卫员叫我动员我爸爸出去走走，因为他整天就是关在里面。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你看那个山头上，都是警卫，我一动，就有这么多的警卫。”我说我还想到卢沟桥去。他说：“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是吗？【33】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对周恩来，我和全中国老百姓一样，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爱戴他的。真是这样的。周恩来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厂里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骑着自行车返回家换了一条围巾。我平时是围着红围巾的，因为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条围巾厚。所以，很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人穿红的，这是不对的。我回家，换了条蓝底子黑条子的围巾，那条围巾很薄，我又拿了条白色尼龙的围巾衬在里面。在我们被抓之后，北京也来了一批人，说我们反总理，我说绝对不可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反总理。他们硬说我们反总理，这倒让我多想一点了。多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党委书记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说我的罪状之一是反总理，不参加追悼会。他还为我辩护，说有我参加追悼会的照片，还戴着蓝围巾，当时才刚刚开始有的彩色照片。

问：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

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日理万机，主持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总理的思想上稍有一点点偏差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毛主席太敏锐了，他自己年老病重，还这么为国家命运担忧，他这是对中国人高度负责啊。所以，毛主席让开了个总理的批评会。【34】

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35】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质，那在后来与国际资本大鳄的斗争中我们会更有底气，头脑也会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护了。

问：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连我父亲都不知道。【36】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掉了。

问：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37】

问：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问：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问：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六）被捕入狱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你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觉得很突然么？

答：我们大概要早几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书突然来了，说出事情了，联系不上了。上海市委联系不上他们了。这里就开始乱了。有人就讲要开始起义，要组织工人。那边就要安抚，叫马天水去。【38】马天水去了，叫这里的人都不要动，说等他回来再决定。马天水走后，这里还在持续争论，吵闹该怎么办。我很冷静的。我觉得闹也没用，无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来一个巴黎公社墙。我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么。如果不发生，那我们就不死。但到底会不会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爱人正好不在，中国发射原子弹的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个队的医护人员。所以，我就把我儿子送到婆婆那里去了，他那时一岁多点。我想无论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别的，就等马天水回来说是怎么回事。

马天水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 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39】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我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产的收音机，这个倒没被拿走，所以，看来人家的目的还不是来搜你的机密。

问：他们来搜家的时候，家里都有谁在？

答：人们走进康平路大院，没有人阻拦，人越来越多。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能说是搜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妈妈已经被抓起来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开始在，后来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时我姑姑已经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离我们家只有一条马路，奶奶就自己过去了。但姑夫拒之门外。这个姑夫是很坏的一个人，原来是新四军，后来还是离休干部什么的。姑夫不让奶奶进门，奶奶就顺着康平路走，到了100弄，那个弄堂里还住着一个亲戚，是五婶婶的妈妈。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门，就坐在路边。这里面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这位婶婶的父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40】他原来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早年与康生和周恩来一起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大少爷，弄了个很漂亮的门面做掩护。解放后，他先在山东做副省长，华东局成立后就到上海来了。在杨尚昆的事情上有点问题，还有周恩来在上海搞锄奸时，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杀了。婶婶的妈妈，奶奶的亲家母，也是山东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后，这个婶婶和我五叔离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她父亲自杀时，我五叔没和她离婚，她后来却选择了离婚，要保护自己。所以，人无所谓对错的，只是个人不同的立场和处境，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回来说我家，奶奶走了后，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军当兵，正在复旦外语系读书，所以在空四军和复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她就回家来看看。大妹妹已经结婚了，在杨浦区，她很少回来的。弟弟在农场。家里人越来越多，也没有人管我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里面没进来过，来看看我们家什么样子，好奇心驱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们不像看热闹的，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也不离开，肯定是部队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后来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可以走了，一直在这里干什么。”想想也是，外面传言张春桥的女儿在里面，进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问：当时在那种境遇下，你心里怎么想？慌么？怕么？

答：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或害怕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们就出来了，准备走。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时就出现了四五个人在我们旁边，护着我们。一路上也增加了保护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一路从康平路穿出去，后面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要看好戏的。我们就开始跑，跑到武康大楼，绕到后门进去，上了楼，来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这家人家就拿了一双鞋给她穿。后来知道，这家的男人是某个新村的门房工人。再出来，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给我小纸条，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并说需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没想到这张小纸条后来害了人家了。我被关起来后，这张纸头搜出来了。

小妹妹决定回学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当时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到了晚上，我决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妹妹家住在杨浦区许昌路，还是挺远的。家里一片狼藉。我拿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小包里。我走出来时，又有一群人冲出来围着我，说我转移罪证。这些人是交大的学生。他们叫我打开包来看，我就打开了，就是几件衣服。有围观的群众说：人家就是拿两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来了。

问：能讲讲你的监狱生活么？

答：应该是1976年10月20号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来的。这是马天水下的命令，他说是为了保护我，我说我不要你们保护，也没用，他们一定要保护。但是几天后马天水他们也被抓起来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会有人放我了。他们先把我关在赤峰路的监狱里。最初，我被临时关在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那个房间以前好像是专门关外国人的，墙上写着许多英文、日文、韩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来的。房间应该有十来平米。后来又把我移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头是新钉上去的。春天时，又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是正式的监房，有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却知道妈妈就关在这里。后来我们都被迁到西郊公园附近哈密路那里的一个监狱里。我的耳朵特别好，可以听声音。我能判断谁在里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41】我都能听出她们的声音。也有不认识的人。我还能闻到中药的气味，我知道妈妈又在吃中药了。

