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英]理查德·埃文斯 著

梁本彬 孙匀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前言

从20世纪末开始，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对于纳粹德国的理解，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本书收录的是以往发表过的文章，这些文章既对这种转变进行了描述，也对其做出了评述。已知的一些重要转变为研究和写作带来了新的内容。第一个转变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转变”，这是随着20世纪末以来在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出现的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俾斯麦在19世纪统一德国，人们往往从现代德国这一漫长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第三帝国；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更广阔的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待第三帝国，将它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部分，而第三帝国想要统治世界的欲望则是建立在德国人追逐帝国梦想这一更加深远的传统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忽视了食物供给和粮食短缺的影响，对此我们也只能从全球性层面去理解。纳粹在东欧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希特勒对美洲大平原殖民地的想象而制定的。诸如克虏伯和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德国企业，它们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书中的一些文章谈及了新视角所带来的益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

这和历史研究中视角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越来越多地把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放在一个更加广泛、跨越国界的背景之下，不仅要考虑它如何与其他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相互联系，也要考虑它如何受到更大范围地区的发展形势的影响。比如，最近的研究认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借鉴了从俄国到法国、从意大利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的传统，而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它完全是德国智识传统发展的结果。渐渐地，历史学家们不再把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而是认为这与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种族灭绝行为有相似之处。这时，视角的改变再次带来了益处，但是它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本书中某些文章试图指出的阐释问题。

近来兴起的第三个研究领域——对纳粹社会展开的研究——更是如此。在过去的15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提出，纳粹德国似乎是一个依赖广大民众的支持和赞许，而非警察的恐怖和胁迫而存在的政治体系。书中不少文章对这种看法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尽管它增加了人们对纳粹德国的了解，可是人们不应忘记，纳粹德国实质上是独裁政权，它压制民权和自由，对反对它的人毫不留情。纳粹政府不仅压制社会上的局外人，还压制许多地区的劳动阶级及其在政治上的代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著名犹太人，特别是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并没有受到蔑视和边缘化，反而深受广大民众支持和爱戴。瓦尔特·拉特瑙逝世之后，德国举国悲恸，这足以反映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地位。要知道，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纳粹主义都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性运动。纳粹政权于1933年上台执政后，不得不努力赢得民众的支持，暴力与宣传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希特勒本人，以及向德国人民所宣传的希特勒形象，对于赢得民心至关重要。而最近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个形象后面的希特勒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也是了解第三帝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自从20世纪末以来，在有关纳粹德国的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或许就是，历史与记忆越来越多地纠缠在一起了。“二战”之后，人们对第三帝国的记忆往往是复杂而奇特的。现在，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几乎就无法书写1933年至1945年期间第三帝国的历史了。那些参与了（有时候甚至是深入参与了）纳粹罪行的重要工业公司和商人，在战后试图掩盖他们参与战争罪行的记忆。本书中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公司和商人为了达到此目的所采取的方式。通常，记忆的转变会以奇怪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在墨西哥的情况一样。甲壳虫汽车最初其实是纳粹的“从快乐得到力量”的汽车，进入墨西哥以后，竟然在20世纪末变成了墨西哥的标志。然而，当人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纳粹的恶行、揭露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所犯下的罪行时，有时候会出现粗鲁和一概而论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应当仔细加以区分。一位富商试图隐瞒他在第三帝国时的所作所为，结果被发现了，于是便有人夸大事实，说他参与了纳粹政权最恐怖的罪行；在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几十年之后，职业外交家在制定纳粹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被披露出来，引发了对这些人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说他们实际上鼓励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些便利（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可恶，但和鼓励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只会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罪责）。

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进入鼎盛时期，也走向了最终的灭亡，在这一点上，自从20世纪末以来，也发生了一些视角上的变化。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二战”的全球性和相互关联性，发生在东方战场和西方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无不彼此影响。正如本书所示，军事历史本身很有启发性，但也需要将其放在宏观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纳粹高层的决策还是普通军官的进取，宏观的背景因素都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近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聚焦于战后的德国，战后德国与纳粹时期之间的隐秘联系正逐步显露。对几百万不受欢迎公民的“种族清洗”并没有随着纳粹的失败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第三帝国灭亡后的许多年。不同的是，这次德国人不再是“种族清洗”者，而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城市规划者们设计的乌托邦与纳粹“去城市化”的想法不谋而合，也符合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看法。归还纳粹劫掠艺术品（其中很多都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窃来的）的运动愈演愈烈，该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并非从第三帝国开始，也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而消失。长远的视角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展至战后时期，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和记忆之间的紧密联系。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告诉人们，如果记忆要可靠，就需要经受历史的严格检验，至于历史在塑造当下纳粹的集体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则需要进行既充满热情又十分准确的详细解释。

以下的章节都是在最近15年写出来的，它们反映了对纳粹德国认识上的重要变化，因此，我把它们汇编成一本书，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这些文章大都是详细书评，以对第三帝国某方面的新研究为起点，进行更大范围的思考。而正因如此，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叠和交叉的部分——我已经尽力在避免，但有些时候还是无法避免。只有在我自己的原创研究部分，比如第六章和第七章，以及最初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文章，比如第十七章里，我才会在尾注中列出参考文献。在本书的第十四、十七和二十四章这三个章节里，我附上了简短的后记，作为对该章第一次出版时评论家们所做评论的回应，或者是为读者指明文中所讨论问题的进一步资料。非常感谢最初刊登这些文章的刊物和杂志的编辑们，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文章，详细情况将在致谢中提到。我尤其要感谢维多利亚·哈里斯（Victoria Harris）将这些零散的文章汇总起来，我还要感谢以专业眼光审读了本书样稿的克里斯蒂娜·L. 科滕（Christine L. Corton）。

理查德·J.埃文斯
剑桥大学
2014年3月

第一部分
共和国与帝国

第一章
种族灭绝蓝图？

现在，仍然有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遗迹遗风会使人们想起，在19世纪80年代和“一战”期间，德国也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拥有一个海外殖民帝国。在纳米比亚（Namibia）的温得和克（Windhoek），依旧可以随处买到《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这份报纸的读者就是留在这个城镇的说德语的居民。如果你愿意去纳米比亚的海滩走一走，可以去海滨城市吕德里茨（Lüderitz），你会经过一些废弃的火车站，用哥特式字母书写的站名还赫然在目。你还可以去阿盖特海滩（Agate Beach）享受冲浪的乐趣，不过得小心企鹅。在坦桑尼亚（Tanzania），你可以在湖边小镇维德黑芬（Wiedhafen）待一下。如果你是个商人，想在喀麦隆（Cameroon）大量购买棕榈油的话，你该去的地方仍然是沃尔曼种植园。在加纳（Ghana）东部，那些曾经属于多哥（Togo）殖民地的德国式建筑，现在已经被宣传成了旅游景点。

同样，在太平洋上，你可以环绕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航行，并造访里特岛（尽管岛上已经没有什么可看的了——1888年的一次火山爆发几乎毁掉了全岛）。继续向东，如果你走进萨摩亚群岛（Samoa）的书店，你会看到当地著名诗人摩摩尔·冯·赖歇（Momoe von Reiche）的作品。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中餐馆里，你都可以要一瓶德国风味的青岛啤酒（1903年，德国人在位于青岛的德国啤酒厂里酿造出了青岛啤酒）。而在青岛市区，你会看到宏伟壮观的圣弥厄尔教堂，它是一座复古的罗马式建筑，看起来应该属于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北部的某个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的确如此。

但总的来说，与范围更大、存在时间更长的欧洲其他海外帝国所遗留下来的大量物质、文化和政治遗迹相比，这些就不算什么了。那些海外帝国在某些时期几乎占据了整个地球。德意志殖民帝国只持续了30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便土崩瓦解，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土被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瓜分一空。与大英帝国相比，覆灭前的德意志殖民帝国版图狭小，持续时间短暂，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殖民主义宣传者四处游说，想重新恢复帝国的辉煌时，它仍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不过，纳粹分子不以为意，因为他们更希望去征服欧洲，或者至少是先征服欧洲。

许多年来，有关这个话题的历史著作——以英裔德国经济历史学家威廉·奥托·亨德森（William Otto Henderson）的著作为杰出典范——往往注重驳斥对德意志帝国的暴力和残忍的指控，据说，帝国的暴力和残忍导致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摧毁和瓜分。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争论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了。然而，赫尔穆特·布莱（Helmut Bley）的著作使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在1968年出版的《1894—1914年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South -West Africa under German Rule 1894 –1914 ）一书中，再现了德国人在1904年至1907年之间对纳米比亚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部落发动的骇人听闻的战争。

布莱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20世纪初，殖民政府侵占土地的步伐不断加快，德国农场主因此遭到袭击，大约150名德国移居者被杀害。于是，帝国从柏林派遣了一支由1.4万人组成的军队，由洛塔尔·冯·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将军指挥。此人是一名殖民经验丰富、作风强硬的普鲁士军官。他说：“我知道只有暴力才能让非洲部落屈服，用粗暴、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手段进行暴力活动就是我的政策。”他在瓦特贝格（Waterberg）击败了一支赫雷罗人的队伍，之后便宣布，“在德国人的边境内发现的任何赫雷罗人，不管是武装人员，还是平民百姓”，一律处死。在战斗中被抓住的赫雷罗牧人被当场射杀，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沙漠之中活活饿死。柏林的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像所有的普鲁士军官一样，深受据称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an）学说的影响，认为战争的目的必须是全歼敌人的武装力量。他赞扬特罗塔的行动“无与伦比”，对其利用沙漠完成被总参谋部官方出版物《奋斗》所称道的“使赫雷罗人灭绝”的行动尤为赞赏。

不过该行动也遇到了批评的声音，德意志帝国总理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不赞成此次行动，称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他还警告说，这会毁坏德国在海外的声誉。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政客们也直言不讳地对此进行了谴责。由于对赫雷罗人采取妥协政策而受到军队排挤的殖民地总督西奥多·鲁特维恩（Theodor Leutwein）向比洛提出了针对此次行动的抗议，并称种族灭绝行为是“严重的错误”。鲁特维恩因此被解除了职务，不过他认为赫雷罗人应当被征为劳工，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于是赫雷罗人部落剩下的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和纳马部落的人一起，被投进了“集中营”（这是德国人第一次正式使用“集中营”这个术语）。

然而，那些被投入集中营的人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在位于纳米比亚海岸对面的沙克岛上，殖民政府在岩石地带建起了条件极为恶劣的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参加劳动，他们的食物配给极其有限，还得衣不蔽体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干活，如果干活不够卖力，就会遭到皮鞭的毒打。每天都有尸体被抬到海滩上，海浪将尸体冲入有大批鲨鱼出没的海水中。甚至南非的报纸也对集中营里的“恐怖和残忍”提出了抗议。这些集中营也成为科学研究的场所。后来当上第三帝国首席“种族卫生学家”的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来到雷霍博特镇（Rehoboth），对镇上居民的混血状况进行了研究（他称这些居民为“雷霍博特的杂种们”）。他和同事们获取了不同种族人的头颅以进行头颅测量研究，最终有300个头颅被运回了德国。

菲舍尔总结道，混血的后代（非洲黑人与布尔人或德国移民的后代）劣于布尔人或德国人，但优于非洲黑人，并认为他们适合在警察里的军士阶层、邮政部门和一些其他的分支机构工作。这些相对劣等但仍然有用的种族应当受到保护，对待方式应不同于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然而法律采纳了特罗塔的看法，即非洲人是下等人种，他几乎陷于一种病态的恐惧，认为混血会传播疾病。1905年，法律开始禁止异族通婚，两年之后，所有既成事实的德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婚姻都被宣告无效。这些措施将“种族耻辱”（Rassenschande）或“种族亵渎”这个词纳入了德国的法律术语；30年后，该术语又重新出现在了《纽伦堡法案》中。德国移民享有的法定地位高于其他移民，德国移民可以征用赫雷罗人，强制他们劳动，并强迫他们佩戴身份标牌（这是后来被纳粹采用的另一个措施）。

据统计，战前赫雷罗人的人口总数为8万，到战争结束时锐减至1.5万，而人口总数为2万的纳马人，有1万人遭到杀害。监禁在集中营里的大约1.7万名非洲人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鉴于特罗塔的种族信念，毫无疑问，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种族灭绝。而布莱将此揭露出来，便提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即德国皇帝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之间的延续性问题。其他的殖民政权也很残暴，尤其是比利时在刚果的统治。这些殖民政权会毫不犹豫地实施大规模屠杀，以此来镇压起义，或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从19世纪7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到20世纪3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情况都是如此。种族歧视、侵占财产和强征劳动力绝对不是德国人的专利。

但是，只有德国人采用了集中营这种形式并创造了这一称谓，还刻意营造了极为严酷的环境，其目的是既要强制在押人员劳动，又要将他们毁灭。（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表达“通过劳动来毁灭”是纳粹后来创造出来的，但效果是相同的。）只有德国人以种族为依据，公然企图灭绝被其殖民的整个民族。只有德国人在法律上禁止殖民地的异族通婚，他们不仅在西南非洲，还在东非（1906年）和萨摩亚群岛（1912年）都执行了上述政策。只有德国人随后又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种族灭绝行动，他们不仅要灭绝欧洲的犹太人，可能也要灭绝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或许让人惊奇的是，在布莱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些转而研究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延续性的批判历史学家，都专注于纳粹主义在德国国内的根源、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在越南战争或许还有布莱著作的影响之下，左翼分子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但是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欧洲剩余的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这股浪潮也就消退了。在联邦德国，遗留在日常生活中的殖民主义痕迹也随着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经济开始消失。那些出售殖民地商品（Kolonialwaren）——咖啡、茶、香料、稻米和诸如此类来自海外的干货——的杂货店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德国城镇中还随处可见，而现在大都重新起了名字或加上了掩饰。比如，今天在艾德卡（Edeka）商店里购买咖啡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商店的名字是“殖民地商品经销商的消费者合作商店”（Einkaufsgenossenschaft der Kolonialwarenhändler）的缩写。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国的前殖民地似乎已经与德国毫不相干，大都被人们遗忘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出现，人们的兴趣又复苏了。现在，历史学家们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而不是极权主义和阶级剥削，作为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解释的重心，所以德国的殖民历史又显得极为紧要了。人们兴趣复苏的标志是布莱的著作成了经典，被译成英文，经修订后，以《德国统治下的纳米比亚》（Namibia under German Rule ）为书名，于1996年出版。各种专著和文章开始出现，内容涵盖了德国殖民主义话语、种族科学的殖民地起源，以及文学作品对被殖民者的表现等。对文化记忆的兴趣在不断增长，德国出现了对后殖民记忆和纪念活动的研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所著的《德国殖民主义简史》（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 2012）对这批新著述做了总结，并将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兴趣。书中精彩的插图和地图、带注解的参考文献，加之作者对史学趋势敏锐的把握，使该书成了同类作品中的典范，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导，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正如康拉德所言，德国殖民主义部分起源于德国的历史。殖民的梦想和幻象就如同一块空白的银幕，德国民族主义者可以在德国最终取得统一之前，将德国统一的影像投射在银幕上。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在1848年说：“我们将乘船穿越大海，在各处建立新的德国……我们要超越西班牙人，对于他们而言，新世界就是一个充斥着神职人员的屠宰场。我们也不同于英国人，对英国人而言，新世界只是座堆满金银财宝的宝库。我们将以德国特有的非凡方式来建立新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德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当时是以一些像汉堡这样的独立州为中心的。据说，在19世纪70年代，汉堡的大商人们造访过“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每一座城镇”，并“在伦敦停留过20次”，却一次也没去过柏林。凭借迅速发展的德国工业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汉堡的商人们在非洲许多沿海地区和世界其他非殖民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一共设立了279个领事馆。德国科学家、探险家和传教士因为伟大的功绩，在国内赢得了众多的追随者，比如格哈德·罗尔夫斯（Gerhard Rohlfs），他是第一个从北向南（常常身着穆斯林服装）穿越非洲的欧洲人。

俾斯麦相对缺乏热情（“只要我还是宰相，”他在1881年说，“我们就不参与殖民活动”），但是，在1884年，他却发动了“瓜分非洲”的行动，把涉及德国经济利益的许多地区宣布为保护领地，同时也支持法国的类似行动，以转移法国人的注意力，以免他们因为在普法战争中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Alsace-Lorraine）而对德国进行报复。也许他还想安抚强大的国家自由党所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因为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大选中，他需要后者的支持。1881年至1882年间，英国和法国在北非的争斗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此之后，对领土的争夺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无论如何，瓜分行动从非洲一直扩展到了全世界。德意志帝国逐步建立并扩张，最终成为继英国、法国和荷兰之后的第四大帝国。

德国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中，包括了今天的纳米比亚，那里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德国的大牧场主们很快在那里立住了脚，而自1907年起，铜和钻石的开采则给私人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利润。喀麦隆疟疾流行的海岸地区被来自汉堡的沃尔曼家族的商业利益集团所控制（橡胶和棕榈油由德国人在内陆经营的种植园所生产）。在多哥，棕榈油贸易由海岸上的当地非洲裔巴西精英阶层控制。在人口密集的东非殖民地［包括除桑给巴尔（Zanzibar）以外的坦桑尼亚，还包括卢旺达（Rwanda）和布隆迪（Burundi）］，德国殖民者建起了棉花和剑麻种植园。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萨摩亚群岛和周边的太平洋岛屿，德国殖民者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商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很大。还有通过《胶澳租界条约》从中国得到的胶州湾——中国从1898年起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由德国海军部管理。他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政策促进青岛的现代化进程和发展，为青岛市安装了路灯，还建立了一所大学，中国学生可以在那里学习德国的科学技术和学问。

俾斯麦还幻想像老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的管辖区域那样建立保护领地，国家并不参与管理，而是交由私人企业负责，但是这样的幻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反抗德国商人和殖民者日渐严重的剥削的过程中，非洲各团体与德国人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于是德国官僚在军队的支持下，很快便开始对这些地方实施正式统治。这样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因为国家开始使用暴力来保护与当地农场主和商人发生冲突的种植园主和殖民者，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抵抗。西南非洲的种族战争最引人注目。暴力是德国人统治的一贯特征。在东非，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迫使柏林的帝国政府于1891年接过了殖民地的管理权，这些冲突大多是由肆无忌惮的殖民冒险家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挑起的。但是帝国政府接管殖民地后，武装冲突还在继续发生，在接下来的6年里，德国发起了61次“惩罚远征”行动。1905年，因为争夺土地、提高税收和要求强制劳动而引发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了马及马及起义（Maji-Maji uprising），大约8万名非洲起义者死于军队镇压。与西南非洲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德国人并没有将其看作种族战争，可其实许多伤亡是由穿着德国制服的非洲人造成的。死亡人数非常大。叛乱者的土地和村庄遭到摧毁，20多万名非洲人在饥荒中丧生。

暴力，包括对非洲人的公开毒打，在德国殖民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喀麦隆，官方记录的毒打事件从1900年的315次上升到了1913年的4800次（当然是低估了）。喀麦隆的非洲酋长们向帝国议会起诉，但是被总督驳回了。总督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他残忍，而是因为商人和传教士们反对他在土地上做出较大的让步。到德国殖民统治末期，一位前任大酋长因反对在喀麦隆的主要城市杜阿拉（Douala）实行种族隔离而被处死，双方矛盾激化。德国一向脆弱的统治在此显露无遗。和非洲人相比，德国人的数量很少——喀麦隆的德国移民和官员加起来还不到2000人。因此德国人只能寄希望于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建立“权力之岛”。无论在哪里，非洲人都没有完全接受德国人的统治。他们被有效地排斥在殖民地的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外，这注定会让他们觉得与德国人的统治格格不入。

实际上，非洲人常常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在马及马及起义之后，东非的总督承认，开始只是局限在当地的一小撮“半野蛮部落”的叛乱，最终演变成了“某种全国性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有时候，德国人的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身份，就如同在卢旺达那样——卢旺达的殖民官员们手里有人种指南，他们把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不明显的社会差别变成了固定的种族身份，随后又使之成为法律区分种族的基础。历史学家所指的“种族构成”由此产生，它为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埋下了祸根。

在殖民地还能进行一些在德国无法进行的科学实验。诺贝尔奖得主、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为了找到昏睡病的治疗方法，可以每天给1000名东非患者注射高剂量的砷而不会感到不安。此做法危险性很大，随时可能造成实验对象死亡。实际上，像欧根·菲舍尔这样的科学家在人种改良方面进行的研究大力宣扬了种族差别和“种族劣等”思想，这一思想后来被用于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1896年，德国举办了柏林殖民地博览会，同时，汉堡的哈根贝克动物园（Hagenbeck’s Tierpark）展出了一个非洲村庄，这样的展览为在德国人心中建立一种深得人心的种族优越感发挥了很大作用。

有些人把殖民地看作新事物的实验室：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城镇，而不必考虑现有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运用种族科学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不用过时的欧洲等级地位制度；在那里，可以按照父权的传统原则建立模范社区，而这种传统原则正被德国国内愈演愈烈的女权运动削弱。在德国，肩负着“上帝使命”的新教徒开始把那些穷人和“懒人”从大城市贫民窟里穷困和无知的“黑色大陆”上解救出来，他们用的是殖民地传教工作的语言，目标也很像传教。1913年，依据在殖民地反复推敲出的种族主义信条，德国制定出了一项新法律，以种族血统而不是以居住资格（欧洲其他地方通常以居住资格进行界定）为基础来界定德国的公民身份。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把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看作劣等种族，并放弃了关于德国在东欧“文明使命”的讨论，因为他们不再认为波兰人可以被改造成有用的德国人，而是深信波兰人的种族特征和非洲人一样，已经不可救药。

难道这一切都意味着殖民帝国和大屠杀有直接的联系吗？德国对赫雷罗人和纳马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和30多年后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在西南非洲确实有集中营，但是它们不同于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死亡集中营，因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只屠杀犹太人。在纳粹的眼中，犹太人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而非洲人像斯拉夫人一样，只是当地的障碍，需要征服和排除他们，以便给德国移民腾出空间。德国的殖民经验煽动了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种族领域，但是在个人层面上，这样的延续性就不多见了，尽管也存在以下例子：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父亲是西南非洲的第一任总督；弗朗茨·里特·冯·艾普（Franz Ritter von Epp）曾在对赫雷罗人的战争期间在特罗塔的军中服役，后来当上了巴伐利亚（Bavaria）的纳粹总督；还有喀麦隆的副总督维克托·贝彻（Viktor Boettcher），纳粹占领波兰之后，他在波兰政府里担任高级官员。

特罗塔的种族灭绝战争在德国的殖民历史上是一个例外，它更多起因于发起人的军事和种族信条，而不是德国殖民主义的特征所致。德国人自称肩负着现代文明开化的使命，并将其融入殖民统治最后阶段所实施的教育、经济和宗教政策之中，而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东欧，则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一战”把人变得像野兽一般（“一战”本身也是殖民主义对欧洲的一种冲击），在此影响之下，政治暴力成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生活的普遍特征，并将贝彻这样的人变成了纳粹分子。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德国的殖民主义似乎在概念上具有更系统的种族主义特征，在行动上更加野蛮残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导致了后来的大屠杀。

尽管如此，针对赫雷罗人的战争远远超过了殖民主义的任何其他方面，早已作为种族大屠杀一个重要的类比和预兆，进入了当今德国公众的记忆。人们由此展开了慷慨激昂的辩论，讨论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纪念它。不来梅（Bremen）贸易港口是辩论最为激烈的地方。在主火车站后面的一个小公园里，有一个10米高、由砖块砌成的大象纪念碑，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上班族和游客经过这里。这座风格化的纪念碑建于魏玛共和国末期，人们将其视为对德国殖民主义历史的纪念和提醒。纪念碑底座上贴着赤陶瓦片，每片瓦上都刻着一个德国前殖民地的名字。1932年7月6日，在公园举行了雕塑落成典礼，有人发表了演说。演说颂扬了殖民主义取得的成就，要求夺回他们失去的殖民地。

第二章
想象帝国

几十年前，搜寻纳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远根源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了德国历史上的断层和不连贯的地方：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成功；1871年德国统一后，民主政治受到了阻碍；贵族精英阶层长期凌驾于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消极状态的中产阶级之上；一贯独裁、好战的普鲁士军事阶层手握权力已成传统。简言之，他们认为，因为“一战”爆发而出现的一切，将德国和其他主要的欧洲大国区别开来，并让德国踏上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德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为德国带来民主政治体系，整个社会也没有出现工业经济，最终出现的是第三帝国的崛起和胜利。

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论点受到了质疑。很显然，德意志帝国的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苟安的阶级，他们有积极而投入的政治文化，贵族精英到“一战”爆发之时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事实上，1848年德国革命已经改变了国家的政治文化，旧的政体并没有恢复。通过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发现英国在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方面存在同样的缺陷，法国有独裁统治的倾向，奥地利实行的则是军事统治，等等。但是，从德意志国家统一到第三帝国的兴起，如果没有国内的“特殊道路”，历史学家们应该去哪里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拓宽视野，不能仅仅在德国国内的背景之下，甚至仅在欧洲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德国的历史，而是得在全球背景下，尤其是要在维多利亚时代及之后的全球殖民地发展的背景之下去审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只有当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全球化是一种现当代的现象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德国历史。这种历史观已经产生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解释，启发了越来越多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将19世纪德国和世界的关系与纳粹征服世界的企图联系在了一起。现在，这项研究已经被汇集到2010年出版的《纳粹帝国》（Nazi Empire ）一书中，该书为谢莉·巴拉诺夫斯基（Shelley Baranowski）所著，是一本很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综合性著作。她之前以非常专门性的研究而闻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曾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讲述的是“从快乐得到力量”这个纳粹的休闲组织。

巴拉诺夫斯基的故事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讲起，当时俾斯麦为了在帝国议会里赢得国家自由党和自由保守党的支持，很不情愿地同意建立殖民性质的保护领地。对于全面殖民化所涉及的在资金和政治上所需承担的义务，俾斯麦十分谨慎，但是，他很快就被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商人和冒险家压下去了。到了1890年俾斯麦被迫下台的时候，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海外殖民帝国。必须承认，这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大片领地都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抢占了，“瓜分非洲”运动给德意志帝国留下的只不过是些残汤剩水：纳米比亚、喀麦隆、坦噶尼喀（Tanganyika）、多哥、新几内亚，还有诸如瑙鲁（Nauru）和俾斯麦群岛之类的太平洋岛屿。俾斯麦在新创建的殖民帝国问题上谨小慎微，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者不以为然，他们抱怨说，这个帝国只不过相当于（19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的水平，对于一个欧洲大国而言几乎不值一提。

况且，事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德国所拥有的殖民地都特别难以治理。于是，殖民政权便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政策。普鲁士军队的信条是，彻底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是战争的首要目的。但是，在殖民地，这一目的与种族主义以及对游击队袭击的恐惧纠缠在一起，便产生了一种种族灭绝的心态，用毁灭一切的政策来应对动乱和起义。他们使用的方法包括毁坏庄稼和村庄，蓄意饿死当地的村民。在马及马及起义期间，德国的殖民地坦噶尼喀有20多万人死亡。更加臭名昭著的是，在纳米比亚，殖民者把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赶进沙漠，切断他们的食物供给，在水里下毒，没收其牲畜，导致这些人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德国人在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种族隔离政权，用法律和规则来禁止种族融合，把非洲人的地位降为廉价劳工。

然而，德国的政策已经开始向抢夺殖民地方向发展了，而新殖民地从何而来呢？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获得主要决策权之后，德国便于1898年开始打造一支庞大的作战舰队。德国海军缔造者、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采取了一种高风险战略，致力于建造重型战列舰，而不是轻便、行动快捷的巡洋舰，意欲（至少是威胁着要这样做）在北海与英国人进行一场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式的战斗，要打败或者重创英国人，并迫使他们同意德国在海外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英国人在海上的霸权被视为德国人赢得帝国荣耀的主要障碍。德国现在采取的是一种侵略性的“世界政策”，旨在提高其帝国的地位，并获得可与其他欧洲列强海外殖民地相媲美的“阳光下的地盘”。很快，不可控制的帝国主义热情便从压力集团的政治活动中爆发出来。

他们的热情不仅倾注在海外，也倾注在欧洲。波兰的一大块领土在18世纪被吞并，归属了德国，于是政府开始鼓励德意志人去那些说波兰语的人所控制的地区定居。但是，尽管在帝国时期有13万人移居到那里，但这还是远远比不上在1886年至1905年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向西迁徙的94万名德意志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于是开始要求在德国的东方发动一场战争来征服斯拉夫人，把居住在东欧、已经陷入危险的几百万说德语的人从“俄罗斯化”或“马札尔化”中解救出来，把他们纳入一个疆域面积已经得到极大扩展的帝国中来。颇具影响力的泛德意志同盟则更加嚣张，他们敦促政府筹划兼并荷兰、佛兰德、瑞士、卢森堡、罗马尼亚和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他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看成是“德意志”领土，同时，他们还要剥夺德国国内为数不多的犹太人的公民权。一旦德国控制了欧洲，那么其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便会水到渠成。

在帝国主义热情的影响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政界越来越流行，它将国际关系视为种族间——德意志族、斯拉夫族和拉丁族（说拉丁语的人）——为了生存和最终主宰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显然是德国应得的。然而，殖民主义思想仍然受到两个最大政党的反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它们对1905年至1906年间德国殖民主义分子的暴行进行了强烈谴责。1913年，这些党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一起，以婚姻的神圣性（对于天主教徒）和人权的普遍性（对于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理由，设法阻止了反对异族通婚措施的实施。即便如此，德国还是通过了《公民法》（Citizenship Law），该法案在欧洲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它不是以居住地来定义公民资格，而是以“血缘共同体”来定义。

1914年，当德国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来自泛德意志同盟的压力（至少）使政府更有理由参战，一些主要领导者又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德国不太愿意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政府便制订了一项旨在抢占大片领土的秘密计划，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征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夺取法国人和葡萄牙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殖民地。这些目标已经超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目标。西面的军事对峙陷入僵局，协约国方面控制了海洋，加之德国国内的食物紧缺日益严重，于是，领导层中的强硬派提出了更多领土兼并的要求。

同时，随着军队对于德国本土控制的加强，德国在其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也变得越来越严酷。1917年，俄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ies Brest-Litovsk，简称《布列斯特和约》），苏俄实际上屈从了德国，把25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5000万人民，加上苏俄大部分的煤矿、铁矿、石油储备以及一半的工业，拱手交给了德国及其盟友土耳其。100万人的德国军队在其占领区——从北方的爱沙尼亚（Estonia）延绵至白俄罗斯（Belarus）和乌克兰（Ukraine）的大片区域，再到南方黑海东北部的内陆地区——强制实行了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在经济剥削和残酷镇压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德国人还强行实施了一种新的种族制度，明确地将当地的居民视为二等公民，这就是25年后纳粹政权强制政策的前兆。

1918年，德国战败，随后签订的和平协议让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有其欧洲领土的13%（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了法国，东部的工业区还给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波兰），以及几乎所有的军事装备。德国的武装部队被限制在10万人以内，政府还不得不同意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支付巨额的战争赔偿。这些条款引起了公众的质疑和愤怒，毕竟，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军队仍然在外国的国土上，根本不能算是彻底的军事失败。而且还有一个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的事实：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和法国军队一直占据着莱茵兰（Rhineland），这也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德国被外国列强征服了。1923年，由于德国拖欠了战争赔款，法国便派出一支远征军进入德国的鲁尔（Ruhr）工业区，控制了那里的主要资源，这一举动更是惹怒了德国民众。

巴拉诺夫斯基说这是协约国对德国的“殖民”，真是这样吗？德国抨击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宣传，主要集中在种族亵渎的问题上，因为法国人使用了来自非洲殖民地的军队。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时常手持机关枪，开着坦克，在德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发生激烈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些冲突也渐渐平息了，经济也逐渐稳定下来。长期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凭借高超的谈判技巧，使德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对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重新协商，并让占领军撤出了德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德国人中间普遍存在德国被“殖民”的想法。只有极端反犹分子坚信，魏玛共和国被一个国际犹太阴谋集团所控制，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很少说殖民之类的话。必须记住的是，纳粹党在1928年的大选中表现极差，只赢得了不到3%的选票，因而纳粹党在后来的大选中降低了强烈反犹主义的调子。在战后的几年里，反犹骚乱并不像巴拉诺夫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普遍，也并不代表公众的意见。

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萧条导致银行和公司破产，1/3以上的劳动人口失业，在这个时候，纳粹党才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一直到纳粹党作为保守党精英阶层的联盟伙伴上台执政的时候（精英阶层当时正为实施摧毁魏玛民主政权的计划寻求公众的认可），纳粹党员才又一次展露内心中反犹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在一系列的法令法律中贯彻反犹主义思想，还有纳粹冲锋队用暴力对付反对者——尤其是左翼党派——以支持他们的反犹思想。此时，主导德意志帝国构想的已经不再是海外殖民——那只是一小撮无能为力的压力集团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的想法——而是对欧洲帝国的幻想，这一幻想构建在“一战”的经历之上，但又远远超越了过去。

然而，德国海外殖民帝国的记忆还在，纳粹甚至还让它复活了。那么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殖民经历对灭绝政策有多大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以一种微妙而平衡的方式处理这个中心问题，不像持极端连续性史观者那么激进，即便如此，她还是保留了这些人的一部分主要观点。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建起了成百上千座集中营，把10多万名政敌监禁在里面，强制他们劳动，并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待他们，致使几百人死在里面。但是，这些和在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被饿死在集中营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且无论如何，把平民关进集中营的构想绝对不是德国人的独创——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反美洲原住民的运动。

纳粹的确把他们的集中营看成一种对付叛乱的工具，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纳粹政权的敌人进行恐吓和“再教育”，这些政敌受到残酷对待，直到他们应允不再进行任何反抗为止。1934年时，集中营里几乎所有的犯人都被释放了，镇压叛乱的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警察、法庭和国家监狱系统。如巴拉诺夫斯基所言，即便这种做法参考了殖民地的先例，其性质也已经完全改变了，并且更多的是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欧洲政治两极化的影响。此外，大概在同一时期，一些没有殖民经历的国家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机构。

不过，其他国家却没有纳粹那样的种族政策。那么纳粹实施“种族卫生”政策，反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婚和发生性关系，强迫多达40万名“劣等遗传”的德国人做绝育手术，这一切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德国殖民经历的影响呢？巴拉诺夫斯基的论点很有说服力，她认为1914年之前在纳米比亚通过的反混种生育子女的法律，种族隔离主义分子对殖民地叛乱所做出的反应，1913年关于《公民法》的辩论，以及泛德意志同盟所主张的更加极端的政策，都是十分突出的先例。她说，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和种族融合的两种恐惧症联系在一起，工人则被想象成了“土著”。德国在1919年实施的“去殖民化”做法，消除了之前殖民地法律和国内法律的差别，也加深了人们对“异族”的恐惧，于是，人们害怕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在国内污染德意志民族。观念是相同的，只是做法更加激进了。

在从事医学、人种改良学和种族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些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殖民经验延续下来的影响，比如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在第三帝国期间，利用他“一战”之前在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对混血人群所做的研究，为反对种族融合提供了论据。而曾经在他的研究机构中接受培训的医学科学家，比如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在人种改良政策的实施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连续性与巴拉诺夫斯基所列举的不连续性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与最近的历史学观点倾向不同，她始终认为，纳粹的占领与权力运作都是以恐怖和暴力为中心的，这是其与魏玛共和国政府的治安保障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镇压工人运动，抓捕和流放犹太人、开明的公共卫生与福利官员，也许她还会加上摧毁自由出版和新闻媒介，这就消除了国家实施人种改良主义政策道路上的障碍。在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领导下，极端种族主义的党卫军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重要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那些据说患有精神疾病和有生理缺陷的人，大批地做绝育手术，其规模之大，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这项政策还以种族为理由，把犹太人排斥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为在东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战争铺平道路，而就在这场战争期间，该政策演变成一场大屠杀运动，20万名患有精神与生理疾病的德国人遭到纳粹医生杀害。

从1939年开始，种族政策和战争的共生关系变得越发清楚。巴拉诺夫斯基以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向人们详细地说明了入侵波兰计划如何从一开始就意欲摧毁波兰民族，包括成千上万地杀害波兰人和犹太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没收他们的财产，用船将波兰人运到德国强制劳动。德国人几乎无视作战人员和平民的差别，根本不遵守战争相关的法规和公约——而在西部，他们总是遵守这些法规和公约，只有偶尔例外。党卫军和其他军队都把波兰人视为野蛮人，把犹太人视为低等生物。所有这一切在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之后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斯拉夫人和“东方犹太人”的偏见（这种偏见在1914年之前甚至普遍存在于工人阶级中间），还反映出了他们的惯常做法（自从16世纪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以来，这种做法在殖民地的欧洲征服者中间就已经十分常见）。

然而，正如巴拉诺夫斯基所指出的，在19世纪的殖民背景中出现的“大规模驱逐和屠杀，往往是欧洲殖民者与本土居民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而发生的边界冲突引起的”。宗主国的政府往往试图遏制殖民者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贪婪，但最终还是容忍并认同了他们的贪婪。在纳米比亚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这一决定，是一个当地的军事指挥官不顾殖民地总督和柏林上司的异议而做出的，而且殖民地的暴行常常在国内引起强烈的批评。相比之下，纳粹在没有受到任何挑衅，只受到一小部分保守军官质疑的情况下，在东部发起了种族征服和灭绝的战争。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协调和指挥都来自权力中心，都是依据希特勒本人的指令行事。这并不是要否认纳粹集团上层内部对实施种族清洗和灭绝政策的争议。但是，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清晰的，就是在东部实现他们的总体计划，用饥饿和疾病灭绝至少3000万甚至4500万名斯拉夫人，让德国殖民者重新在大部分东欧国家定居。实际上，这里就是巴拉诺夫斯基所说的“纳粹在阳光下的地盘”。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又一次提起夺回以前殖民地的要求，这时德国对非洲的计划又复苏了，但是计划中并没有种族灭绝这样的政策。而且，这些计划从本质上说与传统欧洲的殖民地发展模式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土著”是被欧洲的移民社会隔离在外的，但是德国的行政官员们为非洲原住民提供教育和食物，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且发展殖民地经济，为宗主国输送原材料和粮食。这一方面是因为纳粹并没有把非洲国家看成德国人的主要移居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洲居民对他们并不构成威胁，他们所想象的威胁来自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因此，对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毁灭是与纳粹净化德意志种族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而殖民地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党卫队甚至在东欧四处游走，寻找“种族上很有价值的”金发碧眼的孩子，他们绑架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把他们交给德国的父母收养，并给他们新的身份——在非洲殖民地实施这种政策是不可思议的。最后，纳粹在东欧实施这样的政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德国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因为国内农业是绝对没法养活帝国及其军队的。所以，纳粹把早期帝国主义的惯常做法变得更激进了，或者说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背离了惯常做法，而不仅仅是将其延续下去。

怎么可以把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塞进殖民地的范式呢？当然，战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将反犹思想吸收进了他们的国际关系幻象之中，使之变成为争取生存和种族的最高地位而进行的达尔文主义的斗争。纳粹对德国和欧洲的犹太人实施的隔离、驱逐和财产剥夺等政策在殖民地都是有先例的。但是，搜遍整个欧洲大陆，甚至如讨论实施有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Wannsee）会议纪要所暗示的那样，搜遍整个世界，将犹太人投到毒气室或杀人坑的灭绝流水线上，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巴拉诺夫斯基对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提出了合理的质疑，这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的德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军队指挥官们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罪行，不仅和后来纳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相类似，甚至还造就了种族灭绝的心态，直接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现。正如她所指出的，其他欧洲列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所有这些，包括德国的政策，最重要的目的都是破坏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经济独立，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劳动力，或者在被认为合适的地区，将他们驱逐出去，为宗主国的移民腾出地方。纳粹在东欧的计划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虽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些阶段，纳粹行政官员出于战时经济的考虑，使用过犹太劳工，但是从长远看，用他们的话来说，这只是“通过劳动来毁灭”的一种缓慢形式而已。尽管东欧的总体计划毫无疑问包括了对好几千万斯拉夫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设想，但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则和“最终解决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解决方案”把犹太人认定为“世界敌人”，野蛮人只是对某个地区形成了障碍，犹太人则是一个“世界性的阴谋”，这个阴谋是由狡诈而又无情的敌人策划的，旨在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

第三章
1918年战败

1918年11月，在战壕里待了4年多的阿道夫·希特勒离开前线住进了医院，他的眼睛因受到毒气的攻击而暂时失明了。他在康复期间听说了德国投降以及德国皇帝退位的消息。“又一次，”他后来写道，“我眼前一黑。”他继续写道：

一切都是徒劳。一切的牺牲和困苦都是徒劳无益的；数月的饥饿和干渴也是徒劳无益，根本没有尽头；当死亡的恐惧袭上心头的时刻，我们仍然恪尽职守，这也是徒劳无益的；200万人的死亡也是徒劳无益的……那些17岁的孩子就为此而将自己埋葬在佛兰德的泥土之下吗？这就是德国的母亲们为祖国所做牺牲的意义吗？她们怀着伤痛的心让心爱的儿子们走向战场，却再也见不到他们回来了。

希特勒也像很多其他德国人一样，为德国的突然崩溃努力寻求解释。怎么可能一切都如此快速地走向失败呢？

这失败来得很让人费解，因为仅仅几个月之前的1918年春天，德国皇帝似乎胜券在握。僵局持续几年之后，战争突然朝着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1917年初，德国人决定发起无限制潜艇战，也袭击非军用船只。德国潜艇平均每个月击沉向英国运送给养的船只总吨位达50多万吨。结果，美国人也加入了战争，但是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调动兵力和资源。协约国军队厌倦了战争，法国军队到处都在发生兵变，有4万人参与，这足以说明他们的士气多么低落。1917年10月，由于德军的增援，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卡波雷托（Caporetto）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26.5万名意大利人投降，40万人在混乱中逃跑，奥德联军乘胜追击，仅仅两天就向前推进了80千米。

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和沙皇军队的瓦解使俄国退出了战争。德国得以重新部署大批军队——到1918年4月，德军在西线的兵力从325万增加到了400多万。古板的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将军本来已经退休，但是战争爆发后，他被再次起用，实际上取代了作为德国主战派傀儡的皇帝，并在初期的东线战场上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则是这些胜利背后的真正驱动力。他们二人决定利用德国强大的优势，对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发起势不可当的最后进攻。

在“米迦勒行动”（Operation Michael）中，德国人采用了新型高效的炮兵战术——他们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和指挥所设为目标，使用“徐进弹幕”掩护步兵前进，迫使防御的敌方士兵趴在掩体里，直到德国人冲到他们面前。德国人以兵力和武器比敌军多一倍的优势，于3月21日发起了进攻，第一天就发射了300多万发子弹和炮弹。协约国设在前线后方约50千米的指挥所与火炮阵地在这场规模最大的炮火轰炸中遭到了重创。德军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发起进攻，涌上了协约国军队的战壕，英法两国军队被迫沿着80千米长的前线往后撤退。双方都经历了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单日损失。4月9日，德国向北再次发起强大的攻势，也同样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向巴黎进攻，整个巴黎都陷入了恐慌。西线长时间的僵局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被打破了。协约国军事领导层在精神上深受创伤。到6月底，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已经在庆祝一系列惊人的胜利了。然而，3个多月后，德国的领导人却在求和。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

第一个解释与军事情报有关。1914年至1918年期间，交战双方搜集情报的方法都很传统——从战俘与截获的文件和设备那里获取情报，仔细观察敌人前线的动向，派间谍去敌人后方。他们还采用空中侦察和电话拦截技术，并越来越多地拦截无线电信息，如有必要，就对信号进行破解。尽管协约国没有预料到德军的春季攻势，但他们对于德军7月15日发动的最后进攻已经做好了准备。德国人没能在协约国的后方建立起有效的间谍网，根本无法破译协约国军队的信号，很容易受到虚假情报和动向的摆布。

第二，协约国当时即将在空战里获胜。空战的范围远大于前线。1916年，协约国的防空炮火迫使德国人放弃了用齐柏林飞艇（Zeppelin）空袭伦敦的计划，但德国人又研发出了“哥达”（Gothas）重型轰炸机，以及十分引人注目的“巨人”（Giant）轰炸机，它是一个翼展42米的坚固非凡的大怪物，从来没有被击落过。这些飞机在1917年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迫使多达25万名伦敦人每天晚上在地下室暂避。1918年5月，43架德国轰炸机空袭了伦敦，不过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袭击。德国原材料出现了严重短缺，已经无法制造出足够数量的飞机，而且造出来的飞机也是劣质的，常常出故障。到了夏天，协约国制造出了更多的飞机，而德国只造出了18架造价昂贵的“巨人”轰炸机。同时，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对莱茵兰发起空袭，尽管这些空袭的规模极为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在德国人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之后。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英国人投下了665吨炸弹，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击中目标。空战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在前线，在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到1918年中期，协约国的空中优势已经使德国侦察机无法发现它们为预防空袭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协约国军队却能获得敌人军事部署的准确情报。

在毒气战方面，力量的平衡也发生了改变。戴维·史蒂文森（David Stevenson）所著的《背水一战》（With Our Backs to the Wall , London, 2011），讲述的就是1918年战争的事情，在书中的统计数字中，最触目惊心的要算毒气方面的数字了。德国人在西线释放了5.2万吨毒气，是法国人所释放毒气的2倍，是英国人的3.5倍，协约国军队伤亡士兵达30万人，而受敌方毒气攻击致死的德国军人只有7万人。1918年，德国人制造了近2000万颗毒气弹，在“米迦勒行动”中使用的炮弹，一半以上都是化学毒气弹。然而到了春末，英国人研制出了一种有效的防毒面罩，还研制出了新型快速的莱文式（Livens）毒气发射炮，那是一种类似迫击炮的武器，可以发射出化学毒气弹。它们在德军中引起了广泛恐惧，因为德军的防毒面具挡不住这种武器的攻击，而且由于橡胶短缺，德国也没有生产出足够的防毒面具。德国人得知协约国正在大规模制造毒气，这是促使他们求和的另一个因素。

1918年夏天，协约国也改变了进攻战术，他们不是用炮火摧毁敌人，而是用炮火压制精确定位的敌人阵地，切断倒刺铁丝网，在敌人战线的后方布下一片火帘，阻止他们的增援部队，协约国还部署了快速反应部队突袭和侧翼包抄敌军阵地。此时，战争中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坦克，不过坦克的行进速度和步行速度差不多，而且行进25千米后汽油就消耗殆尽。德国在坦克数量方面远远落后于协约国，生产出足够的坦克时，已为时太晚。尽管坦克常常出故障，而且很容易被炮火摧毁，但是它们却在德国军队中引起了恐慌。1919年，鲁登道夫预计德国将面对敌军成千上万辆坦克，于是将此作为寻求停战的主要理由。

在经济上，事实最终证明协约国的生产能力比德国、奥匈帝国及其盟友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在一起的生产能力还要强大。法国生产了大量武器装备，美国远征军所需的大部分装备都由法国提供，而英国不仅可以使用本土的生产基地，还能动用整个大英帝国的资源。经济能力最强大的是美国，美国供应的食物、钢铁、军火和装备是协约国在最后阶段能够坚持下来的关键所在。

德国人最好的机会，就是趁美国船只运送士兵和补给去欧洲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将其击毁。英国人尝试了很多方法使船只免受德国潜艇的袭击，包括把商船武装起来，给船只涂上几何图形的“伪装漆”。但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护航系统——船只成群结队地航行，由侦察热气球以及装载了深水炸弹的驱逐舰护航。想要击沉这些船只，德国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个时期的德国潜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潜艇，它们没有通气管，能在水下停留的时间非常短，因而比较容易被发现、被击沉，而且德国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潜艇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许多潜艇出了故障或遭到重创，只能艰难缓慢地驶回港口修理。另外，德国也没有足够训练有素的人员来操控潜艇。大规模制造潜艇的计划来得太晚，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德国政府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入武器及相关产业，忽视了农业和粮食供应。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德国赖以生存的农产品进口，1918年时，德国妇女死亡率比战前高了近1/4，她们大多因为营养不良而体质虚弱，被肺炎和肺结核夺去生命。配给的口粮低于生存所需，一个巨大的黑市应运而生。1915至1916年的冬季，德国的主要城市都爆发了因妇女和儿童抗议粮食短缺而引发的骚乱。之后的那个冬季，马铃薯歉收，情况变得更糟了，德国人通常把这个冬天称为“芜菁之冬”（turnip winter）。人们营养不良，战争相关产业的生产力随之下降。据估算，有50多万名德国平民在战争期间死于营养不良及相关疾病。

奥匈帝国的情况更糟。当意大利人于1918年成功发起最后进攻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士兵们不但因为饥饿而身体虚弱，而且他们抵达前线时，身上只穿着单衣。他们只能从倒下的士兵尸体上扒下制服，穿在自己身上。保加利亚的情况是最糟糕的，美国在停战后给他们运送了粮食，大量饥民才没有饿死。正是因为意识到粮食供应的重要性，“二战”时希特勒决定以征服欧洲的“粮仓”乌克兰作为战争的中心目标。德国人在“二战”中没有像在“一战”中那样挨饿，因为几百万东欧人替他们挨饿了。

在“一战”的最后阶段，营养不良和疾病严重影响了新兵的质量。希特勒回忆1918年8月和9月的状况时说道：“从国内派来的增援部队的状态越来越糟，他们的到来甚至反而削弱了战斗力。尤其是年轻的援军士兵，大多没有什么用处。简直难以相信，这些士兵和曾经被派往伊普尔（Ypres）参加战斗的士兵来自同一个国家。”德国在春季攻势中损失了太多的士兵，仅在1918年4月，就有5.4万名士兵死亡或失踪，还有44.5万名士兵因受伤或生病而被迫退役。7月时，战场上士兵的数量比3月份减少了88.3万人，而且大多数作战部队都缺编。史蒂文森的记述中有几个主要的遗漏，其中之一就是他未能充分重视医疗服务的作用。战壕热、斑疹伤寒、气性坏疽以及其他许多致命的传染病，会在战争过程中流行开来，必定会进一步挫伤战斗力和士气。如果评估一下在这个问题上哪一方处理得更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在战争初期，18至20岁的年轻人占德军死亡人数的10%；到1918年，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25%。春季攻势的失败挫败了这些经验不足、缺乏训练的孩子兵的士气。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情况因而变得更加糟糕，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对此有生动的描写。从5月起，军队纪律开始涣散；从7月起，大量士兵开始开小差或者投降——共有34万人，几乎和同一时期阵亡或死于疾病的人数相当。尤其让德军士兵的精神饱受摧残的是，协约国军队的热气球和飞机在德军前线投下了数百万张宣传单，承诺为投降的士兵提供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住处。与德军的情况不同，协约国军队越发乐观，因为它们先是成功阻止了德军的进攻，然后又发起了反攻。大批美军在夏天的时候也投入战斗，这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信心。11月时，西线的协约国军队人数已远远超过了同盟国的军队人数，几乎是后者的2倍。

鲁登道夫最担心的正是军队人数上不断扩大的差距，而且协约国有可能正在部署一支庞大的坦克部队，于是他决定发动春季攻势。史蒂文森认为，这个决定，连同一年多以前宣布的无限制潜艇战，是此次战争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一战”中，进攻并不是最好的防御。德意志帝国如果有更大胆和更老练的领导层，也许有可能阻止美国人参战。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反复无常，不是精明的领导人。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将领们将威廉二世赶下了台，自己掌管权力。史蒂文森推测，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后，德国仍然可以通过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与美国单独讲和，然后调集从东部得胜回来的部队协同坚守西线战场，从而迫使协约国接受和谈。或者，如果他们决心发起进攻，那么集中火力攻击法国西北部的英国补给线，而不是在法国中部展开全面进攻，效果会更好。但即使到了1918年，鲁登道夫仍妄想着追求全面胜利。

史蒂文森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德国让“难对付的技术专家享有过度的影响力，这些专家狂妄自大，不听虽有缺陷但也比他们高明的政客的话，而政客们又没法指望皇帝”。但鲁登道夫不只是一个技术专家，还是一个热心政治的将军。他厌恶民主，认为社会主义分子——德国最大的政治团体，尽管当时已经分裂——是叛徒。总参谋部的一个部门长官、炮兵专家马克斯·鲍尔（Max Bauer）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杂乱无章的小册子，主张一夫多妻制，并把战争描绘成阳性冲动的最高表现，而这种阳性冲动就是通过他所称的“解欲”（detumescence）来统治世界。鲁登道夫是现代将军，但又持有一种完全可以被称为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观点。

根据协约国军队观察员的说法，1918年8月，当协约国军队在亚眠（Amiens）发起突袭时，德国军队“没有进行任何激烈的战斗，大批士兵就自愿投降了”。正如史蒂文森所记录的那样，鲁登道夫开始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连让军队去镇压国内暴乱都指望不上了”。他对“扩大政府影响力的计划很感兴趣，把过错和责任转嫁到长期以来激烈反对主战派的人们身上”。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旧政权将重新掌权。10月，一个由自由党人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领导的、得到国会多数政党支持的准民主政府上台执政。鲁登道夫宣称，他热切希望继续打潜艇战，但新政府以解散相威胁，迫使他辞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登道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曾对以往几届政府使用这个招数。于是，停战谈判如期开始了。

德国求和的消息一传开，军队便开始瓦解，士兵纷纷返乡。在基尔港（Kiel），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出海以挽救舰队的声誉，对英国皇家海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舰队被迫停在军港里，这严重损害了舰队的名声。）毫不奇怪的是，水手们发起兵变，逮捕了他们的长官，开始组建工人与水兵委员会。德国革命开始了。没过多久，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在几个月后迎来了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如鲁登道夫所愿，新政权被迫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被德国人普遍视为国耻。紧接着，1920年3月，试图复辟的旧政权带着全副武装的军队以及反动政客和官僚一度控制了柏林，结果却很不光彩地败于一场工人罢工。1923年，鲁登道夫参加了由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初创的纳粹党领导下同样失败的啤酒馆暴动。

协约国的人民都在为胜利欢欣鼓舞。人们以为，这场战争将终结所有的战争，但了解内幕的人却不那么肯定。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女儿对他说：“爸爸，告诉我你很高兴。”“我不能这样说，”克列孟梭说，“因为我不高兴，这将是一纸空文。”事实也的确如此。

戴维·史蒂文森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既引人入胜，又颇具权威性。但他这本书不是一本有血有肉的书。书中的引文很少，史蒂文森笔下的人物生平读起来像是从官方讣告中摘录下来的。尽管如此，人们在战争中的经历还是非常重要的。当希特勒躺在医院病床上，努力寻找德国战败的原因时——根据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的描述——他经历了炫目的启示之光的照耀：德国其实根本没有被打败。德国军队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却在国内被犹太革命分子从背后捅了刀子。遭到叛徒煽动的罢工和示威破坏并最终毁掉了主战派的努力。“与犹太人不可能达成和解，只能是你死我活，”他总结道，“至于我本人，我决定从政。”

和《我的奋斗》中的许多其他内容一样，这种说法掩盖了实际上更复杂的形势，此外希特勒又经历了许多的波折，才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以一个极右政客的面目出现。早在希特勒上台执政之前，他就决心让“一战”重新上演，而这次要有一个不同的结局。“1914年精神”，即所有德国人都拥护的神圣德意志民族的祖国，将在第三帝国时期被重新创造出来，而德国的敌人犹太人将遭到毁灭。在下一次大战中，德国将坚持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刻。

第四章
瓦尔特·拉特瑙

1922年6月24日上午，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像住在德国首都的时候一样，从他的别墅动身去上班，他的别墅坐落于柏林市郊树木茂密的格鲁内瓦尔德（Grünewald）。当时天气很好，所以他指示司机开黑色敞篷轿车，他独自一人坐在车的后座上。他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措施，每天都走相同的路线，还解除了早些时候为他提供的警力保护。车子进入主干道之前，在转弯的时候放慢了速度，一辆较大的敞篷旅行车从一条小街驶出，超过了它。两名男子坐在后排，穿着有点怪异的长款皮大衣，戴着皮头盔，只有脸露在外面。

那辆车子放慢速度，开到拉特瑙的轿车旁边，将其逼到马路对面。警觉的拉特瑙抬头一看，发现对方车上的一名男子身体前倾，拿起长管冲锋枪，把枪柄夹在腋下射击。一连串子弹飞速射出。拉特瑙的司机停下车，开始高呼救命。就在同时，另一个身着皮大衣的刺客向拉特瑙轿车的后部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接着是巨大的爆炸声，轿车飞向了空中。一个路过的护士来到现场，把奄奄一息的拉特瑙抱起来，拉特瑙的司机开车带着他们驶向最近的警察局，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刺客欧文·克恩（Erwin Kern）和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把车开进一条小巷，脱掉皮衣和皮头盔，扔掉了冲锋枪，就在警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驶向犯罪现场的时候，他们从容地走开了。不久，警方在德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全国各地到处张贴着“通缉令”，另外，目击者的描述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局。这两名刺客逃到了萨克森州（Saxony）的萨莱克城堡（Saaleck Castle），城堡的看守人很同情他们，但警察追踪到此，在枪战中，克恩被打死，菲舍尔自杀。他们两人都只有20多岁。他们的司机恩斯特·泰西奥（Ernst Techow）只有21岁。泰西奥被父母交给了警察，但在法庭上，他声称是在胁迫下才为他们开车的，因而只被判了相对较短的刑期。在此期间，拉特瑙的母亲给泰西奥的母亲写了一封饱含感情的宽恕信，这在泰西奥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内疚之情。泰西奥在1927年被释放后，加入了法国外籍军团，据说在“二战”期间，他搭救了马赛的一些犹太人，使他们不至于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而为自己赎了罪。

警方的调查很快就证实，这3个年轻人属于一个更大的阴谋团伙，该团伙里还有一些年仅16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参与阴谋的人中，包括一位将军的儿子和一名高级警官的儿子，还有一名已故的柏林市政会委员的儿子。他们都属于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一些人曾在前海军上尉赫尔曼·埃哈特（Hermann Erhardt）领导的由6000人组成的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大队中服役。赫尔曼·埃哈特曾在1919年参与对慕尼黑苏维埃政权的血腥镇压，并于次年参与右翼分子发动的“卡普暴动”。不过，他们占领柏林的时间极为短暂，其推翻共和国的拙劣计划很快就宣告失败了。

这个阴谋团伙被强制解散之后，一些成员转入地下，建立了一个名为“执政官组织”的秘密抵抗小组，进行一系列谋杀活动，《凡尔赛和约》的主要签署人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便是他们暗杀的。为暗杀提供后勤支援的银行职员恩斯特·冯·萨罗蒙（Ernst von Salomon）当时年仅19岁，他在1927年出狱后写了一本名为《遭唾弃的人》（Die Geächteten ）的畅销小说，为自由军和执政官组织辩护，该小说毫无悔意地颂扬暴力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些年轻人的灵感就是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中获得的。

这次谋杀对羽翼未丰的魏玛共和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在随后的国会辩论中，魏玛共和国总理维尔特（Wirth）指责右翼报刊煽动谋杀，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还指着民族主义者的议员席宣布：“敌人就在那里，他们在往一个民族的伤口上撒毒药。敌人就在那里，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敌人就站在右边！”在政府的指示下，官方建筑物上的旗帜一律降半旗，同时，工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谋杀示威。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Ebert）立即颁布了一条保护共和国的法令，又在7月21日的国会上修改并以法律形式批准了这一法令。这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该法令终结了一长串类似的暗杀企图。此前，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遭到泼酸袭击（不过酸是稀释过的，而且大部分泼在了他的胡子上），他曾于1918年11月9日在国会大厦阳台上宣布共和国成立。还有人用铁棍袭击善于揭露黑幕的知名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这位拉特瑙的好友在惊险中幸免于难。该法令也终结了短命的执政官组织。

谋杀是共和国动荡历史中的重要插曲。拉特瑙这位外交部部长做了什么，让那些人恨到要杀他？直接原因是他参与谈判并于1922年4月16日签署了《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这个条约使苏俄和魏玛共和国这两个刚成立不久、政局不稳而且受到国际社会排斥的国家团结起来，一致赞成外交关系正常化，放弃领土诉求，展开经济合作。苏俄承诺不要求德国对战争破坏做出金钱上的赔偿，《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被正式废除。在1918年初签订的这份条约中，威廉二世政府强迫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割让了大片领土给德国。

《拉帕洛条约》一直以一种魏玛共和国这个矛盾体所特有的方式受到总理维尔特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它承诺将加强苏俄红军和德国国防军之间已有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德国国防军便可以规避《凡尔赛和约》在武器和装备方面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比如，德国可以支持设在苏俄的容克工厂制造战斗机。德苏和解的最终受害者是波兰。“必须消灭波兰，”维尔特曾经私下说，“《拉帕洛条约》应该补充这一条……就像解决军事问题的时候也应特别提及波兰问题一样。”

极右派的执政官组织没有看到条约签署的这一背景，他们只从条约中看到了魏玛共和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妥协行为，看到共和国怯懦地放弃了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就在谋杀的前一天，右翼民族主义者卡尔·赫弗里希（Karl Helfferich）在国会大厦激烈地谴责《拉帕洛条约》，将缓和的外交政策归咎于外交部部长本人，并指责他拒绝否认《凡尔赛和约》是缺乏爱国心的表现。事实上，参与阴谋的这些年轻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所计划，但右翼报刊和政客们对《拉帕洛条约》的齐声谴责无疑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使他们决心将目标对准条约的德方主要签署人。不论是这些年轻人的证词，还是恩斯特·冯·萨罗蒙对这次密谋的描述，都给人留下想法模糊、不成熟、没有条理的印象。按照《遭唾弃的人》中的说法，克恩认为拉特瑙“可能会致力于贯彻那些喧闹的政客所谓的‘履行政策’（《凡尔赛和约》），而我们正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而是为了迫使人民进入其命运的轨道而奋斗”。

萨罗蒙直到行将就木时还坚称，拉特瑙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对苏俄一直奉行谈判的政策，而不是对抗的政策。但在庭审中，被告呼吁通过一场暴力的“内部战争”把犹太人排除在公职之外。像这些年轻人一样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叛徒——这也是新生的纳粹党及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的信条之一。纳粹分子在1921年发起冲锋队运动的时候，就有很多前埃哈特大队的成员参与其中。这些人强烈反对犹太人担任德国外长，并以此作为他们认定拉特瑙背叛国家事业的主要理由。

拉特瑙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很自豪，尽管他在较早的时候就正式退出了柏林的犹太宗教公会。他认为，虽然犹太人不应接受误导，为了寻求融入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社会而放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他们还是应该竭尽全力参与德国的文化和制度建设。他想要的不是德国犹太人身份的完全消失，而是犹太人吸收德国文化，以便他们在保持犹太人基本特点的同时，能够与他们的德意志同胞平等相处。然而，这不切实际。反犹思想在德皇时代不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普遍了，其基础也从宗教转向了种族。极端的党派不断涌现，它们要撤销1871年授予犹太人的平等公民权。尽管这些党派只是在政治的边缘，但正如魏玛共和国将证明的那样，它们有潜力走向政治的中心。

拉特瑙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是招致反犹分子敌意的诸多原因之一，尽管这让人很费解。这一点就足以将《瓦尔特·拉特瑙：魏玛共和国陨落的政治家》（Walther Rathenau: Weimar’s Fallen Statesman ）一书列入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犹太人生活系列丛书”里了。此书作者舒拉米特·沃尔科夫（Shulamit Volkov）是研究德国反犹主义的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科夫很好地利用了拉特瑙私人文件中未发表的信件和著作，这些都是苏联解体之后在莫斯科的克格勃专用档案中发现的，目前这些信件和著作还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此书是迄今为止最好、最高水准的拉特瑙传记。

当然，在讨论拉特瑙犹太人身份的时候，沃尔科夫过于强调这一时期德国犹太社区的内聚力和孤立状态。实际上，19世纪末时，犹太社区正在逐渐瓦解并融入更大范围的德国文化之中。同化的过程加快了，犹太人嫁娶犹太人的婚姻与犹太人嫁娶基督徒的婚姻，其比例已高达100比35，而19世纪80年代时该比例为100比9；在汉堡，这个比例是100比73。1880年至1920年间，有2万名德籍犹太人接受基督教洗礼。考虑到犹太社区只有50多万人，这些数字是很有意义的。拉特瑙于1897年就犹太人身份问题写下了他的矛盾想法，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变化的思考，也是对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犹思想的回应。

拉特瑙对犹太人身份有着复杂的情感，这只是他多面性格的一部分，与他同时代的人对此非常困惑，而且这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人们用了许多笔墨，试图解释为什么他从未结婚。通过对这个问题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沃尔科夫得出结论：虽然几乎可以肯定拉特瑙是异性恋者，而且一生中至少爱过3个女人，但他是个情绪压抑、不善交流的人，很难和女人建立亲密关系。此外，他还是一个工作狂，他的成就涉及人类活动的不止一个领域。

拉特瑙最初是作为一名作家崭露头角的。他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注意，主要是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其杂志《未来》上发表了他的早期文章，并介绍他进入柏林的知识圈和艺术圈。他经常光顾文学沙龙，结识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sthal）、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等人。拉特瑙出生于1867年，“一战”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到1908年，他已经出版了两卷文集，话题涉及从经济到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在论及现代艺术的文章中，他否定了法国印象派的现代主义，认为那是无法接受的，他主张复兴德国艺术，因为只有德国艺术才能表达德国灵魂的基本特征。这种观点有时是用尼采式的格言表达出来的，在现代读者看来显得很做作，却为他在当时的德国知识分子中赢得了许多读者。不过这也引起了霍夫曼斯塔尔的愤怒。霍夫曼斯塔尔认为这些观点“炫耀、虚夸、势利”，他最受不了的是其中充满了犹太人常常流露出的“迂腐又狡猾的德国派头”。

然而，很多人对拉特瑙着迷，是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作家和美学家，而且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是通用电气总公司（General Electricity Company）的创始人，这家公司是德国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德国主要的电力供应商。瓦尔特·拉特瑙也从事了父亲的事业，在技术上开拓创新，很快就上升到通用电气总公司的高层，成为监事会委员，带领公司进行了一系列兼并和收购，并在与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这样的实业家的艰苦竞争中幸存了下来。“一战”爆发前夕，他已经是公司的负责人了。

此时的拉特瑙拥有巨额财富，他在弗莱因威尔德（Freienwalde）买下了一座建于18世纪的普鲁士小王宫，还在柏林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建造了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别墅。哈利·凯斯勒伯爵（Count Harry Kessler）与拉特瑙走得比较近，他认为这幢别墅毫无格调，徒有其表，充满了“僵死的教养、小感伤和压抑的情欲”。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对拉特瑙生活环境的描述恰恰相反：“他的住所太奇妙了，他置身于伟大著作和稀世珍品的包围中，四周是美丽的画作与缤纷的色彩。”不过，拉特瑙因为家里节俭的晚宴而声名狼藉，作家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抱怨说，晚宴上只有“鱼、羊排和马铃薯丸子……一小杯香槟酒，从来没有仆人来续杯……一壶看不见底的黑咖啡，意欲让客人直到清晨都保持清醒”。而凯斯勒则抱怨拉特瑙“像牧师或拉比那样发表长篇大论，每次都不少于15分钟”，谈话都被他垄断了。人们觉得他华而不实，而且固执己见。批评家们后来嘲笑他是“穿晚礼服的先知”“穿大礼服的耶稣”“咖啡桌旁的耶和华”。他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争吵，跟哈登断交，因为哈登公开谴责威廉二世及其随从，也批评拉特瑙自己与有夫之妇莉莉·多伊奇情缘未了。拉特瑙因其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和社会虚荣心而与凯斯勒疏远了，至少凯斯勒是这样说的。

德国对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丑闻发生之后，犹太银行家、自由党人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他邀请拉特瑙参加对德国的非洲殖民地的实地考察，把他带入了政界。拉特瑙直言不讳地谴责这场种族灭绝是“德国军事政策所带来的最惨绝人寰的暴行”。拉特瑙因此赢得了帝国总理比洛的尊重，比洛本人也曾严厉批评德国军队在西南非洲的行径。拉特瑙开始在杂文中以温和开明派的态度探讨政治问题，比如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改革。他抨击有土地的贵族和官僚控制了普鲁士的政治，指责他们把犹太人从军队和国家的精英阶层中排挤了出去。他主张提升工业和金融中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认为他们对犹太人的歧视微不足道。只有到那个时候，德国才能够全面现代化。拉特瑙的这些杂文汇编为《时代的批判》（Critique of the Times ），于1912年发表，第一年就再版了6次，因此他作为政论家和文学家而名声大噪。

然而，他并没有决定真正投身政治，他宁愿继续做生意和写作，其作品包括一篇没有多少人阅读的夸夸其谈的哲学论文《论精神的机制》（On the Mechanism of the Spirit ），一组爱国诗作，还有进一步攻击普鲁士政府的落后和呼吁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文章。1914年，“一战”爆发，拉特瑙才真正开始参与政治。德国被协约国封锁以后，无法再从国外获得供给，于是他被委派去负责原材料的采购。拉特瑙对这项工作十分尽心，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私下里他仍然对（由“冒险家、傻瓜和学究”管理的）普鲁士政府持批评态度，并怀疑这场战争可能给德国带来的利益。“威廉二世和他的骑士们骑着白色战马，胜利跨过勃兰登堡门的那一天，历史将失去所有的意义。”他这样写道。这条发表于1919年的格言成为他的敌人攻击他持有失败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在他父亲于1915年去世之后，他在通用电气总公司内的影响力不断增大，他推动了飞机和弹药的生产，最终军工产业占了公司总营业额的45%。

到这个时候，拉特瑙已经从原材料办公室辞职，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更高的政治职位。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至少没有立即实现。他在战争采购部门的经历使他相信，经济必须集中管理，他支持兴登堡方案，因为该方案试图达到这个目的，尽管没有成功。拉特瑙认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战胜英国，他支持把比利时工人强制运送到德国，援助其战时生产，这种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的。然而，他反对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想要没有吞并的和平。因此，随着德国政治局势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他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了。

反犹主义气氛在德国保守派中间日益浓厚，拉特瑙因此比以往更加认同德国犹太主流群体，并谴责反犹的基督徒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曾在1917年极具预见性地写道：“我认为，外部冲突结束之时，就是可怕的内部纷争开始的时候。”失去了政治职务的他于是又转向写作，在他的畅销书《即将到来的日子》（In Days to Come ）中，他描绘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战后现代国家，尽管它在经济上实行集中管理，却是建立在精神价值之上的。

他本人拥有巨额财富，同时又谴责物质主义，两者之间的反差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在另一本畅销书《新经济》（The New Economy ）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国家必须对工业进行严格控制，这使得他遭到同行商人的疏远，比如很有影响力的施廷内斯。由于德国战败，皇帝被迫退位，社会主义者开始掌权，他倡导的有限、谨慎的议会改革也因为各种事件而搁浅。

拉特瑙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1918年的停战条款和《凡尔赛和约》愤懑不已。事实上，当德国军事头目埃里希·鲁登道夫呼吁停火时，拉特瑙却鼓励人民起来继续战斗，直到获得更有利的和平条款为止。至此，他已四面树敌：左派、右派、商人、工人阶级、犹太人、反犹分子。1919年，他在《德国皇帝》（The Kaiser ）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不仅疏远了退位君主的支持者，也开罪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因为他把皇帝统治时期的灾难都归罪于这两种人。一段时间过后，他才改变观点，赞同哈登的看法，即德国必须首先履行和平条款，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样各国才会同意修改和平条款。

拉特瑙在战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中苦心经营着通用电气总公司。同时，他还继续写出一系列政论文章，呼吁用一种更负责任的全新政治文化来取代左翼和右翼两极分化的极端主义政治，而这种政治正是魏玛共和国开国时期的特点。这使他与民主党的温和自由派关系更加密切，于是，正如沃尔科夫所言，他作为“有激情甚至有魅力的”政治演说家，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新出路。因此，“卡普暴动”（沃尔科夫将日期错写成了1919年3月，实际上是1920年3月）失败后，拉特瑙被聘为社会化问题的政府顾问，后来又成为与协约国协商赔偿问题的政府顾问。此时，他再次与施廷内斯发生冲突，因为施廷内斯决心回避国家对工业实施控制的要求，并将运往法国的煤炭减少到最低限度。

拉特瑙意识到赢得法国人的信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与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约瑟夫·维尔特走得很近，维尔特很快就在他的帮助下，带领德国走过了赔偿谈判的经济雷区。维尔特成为总理之后，立即任命拉特瑙为复兴部部长。1921年6月2日，拉特瑙在国会讲话时正式宣布，政府承诺实施“履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政策，包括以金钱和实物来支付战争赔款。他与英国、法国谈判之后，各方都做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妥协，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显著改善。拉特瑙信心满满，准备充分，老成持重，口才极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如沃尔科夫所言，他“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名誉”。

1922年1月21日，一直兼任外交部部长的维尔特任命拉特瑙就任该职位。然而此时，拉特瑙已经对“履行”条款的政策不抱幻想，开始另找出路了。《拉帕洛条约》就是他找到的出路。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受限的。协约国与苏俄之间的和解迹象使他感到忧虑，于是他努力争取与莫斯科达成协议，主要是为了杜绝苏俄政府在英法要求赔偿的时候也来趁火打劫。但是，该条约所引起的轰动使他的敌人更加怨恨他。他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尖锐，他也越发感到恐惧，担心自己会遭到暗杀。他说：“如果我的尸体能成为通向与法国相互理解的桥梁上的一块石头，那我就没有白活。”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拉特瑙的死亡或许让共和国的捍卫者们暂时凝聚在一起，但正如沃尔科夫所言，它并没有迫使敌方在打垮共和国的斗争中采取更温和的手段。事实上，其后果要复杂得多。就在拉特瑙遇刺的第二天，艾伯特公布了保卫共和国的法令，法令中的规定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后来纳粹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该法令规定，对任何被判密谋杀害政府成员的人都应处以死刑，还设立了专门的国家法庭来审理此类案件，法院的法官都是些赞同政府立场的人，而且由总统亲自任命。这样的规定将在纳粹时代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里继续发挥作用。

在艾伯特去世、保守的兴登堡当选为总统之后，主宰着共和国法律制度的反动的民族主义法官们控制了国家法庭。他们以越来越宽松的态度对待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政治罪行，破坏了共和国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在短时期内，外交部部长遇刺事件导致德国马克被挤兑，加剧了德国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次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法国人对鲁尔区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未遂政变。政变虽然失败了，但非法的军事暴力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几年内便达到了共和国完全无法控制的规模。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继续实施拉特瑙的“履行”政策，而且更加成功，不过没有持续多久。在拉特瑙死后的8年内，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就被专制统治所取代。到1933年，民主政治已经彻底被纳粹的独裁统治所取代。在这样的统治之下，那些曾经支持暗杀拉特瑙的人找到了他们的成就感。

第五章
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

对于德国的自由派和左派而言，柏林始终代表着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面：它是军事国家普鲁士的首都，是俾斯麦于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宏伟中心和象征，一直处在政府官员和军人的控制之下；在文化方面，它始终是沉闷、保守、呆板、落后的代表。难怪当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帝国被革命推翻，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之后，胜利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为了与柏林撇清关系，象征性地选择在外省小城魏玛举行制宪大会，因为魏玛永远与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与作家歌德、席勒的名字连在一起。魏玛既远离了1920年最初几个月在柏林肆虐的革命动荡和巷战，也远离了与他们所排斥的那段历史相关的联想。

柏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与这些联想脱离了关系。“一战”之前，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其他地方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那里艺术家云集，有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阿列克谢·冯·卓伦斯基（Alexei von Jawlensky）、弗朗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他们是绘制抽象和半抽象画作的先锋，组建了名为“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的艺术团体。激进的俱乐部和歌舞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还有左翼作家和戏剧家，也都在施瓦宾格区（Schwabing）自由发展，生机勃勃。这里是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区，与巴黎的左岸齐名。“一战”结束时，巴伐利亚的君主制瓦解了，施瓦宾格区的激进派在政治上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记者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成为政府首脑，他蓄着浓密的长胡须，戴着宽边软帽，看起来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希米亚人。艾斯纳被一个右翼狂热分子刺杀之后，一帮来自极左文化环境的人物，包括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和B.特拉文（B. Traven）［《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 ）的作者］建立了一个短命的革命委员会，却被强硬的共产党人粗暴地排挤到一边。

但是他们的政权也没有持续多久。1919年春天，已经将慕尼黑舍弃给革命者的社会民主党合法政府纠集了大批全副武装的自由军队伍，冲入巴伐利亚首府，血腥镇压了共产党政权。一年之后的1920年3月13日，在柏林也发生了类似的反攻，当地自由军与一帮右翼的保皇军人和政客试图推翻国民政府，通过“卡普暴动”［以其领导人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的名字命名］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但是，政变的结果与慕尼黑反革命政变的结果截然不同。工人和工会会员们在柏林举行了大罢工，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政变者惊慌失措，落荒而逃，于是民主统治得以恢复。慕尼黑的气氛则要保守得多，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军事进攻的威胁下被赶下台，让位给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领导的右翼内阁。卡尔得到了慕尼黑警察和军队的支持，另外还有天主教保守派的政治主流群体、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暗中相助。他把慕尼黑变成“秩序的中心”，极右团体因而得以蓬勃发展。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便是这些极右团体中的一个，可是希特勒后来以怨报德，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期间下令谋杀了卡尔。

在慕尼黑，文化激进主义受到反革命的压制，于是其中心从慕尼黑迁移到了柏林。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柏林都是艺术实验、反独裁、激进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代名词，也吸引了那些渴望城市冒险的外国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在他的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 ）和《别了，柏林》（Goodbye to Berlin ）［后来改编成了电影《歌厅》（Cabaret ）］中对柏林大加颂扬。犯罪、谋杀和帮派主义在流行文化中受到赞美，在格奥尔格·格罗斯（Georg Grosz）的绘画、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以及库尔特·威尔（Kurt Weill）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 ）的歌曲中，这些又被转化成艺术。咖啡厅生活和歌舞表演在此蓬勃发展，仿佛战争之前慕尼黑的施瓦宾格区。讽刺杂志与和平主义者的期刊也在柏林得以迅猛发展，像埃里希·克斯特纳（Erich Kästner）、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这样的作家，都是柏林《世界舞台》杂志（Die Welt bühne ）的撰稿人。年轻女性称颂女性文化，而裸体杂志和卖淫——也是（男性）艺术家最爱的主题——则向人们揭示，性解放的程度可能也体现了性剥削的程度。

革命后的慕尼黑成为巴伐利亚“秩序的中心”，以此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似乎正是对民族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所向往的那种尚武、保守又传统的德国的否定。已故的托马斯·弗里德里希（Thomas Friedrich）写的最后一本书是《希特勒的柏林》（Hitler’s Berlin ），书中主要讲述的是在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希特勒与柏林的关系，而有关慕尼黑和柏林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却几乎没有提及。作者着重描写了希特勒个人对柏林的感受，但柏林只有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被人们所理解。

弗里德里希指出，“一战”期间，希特勒从前线回来休假时，第一次造访了柏林，那时他就对德国首都的宏伟壮丽惊叹不已。在写给战友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的信中，希特勒把柏林称为“一座美妙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大都市”。1920年，希特勒仍然希望柏林可以成为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民族主义专政的起点。那年年初，他就已经开始接触“卡普暴动”的煽动者，政变一爆发，他便飞到了柏林。不过，当他抵达机场，遇到的却是正在举行大罢工的工人，他们已经占领了机场。于是希特勒贴上了假胡须，荒谬地冒充会计师，设法通过了检查站，但在他抵达之前，政变显然就已经失败了，这无疑让希特勒对当时的柏林非常蔑视。希特勒大失所望，他谴责说：“腓特烈大帝的柏林已经被犹太人变成了猪圈。”相比之下，慕尼黑才是纯粹的“德国”，在慕尼黑，那种不良影响已经被彻底清除掉了。

1923年，德国因货币通胀失控而陷入混乱，德国经济摇摇欲坠，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此时，魏玛共和国的反对者、心怀怨愤的民族主义者们发现，另一场政变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而且这一次政变将会成功。沃尔夫冈·卡普3年前兵变失败给希特勒的启示是，在柏林发动政变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党派已经控制了那里的局面。弗里德里希认为，当时，纳粹党中的鲁莽之徒聚集在一起，筹划在柏林发动政变，但是那里的条件十分不利，而希特勒考虑在两个城市同时发动政变的说法也只是猜测，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对希特勒而言，此时的柏林已经是一座病入膏肓的堕落之城，根本没有希望成就民族主义革命。慕尼黑将成为德国再生的基础。希特勒一旦在慕尼黑夺取政权，便可以利用巴伐利亚“秩序的中心”来推翻魏玛共和国。一年前，墨索里尼威胁要把他的准军事部队从法西斯控制的北方城市派到南方，用武力接管意大利首都。墨索里尼大肆吹嘘的“罗马游行”成了希特勒考虑于1923年在慕尼黑发动政变时参照的一个范例。希特勒效仿的另一个范例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凯末尔放弃了伊斯坦布尔，在遥远的安卡拉（Ankara）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无污点的首都。啤酒馆暴动失败，希特勒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在审判时他宣称：“在土耳其，拯救不可能来自腐败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正如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这个城市已经被民主和平主义者、国际化的人们污染了……”当然，他说的就是犹太人。

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对柏林的看法非常消极，然而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弗里德里希讲得很少，他快速略过失败的慕尼黑政变，进入1924年至1929年希特勒开始重新发起纳粹运动的时期。和以前一样，柏林对于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而言，绝不是能招募到大批新成员的地方，正如弗里德里希所言，“在他的纳粹党重新崛起的18个月之内，希特勒目睹了纳粹党柏林分部的彻底崩溃”。他的解决方案是任命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重建柏林的纳粹党，而此时，戈培尔只是莱茵兰纳粹党一个相当左倾的地区小头目。戈培尔像其他纳粹党人一样，认为柏林是“罪恶的兽穴”和“沥青的荒漠”。虽然弗里德里希试图否认这一点，但很显然，戈培尔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比希特勒要积极得多。戈培尔写道：“柏林是控制中心，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一座国际城市。”

不久，戈培尔就展露了自己鼓动家的才华，他组织游行和群众集会，派遣身着棕色衬衫、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驱散共产党的集会活动，并在里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的郊区火车站与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打了一场混战。在繁荣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上，戈培尔手下的暴徒毒打过路的犹太人。同时，希特勒在展现纳粹党体面的一面，并回到了他认为现在已经很安全的柏林，在1927年的五一节发表了一篇措辞谨慎的演讲。柏林的社会民主党警察当局并没有上当，他们在几天后解散了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因为这些组织的目标与刑法背道而驰”。

正像在魏玛共和国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该禁令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因为具有极端保守民族主义色彩的司法部拒绝对涉嫌暴力行为的冲锋队员判刑。1928年3月31日，警方解除禁令，允许纳粹党参加全国大选。尽管戈培尔是个鼓动宣传的天才，但是纳粹党在选举中表现不佳，只赢得了不到3%的全国选票。纳粹党最重要的组织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承认，即便在柏林，纳粹党所吸引的人群也只限于中下阶层。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尔之间的激烈竞争，以及冲锋队无休止的怨言，进一步影响了纳粹党在柏林的竞选活动。然而，纳粹党在这次竞选中崭露头角，力量更大了，把与其竞争的其他极右团体排挤为外围组织。戈培尔在前一年夏天创办的当地报纸《攻击日报》（Der Angriff ）开展了一场精心打造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活动，使纳粹党稳稳地占据了聚光灯下的位置。

随着“反杨格计划”运动的开展，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杨格计划并不是要终止德国对协约国的赔款，而是重新安排德国的赔款支付事宜。在这场“反杨格计划”运动中，希特勒、戈培尔与更重要、更主流的德国民族党联合起来，并利用民族党的报纸使纳粹党得到大力宣传，还极力说服民族党的支持者（最终，几乎所有这些支持者都倒向了纳粹党）。然而，改变纳粹党在柏林及其他地方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大萧条。1929年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大萧条也降临德国。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失业率大幅攀升，这加剧了人们对魏玛共和国及其机构的不满。民众开始转向纳粹党，主要是因为纳粹党年轻、有活力，还承诺采取决定性方案来解决危机。

1929年11月17日，纳粹党在柏林市政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增加了3倍以上，特别是赢得了城市富裕区居民的支持。在不久之后的1930年1月中旬，共产党人向当地一名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Horst Wessel）开枪，几个星期后，威塞尔死于枪伤。这正好给了戈培尔大肆宣传的机会，他把威塞尔的葬礼变成大型庆典，颂扬德国青年们为了把国家从共产主义的魔掌中解救出来，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威塞尔的死成了一首新歌的主题，后来这首歌成为纳粹运动的官方赞歌。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没有对这一事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纳粹党夺取政权之前，发生在德国首都的与纳粹党相关的所有事件中，这也许是最著名的事件，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史学家们反复琢磨了好几遍。弗里德里希没有重视这一事件，由此可见他不屑于关注个人细节和逸闻趣事，这本书也因此过于乏味。

威塞尔被谋杀以后，希特勒好几个月不敢去柏林，害怕踏入共产党人的大本营。同时，他解决了柏林的党内纷争，赶走了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的弟弟奥托，因为奥托强调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应重于“国家”，格雷戈尔自己则紧跟纳粹党的路线。在1930年全国大选期间，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场发表了一次重大的公开演讲，取得了显著成功。新组成的国会召开大会时，纳粹赢得了100多个席位。同时，纳粹策划了街头示威，其间众多犹太人商店的窗户被砸碎。纳粹党为了不疏远潜在的选民，便指责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密探所为，或者四处散布说他们根本没有参与过暴力事件。

纳粹冲锋队在人数和信心上都不断增加，于是他们开始在当地与共产党打消耗战，冲击共产党的会议现场，并利用他们自诩的纳粹“风暴中心”所产生的暴力，迫使共产党人离开酒馆酒吧。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很值得探究，但弗里德里希对此只是一带而过。他指出，尽管纳粹党在选举上取得了突破，但希特勒发现，要在首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仍然是很困难的。戈培尔也十分担心，他在日记里说，希特勒“给柏林的时间太少了”，并认为希特勒“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全身心地投入”那里的斗争。然而，戈培尔被迫承认：“希特勒并不想这样做，因为他憎恨柏林、热爱慕尼黑。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常提及波茨坦、华盛顿和安卡拉。可为什么喜欢慕尼黑呢？”戈培尔是莱茵兰人，无法理解希特勒对这座巴伐利亚城市的热情，但希特勒似乎还在考虑把首都迁至比柏林更小、更纯净、更远离堕落中心的慕尼黑，在他看来，慕尼黑有可能成为类似美国首都华盛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或腓特烈大帝的住所波茨坦那样的首都。

因此，纳粹党总部仍然保留在慕尼黑的“褐宫”（Brown House），希特勒在那里有一套公寓。德国的其他政党在柏林都有自己的场所，但希特勒在柏林时都是住在酒店里，而且对那里的条件很不满意。1931年他曾对一名意大利外交官说，柏林是一座没有传统的城市，一半美国化，一半缺乏文化，无法给他提供工作时所需要的平和与宁静。在《我的奋斗》和希特勒的一些早期演讲中，他痛斥过柏林“野兽般残忍的”运作方式和它的商业化，总之，就是他所看到的犹太人的特点。1931年9月12日，这种敌意以十分野蛮的方式表达出来，大约1000名冲锋队员集结在柏林西部主干道之一选帝侯大街，对从犹太会堂做完礼拜出来的人们发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攻击。此事惹出一些官司，但保守派大法官对肇事者判处了最宽松的刑期。

