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
日本之耻
Black Box

［日］伊藤诗织　著
匡匡　译

中信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箱：日本之耻/（日）伊藤诗织著；匡匡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Black Box

ISBN 978-7-5217-0222-4

Ⅰ.①黑…　Ⅱ.①伊…②匡…　Ⅲ.①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Ⅳ.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3155号

Black Box by ITO Shiori

Copyright © 2017 ITO Shio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in 2017.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ITO Shiori，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Taiwan.

黑箱：日本之耻

著　　者：［日］伊藤诗织

译　　者：匡匡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94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9-050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217-0222-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雅众文化　出品

致中国读者

直至现在，我们仍对反复出现的性别歧视、性暴力习以为常，我们避忌谈这些事，我们的声音被压制，被迫沉默。

当我谈起我的经历时，有人说：“日本女性不会讲述这么羞耻的事，伊藤诗织不是日本人。”

无论我们生在哪里、在怎样的环境成长，所有这些歧视、骚扰和暴力都不应被容忍。

中国的#MeToo运动也在进行中，女性们在发声，谢谢你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通过这本书，大概更多女性的声音会被听见吧。

因为任何时候，我的声音都能化作你的声音，或者你珍视的人的声音。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伊藤诗织

前言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关于我的性侵受害一案，检察厅给出的判定结论是“不起诉”。为此，我向检方的审查机构递交了复议申告书，并通过本次发布会，面向公众宣布了这一决定。

自遭受性侵之日起，实际上已过去两年多了。

大概有不少人，是经由本次发布会才刚刚获知此事的。然而这两年间，我却记不清已在警方、律师事务所或媒体人员面前，把相同的话复述了多少遍。

当时，国会方才提出了包括强奸罪在内的刑法修正案。对强奸罪加以问责的刑法，自明治时代制定之后，历经百余年，却从未进行过大幅度的修订。包括“亲告罪”制度在内，日本的刑法可谓故态依然。也就是说，只要性侵受害人不主动提出指控，性暴力的实施者就不会被问罪。

针对修正案的议程也一再延后，我不免觉得：“如今，对法律的修订在国会里难道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是对法律的修正，对性犯罪受害人的调查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与态度等，方方面面都有必要加以改善。

针对这一点，我有义务主动发声，将见解公之于众。

假若只是被动等待他人的关切，事态将永远不会改变——对此，我开始有所醒觉。

就在我抛头露面，将自己的姓名公之于世，终于吐露心声，并获得了理解和同情的那一刻……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检察审查会做出了判定。

“本案不予起诉。”

最终结论是：检察官对此案的判定正确无误。

作为检方判定依据的所谓“事实”，究竟是什么？

借用负责本案的检察官的原话：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

截至今日，多少个日子里，我作为当事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专心致志，不断向这只“黑箱”投以探照的光束。

然而，越是试图打开这口“黑箱”，就越是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更多的“黑箱”。

我希望诸位读者能经由本书，对当日发生的事件——即依据我自身的体验、对方当事人山口敬之的说辞、警方的调查、媒体的采访而得以还原的清晰事实，有所了解。不知大家读完此书会作何感想。

不过，假如当今的司法系统没有能力对本案做出裁决，那么我相信，借由此书厘清事件的脉络经过，在更大范围内展开社会讨论，才是有益于公众的结果。这是我决定出版此书的最大理由。

听到“强奸”这个词，人们脑中首先浮现的，恐怕是走夜路时突然遭遇陌生人袭击的那种情况。

然而，据日本内阁府二〇一四年的某项调查显示，实际上，被完全不认识的人暴力胁迫发生的性行为只有11.1％，更多的性侵害都来自熟人；事后向警方寻求帮助的受害人仅占整体比例的4.3％，并且其中仅有半数，是遭受陌生人的强暴。

因为她们清楚，如果遭受了熟人的性侵，就连去警局报案也有难度。另外，倘若性侵当时受害人神志不清，那么依照当今日本的法律制度，想要提起刑诉会有极高的门槛。

正如我的案子，就属于这种情况。

拿起这本书的每位读者，此刻对于我的情况，又了解多少呢？一位遭遇了强奸的女性；一位有勇气面对公众的女性；一个明明在控诉强奸，出场时，却敞开衬衣领口纽扣的女性。

新闻发布会后，我用一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审视着那个被各路媒体大书特书的“诗织小姐”。

那个与我拥有相同的面孔，而我却从不认识的“诗织小姐”，在互联网上，被形形色色的八卦缠身：朝鲜间谍、毕业于大阪大学、爱搞SM（性虐待）的肉食女、有政治方面的背景……许多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闻所未闻的爆料，都和我的形象捆绑在一起。原本想竭力保护的家人和朋友，也被窥探、扒料，乃至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

新闻发布会过去一个月后，我听朋友说，这一回，众人的口径又变成：

“诗织小姐失踪了。”

“诗织小姐躲到哪里去了？”

我和发布会之前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曾去任何地方。也不曾人间蒸发。

人活于世，真的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有一些，想都想不到。还有些，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你以为只会发生在某个遥远地方的陌生人身上……

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新闻和摄影。二〇一五年回国后，开始在路透社做实习生的工作。然而，正值此时，却发生了一件足以扭转我整个人生的事。

在此之前，我曾游历过大约六十个国家，也曾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种植可卡叶的热带丛林。每当向人提及这些经历，听者都会问：“那你一定遇到过不少危险吧？”

而事实上，我在这些边缘国家的偏远之地逗留、采访，从未遭遇过什么危险。真正有危险降临在我的头上的，却是在亚洲以安全著称的我的母国——日本。并且，之后发生的种种，也将我彻底击垮。无论是医院、援助热线，还是警方，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我伸出援手。

我发自心底感到震惊：自己竟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对一切懵然无知地生活至今。

性暴力，将任何人都不愿经历的恐惧与痛苦，施加在别人身上，并长时间折磨着对方的心灵。

为什么被强暴的人是我？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也曾无数次责怪自己。

可惜，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但我希望，这段经历不会就这样过去。我也是当不幸落在自己头上时，才领教了其中的苦楚。对这件从未想象过自己也会遭遇的厄事，该怎样去应对呢？起初，我全无头绪。

不过，如今，我已明白什么才是必需的。要想做出良好而有效的应对，就必须同时改善与性暴力相关的社会和法律系统。为此，首先我希望，整个社会拥有受害者可以开放谈论自身遭遇的宽松氛围——为了我自己，为了我深爱的妹妹和友人，为了将来的孩子们，也为了许许多多我素不相识、不知其名的陌生人。

假如我对自己还抱着羞耻与愤怒，恐怕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坦言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以及不得不致力改变的事。

再说一遍，我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并不是那件“已经发生的事”本身。

怎样才能避免这种事发生？

万一发生时，该怎样寻求救助？

我想讨论的，是这些事关未来的命题。而为了谈论未来，方才斗胆提及那桩“过去的事”。

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恳请您想象一下：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如果也发生在您自己，或您亲爱的人身上呢？对此，谁也无法预测。

另外，在二〇一七年的刑法修订中，“强奸罪”“准强奸罪”两项罪名，已分别变更为“强制性交等罪”“准强制性交等罪”。内容中最大的变动在于，旧刑法中仅规定了女性是性犯罪的对象，而新刑法则把针对男性实施的性侵行为也包含进来；“性交”的定义更加宽泛，经由肛门、口腔施行的侵犯行为也被视为定罪的对象。

关于修订版的刑法，我稍后会再谈。本书所采用的，仍是案件发生当时的法律称谓，以及现今依旧比较普遍使用的“强奸罪”说法。

此外，本书依据我的个人经验写就，对性暴力的描写也有所涉及，因此，假如您有创伤重现（Flashback）、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方面的担忧，请务必优先考虑自身的情况。

谨以此书，

向一路走来支持我的所有人，

致以由衷的感谢。

第1章
那日之前

二〇一三年九月，当时我人在纽约，在大学里修习新闻和摄影专业。迫于支付学费的压力，生活状况相当窘迫。当初是在家人反对之下，力排众议才赴美留学的，因此几乎没有接受父母的任何资助。

于是，我勤工俭学，先后做过翻译、保姆以及钢琴酒吧的服务生。酒吧的工作总是深夜方归，当时与我同居的男友比较担心，所以也无法经常出勤。不过，和做保姆相比，酒吧的薪水却高得多。

在纽约与山口相识

在酒吧里，时常可以倾听来访纽约的各种职业人士畅谈他们的经历和见解，打工者们也都各怀梦想，是个快乐的工作场所。

我初次见到山口敬之，就是在这间酒吧。

和客人聊天的时候，我总会非常坦白地告诉对方：“我在读新闻。”那天，当我像往常一样说出自己的身份时，有个在喝酒的客人指着山口说：“他就是TBS（东京广播电视台）驻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哟。”

山口闻言爽快地回答：“我自己也是记者，能遇到你这样怀有新闻理想的人，真的很高兴！”

而我自己呢，长久以来一直做着记者梦，如今果真遇到了一位记者，当即便聊得热火朝天。那时我恰好处于毕业前夕，翌年即将离校，已经有了些实习经验，正考虑去纽约的新闻现场工作，有幸得到前辈的指教，感觉特别开心。

所谓毕业实习，是指大学里的在籍生，到企业中去从事一些体验性工作的制度。

山口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机会的话，我带你去TBS的纽约分局体验一下好了，请务必给我邮件吧。”

当日，我们的话题到此便结束了。

与山口再度会面，比我意料的要早。秋天还未过去，我就收到来纽约出差的山口发来的讯息。

他向我发出邀请：“此刻我正跟TBS纽约分局的局长一起吃饭，你要来吗？”

当时，学校这边刚刚下课，我很雀跃，连忙赶到两人用餐的日本料理店，发现他们已用餐完毕。

我只点了一份立刻就能上菜的甜品，快速做完自我介绍。之后，山口称，有些私人事务需要处理，我便跟随二人前往TBS纽约分局，问候了分局的人之后，山口便告辞离去。我随后又在分局局长的介绍下参观了分局。

其后未过多久，我在纽约的学业变得越来越难维持。打工一直是兼职状态，生活相当清苦，学校颁发的奖学金也不足以支付全额学费，再加上生活费用，等到毕业那一年，存款就会见底。于是，我决定去生活费用相对较为便宜的欧洲，在那边的大学里修完一个学期的学分。

我考虑了自己不得不选的课程，结论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读半年应该没有问题。若是在那里，大概可以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维持生计。说服同居的男友，是件挺累人的事，好说歹说，对方总算勉强同意了。

对我来说，维持这份学业，要优先于其他任何事。

上小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说自己想在热带的大草原上一边搞动物研究，一边干新闻报道相关的工作。动物研究就不提了，但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从事新闻相关的工作，却是我从过去一直葆有的梦想。去想象一个我所未知的“外面的世界”，从来都格外刺激。

成长史

我出生于柏林墙倒塌的一九八九年，也就是日本的平成元年。父母是地方出身，我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于世，在市郊的住宅区里长大。打小时候起，我就正义感爆棚，同时却也总爱调皮捣蛋，常把男生给弄哭什么的。

三岁左右时，我迷上了《面包超人》，一卷录像影带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用我妈的话说：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大约是受了面包超人的影响，我讨厌那个欺凌弱小的男生，曾朝他的脸上挥过一记狠拳，打得他鼻血哗哗直流，害得妈妈拎着点心上门给人家赔罪。

连我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真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

从不会接受点心的哄骗；一旦决定的事情，就毫无转圜、任性地坚持到底；脾气死倔，曾经有一次，为了求大人给自己买一只海豚游泳圈，滚在地上放声大哭，结果被爸妈丢在了超市里。

还总爱往不认识的地方乱跑，什么海滨浴场、百货公司之类，每到一处，我都会记住那里的寻人广播，虽说并不觉得自己算“走失儿童”。甚至，还曾探险过头，跑到了老远的其他城区去，被警察叔叔收容。当时我才四岁。

几年以后，因找不到我而心急火燎的爸妈还曾报过警。

那一次，我率领小朋友，去了我们曾经住过的公营住宅小区探险。以孩子的脚程来看，路途遥远到无法想象，但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历尽艰辛，总算抵达，甚至还原路返回了家。当时，外面天色已经黑透，害得小朋友的妈妈们狠狠担心了一把，朋友的袜子都磨出了破洞，我们遭到了大人严厉的训斥。

假如我生在一对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身边，该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母亲是一个乡下出身、在农田环绕下长大的“新手妈妈”，总让我随着性子自由玩耍，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四岁之前，我都生长在公营住宅小区的五楼公寓里面。阳台对我来说，就是供我玩耍的儿童攀登架。好几次，我都抓着外侧的扶手，像“入室作案”一样，爬到隔壁朋友家的阳台去。

如今回想起来，小时候竟玩过这样的游戏，真是后怕。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也像我这副模样，我肯定会神经衰弱吧？我想，母亲对我的这些玩法大概毫不知情。

“身为人姐”是一份新的职责

自从有了弟弟妹妹，我获得了一份新的职责——做姐姐。由于有了必须守护的人，我拼命干起了看孩子的活儿。没过多久，加上邻居的小孩，学校放学以后，我家周围就成了一个孩子成群结队游荡玩耍的地方。

弟弟在上小学之前都不会说话，爸妈为此十分忧心，开始了频繁往返医院的生活。在内心某处，我总有一种感觉：是不是过于能言善道的自己，夺走了弟弟讲话的能力？

凡事都能一个人搞定，由着自己的心意做出决断，并付诸行动的我，不知何时起，已彻底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监视，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自由自在，任性生活。其中也有部分原因在于，我不再是独生女了。学业成绩方面，也马马虎虎。印象中，却不记得父母曾敦促过我：“要好好学习！”每次拿到学校的联络簿，爸妈的视线总望向弟妹，仿佛在说：“诗织没问题的。”

无论我去哪里，妹妹都会像跟屁虫一样黏上来，似乎特别愿意和我的朋友一起玩儿。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如今，我但凡做梦见到妹妹，都是这个时期的她。大概因为我离家太早，对幼年时期的妹妹，印象更加深刻。

我跟妹妹岁数相差较大，升高中那会儿，我们甚至好多次都被误认为是“母女俩”。可爱的妹妹，总对我特别依赖。我遭遇强暴后的几个小时里，最先见到的人，也是她。

妹妹一岁的时候，我家附近的澡堂里，有个自称是模特经纪公司负责人的女士向母亲打招呼，问妹妹愿不愿意去做模特，十分热情地劝诱说，只要肯来经纪公司看一看，也无上欢迎。母亲兴奋得不得了，当场就答应了人家，领着我们姊妹三人上门拜访。这下倒好，我还记得，一起去的我和弟弟也不明就里地拍了一堆写真。

不过，母亲倒也没能如愿变成星妈。结果是，只有可以独自四处闯荡、见谁都不认生的我，得到了模特的工作。当时我才九岁左右。经纪公司发来的传真下面，会按部就班写好交通方式和换乘指南，我就拿着那张纸，到处去试镜或赶场拍摄。

如果是放学后的拍摄，感觉累了，我就跑到在市区工作的爸爸那里，跟他结伴回家。混在孩子堆里，手捧精心编排的完美简历和崭新的写真集接受试镜，老实说，滋味并不好受。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件商品。

不过，拍摄现场的工作倒是蛮愉快的。和大人们共同完成一件作品的过程非常有意思。我一直觉得，假如自己不是个小孩子，没准儿还能成为制作方的一员呢。

升上初中之后那阵子，我在校外从事这样的模特工作，渐渐引起了同级同学的侧目。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一向只跟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分享此事，同时也使用艺名。所以流言传开的时候，我感到不知所措。起先，只是遭受了一些小小的奚落与戏弄，最后，终于演变成了校园霸凌。在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稍微显得有一点出格，就会被视为“异类”。你不被允许跳离铺设好的既有轨道。从那段时期起，我便在封闭的校园“小社会”里，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轨道之上的人生”，结束了

某天，我去所属中学的课外社团——篮球部参加比赛，在回家的途中却昏倒了。这一瞬间，意味着行走在轨道之上的人生结束了，我开始了住院生涯。

一星期，几个月……时间不断流逝。

班主任来医院探望的时候，安慰我说：“在你漫长的人生里，想想这也不过是短短的一瞬。”然而，以我当时的感受而言，只是稍微请假几天，都仿佛已被整个世界抛弃，住院生活简直如同人生骤然顿止一般恐怖。

当那些生活如常、依然故我的篮球部成员来探病时，她们身上散发的气息，让我感觉属于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

我被独自丢弃在人群之外，即使将来重回轨道，该怎样、向着哪里奔跑，我也茫然无头绪。

为了追赶落下的学业进度，我开始在医院开设的学习班里上课。和以往上过的学校不同，在这个特殊的班级里，即使穿睡衣上课也会被允许。当然，甚至还有卧病在床的孩子。

既没有时间的紧迫追赶，也没人管你学习有多用功。大家都一边和各自的疾病斗争，一边与自身的命运相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去拼命遵守一条划好的界线，生怕越雷池一步。

优哉游哉。

只要活着就好。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我却忘记了那么久。

学习班里交的朋友，突然就走掉了，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有出院而去的，也有起身离开人世的，都发生得突如其来。这是一种充斥着离别的班级生活。

在即将升入初中三年级时，我出院了。返回学校后，我才意识到之前自己寄身的那个世界，有多么微小。

班主任劝我复读一年。但我十分清楚，对此时的自己来说，落下的日本史和数学课程，并不是左右人生的关键。当身边的朋友全都忙于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我给住在本区的外国人教教日语，去养老院或残障人士护理中心做做志愿者，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学校之外的世界建立起“联结”，让我感到快乐。至于能升入哪所高中，根本无所谓。

出院之后的我，开始描绘起新的梦想，想去一个运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谁也不认识的陌生国家，探索自身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要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就什么都能做到。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回归原来的轨道。

当我向父母挑明，想去可以寄宿的英国读高中时，父母担心刚刚出院未久的我身体吃不消，另外高额的学费也非一般家庭可以支付，因而激烈反对。

我逞强说，可以拿自己当模特赚的钱负担留学费用。但那笔钱终究是不够的。况且，一向健健康康、连感冒都不怎么得的我之前却突发急病入院，光医疗费就是一笔极大的负担，给父母添了不小的麻烦。

可话说回来，父母也很明白，我不是那种乖乖听话的女儿。在想方设法、多方打听之后，依照某位朋友的建议，我找到了美国一般家庭以志愿者身份向留学生提供寄宿的福利制度。

如此一来，以我自己工作攒下的那点积蓄，好歹就负担得起了。不过，这种学制下，没有自行挑选属意的地域与学校的自由。因为在自我介绍里写了“热爱动物和大自然”，我被分配去了堪萨斯州。该州位于美国的哪里，我全无概念，总之看到印刷体从左到右印着目的地的名字，就兴奋不已。

从日本换乘了几趟航班，最后，我坐上了一架窗边只有一列座席的小飞机。

以为好容易到达目的地，正欲下机时，我却被喊住了：“不是这里，你下一站才下。”这趟小飞机像巴士一样，辗转了好几个机场，最后才抵达终点，降落在我要去的村子附近。

被卸在空旷冷清的机场，等待某个该来接我的人时，困意席卷了上来。记得当时，不知是口香糖的气味，还是地板清洁剂的芬芳，四周弥漫着一股甜香。在这个甚至称不上是“空港”的小机场的一隅，我看到一位笑意盈盈前来接机的老婆婆，顿时松了口气。

最初接纳我的那家人，住在一座移动式的房屋里。这个名叫“房车”的家，安置在堪萨斯州内某块空无一物的荒地上。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其乐融融，但与此同时，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们，为何乐于成为志愿者而接纳我，是个难解之谜。

不久，大约是灰尘的缘故，我出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过敏症状，患上了轻微的哮喘，而搬离了这个家。

这一回，接收我的，是个养有三百多头牛的家庭。在他家的大门口下了校车，一直步行到屋门前，要花十分钟。放眼望去，四周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土地，找不到任何可见的标志物。这片景色，苍茫无际，与我在电视里认识的美国相距甚远。

当时，在日本也颇有人气的美国青春剧《橘子郡男孩》（The O.C.，2003），或真人版《小溪滩的高中生们》（Laguna Beach，2004）里描绘的高校生活，才符合我脑中的想象。然而，和加利福尼亚高档住宅区或海滩边上演的浪漫恋情、友情物语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却开始了周末奔波于牛仔竞技大赛，帮忙撵牛的生活。起初，我跨上自己驾驭不了的马儿，害怕被摔下来，只敢紧紧匍匐在马背上。等过了几周，身体就找到了骑马的感觉。

最开始的时候，对于学校的课程都在教些什么东西，我一窍不通。反正，只知道同学们都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我告诉大家日本也有麦当劳时，他们全都吃惊地瞪圆了眼睛。

我就像突然降临的、不懂地球话的外星人，大家一上来都跟我保持着距离。当时，我和家人联络的唯一手段，就是从日本带去的对方付费式电话卡，只能由电信局转接之后才能通话。

想到电话卡的额度一旦用完，就没法再和家人联络了，我几乎不太往家打电话。寄宿的家庭也换了好几回，无论去到哪里都像外星人，为自己的寄人篱下感到孤独。不过，等到开始社团活动后，我却不可思议地和队员们打成了一片，这可真是体育运动的神奇之处。朋友也日渐增多。

三个月后，原本一点也听不懂的课程，也慢慢跟上了进度。成绩好歹维持在合格线上，不会被赶回日本去了。

不过，我置身的地方，终究是个与外界较为隔绝的村落。待在那些从未踏出过堪萨斯州一步，却坚信“美国第一”的伙伴中间，我开始强烈渴望获得外部的联系和消息，因此收看起国际新闻节目，仿佛要治愈喉咙的干渴。

这一时期收看的新闻节目，是我与堪萨斯州之外的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信息源。我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成为记者，痛切感受到外部信息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必要。并且，我也领悟到，不该把信息囫囵吞枣不加消化地接受，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检索和交流去理解、吸收。

“要在那里留下血迹”

在堪萨斯州小小的村庄里，也曾发生过意外事件。一位墨西哥裔移民女子被绑架后遇害。听到新闻时，我想起最初那个寄宿家庭的妈妈曾教导说：“就算被人拿枪逼着，也千万不能上他的车。被枪射伤了，也要拼命逃。要是上了车就一切都完了，谁也没法子找到你。所以，你要在那里留下血迹。这样一来，就留下了线索。”

她这样告诉我和自己的女儿们。

堪萨斯州空旷广袤的田野，有时的确恐怖。若是被劫匪藏在这片土地的某处，一辈子都不会被任何人找到，也一辈子都走不出来。就是有这么可怕。

幸运的是，在堪萨斯的土地上，没有发生过需要我留下血迹的事情，一年就过去了。归国的时候，我和大家恸哭流涕地拥抱告别。我这样寄人篱下的身份，却能和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共处一堂，在对方的规则下生活。虽说堪萨斯是个没有汽车就哪儿也去不了的封闭性地域，有诸多不自由，但留学生活却给了我完全不同次元的自由。

那就是，我掌握了一门崭新的语言。以置身日语社会时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和更多人展开了交流。能读懂的书也增多了。这些都赋予了我一份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活下去的自信。

回到日本的我，让母亲大吃一惊。

“我的女儿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和出国之前比，我已彻底改头换面，如同变了一个人。

在美国，凡是家人做好的饭菜，我都来者不拒收进胃囊，和离开日本的时候比，体重增加了将近十一公斤，而且在回国的途中，顺道拜访了住在佛罗里达的朋友，晒得黢黑。

时隔许久，我又回到模特经纪公司登门问候，被大惊失色的工作人员勒令赶紧减肥。但已成为高中生，有了法定打工资格的我，不再需要以前的演艺工作了。

我是凭借这份工作，才得以前往海外的高中留学，对此，我心中唯有感激。

决心前往纽约读书

我的目标，是去纽约修读新闻学。我想在那个各路消息穿梭往来、交织混杂的城市里念书。

然而，去美国读大学的费用，却昂贵得超乎想象。我打算通过几项奖学金或学生贷款来筹措学资，也索要了申请资料，可惜，父母的收入却不符合申请条件。就算双亲的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标准，申请人也各有不同的情况与判断，未必人人都能获得父母的经济资助。这种制度，让我觉得很不公平。但我却不想因为金钱方面的理由而放弃。

我不舍昼夜同时打着几份工，连睡觉、见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但好在也慢慢攒了一笔钱，读大学的梦越来越触手可及，这让我开心得无以复加。

不过，一门心思攒钱的生活终究没什么意思，我开始了另一份在电视台做新闻助理的临时工作。招聘启事写明必须具有四年制大学以上的学历，我却不以为意，报名参加了面试并被录用。在自己向往的新闻报道局那紧张忙碌的氛围中，我为了各种杂务到处奔走。

没有休息的时间。但乐趣和希望让我不知疲倦。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时，我和朋友做好了旅行计划，准备一起去东南亚探访友人——想尽量周游更多国家，瞧一瞧这个世界。

谁知，竟忙到连打包行李的工夫都没有。动身的前一天，我下班回到家，这才开始动手收拾行李、叠衣服，叠着叠着就昏睡了过去。

等到醒来时，已经到了跟朋友在机场会合的时间，我什么行李也没拿，空手冲到机场，仍旧没赶上航班的值机。朋友抛下一句“我先走一步”，就登上了飞机，直到起飞前一刻，才发来消息说：“还是怕得不得了。”

怎么办呢？我犹豫了。当日发售的机票，价格贵到可以让我不睡觉工作攒下的钱一下子化为乌有。在机场查来查去，总算淘到了一个月后才能回国的廉价往返票，向着朋友追赶而去。

那一刻，我才初次对自己的处境有所领悟。我意识到，自己已处于疲劳的极限，无论怎么考虑，赴美的留学计划从金钱层面来看都是不现实的。再这样继续下去，在去纽约之前，我就过劳死了。

旅行回国后，我首先做出决定，去几乎不怎么花学费的德国念大学。随后，我实际上也的确动身去了德国。尽管如此，却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去美国学新闻的梦想。

我觉得，就像从前那样，应该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美国大学的学费，是按照取得的学分数来计算的。那么，尽量在不花学费的其他国家把需要的学分攒齐，然后再把学分提前转去自己希望就读的纽约的大学，就可以办理入学了。这，便是我当时的作战策略。

另外，我还打算修一门阿拉伯语，扩大自己将来所能采访的地域范围。当时，德国的大学里能用英文修习的课程数量有限，恰好我听说西班牙的大学有一种制度，可以边修国际关系学，边去叙利亚留学。于是，我又去了西班牙。谁知正赶上叙利亚的战争局势恶化，去留学的计划终究泡汤了。好在，我不光顺利攒够了所需的学分，也掌握了西班牙语。

当时，我和远距离恋爱的男友开始考虑同居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我主动向他提出要去纽约。于是，他接受了一个纽约的工作offer（录用通知），我也通过一项海外留学制度申请到了奖学金。我心心念念的纽约学习生涯，历经周折，终于实现了。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记者

真是一段刺激的“弯路”。正是托这“弯路”的福，我自己做计划，自己执行，掌握了实现梦想的方法。我变得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背上背包，飞往世界各地，去进行拍摄。在纽约的时候，我也主修摄影专业，并开始摄制纪录片。

为了解决学费的问题，我又说服男友，去了意大利。不过，就像我前面写过的，那是在二〇一三年。

从意大利返回纽约，是二〇一四年夏天。夏天来临前，我和男友一起参加了他妹妹的结婚典礼，之后就分手了。当时佛罗伦萨那边的课业已经结束，毕业在即的我，和男友就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深谈，讨论了彼此的意向，渐渐产生了分歧。

男友的工作，每两年一次，要在世界各地轮流转换岗位。他说，希望我能跟他走，回归家庭，空余的时间教教瑜伽也可以。

我喜欢瑜伽，甚至专门为此跑去印度修行。但深知我梦想的男友，却说出这种话来，我真希望他是半开玩笑的性质。可惜，唯有他提议的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我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记者。即便依偎在爱人身旁，放弃了梦想的我，恐怕也早已不再是我。在经过了多次深谈之后，我和男友选择了分手，各自奔赴自己的前程。

第2章
那天，我被杀死了一次

在纽约，临近毕业前，我开始着手认真寻找愿意给我实习offer的单位。我给一些媒体相关的人士发去了邮件，表示希望留在纽约本地工作。其中，也包括山口敬之。虽是时隔一年再次联络，山口却为我做了一个引荐：“TBS此刻人手已满，日本电视台倒是随时都在招人。我认识他们的纽约分局局长，要不你试试联系一下？”

我在网站上查询了详细的招聘条件，接受了面试和笔试，通过之后，自同年九月起，作为实习生，开始在日本电视台工作。

九月适逢联合国大会召开，各台的记者都云集纽约。日系的媒体共同包下了某酒店的大会议室，从同一个会场发送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山口敬之也来到了纽约。当他得知与我在同一会场时，就邀请我参加一个与联合国大使和著名人士的会见。当时，我受某个来访纽约的熟人委托，为其充当向导，便没有赴约。听山口话里还提到了我任职的日本电视台的职员，我想象着，这场会见一定盛大非常吧。

总之，直到那时，我和山口还未在大会议室碰过面。纽约时期，我和山口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打工的酒吧，随后马上是第二次，他为我介绍了TBS纽约分局的局长。我们两人单独的会面，一次也没有。

对我来说，山口只是众多熟人中的一位，是爽快地介绍朋友给我认识，并且事业成功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我与他关系不远不近，不深不浅，仅此而已。

回国在路透社工作

实习和学业的双重负荷，搞得我连打工的时间也抽不出来。同时，我也搬离了和同居男友住过的公寓，找到了一间可以和几名室友共同分担的新公寓。在纽约的独居生活，因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成本高昂。

在此之前，我的留学生活费用全靠自己承担，从这一时期起，却不得不开始接受父母的汇款。于是，我在经济上的困窘，也被父母得知了。两人大为吃惊，命令我立即回国。

没法子。找不到一意孤行的理由，我便决心，暂且先回国，而后再努力寻觅其他出路。我回到了日本。

翌年二月，我与路透社日本分社（Thomson Reuters Japan）签订了实习雇用的合约，开始在那里上班。从工作和同事那里，我受益良多，但由于是无薪的全日制工作，寻觅一项副业就成了必须的选择。路透社的电视新闻部，给新闻类内容的播放时间只有三分钟。不管收获了多么有趣的素材，不管采到了多么有趣的言论，都只能播放三分钟。

我当时在做孤独死的采访。这不仅是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那些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而独自离世的人，围绕他们身处的现实，我想报道的素材不胜枚举。要求将所有内容整合在三分钟内，让我格外困惑。结果是，最后能够播放出来的，仅停留在对孤独死现场的简单介绍。

也许，不如索性做个自由记者。正值这样考虑之际，我也结束了全日制的实习，和位于新加坡的路透社亚洲总社续约，签订了一份按日结薪的聘用合同。我下定决心，今后要一边从事自己能够认同的工作，一边开拓事业的道路。决心要做个自由记者后，我时隔许久，回到了父母家。