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么生煤球炉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了，看守也都是从各个地方临时调来的。原来都是坐机关的，生煤球炉子都不会，本人是最能干的。后来我又教他们打毛衣，做其他事。她们看我是子女，放风的时间会多些，会有人跟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问：知道你妈妈在那里，觉得欣慰么？

答：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后来才知道他们说她有历史问题。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里也是蛮恨的，叛徒、特务，他们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问：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 “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42】我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还有“八·一三”，他从上海回山东，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查，说他是不是在江苏被捕了之类。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日本人轰炸铁轨，路不通了，他是顺着铁轨走到济南的。大串联的时候，叫红卫兵去走新长征路，我说起我的同学走到北京，爸爸才说起自己一个月走到济南这件事。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恨，很窝气，但又说不清楚是恨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就像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问：你在狱中是否希望听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个时候，被关在里面，是根本谈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爱人会不会还要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没几个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岁的生日。在监狱里，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张画，一张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也难以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什么都不考虑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为什么要把爸爸的这些信都留在我这儿，就是因为我人生中这一个一个的生日。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状态。有时，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么，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红灯记》里面的词。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该唱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吗？我不知道。我就会自己打住。有时候，我会唱《白毛女》里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窝。”我会唱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为我最终还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问：当时你也哭过许多次吧？

答：在监狱里我不是哭，是流泪，一直流泪。就是很伤心，太伤心了。后来在医用电子仪器厂，有一个人骂我，说对我态度较好的人是“三种人”，【43】把我气得大哭。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待我。

问：后来你想通了吗？

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问：你说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么了？

答：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想通了之后，我就开始写材料，他们要我交代谁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谁与我爸是一伙的了。我就看报纸上，谁出来了我就写谁。例如李先念，那么神抖抖的，我就开始写他。批邓的时候他跑到我爸爸那里，对我爸爸说他错了，说他上邓小平的当了，等等。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原来的厂里去批斗了一次，开大会，上千人的大会。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个凳子，搭了个高台，让我站在上面。我还没有站得这么高过呀！他们大喊：“低头！低头！”我就是不低头。有个局团委书记，他要叫我低头，我叫他“滚”。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资格来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我的态度太强硬了。回头时，我看见局党委的书记杨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一直是杨伯伯杨伯伯叫他的，他来组织开会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现在报纸上，就写关于他的材料，因为我们当时发卫星回来开总结大会时，他叫我问爸爸妈妈好。我就写了，也是实话实说。

他们还让我写文革时我自己的经历。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后来我是逍遥派。我一直很隐蔽自己。他们要查我是不是有问题，不仅在厂里查，还到复旦附中去查。后来我被放出来后，有人告诉我，他们把我前前后后全兜底查过了，调查的结果是，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

（七）出狱之后

“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

问：释放你出来的时候，他们给的是什么理由呢？

答：1977年12月28日，他们把我放出来了。正如关我的时候没有理由一样，释放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只简单地说：“没事了，你可以出去了。”他们都已经查遍了，实在没有道理再关我了。文革中，我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文革后复旦附中第一次搞返校活动时，我没去，姜拱绅校长还叫我们班同学带话给我说：“复旦附中的大门永远向张维维打开。”学校对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是学生会主席，所有课外活动都负责组织的，运动会、歌咏比赛，不仅组织还带头参加。1968年我进的仪表厂，工作八年几乎没有请过病假或事假，从来不迟到或早走。白天上班努力干活，下班后做团委的工作、开会、学习。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找人谈心、帮助群众、工会安排家访等等，我一直很热情地去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问：放你出来的时候，家里有人来接你么？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答：家里没有人来接，审查我的人把我送到家里的。当时，弟弟在农场被隔离着，小妹妹中断复旦的学业，回部队被隔离着，我爱人在医院里被隔离着。他完全是因为我才被审查的，虽然我被放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许他回家。后来审查我的人也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到他单位去说，一个多月后，才让他回家。大妹妹还在家里，我与她见了一面。小妹妹和弟弟是很久以后才见上面的。

审查我的人陪我去看我儿子，把我关进去的时候孩子只有一岁半。陪我去的人对我儿子说：“这是你妈妈。”我儿子看了我一眼，就用上海话说：“我妈妈已经死掉了。”当时我的感觉，有一句上海话最能表达，就是“戳心经”。【44】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心里当然很想念儿子。放风的时候，我在外面拣到两根小竹条剖开来，在窗台外面磨了两根毛线针。然后把裤子里的松紧带拆下来，把松紧带抽掉，弄成一根很细的带子，饶在针上，做了两根环形针。我就帮我儿子织了两条裤子。还不是毛线的，是两条氯纶的棉毛裤。我把棉毛裤一根根拆下来接起来，给他打了两条裤子。出来以后，他就穿了，很合身，很好看。这对我也是个安慰。看守们还都来跟我学，所以说是我在监狱里的奇妙人生吧。后来我还把自己的毛衣拆掉，又用那个环形针重新织了件毛衣呢。

