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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列国志：乌干达
作者：魏翠萍 编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ISBN：9787509734360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佳贵

副主任　黄浩涛　武寅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沛　王立强　王延中　王缉思

邢广程　江时学　孙士海　李正乐

李向阳　李静杰　杨光　张森

张蕴岭　周弘　赵国忠　蒋立峰

温伯友　谢寿光

秘书长　王延中（兼）　谢寿光（兼）

文前彩插

乌干达行政区划图

乌干达国旗

乌干达国徽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

赤道横跨乌干达

世界文化遗产——卡苏比国王陵，2010年失火，将重建

茶园

卖水果的妇女

小学生——乌干达的未来

尼罗河源头

尼罗河上白水漂流

乌干达人酷爱的主食——饭蕉

工作之余，巴干达人喜欢围在一起边聊边饮自酿啤酒

乌干达人能歌善舞

西南部火山

乌干达西部温泉

赤道边的鲁文佐里山

乌干达的国鸟——美丽的皇冠鸟

布文迪国家公园里的怀孕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已濒临绝种，世界上只剩下600多头

和谐相处

默奇森瀑布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间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

《列国志》编辑委员会
2003年6月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　地理位置

乌干达是非洲东部的内陆国家，靠近非洲大陆中心，有“非洲心脏”之称；位于南纬1°29′至北纬4°12′、东经29°34′～35°0′之间，赤道横贯其南部。

乌干达东邻肯尼亚，西连刚果（金），南与卢旺达、坦桑尼亚交界，北与苏丹接壤。国境最北端是耸立在东北角的朱丽亚山，最南端是在卡巴罗莱地区边陲小镇卡图纳（Katuna）以西的莫干杜山（Mogandu），最西端是西南部基索罗（Kisoro）地区的穆巴莱山（Mubale），最东端是距肯尼亚边界大约10公里、位于纳卡皮里皮里特地区的阿穆达特市（Amudat）。[1]全境从北到南长约640多公里，自东向西宽约560多公里。[2]国土总面积241550.7平方公里，与英国、加纳的国土面积相当；其中，水域和沼泽地面积41743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17.3%。

乌干达的国境线全长2698公里；其中，与刚果（金）边界线为765公里，与肯尼亚边界线为933公里，与卢旺达边界线为169公里，与南苏丹边界线为435公里，与坦桑尼亚边界线为396公里。

二　行政区划

独立前，乌干达行政区包括4个省，即布干达（Buganda）省、东部省、西部省和北部省，下辖18个地区。[3]独立后，其行政区划多次变更和调整。独立初期，乌干达实行联邦制，取消了省级建制，在行政管辖上分为5个联邦国和10个直辖行政地区两种体系。[4]1967年实行共和制后，原布干达王国划分为4个地区。1971年全国行政地区增加到19个。1974年乌干达重设省级建制，设置了布索加（Busoga）、卡拉莫贾（Karamoja）、尼罗（Nile）、北布干达、南布干达、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10个省，下辖38个地区。1980年再次取消省级建制，地区数量减少为33个。

为了加强地级竞争机制，自1992年以来中央政府大力推行地方分权制，在将权力下放地方的同时，不断增设地区建制：1991年和1997年相继增加到39个和45个地区；2000年、2006年和2009年先后增添到56个、80个和97个地区；截止到2010年7月，全国增至112个地区和一个地级市（为首都坎帕拉）。据乌干达选举委员会报道，地区下辖170个县，包括一个县级市和13个自治市；1243个乡，包括坎帕拉下设的5个城市分区；6940个教区，含有56945个村庄。[5]

除卡巴罗莱地区首府为波特尔堡外，其他各地区均以其首府或主要商业城镇的名称冠名。从地理位置讲，这112个地区分属东部、西部、北部和中部（布干达地区）4个称地理大区或行政大区。具体划分如下：

东部区，有32个地区：阿穆里阿（Amuria）、布达卡（Budaka）、布杜达（Bududa）、布吉里（Bugiri）、布凯代阿（Bukedea）、布克瓦（Bukwa）、布兰布利（Bulambuli）、布西亚（Busia）、布塔莱贾（Butaleja）、布延代（Buyende）、伊甘加（Iganga）、金贾（Jinja）、卡贝拉马伊多（Kaberamaido）、卡利罗（Kaliro）、卡穆利（Kamuli）、卡普乔鲁瓦（Kapchorwa）、卡塔奎（Katakwi）、基布库（Kibuku）、库米（Kumi）、昆（Kween）、卢卡（Luuka）、马纳弗瓦（Manafwa）、马尤盖（Mayuge）、姆巴莱（Mbale）、纳马因戈（Namayingo）、纳穆图姆巴（Namutumba）、恩戈拉（Ngora）、帕利萨（Pallisa）、塞雷雷（Serere）、锡龙科（Sironko）、索罗提（Soroti）、托罗罗（Tororo）。

西部区，有26个地区：布赫韦朱（Buhweju）、布利萨（Buliisa）、本迪布焦（Bundibugyo）、布谢尼（Bushenyi）、霍伊马（Hoima）、伊班达（Ibanda）、伊辛吉罗（Isingiro）、卡巴莱（Kabale）、卡巴罗莱（Kabarole）、卡姆文盖（Kamwenge）、卡农古（Kanungu）、卡塞塞（Kasese）、齐巴莱（Kibale）、基鲁胡拉（Kiruhura）、基里安东戈（Kiryandongo）、基索罗（Kisoro）、基埃盖瓜（Kyegegwa）、基恩乔乔（Kyenjojo）、马辛迪（Masindi）、姆巴拉拉（Mbarara）、米图马（Mitooma）、恩托罗科（Ntoroko）、恩通加莫（Ntungamo）、卢比里齐（Rubirizi）、鲁昆吉里（Rukungiri）、谢埃马（Sheema）。

北部区，有30个地区：阿比姆（Abim）、阿朱马尼（Adjumani）、阿加戈（Agago）、阿莱布通格（Alebtong）、阿莫拉塔尔（Amolatar）、阿姆达特（Amudat）、阿穆鲁（Amuru）、阿帕克（Apac）、阿鲁阿（Arua）、多科洛（Dokolo）、古卢（Gulu）、卡邦格（Kaabong）、基特古姆（Kitgum）、科博科（Koboko）、科莱（Kole）、科蒂多（Kotido）、兰沃（Lamwo）、利拉（Lira）、马拉查（Maracha）、莫罗托（Moroto）、莫约（Moyo）、纳卡皮里皮里特（Nakapiripirit）、纳帕克（Napak）、内比（Nebbi）、恩沃亚（Nwoya）、奥图凯（Otuke）、奥亚姆（Oyam）、帕德尔（Pader）、永贝（Yumbe）、宗博（Zombo）。

中部区，有24个地区：布伊奎（Buikwe）、布孔曼辛比（Bukonmansimbi）、布坦巴拉（Butambala）、布武马（Buvuma）、贡巴（Gomba）、卡兰加拉（Kalangala）、卡隆古（Kalungu）、坎帕拉（Kampala）、卡永加（Kayunga）、基博加（Kiboga）、克扬宽齐（Kyankwanzi）、卢韦罗（Luwero）、卢恩戈（Lwengo）、利安通德（Lyantonde）、马萨卡（Masaka）、米特亚纳（Mityana）、姆皮吉（Mpigi）、穆本德（Mubende）、穆科诺（Mukono）、纳卡塞凯（Nakaseke）、纳卡松戈拉（Nakasongola）、拉卡伊（Rakai）、森巴布莱（Sembabule）、瓦基索（Wakiso）。

全国最大城市是首都坎帕拉，其次是古卢（Gulu）、利拉（Lira）、金贾（Jinja）、姆巴莱（Mbale）、姆巴拉拉（Mbarara）等。

三　地形特点

全境属东非高原的一部分，南部海拔约1300米，北部约750米，最低处为西部艾伯特湖约621米。[6]整个地貌自南向北逐渐倾斜，形成巨大的缓坡，其中84%陆地位于海拔900～1500米处。南部森林密布，其间有不少被开垦的农田；中部稍凹，为开阔草原地带，多沼泽；北部是辽阔的热带稀树大草原；东北部有少许半沙漠、竹林和雨林地区；东、西两侧是一系列的山脉。全境南高北低，宛如巨大而倾斜的簸箕。东南部则是烟波浩淼的世界第二大湖维多利亚湖，犹如镶嵌在簸箕上方一颗巨大的蓝宝石，湖水自其北端注入维多利亚尼罗河，恰似系在蓝宝石的丝带向南飘舞。

中部、西部丘陵起伏

乌干达三分之二的地区属于30亿～60亿年前形成的前寒武纪基岩。[7]远古时期大地构造运动导致前寒武纪地层较为平展，后经分异侵蚀发生了起伏，产生了石英岩山岭和圆形山，形成了现代乌干达中部、西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丘陵地貌。这些丘陵顶部大多平坦，平均海拔1300米。其中，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丘陵谷坡宽而长，丘陵之间的谷地多为宽阔的纸莎草湿地；西部丘陵之间的谷地则狭窄；西南部高原地势较高，如地处卡巴罗莱、鲁昆吉里、恩通加莫和基索罗地区的山峦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同样高度的还有西北的内比地区和东北的科蒂多地区的山丘。北部辽阔的草原也偶有山丘分布其中。

东、西两侧群山绵绵

第三纪（大约在2500万年以前）地质过程转趋活跃，到了中新世，乌干达西部边界下陷，形成了深1000～2000米、宽40～70公里、纵贯西部边界的东非大裂谷西支。[8]同时，乌干达中部凹陷，地壳受到挤压，导致东西两侧隆起群山，一系列火山形成，其中13座山峰海拔在4100米以上。西部的山脉、湖泊大多分布在大裂谷西支，绵绵群山与谷底湖泊一脉相连；山麓原野，郁郁葱葱，飞泉流瀑，奇花异兽，颇多壮丽景色；特别是西南部基盖齐附近，雪山镜湖相映成趣，素有“非洲瑞士”之称，构成了山川美景、草长莺飞的自然奇观。其中世界著名的鲁文佐里山脉（意为“造雨者”，亦称“月亮山”）耸立在西部边境与刚果（金）交界处的赤道附近。它绵亘于艾伯特湖与爱德华湖之间，南北长达120公里（其中80公里纵跨边界线上），宽48公里，由贝克山、埃明山、杰西山、路易吉·迪·萨沃亚山、斯皮克山和斯坦利山6座高山组成；其中的斯坦利山有许多高峰，最高峰为玛格丽塔，海拔5109米，是非洲第三高峰。[9]鲁文佐里山脉有37个冰川，7座高峰峰顶终年被冰川和积雪覆盖，覆盖面积约达64平方公里[10]，峰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山间郁郁葱葱，云雾缭绕，颇为壮观。

自鲁文佐里山脉南端沿东非大裂谷西支向南约140公里处，屹立着东非著名的维龙加火山群（亦称姆丰比罗火山群）。该火山群山脉自东向西偏南坐落在刚果（金）、卢旺达、乌干达三国交界处。它由8座巨大的火山和几百座小火山组成。其东部在乌干达境内称姆丰比罗火山群。姆丰比罗火山群东端为穆哈武拉火山（Mt.Muhavura），海拔4132米；西南端是萨比尼奥火山（Mt.Sabinio），地处乌干达、刚果（金）和卢旺达三国交界处，海拔3477米；东、西两座火山之间是姆加欣加山（Mt.Mgahinga），海拔3648米。此外还有一些年轻的火山，分布在西南部的基索罗地区，为圆锥形山丘，与目前休眠的活火山维龙加火山群相连。这一地区，特别是大裂谷西支时常发生地震，偶有里氏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东部边境向北直至苏丹边境耸立着一系列古老的火山。著名的埃尔贡火山巍峨屹立在海拔1200米的高原上，它位于乌干达东部与肯尼亚交界处。埃尔贡火山纵长80公里，横宽50公里，是一座孤立的火山。它的第一次火山爆发是在2400万年以前，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熄火山，火山口直径15公里，纵深600米。火山口周围群峰环绕，主峰是瓦加加伊峰，海拔4321米，为乌干达第二高峰、非洲第八高峰。自埃尔贡火山向北依次排列的火山还有卡达姆山（Kadam，海拔3070米）、纳帕克山（Napak，海拔2548米）、莫罗托山（Moroto，海拔3040米）和莫龙戈莱山（Morongole，海拔2700米），以及东北角边界的朱丽亚山（峰高2148米）等。此外，莫龙戈莱山以西20多公里处，是南北走向的纳波雷恩扬吉山脉（Napore Nyangea Range）。东北地区有一些不高的山丘，如托罗尔山（Toror）、恩亚科瓦伊山（Nyakwai）和一片海拔1800～2530米的拉布沃尔山地。北部与苏丹交界处有南北走向的伊马通山脉，其主要山体位于苏丹，南端在乌干达境内，其中的兰吉亚山海拔高度为3029米。

四　湖泊与河流

乌干达境内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素有“东非高原水乡”之称。全国大小湖泊有165个，[11]其中，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湖、中部的基奥加湖和夸尼亚湖、中南部的瓦马拉湖、西部边界上的艾伯特湖和爱德华湖，以及西部的乔治湖和东部的比西纳（Bisina）湖，为乌干达八大湖泊。此外，还有众多的小湖群，[12]通常雨季到来时，这些湖群周围是广阔的沼泽地和湿地，到了干季，则形成若干个小湖泊。主要河流总长2000多公里，永久泉眼近1万个。[13]乌干达水域总面积为4.4万平方公里，其中地表水约3.6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3%。除此之外，乌干达还有近2.9万平方公里的湿地（包括沼泽地），约占总面积的13%，其中永久湿地约占三分之一，其余为季节性湿地。[14]

（一）主要湖泊

1. 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亦称尼安扎湖（Nyanza），当地语意为“大湖”，是非洲最大的湖泊和尼罗河的主要源头；面积68890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二大淡水湖，仅次于北美的苏必利尔湖。它位于东非高原，海拔1134米，因中新世地壳运动使地面逐渐下沉，形成浅的集水盆地。[15]天然降水约占湖水总量的85%，其余水源来自卡盖拉河等十几条大小河流。该湖呈不规则四边形，南北最长412公里，东西最宽355公里，湖区平均水深40米，最高水深85米，总储水量约为2750立方公里。湖岸线蜿蜒曲折，长约3460公里，[16]北岸平坦，西南岸有高90米的悬崖。[17]1858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为寻找尼罗河源头来到此湖，遂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该湖流域总面积达19.3万平方公里。

维多利亚湖为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拥有，45%湖面在乌干达境内，[18]境内湖中有塞塞群岛等十多个岛屿。湖水唯一出口处是北岸的维多利亚尼罗河，在那里形成瀑布，排水量每秒达600立方米。1954年殖民政府在瀑布处修建了欧文水坝，为乌干达和邻国提供了大量电力。维多利亚湖不仅水产丰富，为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地之一，而且沿岸还盛产甘蔗、稻米、咖啡、棉花和饭蕉等。

2. 基奥加湖（Lake Kyoga），位于乌干达中部。该湖主要是维多利亚湖水经维多利亚尼罗河向北蜿蜒流入而形成的，湖面海拔1034米，湖区东西长129公里，水域面积2636平方公里；平均水深3米，最深处达10.7米。[19]湖岸线蜿蜒曲折，湖中多有纸莎草、芦苇和漂浮植物滋生。该湖亦是主要淡水鱼产地之一。湖中可行驶中型汽船。

基奥加湖西北有夸尼亚湖（Lake Kwania），东北有奥佩塔湖（Lake Opeta）和比西纳湖（Lake Bisina），东面有尼亚果湖和尼亚萨拉湖（Lake Nyasala），东南还有纳库瓦湖和莱姆瓦湖，它们连成一片，形成以基奥加湖为中心的湖群。

3. 艾伯特湖（Lake Albert，曾改称蒙博托湖），位于乌干达与刚果（金）两国边界地区，为两国拥有，是东非大裂谷西支中最北端的湖泊和非洲第七大湖泊。该湖为断层湖，海拔618米。湖域为东北至西南走向，长约150公里，宽35公里，平均水深25米，最深处达56米；水域面积5659平方公里，其中约50%的湖面（约2850平方公里）在乌干达境内。[20]该湖东北和西南两端分别有维多利亚尼罗河和塞姆利基河注入，北部为艾伯特尼罗河的出水口。1864年英国探险家塞缪尔·贝克爵士夫妇来到该湖后，以维多利亚女王丈夫艾伯特亲王的名字命名。

4. 爱德华湖（Lake Edward，曾改称阿明湖），亦是东非大裂谷西支断层湖之一，位于乌干达与刚果（金）两国边界地区。湖面海拔912米，湖域最长约65公里，最宽38公里，水域面积2324平方公里，其中约638平方公里的湖面在乌干达境内，最大水深117米，平均水深34米。流入该湖的主要河流有尼亚穆加萨尼河（Nyamugasani River）。

5. 夸尼亚湖（Lake Kwania）位于基奥加湖西北，为西南至东北走向，其西端与基奥加湖西端相连，海拔1033米。湖域狭长，最长66公里，面积54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米，最大水深5.4米。可通行6米长的独木舟。

6. 乔治湖（Lake George），位于西南部，为东非大裂谷西支一系列断层湖之一，在爱德华湖东北40公里处，海拔914米。湖域最长29公里，最宽16公里，水域面积228平方公里，平均水深2.4米，最深处为7米，渔产丰富。

7. 瓦马拉湖（Lake Wamala）位于中部，在首都坎帕拉以西约60公里处，海拔1290米。湖域平均长27公里，最宽处约10公里，水域面积25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米，最大水深9米。4000多年前该湖曾为维多利亚湖一部分，由于气候和地质变化逐渐形成

8. 比西纳湖（Lake Bisina），曾称索尔兹伯里湖，位于基奥加湖东北，蓄纳了东部埃尔贡山以北诸河河水，主要注水河流有阿佩杜拉河。该湖海拔1030米，长约30公里，宽9公里，水域面积约27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随季节变化而变化，通常雨季增加，干季减少，为浅水湖。

此外，还有一些较大湖泊，诸如西南部的布尼奥尼湖（lake Bunyonyi），水域面积为61平方公里；南部的姆布罗湖（Lake Mburo）、卡奇拉湖（Lake Kachira）和纳基瓦利湖（Lake Nakivali），水域面积分别为52平方公里、39.6平方公里和26平方公里；西南部的穆坦达湖（Lake Mutanda）和穆莱海湖（Lake Mulehe），水域面积分别为23平方公里和5平方公里。另外，在靠近南部姆巴拉拉和拉卡伊地区，还有安科凯湖、科基湖和基贾内巴洛拉湖（Lake Kijanebalola）等。

（二）主要河流

乌干达境内水系属尼罗河水系。尼罗河有两大支流，即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白尼罗河最长，为尼罗河上游段。从位于布隆迪的源头至乌干达与苏丹接壤处的尼木累为尼罗河上游，在乌干达境内称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和“艾伯特尼罗河”，整个乌干达都处于尼罗河上游流域。

尼罗河源自布隆迪的鲁武武河（Ruvuvu），与尼亚瓦龙古河（Nywarungu）汇流后称卡盖拉河，流经卢旺达与坦桑尼亚和坦桑尼亚与乌干达的边界地区后注入维多利亚湖。自维多利亚湖北端金贾附近溢出，经欧文瀑布向北流入基奥加湖；出基奥加湖西端，汇合卡富河后，先向北后向西经卡巴雷加瀑布注入艾伯特湖，先后两个河段称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出艾伯特湖北端后，接纳由右岸汇入的阿帕盖尔河，向北流向北部边界尼木累，此河段称为“艾伯特尼罗河”。

自金贾的欧文瀑布至苏丹边境，尼罗河落差达520多米，形成许多壮观的瀑布和急流。此外，卡通加河、卡津加水道和塞姆里基河（Semliki）还将乔治湖、爱德华湖与维多利亚湖和艾伯特湖连接起来，成为尼罗河水系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要河流有：

1. 维多利亚尼罗河（Victoria Nile），为尼罗河上游，亦称白尼罗河上游上段，南起维多利亚湖北端（金贾附近）的欧文大水坝，蜿蜒西北流入基奥加湖，再出基奥加湖西北端，向北80～90公里转向西流入艾伯特湖，全长426公里；流量在602～741米/秒之间。此段河流多瀑布和急流，其中处于该河下游的卡巴雷加瀑布（原称“默奇森瀑布”）最为著名和壮观。该河的纳马萨加利至马辛迪之间可通航。

2. 艾伯特尼罗河（Albert Nile），为尼罗河上游，亦称白尼罗河上游下段，流经乌干达西北地区；南起艾伯特湖北端，向北蜿蜒流向苏丹南部边境城镇尼木累，全长257公里。河面开阔，水流平稳，可通航。河中生长茂密的纸莎草和漂浮植物。

3. 阿丘瓦河（Achwa），东北部河流，为白尼罗河支流。它发源于东北部卡塔奎地区西北丘陵地带，蜿蜒西北，流入苏丹境内后称阿斯瓦（Aswa）河，向西与白尼罗河汇合，全长357公里。

4. 多佩斯-奥科克河（Dopoth-Okot），东北部河流。它自北向南流入比西纳湖，上游称多佩斯河，下游为奥科克河，全长314公里。

5. 帕盖尔河（Pager），东北部河流。它自东向西蜿蜒与阿丘瓦河汇合，全长232公里。

6. 卡富河（Kafu），西部河流，连接维多利亚湖与基奥加湖。过去，维多利亚尼罗河出基奥加湖西端约50公里处向卡富河分水，向西南流去，与恩库西（Nkusi）河汇合，流入艾伯特湖东南角；现在，改东北流向，与出基奥加湖西段的维多利亚尼罗河汇合，注入艾伯特湖北段，全长240公里。该河东段宽约800多米，西段较狭窄，沿岸多沼泽，地形平坦，水流缓慢。

7. 卡通加河（Katonga），西南部河流。西起乔治湖东端，蜿蜒东流，注入维多利亚湖，全长220多公里。东段河道宽阔，流经地区地形平坦，水流缓慢，特大洪水时曾出现过部分河水倒流注入乔治湖的现象。

8. 塞姆里基河，在西南部，出爱德华湖北端，向北注入艾伯特湖，长约210公里，其中约有70公里为刚果（金）与乌干达的界河。

此外，还有一些河流，诸如马扬加-卡托河（Mayanja-Kato），为卡富河支流，自东南向西北流入卡富河，约175公里；姆波罗戈马-马拉巴河（Mpologoma-Malaba），东部河流，自东南向西流入基奥加湖，约173公里；卢戈戈河（Lugogo），居卡富河支流，自南向西北流入卡富河；恩库西河（Nkusi），西部河流，与卡富河分流后流入艾伯特湖东南端；等等。

五　气候

乌干达虽横跨赤道，但因地势较高，除东、西边境高山地区外，全境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全年平均气温在22℃左右，2～3月气温最高，平均气温23.6℃；6～7月气温最低，平均气温为21.4℃。

全国大部分地区年均降水量在1000～1500毫米。通常，降雨量根据地区地理变化而不同，维多利亚湖湖区及沿湖地区和山区降雨量最大，如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以及湖区岛屿降雨量年均2000毫米；东北地区则在年均500毫米以下。乌干达一年中有雨季和旱季之分。南部有两个雨季，分别在4～5月和10～11月；两个旱季在6～7月和12月至翌年1月。北部只有一个雨季，即4～10月；一个旱季，在11月至翌年3月。

根据各地降雨量的不同，乌干达分为6个气候带：维多利亚湖湖滨地区气候带、卡拉莫贾地区气候带、西部气候带、阿乔利-基奥加气候带、安科莱-南部地区气候带和埃尔贡山气候带。[21]

1. 维多利亚湖湖滨地区气候带

这一气候带包括自维多利亚湖沿岸向外延伸48～64公里的区域，全年气温、湿度和风力变化不大。例如，在维多利亚湖附近的坎帕拉1月份日均气温在18℃～28℃，7月为17℃～25℃。该气候带几乎全年都有降雨，即使在相对干旱的12月至翌年3月初、6～7月常有雷阵雨，3～5月、10～11月为降雨高峰期。维多利亚湖湖滨地区年降雨量由赤道以南1250毫米至赤道以北1500毫米以上不等。最大的降雨量在东南季风和东北季风之始，而维多利亚湖上降雨量最多，自沿岸向内陆每公里降雨量递减30毫米。

2. 卡拉莫贾地区气候带

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地区，大部分属半干旱区。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是最干热的旱季，1～3月气温在32℃以上。雨季期间，在庇荫处很少高于30℃，夜间则降至16℃。[22]雨季一年只有一次，始于4月，终于8月前后，其中6月雨量少，5月、7月为雨季高峰。最干燥的月份是12月和次年1月，年均降雨量大致在100～625毫米。12月至次年3月，东北季风从东到西，吹拂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山丘和肯尼亚高地，吹走了潮气和湿气，带来了干燥的气候。4月和5月东南季风来临，才带来一些降雨。在一些山丘地区，降雨稍多，如莫罗托年均降雨量在890毫米左右。

3. 西部气候带

整个西部边境地区属西部气候带，包括西尼罗河高地、西南高地和大裂谷西支的一系列湖泊和河流流域，如艾伯特尼罗河、艾伯特湖、爱德华湖和乔治湖流域，也包括西部边境地区热带大森林地带。具体说来，大裂谷地区干热，年降雨量为875～1000毫米；高原地区年降雨量为1250毫米，一年中有100～150个降雨天；山区的年降雨量随地形高度而攀升，南部高地（布谢尼、鲁昆吉里和卡巴莱）年降雨量超过1875毫米；在鲁文佐里山海拔4600米的山坡一带，年降雨量达2000毫米；地处西南高地的卡巴莱，1月份日均气温9℃～24℃，7月为8℃～23℃。

4. 阿乔利-基奥加气候带

它覆盖东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基奥加湖流域，年均降雨量1250毫米，一年中有140～170个降雨天。雨季自4月至10月，4月、5月和8月降雨多，6月和7月降雨少。每年1～3月气温最高，在30℃～33℃之间，最低在16℃～17℃；6月和7月温度最低，最高气温26℃～27℃，最低为15℃～17℃。这一气候带北部、东部温度略高于基奥加湖附近区域，如科蒂多最高气温在30℃～35℃以上；利拉则比北部最高气温略低0.5℃～1℃左右，最低气温不低于16℃。

5. 安科莱-南部地区气候带

包括布索加[23]、穆科诺、姆皮吉、穆本德、马萨卡和姆巴拉拉地区。该气候带北部和南部多丘陵；中部多河流和湖泊，如卡通加河、瓦马拉湖和卡奇拉湖。这一气候带一年约有90～130个降雨天，年均降雨量约为1125毫米。自姆巴拉拉地区东部和恩通加莫地区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瓦马拉湖附近，气候较为干燥，年降雨量为875毫米。在这一气候带每年有两个雨季和两个旱季。由于赤道低压槽经过，每年4～5月、9～11月为两个明显的雨季；两个旱季，一个在6～7月，另一个在12月至次年2月之间，旱季里也有些降雨。布索加和姆巴拉拉4～5月气温最高为23℃，最低14℃；6～7月气温最高为15℃～18℃，最低为10℃～12℃。

6. 埃尔贡山气候带

包括布吉苏和塞贝伊部分地区，该气候带的南部和西南部降雨量可达1778毫米，北部有些干燥。

第二节
自然资源

一　矿物资源

乌干达地质结构可分五大类：晶状基岩、沉积覆盖序列、碳酸盐岩层、火山岩和第四纪沉积层，每类岩层都有明显特点和矿产。矿藏主要集中在西南部、东部和东北部，北部较少，中部更少。西部矿藏主要是硬绿泥石和油页岩，还有少量铜、锡、钨、铋等矿藏；东部死火山风化形成许多环形碳酸盐岩，有大量的磷灰石和晶态石灰石。乌干达矿产资源较丰富，已探明矿产有50多种，其中已开发的仅有10多种，其余矿产资源的及储量有待勘探。

（一）金属矿物

黄金　除北部之外，广泛分布于乌干达各地，包括北部边界附近、西北部。目前已发现的黄金矿主要在东部的布西亚地区，西南部的布谢尼、卡农古、卡巴莱和基索罗等地区，以及中部的穆本德地区和东北的卡拉莫贾，但仅在少数地区进行了小规模开采。除了布西亚地区的蒂拉和阿莫尼卡基内黄金矿矿脉为硬岩外，其他大部分为冲积矿。其中最大的金矿位于布谢尼地区布赫韦朱矿带，该矿带约有2000平方公里，有丰富的黄金储量。

铜矿　主要分布在西部卡塞塞地区的基伦贝矿区，储量大，含有铜和钴。东北部卡拉莫贾的博邦格、洛卡佩里埃萨和洛约洛，以及姆巴拉拉地区的坎波诺和基塔卡也发现了铜矿。在1957～1979年，基伦贝矿开采了1629万吨铜矿石，平均含铜量1.95%、含钴量0.18%。目前，基伦贝铜矿的，储藏量约为400万吨，矿石含铜1.7%、含钴0.18%。最近，该矿带附近发现新的铜钴矿藏，铜藏量大概有200万吨，此外还有550万吨铜尾矿，平均含钴0.114%。[24]

铁矿　有赤铁矿和磁铁矿。赤铁矿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基索罗地区和卡巴莱地区的穆科矿区。其中，穆科矿区储有高品位铁矿，含铁量为90%～98%，同时含有磷、硫黄和钛等矿物，储量为3000万～5000万吨。磁铁矿主要分布在东部托罗罗地区的苏库卢和姆巴莱地区的布库苏。苏库卢磁铁矿的储量约为4500万吨，平均含铁量为62%、含磷量为2.6%、含钛量为0.9%；布库苏磁铁矿为碳酸盐复合矿，它的黑花岗岩岩层中的铁矿石储量为2300万吨，其中含钛量10%～15%。此外，西南部卡巴莱地区的穆兰博和哈穆尔瓦等地蕴藏着高品位铁矿。东北部莫罗托地区的纳帕克和科蒂多地区的托罗尔为碳酸盐岩层，其中的铁矿储量尚待查明。

铍　从结晶花岗岩的绿玉中提炼出来，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布谢尼、卡农古、鲁昆吉里、恩通加莫等地区，以及中部的穆本德和穆科诺地区。据说，伊沙沙地区的绿玉储量有很大潜力，但没有具体数据。20世纪60年代初，乌干达绿玉生产曾占世界产量的10%。

铋矿　分布在西南部基索罗地区的卢旺佐、基塔胡里拉和基特瓦以及卡巴罗莱地区和卡农古地区一些地方，通常与自然铋、黄金和钨锰铁矿共生。卡农古地区的穆兰巴、克扬贝亚和卢文库巴的结晶花岗岩中含有泡铋矿。目前仅有卢旺佐矿区得到开采。

铬铁矿　与铂矿共生，分布在以莫罗托市以北6公里长的矿带上。

铅矿　分布在姆巴拉拉地区的基托米森林，矿层中也含有少量锌和黄金。该地区的基卡加蒂矿区也发现了铅、锡石共生矿。

锂矿　分布在西南部的基索罗、卡巴罗莱、卡农古、鲁昆吉里、恩通加莫等地区，以及中部的穆本德和穆科诺地区。1969年以前，曾在穆本德和恩通加莫地区的结晶花岗岩层开采锂矿石达20年，大部分结晶花岗岩层不大，且不规则，不适宜大规模开采。

钶（铌）铁矿-钽铁矿　通常在结晶花岗岩层共生，比例不等，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基索罗、卡农古、布谢尼、恩通加莫等地区以及中部的瓦基索和穆科诺地区，其中，2002/2003年度在恩通加莫发现7处钶钽铁矿。一家加拿大乌干达黄金开采公司还在鲁贡金（Rukunjin）地区发现钶钽矿。烧绿石（Pyrochlore）为重要的铌矿石，产于东部苏库卢和布库苏以及东北部纳帕尔和托罗尔碳酸盐岩矿，苏库卢磷酸盐矿层有3亿多吨矿产资源，其中1.3亿吨平均含铌量0.2%。钽和铌为军事、航空和通信业不可缺少的重要金属。

锡矿　分布在西南部，矿带向西南延伸到卢旺达和刚果（金）以及坦桑尼亚北部境内。矿层主要为页岩和砂岩含石英-云母矿脉类型，间有花岗岩。单一矿脉较薄，宽度几乎不超过1米，且不规则，储量不大。基索罗地区的瓦明因亚和姆巴拉拉地区的基泰佐矿藏为密集的网状矿脉和席状脉，储量潜力大。

钛矿　东部的苏库卢和布库苏碳酸盐岩内的磁铁矿含钛量约13%；苏鲁姆布萨（Surumbusa）磁铁矿含钛量约22%。

钨矿　分布在西南部部分地区和中部的穆本德地区。西南部的钨矿矿脉云集石墨沉积层，间有花岗类岩，一直延伸到卢旺达南部和刚果（金）境内。已经开采的钨矿主要集中在卡巴罗莱地区和基索罗地区，穆本德地区和拉卡伊地区也有少量开采。卡巴罗莱地区恩亚穆里罗矿亦称布乔尔达尔矿，生产和浓缩钨达2400吨，估计储量1000万吨，平均含钨量0.5%；基尔瓦钨矿石储量为125万吨，平均含钨量0.19%。

铀矿　据该国能源矿业部估计，铀矿主要分布在布干达至托罗地区约1.8万平方公里，卡拉格韦至安科莱地区1.2万平方公里，艾伯特湖至基奥加湖两湖之间5000平方公里，布赫韦朱高原900平方公里和艾伯特湖区1.2万平方公里等区域。

（二）非金属矿物

石料　包括花岗岩、片麻岩、石英岩和沙石，广泛分布在前寒武纪基岩上。中部和东部有耀绿岩和闪岩，但严重风化。西南部和东部有火山岩和凝块岩，莫罗托出产大理石。

黏土　遍布乌干达，除了一些重要城市如坎帕拉、金贾、恩德培、姆巴拉拉和马萨卡之外，没有对全国进行系统的调查。而这些地区黏土含有铁和石英成分，经过烧窑后显示出非常不同的效果。除建筑业烧制砖瓦和陶瓷外，含矾量高、含少量铁的黏土可烧制耐火砖等。乌干达的黏土、瓷土和耐火材料质量好，且有很大潜力。

硅藻土　主要产于西北部内比地区的帕克瓦奇。

长石　通常与结晶花岗岩相伴，分布在卡农古地区的布莱马、鲁昆吉里地区的布甘加里、布谢尼地区的穆塔卡、恩通加莫地区的恩亚巴克韦里和穆科诺地区的隆亚等地，质量不等，有高品位的白色到低品位的淡绿色等类别。

硅石沙　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湖沿岸的沙滩及湖内岛屿，探明储量为200万吨，含硅量99.93%，含铁量0.05%。科梅岛硅石沙的含硅量极高，为99.95%，并出口肯尼亚。

石膏　一般分布在大裂谷沉积物的黏土层中，估计储量为200万吨。姆巴拉拉地区的姆布罗湖和乔治湖沉积物中有石膏。

高岭土　分布在坎帕拉周围地区和附近的瓦基索，以及南部的拉卡伊地区、西部的基伦贝和布谢尼地区的穆塔卡等地。穆塔卡的高岭土品位最高，平均含高岭石87%。

沉积石灰石和石灰　主要分布在西部大裂谷乔治湖附近。卡塞塞地区至少有3个石灰石矿区：希马石灰石矿区储量达2000万吨，矿层最深处达7.5米，品位高，矿区约占500公顷；杜拉矿区在卡塞塞市以东18公里的一个狭窄峡谷中，储量约200万吨；穆霍克亚矿在卡塞塞市以南13公里处，估计储量为25万吨。西南部基索罗地区的沉积石灰石和石灰储量约为100万吨。其他地区如卡巴罗莱地区、鲁昆吉里地区的石灰石储量不多。[25]

大理石　盛产大理石的地方在森林保护区，储量为570万吨，坦克山储量为420万吨；还有少量大理石储量在卡蒂凯卡基莱和鲁帕地区。[26]

磷酸盐　主要储藏在东部托罗罗西南6公里的苏库卢和以北30公里的布库苏。苏库卢的碳酸盐岩复合矿主要分布在3个峡谷中，该矿主要由钙-碳酸盐岩、少量白云石和铁-碳酸盐岩构成。碳酸盐岩复合矿的其他矿产有磷灰石、磁铁矿、云母（有的已经分化成蛭石）、烧绿石、重晶石、锆石和稀土元素等。苏库卢的矿层厚，已探明储量2.2亿吨，平均含磷量13.1%，选矿后可达40%～42%。位于布库苏的布苏姆布山磷酸盐矿矿床较小，表层为风化的磷酸盐-残积土层，厚厚覆盖在碳酸盐岩层上。碳酸盐岩层含方解石、磁铁矿、磷灰石、金云母等。布库苏已探明的磷酸盐矿石储量为850万吨，其中300万吨平均含磷量11%，残积土层平均厚2米，其余550万吨磷酸盐矿石，残积土层深约4米，平均含磷量15%。[27]

盐矿　产地主要在卡塞塞地区的卡特韦和卡塞尼的一些火山湖和霍伊马地区的基比罗（Kibiro）小规模的温泉盐矿。通常，天然碱（碳酸钠）与盐和石膏（硫酸钙）共生，在卡特韦盐矿有天然碱成分，储量约为1000万吨。

蛭石　主要分布在布库苏和苏库卢。在布库苏，蛭石一般储藏在4～5米厚的磁铁矿碎石之下。其中的纳梅克哈拉矿有高品位蛭石，是世界最知名的蛭石矿之一，储量为400万吨。

除以上已探明的矿藏和储量之外，乌干达还有铂、镍、钻石和稀土元素等矿藏。在莫罗托的纳基洛罗（Nakiloro）铬铁矿（chromite）中含有铂，据采样实验，每吨铬铁矿中含铂量3.0～7.5克，而且该地区地质情况也与南非大规模的铂等金属群矿区相似。镍分布在姆巴拉拉地区的鲁加加[28]和恩通加莫地区的卡丰乔（Kafunjo）。钻石曾在卡拉莫贾南部的卡塔奎和西南部的布谢尼、卡巴罗莱和基索罗等地区的火山岩中发现。此外，苏库卢碳酸盐岩中含有稀土元素，但没有进行全面勘探。

二　水力资源、石油及其他能源

水力　乌干达水力资源丰富，发电潜力约为2500～3000兆瓦，其中发源于并流经乌干达的尼罗河[29]上游约有2000兆瓦以上。[30]目前水力开发不及其潜力的10%，水力发电潜力巨大。

石油　丰富的石油资源分布在乌干达西部边界的东非大裂谷西支北段，亦称艾伯丁地堑，即从爱德华湖向东北延伸，穿过艾伯特湖，再向北至乌干达与苏丹边界。早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韦兰德在艾伯特湖底和周围发现52处油气渗出，由于二战爆发，独立后又因内乱不断和资金缺乏未能勘探和开发。1987年穆塞维尼政府决定吸引外国公司勘探石油资源，特别是90年代末20世纪初以来，多家海外公司先后对艾伯丁地堑进行勘探。2006年澳大利亚哈德曼能源公司在艾伯特湖北部首次钻探出一口日产量1.2万桶的油井，[31]此后，探明储量不断增加。2008年爱尔兰图洛石油公司（Tullow Oil Company）宣布，艾伯特湖盆地的石油储量约达20亿桶。次年6月美国专家透露，乌干达石油储量可与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匹敌，有望继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安哥拉、利比亚之后成为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2009年初，据爱尔兰图洛石油公司称，其勘探的一号油井扣除非油层间隔，净油层厚度为38米。2010年1月12日乌干达《箴言报》根据对乌干达能源部长的采访报道，艾伯特湖地区1号、2号和3A区块的石油储量估计达60亿～80亿桶。随着勘探进一步深入到乌干达西北部和北部，预计将会发现更多的石油。乌干达石油储量不仅丰富，而且品质好，二氧化碳含量低，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也有人说，有关方面为吸引外资夸大了储量，乌干达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石油。

泥煤　亦称泥炭或草炭。乌干达有很多沼泽地，泥煤储量丰富，估计约有2.5亿吨，但仅有10%可以用来发电，估计在未来的50年中可以利用泥煤发电800兆瓦。

地热　分布在西部大裂谷卡塞塞地区的卡特韦-基科龙戈、本迪布焦地区的布兰加和霍伊马地区的基比罗三个区域。前两个区域地热水质总溶解固体含碳酸盐和含盐量分别在每公斤25000～30000毫克和每公斤14000～17000毫克，水温分别在150℃～220℃和120℃～150℃。基比罗地热流动水含盐量较低，水温在200℃或更高。三个区域地热的水温适于发电，发电潜力约为450兆瓦，[32]目前还未开发，正在勘察中。

太阳能　乌干达位于赤道，有充分的阳光照射，大约日均每平方米利用太阳能技术可生产出4千瓦/小时～5千瓦/小时电力。目前，乌干达太阳能主要应用在光电、热水、制冷和农产品烘干等方面。

风能　乌干达平均风速较低，每秒约3米；但在平坦地区，特别是维多利亚湖沿岸、卡拉莫贾以及丘陵地区的山顶风速可达每秒6米或更多，可以应用风能技术。乌干达的总体风力比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强，但利用率不及这两个国家。目前，乌干达主要在风力较强的卡拉莫贾利用小型风轮机泵水，但不普及。

由于设备昂贵，乌干达目前还没有足够财力，也没有技术开发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能源。

三　植被

乌干达植物种类多样，从北部高原一望无际的象草草场上稀松地分布带有不规则的宽大伞状冠层的树木，到东北部遍布荆棘、刺槐和大戟属植物的干燥草原，从鲁文佐里山脉白雪皑皑的峰顶到郁郁葱葱的山丘，以及山谷间绿茵茵的纸莎草湿地，到处是百花争艳，遍地是美丽而神奇的植物。乌干达处于东非热带稀树大草原和西非热带雨林之间，植物群落多达90多个，估计约有25万～50万种植物，其中开花植物超过4500种，[33]包括绮丽而巨大的石南花，以及那些在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生长的濒危物种。特别是乌干达的热带乔木森林是热带地区生物学最多样的生态系统之一，植物种类约达2万种。

在这个美丽的植物王国，由于各地小气候不同，生长的植物亦不相同，植被极为多样。大体上，其植被带根据降雨多少可粗略地划分为维多利亚湖区、北部和东南高地等。具体划分则根据兰代尔-布朗（Langdale-Brown）和奥斯马斯顿（Osmaston）1967年对乌干达植被和气候的分析和研究，分为下述11种植被类型。

1. 山区高沼地和石南丛生的荒地

包括山地湿性或干性森林和竹林，山地湿性森林形成了浓密的林冠层，高约10.25～18米不等，事实上这类森林分为臀果木属和哈吉尼亚-密花树属两个次类型森林。臀果木生长在地势较低的地区，在海拔1800～2400米之间，较繁茂。一般不规则山地竹林带将山地湿性森林和高山上石南丛生的荒地（海拔2700米以上）隔开。山地干性森林几乎高不过18米，较之湿性森林有较少的附生和低层植物。

2. 适中海拔高度森林

生长在海拔高度600～1900米处，分为湿性常绿阔叶林和半落叶林两种类型森林，均为高30～50米的密郁闭林。这类森林遍布丰富的藤蔓植物，一般没有禾本科植物，仅有少量阔叶草。这类植被分布在马比拉（Mabira）、桑戈湾（Sango Bay）、齐巴莱（Kibale）森林国家公园、卡林祖（Kalinzu）和布东戈（Budongo）等地方。

3. 森林与稀树草原相间植被

分布在乌干达许多地方，主要在西部的马辛迪、霍伊马地区以及部分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其特点是以象草为主的草原，森林孤立于其中，或草原稀树残留其间。这些地区曾被森林覆盖，由于早期过度开垦而形成了现今的植被。

4. 潮湿灌木丛植被

它们为密集生长的常绿植物，或常绿植物、落叶灌木丛与高4～18米的树冠交错的树木混杂生长。这一植被主要分布在莫约、波特尔堡（Fort Portal）的克耶盖格瓦（Kyegegwa）以及维多利亚湖上的斯古卢岛（Sigulu）、罗尔维岛（Lolvi）和萨吉图岛（Sagitu）。

5. 林地

不同于森林，多种高度不等的树木形成上面冠层，下面为或多或少生长着连绵不断的草地。乌干达林地通常冠层高9～15米，如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和基奥加湖沿岸有不少这样的林地。

6. 树木繁茂的热带大草原

该植被从辽阔的草原散生灌木丛到几乎被林地覆盖生长着6种不同的植物种群，其特点是生长的林木具有宽阔的树冠和开阔而良好的草地。这种植被分布在乌干达大部分地区。

7. 禾草稀树草原

通称草原，宽阔而一望无边，生长的青草高度自半米以下至2米不等，树木和灌木稀少。这类植被在乌干达的覆盖面积较大。

8. 稀树干草原植被

为开阔的干草原。它生长草本植物，树木和分布稀疏的灌木，还有不少露天矿采空区。莫罗托和科蒂多大部分地区具有该植被特点。

9. 灌丛地带和干燥的灌木丛

为乌干达最干燥的植被类型，它们有很多相同的树种。干燥的灌木丛生长分散，其落叶树种多刺。

10. 沼泽地（湿地）

该植被根据季节分为3个植物组群：一个为季节性草原沼泽地，主要生长稗草、苞茅屬、菅属等草科植物；另一个是永久性水浸植被，主要以纸莎草或小草蔻为主，亦称纸莎草沼泽地；此外，还有森林沼泽地，在季节性水浸沼泽中生长的林木比一般中等高度的森林林木低矮。

11. 耕地

由于经年耕作，非种植植物的生长很少超过最初的草本阶段。

四　动物

乌干达有七大生物地理区，生物种类繁多，包括多种罕见珍奇动物，堪称非洲动物王国。其中，哺乳类动物约有345种，包括本地动物40多种，位于非洲第二、世界第九，占世界所有知名哺乳类动物种类的7%；爬行类动物356种；两栖类动物72种；鸟类达1008种以上[34]，属8个鸟科，345属类，其中58种为猛禽，鸟类种类约占世界知名鸟类11%、非洲的一半以上。

乌干达食肉动物有似蝙蝠耳的狐狸、土狼、狞獾、狮子、豺、豹、印度豹、猎犬和斑纹鬣狗；蹄类动物有大象、犀牛、斑马、长颈鹿、疣猪，以及小苇羚、山羚、瞪羚、杂色羚羊、羚羊和侏羚等30多种羚羊；灵长目动物有大猩猩、黑猩猩、红疣猴等19种；此外，还有河马、鳄鱼等。除了湿地和大草原之外，这些动物和鸟类主要栖息在10个国家公园、11个野生动物保护地、12个社区野生动物区和6个野生动物避难所。[35]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偷猎造成野生动物数量剧减，有的物种如白犀牛已经灭绝。自90年代以来，政府重视旅游资源，以及国内外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野生动物数量逐渐得以恢复。2004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列出乌干达濒于灭绝的物种有山地大猩猩、非洲野狗、黑猩猩、非洲巨水鼩鼱[36]、月亮山鼩鼱[37]和鲁文佐里獭鼩；哺乳动物中受威胁物种达20种，包括非洲大象、非洲金猫、安科莱鼹鼠、卡魯瑟斯之山松鼠、印度豹、杰克逊猫鼬、长耳无尾蝙蝠等。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一）人口总数

2002年9月人口普查，乌干达全国人口为2440万。据统计，1948～2002年的54年间，人口几乎增长了5倍。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乌干达人口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9年期间为人口增长高峰期，年均人口增长率为3.9%。当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对独立后的乌干达充满憧憬和热望。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人口增长率下降，1969～1980年期间和1980～1991年期间分别为2.7%和2.5%。这两个时期，乌干达先后经历了阿明专制暴政、政变、内战不断和不堪回首的艾滋病肆虐蔓延的岁月。90年代以来，乌干达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艾滋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不断增加。1991～2002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上升到3.3%，成为独立以来的第二个人口高峰期。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司人口处报道，2004年乌干达人口为2670万，2000～2005年人口年均增长率达3.24%，每年新增人口100多万。[38]根据乌干达统计局统计，全国总人口2010年为3180万。

（二）人口分布

从地域条件讲，基奥加湖以南地区降雨量充分，土壤肥沃，适于农业发展，特别是环维多利亚湖地区、埃尔贡山西侧坡地、西南部基盖齐地区以及位于西部与刚果（金）交界的鲁文佐里山脉山脚坡地，人口比较密集。西北部艾伯特尼罗河地区人口密度较高。而北部和东北部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密度较低。据2002年人口普查，中部、西部、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27%、26%、25%和22%。

乌干达是个农业国家，大部分人居住在农村。2002年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口约有2147万，占总人口88%；2002年城镇人口约300万，约占总人口12%，201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14.8%。

然而，自国家独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据统计，1959年、1969年、1980年和1991年城镇人口分别为28.8万、63.5万、93.8万和189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分别为4.4%、6.6%、7.4%和11.3%。据统计，2002年全国主要城市人口为：坎帕拉118.9万，古卢11.3万，利拉8.98万，金贾8.65万，姆巴莱7万，姆巴拉拉6.9万，马萨卡6.1万，恩德培5.75万，穆科诺4.7万，阿鲁阿4.6万，卡巴莱4.6万。首都坎帕拉一直高居全国城镇人口之首，2002年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39.6%。城镇人口分布的一个特点是，54%以上城镇人口集中在中部城镇。北部、西部和东部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7%、14%和13%。近年来，北部城镇人口比例走高，主要是前些年受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的北部，大批村民为躲避叛军袭击涌入城镇，如1991年列为第八大城市的古卢市和第十三大城市的利拉市，人口分别由1991年的3.8万猛增至2002年11.3万人和由2.75万增至8.98万人；截止到2002年，上述两市分别跃居为该国第二大城市和第三大城市。2007年坎帕拉人口增长到145.5万，年增长率为3.78%；古卢市和利拉市分别增长到17.5万和14.4万，年增长率分别为9.09%和9.93%；其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在2.07%～12.71%之间，其中穆科诺市由2002年的4.7万增长到2007年8.6万，年增长率为12.71%。[39]

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不断增加。1948年、1980年和1991年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25人、64人和85人；2002年增至124人，远远超过坦桑尼亚的39人、肯尼亚的54人和苏丹的66人，但低于卢旺达的281人和布隆迪的243人；2005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7人。由于地理、气候环境不同，人口密度各地亦不相同，如维多利亚湖附近，东起肯尼亚边境，西南抵坦桑尼亚和卢旺达边境，自然条件优越，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带。北部气候干燥、土地相对贫瘠，人口密度不高。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为每平方公里226人，北部最低为每平方公里65人，中部和西部分别为每平方公里176人和126人。地区级人口密度相差甚大，半干旱的东北部，特别是莫罗托地区人口密度低至每平方公里22人；而坎帕拉地区为7259人。

（三）人口结构

目前，乌干达人口结构有三个特点。

第一，女性多于男性。2002年人口普查表明，乌干达有男性人口1190万人，女性人口1250万人，男女比例为95.2∶100。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前，男性人口略多于女性，之后男性比例逐年下降，如1969年男女人口比例为101.9∶100，1980年和1991年分别为98.2∶100和96.5∶10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阿明统治时期滥杀无辜和阿明被推翻后内战频仍有直接关系。另外，乌干达女性人口人均寿命高于男性。据报道，2002年乌干达人口死亡率为17.53%，其中男性高于女性。人均寿命男性也比女性低，2004年男性人均寿命为43.76岁，女性为46.83岁；2009年男性为51.66岁，女性为53.81岁[40]。

第二，未成年人居多。按国际定义15岁以下为儿童，乌干达2002年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49%。按乌干达政府规定，18岁以下为未成年人，占总人口56%；总人口的18～30岁的青年占总人口的22.4%；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4.5%。根据2002年人口普查，乌干达18岁以上人口数量下降，尤其20～44岁的人口剧减，其原因是不少人死于艾滋病。

第三，孤儿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内战和艾滋病的蔓延导致很多儿童的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他们占的比例很大，2002年乌干达有儿童1370万人，其中180万儿童是孤儿，占儿童总人口的13%；1991年孤儿占全国儿童人口的12%。失去父亲的孤儿较普遍，失去双亲的儿童占儿童总人口的3%。

（四）人口发展趋势

从乌干达人口发展的趋势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将会持续高速增长。首先，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分别为47.15‰、47.39‰和48.12‰。[41]原因之一是崇尚多妻多子的传统思想和男人妻儿越多声望越高的习俗在乌干达社会中有很大影响。目前，一夫多妻在乌干达仍很流行，一夫多妻的家庭多于一夫一妻的家庭。原因之二是妇女人均生育率高。2002年妇女平均每人生6.9个孩子，尽管2007年下降到6.7个孩子，乌干达仍排名世界第三大妇女高生育率国家。原因之三是占乌干达41.9%的天主教教徒因教规反对避孕和堕胎而不能实行计划生育。

近年来由于医疗卫生和妇幼保健工作的改善，乌干达的人口死亡率下降。一是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如1991年为122‰，1995年下降为97‰，2002年下降到83‰，2007年又下降到67.22‰。二是整个人口死亡率下降。据统计，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7.53‰、16.61‰和12.64‰。在人口死亡率下降的情况下，人均寿命延长了，2002年人均寿命为43.81岁，2008年增长到52.34岁。[42]

此外，乌干达人口发展的另一特点是人口低龄化，根据乌干达2008年人口报告预测，2007～2017年期间14岁以下儿童每年占总人口的比例均在50%以上。以上种种都预示着，今后几十年里，乌干达的人口增长率将持高不下，并将成为世界人口的主要增长点之一。根据乌干达政府预测，2007年人口为2860多万，10年后的2017年将增长到4057多万。目前，乌干达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第七个国家。按年人口增长率3.2%计算，预计到2050年乌干达人口将超过1亿。[43]

虽然大量的人口增长目前还未对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影响和过多的负担，但长此下去，必将影响经济发展，尤其会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对改善居住、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以及落实减贫计划带来重重困难。人口的高增长，已经引起乌干达政府的重视，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同时注重发展经济，提高妇女地位和教育水平，以期将来的人口出生率随着妇女受教育以及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而下降。乌干达要切实控制和解决好人口数量激增的问题，尚任重道远。

二　民族

据2002年人口普查，乌干达97.7%的人口为本国人，其余为外来侨民。据统计，在乌干达的侨民中，2002年有欧洲人、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2.26万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1%，还有53万多来自邻国的非洲人，包括肯尼亚人、坦桑尼亚人、卢旺达人、布隆迪人、苏丹人和刚果（金）人。

乌干达约有40[44]个部族或民族，[45]分属班图、西尼罗特（亦称尼罗特、卢奥）、东尼罗特（亦称尼罗-含米特、阿泰克尔）和中苏丹四大语族。此外，乌干达还有俾格米人，除语言采用班图语之外，其特点与上述四大语族族群不一，为单一的族群。在这五大族群中，班图人约占总人口2／3；西尼罗特人（亦称尼罗特人、卢奥人）和东尼罗特人（亦称尼罗-含米特人、阿泰克尔人）各占约1／6；中苏丹人占总人口比例不大，为少数族群。中部基奥加湖为班图人与尼罗特人和中苏丹人的天然分界线，以南为班图语族农耕民族繁衍兴盛的地方，以北为西尼罗特人、东尼罗特人及中苏丹人游牧生息之地。

在乌干达五大族群中，班图人大约于公元前500年迁徙到乌干达西部，公元1000年左右已经遍及南部湖间地区（位于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爱德华湖和艾伯特湖之间）。班图人作为最大的语族群，以从事农业为主，包括约20个部族，除干达人或称巴干达人[46]之外，还有安科莱人[47]（nyankore，亦称恩科莱人）、索加人（Soga）、基加人（Kiga）、尼奥罗人（Nyoro）、托罗人（Tooro）、吉苏人（Gisu）、萨米阿-巴圭人（Samia-Bagwe）、肯伊人（Kenyi）、鲁利人（Ruli）、尼奥莱人（Nyole）和孔乔人（Konjo）等。

西尼罗特人包括7个部族。他们是阿乔利（Acholi）、阿鲁尔（Alur）、乔帕多拉（Jophadola）、乔南（Jonam）、阿克瓦（Akwa）、阿布沃尔（Abwor）和帕卢奥（Paluo）诸族。其中阿乔利族和属东尼罗特语族的兰吉族分布在北部；阿鲁尔族和乔南族与讲中苏丹语的几个部族混居，分布在西北部；乔帕多拉族则在东部与布凯迪地区的一些班图人混居。

东尼罗特人亦称阿泰克尔人（Ateker）、尼罗-含米特人、平原含米特人，为东北部游牧民族。历史学家认为，他们于几百年前来自东北方现今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卡法地区，主要包括卡拉莫琼（Karamojong）、兰吉（Langi）、伊泰索（Iteso）、杰（Jie）、库曼（Kuman）、多多斯（Dodoth）等部族。此外，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如卡夸（Kakwa）、塞贝伊（Sebei）、尼亚夸伊（Nyakwai）和纳波莱-尼安盖阿（Napore-Nyangea）等部族。

讲中苏丹语的卢格巴拉（Lugbara）、马迪（Madi）、奥凯布（Okebu）、巴里（Bari）和梅图（Metu）等几个少数族群分布在西北部。属东苏丹语族的有泰乌索（Teuso）亦称伊科（ik）族，以及索奥族（SOO）亦称特佩斯族（Tepeth）。据1972年人口普查，前者仅有2000人，后者5000人。大部分北方族群以养牛为生，兼营农业。

特瓦人（Twa）和巴苏阿（Basua）为俾格米人的后裔，他们居住在西部乌干达与刚果（金）交界的边境地区。俾格米人为非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与石器时代的人类有密切关系。

就民族体貌特征来讲，俾格米人、孔乔人和巴基加人身材矮小，圆颅；北部尼罗特人身材高大，长颅；大部分班图部族和中苏语族的少数部族体形介于前两者之间；西南部的希马人肤色较浅，身材修长，是个例外。

乌干达40个部族中，有9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部族，占总人口69.3%。据2002年人口普查，干达族人口最多，居首位，占总人口17.3%；其次是安科莱人，占9.8%；索加人占8.6%，基加人占7.0%，伊泰索人占6.6%，兰吉人占6.2%，阿乔利人占4.8%，吉苏人占4.7%，卢格巴拉人占4.3%；其余部族占总人口30.7%，他们包括托罗人占总人口3%，尼奥罗人占3%，阿卢尔人占2%，圭雷人占2%，孔乔人占2%，乔帕多拉人占2%，卡拉莫琼人占2%，卢旺达人（亦称龙迪Rundi）占2%等。

乌干达主要部族简况：

1. 干达族（Ganda）或称巴干达族（Baganda）

干达族人单数称“穆干达”，复数为“巴干达”，干达族是乌干达第一大部族，包括52个氏族。干达族人讲的语言称为卢干达语，属班图语族。根据2002年人口普查，巴干达人达412.6万，占总人口17.3%。他们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尼罗河以西，奥基加湖以南，维多利亚湖以北，以及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少数人生活在坦桑尼亚西北部。巴干达人以务农为主，种植薯、芋、饭蕉、棉花和咖啡等作物，兼养羊﹑牛和家禽，他们的渔业和地区贸易也比较发达。大部分妇女从事农业，男人大多经商、放牧和捕鱼。饭蕉是巴干达人的主食。

巴干达人的村落一般建在山坡上，由40～50户家庭组成，山顶和山谷沼泽低地用于放牧或种植庄稼。过去，一些巴干达人村民的茅屋环绕酋长或首领的家院而建，有公共聚会场所。酋长负责为卡巴卡（卢干达语，意为国王）征收族人的贡品，分配资源、维护秩序等。

巴干达人在公元1200～1400年期间迁徙到布干达地区，14世纪中叶建立了布干达王国，18、19世纪该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政府为了有效地掠夺资源，在布干达大力发展殖民经济。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首先传入布干达，率先在布干达建立学校，巴干达人的教育程度、受教育机会和人数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大部分巴干达人具有部族优越感。

巴干达人为父系社会，通常一个家庭有4～5代人生活在一起，男性长者为家长，供奉同一父系祖先。若干家族构成一个氏族，氏族首领主要任务之一是召集家族长讨论并决定有关氏族事务。氏族首领经常协调家族之间的婚姻问题，通过联姻，增进氏族内部的团结。族长和氏族首领还通过举行各种仪式，缅怀祖先，激发族人的荣誉感。

巴干达人家庭常常像个微型王国。在家庭中，男性家长受到绝对尊重，对他的决定不能有任何疑义，家人必须顺从。在巴干达人社会中，要求每个男人、尤其对有较高地位的人都能将其财富与他人分享；要求上层人士能自我约束，对事业发展充满自信。巴干达人崇尚个人成就，认为个人的前途和获得的财富，除家人和朋友帮助外，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生下来就有的。

2. 安科莱族（Ankole）

乌干达第二大部族，人口233万（2002年），占总人口9.8%。讲安科莱语，属班图语族，与其他西部班图语接近，能够相互听懂对方的大部分语言。安科莱人主要居住在现今乌干达西南部的姆巴拉拉、布谢尼和恩通加莫地区，以及鲁昆吉里地区的鲁朱姆布拉县（Rujumbura）和鲁巴博（Rubabo）县等地。

安科莱族由希马（Hima）和伊鲁（Iru）两个不同传统生活方式的次部族组成。希马人为牧民，与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图西人及刚果（金）的赫马人是同族人，他们来自东北方向的埃塞俄比亚，带来了长角桑加瘤牛，以畜牧业为生。伊鲁人以农业为生，比希马人体形矮、皮肤黑。两个族群讲同一种语言，方言略有不同。普遍认为他们有着同一祖先和同一信仰。但两族地位不平等，在安科莱人社会中，拥有牛群的牧民社会地位高，享有较高的声望，只有希马人有权拥有牛，因此法定伊鲁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希马人。

在安科莱族中，传统习俗虽然禁止两个次部族人联姻，但希马人和伊鲁人通婚时有发生。他们的后代常常为争取拥有牛的权利，出现不和与冲突，甚至偷袭对方的牛群。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个次部族之间不平等关系逐渐改变，尤其在安科莱边远地区，希马人和伊鲁人已经放弃了不能通婚的传统习俗。

3. 索加族（Soga）

乌干达第三大部族，人口206万（2002年），占总人口的8.6%。他们居住的传统领地称布索加，即现在的金贾、卡穆利、伊甘加、马尤盖和布吉里五个地区。讲索加语，属班图语族，与卢干达语很接近。索加族与其相邻的巴干达族一样，经济比较发展，文化水平较高，在乌干达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殖民时期之前，索加人主要从事农业，兼养牛和羊。在布索加，妇女主要负责种植粮食作物，如香蕉、谷子、木薯和红薯；男人负责种植经济作物，如咖啡、棉花、花生及玉米等。

索加人的传统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它由若干小王国组成，殖民时期被称为布索加领地。索加人的民族史较为复杂，很多世纪以前，就有班图人从非洲中部的卡坦加（Katanga）地区来到这里。14世纪前后，尼奥莱人、兰吉人、泰索人和基苏人先后迁徙这里。此后，又有来自埃尔贡山地区的巴干达人和肯尼亚的布达马人（Budama）和基古卢人（Kigulu）到这里定居。索加族，就是由这些不同种族、不同部族的人经过长期的混居和融合而形成的。

索加族的每个氏族信仰不同的图腾，氏族名称取自图腾之名。他们为父系社会，通过父系祖先，可追溯到父系家族的渊源和形成。每个氏族由若干大家族组成，无论相隔多远，同一血缘的同族人相互视为兄弟姐妹，有强烈的凝聚力。索加族人以经济、社会或宗教为目的组织的各种活动，本族人、族亲或家族都会给予支持和帮助。

4. 基加族（Kiga）

乌干达第四大部族，人口168万，占全国人口的7.0%。他们主要居住在西南部山区，讲基加语，即卢基加语。200多年前，基加人从现今卢旺达来到基盖齐地区。他们具有山区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特点，主要从事农业，种植高粱、谷子、豆类以及南瓜和山药等。通常妇女负责耕作，男人负责开荒、修建圆形茅屋等。基加人聪明能干，尚武。他们当中有铁匠和木匠，有人会烧制陶器。他们还养蜂，生产蜂蜜。

多年来，基加人人口增长迅速，人多地少。基加人实行一夫多妻制，有崇尚多子多孙养儿防老的传统，如果家中孩子不多，男人会被人看不起，认为他无能。

基加人家庭一般到第三、第四代人要自立门户，在附近空闲的土地上安家，或到姻亲氏族附近立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基加人人口持续激增，不少人向北迁徙，来到托罗人和尼奥罗人的领地。由于基加人勤奋，近些年很多人在当地发家，购地置房，有的，击败尼奥罗人候选人当选议员，引起当地人的强烈不满，两族人时而发生冲突。

5. 伊泰索族（Iteso，亦称泰索族）

人口156.9万，占全国人口的6.6%（2002年），讲阿泰索语，[48]属东尼罗特语族卡拉莫琼语支。他们大约在400多年前从现今埃塞俄比亚的卡法迁徙到乌干达东北部的。约在1830年，由于受到卡拉莫琼人的排挤，他们继续南迁，大部分人迁徙到比西纳湖周围的泰索地区，即卡拉莫贾以南直至基奥加湖东北岸，即现今的索罗提、库米、阿穆里阿、卡塔奎、帕利萨、卡贝拉马伊多、布凯代阿和布达卡地区。这一地区水源充足，原住民以农业为主，泰索人很快与他们融合在一起，放弃了半游牧生活，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

1908年和1912年殖民政府先后在该地引进种植棉花和咖啡，棉花从此成为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生产带动了泰索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伊泰索人成为乌干达比较富裕的农民。妇女承担大部分农活，负责种植粮食作物，如谷子等，曾经拥有土地和谷仓的权利。然而在引进经济作物之后，大部分土地所有权都归男人所有。

伊泰索人为父系社会，氏族组织松散。在伊泰索传统社会中，男人组织起来一起劳作，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和居住地的安全，解决邻里间或本族内的矛盾和纠纷等。年长者有责任教育后代，向青少年传授传统习俗。氏族长老负责主持祭奠祖先等各种仪式，维护传统习俗。在殖民统治时期，氏族组织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被淡化和遭到削弱。

6. 兰吉族（Langi）

主要分布在基奥加湖以北，即中部地区的阿帕克和利拉地区，人口148.5万，占全国总人口6.2%（2002年）。兰吉族虽为东尼罗特人，但讲西尼罗特语（亦称卢奥语），属尼罗-撒哈拉语系沙里-尼罗语族。他们同伊泰索人、卡拉莫琼人一样，也是从埃塞俄比亚的卡法迁徙到乌干达的，在向西继续迁移中，与阿乔利人相遇，在长期共处中接受了阿乔利人的语言，但保留了东尼罗特人的大部分文化习俗。然而，也有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兰吉人是从苏丹南部迁徙到乌干达的卢奥人，属尼格罗人种苏丹类型﹐系尼罗特语族南部卢奥人的一支。

过去，兰吉人社会主要以氏族为单位。氏族由血缘关系的族人组成，以酋长为中心，除酋长之外，一些资深首领为氏族长老。通常，氏族长老或不同家族族长为氏族下属小酋长或小首领，他们组成氏族长老会，并由此选举产生氏族酋长。酋长在长老会的协助下负责氏族事务。战时，酋长带领武士们作战，抗击外来人入侵；战后，则根据作战中的表现提升武士们的军职予以嘉奖。长老会主要负责氏族的行政管理，包括实行传统法规，维护社会秩序，负责土地管理和分配等。

兰吉人实行一夫多妻制，按父系续谱﹑居住和继承财产。他们信奉原始宗教，各氏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崇拜的自然物，都把祖先奉为神灵。

他们以农业为主，亦农亦牧，同时善于狩猎。他们主要种植谷子（小米）﹑高粱﹑芝麻﹑荞麦﹑玉米、木薯、豆类和花生；饲养山羊﹑绵羊及短角牛。棉花是他们主要的经济作物。过去，他们曾以肉食为主，现在以五谷杂粮、尤其是小米为主食。

奥博特为兰吉人，独立初期曾为乌干达总理，并先后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出任国家总统。在任期间，他支持和重用本族人，排斥打击其他部族，加剧了该部族与其他族体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70年代阿明执政时期，阿明所属的卡夸族得势，很多兰吉人的社会精英以及近邻部族阿乔利人惨遭杀害。前些年，他们常常受到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的烧杀抢掠和卡拉莫琼人武装的袭击。

7. 阿乔利族（Acholi）

人口114.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8%（2002年），主要分布在乌干达北部，阿伯特尼罗河以东，基奥加湖和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北，现今古卢、基特古姆和帕德尔地区，以及南苏丹的马格韦县（Magwe）。[49]该族讲西尼罗特语或卢奥语，属尼罗-撒哈拉语系。实行一夫多妻制，严禁近亲通婚。按父系续谱、居住和继承财产。

阿乔利族原为游牧民族﹐迁徙过程中受班图人影响，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实行农牧混合经济。目前，他们在从事农业的同时兼养绵羊、山羊、牛和家禽。主要种植高粱﹑谷子﹑芝麻、豆类﹑红薯和烟叶，近年来也引进和种植马铃薯、茶叶和稻谷，以及抗旱性强、成熟期快的玉米。阿乔利人曾善狩猎，为传统的好猎手，狗是他们捕获猎物的有力助手，使用的狩猎工具为网和矛。在战争中，他们使用矛和窄长的盾，盾一般用长颈鹿皮或牛皮制作。大部分阿乔利人信基督新教、天主教，也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但他们的传统信仰依然存在，尤其崇拜自然界中的守护神和祖先神灵。

据说，他们来自苏丹南部白尼罗河中上游，现今的加扎勒河流域（Bahr el Ghazal）。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阿乔利人是卢奥人在迁徙过程中与马迪人通婚形成的后代，行卢奥人习俗。罗纳德·阿特金森认为，17世纪末之前仅有少数卢奥人居住在现今阿乔利地区，之后卢奥人的社会进一步发展，他们在18、19世纪建立了若干小酋长国，并向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进贡。他们的国王则从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获得象征王权的物品，如鼓等。[50]到19世纪中叶，东阿乔利地区大约出现过60个小酋长国，之后受到来自北部埃及扩张以及贸易的影响，讲阿拉伯语的商人最初称当地人为舒利人（Shooli），后改称阿乔利人。

在殖民统治时期，为发展南方特别是布干达的经济作物，殖民当局一直从阿乔利族与北部其他部族中招募劳工和士兵，致使独立后阿乔利族和兰吉族等北部部族的人在军队中占多数，并卷入了权力之争，引起多次军事政变和内战。阿乔利族军人不仅屠杀了不少无辜的南方人，自己也死伤无数。穆塞维尼总统执政后，阿乔利地区遭受以本族人科尼为首的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的蹂躏近20年。

8. 吉苏族（Gisu）或称巴吉苏族（复数）

居住在东部布吉苏地区，即埃尔贡山西面坡地和姆巴莱地区。人口111.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4.7%（2002年），讲卢吉苏语，属班图语族马萨巴-卢亚语支。他们原与肯尼亚的布库苏族同族，19世纪时分离出来。吉苏人是16世纪从肯尼亚进入乌干达，迁徙到现今居住地。但一些吉苏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埃及，很可能在公元900年左右同希马人一样来自尼罗河下游或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吉苏人是农耕民族，种植谷子、香蕉和玉米，也种植咖啡和棉花等经济作物。该地区的咖啡产量占全国10%以上，其品种在乌干达最为优质。

吉苏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0人，为全国最高，其居住地几乎所有土地都被利用，因此耕地少的压力常常促使人口北迁。一个多世纪以来，塞贝伊人一直反对吉苏人占领他们的土地，常与吉苏人发生冲突。

9. 卢格巴拉族（Lugbara）

居住在地势较高、靠近乌干达与刚果（金）边界的西尼罗河地区。人口102.2万，占总人口的4.3%（2002年）。讲中苏丹语，属尼罗-撒哈拉语系，与马迪人语言相近，文化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小米、玉米、木薯、高粱、豆类和各种块根作物，饲养牛、绵羊、山羊和鸡。烟草是他们的主要经济作物。小米是他们的传统主食，也食玉米和高粱，但玉米大多用来酿酒。

卢格巴拉人为父系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若干大家族构成氏族，世袭相传的巫师和族长在社会中权威最高。但氏族之间多有不和。

欧洲教会和非洲内陆教会先后于1913年和1918年在该族居住地建立教会。罗马天主教维罗纳教会也于20世纪20年代到这里传教、建立学校等。伊斯兰教传播主要通过努比亚商人和1885～1889年期间埃明帕夏率领的埃及远征队的后裔在这里传播。卢格巴拉人还崇拜祖先，信奉创造神阿德罗阿（Adroa）。

由于前总统阿明的母亲是卢格巴拉族人，在其统治时期，他重用该族和西尼罗河地区的其他部族的人。阿明倒台之后，这些部族遭到谴责和歧视，并遭到阿乔利、兰吉等北方军人灭绝人性的报复。1980～1986年，该族许多人成为难民逃亡到刚果（金）和南苏丹。

10. 尼奥罗族（Nyoro，复数称巴尼奥罗人，单数为穆尼奥罗人）

讲卢尼奥罗和卢托罗语（Runyoro-Rutooro），属班图语族，分布在乌干达西部高原、艾伯特湖以东、维多利亚尼罗河中下游以西，即霍伊马、马辛迪和齐巴莱地区。人口7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002年）。他们散居在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高原地区。在经济上，他们曾以狩猎大象、狮子、豹和鳄鱼维持生计；目前以务农为主，种植的粮食作物有香蕉、谷子、木薯、红薯、山药以及各种豆类，经济作物有棉花、烟草和咖啡，同时养些羊和鸡等家禽。

尼奥罗族由不同的氏族、次部族组成。其中，多数为从事农耕的伊鲁人，他们身材矮小，皮肤较黑；少数为希马游牧民，他们身材细高，皮肤较浅，历史上曾为统治阶层，统治过布尼奥罗南部的伊鲁人；比托族或称卢奥族属尼罗特人，居住在王国北部，拥有统治地位，王国的统治者即国王均从他们中产生，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布尼奥罗王国。然而，不论是希马人、伊鲁人还是比托人，他们早已融合一体，成为尼奥罗族人。虽然与异族通婚，但他们遵循父系世系。

14～15世纪，比托人迁入，在该地区建立了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曾为乌干达乃至东非地区最强盛的王国之一，直到18世纪，王国疆土几乎包括目前乌干达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18～19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内部冲突导致王国逐渐衰败，让位于日渐强盛的布干达王国。19世纪90年代英国派军队征服了布尼奥罗王国，并将其并入乌干达“保护国”。过去，尼奥罗人铁匠能用铁矿石炼铁，制造多种武器和工具。他们在进行交易时还使用过贝壳钱币和其他货币。尽管尼奥罗人接受了不少西方文化，现在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新教，部分人信奉天主教，但很多人仍以维护本族的古老传统为荣。

11. 托罗族（Tooro）或称巴托罗族

居住在西部边界、艾伯特湖以南的卡巴罗莱和卡塞塞地区，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讲卢尼奥罗-卢托罗语，属班图语族，与其他西部班图语相近，相互能够沟通。他们主要种植小麦、高粱、水稻、甘蔗、香蕉、豆类等；经济作物有咖啡、棉花和可可。妇女善于编制各种家用篮筐和不同样式的提包。托罗社会由牧民希马人和务农的伊鲁人组成，相互之间曾经进行易货贸易，伊鲁人用啤酒和其他农产品换取希马人的牛奶、肉类、皮革等产品；同样，希马人可从伊鲁人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农产品。他们十分珍爱牛，通常视牛为财富。

托罗（Toro）原属布尼奥罗王国的一部分，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约在1830年，一位王子宣布独立，脱离布尼奥罗王国，建立了托罗王国。19世纪60年代，由于孔乔人（Bakonjo）和安巴人（Baamba）对托罗人的统治不满，曾发生多次暴力事件。

12. 卡拉莫琼族（Karamjong）

属于尼罗-含米特人，包括杰人（Jie）、多多斯人（Dodoth）、拉布沃尔人（Labwor）、泰佩斯人（Tepeth）、奥罗波姆人（Oropom）、波雷人（Pore）和尼安吉阿人（Nyangia）等次部族，以及马塞尼科（Matheniko）、博科拉（Bokora）和皮安（Pian）等部落或氏族，主要分布在乌干达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地区。其中，多多斯人居住在卡拉莫贾地区北部，杰人居住在中部，其他次部族则居住在中部至南部的广大地区。卡拉莫贾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1/10。卡拉莫琼人约占全国总人口2%，他们讲卡拉莫琼语，属尼罗-撒哈拉语系东尼罗特语族。各个次部族的文化习俗大体相同。他们身体高大，十分强悍，英勇好斗。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这支尼罗-含米特人是公元1600年左右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卡法（Kaffa）地区迁移过来的，其中一支称阿泰克尔人（Ateker）。在迁徙过程中，阿泰克尔人除图尔卡纳（Turkana）部落留在肯尼亚外，其余各部则从肯尼亚进入乌干达，包括伊泰索、库曼、兰吉、卡拉莫琼族和现今生活在苏丹的卡拉莫琼人分支吉耶（Jiye）和托波萨（Toposa）两个部落。

卡拉莫琼族是以放牧为主的半游牧民族，主要经济活动是放牧牛羊。牛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文化习俗中具有特殊地位，是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他们世世代代以喝生牛血、牛奶、羊奶，吃牛羊肉为生；男人娶亲时要用牛作聘礼，少则几头、几十头，多则一二百头；祈神求雨时，要宰牛羊作供品；负债时，可以牛抵债；族人触犯刑律，课以罚款，此“款”也是牛。种植农作物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只是在住处附近或房前屋后种些包括高粱、谷子、玉米、花生、薯类和豆类等粮食作物。

目前，卡拉莫琼族仍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各个部落或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和长老。酋长负责主持传统仪式，如求雨和祭祀等活动。长老们负责向儿童和青少年传授民族文化及本氏族或家族的法规，监督法规的实施，同时负责解决内部纠纷。他们各部落都有一支由青年人组成的“勇士队”，保护本部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抢劫外部落人的牛羊，或集体狩猎。年轻人都以参加“勇士队”为荣。其社会为父系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男人负责放牧牛羊；妇女负责家务，包括在房前屋后种植粮食作物和盖茅草屋等劳动。

由于卡拉莫贾地区气候炎热，并长期与世隔绝，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卡拉莫琼人延续了一个不愿穿衣服的习俗，甚至认为穿衣服不吉祥，会招来灾难。平时，他们男女老少都不穿衣服，男人和小孩通常全身一丝不挂，妇女也只在下身兜一块羊皮或兽皮“遮羞布”。在殖民统治时期，卡拉莫琼人被视为“野人”，卡拉莫贾地区被划为“野人区”、禁区，不准外地人进入，也不准卡拉莫琼人离开。令人震惊的是，英国殖民者曾把卡拉莫贾地区辟为“游览区”，专供西方游客“观光”。独立后，政府号召和鼓励他们穿上衣服，还不时向他们发放布料，就连阿明统治时期的1975年，政府还向每个卡拉莫琼人发放了1.5米的各种颜色的布料，但收效甚微。穆塞维尼当政以后，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卡拉莫琼人才逐步穿上衣服。

卡拉莫琼人现在虽已定居，大部分人也有了“永久性”住宅，在宅院内建起了可容纳几十头牛的牛栏。但由于卡拉莫贾地区气候干旱，卡拉莫琼男人一年总得有三四个月风餐露宿，游牧在外，他们赶着牛羊群在邻近地区寻找牧草和水源，有时要跑出一二百公里之外，还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肯尼亚或南苏丹境内。

卡拉莫琼人一直沿袭着传统的抢牛习俗。他们认为，养牛是上苍赋予他们的神圣的权利，所有牛都应当是他们的，其他任何人的牛都是从他们那里偷去的，应当“物归原主”。抢牛行动还为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彰显才能的机会，抢牛行动中表现突出的青年不仅得到族人赞赏，还会得到姑娘们的芳心和喜爱。每年11月旱季来临时，这些半游牧民纷纷赶着牛羊到附近有草的地方放牧。翌年4月雨季到来时，他们就把牛羊赶回来。这时，族人都期盼他们能赶回更多的牛羊，也预示者一场抢劫牛羊的行动即将发生。在“勇士队”抢牛前，族人聚集在一起，杀牛宰羊为之饯行；抢牛归来后，人们载歌载舞为之庆贺，并由长老主持庆功；对功绩突出者，由长老执刀在其左臂上划一道留作纪念，刀痕越多表示功绩越大，越受人们敬慕。按照族规，“勇士们”掠到的牛羊，均由氏族同享。“勇士队”过去劫牛羊，以矛、盾和木棒为武器，现在都装备了自动步枪。阿明执政期间，由于对军队管理不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军队那里得到许多枪支弹药。而在内战期间和蒂托·奥凯洛的军政权倒台之前，更多的枪支弹药流入卡拉莫贾地区。所以在阿明倒台之后，就不断出现卡拉莫琼人到泰索、布基苏或跨过东部边界进入肯尼亚进行武装劫牛，打死数名、甚至数十名无辜百姓的报道。穆塞维尼当政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制止劫牛事件发生，包括政府加强与部落酋长和长老们的合作和对他们的教育，派军队收缴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武器和强化相关地区的治安工作等，现已基本上遏止了武装劫牛事件。

13. 卡夸族（Kakwa）

约有25.7万人，分布在乌干达、南苏丹和刚果（金）三国交界地区。其中，35%多居住在南苏丹，10%以上居住在刚果（金），其余的53%，约13.7万人（2002年）生活在乌干达西北边境地区，不到乌干达总人口的1%。据说，他们在几百年前来自埃塞俄比亚，途经南苏丹，最后定居在乌干达西北边陲科博科（Koboko）和阿鲁阿地区，曾与马迪人（Madi）、巴里人（Bari）和洛图凯人（Lotuke）混居。尽管在地理上与居住在东北部的其他东尼罗特人相隔数百公里，但他们讲的卡夸语属东尼罗特语族的巴里语支。

19世纪末，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非洲，他们在地图上画了两道线，把卡夸族分别划归比属刚果和英属苏丹的版图。1914年，原英属苏丹的西尼罗河地区划归英属乌干达之后，卡夸族被一分为三。20世纪60年代，乌干达、扎伊尔〔今刚果（金）〕和苏丹相继独立后，3国友好相处，不设关卡，没有边防。不同国籍的卡夸人自由来往，互通有无，男女“异国而婚”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家庭成员分属3个不同国籍。

卡夸人以务农为主，主要种植玉米、谷子、马铃薯和木薯；同时养一些牛，但没有其他尼罗特人的养牛规模大，由于居住在水、草丰富的尼罗河盆地，也不需要寻找牧草。他们还善于打猎。由于他们生活在3国交界处，从而发展了边境贸易，许多人已成为商人。

虽说卡夸人仍处于母系社会，但实行一夫多妻制。目前，卡夸人仍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他们以氏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卡夸族分为若干氏族，每个氏族拥有众多家族，各氏族相对独立。在卡夸人社会中，祈雨法师备受尊重。通常，酋长不仅是氏族首领，也是祈雨法师，负责主持祈雨仪式。酋长为世袭，但仅限于祈雨世家。酋长到了40多岁，开始用传统方式挑选接班人。通常，酋长请他的儿子们一起吃饭，谁吃到事先放在食物里的一颗珠子，谁就是“幸运儿”，即酋长的继承人。然后，老酋长把权杖交给他，让他坐在酋长座椅上试着“执政”，自己则“垂帘听政”。继承人履行酋长职责令人满意后，老酋长宣布“退休”，正式放权。如果长老们对继承人不满意，可以否决，让老酋长重新选人。若继承人尚未成年，则由老酋长和长老们辅佐直至其成年。如酋长猝死，就由长老们从他的儿子们中间挑选一位继任酋长；如果没有合适人选，则从酋长母系亲属中挑选。长老会是由族人推举有声望的老人组成，主要帮助酋长解决氏族、家族和个人之间的纠纷，情节严重或调解未果的纠纷则提交政府行政部门处理。

前总统阿明的父亲是卡夸人。阿明统治期间倚重本族人，打击其他北部部族。1979年阿明被推翻后，很多卡夸人受到牵连，遭到报复，不少人被迫逃往苏丹或刚果（金）。

14. 孔乔族（Konjo）

又称“孔佐族”（Konzo），是生活在乌干达西南部鲁文佐里山（当地人称为月亮山）山区的一个部族，在刚果（金）境内称为南德族（Nande）。他们讲卢孔乔语，属班图语族。孔乔族人单数称“穆孔乔”，复数称“巴孔乔”。他们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据1992年人口普查，乌干达境内孔乔人有36万多人，目前估计达100万人；在刚果（金），孔乔人约有500万。[51]孔乔人是外族人对他们的称呼，即“山区矮人”。他们自称为“鲁文佐里鲁鲁”，意为“雪山人”，这是因为月亮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

孔乔族的起源和形成尚不清楚，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大约在14世纪，他们随干达人从东部埃尔贡山向西迁移，迁徙中干达人在布干达地区留了下来，孔乔人继续西进，最后定居在同埃尔贡山气候相似的鲁文佐里山区。另一说法认为，孔乔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鲁文佐里山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在鲁文佐里山区一个洞穴里出世，并在那里繁衍后代。然而因孔乔人是班图人，而班图人来自西非，因此此种说法根据不大。

孔乔人为农耕部族，他们在坡地上种植饭蕉、豆类、马铃薯和木薯等，后来还种植些咖啡和棉花，饲养羊和家禽。他们还经常到山林里打猎，有时也到爱德华湖和乔治湖捕鱼。另外，孔乔人像所有山区人一样吃苦耐劳。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在当地常被受雇为游客做向导，或帮人扛运行李物品。

过去，孔乔人曾生活在山区的森林里或靠近森林的地区，由于善于狩猎和采集，被人称为“乌干达的布须曼人”。他们崇信“猎神”卡里萨，认为他掌管人类的狩猎事务。他们还信奉“天神”尼亚巴里卡，认为他掌管着人类的命运。在每个孔乔人家里或路边山林之中，都有竹竿和树枝搭建的供奉这两位神灵的神龛。每次出猎前，猎手们要向两位神灵祈祷，献上供品，以求狩猎成功。有时，他们集体狩猎，多时可达几十人，使用的狩猎工具有矛、猎网、弓箭和绳索，也常设陷阱或利用猎犬捕捉猎物。长期的狩猎生活，造就了他们以独特的口哨方法，传递着“野兽跑掉了”、“已派猎犬去追”等信息，这种口哨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可传到一公里之外。

孔乔人社会由长老会负责和管理，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有指腹为婚的传统习俗，实际上是为女婴预订女婿。这一婚事在女婴出生后，一些男人带着自己儿子来到女婴的家里，给女婴的父母送些礼物，女婴家长则从这些礼物中挑选女婿，一般礼重者常常入选。如若男女双方家长是朋友，预订女婿就简单多了。孔乔人实行早婚，女孩13岁即可结婚。男孩要在10岁前后，即在青春期前进行割礼，同时举行成年仪式，否则不准结婚。

孔乔人的部族意识强烈，具有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的光荣传统。19世纪末，乌干达与刚果（金）分别沦为英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鲁文佐里山区被一分为二，居住在山区的孔乔族、安巴族和特瓦族也被划分到两个国家。当时，乌干达境内的孔乔人已经超过10万人。英国殖民当局却把他们和安巴人划归人口只有15万的托罗王国，对他们实行“间接统治”。20世纪50年代，孔乔人联合安巴人反对托罗王国的优等部族的统治，要求自治。1961年，伊萨亚·穆基拉内（Isaya Mukirane）组织了“鲁文佐里鲁鲁运动”，翌年6月，该运动正式宣布脱离托罗王国。乌干达独立后，“鲁文佐里鲁鲁运动”要求将他们的聚居地辟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但遭到拒绝。于是，1963年6月，穆基拉内宣布成立“鲁文佐里鲁鲁王国”，他本人被氏族头领们推举为国王。1966年9月穆基拉内去世，年幼的王子查尔斯·蒙贝雷（Charles Mumbere）继任王位，继续占山为王。乌干达历届政府对“鲁文佐里鲁鲁运动”不是派兵征讨，就是寻求和平谈判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把孔乔族和安巴族人聚居区划为单一的行政区。1982年，奥博特政府与“鲁文佐里鲁鲁运动”达成协议，孔乔人交出武器，解散军队，国王也走出山林接受政府的安置。穆塞维尼执政后，孔乔人与政府关系曾再度紧张，一是政府在恢复了其他四个王国的文化地位时，没有包括“鲁文佐里鲁鲁王国”；二是一些孔乔人在西部边界地区曾帮助走私咖啡，支持叛军，遭到政府军的打击。近些年，政府与查尔斯·蒙贝雷国王、孔乔人代表多方接触，邀请他们参加若干机构或委员会探讨和平解决部族冲突问题。2009年8月，穆塞维尼正式宣布“鲁文佐里鲁鲁王国”为合法王国，并在同年10月19日为查尔斯·蒙贝雷举行加冕仪式。至此“鲁文佐里鲁鲁王国”成为乌干达第一个由两个部族（即巴孔乔族和安巴族）组成的王国，延续数十年的鲁文佐里鲁鲁王国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5. 安巴族（Amba）

生活在西部鲁文佐里鲁山以北，艾伯特湖以南的乌干达与刚果（金）两国边界地区，是一个身材较矮、讲班图语的部族。安巴族人单数称“穆安巴”（Mwamba），复数称“巴安巴”（Baamba）。在乌干达境内的安巴人约有3.5万人（2002年），在刚果（金）有4500人（1991年估计）。[52]乌干达的安巴人，除居住在鲁文佐里鲁山半山腰外，还聚居在本迪布焦地区和靠近刚果（金）边界的塞姆利基（Semliki）河谷一带。

安巴人为农耕部族，主要种植大蕉、谷子、玉米、甘薯、木薯和水稻等，还种植咖啡和棉花等经济作物。自从与近邻孔乔人一样被英国殖民当局并入托罗王国后，他们加入“鲁文佐里鲁鲁运动”，与孔乔人休戚与共，争取自治和“鲁文佐里鲁鲁王国”合法化。

16. 特瓦族（Twa）

当地土著人，为俾格米人的后裔。俾格米人是非洲最原始的民族之一，世世代代生活在热带雨林中，被称为“森林之子”，属尼格利罗人种，即“矮小黑人”之意。他们身材矮小，男性平均身高在1.42～1.45米，最高不超过1.50米；女性则更矮一些。他们头大腿短，皮肤黯黑，鼻宽唇薄，头发鬈曲，体毛发达。特瓦族人单数称“穆特瓦”（Mutwa），复数称“巴特瓦”（Batwa）。生活在刚果（金）伊图里（Ituri）的俾格米人则称班布蒂人（Bambuti）。

历史上，特瓦人曾是非洲中部地区的主要居民，在班图人大迁徙时一部分被同化，其余则被排挤到热带森林深处。殖民者入侵后，又遭到残酷屠杀，人口锐减。据估计，2000年他们共有8万人，主要分布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和乌干达。[53]在乌干达境内的特瓦人约有2000人，主要居住在西南部卡巴罗莱、基索罗和鲁昆吉里地区的山林地区。[54]据1996年统计，共有403户家庭，1771人。[55]

特瓦人男人负责狩猎、妇女则采摘野果和野菜。狩猎武器是弓箭和短矛，多用围猎、追猎、毒杀、拉网和陷阱等狩猎方法。他们过着不定居生活，往往六七户一起迁移，在迁移中追捕野兽和采集。他们的食物中猎物占30%。他们用猎物和采集的蜂蜜以及其他森林产品同外界换取他们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如瓦罐、木薯、食盐和铁器等。特瓦人没有私有观念，财产归集体所有。年岁最大和最聪明的人被公认为族长。特瓦人为父系社会，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

特瓦人能歌善舞。19世纪末，现今乌干达西南部曾属卢旺达王国版图，特瓦人曾作为演艺者为该王国宫廷取乐或被征募为士兵。20世纪30年代以前，特瓦人作为传统的狩猎和采集者，可以在森林中狩猎野水牛、大象、野猪和羚羊等。一百多年以来，大部分森林被砍伐，留下来的森林不是被政府辟为国家公园，就是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致使以狩猎为生的特瓦人难以生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独立后，政府一直鼓励他们走出森林，从事农业生产，并收到了一些效果。到了1991年，政府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要求那些仍留在森林地区的特瓦人全部迁出，至此，特瓦人基本上告别了赖以生存的森林和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他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缺少土地，据统计，82%的特瓦人没有土地，大部分人流落到城市或近郊。他们或在教堂和公有土地上居住，或成为佃户，有的靠打零工、做佣人为生，也有沦落为乞讨的；其余特瓦人每户约有相当于0.04公顷土地。目前不少特瓦人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他们的文化与特征逐渐消亡，也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关注。

除特瓦族外，在乌干达还有其他俾格米人小部族，如巴苏阿族（Basua），他们居住在西部本迪布焦地区，人口约有1000～2000人。[56]

三　语言

乌干达至少存在45种语言，包括这里被广泛使用的英语、斯瓦希里语和本土语言卢干达语，以及印地语、古哈拉地语（Gujarati，一种印度语言）、手语与尼安吉和辛加两种将消亡的语言等。其中本土语言约有36种，它们分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班图语族，[57]尼罗-撒哈拉语系的西、东尼罗特语族，中苏丹语族。其中，班图语族含19种语支，占全国语言总数的一半以上，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广大地区；另一半属尼罗-撒哈拉语系各语族和语支，分布在北部。

英语为乌干达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小学三年级以上使用），于19世纪80年代传入乌干达，主要在政府、法庭、商业、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通用。讲英语的人约有250万，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能听懂英语的乌干达人约占总人口30%。除此之外，20世纪前数十年，斯瓦希里语不仅在军队和警察中使用，也用于教学；但是对于斯瓦希里语的使用和影响，乌干达人担心会给其政党和政治权力带来威胁，所以未作为官方语言。阿明执政时期，斯瓦希里语曾作为官方语言；80年代末穆塞维尼政府考虑到它有助于推动地区一体化，也曾作为官方语言。但大部分乌干达人不喜欢斯瓦希里语，他们认为它是过去独裁者和军队使用的语言。事实上，乌干达人掌握斯瓦希里语的水平远远低于坦桑尼亚、肯尼亚甚至刚果（金）东部地区。1995年乌干达宪法仅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虽未被列入官方语言，但在军队包括正规警察中仍在广泛使用，贸易市场上也比较通行。2005年9月，乌干达议会批准斯瓦希里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卢干达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班图语言。19世纪至20世纪，英国殖民者将卢干达语作为官方语言推广到全国，以便利用布干达酋长在全国实行间接统治。乌干达独立之初，曾考虑将卢干达语或斯瓦希里语作为本土官方语言，但遭到布干达地区之外的其他各族人的反对。大部分乌干达人除了掌握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之外，还能讲若干种地方语言。乌干达电台除使用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广播之外，还使用20多种地方语言，包括阿卢尔、卢干达、卢格巴拉、马萨巴、卢旺达、尼安科莱、尼奥莱、索加和泰索语等。

四　宗教信仰

1995年乌干达宪法规定，乌干达不设国教，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据2002年统计，乌干达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占总人口的85.1%，其中天主教徒占41.9%、乌干达安立甘教徒占35.9%、五旬节派教徒占4.6%、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占1.5%，东正教徒占0.1%、其他基督教徒占1.2%；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占12.1%；信仰传统宗教者约占1%；其他宗教信仰者占0.7%；[58]无神论者约占0.9%。引人注目的是，宗教信仰在乌干达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一些政治活动就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

（一）基督教

基督教势力在农村中十分强大。除东北部的多多斯人、杰人和卡拉莫琼人以外，约有一半以上农村人口是基督教徒。在原布干达王国境内，大约有75%居民为基督教徒，其中天主教徒占2／3。布干达以外地区，天主教徒与基督新教教徒人数大体相等。

1. 基督新教

1877年英国圣公会（新教）传教团首先到达布干达，后来乌干达安立甘教会发展成为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全国设21个主教区，教徒约有400万人，约纳·奥科特为现任乌干达大主教兼坎帕拉教区主教。其他基督新教教会，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乌干达开始传教的非洲内地会、救世军和总协商安息会，60年代进入乌干达的浸信会、浸礼会、循道派、路德派和长老会等。

2. 天主教

天主教教会法国非洲传教会（白衣神父会）于1879年传入布干达，1883年创立尼安萨宗座代牧区。以后陆续传入的还有英国希尔·希尔教会、法兰西斯修女会和维罗纳神父会。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圣教对外传道会、圣教兄弟会、天主教医学传道会和沙勿略兄弟会等先后传入乌干达。乌干达天主教主教团于1953年建立。目前，天主教在全国分设15个主教区和一个坎帕拉大主教区。埃马努力埃尔·瓦马拉为现任坎帕拉大主教，兼任“乌干达宗教会议（1974年创立）”主席。天主教教会设有各界宗教组织，如青年公教学生会、青年公教工人会、家长协会、公教教师公会、圣母军、公教妇女组织等。截止到1990年底，天主教教徒约有650万人。

（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在1844年前后由阿拉伯商人从非洲东海岸传播到布干达，或从苏丹沿尼罗河河谷传入乌干达北部。北部穆斯林主要是苏丹马赫迪起义军残部在喀土穆被英埃军队占领后定居在现今乌干达西北部的马迪人和卢格巴拉人。还有一些巴干达人信奉伊斯兰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早在19世纪国王穆特萨一世亲善桑给巴尔时成为穆斯林。20世纪70年代阿明统治时期，因他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得到发展。乌干达的穆斯林占总人口比例自20世纪初以来逐渐上升，1911年占2%，1931年占3.5%，1959年占5.4%，1989年约占15%，2002年人口普查时为12.1%。坎帕拉设有“乌干达穆斯林最高会议”；穆夫提[59]是伊卜拉欣·赛义德·卢文巴；大卡迪和会议主席为侯赛因·拉杰布·卡科奥扎。乌干达的非洲人穆斯林主要属伊斯兰教的逊尼派，非非洲人穆斯林多为什叶派。

（三）拜物教

尽管乌干达人基本上都信奉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公开标榜自己是原始宗教信徒者微乎其微，但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既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信传统宗教，不论农民还是牧民都崇拜众多神祇，相信传说中的鬼神，信奉神灵和传说或实际生活中的祖先魂灵。在乌干达，除东北部的卡拉莫琼部族、杰族和多多斯族以外，其他许多部族都视祖先为神灵，崇拜得五体投地，并加以祭奠。他们大部分人在盖房、出行和婚姻之类的大事中都要向祖先占卜祈示；遇有灾难、疾病也要摆上祭品向祖先祈祷除病免灾。在拜物教中，他们因为把许多“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予以神化，所以许多部族中都有风神、闪电神、瘟疫神、天花神、维多利亚湖之神、彩虹之神和土地神等。他们还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如山峰、岩石、河流和湖泊、甚至树木和动物都有神灵，往往选择其一加以崇拜。

（四）独立教会与宗教运动

20世纪前半期，乌干达有两个混合宗教运动，它们是非洲传统宗教同基督教的混合，一个是“独一万能上帝会”（The society of the one almighty God），另一个是“非洲希腊正教会”（African Greek Orthodox church）。它们产生于南部班图语诸族群之中，重申多妻制，摒绝欧洲人的医药，强调要依靠祖先祈求福利；但仍然承认耶稣基督是圣子，相信上帝是宇宙的终极力量。事实上，至今它们依然反映了大部分非洲人的信念。

“独一万能上帝会”于1914年由约祖瓦·卡特·穆盖马创立，与乌干达安立甘教会相对抗。它的主要信条是摒弃医药，靠上帝的慈悲来治病；认为多妻制在旧约中有根据，可以接受。由于其另一领导人马拉基·穆萨贾卡瓦牧师到处传授洗礼，符合许多非洲人想受洗礼又不想放弃传统习惯的要求，因此一度发展很快，20世纪20年代有数万信徒。由于此教派推行“信念疗法”，无视免疫、隔离和医疗措施，特别在牲畜防疫方面与殖民政府矛盾很大，终于致马拉基遭到流放，于1929年去世。此后，该教派一蹶不振，到1966年只剩下1000人。此教派也称为“马拉基派”。

“非洲希腊正教会”由吕本·斯巴达斯·穆卡萨于1929年创立。最初称非洲正教，逐渐在东非各地发展教徒，1956年被希腊正教教会承认为东非希腊正教乌干达支会。它开始创立时的宗旨是希望在自己家中享有自由，不是总被看做是孩子，有反对白人“家长式统治”的意识，后来发展成单纯宗教性组织，很少政治色彩。它主要分布在布干达、布索加和兰戈地区。人数不多，20世纪90年代不超过3万多人。“非洲希腊正教会”有东非大主教常驻肯尼亚的内罗毕，统辖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的教务。现任大主教是尼卡泽穆斯·伊里努普利斯。

（五）邪教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干达曾出现一些邪教组织。邪教头目一般利用千禧年教派或启示教派无视天主教的教规和控制，神化自己，自称看见了圣灵显灵，自封先知传递圣旨，以达到欺骗信徒、反对政府的目的。例如：（1）1985年，在乌干达北部出现的圣灵运动，其女教主艾丽丝·拉奎娜（Alice Lakwena）为阿乔利人，反对穆塞维尼政府取代了其族人蒂托·奥凯洛为首的前军人政府。她声称自己从神灵世界带来圣旨，命令信徒与政府军对抗。她告诉信徒：全身涂抹食用油会刀枪不入，结果使成百上千被骗信徒成了冤死鬼。（2）1986年，乌干达北部出现极端野蛮的“一神教”，很多人因此自杀身亡。（3）1987年，圣灵运动女教主艾丽丝逃亡肯尼亚之后，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收罗了她的残部和其他反政府军的残余，借用神灵欺骗信徒，组成“上帝抵抗军”武装反对政府。他们在得不到本族人（即阿乔利人）的全力支持后，便对族人大开杀戒，杀人越货，不断骚扰和屠杀无辜百姓，绑架了数万名儿童到军中卖命或充当性奴隶，令生灵涂炭。1993～1998年，“上帝抵抗军”就屠杀了1万多人[60]，严重影响北部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北部经济也日渐恶化。（4）1999年出现了一个拥有约1000名信徒的世界末日教派“世界最后警告”。他们谋财害命，绑架、强奸和非法拘禁其信徒及无辜百姓。（5）1999年，一个自称预言家的19岁女孩称她能预知人们的未来吉凶。她的信徒一度达到500人，骗取了很多人的信任和钱财。（6）影响最大的邪教组织是“恢复上帝十戒运动”。2000年3月17日，330名“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教徒在乌干达西南部“集体自焚”，其中有78名儿童。此后，警方相继在“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曾活动过的地方发现多处被害邪教徒的集体墓穴，许多尸体四肢不全、惨不忍睹。据警方统计，死于“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的总人数达780名，仅次于发生于1978年的美国“人民圣殿”教徒的自杀事件。

“恢复上帝十戒运动”早在1990年就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是个借天主教圣母玛利亚“显灵”而成立的末日教派。他们声称能“拯救人类”，它的宣传手册中说，现代社会没有遵从上帝的十戒，只有恢复十戒，才能解脱一切苦难，否则世界就会毁灭；同时宣扬，在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来临前可通过悔改来救赎。为了骗钱敛财，邪教头目煽动信徒要按十戒要求，变卖家产，并把所有钱财上缴，免遭厄运。其中不少邪教徒是当地的商人和业主，他们将变卖家产的巨额钱款“奉献”出来，被邪教头目占为己有。然而，邪教头目对其预言世界末日来临的时间一改再改，最初宣称是1992年，后又改为1995年。1995年过后，他们只得重新预测1999年12月31日为世界末日；进入21世纪后，他们又称地球和人类将在2000年年底毁灭。然而，多次预言不攻自破，信徒们纷纷提出质疑，有的甚至要求归还他们上缴的钱财。邪教头目们担心骗术败露，为了灭口，开始分批杀戮了数百名受骗教徒，穷凶极恶地制造了上述的集体自焚事件。

乌干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诸多的邪教，是有极其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社会心理的复杂背景。乌干达人民曾饱尝战争的蹂躏和无穷的苦难，长期陷入恐怖之中。1986年穆塞维尼掌权后，尽管政府实行各部族平等参与政权的政策，北部和西部边境地区又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武装，他们杀人越货，造成局部地区治安再次恶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艾滋病又在乌干达迅速蔓延，吞噬了不计其数人的生命，恐惧震撼着千百万人的心灵。在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打击下，一些贫困交加、朝不保夕的乌干达人感到前途渺茫，此时邪教便迎合一些人的心理需要应运而生。邪教组织五花八门，而教主无一不是利用蒙骗伎俩愚弄信徒，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第四节
民俗与节日

一　民俗

乌干达是个多部族国家，各族人的衣食住行虽基本相似，但各有不同。

1. 发式

非洲人的头发卷曲，好似无数直径为3～4毫米的弹簧紧贴头部皮肤，松软而有弹性，如果不加修饰和梳理，仅从头发上看很难分辨出男女性别。但是非洲妇女通过她们的巧手，将头发梳理成千姿百态的发型，令人目不暇接，相比之下男士的发型不多。乌干达城镇的大街小巷有各种各样的发廊。一些女性到发廊经过特殊处理如电烫或化学处理，将头发舒展拉长约10～15厘米，形成不再柔软的直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女性短发相近。还有不少女性将头发梳理成各种各样的发型。为了使头发拉长，很多人将头发揪辫成一二十个朝向不一的“朝天椒”，更多的是将头发沿着头皮梳成发辫，使头部形成各种造型，有的发辫自上而下形成若干条弓形，从后面看犹如北京的早花西瓜，有的形成网状等。很多姑娘和中年妇女将一绺绺假发接入自己的头发，辫出很多条长长的发辫，做出各种造型；还有在头发上加上五花八门的饰物，如各色珠子等。不少年轻姑娘到发廊理发，也有不少人在家请朋友帮忙编发辫。发廊理发师绞尽脑汁创新发型，有的像羊角、树冠，有的像若干桥洞的小桥，形形色色，在头发造型上人们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一般发型可以保持三个月，在此期间妇女往往不洗发，而用油脂涂抹头皮。在乌干达乃至全非洲有很多商店和发廊都销售非洲人专用的假发，这种产品销售量很大。

2. 服饰

大城镇的居民大多数人穿西式服装或衬衫长裤。小城镇和农村的人穿着依然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的服装。年轻人特别喜欢美国风格的服装如牛仔裤和宽松的休闲裤。学生穿校服，女孩穿裙子，男孩穿短裤和衬衫。全国没有统一的民族服装。最有特色的传统服装属巴干达人的服装，男人一般穿坎祖服，即长袖、宽松适体、长至脚部的白色束腰长袍，人们通常在坎祖长袍外面套上一件西装上衣或夹克，显得十分精神和潇洒。巴干达妇女的传统服装为戈梅西（gomesi），或称布苏蒂（Busuti），一件长至脚部的鲜艳的长裙，半长短袖宽松而高耸，腰间宽宽的，色泽鲜艳的裙腰带在腹前束成一个大大蝴蝶结，裙子可以装饰动物角、骨、兽皮、贝壳和羽毛等。它是19世纪传教士从欧洲引进来的，如今经过修改，采用了当地款式和艳丽的面料。上述两种男女服装虽然在布干达地区流行，但也被其他地区的人们穿用。在首都和城镇中上年纪的人喜欢穿坎祖服，特别是在星期日，上班族脱下西装革履，儿童脱下校服，不同年龄的男人都可以换上舒适的坎祖服。这一传统服饰一般在重要的文化场合穿戴，特别是接近国王，参加婚礼、丧礼，或在未婚妻家中正式引见未来的新郎等场合。通常到教堂做礼拜每个人都穿戴得十分整齐、干净和漂亮。

乌干达西部的希马妇女常穿非常宽大的棉布服装与一件长至地面的披肩搭配。北部卡拉莫琼人穿牛皮装，武士、已婚的人或长老佩戴的饰品有羽毛、若干个大铜卷项链和臂环。基加族男人从前穿牛皮装，牛皮从肩部垂下遮住隐私处，当他们作战或跳舞时常用带子束紧皮披，开荒时通常赤身裸体；妇女的裙子用多块皮子缝制，一件皮外衣遮住隐私处。

俾格米人的服装很简单，一般只穿一个围腰，前面搭一块树皮布，后边系一把树叶。妇女常在围腰上挂一些用鳞片、甲虫等制成的装饰品，项链多用贝壳制成，手镯是用树皮编制的。俾格米人做衣服的材料是用树皮捶制而成。他们将采集到的各种野果子捣碎，把汁液与妇女的乳汁混合在一起做化妆品。由于野果种类不同，颜色各异，配制出的化妆品五颜六色。俾格米妇女喜欢浓妆艳抹，她们在脸部绘上几何图形，以增加美感，驱妖祛邪，表示吉祥美好。阿乔利人以前常常在鬓角和脸颊画有波浪花纹或刻有Z字形疤痕，大腿上也画有涡状形花纹；有些人穿耳。兰吉人有摘除下门牙的习俗。

坎噶（kanga）　它是一块长1.5米、宽1.1米的长方形棉布，四周有18厘米左右宽、带有花纹的边框，中间有图案。它在整个东非极为流行，不仅作为衣服，而且还有多种用途。人们购买坎噶时通常从一匹布上扯上两块，色泽图案一样，两块一样的坎噶称为“多蒂”。一般妇女用一块坎噶从胸部至脚部裹住，在胸上部束紧，或在颈部系住；另一块包住头部。两块坎噶可以变换多种风格的服饰，如用一块坎噶叠成10～15厘米或更宽的长条似胸罩一样系在胸部；另一块坎噶缠裹在腰下部，或将坎噶折叠成短裙系在腰间等。女人穿着它随处可去，没有任何忌讳和限制。婴儿出生时用它包裹；还有很多妇女用坎噶兜住孩子系在身上。男人用它铺在下面睡觉，或在自己的庭院、家中常用它围住下半身，系在腰间。坎噶也可以当做桌布、椅垫罩等多种用途。除此之外，坎噶也是当地最好的礼品，丈夫作为礼物送给妻子，孩子送给母亲，有的妇女将多蒂（一对坎噶）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坎噶源于19世纪中叶东非海岸，一种说法是：一些时髦的桑给巴尔妇女将6条方巾缝制在一起使用。后来，葡萄牙商人带来了新式方巾并进行加工，将6块方巾缝合在一起称为莱索，此举受到东非海岸广大妇女的青睐。一些店主到厂家要求将莱索图案印制在整匹布上，图案不断被修改，形成目前流行的坎噶。另一种说法是：坎噶源于肯尼亚蒙巴萨妇女的巧手。最初大部分坎噶设计是中间为黑底，白色的圆点分布其上，被男人称为坎噶，斯瓦希里意为珍珠鸡。一般而言，坎噶的一条边上都有一句斯瓦希里谚语或格言，有祝福，有警告，也有警世恒言。

树皮布　在阿拉伯商人将棉布带到乌干达之前，一种榕树树皮（去掉表皮）制作的树皮布和香蕉树提取的纤维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巴干达人传统制作的树皮布别具特色，其中恩贡盖（Ngonge）氏族为布干达王国的皇室制造树皮布已有600多年的历史。1862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在看到巴干达人穿着整齐笔挺的树皮布制作的袍子时，对他们精致缝合的树皮布衣服感到十分惊讶，感叹其工艺能与当时英国手套工匠的手艺相媲美。然而在140多年后的今天，西式服装已取代了树皮布服装，传统制作工艺已逐渐被遗弃。为了避免传统工艺的流失，2005年巴干达人的树皮布制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一般树皮布的制作需要在雨季期间取下榕树树皮，去掉表皮，之后，用不同的木槌棒长时间地用力敲打，直到变得细腻柔软，成为赤土色、褐色，然后还需要放入水中煮、晾晒等一系列工序，才能生产出来。

树皮布衣男女都能穿，通常为赤土色、褐色；但国王和酋长专用的树皮布的颜色经过漂染为白色或黑色。如今，只有在加冕和治病仪式、葬礼和各种文化聚会时，人们才会穿上传统的树皮布衣服。除了衣服，树皮布也可用于制作窗帘、蚊帐、被褥和收藏品。民间看重树皮布，常用作裹尸布，或在葬礼以及一些文化仪式上使用。托罗王国国王卫兵的衣着树皮布制服。在布尼奥罗王国，树皮布在他们的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乌干达废除四个王国之后，树皮布制造业迅速衰退。1993年政府恢复各王国国王的文化职能之后，虽未改变树皮布制作业逐步消亡的命运，但在重要场合都需要穿上传统树皮衣，或用它做装饰等。如布干达国王卡苏比王陵的墓室正中央，就悬挂着一块很大的树皮布。巴干达人依然重视它的传统价值，尤其在近年，布干达王国的树皮布制作受到鼓励和发扬。