在家里等待我的，却是父母的激烈反对。仅靠实习无法谋生的我，同时还做着翻译和口译的临时工作。虽说能拿到一些按日结算的薪水，但生活依然艰苦，今后也不得不继续打工。削减了睡眠时间的我，身体状况令父母十分忧心。他们知道，尽管我能同时运用英日两门语言，却好几次拒绝了外资企业的正式聘用。

“至少去某家公司正式工作两年吧。想做自由记者的话，两年后再开始也来得及。”

在父母异乎寻常的劝说攻势下，我的心意动摇了。我身为长女，迄今为止，一直在父母的宽容下过着顺从自己意愿的生活。如今成了一名社会人，却不能给父母寄点孝心钱，更何况，纽约生活最后那段日子向父母借的钱，至今还没能归还。对他们，我怀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况且，两人说的话或许也有几分道理。

话虽如此，我也从未考虑过去那些经营领域有悖于自己发展方向的公司。并且，我也不急于开始社会上例行的求职活动，选择的每条路，都是窄门。

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既让父母放心，又能尽早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就业呢？左思右忖的我，想起从美国的大学毕业之后，有个女生获得了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的现地录用[1]。

假如能得到现地录用，说不定是条可行之路。

日本电视台的现地录用，在那个女生拿到offer之后，已经持续一段时日处于额满状态。我听说TBS的纽约分局也没在招人。

此时，我想到的是，山口敬之曾经说过：“TBS华盛顿分局的话，倒是随时在招实习生，你过来吧。”我考虑，不如再次以实习身份回到美国工作，而后瞄准现地录用去努力。

简历和签证

在距上一次联络半年之后，我又给山口发了封邮件。那是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山口先生：

好久不见。您好吗？

去年，在您的介绍下，我获得了日本电视台的实习机会，在此深表感谢。

和最后一段时间的学业相结合，我得以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工作经验。

现在，我在东京路透社的电视新闻部实习。

同时也拿到了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东京分社的offer，深感纽约期间的实习经验使我获益良多。

真的非常感谢。

感激不尽。

以前，您曾告诉我，假若是华盛顿分局的实习，随时欢迎我过去。不知这个口头offer是否还有效？（笑）

我本人目前正在“绝赞好评就职活动”中，假如华盛顿分局此刻有实习名额的话，烦请您告知一声，好吗？

诗织（下文S）

山口敬之当日立刻回复了邮件。

假如是实习的话，可以立即录用哦。

即便是制作人的职位（有薪），假如诗织小姐有意应聘，我们也可以认真商榷。请务必联络我！

山口（下文Y）2015-3-25　19:25

所谓制作人，就是自己物色新闻选题，然后一边指导记者和摄影师，一边在规定框架内制作新闻节目的角色。对于本打算从实习起步的我来说，招聘制作人的消息，简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写了封邮件，表示请务必给我机会应征这一职位，回复马上就来了。

看来诗织小姐确有此意呢。

那么，我也会郑重考虑。

请制作一份日文简历，用PDF格式或传真发送给我。

一旦涉及新制作人的聘用，那么无论是发offer还是确定薪资待遇，都必须请示TBS国际事务总局的意见。这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签个实习合约，先到这边来，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正式录用。选择这种做法的话，我可以有权决策。

究竟哪种方式更理想，容我考虑一下。

Y　2015-3-25　22:17

我依言将简历发过去之后，没过多久，山口的回复就来了。

简历收到。多谢。

最大难关看来是签证呢。TBS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支持，我会考虑。

说起来，下周我有一些例行的公事要回国处理，届时你在东京吗？

Y　2015-3-28　17:31

查了一下，作为分局职员予以聘用的话，公司以往似乎有提供签证支持的实例。

下周的后几天，晚上你有空吗？

Y　2015-3-29　14:26

沟通的结果，我们约好下周五在惠比寿[2]见面，时间为晚七点。

“本期市售的《周刊文春》上面发表了一篇我的稿子，你先读读吧。”山口写道。

四月三日，星期五

赴美的签证，有好多种。假如担任制作人，就需要正式的工作签证。

星期五，是四月三日。那天我因为奉纳相扑[3]大赛的采访任务，早晨八点就去了靖国神社。

傍晚六点四十分采访结束。我先返回位于赤坂的路透社放好拍摄器材，然后便向惠比寿出发了。

由于工作耽搁，我比约定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才到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山口，大概解释去餐馆的路比较麻烦，于是山口来到车站接我。回餐馆的路上，我问他这次回国是办什么事情？他答，待会儿告诉你。

然而，我却不记得之后他回答过我。只是，在稍后用餐的那家店里，好像听他提了几句，是为了《周刊文春》刊登的那篇文章回国的。

山口告诉我：“虽说在这家店已经喝了一阵子，但今晚的目的地不是这里，其实预约的是接下来要去的寿司店。”据说，他打小在这一带附近长大，回国后，好多店都得去露露脸，打个招呼。这家店最初是他父亲带他来的，虽说对我感到抱歉，但请我陪他再待一会儿。

又说，反正寿司店才是当晚用餐的地方，所以在这家店就随便吃点。我随他走进了一间小小的串烧店，老板娘很和善，气氛舒适，无拘无束。按照通常的饭局模式，我脑中擅自想象的情景是，席间自然还有另外一两名TBS的人作陪。从他那句“已经喝了一阵子”来推测，我也以为会是一帮人正在吃吃喝喝。然而，店里什么客人也没有。只有我跟山口两个人。这让我心里暗自一惊。

山口嘴里说，到这里来只是打个招呼，但什么菜都不点，貌似也说不过去吧，我就吃了大约五串端到自己面前的烤串。此外，还有牛杂锅、拍黄瓜。我喝了两杯啤酒，一两杯红酒。因为杯子很小，再加上自己一向酒量相当不错，所以并没有醉意。

在这间店里，山口问我：“华盛顿分局是做政治新闻的，你对政治部有兴趣吗？”我老实相告：“我对社会新闻比较感兴趣，不知道自己在政治部能不能胜任。政治部主要做什么工作呢？”他回答：“社会部是追踪报道发生的事件，而政治部非要说的话，是个拼人脉的世界，是需要慢慢积累的。”接着他又道：“不合适的人终归不合适，但你同时拥有对社会部和政治部两个领域的好奇心，又十分擅长跟人打交道，岂不是挺适合政治部吗？”

我心想，自己对政治部终究还是没什么兴趣，不过明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在华盛顿大概能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对他的话也没深思，就只是听着。

在这家店里，山口忙着跟偶尔坐到邻座的客人，或貌似关系很亲近的店员攀谈，我找不到合适的氛围或时机，和他聊聊我赴美签证的事情。

在这家店待了约有一个半小时，九点四十分左右，我们步行前往距离此处约五分钟路程的寿司店。在第一家店时，我把大衣挂在了离座位稍远的地方，外面天气又挺暖和，离开时我便忘了拿大衣。走出来后马上意识到，又返回去取。

我想，在接下来的寿司店里，肯定可以具体商议一下签证和待遇方面的问题吧。我们在寿司店深处的吧台落座，点了日本酒，就着零星的小菜，喝了大约两合[4]。不知为什么，寿司却迟迟不见端上来。

在这家店，也没具体聊到关于签证的话题。不过当晚，山口把他介绍给我认识的日本电视台纽约分局局长拉来做了背书，告诉我“他对你的评价真的很不错哦”，这句话让我彻底误以为自己在工作上取得了什么认可。

看起来和山口交情相当不错的寿司店主说：“文春的那篇报道，我拜读了哟。”

山口署名的那篇报道，发表在《周刊文春》四月二日号上，刚刚开始发售，写的是越南存在韩军慰安妇的事实，在美国政府咨文的披露下得到了曝光。在去寿司店的路上，山口曾指着路边的餐馆跟我说：“这家店我和前××官员和××先生来过。”随口列举了好几位著名政客或前任总理大臣的名字。他的这番言语和举动，更加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跻身于权力核心的记者的形象。

在第二合酒喝完之前，我去了趟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回到座位上，虽有印象自己点了第三合酒，但到底喝没喝却不记得了。而且忽然之间，感到身体特别难受，于是再度起身去了洗手间。一进洗手间，立刻晕得天旋地转，顺势跌坐在马桶盖上，把头伏在了水箱上。之后，便人事不知了。

一阵剧痛把我弄醒了

我之所以睁开眼醒来，是因为感到了一阵剧痛。房间里挂着薄薄的窗帘，我躺在床上，身体被什么重重的东西压着。

头昏昏沉沉，但完全没有宿醉时那种胸口滞闷的感觉。下腹撕裂般的疼痛和涌入眼前的画面，让我明白自己遭遇了什么。我一点也不愿去回想，意识苏醒的那个当下发生的事。即使是刚刚睁开眼，尚未恢复记忆，也无法对现状进行确认的瞬间，我也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的，不应该是眼前这个人。

床头灯，以及电视旁边的中央控制式台灯都亮着。我瞥了一眼最里侧靠窗的那一片，发现整个房间都被灯光照得通明。没准儿玄关的灯也亮着。

一只架子上面，角度十分不自然地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开了电源，有画面的光亮在闪动，所以我能明白。那只架子，不像是拿来放置电脑进行工作的地方，旁边也没有椅子。电脑显示屏朝向我，从角度判断，我的直觉是“被拍了”。发现我已经恢复了意识，并且一再哀叫“好痛！好痛！”，他却丝毫没有停止动作的迹象。究竟为何会沦落到这种境况？当时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细想，总之唯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马上逃离这里。在我连声哀求之下，山口这才止住了动作，问道：“你疼啊？”

然而，他却没有从我身上起来的意思。我试着挪动身体，却被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拼命想把他推开，但终究力气抵不过他。

当我要求“我要去洗手间”，山口才总算抬起了身体。这时，他没戴避孕套的阴茎映入我的眼帘。

我冲进洗手间，锁上门，因为惊恐而脑中一片混乱。浴室里很洁净，有一面大大的镜子，我看到镜中的自己一丝不挂，浑身到处是红色瘀痕，伤口处还渗着血。我还记得，有刮胡刀等男士专用的洗漱套装，整齐摆放在铺开的白色小毛巾上，让我心里十分不适。由此，我也意识到，这里是山口住宿的酒店房间。

以为自己“要被杀掉了”的瞬间

总之，必须赶快逃出房间。我下定决心，打开洗手间的门，却发现面前站着山口，于是又被他揪住肩膀，再一次拽倒在床上。

他力气大到我无法抵抗，身体和头部都被死死按在床上。我又一次被强暴了。当我合上腿，蜷缩起身体时，山口把脸凑上来想要亲吻我。我拼命反抗，把脸扭到一边，整张脸都埋在了床褥里。

由于身体和头部都被他按住，并压在身下，我渐渐变得无法呼吸。几乎要窒息的一瞬间想到的是：“我要被杀掉了。”假如赤裸着身体，以这种状态被发现的话，父母该有多么伤心。混乱之中，有一刹那，我脑中浮现出自己的死讯被早间新闻报道时，母亲哭泣的面容。这样的结局，我绝不接受。

我死命绷直身体，又再蜷起，把双腿合拢，拼尽全力持续不停地反抗。终于，按住我头部的手松开了，总算可以呼吸了。

“好痛！请停下！”

山口却一边反问：“很疼吗？”一边使出蛮力，试图掰开我的膝盖。膝盖的关节阵阵剧痛。不知道究竟跟他缠斗了多久，我绷紧了身体，竭尽全力继续抵抗。

终于，山口停下了动作。而我也气息奄奄地向后横躺下去，同时在脑子里搜索着骂他的话。在此之前，我一直反复哀求“请你停下”，气势太弱了。

我劈头用英语骂了他一句：

“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

这句话翻译成日语，或许只是“你想要干什么！”但实际上，它是更为激烈的脏话。

“Why the fuck do you do this to me？”（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I thought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and now after what you did to me，how do you think we can work together？”（对即将一起共事的人做出这种事，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事发之后我也曾想过，对即将成为自己上司的山口，我一直用的都是敬语。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语句。

然而，在此之前，我留学海外，每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请求“教我几句日语的骂人话吧”，我却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深感自豪。

“不就是条内裤嘛，送你一条行了吧！”

山口一副哄劝的口气，用日语说：

“人家真的喜欢上你了嘛。”

“想尽快带你去华盛顿啊，你合格啦。”云云。

我继续用英语质问：

“既然如此，对接下来要一起共事的人，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连避孕措施也没有，假如我怀孕了怎么办？假如我生病了呢？”

山口敷衍地说了一句“抱歉”，又道：

“待会儿一两个小时后我要去赶飞机，路上有大型的药店，给你买盒口服避孕药好了。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在日本的药店，假如没有大夫的处方，应该是无法买到口服避孕药的。我当然不肯和山口一起去，怎么设法从目前的状况中脱身，才是优先要考虑的事。“不必了。”我一口回绝了他。

总算趁机下了床的我，惊慌之下大脑一片空白，拾起胡乱丢在房间各处的衣服，抱在怀里，却发现找不到内衣。我让山口把内衣还给我，他却动也不动。死活找不到的胸罩，最后却在山口打开的行李箱上。而内裤，始终不见踪影。这时候，山口发话了：

“不就是条内裤嘛，送你一条行了吧！”

闻言，我浑身的力气瞬间被抽空，崩溃地瘫坐在床上。我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只倚在眼前的另一张床上，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双人间，有两张床，而我倚着的那一张，套着床罩，铺得整整齐齐，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山口道。

刻不容缓，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山口终于把内裤还给了我。我匆匆穿好衣服。

窗子外面，天光逐渐亮了起来。好容易找到的衬衫，不知为什么湿乎乎的。“怎么湿了呢？”我质问。山口丢给我一件T恤，说：“穿这个。”

找不到其他可替换的衣物，我条件反射地把T恤套在了身上。

整理好随身物品，快步走出房间的我，下到酒店大堂，方才明白这里是东京喜来登酒店。

这间酒店，数年前，我曾经住宿过。上次住在这里时，那个拥有愉快回忆的我，与今日的我，天差地别。羞耻感和凌乱的思绪，充斥着我的大脑。

在成为强奸受害者之前，我并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么暴力。

即便头脑中以为自己知晓，实际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并没什么概念。

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

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别人眼里看来，我或许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然而，我确确实实不再是昨日的我了。

我使出浑身力气，快步穿过豪华的酒店大堂。

没有被任何人看见。感觉自己污秽至极。总之，在无法把握自身处境的当下，我需要保护自己，尽快返回日常的居所。

在酒店门前乘上出租车，时间是凌晨五点五十分左右。从苏醒到逃离房间，记不清到底花费了多久。大概，在三十分钟上下吧？

为什么，自己会发生这种事呢？

坐在出租车里，我拼命试图唤起记忆：从寿司店的洗手间，到睁眼醒来，这期间的记忆仿佛被咔嚓一下拦腰掐断了。取而代之，遭受攻击时恐怖的残影，却和痛感一起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回到市区内租住的寓所，首先第一件事，是脱去衣服，把山口给我的T恤狠狠丢进垃圾桶。剩下的衣物，则扔进洗衣机里清洗。我要把这一天所有经历的痕迹，全部冲刷干净。

虽说冲了淋浴，但身上到处是淤青以及出血的伤口，胸口痛到根本不敢碰水。我连看一眼自己的身体都觉得嫌恶。

注解：

[1]　现地录用：指企业的分社在分社所在地录用员工。

[2]　惠比寿：东京一著名购物区，位于东京涩谷。

[3]　奉纳相扑：发祥自江户时代，是一种在寺庙里举办相扑大赛，用来祭祀神明的仪式。

[4]　合：日本酒的传统计量单位，一合约为180毫升。按照酒精度数换算的话，大约相当于啤酒一个中瓶，红酒四分之一瓶。

第3章
混乱与冲击

虽说回到了理应感到安全的场所，但我的心情却丝毫无法平复。坐在床上，试图回想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方才那番恐怖的体验，却在安静的房间里不断闪回。我想忘掉这一切。从残留在身体上的疼痛和感觉中抽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

一通若无其事的电话，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呢？曾经尊敬、信赖的人，却对自己做出这等超乎想象的恶劣行径，我为之思绪混乱；而自己究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去的那家酒店呢？无法唤醒与此有关的记忆，也让我困惑不已。我在空茫的大脑里试图搜索一个出口，相同的思绪却如旋涡，不停兜转。对父母那边，我已经汇报说，估计会去TBS华盛顿分局担任制作人，剩下只需要把签证谈妥就行。我必须向父母知会接下来的进展。今日的遭遇，无论如何不能找他们商量。

混乱之中，我唯有独自蜷缩在寂静的房间里。

大约七八点钟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我慌忙应答，对方却是山口。因为尚未把此人的号码登入通讯录，所以也不知道来电为何人，就条件反射地接起了电话。山口用一种与之前毫无变化的商务口吻，说道：

“我这儿有个黑色化妆包，是你忘记的吧？”

“我的东西都拿回来了。”我答。

“哦，那也许是别人忘记的。签证的事儿，我回头再联络你，拜。”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面对操着过去那种上下级口吻打来电话的山口，我未及细想，也站在和过去相同的下属身份用敬语做出了回应。

“好的，我明白了。失礼了，再会。”

那时候，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山口是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并且，由于长期在政治领域里游走，据说不仅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政客，甚至还认识不少警察。

不止如此。我每天通勤的路透社，主要业务是向各大媒体发送新闻消息。当然，TBS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客户。况且，路透社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赤坂，毗邻TBS总局。

假如我独自一人去警局报案，控告山口，那么将来究竟能否在新闻界继续工作，也成疑问。TBS就如同山口的一面保护盾。甚至，他可能反咬一口，告我名誉侵权。倘若如此，我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想来便胆战心寒。

以往我也曾多次窥见过日本的新闻报道现场，完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

我大概过于天真了。就算被如此践踏、欺凌，或许也该咬牙忍耐。没有一点这样的承受力，这份工作或许将难以为继。就像着了魔似的，这样的念头从我头脑里掠过。

但是，假如我接受了这种欺凌，也许会迷失自己吧？

每当身体的这里或那里涌起疼痛，我就不得不意识到一个身心皆遭到重创的自己。我的心意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冷静下来梳理思绪。

这时候，妹妹发来了讯息。

当天是周六，妹妹求我带她去一家当时很红的咖啡店，说是此刻已经坐上电车了。我想，自己现在这副行尸走肉的模样，不能给妹妹看到，会让她担心。今天，就暂且把发生的事搁置一边不去理会吧。总之，先按原计划，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过个周末，没准儿真的会像做了一场噩梦，全都烟消云散呢。我拼命要求自己这样想。

如今想来，假如当日我不那么做，恐怕会活不下去的。

我考虑，赶在妹妹来之前去趟医院，我担心会有怀孕的可能，总之打算先开点事后的紧急避孕药。

当时，时间尚早，我想在医院开门前还可以休息一小会儿，可随后却根本睡不着。

等意识过来时，发现自己又陷入了昏昏沉沉的放空状态。正迷糊的时候，毫不知情的妹妹到了。虽说心情低落到几乎不想下床，在妹妹面前，却不得不振作精神，拼命掩饰，不让她有所察觉。

望着与平日全无两样的妹妹，我感到一阵恐惧袭来：假如这孩子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我想，幸好，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让妹妹先去附近的服饰店逛逛，自己去了最近的一家妇科诊所。那是间干干净净的小医院，行医范围以婚前的健康检查为主。在前台问了一下，被告知没有预约就无法接受诊疗。

我极力恳求：“总之情况紧急，请先给我开些事后避孕药吧。”才总算进了问诊室。

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短发女医生。

“是什么时候避孕失败的？”

女医生口气冷淡，丢给我一句话，就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地往处方笺上打字，态度拒人千里，让我无从开口。大概也怪我自身精神状态欠佳吧。不过，假若当时女医生能望着我的眼睛，问一句：

“您哪里不舒服呢？”

仅仅是这么一句，之后的情形或许会完全不同吧。这么想的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通常，紧急状况下，会在次日早间以前服用事后避孕药（Morning-After Pill）。正因如此，在这一阶段，其实有机会将性侵受害披露出来。只需一个简单的提问，有的受害者就会在这里获得救助。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制作一份自检表，在给来访者开具避孕药处方的时候，交由受害人自行填写，这种方式岂不很好？假如妇科诊所里也备有“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也就是当强奸发生时，为了接受必要的检查而事先采集证据的一套工具，那么，就可以在最早的阶段给予应对。

没有提供检查和咨询的窗口

此时的我，仅仅只是在未预约的状态下拿到了避孕药，或许已经十分难得了。当身心皆遭受重创的时候，假如还不得不凭借自身的力量寻找合适的诊所，其困难程度，简直无法衡量。

之后，我还想做些其他的检查或咨询一些问题，在网上查了查，找到一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非营利组织）机构，电话打过去，对方却问道：

“您能前来面谈吗？”

我解释说，自己只想请教一下该去哪家医院，做何种检查。对方却告诉我，必须和本人直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

在接通这个电话前，遭遇强暴的人不知要被榨干多少力气啊！要大老远跑去该机构的所在地，对当时的我来说，身上根本不剩一丝一毫这样的精力和体力。

就在这期间，保留受害证据所必需的血液检查、DNA采集等重要的受检时机，便飞速地溜走了。这在当时的我来说，是想都没想到的。假如能从某处对这些情况有所了解该多好，我懊悔不已。

在咨询电话里，对方甚至不愿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如今想来，我依然难以理解。只要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网页，把它置于检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

“到外面去喝。”在医生的交代下，我服用了从诊室拿到的紧急避孕药，然后就领着妹妹，去了她一直想去的那家夏威夷风情的时髦咖啡店。接下来，我恳求说：“姐姐累了，回家休息一下行吗？”便返回了家中。大概是妹妹陪在身边的缘故吧，又或许是药丸发挥了效力，也不知怎么，我陷入了沉睡，睡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久。

妹妹什么都没说，一边写作业一边等待，直到我醒来。那天晚上，我原本计划带妹妹和朋友一起去赏樱花，可实际上心里一点也不想去，再说也并非能够出门的状态。但如果不全部依照计划行事，我会非常害怕，似乎有什么东西会因此被毁掉。只要我停下来，不去做点什么，就会不由自主思考发生的事。这让我感到畏惧。

在这个节点上，虽然我明白自己在他人强迫下发生了性行为，却并没能认识到，这，便是强奸。按常理想一想，当然是强奸无疑了。然而当时的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总认为所谓强奸，就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击。同时我也觉得，内心还有某个地方，不愿承认自己遭遇了强奸。

妹妹说，想再做会儿功课，稍后再去看花。我便把她留在家里，自己去了和朋友碰面的地方。过了一阵子，妹妹也来会合了。最后回到家，是深夜十二点前。

右膝剧烈疼痛，几乎走不了路。翌日，是星期天。我却必须等到下周一才能去医院。

饭局和膝盖痛

周日，我和好友K约好了，跟她的家人一起吃饭。早在几个月前就受到她的委托，让我无论如何务必到场。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家人商议，拜托我在场调节一下气氛。

虽说状态不宜出门，我却不愿向K撒谎，也做不到找个理由推掉饭约。我出事时，以及刚出事之后，她好几次打来电话或发邮件联络，我都没能应答。

当天下午，我总算给K回了消息：“我会准时去聚会的，别担心。”

硬着头皮，勉强撑到饭局结束。餐馆在二楼，我膝盖疼得连下楼梯都办不到。

眼看我下楼时那副难受劲儿，以及莫名有些神不守舍的模样，K很担心，劝我去餐馆附近的她家过夜，又叮嘱我第二天早上向公司请个假，去医院检查膝盖。

一人独处让我感到害怕，能在她家度过一晚，对我是个拯救。一个人胡思乱想，就会为怀孕或感染什么性病而惴惴不安，心情被逼到绝境。况且，我也担心是否被山口用笔记本摄像头录下了什么视频。

这时，我猛然想到了“约会强奸迷药”的可能性。以前在纽约，我曾被劝告“千万别让饮料离开视线”，这是保护自己不被侵犯的常识。谁料到，就在自以为十分安全的日本，却存在遭遇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真是想都想象不到。

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些美国的网站，发现被下了“约会迷药”的时候，引发的记忆障碍或呕吐症状，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惊人地一致。

无法平复的恐慌，促使我打开Line[1]，给小时候的玩伴、现在做了护士的S发了一条消息：“我有事跟你说。”对我的状况毫不知情的S，刚刚结束了海外生活回到日本，于是回复道：“好不容易见次面，干脆你帮我挑挑家具吧。”我便约好了陪她购物。

翌日，周一，我去了K推荐的附近一家整形外科诊所。在这里，我也没能告诉医生和朋友，自己被强奸了，只是语焉不详地解释道：“工作的时候姿势不对劲。以前我一直打篮球，说不定是旧伤。”

“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膝关节错位了，手术会很痛苦，完全治愈也需要很长时间。”为我看诊的男医生说。

他告诉我，假如疼痛不消除，有可能要动手术。当日我只接受了烤电，就结束了治疗。

在那之后的数月之间，我都必须佩戴护膝生活。至今，膝盖仍时不时疼痛，每次都让我回想起那场噩梦，浑身遍生寒意，被恐惧和无力感所侵袭。

诊疗结束，我向K汇报了检查结果，告诉她：“查不出原因。”在K面前，我本该可以畅所欲言，但前一天的聚会上，她与家人沟通顺利，此刻正满面幸福之色，面对这样的她，我无法开口谈自己的事。

接下来，我又见了小时候的玩伴S。做护士的她，听说我膝盖痛，就陪我上药店选购了护膝。

我俩一起用午餐，在咖啡店里，看到我一反常态、无精打采，S非常担心。平时一向性子从容，耐心听我东拉西扯的她，好几次追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然而，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却再三纠结，难以启齿。

“不要紧的，你慢慢讲。”S鼓励着。

直到此刻，我才第一次面对S，磕磕绊绊讲出了发生的事。

S紧握着我的手。她手指冰凉，用力到几乎发青，同时和我一起饮泣。这一刻，是我出事以来，首次把自己的状况付诸言语，向他人倾诉，也是我第一次流下眼泪。之前的两天，我完全处于心理休克状态，甚至没有勇气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情感被压抑了，无法释放吧。

过后，我也曾问过S，记不记得那天我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一切都历历在目，记得格外清楚——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我浑身颤抖，面无血色，手心冰凉，握着一把冷汗。而她自己，也对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感到难以接受。

S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甚至与我一起度过了成人日的首次饮酒仪式，对我的酒量及酒桌上的表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非常肯定地断言，不过随便几杯啤酒，再加两三合日本酒，我是绝不可能醉到不省人事的。再者，以我的性格来说，与年长位高的人同席用餐，谈工作的事情，很难想象我会喝到那种地步。

S也曾与我同一时期在纽约生活过，听我提到“约会强奸迷药”，她表示赞同：“有这个可能。”

此外，就像往常那样，对于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她也设身处地为我做了种种考虑。那之后，无论是去警局报案，还是独居的我深夜不敢回公寓，她都会亲自到车站接我，再把我送回父母家。

只是，若说遭受强奸后该如何应对，S也同样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我俩谁都不曾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再者，假如控告的对象有极深的政治渊源，警察和司法系统真的会保护受害者吗？我俩心里都没底，都感到畏怵。

S说，就算是被下了“约会迷药”，仅仅一次的用量，成分也会很快被排出体外。我后悔不已：“总之，当时就想尽快逃离现场，所以飞奔了出来，其实应该在酒店打110才对。”至于现在，是不是应该马上去警局报案，我俩也纠结了半天，拿不出结论。

做记者究竟是为了什么？

山口并未就签证一事再联络我。

那一晚，我给山口发了封邮件。也有一部分心情是想忘记，想把发生的一切当作是场噩梦。身体还有若干处感到疼痛，混乱的大脑也似乎已经麻木。假如连我自己都能做到行事如常，把经历悉数忘记，那么周遭的一切也会随之恢复如初吧？比起直面痛苦，与之交战，还是忘记更轻松——在我内心某处，或许存有这样的想法吧。

您已顺利返回华盛顿了吗？

签证一事，不知您那边研究后的决定是什么？若能告知一下具体方案，将深感荣幸。

S　2015-4-6　23:01

谁知，却不见对方回复。这时我才意识到，说不定打一开始，制作人这个职位就从未内定给我。我不愿深想。从最初起，我就不可能和山口变成同事关系，而始终被他视作可以随意处置的“玩意儿”。

我懊恼、悲伤到无以复加。

细细想来，无视已然发生的事实，忘记所有经历，这根本就不可能。想默默咽下的这口郁结之气，怎么可能消散？它只会日益膨胀，搅得我痛苦不宁，甚至没有去上班的气力。我以膝盖受伤为由，向公司请了假。然而最令我痛苦的，却是明明下定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也就是说，以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为生，但自己内心当中，却打算给绝不可能忘却的真相加上盖子，封藏起来。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才渴望这份工作的啊？我想，假如做不到直面自己内心的事实，那么，我或许根本没有资格从事这份职业。

即便今后无法在自己立志扎根的业界继续立足，也无所谓。假如不能怀抱信念生活下去，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将不再是我。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警局谈一谈这件事。

恰好这时，我和周日聚餐的K约好，结伴去另一位朋友R的家。K与R，目睹我自始至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不禁感到十分担心。当我们去附近的便利店购物时，我失手把一盒速食粉丝汤掉在了地上，而且往粉丝里加热水这种简单的小事，我也做得手忙脚乱。实在看不下去的R，索性帮我拿去加了热水。

到了R家，先询问了一番两人的近况之后，我便告诉她们：“我可能遭遇了准强奸。”那个时候，我经过了各种查询，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大约就是“准强奸”了。所谓“准强奸罪”，主要是指对失去意识的人实施的性侵行为。

K与R无比震惊，起初似乎还有点蒙，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我把自己和山口之间发生的一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后，两人才坚决地说：“这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前往原宿警署

R以前有过遭遇性骚扰，从公司辞职的经历。她凭着一己之力，争取到了对方的口头谢罪。然而，对她施加性骚扰的人，明明已承认事实，进行了道歉，却又在庭审时矢口否认了。所以她深知，类似这种情况，要想让对方认罪究竟有多难。

在两个朋友的劝说下，我重新给山口发了邮件。不过，这时候我已经连想起山口这个人都觉得万分痛苦，所以随后发出的多封邮件，主要都是R和K帮我草拟的。

自己一个人前往原宿警署，是在四月九日傍晚。事件发生后，已经过去五天了。选择原宿警署的理由，是它和我当时租住的公寓距离最近。

处在绝望的深渊，怀揣满心的不安，走进警署大门的那一日，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忘记。

来到前台接待处，我不得不当着其他等候者的面陈明了事由。简单解释了自己的来意，提出“麻烦帮我找个女警官来”，谁知却又被问了一大堆问题。没有办法做出清楚完满的陈述，只能告诉接待员：“我被强奸了。”当时真希望对方能多一些体谅。

