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十余年来，我分别用“霜叶”、“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鲁石”等名字，写了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贴在网上，有的从未露面。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重读这些文字，不禁思绪万千。文革是我们这代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的红卫兵如今已两鬓染霜，额头上的条条皱纹记述了历经的种种坎坷和磨难。然而，没有后悔，没有哀怨，血是热的，心是红的。十余年来，我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资料，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资料过程中，触景生情时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火花。火花汇集，便是火种。我想把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东西，大都是有感而发，语句生涩，认识肤浅，特别是一些资料的重复使用，汇集成册后给人以繁琐、累赘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结束后河南省“揭批查”运动的一些资料，就先后在两篇文字中出现。删除一篇，有点不舍;去掉一篇中的有关文字，又破坏了该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还是决定保留原样。集子定名为《霜叶集》，是因为我最早的几篇文字署名“霜叶”，取古诗“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意。

其实，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冲锋陷阵者，真正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大意义有较深刻的理解，还是失去领袖后中国的社会现状给予的启示和教育。文革被彻底否定后，造反派被批斗、关押、戴上“三种人”的帽子，在取消“阶级斗争”的幌子下，对他们进行着残酷的阶级专政。特别是在取消“四大”和“不争论”后，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那些歪曲、丑化、谩骂文革的声音充斥在宣传舆论阵地的各个角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96年文革30周年之际，从北京来了个学者叫徐友渔，想采访河南省文革学生“领袖”党言川，因故未见到，就被引见到我的家里。当时，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文章，对他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有人能找我们谈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亲手做了红烧肉招待他。徐友渔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温文尔雅、侃侃而谈。后来，我写了一篇《军营生活的回忆》登在他主编的《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一书中。当时由于对文革这个话题心有余悸，只好写离开学校后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时发生的事情。这本书出版发行后，我和老伴到北京办事，顺便拿到作为稿费的几十本书，并参加了徐友渔在清华大学召开的部分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座谈会。记得有唐少杰(清华大学副教授，著有《一叶知秋——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印红标(北京大学副教授，著有《红卫兵运动中的两大潮流》)、碧峡(徐海亮，著有《东湖风云录》)等。后来，老友徐海亮给我买了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主编)一书，读到徐友渔等人的文章后，才知道我和他们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存在着根本分歧。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平易近人的态度和对我收集资料的鼓励、肯定，还是令我称道的。如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虽然见面不多，但每次给我的印象都是谦逊有加、不摆架子。2004年冬，听说他写的《一叶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电话索要，他回答“以后再说”。没过几天，我竟收到他邮寄来的亲笔签名盖章的《一叶知秋》一书，当我打电话表示谢意时，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说:那天接电话时正在睡觉，由于几年没有联系，竟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想到是您，就赶快寄去。当然，在原则问题上我还是不让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学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报》的复印件，我回绝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国有名的造反派组织之一，我的确收藏有从创刊到终刊全套的《二七公社报》，不愿意给的原因是:我对文革发生在中国，而大量的文革资料流失到国外这一现象始终耿耿于怀。

1998年，我以霜叶为笔名写出《不再沉默》和《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两篇初稿。当时的心境是:说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说是抛砖引玉，却不敢轻易给别人看;说是一吐为快，却仍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后来这两篇文章被朋友贴在网上，其中一篇署名改为“一丁”。现选入《霜叶集》，诚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励和帮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讨。

2000年，在同志们的鼓励下，我整理出十余万字的《八年日记》。这是丈夫和我八年监狱内外生活的真实记录。它不仅记述了我艰难岁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是“揭批查”这段历史的见证。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公开露面。我暂把《自序》和《后记》部分收集在《霜叶集》里。

1998年5月，我参加了《中流》杂志河南发行站的发行工作。《中流》杂志是林默涵、魏巍主编的中宣部正式批准发行的刊物。它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邓力群等)在对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反思中，倡导兴办起来的。当时的说法是“给老同志留一个说话的地方”。《中流》杂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办刊方针，很快受到许多老同志的拥戴。然而，《中流》杂志没有像其它刊物那样进行广告宣传和疏通发行渠道，发行量很小。后来，在老同志的建议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杂志发行站。接着，全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参加了《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聆听了邓力群、马宾、郑天翔、吴冷西、魏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他们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分析、担忧、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动和敬佩。这次座谈会的意外收获是认识并访问了阳早寒春夫妇。作为外国人，他们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动了我。从《中流》杂志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谈话语中总是会流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老同志已经开始抛弃个人恩怨，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思考，并主动听取不同意见。2001年3月，河南几位同志根据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议，敞开心扉地分别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叶集》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就是我综合几位老同志的看法写出的。

2001年春“，毛泽东论坛”网站设立“三年自然灾害馆”，征集有关我国59年—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事件真相，这使我想到河南省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给我们详细谈了亲身经历的“信阳事件”，并把张树藩的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沈痛的历史教训》给了我们。我以“路石”为名写了《按语》，并查阅资料摘出毛泽东对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批评，一并贴在“毛泽东论坛”网站上。后来，张树藩同志的这篇文章和我写的按语被西安社科院的张宏志研究员作为附录登在他所着的《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中。也许张宏志同志至今还不知道“路石”是谁，但是，能为还毛泽东清白做点事，我十分欣慰。这次整理时，我把吴芝圃关于信阳事件的检查摘录，一并收入《霜叶集》中，供关注这段历史者参考。

学会应用电脑，使我的文革资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层楼。早在1993年初夏，我和老伴就给上高二的儿子买了一台联想286电脑。当时，家庭买电脑的比较少，我们何以如此超前呢?这得从儿子小时候说起。儿子从两岁起，就经历了父亲坐牢、被母亲背着、扯着探监八年的艰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监回来路上，儿子用迷茫的眼神问我:“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你爸爸是好人。”“那为什么解放军(应是武警)管着他?”我无言以对。儿子怎么会理解“文革犯”的含义呢?然而，幼小心灵遭到的创伤，使他逐渐变得性格内向，不愿和别人交流。那时候没钱买玩具，假期里儿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门，就把人家的旧玩具拿回家摆弄、拼凑，养成了爱动脑筋的习惯。为了培养儿子的兴趣爱好，弥补对儿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较早拥有了电脑。1995年，儿子考上了大学后，自己组装了一台586电脑——我家的第二代电脑，这台电脑在儿子大学毕业后归我所用。于是，1999年，我正式开始学习电脑。由于小时候学的汉语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学又都是学俄语，所以，我只能像幼儿园小孩一样，从英文字母和汉语拼音学起。我在电脑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学会电脑。”神奇的电脑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传鼓动下，几个好友也相继买了电脑。

网络使我的眼界骤然开阔起来。2000年，一些左派网站十分活跃。如:“毛泽东论坛”、“中国与世界”、“上海红旗”等。这些网站上有许多讨论毛泽东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动和兴奋。当然，也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网上读到于光远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文中关于中央清理“三种人”工作开展得不彻底、致使不少“三种人”漏了网的论调，令我不能苟同。于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为网名，斗胆写了一篇《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以后》贴在天涯网上。众所周知，于光远是很有名气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论，正是由于网络这块神奇而广阔的阵地。这篇文章也收录《霜叶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据资料，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贴在网上。这次收录到《霜叶集》中，试图为读者开启一扇了解毛泽东文革活动的视窗，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较系统的资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诗人梁彦选合编了一本《打工诗选》。小梁找来打工诗作，我负责选编并输入电脑，还自不量力地写了序——《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自费印刷500本，赠送给朋友们。很快，军旅作家魏巍给我来了信，信中说:“你寄来的《打工诗选》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这些诗集中表现了当前千百万打工仔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使人心痛、心酸、泪下。......”后来，在魏老的推荐下，《诗刊》推出了“《打工诗选》作品选辑”，发表了21首打工诗作。《往事漫忆》是我对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的回忆。有《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纪登奎被“抢”记》等。其中《父亲写春联的故事》是1984年春节前夕，为纪念去世的父亲而作的。我的父亲于1982年10月7日去世。当时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只身带着三个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在父亲得了脑血栓住院期间，家里一直没有让我知道，直到父亲停止了呼吸，才电话通知了我。当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说话的父亲时，我的心碎了!作为父亲唯一的女儿，我没有在他病重期间侍奉过一天，反而让他为我担忧、操心。当听到父亲临终前还在喊着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时，我禁不住痛哭失声。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工作，为了孩子，为了狱中受难的丈夫，我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心，父亲会理解的。这篇文章是我对父亲的永久纪念。

2004年后，我和老伴开始收集“活资料”，即对文革当事人进行录像采访。例如，对聂元梓的采访，着重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前后的经过;采访曾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原西安交大学生李世英，谈了“六·六”事件的经过以及自杀(未遂)时的思想状态;采访西安地区工人领袖张培信，对文革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还请山东、河南等十几位同志谈了个人的文革经历。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抢救”资料。因为文革亲历者大都年逾花甲，有的体弱多病，有的接受采访后不久就离开人世。比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关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体受损严重，2004年底已是肝癌晚期，为了接受录像采访，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来抑制肝部的疼痛，虽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宝贵的音像资料却留给了历史。

2004年底，由于奔波劳累，我得了一场大病，致使录像采访工作暂时搁浅。在家休息的两年中，我和老伴根据收藏的“文物”资料，以鲁石为笔名，写出了《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故事，使后人对文革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同时也是对妖魔化文革者的回应。2006年8月，我带着拙作到北京请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岁的魏老读后写出了简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写给《历史的见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我以为，只有从人民长远的利益出发，广泛收集历史资料，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鲁石是我的故乡人。她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来，她以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怀着满腔挚诚，走南闯北，历尽辛苦，在各地旧书摊上收集文革文物，终于蔚为大观，简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语录》她就收集了数十种大小不同的版本，国内外用五十多种语言文字发行的语录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还有多种《大字报选编》和数千种《红卫兵》小报、传单，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中的中小学课本，各种纪念品和票证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开眼界。现在她把这一切材料，归纳整理，编成《历史的见证》一书。我想，这对推动文革历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书成之日，特书此数语，对她多年来的辛劳和挚诚表示敬意。”魏老对拙作的评价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

《霜叶集》中的《收藏文革文物，见证真实历史》就是该书的序言部分。

《霜叶集》中的诗《人民怀念毛泽东》，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9周年而作。虽然粗浅、直白，但感情真挚，表达了我对领袖无比怀念的心情。

2006年5月，适逢文革四十周年，我突然有一种想写一点纪念文字的冲动。于是，就临时将初稿《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几部分整理出来，取名为《四十周年话文革》，被朋友贴在网上(后来还被素不相识的玉岭网友制成了电子书)。虽然《历史的见证》已经基本完稿，但出版还遥遥无期。一来对文革这个话题，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来书中有大量彩色插图，昂贵的印刷费非个人财力所能及。所以，将《四十周年话文革》先置于《霜叶集》之中。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钩沈(选登)》是根据笔者收藏资料整理而成的。其片面性和不足之处希望当事者批评、指正。

回顾十几年来走过的路，最大的收获是颇丰的“红色收藏”和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遗憾是由于身体欠佳、家务繁重、经济拮据等原因，收藏工作基本停顿。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还要伺候和赡养两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令我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长大工作，又十分孝顺。我不羡慕万贯家产的荣耀，不羡慕麻将桌前的消遣，不羡慕歌厅酒店的沉醉，不羡慕国外观光、国内旅游的雅兴。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乐趣。文革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将为研究文革奉献余生。

《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一书是笔者首次把文字变为“作品”的尝试。由于理论水平、认识高度、写作能力所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不吝赐教。笔者将不胜感激!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在出版繁体版时，将书名改为《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与思考》，内容基本未变。

武彩霞

写于2006年12月

改于2008年12月

目录

序言

不再沉默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八年日记》自序

《八年日记》后记

收藏文革文物 见证真实历史

往事漫忆

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

纪登奎被“抢”记

父亲写春联的故事

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之后

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

人民怀念毛泽东

四十周年话文革

谈谈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

谈谈文革中的大字报

关于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试谈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五十多天“白色恐怖”典型事件选登

介绍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介绍一组对联形式的大字报

介绍四位美籍专家一张大字报

谈谈文革中的传单

浅谈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浅谈文革小报

从传单的署名看文革时代的词汇特征

军营生活的回忆

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文革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评价文革的“三分错误”

如何理解“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革事件钩沈(选登)

上海“安亭事件”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事件

青海省西宁“二·二三”事件

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事件

《信阳事件:一个沈痛的历史教训》按语

关于《文敏生回忆录》中一段文字的复信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后记

不再沉默

1966年初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震憾五洲四海的、由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亿万群众踊跃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过去32年了。这场被毛泽东称为“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又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十载，到了1976年10月6日，在毛泽东去世28天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并宣布结束。接着，文革中曾信誓旦旦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者复出，文化革命被认定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3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血泪控诉、平反昭雪、拨乱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种人”、伤痕文学......种种形式，把文革彻底妖魔化。到了1996年，文化革命发动30周年之际，国外有关文革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有“试图赋予文革某些合理性、先进性”的论述，而国内——文革的发源地——“文革这个主题却显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学者语)。虽然也有几篇有关文革的学术文章问世，其内容也是苍白无力的;虽然也有“蠢蠢欲动”者，企图出版关于文革的回忆文集，征稿、组稿很是忙乎了一阵子，也终于流产。这是为什么?是人们在对文革的诅咒声、谩骂声、彻底否定声中不敢再提往事，还是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却了......?终于有一天，我在《钟山文学》第103期上读到了冯骥才的文章——《终结文革》及其两篇附录:一是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即对20名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采访实录;二是关于冯骥才谈《一百个人的十年》文革工程采访录——介绍冯骥才为普通老百姓记载他们文革经历的纪实文学。我不知道冯骥才所写的一百个人(据说采访了4000人)能否代表亿万文革亲历者，也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起到“唤起民众自我反省，推动民众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触动了尘封于心底的“文革情结”。那就是:“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结，使我有一种时时想鸣的不平感。作为一个60年代的老五届大学生(1966年—1970年)，一个文化革命的冲锋陷阵者，我深知这场席卷全国、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运动，其广泛性、深入性、复杂性、多面性、残酷性使得任何简单肯定或草率否定的说法都不免失于肤浅。对于文革的评价，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是全盘否定，还是“三七”开，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20多年来，在对文革的思考中，部分老三届中学生(1966—1968年)，以他们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为资本，出书，聚会，举行种种活动;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老红卫兵，随着他们父辈的重新掌权而出人头地，不断炫耀自己的一贯正确。而同样为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届大学生，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却始终沉默着。虽然沉默是金，却是以心灵的伤痛为代价的。文革乃至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间里，这场革命给我们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为“文革罪”背着沉重的包袱，生活无着落，子女受牵连。右派20年后平了反，而担着“文革罪”名的大量学生，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纸公正呢?所以，尽管这些人对文革这个话题保持沉默，但决不会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2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文革后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经历者，对文革的认识和了解的程度又如何呢?冯骥才先生对20余名青年的采访实录颇能说明些问题。从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样肤浅、幼稚、支离破碎、面目各异甚至荒唐可笑，当然也有疑问和迷惘。“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生活很苦，大学毕业才50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物价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随便打人，社会很乱，也有人说那时干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有人说毛主席很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印象。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话全对，我听了就更胡涂了”——一个19岁的男性青年如是说。另一个17岁的高二学生说:“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指课本上有关文革的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千万少说’。”两位青年的话道出了他们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困惑。

青年一代对文革的印象大都来自长辈之口以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官方媒体的宣传。20多年来，宣传媒体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描写成打砸抢分子或不学无术只会背语录、跳忠字舞的狂热者。久而久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抢，亿万文革参加者，似乎也成了不可理喻的、愚昧无知的、疯狂的精神病患者。我不禁想问:如果真是这样，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万吨级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1969年，我国建成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1100多公里的红旗渠、杂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那些把文革说的一无是处的人也许会说，这些成就都是工农群众创造的，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只会造反、批斗。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亿万工农群众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即使是充当先锋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如今，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都已年过半百，染霜的鬓发是历经沧桑、饱尝辛酸的象征;额头上条条皱纹里记述了走过的坎坷的历程。当我们读着那些把时间、地点、人物、活动都搞得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的所谓“文革史”、“文革纪实”、“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时候;当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语录、传单、宣传画等载体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旧物市场，和古玩字画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不禁感慨万端!最大的文革载体莫过于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当我们还健在的时候，“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后人就凭那些一鳞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评价文革，岂不是最大的悲哀!“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要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只有众多文革亲历者不再保持沉默。

许多年来，“文革罪”给我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口时时隐隐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十年文革，惊涛骇浪，我付出了青春、热情和真诚;二十年年来沉静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改革大潮，为名忙、为利忙，为权忙，损公肥私者有之;利用职权，大贪大捞、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者有之;劳心苦，劳力苦，养家糊口苦苦挣扎者有之。然而更多的——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却是无怨无悔、坦坦荡荡，不为金钱所诱惑，不为权利所动心，辛勤为立足之本，克己为国家分忧，鞠躬尽瘁、默默奉献。我们这代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想为这代人讴歌一曲!然而当我拿起笔来的时候，总有好心者劝阻:文革是禁区，小心闯祸!今天，虽然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闯这个禁区仍是心有余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多年来的心路历程公布于众，实为抛砖引玉。希望这代人在有生之年，对文革进行回顾与思考，把历史材料留下来，如: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是“四大”，什么是“革命串联”，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大联合、三结合”，什么是“三支两军”、“斗私批修”、“吐故纳新”......，让后人记住真实的文革。

我几乎是踏着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鼓点进入学校大门的。我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小学到大学，我无时无刻不接受到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领袖、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社会主义优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初中时代，我正赶上大跃进，踊跃地参加了大办钢铁运动，见证了国营企业从无到有、拔地而起的过程。1960年8月，我初中毕业考到地区高中。当我第一次坐上汽车走出山村，惊叹“白(柏)油路怎么这样黑”的时候，第一次到许昌，看到城市风采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我，兜兜里装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6元人民币和几个用野菜掺和玉米面烙的饼子——全年的学费和第一次出门的干粮。高中的三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嚼着树叶、吃着红薯面做成的“什锦点心”、喝着能照见五官的稀粥过来的。暑假回到家里，门上贴的“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众人心”的对联依稀可见，然而看到的却是由于自然灾害和河南省当政者“高估产、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和民不聊生景象，听到的是群众对社队干部多吃多占、浮夸虚报、弄虚作假、大放“卫星”的怨声。面对此情此景，老百姓却说:上面的经是好的，都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学校里，政治课老师大讲苏修如何撤走专家卡我们的脖子，相信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尽管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仍是认认真真学习文化知识，乐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对共产党、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泽东的卫士长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毛主席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曾七个月不吃肉，其爱女李讷也忍饥挨饿的情况时，已经历经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为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风操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位老友戏称我是“历尽艰辛终不悔，一代忠骨红卫兵”。是愚忠吗?我至今还不这样认为。

1963年夏，我进入大学校门，成了我家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和其他农民子女一样享受国家全额助学金。学校发给每月13元5角的伙食费，食堂里白馍、包子、卤面，不断变换花样，生活上和高中三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然而城乡同学之间，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体现十分充分。仅从衣着来看，城市同学的时髦华丽(当然不能和当今相比)把农民子弟的粗布褂子、自制西服裤子衬托得“土得掉渣”。少数农村同学中出现“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现象，屡屡成为政治活动的批评对象。对此，我克服了曾一度产生的自卑感，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力图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材。

1964至1965年，大学里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政治活动。社会上开展的文化战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电影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戏剧界的京剧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当时对我们青年学生没有产生过大的影响，只觉得那是学术讨论。1966年5月10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题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国各报刊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是贩卖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店”，从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连篇累牍，火药味越来越浓烈，全国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老板”，这些“黑帮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有名气、有名望兼有党政权力的人物。这无疑在大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积累的阶级斗争觉悟，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斗争果然太复杂、太尖锐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口诛笔伐，参加战斗。然而，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省级院校的大学生，许多人没有北京那些高干子弟特有的政治嗅觉、通天本领，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更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要指示。那时候，即使对领导有意见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我们大多数青年学生是随着院系党委的指挥棒，高呼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被卷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首次把矛头公开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吹响了向当权派开火的号角。这号角使青年学生意识到他们也有向当权者挑战的权力。于是，少数政治觉悟敏锐者对本单位的斗争大方向产生了怀疑，并效法聂元梓等向院党委写大字报，这使一贯以党的化身自居的当权者暴跳如雷，连夜召开党委会组织反击，企图把少数造反学生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小“三家村”，校园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现学生被逼自杀事件。这种压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学生与当权者的矛盾，也无形中壮大了少数派的队伍。6月3日，开始停课闹革命。自此，反对和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学校还出现揪斗校党委书记的现象。在各级领导看来，学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省市委工作组进校以替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对少数造反学生仍采取压制态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这些学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实行“反干扰”的政策组织反击:声讨会、批判会、集中交待问题使许多学生遭受过重打击。在这段时间里，工作组究竟整了多少学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从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资料中摘录几例可见一斑:“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共和国史记》第三卷第10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同上第99页);“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红卫兵秘录》第340页，于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少数派受压的局面。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高度赞扬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毛泽东说:“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的支持使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造反派欢腾跳跃，激动万分，他们流着泪千遍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到底!”接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各地先后撤销了工作组。196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就派工作组问题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检讨，各省市有关领导也相继进行了检查。自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面向省市委当权派开炮。从1966年9月至年底，我们把“四大”这一文斗武器应用得淋漓尽致。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当时我身挂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力和退出辩论的自由，只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对“血统论”心有余悸而充当旁观者。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圆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允许平等的辩论，真理才会越辩越明，群众也会从中受到教育。不少造反派的队伍就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也不难说明，文革被否定后有人断然取消“四大”，蛮横地宣布“不争论”的原因之所在。

红卫兵，这个曾使亿万青少年狂热并引为自豪的称号，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灭的印迹。至今我还放着当年的红袖章、证件和受到毛主席检阅后写下的滚烫日记......。对于当红卫兵，我至今无怨无悔。文革中曾有一首《满江红·赞红卫兵》，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的奇功伟业。诗中写道:“时行八万，驾飞船巡游太空。放眼界，鼓击高天，旗卷东风。环球遍燃革命火，东方兴起红卫兵。阅古今中外千秋史，皆震惊。∥破四旧，立四新;缚苍龙，斩长鲸。斗刘贼少奇，累建奇功。疆场生就千里马，险峰育出万年松。问丰功伟业归于谁?毛泽东。”(见吉林工业大学《工大新生》报第8期，1968年11月8日)然而，早期红卫兵的兴衰却留下许多苦涩的思考和感慨。

1966年5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圆明园的废墟上，由清华附中几个高年级学生凭着他们得天独厚的环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锐感建立起来。他们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首次披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一振聋发聩的毛主席语录。这张极富煽动性、鼓舞性、战斗性的大字报被驻校工作组视为“反革命宣言书”，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赞扬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师生，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连同以后共八次接见红卫兵1300万人，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红卫兵像无数横空出世的孙悟空，挥舞着金箍棒，“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以极大的信任支持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红卫兵以极大的热情充当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锋。他们高唱造反歌，走向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串联、集会、讲演、大喊大叫;他们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勇敢向旧世界宣战。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火迅速在全国蔓延燃烧起来，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1966年8月，当毛泽东极力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内走资派的时候，一些坚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开始对文革的目的迷惑不解。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榜样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便在风浪中成长接班;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父辈被接二连三地打倒，自己成为“走资派”子女的现实。他们由困惑而恼怒，而反击，把斗争矛头对准“学术权威”、“黑五类”、“牛鬼蛇神”，在号称红八月里，制造出骇人听闻的打杀事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死在这种情况之下。1966年12月5日，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宣告成立。他们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与矛头指向走资派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抗衡。他们怀着对父辈遭受“批斗”的仇恨，反对中央文革，喊出:“打倒三司”(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油炸江青”等口号，发泄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取缔。当历史的车轮转到八十年代，随着文化革命的彻底被否定，中央对“联动”平了反。当年的联动成员在历经坎坷后，有的发愤图强，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学家;有的则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经济大潮的弄潮儿，呼风唤雨，损公肥私，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语)。他们利用各种媒体宣扬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却巧妙地掩盖文革中被推荐上大学、参军、入党的事实。其实，他们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是失去了部分特权而已。所以，对于那些文革初期挥舞“血统论”的大棒，迫害知识分子、迫害“黑五类”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摇过市者，实在令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官方媒体宣传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身上。从1966年6月至8月，造反派为反抗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抗争，即使在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一手炮制的“文革会”、“主席团”、“筹委会”等组织以及以后改头换面成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仍把批判“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作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红卫兵是在“八·一八”以后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主体是出身好根子正的工农子弟。他们不唯成分论，根据毛主席“重在表现”的政策，欢迎出身不好、愿意革命的学生参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当年河南流传甚广的“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就是一个例证。实事求是的说，造反派也有犯错误的，甚至犯罪者，但大多数都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始终坚持批斗“走资派”的大方向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不少地方把造反派与“打砸抢”等同起来，甚至连“提浆糊桶的也不放过”，使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军队介入后又遭到围攻、逮捕、镇压的造反派，最终戴上“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三种人”等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许多人被判入狱，刑满后不给出路，连做技术工作的权利也不给。十年文革中造反派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无私奉献，忠心耿耿，却付出终生挨整的代价。文革中曾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现为深圳大学教授的安文江先生1995年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对他们20多岁左右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见《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第112页，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0月)

以上粗浅的文字坦露了一个老五届大学生、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的心路历程。放下笔来，心儿一下子轻松、清亮起来，终于体验了一吐为快的惬意!然而，静下心时，沉重感又涌向心头。作为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又经过文化革命风风雨雨的一代人，仅仅为不平而鸣，实在显得无奈。我常常这样想，当年全国亿万人民(小官、学生、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响应毛主席号召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当时对文革不够理解，有些盲从的话，那么，在历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私有化、两极分化以及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后，对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时性，应当有所思考，有所认识。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章，让后人了解文革，彻底真实的记住文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998年10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原文署名“霜叶”，收入时文字作了修改)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相似之处，却又特点各异，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笔者作为“文革文物”的收藏爱好者和文革亲历者，近几年来，翻阅不少数据，访问了一些同志，对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认为，和其它省份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确切、不太成熟的看法做一简述，供文革研究者和对文革这段历史有兴趣的人参考。

(一)

1966年8月，在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造反派。这批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1966年8月14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刘建勋让省委警卫处盛世杰查一下有没有河南来京串联的学生。盛世杰在交通部招待所找到了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位同学。刘建勋在前门饭店接见了他们，知道他们是来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就劝说他们一块坐火车回去。8月15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表明要炮打“我这个司令官”。8日19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很快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后来，还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1966年8、9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大抓“南下一小撮”，围攻、殴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9月2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发展。从66年8月到67年1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数成为多数。然而，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席卷全国。1月23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当时，河南省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发生了分歧，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即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书记处候补书记戴苏理、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主张先联合起来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1月12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1月18日晚，文敏生在郑州粮食学院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决定:1如果文、纪、戴被看管起来，由王维群(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李庆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负责主持省委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3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是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表态会。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河南文革后，相信清华大学来郑州串联的唐伟等人，把“郑大联委”等造反派组织视为“保守”、“非法”组织，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

1月30日，军区武装游行到郑大东门时，呼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明显针对郑大联委。1967年2月7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二七公社”十分希望能得到河南省军区的支持，可是，军区不仅不支持，还实行种种镇压、摧垮政策。军区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等少数造反派组织成立“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还支持文革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已经解散或濒临垮台的保守组织重新扯旗联合成立“十大总部”。开封地区的文革形势也因驻军的介入变得十分严峻。早已成为多数派的开封“八·二四”被开封驻军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镇压。2月5日，开封驻军武装游行，喊出“打倒八·二四，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2月7日，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40多个大专院校赴汴串联同学组成的“赴汴反到底兵团”，开着宣传车前往驻军8172部队门口宣传《解放军报》社论及有关文章，驻军对其拍照，彼此发生矛盾。学生宣布静坐绝食，以示抗议。2月8日，开封师院“八·二四”100余人前往驻军门口声援“反到底兵团”，并派3名代表与驻军谈判。代表被驻军扣留后，双方发生冲突，驻军包围学生，抓走40余人，其中包括主要负责人陈红兵。2月10日，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客观地反映了河南省这一现状。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见《郑州晚报》1967.2.24)

1967年2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省军区和开封驻军得到这一指示后，阳奉阴违，企图压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汇报。2月23日，开封市保守组织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控诉了“八·二四”的“滔天罪行”。开封驻军参加了大会，军长作了长篇讲话，会后武装游行，并用飞机散发传单。3月5日，开封市公检法联合召开大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将陈红兵逮捕，会后用刑车押着游街。3月6日，河南省军区、“河南造总”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大会上讲话，并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之后，军区开始逮捕“二七公社”头头，把“四大”变成了“大镇压，大逮捕，大登记，大请罪”。在河南二七公社“越压越硬”的情况下，军区就利用“十大总部”不断对“二七公社”挑起武斗，造成二七公社严重伤亡。由于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面对军队的强大压力，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文敏生曾到军区找何运洪替造反派学生说话，被拒绝。4月20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省委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蔚屏也应邀参加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1967年5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到北京谈判。5月11日，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南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南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公社的领导干部，由于军区高压控制不敢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尽早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5月15日，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正在省委门口看大字报的省委副秘书长张耀东强行架到汽车上，“抢”到农学院，通过摆事实、讲形势，张耀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态支持二七公社。5月17日，豫农红总和郑州大学附中红旗一些学生又把刚刚被保守派批斗后送回住处的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5月19日夜，纪登奎在农学院“红卫兵总部”学生的护送下，化妆成铁路工人乘拉煤的火车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黎之、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分别于5月25日、29日、31日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亮相”声明。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支持二七公社。从5月到7月，河南省有近400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一度作为他们较早支持造反派的“资本”被炫耀过。否定文革时，又成了他们的“罪证”。据一份“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数据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47人，“7·25”中央表态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23人，占此级别干部的49%;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间状态1人，占2.12%;支持河南造总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总部的6人，占12.7%;“7·25”中央表态后，又有部分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1967年7月5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7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1967年7月25日凌晨1点30分到2点40分，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省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开封八·二四左派，你们每一个部队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7月25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在这篇报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谓。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7·25”表态。8月2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纪登奎任副组长。8月4日，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于1966年9月1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1968年初，全省70%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数据显示，省直机关66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2名副主任暂缺。由副主任暂缺群众代表这一做法，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战友”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据资料:省级革委会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湖北省3人，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据河南省地(市)县77个革委会统计，其中有48个革委会副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副主任职务的只有4个县。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1978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数据，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1970年7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1970年11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1978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竣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入了党，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权。”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权呢?仅以参加省革委常委领导班子的学生头头们为例来看一看。1968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包括工人、干部、学生)20人(其中二七公社14人，开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总3人)。在群众组织代表中有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头头8人，分别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这八个学生常委最“红”的时间就是省革委刚刚成立之时。他们除了坚持本单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去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1968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和大中学校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开展，他们也先后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其它基层单位去接受再教育。之后，他们的“常委”头衔，除了偶尔去省革委参加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在后来的清查“五·一六”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1971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搞技术工作或担任教师。1973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健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和“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又分别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或其它相应职务。当时，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一定数量的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头头。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掌了权”说法的来历。应该说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干部的做法，决非河南独创，完全是全国大势所趋。在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例证。那么，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是否高于其它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一份数据表明，河南省从1967年到1976年共发展党员10万零6千人，这个数量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多数都是在基层和工人一起学大庆，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就拿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来说，他们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大体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他们清正廉洁，大公无私，深得群众好评。1978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后，他的爱人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4年县委副书记的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烟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就是一个例证。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干部的职务绝大多数都是副职(当时就有“新干部都姓副”的说法)，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由于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部，他们不仅有提拔重用的权力，也有批评帮助的资格。在“形势需要”时，还可以“收拾”一下。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后，提出“全面整顿”。纪登奎来到河南同刘建勋一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骂一些造反派新干部“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狠狠反击了刘建勋及个别地市委书记。后来，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河南省作为“四人帮”的“重灾区”，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几乎“全军覆没”，新老干部之间的那点恩恩怨怨，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三)

1966年9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间“左”倾蛮干、大刮浮夸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斗争的焦点。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露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当天晚上，郑州大学中文系李学生、王相海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受到围攻、批判。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被斗争。8月6日，党言川去北京告状。接着，中文系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到北京。他们走访了国务院接待站，联名写出《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后受到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接见。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他们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了“郑大联委”，并在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几百人前来参加大会。刘建勋和省委其它领导也来到会场。会上方复山、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宣传了《十六条》精神。由于会议开始前，“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与“联委”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所以，会议尚未结束，物理系教工即贴出巨幅标语:“我们决不承认非法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物理、化学、外文三个系的教工自办了广播站，声讨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16日上午，工作组包办成立的“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8月18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8月19日，刘建勋再次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共十条，肯定了党言川和郑大联委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大字报使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9月3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得很不象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9月4日，郑大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9月5日，由郑大联委牵头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1959—1960年“左”倾蛮干及“信阳事件”问题。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挂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起了在场的省委领导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文甫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1959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文甫(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历史背景。

1966年8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到了党言川在1962年给师院同学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谈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时说道:“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1962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和刘建勋一起支持过党言川的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领导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文敏生在9月5日郑大联委主持召开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他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郑州大学“校文革”和官办“红卫兵战斗师”更是抓住这些“铁证”大造声势，向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9月25日，郑大联委发出了《关于9月3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接着，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狠批猛攻，取得了节节胜利。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

1967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饿死数十万人罪行这一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队伍也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调查材料被抄走，揪斗吴芝圃一事搁浅。

1967年1月22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名义写出了《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丝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1959、1960年老帐?1月23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极力推崇《二十七个为什么》，两次刊登在《郑州晚报》上，还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3月6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走资派”赵文甫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此后，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1967年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为了摧垮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新乡师院八·一八、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军区支持“十大总部”和“河南造总”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致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1967年7月，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二七公社作为群众组织参加了省革委三结合，党言川担任了省革委常委、郑大革委会主任职务。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中的群众都是革命的。郑州大学两派围绕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这段历史所进行的辩论和斗争，就是例证。1959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合情合理的。1962年18岁的党言川，受河南省1959年现状的影响，在私人信件中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胡涂认识也是可以谅解的。事实上，河南省委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藉此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企图打成“反革命”，是违背“十六条”精神的。另一方面，保守派群众对党言川信中所说“三面红旗倒了两个”坚决反对，也不无道理。1966年10月6日，郑大“送瘟神”战斗队在一份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得不象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底是哪家的声音?”另一份批判党言川“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1958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1962年写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1962年写的，18岁的党言川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一腔赤诚。

(四)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河南省的“揭批查”运动，先是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整了一些人。接着，曾经搞浮夸造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文革中受到群众批判，被中央定为“走资派”者重新掌握“揭批查”大权，把矛头对准刘建勋和文革中的“二七公社”造反派，打击面之宽，手段之恶劣，触目惊心。这在时间上虽然是文革之后，但历史地看问题，仍不失为河南省文革特点之一¹。

河南省的“揭批查”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即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1976年10月至1978年8月)和段君毅接任刘建勋后，由省委书记戴苏理、赵文甫主抓期间(1978年10月至1983年)。

1976年11月，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清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唐岐山、董万里、杨止仁、周民英四人。唐岐山文革前是郑州铁路局火车司机，文革中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参加了三结合，后来担任了省委常委、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等职务。1976年3月中央召开12省(市)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找唐歧山谈话，说过“省委为什么不叫你们这些年青人到省里工作?你们要好好干。建勋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将来你们干好了有希望到省里主持工作”的话，这就成了“江青当面封官许愿”的证据。董万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止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民英(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都是老同志。他们曾于1976年7月向新华社写了一份内参，反映了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在京治病期间所听到的有关江青问题的谣言，新华社将此件转到姚文元处，后被抄了出来，成了他们三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件。