与此同时，纳粹冲锋队运动的力量迅速壮大，在1931年末的几个月里，其人数增加了两倍。街道上和政治集会中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保守派的经济专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的政府于1932年4月13日取缔了冲锋队，派人袭击他们的房舍并没收其装备。然而，希特勒已经预先得到警告，于是冲锋队伪装成体育俱乐部继续活动。警察队伍中的同情纳粹者也在努力使禁令无法严格执行。同时，布吕宁被另一个更激进的保守派人士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排挤到一边，帕彭成为政府首脑，而总统兴登堡委派给政府的任务，就是要争取纳粹党为他的反动计划提供广泛的支持。他们的计划是修订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使之向专制政体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视《凡尔赛和约》强加给他们的限制，要扩大军队规模。

帕彭解除了对冲锋队的禁令，街头暴力又一次达到白热化状态，1931年至1932年间，有数百人在街头暴力中丧生。纳粹暴力不仅针对共产党人，而且也针对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就是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最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在1932年6月25日，一帮冲锋队员袭击了社会民主党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办公室，枪战爆发，造成3人重伤。柏林一家正派的报纸抱怨说，每天“街上都能听到枪声”。形势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了。

虽然希特勒在与其他政党打交道时总依靠暴力威胁的手段，但是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他决定一边使用暴力威胁，一边走选举之路来夺取权力。1932年，希特勒得到了很多机会，开始是一次总统选举，希特勒获得的选票仅次于兴登堡，位列第二。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中，纳粹党迅速上升至国家的显赫位置。7月，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国会选举中赢得37.4%的选票，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弗里德里希指出，柏林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势头，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获得了23.6%的选票，而希特勒只获得了13.2%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中，恩斯特·台尔曼获得了20.7%的选票，而希特勒只获得了10.2%的选票。在7月的数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柏林获得的选票急剧增加，但也只达到28.7%，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得到的支持率合在一起，几乎是纳粹党的两倍。因此，柏林凸显了其作为左派大本营的地位。这一回，弗里德里希依然没能提供有关这些选举的社会地理学方面的细节，因此在柏林的选举投票中，哪些力量支持纳粹，哪些力量反对纳粹，仍然不是很清晰。

吸收纳粹党组成新政府的谈判一直拖延着，希特勒坚持要求自己出任政府首脑，谈判因此陷入僵局。而此时，纳粹党的财力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在柏林，支持纳粹党的选票下降到72.1万张，而支持共产党的选票增加到86.1万张，社会民主党是强大的第三股力量，获得了64.7万张选票。总统周围的人认为这正是纳粹的软肋，于是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和他们展开谈判。狂暴的冲锋队让德国深陷内战的威胁，希特勒在此情况下设法使自己于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联合政府的首脑，但是包括帕彭在内的保守党占大多数席位，这些人希望能控制住希特勒。

不久之后的2月28日，一个疯狂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指责共产党剥夺公民自由，开始大规模逮捕政府的反对者。在1933年3月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仍未获得全面的多数选票，他们需要其保守党合作伙伴的选票，才能超过50%。在柏林，在纳粹发动的大规模恐怖行动面前，共产党仍然设法争取到了1/4的选票。但此时，纳粹对柏林展开了真正的进攻。不久，他们就在柏林搭建了大约200个“临时集中营”，其中有很多只不过就是地窖或仓库而已。在“临时集中营”里，数百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遭到折磨和杀害。大规模暴力巩固了纳粹党夺取的各级政府的权力，到1933年夏天，其他政党均已遭到解散，保守党也被排挤到一边，所有主要机构都处在纳粹的控制之下了。

希特勒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柏林了，他要让柏林呈现出他心目中伟大世界首都应有的模样。希特勒对“堕落艺术”、讽刺歌舞表演、爵士乐以及20世纪20年代这座城市让他厌恶的一切其他东西发起了攻击。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说，不仅如此，他现在还要展开计划，“把柏林变成新德意志帝国的伟大都市”。首先要建设一片宏大的综合体育场馆，为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好准备，然后再规划新的大道，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纵横交错（其中一条街道后来改名为“6月17日大街”，是以1953年的一次骚动命名的，至今仍然存在）。还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凯旋门，一座宏伟的大会堂，以及在滕珀尔霍夫（Tempelhof）修建壮观的新机场航站楼。为了给这些项目腾出地方，柏林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拆迁和清除计划，但最后只有很少的项目完工，而大部分完工项目，比如新的帝国总理府大楼，也在“二战”的战火中被毁。

为了将柏林打造为世界的新首都，希特勒为其制订了夸大的方案，因为他原来一直很厌恶柏林，所以方案中对这一情绪也有所表露——改造之后的首都不再称“柏林”，而是被命名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所鄙视的一切都将从柏林消失。弗里德里希在书中提到了这些意图，但没有看到它们在希特勒和柏林的关系中的意义。这本书反倒称“希特勒对这座城市十分认同（写在书的前勒口内）”，而所有证据都显示，他只认同他自己想象的这个城市应该成为的样子。

这种缺乏真实历史洞察力的表述在该书其他地方也多次出现，这是该书令人失望的诸多地方之一。它讲述的故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披露的细节大多缺乏新意，写作也缺乏特色。他本可以通过逸闻趣事和引述来展现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特性，但他却一次次地错过这样的机会。该书没有详细介绍柏林的社会、政治和地理环境，对柏林市政府的地理环境更是只字未提。在《希特勒的柏林》这本书中，连一张柏林的地图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一本关于希特勒和柏林的书，还不如说是一本概述纳粹主义崛起的书，因为虽然它的故事发生在德国首都，利用的却并非柏林的文献资源，而是众所周知的文件，比如戈培尔的日记和希特勒的讲话。事实上，因为戈培尔是纳粹党在柏林的领导人物，所以在该书中，他比希特勒的地位更突出。

此外，该书在德国出版后还不到5年，有关那一阶段柏林的研究便已经大量出现，所以这本书甚至在被翻译成英语之前就过时了。弗里德里希是柏林一家博物馆的馆长，而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虽然他有效地将众所周知的事实呈现给了更多的读者，但遗憾的是，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原创或具有新意的历史研究。总之，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首都的完整故事，以及希特勒与柏林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讲述。

第六章
社会局外人

一

现在有许多关于第三帝国社会局外人的文献，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有很多群体都是“被遗忘的受害者”，历史学家以前很少研究他们的命运。纳粹对许多群体采取了仇恨和毁灭的政策。毫无疑问，犹太人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但还有其他群体也是受害对象，比如吉卜赛人（罗姆人和辛提人）、同性恋者、智力障碍者、肢体残疾者、“惯犯”、“不合群的人”、“不愿工作的人”、无家可归者、流浪汉、斯拉夫人和其他被德国统治的民族（包括被强行带到德国境内的和德国在境外统治的奴工）。所有这些群体都遭受过纳粹的逮捕、监禁，在集中营里受残酷虐待，被强行绝育，也被杀害，尽管遭受迫害的比例和严重程度有所不同。 [1]

相关研究者都希望有所发现，记录下纳粹的罪行，因此，他们研究的几乎都是1933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事。诚然，许多作者认为，纳粹这方面政策的部分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思想和实践，或者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成为热点问题的种族与优生理论。德国的反犹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许多研究者还基于中世纪以来的文献，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和政治渊源进行详尽讨论，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纳粹对德国社会其他少数群体迫害的深远历史背景，人们却几乎只字未提。关于德国对斯拉夫人的态度，以及19世纪德国境内外籍劳工的历史，已经有了完整的记载。 [2]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在联邦德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几百万外籍工人的地位和生存状况，以及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和平共处这一始终存在的艰巨任务。正是这两个主要问题推动了有关这些话题的历史研究。相比之下，关于近现代德国的其他社会局外人的长期历史，却很少有人讨论。

说来奇怪，在社会局外人这一领域，历史学家在研究德国犹太人和反犹主义历史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却没有在研究社会局外人时做类似追问。自中世纪以来，社会局外人在德国社会中是否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德国人对他们特别敌视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状况是得到改善还是恶化了？我们有没有实例来证明，他们在动乱时期被当成了替罪羊？他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更深地融入了德国社会，还是恰恰相反？在19世纪的政治斗争中，德国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支持他们的解放事业？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对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什么影响？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跃入脑海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德国社会是否特别循规蹈矩、严肃刻板，而且仇视局外人，就像一些研究文化和思想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换句话说，德国民众是不是比他国民众更仇视局外人，以至于普遍支持纳粹对社会局外人的迫害？

二

我们首先可以浏览一下现存的有关近代早期社会局外人的大量文献，也就是大约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这段时间的相关文献。这期间的德国社会被分成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同社会等级，人们的权利、义务由法律和习俗来规范。人们认为，社会秩序中不同等级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拥有不同程度的社会荣誉。

然而，在这个“荣誉社会”的精密结构之外，还有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可耻群体”（unehrliche Leute），其局外人身份有五个主要来源：它可能是继承来的；它可能与某种职业有关；它可能是离经叛道行为，尤其是（主要是女人）性行为的后果；它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宗教信仰或少数族裔身份；或者，也可能是由刑事定罪造成的。光荣的和可耻的群体之间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它主要是由行业工会造成的，行业工会给各种社会群体贴上了耻辱的标签，取消了他们的会员资格。 [3]

因此，近代早期德国的可耻群体包括那些从事与肮脏或污染物质接触的行业的人，比如磨坊工人、牧羊人、制革工人、街道清洁工，其中最可耻的是剥皮工、屠夫、捕鼠人和刽子手。第二个群体更大、更加难以归类，包括流动人员，即居无定所的人——小贩、吉卜赛人、巡回演出的艺人（养熊人、魔术师及诸如此类的人）、江湖医生、磨刀人等。第三类是因为性行为不端而失去了名誉的女人，尤其是妓女和未婚母亲。第四类的骂名是与非基督徒相联系的，在德国的社会背景下，非基督徒主要指犹太人，以及受支配的语言文化群体，比如文德人（Wends）。最后，任何被刑事定罪，并在木枷（在德国被称为耻辱架）上遭到刽子手之手玷污的人，无论之前是什么地位，都会被归入可耻群体。 [4]

人一旦蒙上可耻的污名，就不可能进入行业工会，不能获得公民权利，也不能购买大多数的土地。一般而言，他们无法摆脱贫困，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行会会员们急于与属于可耻群体的人撇清关系，因此即使只是偶然的身体接触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骚乱。比如1800年在柏林，在一次公开行刑过程中，刽子手的助手推搡了旁观的一名熟练工人，结果引发了骚乱，最后，一名等级和威望极高的城市官员与这名工人握手（同时还调来了军队，以防万一），工人的尊贵身份得到正式恢复，骚乱才平息下来。 [5] 事实上，只有几种可耻行业的从业者有希望过上体面的生活，刽子手就是其中之一，刽子手还可以找人替自己去做那些最可耻的工作。但就算是刽子手，他们在当地小酒馆喝酒时也必须使用特殊的杯子，这些杯子是不允许其他人触碰的。如果行会会员娶了刽子手的女儿，那么他很可能会立刻被行会开除，并被剥夺生计。 [6]

城市与农村的行业工会及其他荣誉群体将可耻群体排除在外，这遭到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些领土国家认为这种限制性做法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会在受其影响的人们中间滋生贫困和骚乱。18世纪，各个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主要是想削弱行会的权力，因而反复颁布法令，试图让属于这些可耻群体的人重新融入社会。在近代早期，对于社会局外人，国家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他们引发动乱，鼓励他们勤奋工作。因此，对于那些可能会引起骚乱的懒散的人，比如土匪、乞丐、骗子和一些到处游荡的人，包括巡回音乐家、吉卜赛人、江湖骗子和养熊人等，领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性策略。至于那些对国民财富做出了贡献、勤奋工作的行业工人，国家看不出继续将他们视为可耻之人的理由。

1731年，神圣罗马帝国正式宣布，剥皮人、屠夫、刽子手（三者通常被放在一起谈论）以外的所有行业都是荣誉行业；1772年，刽子手也成为荣誉行业。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75年废除了以前驱赶和消灭吉卜赛人的政策，转而努力促使他们融入社会，后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于1783年效仿了他的做法。在许多法律改革之后，当处死刑的罪行种类大大减少，不再用死刑处罚的行为包括鸡奸（甚至到了1730年，在普鲁士还有一名年轻男子因此被处以火刑），巫术和渎神等很多行为也不再被视为犯罪。启蒙理性主义替代了基督教的行为准则，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律法规中止了对许多自愿性行为的制裁，包括同性恋。 [7]

像许多开明君主的宣言一样，这些法律对社会态度和行为的影响非常有限。因此，屠夫和刽子手继续遭到受人尊敬的社会群体排斥，于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近交圈子，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 [8] 行会继续蔑视权威，对荣誉的概念进行严格解释。此外，18世纪晚期的法令中，那些有关吉卜赛人以某些方式融入德国社会的规定，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迫害形式而已。法令规定吉卜赛人必须找到一个永久居留地，禁止他们相互通婚，他们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交给德国农民抚养，他们也不可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可能强制实行的。 [9]

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荣誉和耻辱的界限往往是变动而模糊的。在一些地区臭名昭著的行业，在其他地区却被广泛接受，还可以成立自己的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行为变得不那么耻辱了，但有些行为则受到加倍歧视。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卖淫。在16世纪到17世纪期间，卖淫曾受到日益严重的歧视和国家严格的控制。在近代早期，几乎所有情况下，对可耻群体的排斥都因为他们承担了某种社会职能而得到缓解。在交通落后的时代，道路没有修好，资源有限，加工场所距离村庄、小城镇和农庄往往有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路程，而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些地方。因此，磨刀人、小贩之类四处漂泊的人是乡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屠夫、剥皮工、磨坊工人和牧羊人也以不同的方式与广大民众频繁接触，这对民生是很重要的。巡回艺人、江湖骗子、庸医和拔牙人在集市上也给人们带来一些奇观和消遣。

此外，大体上说，精神或身体残疾并不是人被归入可耻群体的理由。对乡村和城镇里那些智力有缺陷的人来说，生活既不漫长也不愉快，但总体上说，他们仍然受到家庭的照顾，并不是社会局外人。有暴力和破坏倾向的心理障碍者有可能会被监禁在城市监狱里；那些为数不多的刑事犯也被监禁在狱里，而不是受鞭刑或被打上烙印，他们也不会遭到处决。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荣誉家庭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应付，尽量不采取监禁这种严厉的措施。比如，不伦瑞克-吕讷堡（Braunschweig-Lüneburg）的小威廉公爵常常半裸着身体在策勒（Celle）街头狂奔，送礼物给路人，疯狂地打手势。后来，他拿着一把裁衣剪刀攻击他的妻子，这时候公爵理事会才同意把他监禁起来。虽然他的疯病仍会周期性地发作，不过他没有被摄政者取代，而是继续在位7年，直到1589年去世。 [10]

只有当癫狂变得很危险的时候，发狂者才会招致完全的排斥；同样，那些四处游荡的人，只有当他们贫穷到一无所有，开始乞讨、偷窃和抢劫的时候，才会真正引发人们的敌意。和那些定居下来的人相比，四处游荡的人过着更加朝不保夕的生活。在近代早期，尤其是在战争和动荡年代，游荡于德国许多地方的大群劫匪大多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不仅包括流浪汉、小贩、乞丐和吉卜赛人，也包括定居在社区里的贫穷的局外人，比如犹太人。因此，早期的现代国家在清理乡村的可疑人物、强盗和罪犯时，尤其会针对四处漂泊谋生的人。国家机构通过这种方式给了他们污名，让他们更难脱离边缘地位。 [11]

三

社会局外人的地位在18世纪的德国没有得到普遍提高，当时的德国开始重新界定谁是局外人和谁不是局外人，并宣布了一项旨在让局外人融入社会的新政策——虽然该政策的实际执行程度极其有限。在人口增长、经济变革和英国工业化对欧洲大陆造成冲击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秩序开始瓦解，加速了相关进程。法国和拿破仑战争激发了开明君主与官僚的改革热情，他们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以便有效地应对来自法国的威胁。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了，其参与者受过良好的教育，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推崇自由市场和自由政治秩序下的公民自由与责任。最重要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方面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各个国家改革的冲击，行会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秩序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变，社会局外人遭遇了新的情况。

在以开明改革为特征的19世纪中期，许多被习俗和法律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群体渐渐融入社会，尽管有时候融入得并不完美。犹太人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于1871年获得了公民的平等权。在“一战”爆发前，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教身份，开始融入社会。当然，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军队、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之外。虽然他们仍遭受歧视，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成为社会局外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融入德国社会。甚至德皇威廉二世也有一些密友是犹太人，尽管他偶尔还是会发表一些反犹言论。对于被俾斯麦和威廉帝国的政府与社会排斥在精英阶层之外的其他群体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妇女群体，她们甚至没有表决权，只是渐渐获得了一点基本的公民权。那些试图改善自己命运的女权主义者经常遭到警察的欺凌。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和政治天主教这两个最大的政治群体也受到国家政治与行政机构的排斥，遭到许多法律歧视和警察骚扰。但无论如何，这些团体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并没有被社会彻底排除，他们加起来，在当时的德国人口中是占大多数的。

不过，他们的困境与后来德国对社会局外人政策的历史不无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俾斯麦的政策，他给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贴上了“帝国敌人”的标签，用各种方式迫害他们，以很小的或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他们，甚至大规模查禁他们的活动，开创了一个糟糕的先例。在19世纪的不同阶段，保守党在其言论中把犯罪和革命相提并论，主张将政治激进分子当作普通罪犯对待。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都沿袭这一传统，他们使用刑法来对付帝国社会和政治秩序所遭遇的威胁，许多法官和刑罚管理人员对他们采取的方式记忆犹新。这些人经历了1918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且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始终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12]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一样，一些政治群体——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对19世纪晚期欧洲和美国的一波政治暗杀浪潮负有主要责任——也受到了警方和法律的压制，但在沙俄以西，很少有哪个国家警察和法律压制的范围如此之广，渗透力如此之强。

当德国政府更加理性地处理社会排斥局外人的问题时，政治压迫却与刑法和维护治安纠缠在一起。随着行会权力的减少，从谷类加工业到亚麻纺织业的许多行业都变得更加受人尊敬。另一些行业，比如畜牧业，则变得不太重要了。荣誉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而耻辱作为法律和政府的惩罚手段，也相应地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开明的行政部门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重视居民是否有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这到19世纪就成了社会归属感的判断标准，开始具有独特的意义。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交通、生产和销售的快速发展，也导致大部分流动行业消亡。剩下一些四处游荡的人，比如一些熟练工匠，发现谋生越来越困难，很多时候都只能靠乞讨过日子。与此同时，在19世纪后期，经济增长使城镇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了。许多工人四处奔波，寻找就业机会，但是工业生产具有不稳定性，波动性大，工人们有些时候根本无法找到工作。到最后，在北部和东部的大片私有土地上，原本在此定居的劳工越来越多地被季节性劳工所取代，这又吸引了大批迁徙农民（常常来自波兰）在一年的不同时节赶来找工作。

这一切都加剧了当时社会观察家口中的19世纪末期日益严重的流浪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包括建立劳动者聚居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廉价住宅等，这些措施往往都是在宗教的感召之下由慈善机构资助的。然而在此期间，流浪者还是会经常遭到警察和法庭的骚扰，乞丐和不随身携带身份证件而四处游荡的人经常受到警察和法庭的处罚，并被短暂地监禁于济贫院或监狱中。 [13] 在所谓“爱尔伯福制”（Elberfeld system）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济贫工作从滥施慈善转变为一项有规划的工作，即密切监督贫困人口，迫使他们去工作，或在济贫院工作，或从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违者将失去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对罗姆人和辛提人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警察会采用各种法律手段不断骚扰他们，要求他们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遵守税法和反纳妾法，在一个地区安顿下来时必须向警方登记，等等。在几乎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和志愿者越来越细致周到地为失业者提供生活用品的情况下，流浪乞讨和乡间游荡不再被认为是由失业造成的，而是被视作“不愿工作的人”和离经叛道者的个人选择。然而，这样的政策还是有局限性。由于没有国家警察部队，让地方官员负责此类事件就意味着当局只是简单地把吉卜赛人和流浪者从自己的辖区驱逐出去，把管理他们的责任丢给另一个地区。地方当局还常常向他们发放合法的文件，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熟练工，其实只是为了摆脱他们而已。 [14]

政府对卖淫问题也采用了同样的政策。许多时候，卖淫是年轻妇女在失业无收入时的权宜之计，也有的是因为非婚生子及随之而来的坏名声才不得已为之，但是评论家往往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卖淫者越了轨，有性欲倒错的问题。结果，妓女若不愿像少数人那样，被限制在国家管理的“公房”（public houses）或妓院里，就会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不过，大多数人都能逃过警方的注意。 [15] 与此同时，政府日益迫切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来照顾精神病患者和身体残疾者。许多大型的精神病院和疯人院都建于19世纪，那时医学和法律对反常行为做出了一系列详细的界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居住于农村社区的人口比例相对下降，照顾精神病患者和身体残疾成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都越来越难。医学界越来越多地介入，将精神病患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虽然病人家属对此也有抵制。 [16]

从完全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医学干预肯定是错误的。毫无疑问，有些精神障碍是可以医治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大城市的穷人居住区，精神病患者和身体残疾者的状况当然令人担忧，医学干预和把精神病患者收入精神病院很可能会延长一些人的寿命。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以凶手有精神错乱为由，说服法院不判处死刑，救了他们的命。 [17] 但19世纪医学的发展无疑会使一些被医学定性的精神疾病和身体残疾带给人们越来越强烈的羞耻感。医生们能够更多地争取到国家的支持，对精神错乱和心理缺陷进行强制认证。

这一切的后果是，在19世纪，社会越轨行为和性异常行为首先不是由政府的政策措施来处置的，而是通过可以被称为低层级监督管理的日常活动来处置的。在有些情况下，警察会采用刑法的具体规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却只采用地方性法规或警察法令。警察骚扰和折磨流浪者、乞丐、无业游民、妓女、罗姆人和辛提人，他们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骚扰和折磨那些在文化斗争（Kulturkampf）期间不服从管理的天主教牧师，或是依据《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去骚扰和折磨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况都是如此。根据1871年颁布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175条，男性（但没有提及女性）的同性恋关系是非法行为，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这成为警察骚扰同性恋男子的又一条法律依据。 [18]

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任何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警力应付所涉及的广大人群，这就意味着像这样的社会局外人会被污蔑为离经叛道者，当局可以判他们有罪，他们的生活也会频繁受到随心所欲的干涉。但是警察的干涉不可能真正减少社会局外人的数量，也无法使他们融入社会。警察的骚扰反而激起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并迫使他们创立、加强和保护自己的亚文化，从而实际上巩固了他们的局外人身份。因此，柏林发展起一种同性恋亚文化，德国南部和西部发展起一种天主教亚文化，还有一种流浪者亚文化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有组织的亚文化同时发展起来，它们有自己的行话、会议场所，以及用粉笔写在房屋和街道拐角墙上的内部语言。 [19] 罗姆人和辛提人的文化——虽然严肃的历史学家对此研究得很少——也很可能同样因为这种不时出现、不可避免的轻微迫害反而得到了巩固。 [20]

19世纪德国的犯罪亚文化也是如此。当时，监禁已经取代公开体罚成为主要的刑事制裁手段，因此评论家开始注意到，监狱里的大多数囚犯都是以前入狱过多次的惯犯。监狱似乎是制造罪犯的工具，而不是改造他们的场所。监狱给他们留下了犯罪记录，即便他们想就业，犯罪记录也会挡住他们的就业之路，而与其他犯人为伴则加强了其罪犯身份的认同感。当局试图改善这种状况，但没有成功。改革者倡导的单独监禁、沉默规则、教义讲授和监狱教育等措施，由于实施得不够充分，没有什么大的效果。而照顾刑满释放人员的自愿组织数量太少，其影响也就微不足道，比如为改造妓女而设立的慈善机构“济良所”（Magdalen homes）、为流浪者设立的具有慈善性质的劳工居住区和寄宿公寓，几乎连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的皮毛都未触及。

这些对社会局外人的侮辱实际上延续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威胁，而体面的社会对这种威胁又是颇为忌惮的。它提醒着资产阶级，也同样提醒着体面的工人阶级，那些严重偏离社会规范、性规范或法律规定的人会有何种命运。另一个稍微不同的类别则是德意志帝国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阿尔萨斯人、洛林人和丹麦人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波兰人。在这里，也有一股同化的强大驱动力。德国地方当局试图阻止在官方环境中（包括公立学校）使用波兰语、法语、丹麦语和阿尔萨斯方言，鼓励说德语的人定居，并以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使当地不说德语的人口处于不利地位。就像在其他的情形下一样，其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那就是民族主义运动得到发展，出现强势的地区或民族亚文化，这种亚文化认为德国不过是一个占领国。 [21] 最后，身体残疾者和精神病患者又是一类。他们这些被禁闭在精神病院里的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自己的亚文化还很难说。当他们远离家庭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断绝了与精神病院围墙外世界的联系时，他们就是19世纪德国所有社会局外人中最脆弱的人群了。

四

虽然前文概述了种种歧视，歧视的种类也不断变化，但是，18世纪和19世纪德国社会局外人的历史，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明德国社会有特别严格的人群界定，或者德国比其他社会排斥了更多数量的人群，或者德国政府比其他国家更加无情地迫害那些离经叛道者和被摈弃的人。总的来说，德国采用某些标准对社会局外人进行重新定义、调查、隔离和污名化的过程，与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英国和法国相关情况的描述是相同的。 [22] 一直到19世纪后期，情况才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优生学、“种族卫生”和“退化”的理论和言论，尽管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但似乎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它们就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特殊的共鸣。“一战”前夕，越来越多的德国社会局外人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这些关注他们的人都是根据这种理论来看待和描写他们的。 [23]

这反映出医学界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当时，德国医学界针对肺结核、霍乱、白喉等19世纪主要疾病原因的研究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它还通过建立和快速扩大医疗与社会保险体系，获得了全方位的社会影响力。就医疗与社会保险体系而言，德国是毋庸置疑的先驱。德国医生开始有了将社会其他领域纳入其职权范围的野心 [24] ，其中包括犯罪和社会反常行为。德国的犯罪学学校由弗朗茨·冯·李斯特（Franz von Liszt）等人建立，古斯塔夫·阿沙芬堡（Gustav Aschaffenburg）等专家又使其发展壮大，并逐步将对犯罪和反常行为的研究从律师、卫道士的手中抢了过来，纳入精神病学家和优生学家的研究范围。20世纪初，他们修改并运用了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他本人也来自医学界）的思想，坚决认为惯犯主要是遗传性退化的产物，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会被激发。其他离经叛道者，比如酗酒者、卖淫者、流浪汉和游民，也被视为遗传性退化的产物，不符合优生学标准。 [25]

这些论点的背后是一个更广泛的信念：在世纪之交，德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上层和中产阶级中间更为显著，社会的“低价值”成员正在以比“高价值”成员更快的速度繁衍后代。到“一战”前夕，“劣等”（Minderwertigkeit）和“完整”（Vollwertigkeit）这些词在参与“这一社会问题”讨论的医学界和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士那里已十分常用。然而，尽管这种词看起来是中性和“科学”的，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即有些人并非完整的人。术语本身就为放弃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原则扫除了障碍，这些原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当然，优生学可以在积极的意义上得到应用，而且它也促进医学界为改善卫生、营养、婴儿护理和公众总体健康水平做出努力。提供卫生服务的机构网络覆盖的人群越广，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似乎就越能清晰地看出，少数人顽固地拒绝规律、清醒、勤劳、守法的生活所带来的益处，他们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具有某种先天缺陷，就像精神病患者和身体残疾者一样。于是，随着积极优生学的传播（积极优生学旨在改善人口整体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消极优生学——减少或消除民众中的“低价值”人口——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战”前夕，优生学和种族卫生的语言已被德国的刑事律师、国家检察官、刑法官员和社会评论家广泛使用，同样使用这些语言的，还有那些参与德国迅速成长的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者。致力于将医学思想应用于犯罪与刑事政策的国际组织是由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控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刑事改革者就主张无限期拘留、阉割甚至处决惯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惯犯多年的犯罪行为证明他们是遗传性退化的产物，不适宜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因为他们有可能将其性格缺陷传递给下一代。 [26] 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优生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在德国，这场运动主要是由医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专家们控制的，他们把遗传性退化的概念作为一种诊断工具，应用在越来越多的社会局外人身上，包括酗酒者、同性恋者和妓女。 [27]

早在“一战”之前，这些新思想就明显影响了对重犯的态度，其通俗形式在法律界、新闻界和政治生活中得到运用，作为证明死刑正当的一种手段。不过，只有在魏玛共和国，它们才与其他两种思想结合成一种新的致命混合物。首先，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北欧德意志民族至上的理念及其推论，即相信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种族是劣等民族，被越来越多的种族卫生专家（尤其是年轻一代）所认可。反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优生学家成了少数派。其次，医学模式开始被应用到政治反常行为上。19世纪中叶，革命活动和宗教信仰已经被许多评论家视为犯罪。从“一战”开始，将其视为病态或堕落心态产物的思想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在1916年至1918年间，那些以道德为由拒绝服兵役的“耶和华见证人”，在被诊断患有“宗教狂热病”之后，都被投入了疯人院。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政治右派普遍认为他们是被蛊惑的革命者，受到了犹太人的操纵。人们认为他们与犹太人有一些共同的宗教信条。 [28] 一位重要的犯罪学家将1918年革命本身视为精神障碍的产物，这种精神障碍由宇宙和气候变化引起，这些变化导致民众倒退至原始兽性的返祖状态，与意大利理论家龙勃罗梭在罪犯身上诊断出的问题如出一辙。 [29]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种族卫生成了独立的学术学科。192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创设了该学科的第一个教席，在接下来的9年里，德国大学共开设了不下40门有关该学科的课程。各种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犯罪学生物收集站”也建立起来，以便收集关于罪犯个性和罪犯家属的数据；出版物也开始涌现，它们主张杀掉有遗传缺陷的人，因为他们是“无用之物”，把财政负担强加给社会，而与此同时，那些对国家生产有所贡献的人却因经济危机而生活得十分艰难。事实上，在“一战”期间，由于蓄意克扣疯人院的供给，精神病患者的死亡率大幅上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精神病患者过早地死于官员之手，这些官员清楚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而且心安理得。 [30]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对社会福利服务的精心规划，以及社会工作行业的兴起，加速而非减缓了这一过程。福利工作者无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都越来越支持制定相关法律，以现代家庭来取代过时的监管措施和劳动救济所之类的机构，将乞丐、流浪者、妓女等当时被称为“反社会者”的人无限期地监禁其中，直到他们被判定适合融入社会为止。所有政治立场比共产主义靠右的党派都同意引入一项法律，使流浪和卖淫等犯罪合法化，并且采取措施，为“反社会者”提供由福利机构管理的各种安全家园，以便对其进行强制和无限期的监禁。 [31] 与此同时，另一场关于惯犯或“屡教不改”的刑事犯的辩论也在展开，许多律师、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认为，这些人因大致相同的原因，也应该被无限期地拘留在“安全监禁所”里。 [32] 这样就可以避免他们繁衍后代进而危及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健康。

优生学和种族卫生学思想的传播也影响了魏玛共和国的其他社会局外人。比如吉卜赛人，他们给福利制度带来了许多与“反社会者”相同的问题。他们是无业游民，回避有关教育子女的法律，人们认为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轻微犯罪行为。此外，他们的种族显然与德国人完全不同。对于那些惯犯和“反社会者”，魏玛共和国的政策仍然以监督为主，但福利制度的发展也对他们造成了影响，进一步将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同时又促使福利机构比以往更强烈地主张让他们融入社会。“刑事生物学”往往把他们描述为“原始”和未进化的人类，是劣于德国人的种族。因此，在相当一部分决策者的头脑中，让这些人融入社会的想法被另一种思想取代了，即将他们完全封锁于社会之外，从而避免他们通过种族间通婚来污染社会，而这一时期种族间的通婚正在增加。1926年，巴伐利亚制定了一项法律，试图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指定地点，并阻止他们结成“团伙”。如果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有正当工作，政府便可能“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将他们在劳动救济所里监禁两年。官员们开始对吉卜赛人进行全面登记，打算将其当作一个单独的族群，在刑事和福利文件中记载他们的活动情况。 [33]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医学和种族生物学思想也影响了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世纪之交的性学家将同性恋归类为一种心理障碍。由于出生率下降，优生学家开始担忧，害怕同性恋现象可能会蔓延，导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在医学评论家看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遗传只起到了次要作用。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医学干预是能够“治愈”同性恋的。在政治光谱的最右端，优先考虑的是限制，并且如有可能，消除柏林这样的城市里蓬勃发展的同性恋亚文化，以防止（人们认为）本来可以为种族繁衍做贡献的年轻男子被腐化和诱惑。此外，犯罪学家还指出了亚文化与犯罪之间的关联（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根据刑法，男同性恋是违法的）。最后，右翼党派还普遍担心，男同性恋的“女人气”可能会影响德国男子的阳刚之气与未来参与战争的决心，以及本应传给后代的男子气。在一些人的眼中，这种影响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是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的先驱活动家，但他或许反倒助长了这种非理性的焦虑，因为他所描述的同性恋男子既非男性，也非女性，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性”。 [34]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排斥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和政治右翼分子开始将各种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反常者归并为一类，认为他们都是伤害德意志民族的颠覆分子。在这一点上，他们至少得到了一部分优生学家和种族卫生学家的支持，尽管其他人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势力将此问题政治化。此外，魏玛时期新兴的福利机构也进入了政治舞台，它们要求政府采取立法行动，将精神病患者、惯犯、乞丐、流浪汉、酒鬼和吸毒者等少数人群排除在刑事司法和刑罚制度之外，将他们送进强制的收容机构，进行无限期的医疗监督。

一些社会局外人的团体也变得政治化了。20世纪2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到1926年，德累斯顿（Dresden）的“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数量比纽约的还多，而且他们的和平主义态度比“一战”时期更加彻底和坚决。（“一战”期间，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同意加入德国军队服役。）面对反犹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他们表示了直接的反对，因而激怒了极右分子，并使极端民族主义者坚信“耶和华见证人”是犹太人的走狗，他们不顾一切地阻止德国民族在经历了1918年的灾难之后重新走向复兴。 [35] 同性恋者比在威廉二世时期更加公开有力地开展了运动，要求废除刑法第175条，要求同性恋合法化。 [36] 埃里希·米尔萨姆（Erich Miihsam）和格雷戈尔·戈格（Gregor Gog）之类的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将无业游民政治化，但是戈格1929年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组建的“流浪汉代表大会”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把流浪汉组织成工会的想法以失败告终，这也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37]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极端民族主义力量强烈要求所有正直的德国人与《凡尔赛和约》做斗争，打击阻碍民族复兴的颠覆势力的时候，社会局外人成了极具政治意味的象征，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莱茵河左岸被协约国军事占领，而法国占领区的殖民军队来自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和法国海外帝国的其他地区。实际上，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德国政党都抗议法国的这项政策，抗议法国人使用被德国人公开宣称为劣等种族的军队来占领德国领土，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的时候，这种种族主义宣传更是近乎歇斯底里，他们指责黑人部队强奸了无数德国妇女。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甚至把这项政策归因于犹太人，认为这是他们蓄意侮辱和破坏德意志民族的阴谋。事实上，殖民军队似乎举止有礼、体贴周到，而所谓“莱茵兰杂种”是他们与德国女性发生完全自愿的关系而孕育出来的后代。“一战”前，有些非洲的德国殖民者与当地黑人结了婚，他们的混血孩子也属于这种情况。然而，在后来法国占领期间，这些区别都被忽视了，所有的混血德国人都被归为“莱茵兰杂种”，被视为德国的奇耻大辱，因此，巴伐利亚内务部的官员们早在1927年就要求帝国政府给这些人做绝育手术了。 [38]

五

这些事态的发展都是不祥之兆，但是我们不应认为魏玛共和国对待社会局外人的方式仅仅是日益严重的国家歧视和迫害的表现。20世纪20年代，德国在国家福利、刑事和治安机构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即使是那些相信形形色色的社会反常行为中有很强的遗传因素的人，也普遍认为大多数离经叛道者能够重新融入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力，给离经叛道者做绝育手术或对他们实施强制“安乐死”的建议也受到了全面抵制。

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1929年至1933年，德国经济出现衰退，这在很多方面使社会局外人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规模空前的失业导致无家可归者和流浪者的人数大幅增加。长期失业者的福利遭到削减，甚至被完全剥夺，他们当中有近125万人到1933年初就已经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福利了。据估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数在20万到50万之间。在危机时刻，国家削减了财政支出，那些把智力障碍及肢体残疾者视为“社会负担”的人于是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很难找到固定工作的时候，卖淫再次成为年轻女性常用的谋生手段，这些女性通常来自劳动阶层。尽管犯罪率没有1922年至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上升得那么快，但是青少年团伙在大萧条时期活动尤为猖獗，许多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对公共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39]

在这种情况下，受尊重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弃儿之间的界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易变。比如，即使在正常时期，妇女也会把卖淫当作权宜之计，卖淫的妇女以后可以很容易地重新融入劳动阶级。20世纪30年代初，成千上万买不起房子的人（多为年轻人）过上了流浪的生活，但他们不会一直如此，流浪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在其他时期，流浪也只是生活的一个阶段而已。在大规模失业和破产的时期，盗窃、贪污和轻微犯罪对许多人都是一种诱惑。从长远来看，少数族裔如“莱茵兰杂种”，也设法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主要是在马戏团和娱乐业。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形式的精神和身体残疾极为严重，使得身有这种残疾的人总体来说不可能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其他一些人则是被错误地界定了，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既模糊又武断的诊断程序。 [40]

如我们所见，在正常情况下，政策和监督策略往往可以固化这些界限，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业余或临时的社会局外人角色，转变为或多或少的永久状态。刑罚政策的医疗化和社会福利的兴起已经将更多人排斥在社会之外，而这些人以前是漏网之鱼，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日常监督对于确定和保持“反社会者”、轻微犯罪者和惯犯等社会群体的巨大影响。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很久，德国就已经在搜集吉卜赛人的统计数据，为社会局外人“犯罪学生物收集站”制作详尽的索引卡片（社会局外人被认为有遗传性缺陷，因而会对未来的子孙后代构成威胁），社会福利系统也在采集信息。这一切为重新确定社会及其弃儿之间的界限奠定了基础，而大萧条却可能在很多方面使这些界限变得模糊。 [41]

纳粹政权却在寻求一种极端的形式，要重新划定这些界限。他们把以前一直存在的关于社会局外人在官方、精神病医学、行政和犯罪学方面的各种考量因素都融合起来。纳粹将他们的世界划分为“民族同志”（Volltsgenossen）和“社会异类”（Gemeinschaftsfremde），“局内人”和“局外人”，把几乎所有拒绝为他们的目标服务的行为都定义为离经叛道的、病态的、出于种族动因的或堕落的。从历史上看，德国社会对局外人的敌视并不比其他欧洲社会更严重，即使在传统的“秩序社会”（Ständegesellschaft）中，“荣誉群体”和“可耻群体”之间的界限也是不断变化、不稳定的，而且到19世纪中叶时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工业社会创造了社会局外人的新类别，尤其是在身体和精神残疾的人中间，而其他人，比如无业游民和流浪汉，则是一部分被永久化，一部分被改造。在18、19世纪，对于鸡奸和卖淫等社会反常行为，以及吉卜赛人等局外人群体，社会的态度都变得较为宽松，官方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末，警察还会对诸如此类的社会局外人群体进行小小的骚扰，这可能加强了他们的“反常身份”（deviant identity），但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与体面社会的联系。

大约在1890年至1930年间，有三个因素改变了这种状况。第一个因素是刑罚和福利政策的医疗化，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广泛扩展。尤其从“一战”开始，很大一部分社会局外人被视为有遗传缺陷和堕落的，被认为会对德意志人的未来造成威胁。第二个因素是种族卫生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倾向于从种族的角度看待德国社会及其与欧洲和欧洲以外社会的关系。这样一来，关于社会局外人的论述就逐渐关联起了反犹论述，以及德意志人在种族竞争中优于拉丁人和斯拉夫人等种族的论述，只是关联程度不一。第三个因素是对社会局外人的论述开始带上政治色彩。实际上，整个德国社会都在日益政治化。最重要的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对许多极右翼分子而言，似乎有必要采取果断的补救措施来治愈“一战”失利造成的伤痛，使德意志重生为一个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坚定团结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确立1914年至1918年失去的世界强国地位。

从1933年起，这些都成了纳粹党对德国的社会局外人使用的标准。他们既采用专家的想法，利用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苦心收集的数据，又常常肆意践踏专家仔细做出的区分。纳粹主义日趋激进，尤其在战争期间，他们对社会局外人的政策更加激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种族和社会反常行为之间的区别几乎完全消失了。1944年时，“社会异类”这一定义已经成为党卫军和警察机构手中随心所欲的工具。根据纳粹犯罪学家埃德蒙·梅茨格（Edmund Mezger）的说法，“社会异类”是“通过个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理解力和性格上不同寻常的缺陷，表明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来满足其族群最低要求的人”。 [42] 它所包含的类别已远远超过了之前那些被划为社会局外人的类别，他们首当其冲地受到纳粹的压迫和灭绝。它让执法机构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关押和杀害任何人。纳粹在制定法律禁止打劫等战时犯罪时，常常会使用“种族寄生虫”（Volksschädling）这一生物学术语，这证明了纳粹思想的渗透情况。纳粹最重要的法学家——比如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和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称司法制度是人种改良清洗的一种手段。

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这条漫长道路的起点，并不是近代早期“等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前现代的社会排斥形式，而是绝对主义年代以来，德国大多数地区警察长期拥有的自治和权力，他们用手中的权力骚扰各种受到社会排斥的局外人，使他们永远无法翻身。19世纪刑法改革的失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这并非只发生在德国，但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种改良的思想在19、20世纪之交喷发，进入司法、刑事和社会行政管理领域，这些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被医疗化，又在魏玛共和国期间被政治化，这一切使德国走上了灾难性的道路，致使它对反常人群进行无限期监禁、绝育以及最终的大规模灭绝。哪怕纳粹没有在1933年上台执政，在这些行为当中，也只有最极端的行为——大规模灭绝——可能不会发生。其他国家也对各种社会局外人实施了压制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瑞典到美国等国家都采取了从长期监禁到强制绝育等措施，虽然比德国实施的规模要小得多。而只有在德国，大规模屠杀成了国家政策，德国的屠杀并不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而是在1939年从智力障碍及肢体伤残的人员开始的。

因此，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纳粹德国对社会局外人采取的禁闭、绝育和灭绝措施，是大约从1890年到1940年这半个世纪现代社会的政治宣传和科学进步的产物。 [43] 这并不是退化到野蛮状态的过程，要说它野蛮，那也是道德意义上的野蛮，而不是历史阶段里的野蛮。仅仅视其为野蛮，不足以让我们全面、客观地理解纳粹灭绝主义的本质。将野蛮作为理解第三帝国首要的概念工具，是错把道德的谴责当成了反思。如果将纳粹的灭绝行动看作现代社会多种现象的一个方面，我们就能认识到，现代化可能有黑暗的一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的，现代化可能既有其受益者，也有其受害者。这并不意味着要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直到其积极含义被全部清空。 [44]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科学可能既是建设性力量，也是破坏性力量；有些人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有些人体会到的却是歧视、压迫、苦难和死亡。或许，在1890年到1940年间的德国，这一点体现得最明显。

[1] 如果想了解概述，请参见Michael Burleigh and Wolfgang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Germany, 1933–1945 (Cambridge, 1991)；本章结尾处讨论了作者对这一主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法。1986年由Projektgruppe fur die vergessenen Opfer des NS-Regimes提供了有用的本地收藏：Klaus Frahm et al. (eds), Verachtet-Verfolgt-Vernichtet: zu den ‘vergessenen’ Opfem des NS-Regimes (Hamburg, 1986).

[2] Ulrich Herbert, A History of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1880–1980 (Ann Arbor, MI, 1990)是最有用的概述；德国对斯拉夫人的态度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

[3] Richard van Dülmen, ‘Der infame Mensch: Unehrliche Arbeit und soziale Ausgrenzun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in idem (ed.), Arbeit, Frömmigkeit, und Eigensinn: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Kulturforsch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0), 106–40.

[4] Wolfgang von Hippel, Armut, Unterschichten, Randgrupp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1995), 32–43.

[5] 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193–201.

[6] 同上，第56—64页；同时还可参阅Jutta Nowosadtko, Scharfrichter und Abdecker: Der Alltag zweier ‘unehrlicher Beruf’ in der Frühen Neuzeit (Paderborn, 1994); Gisela Wilbertz, Scharfrichter und Abdecker im Hochstift Osnabriück: Untersuchungen zur Sozialgeschichte zweier ‘umehrlicher’ Berufe im nordwestdeutschen Raum vom 16. bis zum 19. ]ahrhmdert (Osnabrück, 1979).

[7] Evans, Rituals , 122–3; Hippel, Armut , 96–101; Isabel V. Hull, Sexuali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Germany, 1700–1815 (Ithaca, NY, 1996), 349–50.

[8] Evans, Rituals , 372–83.

[9] K. Bott-Bodenhausen (ed.), Sinti in der Grafschaft Lipp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Zigeuner’ im 18. Jahrhundert (Munich, 1988); H. Lemmermann, Zigeuner und Scherenschleifer im Emsland (Sögel, 1986).

[10] H. C. Erik Midelfort, Mad Princes of Renaissance Germany (Charlottesville, VA, 1994), 60–70.

[11] Carsten Küther, Menschen auf der Strasse: Vagierende Unterschichten in Bayern, Franken und Schwab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Göttingen, 1983); idem, Räuber und Gauner in Deutschland: Das organisierte Banden wesen im 18. und frühen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76); Uwe Danker, Räuberbanden im Alten Retch um 1700: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von Herrschaft und Kriminalitä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Frankfurt am Main, 1988).

[12] 对这个过程描写得最好的仍然是下列作品：Klaus Saul, ‘Der Staat und die “Mächte des Umsturzes”: Ein Beitrag zu den Methoden antisozialistischer Repression und Agitation vom Scheitern des Sozialistengesetzes bis zur Jahrhundertwende’,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12 (1972), 293–350; and Alex Hall, ‘“By Other Means”: The Legal Struggle against the SPD in Wilhelmine Germany’, Historical Journal 17 (1974), 365–80. 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描述请参阅下述经典论著：Heinrich Hannover and Elisabeth Hannover-Druck, Politische Justiz, 1918–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66).

[13] Jürgen Scheffler, ‘Die Vagabundenfrage: Arbeit statt Almosen: Herbergen zur Heimat, Wanderarbeitsstätten, und Arbeiterkolonien’, in Wohnsitz: Nirgemdwo. vom Lebem und Überleben auf der Strasse , Michael Haerdter (ed.) (Berlin, 1982), 59–70.

[14] 欲对德国的爱尔伯福制有个简要的了解，可参见Richard J.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Oxford, 1987), 99–100；关于这一时期对吉卜赛人的警察政策，可参见Michael Zimmermann, Verfolgt, vertrieen, vernichtet: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gegen Sinti und Roma (Essen, 1989).

[15] 参见Richard J. Evans,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8), 166–212.

[16] Dirk Blasius, Der verwaltete Wahnsim: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Irrenhause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另见idem, ‘Einfache Seelenstöru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sychiatrie, 1800–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94).

[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的一个例子，可参见Evans, Rituals , 477–84.

[18] Anon. (ed.), Eldorado: Homosexuelle Frauen und Männer in Berlin 1850 bis 1950. Geschichte, Alltag, und Kulttw (Berlin, 1984); Magnus Hirschfeld, Berlins drittes Geschlecht (Berlin, 1905).

[19] Anon. (ed.), Eldorado: Homosexuelle Frauen und Männer in Berlin 1850 bis 1950. Geschichte, Alltag, und Kulttw (Berlin, 1984); Magnus Hirschfeld, Berlins drittes Geschlecht (Berlin, 1905).

[20] J. S. Hohmann, Verfolgte ohne Heimat: Geschichte der Zigeuner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Main, 1990).

[21] Martin Broszat, Zweihundert Jahre deutsche Polen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2)，这本书仍然是波兰问题的最好概述。关于监禁问题，见Evans,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 esp. 61–4.

[2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London, 1975).

[23] 参见Daniel Pick, Faces of Degeneration: A European Disorder, c. 1848–c. 1918 (Cambridge, 1989)。

[24] Evans, Death in Hamburg , 528–39; and Ute Frevert, Krankheit als politisches Problem: Soziale Unterschichten in Preussen zwischen medizinischer Polizei und staatlicher Sozialversicherumg (Göttingen, 1984).

[25] Richard F. Wetzell, ‘The Medicalization of Criminal Law Reform in Imperial Germany’, in Institutions of Confinement: Hospitals, Asylums, and Priso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1500–1950 , Norbert Finzsch and Robert Jütte (eds) (Cambridge, 1996), 275–83.

[26] Evans, Rituals , 434–45.

[27] Henry Friedlander, 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From Euthanasia to the Final Solution (Chapel Hill, NC, 1995), 9；妓女问题可参见Evans, Tales 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 , 209, citing Kurt Schneider, Studien über Persönlichkeit und Schicksal eingeschriebener Prostituierter (Berlin, 1921)，该论著是基于“一战”前的一项研究完成的。

[28] Detlef Garbe, Zwischen Widerstand und Martyrium: Die Zeugen Jehovas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2), 45–6.

[29] Hans von Hentig, Über d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m kosmischen, biologischen, und sozialen Ursachen der Revolution (Tübingen, 1920).

[30] Michael Burleigh, Death and Deliverance: ‘Euthanasia’ in Germany 1900–1945 (Cambridge, 1994), chap. 1.

[31] Wolfgang Ayass, ‘Asozia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95), 13–18. 也可参见Klaus Scherer, ‘Asoziale’ im Dritter Reich (Münster, 1990).

[32] 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London, 2004), chap. 1.

[33] Joachim S. Hohmann, Robert Ritter und die Erben der Kriminalbiologie: ‘Zigeunerforschun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in Westdeutschland im Zeichen des Rassismus (Bern, 1991); 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 113–17; Rainer Hehemann, Die ‘Bekämpfumg des Zigeunerunwesens’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871–193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34] Günter Grau (ed.), Homosexualität in der NS-Zeit: Dokumente einer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Frankfurt am Main, 1993); Burkhard Jellonn ek, Homosexuelle unter dem Hakenkreuz: Die Verfolgung von Homosexuellen im Dritten Reich (Paderborn, 1990), 37–50; Richard Plant, The Pink Triangle: The Nazi War against Homosexuals (New York, 1986).

[35] Garbe, Zwischen Widerstand und Martyrium , chap. 1.

[36] 详见Stümke, Homosexuelle in Deutschla nd .

[37] Künstlerhaus Bethanien (ed.), Wohnsitz:Nirgendwo. vom Leben und vom Überleben auf der Strasse (Berlin, 1982), 179–232.

[38] 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 128–30; Sally Marks, ‘Black Watch on the Rhine: A Study in Propaganda, Prejudice, and Prurience’,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13 (1983), 297–334; Gisela Lebeltzer, ‘Die “Schwarze Schmach”: Vorurteile-Propaganda-Mythos’,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1 (1985), 37–58; Reiner Pommerin, ‘Sterilisiert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Das Schicksal einer farbigen deutschen Minderheit 1918–1937 (Düsseldorf, 1979).

[39] Wolfgang Ayass, ‘Vagrants and Beggars in Hitler’s Reich’, in The German Underw orld: Deviants and Outcasts in German History ,Richard J.Evans (ed.) (London, 1988), 210–37; Detlev Peukert, ‘The Lost Generation: Youth Unemployment at the End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and Dick Geary (eds), The German Unemployed: Experi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ss Unemployment from the Weimar Republic to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7), 172–93; Eve Rosenhaft, ‘Organising the “Lumpenproletariat”: Cliques and Communists in Berl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1982), 174–219.

[40] Lynn Abrams, ‘Prostitutes in Imperial Germany, 1870–1918: Working Girls or Social Outcasts?’ in Evans (ed.), The German Underworld , 189–209; Pommerin, Sterilisierung der ·Rheinlandbastarde ；诊疗武断的例子可参见Evans, Rituals , 526–36.

[41] Karl Heinz Roth, ed.,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Von der Sozialhygiene zum ‘Gesetz über Sterbehilfe’ (Berlin, 1984).

[42] Preamble to a never promulgated law of 1944 on the treatment of ‘community aliens’, quoted in Norbert Frei, Der Führer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1933 bis 1945 (Munich, 1987), 202–8.

[43] Detlev Peukert, ‘The Genesis of the “Final Solution”from the Spirit of Science’, in Thomas Childers and Jane Caplan (eds.), Reevaluating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93), 234–52.

[44] 关于这里的批评的各种争论，参见Burleigh and Wippermann, The Racial State , 2.

第二部分
纳粹德国内部

第七章
胁迫与同意

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里，人们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纳粹德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监视和控制机构无处不在，公民个人没有多少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有观点认为，第三帝国的主要特点是公民自由的彻底毁灭，以及德国政治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所称的“德国专制”（“德国专制”一词就是他在同名经典著作《德国专制》一书中提出的）下的以法治国。相应地，人们也强调纳粹政权决策自上而下的性质，以希特勒为中心，用后来所谓“意图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纳粹政策，认为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纳粹领袖想要如此。 [1]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这种解释被放到了一边，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探索第三帝国统治体系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性。地方和区域的历史揭示出，民众对第三帝国及其政策的态度不一且多变。这类研究含蓄地指出，德国人有相对的自由，可以选择抵制或者顺从，因此，普通德国人与纳粹政权的关系中有自愿的成分。 [2]

同时，德国这个警察国家的机构似乎也没有20世纪50年代时看着那么有胁迫性。各种研究表明，盖世太保，这个曾经被描述为无所不在、极富侵略性的监视和控制机构，事实上只是一个较小的组织，规模还不如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Stasi）。 [3]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海因茨·罗伊班德（Karl-Heinz Reuband）对德国老年人进行了一项规模庞大、方法极为复杂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承认，他们曾在纳粹执政的某些阶段对纳粹主义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只有少数人害怕遭到盖世太保逮捕。约翰逊和罗伊班德认为，“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德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几乎无须采用恫吓和恐怖手段去强制人们服从”。从20世纪30年代不时进行的选举和公民投票的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政权是深得民心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盖勒特里（Robert Gellately）认为，99%的选民支持希特勒和他的政策，这就“显然证明民众是普遍支持纳粹政府的”。德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2014年去世之前一直认可上述观点。他在对这一阶段进行全面评述的时候，声称纳粹在这些场合“没有采取系统性的操纵策略”。 [4] 在这方面，左翼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Götz Aly）做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断言，认为“第三帝国不是一个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府”，而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政权，在初期，它在物质繁荣和社会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让它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其决策结构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平面的”，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都给人们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参与机会。 [5]

这些论点主要是在强烈的道义责任的驱使下提出来的。柏林墙倒塌后，战时罪行的案件重新浮出水面，从被掠夺的艺术品到奴工的各方面赔偿和补偿行动也在展开，人们意识到更多道义上的责任。任何暗示历史参与者的自由意志受到约束的论点，都会在确定他们罪责的道路上设置严重的障碍。法庭用语被用于描述历史，任何在1933年至1945年间在德国或欧洲居住的人，都被归类为“加害者”“旁观者”，小部分人被称为“受害者”。因此，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对以下说法不以为然：“元首的国家基本上是恐怖政权，一群亡命徒在一个奥地利社会弃儿的领导下，对德国实施了一种异族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之下，那些正派但没有自卫能力的大多数人只好低下了头。”他认为，战后初期联邦德国人民普遍持有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在为大多数人开脱，而该观点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一开始人们就有支持该政权的“广泛共识”。他声称，这种共识首先是靠希特勒的人格魅力和感染力，然后是靠纳粹提供的“面包与马戏”来维持的。因此，在纳粹德国，“元首的统治与人民的意见”之间有“无保留的一致”。 [6] 在韦勒看来，承认这种一致性是承担集体罪责的基础，集体罪责则是德国统一之后的民族认同中最为重要的融合因素。这种认同经常受到非议，不少人试图提出别的观点，或者把德国人描绘成和其他人一样的战争和征服的受害者，从而破坏这种认同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认同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基础是对纳粹罪行所负有的共同责任感，这在今天的德国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柏林——柏林的中心地带建有纳粹主要受害者的纪念碑和博物馆。 [7]

但是，强调纳粹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取得了全国性共识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意在为左翼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提供历史合理性的人。在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中间，这种观点已经流传得很广了，不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纳粹很成功地培育了民意，”罗伯特·盖勒特里写道，“所以他们不需要使用大范围的恐怖手段来对付民众、巩固政权。”他认为，纳粹革命“并不是从对德国社会的全面进攻开始的，其行动往往与大多数人所希望或能容忍的一致”。他说，恐怖行动主要是针对被社会遗弃的小群体，并没有威胁到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大多数德国人确实知道集中营和恐怖组织，但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恐惧，而是赞成。如果说恐怖行动的确在巩固政权方面发挥过作用的话，那就是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施加于社会局外人的恐怖行动让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相信，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和骚动之后，法律和秩序最终得到了恢复。“沉默和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人，”盖勒特里说道，“是支持这个政权的。”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事实上，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第三帝国是“合民意的独裁政权”（Zustimmungsdiktatur）。弗兰克·巴约尔（Frank Bajohr）与人合著过一本关于纳粹时期汉堡历史的书，“合民意的独裁政权”是书中一个章节的标题。 [8] 一些德国和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最近都在使用这个术语。

接下来，我将分析评价构成这一新共识基础的三个或三组中心命题，它们是：

（1）纳粹并没有夺取政权，而是经过民意同意，合法地赢得了政权。他们只对少数社会局外人群体使用胁迫手段，而且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允许。

（2）纳粹通过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实施的压制是小规模的，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人。

（3）以下几点可以证明，纳粹政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纳粹在全国选举和公民投票中取得的惊人成功、后来关于纳粹政权记忆的民意调查、普通人向当局告发行为不端者的意愿，还有集中营的公开性，集中营似乎被德国大众普遍视为有用的机构。

最后，我将折返回来，根据我在引言中提出的这几点，得出概括性的结论。

一

关于纳粹德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合民意的独裁政权”的论点，第一个问题也是最明显的问题在于纳粹夺权的性质。当然，现在的学者通常会先驳斥这一观点，然后指出希特勒没有夺取政权：他的权力是保守派精英代表和军事机构拱手让给他的，是他们确保了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事实上，韦勒将此任命描述为“权力的移交”。 [9] 盖勒特里称，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合法革命”，行动都是依照政令和法律采取的合法行动，而这些政令和法律都是由上至国会的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这使广大群众相信，一切都非常妥当。 [10] 然而事实上，纳粹当然不是在1933年1月30日才得到“移交的权力”的。正如布拉赫尔很久以前指出的，德国当时出现了权力真空，没有哪个政府或政治力量有资格宣称自己的行动具有或能够具有普遍的合法性，连军队也不能。而且，尽管希特勒的确于1月30日当上了帝国总理，但是在内阁里只有另外两名纳粹党员，以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为首的保守派在内阁中占了主导地位，帕彭意在智胜希特勒，利用群众对他的支持使自己的政策合法化，从而建立反革命专制政权。纳粹的夺权行动并没有在1月30日结束，事实上，一切才刚刚开始。

造出“合法革命”这个词的布拉赫尔指出，纳粹夺权也不合法。比如，赫尔曼·戈林以普鲁士总理和部长身份所采取的关键行动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此前6月遭帕彭非法解散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提起的诉讼已经使得戈林任命的官职失效了。希特勒立法权的主要法律基础《授权法案》是非法通过的，因为国会议长戈林违反了法律，拒绝将缺席但合法当选的共产党代表算入总数，这样赞成票才能够达到所需的2/3以上。即便《授权法案》不靠这样的非法行为也能够通过，《授权法案》也不能因此而变得合法。戈林任命了成千上万纳粹冲锋队员为普鲁士协警，其任命的合法性十分可疑，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就缺乏合法性。而且，即使任命合法，也绝对不能使他们在1933年上半年所犯下的身体攻击、谋杀、抢劫等众多罪行合法化。1933年，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对冲锋队犯下的数千起刑事案件提起了诉讼，后来所有这些诉讼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下被撤销了，这足以说明问题。 [11]

纳粹暴力针对的是谁？盖勒特里特别指出，它从一开始就只针对少数群体。他认为，无论是在1933年还是在那之后，集中营都主要是所谓社会局外人的再教育中心，局外人不仅包括共产党人，也包括惯犯、不愿意工作的懒汉、无业游民、同性恋者和酗酒者等。然而事实上，在1933年，共产党人可以说是集中营里关押的最多的一类人。只是到了后来，社会局外人才成了多数。此外，说共产党人是社会局外人很不恰当，因为他们稳固地融入了德国各地工业区的工人阶级社区。只有中产阶级才认为他们是社会局外人，而盖勒特里往往会无意识地站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共产党人也不是边缘的少数群体：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他们获得了100个席位，超过了纳粹所得席位的半数。 [12]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1933年乃至此前很久，纳粹暴力就不只针对共产党了，暴力也针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在全国的镇议会和地方议会都有代表，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不同时期领导着普鲁士政府和帝国政府。盖勒特里认为，纳粹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并不重要， [13] 但即使粗略地看一看证据，我们也可以看出，纳粹在1933年上半年的暴行在强度和广度上都极为惊人。他们采取行动，粉碎“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指并非共产主义（他们称之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1933年6月21日社会民主党被取缔后，其3000名主要成员立即遭到逮捕、殴打和折磨，还有许多惨遭杀害。社会民主党人在柏林郊区的克珀尼克（Köpenick）试图发起武装抵抗，但立刻遭到纳粹冲锋队的镇压，500名社会民主党党员被捕，他们在所谓的“克珀尼克血腥周”里受到了纳粹冲锋队的残酷折磨，其中91人被折磨致死。高层的政治人物非但未能幸免，反而成了纳粹专门针对的目标：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社会民主党部长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被迫害致死，尸体被装进袋子扔进了河中，很快就和另外12个在同一天晚上遇害的社会民主党官员的尸体一起被打捞了上来。而早在1933年2月5日，施塔斯富特（Stassfurt）的社会民主党市长就被纳粹分子枪杀了。布雷斯劳（Breslau）的前市长、日报前编辑以及刚被解职的首席行政官都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均遭到逮捕，被冲锋队头目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监禁在一座新建立的集中营里。海内斯将其中一人装扮成小丑，在城市街道上游行示众，他还绑架并逮捕了前国会议长，也是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保罗·吕博（Paul Löbe），将其同样投入了集中营。 [14]

1933年3月13日，在不伦瑞克市（Braunschweig）发生了一起有代表性的事件，冲锋队冲进市议会的会议现场，抓走社会民主党市长，迫使他辞职。为了使其就范，一帮党卫军剥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打昏在地，往他身上浇了一桶水，之后又给他穿上衣服，押到街上示众后关入监狱。城镇里那些没有辞职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官员都受到了类似的暴力威胁，其中一人因拒绝辞职而被活活打死。科隆（Cologne）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佐尔曼（Wilhelm Sollmann）在纳粹党总部遭到折磨，被迫喝下蓖麻油与尿的混合液，而在开姆尼茨（Chemnitz），社会民主党报纸的报社主任因拒绝告诉一帮冲锋队员党的资金在哪里而遭到枪杀。1933年春天，纳粹采取行动接管了市议会和城市管理部门，此后这样的事件就在德国各地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复上演。到1933年5月底，500位市政管理人员和70位市长已经被迫离职，当然，他们并不全是社会民主党成员，但许多人是。

这些人并不是受到鄙视、人数不多的社会局外人。事实上，在1932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赢得了1310万张选票，比纳粹的1170万张选票多得多。魏玛共和国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选票数量直接决定议会的席位，于是工人阶级各政党一共获得了221个席位，纳粹党则获得了196个席位。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它们虽然也提出了许多意在阻止纳粹的共同行动建议，但是都没能成功。这两个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大规模的工会运动息息相关，而大批工人的失业大大限制了它们能发挥的作用。1933年5月2日，成群的冲锋队闯入他们在德国各地的办公场所，家具和设备被洗劫一空，资产被查封，工作人员被逮捕并被关进集中营，受到残酷的虐待。在工业重镇杜伊斯堡（Duisburg），4名工会官员在工会总部的地窖里被殴打致死。 [15]

尤其是在1933年，纳粹实施了公开的胁迫，针对的不是被社会遗弃的受鄙视的少数人群，而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许多近期的研究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关键事实，只是简单地区分了“社会弃儿”和其他人，将后者一概描述为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或“德国人”，韦勒就经常如此。盖勒特里、约翰逊和罗伊班德都没有对社会阶层进行区分，也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在1933年及以后，仍有数百万名工人忠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原则，这是纳粹政权为其政策和行动赢取支持的主要障碍，这样的忠诚只能用恐怖手段来摧毁。自然，纳粹政权于1945年垮台之后，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等组织罢工以及这种忠诚的其他表达形式几乎顷刻间便在德国各地涌现了出来，这也证明了纳粹无力赢得德国劳动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 [16]

中产阶级和农民比较顺从纳粹，因为他们害怕共产主义，而且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用专制的手段来解决德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因此，无须实施太多的暴力和恐吓就足以使他们向新政权屈服，并同意自我解散。这也就足够了。除了纳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以外，唯一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个政党是天主教中央党。其国会代表被说服以后，先是为《授权法案》投了赞成票，之后又在教皇的催促之下解散了自己的政党，此时，梵蒂冈和第三帝国之间即将签署政教协定的前景正在诱惑着他们。然而，天主教中央党希望能够有一个政教协定，主要是因为从1933年2月底以来，他们一直在遭受非常严厉的恐吓。这包括在为1933年3月5日的选举所开展的竞选运动期间，中央党遭到了暴力袭击，中央党政治家、前政府部长亚当·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遭到冲锋队的残暴殴打（2月22日）。在1933年春季和初夏，天主教平信徒组织（Catholic lay organisations）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强行关闭，或与纳粹相对应的组织合并，天主教记者和报刊编辑也遭到逮捕，如果他们在报纸上攻击过纳粹领导的联合政府，情况就更加严重。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受到了冲锋队的残酷虐待。著名的中央党政治家、符腾堡（Württemberg）州主席尤金·波兹（Eugen Bolz）于1933年6月19日被逮捕并遭到毒打，而这只是许多事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罢了。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新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33年6月26日下令，对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所有国会及州议会代表实行“保护性拘留”（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地位相当于德国其他地区的天主教中央党）。事实上，海因里希·希姆莱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下令逮捕了曾在“党派政治上特别活跃”的所有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政党。天主教工会遭受了和社会主义者工会同样的命运，关键的是，天主教的政府文职雇员如果不退出天主教中央党，就会受到解雇的公开威胁。毫不奇怪，天主教中央党害怕其平信徒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担心平信徒之前几十年在文职部门和信仰领域与新教徒斗争取得的平等地位又会失去，这是他们同意解散政党以换取政教协定背后的主要动力，在这一政教协定中，纳粹政权承诺维护天主教社区及其各机构的完整性。 [17] 不过这一承诺到底有多少诚意，很快就能知道了。

工人阶级政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代表了大多数的选民。1932年11月，在魏玛共和国最后一次自由国会选举中，它们一共赢得了291个席位，而纳粹只赢得了196个席位。自1930年以来，其他各政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选民，因此它们不再是什么严重的障碍。不过暴力威胁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像天主教中央党一样，自由派的国家党（State Party）投票赞成《授权法案》，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在辩论中令人毛骨悚然地宣布，他们支持或反对《授权法案》的决定就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决定，换句话说，如果《授权法案》被否决，他就会放任250万冲锋队员去对付每一个反对《授权法案》的人。尽管如此，地方议会以上各级国家党的政治家还是被逮捕了。1933年6月底，该政党被迫自行解散。人民党成员不断遭到文职部门解雇，这似乎是人民党决定自行解散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却没有帮助其成员保住工作。希特勒的民族党联盟伙伴，就像中央党一样，此时并没有真正支持魏玛共和国或民主，而是完全赞成镇压劳工运动和左翼政党。然而，它没有想到自己也将遭到镇压。1933年3月底，国会里的民族党议会领袖恩斯特·欧博福仁（Ernst Oberfohren）的家遭到劫掠，办公室被查抄，几个星期后，他被发现死于非命。纳粹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警告的背后是公开的威胁。1933年5月30日，民族党领导人与希特勒会面，抗议他们党的代表正在遭受暴力和恐吓，等待他们的却是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暴怒”（用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说），希特勒宣布，如果他们拒绝解散政党，他将让冲锋队员向民族党及其准军事分支机构“开火”，“血洗三天”。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希特勒逮捕了民族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在几周之内，民族党及其准军事组织作为自治实体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18]

这些事件并没有完全征服希特勒的保守联盟合作伙伴，他们越来越担心冲锋队的暴力活动——到1934年，冲锋队的力量已经壮大到50万人，其头目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要取代军队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也担心自己在政治上逐渐被边缘化。1934年夏初，帝国总统兴登堡不久于人世，副总理帕彭心中燃起了取而代之并重新获得权力的野心，这在他的演讲中已有所暗示。演讲中，他谴责了冲锋队那些革命性的豪言壮语。希特勒在6月底逮捕了一些冲锋队的领导人物，并让党卫军将他们枪杀，从而遏制了冲锋队的躁动。但要记住，在所谓的“罗姆清洗”或“长刀之夜”，希特勒也打击了保守的右翼政党。遇难者不仅包括罗姆和他的同伙，还有帕彭的秘书赫尔伯特·冯·波萨（Herbert von Bose），帕彭的演讲稿撰写人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泽纳（Erich Klausener），前总理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和那些被荣格列在后希特勒政府的可能成员名单中的人。帕彭遭到软禁。前任总理、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只是因为他当时不在德国。让保守党和天主教政治家们保持安静的警告是准确无误的。对整个政治光谱的胁迫实际上很少有像在“长刀之夜”那么公开的。 [19]

二

纳粹在夺权的几个月里，从1933年2月至6月，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暴力，无论是实实在在的，还是威胁性的。纳粹的身体胁迫异常凶猛地指向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至于那些对正在兴起的第三帝国政治并不完全反对的人，比如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这种身体胁迫是有所区别的、象征性的或惩戒性的。然而，各处都在发生身体胁迫。正如理查德·贝塞尔（Richard Bessel）所说，“在1933年的最初几个月，纳粹蓄意公开使用暴力来恫吓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派；暴力被用来创建一个被暴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它随时提醒着人们，如果有什么不当行为或者不服从新秩序，会发生什么事情”。 [20] 一些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而声称纳粹暴力只针对小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呢？这就把我带到第二个或第二组我想讨论的假设上来了，即纳粹的压迫是通过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实施的，压迫的范围很小，并没有影响到大多数人。

韦勒除了偶尔顺带提及，几乎没有提到纳粹政府的镇压机器，而当他确有提及时，也只是间接提到了“恐怖的手段：盖世太保、保护性拘留、公民权的撤销、集中营”。 [21] 盖勒特里在最近陈述观点时也没有提及被盖世太保逮捕和监禁在集中营以外的处罚手段。 [22] 阿利支持他的说法，即“大多数德国人根本无须受到监视或拘禁”，指出“盖世太保成员在1937年刚刚超过7000名”，“加上数量更少的安全警察部队……已经足够对6000多万人进行监视了”。他又补充说，1936年时，“被监禁在全国各地集中营里的只有4761人，其中一些人是长期酗酒者和职业罪犯”。 [23] 类似的臆断在约翰逊和罗伊班德的作品中也非常明显，他们采用了更广泛的史学研究方法，表示：

鉴于有众多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暂时关押在集中营的人，以及盖世太保的残暴行径（特别是在刑讯逼供方面），许多研究者认为害怕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恐惧不断困扰着第三帝国的每个人，因而得出结论，恐惧和恐怖行动是塑造德国人日常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我们的调查证据并不支持这一假设和结论。 [24]

这里有个循环论证。他们假设第三帝国只靠盖世太保与集中营来实施控制和镇压，然后以此为前提设计采访问题，受访者的回答必然是它们并不非常重要，他们却以此为据，得出草率结论，说控制和镇压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

有两点需要指出来。首先，纳粹德国的主要恐怖工具不是集中营，而是法律，用恩斯特·弗兰克尔（Ernst Fraenkel）的术语来说就是，纳粹德国不是特权国家而是规范国家。换言之，它不是党卫军那样的希特勒建立的强制性机构，而是可以追溯到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业已存在的国家机器。 [25] 当然，这不是在对1933年集中营的作用轻描淡写。在1933年，德国各地可能有10万名德国人未经审判就被以“保护性拘留”名义遭到关押，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但绝不是全部。在此期间被拘留的人中，死亡人数估计在600人左右，但实际数字肯定要高得多。然而1935年时，这些囚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因良好的表现已被释放，留下的只有不到5000人。到1933年年底，几乎所有早期的集中营都已被关闭。 [26] 集中营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治镇压的主要职能现在正由普通法院、国家监狱和收容所来执行。德国在1933年通过了一套全新的法律和法令，大幅度扩大了叛逆法和死刑的适用范围。比如，1933年4月24日颁布的法律规定，任何图谋篡改宪法、以武力分裂德意志帝国领土的人或参与怀有以上目的阴谋集团的人，都将被斩首——“图谋”的概念包括书写、印刷和散发传单，篡改宪法包括倡导回归民主或敦促废除希特勒的领袖地位，参与阴谋者则包括所有与阴谋派系有关系的人。1934年12月20日颁布的法律又更进了一步，那些对纳粹党或国家领导人发表“恶意”言论的严重案件的涉案人员都要处以死刑。还有一部法律将“恶意流言”视为非法：散布有关纳粹政权的谣言，发表贬低纳粹领导人的言论，都会被追究。为了实施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法律，人民法庭控制下的地区特别法庭系统被建立了起来。 [27]

在纳粹夺权的过程中，公民的自由权利遭到了极大破坏。在第三帝国，加入纳粹以外的任何政治团体，还有除教会（及其附属世俗组织）和军队以外的任何非纳粹组织都是非法的；讲关于希特勒的笑话是非法的；传播有关政府的谣言是非法的；讨论替代政治现状的选择同样是非法的。1933年2月28日颁布的《国会纵火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规定，警察可以合法地查看信件、窃听电话，并以所谓“保护性拘留”为名，在没有法庭指令的情况下对人进行无限期监禁。该法令还废止了《魏玛宪法》中保障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授权法案》允许帝国总理及其内阁颁布违反《魏玛宪法》的法律，无须立法机构或民选总统批准。由特别法庭和人民法庭处理的案件是没有司法上诉权利的。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大量的罪犯会被送往监狱，其中既有政治犯，也有普通刑事犯。1937年，法庭判处了至少5255起叛国罪。这些人如果逃脱了死刑，便会被投入州监狱。他们往往会被监禁很长时间。从1932年到1937年，监狱在押人数从6.9万人增加到了12.2万人。1935年，州监狱和收容所里的2.3万名囚犯被划为政治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抗早已被镇压，监狱里的罪犯人数到1939年初下降了一半多；集中营于1937年再次扩大了规模，尽管如此，监狱里的罪犯人数仍然比集中营里政治犯的人数要多得多。这一次，集中营的主要功能不再以监禁政治犯为主了，而是以监禁社会反常者为主。 [28]

需要说的第二点是，纳粹政权为了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的人，在德国境内采用了各种惩处手段，其中最严厉的是以叛国罪、恶意诽谤罪等罪名定罪，以及在集中营里实施的半合法“预防性拘留”。当地的研究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纳粹政权及其人员可以使用的胁迫性措施的范围。比如，德国北部小镇诺特海姆（Northeim）是威廉·谢里登·艾伦（William Sheridan Allen）于1965年首次出版的经典研究力作《纳粹夺取政权》（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一书的描写对象，在那里，很多共产党人在1933年的前几个月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镇上一些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镇议会议员们参加了一个委员会会议，而会场上，身着褐衫的冲锋队员们靠墙站成一排，向面前走过的议员吐口水。会后，议员们都被迫辞职了。45名议员遭到解雇，其中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不同机构工作，比如市镇煤气厂、当地的游泳池和市啤酒厂等。在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期间，他们也不太可能找到其他工作。当地的纳粹分子还给房东施压，让他们将社会民主党人从他们的公寓里驱逐出去，还经常让警察到他们家里搜查是否藏有颠覆性质的宣传资料。 [29]

纳粹政权试图推行特定的政策，确保公众在表面上对他们支持时，也会在各个层面上使用不涉及抓捕和监禁的某种胁迫手段。天主教、自由派与保守派政党的成员被强迫在1933年春天加入纳粹党，尤其是4月7日的《公务员法》颁布后，他们更是受到解雇的直接威胁。在德国，受到影响者不仅包括公务员和地方官员，同时也包括教师、大学职员、检察官、警察、社会管理者、邮局和公共交通官员，以及其他许多人。几年后，纳粹废除了教会学校，强制家长把孩子送到由国家管理的世俗教育机构，以便对他们更彻底地强行灌输纳粹思想；纳粹政府为此在各地举行了公民投票，并以取消子女抚养费等福利来威胁拒绝投赞成票的父母。纳粹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指责那些在天主教会经营的民办学校工作的修士和神父都有恋童癖，并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送上了法庭，对他们的审判也进行大肆宣传。家长甚至学校的孩子都被迫请愿，反对这些所谓离经叛道的人担任老师。当时天主教徒在德国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接近德国总人数的40%，包括的人远远不只是社会反常者或弃儿。他们只要阻碍政府推行重要的政策，就会受到持续的胁迫和骚扰。 [30]

于是在纳粹德国就有了多种形式的胁迫，这在慈善和福利领域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冲锋队敲开人们的家门或在街上勒令行人为冬季援助捐献；在学校里，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学生在毕业时往往拿不到毕业证书，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当学徒或找工作；由于纳粹政权获得了随意支配工人的权力，所以对闹事者，纳粹可以用重新分配工作的方式来制裁他们，威胁让他们去做既肮脏又困难的工作。到1939年，已有100多万德国工人被强制重新分配到与军火和战争相关的行业工作，他们经常被迫居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有时还被狱警押着运送到目的地。军备扩充计划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瓶颈，因此重点行业的技术工人越来越多地受到这种较轻的惩罚，而不是被监禁起来，从而避免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力短缺。雇主最喜爱的胁迫手段就是将员工派到西墙（即所谓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去做12小时轮班的繁重体力劳动，而雇主的压力则来自政府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办公室要求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工人则要求提高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在车间里也偶尔能听到工人对老板或政权的贬斥之词。 [31]

纳粹政权所采用的范围极广的胁迫措施，在每一个层面都由范围很广的胁迫代理人在执行。如果认为盖世太保是纳粹德国唯一的甚至主要的控制手段，并因此只研究盖世太保，那就错了。德特勒夫·施米兴—阿克曼（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的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了“街区监察员”。街区监察员是人们对纳粹低级官员的俗称，他们每个人负责一个街区的公寓或房子，确保人们采取适当的空袭预防措施，在希特勒的生日和类似场合挂出旗子，不从事非法或颠覆性活动。街区监察员密切监视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留心听取他们对纳粹政权的不满言论，有权通过各种手段惩罚政治或社会反常者，包括停止犯罪者的福利费，向地区纳粹党组织报告，进而将名字呈给盖世太保。 [32] 在工作场所里，劳工阵线的官员们也起着类似的作用，他们还会将不服从指挥的人调到辛苦的工作岗位上，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或取消他们的职务晋升。监视、控制和执行政治纪律由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实施，他们一般比其属下要年长得多。到1939年，加入该组织已是强制性的了，在总共890万名10岁到18岁的德国人中，大约870万人是该组织成员，所以其影响并不仅限于反常者或边缘人。

所有这些胁迫性机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多形式、未经协调但遍布各处的控制系统，而盖世太保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却规模不大的组成部分。当然，他们主要针对的是工人阶级阵营里的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不过对中产阶级社会也构成了日益逼近的威胁。 [33] 因此毫不奇怪，约翰逊和罗伊班德的受访者大多数都回忆说，与陌生人或者是他们已知的“随处可见的纳粹党街区监察员头目”这样的纳粹党人说话时，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辞。一位受访者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变得谨慎起来。他们索性不再跟人说话了。”约翰逊和罗伊班德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普通德国人“十分清楚，政治上不被允许的鲁莽言行可能会招来严重的处罚，甚至危及生命”。 [34] 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缩回自己的私人空间里。约翰逊和罗伊班德并没有得出人们生活在恐惧气氛中这一明显的结论，不过依据他们所呈现的证据，似乎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正如他们的受访者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恐惧并不是对盖世太保的恐惧，更不是对普通公民、朋友或亲戚的恐惧，而是对活跃的纳粹分子、低层的纳粹官员、纳粹政权坚定支持者的恐惧。和一个陌生人攀谈时，也许可以通过一些小迹象看出他是否属于以上几类人，比如他是否使用了希特勒问候语，但你永远无法完全确定，所以最好还是慎重，而如果你知道跟自己说话的人是激进的纳粹分子，那么肯定得出言谨慎。

三

如果像韦勒、盖勒特里、约翰逊、罗伊班德等历史学家声称的那样，纳粹政权受到了德国广大人民的拥护，那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庞大的胁迫和控制机构呢？这就把我带到了我想要探讨的第三个或第三组命题：纳粹政权从一开始就受到普遍欢迎，可证明这一点的包括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后来的调查数据中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如此，普通德国人乐意向当局检举任何有出格行为的人，从纳粹报纸对集中营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出民众对集中营的支持。我们先说第三帝国不时举行的公民投票和选举，当纳粹政权将他们的政策交给人民投票时，经常能获得90%以上的赞成票。但这些结果真的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是纳粹政权深得民心的显著标志吗？当时的大量材料有力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比如，在兴登堡1934年去世后举行的任命希特勒为国家元首的公民投票、1938年4月举行的兼并奥地利的公民投票等场合，成群的冲锋队员将选民在家里团团围住，然后押到投票站。在投票站，选民通常被迫公开投票，因为很多地方的投票间已被拆除，或者被贴上了“只有叛徒进入”的标记。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在1938年，当公民投票与是否对希特勒有信心的投票同时举行时，投反对票的人就是反对希特勒，因此——正如纳粹官员和宣传代理人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叛逆法，这就是犯罪行为。 [35]

在所有这些选举中，投票站都被冲锋队员们包围着，他们威胁性的态度明确地告诉人们，那些不顺从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对于疑似的政权反对者，发给他们的选票都带有特殊标记，在许多地方事先就有传言，称所有选票都进行了秘密编号，以便找出并惩罚投“不赞成”票的人或毁掉选票的人。那些这样做的人要么会遭到冲锋队的毒打，要么被拖到街上示众，脖子上挂着“叛徒”字样的标牌，甚至被投入精神病院。为了确保获得压倒性的“支持”票，纳粹党会在投票之前把许多前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批评该政权的人关押起来，等选举顺利结束后才将他们释放。在许多地区，选民抵达投票站之前，选票的“支持”框里已经被画上了十字符号；据报道，在有些地区，有太多“反对”票和被毁坏的选票被换成伪造的“支持”票，结果“支持”票比选民的实际人数还要多。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当纳粹政府对一个问题（比如兼并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时，获得的选票不会超过半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投票中，它不可能获得99%的“支持”率，这么高的支持率是通过我刚才所说的操纵和恐吓手段才达到的。在1934年的全民公决中，纳粹党甚至可能连多数选票都拿不到。 [36]

让我们看看在后来的民意调查资料中，证明纳粹政权从1933年起就得到所谓多数民众压倒性支持的证据吧。约翰逊和罗伊班德声称，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对德国老年人的采访表明，“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德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 [37] 然而，他们调查的绝大多数人出生于1910年至1928年之间，因此第三帝国开始的时候这些人才5～23岁，第三帝国结束时，他们在17～35岁之间。在这一时间段后期出生的人自然比前期出生的人要多。帮助我们理解纳粹德国的所有资料，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组织的报告，到犹太教授维克托·克伦培勒（Victor Klemperer）等人的日记，都显示出纳粹宣传在德国年轻人中最有效，毕竟他们在纳粹政权开始之前，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坚定的价值观和信仰，满脑子装的都是来自学校、希特勒青年团以及戈培尔精心设计的大众媒体持续强行灌输的内容。比如，参加了“水晶之夜”反犹暴力活动并在街道上大声辱骂维克托·克伦培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38] 约翰逊和罗伊班德自己也注意到，“年轻人……特别容易接受国家社会主义”。 [39] 他们的调查显示，在1923年至1928年间出生于柏林的受访者中，62%的人承认对国家社会主义曾经持“肯定或者比较肯定”的态度，而出生于1911年至1916年间的人中，只有35%的人如此。在德累斯顿，相应的比例分别为65%和39%，在科隆是45%和21%。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比方说在1890年或1880年前出生的人中间，比例会更低。考虑到大部分受访者都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项调查的总体结果是站不住脚的。 [40]

此外，作者自己也指出，当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否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崇拜希特勒，是否赞同纳粹理想时，只有少数人（18%）对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31%的人只对其中两个问题做了肯定回答。因此，只有49%的受访者对三个问题中一个以上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回答。只有把那些答案看起来矛盾或中立的人加入其中，给肯定答案的人才能成为大多数。约翰逊和罗伊班德对调查数据所做的精心而详细的分析表明，他们采访的大多数人态度是矛盾的：一些人认为纳粹思想某些方面是积极的，但是其他方面则不然，而很多人的态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与民意调查的统计数据相比，这种变化在一些深度访谈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约翰逊和罗伊班德著作的正文中，所有这些变化和限制条件都得到了详尽清晰的说明，可惜到了进行总结和得出结论的时候，它们却完全消失了。 [41]

人们会向当局举报不法分子，这是认为纳粹政权广受欢迎的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第三个主要论据。但人们的告密行为能从多大程度上揭示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呢？首先，它并没有揭示出纳粹德国是盖勒特里口中的“自我监督的社会”，因为人们并没有相互告发罪犯，而是向包括盖世太保在内的当局告发；如果盖世太保以及国家和纳粹控制的其他机构对被告发者都没有采取合法或非法的行动，那么告发就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事实上，告发行为是极为罕见的，比如人口为17.6万的利珀（Lippe），在第三帝国时期，每年只有3至51起告发事件。而告发者中有较大比例是纳粹党成员，比如在奥格斯堡（Augsburg），其比例为42%。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盖世太保调查的案子中，大约26%是由普通人的告发引出来的，另外3/4则是由盖世太保的军官或线人、纳粹党组织、刑事警察和党卫军以及行政管理机构告发的。另外，对最近解密的科布伦茨（Koblenz）和特里尔（Trier）地区盖世太保档案的研究显示，盖世太保大量使用有偿线人，还有登记在册的无偿线人供他们无所顾忌地反复利用，这些人中间大约1/3都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 [42]

至于那些违反纽伦堡种族法的案件，由告发引起的比例则要高得多，但这主要是因为，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在私下进行的，除了邻居、熟人和家人以外，别人不大可能知道。我已经指出，人们在与陌生人说话的时候，普遍都很谨慎，所以家人、亲戚和邻居向盖世太保告发的情况相对较多，这可能反映出人们与这些人谈话时放松了警惕。“恶意流言”案件，往往是由告发引起的，至少在纳粹政权的最初几年是如此，这些告发来自酒吧的老板和饮酒的人，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下，人的嘴就不那么严了。一项以奥格斯堡法院审判的恶意流言案件比例为重点的研究便很有启发性：随着信口开河的后果渐渐变得清晰，小酒馆和酒吧的告发案比例有了显著下降，从1933年的3/4下降到了战争爆发时的1/10。而且，盖勒特里也指出，许多普通市民的告发是出于个人动机，与他们对纳粹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或政策的整体态度无关。 [43]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告发将导致被告发者遭到起诉、在特别法庭受审、受到监禁——但不是被监禁在集中营，而是在监狱里。尽管如此，尤其是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他们刻意地宣传集中营及其功能，此时的纳粹德国和纳粹党正在极力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的人。这是否像盖勒特里所宣称的那样，意味着每个人都对集中营持赞同态度呢？他们通过报纸了解了集中营，却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然而，相反的证据却数不胜数。我们已经看到，盖勒特里声称在1933年至1934年间，集中营的囚犯只是些“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局外人”，这一论断是极其错误的。不仅共产党人不是社会局外人，而且集中营里还关押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及1933年的德国“好公民”，即被盖勒特里描写成对“严厉打击”欣喜若狂的人，包括大批社会民主党市长、市政委员、议员、政府官员、公务员和其他人。他们绝对不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自己现在也可能被投入集中营。 [44]

比如，1933年达豪集中营启用的时候，当地报纸通过醒目的文章甚至照片告诉人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对手正在接受“再教育”。在这一点上，当地的证据再一次揭露了真相。以1933年的诺特海姆为例，地方和区域报纸刊登了达豪和附近的莫林根（Moringen）集中营的情况，还定期刊登公民因发表贬抑纳粹政权及其领导人的言论而被捕的报道。莫林根集中营的卫兵是从当地居民中招来的，而囚犯大多在集中营关押几个星期就被释放了，所以诺特海姆及周边地区对集中营的情况一定非常清楚。 [45]

当然，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也和当地居民有多种其他形式的接触，因为当地居民参与了建设集中营，并为其提供给养、保养和维修。但这些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支持其宗旨：一个管道工可能修理了集中营办公楼漏水的水管，但仍然会害怕如果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或出言不慎的话，厄运也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有时，纳粹政权会毫不隐讳地用集中营来威胁那些制造麻烦的人。“长刀之夜”之后不久，德国报纸的头版就宣布，“造谣和诽谤此次行动及其领导者的人……将被投入集中营”。大多数时候，威胁都没有直接言明。 [46] 然而，它可能是针对任何人的，不仅仅针对社会局外人。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最初的镇压浪潮之后，集中营才将其“再教育”的政治功能让给了特别法庭和国家监狱，自己成为关押社会局外人的场所。

四

过去的研究将第三帝国民众的意见简单概括为胁迫和宣传的产物，最近的史学研究已经对此提出了恰当的批评。但是一味强调自愿的成分，贬低民意，忽略胁迫和宣传的作用，对理解第三帝国的运作方式也没什么帮助。宣传很重要，但人们的内心并非白纸一张。正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几年前对第三帝国时期巴伐利亚民意的经典研究中论证的，纳粹的宣传在能够利用已经存在的信仰时是最有效的。 [47] 而对于在第三帝国开始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信仰、选择了政治立场的人，尤其像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纳粹的宣传是起不到多大效果的。如果宣传与现实生活至少有一些关系的话，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比如，纳粹通过减少失业、恢复街道上的秩序，成功地重新建立起德国的国际声望和行动自由，赢得了民众广泛（但不太情愿）的认可。相比之下，在战争后期，戈培尔做出的胜利即将到来的保证却没有多少人相信。

然而，人们越是坚持不同于纳粹主义的价值观，恐怖行动作为迫使人们就范的手段就越重要。纳粹自己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1933年3月15日，戈培尔提及10天前发生的半自由选举中，纳粹党及其民族党联盟伙伴勉强赢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他宣布，政府将“不会长期满足于只有52%的支持率，我们需要恐吓其余48%的人，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为自己赢得那48%的人”。戈培尔的演讲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坦率地承认了恐怖手段在建立第三帝国中的作用，同时又大胆宣布了获得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支持的重要性。纳粹在接下来几年里主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戈培尔要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可，让他们满腔热情地支持纳粹主义，这目标只实现了一部分。1939年，纳粹领导层知道，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用最洪亮而执着的声音宣布效忠，只是在口头上应付一下而已——他们表面上顺从，内心大都保持着自己的真实信念。纳粹主义已成功地改变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态度和信念，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使其或多或少朝着它希望的方向发展，但还没有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这种情况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说到底，就其对居住在德国的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而言，胁迫与宣传同等重要。 [48] 当地的研究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艾伦撰写的《纳粹夺取政权》一书。

那么，是谁在运作这一胁迫体制呢？实施这一体制又牵涉了多少人呢？事实上有很多机构牵涉其中，这意味着实施胁迫的是更大范围的人员，而不仅仅是盖世太保这个相对较小组织的成员。1934年初，冲锋队的人数接近300万，如果将“钢盔”这些合并进来的准军事部队和退伍军人协会也包括在内，其人数将达到450万。1935年，街区监察员的人数大约为20万，到战争开始的时候，包括其助理和副手在内，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几十万德国人在这种或那种纳粹党组织里任职，比如希特勒青年团、文化展室、纳粹教师与大学生联盟、劳工阵线等。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重要的是法律界和司法界的职业，包括常规警察和盖世太保，其中大部分官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在为警察局效力了。普鲁士大约有4.5万名法官、国家检察官和政府官员，在1933年，只有300人由于政治原因被纳粹开除或调动到其他岗位，其余的人继续留用，执行纳粹颁布的新法律，只有极少数人偶尔会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把在国家责任岗位上任职的众多德国人都计算在内，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愿意在政权的强制机构里发挥作用的人一定有几百万。即便如此，在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度里，他们仍然只占少数。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知道如果自己言行出格，就是在与纳粹政权对抗：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奥格斯堡因“恶意流言”受审的人中，多达22% 的人实际上是纳粹党成员。然而，那些为民主社会所不容的各种胁迫和暴力手段，无论是真的还是威胁的，到战争爆发之时，几百万德国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49]

当时，有大量德国人心甘情愿成为胁迫和镇压机构的管理者，数百万名德国年轻人深受纳粹灌输的思想的影响，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1939年入侵波兰的德国军队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做出合理的解释。德军入侵波兰的时候，形势对德军极为有利。天气状况良好，德国军队轻而易举地横扫了波兰军队。无须对侵略军实施政治教化说服，让他们相信敌人对德国未来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显然波兰人并没有构成这样的威胁。军队下层的主要群体非常忠诚，根本不必用排斥传统的军队价值观、推崇极端的种族思想、施行严厉而变态的纪律体系来替代这种忠诚。 [50] 从1941年6月入侵苏联起发生的一切，在近两年之前几乎都已在入侵波兰时发生过了。从一开始，党卫军部队就进入波兰，围捕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射杀他们或将他们关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逮捕当地男子并将他们送往德国当奴工，执行种族清洗的系统政策，并残酷地实施人口迁移。也是从一开始，纳粹党官员、冲锋队员、文职官员、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就参与其中，迁徙而来的德国移民也随后加入。逮捕、殴打和谋杀波兰人，尤其是犹太人，成了家常便饭。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所有入侵和迁入的德国人都认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财产可以作为战利品随意掠夺。尤其突出的是德军对犹太人财产的盗窃和掠夺，几乎成了普遍现象。 [51]

从1933年起，冷酷、强硬、残暴、武力、暴力的效力就被反复灌输给整整一代的德国年轻人。在旧军队和年长的官员中间，宣传还基于一种更深层的信念，即斯拉夫人和东欧犹太人都是低等人。从1939年9月初开始施加于波兰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暴力，让第三帝国发起的行动和确立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并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样，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财产的掠夺和侵占仍在持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就如同1933年出现在德国的情况一样——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资产被洗劫和侵占，犹太人的资产自那之后也不断遭到洗劫和侵占。1939年9月和10月，党卫军部队在一些波兰城镇烧毁犹太会堂，就是对德国1938年11月“水晶之夜”的直接效法。纳粹政权对波兰犹太人的政策迅速转变为种族隔离居住政策。要理解这一政策，我们必须了解德国之前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在之前的6年半时间里，德国犹太人一直遭到排挤，失去了工作，财产被没收，公民资格与公民权被剥夺，而且法律还断绝了犹太人与其他居民在很多方面的交往。

那些实施胁迫、恐怖和大规模谋杀等政策的少数德国人，在过去的6年中已经在德国国内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是不是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事情呢？迪克·吉尔里（Dick Geary）指出，讨论“同意”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出于自由意愿，他写道：“只有在个人真正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谈同不同意。” [52]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同意”的法律定义中（比如在强奸案中）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只有在一个人选择同意且有自由、有能力做出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说他或她表示了同意。在法律上，暴力威胁下的“同意”不是真正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默示同意”或“被动同意”等说法不过是给人下负面道德判断的手段，此类说法想当然地假设公民应该有所行动，认为如果你不公开抗议政府的政策，那么就表示你同意了，这是极为不切实际的。

最近，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就研究纳粹德国的同意问题提出了更成熟的方法。该方法以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的政策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他认为，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越激进，广大德国民众就越不愿意支持他们。随着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颁布，德国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很多方面的交往都成了非法行为，而在此之前已经证明，纳粹政权很难说服广大的德国民众去排斥人口占少数的犹太人。无论是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还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大多数人并非无动于衷，他们并不赞成对犹太人实施的暴力和谋杀行径。但他们觉得无法做任何具体的事情，因为害怕纳粹政权及其特工人员将暴力转向他们自己，害怕遭到逮捕和起诉，或遭受其他类型的惩罚。这种恐惧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达到了极致，纳粹政权在司法和执法系统的支持下，残酷镇压所谓散布其灭绝欧洲犹太人谣言的“造谣者”。与此同时，广大德国民众知道在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里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但在即将到来的失败面前，他们开始将了解的这些情况压抑在心中，因为他们越来越肯定，盟军即将对大屠杀进行报复和惩罚。那种表面上的冷漠其实并非真正的无动于衷，而是越发绝望地寻找一种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方式，而几乎所有人都认定他们的行为是在犯罪。因此，恐惧在塑造人们的行为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整个第三帝国，恐惧实际上在其他领域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53]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对1933年至1945年间德国人的行为做一个道德判断，那么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想要完成的任务有什么影响呢？尼尔·格雷戈尔（Neil Gregor）最近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探讨的是他认为的第三帝国历史学研究中的“唯意志论转向”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所有生活在第三帝国的人们“面对完全自由的选择，选择结果只由他们自己的个人信仰、道德准则或嗜血的欲望所定”。 [54] 蒂姆·梅森（Tim Mason）也指出，“人类的能动性是通过确定在无法选择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努力来定义或发现的，而不是通过这种努力来废除和取消的。” [55] 尽管十分困难，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识到，从一开始，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就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暴力、胁迫和恐怖的绝对中央集权。正如理查德·贝塞尔所说，“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暴力……第三帝国所释放的恐怖反映出纳粹将他们的思想付诸了实践”。 [56] 1939年之前，纳粹已经对本国很多领域的民众实施过恐怖行为，不仅仅针对被社会所抛弃的、受到鄙视的少数人群，也针对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同胞。事实上，在某些层面、某种程度上说，恐怖是针对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事实，便不可能理解纳粹对所征服地区的人民，尤其是东欧和东南欧的人民，以及对欧洲大陆整个沦陷区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恐怖行为。

[1]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he Origins, Struc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70); Tim Mason, ‘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hard Hirschfeld and Lothar Kettenacker (eds), The ‘Führer State’: Myth and Reality (Stuttgart, 1981), 23–40.