女警员把我带往另一间问讯室，听我讲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说：“我去叫刑事课[2]的同事。”这时我才得知，她隶属于交通课。

把早已不愿复述的内容讲了一遍，再度回想起那段恐怖的经历，整个人泣不成声，呼吸困难，气喘发作，脑子缺氧似的一片昏沉，想回家，却回不了家。

然而接下来，却又对着刑事课的男警员，把相同的话重复了两小时。虽说把事件经过巨细无遗做了还原，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往后的日子里，我又把同样的内容反复讲了不知多少遍啊……

尽管如此，原宿警署的警员听完陈述，对我说：“应该填写报案单做正式的立案。”他解释道，从案件发生的地点来看，应属于高轮警署的管辖范围，下次问讯，会请高轮警署的警员一同到场。问讯结束，走出警局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我不敢独自一人回公寓。

这时候，正如前文所述，为我担心的发小、做护士的S来车站接了我。我把当日在警局的经过大致跟她讲了讲，决定回父母家过夜。

该用什么样的一副模样去面对毫不知情的父母呢？我也不知道。

“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呐。”

报警两日之后，四月十一日，我再度前往原宿警署。在那里，面会了高轮警署负责本案的警员，在此称为A先生。本次会面，我把事件详情又做了一遍陈述。A的应对态度，比起原宿警署的警员态度要生硬得多。

“都过去一周了，不好办呐。”

A突然回了一句。接着又说：

“这种事太常见了，立案调查有难度啊。”

我原以为，好容易报了警，总算站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对我来说实在太残酷。听说强奸报警竟然“太常见了”，我不由得毛骨悚然，同时也大感错愕，这类报警通常都处理得如此潦草吗？

“这类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是十分困难的。事发之后没能立刻采集对方的精液，进行DNA检测，所以证据不齐全，相当棘手。”A反复向我强调。

“既然知道是哪一间酒店，麻烦您调取一下监控录像吧，请趁着视频文件还没过保管期，尽快前去调查。”我恳求道。

后来朋友们听我重述了和警察的这段对话，都特别愤怒，对警方涌起了不信任之感。

既然已经报了警，那就不得不向家人坦白了。我不希望家人通过第三方之口得知此事。虽已下了决心要亲口告诉父母，但怎样启齿才好，我却为之茫然，内心特别抵触。但我有些话，尤其想对妹妹讲：

假如遭遇了这样的侵犯，首先要记得联络姐姐，然后去警局报案，用“性侵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查，接着再做进一步的打算。这是我走到如今这一步的经验之谈。

不管医院也好，咨询热线也好，都没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绕了相当一大圈远路。就连去警局报案，都足足耗费了五天时间。并且，意识到去警局是个错误，也为时已晚。

我其实还算凡事都肯敞开来谈的类型，饶是如此，拿出行动也花了好久。假如妹妹在医院和热线电话中遭受了与我相同的体验，恐怕会放弃求助吧。

好容易下定决心向妹妹讲出这番话时，她一直默默聆听。当我告诉她：“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有姐姐在呢，只要你讲出来，之后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了。”妹妹静静地点了点头。

同一日，当我把事情告诉父母时，他二人的反应，让我看在眼里十分难过。所有的细节我都避而未谈，只淡淡讲了一下发生的事实，尽管如此，母亲仍勃然大怒，浑身战栗地喊道：

“我要杀了那个混蛋！”

父亲却把怒气撒在了我的头上：

“你干吗不更愤怒一些啊！你应当生气啊！”

在此，希望读者们不要把我母亲的这句话，当作是对山口的人身威胁。母亲当然很清楚，假如为了复仇而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只会令我更加痛苦。况且，这样做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把她身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与发言，做了不加修饰的白描。

没有用来愤怒的能量

说来不可思议，我从案发当日起，对山口其人就不曾抱有愤怒之情。若说有怒气、不满，都是冲着警察、咨询热线、医院的处理方式而去的。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警察曾经说过：

“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之后，我也向精神科的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据说，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经受的伤害时，会采取一种跟朋友聊天似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叫作“解离”。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症状，是否与此一致，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做不到为愤怒而燃烧能量。协助警方调查，平静理性地一遍遍讲述正确的事实……需要调集能量去应付的事，太多太多。

为了做到这些，我已倾尽全力。假如每次谈话，都让情感处于毫无保护的裸露状态，那么身心都将崩溃。在这种时候，必须拿出全部精力去承受警方的调查。

我仍继续给山口发送邮件。不希望他对我去警局报案的事有所察觉。措辞方面，就像前文提到的，由两位朋友帮我草拟。她们认为，此刻应该尽量写得笨拙些，设法引出他对此事的道歉。

于是，首先我对案发当时破口大骂了他，表达了歉意，而后又讲述了一下此刻自己混乱的状态。

邮件发出后，山口立刻就回复了。

不记得当时你骂过我啊。

现在，我正和TBS国际事务总局商议你的聘用问题，研究可以走哪种形式。假如像最开始谈的那样，以制作人身份聘用的话，就相当于增加分局的人员配置，需要划拨新的预算。要是你愿意从实习生起步，那么审核标准会降低不少。

至于签证的问题，如果以制作人身份向公司请求协助，也需要人先来到纽约，接受正式的面试。实际上，我会当即批准你面试通过。然后，你必须暂时返回东京，把护照交由美国大使馆，贴上签证的印花纸。如果是实习生的话，据说可以免于面试。这也是由于美国的法律不同于日本，是把有无薪酬作为签证审核的基准。

不管怎样，此刻我正和纽约这边的新局长交涉。请稍等一段时日。

Y　2015-4-14　19:18

一如既往，仅用一种事务性口吻写了写工作方面的内容。承认事发状况的道歉性话语一概没有。遗憾。

酒店入口的监控录像

四月十五日，我和警员A先生一同走访了喜来登酒店，那个我丝毫不愿踏近一步的地方。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廊，恰好未设置防盗摄像头，于是我们对酒店入口的监控做了调查。作为一个外资酒店，“房间所在的走廊恰好没装监控”，这种事可能吗？

经确认，监控拍到了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山口。他在门边站立片刻后，又把上半身钻入车内，从后座上把我拽了出来。我当时已无法行走，被山口掐在怀里，又拖又拽，而酒店的门童就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

记忆里从没见过自己这副模样，我看得浑身汗毛直立，一阵恶心涌上胸口。太可怕了。

看过这段录像之后，A警员似乎第一次承认了此案的刑事属性。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强调：

“对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况且，你也跟他在同一个行业内工作，对吧？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啦。以往你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

A反反复复说着一些对我的前途表示忧虑的话，奉劝我重新考虑是否提交报案书。

之后，在高轮警署，为了确认物证，我不得不重新看了一遍监控录像。出于恐惧，我并没有再看一遍的信心，于是叫了K来陪我。尽管警员一再重申：“这位女士不可以陪同进入问讯室。”但我仍强烈坚持：“她什么话也不会说的。”最终才得以让K同席聆听。K说，当她看到画面中的我一副前所未见的模样，浑身瘫软地任由山口拖走，也不禁为之战栗，涌起一阵反胃感。

酒店入口的景象之后，是横穿大堂的画面。被山口抱住的我，脚不沾地，身体向前栽倒，瘫软无力地被拖曳着，消失在电梯的方向。

画面的最后，是黎明时分我俯身低头，快步离开酒店的情景。

“试试做个DNA鉴定吧。”A警员说。可是当天穿的那身衣服，里里外外全都洗过了。我姑且把那天的衣物搜集在了一起，但不知为什么，唯独不见胸罩。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是脱衣服的时候掉到了置衣架旁边的角落里。得知仅剩这件胸罩没有洗，我开始心怀期待。

对于山口的上一封邮件，我一直未做回复。过了两日，他又发了封邮件过来。

邮件收到了？读了吗？

我们从事的工作，对待业务方面的联络，应当即时给出认真的答复，这点非常重要。为了聘用诗织小姐，我可费了好多功夫呢。你那边没有反应的话，我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没有干劲了呀？就算不想干了，至少也该就此给个回话，这是一种礼貌。

Y　2015-4-16　11:13

我打算先推进警方这边的调查，暂时停止给山口回信，然而邮件又来了。

关于你的雇用，有了一点小进展。你还想不想做了呢？请至少对此给我个答复吧。

Y　2015-4-17　2:00

不能再对山口置之不理了，会引起他的警觉。我编了个无法联络的借口，给他回了邮件。

这几日我住院了，没能联络您。

您说的小进展，是指什么呢？

S　2015-4-17　19:50

实际上，我虽说没有住院，但这天，我花了一个半小时，拜访了江户川区一家积极接待性暴力受害者的妇科诊所。因为是提前预约才去的，我不免觉得，该诊所既然以“重视性暴力受害者”为导向，那么必定会有合理的应对吧。谁知，我的期待遭到了背叛。

我被带进一间小小的诊室，盯着一副台历，机械地重复回答着来自护士的提问，仿佛在接受一场审讯。

问题全都答完一遍后，我坐上了一张一落座就会被自动分开双腿的椅子。椅子高高升起，我接受了大夫的检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最为隐私的部位，被素不相识的人看来看去。非常之屈辱，但却是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接受的检查。

打着灯光，将我的私处诊察完毕，大夫道：“真好啊，没什么太大的伤口，没受伤。”接着又补充，因为强暴发生后时间已过去了太久。据说这个部位的小伤很容易治疗。“没受伤”这句话，作为妇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来说，我能理解，但与我自身的实际状态，却终究并不吻合。

接下来，又依照次序，回答了一堆“你犯困吗”之类的问题。

拿到了安眠药的处方，被告知检查结果过几天取，我便回了家。

“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

山口的回信来了。

听你说住院了，没事吧？

我说的进展，是指为了配合美国总统大选，分局准备增员一名，这个事情大方向上来说，已经得到了上面的批准。至于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招聘什么样的人才，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

Y　2015-4-17　20:49

报案书一旦提交并获得受理，调查就启动了。我和朋友考虑，在警察找山口问话之前，最好能通过邮件让山口对事实关系给出确认。在此之前，山口在邮件里从来只写工作相关的内容。另外，他身在海外，警方何时才能前往调查取证，我也不清楚。时间久了，他没准儿会推说自己已经忘记了。

调查启动之后，山口会道出实情吗？不管在邮件里他会不会承认强奸，我希望先听到他道歉的话。和朋友商量之后，我写了这样一封邮件：

这次山口先生回国之际，我们之所以见面，是您提出希望以新制作人的身份对我进行聘用，或者签一份自由记者的工作合约，因此邀请我一起商谈余下的签证问题。

然而，您将不省人事的我带往酒店，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了性行为，末了竟做出什么都未曾发生的样子，在电话里承诺说会协助我办理签证手续，随后一走了之。直到上一封邮件，您又给出了十分含混的回答。到底是为什么？

我仔细考虑了所有状况，不免觉得，倒似乎是山口先生故意抛出工作话题，伺机获取发生性关系的可能。

我已经把关于您和本次聘用的事，都告诉了父母，所以每当被他们追问后来的进展，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深感为难。

（中略）

假如您之前说过的话都是真的，请拿出真诚的态度对待此事。另外，我在之前的邮件中明明告知说，我遭受了身心的伤害，您是否也该对此做出道歉呢？并且，医疗费也请您务必承担。

S　2015-4-18　20:36

过了大约一小时，山口的回信来了。

我并不知道，你竟然如此理解那天发生的事。

你在我并未强制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喝到烂醉如泥，把出租车里、我的西服以及行李上吐得到处都是，接着就不省人事了。我又不能把你扔在路边不管，没办法只好暂且带回了自己的住处。在酒店的房间和洗手间里，你又吐了几次，全部都是我收拾的。连我的重要公文上面都被你吐了一摊，为了重做文件，害我花了不少工夫和成本。

你要是能像平时那样好好用餐、正常回家的话，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作为我来说，对接下来将一起共事的人，打从一开始就不会抱着那样的动机去接触。哪怕就一次，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假如你认为自己纯粹只是受害者，而我是加害者，认为我对你从一开始就怀有那样恶劣的居心，那么我很遗憾。

另外，你所谓“含混的回答”，究竟是指什么？我对你的工作热情和意愿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一直在进行各种操作。但海外分局增加人员配置，在目前这个时节是十分困难的事。

假若那一晚的事对你来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另当别论，我会重新考虑。但也请你回头检视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你能冷静地展开沟通，那么请再联络我。

Y　2015-4-18　21:50

主动喝到烂醉如泥？我并没有这个印象。然而，在这份邮件的内容当中，对我最为重要的是这句话：

“我利用职权跟你套近乎，说服你发生性关系了吗？从来没有过！”

比起任何误解，我最不愿看到的便是被人恶意揣测，认为我是不是为了请山口帮忙斡旋，获取工作机会，就主动跟他回了酒店。我虽承蒙他介绍过熟人，也请他帮忙争取过工作机会，但一次也不曾抱着“以性收买”的企图，去和他见面。

山口本人对此也给予了承认，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我在这个阶段，又重新聚焦了一下问题，向他要求道歉。

正因为我想冷静沟通，才给您发了邮件。

假如当日您确曾照顾过醉酒的我，那么就这一点，我表示感谢。

然而，对待完全不省人事的我，您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就进行性行为，致使我自那之后，一直处在“万一怀孕了该怎么办”的不安之中。

山口先生是否考虑过一旦我怀孕之后的问题？

我正准备接下来竭尽全力投入工作，假如现在怀孕导致不能工作，一想到这个我便满心惊恐。

S　2015-4-18　22:44

邮件里写的，都是我的真心话，绝无半句虚言。紧急避孕药，是我在出事几个小时之后通过医生处方拿到的，当时已经过了预计的生理期好几天，服药未必可以百分之百排除妊娠的可能。

邮件发出后，一个小时左右回信就来了。

那天晚上你一进我的房间，马上就在两个地方各吐了一摊，然后就冲进了洗手间。我把自己行李箱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呕吐物用垃圾袋清理之后，又拿湿毛巾擦了一遍，这才跑去洗手间看你，发现你躺在洗手间的地上，在你自己吐的污物上面睡着了。我把你从那滩污物里掀起来，给浑身沾满污物的你脱掉衬衫和裤子，把你搀进房间，放在床上，再返回洗手间，把吐得满地都是的脏东西用淋浴的喷头冲洗干净。接着，因为担心你第二天早晨没有衣物替换会很难办，就把你那件沾了最多污物的衬衫用水淘干净，拿衣撑晾了起来。等我再回到房间时，看到你正扯着鼻鼾呼呼大睡。我因为受不了你头发上一股呕吐物的臭气，就在另外一张床上睡下了。

之后，你忽然冷不丁站了起来，跑了趟洗手间，一回来就爬到了我的床上。当时你说话还挺正常的，告诉我“不小心喝多了”。所以呢，所谓“我对不省人事的你擅自做出了性行为”，根本就不是事实。我自己在也有几分酒意的情况下，突然像你这样漂亮的女生半裸着爬到床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点什么。在我看来，你我双方都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只是单方面承受来自你的指责，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至于你怀孕的风险，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不过，我明白你的不安，有什么能为你做的，我乐意之至。但是话说回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这种一厢情愿的受害者妄想，还望能改一改。

Y　2015-4-18　23:51

涉及具体事实，那便说来话长了。山口的回信里，还写了一些我记忆之外的时段里发生的细节。然而，山口人在美国，无法立刻对他进行问讯。基于这种状况，要赶在他记忆淡薄之前，又或者防止他今后改换借口，我觉得针对此事，还是通过邮件详细追问一下比较关紧。

另外，他写道“受不了你头发上呕吐物的臭气，就在另外一张床上睡了”，但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所谓的“另外一张床”，当时套着床罩，铺得整整齐齐，是客房保洁服务之后原封未动的状态。

因遭受性骚扰而离职的朋友R，告诉了我一个法律平台，可以在上面和律师免费咨商，我决定咨询律师。

四月二十三日，我见了律师，又把案子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也给律师看了这段时间我跟山口的往来邮件。

出事后第一次获得律师的指导，我得以将几个问题点做了整理，分别如下：

对于准强奸的判定，有两个必须加以证明的争议点：是否发生了性交，以及性交是否发生在双方的意愿之下。

为了证明性行为的发生未曾取得我的许可，酒店的监控录像就变得十分重要。律师建议，考虑到今后的种种可能，还是把录像的备份设法拿到手比较稳妥。

然而，即使是受害者，也没有资格借出警方掌握的录像资料，我必须直接去酒店索取。该以怎样的手续要求酒店提供录像呢？我全无头绪。

假如我不提交报案书，警方就不再具有保管这些影像资料的义务。这份用来证明“并非双方同意”的重要证据，很可能会立即失去。考虑到这一点，我便深为不安折磨。

总之，我必须把这些邮件提交给能够为我起草报案书的警察机构。另外，为了直接获取影像资料，我希望在律师的陪同下一起前往酒店交涉，谁知却未能拿到预约。既然是免费的法律咨询，大概也没有什么办法。

律师告诉我，往来的邮件虽然能够成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但目前阶段，却没有什么语句可以作为直接性的证据。

四月二十四日，我把论点做了集中，又发了封邮件。

生理期迟迟不来，为此我深感不安，无论醒来还是睡着，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你为什么那么肯定，说我绝对不会怀孕呢？请告诉我一下理由。

S　2015-4-24　11:48

“你能说出发生在几点几分吗？”

山口的回信，立刻就来了。

四月二十七日，负责此案的A警员发来了信息。看过酒店的监控录像后，稍稍开始积极推进此案的A，这一天，却陡然改变了态度。

“逮捕不了。因为没有证据，这事很棘手。”

他一口断定。

所谓的“没有证据”，莫非指的是DNA？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正打算委托警方对胸罩进行DNA检测。然而一问之下，对方却口气强硬地回道：

“我跟你讲过吧？就算把胸罩提交给警方，也只能证明对方接触过这件东西，并不能证明发生过性行为。要想给一个人定罪，就是这么困难的事，因为法律的原则是疑罪从无。”

“由于是非强制性调查，假如山口不从华盛顿回国，案件就会被搁置，我们又不可能全体跑到华盛顿去。”A警员道。

恰好在此之前，产经新闻社发行的《夕刊富士》刊登了一篇报道，称山口即将调任TBS东京总部的营业性职位。我是从朋友口中听说的。不过，山口本人也曾在自己的Facebook上发过一张照片，内容是刊载他文章的《夕刊富士》陈列在报刊亭里的景象。一名记者的人事调动，竟然获得了媒体的报道，也算是少见的个例了。然而，TBS华盛顿分局的局长竟被调任至营业性职位，更是绝无仅有的先例。

“这次调任在什么时候？”A警员问道。我答说不太清楚。对方便干脆地打断了话头：“不确定的事情就别提了。”

“我可能被山口偷拍了视频，凭借这一点，估计也无法执行逮捕吧？”我问A警员。

“仅仅是怀疑的话，没有办法逮捕，要是有证据倒还好说，可你连相关的记忆都没有。”A警员再次口气强硬地说。

我一方面惊讶于他生硬的态度，同时也反驳说：“醒来后的记忆我是非常清楚的。”

“那你能说出自己恢复记忆是在几点几分吗？”A警员问。

我醒来的时刻，从离开酒店的时间倒算，可以确定大约在凌晨五时许。当时我正拼命逃离酒店，没有多余的工夫去确认自己是在几点几分恢复意识的。

如此一来，A警员又语气尖刻地反驳道：“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只要记忆不达到百分百的精确，就无法支持判决。”说完，他又训斥道：“庭审的时候也一样。之前你明明一直没有记忆，后来忽然就恢复了，这一点会非常可疑。对方律师要是问你，之前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呢？你该怎么证明？”

我很后悔。

为什么会失去记忆呢？为什么又突然恢复了呢？想问这些问题的，恰恰是我自己。而且，正因为怀有这样的疑问，我才未能立即报案的。

最后，A警员称：“就算是这样，要是你还坚持提出控告的话，那我们也会受理。”为什么就连报案书，警方也不能积极受理呢？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挂断了电话。

山口的调任，“没准儿能行”

没料到，次日又有了突然的进展。上午时分，A警员联络我说：“这回没准儿能行。”据警方调查，山口的调任情况属实，有十五天的暂停出勤期，此刻人似乎在日本。因此，警方希望立即以非强制性调查的形式对山口展开讯问，要求我尽快提交报案书。而在此之前，他们明明连立案的意思都没有。

“这么急？”我有些惊讶。但据说第二天便是节日，倘若今天不办理，再推迟一日的话，没有我的报案书，警方将无法展开行动。

然而，我却为昨日A警员的态度，和今天“这回没准儿能行”之间巨大的落差感到困惑。

另外，我想：逮捕和非强制性调查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区别。

怎么想也想不通，我便执拗地再三询问。如此一来才搞明白，原来警方内部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我将要提交报案书的同时，A警员提前向检察官汇报了情况，得到了相当否定的答复。

把A警员的话概括一下，就是：

“在刑事案件中，实际把控审理进度的，是检察官。警察将调查的结果呈报给检察员，检察员根据汇报做出证据确凿的指示。假若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就把各项文书汇拢之后送交检察厅。这一步骤叫作案卷送检。最终，对是否提起诉讼做出判断的，则是检察官。”

与该检察官商谈时，对方突然发话道：“这个案子提不出证据，无法提起诉讼。被害者愿意提交报案书，那是她的自由，但警方只能以非强制的形式听取被告方的陈词，而后立案送检，就到此结束。”

仔细想来，这番话着实奇怪。难道针对所有的案件，被害者是否提交报案书这种环节，都需要提前去跟检方商量吗？

A警员前去请示意见的那位M检察官，不仅仅是检察员，而是统一管理数名检察员的高级官员。用A警员的口气来说：“在一堆检察员当中，M官居高位，去问他的话，绝不会有错的。”

另外，以前我对A警员的处理方式提出强烈抗议时，他也曾满含苦涩地抱怨：“我也是身在夹板中两面受气啊！”

不管怎样，想到说不定能获得一些线索，为了赌一把可能性，而采取非强制性调查，试试能否行得通——A警员的这份好心值得感谢。不过，就算以非强制性调查的方式对山口进行了讯问，估计他也不会承认强奸的事实。

我决心在提交报案书之前，先给山口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无论如何，我都希望针对怀孕的可能性，与山口做个确认。我想，冷不丁把电话打过去，说不定能套出他的实话。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决断。当时的我，光是看到和山口体貌相似的人，都会惊恐发作，一阵阵恶心反胃。自己真的能跟对方展开交谈吗？

不过，此刻无所作为的话，自己一定会悔恨终生。想到这里，我就在友人K的陪伴下，用她家的座机，毅然拨通了山口的手机。

对方没有应答。紧接着我又重打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山口仍旧没有接电话。

不过，邮件倒是立刻就来了。

那个手机此刻不在我手边。另外，我已经从公司离职了，就算你打到分局和总局也联络不到我。不过，假如伊藤小姐仍希望到华盛顿分局工作，我会把你的意愿转达给继任的分局长。

若联络我，请回复到这个邮箱。拜托了。

Y　2015-4-28　12:52

非常奇怪的反应。打他的手机，立刻邮件就来了，却还说什么“那个手机此刻不在我手边”，到底什么意思？非常明显，自相矛盾。从内容来说，也并未回答我上一封邮件提出的疑问，依旧在谈工作。

此外，这封邮件里还写有一个重大信息，山口说他“从公司离职了”。

下午，我又收到了A警员的联络。

于是，我向A转达了山口离职的消息，谁知反而遭到了A的训斥，说是让我不要直接跟山口有任何交涉。

“你自己擅自行动，会让调查变得难以推进。伊藤小姐目前所做的事情，从刑事案件的角度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些邮件里的措辞用语，并不能构成证据。你若是想跟山口直接交涉，就不要找警察了，请直接去找律师好了。”

他说的可能确实在理。不过，我却并不认为，安心地把一切交给他们就好。凡是自己能够搜集到的信息，就尽量提前搜集起来。

尤其是，我无论如何都想搞清楚，山口说“怀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缺失了那一段记忆。此外，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发生的所有状况，都不折不扣演变成了我身体方面的问题。马上就要提交报案书了，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从山口嘴里探听到老老实实的真话。

这天，我尝试就录像资料一事联络了喜来登酒店。酒店的监控摄像是一边抹去旧的数据，一边拍下新的影像，所以一段日子过去之后，旧有的数据就会消失。我听说自己的资料马上快过保存期了，心情十分焦虑。

果然，据负责接待的保安说，没有法院的要求，不允许调阅录像。我只好暂且委托酒店方面对资料妥善保管。这份录像作为客观性证据，对案情审理至关重要，我固然希望把它切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此时也只能相信酒店方面“我们会妥善保管”的承诺。

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

四月三十日，我前往高轮警署，提交了报案书和起诉书。警方说必须要有配套的口供记录，于是又把案情从头至尾详细地盘问了一遍。

由于自己有丧失记忆的情节，我便把针对“约会强奸迷药”所做的调查，前前后后向A警员反映了好几次。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名曰“强奸迷药”的药物。目前被拿去做这种用途的，大多是在药店花五美元以下便可到手的普通安眠药。无味无臭，混入酒精饮料中给受害者服下，即可使对方丧失意识，达到强奸的目的。在美国，这类案件频频发生，已经构成了社会问题。因此，被恶意滥用的好几种安眠药和镇静类药物，被统一称为“强奸迷药”。

倘若喝下此类药物，会暂时失去意识，或在两到八个小时左右持续呈现记忆缺失的症状。其间，人有时可以正常言谈活动，有时则会精神亢奋，或恶心呕吐，但服用者本人对此却全无印象。

我这个人酒量相当好，平时总是担当散场时照顾朋友的角色，光是饮酒的话，从来不会醉到人事不知，更别说只有那么一点点量。况且，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事到如今再说这种话，也没什么证据——心知可能会被什么人如此责备，但不管怎样，我都希望A警员能了解这些事实。于是，这天我把“约会强奸迷药”的相关信息又讲了一遍。

“时间虽说过去挺久了，不过，目前还有什么办法检查出对方是否使用了迷药吗？”这话我与A警员初次会面时问过一遍。此刻，我又问了一遍。A警员答道：

“安眠药仅服用一次的情况下，几乎不会在体内留下什么残余。你和那些兴奋类药物的惯用者不一样，药物成分不会留在头发里，现在就算做了检查也没意义。”

当我在报案书和起诉书上签字时，心想：这样一来，关于“约会强奸迷药”的使用，就在无法确证的状态下不了了之了。

我曾稀里糊涂地认为，去了警局事实自然就会明了，警察会为我查明真相。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管我把相同的话反复讲上多少遍，得到的答复都是“很难办呐”“不乐观啊”。所谓事实，竟如此难以把握。

可我除了逐一去挖掘这些事实外，别无他法。

注解：

[1]　Line：一款即时通讯软件。

[2]　课：日本单位以课分部门，刑事课即刑事组。

第4章
攻与防

山口人在哪里？

警局收到了TBS发来的联络，称山口在四月二十七日已经返美。因为有十五天不必出勤，一直休息到五月十四日，所以自五月十五日起，山口将回到华盛顿分局办理工作交接，预定于六月十六日前往东京的营业部报到。

接下来，山口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无法预测。要么，他会作为一名营业部的成员留在公司；要么，就像他本人说的那样，会从公司离职。

该选在什么时机对山口展开调查取证呢？按照A警员的想法，问讯越早开始越好，继续这样拖下去，又将白白浪费一个半月的时间。

问题是，山口在邮件里也说过：“我从公司离职了，就算你打到公司也找不到我，此刻我没有手机。”所以，我这边没有什么联络他的法子。

正为此焦虑的时候，我得知山口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条动态。“此刻我正在伊豆看海”——在一篇日期为五月一日，题目为《构成“我”的要素》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接下来，在五月三日和四日，他也刊出了附有伊豆照片的文章。

当时正值五月黄金周。我和友人I会面的时候，她帮我浏览了山口的Facebook主页。至于我自己，一旦跟山口有所牵涉即会引发麻烦，因此一直避免自行浏览他的社交平台账号。

我当即联系了A警员，告诉他此时山口或许在日本，拜托他赶快实施问讯。谁知A却答复说，警方不允许通过Facebook联络嫌疑人，发邮件也不行。刑警在社交平台注册个人账号，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是被禁止的。就算打算注册，也必须交由上层部门判断是否有此需要。此时正处在黄金周的连休期间，暂时拿不出结论。

“山口是不是真在日本，没有人知道。请不要再针对不可靠的消息继续讨论了。”A警员道。

然而，上一次，山口即将调任的报道在新闻媒体刊出时，A警员也是同一套说辞。当然，算上人手的问题在内，刑事调查自有它的局限，这一点我十分清楚。但是，在如今这样的网络时代，警察竟然说，电话以外的通信手段一概不允许利用，实在太落伍了吧。此外，据说警署的电脑甚至连浏览Facebook的权限都没有。

不过，A警员说会通过邮寄信函的方式，向电话公司调取山口的电话号码，电话公司再以信函方式把结果告知警方。在连休期间使用这套办法，不知何时才能等到对方的答复。既然逮捕令尚未签发，这样做也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我依然为警方办案手段的极端陈旧感到震惊。对于受害者来说，尽管紧急到分秒必争，警方却只能通过邮寄的方式进行调查，这究竟是哪朝哪代的效率？

我试着征求A警员，为了询问山口的联络方式，是否可以自己直接联系山口。

“从警方的立场来说，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上面会质疑，为什么让受害者本人直接参与交涉，这样也许会对调查产生影响。”

A警员一副左右为难的模样。但这样下去，就算山口之前人在日本，估计也会很快返回美国。

“的确，除此之外，大概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A警员同意了让我直接联系山口，并承诺万一以后出了问题，届时他会出面证明，我是受警方委托才做的。

从A的立场来看，委托受害者去干这种事，或许是很不成体统的做法。不过，刑事调查的每一步都必须交由上级部门决策，在黄金周的休假期间，若想迅速转变行动策略，无论如何都是办不到的。A警员接受了我的提议，告诉我：“试试看吧。”这实在难得。

不想听到的声音

其后，在律师的陪同下，我从律师事务所给山口发送了以下邮件。虽说对工作之类的内容感到抵触，但在此之前，山口一直只对工作方面的事宜积极给予答复。于是律师建议我调整一下表达策略，写一些容易获得对方回答的内容。

我想跟您谈谈怀孕以及工作的事，十万火急，请告诉我一个可以跟您取得联系的电话号码。

S　2015-5-4　11:45

山口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来电号码为“非通知设定”，山口说他没有手机，是通过公共电话拨打的。我说：“看来您在伊豆啊，您逗留日本的期间，想跟您见一面。”山口答，他明天就要回美国了，见不了。我又问：“几点的航班？”他停顿了一下，含糊道：“早上的航班。”然后告诉我，回头再打给我，就挂断了电话。