1977年，全省着重清查了1975年“整顿”时，被点名批评处理过的所谓“坏头头”、“胡闹派”。1975年，刘建勋为了执行邓小平“要整顿”的指示，在纪登奎的帮助下，支持郑州市委办了“万人学习班”，会上大批派性，集中批了三个“坏头头”(指郑州市工人造反派头头张永和、李福山、马志昌，时称“张、李、马”)，还逮捕了“攻击邓小平的坏头头”张永和。接着，全省各地也都采取相应的措施，批派性、整顿领导班子，下放了一批“新干部”。刘建勋还陪同纪登奎到其它地、市(如洛阳、开封等)，点名批评了一批“派头头”。1976年3月，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接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时，河南省75年“整顿”中被批判、处理的造反派就率先把矛头对准刘建勋和部分地、市委书记，认定刘建勋在河南“积极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是“河南刮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郑州张永和被逮捕时罪名是“反邓”，所以，“批邓”运动一开始，要求释放张永和成了郑州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焦点。1976年3月21日，郑州市组织百辆汽车大游行，市委书记张俊卿被戴上高帽游街。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张俊卿，释放张永和”、“刘建勋不转弯，进不了八宝山”等口号。唐岐山被认定是这一事件的后台。所以，“揭批查”开始后，这些人就成了“四人帮”在河南的“帮派骨干”受到批斗、隔离审查，甚至刑事拘留。但他们被判刑处理，大都在刘建勋离开河南之后。例如，唐岐山判刑时间是1979年12月14日。

1977年8至10月，以刘建勋为首的河南省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十一大”精神，狠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当时称为“抓纲治国”)，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耿其昌和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俊峰的“错误与罪行”。耿其昌被定为河南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挂帅人物，赵俊峰定为急先锋。刘建勋在1977年10月24日大会讲话中说:“要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的革命气势，以当年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打仗、土改那样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可半途而废，决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同日，在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讲话中也说过同样的话。可见此讲法并非河南创造，很可能是来自北京的声音。

尽管刘建勋们对“揭批查”表示了这样大的决心，然而，随着华国峰“短暂春秋”的即将结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声愈来愈高，文革中唯一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并受到毛泽东表扬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很快被免去职务，并沦为“揭批查”的对象。

1978年10月，段君毅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依靠戴苏理和文革中被中央红头文件定为“走资派”重新复出担任省委书记的赵文甫主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加大了对刘建勋以及文革中“二七公社”派的清查力度。

1978年1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拥护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免去刘建勋在河南的一切职务、调离河南的决定。会上揭发批判了刘建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特别是揭出1976年3月，刘建勋在一次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面对面的攻击”一事，成为刘建勋“恶毒攻击邓副主席”的证据。有一份资料披露了刘建勋“当面批邓”的实情:3月27日晚10点，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河南问题。华国锋、纪登奎会前见了刘建勋。华对刘说:晚上邓参加，要按照主席批的口径批一下。(即毛主席打招呼会议上的三句话:翻“文革”的案，算“文革”的账，刮右倾翻案风)会上，由于“四人帮”在场，“气氛十分紧张，压力很大，刘建勋自己也记不清讲了些什么。会后，刘建勋已经站不起来，是用小车推出大会堂的”。刘建勋的这次“当面批邓”，虽然“迫于无奈”，事后也向中央做了诚恳地检讨，最终还是成为河南省被定为“揭批查”的“重灾区”，刘建勋以及数万干部和群众挨整的主要缘由之一。

彻底打击文革中的二七造反派，是河南省“揭批查”第二阶段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7·25”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1978年12月5日，河南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召开了“7·25”大假案平反大会)。二七公社和支持二七公社参加“三结合”的新老干部列为清查对象，而“7·25”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搞武斗者却被提拔重用，有的还掌握了清查工作的大权。全省范围内采取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搞到普通工作人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对于二七公社派，连“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为了搞派性清查，对于已经按中央指示搞过处理的党员宣布无效，规定69—71、73—76年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算作“双突”，予以清理，保留人数不需超过5%。目的是保1972年发展和提拔的一些保守派党员。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到1983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5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10万6千人(据了解，1978年12月中央组织部向全党发出《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作了统一的政策规定，全国共清除党员13万人，河南文革期间突击发展党员在全国占第10位，而清除数却占全国总数的81.54%);逮捕判刑1700人，“突击判刑”2400人。仅漯河地区(包括郾城、舞阳、临颖)有1805人被审查。其中说清解脱59人:取消党员资格1348人;免职296人;刑事处分44人;党纪处分115人(其中:开除党籍61人;留党察看20人;撤销职务18人:严重警告10人;警告6人);政纪处分的58人中，开除公职4人、开除留用19人、撤销职务22人、记大过10人、记过3人。一个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以反革命等罪名被抓的各级领导成员达41人之多。全省如果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被打击者达100万人(此数据来自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1997年8月1日《致李长春并省委的信》，信中说明这是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正式汇报的。)

在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也很多。甚至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把文革前追随吴芝圃大搞浮夸风、文革中被二七公社派群众批斗，并被中央文件定为“走资派”的赵文甫视为一贯正确，并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把文革中支持二七公社的干部统统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XX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9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的2025人(包括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刑事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由此可见，河南省“揭批查”中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00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1948年参加革命，1954年就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河南二七公社”被审查，1983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分，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档案关系退回了省委，省委组织部却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至今没有解决。这就是一个“免于处分”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还有一组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河南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10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1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2/3。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全省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分。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120多个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公社书记，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寥寥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县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先进事迹、“扒黄河大堤”而判刑十三年。明眼人一看都会明白，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一，张钦礼纵有天大本事。也策划不了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其二，焦裕禄的事迹在文革前由于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写的一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早已国人皆知，怎能是张钦礼编造的呢?(张钦礼被捕后，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被关闭了八年)其三，关于“扒”黄河大堤的“罪行”更是无稽之谈。那些由地方自行修建的、影响黄河汛期行洪的大堤内的生产堤是本应该扒掉的。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10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6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工资，没有任何待遇。老伴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极度困难。1998年初，老伴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看着她死在家里。这就是一位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的悲惨下场。

被洛阳市中法、省高法一、二审裁定的“河南省最大反革命集团案”，实际是经上级批准、部署的正常公务活动。但两级法院把参观汇报清华大学大字报，指控为“制造散布反革命谣言罪”;把开展正常民兵训练，指控为“搞反革命武装应变罪”，致使上千人受株连，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达百人以上。此案逮捕拘留50人，自杀身亡2人，自杀未遂致残1人。在一份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9]刑判字第82号)上，19名被判刑的名单中有县处级15人。其中:洛阳市委副书记兰伟权被判15年;洛阳市二轻局局长沈明理被判10年;洛阳市公安局副局长郝治新被判刑10年;洛阳拖拉机厂销售处党总支副书记海国旗被判刑10年。其他被判8年、7年、5年，这里不再列举。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型——“突击判刑”。1979年底，河南省委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后，其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他们掌握终审权，就把本应由高法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

“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3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3年多了。

河南“二七公社”的头头，“揭批查”中几乎都被判刑甚至重刑。1968年2月省革委成立时(以中央红头文件为依据)常委中，工人代表10人，被判刑7人。他们是:唐歧山(郑州铁路局)判无期徒刑、申茂功(郑州国棉六厂)判刑15年、杨锡渺(郑州13所)判刑10年、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判刑10年、申红玉(开封电厂)判刑10年(后改判为5年)、唐振芳(洛阳拖拉机厂)被判刑10年、张国劳(洛阳拖拉机厂)被判刑6年。未判刑的3人中，1人68年底亡故，1人受党纪政纪处分，1人为“河南造总”代表;省革委常委中一般干部代表2人，其中郜国荣(郑州黄委会)被判刑13年，另一“河南造总”代表未判刑;省委常委中红卫兵代表8人，被判刑6人(未判刑的2人中1人是“河南造总”代表)。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判3年缓3年、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判刑10年、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判刑10年、黄宗万(新乡师院)判刑10年;王传禹(郑大附中)判刑7年。特别是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1967年2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总理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参加汇报，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中，被判刑20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揭批查”运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省文革特点的分析是否准确，有待于讨论研究。

1998年12月初稿

2009年5月修改

附件一: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昨天，我和纪登奎、戴苏理等同志和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六位主席和同文化革命委员会意见有分歧的同学，谈了当前的运动情况，并看了一些大字报。现在谈一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一、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

二、他们从北京回校后，召开大会向同学们汇报北京文化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这不仅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

三、郑大有一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此，有的同学自动酝酿串联，建立了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成是非法的。

四、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从北京回来后，和赞成他们意见的同学，自动到校内校外进行宣传，互相学习，交流革命经验，是一种革命行动。当然，各校革命师生员工的主要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五、我在北京同党言川等几位同学谈过话，完全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并说我回去后，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放手发动群众，大闹文化革命。要动员省直机关群众，对省委和各单位的负责干部，展开彻底地揭发批判。我说过“炮打司令部”这句话。就是要充分发杨民主，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把领导机关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揪出来。

六、党言川同学就我知道的情况，他没有欺骗过我。他说我批准改选郑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我在场，党言川的话，同我说的虽略有出入，但不能说是欺骗。十五日大会上，我作了一点说明，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和改选，完全由革命师生员工自己讨论决定，我没有批准之权。

七、运动初期，省委曾经坚决反对和制止了王培育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现在，我再次郑重提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不准转移斗争目标。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革命同学之间的争论，随意就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一类的帽子，我是不赞成的。

八、前一段，一部分同学贴大学报，批评省委工作组和省委的缺点、错误，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代表省委欢迎你们批评，支持你们批评。

九、我建议，在当前的争论告一段落后，仍然回到辩论工作组和省委对郑大文化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以十六条为最高指示，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检查缺点、错误，团结一致，奋勇前进。

十、昨天，有些同学们问我，“造反有理”这句话对不对?革命，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一切反动派的反。我们要有这种革命的造反精神。

在革命的进程中，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我们郑大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是革命的、都是最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只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学习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字字句句照十六条办事。我相信，你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可以经过正当的充分的辩论，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我相信，郑大革命师生员工，一定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以上仅是我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以同意，可以批评，也可以反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革命师生员工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万岁!

刘建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名单

(原载《二七公社报》23、34期，1968年1月27日)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在郑州大学引起了很大反响，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晚上，中文系一年级李学生、王相海、席战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象样子的错误做法。接着，政治系七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夜，校党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组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情况。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态，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1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2不准进行串联活动;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战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见《郑大联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郑大联委劲松战斗队1967.7)。

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下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张凤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写了《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后因被同学发现，未遂。张凤芝在《绝命书》中说:今天早晨劳动后，我没有吃饭，直赴教室，我已决定走王相海的道路，我要向我父母、哥姐、全家老幼、生长的故乡、所有的亲人告别。敬爱的父母，您的最小女儿再也见不到您了。我年迈的母亲，您怎么能想到春节的一面，便是母女的最后一别。我的生身父母，你们不要为此过分伤心，但临死我要说明，您的孩子没有反党。我在您的身边长大，我永远不会忘记父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会忘记血泪斑斑的家史;不会忘记六岁那年二哥拿住我的手，指教我第一次写出“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我永远热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已抱定了沿父兄的革命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愿。但是，现实对我的压力使我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全班乌烟瘴气，听到的是辅导员×××的厉声训话，看到的是×××杀气腾腾的脸。偶然发现几个积极分子——×的信徒，窃窃私语，跟踪别人。还有一些“勇士”和“闯将”们，所谓头脑简单被人利用充当炮灰。王相海的死，我一直不明白，一个贫农的儿子，共产党员，团支书，刚刚离开部队走向郑大的一年级学生，怎能反党呢?我不怕死后给我和上反党的帽子，我也知道，这样的道路太惨了。我的亲人，敬爱的父母和同胞哥姐，我是被逼死的......。

6月18日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总支书记张××，又到“高干院”(即校领导住处)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就自动聚集到文科楼前(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王培育反击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

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赵文甫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学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三同学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长党若平甚至说过“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的话。在对邵维均等同学施压、批判的同时，还对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采取歧视、冷淡的态度。这种作法从一个班扩大到一个年级，使不少同学受到株连。(见党若平:《省委前驻郑大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1月8日)

6月21日，中文系决定全系声讨王培育，人已召集齐了，赵文甫不让开声讨大会，改成分班揭发、批判，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三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正、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名单，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酝酿之后提名通过。一直到8月4日，工作组还派人帮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着“参谋”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决定撤销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省委为王培育平反)、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河南日报》对此作了消息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一场针锋相对的夺权斗争》。报道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后，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同学的革命行动，中文系一年级2班李学生等14名学生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错误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刚刚燃烧起来，对校党委的问题才开始揭露，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惊慌万状，他们急急忙忙于布置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他们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像1957年那样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把革命的师生诬蔑为“右派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动，诬蔑为“向党委进攻”，对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的师生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批评校党委的学生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有四名团支部书记被撤了职......。在历数了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罪行”后，省委号召:郑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要一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务必将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彻底查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郑大部分师生认为，揪出王培育值得庆贺。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问题，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是“替自己开脱应负的责任”。

8月1—3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见《革命造反报》创刊号66.9.10，郑州大学革命造反报编委会)。信中以真挚的感情反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郑大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犯了严重错误。8月2日，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写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

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方复山、党言川等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并于当天晚上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上百人前来参加。刘建勋和其他省委领导也来到会场。会上，方复山、党言川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由于会议开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学敏、副主席郑毅涛要求主持会议，“联委”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所以，会议尚未结束，物理系教工即贴出巨幅标语:“我们决不承认非法的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物理、化学、外文三个系的教工还利用广播站，声讨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说是辩论会，实是声讨会。会上称联委的汇报会是“黑会”，说联委是非法组织，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校文革一位委员在发言中说:“他们打的不是一个工人，打的是全校师生，打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打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等口号。在指认所谓“打人凶手”时，有人就指认当时负责秩序的程天富同学，程说:“我打人了，打谁啦?”这本来是很明确的反驳话语，却被他们硬说成是“程天福已经承认打人了”。校文革的强词夺理也使大家认清了他的真面目。

接着，连续三天对“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使他们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多数同学不敢出面。但也有例外，物理系一年级学生李长杰年幼体弱，不惧多人围攻，按照十六条精神，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后来李长杰成为郑大联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几天也是个分化期，许多新的战斗队宣布成立或酝酿成立。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联委也由原来的38人发展到近百人。1966年8月21日，郑大联委正式宣告成立。主要负责人是方复山、党言川、唐伯绪(后改名唐一兵，青年教师)、任延庆等十三人。奇怪的是，尽管不把党言川放在第一位，但校文革还是称联委为党言川一伙。

第二次的辩论会，校文革没有沾到便宜。虽然校文革代表李月珍声称代表1148人，一人同时读了三份内容相同的发言稿，但还是处于下风。而联委只出一人，只念一份稿子，新成立的战斗队却几乎一律支持联委而抨击校文革。特别是物理系八一战斗队的王立兴，为论证联委合法性，把宪法条文搬了出来，有意思的是，30多年后，他真的取得了律师资格。

刘建勋的大字报遭到“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象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形左实右、左倾蛮干、大肆浮夸，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就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与“联委”相对立的“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成员主要是拥护“校文革”的人，负责人为职承平、叶先青。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披露出来，被“战斗师”抓住了“把柄”。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交给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并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以上这些言论使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遥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1966年9月15日，以理科为主体，与校文革有分歧的部分战斗队联合成立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马鸿勋、杨钦宝等。“造委”的成立扭转了“联委”的被动局面，使战斗师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造委一成立，就立即亮明支持联委的一切革命行动，批判党委、工作组和校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明确对《火急呼吁书》表态。对“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肯定它大方向正确的同时，又认为说法有些片面。如“造委”的一份大字报上这样写道:九月三日，“联委”发出一个《火急呼吁书》，呼吁全省革命群众行动起来，炮打省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呼吁书》是革命的，但有些说法有些片面。当时，校文革和红卫兵战斗师认为，这下可抓住斗“党言川一伙”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根本不看“联委”的大方向，抓住《呼吁书》中的枝节问题大做文章，又有重新掀起学生斗学生的趋势。

对于“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既然省委认为“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有错误，为什么还要“明支持”?显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联委”的斗争大方向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是正确的。

9月25日，“联委”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

19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造反队伍中又多了一个方面军，校文革、战斗师的日子更难过了。

时间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战斗师由杀气腾腾神气十足迅速滑向气息奄奄，他们突发奇想，在东门口搭起了一个小席棚，以示受迫害，没有办公室，企图骗取人们的同情。不想反而成了反动路线失败的见证物。更有好事者送了一幅对联:曲率半径点点相等，磨擦系数处处为零。横批:又圆又滑。战斗师把一切都归罪于刘建勋，决心到北京揪回刘建勋。1966年11月底，郑大战斗师冲击了中南海。这倒行逆施的行为更加加速了战斗师的灭亡。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月22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伟，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伟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地区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多数造反派认为不能打倒一切，明确提出保护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等革命领导干部。而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少数造反派和军区保持一致，认定刘建勋是“走资派”，郑大联委是新的保皇派，形成盛极一时的口号:“打倒刘建勋，气死党言川”，其后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即由此而来。1月25日，郑棉三厂两派发生纠纷，郑大联委和炮校155红色造反团前往支持，意见不一，发生冲突，这是地方院校和军队院校的第一次交锋。1月30日，省军区游行，到郑大东门时，呼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明显针对郑大联委，将其作为反动组织。郑大联委等组织派人赴京前往清华大学了解情况，陆续反馈消息:唐伟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是“冒牌驴”。后来，因为一件偶然事件，“冒牌驴”的帽子却又被戴在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头上(详见附件四)。

1967年2月7日，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当日，并夺了《河南日报》的出版权。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河南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河南省军区支持“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的“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伟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讲话并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1“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2“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数据、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3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数据、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4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战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湘、张松黎、李玉芳、李清云、李长杰、王志亭(原件中个别人名姓有错，这里作了更正)。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因及时逃离幸免。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左证。如:①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②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

(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

“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杜秀萍同学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在“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后来，杜秀萍等还应许多部队邀请，去宣讲河南二七公社的这段光荣斗争史，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和好评。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战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纵观郑州大学文革这段历史，以“联委”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始终坚持正确的斗争方向，把矛头对准河南省委内搞形左实右、大刮“五风”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的原省委领导人吴芝圃、赵文甫等，批评、支持、保护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等，这一革一保在河南文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文革时，党言川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初期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的围攻、压制，得到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后成为“郑大联委”负责人。1967年2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后，认定党言川是刘建勋的“保皇派”、“反动学生”。3月6日，省军区召开10万人大会，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会后，用飞机撒发《告全省人民书》等传单。3月9日，党言川被捕。由此，“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顺口溜。

在“河南造总”夺权主办的《郑州晚报》上(1967.3.12)登载有一首小诗，是3月6日在飞机上执行撒传单任务的一个战士写的。题目很美:“春光无限好”。诗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欢呼/奔腾的黄河在欢笑/与坐在机舱里的战士/有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思潮......//是什么使我如此激动?/是什么使我今天的热情这样高?/是这堆满机舱的传单啊/把我的心与革命左派的心紧紧相交//《告全省人民书》是大夺权的进军号/我们要彻底把资产阶级当权派斗臭斗倒/《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表达了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教导//......千万张传单飘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种/在革命左派的心窝里扎根长茂。”......毋庸置疑，在战士的心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左派”是光荣的，而承担“飞机撒传单”的任务更是神圣的。所以，诗中表现出来的真诚、自豪、激动、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战士的心是洁白无瑕的。至于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这位战士也不会真正明白。时隔4个月，河南省军区向中央作检查，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镇压了革命左派”，飞机撒传单显然是错了。后来，党言川担任了郑大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滑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再后来，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彻底否定后，党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阶下囚，撒传单这件事又成了万分正确。——就这样反反复复，构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

附件二:奇文共赏——《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文革中以长篇小说形式描写对立派组织的作品并不多见。在笔者的藏品中，有长篇小说连载——《郑大联委兴衰演义》第二回，油印，16开。虽然没有全本，作者、时间不详，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是对立组织所作。细读之，语言精炼、幽默，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对党言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笔者当时读到此文，一定会称其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历史，党言川已经作古，功过是非，历史自会有公论。试想当年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写出这样的文字实在不足为怪。

这里节选片断，写的是1966年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到北京告状和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同车回校后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刘建勋，“文大老爷”是指第二书记文敏生，副书记杨蔚屏冠以“黑货”，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冠以带引号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革”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话，这样丑化省委官员，那还了得!

《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第二回刘、文、杨应邀赴会党言川打人起家

话说车门开处，托地跳出一位青年来，颧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灿灿的深度近视镜，神奇的座在鼻梁之上。众人一见是党言川，怎禁得住一声喝彩道:“好齐整的一条闯将!”这时只见一位女士抢上前去，一面接过言川手中之书包，一面说道:“哎呀!你可回来啦，言川!”在众人喝彩声中，悄悄地从车中又钻出“文联”的哼哈二将:一位大眼，尖脸，姓方名复山，字号石波，外人讥为“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个儿，黑瘦子，姓刘名松盛者是也。问问知其底细者，无不啐道:“好个政治投机分子!”

欢迎仪式之后，早有一群人拥簇着往楼里而去。人声嚷闹，话不尽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说话间，一声喇叭响亮，众人回望阶下，只见那小卧车掉转车头，砰砰煽出一股黑烟，急匆匆告别“皇”亲而去。

见缝插针儿。如今且藉党言川在楼梯上讲演之际，说话人交代几句:这许多欢迎党言川的同学中，多数还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们不同意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错了党言川，受了欺骗!后来有人写诗叹曰:

不看衣着不看容，只看他心红不红;

交了好友同进步，碰上扒手害非轻!

且说中午宴罢，只见一个个往校门外机械厂去了。共是三十多条好汉。相见毕，党言川径自取了一块半截砖朝屁股下一塞，便宣布会议开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个午休时间，就把晚上要开的“赴京报告会”安排得停停当当:你贴海报，他送通知，并组织了大会主席团和保卫人员。党言川心怀鬼胎，私下对几个心腹说道:“咱不好好干，将来就被划成右派”，几个人听罢，叫将起来:“阿川你放心，凭咱十八般武艺，又有书记刘......”，党言川连忙打断:“不可声张!”于是几个人便小声说道:“又有刘书记......，管保弄个左派当当。”党言川闻言，顿时眉开眼笑，又叮咛一番，不在话下。

说话间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大操场人山人海，要听北京经验。......

这当儿，只见主席台北边一阵骚乱，闪过来四抹黑影。灯光下，只见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爷、“好同志”纪登奎和黑货杨蔚屏。凹面官人还致了词，说了些“大力支持”、“由群众解决”一类的吉利话。这话有甚厉害处?是你有所不知，这官家封过的敢字当头的小将，谁敢动他一下?切莫说他与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后话不提。

附件三:关于党言川的漫画

文革中漫画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群众组织广泛应用。

这组传单形式的漫画产生于1967年2月，4开，铅印，共9幅。传单名称:《彻底揭开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盖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传单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韶山》革命造反队。产生背景:河南省军区介入文革运动后，把省委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视为“走资派”，把郑大造反学生党言川视为“保皇派”。这组漫画就是以“刘、文、纪”和党言川之间的所谓“主仆关系”、“秘密勾当”为内容而绘制的。

对于漫画的内容，笔者不能苟同，但绘画水平却令人叫绝，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党言川，个个形象逼真，惟妙惟肖。从收藏角度来看，不失为精品。

附件四:“冒牌驴”绰号的由来

文革时，任延庆是郑州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联委”主要负责人之一。1967年1月，清华学生唐伟以“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写出《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郑州地区造反派在此问题上发生分歧。以“郑大联委”为首的多数造反派组织认为“清华驻郑联络站”不能代表清华井冈山，唐伟是“冒牌货”。1967年2月2日，郑大联委、造委得到第二天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要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的消息。为防止对方“夺权”，决定也去参加大会。2月3日一早，郑大造委的部分成员便赶到市体育场，从西北角门进入占领了主席台。随后，郑工造反队从南门进入，占领了南半部，看到主席台已被占，索性关上了大门。于是，郑大、河医、农院后来的同学被挡在了门外。恰在这时，任延庆带着清华井冈山的袖章来到(任延庆和来郑串联的清华井冈山鲁梦明同学关系甚好，平时就互换袖章佩戴)，把门的以为是唐伟一伙来到，便打开了大门，郑大、河医、农院的部分同学趁机涌进。见此情况，工学院造反队连忙去关闭大门。这时，任延庆说:让河医、农院的人进来。因为郑工和郑大过去一起战斗过，有人认出了任延庆，当场被扭送到军区，照了相。何运洪政委还亲自指示铅印传单数千份。会后，《活抓冒牌驴》的传单在郑州地区如雪片般大量散发。“冒牌驴，冒牌驴，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顺口溜广泛流传。从此，“冒牌驴”成了任延庆的代号。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对任延庆仍以“老冒”称之。

附件五:郑州大学文革小报报头选登

《革命造反报》特刊1967年11月1日上午，郑州大学召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刘建勋、王新、张树芝、纪登奎等出席大会并讲话。郑大革命委员会主任党言川在大会报告中，历数了郑大联委的战斗历程:66年同资反路线的斗争、67年遭受军区二月的压、三月的抓、四月的拉、五月的打、六月的杀，3月6日被军区宣布“非法”后，39人被捕坐牢，137人被非法登记......

《八年日记》自序

这本《日记》已经尘封十多年了。这是我一生中八年艰难岁月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当时取名为《心迹》。

世纪末的一天，在与好友的一次谈话中偶尔提到这本日记。引发了夫妇二人的兴趣，提出是否可以看看，我欣然同意——现实使我愈来愈认识到，该如何正视那段苦难岁月。他们读懂了我的日记，还为它流了泪。我也读懂了他们的眼泪——泪水中决非只有同情。我想，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情淡薄的今天，有人能为它流泪，就说明真情还在，正义还在，天理还在。我决定接受好友的建议把日记整理出来。于是，我坐在计算机前开始敲打这本日记。看到那一行行泪痕斑斑的文字，眼泪不由自主地从老花镜片下流淌出来，顺着脸颊滴洒在键盘上......二十年过去了，岁月把双鬓抹成了斑白，条条皱纹刻上额头，却不能抚平内心的伤痕。这伤痕决非仅仅是个人的。我所以再次经受感情的折磨，用不太灵活的手指，把旧时的磨难装进现代的计算机里，是希望后人能从中了解我们这代人的精神世界——理想、追求以及为之所奉献出的青春、真诚、热血甚至生命，从而激发他们为人民、为社会，去学习，去思考，去奋斗。即使有人仅仅只是为它流泪，我也会感到欣慰。因为泪腺不干涸的人，思想是不会枯竭的。《日记》所记述的艰难岁月始于1979年11月25日。

从这天起我的丈夫由一个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成了“罪犯”，而我自然也成了“犯属”。过去那热情、友好、信任的目光不见了，继而是冷漠、躲避和同情。更难忍受的是遭受不白之冤。他没有贪污受贿，没有渎职失职，没有道德败坏，没有违法乱纪，何罪之有?只因文革中当了造反派，硬是被扣上“打砸抢”的罪名。我像一下子掉进深渊，在痛苦中挣扎，绝望，想大声呼喊，又不敢叫出声来——红卫兵、天安门、大串联、革命造反、大字报、大辩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一切不都是毛主席支持的吗?......究竟是谁搞了“打砸抢”?造反派在同“走资派”的斗争中，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反党”、“反军”种种帽子，被关押、围攻、毒打，甚至牺牲生命!郑州大学操场曾经埋葬过的五十多座死难学生的坟墓就是历史的见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耳闻目睹了无数革命同志被扣上“打砸抢”、“三种人”等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批斗、逮捕、判刑、入狱所遭受的种种磨难后，我终于明白了毛泽东曾说过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含义。

1979年12月19日，丈夫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被判处徒刑十年，在洛阳市北郊邙山岭下的“洛阳钢球厂”服刑。当时我那撕心裂肺、五雷轰顶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作为同学、“战友”、妻子，我对他是了解的。文革中，他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没有组织过“打砸抢”，而是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他积极搞大联合，在全省第一个成立了由他担任主任的河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当时被誉为“春雷第一声”;毕业分配时他带头到农村去，坚持在生产队劳动三年多。特别是在担任荥阳县委副书记、广武公社第一书记期间，带领群众修公路、兴水利、学大寨、办工厂，做了不少好事、实事。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老百姓还没有忘记他。“揭批查”期间，20多人组成的项目组查了两年，也没有查出他离开学校后的12年间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试想，但凡有一条，也不会不写到判决书里的。

丈夫被判刑的第二天，我到县法院要了一份《判决书》。判决书把12年前“文革”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他主持的省委、省军区领导参加一次批斗“走资派”(中央红头文件点名)大会上，对被批斗者架“飞机”这一事件，扩大事实、编造情节作为“侵犯人身权利罪”的依据。而治罪者恰恰就是当年的被批斗者。首先应当承认，“架飞机”这一文革中司空见惯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但是，错与罪的界限不能混淆。我不禁要问:身为农民子弟的青年学生，和你们这些“大官”何冤何仇，为什么去侵犯你们的“公民权利”?你们在文革初期把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有的甚至被逼自杀，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文革后，被批斗者重新担任省委领导职务，并亲自主抓“揭批查”，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从他那满面春风、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实在很难和判决书中描述的“耳朵被揪烂，胳膊被扭残，肝病引起浮水，病危三次”联系起来。

面对丈夫坐牢的现实，终于，理智战胜了感情。我横下一条心，挑起生活的重担，堂堂正正地做人:孝敬老人、养育孩子，关心安慰囹圄中的亲人，更要战胜外界的鄙视、冷眼，做生活的强者。我决定拿起笔来，记下我逆境生活的点点滴滴。

从1979年11月25日丈夫被捕，到1987年8月8日出狱，7年8个月零14天。在这两千八百多个日子里，我肩挑重担，忍着痛苦，以勇气、毅力和信心，坚定地向前走着。工作的辛苦，家务的劳累，感情的折磨，生活的贫困，探监的奔波，小人的嘲讽，恶人的刁难都没有使我屈服。我积极工作，钻研业务，获得了省农业科技成果奖。1986年我和省科研单位一起创办了“荥阳微量元素肥料厂”;我赡养了老人，养育了孩子，安慰了囹圄中的亲人，信念坚定，始终如一，辛勤为立足之本，克己为难人倾情，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做人的尊严，赢得了同志们的尊敬。从35岁到43岁，岁月揉皱了面容，身心伤痕累累，而孩子们却长大了，长高了，上进了:大女儿以优异成绩免试升入重点高中;二女儿凭自己的努力考到重点初中;小儿子是小学校里的优等生。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使我们无比欣慰，成为我们苦难中的最大乐趣。这一切都可以从日记里找到踪迹。

《日记》记述了我艰难岁月的足迹，饱含了我的喜怒哀乐;《日记》是独白，是倾诉心声的地方。丈夫在狱中勤奋读书、苦练身体的举动是我写日记的动力。当思念亲人之情无法排解的时候，我曾在日记中写上维吾尔族诗人尼米依希的诗句:“相思的痛苦全凝聚为上空的乌云，一场风雨之后你将了解我的心情”;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在日记中发一通牢骚，以泄胸中愤懑;读一本书、一篇文章或看一场电影、一部戏曲，凡能引起共鸣之处，都会在日记上发几句感慨，摘抄一些警句;同命运者的境况以及发生的有关事件也记了下来，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悲惨遭遇以及与邪恶斗争的精神，这是众多因当年造反而今获罪者的境况缩影;朋友、同志的帮助更要记上一笔，它代表了亲情、友情、同志情。当然，记述得最多的还是去洛阳探监的情形:奔波的艰辛，冷遇的忍耐，分别的凄凉，内心的悲苦。如果“苦难是人生的老师”(巴尔扎克)“不幸是一所大学”(别林斯基)的话，日记就是我在这所苦难大学里完成的作业，也是以“人生”为题的答卷。

由于我们的种种努力，丈夫提前一年零四个月于1987年8月8日出狱，日记就此停笔。丈夫出狱后没有了工作单位，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待遇，特别是从思想观念上和社会格格不入，只好在我参办的微肥厂当临时工。在同学、同志、朋友的帮助下，靠自己的双手维持全家的生活。两个孩子相继考上了大学，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二女儿也到高等学府深造。如今，三个孩子都相继参加了工作。日记里的辛酸岁月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日记》封存至今已有十余个春秋。这十几年来，我俩在人生路上共同奋斗留下的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就是日记的续集。

但愿《日记》能成为后人窥视我们这代人精神世界的窗口。

2000年5月

附件:八年探监用过的火车票一瞥

《八年日记》后记

原《日记》简单、凌乱，许多事情遗漏、误记、交待模糊，让人不明不白。经过我的回忆、整理、访问当事人，特别是插入丈夫的狱中来信后，比较完整了，经过几次修改，终于完稿。《八年日记》是我个人逆境生活的纪录，同时也是“揭批查”这段历史的真实见证。何时能见天日?只有等待。

丈夫出狱、日记停笔后的情况，这里简要交待一下。

1993年，我因身体不适提前退休。我们参办的微肥厂早在91年就停办。狱中苦读马列、学毛着的丈夫，很难融入现实社会。他曾被聘去当过七个月的厂长，终因不能“向钱看”而辞职。户口上一直写着“待业”二字的他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没有一切基本生活待遇。物价成倍成倍地增长，孩子们的学费也与物价同步上升，高消费的呼声震耳欲聋，我们又有了紧迫感。我们试着做生意，一次次地失败了:没有后台，受不了大盖帽的敲诈;没有过多资金，赚得起赔不起;社会严重扭曲:要账的是孙子，欠账的成老爷;假货充斥市场，黄赌毒沉渣泛起;治安混乱，恶性案件频频见于报端;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贪官的层次越来越高，手段愈来愈卑劣;农民进城、工人下岗......面对这些，我们束手无策、忧心忡忡。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过起节衣缩食的隐居生活。然而，无事可做的滋味很不好受，我们又对跳舞、打麻将之类的消遣不屑一顾(在我从小看的电影中，打麻将的大都是国民党的姨太太之流。迂腐的我，至今观念转不过来)。这时候，社会上出现“毛泽东热”，红太阳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我们的心被震撼了。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时隐时现，记忆像无数小虫子爬上心头。毛泽东不就是为了杜绝这些丑恶现象才发动文革的吗?......可是，我们又能够作些什么呢?