[2] 有用的历史调查包括：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2000), and John Hiden and John Farquharson, Explaining Hitler’s Germany: Historians and the Third Reich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89). 经典研究包括：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New York, second edition, 1944); 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 (Munich, 1969); idem, et al. (eds), Bayern in der NS-Zeit (6 vols, Munich, 1977–83); Jeremy Noakes, ‘The Oldenburg Crucifix Struggle of November 1936: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in the Third Reich’, in Peter D. Stachura (ed.), The Shaping of the Nazi State (London, 1983), 210–33; Tim Mason, 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nce, RI, 1993,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77). For the Sopade reports, see Klaus Behnken (ed.), Deutschland-Berichte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opade) 1934–1940 (7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80).

[3] Klaus-Michael Mallmann and Gerhard Paul, ‘Omniscient, Omnipotent, Omnipresent? Gestapo, Society and Resistance’, in David F. Crew (ed.), Nazism and German Society 1933–1945 (London, 1994), 166–96, at 174–7; Reinhard Mann, Protest und Kontrolle im Dritten Re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errschaft im Alltag einer rheinischen Grossstadt (Frankfurt am Main, 1987), 292; more generally, Robert Gellately, ‘Die Gestapo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Zur Entstehung einer selbstüberwachenden Gesellschaft’, in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ed.), Anpassung, Verweigerung, Widerstand: Soziale Milieus, Politische Kultur und der Widerstand gegen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utschland im regionalen Vergleich (Berlin, 1997), 109–21.

[4] Eric A. Johnson and Karl-Heinz Reuband,What We Knew:Terror, Mass Murder, and Everyday Life in Nazi Germany: An O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2005), 329–33 and jacket flap text; Robert Gellately,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Oxford, 2001), 14–16;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 IV: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unich, 2003), 614, 652.

[5] 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translated by Jefferson Chase, New York, 2007), 28.

[6] Wehle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 IV, 675–6 (the section is entitled ‘Die Konsensbasis von Führerdiktatur und Bevölkerung’).

[7] Bill Niven, Facing the Nazi Past: United Germany and the Lega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2). 这本书给出了一个公允的评价。

[8] Robert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Hitler’s Dictatorship, 1933–1939’,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War and Genocide: Essays in Honour of Jeremy Noakes (Exeter, 2005), 56–74, at 58 (also quoting Wehler, op. cit., 676); and idem, Backing Hitler , 257; Frank Bajohr, ‘Die Zustimmungsdiktatur: Grundzüge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Herrschaft in Ham burg’, in Hamburg im ‘Dritten Reich’ , herausgegeben von der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Göttingen, 2005), 69–131.

[9] Wehle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 IV, 380.

[10]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58.

[11] 关于这些论点，见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2003), 451–6，该书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文献；也可参见Norbert Frei, ‘Machtergreifung’: Anmerkungen zu einem historischen Begriff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1 (1983), 136–45，以及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 246–50.

[12]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58–60；1932年11月的选举结果参见Evans, The Coming , 299，权威分析参见Jürgen W. Falter, Hitlers Wähler (Munich, 1991), esp. 34–8.

[13]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58（与共产党员相比，遭到“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少得多”）；他特地给“迫害”一词加了引号，表示无论怎样，迫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害者想象出来的。

[14] 这些事件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件可参见Evans, The Coming , 320, 341, 347, 360–1；完善的区域研究见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1933–1934 (London, 1984).

[15] Evans, The Coming , 341. Brown Book of the Hitler Terror and the Burning of the Reichstag (London, 1933, ed. World Committee for the Victims of German Fascism, President Einstein)，该书向读者提供了许多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暴力事件的记录，在国会大厦纵火案方面，该书不可靠。

[16] Dick Geary, ‘Working-Class Identitie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regor (ed.), Nazism , 42–55; Rüdiger Hachtmann, ‘Bürgertum, Revolution, Diktatur – zum vierten Band von Hans-Ulrich 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Sozial. Geschichte 19 (2004), 60–87,at 80; Geoff Eley, ‘Hitler’s Silent Majority? Conformity and Resistance under the Third Reich’,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2 (2003), 389–425 and 555–9.

[17] 详情见Evans, The Coming , 322–3, 363–6，以及Martin Brosz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1933–1945’, in Helmut Krausnick et al., Anatomy of the SS State (London, 1968), 397–496, 409–11；概述见Günther Lewy,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1964), 45–79.

[18] Evans, The Coming , 367–74. 强制解散非纳粹政党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方面的最佳论著仍然是由Erich Matthias和Rudolf Morsey合作编写的，书中包含了大量档案材料，见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arstellungen und Dokumente (Düsseldorf, 1960)，其中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ingen关于德国民族人民党（DNVP）的论述是特别有价值的，在第541—642页。

[19] 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London, 2005), 31–6，该书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关于记录详细的叙述，参见Heinz Höhne, Mordsache Röhm: Hitlers Durchbruch zur Alleinherrschaft 1933–1934 (Reinbek, 1984).

[20] Richard Bessel, ‘The Nazi Capture of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9 (2004), 169–88, at 182.

[21] Wehler,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 IV, 676; Hachtmann, ‘Bürgertum’, 80.

[22]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63–4.

[23] Aly, Hitler’ s Beneficiaries , 29.

[24]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 354.

[25] Ernst Fraenkel, The Dual State: Law and Justice in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41).

[26] Ulrich Herbert, Karin Orth and Christoph Dieckmann, ‘Die nationalsolzialistischen Konzantrationslager: Geschichte, Erinnerung, Forschung’, in idem (eds),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2 vols, Frankfurt am Main, 2002), I, 17–42, at 26.

[27]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67–75; Richard J. Evans, 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 (Oxford, 1996), 620–45; Nikolaus Wachsmann, Hitler’s Prisons: Legal Terror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CT, 2004), esp. 165–83; Gerhard Fieberg (ed.), Im Namen des deutschen Volkes: Justi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Cologne, 1989), 68. 关于早期的难民营，参见Jane Caplan, ‘Political Deten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Nazi Germany, 1933–1935/6’, in Gregor (ed.), Nazism , 22–41.

[2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79, 85–7.

[29] William Sheridan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1922–1945 (2nd ed., New York, 1984), 218–32.

[30]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244–7.

[31] 车间的强制方面的经典研究见Mason, Social Policy , 266–74.

[32] Detlef Schmiechen-Ackermann, ‘Der “Blockwart”: Die unteren Parteifunktionäre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Terror- und Überwachungsappara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8 (2000), 575–602.

[33] Dieter Nelles, ‘Organisation des Terrors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Literatur-Rundschau 25 (2002), 5–2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114–18, 272, 276, 485–6.

[34]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 359–60.

[35] Otmar Jung, Plebiszit und Diktatur: Die Volksabstimmungen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ie Fälle ‘Austritt aus dem Völkerbund’ (1933), ‘Staatsoberhaupt’ (1934) und ‘Anschluss Österreichs’ (1938) (Tübingen, 1995); Theodor Eschenburg, ‘Streiflichter zur Geschichte der Wahlen im Dritten Reich’,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311–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109–13.

[36] 有关详细证据，见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109–13.

[37]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 jacket flap copy.

[38]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585–7.

[39] Johnson and Reuband, What We Knew , 332, 335.

[40] Ibid., 335.

[41] Ibid., 325–45.

[42] Claire Hall, ‘An Army of Spies? The Gestapo Spy Network 1933–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44 (2009), 247–65.

[43] Bernward Dörner,‘NS-Herrschaft und Denunziation: Anmerkungenzu Defiziten in der Denunziationsforschung’,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6 (2001), 55–69; Werner Röhr, ‘Über die Initiative zur terroristischen Gewalt der Gestapo – Fragen und Einwände zu Gerhard Paul’, in Werner Röhr and Brigitte Berlekamp (eds), Terror, Herrschaft und Alltag im Nationalsozialismus: Probleme der Sozial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 (Münster, 1995), 211–24; Gerhard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Eine Sozialgeschichte der Arbeiter opposition’, in Broszat et al. (eds), Bayern , IV, 1–234; Gisela Diewald-Kerkmann, Politische Denunziation im NS-Regime oder die kleine Macht der ‘Volksgenossen’ (Bonn, 1995);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96–118.

[44] Gellately, ‘Social Outsiders’, 59.

[45] Alle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 218–32.

[46]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37–8.

[47]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48] Goebbels’s speech of 15 March 1933 in David Welch (ed.), The Third Reich: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second edition, London, 2002), 173–4；如想了解宣传的总体效果，可以参见Ian Kershaw, ‘How Effective Was Nazi Propaganda?’, in David Welch (ed.), Nazi Propaganda: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London, 1983), 180–203的中肯评价。

[49] Hetzer, ‘Die Industriestadt Augsburg’, 146–50; Schmiechen Ackermann, ‘Der “Blockwart”’; Evans, The Third Reich in Power , 22;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 383.

[50] 因此可以参考下列论著的观点：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zation of Warfare (London, 1985); and idem, Hitler’s Army (Oxford, 1991). 这两部论著认为这些进程是从入侵苏联开始的。

[51] 详情参见Richard J. Evans, The Third Reich at War (London, 2007), chap. 1.

[52] Dick Geary, ‘Working-Class Identities in the Third Reich’, in Gregor (ed.), Nazism , 42–55, at 52.

[53] Peter Longerich, ‘Davon haben wir nichts gewusst!’: Die Deutschen und die Judenverfolgung 1933–1945 (Berlin, 2006), 313–29.

[54] Gregor, ‘Nazism’, 20.

[55] Mason, ‘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229, quoted in ibid.

[56] Bessel, ‘The Nazi Capture of Power’, op. cit., 183.

第八章
“人民共同体”

为什么德国人直到战争结束，都还在继续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对于这样一个制造了大规模屠杀、犯下滔天罪行的政权，他们为什么不奋起反抗呢？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肆轰炸为什么没有激起民众反对希特勒？自1945年纳粹政权倒台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较早的解释是想通过德意志民族性的刻板印象——军国主义、崇尚暴力、愿意服从权威、渴望强大的领导权、消极的态度以及其他可疑的陈词滥调——来寻找答案。最近，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纳粹的宣传起了核心作用，它将德国人集结到纳粹的旗帜下；其他历史学家则强调纳粹党使德国人民感受到了日益强烈的恐惧感，尤其是在战争的后期阶段。几年前，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约拿·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曾指出，绝大多数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是纳粹反犹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其他人也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对希特勒具有号召力的领导有如此盲目的热情。

但所有这些解释都没有多少说服力。那些过分简化德意志民族性的观念，就像戈德哈根笼统的概括一样，都遭到了异议，因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天主教社区以及其他许多领域里的大多数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的任何选举中都拒绝支持纳粹党，因而纳粹党从来没有得到1/3以上的选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纳粹的宣传虽然不是完全无效，但是影响有限，特别是在之前就抵制纳粹党的人群中。在战争的后半阶段，宣传的效果也不好，那时德国显然已经在走向失败了。至少直到1943年，希特勒似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大众的批评，而人们仰慕他，既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也是由于他塑造的形象。尽管恐怖是一股非常真实而持续的力量，并且在1944年至1945年间，这股力量还在迅速加强，但是要控制8000万德国人，仅靠恐怖本身肯定是不够的。

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尝试从纳粹的“人民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理念中找答案。不少人主张，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痛苦的分歧之后，让所有德国人团结起来相互合作、和谐共处的承诺对民众产生了相当大的吸引力。有观点认为，“人民共同体”不只是纳粹的宣传伎俩，而且具有实质内容，也受到普遍支持，影响了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接下来，我将仔细分析相关证据。

一

纳粹在德国几乎一上台就强行使“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这一问候语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公务员有法律义务用“希特勒万岁！”来签署文件，写信给官僚机构的人也被建议这样做；教师必须用“希特勒万岁！”向班里的学生打招呼，在发出“德国式问候”的同时，要直挺挺地举起右臂；列车售票员进入车厢、给乘客检票时，也必须使用这个问候语；在大街上，德国人应该使用“希特勒万岁！”而不是“早上好！”来打招呼；早晨，邮递员把邮件交给客户之前，要高呼“希特勒万岁！”；每天早上，小学生用“希特勒万岁！”来问候他们的老师。

犹太裔文学教授维克托·克伦培勒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1933年夏天，他在大学里看到“员工们在走廊相遇时，不断举起他们的手臂”。敬礼替代了简单的“日安”或“你好”，并迅速成为支持纳粹政权的明显而公开的信号。纳粹在建立第三帝国的时候，这种现象在德国随处可见。对那些被问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几乎带有威胁性质的手势，含蓄地告诫他们应该以还礼来顺应时局。对于一个在1933年从另一个国家来到德国、游走在德国城镇大街小巷的访客来说，这似乎表明所有人都在全力支持新政权。

看过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电影《奇爱博士》的人，都会清楚地记得由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扮演的疯狂纳粹科学家，他在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举起右臂行希特勒举手礼。尽管他努力克制不要举起右臂，却毫无收效。手臂呈45度角向斜上方伸直，这个单一的形象提醒我们，战后美国的一些军事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于纳粹德国，而且行希特勒礼已成为希特勒及其政权支持者的第二天性。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同阶级、军衔和教派的德国人似乎已经使纳粹礼所表达的效忠成了思想行为的一部分。

但这究竟有何含义呢？“万岁！”并不仅仅意味着“万岁”，这个词还包含了康复、健康和良好祝愿的意思。因此，“希特勒万岁！”隐含着对希特勒身体健康的祝愿，同时也是在乞求至高无上的希特勒赐予问候人健康的身体。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两个德国人何时相遇，希特勒都是作为无所不在的第三方被提及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附加的含义，有些人至少会对此加以取笑。如果将“万岁！”看成一道命令（“Heal Hitler”，意即治愈希特勒），而不是一个愿望，在回答这个问候语时你就可以说“你自己去医治他吧”，意思是希特勒生病了或精神失常了；或者有人对你说“希特勒万岁！”的时候，你可以假装天真地问：“他与此有什么关系呢？”从而暗示这个敬礼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恰当的。

迅速而僵硬地将右臂移动至所需角度，意味着敬礼人必须后退一步，与敬礼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发生危险［据说，纳粹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英国宫廷里被正式召见的时候，他让害羞又口吃的国王乔治六世大惊失色——他向国王大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向上猛地举起右臂，行了一个很精神的纳粹礼，差一点碰到国王的鼻子。难怪里宾特洛甫很快就被称为“冯·拍砖”（Von Brickendrop）］。纳粹礼所产生的距离取代了握手的亲密感，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只是在效忠希特勒的问题上才将人们团结了起来。

纳粹礼反映的是德国的民族身份，所以也经常被称作“德国式问候”。实际上从1937年起，犹太人就被禁止行纳粹礼，如此一来，这句问候语就成了所谓种族优越性和种族团结的象征。在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南部，人们从前打招呼通常用的是“上帝问候你！”（Grüss Gott!）用“希特勒”替换“上帝”之后，希特勒便获得了神圣的地位。就这样，纳粹礼用一个全国性的手势替代了各地区不同的问候语——从南方的“你好”（Servus）到北部海岸地区的“莫恩—莫恩”（Moin-Moin），肯定了德国人的德意志集体身份，在纳粹的事业中，德意志人作为一个种族被团结在了一起。

社会学家蒂尔曼·阿勒特（Tilman Allert）在《纳粹礼》（The Nazi Salute , 2008）一书中说到，“德国式问候”将纳粹政权带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大家都在行纳粹礼，那些也许起初不愿意行礼的人可能会感到十分无望，寡不敌众。最终，他们也觉得别无选择了。纳粹礼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在公开场合行纳粹礼时，“德国式问候”便使人们的相遇军事化了，它表明个人已经成了在纳粹领导下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社会成员，它减少了人们的个性意识，破坏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义责任的能力，而将责任放在了希特勒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人们往往是在胁迫之下行纳粹礼的。特别是在纳粹掌权的头几个月，持不同政见和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可能会遭到冲锋队员的殴打或被投入集中营，因而许多人完全是出于恐惧才屈服的。张贴在德国大街小巷里的海报要求“德国人使用德国式问候”，意思是那些不行纳粹礼的人就不能算作德国“人民共同体”的一部分，而是局外人、被排斥者甚至敌人。记者夏洛特·比拉德（Charlotte Beradt）的一位熟人、当时的社会党党员曾对她说，他曾梦见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到他工作的地方拜访他，但他发现自己很难举起右臂向部长行纳粹礼。当他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举起右臂的时候，戈培尔却冷冷地说：“我不要你的敬礼。”这件逸闻里的恐惧、焦虑和怀疑便是第三帝国开始的时候，许多不是纳粹党成员的德国人对纳粹礼的典型态度。

然而，即使在当时，人们也常常用回以往惯用的问候语，在行完纳粹礼之后再说上一声“日安”并握手，后来这种情况就更多了。渐渐地，“希特勒万岁！”成了多少有些烦人的套话，人们巴不得赶紧说完，好真正开始问候对方，重新和朋友、亲戚、同事或熟人建立起联系，恢复被讨厌的纳粹礼暂时扰乱了的惯用社交方式。

总而言之，初始阶段的暴力和恐吓结束以后，人们很快就不再行纳粹礼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去柏林的游客们就已经注意到，纳粹礼没有以前那么常见了。直到今天，慕尼黑仍有一条被称作“逃避者小巷”的狭窄街道，当时人们为了避免向附近的一座纳粹纪念碑行礼，便会绕道从这条小巷走。1940年10月，德国显然不可能通过轰炸使英国屈服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勒（William L. Shirer）此时发现，慕尼黑人已经“完全停止说‘希特勒万岁！’了”。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战败之后，党卫军安全处报告说，人们已不再使用“德国式问候”，而事实上，在战争结束前很久，除了在纳粹党狂热分子之间还在使用之外，纳粹礼几乎已经消失了。1941年9月，维克托·克伦培勒注意到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减少了。这位因关注大量细节而很有价值的日记作家，开始对使用“德国式问候”的人进行统计。他去了一家面包店，发现有5位顾客说了“下午好”，2位说了“希特勒万岁”；而在一家杂货店里，他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说了“希特勒万岁！”。他问自己：“我看见的是些什么人？”“说这些话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德国人即使在必须行纳粹礼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将其变成反纳粹政权的蔑视性手势。1934年，巡回马戏团演员受到警方监视，因为有人报告说他们一直在训练猴子行纳粹礼。有这样一张照片，巴伐利亚彭茨贝格市（Penzberg）的矿工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庆典游行，他们用各种方式挥舞着手臂，毫不理会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示范纳粹礼正确姿势的希特勒青年团。

人们行纳粹礼往往出于投机，是为了自保，有时甚至借机表达含蓄而温和的抗拒，再考虑到德国人越来越拒绝或忽略纳粹礼，或在行礼之后再加上抵消纳粹礼效果的传统问候语，这些事实都证明，蒂尔曼·阿勒特断言纳粹礼“带来了人们自我意识的崩溃”，因为人们“试图逃避正常社会交往的责任，拒绝与他人接触，任由社会习俗衰败，并拒绝承认人际关系中固有的开放性和矛盾心理，也拒绝承认社会交流”，是受到了假象的蒙骗。生活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有时候社会学家会这么认为。

二

克伦培勒的问题 ——“我相信谁？”——明确概括了自1945年5月第三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在历史学家之间持续的辩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希特勒政权？他们如果不支持，为什么没有奋起反抗？他们为什么要战斗到底？总体上说，“德国人”和“纳粹党”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1945年以前，他们是不是一体的？德国人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有没有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行径而发生改变？如果他们对此有所了解，那又会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他们是在知道纳粹罪行后仍然坚持战斗到底，还是因为纳粹的胁迫才战斗到了最后？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声称他们并不知晓纳粹政权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相信这种说法。党卫军安全处在1942年3月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从波兰回国的士兵公开谈论大批犹太人是如何在那里被杀害的。1942年10月9日，纳粹党总理府曾抱怨道：“那些在东线战场上目睹对犹太人采取了严厉措施的士兵，回来休假时到处散布杀害犹太人的谣言。”德国当时有130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2/3或以上驻扎在东线战场，所以消息传播极为迅速，在1942年年底之前，大多数德国人已经完全知道东线战场上发生的事情。

对于种族灭绝行为，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呢？围绕该问题的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最近几年，历史学家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看重实际的因素。一系列研究表明，公民参与纳粹行动的原因与意识形态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工作和家庭，想要更好的生活，到了后来，他们只是想生存下去。有人指出，担心被盖世太保骚扰或被关到集中营的人为数不多，所以大多数时候，恐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所有这一切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不大。但有人认为，德国人给予纳粹政权的实际支持，就是默许纳粹政权的行为。

像这样的观点代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历史评价中的所谓“唯意志论转向”。持类似观点者认为，德国人做出的应该是自由且不受限制的选择，否则后来怎么可能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呢？在《第三帝国里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the Third Reich , 2008）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宣布他打算本着“唯意志论转向”的精神，分析“德国人为成为纳粹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在第三帝国，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知情的情况下蓄意而自觉地做出政治选择的”。弗里切此书像他从前的作品一样精彩生动，在相对较短的篇幅中塞进了大量的信息。他对不起眼却很能说明问题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尤其到位的细致分析，比如上面所讨论的“希特勒问候”，以及所有德国人必须随身携带以证明自己种族纯洁性的“祖先证书”。这本书可读性极强，富含深意，充分利用了信件和日记，以其他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方式，还原了纳粹政权下普通人的经历。

弗里切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头脑灵活的历史学家，所以他是不会一路追寻“唯意志论转向”理论的。他令人信服地探讨了纳粹化的成功，也探讨了其局限性。他认为，纳粹德国和德国人从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静态的。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以丰富的细节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朝着纳粹的“转化过程”是如何在“持续发展并充满疑惑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在1942年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爱着第三帝国。在魏玛共和国的混乱之后，第三帝国给他们带来了秩序、安全和经济稳定，但是这一切都由于纳粹党拒绝承认失败而正在遭受毁灭，德国人因而开始鄙视纳粹党。“‘德国’这一概念已经以这种方式被隐秘地纳粹化和雅利安化了。大多数德国人更希望赢得战争并保留纳粹，而不是战争失败且失去纳粹。很少有人希望德国战败。”弗里切也正确地指出，纳粹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可以用两个年份来代表：1914年和1918年。“一战”爆发时，他们想要重新创造出民族团结的正面神话，也就是他们自夸的全体德国人的“人民共同体”；“一战”结束时，他们编出了“背后捅刀子”的负面神话，就是国内犹太颠覆分子破坏并摧毁了前线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而在1945年，就不存在“背后捅刀子”的问题了。

弗里切清楚地意识到，纳粹计划在德国人心中灌输一种新的国家和种族意识，但是在许多方面都未能实现目标。纳粹政权花费了巨大的努力给德国人灌输一种信仰，使他们相信战争的美德，并对战争充满渴望，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不为所动。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期间，当武装冲突迫在眉睫的时候，以及1939年9月武装冲突真的到来之时，他们表现出了普遍的焦虑。慕尼黑危机没有流血就得以解决，而且武装冲突在几个月内经过一系列代价不大的快速胜利而宣告结束，这让他们显得相当愉快和兴奋。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入侵苏联的时候，一种类似的忧郁和恐惧气氛在普通人中间弥漫开来。

尽管如此，弗里切也指出，德国人听到入侵苏联的消息之后，“便努力调整自己，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目标保持一致”，就像他们在过去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没过多久，人们对东线战争就有了普遍的自豪感，而且对战争的结果感到乐观。不幸的是，弗里切从来没有真正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证明德国人在努力使自己顺应纳粹政权的目标。甚至在他援引的日记和信件中，作者也没有显示出这样一种想要成为纳粹的自我驱动的过程。他能提供的全是主观断言，而他的断言是由对第三帝国的胁迫和恐怖的严重低估来证实的。当然，弗里切和“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不同，他知道在1933年上半年纳粹“夺取权力”的阶段，纳粹使真正的和潜在的反对者遭受了令人发指的暴力和恐吓。但是弗里切也像“唯意志论转向”的极端支持者那样，声称此后就几乎没有明显的暴力或胁迫了。然而，即使在他自己提供的证据中也能看到，人们被迫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街头持续的反犹主义暴力的恐吓，并在各种各样的营地里接受训练——1939年时，大多数民众都已通过了这样的训练。还有他没有提及的其他方面的强制、胁迫和恐吓。

像许多“唯意志论转向”的支持者一样，弗里切也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只有4000名左右的政治犯仍然被关在集中营里。但是，像他们一样，弗里切也没有认识到，在押政治犯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镇压任务已经交给了普通法院和司法系统，那时候它们已将超过2.3万名政治犯投入德国各州的监狱中。他声称，警察在1933年之后就不再骚扰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了，但是地方上的无数例子可以将其反驳——在纳粹不时组织的被操纵的公民投票和选举期间，许多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围捕并遭到监禁，还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潜在的“颠覆分子”很可能被抓走关进集中营。他也没有注意到战争中纳粹政府大肆制定强制性法律，监狱人口几乎因此增加了一倍，国内每年被处决的人数达到四五千。而部队一直在坚持战斗的主要原因是，军队中也有相似程度的胁迫。“二战”期间，有3万名德军士兵被行刑队枪决（相比之下，“一战”中只处决了18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弗里切还忽视了另一个问题：纳粹政权为了强行让德国人至少表面上遵从社会规则，常常使用大范围的较轻惩罚措施，比如剥夺社会福利，将爱发牢骚与持不同政见的人发配到远离家庭和家人的地方去做艰苦而危险的工作。当时的日记和信件可能确实没有提到过对报复或惩罚的恐惧，正如弗里切指出的那样，但这很可能是由于作者会习惯性地持谨慎态度，因为万一日记被发现，信件被警方或军方打开审查，他们所说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陷入麻烦。恐惧在第三帝国无处不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期间，人们在收听外国电台时会采取预防措施，以免被纳粹发现，因为这是一项会被判处监禁甚至死刑的罪行。虽然只有相对很少的人遭到起诉，但人们的恐惧没有减轻。由于担心被发现或被告发，人们就躲藏在毯子下面收听外国电台，或让一个人站在公寓门口望风，或带着无线电设备将自己锁在洗手间里。虽然纳粹对因为收听外国电台而被起诉并被判在监狱服刑的案件进行了大肆宣传，但这些并不足以阻止人们——据英国广播公司估计，到1944年，每天有多达1500万德国人收听它的广播节目。不过，这些案件还是足以使他们害怕。

我们必须意识到纳粹政权的恐怖手段无所不至，随着战争的继续还在不断加剧，最后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境地，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普通德国人对驱逐和谋杀犹太人的反应。对这个关键话题，弗里切写了一个非常棒的章节，详细列举了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德国人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党卫军在东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尽管他使用的信息来源——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私人信件等——确实支持这种说法，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德国播出的节目中，毒气室就经常被提及，也就是说，它的1500万德国听众毫无疑问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知情的。而这里，正如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弗里切太过倾向于将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描绘成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国家了。

1942年时，普通德国人已不愿相信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所做的战争将取得胜利的保证，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继续战斗，不是因为相信胜利，而是因为别无选择。1943年2月，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遇了灾难性失败，之后戈培尔动员德国人进行“全面战争”，尽管弗里切指出人们仍有积极的响应，但是，连党卫军安全处报告中的证据也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德国失败的大局已定，普通德国人越发害怕盟军的报复，而犹太人复仇的渴望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惧感——从这个层面来看，戈培尔的宣传似乎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弗里切声称“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自己是盟军空袭的无辜受害者”，但正如他自己在该书另一部分提到的一些细节所示，人们普遍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他的说法，实际上，人们因为默许了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感到内疚。“我们不是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吗？”——据党卫军安全处的报告，1944年在斯图加特，“无数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如是说——“士兵们不是一次又一次报告说，波兰的犹太人还得挖自己的坟墓吗？……犹太人也是人啊。通过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已经向敌人表明，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于是，德国人开始对有关犹太人的事情保持沉默，他们准备当盟军最终来痛加报复的时候，矢口否认对犹太人的遭遇有任何了解。因此，对敌人的恐惧——不仅仅是苏联红军，尽管红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对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确实合情合理——是促使德国人战斗到底的另一原因。

在人们为纳粹政权所爆发出的许多看起来是自发的喝彩背后，其实有很多人为的设计和算计，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后的示威集会是这样，1944年7月20日召开的庆祝上校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fenberg）企图炸死希特勒计划失败的群众集会也是这样，弗里切却常常忽视这一点。两次集会都是由戈培尔精心安排的，他总是想把第三帝国打造成深受民众热爱的形象。

三

如果说宣传并没有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人民支持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话，那么或许物质刺激起了作用。2005年，《希特勒的受益人》（Hitler’s Beneficiaries ）一书出版，这本令人震惊又引人入胜的书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大风暴。在书中，左翼历史学家格茨·阿利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让德国广大民众几乎直到最后都在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是物质因素。他声称，纳粹领导人使德国人“成了饱食终日的寄生虫。大批德国人受到淘金热狂喜的影响……国家变成了一个掠夺他人的巨大机构，普通德国人也随之变成了没有道德原则的奸商和贿赂的被动接受者”。阿利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甚至前社会民主党人也与纳粹政权和解了，因为纳粹政权以充分就业、繁荣和消费者的满意取代了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与经济贫困。他表示，在战争期间，“大量的财富和个人利益——全部来自反人类的罪行——使大多数民众觉得纳粹政权是在为民众的最大利益着想”。

阿利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最终解决方案”：纳粹人口政策和对欧洲犹太人的谋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中，从物质角度对纳粹的种族屠杀进行了解释。他在书中认为，纳粹种族屠杀是由纳粹与党卫军官僚机构制订的国家计划和种族重新排序的理性的（也许应该说是伪理性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仇恨和妄想的结果。2002年，阿利与苏珊·海姆（Susanne Heim）合作编写的《毁灭建筑师》（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英文版问世（德文版于十几年前首次出版），在本书中，阿利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这些计划的规划者、人口学家、公务员和学者，认为在调整欧洲生产性人口群体和非生产性人口群体比例的驱动下，规划者“提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灭绝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构想出了‘最终解决方案’，还对未来几十年将要实施的成体系的种族灭绝行动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种方法起源于德国极左派对纳粹的一种特殊理解，它寻求在每一个关口都将纳粹主义与促进今天的联邦共和国形成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比如在《希特勒的受益人》中，格茨·阿利不失时机地提到一些战后德国的知名人士，他们年轻时都狂热地支持过第三帝国。不久前，他谴责了20世纪50年代那些备受推崇的德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们在规划纳粹种族屠杀和为其开脱方面发挥过作用，因而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利的论点总有艰苦、细致而又非常广泛的档案研究工作做支撑，因而让德国人非常不舒服。他的声音可能是外来者的声音，但人们必须倾听。《希特勒的受益人》在德国第一次出版时，人们比以前更沮丧了，它声称不仅精英阶层对纳粹政权的支持是基于理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理由，而且普通民众也是如此。他的新主张如何经得起批判性的细查呢？

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受益人》的开头没有写好。开头几页是有关1939年“二战”爆发之前几年的德国的，其中包含了许多早已被严肃认真的研究驳倒的武断说法。与阿利所言相反，德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因1922年至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陷入贫困（恶性通货膨胀对债务人、抵押权人等是有利的）；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的共产党人转向了纳粹主义；让萨尔（Saar，法国边境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区，自1919年以来处在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回归德国的全民公决不是自由表决；纳粹的领导层没有让“普通德国人买得起汽车”。纳粹宣扬平等，但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就像纳粹在许多方面的花言巧语一样，而且像阿利那样反复提及纳粹的“社会主义”，是给纳粹不容置疑的民粹主义贴错了标签。真正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要旨根本不是这样的。书中最没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试图表明第三帝国是一个劫富济贫、真正实行再分配的政权。

为了极力证明压倒性多数的民众从一开始就热情地支持纳粹主义，阿利专门挑了一些当时的年轻人为例，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的亲戚，他们狂热而兴奋地谈论纳粹政权带给他们的种种可能性。自然，他还引用了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的话。施莱尔在战后成为联邦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1942年的时候曾热情洋溢地讲述纳粹主义带给青年人的机遇：“年轻时，我们在斗争运动的岁月里学会了寻求挑战，而不是等着它们向我们走来——我们曾为纳粹党做出不懈努力，在它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更要提前做好准备，担负起责任。”［阿利却忘了提及，施莱尔于1977年被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创立的“红军派”德国极左翼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他还引用了阿利家族留言簿里两位男性亲属在战争期间的留言，有诸如“明天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正朝着伟大而光荣的未来迈进”等口号。人们当然也可以引用同样多的、来自那些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德国人的证词，但是阿利没有这样做。

领导层没有“损害军备扩充”而把资源拿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做的正好相反。纳粹的慈善组织，比如冬季援助机构（旨在当工作机会很少的时候，为失业者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或纳粹人民福利机构（这是一个更大、更正规的机构，全年都在做着与冬季援助机构大致相同的工作），的确为不太富裕的人筹集了大量善款。但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胁迫民众得来的，包括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从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对于那些得到财产的人来说是一大笔财富，但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占比不到1%，而且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有钱，所以这给国家整体生活水平带来的变化微乎其微。然而，阿利声称，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并且事实上最终被灭绝了，德国政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财产，用来提高德国人的生活水平。

阿利认为“第三帝国不是靠武力维持的独裁政权”，理由是盖世太保是个很小的机构，而且1936年时，集中营里只关押了4000余名犯人，所有这一切已被间接证明了。但这个时候，警察、国家检察部门、法院和国家监狱已经在执行政府的大部分强制措施，纳粹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随处可见，比如街道上的冲锋队，日报上报道的对不顺从者的审判定罪，人们在紧闭的门后低声交谈，讲起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狱警和警察手中所遭受的苦难。更奇怪的是，阿利认为第三帝国是通过“平面”的决策程序来管理的，有赖于个人的积极性，而不是靠统治集团自上而下来管理的。纳粹德国那几百万无孔不入的“领导法则”统治下的人民，那些受不民主的独裁体制之苦的人，如果知道这些言论一定会大为惊诧，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希特勒最不经意的言论也会立即变成官方政策，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阿利之所以做出这样粗略而笼统的概述，是因为他似乎并不熟悉有关纳粹德国的英文文献，而如果忽略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多样的英文文献，一定会出问题。人们感觉，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他对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的理解也不是太准确。他的著作基本依赖于文献研究。然而一旦他不局限于对战争爆发前的纳粹德国过分简单化的陈述，他就会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发现呈现给读者。

很久以前，英国历史学家蒂姆·梅森指出，纳粹铁了心要扩充军备，打一场欧洲大战，因此1939年时，德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原材料和劳动力吃紧，生产受到日益严重的制约。工人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他们以飙升的缺勤率给予回应，而纳粹政权做出的反应则是选派盖世太保潜入工厂，尽力迫使工人们不停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征服和掠夺能够拯救德国经济。阿利写到，纳粹从东欧和西欧掠夺了大量的原材料，最终迫使700多万名来自被征服地区和占领国的工人到德国工作，他们只有极少的薪水甚至根本没有薪水；同时，纳粹政权还对占领国进行剥削，从而真正避免了让德国国内广大民众承担战争的财务负担。梅森在几年前指出，纳粹政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对于可能再现的1918年“背后捅刀子”情形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忧虑，他们相信——当然，他们的想法是相当错误的——国内生活条件灾难性恶化导致了大规模的革命，加上犹太颠覆分子的推波助澜，在德国军队背后捅刀子，原本是胜利之师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纳粹怀有这种致命的幻想，因而到1939年，超过一半的德国犹太人被迫离开了德国，留下来的则被剥夺了财产并遭到边缘化。从1941年起，犹太人又遭到驱逐和杀害。然而，从纳粹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这样仍然没有解决如何使国内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的问题。

阿利论述到这里的时候，采用了专业性很强的表达，因而读者很难理解。他使用了过多关于税收负担与汇率的数字和计算，不过大致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在每一个占领国，纳粹要么推出新货币，要么固定汇率，这样德国士兵、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就可以使用强势的帝国马克，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尽可能多的商品寄给国内的家人。购买国外的商品也帮助控制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此过程中，政府做出了特别信贷安排予以协助，驻扎在其他国家的德国军人被特批接收他们家人从国内寄来的钱款，用来购买在德国买不到的商品。阿利引用了一些德国士兵的往来信件，起到了显著效果。这些德国士兵满怀热情地描述了他们大量购买的各种东西，然后寄给家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年轻士兵，多年后，他凭借创作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给你们买了半只乳猪。”他在1940年从法国回家休假之前，得意扬扬地向家人宣布。纳粹政权不再限制往家里邮寄东西的数量后，通过军事邮政由法国寄往德国的包裹数量每月高达300多万。1940年末，为了便于士兵为家人购买迫切需要的外国商品，德国政府增加了士兵的军饷。

在国内，针对广大民众的税收被尽可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以免激起不满情绪，而企业则被课以重税，主要是因为这样不会招致广大民众的愤怒。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做了精心而妥当的安排，保证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外出服兵役时，其家人不会受苦。更重要的是，纳粹对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实施了无情的剥削和侵占政策，从乌克兰的粮仓抢夺了大量食物去养活德国国内的民众，却任由350多万名苏联战俘饿死或病死。德国的战争计划设想的是以同样的方式消灭3000万名斯拉夫平民，有些说法是5000万。德国军队占领希腊以后，立即将类似的政策付诸实施，将大量食品运回国内，雅典因此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饥荒。纳粹有一份关键性文件制定了1941年德国占领苏联的主要政策方针，敦促将“苏联的粮食经济纳入欧洲体系”，“被灭绝”的“大批各阶层人口”多达“几千万”。阿利援引了许多类似的文件。德国历史学家，尤其是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认为，德国的行政官员们极度渴望减少“吃白饭”人口的数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德国军队只能靠土地维系，而国内的食品供给需要不断从国外补充，这就加速了针对该地区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事实上，阿利认为，希特勒决定于1941年夏天将柏林残存的犹太人向东部驱逐，一个主要原因是需要用犹太人的家园来安置因盟军空袭而无家可归的德意志人。

然而，阿利的研究方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弱点。在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早期研究“最终解决方案”的作品中，他都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对其他因素都未加考虑——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信念等因素。他的论点总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但绝对没有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它们夸大了物质因素对纳粹决策的影响，而纳粹的决策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阿利得出的结论是，第三帝国的战时经济来源中，70%以上来自被占领国，源于强迫劳动和对近600万名欧洲犹太人的谋杀（他们一旦被杀害，其资产和财产便落到了帝国手中）。可以肯定，有人可以提出理由证明阿利低估了从被占领国掠夺而来的财富数量，因为他主要依赖的是官方文件，忽略了德国士兵在侵入一个又一个国家时进行的大规模非正式掠夺。海因里希·伯尔以极不赞成的口吻描述了他的战友们如何在进入法国的途中闯入人去楼空的房子，拿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在波兰和东部，军队在胜利挺进华沙时，从沿途经过的村舍和修道院里偷走了食物、珠宝、金银，还有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以及其他许多东西。虽然具体情况无法统计，但这一切对于提高国内士兵家属生活水平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

总体而言，阿利的数字肯定没有低估。其他一些学者，尤其是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关于纳粹经济史的《毁灭的报应》（Wages of Destruction , 2006）一书中，得出了貌似可信的计算结果：25%左右。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但远远不够维持全体德国人的生活。相对而言，阿利没有说清大后方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而这并不是引述政府的社会政策措施就可以替代的。毫无疑问，从1941年起，由于配给量遭到进一步削减，德国总体的生活水平开始恶化，人们于是开始转向黑市，黑市商品价格飙升。此时，空袭的影响也开始显现。另外，阿利书中的核心内容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如果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在1939年之前，德国绝大多数民众就已经积极而坚定地忠于第三帝国，并从基层开始维护“极权的民主国家”，全面参与“平面”的决策过程，那为什么纳粹政权觉得有必要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来试图避免战争期间大后方民众出现不满情绪呢？颇具讽刺意味的还有阿利所描述的决策过程，从税制改革和福利措施，到食品包裹的管理以及士兵工资的提高，都始自纳粹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机构，尤其是希特勒和戈林本人，并通过财政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执行。如果纳粹头目决定制止对被占领国的掠夺行为，禁止军人为自己和家人敛财，他们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事态发展的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

纳粹思想和言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被众多历史学家反复探讨过，却显然被阿利完全忽视了，那就是崇尚自我牺牲，呼吁人们为国家和种族的利益甘心屈从。这往往是和一些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即承诺一旦战争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但其当下意味也很明确：德国就是一切，个人无足轻重。这种呼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人们终究得吃饭、穿衣，得有房住，大量人力物力被投入一个庞大的福利计划，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有大量证据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深层的国家认同感——简言之，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他们坚持艰苦备战的首要原因。1939年、1940年和1941年的前7个月，德国军队以惊人的速度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在1914年至1918年间无法征服的领土，这给德国人带去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从1941年底到战争临近结束，这种振奋感加上对苏联红军日益加深、在很多方面也合乎情理的恐惧，让德国人下定决心，要在步步推进的敌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国家。与此同时，对纳粹政权的失望逐步升级，到了1944年，连希特勒也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批评，党卫军安全处的定期士气报告只好暂停，因为报告读起来太令人沮丧了。

红军终于攻占柏林，希特勒在地堡里饮弹自尽，在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心中，仅存的那点对希特勒政权的忠诚也就烟消云散了。毫无疑问，在1945年至1947年间，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急剧恶化，因为他们已经得不到来自被占领国的收入和产品，国家的庞大军火和军需品行业已不复存在。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的人开始艰难地寻找工作，数以百万计来自东欧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源源不断地涌入德国，新兴的黑市助长了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岌岌可危。尽管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但没有人抵抗盟军的占领，也没有人在德国失败之后认真尝试重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物质因素在建立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忠诚方面如此重要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崩溃后，人们本应产生更为严重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纳粹主义核心人物希特勒一死，人们对其发起的运动的忠诚纽带就断了。一贯坚称强权即公理、强者占有一切的纳粹政权，现在毫无疑问是自食其果了。因此，使人们不再忠诚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的，不单是经济上好日子的结束，尽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一直都很重要的意识形态此时依旧非常重要。格茨·阿利通过让我们关注物质因素，再一次帮助我们了解了纳粹德国，但是，正如他以前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这本书夸大了物质因素的作用，而只有物质因素的图景是片面的。

四

最近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人主张纳粹自夸的“人民共同体”是社会现实，而不是宣传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历史学家戴维·舍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在他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 1966）一书中声称，纳粹成功地打破了既有的社会屏障，创造了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然而，其他人指出，在花言巧语的表面平等之下，旧的社会等级和阶级分化依然存在，从而很快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观点。最近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转向，与历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相结合，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超越阶级的话语、信仰、集体心理以及其他因素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希特勒德国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以及德国人对纳粹政权反犹政策的态度。“种族”成为第三帝国研究的核心概念，“阶级”则被推到了边缘。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再像从前那样流行，人们在研究纳粹德国史等问题时，也就不再看重社会分歧与对立的作用了。

常有人说，“人民共同体”对年轻一代德国工人的生活机遇产生了真正的影响，他们在第三帝国能够通过“从快乐得到力量”等组织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第三帝国在社会层面取得的效果为联邦德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德皇威廉二世在“一战”爆发时的宣言已经预示了“人民共同体”的到来。他说，在他眼中没有任何政党，只有德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人民共同体”成为现实，它对战后德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观点共存的还有最近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纳粹主义本质上是一股现代化的力量，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学家描绘的那种倒退的运动。更为合理的观点是，战后联邦德国打破阶级障碍的真正动力是“经济奇迹”，即经济长期而迅猛的发展给社会各阶层人民带来了繁荣，但它也伴随着传统工人阶级的缓慢衰落，这个工人阶级产生自19世纪后期高度工业化的时代，他们所在的钢铁、煤炭和工程行业已在衰落。当然，纳粹主义切断了年轻工人与阶级意识制度基础的联系——工会、社会民主党、工薪阶层文化组织——其政治效应是不能否认的。“从快乐得到力量”组织很受欢迎，但并没能打消工人的憎恨，因为它最大的福利——比如去马德拉（Madeira）的游轮——都留给了纳粹党的头目。工人们同时也发现，他们用自己的积蓄为“人民的汽车”买单，结果却买不起、开不上自己的汽车。

对纳粹社会的许多团体而言，“人民共同体”理念为他们实现自己埋藏于心底的愿望提供了正当理由。医学研究人员能够挣脱传统道德的约束，直接在人类而不是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工程师可以努力投身于制造原子弹或喷气式发动机等新技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起草完整的东欧种族重组计划；城市规划者可以设计方案，用宽轨铁路连接新的城镇和城市；每个人，包括工人，都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全新的、占主导地位的雅利安种族的一部分，排挤劣等和危险的人群，投身到使德国成为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运动中去。如果我们接受罗伯特·盖勒特里等人所鼓吹的观点，认为纳粹德国是一个“合民意的独裁政权”，那么，纳粹“人民共同体”理念的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伊恩·克肖最近在2014年出版的《纳粹德国的社会愿景》［Visions of Community in Nazi Germany ，编者为玛蒂娜·斯蒂伯（Martina Steber）和伯恩哈德·戈托（Bernhard Gotto）］一书里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我们如何能在恐怖专政下形成真实的同意呢？在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民主国家我们都难以做到。如果任何对现状发表异议的人都会被关押或被迫保持沉默，那么讨论同意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纳粹政策的某些方面还是受到了某些人群的欢迎，比如《凡尔赛和约》的修订。但是，当时的报告显示，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存在不满，从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济问题等。纳粹压制一切独立于自己的政治活动，造成社会原子化，人们只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消磨时光。除了少数政治上坚定的纳粹分子以外，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只是言不由衷地说些赞美的话而已。在战争期间，特别是从1943年起，盟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破坏性也越来越强，人们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像纳粹党反复宣传的那样，团结在“人民共同体”的周围。早在1941年1月，上弗兰肯（Upper Franconia）这个通常是支持纳粹的据点提交的正式报告便总结道：“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民共同体，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利益。”随着战争的持续，社会凝聚力的瓦解速度逐步加快，“人民共同体”与其说是社会现实，不如说一直都是纳粹宣传的神话。

第九章
希特勒有病吗？

1941年5月，希特勒的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突然飞往英国，妄图说服英国人与纳粹德国讲和。德国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之后，一个笑谈便在柏林的小酒馆和酒吧里流行开来。赫斯被带到丘吉尔面前，丘吉尔问：“你就是那个疯子？”“不，”赫斯回答，“我只是他的副元首！”在战争的后期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希特勒精神错乱。他们这么说，也是想避免为希特勒的行为负责。他们声称，如果在1932年，即德国人把数以百万计的选票投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们预先知道10年后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票投给希特勒。600万名犹太人惨遭杀害，苏联与其他国家的无数士兵和平民丧生，德国城市被摧毁。他们熟悉的德国被永远毁掉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不是他们的错，错误是元首的，这是元首一个人的错。

其实希特勒精神错乱的想法只是人们的各种猜测之一，通过这些猜测，人们试图在当时和以后解释纳粹领导人的行为。比如有人声称希特勒之所以反犹，是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哪怕这与所有家谱证据相悖。还有人说，那是因为一个犹太医生在希特勒母亲快要死的时候蓄意加速了她的死亡，并为此服务多收了他家的钱（事实上，这位医生的治疗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常规的，而且他几乎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也有人说希特勒反犹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从一个犹太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奇怪的是，在希特勒的体检报告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疾病的症状）。按照精神分析学家沃尔特·C.兰格（Walter C. Langer）的看法，希特勒是一个性施虐和受虐狂，他将其性变态投射到世界的舞台上，兰格在战争期间曾向美国特勤局报告过“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问题。据一位心理历史学家所言，希特勒强烈的毁灭欲望起源于他母亲在他还是婴儿时给他的母乳喂养（没有将他交给奶妈喂养），这是一种“乳嘴乱伦”行为，使他“无法适应任何正常的性爱关系”。但奇怪的是，母乳喂养似乎并没有对历史上其他几十亿有过同样经历的婴儿产生过这种效果。

德国后来展开了试图分析希特勒人格的研究，据此研究，希特勒患有“狂躁型精神分裂症”。还有一种更不可信的说法，就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西线遭到了毒气攻击，患上了暂时性的“癔症性失明”，接下来，据说他接受了催眠术的治疗，但他再也没有从催眠中醒来。这两种论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许多此类揣测的问题在于，它们使用的证据都是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以传闻为基础，这些传闻在战争期间的欧洲和美国的酒吧里传播开来并被反复讲述，而且毫无疑问，还被酒吧常客们添枝加叶，比如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他的逸事为兰格的精神分析报告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当然，还有希特勒的生殖器这件小事。与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哼唱的流行小曲《布基上校》相呼应的，是战后检查元首遗体的苏联法医的笔记，笔记宣称“左侧睾丸找不到了”，然而，希特勒尸体的其余部分也大都找不到了，因为他在柏林地堡自杀之后，尸体已经被他的勤务兵彻底烧毁了。不管怎么说，医生在他生前为他检查身体时，发现他一切正常，这也就说明了一位据说在“一战”期间为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的报告是虚假的，该报告通过几个中间人传递，随后被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接受了。该报告指出，当希特勒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阴茎被一只公山羊咬掉了。［“这只山羊一定瞄得很准，”亨里克·埃伯尔（Henrik Eberle）和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Hans-Joachim Neumann）在2013年出版的《希特勒有病吗？》（Was Hitler Ill? ）一书中评论说，“而希特勒对其阴茎被咬掉却没有生理反射。”］《布基上校》的歌词说“可怜的老戈培尔根本没有睾丸”，实际上戈培尔有6个孩子（战争快结束时，他和妻子在自杀之前将这6个孩子都杀害了），这表明，说得客气一点，歌词并不是基于对所有可获得证据的清醒评估而作的。

其他人，包括德国历史学家罗塔·马赫坦（Lothar Machtan），都认为希特勒是同性恋，据说这就解释了为何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谋杀了如恩斯特·罗姆这样的已知的同性恋者，据说还有其他知道希特勒性倾向或真正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人［马赫坦列出的希特勒可能的性伙伴名单中，包括了希特勒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和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他的朋友普奇·汉夫施滕格尔，甚至约瑟夫·戈培尔和鲁道夫·赫斯，但奇怪的是，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大屠杀中，这些人都没有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如何准确地用同性恋或否认同性恋的意愿来解释大屠杀的行为，马赫坦对此不愿谈论，而他的金牌证人——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前线的一个战友，后来被判犯有多桩伪造罪和性侵妇女罪，而他所说的希特勒的故事也改了好几次。

事实上，尽管希特勒很小心地对公众隐瞒他与女人的关系，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自我牺牲、全身心奉献给德国人民的人，但众所周知，他曾与多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保持着传统的异性恋伴侣关系。爱娃健壮而充满活力，对希特勒的性能力构成了挑战，希特勒试图在医生西奥·莫雷尔（Theo Morell）的帮助下迎接挑战。在希特勒与爱娃共度良宵之前，西奥·莫雷尔会为他注射睾丸激素和其他激素制剂，比如前列腺激素等（毫无疑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伟哥”）。《希特勒有病吗？》的作者分别为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医生，他们在书中“希特勒的药箱”一章中列出了多达82种药物和其他注射或口服制剂，包括镇静剂、镇痛剂、兴奋剂、泻药、止痛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药物都是在同一时间或长期大剂量使用的。

希特勒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因为患上各种小病而使用过这些药品。比较严重的是，他在“一战”服役期间，左大腿被一块飞来的弹片擦伤，这在以后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另外在1918年10月14日，希特勒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出现了暂时性的失明。希特勒总是在演讲，在上台之前的竞选活动中更是如此，这使他的声带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导致他声音嘶哑。1932年4月，他接受医生建议，由著名男高音保罗·德弗里恩特（Paul Devrient）对他进行发音训练，他的嗓音才不再嘶哑。说来奇怪，在“二战”期间，西欧两个主要参战国的首脑——希特勒和乔治六世——由于相反的原因，都从语言治疗师那里得到了帮助——德国元首是说话太多，英国国王是因说话困难而说得太少。

1935年，希特勒的声音又嘶哑了，他担心自己患了喉癌，因而对自己的死亡问题感到更加焦虑，他也因此在随后的4年中加快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关于此事的报告通过玛莎·多德（Martha Dodd）传给了斯大林。玛莎·多德是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女儿，因而可以获得在柏林社交圈迅速流传的八卦消息，她还是苏联间谍，经常向莫斯科发送情报。然而，实际上希特勒嗓子嘶哑是声带息肉所致，专家给他做了外科手术，切除了息肉，而且显微镜下显示息肉是良性的。1944年11月，息肉再生——也许希特勒在令人绝望的战争后期阶段大喊大叫得太多了——又再次被切除，没有留下不良后果。

1941年8月，希特勒患了痢疾，恶心呕吐，昏睡了两个星期，一时丧失了做决定的能力，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他在当月月底就恢复了对军队的指挥，并发出了决定性的指令，从进攻莫斯科的军队中调出相当大一部分兵力去入侵乌克兰。更普遍的说法是，他长期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有人认为这是他从1930年开始就严格按照素食食谱进食的原因。作者提供了1944年12月25日希特勒圣诞大餐的菜单，食物少得可怜，只有麦片、多维茶、面条汤、油炸菜花、酥皮点心和土豆泥。不过虽然他的饮食单调，但不太可能造成严重的消化问题，肠易激综合征通常由压力造成，希特勒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埃伯尔和诺伊曼讨论了希特勒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的可能性，并复制了一系列心电图测试的结果。在这方面，压力似乎也是主要因素，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些传记作者夸大了希特勒病情的严重性，他的病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比较严重的是，1941年，人们开始注意到希特勒左手和左腿在震颤，他走路时往往拖着腿走。虽然这符合帕金森病的特征，但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希特勒似乎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当时他无论是讲话还是思维都依然非常清晰。关于希特勒尸体的说法，最严重的错误是关于其牙齿的。他在1933年有了一个新牙医胡戈·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此时他的牙齿已经严重龋坏，并已被拙劣地修补过，他的口臭肯定很严重。布拉施克不断地为他治疗牙齿，还在1944年的秋天给他拔了两颗牙。此时，希特勒的嘴里塞满了牙冠和牙桥，其中一些很可能是用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受害者口中取出的金子制成的——布拉施克在他个人的实验室里藏匿了50千克黄金，用于他的牙科工作，鉴于黄金如此之多，这些黄金也很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

1944年7月20日，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悲剧性地失败了，但他设置的炸弹无疑对希特勒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爆炸震破了他的耳膜，使弹片射入了他的身体，还烧焦了他的头发，灼伤了他的皮肤，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迅速做出反应，对策划者及其支持者和亲属立刻采取野蛮的暴力行动。奇怪的是，正如他事后所说，他的震颤“在这次袭击之后几乎完全消失了——倒不是我要推荐这种治疗方法”。但后来他的左手又开始震颤，他总体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完全恢复。1945年初，就像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说的，“他四肢颤抖，走路时驼着背、拖着腿，甚至他的声音也开始发颤，失去了往日的专横和强势，他说话结结巴巴、单调沉闷，已经丧失了感染力”。

是不是因为他的医生西奥·莫雷尔给他吃了太多不合适的药物呢？当然，莫雷尔热衷于为人开药和注射，这是出了名的（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每天服用28粒药丸，赫尔曼·戈林戏称莫雷尔为“帝国的注射专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战争结束后采访了希特勒随从人员中的幸存者，他毫不怀疑莫雷尔带给人们的有害影响：“他是一个庸医……骗子……对科学或真理漠不关心。”莫雷尔从1936年起就开始给希特勒治病，他对希特勒的影响主要来自他在病床边令人宽慰的态度。他对元首的影响与日俱增，引起了元首随行人员特别是另一位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的嫉妒，他们对特雷弗—罗珀的看法充满了个人敌意，因此不太可信。

事实上，莫雷尔是一位合格的医师，他的治疗方法符合当时公认的医学与药物标准。这甚至包括他最喜欢的多维药，这是一种可能含有甲基苯丙胺（“快速丸”）的兴奋剂。在1943年7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一次峰会期间，希特勒“极度兴奋，喋喋不休，墨索里尼几乎插不上嘴”，有关希特勒此时行为的报告表明，莫雷尔预先让希特勒服用的药丸的主要成分很可能就是甲基苯丙胺。然而，并非所有的多维药片或希特勒早餐喝的多维茶都包含此物质，药片和茶似乎是以咖啡因为主的，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曾经对它们上瘾。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莫雷尔则在设法阻止情况恶化，很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特雷弗—罗珀的说法，即莫雷尔让希特勒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了。

希特勒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很少运动，当他从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的家中出来，在拜恩阿尔卑斯山间散步的时候，总是朝山下走，在山下有一辆车待命，等他到达山脚的时候再把他送回来。纳粹政权痴迷于通过日常的体操训练来培养锻炼出一个健康的雅利安种族，工人、教师、军人，甚至小学生都被迫参加日常体操训练，这与希特勒的运动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纳粹精英对其他德国人的外表或行为有一定的要求，而他们自己却不喜欢与这些要求保持一致。有个流行的笑话说“真正的雅利安人要像希特勒那样金发碧眼，像戈培尔那样机敏，像戈林那样苗条”。然而，戈林是个十足的瘾君子，戈培尔是个先天性畸形足患者，希特勒不像他们，他的健康状况不比当时的许多中年德国人差。事实上，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自然比许多人都健康，尽管他厌恶体育锻炼。

埃伯尔和诺伊曼做了十分有益的工作，澄清了几十年来有关希特勒健康状况的所有多余的猜测。对“希特勒有病吗？”这个问题，他们给出了响亮的否定回答。也就是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并不比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某些时期的身体更糟。他当然没有精神失常，至少在已知的医学或精神病学的意义上说，他不是精神病患者。他的行动和信仰是否理性则是另一问题：非理性与疯狂并不是一码事。作者仔细研究了希特勒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各种看似非理性的决策，发现这些决定并没有受到任何他当时可能患有的疾病的影响。数百万德国人和希特勒持有同样的信念和野心，而战后他们当中很多人描绘出来的画面——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诱骗了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民族——从来都没有多少说服力。

第十章
阿道夫和爱娃

1945年4月29日凌晨，人们已经可以听见红军的火炮和坦克轰击柏林市中心的声音了，此时，在旧帝国总理府花园地下深处的希特勒地堡里，发生了一件离奇事件。在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纳粹党总理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见证下，一位柏林当地的官员正式主持了一场不采用宗教仪式的结婚典礼，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迎娶了33岁的巴伐利亚女子爱娃·布劳恩（她比希特勒小23岁）。一位当时在场的亲历者后来回忆，仪式结束后，一小群秘书和纳粹党主要领导人也加入了在希特勒起居室举行的派对，一起举杯回想“过去的愉快时光”。

这是在死亡阴影下举行的婚礼。因为不久前，希特勒才在地堡里向他的一个秘书口授了“政治遗嘱”。他在遗嘱中宣布，他的生命即将结束，他已决定“娶这个女人为妻，我们之间有着多年忠诚的友谊，而且她在柏林已经被围困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这是我的愿望，她将以我妻子的身份和我一起走向死亡”。4月30日下午，他们二人退到希特勒的私人居室，在那里，已经成为爱娃·希特勒的她坐在沙发上，咬破了氰化物胶囊，当场死亡。希特勒想让自己的死万无一失，因此他在咬破氰化物胶囊的同时，还向自己的右太阳穴开了一枪。听到枪声后，地堡的其他人员进入房间，将尸体抬到花园，然后遵照指示，将汽油浇在尸体上，把尸体烧得面目全非。仍然在运作的纳粹宣传机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希特勒已经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声明中没有提到他的新婚妻子爱娃，她死了，就像她活着的时候一样，除了希特勒的几个密友，没有人知道她。

爱娃·布劳恩是谁？为什么她要将自己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德国独裁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她存在的秘密被保持了这么久？她只是一个被希特勒的魅力迷住、不关心政治、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子吗？她与这位独裁者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吗？《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Eva Braun: Life with Hitler , 2011）是关于这个女子的第一本严肃的学术性传记。爱娃死后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历史学家海克·格特马克（Heike Görtemaker）对可利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彻底而仔细的筛选，努力找到这些令人费解、关乎人性问题的答案，并查明了她与希特勒的确切关系。

历史学家们早就知道，希特勒依靠一小帮亲密朋友和熟人为他做事。第三帝国是由生手和外行来管理的，绝不是由专业人士管理的。然而，他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作用，正如格特马克告诉人们的那样，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霍夫曼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名纳粹分子，他在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之前就结识了希特勒，并通过捕捉希特勒最具吸引力的形象，减轻了希特勒对可能被拍到有损形象的照片的忧虑。霍夫曼的工作确保了希特勒的照片在20世纪20年代末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媒体上。霍夫曼拍的照片总是最好的，他几乎随时随地陪伴在希特勒的身边。霍夫曼的家为希特勒提供了如同自己家一般的避风港。他因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后来还得到了丰厚的收入和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画入选了1937年展示纳粹艺术的“伟大德国艺术展”。霍夫曼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扩大自己的业务并雇用了新员工，其中一名新员工就是年轻的爱娃·布劳恩。

1912年2月6日，爱娃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父母分别是弗里德里希·布劳恩（Friedrich Braun）和法兰西斯卡·布劳恩（Franziska Braun），姐妹三人中，爱娃排行老二。爱娃父母的婚姻既不幸福，也不稳定。事实上，在1921年他们已经离婚，但18个月后又复婚了，因为失控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让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收入大幅贬值：在一个家庭里养3个孩子比分开在两个家庭里养划算。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经济稳定之后，这个家庭又继承了一笔遗产，生活又恢复到可以搬入一所大房子、雇用仆人和买车的状态。但是家里的情况仍然很紧张，因此爱娃大部分时间是与朋友的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她把朋友的父母称作父亲和母亲。爱娃在寄宿学校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应聘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当地报纸广告上登出的职位。1929年9月，爱娃成了海因里希·霍夫曼快速扩大的员工队伍中的一员。

此时，霍夫曼已经将自己的工作室宣传为一家纳粹企业。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是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毫无疑问，他鼓励女儿申请这份工作。17岁的爱娃担任销售员，并接受了基本的摄影技巧训练。工作室大部分生意都是纳粹党提供的，鉴于霍夫曼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她接触的第一个客户是希特勒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一天，爱娃被指派到附近的商店去给希特勒买一些食物和饮料。他们围坐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希特勒显然对爱娃这个新助手着了迷。战后，一位记者采访了布劳恩家族幸存的亲戚，并出版了一本书。根据书中的记述，希特勒甚至主动要求开车送爱娃回家（那时，爱娃已经回到父母身边了）。不久之后，希特勒便常常造访工作室，向她大献殷勤，还送她一些小礼物。他对爱娃太着迷了，于是秘密派人调查了她的世系血统，看她是不是“雅利安人”。调查人员向他汇报了结果：爱娃是“雅利安人”。

从未受过如此关注的爱娃·布劳恩开始报之以李。很快，她对希特勒的真实感情就已经笃定无疑。霍夫曼意识到这将进一步拉近自己和纳粹领导人的关系，于是开始鼓励他们进一步交往（格特马克说霍夫曼后来否定了此事，这是不可信的）。在希特勒和爱娃第一次相遇后不久，两人就发生了关系，他们的初次性爱很有可能发生于希特勒在慕尼黑高档社区博根豪森租住的一套公寓里。格特马克在这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避开了心理分析和推断，不过推测爱娃在比她年长得多的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她那无法令人满意的父亲的替代品，似乎也是个合理的假设。除此之外，他们两人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也相似（仅受过基础教育），并且都远离当时德国社会的权势集团。了解他们的人都指出，他们两人都有个人洁癖，保持着整洁的外表，但他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却是在非常规的环境中度过的，希特勒是在战前慕尼黑和维也纳的波希米亚世界里，而她则是在摄影工作室的艺术环境里。

毫无疑问，这种关系对于他们双方而言都是异性恋的正常表达。格特马克根本不屑提及美国心理学家沃尔特·C.兰格的战时分析《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也没有提到花花公子恩斯特·普奇·汉夫施滕格尔传播的酒吧八卦。汉夫施滕格尔是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的密友，他在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报告（被罗斯福称为战争期间的“睡前读物”）中说，希特勒参与了各种性变态活动。尽管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最可能的似乎是，希特勒的性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是很传统的，只是他一直对此讳莫如深。这个人邪恶至极，但并不是在所有事上都扭曲或变态。

希特勒与爱娃的关系很快就给希特勒带来了麻烦，随着他们的关系不断加深，这些麻烦也变得更加严重了。希特勒还没上台，便开始避免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他这样做的理由不止一个。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Angela Raubal）的女儿吉莉有染，并将在慕尼黑摄政王大街租用的一套豪华公寓中的一间转租给了吉莉。1931年9月18日，吉莉开枪自杀，也许是因为对和母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发生乱伦关系感到愧疚，也许是因为嫉妒，也许是因为无法忍受希特勒对她生活的控制。她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她是不是自杀的？有人认为她是被谋杀的，为的是避免纳粹党领导人的秘闻被曝光而引发尴尬，不过这种看法有些不合情理。

无论此事的真相如何，希特勒都觉得让私生活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实在是太危险了，更何况是在纳粹党正大受迎、地位日益提升的时候。他甚至对戈培尔这样的密友宣称，他只爱德国，永远不会结婚。为了公众的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幸福。他说：“我已经结婚了：和德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命运！”由于希特勒开始在柏林而非慕尼黑运作一场狂热的政治运动，因此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多少时间培养与爱娃的新关系。1932年的8月或11月（有不同的说法），悲痛欲绝的爱娃拿起父亲的手枪，装上子弹，朝自己的心脏扣动了扳机。

但爱娃·布劳恩瞄得不准。不管是机缘巧合还是刻意之举，子弹错过了所有重要器官，在医院毫不费力就被取了出来。希特勒闻此大为震惊，很快就去医院看望了她。希特勒告诉霍夫曼，从现在起，他“必须照顾她”，否则第二次自杀丑闻可能会毁了自己。现在希特勒意识到“这个女孩真的爱他”，他却没有提及自己的感情。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他与爱娃的关系就成了他生活中不变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爱娃自杀是在迫切地恳求希特勒的关注，那么她成功了。但她知道保持这种关系必须遵守的规则，这种关系必须处于保密状态，甚至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如果有外人在场，他们两人之间不能有任何爱意的表示。婚姻更是不可能的事。“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公众角色只能留给以下3个女人去争夺了：宣传部部长的妻子、狂热的纳粹分子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第三帝国“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的第二任妻子、女演员埃米·戈林（Emmy Göring），以及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妻子、很早就投身于纳粹党的伊尔莎·赫斯（Ilse Hess）。

在希特勒的授意下，爱娃·布劳恩与他的私人信件在战争结束前都被销毁了，但有一本残缺不全的——显然是真实的——从1935年开始写的日记保存了下来。爱娃在日记中记述了希特勒与她在前一夜度过了“令人销魂的两个小时”后，却突然“不辞而别”去柏林时自己的沮丧心情。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希特勒一直忙于处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务，从萨尔州的全民公决到引入征兵制，“爱情此时似乎不在他的日程安排之中”，她写道。在慕尼黑的一次招待会上，她期待他会对自己说些“甜言蜜语”或者“问候一声”，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他离开的时候，只是给了她“一个装着些钱的信封，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一次”。更糟糕的是，希特勒如今在柏林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身边总有一位名叫西格丽德·冯·拉弗尔特（Sigrid von Laffert）的年轻漂亮的贵族女子。

面对这种表面上的冷漠，爱娃企图第二次自杀，这次她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这会使她“必死无疑”，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事实上，她活了下来，而且她的招数奏效了。她从父母家搬到了慕尼黑的一所公寓，距希特勒的公寓仅5分钟路程，在那里，希特勒与他的姐姐及一个用人住在一起。爱娃的租金由希特勒支付，霍夫曼是中间人。几个星期后，她被允许出席纳粹党在纽伦堡的集会，并坐在主席台上，这让纳粹党统治集团里几位地位显赫的夫人感到十分厌恶，她们直到此时才知道爱娃的存在。不久，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离开了希特勒位于拜恩阿尔卑斯山乡间幽静的住所伯格霍夫别墅，她在这里待了7年，负责这里的日常管理——也就是说，她已经清楚地表明，她不喜欢这位年轻的对手爱娃·布劳恩。很明显，希特勒不允许别人批评这个已经成为他永久伴侣的女人。

如果爱娃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露面，去歌剧院、体育场或社交场所，爱娃就必须待在不显眼的位置。她现在经常与希特勒一起旅行，甚至随他出国旅行，但都是伪装成“私人秘书”或霍夫曼的工作人员。最终，她得到了柏林旧帝国总理府的一套公寓，这样，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她就可以与他在一起了。在幕后，她也开始慢慢地显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在伯格霍夫，她现在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希特勒会去那里放松自己，恢复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享受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个住宅虽然由希特勒谦逊而高效的事务总管马丁·鲍曼管理，但是爱娃·布劳恩还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确立了自己女主人的地位，她在这里策划社交活动，并被希特勒的密友圈子自愿或非自愿地接纳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鲍曼非常谨慎地与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确保她得到所需的一切，包括金钱，还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不让公众知晓她的存在。

当然，既然纳粹政权高层人物已经知道希特勒有一个长期伴侣，那么细心的记者们自然也能够弄清情况——只要他们愿意。只不过对于德国记者来说，这样做太危险了。但爱娃·布劳恩的角色没有逃过一些敏锐的外国记者的眼睛。比如1939年5月15日，《时代》周刊以当时八卦专栏的风格，以“轴心国的春天”为标题，登载了一则故事，讲述一位名叫爱娃·布劳恩的年轻金发女子，得到了“柏林的老朋友提供给她的一套公寓，每当他来到柏林的时候，总会去看望她”。文章还错误地报道说：“爱娃·布劳恩向朋友们透露说，她希望她的朋友在一年之内娶她。”在当年的12月，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还就此刊登了一篇文章《希特勒结婚了吗？》。1938年从德国逃到美国的德国记者贝拉·弗洛姆（Bella Fromm）似乎听到了一些八卦消息，也觉察到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友。弗洛姆把这种想法写进了她于1942年在伦敦出版的日记《鲜血与宴会》（Blood and Banquets ）中，书中特别提到霍夫曼的前助手“爱娃·海伦·布劳恩”似乎已经俘获了元首的心。然而，纳粹的审查官会确保这样的报道不被德国的广大读者看到。

尽管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之前可能认为有必要对他们二人的关系秘而不宣，但一旦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他实际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这对情人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呢？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会不遗余力地展示他对孩子的疼爱，尤其是对密友们的后代的喜爱，比如，他的建筑师和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孩子们在伯格霍夫总能受到热情的欢迎。此外，纳粹思想非常强调像爱娃·布劳恩这样的“雅利安”女人结婚并为帝国生育孩子的重要性。纳粹领导人都是这一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戈培尔有6个孩子，鲍曼有10个孩子。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与她的朋友赫塔·施耐德（Herta Schneider）年幼的孩子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拍了一些照片，爱娃将它们保存在一个专门的影集里，这也表达了她渴望在战争结束后与希特勒共同孕育子女的梦想，那是一个幻想的世界，类似于希特勒在查看他为战后柏林或林茨所规划的城市景观模型时所幻想的那个世界。而希特勒允许她拍摄他与孩子们的照片，不仅因为她要出售这些图片给霍夫曼作为宣传之用，而且还如格特马克指出的那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图片能让她憧憬那种无法与希特勒拥有的家庭生活。

希特勒的确是在刻意回避对家庭生活的承诺，因为他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表面上形单影只、所有人都必须遵从的人，一个站在第三帝国社会规范之上的人。这方面他的榜样是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一战”前，希特勒在维也纳居住过，卢埃格尔是维也纳著名的反犹市长，他曾拒绝与其伴侣结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女人”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许多妇女，”希特勒后来宣称，“是因为我未婚才对我着迷的。”

第三帝国政权被称为“公民独裁”，希特勒需要反复证明，尤其是向国际舆论证明，民众支持他的政权，喜欢纳粹政权的政策。因此，他要不遗余力地去争取选举和公民投票中99%的大多数。女性选民——她们占绝大多数，因为在“一战”中，德国男人被大量屠杀，而且女人的寿命更长——无论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还是以后，都是选举中支持希特勒的重要力量。在他的观念中，女人也是其战争努力的重要支持者，女人们让她们的男人投身于事业，并确保士兵们无须为自己在国内的家庭担忧。他曾在1942年私下里说过：“结婚将产生法律权利！因此，拥有一个情人要合适得多。这样，负担就没有了，一切仍然是馈赠。”爱娃意识到了他的这些想法，所以她十分小心，不利用她的地位在个人或政治问题上影响希特勒，而希特勒对任何企图通过爱娃对自己施加影响的人都极其反感。赫尔曼·戈林在战争开始后丧失了权力，他试图让妻子成为爱娃的闺中密友，借此恢复自己的权力，但是被希特勒粗暴地制止了。

纳粹思想中的女性本质上是被动、恭顺、简单而随和的动物，她们的职责就是崇拜他们的男人。爱娃·布劳恩绝非这样的女子。她的两次自杀行为已经表明，她会竭尽全力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在伯格霍夫，在比她年长得多、想成为帝国第一夫人的女人中间，她确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这就证明了她的人格魅力。在战争期间，来访者注意到她是如何变得更加自信的：希特勒晚餐后开始他那无休止的长篇大论时，她会示意他闭嘴；他在夜晚还无意就寝时，她会大声询问时间。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希特勒核心圈子里不可忽视的人物了。

爱娃在其他方面也不符合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一位被介绍到伯格霍夫做“管家”的访客不以为然地对别人说，爱娃一天要换好几身衣服。他严厉地指出，她不符合“理想的德国姑娘的标准”，一个理想的德国姑娘外表上应该是“自然”的。她漂白了头发，而且总是化妆（伊丽莎白雅顿是她的首选品牌）。此外，一旦希特勒离开巴伐利亚的住所，她就变了样子，开始抽烟（希特勒不仅本人不抽烟，还禁止他周围的人抽烟）、为朋友们策划消遣活动、看外国电影、举办晚会、穿着泳装做体操、晒裸体日光浴，而且一般都披散着头发。

纳粹德国不鼓励妇女从事专业性的工作，但希特勒对爱娃声称自己是专业摄影师却非常认可，并称她为“禄来福来女孩”（Rolleiflex girl）。她不但拍了很多非常不错的照片，还亲自冲印。格特马克的这项研究如果不是有几处疏漏的话，就算是很全面了。疏漏之一就是他没有讨论爱娃在伯格霍夫拍摄的大量家庭电影，这些影片是我们了解第三帝国领导人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信息来源。爱娃拍摄的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的彩色胶片留下了罕见的瞬间，这在21世纪人们的眼中多少比黑白胶片拍出来的真实一些。其中一些胶片已经使用自动唇读技术进行了解读，在一段怪异的影片中，希特勒与摄像机后的爱娃调起了情，这让观看这段影像的人感到很不舒服，就像希特勒是在跟他们调情一样。

尽管爱娃对自己信心满满，但认识爱娃的希特勒随从大多把她看成不起眼的小人物，认为她对外面广阔的世界一无所知。人们对于她的了解大都来自战后的回忆，特别是阿尔贝特·施佩尔发表的那些回忆录。像许多其他了解这位希特勒最终妻子的人一样，格特马克再一次证明了施佩尔那些只考虑自己的回忆是多么不可信。毕竟，这样来描述爱娃符合他们的利益：她十分天真，不关心政治，在这个她与希特勒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巴伐利亚上萨尔茨堡山的幽秘山区住所里，生活宛如田园诗一般，远离政治、军事事务的紧张和压力，她和他们从不讨论，也不知道对欧洲犹太人施加的迫害和大屠杀，更不知道对苏联战俘、德国智力障碍人群等群体执行的灭绝行动。

然而，希特勒的内部圈子，包括爱娃·布劳恩，并不只是居住在伯格霍夫，与发生在慕尼黑和柏林等大城市的事件隔绝，因为他们也有很多时候是在大城市里度过的。他们目睹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席卷全国的“水晶之夜”，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商店被纳粹冲锋队的暴徒砸毁，数百座犹太会堂被焚毁，3万名犹太男子遭到公开围捕、虐待并被关入集中营。他们看到了通往上萨尔茨堡山附近村庄的道路两边竖起的标牌，标牌宣布犹太人“不得”进入该地区。他们阅读报纸，看到了镇上禁止犹太人使用图书馆和游泳池等当地生活福利设施的通知。

虽然爱娃没有留下什么表达其政治观点的具体的东西，但是在她的影集里可以略见端倪。她的影集里有在战争即将爆发的紧张时期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的快照，她还在照片旁写上了标题，比如“波兰仍然不想谈判”，或者“元首在收听电台的报道”。如果希特勒收听了电台报道，那么，她也听了。毫无疑问，爱娃·布劳恩密切关注着战争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从一开始，她就感到自己与伴侣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战争爆发时，希特勒在国会宣布，“只有在我们胜利之后，或者我在战争中死去”，他才会脱掉身上穿的士兵制服，爱娃坐在记者席上一边听，一边啜泣着说：“如果他出了事，我也不活了。”