仅仅是这么简短的一番通话，我已疲惫到几乎昏厥。自案发那日起，只是给山口写封邮件，感受到他的存在，我都会血气倒涌，一阵恶心袭上胸口。而这一次，却听到了他本人的声音，不得不更为强烈地确认了他的存在。不到一分钟的通话，让我有种浑身力气被抽空的感觉。那是一种我不想听到的声音。

尽管如此，我仍打算前往高轮警署，从A警员所在的地方给山口再打一通电话。假如能在山口接起的当口，把电话换给A接听，就能立即对山口展开问讯，这样做效率最高。

我立刻联系了A，对方却回答：“刚才有人掉河，打了110报警，我走不开。”

时机怎就这么不凑巧？难道就找不到一个可以顶替的人吗？好容易直接从山口本人嘴里打听到此刻他在日本，还以为终于等来了踏出下一步的机会……

或许除了A之外，再没有能够进行此类调查的警员了吧。

我姑且给山口去了一封邮件。

今天是节假日，医院不接诊。

鉴于我这边存在怀孕的可能性，您能否推迟一下赴美的日期呢？

S　2015-5-4　14:36

离开律师事务所，乘上电车，即将走出代代木上原车站的时候，“非通知设定”的电话又来了。既然警方未采取行动，我便不该直接与山口交谈，我没有接听。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了回复的邮件。

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听，稍后我会再打。

明日的安排无论如何无法变更了，大约过个一两周，我会再度返日。另外，无论人在哪里，凡是我力所能及之事，我都会尽力而为。有事请讲，不必客气。山口敬笔。

Y　2015-5-4　15:08

这时候，我已确信警察当天是不会有所行动了。与山口通过电话后身心俱疲的我，被朋友K拉着去散心，在去公园的路上，我给山口发了封邮件。

我和家人在一起，不方便电话。

想和您见面倾谈，若是回日本的日期定下来了，烦请邮件告知。

S　2015-5-4　18:08

之后的两天里，没有回音。

估计很快山口就会听到风声，得知警方正在调查此案。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和朋友斟酌了语句，又发出一封邮件，内容更向前紧逼了一步。

山口先生：

直到这一刻之前，我都在拼命压抑自己内心的记忆和情感。

因为，直面它们会令我陷入崩溃。

不过，继续克制自己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那一晚，您在我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强行与我发生性行为，给我造成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创伤。

事后，阴道部位持续疼痛了数日，乳头也伤得严重，甚至淋浴时都不敢碰水。膝关节也发生了错位，直到今天还戴着夹板。并且，被曾经信赖有加的山口先生如此对待，我内心深受打击，夜晚难以成眠，工作也陷入了停顿。考虑到自己的今后与未来，我拼命按捺心情，为这件事加上了密封盖。可是现在，生理期大幅延迟，怀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必须尽早面对现实，采取应对的措施。希望山口先生能尽快做出诚心诚意的道歉，并对我的怀孕和工作事宜，给予及时的应对。我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不得已而向周围寻求帮助。按理说，您原本早该对此有所作为。我现在必须马上去医院接受诊察，您曾说一两周后会回国，请尽快返回日本处理此事。另外，请随身带上能在日本通话的手机。我这边若无法随时和您取得联络，会十分为难。

麻烦您对邮件中所有问题都给出答复。若继续像之前那样，对邮件的内容视若无睹或予以否认，将触及我忍耐的底线。

S　2015-5-6　22:28

一个小时不到，回信就来了。

你如此身心俱疲，让我倍感忧虑。另外，最近一段时间，你身边连个可以倾诉和商量的人都没有，对此我也深觉歉意。我既不会逃匿，也不会躲避，凡力所能及之事，我都愿意效劳。首先，请你务必冷静下来。

另外，关于你的工作能力，评价一向良好，我愿意竭尽全力，助你在美国找到合适的职位。实际上，目前恰好有几个具体的职位名额分配下来，为了向着聘用阶段积极推进，首先，你需要保持镇静，乐观应对各种事。你说呢？

至于当晚发生的事该如何理解，也请你再冷静考虑一下。比如说，你的膝盖痛，责任真的在我吗？你在寿司店的洗手间里，锁住门昏睡了过去，是店员从外面打开门，把你扶了出去，你还记不记得？据店员说，你瘫倒在马桶旁边，姿势怪异地睡着了。你的膝盖，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伤到了？假如你坚持认为是我弄伤了你的膝盖，可否说明一下，我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造成的？从各种意义来说，首先，我都希望你能冷静下来。

再啰唆一遍，我是基于善意的出发点，为使你身心安宁，凡力所能及之事，都做好了尽力而为的准备。为使你我二人能共同应对，致力于问题的解决，首先，恳请你冷静下来。

在此基础上，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请尽管告知。至于“我应该答复的所有内容”，是指什么？从你的邮件来看，我不太明白。我一概没有敷衍或逃避的打算，但愿你也不要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度，以积极的心态，整理好思路和情绪，清晰易懂地表达自己的要求。

Y　2015-5-6　23:12

第二日早晨，邮件又来了。

你邮件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首先，就联络方式一项给你一个答复。

目前，我在日美两国暂时都没有固定住址，因此无法签约开通手机服务。我会想办法弄个手机，届时将马上与你联络。在那之前，只要你发邮件过来，我都会立刻回复。

其实就算是以前，每回你发来邮件，我都会立即回复，或找到公共电话打过去。前天也是，正驾车走在高速公路上，一收到你的邮件，我就马上下了高速，用公共电话打给了你，只不过当时你没接听。我既不敷衍，也不逃避，随时都和你保持着联络，请放心。

Y　2015-5-7　9:33

当天中午，我又给山口发了封邮件。

请告诉我您回国的日期，回国后暂时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以及此刻您在美国短期逗留的地址与联系方式。因为要尽早去医院就诊，届时方便取得您的配合。如果在这几点上得不到您的明确答复，我就没办法就医。

如果真像您自己所说，您既不会逃避，也不会躲藏，那么就请把这些信息坦白地告诉我，并迅速回国。我非常冷静。对于一个遭受强暴后面临怀孕风险的女人，你还能要求她如何冷静？

S　2015-5-7　15:38

一个小时后，回信来了。

强暴？是什么意思？

这个说法，我可实在无法接受。

假如要走法律途径争出个所以然，那就走吧。

我无所谓。

下次见面时，我会带律师过去。

就算你主张以准强奸定罪，也不会有丝毫胜算。

我有很多证人。

饶是如此，你若仍打算扯起争端，我也会有所准备。

若你有意寻求友好的解决，乐于认真沟通，那么就该在态度上有所反映，不是吗？一切取决于你。

Y　2015-5-7　16:37

此时，我才第一次使用“强暴”这个词。山口觉察到我已报警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决定直接与他正面交锋，故意没有回信，大约二十分钟后，山口的邮件又来了。

我并没有一丝一毫攻击和刁难你的意图。为了尽早平息事态，我愿不惜一切为之努力。不过，假如你决意继续对我怀抱之前的那种敌意，作为我来说，也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为了彻底抹消那些无凭无据的指控，即使审判将耗时十数个月，我也只能起身应战。假如你非要选择这种彼此消耗、两败俱伤的做法……

你愿意冷静下来，以积极良好的心态展开沟通吗？

如果愿意的话，我会尽早安排回国一趟。

Y　2015-5-7　17:00

邮件往来期间，我一直在咨询律师。律师注意到，尽管我这边从未提及，但对方却使用了“准强奸”之类的专业词汇。正如我在前面所述，只有药物或酒精等原因导致受害人丧失意识的情形，才能适用这一罪名。

这并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性用语，即便是记者，能像山口那样意识到本案匹配“准强奸”罪名，也是个值得留意的现象。

除此之外，邮件的回复时间也令人存疑。美国和日本昼夜颠倒，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假如日本时间是午间十四点，那么美国就是深夜一点。

然而，我在白天的时间发送邮件，对方大抵总会过一小时左右发来回复。

莫非，山口其实就在日本？

次日，我向A警员汇报了此事。A听完后，却对我和律师商议邮件的行文措辞抱有挺大的意见：

“你去找律师咨询，是不是想用私下调解的方式解决这个案子？要是那样的话，你其实可以不用再找警察了。”

A又重申道，他跟检察官谈过，这个案子作为刑事案件去办，无论如何有它的局限，当初就被检察官提醒过，说很难会有什么结果。A甚至加了一句：“你就告诉律师，是警察这么说的。”随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邮件不能作为办案的参考。”

然而，邮件中的对话，显而易见有了进展。我想把山口“将会调整见面的时间”这个情况跟A反映一下。当然，届时也是警方对山口进行问讯的好机会。我自认已竭尽所能协助调查了。真正负责而高效的办案，难道不该是警方迅速把握山口的联络方式，并已和对方取得了联系吗？无论我这边如何尝试推进，得到的只有消极否定的回应，令人茫然无措。

那天，我原本计划把医疗费的发票提交警局，A警员交代说：“顺便把邮件的文稿也一并带过来吧。”可我却连去警局的力气也没有了。

为什么每当局面有一点新的转变，警方的调查态度反而更回避、退缩呢？和A警员一面交谈，我的眼泪一面止不住夺眶而出。

律师强烈建议，对于承诺“将会回国”的山口，要给他的邮件做出回复，否则会让他觉察我这边已有所准备。针对这个问题，A警员道：“那你就回他一句‘明白了，我会考虑’，不就行了？”

匆匆结束了与A的对话，我给山口发了封邮件。

我已经跟您讲过多遍，如今的我，把身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请容我稍稍考虑一下。

S　2015-5-8　13:24

此刻，美国那边正值午夜，但回信马上就来了。

明白了。我会尽量配合伊藤小姐的需求。请不必客气，随时联络我吧。

Y　2015-5-8　13:53

警方难道就没调查一下，山口是否有出国记录？

直接与山口联系，的确是个痛苦而无奈的事情。不过，为了探听推进调查所必需的联络方式，也为了从山口嘴里套出我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我拼尽了全力，也取得了一点进展。

尽管如此，当我听到负责案子的A警员竟然说“试试走私下和解怎么样”，仍大感震惊。今后，到底还能不能信任警方呢？

后来，A又联络了我。他说：

“规劝和解，是我们身为警员对每位当事人都会给出的建议。我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只要接到报案书，即使情况再严峻，案子再棘手，该做的事情，警察都会做。总之，一切按照当初的计划去推进。”

A或许并没有撒谎。可是，检察官为什么一开始就声称“拿不到逮捕令”呢？每当我思考起警察系统的种种作为，都会感到疑窦丛生。

我有一位叔父，曾经担任过检察官。我决定把对检察机构和警方办案方式抱有的疑问，向叔父咨询一下。

叔父告诉我，假如我被强行带往酒店的那段监控视频里，有明显的异常表现，那么首先应传唤当事的对方，就事实详情进行讯问，这才是一般做法。经由这样的处理，案件的调查有很大可能会获得进展。另外，警方前往我与山口用餐的餐馆进行取证，询问到的结果，我作为受害者也有知情的权利。

我告诉叔父，山口声称自己身在海外，实际很可能就在日本。叔父说，航班的出入境情况，可以凭护照信息向外务省查询，山口是否在案发次日去了海外，一查就知道。即使不是次日而是现在，想了解山口是否在国外，只要展开调查，就能较为轻易地掌握情况。警察难道就没调查一下，山口是否有出国记录？

叔父作为检察机关里资深的前辈，认为检察官根本不可能在立案之初就断言“没办法逮捕，就算采取非强制性调查的方式，也肯定起诉不了”。即便以目前掌握的证据，无法签发逮捕令，证据也可能随着调查的深入而逐步增加。更不消说，假若实施逮捕，调查甚至极可能获得巨大的进展。说什么“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起诉”，根本没这回事。叔父告诉我，要相信警方和检察机构，和律师好好商量商量。

的确，就算立了案，到了起诉阶段，强奸属于在私密空间里发生的犯罪，可以想见审理的过程将十分艰难。不过，一切还要视调查的结果来判断。我很难相信，世上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起诉的案件”。

话虽如此，可警方对于推进调查，为何态度这样消极呢？

不管怎么说，除了委托警方处理，我别无他法。我决心再次振作精神，为接下来的问讯做好准备。在此之前，针对几个无论如何都想了解的问题点，我又给山口发去了邮件。既然对警方的作为无法百分之百信任，在警方拿出行动之前，我无论如何都要从山口嘴里打探到最老实的真话。

事情接下来的走向证明，这个时候的判断，果然并没有错。

“我有那方面的毛病”

你说自己既不会逃避也不会躲藏，但回信中净是这样空口白话的保证，对我关心的重要问题却只字未提，我的不安无法消除，只能感受到你明哲保身的自私态度。

你曾断言我不可能怀孕，请问此话怎讲？

你一遍遍重复什么“力所能及的事”，那么，你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呢？

S　2015-5-8　19:06

过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回信来了。

若有什么你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我未曾答复，还请明示。我会立刻回复。

Y　2015-5-8　21:37

以前你曾断言我不可能怀孕，为什么？

S　2015-5-8　22:57

几分钟后，回信来了。

因为我有那方面的毛病。

Y　2015-5-8　23:05

什么病？事关我的健康，请详细告知。

S　2015-5-8　23:09

就是精子活性极其低下的那种病。

Y　2015-5-8　23:12

算上这两封回信，到此为止，山口终于在邮件里承认了曾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的邮件往来，主要为以下内容：

如果在医疗方面需要我紧急应对，不管怎样我都会给予协助，请把你的具体要求告诉我。另外，你提出想要见面详谈，为此我也给出了短期回国的提议。之后，就没再得到过你的具体答复。你总是指责我不作为，却又不告诉我具体怎么做才好，我也很为难。

这件事令你身心俱疲，我也很遗憾。为了改善状况，凡我力所能及之事，我都会尽力去做。请提几条具体我应该做的事。

另外，我之所以不曾为此道歉，是因为你我对事实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分歧。你在以往的邮件里写下的那些话，远远偏离了事实。不过，我若是围绕事实，针对你的观点进行反驳，恐怕会给受伤的你带去更大的精神压力，我便索性放弃了争论。

对你，我并非丝毫不感到抱歉，但现阶段你我二人对事实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分歧，贸然给出立场模糊的道歉，会在各种层面引发误解，我想恐怕是不恰当的。

再啰唆一遍，你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你经受的苦楚，都让我深感心痛。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请务必说出你的具体需求。

Y　2015-5-10　12:38

首先我最想听到的，是你的道歉与反省之意。你所谓的“远远偏离了事实”，究竟是指什么？关于这一点，既然得不到你的回答，那么接下来，我想也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你我从事的职业原本就是传达事实，不是吗？我最讨厌歪曲事实的人。

S　2015-5-11　13:40

关于道歉和为你提供支持的问题，请重读一遍我五月十日的邮件。另外，我不想通过邮件和你就事实的认定展开争论。首先，你强求我道歉一事，恕难从命。处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不仅是自己，不管是谁都会持同样的态度，做出相同的反应。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拒绝为你提供必要的支持。即便现在，我也本着一腔善意，做好了帮助你的准备。只要给我具体的指示，我会尽我所能为你做任何事。

不过，假若你继续坚持如今这种攻击且敌对的态度，就算我和你直接一对一交流，也不过是一再重复目前的僵局，毫无益处。今后你我之间的联络，我会在第三方的介入之下进行。

Y　2015-5-12　12:45

我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也不想再回复什么。谁知第二天，山口继续发来了邮件。

我曾经委托某家驻华盛顿的日系媒体为你安排职位，对方今天发来联络，说想约个面试。

你我之间的沟通状况虽说不甚理想，但一码归一码，如果你对在美国工作依然抱有兴趣，请不必客气，直接告诉我你的意向。

Y　2015-5-13　0:07

想来你也许不会毫无抵触地接受这份工作，不过，我一直在为你的事担心。凡是我能提供的帮助，我都会尽力。这份心意始终未变，希望你能告知具体的要求。

Y　2015-5-13　10:37

以上，就是我与山口的全部往来邮件。

寿司店令人费解的证词

警方的调查似乎有了进展。寿司店的证词收集结束后，我向A警员询问内容，A答道：“我也是吓了一跳啊！人家说，光你们两个人就喝了将近一升酒。除了几样简单的下酒小菜和几卷寿司，别的什么都没点，几乎就是干喝。就凭这种喝法儿，酒量再强的人都会醉啊！”对于A的说法，我大为震惊。当晚真的喝了那么多吗？由于丧失了这部分记忆，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对这套说辞感到怀疑。

仔细一问，说是“将近一升”，其实只有七八合左右，据说写有消费明细的小票没有保存下来。假若是七合的话，平均到每人也就三四合而已，跟听起来十分吓人的“一升”可差远了。

我又追问，自己离开寿司店时是什么模样。

“你记不记得，自己坐到了其他客人的椅子上？而且，据说你和别的客人也搭了腔。还脱掉鞋子，光脚在店里走来走去。山口先生还喊你：该回家啦！你确实已经醉到这种程度了。有个店员说，他一直在你们两人面前负责倒酒，所以记得很清楚。”

我却完全没有印象了。虽说丧失了这部分记忆，但我觉得难以置信。山口是拿他的信用卡结的账，说是留有消费总额的记录，那为什么却没有小票？时间尚未过去一个半月，餐饮店就把小票丢掉了？

A告诉我，就算对方没有下药，但店里的人都证明，我已经醉酒到这种程度了，可以作为“准强奸罪”的一项定罪要件。然而，我却对此无法接受。当晚真的只喝了酒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仅仅点了三合清酒，我的记忆就彻底断片儿了吗？

另外，还有一点让我耿耿于怀，那就是山口的邮件。

他曾写道：“你在寿司店的洗手间里，锁住门昏睡了过去，是店员从外面打开门，把你扶了出去，你还记不记得？据店员说，你瘫倒在马桶旁边，姿势怪异地睡着了。”

假如当时我已经醉倒，还能像寿司店店员讲的那样，坐在其他客人的位子上和人家攀谈吗？已经烂醉如泥、倒地不起的人，还能再爬起来，做出那样的行为吗？

A劝我最好接受一下妊娠检查。尽管我拿到了事后避孕的处方药，但到了预定的生理期，例假却一直迟迟未来。我一再说服自己，是压力和药物导致了例假的推迟，但已足足晚了一个月了。此外还有不正常的出血。

若是果真怀孕了，那么我该如何接受这样的结果呢？我也明白，最好是接受一下妊娠检查，却始终心怀畏惧。但是，不可以再等下去了。自己一个人没有勇气上医院，我就拜托最初与我商谈过此事的、做护士的发小S陪我去做了检查。

大概这个案子给我的冲击过于巨大，最近一段时间，我把自己早前就医时的一些细节都忘在了脑后。此刻，读了委托S帮我起草的用于递交检察审查会的陈情书，方才回想起来。据说当时，我连去医院都有心理阴影，提出希望由女医生为我诊断，可院方却只有男医生，S甚至陪我一起进了诊疗室。

就连和男医生共处一间小小的诊室都感到恐惧，直到“妊娠阴性”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我都极度紧张，一直握着S的手。

假如我一个人来的话，肯定会撑不下来吧。拥有这样自始至终陪伴在身边的友人，我发自内心表示感谢。

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A警员劲头十足地推进着调查。

就在那段日子，我听说A搞到了当晚我和山口离开就餐的寿司店以后，载我俩去酒店的出租车司机的证词。确切来说，是五月十三日。

那时候，我所了解到的证词是，我曾一遍遍对司机说：“请在附近的车站放我下车。”在车里，起先我还和山口有过一些工作方面的对话，从半路起，我就不吭声了，等到该下车时，我已变成了没法自己下车的状态。等我俩下了车再一看，车里留下了一团呕吐物，应该是我吐的。

记忆短路的时间段里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桩桩从别人嘴里讲出来，听得我实在心情沉重。当我得知自己曾一再要求“请在车站放我下车”时，松了口气。果然，一直到最后，自己都是坚持要回家的。

从酒店保洁员的清扫记录来看，喜来登酒店的客房内并没有发现我的呕吐物。山口在邮件里曾道，我在客房的两个地方以及洗手间内，分别各“吐了一摊”。然而，保洁员的工作日志里，却没有针对这种状况进行特殊清理的记录。

此外，我也听说，负责该楼层的保洁员证明：“两张床里，只有一张被使用过，且上面沾有血迹。”而这些内容，当时却并没有录入到口供书里。

为什么不载入口供书呢？

据我了解的情况是：该保洁员是一位外国人，无法流利地运用日语，由酒店负责人在中间担任传译，一边问话，一边转述。而保洁员的措辞，转译后显得不够十分肯定，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个房间”之类。虽说从工作记录可以断定，该房间不曾进行过呕吐物清理、除臭之类的特殊作业，但保洁员的证词，却因较为含糊而未能采纳。

直到最近，为了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诉，我才请求喜来登酒店，希望能和酒店的几名员工谈一谈，把采集到的证词写入陈情书。然而，酒店方面却未答允我的请求。究竟由哪位保洁员负责那间涉案客房的清扫工作，没有酒店方面的协助，我是无法确定的，也很难与其进行对话。

在前面的章节我也写过，当初，据说山口住宿的酒店二楼走廊里未安装监控摄像。作为一家外资的大型连锁酒店，走廊里不设置安全监控，到底算怎么回事？那么，二楼的电梯是不是同样也没装摄像头呢？

再者，假如有无法依靠自力行走、显然并非酒店住客的人，从大堂横穿而过，也希望服务生能上前问一声：

“您没事吧？”

仅凭这一句话，就有可能避免当晚的这类事件。

正如A警员指出的那样，“有行人回头注目”，当时我看上去浑身瘫软，样子十分反常。我和友人K在看过监控录像后，都感到阵阵反胃。出租车司机后来也证明说：“酒店的门童担心地望着你。”

假如像山口所说，我严重呕吐、神志不清，那么他应该送我去医院，或是叫救护车才对。

这些反应无论是药物造成的，还是酒精造成的，人在意识昏迷的时候，被呕吐物堵塞喉管窒息死亡的例子特别多。实际上，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丧命的。

“还原案发过程”的屈辱

就是在这段时间，警方通知我，伴随调查的进展，有必要对案件的脉络做一下梳理和确认。被称为“还原案发过程”的这项操作，很多时候都是在事发现场进行的。如其字面之意，目的就是将案件发生时的情景做一番再现，并拍下照片留证。

轮到我的时候，没有在案发现场进行，而是在高轮警署顶楼的柔道场内实施的。

整个楼层的地板都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墙上挂着成排的柔道服。好多警察大概是在这里进行日常训练的，房间里充斥着微微的汗臭味。

在这间只有男警员出入的柔道场里，我被要求以人偶为对象，重现案发当时的情况。

“好，请你躺到这里。”警察要求道。

我在几名男警员的环绕下，仰面躺在了蓝色垫子上。其中一位警员，在我身上放了一只真人大小的人偶。

“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稍微再这样一点？”

他摆弄着人偶，一边向我确认。闪光灯亮起，相机快门不停按下，我把自己那颗绷紧的心，彻底关掉了电源。

大概是在同一天。

有警员问我：“可能不太好回答……你是处女吗？”其他警员以前也曾问过我很多遍。我对这个一再重复的奇怪问题，终于反问道：“这跟案子本身有什么关系吗？”然而，对方只告诉我：“这是无论如何必须要走的例行询问。”

这个问题，凡是跟我谈过话的警员，每个人都问过。不过，在此之前每被问及，我从来未曾质疑过“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光是一门心思回答问题，就耗去了我全部的气力。

性犯罪的受害者们，假如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屈辱，那么警方的调查系统及教育方式中，显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路透社的同事，同事说：“这根本就是二次强奸。”随即开始了采访调查。这套演示的过程，是我与警方打交道以来最为痛苦的体验。不知什么原因，警方却不允许朋友K在我身旁陪伴，只让她在一楼的等候室里，一直待到整个流程结束。假如当时K能陪在我身边，我一定会稍微放松一点吧。

另外，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案件从高轮警署移交警视厅刑侦一课之后的事。我的两位朋友，K和S，都在案件的口供环节为我提供了协助。

我与这两人是很早以前的旧相识，案件发生后，也和她们一直倾诉、沟通。据说警方向这两位朋友，针对我喜欢的男性类型，以及过去的恋爱经历进行了询问。

过去的性体验，或者中意的男性类型，能左右警方对案件的判断吗？和调查有什么关系吗？

“将在成田机场予以逮捕”

A警员完成了所有调查吗？产生这种疑问，是在五月中旬。因为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山口人在美国，致使案件的调查不见丝毫进展。

想来，我不过是递交了一纸报案书，就招致了如此多的状况。怎么做才能让警方推进调查呢？我每天不停左思右想，考虑了每一种办法。

那段日子，我开始能一点点恢复工作了，也得到了一个去德国工作的机会。因为一看到和山口相像的人就会恐慌发作，所以待在日本人相对较少的柏林，总觉得好像能过得更安心一些。终于，原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得到警方的通知，是六月四日，说要配合山口回国的日期，在成田机场对其进行逮捕。当时我正好在德国，听到电话里“予以逮捕”几个字时，感觉好似置身于诡异的梦中，体会不到一丝一毫的现实感。

“六月八号，星期一，山口从美国返日。警方决定等他一入境，当即在机场予以逮捕。”

A警员故作淡定地宣布着，声音里却又隐隐含着一丝兴奋。他交代我，为了给逮捕后的调查做好准备，我也需要紧急回国。

听到这样的通知，我应该高兴吧？

然而，我却没有丝毫喜悦之情。刚一挂掉电话，身体的所有感觉仿佛都被掏空了一般。接下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一想象到来自山口以及他周围那些人的、可预测的攻击，我就顿时浑身疲惫。

在我正一步步找回自身生活的这个当口，又被拖回了事件之中。

不过，我必须好好打起精神。因为，真相大白的时刻来临了。

我安排好工作，开始搜索可以回国的机票。在此之前，A警员曾一再向我声明“疑罪从无”的原则，反复解释：“只是怀疑，却没有证据的话，是不会问罪的哦。”

那么，从法庭签发了逮捕令这一情况来看，证据证词都已搜集充分，这个事实让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给我沉重一击的电话

通过电话的四天后，也就是逮捕行动的当天，A警员再次联络了我。我当然以为是告知逮捕结果的，谁知接起电话，A声音郁闷地喊了一声我的名字：

“伊藤小姐，实际上，逮捕没能执行。事先做好了全部准备，我也打算好了要参加行动，可是临到跟前，却被上面突然叫停了。是我能力不足造成的，真的非常抱歉。另外，这个案子也从我手里撤走了，在接管的警员确定之前，请你联系我的上司××吧。”

震惊、沮丧，以及一点“果不其然”的感慨。疑问一个接一个，不断浮上心头。

为什么走到如今这一步，还能被突然叫停？一定有哪里不对劲。

“检方已经批准了逮捕令，法院方面也签发了许可，对吧？明明是确定好的行动，怎么能被轻易推翻呢？”

面对我的质疑，A警员给出了令人错愕的回答：

“叫停行动的，是警视厅的最高层。”

没这个道理啊。检方作为案件审理的最高司令部，做出的行动决策，为什么作为调查机构的警方却有权力予以取消？

“怎么会有这种事？您是说，被警方阻止的？”

闻言，A答道：“这种例子特别罕见。真的罕见。”

总之，面对我的不断发问，A只解释道：

“关于这个案子的进展，会有新的警员负责向你说明。稍后我的手机号码估计也会换掉，我想，等你回国的时候咱们见个面，届时再好好谈谈。”

换掉手机号码？A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境况？

“A先生，您自己不要紧吧？”

“我也没干什么会被开除的事，没关系的。”

之后，A只是一味道歉，不管我再问什么，他都答说：“都怪我能力有限，请伊藤小姐务必原谅。”

“这个处理我没法接受。”

一直以来，我总被A警员数落：

“你要是这么喜欢发表意见、插手调查，干脆你自己干吧。反正你也不需要警察，对吧？”

但既然案子已交给警方，我也表示了绝对信任的态度，并竭尽全力给予了协助。因为我切身感到，若非如此，对方便会失去干劲，甚至对我爱搭不理。

可现在，案子竟走到了这种地步。警察怎么想，就随他的便罢，无所谓了。

“这结果我接受不了。”

我又重复了一遍。A道：“我也是。”尽管如此，为了亲眼确认山口回国，A说，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山口从自己面前一路走过。

不管做什么都无济于事的无力感，“警局里难道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吗？”这种疑问所带来的孤独与恐惧感，充斥在心头。还有一份小小的不甘心。一路走来的千思万绪、疲惫透支，仿佛皆化成了眼泪，汹涌而出，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仔细一问，关于叫停逮捕的理由，据A说，上面一点都没透露。我追问：“那么新的负责人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同样毫不知情？”A答：“我想是的。”

A警员在这两个月里，为了查这个案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夹在我的个人主张和上面施加的压力中间，一直努力到最后一刻。如今却说要找什么人把他替换掉，岂不是又要回到起点从零开始，面对新的警员，把相同的话再重复无数遍？

我和A之间虽说曾有过争论，但A毕竟一直竭尽全力坚持在查案。把这样的人调离本案，就像取消逮捕行动一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打击。

电话的最后，A再一次向我道歉：

“都怪我能力不足，对不住了。”

我口中唯有感谢，再也说不出什么苛责的话：“真的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今后也请多多保重。”

最后，我为这件事对A的职业生涯造成的不良影响表示了歉意，便挂断了电话。过去这段日子里，我作为受害人，A作为办案的警员，各自站在所属的立场，发生了激烈的观点碰撞。如今突然与“战友”惜别，竟有种依依不舍的寂寥感。

所有无法诉诸言语的情感，随着泪水宣泄而出。身体的气力仿佛被抽空，我在柏林住宅区的小道上踽踽独行，感到穷途末路，无处可去。也许，所有的道路真的都被封死了。像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连向眼前那看不见的巨大力量蓄势发起挑战，似乎都是不被允许的。

警视厅高层的决策。我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我想今后，身为受害者和底层警员的我们，依然不可能触及幕后的真相。

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进行调查？

“该向谁咨询呢？”这样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

我马上回到暂住的德国朋友家，在厨房拨通了电话，打给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M，想问问他该怎么办。

谁料到，电话打到M那里，却被接听的人告知：“这个案子已经从M手里撤掉了。”M也被撤换了。在逮捕行动被叫停的当天，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和检察官都不在了。

在夕阳斜照、满室余晖的厨房里，我望着盛满了蔬果的竹篮，一面思忖：如今应当马上回到东京，去追究事情的真相。同时心底也隐隐庆幸，觉得自己不在日本实在太好了。

那一日天高气爽。柏林晴空如洗，不再是平日里阴霾沉沉的景象。唯有天气是晴好的。对于今天在街边接到来电备受打击的我，至少是一种拯救。

假如回国，会发现未被逮捕的山口依然在TBS总部任职，写字楼就在我上班的大厦对面。回日本这件事本身，也变得难以忍受。

第5章
不起诉

我马上取消了从德国返日的计划，前往纽约探访了过去求学时期的室友，又去了以色列。在烈日骄阳下，抛开忧虑，只尽情舒展身体，四处行走，专注于写真的拍摄。当我漫步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里时，却接到了高轮警署A警员的上司打来的电话。