从1993年起，我开始收集毛泽东的语录、诗词、著作、照片、形象品以及文革小报、传单、宣传画、资料等“文革文物。”我深信，文革给人类社会、历史带来的影响是久远的，无法估量的。我频频出现在郑州旧书市场上，像淘宝一样搜寻、购买文革“文物”。久而久之，收集文革文物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或的一部分。有付出就有收获。我的文革藏品数量大增，仅文革小报就有2500多种!我把摆放“文物”的书房冠名为《润之书屋》，1999年秋，著名军旅作家魏巍为书房题名。

目前，我正在计算机上整理文革专题数据，数据目录取名《文革之窗》。收集、整理、研究文革的过程，将成为我《日记》的续篇。

2000年8月

收藏文革文物 见证真实历史

——《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序言

1993年冬，我因身体不适等原因，提前退休。一天，在整理旧物时，从杂物室的角落里发现一个木箱子，掸去尘土，打开一看，原来是我存放二十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诗词、著作、红卫兵证件、袖章、日记、信件、资料，还有一个装满毛主席像章的精美小盒子。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像神奇的鼠标点击到保存在内心深处的存储文档一样，思绪一下子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1966年夏，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对毛泽东主席始终心存感激。当毛主席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时，我毅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像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经历了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批判、大联合;经历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斗私批修、接受再教育......。这些物品就是我火红青春的见证。后来，毛泽东去世，文革成了沉重的话题。许多亲历者沉寂在经济大潮中，文革物品或被烧毁，或被卖掉，或被遗忘在角落......。然而，文革这段经历在我心中的烙印实在太深太深，无论时隔多久，一旦触动它，内心就会久久不能平静。我很想为这段历史做点什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旧书市场闲逛，发现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摆放有毛主席语录、诗词、像章、宣传画，甚至还有文革小报、传单、书籍等文革物品。当我看到这些物品和古玩字画一样被收藏者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突然受到启发，情不自禁的加入到收藏文革文物的行列中。于是，无意中存放的这箱物品，就成了我最早的藏品。

十几年来，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每到星期六，我就带上挎包去郑州旧书市场“淘金”。每当看到旧书摊上摆放的那些红彤彤的文革物品时，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就这样，年复一年，义无反顾。初时，郑州市还没有“古玩城”，旧书市场先是在郑州大学“金水河”段河沿，后搬到西郊工人文化宫院内，另外还有桃源路、建设路等小书摊。无论搬到那里，无论书摊大小，都留有我的足迹。其中有艰辛，有乐趣，有遗憾、有满足，真是体验人生百味，品尝苦辣酸甜。有时看中一本语录或一份小报，因价格不合适没有成交，等下次再去时已成别人囊中之物，心里会后悔难过好几天。有一次，我们买了几份文革小报合订本后，发现兜里的钱所剩无几，只好先留下公交车费，余下的买了两个烧饼充饥。当品相完好、价格适中、心仪已久的“文物”终于成为自己的藏品时，那份愉悦，那份得意，那份满足，真是难以言表。除了逛旧书摊外，同志、朋友的馈赠也是我藏品的主要来源。有的同志搬家，我知道后，就去捡一捡“破烂”。久而久之，不少朋友知道我收集文革文物的事情，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或亲自送物上门。旧书摊位的“老板”跟我十分熟悉，有新东西就与我电话联系，我是召之即去。其实，卖旧书的人中，不少是收废品出身，他们在收废品的同时，把“文物”挑拣出来，攒到周六、周日到旧书市场摆摊卖。后来有的人也成了“收藏家”。他们十分看重套红文革小报和创刊号，价格比普通报纸高几倍甚至十几倍。而我看重的是小报的内容和史料价值。比如油印小报刊，资料性强，信息量大，也更原生态，价格又便宜，我就比较喜欢。有一次，文革中河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大批数据出现在旧书摊上，首批被我买了一编织袋，全是崭新的文革小报，全国各地都有，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可是，下周再去时，另外几麻袋被另一藏友买走。这个藏友是“票证”收藏家，他把自己需要的信封、邮票、彩色报刊等“精品”挑选后，打电话让我去吃“二馍”。于是，我和老伴就到他家购买我们需要的小报品种，同时他把油印小报、传单、数据无偿送给了我们。就这样，在炎热的夏天，我们多次去他家挑选购买“文物”。其实，更想得到的是馈赠部分。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几年来，我节衣缩食，把收集文革文物当成唯一乐趣，藏品颇为可观。我的收藏品种多而杂，足以办个“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馆”。现有文革小报3000余种，涉及面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有铅印、油印、誊印等。其中几种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几乎完整。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河南《二七公社报》、河南省委《井冈山》报等。还有的报纸比较珍贵。如一份《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登载有遇罗克的《出身论》，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我是偶尔在古玩城一个书摊上发现的。还有一份文革中聋哑人办的报纸——《革命聋人报》，比较少见，是最近才和别人交换而来的。在我的小报藏品中，油印品有500余种之多。油印品一般是由基层群众组织(战斗队)或较大组织受压时创办的，和铅印相比，印刷质量较差，视觉效果不好，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印刷方式本身已被淘汰，所以，这一品种仍很珍贵;藏品中有“红宝书”100多种。比较珍贵的有袖珍本的英、法、德、意大利、日、越南文、藏文、朝鲜文等;大小有16开、32开、64开、128开、256开;盲文版的《毛主席语录》，由于特殊文字特殊纸张，其大小为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大八开语录，由于发行量少，更是弥足珍贵;群众组织印制的语录更是品种繁多，如毛主席《论农业》、《论教育》、《论金融》、《论科学》、《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等;《毛主席诗词》也被我列入“红宝书”之列。文革中印制的《毛主席诗词》，集诗词、解释、手书、照片、诗词谱写的歌曲等为一书，大小一般为64开，也有少量128开，均配以红色塑料封面，十分精美;藏品中有一本手刻油印《毛主席诗词注释选编》，辑录了毛主席诗词的原著、手书、书信、原注、自注、注释、批注以及有关革命故事、题字、篆刻、地图、插图、尾花等，内容丰富、书写工整、手书逼真、插图精美，实为油印之精品;另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篆刻》是山西大学艺术系王绍尊同志1972年篆刻、山西省测绘局内部印刷的，它把毛主席37首诗词全部篆刻出来，创意新颖、构思独特，功底深厚，没有对毛主席的满腔热情和精湛的篆刻艺术功底是绝对创作不出来的;毛主席像章我没有刻意收集，但本人藏有千余枚，材质有铝制、竹制、塑料，大小不等，形状各异，也算一种景观;文革中的各种证件，如“红卫兵证”、“毕业证”、“平反证”、“工作证”、“会议代表证”、“上山下乡光荣证”、“持枪证”、“出入证”、“结婚证”等，时代印记直观、鲜明，其中本人当年的“红卫兵证”和“二七公社工作证”，几经沧桑，十分珍贵。藏品中的信封、信盏、邮票、粮票、布票，数量很少，仅能作为品种代表展示一下;文革老照片有两种，一种是新闻照片，有300余幅;另一种是个人存放的老照片，有笔者本人的，也有近年来朋友送的。照片中显现出来的文革时代人们的装束以及精神风貌，无遮无掩，真实可信;文革中的文艺作品，也是我比较看重的藏品。特别是样板戏，有剧本、剧照，还有部分唱片;美术作品有宣传画、漫画、文艺刊物等;老唱片有胶木和薄膜两种，内容有文革歌曲、毛主席语录歌、老三篇朗读片、配乐诗朗诵、相声，更多地是歌唱红太阳歌曲;歌本有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还有精美的手刻油印本，共计50余本;中小学课本也是我的收藏内容之一。特别是河南省小学一年级的《毛泽东思想课》，体现了那个时代重视思想教育的程度;在我的藏品中，数量较多的是文革资料，现已按地区、种类、单位、专题进行数字化整理，其中不乏一些对文革研究有价值的数据，这里不再赘述。

尽管我的收藏比较丰富，还称不上收藏家，充其量只是个收藏爱好者。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品收藏家中，虽然品种单一，如“像章”“、票证”、“门券”、“红宝书”“、连环画”、“宣传画”、“文革小报”等，但由于资金集中，精力集中，藏品数量多而且精美。而我由于年老体弱、家庭负担重、资金紧张等因素，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郑州地区，很少到全国其它地方去，也很少参加各地举办的“文革藏品交易会”，所以不仅精品较少，相对数量也不算多。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革小报目录》，其中有文革小报4000余种，显然比我收藏的小报数量多。就文革资料而言，既不能和官方图书馆相比，也不一定是个人收藏最多者。因为全国还有很多深藏不露者。在一份署名“沈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三一邮电红旗”的传单中这样写道:“八三一编辑部专门收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革命造反派出版的一切刊物，作为珍贵的革命文献保存和供我总司战士阅览，请您大力协助。1967年10月30日(盖章)”，由此可见，文革中就有人留意收集资料。

2001年7月，笔者购到一批署名“李怀通”的28本(8开)装订成册的文革资料，其中有:《红卫兵早期传单》、各个时期的《领导讲话》、《重要事记》、《战报集》以及由所在单位(河南省医药公司)文革中十几个群众组织(包括初期的战斗队)的成立宣言、宗旨、负责人、所办油印小报(共有13种之多)和该组织主要大字报为内容的集子，时间跨度是1966年6月至1969年。其中一份该单位的“群众组织演变示意图”，简直可以称为文革研究的“化石”。为了弄清这批“文物”的来龙去脉，笔者几经周折找到李怀通同志，如今他是一位古瓷器收藏家和藏书家。当问及这批资料为何流落市场时，他道出了实情。原来由于他有收藏意识，文革初期就着手收集传单、小报等资料，通过不间断的收集，最后终于整理装订成这28本集子。1969年底，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向各单位征集文革数据时他无偿捐献了出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30年后这批资料成为我的藏品。

收藏过程也是对文革的认识、思考、研究过程。二十多年来，对于“文革”这个话题，许多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文革亲历者没有话语权;“文革研究”也只能在弱小的自由度内，在“强势语言的解释下”蹒跚而行，出现了“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国外”的扭曲现象。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关心的只是钱——“一切向钱看”!普通老百姓为住房、为结婚生孩子、为养家糊口、为孩子上学，找门路当苦力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去挣钱;当官者为得到权、再把权变成钱、再用钱去升官去挥霍去享受去潇洒走一回也是忙碌不堪。贫穷者想享乐，铤而走险去“坑、蒙、拐、骗、偷”，有钱有权者腐化堕落去“吃、喝、嫖、赌、抽”，“五毒”、“十恶”充斥社会......。面对现实，人们不得不去从新思考文革。老百姓对屡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败现象开的处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样，放手发动群众”;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甚至遭受冤狱之苦、曾经对文革耿耿于怀的老同志也开始对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进行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接受“正史”教育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自发出现的文革研究者更是难能可贵。他们频频访问文革的当事人，因为每个当事者心中都会藏有一本“文革史”;他们脚踏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带着疑问听文革当事者讲故事: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为什么写“我的一张大字报”?老舍等知识分子究竟是谁整死的?武斗的罪魁祸首是谁?文革既然是“浩劫”，为什么国营企业迅速发展、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际地位空前高涨?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革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

文革不可能成为被封存的历史。许多亲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愈来愈深刻。经受过千灾万难磨砺的“革命造反派”中，仍有视信仰如生命，视金钱如粪土者，他们不会永远沉默。笔者从一份资料中看到，因“造反罪”被判处20年徒刑的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武汉“钢工总”二号服务员、湖北造船厂工人、共产党员)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竟然以两首《法庭吟》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这两首诗，折射出经过文革锻炼的一代工人坚信马列，面对坐牢、杀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光辉。尽管他已于90年代死于狱中，但他的精神一定会点燃沉默者心中的火种，去回顾，去思考，去疾呼，用自身经历给后代讲述文革的真实故事。这段历史终究会掸去尘土，洗掉污垢，还其本来面目。

文革开始距今已近四十年了。讨论、关注、研究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亲历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文革史”。一位作家曾经对文革研究说过这样的话:“首先必须对文革的过程和事件进行一种清理。文革像一头极其巨大的象，我们每个人都只摸到它的某个局部。”我想，假如每个文革亲历者都去触摸这头“大象”，那么局部就会变成全部。

历史无情，岁月有痕。“文物”是历史剥落的碎片，是时代的印痕。对于浩瀚历史来说，它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却是历史真实的见证。文革时代是极其崇尚信仰的时代，这个信仰就是毛泽东思想。“头可断，血可流，主席思想不可丢”就是当时的誓言;文革时代是火红的时代，“红心红书红旗红袖章红卫兵一红到底”就是当时的写照。《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一书，试图通过文物展示、图片说明、讲述文革故事，使后人得到比较直观、系统的印象，感受红色魅力，从而启发他们去关注、分析、正视共和国的十年文革历史。而对于文革亲历者，则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他们沉睡的记忆，去回忆、思考自己的经历，为文革研究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2006年元旦

往事漫忆

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文革开始时，我是河南农学院大三学生。1966年5月，我们在省著名土壤专家刘大同教授带领下在郑州花园口搞“稻改”实习。所谓“稻改”就是引黄河水淤灌后把盐碱地改水田种稻子的工程。现在闻名全国的“郑州大米”就是“稻改”的成果。

6月中旬，我们接到回校参加文革运动的通知。回校后，首先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专栏，内容大都是针对教授、讲师的。他们一个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三家村”、“历史反革命”等帽子，进行批判。当时，学生对老师的个人情况知之甚少，“历史问题”大都是由干部或教师揭发出来的，有不少公布的是档案材料。学生只是写一些声援标语和批判文章。在这种情况下，院、系领导给我们进行“补课”，动员我们向反动学术权威猛烈开火。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院党委就代表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所以，我是跟着院系领导的指挥棒，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8月，我耳闻目睹了一些学生由于受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影响向院系领导及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小右派”、“小反革命”、“小三家村”遭受围攻、专栏批判、公布档案甚至被逼自杀的悲惨景象，对我触动很大。1966年6月21日，我校畜牧系发生了学生公开反抗工作组的“6·21事件”:之前，工作组为了整学生的材料，曾私扣私拆学生信件，引起少数学生的义愤。21日，少数学生针对此事自发组织了声讨大会，工作组阻挠未成，就把声讨会说成“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事件”，在全院开展对少数学生的批判斗争。批判学生的大专栏在校园内抬来抬去。“6·21”大会的参加者，或被围攻、斗争，或被谈话、威胁，工作组多次搞“生活会”，强迫学生检查、过关。“6·21”大会主持人王德亮同学惨遭围攻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未遂);有一同学因受到威逼、恐吓，“精神分裂”住进医院;还有一个同学因不承认“6·21”是“反革命事件”，不承认“受到蒙蔽”，遭到极大压力，以至神经失常，半夜大哭大叫。这些情况让我对校领导的信任产生了动摇。后来，我又听到郑州大学有一个团支部书记因给校党委贴大字报被逼跳楼自杀身亡的消息。于是，正义感、同情心、革命热情一股脑儿被调动起来，贴出了声援受压学生的大字报，毅然参加到同“走资派”斗争的行列。——就这样，我开始“造反”了。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支持少数派，并指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之工作组开始撤出学校。但工作组的衍生组织“主席团”(有的学校叫“文革会”)在少数领导的支持下继续整造反派，执行没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学校的赴京学生代表几乎都是从保守派“主席团”中选派去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主席团”把红卫兵袖章发给保院系党委和工作组有功的人，成立了“官办”红卫兵——“抗大”战斗队。而各系少数派也纷纷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由于院党委不给经费，只好自己掏钱买布做了红卫兵袖章。农学院的两派群众组织由此产生。

从1966年8月至9月，少数派通过学习《十六条》，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强烈要求院党委、工作组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等。而官办红卫兵却把“黑材料”视为秋后算账“抓右派”的“证据”，藏匿于机要室。双方就此展开辩论和斗争。在这一时期，我们把“四大”这一民主武器运用得淋漓尽致。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身挎小喇叭在校园里彻夜不眠大辩论的情景。那时候，每个人都有参加辩论的权利和退出辩论的自由。为了避免双方以遭围攻为借口互相攻击，我们在围成圈辩论时留个缺口，以示随时都可以退出辩论。我们学校的造反派队伍就是在大辩论中成长壮大成为多数派的。

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文革初期当权派把提意见的少数群众打成“反革命”，导致“革”与“保”两派组织的产生，以至后来“势不两立”，“文斗”变成了“武斗”。毛泽东认为，凡是武斗严重的地方，原因有三条:一是有走资派操纵、教唆;二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他们利用造反派的缺点、错误搞阴谋活动;三是群众组织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争核心、争席位和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显然，毛泽东是在总结全国范围内发生在文革各个阶段的武斗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例如:1967年2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在不少地方支持一派，镇压另一派，有些地方甚至挑动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引起大规模武斗。革委会成立前后造反派组织闹分裂、争席位引发武斗，等等。对于文革中的武斗，毛泽东采取一反对，二不怕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哪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事情就好办了。文革中笔者曾亲身经历过一次武斗，对毛泽东关于武斗的论断深有体会。

1967年春天，河南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军区的介入变得十分严峻、复杂。在“一月夺权”风暴中成立起来的河南省最大造反派组织“河南二七公社”遭到军区的残酷镇压。后来，毛主席指示要求河南双方(包括军区认为是“反革命”的一方)到北京汇报，解决问题。省军区为了压垮二七公社，使其不能赴京参加汇报，从67年3月至7月，公然逮捕二七派的头头、软禁支持二七派的领导干部，强迫二七派的基层组织解散、请罪，还支持“公安公社”(公检法组织)、“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致使二七派死伤惨重。其中焚烧国棉六厂大楼的“5·30”流血事件最为惨烈。在这一武斗事件中，“十大总部”、“公安公社”调动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围攻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二七公社骨干组织)所在大楼。先是断水断电，然后动用消防车、推土机、吊车撞楼、推楼、泼汽油放火烧楼，最后用棍棒、石头、铁钩等殴打守楼的二七派工人，致使5人死亡，30多人受重伤，200多人被送到农村劳改。据一份参加武斗的部分车辆调查资料披露:此次参加武斗的车辆中，省委指挥汽车2辆(长卡斯69型，车号19-0008、卡斯51型，车号19-01387)，车上装有手摇警报器、铁棍、石头，曾5次拉响指挥进攻警报;小轿车4辆(黑色轿车，车号19-00432、波兰轿车3辆，(车号分别为19-01203、19-01382、19-00371);军车3辆(中吉普戊3-13-18、戊3-10-17;轿车戊3-10-01)、公安车1辆(车号19-40007)、消防车3辆、5吨起重机1辆、10吨吊车1辆、推土机2辆、解放牌汽车3辆、卡车4辆(拉绳子用)、救护车3辆。从武斗动用车辆情况上看，没有当权派的支持，这些小轿车、军车、公安车是不可能动用的。

“5·30”武斗流血事件教育了群众，北京和全国革命派声援河南二七公社的声音不断传来。6月，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河南省赴京汇报会传来“大局已定，二七必胜”的大好消息!二七派倍受鼓舞，决心坚持最后斗争，迎接胜利曙光的到来。当时，我所在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豫农红总”，在经历了解散、请罪、抄家等种种白色恐怖后，组织已经恢复，并被誉为“二七公社的解放区”。当时的我，常常为自己是“坚强的二七战士”而自豪。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我再次到平顶山特区串联，传播北京消息，鼓动二七造反派尽快恢复建立组织。在这里亲身经历了一次类似郑州“5·30”的武斗事件。

平顶山是五十年代兴起的中国煤炭基地，煤种多，质量好，是发展钢铁、电力的优质燃料，六十年代曾被定为特区。由于平顶山距我的家乡鲁山较近，再加上我的哥哥在此工作，所以四、五月份我就去那里串联过，对平顶山的文革情况有初步的了解。1967年2月，平顶山驻军和武装部介入地方文革后，勒令解散了平顶山高中“东方红”、特委机关“新筹委”、选煤院“文革会”、文工队“红艺兵”四个造反派组织。接着，以“公安公社”为首的保守势力对造反派进行镇压。4月份我来到平顶山时，造反派仍处于受压状态，不敢公开活动。由于武装部、驻军和“公安公社”对二七公社的丑化宣传，给“二七公社”扣上“反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帽子，还颠倒黑白地把郑州的武斗说成是二七公社所为，所以，大街上经常出现围攻、殴打二七观点学生的现象。后来听说郊区有一个庙后村，“二七”观点的人占多数，我和同时在平顶山串联的郑州大学李松胜等同学一起到庙后生产大队，成立了农村二七造反派组织——“劲松”战斗队。白天，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商量事情，晚上，怕为防止邻村保守派的“袭击”，大队部派民兵在我们的驻地站岗、放哨。就这样，我们以庙后村为落脚点，到市内的学校、工矿串联，了解情况。有时找不到“自己人”，连饭都吃不上，经常饿着肚子跑来跑去。后来，我认识了平高东方红的王海龙、马德昆以及工矿企业的胡金山、徐明德等人。4月中旬，在首都红代会赴平串联学生和解放军赴豫调查团的支持下，煤校“中南海革命造反总部”和高中“东方红”提出了“坚决踏平公安公社”的口号，公开进行抗争。

第二次到平顶山是在1967年6月初。住在煤校“中南海”所在的教学楼上。这时候，“平顶山二七指挥部”已经成立，总部就设在这所楼上。6月10日，跨单位保守组织“平煤总”成立后就和“公安公社”一起，不断制造借口，挑起事端，企图压垮“二七指挥部”。煤校“中南海”一号服务员叫李养玮，采煤专业学生。他信念坚定、性格率直、激情澎湃，我们很快熟悉并成了同志、战友。我们和王海龙、胡金山、徐明德、项雨田等人多次在煤校分析形势，商议成立“平顶山二七分社”的有关事宜。

6月26日清晨五点多，楼房里忽然一片漆黑，楼下面闹闹嚷嚷，楼上住的同学从梦中惊醒，大家意识到这是有人故意断电。接着，听到校门口汽车声、口号声响成一片:“谁反对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中南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坚决镇压反革命!”......从窗口向下看，黑压压一片人群把教学楼包围。大约6点钟，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从小轿车、吉普车上下来的人一面指挥着人群，一面仰起头向楼上喊话:“受蒙蔽的同学快下来，反对解放军没有好下场!”......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来“围剿”二七造反派了!事情紧急，不容思考。大家自觉地集中到合班大教室里，从窗户向外喊口号:“要文斗，不用武斗!”、“坚决维护中央《六·六》通令!”、“坚决揪出挑动工人斗学生的罪魁祸首!”......双方就这样对峙着。大概上午10点钟左右，我看到了远处开来的消防车、推土机和吊车，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郑州“5·30”事件会在这里重演吗?果然，中午时分，大吊车撞倒校门，冲进院内，消防车也接踵而来。教学楼的顶部发出阵阵轰鸣，走廊的门窗、墙壁震得嘎嘎作响，水泥碎块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我们从四楼被赶到三楼、二楼、一楼大厅。这时，消防车开过来，用高压水龙头向我们身上猛浇，面对强大的水柱，我们手挽着手，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的口号，含泪高唱:“抬头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衣服湿透了，密集的石块劈头盖脑打来。接着，头戴安全帽手持棍棒的工人冲进大厅，一边驱打我们，一边说:“谁叫你们反对解放军?!”同学们被石块、棍棒打伤，鲜血淋淋，不得不抱头向楼外冲。就在这时，不知谁在我的头上戴了个安全帽(可能是煤校的同学，他们下矿井实习用的)，棍棒打在安全帽上，又从安全帽落在我的肩上，约摸挨了十几棍才冲到大门口。这时候，大门口停放着几辆军车，受伤的人都被解放军战士拉到汽车上，然后送到一个驻地，包扎、治疗。记得和我同住一室的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矿务局中学初中学生，伤势比较重，头部缝了6针，我只是右肩软组织损伤。当时我是个很不起眼的“丑小鸭”，根本不像个大学生，假如他们知道我是郑州来串联的大学生，可能就更惨了。

后来得知，给我们治疗、养伤的驻地是解放军炮兵二师(8221部队)独立51团团部。我们在炮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和团政委于光生也熟悉了。炮二师师部设在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确山县，是河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驻军之一。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炮二师师长蔡铎担任平顶山军管会主任职务;1968年2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师政委李中顺担任了省革委常委;副政委宋宝芝担任平顶山市革委会主任。

平顶山“6·26”事件，完全是郑州“5·30”事件的翻版。据资料披露，早在6月中旬前后，“平煤总”、“公安公社”就先后4次到郑州学习“武斗经验”，并邀请郑州国棉六厂同观点组织宣讲“攻楼战术”，同时就如何攻下“中南海”大楼，提出几种方案。6月20日以后，“平煤总”总指挥通过矿务局各单位当权派调动汽车，准备吊车配件。6月23日，煤校和“中南海”对立的“延安兵团”先将办公楼前的围墙推到，准备为攻楼打开方便之门，然后撤离学校......。

多行不义必自毙。“6·26”武斗事件之后，平顶山周围县市的人民群众，全区男女老幼来到武斗现场，看到墙倒顶塌、门窗被砸、书册狼藉、击痕处处、血衣件件，教学仪器散落在地，无不义愤填膺!“二七公社打砸抢”的论调不攻自破。平顶山地区文革形势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许多干部、工人、群众对二七派学生由同情变成了公开支持，有的还毅然参加了本单位二七派组织。

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指出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967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顶山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在《关于所犯错误的检查》中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平顶山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对不起平顶山十八万人民。2月份我们介入平顶山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赶上‘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以及平顶山相同观点的组织，激烈反对河南省军区2月3日的《严正声明》，坚决抵制军区错误路线。当时我们在省军区方向路线影响下，错误地认为反对军区声明，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全盘否定了大方向正确的一月份的革命造反派夺权，进行武装游行，十辆宣传车上街，大造舆论，向革命造反派示威，抓了‘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王殿方同志等人，压制和打击了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支持了‘公安公社’等一些保守组织。3月7日，在河南军区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之后，我们也跟着错误地擅自宣布平顶山高中‘东方红’、特委机关‘新筹委’、选煤院‘文革会’、文工队‘红艺兵’等4个造反派组织是受‘郑大联委’领导和他们的外围组织，勒令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解散组织，并到支左办公室登记，甚至迫使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所谓检查、揭发，而且灌制录音在全区各地播放。我们的这一严重错误，在全区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不少相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受到压制，甚至被挤散压垮，从组织上、政治上严重地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

平顶山支左部队马政委1967年8月31日晚在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宣读了《检查》之后，讲到“6·26”事件时说:“6·26”事件值得我们深思，40吨大吊车上大吊杆是前几天就换上的，不是临时发生的，武斗双方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无罪，背后操纵者终有一天会搞清的。

碰巧的是，30年后，我在收集文革资料时发现一份《平顶山6·26事件调查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载了“6·26”事件中参加指挥的“当权派”单位、名字以及出动汽车种类、车牌号码以及受伤人名单、伤势情况等。据《调查报告》记载:这次武斗共出动车辆51部，其中有小轿车、吉普车、卡车、消防车、大型吊车;指挥和带领本单位人员参加武斗的有:公安局副局长、矿务局副局长、处长、保卫科长、矿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正副厂长、办公室主任等各级当权派有名有姓多达92人。参加武斗人员多达2万人。《调查报告》还附有被打伤住在炮团的149人名单及伤势情况(没有包括8221部队医院和郊区医院以及轻伤没有住院者。)名单上大部分是煤校“中南海”的同学，也有高、初中学生和少数工人、干部。笔者的名字也在其内(见图)。

究竟谁是武斗的罪魁祸首?谁搞“打砸抢”?我所亲历的“6·26”事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中，却把武斗的帽子统统扣到造反派头上。“6·26”事件的受害者成了“打砸抢”分子被革职、判刑。煤校“中南海”头头李养玮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

“6·26”那天，李养玮在混乱中带伤逃了出去，到郑州向“二七公社”汇报情况。李养玮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爷爷李子培是很负盛名的书法家，精于小楷，长于大楷，妙于行草，尤其擅长魏碑，是开封书坛“魏碑三家”之一，60年代应晋宝斋之邀在北京举办个人书法展，曾轰动一时。1964年受文化部之托到郑州为焦裕禄展览书写展板。1966年冬，李养玮大串联回家时，73岁的爷爷在病中为“历京粤沪汉进行串联的养玮孙”题写《打退牛鬼蛇神胜利凯旋》的条幅。这刚健沉雄的题字，怎能不激励李养玮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呢?文革中李养玮曾担任平顶山市红代会主任、市革命委员会委员职务。1968年毕业离校后当了煤矿工人。后来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因素，没有被提拔重用。“揭批查”中，以文革“打砸抢”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存条件，只好靠妻子儿女生活。妻儿下岗后，已经年近花甲的李养玮却又“上岗”——到煤矿当老“打工仔”挖煤去了!

这正像老百姓说的:武斗者升官，挨打者坐监;造反一阵子，挨整一辈子。

纪登奎被“抢”记

文化革命中，纪登奎曾被二七公社“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造反派组织从软禁中“抢”出来，偷送到北京。以下是这段“传奇”的背景和始末。

1966年8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对此，时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纪登奎持积极态度。9月初，刘建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文敏生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纪登奎分工负责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到66年底，河南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取得绝对优势。其间，纪登奎态度明朗，做了不少工作，造反派亲切地称他为“老纪同志”。67年1月夺权时，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明确表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决顶住。”可是，省军区的介入，破坏了这种局面: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造反派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打倒刘、文、纪”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省委工作基本瘫痪，文敏生称病住进医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挨批斗，被扭住胳膊“架飞机”成了纪登奎的家常便饭。

1967年5月，河南双方代表在北京汇报期间，周总理多次要求支持二七公社的领导干部代表来京参加。可是，在军区的控制下，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有的被逮捕(如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有的被软禁(如纪登奎等)，而大多数则迫于军区压力不敢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简称“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等十分焦急。恰在这时，《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革命干部》发表了。通过学习，他们认识到:对于“走资派”要敢于造反;对于革命领导干部，要敢于保护。于是，一个筹划“抢”革命领导干部的行动开始了。

1967年5月15日，得知省委副秘书长张耀东在省委大门口看大字报的消息，范念民亲自带上十几个人和一辆卡车朝省委奔去。到了那里，汽车停在一旁，范下车后装作看大字报的样子和张耀东站在一起，悄悄地对张说:“到我们学校看看我们的大字报吧?”张说:“可不敢，我出门登了记，有人管着我哩!”这时候，范看商量不通，就示意车上的学生实行另一套方案。这时候，只见有两个学生突然跑上前去抱住张耀东，把他推到汽车驾驶室里，张耀东喊道:“农学院抢人了!”汽车呜地一声开走了，张耀东的喊声被淹没了......。张耀东到农学院后受到很好的接待，负责看管他的学生反复向他宣传毛主席的指示、北京汇报的情况以及郑州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真相。本来就跟着刘建勋一起支持过造反派的张耀东，两天后发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我的声明》。

“抢”张耀东的成功，使范念民等对早已酝酿好的“抢”纪登奎计划更加有了信心。1967年5月17日大约11点，郑州大学附中的一位同学气喘吁吁地跑到到农学院对范念民说:纪登奎被批斗后，刚刚被送到省委北院西一字楼，因为大会还没有结束，现在也没有人看管......。郑大附中离农学院很近，这些“红旗”小将们经常到农学院串联，他们中多是省委干部子女，对省委大院和省委领导比较熟悉，所以范向他们布置了“任务”:打听到纪登奎的情况，及时通报。范念民听到这一情况，感到机会难得，时间紧迫，倘若去迟，“十大总部”散会返回，或“省委造总”警卫看守人员赶到，事情就难办了。事不宜迟，范念民迅速通知人员、准备汽车。郑大附中红旗的几个学生也赶到了。根据这一同学的描述，范念民简单画了草图，商量了方案，就出发了。

汽车到省委北院的北门附近，按约定提前灭火，悄悄停在西一字楼后边墙根，很不显眼。车上几十名同学按预定分成三组:第一组占领传达室，控制电话;第二组留守汽车，等待接应老纪;第三组下车后直奔西一字楼纪登奎住处。

西一字楼坐北朝南，北边靠马路。按照方案纪登奎下楼后从临街的厕所窗户上跳墙出来，可是实地一看，厕所的窗户上有钢筋，人根本出不来，有同学看到楼东边后墙上靠着一辆架子车，正好是一木梯子。真是老天配合。这时，几个人已经把纪登奎从楼上抬了下来。老纪很配合，疾步走到梯子旁边，几个学生从“梯子”上把他推过墙去，墙外车上几个同学顺势接住，顷刻间，汽车隆隆两声，箭也似地飞去。从进去到出来，总共不超过十分钟。

接着，范念民和20几名同学分成几股，步行回校。走到省委党校门口，看到从后面追来的吉普车上跳下来几个手拿木棍的青壮年，范喊了声:“分散，快跑!”，大家才没有被抓住。后来，听说5个附中学生被“省委造总”拉走，痛打一顿后送到农村管制劳动。

事后，到楼上“抢”老纪的同学说，刚刚坐罢“喷气式飞机”的老纪，看见学生来，以为又是来斗他，习惯地从枕头下取眼镜和笔记本，忽然一侧身，认出了是农学院的几个同学，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学生忙说:“别怕，我们接你去农学院，你去不去?”老纪果断地说:“走!”时间紧急，不容多说，抬起老纪就往楼下跑......。

纪登奎被秘密安排到农学院一号楼三楼一间屋子里，和张耀东一墙之隔，但彼此没有见面。同学们给纪登奎送吃送喝的同时，还送去很多材料，如:北京消息、各地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等。纪登奎迫不及待地认真阅看材料。

纪登奎被“抢”一事很快被“省委造总”发现。他们立刻组织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在农学院周围高喊:“愤怒声讨二七公社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出纪登奎，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二七公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口号。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更是恐慌，不知道二七公社还会“抢”谁，急忙把其他领导干部转移到豫西山区“保护起来”。后来，周总理点名何运洪把王廷栋(省委副秘书长)、张钦礼(兰考县委书记)送到北京时，王是从卢氏县出发，张是从看守所出来的。

纪登奎被“抢”到农学院的当天晚上，郑州火车站被封锁，主要道路设置拦截障碍，新乡、安阳等地还设有“检查站”。护送老纪上北京的任务更艰巨、更危险。农学院红卫兵总部加紧部署护送老纪去北京的计划。

5月17日晚上，纪登奎装扮成铁路工人模样乘坐拉煤的火车，被几个同学护送到北京(详见附件)。接着，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同学“抢”出来护送到北京。本来是周总理指示要纪登奎等去北京参加汇报的，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却用这种方式到了北京。

据当事者回忆，纪登奎到北京后，先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住在一间教室里，没有床铺，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为安全起见，两天后，又被转到北京医科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由开封师院“八·二四”学生黄泽生等负责饮食起居，准备汇报材料，并和刘建勋取得联系。几天后，纪登奎被刘建勋派车接到西苑旅社，参加了河南三方汇报。

纪登奎被送到北京和张耀东声明支持二七的消息像一股春风，吹遍了郑州，吹醒了河南。许多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后来迫于军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态支持二七公社的领导干部，开始活跃起来，纷纷“亮相”支持二七。

67年7月，北京三方会谈结束，中央表态:河南省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河南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8月，刘建勋、纪登奎回到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命委员会。68年2月，省革委成立，刘建勋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纪登奎等担任副主任。

有关纪登奎被“抢”到农学院后的情况以及被送走的经过，请参看附件:1967年8月27日《新农院》报上连载的《纪登奎脱险记(四)——闯关破险赴京城》一文。

注:纪登奎，山西武乡人。文革前曾任河南省许昌、商丘地委书记、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67年8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路过郑州时，在专列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纪登奎。毛主席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听说你被‘架飞机’100多次?”纪登奎回答:“大有好处!”毛泽东比纪登奎大整整30岁，为什么称他为“老朋友”呢?原来，解放初期纪登奎任许昌任地委书记时，曾单独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后来主席几乎每次到河南，都要把他找来，听汇报，问情况。截止到文革前，有十三次之多。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能有这样的机遇，足见毛主席对他的赏识和器重。毛泽东对纪登奎“大有好处”的回答十分满意。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批斗会“架飞机”的错误做法认可，而是领导干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文革中，许多老干部对毛主席为了“防修反修”而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对自己受到冲击耿耿于怀，甚至成为运动的阻力。而纪登奎却把被批斗看成群众运动对自己的锻炼和考验。所以，“九大”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指定纪登奎代表“革命干部”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十大”“、十一大”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毛主席去世后，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8年7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附件:纪登奎脱险记(四)——闯关破险赴京城

北斗星

汽车载着胜利的凯歌回到农学院。

老纪一下车就被广大二七战士围了起来，伸过来一双双温暖的手，迎来了一张张亲切的笑脸，大家问长问短，热情万分，那老纪更是激动，他只是紧紧地和同志们握手，感动的话都说不上来，一串串豆大的热泪夺眶而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革命使我们成为战友，革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同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我们虽然读了千遍，但从没有像今天感到这样亲切。

这样亲切的情景，和两小时前老纪在市体育场坐“喷气式”飞机时对比起来是何等不同啊!真是几步之差，却是另一个新天地。

老纪上了二七大楼以后，第一句话就说:“遗憾的是我的材料没有带来!”。大家问老纪需要什么，老纪说:“我被监禁斗争几个月，外边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最需要听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看一看中央有哪些新的指示。”在这最紧张的时候，老纪想到的是毛主席、党中央，想到的是对敌斗争。总部把“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有关安徽问题的五项指示、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重要文件马上给了老纪，老纪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

下午，大家根据形势的分析和斗争的需要，决定马上送老纪去北京，参加北京“三方汇报”会，并且决定当天晚上就走。

消息传出后，红总战士的心情都紧张起来。铁路已被军区何运洪控制，交通要道也已经被封锁，农学院也处在层层包围之中，闯关破险赴京城真是危险啊!大家无不为今天的行动担心忧虑。

夜，降临了。农学院的灯光依然辉煌。大家都在关注着农学院二七大楼的行动。都在猜测着红总作战部的巧妙安排。

晚上十点中，农学院的所有路灯突然熄灭了。顿时院内一片黑暗。这时二七大楼上的高音喇叭喊了起来:“电工李师傅，请赶快修理路灯!”