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希特勒留在柏林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东线后方的战地指挥部。可以合理地推测，他在发动入侵之前，会告诉爱娃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在那里待这么久。当然，他也会告诉年轻的秘书们，这就证明了后来人们的断言，即他从不和女人谈论政治，是不正确的。希特勒现在来伯格霍夫已经不太频繁了，但在军事形势允许的情况下，他每次来这里可能会待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1943年初，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不久之后，盟军轰炸机开始摧毁包括慕尼黑在内的德国城市，伯格霍夫的气氛也随之变得更加压抑了。随着希特勒淡出公众视野，爱娃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了。1943年6月25日，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打算于战后出版的长篇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爱娃，而且言语中充满了热情洋溢的谄媚和恭维之词。

1944年2月至7月是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他直到听说有人企图暗杀自己的传闻后，才离开伯格霍夫，回到了柏林。临走时，对于他有可能遇刺身亡的事情，他和爱娃做了安排。他告诉了戈培尔她的反应：她再一次告诉他，如果他死了，她就自杀。鉴于她已经尝试过两次自杀，因此这个想法对她并不陌生，而且她知道，她的敌人，包括权力欲越来越大的鲍曼，在希特勒死后肯定会将她赶出去，因此她的反应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这也清楚地反映了她真实的情感认同。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发生在1944年7月20日，上校冯·施陶芬贝格放置在希特勒战地指挥部的炸弹爆炸了。在接下来情况不明的几个小时里，爱娃多次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希特勒，当她终于打通了电话时，她告诉希特勒：“我爱你，愿上帝保佑你！”

1944年10月，爱娃对希特勒越来越糟糕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心，便立下了最后的遗嘱：把一切都留给她的家人和朋友，并在此明确无误地表示，如果希特勒死了，无论因为何种原因，她也将随他而去。希特勒在11月回到柏林时，爱娃也和他一起住进了旧帝国总理府内的公寓。后来，敌方的飞机和大炮不断轰炸，地面上的生活太危险了，于是他们搬入地堡，也就是后来他们生命结束的地方。在这里，她全力支持希特勒斗争到底的狂热决心，在大量证明他们在几周后就要彻底失败的证据面前，他们仍然怀着胜利的希望。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大胆地发给他一份详细说明帝国医疗服务灾难性情况的报告，希特勒却将他逮捕并判处了死刑。尽管爱娃以前和勃兰特是朋友，但她力挺希特勒的决定，认为医生的这种行为既疯狂又可耻。（勃兰特设法在最后几个星期的混乱中逃脱了厄运，却在战后因医学犯罪被盟军处决了。）

爱娃在慕尼黑短暂地看望了家人并与他们道别，于1945年3月7日回到了地堡。几个星期后，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她“很高兴在他身边”。很多人试图让她说服希特勒离开柏林，她都拒绝了。她不仅自己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还坚持让希特勒也这样做，并鼓励他相信情况仍然可能会好转，至少表现出相信情况会好转的样子。爱娃·布劳恩及其周围的人表现出了毫不减退的继续战斗的意愿，这无疑是造成战争最后几个星期里成千上万人死亡的部分原因。

尽管爱娃·布劳恩有时会对希特勒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感到不耐烦，但她还是对鲍曼为后世记录下来的众多希特勒言论非常认同。爱娃作为希特勒狂热的崇拜者，带着一个青年尚未形成的世界观，无疑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他对对手的仇恨以及狂妄自大的信念，相信德国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但希特勒有许多朋友、伙伴的受教育程度和成熟度均在爱娃之上，他们也接受了这些观点。海克·格特马克经过一丝不苟的研究写出的传记，彻底驳倒了希特勒的伙伴们后来往往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一些说法，即声称希特勒的私人生活，包括与其伴侣的关系，完全是与纳粹政治意识形态的世界隔绝的。因此，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人员小圈子里的亲密关系，还有助于我们无论是全面地还是从无数细节问题上，对许多战后记忆做出判断，而那些纳粹分子则试图用这些记忆为自己辩解。

如果希特勒在这个故事中以一个正常人的面目出现，有着正常人对家庭幸福和性满足的渴望，这是否使他看起来就不那么邪恶呢？我们是否应该相信，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邪恶的呢？假如我们认为，一个蓄意让数百万名无辜者在最恐怖的情况下死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样是不是多少让我们心里好受一点呢？

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描写纳粹主义的老套情节：集中营的指挥官经历一天的杀戮后回到家里，拿起小提琴演奏巴赫的曲子，或用留声机播放莫扎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这种截然对立也存在于希特勒的生活里。大多数希特勒的传记作者都认定希特勒是一个没有真正人性的人，是一个以纳粹主义为中心的感情黑洞，因在暴力和疏离的环境下长大而缺乏正常的人类情感，成年后除了仇恨和野心以外，无法感受任何真实的感情。《爱娃·布劳恩：和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一书则表明，这种观点太过简单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本书读起来才让人忧心忡忡。如果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都能够如普通人那样去爱另一个人的话，那么爱得有多大的力量啊？

第三部分
纳粹的经济

第十一章
经济复苏

冷战结束几十年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已经改变了学者们看待20世纪欧洲历史的方式。对35岁左右的人而言，比如《毁灭的报应》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亚当·图泽，在其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崛起并享有超级大国的地位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基本事实。早在1924年至1935年间，美国国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法国和苏联的5倍。同期，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美国的89%、72%、63%和25%。

当时的欧洲人对这些事实非常清楚，而阿道夫·希特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早在写于1928年但未发表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 ）中，希特勒就宣称：“欧洲人即使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也已经将美国的生活条件当作衡量自己生活的标准了。”希特勒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阅读了卡尔·梅（Karl May）的西部小说，对他而言，美国取得的产业优势和高标准的生活品质，显然是通过征服西部、灭绝美洲原住民实现的。德国是欧洲领先的强国，如果它不这样做，“具有威胁的北美大陆全球霸权”将会使所有的欧洲强国降格到“瑞士和荷兰”的水准。希特勒要征服东欧，这绝不是受条顿骑士团榜样激发的中世纪梦想的复苏，而是基于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模式，一种殖民、奴役和灭绝的模式，与在非洲和澳大利亚缔造的欧洲帝国，或者是19世纪征服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俄国有相似的特征。

对希特勒而言，这就是德国取得欧洲控制权的关键所在。“将来，”他写道，“唯一能够与北美分庭抗礼的将是那个明白如何……提高其人民的种族价值，使其融入最适合此目的的国家形式的国家。”当然，这种国家形式就是第三帝国的独裁统治。“一战”结束时，德国被迫签订的和平协议规定，德国军队人数不得超过10万，禁止德国制造坦克、飞机、战舰和现代战争所需的其他基本武器。希特勒一上台，便摆脱了该协议对德国的束缚。

亚当·图泽一直专注于德国20世纪初出现的经济统计资料，他广泛收集经济数据，不容置疑地证实了从第三帝国一开始，重整军备就是驱动德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之源。大萧条已经使1/3以上的劳动力失业，于是纳粹就在所谓的创造就业方案上大做文章，比如建设新的高速公路，但实际上即便是这些高速公路，也都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运送部队和装备），而且修建高速公路实际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也非常有限，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德国于1935年开始大量征兵，吸收大批年轻人，到此时就业形势才出现好转。

图泽在这里也没有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他宣称要推翻认为为平民创造就业机会是纳粹经济复苏核心的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但对此大可不必全信。他提出证据证明，德国经济于1932年夏末希特勒上台前的半年里就开始复苏了。尽管他认为这一结论“反驳了所有对后来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德国经济的描述”，但这个结论也不是什么新发现。经济史学家们其实早就知道，纳粹在时机的把握上是十分幸运的，在他们接管德国经济之时，德国已经开始走出大萧条。图泽的书做出的真正贡献在于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让以上观点成为不争的事实。希特勒痴迷于重整军备，野心极大，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资源和外汇都被用作军备开支，消费者也深受其害。比如棉花进口遭受重创，人们开始抱怨他们被迫穿的合成纤维衣服质量太差。在这方面，图泽完全推翻了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的观点，即纳粹政权因为害怕疏远平民而十分小心地缓和对他们造成的冲击。与阿利的说法相反，图泽指出，当时德国民众的赋税是全欧洲最重的。

在枪炮和黄油之间的竞争中，胜出的永远是枪炮，至少短期内是如此。事实上，黄油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就是限量配给的食品之一，因为军火工业开始把工人从农场吸引到德国的大城市里，而德国落后的农业并不能胜任强加给它的任务——解决德国的粮食需求。希特勒非常清楚，“一战”期间，在协约国封锁的冲击之下，60万名德国平民死于营养不良及相关疾病，他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由此造成的士气低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据说国内的革命分子曾在德国军队“背后捅刀子”）。

由于德国不像英、法那样拥有海外殖民地、与大西洋彼岸互有联系，也不像苏联那样可以获得地域广阔的欧亚帝国提供的资源，因此希特勒认为，德国在控制和利用高加索的油田和乌克兰的粮仓之前，只能尽可能自给自足。一旦控制了油田和粮仓，德国人民所做出的牺牲就能得到回报，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足。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希特勒在许多场合都说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西部（这意味着首先是法国）给敌人以沉重而决定性的打击，然后再征服东部，这些都是必要的。因此，德国需要一支庞大的陆军，还得有一支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的空军来提供支持。

希特勒的重整军备运动范围极广，到战争前夕，它已经占据了德国国家财政支出的1/5以上。为了满足军火工业的需求，德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因此在1934年和1939年，德国遭遇了严重的外汇危机，军备开支遭到大幅削减。图泽最为独到的见解之一，就是他证明了这些众所周知问题的根源在于希特勒拒绝让德国马克贬值，尽管众多经济领域的专家都力劝他这么做。但是图泽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希特勒不愿意这么做。纳粹政权的硬通货严重匮乏，它甚至禁止犹太人带着资产和储蓄离开德国，因而妨碍了迫使犹太人移民国外的政策，导致向国外移民的人口数量下降。直到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德国境内犹太人的财产遭到强行剥夺和侵占，向国外移民的人数才再次增加。

钢材短缺——主要是由于缺乏合适的铁矿石进口——是对希特勒非理性的野心目标的嘲弄：他要在即将爆发的欧洲战争之初，部署2.1万架飞机；陆军和海军也同样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材料来生产装备。冲锋队员在全国各地游荡，拆除公园、墓地甚至私人花园周围的铁围栏，这些铁围栏被回炉熔化后，制造成武器和弹药。另外，法本公司的化学家夜以继日地研制橡胶和汽油的合成替代品，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希特勒对这些问题了如指掌，而且，1939年中期，他意识到英国和法国也在迅速重整军备，于是决定趁着德国军备仍优于其潜在敌人的时候，给予他们决定性的打击。历史学家蒂姆·梅森认为，军备危机是整个经济的全面危机，会导致更多的工人闹事，实际情况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形势还是非常严峻，足以使希特勒“马上行动……即使要因此冒着提早两三年与西方列强开战的风险”，希特勒在1940年3月对墨索里尼如此说。

图泽有效地利用了军事历史学家在过去几年取得的研究成果，证明著名的闪电战策略是临时起意的结果，并不是旨在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对德国平民造成负担的小心谨慎的规划。闪电战是先以猛烈的空袭击败敌人，再以高速前进的装甲部队实施快速而决定性的打击。德国在制订入侵法国的计划时，最初的设想是将与法国主力部队发生直接甚至长期的对峙。只是因为同盟国无意间获悉了德军的计划，才迫使德国放弃了原计划，而代之以那个著名但极其危险的从阿登高地密林推进的计划，以及随后的“镰刀行动”，在1940年的几个星期之内就击败了法国和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到第二年入侵苏联时，闪电战的战略基础就更加不牢靠了。闪电战有赖于其种族主义的臆断：一个以次等人种斯拉夫人为国民、在被纳粹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剥削者政治集团领导之下的国家，在第一次打击之后就会崩溃，第三帝国来收拾残局就可以了。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时候，纳粹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取胜无望的战争。

的确，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形势从一开始就对德国人不利。图泽在描述德国的时候，经常将其看作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也许他对这一点强调得有点过了。甚至根据他自己的数据，德国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英国和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到1941年底，德国已经给自己树敌太多，联手对付德国的不仅有英国和苏联这两个欧洲强国，还有美国。为了努力对抗这股联合力量，希特勒或多或少放弃了造价昂贵且总体来说不太奏效的战列舰，将资源投入潜艇战，希望以此切断自大西洋彼岸运送给英国的补给物资，从而强行与英国单独媾和。然而，潜艇数量还是太少，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何况英国还组织起了有效的护航系统。并且，有了超级解码机，英国人便可以在德军展开军事行动之前截获其情报。要克服这些障碍，德国需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潜艇舰队并为其提供燃料，然而，德国缺乏足够的原材料。

图泽还指出，希特勒计划在1940年夏季和秋季入侵英国的时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且不论希特勒是否真的打算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他根本就没有资源建立起空中优势，而这是成功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必要条件。德国最初的空军力量的1/3都葬送在春季的西线战役中。德国既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又缺乏高效的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德国试图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威胁英国对重要水路干线苏伊士运河的控制，然而没过多久，英国镇压了德国人支持的伊拉克暴乱，并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德国的企图便被挫败了。

当然，德国有权任意调用从西线的法国到东线的白俄罗斯等欧洲占领国的资源。纳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残酷无情、不带丝毫愧疚地剥削战败国。图泽指出，到1944年，德国人已经从法国夺走了近400万发炮弹、5000多门大炮和2000余辆坦克。德国在1944年3月使用的火炮中，近一半都不是德国生产的。德国在西线取得胜利之后，得到了能够满足他们一年需求的锡和镍，以及能够满足他们8个月需求的铜。法国的汽油供应几乎被耗尽了。这样的剥削直接导致了1940年法国经济的崩溃，然而没收的资源也用不了多久。这也是希特勒避免进一步拖延入侵苏联的另一个原因。

1941年6月，德军挺进苏联控制的波兰地区，然后又进军乌克兰，很快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数以百万计的红军战士遭到围困、俘虏或被杀死。燃料和弹药的短缺同样影响和削弱了德国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补给线被拉长到崩溃的边缘。更严重的还是粮食问题，如果没有汽油开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那么强占乌克兰集体农庄就没有任何意义。数百万德国军队需要粮食，此外还需要更多的粮食来维持国内平民的生存，维持那些被迫进入德国、为德国提供劳动力的外国劳工的生存。

纳粹德国军方决定以蓄意饿死东欧占领区的当地居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330万名苏联战俘在被德军囚禁时遭到蓄意杀害，他们要么死于饥饿，要么死于疾病和疏于照管，要么直接被枪杀。近75万人在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时死亡，这是蓄意封锁的结果。德国对该地区的计划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有多达3000万名平民百姓死亡，从德国来的移民将定居于这些庄园、乡镇和城市之中。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1941年，罗斯福将越来越多的供给从美国运往英国，不久又运送给了苏联。这对希特勒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困扰，加剧了纳粹的反犹思想。1941年12月，希特勒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将忙于应付日本人，于是向美国宣战。由于希特勒深信存在一个将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起来的犹太轴心（或者说，在他的想象中有一股在暗中操纵他们的犹太势力），他便开始大规模屠杀欧洲犹太人。然而，上述观点也有矛盾之处。

在德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令人绝望的人力短缺之时，杀害几百万名身强力壮的犹太人似乎很难说是理性的行为。图泽认为，“通过劳动来毁灭”这一想法是党卫军与经济、政治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妥协。党卫军想杀死所有的犹太人，而经济、政治领导人却想利用那些适合工作的人。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后者在整体中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图泽指出，按照纳粹委婉的说法，1942年初召开的万湖会议是为了协调“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工作，会议由希姆莱的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他“既没有提到毒气，也没有提到把枪决作为处置波兰或西欧犹太人的手段。他反倒建议，犹太人应该呈巨大的施工纵列向东撤离，以进行道路建设”。但事实上，会议纪要确认了250万名居住在被占领的波兰“普通政府”地区的犹太人是不适宜工作的。出席会议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些犹太人会被杀死。戈培尔在日记中写到，大约40%的犹太人将被用于建设方案。然而，从一开始，这些人就没有足够的食物，常常遭到殴打，居住的环境也极其恶劣，总体来说他们被视为可以毁灭的人群，就像越来越多被带进德国经济制度之中的外国劳工一样，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

和最近探讨过这个话题的一些德国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图泽注意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希特勒在指挥灭绝计划中的作用。然而，他有可能让这一点显得过于重要了。比如，如果1942年4月和5月的食物短缺是促使纳粹领导层屠杀波兰剩余犹太人及占领东欧的关键因素，那西欧的犹太人此时已经被运到了集中营，这又该如何解释呢？1942年春天的战争形势相对而言还是对希特勒有利的。然而，苏联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这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令希特勒极为不安。苏联的工业基地都部署在远离前线的大后方，非常安全，所以基本上无须美国的援助，就跑赢了德国，生产出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到1942年，苏联设法制造出了4倍于德国的坦克、3倍于德国的枪支和2倍于德国的战斗机。苏联集中力量，在大型工厂里生产出特定几种武器装备。德国的军需生产已经耗尽了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于1942年2月初接任军备部长，据他所言，德军的军需生产混乱、缺乏组织，资源浪费在太多不同种类的产品上。战争结束后，施佩尔声称，他改进了生产的组织机构，完全掌控生产过程，提升了德国的军需生产能力。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参与政治的技术专家，对自己的成就怀有一种执拗的骄傲，为了凸显自己的成就，他进一步声称对于其主子希特勒实施的种族灭绝政策，他既不知情，也从未参与。

图泽彻底拆穿了阿尔贝特·施佩尔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个谎言欺骗了几代历史学家和记者，从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到基塔·瑟伦尼（Gitta Sereny）。当然，他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揭穿这些可疑说法的人，但他再次提供了大量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他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他证明施佩尔不仅修改了统计数据，夸大了自己的成就，还设法将接手时已经在生产中取得的成就据为己有。其他的经济管理者，特别是空军的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和经济部的汉斯·凯尔勒（Hans Kehrl），在此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施佩尔在战后证词中成功地掩盖了他们的作用。他后来声称自己是德国军备生产的总负责人，而实际上他从来都不是。军备生产在1943年至1944年确实增加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将犹太人和集中营里的囚犯派遣到兵工厂进行强迫劳动。兵工厂恶劣的生存环境让死亡率居高不下，规章制度极其严酷，工人哪怕犯了最微不足道的过错，都要被枪杀或斩首。此外，德国将资源用于大规模生产低级的坦克和飞机，只能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制造出来的坦克和飞机根本敌不过英国、美国和苏联制造的坦克和飞机。

当然，德国也在研发一系列技术非常先进的新式武器，包括喷气式战斗机、火箭、能够在水下潜航很长时间的U型潜艇，还有原子弹。但研发这些“神奇武器”必然要耗费很多年的时间，而德国却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大部分研发仓促而拙劣，这些武器并没有对战争造成太大的影响，即使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如雨点般从伦敦上空倾斜而下的V—2火箭，由于无法携带所需的弹头，也未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真正重大的影响。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抵御同盟国从西面对德国发动的空袭，以及正从东部向德国进军的苏联红军。空袭对鲁尔等重工业区的武器工厂和军事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逐步摧毁了德国平民的信心，最后人们甚至失去了对希特勒的信任。而希特勒却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对自己的人民采取了逐步升级的恐怖镇压手段。在德国的乡镇和城市里，形势迅速恶化，通货膨胀滋生出的黑市不断扩大，居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德国历史学家格茨·阿利认为，直到此时，纳粹政权仍然在竭尽全力减轻战争对平民的影响。图泽并不太认可这种观点，但他也承认，纳粹政权没有立即提高个人所得税，而是将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纳粹政权没有动员妇女去劳动力紧缺的军工厂工作，这一直是备受女权主义史学家瞩目的焦点问题。图泽绕过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比例在德国已经非常高了，因此提高这一比例的空间十分有限。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探讨的当然要比他提到的更多。纳粹思想不允许“铆钉工人萝西”（Rosie the Riveter）的对应词出现在德国的招募运动中（铆钉工人萝西是一位健壮的年轻女子，为美国招聘海报上的主角）。希特勒急于为士兵的妻子提供津贴，避免引起后方民众的不满，他为她们提供的津贴十分可观，足以阻止她们出去找工作。然而，无论纳粹政权如何努力，依然无法使其人民免受轰炸、食物定量配给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之苦。阿利认为德国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过得很舒适”，这样的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图泽也指出，促使施佩尔尝试这样做的真正力量是思想意识。更现实的经济管理者在1942年就已经得出结论，德国人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对施佩尔来说，通过“意志的胜利”，一切皆有可能。在纳粹政权领导层中那些坚定地认为战争应该坚持到底的狂热分子里，施佩尔是最为激进和执着的。

《毁灭的报应》无疑在未来还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议。图泽非常关注军备经济，但他也许忽略了纳粹经济的其他方面，比如大企业的作用、犹太企业的“雅利安化”，以及军队和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当然，对这些他也有所提及，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在这些方面多谈一些。即便如此，图泽的书目前已经成为包括德语在内的各种语言著作中，对纳粹德国经济史描述最重要的著作。它的某些部分难免比较专业，有的地方满是详细的统计数字，而且毫无疑问，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经济专业术语。不过图泽在叙事和创造醒目短语方面有过人的能力，这部经济史因而可读性特别强，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或许他的写法使战争的胜负显得太像是事先就确定好的了，但至少他的著作对之前的许多叙述做了纠正，这还是很有价值的。其他的著作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这个“战争力量的源泉”，没有这个“源泉”，就不可能打仗，更不可能取胜。

第十二章
人民的汽车

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德国时，看到道路上到处都是又矮又胖、奇形怪状的小怪物，它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或带着噪声很大的风冷发动机在高速公路上咔嚓咔嚓地狂奔，弯曲的车顶逐渐变窄，到最后成了一个尖头，而较为老款的车型，其椭圆形的小后窗非常小，我不禁好奇司机从后视镜能看见些什么。然而，与你真正坐在这样的汽车里兜一圈的那种恐怖感觉相比，其外观的丑陋就不值一提了。我坐在后座上（因为当我与一群朋友兜风时，我常常只能坐在后座上），低矮的车顶让我有一种幽闭的压迫感，而身后发动机的咔嚓声和嗡嗡声立刻让我头疼起来，冬季开启供热系统后排出的难闻气味更是让我头疼欲裂。高速转弯——或者以这样的车能够提升到的速度转弯——就是一场噩梦，车子摇摇晃晃，我的胃也跟着翻江倒海。

我更喜欢我父亲那辆淡蓝色的小莫里斯（Morris Minor），它的车身是立式的，有宽敞的内部空间，引擎前置，噪声很小。这款英国车还有更多的魅力：古色古香的臂式转向灯，从车身水平伸出，宛如小巧、闪光的琥珀手臂（但是，当你打开前门的时候，它们总有被折断的危险）。面对这样实用且优雅的汽车，谁又愿意买大众甲壳虫（Volkswagen Beetle）呢？然而，甲壳虫却是当时最成功的汽车。伯恩哈德·莱格（Bernhard Rieger）在《人民的汽车》（The Peopl e’s Car , 2013）一书中指出，甲壳虫的销售量比任何其他车都大。此书是对甲壳虫汽车历史的最新研究，颇具娱乐性和启发性，而且文笔也很优美。几十年来，小莫里斯的总销售量只有130多万辆，而甲壳虫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每年的销量都超过了100万辆。在联邦德国的道路上，每3辆车中就有一辆甲壳虫。1972年，其销售总额甚至超过了20世纪最流行的轿车——亨利·福特的T型车。

当然，像其他流行的小型车一样，小莫里斯也出口到国外，也经授权在国外生产，但它的风格和理念过于英国化，因而其流行范围也大多局限于大英帝国和新西兰这样的英联邦国家。1974年，最后一批小莫里斯轿车在新西兰下线，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新西兰的时候，路上还跑着许多小莫里斯（现在那里所有的车似乎都是日本车了）。相比之下，甲壳虫是一款真正的全球车型，在美国达到了很高的销售额，而且进入21世纪后，还在墨西哥继续生产。

这款车如此受欢迎的秘诀是什么呢？该车的出身不怎么好。虽然大多数人在战后宁愿忽略这个事实，但是大众甲壳虫的生命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希特勒上台后，决心把德国的现代化程度提升到他心目中英、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程度（莱格的叙述再次驳斥了对纳粹主义的旧解释，即它是一股落后、保守、过时的社会政治力量）。比如，相对来说，那时很少有人拥有收音机，所以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推行了大众接收机（Volksempgänger），那是一种廉价小巧的无线电装置，波段限制为短波，这样听众就没法收听外国广播电台了。冰箱就更为罕见了，于是纳粹政府推出了大众冰箱（Volkskühlschrank）。很快，许多其他有类似名称和意图的产品也出现了。人民的汽车（大众汽车）也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出现的。事实上，虽然人们普遍称它为“大众汽车”，但它正式的名称是“从快乐得到力量的车”（KdF -Wagen ），足见其与劳工阵线休闲计划的关系（不过对任何坐过甲壳虫的人而言，力量和快乐似乎都不适合形容这样的体验）。

从一开始，希特勒便决定让德国走向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是西欧机动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的公共交通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畅通、高效、快捷、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德国人大多觉得他们并不需要汽车。不管怎样，即使他们需要汽车，他们也买不起。魏玛共和国的经济灾难已经抑制了国内需求。事实上，德国的道路如此空旷，就连魏玛共和国热闹的大都市柏林，在1925年之前，都感觉没有必要安装任何红绿灯。

德国总人口的3/4都是工人、手工业者、农场工人和农民，他们买不起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或全国的27个独立汽车制造商生产的任何汽车。这些汽车制造商生产方式落后，产能低，只有那些时而发点小财的资产阶级人士才买得起汽车。为了达到当时美国的汽车保有量水平，希特勒在1934年柏林汽车展上说，德国必须将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从50万辆增加到1200万辆。甚至英国的汽车也比德国多6倍。更让德国民族主义者失望的是，德国最成功的两家大规模汽车制造商都是国外的——福特于1931年在科隆开了一家工厂，通用汽车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开设了欧宝汽车工厂。20世纪30年代初期，欧宝汽车占德国轿车市场年销售额的40%。

希特勒在几个层面上贯彻实施了他的机动化方案。修建著名的高速公路（Autobahnen）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它给就业带来的好处被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大大夸大了。另一个手段则是推广赛车，巨额政府补贴使戴姆勒—奔驰和汽车联盟生产的跑车在1934年至1937年举行的23次汽车大奖赛中获得了19次胜利。意识形态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追求国家统一的既定目标，德国政府于1934年将地方性法规换成了帝国通用的《交通法规》（Highway Code）。该法规没有像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将约束性规则强加给司机，而是信任雅利安人会让个人意志自觉服从整个种族的利益。昂贵汽车的车主必须把“纪律”和“骑士精神”放在第一位，在道路上消除过时的阶级对立。当然，他们不信犹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从1938年开始，德国便禁止犹太人驾驶和拥有汽车。

希特勒宣布，汽车是个人意志的反映，而不会像铁路那样在“运输中终结个人自由”。因此，新颁布的《交通法规》取消了德国所有道路上的速度限制，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第三帝国的前6年中，每年路上死亡的人数飙升到近8000人，还有多达4万人受重伤，德国的事故发生率在欧洲是最严重的（甚至比英国还要严重。英国人相信他们在道路上会表现得像绅士一样，所以在1933年取消了速度限制——当然，他们高估自己了，于是在1934年，正当德国人取消速度限制的时候，英国又再次采取了限速措施）。1939年5月，纳粹政权不得不承认失败，并在高速公路以外的所有道路上重新强制限速，时至今日，德国的高速公路仍然不限速，因而成为整个欧洲最恐怖的道路。

希特勒宣布，汽车必须摒弃“阶级性及其可悲后果，也就是阶级划分”。人人都应该拥有汽车。德国需要的是一款国产的轿车，一款能够消除社会分歧的轿车。

希特勒于是委托奥地利工程师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设计一款普通人也能负担的汽车（委托书还有一个典型的纳粹附录：官员要费迪南德·保时捷保证，必要时可以在发动机罩上安放机关枪）。保时捷雄心勃勃且颇有政治手腕，他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新建了一座大型工厂，配备了最先进的生产线，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劳工阵线将大笔资金交给保时捷支配，还送他去美国的汽车工厂考察。保时捷在美国聘请了一批德裔工程师，将他们带回德国研发新车。1938年，希特勒将大众汽车厂建在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下萨克森州（Lower Saxony）。一座新城拔地而起，准备迎接工人们的到来，一切似乎都已就绪。

为了让人们加入购买新车的储蓄计划，劳工阵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从莱格在书中展示的官方存折图片可以看到，人们在存折上粘贴面额为5马克的红色邮票，一旦邮票总额达到规定的990马克，就可以购买第一辆大众车了。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25万人报名参加了该计划。这个总数看似很可观，但远未达到纳粹政权所预想的数百万的参与人数。以这样的参与人数，该计划甚至远远不够支付生产成本。大部分储户都是中产阶级，其中1/3已经拥有自己的汽车，该计划要求的储蓄标准是广大民众望尘莫及的。此外，莱格也指出，大多数人放弃参与该计划，这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普遍焦虑。纳粹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具挑衅性，人们对未来深感忧虑。工人阶级不愿意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马克投在对他们来说仍然比较昂贵的汽车上，他们更喜欢便宜得多的摩托车，因此，摩托车的销售量从1934年的89.4万辆猛增至1939年的1 582 872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汽车”，不过它的普及率仍然没法跟不起眼的自行车相比。在战争前夕，德国大约有2000万辆自行车，这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他们就算想到汽车，也不过是将其看作休闲的交通工具罢了。

普通德国人对储蓄计划持怀疑态度是正确的。那些报名参加该计划的人，没有一个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大众汽车，即便得到了，也不是来自他们在纳粹时期投入的资金。这些钱全部被用于军火生产，工厂也被用作军火生产。战争爆发之前，只生产出了630辆甲壳虫，其中大部分被纳粹政权的高层领导抢购一空。1939年，由于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人被匆匆带到帝国的西部防线做劳工，因此纳粹政权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征集了6000名工人来维持生产。这些意大利工人被安置在棚屋里，因为到1939年9月，计划在新城里修建的住房只完成了10%。他们生产的汽车是军用版的甲壳虫，其底盘被用作德国版吉普“水桶车”的基底。从北非到东线，无论德国武装部队在哪里发起军事行动，这种“水桶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同盟国轰炸机指挥部计划要摧毁的军事设施名单上，大众汽车工厂并不是主要目标。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军工程部的伊万·赫斯特（Ivan Hirst）少校从英国赶到大众汽车工厂对其进行监督。他发现，70%的工厂建筑及90%的机器设备仍然完好无损。英国的占领区必须满足大约2200万名居民的交通需求，但是只有6.1万辆汽车，而且其中近2/3的汽车都“十分破旧”。铁路轨道和铁路上运行的全部车辆一直是轰炸机指挥部的轰炸目标，因此都已破败不堪。由于急需快速改善交通状况，英国军政府下令赫斯特重新启动甲壳虫汽车的生产。赫斯特运用英国从非洲的殖民经验中获得的“托管”理念和方法，利用工厂现有的人员，着手恢复生产。赫斯特以找人替代或者推翻判决的方式，让2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逃脱了“去纳粹化”特别法庭的审判。这在20世纪40年代末被占领的德国，是需求战胜法律和道德的典型事例。到1946年底，他还设法招募了6000名工人。但复苏大众汽车还是有些操之过急，汽车一直受到机械和其他问题的困扰。访问过该厂的英国汽车工程师得出的结论是，噪声大、臭味重、动力不足的甲壳虫汽车是没有前途的，而将这个巨大工厂搬迁至英国也被认为是行不通的。因此，它又被移交给了德国人。

欧宝汽车的工程师海因里希·诺德霍夫（Heinrich Nordhoff）扭转了局面。诺德霍夫与欧宝汽车位于美国的总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诺德霍夫不是纳粹党员，但他通过管理欧洲最大的汽车工厂——欧宝汽车工厂——对战争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因大量使用外籍强制劳工而被禁止在美国的部门里任职。但是英国人并不介意。诺德霍夫于是全身心地投入他的新工作，每天高强度地工作14个小时，简化生产工艺，排除汽车的技术缺陷，扩大经销网络，并在工厂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分级管理体系。他们销售的汽车色彩明亮，用诺德霍夫的话说，就是让“油漆呈现出和平时期的鲜明特征”。生产数字开始攀升，销售情况也开始好转。

大众汽车要摆脱纳粹时期的历史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厂所在的城镇现在被命名为沃尔夫斯堡（狼堡），是根据附近的一个城堡来命名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到，“狼”是希特勒在其亲信中的昵称，所以这个名字又可以被翻译成“希特勒的堡垒”）。沃尔夫斯堡开始建造房屋，大批来自东方的难民和被驱逐的人随之涌入这里——他们是战争结束后被逐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1100万名德国人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心怀怨恨，很容易受极端民族主义者煽动。1948年的时候，发生了对战后的联邦德国而言不寻常的事情：新纳粹德国正义党赢得当地近2/3的选票，工厂围墙被一再涂上纳粹党徽，许多选票上都写着“我们要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新兴的小镇，沃尔夫斯堡缺乏有经验的政治家来对付这种极端主义者的怀旧情绪。但是渐渐地，新建立的政党还是设法将新纳粹分子弹压了下去。

而这项任务的完成得到了海因里希·诺德霍夫的帮助，他坚持认为，德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遭受的煎熬是“我们发动并输掉一场战争”的结果。但这种不寻常的坦率有其局限性，他没有提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或纳粹的其他罪行。他在敦促工人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并专注于“成就”（Leistung）时，甚至无意中套用了纳粹的语言，就像希特勒在1942年激励德国企业在战争生产中“赢得一场有成就的战斗”那样。不管套用的言辞是什么，工人们都的确取得了“成就”。欧宝和福特汽车工厂都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它们在努力恢复生产的时候，大众汽车工厂已经生产出了大量甲壳虫汽车。诺德霍夫引进了在底特律率先研发使用的全自动化生产线，大众汽车厂的生产效率在20世纪50年代有了稳步提高。1955年8月，在10万名观众的注视下，第100万辆甲壳虫汽车驶下了生产线，这辆甲壳虫刷着金漆，保险杠上还镶嵌了水晶。12支军乐队演奏了约翰·施特劳斯的乐曲，红磨坊的剧团跳起了康康舞，一个南非黑人唱诗班演唱了圣歌，32名苏格兰女舞者在风笛合奏的乐曲声中跳起了高地舞。大众汽车厂在用奢华的款待讨好记者的同时，还将该事件以及大众汽车厂的成就制作成一部75分钟的电影，献给更广大的公众。

莱格颇有说服力地主张，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将大众甲壳虫汽车当成了“经济奇迹”的典型产物，甲壳虫汽车因此为自己赢得了偶像地位——没有华丽耀眼的外表，但结实、功能齐全、性能可靠、售价便宜、油耗低、易于维护，它具备了第三帝国时代不具备的一切。但是它过于缺乏装饰，甚至没有装配燃油表，司机必须记录自己的里程，否则就得在行驶途中冒着燃油耗尽的风险。后来，大众汽车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引入了液压刹车、完全同步变速箱和体积更大且动力更强的发动机，但其基本的吸引力依然存在。诺德霍夫不但继续痴迷于根除和解决小的技术问题，还建立了密集的经销和维修网络，如果汽车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到相应维修站快速维修。联邦德国成了“平稳发展的中产阶级社会”，甲壳虫汽车也就随之成为平稳发展的中产阶级的首选汽车。

一道设防的边界将联邦德国与共产主义的民主德国分开后，联邦德国缺乏象征国家认同感的明显标志，于是就把甲壳虫汽车定为国家的象征。整个德国社会都想隐退到个人和家庭生活之中，而汽车正好迎合了这一需求，这是对纳粹时代过于狂热和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所做出的反应。在冷战时代，能够驾车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前往任何地方的自由，是政客们所赞美的西方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甲壳虫汽车与纳粹的联系在“历史性洗车”之后被人们遗忘了，甲壳虫汽车的起源被归因于费迪南德·保时捷的个人天才。退伍军人喜欢它，因为他们怀念当年在战斗中驾驶像吉普车一样的“水桶车”的感觉；德国年轻人喜欢它，因为它简约实用。它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冷静而保守的德国人的“欲望新景观”。

然而，不久以后，汽车车主就开始让自己的甲壳虫汽车变得极具个性色彩，他们购买配件，在车身贴上铬条，用花哨的颜色给车身重新喷漆，或添加很多的装饰，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要让车看上去像“移动的圣诞树”。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做法是，在车内安装小花瓶，把郊游时采的鲜花插在里面。记者饶有兴趣地写到，车主在进行洗车仪式的时候，仿佛投入了“一定程度的爱和关怀，不相干的旁观者会觉得他正在与一个新情人调情”。莱格对于甲壳虫汽车车主性别特征的研究尤其透彻。当时联邦德国持有驾照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不到20%，甲壳虫便成了“厌女症的汽车”，因为男人使出了浑身解数要让妇女离开方向盘。广告宣传强调了车主的男性身份，广告上画出了男人的左半边脸，与甲壳虫汽车前脸的右半边结合在一起，广告语是“他的另一半”。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妇女才渐渐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甲壳虫汽车可以说一直是男性欲望的专属对象。

另一种欲望在汽车的内部得到了表达，因为年轻情侣把它作为“隐私地带”加以利用，远离拥挤的公寓和不以为然的成年人。有本汽车使用手册严正地指出，甲壳虫车内的性爱行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并不算是猥亵罪，只要车没停在显眼的位置就行。一位30年前曾与女友在一辆甲壳虫的后座上做爱的不来梅记者承认，每当他在街道上看见甲壳虫汽车的时候，他仍然会被“大腿根部一种奇妙迷人、无法抗拒的感觉”攫住。然而，发掘大众甲壳虫全部情色潜力的还是墨西哥人（甲壳虫在当地的名字是vochito）。一位车主后来说：“很多vochito车是在墨西哥生产的，而且许多墨西哥人都是在vochito车里造出来的。”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肯定都是柔术演员。

1967年，大众汽车开始授权在墨西哥制造；1980年，在那里制造的第100万辆甲壳虫汽车驶下生产线。和德国一样，壮大的墨西哥中下层阶级发现甲壳虫汽车很具吸引力，可以替代美国进口的高耗油汽车，包括名不副实的“小型车”。20世纪80年代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墨西哥的大众汽车厂将汽车价格下调了20%，迎来了新的买家。它成了的士司机的首选车型。vochito汽车不仅符合小资产阶级追求可靠和持重的理想，而且还体现了墨西哥的民族自豪感——它是由墨西哥人在墨西哥制造的，耗油很低，能够适应恶劣的条件，就像墨西哥人一样。有一位车迷说vochito就像一辆“小型坦克”。此话是对vochito的赞扬，而不是批评。

甲壳虫也在巴西生产，可惜的是，莱格对该车在这个南美洲最大国家的声誉和普及情况只字未提。然而，他却大肆渲染了甲壳虫在美国的吸引力。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许多住在广阔郊区的家庭在选择第二辆车的时候，往往会选甲壳虫，因为美国制造商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汽车需求。到1968年，大众公司每年已能横跨大西洋输出50多万辆甲壳虫汽车，约占其总产量的40%。至少有500万名美国人购买了甲壳虫。与德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驾驶甲壳虫的绝大多数为女性，而且车子都用于实际用途，比如开车到购物中心。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甚至成了反文化的象征，约翰·缪尔（John Muir）撰写的《如何让你的大众充满活力》售出了200多万册。缪尔鼓励读者“与你的车融为一体”，他写道：“它的命运取决于你使之保持活力的欲望。”1969年，迪士尼电影《万能金龟车》（The Love Bug ）上映，将这一拟人化进程推向了令人吃惊的巅峰。影片中一辆极具个性色彩的甲壳虫汽车为他的主人——一名不成功的赛车手——带来了成功，并最终带来了爱情。甲壳虫与性的荒谬联系甚至在大银幕上得到了展现。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坚固耐用的甲壳虫汽车有着卓越的全球化能力，能够适应所处的任何环境。1973年至1974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不断变化的时尚潮流、严厉的新安全法规都带来了挑战，加上甲壳虫未能跟上自动化的步伐，甲壳虫在德国国内的销售陷入了低迷。但是，甚至当甲壳虫时代在德国本土已经终结的时候，其在国外的销售仍然使公司得以维持。随着“经济奇迹”的终结，其主要标志甲壳虫汽车也走到了尽头。联邦德国人开始追求更快捷、更宽敞、更舒适、设计更优雅的汽车。全新大众高尔夫正好满足了这些要求。大众还出了更小巧、更便宜的车型Polo（马球）。1978年，沃尔夫斯堡完全停止生产甲壳虫汽车。大众公司又适时推出“新甲壳虫”，迎合复古别致的美国时尚，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款完全能够满足21世纪驾驶者的汽车（正如一则广告所言，“少一点华丽，多一点动力”）。这款车是在墨西哥生产的，而在德国销售的这款汽车是跨越大西洋出口到这里的。“这就像是一部倒着放映的电影。”一名记者看到新甲壳虫汽车在码头边被卸下来的时候说道。在过去，很多甲壳虫汽车就是从这里出口到国外的。新甲壳虫汽车不仅是后现代主义颇具讽刺意味的象征，也是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的象征，它弯曲的轮廓被刻意设计成原来老款车型的样子。

然而，老甲壳虫汽车的车主很清楚，这款车是不一样的。现在，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集会上聚集。在集会上，他们沉迷于怀旧之情，欣赏着历史悠久的老款车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定制汽车。从20世纪80年代起，有一个聚会每年都会在纳粹党昔日的纽伦堡集会旧址举办一次，就在希特勒发表演讲的大看台前举行。而对此，似乎无人察觉。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真正地回到原处。对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而言，甲壳虫汽车已经完全摆脱了它的纳粹渊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产品。1998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杰拉尔德·波斯纳（Gerald Posner）对被他形容为“保守的犹太人”的岳母说，他买了一辆新甲壳虫汽车，这时他的岳母回答说：“恭喜你，亲爱的。也许战争终于结束了。”

第十三章
克虏伯的军火

“二战”结束后，在力图将幸存的纳粹领导人绳之以法的诉讼中，检察官宣布，在所有与“纽伦堡审判”联系在一起的名字中，“我认为，没有一个名字像克虏伯这个名字一样，几十年来，甚至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是家喻户晓的”。起诉书继续讲到，该公司的历史已经使其成为“参与威胁欧洲和平的最邪恶力量的焦点和象征”。克虏伯基本上是一个家族企业，起诉书指出：“四代克虏伯家族拥有和经营的大型武器和弹药厂，是德国战争物资的主要来源。”克虏伯公司的传统，以及它所持的“社会–政治”态度，正适合第三帝国的道德氛围。不管这个国家要犯什么罪，不管是战争、掠夺还是奴役，这些人都会参与其中。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克虏伯就是一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工厂”了。

在纽伦堡审判及随后在1947年至1948年间举行的对主要实业家的审判中，“克虏伯”受到审判，与其说是因为支持纳粹主义，不如说是因为它是军国主义深层势力背后的经济推动力，同盟国决心将这股经济推动力也从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中驱赶出去。克虏伯公司在国际上臭名昭著，从俾斯麦的德国统一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军事侵略的武器制造商，因此它吸引许多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克虏伯的军火》（The Arms of Krupp ），这本厚达1000页的史诗巨著出版于1968年，作者是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他更为著名的书是记述他的战时朋友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总统之死》（Death of a President ）。《克虏伯的军火》写作风格粗鄙，有时还有些哗众取宠，书中充满对德国和德国人笼统的概括，曼彻斯特显然不喜欢德国人，这主要是因为其战争经历的缘故。克虏伯家族从开始到结束都被妖魔化了，曼彻斯特似乎总想揭发一些黑幕。这本书甚至在大众媒体上也是毁誉参半，有些评论者不满意其讽刺性的风格，《时代》周刊更是称该书“错误百出”。尽管如此，曼彻斯特以他特有的缜密和细致，仔细研究了克虏伯公司及其他的档案，包括纽伦堡审判的卷宗文件，以及许多其他原始资料，而且他还采访过许多人。他发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大部分都是以前不为人知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显然是忠实于文献记录的，并没有发表超越这些文献记录的任何断言，比如克虏伯在1932年至1933年间，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对希特勒的态度问题等。

曼彻斯特不是经济史学家，他对克虏伯家族的个性比对他们的生意更感兴趣。在他这本书出版之前，人们几乎没有对德国大公司及它们在第三帝国的作用进行过历史研究，他的书不仅是这方面的先驱，而且很多年来一直是该领域的代表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他的研究开始出现为止（而其他的研究之所以延误，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的公司，包括克虏伯，被曼彻斯特的书彻底激怒了。因此，在他的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公司让历史学家们很难有机会得到它们的档案资料）。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人们开始严肃地描述该公司的历史了，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也加入其中，编写了以年代为顺序的历史纵览。他的《克虏伯：一家传奇德国公司的历史》（Krupp: A History of the Legendary German Firm , 2012）风格严肃持重，与曼彻斯特的风格大相径庭。曼彻斯特不遗余力地揭露历届公司老板的个人怪癖和不正当行为，而詹姆斯这本书的重点则是企业的技术和经济史，与曼彻斯特的关注点截然不同。

像曼彻斯特一样，詹姆斯也是从头开始，但是他对公司各阶段的叙述大致是均衡的，而《克虏伯的军火》却高度集中于纳粹时期。詹姆斯指出，该公司从一开始就时运不济，倒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克虏伯（Friedrich Krupp）是个非凡的冒险家，他大部分的产业冒险都以惨败告终。他的祖母海伦·阿玛莉·克虏伯（Helene Amalie Krupp）在克虏伯王朝历史中很有影响力，是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一系列女性中的第一位，她通过在零售业、贸易及物业上的精明投资，给弗里德里希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她拥有股权的企业中有一个规模小且无利可图的铁厂，弗里德里希从这里获得了一些早期经验，虽然它后来被卖掉了，但它在他心中种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用“英国人的方式”生产钢铁和钢铁产品，将韧性和延展性充分地结合起来。

弗里德里希痴迷于此，把祖母的遗产挥霍得一干二净。他采用不同的原材料，在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技术进行实验。由于债台高筑，他的名字于1824年从当地商人的正式名单中被删除，身心俱疲的弗里德里希于1826年去世，年仅39岁。然而，他的遗孀特蕾泽（Therese）对他的梦想仍然充满信心，在14岁的儿子阿尔弗里德（Alfried）的协助下，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为了向当时在工业和技术上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表示敬意，阿尔弗里德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具有英国特色的阿尔弗雷德（Alfred）。他于1838年前往英格兰（化名为“施罗普”），1843年返回德国，之后他继续派人前往英国，学习最新的工厂设计和工业技术，并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赢得新客户，传播公司的声名。

阿尔弗雷德是一个工作狂，他后来对人说：“在创业初期，我是行政长官、文员、会计、铁匠、冶炼工、焦炭捶打工、水泥窖的守夜人，以及其他许多工种集于一身的人，还有一匹疲惫的老马，那是我们公司的交通工具。”他父亲的一个不容争辩的成功是研发了一种铸钢工艺，用来生产硬币的钢印。不久，阿尔弗雷德开始向奥地利造币厂供应压花辊，并建立分公司，生产辊轧机，用于制造调羹，产品销往法国、俄国、英国，甚至巴西。他真正的突破是随着19世纪40年代铁路的繁荣而到来的，那时，他开始为普鲁士国家铁路供应车轴和曲轴。持续的技术创新使他能够生产用于火车车轮的铸钢环——3个套在一起的圆环成为公司的标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此外还有导轨，以及钢板、轮船的螺旋桨和轴。这一切使克虏伯有能力收购其他公司，还购得了铁矿，同时还引进了贝塞麦和西门子—马丁的工艺，因而能够制造出数量更多、体积更大的钢铁产品。到1874年，他在占地35公顷的埃森工厂里，雇用了1.2万名工人，工厂规模已经是10年前的3倍了。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很清楚，工业快速发展是那个时代鲁尔区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有技术又可靠的工人是很难得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更好的条件，工人们经常换工作。他们需要纪律性和组织性，才能以所需的精度来操作铸钢的危险工序。然而，克虏伯想要“忠诚的员工……因为我们为他们提供了面包，所以他们从内心和行动上都充满感激”。为了吸引工人为他工作，并且一旦来了就会留下来，他为员工设立了健康和养老基金，修建了居住公屋，到19世纪末，已经有超过2.5万人在公屋里居住，还开设了55家公司商店和食堂，建立了学校，最终还建起了一家医院、一家疗养院和一座图书馆。

然而，他这种家长作风也有不利的一面。阿尔弗雷德称：“任何人都不应反抗德政，否则还不如不搞。”为了加强纪律，他于1871年宣称：“我打算引入一种做法，不断地拍摄工人的行为，对他们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包括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冲动、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有一支比市政当局更加了解情况的私人警察队伍。”摄影实际上是用来对付詹姆斯所称的“麻烦制造者”的。克虏伯告诉他的员工：“如果有人胆敢煽动对抗或加入某个协会，那么哪怕他是最好的工人或技术能手，也会被立刻解雇。”这里说的协会就是工会。

工人们是克虏伯人（Kruppianer），阿尔弗雷德甚至想管理他们的品行。《1872年克虏伯通则》规定：“道德与秩序和忠诚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如果没有道德，就会出现欺骗、混乱、堕落与不忠。”如曼彻斯特所记录的，1877年，在一次全国大选之前，阿尔弗雷德在他所有的商店里都张贴了布告，让工人们把政治留给那些更有才智的人——“高层政策问题需要有更多时间和知识才能驾驭，而工人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在选举之后，他立即开除了30名员工，因为据说他们散布社会主义思想。他要求工人宣誓效忠，还试图为表现良好的工人发放饰有金色穗带的制服。不过经人劝阻，阿尔弗雷德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工厂污浊的空气很快就会毁坏这些制服。他的私人警察部队比埃森的市政警察部队规模还大，他们负责对上班迟到、对上级不恭和很多其他行为不端的人进行罚款。警察还奉命搜查克虏伯商店和公屋外垃圾箱里的社会主义文献资料以及印有煽动叛乱言论的“用过的卫生纸”。他甚至让员工结婚，然后生很多孩子，“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忠实臣民，为工厂培养出特殊的工人”。这种新的封建管理方式确实预示了这座“纳粹模范工厂”以后的发展情况——工厂里有“领袖”和他们的“随从”，福利发放与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

有关克虏伯企业的这个方面，詹姆斯着墨太少，而曼彻斯特却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事实上，詹姆斯几乎没有提及工人，就算提到他们，也是为了强调公司的家长式作风，而没有提到对员工几乎是极权主义的严格控制。很显然，这就是公司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的历史。詹姆斯还极力强调，除了在战争时期，武器只是克虏伯生产的一部分。尽管克虏伯最初并不是军火制造商，但是，詹姆斯也指出，“军事和非军事生产之间的协同作用”构筑了公司在后来几十年所有变幻莫测的经济环境中快速扩张的基础。随着铁路热开始消退，日益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导致欧洲国家开始备战，克虏伯公司条件优越，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新的发展形势。

阿尔弗雷德不像他的父亲，他很善于推销自己的产品，他相信宣传可以为他赢得客户。他同时使用多个坩埚浇铸出一块1950千克重的钢锭，并在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赢得了一枚奖章。他还展出了一门亮闪闪的钢炮，这破坏了展览目录上的声明——“工业的宫殿是和平之圣堂”。“英国人将大吃一惊。”他得意扬扬地声称。（随后，该公司生产了“巴黎大炮”，它们在“一战”的最后几个月被用来炮轰巴黎，94千克重的炮弹通过34米长的炮筒，在120千米以外向巴黎开炮。在“二战”期间，克虏伯公司又生产了安装在一个巨大的铁路底盘上的80厘米口径的“多拉”大炮。这些巨型武器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却将克虏伯公司的形象带进了公众的视线。）

19世纪70年代，阿尔弗雷德在一座距离工厂13千米的小山上建造了一栋宏伟的别墅，俯瞰整个鲁尔山谷。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设计建造的修格尔庄园，在建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克虏伯公司自己生产的钢铁。这与其说是一个家，还不如说是接待客户和来访贵宾的地方，因为这样就可以使访客远离工厂的技术秘密了。阿尔弗雷德断言“在世人的眼中，这个工业制造商一定是在浪费钱财”。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甚至聘用作曲家英格柏·汉普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弹钢琴，借此讨好他的访客。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克虏伯花了150万美元，制作了修格尔庄园的模型，模型正面刻着他的名字。在模型里面，参观者可以看到一门大炮，它能够向20千米外的目标发射炮弹。

游客从世界各地来到埃森，包括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人们。克虏伯出售武器给俄国人，并从他们的军事技术人员那里吸收创新建议，还向巴西人出售铁路设备。1879年，他邀请了18个国家的代表来参观一场枪炮操作演示，并给英国议会议员分发自己产品的广告。他的梦想包括向全世界供应铁路设备，正如他在1875年所言，铁路线“连接和穿越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大陆，这些大陆上的国家将成为文明国家，干线和支线铁路将使相关行业一直忙碌到世界的尽头——只要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不要通过发展航空运输而破坏这种期望”。

詹姆斯一再强调，尽管克虏伯的业务覆盖全球，但最终他的命运还是和普鲁士国家的命运拴在了一起。首先是普鲁士蓬勃发展的铁路，然后是普鲁士军队，克虏伯在1864年、1866年和1870年俾斯麦发动的统一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克虏伯努力游说以获得武器订单，并在1861年到1870年间建造了4个新的大炮生产车间，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业务需求。詹姆斯将克虏伯本人描述成一个“远离政治的德国人”，但克虏伯与德皇威廉一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告诉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你和未来的皇帝要建立起我和现在的皇帝这样的关系，那就没有什么骗子能够毁掉我们的工厂了。”1871年，阿尔弗雷德宣称：“我的功绩将与伟大的普鲁士及其军事霸权共存亡。”

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在1887年父亲去世后接手了这家企业，他是现代化的热情倡导者，在他的影响下，公司开始生产镍钢装甲板、电引爆装置及其他许多产品。他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并购，大肆扩张工厂规模，员工人数从1887年的1.3万人增加到了1899年的2.5万人。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心安理得地使用新的大众媒体和流行的政治动员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商业利益。在19世纪末，一个重要的机会来了，德皇威廉二世决定建立一支大型的新式海军。为此，克虏伯不仅收购了一家大型造船厂，使其员工数量在几年内增加了两倍，还聘用了记者维克托·斯维因伯格（Victor Schweinburg），让他来发布对公司有利的文章。斯维因伯格创办了很受欢迎的海军联盟，以在民众中激起建造作战舰队的呼声。不到一年，海军联盟就拥有了25万会员。克虏伯与斯维因伯格的联系，以及他自己在联盟执行董事会的作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他们两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从海军联盟辞职。后来发现，公司作为新舰队装甲板的唯一供应商，获得了60%的利润。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从孩提时就患有严重的哮喘），所以他越来越多地远离这些政治风暴，待在卡普里岛上。在这座岛上，他涉足了海洋动物学，并把钱施舍给当地居民。

但是丑闻接踵而至，关于他和一些未成年意大利男孩之间狂野放荡的同性关系的谣言开始传到柏林。指责与反指责的声音在报纸上和帝国议会里四处流传。舆论风暴反映出公众对同性恋的普遍恐惧，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典》，同性恋是非法行为。它尤其被刻板的社会民主党描绘成资本主义上层统治集团道德沦丧的证据。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的婚姻在压力之下崩溃了，他把妻子关进了精神病院，自己也于不久后的1902年11月22日离开了人世。据他的医生说，他死于中风，而传闻说他是自杀的。

詹姆斯驳斥了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好男色的说法，认为这是他在卡普里岛遭到的强烈政治对抗的结果，他是在德国本土遭到“不择手段地利用丑闻和轰动事件的新政治发起的持续恶毒攻击”的受害者，但曼彻斯特提供了大量的旁证，包括阿尔弗雷德在柏林时常常邀请年轻的意大利男孩在布里斯托尔酒店陪伴他的证据。曼彻斯特认为阿尔弗雷德无疑是自杀的，他指出，阿尔弗雷德的尸体没有经过正式的尸检，医生就立刻将其放入一具密封的棺材，甚至亲属都不允许打开棺材。无论真相如何，詹姆斯对这些事件都做出了最有利的粉饰，对争议则一带而过，将所有的抨击都和克虏伯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联系在一起。

随着克虏伯家族最后一名男性继承人的离世，克虏伯这个家族企业被迫变成了股份制公司，但公司的16万股股份中，除了4股以外，全部归弗里德里希·阿尔弗雷德16岁的女儿伯莎（Bertha）所有。经营者们进入并接管了公司，使公司继续创新和扩大，并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胜利——取得了一种不锈钢的专利（4500块这种钢板从1929年起就覆盖在纽约克莱斯勒大厦的顶部）。1906年，情况再次发生变化，伯莎嫁给了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皇帝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还颁发了皇家特许令，允许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改姓克虏伯。到1909年，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他现在的名字）已成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同年，泛德主义者、商人和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成为执行董事会主席，而在1933年，他将成为希特勒的主要联盟伙伴。将克虏伯引入“一战”的正是这个团队。

克虏伯很快就适应了1914年的新形势。公司的造船厂转而建造潜艇，在1916年兴登堡计划的大量补贴下，它开始急剧扩张军火生产规模。詹姆斯说：“公司其实已成了德国政府的一部分。”公司的工人数量在快速增长，到1918年年中的时候，工人已经接近17万人。但此时工人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协约国军封锁阻断了德国的食品供应，物价开始飞涨，一个庞大的食品黑市应运而生。为了养家糊口，工人们开始要求工资上调，古斯塔夫开始担心“我们的君主和国家权威会逐渐衰落到民主的危险境地”。急于制止这种颓势的德皇参观了克虏伯的工厂，并向工人发表了一通明显夸夸其谈的演讲，但为时已晚。

1918年11月，德国皇帝被推翻，德国变成了共和国。新成立的工会很有实力，与公司谈判之后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职工委员会。被裁员后的劳动大军回去继续为国家铁路进行生产。同时，为了强制执行《凡尔赛和约》有关废除德国军备的政策，一群英国和法国官员突然进入坐落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下令毁掉一万台用于生产军事设备的机器。克虏伯不仅设法规避了这些限制，而且公司还在德国军队和国防军的鼓励下，与瑞典军火商博福斯（Bofors）合作，开始秘密生产武器。1926年，克虏伯开始制造坦克（“拖拉机”），并让红军在苏联对其进行测试。

同时，克虏伯还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获利。比如，1922年夏，它从银行贷款10亿马克，价值为114万金马克；克虏伯于1923年10月偿还这笔贷款的时候，其价值已经跌落到5.3万金马克。德国拖欠支付战争赔款，法国占领鲁尔区，此后生产渐渐陷入瘫痪。古斯塔夫因涉嫌组织抵抗占领，被判入狱7个月。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德国经济几近崩溃，克虏伯公司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它不得不与美国洽谈，获得美国的巨额贷款，并从德国政府获得进一步帮助。

复苏才刚刚开始，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就使德国经济陷入了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困扰克虏伯的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工资和薪金一再削减，工作时间也在缩短。1928年至1932年间，工人数量被削减了一半。1928年，克虏伯为了进一步削减工资，与同行的钢铁生产商一起，在鲁尔区对工人采取了无端闭厂停工的措施。詹姆斯又一次采取了他典型的做法，将叙述重点放在了古斯塔夫对此事持有的异议上面，而事实上，古斯塔夫完全支持这种做法，以致25万工人在最不能失业的时候丢掉了工作。

詹姆斯指出，古斯塔夫虽然是新任的德国工业协会主席，但他在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的复杂幕后谈判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他甚至拒绝了与希特勒会面的邀请，而且也没有在希特勒的要求下为其投入竞选资金。尽管曼彻斯特对这一发现表示赞同，但同时又指出，古斯塔夫认为政党无力解决德国的问题，因此想要兴登堡任命政府来完成这项工作。克虏伯与一帮实业家一起签署了请愿书，由纳粹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Kurt von Schröder）于1932年11月提交给兴登堡，敦促他任命希特勒。希特勒得到任命之后，开始镇压工会、攻击共产主义，这也受到了克虏伯的欢迎。

在纳粹的压力面前，克虏伯轻易就屈服了，犹太员工遭到解雇，而他的公司几乎立刻成为新政权重整军备运动的受益者。希特勒在1933年2月8日告诉他的内阁：“未来5年必须致力于重整德国人民的军备。”于是，订单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克虏伯公司。1934年至1935年间，公司又开始制造重型火炮。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克虏伯的船厂于1935年推出了第一艘新型潜艇。1939年9月，“二战”爆发，武器制造商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詹姆斯极力主张，迫使第三帝国参战的绝对不是克虏伯，而是纳粹政权。然而，纳粹政府为克虏伯公司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克虏伯的业务得以扩张，并从军备重整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克虏伯家族企业的传统，是由一个人而不是董事会来管理公司，这正好符合纳粹的领导理念和世袭思想。1943年11月12日，希特勒下令：“克虏伯家族财富的拥有者有权创建一个有特定继承规则的家族企业。”伯莎将所有权从体弱多病的古斯塔夫手中接过来，转给了自己的长子——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管理公司的阿尔弗里德。阿尔弗里德曾在1931年作为“赞助人”加入党卫军——这是他早期政治立场的象征——并于1938年加入纳粹党。他挤走了总经理埃瓦尔德·吕泽（Ewald Löser）［一个老派的民族主义者，曾在卡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手下任莱比锡副市长，而卡尔·格德勒是反对希特勒的保守力量的核心人物］，全身心地为纳粹政权效劳。詹姆斯还是按照他惯常的风格，强调阿尔弗里德相对而言并不十分热情和投入，而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公司的生产，尤其是在阿尔贝特·施佩尔担任军备部长之后。但事实上，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是执行董事会主席，因此对公司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回顾克虏伯的历史，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外籍强制劳工。和克虏伯在其他领域的做法不一样的是，在外籍劳工使用方面，克虏伯不再是纳粹政府政策的被动代理人了。从1941年秋天开始，越来越多的德国工人被抽调到前线，克虏伯便大力游说，让帝国及其卫星国把战俘营里的劳工分配给自己。公司甚至因为被认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而受到纳粹政权的批评。詹姆斯说，公司别无选择，只能使用强制劳工，但克虏伯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公司所需的劳动力。“克虏伯公司根据推测来订购工人，并不总是确定是否真的需要他们”，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 Herbert）在《希特勒的外籍劳工》（Hitle r ’ s Foreign Workers , 1997）一书中指出，但是它提出的要求都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主要是因为它与柏林中央当局保持着“传统的良好关系”。

公司理应保证给劳工提供食宿，当局才同意为其分配劳工，但克虏伯所要求的数字大大超过了自身的接纳能力。公司经纪人从荷兰集中营里挑选合适的工人，并确保法国工人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许多苏联劳工却被关在铁丝网后面，给他们的食物配给量很少，而且质量低劣，苏联劳工的健康状况因而迅速恶化。当地的管理人员有时试图改善这样的状况，好让他们更好地干活，但有一次，克虏伯总部宣布“不允许苏联战俘经常吃西欧的食物”，董事会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战俘处提出了口粮配给不足的投诉，说战俘“被殴打”，而且“没有得到应得的食物和空闲时间”，却遭到了驳斥。

詹姆斯承认，公司在改善强制劳工的悲惨条件方面的确“做得很少”，但有证据表明其过错不单是疏忽造成的。他说，最终口粮增加了，苏联工人居住营地外围的铁丝网也被拆除了。然而，据赫伯特说，“从前的铁丝网大多还留在原处”，克虏伯的官员们因担心无权得到更多的外国工人而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进，不过这些努力也被空袭抵消了。赫伯特说，埃森的一些营地成了“腐败和轻度犯罪的温床”，这些罪行包括挪用本该分给囚犯的口粮，对女职工进行性剥削等。

公司的安全部队由2000名配备了皮革警棍的男子组成，负责在公司主要行政大楼的地下室里野蛮殴打那些惹麻烦的外国工人。一个试图偷面包的苏联囚犯被公司保安枪杀，而保安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许多人“被殴打，只因为他们是东欧的工人，工厂保安已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力”。曼彻斯特提供了多页来自纽伦堡审判文件的证据，这些文件记录了克虏伯安全部队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战争结束后，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在纽伦堡接受审判，但此时的他已是经历了几次中风的垂垂老者，对他的诉讼也就只好放弃。而阿尔弗里德和克虏伯公司几乎所有董事都于1947年至1948年间在对实业家的审判中遭到起诉。他们被判犯有雇用奴工罪以及在被占领的欧洲进行掠夺等罪行，被判处了不同刑期的监禁。克虏伯的财产被没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公正的，但詹姆斯在谈到对实业家的审判时却愤愤不平。他说：“在审判中似乎有多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多种违反司法常规的做法。”他所承认的只是克虏伯“参与了受意识形态驱使、不道德、大规模而且错综复杂的事件”，而责任当然得由纳粹政权承担。

其他德国实业家也同样与纳粹的罪行有很深的渊源，因而对审判怒不可遏，这也是预料中的事。1951年1月，随着冷战步伐的加快，盟军高级专员、美国人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将军赦免了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声称“就算他对公司的经营施加过一些影响，那也是微乎其微的”，还撤销了没收其财产的判决。约翰·麦克洛伊也赦免了其他的董事，虽然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他们对公司的管理施加了更大的影响。这是更广泛的美国原谅和忘记政策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察觉到，面对来自东部的共产主义威胁，需要提振联邦德国的士气——经济的快速复苏压倒了正在衰减的与战犯算账的愿望。

像许多其他德国企业一样，克虏伯顺利地适应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新世界。最初人们以为，克虏伯这个德国军国主义的象征应该解散，结果克虏伯只有一小部分被分离出去了，公司基本保持完好。年轻的银行家贝托尔德·贝茨（Berthold Beitz）被任命为公司的执行董事，主要是因为他在战争时期罗兹（Lód ）附近的一家石油开采公司担任经理的时候，曾搭救过几百名犹太工人。他设法一再拖延出售公司的钢铁和煤炭股份，同时让公司扩大了这些领域的生产规模，并投资了新技术。

现在，出狱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阿尔弗里德开始思考未来了。他的儿子阿恩特（Arndt）对于接管公司毫无兴趣，正如詹姆斯所说，“作为一个同性恋花花公子，他更愿意过一种炫耀和享乐主义的生活”。1966年，阿尔弗里德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将公司转变成一家由慈善基金会控制的上市公司。阿恩特继承的全部遗产被收购，换取了200万马克的年收入。这就达到了使公司保持完好无损并免受大公司掠夺和收购的目标。当然，这也保护了家族财富，不过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1906年，德皇批准古斯塔夫及其儿子阿尔弗里德冠上克虏伯的姓氏。1967年阿尔弗里德逝世之后，克虏伯也就随之消失了。贝茨适时地宣布：“克虏伯家族的名字已经不复存在了。”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与其他公司合并，特别是与蒂森公司，然而后来始终刻意保持了自己的独特传统。

正是为了颂扬克虏伯的传统，基金会才委托哈罗德·詹姆斯撰写这本书，它最早在德国出版时的开本要大得多，有奢华的全彩插图，以庆祝2011年公司建立200周年。该书的德国版现在无疑正装点着修格尔庄园的咖啡桌，并被赠送给尊贵的客户和重要的来访者。虽然詹姆斯感谢基金会给予的财政支持，但他在序言里并没有透露此书的这一背景，也没有提及德语纪念版。他本应该这样做的。书的版本说明页暴露了该书的真实性质：这是为庆祝克虏伯公司官方历史而写的。该页显示，版权不归作者或出版商，而是归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基金会。詹姆斯坚持认为，书中所有的意见和解释都是他自己的，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该书对于公司历史上黑暗的一面都予以否认或者一带而过。该书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作者过于重视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了，那就是向修格尔庄园提交一份不会让其难堪的官方历史。

第十四章
同路人

一

1970年的时候，我刚开始在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当时大学的一位历史老师来问我想不想申请汉堡的F. V. S.基金会设立的一项新奖学金。我已经从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得到了资助，并不需要这笔钱，但又不想冒犯他，因而我还是申请并如期得到了这笔奖学金——当时提供的有两笔奖学金，竞争也不是太激烈。

它们被称为汉萨奖学金，提供第一年在汉堡、第二年在德国任何你需要去的地方（我去了柏林）的研究经费及生活费。基金会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Alfred Toepfer）的富商。几个月后，在这位富商位于汉堡的宾馆里，举行了欢迎晚宴。在宴会上，他的秘书向我解释说，他是在受到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这位榜样的感召之后，才用他的财富设立了魏玛共和国的一个基金会。她说，“一战”之前，特普费尔在著名的“漂鸟运动”（Wandervogel）中的青春经历，让他一生都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绥靖政策初期，罗德信托已经恢复了为德国人设立的两项罗德奖学金（1914年，德国人不再是这家盎格鲁—撒克逊组织的考虑对象），1939年，这两项奖学金被第二次中止了。1965年英国女王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确定重建两国友谊之后，这两项奖学金再次得到恢复。这两次给德国人恢复罗德奖学金的时候——第一次是在经历了几年的间歇之后——特普费尔基金会也设立了两项汉萨奖学金作为回报，也就是反向的罗德奖学金。甚至支付给汉萨学者的金额，在换算成德国马克之后，与支付给罗德学者的奖学金金额都是一样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令人非常钦佩。

但是随着晚宴的进行，我很快就意识到，特普费尔所说的国际友谊与20世纪70年代其他人的普遍理解不甚相同。这个时期，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的保守党政府正在努力确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在欢迎我和另一位奖学金获得者来德国时，特普费尔宣称，这进一步深化了不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他确实采用了这些说法，这在当今德国是不可思议的）。

特普费尔深感痛惜的是，过去非常缺乏这样的合作，这令他十分遗憾。要是英格兰——他这样称呼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在20世纪50年代就加入欧洲共同体该多好！他说，欧共体中的拉丁民族占了多数，造成了许多困难，并大大阻碍了欧共体的发展。他的话显然使英国总领事帕维斯先生感到很尴尬。帕维斯先生用手捂住了头，其实他的话让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难堪。作为威尔士人，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说我自己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后来，我与汉萨奖学金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曼特（Harald Mandt）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本人曾是德国的罗德学者。我们争论的是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而他是种族隔离政策的铁杆支持者。后来我又和特普费尔先生的副手里克（Riecke）先生进行了交谈，他说，战争结束后，他曾遭到英国占领当局拘留。我问他现在对此事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他已经偿还了债务。后来，等大家都走了以后，我留在基金会的客房里过夜。在浏览客房书架上的图书时，我注意到有几本我们现在称其为否认大屠杀的书，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安。

更糟的还在后头呢。早上我在留言簿上签名的时候，管家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最近在客房住过的另一位访客——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希特勒的朋友，德国战争时期的军备部长，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被判了20年监禁，不久前才被释放出来。管家说施佩尔真是个绅士，举止彬彬有礼。

这是否意味着特普费尔是一个新纳粹分子？在1970年的时候，要弄清楚这一点并非易事。联邦德国历史学家对他们社会里的前纳粹分子未曾进行任何调查——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人们能依据的只有民主德国发布的棕皮书，书中列出了活跃在联邦德国的政治、司法和经济精英阶层的数百名纳粹战犯。特普费尔的名字不在其中。此外，他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保证，他一直都和纳粹政权没有什么牵连，实际上他还因为反对纳粹政权被监禁过一段时间。棕皮书指出，他的公司在当时的联邦德国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整个战后经济领域里满是犯了重罪的纳粹战犯，包括曾从纳粹时代的犹太企业“雅利安化”过程中获利的零售商，比如约瑟夫·内克曼（Josef Neckermann），在纽伦堡实业家审判中被判犯有雇用奴工罪的商人，比如克虏伯和弗里克，法本企业集团的高层经理如弗里兹·梅尔（Fritzter Meer），此人曾在奥斯威辛设立工厂，工厂里表现不佳的工人被定期“挑选”出来，投进毒气室，还有德固赛公司的高管、为毒气室提供齐克隆B（Zyklon-B）的供应商等。特普费尔似乎并不属于此类人等。他的工作人员指出，和许多其他商人不同的是，他已经在战后的去纳粹化进程中被完全免除了责任。

诚然，他的基金会好像特别重视雇用前纳粹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本人就是纳粹分子。即使最受人尊敬的联邦德国人似乎也并不介意与前纳粹分子一起经营公司。阿登纳总理本人就曾让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多年担任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而格洛布克曾于20世纪30年代起草纽伦堡种族法的标准解读。的确，阿登纳关注的问题之一，是通过将老纳粹分子融入联邦德国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之中，让他们全身心投入民主政体，也不问他们任何问题，这样他们就不会心怀怨恨或被吸引到新纳粹主义阵营了。也没有迹象表明特普费尔在传播任何新纳粹思想。随着对1914年前的德国知识界和政治领域的了解逐步深入，我也意识到，他持有的种族主义观点甚至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很久便已经普遍存在于德国的精英阶层中间了。特普费尔的图书馆里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书，极有可能从来就没有人读过。特普费尔给我的感觉并不是一个博览群书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事实上，在除了经营以外的很多事情上，他都颇为幼稚，就像他在首次汉萨晚宴上的讲话所表现的那样。

特普费尔和基金会也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影响我们的政治或历史观点。基金会对我们这些汉萨学者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当然在奖学金的管理上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意图。我们本应该去汉堡大学听课，但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因为作为博士生，我们更关心的是研究和写论文，而不是去听课。我们瞒着基金会，花了很多时间在远离汉堡的档案馆，基金会只有在需要我们出席各种名目的晚宴时才会对我们感兴趣，而这种情况并不多。

我的博士课题是评估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至少是其中的女性在纳粹主义兴起过程中的共谋关系。我的灵感来自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有关德国精英阶层给予希特勒支持的著作。和我同来的汉萨学者当时在调查19世纪初巴伐利亚农民的性行为习惯。后来的汉萨学者也畅通无阻地对现代德国历史更加黑暗的一面进行了其他批判性的调查研究。说基金会试图干扰我们的研究或课余生活，这样的想法简直是荒谬可笑的。回到牛津大学之后，我便与基金会失去了联系，但是，比起基金会所做的其他事情，我更感激它让我了解到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政体的一些可疑事实。

后来基金会继续开展教育和文化工作，力度也不曾减弱。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来自牛津大学的80多位研究生或博士后，最近也有来自剑桥大学的，都是汉萨奖学金的受益者。基金会设立了更多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奖学金，特别是与东欧各国。基金会还对各种文化成果给予奖励，有些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其他的则是战后才设立的。获奖者名单读起来宛若20世纪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群英谱。比如，莎士比亚文化成就奖被授予了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A. S. 拜厄特（A. S. Byatt）等人。

二

在汉堡那次令人难忘的欢迎晚宴几年之后，基金会设立的奖项开始遇到麻烦。设立于1966年，授予法国、德国和瑞士学者的“上莱茵文化奖”引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该奖项的设立初衷是要支持这一区域的跨国界共同文化理念，却遭遇了一些指控。这些指控将F. V. S.基金会对跨境文化关系的支持描述为战前德意志帝国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认为该传统旨在最终吞并法国东部和瑞士北部的领土。

这些指控是由法国教师莱昂内尔·布瓦苏（Lionel Boissou）提出的，他声称“上莱茵文化奖”的授奖者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是一个想要强化德国在瑞士和阿尔萨斯势力的“厚颜无耻的鼓动者”。如他所言，此人是一个“有可疑历史问题的人”。这不仅导致该奖项在1996年被叫停，还导致此前一年基金会自己叫停了巴塞尔·布克哈特奖。1999年，布瓦苏说服法国参议院，阻止了原定在参议院内举行的将基金会的罗伯特·舒曼奖颁发给一位前波兰外交部部长的仪式。

实际上，布瓦苏是一个激进的法国民族主义分子，他试图让法语成为法国所有学校的授课语言，并认为在布列塔尼和法国巴斯克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活动是德国瓜分法国阴谋的一部分，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类似阴谋来。布瓦苏在1997年指出，1990年以后的欧洲有“被德国完全控制”的危险。《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规定，“欧洲各区域”里的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权利，这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偏执。因此，布瓦苏的运动尽管取得了成果，但也只是位于政治边缘的孤独运动。

然而，布瓦苏得到了德国历史地理学家米歇尔·法尔布什（Michael Fahlbusch）的支持。法尔布什曾在纳粹时期出版过一本研究“德国人民调查协会”的书。“德国人民调查协会”资助绘制了欧洲的种族地图，后来纳粹在东欧的种族清洗和大屠杀行动中就使用了这些地图，该协会曾与特普费尔及其基金会有着密切的私人财务关系。但是没有证据证实法尔布什所提出的观点，即这些地图是为了给大屠杀提供便利而绘制的。纳粹的种族灭绝意图和计划有一个完全独立的起源。因此，从所有这一切得出的断言，比如法尔布什声称的特普费尔为“支持大屠杀的学术项目”提供了资金，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奥地利也爆发了一场针对特普费尔的运动。1990年，基金会设立了以奖励奥地利所取得的文化成果为目的的格里尔帕策奖。该奖项与两项颁给年轻奥地利人的旅行奖学金相关联。这时，戏剧专业的学生克里斯蒂安·麦克里兹（Christian Michaelides）发动了一场反对他称之为“新德国式的权力政治”和“文化殖民的无耻行径”的运动。麦克里兹遭到了奥地利记者乌尔里希·魏因齐尔（Ulrich Weinzierl）的严厉批评。魏因齐尔称他的运动是“半真半假、充斥着夸张和影射的大杂烩”，是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奥地利面对版图已经扩大的全新德国时，表现出的潜在不适症状”。尽管如此，当1992年奥地利小说家汉斯·雷伯特（Hans Lebert）被授予该奖项的时候，他派了一名演员到颁奖仪式现场，将针对德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类似指责喋喋不休地重复了一遍（“首先到来的教士改变了我们世界的图景，然后商人来了，他们用还算贵重的礼物贿赂部落酋长，最后占领军来了，升起了异族的旗帜”）。

奥地利是德语国家。1938年，奥地利居民以压倒性的多数欢迎德国吞并奥地利。“二战”以来，奥地利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家认同感，难怪奥地利人在1992年感到很担忧。此奖项的授予对象其实是由奥地利科学院推荐的［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是获奖者之一，他在自己的中篇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Wittgenstein ’ s Nephew ）里极为风趣地讲述了该奖项备受嘲弄的原因］。但反对和怀疑特普费尔及其基金会的运动还在继续，并因此事件而达到了高潮——他们伪造信件寄给众多奥地利作家，说他们赢得了格里尔帕策奖。基金会已经受够了，所以叫停该奖项毫不奇怪。

因此，基金会在20世纪90年代是处于戒备状态的。1993年特普费尔去世后，基金会正式委托历史学家们彻底调查他的企业和基金会在纳粹时期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基金会期待参与调查的历史学家能够为自己开脱。在研究第三帝国的最权威的德国专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以及法国、瑞士、德国的赞助人的带领下，学者们开始展开研究。历史学家们非但没有为特普费尔的企业和基金会开脱，反而于2000年公布了毁灭性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特普费尔与纳粹政权的牵连远远超过了他所承认的程度。就连他的员工对此都感到震惊，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接受调查结果。直到2006年，这些真相才得以公之于众。两年后，其中一位赞助人扬·齐默尔曼（Jan Zimmermann）出版了特普费尔的传记，书中包含了新的发现，并增加了有关1945年以后基金会历史的更多史料。

这些发现最初却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忽略了。但在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Johnson）主编的活跃的保守知识分子月刊《观点》（Standpoint ）的2010年4月刊上，研究选举和政党资金的作家迈克尔·平托—达辛斯基（Michael Pinto-Duschinsky）在一篇冗长的文章中将这些发现呈现给了英语读者，其中还有一些是他自己的发现。在题为《纳粹大亨的奖金谎言》和《牛津上空的纳粹阴影》的文章里，平托—达辛斯基把特普费尔描述成一个党卫军的“赞助者”，说他给过希特勒很大的帮助。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特普费尔通过基金会输送资金的方式，来影响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使其支持第三帝国，而且特普费尔还在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和其他地方的纳粹颠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他还指责说：“特普费尔最亲密的心腹都是些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这些人在谋杀成千上万犹太人和饿死无数苏联战俘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指出，特普费尔于1993年去世以后，该基金会一直在努力“灰饰”大屠杀及其创始人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基金会的现任领导层使用这个不幸的颜色比喻来回避事实，意思是哪怕曾经出现无法挽回、彻底邪恶的罪行，那也是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特普费尔的钱被“严重玷污了”，“灰饰变成了粉饰”。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应该断绝与基金会的来往，基金会资助的“被玷污的奖学金”也应该中止。

三

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到底是谁呢？历史委员会的报告和齐默尔曼撰写的传记都展示了有关此人及其观点的大量材料，细心的读者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1894年，特普费尔出生于一个卑微的家庭（父亲是水手，母亲是农民的女儿），他很早就离开学校开始做生意了。“一战”期间他曾在军队服役，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受过3次伤，但伤势都不严重。事实上，他的秘书曾告诉我，战前他是叛逆的“漂鸟运动”成员，并受到过该运动的启发。“漂鸟运动”把青春期的男孩带进大山和树林里，让他们与自然交融，围着篝火唱爱国歌曲。如果说“漂鸟运动”给特普费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来一种特色的话，那么他提到的年轻时阅读过的、对其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本书，则带来了另一种特色。这本书是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所写的《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Rembrandt as Educator ）。这是一本广受欢迎的书，它将荷兰画家伦勃朗视为德国人，将与自然的融合看作德国灵魂的本质，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缺乏创造性的种族，应该遭到摧毁。

有了这样的信念，特普费尔在战争结束后主动请缨加入梅尔克尔自由军（Maercker Freikorps）也就不足为奇了。梅尔克尔自由军是一支由带武装的非正规军人组成的部队，负责在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之后的一些中心城镇“恢复秩序”。事态平稳之后，他开始经商，并很快通过粮食贸易和供应施工原材料发了财。他很幸运，在20世纪20年代初利用德国通货膨胀期间的汇率又赚了一笔。像其他德国民族主义保守派一样，他也欢迎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组建的联合内阁，毕竟保守派在其中占据了多数席位。但是，特普费尔也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在希特勒建立纳粹专政的时候没有反对。希特勒恢复了德国经济，特普费尔对此十分满意，也赞同希特勒对青年团里年轻人的组织和管教。他看到的正在出现的新秩序，对他而言似乎是扩展业务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大规模的暴力是新秩序的根基所在。他也像其他商人一样，开始与纳粹政权及其雇员建立起有益的联系。

特普费尔是反犹分子吗？平托—达辛斯基并未断定他就是反犹分子。的确，在特普费尔漫长的一生中，尚没有证据证明他发表过哪怕是隐含的反犹言论。在这一点上，他是和其他汉堡商界精英没有什么不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汉堡商界精英里面有许多犹太人。只是在纳粹时期，汉堡的商人们才渐渐开始利用“雅利安化”之类的商业优势。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933年初，特普费尔公开主张选举犹太人进入汉堡证券交易所粮商分部董事会，这让强硬的纳粹分子震惊不已。平托—达辛斯基推断，战后特普费尔给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犹太人许多好处，为的是扯一块遮羞布，以便奖项也能颁给原纳粹分子，但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特普费尔根本没有那么复杂。《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一书所传达的信息中，反犹主义对他的影响似乎最小。

特普费尔的不寻常之处确实极为不寻常，他决定用自己的财富设立一家基金会，并用它来颁发文化奖和奖学金。瑞士历史学家格奥尔格·克赖斯（Georg Kreis）指出：“特普费尔是一位有点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完全自学成才的人，他还以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把对当代艺术界和科学界所公认的卓越人物的敬畏，和一种认为他们尽在自己掌握的态度结合在一起。”通过基金会，他寻求获得因为自己卑微的出身而最初没有得到的尊重。事实上，他梦想得到塞西尔·罗得斯享有的那种尊贵地位。

然而，在第三帝国统治之下，这种野心几乎注定会使他陷入麻烦。在快速的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或者说“协调”之后，除了武装部队和教会之外，在德国几乎所有组织中，F. V. S.基金会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都是德国独一无二的机构。纳粹开始给特普费尔施加压力，让他把基金会交出来，并散布有关他的谣言，收集可以用来指控他的罪证。1937年6月14日，纳粹在掌握了特普费尔复杂的国际金融交易，包括F. V. S.及其位于瑞士的姊妹基金会J. W. G.之间的资金转移情况之后，盖世太保以涉嫌货币犯罪为由逮捕了特普费尔。平托—达辛斯基对他们的指控是认可的，即他涉嫌“逃税”并触犯了货币管制法，特普费尔的基金会及其位于瑞士的姊妹基金会只不过是避税的工具而已。平托—达辛斯基声称，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特普费尔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政治原因，但“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一论点”。

平托—达辛斯基也没有提供一丝一毫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实际上，捏造偷税漏税和货币欺诈的罪名是纳粹的惯常伎俩，用来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人，但他们也无法证明这些指控成立。1938年5月23日，特普费尔被释放。控方仔细检查了他的基金会和公司的账簿，没有发现定罪证据。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平托—达辛斯基的说法，即特普费尔通过在不同国家银行间转移货币——这肯定是一个国际商人的正常活动——来协助纳粹政权。事实上，他的被捕反映了纳粹对其基金会的敌视态度。

那么特普费尔又是如何获释的呢？在这里，平托—达辛斯基的说法更有道理，特普费尔的做法与第三帝国许多其他商人一样，他努力在纳粹政权中赢得强大的支持者，比如赫尔曼·戈林给了特普费尔帮助，并任命党卫军的官员在他的基金会担任高级官职；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福利基金捐款对他也不会有什么坏处（这也使他和很多商人一样，成了党卫军的一名“赞助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实际上就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或承担了诸如此类的角色）。1938年5月，他把基金会“创始人的权利”转让给了维尔纳·洛仑茨（Werner Lorenz）。洛仑茨是党卫军高级军官，负责管理海外德国人协会（Association for Germans Abroad），特普费尔与该组织有密切的联系。这已经足以使他从羁押中被释放出来。从表面上看，党卫军似乎已经接管了基金会，但事实上洛仑茨已同意不以任何形式行使这些权利。1942年，特普费尔再次得到了这些权利。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策略，从中足以看出特普费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使基金会继续运作下去，这与他自己的政治信念没有什么关系。

平托—达辛斯基细致地描述了特普费尔是如何把他位于古特齐根（Gut Siggen）和卡尔克霍斯特（Kalkhorst）的乡间庄园提供给奥地利和苏台德的纳粹分子使用的，他们在那里策划将自己的国家纳入第三帝国，这种描述无疑是正确的。许多在那里待过的人后来都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凶手，战争结束后，许多人都被判了刑。有些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领袖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或是奥地利的秘密纳粹党，在特普费尔给予他们实际支持时，他们已经参与了暴力和恐怖活动。特普费尔通过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也参与了纳粹在瑞士和阿尔萨斯—洛林的颠覆活动，同时通过他的弟弟恩斯特经营的J. W. G.基金会资助当地的纳粹分子。

在做所有这一切事的时候，特普费尔似乎都是主动为之，并不是在纳粹的吩咐之下做的。如果像平托—达辛斯基所言，他“给了希特勒巨大的帮助”，这就暗示两人之间有私人关系，但是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私人关系。特普费尔是在追求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信仰，它正好与早期的纳粹外交政策相吻合。他相信居住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萨斯—洛林和瑞士的说德语的居民应该被“带回帝国”——这一信仰不仅得到了当时持各种政治观点的绝大多数德国人的认可，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被德国以外的政客们所认可，比如英国首相张伯伦。张伯伦默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并在1938年出面促成了《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签订，使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