问：奶奶自杀是怎么回事？

答：还是我在监狱里时，他们就把我们家搬到东安新村了。我奶奶就是在那里自杀的。

说起我奶奶，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对爸爸影响很大，我爸爸对她也特别好。奶奶比爷爷大五岁，爷爷是家里的老二。封建地主家庭，老大很看重的，老二就不看重了。老大上了北京大学。老二虽然功课更好，但家里没有能力培养两个大学生。爷爷虽然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所以，他一直有很不得志的感觉。爷爷后来去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爷爷家是破落的地主家庭，家境每况日下，鲁西南本来就很穷。家里人给他娶了我奶奶。奶奶娘家是个上升的富裕中农，有几个哥哥，她也是很宝贝的，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嫁出去。爸爸的舅舅们很保护奶奶，我爸爸去延安，还是几个舅舅送他去的。后来奶奶生了很多孩子，奶奶的娘家还一直资助我们家。我奶奶是一个很顶事情的人，她是什么都不怕的。在济南的时候，外面炮声隆隆，她就在家里守着，她也没有逃走。

我们都被抓进去之后，别人家她也不能长住， 她就住到了东安新村。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个人住在那儿。如果有一个孙子或孙女在身边，她可能也就不会自杀了。奶奶自杀之前，要见我弟弟，他们不让见。我奶奶最后身边还有一百多块钱，想给我弟弟的。后来还是我表妹去看过她一次，奶奶把钱给这个外孙女了。没有人安葬我奶奶，他们去找我姑夫，但最后的丧葬费我姑夫不肯出。我们只知道奶奶没有了，最后如何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丧葬费最后是算到我妈妈头上的。我妈妈出来之后，政府给她的生活费中，还把奶奶的丧葬费扣掉了。

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

答：妈妈关了三四年。她出来后身体很不好，先在华东医院住着，我们还不知道。后来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们，让我们接她回家。我们也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对公安局的人说：“你们说她有很多问题，不能回家。现在又要我们把她接回家来，到底怎么回事？”回答：“她就是历史问题，以前都有结论。”

问：有文章说你妈妈是“叛徒”或有重大叛变行为，事实怎么样？

答：1982到1983年间，我妈妈回家以后，公安局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告诉她最后的结论。我也在场，我看了一眼她的结论。上面写的是：历史问题有“变节”行为。我也了解过，什么叫“变节”。“变节”和“叛徒”不一样，如果是叛徒的话，要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行为。她没有。她是从机关下去到县里做县委宣传部长。日本人扫荡时，来不及撤退，整个县委一起被捕的，我妈妈是受伤昏过去时被抓的。关于她的这个结论是1945年做出的，1949年她重新入党。当时都有组织部的统一意见。有人说她写文章为日寇效力，名字是李淑文，那是张冠李戴。在我妈妈家，她姑姑这一辈的人，名字的中间都是一个淑字，一个家族中，有八九个人是叫“李淑某”的。我妈妈这一辈的人，名字当中都是个“若”字，我妈叫“李若文”。我表哥的那本《直沽世家》，有明确记载。

问：你出来后的工作呢？

答：放我出来时，原来厂里的工资都发还给我了，一个月有四十几块钱。至于工作，公安局的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想回原来厂还是怎么样？”我说：“我怎么能回原来的厂？那是军工厂，要保密的。”提审我的人说：“哟，你倒还蛮有自知之明的。”我心想：我对共产党的了解能比你差么？

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个弄堂小厂，手术器械五厂。这个厂在徐汇区，打浦桥那里，斜徐路，很破很破的。现在那里有办出入境的一栋楼，当时是弹格路小菜场。【45】因为他们不让我多接触人，厂里就安排我到一个车间，在肇嘉浜路上的一个弄堂里面。车间的房顶是芦苇条搭成的，上面又铺着瓦，夏天非常热，有时我们要爬上房顶把水泼在瓦上降温。

出来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但是工作还是很快就上手了。我干活手脚很快。第一天，一位老工人就叫我电焊插头，我一会儿就弄好了。他们见我活做得好，对我的看法也就改变了。工人判断一个人，就看你手里活是否做得好。后来我还帮他们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我干完自己的活，就帮别人做准备。一个老工人对我说：“你做慢点好吗，你做得这么快，我们的指标都得增加了。”有一批产品退货，说不合格。我发现是因为受温度变化影响，我就给大家解释原因，并一起重新调试产品。他们都来找我这个李师傅帮忙，有几个年轻人还要我教他们。回家后，我就翻出我上“七·二一大学”时的教材来，每天提早一个小时去上班教他们。【46】这样我进入了这个小集体单位。这里原来是街道生产组，工人大多数是阿姨妈妈。她们会把自己带来的菜给我吃，还教我怎么烧菜。她们给了我温暖。

后来这个厂关掉了，工人重新分配，我希望专业能对口一点，也想离家近一些。那时候我爱人在人民医院里做杂务工，天天洗厕所、洗尿瓶、推车、拖地板，也不许做医生了。我公公胃出血，婆婆身体不好，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儿子三岁，每天上幼儿园要接送。我写信给仪表局，讲了我的情况，也因为前面表现不错，他们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

这个厂条件要好多了。我开始在总装车间。后来因为要轮着上早班中班，我无法接送孩子。我提出我的困难后，厂里就把我安排到质检科做元器件进厂的检验员，应该说还是很照顾的。我工作也很努力，自己会去生产厂学习，晶体管厂，显像管厂，改进检验方法，有不少技术革新。比如，当时心电图机上的热笔，返修率很高，造成大量的客户来信。我发现检验方法不对，改进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厂里要成立无线电计量室时，就让我筹备。我没有做过这种工作，以前在“七·二一大学”学习时，我也总是做记录、计算，不喜欢操作仪器仪表。这时，我就跑到科技书店，了解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又去了生产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的工厂，慢慢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我们组后来还成了医药局的无线电电工计量站。