伴随着电灯的熄灭，从二七大楼前开过来两辆满载着人的卡车，紧接着，汽车鸣着喇叭开出了农学院，一辆朝北，一辆朝南，箭也似的飞去。大家想着，汽车速度快，又有人包围，冲破包围圈还比较容易。大家为老纪安全担忧的紧张心情有点缓和。不料想汽车走后，又从二七大楼过来了三十辆自行车，那自行车十辆一组，一前、一中、一后，各自相隔二三十米，相继出了农学院。自行车的出动，使大家又议论起来:老纪到底是怎么走的?

半小时以后，两辆汽车分别返回学校，车上还是满载着人。大家就肯定老纪肯定是骑自行车走的。

再说三十两自行车从农学院出发后，沿小道驶向郑州机务北段，前十辆车是前卫组，后十辆车是后卫组，老纪坐在中间一组“红总”作战部负责同学车子的后坐上。他头戴鸭舌帽，身穿工作服，已是一个工人的打扮。当快接近机务北段的时候，前卫组打铃报警，大家抬头前望，有一队汽车直冲过来，“马上隐蔽，准备战斗!”一声令下，大家隐蔽在附近麦地。只见满载着手持长矛人的三辆卡车飞驰而过。

前卫组走到车站，到了约定地点却找不到联络人，我方联络人在焦急的等待。突然，从侧面过来一队手持凶器的警卫队“:干什么?是不是想扒车?什么观点?”“过路的，自行车坏了，修修车。”联络员作了机警答复。过了片刻，联络员来了，迅速把老纪和几个护送老纪的负责人带到机务北段“八一革联”，研究赴京的具体事项。

不一会，“八一革联”的负责同志出来了，老纪跟在后边。只见老纪左手提灯右手拿锤，成了一副铁路工人模样。大家分别爬上已挂上车头的列车，几分钟后，一声汽笛长鸣划破了夜空，列车拖着浓浓的长烟，向着北京方向奔驰而去。

五月的夜还有些寒意，列车上的风还有些刺骨，坐在敞车上的同志们却感到无限温暖。大家知道，每走一秒钟都要和毛主席近一步，车轮转一圈都与胜利更近一分。大家望着明亮的北斗星，内心激起了对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无限怀念的波涛。“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二七战士想念您!”......几十名战士的心啊，早已飞向毛主席身边。

列车接近安阳车站，机务北段“八一”革联跟随的工人同志向大家发出命令:“安阳快到了。安阳是一个控制严密的检查站，大家要提高警惕!”同志们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大家清楚地知道，多少首都红代会战士在这里被拉下车去惨遭毒打，多少二七战士在这里被搜、被查、被关起来监禁。根据历来的教训，大家作了准备。

列车开入安阳车站，果然是真的。一队队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武士”正在等待。列车停住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各个车厢，进行搜查盘问。这时老纪早已跳下了火车，在叮叮当当地敲打车轮。在这些勇敢机智地二七战士面前，再严密的搜查也不过是一阵徒劳的空忙。

为了安全到京，平常用不上一天的路程，他们辗转换车却走了两天。货车无餐车，他们就顶着饿肚皮;下雨无雨衣，他们就挤在一起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二七战士，天塌压不垮，地裂不能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切困难、艰险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在他们面前注定要失败。

黑暗过去，曙光在前。他们迎着万道霞光，飞驰到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身边。

纪登奎同志脱险的喜讯，很快就传遍郑州和全河南，有多少神话般的传说在群众中流传着，人人为二七战士敢革敢保、勇敢机智的行为竖指叫绝。而省委造总在老纪被抢之后，丧魂落魄，恐慌万分，他们把自己所管制的几百名领导干部连夜送到卢氏山区，锁在窑洞里，设上“重兵”看守，还设警犭警卫。哈哈!二七战士在政治上的胜利已逼得他的敌人走投无路了。

原载《新农院》报1968年8月27日

父亲写春联的故事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最开心、最有价值的要算看父亲写对联的事了。

我家住在鲁山县沙河岸边一个小村子里。解放前，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贴春联时把“槽头兴旺”贴到“锅灶”上确有其事。由于我父亲从小就去县城绸缎庄(鲁山柞蚕丝绸店)当“相公”(现在称店员)，练得一手毛笔字，成了村上的“秀才”，逢年过节，全村写对联的事自然落到父亲身上。那时候我不过六七岁，写春联的事至今记忆犹新。

每年从腊月二十开始，我家的小院里就热闹起来。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堂屋桌子上摆放着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乡亲们满面春风，夹着大红纸，陆陆续续到我家来。父亲寒暄几句之后，便极熟练的裁好纸，提笔蘸墨，龙飞凤舞，一张张门对、喜贴跃然纸上，摆满了小院。我呢，一会儿帮父亲磨墨，一会儿展纸，快乐地像小鸟一样，跳来跳去。当然，也有不快乐的时候，如把墨汁弄洒了，踩住对联了，少不得挨父亲几句骂。就这样，我家一直忙到二十七、八。当家家门上贴上对联、爆竹声声、欢声笑语新年开始的时候，父亲坦然地笑了。笑的那么惬意，那么满足。

父亲写的春联内容非常丰富。有文雅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暖一家”、“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有通俗的“:红红绿绿花花树，白白青青处处烟”、“向阳门第春光好，勤俭人家喜气多”;有传统的:“门临大道财源广，树对青山听鸟音”、“春满乾坤来瑞鹤，花开锦绣照青松”;还有现代的:“共产党恩比天高，毛主席情深似海”;“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常记毛主席”。除门联外，还要写许多吉利喜贴。院子里“满院春光”;大门外“出门见喜”;衣柜上“锦衣满箱”;堂桌上“福禄祯祥”;厨房里“小心灯火”;水缸上“川流不息”;粮囤上“年年有余”;牲口棚里“槽头兴旺”;石磨上“白虎大吉”;树上“树木兴旺”等等，不一而足。

写春联是老传统，免不了有些封建色彩。父亲在写春联时，总还要写一些关圣帝君、增福财神、天地众神、宗亲历代等各种牌位。灶王爷是家家都供奉的。“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生动的道出灶王的功绩。土地庙家家都有，解放后破除迷信扒掉了，但家家仍要贴纸牌位，然后写上对联:“千处有求千处应，一方诚敬一方灵”。说到土地神，父亲还给我讲过一段故事:据说当年土地爷被玉皇大帝封为“宏门大进”的大官，可他错听成“逢门就进”，于是，家家都有了土地庙。

父亲写对联，还很会跟形势，赶时髦。至今我还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父亲在公社食堂门口写的“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的对联呢!

父亲一生写的对联无计其数，只有一副深深刻在我的心里:“竹不如花青且雅，兰虽似草秀而香”。这副对联，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你看那竹，虽不如鲜花那样娇艶，却四季常青，自有雅致;你看那兰，虽像草一样，却是那样秀丽，且散发出缕缕清香。这竹，这兰，就像父亲平平淡淡的人生，虽没有繁花似锦，轰轰烈烈，却为他人、为社会默默奉献。父亲去世一年多了，看到人们过节写春联的情景，我不由得想到父亲，思念父亲。

父亲写对联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想，以后无论时光多么久远，只要我看到对联，就会想到父亲的。

1984年元月春节前夕

注一:我的父亲武洪范，河南省鲁山县城西五里头村人。1913年10月6日(民国二年农历九月初七)生，1982年10月7日(农历八月二十一)因患脑血栓去世，享年69岁。

注二:这篇短文原存于《八年日记》。1994年春节前夕，正值写春联的时候，我又想到父亲，就抄录出来，略加修改，作为稿件投向《郑州晚报》社，后以《父亲与对联》为题登载在《郑州晚报》(1994.2.5)副刊第七版上。

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之后

最近，我们从网络上读了于光远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了余秋雨两篇自白之后》。余秋雨的两篇文章是针对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而写的。而于先生的文章是应《深圳周刊》某人之约，对余秋雨的文章发表高见的。于先生是泰斗级的人物，我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介草民，本不敢对其大作评头论足的。可是，读了于先生这篇文章之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好斗胆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不知是否会以“人还在，心不死”之名而招惹祸端。

我们认为，余杰的文章是敦促余秋雨忏悔的，而于先生的文章给我们的感觉是要把余秋雨这个“文革余孽”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于老先生说他“对文革期间一般造反派的兴趣倒是不小的”。于是，由余秋雨的文章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继而又想到清算文革“罪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什么是“三种人”?于老先生的文章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也算是在给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补上一课吧)。于老在文章中写道:回想起1983年，有一回我参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开的会议，研究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文件《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的草稿。在这个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人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会议上我即席发表了一个意见，说:如果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立即着手查明谁属于整风文件中的“三种人”，那是很容易的。当时党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这个工作，揪出了许多这样的“三种人”。可是当时没有可能把这样的工作做得彻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中央认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包括我在内——都同意这个提法，因为真要把“四人帮”爪牙的问题查清并作出处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实行这样的转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后的1983年，党中央从国家长远的事业考虑，感到纯洁党的队伍的必要性，决定在二中全会上讨论整党问题。这时候大家认为让“三种人”留在党内会是一个祸害。于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种人”作为党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可是这时候机关里的许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单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变动，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来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视线之内了，有的人还担任了负责工作，再去查他们，就不那么容易了。

接着，于先生在会上提议，成立个“三种人研究所”(于老不喜欢“项目组”这个名称)。“这种研究不妨带一点学术性，而且争取长期存在”;还提出了具体设想:“建议从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如首都红三司、上海工总司、清华井冈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制造的事件，如揪军内一小撮、黄帅事件、张铁生事件、张志新事件......;若干个有名的造反派写作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广思、唐晓文、钟佐文，上海的罗思鼎、石一歌、丁学雷......等出发，把所有重要当事人一个一个列出来，区别当时参加活动的情况和文革后的表现，进行科学研究，然后采取对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关于成立“三种人研究所”的建议胡耀邦只是“当即表示赞同，但最后没有被采纳”。以至于使一些“三种人”“蒙混过了关，反而神气了起来”，有的还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甚至还掌握了某些权力。更令他遗憾的是，由于中央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致使文革中“揪于光远联络站”的造反头头至今没有揪出来。这样一来，已经85岁高龄的于老先生何以能瞑目呢?!

于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一点不觉得当年对这些人的审查如何‘严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于老先生，当年对“三种人”的清查是够严格、够彻底甚至是够残酷的。1977年10月，河南省委某领导在常委扩大会上讲道:“进行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没有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倒三座大山那样的革命气势，没有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是不行的”(据说该提法源自中央某领导的讲话精神。)试想，以这种“气势”搞清查，又历时7载，能有多少人漏网呢?以下是河南省清理“三种人”中的几组数字²，敬请参考。

①干部被处理情况:该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至1981年9月，已处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和处理了10人，占66.7%;其中2人在审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令其离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组织、宣传、统战、办公厅、生产指挥部)正副部长33人，清查、批判、处理23人，占69.7%，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令其休息4人。

该省有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一个市)，批判处分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者甚少。

②逮捕判刑情况:1981年1月5日.原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以上。

③突击判刑:

1979年底，该省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后，束缚手脚，就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论有没有罪行，以“清理积案”为名“突击判刑”，共判处2400人左右。量刑不凭事实，不少人是按“文革”中担任职务大小定罪。同时，为阻止被判刑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该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审判。有的人法院已经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

看了以上情况，于老先生是否会有些许安慰?

不过，我比较赞同于先生的下述观点:“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的，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三种人”，被扣的是莫须有罪名。如今，他们中有的已经含冤死去，有的现在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牵连，在贫困交加中活着(不能叫生活!)。

二十年来，社会上对造反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围剿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全是一种腔调——声嘶力竭的控诉和狗血喷头的谩骂。其形式或文件，或讲话，或电影，或电视，或文章，或小说，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在青年人心目中，造反派早已被妖魔化。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谁敢说一个“不”字?可是，为什么“余秋雨之流”和“揪于光远联络站”的头头们还能隐藏下来，甚至“被重用在要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呢?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运动，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亿万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的群众运动。一句话，跟着毛主席造反的人太多了。可是真正的“打砸抢”分子和干坏事的人却是少数。多数人是造反而没有起家，即便是掌了权也没有行贿受贿、贪污盗窃、以权谋私、渎职失职，而是带领群众“学大庆”，“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于是，氢弹爆炸成功了;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成功下水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南京长江大桥提前通车了;最大的水泥厂、氮肥厂、大型轧钢厂建成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了;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河南林县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红旗渠通水了......甚至创造了偌大一个国家，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奇迹。

有人会说:经济发展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功劳，与你造反派何干?请不要忘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文革期间，工农兵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有人还会说，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经济发展会更快。请问，这里的经济是指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对于私营经济来说，文革就是它的坟墓。事实上，文革期间发展的正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而私营经济才真是到了“崩溃的边沿”。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诚然，近二十年来，科学技术发展了，人们生活提高了，城市建设扩大了。可是国家的土地、矿藏资源损失多少?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多大破坏?国家内债外债究竟有多少?敢不敢公布于众?如果也像当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偿还苏修的债务那样，恐怕就不是“勒紧腰带”，而是“刮骨熬油”也还不清。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如今贫富差距日益严重，90%的钱掌握在10%人手里;国营企业纷纷垮台、兼并、走不出困境;工人下岗、官僚腐败、黄赌毒泛滥、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究竟是何原因?难道是因为“三种人”没有清查彻底所造成的吗?

毛泽东曾说过:“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毛泽东在评价文革时还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当然，文革被定性为“浩劫”彻底否定后，毛泽东的这段话也就不是“最高指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每个人都不例外。文革中许多老同志遭受批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教训应该永远汲取。但是，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不等于不要阶级斗争。苏东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几年来，许多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同志站在党性立场上，不去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一切不良现象进行坚决地斗争。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有的人，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就吓得屁滚尿流，以为文化革命又来了。难道他们真的不讲阶级斗争了吗?不，他们讲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逻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当年于先生提出要成立“三种人研究所”，大可不必了。实践证明，“三种人”丝毫没有阻挡改革开放的步伐。比如像笔者这样思想的人，一没权，二没钱，贫困潦倒，半截入土，说这么几句过时的话，也不会有人听，兴许还被一些人耻笑为“弱智”、“迂腐”。倘若遇上“算账派”把笔者抓起来，那就更谢天谢地了，鄙人可有吃饭的地方了。

在于老先生文章的启发下，我突发奇想，是否应成立个“新三种人”(“走资派”、“腐败分子，贪官污吏，卖官鬻爵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研究所，把他们的特征、危害研究一下，以便找出对付办法，我想老百姓是会拍手称快的。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当年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哪些打对了，哪些打错了，该是鉴别真假对错的时候了。如果那时候还看不清一些人的真正面目，或着说他们的表演还不充分的话，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应该看清楚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经济上实行双轨制，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倒卖计划内指标，大发横财，中饱私囊。有个县石油公司的经理也到北京想搞点石油计划，却空手而归。此人原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走资派”，文革中还常为此与别人争论。这次从北京回来后，竟找到一个当年造过自己反的人说:“原来我不相信有走资派，现在到北京一看，走资派不仅有，而且跑起来了!”于先生说他文革中是“走资派”，是真“走”还是假“走”，是否也需要在“新三种人”研究所研究一番呢?我看于老先生是“跑”不起来了，老矣!

关于成立“新三种人”研究所的建议只是草民的遐想，绝不可能被采纳。请于老先生不要害怕。

有感而发2000年10月16日

(本文原署名“草民·匹夫”)

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

——《打工诗选》代序

我不会写诗，但我喜欢读诗。特别喜欢读那些来自工人、农民等社会底层的诗篇。

世纪初的一天，我收到一本青年农民梁彦选的诗集——《世纪的微光》，读后心潮澎湃，感慨万端。多年来，讴歌国家民族、弘扬正气、反映劳动人民喜怒哀乐的诗篇愈来愈少，而诗坛的“贵族气、脂粉气、洋酸气、劣绅气、浪子气、痞子气，甚至是自我裸展的荒淫无耻之风”(李孑语)，早已令人厌恶、憎恨甚或悲哀之至。读梁彦选的诗，像久住城市的人乍到乡下，清新、自然、粗犷、豪放，耳目一新。于是我把梁彦选的诗加以选编，以《来自社会底层的诗篇》为题陆续介绍给朋友们。同时，我也和彦选成了好朋友。

今年年初，彦选给我送来他的第二本诗集——《梁彦选世纪诗选》。较之第一本诗集，不仅有对领袖的崇敬和怀念、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和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诅咒，而且有愤怒的呐喊、思索、抗争以及对苦难者的希望和寄托。

梁彦选作为贫困山区的农民、到处流浪的打工仔、土煤窑的挖煤工，对打工生活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就在我们谈论诗集的时候，他吐露了想收集打工诗的想法。他说，在《打工》杂志上有一个“打工大诗人”栏目，有不少描写打工生活的诗，许多诗作者本身就是打工仔，因而诗风纯正，朴实贴切，感受浓烈。在打工族已成为庞大的社会群体的今天，能有一本《打工诗选》，让打工者和关心打工群体的人享用，真是一个好而又好的想法。我百分之百的赞成并积极地投入其中。于是，梁彦选买来了部分《打工》杂志合订本，加上在其它地方收集的诗篇，由我负责选编，并输入计算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第一辑《打工诗选》终于完成了。

根据内容，我把《打工诗选》分为八个部分:离家寻工篇、打工生活篇、工种咏叹篇、打工爱情篇、乡情篇、感悟篇、心语篇。梁彦选的打工诗单独列为第八部分。这种划分也许有些牵强之处，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过程，也是阅读、品味的过程，不少诗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离家寻工是打工者迈向社会的第一步，离家时的仿徨、心酸、无奈，在《表哥进城》、《出门》、《打工的妹妹》等篇中都有真切地描述。在《那天清晨的雾很大》中这样写道:

母亲把圈里

唯一一头长膘的架子猪

卖了

给我做了奔赴南方的路费

那天清晨的雾很大

邻家的犬吠和鶏鸣

搅碎了黎明的静谧

母亲在灶房里忙碌着

那盏十五瓦的灯

忽明忽暗像母亲的心情

我捂着母亲一瓢一瓢舀出来的钞票

提起母亲为我收拾的帆布包

坚决地跨出门坎

走向无法预测的南方......

从《求职者的一天》中，可以充分体验到寻工求职时的委屈、艰辛、愤懑:

清晨 起床 梳洗

咽下

几块饼干和

几条招工广告戴上

谦卑的面具

出发

在一座座宫殿似的

写字楼里

递上简历 证件 微笑

把身体坐成良驹和宝马

膘肥 毛亮 省料 牲灵

让买主的眼光

探针一样 乱刺

在嗅到买或者不买的味道后

匆匆逃离

日落之时

开始烧烤

一天的饭食和收获

搅着泪水和希望咽下

在天亮之前 消化。

诗中对打工生活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如《排队打饭》中写道:

开饭的铃声响了

饥饿使劲敲击着胃壁

乘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

一粒米的微笑

在眼前晃来晃去

终于有人晕倒了

晕倒在咫尺之外的“美味”面前

排队打饭

其实很像我们的打工生活

在长长的忍耐中

等待那么一点欣喜与慰籍

《打卡》中写道:

宿舍与车间

隔着一个恍惚的梦

六点四十五分

工厂大门口

长长的队伍后面

是长长的呵欠

快点快点

保安催命似的

咔嚓一声脆响

像一颗钉子

把我们牢牢地

钉在十六个小时上......

《旧冲床》一诗中对打工者致残过程的描述令人心痛、辛酸和愤慨:

一台报废的旧冲

被精明的老板

用低廉的价格

买下 拖进工厂

可是旧冲床的脾气

却变得倔强暴躁

只要电流一接通

就发出恐怖的声响

背井离乡的打工者

为了生计

提心吊胆的面对

钢牙铁齿的旧冲床

小心翼翼的与它合作

然而换回一身的疲倦

和无法抵挡的瞌睡

终于让旧冲床有机可乘

一声惨叫

四根手指被它斩落

打工者从此残废一生

打工诗中对贪婪狠毒老板的控诉可谓入木三分。如《老板和蚊子是兄弟》:

蚊子

趴在左脚上

吮吸我的血液

就像我的老板

不发给我六月份的工资一样

难受

一掌过去

蚊子飞了

而我的老板

让每一位离去的员工

留下

一个月的汗水和忍气吞声

一阵冷笑过后

他依旧坐在新买的别克车里

用蚊子的思维

盘算着今后的日子

我想

我的老板和蚊子

可能是兄弟

诗中散发的乡情亲情真挚感人。如《乡愁》中写道:

灯火辉煌的夜晚

时时亮起故乡的油灯

灯旁

老母亲一针一针地缝着

浪子的归期

《临近春节》中写道:

自从涌入了打工族

全家团圆

便成了一种奢望

可以想象

母亲失望的心情

妈妈哟

如果

老板不扣押金和年终奖

如果

火车票上涨幅度不太大

如果

能给你带回儿媳妇

儿明年一定回家过年

打工仔的爱情纯真、执着。如《九毛钱的爱》中写道:

爱人

出门在外

我只能给你九毛钱的爱

你曾经埋怨

我把你忘怀

只怪我的口袋

不敢向你表白

多少个孤星伴月

我伏在铁桶上写信

为的只是给你

九毛钱的关怀

《打工仔的爱情》中写道:

流水线上

你是我的上座

你的背影便是我全部的风景

我每天都能在你的风景里

寻找到不同的美丽

多功能的电板

有一些配件是你插的

有一些是我插的

更多的

是打工的姐妹们插的

她们代表了打工的全部生活......

当然，也有一些诗，既有闪光的句子，也有格调不甚高雅、令人不知所云的之处，暂时选入，待听取读者的意见后再决定取舍。纵观整个《诗选》，令人惋惜和不安的是诗中无奈的叹息和委屈的倾诉过多，豪迈的呐喊、深刻的思索和抗争的勇气太少。相比之下，梁彦选的诗虽过于直白，但有思想、有深度，有一定的震撼力。

编选《打工诗选》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同时也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推荐更多更好的诗篇充实进去，以至有第二辑、第三辑......诗集出现，使之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心声。还应说明一点，编选《打工诗选》，是纯粹的义务劳动，无有丝毫功利之心，因此不存在侵权之说。

诚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2004年4月 完稿

人民怀念毛泽东

——为毛主席逝世28周年而作

凉风送来秋的信息，又到九月九。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28周年了。二十八年，斗转星移，地覆天翻，不变的却是人们对领袖的无限怀念......

二十八年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噩耗传遍四海，悲愤笼罩五洲。

高山低头致哀，大海拍岸送行。

无数海外朋友为失去伟人，悼念致哀，

亿万中国人民为失去舵手，痛哭失声。

二十八年了，

毛主席，您现在哪里?

是和马克思叙谈共运的历史，

还是和列宁评点乾坤的变更?

记得1966年6月10日

您和胡志明谈话中说过:

“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

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

接班人究竟是谁?

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

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于是，您发动了那场

史无前例、震撼世界

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啊!毛主席

您不会离开中国大地

为了她的繁荣昌盛，

您倾注了心血毕生

您不会离开中国人民

他们的冷暖永远在您的牵挂之中

当年 您视察农田

绿野中传来您和农民兄弟的朗朗笑声

当年 在炼钢炉旁

您的脸膛和工人师傅一样通红通红

校园里

您佩带着红领巾和孩子们簇拥一起

军营里

“练好本领，保卫祖国”的声音响彻云中

啊!我仿佛看到

您臂戴红袖章，

在天门城楼上容光焕发频频挥手

红海洋中热泪盈眶的仍是当年的红卫兵

......

二十八年了

毛主席，面对人间的巨变

是惋惜、愤慨，还是意料之中?

苏联解体，美帝横行

“公社”称“乡村”

“国营”变“民营”

工人下岗，农民打工

官吏腐败，邪恶横行!

......

二十八年来

对于您和您创造的那个人民的时代，

有人恶毒谩骂，

有人阳奉阴违，

有人出于怨气，认识胡涂，

有人通过“实践检验”，心亮眼明!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

对您的热爱始终如一

怀念之情愈来愈浓!

啊!毛主席

您的理论，您的思想，您的教导，

您的行动连同您的生活——

红烧肉、红辣椒、54个补丁的毛巾被

73个补丁的睡衣、20多年的皮拖鞋

都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

“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成为真正共产党人的座右铭!

您那浓重湖南口音喊出的“人民万岁!”

早已铭刻在全世界劳动者的心中!

无论三十年、三百年、三千年，三万年

......

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人民怀念毛泽东!

2004年9月9日

四十周年话文革

按语: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算起，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整整四十周年了。近来，网站上出现许多讨论、纪念文革的文章。作为文革亲历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我油然产生写点文字的冲动。于是，就从《历史的见证——文革文物展示》的初稿中选出几部分，取名《四十周年话文革》发在网上，以表心愿。

2006年5月

谈谈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是毛泽东时代特殊的精神产品。文革期间的红宝书，其版本之多、发行量之大，影响面之广、之深，创造了世界之最。据记载，仅文革几年，国内外就出版发行了用50多种文字印制的500余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

这本小红书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能成为六十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它是怎样从军内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的?笔者参考《〈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追踪》(丘石编，见1998年5月20日《大河报》连载)以及《润之书屋》藏品数据，概述如下。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在196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后，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明确指示:“《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根据林彪的这一指示，当时在解放军报社资料室工作的田晓光承担了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解放军报》每天选登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做法，在部队引起很大反响。那时候，战士多数都是从农村招来的，文化程度不高，读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摘编的毛主席语录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部分，战士一读就懂，一讲就明白。许多干部战士把解放军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用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有的部队把毛主席语录制成语录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行军、拉练背在背包后面，战术训练挂在训练场上，学习挂在宿舍里，劳动挂在工地上。1962年2月3日，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田晓光向报社领导提出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1964年12月20日，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把此建议带到全军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领导同意由解放军报社编写一本《毛主席语录》，并作为会议文件下发。于是，1964年1月5日，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964年5月，总政领导在部队内部发行了《毛主席语录》，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为了携带方便，将16开改为52开本，这是最早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出版前，请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建议题写雷锋用于自勉的几句话。林彪题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其中的“听”字多了一点成了“口斥”(左图)。1966年8月，总政在全国发行64开本《语录》时，将林彪题词中写错的“听”字作了纠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人对《毛主席语录》前言部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所以，1966年12月，在全国大量发行《毛主席语录》时，林彪为其写了《再版前言》。

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大促进了《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1967年后，《毛主席语录》在正规出版发行的同时，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乃至许多群众组织也自行印制《语录》，品种由《毛主席语录》发展到《毛主席诗词》、《最高指示》、《老五篇》、袖珍本《毛选四卷》以及毛主席论农业、论工业、论教育、论金融、论党的建设、论青年运动等等。《语录》的大小由最初的64开本，到100开本、128开袖珍本。1967年7月，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盲人月刊社，在北京出版发行了《盲文版毛主席语录》，由于特殊文字特殊纸张，其大小为长30厘米，宽28厘米的大八开语录版本。群众组织还编印了《林彪语录》、《鲁迅语录》《、马恩列斯语录》等。据报道，从1968年元月到11月，河南全省敬印《毛主席语录》100开本420万册;《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12.5万套;毛主席语录标语3013万对开张;《毛主席论教育革命》545万册。仅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1968年全年印制《毛主席语录》200万本。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发行，对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文革中，全国各族人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三四岁的娃娃，从工人到农民，从解放军战士到青年学生，人人学语录、背语录，唱语录、用语录，《毛主席语录》成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从1966年8月18日到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1300万人，每一次接见，宏大的天安门广场，红旗、红宝书、红袖章，汇成一片红海洋，群情激昂，山呼海啸，气势磅礴、感天动地。真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国内，而且还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五大洲。在1966年的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港澳客商购买一批《语录》，带回去后供不应求。在一些工人和学生的纷纷要求下，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宜。10月，中宣部批准《语录》出口，解放军报社着手修改《前言》。后来，由于香港读者要求迫切，等不及修改“前言”，经陈毅副总理批准，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先出口3万册，等改好“前言”后，叫香港自行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要。据1969年10月中国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特刊》上记载:《毛主席语录》被热情颂为“红宝书”。从1967年10月至1969年6月的三年中，《毛主席语录》在25个国家和地区里，有分别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腊、丹麦、荷兰、挪威、冰岛、芬兰、阿拉伯、老挝、希伯来等25种文字出版的51种版本。阿尔巴尼亚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无产阶级专政”、“论突出政治”、“论阶级斗争”等十多种语录本。印度革命者用七种文字出版了九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日本朋友出版的日文版《毛主席语录》有缩印本、教科书本和增补本等八种之多。1969年上半年日本革命者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增补本的附录中，收录了毛主席给日本朋友的重要题词和1960年以后毛主席对日本人民发表的多次重要谈话。日本东方书店，为适应日本革命群众的需要，精心印制了可以挂在墙壁上每天翻阅的《毛泽东语录抄》。瑞典一家进步书店自行翻译出版的瑞典文版《毛主席语录》，深受革命读者欢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再版了四次。

国外友人对毛主席语录的挚爱令人感动万分。在1969年春季广交会上，希腊海员曾到毛主席著作馆参观，看到书塔上的外文版《毛主席语录》中没有希腊文版本，就向大会工作人员表达了他们渴望获得希腊文版《语录》的强烈要求。秋季交易会开幕不久，一批希腊海员进馆参观，当他们看到书塔上摆放有希腊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就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当即向我工作人员索取，频频对工作人员说:“中国伟大!毛泽东伟大!”另一批希腊海员及其它国家的海员还一起朗读了三段毛主席语录，每读一段，就高呼“毛主席万岁!”，有的海员还在留言簿上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毛泽东带领人民创造的那个红红彤彤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被世界革命人民称之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已成为旧书摊上的“文物”，记忆中的红色渐渐褪去，但作为“文物”的“红宝书”却是愈红愈受欢迎......

谈谈文革中的大字报

“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毛泽东时代赋予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于1975年被写进宪法里。而其中的“大字报”形式更是受到毛泽东的推崇。1958年，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拿起笔，做刀枪”，把大字报这个“新式武器”运用得淋漓尽致。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说:“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进各单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专栏。周恩来总理曾连续三天(66年7月25-28日)抽空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

文革中大字报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揭露问题;二、辩论是非;三、大批判文章;四、对某人、某个事件的表态或声明;五、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摩擦、碰撞、攻击;六、标语口号。凡是内容能引起共鸣的大字报总是能够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达到暴露敌人、团结群众的效果。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少数派”就是运用“大字报”这个武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由少数变成多数的。许多群众组织的“领袖”也都是因写大字报而成名。

西安交大工程系学生、团支部书记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校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刷浆糊、头上戴“高帽”、架着“喷气式”连续三天在学校游斗，不堪受辱服药自杀(未遂)，后被毛主席称为“学生领袖”;1966年9月，郑州大学中文系学生党言川以“郑大联委”署名写出《关于组织动员省会各界红卫兵战士、革命同志炮轰河南省司令部、大闹河南省委的〈火急呼吁书〉》，引起郑州大学乃至整个省会两种观点的争论，斗争十分激烈。一派认为《火急呼吁书》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是革命的大字报，另一派认为《火急呼吁书》污蔑了河南省委五八年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党言川也因此成为河南省文革运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家喻户晓的“造反领袖”;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蒯大富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遭到工作组的打击，曾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在这期间，蒯大富不仅进行了绝食斗争，还写了37篇有分量、有水平、有影响的大字报，后来成了北京学生“五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文革开始后，给驻北航的工作组贴出大字报，反对工作组压制学生“造反”，工作组撤走后，韩爱晶成为北航“红旗”的总负责人;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的一名调干生。文革初期联合17人，在北师大贴出了矛头指向校工作组长的大字报，受到批判斗争，后成为北师大“井冈山”的负责人。当然，这些因写大字报而成名的“领袖”、“闯将”们，后来的表现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犯了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不过，在毛泽东去世，文革被否定后，他们这些因带头写大字报造资产阶级反的“闯将”们，也因政权的变更而大都经受隔离审查、批判斗争，甚至成为阶下囚。例如，党言川被判三年缓三年;李世英被审查两年半后免予刑事处分调出西安安排基层工作;蒯大富被判徒刑17年;韩爱晶获徒刑15年;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1978年被捕，1982年未作判决回原籍接受处分;谭厚兰于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后免予刑事处分，于1982年11月被癌症夺去45岁的生命，终生未婚。和学生相比，1937年投奔延安的聂元梓算是老革命了。她自认为文革中受到江青、谢富治的“迫害”，却仍未幸免，1978年被捕，预审5年后被判刑17年。看来，因“大字报”或得福，或罹祸，并非“大字报”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政权的本质问题!