我被告知，今后案件将移交警视厅刑侦一课负责。随后，刑侦一课也联络我说：“想就案件谈一谈。”但由于时差问题，谈话未能进行。

刑侦一课的热情来电，令我分外困惑。

这么说，今后调查将依旧照常进行？

可是，怎么进行呢？

逮捕，就这么彻底取消了吗？终于和警视厅的新任负责人通上电话时，无论我怎么提问，对方都不认真回答。

逮捕令为什么没能执行呢？

针对这个问题，对方只解释了一句：“为了进行更深度的调查。”然而，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所有能考虑到的调查手段都用尽了。接下来，还有被笔记本电脑偷拍的可能性，尚未找到证据视频。为了避免对方藏匿或销毁证据，只剩下唯一的手段，就是将其逮捕，展开强制性调查。

我联系了以前担任过检察官的叔父。关于逮捕令通常做什么用途，了解实际情况的叔父，给出的回答很有参考价值。叔父建议我，法院一旦签发逮捕令，就不存在什么轻易停止执行的可能，让我和律师先生一起去警视厅问问，那封逮捕令如今保存在何处。

刑侦一课不得要领的解释

刚一回国，我即刻被警视厅传唤了。警方为我介绍了担当本案的新成员，而当日见面的，主要是与我对接的女警员及她的上司。另外，据说本案的调查工作，将由一个四五名警员组成的团队共同推进。

非强制形式的调查，凡是能做的，明明早已都做了。但警视厅却派出了与高轮警署完全不同规格的阵容。并且，两位警员给出的解释，根本就不得要领。

本次案件中，由于并未使用凶器，所以不必担心山口藏匿和销毁证据；而逮捕后的拘留期限只有二十天，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不足以支持更深一层的调查，即使特意实行了逮捕，结果也只能以“不起诉”告终；因此，警方决定，继续以非强制手段再调查一阵子——以上是两位警员给出的解释。

可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要申请逮捕令呢？法院批准了吗？关于这两点，他们的说明却完全没有涉及。

我又追问：“那么，调查的范围具体将怎样铺开呢？”

对方答：“针对以前收集的证词和其他证据，进行更彻底的分析。”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侦破手段。

特别是关于逮捕令的问题，那天我也曾反复追问，却并未得到什么足以令人信服的回答。以下，是那位男上司给出的说辞：

“逮捕令这东西，签发是非常简单的。只要有报案书，受害者指控说某某人是罪犯，然后警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查，判断事实可能大致如此，就可以发布逮捕令。具体到这回的案子，因为山口是你的熟人，百分之百不存在指认错误的可能，听起来虽说有点吓人，但就凭这些情况，就允许签发逮捕令。

“在实际执行逮捕令之前，会由高层警官进一步把关，再看一看是否满足逮捕条件，执行手段是不是适度。只要具备了这种水平的判断，逮捕令就可以签发。

“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嫌疑人在国外，或者行踪不明，或者虽没有逃匿，却也不知道人在哪里。这种时候，警官就会把逮捕令收回手边暂管。所以尽管有逮捕令存在，却不是非执行不可。意思就是说，等到了需要执行的阶段，再重做判断即可。

“这次的案子，山口起初人在美国，所以我认为签发逮捕令是正确的做法，但从他回到国内这个时间节点起，就不再具有失去行踪或逃匿的风险了，尤其是不存在藏匿、销毁证据的可能性。因此，警方会重新审视，逮捕行动究竟合不合理。

“另外一点，嫌疑人是否拥有社会地位，跟案子的调查究竟有没有关系？老实说，有关系。拥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的住所信息十分明确，有家属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存在逃走的风险。所以，也就没必要实行逮捕。

“高轮警署大概有高轮警署自己的判断，于是取得了逮捕令。而我们身为主管部门，报告提交上来的时候，给出的判断是：目前不具备实施逮捕的必要条件，请暂缓等候。”

面对这番答复，我感到有几点疑问。

第一，就算事先取得逮捕令可以作为一种推进调查的预备性手段，但具体到本次案件，拿到逮捕令却毫不“简单”。A警员告诉我，当初曾被检察官明确告知“这个案子不可能签发逮捕令”。是一件又一件证词，以及监控录像等证据不断积累，才推翻了检察官的预判。

第二，所谓“山口不存在藏匿销毁证据的风险”，究竟是依据什么做出的断言？用笔记本电脑偷拍的可能性呢？视频文件去了哪里？

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像是宣布：拥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既不会藏匿、销毁证据，也不会逃跑。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假如没有地位，就很容易藏匿、销毁证据，或具有很高的逃跑风险？换句话说，没有社会地位，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就可以随便逮捕？

这整套说辞，岂非是对社会权势阶层给予的特殊优待？

社会地位再高的人，也是人。也会犯错。

而且，山口曾在邮件中写道，他在美国和日本两国都没有固定的住址，已经不再是TBS的员工。就算这些都是一派谎言，但至少从其本人口中，非常清晰地表明过“无职业、无固定住所”。所以，叫停逮捕行动，究竟是什么人基于什么标准什么目的做出的决策？身为警视厅的调查人员，竟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发言，这个国家是否还称得上是法治国家？

第三，警视厅作为主管部门，判断嫌疑人“没有逃匿风险，因而没有逮捕的必要”，为什么是在逮捕即将实施的当日，且在警员已配置就位的现场？

在此之前，高轮警署一次都不曾将案情上报过刑侦一课吗？

在警局，警察力劝我寻找和解律师

随后，警员又道：

“今天，对方的辩护律师也到这里来了，说有些话想转告诗织小姐，现在讲给你听方便吗？

“对方律师的意思，不外就是一件事：想走庭外和解，问问看怎么和你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只是给你一点建议哦，希望你不要直接参与交涉，最好通过律师进行对话。

“这种情况，所谓和解，不外是谈赔偿金。

“强奸、准强奸都属于亲告罪，只要受害者本人不提出控告，即使知道犯人是谁，警方也无法起诉。在这类案件中，如果被告提出和解，估计就是希望受害人撤回控诉。从犯人角度来看，在检方做出不起诉判定之后提出和解，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认为，作为被告方，通常会在检方得出是否起诉的判定之前提出庭外和解。

“当然，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是两回事，就算检方做出了不起诉判定，也不意味着走民事途径会败诉。只不过如此一来，被告方的态度大约会比较强硬。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实在抱歉，诗织小姐目前有没有代理律师？有个专门替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师，只要委托她，基本上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因为有国费给予补助。

“你要是感觉不安，会有警员陪你一起去。代理律师从申请到确定比较花时间，所以今天就给我个答复，咱们把这件事赶紧推进起来，你说怎么样？”

和解什么的，我从未考虑过。不过，代理律师我倒是第一时间就找好了。早先为我做法律咨询的律师，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的，一直给我提供各种建议，在没有收费的情况下，方方面面教会我许多，实在是感恩不尽。可惜他告诉我，由于本案涉及TBS，倘若最后真走到诉讼阶段，他是无法代理的。

我想，若有可以免费利用的律师援助制度，倒也不坏，便承诺说下次见一见。警方如此热情地从中斡旋，劝说庭外和解，我虽说感到匪夷所思，但为了针对逮捕令的问题向警视厅提出质询，总而言之，必须先找个代理律师。除此之外，当时我根本无暇顾及其余的问题。

同时，两位警员也用一种周旋的口吻向我表明，他们此刻仍在推进调查。

六月二十二日，DNA鉴定的结果是，从胸罩上采集到了山口的DNA片段。在肩带、罩杯的内外侧、搭扣处，都存在与山口的DNA百分之百一致的Y染色体。

此外，警方还实施了住所搜查，将笔记本、平板电脑等物品做了扣押处理。

针对山口本人，也进行了审问。虽说用了测谎仪，却未见什么异常反应。

至于笔记本电脑里的数据，分析的结论是：“原本就不属于附带摄像头的机型，也不见连接外部设备的痕迹，里面保存的图片，也没有和本次案件相关的。”

“没有图片和视频”，警方为何能轻易得出这样的判断？非强制性的调查手段，真的能确定这一点吗？警方如何得知扣押的电脑，就是案发现场山口使用的那一台呢？

疑问一个又一个，盘旋在我脑海。

由于案子移交了刑侦一课，所以就要从头录写口供书。虽说有时为了增添新的内容，也有再次录入的情况，但是涉及案件本身的部分，高轮警署录写的口供为什么就不能采用呢？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有多少遍了，总之，关于案件的详情，我又从零开始复述了一番。

乘坐警车前往律师事务所

数日后，为了确认整理好的口供书，我又去了警视厅。确认的过程比较费时间，于是中间暂停了一会儿，警方决定带我去见上次介绍的那名律师。他们已事先跟对方约好了时间。我原想等结束之后，如果来得及，再返回警视厅继续进行口供书的确认，但警员说，过几天再弄也没问题。

坐上警车，被送到了律师事务所。我原以为是自己一个人去见律师，不知为什么，几个警员也坐了进来。

直到这一刻，我寻找代理律师的目的，都是为了查询A警员取得的逮捕令如今下落何处。考虑到我和山口之前都在国外，逮捕令的有效期限很可能设置得比较长。我在寻找一位能陪我前往警局，质问逮捕令如今在哪里、有效期到何时的律师。这是作为前检察官的叔父，给我的建议。

在警方给我介绍的女律师那里，我又被问了一遍案件经过。而且，在我从头复述案情的时候，警员们始终坐在席间。这样一来，我肯定没法拜托律师：“麻烦您帮我打听一下，那张逮捕令现在到哪儿去了。”于是，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暂停下来，要求警员们先离席片刻。

这位律师，果然像是专门从事庭外和解的。几位警员都离席之后，我把在警方调查中感到的几点疑问稍微讲了讲，对方却几乎没有什么回应。

我因此而确信，还是不要在这里谈一些针对警方的质疑，或逮捕令的话题比较好。坐着警车，被带到警方推荐的律师事务所，直到我拜托他们离席，这些警员始终待在我身边，与我一起听取和解方面的谈话内容……一个想法浮现在我意识里：有点太诡异了。

我已经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不过，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尚有一丝想要信任警局和警员的念头。

律师向我介绍了一些过去她代理过的调解案。据说她最大的成就，就是让对方承认有罪，并支付了赔偿金。

这次，对方之所以提出庭外和解，大概是希望我能撤回报案书和起诉书。

倘若愿意走庭外和解，就需要起草协议书。文书的开头部分，分为“要求对方道歉”和“无须道歉，仅要求赔偿”两种形式。另外，赔偿金额通常会在一百万日元上下。女律师关于和解的说明仍在继续。

世上竟还有不要求道歉的和解书。简直没想到。只要花点钱，更多的真相就变成了“不可讲述的事实”被从此封缄。

还有，一百万日元的金额，到底是谁决定的？为了消除这场性暴力对受害者今后人生造成的影响，不得不花费的时间及医疗费用等，可以说难以计数。更何况，时间和精神上的消耗，根本无法换算成金钱。

然而，拿到一笔微不足道的赔偿金，就以和解收场的案例，用女律师的话说，要多少有多少。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法律，很难给予性犯罪者应有的制裁。而且调查取证的过程，以及法庭上的审讯，对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我是在采访当中得知的，据说这一类性犯罪案件的开庭日，会有大批“旁听粉”，一大早就排着长队等候入场。

受害者不仅要自行前往法庭，和“连那张脸都不愿再记起”的加害者面对面交谈，除此之外，一想到旁听席上还挤满了旁听者，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望着自己，就感到浑身失血般冰凉。

二〇〇〇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以来，受害者陈述证词的时候，可以设置隔断，不必再与加害者直接面对面，也可以另设房间进行。但即便如此，也有许多受害者会担心遭到加害者的仇恨与威胁吧。

因此，就连警察都会劝你大事化小，用钱解决。直至今天，通过这种方式被封口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在性犯罪的案件中，通过庭外和解与协商的方式撤回控诉的比例，实际高达35.4％（二〇一〇年统计数字显示）。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同意了庭外和解。其中也有受害者受到威胁：对方拍下了强暴过程的录像，只要肯撤回控告，对方就会把录像销毁。

“我感觉，你可能希望我协助交涉庭外和解。”

最后，女律师道。

尽管“想要和解”这种话，我一句也不曾讲过。为了援助受害者，用国费给代理律师提供补偿的这套制度，会不会仅限于庭外和解？

我只是在警视厅听说有个受警方委托的、专为受害者服务的律师。是负责我案子的女警员的上司，这样告诉我的：

“有一位不搞刑事辩护，专为受害者代言的律师。只要委托她，基本上就会拿到国费补助，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最近，国家设立了这样的援助体系。我们也曾经在受害者的委托下，好几次寻求这位律师的协助。这方面的律师，基本上没有不靠谱的。”

这位上司口中所说的“刑事辩护”，似乎单指为加害者，即被告方提供的辩护。然而，眼前的这位律师，也终于介绍了她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和调解的案例。看来，她也并不是“专门为受害者代言”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方劳心劳力到如此程度，难道就这么想让我走庭外和解？

确实，自从这件事发生以来，我已经整整三个月没能好好工作了。被强暴的当时，因为反抗而扭伤的右膝，让我无力承担一个人扛着器材出门采访的任务；突然发作的PTSD症状，以及连日配合警方的调查，也让我陷于无法工作的状态。尽管如此，为了生活下去，钱却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我最渴望看到的，还是“真相究竟如何”，是时间和金钱也无法扭曲的真相。

结果，和律师的会面以意见分歧而告终。我又坐着警车回到了警视厅。

与山口再度碰面的恐惧

山口已经回国，仍旧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在TBS总部工作。这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压力。彼此都在同一片写字楼区域内上班，万一哪天不期而遇，撞在一起……想到这点我就格外恐惧，连去公司都成了一种折磨。直到那一晚之前，每天通勤的职场充满了期待的乐趣，只需要考虑今天会有什么值得采访的新闻。可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成了另一处所在。

万一碰面的话该怎么办？我在头脑中一遍遍演绎着那种场景。我绝对不想转身逃走。也没有理由逃走。可是该如何应对呢？我却找不到什么完美的方式。关于这个问题的想象，带给我的唯有恐惧而已。

尤其是午饭时间，我不敢踏出公司一步。就连看到和他气质样貌相似的人，都会恐慌症复发，泛起阵阵的恶心。大概是这份精神压力所致吧，我甚至在打工作电话的时候晕了过去。这种经历还是生平第一遭。是听到对方通过电话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我才猛地回神，苏醒过来。

莫非就像当初去警局报案时被反复告诫的那样，我真的无法在日本继续工作下去了？

我渐渐开始有了实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待在业界继续工作下去，是件可怕的事。什么时候因为报警而遭遇报复，估计也不奇怪。我更担心，今后对方会不会暗中窥伺我的状态，来向我施加压力。仅仅因为某人一声令下，逮捕令就被撤销了。在我想象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有人大概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比起从前，我感到了更大的精神压力。

某天夜晚，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不知道对方是谁，我格外紧张，犹豫了一瞬是否要接起，想到可能是采访对象打来的，才咬牙接了电话，谁知竟是A警员。

他说自己从高轮警署调职到了别处，换了新的手机号码。自从逮捕山口的行动泡汤之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A的声音。

作为一名体制内人士，对于打电话联系我这件事，A一定特别烦恼吧。不过，A解释道：“我并没有做过什么不靠谱的事，关于这一点我想跟你说清楚。”A竭尽全力查案，专业能力无可非议。一想到我可能会误解，是他的疏忽造成了逮捕山口的行动被叫停，他就格外难过。另外，他也为我如今的状况感到担心。

在电话里，我向A确认了一件事：警视厅刑侦一课是在什么时间得知逮捕令的存在的？

警视厅作为上级主管机构，未曾接受过一次案情汇报就迎来了逮捕日？这种事可能吗？特别是在本案中，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曾听A提到过，说当初一直在向总部，即刑侦一课汇报情况。

像山口这种具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所涉及的案件，不能仅由所属辖区的警署做决策，因此是向刑侦一课汇报完毕后，方才取得的逮捕令。而这一过程，上级必定同样是知情的。另外，A逐一就案情进行过咨商的那位M检察官，也是检察机构中位居高层的经验人士，他批准的逮捕令，我听说不会有错。

至于逮捕令被取消的结果，作为不得不和嫌犯在同一片办公区域内上班的受害者，当然有权利了解吧？

事实是，据A说：这次在取得逮捕令之前，曾在高轮警署内部，通过领导向“总部”，即警视厅刑侦一课逐一做过详细的报告。当然，逮捕令的申请阶段亦不例外。

假如要以“知名人士不会逃走”为由撤销逮捕，那么早在汇报阶段，就该被叫停无数次了。

也就是说，刑侦一课的解释根本说不通。实际情况的确如A那天在电话里所说，“是被警视厅最高层叫停的”。应该考虑在执行逮捕的当日，比刑侦一课级别更高的人，突然下令制止了行动。

不过，想要曝出这个下令的人究竟是谁，却并不容易。当时，我曾以为完全是不可能的。

令我倍感鼓舞的伙伴出现了

我告诉A，逮捕令为何没能执行，它此刻是否依旧有效，我无论如何都想弄个清楚。凡是自己能做到的，我都想试试。我愿意竭尽全力做到极致。只有尝试去做了，才能明白这个案子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闻言，就像我那位曾经担任过检察官的叔父一样，A也劝道：“逮捕令为何没能执行，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诗织小姐身为受害人，应该向总部好好要个说法。不过你一个人去，恐怕也得不到认真的答复，最好是由律师陪你一起去。”

在我面前，横亘着一堵高墙，让我连继续发声都感到困难。一个势单力薄的人、一个受害者眼前，矗立着庞大的组织，阻拦了去路。

然而，即使是在这庞大的组织里，也存在有心之人。并且，一直比任何人都更近距离地关注着案情的进展，鼓励我：“你应该发声抗争。”

被自己的无力感打败，认为“或许已山穷水尽”，濒临崩溃边缘的我，因为A的一番话获得了拯救。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不是一场以整个警察系统为敌的战斗。

只有部分高层人士，才是我抗争的对象。而在组织内尽职尽责从事调查的警员，并无过错。

“我不想去批判整个体系”，A的这句话也给我很大震动。身处体制之内，A却保持了正直的道德感。对我说出如此坦诚的意见，必定需要莫大的勇气吧。

不过，假如仅凭高层的一句话，就能推翻法院的决策，让逮捕得不到施行，让所有的调查埋葬于黑暗，那么，这就是个必须彻底质疑的问题。倘若法律机构不能正常行使本身的职能，我们身为普通市民，又该相信什么，该怎样继续生活才好呢？A也对这一点表示了悲哀。

关于逮捕令的确认，就是一场时间战。实际情况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想尽快赶在期限截止之前查清楚。

问题在于，能否找到值得信赖，并和我一起进行这场抗争的律师。毕竟对律师来说，将矛头指向警视厅，不会有任何利益。

我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律师。打了东京第三律师协会的咨询电话（专为犯罪受害人开辟的热线），一名女律师聆听了我对案情的陈述。这位女律师，西广阳子女士，当即回应了我的约见请求：“马上见面谈吧！”

就在同一时期，听了我的经历之后，开始针对“二次强奸”展开新闻调查的同事，也向采访中结识的一位专做性犯罪案子的律师谈了我的情况。她把这位律师，即村田智子女士介绍给我，说：“打个电话试试吧。”

恰好当时我已把案子委托给了西广女士，出于问候和婉拒的目的，我拨通了村田女士的电话。谁知，西广和村田两位律师从以前就认识，她们之间是协作关系，一直合力帮助那些卷入性犯罪案件的女性受害人。两位律师一致反馈：“临逮捕之前在现场突然把行动叫停，这中间绝对有猫腻。向其他律师，以及熟悉警视厅内部情况的人打听，结果也是人人都说这种事闻所未闻。接下来去警视厅提出质询时，最好组团前往。”

于是，两位女士一起成了我的代理律师。

后来一问我才得知，西广女士当时听了我的情况，据说十分震惊：“竟然真有这种电视剧一样的案子。”

在A警员为我提供了真诚的建议之后，两位律师也带着疑问，向警视厅发起了挑战，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几日后，我与两位律师一起前往警视厅，就逮捕令的问题向警员提出了质询。在此之前，每次穿过警视厅戒备森严的大门时，我都是孤身一人，而这天，却有两名律师的陪同。来之前我还有一丝怯意，此时此刻，内心却顿觉有了底气。

刑侦一课的警员们，翻来覆去都是同一套说辞。不过，关于逮捕令，我却了解到一些新的信息。

“逮捕令上周已经归还签发单位了。今后没有申请新逮捕令的打算。”

虽是个无法接受的结果，不过，从警视厅得到明确的答复，这还是头一回。总算也在自己的心里，划下了一个句号。

另外，我也得知，逮捕令的有效期限当初果真设定得比较长。

之后，山口的辩护律师曾几次联系西广女士，试探性地询问我有没有改变心意，是否愿意庭外和解。

起诉书递交检察厅与不起诉判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本案向检察厅递交了起诉文书。

我曾在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里，偶尔去朋友K家里住几天，有时回父母家待几天，极力避免一个人独处。

另外，早先的时候，我曾跟山口提过自己居住在哪个区域。万一被对方知道了具体住址该如何是好？抱着这种忧虑，我甚至搬了次家。从纽约回国后才刚入住的公寓，半年没过就搬走了。不过我对那间公寓并未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搬家的同时，我觉得自己把在那间屋子里感受到的恐惧、不眠之夜的记忆，都一并留在了过去。

之后，我与新接手案件的K检察官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二〇一五年十月。这一天，我已记不清到底多少回了，关于案发当日的情节，我又接受了一遍问询。

我告诉K，警方终止逮捕行动时，我曾经从德国给M检察官打过电话，被告知“他已调离本案”，所以没能联系上。

闻言，K说：“我是在那之后才负责这个案子的，不知道当时你从德国打过电话回来。否则的话，我本人一定会亲自出面为你做出解释的。”随后，K又补充道：“当着调查警员的面叫停逮捕行动，这件事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另外，警方和检方若是有过什么让你质疑的行为，我在此向你表示歉意。案件本身已经给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假如又因为我们的工作给你增添额外的压力，那就非常多余了。实际上，警员原本就不该向你透露逮捕的事。”

听他的意思，A警员把逮捕山口的行动被撤销告诉我这个受害人，是一种“非常多余”的行为，是“不该透露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叫停逮捕，这种行为才更有问题。

受害人难道丝毫没有知情的权利吗？

之后，在二〇一六年一月，K检察官针对山口进行了聆讯。

山口在这次由K主持的聆讯过去约四个月后，即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从TBS社离职。一个月后，他为安倍首相撰写的传记《总理》（幻冬舍，二〇一六）付梓出版，开始作为时事评论家，频繁亮相于各种电视节目。这些情况，我都是听朋友说的。

新入住的公寓里，我没摆电视机。极力避免看到他那张脸。

至于他今后会拥有怎样的人生，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期望日本的法律能好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只不过，冷不丁看到他的脸，是引起我恐慌发作的原因，我想尽量避免。

谁知有一次，为了消磨时间，我不经意走进了一间书店。摆在台子上的《总理》一下映入了眼帘。只不过是作者名字的几个笔画闯入了视线，我的身体瞬间便僵住了。

只要看到此人的脸，听到他的声音，已根植于身体记忆的那份恐惧，就会携着几缕逼真的现实感，再度轻易地向我袭来。记忆这东西，实在麻烦。

和负责本案的K检察官第二次见面，是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中旬。从谈话中得知，案子的调查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进展。最后，K这样告诉我：

“这件案子里，我认为山口确实有错。他明明是已婚身份，在一个社会性的大机构里占据要职，却利用职位之便，抓住你的梦想作为可乘之机做出这种事情，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判定你是受害方。在我看来，对此人绝不可姑息。

“你和他之间有一些往来的邮件，已经有律师在对这批邮件展开分析。作为检方，我们也倾向做出有罪判定。但证据方面，老实说支撑判定非常困难。某种意义来讲，此人就是个无耻之徒，早就玩熟了这套伎俩。我估计除这个案子以外，他还欺负过其他的女性。”

接下来，K又针对现行法律的矛盾之处做了一番长长的发言。日本虽设立了“准强奸罪”，但实际上，往往很难对嫌疑人进行制裁。

K从司法系统的问题开始讲起：

“在日本，想确立性犯罪的证据十分困难。日本的刑法有重视犯罪嫌疑人主观动机的倾向。当然，嫌疑人主动承认性侵的例子极其罕有，总会宣称是双方同意之下发生的行为。

“在美国，比起主观动机，更倾向于通过性犯罪的客观事实来提出起诉。而日本，仅凭客观状况，就算有罪的事实非常明确，但只要嫌疑人不认罪，也很难判他有罪。

“审理中要求控方出示极其强有力的证据，例如：记录了犯罪行为的视频或声音文件、第三者的目击证词等。我在美国的司法现场有过工作经验，对此十分了解。”

当时，我对K口中所说的，“假如没有第三者目击案发现场，或记录了犯罪事实的录影带，很难判定准强奸罪名”，只能囫囵吞枣接受了下来。按照K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律本身，而日本的“准强奸罪”，形同虚设。

不过，如今细细想来，当初签发逮捕令的理由之一，就是山口在案发当晚极有可能用笔记本电脑偷拍了视频。尽管如此，逮捕令却未加执行，也是警方下的判断。

当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警视厅刑侦一课之际，我听说警方“对住所进行了搜查”。然而，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的情况却是，在实施住所搜查的几天前，警视厅曾给山口的前任职单位，美国的TBS分局去过电话。

况且，实际执行了搜查的只有山口在日本的家，针对他的工作场所却并没有实施。

山口本人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曾发布过这样的内容：

“我记得是在六月中旬吧，当时警视厅的人来到我家，我才初次得知被人报了警。来访的两位警员特别温和有礼，告诉我说，希望我配合警方的非强制性调查。”

住所搜查是一项与逮捕同等力度的调查方式，需要事先取得搜查令，以具有强制力的方式执行。而非强制性调查，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可当时刑侦一课的警员却告诉我说：“实施了住所搜查。”

甚至，警视厅极有可能根本就没尝试过对删除的数据进行恢复操作。这项作业必须委托专业人士，恢复数据也需要花费时间。可是，警视厅却从未对我做过这方面的说明，我也没见过相关的记录。

可惜，在与K检察官面谈的当时，我对这些情况尚一无所知。检察官用一种安慰式的口吻对我说：

“这些都是前任检察官当时做出的处理，对身在海外的受害人说要实施逮捕，做好了一切部署，甚至还让你立即回国。可最后又告诉你，不执行逮捕了，你可以不用回来了。这种做法，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既然把行动计划告诉了受害人，那就应当执行到底。真是太过分了，绝对不该发生这种事。”

最后，K又补了一句：

“实在太抱歉了。”

七月二十二日，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五天后，通过代理律师，向我告知了这一结果。

2016/7/27

寄送：诗织小姐（抄送：村田律师）

感谢上次您的配合！

今日，我接到了K检察官发来的联络，结论是：七月二十二日，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

请允许我对下次会面的日程安排做一些调整。

提笔匆忙，以上为本日的联络事项。

拜托您了！

西广

虽说早就预见了这种可能，可结果一旦成真，还是让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第6章
“准强奸罪”

有一本纪实小说，书名叫《米苏拉：一起动摇名牌大学的性侵事件与司法制度》（Missoula：Rape and the Justice System in a College Town），追踪记述了美国蒙大拿大学的几位橄榄球明星所犯下的性侵案件。作者是撰写过《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登山者的圣经》（Into Thin Air：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t. Everest Disaster）等著作而广为人知的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uer）。

在《米苏拉》一书中，作者写道：“强暴，是美国被隐瞒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

在日本，可以说同样如此吧。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在二〇一三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各国每十万人口当中强奸案发生的件数为：

第1位 | 瑞典 | 58.5件
第3位 | 英国（英格兰、威尔士） | 36.4件
第5位 | 美国 | 35.9件
第23位 | 法国 | 17.5件
第38位 | 德国 | 9.2件
第68位 | 印度 | 2.6件
第87位 | 日本 | 1.1件

看了这组统计数字，您有什么感想呢？

强奸发生率全球第一的国家是瑞典？

若问为什么瑞典的强奸发生率远远高出其他各国，原因是，在瑞典发生的每一次强奸都会被计数。比如说，如果一个女性长期遭受亲属或家人的性侵害，那么不是按照“一例案件”来计算，而是依据她总共被性侵了多少次来进行统计。

另外，瑞典也具备让受害者更敢于报警的法律与社会环境。二〇一五年，瑞典警察系统内任职的女性比例为31％。不仅限于现场调查，担任事务性职位的女性，比例同样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与之对比，日本的警察系统内，女性比例只占整体的8.1％。因此从现场调查人员，到对案件做出审理的事务性职位，几乎清一色为男警。受害者女性必须在男警员的围绕下谈论自身的遭遇。我亦同样。

另外，这项统计是基于报警后登记在案的强奸件数做成的，和实际的发生率是两回事。在强奸已成为深刻社会问题的印度，数据显示仅有2.6件，也就是说，并非发生率特别低，而是报警的件数特别少。

在美国，乔恩·克拉考尔写道：“强暴是被隐瞒最深、报警最少的重大犯罪。”虽说如此，也有35.8件报警。

从这项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和印度一样，与G8的其他成员国比起来，强奸的报警件数极其稀少。

二〇一五年，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1]（Gender Equality Bureau）实施了一项名为“男女间暴力行为”的调查。据其结果显示，每十五位女性中就有一位曾经“被异性强迫发生性交”。

在美国，有数据显示，实际上每五位女性就有一位曾遭受性侵害。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日美两国不仅强奸的发生率不同，对强奸的定义也有很大差别。

日本刑法在修订之前，第一百七十七条曾将性侵定义为“奸淫女性”，而新刑法却把肛交、口交也列入了“强制性交等罪”的范围之中。美国的“五分之一”这个统计数字，就包含了肛交和口交行为。因此在日本，可以预见，将来这个数字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为了详细了解强奸报警数最高的瑞典实际状况究竟如何，我走访了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这里采取“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小时”制度，为性侵的受害者们昼夜不息地提供服务。巨大的综合医院建筑，有两处紧急救助中心的入口；其中一个入口不需要经过等候室，可以不和任何人打照面，直接抵达挂号台；中心的内部，为了保护来访者的隐私，非常细致地设置了隔断；虽说不提供住院服务，但开辟了供来访者躺卧休息的空间。

另外，在强奸发生后十日之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六个月。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当然，为了获取案件审理所必需的证词，越早做决定越好。不过强奸刚刚发生，受害者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创，会对做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救助制度的庇护下，遭遇强奸的人不必再为没能立即报警而百般自责，或承受来自周遭的质疑，也不会被警方以证据不充分、无法定罪为由，推脱责任不作为。