3. 饮食

乌干达人的食品品种多样，而且是非常健康的绿色食品。他们的主食主要有饭蕉、小米、木薯、玉米和高粱米等。大部分人食鱼、牛肉、山羊肉，喝牛奶。鸡肉（特别是白色公鸡）只有在特殊场合如招待客人或结婚等仪式上烹饪食用。蔬菜包括马铃薯、山芋、卷心菜、南瓜、西红柿、红薯、豌豆、云豆、花生等，还有多种可食用的蘑菇。一种叫做卡巴拉的蘑菇在市场上价格比较昂贵，通常在重要仪式上食用。东部的巴基苏人喜食鲜嫩的竹笋，在烹饪之前他们将收获的竹笋煮成半熟、晒干。乌干达人吃多种水果，如橘子、橙子、木瓜、柠檬、菠萝、香蕉、鳄梨、番石榴等。

由于各地区的气候、地势、植被不一，人们的饮食习惯亦不相同。南部的部族受印度人烹调习惯的影响喜欢使用辛辣香料、食发面饼（直径十六七厘米、0.5厘米厚的圆形饼）；西部的部族牧养大量牛群，习惯食用大量奶制品，包括发酵的奶酪；鲁文佐里山区以木薯与熏鱼为食品；西南部穆丰比拉火山群附近的居民多食用小米和马铃薯；大部分北部人主要以小米、高粱米、玉米粉、木薯及当地蔬菜为食品；东北地区游牧部族喜食奶制品特别是黄油、肉类和牲畜血。

乌嘎利（Ugali）　乌干达人的主食之一，也是东非地区居民常用的主食。大部分乌干达人都吃乌嘎利。它一般用玉米面制作，小米面或木薯面亦可。它的制作方法是把锅水烧热后，投入玉米面，边放边用木勺或大木铲搅拌，直至玉米面糊干稠，然后继续用小火焖，还要不断地搅拌，以防粘锅，直至散发出玉米煮熟的香味为止，这大约需15分钟左右的时间。当地人待客，可以没有大鱼大肉，但必须有乌嘎利，否则客人会说你没有请他吃饭。目前，乌干达的四星级、五星级宾馆或饭店均有乌嘎利供应，它已经成为外国旅游者到乌干达必须品尝的传统食品之一。乌嘎利要用右手抓着吃，按传统，用大、中、食指从大盆或其他容器中抠出一小块，连捏带揉捏成小团团，然后在自己餐盘里沾上汁、汤或酱，取些煮熟的蔬菜一同入口，再配上炖熟的牛肉、羊肉、鸡肉或鱼等，味道确实不错。现在不少人家把乌嘎利和蔬菜、肉类及汤汁分别盛到个人的餐盘后，再用手抓着吃；在饭店和餐馆，则切成块状，便于客人取用。

马托基（Matoke）　即香蕉饭，是乌干达班图人中最流行的传统食品，也是东非地区班图人的主食之一。乌干达的香蕉种类繁多，分为水果和主食两大类。水果香蕉有十多种，均香甜可口，为东非地区的上佳品种。饭蕉，类以于中国的芭蕉，可蒸、可煮、可炸，烹调方法多种多样，通常是把青饭蕉去皮后包在饭蕉叶里或蒸或煮，20分钟左右即熟，然后把它打成像土豆泥一样熟香蕉泥，即成“马托基”。其吃法同吃乌嘎利基本相同。长期以来，马托基一直是乌干达人（主要是班图人）招待客人的首选食品，也是国宴上必备的一种传统食品，目前在乌干达各大饭店都有“马托基”供应。

另外，由于乌干达境内河流和湖泊星罗棋布，盛产鱼类，很多部族对鱼干或熏鱼情有独钟。渔民和农民捕鱼后把未卖掉的小鱼、也有大鱼清洗后，用盐水淹过晒干或熏干，即成“鱼干”。它大多供应市场，小部分留做家用。东部地区的鱼干煮熟即食，味道鲜美。还有一些小鱼经过晒干，放入花生酱汁烹调，或用酱汁淹浸后油炸，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价值极高。

饮料　当地自制啤酒种类繁多，其中有香蕉、高粱和小米酿制的啤酒。乌干达啤酒到处畅销。蓬贝（Pombe）是香蕉酿造的啤酒。瓦拉吉（Waragi）为高粱和香蕉混合发酵后酿造的白酒。人们喜欢围坐在啤酒的酒坛周围，每人手持一根长一米左右的草管，插入放在中央的酒坛里，边吸边饮，边侃世间趣闻、国家大事、邻里趣事等，别有一番情趣。

4. 民居

大部分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的民居是茅草屋顶、泥巴墙。茅屋的建筑风格各部族不一，多为圆形，也有长方形的。茅屋一般用帘子或一堵墙将室内分为两间，通常为里间为卧房，外间是吃饭的地方。有时远道而来的亲戚会被安排同住一个茅屋，小小的茅屋有时可以住下12个人或更多。厨房建在茅屋附近，是个小茅屋，屋内靠墙处摆放三块石头，作为烧木头的炉灶；墙边贴近屋顶处有个不大的窟窿，是炊烟的出口处。现在，农村已有不少瓦楞铁顶的房子，一般为长方形，墙的内层为芦苇或木桩，外层抹泥，通常面积比茅屋大，分割成一间或两间卧室。厨房另建在主房附近，为较小的建筑物。浴室是间小屋，建在主房外面，多为水泥地面，一般需借助塑料碗或小容器舀水冲浴。大部分农村家庭没有通电，使用石蜡照明。水源一般来自水井、河流和泉水。取水工作大部分由儿童承担，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尤其在清晨和傍晚，人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头顶装满水的塑料桶或陶罐行走在路上，很多时候他们需要穿谷地，翻山岭，走很远的路。近些年，有些地方利用水泵将水从地下引出来，虽然还未普及，但对家庭用水是一个方便的选择。

尼奥罗人典型的宅院周围有香蕉树和菜园环绕，宅院内有一两个茅屋、粮仓等建筑。每户宅院错落分散，但相距不是甚远，如果互相吆喝一声，彼此可以听到。村民以父系宗族为基础，成年男子不能居住在父亲宅院内，要在附近另建茅屋。由于对土地需求增长，同一氏族的男子常常移居其他地区另谋发展。托罗人所建茅屋是圆形茅草屋。卡拉莫琼人的宅院内，每个已婚妇女各有自己茅屋，屋顶用茅草覆盖，墙用泥与矮灌木筑成。院外围栏环绕，中央是牛栏，仅有一个出口。妻子们婚后住在丈夫家园，每位妻子各自有独立的作为厨房的小茅屋。多多斯人的宅院较卡拉莫琼人的大，相互间相隔亦远一些。在他们的宅院周围筑有坚固的院墙，院墙留有一个或两个小院门。通常一个院落有40人左右居住，每个妻子有各自的茅屋和炉灶。青春期的少女在他们的母亲茅屋旁建有自己的茅屋。少男则在结婚前集中住在一个较大的茅屋内。人们在夜间将牛和其他牲畜关在坚固的院墙内。

阿乔利人的传统居舍也是尖顶圆形茅屋，屋内筑有泥堆砌的炕（平台），一般有若干个装粮食的瓦罐，还有一小块凹地，为烧火做饭的地方。内墙用泥涂抹，绘有红、白或灰色几何图形或传统装饰图案。

孔乔人的院落通常建有一个或两个长方形房子，以及若干用于储藏的小茅屋，分散坐落在山脊上。房顶用茅草或香蕉叶覆盖，用泥巴填抹的竹子编成两层墙篱。他们也有不少瓦楞铁板铺盖房顶的住所。

5. 习俗

每一个完整的人生，都要经历出生、成长、订婚、结婚、生育和死亡。在乌干达，不同族群的人在其人生每一阶段都要举行仪式表示庆贺或哀悼。此外，在大部分农业地区，每逢播种、收获等不同的生产季节，也要举行庆祝活动和仪式。

（1）出生与起名

乌干达人总体上更喜欢男孩，但生儿生女对他们来说都一样。乌干达社会中，男人至少需要有一个儿子继承他的财产，但也需要女儿做家务、干农活，嫁出去时还可以获得彩礼，他们的父亲可以用这些彩礼为儿子说亲娶媳妇。

婴儿出生几天后，家族为他举行起名仪式，人们载歌载舞庆祝婴儿诞生、父系家族添丁。目前在乌干达的很多地方，基督教徒一般选择到教堂给孩子洗礼，取代了传统的起名仪式。

传统上，比较正式的是由氏族长老给孩子起名，也可由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友起名，在决定孩子名字时父母的意愿极为重要。为了纪念某个亲人，少数婴儿取自家族已故亲人的名字，有些则根据孩子的特点或出生时的环境等起名。

（2）成年仪式

乌干达很多部族中，男人没有成年割礼习俗，只有居住在东部埃尔贡山地区的巴吉苏人，每隔几年，通常在8月举行盛大的男子成年割礼仪式，男孩长到一定年龄时要割去阴茎上过长的包皮。行过割礼后，男孩方被视为成年男子，无论实际年龄多大，没有经过割礼的男人都不算成人。除巴吉苏人外，巴孔乔人、巴安巴人和塞贝伊人也为青春期的男孩举行成年仪式，实行割礼。此外，穆斯林也实行割礼。一些基督教徒的孩子出生后也要割去包皮，但与成年仪式无关。

（3）婚姻

乌干达的传统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大部分人皈依了基督教，采纳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然而，根据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一夫多妻在乌干达属于合法；从基督教教会分裂出来的非洲独立教会也允许一夫多妻，以迎合当地习俗，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但是，传统社会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实行一夫多妻，实际上只是富有的男人才能娶很多妻子，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牛羊和农具，有能力送彩礼娶媳妇，还可以分给每位妻子一块耕地，使她们过着体面的生活。如果一个已婚男人想再娶其他女人，需向原配和其他妻子商量，征得她们的同意，根据传统习惯，妻子一般都会同意。

在乌干达，很多部族的族规不允许近亲结婚。如尼奥罗人不能与本氏族成员联姻，更不能接受堂兄弟姐妹之间或表亲之间的婚姻。为了避免同宗婚姻，尼奥罗人对父母双亲的族亲关系非常清楚。此外，巴基加人也不允许与本氏族人结亲。东北部的杰族除了不能同父母双方氏族的人通婚之外，男人也不能与母亲的近亲人结婚。

男女结婚之前，男方需要送女方家长彩礼，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通过赠送彩礼补偿了女方家庭即将减少一个成员的损失，同时也回报了女方家长对女儿的多年养育之恩。传统的彩礼为山羊、绵羊、矛和锄头，目前现金也可以代替彩礼。婚姻是孔乔人和安巴人的一件大事，而且实行娃娃亲的习俗比较普遍。男孩往往一出生就订亲，但聘礼问题不解决，婚姻是不被社会承认的。聘礼通常以羊支付，羊的数目由家庭的经济地位而定。除羊之外，聘礼还包括一根挖掘杖和一张兽皮。挖掘杖表示代替因嫁出姑娘而失去的劳力，兽皮是为补偿姑娘幼时穿过的皮衣；现在，锄头和毛毯已取代挖掘杖和兽皮。

在西部和中部，一些游牧民族存在着抢婚风俗，特别是安科莱游牧民有时不想按照正常结婚程序去做，尤其当他们认为女方家庭会拒绝他们的求婚时。抢婚习俗往往造成人们之间的憎恨，但仍被社会所接受。

婚礼大部分为土洋结合，基督教徒的婚礼除在教堂举行外，还要举行隆重的传统仪式，广邀宾客。婚礼前，男方在亲属的陪同下到女方家迎亲。新娘在娘家亲戚出谋划策下故意刁难男方，提出各种难题要男方回答，答对了，女方才能打开房门，在众人的簇拥下到教堂举行婚礼，随后在饭店或家中举办传统婚礼。在巴干达人传统结婚仪式上，双方家族代表以他们的智慧、风趣、诙谐和幽默进行竞比，往往是由女方家族代表提问，想方设法难倒男方家族的代表。如女方几个姑娘出场，问男方其中一位姑娘是谁，以欢快的气氛介绍双方亲属。如果男方代表被女方代表问倒，得到的“惩罚”是“罚款”。此后，来宾一一送上自己的礼物祝贺新婚夫妇幸福美满。参加婚礼的人多以歌舞祝福新人，男方以丰盛的美味佳肴招待宾客。

在乌干达离婚也是常有的事。一些部族的妇女可以提出离婚，如阿乔利族妇女一旦不满意她的丈夫，可以选择离婚，但条件是新丈夫要赔付前夫所送出的彩礼。

（4）丧葬

乌干达大多数人关心死者的灵魂超度和安息，将死者安葬在生前居住的茅屋附近，甚至葬在宅院或生前居住的茅屋内，有的葬在稍远的坟场。巴干达人早在儿时家长就为每个人准备了墓穴。如果一位阿乔利人逝去时，所有的朋友和亲属会聚集在一起喝酒宰羊烹肉，载歌载舞为死者送行。根据死者的年龄和地位高低服丧2～5天，一般将他葬在他的茅屋进口处，在墓穴上种树，或供奉一只羊作为祭品。酋长死去一般用布包裹尸体，安放在一张床上，由一对青年男女守灵，直到尸体开始腐烂才被认为可以下葬，通常葬在酋长专用墓地，墓地周围种植若干棵树，用栅栏围住。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自然死亡的男子最大的不幸是没有葬在生前的茅屋内或附近；如果在狩猎中死亡或战死在灌木丛中，即使尸体没有埋葬，或被秃鹰吃掉，也是幸运的，巫师会为他举行特别招魂仪式，引导灵魂回到村子里。

二　礼节

乌干达人热情、好客、友善、诚恳、宽厚，朋友相遇都要握手问好，离开时也要握手道别。天天见面的朋友，偶尔两天不见，遇到时也要热忱地握手问好，有的还要拥抱。如果有其他朋友在场，也要向他们一一握手问候，尽管原来并不认识。亲戚或家庭成员之间（父母、兄弟、姐妹等）一两天未见面，再见面时也需要握手问好。到别人家做客，都要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问候，离开时也如此，否则便被人误认为骄傲或看做不懂礼貌。握手有讲究，首先是紧握对方手掌，然后松掌，紧接着握紧对方拇指，再松开，再次紧握对方手掌，用这样连续“三部曲”的握掌方式表达对对方格外亲切和热情。当地人吃饭一般用右手抓饭，左手用于接触秽物，因此忌讳用左手握手、送接物品。

乌干达人像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人一样，尊称中年妇女为“妈妈”、中年男子为“爸爸”；对年长的男人像肯尼亚人和坦桑尼亚人一样，称他们“穆哉”（Mzee，斯瓦希里语，对老人的尊称）。西部尼奥罗人和托罗人相互称呼誉名意味着尊敬和爱戴，见面互称誉名则表示致意。在家中吃饭时也有不少礼节，当饭菜准备好时，所有人要先洗手；此时如有邻居和不速之客拜访，主人会很高兴地盛情邀请他们入席进餐；多数家庭要做简单的饭前祈祷，感谢上帝赐予食物。饭后，出于礼貌和尊重，大家轮流恭维“妈妈”的饭菜。他们一般用奶茶（红茶加牛奶和糖）或各种饮料招待客人。和他们交谈，可自由谈论，尤其是谈论国内外大事和艺术等最受欢迎。

一些部族比较迷信，如果询问有多少孩子、多少牛羊，他们会认为不吉利，出于礼貌，他们可能会随意说出一个数字，有时也会恼怒。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孩子和财富，认为说出具体数目，孩子会夭折，牲畜会死亡，因此对孩子和牛羊忌讳数数。在城市中，这种习俗已渐渐消失，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太理会这种风俗。

三　节日

乌干达法定的公共节假日中不少是宗教节日，除了圣诞节有固定日期之外，基督教的耶稣受难节、复活节，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和宰牲节，每年的日期不同。此外还有一些节日与国家的独立和内战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有关。主要节日有：

元旦（1月1日），全国放假一天。

解放日（1月26日），纪念1986年1月26日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夺取政权。

国际妇女节（3月8日），各界妇女组织庆祝活动。

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是纪念耶稣受难的节日。《新约全书》记载，耶稣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上。宗教界认为这一天是在犹太教安息日的前一天，因此规定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为受难节。

复活节星期一（Easter Monday），是基督教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根据春分节（3月21日）当日或过了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即为复活节。复活节星期一是基督徒们继续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也是乌干达法定的休息日。

国际劳动节（5月1日），全国放假一天。

殉教者日（6月3日），纪念1886年6月3日被杀害的26名基督教皈依者。

全国英雄日（6月9日），为纪念全国抵抗运动的战士、支持者英勇奋战，并授予他们英雄的称号和荣誉的节日。

独立日（10月9日），纪念国家于1962年获得独立的节日。

开斋节：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伊斯兰历每年9月为斋戒月，凡成年健康的穆斯林全月封斋，即每天从拂晓前至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封斋第29日傍晚若见新月，次日即为开斋节；如不见新月，则再封一日，第二日为开斋节。这天，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参加会议，听伊玛目宣讲教义，会礼之后，互祝节日吉庆幸福。

宰牲节（古尔邦节），为开斋后的第三个月，也是穆斯林朝觐结束的最后一天。宰牲节出自古代先知易卜拉欣以子献祭、忠诚安拉的典故。他老年得子，受安拉启示，为表示对安拉的诚笃，以其子献祭。正欲结束儿子生命之时，天使奉安拉之命突然降临，告知他对安拉的忠诚通过考验，命他献祭“以一头羊替换其儿子”。为纪念易卜拉欣及其子之忠诚精神，遂形成宰牲礼仪，此节日即成为“宰牲节”，尚有“牺牲节”、“忠孝节”之称呼。

圣诞节（12月25日），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日，全国放假一天，基督徒在此节日举行庆祝活动。

节礼日（Boxing day，12月26日），为圣诞节次日，意译为开盒日。这一天，教堂里的牧师将打开功德箱，将里面的捐款分发给穷人。

[1] 《非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北京，1985，第40页。

[2] Saben's Commercial Directory and handbook of Uganda，1960-1961，by the Uganda Compay Africa Ltd，Saben's directories pub.，Kampala，1961，p.25.

[3] Saben's Commercial Directory and handbook of Uganda，1960-1961，by the Uganda Compay Africa Ltd，Saben's directories pub.，Kampala，1961，p.30.

[4] Area handbook for Uganda，washington，1969，p.9.

[5] 2007年底，全国有80个地区，下辖169个县，包括一个县级市和13个自治市；953个乡，包括坎帕拉下设的5个城市分区；5225个教区，含有44402个村庄。

[6] 也有说乌干达北部靠近苏丹边界尼木累（Nimule）地区的地势最低，海拔约610米。

[7]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For Uganda 2004/05，http://www.nemaug.org.

[8] 东非大裂谷南起赞比西河下游谷地，向北延伸到马拉维湖北部，在此分为东西两条裂谷。东面的一条是主裂谷，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龙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和亚丁湾，全长5000多公里；西面沿乞力马扎罗山雪峰，经坦噶尼喀湖、基伍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全长1700多公里。Edwards Katto，Mineral resources of the Western rift valley of Uganda，Geological Survey and Mines Department，PO Box 9，Entebbe，Uganda，http://www.gl.rhul.ac.uk/ear_conference/ear_abstractspdf/katto_abstract.pdf.

[9] 除鲁文佐里山脉之外，乌干达的山基本上全是火山。

[10]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for Uganda 1996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gency（NEMA）p.2 http://www.nemaug.org/SOE/soe96.pdf.

[11] C.T.Kirema-Mukasa1 & J.E.Reynolds，Marketing and Consumption of Fish in Uganda，Fao，Occasional Papers No.4.

[12] http://www.indexmundi.com/zl/ug/.

[13] Vanden Bossche，J.-P& Bernacsek，G.M.，Source book for the inland fishery resources of Africa：1.CIFA Technical Paper.No.18.1.Rome，Fao.1990.http://www.fao.org/docrep/005/t0473e/T0473E11.htmJHJch19.

[14] Nation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uthority（Uganda），State of Environment Report for Uganda 2008，Nema，Kampala，2008.p.94.http://www. nema.go.ug/attachments/State%20of%20environment%202008%20b. pdf.

[15] 有关维多利亚湖的起源仍是科学界争论的问题。该湖大概形成于2.5万～3.5万年以前，1万～1.4万年以前之间曾经干涸。

[16] Welcomme Rl，The inland waters of Africa（English，French），1972，FAO.CIFA Technical Paper （FAO）.No.1；有说3220公里长，也有说3440公里长。

[17] 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http://www.ilec.or.jp/database/afr/dafr05.html。

[18] 据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文件：http://www.unhabitat.org/content.asp？cid=4723&catid=271&typeid=6&subMenuId=0；一种说法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分别占6%、50%和44%。

[19] http://www.nema.go.ug/attachments/State%20of%20environment%202008%20b.pdf，p.92.

[20] http://www.nema.go.ug/attachments/State%20of%20environment%202008%20b.pdf，p.92.

[21] http://easd.org.za/Soe/Uganda/soechapt1.htm.

[22] Allison Herrick，Area handbook for Uganda，washington，1969.

[23] 在维多利亚湖和基奥加湖之间，包括金贾、伊甘加、卡穆利、马尤盖、布吉里5个地区，曾是布索加王国的辖地。

[24] http://www.ugandainvest.com/mining.pdf；Thomas R.Yager，The mineral industries of Kenya and Uganda，U.S.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s yearbook—2000.http://minerals.usgs.gov/minerals/pubs/country/2002/keugmyb02.pdf.

[25] Peter van Straaten，Rocks for Crops：Agrominerals of sub-Saharan Africa，ICRAF，Nairobi，Kenya，2002. p.306.

[26] Thomas R.Yager，“The mineral industries of kenya and uganda” U.S.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s yearbook—2000，p.175.

[27] Peter van Straaten，Rocks for Crops：Agrominerals of sub-Saharan Africa，2002.ICRAF，Nairobi，Kenya，p.304.

[28] 靠近坦桑尼亚边界。

[29] 初步估计尼罗河发电潜力为8000兆瓦。

[30] 穆塞维尼2007年1月27日在里斯本召开的欧盟-非洲高峰会议上的讲话。

[31] 后被爱尔兰图洛石油公司接收。

[32] Godfrey Bahati，Geochemical Exploration of The Katwe-Kikorongo，Buranga and Kibiro Geothermal Areas ，Uganda 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Mines，P.O Box 9，Entebbe，Uganda.

[33] 1996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Report For Uganda Executive Summary，http://easd.org.za/Soe/Uganda/Soe96.htm JHJ biodiversity，p.145.

[34] First National Report on Tht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in Uganda，Preparation of the Report coordinated by January，1998，Republic of Uganda，p.90.

[35] First National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In Uganda，Preparation of the Report coordinated by January，1998，Republic Of Uganda，p.90.

[36] 别名水耗子、水鼠，属食虫目鼩鼱科两栖哺乳动物。

[37] 栖息在热带或亚热带潮湿山区。月亮山指鲁文佐里山。

[38] 2005年10月21日《新观察报》，http://www.newvision.co.ug/D/8/459/461855JHJ。

[39] http://www.world-gazetteer.com/.

[4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Uganda.

[41] 2002年乌干达人口普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http://www. indexmundi.com/g/。

[42] 2002年乌干达人口普查；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http://www.indexmundi. com/g/。

[43] http://www.popsec.org/documents/state_of_uganda_population_report_2008.pdf，p.98；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807100251.html.

[44] 一说乌干达有34个部族；也有报道称乌干达有37个或59个部族。据乌干达驻苏丹使馆介绍，乌干达有65个部族。

[45] 对于非洲族体的称谓，目前国内大部分媒体和部分学术界人士仍沿用部族一词。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主张以“人”或“族”取代“部落”一词，并主张采用以“地方民族主义”取代“部族主义”的提法。

[46] 干达人的英译ganda为班图语词根，前缀加穆（mu），即穆干达，为干达人单数；前缀加巴（ba），即巴干达，为干达人复数；前缀加布（bu），即布干达，为干达人之地；前缀加卢（lu），即卢干达，为干达人之语言；前缀加基（ki），即基干达，意为干达人的。在班图语系中，大部分部族名称加前缀的用法与上述雷同。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易于理解，本文除去前缀，使族称与族人居住区名称取得一致，即居住在布干达地区的巴干达人简称干达人。

[47] 在乌干达习惯称尼安科莱人（Nyankore，单数），加前缀巴（ba），即巴尼安科莱人（Banyankore），为安科莱人复数。为了使读者一目了然，易于理解，本文除去前缀，让族称与族人居住区名称取得一致，即居住在安科莱地区的巴尼安科莱人简称安科莱人或安科莱族。

[48] 阿泰索加前缀A（Ateso）为泰索语言。

[49] 约有2万阿乔利人分布在南苏丹共和国。

[50] Ronald R.Atkinson，The Roots of Ethnicity：The Origins of the Acholi of Uganda before 1800，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4.

[51] http://rwenzururu.com/banyarwenzururu.html.

[52] 1991年，据美国语言学会下属国际夏季语言学院估计，乌干达和刚果（金）两国的巴安巴人总人口为40100。

[5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wa.

[54]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Repor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s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digenous，Copenhagen Internat.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2005，p.16.

[55] http://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material/20.

[56]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Repor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s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digenous ，Copenhagen Internat.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2005，p.16.

[57] 美国语言学家J.H.格林伯格认为，班图诸语言不但不能称为一个语系，甚至不能称为一个语族，而只是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日尔-刚果语族贝努埃-刚果语支下面的一个分支。有的学者鉴于班图语言数量以及每种班图语言的使用人口，同本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别的语支乃至其他非洲语系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往往把它们当做独立的语系看待。

[58] 根据2002年人口普查。

[59] 伊斯兰教教职，“穆夫提”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教法说明人”。

[60] K.C.Harrison，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2000，Publisher：Taylor and Francis，1999，p.1137.

第二章
历史

在现今乌干达领土内，由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古以来就有原始人群居住。从公元前几百年开始，有大批外来族群迁入，为乌干达带来农业和畜牧业，推动了乌干达社会的发展，在13、14世纪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王国。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对非洲的瓜分，乌干达于189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经过约7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乌干达于1962年10月9日获得独立。然而，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的部族矛盾、宗教及教派矛盾，在独立后继续发展，斗争十分尖锐，导致国家长期动乱，政权频繁更迭。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经过5年丛林战于1986年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摈弃部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恢复和发展经济，才使得国家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第一节
上古简史

非洲旧石器时代通常划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旧石器时代前期以石核石器为主，大约距今300万年前到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表现为石核修整发展为剥片，距今约10万年前至1.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后期则以细石器为主，距今1.5万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

考古学家发现史前人类曾在乌干达活动过。在莫罗托地区发现的半直立原始人类森林古猿化石，被认为他们在1500万年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此外，在维多利亚湖附近沿卡盖拉河谷，特别是在恩松盖齐和桑戈湾都遗留下很多石器。经考证，这些石器为10万年前至5万年前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使用的工具。目前约有2500多件石器，特别是手斧保存在恩德培地理勘测部。这些石器为阿舍利时代[1]所发展的手斧文化，并在帕拉（Parra）和姆韦亚（Mweya）附近的砂砾层也曾发现过。非洲阿舍利文化起始于100多万年以前，直到10万年以前，这种技术持续了100多万年。它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文化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演化，其重要特征之一为手斧或其他形式的斧、刀、小石器、石核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等。最早发现的桑戈湾的桑戈文化（以马萨卡地区桑戈湾命名）最富特色的是石制品，多为重型手斧、挖掘尖头器、“高背刨刀”、尖凿、刮削器、錾子、槽凿、短刀、侧刮器等，以后在卡盖拉河谷和姆巴拉拉周围的丘陵上也发现了桑戈文化石制品，它们都属旧石器中期的阿舍利文化。这一时期，古人类已经发明了火和制造更多的石制工具，并被广泛使用。这些早期居民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利用石制工具获取食物，尤其是带有尖端和长长的切削利刃的手斧具有多种用途。他们用手斧挖掘或用于剥皮，把杀死的猎物加工成食物，制作加工成木制武器等。比如，弓箭早在非洲旧石器时代中期已被人们广泛使用。

乌干达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趋向小型化和细石器化，器型逐渐呈现多样化，由原来的一器多用发展到分工专用，制作石器工具的技术得到了明显的改进。在乌干达东北部的卡拉莫贾水坑遗址，考古发现有若干小型细石器沉淀层，按遗址地名命名为马戈西（magosian）文化。马戈西文化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距今5000～7000年以前，石制品的主要特点为细小的打制石器，如凸面或凹面刮削器、周边刮削器、尖状器、刀片、半月形器、台形器、雕刻器、菱形镞、三角形镞、有孔器、石弹、磨石等。在莫罗托附近也发现很多漂亮的石英磨制的器具，与索马里的斯蒂尔湾石器时代文化相似。有些细小石器已经装有木柄，工具比以前精细。这些工具大部分用于狩猎和捕鱼。有的骨锥和石锥很可能用于将皮革缝制简单的衣服或帐篷。同期，此处还发现不少人们制作的陶制品。

在8000～10000年以前，这一地区气候潮湿，湖泊、河流纵横交错，湿地、沼泽遍布，像其他非洲地区一样，水域文明由此而生。特别是尼罗河上游流域，原始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水源及水中食物资源有着密切相关，制造独木舟和捕鱼尤为显著。在裂谷西支爱德华湖西岸靠近乌干达与刚果（金）交界的伊桑戈发现水域文明遗址，有一系列鱼叉，包括骨制工具和打制工具；住在湖边或河边的居民利用石器工具制造出骨矛和鱼叉，用于捕鱼和捕捉水生动物，说明当时的水域文明已经比较发达。

乌干达的炼铁文化可追溯到2500年以前，陶器文化则在1500年以前。一般认为，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是这里最早的居民。他们早在3000年以前就以狩猎、采集为生，主要采集蜂蜜、野果和野菜。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期间，俾格米人逐渐被迁徙到该地的农耕者和畜牧者所取代。如今，他们只有零星残存在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地区和西南部的基盖齐地区，其中生活在基盖齐森林中特瓦人和巴苏阿人就是该地原始居民的后代。

1961年出土的恩松盖齐岩石掩蔽体，经考证，约为公元前1000年石器时代居民的居住地，他们大概与现今的布须曼人有关系。在泰索、布凯蒂（Bukedi）的卡科罗（Kakoro）、维多利亚湖上洛卢伊岛的岩石壁画很可能是他们的创作。现今生活在西部鲁文佐里山林中的孔乔人则是布须曼人的后裔，体形不高，肤色浅。

约在公元前500年，班图人从西进入乌干达西南部，随后迁移到大湖地区，部分人定居下来，其余人们继续向东、向南逐渐迁徙。[2]定居下来的班图人逐步分布在现今乌干达南部。原始班图人为农耕部落，他们在迁徙中发展了早已掌握的炼铁术和制陶术。维多利亚湖湖底矿样勘探说明，当时湖区周围都是茂密的热带雨林。班图人来到这里开始开荒种地，若干世纪后，大量的毁林造田和农耕造成热带雨林面积的减少。那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居民居住在维多利亚湖附近洞穴和岩石掩蔽体之中，由于赖以生存的雨林的减少，部分人逐渐被班图人同化、取代，其余的被迫迁移到南部，或退居到山林之中。[3]同时，班图人吸收了原始居民的文化，如采纳了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某些渔猎文化，吸取了后来移居到乌干达北部的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的畜牧文化。班图人发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牧的混合经济。2000多年以前，农业在现今乌干达地区开始发展，很快遍及乌干达西部。

考古发现，乌干达铁器时代后期的遗址较多，基本证实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公元前4世纪，在维多利亚湖西岸附近，班图的冶金工匠能在预热强制通风熔炉中熔炼铁，生产出中型规格的碳钢；而在欧洲，直到19世纪西门子公司才使用这种熔炼加工方法，掌握了这种技术。[4]1961年英国东非历史和考古学院在安科莱的坎茨约雷岛和塞贝伊的苏安附近考古发掘，发现凹纹器皿、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茅屋地基。近年还在艾伯特湖附近发现的基波罗（Kiboro）遗址。上述遗址，均为距今1000多年以前的村落遗迹。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特别在维多利亚湖沿岸居住的班图人将饭蕉发展成为他们的主食后，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人口密集的居住地。

第二节
中古简史

一　班图人王国的兴起与北部东、西尼罗特人的侵入和迁徙

乌干达若干古代王国的形成很可能是不同族群经过不断迁移、相遇，各种文化交流融合而产生的。最初来到湖间地区的班图人带来农耕文化，经过若干世纪不断繁衍生息，人口迅速增长，以氏族首领为领导的政治体制逐渐得到发展。这种血亲组成的氏族族长常常负责协调族人的劳动分工，解决内部纠纷，举行宗教仪式以及祭奠神灵。但这种组织结构只能有效地管理有限的族人。公元900年，约在第一千纪之末，乌干达境内较大的政治组织开始形成，班图人开始在西部建立了王国，[5]有的王国统治的臣民达100万人以上。在南部和西部，亦即所谓湖间地区，[6]一系列中央集权的王国兴起，其中以布尼奥罗最为著名。

大约在公元100～1500年期间，东、西尼罗特语诸部族自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先后多次分批向南迁徙，来到现今乌干达北部。他们主要是游牧民族，最早来到北部的民族来自埃塞俄比亚，为库希特语族（属闪含语系）族群，被称为契韦齐人。他们肤色浅、身材修长。北部地区降雨量较南部少，相对干旱，为了寻找更好的牧场，他们不断向南方迁移。北部通往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有一条长有矮草的“走廊”，一批批游牧民族通过该“走廊”到达非洲中部和南部。他们与班图农耕部族相遇，相互影响，促进了最初的贸易，也发展和建立了较为持久的关系。契韦齐人带来经过驯化、长角隆背的桑加品种牛群，逐水草而居。为保护牛群或偷袭其他部落的牲畜，他们与当地人经常发生冲突。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基于家族血亲关系，规模小，决策权掌握在氏族长老手中。当他们南迁遇到班图人时，接受了有关王国政治权力的思想，同时班图人也需要他们的军事保护。这种庇护关系逐渐得到发展，因而产生了游牧民族契韦齐人中的精英阶层。大约在14～16世纪，他们成为这些古代王国的统治者，放弃了自己原来使用的尼罗特语，采用了班图语，建立了基塔拉王国。

西尼罗特语族的卢奥人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约在公元900～1500年期间从苏丹南部来到乌干达北部。最有影响的迁徙约在15世纪。当时苏丹南部可能发生了天灾人祸，一是人口过剩，不得不寻找新的牧场；二是内部发生冲突；三是来自外族侵袭以及相继发生的旱灾、蝗灾、瘟疫等，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在奥卢姆（Olum）的带领下离开现今苏丹南部的鲁姆贝克（Rumbek）地区，沿尼罗河向南迁移，进入乌干达北部，来到帕克瓦奇（Pakwach）附近的普本古（Pubungu）。卢奥人从这里先后向西、北、东北、南和东方向迁移。他们的一些族人向西跨过艾伯特尼罗河定居在现今的阿鲁尔地区，与先前从苏丹来到这里的居民混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阿鲁尔族。另一些人向东北方向迁移，在现今乌干达北部定居下来，与早于他们来到这里的部落（讲苏丹语言）通婚，相互融合形成了阿乔利族。他们的第三个分支从普本古向南迁移，定居在布尼奥罗北部帕维尔（Pawir，班图人称之为乔佩Chope），为巴贡古人（Bagungu），但基本保留了卢奥人的语言和文化。卢奥人的比托氏族由伊辛戈马·姆普加·鲁基迪（Isingoma Mpuga Rukidi）带领继续南下，征服了布尼奥罗，开创了布尼奥罗王国比托王朝，成为比托王朝第一位国王。伊辛戈马·姆普加·鲁基迪，有时也称伊辛戈马·拉邦戈·鲁基迪（Isingoma Labongo Rukidi），据说他有一个孪兄弟叫卡托·基梅拉（Kato Kimera），后来成为布干达王国第一任国王。而留在普本古（Pubungu）的卢奥人为现今的乔南族（jonam）。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之间，一些卢奥人继续东进，大约在17世纪前半期，其中一个氏族由阿多拉率领来到基奥加湖东南的布达马（Budama，现今基索科），为了防御当地居民班图人的袭击，他们在密林中定居下来，因而保留了卢奥人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是现今的乔帕多拉人。公元1550～1800年期间，还有其他卢奥族群向东迁徙到布索加和肯尼亚西部，居住在肯尼亚的部族称为乔卢奥人（Joluo）。到了18世纪，卢奥人的迁徙至此结束，他们分别定居在乌干达北部、西部和东部。[7]

二　布尼奥罗-基塔拉帝国的兴起

巴腾布齐王朝（Batembuzi）

据口头传说和考古发现，中央集权政体可能在尼罗河以南和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早已存在。布尼奥罗传说中至少有三个王朝，其中最早出现的是巴腾布齐王朝。目前在乌干达某些地区，仍将其历代国王崇奉为神。一说是，巴腾布齐人是从事混合经济的班图人，至少统治了9代；也有说，表面上看巴腾布齐人来自维多利亚湖地区，其实是尼罗特文化族群，部族迁移扩张导致该族群来到西边的维多利亚湖周围，他们使用班图语；还有的说，他们来自北方。巴腾布齐一词意为先驱、先锋或开创者。有关该王朝及其统治的资料很少，它的历史充满了神秘与传说。尤其是有关巴腾布齐王朝的历史年代、历代国王的名字和排序，学者们很少有一致的看法；对于王朝有几位统治者，从9～21位众说纷纭。据传说，这个神秘王朝的国王或称为神是布尼奥罗-基塔拉帝国的缔造者和最初的统治者，他是创世神卢汉加（luhanga）；也有说是金图，对此有不同的说法。[8]巴腾布齐王朝是如何消失的，不得而知，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契韦齐王朝。

契韦齐王朝（Chwezi）

契韦齐王朝亦称巴契韦齐（bachwezi）或基塔拉帝国（kitara），其统治时期在11～16世纪之间。1957年在比戈出土的比戈·布亚·穆盖尼（Bigo Bya Mugeny）遗址，约为公元13～16世纪期间铁器时代后期的居民区，原为基塔拉或契韦齐王朝首都，内有村庄、堡垒。遗址四周环绕的岩床上凿有12英尺深的防御壕沟，一直延伸近4英里长，显然是使用金属工具开凿出来的。该遗址在恩图西（Ntusi）附近，从马萨卡驱车需2～3个小时，经考证这是一位契韦齐王子穆盖尼[9]建造的，而且该地曾先后两次被外族占领，一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库希特人（亦称希马人、胡马人、图西人），另一族为比托人。可见，当时修筑壕沟是为了抵抗比托人。除此之外，在西部恩图西的比沃盖拉（Bwogera）、卡松科（Kasonko）、卡加戈（Kagago，或称比加加）、穆本德山（Mubende hill）、马萨卡山（Masaka Hill）、布戈马（Bugoma）、蒙萨（Munsa）和基本戈（Kibengo）等地，也分别发现了铁器时代后期契韦齐王朝的遗址。穆本德山发现神祠遗址和一个13世纪末至14世纪的小村落，传说该地曾是契韦齐王朝恩达胡拉国王统治时期的首都，很可能早在13世纪亦是举行传统宗教仪式的中心。在蒙萨曾发现10世纪时期带有齿状或波浪状图案的陶器。15世纪以前，该地很可能是个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蒙萨以西约12公里的卡松加（Kasunga）遗址是座小山，这里作为契韦齐神祠供奉契韦齐王朝统治者恩达胡拉的母亲的神灵。传说恩达胡拉出生在这里，取得王位后，他将首都迁移到穆本德山。卡松加和附近的基森戈韦（Kisengwe）遗址曾是巴契韦齐王国崛起的中心，在这里曾发现大量的石磨盘、陶器碎片、铁器和粮仓遗址等。[10]马萨卡山为瓦马拉国王统治时期的首都，另说，比戈是瓦马拉国王时期的另一个首都遗址。恩图西为11～15世纪时期的遗址，其中有两个大土墩，原为居民丢弃的垃圾，如破裂的陶器、磨石、骨头等。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了契韦齐王朝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当时举行的宗教仪式规模等。

契韦齐王朝被认为是古代基塔拉帝国的创始王朝，经对契韦齐王朝首都比戈遗址与安科莱及布哈亚王国两个南部小王国首都布韦戈雷雷（Bwegorere）和布韦兰扬吉（Bweranyangi）遗址的残存物进行考证，比戈与这些地区有联系。基塔拉帝国很可能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实体，当时的领地包括现今乌干达的中部、西部、南部以及坦桑尼亚北部、肯尼亚西部、卢旺达北部和刚果（金）东部，帝国中心在布韦拉和卡通加河中游两岸。

有关基塔拉帝国的资料不多，整个统治时期比较神秘。不少氏族将契韦齐统治者视为神灵崇拜，与现今托罗、布尼奥罗和布干达等地区不少居民信奉的传统神灵有些相同，如恩达胡拉（Ndahura）、穆林德瓦（Mulindwa）、瓦马拉（Wamara）和卡戈罗（Kagoro）等，其中前三位神灵取自契韦齐国王的名字。

除了创建王朝，契韦齐人还带来了长角隆背的桑加品种牛群、种植咖啡、炼铁技术，以及艺术、摔跤和各种仪式。他们以畜牧经济为主，建立了有序的中央集权政府。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王朝是如何结束、契韦齐人如何消失的。但民间有很多传说，一说他们向西部迁移，消失在艾伯特湖中；还有说，他们消失在瓦马拉湖（该湖取自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名字）。有关契韦齐王国的传说故事在布尼奥罗、托罗、安科莱和现今坦桑尼亚的布哈亚广为流传。[11]学者通常认为，他们融入了当地平民社会之中，传说中的契韦齐人是超自然的神。事实上，经过考古学家对比戈和穆本德遗址进行考证，认为他们很可能是现今安科莱的希马人、布尼奥罗的胡马人、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图西人的祖先。这些现代族群像契韦齐人一样身材修长，肤色较浅，而且也是游牧民族，他们驯养的也是长角隆背桑加品种的牛群。

比托王朝

契韦齐王朝之后是比托王朝。比托人来自北方苏丹东南部尼罗河流域。大部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西尼罗特语族卢奥人的比托氏族。比托人分批迁徙到布尼奥罗，每批人数不多。牛是当地人重要财富和主要经济依赖，当地人需要他们保护牛群，以免遭盗牛者的袭击。由于强悍的比托人保护了牛群，他们的威望和地位随之提高。久而久之比托人取代了契韦齐人，最终夺取了王位，掌握了象征王权的鼓，建立了比托王朝。比托氏族成为王族，垄断了王国的政治权力，但保留了前王朝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其语言也班图化了。

由于比托人精于祈雨仪式和巫术，受到布尼奥罗以外一些部族或氏族的尊重，并纷纷请他们主持祈雨仪式，或请求他们保护。应这些部族的邀请，比托统治者将王公贵族特别是国王的儿子们派往各地。他们的势力不断向西南、东南扩张，征服了很多地区和小王国，控制了湖间广袤的土地，成了许多小王国的君主。在布索加，曾经有若干个比托小公国。

比托王朝第一任国王是伊辛戈马·姆普加·鲁基迪一世（Isingoma Mpuga Rukidi I），在位时期约在公元1450年前后。迄今为止，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已有27位巴比托国王。[12]该王国是非洲大陆最早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之一。国王的权力无限，执掌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对其臣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直接任免各级酋长和其他官员，赐予各级酋长封地，封赏他们荣誉与桂冠等。在管理王国事务中，大酋长地位显赫，不仅辅佐国王、出谋划策，而且在国王更替期间，也就是国王去世之后、新国王登基之前，负责临时监管国家。宫廷还有一些负责各种具体事务的官员和顾问，他们与国王接触密切，有较高地位和一定的权力。此外，国王还有若干非正式顾问，虽然他们中有些人没有酋长地位，但与国王关系密切，对国家事务有一定的影响力。比托氏族酋长则是已故国王的长子、国王的长兄，负责统治比托氏族。地方酋长负责征收贡品如粮食、牲畜等，平时还负责为首都招募劳工，战时招募士兵等。

第三节
近代简史

一　湖间王国的兴衰

（一）布尼奥罗-基塔拉帝国的衰落

布尼奥罗-基塔拉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几乎包括维多利亚湖、爱德华湖和和艾伯特湖之间广大地区。大湖地区有很多小王国，其中一个地处现今卢旺达。该王国有个古老的传说：约在公元1520年它曾被布尼奥罗帝国一位名为契瓦的王子率军入侵过。到了17世纪中叶，布尼奥罗帝国通过安科莱征服了坦桑尼亚的卡拉格韦和乌干达西南部的恩多尔瓦（Ndorwa），由于战线过长最终败退。当时，由于长期对外扩张导致布尼奥罗国力削弱。到了18世纪早期，布尼奥罗帝国国力恢复，整个大湖地区已在它的统治之下。在此期间，它兴建神祠，开发艾伯特湖附近的基比罗盐场，使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冶金技术，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国力更强盛。

比托人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位比托成员都享有王室地位，由适任者统治。但这种体制时常会引起篡位夺权或分裂国家的危险。尽管布尼奥罗国王任命他的近亲作为地区长官，野心大的也会发动政变或分离出去，另立为王。到了18世纪末，布尼奥罗帝国由于权力之争开始衰落。一些原为布尼奥罗帝国的诸侯领地脱离了中央政权统治，先后自立为若干小王国，有的被日后迅速强大的南部卢旺达和安科莱王国所兼并。东部的布索加曾是布尼奥罗的小公国或酋长国，传统上他们的首领去世，要向布尼奥罗国王禀告，布尼奥罗国王要为他们指定继承人。随着布干达王国的发展和强盛，布索加小公国便成为它的囊中之物，成为它的附属小国。同一时期，布干达王国还获取了布尼奥罗帝国的科基（Kooki）和布都（Buddu）两个地区。

到了19世纪中叶，布尼奥罗帝国已经分崩离析，成为西部一个小王国，但它控制着通往维多利亚湖和印度洋海岸的重要商道，特别是通过象牙贸易获利不少，仍很富足。然而，日益强大的布干达王国极想控制这些商路，为此双方长期进行争斗。由于布尼奥罗帝国势力日渐削弱，后将首都从马辛迪迁至不易受攻击的姆帕罗（Mparo）。

（二）布干达王国的崛起

布干达王国形成于维多利亚湖北岸。布干达意即巴干达人的地区，居民为巴干达人。这一地区遍布沼泽和丘陵，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对该地区不感兴趣，因此它曾是个避难的场所，尤其是那些想逃避布尼奥罗帝国统治的氏族和族群，或由于布尼奥罗帝国内部权力斗争导致失利一方来到这里。据说，以基梅拉王子为首的一些人早在15世纪就从布尼奥罗来到布干达。不同氏族或部落的难民汇聚在这里不断融合同化，使氏族酋长的统治能力日益见拙，因而超氏族的政治组织逐渐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基梅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布干达王国第一位有效的国王。

有关巴干达人的起源有许多传说，而不同的传说差异很大。传说之一称，巴干达人是卡托·金图（Kato Kintu）的后裔。根据这个传说，有说金图来自天堂，是人类的创始人。另一种说法认为，金图来自东边的埃尔贡山一带，经过布索加来到布干达。还有传说认为，巴干达人的祖先约在公元1300年前来自东方或东北方，他们或是埃塞俄比亚的含米特人（Hamites），或是北方苏丹的卢奥人。阿波罗·卡格瓦（Apollo Kaggwa）[13]认为，卡托·金图是巴干达人最早的祖先，他在布尼奥罗境内的波迪港（Podi）登陆，后来来到艾伯特湖东南的基比罗（Kibiro）。在那里，金图带领很多追随者来到克亚东多（Kyadondo），创建了布干达王国。

另有传说称，金图和哥哥伊辛戈马·姆普加·鲁基迪（比托王朝国王）来自北部的马迪附近，征服了布尼奥罗帝国。哥哥当上国王后，派遣金图到边远的布干达任职。金图一到布干达便自立为王，创建了布干达王国，脱离了布尼奥罗帝国中央政府。因此说巴干达人从两个方向来到布干达，一说来自东方，途经布索加；另一说是来自西部的布尼奥罗。很有可能的是，在班图人大迁徙中，部分人来到埃尔贡山附近，后来分出一支自东向西迁移到布干达。约在14世纪中叶，比托人扩张来到这里，建立了布干达王国。比托族统治阶层接受了班图文化和语言，由于长期与班图人混居同化形成了巴干达族。

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很难确定布干达王国的一些事件及其发生的准确时间，但该王国有丰富的口头传说，大部分氏族史以口头文学方式代代相传，并能追溯到布干达王国历任国王的年谱和氏族族长的家谱。

据传说，在金图来到布干达之前，这一地区只有5个氏族（属班图语族），尚未形成一个政治实体。他们以氏族为单位，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使用同一种语言，以各自酋长为首领实行松散的自治，所有氏族平等，没有等级制度。但氏族之间有强弱，势力强大的氏族首领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在该地区对其他氏族实行强权统治。其中本巴（Bemba）为当时公认的首领，他可能是个粗暴残忍的统治者，其臣民对他不满，反叛之心早已有之。金图入侵布干达地区时，有的氏族头领便投靠了他。据称金图带来了13个氏族。

有意思的是，布干达一词原为本巴曾经居住过的房屋的名字，它位于布多的纳加拉比。本巴战败后，金图住进本巴的房屋，这也意味着他的胜利，成为本巴房屋的“统治者”。布干达这个词的意思最后延伸为金图统治的所有领土。至今，为了缅怀金图的胜利，布干达新国王的加冕仪式都在纳加拉比举行。驱逐本巴战役之后，各氏族的长老在布苏朱（Busujju）县马贡加的恩诺诺山（Nnono）秘密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氏族大会，会议一致同意金图为他们的国王，并确立了布干达王国的统治方式和氏族之间的关系。尽管没有文字记载，自此以后各氏族之间达成了谅解，制定了布干达规章制度或称“宪法”。随后，金图将他的王宫建立在恩诺诺山上，并任命政府大臣，封赏战功显赫的追随者为酋长。除此之外，金图还与本地原氏族的首领结盟，娶了恩盖耶（Ngeye）氏族酋长的女儿为大妻，任命卢加韦（Lugave）氏族首领的儿子、原军事指挥官为首相，巩固了他的政权。他的统治手段与同时期其他王国的统治者不同，首先采取了让权于氏族酋长；尤其在文化方面，氏族酋长可以对各自的氏族行使权力。而金图则只管仲裁氏族间的争端。

尽管传说金图是布干达王国的创始人，至今也未发现他留下的遗物或线索，但从王国的一些遗址遗物中可以追溯到14世纪后半期。很有可能的是，当时的国家仅是布干达各氏族的早期联盟，为布尼奥罗的诸侯国。金图去世时，官方怕引起局势动荡，没有公布这一消息，仅向外传出“国王不见了”。不久，他的儿子契瓦一世即位。据说，王国真正的创始人应是基梅拉（1374～1404），他是契瓦一世的孙子，他的父亲是卡莱梅拉王子，契瓦一世的继承人，曾被送到布尼奥罗王宫生活。卡莱梅拉王子的叔叔是已故布尼奥罗-基塔拉国王温伊一世，传说他与国王的遗孀温伊王后（亦称万尼亚娜夫人）有染，基梅拉出生后，他的母亲万尼亚娜夫人（即温伊皇后）要求他的朋友、顾问卡昆巴（Katumba）将他丢弃，卡昆巴没有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悄悄地将孩子抚养成人。基梅拉的父亲、祖父先后去世后，布干达大臣在布尼奥罗找到他，立他为国王，继承其祖父的王位。实际上，基梅拉的出身来历似乎并不是很清楚，但他的确开创了全然一新的王朝。1404年，他的孙子为了篡权将他杀害。

此后，布干达王国的君主是由所有氏族参与选举产生的。与其他王国不同的是，每个新选出的国王以及每位王子各属各自的母系氏族，而不是父系氏族。国王死后，氏族长老从符合条件的王子中挑选继承人。随着新国王加冕，王室氏族则轮为其所属的母系氏族。这样，君主地位就不会被一个氏族长期独占，而且所有氏族都愿意向国王献出自己氏族中最美丽姑娘作为王后或王妃。

基梅拉国王死后的几百年中，布干达王国与西北方强邻布尼奥罗王国争雄。布干达王国在16世纪末开始强大起来；从17世纪中叶起，巴干达人改变了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开始向外扩张。18世纪末，布干达王国征服了邻近的一些小王国和部落，成为维多利亚湖北部与西部最强盛的王国，控制了从卡盖拉河口到布索加边境的维多利亚湖沿岸，势力达到现今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卡拉圭和依汉吉罗。到了19世纪中叶，布干达王国多次征服布尼奥罗，其疆土翻倍地扩大。在国王穆特萨一世统治时期（1856～1884），布干达王国建立了一支由国王统辖的常备军。根据1875年美国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访问布干达时估计，布干达军队在一次东征战役中投入约12.5万兵力；在维多利亚湖上有一只舰队，约有230条独木战船，可以运送布干达水陆突击队，袭击湖岸任何地方。此时，国势鼎盛，布干达军队和王室征税官员遍及整个王国。除了军事，国王还垄断了对外贸易，用象牙和奴隶换取布匹、火器等。

18世纪末，布干达王国的中央集权制已高度发展。国王权力几乎无限，他是各地方长官的首领，也是常备军的统帅，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各地行政长官不再由氏族酋长世袭，而由国王直接论功任免。早期，国王分封王公贵族以采邑，其后裔有继承权；后因宫廷权力之争，王公贵族常常为争夺王位相互残杀，因而国王逐渐任命战功显赫的勇士或忠诚的朝臣或亲信为酋长，亦为各级地区长官（包括地方长官、郡级酋长和区级酋长等），或分封他们采邑，以削弱甚至取消王公贵族以及世袭氏族首领的权力。19世纪中叶，大部分地方长官都由国王直接任命，区以下的酋长和村长有的是国王任命，有的由地区长官任命。首相（卢干达语称卡提基罗）直接管理地方长官，地方长官掌管各个郡。郡级酋长和收税官负责征税，他们按人头规定的税额向农民征收，税收所得直接交给首相，最后上缴给国王。郡酋长还负责司法，审理案件，案情可上诉国王。各郡设有军事长官，负责征兵。各级酋长还负责筑路工作，使边远地区有道路连接首都。

作为奖赏，国王常常向亲信或有功劳的人赐予封地，拥有封地的人被称为巴通戈莱（batongole）。这些巴通戈莱为国王的耳目，监视权力日益强大的地区长官。巴通戈莱没有封地世袭权，尽管他们试图获取，国王对此也有所防范，一旦封地空缺，将赐予新的亲信，以防止建立永久性的权力。国王时常召见地方长官和封臣，并要求他们经常到首都，以便随时监督和控制他们。为此地方事务常由代理长官负责。虽然地方长官一般都是国王的亲信，国王也不完全信任他们。那些尚存的王公和氏族酋长等世袭社会的公民以及采邑封臣都可以直接觐见国王，报告郡酋长情况。

穆特萨一世统治时，除在各郡征募兵员之外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这种均衡各方面势力的制度确保了国王权力稳固长久。王国政府除设立首相一职外，王宫内还设一个世袭大臣的职位，或称内宫首相，当国王不在时他可以代表国王。此外，还有掌管神祠的官员、收税官员、财库官员、牲畜管理官员、各种物资供应官以及军事官员等。王国政府主要的官员和贵族每天都要到王宫上朝议事。

布干达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程度在当地乃至在非洲都比较突出。此时，国势鼎盛，布干达军队和王家征税官员遍及整个王国，国王通过多种税收来增加财富。与此同时，为了促使邻国向他缴纳贡品，17世纪以后，布干达王国发动了一系列征服战争，迫使邻国臣服于他。到了19世纪末，布干达王国每年可以定期收到安科莱、布索加和卡拉圭（坦噶尼喀西北部）的统治者上缴的贡品，包括牛、奴隶、象牙等；19世纪后期，贡品逐渐被贝壳钱币取代。布干达王国的经济和社会较其他地区发达。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布干达王国就建立了其他地区和王国所没有的良好的基础设施，它的宽阔笔直的道路网以王宫所在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遍及农村，并有服劳役的村民常年维护。王宫所在地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据探险家、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19世纪70年代估计，当时布干达王国首都人口约有4万人。

（三）安科莱（或称恩科莱）王国

15世纪当比托人入侵布尼奥罗王国时，[14]一些契韦齐人或称欣达人（契韦齐人的一个氏族）向南部迁移，在乌干达南部、现今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卡拉格韦地区、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一些地区建立了若干王国，后来建立了欣达帝国。据传说，契韦齐人是安科莱王国的创始者，国王鲁欣达（Ruhinda）是布尼奥罗-基塔拉王国契韦齐王朝恩达胡拉国王（Ndahura）的儿子。安科莱王国最初位于现今伊辛吉罗（Isingiro）、卡沙里（Kashari）和尼亚布肖齐等县（Nyabushozi），比殖民时期界定的安科莱王国所占面积小。安科莱所在地原称卡罗-卡龙吉（Kaaro-Karungi），17世纪布尼奥罗-基塔拉国王契瓦马利（Chwamali）毁灭性入侵该地之后曾改称为恩科莱。安科莱西部与其毗邻的伊加拉（Igara）、希马（Sheema）、布赫韦朱（Buhweju）和布津巴（Buzimba）[15]等一些相对独立的小王国原为布尼奥罗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布尼奥罗权势日渐消弱，他们最后归属安科莱的势力范围。

安科莱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国王（穆加贝，Mugabe）为最高首领，依次为首相（恩干齐，Enganzi）和各级地方酋长。国王掌管行政司法大权，为军队统帅，具有最高权力。王位实行世袭制。国王和一些资深酋长必须来自希马族的巴欣达（Bahinda）王室氏族，他们自称是恩朱纳基（Njunaki）的儿子鲁欣达的后代。唯有首相是在王室氏族以外的氏族中挑选，其余大部分官员主要由王室成员承担。

首相是国王最亲信的酋长，负责征收贡税和军事作战，向国王推荐军事将领，分配战利品等。有时国王也授权势力强大的酋长代表他征募新兵，领导军队。国王身边还有一些顾问，主要来自其母系家族，包括他的母亲、姊妹和舅舅以及亲信酋长。他们和军事将领、首相组成王国的御前会议，处理国家事务和司法审理等。国王的兄弟和叔伯一般没有权力，他们在争夺王位继承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中很多人被杀或逃亡境外。

国王常以人们是否奉献牛或到军队服役来检验对他的忠诚。对于忠诚他的人，如果遇到外部敌人袭击或与其他牧主发生争执时，国王往往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支持。

安科莱王国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不仅在政治和社会上坚持其同族至上的思想，而且极力垄断财富和维护其统治地位。19世纪以前，游牧民族希马人就对从事农业的伊鲁人具有统治地位，当安科莱王国向外扩张、吞并其南面和东面的领土时，他将那些被征服的牧民吸收到希马社会的统治阶层，而被俘虏的农民则作为伊鲁人或奴隶收留。在希马社会中，奴隶没有资格替主人放牧牛群。为了保持希马人和伊鲁人各自的特点和地位，传统法规禁止他们通婚。实际上，希马人结婚需要牛作为彩礼，没有彩礼婚姻不合法。而地位低下的伊鲁人无权拥有牛，自然也就禁止了两族人之间通婚。伊鲁人也不能被任命为高级官员，仅能协助伊鲁人村落的地方行政长官。安科莱王国能够长期维持上述的不平等关系，主要基于双边易货贸易和对牛的共识。一般希马人向伊鲁人提供牛奶、肉、皮革和其他产品，同时也需要伊鲁人的农产品，特别是酒类，经济互利维持了双方关系长期不变。况且，希马人人口少于伊鲁人，他们要求的贡品和物品数量有限，很容易从伊鲁人那里获得，因此多年来他们居住在一起相安无事。除了经济互利之外，安科莱王国军队由希马人组成，负责保卫边界，虽然伊鲁人无权入伍，但在安全上可以得到希马人的保护。尽管伊鲁人地位低下，如果遇到不平之事，他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表达他们对希马人霸主的不满，伊鲁男人可以恳请国王主持公正，取消希马人雇主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没有契约关系的伊鲁人可以不服从希马人牧主。

封建等级制度中也反映在国王去世后的安葬上。他生前具有至高权力，死后妻妾和一些侍从也要为他殉葬。早期一些巴辛戈（Basingo）氏族的人被杀害，据说为了陪伴阴间的国王。国王遗体须由巴扬格韦（Bayangwe）氏族人埋葬。

（四）托罗王国

19世纪30年代，布尼奥罗国王克耶班贝（Kyebambe）三世派遣其长子卡博约（Kaboyo）王子去托罗（布尼奥罗最大的省，在鲁文佐里山东面）征收贡品，美丽的风景让王子流连忘返。他在孔乔族、托罗族和居住在穆文盖（muwenge）地区的希马人的支持下，反叛了自己的父王，宣布托罗地区脱离布尼奥罗王国，并兼并了布尼奥罗王国南部地区，成立了独立的托罗王国，自立为托罗国王（奥穆卡马）卡博约·奥里米一世。托罗王国以北部的穆孜孜河为托罗与布尼奥罗王国的分界线（muziizi），占据了很多重要的盐场。但好景不长，位于东面的布干达王国常常入侵和骚扰，其国力逐渐衰落。在卡博约一世处于危难之时，他的父亲派人送去象征权力的鼓和矛，最终接受了托罗王国的独立。最初托罗王国的疆界仅在波特尔堡（Fort Portal）周围地区，到了19世纪60年代，其疆土扩张到卡塞塞以南的布松戈拉（busongoro），扩张了约121公里。

卡博约按照布尼奥罗王国模式建立了他的王朝，实行专制统治，引起孔乔人的不满，他们隐匿到鲁文佐里山区。卡博约统治的托罗王国实际上不像是完全独立的王国，近似小公国。他的父亲与他和解之后，卡博约不断派人奉送贡品，直到其父去世。而且他在父亲去世之后，才接受人们向他行国王礼。卡博约死后，他的三个儿子为了王位继承权相互争夺，最后在安科莱人的帮助下尼亚伊卡登上了王位，后被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Kabarega）征服。尼亚伊卡死后，他的儿子被赶出托罗地区，其中两个儿子被杀害，另有一个儿子叫卡萨加马（kasagama）来到布干达。1891年英国皇家东非公司的卢加德上尉在一些布干达酋长的鼓动下，将卡萨加马扶上王位，恢复了托罗王国。

（五）布索加地区小公国

布索加地区在乌干达东南部，维多利亚湖和基奥加湖之间。维多利亚尼罗河以东，包括现在的金贾、卡穆利、伊甘加、马尤盖和布吉里5个地区，先后为布尼奥罗王国和布干达王国统辖下的布尼奥雷和布格韦雷等若干小公国或酋长国。在卢奥人向东南迁徙期间，他们在布索加至少建立了6个小王朝，其中布科里（Bukoli）和布格韦雷（Bugwere）王朝在16世纪初建立。北部小公国或酋长国与布尼奥罗王国的关系密切。早些时候，酋长去世须向布尼奥罗国王穆卡马（Mukama）报告，国王一般赐给死者树皮布丧衣和葬礼所需物品，有时也任命酋长的继承人，如果死者的儿子正好在布尼奥罗王宫内学习，[16]国王会让他回去继承酋长。南部小公国则受布干达王国的影响，据说它们曾经受东部或维多利亚湖岛屿若干土王的统治。19世纪初，该地区分裂为15个完全独立的小公国；而北部小公国或酋长国继续同布尼奥罗王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的语言也保留了许多尼奥罗词汇。布干达王国的影响力也在布索加地区日益加强。1906年，英国殖民者将这些小公国合并成为统一的政体，各公国的代表组成了布索加卢基科（议会或称御前会议）。同年，干达族酋长兼将军塞梅伊·卡昆古卢（Semei Kakungulu）被任命为卢基科的最高首领，其统治直到1913年辞职而结束。随即这个畸形政体解体，卢基科首领职位被取消。当时殖民者对在布索加建立君主制失去兴趣，而布索加人则强烈要求恢复该体制，于是在1919年设立了伊塞班图·基亚巴辛加（Isebanku Kyanbazinga）职位，取代原有体制。这个职衔的意思是“把人民统一起来的人民之父”，[17]首任伊塞班图·基亚巴辛加为埃泽基埃里·瓦科（Ezekieri Wako）。

二　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进入乌干达

（一）阿拉伯商人进入布干达王国

直到19世纪中叶，现属乌干达版图的地域才与外部世界有联系。外部世界的人们最初进入乌干达是为了寻求象牙和奴隶。自公元前以来，象牙一直是东非海岸的主要贸易产品，到了19世纪世界需求量迅速增加，以桑给巴尔为基地的阿拉伯商人组成大型商队深入非洲内地寻找象牙来源。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绕过维多利亚湖南岸和西岸，于1844年到达了维多利亚湖北岸布干达王国的首都。一个名叫阿默德·本·易卜拉欣（Ahmad bin Ibrahim）的阿拉伯商人向苏纳国王（1836～1856年在位）介绍了以象牙换取外部世界的布匹和火器等对外贸易的好处，同时也介绍了伊斯兰教，而引起苏纳国王最大兴趣的是枪支。阿拉伯商人塞伊姆、伊萨·本·侯赛因于1848年左右来到布干达，后来成为苏纳国王的顾问。随着越来越多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一些人逐渐定居下来。1852年，当苏纳国王得知一些阿拉伯商人虐待他的臣民之后，下令禁止阿拉伯商人进入他的王国。1856年苏纳国王去世，穆特萨一世（1856～1884年在位）即位。穆特萨一世执政后不久，于1860年重新向阿拉伯商人开放商路，不少从沿海来的阿拉伯商队将布干达作为商路的目的地，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布干达王国逐渐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国王和不少酋长已经穿上了棉布做的衣服。这些布匹一般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纺织，由美国商人运往桑给巴尔，质量优于欧洲和印度。由于布干达要用象牙、奴隶和土特产换取武器、棉布和其他商品，扩大了捕获大象和奴隶的规模。布干达在突袭其他部族中不仅可以捕获奴隶而且还可以获得大量牛群，穆特萨国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允许阿拉伯奴隶贩子在王国的首都经营，并与他们合作，帮助组织捕获、突袭邻近部族的非洲人。穆特萨国王有一支6000人的常备军，不断到邻近的部落猎取奴隶，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奴隶捕捉者。[18]

（二）欧洲探险家的到来

19世纪中叶，湖间地区诸班图王国面临着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势力的威胁。其中，来自南方的外来势力是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他们基本循着阿拉伯商人的商路从桑给巴尔岛渡海，穿过坦噶尼喀，绕道维多利亚湖西侧，由南向北进入布干达；来自北方的是英埃联盟的军事威胁，他们从苏丹南部进入现今乌干达北部，南下到布尼奥罗，威胁着布干达。

在乌干达的北面，英国政府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埃及，[19]并试图通过埃及向南方扩张，而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不过是英国的傀儡。由于18世纪奴隶贸易妨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限制了资产阶级扩大雇佣劳动力的市场，加上奴隶不断反抗和起义等原因，英国政府积极推动废奴运动，并于1807年5月立法禁止非洲奴隶贸易。然而直到19世纪60年代，桑给巴尔、东非沿海以及埃及、苏丹仍有奴隶输出，其中主要来自苏丹南部和乌干达。1863年以前，埃及统治者为从中获利，无视英国的抗议，一直鼓励尼罗河流域的奴隶贸易。1863年伊斯梅尔成为埃及总督后，在英国的支持下，以打击奴隶贸易为名，不断向南扩张，将版图延伸到大湖地区。他多次任命英国人担任苏丹总督及各地方长官，他所占领的苏丹赤道省包括现今乌干达北部领土。

应伊斯梅尔总督的邀请，英国探险家塞缪尔·贝克勋爵[20]在1869～1873年担任苏丹赤道省[21]总督。1869年，他率领一支埃及远征军，以镇压奴隶贸易为名，用武力征服了苏丹南部，并于1870年吞并了整个苏丹，包括现今乌干达北部的阿乔利和布尼奥罗地区，1872年正式宣布将布尼奥罗合并到埃及，但遭到布尼奥罗国王的强烈反抗，迫使贝克向北撤退到阿乔利地区。为了消除英国政府的不满和压力，1874年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任命曾在中国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将军查理·乔治·戈登为东方省长官，1877年为苏丹全境总督。在任期间戈登曾计划将埃及统治继续向苏丹以南推进到维多利亚湖附近，并在维多利亚湖至印度洋海岸城市蒙巴萨之间建立一系列哨所，以遏止奴隶贸易。为了实现扩张计划，戈登先后派四个使团到布干达，要求国王穆特萨一世承认埃及对该王国有宗主权。穆特萨一世对此十分担忧，但在表面上没有表示强烈反对。1876年初戈登派一支由埃及军官率领的武装探险队进入布干达。这支约有160人组成的军队在维多利亚湖沿岸树起埃及旗帜，虽然穆特萨一世没有同埃及人发生正面冲突，但他巧妙地将他们控制住，实际上全部成为他的俘虏。经过东方省总督埃明（原是奥地利一名医生，取了埃及人姓名）的斡旋，埃及军队于1876年8月11日才得以离开。这次事件明确表明穆特萨一世反对将布干达并入埃及。为了大英帝国将来的利益，英国政府要求戈登不要对布干达采取强硬手段。经过埃及军队在布干达陷入的危机事件，戈登也就顺水推舟放弃了占领布干达的计划，但没有放弃布尼奥罗，并在该地建立了若干堡垒。到了19世纪80年代，苏丹爆发了马赫迪起义反抗英埃统治。马赫迪起义改变了乌干达的历史进程，切断了埃及通往布干达北部的路线，它对布干达和布尼奥罗的威胁不复存在。

然而欧洲人的势力却日益抬头，他们通过南部路线进入内陆。从南部进入现今乌干达的第一个欧洲人是英国探险家、地理学家、退役中尉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他沿着阿拉伯商队的路线从南部进入现今的乌干达，然后沿着维多利亚湖西岸向北，于1862年1月到达布干达王国，受到穆特萨一世的款待。当时欧洲人对探寻尼罗河源流比较感兴趣，如英国退役军人、阿拉伯学者伯顿爵士（Burton）[22]、斯皮克、格兰特（Grant）、塞缪尔·贝克勋爵（Samuel Baker）、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以及德国人乔治·施维因富尔特博士（Dr.George Schweinfurth），都曾先后到非洲内地探险。斯皮克首次发现维多利亚湖是尼罗河的河源，他也是发现维多利亚湖的第一个欧洲人。[23]

1875年4月探险家、记者斯坦利到达布干达，他此次非洲之行是为纽约《先驱报》和伦敦《每日电讯报》作一次非洲探险采访。他在布干达曾帮助国王穆特萨一世袭击了布武马岛，并说服他接受欧洲传教士，为此以国王的名义代笔写了一封邀请信。此信发表在1875年11月15日的伦敦《每日电讯报》上，信中表示，穆特萨一世愿意成为白人的朋友，并邀请他们来到布干达。当时戈登正在为埃及实施兼并布干达的计划，穆特萨一世对来自北方埃及的威胁忧心忡忡。他以为斯坦利可能会成为王国的援助力量，因此同意斯坦利的建议，期待着传教士和更多的欧洲人来到布干达，作为抵抗埃及的潜在力量。虽然后来戈登放弃兼并布干达的计划，并于1879年撤销了设在布尼奥罗的哨所，但埃明的军队仍驻扎在布干达边界附近，对国王穆特萨一世来说北部威胁虽然减少，但依然存在。同时他的老对手、布尼奥罗王国对布干达虎视眈眈，为此穆特萨一世想通过欧洲人获得枪支弹药，以便武装军队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结束，为抢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向世界各大洲进行殖民扩张，正开始进军非洲这片“处女地”。

（三）外来宗教的传播与教派冲突

欧洲探险者未来到布干达之前，也就是在苏纳国王统治的时期，伊斯兰教开始在小范围内传播。在探险家斯皮克1862年离开之后，1875年斯坦利到来之前，阿拉伯贩奴商人在布尼奥罗占有重要地位，并同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一世结盟，伊斯兰教在此期间得到传播。一些巴干达人酋长受穆斯林商人影响，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穆特萨一世从未皈依伊斯兰教，也不允许其他宗教冒犯其至高无上的权力。

穆特萨一世给欧洲人的邀请信公开发表后，源源不断的捐款进入英国教会。1876年7月，8名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在舍戈尔德·史密斯中尉的率领下从印度洋海岸巴加莫约（bagamoyo，达累斯萨拉姆以北）登陆，经过近一年的长途跋涉，于1877年6月从南路到达布干达，其中有两人在路上病死、有两人被害。1879年，另有三名圣公会传教士从北部沿尼罗河南下到达布干达，受到国王的欢迎。他们到达一个星期后，首批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也来到布干达，他们属红衣主教拉维热里管辖的天主教白衣神父会。

穆特萨一世要求基督教传教士待在首都，传教活动仅限于王宫内。因此基督教两个派别的最初信徒主要来自王国的最上层和王族，于是传教士传教将布干达王国带入了政治旋涡。基督教两个教派为争取教民相互反对彼此教义。随着教会传教活动进一步发展，一些酋长和侍从[24]也分为圣公会和天主教两派，他们在国王面前为各自教派无休止的争吵，而穆特萨一世期待欧洲人提供火器却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乘机而入，在国王面前诋毁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同时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贸易，传播伊斯兰教。他们的行为得到国王首肯，在布干达有了一定地位。穆特萨一世也看到了圣公会代表英国势力，天主教代表法国势力，虽然英法两国都比桑给巴尔势力强大，但他们并没有在军事上帮助他。同时，随着外来宗教的传播，一些氏族酋长逐渐脱离当地的传统宗教，国王的权威和地位受到威胁和影响。到了1879年末，穆特萨一世不再相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882年天主教传教团撤出布干达，在维多利亚湖以南卡盖伊（Kagei）建立了传教站。

1884年10月穆特萨一世逝世，其子姆旺加即位（1884～1897年在位）。姆旺加即位后尽管立即召回天主教传教士，但后来却支持阿拉伯人，并接受伊斯兰教，迫害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巴干达人。这是因为姆旺加感到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担心外来势力兼并他的王国。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1）一些酋长和侍从改宗后对他离心离德，特别是王宫内皈依基督教的年轻人开始信奉上帝，尊重传教士，并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实行他们新学到的“民主”，无视他的统治。国王的权力和威信因此被削弱。（2）1885年，卡尔·彼得斯代表德国兼并了桑给巴尔对岸的坦噶尼喀。姆旺加认为德国人的行动是欧洲人征服布干达计划的一部分。（3）阿拉伯商人以前只关心赚钱，对非洲内地的政治权力不感兴趣；但当意识到欧洲人的到来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时候，便计划在尼亚萨湖（现今马拉维湖）与布干达之间的地区攫取政治权力，以保护其贸易垄断地位。

阿拉伯商人向国王传言：传教士暗中协助欧洲人兼并布干达，导致姆旺加更加敌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无独有偶，布干达有个迷信说法，认为从东边进入布干达的人会带来灾难，对王国不利。1885年英国圣公会任命的东非主教詹姆斯·汉宁顿为了尽快赴任，不顾在布干达的传教士的忠告，坚持选择从蒙巴萨至维多利亚湖路途较短的路线，没有绕道前往布干达。同年10月，他从东边进入布索加，还未进入布干达便被逮捕，不久穆旺加国王下令将他处死。早在1885年1月和1886年5月，姆旺加开始大肆杀戮基督教徒。他命令巴干达人诋毁西方宗教，处死那些不愿意放弃信仰基督教的人。然而屠杀并没有阻止基督教的传播，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

姆旺加发现难以阻止外来宗教的发展和恢复传统宗教卢巴雷教。于是在1888年，他预谋铲除从外部传入国内所有三派宗教集团，计划以检阅水军为名引诱所有外国人和教徒上船去维多利亚湖中一个小岛，[25]趁机将他们放逐在那个孤岛上饿死他们。但消息被事先透露出去，他的计划未能实现。结果天主教徒、基督新教教徒和穆斯林三派宗教集团联合起来推翻了他。姆旺加逃到维多利亚湖南部，他的哥哥基韦瓦（Kiwewa）被推上国王的宝座。

早在姆旺加被推翻之前，不同宗教及派别代表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势力，天主教传教士希望布干达成为法国属地；基督新教（圣公会）传教士希望布干达成为英国“保护国”；伊斯兰教派代表阿拉伯商人的利益，那些唯恐失去商业利益的阿拉伯商人力图获取这个内陆王国的统治权。而此时姆旺加已经在巴干达人中失去原有的威信，一度完全效忠他的酋长们开始寻找新的依赖力量，他们寄希望新的教派帮助他们获得权力和财富。乱世之中，各宗教传教士、教徒、传统宗教信奉者和酋长等不同利益集团各为其主，为各自利益你争我夺，明争暗斗。一时间，布干达成为各派势力角逐的场所。

基韦瓦被立为国王不到一个月，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短暂的联盟很快破裂。穆斯林企图控制基韦瓦，将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逐出布干达而攫取这个王国的权力。当基韦瓦拒绝实行伊斯兰教割礼时，阿拉伯商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将他废黜，后将他杀害。他的弟弟卡莱马（Kalema）同意接受割礼，被立为国王，不久，布干达成为阿拉伯人控制的王国。

1888年10月，新教教徒逃往安科莱王国，安科莱国王将他们安置在卡布拉（Kabula）和马沃戈拉（Mawogola）两个县避难；天主教教徒则逃到维多利亚湖南岸。同年12月，姆旺加为了复辟，决定寻求天主教徒的支持。他来到天主教白衣神父会的基地，对过去迫害教徒的行为表示忏悔。随后天主教派决定帮助姆旺加恢复王位，将穆斯林赶出布干达。1889年4月，天主教徒从维多利亚湖以南的基地迁到布都（Buddu，在现今马萨卡地区），在那里姆旺加皈依了天主教白衣神父会。他们首次向首都进攻失败，被迫退到塞塞群岛。同年6月，姆旺加呼吁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联合起来推翻阿拉伯人操纵的政权，10月，他们攻进首都，卡莱马逃走，姆旺加恢复了王位。

新教领袖、干达人阿波罗·卡格瓦被任命为首相，其他官职则在新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之间平均分配。穆斯林和卡莱马失败后逃往位于西北的布尼奥罗王国，他们利用布尼奥罗和布干达之间的不和，同布尼奥罗国王卡巴莱加结盟，重新集结力量，于11月再次攻入布干达首都门戈（Mengo）。[26]1890年2月基督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联合击败了阿拉伯-布尼奥罗联盟，姆旺加再次恢复了王位。但此次他的权力被削弱，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基督教教会和酋长手中。

此时宗教派别已经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代表了政治权力。从此以后，加入任何一派宗教集团就意味着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承诺。自从1872年布尼奥罗打败塞缪尔·贝克勋爵率领的英埃联军之后，英国对布尼奥罗王国产生敌意，加上他们支持布干达的穆斯林势力，更是新仇旧恨耿耿于怀。卡莱马率领的穆斯林逃往布尼奥罗，于1891年初去世，姆旺加的叔父姆博果继任该派首领。

第四节
殖民地时期（1894～1962年）

一　英国插手布干达

（一）英国势力的确立

在1884～1887年，布干达王国和布尼奥罗王国争斗不止之时，欧洲列强正窥觎于乌干达地区。在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瓜分了非洲势力范围，承认所谓的“有效占领”方针。1886年的“英德协定”划分了两国在塔纳河和鲁伍马河之间的势力范围，现今乌干达和苏丹南部的归属尚未划定。由于1886年布干达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1888年，英国政府趁机授权英国东非公司将势力扩展到蒙巴萨至维多利亚湖之间；又将北海的赫耳果兰岛割让给德国，换取德国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和乌干达的保护权；确认了英国在1886年“英德协定”所载界线以北的东非势力范围。另外，英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保护权，同时向利奥波尔德国王租让苏丹的加扎勒省和赤道省，以换取意大利和比利时承认尼罗河上游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由于法国人不愿放弃统治地中海的梦想，英、法最后不得不兵戎相见。1898年法军在法绍达（苏丹境内）之战中败北，翌年英法两国签约，承认尼罗河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法国则取得在西非的行动自由权。

（二）皇家英国东非公司涉足布干达

1886年，英印轮船公司董事长威廉·麦金农组建了英国东非公司，勘探英国势力范围内的资源。1888年英国政府授予该公司特许权之后，改称为皇家英国东非公司，负责管理蒙巴萨至维多利亚湖之间地区的事务。1889年初弗雷德里克·杰克逊作为该公司代理被派到东非。当时伊斯兰教派夺取了布干达王国政权，国王姆旺加曾两次写信向他求援。他接到第一封求援信后，向姆旺加提出条件，因没有得到国王的明确答复，而没有理睬。1889年12月1日姆旺加发出第二次求救信答应了他的条件，但杰克逊不在穆米亚斯[27]基地。1890年2月，德国人卡尔·彼得斯[28]来到杰克逊的基地，读过这封信之后，立即赶往布干达。当时姆旺加已经恢复了王位，但穆斯林及其军队仍然集结在布尼奥罗，随时威胁他的权力。在天主教教会的支持下姆旺加与彼得斯签订条约，根据条约，将布干达置于德国保护之下。然而同年7月1日，英、德签署《赫耳果兰条约》，根据条约德国承认现今乌干达的领土归属英国的势力范围，而彼得斯签订的条约还未履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了有效地统治英国的势力范围，1890年12月，皇家英国东非公司派卢加德上尉作为它的代表进入布干达，同姆旺加国王签订一项为期两年的条约。根据该条约，布干达认可该公司在其王国境内享有特权，以后布干达同其他列强签订条约前，须经该公司同意，该公司答应帮助国王组建一支常备军。卢加德利用布干达与布尼奥罗之间的矛盾，设法将阿拉伯人势力逐出布尼奥罗。1891年5月，他率领军队帮助姆旺加击败了在布尼奥罗避难的伊斯兰教派的武装力量，并在托罗王国扶植一个对殖民者友好的政府，作为布干达与布尼奥罗之间的缓冲带。同年，卢加德同安科莱国王签署了一项条约，切断了巴干达族穆斯林获取武器的必经之路——通往德属东非的交通线。同时安科莱也是布尼奥罗通商、运送货物的必经之路，为此穆斯林在布尼奥罗王国的支持下不断袭击安科莱和在那里避难的布干达基督徒。当时卢加德兵力不足，他设法收编了原苏丹赤道省埃明帕夏（总督）留在艾伯特湖南端的苏丹军队，并将大部分军队带到布干达，留下一部分坚守托罗-布尼奥罗边界，以阻止布尼奥罗侵扰邻近的小王国。

布干达天主教教徒人数多，而且他们有国王姆旺加作为后盾。基督新教教派唯恐失去已经得到的地位，坚持严格遵守以前两个教派达成平均分配权力的协议，这引起天主教派的敌意。后来发生了天主教徒枪杀两名新教教徒的事件，由于姆旺加拒绝将枪击者交给卢加德审判，导致局势十分紧张。1892年1月，皇家东非公司发给新教教徒枪支，双方立即剑拔弩张，天主教教徒首先向新教发动进攻，两个教派终于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卢加德利用宗教冲突，支持新教教徒以武力迫使姆旺加国王和天主教教徒逃离首都。最后姆旺加不得不同卢加德签订条约，以地区安置办法来代替过去两派基督教徒之间分配官职和庄园的方法，于是天主教徒被安置在布干达南部；新教教徒安置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北部有三个小郡划给穆斯林作为基督教两派之间的缓冲地带。1892年5月，穆斯林在姆波戈领导下向卢加德妥协，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迁入划分给他们的北部三个小郡。

二　殖民地建立初期

（一）“保护国”的形成与人民的反抗

1893年，英国同姆旺加国王订立新的条约，由英国政府取代皇家英国东非公司对布干达实行“保护”，布干达实际上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国殖民者首先要排除穆斯林对他们的威胁。1893年，穆斯林对只划分给他们北部三个小郡不满，要求扩大其管辖的区域而爆发起义，后被基督教徒击败。驻扎在恩德培附近的苏丹人警卫队同情穆斯林的遭遇。由于担心警卫队兵变，殖民者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新上任的英国专员为了彻底解决布尼奥罗王国对布干达穆斯林派的支持，阻止它屡次入侵托罗王国，利用数千名巴干达人和420名苏丹人士兵于1893年12月对布尼奥罗王国发动进攻。布尼奥罗军队虽然在卡巴雷加国王的领导下英勇奋战，但因武器简陋，不谙现代战争，最终被布干达-英国联合部队战败。

布尼奥罗王国战败后被英国军队占领。由于布干达王国参与了征战，作为奖赏，殖民政府将布尼奥罗三个富庶的郡分割给布干达王国。于是新教教徒得到基奥加湖以南一些地区，天主教徒则得到维多利亚湖以西的大片土地。这些分割的领地后被称为布尼奥罗“失地”，包括穆本德附近地区。这里世世代代曾成为布尼奥罗王国的中心，有许多君主的陵墓安葬在此。

布干达的姆旺加国王为了扩张势力范围，借助英国人侵占布尼奥罗王国的领土。但他反而被英国人利用，于1893年与英国签署保护协议，从而使布干达丧失了主权。在布尼奥罗被征服后，1894年6月19日《伦敦公报》发表公告，英国单方面宣布布干达为“保护国”，同年8月27日，英国殖民者在布干达国王和酋长参加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保护国”成立。姆旺加权力经过三起三落，需要英国人的支持以保住自己的王位，事后不得不正式签署协议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深深感到英国势力的强大，经过权衡利弊，于1894年8月27日由信天主教改信基督新教，企图取得英国人的信任，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实际上，他成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傀儡国王，失去了原有的权力。

然而，布干达人民不甘心使自己的王国沦为殖民地，19世纪末，他们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反抗殖民政府。尤其是1897～1899年期间，发生了布干达国王姆旺加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姆旺加不愿做傀儡国王，也不愿受制于基督教教规和教徒，1897年7月6日逃离王宫，与他的追随者到达布都，招募大批士兵，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同年7月20日，他被英国支持的布干达和苏丹联合军队打败，逃到德属东非领地（现今坦桑尼亚），被捕后拘留在布科巴（bukoba）。1898年初姆旺加成功地脱逃，逃到乌干达北部与他先前的老对头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会合，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同时姆旺加的拥护者也在南部布都坚持反抗活动，一旦遇到殖民军队的追击，他们便躲避在安科莱王国东部的卡布拉地区。为了阻止起义军在该地藏匿，英国人将卡布拉划给布干达，派布干达酋长进行治理。

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战败后以国境东北部为据点开展了近8年的游击战。他的军队逐渐被殖民者赶到阿乔利地区，最后转移到兰戈地区，由于兰吉人告密，1899年4月4日他与姆旺加在多科洛（现今利拉）一位兰吉酋长家中被捕，后被流放到塞舌尔群岛。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逐步将乌干达其他王国和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实现了对乌干达“保护国”的统一工作（实际上正式使用乌干达“保护国”的名称是在1914年乌干达疆界基本划定之后[29]）。

布干达王国于1894年沦为英国“保护国”之后，英国将坎帕拉定为首都，不断向外扩张。同年，英国殖民政府先后与托罗、安科莱王国以及北部地区的酋长们签订条约，保证了英国在这些地区的特权；特别是托罗王国同意未经英国允许不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条约和割让土地；此外，每年还要向殖民政府进贡价值800英镑的象牙，以维持殖民者雇佣的苏丹警卫队驻守边界哨所，同时对布尼奥罗和托罗保持军事占领。1896年，布尼奥罗、托罗、安科莱和布索加相继被正式并入乌干达“保护国”，而南部科基则被并入布干达。1898年英国人将一些小王国合并到安科莱王国。对于东部的布索加和卡维尤多地区，由英国殖民者派遣英国行政官员直接控制。1894～1899年，英国殖民者同北部一些酋长订立了条约，建立了英国军事哨所。

（二）建立殖民政治体制，推行间接统治

英国对乌干达占领的特点，一是以布干达为基地向其他地区逐步蚕食，二是利用巴干达人在各地推行其“间接统治”。

1900～1901年，英国先后同布干达、托罗、安科莱订立长期协定，这些协定成为此后55年中确定英国与它们关系的基本文件。根据1900年英国和布干达王国签订的协议，布干达改为君主立宪政体，主要由信奉基督新教的酋长控制。英国与布尼奥罗王国的协定直到1935年才签订。订立协定之后，殖民政府保留布干达、托罗和安科莱王国君主体制。通过协议它们虽然可以获得“半自治”地位，但在实际上则是英国专员独揽“保护国”的行政大权。

1902年颁布的“乌干达敕令”确定了“保护国”的体制，即英国委派专员代表英国女皇，掌管乌干达的行政权。1905年英国政府对乌干达“保护国”的管辖权由外交部移交给英国殖民部；1907年“保护国”的专员改称总督。

1900年新任专员哈里·约翰斯顿爵士正式建立了殖民政府，吸收了大批布干达酋长为他工作，向全国征税，并利用他们在其他王国和地区推行布干达王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实行间接统治。

“保护国”中各王国与地区级的宪法地位不一，但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基本一致。布干达王国的地位为乌干达的省级单位，比其他王国享有更多的自治权。在布干达，英国人基本保持了王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承认国王是该王国的土著君主。1897年8月9日英国人废黜了姆旺加的王位，立其一岁的幼子多迪·契瓦（Daudi Chwa）为王，并选派三位宫廷大臣摄政，其中包括一位首相、一位财政大臣和一位司法大臣，其中两名是基督新教教徒、一名为天主教徒。卢基科（议会，或称御前会议）是国王同酋长们共商大事的传统议政制度，英国人将它改为常设政务会议，仍称卢基科。王国政府向它负责，借以削弱国王的权力。布干达原先设有10个传统的郡，称作萨扎，后增加到20个；其中3个属布尼奥罗割让给布干达的领土，另一个取自安科莱王国。每个萨扎任命一个酋长，他们直接向卢基科负责。卢基科的组成：三位宫廷大臣，20个萨扎酋长和国王在各萨扎挑选的3名社会贤达以及他选出的另外6名人选组成。它实际上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负责在国王的子孙中挑选王位继承人。

殖民政府建立初期，布干达的军队不仅帮助殖民者征服布尼奥罗王国，而且还在其他地区帮助殖民政府建立殖民统治，一些巴干达人作为殖民政府代理被派遣到“保护国”各地征税。特别是布尼奥罗王国被殖民政府视为战败国，一些巴干达人被派往那里当地方官员，成为殖民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工具。1898年卡巴雷加的幼子被立为国王，但在他成年以前由英国官员代行其权力，而布尼奥罗王国的具体行政权力由巴干达人酋长代理。1906年布尼奥罗发生了反对巴干达人酋长的骚乱，此后殖民政府开始逐渐吸收尼奥罗人参与殖民政府的工作，最后一批巴干达人酋长也于20世纪20年代末引退。

乌干达东北部地区也于1914年被殖民者征服。殖民政府在布索加、兰戈和泰索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任命当地的氏族头人为行政酋长，他们应向地区专员负责。居住在西北部西尼罗河省的阿鲁尔人也被迫接受了英国的“保护”。到了1914年，除了东北端的卡拉莫琼人地区以外，英国人已经逐步将在布干达的间接统治方式推行到整个乌干达“保护国”。

（三）建立殖民经济体制

早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乌干达与非洲东海岸就存在象牙、奴隶和兽皮等贸易，但这里的人们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1884年乌干达成为英国“保护国”后，殖民政府首要考虑的是为英国纺织工业开发市场，开拓原料生产基地，其政策是将乌干达纳入他们的经济体系。正如卢加德所说：欧洲国家瓜分非洲，是由于日益加剧的商业竞争，为促进英国的贸易增长，为英国厂商及其剩余能量寻找出路，“我们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商人提倡殖民扩张”。[30]

1899年7月1日，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出任乌干达特别专员，他在任期间开始建立殖民经济体制。

1. 攫取土地及土地支配权，建立新的土地制度

在殖民统治之前，乌干达的土地基本属于氏族公有。布干达王国建立前，当地每个氏族有各自的领地，土地为公有，由族长统管，族人有土地使用权。当时人少地多，氏族成员在自己定居处可以自由使用土地。布干达王国建立后，在52个氏族基础上建立了酋长统治阶层，酋长所管辖的氏族土地仍属氏族所有，但族人须向酋长纳税或服劳役。到了19世纪，虽然国王的权力无限，可以任意支配王国土地，但基本保留了氏族土地公有制度。

在乌干达建立“保护国”以后，英国人利用与各王国签订协定，攫取乌干达大部分土地，掌控土地分配权。在1900～1901年签订的协定中，关于土地分配办法，布干达不同于托罗和安科莱。在布干达，英国人承认国王对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各酋长的土地被看做是国王的赠予。但是在与托罗和安科莱签订的协定中，英国人不承认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被宣布为英国国王所有的土地，分配给国王和少数酋长的土地则被视为英国国王的赠予。

1900年英国人开始推行所谓“迈罗”（mailo）[31]的土地占有制度，彻底打破了原有氏族公有土地制度。根据英国和布干达王国在1900年签订的协议，布干达约有1.96万平方英里（相当于507.64万公顷）[32]土地，其中9100平方英里（相当于235.69万公顷）土地分给国王、王族、大臣、各级酋长[33]和名人，称为“迈罗”土地占有制，简称”迈罗”，其余一半以上土地为森林、沼泽地和未耕地则属于英国国王的领地（公有土地）。

殖民者在布干达推行新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比较顺利，其原因是：（1）19世纪末随着宗教战争结束，布干达按照宗教划分教民居住地，不少人离开氏族土地，迁居到各自信奉的宗教聚居地，依赖居住地附近的土地生活，原有的氏族土地制度基本被打破；（2）巴干达人配合殖民者征服布尼奥罗之后，得到了大片土地，国王将这些土地分给他们的酋长们，满足了布干达上层统治者的需要；（3）新的土地制度使酋长不仅有了权力而且有了土地。

“迈罗”土地可以出售。20世纪随着经济作物的发展，一些小农也有能力购买私有土地，到了1926年，私有土地持有者达1万人。总的说来，殖民政府的土地政策是禁止非非洲人购置土地，因而在乌干达的经济发展中，土地转让没有成为突出的问题，也没有成为种族关系的障碍。“保护国”建立初期，殖民当局曾主张在各地推行布干达的“迈罗”土地制度。但1922年以后，官方政策反对给予酋长们大片土地，以免他们对人民有过多的控制权力；留出非洲人保留地，以保障一般非洲人对土地使用权的要求。英国人明确宣布，布干达的“迈罗”制度，除托罗和安科莱根据已有协定实行以外，不再在其他地方推广。1933年与布尼奥罗订立协定的大体内容同托罗协定及安科莱协定相似，但没有分配给酋长们土地，而是每个布尼奥罗人都得到一份土地使用证书。

除布干达有一半土地分给个人之外，乌干达大部分土地归英国国王，不少地区保留了传统的土地保有制，即拥有土地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这种土地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东部和北部实行村社土地保有制，特别是游牧民族，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氏族村社公共牧地放牧；另一种则是在南部实行的个人永久土地保有制，一般为村社分配给家庭的土地，用于建住宅和种植农作物，一般持有的土地面积不大。殖民政府规定，只要有效地使用土地，就能保留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此外，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实行自由土地保有制，给土地持有者发地契，实际上与“迈罗”土地一样拥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但土地面积一般不大。

英国人摧毁了人民赖以生存的村社土地制度以及王国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新的土地所有制为其开发经济作物提供了土地资源。然而，大部分布干达农民失去土地、土地分配不均以及部分氏族族长的利益受到损害，为日后留下隐患。

2. 建立殖民财政体制

根据英国与各王国所订的协议，这些王国要支付殖民者在“保护国”使用的行政费用。殖民初期，使用的货币是贝壳和布匹，而且大部分地区还处在“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阶段。为了获得财政收入，殖民政府首先在布干达、托罗和安科莱等地建立殖民财政体制，开始直接征收茅屋税、关税和枪支税等，取代了自古以来由老百姓和各地酋长等向国王进贡的传统制度。最初，殖民政府要求每户交纳茅屋税，即每个茅屋拥有者要交纳3卢比，相当于一个劳力一个月的工钱；没有钱可以服劳役取代茅屋税，如参加修筑道路和贸易中心等建设项目。1909年殖民政府开始征收人头税（每人6～8先令）和枪支税等，取代了茅屋税。殖民政府通过征税迫使人们寻求挣钱途径，或出售生产产品，或出卖劳动力，进而促进购买力，增加进出口商品。

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花出口迅速增长，殖民政府为此不断增加税种和调整人头税[34]。随着税收的增加，英国政府向殖民政府提供的补助金逐年减少，1914/1915年度减少到1万英镑，当年殖民政府的岁收为28.28万英镑，支出28.92万英镑；1915/1916年度岁收增长到28.7万英镑，支出28.5万英镑，首次岁收超出支出，至此殖民政府不再需要英国财政部的补助。1918/1919年度岁收达到35.1万英镑，支出32.3英镑，足以满足殖民政府的行政开支。

人头税为殖民政府主要的岁收来源，1914/1915年度占岁收65.8%；1924年总岁收约达124万英镑，其中人头税为40.6万英镑，约占总岁收的32.7%；1925年总岁收增长到147.9万英镑，其中人头税41.9万英镑，约占总岁收的28.3%；1936年总岁收达171.3万英镑，其中人头税为59.1万英镑，占总岁收的34.5%。即使在二战后，间接税占总岁收比重较大时，1946年土著人人头税仍占总岁收的15.1%。[35]

殖民政府除了征收直接税（人头税、收入税和其他非土著人人头税）之外，还征收10%的进口从价税，并逐渐增加间接税税种，包括销售税、关税、出口税、执照税和诉讼费等。1918/1919年度开始征收棉花出口税，每磅棉花出口税为4分币，次年下降到3分币。1929年棉花出口税达到21.1万英镑，约占殖民政府总岁收的16.7%。

殖民政府的税收年年增长，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21年前殖民政府财政收入达到80.3万英镑，支出约为78.6万英镑。[36]到了1931年，财政收入增长到140万英镑；1941年为218多万英镑；1951年增长到1583多万英镑；1953年达到1774万英镑。[37]

3. 强化棉花种植

20世纪初，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剧烈动荡，英国兰开夏的很多纺织厂不得不放慢生产速度，影响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英国纺织业急需物美价廉的原料，英国政府为此极力鼓励其殖民地种植棉花，并于1902年成立英国植棉协会，以推广和促进殖民地的棉花生产。

1904年，殖民政府在英国植棉协会和厂商不断催促以及教会的帮助下开始在布干达、布尼奥罗、布索加和安科莱等地发放棉种，大力推广棉花生产。由于非洲农民种植的棉花取得了惊人的收获，当时的殖民总督赫斯基思·贝尔认为，促使其“保护国”繁荣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非洲的小农经济，而不是依赖欧洲移民的开发，因此大力鼓励非洲小农种植棉花，并限制非非洲人购买土地。

1907年，经过实验发现美国高原棉花最适应乌干达生长环境之后，赫斯基思·贝尔总督开始在乌干达强制推行植棉计划。他命令统一推广种植美国高原棉花，同时建立集中轧棉的中央轧棉站。这些措施很快提高了棉花质量，棉花种植面积也从布干达扩展到基奥加湖地区和乌干达东部的部分地区，种植面积从1904年的几块棉田发展到1912/1913年度5万英亩棉田，到了1920/1921年度扩展到20.7万英亩。皮棉年出口量从1904/1905年度的9吨，增长到1907/1908年度716吨，到了1910/1911年度约达2500吨。由于棉花产量迅速增长，1904～1910年期间殖民政府税收增长了4倍，出口额增长8倍。其中1905年出口额为200英镑，1906年1000英镑，1907年达1.1万英镑。1907年棉花成为乌干达主要的出口产品，超过了象牙、皮革、兽皮和干辣椒的出口额。1908年棉花出口额增长到5.2万英镑，1909/1910年度为6万英镑，1915/1916年度达到25.5万英镑。[38]棉花生产不仅为英国纺织业提供了优质价廉的原料，也使殖民政府岁收日进斗金。

为了便于棉花运出产棉产区和开发更多有生产棉花潜力的地区，殖民政府于1910年11月24日至1912年1月1日期间修建了一条自维多利亚湖畔城市金贾向北至纳马萨加利（Namasagali）的铁路，同时鼓励铁路沿线农民种植棉花，结果使棉花产量急增。

随着棉花出口额的不断增加，商品进口额也迅速增长，乌干达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除1914/1915年度为唯一一年贸易顺差之外，每年进口额均高于出口收入。[39]殖民者很快在乌干达建立起依附性经济体系，乌干达只能向英国出口原材料和生产单一经济作物，所得的出口收入则用于进口英国的工业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等。

三　乌干达“保护国”的发展与终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乌干达获得独立，乌干达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一战期间至二战结束。由于受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驱使，殖民者强制推行有利于宗主国利益的殖民经济，大肆掠夺和剥削“保护国”土著居民，同时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强化殖民统治，导致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而产生不同的新生阶层。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剥削导致乌干达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二战结束以后乌干达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一）经济殖民化的演进

一战使英国经济损失巨大，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为一个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为转嫁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殖民政府一方面增加征税税种如出口税、销售税等，还提高了人头税税额[40]；另一方面强化种植经济作物，开采矿产，发展交通运输，以便更有效地掠夺当地资源解决宗主国的资源和原材料的短缺问题。

为了满足宗主国的需要，殖民政府采取了以下殖民政策。

1. 推广咖啡种植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战后经济不景气，1915年国际棉花价格暴跌，20年代价格再次下降，乌干达棉花出口收入受到极大影响。1920年棉花出口收入达375万英镑，1921年下降到125万英镑。1923年和1924年国际棉花价格有所回升，但1925年再次暴跌。一战和这场棉花危机导致乌干达经济困难，乌干达铁路沿线所有站台堆积大量的储存货物，不能及时运走，对新企业的资本投入几乎停止。这对于收入几乎完全依赖棉花生产的殖民政府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因此，除发展棉花之外，英国开始考虑在乌干达开展其他的经济活动。

1912年，殖民政府在布吉苏制订了种植咖啡计划，决定发展咖啡生产。[41]除当地农民种植咖啡外，20年代欧洲种植园主开始在乌干达大面积种植咖啡。到1930年，乌干达咖啡产量已经达到260吨。四五十年代，每年出口咖啡的收入约为110万～120万英镑，仅次于棉花；1955年达到2015万英镑，超过了棉花，棉花出口收入为1640万英镑。这两种经济作物约占出口总收入80%以上，成为“保护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使乌干达经济完全成了依赖单一经济作物出口的依附性经济。

2. 建立以小农为主的经济体系

英国农业部和殖民政府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采取了主要依靠当地农民的做法。一战期间，欧洲人曾就建立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体系还是依赖非洲小农发展经济作物进行过争论。英国政府最终没有批准欧洲移民到乌干达建立种植园经济体系的要求，主要是乌干达的小农经济不需要英国多少投资，就能很快生产出英国所需要的产品；也就是说，不用很多成本就可以获利，比发展欧洲人的种植园更有利于英国掠夺殖民地的资源。

1919～1939年期间，种植经济作物的非洲小农户日益增长，遍及乌干达。其中，棉花全都为当地农民所种，东部省棉花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一半，布干达约占1/4，北部省和西部省占1/4。1930年棉花种植面积达30.4万英亩。咖啡也主要由当地农民种植。根据1967年乌干达政府调查咖啡产业委员会的报告，1934年，非非洲人经营的咖啡种植园面积为13391英亩，非洲人种植咖啡的面积达30349英亩。

在乌干达，唯茶叶种植较适于种植园生产方式。1924年之后，欧洲人和印度人在西部省托罗地区和布干达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开始赢利，1934年底茶叶种植面积达1290英亩。

3. 大肆压榨和剥削殖民地人民

根据殖民政府的非洲人从事种植、印度人垄断商业批发和轧棉业、殖民政府销售局控制出口贸易的规划，乌干达的大部分非洲人被禁锢在种植业上，受到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他们生产的经济作物产品被统一的低价收购，而且收购价格长期固定不变，备受压榨和剥削。一份卢干达语报《新闻报》（Gambuze ）1948年4月2日披露，当时棉花每百磅（约45.4公斤）收购价只有30先令，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指责销售局高额赚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钱。殖民当局控制的销售局垄断经济作物产品的收购和出口，1950年它所规定的棉花收购价格仅为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咖啡收购价格为国际市场价格的27%；次年，棉花和咖啡收购价格分别为国际市场价格的39%和31%。销售局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其收入相当于乌干达出口总收入的38%。此外，农民上交的各种出口税约达3000万英镑。[42]

另外，殖民当局开始开发矿产资源，发展工业。英国在一战结束后为挽回战争带给的损失，加倍压榨殖民地人民，大肆掠夺殖民地资源，从而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抗。殖民当局于1940年颁布了“殖民地开发和福利法案”，一方面注重开发和掠夺一切可能开发的资源，满足英国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注意改善殖民地人民生活，稳定殖民地局势。这期间，乌干达殖民政府在大力开采矿产、支持英国本土经济的同时，开始注意改善当地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等。

二战后，英国经济损失巨大，为挽回损失，它不仅需要开发殖民地的资源，而且需要扩大工业产品销路。为此，殖民政府在注重发展棉花和咖啡生产的同时，开始在殖民地兴建工业企业，以便促进英国机械设备等的出口，以利于英国工业发展。它先后制订了1946～1956年10年发展计划和1955～1960年5年发展计划，强调优先发展生产部门和改善社会服务。

英国总督约翰·霍尔（1944～1952年在任）极力提倡“工业化”。根据计划，殖民政府首先在金贾附近尼罗河欧文瀑布兴建大坝，建立水力发电站。为了便于兴建水坝，还在托罗罗建立了第一家水泥厂。此外，还将1910～1912年修建的铁路线延长到西部的卡塞塞，以便使基伦贝（Kilembe）铜矿的矿石通过火车运送到供电方便、电费低廉的金贾冶炼。

1952年，殖民政府成立了乌干达发展公司，负责兴建和发展工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建立工业研究机构等。1956年，该公司帮助在托罗罗的石棉厂开工，以及金贾的一家纺织厂及基伦贝铜矿的生产运营。

（二）新兴阶级的产生

殖民统治在乌干达推行土地私有制后，原来的统治阶层包括王室亲贵和各级酋长成为官僚地主阶层，大部分农民成为无地佃农。殖民经济的建立不仅冲击和瓦解了传统经济体系，而且也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了新兴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

1. 工人阶层的出现

殖民前的传统社会没有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形成依赖出卖劳力获取生活来源的社会阶层。沦为殖民地后，由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管理和收获的季节性都非常强，种植园和个体农民都需要雇临时工帮忙。特别在劳力极为短缺的收获季节，殖民政府还常常到边远落后的地区或卢旺达等地为其招募临时工，即季节工。据报道，20世纪20年代殖民政府就为巴干达人小农场招募了不少卢旺达人，为南方两大甘蔗种植园[43]和殖民政府公共建设工程部招募不少北方人。到了1948年，从卢旺达和北方来的季节工人占布干达人口的1/4。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中，也需要季节工，因为如咖啡和棉花收获之后需要集中3个月去完成农产品加工。

除季节工外，由于城镇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工人阶层。殖民政府各机构、轧棉厂、咖啡脱壳厂和东非运输公司需要司机，官吏和大商人的家庭需要仆人，司机和仆人就成了城市最早具有固定工作的工人阶层。据统计，1923年乌干达约有1000多名工薪劳动者，包括100名司机、362名泥瓦匠、136名木匠、295名药剂师和牛痘接种员，以及141名农艺师和园丁等。[44]司机大部分为卡车司机，他们将欧洲和印度人收购的棉花和咖啡从田间运送到轧棉厂或咖啡加工厂，与广大农民有着广泛的接触。二战之后，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交通运输、邮电、供水和各种维修等公共事业部门和公司雇用了大批不同行业的工人；与此同时，加工业、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发展，也扩大了工人队伍。

2. 小资产阶级的产生

在乌干达，小资产阶级包括富农、公务员和商人等。

富农：他们是富裕农民，一般定期雇用2～3个季节工，主要补充家庭劳力的不足。富农本身是雇主也是劳动者。殖民政府在1927年颁布“地租和农产品提成法”，不允许地主逐出那些在其土地上种植经济作物的佃户，因而限制了大农场在布干达的发展，为种植咖啡和棉花的小农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条件，造就了一批富裕农民。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后期，布干达的地主和富农分别占总人口2%和19%，中农和贫农分别占27%和32%，无地劳动者占20%。[45]

公务员：殖民初期，殖民政府由于聘用大量的欧洲人，支付费用高，财政压力大，于是开始招募一些巴干达人。他们利用巴干达人“以夷治夷”的方法，征服和统治了乌干达其他地区。此后，殖民政府、铁路公司和教会根据需要招募了一些低级职员和工匠，同时雇用了一些印度人充实其行政部门。1923年殖民政府雇用的印度人和非洲人职员先后为223人和68人[46]，而印度裔公务员的级别普遍高于非洲人公务员。

殖民统治在三个时期急需公务员：殖民初期，技术和行政人员严重缺乏；当棉花产业不断发展时，指导、监督生产与市场的专业人员和大量的税务员短缺；1928年大部分世袭酋长和官僚地主酋长被免职后，殖民政府需要任命受过殖民教育、忠于他们的人为酋长，使酋长正式成为带薪公务员。

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实行文化殖民，殖民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教会办学，另一方面开办技术学校，以图培养出更多的合作者和技工。在最初的高等教育中，学生大多为干达族酋长子弟，他们毕业后多在殖民政府任职。虽然他们在非洲人中为佼佼者，享有特权，但与欧洲人和印度人相比为三等公民，他们的工资、级别最低。

对于殖民政府来说，雇用非洲人最大的好处是支付费用比雇用欧洲人或印度人的费用低很多。

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及对非洲人的歧视引起非洲人公务员的不满。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政府发给欧洲裔和亚洲裔公务员战争津贴，却将非洲裔公务员排除在外。为此，非洲裔公务员于1922年成立了乌干达人公务员协会，要求同等权利和待遇，其影响发展到乌干达所有的城市。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领导人。

商人：殖民初期非洲商人受到限制，之后，他们在印度商人的垄断和殖民政府打压下的夹缝中求生存。其实早在印度人到来之前，乌干达就有不少巴干达人和巴尼奥罗人从事商业。特别是酋长与王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曾经从事象牙、皮革和棉布等进出口贸易。殖民政府为了控制当地贸易，限制非洲商人发展。首先，殖民当局通过“1900年布干达协议”分给酋长土地，使他们靠收租获得稳定收入，在实行贸易控制时，他们没有理由再去从事贸易。其次，1901年颁布的“贸易执照法”规定，所有商人须持有贸易执照，而领取执照须付高达10英镑执照费，导致大部分非洲商人弃商务农。余下少数商人原为穆斯林酋长，他们没有被殖民政府任命，也没有分到土地，但他们素来与东非海岸的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有商业关系。在发展棉花贸易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充当了棉花收购中间商。但不久，殖民政府对经济作物实行专买专卖，禁止中间商涉足棉花收购，剥夺了中间商的发展空间。而此时中间商的储蓄已经足够购买贸易执照。少数佃农通过种植棉花有了积蓄，为了摆脱地主剥削，也购买了贸易执照，成为商人。1928年以后，富农人数逐渐增多，由于贸易利润远远高于种植业，他们中很多人在自家附近建起简陋的店铺出售商品，因而他们也成为商人。一般富农寻求发展的欲望比较强烈，但在经济上他们受制于印度商人，政治上迫于酋长的专制而受挫。在北方，30、40年代以前经济作物还未广泛种植，只有非洲人小商贩在乡间叫卖，北方商人相对比较少。

由于殖民政策限制了非洲人经商，印度人几乎垄断了乌干达商业。最初是一些在肯尼亚和乌干达修铁路的印度契约工人发现了乌干达的商机而留了下来，之后他们的亲朋好友闻讯也纷纷来到这里发展。他们中很多人是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发展成为商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几乎控制了乌干达商业的批发和零售业，商品往往高价批发给非洲商人和小贩，使得非洲商人无法与他们竞争。

在乌干达，种族主义、不公平的竞争、酋长的专制压制了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导致非洲籍公务员处于殖民政府的最底层、非洲商人受印度人的商业资本的控制、富农没有政治权利。因此他们最先联合工人争取他们的权益，成为反对殖民统治的主导力量。