关于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开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一篇大字报。这张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怎样写出来的?又是怎样推向全国的?笔者通过亲自访问聂元梓和翻阅有关资料，谈一点粗浅看法。

1964年7月，北大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即“社教”)运动。时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以及哲学系的部分干部教师响应工作队的动员号召，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提了意见。成了“社教”积极分子。1965年春夏之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把“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党员干部集中起来“整风学习”。会议不是正确地解决北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意见，而是整给校党委、给陆平提意见的人，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从那以后，学校的矛盾加深，也公开化了。拥护陆平的和反对陆平的分成两派，谁也压不服谁。由于陆平有北京市委的支持，末了，还是把反对陆平的聂元梓等人下放到农村搞“四清”。就在聂元梓到怀柔县报到后回北京治病不久，1966年5月19日，北大党委传达党中央的关于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校党委委员的聂元梓在关键时刻先一步听到了中央的精神。

“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使聂元梓既震惊又激动，中央号召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不是和北大搞社教运动的目标相一致吗?彭真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批判，使北大在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和冤屈有了解决希望。聂元梓说:“我当时对于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没有搞清楚。......我就是凭感觉，以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工作上存在的问题，都像陆平这样发展下去会变修，全党全国就会变颜色。现在中央下了决心，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并且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当然要积极响应了。”关于北大的问题，聂元梓想再给毛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就找到了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哲学系的老师宋一秀、高云鹏和已经调离北大的杨克明以及后来下农村参加“四清”回来的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杨克明建议采用大字报的形式，得到聂元梓的赞同。因为此前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聂元梓曾经托田家英转给毛主席、刘主席(少奇)一封信，反映北大情况，没有任何回音。写大字报，不仅能让校内群众知道，也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聂元梓等都是党员、干部，从组织观念出发，想把写大字报的事请示领导。请示谁呢?请示北大党委，陆平就是党委书记。请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经倒台。于是，就请示了当时中央文革派到北大蹲点搞调查研究的曹轶欧(康生夫人)，曹轶欧也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只是说“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于是，宋一秀写了第一稿，然后一起讨论，改成了第二稿。大家还是不满意，最后由杨克明执笔，大家修改定稿、签名，5月25日下午2时把大字报贴在了大饭厅的东山墙上。

聂元梓等七人的这张大字报首先是在北大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是反革命大字报，是右派反党，也有赞同大字报的观点，自然形成了辩论的场面。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给校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当天晚上，陆平就召开党委常委会组织了反击的大字报，同样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的墙上。第二天，陆平组织各系开会，谁表示赞同聂元梓的这张大字报，就要检讨。还要求聂元梓把大字报撕下来。后来聂元梓等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回答别人的批评，并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围绕大字报的两种观点激烈辩论，持续了五六天，直到大字报被毛泽东知晓，并指示向全国广播后，聂元梓紧张的心情才放了下来。

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作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参阅《毛泽东传》141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即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由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该评论员文章时，毛泽东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话后面，加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93页)

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扭转了当时的斗争方向，把单纯批判“学术权威”、“三家村”导向了“走资派”。全国许多大专院校出现针对本单位领导的大字报，领导陷于被动。为了控制局势，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一天，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全国各省市也陆续向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大都和校党委唱一个调子，把率先贴大字报的学生、教师(称少数派)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小吴晗”、“小三家村”等帽子，进行围攻、批判、斗争。不少学校出现不同程度的白色恐怖，甚至出现被逼自杀事件。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

1966年8月，北京大学成了文化革命的“圣地”，全国到北京串联的学生、红卫兵都要到北大参观学习。在一份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者派到北京学习的同学给在校同学的信件(1966.8.15)中这样写道:“早上3点我们才睡下，6点钟就起来上北大去了，因为知道15号晚上要斗陆平，我们需要弄票。不管什么人，你认识不认识北大都不要紧，只要跟着人群走，前方目的地一定是北大。去北大的人多极了，从西直门一直排到北大大门口，而且每处的人群都很密集，从这种现象你们可以想象北大院内的情况。院内真是人挤人，肩并肩，一个擦着一个走。北大校园内到处都是大字报，而且都是大块头的，一写都是二十几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头至尾的分析。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到了北大会不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他们真是‘五敢’的闯将。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们首当其冲为全国大专院校杀出一条路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对全国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试谈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张大字报?为什么提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描述的五十多天里的情况是事实存在，还是危言耸听?笔者依据资料作如下简述: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王任重日记，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话时说:“中国现在也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毛泽东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在谈到当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指胡志明)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共和国史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三卷101页)

6月15日，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时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41页)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由以上毛泽东的话不难看出，毛泽东试图通过这场全国性的反修防修大演习，揭露“司令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达到锻炼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的。可是，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公布后的五十多天里，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文化革命之火却遭到刘邓工作组的扑灭。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大学的文革简报，认为运动搞的冷冷清清，少数学生受到压制，很不满意。毛主席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西安交大就是这样。......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196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为了重新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他的大字报。大字报中所描述的五十多天的情况，事实确凿，绝非空穴来风。从刘邓的检查以及典型事件足以证明。

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摘录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

刘少奇:“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邓小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五十多天“白色恐怖”典型事件选登

(一)清华大学的五十天“白色恐怖”

1966年6月21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示“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右派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至7月8日，工作组多次召开斗争蒯大富等同学的大会。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蒯大富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蒯大富以绝食方式进行斗争。工作组在各系各班大抓“蒯氏人物”。先后20多天全校700余人被批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7月2日、5日、7日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党的生日庆祝活动，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当毛泽东否定工作组后，蒯大富获得了“解放”。(摘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

曾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长的王光美在1966年10月的书面检讨中说:“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四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三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利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二)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

1966年6月5日，工程系学生李世英(班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带领全班同学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7、8、9连续三天，李世英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喷气式”在学校游斗，受尽人身侮辱。他实在想不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何罪之有?于是就想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9日中午，他写下三封遗书，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同学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才留住了21岁的年轻生命。而和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王永婷同学，却在当日跳楼自杀身亡。

据《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4月)记载:“据校文革总会后来统计，工作组接管学校的五十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处级干部中，有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成‘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44%。全校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75%。”

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1966年11月16日在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讨发言中说:“许多革命同学被错整错斗，有些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被迫自杀。例如李世英同志，本来是积极带头的革命同志，却把他看成是带头‘闹事’的尖子人物，把他打成了‘反革命’，进行围攻和斗争，以致被迫自杀。还有王永婷同学，由于我们的错误自杀了。我们有极大的罪过。错误责任，都应该由省委负责，首先要由我负责。”“总之，在‘六·六’事件上，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八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对所谓‘六·六’事件进行了平反，但当时检查很不深刻，领导上承担责任很不够，平反很不彻底，特别是没有认真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政治思想工作，消除对交大革命师生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为以后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埋下了祸根。”

(三)郑州大学的王相海被逼自杀事件

1966年6月2日，郑州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14位同学贴出《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象样子。郑大党委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要立即反击，“郑大不是北大”，要追查写大字报的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接着的三天里，他们对写党委大字报的人进行孤立、分化、盯梢，私拆信件。对王相海同学进行围攻，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学籍，同情王相海的同学被划为“右派”，上了“黑名单”。在这样的残酷压力下，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王相海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在5日夜跳楼自杀，临死前写了一篇很长的遗书。王相海死后，还被工作组说成是畏罪自杀，甚至派人利用省委的名义，到王相海家乡向群众宣布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大队的邓拓”。当时，王相海的父母一言不发，这两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会反党?!

(四)南京大学的“匡亚明”事件

1966年6月2日下午，正在进行劳动建校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革命师生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对党委第一书记匡亚明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态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晚上，匡亚明在分校连续召开党总支扩大会和全体党员大会。会上把批评他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把写大字报的人说成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会上提出要立即组织“反击”，要大家“不能手软”。3日上午，匡亚明在他召开的党总支扩大会上，要求进一步“跟踪追击”。会后，用大大小小的“讨论会”打击革命派。给写大字报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戴上各种“帽子”，强迫他们“检讨”，下令取消他们的预备党员资格。从2日到5日，在溧阳分校的500多师生员工中，被斗70人。其中学生64人，教师4人，工人2人。被斗者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子弟，其中党员9人，团员22人，甚至还有革命烈士子女。4个团总支书记，除一人不在学校外，3个全被批斗。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也被斗了。他们有的被诬为“小三家村”，有的被说成是“黑帮”，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受到人身侮辱。

(五)兰州大学“七十天的白色恐怖”有关记载

据数据记载:1966年6月7日至8月20日，兰州大学学生被批斗的658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5.5%)，其中自杀2人，自杀未遂12人，逃跑31人;教职工被批斗的380人(占在校教职工总数的32.8%)，其中，自杀4人，自杀未遂2人，逃跑7人。在这些被批斗的人中，党员288人，占党员总数的60.9%，其中，学生党员135人占75.5%。这些被批斗者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跳梁小丑”，遭受戴高帽、游街(校内马路)、罚跪、“勒令写检讨”、“罚低头”、“挂蚊帐”(床的上下四周贴满大字报，睡觉时只能钻进去，不慎碰破，严加处理)等等酷刑，情节恶劣，令人发指。兰大化学系学生张超仁，只因在“六·七”事件中带头同工作组进行义正词严的辩论，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从6月7日到8月8日的60天中，经常处于被

“轰”斗、推打、辱骂之中。8月8日，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学生终因忍受不了迫害撞火车自杀。在他的遗书中写道:

“永别了，同学们!祝愿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早日在我国实现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上可知，1966年6月至8月实行“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里”，无论是走资派，还是工作组，针对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写了大字报，向当权者提出批评的青年学生，镇压手段之残酷，可见一斑。“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实例触目惊心举不胜举。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不仅解救了无数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更重要的是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被动局面，端正了斗争的大方向。此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开展起来。

介绍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儿，毛泽民之子，1965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在连队当兵半年后，经过自己申请，上级批准，1966年9月返回哈军工参加了文革运动。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三个月了，哈军工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红色造反团”(简称“造反团”)和“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简称“八八团”)相继成立，“革”与“保”阵线基本分明。毛远新通过调查研究，参加各种活动，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初步了解后，参加了红色造反团。1966年12月11日，毛远新写出了一篇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大字报中，毛远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解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分析了“八·八团”右倾保守的本质及其思想根源，肯定了“造反团”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时，也对造反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整篇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推心置腹，对于如何认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提供了一份宝贵史料。

(一)大字报的产生背景——哈军工文革概况(1966年6月至12月)

哈军工是全国有名的军事院校，云集了许多高干子弟。得天独厚的条件、特有的政治嗅觉和强烈的使命感使他们较早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使他们毫无顾忌，他们以“红色造反者”的名义，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成为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之一。但是，有造反就有保守，“造反团”和“八·八团”就是军工学院革与保斗争的产物。

1966年6月2日，北大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广播后，军工学院出现了矛头对准院党委的大字报，院党委连忙开会、指示、启发、诱导，规定写大字报要向党支部汇报，挑起保护党委的一部分群众对另一部分群众的围攻，哈军工学院的运动陷入了冷冷清清的局面。6月9日，在高压下出现了19人的大字报(19人全是红色造反者，后来大部分人成为总团负责人)，在哈军工放了一把火。7月16日，一些学生冲破阻力，在五系门前发起一场群众性的大辩论，再次声讨院党委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院党委内少数人为了保自已，给发起大辩论的人施加压力，扣上“反革命、右派”的罪名，说辩论会是“非组织活动”、“少数人闹事”。7月18日，院党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布置“抓小鬼”，会后一部分造反者成了被“盯梢”、“积累黑材料”的对象，另一部分人紧跟院党委，成为“抓小鬼”的急先锋。8月3日，红色造反者组织“俱乐部辩论会”，主张彻底清算院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9日，八八派召开“小树林辩论会”，会上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一定要领导运动，“广大党员革命群众应当主动要求各级党组织来领导”。就这样，两种对立的思想状态，孕育了“革”与“保”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红旗战斗团”分别于8月3日和8月8日宣告成立。在对待省委和军工党委问题上，两派斗争日益加剧。

1966年8月16日晚，黑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组织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一辩论话题。红色造反团认为省委是藉这个题目煽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的群众围攻他们，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大阴谋，因而群情激愤，当晚就到省委贴大字报，强烈要求收回这个错误的通知。而八八团紧跟省委、院党委，说省委通知是全省的一件大事，要求和造反团联合贯彻，进行大辩论，遭到造反团拒绝。8月17日，八八团召开誓师大会，会后，20多万工人和八八团人员示威游行，高喊“誓死保卫省委”、“省委是革命的”等口号，向造反团施加压力。在这关键时刻，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哈尔滨的省委书记潘复生接见红色造反团部分学生，称他们是“革命左派”，表示坚决支持他们。次日，即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哈尔滨也召开大会，潘复生臂戴“红色造反团”的袖章在大会上讲话:“毛主席就是让我们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我们就是要站出来，支持你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坚决支持你们。”潘复生诚恳检查了运动初期的错误，毅然宣布省委“8·16”通知是错误的。会上八八团有人递了一个条子，问潘复生参加大会和戴上红色造反团的袖标是自愿还是被迫，潘复生念了条子后说:“完全出于自愿，我还要努力做一个够格的红卫兵战士。”潘复生的这些行动，使红色造反团扬眉吐气、欢欣鼓舞;八八团却认为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接连十几天，八八团对潘复生进行围攻。

1966年8月20日以后，八八团率先呼应首都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在哈尔滨市“大破四旧”，甚至还摧毁了“极乐寺”、“喇嘛台”，大会批斗静观和尚。八八团的这一行动被造反团称之为“转移斗争视线”。造反团说:在我们猛搞猛攻省委时，你们去斗和尚、尼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来自省委的“走资派”，而不是和尚、尼姑。对此，八八团批驳道:《人民日报》热烈称赞“破四旧，立四新”好得很，并且向全国报导了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破四旧”的消息，难道也是“转移斗争视线”么?有些人指责我们“斗和尚”，这个极乐寺的方丈，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日本特务，他极端仇视我党和人民政府，包庇窝藏恶霸地主、汉奸、特务，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难道这样的“和尚”不应该斗吗?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据记载:1966年11月份八八团还筹备了“极乐寺破四旧展览”。)

1966年9月4日，在造反团主持的一次批斗省委领导李范五、王一伦、陈雷的大会上，有人打了陈雷。这一过激举动，虽然出于义愤，却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不仅不能教育人，还起到反作用，甚至授人以柄。果然，会后八八团开动宣传车，散发传单，声讨红色造反团的打人罪行。9月7日，大批工人群众上街，围攻红色造反者。省委门前，工人和干部举行示威，要求解散红色造反团，这就是“九·七”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省委内部斗争也很尖锐，有人说:“让工人整整学生也好嘛”，但潘复生又一次表态:“红色造反团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的缺点错误只是支流，决不是主流!没有像他们这样一批敢于造反的革命小将，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下去。”

1966年11月至12月底，哈军工出现严重学员外流现象，有的长征，有的到工厂串联，还有的当上逍遥派。校园内，两派分别召开批判会、控诉会，斗争各自认定的“走资派”对象，时有争端发生。八八团率先进行开门整风，虽然承认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不能触及灵魂，从思想深处挖根源。而造反团总以“大方向始终正确”自居，不认真学习政策，掌握策略，把八八团当敌人对待，不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毛远新作为哈军工这段运动的亲历者，对军工两派的问题看得比较清楚。12月12日，军工校园贴出了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造反团内部对毛远新的大字报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赞同，另一种是对大字中的批评部分不能认可。而八八团对大字报基本持反对态度:有提出要和毛远新辩论的;有把毛主席同毛远新谈话中批评章节抄出，到处张贴的;有贴大字报进行冷嘲热讽的。

(二)大字报内容浅析

大字报一开头，毛远新说:“上级批准我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回来和同志们一起革命，一起造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造自己思想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毒的反;造个人私心杂念的反。九月初回到学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参加了不少活动，对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理解。是造反团的小将们教育了我，鞭策了我;也是八八团部分同志从另一方面教育了我，开始认识到思想里有很多错误，对自己进行了批判，在这里交给大家，请同志们进一步批评和帮助。”这段话观点鲜明，坦率真诚，给人一种谈心的感觉。

大字报的第一部分用很大篇幅谈自己大学六年来的思想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从自身开刀挖掘保守思想的种种表现，剖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产生的思想根源，从而道出了自己参加红色造反团的理由。

毛远新对自己评价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学习成绩优良，一直担任班长、党小组长，三好、五好学生、优秀党员，领导信任，同学夸奖。“似乎很不错了，现在看起来正是这些东西也害了我，是学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深地毒害了我，同时又利用我去执行过错误路线，害了别的同志。”

毛远新说:“现在我明白了，尽管造反派有生活上的毛病，但他们具有革命者造反的性格，我尽管‘处处皆好’，却代表了保守思潮。何谓保守?就是我常处在优越的整别人的地位，当骨干，党组织信任，群众中有威望。三好、五好头衔重重，在很多问题上自然屁股就坐在上级领导一边，而不是坐在群众一边，无论如何都要维护这个立场。于是怕打乱了习惯的秩序，怕人不守规矩，维持现状保住尊严，自己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造反了。何谓造反?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处于受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干从不沾边，往往处在群众地位，对领导错误看得清楚，就要提意见，结果反而受压制，于是就要反抗，就要造反。”

毛远新还说:“可惜八八团有一些同志对此并不认识。把如此生动活泼的两条路线斗争，归结为没有‘小道消息’，什么干部子弟问题，这是不对的，是表面的。同样小道消息有人相信，有人就不相信。至于干部子弟，肯定有其弱点，但谭立夫把‘红五类’、‘黑五类’划开是唯成份论。如果当初我没有毕业，肯定会支持并参加八八团，但那是错误的。当然，9月份以来，八八团也做了不少好的工作，对文化革命有所贡献。八八团大多数是在力争站到正确方面来的，也有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对过去的错误没有进行深刻批判，坚决划清界限，所以做的事难免有右倾保守特点，甚至有些事情带有深厚的机会主义色彩。这样是不可能彻底革命的。正因为我批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心服口服认错，这样我才认为自己有资格参加红色造反团。”

大字报在肯定“造反团代表了运动的大方向”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指出了造反团存在的问题。

毛远新认为:一是造反团在对八八团的态度和作法上分不清敌友，把执行错误路线的责任加在八八团头上。八八团中多数人曾以“对运动不理解，被领导利用”来为自己辩护过，部分人在干部指使下收集过学员的黑材料，维护和执行了省委、院委的错误路线，后来又做了些错事。但是，“他们有多大罪过呢?院内错误路线绝大多数是各级干部执行的。八八团多数学员是我们的同志，和我过去一样是受害者。”因此，对八八团思想批判要从严，要提高到路线分歧上来认识。在作法上应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以理服人，热情耐心去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同时允许人家有转变过程。毛远新坚决反对造反团中的某些以嘲笑、谩骂，以力服人的做法对待八八团。大字报中说:“战争是以力服人，那是对付敌人。过去八八团某些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压制过群众。你如果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又执行了什么路线?至于那些幕后指挥头上有皱纹的家伙，只有八八团广大群众觉悟提高了，把少数顽固不化者孤立出来，才能彻底揪出。以势压人造成更深的感情对立，对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有何好处?”二是造反团应该加强主席思想和政策的学习。大字报中说:“目前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只凭‘造反有理’一股劲猛冲是不够的了，现在既要造反到底，又要掌握稳政策，既要猛打猛冲，又要善于运用斗争的策略，如果再不加强主席思想的学习、政策的学习，团内思想水平已不能满足斗争的需要。”

大字报还对学院里的干部、教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大字报中说:“学院里还有相当一批干部，至今还忧虑重重，有的满腹怨气，有的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不敢有鲜明观点，美其名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请问这些老首长、老教员们，我过去做的错事，八八团前期跌的跤子，不正是你们直接精心栽培的结果吗?不正是你们言传身教教出来的吗?运动前期不是你们最积极的执行错误路线吗?当前造反团不给你们算账，而是把矛头指向党委，已经够宽厚的了，还有什么气出不来呢?我说责任主要在省、院领导，可是你们就没有一点错误吗?上推党委下推八八团，你们就清白了吗?为什么毛主席讲了几十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你们听不进，可省委、院党委的指示却接受那么快，执行那么得力呢?这不说明你们对上面的东西具有选择性吗?符合自己利益的接收，不符合的选择。正是那些指示和你们脑子里的‘私’私字共鸣，你们才如此合拍的。”

在大字报最后，毛远新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没有学好主席思想，特别愿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和同志们一起学好运用好，同时也建议同志们到社会上去和工农群众一起学好用好主席思想，只要我们思想提高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的批判，才能批倒、批臭，文化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

以上对毛远新大字报的介绍和分析，虽然十分肤浅，但大字报本身的魅力，决不是因为毛远新的特殊身份，而是一篇认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很好教材，特别是对了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提供了宝贵数据。

介绍一组对联形式的大字报

——哈军工的“对联事件”

1966年8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群众组织在院党委、省委问题上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16日，在不到三个小时内，造反团在军工校园内，一下子贴出了上百幅对联，发生了著名的“对联事件”。从笔者保存的76副对联来看，其内容主要是针对八八团保省委、保院党委，成立“官办红卫兵”等问题。这些对联语言幽默、尖刻、锋利、鲜活，字里行间有论理，有规劝，有希冀，但更多的是讽刺、挖苦、嘲笑，甚至谩骂。其实，对联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在文革大字报中并不少见，但数量如此之多，时间如此之集中，实属罕见。利用对联这种语言极度浓缩的形式批评对方，不可能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实在不能褒扬。但从中也折射出青年学生思维敏捷、标新立异、嫉恶如仇等特点。针对“对联事件”八八团说:“造反团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下子贴出了上百付对联，其言之恶，十分罕见，他们用最恶毒、最庸俗的语言，大骂八八团，结果大大加深了同学之间感情上的裂痕。”显然，就团结而言，八八团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以下是笔者从76副对联中选出部分，供读者参阅。

有机就投见缝就钻体积无穷小

见巧就取遇风就转惯性趋于零

横批:尖端“学术”

打肿脸充胖子恬不知耻

挂羊头卖狗肉口是心非

横批:心怀鬼胎

八一六省委通知热烈响应

八一八书记纠正坚决拥护

横批:紧跟错不了

须生三尺看不见

胡长一丈才露头

横批:脸皮?城墙

武松打虎活虎打死

文松打狗死狗打活

横批:各有千秋

变色龙变色千变万变不离其宗

假猴王变形丑态百出难逃如来

横批:谁像给谁

昨日吹捧“通知”体育馆“八八团”动员

今朝紧跟“中央”俱乐部“红卫兵”成立

横批:谨防扒手

对左派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百般刁难

斗黑帮端茶送水春风满面恭恭敬敬

横批:立场坚定

理应当回心转意齐心造反

真不该执迷不悟继续保皇

横批:红卫兵希望

想昨天省委门前哗众取宠我是八八团

看今日俱乐部内梳装打扮吾乃红卫兵

横批:非驴非马

二阶导数等于零园滑过渡

六耳弥猴卅六变又显神通

横批:常有理老正确

介绍四位美籍专家一张大字报

在笔者收藏的文革“文物”中，有一份在中国工作的美籍专家阳早、寒春、史克、汤反帝(汤姆森)写的大字报，油印，八开，署名“三八红旗翻印”，时间1966年9月24日。这个“三八红旗”(战斗队)是哪个省、县，哪个单位，已无从考证，但从不太工整的书写以及作者英文名字字母多处谬误来看，一定是比较基层的单位。唯其如此，才说明这张大字报在当年流传的广度、深度。

大字报中，四位外国专家要求取消对他们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国人民一样参加劳动，参加思想改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敬仰。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作了“我同意这张大字报”的批示，更增加了大字报的传播速度。四十年过去了，文革已经成了历史。在金钱占据人们心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崇洋媚外成了时尚，大款、富翁成为高贵，贫穷、落后成为卑贱的今天，就更凸显这张大字报的价值。可是，当年写大字报的四位美籍专家现在如何?后悔了?回国了?这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心头。

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中流》杂志十周年座谈会上，有幸见到大字报作者之一的寒春同志。后来又专程到北京昌平农机修造厂家属院拜见了大字报的另一作者——寒春的丈夫阳早。一走进他们的家，我就感触颇深。墙上悬挂着毛泽东接见陈永贵的照片十分醒目。住房和普通职工一样是几间平房，屋内的摆设简单、陈旧，地上铺的地板革，有几处已经破裂卷边。尤其令人感叹的是他们自己用砖块垒起来上面放木板而搭成的工作台。显然，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他们依然没有享受生活上的特殊待遇，而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工作台上放着的图纸、绘图工具和一摞摞的数据、英文报刊杂志来看，年近八十的寒春、阳早还在工作着。

当谈到文革中的那张大字报时，他们十分激动。寒春翻出保存多年的大字报稿、毛主席的批示和1966年9月在揭发外国专家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让我看。从和他们的交谈和寒春的发言稿中了解到他们的经历和写这张大字报因由所在。

寒春，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早年在美国从事核物理学研究，曾参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因对美国把原子弹投放日本广岛用于战争不满离开专业，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至今。阳早，寒春的丈夫。早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来到中国延安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农牧业研究。

文革初期寒春全家被“保护”在高级宾馆内，与火热的外界隔绝了。寒春说:“政治待遇上，我们完全被当作资产阶级专家来看待了，剥夺了我们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连同中国同志一起进行政治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了。在生活条件上，我们被安排到新侨饭店里住，给我们的工资也是难以置信的，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的工资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我的孩子原来一直生活在农场里，生下来就和工农生活在一起，现在突然住到宾馆里，读书送到一个专为外国孩子和特殊的中国孩子开办的住宿学校，这种特殊待遇使他们很不习惯。特别是以‘安全’为借口，不许他们和中国孩子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除了坐小车外，不许他们上街、上公园里玩。由于孩子对这种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教育，根本不能理解，九岁的女儿神经失常了:她见东西就摔，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外国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钢笔乱写一气，我怕她把墨水滴在宾馆的被单上，就把一张废报纸垫在上面，她发狂地一股劲地往下写，突然停住了，像个狮子似的，一下子扑向我，大声喊:你看!你看!你这个坏蛋臭特务干什么?你还敢让我破坏《人民日报》?让我在《人民日报》上乱写?”显然，在孩子的心目中，《人民日报》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后来，寒春一家到人民公社经过一个月的正常生活，和劳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女儿才恢复了正常。对此，寒春曾给外国专家局写了一封长信，质问他们为什么要以高水平生活来收买外国人，剥夺他们的政治生活，剥夺他们与劳动人民接触的机会，剥夺他们通过革命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机会。接到信后，一位外专局的领导曾经来看寒春一家，但根本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只是一个词为了“安全”。寒春说:“为谁的安全?为革命的安全?根本不是。这是防止外国人被革命的中国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让修正主义的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国人的孩子用金盘子献给资产阶级的安全!”

从寒春的发言可以看出:①他们写大字报决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赶形势，而是发自肺腑的声音。②他们是带着国际主义精神来中国革命的，而不是来享受的。所以，当受到高于中国普通干部的待遇时，他们由衷的愤怒，大字报中大声疾呼: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样高的待遇?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③他们更看重的是政治待遇，迫切要求和普通中国干部一样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们十分怀念来到中国的最初十年，尽管那时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但平等的政治生活使他们无限满足，所以他们称这十年是“充满着延安精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阶段”。④他们最喜欢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在宾馆居住的日子里，生活待遇可谓优厚之至，然而与世隔绝的政治环境使他们极度绝望，女儿甚至精神失常。当他们到人民公社和农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后，疾病不治而愈。⑤他们非常注重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和改造自己。寒春说，被排除在三大运动之外“就等于切断了正确思想的唯一来源，使人们完全失掉对错误思想，对修正主义腐蚀的抵抗力。”⑥他们对儿女的最大要求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寒春说:“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应当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笔者继而还了解到，大字报另外两位作者的情况:汤反帝(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史克(韩丁的前妻)仍在北京工作。当寒春介绍我去拜访史克时，她在电话里用英语和她的前嫂嫂说话，我在一旁不时地听到“大字报，大字报”的字眼。后来史克——这位85岁高龄的美国老太太，热情地接待了我。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和外文出版工作至今。她谈了她的家族革命史，谈了文革中写大字报的经过以及其他外国朋友对大字报的不同看法。在说到1967年9月8日她在国家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员会隆重纪念毛主席对大字报“九·八”批示大会上的发言时，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但那种自豪、自信和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之情，依然荡漾在那张蓝眼睛、高鼻梁的白人老太太的脸颊上。最后，她从书架上拿出韩丁的《翻身》中译本，介绍说:这本书是描写土地改革后中国北方农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而韩丁的另一本书《深翻》还没有中译本。³

史克的爽朗、健谈、还算流利的中国话，特别是对文革中这张大字报的清晰记忆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此次谈话录了音。最后还合影留念。

附件一:大字报的全文(中文)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泽东思，只能口头上说说。

(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

(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

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兄弟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

(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

(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附件二:毛泽东在1966年9月8日的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

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9月8日

谈谈文革中的传单

传单，是印成单张对外散发的宣传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传单以传递信息最迅速、高效、简便易行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其数量之多，发放范围之广可谓世界之最。官方印发的传单大都是中央通令、政策一类。大量的传单是群众组织印发的。内容多为某组织的成立宣言、严正声明、通告、领导讲话、特号消息、号外、揭露某事件的内幕与真相、著名大字报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群众组织(背后有当权派支持或掌权后)一般是铅印传单，个人、战斗队或群众组织处于受压地位时往往是采取手刻油印形式。不少传单专门注上“请传抄、请宣传、请翻印”的字样。有的传单几经传抄、翻印，流传全国。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签发或单独签发的文件、通告、通知、通令等以传单的形式公布于群众，是文革的首创，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它完全打破以往自上而下逐级传达贯彻的形式，使中央的部署、意见直接地，不打折扣地给群众见面，再经群众组织的翻印、张贴或散发，达到透明度高、传递速度快、范围广泛等前所未有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声音，广大革命群众都是热烈欢迎，坚决照办的。即使有反对者，也只能在幕后“煽阴风点鬼火”，绝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否则就会被人民群众“砸个稀巴烂”。中央精神往往是根据文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而及时制定的，所以对一些群众组织的人和事，必然有针对性，群众中有一些人对中央精神不理解也是正常的。由于广大群众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多数人都会通过学习在实践中去理解。但是，往往有些群众组织头头对中央精神或消极对抗或各取所需，甚至阳奉阴违，这样，就会遭到对立派群众的口诛笔伐，使其陷于孤立，从而团结大多数。这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又能及时引导群众，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笔者的藏品中，反映首都早期红卫兵活动的传单很多，如:清华红卫兵的《三论》(66年6-7月)、蒯大富给叶林的三封信(66.6.22—7.6)、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66.8.1)、北京8中的《红卫兵宣言》(油印、66.8.4)、北京26中学的《毛泽东主义万岁——告全国同胞书》(66.8.21)、北京74中学的《告全体革命的共青团员书》(66.8.29，反对解散共青团)、新北大红卫兵宣言(66.8.22)、北京人委人事局红卫兵的《红卫兵条例》(66.8.27)、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誓词、宣言》(66.8.27)、北航红旗串联小组的《对对号》(66.9.3)、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少数赞”(66.9.4)、首都井冈山一中红卫兵《革命的大串联万岁》(66.9.13)、北航红卫兵的《红卫兵跟着毛主席闯出一条路来》(66.9.13)、《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在京革命师生誓师大会通电》(66.10.6)、《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一、二、三号通令》(66.10.8-14)等，对当时全国文革运动起到不同程度影响和推动作用。但也有也有一些宣传“血统论”，产生负面影响的传单，如: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66.9.4)、北京二中红卫兵关于取缔“飞机头”“波浪式”发型、“牛仔裤”等为内容的《最后通牒》(66.8.18.零点)等，其中，以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八项禁令》(66.8.29)比较典型。

群众组织成立宣言一类传单，内容大同小异，大都是表明革命造反的动机和决心、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以及标语口号等。每一份宣言里都有滚烫撩人的语言，这是早期红卫兵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有极强的感染力、煽动力，读后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万分。例如:在一份《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宣言》传单中这样写道说:我们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我们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要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要把旧世界砸个落花流水、天翻地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起来革命，谁革命?我们不起来造反，谁造反?不造反就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为无产阶级生存断路绝道;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就是百分之二百的修正主义!我们今天到上海就是和上海红卫兵并肩战斗!《复旦大学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中说:红卫兵就要造反，不造反就是假红卫兵，就是修正主义红卫兵。我们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造反劲，把矛头狠狠地指向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那条又黑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闹一番，大干一场，闹他个地动山摇，干他个人仰马翻!我们就是要揪住那条黑线，狠狠地打，猛猛地打，什么温情、折衷，统统滚他妈的蛋，不斩断这条反动路线，十六条就不能贯彻!不捣毁这条反动路线，斗批改就不能完成!不炸掉这条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胜利，不砸烂这条反动路线，中国就要变色!我们人少，人少又有什么可怕?!人数虽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能量无穷，心怀一轮红太阳，刀山火海我敢闯，在革命的烈火里千锤百炼，到斗争的风雨中摔打滚爬，炼就一支非常战斗化、非常革命化的革命造反大军。打不散，拖不垮，顶得住，冲得上，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的红卫兵，无敌于天下!《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宣言》中说: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丢!割掉我们的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口大个疤!过去，我们连国民党的大刀水龙也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小小围攻和恐吓吗?过去，我们连杀头坐牢都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扣什么“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帽子吗?老实告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我们工人造你们的反是造定了!这个反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我们既然起来造反了，这场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么地步，就由不得你们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全体同志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皱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从以上“誓言”中不难看到，文革时代青年人的火热、真诚、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如今这些火热的语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冷漠、道德上的颓废、物质上的享受、思想上的空虚。有人在成为大款、富豪后这样说:“现在除了钱，我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就是当前这个社会很好的注脚。

浅谈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当时，北京师大女中学生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了她的名字后随口说道:“要武嘛!”以后，宋彬彬便改名为“宋要武”。此事报道后，全国大中学校一些热血青年怀着对领袖的无限热爱，也把自己原名改为具有革命寓意的名字(工厂机关也有，相对少些)。许昌一高慕振奎同学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在一份“关于共青团的声明”传单署名后加上“我要改名毛要武”的字样，连“姓”也改了。另一份“联合声明”的传单，署名六人中有四人同时署上新改的名称。

新改名字中以“红兵”、“小兵”、“向东”、“卫东”最多。当然，也有些名字改得令人费解。比如，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改名“胡乱闯”。1968年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周总理对吴巨轮说: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康生接着说: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显然，胡乱闯这个名字改得不好。不过我想，吴巨轮同学当时改用这个名字是为了表明造反当“闯将”的决心，以及对运动初期的各种清规戒律的反抗，不一定真的就“乱闯”。

文革中所改的名字，与当时出生的人所起的名字不同，文革后大多数恢复了原名。如:武汉阅马场中学红小兵白莹，因家住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初期就和大学生一起造反，参加了武汉水电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改名毛海红，寓意为“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实现五洲四海一片红”。文革后她虽然恢复了原名，但是“战友”们至今仍以“小毛”称呼她。

当然，文革中改的名字，也有坚持用一辈子的。例如，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一号服务员，原名陈荣升，改名“陈红兵”，虽然文革后被冤狱二十年，至今仍叫陈红兵，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原名了;重庆特种钢厂王敢斗，原名王福先，文革初期是该厂党委监察干部，如今已经70多岁，仍叫“王敢斗”，他说，那时候我改名“敢斗”，就是要决心同邪恶势力斗争一辈子，而不是一阵子;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原名汤本贵，文革中改名“汤向东”，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未谋面。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本农业科技杂志上看到署名“汤向东”的论文，就给他电话联系:现在时兴对文革“拨乱返正”，你为啥还叫这个名字?他严肃地说:我的名字本来就不乱，返什么正?我的心里顿时充满敬意。“向东”——永远向往毛泽东，他无愧于这个名字。

还有一对夫妇的改名故事很值得书写一下。武汉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原名杨书贵，文革中改名杨道远，取革命事业任重道远之意，曾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职务。1970年，湖北省委藉清查“五•一六”之名，大整造反派。杨道远被打成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被关押，8年失去自由。1978年杨道远又被诬为“四人帮”在湖北省的代理人被判刑12年。1983年出狱后，为生计，在朋友帮助下做了一笔中介生意，得了一点“辛苦费”，湖北省委又以“贪污罪”对杨道远判重刑15年。杨道远的夫人原名孙五经，和杨道远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文革前就是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文革中改名孙卫旗，取决心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意。他们既是同学、同志、战友，又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在杨道远先后失去自由、坐牢的27年间，孙卫旗不畏强势，坚守信仰，吃苦耐劳、无怨无悔。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征途任重而道远。杨道远和孙卫旗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和革命精神，无愧于他们的名字。

文革中的改名，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了文革这个大背景下青年人热爱领袖、崇尚革命的心态。

浅谈文革小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作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被群众组织应用到极致。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出版”文革小报，无需经任何部门批准。群众组织、战斗队，甚至几个人一商议，一份小报就出来了。当然，多为油印小报。铅印小报大都由比较有名气的群众组织创办。文革小报品种之多、名称之新异、出版之随意，在中外报刊史上绝无仅有。