有空时，我仍然喜欢看书。我跟厂里管图书的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图书馆里新到《收获》、《钟山》、《花城》，她都会告诉我，我想看的书她也会帮我留着。再后来，儿子大了，我和他一起看古龙、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八）爸爸的公审及监禁生活

“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问：1981年11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厂里发票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听说我也想买电视机，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还要买电视机？你们家的电视机不是有很多么？”我就告诉他我家没有电视机，我们家的孩子也要到院子里去看电视的。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在院子里看彩电的照片呢，因为那时彩电很稀奇，才会给他拍照片。他就说：“那是外面的人造谣咯。”他还蛮好心的，就到厂工会去帮我要了一张电视机票，也是他陪我到中百公司去买的。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问：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问：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公审后，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在组织科，有好多人参加。他们问我，公审得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五人帮，我怎么知道四人帮做了什么？你要觉得我是五人帮的话，把我也抓进去好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公审做得对，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我来承认你们对。”后来我又说：“你们株连我就算了，株连我爱人就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医生？”可能我的话还有些用处，一个星期后，就通知我爱人回科里上班了。

问：宣判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意料之中的？

答：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敢枪毙江青的。江青在我爸前面判的。如果江青死不了，那我爸也死不了。位子就是这么排的嘛。

问：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年11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我们第一次去看他，是公安局安排的。他们让我们住在复兴医院旁边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探监，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间里见到爸爸，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张有靠背的长凳。后来这个房间装修了，还蛮漂亮的。这个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是用来监视的。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哭，回到住处后大哭一场。那时候他说话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已经失音了，因为他八年没说过话了。在监狱里，他也是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最近网上传出他的最后一次讲话，还有人问我录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他真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录音了。

他问我们好，说：“你们好么？你们来看我啦？你们怎么样？”声音是哑的，声带已经僵化，医学上叫“废用”。他也已经八年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了，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看到我们还是很吃惊的。那一次去探监，一共可以见他三次，每次两个多钟头。监狱要我们自己安排这三次探视的时间，我们就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每次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主要就是谈谈家里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信。

问：以后你们是不是能经常去看爸爸？当时一年能见到他几次？

答：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开始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三次。起先公安局说好我们是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后来我们经常去，就不给报销了，说我们已经结婚，就不算家属了。

第二次我去北京看他，是在他开刀以后，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分头去看他，谁有空谁去。我也积极争取出差机会。他们有时候也想阻止我们见，但是我们已经千里迢迢到北京了，他们也就汇报请示，让我们去见了。我还带我儿子去过，我弟弟也带女儿去过。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

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那时我们去的就多了，我们每个月可以去一次，也是大家轮流去。但是还要先和无锡公安局联系，得到许可后再去。

问：你爸爸关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他与外面隔离么？

答：虽然他一直被关着，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与外界隔离。他仍然很关注时政，没有停留在时光隧道里，也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他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还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他自己是做报纸的，所以，报纸上如何排版，某个消息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些讲究，我爸都太清楚了。他不仅能读到文字里写的东西，还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很多东西。

1985年，我去探监时，用省下的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看管他的人看到了，没说不行。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请示监狱行不行，请示的话，一级级汇报肯定就不行了。他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不能给他买收音机，没有明确规定他不能听收音机，那我就给他买了。看管他的人没说什么。过了段时间，我又给他买了个带短波的，这样他可以听到美国之音、BBC等台。有一次，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法国台。他就是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世界的。但看管他的人也蛮坏的，因为收音机要用电池，电池用完了，他们就不给他电池了。去探监，我就给他带电池过去。

问：你爸爸的信中常常谈天气、谈气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种花养鱼的习惯。是不是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反而更有闲暇了？

答：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的政治观点都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对我们写了。

他对气候确实特别敏感，是因为他有气管炎。种花、养金鱼，他一直喜欢的，可能受到我奶奶的影响。因为我奶奶是农村出来的，我奶奶就一直喜欢种东西，在上海的院子里就种，而且本事特别大，种什么长什么，种茄子，种蕃茄，都硕果累累。所以我爸爸也就一直很喜欢种东西。我也喜欢，你看我家的阳台上，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可吃的东西，鸡毛菜，香菜，小蕃茄等等。

问：那么对于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的“六四”，他肯定都知道的吧？

答：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他都是知道的。什么白猫黑猫呀，摸着石头过河呀。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六四”对学生开枪了。1989年7月，“六四”后不久，我到北京去看他，复兴医院就在木樨地，是打得最厉害的地方啊。外面发生的事，他当然知道。他特别感慨，告诉我，一直听到头顶的直升机响，能听到枪声。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些管着他们的人，把军装都换掉了，怕别人知道他们是部队的，要改头换面呀。他也知道下面受伤的学生市民被抬进来，能听到许多人在喊叫：“救命啊，医生，救救我啊！”也没人给他们包扎，没有紧急救护，有的人血留尽了，就死了。他说他们连止血都不会。他说：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

这个时候，爸爸才对我们说：1976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

问：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发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九）对文革的评价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公平的。”

问：你爸爸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么？

答：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一次失败，领导者、执行者都被打翻在地，还没失败？但是，人民群众还是得到了教育。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进行这次大革命，毛主席打了这面旗，冲到了这个高度，他死了，这面旗就倒下来了，护旗的人也一片全死光了。这样的结局，我爸当然不希望。但是他始终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现在是这一事业的低潮阶段。