顺便补充一点：在瑞典，强奸受害者接受紧急救助中心的检查之后，在六个月的结果保管期间内选择报警的人数比例，占整体的半数以上，达到了58％。另外42％，则以“希望尽快忘掉此事”“感到羞耻”“害怕审理过程和加害者”等理由，选择了不报警。

对于自己遭遇的身心伤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消化和应对方式。不管受害者本人之后做出什么决定，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紧急救助中心，她们才能不被“受害者”的身份拘禁，以一个自然人的立场，首先接受治疗。这套社会体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另外，二〇一五年，这座综合医院同时也设立了世界首家“男性强奸受害者中心”，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跨性别的受害者，也是该中心的接待对象。

二〇一六年，这家中心的来访者人数，合计约717名（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大多都送到了医院门诊部，因此实际的来访者数字会更多一些）。其中男性为38名，人数仍比较少。不过，“男性强奸受害者中心”开辟了专门针对男性的心理咨询服务，通过设立广告牌，希望今后能接待更多的男性来访者。

日本的现实是，距离建立这样的体制，尚遥遥无期。不过，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类似的机构。关于这一点，我是在对“榆树诊所”的长井千惠子院长进行采访时，方才得知的。本书稍后还会对此展开介绍，在这里暂提几句，长井医生一直在对“约会强奸迷药”进行研究。

长井医生指出，在约会中被人施以迷药而丧失部分记忆的受害者，大抵都会经历思绪的混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把握自身的状况，并且具有自责倾向，质疑自身为什么对发生过的事竟然想不起来。不过，这种陷入混乱的情况丝毫都不奇怪。首先，应该停止自责，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或是前往医疗机构接受血液检查。

我当时犯的错误是，遭遇性侵后，第一时间去了妇科医院。首先，私人执业的妇科医院，是不可能备有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工具的。而若想接受强奸和迷药方面的检查，长井医生告诉我，应当去综合医院看急诊。

当你在暴力逼迫下发生了性行为，要去看综合急诊。要是自己判断不了该怎么处理，这个选择，将会决定你今后命运的走向。对于刚刚经历了性暴力的患者来说，懂得为她们提供特殊照顾的医疗从业者十分必需。希望日本也能像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那样，尽早设立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自愿的高墙”

大致来说，强奸案件中，主要的争议点有两个：

1.是否存在性行为

2.是否为双方自愿

在我的案子里，因为事发后没能接受检查，好几次被警方指出“精液的采集和伤处的鉴定都没做”。不过，关于存在性行为这一点，山口也未予否认。案发后若能马上接受检查，当然最好不过，就算做了检查，能够证明的也只是第1点而已。

问题在于第2点。

正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强奸大多都是熟人作案。在路边被陌生人突袭并强奸的例子，受害者很少会被问及是否为自愿。

但是，倘若当事者彼此认识，会怎样呢？假如嫌疑人声称：“是女方主动凑上来的，我们是两厢情愿”，那么受害方实在有口难辩。就算第1点中“存在性行为”的证据十分齐备，也会被警方告知“一起进入房间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你情我愿”，甚至最终不予起诉。

具体到我的案子，我被山口拖曳着进入酒店，这一点只要看过监控录像，我想就能明白。之后，我与他在房间内也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究竟是你情我愿，还是不情不愿？

警方一再向我强调：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检察官则把这种情况称作“黑箱”。

不过，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被拖进酒店房间的人，之后要如何向对方表示“情愿”呢？要是连这一点都必须受害人详细加以证明，那我觉得，是法律本身太过荒谬。

关于是否“情愿”的问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判例。

一位梦想成为职业高尔夫球手的高中三年级女生，被她的中年男教练强暴了。该男教练开办了一家青少年高尔夫球教室，从受害者女生上初三的时候起，就跟她全家人熟识。

在严格的师徒关系下，女生球技渐长，开始以职业球手为目标不断进步。据说该男教练性格极其暴躁，经常在受害的女生面前，对自己的儿子进行包含肢体暴力的严格指导；或是和女生所属的校内高尔夫球社团顾问发生争执，当顾问不在的时候，便对其破口大骂；要么就以妨碍打球为由，剪掉女生的刘海；当女生戴了耳环或交了男朋友时，他会暴怒地加以干涉。

该男教练比女生年长三十八岁。外出比赛时，两人深夜会单独待在酒店房间里商讨比赛问题，或一起在露营车内打盹休息。事发之前，该男教练从未有过任何逾越教练身份的行为。

该男教练常常训斥女生，指责她“缺乏胆量，心理太脆弱，会输球的”。案发当日，该男教练往女生家里打电话，约她去高尔夫球练习场，开车上门接到女生后，便载着她朝练习场相反的方向驶去。

随后，该男教练把女生领进了一家情侣酒店，声称：“为了给你练练胆儿，我才带你到这儿来的。”他对女生谈了三十分钟左右高尔夫球，说教一番后，把因为惊愕、困惑和慌乱而浑身僵住的女生强奸了。

我特意用了“强奸”这个词。看完这段叙述的读者，你们怎么认为呢？平日里一直担任指导者，深获女孩信赖的教练，以练习之名把女孩约出家门，并找了个和高尔夫球训练有关的借口，把女孩带进一家情侣酒店。

直至最后一刻，女生大概都没想到，教练竟然真的会对自己做出这种事。或者说，也不愿这样去揣想吧。事发之前，她从未反抗过这位教练，那么事发时，又该怎样对他表示“拒绝”才好呢？不知所措的女生，身体紧张地僵住了。以上，便是发生在女孩身上的真实情况吧？

然而，这起案件中，被告最终却被判定为“无罪”。

无法表示拒绝的“假死”状态

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显示，70％的强奸受害人在遭受性侵的当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陷入一种解离状态，英文称“Tonic Immobility”（紧张性强直静止）。如果把这个词直译，就是“假死”。也就是说，动物在察觉危险的时候，会呈现一种仿佛死去的状态。

然而，在日本，对强奸罪进行审判时，质询的不是受害人心中是否有拒绝之意，而是“这种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达给嫌疑人”。

据少女本人供述，她之所以没有明确拒绝，理由是当时精神状态十分混乱，“我想如果拒绝的话，今后就没法得到他的高尔夫球指导了，恐怕还会被他到处散播坏话，觉得自己忍一忍就完了”。

可惜，对于受害人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审判方却丝毫不予考虑。

说得极端一点，只要强奸犯坚称“我没注意到对方不情愿”，从法律角度恐怕就会认为，性行为得到了受害人的允许。

这，便是一座“自愿的高墙”。另外，强奸罪的判定，只针对十三岁以上的受害人，才会质询“是否表示了拒绝”。倘若不满十三岁，则无关受害人的意志，一概予以问罪。

对于发生在私密空间内的行为，如何加以证明呢？这可绝不是件简单的事。

再说，被告之所以能轻易强辩“对方是自愿的”，也是因为受害人失去了意识或记忆，并且犯罪发生在私密的空间之内。这种情形下，受害人无法就本身非自愿的事实，向第三方做出清晰地陈述。于是，此类案件一般适用“准强奸”罪名。

量刑本身没什么区别，却将罪名划分为“强奸”“准强奸”，这种现象，也可谓日本所独有吧。所谓“准”，照字面意思解释，就是“并非如此，但近乎如此”。在英文中，“准强奸”为“Quasi-rape”，是给“rape”一词加上了前缀“quasi”。而“quasi”的意思是“某种程度上像……一样”“类似于……”等。

所以，“准强奸”这个罪名翻译成英文的话，会被英语圈人士质疑：“什么意思？强奸可没有什么类似、近乎，强奸就是强奸。”

使用迷药的约会强奸案

“准强奸”的案例中，使用酒精、“约会强奸迷药”的情况很多。

然而，“约会强奸迷药”的存在，在日本除了少数的一部分人以外，知之者甚少。实际上，使用安眠药的强奸案十分多见，但很难说普罗大众都已熟知其危险性。

具体到我的案子，事发两日后，我曾和做护士的朋友S商谈，当时一直以为假若被人下了这种迷药，其成分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排出体外。

谁知，正如前文中长井医生所说，一般的医疗机构虽很难实施检测，但若是在专业研究室的话，就算时间已过去两日，也有可能通过尿液检查检出药物成分。药物排出体外的时间，因人而异、因药而异。如果是血液检查，事发一周后都有可能检出药物成分。

长井医生的研究，是从邂逅了患者M之后开始的。M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和公司的两名上司及一位女同事结伴去喝酒。等到意识恢复时，却发现自己赤裸地躺在酒店里，被两位上司轮流实施了性侵。对酒精非常耐受的M，自认并没有喝到足以导致失忆的程度，尽管如此，却完全不记得经历过什么了。

长井医生以这件事为契机，开始检索美国与日本的相关文献，对“约会强奸迷药”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在浏览美国的强奸援助机构实施的调查时，有个栏目叫作“从受害经验中学习”，吸引了她的目光。栏目的内容，概括大体如下：

案件多发生在餐馆、派对或夜总会之类的场合。有人将药物投入饮料之中，而受害者女性喝下饮料后，会感觉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几小时后，她们意识苏醒时，会发觉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场所。也就是说，投药的场所和强奸发生的场所，通常不在一处。

她们在意识恢复之后，有时无法清楚辨别自己是否遭到了强奸；有时她们会发现一些强奸的迹象，例如：衣服已被剥掉，衣服和身体上粘着精液，或是阴道和肛门有撕裂感，或是身体有一些伤处，伴着尖锐的疼痛。

然而，所有的受害者都反映，存在严重的记忆缺失。还有数名受害者，只记得中间断断续续醒过来几次，但其余意识丧失的时间段里，谁对她们干过些什么，谁跟此事有关系，当时有几人在场等情况，她们一概都想不起来了。

受害者向警察陈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因记忆不清等理由，被驳回立案的申请。

一位受害者自诉曾被警察这样训斥：“对方的记忆十分清晰，可你呢，却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有证据。这个案子到此为止。”

从受害者本人以及犯罪现场，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物证。

长井医生感慨：这个栏目，汇集了迷药强奸案的所有问题点。

患者M在事件发生后不敢去公司上班，因而遭到解雇。长井医生从M的证词，考虑到对方使用“约会强奸迷药”的可能性，为了印证这一点，她翻译了美国的相关调查报告，对M的症状给出了医学方面的证据。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民事诉讼之后，M胜诉了。

诉讼过程中，不仅M本人，就连她的家人都遭到了对方辩护律师的中伤。难以承受的M，有段时期也曾深深烦恼，起过放弃的念头。不过，尽管经历过PTSD和重度抑郁症等精神上极为痛苦的体验，她依旧下定决心将诉讼进行到底，因为“此刻放弃的话，一生都要在泪水中度过”。

经常被作为强奸迷药使用的，有在医院可轻易拿到处方的助眠药，以及镇静剂等。通常开出这类处方时，长井医生都会提醒患者，每百人之中会有一人，因使用这类药物而产生记忆缺损的副作用。

比如说这样一些例子：早晨起床时，看见餐桌上放着吃到一半的便当，但本人却完全没有这部分记忆了；明明有邮件的往来记录，但本人却不记得这回事了……在旁人眼中，患者看起来行动如常，但患者本人却完全失去了与此相关的记忆。

这类药物伴随酒精一起服用的话，会催化、加强它的副作用。

日本的案例报告

二〇一五年，日本也出版了相关论文，尝试从病理学角度，更加详细地对该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解析。

论文名为《医药品的不法应用：有关Drug Facilitated Sexual Assault（DFSA）中约会强奸迷药（date rape drug）使用情况的研究报告》（作者：清水惠子、浅力优、奥田胜博、盐野宽、松原和夫；供稿：旭川医科大学法医学讲座、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药剂部；发表于《犯罪学杂志》第82卷，第2期，P35～43；日本犯罪学会二〇一六年版）。因为内容相当具有专业性，下面我只把自己掰碎消化后领会到的重点，择要加以介绍。

论文称，与约会强奸迷药有关的犯罪，在日本，最早出现在一九九〇年代后期。最近，某位曾在大学医学系担任过讲师的五十三岁医生，把在海滨浴场结识的七名二十多岁年轻女性，邀请到自己的公寓，劝她们饮酒，并食用了混有助眠药的料理，在七人完全丧失反抗能力后，对她们施行了性侵。

该案的审判长曾严厉痛斥：“此人为具有高度计划性的惯犯，利用卑劣的手段，践踏了受害者的人格。”（顺便一提，若问此案为何会做出有罪判定，那是因为受害者达七人之多，那座“自愿的高墙”，大概比较容易拆毁吧。）

论文的作者援引了一起发生在一九九五年的真实案例：某录影带租赁店的老板，把街头认识的一名女高中生约到KTV，在可乐中掺入粉末状助眠药，诱骗女生饮下，在她神志模糊的状态下，对她进行了性侵，并拍摄了以商业贩售为目的的录影带。

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受害者丧失了相关的记忆，当时从事调查的警方感到难以理解，便就药物的作用机制，向旭川医科大学法医学讲座进行了咨询。作者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酒精与助眠药物混用，会在服下后的一定期间内产生记忆缺损的症状。同时，作者也从神经医学的角度，对服药当时脑内神经传导物质的变化进行了解析。

结果是，在往后的公审中，这份报告也作为参考资料被一直引用。（之所以该报告被当作证据而采纳，是因为此案存在偷拍并作为商用的录影带，证明了受害的事实。）

在美国，长久以来，政府机构一直在官方主页上，针对“约会强奸迷药”发出警告。现在，司法局、福利保健局、FBI（联邦调查局）、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州政府、教育机关等都在自家的公共网页、维基百科、医疗相关的民间网页上，设立了具有警告和科普性质的页面。

这类被作为犯罪用途的安眠药、助眠药等，入手极为容易。从药理作用来说，具有“催眠功效”，因此服用后会造成昏睡；而“抗焦虑作用”，则使服用者对危险的反应变得比平时迟钝；“肌肉松弛作用”，会导致人体瘫软无力，行动趋于迟缓；另外，“顺行性健忘”作用导致记忆在服药后的一定期间内，变得支离破碎或完全丧失。

日本国内，被列为处方药的医药品当中，“顺行性健忘”作为副作用被记入说明书的品牌达588种。从成分来说，可能导致“顺行性健忘”的共计95种。健忘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系列药品，是但凡包含以上成分，就有极大可能导致健忘，服用的量稍稍超出规定，健忘的频率便会急剧增高。

这个系列当中的药品，自一九六〇年代起，就开始出现关于“顺行性健忘”的实例报告。据某三位神经科学家报告，为了出席行业学会，防止时差造成的头脑昏沉，三位科学家都在飞机内就着酒精饮料服用了该类药物，而后，便在接下来的十小时左右丧失了记忆。

其中一人，和妻子一起办理了入境手续，进行了市内观光、用餐，聊天之后，入住了酒店。然而，整个期间他全无记忆。但在同行者看来，他的样子却与平时丝毫无异。

另外一人，同样办理了入境手续，又换乘了另一趟航班，在酒店前台进行了入住登记，和当地的研究者们会餐，畅谈了各种学术话题，然而本人对此也是记忆全无。

第三人，在抵达的机场发现找不到托运的行李，办完入境手续，换好钱之后，跑去航空公司的失物招领处，提交了自己笔迹填写的失物登记表。然而，对这一系列经历，他本人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日本国内也有相关的案例报告。

某医生因为值班的时间没有规律而患上失眠症，生平第一次服用了安眠药，服药后马上睡着了。翌日清早起床后，听到夜班的护士向他道谢，他却完全记不起头晚发生过什么了。原来，他半夜接到住院部的委托前去应诊，像平日值班时一样对病人做了医疗处置。

服药后意识模糊的状态下，会丧失回避危险的能力，尤其和酒精混合饮用时，更易出现以上状况。假如对饮酒量加以留意的话，会发现通常只有在喝到烂醉如泥时，才会出现记忆缺损症状。可相比之下，仅将极其少量的酒精与安眠药混用，就会导致记忆丧失。

据美国司法局的报告称，有例子显示，这一类药品产生的代谢物，在服用三周后也能从毛发中检出。存在专业的检测方法，可以在迷药强奸发生一段时间后，从人体的毛发中检出药物的痕迹。

日本自二十世纪九〇年代起，这类犯罪开始频发。考虑到这一现状，今后调查机构应率先向美国看齐，整备相关的检查机制；受害者可以在医疗机构内利用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与此同时，事发后也应立即采好血液、尿液、毛发样本作为备用。刚刚遭受性侵，精神尚处于混乱状态，对很多事情无法顾虑周全，但假如事先具备一定的知识，也并非完全办不到。不只是自己，假如朋友遭遇了类似的问题，或许也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

打破“自愿的高墙”的案例

“约会强奸迷药”的话题，到此暂且告一段落。

在日本，针对“准强奸”犯罪进行思考时，我很好奇，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从法律上打破“自愿的高墙”呢？我调查了一些在审判中被裁定有罪的案例。

某著名柔道家，强暴了自己的徒弟——一位大学一年级女生，以“准强奸”罪名被起诉，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宣判有罪。这起事件发生在大学柔道部外出集训期间，有不少目击者。

被告和教练、柔道部成员等总共七人去烤肉馆用餐，被告设了个规矩，要求大家只要端起酒杯，就必须一饮而尽，借此把受害的女生灌醉。饭后，一行人又去了KTV，被告把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女生背回了酒店，来到女生房间，对在床上昏睡过去的女生实施了性侵。

等女生意识清醒时，发觉自己正遭受侵犯，想要反抗，却使不出足够的力气推开施暴者。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之所以被判有罪，最大的关键点在于，他的供词中存在谎言。被告称，受害人女生在KTV时曾一再主动诱惑他。但该女生已醉到神志不清、无法动弹的事实，在场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晚，被告正实施性侵时，一位柔道部队员到女生的房间来找作为指导员的被告，在被告的逼迫下，女生开门应答，告诉队友：“他不在这儿。”被告方指出这一点，据此辩称“不符合准强奸罪的条件”。但审判中，法庭认定：

“平日里非常尊敬的指导员，突然对自己做出性侵犯，在狼狈与混乱当中，受害人一时难以判断该如何应对，只能暂且听从被告的指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另外，司法解释还认为：受害人与被告十分熟悉，这和遭到陌生人袭击不同，面对上门来找被告的队友，受害人因羞耻心而放弃求助，也并不奇怪。

我认为这样判定当然合情合理。但是，为何发生在高尔夫球师徒间的那起强奸案，法庭却对受害方的精神状态不予考虑？简直不可理喻。

高强度的暴力“致使反抗显著困难”，过程伴有威逼和胁迫，这样的犯罪行为，被认定为“强奸罪”。换句话说，必须证明被告的暴行和胁迫，让受害者抵抗起来十分困难。否则，被告通常不会被判定有罪。因为当事者双方具有体育运动方面的师徒关系，因此很多案例都不承认其中存在心理性的胁迫。

证明“暴行与胁迫”的必要性，在本次的刑法修订中，再次作为一项关键性要点得到了重申。当然，也涌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假如受害者看起来反抗得不是那么激烈呢，在案件审理中会得到体谅吗？千万可别忘了，有调查结果显示：70％的性暴力经历者，都在受害过程中出现过身体无法动弹的假死症状。

旧刑法中该项条款的制定，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完全是个父权制的时代。女性的个人意志等，都无法获得法律的承认。就连男性，也不是人人都有选举权。以那个年代的精神水平制定出来的法律，拿来套用到如今的案例进行审判，必定相当勉强。

然而，遗憾的是，在二〇一七年的刑法修订中，这一点并没有得到改正。假如父母对未满十八岁的子女做出了强奸或猥亵行为，这样的案例，开始以“监护者性交等罪”“监护者猥亵罪”被治罪。可惜，监护者的定义中，却不包含体育运动中的监督指导者。

在今后可能发生的强奸罪判定中，假如受害者年龄在十三岁以上，也必须证明过程中存在“暴行与胁迫”。而在这一点难以获得证明的“准强奸”案中，峙立着更加难以逾越的“自愿的高墙”，与过去没有任何改变。

今次的刑法修订中，尚存在一个可行的办法，即以施行三年为节点，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对策研讨。有必要借此机会，放松对“暴行”“胁迫”的证明。正如那件高尔夫球师徒的案子，尽管未发生可见的暴行与胁迫，却存在强行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

整个社会，也必须纠正“没有say no（说不）就等于同意”的旧观念，教育大家认识到，“没有say yes（说好），就等于不同意”。

今次的刑法修订，取消了“受害者亲告”的规定，也就是说，哪怕受害者本人不提起控告，也可以立案。不过，假如不改善调查取证和法庭审理过程中，令受害者极其痛苦的“二次强奸”问题，也便没什么意义。

目前的状况是，更多受害者很可能宁愿警方不提起诉讼。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将这套司法体系修整得更加完善。

注解：

[1]　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隶属于日本内阁办公室的一个政府事业机构，成立于二〇〇一年，负责规划和协调日本政策中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将性别调查的结果编制成“白皮书”，即年度报告。

第7章
挑战

将话题拉回我自己的案子。在本案中还存在一个问题，与性犯罪相关的法律漏洞同等重大，即当日为何叫停了逮捕行动。

我和A谈到这一点时，曾直截了当地问道：“有警察系统内部的问题吗？”

A答：“我觉得有，不过没法证明。”

在逮捕令撤销的当日，A就说过：“叫停行动的，是警视厅的最高层。”刑侦一课和二课隶属于刑事部，上面还有刑事部长。这个喊停的人，莫非是指刑事部长？我从某位记者口中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二〇一五年秋天。

当时的刑事部长，是中村格。据A说，为了给逮捕当日及以后的讯问做好准备，调查资料都整理齐备，保管在高轮警署。那么，中村部长是基于什么文件、如何做出终止逮捕的判断的呢？

当时我曾问A：“假设出于上头施加的压力，造成了现场判断的错误呢，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A答：“我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带着这样的想法工作至今。”

“被上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以前就有吗？”

“有。”

“不过，以前充其量是施加一点压力而已，逮捕当日叫停行动的事情，一次都没有发生过。”A又道。

读了清水洁先生写的书

身为一名记者，起初我当然也考虑过向大众媒体曝光，或是自己把这个问题写成报道。第一次产生这个念头，是在逮捕令未能执行的时候。我担心，假如继续这样沉默下去，调查岂不是会被导向完全错误的轨道吗？同时我也希望，尽量让更多人了解到“准强奸罪”判定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与路透社的上司沟通了这个想法。

对这位上司，我从很早以前就坦白了自己的遭遇。事情刚发生那会儿，我连续请假太多，对此感到奇怪的他，开始过问起原因。我没法一再推说是为了膝盖的治疗，便对替我担心的亲密同事坦白了自己的情况。在谈到不能来公司上班的理由时，我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

当逮捕山口的行动被撤销时，我曾在路透社内提案说，能否把这个事情作为选题进行采访报道，得到了某些同事的热切关注。

可惜在正式的选题会上，分局长却驳回了提案，说：“这个问题没法报道。”理由是，自家员工身为受害人，报道方式无论如何都欠缺充分的客观性。

另外，在主要针对海外媒体输送新闻的路透社里，不太需要国内的此类新闻。当时，就算警方那里存有证据，可我自己手边却并未掌握什么证据和证词，大概确实难办。

既然如此，有没有其他媒体愿意报道呢？

在新闻话题性的考量之上，还需要可以讲述的事实。我一分钟也不愿耽搁，必须尽快以某种方式改变调查的走向。

恰好，时机来了。警视厅终于要将案卷送交检察厅了。千万不可错失这个机会。也是在这时候，我决心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清水洁，向他寻求意见。清水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记者，曾采访报道过“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足利事件”等大案，放出过许多推翻警方与检方调查结论的独家特写。

在接到关于逮捕令的联络电话前，我去女友家拜访，临走低头系鞋带的时候，在她家玄关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是清水洁写的《杀人犯就在那里》（新潮社，二〇一六）。

我惊叹：“这啥书啊？标题好惊悚。”

女友说：“啊！正想借给你呢。这本书诗织绝对应该读一读。就在去德国的飞机上读吧。”然后把书递给了我。

能在这种机缘下邂逅清水洁的书，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半径十公里的范围内，连续发生了数起幼女诱拐杀人事件。每起案子的作案手法都极其相似，五名幼女因而丧命。其中，只有一个案子得以告破，被独立命名为“足利事件”。

犯人已经获刑，一直在服刑当中。然而，其他四起案件却始终未能告破。与这些案件具有强关联的一位男性嫌疑人，仍旧未被逮捕，过着正常的社会生活。

倘若这个男人便是罪犯的话，那么，目前服刑中的人物，岂非便是冤罪？

实际上，他也不断上诉，主张自己的无辜。

清水洁以无比强大的调查采访能力，将警察充满欺瞒的办案过程，与为了维护组织利益而隐瞒不报的行为，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以清水洁的报道为契机，作为“足利事件”的犯人而在狱中服刑的菅家利和被批准再审，获得了无罪判决。

当时在我心中留下强烈印象的，是清水洁对司法当局、受害者以及媒体的深刻洞察——只要逮捕了罪犯，下达了判决就万事大吉的司法当局，与迫切渴望了解真相的受害者遗属，以及只想抓住双方的根本分歧和警方编造的“故事”来进行报道的媒体。

被错抓的菅家利和，面对着强迫他招供的警察，虽然放弃了辩解，但内心当中仍存着模糊的信念，期待着哪天出现一位大人物，了解到他是清白的。

书中的这段话，在我心中不断回响：

“追踪谜题。追究事实。奔波于现场。那里有人。竭力聆听人的话语。有时来自受害者。有时来自遗属。他们的灵魂布满伤痕。他们的感觉无比敏锐。因媒体报道而备受困扰和伤害的人，更是如此。我们应当做的是，设法靠近这样的灵魂，聆听他们微弱的声音，转达他们的话语。

“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清水先生绝不会去谴责那些把孩子不慎忘在车内，而导致孩子死亡的父母。不管什么样的事件或事故，他都将之视作“特殊人群的特殊事例”，从不会推拒不理。

在这本书中，我学到了警方与检方系统内部的“组织力学关系”，并且把下面这句话，当成了我身为记者所应遵循的行动指针。

“对细小的声音，侧耳倾听；对巨大的声音，保持质疑。应该为了什么而报道什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时刻思考，不断思考。”

清水先生现在任职于日本电视台。以前我也曾在日本电视台的纽约分局做过实习生，从同为媒体人的立场来考虑，他也是个值得信赖的同行。

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清水先生的联络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向后，他马上就回应了我的咨询。据他判断，这种情况，联系警视厅新闻口的负责人应该有用，就介绍了日本电视台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的人给我。

媒体的冷漠反应

日本电视台负责警视厅新闻口的记者，在听说这件事的当天，就对我进行了采访。当时，为了赶在案卷送检的节点做出报道，我们采取了一些行动，希望配合着检方的节奏，通过报道弄清楚为何逮捕令没有派上用场，以及警方是否进行了正当的调查。

然而，实际上直到案卷送检，案子也没能获得报道。随后，在二〇一五年的年末，对方又发来联络，说：“想赶在新年之际报道出来。”

可是这一次又没能实现。最后，对方承诺说：“假如判定结果为不起诉，就会报道。”

至于届时该以什么样的切入点展开报道，说实在的，我怀有不信任之感。假如最后公布结果是“不起诉”，赶在这个节点上，该怎样传达事实真相呢？我不懂。

我已厌倦了这样的交涉。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哪怕是一个微小的机会，也只能眼睁睁看它从我身边溜走而束手无策。当时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检察官判决。已经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连律师也严厉地提醒我，鲁莽行动的话，会影响检察官的判断。

在第二次与检察官K面谈的时候，我心里已有所察觉：“很快就会判定不起诉了吧。”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听到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说“假如判定不起诉就会报道”，内心的某处对他的提议竟有一丝认同，这样的自己，简直太愚蠢了。仔细想想的话，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判定为不起诉，我会被封口。别说针对案情和审理过程列举其中的问题点了，不起诉会作为一个事实被公众接受下来，即使它并不能反映事实。话虽如此，我也别无他法，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果然，判定不起诉后，日本电视台也并未对此事件做出报道。

这年头，在这个国家里，对司法系统做出的判决，能够秉持怀疑的态度进行报道的主流媒体，究竟还存不存在？

隶属于组织系统内的警视厅新闻记者，大概很难自由地思考和报道吧？要是这样的话，希望他至少每次能坦诚一些，直接告诉我无法报道的原因，不要总是用“下次找机会报道”这样的借口往后拖延。

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探听新的消息。

他也曾提出想见见我的代理律师，一起参与过好几次面谈。结果是，直到我召开记者见面会，对于我提供的内容，他一次都没有报道过。所以，有一阵子我甚至考虑，这位警视厅的新闻记者，是不是一直在把我掌握的信息和接下来的计划透露给当局？这份不安，我对A同样也有。

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到底该去信任谁。

我也见了《东京新闻》的记者。该女士作为一名优秀的时事评论员非常有名。她亲切地听完了我的陈述，也说：“很难抓到合适的时机，作为新闻事件加以报道。”

也有人告诉我，假如山口“被拘捕的话”，倒是能成为新闻，“未被逮捕”这种事，该怎么报道呢？很难操作。

客观来看，为了维持判决的公正性，本案的证据的确显得不够充分。可是这种情况下，“未被逮捕”这一事态本身，通常来说就是不该发生的，这里面恰恰存在着报道的价值，不是吗？

反正不管怎样，最终有没有足以报道的新闻价值，还是媒体说了算。背后，或许存在各种各样的隐情吧。对此我虽心知肚明，但是继司法机构之后，向新闻机构投诉也无果而终。眼看一道道门在面前相继关闭，我感到茫然无措。

另外，“不起诉”这个词，作为整个案件调查的“最终事实”传达给我，即使它并非事实，也给我套上了封口的嘴套。

不起诉已成定局。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封卷收官，莫要再提了。我不愿再深想下去。历时一年四个月的调查，令我筋疲力尽。最后就是这样的结局。和这个国家的法律与体制一战再战，期间，我只能把伤痕累累的一颗心丢在一边不加照管。

然而，这些努力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法律和体制的问题尚未解决，就迎来了终局。

对朋友和家人，我也不敢马上把消息通知他们。从事发算起，经过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我不再跟他们谈论案子的进展。他们也认为，我大约是想拼命忘记这段经历，于是小心翼翼，绝不敢刨根问底。在他们面前，我总是神色如常，拼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玛丽·F.卡尔弗特的摄影

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工作虽少，每次只推进一点点，但颇为顺利。

不过，如果继续在日本对此案追究下去，一味冲杀，执着向前，针对法律的修正和调查系统的弊病大唱反调，就算是自由记者的身份，以海外媒体为对象提供撰稿，恐怕也很难把国内的这份工作接着干下去。

这阵子，朋友I作为嘉宾，参加了主要由安倍首相和媒体从业者出席的国际女性商务会议，在会场的酒店里看到了一个貌似山口的人物。

I是我关系特别要好的闺蜜，关于这个案子，也帮我做了许多资料查询的工作。熟知案子来龙去脉的I，看到山口的瞬间一下就怔住了，马上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我也正因采访任务，置身于别的会议当中。虽不知那人究竟是不是山口，但实际上，即使离开了紧邻TBS的前公司，我也依旧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再和他撞上。

正处于这种心境之中时，我得到了一个参观摄影展的机会。是历年都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办的“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上一年我也去了。仅仅是一枚写真，却将被摄者的人生阐释得淋漓尽致，这份精彩的表现力，让我震撼不已。今年，我也满心期待地出门了。

展览中，我被“长期报道单元”第一名的玛丽·F.卡尔弗特（Mary F.Calvert）的作品吸引了目光，久久无法移开。

那是一组新闻照，追踪报道了美军中频繁发生的一系列性侵事件。玛丽长期守护在性暴力受害者的身旁，深切关注着她们的痛苦，拍下她们伤痕累累的照片，对此进行了报道。

性侵是“常有的事”，不算什么新闻，得不到媒体的报道——从自身经验出发的我，完全未曾料到，竟然会在“世界新闻报道摄影展”上看到以强奸为题材的作品。

性暴力，与受害者其后的人生紧紧相关。它将受害者与整个家庭都陷于苦痛之中。无法痊愈的创伤，漫长的审理过程，难以恢复工作而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无法从这份折磨中解脱而弃绝了生命……种种伤痛，都在玛丽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表现。

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遭遇上司性侵后自杀绝命的女兵，在日记中画下了手腕被刀片割破流血的景象。望着记录这幅画的照片，我久久驻足，无法挪动脚步。

在这幅画的旁边，女孩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IF ONLY IT WAS THIS EASY.”