文革小报究竟有多少种?确切数量很难考证。从1966年8月到1969年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创办的“文革小报”(或称“红卫兵小报”)据说有万种之多。所谓“万种”之说，恐怕很难囊括在钢板上蜡纸刻写，然后手工油印的小报。油印小报，简便易行，文革中特别受到“战斗队”的青睐。例如:河南省医药公司从1966年11月27日到68年1月19日，共成立过群众组织(战斗队)12个，伴随着每个组织的诞生，都有一份油印小报问世。一个不大的行政单位竟有小报12种。文革小报数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应该说明的是，油印小报虽然印刷质量良莠不齐，但数据性极强。组织的成立宣言、纲领、领导组成员、重要大字报跃然纸上，原始而无雕琢。河南省医药公司较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革联”主办的《劲松》油印小报，从1967年5月20日创刊，到1968年6月8日终刊，共出版127期。每一期都刻写工整、印刷清晰、栏目齐全，或纪实，或评论，或诗，或文，或插图，或漫画，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郑州地区发生的许多事件，是一份难得的比较系统的文革参考数据。

文革小报品种数量的多寡，可以直观反映出该地区文革运动的进程。笔者通过对29个省、市、自治区3000余种文革小报进行统计分析，品种数量占前四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四川、上海、江苏，较少的是青海和西藏(系笔者一家之言)。西藏自治区，文革前人口180万，仅有一所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还设在陕西咸阳，文革运动发展相对滞后，小报品种自然稀少。而与之毗邻的四川省，7000万人口，20余所大学，文革运动异常激烈，小报的数量却是“全国罕见”。1968年5月，《四川日报》评论员文章《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一文中说:“在四川，群众组织的大小报纸，数量之多，是全国罕见的。”1968年3月15日，周总理接见四川省革筹和驻军代表时说:“毛主席看了许多小报。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性》，主席说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毛泽东对小报的重视，从一个侧面说明小报地位之重要。

文革小报的名称，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红卫兵”是文革中率先出现的新生事物，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所以，以“红卫兵”或“××红卫兵”为名称的小报各地都有。其中，宁夏一份小报干脆就叫《红卫兵小报》;很多小报采用毛主席语录或诗词中的词语或革命圣地作为小报名称。如《风雷激》、《换新天》、《万山红遍》、《指点江山》、《井冈山》、《延安》等;文革中以“革命”、“红色”、“造反”为时尚，所以《革命造反报》、《造反有理报》、《红红红》、《红烂漫》、《红色造反》等比比皆是。以“新”字打头的小报，如《新北大》、《新师大》、《新复旦》、《新南开》等，取其“旧貌换新”、“破旧立新”之意;也有一些与群众组织名称相吻合的小报。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报、地质学院《东方红》报、人民大学《人大三红》报、河南《二七公社报》、开封“八·二四”、武汉《钢工总》、湖南《湘江风雷》等;还有一类报纸，仅从名称就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如:《血战到底》、《××怒火》、《文攻武卫》、《杀派报》等，其中有的还把“第×期”改为“第×声”、“第×炮”、“血战×号”。从这些小报上频频刊登的死难“烈士”的照片、××惨案经过、声讨文章等，就可以理解“声”、“炮”的含义，一期报纸何尝不是一发炮弹，一声呐喊!1967年2月以后，不少地区军队在支左问题上支一派、压一派，调动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围攻造反派，频频发生武斗，造反派死伤惨重。这些小报大都产生于这个背景。

有的小报名称听起来怪异，其实是有背景的。例如:河南省安阳县《鶏毛上天》小报名称，来源于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安阳县南崔庄农业生产合作社《谁说鶏毛不能上天》一文写的按语，称赞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由小变大、由穷变富，鶏毛终于飞上天精神的事;还有《狂人》、《大喊大叫》、《反到底》、《闯报》等，形象的反映出文革中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状态;还有《专刊》、《会刊》、《批×战报》等，是对某人某事件的专题报道;而《揪坏头头战报》、《反极左战报》、《反武斗战报》、《反复辟战报》、《反逆流战报》等，更直观地反映了办报者鲜明的政治观点。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都办有小报，其中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报头上都带有镰刀斧头标记，区别十分明显。总之，林林总总的小报名称就是文革的一道独特风景。

文革小报的版面五花八门。一般多为八开4版，也有少量对开4版、4开4版的;有16开杂志型的，也有32开书籍型的。报头几乎都是采用“毛体”(毛泽东手书)，以示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敬。套红版小报一般用于创刊号、各种纪念日、最高指示的发表、革委会成立等重大事件，彰显出“红彤彤”的时代风采。

文革小报大都是不定期出版。只有少数著名群众组织所办小报，规律性、连续性较强。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从1966年12月1日创刊，到1968年5月31日，出版了154期，其中包括一些合刊或专刊;上海复旦大学的《新复旦》报，创刊于1967年1月10日，出版51期后，9月1日改为《复旦战报》，1969年5月7日终刊，共出版152期;河南《二七公社内蒙古造反派小报报》的前身是《直捣中原》报，出版33期后，1967年9月2日改版为《二七公社报》，1968年8月8日，随着二七公社“倒旗”(即撤销)而终刊，共出版148期;1968年8月12日，《河南二七报》创刊，仍是《二七公社报》原班人马，没有署主办单位，实际上是由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出版37期后(1968年11月5日)停刊整顿，11月25日改为河南省工代会主办;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主办的《井冈山》报，创刊于1967年9月10日，到1968年2月29日终刊，共刊出30期。1968年4月16日复刊，仍由原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主办。到1968年8月10日第59期，改为原省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和原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合办，1968年12月16日，第82期改为省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团六营一二三连和原省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主办，共出版86期，是笔者收集到的比较完整的一份文革小报。

文革小报的内容主要有:首长讲话、中央文件、重大消息、批判文章、声明、通告、以及组织之间的辩论文章等等。报头旁大都刊有和主题内容相关联的《毛主席语录》，这是文革小报的显著特征之一。文革小报作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喉舌”，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同一次武斗事件，两派小报的报道大相径庭。各自斥责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言之凿凿、慷慨激昂，让人难辨真伪。所以，对重大事件的判断，主要看大局、大方向，看旁观群众的评判，还要看当事者对事件的反思以及中央关于该事件的调查和表态，不能完全听小报的一派之辞。

还有一份小报不能不提一下。1967年1月18日，北京四中牟志京等同学创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署名“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因创刊号上刊登了遇罗克(署名“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出身论》而名声大振。《出身论》约3万余字，从理论上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该报首次印数3万份，一售而空，在全国引起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同时，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一期在印刷厂就被“联动”抢走一部分，在以后三个月里，共出版了6期，其间重版了《出身论》9万份。该报发行时间短、期数少、发行量大、影响面广，在文革小报中独一无二。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就是打击面宽了，致使不少老同志受到冲击。“全面内战”就是武斗。这些被毛泽东称为文革“三分不足”的错误，在文革小报中都留有痕迹。比如，含有讽刺、丑化成分的漫画、宣传画、插图、头像等在不少小报中都能找到。1968年7、8月间，河南省一些小报登载了部分省委领导(时称“走资派”)的头像，受到省革委主任刘建勋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加速了小报的停刊和群众组织的“倒旗”(即撤销)。

文革小报的鼎盛期是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1969年上半年大都停刊，少数更名后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继续出版，党组织恢复后几乎绝迹。由于文革小报是文革时代的历史见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笔者收藏约3000种文革小报，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特别是500余份油印小报，随着印刷业的数字化，油印方式被淘汰，其中字体工整、排版合理、插图齐全的上乘之作，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传单的署名看文革时代的词汇特征

笔者是文革品的收藏爱好者。在整理藏品的过程中发现文革中的传单署名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些署名除极少数是真名实姓外(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都是战斗队的名称或随意署的化名。把这些林林总总的署名集中起来几乎就是那个时代词汇的缩影。

于是，笔者对千余份传单署名进行了粗略的归纳分类，从中选出了500多个不同的署名。从这些署名可以看出文革时代特有的词汇特征。

首先是“红”字打头的署名。“红卫兵”、“红卫队”、“红闯将”、“红号角”、“红旗”、“红星”、“红心”、“红遍全球”、“红色风暴”、“红色宣传员”、“红色小老虎”、“红色造反者”、“红红红”等等。这些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充斥中国文化领域各个角落的“红色”词汇，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火红、真诚、无私、无畏、狂热的心理状态和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雄心壮志，是文革中最有代表性的词汇。

传单署名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有借用毛泽东诗词中的词汇。如:“缚苍龙”、“全无敌”、“千钧棒”、“云水怒”、“风雷激”、“只争朝夕”、“倒海翻江”、“中流击水”、“激扬文字”、“赤遍全球”、“鹰击长空”、“百万雄兵”等，既说明毛泽东诗词中特有的词汇魅力，也说明人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崇拜。

以时间(月日)为战斗队名称的有:(1)毛主席接见日:如“八·一八”、“八·三一”等;(2)群众组织成立的日子:如开封师院“八·二四”、四川大学“八·二六”、重庆大学“八·一五”、洛阳“八·一六”等;(3)革命纪念日:如“二·七”公社、“十·一”战团、“五·四”战团等。

还有一些深刻、幽默、怪异、讽刺一类署名，更能反映出文革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从中似乎可以嗅到浓浓的火药味，听到红卫兵小将的战马嘶鸣声......。这些词汇的出现，大多都有其特殊的事件背景。比如“鬼见愁”曾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对联谱写的歌曲的名称，歌词的前两句“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是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充满血统论观点的对联改编的。1966年8—9月，北京一些自封“自来红”的高干子弟所以抬出“血统论”来，完全是为了对付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号召起来造“走资派”反的少数派学生的。在他们眼里，这些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牛鬼蛇神”，他们认为造反派见了这幅对联就害怕了，一筹莫展了，故取名叫“鬼见愁”。后来，接受江青的建议后修改了。修改后“鬼见愁”中“鬼”的含义就完全变了，这个鬼就是包括“走资派”在内的一切反动派、“牛鬼蛇神”。在笔者收藏的传单署名中还有“不怕鬼”、“杀阎王”“、照妖镜”、“铁棒槌”、“斩修根”、“掘坟墓”、“挖黑线”、“打鬼”、“降妖”“驱魔”、“叛逆”、“斩妖除蛇”、“虎口拔牙”等都表现了传单作者同邪恶斗争的决心;“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喝水”、“不怕死”、“越压越硬”等更直白地道出在同“走资派”斗争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象站”、“摸营地”、“搅拌器”、“给你稻草”、“红辣椒”、“吃螃蟹”等看似怪异难解，实则幽默有趣;“没有理”、“想坐牢”、“阿斗”、“狂妄”等恰恰是反话。

以下是笔者对传单署名的分类，仅供爱好者参考。

一、“红”字打头

红旗、红星、红卫、红心、红鹰、红哨、红松、红光、红流、红笛、红缨、红飙、红嫂、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红小兵、红铁兵、红先锋、红号角、红世界、红五星、红海啸、红灯照、红飞虎、红战队、红铁笔、红铁锤、红尖兵、红闯将、红尖刀、红老虎、红刺刀、红炮手、红旗手、红钢刀、红缨枪、红旗手、红旗飘、红全球、红红红、红心向党、红色革命、红色雷达、红遍全球、红色风暴、红色前哨、红色战友、红色小卒、红色暴徒、红色尖兵、红色战士、红旗飘飘、红色风雷、红色宣传员、红色游击队、红色游击兵、红色小老虎、红色造反者、红色无产者、红色劳动者

二、借用毛泽东诗词中的词汇

长征、劲松、狂飙、赤旗、长缨、昆仑、伏虎、缚苍龙、千钧棒、从头越、追穷寇、云水怒、在险峰、炮声隆、全无敌、奔腾急、争朝夕、风雷激、乾坤赤、飞鸣镝、驱虎豹、真如铁、鏖战急、学闯道、锷未残、傲霜雪、今胜昔、重开战、送瘟神、多奇志、起宏图、仍从容、满江红、战鲲鹏、尽朝晖、看今朝、凌云志、不争春、漫天雪、丛中笑、尽开颜、浪滔天、过大江、倾盆雨、孙大圣、惊回首、主沉浮、从来急、征腐恶、起风雷、换新天、曾记否、浪遏飞舟、只争朝夕、倒海翻江、秋收起义、独立寒秋、中流击水、激扬文字、赤遍全球、五洋捉鳖、鹰击长空、东方欲晓、百万雄兵、雄关漫道、白浪滔天、知向谁边、战地黄花、还看今朝、众志成城、五洲风雷、飒爽英姿、挥斥方遒、东风万里、金戈铁马、万山红遍、踏遍青山、笑指沙场、指点江山、长缨在手、横空出世、刺破青天、山上山下、岿然不动、风景这边独好、万马战犹酣

三、“革命”打头

革命无罪、革命造反、革命暴动、革命狂飙、革命火种、革命闯将、革命火炬、革命青年、革命到底、革命先锋、革命烈火、革命狂人、革命大批判、革命敢死队、革命敢闯队

四、标语、口号、语录

卫东、忠东、跟东、向东、向阳、永革、永向阳、向太阳、东方红、太阳升、永卫东、齐卫东、齐向东、共向东、齐卫红、卫东彪、向日葵、誓卫东、三忠于、斗批改、十六条、卫三红、更坚强、心向党、反帝修、毛林之兵、造反有理、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破旧立新、大破大立、灭资兴无、文攻武卫、不怕牺牲、排除万难、革命大批判、炮打司令部、关心国家大事、捍卫六六通令、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主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五、地名、人名、纪念日

韶山、遵义、延安、古田、瑞金、南昌、宁岗、长城、黄河、淮海、韶湘、岷山、东海、井冈山、平型关、金沙江、罗宵山、向北京、黄河浪、井冈松、韶山红日、井冈红旗、延安之火、黄河之滨、黄河怒吼、东海前哨、万里长江、天安门纵队、井冈山的敢松、焦裕禄、刘胡兰、黄继光、鲁迅、雷锋、欧阳海、七一、五一、八一、十一、五四、五·七、八·八、八·五、八·一八、八·一五、八·一六、八·二六、八·三一、九·一五、四·二二、四·一四

六、深刻、怪异、幽默、讽刺

呐喊、横眉、横扫、好斗、狂人、抓鬼、降妖、除害、死硬、怒火、玩命、狂妄、驱魔、叛逆、敢死、阿斗、辟谣、投枪、金睛、扫敌、怒潮、敢拼、敌敌畏、红辣椒、吃螃蟹、六月狂、笑笑笑、小猛虎、小人物、尖刀班、原子弹、高射炮、叛逆者、反倒底、上刀山、下火海、天不怕、狼牙山、鬼见愁、不怕鬼、硬骨头、想坐牢、不怕死、死不怕、反逆流、反迫害、照妖镜、摸营地、杀阎王、明枪手、铁棒槌、驳谬论、揭阴谋、没有理、敢死队、战妖风、杀妖风、挖黑线、掘坟墓、斩修根、挖毒根、闯天下、闹天宫、狂妄人、何所惧、压不垮、主义真、大无畏、搅拌器、小口径、众愚公、揭丑事、拼刺刀、大圣棒、气象站、消毒队、敲警钟、老部下、给你稻草、专打老保、斩妖除蛇、专揭真相、越压越硬、刺刀见红、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喝水、一拼到底、解放自己、顶天立地、烈火熊熊、炮火连天、逢山开道、炮火连天、挺身而出、互相启发、铜墙铁壁、鶏毛上天、虎口拔牙、点火大军、含热核原子弹、巡回医疗队、提着脑袋干革命

七、其它

火种、火炬、风暴、响箭、先锋、冲锋、烽焰、烽火、霹雳、锋芒、远征、巨浪、东风、永红、海燕、星火、转战、险峰、反修、群革、烈火、无畏、燎原、闪电、尖刀、觉醒、雄鹰、激浪、青松、春雷、猛冲、要武、真理、风雷、激流、暴风、山鹰、抗大、号兵、山高、洪流、继红、火焰、铁骑、敢闯、赤旗、赤峰、赤胆、赤潮、旌旗、文斗、铁军、捍真、前进、奔流、火花、朝阳、苍松、新兵、雪莲花、东风烈、看得远、小观察、小评论、瞭望哨、前哨兵、子弟兵、大方向、赤卫军、赤卫队、野战军、万山红、宇宙红、满天红、迎风浪、为人民、无产者、老三篇、敢革命、迎阻力、北斗星、挺进队、火车头、学红军、过大关、铁扫把、虎山行、小分队、梅花笑、孺子牛、进军号、经风雨、大民主、雷达兵、铁骑尖兵、碧血中州、鏖战中原、第一红岩、新生力量、高举红旗、笔下雷声、千锤百炼、五洲风雷、五湖四海、星星之火、东风劲吹、跟踪追击、南征北战、穷追到底、星火燎原、普通一兵、万众一心、乘风破浪、国际歌战团、青年近卫军、毛主席警卫大队、工农兵突击兵团。

笔者从文革的署名，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充斥城乡的小饭馆、小商店、理发店等名称以及如今网络时代的网名来。它们五花八门，随意性、个性的张扬极强，但缺乏的恰恰是文革时代的战斗性、革命性、群体性。

附件:一份传单的署名(122个战斗队)

军营生活的回忆

29年前，我们67、68届大学毕业生，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这里记述的是那段特殊军营生活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毕业前夕

1968年夏秋之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大中学校，工人阶级占领了教育阵地。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们，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到农村去，到工矿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8月24日，河南省省会郑州召开了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薛喜梅等71名郑州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河南省郏县人民公社去“经风雨，见世面，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上山下乡的浪潮震荡着每个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心。我们67、68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何去何从?面对去向问题，学校“工宣队”组织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教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它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一次次口诛笔伐，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我们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立誓言: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们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

1968年9月，河南农学院67、68届毕业生200余人和全省其它大专院校及外省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分别奔赴平顶山、安阳、开封、商丘、湖北等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

“大班幼儿园”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一行数十人，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欢声笑语从郑州乘车来到了平顶山8212部队解放军农场。一下车，部队首长、战士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忙着安排食宿。一排排平房宿舍虽然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朴素、舒适的感觉。下午，我们三五成群，熟悉环境。这是个约有500亩地的小型农场，南边是一条人工河(后来知道叫湛河)，河水清而深，流动缓慢，岸边垂柳成荫，树荫下长着青草。我们的营房紧靠岸边。田地里没有秋庄稼，只有麦茬还在那里仰着头顽强地挣扎着(也许是在等待着我们去开垦它吧!)朝北望去，平顶山很近，山不雄伟，样子却奇特，突兀顶平，名副其实。好一派田园风光!!晚饭后，因为奔波了一天，我们正准备睡个大觉，忽听军号响起来，接着紧急集合。毫无准备的我们，一个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排好队听连长讲话:“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了。战士有战士的规距，一切行动听指挥，今天晚上看电影，不准请假，不准早退。”接着，每人发了一个小方凳，我们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来到露天电影院——打麦场上。连长喊“放凳子，坐下!”，我们几十个20多岁的大学生扑通扑通，下饺子一样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排长口令:“再站起来，再坐下!”就这样反复几次，仍是不理想。就这样，电影开始了......第二天，有人就把第一晚的情景戏称为“大班幼儿园”。

接着，我们这些“大班幼儿生”就开始了第一课军事训练。大学生活的后两年，我们停课闹革命，纪律性差，自由散漫，现在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有点不适应。军训是艰苦的，枯燥无味的，只有机械的动作，规范的行动。早晨5点钟，清脆、响亮的起床号声惊醒了我们的好梦，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洗脸、刷牙，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开头几天，不是这个衣服穿错了，就是那个鞋穿反了;这个裤带没系好，那个的扣子系错了;这个头发没梳，那个脸没顾上洗，洋相百出。解放军要求很严，立正，稍息，齐步，跑步，一遍遍地训练，还有真枪实弹的射击训练，光荣传统的思想教育等穿插进行，这时候我们这些自认为经受“文革”锤炼的大学生才感到和解放军比起来真是“大班幼儿生”呢!一个月的军训生活，我们脸晒黑了，体格壮了，队伍整齐了，纪律性强了，“大班幼儿生”真成了不穿军衣的兵了!

思想教育

如果把第一阶段军训比作“大班幼儿园”的话，第二阶段的思想教育就是“升级”了。我们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来到解放军农场的。有人认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没有必要接受再教育。有的认为，我们有知识，有文化，哪点不比工农兵强?还有人认为，让我们来这里干原始式的农活，大材小用。针对种种思想，部队领导就大学生要不要接受再教育的问题展开了大学习、大讨论。请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做报告，请老煤矿工人讲过去，听部队首长讲战争经历，讲革命烈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同时举办“斗私批修”讲用会，采取多种形式让我们在对接受再教育必要性的讨论中接受教育。

8212部队(驻豫炮兵二师)蔡铎师长从小没上过学，是个苦出身，十几岁参军后，扛枪打仗，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带着敌人的弹片，打仗空隙学文化、学军事，在给我们讲他的战斗经历时，哪个山头有多高，哪里地形如何，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报告很感人，我们很服气。

对于这段思想教育，我在当年的“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通过这一段的军训和思想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解放军相比，我们多喝了几年墨水，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解放军的纯朴、忠诚、吃苦耐劳、人格高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雷锋不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培养出的英雄吗?农场的生活苦，农活累，恰恰可以磨炼我的意志，使我亲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这段话现代青年听起来也许是可笑的、不可思议的。但对我却是那样印象深刻，永志不灭，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自愿到基层、到农村工作，和工人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荣誉面前不自满，困难面前不低头，权力在手时不谋私利，金钱面前不贪婪。我始终是一个平凡普通问心无愧的人。

“四不准”

大学生毕业生集中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举措，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一些苛刻要求和不近人情的东西，“四不准”就是这种产物。

到农场的第二天，我们在进行编制时，就出现了使人不理解的事，即男女学生分成男生连和女生连。男女连队之间还相隔一段距离。我们除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外，还要从事耕田种地等重体力劳动，如果男女学生一起就能在农活上互相帮助，为什么偏偏要分开呢?部队首长来连队给我们宣布纪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学生在劳动锻炼期间要执行四不准:一、不准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不准结婚;四、结了婚的不准过夫妻生活。好一个“四不准”!简直像王母娘娘的簪子一样划个天河把我们分成男生连、女生连。碰巧的是，我们男女连队之间正好隔着一条人工小河!“四不准”使我们女大学生吃尽了苦头。农场的劳动是把旱地改水田的体力活，我们只能像男生一样卷起裤管，赶着水牛在泥里、水里犁地、耙地，然后插秧、管理、收获，完成水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一天的农活干下来，一个个累得身子骨像散架一样，还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些体质柔弱的女生只有在被窝里抹眼泪。

学校毕业前夕，有的男女生已经恋爱，双双来到农场。“四不准”使他们饱尝咫尺天涯的相思之苦。于是，远送秋波，传递纸条，鹊桥暗渡之事屡屡发生，当然也因此而屡屡受到连长的训斥。甚至还出现因违犯“四不准”受到党纪处分的事件。有个女大学生，德才兼备，还是学生党员，已婚的爱人是现役军人，享受探亲假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农场。恰逢“四不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里居住下来。他的妻子，那个女大学生却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

到了1969年8月，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年头。同学们对军营生活已经适应，却对“四不准”始终耿耿于怀。一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刘建勋来到我们农场视察。因为我的未婚夫是我校红卫兵头头，省革委常委，他分配到离此30公里的农村劳动锻炼，因“四不准”，我们彼此不能见面，大家就鼓动我去找刘建勋反映“四不准”问题。于是我去见刘建勋。刘建勋向:“小范呢?”我说:“在叶县插队。”“你想见他吗?”“四不准，不敢见。”刘建勋笑了，让我坐上他的车，在8212部队蔡师长的陪同下到了叶县田庄公社龙潦大队，见到我的爱人后又一起返回平顶山。回到农场的时候，整个农场沸腾了!“啊!刘建勋带头打破了四不准，我们自由了!”从这以后，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四不准”，但这条规矩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到1970年2月锻炼结束时，竟然出现了新的情侣，甚至发生解放军和女大学生恋爱的事。看来，“四不准”是挡不住青年人的爱情的，然而因违反“四不准”而受处分的，也就白白冤枉了。

劳改犯?大学生?

我们劳动锻炼的平顶山8212部队农场原是个劳改农场，部队接管后，那里不再有劳改犯。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但衣服烂了，可以用旧军装打补丁。一些男同学不知是真的没衣服穿，还是处于对“四不准”的不满，或是故意幽它一默，破衣服补满黄补丁，加上头发不理，胡子不剃，打扮得真有点像劳改犯。一次，几个这种打扮的男同学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去附近的东工人镇买菜(因矿工居住区而得名)，招来镇上群众异样的目光，有的小声问解放军战士，什么时候来劳改犯了?战士笑道:什么劳改犯，是来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啊，大学生!”人们心目中的骄子，竟穿得像劳改犯一样走在大街上，这既是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的挑战，也是对“四不准”这一极端做法的抗争!

病号饭

解放军是一个团结和睦、互相关怀、互相爱护的大家庭，谁有了病，连、排长问寒问暖，连队还专门设有医务室。我所在的排有30多个女大学生，排长是一个年仅19岁的解放军战士，他既严肃又活泼，背地里我们称他“可爱的小弟弟”。我当时被任命为副排长，主管女同学的一些事务。女同学月经期间不能上早操和干重活，我给排长请假:×××、××有病了，排长以为真有病了，就发扬雷锋精神，给这些同学端来了“病号饭”，当她们吃着这香喷喷的病号饭时，都咯咯地笑了。时间久了，“怎么每天都有病号?”排长犯了嘀咕，我实在不好意思当面给他解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谈男女之事十分忌讳)，只好红着脸去给连长反映，让连长去给这个单纯、可爱的解放军小弟弟解释去吧!

欢乐的军营生活

俗话说:“仨女一台戏。”几十个女大学生在一起更是热闹非凡，劳动归来，学习之余，歌声、笑声不断。自编自演节目，自办文艺晚会是经常的事。晚会的内容丰富多采: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唱本连本排的好人好事，唱我们的好排长、好连长;晚会的形式各种各样:京剧、豫剧、曲剧、快板书、三句半，吹拉弹唱，样样俱全。由于有师院艺术系的学生参加，节目的质量还相当高。

由于营房紧靠湛河，得天独厚，游泳成了我们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在解放军指导下，我们这些北方的旱鸭子大都学会了游泳，还常常举行游泳比赛。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游泳生涯，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游泳衣。

诗朗诵、演讲会是大学生的拿手戏，这里的湛河、平顶山为我们增光添色。“平顶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湛河两岸尽朝晖”、“平顶山高，没有党的恩情高;湛河水深，没有阶级感情深”，这些充满激情的句子至今记忆犹新。

更有趣的是跟我们的解放军连、排长开玩笑。排长是河南信阳人，口音比较特殊。我们问:“今天吃什么饭?”排长答:“大米饭。”“啥大米饭?”“大米稀饭。”这几句话在排长口中变成了“索法?”“岛米法。”“索岛米法?”“岛米西法。”于是我们为排长的这几句话谱了曲:—54—134—5134—1374—。我们的连长是黄河北长垣县人，他的口音里把an(安)读成ai(哎)，有同学给他编了顺口溜:出了门，往正南(nai)，腰里塞了三分钱(三读作Sai，钱读作qiai)，买了三个绿豆丸(丸读作Wai)，光加醋，没加盐(盐读作yai)，酸甜，酸甜(酸读作Suai，甜读作tiai)。连长读着顺口溜笑得前仰后合，同学们也笑了，笑声在农场的上空回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一年的军营生活，锻炼了我们思想，强健了我们身体，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的同学刘成姣，是河南农学院68级农机系学生，她泼辣能干，事事处处不甘落后。1969年秋打稻子时，不慎将右手绞到脱粒机里，手臂被打成肉糊，当我们把她的胳膊拉出来时，只见两个鲜血淋淋的指头系在筋管上，她很坚强没有哭，虽然立即送到医院，后又转到上海治疗，最终还是失去了右手，成了终身残废。

锻炼期间，我们还到平顶山十矿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26岁叫王清江的矿工受伤的情景。下井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他让我们看他女儿的照片，下井后，由于冒顶事故，他的脸被挤压在铁柱子上，造成面部受伤、牙齿全部脱落、锁骨粉碎的重伤。10天的矿井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辛苦与奉献精神。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这段特殊的军营生活，重新分配到各地去工作。如今，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历经沧桑，回忆往事，有激情、有汗水、有欢乐、有不解、有遗憾、有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普通一兵，在苦和累中磨练了自己，去掉了骄娇二气。“经历是财富，苦难是老师”，每当我给孩子们讲起这些故事时，他们总是像听天书一样不能置信，然而，这的确是真真实实的故事。

1996年8月完稿

原载《1966我们那代人的回忆》(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

对于1966—1976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席卷全国、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立场不同，看法也截然不同。毛泽东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毛泽东去世后，曾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者却把文化大革命定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彻底否定。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验证，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究竟该如何评价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不只是关系到对毛泽东的评价，而且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甚至涉及到世界“共运”的诸多理论和实践。所以，每个愿意继续革命的人不得不对此作出判断和认识。

2001年春，北京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使他很想从新认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就请几位经历过文革的同志敞开心扉，各抒己见，谈论自己对文革以及彭德怀问题的看法。笔者有幸看到写给这位老同志的发自肺腑的文章或信件，就结合自己的看法，分别就几个焦点(也是要点)问题，写出《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这篇文字在计算机文文件里躺了六年，最近才进行了修改，供读者参考和评论。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9月)“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有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7年2月的一次谈话)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论点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究竟孰是孰非?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写道:“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这些复辟行动除武力的就是和平的，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是最好的办法。”列宁又说:“......在革命已经爆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这些蹩脚的革命家，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党内走资派。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各色各样的表演，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所有制上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竭力维护、巩固、发展私有制。只要认真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历次政治斗争的史实，再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断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论点是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经毛泽东严肃批评后，他暂时收敛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数据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经过1957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败的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妄图复辟的猖狂进攻以后，激发了全国人民极为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在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随着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又出现了在原来农业高级社的基础上兴办人民公社的高潮。这时阶级斗争曾表现一段时间的缓和，但绝没有停止。资产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感到自己大势已去，便转换手法，采取从党内寻找代理人搞和平演变的方法继续向无产阶级进攻。而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没有因建国初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诚心转变，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经不起资产阶级和平演变考验的人，逐渐演变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愿继续革命，甚至反对革命，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伺机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在我国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出现失误加上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等客观原因造成国民经济发展受挫，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尽管毛泽东最早觉察失误并立即指导全党有效地努力纠正错误，党内的资产阶级仍然借机向党发动了进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突然向党向毛泽东发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彭德怀在我国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建有卓越功勋的，对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有这样那样错误，受到过毛主席和党的批评。而他对毛主席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军队的高级将领，彭德怀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应该十分关心维护我国新建立起来但还有许多不完善地方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应该对大跃进中一时出现失误造成的挫折有一个客观的正确认识的，应该对毛泽东最早察觉并领导全党正在有效纠正错误的举动作出充分肯定和评价，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采取和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并提出自己对进一步纠正错误的意见的。但他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都不讲任何意见，在庐山会议进一步纠“左”作出布署基本结束时，突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发难，提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这样做的动机，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已起到了与国际上的帝修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台湾国民党恶毒攻击我国三面红旗的配合作用，而且在言语上也近似一个腔调。彭德怀的万言书，实际上是攻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极左”，攻击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彭德怀的这一思想当时也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没有明显暴露就是了，这些已经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史发展事实完全证明了。不是已经完全否定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给彭德怀彻底平反了吗?不是已经在全国解散了人民公社，抛弃了总路线，大跃进吗?不是已经作出毛泽东从1956年以来搞的是一条“左倾”的错误吗?不是把当年彭德怀的万言书写的甚至还没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实现了吗?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已经为实践证明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叫修正主义路线吗?并且这条路线已经基本上把我们党的事业断送了吗?所以，如果说当时许多同志“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话，四十年后的今天，再看那场斗争的真面目已经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们党，这一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我们可以把这场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转移到党内的开始，是毛泽东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以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关于“四清”问题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同意农村实行分田单干实际是解散人民公社的斗争，在同国营企业实行一长制、奖金利润挂帅、单纯依靠科技人员办企业的资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的斗争，在同上层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都说明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都说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笼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是庐山会议斗争的继续。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进行翻案，便立即安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反击。而文章写成后，全国许多省市党报都不刊登，毛泽东不得已采用发行小册子的方式向全国散发。这时北京市已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可见当时资产阶级的气焰已经嚣张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这说明并非当时毛主席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而是估计得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如果毛泽东不用文革的方法，而采用整风的方法是否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答案是:否。因为当时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1942年整风根本不同的。1942年整风，是在全党以毛泽东正确路线为指导基本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为进一步增强团结，提高思想水平，通过学习文件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历史上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的。是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思想革命。而1966年党面临的情况是无产队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路线的斗争越来越激化，在“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寻找到的一种“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式，这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显然，这样一场以反对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中心内容的政治大革命，是不可能用整风的方法得到解决的。

如果不用文革的方法，用遵义会议的方式行不行?答案也是:否。因为这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也不同。遵义会议时我们党不是执政党，不存在一部分当官做老爷不愿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而仅是共同在为实现革命胜利的大目标下怎样革命，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当时跟着王明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忠心耿耿干革命的，其错误也属于思想方法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因而在错误路线使革命不断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会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就决定了遵义会议摒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是迟早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党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认识已经从血的教训中提高了，毛泽东已是众望所归。所以，遵义会议就成为我党结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对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而1966年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生死决战问题，要用遵义会议的方式，用召开党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做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在1966年的情况下，毛泽东断然采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起来，运用大民主的方法进行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已经十分严重激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十分英明正确的。这也充分显示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思想，显示了毛泽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坚持革命而敢于向一切敌人和阻力挑战的大无畏的勇气和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

(二)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既有当时的经济基础又有当时的政治基础

在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国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的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全国粮食也有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成就完全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优越性。到196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已经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公社，小农的个体生产经营，私有制经济已基本绝迹。这时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想什么呢?他们想的就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国营、集体生产，使生活蒸蒸日上，不再走回头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挂着共产党招牌、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领导职务，却不卖劲为社会主义出力，反而拉倒车、走歪门邪道，糟踏、破坏集体经济，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当时不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是是否真心实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真心实意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问题。因为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已经使得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这突出表现为在工厂是搞物质刺激还是政治挂帅，是专家治厂还是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是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命、大搞科学实验，还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在农村则表现为是巩固发展队办、社办的集体经济，大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改善人民生活，为国家多做贡献，还是削弱集体经济，鼓动社员个人顾个人，采取保守、守旧的耕作方法，瞒产私分，分光吃光，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一切反映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严肃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党中央政策的摇摆(如四清运动中前十条和后十条)，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区的各自为政，都显示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山雨欲来。所以毛主席在这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时的，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毛主席一声号召，全国从下到上，男女老少，不分城乡，不问南北，群众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难道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对毛泽东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毛泽东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首先要选用能够正确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决拥护支持他的方针政策，忠实地执行继续革命路线的人。可以想象，毛泽东一定很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战斗几十年久经考验的老战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帅、老将、老总像过去一样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为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事实证明，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文化革命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站在了运动对立面，对运动百般指责，甚至反对，毛泽东自然是无法用他们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重用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都是十分英明的决策。

(一)关于周恩来

周恩来在文革中始终是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的。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密切合作支持，鞠躬尽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写给江青的信中明显流露了他对林彪的疑虑，而这封绝密信件是首先送给周恩来看的，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