特普费尔于1942年拿回了自己的基金会，之后他利用人脉在驻巴黎的德国武装部队反间谍机构阿勃维尔（Abwehr）谋得了一个职位，他所在的部门负责保障德国军备，以及在敌国境内组织破坏和颠覆活动。我们仍然不清楚他是否真正积极参与了这些事情。阿勃维尔是一个奇怪的组织，里面的成员都是希特勒的反对者，他们在策划1944年7月20日企图炸死希特勒的行动中发挥了作用。特普费尔当然不是策划者之一，但他很可能与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持有同样的观点，即射杀人质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特普费尔于1942年年中离开了阿勃维尔，当时正是党卫军认为阿勃维尔打击抵抗组织不力，准备亲自出手的时候。

从1943年初开始，特普费尔受帝国经济部委托，秘密向国外卖出德国不需要的商品，为帝国购得了硬通货。他的第一笔买卖是将德国军队在法国没收的50万瓶香槟酒卖到西班牙，随后又有充公的汽车、卷烟纸、电台天线、涡轮机等交易。没有一分钱流进特普费尔自己的腰包。虽然他以这种方式为纳粹剥削法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但与纳粹在其他经济领域进行的大规模剥削相比，这点剥削根本算不了什么。

有没有证据证明特普费尔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获益呢？平托—达辛斯基声称，特普费尔公司旗下的一家子公司给罗兹的德国犹太隔离区管理部门供应过熟石灰，并指出“熟石灰是和其他东西一起用来掩盖尸体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特普费尔本人知晓熟石灰的销售情况，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参与这项业务的日常管理，但他肯定造访过其位于波森和克拉科夫的分公司，并定期了解其经营活动，确保他这些经营活动能带来经济收益。前面说的那家子公司是一家建筑公司，熟石灰是石灰水、砂浆和石膏中的成分，也是污水处理中使用的一种原料。没有证据表明熟石灰被用于掩盖遇害的犹太人的尸体，这甚至不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熟石灰并不是特普费尔的子公司运送给罗兹犹太隔离区管理部门的唯一东西，这一点平托—达辛斯基没有提到。它也提供水泥，这说明像在东欧其他地方一样，它也参与了这里的建筑施工；它还提供面粉和豌豆等食品原料。在关于平托—达辛斯基文章的新闻报告中，比如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杂志《彻韦尔》（Cherwell ）上，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变成了事实，即“熟石灰是用来在波兰罗兹犹太隔离区掩盖尸体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波兰的抵抗组织烧毁了特普费尔位于波森的公司和其他各种建筑公司共用的堆场之后，盖世太保逮捕了受雇于该堆场的所有波兰人。特普费尔的公司还为这些波兰人说情，并最终让他们得以释放。

事实上，特普费尔的公司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它们为波兰占领区提供德国定居点所需的建筑材料，或是组织从土耳其向德国运送食品，帮助建设波兰总督府的军事阵地，或在该地区开展“文化工作”，从而加强波兰占领区的德意志化进程，并以一种更普遍的方式为德国的战争贡献力量。对特普费尔和当时的其他德国企业而言，商业和意识形态是密切关联的。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支持其意识形态的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纳粹主义，尽管二者可能密切相关且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它们还是有区别的。

四

战争结束后，特普费尔被英国占领当局关押了两年，英国最终决定将特普费尔归类为纳粹的“同路人”（非常合理），然后移交给一所由德国人管理的去纳粹化法庭。像许多相同处境的人一样，特普费尔也得到了各种德高望重人物的证明信，并声称自己参与过抵制纳粹政权的活动，而这往好里说也是夸大的。于是，他得到了一份清白证明，这是他日后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在20世纪中期，特普费尔重建了他的企业并积累大笔财富，之后他把这些财富用于基金会的重建和业务扩展之中，还设立了新的奖项和奖学金。他十分顺利地融入了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新世界，并很快与基督教民主体制的当权派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交上了朋友。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个体制里满是比他更加劣迹斑斑的前纳粹分子。

平托—达辛斯基暗示说，特普费尔仍是一个秘密的纳粹分子，过着“双重生活”，他表面上假装拥护欧洲的统一，把他设的奖项颁给“寥寥几个犹太人”，其实是以此为遮羞布，好把奖项颁发给形形色色的“纳粹同伙和一系列反犹的种族主义作家和学者”。但并无明显证据来支持这种“双重生活”的说法——特普费尔对欧洲的热情是真诚的，即使这种热情与他在1945年以前一直怀有的信念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连续性。

特普费尔当时似乎认为，随着1940年纳粹的胜利而确立的欧洲“新秩序”将为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合作新时代铺平道路。这意味着数百万名犹太人和斯拉夫人会惨遭杀害，对此他一定是知情的，因为绝大多数德国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但这似乎并没有使他烦恼。平托—达辛斯基引用了1940年一份出版物里的内容，特普费尔在其中对纳粹主义提出赞扬，称其为德国实现了“社会公正”，消除了失业，并从身体和思想两方面对各个阶层的青少年进行了训练。他说纳粹主义实现了民族统一，这话似乎意味着纳粹主义将其他欧洲国家的所谓德意志元素融进了帝国之中。他似乎并不关心纳粹是以许多人的生命和巨大痛苦为代价来实现上述目标的。

到1943年，德国领导的欧洲合作梦想已经因纳粹对被征服国的无情剥削而被粗暴地击碎了。像“新秩序”的许多其他支持者一样，特普费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明确预示德国战败不可避免之后，又寄希望于战后秩序，认为它将以新的形式使欧洲合作起死回生。这样的思路是纳粹政权可以容忍的。在战争后期，纳粹政权标榜自己是为了欧洲而与美国、苏联统治的威胁作战。这种想法很容易渗入战后特普费尔在形式上稍加修正的对欧洲的热情之中。

1945年以后，特普费尔在多大程度上同情纳粹主义呢？平托—达辛斯基毋庸置疑的发现之一，就是特普费尔的女儿格尔达（Gerda）在1951年访问了牛津，并将1938年的莎士比亚奖颁给了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在牛津期间，格尔达跟C. A.麦卡特尼（C. A. Macartney）进行了会谈，麦卡特尼是万灵院士和当代匈牙利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希望能采访在德国占领匈牙利这一短暂时期的3名德国高级官员。德国在占领匈牙利期间，将法西斯主义和反犹的箭十字党（Arrow Cross）推上了台，直接导致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遭到杀害。平托—达辛斯基声称，他们两人此后的往来信件表明，格尔达想让麦卡特尼利用其在英国政府的人脉关系，催促英国政府提前释放在押的纳粹官员埃德蒙·费森迈耶（Edmund Veesenmayer），从而便于麦卡特尼采访。

平托—达辛斯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他说费森迈耶出狱后成了特普费尔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这倒是事实，实际上他只是基金会在德黑兰建立的分支机构的代表而已，而且两年后特普费尔就将其解雇了。因此，并非如杂志《彻韦尔》中所声称的那样，特普费尔与费森迈耶有“密切的联系”。然而，费森迈耶1940年至1945年的私人秘书芭芭拉·哈克（Barbara Hacke）却成了特普费尔的私人秘书。平托—达辛斯基引用了1952年哈克的一封信，说哈克的信件“实际上是在为大屠杀辩护”，而事实上它含蓄地称德国—匈牙利对犹太人的灭绝是整个欧洲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项民族主义计划。此外，费森迈耶的副手库尔特·哈勒（Kurt Haller）也成为特普费尔的员工，在1947年成了他的法律顾问。

至于我在1971年那次晚宴上结识的里克，平托—达辛斯基指出，他是一名党卫军少将，曾担任食品与农业部的国务秘书和东部占领区领土部高级官员。在这些职位上，他一直在负责执行饿死当地居民的计划。此外，特普费尔还为老熟人党卫军少将赫尔曼·劳特巴彻（Hermann Lauterbacher）写了推荐信，后者如果成功地从藏身之处逃脱，与其他在阿根廷的被通缉的纳粹分子会合，便可使用这封推荐信。此外，特普费尔还为党卫军高级军官维尔纳·洛仑茨在纽伦堡的美国特别法庭上的辩护提供了资金帮助，洛仑茨曾在特普费尔1937年被捕后帮助拯救他的基金会。特普费尔与党卫军的重要人物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和汉堡大学的纳粹校长阿道夫·赖因（Adolf Rein，就是他解雇了犹太员工）也有联系，还在汉堡的前纳粹市长卡尔·文森·克罗格曼（Carl Vincent Krogmann）陷入财政困难的时候给予过帮助。

特普费尔为什么会支持这些罪犯呢？里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1945年之后，特普费尔把工作给了四类人（几类人可能有重合）：受过培训的会计和商人、“一战”期间他在军中服役时的战友和之后在自由军的战友、在战后监禁期间表现“体面”的人、因受到盟军不公正待遇而在困难时期落魄的第三帝国的人。毫无疑问，里克和费森迈耶在经商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十分老到，不然特普费尔也不会聘用他们，但他们也属于里克提到的四类人中的后两类。所以很明显的是，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格拉赫所指出的那样，特普费尔雇用他们既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的原因。然而，这并非因为他们是纳粹分子，就像在20世纪中期的大多数保守派一样，特普费尔把纳粹分子和德国人区别开来，并把德国人从纳粹所犯的罪行中开脱出来——尽管他承认这些罪行，但是他认为犯罪的人只是一小撮占领军，这些人与像他自己和他雇用的人一样的真正的德国人毫无关系。像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憎恨对战争罪的审判以及同盟国的去纳粹化程序，认为贝斯特和里克这样的人是胜利者审判的受害者。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德国人的是，特普费尔有条件去帮助他们，他也这么做了。

五

那么，汉萨奖学金是怎么回事呢？正如特普费尔在宴会上的讲话所表明的那样，他把1970年汉萨奖学金的恢复看作英格兰和德国和解的表示，尽管他设立该奖学金的种族主义初衷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根本上说，它与最初罗德奖学金在“一战”前设立的目的是一致的。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使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世界的人，比如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德国等国家的人，能够在牛津大学学习。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观点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就不再有什么关系了，罗德学者中已经包括女性和非白人学生，而且他们与汉萨学者也没有关系了。

当然，20世纪30年代中期设立的汉萨奖学金又是另一回事。在那样一个绥靖政策盛行的世界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十分清楚，将会有象征着政治贿赂的黑钱来自该奖学金。里宾特洛甫在1936年8月出任驻伦敦大使之前，是希特勒的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平托—达辛斯基正确地指出，里宾特洛甫很支持该奖学金，显然他把该奖学金与其他许多举措（比如他在1935年成立英德协会），都视为改善纳粹德国在英国的形象的一种手段。但没有证据表明该奖学金在这方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相反，里宾特洛甫作为大使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羞辱之后，开始憎恨英国人，并着手策划针对英国人的战争。到1970年奖学金恢复的时候，纳粹主义早已不复存在。不过汉萨奖学金的钱完全是由基金会独立提供的，每年开会评选获奖者的委员会也是完全独立的，评委里没有人直接代表基金会，基金会对于选定的候选人也没有否决权。特普费尔的“盎格鲁—撒克逊”青年团体的种族观点已经无关紧要了，该奖学金的现行章程声明“它们应该发展和加强德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推动和促进欧洲的团结”。

平托—达辛斯基敦促牛津大学终止汉萨奖学金计划，其主要观点之一便是“在牛津大学，对大屠杀这段历史的讲授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太讲这段历史的现象，是受大学资金来源的影响的”。他指明了“提供研究资金的危险性”，尤其提到“为当代德国历史和政治的研究提供的资金”，因为在这个领域，与在其他领域一样，“资金的来源会影响研究观点和结果”。他于2010年6月10日在《犹太纪事》（Jewish Chronicle ）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否认大屠杀》的文章，称特普费尔基金会历史委员会提供的历史是“在为自己辩白”，是“歪曲大屠杀历史的最好例子之一”。“在牛津，”他补充说，“……现代欧洲历史和政治的学术研究都严重依赖德国公司和基金会提供的资金，而这些公司和基金会都抱有洗白自身过往历史的强烈动机。”他暗示，洗白是受该基金会“资助的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他们提供了“污点历史的特定版本”。他还指责说，他们这样做是在以体面的形式兜售对大屠杀的否认。

但是，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在哪里呢？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还是以后，我自己获得英国和德国政府资助的研究奖学金经历都不支持这一离奇的影射。事实上，虽然各种各样提供资金的机构，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等德国政府机构，到大众汽车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都在长期资助德国历史研究，但是它们没有试图影响研究方式或结论。什么也无法阻止历史学家揭露纳粹主义的罪行，以及许多德国机构和个人从一开始就与纳粹串通一气的事实。从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A. J. P.泰勒（A. J. P. Taylor）和休·特雷弗—罗珀的年代，到后来的蒂姆·梅森、简·卡普兰（Jane Caplan）和尼古拉斯·斯特格（Nicholas Stargardt）的时代，牛津大学一直是研究纳粹德国的一个中心。剑桥大学在同一时期其实也是如此，从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到我本人，历史学家们不仅广泛地书写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指导了很多关于纳粹德国的博士论文，而且还为各类归还和赔偿委员会提供服务。

在牛津大学讲授《纳粹德国：种族秩序》课程的简·卡普兰和尼古拉斯·斯特格愤怒地驳斥了平托—达辛斯基的言论。他们指出，在为期8周的教学之中，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在每周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3周全部用于讨论这个话题。与这个主题相关的充满了最悲惨细节的2000页档案材料（英语译文）都摆在了学生的面前。这门课是大学里的高级课程，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的纪实文集《大屠杀》（1986年）一类的作品，显然不在其书目之内，因为它们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这些作品只会重复学生们已经学过的内容——其中一些曾出现在他们第一或第二学年所修的现代欧洲历史纲要课程中。卡普兰和斯特格发现“真正令人不安的是，一个学者觉得有权通过这样的联想，用令人发指的影射和毫无根据的问罪来诋毁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教学”，他们还表示“哪怕我们的教学被指责与否认大屠杀有最微弱的关联，我们都会感到莫大的侮辱，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在很多年里，我曾直接经历以各种形式否认大屠杀的事件。在世纪之交，我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作家戴维·欧文（David Irving）对黛博拉·利普斯特（Deborah Lipstadt）和她的出版商企鹅图书的诽谤诉讼，因为黛博拉指控戴维·欧文否认大屠杀，篡改和扭曲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证据。审判以欧文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我为了该审判而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调研，使我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否认大屠杀的行径，其中不乏令人作呕的实例，而所有对大屠杀的否认都让人忧虑。不过无论是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基金会的独立历史委员会，还是扬·齐默尔曼的基金会，或者是基金会的网站和出版物，或者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德国历史展开的教学和研究，都与否认大屠杀没有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一些德国公司和基金会往往不情愿地委托历史学家对它们在第三帝国的角色进行独立的历史调查，平托—达辛斯基对其原因有所误解。随着大屠杀的罪恶昭彰于世，特别是为美国公众所知，如果德国公司和基金会有掩盖它们在其中的作用的举动，其国际商业利益就会受损。此外，在几乎所有情况下，从德累斯顿银行到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从贝塔斯曼出版商到法本公司的子公司，这些今天家喻户晓的品牌在大屠杀中的作用要突出得多，也更为凶残，而特普费尔和他的基金会并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或为其提供资金援助。

就历史委员会而言，平托—达辛斯基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其报告的引言，那是唯一被翻译成英文的部分。比如，他抱怨道，特普费尔在战后对费森迈耶的聘用一事“只是在脚注中”有所提及。事实上，在第378页上有对此的讨论。同样，他声称，引言中没有提及熟石灰，但他没有说，正文中其实是讨论了这个问题的。他所谓的重要事实被埋在“晦涩的大部头书里不起眼的地方”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就在那里，任何懂德语的人都可以看到，而其晦涩的写作风格则是大量德国学术作品的特点，这一点与本讨论毫无关联。

独立历史委员会的报告是不是一件“灰饰”作品呢？委员会到底是不是独立的呢？报告作者之一克里斯蒂安·格拉赫后来抱怨说，“有人努力想影响我”并“（尤其是通过删节）使我的文章显得无关痛痒”。此外，基金会在诠释特普费尔在第三帝国中的角色时表现出“一心要为他辩护的态度”。事实上，毫无疑问，2000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给格拉赫，还有可能给其他人施加压力的并非基金会等机构，而是个人，是基金会的档案保管员、特普费尔的一位老朋友。他显然试图向研究者隐瞒文件，并愤怒地要求将格拉赫的稿件全部删除。他得到了委员会资深历史学家阿诺德·希沃特克（Arnold Sywottek）的支持。该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因为特普费尔家庭成员出席委员会的会议而遭到了损害。

但是在格拉赫威胁要在其他地方全文发表其文章后，他写的部分被全文登载了出来。没有证据支持基金会删改了委员会调查结果的说法。调查结果反而使基金会工作人员和特普费尔的家人感到非常忧虑，难怪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调整自己。但是基金会最终还是做了调整，把委员会的主要调查结果用英语、德语和法语发布在其网站上，还把报告免费分发给图书馆和有关各方，包括汉萨学者。基金会指出，鉴于历史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它已经改变了计划。它对汉堡地区的纪念和宽恕活动积极响应，在原犹太人拥有的房屋外的人行道边安置被称为“绊脚石”的铜制小圆匾牌，上面刻着遇害业主或租户的名字。它资助了有关纳粹时期汉堡的犹太人被迫害与谋杀的出版物。它支持犹太组织并给研究纳粹时代的德国与其他国家历史的学生颁发奖学金，包括汉萨奖学金。该基金会指出：“平托—达辛斯基在给《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编辑的信中声称基金会资助犹太组织纯粹是为了作秀，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礼而又不恰当的，正如他更为荒唐的影射，说这个组织在努力淡化大屠杀一样。”

那么，既然出现了上面的情况，为什么基金会继续在名称和文件上保留特普费尔的名字呢？它能不能简单地恢复为“F. V. S.基金会”，即1993年其创始人去世之前的名称呢？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招来非难，人们会说它试图掩盖该基金会最初是由特普费尔建立的事实。然而使用特普费尔的名字也会招来指责，人们会说它在继续向一个不该得到尊敬的人表达敬意。这就不禁让人想到了“正面我赢，反面你输”这句口头禅。基金会已决定保留特普费尔的名字，“与其说是为了向特普费尔表示敬意，不如说是为了增加透明度”。它现在使用这个名字绝非像平托—达辛斯基所断言的那样，是为了赞美他，而是利用这个关联来表明其源自过去的责任。它的网站里提供了大量信息，帮助潜在的获奖者和已经获得奖学金的学者做出决定，其中包括平托—达辛斯基发表在《观点》上的文章，基金会也会告知获奖者有关基金会的历史，然后由他们决定是否接受来自基金会的奖励。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令人钦佩。基金会为年轻的英国学者和研究生提供的在德国留学的资金并不是“黑钱”，它不是来自犹太企业的“雅利安化”、为奥斯威辛集中营供应毒气、使用奴工、掠夺被占领国或诸如此类的行为。该基金会已公开承认其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与纳粹政权串通一气，并绝对透明地为人们提供信息，以便人们对基金会做出评判。其开放性姿态是其他机构可以学习借鉴的楷模。

说明

这篇文章引发了与迈克尔·平托—达辛斯基的长期争论，人们可以在丹尼尔·约翰逊主编的活跃右翼杂志《观点》上关注其进展：原文见迈克尔·平托—达辛斯基的《纳粹大亨的奖金谎言》第21期（2010年4月）第39—43页；同前，《大屠杀：原谅不可原谅者》，第34期（2011年7、8月），第34—39页；以及《交换：特普费尔和大屠杀》，第35期（2011年9月），第16—18页，那一期有平托—达辛斯基和我本人的文章。在这个时刻，编辑也许是明智地结束了这场辩论，却留下了不少悬而未决的争议。平托—达辛斯基在这场讨论中最后写的文章里指责我“不愿正视特普费尔基金会的挑衅和借口”。然而，基金会已经为其创始人“可疑的过去”表示痛悔，并以令人钦佩的诚实态度来面对，虽然它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开始这样做。熟悉其网站的人不可能认为它是在找借口或是在向特普费尔的批评者挑衅。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不会拒绝批评它的。

平托—达辛斯基认为我“对于德国的大屠杀历史编写过于乐观了”，这种说法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他确实认为德国的历史编写没有公开和批判性地面对大屠杀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引用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事实上，他没法证明，因为许多年来，德国主流的专业历史学家一直走在揭露恐怖大屠杀的最前列。他声称我已经改变了对独立历史委员会报告的看法——该委员会是由特普费尔基金会设立，来调查基金会与纳粹的关系的——因为我以前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描述为“颠覆性的”，而现在我又说它“有所保留”。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而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我在《观点》的文章中提到，对委员会调查结果的编辑评注（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断定特普费尔不是纳粹的同路人。毫无疑问，编辑评注这么写，是因为这是战后德国去纳粹化法庭的判决结果。但我还是要说，这种说法的错误在委员会报告的部分章节里已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些章节包含了颠覆性的发现。之所以说它们是颠覆性的，是因为在报告出来之前，基金会和特普费尔家人都以为特普费尔不仅与纳粹保持距离，还反抗纳粹。

平托—达辛斯基坚称该报告为“官方历史”，其作者是“受资助的历史学家”。这是修辞的把戏，该报告是由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组成的小组独立调研并编写而成的。当然，他们得到了基金会提供的研究设施和文件。但是平托—达辛斯基也是如此，而且他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基金会的网站上。这是否也使他成了“受资助的历史学家”呢？他把委员会的报告与之前受基金会委托的一个公关公司编写的报告联系在一起，但他应该知道，委员会并没有采纳公关公司的建议，因此后者的建议没有影响到委员会的工作。

对于平托—达辛斯基对特普费尔基金会的指控，牛津大学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文件、原始资料、电子邮件和信函，当他要求我对这些文件资料进行全面检查的时候，我拒绝了，对此他大做文章。然而，我拒绝他，不仅因为我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还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些材料。也许他可以说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做一下检查工作呢？

平托—达辛斯基声称我一直“依赖由特普费尔基金会及其资助的高校科研人员所编写的摘要，以及基金会网站上的文件”，言下之意是，我不加批判地使用了这些材料。我可以向他保证我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这种情况。当然，所涉及的材料包括由“受资助的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格拉赫撰写的调查委员会报告里的章节，而平托—达辛斯基本人也反复使用了这个章节（该章节是此书中他反复使用的唯一章节）。基金会网站上的文件包括平托—达辛斯基自己的文章，当然，我也使用过这些文章。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即基金会网站上的材料有“误导性和选择性”，以及委员会的报告在一些重要的地方被“删改”了。

举一个例子：平托—达辛斯基声称，阿尔弗雷德之女格尔达·特普费尔在牛津大学拜访了匈牙利历史学家C. A.麦卡特尼，说服他利用其人脉关系进行斡旋，以确保战犯埃德蒙·费森迈耶得到释放。基金会已挖掘出并公开格尔达与麦卡特尼的往来信件，但是信中并未提及平托—达辛斯基所说的意图。相反，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麦卡特尼只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才凭着兴趣采访了费森迈耶。因此平托—达辛斯基的这些断言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他想证实这些断言，就必须拿出一封充分显示他们罪证的信来。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的结论是，基金会在此问题上是正确的。我看不出这怎么可以算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金会的观点。不能说只要是基金会说的，就一定是错的。

很遗憾，平托—达辛斯基的一些论据依赖的是法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莱昂内尔·布瓦苏。布瓦苏称基金会参与了将阿尔萨斯—洛林从法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在20世纪90年代！），遗憾的是，像皮埃尔·艾索贝里（Pierre Ayçoberry）这样严肃的历史学家也认可布瓦苏对特普费尔基金会言过其实的批评。斯特拉斯堡大学不应该屈服于布瓦苏施加的压力。平托—达辛斯基还声称，委员会故意忽略了发表于1999年的一篇有关特普费尔基金会的批判性文章，该文章作者是左翼活动家、医学博士和历史研究者卡尔—海因茨·罗特（Karl-Heinz Roth）。事实上，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包括在引言里（第27页的注解21和24）。

齐默尔曼对平托—达辛斯基的说法进行了仔细和公允的分析后指出，他其实没有什么新发现，对于委员会和齐默尔曼（在他后来的传记中）已经发现的关于特普费尔的情况也没有补充什么重要内容。委员会没有压制，只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明智的）忽视了对基金会在战后雇用前纳粹分子的调查（这反映了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调查特普费尔和基金会在纳粹时期的活动）。齐默尔曼在写给平托—达辛斯基的信中以及在他发表于《观点》的第一篇分析文章中都为自己的说法提供了翔实的证据。

特普费尔与前纳粹分子、战犯以及大屠杀刽子手们在战后的关系并不比阿登纳时期德国的主要保守派商人、政治家、政府官员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特普费尔和基金会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战后联邦德国统治集团的典型行为，当然这并不能使其行为免受谴责，但它确实让平托—达辛斯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即特普费尔在这方面的做法，就其性质和程度而言，是罕见、不寻常且极端的。

平托—达辛斯基声称，特普费尔档案中涉嫌犯罪的材料被删减了，而在他最终发表于《观点》的稿件中，他又改变了说法，提及了特普费尔儿子的声明，即特普费尔本人的私人文件（尤其是表明其对纳粹主义观点的文件）在1945年后被销毁了。这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为什么被销毁的，而销毁和删减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后来有人对特普费尔的公司和基金会的档案进行过“编辑”，而委员会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自由使用公司和基金会的档案。齐默尔曼也指出，这些材料，特别是关于战后时期的材料，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这就足以说明材料并没有被删减过。

特普费尔的公司并没有制造弹药、坦克或毒气，也没有建造集中营、毒气室或火葬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为战争或大屠杀生产任何特别的东西。他们没有使用奴工或集中营的囚犯，但数以百计的其他德国企业，比如克虏伯公司，当时却是这样做的。不像许多德国企业，特普费尔没有在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过程中牟利。他没有犯下任何战争罪行，也没有从中获利。特普费尔经营建筑公司，但它们并没有从事军事设施建设，更没有为党卫军工作。最多只能说，这些公司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在被重新纳入帝国区域的波兰领土上开展过业务。毫无疑问，这让特普费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很有满足感，因为这一区域在1918年之前一直属于普鲁士。当然，由于这些公司在那里开展业务，它们就认可了德国的战争目标，间接支持了对该地区的占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挣来的钱就是洗不干净的“脏钱”。而且，这笔钱只占特普费尔财富的一小部分，其财富大部分都是战后获得的，而且来自粮食贸易。

在此，重申一下细微但关键的一点：熟石灰与生石灰是不同的。格拉赫声称熟石灰被用于掩盖和溶解尸体，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他宣称特普费尔提供给党卫军管辖的罗兹犹太隔离区的熟石灰用于掩盖尸体，这也是错误的，他说的只是这种化学品的一般用途。我已经指出，在这一点上他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

至于埃德蒙·费森迈耶，他在战争结束后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曾是特普费尔在德黑兰的公司员工，我并没有用“委婉的方式”描述他。我将他描述为“前纳粹分子”和“德国驻匈牙利的高级官员”（众所周知，德国政府在那个时候将40多万名匈牙利犹太人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还指出他的前秘书在战后曾写书含蓄地为大屠杀辩解。虽然平托—达辛斯基声称他没有把埃德蒙·费森迈耶描述为特普费尔的亲密伙伴，但是他在《观点》上的第一篇文章的德国版第327页上，说了以下的话：“因此特普费尔的三个亲信协助了谋杀行动：埃德蒙·费森迈耶、库尔特·哈勒和汉斯·约阿希姆·里克，另外还有他的私人秘书芭芭拉·哈克。”事实上，费森迈耶与特普费尔只是泛泛之交，2002年出版的伊戈尔—菲利普·马蒂奇（Igor-Philip Matic）写的费森迈耶的权威批判性传记中甚至都没有提到特普费尔。

平托—达辛斯基最喜欢的招数之一，就是通过关联性来给人定罪。他提到了我在回忆中所说的，1971年在特普费尔位于汉堡的客房里有否认大屠杀的文献资料，还有我在那里遇到了前党卫军少将汉斯·约阿希姆·里克，以及阿尔贝特·施佩尔，他是基金会近期接待过的客人。但是，尽管这些的确让我这个第一次来到德国的年轻英国学生感到不安，可我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错误地认为特普费尔是个否认大屠杀的人，也没有以为他是前党卫军军官或亲纳粹分子。我的确试图发现有关他的更多情况，但是基金会向我保证，特普费尔曾抵抗过纳粹，里克也不再被基金会聘用了。施佩尔的回忆录最近已经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当时在德国被普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纳粹主义者”。施佩尔声称自己对大屠杀并不知情，事实上人们普遍相信了他的说法。甚至像基塔·瑟伦尼这种经验丰富的反纳粹记者也无法看透施佩尔的面具。很久以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在施佩尔透露的有关他在第三帝国的角色及其对纳粹犯罪的知晓程度的信息中，到底有多少谎言、逃避和半真半假的东西。此外，我借助民主德国出版的有关军队中著名前纳粹分子信息的棕皮书，对联邦德国权势集团进行了探究，很清楚地发现，几乎联邦德国每个机构里都充斥着前纳粹分子。尽管如此，特普费尔的名字却不在名单上。

当然，这就引出了关于历史研究及其经费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比如，我是否应该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特普费尔基金会的奖学金那样，接受来自民主德国政府的交换拨款，研究藏于波茨坦的旧帝国档案，以及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的档案，尽管民主德国政权应该对试图越过柏林墙逃到自由世界的许多不幸公民的死亡负责？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要研究德国历史而又不做出这样的妥协是不可能的，尤为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我以自己的研究为基础书写的关于政府的作品是没有什么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提到“有用的白痴”，也就是资本家和他们的同路人，他们愿意提供资金和资源给那些愿意利用它们来破坏资本主义的人，而这基本上就是我这样的年轻历史学家对民主德国政权这样的机构或者特普费尔基金会一类的机构的看法。我们当时的工作日程是以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的杰作《希特勒的国家》（The Hitler State ）为榜样，去揭开在纳粹的兴起、胜利和统治过程中，德国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精英与纳粹同谋的广度和深度。令人兴奋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知道这些精英仍然占据着联邦德国的重要位置，尽管1968年以及与其相关的新老更替已开始使他们的控制放松。特普费尔和他的基金会毫无疑问是属于这一参考体系的。

很难理解为什么平托—达辛斯基会对特普费尔基金会穷追不舍。他最初声称特普费尔和他的基金会为“希特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在“第三帝国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基金会、其创始人、其活动，还是特普费尔企业，在纳粹时代都没有特别显著的意义或重要性。他们是同路人，他们对第三帝国及其罪行的贡献最多是微不足道的边缘性贡献。基金会甚至不是给牛津大学提供资金——汉萨奖学金的钱直接发放给获得奖学金的人，而且评选委员会是完全独立于基金会和牛津大学的。要追踪今天德国尚未解决的纳粹历史遗留问题，重要的是选对目标。总之，尽管特普费尔和他的基金会容忍了纳粹主义、纳粹政权的雇员及其所犯的罪行，但以此为主要批判对象就错了。

第四部分
外交政策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盟友

2011年11月，意大利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被迫下台，不久之后他告诉记者，他正在阅读1922年至1943年期间统治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写给情妇克拉拉·贝塔西（Clara Petacci）的最后几封信。“我不得不说，”他承认，“在这些信件的许多地方，我看到了我自己。”在那个独裁者的眼里，意大利是无法管理的。“领袖（墨索里尼）很纳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呢？’”当一位记者对贝卢斯科尼说，或许把墨索里尼统治时期的意大利描述成民主国家并不完全准确时，贝卢斯科尼回答道：“嗯，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从冷战结束以来就一直主宰意大利政治的右翼政党，始终拒绝由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传统，而这两个政党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对意大利政治施加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战后的意大利社会混乱、政局动荡、腐败盛行，百姓怨声载道，新右派借机提出了以下诉求：建立法律制度，恢复秩序，让意大利人民决定意大利的命运，尊重天主教教会及其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实现财政公正和政治稳定。在政治阴谋活动和政党合并过程中，新法西斯和自封的后法西斯政治团体发挥了充分的作用，而政治阴谋活动和政党合并正是过去20年中意大利政治的鲜明特点。而且，这些团体为了得到权力，会在必要时缓和各自的政策和言辞。

这种情况下，在意大利，对墨索里尼严肃公开的批评已经越来越少了。墨索里尼的统治许多人认为是相对温和的。贝卢斯科尼在2003年9月曾对《旁观者》（Spectator ）说：“墨索里尼从来没有杀过人。”即便他真的将对手在国内流放，流放地也都是度假胜地。像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这样的政客，他们的政治生涯是从新法西斯的意大利社会运动（MSI）开始的，但是他们在贝卢斯科尼的政府里却毫不费力地获得了较高的政治职位（菲尼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担任了几年的外交部部长）。1992年，菲尼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永久价值观的部分表达形式”。墨索里尼的孙女亚历山德拉·墨索里尼（Alessandra Mussolini）一直是意大利议会成员，意大利议会是贝卢斯科尼的右翼联盟的一部分，在后法西斯政治中起了显著的破坏性作用。2008年，意大利社会运动青年团的前秘书吉阿尼·阿莱马诺（Gianni Alemanno）因承诺将从城市驱逐非法移民而当选为罗马市长。他的获胜演说受到了人群的欢迎，人们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并反复高喊：“领袖！领袖！”

在墨索里尼的家乡普雷达皮奥（Predappio）镇，直到最近，主要街道边林立的纪念品商店还在出售黑衬衫、法西斯旗帜、领袖雕像，以及颂扬领袖生平的书籍和DVD。更令人不安的是，还有一些俱乐部，门外赫然刻着“越多敌人，越多荣誉”之类的文字。在墨索里尼的诞生、死亡以及1922年进军罗马的纪念日，每年都有数千名支持者，其中有许多人身穿黑色衬衫，佩戴法西斯徽章，从镇中心行进至埋葬墨索里尼遗体的墓地，反复高唱法西斯歌曲，呼喊法西斯口号。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来墓地拜祭，在墓前的留言簿上留下他们的评论。他们的评论都是非常肯定的，说的话几乎都是直接写给墨索里尼本人的:“只有你赞成建立一个强大而自由的意大利，你热爱你的人民，直到生命完结（2007年）。”“只有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意大利才成了一个‘国家’，一个让人害怕、受人尊重、令人羡慕，而且硕果累累的国家（2008年）。”“如果您还健在，我们的境遇就不会如此糟糕（2011年）。”许多留言都具有亲密而私人的特质，而且宗教的语言和情感也很普遍。2007年，一位访客写道：“如果你能看到我们可怜的意大利已经沦落到何种地步的话，就回来吧，在我们某个人身上转世吧！现在就回来吧，永远不要离开。”

无法想象德国人会对希特勒表达类似的情感：前纳粹和新纳粹联合起来加入当今的德国政府，德国的政界人士声称希特勒从来没有杀过人，希特勒的孙女（如果他有孙女的话）被选入议会，前德国政府首脑在希特勒写给爱娃·布劳恩的信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德国人群高呼纳粹口号，或德国纪念品商店公然出售纳粹纪念品，这些全都难以想象。意大利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普遍不满，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更甚，而在德国，依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它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并在德国人心中培养了一种溢于言表的沾沾自喜之情，这有时让人难以忍受，然而也许又是合乎情理的。德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几乎彻底毁灭，意大利先是被德国占领，之后又被同盟国进攻，在战争最后阶段的军事冲突中也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但其破坏范围和程度远远无法与德国相比。德国被大规模的盟军占领了许多年，战后对意大利的占领时间却极为短暂。意大利领土几乎完好无损，德国战后却失去了其传统上拥有的大片土地，还被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了40多年的国家。对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的命运是希特勒狂妄自大的军事和政治野心造成的必然结果。

意大利没有起诉战争罪犯的一贯政策，而且在1946年6月还颁布了对政治犯和军事犯的大赦令，法西斯官员和行政人员得以留任。1960年，全国64个地方行政长官中，有60人是留用人员；当年在任的所有135名警察局长，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开始的。1957年被任命为宪法法院院长的法官曾任1938年成立的特别法庭的庭长，而特别法庭的职责就是对法西斯种族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审判。墨索里尼政权遗留下来的高层人物没有受到惩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罪行都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算。所有这一切都与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德国，只有极少数前纳粹分子逃脱了惩罚，而且对战争罪的审判持续了好几年，对第三帝国及其雇员的斑斑劣迹也进行了令人震撼的公开报道。

也许最重要的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对德国公众记忆的重新定位反映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尤其是在美国，那就是将后来称为大屠杀的事件放在了对第三帝国追溯评估的中心位置，将其看作希特勒统治的决定性方面，因而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没有任何德国人知道如何弥合这道鸿沟。的确，这样的力量甚至使得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也感到有必要与墨索里尼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实行的种族主义和反犹的法律撇清关系。然而事实上，在墨索里尼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没有迫害意大利的犹太人，只是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德国占领意大利之后，意大利犹太人才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墨索里尼政权不至于沦落到像德国纳粹政权那样的命运，因为纳粹政权对大屠杀应承担主要责任，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有可观的研究资料记录了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支持的性质和程度，然而关于法西斯意大利却没有那么多研究。在《法西斯的声音》（Fascist Voices , 2012）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杜根（Christopher Duggan）通过查看墨索里尼20年统治期间大量的公民个人日记和写给墨索里尼的无数信件，填补了这个空白。最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克拉拉和墨索里尼之间的通信，而克拉拉的日记摘录使这些材料显得更加充实了。许多材料都表明了人们对领袖及其政权自发产生的亲密感情，和近期人们留在他坟墓边的留言一样。杜根不仅详细描述了人们对墨索里尼政权的普遍态度，还概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在此，墨索里尼政权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一个不给普通意大利人自由表达的可能性的专制政权，或是使绝大多数国家公民沦落到受害者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残酷暴政，而是被看作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之中的政权。

然而这些材料，就其性质而言，很可能夸大了墨索里尼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之法西斯政党和大众舆论》（The Fascist Party and Popular Opinion in Mussolini ’ s Italy , 2012）一书中，保罗·科纳（Paul Corner）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他认为腐败和管理不善使得法西斯政党到1939年已经非常不受欢迎了。杜根使用的其他信息来源所揭示的画面，也要比他引述的日记和信件所显示的更为复杂。

诚然，墨索里尼非常谨慎，不去冒犯他忠实的臣民。他于1929年与罗马教皇签订条约，消除了自19世纪意大利统一以来教会和意大利政府之间就一直存在的敌意，双方达成的约定一直持续至今，标志着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使天主教成为该政权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这甚至渗透到了墨索里尼的反犹法里，该法律得到了最重要的天主教刊物的支持，并受到了米兰天主教大学校长阿哥斯蒂诺·杰梅利（Agostino Gemelli）神父的称赞，因为通过这一项“杀死耶稣的民族给自己带来的判决”，可使“其所犯可怕罪行的后果时时刻刻都跟随着它”。犹太人即便改变宗教信仰也不能逃脱这项判决——种族身份意味着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同化到杰梅利所称的意大利新法西斯的“血统、宗教、语言、习俗、希望和理想”群体之中。墨索里尼本人常常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并一再成为狂热民众崇拜的对象，正如他对克拉拉描述的“狂热的场景，神志不清、疯狂的听众：他们哭泣、下跪、尖叫、伸出手臂……”普通人写给他的信中所表达出的热情都非常明确地表明，这绝不是幕后安排好的。

然而，杜根也清楚地写出了墨索里尼政权对真正的或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视和压迫。公开批评法西斯主义的人都受到了冲击。1926年11月，全副武装的黑衫队员冲进自由主义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家中，将克罗齐家里的东西悉数砸毁，把他的家人吓得要命。此后，警方的卫兵便长期守在克罗齐家门外，与其说是为了他的安全，不如说是为了记录他家访客的名字。到他家造访的宾客人数迅速减少。不久，他的朋友们只得“在冷清的街道和偏僻的走廊上”与他会面。更大程度上的隔离是将这些人流放到意大利南部偏远的农村地区——总共有1.3万人遭到流放，不仅包括政治对手和评论家，还包括各种闹事者，以及同性恋者和轻罪罪犯。他们被送往的乡村远不是“度假胜地”，而是远离家庭和工作的地方，甚至流放地的居民也承认那些地方非常荒凉［卡洛·莱维（Carlo Levi）所著的《基督停在埃博利》（Christ Stopped at Eboli ）就是对流放生活的经典记述，书名取自埃博利小镇南部居民的一句俗语］。那里的农民整日在严酷无情的农村环境中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没有时间去思考知识分子或政治家的事，连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事也不关心，无论它的政治性质如何。而罗马对于他们来说，正如莱维所写的，“是绅士们的首都，是一个陌生而邪恶国度的中心”。

成立于1926年的“政治警察”获得了5000万里拉的巨额预算，占了划拨给意大利所有警察部队的整整一半，并通过杜根所称的“另一个有大量触手的组织”OVRA（“章鱼”的简称）与当地警方联络，打开和复制持不同政见者的来往信件。特别保密局不仅窃听持不同政见者的电话，也窃听法西斯运动领导人物的电话，以便墨索里尼在必要时以他们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要挟他们。到1938年，保密局光是为了把监听到的谈话誊成文字，就聘用了462个速记员。按墨索里尼的话来说，OVRA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它从社会各行业各阶层雇用了大量间谍，这些人往往是在被威胁要揭露个人恶行的情况下被招进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前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是受高薪的诱惑才为纳粹政权工作的，这样的薪水可以将许多落入经济危机之中的人解救出来。

这一切的结果是，到处都弥漫着怀疑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即使从杜根所引用的在校学生的日记中也能看出，学生们对于表达对政权的任何批评都是持谨慎态度的。1926年11月的一项法律禁止“反政府和破坏当局威信的”言论，禁止展示“社会颠覆的象征”，虽然在独裁政权下往往流传于民间的政治笑话似乎大多没有受到惩罚（德国则不同）。但是，逮捕和监禁远不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唯一迫害手段。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时期，无论工资多么低，被辞退都可能意味着毁灭，而辞退这一招在此期间得到了非常频繁的使用。就像在德国一样，当人们发现轻率的言论或行为的时候，很多人会向警察告发，尽管杜根仁慈地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自己不向当局告发，就要承担被指控为与越轨行为同谋的风险。

然而，这样的压制并没有延伸到道德领域，尽管墨索里尼政权与天主教会的联系十分密切。事实上，性放荡似乎那时就已经是意大利政治生活的突出特点了，就和最近的情况一样。当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宣布他在墨索里尼和情妇克拉拉·贝塔西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时候，他指的也可能是信中大量与性有关的内容。像贝卢斯科尼一样，墨索里尼难以掩饰的性渴求让其表现出了一种阳刚的形象，许多意大利人都深深叹服于他们两人的阳刚之气。据多方报道，年过七十的贝卢斯科尼时常与成群年轻的——有时是非常年轻的——舞女及纵情享乐的女孩狂欢。同样的，墨索里尼在性生活上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公开场合，他是一个充满爱心和忠实的居家男人，但在私下里，他却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

墨索里尼喜欢吹嘘女人们是如何向他投怀送抱的，而他甚至不会假装回避她们。在杜根引用的一些信件中，一定是女人们向墨索里尼清楚无误地表达了她们的意愿，这些信件才能够从每天寄到他办公室的1500封公民私人信件中脱颖而出，展现到他的眼前。“我想给我亲爱的贝尼托无数的亲吻和爱，”其中一封信写道，“我要紧紧抱住他，让他无法逃脱！”墨索里尼告诉克拉拉，他和这些女人大多只是一夜情，之后便不再联系。他只是利用她们来“满足性欲”，他和克拉拉的关系于1936年开始之后，为了使她放心，他每天都会给她写信或打十几次电话。

墨索里尼政权的领袖人物本性好色也是众所周知的。1940年至1941年冬季，在对希腊的灾难性军事行动期间，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莱阿佐·齐亚诺（Galeazzo Ciano）把自己和随行人员安置在巴里（Bari）的大酒店里，政府官员每周都会带来20多个姑娘和他们狂欢。参与狂欢的人分成小组，用苏打水瓶相互向对方的生殖器喷水，还用剪刀剪破对方的衣服。这里的窗户都是敞开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与希特勒的古板拘泥大相径庭——希特勒一直在对公众隐瞒自己与爱娃·布劳恩单一且完全传统的男女关系；战争结束前夕，希特勒与爱娃举行了婚礼，随后两人相继自杀身亡。此后民众才知晓他们的关系。当希特勒发现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正与捷克女演员利达·芭尔若娃（Lida Baarova）热恋时，他狠狠地训斥了戈培尔，并迫使戈培尔终止了这段恋情。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损害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公众中的声望。人们可能会不时抱怨，但是，就像在纳粹德国一样，领袖成为一个成功协调各方力量的人物，弥合了社会、文化、代际和地区方面的差异，使国家凝聚在一起。当第三帝国的公民对腐败的纳粹地方长官或纳粹党的领导人所犯的小错感到愤慨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感叹：“如果元首知道就好了。”而在法西斯意大利也有完全类似的说法：“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墨索里尼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他的下属怎样遭到辱骂。

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此时墨索里尼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他的政权在狂热地追求帝国财富，并表达了要为40年前自由意大利败给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Ⅱ）而复仇的决心。墨索里尼决心避免1896年灾难性的地面战役重演，于是下令从空中向敌军投放毒气。毒气从飞机上无差别地喷向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这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要惩罚“冷酷无情、邪恶、凶残的阿比西尼亚人”，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一帮学生告诉他：“化学武器非常昂贵，这是事实，但意大利人准备做出财政上的牺牲，以拯救他们的儿子。”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评论家被告知，化学品只会使人短暂昏迷，而那些指出报纸上登载的芥子气受害者的照片的人则被告知，那些人死于麻风病。

杜根引述了一些日记作者的话，他们对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的行为表达了疑虑，比如，法西斯政府的纳粹书记阿希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拿埃塞俄比亚战俘当靶子，先射击他们的睾丸，然后再射击胸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的反应则是欣喜若狂。杜根引述的许多证词均证明，墨索里尼在此刻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因为这体现了意大利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成就。“这是正确的，我们在寻找阳光下的地盘，”一个日记作者写道，“今天，意大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去得到想要的东西。15年前的意大利完蛋了，已经死了。”

埃塞俄比亚之战让法西斯政权里燃起了一股将意大利人改造成一个全新优等民族的新乐观主义精神，这样一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应该富有进取精神、纪律严明且充满热情。这意味着要进行许多改革，包括改变意大利的习惯，摆脱“资产阶级”习俗，比如取消握手（握手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式”特征，应该被法西斯敬礼所取代），不再用“您”这个尊称（“您”被打上了“外国进口”的烙印，有“奴性”的含义）。喝咖啡被指责为颓废行为（比起改变其他习惯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更是注定要失败的）。墨索里尼宣布了他的意图：要让意大利人变得“不那么友好”，变得更加“可憎、坚韧和无情，换句话说，就是要变为主人”。1937年4月，墨索里尼将白种意大利人与黑人发生性关系定为非法行为。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军人大肆性侵当地妇女，墨索里尼因此采取了该措施。26岁的法西斯记者印德罗·蒙塔内利（Indro Montanelli）作为志愿兵于1935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他写道：“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命中注定的优越感，我们将永远成不了主宰者。不能对黑人亲善……不放纵，不拈花惹草……白人必须统率一切。”然而他还是从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父亲手里用500里拉为自己购买了一位年仅12岁的妻子，不过他回家的时候，还是很谨慎地把她留在了埃塞俄比亚。

然而，这一切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又大举介入西班牙内战，给意大利带来了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使其无法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装备或扩充武装部队。墨索里尼认为他在军事上是无敌的，而且没人敢告诉他真相。与克拉拉交谈时，他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嗤之以鼻，认为英国人“让人恶心……他们只用屁股思考问题”，他们是胆小鬼，害怕衣裳被雨淋湿——“带伞的人永远不能……了解战争的道德意义”。西班牙人“懒惰而缺乏热情”，法国是“懦夫的避风港”，充斥着被“酒精和梅毒”腐化的“种族和败类的大杂烩……法国人是些没有骨气、没有胆量的人”。只有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热爱至上的、无情的暴力，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1939年，他终于明白，意大利武装部队对欧洲战争毫无准备，部队装备陈旧，训练不足，武器弹药严重短缺。让大多数意大利人感到庆幸的是，当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墨索里尼别无选择，只好采取了“非交战”的立场。然而，德国不断取得的胜利让墨索里尼越发憎恶意大利人的厌战情绪：“我不得不说他们让我感到恶心。他们都是些软弱无能的懦夫……我没能把意大利改造成一个意志坚强、充满勇气的民族，真是令人失望和心碎！”意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对法国和英国宣战，民众对此的反应非常复杂：有些人热情澎湃，另一些人则忧心忡忡。怀疑者的担心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说意大利进攻法国是一场惨败，那么意大利入侵希腊就是一场大灾难。准备不足的意大利军队没有取得预期的闪电般的胜利，反而遭到了巴尔干地区占据优势地位的希腊军队的羞辱，而英国军队也迅速击溃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军队。希特勒只好出手相救，德国人轻而易举就把英国人赶出了希腊，同时，隆美尔在北非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意大利法西斯的自尊心而言，这一切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杜根引用的信件和日记中，爱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承诺开始伴随越来越多的疑惑。墨索里尼去医院看望受伤的士兵时，士兵们竟然冲着他高喊“凶手！”（他第二次看望伤兵的情形得到了较好的宣传，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伤兵被替换成了警察。）人们拒绝购买正面印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头像的50分邮票，抱怨说“他们这是在强迫我们舔他们的后背”。

1943年，盟军攻进意大利，墨索里尼被法西斯大议会赶下了台，据杜根的描述，当时意大利到处都是“欢乐的呼声”，法西斯运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科纳所展示的那样，在法西斯政权于1943年消失之前很久，其统治下的日常经验就已经疏远了大多数人。法西斯主义从来没有成功地挣脱它与地方和地区政治的牵连，已经成为当地的权力掮客实现个人和财务野心的工具。19世纪的民族主义曾试图“制造意大利人”，20世纪的墨索里尼独裁政权也曾试图“制造法西斯主义者”，但两者最终都失败了。1943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意大利人如释重负地迎来了这一刻，但是当德国占领意大利并俘虏大部分军人，将他们送回意大利，强迫他们在工厂和田地里劳动的时候，他们才幡然醒悟。该政权以民众暴力开始，也以民众暴力结束：德国人救出被监禁的墨索里尼，并扶植他在北部的萨罗（Salò）建立起傀儡政权，这时出现了一支反对傀儡政权的游击队，不过他们遭到了受德国人支持、来自墨索里尼忠实追随者的凶残报复。双方的死亡人数超过了5万，墨索里尼和克拉拉在试图向北方逃跑的途中被游击队员开枪击毙。一群群欣喜的民众围着他们的尸体辱骂、吐唾沫、撒尿，之后又把他们的尸体倒挂在米兰郊区一个加油站的龙门架上，然而，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几年前还在高声为领袖欢呼呢。

第十六章
走向战争

《牛津现代欧洲史》丛书中的《黑暗的胜利：欧洲国际史，1933—1939》（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 –1939 , 2011）一书的作者是查拉·斯坦纳（Zara Steiner）。她在书的开头这样写道：“任何学习欧洲国际史的学生，都必须从了解希特勒和他的意图开始。”从希特勒成为总理的那一刻起，就是他先采取行动，其他政治家才随后做出反应。

希特勒在上台之前很久，就有了执着不变的意图，其中蕴含着惊人的野心。希特勒不是一个传统的欧洲政治家，他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国际事务视为种族间为了生存和霸权而进行的永恒斗争，因而他一再向陆军和海军的高阶军官表示，德国将征服东欧，利用东欧丰富的农业资源，还要赶走东欧的居民，扩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法国——德国在西方的传统敌人——被征服以后，德国将成为欧洲占支配地位的国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外交政策，也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由19世纪以来欧洲国际体系中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

斯坦纳承认，纳粹德国当然不是由一个统一而庞大的决策机构控制的，德国政府中那些较高级别的不同团体和个人往往各行其是。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尤其如此，他从纳粹党的外事局局长逐渐当上了驻英国大使，后来又当上了外交部部长。用斯坦纳的话说，“虚荣、好胜、妄自尊大”的里宾特洛甫渐渐变成了极端的仇英分子，并极力劝说希特勒放弃英德联盟的想法，说英国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在伦敦期间，他的言行不得体，多次遭到媒体批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受这些可以察觉到的侮慢刺激，这个外交部部长最终成功地使希特勒放弃了英德联盟的计划。然而，纳粹领导人仍然希望英国会在未来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赫尔曼·戈林等其他人也会不时地自行其是，或者从其他方向对希特勒施加影响。然而，最后决定德国外交政策的是希特勒，而不是什么含义不明的“多头政治”。“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国家政策是非常不同的。”斯坦纳指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德国“要么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要么不复存在”。希特勒在他的《第二本书》中写到，德国一旦称霸欧洲，就会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被希特勒与“雅利安”种族等同起来的德意志人就必须对付他们的头号敌人——犹太人，在希特勒的偏执政治幻想中，犹太人参与了颠覆德意志文明的全球阴谋。

希特勒越发相信美国是这个所谓阴谋的中心，犹太资本通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得以运转。这一切将带来战争——不是为了合理的目标而进行的有限战争，而是规模难以想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战争而发起的战争。“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于1933年2月对武装部队首脑说道。回避冲突、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一般是外交规则的终极目标，但是希特勒并没有遵从这些规则，虽然在公开场合他曾多次试图安抚民众，表示自己打算这样做。其他的欧洲政治家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误判是斯坦纳这部重要著作的核心内容。

对于1937年至1940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有几个人为他辩护过，但斯坦纳不在其中。她掌握德国和法国的文献、著作与原始资料，能够对绥靖政策做出合理的情境判断——张伯伦之所以迎合希特勒的要求，是希望这样做能够让希特勒满足。她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张伯伦缺乏洞察力和想象力，容易一厢情愿。在慕尼黑危机中，他误以为希特勒想吞并的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而希特勒真正想要的是彻底毁灭这个国家。仅仅在6个月之后，希特勒便撕毁《慕尼黑协定》，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张伯伦还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正如斯坦纳所言，他的“狂妄野心和自信非同寻常”。他固执地拒绝承认现实，直到最后，他都认为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起到了安抚和约束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斯坦纳评论道。张伯伦对于墨索里尼在地中海的野心一无所知。的确，张伯伦从1936年起就开始实施快速重整军备的政策，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威慑希特勒，而不是为战争做准备。直至1939年7月23日，他还对妹妹说：“希特勒已经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因而认为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他自命不凡地得出了结论：“他正在实现我的期望……战争被推迟的时间越长，它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而短短两个月之后，英国便参战了。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后来把自己描绘成纳粹和绥靖政策的坚决反对者，但是在斯坦纳的描述中，他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制定对德政策时，艾登“自己的思维摇摆不定，含糊不清”，“领导方式也缺乏连贯性”，张伯伦“被他的外交大臣彻底惹恼”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艾登需要不断催促才能采取积极的行动”。张伯伦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即使在艾登于1938年离职之后，也没有加入温斯顿·丘吉尔的反绥靖阵营。对张伯伦而言，艾登的继任者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更容易管理，特别是在首相重组了决策机制，把外交事务控制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之后。哈利法克斯忠实地追随张伯伦的幻想，希望（在1938年！）签署一个总体的欧洲协定，包含互不侵犯、集体安全和裁军等条约。因为这一政策，希特勒当着哈利法克斯的面说，英国政府生活在“一片虚幻的土地上，充满了怪异（也许可敬）的幻想”。斯坦纳指出，哈利法克斯“尽管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力对付他们”。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捍卫者有时会争辩说，他们通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实现了和平，为英国和法国争取到了重新武装的时间。斯坦纳这本书有许多可取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它对战前各个阶段欧洲列强的军事准备和武器生产状态做了详细评估。数据表明，从《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一年的和平中受益的实际上是德国。1938年9月的时候，德国国防军根本没有做好参与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几位主要将领甚至考虑逮捕希特勒，并计划一旦欧洲全面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就采取让步。人们常常忘记，当时的欧洲随时可能发生武装冲突。英国政府将儿童疏散到乡村，发放防毒面具给伦敦居民，以防德国对伦敦进行轰炸。

斯坦纳推测，如果张伯伦与法国人联合起来并威胁对德开战，而不是开始谈判，希特勒可能会被迫退缩。英国和法国政府后面那些坚决反对战争的大众舆论有可能突然发生转变。军事冲突很有可能陷入胶着状态，如果现代而高效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面对德军的进攻，守住了其严阵以待的防御阵地，情况更会如此。但是，“正像许多反事实的设想一样”，斯坦纳承认，这种结果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因为“1938年时，主张开战者似乎并没有我们现在认为的那么坚定”。英国和法国没有举行协调军事行动所需的参谋人员的会谈，双方都高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张伯伦仍然相信整个欧洲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他为避免战争几乎不惜任何代价。

法国当时的主要政治家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并不抱有这样的幻想。他心里很清楚，希特勒意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的话是靠不住的。“半年之内，”他在《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预言，“法国和英国将直接面对德国的新要求。”他的预言成真了。在整场危机期间，他都在试图说服张伯伦要立场坚决，但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却称他的论点是“糟糕的垃圾”。由于未能与较小的东欧国家建立起切实的联盟关系，法国人将英国当成了自己的靠山。《慕尼黑协定》签署以后，达拉第告诉他的同事：“我并不感到自豪。”他知道这是低声下气的屈服，他是对的。

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面几年里，面对希特勒肆无忌惮的扩张政策，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并不具备达拉第这样相对清晰的远见。在苏联，斯大林试图尽可能使自己的国家远离未来的战争。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在以极快的速度扩充武器装备，但他仍然感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在1937年至1938年间对军队领导高层造成了严重破坏。他认为，中欧和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因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张伯伦在希特勒的要求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无力使他相信，英国和德国将最终达成协议。英国政府试图让苏联加入反希特勒联盟，但是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反共产主义偏见，东欧小国情理之中的惶恐不安也发挥了作用。

斯坦纳总结说：“从常识来说，面对英、法、苏三国联盟，希特勒如果袭击波兰，那就是拼死一搏。”但遵循常识并不是希特勒的特点。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赌徒，总是会孤注一掷。无论如何，联盟没有结成。斯大林的结论是，最好与希特勒缔结条约，以此来赢得时间，让资本主义列强在它们内部打斗吧。务实、防御性的想法在斯大林的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这不是世界革命的前奏，他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说，重要的是不要落入“一战”中布尔什维克表现出的过分乐观的思维模式中：“我们都曾冲锋向前，也犯过错误！……今天，我们绝不能重蹈布尔什维克的覆辙。”斯大林认为，如果他不去招惹希特勒，该条约将持续有效。斯坦纳也指出，这些都是幻觉，“将使斯大林的国家在1941年付出惨重代价”。德国人将不宣而战，入侵苏联，征服大片领土，使从军人到老百姓的苏联人民蒙受巨大的损失，直到德国人最终被打败为止。

到希特勒与斯大林缔结条约的时候，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与20年前的局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战”后，随着秘密谈判和双边协定的结束，以及解决国际争端和外交危机的国际联盟的建立，战胜国曾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交往方式。裁军谈判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并且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破坏性的全面战争。希特勒上台掌权使裁军谈判的希望破灭了：他于1933年退出了谈判。继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世界裁军会议从1934年6月开始无限期休会。斯坦纳指出，1935年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给国际联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如果是在1914年以前，此次入侵本可以作为一次小小的殖民冒险而被一笔勾销，但国际行为新规则却使它承载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政治家们按照老规矩表达了谴责，英法却批准对意大利实行最为温和的制裁（国际联盟最终依赖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合作）。在幕后，他们却一致建议分割埃塞俄比亚，并将埃塞俄比亚的一大部分国土划归意大利。

当《霍尔—赖伐尔协定》（Hoare-Laval Pact）被泄露给法国媒体时，国际性的抗议风暴差点让英国政府垮台。如果他们真心要阻止意大利，那么英国和法国可以通过关闭苏伊士运河来切断意大利的供给。《霍尔—赖伐尔协定》的惨败表明，国际联盟已不再是一个有效解决争端或维持和平的国际论坛。国际联盟认清现实后，便对结束制裁投了赞成票。意大利使用毒气弹从空中摧毁了埃塞俄比亚军队，占据了整个国家，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让希特勒相信，在这个阶段，根本无须忌惮英国和法国，于是他提出了向莱茵兰单方面重新派遣武装力量的计划，这是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又一道催命符。对墨索里尼而言，他开始相信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的愿望是可行的。这同样是一种错觉——意大利的资源根本不允许他这样做，后来意大利军队征服希腊、南斯拉夫和北非的行动都以惨败告终，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那时起，国际关系事务就通过老式的秘密双边谈判来处理了，就像1919年试图废除和平协议的方式一样。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几乎不受约束的大规模干预凸显了国际联盟的软弱与无能，但是它仍然在继续执行人权、健康和福利计划。可即使在这些方面，当它面临20世纪30年代后期迅速上涨的难民潮这一最大挑战时，也惨遭失败。斯坦纳指出，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一定得合乎时宜——“没有几个政治家认为侵犯人权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战争与和平这个棘手的问题使得难民问题退居国际议程的最后部分。

然而，必须采取行动。大批犹太难民将由此产生，有来自德国的，也有来自1938年3月被并吞之后的奥地利的，还有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为此，1938年7月在埃维安（Evian）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并不是在国际联盟的倡议之下召开的，发起者是罗斯福。但是会议收效甚微，一个又一个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移民已经饱和，实在无能为力。“公然的反犹演讲给纳粹记者提供了大做文章的机会。”斯坦纳写道。到1938年底，国际联盟将其政策权力集中于处理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之手，但他的办公资金不足，缺乏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手段。还有一些具有潜在人道主义援助作用的机构，比如罗马教廷，认为救助犹太人并不是他们的责任。

纳粹于1938年11月9日至10日晚上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展开了集体迫害，之后人们的态度才开始出现变化。在这次迫害行动中，德国境内的犹太会堂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犹太人商店被捣毁，3万犹太男子被逮捕并被投入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只能在做出移民保证后才能被释放。这些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哗然。张伯伦形容纳粹是“野蛮人”，但是接下来并没有什么协调一致的行动，尤其是国际联盟，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英国放宽了签证限制，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策划了各种方案，把德国犹太人特别是犹太儿童带到安全的地方。许多人得救了，但这些行动的规模仍然极其有限。斯坦纳正确地指出，对希特勒而言，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出于种族动机的战争”，针对的就是1939年9月纳粹宣传中所称的世界各地的“国际富豪犹太人”。而国际舆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事实。

或许有人说1914年8月开始的“一战”是由沟通失误造成的，但是“二战”并非如此。斯坦纳写到，尽管希特勒想发动一场战争，但是随后发生的战争“并不是他所希望的战争，也不是德国准备好发动的战争”。希特勒下定决心，不让《慕尼黑协定》重演，没有什么能阻拦他入侵和征服波兰。而他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至少还在一段时间里遭到了阻拦。纳粹在1938年对犹太人实施的野蛮迫害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猛然醒悟，不再对纳粹德国及其意图抱有乐观的看法，而当德国军队在1939年3月冲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首次征服大多数居民为非德语居民的领土时，英法政府终于意识到，希特勒的真正意图不只是要修改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事实证明，达拉第说对了。

接下来，英法向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做出了它们的承诺。两国政府都意识到，《慕尼黑协定》已经毫无意义，于是开始筹划重要的军事计划。英国对德国的军事实力做了更加客观、真实的评估。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决定，如果波兰遭到侵略，他们将不会对德国发动攻击，尽管他们给波兰人的印象是他们会伸出援手。法国答应送去一些过时的飞机作为军事援助物资。波兰官员曾向英国人吹嘘自己的军事实力，从而糊里糊涂地鼓励了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斯坦纳将这种策略描述为有勇无谋。事实上，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议一旦签订，波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英国和法国的公众舆论虽然充满了忧虑，但还是意识到必须阻止希特勒。然而，张伯伦和达拉第却依然举棋不定。墨索里尼显然不愿站在希特勒的一边——事实上，意大利人是等了几个月才这样做的——那么也许他可以作为诚实的中间人来促成协议，从而避免战争。斯坦纳再次尖刻地评论说，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误解了希特勒意图的性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分歧有可能通过杀戮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吗？他们根本没有看出，希特勒想要的其实就是杀戮。斯坦纳指出：“张伯伦过度理性，无法想象任何头脑清醒的人……会真的想要战争。直到最后，这个倔强、克制且固执的人还试图让自己相信，有某种方式可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

1939年，张伯伦严重误判了英国下议院氛围的变化。德国刚刚入侵波兰，他便来到下议院，打算含糊其词地宣布他正在通过墨索里尼的斡旋来寻求调解的办法，但他差点被人们的大叫大嚷轰下台。内阁匆匆开会，而他没有出席会议。内阁强迫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出波兰。德军并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撤离。接着，张伯伦在广播中告诉英国人民，英国现在与德国进入了战争状态，其低沉的语调流露出他深深的失望，因为这一次，调解已经不可能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抱有的一切希望，所怀有的任何信念，”他告诉下议院，“全都坍塌成了一片废墟。”

希特勒也不想要这场战争。直到最后，他都希望英法中立，或至少不采取行动。就这一点而言，张伯伦和达拉第的行为只是让希特勒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刻，希特勒感到疑惧，在最后一分钟推迟了入侵行动。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希特勒的顾问警告说，英国和法国一起，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消耗战的赢家。美国此时已经意识到希特勒的长期野心将严重影响自身的长远利益，于是放弃中立立场，暗中支持英国和法国。从长远来看，德国的资源根本无法与英、法、美三国抗衡。成功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在德国的敌人充分准备好之前。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超过50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它的最终结局就是德国的毁灭以及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欧洲海外帝国的崩溃。但那时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这些后果，最终，也很少有人想到，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查拉·斯坦纳的《黑暗的胜利》构思巧妙，是《暗淡之光》（The Lights that Failed , 2005）的续篇，《暗淡之光》是她对从“一战”结束到纳粹夺取政权期间的国际关系的权威解读。她这两卷研究著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深度和广度都令人赞叹，因为它对经济发展与经济关系、军火生产、外交谈判、政治和战争都做出了权威的解释。斯坦纳对好几种语言的学术文献资料的掌握和运用着实令人钦佩。她的书字字珠玑，评论一针见血，警句迭出，文笔辛辣，清晰明确地将复杂的系列事件梳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一部集学术研究、叙事性和权威性历史评论为一体的鸿篇巨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对那段可怕岁月的权威解读。

第十七章
纳粹与外交官

一

当出生于1881年的职业外交官库尔特·普吕福（Curt Prüfer）在“二战”结束后坐下来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及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所作所为时，他可以回顾在近40年的时间里，他是如何在德国外交部平步青云、步步高升的。普吕福是研究阿拉伯的学者，“一战”期间曾作为情报官员在中东地区工作。1930年至1936年，他在柏林的外交部英美局和东方局担任副主任，后来又被任命为人事部部长，1939年出任驻巴西大使。1942年，巴西加入盟军阵营，普吕福回到柏林，此时的他年迈体衰，又担心德国很快会战败，因此告假前往瑞士，与家人一起生活。战争结束前夕，他在瑞士得到了正式退休的通知。 [1]

普吕福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既没有留恋之情，也没有满足之感。普吕福的出身比较卑微，但凭借精通阿拉伯语和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迅速成为保守派精英阶层的一员，而主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外交部的，正是这些精英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他说，在希特勒的年代，这个精英阶层已经被纳粹硬塞进外交部的年轻人排挤到了一边。那些年轻人在负责与纳粹党和党卫军联络等工作的德国分部（Abteilung Deutschland）尤为受重用。普吕福认为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文书工作，妨碍了外交部门的正常运作。1938年2月，纳粹分子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取代保守派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当上了德国外交部部长。普吕福认为，里宾特洛甫带进外交部的纳粹分子都是些半吊子，他们得到任命是因为其思想信念，而不是专业知识。像副国务秘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这样的人，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外交部的关键部门，包括情报局和东方局，正在被新人毁掉。普吕福坚持认为，过去的外交精英既专业又正派，他们敌视希特勒，而且不信任他的冒险主义。德国民众并不对“二战”的爆发负有责任，他们只是按照纳粹战争贩子小集团的部署，为战争做好准备罢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允许外交官继续开展工作，他们本来是可以设法和平解决欧洲危机的。 [2]

普吕福记了一辈子的日记，因而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可以参考自己的日记。高级外交官中，极少有像普吕福这样写私人日记的，所以这些日记是特别有价值的信息来源。普吕福准备在战争结束时将日记出版，从其中的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他对纳粹政权及其领导人非常失望。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德军命运的急转直下，尤其是在意大利：

也许这种可怕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诸神的黄昏之光如今照在了盲目信仰并跟从希特勒的广大民众身上。很显然，人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所有人都上当受骗了，所有难以想象的牺牲都奉献给了一个虚假的偶像，而这些牺牲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奖赏，只会带来惩罚。这些领悟已经抽干了我们的勇气，扼杀了我们的热情，使我们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了疑虑。 [3]

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普吕福也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他在1942年10月16日写到，他所听到的故事都“太可怕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暴行故事’，至少也是夸大的说法”。 [4] 他在1942年11月21日写到，灭绝犹太人的行为将给德国带来“无以言说的伤害”，“如果这些行为确有其事的话”。至于犹太人，“所有人说起他们时都满怀同情。” [5] 在另一则日记中，他写道：“犹太人惨遭屠杀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的存在，迫害这些无辜人民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的理想，每一个知情人都背负着良心的重负。”令人遗憾的是，胁迫和“宣誓效忠”使得人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外交官同僚）一直都处在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他又在1943年7月19日写到，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希特勒下台，“但只要敌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国就会继续抵抗”。 [6] 因此，抵抗主要是盟军的错。

很可惜，普吕福一开始其实并未在日记里写下这些话。这些话是他在1946年加上去的，是专门给以后的读者看的。在上面引用的1943年7月19日的原始日记中，他只写了：“元首是一个伟大的、很伟大的人，他把我们的国家——在面临毁灭的时候——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德国的衰落“看上去很可怕”，他写道，“因为我真诚地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些美好理想”。 [7] 在1942年10月16日的日记里，他写出了对灭绝犹太人政策的怀疑，然而这篇日记原本是不存在的，那是他在1946年写的。1942年11月21日的原始日记中也根本没有提到犹太人。

普吕福篡改日记，主要是为了隐瞒一个事实：他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反犹分子。他深信犹太人阴谋颠覆德国，这在1920年“卡普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的大罢工期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时，他游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发现“四处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在辩论。发言者几乎全是犹太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是那些人的朋友。看到愚蠢的德国人让自己陷入全球犹太人的圈套，真是让人厌恶”。对于普吕福而言，罢工是“犹太人的事”。 [8] 他的反犹主义也有现实的一面。在纳粹时代，普吕福急于掩盖一个事实，即他妻子的一个祖先就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他贿赂官员，将此事实从记录中抹去了，而后来，他还心安理得地购买了位于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雅利安化”地产。 [9]

1943年4月14日，他写下了“犹太人对所有欧洲非犹太人都有刻骨的仇恨”，并质问“如果犹太人是我们敌人的顾问，怎么可能会有和平？” [10] 他在1942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听说了在东部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今天，每一个孩子对此都了如指掌”），但没有从道德方面对此做出评论；在修订后的版本中，他表达了疑问（“如果这些故事真与事实相符”）并捏造了人民对受害者施以同情的故事。 [11] 在战争期间，普吕福从巴西回国后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作为阿拉伯事务专家，与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明·胡赛尼（Haji Amin al-Husseini）打交道，帮助他对付对手拉希德·阿里·盖拉尼（Rashid Ali al-Gailani）的阴谋。盖拉尼是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在1941年反对英国的起义失败后逃到了德国。普吕福在1943年7月17日的日记原文中写道，穆夫提“一直坚持‘在巴勒斯坦清除犹太人定居点’”，这意味着消灭那里的犹太人（穆夫提在另一场合对希特勒这样说过）。然而，在修改后的日记中，这篇被删掉了。 [12]

普吕福并没有出版他的日记，他在修订日记之后意识到，日记会连累他的老上司——正站在纽伦堡的法庭上因战争罪受审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但他一直保留着这些日记。1959年，普吕福去世，日记传给了他的儿子，他儿子最终将它们捐献出来供学术研究之用。这些日记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普吕福如何有意识地篡改历史记录，好使自己以及其他外交精英呈现出这样的形象：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政治中立，鄙视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不甚了解，基于他们的确知道的事实谴责了纳粹的反犹主义，而且像德国的广大民众一样，他们也没有参与纳粹的反犹行动。普吕福的传记以及他篡改日记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操纵历史、制造传奇的一个典型例子。普吕福不仅没有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反而在积极掩盖历史。

二

那么库尔特·普吕福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呢？纳粹时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老派职业外交官会如何掩盖自己所参与的纳粹罪行呢？他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纳粹罪行？在战后几十年里，外交部都没有表现出正视这些问题的丝毫兴趣。1951年，德国外交部在联邦德国进行了重组；1979年，重组后的德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本小册子，用三句话描述了它在1933年至1934年间的历史：

外交部对纳粹政权的计划发起了坚决而持久的抵抗，但没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外交部这个长期以来的“非政治”机构被国家社会主义者视为反对派的温床。在新外交部的入口大厅，有一块纪念反抗希特勒政权而牺牲的外交部官员的纪念牌匾。 [13]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成了外交部的信条，而且一直保持到20世纪末，甚至更久。在很多场合，它都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将外交部视为纳粹主义的工具，但这似乎对其集体记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3年，德国外交部按照惯例，在内刊上恭敬地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职业外交官发布了一则讣告，去世的是驻巴塞罗那前总领事弗朗茨·纽斯兰（Franz Nüsslein）。退休的外交部翻译官玛迦·汉斯勒（Marga Henseler）一读到这则讣告，便向外交部部长、绿党政治家和前学生活跃分子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以及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提出抗议，指出该讣告忽略了一个事实：战争期间，弗朗茨·纽斯兰曾在德国占领的布拉格担任国家公诉人。在此期间，他负责过很多事情，包括负责考虑是否宽大处理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判死刑的捷克人。玛迦断言，弗朗茨·纽斯兰驳回了100多次这样的上诉。1948年，纽斯兰被捷克斯洛伐克法院判处20年徒刑；1955年，纽斯兰作为非赦免战犯被送回德国。纽斯兰声称自己只是受到“监禁”而已，而且作为较晚释放的战犯，还成功提出了赔偿的请求。凭借他的人脉关系，他几乎立即就在外交部谋得一个职位，还担任了多种领导职务，负责处理遭非法解雇人员的赔偿要求等。 [14]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参与纳粹暴行的历史被广泛宣传。这是由民主德国的宣传部门策划的，但这样的宣传也得到了一个联邦德国前外交官的支持。这位外交官曾被纳粹解雇，在申请赔偿时遭到纽斯兰拒绝。尽管他在纳粹时期的经历广为人知，纽斯兰还是一直留任到1974年退休。

一个有如此历史背景的人却能够得到如此充满敬意的讣告，而且讣告没有提及他过去的罪行，这使外长菲舍尔大为震惊，因此他开始禁止外交部为前纳粹党成员写讣告。次年，另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德国驻日本前大使及驻北约总部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弗朗茨·克拉普夫（Franz Krapf）去世，他曾经是纳粹党员，而且还是党卫军成员，因此菲舍尔的禁令意味着外交部的内部刊物上不可能刊登他的讣告。退休的外交官们对此怒不可遏，其中一位抱怨说，外交部部长的行为有损名誉。而像索尔兹的亚当·冯·特罗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这样的外交部内部的反希特勒运动成员，他们自己也曾经是纳粹党员。如果他们活下来的话，也会被剥夺刊登讣告的权利吗？他们说，克拉普夫是另一位官员埃里希·科尔特（Erich Kordt）的好朋友，科尔特一生都反对希特勒，他在战后曾为克拉普夫作证，说他同情反纳粹主义运动。128名退休官员被禁令激怒了，于是他们在保守派的《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份署名的长篇讣告，以溢美之词悼念克拉普夫。 [15]

面对如此公开的反抗行为，外交部部长自然不会忽视，菲舍尔做出了他自己的回应。他委托一个独立的专业史学家研究小组，“就以1951年外交部重新成立后对待其历史的方式，来调查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外交部的历史，以及1945年以后个人的态度是否与先前一致的问题”。 [16] 委员会最初成员包括该领域两位保守的资深前辈亨利·阿什比·特纳（Henry Ashby Turner）和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但是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们两人最终都退出了委员会，只留下了德国人埃卡特·孔兹（Eckart Conze）和诺伯特·弗雷，美国人彼得·海斯（Peter Hayes）和以色列人摩西·齐默尔曼（Moshe Zimmermann）来组织研究和写作。这些人都有研究纳粹时期和战后历史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都非常繁忙，于是他们又委托了12名年轻的同事来做这项工作，另外还有1人负责编辑工作。4位资深历史学家在该项目中的作用并不明确，他们的实际作用似乎非常小，但事实上，他们以非常诚恳的方式，在最后列出了实际作者以及他们所负责的段落，这种行为还是值得称道的。然而，最初确定的委员会中的两位最资深、最保守的历史学家（特纳和希尔德布兰德）退出了委员会，该项目的研究方向便掌握在态度各异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手中，研究和写作主要由更加年轻的史学家完成。这对于这部名为《外交部及其历史》（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 2010）的书中提出的诠释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此时，社会民主党—绿党联盟早已让位给更加保守的新一届政府，菲舍尔已经离开了外交部，但在该书发行的时候，菲舍尔还是得意扬扬地宣称，这是外交官们真正赢得的讣告。在接受新闻杂志《明镜》（Der Spiegel ）周刊采访时，埃卡特·孔兹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总结。他说，外交部“作为一个机构，参与了纳粹的暴力犯罪，包括谋杀犹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外交部是一个犯罪组织”。这就将它放在了与党卫军同等的地位上，因为党卫军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就被定性为“犯罪组织”。孔兹接着指出，大多数外交官和官员“早就把1933年纳粹夺取权力视为一种救赎了”。 [17] 他们远不是“非政治的”，他们反对民主，而且怀有强烈的反犹思想，这足以使他们同情纳粹采取的反犹措施。里宾特洛甫替代了诺伊拉特，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老一辈的专业外交官和新纳粹官员一样糟糕，而其中只有小部分人参与了对纳粹的抵抗。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对《外交部及其历史》一书做了大量的宣传，菲舍尔和其他高级政要出席首发式，加上此书清晰明了、可读性强的风格，该书一上市便成了畅销书。新闻界最初的反应非常积极， [18] 但不久之后，批评人士开始指责其结论过于笼统，其研究充满了无数的细节错误，论据始终带有偏见，而且没有证据支撑。《明镜》周刊的作家扬·弗里德曼（Jan Friedmann）和克劳斯·维格莱菲（Klaus Wiegrefe）抱怨说，书中反复提到“那些”外交官，仿佛他们都同等程度地参与了纳粹主义的行动，或者说这本书将知晓大屠杀等同于赞同大屠杀，甚至等同于应该为大屠杀负责。 [19]

历史学家兼记者雷纳·布拉休斯（Rainer Blasius）也指出，委员会的工作“违反了学术标准，且助长了偏见”。它几乎忽略了外交官个人在反希特勒运动中的作用，始终在对他们的行为做最坏的解释。它重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炮制的老调宣传报道，极力抹黑联邦共和国。 [20] 其他评论家指出，尽管该委员会如同首次打破一整套禁忌一般提交了其研究结果，但实际上，之前已经有好几次关于外交部参与大屠杀问题的严肃学术研究了，特别是由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 [21] 和汉斯—于尔根·多歇尔（Hans-Jürgen Döscher）所做的研究，他们还出版了关于纳粹时期及战后几年的外交部的重要研究成果。 [22] 批评的人还指出，该书没有参考相关的二手文献。 [23] 汉斯·蒙森和约翰内斯·霍特尔（Johannes Hürter）都批评该委员会视野过于狭窄，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大屠杀上，而忽视了其他问题，并再一次抱怨该书倾向于一概而论、不加区分的判断。 [24] 蒙森补充说，这4位编者都不是研究大屠杀历史的专家——这句话显然有失公允， [25] 因为彼得·海斯发表过关于法本和德固赛等公司参与大屠杀的重要研究著作，而诺伯特·弗雷是德国为数不多的至今依然健在的资深历史学家，曾撰写大量关于第三帝国的文章。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有关战后时期的，肯定需要像埃卡特·孔兹这样的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他出版过一部历史著作，专门讲述德国1945年以来的历史。 [26] 尽管如此，蒙森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实际撰写此书的研究者，其中包括甚至尚未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

负责此项研究的这4位历史学家实际上并没有撰写这本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为此书辩护。摩西·齐默尔曼尤其指责了霍特尔，认为他是在为慕尼黑保守的当代历史研究所辩护。齐默尔曼声称，该研究所近来不断试图为过去的德国精英阶层开脱。齐默尔曼说，指责作者们把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大屠杀，这实在让人费解。评论家们正在掀起一场政治运动，要恢复外交部在20世纪50年代的名誉，并抹黑《外交部及其历史》一书的编者，因为他们都是局外人。 [27]

虽然对一些批评家而言，这些指责也许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28] 指责霍特尔为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代言或试图为过去的外交精英们开脱，是毫无根据的，他是关于第三帝国陆军军官团的一份重要批判性研究报告的作者，这份报告绝不是在为他们开脱。无论如何，其他批评者，尤其是蒙森，既与该研究所毫无联系，也无保守派的个人私利。要回应他们的批评，就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出于政治动机。他们提出的都是些严肃问题，必须正面回答。所以，关于该书的任何讨论都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批评者们的观点正确吗？如果正确，那么他们的批评得出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证实这一点：第三帝国时期的外交部只是在其传统的位置上，执行其政府部门的职能而已，在随后几十年里，它也只是在按照当年的职权责任行事？

三

《外交部及其历史》开篇部分由拉尔斯·吕迪克（Lars Lüdicke）编写，他当时是波茨坦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于2009年发表过一篇研究1933年至1945年德国外交政策的短论文。 [29] 很明显，开篇部分紧扣他为《外交部及其历史》所写篇章的内容，涉及的是战争爆发前夕的那段历史。吕迪克投入了很大精力去研究外交部的内部人员结构和政策，他令人信服地指出，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做的试图让外交部变得现代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了。1933年的外交部，特别是其上层，仍然由那些曾经为德皇工作过的外交官把持。他们中许多人是贵族，对民主、平等、改革以及犹太人都怀有贵族的偏见。外交部很少有官员在纳粹上台时选择辞职——驻华盛顿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威茨—盖弗荣（Friedric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是外交部上层官员中唯一的例外。尽管他的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辞职，但他是唯一真正将原则付诸行动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坚定不移的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都欢迎纳粹的出现，他们不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认为纳粹是“政治党派”。外交部心甘情愿地与纳粹合作，确认犹太官员的身份，将1933年4月7日的法律付诸实施，迫使大多数犹太官员离职，并通过反驳外国新闻对德国反犹暴行的报道来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他们不仅完全参与了取消爱因斯坦等反纳粹者公民权的行动，还密切监视他们在流亡期间的活动。

然而，当时外交部的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被辩解为其正常业务的一部分。不正常的不是这些活动，而是他们为之服务的政权的性质。和军官团、大学研究院、司法部门等其他重要机构的情况一样，1933年上半年在德国发生的恐怖和胁迫行动这种或多或少自愿适应的过程可以用术语“自我协调”来描述。 [30] 不久，官员们也开始使用“德国式问候”，宣誓效忠希特勒，这一切应该不会使人感到意外。1933年，法律界有4000名律师失去了工作，医学界有2000人遭到解雇，这只能说明与医学或法律界相比，此前进入外交部的犹太人和左翼或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本来就很少。 [31]

然而对纳粹而言，尤其是对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这个自诩的纳粹党外交政策专家而言，这样的遵从仍然是不够的。从1933年起，外交部规模迅速扩大，到1938年，人数达到了2665人，4年后达到6458人。 [32] 在高级部门工作的人数从1933年的436人上升到1939年的596人。 [33] 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许多年轻而坚定的纳粹分子进入了外交部。党卫军研究专家扬—埃里克·舒尔特（Jan-Erik Schulte）写过一部有关其经济帝国的卓越专著 [34] ，他在有关和平时期的最后一个章节中写到，尽管这些纳粹分子的职位大多比较低，但是与里宾特洛甫联系最紧密的恰恰是这些年轻人，而不是那些老派的官员。 [35] 里宾特洛甫办公室里有多达28名成员在和平时期进入了外交部。越来越多的外交部上层人员加入了纳粹党，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都坚守纳粹党的核心信念。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军让重要官员在党卫军中任职，试图以此扩大他们在外交部的影响力，当然，这些人因此就得至少对党卫军的思想和原则立场说些应酬话。 [36] 吕迪克在他的文章中最后总结说，尽管有这些变化，但高层的职位仍然把持在老派的精英手里，尤其是在驻外使领馆里。只是到了战争期间，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获得高级职位的人数才有了较大的增长。老派精英也受到了纳粹主义的影响，而且其中许多人（库尔特·普吕福就是一个例子）对纳粹政权的反犹政策要么拍手叫好或赞同，要么保持沉默，但会在国外为其辩护。

这些研究结果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启发性，虽然没什么令人惊奇之处。不过吕迪克所写的部分还是存在一些严重缺陷。首先，他有时会夸大外交部在纳粹政策关键领域的重要性。比如，吕迪克描述了外交部提交的有关美国在1933年头几个月里出现的反纳粹的新闻报道与行动的报告，之后得出结论说，这些报告为在希特勒和戈培尔授意下于1933年4月1日推出的反犹抵制行动提供了决定性的借口，是抵制行动的间接导火索。 [37] 但实际上，戈培尔和希特勒都无须阅读外交部的报告来了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可以阅读每天的报纸。吕迪克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抵制的想法已经出现至少两年了，而被吕迪克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报道于1933年3月26日至29日发表的时候，抵制行动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内阁在3月24日就对其进行了讨论，并在两天后做出了最后决定。 [38]

同样，吕迪克认为，对于1935年9月开始实施反犹的《纽伦堡法案》，外交部应负大部分责任，他还特别提到，国务秘书比洛在1935年8月20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发的反犹行为正在破坏德国的国外形象。 [39] 然而，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其间的联系。从有关《纽伦堡法案》缘起的大量学术文献来看，外交部就算对此法案的实施起过一些作用，那也只是非常轻微的作用而已。如果说政府行政部门里存在对此法案的推动力的话，那这推动力就是帝国的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但关键的角色还是希特勒本人扮演的，他在1935年8月8日已经严厉打击了个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并将此法案看作抑制党内其余“激进分子”的手段。 [40]

吕迪克论述这两个事例的方法显示出他在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弱点，就如《外交部及其历史》一书的许多其他章节一样（尽管不是全部），他没有参考相关的二手文献。他的研究以档案文献为基础，但还应该对其他学者的相关学术论著进行系统的评估，这样才能有说服力。吕迪克在参考英文文献方面尤其薄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国际上早已有许多研究，特别是对其外交政策的研究。然而，吕迪克的文章连基本的权威著作都没有引用，对专题研究著作的引用更是几乎看不到。文章开头引用的库尔特·普吕福的日记和传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它们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与重要性，但是它们并没有出现在《外交部及其历史》的注解里，显然吕迪克并不熟悉这些文献。也许这反映出研究者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展开研究工作的，也许他们认为研究只要阅读外交部档案就可以了。无论怎样，这都意味着这本书在一个关键方面没有达到如此重要的委员会编撰的报告应该达到的学术水准。