如果它也能如此简单。

所谓“如此”，指的是这幅手腕流血的画吧。“它”，是死亡，是给这份痛苦敲上休止符。女兵最后，真的放弃了生命。

直到如今，每当想起这幅画，我都有一种被抛进黑暗深渊，无法逃出生天的感觉。那手腕上鲜血淋漓、触目惊心的伤痕，让我无法当作“他人之痛”而漠然视之。

这位女兵，名叫凯莉·古德温（Carri Goodwin），向所属的海军陆战队汇报了自己被强奸一事，反而遭到惩戒，被开除军籍。她的父亲葛瑞·诺林（Gary Noling）对背后的缘由毫不知情，以为女儿只是回家休假，在巴士站接到女儿的五天后，凯莉用大量酗酒的方式自杀身亡。

凯莉死后，父亲在寄回家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本日记，这才得知女儿为何一心求死。日记的末尾，凯莉这样写道：“明知应该告诉父亲，可我却无论如何难以启齿。”此外，凯莉也记录了自己的全部遭遇。

凯莉死后，葛瑞孤独地站在女儿昔日的房间，屋里摆着女儿生前的照片，这番情景，被玛丽用相机捕捉了下来，作品深切表达出受害者遗属的痛苦之情。

强奸在任何国家、任何组织都可能发生。组织却包庇位高权重的犯罪者，使事实被歪曲。发生在凯莉身上的遭遇，绝非孤例。

过往，究竟有多少人，心灵已在重压下崩溃，却不得不继续活在伤痛之中？

又有多少人，像凯莉一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件发生后，我也曾几次三番，试图做出同样的选择。内在深处的那个我，仿佛已被绞杀。

无论怎样努力，怎样想回到过去，都再也找不回昔日的自己，活着的，仅剩一个空空的躯壳。

可是，非要死的话，可以带着破釜沉舟的心情，跟那些非改变不可的问题挨个死磕，把想做的事一一做完，把自己的生命彻底花光用尽，届时再死也不迟——邂逅了玛丽·F.卡尔弗特的摄影作品后，我再一次认识到发声表达的重要性，打消了死的念头。

从凯莉之口，已无法再讲出任何句子。但是，经由一位摄影记者的镜头，她却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话语。我还拥有可以表达的口，还有站在这张照片前的躯体。因此，决不可就此善罢甘休。

自己去发声呼喊吧。除此之外，已无路可走。表达，是一个记者的职责。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向检察审查会提出申请

对我而言，剩下的唯一对策，就是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

不管结果如何，凡有可能性的办法，全都要试一试。哪怕微乎其微，我对这个社会，还愿意保留一线希望。不把剩下的每条路都走一次试试，就无法把所有问题点都讲清楚。

检察审查会，是对那些已经做出“不起诉”判定，但受害者认为处置不当的案件进行审查，对检察官的判断是否妥当实行复议的制度。

从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中，以抽签形式选出十一人担任审查员，对提交上来的案卷加以审阅。依据案子的具体情况，听取检察官的意见陈述，或对申请人、证人等实施讯问。讨论的结果，有时会推翻检察官的判断，做出“应当起诉”的决议。这种情况，十一位审查员中必须有八人以上投出赞成票。

“应当不予起诉”，也就是原来的“不起诉”判定并无不妥；或者“不起诉不当”，也就是说判定存在不妥，无法获得审查会认可，必须重新展开调查。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六人以上的赞成票。

但是，就算获得了“应当起诉”的判定，接下来的事情也并不容易，需要检察官主持开展二次调查。在这个阶段，虽说有可能拿到起诉的许可，但再次被判“不起诉”的例子也是存在的。这种时候，案子就会重新打回审查会，假如又一次有八人以上都判断“应当起诉”，就会进入强制起诉流程。所谓强制起诉，就是没有检察官的同意，也可以进入起诉的制度。

做出向检察审查会申请复议的打算之后，我办理了公开证据的请求。这是一项要求检方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公开的手续。如果是受害人，就拥有这项权利。

估计什么像样的证据也拿不到吧？要么，就算拿到了，也净是些涂了墨水的案卷？我原本没抱什么期待，可数月后拿到公开的资料一看，律师们都吃了一惊。尽管被判了“不起诉”，可给到我们手里的证据还真不少。

另外，我自己也尽最大可能收集了一些证据和证词。这些工作比较花费时间，可如此一来，总算为提交申请做好了准备。

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之后，警视厅向我解释说，为了进一步展开深入的调查，接下来会对出租车司机和其他的作证者提出问讯。

其后，警方究竟对问讯笔录做了怎样的修改，始终是个遗留的谜。

在准备向检察审查会递交申请的这段时间，我找到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和司机，坐上他的车，跟他谈了谈。

司机说，当日发生的事“印象特别深刻，记得很清楚”。时间虽已过去将近两年，但他对我和山口的模样依旧记忆鲜明，让我有点吃惊。

我从司机那里打听到的情况，和早先从A警员那里听到的基本一致。现将证词的详细内容，录入如下。

出租车司机的二次证词

距现在大约两年前，某周五晚上十一点多，有一男一女在惠比寿南的十字路口附近上了我的车。男方身穿略微泛灰的西服套装，短发，戴着眼镜，下巴上蓄着胡髭；女方穿长裤配衬衫，一身看起来有点男孩气的中性打扮。两人聊着刚才的寿司真好吃之类的话题。我心想，大概是在惠比寿南十字路口附近那家高级寿司店刚刚吃完饭吧。男的坐在我斜后方的位置，女的坐在我身后这一边。

两人上车后，走到惠比寿南一丁目的路口附近时，女的说：“请送我去附近的电车站”。当时，最近的电车站是惠比寿站，可恰好跟车行的方向相反，我就回答：“最近的是目黑站。”女的说：“那就去目黑站吧。”这时候，男的什么话也没说。

在车里，两人好像聊了一会儿工作方面的话题。于是我推测，这对男女不是情侣，而是工作上的关系。

女的说：“在厚生中央病院前那个路口附近停也可以，要么就麻烦去目黑站。”这时候，男的仍旧什么也没说。

快到目黑大街那个交叉口时，我问了一句：“马上快到了，要停车吗？”男的说：“请去喜来登酒店。”女的说：“去酒店之前，先把我放到电车站吧。”可男的接着又说“还有工作的事情要谈，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之类。那个时候，女的就安静下来，不再吭声了。我也没往后座看，不知道女的是什么状态。

我和那男的又确认了一遍：“去酒店可以吗？”然后，就向喜来登酒店开过去。到了酒店门口上下车的地方，男的掏了车钱，好像催那个女的下车，但女的一动不动。

因为是周五晚上嘛，生意最忙的时间段，我希望客人快点下车，就往后座看了一眼。

男的把女的身体往门那边使劲拖，可是没成功，只好先下了车，把公事包放在车外，再用肩膀架在女的胳膊下面，硬是把女的拖下了车。

女的几乎是被男的抱在怀里，就那样进了酒店。当时，酒店的门童也一直担心地看着他们。

两人下去以后，我把车开走好一会儿，车里还留着一股醋和洋酒混合的味道，跟所谓的呕吐物气味不太一样。我心想，糟糕了，就往后座上检查了一下，发现女的坐过的位子下面，有一摊没消化的食物吐在那里。

不给车内做清洁看来是不行了，我就开回了公司。因为时间已经挺晚了，当天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对“警视厅调查笔录”的疑问

为什么我非得自己再重复一遍这样的证词收集呢？

因为，我得知警视厅制作的调查笔录上，没有出租车司机的这句证词——“女的说了好几遍，请在附近的车站放我下车。”

我在刑侦一课听办案的警员说，他们会对以前已经录过证词的相关者重新做一遍详细的问讯。出租车司机配合高轮警署的取证，是在案子移交刑侦一课的一个多月前。所以，当我得知司机的证词最终未被纳入笔录时，还考虑过是不是警视厅重新取证那会儿，司机的记忆已经比较模糊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时隔两年，司机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分明。我一问之下才知道，匪夷所思的是，他只接受过高轮警署办案人员的调查。这位一丝不苟的司机先生，还在手账里认真记下了当时的日期。

他第一次接到高轮警署打到出租公司的电话，是在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三日。警员问他能不能到品川站的派出所来一趟，于是他就在那里和警员谈了谈。

当时，警员只是问了问案子的情况，随手做了点记录而已。几天后，他才被高轮警署传唤，正式接受了问讯。

司机说，接受警方的取证，只有这么两回。

也就是说，高轮警署将案子移交刑侦一课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来自警方的问询。那么，我在刑侦一课被告知，接下来将会对相关者展开新一轮的取证，究竟算怎么回事？刑侦一课由此产生的调查笔录，又算怎么回事？

决心召开记者会

向检察审查会递交申请的当日，我打算公开露面，办一场记者会。不过，倒也不是立刻就做好了决定。当初去警局报案，也是下了很大一番决心的。比起报案，这次的动作需要跨越一条更大的沟堑，不，倒不如说，需要从悬崖纵身跳下的勇气。

起初，我考虑只会见一些其他的性犯罪受害者，以及人权组织的相关人士。

恰好这一时期，我正在进行有关痴汉问题的采访调查，了解到一些痴汉行为及性暴力受害女性的经历，并由此派生，进一步采访了一些强奸受害者，聆听了她们的遭遇。

这时候，适逢刑法修正案递交国会。我想，应该和其他的性暴力受害者一起，针对强奸罪、准强奸罪判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伴随修正案提交，必须做出改善的若干要点，展开一番讨论。

我和父母也就此商议了一番，取得了他们的认可。

不过，我虽说着手做了不少准备，但打算确定记者会的具体日期时，心中却涌起种种的不安。

我自己的案子，因为向检察审查会递交了复议申请，还没有彻底结案。另外，当中还夹杂着不少别的问题。记者会上，在个别提问环节，若被问及与此有关的问题，我决定将自己的经验毫不隐瞒地分享出来。毕竟，假如没有这些切身的经验，就无法具体解释这些问题为何必须改善。

然而，假如话题涉及了山口，本次记者会也许将不再是一场针对案件调查和司法系统的讨论，而会被公众当作绯闻八卦看待？另外，我也听说，自从山口调任之后，好多右倾的保守人士成了他身边的拥趸。届时，事件中与政治相关的部分，岂非将被打上聚光灯，成为瞩目的焦点？

自己会不会因为政治理由遭到攻击？目前的住所会不会被曝光？会不会给家人和朋友招来麻烦？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心中就泛起无尽的恐惧。

假如真的发生了以上状况，届时该如何应对，如何保护身边的人？自事件发生起，已过去将近两年，我原本已渐渐能在晚间踏实地安睡了，现在，却又一次被失眠缠绕不休。

大概是压力所致，头发一把把掉落。每次照镜子，对那个不断憔悴下去的自己都感到难以忍受，索性剪掉了一头长发。

长这么大，我一直留长发。上小学的时候剪过一次短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我咔嚓几刀下去，剪掉了四十多厘米，头发短到了波波头的程度，感觉把过去也彻底做了一个了断。

不过，精神上的焦虑隐藏不了，通过身体的问题反映出来，折磨着我。我将要踏出的一步，需要相当大的胆量。剪发，在我看来就像一场给自己鼓舞士气的仪式。真把长发剪掉以后，其实也没怎么样。不可思议的是，剪之前却紧张到滑稽。短发意外地让我少费了好多心思，我甚至想，不如索性剃个光头吧。那样的话，就不用再担心会掉头发了。

接受《周刊新潮》的采访

那阵子，我又接到了清水洁的联络，说想问候一下近况，于是就见面聊了聊。听清水先生转告说，《周刊新潮》希望就我的案子安排个采访。他们从二〇一六年起开始追踪这个案子，却一直没跟我本人对接上。

我回答，凡是自己掌握的事实和真相，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想对此案公平报道，就必须对山口也进行采访。结果是，《新潮周刊》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写这篇报道，我全无概念。

尽管如此，我仍决定像过去一样，面对提问，把曾经讲过的原话再重复一遍。既不需逃避，也不需隐瞒。

跟《周刊新潮》的记者敲定了采访事宜，但二〇一七年三月，我却被派往南美哥伦比亚，接触到为了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和平协议而进行协商的左翼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军），目的是针对其现状和女兵问题进行采访。

那段日子，我正为记者会的问题烦恼，能够偷得一段时光将精力投注于自己的工作，感到特别开心。

在哥伦比亚逗留期间，《周刊新潮》再次联络了我，说恳切希望能对案子加以报道，期待我回国后见面。

我一回到日本，对方马上安排了会面。清水先生和周刊主编也列席了会议。编辑部的意向是，希望立刻开始采访。我则先从对方那里取得了承诺，会把自己接受本次采访的目的作为大前提在报道中有所交代，之后才同意配合采访。

所谓大前提当然是指：我主张，对司法、调查、性犯罪咨询热线等体制的改善，应与当下国会正在进行的刑法修订一起实施。

当时，我已经做出决定，要公开露面，用自己的名字发声。但清水先生却说：“在如今这个阶段，还是暂且不露面较好。”《周刊新潮》的记者们也表示赞成。

第一篇报道，发表在《周刊新潮》五月十八日号，距会议结束还不到一周。

关于这篇报道，我本希望能和两位代理律师好好谈谈，但当时恰逢黄金周假期，没能马上和律师们开会讨论。

与此同时，《周刊新潮》的记者们已在次日和我一起走访了酒店。酒店的保安经理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察，新潮社正就案件进行采访一事，马上就被上报到了警视厅。

这篇报道发表后，事态将会如何演变呢？

我无法提前揣测。不过，周围的人事物已经围绕此事运行了起来，假如推迟报道，我判断将十分危险。

事实的确如此。

考虑到以往的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行动就会被什么人叫停。

《周刊新潮》的记者交代：“要是有什么异常状况发生，请马上通知我们。”他们承诺，假如住所附近有什么奇怪的动静，会立刻把我转移到别的地方。校样印出来的前一天，我在自家周围发觉了异常，立刻收拾行李出了家门。

五月十日，无惊无险地迎来了杂志的发售。

发表的报道，围绕着事件，由我和A警员一点点汇集起来的邮件、证词和证据构成。

不过，相较于其他内容，最大的关键点在于，据《周刊新潮》编辑部了解到的情况，当时的刑事部长亲口承认了一个事实：“我没让他们逮捕山口。”

“我已做出判定”

下面，我将报道的内容做个概括的介绍：

据详细了解此案的警视厅负责记者称，在取得山口的逮捕令之前，高轮警署的调查状况，已悉数向警视厅（刑事部）刑侦一课进行了汇报。高轮警署认为，由于此案属于准强奸性质，因此不该以非强制手段进行调查，必须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拘捕方式，否则将丧失刑事调查的意义。

然而，获知“逮捕山口”这一信息的总部宣传课长，却将本次行动理解为“逮捕TBS的记者是一件轰动性的大新闻”，而转达了刑事部长和警视总监。

过去一直有传言称：深获当局信赖，曾任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秘书官的刑事部长中村格有极大可能做出了隐瞒案情的指示。

中村格，在昭和六十一年加入警视厅的一批干部中属于王牌人物。民主党政权时代曾担任官房长官的秘书官，自民党夺取政权后，原本即将被卸任，却几乎向菅长官下跪，以恳求批准留任。

获得留任之后，发挥其得意的危机管理能力，据说被菅长官评价为“毫无疑问可担任将来的警察厅长官”。

《周刊新潮》编辑部询问中村格本人：“您是否接到了上层的指示，或者揣度了上层的意思，才做出了中止调查的命令？”

中村答：“那是不可能的。此案与山口的身份无关。单就案情考虑，我已判定没有逮捕的必要。做出中止调查的指令，我认为理所当然。我记得，当时是出于自己的判断。最终这个案子获得了怎样的评价，看看舆论就知道……”

——《周刊新潮》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号

另外，面对《周刊新潮》的采访，山口也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反应。编辑部发给山本的采访请求，他原本打算转发给一个名叫“北村”的人，却不小心当成回信发给了编辑部。《周刊新潮》在接下来的一期中，针对此事做了报道。以下，为报道内容的概略：

五月八日，山口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篇接受《周刊新潮》采访的感想。安倍首相的夫人昭惠女士，在文章下面点了赞。另外，在编辑部向山口发送了请求采访的邮件之后，不知为何，却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

“北村先生，我收到了《周刊新潮》发来的采访大纲。是关于伊藤的那个案子。”

原本打算转发给“北村先生”的邮件，却原封不动地误发给了《周刊新潮》编辑部。从措辞可以看出，很早以前起，山口与北村二人就对本案相当重视，并为此展开过讨论。

当笔者看到“北村”这个姓氏时，脑中首先浮现的便是内阁情报官北村滋，除此之外再无他人。

在专门处理国内外各种信息情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北村滋担任了五年多的首席长官，已确定今年夏天将就任官房副长官一职。并且，仅今年年内，就在官媒发布的“首相动向”中登场了五十四次。而其他未现身“首相动向”的日子，也可以推测与首相保持着频繁的幕后接触，是首相身边最为亲近的幕僚之一。

《周刊新潮》编辑部针对此点向山口发出质询，遭到了山口的否认：

“包括本案在内，对方只是我时常寻求意见的一位民间人士，并非贵刊指称的那个人物。”

而北村滋的回应则是：“无可奉告，抱歉。（从何时开始给对方提供建议的？）没有没有。好了，再见。”

笔者试向了解山口和内阁之间关系的多名记者打听情况，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

“除了北村滋没别人了吧。”

获得内阁重用的警视厅刑事部长、昭惠夫人以及北村滋……山口周围出现的人物，为何总是与首相有各种牵连？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不管怎么说，假如当时的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不曾妨碍其管辖的高轮警署展开调查，不曾撕碎那一纸逮捕令，那么山口也不可能出版《总理》一书，一跃成为明星撰稿人，并随后走红于各种时事评论的活动。

——《周刊新潮》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号

时任刑事部长的中村格，承认仅凭一己的判断，腰斩了逮捕行动；而山口则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和“北村先生”商讨我这件案子，了解到这两项事实，实在是很大的进展。

尤其关于中村格，我最率直的感想是：真没料到他会承认自己的作为。《周刊新潮》记者的采访，实在给力！

两年来，我不停倾诉着同样的话语，事态始终没有任何改变。而这个瞬间，却发生了翻转性的震动。

第8章
我有话要说

以《周刊新潮》的报道为契机，事件走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报道的方向性，却未必与我的期待始终一致。的确，山口的人脉和逮捕终止之间的关联，是这个案子的主线之一。再说一遍，我对案件的这一部分能够真相大白，由衷表示感谢。

不过，归根结底我想表达的，却是让受害者每日不得不哭着睡去的法律漏洞、调查的弊病，以及社会环境。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案子付诸报道？《周刊新潮》承诺会在文章末尾加入这部分内容，我才协助了采访。

目前尚不能说，我想表达的东西，已广为大众所知。

我不是“受害者A”

在报道中，我依然是个不见其名、不见其貌的“女受害人”。我对“受害者”这个避之不及的标签始终缠绕在自己头上感到不悦。“受害者”即不是我的职业，也不是我的人设。当我想把自己的遭遇向世人倾诉时，却担心莫非接下来的一生，都要背负着“受害者”这个名号生活下去？因而陷入一种绝望的心情。

近年，有一些新闻在讲述案件的时候，会将受害者遗属的真实姓名和照片公之于众。例如，二〇一五年，因过劳而被逼上自杀绝路的电通公司职员高桥茉莉；二〇一六年，因校园霸凌而自杀的女中学生葛西莉真。

在痛失最心爱的人，经历了巨大的悲伤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不幸，遗属们决定面对媒体吐露心声。他们的艰难心境，很难去妄加揣度。

并且，在讲述逝者故事的时候，不是称其为“受害者A”，而是让他们作为真实的、有名字、有面孔的人登场，岂非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望着那些遗属们的抗争举动，我心中的想法清晰起来：不可以再安于做个“受害者A”了！

还是应该召开记者会！我下定决心。

让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变得越少越好。我不愿任何人再体验这份痛苦。决不让这种遭遇，作为“常有的事”，落得敷衍收场。

我对A警员也说：“要运用本次事件的教训，避免下次事件的发生。”当我思考起“下次事件”时，脑海里依次浮现出那些自己深爱的人的脸庞。一想到要是他们遭遇了同样的痛苦，我就浑身战栗。此刻，就在这一瞬间，仍有人为此受苦。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不去行动，设法改变如今的体制，自己定会后悔一生。

但与此同时，对于把自己的伤痛暴露于他人目光之下，我也深觉恐惧。原本已稍稍愈合的伤口，岂不是又要被重新撕开？召开记者见面会，是把自己的伤口刻意曝光于世间，那种体验，就如同被陌生人在伤口上撒盐。

两年来，与我一起出谋划策，为我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友人们，赞同我的这个决策。为了向家人好好表达自己的想法，某晚，我郑重宴请了他们。父母已经为我的事情一再操心焦虑，自己接下来还要给他们增添更大的烦恼，我实在于心难忍。

上一次，我打算实名出席一场呼吁刑法修订的性侵受害者联合会议，跟父母商量时，起初他俩也表示反对，可尽管替我担心，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然而这一次，他们却对我的决定大加反对。最大的理由是，以往他们从未自我口中听到过事件的详细经过，可这回读了周刊，了解到那天晚上发生在我身上的实际遭遇后，特别痛苦。

母亲说：“报道一出来，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世人可就全都知道了。我不希望你召开什么记者会。就算现在，你不也觉得特别危险，还暂住在朋友K的家里吗？还想把自己暴露得更彻底，到底是什么打算？那些记者要是突然抱着相机跑到咱家来，该怎么办？”

举办记者会要抛头露面，把名字公之于众，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倒也不难想象。实际上，要是发生了危害家人安全的事态该如何是好，我也发自内心感到烦恼。

父亲则说：“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获得人生的幸福。我希望自己的女儿，身为一个女性，能稳稳当当地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有的愿望。”

作为父母，有这样的愿望，可以说理所当然。

沉默不会换来安稳

的确如父亲所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然而，话虽如此，沉默却并不会换来安稳。至少对我来说，沉默不会让我幸福。

母亲流泪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不过，就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你不是提过吗？说有个人对你的工作评价不错，你打算去见见他。当时听了你的话，我身为一个母亲，怎么就没能提醒你一句，要小心这个人呢？”

母亲深深自责的样子，令我心痛又愧疚。最后，母亲轻轻笑了一下，说：“诗织已经决定了，对吧？只是来告诉我们一声，自己要去做了，对吧？不是来跟我们商量的。你总是这个脾气。”

尤其对妹妹，即使现在，我也有一份强烈的内疚。

直到最后，她都反对我举办记者会。

“姐姐说的我都清楚。我也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你这样做是为了我和我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就非得姐姐来做不可呢？”

妹妹执拗地反对，甚至说：“要是用英语举办发布会，倒是还能想象。可是，千万不要只面向日本媒体，用日语做这件事。”对我的性格知根知底的她，最后自言自语道：“反正你也肯定会做的吧。”不能获得妹妹的理解，让我格外难受。

之所以举办记者会，仅仅只是希望妹妹以及我珍爱的人们，今后不再经受和我相同的遭遇。

但愿有一天，妹妹能明白我这份苦心。

绝不会一帆风顺的记者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借用东京地方法院二楼的会场，在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

并非一切都进行得如我所愿。

所谓司法记者俱乐部的见面会，意味着以之前完全未曾报道过本案的主流媒体为对象进行发言。所以，一开始才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有位记者跟我说：“假如是我自己的女儿，被那些不打算进行报道的媒体围着，只是为了看看当事人长什么样子，问些纯粹满足个人好奇的问题，我可接受不了。”

尽管《周刊新潮》给予了报道，但是愿意跟随的媒体比预想得还要少。我希望能围绕当局在判定中留下的疑问，进行更加公开而广泛的讨论。

原本想要控诉的内容，依然没有改变。只是，这次是借由向检察审查会递交复议申请的机会举办记者会，我考虑，在法院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是正确的选择。要是做到这一步，日本的媒体仍旧不愿给予报道的话，那么，我想有必要对日本的整个新闻系统也表示质疑。

为了减轻某些不可预知的压力带来的风险，我决定，在记者会的前一天才发布通知。

我把消息压了好几天，才向清水先生汇报。电话里，清水先生道：“你这个决定可真够大胆啊！”就在当晚，他再度打来电话：“就算在司法记者俱乐部搞了发布会，也没人会写的。只会让你自己受到伤害。还是算了吧。只面向外国记者搞一场吧。”

我很受打击。

就连此前一直对举办发布会表示支持的清水先生也这么说。的确让我信心动摇。

次日，一位相熟的新闻撰稿人联络了我。

“政府在官方主页向各大媒体发布了提醒，说这个案子情节复杂不宜报道，奉劝大家谨慎自律，最好不要触碰这个选题。可以想象，各家媒体原本就态度暧昧，这么一搞，还有没有人报道就更难说了。不过呢，发布会该开还是要开的，只是需要花些心思而已。可是，官方有必要介入本案到如此程度吗？真是无法理解……”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让我心乱如麻。

正发愁时，我告诉《周刊新潮》的记者，政府劝告各大媒体自觉不要报道记者会的消息，听说正在水面下扩散，他却口气轻松地答道：

“哦，我知道啊。”

那副满不在乎的姿态，仿佛在反问“So what（那又怎样）？”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勇气。

就像清水先生在电话里提醒的那样，继司法记者俱乐部之后，我决定刻不容缓，立即在外国人记者俱乐部（驻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也举办一场见面会。在这里，我认为不只海外媒体，一些并非俱乐部成员的其他日本媒体也允许进入，不必担心会有无法预知的“不可抗力”。

可惜，实际提交了申请之后，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

“Too personal，too sensitive.”