文革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使用是非常得当的。他不但把国务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来领导，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来负责处理。文革中解决全国各省市的问题，几乎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共同听取省市群众组织代表团的多次汇报后，再向毛主席汇报，最后代表中央作出处理决定的。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新政权的建立，九、十次党代表大会和四届人大的召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泽东指定以周恩来为核心组织筹备和逐一确定的。文革中周恩来还担负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联系做好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有阻力的老干部的工作，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其他任何人不能胜任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来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坛上，明里暗里制造着一种舆论:毛、周斗争论。说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压抑、受排挤、不被信任，权力和处境都岌岌可危的;这似乎暗示人们:“彻底否定”文革是周恩来留下的一个遗愿。这完全是翻案派玩弄的“抬周贬毛”的鬼把戏!另外，他们还编造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批林批孔”中著名写作班子“梁效”成员之一、北京大学老教授周一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如揭发出江青说‘总理是大儒，批儒目标指向总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在任何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成员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动佩带白花。有两人在‘四·五’期间去了天安门，我是其中之一。”(《每周文摘》1998年第97、98期)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正如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而周总理就是一位伟大的工程师。”(1976年9月《人民日报》)这实在是一个真知灼见。

(二)关于林彪

文化革命前期，尽管毛泽东对林彪的某些作法心存疑虑，但仍是把他作为副统帅委以重任。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林彪有长期以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和行动。林彪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1959年兼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后，首先在军队里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在以后全国普及毛泽东思想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红遍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就是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产物。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林彪信任的基本因素。其二，文革开始后，军队里不少资格老、威信高的将军元帅们对毛主席发动文革很不理解，很不支持，很不得力，有的甚至站到对立面，而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必须得到军队强有力的支持。这时候，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态度十分积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选择并重用林彪作为副统帅是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从林彪关于政变的讲话(指1966年5月8日)以及过分夸大“红宝书”的作用等举动中看出端倪。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这样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显然，这里所说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但是，随着文革的深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以及提出“四个伟大”等，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和提防。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对他的权力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仍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里。毛泽东这样做，一是给他机会，对他寄予希望，二是客观情况的需要。文革中林彪作为副统帅在亿万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只有让他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来，广大群众才能辨别真伪。“九大”以后发生的事，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林立果、叶群以及黄、吴、李、丘为核心的反革命集团，为了抢班夺权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终于暴露，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此后，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林彪项目组工作，查出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确凿的罪证，特别是企图谋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纪要》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尽管有人对“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出逃是主动还是胁迫、是飞机失事还是打下来等问题上存在疑义，但是，中央文件公布的大量林彪集团的罪证(影印件、图片、录音等)，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里对相关的三个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关于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九大”报告有两个本子，一是以陈伯达为主起草的，二是以张春桥为主起草的。虽然有的人说这两个本子都与林彪无关，林彪只是开会时照本宣读了一遍，但以后“批陈整风”中揭发出来的事实说明陈伯达的本子与林彪有关。最终，毛主席选择了张春桥的本子。这无疑是对林彪的沉重打击，林彪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当然，关键在于两个本子的区别。陈伯达的本子中体现了淡化阶级斗争而以生产为中心的论调，这是从根本上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文革路线的。这也说明毛泽东所说的“林彪不是极‘左’，而是右，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因所在。

第二、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九大”期间，林彪及陈伯达强调要设国家主席，遭到毛泽东的反对。这绝不是单纯的工作意见分歧。正因为林彪发现自己的问题已被主席察觉，便加紧了抢班夺权的步伐。设国家主席，既是林彪进一步对自己处境的试探，也是为进一步谋取更大实权和影响力。林彪虽然是党内二号人物，但党内、军内要受毛主席的限制，他自已不敢称“老大”。在国务院系统，周恩来是总理，他只是副总理，如果他当上国家主席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这个身份影响国务院，限制周恩来，扩大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设国家主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促成林彪自己当主席。林彪作为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假如心不虚，假如与毛主席没有路线分歧，他是决不会冒这个风险的。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正在被毛主席所觉察，正在被冷落，再不采取行动就会处于被动，所以最终演出了争当主席的阴谋闹剧。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决不是毛主席将其小题大做，正因为此，毛主席更认清了林彪问题实质的紧迫性，再不解决林彪问题，事情就严重了。

第三、关于林彪是否搞反革命政变问题。《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其影印件是作为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粉碎林陈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附件公布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毛主席一方面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集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另一方面，于1971年1月改组北京军区，挖了林陈集团的墙角。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等写出了《571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分析了武装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和时机，提出“利用集会一网打尽”、“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车祸、暗杀”等形式对待以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包括人力、物力(武器、车辆、通讯器材)等物质准备，最后还提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军国主义式口号。显然，《纪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关键的问题是林彪是否知道或参与制定《纪要》的活动。据直接参与研究制定《纪要》的成员之一李伟信的交待:1971年2月，林立果跟林彪、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上海，3月18日，林立果在卧室对李伟信等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3月21日，林立果对李伟信等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让先搞个计划”。他们研究了形势，分析了林彪接班的三种情况:和平过渡、被人抢班和提前抢班，最后提出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写一个计划——就是后来的《571工程纪要》。究竟是林彪指示，还是林立果假藉林彪之名?李伟信的交待揭发中还有这样一段话:“‘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直接参与研究制定《纪要》的主要成员之一)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那里。”由此可见，即使林彪没有指示和参与《纪要》，但事后他是知道的。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林彪不知道，但作为党的副统帅，又是林立果的父亲，难道他就没有觉察吗?特别是乘飞机逃往苏联时，就能轻而易举地上林立果的当吗?总之，希望为林彪鸣冤叫屈的同志，认真看一看中央处理林彪集团的有关文件、毛主席有关指示以及林彪集团成员的揭发交待材料，否则，不管你的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就会起到伤害毛主席和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

(三)关于江青、张春桥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必须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论，忠实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的人。而江青、张春桥等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接受，衷心支持，是忠实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如果我们真正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那么，在众多老帅、老将、老总们大都抵触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些人不顾风险挺身而出，忠实跟随毛泽东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从主要方面看，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是值得称道的。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人对毛泽东的忠实跟随和支持，恐怕作为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而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很难发动起来。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张春桥等人是合乎情理的，是革命的需要。事实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无愧于旗手的称号。尽管江青有一些曾被毛泽东批评过的错误、弱点，但

就大节而言，江青至死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马列主义、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坚持同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她是党内修正主义分子和所有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死敌。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加于江青的许多不实之辞也得到澄清。比如《郑州晚报》(2000年12月4日)登载的《在世纪伟人的身边——首访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徐德隆》一文中透露，社会上流传的关于江青“给毛主席翻身，企图谋害毛主席”的说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徐医生在主席临终前的四、五个小时里，一直守在主席身边，负责给主席量血压。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徐医生很慎重地说:“我不知道，在我的值班时间里，在主席最后的时间里，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情。”1996年，陈永贵在接受某作家采访时说:“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所以我才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当问到“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样”时，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根据中央统一调子来说的。江青这个人对她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很不错的。我亲自听她身旁的服务员讲过，江青对我们很关心，给我们打毛衣，送钱给生病的人。”“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她(江青)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譬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允许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的。”陈永贵还说:“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看到这一件事: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方面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交给王洪文。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自己掏钱买。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付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的。但是我绝对不沾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陈永贵还说:“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而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至于江青的历史，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已经有很多文章证实，是革命的，是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从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受审以及狱中情况来看，都表现了一个坚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气节和情操。可以想象，江青入狱后，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如果贪生怕死，背叛毛泽东，变节屈从修正主义，检讨认罪，攻击文化大革命，那将对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对以后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造成怎样不利的影响。因此，江青和杨开慧一样，是无愧于毛泽东夫人的称号的。张春桥也是毛泽东文革中十分信任的人。毛主席所以信任他，不仅是欣赏他的文采，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1957年9月，年轻的张春桥就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称赞。1969年九大筹备期间，毛主席又采用了由他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1975年张春桥又发表了著名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文中说:“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产生着。”以上这些难道不是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了的吗?张春桥被捕、被判处死缓后，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五不怕”精神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四)关于华国锋

华国锋自称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完全辜负了毛主席的重托。他表面上高喊“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背地里却在毛主席逝世28天后，迫不及待地用非法手段逮捕了文革功臣;他表面上高喊“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背地里却接受邓小平的假惺惺的上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势力所吓倒，推行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是他私心膨胀，惟恐失去“英明领袖”的桂冠，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编造谎言，欺骗人民，不仅葬送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还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的“短暂春秋”。

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估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的成绩的。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县团以上的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历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488页)这段话中，不仅有毛泽东对文革具体评价，也有毛泽东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批评和对受到冲击的老同志的谆谆告诫，要求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能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指责他们。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要达到的目的来说，在毛泽东同志生前文革是胜利了。因为发动文革夺回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的主要目的基本实现了。其标志是以刘邓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邓势力已失去多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可以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了。在经济基础方面，它击退了党内的那股欲分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修正主义思潮，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营企业内部批判了反对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以及所推行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利益驱动，批判了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的管理方法等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基本得以贯彻执行。国营企业出现了崭新面貌，这就使我国工农业生产和高科技发展在文革的大好形势下取得了稳步增长和辉煌成就，并为以后更快更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不论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各方面焕然一新。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受到工农兵广泛喜爱的革命样板戏诞生了;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方针，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所有这些丰硕成果表明文化大革命确实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只是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失败了。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取得进一步巩固文革的胜利就逝世了。毛泽东去世后，文革造反派遭到残酷打击，原本对文革不理解又受到“三分错误”冲击的老同志以及许多党员群众，对文革中出现的“三分错误”看得过重，对其产生的原因缺乏全面分析认识，没有足够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伟大成果，就得出文革失败了的结论。那些原本对毛泽东有刻骨仇恨的反动派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公开地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公有制经济，公开搞私有化，一句话，公开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奔跑，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已不仅仅是推翻了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事实上也推翻了建国以来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事实上，正是残酷的现实教育了许多老干部、老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他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认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才是符合历史事实情况的。

文革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文革中，毛主席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条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首次提出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向全党全国印发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再次提出了这个指导思想。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并在讲话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接着，1967年2月，毛主席批示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中，除“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的继续进行。1967年7月至9月，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要实现大联合”，同时又指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在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正常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经济形势趋向稳定。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以上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工作。这一点，《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

那么，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那些成就呢?

(一)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4.9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2.1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4.7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3.3倍;粮食产量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12.1%。

(二)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1973年从国外引进13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等地安装建设。

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洲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三)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长890公里的焦枝线。1971年，全程1085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209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和通(县)坨(子头)线。

全长6700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1959年动工，1968年胜利建成。

此外，1974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

邮电通讯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间轴1800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四)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试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回收成功。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20%左右。

以上情况表明，文革期间国营、集体经济确实得到了大发展。“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正确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正确认识文革和文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是关系到今后在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认识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文革之初，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谈话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造反有理”。尽管《十六条》中，没有一处使用“造反”这个词，但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响亮的口号。一切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的旗帜，无一例外地自称是“革命造反派”，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深深打着造反的烙印。

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造反也有理吗?显然，这一次有理的造反，不是针对着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现政权的，而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发动亿万人民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的一次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如何起来造反的探索和训练，或者说是一场真兵实弹的演习。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主力军。

但是，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他在文革中始终支持的造反派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十恶不赦的坏人、影视中的丑角。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情况很复杂，代表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一些问题和坏人坏事是难免的，不能都统统加罪于造反派。造反派中也确有一些组织和个人有过激甚至报复行为，也不能说没有混进坏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也仍然混进有坏人吗?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大规模武斗的事，多数是保守派在推行刘邓资反路线的当权派操纵下挑起来的。群众中分裂成为保守派、造反派，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造成的。保守派是在运动初期受党委或工作组操纵，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群众运动中形成的。造反派是运动初期受“资反路线”打击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和中央关于文革《十六条》公布后，起来造反发展壮大的。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看，打击面最宽、伤害人最多、整人最残酷是在运动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五十天。而恰恰这也正是造反派被围剿受打击迫害的时候。现在官方把文革片面描写成一场大灾难，只讲阴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么人的过激行为和干的坏事统统加罪于造反派，实在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由于造反派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掌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一大方向，坚决反对刘邓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他们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刘邓资反路线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B52是《571工程》中毛泽东的代号)的反革命路线的迫害。每次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他们平了反，所以他们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修正主义、走资派、刘邓资反路线、林彪反革命路线最恨。从而他们也最需要最爱读毛主席的书，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接受得最快。他们最愿意文攻进行大辩论，用毛主席的理论说服人，坚决反对武斗。他们经常是在唱着“东方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流着热泪，坚持同走资派、修正主义、资反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的。在反对武力围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许多造反派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应该说造反派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走资派以及他们推行的“资反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主力军。没有造反派，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须肯定造反派。这是与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的道理相同的。

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造反派这支坚决反资反修的革命队伍也在“揭批查”运动中被全部打压下去了。全国受审查挨批斗的人无法计算，仅河南省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就达4100多人(系官方公布数字，实际上更多)，监狱中文革犯几乎占一半。不仅仅是造反派本身，就连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也未幸免。原河南省委第一副书记、老红军、雇农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出狱后每月仅发150元生活费，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死在家中。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原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抗日时期的老同志张钦礼，也因支持兰考县“卫焦”(保卫焦裕禄同志的造反派组织)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禄的事迹被说成是瞎编加以否定。焦裕禄展览馆被查封，大批宣传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的材料被焚烧(大约1990年以后焦裕禄展览馆才又恢复开放)。领导林县红旗渠工程的原林县县委书记，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贵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职受审多年。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被说成是“极左”产物加以否定，而且进行批判。

尽管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使造反派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人由于在文革及“揭批查”中受尽迫害伤透了脑筋，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数做生意发了财，甚至做了企业家，疏远革命了。但是相当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积极力量。他们对搞资本主义、搞私有化、搞腐败最为不满，他们最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也有斗争经验。这部分人不管在原党政机关干部中，还是工矿企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都是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

如何评价文革的“三分错误”

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客观的，正确的。

如同历史上任何革命造反运动一样，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涛，它在冲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时，也冲击了某些本不该冲击的事物，伤害了某些本不该伤害的人。其实，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无论怎样英明的统帅，也难以保证自己的火力在摧毁敌军的同时，丝毫不给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损失。正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当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在“全面内战”的武斗中，确实是死伤了一些人。这不能说不是教训。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一反对，二不怕。毛泽东认为，凡是武斗严重的地方，原因有三条:一是有走资派操纵、教唆;第二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他们利用造反派的缺点、错误，利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来搞阴谋活动;三是造反派的私心杂念，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争核心、争席位和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分析“三分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干部和群众没有经验。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它与以往的任何政治运动都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允许人民群众结社造反，而且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了革命的对象。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传统和常规，超越了干部和群众的经验范围。《十六条》中规定:“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于是，群众的这种“识别”的过程，也就可能是他们犯错误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现了人们灵魂的大暴露。在干部和群众中，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法权观念，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潮、倾向和行为都表现了出来。这样，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了。对此，我们只能看作这是为了探索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与前途问题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二)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始至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从运动一开始，便力图利用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抛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镇压革命群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发表了震惊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负隅顽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根源，党内外上上下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很强的保守势力。无疑，这股势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

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在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营垒内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阴谋。其中破坏力最强、给文化大革命造成损失最大的，除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和陈伯达这类政治骗子。他们以“左”的伪装出现，拉帮结派，以售其奸。他们策划抢班夺权，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自居，而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却在密谋“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给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许多混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几乎是致命的挫折。当“批陈批林”斗争发展成为一场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也伪装成为“反对林彪”的好汉;还有的人，由于林彪叛党事件的发生，灰心丧气，认为毛泽东看错了人，对毛泽东的伟大产生了怀疑，由革命派变成逍遥派。实际上，如果不是毛泽东的伟大，识破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遭到屠杀的时间就会提前。中国政坛的这种突变，不仅带来了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且预示出一旦时机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如何理解“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哲学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197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都是跟着喊的。1976年毛泽东在病危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的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准备工作便完成了。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不是指的人民群众。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指“大官”中的人。毛泽东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人”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来，连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由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毛泽东在谈到这种人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人无疑就是“走资派”。

第二种人，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靠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在应该享受”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像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但是他们已经滑到资产阶级泥坑中去了。

第三种人，是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革到自己头上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他们个人的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忍受。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群众这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当他们看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体、国营企业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时，终于想通了，然而，后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账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强大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日子。

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跟随着走资派，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不独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或不幸，也是一切为了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而牺牲的先烈和一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遗憾或不幸!

2001年3月初稿

2007年3月修改

主要参考数据:

纤夫:《关于文化革命的思考》

易静山:《给×老的一封信》

文革事件钩沉(选登)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发生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反映了激烈复杂、波澜壮阔的文革运动的进程。重述这些事件，可以从某一侧面凸显该地区文革运动的特点，对认识文革，研究文革，总结经验教训，具有以小见大立竿见影的作用。诚然，对同一事件的评判，立场观点不同，结论也往往会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但是，历史真实是改变不了的。笔者作为文革文物收藏者，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对一些事件进行了考证、梳理，试图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些事件进行表述，形成文字，再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取名曰文革事件钩沉。虽是一家之言，但读者可以见仁见智，评头论足，批评指正。这里选登四篇，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上海“安亭事件”

上海是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城市，文革中工人运动开展得早、影响大，“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负责人之一的王洪文，后来被选拔到党中央副主席的显赫位置上。这里叙述的“安亭事件”，就是刚刚成立的“工总司”同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首次较量，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66年6月12日，工作队刚刚进驻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就贴出《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指出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把群众的意见当耳旁风等问题，王洪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称为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关于上海工厂运动初期的情况，原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曹荻秋在检查中这样说道:“我支持了旧市委提出的对各单位派工作队的组织措施，把矛头指向了广大群众。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划框框、定调子，说什么大厂揪他五、六个，小厂揪他二、三个，排排队。这样就把运动的打击重点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关系摆错了，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当我听到国棉十七厂的工人贴的大字报时，非常错误地说:‘工作队刚刚进厂没几天，就贴大字报，我看不是好人’，这轻轻的一句话，就断送了人家的一生，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王洪文等正是因为被市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在斗争中涌现出来成为工人组织领导人的。

1966年11月6日，上海工人头头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30余人开会，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中午12时，“工总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约10万工人参加大会。王洪文被推举为大会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的主题是控诉上海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前和会议进行期间，工人们多次邀请上海市委书记前来参加大会，市委不予理睬。一直坚持晚上8点，市委还是没人来，工人们就游行到市委门口。晚10点40分，市委领导答应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工人。就这样，晚饭未吃、衣着单薄的工人冒雨到友谊影院门前等候。然而，市委领导仍是没有露面。这时候，工人们想起毛主席在两个多月里先后六、七次接见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而上海市委却如此无视工人群众合理要求，于是，群情激奋的工人们高喊我们上北京见毛主席去!向火车北站涌去。“铁”了心的工人们要进京告状。——这就是“安亭事件”的起因。

1966年11月10日早晨，经过和铁路局交涉，2000多任务人先是上了进京的快车，后又改为慢车，到安亭车站后，列车拐到一个叉道里停住。然后，一批批工人、干部、工作队长，还有科、局领导，从上海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劝说”工人不要进京。工人们感觉是受了骗。持续到12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来到安亭与工人见面，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意义，劝说大家回厂去。工人担心回厂后遭受打击迫害，提出五项要求:1承认上海“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2承认“11·9”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3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4曹荻秋(市委书记)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5对“工总司”今后工作提供方便。工人要求张春桥就地答复。张表示要给他时间。经过工人内部的辩论，大部分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返回到上海文化广场。13日中午，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字同意“五项要求”，同时又提出几点具体意见:第二条加上“以后碰到类似的问题要派代表”;第四条“同意市委领导向群众公开检查”的同时，要求必须保证领导的人身安全;关于第五条张春桥说: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一些组织那样，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你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张春桥最后说:“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200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一定能够走在全国的前面，如同工业上一样。”

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十分不满。市委认为，中央对工厂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具体文件，更不能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而毛泽东在11月14日下午召开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认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1966年1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工厂文化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全国工人运动随之兴起——这就是“先有事实，后由概念”，事实就是“安亭事件”，概念就是“工厂文革十二条”。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事件

文化革命中，南开大学的“卫东”和“八·一八”这两个在校内问题上观点相悖的红卫兵组织，都在揪“刘少奇叛徒集团”案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在全国享有盛誉。这里根据一份资料，介绍一下“八·一八”红卫兵在“抓叛徒”活动中惊心动魄的艰辛历程。

南开大学文革初期有三个组织:1“卫东”红卫兵，1966年8月12日成立;2“八·一八”红色造反团，1966年8月18日成立;3“八·三一”红卫兵，1966年8月31日成立。到了1967年5月4日，“八·一八”和“八·三一”联合，统称“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简称“八·一八”)。“八·一八”和“卫东”在校内问题上认识有分歧，后来发展为势不两立。例如，在一份“八·一八”主办的《新南开》(残缺版)小报(第22期67.5.22)空白处的《启示》中这样写到:“自本月18日以来，“卫东”队中一小撮暴徒，连续闯进我校印刷厂，抢劫一空，霸为己有，剥夺印刷工人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本期第一版已被抢去，第二、四版经过整理，才终于和大家见面”。当然，“卫东”为什么要破坏“八·一八”出报，也自会有他的理由。不过此事足以证明两组织之间矛盾的激化程度。然而，这两个组织在“抓叛徒”问题上，虽然各自一套人马，各干各的，却都作了大量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1967年11月22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中央领导第10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时，谢富治说:你们“八·一八”抓叛徒有功劳，“卫东”抓叛徒也有功劳，这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可是，谁叫你们打架呢?

文革中有一份流传很广，版本颇多的资料，就是根据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贾淑琴关于“抓叛徒”的报告整理而成的，时间是1967年12月29日。贾淑琴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形成和多年来的复辟活动以及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一年多来“揪叛徒”的曲折经历，从数据中多次出现“呼口号”、“热烈鼓掌”、“长时间鼓掌”的字样，可以看出该报告的轰动程度。以下是根据贾淑琴报告内容对“抓叛徒”事件所作的简述。

刘少奇叛徒集团的61名成员都是老革命，当初他们在敌人监狱中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在“反共启示”上签字画押后被释放出来的。解放17年来，他们认定是自己是“为革命叛党”、是“组织行为”，所以，大都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担任要职。可是，文革中的红卫兵对此却有不同看法。贾淑琴在报告中说，叛徒的出狱就意味着无数革命者的人头落地，意味着许多党组织的破坏。有一个担任副部级职务的“叛徒”，出狱时出卖了60多个同志。安徽国民党“反省院”一年内出来的叛徒就出卖共产党员4000名，为此，国民党给这个“反省院”还发了嘉奖令。当然，也有因拒绝在“反共启示”上签字而被长期关押，解放后又受到叛徒集团打击迫害的例子，这就是山西刘格平同志。1936年，刘格平被关在北平国民党“军人反省院”监狱里。当刘少奇的指示传到监狱后，刘格平拒绝执行。有人说:这是党的命令，你不执行，出狱后也给你党籍处分。刘说:“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真正气节。”就这样，刘格平多坐了9年零3个月的牢。解放以后，刘格平是中央委员，行政3级，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来，刘少奇抓住刘格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撤销一切职务，将刘格平调任山西。在送往山西途中，刘格平被绳子捆绑扣押20多天。后来经中央决定，才不得不给刘格平一个有职无权的副省长职务。还说刘精神不正常，要强行送到疯人院。直到文化革命中，刘格平才站了出来，当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刘格平曾9次接见“抓叛徒”调查团的同学，给予他们很大支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年学生走上“抓叛徒”之路呢?贾淑琴在报告中说:文革初期，南开大学前任党委书记高××被群众揭发出有历史问题，学生根据线索，到北京搞调查，经过多方查证，得知他的叛徒行为曾是刘少奇的指示。当时正是1966年10月，刘少奇还以中央领导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学生们十分犹豫，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后得出结论:这个叛徒集团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饭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斗争到底。于是，1966年11月1日，他们给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的汇报材料。11月9日，南开大学出现《看，高××反党反革命的叛徒嘴脸》和《告全国人民书》两篇大字报，呼吁全国造反派，彻底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从此，200多人组织了若干个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查资料、找线索、搞调查，除了西藏、台湾两个省，其它都跑到了。经费是校内外学生、工人师傅、农民兄弟捐凑的。

在“抓叛徒”调查活动中，出现过许多感人的事迹。有一个叫陈通的学生，共产党员，是专管到图书馆查阅数据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出图书馆，直到劳累得了重病送到医院抢救。还有一位赵福林同学，在他参加调查活动不久，他的父亲接到匿名信，说他是“三反分子”，已经被开除团籍，他父亲很生气地写信要他立即回家。当时，赵福林正在南京搞调查，接信后向同学借钱做了一面红旗到雨花台献给烈士，墓前写了一首诗:“半夜雨花台，壮志满胸怀。先烈为党死，血浇百花开。继承先烈志，自有后来人。誓斩叛贼手，为党除奸害。”回来后含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可能叛徒集团挖不出来，自己就会被打成“反革命”，为了不连累父母，情愿和父母断绝关系，不把叛徒集团挖出来，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后他当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员才回家看望了父母。在学校留守的同学，为了保护调查材料也付出了代价。1967年1月9日，得知有人要去砸办公室，姚正思同学用棉袄抱住调查材料逃走，当他把材料送到北京的时候，浑身上下棉衣冻成棒冰，用剪刀割开胸口衣服才把材料取出来。还有一个小分队到东北大庆油田搞调查，路过林海雪原，火车因雪停开，他们在雪地里走了9天9夜，有的脚冻烂了还坚持走，行程几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在“抓叛徒”的调查过程中，最难的是被调查人的逃避、刁难和订立攻守同盟。在抓到一批叛徒的时候，发现都统一口径，都说是柯庆施指示叛党的。无奈之下，他们给中央文革发了一封电报，不料仅隔四个小时，周总理就亲自打电话说明情况:北方局的叛徒与柯庆施无关。周总理的重视更加坚定了他们“抓叛徒”的决心。调查中被打、被抓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时候，总是能得到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的支持而脱险。比如，到南京的13位同学被陷害逮捕，康生亲自打电话，释放了他们。最后，调查材料终于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总理看了后，亲自通知“八·一八”来京汇报。

1967年4月26日，首都北京举行了《彻底粉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团》大会，南开大学“八·一八”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还宣读了刘格平的书面发言。《新南开》小报第16期上登载了对这次大会的报道和发言的全文。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这是南开大学两派红卫兵“抓叛徒”中的誓言。“中国不变色”道出了他们历经艰辛参加“抓叛徒”活动的初衷。

青海省西宁“二·二三”事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要求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到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担任副组长。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开枪流血事件，即“西宁二·二三事件”。这是全国最早发生的“支左”解放军镇压群众组织的流血事件。1967年2月23日，为了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赵永夫调动武装部队，亲自任总指挥，组织武装夺占报社，与已经夺权控制《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组织西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发生武装冲突。军队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多为学生)死亡169人，伤178人，军队死亡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此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到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在《简报》上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经向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处理办法:(一)中央军委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人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其他驻军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2月23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五)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文革结束后，中央对赵永夫问题重新审查，认为赵永夫所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决定给与撤销党内外职务处分，原级别不动，按正师职重新安排工作。)

从毛泽东和叶剑英对“西宁二·二三事件”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了在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事件

文革中较早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大都出现“炮轰”新政权的现象。如上海、黑龙江、山东、陕西等。其中，黑龙江省“炮轰派”在全国影响最大。1967年8月9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造反派在召开声援黑龙江省“炮轰派”大会，全国370多个造反派组织签名，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和《对黑龙江省当前局势的严正声明》就是例证。

黑龙江省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后来，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黑龙江大学(黑大)、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师院)等14所大专院校以及工厂、机关也相继成立“红色造反团”，与之对立的保守组织是八八团、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赤卫队(即三军一团一队)。早在66年8月，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明确表态支持“红色造反团”。1967年初，保守组织纷纷瓦解(军工八八团于1月21日宣告解散)，红色造反团成了合法的左派组织。1月中旬，哈尔滨先后成立了31个行业的红色造反团总部，然后由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牵头筹备成立联合总部，准备效法上海一月风暴进行夺权行动。1967年1月16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成立联合总部，发表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召开，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委”)。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政委汪家道在大会上分别讲了话。潘复生说:我坚决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要把大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中夺过来。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曾一度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和红色造反者同志们站在一起，向红色造反者学习，当小学生，在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把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红革委”常务领导核心(当时称勤务组)由5人组成:范正美(哈师院造反团负责人)任班长;游兴懋(哈军工造反团代表)、刘雪峰(石油配件厂造反团负责人)任副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任成员。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第六条中把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定为反革命组织，把八八团、赤卫队定为保皇组织。黑龙江省的三结合(群众组织、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夺权，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红革委”成立当天晚上，周总理办公室就打电话过问潘、汪的职务安排。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社论》中说: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1967年2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新华社《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1革命造反派、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2夺取前，首先把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里;3坚定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最顽固的反动力量;4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夺权斗争。后来，毛泽东总结了黑龙江等省市的经验，确定了由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1967年3月初，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黑龙江省“红革委”汇报团到北京汇报工作。后来，根据中央的意见，“红革委”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中央批准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1967年3月23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通知，“红革委”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历时50余天的“红革委”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但是，以潘复生为首的黑龙江省革委后来却屡屡遭到“炮轰”。以下是笔者根据资料整理出来的“炮轰派”的形成、壮大及平息经过。

一、1·31事件:炮轰省革委的前奏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红革委”的成立是必然的。但是，在班子的人选、干部使用等问题上客观地存在着不同意见。“红革委”成立前夕的总部联席会议上，在绝大多数人一致同意联合夺权的情况下，哈工大造反团刘录等提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红革委”成立后，刘录等工大造反团多数派仍坚持其主张。在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举行辩论会，提出炮轰潘复生等口号。他们在全市庆祝“红革委”成立的同时，四处活动，将“东北新曙光”的“曙”字涂改为“鼠”字，用白石灰水刷写“潘复生没有亮相”、“新鼠光长不了”、“学生领导工人运动，学生篡权”等大字标语——这就是著名的1·31事件。

遗憾的是，潘复生没有吸取反对派意见中的合理成分，指出其错误，而是把“1·31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哈工大造反团定为“右派组织”，刘录等20余人被逮捕，致使矛盾激化。1967年4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十条》中“对前一段冲击军事机关和在夺权斗争中出现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关押的一律释放，宣布无罪”的精神，潘复生不得不释放刘录等人，但同时又作出“抓的有理，放的应该，性质不变，宽大处理”的决定，引起群众的不满，哈工大派代表到省革委上访，要求为“1·31事件”平反，“炮轰派”初见端倪。

二、黑龙江大学“于天放事件”和炮轰赵去非事件:炮轰派形成

1967年4月中旬，黑大红色造反团组建校革委会时，提出让于天放(原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担任黑大革委会主任，因于天放的历史问题，未得到省革委会批准，黑大造反团因此对省革委会不满。同时对潘复生把群众正在批判斗争的赵去非(省革委常委、原省公安厅长)拉入省革委不满，开始调查、整理赵去非问题，贴出了“炮轰赵去非”的大字报，“炮轰派”由此得名。而黑大造反团的另一部分人却紧跟潘复生，针锋相对的成立了“打倒于天放”联络站，黑大造反团发生分裂。与此同时，哈军工、哈外专、哈工大相继出现反对黑大“炮轰派”的声明和大字报，并得到潘复生的赞扬和支持。潘复生召开省革委常委会，给炮轰活动定性为“矛头指向革委会的反革命逆流”，并认定“炮轰派”的后台是于天放、李范五(原省长、省委副书记)。4月27日，在省革委召开的反击资产阶级二月逆流誓师大会上，于天放被斥责为“二月逆流”在黑龙江省的急先锋、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被当众逮捕，投进看守所。5月3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杀身亡。潘复生指示以省革委会的名义，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呈报《关于于天放畏罪自杀情况的简要报告》。

黑大、工大、外专等院校的“炮轰派”顶着“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派人到处求声援，他们说动了哈军工、林学院、哈建工等造反团部分人，把矛头集中在赵去非一人身上，成立“炮轰赵去非联络站”。后来，许多院校的造反团内纷纷成立新的战斗队，脱离本单位造反总团领导，与黑大“炮轰派”配合，“炮轰派”形成并初具规模。

三、“捍联总”:和“炮轰派”相对立的官办组织

1967年5月23日，在潘复生的支持下，由省革委中的群众代表牵头，成立了“捍卫革命三结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捍联总”成立后，在打击、围剿、瓦解“炮轰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捍联总”各级领导成员，大都由拥护潘复生、捍卫新政权的红色造反团骨干组成。但在有的单位，曾参加过保守组织“八八团”、“赤卫队”以及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部却成了“捍联总”的主体和骨干，被“炮轰派”称之为“老保翻天”。在《哈师院老保翻天的调查报告》(原载《哈尔滨风雷》报第2期，哈尔滨汽轮厂红色造反团野战军、中技校造反到底总部主办)一文中写道:哈师院“捍联总”在潘复生、汪家道纵容和支持下，武装颠覆了哈师院革委会，否定了师院红色造反团，否定了师院文化大革命，正在完成党内走资派及其所操纵的“八八团”所没有完成的事业，这是一次老保翻天的大表演。全院原“八八团”连以上的骨干88人，除了几个逍遥派外，都在“捍联总”一边，并成了“捍联总”的骨干，甚至决策人。师院“捍联总”写的《八八就是要翻天》的主要论点是“:八八团”翻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因为造反团的主要特征是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运动前期需要造反团冲一冲，他们起过先锋作用。“八八团”主要特征是掌握政策稳，组织纪律性强，思想有些保守，运动后期“八八思潮”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它不但要翻天，而且一定能翻天......。哈师院“炮轰派”认为，红色造反团是在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是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亲切关怀下成长壮大的左派队伍，否定造反团就抹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决不能让“捍联总”老保翻天。

四、哈军工“6·5、6·9事件”:哈军工山下派加入炮轰派

从1966年8月到1967年6月，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领导核心曾有三次变动:开始是干部子弟主持工作，66年10月份后大部分外出串联，换了一次班。66年底“红色造反团”进行开门整风，在对待“八八团”问题上分成游派(游兴懋)和涂派(涂阵中)。游派主张彻底肃清右倾保守思想，加强团的战斗力，又称“反右倾派”;涂派主张对“八八团”发起政治攻势，反对形“左”实右，又称为反形“左”实右派。67年1月夺权后，游派掌握了军工革委会的领导权，游兴茂还担任了省“红革委”副班长职务。这时候，军工部分干部子弟贴出了27人大字报。对于这张大字报，两派都认为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北京联动分子鸣冤叫屈、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江青，应该狠狠批判。但在具体做法和政策上发生分歧，涂派认为，游兴懋、刘庆谱(一月份成为造反团勤务员之一)藉批判27人大字报，搞肃反扩大化，把矛头指向老造反派和干部子弟，使许多人受到牵连，受到打击。军工校内两种思潮矛盾日益尖锐。

在对待潘复生、汪家道问题上，游派认为轰一轰也可以。涂派认为潘复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坚决反对炮轰。3月7日，省革委以“对潘复生、汪家道进行封锁、打击、陷害，破坏三结合的罪恶活动”为罪名，逮捕了游兴懋、刘庆谱。此后，军工造反团中以杜美平为首的“井冈山战斗队”，坚决站在潘复生一边，成为“捍联总”的骨干组织，被称为“山上派”。而另一部分以边士军、冯昭逢为首，认为潘复生、汪家道扶植保守派，打击了真正造反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自称“山下派”。

1967年6月5日下午，军工“山下派”代表20余人，到省革委会驻地要求潘复生、汪家道接见，汇报鶏西问题(省军区支左部队支持鶏西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红联总)，把军工“山下派”支持的“红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三司)宣布为非法组织)，遭到拒绝后，开始静坐。潘复生对静坐学生采取三个对策:一是紧急调动工人捍联总进驻省革委院内;二是加强省革委会警卫部队，保卫省革委会机要部门;三是亲自策划和指挥，上千工人动手，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学生架到省革委大院外。大部分学生撤离后，仍留少数学生在省革委对面大街上继续静坐。这就是“6·5事件”。