吕迪克文章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它没有论及外交政策和策略。这一点在对和平年代的研究中尤其成问题，因为外交在从1945年开始的战争罪行审判的诉讼案中起了很大作用。在研究纽伦堡审判，包括研究纳粹外交部部长诺伊拉特和里宾特洛甫在内的主要战犯的时候，阿斯特丽德·埃克特（Astrid Eckert）指出：“诉讼的中心在于犯罪阴谋的概念，正是这场阴谋使德国为侵略战争做好了准备，它意欲使德国控制欧洲，并最终控制世界。”外交部在其指挥下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本身不一定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它们植根于这场阴谋之中，因而便带有犯罪的特征。两年后的“威廉大街审判”中，主要的外交官们也面临同样的指控。到这个时候，当时正在进行的冷战也开始对审判产生影响，被告们——为首的是前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然后是许多老派外交精英——设法召集了许多支持者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确保他们当中只有3个人被判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而且其中两项判决后来都被推翻了。法院放弃了对阴谋罪的指控。对8名被告人的48项指控中，最终只有区区15项为有罪判决，其中大多为反人类罪。 [41]

埃克特对“威廉大街审判”提出了相当正确的批评，认为审判过于宽松，被告以及外交部许多其他高级官员实际上都犯有密谋发动侵略战争罪，违反了1928年德国签署的《巴黎非战公约》（Kellogg–Briand Pact）。然而《外交部及其历史》这本书的头几个章节居然没有提到外交部在1939年9月之前或之后参与过这些活动。即使退一步说，这本书的作者不得不紧扣自己的研究任务，即研究外交部及其官员所犯的罪行，而不是书写该机构的通史，不提这场违法侵略战争的准备情况还是很不应该的。与此相比，吕迪克花费这么多时间研究的问题——对流亡者的监视，甚至解雇那些被该政权视为犹太人的官员——便显得微不足道了。约翰内斯·霍特尔指出，造成这种令人惊讶的遗漏的原因更加让人吃惊：位于这种犯罪活动中心的传统外交领域，仍然是由老派的精英阶层控制的。 [42]

四

《外交部及其历史》只关注外交部在迫害德国境内及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和后来大屠杀过程中的参与情况，在研究战争的章节中更是如此。约亨·伯勒尔（Jochen Böhler）写过一本重要而且颇具争议的书，是关于德国入侵并占领波兰的。 [43] 他在为委员会报告的这一部分写的导言中指出，外交部与征用奴工、盗窃文物与艺术品，以及对犹太人的灭绝等行动都有关联 [44] ，但在对战争的研究里，前两点几乎没有提到。伯勒尔指出，昆斯伯格特遣队（Sonder kommando Künsberg）于1941年至1942年对横跨东欧和东南欧的占领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掠夺的主要是图书馆的图书和成箱的香槟。该特遣队直属外交部，为里宾特洛甫执行过许多任务。 [45] 但德国占领军在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化掠夺，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规模也很大，可是在该书的其余部分，对于外交部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时掠夺行为中的作用，给予的篇幅却极其有限。

约亨·伯勒尔和《德国外交部关于1937年至1944年希腊大屠杀的文件》（German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 on the Holocaust in Greece, 1937 —44 , 2007）的编者伊莉丝·多布隆—科耐贝尔（Irith Dublon-Knebel）指出，在波兰，外交部及其代表主张德军要克制，他们认为占领军野蛮而凶残的政策会疏远当地居民。 [46] 在法国，奥托·阿贝兹（Otto Abetz）大使——他并不是传统的精英分子——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试图软化党卫军对抵抗组织采取的严厉镇压政策，并放缓了征用强制劳工的节奏。驻法国、荷兰、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的德国大使，他们的活动更多，但《外交部及其历史》中没怎么提到。外交部特使也参与了对突尼斯和北非其他地区的占领，他们往往与非洲装甲军团等部队一起，在宣传和政治战中发挥作用，这方面该书更是几乎没有涉及。该书基本上只关注外交部在驱逐犹太人上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驱逐实际上演变成了主动实施的大屠杀。

比如在塞尔维亚，德国占领军对愈演愈烈的军事抵抗感到很担忧，他们认为抵抗运动的发起者是犹太人，于是对犹太人大开杀戒，外交部全权大使菲利克斯·本斯勒（Felix Benzler）也因此反复敦促柏林驱逐塞尔维亚籍犹太人。这一建议被认为不可行、不合适，因而没有被采纳，里宾特洛甫便派外交部犹太人事务部主任弗朗茨·拉德马赫（Franz Rademacher）去安排，要“清除贝尔格莱德的犹太人”。拉德马赫在其出行许可的申请里就是这样写的。他一到塞尔维亚，便竭力催促当局彻底灭绝塞尔维亚境内的犹太人。尽管此处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受到党卫军协助和唆使的德军部队，但是毫无疑问，正如作者所言，“外交政策层面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与积极参与屠杀犹太人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这样被抹去了”。相比之下，在雅典的德国政府全权代表、外交官金特·阿尔滕伯格（Günther Altenburg）则没有迫害希腊犹太人。他采取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党卫军对当地居民造成的伤害。 [47] 因此，外交官是可以做出选择的。

然而，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无论从性情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一直倾向于采取最严厉的反犹措施。这一点有多重要？在《外交部及其历史》的第185页，我们发现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断言：

外交部高层直接参与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犹太人的命运就此定格在1941年9月17日这一天：当天，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召开了一次会议。就在会议召开之前，希特勒发出命令，要求向东驱逐那些刚刚被迫戴上“犹太星”的犹太人。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与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car Plan）显然相关的行动还在继续——外交部主动执行了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

至于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是何时、怎样以及由谁来做出的，众所周知，相关学术文献数不胜数。但是书中既没有引用这些文献，也没有对它们展开讨论，上面引述的大胆断言甚至连脚注都没有。荷兰、比利时、法国及其他被占领国家的犹太人的批捕和驱逐方面的权威性研究文献，书中都没有提及。所有这些文献以及有关犹太人灭绝的最重要的文献综述都多次提到，外交部也参与了灭绝行动，但从来没有将其视为灭绝行动的推手。

大量此类文献表明，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于1941年9月17日的会面只是几天里的一系列会面中的一次，参加会面的有希特勒、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及其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其他党卫军官员，还有阿贝兹大使。根据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对这些会议的权威性记述，向东驱逐德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的真正推手是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他想对斯大林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进行报复）、奥托·阿贝兹（他与军队、党卫军官员一起，想对法国抵抗运动实施报复，他们都将抵抗运动归罪于犹太人），以及汉堡和科隆的纳粹地方长官（他们想驱逐犹太人，以便安置在轰炸中变得无家可归的非犹太人）。然而，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果断介入的决定来自希姆莱。甚至在里宾特洛甫不知情的情况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如布朗宁所言，他“在决策过程中也起到过不大的作用”。 [48] 彼得·隆格里希对这一系列会议的研究表明，虽然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的介入确认了驱逐计划，希特勒其实早已决定实施该计划了。 [49] 因此，该书作者们对二手文献的忽视助长了过度诠释原始资料的倾向。如果他们愿意花精力在史学脉络下研究这些文献，本可以对外交部的作用做出更细致、更准确的解读。这并不会阻止他们响应多歇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做出的结论，即“外交部与国家安全部在‘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上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没有明显的分歧”，而关键是“大多数参与行动的外交部主管人员都不是老纳粹分子，而是职业外交家，他们大多数是1933年后才加入纳粹党或其下属的某个机构的”。 [50]

伊莉丝·多布隆—科耐贝尔和拉尔斯·吕迪克也指出，很显然，将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的计划是在外交部制订出来的，但由于英国人掌握了制海权，因而这些计划成了泡影。 [51] 灭绝计划的实际执行与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大相径庭。而其中，正像此书中详细的记述所显示的，外交部的作用要小得多。在丹麦和挪威，与党卫军和纳粹党相比，外交部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像罗森堡治下的东部占领区一样，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之后，外交部就处在这些机构和驻波兰及驻苏联占领区的军队的包围之中了。此书的作者们也承认，外交部在匈牙利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1943年至1944年逐步加大了对匈牙利领导人、海军上将霍尔蒂（Horthy）的压力之后。另外在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外交部的影响也更大一些。在法国，阿贝兹大使在驱逐犹太人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希腊或匈牙利这些地区，外交部的代表反对向抵抗运动进行严酷的报复，以免疏远当地居民。但作者们也正确地指出，这一温和的政策从来没有推广到犹太人社群，除非他们是来自非参战国家的外国国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会为了良好的双边关系而保护他们。 [52]

这一切都无法表明外交部曾极力反对纳粹政权及其政策。作者们［扬—埃里克·舒尔特、伊莉丝·多布隆—科耐贝尔以及另一个博士生安德烈亚·维格斯霍夫（Andrea Wiegeshoff）］在一段很短的关于外交部与抵抗力量的论述中指出，外交部里那些极少数与各个时期反对纳粹行为的军官有接触的人，基本上都是些在情报部门供职的年轻官员。情报部门的人员迅速扩大，招募了很多非传统背景的人，这些人不同于主流的职业外交官。一些人与克莱稍集团（Kreisau Circle）有联系，他们私下里设想过纳粹倒台后德国的样子。年轻的索尔兹的亚当·冯·特罗特、退休外交官乌尔里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和苏联部门的负责人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Friedrich Werner von der Schulenburg）等少数人参与了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但是计划未能成功。 [53]

作者们对于其他个人也给予了同等的关注，比如弗里茨·科尔贝（Fritz Kolbe）和格哈尔特·菲涅（Gerhart Feine）。弗里茨·科尔贝是另一个局外人，他会就战争经济为里宾特洛甫提供建议，还定期为美国特勤局提供秘密情报，而格哈尔特·菲涅是一个较为传统的外交官，他在布达佩斯的办公室里不知疲倦地为反对灭绝匈牙利犹太人而工作，尽最大努力拯救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这种广泛的关注无疑是正确的。它证明“七月阴谋”不是个例，因此进一步削弱了战争结束后外交部自己编写的对其历史的记述的可信度。甚至在1944年7月20日之前，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就已开始清除外交部里有“国际联系”的人，还有被纳粹政权视为与高等贵族家庭等有可疑关系的人。很多人都遭到了解雇。然而，这并不是外交部在抵制纳粹政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证据。相反，采取措施疏远、反对，在极少数情况下试图推翻纳粹政权或规避其政策的人，数量极其有限。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些遭到孤立的个人或小团体，都是值得纪念的，也许应该用更大的篇幅来纪念，但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在整个外交部里绝不是典型。

五

这本书后面几个章节专门讨论了外长菲舍尔委托任务的第二部分：1945年后的外交部是如何看待其在纳粹时期的职能的？从那个时代到1951年联邦德国重组外交部后的岁月里，外交部在人员方面有多少延续性？现在美国执教的德国学者卡特林·佩勒尔（Katrin Paehler）研究过列宁格勒战役及其在记忆中的作用。他指出，1945年，外交部这个机构迅速分崩离析，官员们分散到各处，有的被关押在苏联监狱里（特别是那些当过纳粹冲锋队员的），有的在审讯中心，一些因犯有战争罪遭到逮捕和审判，一些在当年上半年席卷德国官场的大规模自杀潮中自杀身亡。 [54] 但还有许多人在工业界、学术界、法律界、公共服务界、地方政府甚至基督教机构里找到了新的工作。较好的社会背景、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使他们占得了先机。研究冷战期间美国政策的美国教授托马斯·毛鲁奇（Thomas Maulucci）指出，去纳粹化的过程致使外交部108个高级官员被免职，70人保留了原职，15人被判定为纳粹的同路人，5人得到赦免，39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前外交官们仍在抱怨，他们认为占领国对前德国外交官抱有不合理的偏见。 [55]

另一位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阿斯特丽德·埃克特（她研究过被夺走的档案送回联邦德国的过程，写出过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分析了1947年至1949年对外交部纳粹战争罪嫌犯进行的“威廉大街审判”。埃克特详细地介绍了审判的程序，清楚地说明了审判的重点是如何集中于最高层官员，特别是国务秘书和副秘书的。美国检察官认为这些人对外交部的罪行负有责任，因此许多直接参与犯罪的中级官员，比如那些参与屠杀欧洲犹太人的中级官员（例如拉德马赫），便没有受到审判。唯一一个直接参与谋杀并站上了被告席的人是埃德蒙·费森迈耶。在1944年的关键时期，费森迈耶是里宾特洛甫在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的巡回特使，以及驻匈牙利的帝国全权代表，他处死了大批犹太人，甚至建议改进运送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方法。除此之外，费森迈耶还在纳粹政权计划入侵的国家从事颠覆活动，并深度参与了在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设立种族灭绝的傀儡政府的过程。尽管有人在施加压力，想把这些特定的罪行作为重点对象，但重点还是放在了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上。 [56] 撰写过一系列关于起诉德国战争罪犯报告的安妮特·温克（Annette Weinke），对于将外交部塑造成抵抗纳粹政权中心的神话，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她指出，这样就使得前官员能够再次利用他们非正式的社会和职业关系，发起协调一致的辩护，特别是为关键人物、前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辩护，魏茨泽克的家庭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7]

战争一结束，库尔特·普吕福便立刻篡改了自己的日记，这些人也像普吕福一样，用拼凑出来的画面美化自己。他们把那些积极抵抗希特勒的边缘人物描述得仿佛外交部的主流人物。他们将孤立而松散的抵抗者描述成以魏茨泽克为中心、协调一致展开工作的小组。他们将这些人与向美国或苏联泄露情报的“叛徒”区分开来。在马利昂·顿霍夫（Marion Dönhoff）和玛格丽特·博韦里（Margaret Boveri）等有影响力的记者的帮助下，他们使纽伦堡法院和公众相信，绝大多数外交官留下来而没有辞职，纯粹是为了缓和纳粹的极端政策。诺伊拉特让位于里宾特洛甫之后，具有新思想的人进入了外交部，他们不理会老外交家们的顾忌，迫使他们签署证明他们有罪的文件，借以自保。他们声称，1944年7月的暗杀行动之后，在所有部门中，外交部受到处决的官员最多。他们获得了无数品德优良的证词，这些证词被称为“宝莹证书”（Persil Certificates），因为它们就像同名的洗涤剂一样，可以洗得“白上加白”。前犹太官员和贵族武装抵抗成员都出来为他们作证，证明他们的确反对过纳粹政权。他们不择手段，极力抹黑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Robert Kempner）。肯普纳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犹太裔德国律师，曾被纳粹逮捕并遭到流放。最后，如同那些对工业家和陆军军官的起诉一样，他们把整个起诉都归因于美国的平等主义者试图败坏德国传统贵族精英的名誉。

值得称道的是，魏茨泽克的儿子理查德这个辩护团队的关键成员和后来的联邦共和国总统（1984年至1994年），认为这种抹黑的策略适得其反，并试图缓和这种做法。但冷战已经开始，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对纳粹战犯从宽判刑，以免他们的类似报复的行为惹恼联邦德国人。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得以按时释放，却在不久之后死于中风。美国历史学家、《德国的冷战》（Germany’s Cold War , 2007）作者威廉·格雷（William Gray）指出，即使是在“威廉大街审判”中所判的宽松刑期，很快也被认为太过严厉，于是一个调查委员会建议缩短刑期，连罪大恶极的费森迈耶的刑期都减了一半，理由是他“只不过是一个巡回大使”，像任何大使都会做的那样，只是向柏林报告，并把德国政府的意见传达给匈牙利人罢了。他唯一的罪行，就是他是被取缔的党卫军的成员。费森迈耶的真实活动被有意地忽略了。 [58]

联邦共和国适时得到了盟军占领国的许可，首先建立了一个领事馆，然后于1951年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外交部。与其他职业领域一样，联邦德国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无论他们在1945年以前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了在国外代表新兴的联邦共和国，国家需要在技术上和语言上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才，以及具有外交经验、了解其往往晦涩难懂的规则和惯例的人。正如温克所指出的那样，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致力于避免旧式“威廉大街审判”的复活，但实际上他缺乏人事方面的详细信息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赫伯特·布兰肯霍恩（Herbert Blankenhorn），他在战争结束后设法使审讯他的美国人相信，他是反希特勒阵营的成员。布兰肯霍恩深得阿登纳信任，在1951年进入外交部之前就已经是阿登纳的个人助理了。布兰肯霍恩想了些办法，让大量纳粹时代的老外交部职员重新进入大使馆、领事馆及波恩的行政部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描述为远离纳粹主义的人，甚至还说他们参与了1944年7月的暗杀行动。 [59]

值得注意的是，如温克所示，这尤其引起了一群前党卫军安全处官员的批评，这些人是由《明镜》周刊的编辑鲁道夫·奥格斯坦（Rudolf Augstein）故意招聘到该杂志社的。霍斯特·曼科（Horst Mahnke）写了16篇关于新外交部的系列文章，他曾在国家安全部调查纳粹意识形态的反对者，认为参与1944年7月暗杀行动的人都是叛徒，他在文章里对于外交官宣称自己参与了反纳粹活动嗤之以鼻。但也有其他批评声音，既有来自《法兰克福评论》这种左翼报纸的，也有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传机构的，它们孜孜不倦地揭露联邦德国高层的前纳粹分子，最终于1965年出版了阿尔贝特·诺登（Albert Norden）的《棕皮书：联邦德国的战争和纳粹罪犯（国家、经济、行政、军队、司法、科学）》（Brown Book: War and Nazi Criminals in West Germany, State, Economy, Administration, Army, Justice, Science ）。联邦德国当局没能阻止该书的出版，便把它当作一派捏造的谎言，不予理睬。事实上，书中的内容大多是正确的。

然而，外交部却摆脱了所有的攻击。比如，外交部在1953年重新雇用了一名职业外交官奥托·布洛伊提甘（Otto Bräutigam）。战争期间，布洛伊提甘的工作是扣押波兰的财产，他在回忆录里以惊人的坦诚称其为“世界历史上最极端的掠夺行为之一，是对国际法的嘲弄”。 [60] 在罗森堡治下的东部占领区，布洛伊提甘曾主动提出，从长期来看，善待被占领地区的斯拉夫人民对德国来说是有益的，但这一观点对于事件的实际进程影响不大。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是另一回事了。战争期间，布洛伊提甘曾敦促将犹太人驱逐出境，以报复斯大林对伏尔加德意志人的虐待，他参加了关于使用毒气车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会议，还主持了在万湖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会，商讨如何定义和对付东部的犹太人和半犹太人。在讨论中，罗森堡治下的东部占领区宣布，半犹太人“从种族上说和犹太人一样令人讨厌”。 [61] 然而，1950年，纽伦堡的一个地区法院撤销了对他参与灭绝行动的指控，但他在其中所起作用的证据开始传播开来，这主要应归因于杰拉尔德·赖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对大屠杀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62] 外交部努力从赖特林格著作的德语版中删除布洛伊提甘的名字以及其他不利的证据，但新闻狂潮导致内阁强行取消了1955年让他赴巴西就任使节的任命，并于第二年暂停了他在外交部的职务。虽然民主德国人通过这件事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人们也对布洛伊提甘在英国下议院的历史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于1957年恢复了原职，理由是他曾试图阻止最极端的纳粹主义种族灭绝政策的实施，他最终以驻港总领事的身份结束了职业生涯。 [63]

如安德烈亚·维格斯霍夫所言，其实在新的外交部，一个人的职位越高，就越有可能遇到以前在威廉大街任职的外交官和官员。1/4至1/3的大使和领事都属于这一类人。当年外交部人员规模快速扩张（1951年有1000人，而1955年达到4500多人），实际上新外交部的纳粹党员数量很快就超过了1945年以前的数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第三帝国期间给青年官员们讲授过有关他们所驻国家情况的课程。比如，在比利时度过了战争年代的维尔纳·冯·巴根（Werner von Bargen）讲授的是有关比荷卢（Benelux）各州的课程，维尔纳·冯·格伦德赫尔（Werner von Grundherr）在战争期间负责管理外交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司，并参与了为挪威的吉斯林傀儡政权提供资金以及驱逐丹麦犹太人的行动（驱逐行动没有成功），他教授的是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课程。负责纳粹时期德国“犹太问题”的赫伯特·穆勒—罗夏（Herbert Müller-Roschach）则负责讲授欧洲一体化的课程。因此，在1951年之后，无疑有许多曾参与迫害和灭绝犹太人或纳粹时期其他罪行的前纳粹分子，又回到了外交部担任重要的职务。 [64]

要从这本书中发现细节问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对读者而言，这些叙述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以及暴露出编者对整本书控制不力的地方，就是战后部分提到的许多个人在战前的章节中根本没有出现，或最多只是简单提及。因此该书没有什么连续性，也很难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到底有多么重要。比如，维尔纳·布兰肯霍恩（Werner Blankenhorn）的名字直到讲战后时期的部分才出现，穆勒—罗夏和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这样就更难清楚地了解真实情况了。要确保在1945年之后的章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在1945年之前的章节里也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本来是件极其简单的事，但编者却没有这样做。

六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部内老职员的比例和影响力都下降了。然而在某些方面，他们却成功地将自己的观点深深地印在了继任者的头脑里。因此，尽管这一代人离任已经很久了，外交部对待其历史的方式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安妮特·温克指出，威廉大街的老官员开始刻意修改他们的回忆录，就像库尔特·普吕福所做的那样，他们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抵抗希特勒的历史和他们那些实际参与其中的少数同事，悄悄地忽略了那些因为其政治信仰或种族身份而遭到解雇或迫害的官员，反而把那些与敌人合作的官员，比如弗里茨·科尔贝，当作叛徒。 [65] 阿斯特丽德·埃克特讲述了一些令人痛苦的故事，即此类前官员在被纳粹解雇或处决之后，他们或者其遗孀没有得到认可或赔偿，特别是在这些人与所谓的“红色管弦乐队”有联系的情况下，因为“红色管弦乐队”被视为一个苏联间谍网，而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由有着不同意识形态信念的反抗者组织起来的松散网络而已。 [66]

外交部里面那个由前纳粹分子组成的网络，是否对外交政策的实际行为产生了影响呢？这当然与和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外交部向在外国法院受审的德国公民［比如在以色列受审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提供援助的法律义务等问题有关。外交部取消了对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巡回演讲的资金支持，那个由前纳粹分子组成的网络在此过程中是发挥了作用的。弗里茨·菲舍尔写过一本书，探讨了德国在“一战”中的目标。保守派历史学家西奥多·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在打给外交部的电话中，将此书描述为“国家的灾难”。 [67] 埃克特记述了外交部内部关于邀请菲舍尔的辩论，精彩地描写了该机构在过渡时期的情况。虽然保守派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弗里茨·斯特姆（Fritz Stem）、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和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等资深的美国和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还是设法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使得巡回演讲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他们的抗议得到了广泛的宣传，而这些正是外交部老官员们希望避免的负面宣传。

这一切真有这么重要吗？外交部的前纳粹分子并没有使纳粹的思想或政策复活。冷战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纳粹反共产主义思想转变为新联邦共和国对西方观点的支持。他们并没有串谋反对民主或试图修改和平协议。如果阿登纳的目的之一是将前纳粹分子重新纳入联邦德国的统治集团，并使他们的思维方式转变为更符合战后世界的新思维方式，那么外交部的情况表明他成功了。然而，许多纳粹时期外交部的官员依旧留在任上，而且他们颇为成功地掩盖了自己及其所属机构的历史，这些都对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德国之外，人们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诸多罪行记忆犹新，无论它在国内如何被掩盖或被操纵，相关记忆仍在影响世人对联邦共和国的态度。德国在世界上的声誉曾经并仍然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说服世界，它已经公开而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的纳粹历史。然而，与纳粹罪行有牵连的人继续留在外交部，外交部依然顽固地为其历史开脱，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更加困难了。

而《外交部及其历史》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呢？该书自称“以研究原始资料和二手文献为基础”，要对从1933年到20世纪末的德国外交部历史进行系统而整体的全面描述，但没能做到。 [68] 外交部部长菲舍尔设立该委员会的直接背景，以及他为该委员会的任务设定的条件，就表明如下问题必须得优先考虑：外交部及其公务员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或必须承担纳粹的罪行？那些参与了纳粹罪行的外交部官员有多少人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继续在外交部任职？外交部对其参与纳粹罪行的历史持何种态度？因此，研究者和作者的研究方法不仅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偏见，而且它是从现在所提问题支配下的道德角度来探究的，而不是按照一个更严格的学术方法、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探究的。菲舍尔最初设立这个委员会是有道德意图的，这层意图难免影响了研究和写作方法。从政治层面来看，其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可能最终并不是一件坏事。

然而，毫无疑问，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本书还是有很大的缺陷。研究没有很好地参考二手文献，并且许多主题研究都忽略了研究现状，因而书中有不少错谬和误读。该书倾向于夸大外交部在一些纳粹犯罪活动中的主动参与程度。同时，由于研究视野过于狭窄，因此战争贩子的行径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这可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它和今天是有直接关联的。书里对其他罪行，比如战时抢劫和破坏，也谈得很少。该研究的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大屠杀上面，这可能反映了21世纪初期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和公众看待纳粹政权的方式，但这并不能帮助人们从更广泛的角度去理解纳粹主义、纳粹的所作所为，以及纳粹的运作方式。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这本书。布朗宁、多歇尔、麦克凯尔（McKale）和其他人之前撰写的著作也涉及了该书所讨论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某些方面做了十分透彻的探讨，但那些书主要是学术性读物，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反响。这一不足现在已经被《外交部及其历史》弥补了。尽管此书有其不均衡和不足之处，但毫无疑问，它成功地证明外交部是第三帝国政府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它赞成并执行受纳粹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包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只要这些政策处于其权限范围内，而在特定时刻和特定地点，这些政策恰好处于其职权范围内，占据了绝对数量优势的老外交官和官员们相信并愉快地执行了这些政策。战争之后，上述人员又尽力掩盖他们和外交部在纳粹期间的所作所为。外交部抵抗纳粹的神话已经被这本书公开打破了。

因此，这本书的缺陷和夸张之处就更令人遗憾了，因为那些仍然相信这个神话的人能够轻易地将它抹黑。该书所涵盖话题的重要性应该进行更深入的阐述，这完全是编者的责任。如果你打算雇用在读博士生作为研究人员，那么作为一个资深历史学家，你就有责任仔细检查他的工作，确保他适当地参考了二手文献，避免过度解释，并在信息提供方面做到适当的平衡。而编者没有履行这一职责。最近，又有委员会受托调查其他部门的历史，特别是财政部和情报局的历史。希望他们的研究和成果能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且希望他们能避免此书存在的一些弱点和不足之处。

对于这种研究，历史学家的态度必须公正，史料和数据务必精准。这本书有一股政治迫害的味道，仿佛作者们以追捕在大屠杀中与纳粹共谋的外交官和官员为己任，并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指控。然而，即使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也应该记住，历史学家不是检察官，历史不是法庭。即便历史就是法庭，也得区别对待，准确无误，避免一概而论。蒂姆·梅森是研究纳粹主义最权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

精确性很重要……虽然人们无法像描述个人道德行为一样去描述统治和剥削制度，但可以证明的是，它们会滋生野蛮。要演示它们具体是如何做到的，这往往很复杂，但是复杂的历史论证不会仅仅因为道德问题的复杂性而对它们无动于衷。如果历史学家确实有公共责任，如果憎恨和警告都是他们方法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憎恨就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69]

说明

《外交部及其历史》的两位编者彼得·海斯和诺伯特·弗雷在《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简报》第49卷第55页（2011年秋季刊）上对各种评论发表了热烈的回应，该刊还登载了约翰内斯·霍特尔、克里斯托弗·布朗宁、霍格尔·内林（Holger Nehring）和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的稿件（《论坛：德国外交部和纳粹历史》，第53—112页）。弗雷和海斯遵循既有的学术坏习惯，试图通过指出一些小错误和疏漏来抹黑这本书的批评者，尽管在上述文章中他们只能找到一处小错误（把赫伯特·布兰肯霍恩误说成了沃纳·布兰肯霍恩）。然而，他们的确提出了大概三个论点为该书辩护，值得我们在此评论一番。

首先，他们断言库尔特·普吕福并非重要人物，因此不值得在书中提及。但是，当然，关键不在于他无关紧要，也不在于（说得更严重些）他没有参与战后制造外交部的神话。问题在于他对过去的态度是战后德国整个外交界的典型，他确凿的篡改行为为这种态度提供了一个最为清晰的例证，呈现了一名前外交官篡改纳粹历史的直接证据，这太有价值了，绝对不应忽视。虽然普吕福在1951年以后并没有在联邦德国外交部工作，但这并不妨碍其重要性。《外交部及其历史》在参考书目中的确提到了麦克凯尔的两本关于普吕福的书，但在注释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引用它们，更不用说在文本中使用它们了。只是在参考书目中列出书名，并不能证明作者实际上读过这些书。所以我的意见并非如编者所说是“谬误的”，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值得注意的“后记和致谢”中，编者描述了整卷书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他们指出，他们每个人都负责此书的特定部分，一些口述历史访谈也是由他们进行采访或参与的。他们非常笼统地提到“委员会成员及其助手始终在一起开展建设性的工作”，然后列出了助手们所写的每一页。这里根本没提到弗雷和海斯教授后来的说法：每一章都是通过在那里指定的起草人和主要负责相关时期或主题的委员会成员之间相互交流，然后在委员会的连续会议上反复探讨，才最终成文的。读者不可能通过“后记和致谢”猜出此书实际上是这样编出来的。在后来的采访中，孔兹教授特别声明，编者和他们的助手一起写了这本书（http://www.zeitgeschichte-online.de/thema/die-debatteum-das-amt-und-die-vergangenheit，在这里，他们极好地对争议展开了论述，讨论了所有的批评意见以及编者对批评意见的回复）。仍然难以令人信服的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关于“二战”的那些非常薄弱的章节，竟然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得到过认真讨论。另外，说负责任的编者和对该时期有深入了解的资深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助手写成的初稿进行了应有的仔细而挑剔的阅读，这一点也很难让人相信，更不用说他们亲自参与写作了。

弗雷和海斯教授进一步指出，指控本书及其作者过度关注德国外交部在欧洲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中的作用，而未论及非法的侵略战争的准备，这是不公正的。只有里宾特洛甫和诺伊拉特这两名纳粹外交部部长战后因这一指控而被判有罪，这个事实成为他们为自己开脱的借口。当然，他们并没有声称这是免除了为他们工作的公务员的责任，也许他们“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对于一本在其他领域详细描写了外交部当时仍归部长指挥的外交官和行政人员所犯罪行的书而言，这样的论据是不足以为其辩护的。事实仍然是，《外交部及其历史》太过狭隘地聚焦于外交部在反犹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上了，而有关外交部在其他领域所起的更为广泛的作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1] Donald M. McKale, Curt Prüfer: German Diplomat from the Kaiser to Hitler (Kent, OH, 1987).

[2] Ibid., 179–87.

[3] Donald M. McKale (ed.), Rewriting History. The Original and Revised World War II Diaries of Curt Prüfer, Nazi Diplomat (Kent, OH, 1988), 116. 日记现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

[4] Ibid., 132.

[5] Ibid., 151.

[6] Ibid., 226–7.

[7] Ibid., 114–5.

[8] 引自McKale, Prüfer (footnote 1), 61.

[9] Ibid., 100–1, 175–6.

[10] McKale, Rewriting History (footnote 3), 74.

[11] Ibid., 11, 151.

[12] Ibid., 113, 225.

[13] Auswärtiges Amt (ed.), Auswärtige Politik heute (Bonn, 1979).

[14]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and Moshe Zimmermann (eds),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unich, 2010), 10, 583–5.

[15] Jan Friedmann and Klaus Wiegrefe, ‘Angriff auf die “Mumien”’, Der Spiege l 43 (2010), 36–8; ‘Fischers Gedenkpraxi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10 February 2005.

[16] Das Amt , 16.

[17] Jan Friedmann and Klaus Wiegrefe, ‘Verbrecherische Organisation’, in Der Spiegel 43 (2010), 40–50.

[18] 可访问如下链接：‘Pressespiegel zur Debatte um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seine Vergangenheit: Ausgewählte Artikel und Interviews’, zusammengestellt von Georg Koch/Matthias Speidel/Christian Mentel, URL: <http://www.zeitgeschichte-online.de/site/40209125/default.aspx> [accessed 13 May 2011].

[19] Friedmann and Wiegrefe, ‘Angriff ’ (footnote 15), 38.

[20] Rainer Blasius, ‘Schnellbrief und Braunbuch’,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 13 January 2011.

[21]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 Study of Referat D III der Abteilung Deutschland 1940–1943 (New York and London, 1978).

[22] Hans-Jürgen Dö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im Dritten Reich: 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ösung’ (Berlin, 1987); idem, SS und Auswärtiges Amt im Dritten Reich: Diplomatie im Schatten der ‘Endlösung’ (Frankfurt am Main and Berlin, 1991); idem, Verschworene Gesellschaft: Das Auswärtige Amt unter Adenauer zwischen Neubeginn und Kontinuität (Berlin, 1995); idem, Seilschaften: Die verdrängte Vergangenheit des Auswärtigen Amts (Berlin, 2005).

[23] 例见：Stefan Troebst, ‘Rezension zu: Eckart Conze, Norbert Frei, Peter Hayes and Moshe Zimmermann (eds),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unich, 2010),’ in H-Soz-u-Kult , 15.02.2011, URL: <http://hsozkurt.geschichte. hu-berlin.de/rezensionen/2011-1-108> [accessed 13 May 2011].

[24] Hans Mommsen, ‘Das ganze Ausmaß der Verstrickung’, Frankfurter Rund schau , 16 November 2010; idem, ‘Vergebene Chancen, “Das Amt” hat methodische Mängel’, Süddeutsche Zeitung , 27 December 2010; Johannes Hürter, ‘Das Auswärtige Amt, die NS-Diktatur und der Holocaust: Kritische Bemerkungen zu einem Kommissionsberich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 chichte 59 (2011), 167–92. See also Klaus Wiegrefe, ‘Historiker zerpflückt Bestseller’, Der Spiegel -online, 1 April 2011, UR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 0,1518,754558,00.html> [accessed 12 May, 2011]. 编者最近发布了对Hürter评论的回应：‘Zauberwort Differenzierung’, Frankfurter Rundschau , 3 May 2011.

[25] Mommsen, ‘Vergebene Chancen’ (footnote 24); for Ulrich Herbert’s comments on Mommsen’s remark see, ‘Am Ende nur noch Opfer. Interview mit Ulrich Herbert’, die tageszeitung , 8 December 2010.

[26] Peter Hayes, Industry and Ideology: I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1987); idem, From Cooperation to Complicity: Degussa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 2004); Norbert Frei, 在众多出版物中可能是相关性最强的，idem, et al., Flick, Der Konzern, die Familie, die Macht (Munich 2009); Eckart Conze, Die Suche nach Sicherheit: Eine Geschichte der Bundesr epublik Deutschland von 1949 bis in die Gegenwart (Munich, 2009). Moshe Zimmermann的研究专长是在19世纪，尽管他已经发表了德国—犹太历史的概述。

[27] Alan Posener, ‘Das ist eine Kampagne: Das Münchener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greift den Bestseller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an’, Die Welt , 4 April 2011. 另见2010年12月10日发表在Süddeutsche Zeitung 上的编者联合声明。

[28] Daniel Koerfer, interviewed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Sonntagszeitung , 28 November 2010；另见：Blasius (footnote 20). Ulrich Herbert comments on Koerfer in ‘Am Ende nur noch Opfer’ (footnote 25).

[29] Lars Lüdicke, Griff nach der Weltherrschaft: Die Auß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1933–1945 (Berlin, 2009).

[30] Das Amt , 72.

[31] Ibid., 51.

[32] Ibid., 128.

[33] Ibid., 141.

[34] Jan-Erik Schulte, Zwangsarbeit und Vemichtung: Das Wirtschaftsimperium der SS: Oswald Pohl und das SS-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1933–1945 (Paderborn, 2001).

[35] Das Amt , 138, 152–3

[36] Ibid., 123.

[37] Ibid., 29.

[38] Saul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39 (London, 1997), 19.

[39] Das Amt , 101.

[40] Ibid., 147;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562–9.（在8月20日的会议上，外交部仅作为报告被提及了一下。）

[41] Das Amt , 400–1.

[42] Hürter, ‘Das Auswärtige Amt’ (footnote 24), 174–5. 对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在战争前期的作用有一个简短的解释（第223页），但篇幅不多。

[43] Jochen Böhler, Auftakt zum Vemichtungskrieg: Die Wehrmacht in Polen 1939 (Frankfurt am Main, 2006).

[44] Das Amt , 161–71.

[45] Ibid., 200–20.

[46] Ibid., 221–86, 227–94.

[47] Ibid., 254–7.

[48]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Lincoln, NB, 2004), 323–5.

[49]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2010), 265–6.

[50] Dö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footnote 22), 255.

[51] Das Amt , 167–99, 171–85 respectively.

[52] Ibid., 293.

[53] Ibid., 295–316.

[54] Ibid., 321–42.

[55] Ibid., 342–62.

[56] Astrid Eckert, Kampf um die Akten: Die Westallüerten und die Rückgabe von deutschem Archivgu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2004); Das Amt , 375–401.

[57] 包括：Annette Weinke, Eine Gesellschaft ermittelt gegen sich selbst: Die Geschichte der Zentralen Stelle Ludwigsburg 1958–2008 (Darmstadt, 2008); Die Nürnberger Prozesse (Munich, 2006); and Die Verfolgung von NS-Tätern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en 1949–1969 oder: Eine deutsch-deutsche Beziehungsgeschichte im Kalten Krieg (Paderborn, 2002); Das Amt , 401–35.

[58] Das Amt , 431–2, 435–48.

[59] Ibid., 448–88.

[60] Ibid., 201.

[61] Browning, The Origins (footnote 48), 303, 307, 324, 326, 368, 414.

[62] Gerald Reitlinger,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1953).

[63] Das Amt , 588–95.

[64] Ibid., 489–532.

[65] Ibid., 533–58.

[66] Ibid., 558–69.

[67] Ibid., 616.

[68] Ibid., 11.

第五部分
胜利与失败

第十八章
命运攸关的抉择

那场开始于1939年9月的战争并不是希特勒预想的那种战争。英国宣战时，意大利还在观望。西线有一段时间毫无动静，人们将其称为“假战争”。然而，到了1940年初夏，事态开始朝着希特勒预想的方向发展，他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军事胜利。然而，与英国的和平却没有到来。一年后，德国又同苏联开战；到1941年底，美国也加入了这场冲突。又过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德国明显在这场冲突中失去了优势。这种命运的惊天逆转，有多少是由希特勒和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等其他战争领袖的“命运攸关的抉择”造成的呢？还是说，他们只是在大事件中随波逐流而已？

伊恩·克肖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Fateful Choices: Ten Decis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40 –1941 ）中，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在此之前，克肖主要研究普通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反应和态度，发现他们对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反应及态度差别很大，既有抵制和反对，也有异议和冷漠，还有激情和赞美。他的著作《第三帝国时期的民意与不同政见》（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 , 1983）抨击了说民众对希特勒普遍服从的陈词滥调。这本书指出，仅有极少数德国人是坚定的纳粹分子，大多数人顺从纳粹，都是因为被纳粹宣传和纳粹在某个领域的成功所蒙蔽。只有在纳粹政权直接干涉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根本的价值观，尤其是宗教信仰时，他们才会反抗，有时候还能取得成功。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纳粹政权是如何有效贯彻其政策的。在《希特勒的神话》（The ‘Hitler Myth’ , 1987）一书中，克肖展示了元首在持续到战争末期的宣传中的形象如何容纳人民的所有希望和抱负，排解他们的不满，一直给人以他最终会找到挽救措施的希望。人们不愿意相信希特勒其实对犹太人极其憎恨，对领土有无限的征服欲，在内心深处极其鄙视普通德国大众。

克肖对希特勒宣传形象的开创性研究，似乎自然而然地指向了下一个步骤——希特勒本人的传记。经过10年的研究，他写成了两卷本著作《希特勒传》（Hitler 1889 –1936: Hubris , 1998; Hitler 1936 –1945: Nemesis , 2000 ）。这两卷书加起来近2000页，一经出版就成为这个德国独裁者传记的标杆之作。该书优点众多，比如在学问上一丝不苟，对事实与虚构的分辨细致入微，尤其是较为轻松的新颖写作风格，展现了这位当今公认的天才在讲述过去的事情时，是如何把环环相扣的叙事、扣人心弦的描述与娱乐的氛围融为一体的。

用当时克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从“错误的方向”来书写希特勒的传记的——不是从纳粹德国高层政治和决策的历史角度，而是从纳粹德国的民众日常生活与看法的角度。由此写成的这套书第一次令人信服地把希特勒与他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表明他是时代造就的人物，行为又独立于时代。事实上，此传记对希特勒早年迷离的生活只是一笔带过，更省去了对他个人动机的各种心理学臆测（对他所谓的犹太血统的担忧、可能的同性恋倾向、早期作为画家的失败经历等），而且对后来我们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他的个人生活片段更是轻描淡写，甚至对此有些不屑。

在克肖的研究中，希特勒从许多方面来说都犹如一块空白区，无数德国人，或者说，德国的核心群体，将他们的野心和抱负都投射到这块空白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开始相信自己的神话（大多是别人为他编造的），在政策制定方面越发坚决，这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在战争政策方面。用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看待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引出了如下指控：“克肖认为希特勒在对犹太人政策的实际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被动的，只不过是屈从了他人的压力和建议”。这一说法是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最近在《最终解决方案溯源》（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 2004）中提出的。

也许正因如此，克肖在近作中又回到了决策制定这个话题，不过这次研究的范围更广。书中，他描述并分析了十项决策，每一项都影响到后面的决策，从英国在1940年春决定参战和希特勒决定入侵苏联开始，接下来依次是：日本决定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然后决定偷袭珍珠港，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略显迟疑的参战决定，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决定支持英国，然后升级到对德国的不宣而战，希特勒决定对美国宣战，尝试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根据克肖此前的著述，我们可以预测，此书中他并没有深入探究世界各国领导人在1940年和1941年的各项活动中的心理状态，这些领导人的行动不仅铸成了“二战”的发展历程，而且是战后新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如同他的两卷本传记中的希特勒一样，克肖笔下的这些领导人没有什么特点，形象也不鲜明。他们作为个人起的作用有时甚至完全看不到。比如，克肖总结到，德国和日本力图承担的巨大风险，最终都根植于两国的权力精英阶层对以建立帝国、甩掉“一无所有”国家帽子为目标的扩张欲望的理解——注意是权力精英阶层，而不只是领导人。

当克肖把领导人作为独立个体来研究时，他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在行动中受到了哪些约束？他们的行动自由又受到了哪些更广泛因素的限制？1940年，德国对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之后将军们向希特勒建议把重心放在北非和地中海，然而希特勒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希特勒一直希望征服苏联，因此，希特勒的这一决定显然受到了自己的思想意识的左右。然而克肖又中肯地提出：“进攻并摧毁苏联的决定……在战略上必须如此。他必须争取在斯大林建立起防御体系和美国人参战之前取得东线的胜利。”

克肖强调说，这样的决定尤其依赖于权力体系中各个位置的人在之前所做出的决定，而其中的一些决定不像其他决定那样受制于环境的压力。他在书的开篇处提到的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0年5月下旬，人们很清楚地看到，法国已经战败，而且英国派去援助法国的部队极有可能在从欧洲大陆撤回前被歼灭或俘虏。这时在英国内阁中，以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为首的一派开始强烈呼吁通过意大利人寻求调解。他们主张首先通过罗斯福进行谈判，如果这一步失败了，英法再向墨索里尼寻求调解。新任命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只得使用他能想到的所有言辞来制止这个想法：

墨索里尼，如果他来当调解人，就会从我们中分一杯羹。希特勒竟会愚蠢到让我们继续重整军备，这确实很难想象。实际上，墨索里尼提出的条件会让我们完全任他摆布。如果我们继续战斗，哪怕最后战败了，我们得到的条款也不会比现在的差。

丘吉尔表示，如果英国寻求和平，英国将被迫解除武装，成为奴隶国家，处在英国法西斯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领导的傀儡政府统治之下。在调解中，法国决定单独采取行动，他们的和平试探遭到了墨索里尼粗暴的拒绝，墨索里尼确实想“分一杯羹”。近22.5万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丘吉尔凭借慷慨激昂的言辞，硬是把一场灾难性的失败描绘成了某种胜利大撤离。英国还在战斗。

如果哈利法克斯和他的盟友们取得胜利，情况会如何呢？在这里，顺着丘吉尔这一线索，克肖提出了一些绝妙的反事实猜测。他认为，在1940年5月或6月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和平谈判中，希特勒一定会解散丘吉尔政府。但是，莫斯利更有可能成为一位继任者，而不是成为不得人心、荣誉扫地之人，他本来会成为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那样广受赞誉的政治家的。戴维·劳合·乔治是英国“一战”期间的首相，自称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确实设想过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国王爱德华八世复辟，这就很有可能，因为他同情纳粹德国并相信有必要与希特勒单独媾和，这些都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显然类似于法国的情况——1940年，“一战”中的法国军队英雄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 Philippe Pétain）在法国建立了政权，尽管这一政权在建立之初没有表现出法西斯倾向。由丘吉尔领导的反抗政府可能在加拿大成立，但若英国真与德国站到一边，美国就会终止对英国的援助，那么希特勒就会毫无顾忌地集结所有军队，随时入侵他觊觎已久的苏联。此外，无论如何希特勒都会迫不及待地着手肢解大英帝国，这与后来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莫里斯·考林、阿兰·克拉克和约翰·查姆利的观点相左。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在1940年与德国单独媾和是保存大英帝国的最佳途径。

这种猜测有多大的合理性？克肖对此比较谨慎，以防言过其实。事实上，他并没有脱离丘吉尔本人对此事态发展的刻画。克肖并没有凭借想象力去描绘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只是试图找出这些决策者拥有的备选方案。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英国在1940年与德国媾和，这很可能会增加希特勒打败苏联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从来都不是很大。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可能已经“可以随意支配欧洲大陆的所有物质资源”，但是纳粹对战败的法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了无情的剥削，因此从长远看，他们能得到的资源并不算多。苏联仍然是打败德国的决定性力量。

克肖指出，希特勒非常清楚，只要英国继续参战，越来越多的战争援助就会很快从美国源源不断地涌入英国，于是希特勒在1940年夏秋之际做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克肖认为，如果德国将领的策略占了上风，德国就会把兵锋直接指向北非和中东，征服那里，以赢得纳粹经济迫切需要的巨大石油储备，切断英国通过苏伊士运河支援东方的主要补给路线，那么德国与苏联的致命性对抗就可能被推迟，甚至是无限期推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希特勒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最糟糕的结果。克肖又把目光转向了墨索里尼——法国惨败后，墨索里尼决定与德国为伍，加入战争。克肖描绘了意大利的精英是如何渴求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的。保持中立使意大利能够通过对双方挑拨离间这一惯用手段，实现对其有限资源的精打细算。墨索里尼应该知道，19世纪末的时候，一名俄国谈判代表在某次和平会议中挖苦意大利，说既然意大利人要求扩大领土面积，那肯定是意大利又打败仗了。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提出在西方的领土要求，但是遭到了拒绝，灰心丧气的墨索里尼于是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入侵希腊。很快，意大利在希腊和北非的军事失败把德国人拖入了一场他们并不真正愿意参加的战争。

希特勒后来肯定会抱怨，这样做分散了德国的资源，拖延了他的战争进程，入侵苏联的计划（官方所谓“巴巴罗萨行动”）也被迫推迟。他声称，如果能尽早进攻苏联，在德军深陷秋季大雨造成的泥泞前，德国是可以击败苏联红军的。但克肖指出，5月和6月初恶劣的天气也会推迟德国的入侵行动。此外在与苏联作战的最初几周，希特勒认为可以在秋季来临之前取得胜利。德国空军掌握了整个制空权，快速机动的德国装甲部队形成巨大的包围圈，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被包围，要么被打死要么被俘虏。苏维埃政权似乎危在旦夕。

克肖指出，造成苏联几乎完败的主要责任在约瑟夫·斯大林，因为他执意忽视情报部门不断发来的警告——德国即将在1941年6月发动入侵。克肖在书中用了一整章来讨论斯大林的决策。那斯大林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其中一个选择是他的统帅们在之前那个月给他提供的，就是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方面的历史记录推动了另一批研究者去努力证明，希特勒入侵苏联是为了阻止红军向西进军。但克肖让人心服口服地否定了这种“牵强的解释”。在红军开始酝酿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时，“巴巴罗萨行动”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因此，苏联的军事行动始终是防御性的。

战争结束后，此次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之一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承认，此次出击无论如何都会是一场令人沮丧的失败。20世纪30年代末，红军及其领导层遭到了严重削弱。1939年提出的这个疯狂的战争方案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斯大林直到1942年才不再认为苏联军队尚无打赢德国人的实力，因而他当时立即否定了这个提议。“你们疯了吗？”他狂怒道，“你们是想激怒德国人吗？”斯大林很清楚他的部队装备有多么糟糕，他拼命拖延时间，甚至在德国入侵前6天，苏联还在按照1939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续向德国供应物资和原材料。

斯大林狭隘的意识形态观念让他在形势的研判上自以为是，完全容不得异议。克肖并没有指明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什么，但作为一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确信希特勒政权是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如果他提供德国企业想要的一切，德国就没有入侵的直接理由。此外，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在与英国酣战的同时，不可能还会发起另一场侵略战争。希特勒是否真的知道在两条战线发动战争是多么愚蠢？但希特勒极其蔑视苏联，认为只要用力一推，整个共产主义大厦就会轰然坍塌。

事实并非如此。1941年底，德国军队进攻到莫斯科郊外就止步不前了，尽管德军在1942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希特勒最担忧的因素现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美国继续对英国和苏联增加援助，虽然苏联得到的援助略少。克肖用了两章的篇幅，专门探究罗斯福所做的决定。1940年10月30日，罗斯福总统向美国的家长承诺：“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遣去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然而，这时他早已确信，德国的扩张将对美国构成根本性威胁。罗斯福是对的。

如克肖所述，希特勒早在酝酿发动一场长期的“洲际战争”，德国主导的欧洲将与美国决战，争夺世界霸权。但是罗斯福知道，国会绝不会支持他向德国宣战。于是，他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执行自己的策略，先是援助英国参战，然后又援助苏联。“我认为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苏联会主导世界。”他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不久就这样宣布。美国颁布的《租借法案》使得美国可以将大量战争物资输送给英国以及苏联，之后美国又与英国签署了《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声明美国和英国将努力坚守共同的民主原则，美国借此便与英国悄然结成了同盟。与此同时，一艘德国潜艇袭击了一艘美国驱逐舰，这为罗斯福说服美国国会本着“航海自由”的利益原则、同意美国战舰有责任在大西洋的美洲部分海域保护盟国商船和护航舰队提供了理由。

罗斯福对德国不宣而战的决定影响了希特勒做出的两个关键决策。第一个决策是德国在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租借法案》的颁布使希特勒彻底明白，要赶在美国的物资投入盟国之前迅速击败苏联。美国海军越是参与保护英国的船队，希特勒就越担心，除非他的潜艇舰队与他们决一死战，否则就会输掉大西洋的战争。希特勒也担心自己试图切断英伦三岛食物、武器和原材料这些核心补给的计划落空。然而，他还在犹豫，直到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轰炸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希特勒说，这是一次“拯救”。他的反应是“我们不能输掉这场战争”。12月11日，德国对美国正式宣战。

德国的宣战把罗斯福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现在，美国可以公开介入冲突，无须任何保留或隐瞒。克肖问到，希特勒的举动是不是狂妄自大的愚蠢行为？不，他的回答是：与美国的战争不管怎样都是无法避免的，而日本的侵略将占用美国在太平洋的资源，使德国能够赶在美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加入英苏阵营之前，赢得欧洲的战争。即使希特勒自己不宣战，大西洋上不断升级的潜艇战也迟早会把美国拖入战争。因此，希特勒的决定并没有那么“命运攸关”，这一判断作为论点很有说服力，但正因如此，这个决策放在这本名为“命运攸关的抉择”的书中，就多少有些名不副实了。

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战争，这多少导致希特勒做出了另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确实是攸关命运：希特勒决定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克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决定是无法“追溯到某个特定日期下达的某一条具体命令”的。显然，德国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之后，希特勒明确命令对德国占领区的波兰知识分子实行大屠杀，对犹太人实行种族清洗，这些命令都留下了历史记录。在1941年，希特勒的命令就不太明确了，但根据克肖的研究，希特勒授予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很大权力，去“平定”新征服的地区，杀死构成安全威胁的苏联政委和犹太人，这条命令是决定性的。到1941年8月初，希姆莱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和警察部门已经在大规模肆意屠杀犹太男子、妇女和儿童了，希特勒对这个过程也非常清楚。

1941年10月，纳粹当局开始把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等欧洲中部城市的犹太人向东驱逐，将他们遣送到隔离区，而那里早已聚集了大量从波兰和东欧驱逐而来的犹太人，他们的居住条件急剧恶化。同时，特别行动队和警察部门对犹太人的枪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希姆莱开始试图用毒气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更快速的杀人方法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先是采用移动式闷罐车，然后在集中营内建设固定设施，并于1941年11月在贝尔泽克（Belzec）开始使用。无论如何，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纳粹领导层不得不做出根本性的决策和协调，才能让杀戮有序进行，因此他们决定让所有相关行政领导机构与会协商。由于对美国宣战，原定于1941年11月在柏林郊区的万湖召开的会议被推迟到1942年1月举行。

在对美国宣战的第二天，希特勒在对纳粹领导人的私下谈话中明确表示：“世界大战由此开始，灭绝犹太人是必然的结果。”几天后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在向手下传达讲话精神时，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都必须消灭他们。”仅在他的辖区里就有350万名犹太人。“我们不可能射杀这350万名犹太人，”他说，“我们不可能毒死他们，但是我们肯定能找到其他方法来成功地消灭他们。”这个决定十分明确，而且它是由希特勒做出的。

鉴于这本书的结构，令人惊讶的是，在解释希特勒入侵苏联的理由时，克肖并没有过多关注罗斯福让美国正式参战的决策。194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希特勒都在说，在他看来，是全世界犹太人的邪恶阴谋驱使罗斯福与丘吉尔、斯大林结成摧毁德国的“邪恶联盟”。希特勒认为，这三位政治家都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他的个人言论也得到了反美宣传的支持，这些宣传是由戈培尔在柏林的宣传部炮制出来的。关于这条线索，克肖可能会发掘出更多的东西。

因此，事实证明，在本书分析的决策中，并不是所有决策都是命运攸关的。严格来讲，并不是所有的决策都算得上决策。但这些决策或多或少都有些关联，而且毫无疑问，是这些决策的合力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当然，人们大可以另选十个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从1939年9月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到1942年年底希特勒拒绝让德军第九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出，从丘吉尔1943年命令轰炸德国城市，到1944年德国抵抗组织的关键人物在谋划刺杀希特勒的过程中做出的各种决策，等等。说到底，克肖并不认为1940年5月至1941年11月的这段时期对塑造战争走向过程起了根本性作用。他知道，历史并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这条线索应能促使他为这本书写本续篇，甚至是两本，以覆盖发生在1942至1943年，以及1944至1945年间的事件。这些书如果能写出来，肯定非常值得一读。

第十九章
“二战”解密

在“二战”中，同盟国为什么能够战胜轴心国？研究其原因时，不同领域的历史学家往往侧重点不同。较为传统的军事史学家着眼于两大阵营之间领导水平的差异——轴心国的裕仁天皇选择远观战事，希特勒在“二战”中的决策有失偏颇，同时希特勒也在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同盟国领袖丘吉尔、罗斯福，以及与他们相当不同的斯大林则亲临战场鼓舞士气。在这些军事史学家看来，将才的领导艺术也是颇为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反复干涉，顽固主张“要么一举制胜，要么一败涂地”，隆美尔、古德里安、曼施泰因这些德国军事天才的将才难以施展；而对于朱可夫、蒙哥马利、巴顿这类善用计谋的人，他们的政治领袖从不妄加干涉，而是基于即时的战事情况，给予他们充分的战略选择自由。

经济史学家则自然而然地关注彼时两大阵营之间严重不对等的资源状况。当时，轴心国的日本食物紧缺，德国燃料告急，同盟国的武器、弹药装备比轴心国要多出好几倍。近来，随着有关战时地下服务相关记录的公开，“情报史学家”提出，可以通过情报收集、敌方密码破译、增强复杂的骗局诡计训练等领域的重大突破来扭转乾坤。从伊恩·克肖提出的交战国领袖“命运攸关的抉择”，到菲利普·贝尔的《“二战”中的十二大转折点》（Twelve Turning Point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许多历史学家都试图找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的诸多作品都对军事、经济历史内容有所涉及。在1995年出版的《同盟国何以获胜》（Why the Allies Won ）一书中，他在更广泛基础上列出了盟国获胜的原因，提出“‘二战’中同盟国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们成功地将自身的经济实力转化成了有效的战斗力，将人民的士气转化成了真真切切的想要战胜对方的决心”。

和奥弗里一样，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总是努力尝试对战争及国际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他的著作《“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Engineers of Victory: The Problem Solvers Who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 2013）对部分过于夸张的言论提出了质疑，这些言论来自那些强烈支持这种或那种解决方案的人。肯尼迪提出，除非从更大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审视，否则“情报突破改变了斗争形式”这一说法是无法获得证实的。他还指出，战争中情报工作失败的状况并不在少数，比如，法国在1940年忽略了德国从阿登高地的进攻，美国对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视而不见。一些高级指挥官有时会拒不相信情报。有一次著名的情报事故发生在德国对苏联发动的“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在该行动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一名身为前共产党员的德国士兵越过战线向斯大林告密，说德军即将入侵，让其提高警惕。然而，斯大林却以散播谣言为由将其处决了。

肯尼迪还可以用的一个例子是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英国情报人员能够监控整个德国的无线电通信，告知英国军队下一次袭击的方向。这些超级情报却没能实现应有的效果，因为英国担心重新部署兵力过于明显，会让德国人发现自己的计划被泄露了。因此，1941年5月，尽管驻扎在克里特岛（Island of Crete）上的英军指挥官收到了布莱切利公园传来的情报，得知了德军的空降地点，但他拒绝在那里部署军队，因为担心敌军会觉察出什么异样。于是，预先获知的情报信息没有派上任何用场。肯尼迪称，相比之下，能够带来胜利、缩短战争周期的情报方面的突破并不多见。最著名的要数中途岛战役了。在中途岛战役中，美军通过情报明确了日军航空母舰所在的具体位置，同时又设法隐藏了自己的位置（或许英国皇家海军也是以这种方式在地中海重创了意大利舰队）。1943年，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Scharnhorst）战列巡洋舰或许也是这样被击沉的。肯尼迪还说，大体上来讲，情报只是战争取胜的诸多因素之一，而且通常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在他的书中，他谈到了许多其他重大情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与他自己的不少论点相悖。

那么在肯尼迪看来，情报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他指出了数个影响战争走势的明显因素。而最明显的因素莫过于轴心国与同盟国在资源上和生产能力上的差距。这些差距可能远比肯尼迪承认的要大。所以，轴心国远没有实现“到1943—1944年在生产上取得优势地位”的目标，而早在1940年美国参战之前，同盟国成员就已经实现了该目标。比如，苏联生产了2.1万架战机，英国生产了1.5万架，而德国仅生产了1万架。单就1941年一年战机的生产数量来看，英美两国生产的数量，是德日两国生产总和的两倍还要多。从自身的失利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完善了武器装备和生产模式的并不只有盟军，实际上德国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最突出的——1944年，阿尔贝特·施佩尔在其前任的基础上，成功地将德国军工的生产速度提升到极致，生产出了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这类新武器。

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等德军将领早就意识到了两大阵营之间资源是不对等的，他们在1942年初向希特勒报告说，这一关键因素会导致他们战败。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在输掉北非战役后感慨道：“这是由英美雄厚的物资基础决定的。”轴心国缺乏的并不仅仅是生产能力。轴心国军队被击败，往往是由于燃油耗尽。保卢斯（Paulus）在斯大林格勒尽管已经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试图突围，然而他的坦克和卡车根本没有突围所需的足够燃料，所以未能成功。这样的例子还不在少数。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石油储备从未超过100万吨，而英国在1942年的石油储备为1000万吨，两年后的石油储备则有2000多万吨。德国试图攻占高加索和中东的油田，但是没能成功，而法本公司在合成燃料生产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也没有成效。

然而，肯尼迪完全有理由去批评“那些用经济决定论对战争结局所做的粗暴解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同时在过多战线上作战，分散了自身的资源［25年前，肯尼迪在其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1987）中提出了“过度扩张”这一概念，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苏联能够几乎全力抵御入侵的纳粹军队，但英国和美国军队也面临着在多条战线上作战的问题。肯尼迪认为，英国有统领全球帝国的经验，这对同盟国来说十分有利，但更重要的是，英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军力透支了，尤其是在经历了1941年到1942年的希腊、克里特岛、图卜鲁格（Tobruk）和新加坡的战败，以及大西洋战场战争局势的扭转之后。对英国领导人而言，这些都是他们战争的低谷，虽然不断有来自帝国各个地方的军事支援。于是，他们尽一切可能发展新科技来弥补损失。

正是战争中这些技术及其运用情况，成为肯尼迪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的焦点所在。整个著作分为5个章节。在第一章“大西洋战役——确保海上航行的安全”中，他从1942年开始写起，这一年盟军向英国运送物资的商船队，被击沉的吨位数高达780万吨，其中绝大多数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盟军技术专家研发了可以全程掩护商船穿越大西洋的远程轰炸机，克服了这一困局。由于德国U型潜艇缺乏长时间待在水下所需要的空调设备，因而需要不断浮出水面，因此分米波雷达可以借潜艇冒出水面的机会对其进行定位，然后刺猬迫击炮与护航舰相互配合就可以将其摧毁，包括小型航母在内的高效而组织有序的护航支援部队可以追踪并消灭德军的“狼群”。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肯尼迪淡化了情报的作用，而盟军1942年的重大损失，则与情报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德国能够成功破译盟军的无线电密码，还能阻止盟军对德军密码的破译。1942年12月，盟军成功地扭转了局势，战局出现了重大转折，商船可以通过无线电通信以及在水面上侦察德国U型潜艇的方式，避开U型潜艇并对其定位。

肯尼迪结束这个常有人谈的话题后，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夺取制空权”。1943年，盟军轰炸机和刚开始的时候相比，打击范围大了许多，发现目标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一年，盟军对德国汉堡和鲁尔区的大轰炸，不仅重创了德国的工业，还极大地打击了整个德国的士气。之后，盟军错误地将战略目标转移到遥远的柏林。在柏林，盟军的助航设备无法发挥作用，短程战斗机无法为轰炸机护航，从而给了德军部署防御的时间。轰炸机机组人员伤亡惨重，作战规模也缩小了很多。直到P—51战斗机（绰号“野马”）出现，盟军才找到了解决方案。P—51是远程战斗机，装配的是英国劳斯莱斯引擎，机身由美国制造。这一新型战斗机的护航编队为轰炸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轰炸机本身的航程也增加了。盟军掌握了制空权，在“二战”最后的18个月里，对柏林进行了越发密集的轰炸，不仅摧毁了德国工业，还进一步打击了德国的士气。许多历史学家之前已经对此进行过探讨，肯尼迪对该事件的论述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不过他的分析条理清晰，非常具有说服力。

讲完这一众所周知的故事以后，肯尼迪又开始详细叙述盟军是怎样学会“挫败闪电战”的，或者说，是如何破解德国的空军、装甲兵和步兵相结合的全面进攻战术的。从德军在阿拉曼（El Alamein）和库尔斯克（Kursk）等地提前做的深度防御准备中，盟军找到了答案。卡尔—海因茨·弗里泽（Karl-Heinz Frieser）对闪电战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他对库尔斯克战役的分析尤其精彩。肯尼迪并没有参考弗里泽的研究，观点有些站不住脚。据弗里泽统计，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军损失了760辆坦克，实际死伤、失踪的士兵高达17万人，而肯尼迪统计的数据分别为1600多辆坦克和5万人。还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数据没有在肯尼迪的书中出现——德军还损失了524架战机。苏联学会了如何破解德军战术，以及使用情报、空中优势、科技和后勤来改变战局，虽说这些因素都极为重要，但是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苏联红军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德军的损失，但苏联红军恢复起来要容易得多。

在阐释如何“攻占顽敌把守的海滩”时，该书参照了此前战争中灾难性的海陆两栖作战行动（比如“一战”中对加里波利的袭击），对诺曼底登陆做了特别研究。盟军意识到了在敌军严密防守的区域之外登陆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事先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始终严格保密登陆计划，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然而在之前的1943年9月实施的萨莱诺（Salerno）登陆，以及1944年1月进行的安齐奥（Anzio）登陆，盟军都没能严格保密登陆计划，因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1944年6月展开的诺曼底登陆行动中，上述条件都具备了。盟军采取迷惑性的措施，让德军把多数防御部队派遣到了其他地方，而且也让德军错误估计了盟军的登陆时间，这又是一次情报带来的胜利。然而肯尼迪和大多数研究“D日”（D-Day）的历史学家一样，认为登陆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心策划和顺畅的指挥控制系统，就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是盟军具有人员和物资方面的绝对优势。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肯尼迪在论及“克服长途奔袭的疲敝”这一问题时，又讨论了一个常见的话题。如果说日本人在1941到1942年间攻占广大区域是过度扩张，那么盟军试图驱退日本人的时候，同样会面临过度扩张这个棘手的问题。中国距离美国大陆过于遥远，不适合作为反攻的基地，缅甸的地形也不适合，于是只能跨越太平洋进行反攻。快速航母战斗群出现了，飞行高度为3万英尺（约9144米）、在敌方战斗机和防空火炮射程之外的B—29远程轰炸机问世了，“地狱猫”（Hellcat）这类快速且机动灵活的战斗机也开始投入战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作战技术和经验在日益增强，这些都让美军部队获得了能够击退日本军队的海上和空中优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军开始轰炸日本的村镇和城市，最后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为“二战”画上了句号。美国潜水艇用经过改进的新型鱼雷歼灭了日本舰队，而体型巨大、操作不便的日本潜艇很容易就会暴露并遭到摧毁。日本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的船队，结果是物资运输通道被切断，无论是被困在日本本土的民众，还是海外的占领部队，都得不到物资补给。

肯尼迪认为，盟军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激励文化”或“创新文化”，这是肯尼迪论述的重心所在。他列举了大大提升盟军战斗力的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但其实第三帝国在研发新武器、发展新技术方面也同样高效，他们设计出了V—2火箭、喷气式战斗机、配有电池和空调装置的快速潜艇以及“瀑布”地对空导弹等。在创新能力方面，德国的科技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如肯尼迪所言，由于这些先进设备进入生产线的时候，德国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因此它们根本得不到有效的部署，工厂以及交通设施经常停工，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盟军通过技术解决了军事和后勤问题，而是他们雄厚的资源保障，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有办法将资源集中在最关键的地方。

因此，众所周知，在经济领域，德国人的决策体系混乱且效率低下，其他许多方面的管理也是一样，希特勒喜欢指派多人同时去做一件事情。他信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认为在达尔文式的竞争中胜出的那个人就是最勇猛、最高效的人。在战争期间，这一做法却被证明是错误的，甚至连施佩尔也无法对关键武器进行集中高效的生产。相互竞争的团队在研制不同类型的火箭，甚至还在研制不同类型的原子弹，德国并没有将资源集中在一两个项目上，而是所有项目都在争夺资源，有些项目甚至毫无前途可言。更糟糕的是，希特勒一直举棋不定，经常改变生产重心。比如，梅塞施密特Me262（Messerschmitt Me262）双引擎战机在1943年7月便做好了生产准备，希特勒的顾问请求将该机作为战斗机生产，但希特勒不同意这一请求（这款战斗机本可以重创盟军轰炸机），下令将其造成了轰炸机（这样一来，该机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然后下令禁止就该事进行任何讨论，因为他将任何人企图说服他改变观念的想法都视为在挑战他的权威。

这又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战争中领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当然肯尼迪知道，最高层的人是能发挥作用的。希特勒自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Grö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些下属将其缩写成了Gröfaz）。1940年，希特勒打破军事惯例，击败法国，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许多人便接受了这一说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希特勒的将军们对此越来越怀疑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希特勒在1941年深秋对东线上的德国军队进行划分，把进攻莫斯科的军队撤了下来，转而将进攻的矛头指向高加索。但这并非肯尼迪口中的愚蠢行为，因为希特勒认为应该首先占领乌克兰的产粮区，接管克里米亚，阻止苏联将其用作空袭罗马尼亚油田的基地，而罗马尼亚的油田对于德军作战极为重要。关于这一说法，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肯尼迪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防军高层“把克劳塞维茨的建议都抛到了脑后”（克劳塞维茨强调，要将注意力放在敌军的重心或关键点上），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忘记。中央集团军群（Army Group Centre）的指挥官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将军极力反对，不同意对德军部队进行分割，他向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表示“作战方向南移根本不是重点”，他“并不想拿下莫斯科”，因为希特勒长久以来的战争指令都表明拿下莫斯科并不是最紧要的事情。“我要摧毁敌军，这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多股军事力量转移至南方，现有的军事实力在不断减弱，这就意味着“在冬天到来之前，摧毁苏联武装力量这一主要军事行动能否实现打上了问号”。

人的计算也不总是很理性。双方似乎都认为苏联很容易就会崩溃，然后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博克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普鲁士军事学说是这样教导他的——敌人可能会因致命的一击而被打败。而希特勒这么想，则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之所以没有坍塌，完全是出于对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事实上，在南方取得了一连串令人鼓舞的胜利之后，希特勒向博克调集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博克于10月向莫斯科发动了进一步攻势，捕获近67.3万名俘虏，而且距离莫斯科更近了。然而苏联军方高层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战术，斯大林设法激发了军民顽强抵抗的决心，而且在日本东京安插的苏联间谍理查德·佐尔格让斯大林相信，日军并不打算袭击苏联，斯大林因而决定向莫斯科前线调集40万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官兵。苏联并没有崩溃，它的资源异常雄厚，德国要一举击垮苏联是完全不可能的。博克的军队在即将进入莫斯科的地方停了下来，被迫转入防御状态。德军出发的时候，士兵身穿的都是单薄的夏装，以为在入冬之前几个月就能结束战斗，因而许多士兵被活活冻死。

战局的突变让人们怀疑起轴心国全力以赴参加的这场战争的合理性。因为到最后，任何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都得以双方发动战争的目的来进行衡量，参战方的目的必须切合实际，才能有获胜的机会。日本最初的目标尽管雄心勃勃，但也相对有限——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换句话说就是建立一个日本人的经济帝国，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相当大范围内的资源掌握在日本手中，而该地区内的石油及其他资源的供应都被美国1941年7月实施的禁运政策给切断了。通过对已经穷于应付的大英帝国进行打击报复，还是有可能夺回亚太地区的石油等资源的，因为此刻大英帝国已经不堪一击，有可能在战后解体。然而，若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会与日本签订和平协议，任凭“共荣圈”的大部分区域由日本人控制，那就太不切实际了。此外，日军在它征服的地区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野蛮残暴，“共荣”这一想法注定失败。日本的所作所为让自己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这是一场日本人根本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

希特勒的战争目标是没有边际的；日本人抱有很大的幻想，而希特勒对德国能够达到的高度抱有更加大胆的幻想。纳粹相信意志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认为用意志控制德国之后，就能用意志进一步控制西边那些软弱堕落的国家，继而控制东边那些原始落后的斯拉夫国家。德国将以种族为依据，对欧洲进行重新排序。这样一来，3000万到4500万斯拉夫人将被杀害，以便为德国的农民腾出空间。之后，纳粹控制的欧洲就会被动员起来，向美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德国对占领国的残暴剥削行为将使被占领国的经济迅速萎靡甚至崩溃，从而让欧洲的资源迅速减少。

因此，像肯尼迪那样谈论“纳粹对乌克兰和苏联境内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的暴行”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暴行本来就是根植于纳粹战争目标的。德国人将有限的资源分出一部分，用来灭绝犹太人。如果我们对此发出感慨，我们就会抓不住重点。这是一场种族战争，迫害犹太人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迫害行动最终会从欧洲扩展到美国。因为希特勒认为，针对德国的那场世界阴谋就是在美国酝酿的。在这场战争中，有600万名欧洲犹太人惨遭杀害，而书中对此事压根就没有提及，因为这通常似乎并不属于军事战略的范畴。

斗争、冲突、侵略和暴力是纳粹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将无止境的战争视作保证“雅利安”种族优势地位的唯一途径。在这种非理性背景下，如果像肯尼迪那样，认为德国本来是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的，或者认为如果没有这种或那种后勤、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创新，“胜利将始终遥不可及”，那么我们无疑又没抓住重点。轴心国失败了，不仅仅是因为同盟国打赢这场战争的方式，而且是因为轴心国战争目标的性质让他们注定失败。论述“二战”的很多图书都将整个“二战”看成类似于七年战争、普法战争或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理性冲突，认为参战方是为了达成某些明确目标而交战的。《“二战”解密》和类似图书一样，是建立在错误看法之上的。

不同于开篇之处表明的意图，该书主要探讨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讨论了相关主题。近来出版了许多关于“二战”的优秀作品，但它们的焦点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战争经验上，关注的都是士兵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感受、水手在中途岛战役中的感受，以及普通群众在闪电战中的感受等。《“二战”解密》的出众之处在于，它尝试对整个“二战”历史进行思考，试图对宏大问题给出答案，并对“二战”的过程与结果给出经过缜密思辨的合理见解。遗憾的是，该书并无多少新颖之处，书中详尽的个案研究在其他论述“二战”的著作中也早已有所涉及。

第二十章
食物与战争

“天启四骑士”——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总是相伴相随的。纵观历史，在战争中，不仅战斗本身带来死亡，饥饿和疾病也会引起死亡。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军事冲突中，前进的军队践踏庄稼、抢走粮食、将年轻农民从田地里掠去服兵役，还将围困在城市里的居民活活饿死。大群士兵长途跋涉，在不卫生的凑合条件下拥挤不堪地生活在一起，流行病蔓延更是加剧了人们的痛苦。

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据估计，德国有一半的死亡人口都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一战”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冲突，在战斗中被敌人杀死的军人比死于疾病的人更多。“一战”期间，由于协约国封锁德国的海外食品供给，50多万德国人死于营养不良。流行病很少被当成武器，因为它们一旦传播开来，是不分敌友、不考虑受害者属于哪一方的，但饿死敌人却一直被当作一种武器。

“一战”的各交战国都从后勤保障上的错误和可怕的苦难中吸取了教训，都知道在长期武装冲突中保障充足食物供应的重要性。莉齐·科林厄姆（Lizzie Collingham）在她的最新专著《战争的味道》（The Taste of War , 2012）中谈到，这种经验是上述国家在“二战”期间竭尽全力保障各自的军队和平民得到充足食物供给的主要原因。对于德国特别是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而言，对“一战”中大规模营养不良和饥饿的记忆是一种永远无法释怀的创伤。希特勒从涉足政治以来，就想在东欧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利用乌克兰丰富的粮食资源来养活德国的武装部队。“一战”期间，德国实行了配给制，但是实行得太晚，根本无法挽救局势，纳粹不愿重复德国在“一战”犯下的上述错误。科林厄姆称德国是在1939年8月才开始实行配给制的，但实际上，配给制在两年前就已经实行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军队征兵、军工业用工、为军事目的征用大片农田，以及为遏制粮食进口而实施外汇管制等，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食物价格也随之上涨。1936年，德国政府冻结了物价；1937年1月1日，黄油、人造黄油和脂肪实行定量配给；1939年初，咖啡和柑橘类水果消费开始受到限制。德国经济在战争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处于战时状态了。

希特勒设法给德国国内的人口提供比较充足的食物，一直到战争的后期。科林厄姆认为，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平民所食用的面包和肉类，约40%是在被占领的地区生产或由从这些地区驱逐出去的劳工在德国的农场里生产出来的。她声称“德国人只是在1945年5月之后才开始感受到饥饿”，这一论调显然过于依赖战后记忆了，那时候许多德国人指责盟军，说占领使他们忍饥挨饿。事实上，德国的食品供应在1944年秋季就开始崩溃，随着苏联红军不断向西推进，德国武装部队失去了对东欧的控制，而德国境内的公路和铁路交通也因盟军的轰炸而遭到严重破坏。纳粹政权将国内面包的配给量从1944年5月的12.45千克缩减至8月的9.7千克，又从12月的8.9千克减少到1945年4月的3.6千克。仅仅靠官方允许购买的东西根本活不下去，由逃脱的外国工人操纵的一个巨大黑市应运而生，疯狂的犯罪团伙不时与盖世太保发生枪战。1944年，在营养不良和身体虚弱等因素的作用下，结核病等疾病发病率急剧上升。科林厄姆其实也承认，德国城市的粮食短缺情况在不断恶化，在盟军胜利前的最后几个月，供应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了。

德国的粮食短缺情况很严重，东欧的粮食短缺则是灾难性的。科林厄姆指出，德国“把战时的饥饿转嫁给了它所占领的国家”。纳粹食品政策是在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要求下制定的，始于食品部资深公务员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策划的“饥饿计划”，后来其范围又扩大至东方的总体计划。它计划蓄意饿死3000万至4500万名斯拉夫人（科林厄姆声称的1亿人似乎有点夸张），这些人得不到医疗救助，加剧了该政策的严重后果。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哈尔科夫（Kharkov）等城市遭到了空袭和巷战的破坏，城市供水、排污、供气和供电等基础设施悉数被毁。德国占领军禁止平民进入或离开哈尔科夫。撤退的苏联军队已经采取了焦土政策，焚烧或毁坏了所有储存着粮食、玉米、面粉和蔬菜的仓库，让来袭的德国人得不到任何食物。一半人口遭到疏散，那些留下来的人都被苏联人谴责为叛徒。“没有商店，”一个当年居住在该城市里的人写道，“没有市场，没有任何形式的店铺……整个地区就像沙漠一样，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到1942年底，在留下来的45万名居民中，有1/3的人死亡，几乎都是饿死的。在列宁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德国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切断城市的食物来源，不必迅速攻占它；如果直接攻占，军队将蒙受重大的伤亡，德国军队于是围困了列宁格勒两年多，至少100万人死于饥饿。有大量的报道称，人们在绝望中为了生存下去，竟然吃死人的尸体。

早在1939年9月，德军便开始对“吃白食的人”进行大规模屠杀，侵入波兰的德军部队将波兰的犹太人赶进肮脏而拥挤的隔离区，这些犹太人只能得到极少的口粮。在华沙犹太隔离区，有一名观察员看见到处都是形容枯槁、面色苍白的“噩梦般的人形，鬼魂样的活死人”。绝望的居民为了残羹剩饭而大打出手，人的尊严丧失殆尽。每周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根据科林厄姆的数据，有多达10万人被饿死，但其中许多人其实死于斑疹伤寒等疾病，这与其说是缺乏食物造成的，不如说是公共卫生条件太差造成的。接下来的情况更糟糕。德国入侵苏联以后，取得了大胜，数百万名战俘被囚禁在野外临时建起的围栏里活活饿死。据报道，这里也发生了同类相食的惨剧。科林厄姆低估了死亡的人数，认为是235万，而普遍看法认为死亡人数高达330万。

德国的入侵和整个苏德战争对苏联产生了极大影响。据科林厄姆估计，在战争期间全球死亡的所有人中，有1/3生活在苏联。苏联总人口的15%死于战争，相当于每死亡1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就有85个苏联人死亡。斯大林一次次给将军们下令，要部队投入战斗，大约有900万名红军战士阵亡。在1942年的莫斯科，当德军的进攻被击退后，据说“饿死在街道上的男男女女已经太常见了，不会引来人们的围观”。德国入侵所造成的交通中断意味着部队的给养可能会中断数日，即便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配给的食物也是量少质劣。红军士兵变成了觅食能手，他们挖刨农作物，偷取农民的蜂蜜和土豆，征用牲畜，然后杀来充饥。有些人会熬煮荨麻或松针来防止维生素C缺乏病。

受苦的不仅仅是农民，城镇居民也未能幸免。整个经济都得无情地服从于军需生产，民用生产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一切都是由国家管理的，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食品分配。政府压榨农民，以便为制造军火的工人及其家庭（他们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提供食物，尤其是面包。面包等食物在工厂而不是在配送中心分发，从而保证面包直接供工人食用，维持战时生产。对战时生产不重要的人，包括老人、病人、残疾人和孩子，因被剥夺了生存的基本需求而被活活饿死。总共也许有300万名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被饿死。这与科林厄姆的数据有较大出入，她认为苏联的平民死亡人数高达2000万。

美国担心苏联在这种条件下难以为继，于是根据《租借法案》向苏联运送了大量食物。一位押运货物的美国军官看到一群“饥饿的可怜人”，大吃一惊。他们聚集在码头的货物卸载区，抓起美国船只上倒出的厨房垃圾里的“生肉、残羹剩饭甚至滚热的生鸡内脏”，当场疯狂抢吃起来。但是，无论在苏联政权统治下的生活有多么困苦不堪，德国占领区的生活只会更糟糕。红军士兵如果投降，就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只得继续战斗。饥饿没有毁掉他们的士气，苏联“空着肚子战斗”，最终一路走向了胜利。德国潜艇部队试图阻止美国将给养运到苏联北部海港，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终究还是抵挡不过盟军护航系统、情报和解密能力更强的优势。另外，德国的潜艇数量也有限。因此情况逐渐有了改善，到1943年，苏联收到的食物已经比英国收到的多了。

然而，不只是德国人在用食物作为武器，试图将敌人饿死。通过占领海外的粮食产区来实现自给自足也是日本军事思想的一部分。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占领了中国东北，他们认为让日本农民向那里移民的条件业已成熟，便胁迫当地的农民廉价出售土地。但是移民计划并不成功，日本仍然严重依赖进口食品，这就意味着当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年底开始时，同盟国可以迅速切断日本的物资供应，而此时的日本，由于军队大量征兵，深海捕鱼的总捕获量急剧下降，国内农业产量也急剧下降。

国外的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依靠各自占领地区的食物供应。但是，正如德国在欧洲苛刻的占领政策疏离了种粮食的人而导致产量下降一样，日军在马来亚水稻种植地区大肆屠杀华人农民，道路和铁路建设征用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还向缅甸南部的华人征收巨额赔款，因此剩下的农民都不愿意干活，他们决定藏匿自己的农产品，拒不交给日本人。

日本企图实行区域自给自足政策，而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间的贸易情况，因此这一举措进一步加重了灾难。美国于1943年开始封锁日本，越来越多的日本海运船只被美国潜艇击沉，这对亚洲的稻米贸易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营养不良变成了饥饿，饥饿变成了饥荒。在马尼拉，大米的价格从1941年到1943年中期上涨了10倍，到1944年底上涨了40倍，到1945年中又上涨了4倍。比起日本人实施的蓄意饥饿政策，这种状况更应该归咎于市场混乱和管理不善。但是，像德国人一样，日本人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而不是治下平民的生存。

科林厄姆解释说，日本高层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有旺盛的士气，日本军队即使没有食物也能够……继续战斗”。但是，日本军队会发现，饥饿常常会削弱士气，破坏战斗精神。亚洲战场上的日军和欧洲战场上的红军不同，他们没有受到被敌人歼灭的威胁，得以继续前进。科林厄姆指出：“在与中国和美国交战的过程中，伙食条件原本居于世界前列的日军跌入了可怜的饥饿状态。”几十年来，营养专家设计了一种高效的新型膳食结构，所需的食物来自日本以外，主食为大米（与大麦混合以提供维生素B）。但是，与中国的战争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后来美国又实施封锁，日本军队的食品配给被迫减半，但这仍然是日本平民正常食物配给量的两倍。

美国潜艇不断打击日本的食物供应线，太平洋岛屿上的日本士兵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就有1.5万人饿死。那些因为投降而幸存下来的日本士兵都患上了维生素C缺乏病，身体十分虚弱，如他们的指挥官所说，他们都“骨瘦如柴”。驻扎在新几内亚的15.8万日本军人中，有90%死于饥饿和热带病。有报道称，他们杀害并吃掉了一些抓到的俘虏。驻扎在菲律宾的近50万日军官兵中，有40万人饿死。美国的封锁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的武器。在地球的另一边，德国人也希望类似的措施能够把英国人通通饿死。为了切断从北美到英国的供应线，德国潜艇发动了大西洋战役。虽然这个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很多次，但通常是从海军的角度讲述的，而科林厄姆却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讲述，她关注的是船舶运载的货物，而不是它们穿越海洋的具体方式。英国人所消耗的热量一半以上来自进口的食品，但是由于管理混乱、战前造船业不景气、最快的商船被征调去运兵等原因，在战争爆发后的两年之内，食品供应就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1942年至1943年冬，德国潜艇的威胁让局势进一步恶化。仅在1942年11月，英国就损失了大约86万吨运输的食物，占英国食品运输量的9%。同时，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北非支援盟军登陆，英国的粮食供应因此遇到了更多的问题。“潜艇的危害差点让我们深陷灾难，英国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战时粮食大臣伍尔顿勋爵（Lord Woolto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然而，当食物供应不能及时到达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随机应变，把食物送到迫切需要的地方。英国人并没有挨饿。

而在英国遥远的海外帝国领土上，却是一番不同的景象。英国中东供应中心成功重组了该地区的贸易和农业，虽然有大量英国军队到达，还是设法保证了人们能继续得到食物。然而，在其他地方却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大英帝国的一些地方没有像英国本土那样强制实行配给制或价格控制，为英国军队购买补给的需求上升，推动了通货膨胀，很多食物穷人马上就买不起了。食品供应因为战争而被切断，比如，一些非洲殖民地一直严重依赖从缅甸和远东的其他英国殖民地进口的稻米，现在由于日本入侵，它们已经得不到这些进口的稻米了。东非的一场干旱更是让食物供应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是饥荒。饥荒扩散到英国殖民地以外的地方，仅在卢旺达就有30万人死亡。像毛里求斯这样的孤岛尤其脆弱，那里的居民开始严重营养不良。

情况最糟糕的是孟加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管理当局自满而低效，在遏制通货膨胀、投机和囤积行为上没有任何作为，甚至在日本攻占缅甸、夺走了印度次大陆15%的大米供应的时候，也是如此。印度的各个省级政府采取措施，禁止向其他省份运送食物，一位粮食管理官员称之为“愚蠢的省级保护主义”应急措施，而扼杀了食品贸易机制的正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1942年冬，一种在异常温暖潮湿的天气中迅速蔓延的真菌让粮食出现了歉收。由于害怕引起经济精英阶层的政治异议，政府没有采取强制配给的措施，也没有强迫囤积者出售粮食储备，而这个阶层正是这种局面的经济受益者。

丘吉尔命令将运往印度洋的军需和民用物资削减60%，并指出印度人不应该接受可供其宗主国使用的食物供给。于是，英国像德国一样，将食物短缺转嫁给了自己的殖民地。虽然这不是蓄意饥饿政策的产物，就像第三帝国在东欧的做法一样，但结果却是一样的——1943年夏天，饥民涌入加尔各答，一名观察员说他们“简直就是一大群行动迟缓、神情沮丧、无声无息、冷漠淡然的骷髅”。可能有多达300万人死于饥饿以及霍乱这类与全国范围内大量人口流动有关的疾病。