（三）民族觉醒

殖民者在征服乌干达各民族和各地区之初，使用武力镇压了当地人民的反抗。1894年成为“保护国”之后，还有不少地区继续抵抗，直到1900年之后殖民当局才逐渐控制整个乌干达。殖民初期，巴干达人在布干达以外地区作为殖民代理推行殖民统治，先后遭到布尼奥罗和安科莱人民的反抗。当布干达失去主权、遭受殖民统治之时，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首先在这里兴起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前，民族主义运动还未形成规模，二三十年代虽有个别地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些事件或政策进行抗议，但尚未针对殖民统治本身。

从40年代起，乌干达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但存在着不同的背景和因素。

1. 殖民下的布干达王国：控制与反控制

布干达王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和政治结构较其他地区和王国先进，它有完善的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殖民政府对布干达王国的政策是不仅要扶持一个与其合作的阶层，而且还要与王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防备布干达王国危害英帝国的利益。19世纪末，英国专员约翰斯通到任后认为：“在乌干达保护国中，如果存在能够真正损害我们（殖民政府）的王国，那就是布干达王国。他们有大约100万相当聪明、有些文明的黑人，有好战倾向，装备的枪支有1万～1.2万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他们将是唯一能够严重打击英国统治的人。”[47]因此，殖民者尽其所能地破坏布干达统治集团的团结，挑起宗教、氏族矛盾，引发了三次血腥内战，造成布干达王国统治阶层的四分五裂，削弱了国王的统治和影响力。殖民政府为确立殖民统治，将不驯服的国王逮捕、流放到国外，立其幼子为王；选择三位合作者为摄政大臣；任命亲殖民政府、皈依基督教的人为酋长。

布干达王国为“保护国”的省级地位，殖民政府基本保留其原有体制，同时在布干达建有地方政府，由英国人担任省和地区两级专员，负责监督和控制王国。约在1990年，布干达地区级酋长开始领取殖民政府的俸禄，20年代扩大到县和教区两级酋长，实际上，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公务员，大权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国王所作出的决定须征得总督的同意。国王与卢基科（议会）只是执行殖民政府政策的工具而已。

殖民政府通过王国传统体制进行间接统治时，对布干达拥有酋长任命、罢黜权，在财政账目上具有监督权。尤其当布干达税收增长时，国王和摄政首相常常反抗殖民政府的控制，与之发生冲突。根据1900年协议对劳役的规定，每个城镇、村庄或居住区每年须按照每三个茅屋出一个役工服役一个月，维修地方道路或从事其他公共事业。1920年在殖民政府的压力下，卢基科将劳役改为个人义务出工，规定年满18岁以上的男子每季度须出义务工8天；那些每年受雇3个月以上、有劳动合同的人可缴纳10先令免除义务工。10先令换义务工的措施增加了卢基科的税收，1924年之后每年该项收益估计达5万英镑，成为王国政府最大的岁收来源。除了此项收入，1925年其他岁收为3.6万英镑。为此英国总督督促“保护国”国务秘书加紧对土著政府的控制和监督，特别是在财政上的控制。对于卢基科来说，剥夺它的财政权是不可容忍的，从而进行了强烈的反抗。1926年布干达首相阿波罗·卡格瓦被迫辞职，王国政府为争取酋长任命权和财政独立与殖民政府的斗争达到顶点。

为了彻底控制布干达，殖民政府解除了大部分酋长的职位，特别是当卢基科（议会）秘书优素福·巴穆塔对英国人控制布干达财政提出疑义，要求恢复国王批准预算权力时，立即遭到解职；时任财务大臣未能幸免也被免职。1921～1933年，布干达212名酋长中就有145名被撤换。从1919年“保护国”政府实行财政规定包括审计工作条例（最初对地方政府实行部分审计，1921年和1923年实行全面审计），到20年代末对布干达财政部门实行完全重组期间，卢基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殖民政府用了10年时间才彻底征服了布干达，迫使财政部门和人事任命完全服从殖民政府的管理，达到有效统治。

布干达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经过殖民政府大换班，卢基科不再是少数封建地主兼酋长的代表。1928年以前的酋长为世袭，以后任命的酋长不再世袭，后者大多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在殖民政府担任过翻译或当过职员。这些新一代酋长，比较忠诚于殖民政府，执行殖民政府的政策，他们自认为是现代派，为进步和新秩序的支持者。尤其新首相恩西比尔瓦（Nsibirwa）和财务大臣库卢比亚（Kulubya）自视为殖民政府出类拔萃的合作者。

30年代，“保护国”撤回派往布干达各地级专员，30年代末又将布干达省级专员改为驻节长官，意味着给予国王和卢基科自治的权力。但是还未到40年代中期，“保护国”在布干达重设省级政府，引起部分酋长和人民的反抗。因为真正的统治者是殖民官员包括省、地级专员，他们任命的酋长负责向管辖区内的居民传达殖民政府的要求和旨意，如果不照办，就被撤职。

4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推动了布干达的政治改革。卢基科（议会）增加了民选议员名额，到了1953年，89名议员中有60名经选举产生。195l～1953年，经选举产生的议员中67.5%为农场主，22.5%为商人[48]，因此卢基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代表了富农和商人的利益，取代了少数地主的利益，减少了亲殖民政府的合作者的数量。同时卢基科的民主化削弱了国王的权力和影响，国王不能完全控制卢基科。因此国王与殖民政府之间、卢基科与忠实于殖民政府的合作者之间的斗争直接影响着正在觉醒的民众。

2. 巴塔卡运动（氏族土地运动）

经过宗教战争，1893年以后人们根据宗教信仰选择居住区。一些皈依基督教的教徒先后被任命为酋长，不少布干达氏族族长失去了传统地位。1900年推行“迈罗”土地分配制度之后，酋长分到了土地，一些氏族族长则失去了土地。失去土地的氏族族长及其后人不满“迈罗”土地分配制度，看不起那些从“1900年乌干达协议”中获得权力和地位的人。多迪·契瓦国王亲政之初，他们成立了巴塔卡（意为氏族族长）协会，约有2000名成员，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和修改1900年土地协定。这场争取归还土地的斗争称为“巴塔卡运动”。尽管他们的势力在20年代还不大，但他们为无地佃农奔走呼吁鸣不平，在政治上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对于他们的要求，布干达既得利益的统治集团没有理睬。多迪·契瓦国王没有实权，爱莫能助，即使亲政也只是殖民政府的傀儡国王。殖民政府为了保持棉花生产稳步增长，拒绝了“巴塔卡运动”的要求。

3. 以地主为主的政治组织的建立

1914年以前，多迪·契瓦国王尚未成年，以摄政首相阿波罗·卡格瓦为首的布干达上层统治集团对殖民政府比较合作、顺从。一战后，英国经济衰退，为弥补战争损失，殖民政府在乌干达不断增加税额和税种，导致地主交纳的赋税大幅度增加。当地主将苛捐杂税转嫁给佃农而影响棉花种植积极性时，殖民政府首先考虑的是棉花减产会影响对宗主国原材料的供应，因而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地主剥削和鼓励佃农生产棉花的措施，导致地主收入的减少，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这些地主大多数是酋长、卢基科（议会）成员，他们代表布干达的传统势力，虽然拥有大量土地，但须上缴各种税款，还受到殖民政府的种种限制，因此他们对失去传统的土地支配权心怀不满。他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剥削佃农，实行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受制于殖民政府，不甘心王国完全丧失独立性。

20世纪20年代摄政首相阿波罗·卡格瓦和卢基科成员为维护王国最后的主权和利益，争取财政独立和酋长任免权不断与殖民政府发生冲突。为提防布干达上层集团的反抗，殖民政府采取强制政策，将卢基科成员几乎全部更换为忠实于它的合作者；同时，利用佃农与地主的矛盾、一些氏族族长因失去土地产生对地主的不满情绪，以及传统势力使受过教育的青年备受压抑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来控制布干达局势。

于是，失势的酋长等传统势力不甘心被打压下去，成立了“布干达平民”组织，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要求民选卢基科成员，反对殖民政府的任命。但是他们缺少群众基础，尤其缺少佃农的支持。1934年，以地主为主要成员的乌干达非洲人福利协会成立。30年代末，该协会向英国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对殖民政府反对成立人民代表委员会和忽视传统风俗和国王的存在表示不满，要求贸易自由、提高劳工工薪，以及反对少数人享受高等教育等。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富农、商人和城市工人的支持。

4. 成立行业协会和政治团体

20世纪20年代，除成立土著公务员协会之外，乌干达还纷纷以部族为基础成立了各种青年组织，如托罗青年组织、阿乔利青年协会、兰戈青年协会、巴格韦雷青年协会和巴基苏青年福利协会等。它们的宗旨是反对向佃户征收地租[49]和强制劳动，反对殖民政府的忠实合作者。30年代初，巴干达青年协会作为福利社团成立，它的主要任务为工人、佃农争取合法权益。几乎同时，类似组织也在布索加建立。在此之后，干达族商人、汽车司机、农民和教师等也相继成立了行业协会。

30年代，棉花收购被殖民政府支持的轧棉者购棉协会所垄断，棉农的收入被他们克扣，为此富农进行了多次斗争，纷纷向欧洲新闻媒体投信抗议，或要求王国政府为他们向殖民政府争取利益。那些在20年代末由殖民政府挑选的卢基科（议会）成员（大多兼酋长）忠诚执行殖民政策，不支持棉农的要求，从而引起富农和非洲商人对他们的憎恨，并谴责这些酋长与反巴干达人的“外国人”（指印度籍轧棉厂厂主）一样，是帮凶。

王国的首相恩西比尔瓦和财务大臣库卢比亚集团大权独揽，将卢基科（议会）的权力操控在股掌之中。他们剥夺了国王对预算的控制权和地方财权，将王国政府的大量存款交给殖民政府，引起国王多迪·契瓦与恩西比尔瓦-库卢比亚集团的公开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国王得到以富农为主的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指责酋长们（卢基科成员）冒犯国王的尊严，违背了传统主义的法规和习惯，号召反对外国人包括印度轧棉厂厂主、卢旺达季节工人和违背传统的买办酋长。在这期间，不少政治组织纷纷成立，反对效忠殖民政府的恩西比尔瓦-库卢比亚集团，请求国王甚至殖民政府罢免他们。由于请求未果，它们转而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1938年成立的“金图之子”（the Sons of Kintu[50]），其领导人伊格纳丘斯·穆萨兹[51]（1905～1990，Ignatius Musazi）曾参加过巴塔卡运动，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商人和青年。他们反对买办酋长，特别是布干达王国首相；要求提高棉花和咖啡的收购价格；主张自由贸易和实行义务教育等。他们的要求赢得了巴干达人的广泛支持，其中的支持者包括：非洲希腊教会创始人斯巴图斯·穆塔卡神父、“布干达平民”领导者、前卢基科（议会）秘书优素福·巴穆塔（Yusuf Bamuta），以及1939年成立的布干达汽车司机协会的领导人詹姆士·基武（James Kivu）等。1947年，为了广泛联合农民，伊格纳丘斯·穆萨兹成立了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反对印度商人控制棉花和咖啡的加工和销售，维护农民的利益。

5. 1945年大罢工

1939年11月，布干达国王多迪·契瓦去世，15岁的爱德华·穆特萨继承王位。随后布干达反对亲殖民政府的恩西比尔瓦-库卢比亚集团的斗争空前高涨，不仅在布干达统治集团内部，而且在广大民众之中也掀起了反对高潮。

最初起因是王国的太后违反传统惯例，决定下嫁平民，并得到英国圣公会和恩西比尔瓦首相的支持，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从土著希腊教会到低级酋长、农民和包括金图之子成员等广大群众坚持维护传统，一致反对恩西比尔瓦首相。10年来布干达各界群众对恩西比尔瓦-库卢比亚集团的不满终于在这一事件中爆发了。1941年，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殖民政府不得不要求恩西比尔瓦辞职。新任首相瓦马拉（Wamala）出身富农，系郡级（地区级）酋长之一，在任期间得到巴塔卡联盟（40年代初期成立）和布干达平民组织的支持。由于他不执行殖民政府的意旨，反对卢基科（议会）成员对殖民政府卑躬屈膝，促使酋长之间发生分化，以至于低级酋长与上层酋长之间，甚至郡级酋长与卢基科中恩西比尔瓦-库卢比亚集团的残余势力时常发生冲突。1943年，殖民政府要求卢基科购买土地建立帝国棉花种植研究中心和扩建马凯雷雷学院，国王和财务大臣库卢比亚经过谈判同意殖民政府用补偿的办法获得土地，但引起郡级酋长的强烈反对，并有一份呼吁书在他们中间传阅，批评国王和财政大臣出让土地。为此，酋长们向国王请愿，要求罢免库卢比亚财务大臣的职务，遭到拒绝后，引发了反英情绪。

这场以传统主义或部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运动，虽然不是全国性直接反对殖民政府，但它反对殖民政策和殖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布干达卢基科和王国主要大臣。

早在40年代初就发生过一系列反英事件。1940年，安立甘教会将其土地的矿产权交给殖民政府，被认为是欧洲人侵占非洲人土地的阴谋，引起传统主义者与布干达官员的冲突。1943年，一本名叫《布干达，我们的母亲》的小册子广为流传，攻击英国人掠夺乌干达土地。英国人要在乌干达建立血库，不明真相的非洲人传言欧洲人是喝人血的吸血鬼；有的非洲人孕妇送到教会医院，因难产婴儿死亡，被认为是医院杀害了孩子；非洲人认为欧洲人带来梅毒和昏睡病（殖民前确实没有）是为了抢占他们的土地等。因而非洲人普遍认为，教会和殖民者正在实施对他们不利的大阴谋。

由于民众不满的矛头逐渐转向殖民政府，为了巩固殖民统治，1944年，英国人开始在布干达实施邓达斯改革方案。在布干达地方事务中，英国人的身份由督导改为咨询，并给予土著官员更大的权力，试图将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转嫁给他们。当时年轻的国王依赖财政大臣库卢比亚，殖民政府又企图要求首相瓦马拉辞职，这意味着亲殖民政府的财政大臣库卢比亚将掌握更大的权力，这引起不少酋长的恐慌和反对。

1945年1月15日，坎帕拉爆发了大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反对剥削，很快发展到全国。这是首次以司机和家庭仆人为首的各行各业工人举行的全国性城市大罢工，导致城市瘫痪。与此同时，在农村，富农们带领的农民纷纷响应，发生了一系列针对酋长、印度商人和轧棉厂主的暴力事件。直到1月下旬财政大臣库卢比亚辞职，局势方才恢复平静。

事后，殖民政府追究瓦马拉首相的责任，迫使他辞职，并将他与其他5人放逐到边远地区，清除了一些不合作的酋长。同年7月，殖民政府再次起用恩西比尔瓦任首相。恩西比尔瓦复职后宣布与“保护国”政府全面合作；再次清洗那些被怀疑对其不忠诚的酋长；提出国王可以随意获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众怒和各阶层的反对，同年8月被暗杀。

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及战后英国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嫁给殖民地人民，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断反抗。在富农的带领下，知识分子与工农联合起来，向殖民政府和布干达王国政府争取合法权益。自此，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尤其在1945年全国举行大罢工之后，反对殖民统治的序幕拉开了。

（四）走向独立

1945年，布干达发生城市大罢工，标志着乌干达政治上新时代的开始。17年之后，乌干达获得了独立。在这期间，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布干达国王要求独立，一些全国性的政党成立，发生了重大的宪法变革和代议制自治制度的发展。

1.“保护国”迫于压力改革体制

殖民政府在乌干达“保护国”实行双重政策：（1）以英国总督为首的殖民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立法机构，在政务会议（15名欧洲人组成）的协助下行使职责；（2）地方政府在殖民政府代表的控制和指导下由经挑选的非洲人负责。一战之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不少英国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英国殖民体系开始出现瓦解趋势。但当时乌干达还未形成直接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力量。殖民政府一方面加紧建立殖民经济体系，掠夺资源；另一方面巩固殖民统治，对乌干达实行全面控制，特别是对布干达不顺从的酋长进行清除，扶植亲殖民政府的合作者掌权。二战之后，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乌干达反对剥削、要求民主和政治权利的斗争开始不断涌现。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其殖民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就乌干达而言，它开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许诺给予乌干达自治，并逐渐在布干达以外地区实行直接统治；[52]扩大酋长权力，将民众对他们的不满转嫁给酋长和王国的统治阶层；立法会议吸收非洲人代表；逐步在地方政府推行代议制，吸收小资产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参与地方政府政治，试图通过满足他们的参政要求，使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合作者。

“保护国”中央政府　1921年，“保护国”政府建立了没有非洲人参加的立法会议和政务会议，对非洲人掌管的地方政府实行监督和控制。立法会议由四名英国官员和两名非官方的欧洲人组成。印度人曾多次要求立法议会增添他们的代表，为此举行过抗议集会、罢工和罢市，直到1926年，殖民政府才首次任命一名印度人为议员。到了30年代，殖民政府将根据《1920年乌干达敕令》成立的立法会议和政务会议进一步扩充，并将地区官员和酋长置于代议制议会的监督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人要求参政的意识增强了。1945年，立法会议开始吸收非洲人代表，规定西方省的席位由托罗、布尼奥罗和安科莱三国的首席大臣轮流担任；东方省席位由布加索、布凯迪、布吉苏和特索的土著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轮流担任；布干达的席位则由国王从大臣中提名经总督批准担任。立法会议除总督之外共有14名委员，其中官方委员7名，非官方委员7名；非官方委员中包括3名非洲人、2名亚洲人。英国人于1947年、1948年和1950年先后扩大了立法会议委员名额，非洲人名额相当于欧洲人和亚洲人非官方委员之总和。1954年立法会议再次改革，非官方的非洲人代表名额由8名增加到14名，其中11名由各地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余3名来自布干达；欧洲人和亚洲人委员经协商由总督提名产生，名额由各4名增加到各7名；加上官方任命和当然委员18名，立法会议共有46名委员；另外还有10名由总督提名的特邀委员。1955年，立法会议委员增至60名，一半为非洲人；行政会议则由部长会议取代，主要由立法会议8名官员和5名非官员委员（其中非洲人3名）组成。

殖民政府的机构主要由秘书处、省级政府和若干职能部门，包括农业部、卫生部、公共工程部等构成。秘书处负责公共事务管理，秘书长不仅是秘书处最高领导，也是殖民政府公务员的首领。总督通过秘书处了解“保护国”各地区的情况、下达殖民政府的政策和指示，全面监管和控制“保护国”公共事务。省级政府专员和地区级专员由欧洲人担任，负责各自管辖区的公共事务。1944年以后，殖民政府由监督地方政府改为向他们提供顾问咨询；省级政府设有省级或地级咨询会议，由各部门和地区代表以及地方政府代表组成；专员为咨询会议主席，主要为地方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咨询。

地方政府　20年代，殖民当局逐渐趋向采取直接统治，不再委任巴干达人间接统治其他地区。殖民当局——“保护国”政府下设以省[53]和地区两级为基础的地方政府，向各地区派遣地区专员（为总督代表）统治各管辖区。根据1919年土著权力法令，殖民政府正式将布干达王国行政管理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并授权地区专员任命县、乡、教区和村级各级酋长。该法令还规定了布干达以外地区酋长的权力、职责和特权。根据布干达模式，地方政府省、地级专员以及酋长在咨询会议的协助下行使行政大权，咨询会议类似布干达的卢基科“议会”[54]，酋长成为带薪水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地区专员监管下负责管辖区的日常行政管理，成为殖民政府基层统治的工具。1924年，殖民政府建立了“土著文官制度”，安排当地非洲人担任一些行政职位，给予他们一些权力。此外，地区代议制则在30年代在布干达以外地区推行。到了1951年，根据1949年《非洲人地方政府法令》，地方政府的建制改为以地区为基础，布干达以外地区各级非洲人地方政府和代表会议主要由选举产生；各级代表会议由下一级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其中不少代表是受过殖民教育的知识分子，或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但中央政府仍对大部分地区议会的决策持有最终控制权。

非洲人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税、土著法庭罚款和诉讼费、执照费以及各种地方收费。在财政上，地方政府除非洲官员和各级酋长向殖民政府领取薪水之外，还可以在道路维修和初级教育等方面获得补助金，目的是保持道路通畅，以方便原材料输出英国；通过殖民教育奴化当地人，有利于殖民统治。

2. 退伍军人为民族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干达不仅为英国提供经济支持，而且有大批人员奔赴前线，在中东、北非和缅甸等地参战或参与战地服务。战后约6万名乌干达军人从国外退伍归来，其中仅有6.6%的人员得到安置，在政府机构当司机或从事技术行业。其余不少人利用战后发放的退伍金经营小商店，成为小商人，或购买二手卡车或小巴从事运输业务。但他们常常受到印度商人和英国公司的挤压，无法发展。由于印度商人垄断商业，高价批发货物，令从商的退伍军人所赚利润微薄，无法与他们竞争。此外，殖民者给予英国海外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独家经营权，限制非洲人经营运输业。况且这些退伍军人资金不多，不公正的竞争和限制令他们步履维艰。但他们在国外耳闻目睹了其他民族争取平等、自由与独立的主张和斗争事迹，他们一边传播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一边加入反殖民地斗争，推动了乌干达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3. 1949年暴动

1946年巴塔卡党成立，成员主要以富农、地主为主，其领导人詹姆士·米蒂（James Miti）在20年代以前曾先后为布干达和布尼奥罗郡级酋长，作为酋长他分到了土地，作为氏族族长却失去了原来的氏族土地。20年代，他曾为巴塔卡运动领导人之一。巴塔卡党要求布干达王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民选酋长；减少卢基科（议会）成员指定名额，增加选举名额（经选举产生的成员）；现任政府辞职；反对专买专卖，要求农民有轧棉权。该党得到广大商人的支持和布干达、布索加民众的普遍拥护。“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也支持巴塔卡党的要求。

1949年4月25日，巴塔卡党和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发动群众到布干达王宫前集会，并派8名代表向国王情愿，但王国政府未满足他们上述要求。次日群众再次在王宫前聚集时，警察已经严阵以待。助理驻节长官在宣读《骚乱法令》时遭到利器袭击，警察立刻用警棍殴打群众，双方发生冲突，导致暴力活动蔓延各地。反抗的群众矛头针对酋长、印度轧棉厂厂主和商人，大肆洗劫印度人商店，夺走印度轧棉厂厂主的卡车、钱财等。一个星期的暴动中发生了大约400起纵火案，有12座布干达政府建筑物、10名“保护国”政府非洲雇员和75名酋长的住宅被焚烧，[55]而首先被纵火焚烧的是布干达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的房子。随后，城市工人举行罢工。殖民政府将暴乱镇压下去，并取缔了巴塔卡党和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逮捕了约1300人。[56]

巴塔卡党和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领导的斗争虽然局限于布干达地区，矛头指向殖民政府的合作者，虽未明确表示反对殖民政权，但间接打击了殖民政府，威胁了他们的统治，推动了政治改革。1950年12月13日，为了缓解紧张局势，英国政府殖民事务大臣在下议院表示，他们目标是让东非各领地政府在英联邦内实行自治。

4. 政党政治发展

50年代初，乌干达成立了一系列政党，要求民族独立，同时也反映了乌干达在文化、宗教与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同与分歧。

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被取缔之后，伊格纳丘斯·穆萨兹于1950年以商业公司的名义注册成立了“非洲农民合伙经营联合会”。随后他访问英国，结识了著名的泛非主义者、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乔治·帕德摩尔（George Padmore，1902-1959）[57]以及英国工党下院议员、社会主义活动家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1952年，在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芬纳·布罗克韦的帮助下，他与正在英国留学的阿布·马扬贾（Abu Mayanja）创立了乌干达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乌干达国民大会党”。该党集聚了“非洲农民合伙经营联合会”等农民团体的力量，主要领导人为巴干达人，最初主要成员来自泰索、布凯蒂（bukedi）、兰戈和阿乔利地区的农民、商人、教师和公务员。该党在各地建有支部，支持和领导地方斗争。该党中央委员会约有20名成员，多为社会精英，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10名专业人员。[58]该党代表富农和殷实商人的利益，其政治纲领要求实行普遍选举权，建立独立的联邦国家和更多非洲人参与和管理经济；呼吁部族团结；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和民族压迫，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他们的主要口号是要求立即实行自治。

1953～1955年，布干达发生了卡巴卡（国王）危机，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及时领导，壮大了组织，扩大了影响。这场危机起因是殖民政府试图将肯尼亚、乌干达和坦噶尼喀3个殖民地合并为东非联邦，遭到乌干达各王国的反对。巴干达人担心建立联邦将削弱布干达的政治地位，其反应最为强烈。1953年，国王穆特萨二世为了维护布干达的利益拒绝与殖民政府合作，并在乌干达国民大会党的支持下，要求英国人将布干达事务由英国政府殖民部移交给外交部掌管，要求独立。殖民政府指责穆特萨二世违反1900年协定。1953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将他放逐到英国，废黜了他的王位。

此事引发了巴干达人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情绪，爆发了持续两年的反殖斗争。穆特萨二世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布干达的政治局势突变激发了巴干达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很多人包括大部分富农和商人纷纷加入了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同时，该党积极领导其他党团和组织，发动反对放逐国王的群众运动，争取释放穆特萨二世回国的斗争。诸如派代表团到英国请愿，号召人民抵制非非洲人货品，停止娱乐等，以抗议英国政府的放逐令。一时间，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乌干达如火如荼。

1955年，英国政府以恢复穆特萨二世王位为条件，迫使他签署了新协议（通称1955年协议，取代了1900年协议），接受国王成为立宪君主和实权归由选举产生的卢基科（议会），同意布干达为省级地位等条款；但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该协议也给予布干达更多的自治权力。随后，穆特萨二世返回乌干达。

穆特萨二世复位后，在1953～1955年民族主义运动中形成的各政党团体的联合阵线解散了。主要的政党乌干达国民大会党由于领导集团以新教教徒和巴干达人为主，不仅发展受到局限，而且党内巴干达人的不同利益集团为谋求各自利益导致了该党分裂。1955年，从乌干达国民大会党中分裂出统一大会党和进步党两个小政党。其中的进步党得到传统贵族以外的干达族教师、富农和商人的支持，主张联邦制，要求人人平等，强调贸易、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统一大会党的目标不十分明确，成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地位低，经济权力小，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议会直接选举，谋求政府职位。上述党派成员主要是新教教徒。

1954年10月，以马塔约·穆格万亚（Matayo Mugwanya）为首的8名巴干达人成立了民主党。其领导集团主要是信奉天主教的自由职业者；群众基础为布干达和乌干达南部的天主教教徒，布干达的教徒多为农民，乌干达南部的教徒多为卢旺达人移民。该党后来发展为全国性政党。长期以来，在殖民统治下，乌干达的宗教以新教占统治地位。民主党成立之初它主要反对新教独统天下，特别是反对布干达王国的统治集团，反对殖民政府掌控酋长的任免权，主张乌干达独立，实行中央集权制。

独立之前，乌干达多数政党拥护布干达国王，以他作为乌干达民族主义的象征。1955年，效忠国王的党派组成“布干达传统主义党”，其成员主要是酋长、巴塔卡联盟的激进分子以及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一些坚定分子成立了非正式组织“国王之友”，他们掌握了布干达王国政府大权。

1958年，立法会议的7名非洲人委员（其中2名是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党员）成立了乌干达人民联盟，是一个反布干达的政党，主要成员来自布索加和布尼奥罗以及其他布干达以外的地区。

1959年1月，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再次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奥博特为首，代表非巴干达人，另一派以穆萨兹为领导，主要成员为巴干达人，两派都声称自己是正统的国民大会党。1960年3月，以奥博特为首的一派与乌干达人民联盟合并为新的政党——乌干达人民大会党[59]，主要支持者来自北部和西部。

1960年9月，乌干达人民举行反英大示威，要求独立和自由。随后，英国政府殖民大臣宣布让乌干达先自治后独立，即“分阶段独立”。1961年3月，乌干达举行立法会议选举。在此之前，布干达王国政府于1960年12月30日单方面宣布独立，但未被殖民政府和民众承认。受挫后，布干达王国政府虽然允许在布干达如期举行立法会议选举，但明确表示去注册的选民被视为对国王不忠。尽管殖民政府竭尽全力动员人们参加选举，但只有民主党的支持者反对布干达官方决定，结果仅有不到4%的人注册为选民。由于布干达王国政府抵制立法会议选举，民主党因此获得立法会议多数席位。为了阻止民主党在独立后执政，1961年6月，卡巴卡耶卡党（意为“唯有国王党”）成立，它代表卢基科的利益，是布干达传统主义者的主要工具。当时布干达的形势是给卡巴卡耶卡党投票，就是给布干达国王投票，投反对票就是对布干达国王的不忠。对于巴干达人来说，很少有人愿意冒反对国王，被指控不忠的危险。因此卡巴卡耶卡党得到巴干达人的广泛支持，但缺乏其他地区的支持。而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简称“人大党”）的支持力量也未超过半数。同年10月，卡巴卡耶卡党与人大党决定结成联盟。1962年3月1日，乌干达获得“内部自治”，基瓦努卡出任总理。然而不到两个月，在独立前夕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由于人大党同卡巴卡耶卡党两党联盟，击败了执政的民主党。卡巴卡耶卡党在布干达的议会选举中几乎获得全部席位，于是布干达在国民议会中的21名代表全由卡巴卡耶卡党指派。人大党和民主党分别获得37个和24个席位，加上9名特别选举的议员，人大党和卡巴卡耶卡党又分别增加了6个和3个席位。[60]1962年4月，乌干达人大党和卡巴卡耶卡党组成联合政府，奥博特担任总理。

第五节
独立后的动荡与发展

一　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1962年10月至1971年1月）

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宣告独立，保留布干达等四个王国，建立了联邦体制，仍留在英联邦内，奥博特担任总理。1963年10月，取消英国驻乌干达的总督，由卡巴卡耶卡党主席、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任总统（职责多为礼仪性的），奥博特仍任总理。1967年9月废除诸封建王国和国王，宣告为共和国，奥博特任总统。从1962年10月独立至1971年1月阿明推翻奥博特任总统，为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独立后至1966年以前，为奥博特排除干扰，实行共和制阶段；之后，他为巩固地位推行“向左转”政策而失去支持，为第二个阶段。

（一）排除干扰，实行共和制

从独立之初到1966年宪法危机之前，奥博特还不能完全控制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和中央政府，一方面他要面对本党内分歧，另一方面要应付人大党与卡巴卡耶卡党的联盟。为了统一政体，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削弱布干达王国势力，确立“人大党”多数党地位

根据1962年独立时的宪法，乌干达独立后为联邦制国家，布干达、安科莱、布尼奥罗和托罗四个王国为国中之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其中布干达王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奥博特领导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简称“人大党”）同意给各王国，特别是给布干达王国以特殊的自治待遇。与卡巴卡耶卡党结成联盟，使该党在独立前夕大选中获胜，为其权宜之计。奥博特的计划是在独立后逐步削弱地方权力，特别是布干达的特殊地位和利益，实行共和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将布干达和平统一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个极其敏感和艰巨的任务。

人大党同卡巴卡耶卡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前者是民族主义政党，后者为保守党，独立后在许多内政问题上看法不一，矛盾日益扩大。布干达王国一向妄自尊大，王国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对此，奥博特首先利用布尼奥罗“失地”问题打击布干达王国势力。

布尼奥罗“失地”问题是独立后奥博特政府面临的殖民政府遗留下的最棘手问题之一。1894～1895年，英国占领布尼奥罗王国，根据“1900年布干达协议”殖民政府正式将卡富河以南原属布尼奥罗的土地划归布干达王国领地。1961年伦敦制宪会议决定，布尼奥罗“失地”的归属将在乌干达独立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1962年独立宪法规定独立两年后举行公投决定。然而，布干达王国政府显然是不愿意归还“失地”的。为此，来自布尼奥罗王国的民主党议员提出，如果奥博特就是否归还“失地”问题举行公投，他们就倒戈加入人大党。1964年6月初，人大党已获得58个议会席位，超过总议席半数。[61]8月，奥博特不顾乌干达总统兼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的反对，力促议会通过就“失地”问题举行公投的议案。随后，人大党和卡巴卡耶卡党的两党联盟破裂。奥博特解除了卡巴卡耶卡党成员在内阁或政府部门的职位。

同年11月，为阻止公投，穆特萨二世公然派出300名武装的巴干达老兵到有争议的地区威慑投票人。面对这种局势，布尼奥罗王国集结了2000名老兵进行对峙，以保证公投进行。公投结果表明，“失地”（布亚加和布干加伊兹县）的居民以压倒多数支持回归布尼奥罗王国。尽管穆特萨二世和卡巴卡耶卡党反对，人大党在议会中已占多数，议会通过了失地归还布尼奥罗的法案。作为布干达国王和乌干达总统，穆特萨二世不接受这一结果，拒绝签署该法案。

公民投票打破了布干达王国的特权，它不仅导致布干达王国与奥博特政府关系的恶化，也给布干达王国政治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不少巴干达人迁怒于王国政府的无能。奥博特的决策可谓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国王的势力，分化了巴干达人的力量，又赢得了布干达以外地区的更多支持，如以民主党总书记巴塔林加亚为首的民主党成员和卡巴卡耶卡党议会成员纷纷倒戈加入人大党。到了1966年初，人大党在议会中已经占有74个席位，占绝对优势，而民主党、卡巴卡耶卡党和无党派议员分别占有9个、8个和1个席位。

2. 削弱左派，清除右派，扶植自己的力量

独立初期，人大党领导成员大部分曾为殖民时期的酋长、公务员或其子弟，他们代表不同的部族和利益集团，分属若干派别，有以约翰·卡孔盖（John Kakonge）为首的激进的青年团，也有近乎反动的奥纳马一派，党内缺乏统一思想，难以团结起来。

首先，奥博特削弱了左派力量。人大党青年团主要从城市贫民中吸收成员，主张对本国及外国的有产阶级采取暴力行动。为了稳定局势，1963年奥博特成立了全国青年团联盟，并大力予以扶植和资助，终使人大党青年团的力量削弱。以人大党前总书记约翰·卡孔盖为首的激进派提倡“社会主义”，得到人大党青年团和该党一些工会领导人的支持，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对。1964年4月，人大党举行年会，在辩论意识形态问题上，卡孔盖败北，丢掉了总书记的位子。奥博特没有支持卡孔盖，不但保全了自己，也清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

格雷斯·伊宾吉拉（Grace S.K.Ibingira）[62]接任人大党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人大党再次分为两大派：以奥博特为首的一派代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利益，提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以格雷斯·伊宾吉拉为首的代表南部班图各族群的利益，成为党内的保守势力。通常，南方人极力捍卫从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优越地位和经济利益；北方人则要求利益均分，打破南方王国享有的特权。

1962～1966年期间，不少反对党议员倒戈后加入人大党，导致该党不同的派别力量发生了变化。尤其一些卡巴卡耶卡党成员倒戈后，与总书记格雷斯·伊宾吉拉为首的一派联合在一起，加强了该党的保守势力。他们试图夺取奥博特的权力，欲将其驱逐出党。

1965年末，人大党总书记伊宾吉拉在议会指控奥博特及其亲信（包括军队副司令阿明、国防部长费利克斯·奥纳马等）从刚果（利）[63]走私黄金、象牙等。奥博特予以矢口否认。1966年初，阿明却拿着一块带有比属刚果政府印记的金条到坎帕拉一家银行兑换现金，使其银行账户存款达到1.7万英镑。此事曝光后，舆论哗然。原来，以奥伦加（Olenga）将军为首的刚果（利）人民解放军支持前总理卢蒙巴，反对美国支持的傀儡政府，他们用象牙和黄金换取阿明走私给他们的军需品，此事因奥伦加称“没有收到阿明许诺的军需品”而露了马脚。为此，1966年2月4日，以伊宾吉拉为首的人大党议员乘奥博特到北部巡视之机，向议会提出一项对奥博特的“不信任”议案。该议案除一人反对外，被有效通过。然而，奥博特为保住权力，策划了一场“反政变”。2月22日，在内阁就任命黄金走私案调查委员会事宜召开会议时，奥博特命令阿明带领军队冲入会议室，逮捕了冒犯他的5名部长（其中包括格雷斯·伊宾吉拉）。自此，他不仅清除了人大党内保守的右翼派别，也“封闭”了“黄金走私案”，摆脱了议会对他及其亲信的追查。

3. 修改宪法

人大党同卡巴卡耶卡党两党联盟分裂后，担任总统的穆特萨二世与总理奥博特之间的权力之争日益激烈，关系日趋恶化。奥博特担心布干达失控，命令秘密警察部队予以严防，一旦发现反抗迹象立即诉诸武力。1964年11月，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在坎帕拉郊外发生争执，被认为是反政府暴乱，连带附近街区的居民遭到警察的无端镇压，6名无辜巴干达人包括两名儿童被枪杀。尽管政府官员谴责这一事件，但造成惨案的警官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升职，引起布干达社会的不满和布干达王国政府与奥博特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关系紧张。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和布干达王国政府发生财政纠纷。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政府财政负责支付王国的社会服务支出，而布干达王国政府要求中央政府对此不设定限额，应全部承担。鉴于王国政府迟迟不上缴审计账目，中央政府将其诉讼到乌干达最高法院并胜诉；王国政府不服，又将中央政府减少其年度拨款一事上诉到英国枢密院，中央政府则败诉，双方交恶加剧。与此同时，穆特萨二世与人大党右翼预谋欲将奥博特赶下台，并求助于军队司令奥波洛特准将（Shaban Opolot）[64]的支持。奥博特先发制人，在清除人大党右翼的次日，将奥波洛特准将调任为有名无权的国防部部长。第三天，也就是1966年2月24日，奥博特宣布终止1962年宪法，指责总统穆特萨二世玩忽职守，不签署议会通过的失地归还布尼奥罗的法案，不主持议会开幕式，不与总理协商私自调动军队等，剥夺了穆特萨二世的总统职位。穆特萨二世坚决反对奥博特的决定，求助于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并向英国最高专员公署（驻乌干达使馆）寻求军事援助。4月15日，在军队的威慑下，奥博特命令国民议会通过临时宪法。[65]按照临时宪法规定，取消诸王国的联邦地位和自治权力（仍承认其他王国的存在）；废除了总理制，规定总统为行政首脑；确立奥博特为总统地位。布干达王国政府拒绝承认临时宪法，并通过关于通牒奥博特的“非法政府”从布干达领地搬出的决议。5月，奥博特下令陆军副司令阿明上校率兵攻打穆特萨二世的王宫，穆特萨二世被迫出奔英国。据穆特萨二世估计，在这次混战中有2000多名巴干达人遭到残杀。[66]

1967年6月乌干达颁布新宪法草案，经议员和公众讨论，政府修改若干次，国民议会于9月通过。根据该宪法，正式废除诸封建王国和国王，宣布乌干达为共和国，并将国家所有权力纳入总统权限，从而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制政体。奥博特总统正式掌控了乌干达的党政军大权。

（二）“向左转”政策失去支持

奥博特是恩克鲁玛的追随者，崇信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他的抱负是像坦桑总统尼雷尔和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一样，在他的领导下通过在乌干达实行“社会主义”，削弱巴干达人在国家政治与经济上占有的强势地位，以解决部族矛盾和南北发展不平衡，建立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但在独立初期，特别是在1965～1966年2月期间，乌干达的保守势力占上风，奥博特在其地位未巩固之前，韬光养晦。1966年他发动宪法革命，废除封建制度，统一国家体制，为实行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向左转”政策扫清了最大障碍。

但奥博特政府仍面临着不少阻力，特别是将布干达王国议会大楼、政府官邸和王宫先后改为国防部司令部、拘留所和兵营等军事用途之后，导致巴干达人更加仇视奥博特政府。布干达地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而且巴干达人受过高等教育的颇多，他们在管理层、专业及技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一时无法取代。为此，奥博特政府和人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政治上，首先，人大党广泛吸纳反对党议员加入，巩固其执政地位。到了1968年，反对党议员只剩下6名民主党成员，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人大党一党执政。1969年12月22日，发生暗杀奥博特未遂事件之后，议会宣布取缔所有反对党和社团、协会，人大党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其次，加强对工会和宗教界的领导，以便通过他们争取广大工人和基督教教徒及穆斯林的支持，如1966年成立了乌干达劳工大会，取代了与政府主张相左的工会；乌干达教会主教退休后，选择一位非巴干达人继任；以及建立亲政府的全国穆斯林促进协会等。再次，重视培养、提拔其他部族人，逐渐减少和降级使用巴干达族高级公务员，削弱巴干达人在行政管理层的力量。如在中央政府的公务员中，具有高级职位的巴干达人在1961年占46.9%，1963年、1965年和1967年下降到占38.1%、37.3%和35.6%。[67]最后，对布干达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法，置其于军队、秘密警察和特警的防范和控制之内，并将不少持不同政见者、被怀疑不支持政府的政党、宗教界和社团首脑以及一些王室成员投入监狱，还不时拘留那些反对政府的巴干达商人、律师、教师和医生甚至学生，致使1966～1971年初全国监狱关押的政治犯60%以上是巴干达人。

在经济上，奥博特政府基本维持原有的经济体系和结构，坚持混合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奥博特政府逐步推行“非洲化”政策，1963年政府建立了非洲商业促进机构，以帮助非洲人从事批发和零售贸易。另一方面，在策略上依靠亚洲人，以限制巴干达人利用非洲化乘机发展，特别是巴干达族大商人和大农场主的扩展。与此同时，重视保护私人企业，鼓励国外投资，发展工业。1964年政府先后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和《工业宪章》，对私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为了抵消非洲化对外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工业宪章》允许外国企业免税进口机械和物资，规定外国企业与乌干达人拥有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同时作出了对实行国有化的资产给予足够补偿的保证。于是，在商业上，尽管非洲化造就了一批非洲人小商贩和小商人，但他们的发展空间局限在农村地区，印度裔商人在商业上依然处于垄断地位；工业上，除小型的国营、半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农产品加工业外，大部分大型企业仍然控制在欧洲人和亚洲人手中。据统计，1968年初全国有近3600家注册的工商企业与公司，其中近10%为国有企业，13%为外企，其余为私营。[68]

奥博特政府的混合经济发展战略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英国、美国和苏联等都向乌干达提供经济援助，乌干达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特别是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61/1962～1965/1966年度）期间，按1960年固定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7%，实际年人均收入增长4.1%，[69]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非洲人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1966/1967～1971/1972年度）的实施并不很顺利，头两年国外援助资金迟迟不到位，之后也仅有一半资金得到落实，加上国际咖啡价格下跌，特别是1968年之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为此，政府决定加速国有化进程，1968年成立了生产销售局和全国贸易公司，统一销售30多种商品，实际上剥夺了大部分亚裔商人的经营权利，损害了非洲小商人的利益。同时对资金外流加强了控制，限制了亚裔商人向国外转移资金。此举影响了正常贸易，引起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导致工厂工人和农业工人的不满。

1968年11月，奥博特宣布将在乌干达实行“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国家控制经济，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以解决政府资金短缺。但真正实施是在次年10月，当奥博特认为他已征服所有政治对手，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其抱负时，先后发表了五个政策性文件。其中，《平民宪章》（The Common Man's Chater）强调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思想为指导“向左转”，在乌干达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人大党通过《平民宪章》旨在实现乌干达真正意义的独立，乌干达的国家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开发利用”，即实行国有化，重新分配财富，造福于全体乌干达人民。《平民宪章》提出：消除贫困、愚昧和疾病；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实行计划经济，通过公、私企业或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共同努力，有效地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接着在1970年5月发表《纳基武博声明》（Nakivubo Pronouncement），宣布接管了乌干达全部进出口公司，接收了所有私营公司、企业、金融机构和基伦贝铜矿等60%以上的股份，其中包括80多家外国公司，同时宣布取消工人罢工权利。其余3个文件分别就国民服役、取消公务员某些特权，实行工资等级制以及对议员选举等制定了相关政策和具体措施。其中规定所有身体健康的公民须服两年以上兵役，被讹传为政府要建立集中营，剥夺家庭生活，强制集体劳动，曾一度造成恐慌和抵制。

1969年奥博特调整国内外政策，宣布“向左转”，实行政府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控制，使国内外工商界感到困惑，认为政府“束缚他们的手脚，难以发展”，担心他们的资产被剥夺。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政府的“向左转”政策表示迟疑和不支持，尤其那些被排挤出工商界的大、小商人和业主以及因物价上涨而影响生活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在实行国有化的过程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政府部长、执政党领导人、高级公务员和高级军官从中渔利，很快形成了权财兼得的官僚资本阶层。统治阶层的腐败引起媒体和议会议员的指责和批评以及社会上的不满，也引起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忧虑和不安，担心它们在乌干达的利益受到影响。

1969年末，特别是在1970年，政治上的高压，经济上的遏制，使占全国人口1/5的布干达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巴干达人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那些受到压制的天主教教徒、穆斯林，以及1968年因工会被关闭、利益受到影响又被禁止罢工的工人们也都伺机而动。

（三）奥博特政权被推翻

1971年1月25日，阿明趁奥博特总统到新加坡参加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之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有其偶然性，也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阿明是奥博特一手提拔的一介武夫。1964年1月，乌干达军队发生哗变。奥博特请英国派军队帮助平息哗变。秩序恢复后，为培养自己在军队中的势力，奥博特把1963年10月刚被提升为上尉的伊迪·阿明晋升为上校，任命其为陆军副司令；1966年任命他为陆军司令；1967年则将阿明任命为武装部队司令，晋升为上将。

阿明最初对奥博特可谓“一心一意”。1966年5月阿明率领军队攻打穆特萨二世的王宫，为奥博特废黜诸王国和国王、实现共和制立下汗马功劳。在发生借“黄金走私案”企图罢黜奥博特的事件上，阿明与奥博特密切合作，先发制人，使奥博特转危为安，阿明“功不可没”。

奥博特利用阿明对他的“忠诚”；阿明则在私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从西北部大量征募自己部族卡夸人入伍。以前军队主要由阿乔利人和兰吉人组成，加入大量卡夸族士兵之后，军人之间开始出现罅隙。自从推翻穆特萨二世以后，奥博特同阿明逐渐出现矛盾。奥博特开始注意在军队中增加本部族兰吉人以及邻近部族阿乔利人的加入，加快对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军官的提拔，同时不断扩大其安全部队的力量。1969年，阿明的军费开支超出预算28%，奥博特执意追查；同年，阿明又不顾奥博特的禁令，协助以色列将军援运给苏丹南部游击队。此后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一起是1969年12月暗杀奥博特未遂事件，当时军队副司令奥科亚准将（阿乔利人）及时控制了局面，事后公开指责阿明临阵脱逃；另一起是次年1月，奥科亚夫妇在古卢家中被暗杀，奥博特深深感到了来自军队、尤其是阿明的威胁。1970年奥博特趁派遣阿明到埃及参加纳赛尔总统葬礼之机，对军队进行改组，调任阿明为国防部长，削弱其兵权，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据报道，在1971年1月11日赴新加坡之前，奥博特曾要求阿明接受对有关军队副司令1970年1月被暗杀的调查，并说明国防部的军费巨额超支（约250万英镑）的问题。更有甚者，奥博特还密令忠于他的兰吉人军官在他回国之前逮捕阿明及其亲信。消息被泄露后，阿明利用军队混乱、政府失去民心以及奥博特尚未回国之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奥博特被迫流亡坦桑尼亚。

二　阿明执政时期（1971～1979年）

（一）国内外对阿明政变的反应

阿明政变后，为使其政变在国内得到支持，他在电台发表讲话，宣称“受士兵们的委托接管政权”，并宣布奥博特政权的18大罪状：没有言论自由，不经审判随意拘捕人，失业率高，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鼓吹“社会主义”为虚，纵容高层腐败为实；实行部族主义和泛宠信兰吉人等。他对奥博特的这些指控，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巴干达人中间引起了共鸣。

政变第二天，阿明宣布，前布干达国王爱德华·穆特萨二世的遗体将从英国运回国内，举行国葬。这不仅赢得巴干达人的爱戴，也得到国内其他部族的支持。政变第三天，他释放了55名在押政治犯，其中大部分是巴干达人，包括被奥博特关押的5名前政府部长。很多社会名流、布干达王室成员、前政府部长等纷纷祝贺阿明上台执政，视他为救世主。而忠于奥博特及前政府的军政官员、尤其是军队中来自兰吉和阿乔利族官兵，则连续不断地开展反政变活动，对阿明的镇压进行抵抗。

在国际上，阿明政变后，英国和以色列立即予以承认，英国给阿明政府提供了经济援助，以色列则帮助培训军队。据认为，是英国和以色列积极促进了这场政变，因为英国对奥博特“向左转”的立场以及与苏联接触表示不满，以色列则认为奥博特阻碍它对苏丹南部游击队的支持。

而非洲国家、特别是东非一些国家不承认阿明政权。坦桑尼亚、索马里以及东非其他国家认为，政变仅仅是阿明策划的部分军队的“兵变”。它们甚至曾在达累斯萨拉姆制订作战计划，准备攻打乌干达，帮助镇压这场“兵变”。1971年2月，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召开会议时，没有安排乌干达外交部长的席位，乌干达代表团受到冷遇。非统组织原计划在坎帕拉召开非统首脑会议，为抵制阿明政变，临时改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苏丹也坚决反对阿明政权，并允许奥博特到苏丹南部重组军事力量。

（二）依靠军队进行血腥镇压

行伍出身的阿明，篡权后即解散议会，取缔一切政党，自任总统兼武装军队总司令，实行军事独裁。

1. 扩充军队，建立情报和特务机构

执政后，阿明不断扩充军队，不到一年时间乌干达军队就从9000人增加到2万人，新兵主要来自西尼罗河地区属于他本部族的卡夸族以及邻近的卢格巴拉族人。另外，他还从苏丹南部招募士兵，包括一些努比亚人（早期殖民军队中一批被遣散到乌干达的苏丹士兵的后裔）。阿明主要依靠军队中的苏丹人和努比亚人，其中很多人被提拔为高级将领。

阿明建立的国家调查局（State Research Bureau）和公共安全部队是他进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国家调查局的任务，一是收集有关高级军政官员、反对派、驻外国乌干达使团和乌干达驻外使馆的情况，二是秘密杀人。在那里工作的，除属阿明本部族的卡夸人，还雇用南苏丹人（大多是努比亚人）。1974年该局有600人，1979年发展到2000人。公共安全部队为军警，其任务是防范和应对公民危害国内安全事件。根据阿明指令，国家调查局和公共安全部队的成员，可“视实际情况”有权对任何人实施逮捕、关押、审讯、甚至处决。

2. 清洗军队中的兰吉人和阿乔利人

政变之初，奥博特在军队和前安全部队的支持者不断地开展反政变的活动。为了巩固政变成果，阿明在上台后20个月内首先对军队官兵中的兰吉人和阿乔利人进行大规模清洗甚至屠杀，手段极其残忍。据报道，1971年3月，马金迪埃（Makindye）监狱一间小囚室“发生爆炸”，关押在里面的32名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军官被当场炸死。1971年6月发生一起“未遂政变”后不久，在金贾、莫罗托和姆巴拉拉兵营相继发生屠杀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官兵事件。据报道，在这些兵营里，把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士兵叫出队列，然后用冲锋枪或机枪扫射枪杀。1972年2月，在靠近坦桑尼亚边界的穆图库拉兵营，阿明用同样的手法屠杀了更多的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士兵。

1972年9月17日，在坦桑尼亚的支持和奥博特的组织下，1000多名前政府军官兵和穆塞维尼领导的300多名游击队员从坦桑尼亚西北地区攻入乌干达境内，因阿明有准备，装备又好，遭到重创。之后，阿明再一次对军队中的兰吉人和阿乔利人进行大规模清洗。

阿明上台时，乌干达军队中约有4000多阿乔利人和1000多兰吉人。据有关专家估计，截止到1972年10月底，约有2/3以上的阿乔利人和兰吉人官兵被杀害。

3.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滥杀无辜

阿明对1972年由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从坦桑尼亚攻入乌干达心有余悸。1974年8月和11月，反阿明的游击队又先后从坦桑尼亚和苏丹渗入进行军事活动，更使他“草木皆兵”。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归罪于“游击队”，打着“反击入侵”和“消灭游击队同伙”的幌子，从军队到平民，从政府成员到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多次进行清洗，其中很多无辜的乌干达人就是因为被怀疑“反对阿明”而“失踪”或被杀害。

阿明政变后的两年内，奥博特执政时期的20位政府部长中有8位被杀害、4位逃亡国外。政变时，乌干达军队中校以上（含中校）军官有23名，3年以后只剩下4名还留在军队，包括阿明本人，其中有13名被暗杀。曾经支持阿明的乌干达第一任总理卡比穆·基瓦努卡（1971～1972年任司法部长）、马凯雷雷大学副校长弗兰克·卡里穆佐（Kalimuzo）等社会名流也被暗杀。

1977年2月16日，国家安全部队的军警把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教区大主教贾纳尼·卢武姆（Janani Luwum）与内政部长奥博斯-奥丰比（Oboth-Ofumbi）和水利部长奥里耶马（Oryema）带到国家调查局“进行审讯”，被折磨致死。第二天乌干达官方报纸和电台则称，他们昨日接受审讯后乘车在回家路上“遇车祸死亡”。阿明公开指责大主教“向阴谋政变者走私武器”，称两位部长与此事“有牵连”。其实，大主教曾与其他18位主教写信给阿明，规劝他不要杀人。阿明见信后恼羞成怒，便命令国家调查局对他下了毒手。至于那两位部长，奥丰比是东部与阿乔利人同源、同属卢奥语支的乔帕多拉人；奥里耶马则与大主教关系较近，又属于阿乔利人而遭残害。

据估计，阿明执政8年中约30万人被杀害，10多万人被迫流亡国外。

（三）发动“经济战”，致使经济陷于瘫痪

政变之初，阿明谴责奥博特不关心人民疾苦，许诺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在他执政一年后，人民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这不仅使百姓怨声载道，还引起军队官兵的不满。

1972年8月4日，阿明突然宣布，所有非乌干达公民的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应在90天的限期内离开乌干达。8月12日，阿明在马凯雷雷大学发表讲话称，把亚洲人赶走，没收并重新分配他们的财产，这是一场“经济战”。最初，他要求2.7万名持有英国护照的亚洲人离境；随后又把驱逐范围扩大到所有亚洲人，包括已经成为乌干达公民的亚洲人。[70]这样，约有5万亚裔人就被迫离开了乌干达。他们留下大量资产，包括工厂、商店、公司和种植园等。阿明政府规定，他们离开时只能随身携带价值50英镑的少量财物，所以他们很多人在离开乌干达时，个人珠宝、相机、手表在机场或通往机场的路上也被扣留或被抢走。

1972年12月17日，阿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对在乌干达的所有英国人的企业、公司和茶园等实行国有化；要求那些愿意离开乌干达的英国人在同年12月30日以前离境；警告那些要留下的英国人不能当间谍，否则会遇到麻烦。

亚洲人和英国人被驱逐之后，他们留下的商店、工厂、茶园和各类公司、企业及其设备，包括他们的住宅和汽车，大部分由阿明赠送给他的亲信，尤其是卡夸人、南苏丹人和努比亚人的军政要员。此外，在亚洲人和英国人撤离期间，他们的许多企业、公司和家产等早就遭受当地驻军、高级官员及其亲朋好友的抢劫。

阿明发动的“经济战”，最初迎合了许多乌干达人对亚洲人的怨恨情绪，暂时缓解了社会压力；同时报复了英国政府，因为它拒绝向阿明提供所急需的军事装备。但很快，这场所谓的“经济战”不仅仅使被驱逐出境的亚洲人和英国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乌干达的经济。很多企业、公司分给军人以后，因缺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经营管理不善，被迫停业、停产或关闭，致使乌干达经济日益衰退，陷于瘫痪。就连首都坎帕拉，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食盐、火柴和食糖的供应。

另外，大部分被驱逐的亚洲人逃往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上带来压力。英国等欧洲国家先后中止了对乌干达的经济援助，使乌干达衰退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四）入侵坦桑尼亚，军事王朝覆灭

阿明在政治上到处树敌，镇压国内不同政见者，实行白色恐怖，使他在国内外日益孤立。到1973年底，西方国家的援助已完全停止，加上亚洲人的离去，导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日趋凋敝。流亡在外的乌干达人纷纷组织起来，建立反阿明武装。国内广大群众则人心思变。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国内政局发展，阿明越来越依赖和重用南苏丹人、努比亚人和刚果人，这不能不引起从一开始就为他卖命的卢格巴拉族，甚至其本族卡夸族人官兵们的不满，致使暴动、兵变和未遂政变连续发生。

根据国家调查局1977年档案的记载，自阿明上台至1977年，乌干达发生过12起未遂军事政变。另据报道，截止到1977年2月，阿明遭遇刺13次。因此阿明对本国官兵愈益不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在东、西方国家的军事学院学习过、信奉基督教的军官。在1971～1974年期间，他先后对阿鲁尔族、马迪族、卢格巴拉族和伊泰索族官兵进行了清洗，1977年再次清洗本土军官。到了1978年，军队官兵中50%为南苏丹人和苏丹的努比亚人；26%为刚果人；而乌干达人仅占24%，其中大部分是卡夸族人和国内努比亚人。[71]1978年上半年，乌干达统治集团公开分裂。当年初，阿明对军队失去控制，为此，他于同年4月公开谴责一些担任政府成员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军官，其中包括军队参谋长、国家警察局局长和曾为其亲信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斯塔法·阿德里斯（Adrisi）上将（卢格巴拉族人）等。

阿德里斯反对军队和政府重用非乌干达人，特别是苏丹人，受到卢格巴拉族和其他部族官兵的拥护，在军队有一定影响。不久，他遭遇车祸受伤，在出国治疗期间，被阿明撤职，导致支持他的官兵认为阿明要暗杀他而哗变。随后，阿明从北方调军队进行镇压，并再次清洗军队，部分哗变官兵逃亡南部的姆巴拉拉兵营予以抵抗，10月9日，他们中一些人又带领部分驻扎在兵营的官兵逃亡坦桑尼亚。此时，阿明已经四面楚歌，众叛亲离，多个兵营发生兵变，一些高级军官要求他“还政于民”，忠于他的本国高级将领只剩下嗜杀成性的艾萨克·马里亚蒙古（Isaac Malyamungu）准将，支持他的多为外国雇佣军。这不能不使阿明更加忧心忡忡，因为前总统奥博特和其他反对派一直在坦桑尼亚伺机反攻。他还担心兵变官兵加入奥博特的部队。

为了转嫁国内危机，1978年10月10日阿明突然指责坦桑尼亚“入侵”，表示要坚决“反击”。10月30日派出一支3000人的军队，从南部的穆图库拉进入坦桑尼亚，占领了卡盖拉河以北整个地区约1800平方公里的坦桑尼亚领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造成1万多当地居民死亡。11月1日阿明悍然宣布，“被占领的这片土地将作为乌干达的一个行政区归乌干达统辖。”

11月2日，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土，进行反击。8日，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阿明提出有条件撤军：要求坦桑尼亚保证不再入侵乌干达，不支持乌干达的流亡者，遭到尼雷尔总统的拒绝。11月12日，尼雷尔总统宣布发动反攻。[72]随后，阿明开始撤军，坦桑尼亚军队追击到坦、乌边界[73]，12月9日，坦桑尼亚军队把阿明军队赶出坦桑尼亚领土。但到了12月中旬和翌年1月，乌干达军队再次侵犯坦桑尼亚领土。[74]1979年1月20日，坦桑尼亚军队在以奥伊特-奥乔克和穆塞维尼领导的乌干达流亡者组成的军队的配合下越过边界，向乌干达发起了全面反攻。

乌、坦战争爆发后，大部分非洲国家和英、美等西方国家都公开支持坦桑尼亚反击阿明的入侵，有的还表示愿意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而“坚决支持”阿明打一场“圣战”的，只有利比亚。

自坦桑尼亚军队向入侵的阿明军队发起反攻以后，流亡在肯尼亚、赞比亚、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乌干达各派反阿明组织的代表纷纷汇集于坦桑尼亚，共商联合反抗阿明军政权的大计。1979年3月23～25日，在即将推翻阿明军政权之际，20多个反阿明的流亡组织在坦桑尼亚北部的莫希市举行了历史性的联合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和交换意见，会议决定：各派反阿明组织实行联合，成立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阵”），推选无党派人士、前马凯雷雷大学副校长优素福·卢莱为民解阵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合并各派反阿明的武装力量，建立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由于不少反阿明组织对奥博特反感，为了各派顺利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在尼雷尔总统的劝阻下奥博特未参加莫希会议，而他的坚定支持者保罗·穆万加（Paul Muwanga）被推选为民族解阵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1979年3月27日起，坦桑尼亚军队和乌干达民族解放军主力部队联合作战，占领距坎帕拉只有40公里的姆皮吉镇后，继续向首都坎帕拉前挺进。阿明军队丢盔卸甲望风而逃，尽管3月4日和中旬利比亚分别派遣2500人和2000人的军队援助阿明，但也挽回不了阿明大势已去的败局。4月10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攻占首都坎帕拉；次日，阿明军政权被推翻，阿明出逃利比亚。

三　奥博特第二次执政的前前后后（1979～1986年）

（一）阿明垮台后的过渡时期

1979年4月11日，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卢莱出任总统。经过协商，28个派别组织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全国协商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作为临时议会，为乌干达最高权力和立法机构；民解阵全国执行委员会为临时内阁。[75]各派政治力量约定，民解阵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任何决定，要经过全国协商委员会的批准方可生效。

而身为干达人的卢莱总统，则根据1967年宪法总统有权任命内阁成员的规定，坚持他有权任免内阁成员。他坚决免去奥博特的支持者保罗·穆万加的内政部长职务，任命安德鲁·卡伊拉[76]（Kayiira）为内政部长；坚持解散民族解放军，另组一支国家军队；加上缺少与其他派别沟通，全国协商委员会以“工作不力”和“有部族主义倾向”为由，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卢莱执政68天之后被迫辞职。

随后，戈弗雷·比奈萨（Godfrey Binaisa）于1979年6月20日被推举为总统。比奈萨也是干达人，曾在奥博特政府中担任过检察长。比奈萨执政后，仍然面临着民解阵各派政治力量激烈的争斗和重组。他建议将全国协商委员会由30名成员扩大为127名成员时，各派力量为争夺席位而争吵不休。同时，联合组建的民族解放军也分成了支持奥伊特-奥乔克（Oyite-Ojok，奥博特的支持者）和支持穆塞维尼的两派。最初与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一起攻进坎帕拉的乌干达各派兵力总共不足1000人。过渡政府成立后，为加强各自力量，穆塞维尼（安科莱族人）的军队由原来的80人扩大到8000人，而来自北方的兰吉人奥伊特-奥乔克少将的力量由原来600人增加到24000人。比奈萨对这种各派扩充自己军队的做法表示忧虑，设法予以限制。1979年11月，比奈萨免去了穆塞维尼的国防部长职务；1980年以穆万加和奥伊特-奥乔克为首的军事上的实力派与人大党相互配合，奥博特的势力日益强大。比奈萨试图削弱他们，1980年3月，他任命穆万加为乌干达驻联合国日内瓦使团大使，但遭到拒绝。5月10日，就在他宣布免去奥伊特-奥乔克军队参谋长的职务之时，穆万加和奥伊特-奥乔克策划了一场政变将他赶下台。于是，民族解放阵线军事委员会接管了政权，该委员会主席穆万加继任临时国家元首，随后，他宣布将于12月10日举行全国大选。1980年5月27日，奥博特从坦桑尼亚回国后，着手参加竞选活动。6月25日，穆万加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其中很多成员是人大党成员，这为奥博特在全国大选中获胜铺平了道路。

（二）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1980.12～1985.7）

1. 大选后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武装

1980年12月10日，乌干达自独立以来首次举行总统选举（全国大选）。参加竞选的有四个主要政党：奥博特领导的人大党，塞莫格雷雷为首的民主党，穆塞维尼领导的乌干达爱国运动，以原布干达王国首相马扬加·恩坎吉为主席的保守党（前身是卡巴卡耶卡党）。在大选中，人大党获得全国126个选区中的76个席位，奥博特当选为总统。但人们普遍认为，穆万加宣布的大选结果有诈，是奥博特支持者在大选中做了手脚的结果。而英联邦监选小组则宣布此次“大选有效”，引起舆论批评。人们认为，他们对乌干达大选采用了与其他非洲国家不同的标准，因为他们担心对大选结果质疑会在乌干达引发内战。

关于此次大选作弊情况，据一个人权小组的报告说，投票前人大党已经占了上风，掌握了投票注册、监票等大选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控制权：在17位人大党候选人参选的选区，已公开宣布不准民主党或其他政党候选人通过简单程序参选；负责监票的14个地区专员已改为人大党成员；负责处理选举违规行为的乌干达首席法官也换了人大党成员；有些地区的非人大党候选人已因故被逮捕，其中一人还遭暗杀。另外，他们担心支持阿明的西尼罗河地区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1980年10月，乌干达民族解放军以阿乔利族人和兰吉族人为主的若干部队以及他们率领的基特古姆和阿帕克地区的民兵对该地区，特别是阿鲁阿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和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一方面报复阿明70年代初对其同族官兵的清洗和杀害，另一方面恐吓当地居民不得支持其他政党。大屠杀后，西尼罗河地区很少人敢去投票，而少数投票人则被胁迫支持人大党。即使阿鲁阿地区的民主党候选人敢于抗争，他们也都被指控未交或未付清税款而禁止参选，取而代之的则是人大党候选人。在参选的政党中，人大党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因为全国大部分天主教徒都是民主党成员，除此之外，布干达地区的巴干达人不分宗教信仰几乎一致支持民主党。投票结束后，民主党估计在126个选区已有81个选区获胜。穆万加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宣布人大党获得大选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指出：“计票人使用调包计，他们把民主党的投票箱换到了人大党候选人一方”。但是，穆万加认为大选结果不容置疑，并宣布政府将对大选结果提出异议者处以重金罚款或5年的监禁。

因为许多人认定大选有舞弊行为，所以在奥博特第二次当政后，乌干达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武装，对一些军事设施展开袭击，从而爆发了内战。

当时出现的反政府武装主要有：

（1）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及其武装力量——全国抵抗军（NRA）。（2）安德鲁·卡伊拉领导的乌干达自由运动（UFM）及其乌干达自由军。（3）以陆军准将摩西·阿里为首领的乌干达救国阵线（UNRF）。

其中，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发展迅速。1981年2月6日，穆塞维尼率领34人袭击了卡班巴（Kabamba）的民族解放军训练学校，[77]随后进入丛林，创建了人民抵抗军（Popular Resistance Army，为“全国抵抗军”前身），开始在坎帕拉以北六七十公里的卢韦罗开展反对奥博特政府的游击战。穆塞维尼领导的人民抵抗军于1981年6月与前总统卢莱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合并成反政府组织“全国抵抗运动”（简称“抵运”），其武装力量为“全国抵抗军”（简称“抵抗军”），卢莱任“抵运”主席，穆塞维尼任“抵运”副主席兼抵抗军总司令。1982年初，乌干达自由运动、乌干达救国阵线和全国抵抗运动成立了松散的联合阵线——乌干达民众阵线（UPF），以协调国外流亡者和国内反奥博特政府组织的活动和军事行动。1982年5月，乌干达自由军袭击卢比里兵营时失利，被政府军追剿，损失惨重。随后，乌干达自由运动领导人流亡国外。而乌干达救国阵线力量不大，被政府军追剿后，大部分兵力逃到苏丹境内。只有“抵运”建立了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到1982年3月，它已控制了坎帕拉以北卢韦罗（Luwero）三角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在反对奥博特政府的游击战中。穆塞维尼重视游击区的建设，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村、区、乡、县和地区5级抵运会议（即议会）和抵运委员会（即执行机构），同时重视将抵抗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很快，抵运将其农村根据地扩展到乌干达中部、乌干达西部的布尼奥罗和安科莱地区。

2. 围剿反政府武装，滥杀无辜

奥博特第二次执政后，因大选有舞弊嫌疑，一上台就面临着许多政治派别及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旨在推翻其政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奥博特似乎束手无策，只能故伎重演，靠宗派主义或部族主义和镇压来维持其统治。一方面，他将临时政府时期留用的公务员、军队和警察指挥官换成来自北方部族的他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则从阿乔利和兰吉族中大量招募新兵，民族解放军迅速从2万人扩编到3万人。此外，他还组建了一支主要由本部族兰吉人组成的“安全部队”，从事特务活动。为了尽快消灭游击队，尤其是对日益强大的穆塞维尼领导的抵抗军，奥博特除派出大量军队围追堵截外，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

（1）1982年7月，政府军在卢韦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拉网式搜捕。同时，在卢韦罗三角地区建立所谓的“无人地带”，约75万当地居民被迫迁移到政府控制的集中营，试图切断全国抵抗军与民众的联系。政府宣布，凡拒绝搬迁者，均以游击队及其支持者论处。在搬迁过程中，许多无辜平民被屠杀，他们的财产，包括农产品、衣物等均遭政府军士兵抢劫，就连房子的门窗也都被拆除。

（2）1982年9月，在安科莱地区的卢旺达难民因“支持全国抵抗军”遭到乌干达政府军的袭击，约8万卢旺达难民被赶出难民营。

（3）1984年3月，由于抵抗军加强了对东部通往北部公路上的政府运输车辆的袭击，政府军将居住在卡拉莫加地区纳马卢（Namalu）的2万名平民赶出居住地。[78]

奥博特千方百计地试图消灭穆塞维尼领导的抵抗军，但多次镇压和围剿不仅没有把他们打垮，反而使他们越战越勇，赢得了南部更多民众的支持，壮大了队伍。但是，在这些镇压和围剿中，许多地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成了十室九空、满目疮痍的无人区；更有甚者，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另外，1981年上半年，反政府武装乌干达救国阵线控制了大部分西尼罗河地区。当年6月，被派到该地区进行围剿的政府军中的阿乔利人与兰吉人士兵血洗那里的居民，特别是对卡夸人和卢格巴拉人进行了灭绝性的种族大屠杀，摧毁和破坏了阿鲁阿和莫约地区所有地面建筑和财产，以报复阿明时期他们的很多族人被来自那里的卡夸人和卢格巴拉人杀害。据报道，1981年6月19日，政府军袭击了阿鲁阿市附近的一座天主教堂，屠杀了到那里寻求庇护的当地居民数百名，其中有50多名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而且大部分是儿童。[79]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这一惨案通报乌干达政府后，政府没有做出答复，却把其驻乌干达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外国记者和那个教堂的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3. 阿乔利族军官起兵推翻奥博特

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期间，他主要倚靠兰吉人、阿乔利人和特索人维护其政权，但对本部族兰吉人任人唯亲，尤其在军队扩招后，提拔了太多的兰吉人为军官。他建立的安全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兰吉人，而对阿乔利族军官实施秘密监视，这些都引起军中阿乔利人的不满，抱怨奥博特对阿乔利人不够信任。

打击和围剿穆塞维尼领导的抵抗军的内战一打就是两三年，不仅没有成效，反而使抵抗军更强大。这时，副总统穆旺加、政府军司令蒂托·卢特瓦·奥凯洛（Tito Lutwa Okello，阿乔利人）和北方旅旅长奥西利奥·奥拉拉·奥凯洛（Basilio Olara Okello，阿乔利人）等提出与抵抗军谈判的建议。奥博特坚决反对，并视他们为异己，认为主张谈判就是对他的“不忠”。

特别是在1983年12月，政府军总参谋长奥伊特-奥乔克（Oyite Ojok）和几位高级军官在到前沿阵地视察时所乘坐的直升机发生事故遇难身亡后，军队中不同部族官兵之间矛盾日益激化。阿乔利族官兵普遍认为新参谋长非北方旅旅长奥西利奥·奥凯洛莫属。然而8个月之后奥博特却任命一位经验不多的兰吉人军官史密斯·奥蓬·阿卡克（Smith Opon Acak）准将为参谋长，引起一些高级军官（主要是阿乔利人）的强烈不满，并提出反对意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公开化。

随着国内政治危机的升级，终于导致1985年7月27日蒂托·奥凯洛和奥西利奥·奥凯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当政变发生时，奥博特正在外地视察，得到政变消息后，他先逃到肯尼亚，然后再度流亡赞比亚。

（三）军人再度执政（1985.7.27～1986.1.25）

1985年7月27日发生政变后，北方旅旅长奥西利奥·奥凯洛解散了国民议会，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就任主席，为国家实际元首。两天后，7月29日，蒂托·奥凯洛将军取代了奥西利奥·奥凯洛，宣布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奥西利奥·奥凯洛准将被提升为中将，为军队统帅。蒂托·奥凯洛邀请穆塞维尼的“抵运”和其他反对奥博特政权的组织和政党参加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乌干达自由运动（UFM）、乌干达救国阵线和乌干达联邦民主运动（FEDEMU）等组织参加了当时的军事委员会。穆塞维尼领导的“抵运”拒绝参加，认为国家制度不改，政府只不过换汤不换药，要求奥凯洛做出更大让步。

从1985年8月开始，在肯尼亚总统莫伊的调解和主持下，奥凯洛政府和“抵运”在内罗毕举行了和平谈判。应当看到，奥凯洛政变后，原政府军已经四分五裂，军队中的兰吉人士兵“树倒猢狲散”，除少数由兰吉人军官带领开展“反政变”斗争，多数则逃之夭夭，其中许多人逃回自己家乡。奥凯洛邀请前阿明军队士兵加入政府军之后，他们不分敌友，一概抢掠，所到之处人们怨声载道；在国家治理上军政府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方针。面对严重的国内局势，奥凯洛无回天之力，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到了8、9月时，全国抵抗军已经控制了全国最富庶的西部和南部，而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无论军纪和士气都大大相形见绌。此时，穆塞维尼一方面在内罗毕同奥凯洛谈判；一方面抓紧时机，加强军事攻势，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发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经过大约4个月的谈判，双方于12月17日在内罗毕签署了“和平协议”。协议要求各党派遣散大部分兵力，重建一支由各派武装力量组成的政府军，总兵力为8480人，其中乌干达民族解放军3700名士兵，全国抵抗军3580名士兵，其余1200名士兵由其他四个派别的武装力量分摊；军事委员会由20名委员组成，其中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和全国抵抗军各7名委员，其余委员为其他派别的武装力量。然而，政府军和乌干达救国阵线等士兵一听到遣散，开始大肆抢掠，乱杀无辜，并拒绝放下武器，军政府已无力控制军队。三个星期后，全国抵抗军已经做好向奥凯洛政权发动总攻的准备，穆塞维尼断然宣布“抵运”退出和平协议。随后，全国抵抗军向政府军发起全面进攻，并于1986年1月25日攻克首都坎帕拉。

四　穆塞维尼执政时期（1986年1月～）

在穆塞维尼的领导下，全国抵抗运动（简称“抵运”）经过5年的游击战，1986年1月26日取得了政权，1月29日穆塞维尼宣誓就任乌干达总统。一个月后全国抵抗军基本平定了北部和西北部前政府军残部的抵抗，宣告内战结束。由于自独立以来，特别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独裁专制导致乌干达政变、内战不断，政权更迭频繁，造成80多万无辜百姓和精英惨遭杀害，[80]南部班图族群与北部尼罗特族群之间、甚至北部各族之间相互仇视与怨恨。面对部族冲突、党派纷争、宗教纠纷和南北对抗等积重难返的局面，“抵运”选择了一条所谓的“无党派统一战线式”的民主道路，通过实行民族和解和民族包容政策，建立和逐步完善了“抵运制”[81]，即全民不分党派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5级（村、教区、乡、县和地区）地方政权，结束了国家长期混乱的状态。

（一）走上和平稳定发展之路

1. 禁止政党活动，坚持“抵运制”

1986年1月，“抵运”执政后发布《公告》，宣布由全国抵抗会议行使议会职能，“抵运”执行委员会为临时政府，执政期不超过4年。同年3月，“抵运”正式宣布停止政党活动。穆塞维尼说，这不是解散或取缔政党，而是暂时不准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西方式的多党制只能加剧政治、部族和宗教矛盾，影响国家安定。

尤其为了顺利推行“无党政治”（亦称抵运制、运动制）体制，“抵运”先是通过协商，后是通过制定1995年宪法，规定各政党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发展接纳新党员、举行集会或代表大会等，特别是不允许政党参与竞选或以政党或组织名义直接提出候选人，[82]限制政党活动；同时，采取灵活的方式处理与其他政党关系，允许党派存在、保留总部和发表声明的权利。在多党风潮席卷非洲大陆，一些政党纷纷跃跃欲试之际，“抵运”不直接反对多党政治，但强调多党制不适合当时的乌干达社会，一边与各政党谈判，许诺尽快立法明确政党活动范围，一边坚持在制定新宪法之前禁止政党活动。1995年制定的新宪法虽然规定政党为合法，但也规定继续实行党禁5年。5年后即在2000年举行的全民公决结果表明，90%以上的投票支持继续实行“抵运制”。对那些不顾党禁、公开活动的反对党则进行干预，[83]如1991年民主党和人大党举行的活动，1998～1999年期间政党活动再次增加，包括发放党证、以学术讨论会名义讨论民主与人权、反对政府政策等，都被警察制止。通过这种法律程序，穆塞维尼保证了“无党政治”顺利运行，扩大了影响，巩固了“抵运”政权，确保了和平稳定的局面。

在建立“抵运制”过程中，强调“抵运”是个群众组织而不是政党，所有乌干达人均为“抵运”成员，包括各党派成员。穆塞维尼说：乌干达现在只是实行以“抵运”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即“无党政治”或称“抵运制”。他强调，“抵运”是个政治实体，属于全体人民，以“抵运”为领导核心的无党政治可以充分发扬民主。在这个基础上，全民以个人身份参与5级地方议会和委员会选举，前者为基层议会或代表会，后者为行政领导机构。各管辖区的大事需经议员讨论，执委会则负责执行议会通过的决议。这种民主选举产生的基层政权早在1981～1985年内战期间就在抵运解放区建立了。抵运执政后，便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将这种做法逐步推广到全国。特别是1987年政府颁布的“抵运会议与抵运执委会法”之后，“抵运制”得到广泛的支持，也加快了全国地方政权建设的步伐。该法案规定，选民根据候选人的业绩品行而不是其宗教、政党背景参选，任何党派或组织成员都可以以个人身份参选或竞选总统、各级议员或执政官等。

在国民议会和总统大选方式上采取类似西方的做法，虽然表面上要求候选人以非党身份竞选，但在大选期间允许政党利用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介进行竞选活动。不少党派成员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各级议会议员或行政官。民主党、人大党或其他政党领袖和无党派人士先后6人以个人身份竞选总统，尽管未能取胜，但表明人们能够自由参与政治。久而久之，不少人脱离了原来的政党，包括一些政党的高层领导。除北部之外，“抵运”得到大部分经过内战劫后余生的百姓的支持，尤其是南部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欢迎。

总之，“抵运”借鉴了东、西方民主制度，实现了当初向各党派的许诺：创建新型的全民民主制度，即“无党政治”体制。人们通过直选、选举团和功能团体[84]选举选出各级议会和政府行政官员，最大限度地参与民主决策。这不仅巩固和加强了基层政权建设，也给乌干达带来了和平和安定。

2. 建立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

根据乌干达长期内战、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和党派林立的现象，穆塞维尼执政后，“抵运”尽量吸收各党派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对于前政府官员，包括奥博特或阿明时期的部长都要做出适当安排；即以民族包容与民族和解的精神，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组建政府时，它吸收包括保罗·塞莫格雷雷在内的5名民主党成员、3名人大党成员、5名前奥凯洛政府部长和前阿明政府的摩西·阿里部长；另外还有乌干达自由运动党领袖安德鲁·卡伊拉。这种联合政府的构成，受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普遍欢迎。后来，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过多次政府改组和人事调整。比如，1988年2月，穆塞维尼专门给东北部地区的几个代表安排了政府部长职位。1989年2月，穆塞维尼宣布，全国抵抗会议代表由原来的98名增加到278名，并改变了由总统任命的做法，其中210名由选举产生；政府中部长级职务有70名，过去均由总统任命的代表担任，之后由50名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担任。

3. 实行民族和解政策

为了尽快实现和平和安定的局面，对在国外的反对派人士，“抵运”政府实行民族和解政策，欢迎他们回国，保证他们回国后政府将不报复、不迫害。于是许多人放弃与政府的对抗，陆续回国。他们当中包括原乌干达人民民主运动主席、曾任奥博特政府总理的奥泰马·阿利马迪，[85]原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前比奈萨政府高级官员纳布德，前总统阿明的兄弟拉马丹·阿明和阿明的妻子，以及前历届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

1986～1989年，全国抵抗军多次遭到流窜各地的前政府军武装的袭击。对于这些叛乱武装，“抵运”政府也采取了以和解为主的政策。1987年6月和1988年初两次颁布特赦令。据报道，截至1988年4月，约有3万人投降[86]；1993年10月，流窜到东北部泰索地区的乌干达人民军司令詹姆士·奥蓬约投诚；1994年1月，乌干达民主联盟及其武装力量乌干达联盟军决定与“抵运”政府合作，解散组织，停止一切反政府活动。

4. 恢复传统王国的王位

布干达等地区的传统势力要求恢复他们的君主制和1962年宪法规定的联邦制。1993年7月，乌干达议会通过立法，同意恢复传统国王的王位，但规定国王只是文化领袖，行使文化和礼仪职能。当时这一立法受到欢迎，既安抚了传统势力、照顾到一些臣民对王国的感情，又能保证中央政府不受干扰行使职能。随后，原布干达、托罗、安科莱和布尼奥罗的国王先后重新登基。1996年布索加王国也得以恢复。1995年宪法还对布干达、布尼奥罗、安科莱和托罗4个王国国王的传统文化领导人的地位做了专门的规定。

此外，“抵运”还注重加强各级民选政府和议会的权力，确保它们在各自管辖区域的决策权；提高妇女的地位；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治国，以确保社会安定。

（二）实行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

1986年初，经过战争蹂躏的乌干达国民经济百业俱废、濒临崩溃，生产力水平很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道路破旧不堪，运输因缺少车辆而停运，供电供水不足，外汇和日用品极为匮乏，黑市走私盛行，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40%以上，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面对贫困、落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抵运”政府号召人民尽快恢复生产；决定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国有、集体和私营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战略，建立独立自主、完整、自给的民族经济体系；制定了争取外援，实行经济改革的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1987年，“抵运”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援助国的资助下，乌干达在1987～1996年期间根据结构调整计划的要求，制订和实施了三个“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每个计划期限为3年。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主要着重推行货币改革、贸易自由化、出口多样化和扶植私人经济等经济政策。对于乌干达来说，在战后，它在一贫如洗的经济和被破坏得七零八落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重建经济体制和结构，相对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结构调整的阻力和不良后果要少些。除增加了债务之外，乌干达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宏观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了竞争机制，激发了经济活力，各行各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乌干达取得的显著成绩使在其他非洲国家推行结构调整未获成功的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倍感欣慰，视乌干达为非洲国家的典范。1995年2月，乌干达成为第一个获得巴黎俱乐部贷款的低收入国家。1996年，乌干达取代了加纳成为国际货币资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经济调整的样板。90年代后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减贫战略，取代了结构调整计划。乌干达是第一个实行减贫战略的国家，并在1997～2007年期间先后实施了3个减贫行动计划。减贫计划为3年滚动计划，主要注重经济增长与解决贫困化问题。在此期间，政府十分重视基础设施（如道路、能源和供水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加大了投资力度，收到了可喜效果。特别是艾滋病在世界各地肆虐蔓延，不少国家秘而不宣之时，乌干达公开向艾滋病挑战，成为第一个有效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国家，以及在非洲率先实行普及初、中级教育的国家。乌干达的民生得到了改善。据统计，乌干达贫困人口已从1992年56%减少到2000年的35%和2005/2006年度的31.1%。

总之，1986年以后，乌干达经济持续以年均5%～6%速度增长，在非洲乃至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即使在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之后，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与2008年一样为7%。

（三）从“抵运制”向多党民主顺利过渡

1.“抵运”内部分裂导致反对派力量重组和发展

乌干达政治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国内外对“抵运制”一直众说纷纭。有人称它为党政合一的政治制度；也有人说，全国抵抗运动是个政党，为一党独裁；特别是一些党派领导人担心失去影响力和地位，极力反对“抵运制”，指责穆塞维尼利用种种借口，多次延长党禁[87]，欺骗他们。与此同时，以邻国为基地的反政府武装不断骚扰、袭击北部和西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1998年，为消灭以刚果（金）为基地的反政府武装，乌干达军队入侵刚果（金），引发了地区战争。国际社会哗然，国内反对党遥相呼应，借机大造声势发泄不满。虽然这些力量不足以动摇“抵运”政府，但有上升趋势。1996年大选中，民主党总裁保罗·塞莫格雷雷以个人身份竞选获得22.3%的选票；2001年大选中，穆塞维尼最大的竞争对手、代表反对派力量的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得到27.82%的选票，增长了5.4%。在这期间，穆塞维尼的得票率由1996年的75.5%下降到2001年的69.33%，[88]主要是由于“抵运”内部分裂导致反对派力量发生了变化。

80年代初，“抵运”主要由穆塞维尼与来自其家乡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建。执政后，特别是在90年代，一些元老、军队将领和老战士因不满穆塞维尼的用人政策或一些利益得不到满足，在2000年前后公开向穆塞维尼挑战，并于2004年另组民主改革论坛，成为政府最大的反对派。这一事件与卢旺达难民和全国抵抗军的创建有历史渊源。

20世纪60年代，6万～7万卢旺达图西族人被胡图族逐出国门，作为难民一直生活在乌干达。奥博特前后两次当政时均对他们实行排外政策。80年代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加入了穆塞维尼的游击队。其中，卢旺达爱国阵线前领导人弗雷德·鲁维甘巴[89]和现任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曾为全国抵抗运动和全国抵抗军创始成员之一。在“抵运”攻入坎帕拉夺取政权时，他们占全国抵抗军1/4的兵力，其中不乏军队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1990年他们为返回祖国、推翻本国胡图族政权突然集体撤出，造成“抵运”干部队伍和全国抵抗军将领职位的严重空缺。与此同时，乌干达在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以及“抵运”不断扩大政治基础的情况下急需大量人才，为此，穆塞维尼起用了大批青年。一方面可以平息社会上有关“抵运”依赖西部部族的指责；另一方面排除了内部不同政见的干扰，如反对结构调整，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建立广泛的联合政府持疑义，要求论资排辈、要官要职等。年轻人受到重视和提拔，引起“抵运”及军队元老的不满。他们就有关利益与穆塞维尼发生矛盾，在被调任或降级使用之后，感到被排除局外，很多人选择了退休或退役。还有一些人，包括军队司令穆吉沙·蒙图少将（Mugisha Muntu）和前抵运发言人温妮·布扬伊玛（Winnie Byanyima）则公开批评穆塞维尼。[90]2001年大选中，退役抵抗军军官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竞选总统，得到那些心怀不满的“抵运”元老的支持，他们积极促进以基扎·贝西杰为首的改革议程成立，以挑战总统。基扎·贝西杰得到民主党主流派的支持，在大选中获得27.82%的选票，[91]但对大选结果表示怀疑。2001年3月23日，他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指责大选被操纵，指控穆塞维尼造成大选暴力，要求判决大选结果无效，被驳回。此事件达到反对党无法造成的影响和效果，随后他们大力支持基扎·贝西杰和他的改革议程。大批民主党成员转而加入改革议程，很快，改革议程成为主要的反对派力量。

2001年6月30日警察临时拘留基扎·贝西杰，并对他进行据称与犯有叛国罪有关的质疑。同年9月基扎·贝西杰称他有生命危险逃亡美国，后流亡南非，进行反对穆塞维尼的宣传活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得到不少同情。基扎·贝西杰出逃事件在国内激起反对党的共鸣，他们强行组织活动，常常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后又被反对派利用大造声势，一时出现了“抵运”支持者与反对派剑拔弩张的事态。

2. 改变体制的缘由

自1998年乌干达军队卷入刚果（金）战争之后，乌干达国内外反对派大造声势，反对政府，加上刚果（金）政府将乌干达告上联合国和国际法庭，指控乌干达武装入侵、招募童兵、掠夺刚果（金）黄金等自然资源等。英国、爱尔兰、荷兰、瑞典和挪威等西方国家纷纷改变立场，以取消大量援助或撤资要挟乌干达改行多党制，减少军事开支等。事实上，它们主要担心乌干达发展军事力量而失去对它的控制，怕乌干达政局不稳影响投资收益，也担心乌干达控制刚果（金）东部的丰富资源。

乌干达经济离不开外国的援助和投资，它不仅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发展经济，而且每年的政府预算约有一半以上资金要依赖西方国家的资助。迫于压力，2003年1月28日，穆塞维尼在总统府召开的会议上首次建议开放多党政治。正如他说，是经济原因改变了他对多党政治的立场。他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投资。如果乌干达的政策吓跑了投资者，资金被撤回，要想重新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吸引他们重返乌干达，那将要付出很多年的努力。

促使穆塞维尼决定开放多党政治的原因之二是，“抵运制”实行了近20年，广大民众已经接受和习惯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且建立了扎实的基础。老的政党已失去往日的影响，特别是新生代没有老一代的陈年旧账、伤痕和憎恶，虽然部族主义依然存在，但褪色不少。原因之三是，一些元老往往成为“抵运”内部的反对力量，实行多党政治之后，他们必然脱离“抵运”，以达到净化“抵运”，增强凝聚力。原因之四是，2006年穆塞维尼即将结束宪法规定的两届总统任期，如果继续执政则须修改宪法，势必引起极大反响。虽然大部分民众希望他连任，担心没有他的领导国家会陷入混乱和危机，但一些西方国家、国内反对党和“抵运”内部元老反对他连任。因此开放多党政治，将转移部分压力。原因之五是，多党竞争势必分散反对派力量。

3. 向多党制平稳过渡

“抵运”在实行多党制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统一思想，将保护经济发展成果作为重中之重。其次，通过立法，做到有法可依。根据2002年议会通过的政党和组织法规定，2003年10月“抵运”注册为政党，改称全国抵抗运动组织，成为合法政党。2005年7月根据宪法，乌干达再次就政体选择举行全民公决，47.3%登记选民投票，其中92.5%的选民赞成开放党禁，至此政体改为多党制。[92]同年8月，议会通过有关取消总统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93]为穆塞韦尼蝉联第三任总统扫清了障碍。11月“抵运”推举穆塞韦尼为该党总统候选人。

自2003年3月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开放多党竞争体制和取消总统任期限制提出修改宪法以来，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就总统连任问题发生多次冲突。尤其是基扎·贝西杰准备在2006年大选中再次竞选总统，于2005年10月26日从南非回国抵达机场时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同年11月14日被捕，他被指控与人民拯救军等叛军有染，犯有叛国罪和强奸罪。[94]他的被捕在坎帕拉和一些城镇引发了一系列的暴乱和示威。2005年11月25日高等法院准予他保释，但继续被军事法庭扣押，2006年1月高等法院命令立即将他释放。[95]为此，英国、荷兰和瑞典再次纷纷撤资，对“抵运”政府施加压力。

尽管如此，“抵运”有广泛群众基础，特别是得到占70%的农村选民的支持。2006年2月23日举行多党选举，穆塞韦尼获得59.26%选票，再次当选总统；“抵运”赢得议会289个选举席位中的205个席位，继续组阁执政。[96]尽管基扎·贝西杰不接受大选结果，但被法院驳回。以民主改革论坛为首的其他政党在议会作为反对党组成影子内阁，自此乌干达开始了多党政治体制。这次大选之后，各反对政党内部争权夺利，部族分歧不断，人们对它们的热情逐渐减退。因此，乌干达政局比较平稳。

第六节
著名历史人物

一　穆特萨一世（穆特萨·瓦卢根贝·穆卡布亚，Mutesa Ⅰ, Walugembe Mukabya，约1838～1884）

布干达王国第30位国王（1856～1884年在位），为19世纪著名的非洲统治者之一。即位后的前6年，因争夺王位者不断，其地位不稳，但最终巩固了统治地位，清除了所有的反对者。在他统治期间，改革了行政管理制度，各地行政长官不再由氏族首领世袭，而是采取选贤任能，由他直接任免各级官员；废除繁文缛节的传统规章制度，如减少君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清规戒律，允许酋长、大臣直接晋见或与其共餐，大臣和酋长上朝议事，国王赐座，不再席地而坐，同时打破平民不能像贵族一样衣着布衣的规定；完善了税收制度；建立了一支6000人的常备军和300艘独木战船组成的水军。他通过邻国纳贡或派遣军队掠夺邻国的象牙和奴隶，换取阿拉伯商人的布匹、火器和火药等物品，发展了与桑给巴尔的对外贸易。在他的统治下，布干达国势鼎盛，成为东非地区最强大的王国之一。

早在19世纪40年代，布干达就与桑给巴尔的阿拉伯商人有贸易来往。随着双边贸易不断发展和伊斯兰教的传入，穆特萨一世曾一度受伊斯兰教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宫廷已经伊斯兰教化，1867～1877年期间王国遵循伊斯兰教教规过斋月，特别是1875年，他命令所有臣民信奉伊斯兰教，违者以死论处，此时伊斯兰教在布干达的发展达到顶峰。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想通过发展与桑给巴尔的关系，获得更多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以便扩大势力，在大湖地区称雄，同时也担心埃及向南扩张，威胁王国的安全。1862年英国退役军人斯皮克首次进入布干达，他的精良武器给国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75年斯坦利的到来使穆特萨一世看到欧洲人的强大，遂开始接纳基督新教传教士，寻求欧洲人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抵御来自北方的阿拉伯人的威胁。

事实上，穆特萨一世从未完全接受外来宗教，为了王国利益，他试图利用外来势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维护他对邻国和其他地区的控制。因此他对外来宗教既利用又控制，在不威胁其权力、不损害王国利益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统治阶层传播。1876年当很多布干达穆斯林因国王的屠夫没按照教规宰牲[97]而拒绝食他赏赐的牛肉时，他认为是对其绝对权力的挑战，遂将他们处死。对于基督教传教士，他将他们控制在宫廷附近，同时倾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讲道，引起两个教派为各自的信仰和教义竞相争执。他本人则置身于教派之外，有限度地允许宗教各派别在其王宫发展，以便控制两个教派于股掌之中。可以说，他对内是个暴君，对外是一名精明的政治家。1884年病死，葬在他生前位于坎帕拉西部的卡苏比山上的王宫内，王宫随即变成卡苏比王陵，为现今乌干达著名的历史遗址之一。

二　姆旺加二世（Mwanga Ⅱ Basammula Ekkere，1868～1903）

布干达失去独立地位以前的最后一位君主（1884～1888年、1889～1897年在位）。1884年继承其父穆特萨一世的王位。登基后不久，他意识到基督教的传播已经威胁到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王国的安全，遂立即支持阿拉伯人，皈依伊斯兰教，驱逐基督教会，迫害基督教徒。1885年他命令杀害前来布干达的詹姆士·汉宁顿大主教，次年杀害了20多个皈依基督教的宫廷侍从和宫廷外的200名教徒。当他发现无法控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和教徒迅速增长之时，预谋于1888年9月将三大宗教的所有教徒、传教士等骗至孤岛饿死他们。但消息被泄露，三大教派联合起来将他废黜。伊斯兰教派得势之后，姆旺加二世逃亡南部，于同年12月向天主教神父悔过，并皈依天主教。1889年10月，在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教派的联合帮助下，赶走了伊斯兰教政权，恢复了王位。同年11月，穆斯林打回首都。1890年2月，基督教派重振旗鼓，击败了伊斯兰教派的军队，姆旺加二世重新登上王位。同年年底，他与英国人签订了两年的保护条约，得到英国东非公司的支持，但以交出王国部分主权为交换条件。1892年初，天主教与新教教派为争夺权力发生武装冲突败北后，姆旺加二世再次逃亡。同年3月30日，姆旺加二世为了继续其王位，悄悄离开天主教派，返回首都，同英国东非公司订立了新的保护条约，接受该公司的保护，同意该公司具有最高权力。1893年4月，英国政府取代了英国东非公司，与姆旺加二世签订临时条约。姆旺加二世放弃了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和宣战的权力，把征税权也让给英国政府。1894年，他签署了布干达成为英国保护国的条约，后改信基督新教。但他无法忍受作为傀儡国王受英国人的控制，1987年逃亡到南部山区，领导反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武装斗争，随后被殖民者罢黜王位。后到北部与布尼奥罗国王会合，展开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游击战。1898年1月15日，他领导的军队在基斯拉伊拉（Kislaira）被英国军队击败。由于兰吉人告密，1899年他被英国军队俘虏，后被放逐塞舌尔。他先后皈依三个教派，王位三起三落，从妥协到反抗，最终不敌殖民侵略和控制，1903年客死他乡。

三　卡巴雷加·契瓦二世（Kabarega ChwaⅡ，1845～1923）

布尼奥罗国王（穆卡马）。1869年其父卡穆拉西国王去世时留下遗言由他继承王位，但不少王子逐鹿王位。1870年，他在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一世的帮助下才登上了王位。登基后，他不得不对付外来势力的威胁，包括阿拉伯奴隶贩子以及英国人戈登上校、塞缪尔·贝克和埃明帕夏欲将其王国并入埃及版图的企图。为了保卫王国的领土不被侵犯，卡巴雷加从阿拉伯商人那里购买了武器，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约有3000～5000兵员，在他的带领下最终打败了塞缪尔·贝克的军队。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耻辱，对卡巴雷加始终耿耿于怀。卡巴雷加试图使布尼奥罗重振雄风，恢复昔日的帝国。他收复了南部的托罗王国，其影响一直达到现今安科莱的布赫韦朱（Buhweju）以南地区。1890年，布尼奥罗王国的领土从西部塞米利基河延伸到尼罗河，环绕基奥加湖周围地区的主要酋长们都效忠于卡巴雷加。布尼奥罗王国的领土扩张引起日益强盛的布干达王国的不安，穆特萨一世和他的酋长们对卡巴雷加极为不满。1893年，英国殖民者在巴干达人的帮助下向布尼奥罗王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卡巴雷加带领他的人民坚持7年的游击战，英勇反抗英国殖民者和巴干达人的占领。1899年，他在兰戈地区被当地人出卖，被俘后放逐到塞舌尔。1923年殖民政府允许他回到乌干达，两个月后病死在金贾。2010年10月9日，卡巴雷加与其他47位曾为国家独立作出贡献的人一起被乌干达政府授予独立勋章。

四　保罗·穆万加（Paulo Muwanga，1924～1991）

乌干达政治家，前副总统（1980～1985年在任）。巴干达人，基督教徒，曾在布多皇家学院学习，后任《乌干达向导报》编辑。1943～1950年在东非邮电局工作。1950年开始从政，参加争取乌干达独立运动，为乌干达国民大会党主要成员之一。1957～1959年在内罗毕大学学习，因从事政治活动被殖民当局放逐到东方省。1959～1962年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1962年乌干达独立后当选国会议员，并在中央政府工商部任职。1964年到中央政府外交部任职，历任外交部助理秘书、驻埃及大使兼乌干达驻不结盟国家会议总部代表、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驻法国兼驻意大利、瑞士和希腊等国大使，以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明执政后，他在法国宣布辞职，流亡英国，后到坦桑尼亚，组织反阿明的乌干达行动小组。1979年3月～1980年12月，当选为全国民族解放阵线执行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79年4月全国解放阵线取代阿明政权，临时政府成立，任政府内政部长。1980年2～5月任劳工部长。1980年5月作为乌干达民解阵军委会主席接管政权，主持内阁。同年12月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获胜，被任命为副总统兼国防部长至1985年7月。1981年3月当选人民大会党副主席。1985年7月军事政变后，8月1～2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1986年1月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后，同年10月被捕，1990年被释放。1991年4月去世。

他曾于1964年4月和1984年8月两次访问中国。

五　穆特萨二世（爱德华·弗雷德里克，Mutesa Ⅱ，Edward Frederick，1924～1969）

布干达王国第36位国王，乌干达独立后第一任总统（1963～1966年在任）。1939年继其父王位，成为英国乌干达“保护国”四个王国中最大的布干达王国的国王。曾就读于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1945年赴英国剑桥马格达莱内学院攻读历史学和经济学。1947年在英国皇家警卫军接受短期军事训练，被授予皇家警卫军荣誉上尉。1953年，以穆特萨二世为首的布干达王国要求取消“保护国”，英国在规定时间内给予它们独立。而英国政府则计划将整个“保护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从而要求布干达指派大臣参加“保护国”立法会议，遭到穆特萨二世的坚决拒绝。1953年10月，殖民当局将他逮捕，并放逐到伦敦，引起巴干达人广泛的抗议行动。1955年10月，他接受一项允许布干达在“保护国”内享有有限自治权的协议，被允许回国。回国后，他被视为民族英雄，声望大增。乌干达独立前夕，穆特萨二世的卡巴卡耶卡党与奥博特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联盟，在1960年5月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1963年，他成为乌干达第一任总统。他与总理奥博特就布干达王国在乌干达境内的地位及其主权完整问题发生争执，奥博特宣布推迟实行宪法，双方冲突迅速升级。1966年2月，奥博特发动政变中止了1962年宪法，推翻了总统。5月，阿明上校（后来成为总统）率兵攻打王宫，穆特萨二世逃往英国。1967年他发表《亵渎我的神圣王国》一书。1969年11月21日在伦敦逝世，终年45岁。2010年10月9日，为表彰他为乌干达独立作出的贡献，乌干达政府授予他独立勋章。

六　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Apllo Milton Obote，1925～2005）

乌干达人民大会党前主席、曾任政府总理、国家总统。出身于乌干达北部阿帕克地区阿科科罗村兰吉族的小酋长家庭，家境贫寒，信奉基督新教。1948～l950年在马凯雷雷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50年迁居肯尼亚，从事商店职员工作，积极参加肯尼亚非洲人联盟和工会活动。1952年参加乌干达国民大会党。1956年回乌干达，1957年任国民大会党全国副主席和北方省负责人，同年底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59年1月，任国民大会党主席和议会党团领袖。1960年国民大会党分裂，他另组乌干达人民大会党，任主席。1961～1962年为议会反对党领袖。1962年3月乌干达实行“内部自治”。同年4月人民大会党同卡巴卡耶卡党联盟在大选中获胜，他任“自治政府”总理。同年10月乌干达独立后续任政府总理。1966年，他发动政变接管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的权力，宣布新宪法，自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独揽大权。1969年12月通过《平民宪章》，宣布“向左转”，强调国有化。1971年1月被伊迪·阿明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流亡坦桑尼亚。1979年4月阿明政权垮台后，他于1980年5月回国，11月当选人民大会党主席，12月再度出任总统兼外交和财政部长。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矛盾深重，他所运用的政治手法已无补大局，而且以专制手段打击异己，树敌甚多。1985年7月，奥博特政府被奥凯洛准将发动的军事政变再次推翻，他逃亡肯尼亚，后流亡赞比亚。2005年曾获美国长岛大学和印度新德里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10月10日因肾衰竭死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同年10月，穆塞维尼总统参加了政府为他举行的国葬，并于2010年10月9日授予他独立勋章，以表彰他为乌干达独立所作出的贡献。

奥博特曾于1965年7月访问中国。

七　伊迪·达达·阿明（Idi Dada Amim，1925～2003）

乌干达军人、前总统（197l～1979年在位）。出身于西尼罗河地区卡夸族的贫苦农民家庭，伊斯兰教徒，受过四年小学教育。1943年参加英国殖民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在缅甸作战，1952年秋参加镇压肯尼亚“茅茅运动”。由于作战勇敢和精于枪法，在英国殖民军队中被提拔为唯一的乌干达人军官。1957年回到乌干达，独立前夕晋升为中尉。乌干达独立后，他与时任总理奥博特的关系密切，1964年升任军队副司令，晋升为上校。曾先后在英国和以色列接受军事训练。1964年底被派往刚果（金），为解放运动建立训练营。1966年，担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率领军队将总统穆特萨赶下台，支持奥博特独揽大权。1967年任武装部队司令，晋升为少将。

他在军队中扶植本部族的力量，与奥博特发生冲突。1971年1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奥博特政权，成立军政府，自任总统、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1972年军政府成立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阿明任主席，1973年兼任内政部长、新闻和广播部长，1975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976年宣布为终身总统。1975～1976年曾任非洲统一组织执行主席。1979年兼任三军总参谋长。阿明实行个人独裁，反复无常，排斥异己，滥杀无辜，据估计，先后遭到迫害和杀害的乌干达人达30万～40万人。在他的统治下，乌干达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尖锐化。1978年阿明出兵入侵坦桑尼亚。1979年，反对阿明统治的乌干达各派武装力量在坦桑尼亚军队支持下推翻阿明政权，阿明逃往利比亚，后流亡沙特阿拉伯，于2003年8月16日去世。

八　优素福·基龙德·卢莱（Yusuf Kironde Lule，1912～1985）

曾为全国抵抗运动主席、前马凯雷雷大学校长、1979年乌干达过渡政府临时总统。1912年4月出生在布干达一个穆斯林家庭。他最早接受的教育是，作为穆斯林巴德鲁·卡昆古卢王子（Badru Kakungulu）的书童在布多国王学院陪读。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1934年进入马凯雷雷大学学院就读。1936年获得南非福特哈尔大学奖学金，就读于该校，1939年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至1948年在布多国王学院教授自然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莱被选送到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就读。

1951～1955年在马凯雷雷大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卡巴卡危机期间，他被任命为汉考克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以爵士汉考克教授为主席，主要调查布干达国王与英国政府和“保护国”政府的关系，他们的工作是促使国王于1954年返回祖国。自1955年他成为殖民政府三个非洲人部长之一，先后任农村发展部长和教育和社会发展部长，1962年先为公共服务委员会副主席，后为主席。两年后成为乌干达人首任马凯雷雷大学校长。1970年马凯雷雷大学直接受控于当时的总统奥博特，卢莱因与奥博特的政见不同，而赴伦敦担任英联邦秘书处秘书长助理，负责教育工作。1972年在加纳任非洲大学联合协会副会长。1977年在伦敦退休。1979年3月，反对阿明的乌干达各派力量选举他为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4月11日反阿明的军队攻入坎帕拉，两天后，卢莱就任乌干达临时总统。卢莱只是一介书生、文人，缺乏政治手腕，面对各派明争暗斗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坚持认为总统有权组阁，拒绝任命奥博特的支持者为内阁成员，同时缺少与其他派别沟通。全国协商委员会通过了对他的不信任投票，迫使他辞职，就任68天总统后再次流亡英国。1980年12月奥博特再次执政后，卢莱成为政府的直言不讳反对者。1981年他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加入穆塞维尼领导的“人民抵抗军”，改称“全国抵抗运动”，任主席。1985年1月在英国病逝。

九　戈弗雷·卢孔格瓦·比奈萨（Godfrey Lukongwa Binaisa，1920～2010）

前总统（1979～1980年在任）、政治家、律师。出生在布干达，早年在布多国王学院和马凯雷雷大学就读，随后去伦敦大学攻读法律，1955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1956年成为英国出庭律师，在坎帕拉执业，亦为乌干达最早的讼务律师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加入乌干达国民大会党和统一进步党。1961年为布干达保皇党卡巴卡耶卡党的创始人之一，之后加入乌干达人民大会党。1962年，他被任命为政府司法部长。1966～1967年乌干达发生宪法危机，因与总统米尔顿·奥博特意见不合而辞职，重操律师职业。1970年被任命为法律发展中心主席，1972年担任英联邦律师大会主席，并是委任为“御用大律师”[98]的第一位非洲人，也是唯一获此荣誉的乌干达人，同时还是国际法理学家委员会执行委员。

1973年他的身家性命受到伊迪·阿明的威胁后，先后流亡英国和美国。自1977年起，在纽约继续当律师，还在美国参加了反阿明组织——乌干达自由联盟。1979年，伊迪·阿明被推翻后，比奈萨返回乌干达，并于6月20日被推举为总统。但他无法控制军队，并多次与军事委员会和军委会主席保罗·穆万加发生冲突。1980年5月12日，他免去奥伊特·奥乔克的军队参谋长之后，被以保罗·穆万加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罢免，软禁在家中。释放后，加入了穆塞维尼领导的乌干达爱国阵线，任该组织副总裁。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他侨居美国。2001年回国后，在自己的家乡过着平静的生活。2004年7月84岁的戈弗雷·比奈萨与58岁的日本籍女子山本友子通过卫星通信在统一教教堂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于2005年7月离婚。2010年8月在坎帕拉去世，终年90岁。

十　蒂托·奥凯洛（Tito Okello，1914～1996）

乌干达前总统（1985～1986年在任）、乌干达前军事委员会主席。阿乔利族人，信奉基督教。1940～1945年在英国军队服务，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在英国军事学院受训，历任运输连长、步兵营长和炮兵团长。1962年加入乌干达军队，任中尉，1970年晋升为上尉，1970～1971年任武装部队参谋长，后任南方旅旅长。1971年阿明执政后，流亡坦桑尼亚。1979年2月回国，同年3月任民族解放军司令和全国民族解放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79～1985年任乌干达武装部队参谋长。1982年访问过中国。1984年晋升为上将。1985年7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奥博特政权，任执政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1986年1月被穆塞维尼为首的全国抵抗军推翻，流亡苏丹。2010年被追授卡盖拉国家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阿明独裁统治的功绩。

[1] 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布于欧洲、非洲和亚洲，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利而得名。非洲的阿舍利文化遗址有奥社韦、卡兰博、福尔兹等。

[2] 撒哈拉以南非洲班图语系各族约有2.3亿人（1995年），占非洲总人口1/3以上，是非洲最大的民族集团。根据考古和遗传基因发现以及语言学研究推测，公元前2000年，班图语形成于现今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在尼日尔发现的早期炼铁炉和冶炼遗址说明，班图人早在2500年前就掌握了冶铁技术。铁器文化促使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也导致班图人于公元前1000年先后向三个方向（向东、由东向南，或沿非洲大陆西海岸南下）扩张迁徙。到了公元前500年，向东迁徙的班图人进入乌干达，此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继续向东、向南迁徙。经过1500年，他们遍布非洲的中部和南部。

[3] Wikipedia encyclopedia，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Uganda+before+1900.

[4] The Free Dictionary from web，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Uganda+before+1900.

[5]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2001，http://www.bartleby.com/67/362.html.

[6] 地处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艾伯特湖、乔治湖、爱德华湖、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之间的地区。

[7] http://www.thewaca.org/culture.html；http://www.ugandatravelguide.com/nilotics-culture.html.

[8] M.Louise Pirouet，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ganda ，The Scarecrow Press，1995，p.76.

[9] 有称他是契韦齐王朝的一位英雄。

[10] Peter Robertshaw，Ephraim R.Kamuhangir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Bunyoro-Kitara：Preliminary Results ，Nyame Akuma No.48，1997.http://cohesion.rice.edu/CentersAndInst/SAFA/emplibrary/48_ch11.pdf.

[11] 这些地区原属契韦齐帝国一部分。

[12] http://www.bunyoro-kitara.com/history2.htm.

[13]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布干达王国的首相。

[14] 有说比托人于16世纪初入侵布尼奥罗。

[15] 现今坦桑尼亚西北部。

[16] 通常很多达官贵族和酋长的儿子被送到王宫学习。

[17] 奥德丽·艾·理查德兹：《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第77页。

[18] Zoe Marsh，G.W.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p.122.