1967年6月9日，哈军工“山上派”借助于校外2000余名工人“捍联总”的支持，冲进军工56号楼，夺哈军工革委会的权，“山下派”顽强抵抗，双方发生了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这就是哈军工“6·9夺权事件”。同天，“捍联总”把省革委会对面街上静坐的军工“山下派”学生架上大卡车拉至郊外，实行遣散，静坐被迫结束。哈军工“山下派”在丢掉了56号楼，失去革委会后，沉痛地写出了《国际悲歌歌一曲——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丧权的历史教训》一文，全国许多造反派小报转载，影响很大。

“6·9事件”以后，“捍联总”属下的哈建工学院造反团，其主要领导人率领多数加入“炮轰派”。于是，军工、黑大“炮轰派”就把建工学院土建楼作为阵地。支起高音大喇叭，不停地揭露“6·5静坐”、“6·9夺权”、“6·9遣散”事件的真相和群众的各种评论。6月21日，“捍联总”发动了对哈建工土建楼的夺楼攻势。由于“炮轰派”拼命抵抗，发生了严重武斗，造成双方人员受伤流血，建筑物和仪器设备遭受损失。

潘复生对“炮轰派”的打压政策，使炮轰派失去了活动据点，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许多单位“捍联总”倒戈加入到“炮轰派”队伍。

五、省革委常委范正美等加入“炮轰派”:炮轰派队伍迅速壮大

范正美文革前是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学员、系学生分会主席、共产党员，文革初期率先主持师院“造反有理”大会，后被推选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负责人，哈师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做法，被解放军报社记者写成长篇通讯，得到中央的重视，并以中共中央1967年1号文件名义转发。“一月夺权”中，范正美被推举为省“红革会”勤务组班长，在潘复生担任革委会主任后，范正美任常委，曾得到潘复生的信任和重用。从1967年4月中旬到6月初，范正美按照潘复生的旨意，担任捍联总负责人，参与反“炮轰派”的活动。“6·5事件”之后，他对潘复生打压“炮轰派”的政策产生疑虑，认为“炮轰派”以静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主要领导接见的作法固然不对，但他们是群众，省革委如此对他们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错误。这时，范正美回到师院听取本校造反派的意见，达成共识。在7月12日省革委常委会上，范正美公开了自已的看法，但潘复生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造反团的许多头头，同范正美一样，都是因为主张正确处理“炮轰派”问题，而被被逼上梁山加入炮轰行列的。

1967年7月中旬，范正美和宋振业(省革委常委、农学院造反团负责人)在“炮轰派”的帮助下，改名换姓，化装成铁路工作人员，乘货车到北京反映黑龙江问题。在京期间，他连续写了《给全院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公开信》、《炮轰我前段工作中的错误》、《给参加所谓〈捍卫三结合指挥部〉红色造反者战友的公开信》，还与宋振业联名写了《我们对当前我省我市形势的几点看法——给红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们的公开信》，表明对镇压“炮轰派”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态度。哈师院造反团于7月27日，发表《炮轰宣言》，炮轰省革委主要负责人混淆敌我界限，把“炮轰派”自下而上对新政权的公开批评和监督打成反革命逆流，压制群众，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炮轰某些领导人宣扬的军工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垒的谬论;炮轰省革委某些领导对县城、工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抓第一手材料，偏听偏等等。后来，范正美等人在北京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造反派头头的帮助下，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

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解决黑龙江炮轰派问题

1967年8月上旬，黑龙江省“炮轰派”汇报团和“捍联总”汇报团，同一天住进北京西苑旅社。在“炮轰派”看来，他们能够和“捍联总”平起平坐，就是胜利。周总理的接见等于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给“炮轰派”平了反。1967年9月6日晨3:20~4:50分，周恩来、戚本禹、吴法宪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范正美、宋振业、边世军等“炮轰派”代表和潘复生、汪家道率领，陈造反等参加的“捍联总”代表。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双方达成关于制止武斗的《九条协议》。主要内容有:双方就地查封武器，立即停止围攻、冲击;双方取消戒严和警戒线、停止经济迫害，不准断粮，断电，断水，不准克扣工资，不准歧视，不准报复;不准搞经济主义;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不准到农村去搞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等。1967年11月24、25日，周恩来再次接见两派代表，促使两派在京达成了《十二条协议》。1967年12月4日，中央发出(67)374号文件，对《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进行批示，同意两派的大联合协议。12月7日，潘复生、汪家道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了书面检查，承认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炮轰派”代表对《检查》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对错误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没有诚意。1967年12月23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各派代表，周总理在讲话中强调，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消除内战，促进革命大联合，尽快稳定黑龙江省这个反修防修的东北前哨，建立新秩序。炮轰事件逐渐平息。

说明:1999年5月，笔者在郑州旧书市场购买到一大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数据。资料署名王国凡、李桂兰。这批数据内容丰富、系统。内容包括:《书信集》、《工学》杂志、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的数份大字报、大事记、《红色造反团整风资料汇编》、《大字报选编》、数种自办油印刊物、山上派和山下派辩论文章、黑龙江省“炮轰派”有关资料等等，本文主要参考的就是这批数据。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按语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藉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走资派所犯罪行的彻底清算。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芝圃搞浮夸的省委副书记杨××、赵××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文件定为“走资派”。文革后的“揭批查”运动中，赵××重新上台掌握了河南省的党政大权，又挥舞起“极左”的大棒，疯狂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扬言“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指贴大字报者)从而造成大批冤假错案。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一文的作者张树藩在“信阳事件”发生时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已经过世，李瑞英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此前已经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过)。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事件中的杨珏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就不相信。”(关于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参考。

2001年4月

毛泽东对吴芝圃的批评(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信中说:“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在《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223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合到1500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埋伏。

路石 2001年4月摘录

关于《文敏生回忆录》中一段文字的复信

笔者按:2007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青年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最近他读了《文敏生回忆录》，发现其中一段文字好像说的是“范伯伯”，想求证一下。并发来如下文字:

1980年夏天，河南省委派两名同志来哈尔滨找我出证言，让我证明当时的一名县委副书记、文革初时的农学院学生，曾作为红卫兵头子打过我，以至使我致残耳聋。当时我听到已找到凶手后非常激动，我说:“我49岁赶上文革，正是为党为国家工作的时候，他把我打聋了，太可恨了。”当天晚饭我都没吃。可是第二天，秘书来催我写证言时，我又犹豫了，我说:“当时两汽车学生，穿一样黄衣服，斗我打我，究竟是哪一个打的，我也说不清，如果我搞错了，又写了证言，这个年轻人一辈子就完了。纠正我们这一代人的错案，不要由于不慎重给青年人留下新的错案。你告诉外调的同志，请河南省委慎重定案，我不能写没把握的证言。”最后这两位外调人员，只得回河南去了。临走时和我秘书说:他们是带着未完成取证任务的遗憾和对一位老革命高尚质量和求实作风的崇敬，离开哈尔滨登上返回列车的。

读了这段文字，我立即给朋友复信，原文如下:

小×:你好!

年纪大了就容易醒的早。今天，我又是五点多钟起床、洗漱，然后打开计算机、上网、看邮件——这是几年来养成的习惯。于是，就看到了你的这封信和《文敏生回忆录》中的这段文字。

我早就听说文敏生同志出版了回忆录，一直没有买到。没想到这本书中还有关于我丈夫的文字。你是当今社会上较少的对文革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年轻人，我非常乐意和你交流看法。我所以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复信，是因为作为你“范伯伯”的同学、战友、妻子，我对这件事情太熟悉了。多年来的“申诉状”、“上访信”中，这些事情不知写了多少遍。这段文字中所说的那名“县委副书记、文革初时的农学院学生”，正是指你“范伯伯”。为了叙述方便，以下还是称“范”或“老范”吧。

对于文敏生同志的这段文字，我有两点看法:第一，对“耳朵被打聋”的时间、地点、情节，交待十分含糊，只是说“当时两汽车学生，穿一样黄衣服，斗我打我，究竟是哪一个打的，我也说不清”，实际上他确实已经记不清楚了。第二，出于对历史负责，他没有写证言材料，这是一位老革命令人敬佩之处。

实际上，老范在1979年底，就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被判刑10年(文敏生说的调查时间是1980年夏天，可见，没有充分取证，就先突击判刑)。判刑的主要依据是1967年8月5日在河南农学院召开批斗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丁石大会，当时范作为农学院红卫兵总部头头主持了这个大会。会上对文敏生等采取架“飞机”的做法，致使他们受到伤害。据《判决书》中所述“，文敏生同志眼被打流血”(并非回忆录中所说的“耳朵被打聋”)、“赵文甫同志耳朵被揪烂，胳膊被扭残”、“杨蔚屏同志胳膊被扭残”、“丁石同志两只胳膊被扭致残”。当时，范还是在校学生，为什么去侵犯省委领导的“公民人身权利”?当时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以下结合老范的《判决书》谈几点看法，供你思考和判断。

(一)批斗文敏生等大会的全称是“河南省省会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成立暨批斗文、赵、杨、丁大会”。从会议的名称就可以肯定，这个大会不是《判决书》所说的农学院“总部服务组的决定”，更不是范一人所为。

(二)大会召开的背景:1967年8月，中央对河南问题已经表态，中央(67)216号文件中把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定为河南省的“走资派”，指定刘建勋、纪登奎等着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为了落实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在全省掀起大批判高潮，同时为了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省革委筹备组召开大专院校造反派头头会议，决定在8月5日召开省会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成立暨批斗“走资派”文敏生、赵文甫大会，由于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丁石(省监委书记)在文革初期和二月黑风中“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造反派，所以也作为这次批斗对象。

(三)大会所以选在农学院召开，一是农学院的造反派占多数，两派斗争相对缓和(农学院于1967年9月27日实现大联合成立全省第一个革命委员会，被誉为“春雷第一声”就是例证);二是在郑州的几所大专院校中农学院的礼堂最大。所以，范作为东道主主持大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1967年8月7日出版的《直捣中原》报(《二七公社报》前身、第25期)上，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报道:“到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有来自黄土高原的青海八一八造反战士;有来自新乡、焦作许昌等地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来自郑州各工厂、机关、学校等方面的二七战士共八千多人。大会上发言的除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郑工革联等单位外，8202部队代表、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革命干部王廷栋也讲了话。”报道中所说的情况，《判决书》上只字没提，只是笼统地说:“1967年8月5日，在河南农学院召开批斗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和丁石同志大会。8月4日，被告范××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宣布了总部服务组的决定说:我们的批判会是全省第一场，要做出榜样来......，要批出水平，批出威风，要把文赵杨批倒批臭......。”

(五)首先应该承认“架飞机”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据说王光美搞四清“桃园经验”时就有了，当时称做“燕飞”)。这一错误作法在文革期间司空见惯，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属于文革“三分错误”之列。但是，这次会议上架“飞机”是在数千军民众目睽睽之下，文敏生等受到的“残酷迫害”及其“致伤致残”状况是有目共睹的。是否如《判决书》描述的那样，事实是不难弄清楚的(河南省“揭批查”中的《判决书》大都采取编造情节，故意给人以“罪大恶极”的感觉)。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这次大会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会议开始，根据小报记者拍照的要求，由农学院学生对文敏生等采取“架飞机”的做法，照完相后，范考虑到他们身体吃不消，怕坚持不到会议结束。就由解放军战士替换下学生。不料年轻战士比学生还厉害，只好又把战士换成学生，并交代学生“做个样子就行”。当时主席台上就座的省委、省军区领导张耀东、王廷栋、陈桂昌等都可以作证。文革结束后，赵文甫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并主抓“揭批查”，在电视上频频露面，看到他到老山前线视察慰问时，精神抖擞、耀武扬威的样子，很难和判决书中的“伤残”联系起来。丁石“揭批查”时担任省高级法院院长，把数千造反派逮捕判刑，不能不给人以借机报复的嫌疑。

(六)《判决书》上所列“罪状”，发生在1967年秋，到1979年冬范被判决时，已经过去12年之久，早已超过追诉期。1968年范离开学校后的11年间，包括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判决书上没有列出一条罪状。当时项目组20余人，历时一年，硬是没有查出范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假如有一条，也不会不写到判决书上。事实上，范在担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带领群众学大寨、修公路、平整土地、修水利、办工厂，不贪不占，不谋私利，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1988年他出狱后，我俩一起到曾工作过的公社(已改为乡)去，面对这位毛泽东时代的党委书记、邓小平时代的“劳改释放犯”，农民群众争相邀请去家里吃饭，一碗打了8个荷包蛋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文革时候，我们是20几岁的热血青年，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该接受教训。对于老同志所受的伤害，应该真诚的说声道歉。但是，在处理这些错误的时候，要考虑“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要把握错与罪的界限。作为青年学生，和省委书记无仇无怨，为何敢去侵犯他们的“公民人身权利”?再者，文革初期，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多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被逼自杀，这是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揭批查”中追究哪个领导的责任了?

实事求是地说，文敏生同志文革前后的表现远比其他人要强得多。张耀东(文革前任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多次给我们说，文敏生能够关心群众疾苦，和刘建勋配合救灾，积极解决吴芝圃等遗留下来的问题，群众口碑不错。只是往往在群众运动中不知所措，不会应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害怕见群众。文革初期，文敏生代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后，基本上是按照刘建勋的作法公开支持“郑大联委”等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学生党言川的。后来，由于保守派组织抓住党言川和郑大联委“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文敏生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态度。据张耀东回忆说，当时常委会上只有王廷栋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不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1966年底和1967年初，两派斗争十分激烈，省委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文敏生住进医院，躲避群众。但是，“二月黑风”中，针对河南军区镇压造反派的作法，文敏生又给中央文革写信，客观地反映河南情况，因而遭到“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反对，把文敏生说成是“二七公社”的黑后台，喊出“打倒文敏生”的口号，这些情况有大量的资料为左证。后来，中央所以把文敏生定为河南省的“走资派”据说是因为他和陶铸的关系。

2007.8.6.

注1:文敏生，文革前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文革初期接任刘建勋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革中(1967年7月)被中央[1967]216号文件定为河南省“走资派”，遭到多次批斗。文革后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等职。

注2:文中的“范伯伯”，即范念民。文革中系河南农学院学生、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曾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河南农学院革委会主任、荥阳县县委副书记等职。文革后的“揭批查”中，1979年12月被判刑10年。

附件:文敏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中央文革小组:

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

河南省委目前已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我除虚心听取和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斗争并老老实实向群众检讨认错外，只要有一点可能还要按主席的教导站起来为党工作。

现在我诚恳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能派人来郑州，对当前运动予以指导，以便早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完成夺权斗争的历史任务。

文敏生

1967年2月10日

图片说明:1967年元月《，郑州晚报》被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夺了权。在“新生”《郑州晚报》第27号(1967.2.24)上，登载一篇文章:《文敏生的又一罪行——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文章最后全文附上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在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他老人家说过的这样的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孤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很明显，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然而，毛泽东为巩固政权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在他老人家逝世后却被彻底否定。这期间，“文革”中的“三分错误”被无限扩大，许多事件被歪曲、肢解、颠倒，文革积极分子被妖魔化。在官方对文革脸谱化的定位下，在强势语言的解释下，只有辱骂和控诉。然后，那位曾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老革命家”，断然“取消四大”，在“猫论、摸论、不争论”的理论指导下，打着“中国特色”的幌子，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狂奔起来了。

然而，历史和时间是最好的老师。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特别是中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丧失和社会现状不断恶化，使人们变得清醒起来了。老百姓对屡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败现象开的处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样搞群众运动!一些曾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对自己所受到的冲击耿耿于怀的老同志，也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他们或写文章大声疾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或公开上书“反对资本家入党”，表现出一代老革命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风范。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肯定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积极意义。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只是毛泽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一个环。他为此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在理论上有一系列论述，这次运动是他的彻底革命理念的一个演习，是他发动群众、教育青年、培养千百万接班人，以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伟大实践。如果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一概否定他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否定他为此而提出的一切理论，就不啻因噎废食。我们必须去掉感情色彩，冷静地以理性思维去评价毛泽东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当年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巴黎公社失败了，马克思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文革失败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光辉是永存的。最近网上出现的戴愚公的文章——《论毛泽东的晚年》，更是一篇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好文章!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是晚年的辉煌，从戴老的文章里就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笔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也是文革资料收集者，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特从资料中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一文，试图为了解文化大革命开启一扇窗口，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较系统的参考数据。

本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期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初期发动到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至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从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毛泽东逝世。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整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部署，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虽然运动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错误，但毕竟是毛泽东为防止无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为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中不可避免的。正像毛泽东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瑕不掩瑜。无论复辟者怎样诋毁、歪曲、咒骂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光辉永存!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于是初稿，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有欠缺、谬误之处，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2003年12月

一九六五年

11月10日 毛泽东批准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1年写的，主要宣传海瑞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姚文认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当时对“单干风”和对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后来，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的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教育制度的讲话时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试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2月12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转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至3月 毛泽东在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稿)上作了11处修改:将标题“江青同志召开”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还加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三月中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修改《纪要》，3月14日，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3月12日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毛泽东提出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的原则，说: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以后再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3月28日至30日 毛泽东两次找康生等人谈话，对彭真查问上海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气。严厉批评北京市委、中宣部，批评《二月提纲》。他说:《提纲》是错误的，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主要是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们扣压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发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写出《对〈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4月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批判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上。

4月16日至24日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同时还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对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作了彻底否定和批判。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基本通过了中央《通知》的草稿。这次会议就是按照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进行的。康生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3次讲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讲话，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会议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6日下午，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说:姚文发表以后，反映强烈，全国各地来稿来信1万多件。意外的是发生三件事，一是《北京日报》社有人给上海《文汇报》社打电话追问姚文的背景;二是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三是《文汇报》决定印小册子，印出后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姚文进不了北京。如果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

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转发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彭真、陆定一分别作了检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通过的《5·16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5月5日 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说:“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5月7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7日复信林彪。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几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通知》中说:《二月提纲》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康生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到大字报后决定向全国广播。6月1日，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此后，毛泽东还将这份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6月1日向全国广播后，引起强烈震动，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6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北京大学“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8月5日，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要广泛地进行抵制。”

6月3日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关于运动的“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这八条规定没有成文，是口头传达的。这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刘少奇曾打电话请示汇报，没得到明确的答复。

6月9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指示:不要急于派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

6月10日 毛泽东在杭州与越南胡志明谈话。毛泽东对胡志明说:中国现在也出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毛泽东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在谈到当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指胡志明)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毛泽东还说，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中写道，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有用的新式武器”，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的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7月3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领导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须坚持这个原则。”

7月8日 毛泽东致信江青。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18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还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信的最后说:“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的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的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7月18日 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听取了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看了有关学校的材料。随后发表了谈话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人天天说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还说，“藉‘内外有别’是怕革命，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反对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强调说，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7月22日至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江青四次来到北京大学。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等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7月24日 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毛泽东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第一天，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们的革命战友们，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从新做人的出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分别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8月4日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话中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

8月5日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 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共十六条，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策规定。决定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决定》列举了各级党组织对运动的领导存在的问题，指出:“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软弱的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又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决定》最后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8月10日 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2日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学生和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的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和公报的实行;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8月18日 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到京串联的红卫兵。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了话。他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各地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

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利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8月31日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话，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的很!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走向街头，横扫“四旧”。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周恩来在大会上也讲了话:“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9月1日 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信中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讲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便回了信。同时，周总理通知章士钊，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同日，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拟定了一份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和干部名单。

9月7日 毛泽东致电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信中写道: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要求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9月15日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群众约百万人。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话。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的对，做得好!”

9月21日 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的公报。万晓塘在受到揪斗和关押后去世，有50万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10月1日 毛泽东在国庆十七周年纪念大会上第四次接见来京师生和红卫兵，15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斗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10月9日至28日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叶剑英在当天第二组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1月，还有4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防修反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备战的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动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6日，陈伯达在会议上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讲话中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陈伯达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点名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

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18日 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150万人。此次接见前，发生了“口号”事件。17日，中央中宣部废除了16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其中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删掉了另外4个口号。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来“斗争”。18日晨5时，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身边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并增加了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口号事件”归罪于陶铸、熊复等人。

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9月14日，毛泽东曾在刘少奇检讨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注:即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妥一些，请酌定。”刘少奇在检讨中说:“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在叙述派了工作组，作出“内外有别”等规定，批发北大工作组关于文化革命的简报等项活动后说:“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决定。”“事实上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虽然才五十多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毛泽东10月22日曾在邓小平检讨送审稿上作了批示，表示肯定。

10月24日 毛泽东召开工作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些，上次是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经验，一共不到5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不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乎哀哉。学生也犯了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到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10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做的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的不那么好。现在这个第一、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在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文化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胡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犯错误也有原因。”

11月3日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有200万人受到接见。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讲话还说:“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联的。”

11月8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越南代表团感谢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10日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认为“工总司”是一个违反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采取了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工总司”会后组织了请愿游行，并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市委领导拒不出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工总司”2000余人乘火车赴北京请愿。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铁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车站，“工总司”群众当即下车，卧轨拦截客车，致使沪宁线中断30多小时，制造了“安亭事件”。事情发生后，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汇报。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在问题解决不下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处理这一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驱车去安亭和王洪文等“工总司”的头头开会，达成协议。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的5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为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但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的做法，毛泽东也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1月10日至11日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00万人受到接见。毛泽东在检阅台上对一些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这次接见采用检阅方式，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

11月25日至26日 毛泽东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250万人受到接见。从8月18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共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指示中的三条意见: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三、所有专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2月21日 毛泽东接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杨力。毛泽东在接见时说: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很不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了进来，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

12月29日 毛泽东批示转发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指示。27日，南京军区向林彪报告了浙江省军区同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林彪指示:要把对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藉这个机会加强军队与学生的团结。

一九六七年

1月8日 毛泽东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编者按语，这一按语经毛泽东审定。按语说:“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10日 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击》一文和《紧急通告》写出批语:“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

1月11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月13日 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毛泽东派秘书乘车接来刘少奇，在谈话中，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职务，和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未置可否，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德《机器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会见时说:“我们党内的斗争，过去有些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1月21日 毛泽东做出派军队支持左派的批示。当日，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现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林彪同志: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毛泽东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要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周恩来向军委碰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的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月22日 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纷纷向毛主席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徐向前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毛泽东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内容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等。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还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宣言》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2月12日 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张春桥回到上海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在怀仁堂召开，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激烈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时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

2月18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会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解决老同志的思想问题。

2月19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2月23日 青海西宁市发生开枪流血事件。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是西宁地区支左工作联合办公室副组长，为了对报纸电台实行军事管制，赵永夫于23日调动武装部队，亲自任总指挥，组织夺占报社，但当时《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控制，双方发生武装冲突，开枪射击，共伤亡377人。其中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做了汇报。同日，叶剑英听赵永夫电话报告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组最初保持沉默，几天后，他们在《简报》上刊登红卫兵控诉武装镇压的来信，由张春桥等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于3月1日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做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3月24日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对赵永夫隔离审查，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着手筹备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否定文革后，赵永夫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

2月24日 张春桥在上海“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12日以来几次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内容。所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发动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优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

《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

3月6日 章士钊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信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收到信后，于3月10日复信章士钊:“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之后，毛泽东把当时中央整理的尚未公布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

3月7日 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批分期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8日，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支左、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

3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两百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

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4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上批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击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群众组织的十条命令。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军: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对业已违反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4月8日 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时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 毛泽东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毛泽东又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向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4月24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后，毛泽东等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5月3日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14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说: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不下去，不调查，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9日 周恩来就所谓“伍豪事件”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6月6日 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在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参加了观看。

6月22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

6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南作战部队座谈会代表。这次会议是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问题由总参谋部召开的。毛泽东提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7月5日 毛泽东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毛泽东在致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禁止。”

7月14日 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武汉。当日，谢富治、王力等在重庆促成两派组织签订协议后，接到周总理的指示也到达武汉。

7月15日 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王力、谢富治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后，说要座镇武汉，解决问题。晚上，谢富治、王力到“新华工”(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并跟学生以及外单位群众座谈，要求群众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同时，周总理主持召开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要求陈再道、钟汉华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

7月16日 上午，周总理等人在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释放被捕头头;“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17日 凌晨一时，谢富治、王力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总部，与学生座谈，要求尽快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如果不行，就单方面发表声明，造成和平气氛;要求学习中央文件和毛主席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指示，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当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主席说:“凡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毛主席还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7月18至19日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指出:武汉军区要主动承认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解散工人总部。军区要做好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军区要承担责任，要做好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支持造反派;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凌晨一点，周总理离开武汉回京。接着，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等人来到武汉水电学院体育馆，在数千学生、工人的欢迎大会上表态支持造反派。19日，谢、王、刘的讲话录音在武汉三镇反复播放。19日下午至晚上，在军区二级部长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谢富治传达周总理的讲话精神，王力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讲述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对于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军队干部抵触情绪很大，8201部队师长、政委相继退出会场。军区连夜向在汉干部战士传达精神，形势立即失控，一触即发。

7月20日 凌晨，武汉军区独立师出动4辆卡车，后跟“百万雄师”的40多辆卡车，冲进军区大院。另一部分人冲进东湖宾馆，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住在这里。高喊要见王力、谢富治，要找王力算账。接着，王力被围攻、殴打，发生了著名的武汉“7·20事件”。

7月21日 “7·20事件”发生时，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并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21日，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上海。

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中提出“批判军内走资派”问题。社论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是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8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8月2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8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

9月16日 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了解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陪同到杭州的有杨成武、张春桥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舟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军队的问题了解得很详细。当陈励耘政委汇报“空五军党委已做出决定，向二十军学习”时，毛泽东说:“你们空五军支左很有成绩嘛。”当南萍政委汇报二十军进驻杭州后，党委作出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毛主席说:“你们二十军支左也不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

当南萍政委汇报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斗“走资派”还戴高帽、罚跪等时，毛主席说:“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有光荣传统，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回京后，决定要浙江省军区、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浙江问题。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到北京。

9月17日 毛泽东南巡到江西。当天上午在南昌接见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等。程世清等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边听汇报边发表看法。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主席说:“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

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说:“从这一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是周总理批的。”毛主席说:“实际上是叛乱，是典型之一。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程世清插话:有的还一元)，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主席说:“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主席说: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指黄、刘、郭)对造反派群众要很好地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啦，这不好。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主席说:“出现这么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主席问:“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多月了。”主席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个什么样子来。现在那一派(联络总站)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张春桥插话:保守派也要吸收他们工作，但数量不要多)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做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主席说:“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路上遇到保守组织的三道伏击，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关切地问了伤亡情况。(牺牲5人，57人受伤)

主席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主席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据说，戴高帽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那时是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现在不同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不能不教育就处罚人。”

当汇报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主席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持保守派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练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么看死，一训，就转过来。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面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9月18日 毛泽东南巡来到长沙，并于当天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等。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共识;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毛泽东说:“湘潭经验很好。这样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毛泽东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还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一元钱打一次。”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主席回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一些行会思想，那时候入会每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解放军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主席说:“这是一条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主席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到湘潭的王治国时，华国锋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主席问:“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大大精简)。

谈到公检法问题时，主席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红旗军的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主席说:“都要做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做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一段)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两万五千里长征。”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抢就有三百万条。”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9月20日 毛泽东南巡到达湖北省，在武汉共两天三夜。毛主席乘坐吉普车看了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主席的安全，希望主席晚上去看，毛主席坚持白天去看。毛主席认为坏人总是极少数。主席还访问了工人，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视察中还在武汉东湖边照了像。

毛泽东在9月20日上午接见了武汉部队和武汉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以下是毛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指示精神要点(根据曾思玉、刘丰传达):

一、湖北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出现了“七·二○”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湖北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湖北将是第二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毛主席三番五次谈到，你们可以三结合了吧，主席说:三结合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左派已定，军队支左，问题是地方干部没有把握。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主席从党的历史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到解放。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插话:今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是主席亲自批的)主席说:“你们打倒你们的，我批我的。现在你们一提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怎么成呢?现在军队支左很多都犯了错误，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只要下一道命令，他们都能冲锋陷阵的。”

主席问:“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是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

主席对刘丰说:“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刘说: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主席说:“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三、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毛主席说:“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是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得那一套。”

四、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公式搞乱了，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要破私立公。你们跟他们(指造反派)讲一讲，过去一个苏区打内战无非是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了。”毛主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在武汉发觉了，在七月十八日就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第二是地富反坏右不甘心灭亡;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9月21日 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河南省会郑州。22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以下是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接见时的指示: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毛主席笑着问纪登奎:“你说一点好处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

毛主席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当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得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当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刘建勋说:“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

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打枪，有的地方打死人时，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9月25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视察各地的消息。报道说:“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现在毛主席已经回到北京。”

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讲话，说:“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及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0月7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时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0月12日 毛泽东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疼不痒的地方不好办。”毛泽东还说:“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他说:“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10月20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问中国。周恩来、李富春、谢富治等到机场欢迎。23日，毛泽东、林彪会见达达赫总统一行。25日，中国、毛里塔尼亚联合公报发表。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1月5日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党纲要修改。”“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地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给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章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文章首次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做了概括，有六个要点: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数据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1月1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

11月27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毛泽东在谈话时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就“绝对权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和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代表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26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3月8日 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学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了接见。

3月29日 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做了批示:“一般地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失当，使人看起来有强加于人的形象。”

3月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说: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4月16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毛泽东在声明中说:“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5月8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被接见的还有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

5月1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说:“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 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做了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这一材料是姚文元5月13日呈交给毛泽东的。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25日，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这一批示的通知。

6月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军队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6月30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等参加了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7月28日 凌晨3时半到8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8月5日 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1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军队人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参加接见的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和北京卫戍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毛泽东在接见时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斗争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通知》还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些，不会妨碍生产。......”

9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二、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三、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情况报告》反映，会议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工宣队、军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宣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决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9月14日 《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9月18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题词的全文是:“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社论的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并且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文字。

9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说:“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条件的单位进行，即大联合、三结合巩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整党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单位。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接受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全市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将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利，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其他出席大会的领导人的排名顺序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10月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

同日，毛泽东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

同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中披露了毛主席最近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讲话内容主要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化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对于“二月逆流”，他说:“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

11月12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批准并转发有关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一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要求将原来确定的由县区传达到各基层单位，改为由市革命委员会召开1.7万人大会直接传达。另一份是张春桥的报告，提出四点意见: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四、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

11月25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11月25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来，对工人运动说来，对学生运动说来，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说来，再有五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

12月3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介绍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该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泽东在这一《通知》中加了几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她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12月29日 周恩来在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一九六九年

1月1日 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条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8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队二十军、空五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毛泽东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说明。29日会议结束，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做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南萍、陈励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发。”

3月2日 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问题。

3月9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毛泽东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毛泽东说: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泽东说:“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毛泽东还强调了政策落实问题。他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走资派嘛!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报告上(指九大报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泽东最后说:“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同日《红旗》杂志第3、4期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31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九大召开前，根据毛泽东的临时提议，增加徐海东为主席团成员。

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希望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回顾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路线上，都搞得比较清楚。”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林彪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11日，毛泽东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24日大会选举出由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4月28日 中央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与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委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5月17日 毛泽东对新华社报道外电作出指示。指示说:“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这一指示是针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登载5条外电外报对我“九大”的反应，有三条的标题有“妄评”的字样作出的。

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并批示:“可发。”《社论》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毛泽东在审阅社论文稿时，将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

9月11日 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见面。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柯西金前来中国会谈。

9月17日 《人民日报》刊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增加的，内容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23日 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和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及驻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10月1日 首都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并检阅群众游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会后，首都40多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晚会，观看节日焰火。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进行了友好交谈。毛泽东在谈到中朝友谊时说:“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关于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关于中苏两国关系，毛泽东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崔庸健一起在观礼台观看群众庆祝国庆游行。

10月11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江青、李先念等。受到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代表1万人。

2003年10月 初稿

本文参考数据:

《共和国史记》第三卷(1966-1976)陈东林、杜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兵团印

《润之书屋》藏品:文革资料

后记

《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和思考》一书终于出版了。

从2006年萌生出书的念头，至今已经有四个年头。原以为已经有了初稿，出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殊不知选稿、修改、整理、校对、定稿、出版，是一个繁琐、细致、来不得半点马虎的过程。其间，家事、疾病、老人、孩子等诸多琐事，将岁月撕成碎片，修改书稿只能抽空进行。就这样，断断续续，拖拖拉拉，修修补补，总是觉得不满意。老伴是我最执着的支持者。我俩从同学、战友，到夫妻、同志，几十年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帮助修改、校对，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总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任劳任怨，不厌其烦。其实，共同的志向早已将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已经分不清彼此了。同志们的支持，也是我出书的动力。朱久如、张纤夫、杨止仁等老同志不仅对初稿提出过宝贵的意见，还经常给我鼓励和帮助。在出版过程中，要感谢年轻网友玉岭同志，在百忙中修改书稿，帮助联系有关出版事宜。要感谢的人很多，情长纸短，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文革已成为历史。亲历者大都年逾花甲。不少人带着想说又没有说的遗憾离开人世。该书的出版，尽管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总算完成了心愿。如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年轻人关注文革、讨论文革，更多亲历者回顾文革，更多人拿起笔来，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的关于文革的文字，我就更感到欣慰了。

作者

2010年2月

描述

[←1]

本文有关“揭批查”的部分资料来自《关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向省委、党中央的申诉报告》(原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维群、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耀东、原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大海，1996年9月16日)

[←2]

河南省“揭批查”数据来自原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原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王维群、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耀东、原省委常委秘书长王大海于1996年9月16日联名写的《关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历史遗留问题向省委、党中央的申诉报告》。

[←3]

《深翻》中文版已于2008年出版，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第1版。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目录

不再沉默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

(二)

(三)

(四)

附件一: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

附件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名单

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附件一:“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

附件二:奇文共赏——《郑大联委兴衰演义》节选

附件三:关于党言川的漫画

附件四:“冒牌驴”绰号的由来

附件五:郑州大学文革小报报头选登

《八年日记》自序

附件:八年探监用过的火车票一瞥

《八年日记》后记

收藏文革文物 见证真实历史

往事漫忆

文革中我是怎样当上造反派的

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

纪登奎被“抢”记

父亲写春联的故事

读了于光远一篇文章之后

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工诗作

人民怀念毛泽东

四十周年话文革

谈谈文革中的《毛主席语录》

谈谈文革中的大字报

关于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试谈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五十多天“白色恐怖”典型事件选登

(一)清华大学的五十天“白色恐怖”

(二)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

(三)郑州大学的王相海被逼自杀事件

(四)南京大学的“匡亚明”事件

(五)兰州大学“七十天的白色恐怖”有关记载

介绍毛远新的一张大字报

(一)大字报的产生背景——哈军工文革概况(1966年6月至12月)

(二)大字报内容浅析

介绍一组对联形式的大字报

介绍四位美籍专家一张大字报

谈谈文革中的传单

浅谈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浅谈文革小报

从传单的署名看文革时代的词汇特征

军营生活的回忆

毕业前夕

“大班幼儿园”

思想教育

“四不准”

劳改犯?大学生?

病号饭

欢乐的军营生活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毛泽东在文革中选择用人的看法

怎么看文化大革命是胜利还是失败?

文革中经济是发展了，还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应当怎样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评价文革的“三分错误”

如何理解“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文革事件钩沉(选登)

上海“安亭事件”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事件

青海省西宁“二·二三”事件

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事件

一、1·31事件:炮轰省革委的前奏

二、黑龙江大学“于天放事件”和炮轰赵去非事件:炮轰派形成

三、“捍联总”:和“炮轰派”相对立的官办组织

四、哈军工“6·5、6·9事件”:哈军工山下派加入炮轰派

五、省革委常委范正美等加入“炮轰派”:炮轰派队伍迅速壮大

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解决黑龙江炮轰派问题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按语

关于《文敏生回忆录》中一段文字的复信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后记

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