我的记忆中，以前他总是说，“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他更多强调，“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00年，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仍然抄下毛主席的诗词多篇，包括《贺新郎·读史》。后来，通过治疗，手抖的情况有所好转。2001年，毛主席逝世二十五周年，他又抄了一遍《贺新郎·读史》。我去看他时，送给我，还兴致很高地给我解说。回想这些，我觉得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更深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更坚定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试验，又一次巴黎公社。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问：也有许多人想知道，如果你爸爸他们当时成功了，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也同样有经济上的发展？你爸爸是不是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答：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6年，我和爸爸在监禁前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如何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我是从基层上来的，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我改名为李群，意思就是要扎进群众的生活中去，我有资格提供群众意见，爸爸也希望能听听我的看法。例如，我曾和爸爸探讨过居民住房困难的问题。我在厂里，负责过住房困难调查的项目，走访过许多人家，调查住房情况。例如有的人家，一家四口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睡觉时，头都是在外面的。类似的情况非常多。我爸爸他们意识到住房需要改善，他们也派人到南市区做过调查，需要建设多少新房子，而且已经开始建设新房子了。还有农村的事情，我爸爸他们早就意识到了中国问题确实是农民问题。要让农民富起来，只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他们也有建设乡镇企业的设想，工厂派人到农村去帮助各个公社搞企业。

文化艺术方面，文革后期许多事都开始解冻了。我爸爸一直告诉江青只有八个样板戏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的，所以，除了样板戏外，已经有许多其他的戏都等着出台了。各个戏种也都重新开始，招生培养新人。译制片厂也在翻译电影，各类杂志也开始出版。例如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要重新开始出版《人民文学》，要毛主席题字，我爸爸还去找毛题了字。还有画院提出要画裸体写生，我爸也同意了。

还有教育，例如“七·二一大学”，在工厂里培养了那么多工人去读书，提高他们的水平。我就是“七·二一大学”毕业的，这个大学的水平一点也不差。我们的基础课请的是华师大的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专业课请的是西北工大和哈军工的老师。我们提前毕业后，马上就上生产第一线了。我们还参与了一级火箭的设计，例如卫星自动定位的陀螺， 还去北京向钱学森汇报呢。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当时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我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且当时，大家工作学习的积极性那么高，没人计较名利，也没有寒暑假的。

还有在工业、科技方面，例如大飞机，当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计工作时间不计报酬，技术人员把大飞机造出来了，已经到了试飞阶段，已经穿越过喜马拉雅山了，西藏都试飞过几次了。【47】但是邓小平上台后，马上就让大飞机项目下马，经费立刻切断了。薄一波说不能继续试飞，必须下马，因为如果继续试飞下去的话，不就是承认四人帮的功劳了吗？

所以，邓小平把这些都全面抹杀了，什么都不承认了，说一切都崩溃了，这是不公平的。

问：如果说文革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低潮，他是否觉得邓小平上台后，就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了呢？

答：不，他不觉得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了。1976年的那个夏天，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中国将来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他说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我的理解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想建设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要面对封建传统和国际资本的侵入。

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革命。工人阶层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觉悟不够高，因为中国工人得到的很多权益不是通过自己的斗争得来的，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维护这些权益，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八小时工作制，是美国和欧洲工人通过罢工斗争得来的。中国工人阶层是没有美国或欧洲工人的觉悟高的。 这是我一直和父亲讲的。我一直在工厂中工作，我非常了解中国的工人。

问：你爸爸对邓小平怎么看的呢？

答：关于邓小平，我爸爸一直说他工作能力很强的。爸爸后来告诉我：“邓小平刚恢复工作时，一回到北京就自己找到住的地方，不像我们，都是总理安排的，让我们住在钓鱼台。”邓小平一开始开会，就拿出一百多人的名单，要安排他们的工作。但当时各个部门都是精简的。爸爸说：“主席让我向他介绍情况，他根本不听。”爸爸还说过，指挥西沙海战时，邓小平非常熟练，指挥果断，一道道命令太清楚了。所以，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有点像一匹战功赫赫的老马，回来带路了。可惜结果是，老马识途，往回走了。

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给彻底否定了，这是不公平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管理模式是“三结合”，这种模式是亿万工农兵学商群众共同参与建立的，是把干部的权利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是反修防修的，邓小平把这种模式也全部推翻了。推翻否定这一切的时候，邓小平说“不争论”，而且还演绎出一场由一群根本不了解党中央内部争论真相的人参加的“公审”大戏，面对这些，我爸爸要说一句话吗？

邓小平不愿意辩论，我倒想问他一句：马克思是不是说过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马克思是不是讲过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他是不是也讲到了阶级斗争？难道我们把《共产党宣言》翻译错了么？如果没翻错，那你邓小平为什么还坚持自己是共产党，有本事你就改名字，像欧洲国家那样，你不要再叫共产党了，你可以叫自己社会民主党嘛。

问：你爸爸有没有评论过四人帮里的其他人？

答：他很少对别人做评论的，对于四人帮倒台几乎没有什么评论。关于毛家的事情，他更是一点都不说的。他觉得即使你有肉体上的痛苦，也要忍耐。共产党员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么，什么不能忍耐？

问：你对文革研究的现状怎么看？

答：现在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关注文革、研究文革，我也在努力学习，希望自己能有清醒的认识。