政府强制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不让饥荒的消息传播出去。1943年9月，韦弗尔子爵（Viscount Wavell）被任命为印度总督，采取了果断行动。印度军队承担着夺回缅甸的重任，韦弗尔因为担心影响军队的士气，所以废除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一灾难性的政策，引入了有效的配给和分配制度。即使如此，韦弗尔还得克服来自丘吉尔和伦敦政府的巨大阻力。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国大党在战后争取印度独立时，几乎没有提起饥荒这件事，毕竟当时大多数领导人都在狱中，并没有目睹灾难的严重性。支持独立的印度精英本身对饥荒就负有一定的责任，战争期间，他们在省级行政当局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在饥荒重灾区孟加拉。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也被动员起来，努力为战争增加粮食产量。澳大利亚把种植蔬菜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并向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军队提供了大量脱水食品和罐装食品。美国本身也有大量的过剩食物，因此，当它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太平洋岛屿后，为那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饮食。“我们养活了日本人，”一位图瓦卢岛居民这样说，“美国人又养活了我们。”美国大兵、水手和海军陆战队涌入这些岛屿，大把花钱，这些岛屿便迅速繁荣了起来。然而，战争平息之后，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特别是在战败国。战争结束时，整个欧洲的粮食生产水平下降到了战前的36%。

1946年，苏联粮食歉收，原本就令人绝望的粮食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一年后，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的苏联居民可能达到了200万人。在许多地方，配给制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把德国的贫困视为对纳粹主义罪行的惩罚，停止救济德国，直到他们意识到不满和沮丧的民众可能会怀念希特勒或屈服于共产主义的诱惑。当时斯大林甚至以自己人民的生存为代价，试图向卫星国和被苏联占领的德国地区提供大量食物，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渐渐地，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情况才得到了改善。

仔细研究食物在“二战”这场最大的政治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科林厄姆的一个绝妙想法。《战争的味道》就其视野的广度而言，的确令人惊叹，它放眼全球，却又立足于细节的研究。尽管书中难免有一些需要在再版时修正的错误和不准确的细节，但对于那些对食品供应控制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书中引用的许多素材新颖且引人入胜，在描述许多人不得不在苦难中忍受巨大的痛苦时，很多片段、逸事和引文都令人动容，让人感慨。

然而，由于科林厄姆在到处寻找“争夺食物的战争”所造成的冲击，她的书便有了一种内在的倾向性，即忽视了冲突的其他方面。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她常常因为某种说法能够支持食品供应具有关键的历史重要性这一论点，就对其采信。比如，德国在1942年春末和夏初加快了屠杀犹太人的节奏，德国一些官员认为这是因为德国那时的当务之急是保障德国军队和平民的粮食供应。然而，官员们可能只是在为其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提供一个军事合理化的解释罢了。毕竟，有证据表明，党卫军高级军官在1941年秋天便决定将欧洲的犹太人带到东部，第一个大型毒气设施在当年10月和11月开始建造；在推迟了几周后最终于1942年初举行的万湖会议上，已经对最终灭绝全世界犹太人的想法做了规划。

如果这本让人印象深刻的书只是让读者萌生了这样的信念，觉得为食物而战斗“影响了‘二战’历史事件的发展”（借用宣传页上的话），或者“为了获得食物，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发动了侵略战争”，那就太遗憾了。战争还牵涉到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战争的味道》一书必须与讲“二战”的其他历史书一起阅读，该书只是从一个角度对战争做出了解释，但对战争的审视应该是全方位的。

第二十一章
来自胜利的失败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德国对苏联发动了旨在征服东欧的“巴巴罗萨行动”。这是有史以来西方社会对苏联发动的最大规模的入侵行动。入侵队伍极其庞大，包括300万名德军士兵、50万名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轴心国盟友的士兵、3600辆坦克、60万辆机动车、7000门大炮以及2700架战斗机。德军对苏联的城市和机场狂轰滥炸，以每日50千米的速度推进，打得苏联红军措手不及，阵亡和被俘的苏联士兵不计其数。一头雾水的苏联红军实际上已经崩溃了。苏联前线后方的公路、铁路以及通信设施悉数被毁，因此苏联红军的撤退异常艰难。7月3日，德国陆军总参谋部部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对苏联的进攻已经连续取得了14天的胜利。”希特勒及其随从也持有这样的观点。7月11日，德军坦克突破苏军防线，进入乌克兰首都基辅（Kiev）的郊区。希特勒的战地指挥部对战况的喜悦心情更是难以言表。

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认为，苏联这个人为打造出来的国家不堪一击，是由一大群受极少数犹太共产党人压迫、麻木呆滞的农民组成的。因此只要对苏联进行致命一击，苏联政权就会垮台。这一论调和纳粹意识形态的诸多其他方面一样脱离实际，因而只能当作幻想来看待。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崩溃。斯大林从起初的恐慌中反应了过来，于7月3号通过广播呼吁苏联人民奋起反抗。斯大林暂时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将保卫祖国、抵御德军入侵的战斗宣布为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苏联人民清楚向德军投降后的处境，同时也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压力。因此，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的带领下集结了起来。

德国士兵切断了苏联的食物供给，也破坏了苏联的城镇和村庄。所有这些都在时刻提醒着苏联士兵，他们是在为何而战。如果德军获胜，那么他们的家人必死无疑。苏联有充足的人员和弹药储备，多得超出了德军的想象——在德军入侵短短的几天之内，苏联就动员了500万名预备役士兵，还有近1000万名预备役士兵也准备投入战斗。军事物资的配备则没有这么迅速，苏联正在将军事工业重新部署在安全的乌拉尔山脉以东，如此规模巨大而又复杂的部署要等到11月底才能完成。斯大林意识到，必须调整苏联红军的指挥系统，重新确定战术方向，这也得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然而，短短几周之后，苏联红军便展开了反击。

还没到7月底，德国军官、士兵就开始在日记和寄给家里的信件中抱怨，说苏联人的抵抗意志似乎并没有被摧毁。几个星期的高强度远距离急行军，以及沿途不时出现的战斗，已经让德军士兵疲惫不堪了。至7月底，德军士兵伤亡总人数已经达到20多万。由于通信线路拉得太长，道路坎坷，也没有密集的铁路网络来快速运送大量的人员、燃料以及军事装备，因此德军推进速度开始下降。德军只好借助马匹来运输，参与此次战争的马匹有60多万匹。7月30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下令暂时停止对苏联的进攻，先恢复兵力，重组军队，补给物资。

苏联地域辽阔，同时德军得绕开几乎无法穿过的普利佩特大沼泽（Pripet Marshes），因此行进中的德军部队被划分成了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集团军群。并且，德军当时也损失惨重，而苏联的后备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所有这些都越发清晰地表明，德军不可能一举打败苏联。

军队在休整的时候，希特勒和将军们争论下一步怎么走。很显然，日益损耗的军事实力正在消耗德军获胜的动力。整个战役的重心必须集中在三个集团军群中的一个上面。众将军一致赞同将兵力集中到中央集团军群，快速向莫斯科推进，因为他们认为苏联会把主力部队部署在莫斯科。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可以在莫斯科消灭苏联的主力部队，从而快速取得克劳塞维茨式的全面胜利。但希特勒不同意这样做，而是将大量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员和物资抽调给了南方集团军群，为进攻基辅做准备。他仍幻想着苏联的指挥大厦会坍塌，却忽视了进攻斯大林政权的首都才是第一军事要务。于是希特勒继续执行他的原作战计划，其重心仍是抢占乌克兰的粮食和工业资源。在此之后，南方集团军群就可以向高加索进军，获得德军坦克、突击炮和运输车最急需的油田。而中央集团军群则可以再次向莫斯科进军。将军们认为，德国前一年能迅速占领西欧要归功于希特勒，当时许多将领怀疑从阿登进攻是否明智，但德军取得了胜利，因此，这一次无人敢挑战希特勒的权威。

1941年8月21日，德军开始实施希特勒的作战计划，很快德军便开始围攻基辅，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麾下隶属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由东北方向发动进攻，陆军元帅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坦克部队则横跨第聂伯河，到达基辅的南端。1941年9月15日，德军各方力量会合完毕。德军包围了基辅，被围困的还有苏联的4个集团军。在此之前，苏联总参谋长朱可夫曾劝苏军放弃基辅，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但斯大林驳回了朱可夫的建议，并于7月29日撤掉了他的职。作战现场指挥官布琼尼（Budennyi）元帅因支持朱可夫也被免了职，继任的是性格更为温顺的铁木辛哥（Timoshenko）元帅。

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将撤退视为懦弱甚至背信弃义的表现。基辅是中世纪基辅罗斯的首都，也是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它对斯大林有着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时任乌克兰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支持斯大林坚守基辅，也许赫鲁晓夫知道这就是斯大林希望听到的。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当上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认为，北边的列宁格勒正被德军包围，基辅若失守，将会削弱列宁格勒守军的意志，德军便可以借此夺取莫斯科。这或许也会向西方的盟国传递错误的信号，此时斯大林正在努力说服西方的盟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于是，斯大林命令将军们守住基辅。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对斯大林下达的“死守”命令，苏联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Tupikov）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们都知道，灾难从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还只是个开始。”斯大林却称图皮科夫的说法是“对战争的恐慌”。

德军的进攻遭到了苏军的殊死抵抗，苏军也不断发起反攻。一名德国士兵写道：“苏联士兵的行为令人费解……他们的固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即使面对最猛烈的炮火，也拒不做出任何让步。”另有德国人说苏联士兵的尸体就如“毯子”一样，延绵了数千米。苏联士兵知道，突破德军阵线是他们生还的唯一机会，于是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战斗中，伤亡极其惨重。一条德国报道是这样写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苏联如何才能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充足的士兵来继续战斗呢？”苏联不愿接收俘虏，士兵就将他们抓住的德国士兵全部枪毙，据说有人会以极为残暴的处决方式来宣泄心中的愤怒、恐惧和挫败感。德国士兵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苏联战俘。在前线的另一片区域，德军发现了数百具本方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的手被吊在树上，双脚被浇上了汽油，然后被点燃。德军将这种缓慢的屠杀方式称作“斯大林的袜子”。发现惨遭虐杀的德军士兵尸体之后，德军行刑队立即射杀了4000名红军战俘。

德军飞机在基辅对苏联的阵地和交通线路展开了狂轰滥炸，德国装甲部队和步兵则不顾一切地往前推进，苏联红军节节败退。1941年9月19日，德军最终攻下了基辅。如此大规模的胜利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据德国人统计，这次战争中，他们共俘获了66.5万名战俘，取得了数量惊人的坦克、枪炮和其他装备。在《基辅1941：希特勒的东方霸权争夺战》（Kiev 1941: Hitler’s Battle for Supremacy in the East , 2012）一书中，戴维·斯塔赫尔（David Stahel）对基辅战役做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估，认为德军夸大了事实，甚至对事实做了带有宣传性质的“操控”，但红军大败是事实，红军的士气也就此消沉下去。一名基辅当地的人在观察了一群被俘的苏联红军之后，说这些红军士兵是这样抱怨斯大林和他的忠实追随者的：“他们要我们为他们英勇献身——不，我们可没有他们想的那么愚蠢。”苏联红军虱子缠身，忍受着饥饿和绝望的煎熬，靴子磨破了，只能拿破布条补上接着穿。这种情况下，他们极易受到德军花言巧语的诱惑。德军在前线要么投下或张贴宣传单，要么用广播进行宣传，承诺只要苏联士兵投降，就能得到面包和香烟。苏联红军士气非常消沉，成批的红军向德军投降，尽管红军都知道德军之前是如何处决大量苏联战俘的。

德军刚刚攻下基辅，苏联的秘密警察就引爆了事先安装在主要公共建筑物和办公楼周围的大量炸弹，200多名德军官兵被炸死，其中包括两名参谋上校。爆炸引发了大火。在狂风之下，苏联特工不断抛掷的燃烧弹，让大火彻底失去了控制。由于供水设施大面积瘫痪，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五天才最终得到控制。纳粹的教条认为，布尔什维克及其推动者是企图破坏德国的犹太世界阴谋的组成部分。恼羞成怒且数年来一直深受纳粹教条影响的基辅占领军将愤怒发泄到了基辅的犹太人身上。9月29日，德军围捕了3.4万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儿童。德军将这些犹太人带到基辅附近娘子谷（Babi Yar）的深山中，用了两天时间将他们全部射杀，这是到那时为止“二战”中规模最大的单次反犹灭绝行动。此时，纳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已经在基辅的乡村到处搜捕犹太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惨遭杀害。在短短的几周时间内，毒气室将投入使用，开始实施纳粹所谓的“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

基辅是一座大城市，人口为81.5万，由于德军的进攻，一半左右的人已经逃走了。留下来的那部分人在德国的统治下幸存下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德军立即禁止从周边村落向市区运送食物供给。为了将乌克兰的粮食留给德国军队和市民，“基辅必须挨饿”，农业专家在秘密计划会议上这样说道。很快人们就只能吃马铃薯皮做成的煎饼或用动物饲料做的面包了。一名观察员发现，人们“由于饥饿，身体极为虚弱，有的出现了浮肿”。大街上到处游荡着寻找食物的人。经典小说《娘子谷》（Babi Yar ）的作者安纳托利·库兹涅佐夫（Anatoly Kuznetzov）说，基辅就是一座“乞丐之城”。1943年10月，基辅城中仅剩下29.5万人。成千上万人死于营养不良或相关疾病。“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除掉所有的犹太人，”人们在当时的记录中写道，“但他们……每天杀害十几个，就这样缓慢地把我们拖死。”希特勒原本下令要将基辅夷为平地，但据说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希特勒对此非常生气；不过，其实他计划攻下苏联之后，让所有苏联城市都像基辅这样缓慢灭亡，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斯拉夫人的灭绝会为大批德国移民腾出空间。

至少从规模上来讲，基辅战役是德国在“二战”中取得的最大胜利。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立即大肆鼓吹德军在前线取得的惊人胜利，还积极为希特勒在东线战场上的战略调整进行辩护。由于之前几周德军战事进展缓慢，国内士气受到很大打击。此次胜利让德国国内士气大振，德国党卫军称，当时许多人都希望在“4到6周之内”能“彻底摧垮苏联政权”，“结束对苏联的战争”。斯塔赫尔也认为：“基辅是希特勒的胜利。”在取得基辅战役的胜利之前，希特勒手下的高级将领都一致反对这项作战计划。斯大林采取的是绝不妥协的战略，还罢黜了自己的高级将领，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正是因为斯大林采取这种战略，德军才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然而，两边的统治者从战争的结局中得出的经验截然相反。斯大林后来慢慢意识到，在日后的战争中，将决策权大部分保留在将军手中才是明智之举；希特勒却将胜利看作对自己战略天才的印证，他由此对将军的蔑视有增无减，并把将军们晾在一边。

斯塔赫尔指出，这是一次代价高昂、让人产生幻觉的胜利。攻下基辅之后，德军立即向莫斯科进发，但为时已晚。由于可以直接通到作战区域的铁路极少，因此整个夏天，德军的绝大部分物资装备都只能依靠尘土飞扬的不平道路来运输。轰隆隆的坦克、卡车以及大队的行军人马在道路上扬起乌云般的尘埃，堵塞了机器的发动机，士兵也呼吸困难。1941年的秋雨来得很早，9月11日乌克兰下的那场雨是1874年以来最大的一场。“这就是乌克兰草原上的战争，”一位目击者说道，“灰尘、淤泥，灰尘、淤泥。”“乌克兰的黑土地，”伦德施泰特写道，“十分钟的雨水就能将其变成淤泥，在它变干之前，根本没法行进。”10月中旬，另一名军官发现“道路上出现了一条持续下沉的裂痕，塌陷中受损的机动车辆卡在那里，完全无法动弹”。德军对莫斯科的进攻被迫推迟了3个星期。

朱可夫针对基辅的可怕预言变成了现实，斯大林因而重新起用他。此时，朱可夫抓住机会补充生力军，调整了莫斯科的防御。11月11日，寒冬降临，路面让德军的行进变得异常困难。很快就开始下雪了，德军士兵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被冻伤，有的甚至被冻死。希特勒及其将军原计划在秋天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并没有给士兵配备冬天的衣物。装备更加精良的红军趁机发动反攻，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德军在此次失败中所经历的恐慌让许多德国将领都崩溃了。希特勒借机重整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并将失败归罪到军官身上。战后，幸存下来的将领做出了尖锐的回应，他们声称，如果德军在途中不去攻打基辅，他们本来是可以攻下莫斯科的，正是由于部分军力被分散到了基辅，才让向莫斯科的进攻在最关键的几个星期中被延迟了。但朱可夫指出，驻扎在基辅的几个苏联集团军有机会进攻德军暴露出来的侧翼，他肯定会让这些苏联军队阻击进攻莫斯科的德军部队。朱可夫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天气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德军的每一次胜利都让德军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从发动侵略以来到9月16日为止，德军已经损失了近50万兵力。有些师级部队的伤亡率接近17%，古德里安指挥的第二坦克集群就阵亡了3.2万名战士。仅仅在9月，也就是从基辅战役中到战役结束的一个月里，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就损失了50万兵力。新补充进来的兵员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才能形成战斗力，德军在攻打莫斯科时，作战部队就没有满员。这意味着指挥官只得让现有的士兵继续作战，行军难度比以前也更大。毫不奇怪，士兵们的厌战情绪与日俱增。德军后方不断受到苏联游击队的袭击，进一步加深了士兵们的厌战情绪。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城外与朱可夫的部队碰面了。此时的德军已经疲惫不堪、虱虫缠身，正饱受疾病和严冬的折磨，早已不是6个月前刚刚进入苏联时那副自信而勇猛的模样了。

同样糟糕的是，由于持续的战斗和诸如基辅战役这样的大型行动，德军的补给面临非常巨大的压力。斯图卡式轰炸机（Stukas）和其他战机在战争中给苏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然而，也有许多飞机被苏军击落，机组成员要么战死，要么做了俘虏。而东线机场的跑道状况非常糟糕，1941年，在东线战场有246架单引擎战斗机在执行战斗任务过程中损毁，至少有813架战斗机在执行非战斗任务中损毁。每月都会损失14%的机组人员。而地面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莫德尔将军的第三装甲师在入侵苏联时装备了差不多200辆坦克，到9月中旬，还能作战的坦克就只剩下10辆了。古德里安的结论是：“这些数字表明，军队急需休整，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维护。”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的军事装备生产和新兵招募的速度都跟不上如此大规模损失的节奏。相比之下，无论在哪一方面，苏联经济都超过了德国——当时苏联战机的产量是德国的2倍，坦克的产量则是德国的3倍。1942年2月初，希特勒的军需部长弗里茨·托特就提出过警告，说德国连苏联都比不上，更不要说与大英帝国以及美国相比了。苏、美、英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生产能力都比德国强。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其经济实力更是德国无法相比的。而且，苏联有耗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与美国的战争上，这样一来，斯大林就可以从太平洋战场上抽调大批增援部队，投入莫斯科保卫战。

1942年，德国还会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但这些胜利都只是暂时的，德国注定失败。斯塔赫尔认为，事实上在1941年8月初，“巴巴罗萨行动”被叫停的时候，胜负就已经见分晓了。整个战役都是建立在速战速决基础之上的，几个星期内就得把苏联击垮，就像德军在1940年迅速打败西欧的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那样。德国利用闪电战，将西欧的敌人困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但是在东欧极为辽阔的草原上，闪电战根本派不上用场。打败西欧的中小型国家是一回事，但想要战胜强大的苏联，而且还是在美国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援助的情况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基辅之战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很少有哪部著作能像戴维·斯塔赫尔的书这样对基辅战役做如此详尽的说明。斯塔赫尔主要依靠德国的资料，他为德军各师的官方战争日记有冲突的地方提供了全新的证据，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级官兵的私人战地信件和日记。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一部军事史，里面收录了参战各部队复杂的兵力调遣和布局图（虽然并不是很容易辨认）、专业术语、军衔和缩写，以及参战部队的全称。有些资料影响了该书的可读性（最烦人的就是里面使用的罗马数字，比如“第XXXXVII装甲军”），但总体来说，斯塔赫尔还是把复杂的军事行动讲清楚了。

斯塔赫尔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史学家，他非常清楚这场战争的大背景，从希特勒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总体目标，到后勤保障对战争结局的重大影响；从凶残的种族主义和冷酷的务实主义（德国的领导人，包括军队和政治领导层，就是据此让占领区众多苏联平民忍饥挨饿，让无数的犹太居民惨死的），到战后史学家和退休的德军将领之间关于希特勒战略的争论；从德军在苏联的秋冬季节的处境，到德国战争融资的经济基础的基本事实。斯塔赫尔的观点可能不完全是原创的，但还是很有说服力：德国在执行“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其经济基础就已经开始坍塌了。

戴维·斯塔赫尔务实的作风，让他得以避免亦步亦趋地跟在那些传统的历史学家后面，对“伟大的”将军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做出过于乐观、草率的描述。他正确地指出，基辅只是更大范围冲突的一部分而已，而希特勒及其宣传部部长戈培尔都狂热地认为，基辅是攻占苏联的关键一步，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罢了。私下里，戈培尔对战争结局的态度，远没有他向其恭顺的媒体表述的那样乐观。早在1941年9月中旬攻下基辅之前，戈培尔就在日记中表示，东线的战争不会如希特勒预想的那样速战速决。闪电战已成了资源战。他写道：“得知东线的战争无法在大家期待结束的时候结束时，我们应该让人们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现在就看谁能撑得更久……事实上，我们正在背水一战。”

第二十二章
衰落与瓦解

几乎所有人都早已知道，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但是为什么一直到1945年，德国人还在坚持战斗呢？从1943年初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惨败，到1943年夏盟军对汉堡实施的破坏性空袭，纳粹特工提交的民意报告都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众相信德国将会失败。那么，为什么德国人不站起来迫使纳粹政权求和？在“一战”行将结束之际，德国高级将领们认识到战争必定会失败，于是他们来到了谈判桌前。1944年到1945年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按照伊恩·克肖2011年出版的《末日：希特勒的德国1944—1945》（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45 ）一书的观点，在现代，大多数国家之间的战争，只要一方承认失败，双方就会达成和平协议。这一规则也自然存在一些例外，比如1814年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以及两个世纪后萨达姆·侯赛因时期的伊拉克。有时，在和平到来之前，也会有政权更迭，比如普法战争及“一战”。然而，我们依然有必要去探究，德国人在“二战”中哪来那么大继续战斗的决心，尤其是在最后几个月里，德国的死亡人数和受破坏的程度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克肖最初研究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他首先研究的是第三帝国的民意。在这本新书中，克肖再次回到他最初的兴趣点上，通过仔细研究战争最后阶段的民意，试图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找到答案：德国为什么没有投降？

很显然，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明显的原因，就在于纳粹政权本身的性质。第三帝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正常的独裁政权，如果说真有“正常的独裁政权”存在的话。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对人类世界怀有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看法，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种族之间争夺霸权的关系。没有妥协——要么德国称霸全球，要么德国被别人统治。他的战争目的既不理性，也没有边际。随着军事形势的恶化，他反而更加狂热地坚持，战斗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更加脱离现实，幻想V—1、V—2火箭这样的神秘武器能够拯救德国，指望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出现分歧，甚至企盼罗斯福总统的去世能够让战争提前结束。腓特烈大帝的画像给了他时有时无的希望——当年俄国人占领柏林后，腓特烈大帝扭转了普鲁士的命运。

有些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历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Gerhard Weinberg）认为，在多年的战败和撤退中，在指挥德国武装部队时，希特勒有时候也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即便如此，在纳粹政权的最后几个月里，这种灵活性也让位给了他固执的看法——撤退就是叛国，战术转移就是怯懦，接受现实就是意志力薄弱。他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在德国军队已经变成绝望、混乱、衰竭的乌合之众以后，他仍在继续调兵遣将。有时，自信的面纱也会滑落。他也会承认，一切都完了。到了最后，他对密友说，他会用子弹打穿自己的脑袋：“我们不会投降，决不。我们可以垮掉，但是，我们会让这个世界与我们陪葬。”希特勒认为，德国人不配幸存下去，他们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1945年3月19日，他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尼禄令”（Nero order），命令指挥官摧毁可能落入逼近的敌军手中的一切东西。

但希特勒的自我毁灭以及对德国人的蔑视，在某些方面加深了这个问题的神秘色彩——人们为什么要继续战斗呢？很显然，答案一方面在于，他仍然具有操控大众心理的力量。无论是凭希特勒的人格魅力或对手下人的影响，还是靠多年的成功建立起来的威信，他都能够继续说服他的下属追随他走向深渊。“即使在最后几个星期，”克肖指出，“去见他之前，一些人还士气低沉、闷闷不乐，离开时就热情满怀、信心坚定了。”以阿尔贝特·施佩尔为例，在战争最后3年里，面对盟军的狂轰滥炸，他为增加武器生产以使战争得以继续进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一切都将失败，但他仍然继续效忠于希特勒。

直到最后，他们才开始抛弃希特勒。希特勒认为戈林试图篡权，将其解职；因为希姆莱私下和盟国谈判，希特勒把希姆莱也解职了。即使这样，仍有无数人选择跟随希特勒走向死亡，从而形成一股罕见的自杀潮，自杀的不仅有戈培尔、鲍曼以及随后的戈林、希姆莱和莱伊（Ley），也有像鲁斯特（Rust）和提拉克（Thierack）这样的高级政府官员，还有10%的陆军将领、14%的空军将领、20%的纳粹地方长官，下层的自杀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的自杀行为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希特勒的忠心，也是在证明他们的信念——没有希特勒，人生就毫无意义。逮捕和审判将使他们直面自己的罪行，“剥夺”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其历史必要性的信念。有些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光荣的罗马式死法，是一种勇武的姿态，将使德国成为未来的榜样。在幻想的世界里，希特勒并非独自一人。

如果换一个国家元首，比如戈林或希姆莱，德国可能在1945年5月之前很久就求和了。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达成一致意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他们总结到，“一战”中的停战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它使极右势力（更不用说纳粹了）认为，在军事上德国武装部队并没有失败，只不过是被国内的犹太革命分子从背后捅了一刀。这一次，绝不能留下任何疑虑。

战争结束后，许多幸存下来的德军高级军官指责无条件投降政策拉长了战争的时限。其中一个人说，这一要求“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和纳粹政权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因为这使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但是，这种说法已经被历史学家驳斥为站不住脚的借口了。据一位高级将领说，德国最高统帅部“几乎没有注意到”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也没有对可能产生的军事后果展开讨论。克肖正确地指出，德国人继续战斗的原因在于德国本身，而不在于盟军所采取的政策。

当然，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这倒给了纳粹宣传者一个有用的借口，以继续他们毫无意义的抵抗。宣传部部长戈培尔领导的游说机器几乎一直运转到了最后。很早以前它就鼓吹，即将到来的新型神秘武器将会改变战争的态势，德国人的斗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并且最终会占上风。这种强加的乐观态度和献身的劝勉通通被当成了耳边风。人们认为，宣传广播、报纸上的文章和宣传部门发出的新闻短片就像是“泰坦尼克号”甲板上演奏的乐曲。一个下级军官在科隆战败后的日记中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只有一种评论——这是疯狂的终结。”几乎所有渠道的消息都证实，到1945年初士气已经瓦解了。3月底，同盟国审讯德军俘虏时发现，只有21%的人依然信任希特勒。而在1月时，宣誓要效忠希特勒的人还高达62%。

也许在很多军官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遵守效忠希特勒的个人誓言。很多人之后以此为理由，继续效忠希特勒，但这未必就是拿以前的宣誓当借口。第三帝国把军事训练和服从的习惯放大为对希特勒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忠诚。当然，盟军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和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都没有阻止1944年7月发生的事件——一批高级军官意欲推翻希特勒。不过，施陶芬贝格上校的炸弹并没有将希特勒炸死。大多数军官无论如何都拒绝加入这场阴谋，他们要么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要么觉得在困难时刻这样做是对国家的背叛，要么是他们的忠诚誓言阻止了他们这样做。暗杀过后，希特勒和希姆莱对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只留下绝对忠诚的官员。相对理智、负责柏林防务的哥特哈德·海因里西将军（Gotthard Heinrici）也认为拒绝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是叛国行为。尽管海因里西在他的个人日记中也承认，这些命令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愚蠢至极。

对于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市政管理人员、法官、检察官、教师和国家雇员，一种根深蒂固的责任感让他们继续工作下去。甚至当他们的决定可能无法执行的时候，他们还是在继续工作，比如发布些毫无实施机会的纸质命令，按照纳粹法律裁决或谴责违法者的犯罪行为，因为这是法律要求他们做的。他们没有想到法律本身已经被纳粹滥用了。他们不假思索地去适应第三帝国，因为它已接管了整个国家的管理工作；他们为它工作到底，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战后问及他们为什么继续工作时，帝国总理府的高级官员们都弄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含义。“作为一名老官员，”一名官员耸耸肩，“我得忠于国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1945年2月23日，在战争结束前两个月，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Schwerin von Krosigk）给上面提交了一条几乎完全脱离现实的建议，请求削减政府支出，提高对于物业、烟酒、公用事业和其他消费品的税收，弥补日益增加的预算赤字。他的主动性在爱丽丝漫游仙境式的陈述中达到了顶点：“无可否认，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更加昂贵了”，因为“几个月来，很大一部分人口已经完全没有或者仅能有限制地使用水、煤气和电”。一个月后，什未林还在研究他的提案。而此时，几乎德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处于盟军的占领之下。

政府还在继续运转，而且，在最后几个月里，还把各个层面越来越多的权力移交给纳粹党。纳粹党的积极分子评论说，这是一个“斗争的阶段”，就像1933年之前那些过去的时光一样。军官在施陶芬贝格暗杀未遂事件中的叛变行为，让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领导人极其不信任过去的精英们。希特勒的直接下属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于是采取行动，把纳粹党员、地方长官和积极分子安插到体制里去，而这些职位原本是由国家官僚机构控制的。新的法律法规在平民生活方面赋予了纳粹官员非常多的权力。他们征兵，在轰炸后组织清理队，协调民防，动员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和由平民组成的“老爹军队”，打算在帝国受到入侵后，做最后的顽抗。这些平民部队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制服，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盟军和红军的对手。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被杀的纳粹分子有17.5万之多。他们通常由强硬的纳粹积极分子带领，而且纳粹还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控制广大德国民众的工具。人民冲锋队的功能之一，就是惩罚民众的退缩行为和失败主义。枪决和宣布对“叛徒”进行处决的非正式军事法庭，让公开举行的处决越来越频繁。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这种处决在德国城镇已经非常普遍。克肖列举了许多纳粹党及其追随者处罚退缩行为的残酷而又恐怖的例子。那些想避免流血冲突的人被吊在灯柱上，脖子上挂着写有“我想和布尔什维克做个交易”字样的牌子。希姆莱1945年4月3日下令：“只要房子外面出现白旗，里面的男子格杀勿论。”此外，弗兰肯的纳粹地方长官又补充说：“插白旗的整个村庄都得烧掉。”

这项命令似乎没有得到执行，但是仍然有很多中下层纳粹分子实行恐怖统治，欺负大量平民，让他们配合自己毫无意义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这种最后一搏的纳粹暴行不计其数。在海尔布隆（Heilbronn），当地纳粹头目无意间看到，一条街道里有几间房屋悬挂着白旗，在欢迎即将到来的美国人。他于是停下车，命令手下从车里出来，枪杀了他们看见的每一个人。在欧文·赫尔姆（Erwin Helm）少校的临时军事法庭里，一名60多岁的农民遭到逮捕，因为他说了当地的人民冲锋队一些风凉话。法庭的另外两名成员被迫谴责这个老农，并把他“吊死在他农舍窗下的梨树枝上，同时还极力侮辱老农那位被吓得半死的妻子”。

狂热分子之所以有如此残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德国战败，他们的罪行意味着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纳粹头目继续制造这种恐怖情绪。在波森和松特霍芬（Sonthofen），希姆莱召集高级官员和将军，明确地告诉他们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把他们变成了共犯。他们知道在全世界这都是一种罪行。纳粹地方长官的所作所为，没有流露丝毫的软弱。他们甚至拒绝撤离受到红军威胁的地区。不过涉及自己的安全时，他们往往言行不一。很多人，比如瓦尔特兰（Wartheland）地方长官阿图尔·格莱瑟（Arthur Greiser），响亮地训导民众要死守到最后，自己却逃之夭夭。

纳粹不仅枪杀或绞死“偷懒者”“失败主义者”“逃兵”“懦夫”，还将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人撤走，以免他们被盟军解救。纳粹让他们加入随意组织、漫无目的的“死亡行军”，在行进过程中又枪杀那些掉队的人。在此过程中，有数十万人死亡——1945年初有71.5万名囚犯，半年之后，还活着的不足一半。在还没有被盟军解救的营地，无数从其他营地转移来的饱受饥饿和虐待之苦的囚犯，让关押条件进一步恶化。斑疹伤寒等疾病迅速蔓延，成千上万人因此丢掉了性命。

恐怖也在武装部队里急剧蔓延。成千上万的士兵逃跑。有人估计，在混乱的最后几个月，逃兵人数有25万之多。但那些打算逃跑的人都知道，如果被在德国的大街小巷、火车站、交通干线上巡逻和要求出示证件的人抓住，他们就必死无疑。因为逃跑、失败主义及类似罪行，在“二战”期间至少有3万名德国士兵被判处死刑，其中大约有2万人遭到枪杀。相比之下，“一战”期间德国只有150人被判刑，8人被处决。甚至在战争正式结束后，中高级官员还在军事法庭上签发死刑判决书。

对纳粹政权及其官员的恐惧迫使许多人选择了继续战斗。而对敌人，尤其是对红军的恐惧，也是许多人战斗到底的原因。在最后几个月，苏联红军对德国东部和中部一路破坏，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对相关事件大肆发挥，比如说红军部队在东普鲁士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村庄进行了屠杀。根据秘密警察的说法，鉴于自己的军队在东欧占领区实施的暴行，各地的普通德国人无不沮丧地预料，强奸、谋杀和掠夺肯定会在德国上演。一名安全处官员在斯图加特对询问的人说：“我们不是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吗？……犹太人也是人。通过这种行事方式，我们已经向敌人表明，他们胜利后会对我们做些什么。”这些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常的，又被戈培尔的宣传所强化，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据说，盟军首领——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正被犹太人意欲报复德国人的阴谋操纵。对于许多士兵和平民而言，继续战斗似乎比把自己交给苏联人处置更可取。

让民众反抗纳粹政权，推翻它，与盟军求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们的城镇被炸成了废墟，水、电、气只是偶尔才有，工厂和上班的地方遭到了破坏，食物和燃料供应越来越少。德国平民只能专注于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无论如何，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无处不在的纳粹党及其机构意味着任何一种集体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在工业城市莱茵兰，一群参与黑市交易的外国工人的下场就是明证。他们在一片废墟中和警察展开激战，枪杀了科隆的秘密警察头子。结果，他们被包围、逮捕，并被集体公开绞死，以警示他人。

施陶芬贝格的暗杀行动失败之后，更高层面的集体行动也是不可能的。在纳粹党和政府内部，有能力制定政策与希特勒分庭抗礼的机构早已不复存在。第三帝国内阁早已休会多年。类似1943年废黜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大委员会（Fascist Grand Council）的机构也根本不存在。希特勒独揽制度权力于一身：他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纳粹党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陆军总司令——总之，他是唯一的“领导者”，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他一人。高级职位上的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力都归他所有。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执行了他的愿望，顺从他的思想，他们才能够生存、繁荣。

尽管希特勒待在他的地下掩体里，离群索居的时间越来越多，不再给民众演讲，也失去了对民众的控制——这可是他通过精心打造的公共广播和演讲才获得的，然而他的个人统治风格依然控制着那些在纳粹德国掌权的人的行为。克肖写到，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德国“有强力的统治，却没有强人。希特勒的群众魅力早已消散，但是他强力统治的制度和精神一直在持续，直到他最终死在掩体里”。他一死，整个大厦就崩塌成了尘土。希特勒已经不复存在，不用再为之战斗了。戈培尔竭尽全力组织了一场骚扰盟军占领部队的抵抗行动，也就是所谓的“人狼行动”（Werwolf）。但是，战争结束后，没有任何抵抗值得一提。

《末日：希特勒的德国1944—1945》一书生动地记述了第三帝国的最后阶段，民众在陷入灾难后的真实心态和状况，很多人都没有活下来，很多人花了许多年才缓过神来。也许，这本书没有对民族主义情感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种情感影响了众多德国人，特别是军官。当他们声称，他们为德国而战，以保护德国文明不受布尔什维克的破坏时，这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借口。戈培尔声称，处于生死攸关时刻的，不仅仅是德国，更是整个欧洲文明。这一看法本应得到更加深入的探讨。对东方的恐惧和仇恨并不是从纳粹开始的。民族主义的信念，加上对“斯拉夫人”的强烈蔑视，为纳粹思想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对那些纳粹思想意识并未深入内心的人而言，民族主义信念才是真正重要的。

第六部分
种族灭绝政治

第二十三章
帝国、种族及战争

阿道夫·希特勒年轻的时候，对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非常着迷，并将自己的很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罗恩格林》（Lohengrin ）和其他伪中世纪幻想剧的演出门票。历史学家们耗费了大量精力，试图追溯这股青春的热情对此后独裁的希特勒思想信念方面造成的影响。然而，希特勒还有一项花费相对较少也不怎么受关注的爱好——卡尔·梅的低俗小说。这些小说的背景都在美国荒凉的西部，主人公大都是些有德国血统的牛仔，比如，老沙特汉德（Old Shatterhand），而沙特汉德这个名字本身代表的就是拳头的力量；还有改信了基督教的美国原住民温内图（Winnetou）。卡尔·梅后来成了一起文学丑闻的中心，因为人们后来得知他有前科，而且根本没去过美国（他在1912年离世之前不久才第一次来到美国）。但是希特勒对梅的崇拜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反而让他坚信，要了解一个国家，其实根本用不着亲自去。甚至在“二战”期间，他仍在给手下的将军们推荐梅的小说，还下令为军队印制了20万册。

在梅看来，美国原住民都是些高贵的野蛮人，希特勒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在这些小说的背后，隐含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温内图及其文化注定会被更优越、更强大的文明摧毁。这体现出，梅在这个方面和其他方面都受到了库柏《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及种族主义者将羡慕的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在美国，数百万名欧洲殖民者向西经过艰苦跋涉，建立起了一个崭新、富裕而且强大的社会。在此过程中，北美的原住民流离失所，不断遭到排挤和杀戮。最后，大量原住民因为疾病或饥饿丢掉了性命。欧洲殖民者认为，他们自身的种族优越性使他们取得了控制地位，就像他们让落后的澳大利亚原住民消亡一般，而且，一旦有人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会简单地将持反对意见的人描述为不懂科学、不合时宜。

然而，一个种族如果得依靠征服和奴役其他种族来展示自身的优越性，那么对德国人来说，他们能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展示本民族的优越性呢？19世纪，大量德国人成了海外殖民者，然而他们去的都是不由德国控制的区域。（500万人移民到美洲各国，在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之间，这批移民的数量占美洲移民总数的40%。）在德意志帝国之外，居住着数百万德国人，在奥地利、波希米亚、俄国、罗马尼亚，以及中欧和东欧的其他地方，都有德国移民。然而，这些人效忠的是其他国家，而不是由俾斯麦缔造的德意志帝国。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言，领土扩张方面的失败让他们倍感失望。早在1879年，一位殖民狂热分子就这样问道：“难道德国人不应该像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那样，成为控制辽阔疆域的诸国之王吗？”1914年以前，越来越多的德国统治阶层精英开始明确地同意这一点。从1898年开始，德国皇帝的政府投入大量的资源，要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在公海上与英国人抗衡，为建立庞大的全球帝国扫清障碍。

可是，“一战”结束了德国的勃勃野心。德国舰队未能削弱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而德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则让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被其他大国瓜分一空。但是，甚至在“一战”之前，一些民族主义者就已经将目光转向了一个更显眼的区域，并在此建立德国的殖民统治。东欧就是他们的目标。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在其著作《希特勒帝国》（Hitler’s Empire , 2008）中，对纳粹在欧洲的统治情况做了详尽的梳理。在该书的开篇之处，马佐尔阐述了19世纪末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种思想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种族之间要进行适者生存的争斗，这催生出了德国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这一概念。德意志民族要将版图扩张到这个“生存空间”，保证本民族的未来，而不是像移居到美洲的欧洲移民那样。极右派的民族主义分子将波兰人、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视为落后而未开化的族群，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天生就是要以农奴的身份，为德意志统治民族服务的。

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惨败，为这种激进的思想观点进入政治的主流开辟了通道。1933年以后，这些观点便成为德国的官方信条。希特勒疯狂地重整德国军备，积极地为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做准备，与此同时，在纳粹德国迂回曲折的外交政策当中，其最终目标一直没有改变——占领东欧，为德意志民族的后世子孙开辟“生存空间”。虽然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羽并未放弃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想法，但是，德国得先变成世界强国才行，而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就得征服欧洲。

马佐尔的著作关注的焦点，就是希特勒这个帝国缔造者。或许这一主题并非如马佐尔相信的那样有新意或者有突破性，但他的确是第一次广泛而系统地从整个欧洲的角度对希特勒进行了描述。纳粹在东欧建立帝国的现实意义在“二战”的前几周里就很快显现了出来。德国占领波兰之后，为了给从东方的苏联过来的德国移民腾出位置，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从他们的农场和工厂中无情地驱赶出去。这些德国移民早已被说服，斯大林的统治并不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马佐尔在书里对这些都做了详细的记述。波兰文化遭到了彻底破坏，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遭到逮捕、监禁或者射杀。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在纳粹占领者最终确定如何处置他们之前，被困在拥挤不堪的、卫生条件极差的隔离区里。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这时，等候这些犹太人的命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死亡。希特勒极力鼓吹德国统治给文明带来的诸多益处：充满活力的德国城市将拔地而起，成为根植在东欧的德国农业社区的中心，这些城市又通过高速铁路线和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这些地区的现有居民则被排除在这个美丽新世界之外。当地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会被废弃，苏联的农民也会像波兰的农民一样遭到驱离。提出这种计划的人估计会有上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党卫军的学者幻想着要将数百万名“种族不良”的斯拉夫人驱逐到西伯利亚甚至巴西。然后等待希特勒的就是最终的奖励。“一旦我们做了欧洲的主人，”希特勒在1941年10月说道，“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主导地位。”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最终将和已有的大英帝国、美国平起平坐，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的终极对抗就会开始。

在1941年夏天，有那么一段时间，纳粹的领导层似乎认为，这样的梦想或许真的能够实现。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在一年前都被德国打败了，获胜的德军在东欧所向披靡，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等地占领了大量土地，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也牢牢处在德军的控制之下。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幻想而已。

德军无法征服的不仅仅是人力物力都极其强大的苏联。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对怎样建立如此庞大的新帝国没有清晰的认识。建立新帝国是德国人的全球目标，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让新帝国为这一目标服务。马佐尔指出，德国做了大量的行政措施来管理新帝国，从斯洛伐克和维希法国这样的傀儡政权，到军政府与幸存下来的当地公民政府，比如比利时；或者专门设立德国部门，比如乌克兰帝国总督区（Reich Commissariat of Ukraine）或波兰总督府（Polish General Government）。一些地区直接并入了帝国，比如波兰西部的广大地区，而其他地区则被视为日后可能并入帝国的区域，包括荷兰。纳粹的领导层将荷兰的大部分人口视为“雅利安人”。

这个庞大的帝国缺乏统一的方向，在管理上也没有协调一致。日本人建立了“大东亚省”来管理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而德国人从未建立过类似的机构。马佐尔认为，相对于公民政府而言，希特勒更喜欢坚定的纳粹狂热分子，因为在沿着种族界限建立崭新的大德意志帝国（Greater Germany）的过程中，这些人是可以信赖的。因此，由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就加入了纳粹党的“元老”（Old Fighters），特别是地方领袖统领的纳粹党，以牺牲内政部的方式来获取权力。内政部的官员因此感叹，帝国的新疆域缺乏集中的管理。而希特勒本人也在抱怨：“在我们中间，国家一统的概念意味着一切都应该受一个中心的统领……而英国人在印度的状况却截然相反。”希特勒总结道：“根本不可能从柏林来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

希姆莱的党卫军人数不断增加，让本来就混乱的格局更为混乱。党卫军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重新绘制欧洲的种族地图。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卫军往往会绕过平民政府和纳粹党的管理。从荷兰到乌克兰的德国军事和民事层面的管理者们，此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对党卫军屠杀或驱逐他们控制的犹太人视而不见，要么自己也参与到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中去。一些对现有安排不满、渴望某种“中枢指向”（central direction）的高级政府官员，如内政部的威廉·施图卡尔特（Wilhelm Stuckart），开始投靠希姆莱。从长远来看，如果出现一个新殖民地精英阶层的话，那么希姆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组织有序的党卫军年轻军官便能提供这个中枢指向。

然而，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佐尔认为，“第三帝国有限的管理经验都来自1914年之前的殖民地”。他的论断有些言过其实。当然，一些前殖民地官员也发挥了作用，比如波森总督维克托·博星（Viktor Böttcher）。他在1914年之前曾帮助管理过德属喀麦隆。然而这毕竟只是极少数情况，在“一战”以前，德国的殖民地官员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当时的管理经验，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德国国内的管理。然而，希特勒更喜欢政治领袖的代表，国内管理的经验便越来越遭到边缘化。因此，管理混乱仍然存在着，敏锐的观察员继续抱怨到，所谓高度集中的帝国实际上分成了几十个各自为政的总督辖区。正如一位观察员绝望地指出的那样，第三帝国完全没有“正常运转的政府”。

马佐尔指出，德国在纳米比亚等殖民地执行的种族法，为德国在1939年以后管理其占领的欧洲提供了类似的管理基础。根据这些种族法，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遭到了极为严苛的歧视，尤其是当这些人被征召到帝国参加劳动的时候（这样的人有上百万），法律禁止他们与德国优等种族成员发生性关系。马佐尔这样讲，其实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立场。一些历史学家最近声称，德国武装部队在1905年至1906年镇压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起义时，实施了歼灭战，数千名部落成员被赶进沙漠，或被围困在一座小岛上活活饿死。这为纳粹党针对犹太人的政策提供了范例。不过，这些论调无法让人信服，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希特勒可以借鉴的，还有大量的其他种族歧视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和非洲的模式。美国在1924年以前，一直将美国的原住民定义为“住民”，而不是“公民”；在英国的任何殖民地或者属国，土地均被充公，然后分配给白人定居者；在非洲，非洲人被征召去进行强制劳动。特别是在南非，种族压迫极为严重，那些被视作低等种族的社会群体，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里的主要区别在于，纳粹帝国将这些种族政策用在了欧洲，而不是用在海外的殖民地。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马佐尔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一般会向殖民地人民承诺，最终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哪怕只是在遥远的未来，对受过教育的本土精英人士的出现，他们也给予鼓励。然而，对希特勒而言，像波兰人、捷克人或者苏联人这样的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就没有这样的未来了——为了给德意志优等种族腾出空间，他们注定是要消亡的，而且消亡得越早越好。

在马丁·鲍曼的命令之下，希特勒进餐时的长篇大论被记录下来为后世之用。在这些长篇大论中，希特勒多次谈到英属印度这个例子。“我们得向英国人学习，”希特勒说，“他们一共才25万人，包括5万名士兵，就统治了4亿名印度人。”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印度对英国非常重要，苏联的领土对我们也一样重要。”他并没有去了解英国人是如何运用如此有限的兵力设法控制了印度次大陆的，他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由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性决定的。他说：“苏联的领土就是我们的印度。我们应该像英国人那样，用少量的人员去控制这个帝国。”他认为，德国殖民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把德国的教师输入了殖民地：“教育当地人其实是个错误。我们所能给予的，只是一半的知识——只是发动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在被德国占领的西欧，纳粹分子假定的种族亲缘关系，尚可由现有的管理渠道来实施统治。然而在东欧的新帝国，德国只能借助武力实施统治。

因此，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任何招安民族主义团体的尝试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尽管也有像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那样的纳粹思想家赞成招安。罗森堡负责管理基本上没有实权的帝国东方占领区政府。在乌克兰等国，当地人拿出面包和食盐等传统的礼物，像欢迎解放者一样欢迎入侵的德国军队。马佐尔详细论述了由罗森堡等人提出的统治东线地区的替代性建议。罗森堡是波罗的海的德国人，由于仇恨共产主义，认为德国人就是他们的救星，能将深受斯大林主义魔咒压迫的大众解救出来。他主张建立独立的国家，清除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管理痕迹，并警告说，“被征服的疆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视为剥削的对象”。但是希特勒还有希姆莱都拒绝认为像乌克兰人这样的“次等人”与德国人有种族亲缘关系——他们是斯拉夫人，只适合接受奴役，完成他们的使命之后就应丢弃。罗森堡的一名助手在1944年2月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占领者“在一年之内，就将一个完全亲德的、兴高采烈地把我们当成解放者迎接的民族当成游击队员，全部赶进了树林和沼泽。”

造成这一结果的野蛮而凶残的政策，与德国在西欧实行的相对温和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在1940年战败之后，纳粹的规划者设想出了一个“欧洲新秩序”，其中法国和其他西欧经济体将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中被调用，以对抗美国和大英帝国强大的经济集团。希特勒宣称，德国经济依靠“自给自足”是没法持续的，于是194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经济学家和规划师们都在详细讨论欧洲经济一体化问题，为德国的全球野心服务，而像法本这样的大型公司则设想着要创立泛欧洲的联合企业，为实现帝国的宏伟目标做贡献。“我们不是欧洲唯一的国家，”帝国经济部在1940年10月警告说，“我们不能让被奴役的国家来管理经济。”

马佐尔认为纳粹的欧洲新秩序愿景“几乎一出现就消失了”，他在驳斥这些精心的讨论时，显得有点草率。但他指出这些讨论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也不会长久，这一点他是正确的。在1940年年底之前，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坚持认为，德国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德国的战争融资，应该尽可能剥削欧洲其他地方。德国并没有把财政赔偿强加给法国和其他战败国，但强加了“占领成本”。德国固定了汇率，从而让德国军队和行政官员具备了强于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购买力；德国把铁路机车和车辆运回本国，从而破坏了战败国的交通系统。西欧富裕的工业地区为德国战争融资所做的贡献，要远远低于柏林所希望的。

马佐尔的书里有些章节非常有趣，而且有他自己独立的观点。在这些章节中，马佐尔认为，第三帝国在欧洲的残酷与无情，让所谓由种族宗主治理世界帝国的想法失去了可信度。在“二战”后期，民族抵抗运动出现了复苏，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欧洲。和1918年的情况不同的是，1945年的战胜国并不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苏联就反对帝国主义。在帝国的大都市里，怀疑帝国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在急速增加。下面是马佐尔引述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为了稳定一种更庞大却同样糟糕的体系，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而将希特勒的体系推倒，这有何意义呢？”

1945年，帝国主义的时代结束了。最终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是一个经过改良的“新秩序”，像后来的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这样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花了许多无用的智力资源来对此展开讨论。“二战”以后，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又复出了（大多是在幕后），欧盟的最初框架就是由这些人搭建起来的。马佐尔写道：“没有哪一种政治秩序是凭空产生的。”但是，新一代的欧洲人认为，经济合作不会再成为一个国家的剥削意图在宣传上的遮羞布。泛欧洲经济圈的想法也不可能建立在与美国利益相左的基础上。伴随着帝国主义消失的还有这个观点：世界被那些为了生存和统治而彼此竞争的世界大国瓜分了。

希特勒的帝国建立没多久就消亡了，是所有帝国中最短暂的，也是最后一个。马佐尔对第三帝国的起伏跌宕描述得非常精彩，发人深思。他将第三帝国置于全球帝国语境之下，我们因而得以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它，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做法。奇怪的是，也许它让我们能从一个相对正面的角度去审视老牌的欧洲帝国。这些老牌帝国都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成长过程，都经历了复杂的合作、妥协和让步才最终延续下来。它们或许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有时候甚至杀气腾腾，但是没有哪一个帝国像纳粹帝国一样，是以如此狭隘、以剥削为特征的民族主义为基石的。

第二十四章
“最终解决方案”是独一无二的吗？

希特勒对600余万名犹太人进行了系统的屠杀，试图实现他所谓的“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在许多人看来，希特勒的做法在历史上还找不到先例，这样的罪行令人发指，因而一些评论家认为，将希特勒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与其他任何事件进行比较都是不合理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把它与其他事件进行比较，我们便无法确定它的独特性。比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抽出相似之处，比较也意味着排除差异，对两者进行权衡。此外，对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这样的事件，如果否认该事件的可比性，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说将它与其他任何历史进程中的事件相比较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它的确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它就不会以任何形式再次出现，因此“绝不重蹈覆辙”的口号——当人们尝试着从这些可怕的事件中为现在和未来吸取经验教训时，经常发出这样的口号——就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最终解决方案”与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相关性，自然也就没有可供我们吸取的教训。在我看来，认定一件事情是特例，就是把它带入了神学的领域。这种做法对于神学家而言也许是可行的，并且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但是历史学家必须以对待其他大的历史现象的方法来看待此事，这就意味着得问一些最基本的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并努力在世俗理性的层面上给出回答。

1939年9月对波兰的占领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起点。很快，获胜者开始系统地压制战败的波兰人的语言和文化。波兰的图书馆和文化机构被关闭，波兰境内的纪念碑、纪念馆和路牌悉数遭到摧毁。50万名波兰人遭到逮捕并被投进劳教所和监狱，许多人在其中惨遭虐待和杀害。大约2万名官员和波兰民族主义者被枪杀。被逮捕的波兰文化知识阶层的精英多达150万人，1940年，他们被装进没有暖气的运输牲畜的卡车里，然后被运出了波兰，其中有1/3的人死于路上。

这场人间悲剧不是由德国入侵波兰西部和中部造成的，而是和苏联占领波兰东部省份有关。苏联与德国的政策在受害者看来是有相似之处的，但还是有相当的差异。苏联占领波兰，是为了沿着列宁和斯大林已经在俄国取得的成功路线开展社会革命。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苏联将波兰东部地区纳入了自己的体制。苏联占领当局将波兰精英的财产都收归国有，特别是银行和工业企业。他们将波兰贵族较大的庄园划分成小块，然后再分配给小农，而这些小农绝大部分都不是波兰人。他们鼓动波兰东部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下层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让他们针对波兰的精英发动起义。因此，许多波兰人遭受攻击并不是因为种族原因，而是因为阶级原因。

此外，那些被苏联占领者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精英并没有被赶出苏联领土，而是被要求改变他们的思想意识，这说明驱逐的方式无论有多么残忍，其目的都不是要彻底消除占少数的民族，而是要在政治上消灭波兰的精英阶层，或者可能的话，让他们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后来在战争中也采取过其他驱逐行动，目标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驱逐的群体并没有与苏联人口的其余部分分开，他们还是在遭受共同的痛苦命运。从形式和章程上讲，苏联征服波兰东部之后，为所有成年人——无论其种族成分如何——带来了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对于许多犹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由波兰上校们组成的战前政权所实施的反犹歧视做法将不复存在。

当然，占领波兰东部的苏联人手段仍然强硬，实际上这只是其中一次驱逐而已。从1941年9月起，苏联秘密警察就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将120万名德国移民从乌克兰、伏尔加河地区和许多苏联城市驱逐到西伯利亚，其中丧生的约有17.5万人。另外还有50万名属于高加索少数民族的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随着德国军队的不断推进，苏联秘密警察开始系统性地杀害关押在监狱里、位于德军前进路线上、被他们视为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人。单是在乌克兰西部的监狱里，就有10万名囚犯遭到枪杀、被刺刀刺死或被手榴弹炸死，据说这都是为了保障苏联的军事安全。

苏联对那些不幸遭到驱逐的人实施了各种暴行，不过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消灭整个种族。然而有人认为，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斯大林确实故意针对一个族群实施了种族灭绝计划，即20世纪30年代初的乌克兰大饥荒。现在有一些乌克兰团体要求将乌克兰大饥荒等同于大屠杀。2006年，乌克兰议会对一项法案展开了辩论，该法案规定，否认乌克兰大饥荒是种族灭绝的行为是非法的。不过该法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加拿大和美国的乌克兰移民协会现在采用的是Holodomor这一术语，意指通过饥饿实施的灭绝。乌克兰本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乌克兰社区每年都要举行大饥荒纪念日，同时也修建了专门用于纪念大饥荒的博物馆和纪念馆。

目前存在一些广泛流传的言论，包括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尤先科（在2006年讨论前文提到的那条法案的时候，他是乌克兰总统）在内的人认为大饥荒死亡总人数有1000万，超过了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数量。2003年，25个联合国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谈到了“乌克兰大饥荒70周年”这件事，并把受害者的人数确定为700万到1000万之间。在加拿大，乌克兰团体开展行动，争取让乌克兰大饥荒在新建成的人权博物馆里得到与犹太人大屠杀同等的地位。乌克兰加拿大公民权利协会寄出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一头取自奥威尔《动物农场》里的猪，上面写着如下内容：“所有展厅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展厅比其他展厅更平等。”将人权博物馆中犹太人大屠杀展厅的支持者比喻成猪，显然是要故意冒犯犹太人，因为该展厅的支持者大部分是犹太人。该协会的批评者们指出，在特雷布林卡之类的死亡集中营的管理方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提供了帮助的。另外，在“二战”末期，有9000名乌克兰籍的纳粹党卫军移民加拿大，但是该协会却并没有提到上述两点，这无疑影响了乌克兰—加拿大组织对这些敏感而又情绪化的问题的处理方式。

700万至1000万人在大饥荒中丧生，这组数字显然是要让乌克兰大饥荒排在犹太人大屠杀的前面。这样做合理吗？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其著作《悲伤的收获》（Harvest of Sorrow ）中认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为500万。这本书具有开创性意义，是第一本让乌克兰大饥荒引起公众注意的书。人口历史学家（如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估计的死亡人数则为300万。据最近公开的苏联档案显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为180万，但除此之外，还有100多万人死于斑疹伤寒。这是一种由体虱传播的疾病，在贫穷、卫生状况糟糕以及拥挤的环境中非常普遍。应该注意的是，在战争期间的纳粹集中营里，也有许多由斑疹伤寒造成的死亡。当然，营养不良会降低人们对这种传染病的抵抗力。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数字是非常困难的，但300万这个数字似乎是最可信的。这些死亡都是故意造成的吗？有足够的证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粮食收成并不是特别糟糕，在正常情况下是足够养活这些人口的，但是苏联当局掠走了农民的粮食，拒绝为忍饥挨饿的人提供粮食援助，而且禁止灾民离开受灾地区，甚至还把人驱逐到没有食物的地方。因此，饥荒就是人为造成的，它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自然灾害。

这是不是种族灭绝呢？毕竟大约80%的受害者都是乌克兰人。然而，造成饥荒的原因并不是苏联的种族主义，而是斯大林强行推动的工业化政策。在此过程中，斯大林将粮食从农民手中夺走，分配给了新兴的工业城镇；为了集中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便于收集和征用粮食，他还强行以集体农庄的形式进行农业生产。大量粮食被政府收走，农民甚至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喂养畜禽。那些拒绝配合的农民，很多都被当作“富农”、资本家、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枪杀或驱逐。相当多的农民以毁坏庄稼和杀死牲畜的方式来进行抵抗。知道自己的庄稼会被征用，农民也就懒得在下一季播种。

斯大林不仅将这种阻力归罪于资本主义的富农，还将其归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上，甚至乌克兰共产党也遭到了肃清。1933年，苏联发动了文化俄罗斯化的专项行动，这主要是针对纳粹在德国建立专制统治所采取的反应措施。德国军国主义曾在“一战”期间煽动乌克兰民族主义，斯大林担心这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苏联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恰逢苏联对粮食的征用和人员的逮捕比例下降的时候，而且苏联政府对灾荒的救援力度也在不断增加。饥荒摧毁了自力更生的农民的意志，帮助政府实现了其主要目标。截至1936年，90%以上的农户被迫实现了集体化，25万集体农庄取代了2500万个小规模的私人农庄。这些措施保障了工业城镇的食物供应，1926年到1939年之间，移居到工业城镇的人口至少有2500万。因此，饥荒虽然确信无疑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并不是专门针对乌克兰人的，也没有试图将乌克兰人赶尽杀绝。

纳粹的大屠杀从一开始就受到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其目标就是那些按照种族成分被划分出来的受害者。这些群体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斯拉夫人。从1939年9月开始，在德国占领的波兰西部地区，种族标准对纳粹政策的制定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尽管波兰和犹太人的财产都被无偿没收，但这并不是国有化，相反，在一个延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内，这些财产被重新分配给德国的所有者。只有波兰西部地区被纳入帝国，居住在这里的波兰人和犹太人被驱赶到专为他们预留的区域，即所谓的“波兰总督府”，由纳粹法学家汉斯·弗兰克掌管。从长远来看，德国打算让总督府德国化，这里也一样。当局开始驱逐波兰人，剥夺他们的财产，同时将德国的定居者迁进来，开始建立德国式的农场和小城镇社区。有100多万名波兰强制劳工被运到德国，这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与政治无关。

要理解出现在波兰的人口迁移现象，以及1941年6月之后纳粹在所占领的苏联地区展开的人口迁移行动，就必须将它们放在下面的大背景之中：纳粹政府为了对东欧实施民族重组，制订了长远计划。这些计划主要是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动用其作为帝国专员的权力，为了强化德意志民族而制订的。德国从波兰东部、罗马尼亚、苏联和东欧其他地区，向其占领的波兰地区迁入了50万名德国人，用以取代同等数量被迁走的波兰农民。1940年，纳粹党卫军及其策划专家开始制定所谓东方总计划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根据最终确定的总计划，会有高达85%的波兰人、64%的乌克兰人、75%的白俄罗斯人、85%的爱沙尼亚人、50%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会因为被刻意剥夺了医疗条件与食物而死于饥饿和疾病。该计划预计会有3000万至4500万名来自这些地区和俄罗斯地区的斯拉夫人死亡。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将由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农民来定居。帝国的东部边界将延长约1000千米。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那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动。事实上，该计划还是开了一个头，有330多万名苏联战俘被杀害，其中大部分战俘是与数百万名苏联平民一起被活活饿死的。单单在列宁格勒，就有100万名苏联平民被饿死。德军为了避免全面进攻带来的人员和物资损耗，故意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使列宁格勒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德国人的封锁之下。

东方总计划得以存在，是因为希特勒长期以来野心勃勃地想在东欧开辟德国人的“生存空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重现德国在“一战”时的命运。“一战”期间，德国遭到盟军封锁，无法进口粮食，而德国自身的农业根本不能为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粮食，因此大约有60万人在饥饿以及相关的疾病中丧生。这项旨在让德国人在东欧开辟一片统治和定居区域的总计划，的确与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和各政府部门的国务秘书在1941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过的一项更为具体的“饥饿计划”有关联。根据此次会议纪要，如果要保证战场上的德国军队和德国国内的平民有足够的粮食，“数百万”东部被占领区域的人就得饿死。

纳粹政权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为，也因此得放到种族重组和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中来加以理解。然而与此同时，如果将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降格为这场更大规模屠杀中的一个侧面来理解，那就错了。波兰和东欧的犹太人一般非常贫困，拥有的财物和资产很少，大部分都居住在城镇里。纳粹逮捕犹太人，将他们监禁在隔离区，最后将他们屠杀，这并未给帝国带来多大的经济收益。原本打算占领之后给德国移民使用的土地和财产，只有极少数掌握在犹太人手里。按照东方总计划的设想，德国需要屠杀或者用饥饿和疾病来消灭数百万人口，虽然犹太人也包括在内，但是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可以肯定，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和农业部的官僚为屠杀犹太人提供了理由，认为犹太人消耗了食物，没有从事战争经济生产，因此用纳粹分子常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些“吃白食的人”。他们将犹太人安置在可以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效力的地方，比如罗兹犹太隔离区，只有在这种地方犹太人才能存活下来。但在这些地方，犹太人要被迫工作，工作条件被故意弄得很差，因此普通官僚的嘴里同时又多了一个说法：“通过劳动来毁灭。”出于粮食供应形势或帝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这样的理由并不能彻底反映他们大肆屠杀犹太人的真正原因，虽然德国可能在1942年春末夏初由于国内和占领部队出现的粮食供应危机而加速了屠杀犹太人的步伐。即便真是这种情况，我们仍然需要弄清楚，为什么纳粹党在起草配给计划、工作条例和规范，以及其他方面的时候，始终把东欧的犹太人排在最后面——在苏联人之后、在捷克人之后、在乌克兰人之后、在波兰人之后，甚至还排在了吉卜赛人之后。

纳粹宣传和意识形态为犹太人造了一个集体称谓“Judentum”，完全不同于他们指称斯拉夫人的称谓“Slaventum”。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苏联人等被描绘成原始、落后、消极而且愚蠢的次等人，除非他们受到聪明的犹太人的统领，否则不会对德国构成威胁。斯拉夫人本身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挑战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存在。即使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纳粹的宣传也主要是在普通的德国人心中煽起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恐惧情绪，始终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描绘成一个国际犹太阴谋的工具。最后，斯拉夫人成了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延伸的一个区域性障碍，犹太人则是对德意志人的生存构成了全球性威胁。正如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乐此不疲地声称的那样，“犹太人”与“苏联人”或“波兰人”不一样，他们是德国的“世界敌人”（Weltfeind）。

和在其他地区一样，纳粹宣传家和理论家在宣传时诉诸“一战”的经验，更确切地说是诉诸他们对德国战败的偏执理解，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背后捅刀子传说”。德国当时饥饿和疾病横行，食物短缺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民众普遍不满意当时悲惨的生活状况。根据该传说，德国的犹太人在1918年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要在德国国内煽起社会主义革命，然后从内部推翻到那时为止还未尝败绩的德国军队。事实上，大多数德国犹太人根本没有革命情绪，真正有革命情绪的是那些完全融入德国社会、完全支持战争的民族主义自由派和保守派。

然而，1933年1月到1939年9月之间，受纳粹控制的所有媒体机构都在不断对德国人大肆进行反犹宣传，而纳粹政府则通过一系列歧视性的法律法规，甚至抢夺和袭击等手段，无情地将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和社会中赶了出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并且尽可能多地从内部消除所谓的犹太人构成的潜在威胁，从而使德国人为一场新的欧洲大战做好准备。在战争开始之前，本来人口就不多的犹太人大约有一半离开了德国。但是，德国士兵在入侵波兰之后，才第一次与大量饱受压迫的贫困犹太人有了面对面的接触。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有250万，这些犹太人几乎都信仰犹太教，讲意第绪语，穿着也与他们的波兰邻居不同，他们看起来就像是纳粹反犹报纸《冲锋队员》上的讽刺画。许多德国士兵在战地书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德国士兵和官员，德裔民兵，还有许多被派到波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党卫军部队，虐待并逮捕波兰人，剥夺他们的财产，还袭击他们，用没有暖气的运输牲畜的卡车将他们运到集中营，然后将他们活活打死或枪杀，总之就是不把他们当人对待。这和他们对待后来东欧占领区内居民的方式如出一辙。但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行为又有其严酷之处：士兵拦住街上的犹太人，扯掉他们的胡须，或者用火烧他们的胡须，强迫他们用粪便涂抹对方，把他们集结在公共广场，用枪口指着他们，迫使他们连续数小时跳健身操，直到他们累得精疲力竭才罢手；他们强迫犹太女孩用自己的上衣去清洁公厕，让所有犹太人承受仪式性的屈辱，在大庭广众之下毁坏他们的形象。德国人并没有用这些方式对待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

纳粹在对待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欧洲国家的犹太人时，也采用了这种残暴的手段，这两个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盘参与的话）主动参与了种族灭绝行动。战争期间，被罗马尼亚军队屠杀的犹太人多达38万人，即使是德国党卫军有时也认为这样做“太残暴”。比如，大量犹太人被故意关进一座国营养猪场，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分子组织铁卫队（Iron Guard），则在一个国家屠宰场里，按照屠宰的流程，对犹太人进行宰杀，最后还将犹太人的尸体挂在肉钩上。在克罗地亚这个德国的傀儡国家里，共有4.5万名犹太人，其中有3万人被乌斯塔沙（Ustasha）民兵根据政府命令杀害。许多犹太人或被锤子砸死，或被铁棒打死，或被投入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又让这些犹太人故意感染疾病，最终死于营养不良。

在克罗地亚，天主教神父和修士——尤其是方济会修士——也支持民兵杀死这些犹太异教徒，而在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把犹太人称为撒旦的化身，因而主张屠杀犹太人是正当的。然而，以纳粹反犹行为中几乎完全缺失的宗教因素作为反犹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两个本质不同的反犹主义类型，即宗教反犹和种族反犹。尽管其说辞带有宗教色彩，安东内斯库的反犹思想在根本上还是种族主义，他把所有犹太人都看成共产主义背后的支撑力量，出于立法目的而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来定义犹太人，并宣布为了达到对社会进行种族清洗的目的，就需要解决掉罗马尼亚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其中的区别在于，对安东内斯库而言，犹太人只是一个本地或最多是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世界性敌人，因此他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赶进了乌克兰，只是简单地摆脱他们而已，为的是实现罗马尼亚的种族净化。安东内斯库政权的目标显然不是要将其发现的犹太人赶尽杀绝。

同样，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法西斯政权也是要清理少数族裔，只留下克罗地亚人，以此实现国家净化的目标。除了犹太人，还有30万名塞尔维亚人和数千名吉卜赛人（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也有分布）惨遭杀害。因此，在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国家，种族灭绝都是指向内部的。这两个政权都对幻想中的犹太人世界阴谋笃信不疑，认为他们采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这一工具，但这两个政权都没有声称这一阴谋的主要目的是破坏克罗地亚或罗马尼亚。说到底，这两种反犹主义都只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专制民族主义（根据此种思想，各类少数民族都要根除）的一种范围更广、性质更恶劣、更极端的形式的一个次要方面。

相比之下，对于纳粹而言，灭绝犹太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与第三帝国的无边界战争目标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希特勒认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根除犹太人这一“世界敌人”，德国才可能统治欧洲，将来才能统治整个世界。当然，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都只是区域性的小国，不会发动征服欧洲的战争。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种族灭绝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如下原因：“一战”之前，德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而1918年战败之后，德国深陷全面危机之中，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与文化都受到了影响。许多德国人据此认为，德国要再次崛起为世界强国，就只能采取极端做法。要解决极端的危机，就得采取极端的措施。当然，这样的人永远都只是少数，但是这些人在1933年掌握了政权，到1939年，他们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了。

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将“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化约为与战争有关的经济算计是无法让人信服的，他们高估了第三帝国通过屠杀犹太人获得的资源，也远远没能触及纳粹反犹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意大利，以及丹麦等国之后，很快就将这些国家的犹太人逮捕并送到东欧的集中营，在丹麦，至少纳粹试图这么做。希特勒还敦促盟国（比如匈牙利），让它们也将各自国内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杀害。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甚至还专门前往芬兰，明确要求芬兰政府交出其境内数量不多、毫无重要意义可言的犹太人，要将他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杀害。为了协调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措施，纳粹德国于1942年初举行了万湖会议，会议记录中列出了尚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犹太人社群，爱尔兰和冰岛等地区的犹太人也在纳粹的最终目标之列。

纳粹的这场种族战争极为偏执，想要将一切地方的犹太人都毫无例外地清理干净，这是它与历史上所有的种族战争的一个主要区别。当然，在“二战”之前和之后，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出现过许多种族冲突。其中有些称为种族灭绝性的冲突是很恰当的。有一场种族冲突特别值得关注，它为纳粹屠杀犹太人提供了先例，或许还提供了屠杀的动力。这就是德国于1905年至1906年间在西南非洲的殖民地（今天的纳米比亚）对赫雷罗人实施的灭绝行为。赫雷罗人爆发叛乱之后，一支德国军队赶了过来，宣称要消灭整个部落。赫雷罗人要么被枪杀，要么被赶进沙漠活活饿死，要么被关进了杀气腾腾、条件极其残酷的集中营里。8万名赫雷罗人中，有6.5万人死亡。然而，赫雷罗人与其他同样受到德国军队的种族灭绝暴力对待的其他族群，都被德国人视为低人一等的种族，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出空间，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清理。这些族群根本不是德国的全球威胁，他们甚至都没有被看作对德国在西南非洲统治的整体威胁。与这种政策有相似之处的是纳粹对斯拉夫人的政策，而不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说，德国于1939年至1945年在东欧发动的种族战争也是一场殖民战争。的确，希特勒经常在午饭和晚饭期间的长篇大论中，把灭绝东方总计划中所设想的消灭数百万名斯拉夫人与欧洲移民灭绝澳大利亚和北美原住民相提并论。但是，还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

对于希特勒来说，“二战”从一开始就是种族战争，在1939年8月与军队的主要代表谈话时，他就强调了这一点。他将德意志种族优生学意义上的进步视为这次战争的组成部分，就像他要将犹太人赶出德国并最终赶出欧洲一样。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命令，开始对德国境内的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展开蓄谋已久的大屠杀，但他在签署时将命令的执行日期提前到了1939年9月1日，这正是战争打响的第一天，这一点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当他回想起他的战前“预言”，即“如果欧洲内外国际金融领域的犹太人突然让各民族陷入世界大战，那么结果不会是整个世界都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犹太人取得胜利，而是欧洲的整个犹太民族彻底灭绝”（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时，他把时间记错了，记成了战争开始的那天，也就是1939年9月1日。实际上，这话是希特勒在自己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的周年纪念活动中说的，那天是1939年1月30日。换句话说，在希特勒看来，为德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种族更新引入的激进措施，都是在同一天开始的，就是新的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对纳粹而言，发动战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所谓的强化雅利安种族，不仅要消灭精神病患者和有肢体缺陷的人，还要消灭所谓的“不合群分子”和罪犯，也就是那些被视为“与人民共同体格格不入”的所有人。第三帝国期间执行了超过1.6万次死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二战”期间执行的。从1942年9月起，根据先前关于“安全监禁”的规定，大约2万名关押在国家监狱的轻罪惯犯被送到了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他们成了“通过劳动来毁灭”的对象。截至1942年年底，这些人当中，有1/3以上都死在了集中营里。在纳粹的思想意识中，犯罪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如果让那些哪怕是罪行很轻微的人活下来，也会有造成种族退化的威胁。

这种观念的影响也波及了德国和欧洲的吉卜赛人，大量吉卜赛人遭到逮捕，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党卫军为集中营囚犯制定了分类系统，吉卜赛人绝大部分都被划到了“反社会分子”这一类，他们被迫穿戴黑色三角形臂章——这个臂章主要是为无业游民、流浪者、酗酒者及其他不符合纳粹行为规范的人设计的。单是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吉卜赛人就超过了2万人，其中3/4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地杀害了数千名吉卜赛人，德国陆军在塞尔维亚枪杀了更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当局将大批吉卜赛人投入集中营，或者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枪杀。在这里，吉卜赛人也被主要视为罪犯，而在塞尔维亚等地，他们则被视为犹太人在党派和抵抗运动中的帮凶。然而，对吉卜赛人的杀戮远没有对犹太人的杀戮那样具有系统性。许多吉卜赛人幸存了下来，尤其是那些在战争相关的行业中工作的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有5000到1.5万名吉卜赛人留在德国，然而其中约有2500人被迫做了绝育手术。

杀死吉卜赛人是纳粹分子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而给自己安排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更为迫切的任务是灭绝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入侵苏联，此后不久，希特勒、戈培尔和整个纳粹宣传机器展开了密集的反犹运动，将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描述成国际犹太人的工具，说他们参与了意欲摧毁德意志民族的世界阴谋。宣传攻势一直持续到1941年年底，营造了种族灭绝的气氛，不同层次的纳粹党党徒，特别是党卫军成员，都受到了希姆莱和他的副手海德里希的亲自鼓励，在灭绝东欧的犹太人的过程中，他们还展开了相互竞争。

与此同时，很明确的是，希特勒所谓的“灭绝欧洲的犹太民族”的确是一项泛欧洲的屠杀计划。早在1941年9月，国家安全部，也就是希姆莱的指挥部就意识到，不能以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在东线后方实施的那种大规模射杀的方式来实现目标。此前，纳粹实施了所谓的“T—4”行动，就是把数以千计的精神病患者用毒气毒死，“T—4”行动的技术专家当时正有空为国家安全部提供实用的建议，因为行动的第一阶段在杀害了7万名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之后，由于明斯特大主教的公开抗议而被迫停止了。但是，“T—4”被叫停和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如果“T—4”行动没被叫停，没有改用通过注射或饿死这样一种不太显眼的方式，而是继续使用毒气室，那可绝不会阻止他们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毒气屠杀。

截至1941年12月底，东线后面的4个党卫军特别行动队都拥有了移动毒气室。一氧化碳废气通过管道输送到货车后面的密闭室里，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在这些毒气室里遇害。贝尔泽克、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这3个所谓的“莱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在经过此前数月的建造之后，分别于1942年的3月、5月和7月开始大规模屠杀纳粹在华沙、罗兹和其他波兰城市建造的隔离区里面的犹太居民，其方法是将发电机废气抽进密封的房间里。从1942年3月开始，位于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最大的集中营也投入使用了。该集中营使用的是基本成分为氰化物的杀虫剂齐克隆B，一共杀害了100多万名犹太人。这里杀害的犹太人不仅有东欧的，也有西欧和南欧的。

在国际冲突中，毒气早就被当作武器使用了。“一战”中，交战双方都使用了毒气，西班牙人用毒气镇压了西属摩洛哥的一场叛乱，意大利在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过程中也用到了毒气。但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毒气都是用来对付积极的战斗人员的。在德国和英国，政府都非常害怕自己的主要城市在空袭中遭到毒气弹的攻击，因此政府生产了数以百万计的防毒面具分发给民众。但这样的袭击从来没有发生过，可能是因为双方都担心这将意味着冲突的升级。因此，纳粹对非战斗人员的平民使用毒气进行杀害，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但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的特别之处绝不仅仅是他们使用了毒气技术。德国有一套范围更广的、采用各种手段的屠杀方案，而灭绝营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案罢了。战争结束的时候，纳粹和他们的盟友杀害了近600万名犹太人。其中300万名犹太人死于毒气室，130万人死在党卫军特别行动队、警察和陆军部队的枪口之下，70万人死于移动式毒气车，100万人因为饥饿、疾病和虐待死在纳粹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在东欧建立的集中营里，或者死在转移的途中。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次种族灭绝在特别建造的设施里面用到过毒气。但是，如果要把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它的独特之处，我们就需要确定纳粹这样做的具体原因，而不是去确定他们的具体做法，这一点尤为重要。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纳粹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犹太人视为对德意志民族生存致命的全球性威胁，因此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铲除这种威胁，并且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大规模使用毒气，以及纳粹死亡营的另一种独特手段——出于经济目的而利用受害者的身体，比如摘取犹太人的金牙等行为——无疑都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做法。我们不能因为纳粹采用了技术和工业的手段，就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与个人无涉或是有自动的成分，因而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种族大屠杀。隔离区的逮捕行动、隔离区和过渡营地里的生活条件、受害者在转运途中的条件、负责看押的警察和党卫军官兵的残暴行径，都反映了纳粹党卫军、警察及其帮凶对他们的受害者所施加的直接的身体暴力。杀人的机器并不复杂，都是临时拼凑的，由于需要处理数量异常庞大的受害者，机器经常在重压之下出现故障，即使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也是如此。党卫军和集中营勤务兵在将受害者送往毒气室的途中，对受害者施以肆无忌惮的暴力，这让所有受害者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在杀人的时候，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阿道夫·艾希曼等反犹狂热分子组织大屠杀的时候，可没有什么“与个人无涉”或“临床医学式冷静”的成分。

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正好发生在一个见证了各种场合的种族屠杀的世纪中叶。1915年，所谓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安纳托利亚境内为数不多的亚美尼亚基督徒展开了一场种族大屠杀行动。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丢掉了40%的领土，然后，作为民族主义分子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夺取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之前已出现过集体迫害和大屠杀，特别是在1894至1896年期间，1909年再次爆发，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满足了泛突厥主义者的利益。泛突厥主义者将非土耳其民族的少数民族视为敌对势力（俄国）的间谍，认为这些人阻碍了他们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新兴的泛突厥国家，将当时被其他列强尤其是沙皇俄国控制的领土纳入这个新兴国家之内。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亚美尼亚人从安纳托利亚东部驱逐到叙利亚沙漠，许多亚美尼亚人在途中被杀害，更多人则在途中或到达目的地之后死于饥渴。为了屠杀亚美尼亚人，官方出资组建了杀戮小组，在杀戮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骇人听闻的暴行。死亡的亚美尼亚人大约有25万名，1918年到1923年之间又有50万名亚美尼亚人死亡，占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总人口的3/4。

和犹太人一样，亚美尼亚人也专门从事贸易和金融，其中很多人信奉的宗教都不同于迫害者的宗教信仰。像纳粹分子一样，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目标也是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他们也是通过暴力革命上台的；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也声称，他们致力于消除的少数人，是外国势力的间谍。在德国，外国势力指的是以美国为根据地的世界犹太人的阴谋；而在土耳其，外国势力则是俄国。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打算入侵其他国家，从而创建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帝国。而且和德国一样，土耳其的大屠杀也发生在一场世界大战之中。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极右派，包括纳粹在内，赞同对他们称为“土耳其犹太人”的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或对或错地认为这说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军政府远比魏玛共和国虚弱的民主更强大、更坚定。极右派认为，德国政治应当加以效仿，而不是对其批评指责。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是有显著不同的。亚美尼亚人的地理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靠近俄国边境的地方，而德国的犹太人则比较分散，欧洲的犹太人更是如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并没有指责亚美尼亚人在主流人群中散布颠覆和堕落的思想，而纳粹却在这样指责犹太人。在被驱逐出境的过程中，很多亚美尼亚人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死去。青年土耳其党人并没有将亚美尼亚人关进死亡营或枪杀后丢进万人坑，尽管也的确出现过大规模的枪杀。他们也没有把亚美尼亚人看作旨在破坏土耳其的世界性阴谋的幕后黑手。此外，对于土耳其乃至其计划建立的大土耳其以外的亚美尼亚人，青年土耳其人并没有将其消灭的意图。有些比较研究认为，德国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也是社会地位低下、遭到限制的少数族群。而事实上，德国犹太人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是一个经济基础良好、文化适应性强的族群，许多犹太人生活富足，在德国的国家生活和文化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到1914年，德国犹太教徒的数量正在下降，但在像汉堡这样的城市，犹太教徒和新教徒结婚的比例还是达到了犹太人婚姻的50%。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与纳粹的做法不同，并不是以种族重新排序和优生清洗为目的的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而是针对特定宗教、社会、地域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种族清洗，类似于后来针对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以及针对克罗地亚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种族大屠杀。

20世纪末的1994年，在卢旺达这个非洲国家，人数占多数的胡图族开始对人口占少数的图西族成员大开杀戒，但凡被发现的图西族成员，都被砍刀、枪支、手榴弹和棍棒，以直接而疯狂的方式杀死。此前不久，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卢旺达爆发了短暂的内战，在坦桑尼亚的斡旋之下才迎来脆弱的和平。胡图族煽动家声称，图西族是外来的入侵者，曾经奴役他们长达几个世纪，图西族是游牧民族，并不属于定居的农业社会。在暴力屠杀的过程中，广播甚至还在呼吁胡图族将“图西族从地球上赶尽杀绝”，并侵略邻国以达到此目的。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至少有70%的图西族人被残酷杀害，遇难人数至少有80万。然而，虽然卢旺达大屠杀带有种族灭绝色彩，野心也很大，但只能算是一个区域性的行动。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之所以是独特的，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还在于这是一场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大屠杀。纳粹设想的未来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持续斗争、为了斗争而斗争的世界，一次胜利只会导致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斗争。希特勒对德国主导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全球性冲突的最终设想，早在他写于1928年、直到1961年才出版的《第二本书》中便有了预示。他老早就把美国的犹太人视为德国的死敌，并在多种场合对他们发出了警告。1933年4月1日，德国爆发了抵制犹太人商店的事件；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又发表了这方面的讲话，随后希特勒又多次提到这个事情，这些都是希特勒对美国犹太人发出的警告。纳粹征服欧洲之后，很可能以欧洲为跳板与美国开战。纳粹一旦取得胜利，美国的犹太人就会遭到清洗。

不过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纳粹思想对“世界犹太人”（Weltjudentum）的看法是独一无二的，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意识中的亚美尼亚人或胡图族意识中的图西族人都不是一回事。当然，现代也有许多种族屠杀行为，每次种族屠杀都是不同的。对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灭绝不能仅仅因为主要是通过疾病实现的，就说它们不是种族屠杀。意识形态是关键因素。纳粹集中营在苏联红军逼近时实施的“死亡行军”，以及集中营最后阶段的恐怖措施，导致1945年初关押进集中营的71.5万名囚犯活下来的不到一半。集中营里绝大多数囚犯都不是犹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死亡行军就不是种族灭绝——党卫军将所有囚犯都视为劣等民族，将其射杀、焚烧、饿死或者任由他们病死。而在同一时期，那些从集中营里转移出来的成千上万英军或其他战俘，则没有遭受类似的对待。

因此，虽然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是诸多大屠杀之一，但它有独特之处，完全不同于其他大屠杀。纳粹的种族大屠杀与其他大屠杀的区别在于，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针对的不是某个本地或区域性的障碍，而是一个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世界性敌人。它必然会设计一套更宏大的种族重新排序和重建计划，会牵涉到超出人们想象的进一步种族屠杀，它的目标是在东欧这个特定的区域，为向犹太人以及那些被纳粹视作犹太人傀儡的人开战扫清道路。纳粹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是那些从种族主义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种族理论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工业方法实施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纳粹的大屠杀独一无二。

然而，纳粹大屠杀独一无二，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在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可以回顾纳粹的灭绝经验，在极端意识形态可能发展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的时候出手干预，以免局势恶化。在纽伦堡设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并不是为了处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设立的，但随着该机构越来越成熟，它就可以越来越有效地阻止种族屠杀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发动的种族屠杀。人类社会似乎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持续不断地生出种族仇恨，但是阻止其升级为种族大屠杀的方法在21世纪变得越来越有效了，因为纳粹在20世纪发动的种族灭绝行动已经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说明

本文源于我在柏林的法国大使馆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一场演讲（德文），演讲的内容是纳粹集中营里毒气的使用情况——毒气被当成了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手段。所以，既然是演讲，就没有脚注。讲稿经修订后，首次在本书以英语发表，因此或许有必要在此提一下文中涉及诸多话题的参考文献。

由阿兰·S. 罗森鲍姆（Alan S. Rosenbaum）编辑的文集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吗：比较种族灭绝观点》（Is the Holocaust Unique: Perspectives on Comparative Genocide , third edition, Boulder, CO, 2009），但是书中道德说教过多，而且有些地方做了神秘化处理（包括书中的论调：进行比较完全是亵渎神灵，是不道德的），因而存在瑕疵。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文献，要算瓦哈坎·N. 达德利安（Vahakn N. Dadrian）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和犹太大屠杀的比较研究：从社会历史视角谈起》（第139—174页），芭芭拉·B. 格林的《斯大林恐怖和种族灭绝的问题：大饥荒》（第175—200页）和斯科特·斯特劳斯的《比较的前景和限制：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第245—257页）。若想了解一般性的介绍，可参见丹·斯通（Dan Stone）所著《大屠杀历史》（Histories of the Holocaust , Oxford, 2010），第206—244页。书中提出了一些与纳粹灭绝犹太人有关的现代种族灭绝研究的中心问题，并把它们和此前的殖民大屠杀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对赫雷罗人的屠杀，还有以不同的方式对美洲原住民实行的屠杀。