也就是说，问题太个人化、太敏感。原本性侵受害就是一种非常私人的体验，不是吗？以前，外国人记者俱乐部也召开过关于强奸受害、跟踪狂受害的新闻发布会。而所谓“问题太敏感”，究竟是对谁而言太敏感？

外国人记者俱乐部拒绝新闻发布会申请的例子，过去几乎很少听闻。

发觉自家附近有反常的动静之后，我收拾了一点东西就离开家，暂居在朋友K的家里，除了几件T恤和牛仔裤，几乎没什么换洗的衣物。我懒得为了发布会的着装，特意上街去。可再怎么嫌烦，穿着T恤牛仔裤上法院总归不太合适。为了买衣服，我去了繁华的商业街，可是在那里，又一次经历了恐慌症发作的袭击。

发布会之后，会不会被路人侧目，视我为“那个强奸受害者”？光是想象这件事，就觉得不寒而栗。

我不会关机崩溃

决定要举办记者会之后，我又开始跑步了。

起初，几乎可以说，我从来就没跑过。回想了一下，加入运动部还是十多年前的事。那之后，有段时间父亲差点因故离世，再加上我自己受困于人际关系的问题，曾前往印度练过一阵子瑜伽。我将全部心力投注在瑜伽的修行当中，最后甚至拿到了瑜伽教练的资格。

我一直以为，那时候获得的健康体魄，在后来繁重的日常摄影工作中得到了保持。可惜，这种想法只是不知不觉混淆了透支身体和运动身体的区别。

发布会当日，我也一大早出去跑了一圈。朋友K说，起床后发现我不在家，慌得要命。

我原以为，事前各种操心忧虑，等到发布会的时候，反而能镇静地应对。

谁知，在发布会现场，我的发言“共谋罪的审议一再遭到拖延，刑法修正案的审议也迟迟不见推进”却引起了各种臆测，被解释为“这是一场针对共谋罪的、具有政治意图的发布会，据说背后有民进党的支持”，瞬间在网上铺天盖地流传开来，令我震惊不已。

原来虚假新闻就是这样捏造出来的。对此，我有了切肤的感受。

发布会后，我的个人信息被晒了出来，各种骚扰、威胁和谩骂的邮件蜂拥而至。

母亲交代我，千万不要联系妹妹。让我觉得很受伤。用母亲的话说：“因为妹妹以前一直崇拜你，她的那圈朋友，也都对你特别仰慕。”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没和妹妹说过话。妹妹属于日常有很多机会接触网络信息的一代人，一定目睹了大量不愿目睹的东西吧。想到这里，我至今都深感心痛。

手机也一刻不歇地响个不停。K把我的手机保管了起来，有一阵子暂且帮我应付来电。我甚至一度觉得没法上街见人。K给了我家人反而无法给予的支持，在此对她深表感谢。

大概在发布会上，我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紧张，所以一结束，疲惫就压顶而来。

发布会后，我回答了几个承诺会做出报道的媒体采访，在回家的路上便晕倒了。幸好当时有朋友陪在身旁，马上被送到了医院。

之后的好几天里，我都没法下床活动。感受不到饥饿，连咀嚼的力气也没有。一个多星期只能摄入流食。无法深度呼吸，身体如同死人一样冰冷。

我祈愿，就这样按下关机键，彻底结束生命。

会见结束十天以后，终于，我可以一点点咀嚼进食了。身体也开始恢复了活动。

这个当口，我要是彻底关机可就难办了。召开了记者发布会的受害者，遭到舆论的非难与攻击而崩溃——千万要避免这种结果。原本想要促进整个社会关于性侵的公开讨论，我自己绝不可以成为其中的反面事例。

我又继续开始跑步了。

发布会后，我无法外出，每天蛰居在K的家中。这时候，K的未婚夫对我展开了泰式拳击的培训。“要是早点教你就好了。”他一边给我温和的鼓励，一边对我进行毫不留情的训练。

起初，我因为害怕而闭着眼睛。他就会像个带兵严厉的铁面教官，对我大声怒吼，给我戴上拳击手套，练习出拳和防守。因为惧怕外出，所以能在家里活动身体，对我帮助很大。

每当不小心被一拳击中肋下，我都会出于对他的安全感而气恼自责，怪自己太疏忽大意。一边痛得头晕眼花，一边燃起斗志，启动了战斗模式。

不管我是谁，事实都不会改变

喜欢格斗竞技的他，给我看了UFC（美国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视频。其中，有一段美国格斗家，初代UFC世界女子次轻量级王者龙达·珍·鲁西（Ronda Jean Rousey）飞起一脚将对手KO翻的画面。

震撼无比。

她投入训练的专注姿态，也强烈吸引着我。“哪怕向龙达接近一点点也好啊”，从那以后，我怀着仰慕之心，更加积极地训练。

原本跑上两公里就筋疲力尽的身体，能跑的距离渐渐越来越长。如今，每天都能跑十公里上下。虽然进步很慢，但看到自己的身体能承受的运动量一点点增加，我还是开心得不得了。

天气酷热的日子，白天没法跑，我就晚上出去跑。原本被恐惧与焦虑占据的我，开始练习拳击以后，不安之念日益淡薄。

运动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比任何药物都更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精神。

通过这次发布会，我强烈感受到一件事。那就是，人为什么总是关注利益、好处，或吃亏、受损。

看看那些对发布会持抨击态度的评论，从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一种看待事物的角度——“要是没什么好处的话，不会有人愿意这么干的。”或许因此，才会冒出各种“出风头、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之类的臆测。

发布会上，出于保护家人的考虑，我隐去了自己的姓氏。但依旧遭到了各种“人肉搜索”。甚至有声音说：“这女的只是个在日韩国人。”

什么意思？如果是在日韩国人，就强奸她也没关系？我不是左派人士，父母都是日本人，拥有日本国籍。再重复一遍，就算我是左派人士，或民进党议员，入的是韩国籍，也不等于被性暴力随便伤害都无所谓。并且，更不该因国籍身份、政治立场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不管我是谁，事实都不会改变。

做最坏的打算，相信好的结果

当我决定把自己的案子公之于众后，别说在日本的企业里任职了，我甚至做好了放弃在日本这个国家工作的心理准备。最初，我曾被办案的警员提醒，“报案书一提交，今后恐怕就很难在新闻界立足啦”，之后的调查过程中，我又数次听到过这样的劝告。

你既然如此大胆，敢向政治渊源深厚的TBS华盛顿分局长叫板，那么，在男权氛围浓厚的日本的新闻报道现场，哪怕没得罪什么政治人物，又该如何立足呢？

就算我的信念不曾改变，想从事追究真相的新闻工作，但只持有日本国籍的我，又怎样取得许可，在日本社会之外找到工作呢？业内经验近乎零的我，究竟能否拿到海外的就业签证呢？

实在无法想象。

因此，我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就算没法在日本的媒体机构任职，我也可以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这两年来，我学习到了一点，就是工作的方式其实很多，形形色色。假如在国内吃了闭门羹，我就去敲海外媒体的大门。起初，我带着路透社仅花三分钟未能讲清楚的关于孤独死的纪录片，以及其他一些选题想法，去了伦敦的BBC总部。

在BBC总部，当我向专门制作国际性纪录片的最高负责人报上姓名时，紧张得要命。可话题一旦打开，紧张却烟消云散，我开始就选题的重要性，竭尽全力去进行表达。

就凭着这股热情，我又一一敲开了其他各媒体的大门。选题获得进展，当BBC即将决定制作我的首部作品时，在新加坡设有总部的CNA（华人新闻通讯社）又向我表示了兴趣，承诺给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进行报道。最终，我没有选择只能给我二十四分钟节目时间的BBC，而是接受了允许我从事长期采访的CNA的工作。

与此同时，单件的采访任务和纪录片制作工作，也开始陆续向我发出邀约。

回首过往，当时我没有听信“无法在新闻界立足，人生也将会泡汤”的警告，而是选择相信自己，真是太好了。并且，允许花费时间进行深度报道的纪录片，和单件的采访任务之间，可以取得一种良好的平衡，这是普通新闻机构的正式职员所无法兼顾的。

此外，公众把我向司法调查机构抛出质疑的行为，解读成是“沽名钓誉”而加以抨击，听起来或许不堪，但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褒扬之辞。理由是，至少它证明了我具有提出问题的能力。

不知不觉被支配的恐惧

发布会过去两个月后，我在父母的逼迫下看了心理医生，“无论如何都要去一下”。

当初案件还在审理中时，我也做过心理咨询，被确诊为PTSD。对我来说，那个过程十分痛苦，就是一再碰触自己不愿忆起的经历，然后开点药吃吃而已。这一次，又要从零开始向医生交代自己有什么痛苦、为什么痛苦，想想就觉得厌烦。

更何况，此时我已接受英国某人权组织去伦敦采访的邀约，不久就要动身离开日本了。

可在父母看来，我在发布会后显露出突发的自杀倾向以及危险的抑郁状态。当然，“就凭这种精神状态”，我的英国之行也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这件案子，我从两年前起就与它面对面相处，并不是今天才刚刚开始的。发布会结束后，无法回归平淡的日常生活，也无法自由自在地外出，所以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会寻求帮助，或希望有个能散散心的去处。

无论怎么向父母解释，他们都理解不了，似乎总觉得，“找个精神科医生看看就会有帮助”。或者倒不如说，除此之外，他们也想不出别的法子了。

没办法，为了让父母安心，我只好在出发去英国的几天前，见了精神科医生一面。

这一次，我打算把自己当下的需求，清晰地表达给医生。首先，比如PTSD发作，被恐慌症袭击的时候，该怎么办？

医生肯定了我的运动效果，说通过跑步提高心拍数是很好的做法。又说PTSD不是通过服药可以治愈的，有一种疗法效果不错，然后教了我一种名叫EMDR[1]的方法。

就像拿一枚五日元硬币对人施行催眠术那样，医生引导患者快速左右移动眼球，同时进行相关的心理询问。这种疗法，最初是为了治疗那些战场归来后饱受PTSD折磨的老兵而发明的。

因为马上就要动身去海外，所以当天医生只向我介绍了有这么一种疗法，就结束了问诊。

这套方法，我自己还尚未尝试过，效果好坏暂时没有清晰的结论。不过，一部网飞公司（Netflix）制作的网剧，名叫《黑镜》（Black Mirror），其中有一段情节，让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些思考。

《黑镜》是每集一个独立完整故事的科幻剧。它想象了在一个科技较今日稍稍发达，或远远超前的未来社会里，科技对人类生活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某军队的士兵奉命去剿灭一种带有可怕的传染病毒，被称作“蟑螂”的人形怪物。不久后他却发觉，其实自己被军方植入了某种程序。为了使他杀起人来更加容易，这套程序让所有被追杀的平民，在他眼中都显示成了“蟑螂”的模样。

当士兵得知经自己手杀掉的，都是些默默无名的普通人时，他陷入了痛苦。于是，军队的心理医生问他：“我可以帮你消除‘蟑螂’实际上是人的记忆，不过需要你的授权，怎么办，你同意吗？”

看了这部剧，我想到了EMDR疗法。

减少PTSD的发作，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不过，用快速移动眼球来消减痛苦，究竟是怎样一种机制呢？我向英国的心理医生进行了咨询，对方告诉我，这套疗法的确可以起到抑制情绪的作用。可是，假如痛苦能通过特殊的手法来减轻，那么一直以来自己对性侵问题抱有的危机感，岂非也会随之变得淡薄呢？

我在事件发生当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违背自己意志的性行为，一种被强行施加的暴力，一种不知不觉间被支配的恐惧。

丧失记忆，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原本应当受自己控制的身体，却处在别人的操控之下。

事件发生后，我产生了一种仿佛自己已被杀掉，变成了行尸走肉的感受，大概原因就在于此。

“看你平时一副挺能干的样子，现在却像个发愁的孩子，怪可爱呢。”

——这句话，是当我要求山口把内衣还给我，却被他嘲讽，“回头送你一条行了吧”，我感到浑身的力气被抽空，膝盖发软，瘫坐在床边时，他说的。

仔细追究他说这句话时背后的心理，恐怕会发现，其源头是一种想要征服、操控他人的欲望。在举办见面会的几个月前，我曾针对痴汉犯罪进行过一些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它超出了“性嗜好”的范围，从中可以看出一种想去支配、征服的个人冲动。

从行为发出者的角度来看，那或许不过是一瞬的欲望发泄。可是，对被迫体验一切的那一方来说，却是足以影响一生的重大事件。

只穿过一次的泳衣

我在幼年时代，有过几次遭遇痴汉的经历。

第一次发生在图书馆。我记得当时大约上小学二年级。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到了图书馆，我坐在长椅上读书时，被一个中年男人偷窥了裙底。

那人的举动特别诡异，对我来说十分恐怖。但我对他行为的性质仍懵懂不解，便没有向任何人提及。

第二次，记得是在小学四年级，我一个人乘电车时发生的。在并不怎么拥挤的电车里，一个男人紧紧贴住了我的后背。起初，我还困惑他有什么必要非站在我身后，接下来的瞬间，我一手抓着吊环，身体一下便僵住了。

距离我下车那一站，中间大约有十到十五分钟左右。这个男人虽说没有把手伸进我的衣服，却紧贴着我的后背，往我身上死命地靠，隔着衣服不停摸我的身体。还记得，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到站下了电车就全速往检票口跑，极力想甩掉他。

当时，虽说清楚意识到对方是个“奇怪的人”，是个“变态”，但对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却完全没有一点概念。

到家后，我也只是跟妈妈抱怨了一句，“今天在电车里碰到了一个怪人”，别的什么都没讲。斜阳的余晖照进车窗，我一手抓着吊环，身体僵硬、不能动弹的模样映在窗玻璃上，不停随着景物的变化而闪烁。那幅情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眼底。我身上淡青与橙色相间的夹克，和背后的男人，一起映在车窗上。但唯有他的那张脸，我却没有看清楚。没敢回头看。

第三次，发生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和朋友两家人一起去东京水上乐园玩。那是我们做了好久的计划，终于盼来的日子。恰好那阵子，我开始买某本儿童杂志。看了杂志，就缠着妈妈软磨硬泡，买了平生第一套比基尼。

我本来特别喜欢游泳，直到那件事发生之前，都盼着开心的一天最好不要结束。

破坏了这个美好日子的，是一个男人肆无忌惮的行为。当时恰好是周末或暑假，造浪的泳池里人满为患，就是名副其实的“洗土豆”状态。我身上套着大大的游泳圈，和朋友向着波浪涌来的方向游去。到了某个深度时，脚开始挨不到池底。可我一点也不怕水，即使脚够不到池底，也继续向着波浪游去。

这时，朋友穿过人群的缝隙，游到了离我很远的前方。人太多了，我担心跟她挤散，就喊了一声：“等等我！”

就在那一瞬间，突然从背后，什么人的手抓住了水里的我，在我身上，尤其是比基尼遮住的地方乱摸起来。由于脚够不到池底，我两臂架在游泳圈上，身体悬吊在那里。大大的游泳圈挡住了我，周围的人大概都没有看见。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我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拼命用视线搜寻着朋友的身影，嘴里唤着她的名字，竭尽全力高声呼喊：“救命啊！”但几乎没发出什么声音。周围那么多人，假如叫出了声，肯定会有谁来救我吧。

可惜，无论我怎么大声叫喊，在充斥着孩子的惊叫与欢声的泳池里，我拼命挤出的那一点微弱的声音，始终无法传到别人的耳中。

可能只是一分多钟吧，我却感觉漫长无比。终于，朋友发现我一直没有跟上去，回过头来找我。就在她满面笑容向我游来的期间，背后伸过来的两只手都没有停止动作。

在朋友离我只剩三米多远的时候，我才总算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大概是我脸上写满了惊恐与慌乱吧，朋友立刻问：“你怎么啦？”我简短地答了句：“被摸了。”就马上就回头寻找。

看见一个瘦削的男人正离开我们向远处游去。我问：“看见刚才我背后那个人了吗？”朋友答：“嗯，是个年轻人。”

没有办法继续开心地游下去了。我吓得要命。虽说已经是小学高年级生了，对此事却依旧懵懂，只感到慌乱不知所措。不过，这件事给我留下的诡异的嫌恶感和恐惧感，却直到如今都记忆犹新。

我和朋友马上返回了岸边。有家人铺着蓝色编织垫在等我们。

“我被一个男的摸了。”

不知该怎么讲述自己的经历，只简短地提了一句。妈妈给我披上浴巾，让我“在这里休息一下”。

我终于放下心来，眼泪夺眶而出。为了不让正在开心玩耍的朋友和她的家人察觉，我裹着浴巾，静静地坐着。

“就是因为穿了那么可爱的比基尼啊。”

这时，朋友的妈妈或许是想安慰我一下吧，如此说道。我被这句话轰然击倒。有问题的人，是我。难道穿什么衣服，都必须小心选择才行吗？我不过是穿了一件心爱的泳衣而已，却遭到了这样不公平的责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让我感到悲伤。

从那之后，那套泳衣我再也不曾穿过。

没有什么“穿了容易被强奸的衣服”

我之所以讲述这些经历，是想表达：性侵和受害者的着装没有关系。发布会的当日，尽管我最信赖的媒体人清水先生交代说“最好穿一身黑色套装”，我还是当场回绝：“我绝对不会穿的。”

不过，就像我在前面写到的，穿T恤牛仔裤确实不合适，考虑到这一点，我便选了件麻质的衬衫。当然，对熟知日本媒体的行事风格，又全力支持我的清水先生，我发自内心表示感谢。

只是，“受害者身穿白色衬衫，扣子密密实实扣到卡住下巴，脸上带着一抹忧伤之色”——我想打碎这套不知由何人构建的人设。不管受害者穿了什么，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遭受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

今后，我也绝不愿生活在别人擅自规定的“受害者模板”之中。我认为那是错误的。

即使只是坐着电车去学校，也会被痴汉骚扰。最后一次遭遇痴汉，我穿的是学生制服。死命躲避硬贴上来的中年男人，换个位置站着，可对方仍纠缠不休地跟过来。瞥见我脸上的嫌恶之色，反而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看到对方这种反应，我顿时满腔愤怒。

想到自己以前的经历，我心里暗暗发誓，下次再遇上色狼骚扰，一定要把他抓住。过去自己太年幼，处在对方造成的震惊当中，无法马上理解对方行为的含义，再加上，也没有任何大人教导过自己，这种行为“是罪恶的”。

不过，当时，我实际也曾试图大喊，却又一次没能发出声音。我担心假如抓住了这只咸猪手，会不会遭到对方的毒打。由于乘坐的是急行电车，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自己要下车的一站。中年男于是肆无忌惮，不停上下其手。

终于，电车到站。车门打开的瞬间，我飞速跳上站台，向车门转身回望，口中大叫：“这人是痴汉！变态死老头子！少不要脸了！”然后，才大哭着撒腿狂奔，跑回家去。

那是十四五岁时候的遭遇。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骂一个素不相识的大人。我将之前体验的所有恐惧，和没能做点什么加以制止的不甘，悉数化为一句怒骂——“变态死老头子！”掷向了对方。

我下定决心，下次再遇到咸猪手，一定要抓住他的手腕，拖他去见警察。大概是这份戒备心流露在了脸上，自那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电车痴汉。

原本，我不必去下这样的决心，不必有这样的担忧。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应该能保障女性每日安心正常地生活。然而，我的朋友们都反映，痴汉是日常司空见惯的犯罪行为。

被咸猪手伸进内衣下乱摸，裙子被割破，身上被涂了精液，放学途中被推倒在地褪去内裤，已经上了高中，还被五六名小自己好几岁的初中男生围堵在电车内骚扰……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遭遇的痴汉犯罪。多到这里无法一一列举。

其中遭遇性骚扰最多的发小，为了弄清楚怎样才能减少受害，我们一起进行了“试错实验”。其中之一，就是走路的方式。稍微有点内八、步速迟缓的她，对自己实行了大步流星的快走特训。

在我所掌握的知识范围内，有痴汉行为的人，大多喜欢瞄准那些看起来文静温驯、不敢反抗的乖乖女，要么就是被骚扰了也不解其意的小女生下手。

最近，我看到NHK电视台做了一份这样的调查。

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但也无可奈何：

两个人单独用餐 | 11%
两个人单独饮酒 | 27%
两个人单独乘车 | 25%
穿暴露的衣服 | 23%
喝到烂醉 | 35%

此处列举的几个事项，哪一项都不能被当作性行为的“许可”。

看了这个调查，我想起《周刊新潮》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报道中，中村格的那段发言。

“女方也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而已。她甚至还跟着对方去了第二家啊！”

这竟然是原警视厅刑事部长的发言？简直让人怀疑自己的耳朵。

倘若这项调查中的所有项目，都能当作性行为的“许可”，那么，男女两人单独吃个饭是不是也不可以了？在日本的企业中，因为商务上的交往，一起用餐的情况很多。甚至有时会被上司强制陪客户吃饭。

具体到我的案子，我并没有和山口单独用餐的打算，结果却演变成了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必须就一些工作方面的问题进行商谈。

当天，我为何没有直接从酒店去警局报案？

事后，我也曾一再自责。或许在内心某处，认为自己应当独立解决此事吧。认为这只是一场噩梦。

尽管自身也有这样的想法，可每当被人质问：“当时干吗不立即报警呢？”我还是特别难过，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

首先，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在那里确认自己的状况。自己怎会没有去酒店的记忆呢？再者，这件事对我来说过于屈辱，用“感到羞耻”这样的说法根本不足以形容。

况且，更重要的是，我曾信任对方。认为他是即将成为自己上司的人。作为华盛顿分局的局长，我对他心存敬意。这样的一个人，在我心目中不可能一瞬间摇身变成罪犯。

可惜，他的行为，却让我真真切切感觉是犯罪。它如此暴力，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感觉，在一段时间里，令我倍加困惑。

无法涌起愤怒之情

当我说出“对山口这个人，我既无丝毫愤怒，也不觉得憎恶”时，周围的人都义愤填膺。面向公众做出这样的发言，会被认为“在接下来的审判中缺少和对方抗争到底的意愿”，被视为“事件性不足”，而处于不利地位。

当然，我认为：在日本健全的司法制度下，此人应当接受裁决。

但是，对自己的感情，我却无法撒谎。实际上，我在自己心中，丝毫找不到那种名叫“愤怒”的情绪。

或许，这不过是我保护自己内心的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愤怒，倒不如说是我周围的人所承担的情感。

如前所述，和山口之间互通邮件的时候，我连这种形式的“关联”都难以忍受，曾拜托朋友帮我打好文章的草稿。从她们代拟的邮件里，我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怒气。因此，曾好几次自己重写。幸福的是，在我身边，替我气得要命的人，很多很多。

从事件发生，到判定结果为不起诉，这中间是一年零四个月。然后，为了向检察审查会提交复议申请，办理证据开示手续，收集情报，独自展开调查，制作陈情书等，又花费了十个月。

那时，若是逮捕令获得了执行，恐怕只需几个月案情就会见分晓。若不去高声质疑司法中存在的漏洞，恐怕我们就要一直忍受不公的命运，苟且生存下去。

若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并且，针对这个问题，终究还需要从个体的层面去思考。

因为，归根结底，无论媒体、企业还是社会，全部都是个体的集合。这两年间，我数度对新闻媒体感到失望，最后只好自己举办了记者见面会，才让这样的控诉之声，得以传递到大众耳中。

见面会结束后，我马上收到了一些邮件，倾诉说：“我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遭遇。”

有时邮件里会写，她们身上的不幸，就发生在与我相同的公司、相同的业界。甚至，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第一次向他人坦白这段可怕的经历。把伤痛埋藏在心底，背负着秘密生活下去，该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啊！只是想象一下，我都觉得窒息。

看到邮件里说“这件事我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我才确信，举办记者见面会自有它的意义。

想问中村格几个问题

直到今日，有两个问题，我无论如何都想知其究竟。

第一问，我想请教中村格先生，为何撤销逮捕令？做出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曾数度向警视厅刑侦一课提出过。我不想听任何借口，不给出一个事实，我将无法接受。

今次，当本书决定出版之际，我曾尝试过两次，希望对中村格进行采访，都以失败告终。在他通勤的途中，我向他打招呼：“可以和您谈谈吗？”他都飞也似的逃走了。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中还有“追捕”警察的时候。

我只想要一个回答而已。希望中村先生务必好好解释一下：“我做出的判断正确无误，理由是××。”为什么原警视厅的刑事部长，无法针对自己当时做出的判断进行说明，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我的提问呢？

关于检察审查会的复议申请，发布会后，某位媒体撰稿人教会了我一件事。假如自己的住处、父母家的地址，甚至朋友的隐私都被媒体刨出来曝光于众的话，该怎么办呢？当我为此烦恼之际，他给了我一个建议：“尽你所能去回答周刊杂志的所有问题。”如果逃避，别人会觉得你有所隐瞒，而更加起劲地刨根问底。按照他的建议去应对媒体，果然，之前担心的问题实际上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现在，我已向中村格发送了询问信，处于恭候回答的状态。无法将结果写进本书中，深感遗憾。不过我仍希望中村先生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第二问，事关调查笔录。这套笔录，据说是案子从高轮警署移交警视厅刑侦一课之后做成的。据我了解的信息，当初高轮警署收录的出租车司机证词，即我曾多次要求“请在车站放我下车”的这句话，不知为何最后从笔录中抽掉了？

检察审查会的复议结果出来以后，我从好几位新闻撰稿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传言：

“看过了那段监控录像，可是视频里伊藤走路的样子很正常。出租车司机的证词也说，是她本人把自己吐的东西收拾掉的。所以说，直到最后，她的意识根本就是清醒的嘛。”

另外还有几个记者说，正因为有这样消息，最终复议结果才维持不起诉的。

这些议论的内容，充其量不过是流言而已。但毋庸置疑的是，存在散播这些流言的人。那么流言的源头，出自哪里？

听了这些议论，我开始对“警视厅调查笔录”产生了怀疑。

最后，我将问题再整理一下。

在某日发生的事件中，已获得山口本人承认、也被调查和证词证明属于客观事实的，如下：

TBS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与身为自由记者的我，为了我在TBS华盛顿分局工作所需办理的签证问题，见面协商。

我二人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

山口认为：我当时处于“烂醉如泥”的状态。

山口将我带往了当时他所入住的酒店房间。

曾发生过性行为。

对我的内衣进行DNA检测，鉴定结果为：内衣上附着的染色体，与山口本人的染色体完全一致。

警方曾依据酒店的监控录像、出租车司机提供的证词申请了逮捕令，并获得法院的签发许可。

逮捕当日，警员在机场等候山口乘坐的航班抵达，但鉴于警视厅刑事部长中村格的判断，逮捕行动突然被终止执行。

检察厅检察官与检察审查会，在知悉以上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做出了“不起诉”判定。

尊敬的读者，您对此怎么想？

注解：

[1]　EMDR：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通过快速眼动来使病人忘记伤痛重建身心。

后记

我曾体验过一个毁坏性的瞬间。

一位关系亲密的友人告诉我：“你再也不会如往日那样笑了。”闻言，我震惊、错愕。一直相信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事实是，我不再是昔日那只饱饱装满了空气的气球。爆过一次，再用胶带糊好、加固之后，气球不再如往昔那样弹跳轻盈。

不过，我仍是我，这一点不会改变。

其实，原本我不想任何人得知此事。甚至也不愿记起，不愿提及。

老实说，写这本书也让我勉为其难。尽管我曾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好好花点时间，用自己最本真的语言埋头写一本书，或者拍部纪录片。

持续进行心理治疗十年、二十年以后，我想，此刻血流如注的一颗心，或许能被止血，以另一种不同的姿态去面对此事吧。

只是，我认为，时间并不会替我们抚平伤痛。我们只需缓慢、耐心地，去面对伤痛，与伤痛相处。不必有任何的勉强。

奇女子Lady Gaga，那个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而爆红全球的女歌手，十九岁那年也曾遭遇过性侵，并在其后的七年里，始终没有向任何人倾诉。终于让她将此事公之于世的，是一首名叫《猪》（Swine）的歌曲。虽已时隔七年，她内心的伤痛、愤怒、情感，仍随着乐曲的旋律，鲜明地流淌而出。

而我写这本书，却走笔匆匆。哪怕早一刻也好，不得不急于向社会表达和澄清。

过程极为痛苦。

对于曾经的事件，我原希望能将它封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房间，将房门重重地落锁。如今，虽两年过去，却不得已自己把房门打开，刻意去回忆依旧鲜明的一切，仿佛每天都将它重新经历一遍。

而这些，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不曾被任何人逼迫。话虽如此，辛苦终究是辛苦。忍受这份痛苦究竟有没有意义，该忍受到何时何种程度，我也不知道。

假如这起事件，发生在我局促压抑的小学或中学时代，会怎么样呢？

“小孩子必须听大人的话！”

我们从小听着这种话长大，被教训说：“对长辈和身份高的人要使用敬语，不许做出失礼的举止。”那么，如今又该如何高声表达？

已经变成大人的我，从一开始被警察说“没什么办法”，再到后来，做成了这么一大堆事。可惜，最终结果依旧是“不起诉”。

那么，谁又会相信小孩子的话呢？

谁会去保护小孩子呢？

每个人都讨厌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存在太多把公开讨论性侵视为禁忌的人。

这样的人，究竟是在保护谁免于谁的伤害？

我坚信自己手握的真相。我生活在真实之中。

我生于这个国家，平平安安地长大，对此我表示感谢。身为日本人，我也感到自豪。然而，这份平安并非永远不变地存在于那里。正因如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对社会有所回馈。即使有人因此而抨击我，即使我再也无法居住在这个国家。

强奸，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杀戮。尽管如此，灵魂依旧一点一滴地痊愈，只要活着，就能慢慢地找回自己。人具有这样的复苏之力。每个人都有自己“还魂”的方法。在我，则是追求真相，揭示真相。

不管如何祈愿，谁也无法回归昔日的自己。如今，我已不再像事件刚发生后那样，心里渴望着回归到遭遇性侵之前的自己。从意识苏醒的那个瞬间起，我相信自己，相信真相，一日一日走到了今天，这期间的每个日子，都已化为我自身的一部分。

我了解到在此之前从未想象过的苦楚，也了解到这苦楚超出想象地存在于许多人心间。与我拥有相同体验的你，给眼前深深受苦的心爱之人提供支持的你，我想说，你并不是一个人。

并且，假如这件事没有发生，我必定无法与许多人邂逅、相识。

适逢本书截稿之际，我与书中提到的写真中的那位女兵凯莉·古德温的父亲葛瑞·诺林取得联系，通过电话进行了交流。目前，他正致力于演讲活动，向公众讲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不幸。当得知强奸女儿的那个人早在两年前就已犯过相同的罪行却并未被定罪，他愤恨不已。

“若是当年此人能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我的女儿现在或许还活着。”葛瑞说。社会为何必须拥有公正的司法体系，这句话可谓表达得充分切中本质。

另外，他也如此鼓励我：

“你选择把自己的体验公之于众，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的、超乎想象的行为。就像你今天所抗争的那样，我们身上具有改变的力量。我想，今后等待你的道路绝不会平坦，但请你坚决不要放弃。”

听了葛瑞的一番话，曾经压抑的情感仿佛在这一刻悉数溃堤，我的眼泪奔涌而出。我决心在将来的某天，一定要把照片里凯莉告诉我的话，“转达”给大家。

希望这个心愿，经由这本书，已稍稍得以实现。

二〇一七年十月

伊藤诗织

附录
#MeToo以来的一年（法文版序）

本书出版于二〇一七年十月。

正好在同一时间，美国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性侵丑闻被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说出自己遭受过的性骚扰、性暴力经历的#MeToo运动在全世界开展起来。

我正好是在配合本书出版接受采访时知道了这则新闻。得知在美国也有和我一样传达普通大众呼声的人，这增强了我的勇气。

我感到，一直以来我们大声呼吁的东西，层层堆叠，形成了坚实的板块，这力量绷开，引发了地震。我也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正经受着同样的痛苦。

采访结束后，记者小林明子对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知该不该讲。”但随后还是把对母亲都未曾提及的、小时候遭受的性暴力伤害告诉了我。几星期后，她把自己的#MeToo故事写成报道文章，告诉了全世界。这就是我身边的第一个#MeToo故事。但是，尽管在欧美#MeToo运动十分活跃，已经成为了社会性运动，在日本发出同样声音的人却少之又少。有维权律师说：“在日本谈论关于#MeToo的事是相当危险的。”确实如此。我自己就是在说出事实后，遭受到诽谤、中伤、威胁，最后搬到了伦敦居住，网络也不能说就是特别安全的环境。

We Too

在日本，为#MeToo发声的行为，大概就像把脸伸进蜂巢一般。这里对性暴力、性骚扰的不理解与偏见依旧根深蒂固。以及，或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可能我也曾无意识地说过一些伤害别人的话。在这样的日本，以当事人身份参与#MeToo，难度非常大。另外，就算说了出来，又有怎样的支持呢？因为得不到支持，担心二次伤害，很多人选择了缄口不言。消解这样的不安，是我们作为社会一员的任务。为了体现这一点，把这个活动叫做We Too如何呢？于是，基于“不做旁观者，无论怎样的骚扰和暴力都绝不容忍”的理念，我开始了We Too活动，而不是Me Too。

两周前，我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爬山时，突然，眼泪就落了下来。被强奸后的那个早晨我听到的话又复苏了，仿佛我又重新经历了一遍那段时间。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可回忆仍旧毫不留情地袭来。它究竟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

坐在山岩上，我一边等待泪水止住，一边想：每个人都是带着不同的性别出生的，性是我们成为人类的基础。因此，如果把人比作家，那么性侵害就是破坏了这个家的基石。然后，影响将一路波及到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伴侣、家人、朋友，直到社群。所以在非洲，强奸被作为战争的武器；在缅甸，为了所谓的“民族净化”，罗兴亚人也被施加了性暴力。加害者大概很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人、家与社群的破坏吧。

我的家在我睡着的时候被破坏了。连敲门声都没有，甚至连每天使用的抽屉里面都被搞得一团乱。在那之前，每天早上我想都不用想就会给自己泡上一杯咖啡，可现在却连最喜欢的咖啡杯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了。本来非常熟悉的自己的家，如今变成了完全陌生的空间，连做自己最喜欢吃的菜都办不到，只能茫然等待着时间的流逝。朋友们对什么都做不了的我说：“至少饭不能不吃啊。”她们坐在甚至无法把食物顺利下咽的我身边，陪我一起吃饭。她们是在想办法让我活下去。Survivor（幸存者），性受害者往往被这样称呼。但我却想，我们每一天还都在求生的路上啊。

怀着深深的爱与敬意，献给努力活过每一天的你。

二〇一八年十月

诗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