[19] 1517～1914年埃及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其统治者称为帕夏（即总督）。1840年埃及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了《亚历山大和约》，特别是1882年英军占领埃及之后，虽然名义上仍从属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14年12月正式宣布为英国“保护国”。

[20] 塞缪尔·贝克（1821～1893），英国探险家、旅行家，曾从尼罗河入海处沿尼罗河南下进入苏丹和乌干达北部寻找尼罗河源头，1863年发现了乌干达境内的艾伯特湖和维多利亚尼罗河上的默奇森瀑布。

[21] 19世纪20年代，埃及在英国的帮助下入侵苏丹北部，并将苏丹划归其从属国，随后其势力继续南扩。

[22] 1856年受英国地理学会委托，伯顿爵士与约翰·斯皮克第一次到东非探寻内地大湖，发现了坦噶尼喀湖。伯顿重病返回塔波拉阿拉伯人中心区后，斯皮克独自继续探险。

[23] 斯皮克（1827～1864）1856年第一次到东非探险，1858年发现维多利亚湖，并断定是尼罗河的发源地。1860年，他与老朋友格兰特同行再次来到东非的维多利亚湖探险。格兰特在中途病倒未能与他一道进入布干达，病愈后，于1862年到布干达与斯皮克会合。随后，他们为探寻尼罗河源头沿维多利亚尼罗河向北勘察，进入布尼奥罗王国领地，由于该王国与布干达关系不好曾被扣留数日。1864年斯皮克回国后意外死亡。

[24] 他们在儿童时期经挑选被送到王宫当侍从，以便将他们培养成未来的酋长。

[25] 在湖上举行水军演习是布干达王国的一项传统活动。

[26] 王宫所在地，建立在海拔1210米的门戈山丘上。殖民时期，它位于首都坎帕拉以西，占有大片地区，1967年以后（独立后）并入坎帕拉。殖民前，国王经常迁都，先后立门戈（1850年之前、1890年之后）、穆拉戈（Mulago，1850～1856年）、纳布拉加拉（Nabulagala，1856～1860年、1870～1872年和1882～1890年）、纳卡泰马（Nakatema，1860～1862年）、布班达（Bbanda，1862～1865年）、纳卡瓦（Nnakawa，1865～1870年）、卡博扎（Kabodha，1872～1875年）、卢巴加（Lubaga，1875～1879年和1880～1882年）和基坎德瓦（Kikandwa，1879～1880年）为首都。

[27] 在肯尼亚西部，离乌干达边界约50公里。

[28] 1884年11月彼得斯率领一支远征队乘船抵达坦噶尼喀，从沿海到内地与当地酋长签署了12个领土割让条约。1885年2月，德国皇帝给彼得斯颁发了德国东非公司特许证书之后，公开进行领土扩张，蒙巴萨以南地区沦为德国殖民地。

[29] 1902年以前乌干达东部疆域包括现今肯尼亚大片土地，远达肯尼亚西部的图尔卡纳湖和现今肯尼亚维多利亚湖滨地区，北部包括苏丹南部部分地区。1901年12月，乌干达铁路铺设到维多利亚湖东北的基苏木（位于现今肯尼亚西部）。为了统一管理铁路，1903年殖民者将乌干达东部省包括东部高地和现今肯尼亚维多利亚湖滨地区卡维龙多（Kavirondo）划归肯尼亚，1906年，英属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正式划定疆界。1911年西南部的基盖齐地区归入乌干达版图，划定与比属领地的边界。到了1914年，南部同德属领地的边界也已划定；北部与苏丹的边界作了调整，其疆域不再包括苏丹南部地区。

[30] F.D.Lugard，The Rise of Our East African Empire，Early Efforts in Nyasaland and Uganda.Vol.1，Frank Cass & Co.，London，1968，p.381.

[31] 迈罗（milo或卢干达语的mailo）源于英文英里（mile）一词，意为分配土地以平方英里（sq mile）为单位，后引申为布干达的一种土地所有制。

[32] 1平方英里等于2.59平方公里，等于259公顷。

[33] 新任命的酋长大多为基督教皈依者。

[34] 1910年布干达人头税增加到每年10先令，1920年布干达、安科莱、布尼奥罗和东部省大部分地区提高到15先令，其他地区则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征收6～10先令不等。二战后阿乔利和兰戈地区也调整到15先令。

[35] Ramkrishna Mukherjee，Uganda，an Historical Accident？：Class，Nation，State Formation ，Africa World Press，Trenton，NJ，1985，p.157.

[36] 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73，第269页。

[37] 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73，第348、395页。

[38] http://www.asiansfromuganda.org/uganda/history/colonialera.html.

[39] South and East African Year Book and Guide for 1920 edited by Samler Brown and Gordon Brown，Union Castle Line published，London，26th ed，1920.

[40] 在20世纪20、30年代人头税提高到30先令。

[41] 乌干达主要种植两种咖啡，罗布斯塔咖啡生产一般在布干达、维多利亚湖附近种植，阿拉比卡咖啡则在东部省埃尔贡山坡坡地种植。1934年年底阿拉比卡咖啡种植面积达17816英亩，罗布斯塔咖啡种植面积为26224英亩。

[42] Mahmood Mamdani，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London，1976，p.181.

[43] 仅两大甘蔗种植园每年招募1.2万～1.4万名季节工人。

[44] Robert G.Gregory，India and East Africa：A History of Race Relations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Clarendon Press，1971，p.53，p.61.

[45] Mahmood Mamdani，op.cit.，p.155.

[46] Nizar A Motani，“The Growth of an African Civil Service in Uganda，1912～1940.Ph.D.thesis，University of London，1972.

[47] Mahmood Mamdani，op.cit.，p.42.

[48] Mahmood Mamdani，op.cit.，p.42.

[49] 殖民前，乌干达大部分土地为村社公有，氏族族人享有使用权。殖民后，大部分土地归英王，少量土地分配给酋长为私人所有。人们不仅向殖民政府交税，成为地主的佃农，还要缴纳地租等。

[50] 卢干达语英文译名也有称“the Grandsons of Kintu”或“the Descendants of Kintu”。

[51] 乌干达著名的政治家、“金图之子”第一任秘书和工会运动组织者，为早期工人、农民和商人争取合法权益的领导人。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期间，先后为被取缔的乌干达非洲农民联盟和乌干达第一个政党乌干达国民大会的创始人，是反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和领导者。60年代初，加入了布干达保皇党——卡巴卡耶卡党。他生于1905年，死于1990年。

[52] 即在殖民地复制英国制度，直接管理控制殖民地民众。

[53] 全国划分为布干达省、东方省、西方省和北方省4个省。

[54] 系国王同酋长们共商大事的传统议政制度。

[55] Mahmood Mamdani，op. cit.，p.182.

[56] 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73，第352页。

[57] 特立尼达岛人，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大学和霍华德大学就读期间，成为工人党成员和黑人学生领袖。1929年在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劳工联盟黑人局任职，兼国际工会黑人工人委员会秘书。1934年移居伦敦，成立了国际非洲人服务局，领导泛非主义和非殖民化运动。

[58] 除了3名政治家之外，还包括5名店主和商人、2名职员、2名律师、4名记者和报社编辑、2名校长和1名在国外留学的学生；David E Apter，The Political Kingdom In Uganda，a study of Bureaucratic Nationalism，FRANK CASS PUBLISHERS，London，1997，p.317。

[59] S.R.Karugire，A political History of Uganda ，Heinemann Edu.Books，Nariobi，London，1980，p.166.

[60] Phares Mutibwa，Uganda since Independence：A Story of Unfulfilled Hopes ，C.Hursr &Co.Ltd.，London，1992，p.19.

[61] Jan Jelmert Jørgensen，Uganda：a modern history ，Croom Helm Ltd.，London，p.220.

[62] 安科莱人政治家，律师，独立后为第一任司法部长，1964年任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总书记，70年代初任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

[63] 现今刚果（金）。

[64] 军队第一把手，为布干达王国政府一位大臣的女婿。

[65] 由于议会以55票支持、5票反对、30票弃权，没有达到法定2/3票数而予以通过，也没有宣读宪法，事后只将临时宪法复印件发送到议员的信箱中，从而被戏称为“信箱宪法”。

[66] 据阿明说，军队用10辆卡车将尸首和尚未死亡的布干达人运送到西部，弃之于默尔森瀑布。

[67] Abdu B.K.Kasozi，The social origins of violence in Uganda，1964-1985，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Canada，1994，p.52.

[68] Juma Anthony Okuku，Informing Industrial Policy in Uganda：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Technology and Market Reform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Johannesburg，2006，p.139.

[69] Allison Butler Herrick，Area Handbook for Ugand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9，p.221.

[70] 19世纪末，很多印度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东非修建乌干达铁路。1901年契约到期后，大部分劳工回国，余下的6724人留在乌干达创业。很快，“东非有很多商机”的消息被回国的劳工广泛传播，吸引了不少印度人到东非发展。他们中很多人后来在乌干达发家致富，也有不少亚裔人在殖民政府任职，推行殖民政策。在政治上，印度人的地位高于当地人，经济上也占有优势。

[71] Andrew Mambo，Julian Schofield，“Military Diversion in the 1978 Uganda-Tanzania War”，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Dekalb，Winter 2007.

[72] Simón Chesterman，Just war or just peace？：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1，p.77.

[73] Anthony Clayton，Frontiersmen：warfare in Africa since 1950，p.106.

[74] Thomas George Weiss，Military-civilian interactions：humanitarian cris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p.186.

[75] http://www.absoluteastronomy.com/topics/Uganda_National_Liberation_Front.

[76] 巴干达人，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攻读刑事司法学，获法学博士。1978年在美国成立乌干达自由联盟，反对阿明政权，主张联邦制。80年代初，他成立了乌干达自由运动和乌干达自由军，为该组织主席，武装反对奥博特政权。1986年在穆塞维尼政府任能源部长。同年10月被指控犯有叛国罪，1987年2月撤销对其指控，3月遇害。反对党把其遇害事件归罪于穆塞维尼，以此时常指责和攻击他。

[77] Yoweri Kaguta Museveni，Sowing the mustard seed，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7，p.125.

[78] M.Louise Pirouet，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ganda ，The Scarecrow Press，Metuchen，1995，p.xxxvii.

[79]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CC245.pdf.

[80] 总统府网址历史部分，http://www.statehouse.go.ug/news.detail.php？newsId=699&category=News%20Release。

[81] 全称“全国抵抗运动体制”，简称“运动制”，亦称“抵运制”、“无党运动制”、“无党民主”、“无党政治”等。

[82] http://www.trybunal.gov.pl/constit/constitu/constit/uganda/uganda-e.htm.

[83] Peter Bouckaet，Hostile to democracy：the movement system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Uganda ，Published by Human Rights Watch，1999，pp.87-88；UGANDA HUMAN RIGHTS PRACTICES，1993，U.S.DEPARTMENT OF STATE，Jan.31，1994；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2000，Bureau of Democracy，HumanRights，andLabor，U.S.2001，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G2-2586700130.html.

[84] 在乌干达，选举团一般由下一级议会议员组成，选出上一级领导班子；功能团体由行业代表组成，如教育界、卫生界等不同行业。

[85] 1990年7月人民民主运动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但人民民主运动中的强硬派仍然坚持反抗。

[86]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1997，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London，1996，p.1018.

[87] “抵运”执政之初与各党派达成“君子协议”暂时禁止政党活动4年。1989年“抵运”为了继续推行民主改革，在全国建立抵运制，坚持延长党禁5年，1995年虽然根据新宪法政党为合法，但也规定继续实行党禁5年，届时每5年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继续实行“抵运制”还是改行多党制。到了2000年，根据全民公决“抵运制”再行5年，意味着继续实行党禁。

[88]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ections_in_Uganda.

[89] 1990年10月1日，鲁维甘巴率领的爱阵武装部队卢旺达爱国军进入卢旺达北部，后战死在沙场。

[90] http://en.wikipedia.org/wiki/Forum_for_Democratic_ChangeJHJendnote_bs.

[91] Africa Confidential，April 6 2001，Vol.42 No.70.

[92] http://en.wikipedia.org/wiki/Uganda_multiparty_referendum，_2005.

[93] 据2005年8月1日BBC报道，http://news.bbc.co.uk/2/hi/africa/4726419.stm；Rwengabo Sabastiana，The role of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in electoral administration，Chr.Michelsen Institute（Norway），Makerere University research collaboration，2005，http://www.cmi.no/pdf/？file=/uganda/doc/election-admin-August-05.pdf。

[94] 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Kizza+Besigye.

[95] 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Kizza+Besigye.

[96] http://en.wikipedia.org/wiki/Ugandan_general_election，_2006.

[97] 凡伊斯兰教教规允准食用的畜禽，一般要请阿訇或懂得宰牲戒规的穆斯林来宰，宰牲时要口诵“安拉之名”，方可食用。

[98] 英文为Queen's Counsel，简称QC，为英国皇室的法律顾问。御用大律师不仅在英国，也是英联邦国家中资深大律师的一种封号。英国皇室每年两次为英联邦国家的资深大律师册封御用大律师。

第三章
政治

独立后，乌干达政局不稳，24年中（1962～1986年）换了7届政府，其中4届是靠武力取得的。因长期内战，平民遭受蹂躏之苦在非洲国家中首屈一指，直到1986年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主要基础是南方的班图人）取得政权，内战和部族间相互杀戮才告结束。综观乌干达政治发展有以下主要特点：（1）南北部族不和。早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乌干达南、北部族就有不少差异，除不属同一个语系之外，南部为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较北部的游牧民族发达，且一直相安无事。殖民者到来之后，先是利用布干达王国征服并间接统治其他王国和地区，造成部族间的不和，特别是西部布尼奥罗王国臣民对布干达王国的怨恨和其他部族对其产生的戒心；后以布干达王国为中心，大力发展南部经济，使原本经济较北部发达的南部更加富庶，导致贫困的北部和富饶的南部差距越来越大。在军事上，为防止南部的诸部族起义、巩固殖民统治，殖民军队主要从北部诸部族中补充兵源，造成北部支配南部的局面。这种有利于殖民政府控制的政治经济权益分配格局，加剧了部族间的差异和罅隙，也是日后部族间争权夺利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政变和内战的根源。（2）王国地位问题，特别是布干达王国，由于担心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失去特权地位而极力维护或抗争，直接影响宪法的制定和政治体制的发展。（3）以部族利益为主导的精英政治，造成政局混乱。乌干达知识精英大多受英、美教育，利用西方民主模式来谋求本部族的利益，以获取本族人的拥戴和个人的高官厚禄。因此，在部族、宗教和区域的基础上，以精英为首的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每逢大选、议员或立宪委员会选举前后，或在有关权力分配、体制改变等问题上，为分享更多利益和权力时而联合、时而分裂，使原有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4）军人涉政。独立后不久，总统和总理之间的矛盾不断，为确保各自的地位分别寻求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导致军队卷入政治；军中不同部族和派别不和，又引发了不断的军事政变。这种长期不安定的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奉行的社会分裂政策埋下了地区差别、部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的祸根。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后，致力于民族和解、消除部族主义及宗派主义等，终使国家恢复了安定的局面。但在2006年乌干达恢复多党制之后，反对党、王国势力、宗派及部族主义等蠢蠢欲动，使执政党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节
宪法

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获得独立，1963年10月成立乌干达共和国。自独立以来，乌干达实行过三部宪法，即1962年独立宪法、1966年宪法和1995年制定的现行宪法。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随着宪法的更换而改变，即1962～1966年实行联邦制；1966年以后为中央集权制；现行宪法则突出议会至上，强调民主、人民参政和国家主权。

一　1962年独立宪法与联邦制

（一）布干达王国特殊地位与联邦制的产生

殖民前，乌干达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片土地上存在四个古老的王国，政治、经济、社会都较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和国家发达。殖民后，它们成为乌干达“保护国”（英国殖民地）的核心。其中，布干达王国最为重要，为“保护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首先，是因为：殖民者最先发现布干达王国，其人文地理环境优于其他王国和地区，为当地最强盛的王国。其次，乌干达的形成是在布干达王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布干达王国的合作和帮助下，殖民者征服和控制了其他王国和地区，顺利地建立了乌干达“保护国”，巩固了殖民统治。作为回报，布干达王国得到了特殊但有限的自治地位。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就布干达王国来说，已是内忧外患。其一，殖民化使其分化。早期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相继传入和竞争引起多次内战，不仅削弱了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使其臣民以教派划分，产生了不和和对立。加上殖民政府将村社公有土地私有化，分给听从他们的权贵，导致很多人失去土地，要求归还土地的呼声不断。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先在布干达兴起，矛头首先指向殖民统治下的王国傀儡政府。其二，布干达王国受到殖民政府的控制，失去了主权。此外，50年代初，迫于布干达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1952年新任英国总督决定先在布干达推行民主体制，然后逐步扩大到全国。自20世纪20年代初起，王国政府为维护或争取更多自治权和利益常常与殖民政府发生摩擦。此次，总督决心加强殖民政府的领导，再次明确布干达的省级地位。翌年3月，他促使穆特萨二世接受立宪改革，增加卢基科（议会）的选举名额，削弱了国王的权力。面对殖民政府的控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压力，穆特萨二世再也无法忍受殖民统治，借卢基科反对建立东非联邦之机，要求布干达独立。他被放逐到英国之后，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国不得不于1954年2月宣布乌干达将成为一个自治国家，其政府将掌握在非洲人手中。

英国政府决定在布干达王国推行英国式的民主制度，限制国王权力。英国政府以恢复王位、给予布干达更多有效的自治权力为条件，迫使穆特萨二世接受1955年协议成为立宪君主，卢基科（议会）由民选产生，王国政府由多数党组成。但是，穆特萨二世不甘心成为立宪君主。由于他敢于向殖民政府挑战，其威望骤然提高，特别受到布干达臣民的拥戴，同时得到许多崇尚传统主义的分离主义者的支持，使他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复位后，他对大臣任免和领导有了实际权力，并加紧对卢基科的控制，阻止政党领袖当选卢基科成员，使政权牢牢地掌握在信奉基督新教的人手中。此时，他的个人权力比以往甚至比其父王更大，1955年协议未能对他产生有效限制。

在之后的立宪改革中，穆特萨二世与他的布干达掌权者们担心失去王国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不愿加入中央政府，抵制殖民政府推行的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如在1958年，卢基科要求英国终止1955年协议，恢复国王的权力。此要求被拒绝后，布干达未参加同年在全国大部地区举行的立法会议直接选举，甚至在1960年年底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一期间，殖民政府不再考虑布干达的要求和抵制行动，在给予乌干达自治和独立之前坚持建立统一的政体。但在1961年3月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改变了整个政治格局，由于王国政府号召人们抵制，民主党以不到4%投票率得到布干达地区的20个议席，赢得全国多数议席，在殖民政府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使得对民主党一向没有好感的布干达国王和传统主义者更加记恨民主党，认为他们背叛国王和王国利益。为了确保独立后的地位和利益，王国政府决定成立卡巴卡耶卡政党，与民主党抗衡。人大党为了争取大部分巴干达人的支持，决定与卡巴卡耶卡党联手反对民主党。同时，通过大选，英国意识到绝大部分巴干达人支持布干达王国政府，希望保留他们的传统和君主制，因此不得不重新考虑独立后布干达王国的地位问题。1961年6月英国蒙斯特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建议在制定乌干达独立宪法时给予布干达王国以联邦地位，其他三个王国给予半联邦地位。同年9月，在伦敦召开的宪法会议（亦称兰开斯特宫会议）建议，如果布干达愿意，可以通过卢基科间接选举该地区的国民议会议员。此建议虽遭到民主党领袖的反对，但得到人大党的支持，临时宪法得以在蒙斯特委员会的建议基础上通过。宪法会议还就布尼奥罗“失地”问题通过了留待独立两年后由失地地区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他们的归属的决议，并决定在1962年3月乌干达获得内部自治，随后举行首次国民议会选举。1962年4月，卡巴卡耶卡党与人大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相互支持而获胜，共同组织政府。同年6月，宪法会议起草了新的独立宪法，除给予布干达王国联邦地位外，也给予其他西部王国和布索加以联邦地位。

（二）1962年独立宪法

乌干达的第一部宪法为独立宪法，于1962年初在英国马尔伯勒宫会议通过，同年3月生效。根据该宪法，1962年3月1日乌干达实行内部自治，外交、国防和内部安全仍归英国总督负责。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独立之后，上述权力则归乌干达政府行使。

独立之初，国家形式为联邦体制，因此1962年独立宪法亦称联邦制宪法，它是四个王国和其他地区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根据该宪法，乌干达建立的是英国式的联邦制国家，由五个联邦国（布干达、安科莱、布尼奥罗和托罗四个王国以及布索加领地）和十个行政地区组成。宪法给予各地方政府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各联邦国有各自的议会和政府，有一定的立法权。其中，布干达的自治权力最大，它有自己的司法体系、警察部队；可以自行征税；有自己的宪法，并可制定有关的法律，如土地所有制法、习惯保护法以及地方政府公务员法等；可以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选举王国在国民议会的代表。相比之下，其他王国的自治权较小。除卡拉莫贾地区之外，其他地区也保留了原来的自治地位，如选举产生地方议会，制定有关法律等。宪法还允许非联邦地区选择立宪首领，其地位与其他王国的国王相同。卡拉莫贾为最不发达地区，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特殊地区。

国防和外交等权力归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无权改变宪法和布干达以及其他联邦国家的地位。1963年修改了1962年宪法，规定国民议会须在四个王国的国王和一个领地的立宪首领中选出总统和副总统，总统虽为国家元首兼军队总司令，但无行政权力，仅承担礼仪性职责，取消英国派驻的总督。爱德华·穆特萨二世为乌干达独立后首任总统。总理为政府首脑。

二　1967年宪法与实施

（一）中止1962年独立宪法

独立后，乌干达的联邦制权力分配促使各地区之间竞争，增强了地方领导的权力，也增加了中央政府与具有联邦地位的王国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其中五个联邦国自然条件优越，占据了国家大部分最富有的地区，尤其是布干达王国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虽然为省级地位，但有独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成为国中之国。握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对这些王国不能完全行使权力，东北部的部族又难以驾驭，真正可管辖的地区只有边缘落后的北部。中央政府因此常常与这些王国，特别是布干达王国产生摩擦。不是其他王国不断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像布干达一样的同等特权和自治，就是布干达国王作为国家总统往往考虑的是本王国的利益，或是总理奥博特代表中央政府与王国争夺经济权利等。同时，地方领导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争权夺利。当以爱德华·穆特萨二世总统为首的南方势力企图将奥博特总理赶下台之时，奥博特反败为胜，于1966年2月用武力推翻了爱德华·穆特萨二世总统，自任执行总统，并宣布中止1962年宪法。同年4月，奥博特利用军事力量威慑，迫使议会通过了1966年临时宪法。临时宪法激烈抨击联邦政治和君主制，给予了中央政府以最高权力，废除了总理制，建立了一切权力集一身的总统制。临时宪法虽然没有取消四个王国，但它们已经失去了相当的自治权力。

（二）1967年宪法

1967年，议会经过了几个月的激烈辩论，政府最终同意对1966年临时宪法进行修改，接受了一些条款，如总统负责制，内阁对国民大会负责，可以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总统等。1967年9月，国民大会通过了独立后的第二部宪法，亦称统一共和宪法。该部宪法废除了君主制和世袭首领的地位，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共和制，所有权力属选举产生的总统。总统由内阁部长辅佐，部长一般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理论上，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各自独立。

1967年宪法将布干达王国划分为四个行政地区，取消布干达王国名称，其他三个王国和一个领地被划分为行政地区。宪法第一章明确规定了国家性质，规定修改宪法需要国民大会2/3议员投票通过；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关于国籍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第四章和第五章规定了总统、议会、行政和立法的权力范围，以及有关地方政府和司法条例；并规定议会由国民大会议员和总统组成，没有总统同意，议员不能通过法律。第六章规范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的作用、官员任命和土地管理。最后一章为所有地区沿用的土地法规定。

1971年阿明军事政变上台后，1967年宪法被废除。1980年底奥博特第二次执政后，1967年宪法被重新启用。1985年7月军人再次执政，该宪法再次被废除。

三　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后实施的新宪法

（一）1995年宪法的产生

1986年1月，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后，立即发表《公告》，宣布接受1967年宪法，但中止该宪法中关于给予总统、议会、行政和立法权力的部分；表示最基本的公民权和政府的工作程序继续以1967年宪法为基础；在有关行政和立法权力方面，宣布全国抵抗会议作为议会具有最高权力，包括通过法案和选择国家总统的权力；全国抵抗会议由主席、全国抵抗运动代表和全国抵抗军代表组成（将不断增加其他政治力量和地区成员），国家所有重要问题须征求全国抵抗军会议的意见。《公告》最后宣布，全国抵抗运动政权是个临时政府，执政期不得超过4年。

1989年发布了《公告》修正案，规定全国抵抗会议和全国抵抗军会议参予宪法的制定、通过和颁布，给予两个会议共同选举或罢黜总统和批准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同年10月，为了对宪法草案进行充分讨论和辩论，以便制定一部永久性宪法，执行在内战期间遭到破坏的北部和东部的政治、经济恢复计划，全国抵抗会议将原定全国抵抗运动临时执政期延长5年。

1988年10月，全国抵抗会议通过了建立制宪委员会，以便充分听取公众建议，制定新宪法草案。政府为制宪委员会制定了指导方针或最低要求，其中包括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三权分离，司法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公正的选举制度等。1989年2月，穆塞维尼总统任命制宪委员会成员着手修订宪法。1992年1月，政府宣布将起草新宪法并在1994年内举行全国大选。1992年12月，制宪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宪法草案。

（二）1995年宪法为现行宪法

1995年7月12日，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同年10月8日正式颁布乌干达独立后的第三部宪法。按1995年宪法规定，全国抵抗运动执政期延长5年，“抵运制”延续到2000年，届时每五年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决定是否继续实行“抵运制”，还是改行多党制。根据宪法规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限连任两届；议会有权弹劾总统和罢免不称职的部长，总统的重大任命、决定和签署重要条约均应事先通过议会批准；成立由部分内阁成员和议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负责解决政府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或出现政治危机时充当总统顾问，代表议会批准总统任命。宪法规定，建立独立人权委员会以调查可能发生的违反人权事件；建立总检察机构，反对各级政府腐败和滥用权力等。宪法恢复了布干达、布尼奥罗、安科莱和托罗四个王国国王的传统文化领导人的地位。

该部宪法分为19章，其中，基本人权和自由一章，详尽地列举了对公民以及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化、家庭、财产等各个方面的人权保护条款。在立法、行政、司法、政府检察机构、财政、地方政府和国防与安全等各章，对机构体制、职责、权限和人员的任命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土地和环境一章制定了土地制度和保护措施；传统首领和文化领袖一章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宪法的第14章为领导行为守则，要求政府官员公开个人收入、财产和债务，说明收入、财产来源和债务如何产生，列举了禁止各种腐败、有害公共利益和福利及良政等行为的规定，以及对违反者的处置等。

（三）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

2005年7月12日，乌干达议会以220票赞成、53票反对和2票弃权通过了对1995年宪法有关条款的修改，取消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2005年9月26日，议会正式通过了2005年宪法修正案，并于同年9月30日生效。宪法修正案还规定：在“抵运制”下，当选议员须辞去地方政府或公共办公室的任职；在多党制度下，中央政府部门与机构中的公共事务官员或雇员，地方政府或政府占有多数股权机构中的雇员希望竞选议员时，须在候选人提名日90天前辞职。此外，该宪法修正案还对议会中反对党领袖作了规定；决定成立总理和副首席检察长办公室；规定了审计独立和审计总长免职程序；决定建立审理腐败犯罪案件的特别法院和领导守则法庭；制定了控制矿产和石油资源的条款。

由于一些王国和部族集居区，特别是布干达王国不断要求联邦地位，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2005年12月21日，议会通过了宪法第二次修订案，规定根据两个以上地区的意愿可以组建区域政府（首先须经地区议会2/3以上议员通过，而后则须该管辖内2/3以上乡级议会的批准），但区域议会和区域政府主席须经该区域成人普选直接选举产生。民选区域政府和议会可在2005年12月30日生效。根据上述条例，还对布干达、布尼奥罗、布索加、阿乔利和兰吉区域内地区级加入区域政府作了详尽的规定。规定区域政府建立后，中央政府分权予它，地区级地方政府保持原有体制和权力不变。

（四）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国家体制

根据宪法规定，2000年6月乌干达举行全民公决，91%选票支持继续实行“抵运制”。5年后，第二次全民公决于2005年7月28日举行，92.5%民众支持恢复多党制，乌干达自此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

第二节
国家机构

一　立法机构

乌干达议会实行一院制，亦称国民大会，是乌干达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授权议会：制定有关乌干达和平、秩序、发展和良政方面的法律；保护宪法和促进民主治理；审议所有影响国家的重大政策、财政预算等；监督政府规划和项目的实施；检查总统的人事任命；审查地方政府议案和法令是否与宪法一致；审查政府行为，保护公众利益。议会审议的所有议案需议会多数通过、总统同意方可生效。如果因总统不同意而被驳回两次，议会第三次以2/3多数通过，即使总统不同意，也算生效。

（一）议会组织结构及其职责

议会设有议长、副议长和议会委员会和若干常设委员会及一名议会秘书。议长为立法机构的首领，须在大法官或在大法官指定法官的主持下由议会选举产生。副议长由议长组织议员选举产生。宪法规定，副总统和部长不能当选议长或副议长。议长兼任议会委员会、任命委员会和商业委员会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议会，确保遵循议会程序规章主持议会辩论；与总统协商后，可以宣布议会休会。议长不在时，副议长代行其权力。议会秘书由总统与公共服务委员会协商后任命，是为议会服务的实际执行官，负责向议长提供有关议会的规章、程序和礼仪上的建议和指导，并负责议会内部的服务与管理。他由两名副秘书辅佐，一位负责立法服务，另一位负责行政服务。

议会委员会负责议会的行政管理。该委员会作为法人团体，由8位委员组成，包括议长、政府事务领导人、反对党领袖、财政部长和4名普通议员，议长为议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议会的组织和战略指导工作，具体负责议会公共部门人员的任命和提升，实行纪律约束；对议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为草拟议会报告提供服务；提供所需要的人员和设备以确保议会机制有效；帮助准备下一财政年度岁入和支出的估计数据；向议会建议，并经议会批准，确定议长或议员的津贴支付和特殊待遇等。

议会还设有三类委员会，即常设委员会、会议委员会和甄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对议会的所有议案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递交有关来自不同领域的提案；评估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工作；对各自领域进行相关的研究；就各自职责范围向议会提交报告。

常设委员会有12个，它们是任命委员会，规则纪律与特权委员会，公共账户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平等机会委员会，政府保险委员会，托管与法定权力机构和国有企业委员会，地方政府账目委员会，艾滋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及有关问题委员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商业委员会。

会议委员会有13个，一般在议会每次举行会议之初成立，职能与常设委员会相似。它们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委员会，国防和内务委员会，物质基础设施委员会，性别、劳工和社会发展委员会，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社会服务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总统事务委员会，法律和议会事务委员会，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委员会，农业、畜牧业、渔业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旅游、贸易和工业委员会。

甄审委员会则是在议会审议某一事项，或被审议的事件需要调查时而成立的临时委员会。

（二）议会组成与议员选举

1961年，乌干达在独立前夕举行了首次直接选举（布干达王国除外，其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产生了以非洲人为主的立法议会，即乌干达第一届议会。独立后，1967年未经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议会。之后数年，由于政变和内战频仍，两届军政府曾两度解散议会，其中第三届议会，为阿明倒台后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第四届议会在1980年底经选举产生，但普遍认为此次选举被奥博特的支持者所操纵。总之，这几届议会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直到1986年全国抵抗运动夺取政权，宣布全国抵抗会议为立法机构，才恢复了议会活动。全国抵抗会议为乌干达第五届议会，由38名全国抵抗运动正、副主席、代表及全国抵抗军代表组成。1989年2月举行议会选举，全国抵抗会议成员增至270名，包括全国抵抗运动和全国抵抗军的38名资深成员、149名县级代表（以县为选区，各选区选出1名代表）、19名市及市政会议代表、20名指定成员和34名地区妇女代表（每个地区选出1名妇女代表）。自此，乌干达议会由每个选区直接选举产生的1名议员、每个地级选出的1名妇女代表以及军队、青年、工人和残疾人等若干名代表和副总统、内阁部长（已当选议员）等组成。如果内阁部长不是当选议员，应成为当然议员，但在议会表决时无投票权。每届议会任期5年。

1996年6月27日议会选举产生了280名议员，2001年议会选举产生了292名议员，分别组成了第六届和第七届立宪议会。

2006年2月23日，第八届议会选举与总统大选和地方政府选举同时举行，这是自1980年以来乌干达首次举行的多党议会选举。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全国抵抗运动获得206个席位，民主变革论坛获得37个席位，乌干达大会党和民主党分别获得9个和8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37个席位。该届议会由332名议员组成。

2011年2月18日，第九届议会选举与总统大选同时举行，59%的选民[1]参加了投票。议会选举结果为：全国抵抗运动获得263个席位，民主变革论坛获得34个席位，民主党和乌干达大会党分别获得12个和10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获得37个席位。本届议会由388名议员组成，包括238名选区代表（直接选举产生）、112名地区妇女代表、10名军队代表、5名青年代表、5名工人代表、5名残疾人代表和13名当然代表。

第九届议会议长是丽贝卡·卡达加（Rebecca Kadaga），2011年5月就任；副议长为雅各布·乌兰亚（Jacom Oulanya）。

议会选举须在上届议会届满前30天内举行，具体日期由选举委员会选定。宪法规定，议会选举须设立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任命与议会批准的主席、副主席和5名其他成员组成，任期7年，最多连任两届。该委员会成员，须辞去议员、地方议会议员、政党或政治组织执行委员和公共事务官员的地位或职位。该委员会的职责为：确保议会选举公正、自由和定期举行；组织、引导和监督选举和公民投票；划分选区，确定选区数量；选定选举时间、确定和公布选举结果；汇编、修订和更新投票人注册录；倾听和解决投票前和投票期间的选举投诉和不满；开展有关公民选举教育等事项。

该委员会不受任何人或权威人士的控制和指导，独立履行职责，对其官员和雇员的任命须与公共服务委员会（设于议会中13个会议委员会之一）协商，其中任命的一名秘书（公共官员）负责公共行政管理，也为财务官员，管理该委员会所有资金。该委员会有独立的财务体制，其行政开支包括雇员工资、津贴和养老金应由统一基金支付。委员会的资金包括国内外捐赠须经财政部预先核准才能使用。

选举委员会负责划分选区，确保每个县至少有1个议员名额，以及选区人数尽可能接近于人口配额。[2]同时要考虑到交通便利、地理特点、人口密度、地区区划的面积和分界，还要及时核查选区划分情况，对不合理的划分可重新划界。任何人对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不满可以上诉高等法院。

选举委员会为每个地区任命一名选举主任，选举主任则可任命一名助理协助工作。选举主任负责在选区建立投票站或投票中心，并为每个投票站任命一名投票站主任和不超过3名投票站事务员。

选举委员会还为每个地区任命一名注册官和一名副注册官。他们不受任何人和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只服从选举主任和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为投票人注册，确定投票人是否符合条件。

关于议员候选人，宪法规定：政府部门或政府代理机构的官员和雇员不能参加议会竞选，欲参选者须在候选人提名日之前至少90天内辞去公职；欲参加议员补选者则在候选人提名日之前至少14天辞职。议员候选人应至少具有高中学历或接受相当水平的教育。在候选人提名期间，须由两名已注册的投票人向选举主任提交有关候选人个人概况、一份支持候选人提名的人名录，但至少有来自本选区内10名注册投票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概况及他们签字的文件，并交纳提名费20万先令。议员候选人提名，除由政治组织发起或由某政党赞助之外，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作为候选人。

宪法还规定，议员享有报酬、奖金和养老金等。以某政党或派别候选人竞选产生的议员，如果脱离该党参加其他政党，或无党派议员加入政党，将失去议员资格。

（三）地方议会

乌干达的地方议会自下而上分为村、教区、乡、县和地区五级，为“抵运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18岁以上全体成年人构成村级议会，乡和地区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教区和县议会则由选举团选举产生。县议会无立法权，只为选举机构，仅设主席和副主席两个职位，一般县作为大选选区，每逢大选负责选举本选区的议会议员。

二　国家元首与政府体制

（一）国家元首

乌干达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行使最高行政权力；职责为遵守、支持和维护乌干达宪法与法律，维护公民福利和国家领土完整。

乌干达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直接负责组织内阁和领导政府；有权任免副总统、总理、内阁成员以及大法官、法官、总检察长、审计总长和乌干达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行长等，但须经议会批准；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需得到议会至少2/3议员的支持。

宪法规定，总统须在每年议会开幕式上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在年度之初向议会提交新年度财政预算以及下一年度政府岁入和支出的估算。

总统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自行接任总统职务。

总统选举

总统大选每隔5年举行一次，由年满18周岁以上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须为乌干达出生的公民，年龄在35～75岁之间，有资格成为议员，并在全国120个地区中至少有2/3地区的提名，而每一地区的提名者须达到100人。竞选人须在候选人提名日或之前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有关文件。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在同日举行。

2006年2月23日，乌干达举行了穆塞维尼执政以来第一次多党选举。此次选举有5名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抵运”主席穆塞维尼、民主变革论坛主席基扎·贝西杰、民主党总裁约翰·塞巴纳·基齐托、人民大会党米里阿·奥博特和一名无党派人士阿贝德·布瓦尼卡。2011年2月18日举行第二次多党选举，8名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

现任总统　约韦里·卡古塔·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3]1944年生于乌干达西南部恩通加莫地区尼亚布里扎教区尼亚曼博村，安科莱人，信奉基督新教。1967～1970年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在校期间与其他学生创建了大学生非洲革命阵线，被选为该组织主席，不仅组织学习革命理论，而且组织大学生到莫桑比克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回国后，任奥博特总统府研究秘书（助理秘书），加入人民大会党，曾是该党激进派青年团成员。

1971年阿明政变后，他流亡坦桑尼亚，因与奥博特产生政见分歧退出人大党。1972年在坦桑尼亚创建武装力量“民族拯救阵线”，从事组织推翻阿明政权的工作。1979年3月任全国解放阵线执行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阿明政府垮台后，他在临时政府先后任国防部长、地区合作部长等职。1980年11月任乌干达爱国运动主席，1981年初该组织转入地下。1981年2月，他带领34人进入丛林，创建人民抵抗军，开展反对奥博特政权的游击战。同年6月，他领导的乌干达爱国运动及其武装力量与前总统卢莱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合并组成“全国抵抗运动”及其武装力量“全国抵抗军”，他任“抵运”副主席兼全国抵抗军最高指挥部司令。1985年1月任“抵运”临时主席。1986年1月推翻奥凯洛政权后，任总统兼国防部长、军队总司令和全国抵抗运动主席。在1996年和2001年两次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统。2005年11月，乌干达议会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不能超过两任的限制。2006年2月和2011年2月先后举行两次多党选举，穆塞维尼以59.26%和68.38%选票获胜，蝉联第三、第四任总统。

在他的领导下，乌干达经济稳步增长，减贫成绩突出。他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被誉为非洲新一代领导人。2001年9月，穆塞维尼因在本国防治艾滋病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被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署授予“世界防治艾滋病突出领导成就奖”。

他曾于1989年、1996年和2004年3次访华。2006年11月曾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表3-1 历任国家元首

副总统

由总统任命，经议会批准，需要时代表总统；其职责由总统指派，主要协助总统完成交办的事务。

现任副总统　爱德华·基瓦努卡·塞坎迪（Edward Kiwanuka Ssekandi），律师、政治家，全国抵抗运动成员，2011年5月24日被任命为乌干达副总统。他于1943年1月19日出生于马萨卡地区，毕业于东非大学，获法学士学位，并在坎帕拉法律发展中心获得法律实践学位证书。1973～1978年任乌干达法律发展中心讲师，1978～1979年任该发展中心代理主任。1986～1993年在乌干达调查违反人权委员会任主要律师。1994～1995年为起草1995年宪法的立宪会议成员。1996年、2001年、2006年和2011年先后被马萨卡地区布科托县中部选区选入议会。1996～2001年担任议会副议长。2001～2011年先后任第七、第八届议会议长。

表3-2 历任副总统

（二）政府总理

乌干达政府总理人选须是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议员，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政府总理对总统负责，完成总统指派或交办的事务，协调政府各有关部门之间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工作，同时也是国民议会政府事务的领导人。

现任总理　阿玛玛·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1949年1月16日生于现今卡巴莱地区鲁基加县姆帕洛村。1975年毕业于马凯雷雷大学法律系，后在坎帕拉法律发展中心获得法律实践硕士文凭。1976～1978年在总检察署任检察官，1977～1979年任乌干达法律协会秘书。阿明政权倒台后，任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法律服务主任。自1977年以来，为乌干达律师协会成员和乌干达法庭辩护律师。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曾参加左翼学生组织，1971年参与成立反对阿明军政权的秘密学生组织。1974～1975年，他打通与阿明政府的安全机构的内部关系。自此他与穆塞维尼建立了联系，通过电话互通情报，帮助动员和组织群众反对阿明政权。1976年为“民族拯救阵线”西部地区负责人，后被穆塞维尼任命为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秘书。1981年逃亡内罗毕，后流亡瑞典，在国外建立了后来成为全国抵抗运动的国外委员会。“抵运”执政后，1986～1991年担任对外安全情报组织的首任局长。1994年为立宪会议成员，负责制定1995年宪法。自2003年以来，为卡农古地区西金基兹（Kinkiizi）选区议员，曾任议会“抵运”代表核心小组主席。

他还先后在内阁担任要职，1986～1992年任国防部国务部长，之后任外交部国务部长；2004～2006年为乌干达首席检察官和司法部部长；2006～2009年为国防部部长；2009年2月～2011年5月任安全部长；自2010年6月以来一直兼任全国抵抗运动组织总书记。[4]多年来，他多次在国际场合为乌干达争取合法权益，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要求国际社会允许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跨境追击叛军等。

目前，他在政府和执政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穆塞维尼总统的得力助手。普遍认为，他是穆塞维尼总统最亲密的盟友。2008年，姆巴巴齐被卷入土地买卖丑闻。当时，全国社会保险资金领导声称由于他的施压才来购买他的土地，议会曾对姆巴巴齐进行调查。此事曾搞得沸沸扬扬，直到穆塞维尼总统亲自过问，他才得以解脱。

表3-3 历任总理（1962年以来）

（三）内阁

1. 构成与职责

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包括内阁、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内阁以总统为首，由副总统、总理、副总理、21位部长、1位“抵运”首席督导（Chief Whip）[5]和44位国务部长（相当于副部长，也是内阁部长）组成。副总统、总理和部长由总统任命，经议会批准。内阁成员多出自议员，或具备“当选议员”资格的人士。根据宪法，总统可以从非议员中任命最多10名内阁部长，他们为议会当然议员，可以参加议会辩论，但没有表决权。此外，总统还任命总检察长、审计总长和公诉总长。

内阁秘书经总统与公共服务委员会磋商后任命，他主管内阁事务办公室，根据总统指示，负责内阁备忘录、安排活动和向有关方面或人士转达内阁决定等。

内阁会议通常由总统召集和主持，如果总统不能出席，由副总统召集和主持。

内阁作为整体进行决策，主要负责决定、阐明和执行政府政策，同时执行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职责。每位部长各司其职，完成总统交办或分派的工作，对总统负责，并集体负责内阁所作出的决定。内阁各部门除具体执行政府政策外，还负责向内阁提供各主管领域的政策和计划草案等，通过内阁讨论，方可将提案上交国民议会批准；同时监督和指导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

内阁具体负责：

（1）准备国民预算，执行所制定的目标和任务；

（2）制定国家优惠项目的范围；

（3）为地方政府拨款；

（4）批准地方政府的借贷（超过地方筹资25%以上贷款）；

（5）准备和负责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执行国民发展计划，发布有关地区议会制订计划的指导方针。

内阁各部都有常设秘书，负责本部门的业务和组织，向部长提供建议，执行政府政策，负责本部门公共资金的正常开支。

本届内阁于2011年6月成立，共有76名部长级官员，其中部长29名，国务部长即副部长47名，主要成员有：

总统兼总司令　约韦里·卡古塔·穆塞维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

副总统　爱德华·塞坎迪（Edward Ssekandi），

总理　阿玛玛·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

第一副总理兼东非事务部长　埃里亚·卡泰加亚（Eriya Kategaya），

第二副总理兼公共服务部长　亨利·卡朱拉（Henry Kajura），

第三副总理兼议会中政府事务首领　摩西·阿里将军（Moses Ali），

安全部长　威尔逊·穆卢里·穆卡萨（Wilson Muruli Mukasa），

总统事务部长　卡巴库姆巴·马西科（Kabakumba Matsiko，女），

总理办公室总务部长　基杜·马库布亚（Khidu Makubuya），

农牧渔业部长　特雷斯·布查纳扬代（Tress Buchanayande），

国防部长　克里斯珀斯·基永加（Crispus Kiyonga），

防灾及难民救助部长　斯蒂芬·马林加博士（Stephen Malinga），

教育和体育部长　杰西卡·阿鲁波（Jessica Arupo，女），

能源和矿业部长　艾琳·穆罗尼（Irene Muloni，女），

新闻与国民指导部长　玛丽·卡鲁罗·奥库鲁特（Mary Karooro Okurut，女），

内务部长　希拉里·奥内克（Hilary Onek），

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部长　玛丽亚·基瓦努卡（Maria Kiwanuka，女），

工程与交通部长　詹姆斯·亚伯拉罕·比扬达拉（James Abraham Byandaala），

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长　卡因达·奥塔菲雷（Kahinda Otafiire），

总检察长　彼得·尼翁比（Peter Nyombi），

性别、劳动和社会事务　部长西达·本巴[6]（Sydda Bbumba，女），

贸易和工业部长　阿米莉亚·基扬巴戴（Amelia Kyanbadde，女），

水利和环境部长　玛丽亚·穆塔甘巴（Maria Mutagamba，女），

土地、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　道迪·米吉雷科（Daudi Migereko），

卡兰莫贾部长　珍妮特·穆塞维尼（Janet Museveni，女），

卫生部长　克莉丝汀·昂多阿（Christine Ondoa[7]，女），

外交部长　萨姆·库泰萨（Sam Kutesa），

通讯与信息通信技术部长　鲁哈卡纳·鲁贡达博士（Ruhakana Rugunda），

地方政府部长　阿道夫·姆韦西盖（Adolf Mwesigye），

旅游和野生动物部长　伊弗雷姆·卡蒙图博士（Ephraim Kamuntu），

“抵运”首席督导约翰·纳萨西拉（John Nasasira）。

2. 内阁组成特点

（1）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全国抵抗运动早在开展游击战时期就坚持建立基础广泛的政府的原则。执政后，“抵运”领导通过邀请政府反对派分享政府权力，广泛吸收各党派和以前各届内阁各部门的头面人物进入内阁。最初，除总统兼任国防部长和任命一名全国抵抗运动官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外，全国抵抗运动的其他领导在不重要的部门担任部长，或在关键的部门担任副职。随着政局逐渐稳定，开始扩大内阁编制，增加内阁成员，部长和国务部长人数自1986年的33位增长到1990年的72位，其中包括3位副总理。自此，一些重要部门的部长开始由全国抵抗运动和全国抵抗军成员担任。

在2006年的多党选举中，319个席位中，全国抵抗运动获得206个席位。“抵运”作为执政党，在组阁中更加重视成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内阁20名部长中，14名为全国抵抗运动成员，反对党有6名；其中3名是民主变革论坛成员，2名为其他政党成员，1名属无党派人士。

（2）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

乌干达政府重视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发挥妇女在参政中作用。如宪法不仅增加了保护妇女权利的条款，还规定建立必要的机制以保障妇女参政权和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国民议会的组成包括各基层议会规定须有妇女代表。在各级抵抗委员会（基层权力机构）中须选出1名妇女委员。1988年政府增建了妇女发展部，后改为性别、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其主要职责是执行政府的性别政策，宣传提高妇女地位、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公众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根据政策，地方议会至少为妇女保留1/3的席位，并促进妇女参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使妇女获得决策地位的比例达到42%。由于政府重视，1990年内阁中有8名妇女担任部长职务。1994年，斯佩西奥扎·万迪拉·卡齐布韦被任命为副总统，她是乌干达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位女副总统。自1986年至今，乌干达内阁先后有18名妇女出任部长，30多名妇女担任国务部长。2006年议会选举中有99名妇女当选议员，其中7名被任命为内阁部长，还有若干女国务部长。女议员占议会的比例2000年为18.6%，2003年增长到24.6%，2006年和2011年近30%。2011年议会选举中有112名妇女当选，其中10名被任命为内阁部长，12名被任命为国务部长。

（四）地方政府

独立以来，随着政权的更迭，乌干达的行政区划和地方政府的体制不断发生变化。1986年全国抵抗运动执政之后，根据其在1981～1985年内战期间在解放区的执政经验，将民选产生的5级议会和执行委员会（地方行政机构）的体制，即通过“抵运制”产生的民选基层政权，逐步推广到全国。

1. 推行地方分权制

为了促使民众更多地参与决策和给予民选基层政权更多权力，1992年穆塞维尼总统宣布在乌干达实行地方分权政策。翌年，中央政府开始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亦称地方分权制，为此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如1993年议会通过的地方政府（抵运会议）法令，给予地方民选领导更多的决策权，包括制定本地区预算、计划和监管项目的权力。1995年宪法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与行政权力。1997年的“地方政府法”就地方政府的组成、权限作出了相关规定；明确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全国性政策，给予地方政府以指导和帮助，检查、监督和协调地方政府的活动等，以确保国家政策得到贯彻；地方政府则接受中央政府负责的服务性工作，除不违法之外，它们可以做任何有利于管辖地区发展的事务。

为了推行地方分权制，中央政府建立了以地区级为基本单位的地方政府，承担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工作。为了防止地方独立和出现分离主义，促进各地区间的竞争，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区的发展，中央政府多次增添新的地区级行政区划，使每个地方政府管辖的面积不大，易于管理。地区级区划由1986年“抵运”执政之初的33个增加到2007年的80个，到了2010年7月增加到111个地区和1个地级市（首都坎帕拉），使以地区级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达到112个。

各地方政府除具有立法权之外，建立了负责人事任免的地区公共服务委员会和主管地方财政计划、分配、预算的财政委员会，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管理本地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分权制，实现地方政府的决策民主化，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促进地区间资源公平分配，改善公共服务，以便尽快达到乌干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目标。

2. 地方政府行政机构

地区执行委员会相当于地区级地方政府，由主席、副主席、5名执行秘书组成。执行委员会主席（城市为市长）最初由地区议会选举产生，1997年以后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2005年以后改为任期5年。副主席和若干秘书须为地区议会议员，由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名，经地区议会2/3议员通过。

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地区政治领导，主持地区执行委员会会议；负责监管地区全面的行政工作；核准发展政策、计划和预算，协调本地区或城市议会和下级行政部门的事务和活动等。执行委员会每位执行秘书分别主管教育、财政、公共工程和卫生设施等不同的常设委员会。5名执行秘书中至少有一位妇女，而且其中一位须负责卫生和儿童福利。各级执行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设立不同的常设委员会。其中的地区服务委员会为地区重要部门，掌管人力资源，主管地区服务机构的人事任免。

地区执行委员会和常设委员会须向地区议会负责，定期报告工作。它们的主要职责是：起草和制定有关政策，但须经地区议会批准方可生效；监督执行所制定的政策；监控和协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执行地区议会制定的规划；向地区议会推荐地区委员会委员。

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指派常驻地区专员。常驻地区专员为高级公务员，由总统任命，代表总统和中央政府。他也是地区级的政治领导，主要协调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就可能影响地区计划或规划、带有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向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出建议；执行总统指派和议会交办的任务；建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示内部审计长执行特别审计和向议会提交报告。

自1992年政府宣布实行地方分权制以来，中央政府建立了地方政府部，负责制定有关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法律。该部部长有权指派有关机构对认为有不正当活动的地方政府进行调查。常驻地区专员（地区的总统代表）和检察长有权力进行干预，但他们无权自行调查违规行为，但可以促使成立有关调查委员会。有些滥用职权和管理不善等案例需要经过司法部门的审理，有的则需要审计总长的调查。

乡级地方政府包括乡级行政机构执行委员会、分管教育、卫生、财政等方面的委员会以及乡级议会和相当乡级城镇分区议会。这一级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可以不用全天工作，但规定乡主席（或乡级市长）须全日制工作。乡长负责行政，主管乡议会财务。

乡级执行委员会除有与地区级执行委员会相同的职责之外，还负责协助维护法律、维持秩序和安全；解决下级地方议会提交的问题和纠纷；每当财政年度结束时须评估该年度计划与规划（经乡议会通过）执行情况；监控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工作，向地区议会汇报工作；负责完成上一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交办的项目和其他活动；下达中央政府、地区议会的指示和任务，向上级政府反映群众的要求，为沟通上级与乡级民众之间的桥梁。

乡以下称为行政单位的教区执行委员会，截止到2007年全国有教区执行委员会5225个、村级执行委员会44402个。

各教区和村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以及负责新闻、教育与宣传、安全、财政、生产和环保等不同方面的秘书组成，主要负责监督执行本级议会制定的政策和决定；开展自助项目；为军队、警察部队审查、推荐那些要求服役的青年；解决纠纷，维护法律、维持秩序和安全等。

（五）现行公务员体制

除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各级政府领导人之外，所有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的公职人员，议会除议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审判长、检察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国立学校的教职员，警察、狱警等等，统称为公务员，受公共服务委员会领导和管理。他们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般职员或技术人员；二是行政管理人员或主管；三是高级公务员（领导），包括部级常务秘书（各部职员主管）、副秘书长、专员或其他部门司局级主管，为非选举产生及非政治上任命的事务官。他们主要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执行政府政策，因此在政治上要求保持中立，也不会因政权（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换。

该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7名成员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组成，任命后他们须辞去议员、地方议员、党派、政治组织执行委员或公共官员职位。

公共服务委员会负责就总统人事任命提供建议和协助。总统对各部常务秘书、议会秘书、内阁秘书等任命，须与该委员会磋商。此外，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任命、提拔有关公共服务机构的官员，向政府推荐人员、培训人力资源等。

公共服务委员会为中立单位，不受任何党派、官员的影响、指导和控制。

随着地方分权制的建立，地方政府有了单独的人事制度、立法和决策权，同时由于不断增设地区级地方政府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务员队伍逐渐扩大，特别是普及初级和中学教育、实行农业现代化计划和减贫计划后，增加了大量的教职员和有关工作人员。据统计，2001年全国公务员有19.1万多人；到2003年1月，增加到21.5万人；2009年约达26万人，其中教职员工约15万人，地区级公务员约达5万人。[8]

三　司法机构

（一）司法体制的发展

独立前，除主流法院外，乌干达还保留土著法院，传统习惯法影响甚深。独立后，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乌干达政府为司法改革做出一些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1962年，乌干达政府提出一项法案，决定将土著法院并入主流法院，建立统一的司法体系，同时规定：司法和行政分开，由司法服务委员会任命下属法院法官；地区委员会对地方法院的监督权归高等法院和司法部。1964年颁布的地方法院法规定，除布干达王国和卡拉莫贾地区外，其他地区废除土著法院，建立高等法院下属法院体系。1966年7月，布干达法院体系与中央体系合并，卡拉莫贾地区直到1968年才废除土著法院。1967年宪法规定，高等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到东非上诉法院。1977年东非共同体解体，乌干达撤回东非上诉法院中的本国人员，建立了本国的上诉法院。阿明执政期间，乌干达的司法体系遭到破坏。阿明军政权被推翻后，未得到完全恢复，直到穆塞维尼掌权后，乌干达的司法体制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87年8月，全国抵抗会议通过宪法修订案，上诉法院改为乌干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为该院院长，为乌干达司法体系的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院副首席法官和大法官担任高等法院院长，以协助首席法官的工作。来自高等法院的所有上诉案件都要呈交最高法院。在高等法院工作至少7年的法官才有资格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总统具有对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和法官的任免权，但副首席法官须在大法官和最高法院法官中挑选任命。

1988年，穆塞维尼政府决定给予基层单位司法权，由选举产生的村、教区和乡各级抵抗委员会负责审理民事纠纷，改变了以往由酋长主持基层判决的体制。它们有权组成法庭，庭长为委员会主席，受理所有民事诉讼案。1993年以来，穆塞维尼政府坚持扶持和建立基层法院、完善司法体制和改进司法服务。1995年宪法出台后，乌干达恢复了以英国习惯法和非洲人习惯法为依据的司法制度，建立了上诉法院。根据宪法规定，执法机构由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和议会建立的特别法庭以及非正规的抵运议会法庭组成。首席法官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副首席法官、大法官，以及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所有法官须经过司法服务委员会的推荐，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尽管总统有任免司法人员的权力，但司法机构是独立于政府的部门，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政府要遵守法院的决定。

（二）现行法律

宪法是乌干达国家的基本法，任何法律或习惯法如果与宪法有冲突则无效。其他成文法包括议会通过的法令、条例和政令等，其中包括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规则、刑法典、土地法、证据法、地方政府法、法院组织法和条例、地方法院法、审判和起诉法令、公司法和汇票法等。

（三）法院系统

乌干达法院系统犹如金字塔，最高层为最高法院，依次排列为上诉法院、高等法院，最低层为地方法院和地方议会建立的特别法庭以及非正规的“抵运”议会法庭。

最高法院　乌干达最高一级法院，也是终审法院。除了在总统大选中认为选举不公正的候选人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申诉之外，最高法院没有初审管辖权，只判决下级法院的上诉案件。有权批准或改变上诉法院的判决，或命令复审，不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

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由首席法官和不少于6位法官组成。目前，乌干达最高法院有7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在受理上诉法院已裁决的案件时，则采用“合议制”，即由所有法官（7名）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最高法院任何一位法官不能出席时，总统须任命一位代理法官。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成为下级法院可循的先例。首席法官是最高法院最高领导，主持开庭，他若因故缺席，则由最资深的法官主持。

首席法官负责监督和管理乌干达所有法院，有权委派和分派副首席法官、大法官的工作。下级法院院长则协助首席法官管理其管辖内的工作。

现任首席法官本杰明·奥多基（Benjamin Odoki），为最高法院院长，系司法系统最高领导，统领各级法院。

上诉法院　也是宪法法院，是根据1995年宪法规定建立的，其地位仅次于最高法院。它只负责上诉审理，即受理高等法院的上诉案件。它作为宪法法院，除判决有关宪法上的案件外，也可审理有关宪法案件。

宪法规定，上诉法院包括副首席法官和不少于7名法官组成。上诉案件初次审理可以由1位上诉法官主持，如果当事人不满意判决，可以要求3位上诉法官出席审判，判决结果有可能维持原判，或被完全推翻，或改判。不服上诉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在议会选举之后或针对地方政府法规定的选举提出有关问题的诉状，上诉法院是此类诉讼的终审法院，不能上诉到最高法院。宪法法院审理有关宪法问题案件时，须有5位法官出席审理。

高等法院　为乌干达第三级法院，受理要案或重大刑事案件，也受理所有来自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高等法院由包括大法官在内的14名法官组成。大法官是高等法院和隶属地方法院的院长，协助首席法官工作，主要负责高等法院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指导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分设民事、刑事、商业、家庭和巡回5个法庭。高等法院的法官虽分属各个不同的法庭，但他们熟悉每个法庭工作，可以审理其他法庭权限内的案例，胜任任何法庭的审理工作。每个法庭设庭长，他在大法官的监督和领导下负责该庭的行政管理。高等法院设在首都坎帕拉，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在这里进行，小部分案件可在巡回法庭审理。

民事法庭是高等法院最大、历史最久的法庭。它负责审理所有民事案件，包括审理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的上诉案。它的初审权包括审理民事侵权、诽谤、公司破产清理等案件。

刑事法庭负责所有刑事犯罪，包括谋杀、凶杀、强奸、通敌和其他所有可判处死刑和终身监禁的罪行。刑事法庭有权受理和改判地方法院上诉和改判的刑事案件，同时负责批准地区法院的刑事判决。

商业法庭常被称为商业法院，于1999年1月15日建立。它由4名法官组成，负责审理一般商业纠纷，处理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非商人之间的纠纷，包括在货物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易、银行业、谈判手段、国际信贷和相似的金融服务、保险和再保险、股票操作和外汇市场、航运货物、空运和陆上运输和商业仲裁等方面的纠纷。

家庭法庭审理所有与家庭地位和福利有关的案件。其中包括：遗嘱和行政管理引发的案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领养程序，父子关系以及与婚姻有关的案件等。

巡回法庭建立在大区中心，目前在姆巴拉拉、马萨卡、金贾、波特尔堡、姆巴莱、古卢和纳卡瓦建立了7个巡回法庭，负责审理各管辖区内所有案件。

地方法院　分为三级法院：首席地方法院、一级地方法院和二级地方法院。地方法院根据1970年地方法院法组成，行使有限的刑事和民事司法管辖权。目前，首席地方法院和一级地方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权限分别限于案例价值在500万和200万先令以下案件，二级地方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价值不得超过5000先令。

全国划分为26个地方司法区，分别由一名首席地方法官主持。首席地方法官负责管辖本辖区首席地方法院和下属一级和二级地方法院，对所管辖区所有下属地方法院具有总监督权。首席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直接呈交高等法院审理；一级和二级地方法院上诉案件交由首席地方法院审理，如不服判决可经由首席地方法院再呈交高等法院审理。

地方法院的法官为级别最低的司法人员，包括首席地方法官、一级地方法官和二级地方法官，其中首席地方法官和一级地方法官通常是专业律师；二级地方法官没有任何法定资格，但他们均在法律发展中心接受过一年多的法律和司法培训。

地方议会法庭亦称执行委员会法庭，分为乡、教区和村3级，每个基层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至少由5名成员组成。在他们的管辖区内主要负责处理日常的家庭或邻里纠纷、土地和债务争执等民事案件。

特别法庭是专业性强的一些法庭，如工业、税务上诉特别法庭、土地和人权特别法庭、伊斯兰法庭和军事法庭。

（四）执法与安全情报机构

1. 警察部队

乌干达独立后，警察部队独立于武装部队，是一支装备充分、专业素质高、办事及行动效率快的队伍。1967年宪法废除了联邦国体制和布干达的特殊地位之后，四个王国保留的地方警察与乌干达警察部队合并。20世纪60年代警察部队编制包括：一支统一支队（着统一制服），主要负责城市治安；特别支队和刑事调查部；特种力量部队[9]；交通信号支队；铁路警察；空中警察；警察追踪部队；警察乐队和警犬队。新警员须在坎帕拉一所警察培训学校接受训练，士官和警官则在纳古卢乌干达警察学院接受在职训练，此外，很多警官被送往澳大利亚、英国、以色列和美国学习深造。警察部队由非政治性（不参与政治）、多部族的武装警察组成，1968年警力包括警官在内有7000～8000人。60年代后期奥博特政府多利用警察铲除不同政见者。直到1971年阿明政变之前，乌干达警察部队的素质为当时英联邦国家中最好的警察部队之一。

阿明上台后，警察部队迅速扩编，警力达1.8万多人，后因暴政而大量减员。同时由于阿明征募了一些文盲入警，解散了特种力量部队，结党营私，使警察队伍素质一落千丈。

穆塞维尼执政之初，警力约为8000人，但大部分素质不高，政府仅留用了3000名合格的警员，此同时，招回2000名已退休的警员，并建立了一支机动化巡逻队。截止到1996年，警察部队人数发展到1.8万人。

警察部队属内务部管辖，是负责执行法律的安全部队，除此之外，也参与军事行动，为准军事力量，负责来访高官的安全等。警察部队的警察总监须经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推荐，总统任命，直接向总统和内务部部长负责，由副总监协助其工作。

乌干达警察部队下分5个部门，分别为行政司、行动司、刑事调查司、特别支队和地方政府警察。行政司负责财务、人力资源和警察医疗服务；行动司负责防止犯罪、保证安全和事件应急工作；刑事调查司负责侦察、防止和调查犯罪行为，记录犯罪情况，以及为起诉犯罪搜集证据；特别支队负责搜集、分析和研究有关安全情况；地方政府警察主要从当地招募，负责在地方执行法令和规章制度。

2. 安全情报机构

20世纪60年代，奥博特在警察部队之外建立了一个总服务局，为秘密便衣警察部队，属准军事力量，其职责是监视社会政治动向或渗透有关组织刺探情报。1967年成立军警（即武装警察），任命阿明为指挥员。阿明政变上台后，同样依赖军警、公共安全部队和国家调查局，秘密监视、侦察以及除掉不同政见者和不效忠于他的人。国家调查局作为军事情报单位于1971年成立，由3000人组成，直接接受阿明领导，参与绑架、拷打和残害无数无辜百姓。

奥博特二次执政后，建立了国家安全机构，最初招募的成员大多是原国家调查局成员。这些秘密警察佩带武器，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很多嫌疑人被押往军营，秘密审问，很多人遭酷刑或被杀害。穆塞维尼上台后，1987年成立了国内安全组织或称国家安全机构，为情报机构，接管了原军事情报部门的工作。该机构受命于总统，有权逮捕和拘留嫌疑人。它的总部设在坎帕拉的纳卡塞罗（原国家调查局所在地）。其主要职责是保护总统安全，防止军事政变，对付国内反对派。

第三节
政党与团体

一　政党

乌干达的政党政治发展几起几落。在英国殖民统治后期，曾出现了一批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政党，如乌干达民族大会党、进步党、民主党、人民大会党和卡巴卡耶卡党等。直至独立后的1964年，还有一些全国及地区性的小政党不断成立。1979年，流亡海外的乌干达人为推翻阿明政权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近20个党派，包括穆塞维尼领导的“民族拯救阵线”、巴干达人为主的“乌干达自由运动”和联邦主义者组成的“联邦民主运动”等。与此同时，原有的老政党人民大会党、民主党和保守党（前身为卡巴卡耶卡党）也重新活跃起来，直到1980年底奥博特再次执政，政党政治再次受到限制。2003年穆塞维尼宣布实行多党制之后，一些党派相继成立。特别是2005年全民公决决定恢复多党制以来，政党政治出现了新的发展。截止到2010年7月，已有37个注册的政党，其中执政党全国抵抗运动组织和其他6个政党包括民主变革论坛（Forum for Democratic Change）、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 People's Congress）、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正义论坛（Justice Forum）和乌干达联邦同盟（Uganda Federal Alliance）的影响较大。

1. 全国抵抗运动组织（The 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NRMO）

简称“抵运”，乌干达的执政党，其前身为全国抵抗运动。阿明军政权被推翻后，前总统奥博特在1980年全国举行的大选中获胜，但普遍认为大选被操纵，穆塞维尼领导的乌干达爱国运动和其他很多党派拒绝接受大选结果。1981年2月，穆塞维尼率领34名战友进入丛林，创建了人民抵抗军，开展反对奥博特政府的游击战。1981年6月，他们与前总统卢莱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合并组成反对奥博特政府的政治组织“全国抵抗运动”，其武装力量为“全国抵抗军”。

1986年1月25日，全国抵抗运动经过了5年的游击战，夺取了政权。执政后，“抵运”首先重申1984年7月颁布的政治纲领，通常被称为“十大纲领”，其宗旨是恢复民主，振兴国家，使国家走上和平、民主、团结和经济繁荣的道路。它主张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身及合法财产的安全；消除一切形式的宗派主义，加强民族团结；捍卫和巩固民族独立；建立独立、完整、自立的国民经济；恢复和改善社会服务，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地区；消除腐败和滥用职权：安置无家可归者，改善人民生活；与其他非洲国家携手合作；实行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体制。纲领还强调，在平等互利、尊重国家独立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实行不依附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对外政策。1999年4月，“抵运”在“十大纲领”的基础上增添了环保、就业、扶贫和妇女权利等纲要，使之扩充为“十五大纲领”。2003年“抵运”全国大会通过了全国抵抗运动章程，其任务和远景目标是：为所有乌干达人过上富足生活，把乌干达从一个贫困的农业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团结、繁荣的现代工业社会。其中期和短期目标包括：巩固民主和立宪政府，巩固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增强反腐能力，建立灾难应变和安置难民能力，扩大就业，促进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以及促进东非政治经济一体化。

为了实现民族团结、消除宗派主义、部族主义和党派之争，屏弃独立后20多年的专制、内战和战乱造成的部族间、政党派别间的仇视与怨恨，“抵运”宣称，“抵运”不是政党，而是由乌干达人组成的群众组织。穆塞维尼指出，“抵运”是一个全国性的、不分宗教派别、基础广泛的、民主的、涵盖多种意识形态和关注多方利益的进步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禁止政党活动，但允许它们存在。在此基础上，在“抵运”的核心领导下，向全国推行“抵运制”，创建了全民不分党派民主选举产生5级地方基层政权，实现了不强调政党的全民民主政治，大大削弱了其他党派的力量，逐渐淡化党派之争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和。此外，“抵运”还重视妇女、青年、残疾人和工人的利益，确保他们在各级政府中的代表名额，注重各级议会发挥人们民主参政议政的权利，确保议会至上、民选各级地方政府。“抵运”执政后，乌干达很快恢复了和平，得以重建和发展经济基础，人民安居乐业。

“抵运制”虽然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的欢迎，但国内的反对派和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反对“抵运制”而要求实行多党制，并时常制造事端。一些国外捐助国和国际捐助组织也常以停止经援相要挟“抵运”政府实行多党制。在国内外的压力下，2003年1月，穆塞维尼建议采纳多党政治。同年以全国抵抗运动组织为名注册为政党。

2005年11月11～16日，全国抵抗运动召开代表大会，穆塞维尼再次当选主席，阿玛玛·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当选总书记，任期均为5年。

2006年2月23日，在首次举行的多党民主大选中，该党获得205个席位，占议会289个席位的71%；2011年2月18日是穆塞维尼执政以来在全国举行的第二次多党民主大选，“抵运”获得了295个席位，约占议会365个席位的81%。同时在112个地区主席竞选中，“抵运”在75个地区获胜；并在1340个乡主席的竞选中，赢得800多个乡选举的胜利。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近年政府致力于恢复北部和平，重建北部经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北方人逐步改变了对政府的不满或敌对情绪，不少人转而支持“抵运”。

2. 民主变革论坛（The Forum for Democratic Change）

简称“论坛”，乌干达最大的反对党，由原改革议程组织、拥护议会论坛和全国民主论坛于2004年8月8日合并组成，同年12月16日注册为政党，大部分成员为从全国抵抗运动中分裂出去的成员，该党总裁为基扎·贝西杰。

1990年，全国抵抗军中很多卢旺达人官兵（多为生活在乌干达的卢旺达难民后裔）决定打回他们的国内，突然集体撤离乌干达政府军，一时造成乌干达干部队伍空缺，因此穆塞维尼起用了大批青年；同时，在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年轻人也受到重视和提拔，这引起“抵运”及军队中一些元老的不满。2001年大选，原抵抗军军官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与穆塞维尼竞选总统，得到那些心怀不满的“抵运”元老们的支持。他们积极促进民主变革论坛成立，向穆塞维尼挑战。1995年乌干达宪法限定总统任期为两届，在即将结束总统第二任期之前，穆塞维尼的支持者坚持修改宪法取消对总统任期的限制，随后穆塞维尼被推举为2006年总统候选人。因而又引起了“抵运”一些元老的不满，他们一些人甚至倒戈民主变革论坛，包括穆塞维尼的战友埃里亚·卡泰加亚（Eriya Kategaya），他曾在“抵运”领导层中位居第二位。

民主变革论坛不仅得到一些前“抵运”元老和前全国抵抗军官员的支持，而且其主要支持力量来自首都坎帕拉和一些城镇中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部分民主党党员和北方民众。

民主变革论坛要求实行多党制，要求民主分配权力，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和平、进步和繁荣而团结起来的口号。

2006年2月，在首次多党民主大选中，民主变革论坛赢得议会289个选举席位中的37个席位。这次大选之后，穆塞维尼邀请一些民主变革论坛成员担任内阁要职，如埃里亚·卡泰加亚担任内阁第一副总理兼东非事务部长。在2011年大选中，该党在议会中获得34个席位，包括11名妇女代表，比上一届大选减少了3个席位。

3. 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属于反对党，成立于1954年10月6日，曾在布干达和城市工商界中影响较大，在国际上得到英、美、德、梵蒂冈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民主党信奉自由资本主义，主张议会民主，支持布干达恢复联邦制的要求。在2005年公投决定实行多党制之前，该党抨击“抵运制”为一党专制，要求实行多党民主，并抵制了2006年6月举行的乌干达政体公民投票。该党成员以天主教教徒为主，其基础在南部。

1961年，该党在立法会议选举中获胜，组成乌干达自治政府。总书记基瓦努卡为首任总理。翌年在议会选举中败给人民大会党与卡巴卡耶卡党联盟。乌干达独立后，不少民主党议员倒向人民大会党。1966年奥博特推翻穆特萨二世总统之后，奥博特将基瓦努卡监禁，并于1969年12月取缔民主党。阿明上台后，基瓦努卡被任命为首席法官，1972年9月被阿明的党羽杀害，保罗·塞莫格雷雷继任该党总裁。

1979年3月，该党加入由反对阿明各派力量组成的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阿明军政权被推翻后，大部分巴干达人寄希望民主党为布干达争取独立和恢复国王地位，因而该党在1980年大选中赢得大部分巴干达人的支持。然而，奥博特在大选中获胜，该党领导人保罗·塞莫格雷雷决定作为反对党留在议会。1985年7月奥凯洛发动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府，该党与临时政府合作，参与了组阁工作。

穆塞维尼执政后，首先吸收该党领导人保罗·塞莫格雷雷和其他民主党领导成员进入内阁，他们分别担任过副总理、财政部长、农牧渔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等重要职位。随后，不少成员脱离民主党，包括它的一些高级领导，加入了“抵运”，成为“抵运”政府的高官。同时，原有的群众基础也逐渐消失。在20与21世纪之交，该党分为两派，2001年大选中主流派成员大多支持民主变革论坛总裁基扎·贝西杰，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弗朗西斯·布文杰（Francis Bwengye），导致布文杰在大选中仅获得0.31%的选票。不久，许多民主党成员转入民主变革论坛，大大削弱了民主党的力量。2005年11月，保罗·塞莫格雷雷退出政坛，坎帕拉市长塞巴纳·基齐托继任该党总裁。2006年2月23日新总裁塞巴纳·基齐托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获得1.58%选票，该党获得议会8个席位。2010年2月21日，诺伯特·毛（Norbert Mao，1967年生）当选为民主党总裁。

4. 乌干达人民大会党（The Uganda People's Congress）

简称人大党，属反对党，创建于1960年3月9日，由以奥博特为首的乌干达国民大会党（1952年建立）中的激进派同民族进步党、乌干达人民联盟党（1958年建立）合并而成，奥博特为该党第一任总裁。人大党曾于1964～1970年和1980～1985年两度成为执政党，取缔打击过其他政党，围剿过全国抵抗军，杀害和伤害过很多人。它的主要支持力量在北部部分地区，以基督新教教徒为主。

乌干达独立前夕，人大党通过与卡巴卡耶卡党联合在1962年大选中获胜，成为独立后的执政党。该党主张将乌干达建成“一个民族、一个议会和一个政府”的国家，提出要不懈地向贫困、愚昧和疾病作斗争。

1966年，奥博特摆脱卡巴卡耶卡党、废黜穆特萨二世总统后自任总统，同时实行一党制。1969年12月，奥博特发表《平民宪章》，宣布“向左转”政策，强调实行国有化，开始推行“社会主义”。1971年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奥博特等该党领导人流亡国外。1979年阿明政权被推翻后，人大党在国内恢复活动。1980年11月该党代表大会再次选举奥博特为总裁，在同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人大党获胜，再次成为执政党，奥博特第二次出任总统。他再次执政后，对内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及国家、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三位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对外主张奉行不结盟和睦邻政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第二次执政后。人民大会党更加重用北方人，特别是奥博特部族的兰吉人，造成部族之间的仇视与屠杀，积怨甚深，后患无穷。1985年奥博特政府再次被以奥凯洛将军为首的军队推翻。

1986年1月“抵运”执政后，该党部分领导人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抵运”政府，但在总体上，该党对“抵运”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并抵制参加2000年6月就政体举行的全民公决。该党不少高层领导和基层党员纷纷倒向执政党——全国抵抗运动组织或民主变革论坛，为了改变其“日落西山”的状况，1994年改变了主张，开始拥护曾被他们废除的联邦制，以化解与布干达国王的历史积怨，争取巴干达人的支持；同时主张促进和维护国家团结；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民主国家。2005年奥博特去世后，不少人对该党失去信心，转而支持民主变革论坛。同年底，奥博特的遗孀、干达族人米里亚·奥博特被推选为总裁，作为该党候选人，参加了2006年2月23日的大选，获0.82%选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仅获9个席位。米里亚·奥博特任总裁后，不但没有得到巴干达人的支持，而且也失去了北方原有基础力量，目前该党的影响力微不足道。2010年3月14日，在人大党代表大会上，奥拉拉·奥顿努博士（Olara Otunnu）当选该党总裁。

5. 保守党（The Conservative Party）

属于反对党，前身为卡巴卡耶卡党，1980年5月改为现名。卡巴卡耶卡党成立于1961年，党员主要是基督新教教徒和巴干达人。它代表布干达封建酋长和王室贵族利益，主张维护封建王国制度，维持布干达王国的地位和特权，反对英国控制。1962年，该党与人大党联手参加大选获胜，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出任国家独立后第一任总统。1964年，该党被人大党排挤出内阁。1966年穆特萨总统被奥博特武力推翻，流亡英国，随后该党大部分议员加入人大党。1979年约沙·马扬贾-恩坎吉（Jehoash Mayanja-Nkangi）重建该党，改名为保守党。其大部分成员为拥护布干达国王的保皇分子、原卡巴卡耶卡党的支持者。该党主张把乌干达建成一个“真正独立、团结、民主自由的”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保护个人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主张联邦制，恢复1962年宪法和君主制，支持多党制与两院制议会，反对中央集权。2006年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1个议席。现任主席为恩苏布加·恩桑布（Nsubuga Nsambu），总书记为约翰·肯·卢克雅木齐（John Ken Lukyamuzi）。

6. 公正论坛（The Justice Forum）

属于反对党，亦称吉马（JEEMA，为公正、教育、经济、道德、非洲统一的英文缩略语）。它是以穆斯林知识分子为主的小政党，支持卡扎菲的泛非主义，反对为取消总统限任两届而修改宪法，反对穆塞维尼连任第三届总统。在2006年和2011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该党都仅获得1个议席。2010年6月1日，前马凯雷雷大学协会会长、该党法律顾问阿苏曼·巴萨尔瓦（Asuman Basalirwa），在公正论坛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裁，公正论坛总书记侯赛因·克扬乔（Hussein Kyanjo）为该党唯一进入议会的议员。

公正论坛创始人，穆罕默德·基比里格·马扬贾（Muhammad Kibirige Mayanja）辞去总裁职务后，被推选为该党主席。1996年、2001年两次竞选总统，先后获得2.2%和1%的选票。

7. 乌干达联邦同盟（Uganda Federal Alliance）

属于反对党，2009年5成立。乌干达联邦同盟成员主要以干达人为主，主张实行联邦制；该党领导人是贝蒂·肯亚（Beti Kamya，女，干达族）。

自2005年恢复多党制以来，截止到2010年10月，除上述7个主要政党之外，还有30个政党在2004～2010年期间注册。这些政党规模小，在两次大选之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什么活动。

二　反政府武装

1986年“抵运”夺取全国政权后，北部和西北部先后出现了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大部分是前政府军组成的反叛武装，尤其蒂托·奥凯洛军政府被推翻后，前政府军乌干达民族解放军（UNLA）约1.5万士兵溃逃到苏丹，其中大部分阿乔利士兵于1986年8月重新集结后返回国内，与奥维尼·奥莫亚上校（Owiny Omoya）领导的全国联合民主军（United National Democratic Army）等其他反对穆塞维尼政权的武装组织组成乌干达人民民主军，同时吸收了前政府军中的兰吉人、泰索人和一些西尼罗河人士兵。其最高军事头领为陆军准将奥东格·拉泰克（Odong Latek）。1987～1988年间，他们反对政府的活动比较猖獗，后被政府军击溃。另一支反政府武装是由一阿乔利族青年妇女，人称艾丽丝·拉克韦纳组织的圣灵别动军，她利用宗教迷信集聚了五六千前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的残余和北方农民，长驱直入到金贾附近，令朝野震惊，1987年被政府军彻底击败。

另有奥博特的前政府军组成的争取多党政治公民军和解放乌干达国民军。还有一小部分叛军是由阿明的前政府军组成的，多为逃窜到邻国苏丹和刚果（金）境内的散兵游勇。他们是尼罗河西岸阵线、乌干达国民储备阵线-2和乌干达救国阵线等。

多年前，这些叛军就已不复存在，有的被穆塞维尼的政府军消灭，有的投诚，有的接受政府军的改编。

目前，乌干达还存在两支反政府武装力量。

1. 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LRA）

自1987年成立以来，在北部杀人越货，声名狼藉。他们企图推翻穆塞维尼政府，建立以基督教十戒（基督教的戒条）为教义的神权政府。叛军首领为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阿乔利人，1962年出生在古卢地区奥莫罗县奥代科村。他高中辍学，认为自己介于人与神之间，1987年初加入反政府武装乌干达人民民主军，后与其首领发生冲突，带领一批追随者离开，另建神圣联合救世军，上帝抵抗军前身。

1988年，科尼自称是圣灵别动军首领艾丽丝·奥马的堂弟，收罗了圣灵别动军残部，同年，以叛军乌干达人民民主军、陆军准将奥东格·拉泰克（Odong Latek）为首的少数派反对与政府和解，加入了神圣联合救世军，拉泰克任总司令，1989年被全国抵抗军击毙。1992年神圣联合救世军改称联合民主基督军，后改名为上帝抵抗军。

上帝抵抗军原是一支力量不大的叛军，由于前政府军军官的加入，加强了军事作战能力，加上苏丹政府向他们提供基地和军事援助，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规模最大、最凶残的叛军。他们驻扎在苏丹南部不断到乌干达北部作乱。由于得不到本族人（阿乔利人）的全力支持而恼怒，开始对他们大开杀戒，绑架数万名儿童补充兵力，其中许多儿童被残害致死。

2001年12月5日，上帝抵抗军被美国宣布为恐怖主义组织，科尼为恐怖分子，随后，失去了苏丹政府的援助和支持。2005年10月6日，国际刑事法庭正式发出对上帝抵抗军5名匪首包括科尼、第二号匪首文森特·奥蒂（Otti）和3名叛军指挥官的逮捕令，指控他们犯有反人类罪。同年10月13日国际刑事法庭主控官公布了对科尼的33项指控，其中12项反人类罪，21项战争罪。次年6月1日，应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办公室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对乌干达“上帝抵抗军”的5名匪首发出红色通缉令。

乌干达政府军自1993年起开始了对“上帝抵抗军”的清剿，2002年3月之来，在苏丹政府的配合下，进入苏丹南部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围剿，北部安全形势得到较大改观。2006年8月五个匪首之一拉什卡·鲁奎亚被政府军击毙。2007年10月，第二号匪首文森特·奥蒂同科尼就和谈问题发生争吵后被杀害。

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打击叛军，另一方面寻求谈判，争取和平解决北部问题。自2004年起，乌干达政府军与上帝抵抗军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和谈，2006年7月，叛军为了保存力量，在苏丹南部政府的斡旋下，与乌干达政府在苏丹南部首府朱巴展开和谈，8月26日签署了《停止敌对状态协议》，虽然谈判双方在很多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实现了正式停火。2007年，双方签署了新的停火协定和《责任与和解协议》；次年2月，又先后签署了《〈责任与和解协议〉补充协议》、《〈全面解决方案〉实施议定书》和《永久停火协议》。但科尼拒绝在2008年4月11日签署《最终和平协定》。同年11月当他再次拒绝签字之后，乌干达与刚果（金）和苏丹南部政府三国军队实施联合军事行动，空袭、清剿盘踞在刚果（金）东北部加兰巴森林数处乌干达叛军营地，科尼再次逃脱。同时，乌干达政府表示没有放弃以和平方式结束叛乱。目前，上帝抵抗军残余继续藏匿在刚果（金）密林深处，频繁袭击、屠杀当地居民和绑架儿童。

2. 民主同盟军（Allied Democratic Forces）

声称1989年成立，是一支以刚果（金）东部为基地，经常越境袭击乌干达西部驻军和边民的叛军。1996年11月开始在西部鲁文佐里山区武装袭击政府军，杀害和劫持平民。最初成员多属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塔布利克教派（Salaaf Tabliqs）[10]青年极端主义者，声称要从“抵运制”下解放全国并建立伊斯兰国家。后与解放乌干达国民军成员和鲁文佐里分离主义运动的残余分子联合，同时纠合了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金）三国前政府军残部以及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联攻派民兵[11]等。他们在首都坎帕拉公共场所制造了多起爆炸袭击事件，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恐慌，让其对政府失去信心，以便推翻政府。该叛军是支受过专门训练的恐怖分子组织。2001年12月5日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据报道，民主同盟军主要头目贾勒米·穆库卢（Jamil Mukulu）曾于90年代在苏丹与本·拉登结交。

1996～1999年期间他们在西部活动比较猖獗。1997年乌干达政府支持卡比拉推翻蒙博托之后，刚果（金）曾协助乌干达军队在两国边境共同围剿民主同盟军，使其遭到严重打击。1999年，政府军加强了在边境的防御力量，和地方自卫组织武装一起，基本控制了叛军在西部的活动。2000年政府军发动军事攻势，摧毁了他们多个营地。同年，乌干达政府颁布大赦法后，约500名叛军成员向政府军投诚，包括其前参谋长克里斯·图沙贝·奔驰（chris tushabe benz）。2001年叛军再度组织起来，在坎帕拉、金贾公共场合制造多起爆炸袭击事件。2005年4～6月，乌干达政府军在围剿叛军的战役中，摧毁了叛军指挥部。2007年乌干达安全部门破获了一起叛军首领穆库卢企图在坎帕拉举行的英联邦首脑会议上实施爆炸的阴谋。同年10月，政府军在中部瓦基索击毙其重要成员德拉戈·基贡杜，他曾在首都坎帕拉及其周边地区制造了20多起爆炸袭击事件。

据报道，2007年他们还有300多人在刚果（金）的伊图里森林、布尼布滕博和贝尼营地，但他们已没有多大战斗力。

三　群众团体

（一）工会组织

据估计，乌干达全国有工会会员约50万，占全国劳动者的5%。乌干达工会组织发展比较缓慢，力量也不大。20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殖民政府惟恐工人参与政治运动，开始在乌干达建立英国式工会，到1958年建立了19个工会，有4784名会员。为控制工人运动，殖民政府劳工部督促雇主建立工作委员会，由企业经理和若干由老板指派的工人代表组成，作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机构。1952年已成立的工作委员会有43个，代表2.9万雇员；1957年增加到97个委员会，代表9万雇员。

1955年，在英国和美国工会主义者的帮助下，乌干达工会大会成立，下属4个工会，成为国际自由工会联盟成员，并得到它的资助。国际自由工会联盟还在坎帕拉建立非洲劳工学院，其主要任务为培训英属非洲国家的工会主义者。

国家独立后，1962年从乌干达工会大会中分裂出一个乌干达劳工联合会，但它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支持，直到1964年，在全国40个注册的行业工会中仅有6个成为它的下属工会，同时加入了全非工会联盟。1966年乌干达工会大会和乌干达劳工联合会合并为乌干达劳工大会。1973年，按政府规定，乌干达劳工大会又由全国工会组织所取代。根据政府1973年29号法令，它是乌干达唯一的工人组织，所有工会均为其下属组织。

2003年11月，全国工会组织下属19个工会中的5个工会另行组织了一个工会联合会，即自由工会中央组织，但直到2006年才被政府有关部门承认为合法工会。至此，乌干达又出现了两个工会联合会，所有行业工会须选择其中之一为其上属工会组织。

全国工会组织为乌干达最大的劳工组织。2003年有14.5万会员。[12]根据1993年工会法条例，允许某些级别的公务员、医务工作者、教师和乌干达银行雇员成立工会后，2008年全国工会组织下属的行业工会增加到17个，它们是：运输工人总工会、乌干达饮料和烟草工人联合会、乌干达建筑和土木工程及水泥工人联合会、乌干达政府工人联合会、全国工人合作运动工会、全国教育机构工会、乌干达电力联合工人工会、乌干达矿业和金属工人联合会、乌干达通信职工工会、全国种植园和农业工人联合会、乌干达公共事业职工工会、乌干达铁路工人工会、媒体工会、乌干达渔业工人联合工会、乌干达护士和助产士工会、乌干达教师工会、全国商业和专业技术及办公室雇员工会。其中5个工会为国际公共事业劳工联合会会员。其资金源自下属工会会费和国外其他工会和国内外朋友的捐款，并与挪威工会联盟和德国菲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建立了伙伴关系。

全国工会组织独立于政府，主要职责为协调和指导乌干达劳工运动及其下属工会的活动；阐明有关工会管理和一般的雇员福利政策；通过与其他利益机构或个人合作，实行工人教育项目；在有关所有双边利益上，在工会与政府或其他国际组织之间起到协调与连接作用；承担所有有关工会事务的咨询工作。目标是促进和保护所有下属工会和乌干达工人的利益；协助下属工会寻求解决管理问题的方案，解决有关代表和分工问题的争议，确定工会权限；给予下属工会法律建议和援助，促进乌干达工人福利；帮助下属工会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劳资关系；确保政府或资方在有关劳工立法或处理影响劳工问题时有足够的工会代表等。该工会组织主席领导层每5年选举一次，2005年9月19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推举拉洛·沃德·奥夫沃诺（Laro Wod Ofwono）为全国工会组织主席，彼得·维里海（Peter Werikhe）为秘书长。

自由工会中央组织附属于非洲工人工会民主组织和世界劳工联盟，主席为克里斯多佛·卡希里塔（Christopher Kahirita），秘书长是萨姆·利奥莫基博士（Dr Sam Lyomoki，议员）。其主要目标为加强工会能力以保护工人利益；促进工会发展，建立服务为导向的劳工运动；恢复良政、立宪和民主；在生产力的社会改革和为工会及工人提供服务中发挥作用和建立工会合作关系网等。自由工会为此建立了全国劳工学院，对工人或学生等进行劳工教育和技术培训。它还开设法律援助机构，由该工会组织秘书处一名律师负责，已有800名工人得到这方面的帮助；成立团结论坛，在自由工会中央组织举行现场访谈，并计划在电台广播进行宣传。

自由工会中央组织成立之初有5个下属工会，它们是：乌干达饭店食品旅游工人联合会、乌干达医疗工作者工会、乌干达印刷报业工人联合会、乌干达政府工人联合会和乌干达纺织服装制革工人联合会。2006年增加到21个下属工会，包括乌干达工匠及工人总工会、全国地方政府工人工会、全国快递电信工人联合会、全国司机和自行车（载人服务）工人联合会、全国小额资金储蓄和贷款组织工会、乌干达农场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人协会、乌干达准国营和法定机构及司法部门工会、乌干达科学家和研究员联合工会、乌干达酿酒装瓶联合工会和全国戏剧娱乐艺术文化和工艺联合工会等。

（二）妇女组织

乌干达政府比较重视妇女问题，注意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地位，改善她们的经济状况和注重妇女的减贫等。乌干达宪法保证妇女权利，并规定议会中妇女代表须占1/3，各级政府中均有妇女任职。乌干达妇女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先后成立，著名的有乌干达全国妇女组织协会、乌干达妇女律师协会、争取发展行动、全国妇女法官协会和争取妇女民主论坛等。

1992年乌干达全国妇女组织协会成立，并在内政部注册为非政府组织，下属1000多个妇女组织。该协会是个庞大的妇女组织，隶属于国际妇女委员会，主要负责建立妇女信息网络，收集、发布信息；宣传性别平等和公平；加强提高成员组织的能力，以便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服务。该组织致力于妇女运动，促进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乌干达妇女律师协会成立于1974年，阿明执政时期曾被禁止。该协会是非营利、非政治性的自发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有300多名成员，附属于国际妇女联合会。该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妇女、儿童和贫困、弱势群体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包括法律援助、法制教育等。

（三）其他非政府组织

乌干达非政府组织遍及各行各业，但须向政府注册。1997年乌干达全国非政府组织论坛成立，集合了600多个代表平民社会集体表达意愿的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其目的是集非政府组织之力拥护或游说议员有效地实行若干公共政策，反映贫困人群的疾苦与声音。它的成员组织包括以社区为基础的公民组织、地区级论坛、区域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网络组织。乌干达的国家预算有很大部分由捐助国或代理机构资助，捐助国或捐助者坚持在拨款之前明确资金使用责任和说明；有的则坚持有条件拨款，要求政府实行良政、调整政策等。由于不少非政府组织、平民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捐助者纷纷组织起来监督和协助政府实行良政，坚持廉正。因此乌干达在反对缺乏职业道德行为方面赢得了赞誉。

第四节
著名政治人物

一　斯佩西奥扎·奈加加（Specioza Naigaga，女，1955～）

乌干达前副总统（1994～2003年在任），以其前夫姓氏斯佩西奥拉·万迪拉·卡齐布韦（Specioza Naigaga Wandira Kazibwe）闻名。她出生在乌干达东部伊甘加地区，毕业于马凯雷雷大学医学系，获硕士学位。早年参加乌干达民主党青年与妇女组织，80年代初加入“抵运”，先后当选村长、坎帕拉地区妇女代表。1989～1991年任政府工业部副部长。1991年7月～1994年11月任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部长。1994年11月～1996年7月任乌干达副总统兼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部长。1996年7月6日～2003年5月任乌干达副总统兼农业和畜牧业部长。她虽居高位，但经常遭到丈夫的殴打，2002年，她公开与丈夫对簿公堂要求离婚，引起众说纷纭。2003年5月辞去副总统职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口与国际卫生系攻读博士学位。

她是非洲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拥护者，曾呼吁女议员向传统陋习挑战，争取妇女的解放和发展。1998年她与非统、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协作创立了非洲妇女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帮助非洲妇女参与和平与发展进程。

她与前夫有4个子女，还收养了几个孩子。2007年3月与著名乌干达商人哈比卜·卡吉穆再婚。

二　罗纳德·穆文达·穆特比二世（Ronald Muwenda Mutebi Ⅱ，1955～）

现今布干达王国国王。1993年7月31日加冕第37代国王。根据1995年宪法，他是布干达王国文化首领，没有政治和军事权力。

穆特比出生在布干达王宫，1966年5月奥博特发动政变推翻了乌干达总统兼布干达国王爱德华·穆特萨二世——他的父王之后，随家人流亡英国。后在英国攻读法律，并支持反对独裁政府的斗争，曾任《和谐非洲报》（African Concord ）副总编。1986年回国，他是卡巴卡基金的创始人，该基金会致力于减贫、帮助弱势群体得到医疗、正规或非正规教育的权利以及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作为古老的布干达王国传统君主，他受到巴干达人的尊崇，有一定影响。1999年8月他与西尔维亚·卢斯瓦塔·纳格京达（Sylvia Luswata Nagginda）小姐在坎帕拉纳米伦贝大教堂（属英国圣公会教堂）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西尔维亚·卢斯瓦塔·纳格京达王后于1964年出生于英国，孩童时代在英国内度过，中学毕业后赴美国读书，获大众媒体传播硕士学位。1998年，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8年之后回国。婚后主要从事慈善事业，并在乌干达开办了第一所芭蕾舞和现代舞蹈学校。2004年在伦敦生下一位公主。另外还负责抚养穆特比二世前妻留下的三个孩子。穆特比不满足目前仅享有文化礼仪权力，试图扩大影响，恢复联邦制，要求中央政府归还早已成为的国有土地，给政府施加压力，造成双方关系紧张。

三　丽贝卡·卡达加（Rebecca Alitwala Kadaga，女）

律师、政治家，乌干达现任议长。1956年5月24日生于卡穆利地区，曾在纳马萨加利学院就读，1978年毕业于马凯雷雷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士学位。1979年在坎帕拉法律发展中心获学位文凭。2000年获津巴布韦大学妇女法学位文凭。2003年获文学硕士。

1989～1996年在卡穆利地区妇女选举中选为议员。1993～1996年期间任马凯雷雷大学大学理事会参议会主席。1996年任东非女议员协会秘书长。1996～1998年任地区合作（非洲与中东）副部长。1998～1999年负责通信与航空领域的副部长，1999～2000年任议会事务部长。2001～2011年5月任议会副议长，2011年5月19日当选议长。她是乌干达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同时主管议会中的任命委员会、议会委员会和事务委员会。

四　吉尔伯特·巴里巴塞卡·布凯尼亚（Gilbert Balibaseka Bukenya）

医生、教授、前副总统（2003年5月～2011年在任），2005～2010年任全国抵抗运动布干达地区主席。1949年5月生于坎帕拉西北部现今瓦基索地区的卡基里（kakiri）乡卢安万塔马村，信奉天主教。早年在教会学校受教育。1971～1976年在马凯雷雷大学学习医学专业，获得全科医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和保健学院和伦敦卫生保健和热带医学学院攻读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专业，1982年和1983年分别获硕士毕业文凭和理学硕士学位。不久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社区医学系任教6年，同时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大学继续深造，1991年获博士学位。他还曾先后短期在姆巴莱地区及肯尼亚的涅瑞和内罗毕市政委员会担任过卫生官。回国后，成为医学教授，1991～1995年在马凯雷雷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院长，1995～1996年任马凯雷雷大学医学院院长。1996年被选为议员，开始从政。曾担任全国抵抗运动议会核心小组主席，成功地化解了穆塞维尼总统与一些“抵运”元老的紧张关系。1999～2001年任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2001～2003年任总统府部长。[13]2003年，因前任副总统斯佩西奥拉·万迪拉·卡齐布韦辞职继任副总统，在任期间，由于引进高地稻米种植，有助于减少了贫困人口，2007年美国国会为其所作出的贡献授予他金质奖章。他在党内没有根基，居高位后，虽群众口碑好，但被“抵运”一些高层干部所不容；卸任后，又被反腐败法庭指控他在筹办2007年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租用80辆宝马汽车和多辆高级警用摩托车，给国家造成财政损失，并指控他纵容汽车公司欺诈等。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对2007年英联邦首脑会议的主办国乌干达官员的腐败不满，不断向乌干达政府施压。2011年9月布凯尼亚宣布退出政坛。

五　阿波罗·罗宾·恩西班比（Apolo Robin Nsibambi）

乌干达前总理（1999～2011年5月在位）。1938年11月27日出生。1966年在美国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84年在肯尼亚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长期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工作，担任过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院院长等职，并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国任国际学监。此外，他还曾任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理事、乌干达管理协会首任主席、美国政治科学研究院成员等职，自2003年起兼任马凯雷雷大学校长。他先后担任过乌干达政府公共事务部部长（1996～1998年在任）、教育和体育部长（1998～1999年在任）。1999年4月任政府总理，2003年9月曾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六　基扎·贝西杰（Kizza Besigye）

民主变革论坛现任主席。1956年4月22日出生于西南部鲁昆吉里地区。1980年毕业于马凯雷雷大学医学院，曾在肯尼亚内罗毕阿加汗医院工作。1982年秘密回国加入了全国抵抗军，主要负责游击队医疗卫生工作，特别负责穆塞维尼的个人医疗保健。“抵运”夺取政权后，他被任命为内务部国务部长。1988年为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1991年任马萨卡机械团指挥官，1993年改任后勤工程长官。2001年他被提升为陆军上校、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但不久退役。

2001年，2006年和2011年贝西杰先后3次参加了总统竞选，分别获得27.82%、37%和26.01%的选票，但他不接受大选结果，指责抵运操纵大选，并不断制造事端，引发了多次城镇暴乱和示威。2011年大选失败后，他自欺欺人地标榜其选票高于穆塞维尼，失去了该党大部分成员对他的信任。当他号召该党议员抵制议会时，遭到拒绝，他举行的示威活动也未受到普通党员的重视。为巩固其在该党中的地位，他号召组织“弃车步行”去上班的示威活动，反对油、粮价上涨，企图将穆塞维尼赶下台。但政府态度强硬，抗议者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引发多次骚乱，2011年4月28日造成2死、120多人受伤。基扎·贝西杰也在一个月内被捕四次，遭到警方起诉。目前，他的影响力不足以影响整个政局。

七　诺伯特·毛（Norbert Mao，1967～）

民主党总裁（2010年2月21日当选）、律师、政治家。2008年1月任民主党副总裁，负责北部地区事务，2006～2011年任古卢地区地方委员会主席。其父是北部阿乔利人，母亲为西部安科莱人，他生长在东部，在布干达接受教育，能讲乌干达主要部族的语言，能言善辩，善于沟通于南、北不和的部族，为乌干达政界的后起之秀。领导能力。

1988～1991年在马凯雷雷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士学位。1992年在法律发展中心获硕士文凭。2003年在耶鲁大学全球领导人培训项目的资助下，在耶鲁大学进修一年。

1992～1994年在坎帕拉担任律师助理，1994～1996年在乌干达律师协会法律援助项目驻古卢事务所任法律顾问。1996年当选议员。1999年，他帮助创建大湖地区议会和平论坛和世界银行议会网络东非分支，并担任分支主席。

他的组织才能在中学崭露头角，曾被选为总学长。[14]大学期间，担任过学生会会长。2006年退出议会，经竞选为古卢地区主席，在任期间，积极斡旋于上帝抵抗军与政府之间。2006年8月，他带领50名社区领导和部族长老到刚果（金）密林，争取叛军与政府和平解决北部冲突。

近些年，他活跃于政坛，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也是《新观察报》的专栏作家。他就国家治理、和平、人权和发展问题上的见解常常被国内外媒体引用或作为专栏刊出。

[1] 全国有1400万选民。

[2] 相当于人口选举比例，根据选区多少均划居民人数，为人口配额。

[3] 他的名字意为第七营士兵之子，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乌干达人组成的英国殖民军队皇家非洲步枪团第七营。

[4] 尽管早些时候阿玛玛·姆巴巴齐表示将辞去党内总书记职务，截止到2011年9月，尚未辞职，目前已经引起一些党员，尤其那些有希望继任该职位的党内高级干部的非议。

[5] 为政党督导，直译为“党鞭长”（Chief Whip），是议会内的政党纪律主管，负责确保议员按照政党立场行事。此外，各政党各设自己的党鞭，在议会为政党督导员，负责向各自政党议员传达政党领袖的旨意，尤其每当审议比较重要的法规时，召集议会内的党团小组，策划集体投票，督促该党议员参加会议，要求他们遵循党的方针和政策投票表决。如果无故缺席，党内会对这位议员采取一定的措施。实际上，党鞭长在该党与该党议员之间起到沟通桥梁作用。

[6] 通常新闻报道中多译为塞达·布姆巴。

[7] 其父姓有时也用安德罗阿（Androa）。

[8] 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统计概要》。

[9] 20世纪60年代，乌干达警察部队有18支特种力量部队，每支由50名接受过突击战术训练的警察组成，通常担任边界巡逻或在集会时控制群体事件等。

[10] 泛伊斯兰教运动之一，始于20世纪20年代印巴人塔布利克教派运动乌干达地方分支。塔布利克意为“发布”（伊斯兰教要旨），通常印巴人塔布利克教派运动为非政治性组织。

[11] 一种类似于民兵的组织，称为“印特拉哈姆伟”（Interahamwe），意译为联攻派民兵，由卢旺达胡图族男青年组成。它在1994年的种族灭绝屠杀中实施了大部分的杀戮。

[12] http://pards.org/ugandacr03.doc.

[13] http://www.parliament.go.ug/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Itemid=37.