问：现在你父亲好像又有一种慢慢走红的趋势，也有人研究他了，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不会打牌的，只会比大小。有趣的是，我觉得我爸爸现在就是一张牌，而且是一张摊在桌面上的明牌。左中右的人都可能利用他，但究竟要不要他这张牌，左中右都要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

（十）家庭关系

“他们该享受的，也不是我们该享受的，他们该遭的罪，也不是我们该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

问：我们谈谈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吧。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答：我父母亲是在晋察冀认识的。我妈妈很有才气，家境也很好，比我爸家境好多了。从她爷爷开始，就在天津开酒埠经商，她父亲是最早进入中国银行工作的，当时叫大清洋行，而且做到很高级的位子。她家是正宗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新兴地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现在我的一位在天津的表哥搞了本《直沽世家》家谱，还查到了当时我妈妈家就有汽车、有电话。她家也很时尚，所以我妈妈从小就会游泳，会骑自行车。

妈妈有一个姐姐很进步，所以，妈妈14岁时也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妈妈相当聪明，数理化都好，是个才女，文章好，字也很漂亮，她后来考取燕京大学新闻系。文革后，大家都在补课要考试。我妈妈七十多岁时，有一次到小店中去买东西，看到别人在做几何题目，不会，她还去教别人怎么做。人家还问她是不是老师，她笑笑说不是。

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他们要追求的理想，他们因为这种理想才参加革命的。这和那些家里很穷没有饭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吃碗饭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物质的东西一点都不看重，根本不在乎。我妈说过：“我要是看重这些东西，我怎么还会出来革命？”他们俩一辈子都是这样，物质的东西是不要的，什么东西都是给别人的，从来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点钱呀之类，没有这个概念的。

我爸曾经说过，如果要为了自己，为了要升官发财，那么他何苦要参加共产党呢？我也问过我妈妈：“你们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加入这个党？”我替他们分析，他们这种家庭出身的，让人家能完全接受是很难的，永远要处在被人改造的地位。妈妈说她是对封建家庭太憎恨了。她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爷爷虽然宝贝她，但六十岁时讨了个十八岁的小老婆，这对她是很大的刺激。她觉得这种社会、这种人让她太厌恶了。她还说参加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她说后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后，她就满山遍野地跑，真是觉得自由了，没有东西吃，她就到山上去采酸枣。我爸爸没有烟抽，就在地上弄点枯叶子自己卷卷抽，呛得要死。但是他们很开心。

问：他们是因为理性上的认识而参加革命，这是不是让他们的信念更执着？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答：他们是搞宣传的人，这和搞其他工作的人不一样。这条道路是他们精神追求的一种极致，他们是很坚定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选择错了。

问：你父母亲的感情怎么样？你爸爸兄弟那么多，你妈妈需要处理很多复杂的家庭关系吧？

答：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家一直是很民主自由的家庭，家里的保姆阿姨一直是与我们一起吃饭的，吃的也完全一样。

我妈妈特别顾全大局。我爸爸是兄弟六个，我爸是老大，当然也就责任大些。解放后，我父母每个月都给我爷爷奶奶寄四十块钱的生活费，妈妈还给她的一个婶婶寄生活费。

我爸六兄弟中，老大、老二、老三比较早工作了，我姑姑排行第四，工作也比较早。后面三个弟弟中，四叔在上海财经学院上大学，一直是我爸爸供给的。五叔解放后参军，也就自立了。我五婶后来与他离婚了。六叔起先是我二叔供给，二叔张秋桥在《解放军报》工作。1960年后，我爷爷提前退休，大饥荒，济南的老百姓是真的没有东西吃，所以，我爷爷奶奶就到上海来了，之后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因为爷爷奶奶在，姑姑叔叔也经常来，常常是门一开，就进来五个人，吃呀喝呀，我妈妈从来不抱怨的。

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我父母绝对是楷模。没有比他们再好的了。他们一点都不计较。我四叔读大学时，我父母一个月给他三十元零用钱，还给他买衣服买鞋子，他到我家只需要换一部车子。而我在附中读书，也住校，回来要换两部车子，一个月才十五块钱。我妈妈后来还说，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反而手更紧呢。所以，和我们家来往关系最密切的是三叔和六叔。现在也只剩下五叔和六叔了。

问：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75年底、1976年初，你爸爸曾有想法和你妈妈离婚，因为他有可能被毛主席任命为总理。他还请徐景贤在上海为他找对象。【48】有这件事吗？

答：关于他们离婚的事，具体情况我真是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说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直接与我提过。但是，法定的离婚证书肯定是没有的。后来我奶奶的丧葬费要我妈妈出，我爸爸保外就医后也要我妈妈去陪，你说那算是离了婚的吗？

我知道，因为政治原因要他们离婚，这件事对他俩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痛苦的。爸爸小时候，爷爷生了他和我二叔后，就到开封去了，在邮局里找了个小差事，又找了个小情人。奶奶知道了，就带着兄弟俩去开封，出钱把小情人给打发了，又把爷爷弄回山东。这件事对我爸爸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非常痛恨男人对妻子不忠。我妈妈也一样，她爷爷六十岁时讨了个小老婆，完全打破了我妈妈感情上的寄托。所以，我父母对离婚这种事，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意。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选择离婚的。

问：可以看出来，作为长女，你和你爸爸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你爸爸在写给你的一封信里列举你的身份，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49】让人觉得他既怜爱你，又很心疼你，也很为你自豪。你觉得他对你满意么？