[14] 在一些英式学校中，学校允许学生课外自治，并给予由学生推选的学生领导（称总学长）一定权力管理学生事务等。

第四章
经济

第一节
经济发展综述

1962年乌干达独立后，最初8年经济持续增长，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此后，由于政权不断更迭，以及不利的经济政策，导致乌干达经济凋敝、百业俱废。1986年1月穆塞维尼执政后，采取了务实的经济政策，使濒临崩溃的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

乌干达经济发展深受政治动荡的影响，主要分独立初期经济稳步发展期（1962～1970年）、经济衰退下滑期（1971～1980年）、先起后落崩溃期（1981～1985年）和经济重建与持续增长期（1986年至今）四个阶段。同时，各届政府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试图摆脱、改变殖民时期遗留的依附性经济体系和结构。

一　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1962年～1971年1月）经济稳步发展

乌干达独立时经济状况良好。在农业方面，粮食自给有余，经济作物为乌干达带来了丰厚的外汇收入；在工业方面，制造业约占国内生产总值7%（主要包括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还有可观的采矿业，以及丰富的水电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已经形成的不太大的城镇工薪阶层（主要为服务业的雇员）。种种优势使乌干达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前途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也继承了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体系和结构，商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以及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几乎完全由亚裔人垄断，金融、采矿业和部分加工业等则由英国和印度等外国资本操纵。

独立之初，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乌干达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热切希望政府改变殖民者遗留的旧经济体系，创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期待政府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培养出更多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和解决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因此，奥博特政府不仅面临人民要求变革的压力，还要解决经济如何持续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

为此，奥博特政府首先在经济上逐步推行非洲化。1963年政府建立了非洲商业促进机构，以促进非洲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968年成立了生产销售局，统一销售30多种商品；1969年颁布贸易执照法，以确保乌干达人在公司持有控股权；同年授权合作社联盟垄断咖啡、棉花和烟叶的收购和加工。上述种种措施剥夺了大部分亚裔商人或中间商的经营权。其次，政府制定了更多参与“努力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法规，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实际上在委婉地反对亚裔人垄断国家经济。1969年，为了进一步推行非洲化和国有化，奥博特颁布了《平民宪章》，采取“向左转”政策，并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控制。1970年又对80家外国公司实行60%的国有化。

尽管奥博特采取“向左转”政策，实际上他的政府一直坚持混合经济战略。比如1964年先后颁布的外国投资法和工业宪章，对私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保证。为了抵消非洲化对外国投资者的负面影响，对实行国有化的企业主给予足够的补偿，并许诺外国公司与乌干达人拥有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

这期间，奥博特政府制定了两个五年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61/1962～1965/1966年度）基本上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制定的，于1961年乌干达自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实施。它将发展重点从教育、卫生、道路建设转移到农业基础建设，最大可能地发展制造业和采矿业。总体上，该计划的目标为寻求经济多样化，加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等分配国家财富，改善人民生活和消除贫困等。该计划在5年内总投资18.8亿先令，约合9000多万英镑，其中政府近60%的公共开支和准国营部门的支出均由国外援助。

此外，独立初期，政府动用了战后积累的剩余资金，增加了公共开支。虽然奥博特就任总理宣誓时承诺，继续保持以咖啡、棉花和铜矿为主，以茶叶、烟草和旅游业为辅的经济基础，但随着国际咖啡和棉花价格的不断浮动，奥博特试图通过促进地方工业发展，扩大采矿业及开发旅游业来减少对经济作物的依赖。当时政府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加大对工业的投资；另一方面鼓励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同时，由于工业管理阶层享有高薪和良好的福利待遇，加上在推行乌干达化政策时许多公务员和准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得到快速提升，形成了一支消费群体。国内消费增长和出口增加促进了工业发展，同时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和出口量增加也促使经济迅速发展。1962～1967年，按1960年固定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7%，年人口增长率为2.5%，实际年人均收入增长4.1%。[1]

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1966/1967～1971/1972年度）是个全面性的规划。它首次涵括了1966～1981年15年发展规划的蓝图，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即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增长机制。这个远景规划后因政变而放弃。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资金总额预计46亿先令（不包括政府非投资发展支出2亿先令），几乎是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两倍。60年代中期，国际咖啡和棉花价格下跌；但1966年茶叶生产增产30%，出口额达2470万英镑，1965年为1840万英镑；甘蔗和烟叶的产量也有增长；同时制造业也有较大发展，这样就抵消了咖啡和棉花出口收入的减少。1965～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

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将近5%，国内投资占7.5%，个人消费率为5.2%。人均收入1963年为86美元，1970年增长到134美元。[2]同时，贸易持续平衡，通货膨胀率低，资本基础和基础建设发展迅速，特别是工业等部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外，还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和令人满意的医疗服务。总之，除了60年代后期经济受到“向左转”政策的影响而有所下滑之外，这一时期经济整体上发展顺利，非洲人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人民生活改善，被认为是乌干达的黄金时期。

二　阿明统治时期（1971～1979年）经济不断衰退

阿明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政府干预以及不利的经济政策，随心所欲地剥夺了外国企业在乌干达的经济利益，并扩大军事力量，导致生产全面下降，经济状况迅速恶化。阿明执政之初，他许诺让乌干达人掌管自己的事务，在经济上加速非洲化进程。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所谓的“经济战”，1972年驱逐了7万印巴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的简称）包括持有英国护照的公民。1971～1974年，没收了包括亚洲人、英国人、以色列人、其他非洲国家的公民以及美国和平队成员、外国传教士和教师等个人财产，并夺取了5655家商行、工厂、牧场和农场。[3]阿明将至少500家商行分发给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其余财产、商行和企业由军队控制的商业部商行分配委员会分配。由于大部分财产和商行转给了不懂经营的士兵和官僚，商业基础很快崩溃，造成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经济部门也很快凋敝。单就人力资源而言，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不是逃亡就是被杀。曾在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中起到极为重要作用的亚洲人（通常是商人和专业人员）的离去，导致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急剧减少。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的固定资产也因缺乏保养、投资短缺或管理不善遭到严重破坏，使投资者望而却步，失去了信心。

1972年，乌干达国际收入出现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到仅能维持三个星期的进口额。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71～1979年食糖产量由15.57万吨下降到1.37万吨；肥皂产量在1971～1975年由1.36万吨下降到0.36万吨。其他工业产品如水泥、铁管、铁皮、钢锭、火柴和毯子等产量下降了55%至94%；1978年，铜矿开采和熔炼及化肥生产完全停产。1970～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25%，进、出口分别下降50%和60%。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破坏了经济，也造成与邻国关系的恶化和东非共同体的解散。同时，国际经济形势又令乌干达经济雪上加霜，1973～1974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4倍，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不景气，不稳定的贸易条件导致其主要出口作物棉花、烟草产量下降50%以上；茶叶产量也急剧下跌；仅有咖啡生产还算过得去，其出口收入约占出口总收入95%以上，但由于征税高，大多走私邻国。由于出口收入有限，阿明只能向银行过度借款支持政府财政预算，导致年均通货膨胀率上涨70%以上，整个经济基础几乎被摧毁。1971～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2%，1975～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3.5%，[4]1970年经常账户余额为2000万美元，1980年财政赤字达1800万美元。

1979年阿明政府垮台后，国家政权在一年零8个月内3次易手。到了1980年，乌干达处处断壁残垣，商铺被洗劫一空，基础设施难以为继，工厂开工率仅为设备能力的5%，政府只能依赖唯一的经济作物——咖啡的出口收入（占出口总收入98%）。这期间，夺取政权成为社会精英致富的手段，致使腐败猖獗，经济陷入混乱。

表4-1 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主要经济指数

续表

三　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1980年12月至1985年）经济先起后落至崩溃

1981～1983年奥博特第二次执政初期经济略有恢复。1981年6月，乌干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下，开始实施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根据经济恢复计划，乌干达政府在1981～1984年实施推行私有化、实行混合经济等一揽子经济改革政策，并首先大幅度贬值乌干达先令、建立汇率浮动机制、撤销价格管制、调高传统出口产品价格和紧缩政府开支等，以便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这些政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结构调整计划。此后，政府又颁布了《被征用财产处理法》，以吸引阿明执政时期那些被驱逐和被没收产业的业主（主要是亚裔人）返回乌干达，意在恢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在此期间，上述经济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5%，人均收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首次提高；部分经济特别是农业得以恢复，咖啡销售从走私逐渐恢复到正规。1984年，尽管国际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乌干达经济却急转直下，增长率为-8.5%。此后两年经济停滞不前，按1966年不变价格计算，1980年实际经济产值为61亿乌干达先令，1983年增长到71亿先令，1985年则下降至64亿先令。[5]原因之一是，为了围剿反政府武装包括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政府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使支出远远超出预算计划，同时乌干达先令持续贬值。原因之二是，议会即将换届，为了执政党在选举中稳操胜券，政府提高出口作物价格之后，又为公共事业的工作人员增加了4倍工资，有的部门甚至增加了6倍。抛开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制定的模式和计划，改变了外汇政策。198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止援助，导致国内外汇短缺、政府所用的贷款增加了70%、货币供应量增长了127%、通货膨胀率高达76%，以及非贸易产品价格上涨227%。自1983年起，可贸易产品（主要为咖啡）价格与非贸易产品价格比率下跌了28%以上，意味着出口部门的支出结构恶化。此时乌干达经济陷入困境。

表4-2 主要经济指数（1980～1984年）

1985年7月，蒂托·奥凯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内战延及全国，将经济拖入几乎无法控制的地步，通货膨胀率高达3位数字，先令剧烈贬值，货物转移，尚存的自给经济也遭到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的骚扰和破坏。

四　穆塞维尼执政时期（1986年至今）经济重建与持续增长

1986年穆塞维尼上台执政，为了恢复和振兴经济，政府首先确定建立独立自主、完整、自给的民族经济体系，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混合经济”，采取自力更生、争取外援的基本战略方针和政策。经过20多年的努力，乌干达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如果说1987～1991年为困难重重的经济重建和恢复初始期；1992～1997年则是重建和恢复稳步发展期，也是结构调整、重建制度的关键时期；此后乃是巩固、深化发展期。总体来讲，1987～1997年，政府实施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计划以及结构调整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宏观经济。1997年以后，政府将中期计划即消除贫困行动计划作为国家发展框架，取代了结构调整规划。前者着重推行货币改革、促进出口多样化、实行自由贸易和扶植私人经济等，后者注重经济增长与解决贫困化问题。

（一）经济重建和恢复初始期（1987～1991年）

1986年2月，穆塞维尼政府实行一项紧急计划，以恢复被战火蹂躏的卢韦罗和尼罗河西岸地区，这一举动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为了争取外援，恢复经济，1987年初穆塞维尼政府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揽子结构调整政策，同年5月政府发布了《经济恢复方案》。该方案注重结构调整，初期目标为恢复生产，重建基础设施；长期目标是实现经济自给自足，通过紧缩财政与货币、改革外汇制度、开放价格和促进出口等具体政策和措施，来减少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创造良好的私人储蓄和投资环境，以便吸引外资、重建生产能力、恢复和促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后，政府发表了一系列复兴和发展计划，包括1987年6月开始实施的《1987/1988～1990/1991年度复兴和发展计划》和1988年修订的《1988/1989～1991/1992年度复兴和发展计划》，复兴和发展计划每隔3年制订一次，即三年滚动计划。《1988/1989～1991/1992年度复兴和发展计划》旨在恢复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贸易支付差额。这项计划要求在4年内投入12.89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交通运输部门占最大比例（29%），其次为农业（24%）、工业与旅游业（21%）、社会基础设施（17%）、矿业和能源（7%）[6]，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5%。《经济恢复方案》和《复兴和发展计划》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最初资金流入较慢，1989年后援助步伐逐渐加快。

政府在实施《经济恢复方案》时，采用新乌干达先令，对旧先令实行减值，减去先令面值数额两个零，如10000旧先令改为100新先令；所有现金、存款和国债兑换外汇时征收30%转换税，减少了26.9亿先令的资产折现值；先令贬值76.7%，实行外汇市场自由化，提高出口作物价格3～5倍，以及减少政府所欠银行的债务等，从而使经济开始逐渐好转。

在执行《复兴和发展计划》中，政府优先实施恢复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注重发展农业，增加出口品种和限制进口，并在1988年实施了26个恢复和重建项目。经济恢复初见成效，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由1986年0.3%增长到1987年6.1%，1988年达7.2%。但仍存在货币估价过高、政府开支过大、通货膨胀率高达240%、出口下跌18%、外援迟迟未到位和汇率调整未跟进等重大经济问题。同时，北部和东北部尚未实现和平局面，造成军费超支。

除上述计划和方案之外，为了加速经济恢复和鼓励投资者，1991年1月政府批准了一项投资法案，成立了投资局，以促进和监管国内外投资。截至1992年2月底，仅在一年内，投资局收到86个申请投资项目，投资资金达2.87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达2.23亿美元。[7]1991年，政府正式邀请被阿明驱逐的亚裔乌干达人返回家园，返还被没收的财产或给予赔偿。次年5月，乌干达加入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投资者可以获得预防非商业性投资附加风险保险，打消了投资者的后顾之忧，增加了他们的投资信心。

总体来讲，经过1986年经济停滞之后，经济迅速复苏，1987～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6%～7%。1990年和1991年由于干旱农业增产不大和国际咖啡价格下跌等原因，经济增长率降至4%左右。虽然乌干达经济依然脆弱，而且严重依赖咖啡出口收入；但逃离战乱的农民重返家园，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增长，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和通信业逐渐恢复，加上国际社会积极支持乌干达恢复和重建计划，援助资金和项目贷款源源不断，弥补了咖啡收入的减少，同时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也为以后经济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二）经济重建和恢复稳步发展期（1992～1997年）

进入90年代，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乌干达经济实现了转折，经济改革和调整带来了经济持续增长，工农业不断恢复和发展。乌干达所取得的成绩引人瞩目，成为投资者在非洲的首选国。1993年政府开始实施的《1993/1994～1995/1996年度复兴和发展计划》旨在深化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稳定宏观经济，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等。为了消除贫困，政府将投资重点由生产项目转向社会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医疗卫生部门，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个《扩大结构调整贷款计划（1994/1995～1996/1997年度）》的支持。这期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包括废除出口税，减免进口关税，取消价格控制及外汇兑换限制，扶植私人经济，实行半国营部门私有化和精简文官队伍等，使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深化，促进了生产，激发了经济活力和促使出口多样化。在这期间，工农业和旅游业等各方面产值普遍增长；全国基础设施的恢复和重建成绩斐然，其中交通运输和电信设施优先得到了改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提高到8%；基底通货膨胀率为5%左右；1993/1994年度财政赤字（不包括赠款）占国内生产总值11.2%，1996/1997年度减少到6.5%；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在实施恢复方案之初为33%，1996/1997年度降到16%。与此同时，对外经常账户赤字（不包括赠款）在1996/1997年度降到6.1%，国际支出得到改善，外汇储备可以支付4.6个月的进口商品和非要素服务（如金融服务）需求。[8]

表4-3 1987～1996年乌干达主要经济指数

续表

（三）巩固、深化经济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支持下，1997年乌干达开始实施“减贫战略”，制订消除贫困行动计划，取代了结构调整计划。第一个消除贫困行动计划形成于1995～1997年期间，它与2000年消除贫困行动修订计划和2003年消除贫困行动修订计划一样，都是经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会、国内外捐助者、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协商以及公众讨论、磋商之后制订的。2010年政府开始实施五年国家发展计划（2010/2011～2014/2015年度），取代了消除贫困行动计划。

第一个消除贫困行动计划执行期在1997/1998～2000/2001年度，重点放在农业现代化建设、普及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改善道路网和促进私营部门发展。1999年政府制订了2025年远景计划，长期目标是争取人民富足、民族和谐和国家繁荣。2000年修订过的消除贫困行动计划是基于2025年远景计划而制订的，它更加全面，包括4个支柱战略：强调创造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良好环境；实行良政，确保国家安全；增强穷人的创收能力；通过增加初级教育和净化用水的投资，改善医疗保健和卫生设施，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其中心战略目标是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福利，具体目标是争取2017年贫困人口降至10%。该计划要求国家预算将减贫放在优先地位，比第一个减贫行动计划更加强调发展私营部门。第二个消除贫困行动修订计划（2004/2005～2007/2008年度）提出5个支柱战略目标：加强经济管理；加强生产、增强竞争力和增加收入；保障人民安全，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加强对天灾人祸的控制与应对能力；实行良政；促进人类发展，包括人民身体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等。政府在消除贫困行动计划的原则指导下制定国家预算和各项政策。为了贯彻落实该计划，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战略计划。在执行该计划的过程中，政府对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进行反馈或检查，每3年进行一次调整或修改，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向。为了争取外援，政府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交消除贫困行动计划或修订计划，才可获得资金援助。自1987年以来，乌干达若干个中期计划均符合援助条件，特别是1998年和2000年达到了重债穷国动议减债所规定的要求，得到国际金融组织的认可和大量援助。2000年乌干达签署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包括减贫、普及初级教育、促进性别平等、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挑战疟疾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等其他疾病等8个千年发展目标，与乌干达实施的消除贫困行动计划目标基本一致。乌干达通过全球基金结合其他外部援助，取得长足的进步和成就。

由于乌干达经济持续增长，宏观经济稳定，被国际社会视为结构调整的样板，加上乌干达自1992年以来就注重减贫，1998年和2000年在重债穷国减债动议下先后两次为最早获得减债的国家，每年可免去乌干达外债近9000万美元。政府利用这些不用偿还的资金建立了贫困行动基金，用于消除贫困，补助或增加教育、卫生和其他优先发展部门的支出。贫困行动基金的管理对乌干达公民社会全部公开，受议会监督。通过贫困行动基金，2001/2002年度捐助国提供的贫困计划援助几乎增加两倍，达到6090亿先令，占财政预算35%。[9]

为了深化改革，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如1996年大力推行地方分权制，以加强地方行政和制定预算的责任，确保资金用于基层减贫。1997年1月颁布的《私营企业发展全国战略和行动计划》鼓励和规范私有经济发展，力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997年7月1日起国家开放资本项目资金，允许常住和非常住人员的资金自由转移或进出乌干达；为了加强和提高公共事业效率，改善财政管理，政府部门实行精兵简政，由21个部削减到15个，公务员削减近一半，裁军30%。此外，政府建立了健全的商业法规与制度，实行新所得税法；除少数物品外，取消所有进口控制；恢复市场调节汇率制度，以利于出口竞争；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取消利率控制、鼓励国内私人储蓄和投资等。

这些务实的经济政策以及结构调整和减贫战略逐渐完善了乌干达经济体系，焕发了生机。特别是实行经济自由化、取消出口税、鼓励多种经营之后，乌干达逐渐改变了依赖咖啡出口这一单一经济结构，发展和扩大了渔产品、花卉、香草和果蔬等非传统产品出口，制造业、采矿业、交通通信业、建筑业和旅游业也有很大发展，乌干达经济几乎增长了一倍。多样化经济促使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上升，1986/1987年度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2%、8%和30%；1990/1991年分别为52%、13%和35%；2000/2001年度分别为40.8%、18.6%和40.6%；2005/2006年度分别为33.3%、20.9%和45.8%。[10]

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建立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稳步发展。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90～2002年乌干达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4%，其中1995/1996年度增长8%，1998/1999年度增长7.4%。1999/2000年度以后发展速度放慢，当年的增长率为5.5%，2000/2001年度、2001/2002年度和2002/2003年度增长率分别为5.7%、6.0%和4.9%。主要原因是贸易条件受到严重冲击，传统出口作物咖啡、棉花、茶叶的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特别是咖啡价格下跌50%，石油价格上涨两倍，以及不利的气候和咖啡枯叶病影响了农业产量，造成出口下降，加上先令小幅度贬值，限制了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2003/2004年度和2004/2005年度有所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5.9%和5.8%，随后在2005/2006年度因干旱、能源短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飙升，影响了农业、工业以及多个部门的生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5.0%，2006/2007年度因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和批发零售业等有较大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按照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计算方法（固定基期法）[11]，2005/2006年度、2006/2007年度、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增长率（按市场价格计算2002年不变价格）分别为10.8%、8.4%、8.7%和7.2%。

表4-4 2002/2003～2007/2008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新计算方法）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福利事业，对教育、医疗卫生、清洁用水等加大了投资，致使1992年高达56%贫困人口下降到2000年的35%和2005/2006年度的31.1%，[12]儿童入学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艾滋病及艾滋病病毒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

总之，自1986年以来，乌干达经济持续以5%～6%的速度增长，其成绩举世瞩目，在非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到乌干达经济，很多投资者撤资，资本流入减少，通货膨胀率上涨，同时，贸易、旅游业和医疗卫生等部门也受到影响。尽管如此，乌干达经济发展依然比较强劲，2006～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2%，继续保持高增长率。

乌干达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第一，经济发展起点低，市场不大，经济基础薄弱。虽然人均收入2007年为381美元，2009增长到474美元，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年人类发展指数排列，仍属世界中等发展国家倒数第二；177个国家排名中为倒数第24位，居非洲第20位、世界第157位。第二，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援，每年预算中约40%资金来自国外援助。尽管乌干达政府不满意捐助国干涉内政和附加援助条件，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好坏势必影响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第三，贸易赤字年年持高。虽然出口多样化已初见成效，但出口产品多为初级产品，价格低廉，而工业发展需要进口高昂的机械设备，国内大量石油消费依赖进口，导致进口支出远远高于出口创汇。第四，以农牧渔业产品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第五，北方叛军藏匿刚果（金），尚未彻底解决，军费开支高。第六，电力严重不足影响投资和工业发展，地处内陆进出口货物运输费用高以及北方发展滞后等，都是乌干达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乌干达经济面临着瓶颈，亟待解决包括运输、能源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同时，它还面临其他种种挑战，如腐败问题；人口增长率过高，1991～2002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3.2%，2011年人口估计达3290万，将制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

表4-5 1997～2005年乌干达主要经济指数

表4-6 2006～2011年乌干达主要经济指数

从总体来讲，乌干达经济具有活力，目前政府正尽最大努力鼓励投资，试图逐渐减少对国外援助的依赖；2005年1月1日东非关税同盟生效后，市场得到扩大；加上近年勘探出巨大石油储量，据乌干达能源部长2010年1月预计西部艾伯特湖地区储量可能达60亿～80亿桶，乌干达经济发展潜力巨大。[13]如果北方叛军彻底得到解决，将来权力交接平稳，政局稳定，乌干达经济将在未来六七年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

第二节
农林牧渔业

农业是乌干达经济的重要支柱，2001/2002～2005/2006年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7.7%，2009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农产品总出口额的70%以上，全国约有80%居民以农业为主。近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但不影响它在乌干达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它依然是大部分工业和服务业赖以生存的部门。

一　农业发展概况

乌干达全国75%以上的土地适于耕种或放牧，其中1800万公顷为可耕地，目前仅有30%可耕地被利用。据乌干达统计局的2010年统计概要公布，1990年乌干达有农田840万公顷，2005年增加到990多万公顷。乌干达的农业用地属非洲最肥沃的土地，南部可以连续耕作，一般一年可种植两至三茬农作物，北部只能种植一年生作物。全国农业主要依赖小农户生产，大部分小农户拥有不到2公顷的农田，使用传统简陋的农具耕作。此外，茶园和甘蔗种植园的种植面积较大，约占4万公顷土地，采用先进的种植、生产和加工技术。全国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缺粮情况一般是北部的治安问题或地区间粮食调配不及时而造成的。粮食产量占农业产量的65%（其中54%为货币农业），但仅有1/3的粮食上市，其中自给农业占农业生产总值的42%，主要为国内消费，不进入国际市场；传统经济作物产量仅占农业生产的10%。

“抵运”政府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来，特别是1990年取消了各销售局对农产品收购、加工和出口的垄断，以指导价格取代了政府制定的固定价格，政府对农业的领导作用转化为监督和质量管理；私营部门对农业科技推广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农民通过合作社、销售局和私营公司等多种途径销售农产品，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尤其经济作物的很快发展。乌干达农业现代化计划作为1997年消除贫困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以增强农业活力、增加赢利及竞争性为战略目标，通过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农产品上市和扶持出口产品等措施，促进自给农业转化为商业性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增加了农民收入。

政府除在政策上扶持农业之外，还重视农业科研机构的建设，经过不断探索改良了13种农作物；同时建立了全国、地区和乡三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全国农业咨询机构负责协调农业推广服务，各地区农业发展中心负责各乡建立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技术示范和服务。2007/2008年度全国农业咨询机构将工作重点放在农业投入上和技术推广服务扩大到更多地区，使79个地区712个乡的76万农户受惠。为了配合技术推广服务，政府还支持各乡建立和加强储蓄贷款合作组织，以便于农户获得小额贷款。

同时，市场经济促使农民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增加了收入。仅1995/1996年度经济作物生产增长了15.8%，创历史纪录。但本世纪初因咖啡等主要经济作物的国际价格下跌，粮食作物因局部地区干旱歉收，农业增长速度有所放慢，2001/2002～2005/2006年度的5个年度先后增长3.9%、2.3%、1.6%、2.1%和0.4%，连年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在总体上，乌干达农业已告别了单一经济模式，实现了多种经营，并且农业发展具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只要政局稳定，素有“东非粮仓”之称的乌干达将会名副其实。虽然农业发展具有巨大潜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1）靠天吃饭。1997年末和1998年初，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全国暴雨成灾，农业生产受损严重，除茶叶之外，棉花和粮食等不同程度地减产。近年又遇旱灾，粮食再次减产。（2）农作物单产量低。主要原因是缺少良种，农耕技术落后，不施肥，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化肥等现代技术和方法。（3）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4）农业统计数据不准确，与实际有相当大的差距。（5）控制农作物病虫害不力。此外农业发展和扩大投资也面临着瓶颈，如产品包装质量不高，缺少储存设施，货运费用高和农村缺少运输道路等。

二　土地制度

土地所有制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乌干达存在习惯土地所有制、迈罗土地制、土地完全保有制[14]和租赁土地制等4种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其中以习惯土地所有制和迈罗土地制最为普遍。

习惯土地所有制在乌干达占主导地位，个人拥有使用权，但无合法所有权，土地规模不大。土地的拥有和处理权根据习惯规定，并依地区和部族而异。通常，习惯土地所有制作为村社土地所有制而存在。习惯土地制度的财产保有为两种类型：特殊个人永久保有地和村社个人非永久保有地。特殊永久保有地制度主要在乌干达南部、东部和中部实行；传统村社习惯土地所有制则存在于东部和北部，以及在姆巴腊腊、木本德、基泊加、卢韦罗、穆科诺、卡穆利地区的南部牧场和塞姆利基、布贡古艾伯特湖沼泽地等地。在北部牧区，特定的土地被留出作为村社放牧场，其余土地分配给各家，用于种植农作物和建住宅。这种保有地只要一直使用，使用权就能保留下来。

1900年殖民政府将布干达土地分为私人和王国官方所有，称迈罗土地所有制。1967年王国官方拥有的迈罗土地收为乌干达公用土地。迈罗土地所有制拥有地契，具有土地永久所有权，主要在布干达和布尼奥罗部分地区实施。布干达私人占有的迈罗土地相对面积大，部分土地因不能充分利用而荒废，被一些游民私自开垦耕种。近年经济发展迅速，土地价格不断升值，加上人口增长压力，常常引起土地纠纷。原布尼奥罗王国地区农民多持有地契，与迈罗所有制相似，但私人持有土地面积不大，这种制度主要在东部和西部实行。

原托罗和安科莱王国地区实行自由土地保有制，目前一般为私人土地，有地契，主要由教会、学院和一些个人持有，在乌干达所占比例不大。

土地租赁制有两种方式，即私人租赁和官方或法定租赁，后者依据公共法条款租给私人或公司集团。

1975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令宣布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迈罗和自由土地保有制改为国有土地租赁，期限分别为199年和99年。实际上，该法令没有完全实施。1995年宪法重新恢复上述四种土地所有制。政府规定，农民在习惯土地制下拥有的土地可以通过注册获得土地完全保有权，并建议所有拥有这种土地的乌干达公民按照政府规定申请土地所有权证书。1998年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根据该土地法，在迈罗土地上生活的佃户和游民可以获得地契，但只限他们耕作的土地，以确保耕者有其田，同时有助于农民以土地抵押获取贷款，促进农业发展。政府为了保护佃户和游民免遭地主驱逐，制定了2007年土地修改法案。布干达王国的土地早在60年代中期就被政府没收，归为国有。布干达王国恢复后，王国政府因多次要求归还土地未果而强烈反对该法案。为此，2008年前半年他们公开向中央政府发难，指责政府利用该法案强占他们的土地。20世纪初殖民政府人为地将村社公有土地分给王国权贵，导致不少人失去土地，成为佃户；独立后土地制度由于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致使布干达土地问题复杂而有争议。

三　农业耕种体系

乌干达原有五大耕种体系。

（1）香蕉咖啡集约耕种体系，主要分布在维多利亚湖北部沿岸；（2）西部香蕉咖啡兼养牛体系，主要分布在布谢尼、卡巴莱、鲁昆吉里和姆巴拉拉部分地区；（3）基盖齐山区体系，分布在西南部，位于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卡巴莱、基索罗地区和穆哈武拉火山北坡；（4）北部和东部谷物、棉花兼养牛体系，分布在阿鲁阿、古卢、库米、托罗罗、索罗提和姆巴莱部分地区；（5）西部尼罗河谷物、木薯、烟叶体系，主要分布在阿鲁阿地区西部，通常实行密集种植、混种和复种。

近年来，乌干达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生态、土壤类型和降雨量状况、社会经济因素和地缘政治等，将全国细划为10个农业区。

第一区：东北部旱地。包括莫罗托、科蒂多北部和基特古姆东部，半干旱地带，适宜种植阿拉伯胶树（生产树胶）、芝麻和向日葵，养蜂，饲养山羊、牛和鸵鸟。

第二区：东北部大草原。包括帕德尔、基特古姆、利拉东部、卡塔奎、锡龙科北部、卡普乔鲁瓦北部、纳卡皮里皮里特和科蒂多南部地区，适宜种植木薯、豆类、芝麻和向日葵，养蜂和养牛羊。

第三区：西北部大草原。包括阿朱马尼、内比西部、阿鲁阿、莫约、永贝与古卢北部、阿帕克和利拉西部地区，适宜种植罗布斯塔咖啡、烟草、棉花、豆类、芝麻和香料，养蜂。

第四区：准大草原。包括内比东部、古卢西南部和马辛迪西部地区，适宜种植木薯、香料和芒果树，发展渔业，养蜂和养牛。

第五区：基奥加平原。包括卡永加、卡穆利、伊甘加、布吉里北部、托罗罗、布西亚北部、姆巴莱南部、帕利萨、库米、索罗提、卡贝拉马伊多、利拉南部和阿帕克南部地区，适宜种植玉米、豆类和木薯，发展渔业，养蜂，饲养牛和山羊。

第六区：环维多利亚湖东岸至北岸。包括坎帕拉、穆科诺、瓦基索、姆皮吉东部、马萨卡东部、拉卡伊东部、卡兰加拉、金贾、马尤盖、布吉里南部和布西亚南部地区，适宜种植罗布斯塔咖啡、可可、花卉、香料、香草、秋葵、法国菜豆等，发展渔业和饲养奶牛。

第七区：西部大草原。包括霍伊马、基博加、卢韦罗南部、穆本德、齐巴莱、基恩乔乔、卡巴罗莱、卡姆文盖和卡塞塞南部地区，适宜种植罗布斯塔咖啡、茶叶、玉米、豆类和饭蕉，养蜂和饲养牛。

第八区：牧区。包括马辛迪东部、纳卡松戈拉、卢韦罗北部、基博加中部、穆本德南部、姆皮吉西部、马萨卡西部及拉卡伊西部、森巴布莱、姆巴拉拉东部、恩通加莫南部和本迪布焦北部地区，适宜种植香料、柑橘和菠萝，养蜂，饲养肉牛、奶牛和山羊。

第九区：西南农耕地区。包括姆巴拉拉西部、布谢尼、恩通加莫北部、鲁昆吉里和卡农古北部地区，适宜种植罗布斯塔咖啡、茶叶、烟草、香草和香蕉，发展渔业和饲养奶牛。

第十区：高地牧场。包括姆巴莱北部、锡龙科南部、卡普乔鲁瓦南部、卡农古南部、卡巴莱、基索罗、卡塞塞北部和本迪布焦南部地区，适宜种植阿拉比卡咖啡、玉米、马铃薯、香草、香料（白、黑胡椒，小豆蔻）和西番莲果，饲养奶牛。

四　种植业

乌干达主要粮食作物有饭蕉、木薯、甜薯、小米、高粱、玉米、豆类、花生和芝麻，占农业总产量67%～75%。经济作物有咖啡、棉花、茶叶、烟草、甘蔗和可可等，占本国出口总额的73%。前些年，在传统经济作物的国际价格低迷之时，非传统产品异军突起，花卉成为乌干达发展最快的出口产品之一。

（一）经济作物

咖啡　全国约50万户小农种植咖啡，从事咖啡产业的人口约占总人口1/4。90%种植咖啡的农户拥有0.5～2.5公顷的耕地，咖啡种植园仅占咖啡种植总面积的6%。自20世纪50年代超过棉花生产以来，咖啡一直是乌干达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曾长期占出口总收入的90%左右。穆塞维尼执政后，鼓励多种经营，咖啡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2007年约占出口总收入的19.9%。

乌干达种植的咖啡有罗布斯塔和阿拉比卡两个品种，以罗布斯塔品种为主。罗布斯塔咖啡源于本土，主要在海拔900～1500米的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种植，那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宜咖啡生长，每公顷产量是其他非洲国家产量的两倍。阿拉比卡咖啡为引进品种，源于埃塞俄比亚。它耐寒，一般生长在海拔1300～2300米的山地，如东部埃尔贡山、西尼罗河山区，西南的鲁文佐里山脉和穆哈武拉山脉。为了增加咖啡出口的收入，政府计划将咖啡种植逐步推广到北部地区，扩大阿拉比卡咖啡的种植面积，使它由占咖啡总产量10%提高到15%。近年来，阿拉比卡咖啡的国际价格走高，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发展较快。2002/2003年度，罗布斯塔咖啡占咖啡总产量87%，阿拉比卡咖啡占13%。2003/2004年度咖啡种植面积约为27.2万公顷，且有增长趋势。为了促进和发展咖啡产业，提高咖啡树高产和抗病能力，自1991年起政府计划在20年内将咖啡病株老树替换为新的高产纯种咖啡树，每年更换罗布斯塔咖啡树5%、阿拉比卡咖啡树2%。

乌干达为国际咖啡组织成员国，当时每年出口配额曾占全球份额的4%。1988年国际咖啡价格开始猛跌，导致1989年国际咖啡组织配额制垮台，乌干达咖啡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出口量从1989年的17.6万吨跌至1991年的12.7万吨。直到1993年8月非洲咖啡组织与拉丁美洲咖啡生产国共同采取措施，即在市场价格低于约定价格时，各国扣留20%的产量出口，乌干达咖啡生产才逐渐恢复。1990年，国营咖啡销售局垄断出口被打破，一些合作社和出口商开始从事出口贸易，与其竞争。1991年乌干达咖啡开发局成立，主要负责促进和检查咖啡生产。

一般年份，乌干达每年生产咖啡约350万袋，约21万吨。1995/1996年度出口咖啡415万袋，近25万吨，超过科特迪瓦，成为非洲第二大咖啡生产国。1996/1997年度，乌干达出口咖啡420万袋，出口收入约达4亿美元，占乌干达总出口收入的65%。20世纪末和21世纪最初几年，国际咖啡价格走低，国内非传统产品如渔产品和花卉等出口不断增长，加上气候干燥和咖啡枯叶病，咖啡产量下降，占总出口比重逐年下滑，1999/2000年度为43%，2003/2004年度降到16%，但始终保持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品。2003年以后咖啡价格有所回升，产量虽下降，出口收入有所增长，2001/2002年度出口19万吨，出口收入8527万美元；次年度出口18万吨，收入达1.07亿美元，2003/2004年度出口降到15.4万吨，收入增长到1.14亿美元。此后5年咖啡产值逐年增长，2004/2005年度为1.62亿美元；2005/2006年度增长到1.70亿美元；2006/2007年度出口14.9吨，每公斤价格年均1.50美元，总收入达2.57亿美元。2007/2008年度国际咖啡价格上涨，加上2001年种植的高产无性品种咖啡已经成熟结果，产量高于罗布斯塔咖啡2.5倍，比上年增长16%，出口16.8万吨，每公斤价格上涨到年均1.79美元，总收入达3.016亿美元。[15]

乌干达咖啡质量上乘，不使用化肥，已打入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咖啡市场；其中英国为乌干达传统的最大的咖啡出口国，占乌干达咖啡出口量的1/3。

棉花　乌干达是世界唯一只生产一个棉花品种的国家，系阿尔巴棉的布卡拉萨品种（Bukalasa Pedigree Albar），属陆地棉。它源于美国高原，为中长绒棉，断裂比强度值高，质量极佳，仅次于世界最优质的埃及特长绒棉。目前，该品种保留在塞雷雷农业和牲畜生产研究所，以供棉种改良和研究。乌干达90%皮棉在国际市场上被列为三个最高品级，具有质量优势，常为溢价棉。它的主要出口对象为英国、新加坡、中国、葡萄牙和瑞士。

乌干达主要产棉区位于海拔1500米以下的东部、北部、西南部和尼罗河西岸低地。全国约有10万～25万家小农户从事棉花生产，平均每户种植面积在0.5～2公顷，每公顷棉花产量从北部和东南部的600公斤（平均为450公斤）到西部卡塞塞的2000公斤不等，卡塞塞等地的实验田可达2500公斤。全国2/3地区适宜种植棉花。

乌干达棉花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但产量不仅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旱、涝灾害的影响，同时北部叛军也骚扰棉区。20世纪70年代初，乌干达曾是非洲第三大棉花生产国。1969/1970年度为生产高峰，产量达46.7万包，约合8.6万吨，占出口总收入40%。1981年产量降到1.88万包，1987年降至最低水平2000吨（合1.08万包），[16]1989年恢复到10.56万包。之后，产棉区治安状况不好，再次减产，种植面积也由1985年的16万公顷减少到1990年的6.9万公顷。1994年政府开始实施棉花生产放开政策，从生产到出口均实行私有化经营，并给予棉农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同时一些纺织企业的建立也促使棉花需求量增长。20世纪90年代，棉花产量稳步增长。1994年，乌干达在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等外国公司和组织帮助下，开始大力推广有机棉，产量逐年提高。1994/1995年度、1995/1996年度和1996/1997年度的产量分别为3.3万包、5.44万包和11.1万包。1996/1997年度棉花出口收入为2849万美元，比1995/1996年度增长近50%。

进入21世纪，由于政府政策得当，棉花产量逐年增加，2001/2002年度棉产量约为12万包；2003/2004年度增长到16万包；2004/2005年度达25万包，比2003/2004年度增加56%。乌干达政府计划5年内将棉花年度产量提高到50万包。但世界棉花价格持续下跌，乌干达棉花收入从2003/2004年度的5824万美元减少到2004/2005年度的3696万美元。其中，2003/2004年度出口收入为4136.6万美元（出口量为28730吨），次年度出口收入仅为3125.6万美元（出口量31652吨），2005/2006年度和2006/2007棉花出口收入先后下降到1071.7万美元（出口量9977吨）和1699.9万美元（出口量14403吨）。[17]

近年，美国杜纳万特棉花贸易公司在北部和东部很多地区推广种植有机棉，由于缺乏相关培训、技术服务和支持，造成棉农盲目停用农药，导致病虫害肆虐，棉花产量持续下降。尤其在2005/2006年度雨季不期而遇影响了播种期，加上分发给农户的棉种迟迟未到，棉产量下降到10万多包，挫伤了棉农的积极性。[18]为了恢复棉农信心，控制棉花病虫害发展，2008年年底政府发布禁令，要求北部与东部地区农户立即停种有机棉。

棉花生产对经济发展、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以及稳定北部局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比较重视。尤其是北部治安状况好转以后，政府急于重建北部经济，恢复北部传统作物棉花的生产。但棉花生产尚存一些问题：以小农户为主的棉农生产工具落后，投入少，生产力低，有的地方产量非常低；缺乏技术人员指导，加上棉农居住分散，不能有效地提供和推广技术服务和支持；科研与培训不足；本国纺织业竞争力不强，国内棉花需求量不大，且易受国际市场价格冲击。棉花生产、销售和加工等实行私有化经营之后，尽管根据1994年颁布的《棉花发展法》成立了乌干达棉花发展组织（CDO），来协调棉花生产，但存在监管指导不力的问题。目前乌干达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急需采取提高棉农种植和田间管理技术，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增加农业投入，加强政府的监管指导力度和增强棉农信心等措施。

乌干达现有29个轧棉厂，均在1995～1997年期间实行私有化，其中27个使用双辊式轧花机。

茶叶　2004年茶叶已成为乌干达第四大出口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9%。茶叶大部分由种植园生产和加工。20世纪70年代初，每年生产红茶2万吨，占出口总额的6%，1973年茶叶产量达2.5万吨。随后，种植园主（多为印巴人）被驱逐出境，生产几乎停顿。阿明政权垮台后，乌干达政府与英国米切尔·科茨公司合资成立了托罗和米特雅纳茶叶公司，政府占51%的股份。该公司拥有2300公顷的茶叶种植园，1995年实行了私有化。另一个大茶叶公司是鲁文佐里高地茶叶公司，它在西部与刚果（金）交界处建有6个种植园，面积达3000公顷以上，1997年收获了7200吨茶叶。此外，乌干达还有100万小茶农，种植总面积达9500公顷。全国茶叶种植面积由1991年的1万公顷增长到1998年的2.5万公顷。由于政府重视茶叶种植园的恢复和重建，茶叶产量由1981年1700吨增长到1991年的9000吨。1998年茶叶产量比1997年增长了20%以上，出口2.5万吨，出口创汇3300万美元（1997年创汇2170万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近年来，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茶农扩大生产，同时建立了茶叶出口竞争机制，放宽出口许可限制，扩大投资，促进更多的公司参与茶叶生产和出口，致使茶叶产量稳步增长。2001/2002年度、2002/2003年度和2003/2004年度茶叶收购量分别为3.3万吨、3.5万吨和3.8万吨，出口收入分别为2923万美元、3551万美元和4158万美元。茶树较其他作物耐旱，由于茶园管理得到改善，2007年茶叶产量为4.49万吨，创汇4762万美元。乌干达茶叶主要出口市场是欧洲、中东和南亚地区。

烟草　其主要产地在西北部西尼罗河地区，此外，北部的古卢、利拉、阿帕克、基特古姆和帕德尔，西部的霍伊马以及西南的鲁昆吉里地区占烟草生产的30%～40%。乌干达主要生产弗吉尼亚烤烟、白肋烟和少量深色烤烟。在国际市场上，乌干达烟草与同类产品相比质量上乘。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北部地区暴力冲突频繁，1981年产量仅为63吨。1984年政府退还了英美烟草公司乌干达分公司[19]产业之后，生产逐渐恢复。该公司与烟农签订合同或给予贷款，并提供种子、化肥，负责技术培训以及加工与出口等，因而使烟草生产基本控制在英美烟草公司乌干达分公司手中。1986年治安状况改善后，烟草产量稳步增长，1991年上市产量达5140吨，出口创汇450万美元。1995～1996年虽然产量增长不多，出口额增长到740万美元。1998年烟草丰收，产量达7190吨。2001/2002年度、2002/2003年度和2003/2004年度分别收购烟草2.3万吨、3.4万吨和3.4万吨，出口收入分别为3993万美元、4427万美元和3693万美元。由于近年国际市场烟草需求量减少，政府鼓励烟农改种其他作物，产量逐年下降，2008年为2.9万吨，2009年降到1.88万吨。

花卉　乌干达出口创汇新兴产品，发展迅速，主要产区在穆科诺和姆皮基（Mpigi）地区。花卉种植业始于1993年，最初只有一家约有2公顷的土地小农场尝试种植商业性鲜花，次年赢利13万美元之后，促进了鲜花生产。1998年种植鲜花农场发展到19家，种植面积增加到77公顷，出口额达1593万美元，年均增长超过250%。2000/2001～2003/2004年度鲜花出口收入翻了一番，2003/2004年度达2690万美元。种植的花卉大多是品种多样的玫瑰花，出口欧洲。

近年来，种植面积一直保持在220公顷，其中种植玫瑰花约占142公顷，菊花32公顷，每年出口鲜花7500吨，收入3000万美元。乌干达由于地处内陆，出口运输费用高，与邻国肯尼亚相比没有价格优势，以及交通道路网不完善制约了花卉业进一步扩展。2008/2009年度，政府计划对花卉生产实行10年免税，以吸引投资者。目前乌干达菊花有限公司正在兴建一个7公顷的农场，计划将扩展30公顷。另一家荷兰公司计划在东部卡普乔鲁瓦（Kapchorwa）农场（400公顷）种植夏季花卉。2007年，乌干达有18家花卉公司，其中3家荷兰花卉公司和其他5家外国投资公司，3家合资公司。

香草[20]　别名香荚兰、香子兰，为攀缘植物，易生长在避荫处，通常与香蕉或咖啡间种，主要在穆科诺和西部大裂谷地区种植。1995年香草出口0.2吨，出口收入8000美元。2000年香草主要生产国马达加斯加遭受飓风袭击，生产大受影响，乌干达借此机遇迅速发展香草生产和出口，使之在国际香草市场占有3%的份额。2003年，香草生产增长到132吨，出口收入近2500万美元，[21]种植面积也由2001年1万英亩扩大到2005年的4.5万英亩。香草国际价格浮动较大，2003年由于马达加斯加减产导致国际价格暴涨，烤制香草豆每公斤达300美元，但随着马达加斯加生产好转，2004年10月降到每公斤40美元，2005年7月降至每公斤15～20美元；2003年未加工的香草豆每公斤52美元，2005年7月降至每公斤1美元。截至2005年中期，乌干达有200多吨香草豆待出口，收入受到很大影响。近年，马达加斯加香草业复苏导致国际价格下跌，2008年乌干达出口量和收入分别下降了25%和15%。乌干达香草70%出口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南非和英国。

甘蔗　乌干达主要依赖三大蔗园生产蔗糖，1968年生产蔗糖15.2万吨，1984年仅为2400吨。1988年甘蔗种植面积为7500公顷。1972年印度人经营的蔗园被没收，到了1980年，糖业几乎崩溃。奥博特上台后邀请70年代初被驱逐出境的印度业主马德哈维尼（Madhvani）和梅塔（Mehta）家族返回，恢复蔗园和生产蔗扩的工厂，但内战阻碍了恢复计划的实施。1986年中期，梅塔公司与新政府合资成立了乌干达糖业公司，恢复了卢加齐蔗园的生产（在坎帕拉以东40公里）。马德哈维尼集团分公司于1985年与政府签署协议，双方同意合资建立卡基拉糖厂和恢复卡基拉蔗园生产。由于战乱生产时断时续，1988年之后生产恢复正常，年设备能力可加工14万吨甘蔗，1996年生产粗糖7.8万吨。2004年马德哈维尼集团公司为了扩大生产，投资200万美元改善附近小种植者的生产条件，2006年中期吸引了4000～5000小生产者为其生产甘蔗。国营马辛迪蔗园为第三大蔗园，拥有金亚拉糖厂，1992年由科威特、阿拉伯非洲经济发展银行和沙特发展基金会提供部分资金恢复了生产，年设备能力为3.7万吨食糖。2004年它生产食糖6.4万吨，2007年该厂实行了私有化。

可可　20世纪70年代可可产量急剧下降，80年代末至90年代得到缓慢恢复。1982年出口可可为100吨，1984年增长到170吨，1999年达1396吨。1995年以后可可豆产量稳步增长，1999年收获了2855吨，2001年为3950吨，2006年达5000吨。2001/2002年度政府向2933农户发放了110万株可可树苗，一方面鼓励出口创汇，另一方面扶贫。近年，可可产量逐年增长，2008年和2009年分别生产了1.3万吨和1.5万吨可可。

（二）粮食作物

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谷子、高粱、玉米）和其他粮食如豆类，一年可收获几茬。乌干达不像邻国严重缺粮，正常年份粮食能够达到自给自足，通常有余粮出口邻国。前几年，北部、东部、西部持续干旱，造成粮食短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通货膨胀。同时，北部和西南边界叛军骚扰，1996/1997年度粮食减产。即使年成好，也因出口途径有限、贷款不足、技术和资本投入缺乏等因素，限制了粮食作物快速发展。2003年谷物（小米、玉米、高粱、水稻和小麦）总产量达250.8万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产量分别增长到252.6万吨、255.7万吨和263.2万吨。块根农作物2003年总产量达861.7万吨，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到872.3万吨和876.5万吨，2006年和2007年总产量分别下降为817.9万吨和827.7万吨。

饭蕉　属香蕉类，芭蕉科“家族”，为多年生作物，绿皮，甜中带涩、微酸，俗称大蕉。它是乌干达品种繁多的香蕉[22]中的一种，须烹饪后方可作为主食，为维多利亚湖区和东南地区居民的传统主食。乌干达全国有75%的农户，特别是南部地区90%以上的农户种植饭蕉。它多与咖啡间种，种植面积2007年为167.8万公顷；2004年产量为968.6万吨，2008年为937.1万吨，2009年估计为951.2万吨。在全球出现粮食危机和粮食价格平均上涨56%之时，饭蕉在乌干达起到缓解作用[23]，使乌干达粮食价格指数仅上涨10%。它在减贫战略中的作用引起国内外的关注。[24]饭蕉不仅能解决粮食问题，还可以酿造啤酒、红酒，制成果汁、调味品（香蕉粉）和肥皂等。除了将剩余产品或各种制品上市之外，农民还利用少量投资将饭蕉的茎叶制成垫子、手提包、信封、明信片等出售，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因而政府在落实减贫战略中较重视饭蕉的种植。

玉米　乌干达除东北地区之外，几乎所有地区都种植玉米，其中东部的卡皮乔尔瓦、伊甘加和卡穆利地区为著名产地。但耕种方法落后，产量低，每公顷产玉米约1.2吨。2003年玉米种植面积为71万公顷，2009年扩大到88.7万公顷。2002年玉米产量达120万吨，2005～2009年的产量在123万～127万吨之间。乌干达玉米的主要出口国是肯尼亚和卢旺达。

小米　乌干达人的主食之一，种植区分布在西尼罗河、北部和东北部地区。1998年小米产量达58万吨，2003年增长到64万吨，此后逐年增长，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68.7万吨、73.2万吨和78.3万吨。

高粱　主要种植区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是当地居民的主食之一。1998年高粱产量是35万吨，2002年为43万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产量分别为44万吨、45.8万吨和47.7万吨。

水稻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乌干达东部伊甘加地区援建了第一家水稻种植农场（称基滨巴农场，面积近700公顷）。80年代后期，中国在托罗罗地区援建了面积达800公顷的多禾（Doho）水稻农场。从此，乌干达已成为非洲重要的水稻生产国之一，但尚不能满足本国居民对大米的需求。近年来水稻生产迅速增长，尤其是2004年穆塞维尼总统发起推广旱稻种植计划之后，稻农人数从2004年的4000人增至2007年的3.5万多人；种植面积由2003年8.6万公顷扩大到2009年的13.8万公顷；产量也由1998年7.7万吨增长到2002年12万吨，2008年达到17.1万吨。通常乌干达每年大米需求量的50%需要进口，进口额约达9000万美元。2005年进口大米6万吨；2007年减少到3.5万吨，节省了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乌干达也向邻国出口大米，2009年1月向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贝宁先后出口3600多吨旱稻良种。

水稻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其一，推广了旱稻新品种——非洲新稻（为亚洲与非洲品种杂交），产量高（每公顷产量在4～5吨以上），成熟期短（90～110天），耐旱、抗杂草和病虫害。其二，扩大了种植面积，其中有中国和伊斯兰发展银行等援助的项目——将北部奥尔维尼800公顷沼泽地开发为稻田，以及小农户开发了680公顷稻田，部分西尼罗河地区也种植了水稻。其三，推广新品种时，政府给予扶持，日本提供了技术支持及资金援助。其四，不仅城市，而且东部农村的大米消费日益增长。

小麦　乌干达还生产少量小麦，2009年种植面积达1.2万公顷。2003～2005年年产量达1.5万吨左右，2006年和2008年分别增加到1.8万吨和1.9万吨。

豆类　主要产区在卡巴莱和穆科诺地区，一般与其他作物间种，种植面积2003年为95.8万公顷，2009年增加到111.8万公顷，每公顷平均产量0.75吨。1998年产量达34.58万吨；2002年产量翻了一番，为69.8万吨；2005～2008年的年产量保持在60万吨左右，并向肯尼亚和卢旺达出口。

黄豆在食物分类中分属蛋豆鱼肉类，不在豆类统计之中。乌干达黄豆种植面积约为15万公顷。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豆产量稳步增长，1992年生产了5.3万吨，1998年增长到9.8万吨，2003年达16万吨，2004和2005年约为15.8万吨，2006年和2007年分别增长到17.5万吨和17.6万吨。

木薯　多年生作物，它是乌干达人主食之一，主要产区在东部、环维多利亚湖向陆地延伸约100公里的宽阔地带。近些年来木薯花叶病虫害肆虐，一些地区不再发展木薯生产，种植面积由2003年的40.5万公顷减少到2007年的38.6万公顷，2009年恢复到41.1万公顷。每公顷产量也由1990/1991年度27.2吨下降到目前的10多吨。2002年收获了540万吨木薯，2005年达557.6万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降到492.4万吨、497.3万吨和507.2万吨。

甘薯　种植地区几乎遍及全国，2003～2009年，种植面积在59万～61万公顷，产量保持在261万吨至276.6万吨之间。

马铃薯　乌干达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马铃薯被列为主食类。2008年种植面积为9.7万公顷。2002年产量达54.6万吨，2004年为57.3万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年产量分别为62.8万吨、65万吨和67万吨。

油料作物　2007年和2008年芝麻产量分别为16.8万吨和17.3万吨。花生产量稳步增长，2008年带壳花生达17.3万吨。同年，葵花子产量为21.7万吨，其他油料作物棉子等都有增长。全国食用油需求量由2001年的58282吨增长到2005年的8万吨，2001年国内生产仅为2.2吨，其余需依赖进口。

水果　生产多种热带水果和坚果，包括菠萝、芒果、西番莲果（俗称爱情果）、柑橘、菠萝蜜、番木瓜、鳄梨等。乌干达的水果出口历史不长，但很成功，特别是西番莲果出口有很大潜力。2002年水果出口收入89.9万美元，比2001年负增长25%。此后几年，水果出口量逐年增长，2003年出口425吨，收入为43.6万美元；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分别增长到3061吨、7821吨和7361吨，出口额分别为115.8万美元、116.7万美元和197.6万美元，2008年下降到3114吨，但收入增长到533.2万美元。[25]

蔬菜　品种多样，有苋菜、菠菜、辣椒、芋头、南瓜、白花菜、丝瓜、佛手瓜、茄子、青豆、扁豆、豇豆和豌豆等。蔬菜出口的历史不长，2002年蔬菜出口收入490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54%。

五　畜牧业

畜牧业在乌干达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乌干达有辽阔且良好的牧场，面积约有8.4万平方公里，占陆地总面积的43%。以“牛走廊”著称的天然牧场，从乌干达南部与坦桑尼亚交界处向东北斜向延伸，通过基奥加湖区抵达东北部的卡拉莫贾，是发展养牛业的好地方。在马辛迪、霍伊马、伊甘加、穆本德和西尼罗河地区还有大片潜在牧场。全国约有50万人从事畜牧业，其中游牧民、小农户和传统社会集体养牛约占91%，大型商业牧场和养牛场约占9%，前者每年屠宰量占全国屠宰量的89%，后者屠宰量约占全国屠宰量的11%。20世纪60～70年代初，畜牧业在乌干达是一个具有活力、创造利润的行业，当时在清除萃萃蝇的地区建有560个现代化商品牧场、3000个私人奶牛场。[26]这些牧场和奶牛场在阿明执政和以后的内战期间遭到破坏。自1986年以来，穆塞维尼政府注重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目前奶牛场已经恢复，且发展得相当好，但大牧场还未恢复到以前的规模。

乌干达以养本地牛为主，2009年占93.3%，主要有短角瘤牛和安科莱长角牛两个品种，以及两种本地牛杂交繁殖的混种牛——恩干达牛（Nganda）；外国引进品种约占6.7%，其中奶牛占牛的总存栏数1/3。山羊和绵羊多为本地品种，几乎全国各地都养羊，但北部9个地区养羊的数量最多，山羊和绵羊分别占全国总量40%和50%。

乌干达畜牧业基本上分为游牧、农牧、农耕兼养畜、大牧场和奶牛场5种生产方式。（1）游牧方式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低雨量少的东北部和西部少数地区。牧民逐水草而居，牧群包括牛、山羊、绵羊、骆驼和驴。牛很少被屠宰食用，驴和骆驼用于运输，骆驼也提供驼奶。牧民视牧畜为自己的财富，很少销售。这种游牧方式为粗放、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2）农牧方式是由定居的牧民开始种植农作物而发展起来的，牲畜主要在公共土地上放牧或使用农作物废料饲养，干季需迁徙到水多草茂的地方。牲畜为居民提供奶、肉，也用于运输，同时作为人们的储蓄和收入，只有急需时才被出售。（3）农耕兼养畜方式，以农耕为主，农作物是家庭主食和收入的主要来源。牲畜在自然草场放养或圈养，多作为家庭财富，有的家庭在草场超牧时才出售牲畜。（4）大牧场为商业性农场，多为自然牧场，牲畜主要用于出售。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有500多家牧场，其中有5家曾计划发展到10万头牛，1985年只剩下4.2万头。在大牧场重建计划下，2000个棚户家庭和牲畜被安排到大牧场定居。2000年仅有50家大牧场恢复了商业性经营。（5）奶牛场主要集中在姆巴拉拉地区和坎帕拉市周围。姆巴拉拉已发展成为鲜奶收购中心，负责向坎帕拉和金贾城区市场供应鲜奶。2002年全国约有30万头奶牛，多为荷兰弗里斯兰品种与当地牛杂交繁育的奶牛。奶牛场规模通常在50头以下，同时产奶的奶牛一般有20头左右。产奶量由本地奶牛日产奶2升到外国品种奶牛日产20升不等。[27]

穆塞维尼执政之初，百业待举，但资金缺乏，牧业部门采取引进外资恢复畜牧业，并将发展项目重点放在防治牲畜疾病和改善牧场上。1988年科威特提供1050万美元，随后欧共体在牲畜人工授精提高繁殖能力和改善兽医服务等方面提供了资助。联合国一些机构、非洲发展银行、欧洲发展基金和丹麦先后资助奶牛场恢复项目，主要用于改善奶制品加工、收购和提供城市市场的奶制品运输。2002年政府在“牛走廊”主要牲畜生产区实施了一项由非洲发展银行资助的牲畜发展项目，帮助改良牲畜基因、改善供水和防病能力等，以发展畜牧业，促进了奶牛业快速发展。政府曾计划在1992～2005年期间畜牧业增长率为4.6%，牛的存栏数在2000年以前达到1000万头，但增长指标未能达到，主要是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掌权后，在乌干达的卢旺达人带走了大批牛群，其次是北部治安也影响畜牧业发展。尽管如此，牲畜的存栏数还是逐年增长。2003年牛的存栏数为655.8万头、绵羊160万只、山羊780万只、猪122.6万头、家禽2303万只；与1996年相比，牛的存栏数增长了23.7%、绵羊增长了68%、山羊增长了37%等。2008年乌干达统计局进行牲畜普查，当年牛的存栏数达到1140.9万头（超过了几年前制定的1000万头的目标）、绵羊341万只、山羊1245万只、猪318.4万头、家禽3743.4万只。2009年牲畜数量平均增加3%，牛的存栏数增长到1175.1万头、绵羊为361.3万只、山羊1282.3万只、猪328万头、家禽3855.7万只。[28]

畜牧业产值也逐年增长，但还未完全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60年代到70年代初，乌干达约有400家大牧场（平均每家牧场面积1200公顷）出口牛肉，占全国牛肉生产量的20%。现在商业大牧场不到50家，尽管邻国和地中海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市场对牛肉需求量大，但需要毛重350～400公斤、30个月以内的牛。而本地牛生长期过长，饲养技术和兽医服务滞后，且地方病和质量不达标限制了出口。国内肉类消费1994年基本达到自给自足，年消费量估计达5.5万吨，人均约3公斤，2000年以2220万计算，人均年消费量增加到6公斤。[29]2005年生产牛肉14.7万吨，2007年增产到17.4万吨，2008年和2009年分别达到16.5万和17万吨。2006年生产羊肉约2.99万吨，2007年增长到3.08万吨。猪肉产量在2006年和2007年持平，为1.8万吨。鸡蛋2006年产量为2.27万吨，2007年增长到2.33万吨。[30]近些年，奶制品产量稳步增长。目前年人均牛奶约为50升，基本上可满足全国居民对牛奶的需求，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人均200升的要求相差甚远。2008年和2009年牛奶产量分别达到6.73亿升和6.94亿升。[31]2000年畜牧业产品出口有所增长，占出口总额的3.2%。2005年皮革及制品出口额为50.5万美元，2007年增长到1140万美元，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974.7万美元和458.4万美元。

为了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乌干达政府支持畜牧业商业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对畜牧业投资，包括对牧场，家禽饲养场以及牲畜加工业等的支持。乌干达有良好的牧场，政府也注重改善饲养技术、饲养条件和兽医服务。乌干达牲畜业发展有很大的潜力。

六　渔业

渔业是乌干达农业中的重要产业之一，与渔业有关的从业人员达70万（其中15万人为渔民、船员、船主等，55万人从事渔业加工、贸易服务等），从事渔业捕捞工作的主要是个体渔民。[32]根据渔业卫生标准要求，2007/2008年度前半年，11.7万渔民和1.5万艘船领取了生产执照，120个登陆点获准从事渔业生产。[33]

维多利亚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产地之一，蕴藏量在1000万吨以上，主要产罗非鱼和尼罗河鲈鱼等淡水鱼，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乌干达全国捕获量由1998年22.1万吨增长到2005年的41.2万吨，包括4万吨人工养殖鱼。由于国内外需求量增加，导致捕捞过度，鱼类蕴藏量减少，2006年、2007和2008年捕鱼量分别下降到36.22万吨、36.93万吨和36.48万吨；2009年为36.7万吨。2008年和2009年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和艾伯特湖均分别占总捕获量61%、16%和15%。维多利亚湖的捕获量先后为22万吨和22.1万吨，2005年捕获量最高，为25.3万吨。

淡水鱼是乌干达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目前已是乌干达第二大出口创汇产品，仅次于咖啡，2001年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16.7%，2006年占15%。捕鱼量虽然下降，但2006年的渔业出口额增长到1.46亿美元，出口量为3.6万吨。由于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出口量相继减少到3.2万吨、2.5万吨和2.2万吨，出口收入先后跌到约1.25亿美元、1.24亿美元和1.03亿美元。此外，国内消费和邻国需求量大，除以畜牧业为主的东北部、西南部部分地区和西部少数地区之外，鱼肉也是大部分乌干达人的主要食物之一，全国年人均鱼类消费约为10公斤（世界人均消费为15公斤），占全国动物蛋白质消费总量的40%。[34]

近年来渔产品加工业有了很大发展，1997年建立了12个渔业加工厂，目前增加到18个。2002年非洲发展银行向乌干达贷款2300万美元，用于恢复渔业生产，其中2/3的资金用于兴建30座现代化冷藏厂。此外，渔业部门还得到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和欧盟的大量资助，以改善渔产品加工条件等。

七　林业

乌干达有森林和林地面积493.2万公顷，包括森林保留地、国家公园和私人林地等，占全国陆地面积的24%。其中80.6%为林地，约397.5万公顷；18.7%为热带乔木森林，约占92.4万公顷；不到1%为人造林，约3.3万公顷。[35]在森林和林地覆盖面积中，私人林地（包括习惯土地所有制持有者）占70%，为346.4公顷；其余为国有森林保护地和国家公园，占146.8万公顷。热带森林主要分布在西部大裂谷西支东部陡坡和环维多利亚湖西至北岸的宽阔地带，林地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早在1900年，为了沼泽地排水防治疟疾，城市周围大量植树造林，多为按树和针叶树。但一个世纪以来森林覆盖面积不断减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已减少了一半，1890年，森林和林地面积约1080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45%，占陆地总面积52%，1990年减少到500万公顷。20世纪初，热带乔木森林达30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2.7%。[36]近10多年来，由于农业不断发展，伐木造田时有发生，以及燃料需求、城市化、工业发展、移民以及北部叛匪活动猖獗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等，导致部分森林被砍伐。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乌干达每年森林和林地约减少5.5万公顷。

目前，热带森林仅占国土面积的5%，不仅盛产硬质木材，包括红木、椴木、橄榄树、绿柄桑（亦称非洲柚木）、非洲桃花心木、筒状非洲楝等十几种，还开发出30～40种树木，而且提供的能源生物量占全国总量35%，一般每公顷年产木材净增长15吨。人造林虽然仅占国土面积0.2%，但生产力强，每公顷年产木材16吨，产量和种植面积都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全国年木材消费量估计为2500万吨，其中建筑材料和家具制作等所需木料和圆木仅占5%；其余95%为薪材消费，相当于每年烧掉2000万立方米木材，人均约合1.1吨。乌干达人多以木柴为生活燃料，包括城市居民需要木炭生火做饭，年消费木柴1600万吨，占木材消费65%。烧炭和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分别占木材消费16%和14%，各约400万吨左右。[37]

表4-7 乌干达林业资源和生物量分布及年产量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木炭、锯材和原木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致使产量亦不断增长。1986年木材产量为1400万吨，木炭15.8万吨；1991年分别增长到1700万吨和20万吨。2003年木材增长到2900多万吨，其中154万吨为锯材和圆木；木炭530多万吨。2007年木材达3443万吨，其中锯材和圆木为191万吨。2007年林业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其中胶合板、制材、硬木家具等有发展潜力。

乌干达热带乔木森林不仅出产高质量木材，也利于环境保护和多种生物生长，但退化严重。据称，乌干达生产性森林仅有10万～20万公顷，其中只有5万公顷可以开发，其余至少需要保护性生长20年。1995年林业局估计，15年内每年可以允许在天然林保护地砍伐20万立方米木材，国有和私人林场可以砍伐10万立方米木材。[38]

表4-8 2006～2010年原木采伐和木炭产量和产值（按当前价格）

毁林造田、扩大牧场、烧炭和采薪等造成过多砍伐，使木材储藏量大量减少，特别是私人森林面积加速减少，致使森林资源和木材供求失去平衡。

为了林业的持续发展，政府将砍伐森林的面积限制在15万公顷，并规定砍伐原木不超过25万立方米。此外，政府还采取了以下措施：鼓励依赖木材的产业（如烟草和茶叶行业）植树造林；促进山区、丘陵地区种植针叶树；寻求和发展其他能源以缓解对薪材的需求；促进自给农业从事多种经营，鼓励农民从事农耕的同时植树造林，以减少对木材日益需求带来的压力。政府对保护森林资源的基本政策是确保森林覆盖率充裕，以保证木材、薪材、木制品和纸张等产品在较长时间内能满足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为保护森林资源，1999年政府颁布的《森林法》规定，砍伐一棵树，须先种一棵树。2001年政府制订的《全国林业计划》阐述了林业发展及其保护性政策和措施，如注重林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开发和种植收益高、生产力强的人造林，促使木材生产由天然林转向人造林，保护天然热带乔木森林等。同时，政府支持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培训和教育工作以及良种育苗等。目前乌干达林业局在挪威国际发展署的资助下，在6个城市周围开始人工造林，多为按树，以备将来建筑材料和薪材之需。2004/2005年度重新启动950公里长的森林防护线，10.5万公顷被侵占的林地已有7.9万公顷退耕还林，植树1000公顷。

第三节
工业

乌干达工业基础薄弱、落后，近些年发展较快，工业产值由1990/1991年度占国民生产总值12.4%提高到2000/2001年度的19.2%，2004/2005年度占20.4%，[39]2007/2008年度增加到25.8%。大部分工业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制造业、加工业、能源业、采矿业和建筑业。1966年，工业产值约为6972万美元，占国民总收入12.8%。70年代初，阿明政府赶走印巴人，将其工矿企业没收，部分实行国有化，部分送给个人，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等，工业产值一落千丈，到了1980年工业开工率仅为15%；而经历了80年代前5年的内战之后，工业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幸存下来的厂房和设备既破损又陈旧、且缺少原料和零部件，采矿业近乎停顿，工业经济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

80年代末，穆塞维尼政府开始优先发展工业，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恢复现存的企业，减少对进口制成品的依赖。90年代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以投资促增长，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利于私营经济发展的战略，有力地促进了私营企业快速增长。仅在1992～1995年期间，乌干达投资局在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业、采矿业、银行业和通信业等方面批准了1600项投资项目，并在收音机、电视和录像机组装、办公设备和家庭耐用品以及电器制造方面招商引资。截至2005年，143家国有企业中有110家实行了私有化，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发展。

为了落实消除贫困行动计划，政府制定了2004～2009年工业化政策框架，并于2004年1月底开始实施。该计划强调，建立一个基于农产品加工为出口导向的工业体系，并以农业和资源投资为基础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工业化。在中期计划（2008～2013年）期间，政府计划在4个大区各兴建一个工业园区，其长期计划将在其他地区建立18个工业园区。规划中的工业园区面积为50～500公顷不等，园内将建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利于大型企业发展，也适于中小型企业入驻，同时政府给予多种优惠政策。2008年以前政府已经在坎帕拉附近建立3个工业园区，它们是布韦约盖雷雷（Bweyogerere）、纳曼韦（Nammanve）和卢兹拉（Luzira）工业园区。政府比较重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为此成立了发展指导小组，以促进和监督政府各部和有关机构对其中的重点企业进行扶持。2001年全国估计有1069848家中小型企业；其中私营企业占90%，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约雇用250多万人，它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增长25%。[40]

为了实现工业化，政府重视建立工业科研机构，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以便将研究成果和技术运用到实践之中，促使工业高效和具有竞争性。此外，政府还资助粮食加工业的技术改造，为发展工业发放公债，提高贷款机构的服务质量等。

由于政策得当，工业发展比较顺利，2003/2004～2007/2008年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0.54%；但2006/2007年度以后的工业增长率有所下降，2006/2007年度降到9.6%，2007/2008年度为8.8%，2008/2009年度降至5.8%，2009/2010年度回升到6.5%。

从总体来说，工业增长较快，主要是发展基数低和以自给农业为基础的农业逐渐转化为混合生产体系包括商业化农业、服务业和工业，促进了工业发展。

一　制造业

制造业在2009/2010年度占工业产值的26.8%，占国内生产总值7.7%，2008/2009年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乌干达制造业主要分为八大类：（1）食品加工业；（2）香烟和饮料；（3）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和鞋类；（4）木材、造纸和印刷；（5）化工制品、油漆和肥皂；（6）建筑材料；（7）钢材和钢铁产品；（8）汽车装配、塑料制品和电器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制造业发展较快，1990～2005年期间制造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其中1998/1999年度增长了13.7%，2000/2001年度降至8.9%，2001/2002年度为7.4%。与2004/2005年度9.5%的增长率相比，2005/2006年度和2006/2007年度分别下降了2.2%和1.7%，实际增长率先后为7.3%和5.6%。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有所回升，分别增长了7.3%和10.0%。2009/2010年度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跌到5.9%。

近10几年来，制造业是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生产增长主要得益于造纸、印刷、纺织、服装、鞋类、食用油、软饮料、水泥、化工制品、油漆、肥皂等产品需求量大，生产率较高。尤其近年来，正规产业中食品加工、造纸、印刷、油漆、肥皂和金属制品增长最多；非正规产业增长则得益于农业丰产，粮食加工增长了不少，特别是谷物加工。

在制造业中，纺织业具有发展潜力，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和问题。20世纪90年代，乌干达的纺织业严重缺乏零部件和技术工人，非洲发展银行、欧盟和阿拉伯基金提供了大量援助，帮助其维修设备、恢复已有的工厂和建立新的轧棉厂与纺织厂。乌干达原有4家国营纺织厂，估计每年生产棉布800万米，而国内对棉布的需求量至少是棉纺厂产量的10倍。此后，政府投入了300万美元贷款，将3家工厂改建成现代化纺织厂，另一家工厂改造为成衣厂。乌干达最大的尼昂扎纺织厂停工多年之后，1996年由皮克法拉有限公司向英联邦发展公司贷款700万美元购买了该厂，同年在金贾开工。2000年5月该公司破产，次年政府投入490万美元继续维持工厂运营。2003/2004年度政府对进口旧衣服征税5%，以减弱其对国内纺织业的冲击。目前，乌干达有4家综合性的纺织厂，设计总效率为每年织布6600万米，同时也能纺纱。此外，还有新开发的蚕丝供纺织厂纺织丝绸。自2000年美国实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以来，大批乌干达纺织品出口美国，出口额2002年为1530万美元，2003年增长到3490万美元，仅一年就翻了一番。由于2004/2005年度美国取消了对一些纺织大国实行的纺织品进口限额，乌干达的纺织品出口受到影响。目前，非洲增长与机会法延长到2015年，乌干达纺织业和其他商品将获得更多的出口机会。

酒类和软饮料在乌干达国内有较大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饮料生产包括酒类和软饮料的产量日益增长。1987年3个酿酒厂的生产平均增长100%，酿酒产量为1600万升。同年，5个软饮料厂生产增长15%，饮料产量为600万升。90年代中期，金贾的尼罗河酿酒厂扩建后，月生产能力增加到50万箱啤酒；乌干达酿酒厂也经过了扩建，其规模相当于尼罗河酿酒厂。1997年尼罗河酿酒厂和南非酿酒厂合并，生产南非布兰兹品牌啤酒。食糖是软饮料生产的重要材料，恢复制糖业有助于饮料生产原料的自给自足。1998年食糖产量为10万吨，1996年为7.8万吨。本国食糖年需求量估计为21.5万吨。

乌干达第一个汽车装配厂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经营，它曾是当地斯佩尔发动机厂和德国皮特·鲍尔公司合资企业，每年生产490辆商用汽车和360辆拖车，40%可供出口。

此外，以英国为基地的隆鲁（Lonrho）集团，现称隆明集团在乌干达有多家企业。1983年该集团重返乌干达，将被阿明政府剥夺又被废弃的工厂恢复生产；还收回曾被没收的统一印刷厂和其他财产，目前负责印刷政府日报《新观察》，并参与销售咖啡和茶叶等商业活动。

外资企业默德弗尼集团于1989年着手使其10个工业公司中的9个恢复生产。1997年该集团生产茶叶、啤酒、食用油、食糖、糖果、条钢、栅栏、电缆、火柴、瓶盖、玻璃器具和鲜切花等。1998年，开始建起电视组装厂。2001年介入汽车销售和服务、面粉生产、软件开发、包机服务、旅游和电视节目营销。该集团每年生产1.2万吨肥皂，还生产农用化学品根瘤菌，用于提高豆类作物的产量。

乌干达的制造业有很大发展潜力，但目前因电力不足制约了生产的快速增长。

二　能源业

乌干达有巨大的能源发展潜力，包括石油、水力发电、太阳能、地热、薪材、木炭等，其中已经开发的能源有薪材、木炭（作为家用、工业及商业燃料）和水力发电，正在开发的有石油。乌干达能源总消费量的96.5%来自木材燃料和木炭，1.5%来自石油，2%来自水力发电。目前，乌干达政府为实现电力化和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大力开发水力发电和石油工业，以求建立自给自足的现代能源体系。

（一）电力生产

乌干达主要利用尼罗河上游的水力发电。2006年以前，乌干达发电总装机容量为303兆瓦，其中300兆瓦为水力发电，3兆瓦为热力发电。水力发电主要依赖金贾附近的欧文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180兆瓦，2002年改称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及其扩建工程基伊拉水力发电站（Kiira或称Kiyira，装机容量120兆瓦）。实际上，两个水力发电站可用发电容量仅为143.16兆瓦，开发了不到10%的水力发电潜力。自2006年维多利亚湖水位下降严重影响水力发电之后，大小不等的热力发电厂在乌干达相继兴建起来，使总装机容量在2007年和2008年先后增加到416兆瓦和527兆瓦，2009年降到492兆瓦。

热力发电厂的增建加大了热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由原来占1%到2009年占30.5%，增长30倍；同时水力发电比例降至66.7%，利用甘蔗渣发电占2.8%。[41]2007年之前每年热力发电量仅为120万千瓦时。2005年电力生产包括热力发电为18.58亿千瓦时。2006年发电量为11.73亿千瓦时。比2005年减产了37%。2007年发电量比2006年增长了62.5%，为19.05亿千瓦时。由于热力发电的增加和维多利亚湖水位恢复正常，2008年和2009年热力发电量和水力发电量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4.2%和16.42%，生产电力21.76亿千瓦时和25.33亿千瓦时。

乌干达高压传输线的电压不同，截至2004年，架设132千伏的传输线1115公里、66千伏传输线54公里、33千伏传输线3258公里、11千伏传输线3443公里，此外，低压传输线达6496公里。尽管年年新增各种传输线路，仍然满足不了用电需求，电力网覆盖面积仅占全国面积的5%，农村则不到2%。21世纪初，全国56个地区只有33个地区通电。在全国电力消费中，居民占55%，商业占24%，工业占20%，路灯占1%。[42]也就是说，乌干达供电公司仅能为25万多户提供电力服务。约3%～5%人口可以正常用电，全国90%以上的人口尚未享受电力供应。估计未来20年，乌干达新增电力需求量将达1700多万千瓦。除此之外，根据乌干达与邻国签订的长期供电合约，乌干达每年须向肯尼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出口18%的电力；其中向卢旺达和坦桑尼亚出口的电力分别为9兆瓦（1兆瓦=1000千瓦）和5兆瓦；2011年布贾加里水力发电站建成后，乌干达向肯尼亚提供的电力将增加到50兆瓦。

为了加速电力发展，改善电力短缺状况，1999年乌干达政府颁布了新的《电力法》，开始实行电力部门改革和私有化政策。自此，大部分电力事业不再被能源矿产部垄断，该部主要负责制定政策。新成立的电力管理局独立于能源矿产部，负责管理所有电力业务，核定电费和向经营商颁发许可证，并将能源矿产部下属机构乌干达电力局分为发电、电力传输和配电三个实体公司，打破了以前它对国家电力的垄断经营。为了解决资金短缺，满足供电需求，政府鼓励国内各行业的公司、企业（包括国营与私营）和国外资本投资兴建电站、并先后于2003年和2005年将乌干达发电有限公司（基伊拉和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归其所有）和乌干达配电有限公司（为配电网所有者，拥有供电和销售权）及其财产出让或租赁给南非电力公司和英联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管理20年。政府为改善农村缺电状况，制订了“2002～2012年农村电力发展十年规划”，重点发展小水电站和小火力发电厂，争取农村通电率在2012年扩大到10%（2002年仅为1%），预计该项规划将投资4.39亿美元。世界银行已向乌干达提供5亿美元贷款，资助10年内在农村实行电气化计划。此外，政府还出资7500万美元建立专项能源基金，资助需要支持的电站建设项目。

尽管政策促进了电力发展，大部分年份发电量增长，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电力消费人数不断攀升，面临的电荒依然严重。如2006/2007年度增长了1.9%，工业和路灯用电需求增长更快，以至年用电需求量以8%或以每月2兆瓦的速度增长，[43]发电量增长赶不上用电量的增长。特别是维多利亚湖水位由2004年11.73米下降到2006年10.66米，导致2006年10月水力发电能力减半，由原来的生产电力300兆瓦降至120兆瓦，而当时的电力需求量为340兆瓦，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正常运营和各行各业的工作。直到2007年水位回升到11.19米，电力生产有所好转。电力短缺造成断电现象频繁发生，乌干达经济发展面临着瓶颈，为此，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发展电力。

（1）重视水力发电。1999年，由英国顾问帮助制订的全国能源计划得到乌干达政府的批准。该计划设计修建或扩容5个水力发电站，其中包括在维多利亚尼罗河将兴建的布贾加里（Bujagali）水力发电站、卡鲁马水力发电站（Karuma）及扩建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180兆瓦）和基伊拉发电站（扩容到200兆瓦）等，整个计划需要投资16.9亿美元。[44]

基伊拉水力发电站于20世纪90年代在距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一公里之外开始兴建，为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扩建工程，2002年竣工，目前装机容量为200兆瓦。

布贾加里水力发电站目前正在建设中，它位于纳卢巴莱水力发电站以北，利用维多利亚尼罗河上的布贾加里瀑布，兴建起30米高的大坝和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0兆瓦。最初，政府决定由美国AES电力公司承包此工程，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供资助，估计需要投资5.3亿美元，计划2009年完工。2002年中期，该公司因牵涉贿赂事件遭到美国司法部和世界银行的调查，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当地居民反对兴建大坝之机撤出工程，大坝因此停工。2006年阿加汗经济发展基金会通过它在肯尼亚的分公司与美国私人股份公司黑石集团所属的斯特全球电力公司（Sithe Global Power）组成合资公司，即布贾加里能源有限公司，接手了该工程，大坝费用升至8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和担保3.6亿美元。2007年8月，布贾加里大坝开始动工。该工程完工投产后，预计将增加乌干达40%的供电量。

政府还计划兴建若干座大型水电站，其中卡鲁马水力发电站计划在西北部默奇森瀑布以东修建，最初设计的装机容量为200兆瓦，预计投资4.5亿美元。该项目设计方案经过修改，装机容量增加到750兆瓦，预计投资10亿美元，政府计划在2011年动用能源资金启动该项目。

伊辛巴（Isimba）水力发电站将在布贾加里水力发电站建成之后，在其北部兴建，预计装机容量为100兆瓦，总投资3.5亿美元，包括架设电力传输线等。印度一家银行将向乌干达政府贷款，计划在2012年动工兴建。

其他的大型水力发电站包括在维多利亚尼罗河下游北阿亚戈（Ayago）、南阿亚戈和默奇森瀑布计划兴建三座水力发电站，预计装机容量分别为300兆瓦、250兆瓦和600兆瓦。

乌干达政府在重视开发大型水力发电站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和支持小型水力发电项目。2009年以来，正在兴建中的1～18兆瓦不等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有8座，还有多座大小不等的电站正在规划、计划、设计和筹资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根据电力管理局2007年的一份报告报道，截止到2006年年底，乌干达兴建的小型水力发电站达50多座，总发电潜力210兆瓦，其中5座正在运转、4座待修建；2007年获得政府许可，正在勘探设计中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有5座，其中包括一家中国公司在姆巴拉拉承包的恩雄格耶兹（Nshungyezi）水力发电站（20兆瓦）。

（2）发展火力发电。政府大力促进火力发电项目，以解决燃眉之急。2006年8月以来，亚力克国际电力租赁专业公司分别在卢戈戈、金贾的基伊拉、穆顿德韦（Mutundwe）各修建50兆瓦的临时火力发电厂。此外，在纳曼韦还有一座50兆瓦的火力发电厂。卡基拉糖业合作公司也兴建了一座12兆瓦火力发电厂。目前乌干达火力发电厂安装能力已达200多兆瓦，大部分使用柴油发电，成本比较高。

（3）促进和发展太阳能发电。在农村地区，教育、卫生和供水部门推行太阳能发电系统。截止到2008年，卫生部门在12个地区安装了378座太阳能发电系统；在10个地区中学以上的教育机构中，安装了129座太阳能发电系统。

（4）注重减少电力系统的损耗率。英联邦发展公司为此实施了一项计划，即在5年内将损耗率从30%降低到20%。此外，政府还对节能者给予鼓励，使高峰用电量下降了30兆瓦。

（5）为了满足用电需求量的不断增长，政府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核能发电。

（二）坚持自主的石油开发政策

乌干达石油消费主要靠进口，不仅易受国际石油价格浮动的影响，而且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石油需求量持续增长，1993～1996年期间年均增长14%，之后每年约以6%的速度增长；加上新增车辆年增幅大，以及热力发电需要进口大量柴油，造成近年来石油进口额大幅度增长。2004年石油进口额达2亿美元，2008年达4亿美元，2009年约达6亿美元。

为了改变石油进口带来的财政压力，20世纪90年代初，乌干达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鼓励外国公司到西部勘探石油。最初乌干达把西部地区划分为5个勘探区，后增至10个。其中5块分别曾由加拿大传统油气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的图洛石油公司、英国陶厄（Tower）资源公共有限公司和多米尼农石油公司四家西方石油公司勘探。自2006年首次发现3亿桶原油以来，储量不断更新，迄今发现的原油达25亿桶。截至2009年底，共钻探油井37座，其中34座发现碳氢化合物，技术成功率达90%以上。

但乌干达政府对原油出口持审慎的态度，采取不同于其他石油出口国的政策，即决定不通过出售原油达到快速致富的捷径，而是考虑到国家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希望上述公司就地加工原油，提炼汽油、柴油和重油，以避免因原油出口而带来种种弊病。西方石油公司为尽快获得利益要求出售原油，或将原油运到肯尼亚的蒙巴萨炼油厂提炼，与乌干达政府在乌干达建设精炼厂的计划相左。在开发问题上，乌干达政府坚持自主权，并就原油价格、精炼厂造价、市场销售范围等事项向开发公司争取利益，致使政府与勘探公司制订的《石油早期生产规划》延期实施，由原定2009年生产石油推迟到2010年第四季度。该规划还计划3～5年内日产重油4000～5000桶，之后10年内逐步扩大到日产10万～15万桶。随着新发现的石油储量不断增长，生产规划还在不断调整，规模也会扩大。2010年，为了由石油勘探转向开发阶段，筹集更多资金，吸引更有实力的投资伙伴，英国图洛石油公司以大约15亿美元（其中13.5亿美元为现金）购买了传统油气公司区块1和区块3A中的50%股份，之后再将其拥有的3个区块2/3的股权平分卖给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法国道达尔公司，并将与它们联合开发乌干达石油资源。据称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将投资50亿美元，用以修建炼油厂和一条通向非洲东部海岸的1300公里石油输送管道。

目前，政府短期石油生产战略是开发利用天然气发电，中期战略是在4～5年内建立和发展炼油厂，将生产出来的柴油、煤油和重油等首先满足国内需求。

乌干达发现石油，对其经济发展来说将解决本国能源短缺问题，特别是可以利用重油发展火力发电。同时，也能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减少巨额石油进口支出。

为了保障进口石油运输安全和减少运输费用，乌干达和肯尼亚两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意向将肯尼亚蒙巴萨港至其西部埃尔多雷特的输油管线延长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建成后乌干达可利用这条输油管道进口燃油。2006年乌干达政府为建设输油管道延长线，向国内外招标，利比亚公司中标，但截止到2010年下半年尚未动工。一是乌干达发现大油田后，利比亚公司担心乌干达不再进口石油，输油管道利润不大；二是乌干达部分线路建设占有土地发生经济补偿纠纷，政府尚未解决和买断土地；三是肯尼亚希望将来进口乌干达石油。2010年两国政府同意铺设双向输油管道。原输油管道直径为8英寸（20.32厘米）需要更换为14英寸（35.56厘米），乌干达石油含蜡多，管道还需加热。这条输油管道还将延长到卢旺达等邻国，开通后将会给乌干达周边国家带来很大实惠。

三　采矿业

乌干达现代采矿业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最初开采的是锡和黄金，以后又开采了铍、铋、铜、钴、钶钽、玻璃沙、铅、石灰石、锂、云母、磷酸盐、盐、钨和蛭石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为开采高峰期，曾占外汇收入的30%。70年代初，采矿业约雇用8000名矿工，矿产出口收入占出口总额9%。随后20年，由于政局动荡和经济不稳定，采矿业遭到严重破坏，到了1979年几乎所有矿业停止了生产，包括最重要的基伦贝铜矿。1986年穆塞维尼掌权之后，政府鼓励私营部门投资，采矿业逐渐复苏，1995～1997年期间采矿业收入增加了48%。为了促进矿业发展，2001年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以吸引国内外对矿业部门的投资。2003年颁布了《采矿法》，以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乌干达勘探和采矿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长期以来，乌干达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勘探技术、设备和资金，尚未对全境进行勘探，矿产资源尚不十分清楚。2004年，为了获取地质科学数据、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加强采矿业的管理，政府开始实施5年矿产资源可持续管理项目。该项目得到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北欧发展基金和乌干达政府4200万美元的投资，并于2007年对全国80%的地区进行了航空勘探。此次航空勘探发现了一些新矿种，包括铀矿，但一些矿石级别和矿产储量未能确定。目前，乌干达已开发的矿种不多，仅有10多种。

黄金开采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2001年全国黄金总产量约6.5吨。其中，东部布西亚地区的迪拉矿在1937～1955年生产黄金1.5吨，关闭数年后于2002年恢复生产。布赫韦朱矿在1933～2002年生产黄金20多万盎司（约合5.67吨）。[45]1999年以来，黄金成为乌干达第三大出口产品，仅次于咖啡和鱼类。2006年，黄金销售额达1.22亿美元。[46]黄金开采活动主要在东北部的卡兰莫贾、中部的穆本德、东南部的布西亚、西南部的布赫韦朱和基盖奇地区。大部分开采都是小规模的手工操作，迪拉金矿和阿莫尼基内矿则利用小型机械开采。大部分金矿为私人拥有，其中很多人与军队高级军官合资经营。目前，不少外国公司在乌干达勘探和开采金矿，其中美国的马格努斯国际资源公司非洲矿业集团分公司在乌干达中部的穆科诺和西南部的马雄加（Mashonga）发现了黄金矿，前者储量大，后者品位高。2008年，英国一家矿业公司在中部穆本德地区的卡马兰盖开始大规模开采和生产黄金。

基伦贝铜矿于1956年开始开采。在20世纪60～70年代，铜矿开采是乌干达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产业之一，铜矿年产量在1.8万吨左右，1975年法国鹰桥公司将基伦贝铜矿卖给阿明政府之后产量逐年下降，1979年该矿关闭时，在金贾的冶炼厂也被荒废。1988年乌干达政府同朝鲜签订协议重整部分基贝伦铜矿，1994年恢复出口。由于国际铜矿石价格较低和缺乏开采资金，生产难以恢复。近年来国际铜矿石价格上涨，不少外国公司开始对乌干达铜矿资源感兴趣。政府在2011年对拥有铜矿的国营基贝伦矿产有限公司实行私有化，重振铜矿业。

基贝伦铜矿为多种矿产共生矿，其中还有钴矿。2000年，卡塞塞钴公司（为乌干达国营矿业公司和法国资源公司合资企业）开始从铜尾矿中提炼钴，计划年生产钴1000吨。

铌钽矿的开采集中在克亚姆加舍和恩亚布申伊地区。

根据美国内政部和美国地质调查局《乌干达矿产2008年年鉴》报道，乌干达各种矿产年生产能力为：钴为1000吨（主要为卡塞塞钴矿有限公司的生产能力）；黄金400公斤（格雷皇冠资源有限公司的迪拉金矿）；铅提炼能力为1000吨（乌干达电池有限公司）；铌和钽1.1万公斤（M/S技术支持和服务有限公司）；粗钢4.6万吨（其中东非钢铁有限公司生产能力为2.5万吨）；钢坯6万吨（东非钢铁有限公司）；钢材18.12万吨（其中东非钢铁有限公司生产能力为10.12万吨[47]，其余为其他3家钢铁公司所产）；镀锌钢材3万吨（乌干达镀锌钢厂）；钨115吨（克朗乌干达有限公司）；蛭石2.5万吨（Canmin资源有限公司）；水泥生产能力为105万吨（其中托罗罗水泥实业有限公司70万吨、希马水泥实业有限公司35万吨）等。2008年[48]乌干达实际生产钴663吨；黄金20公斤（不包括手工淘金、走私黄金）；铁矿砂200吨；钢3万吨；钶钽矿石和浓缩物275公斤（其中铌130公斤、钽70公斤）；钨75吨；水泥65万吨；火山灰质材料20万吨；蛭石3500吨；石膏125吨；高岭土20吨；生石灰1万吨；石灰石45万吨和盐1500吨等。[49]

目前，大部分矿产量不足以满足本国工业需求，仅有少量矿产品如钴矿石、锡矿石、钨矿石、蛭石和黄金等出口，水泥、石灰石、火山灰质材料和钢铁则供应国内市场。近些年，尽管采矿业每年增长幅度不一（如2006/2007年度增长19.4%，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分别增长3.0%和4.3%，2009/2010年度增长12.8%），矿业产值按时价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但乌干达的矿业发展有较大潜力，尤其在发现石油后，不少国外公司纷纷到乌干达申请勘探执照或开矿建厂。

四　建筑业

建筑业包括国营和私营的土木工程企业，其中非正规建筑部门占70%以上，其余为正规建筑部门。正规建筑部门由中小型承包商和少数大承包商构成，大承包商多为国际转包的当地承包商。目前，本国的建材生产和建筑公司承担大型建设项目的能力相对落后，大型建筑项目多为国外建筑公司承包。

20多年来，乌干达建筑业稳步发展，成绩显著，2007年为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15亿美元的产值，2008年增长到19亿美元。就当前价格计算，2007/2008年度建筑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3.6%，2008/2009年度和2009/2010年度分别为12.3%和12.6%。在经济恢复初期，许多房屋特别是楼房需要装修粉刷；同时，政府优先重视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如乌干达公路部门十年发展计划（1996～2006年）总投资15亿美元，既完成了全国公路网的修筑，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推动了建筑材料生产的增长；全国住房政策为无房的低收入干部建造房屋，使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增加；同时，吸引了大批国外投资项目，增加了基础建设项目。尤其自1990年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来，带动了建筑业的大幅度增长。根据工程、住房和通信部的数据，2003～2007年，建筑业年均增长约12%，主要是经济高增长推动了建筑业的快速发展。2006/2007年度、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和2009/2010年度分别增长13.2%、10.5%、3.7%和10.9%。建筑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除农业之外，它为乌干达第二大就业产业。

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使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钢条、镀锌铁皮、角铁和门窗等供不应求，很多材料需要进口。与此同时，建筑材料总体价格也随之上涨，特别是2008年比前一年上涨了15.2%，2009年比2008年上涨了11%。

随着乌干达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业的发展和投资机遇增多，尤其是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如布贾加里大坝和水力发电站的兴建，都需要建筑业的支持。

第四节
服务业

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乌干达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20世纪60年代末，乌干达的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电信服务、批发和零售业等产值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70年代初，亚洲人被驱逐出乌干达之后，服务业几近瘫痪，有的部门如旅游业甚至完全停业。1972年，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32%，1976年仅占19%。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之初约占31%。自90年代初推行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以来，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增长，由1996／1997年度占38%到2005／2006年度占47.2%，提高了9.2个百分点。2006／2007年度比重开始下降，为47.0%；2009／2010年度和2010／2011年度有所回升，比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分别占51.6%和52.4%，按当前价格计算，产值分别为157660亿乌干达先令和179350亿乌干达先令。总体来说，近年来，服务业发展较快，2006／2007、2007／2008和2008／2009年度先后增长8.0%、9.7%和8.8%；2009／2010年度增长幅度略有下降，为7.4%。它不仅为国家赚取外汇，而且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据马凯雷雷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透露，每年62%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服务业。[50][51]

一　商业

乌干达商业主要包括零售业与批发业。1991年乌干达政府正式邀请被阿明驱逐出去的印巴人重返乌干达之后，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初乌干达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国家销售局不再垄断商业以来，商业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最初很多资金不多的人在街头巷隅、路边村头支起零售货摊，成了小商贩；稍有资金的人在自家开设小商店；90年代中期超市首先在首都兴办。到目前为止，20多家国内外公司在乌干达各地建起了规模不同的超市和连锁店，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及其郊区不少超市取代了零售货摊和小商店；此外，若干个大型购物中心也在大城市相继兴办起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购买力的不断增长，不少乌干达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城市居民、工薪阶层和新兴的中产阶级，越来越依赖超市和大型购物中心。在超市货源中，70%以上的加工食品和大部分新鲜食品主要靠进口，除粮食和肉类一半以上来自本国外，大部分进口食品来自肯尼亚、南非和美国，少量来自坦桑尼亚、新西兰、丹麦、泰国、印度和英国。

目前，乌干达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有农业市场，即村级市场，或称集市，是当地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主要途径。它不仅是当地消费者选择的零售市场，也是中间商从中采购大批量农产品的市场。这类村级市场乌干达约有3000个。较大的集市通常位于靠近主要道路两侧的城镇或村庄，每周两次开业。多为零售市场，也有批发销售。

坎帕拉是乌干达的主要商业中心，有很多大小商店，但很多贸易公司的总部或驻外办事处设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宗进口消费品无论是正规途径还是走私都直接运到坎帕拉，一般集中在纳基乌博街非正规市场。商品从集装箱卸载后批发出售，由中间商将商品运往小城镇和村庄。走私货物在坎帕拉比较盛行，这些货物包括燃料、服装、电子和其他消费品等。

工农业发展以及出口贸易增长促进了国内购买力的提高，也促使批发零售业产值不断增长，2004／2005～2008／2009年度年均增长率为11.8%（按2002年不变价格计算）；2009／2010年度下降到0.7%，主要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2011年度批发零售业产值有所回升，年增长率为3%，占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的25%；2007／2008年度为14.7%。

二　其他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包括饭店餐饮、运输通信服务、金融服务、房地产等，都有很大发展和增长，2010／2011年度它们的产值分别占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的8%、17%、7%和13%。其余公共管理、教育服务、卫生服务和个人与社区服务先后占服务业比重的7%、11%、3%和5%。特别是金融服务部门，包括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乌干达对这些部门不断进行改革、完善金融自由化体制，金融部门以高增长的速度稳步发展，2009／2010年度收益增长了36.1%，2008／2009年度增长25.4%；其中主要是商业银行的业绩。但在2010／2011年度收益下降到10.3%，主要是利率低，短期国债市场不活跃，也连带了保险利息收益不高。因此，净利息收益增长由2009／2010年度的69.1%下降到2010／2011年度的27.1%。

饭店餐饮业曾在阿明执政时期遭到严重破坏。1987～1991年，为了恢复旅游业，政府首先恢复了现有的旅游设施，包括饭店、旅馆和国家公园，然后对国有饭店、旅店实行私有化。此后，政府鼓励国内外投资，兴建了一批新的饭店、旅店、服务式公寓、娱乐场、电影院和餐馆等，增设了帐篷露营地。其中80%的星级饭店集中在坎帕拉及其周围，如坎帕拉喜来登饭店、尼罗河国际饭店、大帝国饭店，非洲饭店和赤道饭店等5星级和4星级饭店，其余20%分布在各地。此外，还有不少低价自助旅店、客栈和汽车旅馆，以及规模较小、低价、膳宿条件好的饭店。

餐饮业发展迅速，不仅供应有当地特色的饭菜，还有各国的风味菜。1999／2000年度饭店餐饮业增长了18.7%，2006／2007年度增长11.3%。近几年增长率略有下降，2009／2010年为4.5%，主要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游客减少。

此外，近些年乌干达的服务输出逐年增长，且有发展潜力，但仍然远远落后于服务输入。2005/2006年度服务输出收益为4.94亿美元，2006/2007、2007/2008和2008/2009年度分别为5.02亿美元、5.88亿美元和6.51亿美元。尽管服务贸易输出收益逐年增长，但赶不上进口支出的增长，2005/2006年度服务输入支出为9.98亿美元，2006/2007、2007/2008和2008/2009年度分别为12.06亿美元、16.27亿美元和18.93亿美元。主要原因是乌干达基础设施和工业等落后，急需国外资金投入和技术、设备的支持，因此不仅需要派遣本国人员到国外学习和深造，也需要邀请各类国外技术人员到乌干达执教、培训或作技术指导等，导致服务输入支出年年高于输出收益。赤字虽然时高时低，但趋势不断扩大。2004/2005年度服务账户赤字约为1.66亿美元，2007/2008年度赤字达10.39亿美元，2008/2009年度扩大到12.42亿美元。[52]

第五节
交通与通信

一　交通业

乌干达是个内陆国家，大部分进出口商品需通过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其主要公路和铁路都与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相连（称为北部走廊[53]）。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运输通道，而且还连接其他邻国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金）部分地区以及南苏丹。为了减少对肯尼亚的依赖，乌干达政府开辟和发展了经由坦桑尼亚维多利亚湖港口城市穆旺扎通往达累斯萨拉姆的公路和铁路线（为中部走廊）。近年来，中部走廊运输量有所增加。由于铁路运输服务可靠性不高，90%货物选择便利的公路运输。除铁路公路运输外，乌干达货车摆渡、水运和空运线路以及将要铺设的石油管线亦分属北部走廊和中部走廊。

穆塞维尼政府一向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建设，第一个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投资最大的是运输部门（占29%），2001/2002年度仅道路建设就占发展计划支出的32.7%，2004/2005年度占29.7%。乌干达政府还特别注重农村公路支线的建设，以便农民销售农产品。

（一）铁路运输

乌干达境内陆地铁路线有5条、轮渡线两条。全国铁路线总长达1241公里，它们是：自坎帕拉经托罗罗到边境城市马拉巴的铁路线，全长251公里，向东与肯尼亚铁路连接，通往港口城市蒙巴萨；起始于坎帕拉、终止于西部卡塞塞的铁路线，全长333公里；自托罗罗向北经过姆巴莱、索罗提、利拉、古卢，最终到达卡普瓦奇的铁路，全长501公里，由于运营费用高，至卡塞塞和到北部卡普瓦奇两条支线已停运；由金贾经东部的布塞姆巴蒂亚至姆布拉穆蒂的布苏加环线长146公里；坎帕拉至贝尔港支线10公里，它连接货车轮渡维多利亚湖。轮渡线路有两条：一条线路自坎帕拉-贝尔港至肯尼亚的基苏穆；另一条自坎帕拉-贝尔港至坦桑尼亚的姆旺扎。但大部分轮途线路停运，仅有坎帕拉至贝尔港10公里的支线和坎帕拉经托罗罗至乌干达边境的铁路线运营货运，客运已经停运多年。

乌干达大部分铁路是殖民时期修建的。当时，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便于将乌干达的原材料运出，于1896年开始修建“乌干达铁路”（自蒙巴萨至弗洛伦斯湖港），1901年底修到当时属于乌干达保护地的弗洛伦斯湖港，货物运到弗洛伦斯湖港后，再通过维多利亚湖利用汽船运往乌干达的贝尔港。尽管1902年肯尼亚边界西挪，铁路线全部位于肯尼亚境内，这条铁路至今仍被人们称为乌干达铁路，直到1931年铁路才修到坎帕拉。1956年铁路向西延伸直到铜矿区卡塞塞。北部铁路线（自东部托罗罗至索罗提）建于1929年，1963年修至北部古卢，次年修到位于西北尼罗河畔的卡普瓦奇。

1967年以前，铁路、港口和轮船航线由东非共同体东非铁路和港务委员会负责。1977年东非共同体解体后，乌干达成立了铁路公司。原来铁路交通中心控制系统和维修设备设在内罗毕，东非铁路公司解散后乌干达缺少上述服务，加上缺少车辆和设备，铁轨维护不善，信号和通讯系统过时等，铁路经营面临种种困难和问题，很多货物只能转为公路运输。1986年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使铁路恢复运行。1987年乌干达政府购买了700节车皮，13辆机车。同时由于乌干达与肯尼亚关系在穆塞维尼执政初期一度紧张，乌干达政府决定尽可能地将大批量的长途货运由公路转到铁路运输，并购买了3艘滚装货船，在维多利亚湖实行货车轮渡，开辟了通往坦桑尼亚新线路，以减少对肯尼亚的依赖。

20世纪90年代末，乌干达铁路公司实施体制改革，机车维修等部门实行私有化、与阿德尔坦兹-纳卢科龙戈（Adrtanz-Nalukolongo）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精简员工，政府停止补贴铁路公司，关闭了无利润的支线。但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铁路，年久失修，依然亏损严重。为了改善铁路运输，政府决定与肯尼亚铁路的经营管理合二为一。2005年10月，两国选择了大裂谷铁路集团[54]经营这条铁路线。2006年11月起，根据三方协议，两国各持24.5%股份，大裂谷铁路集团持股51%，并接管乌、肯两国的铁路25年。由于大裂谷铁路集团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乌干达铁路恢复计划尚未实行，引起乌干达部分议员的非议。目前大裂谷铁路集团股东不和，收益一年不如一年，两国政府想解除合同，但违约金又使他们望而却步。此外，在乌干达优先发展铁路计划中首先恢复或更新现有线路，重新开放托罗罗经由古卢至帕克瓦奇铁路线。政府规划将铁路线延伸到刚果（金）和苏丹南部，计划将从乌、苏两国边界的奥拉巴（Oraba）开始修建。

乌干达铁路以运输集装箱货物为主，近年货物总运输量和收入逐年下降。2005年货运量为75.5万吨，货运量为1.856亿吨公里，铁路集团收入达351亿乌干达先令。到了2009年货运量减少到46万吨，比2005年和2008年相继减少了39%和21%。2008年和2009年货运量为1.282亿吨公里和1.079亿吨公里，2009年比2005年和2008年先后下降了近42%和16%。2008年和2009年货运收益为256亿乌干达先令和243亿乌干达先令。[55]

（二）公路运输

截至2008年6月，全国公路网约达10965公里，其中柏油路3098公里，其余7867公里为砂砾路和土路；[56]地区级公路支线约2.75万公里。此外，城市道路4300公里；社区道路3万公里。国家级与地区、城市和社区各级公路和道路先后由工程交通部、地方政府部、市政委员会和地方政府负责铺设、维修和管理。公路以首都坎帕拉为中心向全国辐射，不仅连接国内人口密集的商业城市和地方行政中心，而且部分主干线亦为国际公路，连接非洲内陆国家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刚果（金）、南苏丹，通往邻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印度洋出海口。乌干达公路以运输为主，承担90%的客货运输量；其中正规公路占公路网30%，占总交通量80%，为国家物流命脉，对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农村支线也十分重要，它是通往农村地区的主要途径，也是农民出售农产品的唯一通道。

乌干达政府十分重视公路建设，制订了《道路十年发展规划（1996～2006年）》，2002年经过复查和更新后，更名为《道路发展十年滚动规划》。根据该规划，大部分主要道路进行了维修和升级改造，目前正在对重要的沙砾路进行升级改造，铺设沥青。

主要公路网：坎帕拉通往肯尼亚直达印度洋出海口有两条线路，一条经东部边界马拉巴通往肯尼亚，另一条经马拉巴以南的布西亚到肯尼亚。西南线自坎帕拉沿维多利亚湖西岸经马萨卡转向西南城市姆巴拉拉直至卡巴莱，是一条重要线路，它连接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刚果（金）三国，全长370公里，亦为北部走廊的一部分；通往坦桑尼亚的出海口的公路在西南线的马萨卡分支向南直至南部边界穆图库鲁，坎帕拉—穆图库鲁线全长225公里；通往卢旺达公路在卡巴莱向南延伸直至西南边界卡图纳小镇，约60公里，坎帕拉—卡图纳线全长430公里，卡图纳通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94公里；通往刚果（金）的路线自卡巴莱向西延伸经基索罗至西南边界小镇布纳加纳，坎帕拉—布纳加纳线全长500公里，由布纳加纳至刚果（金）戈马约270公里。此外，通往刚果（金）的道路还有两条：一条是中部线，由坎帕拉向西经卡塞塞到西部边界小镇姆蓬德韦，全长375公里，再由姆蓬德韦通往贝尼（刚果金）和布泰姆博（刚果金），分别为80公里、134公里；另一条西北线自坎帕拉至西北部城市阿鲁阿，全长527公里，阿鲁阿通往刚果（金）边界小镇阿鲁21公里，或通过东部边界马拉巴或布西亚经托罗罗、阿鲁阿到刚果（金）。通往南苏丹的道路可通过东部边界马拉巴或布西亚经托罗罗、阿鲁阿向北达乌干达西北角边界南苏丹的卡亚，再到南苏丹朱巴，或经坎帕拉—马辛迪—帕克瓦奇—阿鲁阿至卡亚（南苏丹）。南苏丹现已独立，政府计划重新开通马拉巴—索罗提—古卢至尼木累或经马迪·奥佩伊通往南苏丹首府朱巴线路。境内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西部线，将乌干达西北部城市古卢连接至西南部的恩顿古鲁和恩通加莫，途径西部城市马辛迪、霍伊马、卡塞塞。北部走廊的马拉巴—金贾—坎帕拉—卡巴莱—卡图纳（与卢旺达相邻的边界城镇）线是全国道路网中极为重要的线路，不仅承担了本国90%以上的进出口商品运输，而且还承担国际运输，其中布隆迪占30%、卢旺达占60%。

1990年乌干达运输公司私有化后，公路运输完全由私营部门经营，运输工具有大客车、小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城市交通主要由小公共汽车，大客车跑长途。公共交通服务遍及全国。汽车出租公司约有十多家，包括艾维斯出租汽车公司、C&A旅游运营有限公司、赫茨出租汽车公司和全球出租汽车服务公司等。汽车数量近年增长迅速，2006年新车辆增长了17%，为59617辆；2007年和2008年分别增长了30%和34%，为77305辆和103587辆；2009年新增车辆比前一年减少了近1个百分点，为102375辆。

（三）航空运输

由于乌干达是内陆国家，航空运输是该国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之一，它不仅提供快速有效的货运，还承担客运服务。全国有32个机场，其中5个机场（恩德培国际机场，古卢、金贾、基索罗和索罗提机场）铺设了跑道，包括3个铺设了3047米以上跑道的机场，1524～2437米跑道的机场1个，914～1523米跑道的1个；其余27个为未铺设沥青跑道的机场。除了恩德培国际机场（坎帕拉以南32公里）之外，还有5个国内机场作为国际入境口岸，包括西北边界的阿鲁阿、北部的古卢、西部的卡塞塞、东北部的基代波和默奇森瀑布国家公园内的帕库巴机场。主要国内机场有索罗提、姆巴拉拉、马辛迪、金贾、利拉、卡巴莱、莫罗托、托罗罗和基索罗等。

恩德培国际机场位于非洲中部、维多利亚湖西北湖畔，便于连接非洲和世界各地，是个潜在的地区中转中心。它于1951年开始启用，有3条跑道。乌干达空运虽然远不如公路运输发达，但近些年它的进、出口货物运输量逐年增长。1995年经恩德培国际机场空运进出口货物为1.97万吨，2004年增长到3.79万吨；国际客运量由1991年的11.8万人次，增长到2004年的54.5万人次，2008年和2009年分别增长到99.8万和99.6万人次。为了扩大业务，乌干达民航局计划将旧机场改为国内航线和货运中心，并建造机场饭店。

乌干达航空公司于1976年由政府组建，1977年开始运营，1978年首次承运恩德培飞往内罗毕的国际定期航线。1988年10月，一架乌干达的波音飞机在罗马失事后，乌干达航空业受到严重打击。1991年，政府成立了民航局，重新恢复了空运业务。1994年，乌干达航空公司、坦桑尼亚航空公司和南非航空公司组成联合航空公司，2000年因严重负债停飞，乌干达将其占30%股份出售给乌干达戴罗航空服务公司，坦桑尼亚航空公司占30%股份卖给坦桑尼亚因弗拉投资有限公司，南非航空公司则将剩余股份出售给乌干达戴罗航空服务公司和坦桑尼亚因弗拉投资有限公司。根据协议，买家承担联合航空公司的债务。2002年联合航空公司计划重新开业，但未成功，公司倒闭，随后成立了两个新航空公司，即非洲航空公司和东非航空公司，2002年承运非洲地区以及恩德培至中东之间的客运。非洲航空公司大股东为乌干达戴罗航空服务公司和坦桑尼亚的因弗拉投资有限公司，运营8个月之后停业。2007年阿加汗经济发展基金重组乌干达航空公司，并持有全部股份，同年11月开始运营。

乌干达与1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航空服务协议，有11条定期国际航线。现有卢旺达、坦桑尼亚、英国、埃及、阿联酋、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印度、荷兰、比利时和刚果（金）等航空公司以及法航、海湾、马丁航空公司、精确航空服务公司、挑战航空公司、鹰航公司、东非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等在乌干达运营或设有办事处，经营定期或非定期航班。

乌干达民航局实施跨界航空服务，实行废除特许使用金和免除外国航空公司收入税等政策。

乌干达货物航运公司1994年成立，拥有一架洛克希德c-130型大力神运输机，2009年增添了两架哈尔滨Y-12型运输机，并扩大包机服务项目。1998年货运仅有270万吨公里，次年增长到2170万吨公里，2006年增至3398万吨公里。

（四）水运

乌干达铁路公司在维多利亚湖共有3艘容量总吨为1000吨以上滚装货船，用于货车摆渡，定期从乌干达贝尔港和金贾驶往肯尼亚基苏穆和坦桑尼亚穆旺扎。此外，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铁路公司各有1艘滚装货船，先后从基苏穆和穆旺扎开往贝尔港和金贾。每个滚装货船最大装载量为880吨，也就是每节货车车皮可以装载40吨货物，不提供客运服务。此外，乌干达一些湖泊和河流适于航行，且客货运价格较其他运输方式便宜。乌干达的主要湖泊和河流曾有汽船服务，由南苏丹边界的尼木累经帕克瓦奇驶向艾伯特湖畔的布迪埃巴；从马辛迪港开往基奥加湖纳马萨加里。现在公路发达，已经不再有汽船服务，如果恢复还是可行的。其中维多利亚湖水路有300多公里，艾伯特湖、基奥加湖、乔治湖、爱德华湖、维多利亚尼罗河、艾伯特尼罗河、卡通加河、卡富河、阿斯瓦河、塞姆里基河和卡盖拉河水路共有200多公里。主要水运码头有位于维多利亚湖畔的恩德培、金贾和贝尔港。除维多利亚货车轮渡外，大部分水上运输靠独木舟和摩托艇。1987年政府购置了5个摆渡船，在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和艾伯特湖运营，其他湖泊和河流也有若干个摆渡船，便于运送人员和货物。

二　通信业

根据1997年颁布的《通信法》，1998年，准国有公司乌干达邮政和电信公司被分为4个实体，它们是：负责制定方针政策的乌干达通信委员会、乌干达邮政有限公司或称乌干达邮政、乌干达邮政银行和乌干达电信公司（一家信息技术和通信网络公司），其中有的部门实行了私有化。自此，通信业吸引了大量投资，发展迅速，2005/2006年度和2006/2007年度分别增长26.2%和29.1%；尽管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仍分别增长22.6%和19.8%；2009/2010年度猛增了30.3%。

（一）邮政

乌干达邮政始于1895年3月，当时全国唯一拥有打字机的欧尼斯特·米勒教士受英国行政长官之托以紫色打字带制作出第一批邮票，一枚200个贝壳币，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乌干达先令。1902年乌干达与肯尼亚的邮政合二为一，统一管理，但它所提供的电报服务则由各国独立经营。20世纪60年代东非共同体成立时，邮政和电信总部设在坎帕拉。1977年该共同体解散时，乌干达全国设有300多个邮局。到了1979年，大部分邮局和电信事业遭到破坏。直到1983年，奥博特政府才成立了乌干达邮政和电信公司，但内战使得该部门难以恢复正常营业。1986年以后，邮政和电信业开始恢复，到了1995年6月，全国设有9个邮政大区总局、70个邮政分局和235个邮政局。

1997年邮政体系改革后，财政计划发展部持有乌干达邮政有限公司99%的股份，工程、住房和通信部仅保留了1%的股份。2007年邮局扩充到300多个，建立了1600多个兼收发信件的邮票销售点，除了提供传统服务项目和74360个私人邮政信箱外，还增加了其他服务项目，如快递服务、网吧服务、国内外汇款转账和邮车客货运输等，增加了竞争机制。2009年，除乌干达邮政有限公司之外，还有6家承担国际、6家承担东非区域性和16家承担国内业务的快递公司。2002/2003年度和2003/2004年度邮政部门工作量分别增长了33.1%和40.8%。近年因特网使用人数增加，经邮局处理的信件数量包括国内信件逐年下降，2006年为763.7万件；2007年减少到649.1万件；2009年减少到472.8万件，比上一年减少了18%。发送和接收包裹也减少了不少，2008年发送1440件；2009年减少了72%，为408件，2008年接收的包裹16851件；2009年减少了19%，为13654件。

（二）电信

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微波线路，电传、传真和电子邮件等通信方式被广泛应用。自1998年电信部门实行自由化政策以来，坎帕拉电话网络系统由法国贷款1300万美元进行了扩充。2000年6月，一家包括有德国和瑞士股权的国际财团以2300万美元购买了乌干达电信有限公司51%的股份（后德国公司将其股份卖给瑞士国际电信公司）。2007年一家利比亚国有公司购买该公司的股份，使政府持有股份减少到31%。目前该公司除经营移动业务外，还提供固话、宽带、无线网络和互联网数据业务等。此外，乌干达还有7家私营电信公司。

改革带来了大量投资和竞争机制，降低了电信成本，促进了乌干达电信部门迅猛发展，尤其是移动电话网络发展速度名列非洲国家之首。乌干达移动电话服务始于1995年，1996年约有3000个用户，1998年发展到9000个用户，2002年12月增长到50.56万个用户，2003年达89.30万个用户（增长了76.6%），2005年增加到152.51万用户，到了2009年剧增到938.37万个用户，2010年初已超过1000万个用户。[57]固定电话用户也在稳步增长，1993年有24051固定电话用户，平均每千人约有1部固定电话；2001年平均每千人有2.8部固定电话；2005年增加到10万多户；2009年增至23.35万多户。2005年移动电话与固话共有162.6万用户，每百人平均有6.1部电话；2009年达961.7万用户，每百人平均增加到31.9部电话。

2006年因特网服务商有17家，但订户发展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付不起费用。2002年因特网固定用户有6500家，2005年和2006年先后增长到9500家和1.5万家，2009年达3万家。因特网无线移动用户2008年为21.43万家，2009年增加到35.82万家。使用人数增长迅速，2000年有2.5万人，2002年增长到23.4万人，2005年为100万人，2006年达160万人，2007年和2008年分别增长到200万人和250万人，2009年达300万人，主要是政府和私营部门安装了无线局域网（WiFi）装置。[58]全国有30个无线上网区，90%以上在坎帕拉。

第六节
财政金融

一　财政

政府财政在20世纪70年代连年赤字，通常占税收的50%～60%。80年代初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援助，情况有所改善。1986年“抵运”政府执政后，第一个财政预算赤字相当于税入总额的9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下，赤字逐年减少，1986/1987年度赤字达75%，1991/1992年度下降到30%，1997/1998年度降至6.5%。2003/2004年度预算赤字（不含国外援助资金）上升到11.5%，几乎比1997/1998年度增加了一倍，主要是开支增加和国外援助资金流动起伏大。[59]近年来预算赤字（不含国外援助资金）持续下降，2005/2006年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3%，2006/2007年度降到占6.8%，2008/2009年度和2009/2010年度分别占5.7%和7.5%，2010/2011年度降至占6%。

（一）税收

政府税收主要来源于国内间接税，包括关税、进口税、消费税和增值税；以及直接税，包括所得税。其中所得税、进口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要税种。其他税收来源包括执照费和各种收费以及非征税收入。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相比，乌干达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穆塞维尼政府计划逐渐增加其他税源收入，以减少咖啡出口税所占税入比例。1991/1992年度关税和营业税为主要税收来源，分别占税收总额的41%和24%。所得税的征收工作一直无大起色，1991/1992年度仅占税收的11%。

90年代以来，政府进行了税收改革。1991年成立了乌干达税务局，1996年开始对大部分商品征收17%的增值税，取代了销售税（税率为12%～30%）和交易税。2002年5月，乌干达通过了《2001年增值税修正法案》，对1996年制定的增值税法案进行了修改，以扩大税收来源，减少税收环节中的漏洞，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97年颁布了新的《所得税法》，扩大了税基，取消了随意免税规定及免税期。此后，税收逐渐得到改善，1990/1991年度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2%；2003/2004年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仍低于1970/1971年度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13%以上的水平。尽管如此，税收结构得到了改进，1998/1999年度～2002/2003年度期间，政府经常性收入在名目条款下增长了12.3%，经常性收入主要来自间接税，年均占经常性总收入78.0%，所得税占19.4%。间接税中，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年均分别占经常性总收入的8.8%、29.4%和33.4%。[60]2001/2002～2004/2005财政年度间接税年均占总经常性收入69%，2000/2001～2003/2004年度所得税年均占总经常性收入22%，2003/2004年度占23.7%；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比重较低，为11.8%。2004/2005年度所得税有所增长，占经常性总收入25.8%。自2000/2001年度以来，间接税一直占总税收比重最大，其中增值税居首位。

乌干达税收分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主要税种、税率如下：

1. 直接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公司税、预扣赋税、推定税，以及根据1997年收入法征收租金收入税和银行利息税等，还有根据1970年交通和道路安全法征收汽车执照费等各种费用，以及印花税等。

（1）个人所得税为乌干达重要税种，2003/2004年度占总税收的11.8%。乌干达居民与非乌干达居民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同，但均按收入档次分4种税率交纳。乌干达居民年收入在156万先令或月收入在13万先令以下的免征所得税；年收入在156万～282万先令之间的税率为10%；年收入在282万～492万先令之间，除征收12.6万先令之外，对超出282万先令以上的收入征收20%所得税；超过492万先令年收入，征收54.6万先令并对超出492万先令以上收入征收30%所得税。非乌干达居民不超过282万先令收入的税率为10%；对282万～492万先令年收入者，征收28.2万先令并对超出282万先令以上收入征收20%的所得税；对超过492万先令的年收入者，征收70.26万先令，并对超出492万先令以上的收入征收30%的所得税。

（2）公司税：除了矿业公司之外，税率为30%。矿业公司税率则根据年收入应纳税额与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在25%至45%之间。

（3）租金收入税：个人出租房屋、机器或车辆等财产所得的年租金收入超出156万乌干达先令者，须缴纳20%的租金收入税。

（4）预扣税：通常情况下，实际发生个人、机构或企业支付他人或其他机构和企业酬金、利息、股息或服务费等费用时，需缴纳预扣税，原则上应从付款人付款中扣除。其中乌干达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在支付乌干达居民提供的货物总额或进口服务费超过100万乌干达先令时，以及乌干达居民支付他人管理和专业服务费时，均须缴纳6%的预扣税；乌干达公司支付股民红利和利息时，须缴纳15%的预扣税；雇主须根据其雇员就业情况缴纳收入预扣税。财长有权免除某些企业的预扣税。纳税人每财年末可凭纳税发票要求返还。

2. 间接税

包括增值税、进口税、出口税和消费税。

（1）根据1996年颁布的增值税法令，增值税取代了消费税和交易税。2006年6月以前，对所有应征税的货物和服务的卖价或报关价值的增值税税率为17%，之后提高到18%。

（2）进口税和出口税，大部分进口关税细目基本按从价税率分为0%，10%和15%。零关税主要针对资本货物和某些对社会有重要性的进口商品如药品、化肥和杀虫剂等。国际贸易进口原来实行多种税率，目前减少到3种，为0%、7%和15%，进口机械设备实行零税率，原料和制成品税率分别为7%和15%，这些主要针对非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国家。进口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的机械设备、原料和制成品的税率分为0%、4%和6%。出口税很少实施，但有时征收咖啡出口税。

（3）消费税，为了弥补关税收入的减少，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10%消费税（有400多条关税细目按从价税率），主要针对进口奢侈品和某些国外的制成品。乌干达实施消费税意味着保护本国产品，以防来自东南非共同市场国家的大量商品冲击市场。1998/1999年度政府取消对香烟、啤酒、汽水和汽车电瓶进口的禁令，但实行临时进口追加税，如2001年对进口香烟、啤酒和汽水分别征收130%、70%和15%的追加税。

虽然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但近些年政府为了减少对援助国的依赖，努力增加国内收入，提高了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2003/2004年度国内税收收入为16421亿乌干达先令，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6%；2005/2006年度和2006/2007年度分别增长到23256亿乌干达先令和27534亿乌干达先令；2007/2008年度达33734亿乌干达先令。2008/2009年度比前一年度增长了15.1%，为38483亿乌干达先令，占总收入80.7%，比2007/2008年度占81.4%略有下降；非税收收入占总岁入19.3%，比2007/2008年度占18.6%略有增长。2009/2010年度国内税收为46873亿乌干达先令，非税收收入9666亿乌干达先令，其他收入420亿乌干达先令，总岁入比2008/2009年度增长了18.6%，为56539亿乌干达先令。2005/2006年度国内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达13%，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分别降到12.8%和12.4%，远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8%的平均比例。

（二）财政支出

乌干达国内税收增长几乎不能与经济发展速度齐驱并驾，尤其与财政支出增长不能相比。历年的财政支出远远超过税收收入，2003/2004年度总支出为30140亿先令，其中中央政府经常性总开支为14460亿先令；2005/2006年度总支出为34880亿先令，经常性支出比2003/2004年度增长11.8%，为16291亿先令。1999～2004年，中央政府经常性开支增长了45%。2003/2004年度公共管理支出占经常性总支出的18%，国防支出占20%以上。2004/2005年度公共管理、国防和偿还债务支出分别占经常性总支出的17.5%、24%和24.9%。尽管2004/2005年度预算中前两项支出持续走高，但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仍放在优先地位，约占政府税收的30%。由于对援助项目和公共投资计划进行了有效管理，当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9%，包括赠款占4.3%。2004/2005年度总支出为32160亿先令。2006/2007年度、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总支出为39570亿先令、43180亿先令和49490亿先令，其中经常性开支分别为18203亿先令、20705亿先令和26289亿先令，总税收不包括援款分别为38103亿先令、39853亿先令和46714亿先令。2009/2010年度预算总支出为70450亿先令，支出63180亿先令，总税收为53223亿先令，年年支出超出岁入。自“抵运”掌权以来，国外资金不断流入，基本弥补了政府每年的预算赤字。

二　金融

乌干达金融体系发展起伏较大，总体上以商业银行为主，规模小，不太发达。独立之初，商业银行主要由外国银行控制，特别是英资斯坦比克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它们先后于1906年、1912年和1927年在乌干达建立，长期垄断乌干达金融业。到了1968年，其他外国商业银行，包括格林德莱银行、印度的巴罗达银行、利比亚的热带非洲银行、荷兰总银行、土耳其的奥特曼银行等，先后进入乌干达金融业。外资银行在各地开设了89个分行、分支和分理处。

乌干达银行即中央银行于1966年8月成立，主要负责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调控官方汇率和监督乌干达商业银行等。自此，乌干达才开始发行本国货币——乌干达先令，取代了乌干达、肯尼亚、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使用的同一种货币——东非先令。[61]1987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了新货币，以1∶100的比例收回东非先令。

国内货币供应量1988年增长了118%；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后，1992年3月仍达59%；以后逐年下降，1997年降到11.3%，2006／2007年度国内货币供应量为4302亿乌干达先令，比前一年增长了16.8%，2007／2008年度增长了30.3%。货币流通2006／2007年度和2007／2008年度分别增长了15.9%和24.4%。扩大货币流通额多取决于外国资产（净）的累积，外国资产累积则来自于较大的贸易支付差额。在监管其他银行方面上，乌干达中央银行将国外项目基金储蓄从商业银行转移到该行，一方面可以统一贷款和国债券利率；另一方面增加了外汇储备，使中央银行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降低汇率易变率，同时发行了国债券，以稳定利率，解决财政赤字。

国有乌干达商业银行于1965年成立，它通过外国商业银行尚未涉足的农村地区建立了10个分行与它们竞争。20世纪70年代初阿明政府推行国有化时，乌干达商业银行接管了外国银行的大部分支行，几乎垄断了坎帕拉以外所有地区的金融市场。80年代末，乌干达商业银行又开设了130个支行，90年代发展到190个支行，为乌干达最大的商业银行，占乌干达国内商业银行系统50%的存款和贷款。

国有乌干达发展银行于1972年开始营业，为金融发展机构，负责为乌干达企业引进国外贷款和管理国外提供的大部分发展贷款。

1967年创办的东非发展银行系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三国共有，总部设在乌干达，也经营有关发展资金业务，东非共同体解体后仍继续存在。

穆塞维尼执政后，银行业逐渐得到恢复和扩大，但不少银行经营不善。1995年在世界银行的压力下，政府开始对其中15家银行，尤其对商业银行实行了关闭或私有化政策，规定国内银行的最低资本金为5亿乌干达先令、外资银行为10亿乌干达先令，在1997年中期未达到规定限额的银行将被关闭或被出售。其中乌干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1996年4月底，乌干达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有1885笔，总额达669亿乌干达先令，后转到1994年成立的不良贷款回收信托机构，同年该银行关闭了50个分支银行。2001年11月南非渣打银行通过它在乌干达下属银行斯坦比克银行与政府达成兼并乌干达商业银行的协议，2002年9月两家银行合并。最终政府在斯坦比克银行保留了20%的股份，斯坦比克银行则控制80%的股份，私有化后保留了68个分支银行，但仍拥有大部分客户。

1999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捐助国要求乌干达对银行业实行更严格的控制，此后一些地方银行或接受中央银行的管理，或被关闭、出售，其中格陵兰银行的倒闭导致了10万多客户损失惨重。

乌干达金融业走出1998～1999年的低谷后，特别是乌干达商业银行和斯坦比克银行合并后，逐渐恢复活力，它与其他外资银行在金融业起到先导作用，促进了金融体制稳定，改善了金融市场，增强了竞争力，同时也加强了监督。2004年新的金融制度法案使银行规章达到国际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近年来乌干达银行系统状况表示满意，指出乌干达的银行业已经达到高度资本化，不良贷款占总预付款3%以下。公众对金融业亦增强了信心，2007年银行存款额增长了35%。

截至2010年9月，持有执照的商业银行增加到22家，其中大部分为外国银行，包括英国、南非、印度、埃及、利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资本建立的商业银行。由于乌干达对外国银行开放，外资占有很大比重，且高度集中，其中英国的斯坦比克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印度的巴罗达银行4家较大的外资银行占乌干达银行业总资产的73%、总贷款的68%和总储蓄的75%，控制了乌干达银行业。2009年6月，乌干达银行业总资产为88845亿乌干达先令，其中外资银行净资产为57240亿乌干达先令。2010年6月银行总资产增长到100883亿乌干达先令，比上一年增长了14%，其中外资银行净资产增长了11%，约为63676亿乌干达先令，占银行总资产63%；本国银行占37%。商业银行总资产2009年6月达82732亿乌干达先令；2010年增长了22.7%，达104430亿乌干达先令。2010年6月，银行储蓄存款为5045亿乌干达先令，其中乌干达本国银行为1279亿乌干达先令；外国银行为3766亿乌干达先令。[62]与此同时，新银行的准入促进了金融业的竞争，开发了多种商业服务项目，如提供医疗、人寿、火灾、盗窃、货物运输保险业务等。各银行的支行从2008年的213家，增加到2010年的390家，自动取款机也增设了600个。

乌干达还设有二级金融机构，它们是商业信贷银行、邮政银行和投资有限公司等。乌干达的三级小型金融机构仅限储蓄业务，有3家公司。四级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为民间信贷机构，估计有1000多家。

另外，乌干达还有两家发展银行、4家投资银行、25家保险公司、1家再保险公司和123家外汇兑换所。

乌干达证券交易所始建于1997年6月。1998年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当时仅有东非发展银行发行的债券，且交易量不大，大部分集中在银行之间和政府债券市场。2007年，在乌干达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增加到9家，尤其斯坦比克银行的上市刺激了投资者购买股票的兴趣，股票交易额达5000万美元，比2006年600万美元增长了8倍多，股票交易量也从2006年的1549万股增加到4.87亿股。为了加强资本市场，进一步促使地区一体化和达到国际标准，政府采取一些干预政策，如建立中央证券存管处、引进新产品和强化跨界和地方机构间的支付系统等。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2010年度股票交易额比较低，交易量为1.125亿股，比2008/2009年度的1.699亿股下降了34%。当前，乌干达股市供过于求，特别是最大的买家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因土地买卖问题引起争议而停止股市运作后，股市下跌。

三　外汇政策

20世纪70、80年代，乌干达的外汇政策因政府频繁更迭而多变。1971年10月11日起，乌干达由原来用英镑结算改用美元，官方汇率1美元兑7.14286乌干达先令一直保持到1975年10月改用特别提款权结算为止。特别提款权兑9.66乌干达先令，1981年6月8日，与特别提款权脱钩，乌干达先令贬值89%，由1美元兑换8乌干达先令贬值到1美元兑换94.17乌干达先令。1982年政府实施了双重汇率制，一种是浮动汇率制，可从传统出口、中央银行贷款和外汇交易中受益；另一种汇率取决于中央银行每周所拍卖的外汇而定。1984年两种汇率制合二为一。1985年，乌干达先令多次贬值，同年6月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600乌干达先令，年底贬值到1美元兑1401.4乌干达先令。

“抵运”执政之初，政府曾实行3个月的双重汇率制，进口和外债支付采用1美元兑1400乌干达先令的官方汇率；市场汇率则为1美元兑5000乌干达先令。1987年5月新货币发行后，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60乌干达新先令（即6000旧先令），货币贬值76.6%。1981～1988年乌干达先令贬值近2000%，以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新先令价值经常被调低。

1993年11月，政府废除了货币拍卖制（乌干达银行向商业银行拍卖货币），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银行间汇兑制。自1992年初起，在大约一年半期间，汇率一直保持在约1美元=乌干达1200先令，1994年降至927乌干达先令兑1美元，这期间，政府征收咖啡税有助于汇率稳定。1995～2003年期间，美元兑乌干达先令汇率增长了一倍多，1995年为1美元兑933乌干达先令；2003年为1美元兑1963.69乌干达先令，主要是贸易条件起伏不定。2004年乌干达先令稳步升值，平均1美元兑1810.3先令，2005年7月14日降到1美元兑1738乌干达先令。一方面是美元贬值，另一方面是中央银行的干预。乌干达汇率取决于市场变化，可自由购买，如果先令过于升值或贬值过多，中央银行有时也会通过拍卖硬货币进行干预。

第七节
对外经济关系

一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在乌干达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出口商品价格高，经济形势好；70年代工商业遭到破坏，减少了机械等高端产品和消费品的进口，因此大部分年份的对外贸易多为顺差。[63]1980以后进出口贸易出现了逆差。2001年、2002年和200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14.12亿美元、14.2亿美元和19.0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分别为4.44亿美元、4.21亿美元和5.34亿美元；进口额高于出口额，分别为9.68亿美元、9.99亿美元和13.75亿美元。近些年进出口额增长迅速，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出口额分别增长到10.13亿美元、11.94亿美元和18.64亿美元；进口额分别增至21.20亿美元、26.38亿美元和35.54亿美元。2007年对外贸易赤字高达16.85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外贸赤字分别增长到20.72亿美元和19.74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低，而乌干达出口产品大多是未加工的农产品，进口产品多为价格高的资本货物和消费品。

独立以来，乌干达基本继承了殖民时期建立的商业贸易结构，商品出口一向以农产品为主，进口多为工艺制成品。主要传统出口商品是咖啡、茶叶和棉花，其中咖啡最为重要，但受国际价格涨跌的影响较大。20世纪70年代，除咖啡之外，其他出口产品国际价值下跌，咖啡出口一度获得较高利润，但走私严重，导致官方销售量由1972年21.43万吨跌至1980年的11万吨。80年代初政府开始制止走私活动，到了1984年，咖啡出口量增至13.32万吨，出口收入达3.6亿美元；1989年咖啡出口量曾高达17.63万吨，然而由于价格不高，出口额仅为2.6亿美元；到1991年更降至1.21亿美元。

1986～1990年，乌干达面对严重的外汇短缺，政府和一些公司曾以补偿贸易合同方式换取石油产品、技术和必要的货物和服务，并以易货贸易来扩大出口。其间，政府签订了70项易货贸易协定，价值5.34亿美元。实际上政府只能以咖啡和棉花易货，由于需求量过多，产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加上咖啡国际价格不断下跌，导致乌干达在交易中严重亏损，同时易货贸易也易滋生官员腐败，最后政府终止了对外易货贸易。

由于乌干达经济严重依赖咖啡出口，易受咖啡国际价格浮动的影响，1987年，政府开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鼓励出口产品多样化；取消政府对进出口商品销售的垄断；采取降低税率，除咖啡征收1%出口税之外，不征收出口税；简化进出口手续；取消出口限制和废除进口许可证等。这些政策逐渐促进了进出口贸易，扩大了出口产品的范围。90年代乌干达出口产品的利润发生了变化，1993年咖啡出口额急剧下降，占出口总收入的53%，2002年仅占出口总收入的13.5%。一方面是咖啡出口价格低，出口量减少；另一方面是出口产品呈多样化，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进一步改变依赖传统出口产品的现状，政府不断调整对外贸易政策，1997年7月1日起，允许资本账户项目下的资金及外汇自由流出该国。2001年5月，乌干达中央银行设立出口信贷担保基金，向出口商提供信贷，以鼓励发展非传统商品出口；同时，政府职能部门不断挖掘内部潜力，扩大出口产品品种。这些政策和政府的有力支持调动了出口商的积极性，打开了非传统产品出口的销路，水果、蔬菜、花卉、鱼类等非传统产品出口收入不断增加。

但对某些商品的进出口政府有特别的规定，如禁止进口二手轮胎；限制进口的商品需向有关部门报批，如进口枪支弹药须事先得到内政部批准，进口变压器须经电力局批准，药品进口须取得国家药品管理局和农用化学品需得到日用化学品控制委员会的许可等。禁止出口的产品有原木、木炭、鲜鱼以及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等。

（一）出口贸

由于政府政策得当，近年乌干达产品的出口量和出口额都得到增长，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和2009/2010年度出口额相继达到20.73亿美元、22.16亿美元和23.17亿美元（离岸价格）。一是咖啡国际价格上涨；二是周边国家，特别是苏丹和刚果（金）恢复了和平与稳定，与它们的贸易往来增加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非传统产品出口额的增长。2000年以前，传统经济作物包括咖啡、棉花、茶叶和烟叶每年占出口总收入60%以上，但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传统经济作物出口量虽然增加，但收入却减少，由2000年占出口总收入的52.6%，下降到2003年37.3%；2010年跌到27.2%，收入约为4.41亿美元。非传统产品（主要有鱼类、花卉、玉米、豆类、可可豆和皮革等）出口额增加并超过传统经济作物，2000年占出口总额的47.4%；2003年增长到62.7%；2010年占72.8%，出口收入约达11.78亿美元，比前一年度增长了2.6%。由于改变了依赖单一产品出口的局面，实现了出口产品多样化，有效地弥补了主要传统出口产品国际价格下跌造成的影响，使乌干达的出口贸易由2000年的4.01亿美元的历史最低点得以回升。虽然咖啡出口量和收入减少，但仍为出口商品之首，2007/2008和2008/2009年度咖啡出口收入分别为3.39亿美元和3.42亿美元。

欧盟和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为乌干达产品主要出口市场。2002年乌干达对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23%，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上升到33.1%和53.5%，2009年达到61.3%，2010年略有下降占59.0%。其中苏丹、肯尼亚、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占乌干达出口东南非共同市场90%的市场份额，其余为坦桑尼亚和南非。乌干达对欧盟的出口2002年占总出口额的49.1%，2010年下降到20.1%。尽管2006年对欧盟出口额达2.638亿美元，2007年达3.24亿美元，但占出口份额分别下降到17.7%和17.4%，主要是对东南非共同市场成员国出口份额增大。乌干达对欧洲主要贸易伙伴有荷兰、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瑞士。乌干达对中东国家的出口2002年仅占乌干达出口份额的2.0%，2006年增长到13.3%，2007年下降到10.2%，其中对阿联酋出口占对中东地区出口份额83%。2010年乌干达对亚洲和北美包括美国在内的出口份额分别为4.8%和1.1%，其中在北美市场美国占91%。亚洲贸易伙伴主要有新加坡、中国、印度和越南。

（二）进口贸易

乌干达进口额逐年增长，高于出口额。进口商品价格高昂，远远超过数量大、价格低的出口产品。主要进口商品有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钢铁、石油、药品、化妆品、服装等。2003/2004年度进口额为13.10亿美元，其中石油进口额为1.39亿美元；2004/2005年度进口额达16.08亿美元，比2003/2004年度增长20%；2006/2007年度进口额为24.95亿美元；2007/2008年度达35.10亿美元，增长了36.7%，主要是石油产品、电信设备和公路车辆占进口份额大，其中石油及制品进口额高达6.46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18.5%；2008年和2009年进口额分别为46.04亿美元和43.40亿美元。2010年进口额达47.31亿美元。

肯尼亚是乌干达主要进口来源国，每年进口额在5亿美元以上，2010年达5.49亿美元；其次是印度，2005年进口额为1.32亿美元，2010年达6.84亿美元；再次是阿联酋，2009年为4.17亿美元；2010年为3.91亿美元；之后是中国，2009年为3.79亿美元，2010年约达4.45亿美元；再后是日本，2009年为2.70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3.06亿美元。其余的国家是：南非2010年为2.50亿美元，比2009年略有增长；沙特2009年为1.69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2.39亿美元；英国2010年比2009年的1.40亿美元略有下降，为1.34亿美元；荷兰、德国、美国和马来西亚2010年分别为1.33亿美元、1.29亿美元、1.06亿美元和1.01亿美元。进口额最高的地区是亚洲，2009年占乌干达总进口额的37.2%，其次是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占19.6%，再次是中东占15.9%、东南非共同市场占15.2%、北美仅占3.2%。2010年，亚洲地区进口额增长到41.8%，欧盟与其他欧洲国家下降到17.4%，中东、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北美分别降到15.8%、14.2%和2.6%。

二　外国援助

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乌干达也依赖外国的经济援助以及它们的技术、货物和服务来发展本国经济。1962～1978年乌干达获得外国援助不多，总额为3.57亿美元。1979～1985年，奥博特政府先后得到世界银行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援助。1986年穆塞维尼政府执政后，大力推行改革，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国际社会看好乌干达的经济发展前景，不断给予乌干达大量的经济援助。

穆塞维尼执政之初，首先获得紧急经济计划援助1.6亿美元。1987年，乌干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制订了《1987～1991年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随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援助不断增加，援助额由1986年的2.08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6.55亿美元，在这5年间的援助总额达27亿美元。乌干达经济迅速恢复得到国际财团首肯，1995年2月它成为第一个获得巴黎俱乐部贷款的低收入国家。欧盟、美国等也与乌干达达成协议，增加对乌干达新的贷款和经济援助。多边国际援助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开发署和欧洲共同体等，1995年分别援助乌干达2730万美元、1.52亿美元和1.129亿美元；此外，美国援助了4900万美元，英国援助了6760万美元，丹麦援助了6010万美元，德国援助了4720万美元，日本援助了4180万美元。1995年获外援总额约达36亿美元。1998年世界银行向乌干达提供总额为276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用于修复被洪水冲毁的道路和桥梁，此项贷款为无息贷款，偿还期限为40年，其中包括10年的宽限期；同年还决定向乌干达政府提供1.55亿美元贷款，以支持乌干达实施普及初等教育计划。1998年在坎帕拉举行的捐助国协商会议决定，在此后3年内向乌干达提供22亿美元的援助，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项目。

1998/1999年度外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004/2005年度达11.5%。根据乌干达财政部数据，2005/2006年度外援总额达9.89亿美元。乌干达政府计划大力促进和吸引国内外投资，以逐渐减少外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每年预计减少0.5%～1%，直到降至1998/1999年度6%的水平，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目前，外国援助与贷款占预算总额的比例逐年减少，2001/2002年度占52%，2002/2003年度占48%，2004/2005年度为45%。一些捐助国通过商业银行直接将援款拨给乌干达的非政府组织，不经过中央银行，据乌干达的财政部估计，每年用于控制艾滋病及其病毒项目的外国援助达1亿美元。大量外币进入乌干达，促使商品进口和劳务输入需求增长，亦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为此政府采取提高国债利率以减少进口需求，控制通货膨胀，通常利率约为10%～12%，有时高达20%，2005年降到15%。过多的外援导致乌干达先令增值，给小出口商带来经济损失，也不利于国家生产力发展。

2005年前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乌干达议会就取消总统任期限制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定而不满，它们先后削减援款，要挟乌干达政府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其中，爱尔兰于2005年5月削减了对乌干达援款200万英镑，总援款为3200万英镑；英国削减500万英镑，占总援款12%；挪威削减400万美元，占其援款1/10。同年8月，全球基金以乌干达对基金管理不善为借口，临时停止用于防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5项赠款，总额为1.556亿美元。[64]近年，乌干达西部发现了大油田，国外援助又有所增长。据乌干达《新观察报》2010年5月27日报道，世界银行通过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承诺向乌干达提供19.7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乌在同年7月开始实施的五年发展计划。据乌干达财政部长透露，国外捐助国与国际组织在2009/2010年度对乌干达的项目和预算援助达12500多亿乌干达先令；2010/2011年度减少到8145亿乌干达先令，削减了4421多亿乌干达先令，比上年度减少了35%。原因是：一方面是一些捐助国的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援助国不遵守承诺，借2011年乌干达大选临近之机，给乌干达政府施加压力来推行西方式的民主。

三　外债

乌干达虽不算非洲的债务大国，但偿付外债的能力有限，借款多用于非生产性用途。阿明执政时期，经济凋敝，到1980年外债超过7亿美元，1984年外债增至10.31亿美元，每年偿债额占出口收入的38%以上。据世界银行资料，1990年乌干达外债总额达37.26亿美元，其中84%是长期贷款，还本付息总额达1.26亿美元。据乌干达政府统计数据，1992年6月外债总额为26亿美元，包括3.72亿美元的拖欠款项。官方数字还表明，外债总额的63%为多边债务。

1994～2004年，乌干达外债增长了50%，1994年为30亿美元，1996年底乌干达外债总额达36亿美元，1999年约为41亿美元，2004年增长到45亿美元。[65]截至2005年6月，乌干达累计外债47.6亿美元，其中80%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发展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债务，总数为38.1亿美元。1998年和2000年国际金融机构重债穷国动议曾先后免除乌干达6.5亿美元和13亿美元的债务。2005年6月西方八国集团决定免除乌干达约40亿美元债务。减债后，乌干达将用这笔偿还债务中的1760亿乌干达先令（约合9800万美元）投入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西方减免债务，乌干达政府表示欢迎；同时指出，减免穷国债务不是解决脱贫办法，而应向穷国开放市场，取消进口配额和关税。减债后，2006/2007年度、2007/2008年度和2008/2009年度乌干达外债总额分别为14.68亿美元、17.93亿美元和20.19亿美元。

四　外国投资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乌干达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加，1987～1993年流入量为900多万美元；1998年仅一年就达到2.10亿美元，超过大部分非洲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66]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1990～1995年世界各国外国直接投资年均流入量排名，乌干达位居第161位；2000年位居第82位，是世界各国外国直接投资排列名次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保持在2亿美元以上，居非洲国家第四位。2005年乌干达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3.57亿美元。近年西部开发油田及大兴水力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分别为7.35亿美元、7.87亿美元和7.99亿美元。自2006年起的4年内，乌干达因吸引外资多，名列东非国家之首。2000～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年流入存量由8.07亿美元增长到58.53亿美元，增长了7倍多。[67]乌干达国外有价证券投资不大，2000年为650万美元；2001年增长了12.3%，为73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股份来自国际金融公司，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占国外有价证券投资的42.4%和27.8%。国外有价证券投资近年虽有增长，但不多，2007/2008年度国外有价证券投资净流入额为6630万美元，2008/2009年度增长到1.09亿美元。

乌干达的外国投资稳步增长，得益于1991年颁布的投资法和同年成立的乌干达投资局的努力，以及1987年开始实行的结构调整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乌干达为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对他们的财产和利益给予法律保护，不被强占和剥夺。根据投资法，投资者的资本可以自由出入乌干达，政府允许他们拥有全部财产所有权；投资额在5万至30万美元之间和在3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分别免交3年和5年的公司税、预扣税和利润所得税，如投资优先发展领域比非优先领域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可延长免税期；投资项目所需进口的设备、机械和建筑材料可以免交关税和销售税；有益于乌干达出口生产的进口物资，实行退还所征关税及销售税；投资者及其外国雇员一年内所进口的个人或家庭用品，包括一辆自用机动车，免交关税和销售税。乌干达投资局根据投资法积极贯彻吸引外资的鼓励政策，主动为投资者提供帮助，努力改善其投资环境。首先，乌干达投资局简化对投资项目申请手续，实行一步到位的政策，准备必要文件和签发许可证不到一个星期。1993年和1997年先后开放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对国内外资本实行全面经济开放和自由化，投资者所得利润可以自由汇出乌干达。投资者可以到当地银行申请贷款，也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将公司项目上市。乌干达为了成为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采取健全法律体制、反对腐败以及稳定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和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2000年4月政府开始实施大推动战略（2000～2005年），乌干达投资局出面发起为期5年的一项动议。主要目的是促进8个有潜在竞争优势部门的发展，消除影响私营部门经营和发展的政府官僚作风，促使各部门更好地配合与合作，改善不利于发展的体制和结构，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大推动战略中最有创意的计划之一是在特别划定区域建立多个特别经济区，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在当今世界竞争日益剧增，流入非洲投资金额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为乌干达增加了更多的竞争优势，引进更多的外国资本和企业。

自1991年乌干达投资局成立到2003年，共有2000多家企业得到外国的直接投资，投资总额达25亿多美元，大部分集中在农产品加工业、制造业、能源、旅游业等领域。在乌干达投资的主要跨国公司有可口可乐公司、百事可乐公司、南非酿酒厂、壳牌石油、英美烟草公司、联合利华公司，以及肯尼亚的乌干达酿酒厂、瑞士乌干达巴塔鞋业公司和肯尼亚通用模具厂等。

2002年在乌干达投资的前5名国家为英国、肯尼亚、印度、加拿大和美国，占外国投资总项目数量的一半以上。2008年投资前10名国家为新加坡、比利时、英国、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毛里求斯、中国、芬兰和美国。2010/2011年度在乌干达投资前10名国家为印度、肯尼亚、荷兰、挪威、中国、伊朗、土耳其、毛里求斯、英国和南非。印度、英国、肯尼亚和中国近些年一直是乌干达的主要投资国家。

虽然乌干达对投资者提供不少优惠鼓励政策，但也有一些规定，如外国投资者在乌干达经营业务之前需要向乌干达投资局申请许可证，初次投资者最低投资额为10万美元。投资法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所有领域，但不能涉及国家安全和土地所有权。有关土地投资问题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获得租借期为99年。在乌干达人持有最大股份的情况下，允许外国投资者合资购买农业用地。除此之外，乌干达对外国投资没有任何限制。

为了确保工业发展和为其商品打开更大市场，乌干达外贸易政策是创建一个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环境，签署了15个双边投资条约、11个双重征税协议和9个国际投资协议包括缔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签署了世贸组织有关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东南共同市场协议》和《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班珠尔协议》等；也成为美国非洲增长机遇法和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科多努协议的受惠国。

第八节
旅游业

一　旅游业的发展

乌干达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去过乌干达的人都会赞叹它的美丽，感叹它的奇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赞美乌干达为非洲真正的明珠。目前，乌干达境内有10个国家公园、11个野生动物保护地、12个社区野生动物区和6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秀丽风光和珍禽异兽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各国游客观光，给乌干达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使旅游业成为乌干达主要外汇来源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乌干达是东非地区主要旅游目的地，旅游业年均增长率为34%。直到1972年以前，旅游业一直是乌干达第三大外汇来源，仅次于咖啡和棉花。1970年外汇收入1900万美元；次年游客达8.5万人，外汇收入2700万美元。阿明执政后不久，旅游业全部停顿，野生动物园和饭店无人光顾，而且偷猎造成野生动物数量剧减，有的物种，如白犀牛完全灭绝。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后，大力恢复和发展旅游业，不仅修复了旅游饭店，还改善了对动物保护区的管理。特别是1988年以后，旅游业开始复苏。一方面国际组织和外国机构给予大量援助，恢复旅游设施。如联合国发展署提供了156万美元资助，以加强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的管理，恢复野生动物资源；欧共体为保护乌干达国家资源项目提供了援助；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原名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也纷纷给予了资助。另一方面，政府重视发展旅游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对自然遗产采取了保护措施。1991年，政府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建立了一所野生动物学院，培养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并将布文迪原始森林保护地（山地黑猩猩最后的庇护处）、埃尔贡森林保护区和鲁文佐里山森林保护区扩大为国家公园。1991年初，据乌干达国家公园报道，大象头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1000头增长到当年的3000头以上。

其次，制定相关政策和发展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在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旅游组织的支持下，政府制订了10年综合旅游总体规划（1992～2002年）。该规划制订了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将旅游景区分为三级：大裂谷、默奇森瀑布、基代波河谷为一级旅游区，中部地区和西南山区为二级旅游区，姆布罗湖、埃尔贡山和塞塞岛为三级旅游区，并对每级景区制订了相应的改进计划，以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同时，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如（1）徒步观赏大猩猩。乌干达的山地大猩猩毛发长、体大而强壮，雄性体重约有180公斤，属体重最重的灵长类动物，为罕见的类人猿。它们生活在乌干达西南部与卢旺达、刚果（金）接壤的山地，主要分布在布文迪国家公园和马加欣加大猩猩国家公园。布文迪国家公园约有326头山地大猩猩，占全世界山地大猩猩总数600多头的一半。它们群居密林深处，分50多个群体，每群以一头成年雄性为首，由若干成年雌性大猩猩和一些年幼的大猩猩组成。在徒步观赏大猩猩项目中，目前只有5个大猩猩群体让人跟随。（2）观鸟项目。1998年乌干达发现鸟类达1117种，在世界上占有相对优势。（3）登山运动。鲁文佐里山脉峰顶冰川覆盖，曾被公元150年古希腊天文学暨地理学家托勒密称为月亮山，将它描绘为传说中的尼罗河源头。此外，东部边界埃尔贡火山和以大猩猩、洞穴和鸟类而闻名的加欣加山，都是登山运动的最佳山峰。（4）白水漂流。[68]尼罗河有的河段流速达每秒1500立方米，是赞比西河的10倍，很多急流在5级以上，全年适于航行。（5）淡水湖钓鱼活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姆布罗湖国家公园和塞穆利基野生动物保护地开发了钓鱼旅游项目。维多利亚湖有84个岛，除钓鱼之外，还可以观鸟和进行水上运动等。（6）社区旅游。游客可参观乌干达文化遗产，品尝具有地方风味的美食，还可以在西南地区的比戈·布亚·穆盖尼居住地享受乡间生活。（7）温泉健身游。乌干达有不少天然温泉，可开发为健康温泉，如古卢地区的阿莫罗温泉、西部的森帕亚和基塔加塔温泉，但迄今为止仅限当地人治疗关节炎和风湿病。此外，乌干达还开发了高地深湖畅游、泛独木舟游等独特的旅游项目。

再次，政府重视与邻国合作。肯尼亚是去东非地区游客的“集散地”，很多游客经肯尼亚进入乌干达，大多乘陆地交通工具。乌干达最大限度地开发本地旅游市场，提供淡季交通优惠及最佳和最适宜的逗留环境，吸引在肯尼亚旅游的高消费人群前往乌克达旅游。

最后，大力宣传和推广乌干达旅游业。针对内战留给外部世界的乌干达满目疮痍的景象和还需要大规模恢复的观念，1994年政府成立了旅游局，负责恢复乌干达形象的宣传和开展旅游促销活动。2005年10月，穆塞维尼总统发起了多方参与、创立乌干达旅游品牌的活动，计划到2010年旅游收入增长3倍。同年10月8日，政府与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国际频道签订了100万美元的合同，根据合同，CNN通过网络在2005年10月至2006年3月（6个月内），每周六为乌干达旅游品牌和旅游促销推出一系列媒体宣传活动。

以上诸多措施促进了乌干达旅游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82年游客人数约8622人（经济收益估计为250万美元），1991年游客增至6万人，他们主要来自北美和西欧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旅游业收入每年增长10%。1995年游客增长到18.9万人，旅游收入约达9000万美元；1997年游客增长到22万人，收入达1.07亿美元。[69]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国际恐怖分子的袭击和邻国发生的战争，曾影响了乌干达刚刚恢复发展的旅游业，但从总体上看，旅游业是乌干达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1992～2000年期间旅游收入平均年增长21%。由于咖啡出口收入减少，自2001年以来，旅游业已跃居乌干达第一大外汇来源产业。2001年游客人数为20.5万人，2003年为30.6万人，到2004年增至51.2万人次；其中到保护区的游客人数成倍增加，2000年为5.2万人，2004年上升到10万人。同时旅游收入亦不断攀升，2001年为1.63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2.65亿美元，2004年达3.21亿美元。[70]根据世界旅游理事会的报告，2003年乌干达旅游业增速达7.3%，在非洲仅次于乍得，位列全球旅游目的地国增速排序第十。2005年旅游人数下降，为46.8万，收入3.27亿美元。2007年达64.2万人，比2006年53.9万人增长了19%。2008年和2009年游客分别增长到84.4万人和80.7万人，旅游收入分别为5.90亿美元和5.64亿美元。

乌干达大小旅行社达140多家，针对不同游客的兴趣，开发了包团旅游、徒步背包旅行、搭车旅行、探险游、生态旅游等，并注重提供良好的旅游设施和医疗服务。

二　旅游资源

（一）自然风光

乌干达的地貌多样，美丽而浩瀚的维多利亚湖位于乌干达的东南部，为世界第二大淡水湖，亦是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的发源地。沿尼罗河而下，瀑布、急流、险滩极为壮观，为白水漂流的勇士提供挑战大自然的最佳选择。站在连绵起伏的山坡，远眺西部终年积雪覆盖顶峰的月亮山（鲁文佐里山脉），云雾缭绕，犹如一位美丽的少女头戴面纱亭亭玉立在赤道旁；俯瞰着西部大裂谷一系列湖泊，宛如一条缎带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巨大宝石在阳光的反射下熠熠生辉；近看雪山镜湖相映成趣，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环绕其中，山涧小溪，草长莺飞，鸟语花香，奇花异草，百花争艳，如登洞天福地，令人流连忘返。此外，东部边界埃尔贡火山、西南部山地若干火山和火山湖同样引人入胜，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二）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美丽神奇的地方，聚栖着多种珍禽异兽，是众多野生动植物和鸟类的王国和乐园。生活在乌干达的鸟的种类占非洲的一半；哺乳动物种类为非洲第二、世界第九，特别是濒临绝迹的大猩猩就生活在乌干达丛林。野生动物主要生活在10个国家公园、1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14个社区野生动物管理区和4个野生动物避难所，它们都受到良好的保护。其中三大国家公园，包括西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艾伯特湖东北尼罗河流经的默奇森瀑布（现名卡巴伦戈瀑布）国家公园、东北部靠近南苏丹边境的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它们的美景和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是乌干达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　北靠鲁文佐里山，西临爱德华湖，面积2000平方公里，是东非地区最美和动植物最丰富的公园。公园里有很多犀牛、大象、乌干达水羚、转角牛羚、大猩猩、黑猩猩、黑白疣猴、红尾巴猴，还有会爬树的狮子、鳄鱼和美丽的火烈鸟等。旅游特色为观赏大象和攀树狮子、卡津加河道泛舟。旅游最佳时间在每年5～9月、11月～次年3月。提供旅馆、露营地。

默奇森瀑布（现称卡巴伦戈瀑布）国家公园（Murchison Falls National Park）　位于艾伯特湖西北，面积3885平方公里，是乌干达最大的国家公园。公园西南部是茂密的热带雨林，西北部是起伏的非洲热带矮树草原。森林中有黑猩猩、各种羚羊、水牛、非洲水羚、疣猪、斑纹豺、狮子、长颈鹿、大象、鳄鱼和河马等，还有450种以上的鸟类。公园特色为观赏鳄鱼和34米高的默奇森瀑布，以及尼罗河水上巡游。旅游最佳时间在1～2月，6～7月。有旅馆和露营地。

基代波河谷国家公园（Kidepo Valley National Park）　位于东北部，靠近苏丹边境，面积1334平方公里。公园内有80种哺乳动物，其中28种是乌干达其他国家公园所没有的，如长有蝙蝠耳的狐狸、山猫、印度豹和山羚，还有大象、斑马、水牛、小苇羚、非洲大羚羊、侏羚、东非狷羚和白尾巴猫鼬，以及数量众多的食肉动物如带斑纹土狼、豹和狮子等。鸟的种类有475种，包括其他公园所没有的鸵鸟和白胸脯热带巨嘴鸟等极为珍贵的鸟类。公园特色为观赏狮子、水牛和鸵鸟。旅游最佳时间在10月至次年3月。有休闲别墅（客栈）和帐篷露营地。

埃尔贡山国家公园（Mount Elgon National Park）　位于东部边境，面积1145平方公里。公园栖息着灵长类动物，如黑白疣猴、蓝猴；以及数百种鸟类，包括太阳鸟、蕉鹃、长有黑白盔的皇冠犀鸟、濒危的髭兀鹰和在其他地方很难看见的鹧鸪鸟。此外，还有水牛、大象、小羚羊、土狼和豹。旅游特色为登山、泡温泉和观赏非洲树蹄兔。旅游最佳时间是在10月～次年3月。提供露营地。

齐巴莱森林国家公园（Kibale Forest National Park）　位于乌干达西南部，面积766平方公里。森林为赤道雨林，树干高耸，枝叶茂密。它是世界上灵长目动物最集中的保护地，有11种不同的物种，如黑白疣猴、红疣猴（髯猴）等，以及多种鸟类。主要吸引游人的是500多只黑猩猩，此外还有大象，水牛和羚羊等。全年均为旅游最佳时间。有旅店和露营地。

布文迪国家公园（Bwindi National Park）　199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位于乌干达西南部、大裂谷西支边缘，靠近刚果（金）边界地区，距坎帕拉414公里，面积321平方公里，也是东非最大的一片森林地。公园有300多只濒临灭亡的山地大猩猩，占全世界数量的一半左右。森林中还有120种哺乳动物、346种鸟类、202种蝴蝶和163种树木。旅游最佳时间在6～9月、12月～次年3月。有露营地和旅馆。

塞穆利克国家公园（Semuliki National Park）　位于西部，靠近刚果（金）边界地区，面积500平方公里。有温泉、俾格米人村落。公园有17种两栖动物、10种爬行动物、8种灵长类动物、约400种鸟类和近300种蝴蝶，此外还有大象、水牛、豹、麝猫、鼯鼠和丛猴等。旅游特色为泡温泉、游俾格米人村落、观看麝猫和鲸头鹳。全年适宜旅游。提供旅馆和露营地。

姆布罗湖国家公园（Lake Mburo National Park）　位于南部，靠近姆巴拉拉市，内有5个湖泊，面积520平方公里。公园内栖息着68种哺乳动物，包括转角牛羚、罕见的黑斑羚、水羚、山羚、斑马等，还有鳄鱼和河马以及鹈鹕鸟、黑色秧鸡、鲸头鹳、皇冠鹤等310种鸟类。主要特色为观赏黑斑羚、乌干达水羚和徒步旅行。适宜全年旅游。提供露营地。

姆加欣加大猩猩国家公园（Mgahinga Gorilla National Park）　位于乌干达西南角，与卢旺达和刚果（金）接壤，面积36平方公里。公园特色为观赏山地大猩猩、金丝猴、前腹部为黑色的小羚羊、森林巨猪和豹等以及185种鸟类。旅游最佳时间在6～9月、12月～次年3月。有露营地。

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Rwenzori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位于西部，面积996平方公里。它以其美丽壮观的冰川、雪峰和神奇罕见的动植物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园内有鸟类至少89种，其中的鲁文佐里蕉鹃、鹧鸪、橄榄色鸽子和白颈大乌鸦最为常见；还有15种蝴蝶，4种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疣猴、蓝猴，以及大象、羚羊、森林巨猪、蹄兔、豹等。此外，高山地区还有60种无脊椎动物，其中25种新物种有待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公园特色为登山、观看非洲山地蹄兔。旅游最佳时间为7～8月、12月至次年2月。食宿可在高山小屋。

（三）文化遗产

根据乌干达旅游、贸易和工业部2006年的资料，全国有357处遗址和纪念碑，其中包括2001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布干达卡苏比王陵、11世纪和13世纪的土木工程以及风情万种、热情奔放的非洲歌舞，丰富多彩的部族文化与习俗。其中包括西部边境恩坦迪村世界最矮人种俾格米人展示的各种工艺品、乐器，聆听桑加布罗湖畔的安科莱人文化村村民讲述古老王国的故事和历史等。

卡苏比王陵　位于坎帕拉，建于1882年，1884年改为国王墓地，4位布干达国王葬于此，因此卡苏比王陵一直被巴干达人视为圣地。王陵为大型圆形茅屋，墙体由木材、芦苇枝条编织、经泥土涂抹而成，屋顶为巨大的圆锥形，自上而下被厚厚的茅草覆盖，十分壮观。2001年卡苏比王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3月，王陵失火，内部主建筑物在火灾中严重受损。作为布干达王国建筑风格的代表，王陵将被重建。同年7月召开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卡苏比王陵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塞兹布瓦瀑布（Ssezibwa Falls）　位于穆科诺地区距穆科诺—金贾公路3公里处，是文化与景观相映的文化遗产之一。附近岩洞内设有神龛，为传统巫师举行仪式的地方。周围是森林保护区，有100多种鸟类和植物，其中有1889年布干达国王姆旺加在此种植的榕树。

尼罗河河源纪念碑　位于维多利亚尼罗河西岸，为纪念1862年7月28日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顿·斯皮克在此地发现尼罗河河源而建。

纳帕克化石（Napak）　距今已有2000万年，留有古生物起源、演化及人类活动的遗迹。

安巴拉文化村（Ambala）　安巴拉部族居住在永贝地区最北端。与其他尼罗河西岸的部族不同，他们继承凯伊（Kei）古代遗址文化，他们的信仰和传统与在凯伊野生动物保护地发现的文物有关系。每年2月7日，来自苏丹、刚果（金）的族人集聚在这里举行祭奠神灵仪式。

卡特韦湖盐场　位于西部大裂谷西支，保留了殖民前传统的制盐工艺。

卡塔西哈碉堡（Katasiha Fort）　1894年殖民者为征服布尼奥罗王国在西部建立的一系列碉堡。

穆帕罗墓（Mparo tombs）　布尼奥罗国王卡巴莱加的墓地。19世纪后期，他带领臣民英勇抵抗殖民者入侵，1898年被英国殖民者流放到塞舌尔，1923年死于金贾，葬于穆帕罗。

奥卢姆脚印　在阿帕克地区伊布杰乡，有一块岩石留有古人类脚印，为兰吉人祖先传下来的精神信仰。

涅罗岩画（Nyero）　位于东部库米附近，估计距今有400年的历史。

三　主要旅游城市

（一）坎帕拉

乌干达的首都，位于国土的中南部，维多利亚湖以北11公里处，地处北纬0°19′、东经32°58′，平均海拔1190米。它坐落在21座山丘之上，是赤道附近一座高原城市。终年气候温和而湿润，年平均气温在17℃～21℃，人口120万（2002年），为境内最大的城市。

坎帕拉当地语言意为“羚羊山”，像古罗马城一样建造在7座山丘之上。其中，布干达王陵、王宫、清真寺以及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米尔希尔传教团各占一座山丘；还有一座称为坎帕拉山，传说此山丘原为黑斑羚和其他羚羊的栖息地，为国王穆特萨一世的狩猎场。19世纪末，英国人来到此地，称之为黑斑羚之丘。黑斑羚英文音义为因帕拉（impala）；乌干达语音译为卡因帕拉，简称坎帕拉。那时，每当国王去那里狩猎，朝臣们便说他去坎帕拉了，该地因此而得名。另有一说，殖民者最初将坎帕拉山作为开拓殖民地的总部（1890～1905年），后将7座山丘区域统称坎帕拉。尽管现在的坎帕拉已经扩展到20多个山丘，有时仍被称作七丘城。

1962年乌干达独立时定都于坎帕拉，取代了恩德培。目前，它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中央政府、议会和最高法院所在地。工业发展仅次于金贾，为第二大工业基地，主要有农产品加工、纺织﹑制糖和日用化工产品等产业；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铁路直通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公路连接周边邻国并辐射国内各城镇，航运通过维多利亚湖贝尔港直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湖滨港口，国际航空港位于城西南34公里外的恩德培市。

坎帕拉原为布干达王国都城，目前仍有它的一些建筑幸存，如布干达议会、布干达法院和纳格加拉比·布多国王加冕遗址等。此外，还有东非地区著名高等学府马凯雷雷大学、工学院﹑国立图书馆，博物馆﹑寺院、教堂和清真寺等。

（二）金贾（Jinja）

乌干达重要的商业城市，位于乌干达东部、维多利亚湖北岸，距首都坎帕拉以东偏北约87公里处，海拔1125米，尼罗河上游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市区。全年气温在17℃～28℃。面积734平方公里，人口为9.7万（2007年估计数字）。

金贾原为一个小渔村，1901年作为殖民者的贸易站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成为重要的工业中心。20世纪60年代，它的工商业发展较快，70、80年代遭到严重破坏。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后，金贾逐渐恢复了经济活力，再次成为全国商业、工业中心。维多利亚尼罗河河源附近建有著名的欧文水电站，向国内和肯尼亚及其他邻国输送电力。城市郊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宜种植棉花、咖啡、甘蔗、玉米、花生、木薯、豆类以及饭蕉等，农业比较发达。因地靠维多利亚湖和维多利亚尼罗河，捕鱼业也较发达。交通便利，铁路通往肯尼亚海港城市蒙巴萨，其湖港与肯尼亚的基苏木和坦桑尼亚的姆万扎港口有定期航运，同时建有航空站。

（三）恩德培（Entebbe）

位于乌干达南部，濒临维多利亚湖西北岸，东北距首都坎帕拉34公里，海拔约1160米，人口7.97万（2011年估计）。恩德培在卢干达语中意为“椅子”，源于一位巴干达人酋长曾经坐在这个地方裁决民事纠纷。它建于1893年，1894～1962年为英国乌干达“保护国”的行政首都和商业中心。恩德培是乌干达主要的国际机场所在地，它启用于1947年，是乌干达最重要的门户。1976年7月4日，以色列营救人质的“恩德培行动”使恩德培名闻天下，当时，以色列特种部队穿越5个敌对国家上空，长途奔袭恩德培机场，成功地解救了被劫持到恩德培机场的以色列人质。

恩德培市区面积并不大，但建筑错落有序，街道整洁、宽广，尤以其热带风光旖旎，景色迷人，是东非地区闻名的旅游胜地。市内有建于1898年的国家植物园，园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热带植物。市内的国家动物园有奇珍异兽，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四）姆巴拉拉市（Mbarara）

位于乌干达西南部，距首都坎帕拉266公里，地处马萨卡市以西146公里，靠近姆布罗湖国家公园，海拔1350米。它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人口9.7万。[71]它曾是安科莱王国的首都，具有500年的历史。它还是西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目前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堪与首都媲美。

姆巴拉拉市为西南部经济、教育和文化中心，有多所教学质量高的高中、国立寄宿学校和教育学院，其中不少是教会学校。现任总统穆塞维尼和很多西部知名的政治家曾就读于国立寄宿学校。1989年，该市还建立了一所姆巴拉拉科学技术大学。此外，姆巴拉拉市还是牛奶生产基地，建有很多牛奶加工厂，每天有大量的牛奶经加工后运往首都和其他城市。

（五）古卢市

北部古卢地区的商业和行政中心，距坎帕拉273公里，人口14.1万（2008年），为乌干达第二大城市。该市通往外部的交通十分便利，除建有飞机场外，托罗罗至帕克瓦奇铁路穿过该市，还有通往首都坎帕拉和其他地区的公路。它是北部重要的经济首府，但21年来曾多次遭受叛军上帝抵抗军的袭击和骚扰，经济难以恢复和发展。2007年，政府与叛军签订和平协议后，恢复了和平，该市经济开始恢复活力。这里建有古卢大学，设有医学、农业等学科。

（六）马萨卡（Masaka）

乌干达南部城市，靠近维多利亚湖西岸，距首都坎帕拉128公里，为马萨卡地区首府，人口7.17万。马萨卡北与坎帕拉相连，西南与姆巴拉拉市相通，向南公路连接坦桑尼亚，为坎帕拉通往南部、西南的交通要道。距马萨卡16公里处是让人心旷神怡的纳布加泊湖，以及美丽的沙滩，是个渡假胜地和理想的会议中心。

第九节
国民生活

独立以来，乌干达人民生活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乌干达的经济生机勃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有希望的国家之一。当时，人民安居乐业，教育水平高于大部分非洲国家，社会福利健全，医疗设施良好，并提供免费医疗服务。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民不聊生，人民生活一落千丈。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后，政局稳定，经济开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尤其自1997年以来，政府将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消除贫困作为减贫行动计划的重点之一，贫困人口由1992年占56%[72]下降到2006年的3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乌干达人类发展报告》，人均国民收入逐年增长，由1990年134美元[73]增长到2006年的334美元，2007年的385美元，2009年的460美元。[7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人类发展报告，乌干达人类发展指数逐年改善，由1990年的0.281提高到2005年的0.380，2009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到0.418和0.422。按照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1998年、2005年和2008年乌干达分别名列第158位、第147位和第143位。[75]自1998年起的5年中，乌干达被列入非洲前20名发展成绩突出的国家。近些年，乌干达人民的识字率和人均寿命均得到很大改善，人均寿命由2000年的43岁提高到2010年的54.1岁；识字率（15岁以上成人）由1991年的54%提高到1997年的65%，2008年达到74.6%。

一　就业状况

2007年，乌干达劳动适龄人口为1400万人，包括就业人员和非就业人员，占全国人口49.6%。在乌干达，劳动力定义为具有经济活动、年龄在14～64岁之间的人口，但不包括做家务、照顾孩子以及劳动所得不被统计到国家收入的劳动者。根据2009/2010年度全国家庭调查，2005/2006年度乌干达总劳动力为1088万；2009/2010年度增加到1336多万人，增长了23%。估计劳动力（参与工作的），2005/2006年度约为953万人，2009/2010年度增加到1148万人，劳动力年增长率为4.7%，高于3.2%的全国人口增长率。劳动人口参与率[76]2005/2006年度占71.8%，2009/2010年度增长到78.7%。

乌干达就业结构和状况深受政治动荡和变革的影响，并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发生变化。1957年以前，城市劳动力短缺，9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劳动者工资不足以吸引农民弃农进城务工。大批邻国劳动力进入乌干达劳动市场，其中大部分来自卢旺达和布隆迪，其次是肯尼亚、刚果（金）、坦桑尼亚和苏丹。独立后，由于城市劳动者工资增加，吸引了不少农民进城务工，同时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导致雇主减少雇工人数，城市就业问题有些紧张。1966～1971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干达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缓解了失业问题。70～80年代中期，政局动荡给乌干达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毁灭性破坏，工业生产近乎停顿，工人为了生计从事黑市活动，或回乡务农，一些人被招募为士兵参与内战，多数专业人员流向国外。

自1987年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以来，非正规部门如小企业、家庭企业、个体经济和服务业不断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其中大多为自食其力的自主经营者和无偿家庭成员劳动者。乌干达的就业结构一般以工薪劳动者、农业自营作业者和无偿家庭成员劳动者构成。其中，工薪劳动者占总劳动力比重较低，在2002年人口调查和2002/2003年度全国家庭调查中分别占16%和15%。2005/2006年度就业状况为雇主、农业自营作业者、家庭成员劳动者和工薪劳动者分别占0.5%、45.3%、37.9%和16.3%。乌干达以农业自营作业者为主，意味着非正规经济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正规经济则处于低发展阶段。

乌干达就业状况有以下特点。

（1）以务农为主。2005/2006年度，农村劳动力占乌干达劳动力83.8%，农村劳动力年增长率为4.1%，高于城市劳动力年增长率3.2%。此外，农村劳动参与率高至84.7%，造成农村地区的失业和就业不足比例高于城市。但乌干达经济一直稳步发展，促进了各行各业、尤其服务业突飞猛进发展，吸收了不少农村劳动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失业率比重不高。由于农业经济开始向工业化和商业化转型，劳动力就业流向有些转变。一是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下降，20世纪占80%～90%，2005/2006年度占71.6%，2009/2010年度降至65.6%。二是服务业人数增加，包括饭店及餐饮业，交通业、仓储及商业服务中的劳动力比重呈增长趋势，2009/2010年度从事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28.4%。

（2）劳动参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2/2003年度为80.3%，2005/2006年度增长到82%。其中15～24岁劳动参与者2002/2003年度占总劳动参与人口30.3%，劳动参与率为65.9%；2005/2006年度占总劳动参与人口比例和劳动参与率分别为32.3%和70.1%。这期间，该年龄段的劳动力增长了5.7%。18～30岁的青年2002/2003年度占总劳动参与人口的48%，劳动参与率为85.7%；2005/2006年度占总劳动参与人口比例和劳动参与率均下降，先后为40.8%和81.3%，此年龄段的劳动力负增长1.9%。

（3）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参与率逐年增加。2002/2003年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劳动者占17.1%。2005/2006年度下降到13.9%；而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劳动者参与率分别增长了5.2%和4.4%，说明乌干达普及教育初见成效。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今后将逐年提高。

（4）妇女劳动参与率普遍高于男性，但有下降趋势。在劳动力结构中，2002/2003年度女性占52.6%；2005/2006年度降到51.4%，男性则有所上升。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由2002/2003年度的80.5%增长到2005/2006年度的83.5%，男性劳动力增长了4.4%，女性增长了2.9%。

1986年穆塞维尼政府执政后，注重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加强对工人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职业保健和卫生部门为了减少职业危险，改善工人医疗保健，制订了一些培训计划。如在博瓦（bowa）建立农村企业家及职业培训中心，建立行业培训董事会。为培养更多管理人才，政府重建公共管理学院。同时，马凯雷雷大学制订和实施了有关测量技术、农业与环境研究、制药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的培训计划。这些培训计划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与管理人员的素质。

二　失业问题

2002/2003年度乌干达的失业率为3.5%，失业人数为33.3万人；2005/2006年度降到1.9%，约为21万人。但城乡、不同区域和男女性别失业率不均衡、差异较大，城市失业率2005/2006年度为6.9%，农村为1.1%。总的来说，失业是个城市问题，城市失业人数是农村的6倍。区域失业人数所占比率亦不平衡，其中中部占59%，东部占19%，西部占16%，北部占6%，中部失业人数比率高于其他地区。在失业人员中，城市妇女失业率最高。

总体来讲，乌干达经济增长快，与邻国相比失业率相对较低，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经济活动，但就业不足或称未充分就业（从事经济活动每周不到40小时）的现象普遍存在。2005/2006年度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占12%，比2002/2003年度的17%下降了5个百分点。乌干达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14%，占城市劳动力的16%。

针对失业问题，政府制定了就业政策草案和全国职业恢复政策，目的是解决失业、就业不足和贫困化问题。在乡镇成立了800家社区工艺学校，对可就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以及对残疾人的职业培训等。与此同时，政府积极促进通信技术和电子商务等发展，支持小型企业，改善基础设施、深化金融服务和扩大出口等，以增加就业机会。

三　居民收入与支出

绝大多数居民以务农为生，来自农业的收入约占90%。1966年工薪劳动者年薪平均为3620乌干达先令（1美元=7.142乌干达先令）。事实上，不同工种、不同群体的工资差别很大，在私营企业，欧洲人工资平均比乌干达人高20倍，亚洲人比乌干达人高6倍。20世纪60年代，政府的劳动工资政策是缩小收入差距，注重提高低工资雇员的工资。1961～1966年全国支付的工资总额提高了50%以上，雇员人数增加了4%。总的来说，60年代雇员工资不断提高，特别是低薪阶层受惠最大。70年代经济衰退，人们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直到80年代末，大部分乌干达人仍生活在货币经济之外。同时，公务员常常欠薪，工资价值不断下跌，也赶不上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因此很多家庭依赖家乡提供粮食。另外，大部分工薪阶层在屋前房后种植农作物，乃是乌干达战乱多年而饥民不很多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合官方汇率为10美元，低级公务员月薪合20美元，大学讲师月薪40美元，政府工作人员人均月薪为约52美元。90年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乌干达人由1992年的56%减少到2000年的34%，主要是人均收入有所增长。1987年乌干达工资总支出占GDP的1%；1996年公务员精简之后增加了工资，同年工资总支出占GDP的3%。目前大部分人仍兼做两份工作，或兼顾家庭农业以增加收入。除工薪劳动者外，大部分家庭主要收入依赖农作物生产或农产品出口贸易。同时，政府也鼓励和支持农村地区增加非农业收入。

从总体上讲，乌干达存在着收入不平等。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视受教育程度而定，其次国有企业员工工资高于私营企业员工工资。据2005／2006年度全国家庭调查报道，受过专业培训和高等教育的就业者，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资在15万乌干达先令以上，私营企业员工为12万乌干达先令，差距相对小；中等教育程度的就业者在国有企业和私营部门的工资分别为11.7万乌干达先令和6.34万乌干达先令；受过初等教育的就业者在国营和私营部门的平均工资分别为6万乌干达先令和2.72万乌干达先令；未接受过教育的就业者工资最低，国营平均工资为3.5万乌干达先令，私营为1.81万乌干达先令。

一般来讲，公共部门的工资是私营部门的5倍，主要是私营部门的雇工多文化低、无技术；男女工资相差大，一般男性月工资比女性多1倍以上。城乡差别大，城区工资是农村地区的3倍。公务员最低级别（无技术人员）的工资月薪7.5万乌干达先令（合44美元），主管月薪60万乌干达先令（折合：350美元），专业人员月薪30万乌干达先令以上，此外，根据工作年限略加工资。[77]

2005／2006年度平均每户月收入为17万乌干达先令，但中部城市比北部城市平均收入高，在坎帕拉约为34.8万乌干达先令，其他中部城市为32万乌干达先令，北部城市为20万乌干达先令；中部农村每户入为19万多乌干达先令，北部农村为7.6万乌干达先令。

1999／2000年度乌干达家庭月均支出为134100乌干达先令；2005／2006年度增加到152068乌干达先令，增长了11.4%，主要是农村地区月均支出增长了14.4%，城市增长4.2%。地域支出增长率各有不同，中部增长约10%，北部变化不大，西部增长近19%。2002／2003年度在名目条款下人均月消费名义支出为29899乌干达先令，2005／2006年度增长到39829乌干达先令，增长了33.2%。这期间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24.3%。实际人均消费支出2002／2003年度为26663先令，2005/2006年度为29280乌干达先令，约增长9.8%。但地区消费不同，中部人均消费高，由32455乌干达先令提高到37281先令，增长约15%；坎帕拉实际下降了10%，由88152乌干达先令降到78798乌干达先令；西部增长了15%。

四　物价

穆塞维尼执政初期，商品严重缺乏加上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0%以上；1993年得以控制，通货膨胀率为9.2%。此后，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1位数，物价基本稳定。据乌干达统计局统计，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的比重约占45.2%，医疗教育和娱乐占14.6%，租金、燃料和电费等为14.1%，饮料和烟叶为8.6%。由此可以看出，在现有统计中，食品在消费价格指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及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是受食品价格的影响。

五　社会保障制度

（一）社会保障

乌干达的社会保障分三种方式：一是由政府预算拨款，以及非政府组织、捐赠国和联合国一些机构资助的社会救助计划，提供基层卫生保健、初等教育、供水、粮食保障和灾难救济。二是雇员在其工作期间，雇主须为他们上交社会保险金。三是个人储蓄以及合作社、信贷社和职业养老金计划提供社会保障。但是，上述三种社会保障方式主要在城市实施，而农村社会保障不像城市那么优越，主要依赖传统的社会互助，传统的大家族及其成员之间相互帮助。

正规社会保障计划主要针对工薪劳动者，分强制储蓄保险制度和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前者属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所有雇用5名以上工人的公司或企业为其职工强制储蓄保险；后者为政府养老金计划，包括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地方官员、警察和军队官员。两种社保制度为乌干达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前身为1967年建立的社会保险基金，经历多年战乱和经济衰落时期之后，1985年通过了第8号法案，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取代了社会保险基金，并于1986/1987年度开始运作，为工薪劳动者提供养老金、伤残抚恤金和遗属抚恤金。它是一种强制储蓄计划，规定所有雇用5名以上工人（年龄在16～55岁）并已注册的公司，在支付雇员工资时，每月必须为雇员交纳占工资15%的保险储蓄，其中5%为扣留雇员月薪总额比例，10%为公司供款。临时工、18岁以下学徒以及政府养老金法案规定的雇员除外。截至2002年6月30日，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已注册的雇员有11211人，开户的有1013761人，2004年每月缴纳储蓄保险金的成员达120846人，加入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总人数为433133人（不包括已经受保人）。

现行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规定如下：

1. 养老金

政府养老金计划为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即以在岗劳动者缴纳的个人养老金来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它根据每年养老金的实际需要，从工资中提取相应比例的养老金，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使用提供储备。这种制度针对国家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地方官员、警察和军队官员。该计划规定：10年以上工龄、年龄在45岁以上（含45岁）的并经政府医疗部门核实可以提前退休的人员，可享受15年退休金待遇；60岁退休人员，支付经折算的退休酬金。

2. 工伤保险

《工人补偿法》于1946年首次立法，根据现行2000年《工人补偿法》，乌干达实行雇主责任制，要求雇主为雇员在工作场所或在前往工作场所途中发生的任何事故购买强迫性无过失保险。雇主直接向雇员提供补助或通过保险公司负担全部费用。这种保险费平均约占工资总额的3%～5.5%。受保人，包括政府雇员，但不包括军队服役人员。

（1）非永久性伤残抚恤金：至少连续3天不能工作。影响全额收入的伤残者，可享受此项抚恤金。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可定期支付，或一次性付清。非永久性伤残抚恤金根据事故情况、残疾程度、收入损失和伤残可能持续时间而定，可支付96个月的伤残费，如果伤残部分继续恶化，可延长支付期限。可一次性提取保险金及利息。

（2）永久伤残抚恤金：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或因工致残、影响收入的永久致残者，一次性付清相当于60个月的工资收入（为最高抚恤金）。日常护理补贴为永久致残抚恤金的25%，不少于预先确定的最低数额。部分残疾补助根据评估伤残程度来确定抚恤金比例。医疗补助包括内科、外科和护理，住院费用和药品。

（3）死亡抚恤金：一次性付清或分期支付，相当于雇主和雇员为其生前交纳的保险费及其利息收入。受保人在退休以前死亡，配偶和子女可以得到遗属抚恤金，一次性付清相当60个月的工资收入（为最高标准，数额不固定），但需扣除死亡前已支付的伤残补助金的50%；如无配偶子女，雇主可支付给死者赡养的亲属，赡养的遗属可获得全额补助；如无赡养遗属，雇主需支付死者相关的医疗费用和丧葬费。

[1] Allison Butler Herrick，Saone Baron Crocker etc.，Area Handbook For Uganda，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p.229、221.；英国《经济学家：乌干达简介1992/1993年》，第9～10页。

[2] Thomas P.Ofcansky，Uganda Tarnished Pearl of Africa ，Westview Press，1996，p.94.

[3] Thomas P.Ofcansky，Uganda Tarnished Pearl of Africa ，Westview Press，1996，p.94.

[4] Michael T.Hadjimichael，Adjustment for Growth：The African Experience，Published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6，p.72.

[5] Phares Mutibwa，Uganda since Indepence，a Story of Unfifulled Hopes ，London，C.Hurst & Co. 1992，p.152.

[6] Guide to Investment，p.12.

[7] Thomas P.Ofcansky，Uganda Tarnished Pearl of Africa ，Westview Press，1996，p.98.

[8] IMF，Enhance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acility Policy Framework Paper，1997/98-1999/2000，1997.

[9] Gerald Twijukye，“The Forgotten People in Ssendaula's Speech”，Policy Review Newsletter：A Publication of Uganda Debt Network.Issue 2，August 2001.p.8.

[10]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各国数据表格；1993年世界各国数据表格；乌干达统计局；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mdg_gap/mdg_gap2010/mdggap_uganda_casestudy.pdf。

[11] 用固定基期法测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时，即将价格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基年上（近年通常用1987年），以评价经济中的各类消费支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被计算为按基年价格计算的各类支出因素的总和，于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被简单定为这个总和的百分比变化。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易于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解成各个部分（比如主要支出项目的总体分为：个人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净出口），以便相对直观地确定各种支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计算方法：国内生产总值物量指数=报告期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报告期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物量指数-1。

[12] Ugand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Rediscovering Agriculture for Human Development，U 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3] http://www.africa.gov.cn/ArticleView/2010-1-18/Article_View_9043.htm.

[14] 指无限期拥有土地实质性权益的所有权。

[15] 乌干达2008/2009年度财政预算，乌干达统计局2008年统计概要。

[16] Takamasa Akiyama，Commodity Market Reforms：Lessons of Two Decades，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01，p.172.

[17] 乌干达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部，2008/2009年度乌干达预算基本情况，第A44页。

[18] BUDGET SPEECH，Financial Year 2006/2007，delivered by Dr.Ezra Suruma at Parliament of Uganda on the 15TH June，2006；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802180702.html。

[19] 1927年英国英美烟草公司开始在乌经营烟草生意，次年为东非烟草公司在金贾建立了卷烟厂，1949年将东非烟草公司纳入旗下，1965年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乌干达分公司，1972年被国有化。

[20] 为热带名贵天然香料，含有150～170种芳香成分及17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具有极强的补肾、开胃、除胀、健脾等医学效果，是一种天然滋补养颜良药，被誉为“天然香料之王”，香荚兰也被誉为“食品香料之王”，广泛用于高级香烟、名酒、奶油、咖啡、可可、巧克力等高档食品中。

[21] http://www.usaid.gov/stories/uganda/ss_uganda_vanilla.html.

[22] 主要分两大类，一类属水果类，另一类作为粮食食用。

[23] 2008年10月在蒙巴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与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农民就开发大蕉为经济作物和制订大蕉生产10年发展战略进行研讨。

[24] http://www.monitor.co.ug/artman/publish/business_power/Uganda_takes_steps_to_turn_bananas_into_cash_crop_72717.shtml.

[25] Routledge，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2008，Publisher：Taylor and Francis，2007，p.1242；乌干达统计局《2008年统计概要》、2008/2009年度政府财政预算；http://www.ugandainvest.com/edible.pdf。

[26] Joint Donor Agencies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d Growth Prospects for Strategic Exports in Uganda，Case Study：Livestock，Hides，Skins and Leather Products ，by Alan King Livestock Specialist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February 2002.

[27] http://www.food net.cgiar.org/market/uganda/Reports/livestocknnexes.pdf.

[28] 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乌干达统计概要》。

[29] Joint Donor Agencies 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d Growth Prospects for Strategic Exports in Uganda，Case Study：Livestock，Hides，Skins and Leather Products ，by Alan King Livestock Specialist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February 2002.

[30] 《2008年乌干达统计概要》。

[31] 《2010年乌干达统计概要》。

[32] 联合国粮农组织，乌干达渔业概况，FID/CP/UGA Rev.2，2003年12月。

[33] 乌干达2008/09年度预算。

[34] Andrew J.Kaelin，Outline of the Path Forward In Uganda's Fisheries Sector ，Prepared for The Presidential Conference on Export Competitiveness，February 12，2002.

[35] http://www.ugandainvest.com/forestry.pdf.

[36] REPUBLIC OF UGANDA，FIRST NATIONAL REPORT ON THE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IN UGANDA January，1998.

[37] INVESTING IN UGANDA'S FORESTRY INDUSTRY ，http://www.unido-aaitpc.org/unido-aaitpc/new1/uganda/forestry.pdf.

[38] Charlotte Kanabahita，FOSA Country Report-Uganda.Forestry Outlook Studies in Africa，Lands & Environment ，Uganda Forestry Department，Ministry of Water，December 2001.

[39] 乌干达2005/2006年度财政预算。

[40] Gabriel Hatega（2007）.SME Development in Uganda .A Presentation at Sheraton Hotel Kampala，17th，March 2007，http://www.waitro.org/files/downloads/Proceedings/sme-steap2007/pfsu-gabriel.pdf.

[41] 《2010年乌干达统计概要》。

[42] 《2004年乌干达统计概要》。

[43] http://www.inshp.org/THE%203rd%20HYDRO%20POWER%20FOR%20TODAY%20Forum/Presentations/Uganda/Presentation%20by%20Mr%20Ben%20Z%20Dramadri.pdf.

[44] Iain Frame，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2005，Taylor and Francis，2004，p1208；Low Water Levels Observed on Lake Victoria，September 26，2005，http://www.fas.usda.gov/pecad/highlights/2005/09/uganda%5F26sep2005/.

[45] http://www.ugandainvest.com/mining.pdf.

[46] 具体采矿量不详，据说不少黄金由刚果（金）小贩或商人走私到乌干达。

[47] 2005年，东非钢铁有限公司停工，之后有关各种钢材包括粗钢；钢坯；钢材生产能力的数据不详。

[48] 包括2009年7月底以前获取的数据。

[49] 引自上文Harold R.Newman，The Mineral Industry of Uganda 。

[50] George Walusimbi-Mpanga，Services Trade in Uganda：A Case Study ，USAID Workshop on Trade Capacity Building in Africa，May 17-20，2004.

[51] 乌干达政府2008/2009年度财政预算背景概况。

[52] BANK OF UGANDA，ANNUAL REPORT，2008/2009.

[53] 东非内陆国家运输主要依赖两个印度洋出海口，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东非运输线分属北部走廊、中部走廊和南部走廊，包括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以及石油管线运输，它将内陆国家与印度洋海港城市相连。北部走廊自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经内罗毕到坎帕拉，通往刚果（金）、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连接坦桑尼亚北部、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中部走廊自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经多多马到坦桑尼亚西北部，连接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南部走廊则自达累斯萨拉姆通往南部非洲内陆国家赞比亚、马拉维和刚果（金）南部。

[54] 大裂谷铁路集团的主要股权人为南非谢尔塔姆铁路公司。

[55] 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统计概要》。

[56] 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统计概要》。

[57]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508080999.html Telecom Companies Exceed Projected Growth Targets，The Monitor（Kampala）August 9，2005；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统计概要》；http://en.wikipedia.org/wiki/Uganda_Telecom.

[58] http://www.exxun.com/Uganda/f_cm.html；乌干达统计局：《2010年统计概要》，第56页。

[59] 乌干达2004/2005年度预算。

[60] 乌干达统计局：《2003年统计概要》。

[61] 1919～1966年期间，乌干达、肯尼亚和坦噶尼喀使用东非货币局发行的同一货币，桑给巴尔于1936年加入东非货币局。殖民时期，东非货币局总部一直在伦敦运作并控制东非三国的货币供应量。1960年总部从伦敦迁到肯尼亚内罗毕。1966年，东非三国各自成立中央银行后，取代了东非货币局。

[62] Bank of Uganda，Annual Report 2009/2010，http://www.bou.or.ug/export/sites/default/bou/bou-downloads/publications/Annual_Reports/Rpts/All/annualReport2009-10.pdf；乌干达统计局：《2011年统计概要》，http://www.ubos.org/。

[63] 乌干达地区手册。

[64] Frank Nyakairu，Global Fund Suspends Shs280b Uganda Aid ，The Monitor（Kampala），August 25，2005，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508240744.html.

[65] 乌干达银行1997/98年度报告第27页、2003/04年度报告第37页、2006/07年度报告第75页。

[66] http://www.dip.go.ug/english/investment/.

[67] http://unctadstat.unctad.org/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68] 白水是指流水和岩石碰撞后产生的白沫，人在其上宛若漂于粼粼波光之中，因此该类漂流称为白水漂流。

[69] Iain Frame，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2005，Taylor and Francis，2004.

[70] 根据乌干达统计局。

[71] http://www.citypopulation.de/Uganda.html.

[72] 根据联合国1天1美元收入以下为贫困标准统计计算。

[73] SOCIAL PROTECTION IN UGANDA，Study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a Framework for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verty Eradication Action Plan ，Phase I Report：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 REVIEW OF INITIATIVES ，October 2002 Prepared for the Social Protection Task Force.

[74]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GNIPC.pdf.

[75] 根据《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76] 为劳动力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

[77] http://www.erieri.co.uk/freedata/HRCodes/UGANDA.htm。

第五章
军事

第一节
建军简史

一　建军背景

（一）殖民前的非正规军事组织

殖民前，在现今乌干达地区，一些王国、小公国、酋长国以及形形色色的族体都拥有非正规的军事组织。当时虽没有常备军队，但一般成年男子具有保卫家园的责任，一旦发生战事，人人都是战士。到了19世纪中期，布干达王国与布尼奥罗王国争雄，各自建立了常备军。1852～1884年，布干达国王穆泰萨一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由一位将军和若干上尉统领，兵力最强时多达数千人，配有1500多支步枪。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在1870～1899年将自己的护卫队改为常备军，装备数量有限的多种现代武器。

（二）殖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

1884年以后，外国势力的进入导致布干达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三大宗教教徒陷入纷争，内战不断，各教派的军事武装庞大，武器精良。1890年英国瓜分到现今乌干达领地之后，代表英国政府的皇家英国东非公司派遣弗雷德里克·卢加德上尉到英国势力范围内实行军事占领，保护英国的利益。同年年底，卢加德将一支约有300名士兵的军队从非洲东海岸带到布干达王国，其中大部分是从埃及征募的苏丹士兵，少部分来自桑给巴尔，以及一些带有武装的斯瓦希里人脚夫。然而殖民军队的兵力不足以控制布干达各教派之间的混战和统治整个乌干达地区。

1878年，德国探险家埃明帕夏被任命为埃及赤道省（现属苏丹）总督时，有一支保护他的苏丹军队，1881年苏丹马赫迪起义军切断了他们与苏丹北部的联系，便南下驻扎在乌干达西北部的艾伯特湖北岸。1887年埃明帕夏被探险家斯坦利送到东海岸，留下这支部队。为了加强殖民军队力量，1891年卢加德上尉在西部找到了这支衣衫褴褛、被遗弃的军队。随后将这支由塞利姆·贝（Selim Bey）率领约100人的军队并入东非英国军队。不久这支军队从苏丹南部（今南苏丹）带来8000～9000人，包括家属和仆人，兵力增加到几千人，部分被派往位于艾伯特湖与爱德华湖之间的托罗王国领地驻守，以防止布尼奥罗王国军队袭击托罗王国；部分被带到坎帕拉。

1893年布干达成为英国“保护国”时，殖民政府建立了一支600人的正规军和300名预备役士兵，其中大部分为苏丹人，由4名英国军官负责军事训练。殖民者利用他们征服一些小王国和地区，建立并巩固其殖民统治，如帮助基督教新教教派击败了天主教教派武装，建立了英国新教教派的统治地位；再如联合布干达军队武装征服布尼奥罗王国等。1895年，这些主要由苏丹士兵组成的军队，后称乌干达步兵队。

他们长期在异国他乡为英国殖民者卖命，而殖民者对他们十分苛刻。苏丹士兵时常马不停蹄地被调遣，远征或讨伐一些领地上不甘屈服的首领，或被派往边远的地区驻守，不仅在心理上感受孤独，而且伙食差、薪水低，还常常遭受军官的虐待，最终导致1897年兵变，在布索戈（Busogo）杀害了军队司令和5名欧洲人军官。与此同时，士兵的不满情绪很快得到穆斯林社区的同情和支持，引发了一些地区的暴力反抗。英国很快从印度调遣军队镇压了兵变，造成兵变士兵死亡400～500人，12名叛乱者被处绞刑。为了防止再次暴动，殖民政府减少了苏丹士兵的数量，开始征募印度人和乌干达人加入殖民军队，规定所有军官职位均由欧洲人担任，军饷提高5倍。[1]

1900年殖民政府军事扩张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抵消了殖民地所获得的利润，为此特别专员哈里·约翰斯顿爵士建立了一支低薪的武装警察部队。这支部队由1450名当地人组成，以维护殖民地的秩序。1901年，为了进一步减少军费开支，驻守在东非和英属索马里的所有军队被统一为皇家非洲步兵队，其中的第四营和第五营分别由乌干达人、印度人组成。1913年由印度人组成的第五营解散。此外，殖民政府还建立乌干达志愿者后备队和乌干达步兵团两支辅助武装力量，主要用于镇压国内动乱，以补充殖民军队兵力的不足。

殖民地建立初期，为了确保殖民掠夺，打击任何敢于反抗或不听命于英国女王或殖民政府的部族或王国，皇家非洲步兵队第四营参加了多次惩罚性战斗。有文件记载：1902～1906年，他们打击过肯尼亚西部隆布瓦和其他地区的部族；1909年远征到卢旺达的基伍湖；1909～1910年攻打英属索马里兰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领导的反殖民统治的萨里希亚清教徒组织（Salihiya）；1910～1915年每年出巡打击位于乌干达东北部、肯尼亚西北部偷袭牛群的部落；1914年对苏丹南部（现今朱巴地区）进行讨伐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干达殖民军队扩编，兵力由1058人增加到8190人，并将皇家非洲步兵队第四营（乌干达人组成殖民军队的）扩编到6个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殖民军队的兵力达1.6万人；另有1.8万人的运输部队，主要在东非地区从事军事后勤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再次扩编，征募了77131名士兵，分为9个步兵团、2个野战炮兵营和若干个辅助营。乌干达的殖民军队首次到非洲大陆之外作战，参与了三大战役：抗击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攻占马达加斯加；将日本军队赶出缅甸以及其他军事活动。二战后，殖民军队大幅度裁军，1948年3月有55595名乌干达士兵复员，但仍保留第四营的编制。20世纪40年代末，乌干达军队被部署在英属索马里和肯尼亚，以牵制当地反殖民统治的暴动或起义。50年代，肯尼亚反对殖民统治的茅茅运动揭竿而起，乌干达士兵被派遣驻守在肯尼亚茅茅运动活跃的纳库鲁和涅里等地区。

乌干达临近独立时，殖民政府再次扩大兵员，镇压国内民族主义运动。1960年1月，殖民政府命令在东部布吉苏（Bugisu）和布凯迪（Bukedi）地区的驻军镇压反殖民统治的暴动，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000多人被捕。此后，殖民军队同各地反殖民统治的示威者发生一系列冲突，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卷入政治，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独立后军人干政的模式。

二　乌干达军队的发展与演变（1962～1979年）

（一）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1962～1970年）

独立后，乌干达政府全盘接收了殖民军队——皇家非洲步兵队的第四营，改称为乌干达步兵队，后改为乌干达军队。1963年军队增建了一个营，驻扎在东北部的莫罗托，乌干达军队力量由700人增加到1500人。乌干达军队总司令由布干达国王、乌干达总统穆特萨二世担任。但乌干达没有对旧军队进行改造，为日后带来无穷的后患。

1. 1964年士兵哗变催生权力变化，提升了军队的地位

独立之初，乌干达军队保留了原有的体制，除1961年沙班·奥泼罗特（Shaban Opolot）和阿明两名乌干达人被提升为中尉之外，一级准尉（含一级准尉）以上军官全是英国人，继续被乌干达政府留用。军队依旧接受英国人的指挥和训练。乌干达士兵对此提出疑义，要求实行军官乌干达化，并抱怨军饷低。总统穆特萨二世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更担心的是军队被北方人控制，况且代表北方势力的政府总理奥博特一直反对南方几个王国，特别是布干达王国的自治。为了保护布干达的利益，穆特萨二世拒绝支持士兵的要求，因为英国军官掌管军队有利于维护他的总统的权力。这也反映出他与奥博特之间的权力斗争。然而1964年士兵哗变，奥博特乘解决危机，开始利用军队，巩固自己的权力，自此埋下祸根，将乌干达拖入长达20多年的权力角逐、政权更迭、内战不断的深渊。

1964年1月，随着坦噶尼喀发生士兵哗变，早就对薪饷和仕途升迁等问题不满的乌干达士兵也于同年1月22日在金贾发动哗变，拘留了英国军官。当内务部长费利克斯·奥纳马代表政府到兵营与士兵谈判被扣押时，总理奥博特请求英国军队前来解决士兵哗变问题。1月25日450名英国士兵包围了金贾兵营，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两天后政府解散了300名士兵，逮捕若干个起事者。30日政府宣布实行军官乌干达化，并任命两位北方人沙班·奥泼罗特和伊迪·阿明·达达分别为乌干达步兵队两个营的指挥官，同年2月乌干达人军官由18名提升到55名。3月英国联邦关系大臣桑迪斯访问乌干达，同奥博特就撤走英国军队达成协议：英国撤军；撤军前英国军官逐渐改为顾问和教官，替乌干达训练军队。7月1日，英国军官将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沙班·奥泼罗特。9月沙班·奥泼罗特被提升为陆军准将，阿明为陆军上校、副司令。11月英国军官撤走。事实上，士兵哗变之后政府很快答应了士兵的所有要求，同意增加军人的薪饷，并于1964年1月1日生效。除此之外，国防经费提高了4倍，军官很快实现了乌干达化，被遣散的士兵又回到军队，并释放了大部分被拘留的士兵。

乌干达政府给军队作出让步，给予奥博特拉拢、利用军队增强自己势力的机会，同时也加强了乌干达军队在政治上的地位，标志着文职与军队的关系发生了转折，军队不再完全听命于文官政府。

1964年，奥博特派遣阿明率军跨过西北边界，支持刚果（金）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刚果（金）冲伯傀儡政府的雇佣军，其声望也随之提高。与此同时，阿明开始在军队培植个人势力。在刚果（金）战役中，阿明征募大批苏丹的持不同政见的努比亚人，他们成为这支军队的核心，只效忠于阿明。

2. 军队卷入政治家的权力之争

1965年，总理奥博特、人民大会党总书记伊宾吉拉以及总统穆特萨二世之间为争夺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削弱对方势力而争斗不休。伊宾吉拉和总统穆特萨二世求助于军队司令、陆军准将沙班·奥泼罗特的支持。奥博特总理则拉拢、依靠奥泼罗特的副手阿明的支持。随着各派之间的政治对立不断升级，军队正、副司令的个人关系随之恶化，相互指责对方企图谋害自己。

1966年5月6日，奥博特总理先发制人，命令阿明攻打布干达王宫，推翻总统穆特萨二世，自任总统和军队总司令。随后他大肆清除反对派，开除了25名巴干达人军官，并从北方征募士兵，致使军队中北方人占绝对优势，36名军官中仅有4名班图部族人。到1971年时，兵力达9000人，其中1/3之上是阿乔利人和兰吉人，至此军队已消除了来自南方的影响。

奥博特为拉拢军队，还增加军费，对军人封官许愿，以使军队对他效忠。1967年7月，他建立了军事警察部队，任命少将伊迪·阿明·达达担任军警部队最高指挥官，以获得阿明对他的支持。然而阿明则乘机招募自己家乡西尼罗河地区的族人如卢格巴拉人、马迪人、卡夸人和苏丹人后裔（称为努比亚人）入伍，在军队中扩大自己的势力。

20世纪60年代末，奥博特发现阿明已经难以驾驭，随后两人关系紧张。军队也按部族不同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来自西尼罗河地区各部族士兵，效忠于阿明；另一派则是支持奥博特的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尽管奥博特极力争取军队对他的忠诚，然而1969年在人大党的集会上有人向他开枪，发生了未遂暗杀事件，据信极有可能是军队其他派别所为。1970年，阿明调任为国防部长，被削弱了兵权，此后他开始转向穆斯林社会。当时，穆斯林反对奥博特，同时也代表了巴干达人的意愿。因此，阿明不仅在军队中有自己的势力，在社会上也有广大的巴干达人的支持。而奥博特则决心除掉心头之患，准备指控阿明盗用国防经费，调查他是否卷入暗杀军队副司令奥科亚（Okoya）夫妇的案件之中。

3. 军队扩编和发展

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奥博特借士兵哗变之机，不断扩充军队。1964年初兵力增加到2000人，1964年武装部队法规定军队将扩编并建立空军部队。1965年2月13日刚果（金）空袭西尼罗河地区的村庄之后，奥博特再次扩军，兵力增加了一倍，达4500多名。1966年兵力达5700名，分编为4个营和一支260人的空军。到了1968年，陆军发展到2个旅4个营和1个独立步兵营以及1个信号分遣队、侦察旅、防空队和军械库等。1970年时兵力扩大到6700人；其中，空军450人，装备有12架武装训练机和7架米格15s和米格17s飞机。陆军装备包括若干搜索侦察车和苏制BTR～40和BTR～152型装甲运兵车。

由于军队迅速扩编，军官提级过快，导致军队素质急速下降，无纪律现象时有发生。1965年初在通往恩德培的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与一辆满载学生的汽车相撞，士兵开枪打死6名学生，事发后还阻拦急救车，阻止医生抢救。

（二）阿明军人政权时期（1971～1979年）

1971年1月25日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政权，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乌干达军队没有统一的思想指导。奥博特执政时利用军队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军队中扶植自己部族的人，造成军队内部派别纷争，部族主义极为严重。阿明上台后，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清除异己，使部族主义变本加厉。为了建立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他采取了下列措施。

（1）对军队进行清洗，杀害了大批阿乔利人、兰吉人以及泰索人的官兵，并关押大批图谋推翻或削弱政权的阿乔利族和兰吉族军人。

（2）对于坚定支持他的人给予加官晋爵，无论军队中的士兵还是军官多被提升为高级军官。裙带关系盛行，大批从未接受或很少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普通劳动者、司机或保镖被吸收到军队，提携为军官。

（3）不断扩大军队编制，1977年兵力达2.1万人，几乎是1971年时的两倍。其中陆军为2万人；还有一支空军，兵力为1000人，装备有21架米格21、10架米格17战斗机。[2]

（4）改变兵源结构，停止在阿乔利和兰吉地区征兵，集中在西北部西尼罗河地区各部族中招募士兵，特别是卡夸人、卢格巴拉人和努比亚人。其主要原因是阿明的父亲出生于卡夸族，母亲为卢格巴拉族。努比亚人主要居住在距坎帕拉30多公里远的邦博和北部的古卢，他们是19世纪末苏丹士兵哗变后被遣散该地的后裔，实际上他们与卡夸人同宗。

作为卡夸人，阿明对苏丹南部人情有独钟。他的军队征募了大量邻国人，主要是苏丹南部反对苏丹政府的安那亚那叛军（Anya Nya）、扎伊尔人〔现今刚果（金）人〕和卢旺达人。到了1979年，外籍士兵几乎占军队总兵力的75%。阿明主要依赖军队中的努比亚人和苏丹南部原安那亚那反叛者，他们中很多被提升为高级指挥官，尤其是苏丹籍军人多为高级将领。阿明也曾强征大批城市失业者入伍，取消了对服役人员教育水平的要求，因而军队素质极差。尤其是外籍士兵与乌干达人缺乏交流，没有严格的纪律管束，常常胡作非为，祸害百姓。

（5）建立国内安全部队，包括国家调查局和安全部队。他们作为密探监控平民百姓，随意逮捕人，实行秘密关押，使用酷刑拷打、暗杀等手段。1979年，两支安全部队发展到1.5万人，在阿明执政期间，他们杀害了25万无辜百姓。

上述措施导致军队内部更加混乱，军人之间相互争斗，通常败者被清除或被杀害。尤其在军官队伍中，那些在英国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人反对在以色列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而两者都反对没有接受过国外军事训练的军官。

1971～1972年卢格巴拉和卡夸军人得势，杀害了很多阿乔利人和兰吉人的军人，认为他们是奥博特的支持者。随后，军队中忠于阿明的西北部各族联盟发生分裂，卡夸人开始打压卢格巴拉人，并与苏丹籍军人之间相互削弱对方势力，导致军队内部暴力和兵变不断。20世纪70年代后期，阿明开始清除政府及军队中的温和派，此举加剧了军队内部的分歧，增强了反对力量。

为了减轻国内紧张局势，转嫁危机，1978年11月1日，阿明命令驻扎在马萨卡的敢死营和姆巴拉拉的狮营入侵卡盖拉河以北坦桑尼亚1800平方公里的领土。然而，此举无疑是引火烧身，导致坦桑尼亚军队奋起反击，不到两个月，气数已尽的阿明军队被打的溃不成军，望风而逃。

三　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的兴衰（1979～1986年）

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是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组织。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70年代后期，由流亡国外的乌干达人组建。1979年4月11日阿明政权被推翻之后，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成为乌干达国家军队。1986年1月25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被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击败。

（一）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成立

20世纪70年代，一些反对阿明政权的组织和派别先后在国外成立，个别组织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其中包括：由奥博特领导、以阿乔利人军官蒂托·奥凯洛和兰吉人军官大卫·奥伊泰-奥乔克为指挥官的别动军，约有600人；穆塞维尼领导的民族拯救阵线，约有80人；还有阿凯纳·普·奥乔克（Akena p'Ojok）领导的挽救乌干达运动和安德鲁·卡伊拉（Andrew Kayiira）领导的乌干达自由联盟，但他们兵力更少。

别动军的大部分兵员为前奥博特政府军中的军人，在阿明执政初期逃离到苏丹，后被奥博特带到坦桑尼亚，当时有1000多人。1972年他们武装攻入乌干达境内，企图夺回政权，与阿明军队发生冲突，损失了400多人。别动军成员大部分为阿乔利人和兰吉人，其中很多曾在殖民军队英国皇家非洲步兵队服役。

穆塞维尼也参加了1972年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他发现他的理想与奥博特为个人目的急于夺回政权及其军队中的部族主义和旧军队的恶习格格不入。穆塞维尼流亡在坦桑尼亚期间，深受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以及南部非洲解放斗争的影响，他希望通过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开展人民战争，推翻阿明政权。1973年，他组建了民族拯救阵线，主要吸收在校和刚刚毕业的学生，利用假期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解放区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游击战，同时也组织大家学习和讨论有关革命理论和其他国家争取解放斗争的经验等，为民族拯救阵线培养出一批得力干部。

自1978年11月1日阿明军队进犯坦桑尼亚领土，到1979年1月底被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赶出期间，穆塞维尼招募了200多名在坦桑尼亚务工的乌干达人。他们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同奥伊泰-奥乔克率领的别动军一起，协同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约4.5万士兵一举攻入乌干达境内。随着对阿明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1979年3月24～26日，乌干达流亡国外的各派政治组织的领导者在坦桑尼亚莫西市举行了协商会议，成立了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并将各派军事力量组建成乌干达民族解放军。

1979年4月11日，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政府成立后，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成为国家军队。它主要分为两支力量，一支以奥伊特-奥乔克为首，另一支由穆塞维尼为统帅。1979年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攻入乌干达时，也在扩编队伍。穆塞维尼来自西南地区，他的军队一进入国内，便在西南地区作战，很快由300人扩大到9000人；奥伊特-奥乔克（后来为总参谋长）领导的部队主要以北方人为主，未占领北部之前仅由原来600人扩编到1500人。在战斗中，乌干达民族解放军还收编了不少阿明军队的人员，从而使得军队的纪律松懈，引起各界人士的抗议。

时任总统兼乌干达民族解放军主席的约瑟夫·卢莱为了改善军队的名声，建议解散乌干达民族解放军，重建一支国家军队，并决定减少军队在政治上的作用。他在有关征募新兵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的要求上制定了新标准，宣布按各部族人口比例征兵，并提出增加最大的族体巴干达人的征兵人数。卢莱提出的建议遭到政府官员中非巴干达族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一旦巴干达人在军事上得势，就会威胁其他地区和部族人的利益。立法机构全国协商委员会和监察军队的军事委员会拒绝支持卢莱提出的方案，投票罢免了卢莱总统。

1979年6月，全国协商委员会推选戈弗雷·比奈萨为总统。比奈萨在军队内部没有支持者。由于奥伊特-奥乔克及其一伙担心北方部族在军队中失去主导地位，他们要求仍在乌干达维持安全的坦桑尼亚军队进行干预，促使穆塞维尼的部队由原来的9000名兵力减少到4000人。同年9月奥伊特-奥乔克为首的北方军队和穆塞维尼的部队正式合并，统一编制。

奥博特一派千方百计地排挤穆塞维尼，加强自己的力量。1979年11月，奥博特以及军事委员会主席穆万加利用比奈萨免去了穆塞维尼国防部长的职务，削弱了他的兵权。奥伊特-奥乔克失去强有力的对手穆塞维尼之后，加紧扩大北方人在军队的势力，大力提拔阿乔利人和兰吉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各级军官的职位，同时在北部大量非法招募阿乔利人和兰吉人民兵，兵力扩编到2.4万人。

（二）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的衰败（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

奥博特第二次上台后，一些反对派组织以各自部族为基础重新拿起武器反对奥博特政府。如安德鲁·卡伊拉领导的乌干达自由运动（支持前总统卢莱）的军事组织乌干达自由军和联邦民主运动军，他们以布干达为基地；前阿明军队的残部组成的前乌干达国民军和以阿明家乡的士兵为主的乌干达救国阵线，以西北地区为大本营；力量最大的是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在布干达中部、西部以及安科莱和布尼奥罗等地区开展游击战，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队伍日益壮大。

为了对付穆塞维尼的游击队，乌干达民族解放军使用多种手段，多次围剿。1983年初，奥博特为了阻止村民支持穆塞维尼的游击队，强迫居住在坎帕拉以北卢韦罗地区的大批村民迁入收容营，约75万～80万人被关进收容营里，由军队看守，其中很多人遭到酷刑和拷打之后被杀害。很多没有进入收容营的村民被当做游击队员或游击队的同情者被残害。卢韦罗地区的居民主要是巴干达人，据较保守的估计，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卢韦罗三角地区杀害了30多万人，约5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数千人被拘押。奥博特就是利用部族仇杀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尽管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建立收容营，千方百计地截断百姓与游击队的联系和支持，甚至切断食物供给，企图饿死全国抵抗军。然而镇压越残酷反抗越强烈，支持全国抵抗军的人越多，全国抵抗军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内部的阿乔利和兰吉两族军人之间相互倾轧。奥博特依赖本族人，对兰吉人和阿乔利人内外有别，导致军队内部两族官兵相互怨恨。在围剿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中阿乔利人总是首当其冲，被派往最前线，死伤最多；而兰吉军人则躲在后方，在城中养尊处优。特别是1983年军队参谋长奥伊特-奥乔克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奥博特任命自己的族人、下级军官奥蓬·阿卡克为参谋长，引起阿乔利军人的强烈不满，导致1985年7月初坎帕拉兵营两族军人发生火并。蒂托·奥凯洛中将带领一部分阿乔利人逃往北部，与驻扎在那里的旅长巴西里奥·奥凯洛准将的部队会合，并寻求逃亡到苏丹南部阿明的支持者和前乌干达国民军的支持。1985年7月27日，他们结成联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

蒂托·奥凯洛建立以阿乔利人为主的军事委员会，军人再次执政。乌干达民族解放军与其他原来反对奥博特政府的叛军合并，虽然名义上统一，但事实上如同军阀割据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此时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已经四面楚歌，穆塞维尼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乌干达南部大部分国土，逼近坎帕拉。1986年1月25日，全国抵抗军攻入坎帕拉，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溃不成军，同年3月被彻底消灭，不复存在。

四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建立与发展

现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前身是人民抵抗军，于1981年2月建立，同年6月与卢莱领导的乌干达自由战士合并后改称全国抵抗军。1986年全国抵抗军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军队。1995年1月改称乌干达人民国防军。

（一）在游击战中发展壮大

人民抵抗军最初成立时只有34人、27杆枪，他们在穆塞维尼的领导下于1981年2月6日袭击了卡班巴（Kabamba）的军械库，向奥博特政权打响了第一枪。随后穆塞维尼的旧部先后离开乌干达民族解放军投奔人民抵抗军，或留在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内里应外和，支持人民抵抗军的军事行动。人民抵抗军迅速发展，1981年4月兵力扩充到200多人，后分为6个区分队，每个区分队下设若干营。各区分队以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命名，他们是卡巴莱加（布尼奥罗国王）、姆旺加（布干达国王）、卢塔（因支持全国抵抗运动被杀害）、纳赛尔（埃及前总统）、恩克鲁玛（加纳前总统）、孟德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前主席），和一支特遣部队，1982年建立了一支机动部队，为营级编制，后来发展成旅。

1981年底全国抵抗军（原称人民抵抗军）的兵力发展到900人；1983年初达到4000人，但仅有400支枪。而围剿他们的政府军装备优良，兵力达3万～4万人。尽管斗争十分残酷，全国抵抗军（原称人民抵抗军）纪律严明，政治纲领明确，赢得了南部地区特别是巴干达人的广泛支持。他们依靠当地群众建立根据地，采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打击政府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克服了武器弹药和粮食短缺等困难。他们还得到利比亚的军事援助，壮大了队伍。1985年兵力达到9000人，建立了21个营。1986年全国抵抗军攻占坎帕拉时，已经发展到1.4万人。

（二）建立一支崭新的人民军队

全国抵抗军能够取胜的原因之一，是它不同于其他派别军事组织。其核心领导大部分是70年代民族拯救阵线培养出来的有抱负、有志向的青年，他们立志摧毁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旧制度，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军队。

首先，他们在军队中建立了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制度，即每个基层部队设立政策和管理委员会，成员由该部队所有军官组成，主席为基层部队最高长官。政策和管理委员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议，讨论部队所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和帮助各级指战员有效地管理军队。通常，例行会议通过决议后，由相关部门军官在下属委员会如膳食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等协助下负责执行决议。基层部队政策和管理委员会的上级为全国抵抗军委员会，由所有营级或相当机构的指挥官组成。军队委员会负责修改、制定有关军队指挥和管理上的决策或条令。除此之外，军队还定期举行讨论会，官兵们针对基层部队或全军有关战役、军纪、战争进展等存在的问题直抒己见，经过官兵们的充分辩论和讨论，一个新的制度或决策方案方可出台和实施。为了加强民主与团结，全国抵抗军制定了军队行动守则，规定通过公开批评而不是私下抱怨来纠正部队所犯的错误；通过定期民主讨论会，要求官兵畅所欲言、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次，注重军队的政治教育。制定出游击战的政治纲领概要，作为军队的指导原则。在军人行动守则中规定政治教育每天必不可少，为此各部队增设政委职位，负责军队政治教育，确保每个军人充分认识到他们是为实现国家和平、民主等十大纲领目标和目的而战。军人行动守则包括军队处理与公共关系、士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关系准则以及各种处罚等相关规定。

与殖民军队和独立后政府军的唯利是图、残暴完全不同，全国抵抗军是一支目标明确、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5年的游击战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克服了武器弹药和粮食短缺等困难，1986年1月，最终战胜了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夺取了政权。

（三）维护国家和平，英勇剿匪数十年

穆塞维尼执政后，全国抵抗军成为国家正式军队，称人民国防军。1986年8月，逃亡到苏丹的前乌干达民族解放军重新集结，返回国内。全国抵抗军在平定各派反政府武装的同时，注重和平解决方式，尤其是1987年6月对叛军实行赦免政策之后，大量收编前政府军——乌干达民族解放军的残部和各派武装叛乱力量，以平息北部、东部和西部的反政府武装。1992年兵力约达8万多人，军费开支4200万美元。由于军费开支庞大同年末乌干达政府开始裁军，截至1995年底共裁军4.5万人，保留了陆军约3.6万人、空军800人、海军400人。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北部主要的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和和西部民主联盟军得到苏丹和90年代扎伊尔〔现今刚果（金）〕政府的支持，在邻国建立基地，频繁越境杀人越货，绑架儿童，北部匪患尤为猖獗，人民国防军多次发动军事行动，都无法根除。进入21世纪，叛匪惨无人道的行径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及乌干达与邻国关系的改善迫使上帝抵抗军于2006年与政府签署停火协议。

长期以来，军队坚持不懈地打击反政府武装，维护国内安全。2002年起，在苏丹政府同意下，进入该国境内剿匪，以后又与苏丹政府南方部队联合作战，歼灭了大批叛军有生力量，解救出上万名被叛匪劫持的儿童。

根据1995年宪法规定，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职责不仅是保护和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要在紧急事件和自然灾害发生时与文官合作，鼓励军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和睦相处，以及为国家发展参加生产活动。在穆塞维尼领导下，“抵运”注重军队建设，坚持政治教育、军内民主制度和军人行动守则，根据宪法要求士兵爱护群众、尊重百姓的个人权利及其财产权，并指导部队在地方行动计划中帮助农民。同时穆塞维尼总统指示军队要种粮食、种棉花、养牛，减少对地方的依赖，要自力更生。多年来，人民国防军纪律严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增进了军民关系。

第二节
国防和军制

一　国防体制

乌干达武装部队主要由正规军、后备军和由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委员会建议成立的其他军事力量组成。正规军为现役职业军人。根据人民国防军法案规定，后备军通常由服役期满后被转入该部队的原正规军军人组成，军官由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委员会调任，目前实际上尚不正规。此外，还有其他准军事力量：警察部队、地方护卫队或民兵，组成地区级安全保卫力量。根据乌干达宪法，总统兼乌干达人民国防军总司令，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各军种司令、参谋长以及其他正规军军官，通过国防部和军队司令部对全国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由总统担任，成员来自内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财政部和首席检察官，以及所有安全机构的首脑，包括国防军、警察局、国内外安全机构、特种支队、军事情报安全机构、刑事调查部和监狱部，负责领导制定应对所有有关国内外重大安全问题的决策。该委员会的职责主要是向总统提供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情况和建议；协调有关情报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并提供建议；检查国家安全目标与需要；执行议会责成完成的有关任务。

国防部是国家最高军事行政机关，为中央政府中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制定和促进国家的安全政策；主要战略目标是建立一支有效、负责任和现代化的职业国防军和建立牢固的军民合作关系；具体任务是消灭一切叛匪活动，增强军队战斗能力，改善服役条件，确保国防计划和预算切实融入政府总体计划和预算之中，以及负责有关军费、人事、后勤和与其他安全机构合作等具体工作。国防部设部长和副部长各一名，为文职官员，主要负责军队政治领导，指导所有有关国防问题，兼管国防部、国防军与其他政府机构的联系，向议会负责国防军事务。国防部设常务秘书一名，为该部的执行长官兼财务官。国防部分军事和文职两部门，文职部门服务于军队，设有财务管理和后勤两个局，各局秘书负责日常工作，直接对常务秘书负责。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分陆、海、空三军，国防军司令向总统负责军队的作战和指挥，向国防部部长负责有关军队日常管理和军事政策的实施。各军种司令部负责对本军种的作战和指挥。

国防军司令部设在坎帕拉，现任国防军司令为阿龙达·尼亚卡伊利马（Aronda Nyakairima）将军、副司令伊凡·科雷塔（Ivan Koreta）中将兼任最高军事法庭主席，总参谋长为罗伯特·鲁索凯（Robert Rusoke）中将。

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委员会延续了战争年代建立的民主制度，由最高指挥部成员、国防部各司局主任或长官、1986年1月26日之前的高级军官、不同军种司令、师、旅和营指挥官组成，讨论军队管理与控制等相关问题，负责向总统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并在总统全面指导下就军事防御政策提出总体方案。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委员会的任何会议均由总统主持，如果总统不在，由他指定其他人主持。

人民国防军设有最高指挥部，总统兼任主席。它的主要任务是在紧急情况下就有关国家安全和军队部署问题出谋划策，向总统提出建议，成员包括国防部长、1986年1月26日最高指挥部元老成员、军队司令、副司令、国防部常务秘书、军队总参谋长等。

乌干达官方未公开军队组织结构和兵力数据等。据2007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报道，乌干达正规军即人民国防军的总兵力达4万～4.5万人，包括陆军和空军；国防后备力量，即18～49岁之间符合服役条件的人，男性为289万人，女性为278万人。

二　国防开支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为巩固政权注重发展军队。据报道，1975～1985年，乌干达的国防开支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占政府支出的14%～30%之间。1977～1982年期间，武器进口值增长8倍多，从800万美元增加到6800万美元。1983～1986年期间，由于国内外对奥博特政府镇压游击队、军费开支过高施加压力，国防开支呈下降状态，年均开支约为1100万美元。

全国抵抗运动执政后，由于军队连年剿匪或招降安置原叛军，军费开支逐年增长，1992年军费开支为4200万美元，1996年增加到8800万美元，1998年因“入侵”刚果（金），军费开支增加到1.42亿美元，2000年下降到1.1亿美元。由于每年西方援助占乌干达财政预算比重较大，因此军费开支受到捐助国的监控，根据政府与西方捐助国的协议，军费开支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9%。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穆塞维尼总统常常就增加军费开支问题同英国政府发生争执。2002年，为了打击上帝抵抗军的军事行动与国际反恐行动保持一致，主要的捐助国美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终同意乌干达军费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以添加必要的装备。而乌干达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有关协议规定，乌干达每年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约1.2亿美元。穆塞维尼要求2002/2003～2004/2005财政年度每年增加军费4630万美元，达1.6亿美元。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3年年鉴数据，乌干达2002年军费开支超出2000年的20%，高于1998年的27%。2001年国防开支1.2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1%；2005年增长到1.92亿美元。

三　兵役制度与军阶

独立以来，乌干达军队由志愿入伍者组成。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后，政府对军队和警察部队进行改革，最初定期征募自愿者，但应征者寥寥无几。因此，1995年新宪法要求每个公民有义务服兵役，需要时有义务“保卫国家”；每个有能力的健康公民为保卫宪法和乌干达领土完整，需随时听从安排接受军事训练。1992年的全国抵抗军条例和1993年服役规章条件规定：征募新兵年龄须在18～30岁之间。2004年初，乌干达国防军法案提交到议会国防委员会之前没有制定征兵最低年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该委员会提出明确建议，不能征募儿童兵。2007年乌干达政府提出的服役年龄规定：义务与志愿兵的应征年龄为18～26岁；职业军人的应征年龄在18～30岁。根据1991年军队法，志愿者须服役9年；政府规定经特批可以征募18岁以下青少年（此规定适合个人志愿或征召入伍之人最低年龄限制），但武装部队不得招募13岁以下儿童。

政府重视对大学生（入校前）、公务员、教师、所有中学毕业或离校学生等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训练结束后颁发证书。具备服役条件的青年，须参加3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培训。

独立后，乌干达军队包括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一直沿用英国的军阶制。军官分4等11级，元帅为最高军衔。除阿明曾授予自己元帅军衔之外，历届国家元首未授予最高军衔，如穆塞维尼为将军军衔。将官设四级，即上将、中将、少将、准将，其中准将按照英联邦国家体制则介于将官和校官之间；校官分上校、中校、少校三级；尉官亦分为三级，即上尉、中尉和少尉。士兵军衔（包括准尉和士官）分3等7级，士官为2级，即一级准尉和二级准尉；军士分为上士和中士两级；列兵分一等兵、二等兵和新兵3级。

四　军种

（一）陆军

陆军是乌干达人民国防军的核心，几乎占总兵力的2/3，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防空部队组成，包括作战部队、领土防卫部队及下属单位和机构。陆军司令部设在坎帕拉。在和平年代，军队承担危机应变行动，如参加维和行动，在自然灾难发生时参加紧急救援和人道援助。战时，军队肩负保卫国家、捍卫领土完整的任务。

陆军有5个师（每个师编制有5个旅）、1个装甲旅和1个炮兵旅。各师分别驻扎，一师布防在瓦基索地区卡基里，二师师部设在姆巴拉拉，三师师部设在姆巴莱，四师位于古卢，五师在北部的帕德尔。装甲旅目前驻扎在坎帕拉以南的马萨卡。各级部队定员标准：每排36人，每连126人，每营736人，每旅2500人，步兵师为1万人。

主要装备多为过时的美国、英国和苏联武器，其中大部分军事装备为苏联制造，近年也购买了一些中国武器。

主要有：主战坦克：T-54型20辆、T-54/55型约152辆；轻型坦克：PT-76型约20辆；装甲侦察车：“大羚羊”40辆、“白鼬”60辆；装甲运兵车：BTR-60型12辆、OT-64型4辆、“马姆巴”20辆；步兵战车：BMP-2型19辆；牵引炮：76毫米60门、122毫米20门、130毫米12门、155毫米4门；火箭炮：122毫米若干门；迫击炮：81毫米和82毫米各若干门、120毫米60门；高炮（高射机枪）：14.5毫米若干挺、23毫米60门、37毫米20门；防空炮：苏制ZPU-4型，以及反坦克制导武器40件，AT-3 Sagger型反坦克导弹若干和地空导弹SA-7型10枚，并配备Chubby探雷系统等。[3]

（二）空军

空军部队规模小，有800人。有潜在的战斗能力，但空运能力不足。关于装备，据2012年维基百科报道，乌干达空军的飞机约有50架，其中战斗机17架，包括5架米格23、6架米格21型战斗机和6架俄罗斯制SU-30MK2多用途战斗机（2011年购买）；教练机8架，其中有4架捷克制造的信天翁L-39轻型作战教练机、2架意大利制SF-260轻型作战教练机和2架意大利制FFA AS-202 Bravo基础教练机；直升机约有20多架，其中1架米-24雌鹿型重型武装直升机，2架Agusta A-109型、若干架贝尔412型和贝尔206型通用直升机，其余多为小型运输直升机，主要有AB-212型8架和米格17型7架。

（三）特种部队

2008年筹建一支由空降兵、水陆装备突击队组成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接受陆军和空军司令的领导，主要任务是保卫西部油田、国家战略目标，同时也肩负解救人质、反恐、剿匪，反武装毒品走私、保护要员以及反间情报等。

（四）准军事力量

准军事力量有1800人，包括：水兵400人，有8艘吨位不到100吨的巡逻艇，负责维多利亚湖水域和尼罗河航行的安全；一支800人的空中警察，配备4架贝尔直升机（Bell JetRanger）；一支600人的边防军，装备为轻武器。

尽管宪法规定后备军是乌干达武装力量之一，而且原军队高级军官、总统的弟弟萨利姆·萨莱赫（Salim Saleh）被任命为后备队指挥官，但正规后备军还未运作。政府主要依赖退伍军人（老兵）、地方防卫队、民兵和治安员辅助正规军，维护地方安全。

地方防卫队为地方民兵，于1987年成立。地方委员会负责地方防卫队征兵工作，自愿者至少达到小学文化水平，经地方委员会选拔挑选成为民兵。地方防卫队兵力约1.5万人。此外，军队帮助各地特别是北部建立的民兵，称谓不同，如2003年中在泰索成立的民兵，称为箭客（Arrow Boys），兰戈的民兵称阿穆卡（Amuka），2004年初在帕德尔地区成立的民兵称边防卫队（Frontier Guards），古卢的民兵叫象旅。经过正规军的军事训练，这些民兵通常担任保卫村民的任务。

第三节
对外军事关系

一　20世纪60和70年代

独立后，乌干达军队仍保留原来编制，继续留用英国军官。英国桑德霍斯特著名的皇家陆军军官学院每年招收两名乌干达学生。1964年政府要求英国部队帮助镇压兵变，迫于军队要求军官乌干达化，英国军队平息兵变后于同年末撤出。在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乌干达发展了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其中包括以色列、苏联、坦桑尼亚和利比亚等。

乌干达与以色列在1962年建立外交关系后不久，双方就缔结了军事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为乌干达培训情报、警官、军事和准军事人员。1963年8月，以色列为乌干达培训4名直升机飞行员，援助风笛手超级幼兽（Piper Super Cub）小型飞机和皮亚乔飞机，开始帮助乌干达建立空军。1965年刚果（利）[4]飞机轰炸乌干达西部村庄之后，以色列援助乌干达6架武装教练机和3架DC-3达科塔型运输机，同时还为乌干达飞行员、炮兵军官和伞兵建立军事训练学校。1967年初派出50名军事教官培训乌干达军人。1969年向乌干达提供小型武器，装备安全部队。

苏联曾是乌干达关系密切的盟友之一，1965年6月双方签订军事协议。根据协议规定，苏联为乌干达培训250多名军事人员、20名飞行员、50名空军技师。此外，苏联还援助一个空军中队装备，包括米格15型飞机两架和米格17型战斗拦截机4架，并提供机场维护设备、地对地和地对空无线电通讯设备、火炮和军用卡车。1967年末，25名苏联顾问到乌干达帮助乌干达培训军事人员。

70年代，阿明当政后，苏联进一步增加军事援助。1972年7月，乌干达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苏联向乌干达提供了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导弹、运输机、直升机、米格21型飞机、雷达等。1974～1975年苏联交付了5亿多美元的武器，包括12架米格21型飞机，8架米格17型飞机，60辆T-34型和T-54型坦克，100辆装甲运输车，50门防空炮，200发反坦克导弹，850枚炸弹和火箭弹，9部雷达（radar units），2架米格8型直升机，250枚地对空导弹，6艘巡逻艇，6架移动桥梁和多辆卡车，吉普车以及大批弹药，零件和测试设备等。此外，1973～1975年，700多名乌干达军人到苏联接受军事训练。1976年7月发生以色列为解救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袭击恩德培国际机场之后，苏继续向乌干达提供武器。70年代末阿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两国关系紧张，尤其是1979年坦桑尼亚军队反攻乌干达以后，阿明失去了苏联的军事援助，迫使他向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寻求支持。

据报道，在阿明政权倒台前夕，利比亚向阿明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3门BM-21多管火箭炮，1架苏制图22型轰炸机，并派遣约2000名利比亚民兵和几百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游击队员到乌干达挽救阿明政权。

1965年以后，中国曾向乌干达赠送过一些小型武器，并有军事代表团访问乌干达。

二　20世纪80年代

1979年，在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的帮助下，阿明政权被推翻，之后，坦桑尼亚军队仍在乌干达保留约2万兵力，帮助乌干达恢复和平。1980年中期，坦桑尼亚军人与巴干达人关系紧张，促使坦桑尼亚撤军一半；为维护秩序，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同意派遣1000名警察到乌干达。1982年由于在乌干达的维护军队费用高，尼雷尔减少在乌干达的驻军，后来因双方军队误解，坦桑尼亚军队全部撤回国内。1986年穆塞维尼掌权后，两国关系改善，坦桑尼亚恢复对乌干达的军事援助。1986年底，坦桑尼亚派出30名军事顾问和教官帮助培训军队。1988～1990年，坦桑尼亚承担了乌干达军队基础训练项目；此外，乌干达还派出很多全国抵抗军官兵到坦桑尼亚全国军事领导学院（Monduli）和陆军学校（Nachingwea）学习。

1980年之后，英国和乌干达关系改善。1982～1984年，英联邦军事训练团培训了约4000名乌干达新兵。1984年8月14日，两国签署了军事训练协议，在乌干达的英国军人由13人增加到20人。

1981年，奥博特访问朝鲜之后，朝鲜同意派出由30名军官组成的军事小组，帮助管理维修军事设备，并在古卢培训步兵。奥博特执政时期，朝鲜军官常常带领乌干达全国解放军作战部队打击反政府游击队。1985年9月，朝鲜军事人员撤离。80年代后期，穆塞维尼邀请朝鲜军事小组返回，主要训练战士使用朝鲜提供的军事设备。朝鲜还向乌干达提供一些军事援助，1987年向乌干达提供了一批武器装备，包括苏制SA-7地对空导弹、60门高射炮、8门车载火箭炮、10辆装甲人员输送车以及军火。同时，朝鲜向乌干达派出军事顾问，帮助培训军队、警察和保安人员。

利比亚在全国抵抗军开展游击战期间就向他们提供武器。“抵运”执政后，两国关系密切。1986～1987年，利比亚是向乌干达提供武器的主要国家，1988年初提供了大批武器和装备，包括飞机、高射炮、多管火箭炮和轻武器以及军火等。1989年还向乌干达派遣了军事顾问。

1986年以后，苏联和乌干达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1986～1988年苏联提供了2000多万美元的武器。1988年11月，乌干达国防部曾与苏联武器生产商商谈购买一架安上32型运输机，但运输机一直没有交付。1989年，苏联为履行减少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作用的许诺，停止了对乌干达军事援助。

美国与乌干达的军事关系不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美国私营公司向乌干达出售军事装备。1990年起，美国官方在执行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项目中，乌干达军人参加了他们在美国举办的军事培训项目。

三　20世纪90年代至今

近年来，美国对非洲军事援助形式主要是为非洲各国军人进行多种培训项目，如1996年实施的“非洲应付危机能力倡议”，挑选一些非洲军人对他们进行有关维和行动和军事战术的培训。1998年，刚果（金）战争爆发，乌干达“入侵”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美国向乌干达提供了385万美元的军事装备。2003年6月乌干达从刚果（金）撤军，美国开始向乌干达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2005年，美国官方向乌干达出口国防设备和相关服务贸易额达309万美元；乌干达和美国签署协议，允许美国飞机在乌干达地方空军基地补给燃料，并同意美军在恩德培机场修建两座建筑，以供军队驻扎和储放装备。

目前，乌干达主要从英国获得武器。2002年以来，英国最大的武器销售公司向乌干达出售至少32辆装甲车。[5]另外，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乌干达还从白俄罗斯、南非、以色列、保加利亚、波兰、中国和俄罗斯购买或转运武器。

[1] M.Louise Pirouet，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Uganda，The Scarecrow Press，Metuchen，1995.