答：我爸爸对我还是挺满意的，是他的女儿嘛。我们家几个孩子对他都挺孝顺的，在江阴时，大家都尽量争取多去看他，病危的时候，我一个电话，弟弟妹妹立即都来了。当然，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他我们很好。好多年后，我才告诉他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因为这些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有多强。他知道后，很欣慰，也比较自豪，觉得我们确实是他的子女。

当然，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我的处境，我们俩的判断也可能不一样，他说的我也不一定都同意。在江阴时，大家都轻松多了，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看了这本那本书，他很惊讶，还说：“原来你看过这么多书呀？”在我离开工厂以后，我告诉他我到社会上怎么想办法赚钱接济家用，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也要下海做资本家了，我要看看资本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的。他很惊讶，看看我说：“啊，你还干这个。”我就说：“如果我成了资本家，那么我就是第二个恩格斯。”我说恩格斯这个资本家所有的钱都是给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全家都要饿死了。我爸就不响了。我有一套办法对付他的，他拿我没办法。

他对我的做法肯定也有看法，所以，我对他说：“你是大丈夫，不屈不挠；我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目前的形势下，你永远不低头，行么？还得活吧，还有孩子吧。别人看你活得好，会有看法；看你活得不好，活得穷，别人更要说风凉话：“看看，这人就是靠父母的，父母失利了，也就变成垃圾瘪三了。”这样别人也要看不起你的。所以，我说我不靠父母，我靠自己，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也要活得好。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许多事都要靠我担当的。

问：小时候都是父母亲呵护我们，等到我们自己成了父母，与上一辈的关系也开始转变，变成我们要照顾他们，变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答：对，我们小时候是太被呵护了。我曾对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太单纯。”我们都成了温室的花朵，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就像毛主席的几个孩子，最后多惨啊。江青出事后，我家的一位亲戚在医院里看到李讷一个人，到药房去要个瓶子买酱油，都没人理睬她，还是我家亲戚找了个瓶子给她。当然与毛家的孩子相比，我们毕竟一直在基层，生活能力早就锻炼出来了。但父母如果把我们教育得更复杂一些，就好了。

从我的生日，就可以看出我和父母间关系的发展。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女儿，我的生日也一直很受重视，我也很把我的生日当回事。小时候每次过生日，爸爸总要带我们去买巧克力、买蛋糕；我十七岁生日时，他送我剪报，写信给我，说不再给我糖和蛋糕了；我十八岁生日，他送给我一套《毛选》，又在扉页上给我写了那段话，有一种对我精神的寄托和要求，我也知道，我也就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想到，到二十岁，突然犯大错误了，还被他严厉批评，他还要我写检讨，也就是第一次康平路事件。而到了三十岁，更大的打击来了，被关进监狱里了，我在里面埋怨他，心中充满了愤恨和委屈。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身份换过来了，我带着妈妈去见他，去北京找人，要设法给他保外就医。这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要求了，是反过来要让他的心中有所安慰，反过来照顾他，照顾妈妈。确实，我们几个孩子每次去看他，对他都是很大的安慰，连看守都说，他的情绪会好很多。

问：你多次谈到，你一直想摆脱这种身份，想摆脱家庭。而且，你从小就有一种另类的感觉，但你给人的印象是性格直爽，快人快语。你自己怎么看呢？

答：我本来是很纠结的一个人，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总怕别人对我印象不好，对我评价不好。读书时，我也争强好胜，读书要最好，体育、劳动也要最好。后来我慢慢就有自知之明了，我知道别人是会利用我的。所以我要改名字，我要把自己沉到最底层。我一定要沉下去才行，千万不能浮上来。

我有的好朋友，身份与我蛮像的，就一直在父母的影子下拔不出来。我一直劝他们：“不管父母怎么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父母是父母，我们是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捆得太紧。他们该享受的，也不是我们该享受的，他们该遭的罪，也不是我们该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我是千方百计想脱开的，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我是没有办法脱开的。这辈子，我也算经历过很多考验了。但是从精神上，我觉得我是独立的。说到底，我确实是很另类的一个人。我就是我自己。

（十一）去世

“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

问：你的孙子出生时，你爸爸还在世，对他来说，看到了家里的第四代，是不是特别欣慰？

答：我爸爸有四个孩子，四个孙辈，我们每家一个。看到孙辈们，他已经很欣慰了。重孙只是我家有一个。重孙100天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送了重孙一个礼，这个礼物是100块钱，都是一块钱的硬币。是他们老两口攒下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攒了多长时间。他们说这是100朵花，因为硬币背面的图案是花。现在我儿子还保存着这100块钱呢。

我爸去世之前不久，我们把重孙抱去给他看的。他当然很开心。一开始，我儿媳妇不太愿意让我把孩子带去，孩子太小。后来我妈妈生病住在上海的医院，爸爸告诉我要让我妈妈看看这个重孙，说我妈妈肯定会很高兴的。所以，妈妈在医院里，我们就带着重孙去给妈妈看了。妈妈喜欢得不得了，眼睛一直盯着他，我们还拍了照片呢。爸爸自己没有说他也想看，男人么，嘴上不说出来的，但心里肯定很想看看重孙的。所以我就对儿子说：“外公身体不好了，把孩子带去给他看看吧。”所以我们就把孩子抱去了。爸爸看到孩子，沉吟一下，说：“我小的时候，老爷爷最后不好的时候，也是把我抱去给他看的。”他居然说这个！当然，第四代他看到了，还是蛮欣慰的，对孩子说：“好好成长吧，好好成长吧。”