[2] 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 ），1970年第71期，第53页；1979年第80期，第55页。

[3] 以上为参考数字。

[4] 1966年改为刚果（金）。

[5] The Monitor，Feb.28，2006.

第六章
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疗卫生

第一节
教育

一　教育发展简况

（一）从传统社会教育到殖民地时期的学校教育

传统社会没有正规的教育体系，但对儿童教育十分重视。在欧洲教会没有到来之前，家庭、氏族和部族中的长辈们行使教育职能，传播和传承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准则。他们没有文字，却代代口口相传他们的文化与历史，通过言传身教将传统习俗、生产与生活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后代。一般传统教育在有序中进行，男孩在接受成人仪式之前，家长对他们负有教育的责任。每天闲暇之余，父亲或祖父母或其他长辈给孩子们述说从祖辈传下来的家史、族史和王国历史或家谱、族谱等，讲述历代杰出人物的事迹与传奇或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等，有时也讲他们的经历、身边大事、趣事、经验与教训等，使孩子们从中吸取知识与力量。人们在接受成人仪式之后，才能正式加入成年人行列，受长老和族长的教育和领导。男子在参加成年人活动中，如参加族务会议讨论，参与族内外事务管理与决策，学会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在参加集体狩猎中学习狩猎技能，或学会使用矛和盾来保卫家园等。女孩接受成年仪式之后则由母亲、祖母或其女性长辈教育，教她们操持家务、种植和生产技能等。

在布干达王国和其他班图语族王国和部族中，男子在垂髫之年就被送到酋长、王族家中，或送到王宫，学习礼仪、法规和技能等，了解王国的管理和运作。其中很多人充当宫廷侍从，寻求和等待一官半职的机会。北方尼罗特语族青年则列席长老会，倾听有关社区事务的讨论和决定，学习社会法则和习俗。

除了历史知识外，通常酋长们会讲斯瓦希里语[1]，其中一些酋长还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学会阿拉伯语，以便交往、易货贸易和处理国家事务等。

总之，传统教育寓于社会之中，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儿童从小适应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掌握生产和生活技能以及培养他们尊老爱幼的品德等。

西方殖民者进入乌干达后，英国圣公会传教会和天主教传教会先后于1877年、1879年到达布干达。为传播基督教、劝说人们转意归主，传教士将当地语言用拉丁字母拼写成书面语言，然后教授给孩子们，以便他们能够读写，并阅读圣经。这种教育有时在丛林中进行，被称为“丛林学校”；后来，逐渐增加算术、历史、地理、音乐、手工和农业技术等。

在19世纪80年代，为了争取和吸引当地人皈依各自教派，两个教会竞相在布干达建立学校。到了1890年，他们先后建立了6所正规小学，在校学生454名，初等教育初步形成；此后，逐渐开始兴建中等、高等学校。1902年，英国米尔希尔神父传教会[2]在布干达建立了第一所寄宿学校，即纳米利安戈（Namilyango）学院，主授英语、地理和数学等。1908年，天主教白衣神父会在鲁巴加（Rubaga）建立了圣玛利亚高中，1922年改为学院，1924年迁址到基苏比（Kisubi）。英国圣公会差会（CMS）[3]则先后于1903年、1904年和1906年建立了门戈高中，在加亚扎（Gayaza）创建了第一所女子高中和在布多建立了一所国王学校（后改为学院）。同时，各教派教会还竞相开办多家师范培训学校。

基督教会办学的特点是：（1）重视培养酋长、王室和有声望家族的子弟，尤其在20世纪20、30年代，为他们建立了不少学校。（2）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布干达，其他地区办学晚，教育滞后，且不均衡，如1920年在布干达建有328所小学，西部和东部分别只有34所和24所小学，北部未有一所学校。[4]（3）在教学上，教会学校使用英语教学，最初重视以宗教为基础的通识教育，[5]中等寄宿学校教育主要引导学生皈依基督教、为宗教献身，同时为殖民政府培养低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方面的服务人员。（4）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寄宿学校的学费，教民与各王国政府捐款，以及地方政府和殖民政府的拨款，但殖民政府拨款所占比例不大。

伊斯兰教早于基督教传入布干达，但直到1919年才办起若干所传授《古兰经》的学校，主要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规，指导人们背诵《古兰经》，但未形成正规的教育体系。

20世纪初期，随着殖民经济发展，殖民政府急需大批各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协助管理，以便及时有效地掠夺当地资源。1922年，英国政府在坎帕拉建立了马凯雷雷技术学院（现马凯雷雷大学前身）。它是东非地区第一所高等院校，主要招收来自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的学生，培养殖民政府所需要的人员。至此，殖民政府才开始直接插手教育。1924年，由美国费尔普斯-斯托克司（Phelps-Stokes）基金会与英、美传教士协会组成的费尔普斯-斯托克司委员会对非洲教育进行调查，在访问乌干达丛林学校后，批评殖民政府不管教育，弃之给教会负责。同年，殖民政府为非洲人建立了第一所公立中学。随后，1925年殖民政府成立了教育局，主要负责协调和支持教会办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棉花和咖啡国际价格走高，殖民政府的出口贸易获得了可观的收入，遂拨款发展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服务部门。据统计，1945年正规小学发展到569所，中学增至6所；[6]50年代至60年代初，公立学校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中学入学率增长了两倍。1959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为50%。

1950年以前，私立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受到限制，主要是传教士担心创办者违背教义或忤逆、不服从教会而极力阻碍和反对。到了1950年，殖民政府不得不承认这些私立学校的存在，将之纳入政府的管辖之内。当时，私立学校多为小学，私立中学在50年代中期才开始创办。

另外，在殖民地时期，学校多以种族划分，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有各自的学校。尽管1957年殖民政府开始对以种族划分的学校进行改革，一些教会学校也开始接纳多种族学生，但以种族划分的学校依然存在。1960年，为非洲学生开办的高中有19所、亚洲人为自己子女开办的高中有6所；1962年，亚洲人和欧洲人为自己子女开办的中小学共有141所，学生24432人。[7]

1962年独立时，公立学校和受政府补贴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有小学2352所，学生387966人；初中339所，学生25942人；高中28所，学生4580人；师范学校或教师培训学院35所，学生3372人；技术学校49所，学生2858人。[8]

自1890年教会学校的初建到1962年独立，综观乌干达的教育，以教会学校为主体，但分不同教派，在教学与管理上教会多于殖民政府，教育体制、教学规范要求除科目少之外，同英国教育基本一致，重要考卷出自英国重点学校。

（二）独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

独立后，为使培养出的学生适应乌干达以农为主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届政府都曾试图进行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本土化和教会学校“世俗化”。独立后的最初10年，政府最重要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体系；目标是在民族团结精神的指导下，跨越部族、宗教和地区的界限，创建“一个民族、同讲一种语言、有着同样的教育经历以及人人乐于助人的社会”。

根据上述原则，1964年，政府颁布了教育法，规定学校不得有宗派主义倾向。为了减少宗教分歧和宗派之间的争斗，政府接管了所有接受其补贴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实行大部分教师非洲化。实际上，政府推行世俗化的进展比较缓慢，很多学校依旧由教会管理，但在法律上确保了家长有权决定孩子选修或中止某些宗教课程。

独立后，政府继续实行殖民时期即1958年开始的学校改革工作，到了1968年，对分种族学校的改革基本完成。尽管有些学校仍以招收亚洲或欧洲学生为主，但非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学校上学。在思想意识方面，由于初中以上学校依赖大量外籍或移民教师如印巴人或英国人，政府很难控制学校，为此，采取了尽可能聘用本土教师以及聘请外来教师多渠道多向选择的措施，如聘用一些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师，改变了师资依赖西方国家的做法。控制教育部门行政官员的任命权，特别是对高等院校行政官员的任命。1970年，修改了《教育法》，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政府不仅在行政上直接管理教育，而且所有教育经费和资金都由教育部统筹安排，包括教职员工的工资、津贴和养老金等。同时，各高等院校的创建和管理均以单独制定的法案或法令来规范和指导。

独立后，新政府急需大量的管理人员，因此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强调发展中、高等教育，以图尽快培养各类人才，满足政府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政府优先发展中学教育，1966年中学增建到68所，其中2/3为寄宿学校，在校中学生2万人，包括高中学生1545人。1968年，中学发展到77所，其中23所提供高中教育。这一时期，乌干达教育发展迅速，很多村庄，特别是乌干达南部村庄的村民自筹资金，聘请教师，开办村级小学，而其中的不少小学建成后得到政府的资助。1966年有2676所公立和政府资助小学，社区和地方政府资助兴建的小学有4000所，在校学生达633546人，其中男生约40万人。[9]

阿明执政初期，政府继续执行前届政府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71～1976年），仍然强调发展中等教育。1975年，政府开始实行教学本土化政策，大部分学校采用本地出版的教材；除必修科使用英语教学外，还采用斯瓦希里语和卢干达语教学。70年代因政局不稳、暴力不断，很多师生遭到镇压，使大批教师逃往国外。经济恶化导致地方出版机构无力出版教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但是，乌干达人一向重视教育，尽管条件恶劣，乌干达的教育没有停顿，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入学率和教育支出仍在增长。1979年有小学4294所，在校学生120万人；在校中学生66730人；在校职业学校学生320人；技术学校、师范和商业学院在校学生约14000人。[10]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教育部门经历了内战和资金不足的艰苦岁月，大部分学校设施被战争摧毁或遭到人为破坏，政府因资金匮乏而无力资助教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乌干达人不忘教育，很多学校在学生家长和社区的支持下勉强维持下来，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

1986年内战结束后，穆塞维尼政府制定经济恢复计划，优先恢复教育事业，并采取教会、孩子家长、社区和国家共同办学的教育政策。当时百废待兴，政府缺乏资金，只能依靠社会办学，其中家长赞助（包括支付部分教师工资）的资金占学校所需资金50%～75%。1988年，全国有小学7905所，学生241.7万人；中学770所，学生24.3万人。1992年，小学增建到8325所，学生人数变化不大，约240.4万人，净入学率为62.3%。[11]

二　当前教育状况

穆塞维尼执政后，于1987年成立的教育政策回顾委员会对乌干达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该委员会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改革建议，后来成为《1992年政府教育白皮书》。近些年，乌干达政府一直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将教育作为人民摆脱贫困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一）1997年以来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1997年，根据《1992年政府教育白皮书》，政府开始着手调整、改革和重建教育体系，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法律确保教育政策的实施。1995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权。1997年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2001年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法》规定成立高等教育全国理事会，负责规范有关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运行，监督教学质量等。该法案先后在2003年和2006年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08年教育法》为《1970年教育法》和《2000年教育法》的修改法，强调普及义务教育，对那些拒绝招收儿童入学以及对普及初、中等教育和培训的学生收费的个人、组织和机构，制定了处以罚款100万乌干达先令（合571美元）[12]或监禁1年或并罚的法规；并对教学规范、管理以及服务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他法案和法令还有《1995年乌干达全国特殊教育学院法》《2002年教育服务法》《东部、南部非洲管理学院法》《饭店旅游培训学院法》和《乌干达伊斯兰大学法》等。

（2）通过制定《千年发展目标——远景规划》、《减贫行动计划》、《教育战略投资计划（1998～2003年）》和《教育部门战略计划（2004～2015年）》，确立了落实教育政策、提高识字率、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发展、实现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远景目标。其中，《千年发展目标——远景规划》之一是，到2015年，6～12岁儿童入学率达到100%；《减贫行动计划》强调了提高乌干达人特别是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率；《教育战略投资计划（1998～2003年）》的重点在于优先普及初等教育，关注性别平等和地区教育平衡发展等问题；《教育部门战略计划（2004～2015年）》是《教育战略投资计划（1998～2003年）》的延续，在优先发展初等教育的同时，关注平衡发展中等和其他类型的教育，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3）加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对教育部门特别是初级教育的监督、管理和指导，鼓励并资助社区和基层办学。

（4）政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发展教育，鼓励个人、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支持教育事业，鼓励正规教育以多种途径实施多样化办学，包括开办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等，给年轻人提供多种教育机会。

（5） 1997年起在全国推行普及初等教育。最初，政府规定每个家庭有4名儿童可以享受免费教育；2003年，政府开始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初等教育。为了确保各级政权落实普及初等教育，政府推行了全民参与政策，各学校由教育部、地方政府代表和家长选举产生学校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学校，并鼓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教育事业。

（6） 2007年2月起，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普及中等教育，首先在初中一年级实行义务教育，之后逐年向高年级推行。

（7） 2007年政府宣布将废除公立大学免费教育制度，以增加教学和科研经费；并建立学生贷款机制，为家庭经济拮据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8）重视性别平等教育。在普及初等教育初期，政府规定为每个家庭4个孩子提供免费教育，其中包括两名女生；中学招生录取时，规定同等分数优先照顾女生；大学在择优录取中，不限女生名额。同时，政府在政策上对女生倾斜，规定了女生招收指标，如未达到指标，女生成绩低于男生也会录取。在奖学金的发放上女生也享有优惠。

（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与教育经费

教育体育部为中央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教育整体发展，具体负责制定全国性的教育政策，支持、指导、协调和规范教学，促进和发展优质教育，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平等获得基础教育，保障不同性别、地区的人及残疾人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力，提高教育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服务水平。

教育体育部由1位部长、3位国务部长负责；下设10个职能司，主要有：财务和行政管理司、教育计划司、学龄前和初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教师教育司、特殊需要儿童及其指导与建议司、高等教育司、商业技术职业教育及培训司、教材编写单位和标准教育机构。各司或机构由司长或教育主任领导，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实施行政管理、监督和指导工作等。其中初等、中等、高等和教师各级教育司，负责向学校提供师资、培训教师、制定全国统一教程等。教育计划司除制订教育计划和发展预算外，还负责教育研究、提供教育部门的统计数据等。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行政管理和资金分配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以来，地方政府全权负责提供其管辖地区所有初、中等教育所需的资金服务。各级地方政府设有教育委员会，在地方长官的领导下，与学校巡视员共同负责监管初、中等教育，监督教学质量，解决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

同时，社区、家长也配合基层政府实施普及初级教育规划，监督教学发展，确保教学质量。通常，学校由校长、学校管理委员会、家长—教师协会、教师和家长共同管理，校长和社区领导等组成联合监督小组，具体检查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水平，解决教学设备等问题。

大学理事会和中小学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行政管理。它们由校长、教职员工、政府有关部门、社区以及学生或家长等各方代表组成。大部分成员经选举产生，实行共同参与、民主管理。大学理事会一方面要确保学校职能部门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督促学校实现政府或校方制定的目标。

大学校务会主管教学与学术，由副校长、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代表、图书馆和会计等辅助人员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对大学有贡献的校外人士等组成。

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国外援助。各捐助国和国际机构在乌干达组成“教育资助机构小组”，[13]以预算或项目资助两种方式提供援助。2003年国外对基础教育经费援助占60%。[14]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部（简称财政部）将教育预算额度分别划拨给教育体育部、大学、112个地区和13个自治市政府。教育体育部主要负责经常性支出和发展支出，其中最大支出是教师工资。地区和自治市政府具体落实国家基本教育项目如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为教育部门提供一切服务，包括扩建校舍等。财政部按季度向地方政府拨款，拨款前地方政府须提交报告，阐明其计划、政策以及项目年度和季度执行和落实情况，在确定确实遵守政府方针政策之后，经教育部的认可和建议，方可拨款给它们。

普及初等教育后，教育经费由国际发展伙伴、政府和社区共同分担，主要承担学生学费、教师工资和基础设施扩建资金，提供教科书以及学生毕业考试费等。对下拨到学校的经费，政府制定了具体使用规定，包括扩建教室、增加卫生设施的费用所占拨款比例等，同时鼓励非政府组织、社区、个人或家长在教育发展项目如兴建学校中捐款，或提供建筑材料或出义工。

除20世纪80年代初之外，自独立以来，乌干达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4%左右，占政府经常性总支出和资本支出的比例在12%以上。1987年教育政策回顾委员会建议20%的政府预算用于教育，实际教育预算超出所建议的比重，尤其在普及初等教育之后，入学率大幅度增长，学校增聘不少教师，扩建基础设施，致使教育经费逐年增加，由1995年1.02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2.97亿美元，增长了1.9倍。2003/2004年度教育经费占预算23.0%、占总公共支出30.0%，占国内生产总值3.9%。近年，教育经费年年增加，2009/2010年度增加到1万亿乌干达先令，比2008/2009年度的8990亿乌干达先令增长了19%，主要侧重了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增建教室和卫生设备等，2008/2009年度主要是普遍提高了教师的工资。

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预算份额最高，1995/1996年度占43%。普及初等教育后，初等教育经费增长很多，2000/2001年度为2137亿乌干达先令，占教育预算的69%，比1995/1996年度增长了210亿乌干达先令。2007年政府实行普及中等教育包括公立中学和商业、技术和职业学校之后，增加了中等教育经费，致使初等教育经费占教育预算份额有所下降，2005/2006年度、2006/2007年度和2007/2008年度分别下降到62%、64%和61%。[15]

普及初等教育后，每一学年（9个月），教育体育部按照公立小学1～3年级学生每人每月5000乌干达先令，4～7年级每人每月8100乌干达先令计算拨款给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分配给学校。[16]由于入学率增长迅速，各种配套服务增加了开支，包括增加师资、教学设备等，初等教育发展预算由1997年的6000万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25亿美元。1997/1998年度以前，一个中学生的教育费用是1个小学生的4倍，之后增加到6倍。1994/1995年度，大学生的教育费用是小学生的156倍。目前，政府提供小、中学生和公立大学学生的补助金（包括学费）平均每人分别为22美元、148美元和860美元，小学、中学和大学学生补助金比率为1∶7∶39。

普及中学教育后，每个学年，政府需为每个学校（公立中学728所，商业、技术和职业学校46所）拨款700万乌干达先令，此外，包括私立中学，政府将按每个中学生每学期学费29420乌干达先令补助校方，商业、技术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学费则高于普通中学，每人每个学期68733乌干达先令；在没有公立高中的314个乡，学生可以选择私立高中（有362所），政府以每人每学年47000乌干达先令补助校方。这一政策惠及城乡低收入家庭，约35万中学生，估计耗资1700万美元。

（三）教育体制

乌干达教育分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5个层次。但幼儿园教育不普遍，近年，政府开始关注幼儿学前教育。除3年幼儿学前教育之外，现行学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分小学7年、初中4年、高中2年和大学3～5年。每个学年始于2月，结束于12月，每个学年分3个学期，每个学期3个月，学期之间有3周假期，学年结束后的假期稍长。

1. 学前教育

根据教育体育部2007年报告，全国有717所幼儿园，其中，国营园15所，私立园490所，社区办园188所，其余24所为有关单位所办，共有52402名3～5岁儿童入园。政府资助学前教育仅占1.3%，非政府组织资助占91.2%。[17]为了发展儿童的早期教育，教育体育部制定了幼儿发展政策（草案）。目前，幼儿园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由于入园付费高。送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很少。

2. 初等教育

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初小1～3年级，高小4～7年级，入学年龄为6岁。初等教育开设英语、数学、普通科学和社会学科4门主课，为基础教育。小学毕业须通过上述4门主课考试及格，方可获得毕业证书。副课有基本生产技能、农业、斯瓦希里语、音乐、舞蹈、戏剧、体育和宗教知识。

1997年普及初等教育之后，小学生入学人数由1996年的306万人增长到1999年的630万人。2003年政府开始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小学教育，当年入学人数达到760万人，年增长率为5.6%，比普及初等教育前增长了1.49倍，净入学率增长86%。[18]2008年和2009年分别增长到796万人和830万人。

随着入学人数迅速增长，不断新建学校，教师数量也在增加。小学校由1996年的8531所增加到1999年的10597所，2003年增建到13353所，比1999年增长了26%。[19]在1996～2003年7年间，增建了4822所学校。2004年、2007年和2008年分别增加到13371所、14360所和15962所。到了2009年，小学校已增加到17127所。

1996年，全国小学教师有81564名，比1986年增加了8594名，增长了12%；2003年增加到145587名，7年内增长了78%。2008年小学教师增至159516名，比2006年的150135人增长6%。小学校学生与教师的比率逐年改善，2001年为58∶1，2004年为50∶1，2006年为48∶1。2008年入学增长率高于教师增长率，比率回升到2004年的50∶1。[20]2009年教师增加到168376人，学生与教师比率略有好转，为49∶1。

男女学生入学率差距逐渐缩小，1990年女生入学率占总入学率的44%，2003年提高到49%。[21]但城乡、区域之间存在差别，农村入学率比城市低；北部、东北部、西部教育条件不如中部和南部。2005/2006年度农村入学率为84%，城市为89%。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教育投资，教学条件有所改善，但学校配套设施仍然不能满足迅速增长的需要。如2003年平均87名小学生一个教室，2009年降到68人一个教室。在乡村中，经常可以看到在芒果树下，一位教师为100多名席地而坐的小学生讲课。小学生入学率增长虽然比较快，但中途辍学者很多，2002年能够完成小学7年学业的小学生占49.1%，2004年增长到62%；男生完成7年学业的占72%，女生占54%。[22]小学生升中学须经考试，升学率约为40%。

3.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学制6年，初中4年（亦称O级），高中2年（亦称A级）。初中开设7门必修课，包括英语、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历史和地理。农业原理与实践、英国文学和宗教教育为初中一、二年级的选修课，三、四年级学生选修课少至8门、多至10门。教育部要求初中毕业生不仅能够学会读写、计算，而且能够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初中4年通过毕业考试，可获得乌干达教育证书。

自1986年“抵运”执政以来，特别是2007年普及中学教育之后，中等教育有很大发展。学校和入学人数逐年增加，1970年全国普通中学有73所，在校学生5万人；1988年、2000年和2006年，先后发展到770所、1921所（包括29所技术和农业学校）和2286所。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在校学生分别增长到697507人、728393人和814087人。2008年，中学增加到2908所，其中公立、私立和社区中学分别为914所、1666所和328所，分别占31.4%、57.3%和11.3%。在这些学校中，1113所为走读学校，197所为寄宿学校，624所为半寄宿学校，其余974所教育部调查时未注明；在校学生为1088744人，比1970年增加了21倍多，比2000年60万学生增长了1.8倍多。[23]2009年在校学生1194454人，学校增加到3149所。

根据乌干达教育体育部计划处统计，2003年、2006年和2008年中学教师分别为38549人、42673人和57158人，2009年增加到65045人。但增聘教师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迅速增长的学生人数，学生与教师比率由1999年11∶1上升到2003年18∶1，2004～2008年期间为19∶1。同时，政府不断扩建教室，改善了就学条件，学生与教室比例逐年下降，2003年平均51人一间教室，2004年减少到48人一间教室，2008年降至平均35人一间教室。[24]

初中毕业后，学生可选择以下继续学习的途径：（1）外入高中；（2）进入中等技术或农业学校或学院学习；（3）就读师范学校；（4）进入政府部门开办的各类培训学校。

中学分三类，仅设初中（4个学年）或高中（2个学年）或两者兼有。根据乌干达教育部2008年统计数据，初中有1094所、高中15所，初中和高中兼有的中学824所；此外，还有972所中学教育部统计时未注明。

高中开设的课程平均为16～22门课程。22门课程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农业、英国文学、宗教教育、美术与工艺、音乐、法语、阿拉伯语、卢干达语、德语、拉丁语、斯瓦希里语、商务或企业家教育、家政管理、工业设计和电力与能源等。通过毕业考试的高中生可获得乌干达高中毕业证书，根据考试成绩，他们可继续深造，接受高等教育。

4. 高等教育

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实行自由化政策、允许私人或非政府组织开办学校以来，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创建起来。由1987年1所大学发展到2009年的5所国立大学、25所私立大学和70所大专院校，其中包括教师培训学院、商学院和职业专科学院等，此外，还有一些未被政府承认的高等院校。[2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等院校入学率年均增长10%～20%，近年增长速度加快。高等院校1969年在校学生人数为5341人，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增长到1万多人、1.7万人和5.97万人。2004年增长到10.8万人[26]；2005年达到12.4万人，比2004年增长了15%；2007年在校学生增长到155082人，其中公立大学学生53845人，私立大学学生42976人，其余为大专或专科学院学生。

乌干达大学实行奖学金制度，政府每年为4000多名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非政府组织及私人机构还资助公立大学的24366名大学生。同时，政府重视培养科技人才，对公立专科院校6000名学生给予资助。过去，乌干达公立大学学生完全由政府资助，包括学生的各种费用，2005/2006年度公立大学招生开始实行地区配额，每个地区有11个招生名额，以这种配额方式招生的学生每年约896人，全部费用由政府资助。

（1）公立大学

马凯雷雷大学　非洲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为中部非洲和东非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它位于首都坎帕拉，占地300英亩。前身是1922年建立的技术学校，开办之初，主要教授学生木工、建筑和机械技术，同年改名为马凯雷雷技术学院，后开设了医疗保健、农业、兽医学、工程学和教师培训等课程。1935年，马凯雷雷技术学院发展成为东非地区高等教育中心，生源主要来自该地区，也招收南部和西部非洲国家的学生。1949年该校增设了更多课程，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在东非地区则以马凯雷雷大学学院著称，1953年该校学生首次获得伦敦大学学历证书。1963年6月29日，马凯雷雷大学与内罗毕皇家学院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组建为东非大学，建立了独立的学位制度。1970年7月1日，东非大学分为内罗毕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马凯雷雷大学三个独立大学，分别为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国立大学。

20世纪50、60年代，马凯雷雷大学曾为非洲一流的大学，培养出一批杰出的非洲领导人，如尼雷尔、卡翁达和肯尼亚的汤姆·姆博亚以及坦桑尼亚第三任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和现任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等，以及很多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70、80年代，由于内战和经济衰败，大量师资外流，教学质量随之下降。1986年“抵运”执政后，马凯雷雷大学得以恢复和发展，目前正努力重振昔日的辉煌。

该校下设22个学院和机构，包括16所学院、1个研究所和1所研究生院。除农学院、文学院、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林业和自然保护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工科学院和兽医学院之外，成人继续教育学院、经济学院、环境和自然资源学院、统计与应用经济学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社会研究所是6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和研究机构。该校还设有4所专科学校，它们是教育学校、工业和美术学校、图书馆信息科学学校和商务学校。此外，该校设有儿童健康与发展中心和人权与和平中心，并开办夜校和校外学习班等。

2007年该校注册的本科生达33488名，硕士生1626名（包括外国学生），约占全国大学生总数（81187名）的43.3%。其中来自10多个国家的外国学生有2128名，他们占学生总人数的6.4%。2010年本科生约有3万人，硕士生3000人。

学校有教职工2036人，包括875名行政人员和1161名教学人员，其中包括37位教授、72位副教授、177位高级讲师、372名讲师、303名助理讲师和199名助教。

前任总理阿波罗·罗宾·恩西班比曾兼任校长，2007年10月任期届满，辞去校长职务，同年12月23日，蒙多·卡贡耶拉（Mondo Kagonyera），兽医学教授，被任命为继任校长。

姆巴拉拉科学和技术大学　乌干达第二所公立大学，是于1989年在姆巴拉拉助产士学校和地区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医学院。目前该校扩建了发展研究学院和理学院，还有计算机学院和热带森林保护学院。

克扬博戈大学　乌干达第三所公立大学，位于首都坎帕拉附近的克扬博戈山坡上。2001年，它由乌干达克扬博戈工艺学校、克扬博戈师范教育学院和乌干达特殊教育学院合并建成。该校设有6个学院，包括人文学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理科学院、特殊需要与康复学院和职业研究院，下设27个系。

古卢大学　建于2002年，位于北部古卢市郊区。该校设有科学教育学院、商务与发展研究学院和医学院等。

布斯泰马大学　是一所农业大学，建于2007年，前身是1968年苏联援建的农学院。主校园位于东部布西亚地区布斯泰马，其他5个校园分布在东部托罗罗、姆巴莱、卡里罗、帕里萨、索罗蒂和卡穆里地区。该校设有农业科学、农业机械、农业商务、计算机工程和纺织工程等专业。

（2）私立大学

25所私立大学中10所与宗教有关，它们是：乌干达基督教大学（基督新教，1997年成立）、乌干达殉教者大学（天主教，1993年）、乌干达伊斯兰教大学（1988年成立）、恩德杰基督教大学（1992年成立）、布盖马大学（1994年成立）、布索加大学（1999年成立）、乌干达五殉节大学（2005年成立）、非洲基督教圣经大学（2005年成立）、斯图亚特主教大学（2006年成立）、圣徒大学（2008年成立）。其余大学为恩昆巴大学（1999年成立）、坎帕拉大学（2000年成立）、费尔兰大学（2005年成立）、坎帕拉国际大学（2001年成立）、穆特萨一世皇家大学（2007年成立）、卡巴莱大学（2005年成立）、月亮山大学（2005年成立）、库米大学（2004年成立）、阿加汗大学（2001年成立）、卢加兹大学（2007年成立）、圣劳伦斯大学（2007年成立）和国际健康科学大学（2008年成立）等。

5. 专科教育

（1）职业技术学校

职业技术教育分初级、中级和高级3个层次，初级技术学校相当于初中，学制3年，主要招收小学毕业生，教授各种技术和工艺，通过毕业考试可获得普通技师文凭。另外，还有职业技术培训的社区工艺学校。

中级技术学院或商业学院学制为两年。至少通过一门主课物理和辅课数学的考试，方可授予乌干达高级教育证书（相当于高中）。

高等技术学院有两年制和3年制（相当于大专）两种。两年制的学校通过毕业考试可获得高级技师文凭。3年制的乌干达工艺学校可取得电机工程普通文凭。

乌干达经济发展日益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因此，政府十分重视各类技术和职业教育，并资助和开办不少技术或专科学院，包括商学院、技术学院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学校。

全国高等技术学院由1970年2所发展到2006年116所，其中101所为公立，5所私立，社区3所，它们分别占大专院校总数的87.1%、4.3%和2.6%。近年由于资金不足，很多学生等待欧盟教育援助，致使招生人数起伏，2003年入学人数2.6万多人，2004年2.55万人，2005年下降到约1.56万人，2007年增加到4万多人。2007年政府实行普及中学教育包括职业技术学校。公立技术和职业学校的73.3%是寄宿学校，13.8%为半寄宿学校（部分学生住校）。29所公立初级技术学校入学人数为7361人；中专和大专技术学院33所，在校学生7150名。此外，还有4所全国商务研究学院，5所乌干达商学院和5所培养高级技术人才的乌干达技术学院，以及16所社区工艺学校。

（2）师范学校

在乌干达，小学至高中教师须持3级至5级教师资格证书，受过专业培训。小学教师分初小和高小教师，初小教师须持有3级初等师范学院学历证书。3级初等师范学院，学制为2年，相当于高中。4级师范学院学制1年，主要培养高小教师，只有获得3级学历证书之后才能攻读4级师范学院的课程。

全国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或大学，主要培养中学教师，也就是5级教师，学制一般2年。也有3年制师范学院（相当于大专），主要为4级教师升入5级教师开办的。高二教师须持有教育学士学位。2006年，全国有6所公立、3所私立国家级师范学院以及45所初级师范学院。政府分别向初级师范学校学生和全国师范学院学生提供100%和80%的资助。2006年，师范学校和学院的在校学生有16239人，其中全国师范学院学生为10997人，包括公立学院学生7083名。

近年，政府加大了力度培养师资队伍，以缓解中小学义务教育带来教师短缺的压力。

政府对非正规教育也给予关注。针对前几年北部安全问题、贫困或边远地区等社会、经济和环境原因造成学生失学，政府与一些机构采取了适应当地的、多种形式的教育方式，如对超龄或在边远牧区或渔村孩子，特别是对卡拉莫贾牧区的儿童实行灵活、可选择的基础教育，为失学儿童提供更多的就学机会，包括城市贫困地区提供特定的基础教育等。2005年，全国有非正规学校445所，目前，小学生有47815人。此外，政府还为残疾儿童提供特殊教育。

政府也重视发展成人教育，自1992年起，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开始在全国落实成人识字规划，到了1999年，成人识字运动在26个地区，取得很大进展。目前，不少继续教育学院也开设各种远程、函授教育等。

第二节
科学技术

乌干达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由于科研经费不足等不利因素的限制，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科技发展有较大差距。科研落后及科技人员严重短缺，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政府为此，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和发展。首先，建立科研机制。1990年，成立了乌干达全国科技委员会（The Uganda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为经济计划发展部附属机构），其董事会由32名科学家组成。该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发展计划中有关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指导和协调国家科研发展。其次，注重培养科研及科技人员。1987～1997年，理工科学生占大专院校学生总数的17%。同一期间，科研与发展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平均每百万人中有21位科学家或工程师和14名从事科研与发展的技术人员。[27]近年，乌干达新建不少大学，大学生人数得以增多，但他们大部分选择文科，理工科学生仅占大学生总数的10%，远远低于国际上理工科学生平均约占40%的标准。目前乌干达全国持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不到500名，每年授予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人不及10人。为此，政府要求所有大学开设自然科学课程，改善科研与技术条件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健全和完善研究机制，确保国家政策与计划的实施。如从2005/2006年度起，要求每年由政府资助的4000名大学生中70%攻读自然科学或其他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学科。此外，自2005年起，教育部规定自然科学作为初中学生的必修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28]再次，吸引外资投资科技项目。2007年，全国科技委员会制定了千年科学启动项目，以提高国民科技水平和能力，得到了世界银行5年内资助3300万美元的大力支持。该项目主要注重和提高教育、医疗卫生、供水和卫生设施、农业和能源等部门的科研和技术水平。最后，建立奖励制度。成立由全国科技委员会管理的全国创新基金，扶持和资助了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农业机械化、灌溉、粮食仓储和加工及自然保健产品方面24个小发明和创新。为鼓励科技人员的进取心和创新，政府设有全国科技委员会科技奖和总统科技杰出奖，颁发和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2006年，总统科技杰出奖首次颁发给9名来自大学、科研开发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奖励他们在研究、革新和科技培训和教育上的成就，同时还奖励了其他40名对国家发展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29]

近些年，在科研和科技应用上，乌干达人克服种种困难，作出了不少突出的成绩和贡献，尤其在医学研究、农业研究和信息通信技术方面的成就更突出。

一　农业科技与推广

乌干达农业科研工作始于1898年，当年在恩德培建立了第一个种植园内最先研究咖啡、棉花和橡胶等经济作物研究站，以后在纳木龙格、塞雷雷和卡旺达等地先后建立了一些研究站。研究站以培训人员、推广技术为主，兼做农作物研究工作。独立后，政府曾根据农作物类别建立了若干个农业研究机构，包括棉花研究所、咖啡研究所、谷物豆类研究所，以及油料作物、烟草、农业化学和土壤科学等各类农业研究所。内战期间，所有研究所和研究站遭到破坏，一些研究所的图书馆被洗劫一空，造成系统的资料和设施的丢失或损坏，以致目前乌干达农业科研与世界水平差距甚大。

1992年以前，农业科研是在农业部下属若干个不同的研究中心进行的。1992年国家农业科研组织（NARO）成立，它主要负责病虫害防治、农业技术研究与发展、推广农林牧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协调和指导农业科研活动等。2005年，根据议会通过的一项法案，国家农业研究组织由6个国家级研究所和9个（2010年有7个）区域性农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重新组建。它们是乌干达最大和最重要的农业研究机构，约有18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1/3持有博士学位。国家级研究所包括农作物资源研究所、渔业资源研究所、林业资源研究所、畜牧业资源研究所、半沙漠资源研究所和农业实验研究所。其中位于纳木龙格的全国农作物资源研究所，从事香蕉、咖啡、花卉、玉米、豆类、甘薯、木薯和谷物等研究。除上述研究所之外，马凯雷雷大学农学院也从事农业科学研究。

为了培育出高产作物和抗旱、抗病虫害强的良种作物，政府对农作物研究极为重视，并给予投资帮助，使科研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研究人员对木薯花叶病、咖啡萎蔫病的控制和防治，以及对香蕉抗病虫害的研究都有所突破。研究人员与国外合作培育出两个能抗大豆锈病的新品种，分别为马克大豆1号（MAKSOY 1N）和纳姆大豆4M号（NAMSOY 4M），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并在2004年4月，经品种审定委员会正式审定通过。此外，研究人员还对无性植物栽培和育种、牲畜防疫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目前，乌干达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农作物生物技术栽，尤其对东非地区高地所产的香蕉进行了生物技术栽培，由于产量高、质量好、农药使用量少，并有利于控制病虫害，深受农民的欢迎。据称，一旦生物技术产品投放市场，乌干达农产品收入将会大幅度增加。

此外，不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科研人员荣获了国内外各种奖项，如2009年，乔莉·卡比里兹（Jolly Kabirizi）的豆科实验获得非洲妇女科学竞赛奖第四名，查尔斯·拉古的《坎波罗（camborough）猪育种的推广与评估》一文获得非洲青年科学专业竞赛奖创新和通讯报道特别奖，马凯雷雷大学农学院约翰·穆永加（John H.Muyonga）教授的食物营养研究获得意大利发展中世界科学院（TWAS）青年科学家奖。

除科研之外，政府还重视技术推广工作。一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农业研究组织的体制，使之贴近生产者，便于推广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及时了解生产者的需求，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自1994年起，政府在农村建立了技术网站、技术服务与推广站或中心。技术人员将农民自下而上组织起来，为他们举办技术交流会或研讨会，在技术上给予具体指导，帮助他们识别病虫害，提高防控能力。

二　电信技术

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现代电信技术近年来在乌干达得到广泛应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电信技术就得到政府的重视。首先，政府开放媒体通信，允许私人经营，增加了竞争机制，使各公司竞相更新电信技术。其次，免除所有与电信技术有关的设备的进口税。再次，政府关注农村地区的电信技术发展，建立了农村通信发展基金，特别向落后偏僻地区倾斜。[30]最后，吸引国外投资，并与国外援助机构合作，建立电信技术应用机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1997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在乌干达全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配合下，成立了国家阿卡西亚咨询委员会（The National Acacia Advisory Committee，NAAC），启动了阿卡西亚项目，[31]帮助制定有关政策和实现电信新技术提供帮助。[32]21世纪初，荷兰国际通信发展研究所与乌干达政府就建立农村地区销售信息化服务签署了协议，旨在农村地区实现信息化。近年，26个位于偏僻地区的农村合作公司参加了他们的农村信息系统项目，建立了信息中心。2010年，他们还将在农村增建10个信息中心。[33]

三　医学科学

乌干达医学界在国际机构资助下，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艾滋病感染率在乌干达某些地区高达30%，到2010年，成人感染率降至6.2%，有效地控制了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这些都离不开医生、医学科研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其中乌干达病毒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斐然，它对20多种虫媒病毒进行了研究和控制，包括西尼罗河病毒等。尤其在艾滋病病毒的研究上，该研究所已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在管理和协调临床实验，包括对艾滋病病毒潜在疫苗的实验上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该研究所在埃博拉病的防治上也有很大进展，研究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与美国专家合作，将感染者的致死率由原来53%～90%控制到40%以下，大大低于非洲其他国家，如其邻国感染者的死亡率高达90%以上。其中在2000年为此献身的马修·卢克韦亚（Matthew Lukwiya）医学博士，不顾个人安危，救治了60%以上的病人，使死亡率降至40%以下，在医学上创造了奇迹。此外，生物医学技术实验室主任、医学博士托马斯·奥格旺（Thomas Ogwang）在寄生虫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上的研究成果突出，他在2000年获得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授予的生物学奖。

近年来，医学研究与教学得到国外大量资助，促进了医学科研的发展，改善了包括充实和更新实验室设备等科研条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和医务工作者。

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　文学

（一）口头文学

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千百年来，乌干达各族人民用口述方式传承着各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包括：祖先创世的神话传说、各族头领与勇士们的传奇事迹、王国历史以及各种寓言和民间故事等。人们通过口头文学传递着尊老爱幼、福祸共享、兄弟姐妹般的互助友爱精神以及服从酋长和长辈等凝聚族人力量的传统道德，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安宁与秩序，同时也激励和鼓舞一代代后人继续发扬与继承。这种代代口口相传的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淀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现在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

乌干达的口头文学丰富多彩，各部族的口头文学充满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其中还穿插着不少寓言、谜语和谚语等，不仅使文学生辉，而且寓意深远。大多传说故事不是说明就是讲解在社会和家庭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其中很多故事将动物拟人化，所描述的生活、劳动、相互交往的环境与条件以及思维与人类一样，有的代表善良、有的代表公正和勇敢，也有的代表狡猾和愚蠢。传说和寓言故事中常常借野兔与龟的特点教育子孙应具有谦虚、持之以恒的美德。有时也将一些植物如树木拟人化，以此教育和开导人们。

口头文学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在孩子的眼里，父亲无所不知，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孩子健康成长是父亲的责任。时至今日，很多家庭在晚饭之后，常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围绕在父亲或其他长辈身边，静静地听他们讲述着有趣的故事。

在社区讲民间故事的人享有较高的威望，那些以娱乐表演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口头文学，更深受群众喜欢。

千百年来，口头文学练就了非洲人较强的表达能力和记忆力。在当今的非洲，从杰出的政治家到普通百姓，都会用诙谐、真诚、热情的语言，充满智慧的谚语和比拟的方式讲话或谈天说地，打动着不少在场的听众。目前，口头文学在民间依然流行，同时也不断添加现代社会中的新内容。

（二）现代文学

乌干达现代文学是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到来之后发展起来的。英国人带来了他们的语言——英语，并将当地语言用拉丁字母拼写成为书面文字，其中卢干达语于1880年创制成书面文字。由于殖民者最早进入布干达，并偏重发展该地区，因此文学创作先于其他地区发展起来。1896年，卢干达文《圣经》首先问世。随后不少口头文学用文字记载出来，其中乌干达文学界的重要人物阿波罗·卡格瓦（Kagwa）[34]，是位多产作家，也是布干达王国前首相，曾就布干达族和邻族的历史与习俗著书。他作于1901年卢干达文版的《布干达国王》，1971年被译为英文，迄今该书仍是乌干达历史方面的一本重要读物。此外，他还在1902年、1904年和1905年先后出版《巴干达民间故事》《蚂蚱氏族手册》和《巴干达人的习俗》等书。其他乌干达著名作家有卡格瓦的秘书汉姆·穆卡萨（Ham Mukasa，1868～1956）、布干达国王道迪·契瓦二世（Daudi Chwa II）[35]、E.S.基龙戴（Kironde）和威廉·基贡戈（William Kigongo）等，但他们的作品局限于传记、历史和习俗等。

1948年，东非文学局建立后不久，斯瓦希里语和卢干达语双语杂志创刊。同时，该局每年出版英语、斯瓦希里语或其他地方语言的书籍，主要用于扫盲和宣传说教，而小说和诗歌等体裁的文学作品到了1953年才开始出现，且以卢干达语为主。如迈克尔·巴兹·恩辛比编写的儿童读物《听话的仆人》（1953年出版）、爱德华纳·卡维雷（Edward Nawere）的长篇小说《他们买下一个穷汉》（1954年出版）和Y.B.鲁巴姆布拉的诗歌《若干支歌》（1958出版）等。其他地方语言作品先后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其中有卢奥语[36]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的牙齿白吗？那么笑一笑》于1953年出版，作者是著名文学家奥科特·普比泰克（Okot p'Bitek，1931～1982），J.P.奥西蒂作于1960年的短篇故事集《人人都有得意日》，恩科莱语的代表作《安科莱历代国王》是A.G.卡塔特和L.卡穆贡古努于1955年合著的。尼奥罗语早期作品是提莫西·B.巴扎拉布萨（1912～1966）的长篇小说《阴阳界》（1963年出版），第一部用索加语创作的民间故事集《巴索加族的故事》（1967年出版）的作者是E.J.里亚瓦拉-勒旺加。

殖民地时期，乌干达文学作品主要以地方语言为主，英语文学创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1958年，马凯雷雷大学创办文学杂志《笔尖》，为初露头角的作家们提供了创作平台，而英语文学创作真正发展起来是在60年代中期。代表作为1965年出版的《源于东非》，是由马凯雷雷大学讲师大卫·库克将《笔尖》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汇编成册。马凯雷雷大学是东非教育中心，亦是培育该地区作家的摇篮，因此该书的作品不乏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作者。1961年，一位印度裔青年作家创办了《转变》杂志，主要刊登有关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章，同时发表文学作品，为非洲青年作者提供了创作平台。

独立后，特别是60年代，是乌干达文学创作的春天，一批著名作家和诗人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主要围绕三大主题，（1）强调非洲传统价值，抨击西方教育、文化及其制度；（2）揭示60年代后期政府对布干达地区实施暴力和高压统治，以及干达人的恐惧、艰辛的生活；（3）有关道德观、人生观的作品。

其中，奥科特·普比泰克（Okot p'Bitek）为乌干达和东非地区最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他作于1956年的自由体叙事长诗、阿乔利语版的《拉维诺之歌》（Song of Lawino ）于1966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后轰动文坛。这首长诗以一位被丈夫抛弃、名叫拉维诺的妇女之口痛述丈夫奥科尔追求西化，不顾传统道德，抛弃糟糠之妻，与西化女子结合的故事。言语中充满了对西化教育、基督教和追求西化的社会风气的怨恨，抱怨西化教育从和谐有序、崇尚德行的传统社会拖走了她的丈夫，同时在悲愤中表达了对丈夫弃之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赞颂之辞。这首长诗不仅在乌干达，而且在全非洲是最有影响的诗歌之一。他的另一部诗作《奥科尔之歌》（1970年出版）则以拉维诺前夫奥科尔之口为其狂热追捧西方文化，追求繁华的城市生活，抛弃糟糠和娶西化妻子等行为的自我辩解，同时揭示了奥科尔在社会变迁中的自私本性以及内心挣扎与苦恼，回击了社会上对奥科尔现象的苟同与争辩。他的又一部长诗《囚徒之歌》（1971年发表）是为其朋友肯尼亚著名政治家姆博亚遇害和自己又被无端指控扰乱秩序而被捕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创作的长诗《玛拉亚之歌》（1971年出版）以一个街头妓女之声揭示了社会问题，同时抨击了社会精英对妓女既玩弄又谴责的伪善面目，并认为妓女的出现在传统社会闻所未闻，是新兴城市的产物。通过上述四首长诗，奥科特·普比泰克歌颂了阿乔利人的传统文化，批评西方文化和教育给非洲社会带来的弊端。他的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我的爱之角》（1974年出版）、民间故事集《野兔和犀鸟》（1978年出版），以及他编辑的《阿乔利人谚语》（1985年出版）。奥科特·普比泰克的最大贡献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和影响本土文化之时，他的文学作品维护了非洲价值观，宣扬了非洲文化和民族意识，创立了非洲创作风格。

奥凯洛·奥库里（Okello Oculi）是另一位著名作家，1942年，生于利拉地区。他的作品充满了民间智慧、谚语，宣扬了非洲价值，谴责欧洲殖民者的虚伪。他的叙事长诗《孤儿》（1968年出版）和长篇小说《妓女》深受奥科特·普比泰克写作风格的影响。《孤儿》将小主人公的遭遇寓意为，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诱惑的一代非洲人抛弃和背叛了非洲，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呼吁人们回归传统信仰。《妓女》讲述一位女青年被一个村级政治家作为行贿礼物送给上层政治领导人后被抛弃而沦落为妓女的故事，以此揭露资本主义及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弊端。

另一位受奥科特·普比泰克影响的作家是约瑟夫·布鲁加（Buruga），卡夸族人。他的长诗《被遗弃的茅舍》（1969年出版）与《拉维诺之歌》的风格和语言相近，关注并谴责非洲价值观受到西方的影响和腐蚀。

罗伯持·塞儒马加（Robert Seruma）是一位小说家、剧作家。他的小说《重做鬼影》（1969年出版）描述的故事背景是在一个政治社会动荡的国家，主人公卷入了政变，很多人被无辜杀害，自己也被鞭打至昏，冥冥之中他见到一些鬼影从墓地飘过来，要求做一个内心与外在一致坦诚的人。

作家埃内里科·塞鲁玛（Eneriko Seruma），实为亨利·S.金布奎（Kimbugwe）的笔名，干达人。他擅长写长篇和短篇小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于东非文坛。他的长篇小说《经验》（1970年出版）以辛酸的笔触，描述了一个非洲人在美国白人世界挣扎度日的生活。主人公试图完全改变自己，接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的遭遇近乎导致其精神崩溃。这部文学作品以表现主义手法展示了当代的非洲状况。他的短篇小说集《出卖心脏的人》（1971年出版）描述了一些美籍非洲人饱含辛酸的经历。其中一篇与书名一致的短篇小说《出卖心脏的人》讲述了主人公在《新闻周刊》刊登出售其心脏的广告，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了与女秘书苟合，需要心脏移植来增强精力，于是购买了主人公心脏的传奇故事。作者揭露和讽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描述了非洲人在美国的艰辛生活。

提摩西·巴扎拉布萨（Timothy Bazzarabusa）是西部尼奥罗人，他的小说多是描写爱情和侦探故事，宣扬人性的道德理念。他的第一部小说《死亡时刻》讲述了主人翁杀人未遂，两次逃跑，最后被捕的故事。小说《卡尔亚克和马隆加》描述主人公卡尔亚克受过良好教育，因一念之差偷了一辆车，当他悔过并决定归还时被警察伏击而逃跑，后在女朋友马隆加的劝说下投案自首的故事。另一部书名叫《我不会死》，讲述一个人被医生诊断不久人世，从精神近乎崩溃到重新安排生活的故事。

1971年，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许多作家逃亡他国。因此，70年代的乌干达文学多以流亡文学为主。其中有奥斯汀·布肯亚（Austin Bukenya）的讽刺小说《人民的大学士》（1972年出版）。理查德·卡尔·恩蒂鲁（Richard Carl Ntiru）的诗集《紧张》，以及收入到《现代非洲诗歌》（1999年企鹅出版社出版）的诗作《假若这是真的》和《超短裙》。伯尼·卢贝加（Bonnie Lubega）的第一部小说《燃烧的丛林》（1970年出版）描写了一个牧童与村长之间的冲突；他于1971年出版的《流浪者》讲述了干达人轻视为其放牧的巴拉罗人移民，其中一位名叫卡雷克耶西的移民用智慧战胜了剥削者；他的其他作品《伟大的动物领地》（1971年出版）和《哭泣，丛林孩子》（1974年出版），则关注非洲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和面临威胁的问题。

戴维斯·塞布基马（Davis Sebukina）创作的小说《卡比拉的儿子》（1972年出版）和《半个兄弟》（1974年出版），讲述在政治动荡背景下普通家庭发生的故事，借以讽刺现代政治。戈弗雷·卡里穆戈戈（Godfrey Kalimugogo）的短篇小说集《敢于去死》（1972年出版）和《树林的脉搏》（1974年出版）等文学作品，则描写了政治暴力、权力倾轧以及百姓朝不保夕与命运抗争的故事。

这一时期，塔班·罗·里永（Taban Lo Liyong）是一位多产作家，也是非洲著名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影响仅次于奥科特·普比泰克。1939年，他生于苏丹南部，周岁时随家人移居乌干达。70年代末离开乌干达去朱巴取得苏丹国籍之前，他出版了十多部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集和诗集等。他的代表作有杂文集《定论》（1969年出版）、小说《穿制服的人》（1971年出版）、《另一个黑人死去》（1972年出版）和《未开发出来的民谣》（1976年出版）等。他认为作家不应当固守已被摧毁的传统社会统一宇宙学说，即统一的传统观念；应当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现代非洲人的世界观。

阿明政权倒台后，内战不断，直到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国家才恢复了秩序和和平，文学创作也得以发展。其中，诗人提摩西·旺古萨（Timothy wangusa）以诗集《敬礼：1965～1975年诗集》（1977年出版）而知名。1994年该部诗集增添了新内容重新出版，书名改为《尘埃图案：1965～1990年诗选》，主要描述农村的田园生活。他的小说《这座山上》（1989年出版）将非洲民间故事、谚语和基督象征主义融合在一起，讲述了主人公姆旺布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在乌干达传统社会中遇到的挑战。

近些年，一些作家创作获得不同的文学奖。其中，年轻诗人布辛格耶·卡邦巴（Busingye Kabumba）的诗集《我的灵魂悄悄地说》获得了乌干达全国图书信托机构2002年一等奖。丹尼尔·奥马尼亚（Daniel Omanya）的作品获得非洲作家信托组织2010年最佳故事大赛奖。目前活跃在文学界的作家还有摩西·伊塞家瓦（Moses Isegawa，1963年出生）。摩西·伊塞家瓦为塞·瓦瓦（Sey Wava）的笔名，他在1990年侨居荷兰，2006年回乌干达定居。他以虚构小说《阿比西尼亚历代记》在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出名。小说讲述了70年代一个归国留学生在阿明统治时期的升迁、失宠和心身遭到迫害等经历，以及其周围各种人物的变化和遭遇。

近年来，文学界涌现了一批获奖的优秀女作家，如乌干达第一位女作家、乌干达女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戈雷蒂·克约穆亨多（Goretti Kyomuhendo）。她发表了4部小说：《第一个女儿》（1996年出版）、《不再有秘密》（1999年出版）、《维拉的悄悄话》（2002年出版）和《等待》（2007年出版），还创作了儿童读物《不同的世界》（1998年出版）和其他短篇小说。她创作的《不再有秘密》，获得乌干达全国图书信托机构1999年一等奖。她主要关注妇女问题如家庭暴力和社会对未婚生育妇女的偏见与不公正的待遇等。格雷达赫·纳穆卡萨（Glaydah Namukasa）是一位多产女作家兼助产士，她的作品《梦之声》赢得2005年麦克米兰高级非洲作家奖。另一位女作家莫妮卡·阿拉克德·恩耶科（Monica Aracde Nyeko）的短篇小说《詹布拉树》，获得2007年英国凯恩非洲文学奖；她的另一本书《奇异果》曾列入2004年凯恩奖候选作品名单。还有一位知名女作家和诗人米尔德里德·基孔科·巴里亚（Mildred Kiconco Barya），她的第一部诗集《男人喜欢巧克力，但不说》，获得乌干达全国图书信托机构2002年奖；她创作的小说《我们留下了什么》曾荣获泛非文学论坛非洲小说奖；她的诗集《记忆的代价：海啸之后》（2006年出版）赢得不少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女作家杰姬·布代斯塔·巴坦达（Jackee Budesta Batanda）擅长创作散文、短篇小说和儿童读物，她的作品《与我跳舞》荣获2003年非洲地区英联邦短篇小说大赛奖；儿童读物《蓝色弹球》被列入2004年麦克米兰非洲作家奖的候选名单；她创作的小说《阿蒂塔》曾被凯恩非洲文学奖提名，它讲述了被战争蹂躏的北部古卢地区名叫公阿蒂塔的爱情故事和希望；她的多篇作品常见于《瓦萨菲里》、《移动的世界》和《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如短篇小说文集《平凡的人们》和小说《我们的悲痛时代》等。其他知名女作家还有阿耶塔·安妮·旺古萨（Ayeta Anne Wangusa），她的作品有《母亲回忆录》和由她主编的有关农村妇女的故事选编《希望的眼泪》。女诗人苏珊·基古利（Susan N.Kiguli）的第一部诗集《非洲传说》获得1998年全国图书信托乌干达诗歌奖，并于一年内售罄，创乌干达图书销售纪录，以后多次重版。

乌干达许多知名作家和诗人大多曾在国外留学、流亡或侨居，他们用生动的笔触，以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虚构或讽刺小说、短文、文学评论等，描述处于社会变迁、不同政治时局下的人生百态，抨击社会弊端，讴歌勇于抗争、顽强生活的普通人，宣扬本土文化，赞美乌干达恬静的田园生活。近些年，乌干达文坛不少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给和平年代的乌干达带来生机和精神食粮。

二　艺术

乌干达的艺术极为独特，且引人入胜，艺术种类从蜡染画、水彩画和油画、尼耶罗（Nyero）古老的岩石画、树皮画，到丰富多彩的木雕艺术和努比亚的各色篮子等精湛工艺品，不一而足。

在乌干达几乎所有的村庄中，有很多擅长制作工艺品的工匠，制作出品种繁多，包括用树皮布缝制的衣物、垫子和毯子，款式各异的包和鞋类，独具特色的桌椅、凳子及各种精美的篮子，各种面具，还有鼓、琴等乐器。这些工艺制作技术代代相传。年长的工匠因掌握技术备受尊重，他们通过口传手教传授给下一代。乌干达各族群的工艺品和制作技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在首都坎帕拉，很多市场都出售和展示上述各类工艺品。

乌干达现代画家和雕刻家多采用西方绘画技术，创作出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品，弘扬当地文化。不少艺术家来自马凯雷雷大学玛格丽特美术学院；也有在欧洲和美国受过专业培训的艺术家，如弗朗西斯·纳根达（Francis Nnaggenda）。他的大型雕刻多表现出人类不可战胜的斗志、勇气及爱的力量。其中《战争受害者》的雕刻曾在马凯雷雷大学展出，以纪念70、80年代备受战争蹂躏的乌干达人苦难的经历和顽强的生命力。画家伊格纳休斯·赛鲁丽奥（Ignatius Sserulyo）的艺术创作主要表现在大型壁画上，题材多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息劳作和神话传说故事为主。不少乌干达人偏爱艺术，自1992年以来，马凯雷雷大学玛格丽特美术学院每年毕业40多名学生，其中一些人成为美术教师或画家，其余的人多作为形象艺术家在商业部门就业。

三　戏剧、电影与电视

乌干达的传统戏剧多以当地语言和英语进行表演，题材丰富，栩栩如生。一般民间传统戏剧，多为娱乐性的即兴表演，没有固定的剧本。现代乌干达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在殖民之后发展起来的，多为乌干达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

在西方文化侵入之前，乌干达传统剧种多样，且源远流长，它包括各类口述的传说神话故事，特别是老年妇女大多多才多艺，模仿故事中不同角色的声音，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单调的生活带来欢乐。此外，还有各类仪式的表演，包括布干达宫廷艺人表演和布尼奥罗王宫的滑稽或笑话小品等。歌舞剧则以一人领唱众人合，不分观众和演员，所有在场的人都参与其中。无论是民间戏剧还是现代剧，在沦为殖民地至1946年以前发展不大，一是因为教会认为当地传统表演方式落后、不文明而加以压制；二是学生对教会学校排练的英语话剧兴趣不大，热衷于表演使用方言、具有地方特色的滑稽剧，但不被殖民者看好；三是殖民政府不鼓励传统戏剧表演。

（一）戏剧

直到二战之后，特别是1946年，穆科诺神学院意识到戏剧的重要性，允许学生根据圣经故事用地方语言和自己的想象力编排话剧，并开始教授表演技巧。其中在1949年上演的话剧《你在那里吗》最为知名。同时，殖民政府也开始鼓励青年团体、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种戏剧大赛，随后产生了剧本创作。这时期，作家大多根据传统故事编写话剧剧本，如《卡诺的牛群》和《基塔米女王》。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和演员涌现，其中不少人毕业于马凯雷雷大学。

独立后，文学艺术得到重视，特别是表演艺术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这时期，不仅发扬和发展了传统戏剧，西方戏剧也为表演艺术家们所用，尤其是话剧，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剧作。

此时的剧作，除了娱乐性之外，大多反映了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了戏剧的民族性，而且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到了60年代后期，由于奥博特政府压制干达人，在布干达，戏剧内容大多表现了对当局的不满和批评，出现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剧作家。

威克里夫·基因吉（Wycliffe Kiyingi），第一位用地方语言——干达语创作的剧作家，他创作了很多干达语剧本，包括戏剧、广播和电视连续剧等。1958年他创办了校园戏剧节，组建了巡回剧团。

拜伦·卡瓦德瓦（Byron Kawadwa）是独立以来乌干达最著名的剧作家。他利用戏剧借古讽今、批评当局，如半歌剧《圣查尔斯·卢安加》和《万格科科之歌》，在阿明执政期间遭到暗杀。

罗伯特·塞鲁马加（Robert Serumaga），东非现代戏剧创始人之一，创立了以音乐为背景的哑剧。他创作的《马詹奎》、《一部戏剧》和《大象》，反映了当时布干达政局紧张以及人们恐惧不安及困苦的生活。

约翰·鲁甘达（John Ruganda）以1972年创作的剧本《负担》而知名。

在阿明执政期间，为了避免遭迫害，一些剧作家放弃了政治性强的戏剧，开始从事喜剧、滑稽剧或讽刺剧的创作，而更多的剧作家选择逃亡到邻国肯尼亚、坦桑尼亚或西方国家。直到1986年政局稳定之后，戏剧创作才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年剧作家重振旗鼓，青年剧作家层出不穷，作品题材和剧种丰富多彩，除音乐剧、哑剧或滑稽剧和话剧之外，还有舞剧、儿童剧和木偶剧等。这一时期出现了下列主要剧作家。

乔治·塞伦巴（George seremba），著名剧作家，其剧本《好雨来吧》讲述了一个巴干达女孩遭到后母嫉妒而被活埋的民间故事。

奥斯汀·布肯亚的剧本《新娘》于1984年上演，主要针对非洲精英的奢侈、自命不凡进行了批评。

卢布瓦·普琼（Lubwa P'chong）是位剧作家兼诗人。他的主要剧作《最后的旅行》和《我在呻吟中说话》，反映了独立后乌干达人的生活，其他剧作有《部长的妻子》、《主教的女儿》、《不要连根拔掉南瓜》、《男亲属和女亲属》和《疯子》。

查尔斯·穆莱克瓦（Charles Mulekwa）是位现代知名剧作家。他发表了10多部剧作，题材包括冲突与战争、艾滋病与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有关反对女性割礼和其他社会陋习等。他的剧作一般反映社会问题，常引起社会反响，并获得国际大奖，如1990年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我心中的女人》，荣获1991年全国剧本奖，讲述了一个妇女坚持给儿子挑选媳妇的故事，提示父母不要干涉儿女婚事。1993年他的另一部剧作《第十一条戒律》获奖，剧情是一个15岁的女孩仅因她与一个男孩交往，被继父认她被强奸，最后发现她还是个处女的故事，以此揭露和抨击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现象。1995年他创作的电视剧《绝不反对你》获得BBC表演奖，该剧批评彩礼风俗，指出它已成为人们的负担。

罗斯·姆博瓦（Rose Mbowa），是位知名的女剧作家和演员，曾为马凯雷雷大学戏剧系教授。她的代表作《醒着的和睡着的》和《乌干达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先后在70年代末和1987年上演。

嫫西·米伦贝（Mercy Mirembe）博士，也是位女剧作家，任教于马凯雷雷大学戏剧系。她发表的剧本有《村里的腐败酋长》和《女士，你嫁给我吗》《女士，你嫁给我吗》反映了家庭暴力，2002年上演时正值国家女副总统号召反对家庭暴力，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乌干达建立正规的演出剧团始于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传教士通过戏剧教化当地人，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演出也能挣钱，因而巡回演出剧团因应运而生。40年代之后，殖民政府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宣传殖民政策，鼓励社区成立剧团。马凯雷雷大学早在殖民时期就组织学生成立巡回剧团，对乌干达现代戏剧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1959年，坎帕拉国家剧院建成后，上演了多种戏剧。70～80年代初，国家剧院关闭，直到1986年政局稳定后表演艺术才在剧院重放光彩。90年代该剧院经过翻修后，每年歌舞节都在此举行歌舞汇演。目前，乌干达戏剧团体协会总部也设在该剧院。除国家剧院之外，乌干达还有私营剧院。

（二）电影

乌干达电影业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市场有限而发展不足。乌干达最早被摄入的影片是美国电影《红尘》（1953年）和《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以及讲述伊迪·阿明兴衰的故事片《一代暴君》（1981年）。国际导演、制片人米拉·奈尔（Mira Nair）在拍摄电影《密西西比风情画》（1989年）和《狮子王》（1994年）时，在乌干达拍摄了部分外景。纪录片《不容易》是美籍印度裔人约翰·瑞博根据一部有关艾滋病题材的戏剧改编、在乌干达拍摄的。《出生在非洲》则记录了乌干达流行音乐家菲利·卢塔亚与艾滋病斗争的真实的生活故事，引起很大反响。

本土电影制作在内战之后开始起步。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有《孪生养子》《失去的胜利》和《危险的抉择》；21世纪初拍摄的纪录片有《有难之友》和《充满活力》。

2002年9月，乌干达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大湖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成立。它是由一家德国电影制片公司和一家乌干达媒体公司合资的企业，主要生产纪录片、故事片、肥皂剧、闭路影视片、音乐视频片、图像胶片和具有国际标准的商业广告等。自成立以来，该公司为国际组织拍摄了20多部纪录片和闭路影视片。它拍摄的电影《充满活力》在赞比亚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帆奖中的东非最佳影片奖。它出品的乌干达第一部12集肥皂剧《手拉手》也获得好评。

另一家电影公司伊瓦蒂（IVAD）是乌干达女制片人卡罗尔·坎亚（Carol Kamya）于1999年在伦敦创建的，2003年卡罗尔·坎亚回国，次年公司迁回国内。她导演的故事片《伊玛妮》（斯瓦希里语，意为信念）被2010年2月柏林电影节提名为最佳故事片之一，讲述了一个曾被判军抓走充军的童兵的故事。

其他从事电影、电视剧、影像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和电视广告制作和提供服务的公司有：国际媒体观察、1999年成立名人娱乐公司（从事电影音乐制作）和数字转换服务公司。

乌干达的电影市场不大，一是在乌干达的城镇和乡村商贸中心中录像厅比比皆是，在全国约有3200家，其中坎帕拉就有800多家，它们播放各种各样的电影。特别是近些年，尼日利亚电影业号称“诺莱坞”的电影拷贝已成为乌干达录像厅播放影片的重要来源。此外，很多政府机构也通过这些录像厅播放官方新闻片，宣传政府政策。二是城镇地区和部分乡村可以收看到电视节目，即使很多人挤在一部电视机前看电视，也其乐融融。三是人们收入低，不愿将有限的生活费消费舒到电影院里消费。目前在坎帕拉仅有3家电影院，其中一家的为国营多厅电影院，能容纳615名观众。其他两家为商业性电影院。

近年，电影业有所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增强了信心，他们试图建设属于本国的称为“乌干坞”的电影业。为此，2002年乌干达电影电视学院成立，为电影和电视制作培养人才。2004年，坎帕拉首次举办了阿马库拉（Amakula）坎帕拉国际电影节，主要放映非洲本土制作的电影，得到当地人的好评。实际上，乌干达人喜欢本地题材的电影，一些电影制片人模仿尼日利亚诺莱坞电影的基本制作方式，采用低成本操作，将电影直接做成录像带或DVD，大受群众欢迎。

四　音乐与舞蹈

自古以来，乌干达人能歌善舞，酷爱音乐与舞蹈，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老病死、婚葬喜庆、祭奠祈雨、劳作娱乐和重大活动等都少不了它。多年来，乌干达人因20多年的内战、政治镇压和无辜杀戮与迫害导致部族间心生怨恨，只有音乐超越了一切，它跨越了政见不同、部族间罅隙、贫与富、城乡差距等，不论音乐来自哪个部族，音乐家来自何方，音乐的旋律使人们情不自禁地边歌边舞，陶醉其中，不分彼此。

（一）音乐

尽管乌干达传统音乐变化不大，但近百年来已有很大发展。殖民前，各族传统音乐略有不同，交流有限，仅有个别族群有乐器演奏。殖民后，教会和殖民者带来西方的音乐、乐器与作曲技巧，并通过录音、表演、电台播送使音乐逐渐走进市场。独立后，音乐人与各国文化交流增多，采用了现代音乐技术，音乐创作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很大发展。音乐不仅以单一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而且还与舞蹈、戏剧等结合，使这些艺术更加充满活力。

不少传统音乐乐律简单，歌词简练，不断重复，一人领唱众人合，领唱人常常即兴发挥，众人参与，使人们情感交融、契合一致，达到一个又一个高潮。

乌干达的乐器多为五声音阶乐器，主要有：西北地区称为阿东古（adungu）的九弦竖弓琴，也是北部阿乔利人的乐器，可独奏和合奏，也可为抒情或叙事歌曲伴奏。恩丁吉地（endingidi）为独弦琴，被称为乌干达小提琴，可合奏，也可为歌舞伴奏。楠加（nanga）或称恩安加（enanga）为在一个长方形木槽上有8条琴弦的筝，主要为叙事歌曲伴奏，也为西南部的舞蹈伴奏。恩通古里（entongooli）或称恩东戈（endongo）为竖弓琴，有两个琴柱，8条琴弦从中纵向排列。恩通古里曾为布干达宫廷乐器，现在没有多少乐师能弹奏它，可独奏，也可合奏，多用于婚礼舞会伴奏。阿马丁达（amadinda）是一种长形木琴，主要在南部班图族中弹奏。排笛主要在东部布索加地区流行，它由9个长短不一的象草或竹管制成。奥凯梅（okeme）是一种拇指琴，在兰戈地区很常见的演奏乐器，20世纪初期，它由刚果搬运工人带到这里而流传开来。[37]

鼓是乌干达也是非洲音乐中最重要和最流行的乐器，可以说是非洲传统音乐之魂。鼓可模仿音调语言，可独奏、重奏和伴奏。在乌干达，几乎所有的音乐和舞蹈都离不开鼓声。鼓有多种，形状各异，有大小、单双面之分，主要分四大类别：恩布图鼓为大型打击乐器；恩普伊鼓为大型低音鼓，鼓面为兽皮，鼓身由古树硬木挖空制作而成；恩加拉比鼓为长形鼓，鼓面为巨蜥皮，鼓身由一段中间挖空的树干制成，主要在布干达和东部地区流行，用于庆典表演。乌干达还有被誉为鼓之魂的恩戈马鼓，为圆锥形，由牛皮将一段中间挖空的圆木全部包裹制成。它是布干达宫廷舞蹈伴奏中最重要的乐器，象征着国王的权威及权力，但忌讳鼓面朝下，也不许妇女接触它。还有一种称作楠卡萨的信号鼓，鼓虽小但节奏性强，舞者常随着鼓点激情起舞。乌干达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鼓和各种各样的敲打乐器，以及五花八门的脚铃、手铃等。演奏中，击鼓姿势和方法各异，有坐、有立、也有半蹲。击鼓者时而用手或用鼓槌同时击多面鼓，时而急速地击打一面鼓，有时也将鼓夹在腋下或两腿之间，也有的放在肩上、挎在身上或挂在胸前等，鼓声也是多种多样。

乐器在音乐表现中必不可少，音律或伴奏，或引领舞蹈与歌曲，可谓举足轻重，否则非洲歌舞不会那样动人心弦，使人振奋，融入其中。

乌干达音乐主要分传统音乐、现代音乐和两者结合的音乐。传统音乐来源于民间，广泛流传在乌干达各地，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他们的各种劳动歌曲以及有关宗教崇拜和仪式、喜庆、哀悼和赞美等方面的音乐和音乐剧等。乌干达的现代音乐流派多样，有基督教音乐、流行音乐、新古典音乐、爵士乐、非洲民族音乐、街舞音乐和坦肯乌音乐（Takeu）等。

基督教音乐或称福音音乐和歌曲，早在19世纪后期通过传教士组织的唱诗团传播出来。后来，乌干达教徒兼音乐家创作出具有非洲音乐元素的基督教歌曲，这类音乐和歌曲在乌干达很普及。

乌干达最早演奏的流行音乐来自刚果、肯尼亚、美国和欧洲。阿明统治时期，来自乌干达各地的民间音乐研究者和表演者组成了乌干达戏剧有限公司。因阿明怀疑他们谋反，逮捕了若干人，其余大多数逃亡到瑞典。他们在国外吸收了其他非洲国家音乐精华和现代音乐技巧与元素，在非洲传统音乐基础上发展了流行音乐。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期间，一批流行音乐家脱颖而出，其中有曾在瑞典流亡的菲力·卢塔亚（Philly Bongoley Lutaaya），以发行《生在非洲》的专辑而知名。该专辑收录了最流行的歌曲。1989年，卢塔亚死于艾滋病。他是最早敢于公布自己患有艾滋病的公众人物，在其生命后期，在表演中努力宣传并力劝人们了解和认识艾滋病，备受乌干达人的爱戴和尊重。时至今日，《生在非洲》专辑中的歌曲仍然回荡在乌干达的街头巷尾，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乌干达人。

最近，一些音乐家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将跨文化的各种音乐与东非的音乐节奏结合起来。杰弗雷·奥雷马（Geoffrey Oryema）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国际知名流行歌手，他大量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元素创作歌曲，并用阿乔利语演唱，他的大部分歌曲表达了乌干达人民的忧伤和苦难。[38]此外，乌干达最著名的阿佛利戈乐队（Afrigo Band）就是将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典范，该乐队经常出国演出，还灌制了很多录音带。

近些年，东非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流行音乐流派，称坦肯乌音乐（Takeu）或称乌坦肯。坦肯乌音乐之称取自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头一个字节，将斯瓦希里语、英语和当地语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新的地区风格。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乌干达音乐家约瑟·查梅利昂（Josè Chameleone）、拉加·蒂（Ragga Dee）、拉菲尔·马古拉（Rachael Magoola）和伯比·瓦音（Bobi Wine）。

坎帕拉是乌干达的音乐中心，特别是万达吉亚地区（Wandegeya）更是以叙事歌曲著称的“卡东加-卡姆”（kadongo kamu）的中心。卡东加-卡姆意为一把吉他，是一种边唱边弹吉他的表演风格，流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特别是60年代电子吉他伴奏的歌舞“坎帕拉之声”在当地大受欢迎。这种表演风格的代表人物是伯纳德·卡班达（Bernard Kabanda）。

（二）舞蹈

传统的非洲舞蹈风格各族基本上大同小异，大多舞姿粗犷有力，节奏强烈明快，感情炽热奔放，十分感人。舞蹈动作多为肩部高频抖动和耸动，臀部高速扭动和摆动，快速的抖胸，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会剧烈抖动，伴随着肢体屈伸、旋转、腾跃以及强烈急速的鼓点、人们边歌边舞，时而妇女们发出悠长颤抖的尖叫此起彼伏，他们的热情、爆发力令人叹为观止，目不暇接。乌干达传统舞蹈与非洲其他国家舞蹈一样，源于生活，题材广泛，包括人生每一阶段如生丧嫁娶、成年，或祭祖、祀神，或祈雨、播种、收获、狩猎等各种劳动，以及庆典、迎宾等各类舞蹈，以表达爱恨、悲欢、期盼、祝福与祈福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尊重每一个生命，为他或她的降生、成年、生病、结婚生子等通常都会通宵达旦地以歌舞庆贺；在丧葬上，人们也用歌舞恭送保佑亡灵。歌舞融入人们的生活，是精神的灵魂，渗透到人们的每一个细胞。乌干达人从小耳闻目染，伴随着歌舞成长。

各族舞蹈略有不同。阿乔利人的舞蹈分为8个种类，其中布沃拉舞（bwola）是阿乔利人的重要舞蹈，是为酋长而跳的集体舞。在酋长的指令下，人们围成内外两圈，男人在外圈，边舞边击鼓；女人在内圈边唱边舞，领唱兼领舞者在内圈中心。拉罗巴罗巴舞（lalobaloba）也是男女形成内外两圈，但所有人都手持木棍，也称为木棍舞。奥蒂蒂舞则是男人手持矛与盾的勇士舞。阿瓦尔舞则是葬礼舞，女人围着坟墓边跳边哀伤地唱着，外圈男人手握矛与盾跳着拉罗巴罗巴舞为死者送葬。拉邦戈舞则表现了猎人们获得了很多猎物，在回家的路上欢天喜地的心情，一般是男女面对面各站一排，边拍手边跳跃。旺加舞则是男人席地而坐，单奏竖琴，女人在前面跳舞。巴干达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舞蹈，如阿马贡朱舞（Amagunju）是宫廷舞蹈，一般在新国王即位时表演。恩巴加舞（Embaga）是在婚礼上跳的舞蹈，舞者臀部摆动，肩部和胸部抖动的频率极快。在盛大聚会或集会上跳的是巴基辛巴舞（Bakisimba），舞者腰间系有羊皮遮羞，有大鼓助威，但不如恩巴加舞身体部位摆动或抖动的速度快。东部地区的巴吉苏人以姆瓦加舞（Mwaga）即成年仪式舞而闻名，每年人们为少男或尚未割礼的男子割礼而载歌载舞3天，庆贺他们成年。埃基塔古里罗舞（Ekitaguriro）则是恩科莱人的舞蹈，表现了人们对牛的热爱，舞姿不仅模仿牛，音乐歌声也模拟牛和奶牛流出牛奶的声音，仿佛眼前呈现出一幅美丽田园美景。此外，很多部族还有一些相似的男女求爱的舞蹈。目前，不少民间舞蹈经艺术家加工提炼，形成了短小精悍的歌舞剧，搬上舞台。很多舞蹈被国家剧团采纳，在国内外演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乌干达也流行现代街舞，特别是在马凯雷雷大学的学生深受坦桑尼亚街舞的影响。[39]

1995年，乌干达文化剧团（The Uganda Cultural Troupe）成立，主要通过演出各种传统音乐舞蹈来促进文化发展。团长克里斯托夫·恩塔卢姆瓦（Christopher Bazira Ntalumbwa），是国际知名演员、制作人、剧作家兼音乐家。多年来，恩塔卢姆瓦一直是东非传统音乐的著名表演者，也是乌干达国家文化中心的领导。该剧团演出的曲目是从各地区挑选出来的，包括巴干达宫廷音乐，其他部族的婚礼舞、割礼舞和收获舞等，以及一些爱情歌曲、赞美诗和劳动歌曲。演出时，一般使用鼓、竖琴、木琴、独弦琴、笛子和七弦竖琴等乐器伴奏。该剧团的演出足迹遍及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学校和社区。

恩德拉剧团也是个在乌干达家喻户晓、国外知名的剧团。该剧团成立于1986年，后逐渐发展，现已在坎帕拉建立了演出中心，有40多个保留剧目，包括各族经典歌舞和戏剧等。他们不仅在国内巡回演出，而且常常受邀到欧美国家献艺。

五　博物馆与图书馆

位于坎帕拉的乌干达博物馆建于1908年，它收集了乌干达大量的考古、历史、艺术、科学和自然以及传统文化方面的展品，尤以地方工艺品、乐器和象征各王国权力的鼓，以及宫廷中使用的护身符、盾牌等传统艺术品而著称。博物馆还定期表演传统音乐，与社会各界合作定期提供讲座。

马凯雷雷大学建有动物博物馆，珍藏很多本地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该校地质系则收藏自然发展史方面的藏品。坎帕拉还有两个艺术博物馆。此外，各地区有不少民俗博物馆，以及若干个国家公园博物馆，收集了从农业到雨林地区的各种展品。

马凯雷雷大学图书馆是乌干达最大的图书馆，藏书非常广泛，在东非地区也是最大最全面的。仅该大学的中央图书馆有70万册藏书；该大学医学院设有艾伯特·库克医学图书馆，有5.5万册藏书，也被称国家医学图书馆。另外，马凯雷雷大学下属学院设有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和农业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图书馆。近些年，一些社区发挥私人与社会力量，与学校合作开办社区图书馆，有的社区图书馆在办馆中还获得国外的资助。

2003年，国家图书馆在坎帕拉建立，主要负责制定图书馆方面的政策和服务标准，提供技术与专业上的指导、服务与建议等。目前，国家图书馆已经建立了全国图书目录系统，主要负责编写和出版全国书目、分编国际标准书号和期刊号，扩大藏书，建立数据中心等。

乌干达公共图书馆署于1964年成立，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图书馆，提供图书服务和配套设施等，下设20个分部，共管理16万册图书。[40]1997年，中央政府实行了地方分权制，将图书馆管理业务下放到地方政府。

第四节
医疗卫生

上世纪60年代，乌干达实行免费医疗，公共医疗体系较完善，在非洲名列前茅。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医疗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内战结束后，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医疗部门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人均寿命由2003年的45岁提高到2008年的52岁。1995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156‰，2005年下降到137‰。[41]

一　医疗体系和医疗政策

独立后，乌干达政府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医疗体系，主要由卫生部管理的地区医院、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办的卫生中心以及大多由非政府组织[42]在首都或边远地区开办的私立医院构成。一般行政中心有良好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在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部地区则缺医少药。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创建一个以需求为本、成本低、收效大的医疗体系，乌干达实行了医疗改革。

（一）医疗体系

1.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医疗体系

建立覆盖全国的地区基层医疗体系与大区专科医院和国家中央医院相结合的多级国家医疗体系。

（1）地区基层医疗体系自下而上分5级：村级设有卫生队，一般由自愿者组成，城市社区设有卫生员，由于这一级缺少药品，卫生员主要负责向病人提出医疗建议、动员社区成员参与疟疾防治、改善卫生条件等；二级卫生中心设在教区，通常由1名注册护士管理，1名助产士、2名护士助理和1名保健助理协助，诊治普通疾病，提供产前护理等；三级为乡级卫生中心，配备实验室、18位医务人员，1名资深医师负责普通门诊和产科病房；四级卫生中心是县级小型医院，一般有2名医生负责门诊，除提供三级卫生中心的服务外，还配备一个能作急救手术的手术室，设有若干张病床；五级为地区综合性医院，设有包括精神科、口腔科和心理顾问等专科门诊，除门诊、各类检查、手术、病房服务外，还为社区代培医务人员，提供咨询服务等。

（2）中央级公立医院有大区转诊医院和国家中央医院，以及国防部、内务部和地方政府部各部的附属医院。大区转诊医院为专科医院，国家中央医院为最高级医院，其中位于坎帕拉的穆拉戈中央医院人才济济，提供专家门诊，也从事医学研究和教学。

2. 发挥社会力量，吸引社会资金

允许和鼓励私人或集体开办医院和诊所。目前非营利医疗机构和私立医院分别占大医院比重为45%和25%，公立医院则占30%。

3. 医疗体系由中央政府统管转向地方政府分管

根据1993年政府制订的第一个全国卫生三年计划和地方政府法，卫生部主要负责制订全国性医疗卫生方面的计划、方针、政策和标准，监督和评估卫生系统执行和落实的情况，培训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等。地区政府设有卫生管理机构，负责本地区的医疗服务，制订有关计划和预算、监督和指导医疗机构的工作。乡级地方政府的卫生管理小组，负责协调、管理辖区内的医疗机构和服务，包括一级卫生队、二级卫生中心和私立诊所等。除一级卫生队之外，各级卫生中心在行政上受各级政府的领导。

在行政管理上，中央各大医院包括公立、私立和专科医院由卫生部长负责；地区综合医院、三级卫生中心以及私人诊所等分别由地区地方委员会卫生秘书和乡级地方委员会社会服务秘书领导；一级卫生队和二卫生中心分别由村级和教区地方委员会负责妇女问题的秘书承担。

（二）医疗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乌干达政府特别注重制定医疗政策和发展计划。1999年颁布的国家医疗政策（1999/2000～2009/2010年度），将初级医疗保健作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战略。第二个国家卫生政策（2010/2011～2019/2020年度）着重改善人民健康、疾病预防与疾病及时诊断和治疗。为落实国家卫生政策，卫生部先后制定了3个卫生战略计划。同时，政府开始关注和鼓励开发和保护本国药品。2003年7月，为了增强本土制药企业的竞争力，乌干达药品制造商协会（UPMA）呼吁乌干达国家药品管理局（NDA）对进口药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

2001年3月起，所有公立医院和卫生中心取消了向病人收取设备使用费。

二　疾病防治

（一）主要流行疾病

乌干达地处热带病高发区，传染病约占疾病总量的54%。其中疟疾像北方国家的流感一样流行，一般成年人每人每年发病1～2次，儿童每月发病2次左右。据乌干达卫生部2007年透露，如不及时治疗，疟疾每天会夺走多达320人的生命，成为乌干达人的头号杀手。不过，中国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品“科泰新”成为疟疾的克星，挽救了非洲各国成千上万的疟疾患者。该药因见效快、治愈率高和副作用小而享誉非洲。其次是艾滋病和结核病的传染率比较高；埃博拉病毒死亡率高，时而在北部地区爆发；昏睡病近年来在北部某些地区有些死灰复燃。此外，导致大量死亡的儿童恶性淋巴瘤，亦称伯基特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43]乌干达早在1958年就发现此病在儿童中流行。

（二）艾滋病的传播与防控

1982年，首例艾滋病在乌干达南部拉卡伊地区发现，很快在马萨卡和坎帕拉也发现了艾滋病患者。根据1987～1988年全国进行的一项血样调查，艾滋病平均患病率为9%。到1989年，艾滋病蔓延到全国所有地区，特别是城市和交通沿线地区最为集中，传播最甚。当时，乌干达为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每10万人中就有15例。1986年，“抵运”执政之初，艾滋病在城市地区感染率为29%。据有关报道，维多利亚湖沿岸有的村庄艾滋病夺走了大部分青壮年的生命，剩下的多是老人、孩子和一些没有人气的空房。艾滋病的迅速传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影响国家的重建、经济恢复和人们的生活。自穆塞维尼执政以来，政府高度重视对艾滋病的防控，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上创造了很多第一。首先，穆塞维尼总统是第一位公开谈论艾滋病的非洲元首，并利用广播电台大谈特谈艾滋病的防治和有关性行为的问题，要求内阁部长在讲演中要涉及艾滋病防治问题。这在当时的非洲是个突破。其次，在非洲成立了第一个本土支援艾滋病组织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为率先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进行全国性调查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成功地控制艾滋病感染率下降的国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被誉为“非洲控制艾滋病的典范”。为表彰乌干达在人类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做出的成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先后在1998年和2000年向乌干达和穆塞维尼总统颁发了“为促进非洲健康作出突出贡献奖”和“对世界防治艾滋病作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勋章”。

艾滋病在乌干达得以有效控制，关键在于政府的重视，具体措施如下。

（1）强调抗击艾滋病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要求上至总统府下至村庄各级领导公开正视艾滋病问题，将此作为大事来抓。

（2）建立有效机制。1986年，卫生部开始着手艾滋病防治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它已控制艾滋病的肆虐蔓延。1990年，政府建立了多部门防控艾滋病机制，包括各级政府、各领域的机构与组织以及社区，相互配合，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击疫情蔓延。1992年成立艾滋病防控领导指挥机构——艾滋病委员会，它在总统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国际援助机构、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等的艾滋病防治行动。2002年，艾滋病委员会发展了新型的多部门防控艾滋病伙伴合作机制，即由伙伴合作委员会、自我协调实体、合作伙伴论坛和伙伴合作基金构成。自我协调实体由中央政府各部、议会、地方政府，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援助机构、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组织、学术机构和科研人员和文化艺术媒体等组成。它们定期开会制定联合规划或协商有关问题，以便在支持和执行国家艾滋病防治战略中协调行动、相互支持。此外，政府各单位和部门、非政府组织与机构、各行各业的协会和团体等也成立了相应的自我协调实体委员会和艾滋病控制项目组。艾滋病委员会每5年制定一次全国防治艾滋病的规划，并要求各机构与组织制订联合计划。

（3）对于所有已发现的疫情，艾滋病委员会实施医治和干预政策，直接管理与指导，以控制艾滋病蔓延。

（4）加强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方式包括音乐、戏剧以及电视、广播和地方性媒体反复用英语和地方方言，告诫人们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传授防治办法。

（5）进行公共教育，特别重视对学生的教育，提倡“节欲、一个性伴侣”，对伴侣忠诚和使用避孕套。

（6）鼓励和发挥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此举对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教徒为主的国家十分重要。

（7）关爱艾滋病患者，与他们沟通，鼓励他们公开病情，共同参与同艾滋病的斗争；同时，消除社会歧视，谴责对他们的歧视行为。其中，包括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药品，免费发放避孕套；发动社会力量帮助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他们的家庭；妥善安置约120万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的孤儿；[44]关注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母婴和孕妇病情的发展，并对母婴之间可能发生艾滋病毒传染进行干预。

（8）信息共享，建立病人网络。1999年卫生部在全国实施挨家挨户进行自愿快速血液检查计划。此外，一些医疗机构开始对所有就诊患者进行例行艾滋病病毒检查，除非明确表示拒绝。2007年全国有554家医疗机构具备艾滋病咨询和检测设施，2008年年底增加到812家。[45]

（9）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支持，每年不少国外组织和团体纷纷捐助或到乌干达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美国总统救助艾滋病紧急计划为乌干达提供大量援助，2005年援款达1.48亿美元，2007年以后每年援款都超过2亿多美元，2009年达2.89亿美元。[46]

（10）加强科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防治艾滋病的研究工作，包括对艾滋病人的早期诊断、开发早期防治艾滋病的药物和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工作。2001年，乌干达完成了艾滋病病毒疫苗用于临床的试验，为非洲进行这项试验的第一个国家。[47]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和宣传教育，特别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面对面的交流和宣传，使人们改变了以往陋习，[48]越来越多的人采用了避孕套，使艾滋病感染率得以控制在6%左右。2008年估计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为110万人，[49]其中新增患者1.1万多人。[50]近一两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美国对海外的抗艾援助，也缩减了对乌干达援助，减少了抗病毒药品免费发放，致使乌干达艾滋病感染率有所上升，这对乌干达政府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

三　医疗经费

20世纪80年代，乌干达年人均医疗费用不足2美元。1989年，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投入增加到6300万美元，约占乌干达总发展预算的26%；其中医疗方面的拨款占到了2400万美元，比上年的医疗费用增加了50%。[51]第一个医疗卫生部门战略计划（2000/2001～2004/2005年度）的总费用为9.54亿美元，年人均医疗费用约为8美元。政府对卫生部门预算拨款由占7.6%增加到10.8%。第二个医疗卫生部门战略计划（2005/2006～2009/2010年度）期间，卫生部门经费占政府总预算的9.6%，年人均医疗费用约为12.5美元，比前一个战略计划有所改善。实际上，卫生部门的预算拨款年年增长，2008/2009年度、2009/2010年度和2010/2011年度先后为6285亿、7236亿和7844亿乌干达先令，分别占总预算的10.7%、10.5%和10.3%。[52]

此外，国际组织给予乌干达医疗卫生事业大量的援助。例如，联合国发展署（UNDP）和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援助了19家医院重修或更新供水供电设备等。在欧洲发展基金的资助下，乌干达新建了20家卫生中心、一个地区卫生办公室，培训了大批医务人员等。

由于政府重视，乌干达卫生事业得到很大发展。1989年，乌干达有79家医院、2万张病床，其中公立医院46家，私立医院包括宗教慈善机构医院33家，小型医疗机构包括社区卫生中心、妇产科诊所和麻疹病中心等600多家。1990年，乌干达全国有700名医生。

近些年，乌干达医疗卫生体系得到恢复和发展。2001年7月，国公医院增加到53所，私立医院包括非政府组织所有的医院增加到43家。[53]2009年，公立医院发展到56所。其中两所全国中央医院、11所大区转诊医院和43家地区综合医院；非营利医院（大多为宗教慈善机构开办）有42家，私人医院两家。[54]根据乌干达统计局2009年统计数据，2007年地区以下的2～4级卫生中心有3045家。同时，政府重视培养和培训医务人员，仅2000～2005年就培养出650名医师和6585名护士。目前，全国有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和助产士等达5.9万人。[55]近年，每年全国培训出2000～3500名医务工作者。另据卫生部报道，全国每年培养出250名医生，包括马凯雷雷大学培养的100名医生。[56]

但就整体而言，缺医少药的状况依然存在，全国平均每2.03万人才有1名医生。大部分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严重。据乌干达卫生部2007/2008年度报告，全国在职医生人数仅占国家需求的46%、护士占80%、医辅人员占61%、医疗管理人员占56%。此外，各地就医条件不平衡。据乌干达卫生部2006/2007年度报告指出，全国72%的人口可以得到医疗服务，但农村人口仅有49%的人享有医疗服务，而北部阿乔利地区不足30%的人口可以在5公里范围内找到运营良好的医疗机构，古卢和基特古姆的难民营以外地区的医疗机构先后有52%和62%没有运营。[57]此外，不少医疗机构主要依靠一些外国人道主义组织提供捐助，常常出现药品短缺现象。

四　医疗科研机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其中大部分由乌干达卫生部、公共健康研究所和马凯雷雷大学发起。例如，2000年，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阿西姆维教授（Delius Asiimwe）对乌干达中部地区的医疗合作体系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论述。[58]乌干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乌干达国家健康研究网络，下属机构包括乌干达病毒研究所、乌干达癌症研究所、肺结核调查中心、中央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乌干达昏睡病研究机构、自然化疗研究所、乌干达艾滋病、性病研究及联合诊治中心以及心脏研究所等。乌干达国家健康研究网络为政府制定医疗卫生政策、改善人们的身体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59]

第五节
体育

乌干达人热爱体育运动，早在独立前的20世纪20年代，东非皇家非洲步兵队在乌干达举行过马拉松跑比赛，乌干达人就获得了较好成绩。1954年至80年代初，乌干达的体育成绩在非洲名列前茅。1956年乌干达首次参加奥运会。1968年，乌干达在第19届奥运会中获得总排名第36名的好成绩；1972年第20届奥运会上升到总排名第24名，1980年第22届为第32名。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运会上，乌干达共派出12名运动员和7名体育官员，参赛运动员包括7名田径选手、2名游泳选手和拳击、举重、羽毛球选手各1名。

在历届奥运会上，乌干达运动员共取得过6枚奥运奖牌，包括1金、3银、2铜。[60]1972年，乌干达运动员约翰·阿基布亚（John Akii-Bua）赢得奥运会400米跨栏金牌，成为乌干达的骄傲。近几年来，乌干达政府致力于复兴过去的骄人成绩，运动员也正在开辟新的项目，并逐渐成为乌干达新一代人的骄傲。以200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17届英联邦运动会为例，乌干达由教育和体育部长奥凯洛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田径、拳击、游泳、乒乓球、举重、射击等多个项目的比赛。临行前，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特意在总统府向参赛的乌干达体育代表团授国旗，体现了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61]

一　体育政策

为推动体育事业发展，2004年，乌干达政府批准了教育和体育部同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起草了乌干达全国体育运动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政府在5年内拨款323亿乌干达先令（约合1850万美元）发展体育运动，其中教育和体育部拨款228亿乌干达先令（约合1306万美元）。此外，政府还鼓励社会、各部门向各运动项目提供投资和赞助。之前，乌干达国家体育项目主要依靠自筹资金，加上管理不善，阻碍了体育运动发展。

为了使体育运动进一步与国际社会接轨，乌干达全国体育委员会一方面力促各比赛团体采用国际比赛规则，另一方面增加乌干达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例如，2002年11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世界杯跆拳道锦标赛时，乌干达跆拳道协会派出了6名跆拳道运动员参加比赛。同时，乌干达全国体育委员会鼓励乌干达人走出去参与非洲或国际上的体育合作，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并且在本国的曼德拉体育馆承办了不少国际比赛，邀请国外体育界参与各项比赛，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乌干达体育运动的国际交流。

二　主要体育运动

乌干达向来以群众性体育运动著称。近年来，乌干达体育运动的项目、形式和规格日趋平民化、多样化，人们除喜爱足球运动外，还喜欢篮球、橄榄球、曲棍球和板球运动等，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足球　乌干达人酷爱足球运动。以2002年5月在汉城举行的世界杯为例：开幕式和首场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使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热闹的商业街冷清萧条起来了，甚至出现万人空巷的情况。坎帕拉球迷们不约而同地涌入附近有电视的旅馆、饭店和体育场等地守候。在坎帕拉的纳基武博体育场，专门为南郊低收入居民临时安装了6个大投影屏幕，由于球迷太多，晚到的不得不花上1000乌干达先令（约合0.6美元）到邻近的旅馆和电影院看电视实况转播。1000乌干达先令对于低收入的乌干达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当时他们的最低日工资仅有2000乌干达先令。

早在1924年，乌干达就成立了国家足球队，绰号为“鹤”。最好的成绩是1978年，在非洲国家杯决赛中，乌干达国家队名列第二名，仅以0∶2输给了东道主加纳队。在中东非地区足球界，乌干达足球队名列前茅，在历届中东非足球联合会挑战杯赛中，多次夺取桂冠；截止到2009年第34届中东非足球联合会挑战杯赛，共获得冠军10次，包括2003年乌干达队以1∶0战胜坦桑尼亚队和2009年以1∶0战胜肯尼亚队。乌干达国家足球队自1993年开始参与国际足联排名起，其1995年世界杯比赛战绩最佳时排至第66位，2002年下滑到第121位，2005年上升到第96位，[62]2009年升至第72名。

汽车和摩托车运动　瑞利·库尔吉是乌干达汽车拉力赛最著名的运动员。2005年2月13日，非洲汽车拉力赛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瑞利·库尔吉从来自赞比亚、乌干达、卢旺达、津巴布韦、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的36辆赛车的比赛中胜出，获得第一名。2006年，在坎帕拉举行的历时3天的阿尔法杯汽车拉力赛中，瑞利·库尔吉夺得总冠军，这也是东道主车手连续两年赢得该项赛事的冠军。[63]同年4月21日，“非洲明珠”汽车拉力赛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揭幕，库尔吉和另一位乌干达车手罗·塞布贾兹在当天全程4.6公里的比赛中并驾齐驱，一路领先，最终以4分52秒的成绩在排行榜上并列榜首，另一名乌干达车手埃·卡托名列第三。

乌干达人也热衷于摩托车赛，尤其以乌干达摩托车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最引人注目。如2003年，他们组织了命名为“2003越野”的摩托车赛东非3国行，12名乌干达摩托车骑手进行了为期两周摩托车赛，专门为因艾滋病失去双亲的乌干达孤儿募捐。

田径　近年来，乌干达涌现出不少出色的田径运动员。

戴维斯·卡莫加（Davis Kamoga），乌干达最著名的男子田径运动员。1996年7月29日，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第26届奥运会上，他以44秒53的成绩获得男子400米跑第三名的好成绩。1997年8月5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的第6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卡莫加又以44秒37的成绩获得男子400米跑亚军。

博尼费斯·基普罗普（Boniface Kiprop），长跑运动员。在5000米和10000米跑的国际赛事上，他多次获奖。2001年，在毛里求斯举办的非洲青年锦标赛中，分别获得5000米和10000米跑金牌和银牌，两年后在喀麦隆非洲青年锦标赛获得上述项目的双项冠军。2002年，基普罗普在国际青年组越野锦标赛上夺得了铜牌，成为乌干达第一位获得个人国际越野赛奖牌的选手。2004年，他在意大利摘得世界青年锦标赛10000米跑桂冠。同年，在布鲁塞尔又以27分4秒的成绩突破了世界青年田联10000米跑纪录。他相继在2006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和2007年的墨尔本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得冠军。他还曾在2005年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在2005年摩纳哥国际田联总决赛中夺得5000米跑银牌。[64]

摩西·基普西罗（Moses Kipsiro），是位年轻有潜力的运动员，在2006年毛里求斯举行的非洲锦标赛上赢得了10000米跑的金牌和5000米跑的铜牌。2007年，在大阪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得了5000米跑铜牌；同年，在全非运动会上夺得5000米跑金牌。

威尔逊·基普凯麦伊·布西埃内伊（Wilson Kipkemei Busienei），在200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5000米、1万米和马拉松赛3枚金牌而闻名乌干达。[65]

以“田径女王”著称的多克斯·因兹库鲁（Dorcus Inzikurucus Inzikuru），自1999年以来4次打破5000米跑国家纪录。2005年，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0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她以9分18秒24的成绩夺得女子3000米障碍赛冠军，创造了该项目新的比赛纪录，也是自1972年阿基布亚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获得400米障碍赛金牌之后，乌干达运动员获得的首枚田径金牌，乌干达人为此欢欣鼓舞。2006年，她在英联邦运动会女子3000米障碍赛上再次以9分19秒51的成绩摘得桂冠。[66]她曾先后在200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2002年非洲运动会和2003年亚非运动会上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银牌和铜牌，多次被评为乌干达年度“最佳运动员”，获得了“乌干达羚羊”的美誉。2009年6月在纪念阿基布亚的运动会上，以2分2秒的成绩取得女子800米跑桂冠。

女举重运动员阿贾姆伯于2005年在坎帕拉举行的非洲青少年和成年人举重锦标赛上赢得了6金3银。

乌干达的拳击运动历史悠久，在民众中广泛流传。乌干达运动员在水上各项比赛中表现不凡。罗杰斯·敦古是乌干达皮划艇协会主席，为该协会购买了4条划艇。2005年8月国际皮划艇联合会向乌干达皮划艇协会赠送了9条划艇，促进和发展了乌干达的划艇运动。

此外，奥姆韦索棋（omweso）是当地人喜爱的传统益智运动项目。棋盘为一块厚木板，刻有32个格子，分为4排，每排8个格子，棋子取材于当地一种树的果实或小石块。对弈双方各占两排格子，各持32个棋子，按照棋规双方轮流移动棋子。棋手须以智胜人，致对手无棋可下时获胜。此棋可锻炼人们的心算、判断能力等。

三　国际体育交流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乌干达承办的赛事日益增多，国际体育交流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例如，2002年8月30日，由国际业余拳击协会主办的“国王杯”非洲拳击锦标赛在乌干达举行。中东非足球联合会历年的足球俱乐部锦标赛经常在乌干达的曼德拉体育场进行。2003年，乌干达足协主席德尼斯·奥布阿当选该联合会主席。1998年和2000年在乌干达曾举办过戴维斯杯网球比赛，有12个队参赛。2005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一年一度的戴维斯杯网球预选赛在坎帕拉举办，此次比赛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国内外16个队参加。

第六节
新闻出版

穆塞维尼执政后，在非洲率先对新闻媒体实行自由开放政策。特别是1993年政府允许私人经营广播电台之后，新闻媒体私人经营者迅速增长。为此，政府颁发了有关法令和法规，包括《出版和新闻记者法令》（1995年）、《电子媒体法令》（1996年）、《乌干达通信法》（1997年）。乌干达宪法规定人人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包括出版权和在媒体的发表权，但限制发表有损国家安全、主权或侵犯任何人隐私权的新闻报道。

一　广播电视

乌干达广播电台于1954年成立，采用22种语言播音，包括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多种地方语言。电台设有短波、中波和调频等波段，每天播送新闻和其他节目18小时，一周播放节目约230小时。1987年，政府颁布了《电视和无线广播法令》，乌干达无线广播部门实行开放政策；1993年2月22日，乌干达政府再次打破了30年来对无线广播业务的垄断，给一家名为“坎帕拉无线广播”的私营广播电台发放了执照。同年末，首都无线广播和三洋无线广播业获得执照。迄今，在乌干达广播公司注册的调频无线电台超过100家，由于缺少频率，只有大约80个电台在运营。[67]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栏目调频台的频率覆盖乌干达大部分地区，在坎帕拉还可以收听法国国际无线广播电台调频台的节目。

乌干达电视台于1963年成立，为政府管理的商业机构，设在坎帕拉。1975年，由联邦德国援助建立的彩色电视广播系统覆盖了首都坎帕拉和其他6个城市。1992年5月，一座200米高的电视发射塔建立在坎帕拉的科罗罗（Kololo）山丘上，半径15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接收到清晰图像。乌干达电视台用英语、斯瓦希里语和卢干达语等语言向国内外播放新闻和娱乐节目，其中，国内新闻图像由电视台自己摄制或总统府新闻处提供，每日播送6～7小时。全国有9个转播站，大部分地区和主要城镇都能收看到电视节目。1992年12月15日乌干达开播了第二个频道，可以接收国际有线与卫星转播的节目、新闻、纪录片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节目。最初，电视节目仅限在坎帕拉地区播放，现在已经开始向农村播放。1993年初，乌干达政府就使用南非有线电视和无线卫星有限公司的电视节目与该公司签订协议，坎帕拉市25英里范围内的订户可接收他们的电视节目。

2005年根据《2004年乌干达广播公司法》，乌干达电视台和乌干达广播电台合并为乌干达广播公司，为国家广播公司，并于同年11月16日开始运行，经营乌干达广播公司电视频道和5个无线广播电台。除政府拨款之外，乌干达广播公司还通过出让广播时间或出借技术设备，一方面可以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其他广播公司可以通过国家广播公司进行电视直播，以便确保其成为出色的国家公共广播中心。目前，包括乌干达广播公司，全国有10多家电视广播公司，主要有国际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乌干达国际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乌干达体育电视有限公司、东非电视、民族电视、瓦瓦赫广播电视公司、灯搭电视、记录电视、尼罗河广播服务公司、公民电视、布凯代电视和首都电视等。

二　通讯社

乌干达通讯社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为国家通讯社，隶属新闻部。1992年6月以前，该通讯社只抄收中国新华社和泛非通讯社的新闻，不对国外播发新闻，只向国内电台、电视台和报刊提供国内外新闻稿。现阶段，乌干达通讯社设有卫星广播站，每天发布本国要闻，向各新闻媒介供稿。

1963年11月，乌干达前总理金图·穆索凯创建了乌干达记者和作家协会，1985年9月，乌干达作家协会成立之后，改称乌干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Uganda Journalists）。1966年，乌干达记者和作家协会曾派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亚非作家常设局分别召开的会议。1971年，因阿明政权实行独裁统治，禁止结社，协会被迫停止活动。阿明倒台后，协会于1980年1月恢复活动。

三　报刊

乌干达报业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传教士创办的一份双周报《来自乌干达的新闻》（Ebifa Mu Uganda ）。之后相继创刊的有：1911年的卢干达语日报《教友报》（Munno ）、1912年的《乌干达先驱报》、1923年发行的《信使报》（Matalisi ）、1927年的《有什么新闻》（Gambuze ）和《布干达之声》（Dobozi Lya Buganda ）、1948年的《理智追随者》（Mugobasonqa ）、1951年的《智者寻求忠告》（Ndimugezi ）、1953年的《新闻》（Amut ）和《新乌干达民族报》（Taifa Uganda Empya ）、1954年的《商业摘要》、《乌干达信报》和《乌干达邮报》等。其中，《教友报》最初由罗马天主教会在坎帕拉创刊，后由教友出版公司经营，为乌干达发行最早的报纸之一，影响较大，发行量约在7000份。[68]

1986年，国家恢复了和平与稳定之后，不少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坎帕拉的街头巷尾。目前，全国及地区性报刊共有十多种，以英语和卢干达语出版的日报和周刊为主，多集中在坎帕拉，总发行量在10万份左右。尽管乌干达的媒体和出版机构均受国营《新观察报》领导，但享有相当大的新闻言论自由，报刊刊登形形色色的观点与意见，而且经常发表反政府的文章。对此，政府比较宽容，认可建设性的批评，但对报道完全不负责任的记者会被送上法庭，受到法律制裁。

下面介绍乌干达目前发行的主要报刊。

《新观察报》　官方英语日报，为乌干达主导性报纸，1986年3月创刊，每期平均36页，有时一期可达60页，报纸长38厘米，宽约28厘米，30%版面为广告。根据议会法，《新观察报》享有自主权，在不成为政府的对立机构的前提下，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是其法定责任。由于该报不接受任何指令发表赞美政府的文章，起到了新闻媒体监督和促进政府的作用，在乌干达的人气比较旺。2009年该报日稽核发行量为3.1万份，占乌干达报业总销售市场65%份额，读者人数达30万。该报社同时出版《周六观察家》和《周日观察家》日稽核发行量分别为3.1万份和2.9万份。除《新观察报》外，还发行日稽核发行量2.1万份的卢干达语日报《布凯代》（Bukedde ），和其他3份地方周报，包括周一在西部、南部发行的安科莱语报《奥鲁穆里》（Orumuri ）、周三在北部发行的卢奥语报《鲁皮尼》（RUPINY ）以及周四在东北部发行的泰索语报《埃托普》（Etop ）。同时该报还开设了《新观察报》和《布凯代》电子版业务。两报网址先后为http://www.newvision.co.ug/和http://www.bukedde.co.ug/。此外，还经营其他4个利民网站，包括http://www.enteruganda.com/、http://www.jobs.co.ug/和http://www.schools.co.ug/等。该报雇有230名员工，150名临时工，以及约有1500名与报业为生的报贩和报刊代理。

目前，该报社已经发展为《新观察报》印刷和出版有限公司，又称《新观察报》集团公司，经营多种媒体业务，除发行报纸和经营电子版报外，还发行6份不同领域方面的杂志，从事商业印刷，提供发行和广告服务业务，经营3个广播电台包括5个调频台和2个电视台等，现已成为乌干达上市公司。最初政府占其80%的股份；现持有53%的股份，其余47%为其他机构和私人所有。目前，《新观察报》年年赢利，2008年6月为国家第40位纳税大户。该公司的出版印刷业不仅实现了信息化，采用了最新的数码印刷技术，而且在乌干达媒体领域中举足轻重。

《箴言报》（The Monitor）　1992年创刊，为乌干达最大的私营英文日报，日发行量2.5万份，约有20万读者。《箴言报》的版面大小与《新观察报》一样，每期平均31页，有时可达50页，20%页面为广告。1999年，肯尼亚民族报媒体集团购买了《箴言报》的所有权，给报社带来了资金和专业技术，其电子版网页为http://www.monitor.co.ug/。2001年，《箴言报》进入广播事业，建立了无线调频广播电台。此外，它还发行一份卢干达语报纸《恩戈马》（Ngoma ），发行量为1万份。《箴言报》出版社每年出版一本商业地址名录，也为学校和当地作家出版教科书和其他书籍。《箴言报》出版社和电台雇有全日制工人300名、半日制工人150名。所有报纸在坎帕拉出版，向全国发行。

周刊周报有1993年创刊的英语报纸《焦点》和卢干达语周刊《穆兰盖拉》（Mulengera ）以及1988年创刊的双周刊《独立观察家》。有关商业方面的英文日报有《金融时报》和周刊《经济》。

其他重要报纸还有：1953年在坎帕拉创刊的《新乌干达民族报》，发行量为2.4万份；1976年在坎帕拉创刊的《新世纪报》（New Century ）为英文周刊；1980年在坎帕拉创刊的《人民报》（People ）为英文周刊；1981年创刊的英文周刊《赤道报》（Equator ）；1981年创刊的卢干达文周报《盾牌报》（Ngabo ），发行量为7000份；1989年在坎帕拉创刊的《向导》（Guide ）为英文周报，发行量3万份。

目前，一些21世纪初创刊的报纸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如小报《红辣椒》，2001年创刊，吸引了大量读者，日发行量在2.5万～3万份。它的电子版也吸引了不少的国内外读者。2004年创刊的《观察家》（The Observer ），最初每周发行两期，2009年改为每两周发行一次，以及周报《日出》和《信使》也是乌干达读者喜闻乐见的报纸。此外，1994年11月，肯尼亚民族报媒体集团创刊英文周报《东非人》，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同时发行，深受乌干达知识分子、精英们的欢迎。

主要的期刊约有50多种，大部分为农业科学、制造业、教育、法学、医学、语言、旅游、历史和金融等专业研究杂志。其中，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刊物有10多种，如马凯雷雷大学农学系出版的英语半年刊《东非农村发展》，发行量为800份，以及《马凯雷雷大学研究》。有关组织、机构和团体发行的期刊有：英语期刊《领导》，天主教会杂志，每年10期、发行2万份；坎帕拉出版的卢干达语期刊《播种者》，是天主教会月刊，发行量3万份；非洲发展基金创办的刊物《发展者》等。政治哲学方面的杂志有《非洲宗教和哲学》和《非洲心》。此外，[69]坎帕拉出版的英语月刊《非洲明珠》，为政府刊物；《抵抗》为执政党全国抵抗运动刊物；《2月6日》为军队刊物。《乌干达秘闻》杂志主要关注和报道腐败问题，由于对目标穷追不舍，经历过数次诉讼。2008年年底，记者安德鲁·姆文达（Andrew Mwenda）创办的《独立》杂志着重当前政治和商业新闻报道，曾因发表煽动性文章被捕，常发表对政府和现任总统不满的文章。

四　出版社

独立初期，乌干达新建两家国营出版社，一家是1966年创办的乌干达出版社有限公司（Uganda Publishing House Ltd），主要出版中、小学教材；另一家是1963年成立的乌干达托拉斯出版社（Uganda Press Trust）。1971年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后，乌干达出版社有限公司受到影响而衰落，80年代中倒闭。70、80年代，国内政局不稳，不少当地的出版社关闭、国外的出版社撤离，出版业萧条。90年代，出版业开始恢复，并稳步发展，特别是政府实行自由开放政策以来，新建立不少私营出版社。其中，源泉出版有限公司为东非地区重要的出版社之一，建于1988年，主要出版教育和贸易方面的书籍。MK出版公司则为目前乌干达国内主要的出版社之一，出版了300多种图书，包括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等。穆科诺书店有限公司则出版有关学龄前、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等学习或参考方面的书籍。此外，1969年圣公会创办的世纪出版社（Centenary Publishing House Ltd.）为宗教出版社，近年发展比较快，亦是乌干达一家重要的出版社。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在乌干达也开设了分公司，等等。国营出版社主要有乌干达印刷和出版公司、新观察印刷与出版公司，以及政府各部门、全国课程发展中心、国家环境管理局、法律发展中心和政府检察部等各自都设有出版社。目前，乌干达有10多家出版社、100多家印刷公司。2000年，乌干达引进了彩色印刷技术，书籍、报纸杂志的印刷和洗印照片都采用了先进技术。

[1] 斯瓦希里语（简称斯语）属班图语系东班图语族，为非洲主要通用语言之一。目前操斯语者约有5000万人，分布在东非各国和地区。这种语言主要由沿海地带及桑给巴尔岛、奔巴岛、马菲亚岛的班图人和纪元后陆续迁来的印度尼西亚人、印巴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的文化长期相互渗透、混合而形成的。斯瓦希里语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斯瓦希里”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原意为“海岸”。

[2] 原称圣约瑟夫国外传教会，为罗马天主教，1886年在伦敦米尔希尔成立。1895年以亨利·汉隆主教为首的传教团到达布干达，以缓解法国天主教白衣神父会与英国新教之间的不和。该教主要在乌干达东部有影响。

[3] 英文称The Church Mission Society。

[4] P.C.Lloyd，Africa in Social Change.Penguin Publisher，Baltimore，U.S，1972，p.79.

[5] 通识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译文，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它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思想。在中国，通识教育又称作通才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最早于清朝末年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影响，逐渐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专才教育，通识教育逐渐被忽视。近几年，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已经关注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6]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Uganda：The Making of a Nation ，New York，1962，p.7.

[7] M.Louise Pirouet，op. cit.，pp.135-140.

[8] 《世界知识年鉴196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548页。

[9] 乌干达教育部统计数字，The Uganda Educational Statistics Abstract2008，http://www.education.go.ug/2008_Abstract/Reference_Tables_2008_PDF.pdf。

[10] http://education.stateuniversity.com/pages/1585/Uganda～EDUCATIONAL～SYSTEM～OVERVIEW.html.

[11] The Uganda Educational Statistics Abstract 2008，education statistics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in Uganda 1963-2008. 小学校数量不准确，数据是由乌干达教育部根据各校上报资料统计的，还有一些学校未上报任何信息。

[12] 前者不超过100万乌先令。

[13] 由国外捐助者组成，主要包括非洲发展银行、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联邦德国经济合作发展部、欧盟、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英国国际发展部、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奥地利、丹麦、法国、日本、爱尔兰、荷兰和挪威等国政府，由世界银行驻乌干达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

[14] Local Salution in Global Challenges：Toward Effientive Partnership in Basic Education，Uganda Case Study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 consultative group of evaluation departments.2003.

[15] 根据乌干达统计局历年数字。

[16] Joseph Eilor，H.E.Okurut，Country Case Study，Uganda Impact of Primary Education Reform Program（PERP）on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in Uganda ，ADEA Biennial Meeting 2003，Grand Baie，Mauritius，December 3-6，2003，Associ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Africa.

[17] 乌干达教育体育部，教育部门2007年回顾，http://www.education.go.ug/Review_TOR1.htm。

[18] 根据乌干达教育部历年统计数据。

[19] Uganda Bureau of Statistics，2004 Statistical Abstract，http://www.ubos.org/2004StatAbstract.pdf.

[20] 根据乌干达教育部2004、2006和2008年教育统计概要；乌干达统计局数据，http://www.ubos.org/educ.html。

[21] 乌干达教育体育部，教育部门2007年回顾：Educational Statistics for Primary Education in Uganda 1963-2008。

[22] 乌干达教育体育部，2007年教育回顾：Progress in Achieving the Priority Strategic Sector。

[23] Kefa M.Otiso，Culture and Customs of Uganda ，Greenwood Press，June 2006，p.7；根据教育部数据，http://www.education.go.ug/2008_Abstract/Secondary_%202008_PDF.pdf。

[24] 乌干达教育和体育部计划处统计：2002～2006年中等教育指数。

[25] http://www.unche.or.ug/page2.php？nid=17；http://www.unche.or.ug/page2.php？nid=16.

[26] A.B.K.Kasozi，The development of a strategic plan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Uganda 2001-2005：the interplay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formation in a southern country .http://www.nuffic.nl/pdf/os/em/kasozi.pdf.

[27] http://www.nationsencyclopedia.com/Africa/Uganda～SCIENCE～AND～TECHNOLOGY.html.

[28] http://uncst.go.ug/site/epublications/msi_pip/intro.htm.

[29] http://uncst.go.ug/sit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1&Itemid=27.

[30] G.Z.Amuriat and D.Okello，“Women on ICT Policy Making in Uganda ”，At The Crossroads：ICT Policy Making In East Africa，Edited by Florence E.Etta and Laurent Elder，East African Educational Publishers Ltd.，2005.http://www.idrc.ca/openebooks/219～8/“乌干达电信技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女性因素”，见2005年东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东非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一书。

[31]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项目，目的是与非洲政府合作，帮助制定政策，引进先进的电信技术，加强信息化建设，目前主要在4个国家包括乌干达进行试点。

[32] Fred Kintu，David Obot and Laurent Elder，“The Uganda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Early Lessons from ICT.“乌干达的知识与信息社会”，见2005年东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东非电信技术政策》一书。

[33] http://www.elearning-africa.com/newsportal/english/news210.php.

[34] 1899～1926年任布干达首相。

[35] 布干达国王，生于1897年，死于1939年，实际上其权力掌握在殖民政府和他的首相手中。

[36] 阿乔利人使用的语言。

[37] 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Ugandan+music.

[38] http://www.africaguide.com/country/uganda/music.htm.

[39] http://www.face～music.ch/instrum/uganda_dance.html.

[40] http://www.nationsencyclopedia.com/Africa/Uganda～LIBRARIES～AND～MUSEUMS.html.

[41] 乌干达卫生部：《全国卫生政策：通过促进人民健康减少贫困》，2009，第2页。

[42] 多为宗教慈善机构。

[43] 伯基特认为这种病与疟疾有一定的关系，但近年研究认为伯基特淋巴瘤携带的埃-巴二氏病毒（EB病毒）不能由虫媒传播，因此医学界假设当淋巴细胞由慢性疟疾引起免疫性改变时受到EB病毒感染，就有可能发生恶性淋巴瘤。

[44] UNAIDS 2008 report on the glpbal AIDS epidemic，http://www.unaids.org/en/KnowledgeCentre/HIVData/GlobalReport/2008/2008_Global_report.asp；http://www.avert.org/aids-uganda.htm。

[45] http://www.avert.org/aids-uganda.htm

[46] 美国总统救助艾滋病紧急计划网页，http://www.pepfar.gov/countries/uganda/index.htm。

[47] 新华网坎帕拉2002年11月24日电专访。

[48] 传统社会实行一夫多妻制，尽管基督教要求一夫一妻制，不少成年男人同时保持多个女朋友，特别经过内战，兵痞肆虐，人们生命朝不保夕，更顾不上原有的道德规范，男女交往比较随便。

[49] http://www.avert.org/aids-uganda.htm。

[50] 乌干达卫生部：The HIV/AIDS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report2009，GoU/MoH/ACP，Kampala.

[51] 美国国会图书馆，乌干达国家研究，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Uganda，http://lcweb2.loc.gov/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ug0125。

[52] 乌干达财政部，2009/2010年度预算。

[53] Elena Prada，et al.，“Abortion and Postabortion Care In Uganda：A Report from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Health Facilities ”，Occasional Report No.17 May 2005，http://www.guttmacher.org.

[54] 乌干达卫生部：《第三个卫生部门战略计划2010/11～2014/2015年度》，第4页。

[55] http://www.biomedcentral.com/1472-6963/9/192；http://www.who.int/alliance-hpsr/resources/Alliance%20HPSR%20IPRQ_Makere_Report.pdf，第17页；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001280830.html；乌干达卫生部：《第三个卫生部门战略计划2010/2011～2014/2015年度》，第20页。

[56] http://www.newvision.co.ug/D/8/13/722847.

[57] 世界卫生组织。

[58] Delius Asimwe，IDENTIFICATION OF PRIORITY RESEARCH QUESTIONS WITHIN THE AREAS OF：HEALTH FINANCING；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SECTOR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2008，http://www.who.int/alliance-hpsr/resources/Alliance%20HPSR%20IPRQ_Makere_Report.pdf.

[59] 乌干达卫生部网站，http://www.health.go.ug/health_units.htm，September 14，2006。

[60] http://news.xinhuanet.com/olympics/2008-07/25/content_8769364.htm.

[61] 本部分材料主要来自乌干达国家体育网，http://www.ugsport.com。

[62] 智慧体育在线，http://www.mso.com.cn/html/database/team/UGA，2006年8月29日。

[63] 新华网坎帕拉，2006年4月23日电。

[64] http://www.servinghistory.com/topics/Boniface_Kiprop；http://www.iaaf.org/athletes/biographies/letter=0/athcode=174865/index.html.

[65] 新华网坎帕拉，2005年11月22日电。

[66] 新浪体育网，http://sports.sina.com.cn，2005年8月9日；http://en.wikipedia.org/wiki/Dorcus_Inzikuru。

[67] http://uk.oneworld.net/article/archive/7876.

[68] Consolata Acayo and Nathan Mnjama，“The Print Media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Northern Uganda”，African Journal on Conflict Resolution，Vol.4，No.1，2004.

[69] http://www.nrsh.com/world/Africa/Uganda.htm

第七章
外交

第一节
对外政策

一　乌干达对外政策的发展变化

乌干达独立后，其对外关系经历了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激烈的冷战争夺、多党民主和经济全球化等浪潮的冲击；经历了国际形势从紧张趋向缓和、从政治对抗到经济竞争、从两极争霸到多极化格局的重大变化。40多年来，乌干达政府始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对外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乌干达的外交政策，从独立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奥博特时期的“不结盟”，阿明时期的“不定向”，民族解放军时期的“同所有国家友好”的外交政策，穆塞维尼时期实行的“独立自主”的务实外交或经济外交政策。

（一）奥博特时期（1962～1970年）

在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民族独立以后，乌干达同许多刚独立的国家一样，在外交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独立，同年10月24日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当天，奥博特总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就宣布乌干达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他说：乌干达尊重每个国家根据自己国情选择的意识形态，反对别国将其意识形态通过武力或经济手段强加于人。“乌干达坚决反对大国向其发号施令，以避免卷入冷战。”

1. 坚决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

独立之初，政府总理奥博特就宣布，“乌干达将继续为实现非洲的非殖民化作出努力。”[1]之后，乌干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果断措施，包括：（1）为支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领导的莫桑比克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2年11月14日，乌干达政府下令葡萄牙关闭在坎帕拉的领事馆，并断绝同葡萄牙的一切联系。（2）支持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3年1月16日，乌干达政府宣布与1953年10月英国炮制的“中非联邦”（包括当时的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即现今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并召回了3名正在中非联邦的南罗得西亚访问的乌干达议员。（3）断绝了同南非的交往，支持国际社会对南非实行贸易禁运，坚决反对英国等向南非出售武器装备。

2. 奉行睦邻友好，主张加强地区合作的政策

奥博特重视建立和发展同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经常与邻国领导人互访和会晤，密切了同肯尼亚、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大陆部分）、苏丹、刚果（金）和卢旺达等邻国的关系。1967年12月，乌干达同肯尼亚和坦噶尼喀建立了东非共同体。与此同时，乌干达同非洲其他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于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许多非洲国家一起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参加了非洲统一组织。1970年9月，奥博特出席第七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副主席。

3. 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奥博特积极发展与“东方集团”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他说：当今世界上有两大集团，一个是“东方集团”，另一个是“西方集团”。“我们既不属于东方集团，也不属于西方集团，我们在非洲。尽管过去乌干达和非洲一直与西方集团接触，但是乌干达不能、非洲也不能对东方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2]据报道，自1962年独立到1969年期间，乌干达先后与中国、朝鲜、苏联以及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等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并同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4. 重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争取更多外援

在支持南部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奉行睦邻友好和泛非主义政策，建立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乌干达也十分重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

在同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上，既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又注意摆脱英国的控制。与此同时，为得到更多的发展援助，乌干达独立后即同美国、以色列、联邦德国、日本、法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发展了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并在经济、技术、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了它们的一些援助。在奥博特政府时期，乌干达的外援主要来自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但在接受外援方面，奥博特在1963年1月11日向《新非洲》杂志发表谈话时表示，乌干达愿意接受外国的经济援助，但不会依赖这种援助。

总之，在奥博特当政期间，在坚持独立自主、奉行积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总体上，刚刚独立的乌干达仍属英联邦国家，与宗主国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其单一经济体系严重依赖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因此在外交上，还是比较偏重与西方的传统关系，尽管当时正值反殖民主义高潮，乌干达开始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在1969年，奥博特政府调整了国内外政策，宣布“向左转”，对外国公司或企业实行国有化，但也没有强行剥夺它们的财产，而是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收购它们60%的股份。这引起了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忧虑和不安，担心“社会主义进入”，它们在乌干达的利益会受到影响。实际上，根据肯尼亚著名学者阿里·A.马兹鲁伊教授的说法，尽管奥博特执政后期在国内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但该国仍基本保留在西方阵营之中。[3]

（二）阿明时期（1971～1979年）

阿明当政期间，对内军事独裁，实行暴政，导致国内政局动乱，未遂政变不断和很多乌干达人外逃。而邻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收留了大批反阿明的各派力量，如何保住总统宝座始终为其当务之急。所以，阿明虽然公开宣布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但实际上执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乌干达《箴言报》2003年8月20日就阿明8月16日在沙特去世，即以《灾难性的外交政策》为题对阿明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概括：阿明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在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因此，无论哪个国家能够帮他保住总统宝座，他就宣布与哪个国家友好。[4]

阿明上台之初，他领导的军政府重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同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密切。但这样的蜜月期不长，一是阿明在国内乱杀无辜，引起它们的忧虑，二是它们提供的军事援助远远不能满足阿明的需要。三是埃及、苏丹、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乌干达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表示担忧；尤其是以色列在乌干达北部靠近苏丹边界地区建立空军力量，埃及担心以色列利用那里的空军力量空袭苏丹及其领土，因此想方设法促使阿明疏远以色列。

1971年7月，阿明先后访问了英国和以色列，寻求军事援助，期望从以色列和英国购买大批先进武器和军事设备包括战斗机、雷达等，壮大军事力量，打击国内外反对派和支持他们的坦桑尼亚，但其大部分要求被拒绝。1972年1月，阿明派遣乌干达教育部长访问埃及，访问期间，埃及总统萨达特就军援问题建议阿明求助于利比亚。对西方国家仍抱有希望的阿明在同年2月访问了联邦德国，然而军购要求再遭拒绝，令他失望和恼怒，更迁怒于英国和以色列拒绝向他提供用以进攻坦桑尼亚的武器，并累及其他西方国家。在其归途中，阿明访问了利比亚，卡扎菲总统表示支持阿明，并承诺向乌干达提供援助。自此，阿明转向阿拉伯世界，公开反对以色列。

对于英国，阿明则采取驱赶亚洲人、迫使英国接收大批移民的做法，向英国施压。一些评论家指出，阿明驱逐了以色列人和亚洲人，等于摧毁了他同西方来往的桥梁。当时，西方国家先后断绝了同乌干达的外交关系，停止了对乌干达的经济援助。阿明转向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之后，开始加强同苏联的关系，旨在得到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同时，他大谈反帝、反殖，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试图改善乌干达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关系。

对于非洲国家，最初不少国家特别是东非一些国家不承认阿明政权。坦桑尼亚、索马里以及东非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包括肯尼亚）认为，阿明政变是部分军队的兵变，它们甚至计划武装进攻入乌干达，平叛“兵变”。为抵制阿明政权，1971年2月“非统”部长理事会在召开会议时未安排乌干达外交部长的席位，乌干达代表团受到冷遇。原计划在坎帕拉召开的“非统”首脑会议也临时改到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阿明政府同一些邻国关系紧张，特别是涉及乌干达难民、“叛乱分子”进入邻国，又常常从邻国“武装潜入或攻入”国内等方面的问题，阿明经常口出狂言，以武力相威胁。1976年2月，他宣称苏丹南部的大部分，肯尼亚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直至内罗毕市内32平方公里处，在历史上都是乌干达的领土，大有要“收复失地”之势，实现其“大乌干达”的扩张企图。1978年10月，他公然派兵入侵坦桑尼亚的卡盖拉地区，乌坦战争爆发，最终导致阿明政权灭亡。

（三）民族解放军时期（1979～1985年）[5]

1979年4月10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在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的支持下攻占了首都坎帕拉、推翻阿明政权。第二天即4月11日，宣布成立了以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主席卢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乌干达从此进入了民族解放军时期。这个时期，从包括先后以卢莱和戈弗雷·比奈萨为总统的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时期，到1980年12月大选后奥博特再次当政以及他再次被政变推翻后的军人政权，直至1986年1月穆塞维尼经过5年的游击战夺取政权。

1979年4月11日，乌干达临时政府宣布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与邻国及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

由于阿明军政权在国际上早已声名狼藉，所以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建立后不久，就得到了不少世界大国和邻国的承认，截至1979年5月上旬，以各种形式承认乌干达临时政府的国家达到了25个。

奥博特在1980年12月举行的有争议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为乌干达总统后，继续执行睦邻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82年，奥博特邀请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总统访问坎帕拉，举行东非国家首脑会议，旨在消除乌干达同这些邻国的分歧，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推动相互间的贸易发展，并说服邻国不要支持流亡在邻国的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奥博特政府主动采取措施，改善了同埃塞俄比亚、扎伊尔和苏丹的关系。与此同时，奥博特政府一方面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和恢复私营化等策略，赢得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加强同苏联、中国和朝鲜等东方国家的联系，也得到了一些援助。

然而，因不满人大党操纵1980年的大选和在大选中舞弊，不少原民族解放阵线一些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组建反政府武装，开展反奥博特政府的游击战。奥博特政府对他们进行多次围剿，特别对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区进行“焦土政策”，屠杀了无数被疑为游击队的支持者；同时对在议会中处处同政府唱对台戏的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进行逮捕或暗杀。这些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做法，特别是以军队枪杀在教堂避难的老弱妇孺的事件，遭到国际特赦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严厉批评后，奥博特政府要求他们驻乌干达工作人员和所有外国记者离开乌干达。随即，西方国家停止了援助，导致奥博特政府内外交困，不仅在国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也失去了对国内政治局势的控制。1985年7月27日，乌干达民族解放军北方旅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权。

（四）穆塞维尼时期（1986～）

穆塞维尼执政后即宣布：乌干达将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不论任何政体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关系。穆塞维尼说：作为非洲国家，乌干达重视发展与邻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解放运动和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在国际交往中，乌干达将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国家，“既不亲西方，也不亲东方”，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乌干达的内外政策。1986年以来，在穆塞维尼总统的领导下，乌干达政府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在外交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1. 重视睦邻友好和地区合作，支持“非盟”

穆塞维尼认为争取邻国的支持和帮助对于巩固新政权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十分重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值得提及的是，穆塞维尼就在1986年1月29日宣誓就任总统的当天下午，就前往扎伊尔的戈马同肯尼亚、扎伊尔和卢旺达三国总统举行会晤，三国领导人对穆塞维尼为恢复乌干达的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表示支持。同年3月，穆塞维尼在坎帕拉主持召开了东部和中部非洲7国第二届首脑会议，共商本地区经济合作问题，邻国首脑均应邀出席。他们允诺不向反政府武装组织提供任何支持，并将对乌干达经济复兴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这在乌干达历史上尚属首次。

穆塞维尼总统是一位泛非主义者，积极倡导泛非主义思想，主张非洲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地解决非洲的问题。他主张非洲联合，支持非洲联盟的建立，以维护和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推行改革和减贫战略，实现非洲的发展与复兴。他认为，非洲各国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还存在着战乱和冲突，非洲的一体化应当循序渐进，首先实现非洲各区域的合作与发展。穆塞维尼当政以来，乌干达力促恢复成立东非共同体（EAC），参与组建“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加入了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等地区组织；参与“非盟”的维和行动，为推动东非地区、大湖地区、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之间以及“非盟”各国的团结合作和深化地区一体化进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 同所有国家友好，坚持务实、自主外交

乌干达坚持务实、自主外交，同世界各国交往；不分它们奉行的意识形态、体制的不同，与所有国家友好。它与西方厌恶的朝鲜和伊朗关系密切。一些国家对利比亚感到忧虑，乌干达也同利比亚走得很近。全国抵抗运动执政之初，除了改善与邻国关系和加强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外，穆塞维尼还出访了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并派出部长级代表团访问了北欧、阿拉伯国家、中国、朝鲜和苏联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一方面，从乌干达国内稳定与安全考虑，在“抵运”执政初期，穆塞维尼政府恢复并发展了同利比亚、苏联和朝鲜的关系。这3个国家曾对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阿明和奥博特政权提供过军事援助，迄今仍与它们（其中苏联被俄罗斯取代）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抵运”执政后需要得到更多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支持。除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外，殖民统治给乌干达留下一个单一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有着严重的依赖性，而其原料出口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乌干达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基础薄弱，要发展就需要外援，在国内经过长期动乱、经济和社会遭到严重破坏之后，要恢复和发展，就更加需要外援了，而外援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因此，穆塞维尼执政后，“抵运”政府就十分重视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1996年以来，穆塞维尼总统对一些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频频出访，就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广泛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和互信，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并在政治、外交、经济、技术、贸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里进一步发展了合作。

3. 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穆塞韦尼当政后曾提出“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认为穷国如果过分依赖富国的救济，难以摆脱“贫穷—援助—贫穷”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扩大本国产品出口和吸引外国投资，才能不断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带动本国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穆塞维尼总统明确提出，把乌干达外交政策的重心转移到扩大外贸和吸引外资上来，突出经济外交的地位，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他要求乌干达各驻外机构花大力气与驻在国商界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同乌干达国内经济部门一道，共同促进乌干达的贸易、投资和服务业的发展。

二　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一）关于国际形势

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边缘化。主张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呼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

（二）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主张“新秩序”应是一种宽容的、能够容纳各种精神的秩序，强求意识形态的一致只能导致动荡、混乱和停滞，对单极化趋势感到不安。

（三）关于主权观

认为僵硬地界定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含义是将主权观念庸俗化，国际社会应更尊重个人的主权而不是政权的主权，为了更大的安全利益，非洲国家有时需暂时牺牲部分主权。

（四）关于民主与人权

认为包括乌干达在内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把工业社会的民主强加给非洲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反对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应确保人民享有民主和尊严的权利，认为主张民主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应符合本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且民主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

（五）关于反恐

认为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主张世界各国共同努力，采取强有力措施消灭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9·11”事件，但同时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傲慢态度反而激发了恐怖主义气焰。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称因萨达姆政权支持乌干达邻国而使乌干达长期遭受恐怖主义威胁。

（六）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

乌干达对不干涉内政原则有保留，认为该原则的基础已遭到根本性削弱，主张区分国际干预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认为在种族屠杀面前采取不干涉主义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为人类的和平进行武装干预是正义的事业。国际社会应允许在生命权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紧急干预。

（七）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主张对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进行改革，尤其应增加非洲国家所占比重，并与非洲联盟大多数成员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支持安理会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其中非洲、亚洲各占两席，拉美、西欧各占1席。同时提出增加5个非常任理事国名额，其中非洲占两席，亚洲、东欧和拉美各占1席。要求新增加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应与原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享有同等权利。这样，非洲有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和5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包括原有的3个非洲席位。

（八）关于非洲问题

认为非洲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是殖民掠夺，二是非洲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政治纷争，解决非洲问题的关键在于非洲国家领导人本身。部族主义是非洲产生危机的根源，非洲要发展就必须彻底消除部族主义的影响，依靠自己力量自主解决非洲问题。认为多党制不能使非洲实现现代化，反对西方国家不顾非洲的历史和现状对非洲事务指手画脚。主张非洲联合，呼吁非洲国家通过加强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解决非洲问题。

（九）关于外援与外债

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视外援为发展的灵丹妙药，真正的出路在于建立有各具特色、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反对接受条件苛刻的贷款。[6]

第二节
同英国的关系

英国是乌干达的殖民宗主国。乌干达独立后，英国对乌干达仍有很大影响；尤其在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乌干达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乌干达重视同英国的关系。英国也十分重视同乌干达的传统关系。随着国际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变化，乌干达同英国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不同的特点。

一　奥博特时期

独立后，英国政府即向乌干达赠款1450万英镑，其中600万英镑用于支付欧洲籍文职人员的退职赔偿金。同时，乌干达政府在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也同它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1964年1月，应乌干达政府要求，英国派军队帮助平息了乌干达军队发生的“兵变”。同年3月，英国政府英联邦大臣桑迪斯访问乌干达，双方就英国向乌干达派出军事顾问或教官帮助训练乌干达军队达成协议。1970年6月8日，英国驻乌干达高级专员斯莱特向奥博特总统递交国书；同一天，乌干达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军队司令阿明等出席了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举行的英国“女王生日“招待会。

此外，乌干达在巩固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尤其是在执行不结盟外交政策方面，也同英国进行过斗争。例如：乌干达坚决支持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独立后就反复督促英国政府加速肯尼亚的独立进程；批评英国向南非出售武器。

举世注目的是，1969年奥博特调整国内外政策，宣布“向左转”，1970年5月，奥博特政府宣布接管了乌干达全部进出口公司，并占有所有私营公司和外国银行、制造业、种植园、信贷机构、保险公司、石油公司以及基伦贝铜矿的60%的股份（其中大部分公司为英国公司），直接影响到英国人的利益，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和不安，致使两国关系的发展陷入僵持阶段。

二　阿明时期

阿明执政时期，乌干达同英国关系变化颇带有戏剧性。据2003年8月17日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得到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消息后，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高兴，第一个承认了阿明政权。在一封当年发自伦敦的外交信件就这样写道：“阿明将军将非洲大陆从苦难之中解放了出来。”1971年7月，阿明上台后不久，便应邀访问伦敦，成了白金汉宫的座上客。同时，英国同意向乌干达出售价值100多万英镑的30辆装甲车，派出军事训练小组，并许诺提供1000万英镑的贷款。然而，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不长。由于此次访问英国未能满足阿明的军购要求，阿明很快反目成仇。

1972年8月4日阿明发动了“经济战”，命令“没有乌干达国籍的亚洲人”（其中大部分为印度人）离开乌干达。这使英国感到震惊和愤怒，因为在“没有发出任何意见征询或警告”的情况下，阿明单方面宣布驱逐在乌干达的印巴人，其中一半人以上持有英国护照，英国不得不为这一大批人提供居住或避难场所和就业机会，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之后，两国关系恶化。1973年12月1日，英国政府宣布取消了对乌干达的所有援助，并对乌干达实行贸易禁运。作为“回敬”，1974年1月阿明召回乌干达驻英国高级专员公署的外交官，宣布没收在乌干达经营多年的英国茶叶公司的所有财产；对41个外国公司（其中15家是英国的）实行了国有化；并威胁要驱逐在乌干达居住的约7000名英国人。到1974年3月，就有大约6000名英国人离开了乌干达。1976年7月，为了报复以色列救走巴勒斯坦人在恩德培机场扣留的人质，阿明的士兵杀死了1名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劫持因病住院的有英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犹太老太太，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76年7月28日，英国宣布与乌干达断交。

此后，英国甚至曾密谋通过买通阿明的部下，用暗杀手段除掉阿明这个对“大英帝国”傲慢无礼、“嗜血成性的杀人恶魔”，以“为民除害”。但几经权衡，英国则采取了另一个“相对温和”的“除暴”方案，即鼎力帮助坦桑尼亚和流亡在外的乌干达人武装力量推翻阿明政权。报道说，1978年10月乌坦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向坦桑尼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

三　民族解放阵线时期

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临时政府于1979年4月11日宣布成立。4月16日英国就宣布承认乌干达临时政府，并许诺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在此期间，英国向乌干达派遣了一个专家小组，帮助训练乌干达警察部队。

1980年12月在乌干达举行的大选中，奥博特当选为总统。就任后，他公开宣布的将实施“民族团结”和“经济自由化”的施政纲领，得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乌英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1982年英国向乌干达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1982～1984年，为乌干达军队训练了大约4000名新兵。随着反政府武装力量，尤其是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的发展和全国抵抗军力量的壮大，乌干达政府加紧了对反政府势力的镇压。政府军民族解放军到处横行霸道，尤其是在卢韦罗（Luwero）地区乱杀无辜的事件层出不穷，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英国却对此却保持沉默，并于1984年8月19日同乌干达签署了一项军事训练协议，将帮助乌干达军队训练新兵的英国军事顾问团从13人增至20人。1985年3、4月间，英国政府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和国防国务大臣还相继访问了乌干达。

四　穆塞维尼时期

1986年穆塞维尼上台后，重视发展同英国的关系。由于英国政府在支持奥博特政府时，就同穆塞维尼领导的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和全国抵抗军建立了联系，所以在穆塞维尼执政后，双边关系就得到了迅速发展，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合作不断加强。英国很快亦成为乌干达重要的发展伙伴。

“抵运”执政后，英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国务大臣琳达·乔克尔访问乌干达，表示英国愿意帮助乌干达发展农业并培训乌干达军队和警察。1986年11月，穆塞维尼总统访问英国，与英国女王和首相进行较密切的会谈。此后，穆塞维尼总统先后于1989年、1991年、1993年和2000年4月4次访问英国。进入21世纪后，穆塞维尼又多次访英，最近的访问是在2008年和2009年。期间，两国间部长级互访频繁，其中包括：1998年4月英国贸易部长访问乌干达；1999年2月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国务部长劳埃德访问乌干达；1999年4月英国国际发展大臣肖特访问乌干达；同年10月，英国负责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国务大臣海恩访问乌干达；等等。双方签订一系列经济技术和贸易等领域里的合作协议。英国为乌干达制宪、训练警察、救灾、教育、恢复工农业生产、防治艾滋病等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资金援助。2007年11月，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召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对乌干达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时访问乌干达的王室成员还有爱丁堡公爵、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同年，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也访问了乌干达。

自“抵运”执政以来，乌干达在政治和外交上得到英国的支持。比如，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批评乌干达的“抵运制”的时候，英国政府对穆塞维尼政府一直给予支持；甚至在2002年乌干达举行有关政体的全民公决遭到乌干达反对派的抵制时，英国也在资金上和外交上给乌干达政府以支持。2002年，英国拒绝给乌干达流亡的反对党民主变革论坛党魁贝西杰转签签证。即使2005年英国以乌干达政治过渡进程缺乏透明和民主为由，宣布暂停对乌干达的500万英镑的援助，但英国对乌干达的援助项目、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的实际投入仍在增加。

英国每年向乌干达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特别自1990年以来，英国已成为乌干达最主要的援助国，仅次于美国。1986～2008年，英国共向乌干达提供的发展援助达8亿英镑。期间，1996年8月，英国负责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国务部长乔克尔访问乌干达，双方签署了英国向乌干达捐赠190万英镑用于建立艾滋病护理培训中心的协议。2004年12月，英国宣布向乌干达提供了2.57亿英镑无偿援助。最初英国每年对乌干达的援助由1000万英镑增加到1500万英镑。在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块伤疤”以后，通过英国国际发展部每年向乌干达提供约6000万英镑的援助。从2007年起，英国在乌干达实施了一项新的10年发展合作项目，总金额为7亿英镑，平均每年至少保证向乌干达提供7000万英镑的援助。实际上，2006/2007年度提供了7800万英镑，2007/2008年度为6900万英镑，2008/2009年度为7100万英镑。[7]此外，英国国际发展部还宣布为支持乌干达北部实行一项5年发展项目，援助金额为1亿英镑。除此之外，英国每年还向乌干达提供200多个奖学金名额。1999年12月，英国还免除乌干达2250万英镑的债务。

第三节
同美国的关系

独立后，乌干达同美国的关系几经波折。奥博特执权时期双方关系较好，并有所发展。阿明执政初期，维持同美国的关系，但由于阿明乱杀无辜，同苏联和利比亚友好，并经常口出狂言，搞得美国不知所措，1973年被迫关闭其驻乌干达使馆，双边贸易也随之中断。1979年阿明政府被推翻以后，美国重开驻坎帕拉大使馆，解除贸易禁令，并恢复了对乌干达的援助，但由于第二次上台执政的奥博特为对付穆塞维尼的游击队在卢韦罗地区实行“焦土政策”，践踏人权，两国关系恶化，1984年8月中断了乌、美军事合作协定。奥凯洛政变上台后，美国干脆停止了对乌干达的援助。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后，重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恢复对乌干达的援助，并迅速恢复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一　奥博特时期

从地缘政治、经济和贸易来讲，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乌干达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利益。当时，只有一些美国公司从乌干达进口咖啡。乌干达独立后，希望同美国发展关系，旨在推动美国政府增加对乌干达的发展援助和支持乌干达在国际市场上增加咖啡出口额度。而美国要同乌干达发展合作关系，主要是希望在联合国能够得到乌干达的一些支持。

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独立，美国宣布从当日起将美国驻乌干达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并宣布向乌干达提供200万美元的贷款。196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卡曾巴赫访问乌干达，双方就经济技术和贸易合作问题进行讨论。1968年7月，美国宣布向乌干达提供赠款，帮助修建一条65公里长的公路。据报道，1963～1969年，美国政府向乌干达提供赠款和贷款达2600万美元。

1964年5月，乌干达教育部长访美，同美国讨论乌干达发展教育和美国向乌干达派遣“和平队”问题。当年底，美国开始向乌干达派出“和平队”，至1967年，在乌干达中学任教的美国“和平队员”达到117人。

应当说，美国在奥博特执政时期向乌干达提供了一些援助。然而，由于奥博特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美国1964年11月派兵干涉刚果（利）内政，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引起美国的不满。据报道，1965年2月13日，美国扶持的刚果（利）冲伯集团的飞机轰炸了乌干达两个村庄，乌干达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2月16日，坎帕拉市民还在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另外，美国对奥博特政府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尤其是1969年宣布“向左转”、决心在乌干达搞“社会主义”颇感忧虑。

二　阿明时期

阿明执政初期，乌干达同美国保持了合作关系。1971年6月，美国和乌干达讨论帮助乌干达进行地质勘探等问题。然而，在阿明开始疯狂镇压国内反对派，滥杀无辜，尤其是在1972年发动“经济战”后，两国关系逐步恶化。美国从乌干达撤走了“和平队”，停止了对乌干达的援助。

阿明对美国的做法进行了反击。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被水门事件所困扰的时候，他发“慰问电”嘲弄，称希望尼克松“能尽快摆脱丑闻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他指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个“意志软弱的领导人”，声称基辛格是“杀人凶手”，是个“间谍”。他还说美国使馆的一些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致使美国驻乌干达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973年11月，美国关闭了它驻坎帕拉的大使馆。而阿明却没有关闭乌干达驻华盛顿大使馆，因为当时除每年进口约2亿美元的乌干达咖啡豆外，美国公司还一直向乌干达军队、情报和安全机构出口安全设备和仪器。

1978年2月，美国国会就乌干达局势举行听证会，7月通过了决议，决定停止同乌干达的所有贸易往来，包括进口乌干达咖啡豆。

1978年乌坦战争爆发后，美国积极支持坦桑尼亚人民国防军反击阿明军队的入侵，以及他们和乌干达各派流亡组织武装力量联合推翻阿明政权的斗争。

三　民族解放阵线时期

阿明倒台后，美国于1979年4月16日就承认了乌干达临时政府，宣布取消对乌干达的贸易禁令，并提供了紧急援助，包括食品和粮食、医药和医疗设备以及用以恢复农业生产的小农具等。不久，美国重新开放了它驻坎帕拉的大使馆。从此，乌干达同美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一直比较友好。

1980年，奥博特第二次执政后宣布实现“民族和解”和推行以私有化为动力的市场经济的施政纲领，得到美国的支持。随后，美向乌干达提供了更多的农业援助，并开始为乌干达培训军官。然而，穆塞维尼领导的反政府游击队距首都不远的卢韦罗三角地带建立了根据地，迅速发展之后，遭到政府军的围剿和镇压。美国驻乌干达使馆把奥博特政府和军队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的情况报告了国会，美乌两国关系再度紧张。1984年7月，美国主管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证实，奥博特的军队像阿明时期的军队一样，在卢韦罗三角洲地区（Luwero Triangle）屠杀了10万～20万人。乌干达否认美国的指控，而且撤回了正在美国接受培训的军官。同年8月，美国政府谴责奥博特政府在卢韦罗三角地带实行“焦土政策”，践踏人权，中断了与乌干达的军事合作协定。

1985年7月，乌干达全国解放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奥博特政权，蒂托·奥凯洛中将就任国家元首后，美国停止了对乌干达的所有援助。

四　穆塞维尼时期

穆塞维尼执政后，美国即恢复了对乌干达的援助。穆塞维尼政府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美国亦看重乌干达在中部和东部非洲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双方领导人互访日益增加。特别是乌干达在穆塞维尼总统的领导下政局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普及教育和防治艾滋病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在非洲名列前茅，尤其在1996年和2001年的大选中，穆塞维尼均以高票当选为总统，西方舆论一致认为，他是“乌干达独立以来最好的领导人”，也是“动乱的非洲最有希望的领导人”。因此美国重视发展同乌干达的友好关系。1998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问非洲时，将乌干达列为“重要的一站”，称赞穆塞维尼是“非洲发展的灯塔”。

穆塞维尼总统于1987年、1989年、1990年、1992年、1994年、1997年6次访问美国，同美国领导人和国会议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进入21世纪以来，乌干达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2003年6月穆塞维尼访美，双方签订了乌干达不将美国公民引渡给国际法庭的《国际刑事法庭豁免协定》；美国宣布将乌干达列为首批享受美国150亿美元防治艾滋病专项基金的非洲国家之一。同年11月，穆塞维尼再次对美进行工作访问。2004年6月，穆塞维尼赴美出席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非洲问题对话会，并出席了前总统里根的葬礼。2005年9月穆塞维尼参加联合国峰会时，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赖斯，双方讨论了乌干达向多党制转型、苏丹南部和乌干达北部形势等问题；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哈德利表示美国支持乌干达、刚果（金）、南部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联合行动，围剿消除3国交界处的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表示将继续向乌干达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援助。1998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偕夫人访问乌干达，双方签署协议，美国承诺为乌干达农业和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援助，并向乌干达的发展项目投资1.5亿美元。2003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乌干达，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等进行了讨论。另外，两国部长间互访也很频繁。

自穆塞维尼上台至1993年5月，美国向乌干达提供的双边援助约为2.535亿美元。此后，美国每年向乌干达提供8000万美元援助，成为乌干达的最大援助国，乌干达也成了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受援国，2008/2009年度美国援款达4.3亿美元，2009/2010年度约为4.17亿美元，2010/2011年度为4.57亿美元。[8]美国对乌干达的发展援助，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与儿童救助、文化教育、农业和外贸等领域。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援助主要集中在艾滋病的防治项目上，美国国际发展署（UNAID）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乌干达防治艾滋病项目提供了援助。200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乌干达时承诺，美国在未来5年内向乌干达的艾滋病防治项目提供5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其余3000万美元用于救助那些“艾滋孤儿”。自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设立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以来，美国提供给乌干达的援助金额逐年增长，2004/2005年度、2005/2006年度、2006/2007年度和2007/2008年度乌干达先后获得的援助金额为9080万美元、1.48亿美元、约1.7亿美元和2.37亿美元；2008/2009年度增长到约2.84亿美元。[9]此外，2009年10月2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卡尔森访问乌干达期间，承诺美国政府将向乌干达政府提供总额2.46亿美元的开发援助，用于在乌干达实施农业、医疗卫生、贸易和北部地区重建项目。[10]

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国务院通过双边文化交流项目，一方面为乌干达中小学教师、科研人员提供赴美培训的奖学金，并且赞助乌干达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各种人员到美国参加培训；另一方面，则向乌干达派出有关研究人员，帮助乌干达相关部门进行考察，为乌干达一些部门（如旅游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派遣“和平队”是美国向乌干达提供援助的一种重要方式。目前，在乌干达的美国“和平队”主要活跃在中小学教师培训和艾滋病防治战线上。1999年因安全问题美国曾撤回“和平队”，2001年恢复了向乌干达派遣“和平队”计划。截至2007年，在乌干达有106名美国“和平队”员，他们一部分在初级师范学院任教，另一部分在社区或非政府组织的医疗保健和预防艾滋病机构工作。根据两国政府2007年11月签署的一项协议，到2008年年底，美国向乌干达派出的“和平队”队员达到150人。

2001年4月，美国给予乌干达以《非洲发展与机遇法》的优惠待遇。根据这项法案，乌干达出口美国的货物可以享受免除关税和配额限制。近年来，该法案促进了乌干达对美国的出口，在带动乌干达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的援助还涉及投资、控制环境退化、鼓励和平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促进多元化、民主化和政府治理公开化等项目。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乌干达一些因冲突和干旱等因素造成的缺粮地区提供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另外，美国教会、非政府组织、私立大学、艾滋病研究单位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在乌干达卫生保健、营养、教育和公园管理等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援助，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贡献。

令人瞩目的是，两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1998年8月，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向穆塞维尼总统通报美国空袭了苏丹和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基地的情况时，穆塞维尼表示完全支持。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乌干达强烈谴责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并积极支持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行动。另外，美国将乌干达国内两支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和民主同盟军）列入了恐怖组织的名单。2005年7月，美国宣布向乌干达提供120万美元，用于帮助提高乌干达边境关口的安全，堵击恐怖分子的越境活动。

第四节
同欧盟国家的关系

乌干达是《洛美协定》的签约国，一直同欧盟的前身欧共体12国有贸易和经济联系，并接受它们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自1992年以来，德国、丹麦、荷兰等欧共体国家相继对乌干达施加压力，以削减军费、实行政治改革作为援助条件。

自欧共体政称欧盟以后，乌干达积极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寻求援助。欧盟视乌干达为非洲发展样板，向乌干达提供财政援助。2005年4月，穆塞维尼访问比利时，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事务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欧盟承诺继续支持乌干达的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援助和北部重建。同年6月，欧盟宣布向乌干达提供9200万欧元援助，用于对乌干达2005/2006和2006/2007两个财年的预算支持。

欧盟一直是乌干达的主要贸易伙伴。1990年，欧盟国家进口乌干达商品总额为1.313亿欧元，2003年上升为2.36亿欧元；乌干达进口欧盟国家的商品总额也从1990年的1.528亿欧元上升到2003年的2.076亿欧元。[11]2001年以来，随着美国与乌干达贸易量的迅速增长，欧盟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略有下降。

自从穆塞维尼执政以来，乌干达与法国的关系发展较快。法国为乌干达经济复兴计划、医疗卫生、采矿业和供水工程等提供了大量援助。1992年卢旺达内战爆发后，法国因为乌干达插手卢旺达内战曾一度中止对乌干达的援助。1997年，法国对乌干达干涉刚果（金）内政表示不满，并在1998年公开谴责乌干达出兵刚果（金）。2001年8月，法国外长访问乌干达，就布隆迪和平进程和刚果（金）局势问题同穆塞维尼总统举行会谈。2003年8月，法国国防部长访问乌干达，穆塞维尼总统会见。

乌干达与北欧国家关系比较密切，其中挪威、丹麦等国给予乌干达大量援助。

第五节
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乌干达积极参加非洲各种地区性组织，而且重视同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乌干达是“非盟”创始国之一，而且是东非共同体（E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和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的成员。东非共同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目标都是实现贸易自由化、促进合作和建立地区性共同市场。

一　同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

（一）东非共同体

乌干达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样曾同属英国的殖民地，早在1917年乌干达与肯尼亚建立了关税同盟，坦桑尼亚于1927年加入。1948～1961年期间，英国在东非三国设立了东非高级专员署和东非议会，统管三国事务。1961～1967年成立了东非共同服务组织，负责三国公共设施等。三国相似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同样的教育体系、相同的合作基础以及共同的民族主义情感等，使它们休戚与共。它们相继独立后就于1963年签订了成立东非联邦的意向性协定，1967年建立了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EAC）。1977年，由于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担心肯尼亚在经济上的强势地位，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又反对乌干达的阿明政府，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和不断的经济摩擦，导致共同体解体。尽管东非共同体寿命很短，但却推动了乌干达自独立伊始就参与地区合作事务。穆塞维尼上台后，“抵运”颁布的《十项纲领》就批评东非共同体的解散是个极为短视的做法，强调非洲各国之间，特别是东南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1993年11月，乌干达与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开始恢复合作。1996年3月14日，三国成立东非合作体秘书处。1999年11月30日，三国总统签署《东非共同体条约》，决定恢复东非共同体。2001年1月15日，东非共同体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东非议会和法院成立。[12]东非共同体的成立旨在加强三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科技、外交等领域的合作，协调产业发展战略，共同发展基础设施，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逐步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最终实现政治联盟，成为欧盟式的东非国家政治联邦。自1996年起，三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1997年9月，东非共同体护照启用。此后，合作重点为运输、能源管理和跨境贸易等。2005年1月1日，东非共同体启动关税同盟，取消了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统一了对外关税。2007年6月，东非共同体接纳了布隆迪与卢旺达为其成员国，2009年7月两国加入关税同盟。2010年7月1日东非共同市场正式启动，至此，东非5国将在共同市场机制下形成一个拥有1.2亿人口和600亿美元经济总量的单一市场，成员国间的人员、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加快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东非共同体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是成员国在2015年实行统一货币。东非共同体的发展引起外界关注，自2010年5月以来，美国、日本、土耳其、荷兰和丹麦等国使节纷纷向东非共同体（EAC）总部递交国书，建立外交关系，寻求在东非共同体共同市场的贸易和投资机会。

（二）东南非共同市场

1994年12月成立，其前身为1981年12月成立的东南非优惠贸易区（Preferential Trade Area，PTA），有19个成员国，为非洲地区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也是全球第四大区域经济组织，目的是通过免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货币的自由兑换来促进地区贸易。其远景目标是“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地区经济组织，实现完全一体化，最终成为非洲经济共同体的一部分”。穆塞维尼执政之初，乌干达政府特别重视成为东南非洲优惠贸易区成员。1987年12月，乌干达政府在坎帕拉主持召开了优惠贸易区成员国首脑会议，决定免除成员国之间的关税直至2000年。在穆塞维尼1987年的演讲中，声称成员国之间将创立单一市场，以便促进工业发展。为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抵御外部冲击包括目前的金融危机，1993年11月，东南非优惠贸易区各成员国就该组织转为共同市场和建立东南非共同市场在坎帕拉签署了条约。2000年10月，东南非共同市场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启动了非洲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目前，已经有14个成员国加入了自由贸易区，其中包括苏丹和肯尼亚，而乌干达没有加入。近年，随着乌干达与苏丹南部的贸易不断加大，乌干达商界担心竞争不过肯尼亚的低价产品，力促政府早日加入自由贸易区，乌干达议会和内阁正在考虑尽快加入自由贸易区。2009年6月7日，东南非共同市场关税同盟正式建立。根据协议，所有成员国对外采用统一关税，对外部资本货物和原料免收关税，半成品征收10%的关税，成品征收25%的关税，[13]并将与东非共同体的关税一致，因此乌干达不需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三）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简称“伊加特”（IGAD），前身为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1974～1984年间，东非地区不断发生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饥荒、环境恶化和经济困难普遍盛行。为解决这些问题，1986年1月，穆塞维尼政府与另外5个东非国家——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苏丹和索马里一起组建了该组织。1993年，厄立特里亚（Eritrea）建国后加入该组织，成员国增加到7个。2007年4月，因在索马里问题上与埃塞俄比亚发生矛盾，厄立特里亚宣布暂时退出该组织。最初，该组织的目的是协调各国之间涉及旱灾、沙漠化和农业事务以及落实捐助款等事务，实际上，除每年成员国之间的首脑聚会商讨当时急迫的政治问题之外，它发挥的作用一直不太大。1996年，在内罗毕举行的首脑会议决定把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改名为政府间发展组织，并把重点从抗旱、防止沙漠化转移到处理安全和政治问题、防止地区冲突和扩大经济合作等领域。其现行目标为：通过促进食品安全、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安全、地区内部贸易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改进，达成地区合作、经济一体化。[14]乌干达在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中则力促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和平解决冲突。

（四）卡盖拉盆地组织

1977年由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3国成立。1981年乌干达加入。卡盖拉盆地位于乌干达南部与坦桑尼亚接壤处，该区域包括上述成员国。该组织旨在促进卡盖拉盆地的若干项目发展，但这些项目因资金不足进展不大。

（五）尼罗河流域行动委员会

1999年成立，由乌干达、埃及、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金）、肯尼亚、苏丹和厄立特里亚10个国家组成，旨在建立互信、共同管理和公平合理分享水资源。之前，由于1929年英国和埃及签署的《尼罗河水协定》确立了埃及对该河水使用的优先特权，规定上游或支流未经其同意不得兴建水利工程，和1959年埃及与苏丹就水资源利用签订的新协议，埃及一直采取水保护主义政策，维护其水资源利用的控制权，而忽视了上游国家的利益。上游国家不接受殖民时期的用水协议。随着经济发展，有的国家解决电力短缺问题迫在眉睫，它们不再顾及埃及的态度，自行筑坝修建水力发电站。近年，埃及也接受了现实，由以前的强硬态度转变为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建设性合作，并承认它们对尼罗河资源具有话语权和共享的权利，但要各方达成谅解和信任、公平分享水资源还需时日。

二　同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关系

（一）同肯尼亚的关系

乌干达位于内陆，进出口货物须经由肯尼亚港口蒙巴萨，因此历届政府都重视与肯尼亚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乌干达政府同肯尼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睦邻关系，互不干涉内政。但是，60年代末奥博特总统开始推行较为激进的国内外政策，而肯尼亚独立后实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领导人对乌干达政府的政策甚为担心。1971年阿明政变上台后不久，肯尼亚政府承认了阿明政府，并迫使流亡在肯尼亚的奥博特离开内罗毕。随着阿明政府转向对苏联、利比亚友好，驱逐以色列人，以及肯尼亚知名反殖民统治的斗士昆古·卡伦巴在乌干达失踪等事件，两国关系转为冷淡。

在阿明统治期间，肯尼亚商人利用乌干达各种物资缺少的契机，取代了英国商人的主要商业伙伴的地位。然而，肯尼亚的很多出口商品实际上是从美国和欧洲转运而来的，这些商人经常用这些商品换回大量乌干达咖啡，然后走私到肯尼亚，卖给肯尼亚政府。1976年，阿明突然宣布，根据原来殖民时期的边境，肯尼亚纳瓦沙湖（Lake Naivasha）以西的大片土地都应该归乌干达所有，这使肯尼亚与乌干达的商业关系大受挫折。后来在乌干达发生的袭击肯尼亚卡车司机、肯尼亚学生埃丝特·彻西雷（Esther Chesire）失踪事件等，以及1977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乌干达难民涌入肯尼亚，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奥博特当选总统后，与肯尼亚官员和商人建立了良好关系。1985年，奥博特被推翻之后，短命的军政府也与肯尼亚政府关系较好，尤其是与肯尼亚总统莫伊（Daniel T. Arap Moi）关系较近。莫伊总统积极促进奥凯洛军政府与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签署了内罗毕协议。但在6个星期后，全国抵抗军夺取了政权，为此莫伊总统十分生气，认为穆塞维尼不遵守协议，不尊重他。

穆塞维尼刚刚上台的时候，两国关系紧张。一是经济摩擦，乌干达政府为减少咖啡出口的运输费用，试图以火车运输取代肯尼亚私营货车运输公司。后又宣布将考虑其进出口货物经由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口，试图摆脱对肯尼亚港口蒙巴萨的依赖。肯尼亚为此失去可观的收入，运输业数百人失去工作，因而引起肯尼亚的强烈反响。肯尼亚政府利用媒体谴责乌干达的行为，切断与乌干达的电话服务网，同时单方面关闭了双边方的边境。作为报复，乌干达切断了其对肯尼亚的电力供应，停止利用肯尼亚的传统商路出口乌干达咖啡。二是双方相互怀疑、指责对方支持各自的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武装。三是肯尼亚担心利比亚支持其不同政见者。1987年，莫伊指责穆塞维尼允许利比亚利用乌干达作为基地向肯尼亚发动不定向袭击，尽管穆塞维尼坚决否认，肯尼亚还是驱逐了乌干达驻肯尼亚使团一名高级专员。作为报复，乌干达逮捕了6名肯尼亚外交官，并指责肯尼亚窝藏乌干达叛军。虽然经双方高层紧急会晤解决了此次外交事件，但对各自叛乱分子利用对方边境进行反政府活动更加忧虑。

由于上述原因，1987年12月至1989年3月期间，双方边境多次出现交火事件。1990年8月中旬，穆塞维尼和莫伊总统会面，商谈结束双方长久以来的敌意，改善双边关系等事宜。但直到1996年1月，莫伊和穆塞维尼总统在新当选的坦桑尼亚总统姆卡帕的调解下公开和解，双方才结束紧张关系。1996年3月，3国首脑参加了为东非合作体秘书处正式成立举行的仪式，至今双边保持着友好和合作关系。随着东非共同体的发展，乌肯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深化。

（二）同坦桑尼亚的关系

独立以来，乌干达同坦桑尼亚关系随着乌干达政权更迭而变化。20世纪60年代，两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60年代末奥博特开始在国内推行“向左转”政策，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时，坦桑尼亚领导人表示赞成和支持。1971年，阿明政变上台，使得乌干达与坦桑尼亚的良好关系骤然中断，坦桑尼亚不承认阿明军政府，并欢迎奥博特和反对阿明政府的乌干达人到该国避难，继续将奥博特视为乌干达的元首，直至1979年阿明政府被推翻。

1972年，在坦桑尼亚政府的支持下，奥博特对阿明政府组织了一次不成功的进攻。1978年，阿明派兵入侵坦桑尼亚西北的卡盖拉高地，遭到坦桑尼亚军队的反击，在坦桑尼亚军队的支持下，乌干达反对阿明各派武装推翻了阿明政权，建立了乌干达解放阵线（Ugandan liberation front）临时政府。坦桑尼亚则将部分军队留下来协助临时政府维持和平与秩序，直到1980年年底乌干达举行大选。面对乌干达众多的派别，坦桑尼亚官方保持中立。奥博特当选总统后，自动疏远于坦桑尼亚政府，两国关系比较冷淡。1985年，奥博特被推翻之后，坦桑尼亚不再欢迎他到坦桑尼亚避难。之后的奥凯洛军政府延续奥博特的外交政策，坦桑尼亚政府则冷眼旁观，不冷不热。

穆塞维尼政府与坦桑尼亚的关系密切。主要是穆塞维尼早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就读时，就羡慕坦桑尼亚的进步政策，且“抵运”中很多领导成员曾在坦桑尼亚受过教育，另外在反对阿明的斗争中坦桑尼亚给予他们很大支持，因此双方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基础。双方高层来往密切，促进了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深化。特别在1986年11月穆塞维尼以坦桑尼亚的军事顾问和训练官取代了英国军事顾问之后，双边在医疗教育、交通运输、贸易、军队等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三　同苏丹、南苏丹、卢旺达、刚果（金）和利比亚的关系

（一）同苏丹、南苏丹的关系

在南苏丹共和国脱离苏丹、宣告独立之前，苏丹北部居民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占多数；南部多为非洲黑人，主要信奉基督教和非洲传统宗教。自1956年以来，历届苏丹政府以北部精英为主在全国推行伊斯兰法治国，控制南部自然资源，引起南方人民的反抗，使该国两次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

乌干达独立初期，正值苏丹内战时期，来自苏丹的难民潮首次进入乌干达，两国关系紧张。后来，以色列经常通过乌干达向苏丹南方的反政府武装——安那亚那游击队提供武器援助。1969年，苏丹左翼政党上台，奥博特政府转而支持苏丹政府，决定停止援助苏丹反政府武装。[15]但阿明不顾奥博特的禁令，同情苏丹安那亚那游击队，继续支持他们。阿明政变上台后，更加公开向他们转运以色列的援助物资和军火。

阿明在南方苏丹人中口碑甚好，很多人试图利用他与南方苏丹人的族群亲缘关系加入乌干达军队。阿明也为了建立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令政府军招募大批苏丹南方人以及前安那亚那士兵。阿明倒台后，很多苏丹籍士兵与阿明的其他支持者一起逃到了苏丹南部。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苏丹境内约有35万乌干达难民。

1986年，苏丹第二次内战爆发后的第3年，蒂托·奥凯洛的余部与乘胜追击的穆塞维尼的政府军在乌干达北部发生了遭遇战。在乌干达政府军强力攻击下，部分反政府武装分子逃入苏丹境内；而苏丹南方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则从乌干达境内向苏丹政府军发动军事攻击。为此，两国相互指责对方支持本国的反政府武装，两国关系紧张。

1987年，穆塞维尼开始在苏丹交战各方之间穿梭，并且在坎帕拉安排各方领袖会谈。乌干达政府则发表不“输出革命”、不给苏丹反政府武装以支持的声明。1990年4月，苏丹政府领导人巴希尔访问坎帕拉，与穆塞维尼签署互不侵犯协定。

1994年，乌干达作为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成员国参与苏丹南方问题的调解。1995年4月，乌干达指责苏丹外交官从事了危及乌干达安全的活动，宣布与苏丹断交，双边关系跌到谷底。此后，尽管两国领导人都有恢复和平的愿望，并在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调停下会晤多次，也签署了若干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但苏丹继续不断向乌干达叛军提供军事援助，两国关系反复无常。互相指责，经常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

1999年12月初，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斡旋之下，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和苏丹总统巴希尔在内罗毕签订了合作协议，主要包括两国停止敌对行动、互不支持各自的反政府武装、交换战俘、对各自放下武器和放弃暴力的叛军实行大赦和在2000年2月底以前恢复外交关系等。但是，内罗毕和平协定以后，双边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2001年5月，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调停下，双方恢复1995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2002年之后，苏丹政府同意与乌干达一道打击在苏丹南部活动的上帝抵抗军。4月，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签署了允许乌干达人民国防军进入苏丹南部，追击上帝抵抗军的协议。根据需要，该协议可以定期延期更新。此后，乌干达在苏丹南北和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成了马桥克协议（the Machakos Protocol）的达成，该协议是苏丹和平进程中最关键的一步。

2004年3月，乌干达国防部长访问苏丹，探讨双方合作剿灭叛军事宜。4月，苏丹外长访乌干达，双方签署一项关于农业、渔业、动物资源及自愿遣返苏丹难民等问题的框架合作协议。自此，两国的关系运转良好，在围剿藏匿在苏丹的乌干达叛军的行动中，两国军队联合行动，互相配合，致使大部分叛军残余无处躲藏，逃窜到刚果（金）东北部密林。2010年2月，两国签署了理解备忘录，并成立了贸易联合委员会，以解决双边贸易问题。为便于两国间的合作和交往，2010年4月两国政府在坎帕拉签订了有关改善两国间交通状况的协议，包括修建四条公路和一条铁路。

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宣布独立，之前双方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着相当稳固和密切的关系。主要是乌干达北部不少民族与其接壤的苏丹南部居民同根同族，文化宗教信仰相近，作为非洲兄弟，其他地区的乌干达人与北方人一样在情感上多同情苏丹南部居民的处境和他们的独立要求。况且苏丹南部人民解放军已故领导人加朗60年代末70年年代初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与穆塞维尼相识，从此两人成为至交，多年来他领导的争取南方独立的斗争得到穆塞维尼的支持。2005年7月，穆塞维尼出席了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的加朗出任苏丹第一副总统的就职仪式。同月30日晚，加朗在乘穆塞维尼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途中遇难，乌干达全国降半旗哀悼3日。就在苏丹南部于2011年1月9日举行是否从苏丹分离的公民投票的前一天，穆塞维尼回答记者有关他支持南方独立是否违背其一向提倡的地区一体化的提问时，指出统一应是有原则的统一，而不是在镇压和不平等的基础上的统一。南苏丹独立前，特别是苏丹南部恢复和平以来，双方就开始寻求和加大经济、贸易、教育交流的机会。目前，乌干达有15万多商人从事两国边界贸易，特别是乌干达出口苏丹南部的商品迅速增加，南苏丹已成为乌干达最大的出口国，2009年乌干达出口南苏丹的贸易额约达2.6亿美元。[16]此外，南苏丹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产业雇佣了1200多名乌干达专业人员，另有1500名乌干达人在南苏丹从事建筑业。两国政府还启动了一些联合项目，如在朱巴估计投资约85万美元，兴建一个现代化市场。在教育交流方面，约有10多南苏丹学生在乌干达就读，同时也有不少乌干达教师在南苏丹任教。尽管北部个别地区存在边界纠纷和双边贸易产生的腐败等问题，双方关系正在日益加强和发展。

（二）同卢旺达的关系

卢旺达是与乌干达西南部接壤的邻国。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很多关联。1959年，卢旺达胡图族人从图西人手中夺取政权，对图西人进行了大屠杀，大批图西人（约30万人）逃往乌干达。1963年和1973年又先后发生了卢旺达屠杀、迫害图西人，引起涌入乌干达的难民潮。因此，长期以来难民问题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时期，奥博特和卢旺达前总统都推崇“社会主义”，双方都有所克制，没有太大冲突，但两国关系一般。在乌干达，由于奥博特对卢旺达难民实行限制、排斥的政策，阿明政变上台后许诺帮助卢旺达难民恢复图西王国，得到很多卢旺达难民的支持；加上阿明在执政之初指责卢旺达帮助一些反阿明组织试图推翻其政府，致使两国关系恶化。在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不少在乌干达长大的卢旺达青年加入了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乌干达政府则视卢旺达难民为穆塞维尼的支持者，因而发生了1982年驱逐卢旺达人的事件。因为卢旺达拒绝这些人入境，他们被迫滞留在乌干达边境直至90代。穆塞维尼执政后，不少经过浴血混战、反对奥博特政府的卢旺达人被任命为高级将领或政府高官。到了80年代末，卢旺达人突然从乌干达军队撤出，成立了卢旺达爱国阵线（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及其武装力量卢旺达爱国军。1990年10月，卢旺达总统指责乌干达支持反政府武装卢旺达爱国阵线，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1994年4月，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总统飞机失事，胡图族民兵（政府专门训练他们对付图西族）开始对胡图族温和派和所有图西人实现种族灭绝大屠杀。同年7月，卡加梅领导的卢旺达爱国战线夺取了政权，最初乌干达和卢旺达两国关系十分密切。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幼年随父母到乌干达避难，70年代末加入穆塞维尼领导的军队，在反对奥博特政府的游击战中战绩显赫，1986年起负责“全国抵抗军”情报部门，与穆塞维尼关系密切。卢旺达爱国阵线执政后，穆塞维尼总统于1995年正式访问卢旺达，双方领导人承诺加强双边社会、经济合作。

爱国战线夺取政权之时，约有200多万胡图人难民在前政府的组织下逃亡国外，大部分到了扎伊尔〔现今的刚果（金）〕。[17]卢旺达前政府和胡图族民兵很快在政治上控制了那里的难民，伺机反击，夺回政权。而同时，蒙博托支持乌干达反政府武装，为他们提供基地和资金，越境攻击乌干达村民和设施。

1997年5月，乌干达和卢旺达两国携手帮助卡比拉推翻了蒙博托政权。卡比拉掌权后，不但不对盘踞在刚果（金）东部的乌干达反政府武装以及随时威胁卢旺达安全的百万胡图族民兵、卢旺达前政府军以及其他参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胡图人采取行动，私下还支持卢旺达反政府武装，与他们勾结；同时排斥那些为他打天下的卢旺达图西族人和本国图西人。次年8月卡比拉又命令卢旺达爱国战线撤出刚果（金），导致他与支持其上台的图西人分裂，双方发生武装冲突。随后卢旺达、乌干达和布隆迪以保卫边境安全为由出兵支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卡比拉政权，引发了非洲九国相继卷入刚果（金）战争。

由于卢、乌两国出兵刚果（金）目的不尽一致，对于乌干达来讲，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的骚扰不像卢旺达一样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两国政府、两国军队的心态不同，加上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执政不长，对于外交、国际关系的影响未必比穆塞维尼老练，致使双方对刚果（金）采取的战略方针大相径庭。卢旺达主张必须用武力推翻卡比拉政权，建立符合自己意愿的新政权；乌干达则坚持采用促使刚果（金）各方对话，实现民族和解。由于利益相关双方各持己见，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乌干达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于1999年单方面与卡比拉会晤，试图摆脱与刚果（金）的冲突。气愤之余，卢旺达人感到作为战友加兄弟的乌干达人不鼎力相助，难免想起乌干达的江山是他们帮助打下来的，加上各自支持不同派别的刚果（金）反政府武装，因此将所有对卡比拉的愤恨都发泄到乌干达一方。1999年8月14～17日，乌干达与卢旺达两国军队在刚果（金）城市基桑加尼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2000年5月和6月两军在基市再度火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冲突事件发生后，乌干达与卢旺达两国领导人举行多次会晤，商讨解决办法，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两国政府派高级官员互访，努力消除分歧和误解。两国关系开始从谷底有所回升，但伤口难愈，伤疤仍在。2001年，双方成立的联合调查委员会最后定论，冲突的责任不在乌干达方面。同年11月，在英国政府的斡旋之下，穆塞维尼与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达成协议，改善了关系。但是，2004年末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原因是卢旺达军队在乌、卢和刚果（金）三国边界上打击叛军，引起了乌干达军队的紧张。经过双方成立的不同政见者重新安置与合作常设联合委员会等机构的努力下，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近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相互支持，双方恢复了往日的密切关系。

（三）同刚果（金）的关系

刚果（金）是乌干达西部的邻国，1960年刚刚独立时称刚果（利），不久该国发生了暴力冲突，3.3万难民进入乌干达。1966年，国名改称刚果（金），同年爆发了反对亲西方的冲伯[18]集团的辛巴武装叛乱。奥博特私下命令阿明支持反叛军队，被揭露后遭到议会的反对，这几乎导致他下台。在奥博特第一次执政期间，刚果（金）反政府武装常常以乌干达为基地跨境袭击刚果（金）军事目标，导致两国关系紧张。1971年阿明政变上台后与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关系友好。

穆塞维尼执政后，双边关系再度紧张。1987年，因穆塞维尼政府打击边界上走私行动和双方对边界上湖泊的捕鱼权的争执，引起双方军队多次冲突。80年代末，一些反对蒙博托总统的扎伊尔人开始组织起来，蒙博托指责乌干达政府支持扎伊尔反政府组织。1989年1月，阿明企图从扎伊尔回到乌干达北部，但是在金沙萨机场被认出并被捕。在没有得到乌干达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扎伊尔政府允许阿明返回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家。1990年9月，穆塞维尼和蒙博托同意合作解决边境安全问题，但双边关系并未因此而得以迅速好转。1997年，乌干达支持卡比拉推翻前扎伊尔蒙博托政权。卡比拉上台之初，两国关系十分密切，国名再次改称刚果（金）。但不久，由于卡比拉无意切断活跃在两国边境的乌干达反政府武装的武器供应，导致两国关系恶化。1998年8月初，刚果（金）爆发武装冲突，乌干达出兵刚果（金），一方面清剿以刚果（金）东部为据点、在乌干达西部滋事的乌干达反政府武装民主同盟军，另一方面支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推翻卡比拉政权，引发了9国参与的刚果（金）战争。乌干达在刚果（金）的总兵力大约在1.2万到1.5万人之间，向刚果（金）纵深挺进了800公里。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战火不断蔓延，乌干达的国际形象因为长时间军事卷入而严重损坏，同时经济也受到极大的压力，乌干达在刚果（金）每日的军费开支最高时可达近百万美元。大幅度增加军费招致了捐助国和一些金融机构的强烈不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一度威胁要暂停对乌干达的援助。与此同时，战争吓走了不少外国投资者，大宗外汇外流，乌干达先令急剧贬值。1999年6月，刚果（金）政府又将乌干达告上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乌干达武装入侵，在其境内侵犯人权、招募和训练童军，掠夺刚果（金）自然资源等一系列罪行。联合国安理会也成立调查小组对乌干达非法开采刚果（金）自然资源问题进行调查。乌干达一些议员也强烈指责政府不应卷入刚果（金）冲突。迫于刚果（金）局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外的巨大压力，穆塞维尼政府不得不由直接与刚果（金）政府军正面冲突改为支持刚果（金）反政府武装与刚果（金）政府军作战。1999年4月18日，穆塞维尼与卡比拉在利比亚的苏尔特签署了双边停火协议。此后，穆塞维尼政府调整了与刚果（金）的外交关系，保持与刚果（金）政府接触，努力缩小彼此间的矛盾，一是乌干达在经济上需要刚果（金）这个大市场，二是需要那里的丰富自然资源，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利用他国的资源发展本国经济。

2001年1月卡比拉遇刺身亡，其子约瑟夫·卡比拉继任总统，双边关系逐步改善。同年10月，乌干达开始撤军，并于2002年9月恢复与刚果（金）的外交关系。2003年2月，两国总统会晤，决定增设伊图里和平委员会，以便在撤军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同年10月，刚果（金）地区合作部长访乌干达，双方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互派大使，并承诺加强安全合作，不准对方的叛军在各自领土上活动。2005年12月，乌干达反政府武装上帝抵抗军迫于苏丹政府军的压力而转入刚果（金）境内，两国关系再度受到影响。后经双方协商，两军联手共同打击藏匿在刚果（金）密林深处的叛军残余。除此之外，乌干达西部边界艾伯特湖附近发现可观的石油储量，尽管两国政府同意双方就开采石油的分歧保持克制，时而也会发生刚果（金）军队袭击乌干达油田事件，两国军队发生过冲突。2008年底，刚果（金）允许乌干达军队进入其东北部打击乌干达叛军上帝抵抗军，特别是2009年表示要在军事与东部邻国合作，包括在歼灭其境内的乌干达叛军上与乌干达合作。同年初，两国总统还曾在两国边界附近会晤，自此双方关系恢复了正常。首先，在外交上自12年之前双方招回各自大使之后首次互派大使，此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也在稳步增长。

（四）同利比亚的关系

自1972年2月阿明访问利比亚以来，乌干达与利比亚一直保持友好关系。70年代最初几年，利比亚积极促使非洲国家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支持它们反殖和反种族隔离的斗争，给予它们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传播伊斯兰教。在乌干达，利比亚的影响使阿明政权的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与西方关系恶化，同以色列断交；（2）转向阿拉伯世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3）强化穆斯林的统治。尤其在1974年卡扎菲访问乌干达之后，阿明更加器重穆斯林，并开始清洗军队和政府中信奉基督教的官兵和公务员。除此之外，每逢乌干达出现危机时，利比亚总在财力或军事上支持阿明。1971年7月和次年2月，阿明为寻求军事援助，先后访问以色列、英国和德国，但其大部分要求被拒绝。就在阿明感到恼怒和失望之时，利比亚承诺向乌干达提供2亿美元援助。1972年，流亡坦桑尼亚的反阿明武装攻入乌干达境内时，利比亚再次向阿明提供军事援助，帮助训练政府军。1979年阿明政权岌岌可危时，利比亚派遣军队支持阿明。阿明倒台后，他最先逃亡到利比亚。

奥博特第二次执政时期，利比亚支持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包括穆塞维尼领导的全国抵抗军，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

穆塞维尼执政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在贸易、能源、银行业、房地产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合作密切。利比亚在乌干达的投资不断增加，包括对乌干达电信、利比亚饭店（原称维多利亚湖饭店）和全国房屋建筑公司的投资。[19]2003年利比亚决定减免乌干达1.6亿美元债务。2008年利比亚向乌干达投资6亿美元。双方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上相互配合和支持，关系比较密切。

但近年两国领导人就建立非洲联盟政府问题产生分歧，两国关系逐渐冷淡。2005年7月和2007年，卡扎菲分别在“非盟”峰会上提出立即建立非洲合众国和成立非洲联盟政府的设想。穆塞维尼总统没有支持他的主张，也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去做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卡扎菲一向重视与各国传统首领的关系，因此他另辟蹊径，决定发动各国传统首领，促使他们对各自政府施加压力，支持成立非洲联盟政府。他与乌干达四个王国的关系密切，多次邀请王室成员访问利比亚。2008年3月，卡扎菲趁到坎帕拉出席利比亚援建的清真寺竣工仪式之机，未与乌干达官方打招呼，突然拜访布干达国王穆特比二世。时值布干达王国政府反对中央政府提出的土地修改案、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张之际，令乌干达政府不快。2008年9～10月卡扎菲在召集非洲各国传统王国国王、王子、苏丹和部落酋长等传统首领到的黎波里商讨有关成立非洲联盟政府问题期间，计划在2009年1月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非洲传统首领会议，遭到乌干达政府的拒绝。乌干达政府指出，该会议旨在促使传统首领从事政治活动，违反了乌干达宪法。2009年9月10～12日，首都坎帕拉因布干达王国反对政府土地修改案而引发骚乱，穆塞维尼不提名地指责利比亚资助非洲传统首领暗中破坏其政权。尽管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但两国政府都声明双方关系牢不可破。

2011年10月，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其本人枪杀后，乌干达与利比亚新政府关系冷淡，穆塞维尼总统指责枪杀已被俘虏的卡扎菲的人为懦夫。2012年1月底，穆塞维尼和利比亚新领导参加非盟峰会后，两国决定恢复正常关系。随后，乌干达决定将在本国被冻结的至少3亿美元的利比亚资产，包括一家银行移交给利比亚新政府。

第六节
同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1962年11月，乌干达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64年双方签署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向乌干达提供1400万卢布的贷款，但直到1965年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60年代，苏联在利拉（Lira）援建了一家纺织厂，并提供有限的军事援助，但双边关系，不很密切。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谴责阿明是“反动的”统治者。之后，两国虽然仍保持外交关系，但互不信任。1973年，阿明先后同以色列、英国、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乌干达与苏联关系开始升温，上千余名乌干达陆军和空军军官到苏联和东欧国家接受培训，苏联向乌干达提供战斗机、导弹和装甲车等。70年代中期，苏联成为乌干达主要的武器供应国。1979年，当坦桑尼亚军队进入乌干达境内时，苏联拒绝了阿明的求救要求。1986年，穆塞韦尼政府与苏联恢复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次年，苏联答应恢复利拉纺织厂，并向坎帕拉的穆拉古医院（Mulago Hospital）提供价值5万美元的医疗设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有关公司对乌干达的矿产开采比较关注，2008年俄罗斯公司获得乌干达锡矿、钽铁矿等矿藏的开采执照。俄罗斯鲁克石油公司（LUKOIL）有意投资乌干达石油开发，2010年2月，穆塞维尼接见了该公司代表团，商讨投资开发问题。同年，俄罗斯维多利亚金星有限公司在乌干达投资兴建的第一家黄金提炼厂投产，加工能力为1.2吨黄金，生产潜力为1天可加工10公斤黄金。

第七节
同朝鲜的关系

1972年8月2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81～1985年，奥博特得到朝鲜军事援助，并邀请朝鲜军事顾问来对付穆塞维尼领导的游击队。穆塞维尼执政后，不计前嫌，双方多有接触。1988年，两国签署了双方易货贸易协定，根据协定，乌干达以皮棉、肉类和其他农产品换取朝鲜的水泥、机械、工具和电子产品，双方的商品价值各为1400万美元。到了1990年后期，由于乌干达农产品不足，多项物物交换中止。朝鲜还为乌干达新成立的机动警卫队和总统安全官员培训，截止1989年7月已培训了167名警官，并为他们提供装备。80年代末，乌干达政府启动恢复西部基伦贝铜矿生产，计划从矿渣中提炼钴，但需投资7000万美元。1990年末，在设备恢复初期的投资中，朝鲜向乌干达提供约207万美元的贷款，[20]随后还派出技术组，帮助恢复基伦贝铜矿的生产。2009年1月31日，朝鲜与乌干达泛非运动主席签署了经济发展投资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朝鲜将投资450万美元，用于乌干达的丝绸生产项目和大豆、玉米和旱稻的种植。乌干达泛非运动则提供土地、劳力和运输，朝方负责全年提供桑树树种、蚕宝宝和生产丝茧，并培训乌干达人，向他们传授技术。2008年12月两国签署了经贸合作谅解备忘录，按照备忘录，朝鲜将对原产于乌干达的出口商品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优惠待遇，其中棉花和矿产品为乌干达对朝鲜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时，朝鲜还将协助乌干达培训出口商和通讯技术人员。

2008年，双方高层互访增进了两国关系，如3月28～3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干达，受到穆塞维尼总统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若干个合作协议，包括互换教师、研究人员和技术知识交流。同年4月底，以乌干达执政党总书记兼政府安全部长阿玛玛·姆巴巴齐（Amama Mbabazi）为首的党政军代表团访问朝鲜，就两党、两军和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和相互合作问题交换了看法，强调加强两国的合作。

第八节
同古巴的关系

1974年5月9日两国建交。1977年2月双方签署了军事协议，根据协议，古巴向乌干达提供武器和军事人员。不久，古巴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乌干达，双方就军事援助进行会谈。1986年两国就易货贸易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乌干达向古巴提供豆类，以换取古巴的技术指导，1988年乌干达因货源不足而中止协议。1997年9月双方签署有关外交方面的合作协议和互免签证的协议。穆塞维尼执政后，双方高层互访增多，他曾于1988年访问古巴。1999年9月，乌干达第二副总理兼工业、贸易、旅游部长阿里访问古巴。2002年2月，古巴外交部长访问乌干达，穆塞维尼总统同他就双边卫生和教育合作与发展进行了会谈。2004年3月，古巴副总统埃斯特班·拉索访问乌干达，双方就加强经济合作、乌干达在哈瓦那重开使馆等问题进行磋商。2007年乌干达副总统回访古巴。2009年3月，乌干达副议长丽贝卡·卡达卡（Rebeca Kadaka）访问古巴，双方就议会交流、合作进行会谈。同年11月30日，穆塞维尼总统抵达哈瓦那，对古巴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参观了古巴的医疗、教育及油气开发机构。访问期间，他表示乌干达将派更多的石油技术人员到古巴学习，并要求乌干达科学家与古巴同行合作，推广他们的研究成果。

1980～2009年期间，古巴向乌干达派出179名医生、援助乌干达的医疗卫生事业；同时还派出讲师和教授，其中医生179名，大部分教授和讲师在姆巴拉拉科学和技术大学、克扬博戈大学和古卢大学任教。其间，有131名乌干达专业人员到古巴接受培训，此外，古巴还在医疗卫生、体育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上为乌干达学生提供奖学金。2009年，在古巴就读的乌干达学生有50名。

第九节
同伊朗的关系

穆塞维尼上台后，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加强。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伊朗领导人多次调解乌干达与苏丹的关系，如1996年经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的斡旋，促成乌干达与苏丹两国签订和平协议，恢复了外交关系。因此，乌干达和伊朗关系不断升温。1996年，伊朗在坎帕拉恢复了外交代表机构，次年设大使馆，乌干达也于2003年在德黑兰设使馆。同时，双方高层互访和经济合作日益增多。1996年和2005年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先后访问乌干达；穆塞维尼总统也于1991、1997、2001和2009年先后4次访问伊朗，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包括2003年双方签署的投资与贸易协议，2005年两国先后签署的农业食品加工合作协议、建立拖拉机装配厂协议和乌干达电视广播和伊朗广播备忘录等。2006年，西方石油公司在乌干达发现石油后，要求将开采出来的原油运往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提炼，提炼后的石油直接从肯尼亚出口，而乌干达国内的石油消费则需再从肯尼亚进口。鉴于此，穆塞维尼总统不愿受制于其他国家，坚持在本国建立炼油厂，此时伊朗表示愿意提供帮助。2009年穆塞维尼总统访问伊朗期间，两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伊朗愿意投资乌干达石油业的整体价值链，包括帮助乌干达建立炼油厂和为乌干达培养或培训石油工业的人才，并在农业、加工业、空运、金融、信息通讯技术、公共安全和外交等方面进行合作。由于伊朗需要乌干达在国际上给予支持，乌干达需要伊朗的资金和技术开发石油，利益互补使两国关系走得很近。但在2010年略有变化。2009～2010年乌干达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伊朗为避免2010年5月联合国就核不扩散问题有可能对其制裁，内贾德总统在联合国召开会议之前，也就是同年4月访问乌干达，以寻求支持，争取乌干达在安理会有关制裁伊朗的表决上投反对票。穆塞维尼总统在欢迎内贾德总统访问乌干达的宴会上说，乌干达支持和平利用核能、早日实现无核武世界，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有权利用核能发电和从事医学研究等。内贾德总统访问结束后，穆塞维尼总统表示伊朗援建炼油厂之事尚未最后决定，他说在英国首相打电话之前他对伊朗的核问题知之甚少。乌干达的前期石油勘探和开采主要由两家英国石油公司负责，如果由伊朗承担石油开发，定会影响英国利益，此外，在核问题上，英、美等国不愿意乌干达支持伊朗，因而对乌干达施压使其改变立场。乌干达也不愿冒风险得罪西方主要捐助国。根据乌干达外长在2010年6月28日与爱尔兰外长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伊朗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乌干达在同年6月9日安理会就有关制裁伊朗决议的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第十节
同以色列的关系

1962年，乌干达与以色列建交。60年代前期，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就在乌干达独立前一个月，奥博特曾访问以色列，与以色列领导人磋商独立后双方合作事宜。独立后，以色列很多农业专家、医生、军事顾问以及其他领域学者专家等被派往乌干达培训当地相关人员，并为行政官员和秘书办班提高办事能力；同时为数百名乌干达学生在以色列就读各类学校提供奖学金，其中一些攻读医学和工程学。在经济上，以色列不少企业、公司参与乌干达的公共建筑、住宅区、道路、机场和农用杀虫剂厂的建设，双边贸易也稳步增加。在政治上，直到1967年爆发第三次中东战争，乌干达理解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立场，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未投反对票。之后，乌干达与其他大部分非洲国家一样在国际会议上开始反对以色列，但这并未影响到两国关系。60年代末，奥博特决定改善与苏丹政府的关系，这使以色列不能再利用乌干达向苏丹“南部解放运动”转运援助物资。阿明不顾奥博特的禁令，继续保持以色列通往苏丹南部的交通畅通。1971年，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得到以色列的军事支持。1972年3月，苏丹内战结束后，阿明要求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援助遭到拒绝，遂将以色列人驱逐出去，断绝了与它的外交关系，并很快同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以色列对乌干达实施贸易禁运。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航飞机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往巴黎，在途经雅典后被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成员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机上有258名乘客，包括4名劫机者和22名机组人员，其中前后有148人获释，剩下的94名旅客（大部分是以色列人）和12名机组人员共有106人被扣为人质。劫机者要求释放被以色列囚禁的53名巴勒斯坦人，乌干达总统阿明支持这一行动。7月3日，以色列决定对劫机犯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突袭，4架“大力神”运输机装载106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重机枪、反坦克导弹、红外线夜视仪、火箭筒、黑色奔驰车以及150名特种作战部队官兵，经过7个小时的低空飞行，在毫无察觉下降落在恩德培机场，一辆奔驰汽车载着酷似阿明总统的士兵和突击队员从“大力神”运输机驶出，他们成功地冒充乌干达总统车队进入候机大厅，突袭劫机者，营救出105名人质，其中3人中弹死亡，另有1人当时因病住在乌干达医院（后被阿明处决）。突击队员还摧毁了11架乌干达军用飞机，给乌干达空军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整个突击行动从飞机降落到起飞仅用了53分钟。阿明虽然破口大骂，但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特种部队是好样的。阿明被推翻以后，奥博特政府和穆塞维尼政府继续支持非洲国家抵制以色列。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达成奥斯陆和平协议。次年7月，乌干达与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自此，两国不断加强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比较密切，穆塞维尼总统还多次访问以色列。

第十一节
同中国的关系

乌干达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之一。自1962年10月18日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始终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发展较好；尤其是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以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新的发展。

一　双边政治关系回顾

乌干达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独立初期、国内动乱时期和穆塞维尼当政以来的三个时期。

（一）独立初期两国关系发展比较顺利

1962年10月18日，乌干达和中国两国政府签署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始终相互支持。1962年10月25日，乌干达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的发言中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两国建交后交往较为密切，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发展。1962年12月6日，奥博特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会见何英大使，讨论加强两国合作问题。1963年10月，中国政府应邀派代表参加乌干达独立一周年庆典活动。1963年，中国和乌干达建立贸易关系。由于乌干达支持刚果（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1965年2月13日美国飞机（美国扶植的刚果冲伯傀儡集团的飞机）轰炸了乌干达的两个村庄，乌干达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2月16日，坎帕拉市民在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2月20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奥博特总理，表示坚决支持乌干达政府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1965年4月，乌干达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两国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开始通过优惠贷款、无偿赠送等方式向乌干达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发展民族经济。1965年7月，奥博特总理访华。

（二）动乱时期两国关系平稳发展

从1971年阿明上台到1986年穆塞维尼执政，乌干达处于动乱时期。在这大约15年内，除国防部长尼扬格韦索、民族解放军司令蒂托·奥凯洛和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万加先后于1973年9月、1982年9月和1984年8月访华之外，两国间高层交往较少，但双方关系发展比较平稳。

1971年阿明执政初期，虽发表过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但在同年10月阿明即电贺中国国庆，11月又派特使访华，转交他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表达了乌干达希望继续发展同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在1971年召开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乌干达投票支持恢复中国的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此后，阿明多次赞扬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愿意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并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

1979年阿明政权被推翻，乌干达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临时政府后，中国即予以承认。在民族解放阵线时期，根据相关协议，两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体育交流。

（三）穆塞维尼执政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

穆塞维尼1986年执政后，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于1989年3月、1996年1月和2004年5月先后三次访华，2006年11月还来北京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穆塞维尼执政、特别是他1989年3月访华以来，两国政府间高层互访增多，双边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6年以来，除穆塞维尼多次访华外，乌方访华的主要领导人还有：穆基比外长（1987年1月），第二副总理兼外长塞莫格雷雷（1989年3月），鲁贡达外长（1996年1月），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卡泰加亚（1992年以第一副总理兼“抵运”全国政委身份，1998年4月访华，2000年10月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第二副总理兼旅游和贸工部长阿里（1999年7月），第三副总理兼外长瓦帕卡布洛（2002年4月），国民议会议长塞坎迪（2002年10月）和总理恩西班比（2003年9月）等。

中方访乌的主要领导人有：国务委员谷牧（1987年4月），外长钱其琛（199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1991年7月），中国政府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1992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1997年4月），外长唐家璇（199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199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200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2001年1月），外长李肇星（2004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6年6月）和外长杨洁篪（2009年1月）等。

随着高层互访的增加，两国不断增进了解，达成了广泛共识，加强了政治外交和经济技术等各个领域里的合作。乌干达继续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1996年和1997年两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支持中国，2000年支持中国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提案，2005年支持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乌干达同中国的观点、立场基本一致，双方就此进行了密切磋商与良好合作。

二　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中国对乌干达的援助

中国对乌干达援助始于1962年，援助形式多样。（1）根据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通过优惠贷款、无偿赠送等方式向乌干达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发展民族经济。2001年1月，根据中非合作论坛精神，中国减免了乌干达绝大部分到期债务，2007年免除了乌干达1700万美元的债务。[21]（2）提供援建项目。截止到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先后为乌干达建设了奇奔巴农场、多禾农场、坎帕拉制冰厂、马萨卡制冰厂、沼气池、曼德拉国家体育场、乌干达外交部办公楼，以及瓦卡瓦卡渔场码头、疟疾防治中心和两所农村学校等14个项目。2009年开工援建的成套项目有一座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渔业养殖和培训为主、总占地面积约20公顷）、一座综合医院（有100个床位、总建筑面积5534平方米）、乌干达政府办公楼和广播电视节目落地等。（3）提供物资援助。（4）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国一向重视对乌干达人才的培训，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援建项目后续技术合作和培训，与国际组织合作培训技术人员，派遣技术专家到乌干达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以及邀请乌干达技术或管理方面的人员到中国对口领域进行培训等。在援建的农场、制冰厂、体育场和食品陶瓷研究中心等项目建成和移交后，中方继续承担技术合作项目8个。为帮助乌干达人掌握专业技术，保护援建项目正常运营，中国都是以贷款或无偿援助方式派出专家，为乌干达培训了大量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自80年代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简称TCDC）培训以来，中方为包括乌干达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员在华举办多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项目包括水稻栽培、太阳能应用、小水电、沼气、蘑菇栽培、国宾馆管理与服务、花卉技术、中医针灸、粮食仓储和养鱼等。中国政府还举办了一些“外交官培训班”和“中非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等，对包括乌干达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的外交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短期培训。每年中国政府举办上述培训班时，都邀请乌干达政府选派几名学员参加。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帮助乌干达建立了乌干达工业研究院以后，中国向乌干达工业研究院提供了开展科研和培训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并从2001年起陆续向该研究院派出理化、微生物、食品、陶瓷、塑料、电器、机械、制冷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开始了对乌干达各行各业急需的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截至2005年，中国已在乌干达工业研究院培训了690名技术人员，目前这些技术人员已在乌干达工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到该院接受培训的人员，除了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外，还包括来自公共团体和小型企业的人员176人。[22]

截至2008年年底，在多边援助项目下中国累计为乌干达培训近511名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内容涉及经济、政府管理、贸易投资、外交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23]

2009年中国政府向乌干达派遣3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乌干达农牧渔业部工作一年，在灌溉规划、淡水养殖和畜牧业生产等领域为乌干达政府提供政策及规划咨询、理论指导和技术培训。2009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还先后向乌干达派遣5名和15名青年志愿者，他们主要在软件设计和硬件维护、乒乓球、篮球和田径教练等领域进行为期1年的服务。

中国提供的各种援助对乌干达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以水稻种植为例，奇奔巴农场是中国援助乌干达最早、规模较大的种植水稻的农场，播种面积为500多公顷，配有20多辆卡车、10台收割机和20多辆拖拉机。该农场由中国专家于1969年开始勘测和设计，1972年开始兴建，1974年建成投产，使乌干达人民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生产的大米。

1976年，中国派出水利和水稻专家组在多禾地区建立水稻技术推广站，帮助当地农民在沼泽地发展水稻生产。在多禾水稻技术推广站建立起来以后，1981年中国同意乌干达提出的将多禾水稻技术推广站建成一个水稻农场的要求，其规模在300公顷左右。乌干达政府提出了一个“自力更生，民办公助”的建场方针，规定从兴修水利、农田建设到水利设施的修整、维护和疏浚，主要靠当地农民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就地取材，自己动手，之后开发的稻田全部分给农户种植。经过7年的努力，多禾水稻农场建成投产。到1985年，多禾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就远远超过了政府的预期，达到了526公顷，年产稻谷达3000吨。在建场过程中，中国专家通过种试验田、开办培训班、印发技术资料、深入田间检查和指导等方式传授技术，使当地农民学会了播种、插秧、田间管理等科学种田方法。多禾地区开发沼泽地发展水稻生产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乌干达国内外的重视。1984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些官员到多禾地区参观，高度评价中国专家所取得的成绩，认为中国专家在帮助乌干达发展水稻生产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双边贸易的发展

早在1960年，乌干达尚未独立时，两国间就开始了贸易来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两国贸易中，中国外贸进口多于出口，而且多以进口乌干达棉花为主。因此除1969年和1975年之外，中国每年均为逆差，贸易额除1965年和1974年超过1400万美元外，其余年份在数十万美元至数百万美元之间。80年代，除1984和1987年之外，乌干达没有向中国出口商品，其间，中国对乌干达出口逐年增长，出口额由1980年的11万美元逐渐增长到1989年的791万美元，1988年出口额最高，达1495万美元，因此中国一直处于顺差。90年代，随着乌干达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两国贸易有所发展（见表7-1）。据统计，199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万美元，达到1285万美元，其中中国对乌干达出口额为1284万美元，乌干达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1万美元；2000年双边贸易额增至1524万美元，其中中国对乌干达出口额为1440万美元，乌干达向中国出口额为84万美元。

表7-1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乌干达双边贸易统计

进入21世纪以来，双边贸易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见表7-2）。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中乌双边贸易额分别为1524万美元、1748万美元和3366万美元，年均增幅达36.8%。由于乌干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种类有限，其出口额在双边贸易总额中仅占5%左右，逆差较大。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3年中乌双边贸易额达5489万美元，比上年增长63.4%，其中中方出口5139万美元，进口仅有350万美元。为此，中国政府自2005年1月1日起，给予包括乌干达在内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双边贸易的发展。2005年，双边贸易总额为9937万美元，比2004年的8806.8万美元增长了12.9%；2006年双边贸易额猛增到1.5559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56.6%，其中中国出口额为1.38亿美元；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2.47亿美元，中国出口额为2.30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1.1%和13.6%；2009年双边贸易额达2.5亿美元。乌干达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额近年一直在1700万美元至2000万美元之间，相比中国对乌干达出口额，逆差较大。尽管2007年3月两国签署零关税协议，中国将乌干达享受免关税商品范围扩大到449种，但由于乌干达产品结构比较单一，适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商品有限。此外，中国市场还不大了解乌干达商品，一时打不开销路，实际上，除棉花之外，乌干达的咖啡、茶叶（多为红茶）、烟草、水果等产品质量上乘，多为有机产品，深受人们的青睐；特别是西番莲果，亦称热情果、百香果，在非洲的中国人称之为爱情果，它甜酸可口，一般尝过西番莲果或果汁的人会久久不能忘怀。

表7-2 中国乌干达双边贸易统计

乌干达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轻工产品、农机具、机械电子产品、纺织品、服装、化工产品、陶瓷器皿、医药产品和鞋类等。乌干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棉花、咖啡、芝麻、木材、皮革、塑料、渔产品和矿产品等。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档次及技术性能较适合乌干达人的需求，在乌干达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尤其是中国的机械设备、电子和医药产品等，深受乌干达市场的喜爱。

（三）投资合作发展较快[24]

自1992年第一家中乌合资企业在乌干达注册成立到2008年年底，先后有137家独资或合资的中国企业在乌干达投资局取得投资许可，计划投资总额2.07亿美元，雇用当地员工9780人。尤其在近年，中国对乌干达投资迅速增长，2008/2009年度中国跃居乌干达国外直接投资第二大来源国。根据乌干达投资局统计数据，2009/2010年度，中国对乌干达直接投资超过肯尼亚，位居乌干达外国直接投资的榜首，在建项目31个，投资总额2.45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5568个就业机会。[25]2010年中国在乌注册的项目增加到33个，计划投资额为6521万美元，项目数与投资额分别居外商投资第二和第四，为当地创造了4279个就业机会。[26]

目前，中国在乌干达投资企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投资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规模虽不很大，但经营机制灵活，能够较快地实现“本土化”经营，投产企业的效益一般都比较好。

（2）投资领域不断拓宽。最早的投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以个体经营的中餐馆和后来开办的中国诊所为主。1996年以后，中国在乌干达投资领域主要是小型制造业，如轧棉厂、制鞋厂、瓶装纯净水厂和建筑业等；目前已经拓宽到农林渔业、采矿业和社会服务业。

（3）在乌干达的中国建筑公司成立了不少子公司，实行多种经营。如中国重庆对外建设总公司乌干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了家具厂，生产各种木（钢）家具，年产值达6万美元。

表7-3 中国在乌干达投资情况表（1991～2007年6月）

截止到2010年9月，中国在乌干达投资的企业和公司有37家，其中生产性企业有全球纸制品有限公司、天裕制革有限公司、米达林工程有限公司、玛可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非洲乌干达欧米佳实业有限公司等。全球纸制品（东非）有限公司是广西两面针集团与乌干达当地公司的合资企业，于1999年启动，年产尿不湿400吨、餐巾纸100吨。我国温州商人创办的民营企业天裕制革有限公司于2005年在乌干达注册，次年8月投产，主要经营皮革加工与出口业务，雇用了100名当地员工，年出口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是当前乌干达生产规模最大的制革厂。由于出口成绩突出，自2006年起该企业连续5年获得乌干达总统出口企业奖，2006年首获银奖，2007年和2008年两次获得金奖，2010年再次获得银奖。米达林工程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180万美元，主要从事建筑、建材生产和进出口贸易等业务。玛可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沙发及箱包等。非洲乌干达欧米佳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家具制作，进口木材和农产品，并在当地开采矿产。中国民营企业河北汉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于2008年和2009年在乌干达成立了科贸公司和汉和（乌干达）农场有限公司。目前，汉和农场不仅生产稻米、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作物，还生产各种蔬菜和食用菌，并从事小型家禽养殖。另外，该农场还计划种植10万棵松树，进行农田林网建设，既可以在10年后有可观的收益，又能与国际碳汇项目对接，实现双重经济效益，同时带动了当地农业发展，增加了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也迎合了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乌干达建粮仓、缓解东非地区粮食短缺的计划。汉和农场取得的业绩引起乌干达总统和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成为中乌合作突出的典范。四达时代公司于2008年12月在乌干达成立四达时代传媒乌干达分公司，2010年2月1日在乌干达开始试运行数字电视系统，同年10月1日正式开业。目前坎帕拉及周边地区已经实现了数字电视网络覆盖。该公司还建立了6个用户体验中心，雇用了80名当地青年。由于该公司考虑到当地人消费能力和习惯，制定的数字电视接入价格和收视价格合理，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

（四）中国公司工程承包项目增多

中国在乌干达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始于1987年。1987～1996年是中国公司在当地承包市场如日东升，其发展处于最佳阶段。在乌干达对外发包额仅有3亿美元左右的情况下，1995年和1996年中国公司所承包工程项目金额分别在5915万和3538万美元。其中，中国四川国际公司（简称中川公司）更是辉煌一时，在公路、房建等项目中屡屡中标，后因对承建的欧文电站项目管理不善、资金周转不足而延误施工进度，于1996年7月被强行终止合同。这不仅使中川公司受到极大影响，也波及乌方对所有中国公司的信任，中国公司在当地的声誉和形象因此事件而毁于一旦。近年来虽然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得到好转，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平，中国公司争取承包较大项目仍然有很大难度，1999年、2000年和2001年连续3年的合同额和营业额均在2000万美元左右。自2002年以来，由于两国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在乌干达投资办厂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因而带动了工程承包项目的大幅增加，近年来年均合同额和营业额基本保持在5000万美元左右。截止到2008年年底，中方在乌干达承包工程合同额累计8.1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4亿美元。其中，2008年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约1.0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478万美元，较上年均有大幅增长。[27]目前在乌干达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中资企业有13家，它们是：中国成套公司（承建乌克洛洛高级公寓楼项目、联合医疗中心项目）、路桥公司（乌索罗提—多科洛道路升级工程）、重庆对外建设总公司（乌玛图卡—色姆图—卡皮卡公路改造升级项目）、中材国际公司（乌干达希玛水泥厂扩建项目）、中国五矿集团第23冶集团公司（承建乌干达第一家艾滋病制药厂）、南京国际公司（承建过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贵宾楼项目、乌干达通信委员会办公楼项目）、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乌卡普乔拉地区供水项目）、华为公司（乌干达通信运营网项目）和米达林公司（承建乌干达国防部军官宿舍项目）等。其中最大的承包项目是中材国际公司承建的乌干达希玛水泥厂扩建项目，为6500万美元。2010年12月底，22家中资承包企业负责人出席了在中国驻乌干达经商处举行的乌干达中资企业商会承包分会成立大会，各单位决心为促进中资承包企业在乌干达市场健康有序竞争而共同发展。

乌干达工程承包市场有一定潜力。随着乌干达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容量也在不断扩大。近年来乌干达工程市场发包额约在4亿～5亿美元，其中1/3为内部议标、2/3为公开招标。房建项目逐渐减少，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公路、城市供排水、农村打井、输变电、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有实力的跨国公司也跻身于乌干达承包市场。与西方公司相比，中国公司在资金、设备、语言交流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但在劳动力成本、建材价格，以及在房建、道路、桥梁、电站、污水处理、打井供水等行业上，尤其在房建和打井领域具有较大优势，只要真正树立按期保质的良好信誉和形象，中国公司在乌干达工程承包市场上会有更大作为。

三　文化、教育与军事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

自建交以来，中国与乌干达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1962年12月和1964年6月，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和中国科学代表团相继访问乌干达。1964年8月，中国沈阳杂技团应邀访乌演出。1966年11月，中国民间歌舞团到乌干达进行访问演出。在此期间，中国乒乓球队、足球队、田径队先后访乌；乌干达乒乓球队、足球队和手球队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比赛。1978年5月，中国东方歌舞团赴非学习小组到乌干达访问。1980年乌干达新闻代表团访问了中国。1985年6月，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1999年8月，两国签署中、乌文化合作协定2002～2004年执行计划。自1959年起，中国就向乌干达学生提供奖学金，截至2009年，中国共向乌干达提供了405个奖学金名额，近年我向乌提供的奖学金名额逐年增加，仅2009年就在医学、石油工业、农业和加工业等领域提供了44个奖学金名额。在医疗卫生领域，1969年4月，乌干达开始同中国讨论两国间医疗卫生合作事宜。1983年中国开始向乌干达派遣医疗队，截止到2009年，中国已向乌干达派出14批医疗队，共146人次。

在军事领域，双方也有一些交流与合作。乌干达军方访华的主要有：国防部长尼扬格韦索（1973年9月），民族解放军司令蒂托·奥凯洛（1982年9月），副总统兼国防部长穆万加（1984年8月），国防国务部长姆巴巴齐（1993年、1996年和2003年）和乌干达人民国防军司令阿龙达（2007年9月）等。中国军方访乌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上将（1996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上将（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靖志远上将（2008年10月）。2006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乌干达赠送100辆军用运输卡车。

四　双边重要协议

中国和乌干达两国政府签署的双边协议主要包括：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干达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1962年10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6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干达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7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派遣中国医疗队赴乌干达工作议定书》（1987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派遣中国医疗队赴乌干达工作协议补充修正案》（1993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乌干达共和国互免签证协定》（1997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干达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99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乌干达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名誉领事馆的协定》（1999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2001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2001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政府关于免除乌干达政府部分债务议定书》（2001年1月）。

《关于中国政府向乌干达政府用于防治埃博拉病毒捐款的换文》（2001年1月）。

《关于中国在乌干达勘探开发石油资源的谅解备忘录》（2001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政府关于免除乌干达政府部分债务议定书》（2001年1月）。

《关于中国政府向乌干达政府用于防治埃博拉病毒捐款的换文》（2001年1月）。

《关于中国在乌干达勘探开发石油资源的谅解备忘录》（2001年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3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4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2004年5月）。

《关于中国公民自费旅游实施方案谅解备忘录》（2005年4月）。

《中国政府与乌干达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2009年4月）。

[1] UGANDA 1962-1963，PRINE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ENTEBBE，UGANDA 1964.

[2] UGANDA 1962-1963，PRINE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ER，ENTEBBE，UGANDA 1964.

[3]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910050139.html.

[4] David Kibirige，SPECIAL REPORT：A foreign policy disaster——Idi Amin profile ，Monitor Online，Aug，20，2003.

[5] 这段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军队变化不大，一直沿用民族解放军的名字。

[6] 中国外交部网，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fz/1206_45_7/。

[7] http://www.dfid.gov.uk/Documents/publications1/sid%202009/Table%209.xls；http://www.dfid.gov.uk/Where-we-work/Africa-Eastern--Southern/Uganda/.

[8] http://www.usaid.gov/locations/sub-saharan_africa/countries/uganda/uganda_fs.pdf.

[9] http://www.usaid.gov/our_work/global_health/aids/Countries/africa/uganda.html.

[10] http://ug.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910/20091006581763.html.

[11] http://trade-info.cec.eu.int/doclib/docs/2004/april/tradoc_116850.pdfJHJzoom= 100&page=76.

[12] http://www.focac.org/chn/rsfz/dqzz/t157255.htm.

[13] http://intl.ce.cn/gjmy/zxdt/200906/08/t20090608_19264134.shtml.

[14] 见乌干达外交部网站，http://www.mofa.go.ug。

[15] 苏丹第一次内战（1956～1972年）期间，苏丹南部反政府武装抵抗战士的称谓。

[16] http://www.newvision.co.ug/D/8/220/709481

[17] http://www.newvision.co.ug/D/8/220/709481

[18] 冲伯为当时的总理。

[19] 据利比亚驻乌大使Bujeldain于2009年9月29日在坎帕拉庆祝卡菲执政40周年招待会上所说。

[20] http://www.oag.go.ug/uploaded_files/1093695207Kilembe%20Mines%202003. PDF；http://reference.allrefer.com/country-guide-study/uganda/uganda95. html.

[21] http://www.aercafrica.org/documents/china_africa_relations/Uganda.pdf.

[22] 新华网：“中国乌干达工业技术合作结硕果”，2005年10月20日。

[23] http://gzly.mofcom.gov.cn/website/face/www_face_history.jsp？sche_no=1419.

[24] 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经商处2007年1月9日文章《中国在乌干达投资简况》。

[25] http://intl.ce.cn/specials/zxx/201007/09/t20100709_21598601.shtml.

[26] http://www.ugandainvest.go.ug/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5&Itemid=239.

[27] http://gzly.mofcom.gov.cn/website/face/www_face_history.jsp？sche_no=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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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关网址

（一）政府部门网址

乌干达政府：http://www.government.go.ug/

乌干达国家宫：http://www.statehouse.go.ug/

乌干达议会：http://www.parliament.go.ug/

地方政府：http://www.government.go.ug/local-admin.htm

乌干达执政党全国抵抗运动组织：http://www.nrm.ug/

乌干达法律图书馆在线：http://www.ugandaonlinelawlibrary.com/default.asp

乌干达财政、计划和经济发展部：http://www.finance.go.ug/

乌干达统计局：http://www.ubos.org/

乌干达银行：http://www.bou.or.ug/bouwebsite/opencms/bou/home.html

乌干达税务局：http://www.ugrevenue.com/index.htm

乌干达投资局：http://www.ugandainvest.com

乌干达旅游、贸易和工业部：http://www.mtti.go.ug/

乌干达旅游局：http://www.visituganda.com

乌干达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http://www.agriculture.go.ug（尚在建设之中）

乌干达能源发展部：http://www.energyandminerals.go.ug/

乌干达水利、土地与环境部：http://www.mwle.go.ug

乌干达电力管理局：http://www.era.or.ug

乌干达环境管理局：http://www.nemaug.org

乌干达外交部：http://www.mofa.go.ug/

乌干达移民局：http://www.immigration.go.ug

乌干达教育部：http://www.ugandaeducationsector.com/

乌干达卫生部：http://www.health.go.ug/

司法和宪法事务部：http://www.justice.go.ug

乌干达法院：http://www.judicature.go.ug/

乌干达国防部：http://www.defenceuganda.mil.ug

乌干达警察部队：http://www.police.go.ug/

（二）其他网址

1. 乌干达网络门户：http://www.myuganda.co.ug

2.　《新观察报》：http://www.newvision.co.ug/

3. 乌干达在线：http://www.ugandaonline.net/

4. 全非全球媒体：http://allafrica.com

5. 百科http://encyclopedia.thefreedictionary.com/Uganda

6. 蒙迪索引：http://www.indexmundi.com/（提供各国概况、统计数字、表格等）

7. 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有关非洲研究网址：http://staff.lib.msu.edu/limb/a-z/az_tz2.htmlJHJU

8. 斯坦福大学学术与图书馆信息资源库：http://www-sul.stanford.edu/depts/ssrg/africa/uganda.htm

9. 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有关乌干达方面网址：http://www.africa.upenn.edu/Country_Specific/Ugand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