问：他逝世之前的情况怎么样？听说他病危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梦，是怎么回事？

答：2005年年初，我爸爸从春节前开始生病，从一月份病到四月份。他的病情我是很清楚的，也一直力争把他弄到上海去治疗，但是上面不同意。所以，他住在江阴的医院里，看守他的人就睡在他旁边的病床上。我孙子那时两岁，带他的阿姨的父亲生病，请假回去了。所以，我还得带孙子。反正我两头跑，焦虑得不得了。在江阴的医院里时，看守还时不时拿着账单来给我看，说在我爸爸身上花了多少多少钱。最后，他们说花了几十万时，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他们，如果你允许我把他带回去，我一分钱都不要你们出，现在我就可以把他带走，你们就不需要花钱了。后来他们就不再给我看账单了。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他也知道老人生病的过程，因为他负责过三位老人的医疗组。我最后签了个字，不要搞气管切开，不要抢救。他病危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他身边，我是看着他咽气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年10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50】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话。邓小平就对我说：主席现在就听你的，你帮我说说吧。我对邓小平说：现在主席又没有叫我去，就是我去了，又能帮你说什么呢？”爸爸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对我说：“你看我的情绪还不错吧。”

这段话我当时是记录在随身携带的通讯录上的，这两天我把原始记录找到了。现在知道的事多了，才能看懂一点，也就是说，从爸爸的这个梦，能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还有我爸爸与邓小平的关系。如果没有“四五事件”，历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问：你爸爸的告别会都有谁来参加了？

答：告别会是2005年4月28日在江阴举行的。我五叔和他女儿，三叔带着他的四个孩子，还有我们家全部，儿子、媳妇、孙女，我们三个女儿、女婿、外孙，全部去了，都是自己家里的人。

问：最后，对爸爸，你还有什么总结的话？

答：父亲是4月21日离开我们的。4月24日我从江阴回到上海，夜里睡不着，脑中涌现出许多字句，我当时就把它们记录了下来了，这些我都找出来了，可以算是我对父亲的最后评价。

患疾遂卒还谓天下事大，逆境泰山；
胸有马列仍信劳动者赢，笑迎朝阳。

坚忍不拔，将牢底坐穿；
忠贞不渝，对主义不变。

风雨九十载，书生意气；
日月万千年，磊落光明。

一人传虚，万人传实；
一片丹心，万世可鉴。

4月28日在江阴开完告别会，带着爸爸的骨灰回到上海。我仍然无法入睡，又写了：

坚信马列，追随主席，六十年激扬文字；
身陷陋室，信念永恒，三十年一语不发。
仅以此悼念我的爸爸张春桥。

指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见张春桥2001年12月31日给维维的信，本书第220页。

张春桥二弟张秋桥，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

海格大楼位于华山路370号，为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所建，建国后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1977年改建为上海静安宾馆。

盖司康公寓即淮海公寓，位于淮海中路1202—1218号，建于1935年。

周小燕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袁雪芬是“越剧十姐妹”之一，袁派艺术创始人。

1947年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 创刊，张春桥担任总编辑。1948年1月，石门改名为石家庄，《新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

见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给维维的信。

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旧址，位于思南路73号，周恩来曾在此居住、工作。

见张春桥1992年11月22日给小妹信，本书第123页。

1955年至1957年，张春桥的职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委员。

瑞华公寓位于常熟路、延庆路路口东南角。

1958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令在南郊兴建东安（东庙）新村，一村为工人住宅，二村为干部住宅。1959年，柯率华东局、上海市委全体领导迁入。1960年，柯等搬出，迁入康平路市委宿舍。

康平路165号爱棠公寓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在地。

巴金原名李芾甘，青年时因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将二人译名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见张春桥1992年7月22日给二外孙的信，本书第119—120页。

即《赞“南京路上好八连”》，后收入张春桥杂文选《龙华集》。

杨西光，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

“姓张的”即陶勇的部下张云龙，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

杨永直，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现为上海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大厦。

沈雁冰即作家茅盾。

康平路事件是1966年底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

曹荻秋，时任上海市市长。

《一月革命大事记》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

题字全文见本书第131页。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指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指张国焘《我的回忆》，于1971年至1974年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结集出版。

关于密电的真伪，目前学界暂无定论。

见张春桥1987年2月15日给维维信，本书第38页。

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说错了话。当天，毛向周谈了对此事的看法，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晚，周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指示并介绍会谈情况。次日，周两次书面向毛报告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连续开会批周。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四五事件”后中央政治局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该事件的总后台。

根据吴冷西回忆，“五不怕”是1957年毛泽东与自己谈话时提出的，具体指的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杨成武曾为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张维维五婶的父亲为李宇超，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局副秘书长等职，1968年去世。

王秀珍，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时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结束后在党内展开了清理“三种人”的政治运动，“三种人”指的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戳心经”意为吃惊、刺心地痛。

弹格路指鹅卵石和小石块铺设而成的路面。

“七·二一大学”是文革后期为响应毛泽东指示举办的工人大学，学制为两至三年。

中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大飞机”于1970年由上海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1980年试飞成功，此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大规模试飞，直到1986年停飞。

见《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89—409页。

见张春桥1985年1月25日给维维信，本书第4页。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其骨灰按遗嘱撒入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