有关斯大林的波兰政策，可参见扬·T. 格罗斯的著作《从国外爆发的革命：苏联对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占领》（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 Princeton, NJ, 1988）；若想对纳粹在占领的波兰境内所实施的政策进行详细比较，可参阅马克·马佐尔所著的《希特勒帝国》（London, 2008），第96—101页。理查德·J.埃文斯所著的《战争中的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at War , London, 2008），第3—47页，涉及了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并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罗伯特·康奎斯特的经典之作《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 , London, 1968）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出发点。将斯大林时期的人口迁移和大规模屠杀视为种族灭绝图书包括：史蒂文·罗斯菲尔德（Steven Rosefielde）所著的《红色大屠杀》（Red Holocaust , London, 2009）和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的《斯大林的种族灭绝》（Stalin’s Genocides , Princeton, 2010）。有关乌克兰大饥荒方面的论著，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的《悲伤的收获》（London, 1986）仍然是经典的阐释。斯蒂芬·G. 惠特克罗夫特（Stephen G. Wheatcroft）载于《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 ）52期（2000年，第1143—1159页）的文章《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人口意义》以及载于《食物与饮食》（Food and Foodways ）12期（2004年，第107—136页）的文章《解释1931至1933年的苏联饥荒》，这两篇文章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数字证据。但是，也请参阅罗伯特·康奎斯特载于《欧亚研究》51期（1999年，第1479—1483页）的文章《惠特克罗夫特评论》。有关乌克兰对饥荒的纪念情况，包括乌克兰国内及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加拿大），经常出现激烈的争论，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上网搜索与“Holodomor”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与此有关的、最初用乌克兰语和英语发表的新闻报道和争论进行了概括。

格茨·阿利与苏珊·海姆在合著《毁灭建筑师》（Princeton, 2003）的第234—282页梳理并讨论了纳粹的东方总计划；有关德国重新安置计划的信息，可参阅罗伯特·K.高尔（Robert K. Koehl）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国家委员会：德国移民和人口政策1939—1945》（RKFDV: German Re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Policy 1939 — 1945 , Cambridge, MA, 1957）。有关纳粹对待波兰人的方式，以及在入侵波兰之间和之后实施的诸多暴行，可参阅亚历山大·罗西诺（Alexander Rossino）所著的《希特勒攻击波兰》（Hitler Strikes Poland , Lawrence, KS, 2003）。对“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经典叙述，则是索尔·弗里德伦德尔（Saul Friedländer）所著的《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Jews 1939-1945 , New York, 2007）；有关反犹暴行的细节，可参阅恩斯特·克利（Ernst Klee）等人编著的《“就是那些日子”：肇事者和旁观者眼中的大屠杀》（‘Those Were the Days’: The Holocaust as Seen by the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 London, 1991）；有关反犹主义宣传的情况，可参阅杰弗里·赫尔夫（Jeffrey Herf）所著的《犹太敌人》（The Jewish Enemy , London, 2006）。

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屠杀与德国对东欧的征服有关，但这些地方的屠杀也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乔佐·托马斯维奇（Jozo Tomasevich）所著的《南斯拉夫的战争与革命1941—1945》（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1941 — 1945 , Stanford, CA, 2001），埃德蒙·帕里斯所著的《卫星国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1941—1945》（Genocide in Satellite Croatia 1941 — 1945 , Chicago, 1961），丹尼斯·德拉坦（Dennis Deletant）所著的《被遗忘的希特勒盟友：扬·安东内斯库和他的政权：罗马尼亚1940—1944》（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 — 44 , London, 2006）。

有观点认为，纳粹灭绝犹太人是受经济因素驱动的，格茨·阿利在他的著作中对此观点做了进一步阐释：《希特勒的受益人：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New York, 2007），本书第八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德国在1905—1906年期间，对西南非洲的赫雷罗人部落实施了灭绝行动，赫尔穆特·布莱所著的《德国统治下的西南非洲》（London, 1971）第一次将此事公之于众。该书是目前该领域最好的一本。于尔根·齐默勒（Jürgen Zimmerer）载于《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37期（2005年，第51—57页）的《非洲灭绝》和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载于《欧洲史季刊》（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35期（2005年，第429—464页）的《从非洲到奥斯威辛》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直接联系在了一起；罗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载于《中欧历史》（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2期（2009年，第279—300页）的《汉娜·阿伦特的幽灵》则提出了相反意见。

关于纳粹对所谓精神病患者和患病人群的屠杀，可参见亨利·弗里德兰德（Henry Friedlander）的《纳粹种族灭绝的起源》（The Origins of Nazi Genocide , Chapel Hill, NC, 1995）；监狱里的累犯方面的信息，参见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的《希特勒的囚牢》（Hitler’s Prisons , London, 2004）第284—318页。京特·莱维（Guenter Lewy）的《纳粹对吉卜赛人的迫害》（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Gypsies , New York, 2000）详细梳理了纳粹迫害吉卜赛人的情况。纳粹迫害同性恋者这方面目前没有很好的研究。

关于纳粹通过毒气进行大屠杀的研究，遗憾的是，目前最新的研究只有德语版本，现在这篇文章最初就收录于那本书，就是京特·默施和贝特兰德·贝尔茨（Günter Morsch and Bertrand Perz）编纂的《纳粹毒气大屠杀新探》（Neue Studien zu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tötungen durch Giftgas , Berlin, 2011）。用英语写成的最有用的资料，可以参考大屠杀纪念计划（Nizkor Project，http://www.nizkor.org/）。在丹尼尔·布拉特曼（Daniel Blatman）的《死亡行军》（The Death Marches , Cambridge, MA, 2011）一书中，纳粹在撤离集中营时进行的“死亡行军”这一做法，被极富说服力地呈现为种族灭绝行动。

许多最近的著作都将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放置在20世纪的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其中最有用的著作包括：唐纳德·布洛克斯汉和迪尔克·摩西（Donald Bloxham and Dirk Moses）编著的《牛津种族灭绝研究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ocide Studies , Oxford, 2010）以及丹·斯通编著的《种族灭绝历史编纂学》（The Historiography of Genocide , London, 2008）。埃里克·D.韦茨（Eric D. Weitz）的《种族灭绝的世纪》（A Century of Genocide, Princeton, NJ, 2003）提供了翔实的介绍。唐纳德·布洛克斯汉的《最终解决：种族灭绝》（The Final Solution: A Genocid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是这种总体趋势的一个代表。关于其他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在雷蒙德·科沃尔坎（Raymond Kevorkian）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全史》（The Armenian Genocide: A Complete History , London, 2011）一书中有论述。卢旺达大屠杀在菲利普·古瑞维奇（Philip Gourevitch）的戏剧性叙述作品《明天我们将和家人一起遇害，特此告知》（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 , London, 2000）和琳达·麦尔文（Linda Melvern）的《谋杀阴谋：卢旺达的种族灭绝》（Conspiracy to Murder:The Rwandan Genocide , London, 2004）中有所记录。

第二十五章
欧洲的杀戮战场

“今天谁还在谈论灭绝亚美尼亚人这件事呢？”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这样问他的将军们。当时希特勒正让将军们在东线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抛掉你们心中的怜悯”“行动要粗暴”“要极其严厉”。“一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至少100万名亚美尼亚人实施了种族大屠杀。人们常常认为希特勒在提及这件事情时，他实际上要说的是他对欧洲犹太人的打算。但他指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波兰人。他告诉将军们：“我已经把骷髅队派到东欧了，我给他们的命令就是屠杀所有波兰种族或者讲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绝不手软。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赢得我们需要的生存空间。”

几十年来，纳粹在东欧实施种族灭绝野心的真实程度逐渐被历史学家揭开。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前的一个月，德国军事、经济和农业方面的主要官员根据希特勒和戈林指示的方向，制订了一项“饥饿计划”。根据该计划，必须将粮食从那些即将被德国占领的地区运走，供德国军民使用，任由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的居民饿死。德国很快又制订了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由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提出，一年后，这项计划被德国采纳。根据东方总规划，当地的德意志人将被安置在德意志化的城镇里，这些城镇能通过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彼此相连。居住在东欧的3000万到4500万名斯拉夫人将得不到任何食物和医疗设施，只能自生自灭。这是一场规模庞大得几乎难以想象的大屠杀，由于纳粹德国在东欧战败，该计划未能得到全面实施。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其著作《血染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 2010）中提醒我们，纳粹分子在封锁列宁格勒的时候，为这项种族毁灭计划开了一个头。100万名列宁格勒居民死亡，另外还有300多万名红军战俘饿死或病死。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前几个月，德国国防军在大规模的围歼过程中击败苏联红军，俘虏了数百万名红军战士。1941年下半年，纳粹侵入苏联的城镇和乡村地区，造成了更多平民的丧生。几十万波兰人被赶出家园、遭到奴役、被运送到德国或惨遭杀害。

但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居民所遭受的苦难并不完全是由纳粹造成的，尽管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不同于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初，在向集体化农业迈进的布尔什维克计划中，有300多万人被处死，其中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20世纪30年代后期，有75万名苏联居民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丧命；战争期间，斯大林的愿景从社会革命变成了卫国战争，数百万人因此遭到强行驱逐，包括波兰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几十万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死去。

斯奈德估计，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东欧总共有1400余万人丧生。斯奈德将这些国家都描绘成“血染之地”——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的西部边缘等地。欧洲的犹太人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这些地方，他们也是纳粹种族灭绝政策的主要受害对象。斯奈德认为，最初纳粹认为犹太人一无是处，还要消耗紧缺的粮食，因而将他们通通杀害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行动”由此拉开序幕。一个月之后，“巴巴罗萨行动”陷入了困境，这时希特勒开始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成目的本身。这是一场针对想象中的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报复。此时，希姆莱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开始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当然也包括犹太男子。12月，德军在东线遭遇了第一次严重挫折，希特勒于是采取了更加直接的毁灭政策，死亡集中营由此产生，“血染之地”的犹太人全部遭到屠杀。

斯奈德认为，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开始努力实现各自不切实际的愿景：希特勒要征服苏联，在德国占领下的东欧建立“生存空间”；斯大林要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主要集中在乌克兰），才能养活因为迅速实现工业现代化而涌现的大量城市人口。但是这两项计划都失败了：希特勒的军队在1941年7月遭到阻击，在12月又被彻底挡在了莫斯科城外；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遭到了农民的大规模抵抗，而且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在他期望的短时间内实现。这两个统治者都将失败归罪到少数民族身上：希特勒责怪的是犹太人，斯大林主要责怪的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

斯奈德还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政策方面，罗列了这两个统治者在动机和行为方面的许多其他相似之处。这些是否有说服力呢？当然，在斯大林那里，替罪羊发挥了作用，但他自己的欲望和决心也同样起了作用。斯大林希望消除旧精英阶层，建立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这些也起到了作用。这些政策并没有局限在乌克兰的集体化运动中，它们针对的是全体苏联人民。斯奈德声称，和“血染之地”的少数民族相比，苏联境内俄罗斯人遭受斯大林高压政策的可能性更小，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实施的政策不是专门针对乌克兰人的，也针对富农。富农就包括了许多俄罗斯人。在斯大林政治警察的刺激下，乌克兰农民杀了好几千名富裕的顿河哥萨克部落（Don Cossacks）的居民。

其他族群，如哈萨克族牧民，也有大量人口饿死。斯大林的“大清洗”影响了数百万名俄罗斯人。斯奈德引用了罗伯特·康奎斯特196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恐怖》的数据，认为古拉格劳改营囚犯的死亡率至少是10%~ 15%。有些年份，其死亡率要高出好多倍。根据苏联的官方文件，安妮·阿佩尔鲍姆（Anne Appelbaum）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共有275万人死于劳改营和流放营，这可能仍是保守估计。就像斯大林时代的2800多万名强制劳工一样，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斯奈德将注意力集中于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他认为这些地方的广大居民都是受害者。他的论点实际上淡化了数百万俄罗斯人惨死这一事实。

斯奈德身为中东欧历史专家，并没有真正掌握关于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浩繁文献。他因此在许多地方都有错误。比如，他错误地认为，1933年，希特勒召集临时选举，让他的保守盟友措手不及（其实举行选举曾是最初的联盟协议的一部分）；希特勒在那时解散了国会（实际上，解散国会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兴登堡总统）；德国从1938年才开始大规模对德国境内犹太人的财产进行“雅利安化”（其实1933年就开始了）；莱因哈德灭绝营于1944年被关闭，但实际上在前一年就关闭了，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通过杀害波兰隔离区的犹太人，为新从西欧来的人腾出空间，它们不是像斯奈德所说，是因为苏联红军逼近才关闭的；人们“被判刑关进贝尔森集中营”（事实并非如此。贝尔森不是一座接收被判了刑的人的集中营，而是一座欧洲犹太人集中营。“二战”结束时，数千名从其他营地撤离出来的人员涌入贝尔森，此集中营才因此变得臭名昭著）……此类谬误，不胜枚举。

更严重的问题是，按照斯奈德的说法，希特勒因为没能赢得这场针对苏联的战争而恼羞成怒，于是才开始实施“欧洲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这一论点根本就站不住脚。从1941年的7月底到9月，德国高层一直在就打败苏联的最佳方案进行激烈的争辩，因为有些高级将领意识到，这场战争实际上比他们预期的更为困难。尽管如此，没有人认为德军有理由停止进攻，更别说被打败了，希特勒更不可能这么想。德军手里的战俘数量在源源不断地增加，多达几十万人（被活活饿死），基辅这样的大城市还在继续陷落，希特勒也依然认为东线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1941年11月8日，希特勒宣称：“从来没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像苏联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打垮了。”斯奈德自己也承认，希特勒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德军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而异常激动，这才下令屠杀犹太人，而不是因为德国的失败带给他的绝望心情。

由于苏联红军的阻击，德军在莫斯科城外停了下来，被迫撤退，为准备过冬而转入防御态势。直到此时，希特勒才承认“巴巴罗萨行动”出了问题，于是开始寻找替罪羊，但他指责的是将军，而不是犹太人。斯奈德依据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格拉赫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声称直到那个时候，希特勒才决定消灭欧洲的犹太人，他要让自己在1939年1月做出的“预言”变为现实，即如果犹太人发动世界战争，最终灭亡的是犹太人无疑。不过，虽然肯定有证据表明，他告诉他的总督应该杀掉犹太人，但这并不等于一项决定。在格拉赫看来，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2日做出了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格拉赫指出，德国在前一天向美国宣战了，这才是导火索，而不是因为苏联红军成功地将德国国防军挡在了莫斯科的城门外（这是12月16日才开始的）。无论如何，很少有历史学家赞成格拉赫的说法，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一观点。

在斯奈德笔下，纳粹的决策过程很清晰，但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这么认为。史学界早就不再试图确定决定最终解决方案的确切时刻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决策上，有希特勒和戈培尔不断发出的一连串反犹宣传的推动，自德军入侵苏联伊始，这个过程就随即开始了，然后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实际操作上，希姆莱与副手海德里希及其随从以相对杂乱无章的方式，具体实施了这一过程，不过其目标一直是要彻底消灭犹太人。

不仅是东欧发生的事情，发生在西欧的事情也将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了他的“预言”，并增强了他希望看到预言实现的动力。1941年6月，第三帝国和苏联之间的大战爆发，美国也开始参与，美国船只运往英国和苏联的军用物资数量急剧上升；同年8月，《大西洋宪章》签署；8月中旬，希特勒告诉戈培尔，美国的犹太人最终也会像东欧正在付出代价的犹太人一样，付出他们的代价；10月初，海德里希说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将被“疏散”到东欧。

纳粹打算在整个欧洲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消灭犹太人，因而这场种族灭绝行动比同时期乃至其他时期的其他大规模灭绝行动都更骇人听闻。斯奈德将纳粹的反犹主义完全置于希特勒为东欧制订计划的背景下探讨，并将其与其他政权在东欧实施的大屠杀相提并论，他这样做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忽略了这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独特之处。这场大屠杀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预想的范围，而且在于驱动这场大屠杀的仇恨和恐惧的深度。纳粹以复仇的暴力心态折磨、戕害、屠杀犹太人，而且还在公共场合羞辱他们。在德国人的想象中，犹太人对德国人曾犯下罪行，最有名的就是“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德国人认为，德国在1918年战败，就是因为犹太人的“背后一刀”。纳粹的这种欲望，有一种特别的虐待狂情绪在里面。对纳粹而言，斯拉夫人终究只是一个需要除去的区域性障碍，犹太人则是“世界敌人”，必须赶尽杀绝。

斯奈德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血染之地”，因而也就贬低、轻视或者忽略了无数其他不幸落入纳粹魔掌的欧洲人的痛苦遭遇。如斯奈德所说，“二战”后期在第三帝国境内干活的800万名外国劳工并不都“来自东欧”——其中有125万名法国人，50多万名意大利人，还有大约50万名比利时人或荷兰人。纳粹医生杀害了近20万名有智力缺陷和体弱多病的德国人，这在《血染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中只有一个简短的段落；几十万名惨遭杀害的德国犹太人和西欧犹太人在书中只有一页多一点的篇幅；那些位于斯奈德的“血染之地”之外、纳粹没有参与屠杀的大屠杀场所都被一笔带过了。举例说，有30万名塞尔维亚人遭到克罗地亚政府屠杀；在西班牙，数万名共和党人囚犯被佛朗哥主义者处决，西班牙内战以后，又有几十万人被关进残酷的劳改营；大量吉卜赛人不但遭到德国人，而且也遭到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屠杀。这些在书中要么只是粗略地提了一下，要么就根本没有涉及。然而，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

这些疏漏暴露出《血染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的欧洲》的另一个严重缺陷，即斯奈德对他所谓的“血染之地”以外的事情缺乏查证的兴趣。他真正想要做的，是告诉我们那些住在他最熟悉的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假如我们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他向我们灌输了暴行和大屠杀相关的事实和数据之后，我们就会被误导。他在传达事实时采用了散文的风格，但也无济于事——书中接连出现的短句，给人的感觉就像一连串的棍击，直到把人敲晕为止。同样的短语和表述几乎像咒语一样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感觉就像斯奈德不希望我们对他讲的东西做批判性思考，只需要感受他描述的痛苦就可以了。

然而，他经常做一些抽象的类比和对比，特别是他痴迷于统计数据，对遭到驱逐和死亡的人数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计数，因而读者往往很难感知他想传达的那种痛苦。斯奈德好像意识到了他的这种非人性化做法的效果，因此他在不同的地方对这些受害者做了简短的叙述。有些叙述出现在该书的开头部分，但是没有提及受害者的姓名；然后，斯奈德又以蹩脚的修辞技巧，在该书最后一章（标题为“人性”）的开篇处，公开了上述受害者的真实姓名，还原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但仅仅公布受害者的姓名并不足以将他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

要将他们视为有血有肉的人，我们需要知道更多信息。该书开头和结尾各有一个段落，但其中所传达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一段才包含了区区5名受害者的名字。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没有人的轮廓，像这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受害者一样：除了名字，什么也没有。因此，在叙述中插入的有关受害者的故事显得不伦不类。在书的结尾，斯奈德说，“纳粹等政权把人变成了数字”，而“我们人文主义者就是要将这些数字还原为真实的人”。尽管斯奈德为这种装腔作势的劝勉颇为自得，他在叙述个体受害者的悲惨故事的过程中也流露出了感伤之情，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要取得成功，他就应该参照索尔·弗里德伦德尔的做法，利用日记、信件和个人证词等，对他选择的典型受害者做更为详尽的描述。索尔·弗里德伦德尔在其著作《灭绝的年代》（2007年）中，对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的历史做了感人至深的叙述。

那些策划和实施了暴行的人同样是匿名的。斯奈德对这些人的性格和动机不感兴趣，他也不关心是什么将他们变成了施害者，或者纳粹展开大屠杀的动力是什么。这本书也根本没有对“血染之地”进行界定，对于这一区域的地理、社会、文化特征我们一无所知。“血染之地”还缺乏具体的形象。这是因为它完全是人为划出来的区域——只不过是为大屠杀贴上了地理位置的标签罢了，仅此而已。

斯奈德声称，他描述“在他们共同的欧洲历史背景下的所有主要杀戮政策”的宗旨，就是“要介绍欧洲历史的中心事件”，但他并没有对所有主要的杀戮政策进行介绍，而且这些政策产生的历史语境也各不相同。声称这些政策是整个欧洲历史的中心事件，至少可以说是修辞上的夸大。近年来，其他一些历史学家针对这个主题写出了更有洞察力的著作，比如理查德·奥弗里的《独裁者》（The Dictators , 2004）；也有历史学家从类似斯奈德的角度进行了书写，比如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战争中的欧洲1939—1945》（Europe at War 1939 —45 , 2006）。尽管希特勒关于亚美尼亚人的那句话遭到了广泛误用，但斯奈德在书中提到的说法，最没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在波兰以外，波兰人的痛苦经历被低估了”。事实上，斯奈德所描述的事件，我们都非常清楚，虽然他反复强调这些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不需要人反复告诉我们大屠杀的事实，而是要了解它发生的原因，以及人们是如何实施大屠杀的。斯奈德的著作并没有就此给出答案。该书反倒将希特勒的政策和斯大林的政策相提并论，像后冷战叙事一样，把不同的杀戮事件混为一谈。

第七部分
余波

第二十六章
另一种恐怖

“二战”末期，1200万至1400万名德意志人被强行驱赶出了东欧，此前逃离东欧的德意志人则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园。许多人被赶进了运送牲畜的卡车里，然后被送到德国西部，沿途没有食物、淡水或者足够过冬的衣物。之前纳粹将犹太人运往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毒气室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卡车。而其余的人，在被残酷地往西运送之前，则要在环境恶劣的集中营里关押好几周，忍受疾病、饥饿和虐待的痛苦。长长的运输车队缓慢地驶向德国，那些身体虚弱的人因体温过低和营养不良死在了途中。共有大概50万，也许多达100万人，在这场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的最大规模行动中丧生。

这种大规模的驱逐和强迫移民的行为，在受害国家以外的地方依然鲜为人知。这段历史在20世纪德国和欧洲的正史中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脚注。在公众中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二战”整体上是一场同盟国抵御邪恶的纳粹思想和德国入侵的正义之战。不幸的是，历史从来就不会这么简单。直到最近，也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对此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而针对该主题的少数研究，又往往有片面强调德意志人苦难或波兰、捷克人自我辩解的问题。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档案得以公开，此后，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对此进行严肃、客观的历史研究。和前辈相比，新一代历史学家较少受到民族或种族偏见的影响。R. M.道格拉斯（R. M. Douglas）的著作《秩序与人道：“二战”后驱逐德意志人》（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 2012）借鉴了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了德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档案研究成果，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文件，还有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记录。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奠定了该主题研究的学术基础。

道格拉斯指出，驱逐并不只是那些饱受纳粹蹂躏的东欧人民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为。驱逐往往由盟军指使，盟军在战争结束之前便预谋已久了。在“一战”之前和“一战”过程中，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两个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遭受了虐待，因此国际社会才决心要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因此决定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沙皇帝国的倒台（沙皇帝国就在压迫少数民族，比如波兰人），西方盟国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当中发现了意义，它们便宣布，其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民族自决”的民主原则。

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想法，即每个国家都应该有选出自己政府的民主权利，却因为中东欧数百年的种族和多样化宗教信仰等棘手的现实问题而失败了。它与从旧世界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对安全和可行性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在这些地区，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当然，缔造和平的人尽了全力，要保证居住地少数群体的权利，但事实证明，这根本无法执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讲德语的少数民族，人数约有300万，他们占了这个新共和国总人口的近1/4。波希米亚王国的历史边界里就有这些人，如果没有他们，新国家将缺乏重要的工业和防御边界。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非常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势力非常强大，拒绝承认讲德语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尽管自由派的捷克政治家都在极力限制歧视。1935年，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š）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捷克的民族主义因此变得更为强势，在德语少数民族中激起了一股新的种族主义。很快，讲德语的人便开始大规模支持康拉德·亨莱恩的苏台德德意志党（Sudeten German Party）。到1937年，该党已经成了纳粹的前线，致力于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完整性，并努力帮助德国入侵与占领捷克。

在战争中，贝奈斯将文策尔·雅克施（Wenzel Jaksch）领导的苏台德德意志社会民主党（Sudeten German Social Democrats）抛在了一边。雅克施倡导的多民族战后国家的想法，也遭到了严重压制。在道格拉斯看来，雅克施有点像一个英雄——在1939年时，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对雅克施的支持已经萎缩到了最低程度，战争结束后雅克施的政策还能赢得多少人的支持实在难说。贝奈斯让西方盟军相信，如果占少数但人口不少的德意志人继续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这里就会滋生出100万名或者更多的“屡教不改的年轻纳粹分子”，这将是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潜在因素。贝奈斯在1942年宣称：“对各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在中欧，少数民族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占少数的德意志人更是如此。”1942年，纳粹因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暗杀而采取了报复行动，利迪策小镇遭到破坏，绝大部分居民惨遭杀害。利迪策惨案之后，贝奈斯赢得了更多的同情。1942年年中，英国政府已经接受了把讲德语的少数民族转移出东欧的原则，1945年上台的英国工党也极力支持。

希特勒对少数族群不满情绪的利用也扩展到了波兰。1918年之前，波兰已经被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瓜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其总人口的14%为乌克兰人，2.3%为讲德语的人，这些占人口少数的说德语的人日益遭到波兰民族主义政权的歧视。这些人被希特勒利用，成为颠覆政权的“第五纵队”。他们受到的镇压，在纳粹宣传夸大之后，为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提供了借口。对正在规划战后欧洲秩序的同盟国而言，鉴于此前的情况，顽固的少数民族的存在，似乎对民族国家的完整性构成了永远的威胁。

希特勒还计划驱逐犹太人，然后在战争中将大量的斯拉夫人清理掉，为德国的移民腾出空间，从而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第三帝国的疆域将在实现其种族主义理想［体现于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Ein Volk, Ein Reich, Ein Führer）］的过程中，向东延伸1000千米。甚至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前，作为纳粹政策的一部分，数十万名波兰人就遭到了驱逐，没有获得任何赔偿，为潜在的50万名或更多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根据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超过25万名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回到帝国”的德国移民腾出空间。

这些德国移民越来越受到波兰人或共产党游击队的攻击，“二战”即将结束时，苏联部队逼近波兰，这些德国移民为了逃脱红军的报复，在1943—1944年期间，跟着此前已经逃跑的德国移民，逃到了黑海地区、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等地。德国吞并捷克之后（直到“二战”结束，美国人才占领了捷克），捷克境内的德意志人没有时间逃离，而且他们大多数也觉得没必要逃离。道格拉斯指出，他们完全不明白，他们占领了没收来的财产，纳粹的统治给了他们特权地位，而非德意志人则饱受歧视、劳役、饥饿和恐吓之苦，这些“已经让他们身处的社会受到了伤害，变得很激进了”。

20世纪的混乱和暴力造成了人口大迁徙，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人口迁徙。那些正在着手将中东欧的德意志人清理出去的同盟国政治家，本应从中得到警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道格拉斯详细介绍了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制定非常随意，欧洲战后边界有关的谈判在不断进行，政策也在不断修改。人口转移会带来痛苦，但是这种警告要么是因为政治家们急于对德意志人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要么被认为过于悲观而被政治家们抛在了脑后。只有乔治·奥威尔等少数评论家警告说，他们即将犯下“巨大的罪行”，“相当于把澳大利亚的全部人口清理出去”。但是没人听。

很晚的时候，也就是在1944年年底，人们意识到斯大林将在波兰东部驻扎下来，这片区域是他根据1939年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吞并得来的，而且在补偿战后的波兰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西边的西里西亚（Silesia）以内，一直到奥得河—尼斯河流域的区域进行补偿。这些地区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一直是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的领土。波兰已经在红军的控制之下，所有的王牌都在斯大林手上。在1945年7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友们能做的，就是批准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来势凶猛的苏联红军，数百万名德意志人早就逃走了。斯大林把苏联吞并的波兰地区的波兰人通通赶了出去，这让形势变得更加绝望了，这一地区现在居住的主要是乌克兰人。被迫向西迁徙的波兰人已经无处可去了。新的波兰当局认为，他们只能去剩下的德意志人当前居住的地方。无论是捷克流亡政府，还是斯大林扶植的波兰当局，都没有为驱逐行动制订过任何连贯的计划。但在1945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双方都派出军队、警察和民兵启动了一项进程。在道格拉斯看来，这一进程被误认为是由当地居民自发采取的一系列报复行为，而事实上这是受统一计划指挥的过程。

诚然，由于党卫军部队直到战争结束仍在继续作战，因此出现了短时期的针对德意志人的普遍暴力行为，之后也出现了少许暴力事件，但即便如此，暴力事件在多数时候都是由警察和民兵挑起的，比如发生在布尔诺（Brno）的暴力事件。1945年5月和6月，至少有300名德意志人在考尼茨学院（Kaunitz College）遭到杀害，这些德意志人在一个运动场上被公开折磨而死，另外还有2.8万名德意志人被包围，被迫向奥地利边境进行“死亡行军”，然后又被投入一系列缺乏适当的饮食和卫生条件的临时难民营。在震惊的目击者看来，这些行为和纳粹实施的暴行如出一辙，一些政治家也呼吁要克制，但是并没有采取控制暴行的具体措施。

道格拉斯指出，布尔诺事件的暴力程度极不寻常，但是卢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后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样的政治人物都在呼吁，“要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所有德意志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反法西斯主义分子，通通清理出去，从而避免形成新的‘第五纵队’”。受此鼓舞，地方政府也主动采取了行动，有时也得到了苏联红军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帮助。德意志人必须在胸前佩戴一块白色方形标志，上面是一个代表德意志人的N（Nemec），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的黄色大卫星，或者中间写有J的袖章。然而对德意志人的识别过程通常都很随意，常常遭到许多当地反对派的抵制和不满。

那些居民大部分或者全部为德意志人的村庄和小镇，都被清理一空，村镇里的德意志居民都被赶出了捷克斯洛伐克。让人惊奇的是，在遭受了德国更加严酷统治的波兰，却没有频繁发生类似的报复行动。在苏联红军席卷波兰全境时，波兰军队甚至还在设法保护德意志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驱逐德意志人时，其行为还要暴力得多，不过罗马尼亚贪污成风，只要贿赂政府官员，就有可能随便找个罗马尼亚行人，把运往德国途中的人替换下来。

在许多情况下，遭到驱逐的人并不会立即被驱逐出境，而是会在拘留营里关押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在战争结束之前，这些国家就在往拘留营里遣送德意志人了。其中一些拘留营是临时搭建的，另一些则是纳粹用过的集中营，包括位于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的集中营，当然也包括奥斯威辛的集中营。在第一批德意志人被送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就将其解放了。这些拘留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比如说南斯拉夫就有96座拘留营，关押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拘留营里的德意志人就有25万左右。关押在营地里的囚犯经常会被当作强制劳工，用来弥补战争造成的破坏。营地条件恶劣，食物供应和卫生条件都极其糟糕，犯人还要经受残暴的殴打和折磨，忍受疾病、营养不良，甚至被杀。在波兰，蓝比诺维斯（Lambinowice）营地在1946年关闭的时候，大约有6500名在押人员死亡，许多都是因为指挥官的命令而遭到随意射杀的。

拘留营的管理部门大多非常腐败，营地指挥官要么将关押的人员租给附近的商家企业，要么在有人想安全通过边境时收受贿赂。营地指挥官和警卫往往会设法还原曾经关押过他们的德国集中营的条件。然而，即便是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对女囚犯的性剥削和性暴力，其规模也没法和道格拉斯记录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集中营里的情况相比。英国及其他盟国的记者和官员曾试图曝光这种可怕的情况，然而这对那些不想被视为对德意志人软弱的政治家并未产生影响。捷克和波兰的民众都公开支持拘留德意志人，只有极少数营地指挥官和警卫受到了审判。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表示过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被拘留关押的德意志人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年轻的德意志人绝大部分要么死于战争中，要么成了战犯。当年盛夏的时候，每天都有火车将5000多名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运到柏林，火车上挤满了德意志人，有的已经死亡，有的还在垂死挣扎，有些疾病缠身，有些已饿得奄奄一息。单是7月份，运到柏林的德意志人就有50多万，更多的人是通过公路运回来的。他们从家里被赶了出来，财产悉数被抢，在打击、诅咒和死亡的威胁之下，回到了德国。这些驱逐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暴力，在柏林的西方观察员中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愤怒，促使波茨坦会议中的西方同盟国宣布，禁止采取进一步的驱逐行动，除非驱逐行动“有序而人道”。

1945年11月20日，各方达成协议，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将接收275万名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送回来的德意志人，美国占领区接收225万名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送回来的德意志人，英国占领区接收150万名从波兰送回来的德意志人，法国占领区则要接收15万名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同时，这些遣送将分阶段逐步进行，于1946年7月完成。该协议违背了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立场，他们本来是想让美国政府谴责驱逐行为的。在1945至1946年期间，华盛顿方面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德国必须为纳粹的罪行接受惩罚。尽管如此，该协议还是保证，要改变1944年至1945年期间的“野蛮驱逐”方式，采用一种更集中、更有序、更合理的遣返方式。

然而，就像道格拉斯指出的那样，1946年至1947年期间进行的“组织有序”的遣返“完全不顾参与国家的努力，整个过程毫无任何形式的秩序可言”。在短短几个月内要遣返数百万人口，而且投入的资源极为有限，混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虽然有上述障碍存在，但盟军联合遣返执行处（Allied Combined Repatriation Executive）还是做出了许多改善，为确保遣返的顺利进行制定了规则和条例，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并安排了适当的接待设施。但是，那些驱逐德意志人的国家，在盟军呼吁停止驱逐之前，都在急于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德意志人，因此这些情况经常被忽视。遣返过程混乱不堪，大批患病、营养不良、虚弱的老人回到德国时，衣衫褴褛，也没有食物或其他用品。火车大批运来的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重病缠身，只能直接往医院送，许多负责接收遣返人员的盟军官员对此非常厌恶。

通常情况下，这些被遣返的人，行李要么已经遭到扣押，要么在出发的地方就被偷走了。当时腐败极为猖獗，没收来的东西转手又卖给下一列车的被遣返的人。只要贿赂波兰官员，就可以在遣返的时候得到较好的条件，免除行李的限制，或者被安排在遣返队伍的前面。“反法西斯主义者”和那些被认为很危险的大多数人一起，也被遣送了出去；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为了让那些被当作德意志人、由波兰遣送到德国的犹太人能够被送往巴勒斯坦，抓住机会提供资金和伪造的文件。身体强健的年轻男性经常被扣留下来服劳役。但这些都是少数情况。遣返的巨大规模让当局头疼不已，尤其是匈牙利，它虽然此前是正式的敌对国家，但现在也加入了遣返行列。

1947年，美国的官员们开始抱怨遣返的混乱无序，他们警告说，是时候停止将“被占领的德国视为废纸筐了，不要觉得它可以无限制地容纳全世界的废物”。德国在重建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战争期间，德国的城镇在盟军的轰炸中遭到严重破坏，食品和燃料极为短缺，受繁荣的黑市影响，德国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民众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患病和死亡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在1946年至1947年的严冬。数百万遭遣返的人让境况变得更为糟糕，他们要分享原本就很稀缺的各种资源。这时，西方同盟国开始担心共产主义会对陷入困境的德意志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于是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整德国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因为纳粹的罪行去继续惩罚德国民众。

遭到遣返的德意志人必须忍受拘留营和转运火车上极为恶劣的条件，这让许多同盟国官员极为恼怒。冷战思维在美国政策和舆论中站稳了脚跟，中东欧被苏联强行纳入斯大林的统治之下以后，美国的反共情绪迅速高涨，于是美国流离失所人员委员会（US Displaced Persons Commission）的首脑人物宣称，这些遭遣返的人不应再被定义成潜在的“第五纵队”，而是应被看作“受无神论专制统治压迫的受害人”。

在遣返过程中，数百万人被匆匆转移出去，为当地社会留下了很大的空缺。农田无人耕种，房子空无一人，甚至出现了“整村无人居住”的景象（1947年夏天，伦敦《泰晤士报》一名记者在途经苏台德区地区时，做了上述报道）。在捷克的一个区，总共29个村庄当中，有22个被遗弃，很多地方的耕地都退化成了森林。被遗弃的区域成了抢劫、暴力和犯罪的温床。对没收来的德国人的财产进行再分配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根本没法控制局面，政府高官经常将德国人留下的别墅据为己有。1946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有一类人经常能够发财，他们“首先抢夺了遇害犹太人的财物，而后又抢夺被驱逐的德国人的财物”。移民逐渐迁入，政府之前对他们所做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而撤离的地区则成为农业贫困和工业衰退的代名词。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数百万遭到遣返的德意志人并没有成为战后联邦德国社会的一个颠覆性元素，他们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完全融入了联邦德国。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感到愤慨，返回自己曾经的家园让他们很绝望。他们创立的压力集团（Bund der Heimatvertriebenen und Entrechteten，字面意思为被赶出家园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联盟）很快就影响到了联邦德国的政治。但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设立了一种新税收，也就是所谓的“公力分担”（Lastenausgleich），以此弥补遭遣返的德意志人的损失，并组建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来与他们打交道，还让他们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险。

在外交政策上，阿登纳极力要求德国的东部邻国归还它们吞并的德国领土，并坚持为被遣返者争取回归权。他意识到，这些要求不切实际，但他仍然坚持，因为他知道这些诉求能为他赢得被遣返者的政治支持。大规模宣传他们遭受的苦难，在联邦德国人之间营造出了一种同情的情绪，有助于实现民众的融合。然而，最重要的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在短短十来年间，为他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最初住在难民营里，教会（道格拉斯低估了教会的作用）和国家都给予了他们帮助，他们从政府的家园建设的庞大计划中受益匪浅。到20世纪60年代初，被遣返人群的失业率已经比联邦德国整体的平均失业率还要低了。

然而，驱逐给当事人留下的苦涩和怨恨一直延续至今。有观点认为，遣返是以人道的方式展开的，还有的说被遣返者在纳粹思想的控制下，对被占领的东欧各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因而遣返是合情合理的，也有人说纳粹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大众对德意志人的普遍仇恨，遣返便是必然结果。对上述观点，道格拉斯进行了正确的驳斥。他认为恰恰相反，遣返行为完全是政治阴谋和政府政策的产物，本来是可以阻止或取消的。道格拉斯没有采用那些由遭遣返者组织和阿登纳政府提供的大量明显带着偏见的资料，而是采用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盟军各国的资料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有效的支撑。他总结道：“遣返是行不通的，除非遣返进行得非常迅速；如果遣返进行得非常迅速，那就不可能人道。”

道格拉斯说，近来有建议指出，应该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各民族中划分出“单一民族”，这实际上是在重演“二战”结束时降临在中欧的灾难。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这本书给世人的一个教训肯定是：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所宣称的民族自决原则，在此后的30年中给欧洲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这些苦难向人们昭示，所有国家和社会都需要对民族、宗教及其他方面的少数族群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不是试图驱逐他人、改变他人信仰或者打压他人。这本意义重大、观点有力、内容感人至深的书，应该是每一位国际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20世纪欧洲历史的史学家的案头必备之书。该书采用了学界公认的史料，观点冷静客观，书中提到的细节也很有说服力，因此该书也是多元文化世界的一种呼吁，一种对宽容和公平的强烈呼吁。

第二十七章
城市乌托邦

1941年，建筑师汉斯·施托斯贝格（Hans Stosberg）设计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草图，计划在最新的路线上建设一座新的样板城镇，中央广场四周由纪念性的公共建筑群环绕，树叶茂密的林荫大道从中央大街上四散开来，中央大街直通工厂区，工厂区可为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提供就业岗位。这里的人口预计最终能达到8万人。这里要建12所学校、6所幼儿园、20座运动场，还有游泳池、办公室、银行、商店和一些卫星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建有一处中心广场，配备相似的公共建筑和现代设施。整个规划旨在形成一种“城市景观”，在城镇的整体框架内，分出“细胞状”区域，每个区域都形成各自的子社区。民宅，或称作“居民住房”，配备中央供暖系统、车库、燃气灶具、洗衣店和菜园。在以往的观念里，城市总是人口稠密、建筑密集、街道狭窄、小巷蜿蜒，这种老观念将被现代城市理念取代。现代的城市道路宽阔，四通八达，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政府按时投入资金，在新的城市景观中，企业设法获得更具优势的地段。为庆祝开工，施托斯贝格为1942年新年准备了特制的贺卡，寄送给朋友、同事和熟人。在贺卡图片的下方，他骄傲地写下了“德国新镇奥斯威辛的诞生”。

1943年1月，施托斯贝格声称，建设新城镇的目的是“为德意志人民提供一片宽阔的土地，这里会变成德意志人及其子女的家园乐土”。不久以前并入希特勒帝国的奥斯威辛及周边地区，在施托斯贝格开始该项目之前，居住的都是波兰人和犹太人，这种混居造成了诸多不便。大约5000名犹太人被逮捕，并被押解至索斯诺维茨（Sosnowitz）和本津（Bendzin）的隔离区。毫无疑问，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杀掉。为来到此地的德意志人提供工作机会的法本化工厂，其雇工列队站在街边，目送犹太人离去。剩余的7600名居民中，90%都是波兰人，他们都接受了检查，如果体征上没有德意志人的特征，比如金发或较长的头骨，他们也会遭到驱逐。截至1943年10月，此地的德意志人由最初的600人增加到了6000多人。

但曾经许诺给他们的田园般的城市生活却没有实现。施工进展缓慢，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正常运转，卫生条件恶劣，附近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不断飘来焚烧尸体的刺鼻气味。但总的来说，市民与规模不断扩大的法本化工厂以及管理附近营地的纳粹党卫军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融洽。1943年3月，营地的纳粹党卫军军官甚至还邀请居民参加“围炉及下午的娱乐活动”。然而，位于莫诺维茨（Monowitz）附近的法本化工厂及奥斯威辛两个集中营里的强制劳工，因为营养不良、虱传斑疹、殴打、枪击和毒气而相继死亡的时候，新城里的200名德意志居民，却在城中心广场的拉茨霍夫（Ratshof）酒吧欢度1943年新年。他们大吃鹅肝、蓝色鲤鱼肉冻、烤野兔肉卷，还有薄烤饼，喝掉了无数瓶装的德国气泡酒。

从很多方面来说，奥斯威辛都是纳粹城镇规划师向往的战后样板城，尤其在德国东部——全新的城市景观，居民都是德意志人，他们管理着大型的工厂企业，干活的强制劳工都是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城镇边缘配有“灭绝设备”，用来处理那些可替换的、敌对的和人种上的异类。新城被划分成一个个较小的社区单位，以当地官员为基础，比如所谓的“街区长”，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方便纳粹更好地控制和管理人口，至少后来有一位持此理念的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希特勒说“我们的建筑是用来加强统治的”，他所指的不仅仅是这些宏伟壮观的公共建筑。

奥斯威辛的新型居民区为德意志人提供的不仅仅是住房和就业，还有维护权威和管理纳粹党的机会。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布局，其延展性的设计更能经受空袭的破坏。1943年，汉堡、埃森、科隆及其他城市均遭到盟军的战略性轰炸，成千上万德意志人从上述城市涌入此地。“一战”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在下一次大规模欧洲冲突的狂轰滥炸下，城市将被彻底摧毁。这一观点激发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去思考，城市究竟要如何建造才更能经受住空袭。1934年，一名德国建筑师宣称：“未来的战争将会对当今式样的建筑宣布死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藏在“城市与周围乡村的融合”里。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观点与之类似，他认为对“空中鱼雷的恐惧”会让“城市以拆除和重建的方式发生彻底改变”。一名德国防空官员表示：“理想情况下，城市应该彻底重建。”

“二战”期间的大轰炸使欧洲许多城市遭到大规模破坏，许多城市规划者因此看到了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1944年2月2日，德国建筑师康斯坦蒂·居乔（Konstanty Gutschow）说：“上个世纪的城市简直就是看不到尽头的房屋海洋，作为城市规划师，我们自恨无能为力，而现在这些城市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德国的城镇规划师们就像秃鹫盯着一具被吃了一半的尸体那样，看着欧洲满目疮痍的城市，然而，不仅仅是德国的规划师们有这种态度。波兰人扬·赫梅莱夫斯基（Jan Chmielewski）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逃出后，看着华沙的废墟，表达了他的“安慰”之情，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一直被迫目睹城市“在毫无规划的情况下……肆意发展”。英国考文垂（Coventry）的城市建筑师面对被德国轰炸机炸毁的城市，认为这是一个“要用双手抓住的契机”。美国城市化方面的资深批评人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在1942年就抱怨“战争对城市的破坏还不够深入”，因此他呼吁社会“用一种更加刻意、理性的方式，把炸弹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2013年8月至9月，德国汉堡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许多建筑史学家聚集在一起，探讨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欧洲空袭和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相关图书《因祸得福》（A Blessing in Disguise ）随即出版。该书包含了大量插图，许多地图和规划图在书中以彩色的形式重印，大部分是从未公布过的，从这些图纸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规划师对工作的热情。当然，乌托邦式的规划紧随城市灾难而来，似乎由来已久，最著名的例子是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对伦敦的重建计划。编者充分认识到这一传统，于是将汉堡的故事也包括在其中。汉堡是仅次于柏林的德国第二大城市，曾在1842年的大火中严重损坏，战后重建工作因而具有了深刻的历史背景。重建任务委托给了英国工程师威廉·林德利（William Lindley），此人会讲德语，熟悉雷恩爵士的计划，当时还负责管理德国最早的铁路线路的建设工作，所建铁路就在受损城市的边上。

狭窄的街道拓宽后，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火势蔓延，而旧的街巷废墟上也开辟了新的街道。半个世纪后，汉堡遭遇了第二次大灾难：霍乱疫情。在6周内，约一万人死于霍乱。汉堡是霍乱历史末期中，西欧唯一一座受灾如此严重的城市。而疫情本身部分是由2万名码头工人携其家人搬迁而导致的。19世纪80年代，为了在码头区给新仓库腾出空间，这些人（与作者的断言相反）被一股脑地赶出了自己的住所，没有得到“安置”，导致其他地方过度拥挤，在1892年疫情暴发时加速了疫情的传播。比较来看，“清理贫民窟”似乎是紧随疫情开始的，但这再一次与作者的断言相反，它不是存在问题的房屋和不卫生的帐篷（尽管它们的确不卫生）引起的，而是因为此地的居民在疫情暴发4年后，也就是1896年，带头进行了大规模的码头罢工。重建工作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而不是在1892年的疫情之后开始的。“清除贫民窟”很难说是纯粹的利他行为，政治考量在决策实施过程中往往占了很大比重。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汉堡那些被视作犯罪和左翼激进主义中心的“小巷民居”继续遭到清理，在腾出的空间上，盖起了又大又丑的办公大楼（丑到极致的，非“颇受赞誉”的“智利大楼”莫属）。这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住房迁出了市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大楼。规划人员试图利用这一进程，但他们不是商业利益的对手。然而，在德国，随着第三帝国的到来，规划师们看到了机会。汉堡得以重新改造，这一次是要改造为纳粹通往世界的门户。1937年，汉堡边缘的城镇和乡村被包括进来，城市规模得以扩大，希特勒所设想的最为宏伟的建筑项目便打算修建于此，包括一栋比帝国大厦还高、用作新的纳粹党区域总部的摩天大楼，还有一座易北河吊桥（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它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桥梁建筑”），长度超过金门大桥。还要修建一个大型阅兵广场，可供元首向10万人讲话。此外，这座重新规划的城市将被一条全新的宽阔高速公路环绕。

该计划于1939年生效，但并没有得到具体实施。地面太软，不适合建造摩天大楼，桥梁的建设则因为战争而被搁置了。还有些同样雄心勃勃的规划，要为汉堡增添更多的绿色空间（纳粹党的死对头，也就是前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士居住的工人阶级区域将被取代），让交通系统更加合理，并将汉堡的人口分散至低密度的城市街区。1945年5月，规划师们仍在不停地工作，在地图上勾勒线条，就像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指挥那些早已不复存在的军队一样。

1943年6月至8月，汉堡遭受了“二战”中最为惨烈的几次大轰炸，整个城市已经所剩无几了。汉堡需要清理的瓦砾达3500万立方米。而在城市规模更大的首都柏林，需要清理的瓦砾则多达5500万立方米。像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这样的规划师重申了他们的老观点，想把城市分解成半乡村的社区单元。事实上，在法国马赛，这个想法至少有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实施，当时是1942年11月，德国刚刚入侵法国的自由区不久。这片区域紧邻维厄港（Vieux Port）北部，巷道狭窄，住宅拥挤，各色人种杂居生活，纳粹党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这就是个“猪圈”。1943年初，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将其拆除。4000名犹太人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他居民则遭到了驱逐。为了证明这一过激举措是合理的，德国人声称，他们是在实施法国建筑师尤金·博杜安（Eugène Beaudouin）战前制订的城市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空袭的破坏也没关系了。新的林荫大道、高速公路和现代建筑取代了古老、生活感十足的“脏兮兮”的住所，但那些后来搬回去的人却感觉非常遗憾。曾经充满生机的小区已经失去了灵魂。

假如这些规划师的想法得以付诸实践，毫无疑问，欧洲许多城市也会有同样的遭遇。然而，对于大多数欧洲城市来说，战后第一要务就是给因空袭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建造住房。如果可以，损坏的房屋会原地修缮。廉价住房修建得太快，根本没有考虑长远规划。街道和广场的重修计划常常受到产权问题的困扰。更重要的是，许多欧洲人认为有必要通过重建城市恢复到战前的样子。1946年，一位华沙高级官员说道：“对于我们的建筑遗产所遭到的破坏，我们完全无法接受。”“我们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并一代代传下去。”法兰克福市中心按照原来的模样重建起来，包括罗马广场上的半木质结构的房屋，看起来与轰炸前没什么区别。有些城市，比如鹿特丹（Rotterdam），虽然进行了重新规划和建设，但在乌托邦式规划实施的地方，结果并不总是受人欢迎。位于格拉斯哥（Glasgow）附近的规划新建的坎伯诺尔德（Cumbernauld）镇中心，于2005年被评为英国最糟糕的建筑，当地居民表示了希望将其拆除的强烈意愿。《因祸得福》这本书再现了战后许多缺少灵魂的网格设计，盒状民居整齐地分布在宽阔的高速公路两侧，广场横贯其间，后来撒切尔夫人将这些广场蔑称为“吹风广场”。

苏联在这方面进行了独有的“深度”探索，在像斯大林格勒（后改名为伏尔加格勒）等遭到毁坏的城市，规划建造了宏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共建筑，环绕在中央广场四周，中央广场用来纪念战时红军和苏联人民的英勇表现，而大部分居民则住在郊区那些由木头、灰泥或混凝土板建造的营房里。负责重建的官员计划每年建设50万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而配备有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不足1/3，分配给公寓的设施也只有30%。所有设计都按照“国家建筑管理统一办法”进行标准化操作。标准化或许可以降低成本，但只能满足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它所造成的后果目前在整个中东欧地区依然随处可见。比如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郊区到处充斥着丑陋的公寓楼群，前民主德国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也到处是造价低廉的住房。

1944年8月底，英国皇家空军空袭了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Königsberg），熊熊燃烧的火海将大半个城市烧成了灰烬。苏联红军长时间的围攻则让整个城市彻底走向了毁灭。战争结束时，整个城市的建筑中，依然矗立不倒的不足12%。4.2万名哥尼斯堡居民惨遭杀害，其余大部分要么逃走了，要么被驱散到了其他地方。获胜的苏联政权驱逐了剩余的德国人，将幸存下来的建筑夷为平地，并将该市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市（以苏联国家元首名字命名），纳入苏联，将其彻底俄罗斯化。慢慢地，一座新的苏联城市出现了，30层的“苏维埃之家”占据了中心位置，四周是宽阔的街道和稀疏排列的多层楼房。柯尼斯堡的规划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将普鲁士往日的痕迹全部抹掉，但与西欧大多数重建的城市相比，它却造出了某种“更像战时‘噩梦’和战前规划者的东西”。在市中心，原来的鹅卵石街道和古老建筑此时几乎没了踪影，无论谁站在那儿，都会产生一种疏远、沉沦的感觉。

西欧的古怪建筑，比如巴黎的蒙帕纳斯大楼，希望在战争灾难过后，传达一种全新、乐观、进步的精神。同样乐观的精神给意欲在被炮火夷为平地的英国城镇废墟之上建造新城的150份报告赋予了生机，1940至1952年之间，这些报告以“未来城市”为标题陆续出版。这些报告声称，一座全新的耶路撒冷将在旧城的废墟上拔地而起。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说，突袭是“规划者的意外之财”。在为伦敦制订的计划中，艾尔诺·格尔德芬格（Ernö Goldfinger）和E. J.卡特（E. J. Carter）声明，他们的目标是给首都以“秩序、效率、美丽和敞亮”。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进一步的破坏，他们以阴沉的口吻提醒道：“空袭清理了一些地方，而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清理。”

但是，正如工党知识分子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和G. H. D.科尔（G. D. H. Cole）在1946年抱怨的那样，任何需要强制购买的东西都“应该遭到特权阶级的竭力抵制”，这点已经很清楚了。普利茅斯的战后规划雄心勃勃，要将城市中混乱的街道布局一扫而空，并代之以整洁的几何布局，但这同样是白忙活一场。《普利茅斯计划》（Plan for Plymouth）提出将市中心的知名建筑迁移出去，因为“如此大规模的规划之中……一些重要的建筑物将会妨碍这些计划”。但是，人们希望它们留下来。规划者违反了民意，然后就失败了。一名规划师伤感地预言道：“众所周知的英式妥协将会成功，我们应该建一座‘中世纪’风格的现代城市：现代化的街道系统极不协调地与仿制的‘中世纪’外表搭配在一起。”他总结说：“毫无疑问，这种风格的未来城市就是许多市民设想的样子。”他还真的说对了。

然而，这样的妥协通常不光要让位给特权阶级，还要让位给战后资本主义的贪婪。在德国，经济奇迹带来的物质主义让百货公司如癌细胞扩散似的大量涌现。每家百货公司，无论地处哪座城镇或城市，风格都是大同小异。比如霍腾（Horten）百货商店，通常是多层楼建筑，外表为银灰色格子状，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来，而它的竞争对手卡尔施泰特（Karstadt）百货公司和考夫霍夫（Kaufhof）百货公司也有各自独特的品牌设计，同样容易辨识。这些建筑也不全是建在废墟上的，比如康斯坦茨（Konstanz）中世纪的中心区域就未曾在轰炸中遭到破坏。据说，战争期间，市长下令所有灯都亮着，它距离中立国瑞士只有几百米，这样轰炸机飞行员就会误认为它位于瑞士境内。后来，康斯坦茨古老的城市景观中心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整个城市风貌因而大为减色。在伦敦、法兰克福和其他商业城市，规划师完全无法抗拒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曼哈顿式”城市景观。只有极少数没有城市存在的地方，像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规划的特拉维夫（以色列港口城市），那儿的城市规划才能算得上是成功的。而在那些必须进行重建的城市里，规划者最终都会被强大的力量挤到一边。

虽然规划者满怀好意，但汽车根本无法在城市内穿行，20世纪末，市民开始重新采用公共交通运输。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公布“比钦报告”（Beeching Reports）之后，铁路运输线路遭到大规模关停，后来证明这是个极大的错误。保留运动将较为古老的建筑保留了下来，比如伦敦的圣潘克拉斯车站（St Pancras Station）。就在不久之前，与它紧邻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尤斯顿车站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今天看到的冰冷而阴沉的混凝土棚式结构建筑。城市规划的乌托邦主义从来不受大众欢迎，只有政治精英喜欢。1957年，彼得·威尔莫特（Peter Willmott）和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出版了《伦敦东区的家庭和亲戚》（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书中描绘出一幅悲惨的画面：原本住在伦敦东区的人们，社区生活温暖和谐，却因轰炸而无家可归，被迫搬居新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片混乱和疏离。最终，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欧洲城市并没有“因祸得福”。规划者可能会抱怨“城市混乱”，因为“房屋与工厂混乱交错”，政客们也会“针对地方主义和因循守旧”而展开辩论，但大多数人就喜欢这个样子。

《因祸得福》分析和阐述了规划者的工作，他们都是空想主义者，怀抱现代主义的激进思想和革命理想。但从很多有意义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更广泛的反城市化运动的一部分，克劳斯·伯格曼（Klaus Bergmann）的《大城市的农业浪漫主义和敌意》（Agrarromantik und Grossstadtfeindschaft ，该书于1970年出版，但遗憾的是《因祸得福》中没有提及）是第一本详尽记录了这一点的著作。许多规划师都想让城市更像乡村。假如任由他们去发挥，他们对德国城镇的破坏要远胜于阿瑟·哈里斯爵士（Sir Arthur Harris）的轰炸机造成的破坏。目前规划的“可持续发展城市”，与20世纪30到40年代的规划师梦想的“城市景观”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目的则更适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是为了制止狂放、失控的城市发展，规划就很有必要。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城市发展未经控制，除了博斯普鲁斯海岸狭长的地带之外，居民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绿色空间。难怪最后一批公园消失之后当地民众会抗议。

因此，总体上说，有的读者会觉得这本书是对勒·柯布西耶或弗里茨·舒马赫等现代主义建筑规划师的批评。但读者很难在书中提炼出任何系统连贯的论点来。其中部分原因是作者经常跑题，不断重复，然后又卡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比如，书中总是提到舒马赫，非德语读者知道这个名字的应该非常少，而知道舒马赫的读者也会被书中的英语表述给吓住。比方说，该书告诉我们，纳粹在汉堡规划了可以“提供连接”的“地铁”，而居民住宅则“另作他用，变成了办公大楼”。易北河两岸通过“吊桥”相连，吊桥带有“新的标记路线”，由“胎面道路”形成，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遭到摧毁后的汉堡建设新方案”。编辑也很马虎，举例说，提到D. H.劳伦斯时，竟然只写“D. H.”；“托马斯·夏普”在某处变成了“丹尼斯·夏普”；说规划者警告人们“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普鲁士”与“俄罗斯”混淆不清；更滑稽的是第213页上的地图，图解文字竟是“前汉堡领土，现在并入了俄罗斯”。俄罗斯可是距离普鲁士数百千米呢，在波兰另一侧啊。然而，还有比这些可笑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Stadtlandschaft（意为“城市景观”，指的是新型田园城市，是城镇与乡村的融合）一词总是被翻译成“区域城市”，如此一来，这个词就丧失了它本来的含义，变成了美国人刘易斯·芒福德的晦涩术语，专门用来描述他自己的城市思想。这实在是可惜，因为此书其实颇有启发性，编辑和作者还使用了一些醒目的现代名言和大量精美的重制插图。或许，最好是只看图画，不看文字吧。

第二十八章
战争时期的艺术

21世纪的国际社会，一如它在20世纪那样，一直在关注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动乱时期艺术品及文物掠夺的问题。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对埃及考古遗址的掠夺只是一个最近的例子罢了（考古队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突然撤离了考古现场）。21世纪初，阿富汗和伊拉克也有类似的遭遇。战争之后紧接着就是对博物馆和其他地方的大肆掠夺。不久之后，搜刮来的东西就变成了西方的收藏品。

对于这些掠夺来的艺术品的交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在过去，社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现在，又该如何处理呢？的确，这种做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或许自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夺取金羊毛开始，这种掠夺行为便开始了。罗马人继承了这种习惯，从被征服的城市掠夺艺术品，然后在大街小巷巡游，以庆祝罗马的凯旋，随后又把战利品在罗马广场上展出。在古代世界，大肆掠夺文物，并把这些洗劫而来的东西在征服者的首都公开展览，是一种旨在宣传胜利者至上、强调战败者可耻的行为。这些展览表明，这是一个强国，它的将军能击败富有的、资源充足的敌国。对于本国公民，它们宣扬了军事征服可以带来的好处，同时又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出一种信号：与这样一个国力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是极不明智的。

在拜占庭，竞技场的装饰都是掠夺而来的艺术品。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十字军反过来又把拜占庭洗劫一空。大量文化艺术珍品被当作战利品带回威尼斯，用来装饰圣马可大教堂（Basilica of St Mark），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教堂上的四座镀金铜马。今天，我们在威尼斯还能看见它们。“三十年战争”期间，瑞典军队洗劫了欧洲各地藏书，把它们存放在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图书馆里。其他的例子还有1631年马格德堡洗劫，当时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大肆屠杀叛逆的新教居民，为了敛财，士兵们肆意破坏，大肆偷窃。实际上，马格德堡洗劫引起了整个欧洲普遍的震惊和失望。诚如近代早期法学家格劳秀斯（Grotius）所说，如果战争是出于正义，敌国的任何财产都将变成战胜国个人或国家的财产。不过，法学家们也主张要制止掠夺行为，并坚持认为在开始任何形式的掠夺之前，士兵们都需要得到指挥官的许可。

私人掠夺与国家支持的掠夺确实一直在同时发生，这引起了更多的不满。最臭名昭著的便是第七代埃尔金（Elgin）伯爵、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托马斯·布鲁斯（Thomas Bruce）。他从苏丹那里获得许可，从雅典帕特农神庙上取走了古老的装饰雕带。然后按照土耳其的惯例，他和他的团队兴高采烈地用几条船把它们运回了英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些粗心，打碎了一些雕塑。他本打算用它们来装饰自己的家。

这只是19世纪无数考古遗迹惨遭掠夺的一个著名案例而已。许多文物是从奥斯曼帝国占领地掠走的，他们往往通过贿赂奥斯曼当局的方式，购买或获得许可。即使在当时，埃尔金的行径也受到了来自英国以及新兴的希腊独立运动的广泛批评。拜伦也用一些最尖刻的讽刺诗句进行了谴责。掠夺行为的支持者争辩说，即使它们留在原地，也不安全，因为当地人为了获得建筑材料已经开采了许多地方；反对者则认为，为了取走最有价值的部分，掠夺者把遗迹打碎，遗址因而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

埃尔金的行径反映了他的信念：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才是古典文明的真正继承人，这种观念后来浸染了整个欧洲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该想法的巨大影响力在革命不断的法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拿破仑得胜的军队与欧洲各被征服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最值得注意的是教皇在1797年签署的《托伦蒂诺条约》（Treaty of Tolentino），条约允许法国人去掠夺艺术品并将其放入1793年建成的卢浮宫。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战利品被运到巴黎，其中包括来自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座镀金铜马和大量的古希腊雕像。在巴黎，同样进行了罗马式的凯旋游行，人们打着横幅，上面写着：“希腊交出了它们，罗马失去了它们，它们的命运已经改变了两次，但绝不会再次改变。”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活生生的骆驼和狮子，以及所有教皇的档案一起参加了游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巴黎将成为新的罗马。这也是在宣告，只有法国人才具备足够的文明程度来欣赏这些艺术珍宝。法国1798年入侵埃及时，拿破仑带去了一支由167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队伍，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文物。拿破仑被击败以后，英国人声称这些搜刮来的文物，包括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都是自己的战利品，并用《亚历山大协议》（Treaty of Alexandria）来证明其合法性。这些文物都存放于大英博物馆内，直至今日，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

战利品（或者如何处置它们的决定）还是由赢家来掌握的。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普鲁士人拿回了法国人用武力从他们那里盗走的文物和艺术品。然而，此时，人们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欧洲联军指挥官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拒绝了英国摄政王的请求——摄政王想购买一些精品作皇家收藏之用，威灵顿却决定把它们“物归原主”。他表示，（掠夺）“违背了文明战争的原则，在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时期和波拿巴的暴政下，那些国家已经饱受蹂躏”。“法国人希望保留其他国家的绘画和雕像，”他补充说，“这自然会引起其他国家希望物归原主的想法，更何况那些国家现在还是胜利者。”此外，他还指出，返还战利品是在向法国强调，法国已经彻底失败了。如果还把它们留在巴黎，可能会让法国人误以为自己仍然是欧洲的合法主人。

在这次事件中，只有刚刚过半的战利品最终得以归还，其余部分则被送到了法国的一些省级博物馆，连占领法国的欧洲联军也不知道它们的去向。这些事件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荒谬的是，因为这些事件，欧洲国家开始将拿破仑而不是威灵顿视为榜样，更加坚定地修建或扩充博物馆，然后派出远征部队抢夺古老的文物和艺术品。比如，因为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加上其他因素，大英博物馆于1816年得到了埃尔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然而，威灵顿反对军事掠夺的观点在19世纪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公爵本人认为，掠夺会使部队从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中分心，失去当地居民的支持。他在西班牙驱逐拿破仑军队的经验已经表明，严守军纪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威灵顿的部队军纪严明，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当地游击战士因而愿意和英国人、葡萄牙人并肩作战。）

美国内战期间，上述思想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方联邦试图避免对南方的大学、博物馆和其他收藏品造成永久的损害，因此下令“在围困或轰炸的时候，经典艺术品、图书馆、科学收藏或贵重仪器（如天文望远镜），以及医院，哪怕它们所处位置有防御工事，也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造成一切可避免的损害”。这是对文化财产和其他种类财产的差异性的第一次正式承认，此后有关该问题的国际宣言，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民族国家的崛起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国家遗产的重要意义。因此，认为应当取缔战时文物抢掠行为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支持。欧洲国家开始编写目录，保护自己的文物和贵重物品，并采取措施保护那些日益被视为欧洲共有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境内的文化遗产。即使是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对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的破坏和抢劫在欧洲也引发了广泛的批评。1874年，有关战时法律和惯例的《布鲁塞尔宣言》（Brussels Declaration）将破坏敌方财产视为非法行为，除非它是出于军事需要。这些原则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上得到了阐述，并被写进了1907年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德国也是缔约国之一（鉴于20世纪发生的事件，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

海牙公约明令禁止所谓的“掠夺”行为，并宣布占领国必须作为战败国及其公民财产的受托人行事。然而，问题是此时可用的现代火炮、高爆炮弹和武器装备的质量和重量使得对城镇的狂轰滥炸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同时，民主和大众民族主义的出现已经逐渐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战争已经不再是职业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整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以经济封锁，或者从空中或地面实施轰炸的方式袭击平民，逐渐被交战双方心照不宣地采用。鉴于当时的军事技术，要想对目标精确定位，避开文化古迹，仍然不太可能。

“一战”期间，齐柏林飞艇对伦敦实施了大轰炸，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轰炸摧毁了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国家博物馆。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阻止这种破坏行动。1914年，德国军队摧毁了鲁汶天主教大学的图书馆，以及其他样式各异、名气稍逊的纪念建筑。不过，“一战”期间实际发生的掠夺规模还是相对较小的，特别是在盗窃或拆除艺术品方面，至少与后来发生的事件相比是这样的。西线上的僵局让德国人很少有机会非法获得艺术品，巴黎就远在德国控制区之外。东线战事更为机动灵活，也很少发生文物盗窃事件。毕竟海牙公约才签署不久，各缔约国还是比较尊重它。

但是，好景不长。在“二战”中，对欧洲文物的掠夺和抢劫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甚至比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战”期间，很少有国家支持盗窃行为，但冲突的剧变在总体上使文物侵占行为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苏俄立即没收了其境内的全部私有财产。而在德国，纳粹认为他们有权拿走敌人的一切而无须赔偿，尤其是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的财物。纳粹一上台，就立即采取了行动，之后就是一步一步地侵占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至少是纳粹相信的版本）鼓吹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中，武力即正义，战败者没有财产所有权，甚至最终连生命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观念使所有的抢劫都合法化了。不仅纳粹党和德国政府公开抢掠，普通党员、下层政府官员、下级纳粹冲锋队员，以及战争期间的武装部队成员都在肆意盗窃，敲诈勒索。毫无疑问，第三帝国很快就成了腐败的代名词。少数纳粹头目用他们新近获得的财富为个人或机构修建了大型艺术收藏馆。比如，赫尔曼·戈林拥有10所房屋、城堡和狩猎小屋，所有供给和维护费用都出自纳税人之手。在这些地方，最特别的要数他那位于卡琳宫（Carinhall）内的“狩猎小屋”。这座以戈林已故的第一任妻子命名的狩猎小屋占地面积颇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建。戈林想在这些地方展示艺术品、挂毯、绘画、雕塑等，以此强调自己作为帝国二号实权人物的身份。

帝国的一号实权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却提出了避免炫耀个人财富的看法。他更愿意把收集来的艺术品用于公众目的。希特勒早就计划把他的家乡——奥地利的林茨——变成新帝国的文化首都。他甚至绘制了希望在那里建造的新公共建筑和博物馆的草图。柏林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首都“日耳曼尼亚”，柏林也该有一个能与此身份匹配的艺术博物馆。1939年，希特勒让艺术史学家、德累斯顿博物馆馆长汉斯·波塞（Hans Posse）参与该计划，收集他所需要的东西。波塞得到了几乎无限的资金。到战争中期，波塞已经在欧洲各地的德国占领区收购许多艺术品了（按操纵价格收购，完全无视那些国家的法律）。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收集了8000多件艺术品。

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德国士兵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闯入犹太人家中，夺取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街道上拦截犹太妇女，当场夺走她们的毛皮大衣和珠宝首饰。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径直走到维也纳最显赫的犹太人家中，下令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首当其冲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的收藏品被没收和拍卖，用来缴纳所谓的赋税——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普遍做法。1939年，纳粹开始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征收特别税，掠夺因而变得更加容易了。法律法规还做出进一步规定，如果犹太人打算移民，他们必须留下自己的资产用作第三帝国的经费。1940年，德国攻占法国，外逃公民留下的财产也悉数落入纳粹帝国手中。最终，从纳粹占领的每一个欧洲国家之中驱逐到奥斯威辛和其他东欧灭绝营的所有犹太人，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在那些被纳粹视为“劣等人”居住的国家，也在发生普遍的抢劫事件。在纳粹心目中，德国文化在本质上要优于其他文化。劣等种族既不能维护自己的遗产，也不能妥善保护其他文化产品。因此，文物必须送回德国。这种信念不免让人联想到法国的观点：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只有法国才有权捍卫欧洲文明。当然，纳粹的信条更进一步，对其从种族上进行扭曲，并把这个19世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极端版本应用到自己所谓的遗产上来，而不仅仅指古典世界的遗产。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德国于次年3月接管了整个捷克。德国人随后便开始没收捷克的公共或私人收藏品，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这些所谓德意志的东西，不仅来自捷克国家博物馆和布拉格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还来自哈布斯堡、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洛布科维茨（Lobkowitz）的亲王宫殿。不过，与对波兰的所作所为相比，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处置还算温和。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希特勒发誓要让波兰文化和波兰人从地球表面消失。为此，德国侵略者展开了大规模的文化掠夺行动。入侵沿线的房子被洗劫一空。贵族们遭到胁迫，必须说出宝藏的藏匿之处。1939年12月16日，德国当局下令，在波兰的德国占领区内，1850年以前的所有艺术品、文物，以及同一时期的珠宝、乐器、硬币、书籍、家具等，都必须登记。这些登记的物品全部被没收，一起被没收的还有这些地区绝大多数波兰人的财产。实际上，这些命令变成了德国人抢劫他们想要的一切的许可证。

纳粹法学家汉斯·弗兰克统管波兰的其余地区。他用偷盗而来的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总部，还把它们运回巴伐利亚的家中［美军1945年到达汉斯·弗兰克家时，发现了一幅伦勃朗（Rembrandt）的作品，一幅莱昂纳多（Leonardo）的作品，一幅从克拉科夫（Kraków）来的、创作于14世纪的圣母马利亚画像（Madonna），还有从波兰教堂抢劫而来的法衣和圣杯］。赫尔曼·戈林试图把这些画作据为己有，汉斯·弗兰克却反对从他的总部拿走这些战利品。于是双方发生了争吵。也许这些画还不如让戈林拿走，因为弗兰克不知道如何展示或保存这些大师级作品。他曾因为把一幅达·芬奇的画挂在散热器上而遭到纳粹艺术史家卡耶覃·穆罕拉曼（Kajetan Mühlmann）斥责。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于是德国又在苏联境内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掠夺和没收行动。被掠夺的东西中，最有名的就是闻名遐迩的琥珀屋。琥珀屋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送给彼得大帝的珍品。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后来还赠送了更多的珠宝。苏联人拿走了所有的家具和可移动物品，但把琥珀镶板留在了原处，即普希金镇的凯瑟琳宫里。琥珀屋被拆除并运往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进行展览。在战争末期争夺柯尼斯堡的战役中，极有可能大部分琥珀屋都被摧毁了（即使有任何幸存下来的物品，也早已化为了尘土）。当然，苏联早已把许多文化瑰宝转移到德军不能到达的地方。在苏联，大型的私人收藏品早已不复存在，它们已经被苏联政府没收了。德国人也从来没能征服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但是，德军能洗劫的东西还有很多。有279幅画作从哈尔科夫被掠走。哈尔科夫是当时苏联第三大城市，也是纳粹占领的人口最多的城市。海因里希·希姆莱计划在维沃兹堡（Wewelsburg）修建党卫军总部，于是征调了相当多的画作以装饰和布置总部。

从1938年到1945年，德国采取了规模空前的抢劫和没收行动，其遗留的问题在纳粹战败后持续了很久。德国人在落荒而逃时，被迫留下众多的收藏品，就像其他欧洲人在德国人到来时一样。为了避免藏品在激烈的战斗和轰炸中遭到破坏，德国人把它们藏进了地窖、矿井等隐蔽的地方。苏联艺术回收组在德国乡间四处寻找，搜罗这些藏品，找到的东西通通被运到莫斯科一个特殊的库房里。1949年后，东德作为苏联的盟友或附庸，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终有150万件文物被送回了民主德国。

然而，还是有大量的文物失踪。比如，德国西北部的不来梅市市长把艺术收藏品保存在离柏林不远的一座城堡里。最后，红军部队找到了这些藏品。来到这里检视藏品时，与红军部队随行的苏联建筑师维克托·鲍尔丁（Viktor Baldin）发现了散落在乡间的珍品，并尽最大努力来追回这些作品，比如，他曾用一双靴子从一名士兵手中换回一幅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蚀刻版画。虽然鲍尔丁把自己发现的数百幅绘画作品保存了下来，等待机会把它们送回不来梅，但是同一批次的其他藏品却不时出现在艺术品市场上。战后不久，一位经销商用150马克和一磅咖啡从柏林一个女人手中换取了一幅克拉纳赫（Cranach）的作品。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就任苏联总统后，开始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之后鲍尔丁才得以向政府请愿，开始讨论收藏品的回归问题。不来梅市议会拿出了琥珀屋的一块镶板。一名德国士兵在被安排去搬运琥珀屋时，偷偷拿走了一块。同时移交的还有少量其他物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俄罗斯人说，他们凭什么要把掠夺来的艺术品归还给德国，自己那么多文化瑰宝因为纳粹军队的入侵而消失，或遭到了破坏。事实上，1998年俄罗斯杜马宣布，所有从德国掠夺来的国有艺术财产，需由议会归还给德国。争论继续在俄罗斯政界蔓延。而在此期间，大部分收藏品仍然留在冬宫。不来梅州立博物馆的1500多件藏品仍然下落不明。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非常混乱，充满了破坏性，许多珍贵的文物要么遗失，要么被毁坏。在战斗的最后阶段——甚至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之前，在英美有关艺术专家对军事当局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西方盟国敏锐地意识到需要保护欧洲的文化遗产。艾森豪威尔的大本营设立了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简称为MFAA），专门负责找寻和保护文物，并防止盟军掠夺。美国官员开始到处为被盗艺术品编目，以防止纳粹藏匿艺术品并在战争的记忆消退后拿到艺术市场上谋利。MFAA跟随军队进入解放的城镇，对城堡和矿井进行排查，并开始保存艺术品，筹备把它们物归原主。

在德国隐蔽地点找到的艺术品都被保存在慕尼黑中央收集点（Munich Central Collecting Point）。大型的艺术品归还行动很快便启动了。货车和火车把成千上万的油画、素描、雕塑、祭坛和其他东西运往它们在欧洲的来源地。1951年，慕尼黑中央收集点最终关闭，剩余的东西被移交给联邦德国的一家机构。在以后的10年里，该机构把另外100万件物品归还了原主，其中的3/4都来自德国以外的地方。剩下的大约3500件物品被分发给德国的博物馆和其他机构。只要出具适当的文件，现在仍然可以从这些地方把它们认领回去。大量物品依然下落不明，这也在所难免，据估计，至少有2万件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小件物品——银器、珠宝、陶器之类的——或者不太出名的艺术家的油画和素描。他们没什么名气，经常被艺术专家忽视。要隐藏著名艺术家的知名画作也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这些作品却很容易藏匿。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它们就会被出售。20世纪50年代，画商对要求自己进行拍卖的物品的出处并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确定拍卖品的真假问题上了。在战争中，人们以各种可疑的方式获得了大量的艺术品，现在这些艺术品又被拿到市场上，再卖给各个机构。很多时候，这些机构买下了艺术品，却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

战争结束后，大量遭劫掠的艺术品归还给了原主。20世纪50年代，归还和索赔的数量开始大幅下降。此外，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对被盗物品的法律索赔，以前存在时限的，现在仍然存在时限（德国是30年，英国是6年）。只有两个欧洲国家没有这样的法律——波兰和希腊。波兰是因为战争期间收藏品遭到了规模空前的掠夺，希腊则是因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实际上，这些物品的原主很难获得法律赔偿，因为他们的财产是早在1945年就结束的战争中被盗窃的。面对所有这些障碍，归还的愿望便或多或少消逝了。

随后，在1989至1991年，柏林墙倒塌了，苏联也解体了。自1949年开始，德国的不少房屋和企业被共产党没收。现在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越来越多，于是关于纳粹政权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赔偿的诉讼也得以启动，特别是以前的奴工提起的诉讼。在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其他地方，纳粹灭绝犹太人这一历史记忆逐渐进入主流民族文化。许多城市都建起了纪念博物馆，大众媒体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也许把它推到了一个更高点。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对战争罪进行了重审（虽然数量很少，而且不是所有案子都取得了成功）。东欧档案被公开出来用于调查，人们因而能够追查许多失踪的物品。

因此，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艺术品掠夺的问题再次引起了艺术界的重视。1998年12月，美国国务院与应邀的40多个国家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主办了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对大屠杀时代的资产设定了新的基调。这次会议借鉴了上一年国际会议的经验。上一年的会议处理了纳粹的黄金问题，包括集中营受害者被取走的镶牙材料的问题。战争结束时，纳粹大部分黄金都进入了瑞士银行的金库。1998年的华盛顿会议要求，所有被纳粹夺走的艺术品都要进行鉴定。虽然与会各方并无法律意义上的权限，但它们仍然在道义上要求将其物归原主。华盛顿会议做出上述承诺之后，美术馆和博物馆的馆长们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有些国际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决议，如欧洲理事会。在这种风气之下，索赔人成功找回被掠夺的艺术品的可能性有了很大提升。

考虑到归还被掠夺艺术品的有利环境，许多人预料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画廊将被索赔声淹没。但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多数情况下，线索早已中断，证据自然也很难找到。因为那些有清晰证据索赔的案件往往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得到了解决。原来的主人往往已经离世，有时候他们的继承人也被纳粹杀害了。在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里，有无数的家庭全家人都遇害了。机构、博物馆、画廊拥有知识与资源以及证据来采取行动，努力夺回它们所失去的物品，而那些个人却根本不可能做到。因此，1933年至1945年间，只有小部分被博物馆和其他机构确定为来源不明的艺术品收到了索赔请求。2000年，英国文化媒体暨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组建了掠夺品咨询委员会（UK Spoliation Advisory Panel），但自成立以来，一年也处理不了一两件索赔案，虽然索赔的涓涓细流从来没有显示出枯竭的迹象。鉴于这种形势，其他国家，比如美国，一直不愿设立类似的公共机构。

那么，这些物品的保存和归还问题未来会怎样呢？就艺术品从一国拿到另一国而言，作为一般原则，冲突都是很明显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维护和展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国际社会则需要通过面向全球的博物馆（如大都会博物馆或大英博物馆）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接受这种博物馆的合法性肯定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以下情况除外：该艺术品是最近被盗的，或者，该艺术品，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拿走的，对所在国家或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在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中，显然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将所有物品全部归还。归还工作的主要推动力是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进行赔偿，这主要是因为幸存者和他们的直接继承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迈克尔·马拉斯（Michael Marrus）在他最近的研究成果《正义的手段》（Some Measure of Justice , 2009）一书中指出，“大屠杀归还运动是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可能被复制，因此也不太可能影响其他因为历史过错而寻求正义的运动”。最后，他说：

赔偿更多的是考虑现在，而不是考虑过去：它和那些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幸存者有关……和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的整个社会有关……和非正义和错误行为仍然很猖獗的整个世界有关。但是，在大屠杀结束后，至少我们应该有寻求正义手段的可用机制。

虽然全世界都在真诚地为归还纳粹时期被掠夺的艺术品而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卓有成效，但是，在新的军事冲突发生过程之中和之后，国际社会在防止文物抢劫和破坏这一问题上，显然一直未能取得成功。虽然现在有很多生效的国际法律来保护战争时期的文物，但这些法律都很难得到有效执行。拿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来说吧，国际干预显然难以组织，实施起来也很缓慢。干预起作用时，也许已经太迟了。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解体之后，塞尔维亚军队故意炮轰萨拉热窝（Sarajevo）公共图书馆，企图抹杀波斯尼亚的文化和历史记忆。而克罗地亚炮兵炸毁了象征莫斯塔尔（Mostar）历史的桥梁，并且破坏了被他们征服地区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堂。

21世纪初，在美军和联合部队入侵伊拉克的混乱中，文物惨遭掠夺和破坏，这不是为了灭绝伊拉克的文化，而是出于私利，以及军事上的冷漠。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这样写道：

我是最早进入洗劫一空的巴格达考古博物馆的人。一路踩到的都是成堆的、破碎的巴比伦瓦罐和残破的希腊雕像。我看着被大火吞噬的巴格达伊斯兰图书馆，14、15世纪的《古兰经》在明亮的火焰中燃烧。地狱般的景象刺痛了我的眼睛。数日来，我在抢劫点和撒玛利亚（Samaria）隧道中艰难地行进。城市被挖开，珍贵的遗址被掘开，为了寻找黄金，数以千计精美的、瓶颈曼妙如苍鹭的陶罐被打碎，或被掷在一边。为了寻找更古老的宝藏，寻宝人挖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深。

菲斯克解释说，“2003年，巴格达博物馆有1.5万件文物遭到掠夺。两年后发现了其中4000件文物，1000件是在美国发现的……600件是在意大利发现的”，许多是私人收藏家及其代理人抢劫的。他指出，贪婪已经遍及了全世界。人们不禁要把它与1945年相比较。那时，MFAA精心准备以确保欧洲文化遗产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被掠夺的资产能够物归原主。

致谢

本书作者在此感谢维多利亚·哈里斯博士，感谢她在我编纂本书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下列作者和出版机构，谢谢他们允许我使用下列文章：

1. ‘Spot and Sink’. Review of David Stevenson, With Our Backs to the Wall. Victory and Defeat in 1918 (Penguin/Allen Lane, 2011),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24 (15 December 2011), 31–2.

2. ‘Gruesomeness is my Policy’. Review of Sebastian Conrad, German Colonialism: A Shor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3 (9 February 2012), 35–7.

3. ‘The Scramble for Europe’. Review of Shelley Baranowski, Nazi Empire: Germa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4 (3 February 2011), 17–19.

4.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Capital’. Review of Thomas Friedrich,Hitler’s Berlin: Abused C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 The Book: An Online Review at The New Republic (27 September 2012).

5. ‘Social Outsiders in German Histor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1933’, in Robert Gellately and Nathan Stoltzfus (eds), Social Outsiders in Nazi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44.

6. ‘Coercion and Consent in Nazi German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51 (2006), 53–81,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How Willing Were They?’ Review of Peter Fritzsche, Life and Death in the Third Reich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LV/11 (26 June 2008), 59–61; ‘All Hailed: The Meaning of the Hitler Salute’. Review of The Hitler Salute: On the Meaning of a Gesture , by Tilman Aller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Jefferson Chase (Metropolitan Books, April 2008) in The New York Sun , 16 April 2008; ‘Parasites of Plunder?’ Review of Götz Aly, Hitler’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in The Nation , 284/2 (8/15 January 2007), 23–8.

8. ‘Thank you, Dr Morell’. Review of Was Hitler Ill? A Final Diagnosis , by Hans-Joachim Neumann and Henrik Eberle, translated by Nick Somer (Polity Press, 2013),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35/4 (21 February 2013), 37.

9. ‘Adolf and Eva’. Review of Heike B. Görtemaker, Eva Braun: Life with Hitler (Knopf, 2011)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15 (Sept./Oct. 2011), 76–86.

10. ‘Prophet in a Tuxedo’. Review of Walther Rathenau. Weimar’s Fallen Statesman , by Shulamit Volkov (Yale University Press, 30 April 2012)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 34/22 (22 November 2012), 20–2.

11. ‘Immoral Rearmament’. Review of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Viking, 2006),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LIV/20 (20 December 2007), 76–81.

12. ‘Autoerotisch’. Review of Bernhard Rieger, The People’s Ca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Volkswagen Beet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5/17 (12 September, 2013), 35–7.

13. ‘Nothing They Wouldn’t Do’. Review of Harold James, Krupp: A History of the Legendary German Fir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4/12 (21 June 2012), 21–4.

14. ‘Tainted Mone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16 March 2011), 41–4; see also correspondence in THE (14 April 2011), 38. An Exchange: ‘Toepfer and the Holocaust’, Standpoint 35 (November 2011), 16–17; revised,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

15. ‘Kisses for the Duce’. Review of Christopher Duggan, Fascist Voices: An Intimate History of Mussolini’s Italy (Bodley Head, 2012), and Paul Corner, The Fascist Party and Popular Opinion in Mussolini’s Ita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5/3 (7 February 2013), 6–8.

16. ‘The Mistakes’. Review of Zara Steiner, The Triumph of the Dark: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33– 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in The Book: An Online Review at The New Republic (1 September 2001).

17.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nd the Nazi Past’,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56 (2011), 165–83.

18. ‘Why It Happened the Way It Did’. Review of Ian Kershaw, Fateful Choices: Ten Decis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40–1941 (Penguin Press, 2007), in The Nation 284/22 (4 June 2007), 29–34.

19. ‘Engineers of Victory’. Review of Paul Kennedy, Engineers of Victory: The Problem Solvers Who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Random House, 2013),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LX/19 (5 December, 2013), 50–4.

20. ‘Food Fights’. Review of Lizzie Collingham, The Taste of War (Pen guin Press, 2012) in The Nation (16 April 2012), 27–32.

21. ‘Defeat Out of Victory’. Review of David Stahel, Kiev 1941: Hitler’s Battle for Supremacy in the E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 The Book: An Online Review at the New Republic , 26 April 2012.

22. ‘Into Dust’. Review of Ian Kershaw, The End. Hitler’s Germany 1944–45 (Allen Lane/Penguin, 2011),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17 (8 September 2011), 11–13.

23. ‘Let’s Learn from the English’. Review of 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Penguin/Allen Lane, 2008),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0/18 (25 September 2008), 25–6.

24. ‘Wie einzigartig war die Ermordung der Juden durch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n Günter Morsch and Bertrand Perz (eds), Neue Studien zu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tötungen durch Giftgas: Historische Bedeutung, technische Entwicklung, revisionistische Leugnung (Metropol Verlag, 2011), 1–10 [revised and extended English-language version;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25. ‘Who remembers the Poles?’. Review of Tim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Bodley Head, 2010),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2/21 (November 2010), 21–2.

26. ‘The Other Horror.’ Review of R. M. Douglas, Orderly and Humane: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 The Book: An Online Review at The New Republic , 25 June 2012.

27. ‘Disorderly Cities’. Review of Jörn Düwel and Niels Gutschow (eds), A Blessing in Disguise: War and Town Planning in Europe, 1939–45 (DOM, 2013),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5/23 (5 December 2013), 27–9.

28. ‘Art in Time of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113 (May/June, 2011), 16–26.

译后记

希特勒的纳粹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太多的改变，也给后世留下无穷无尽的话题。自纳粹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史学界就对第三帝国及其缔造者希特勒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无疑是上述研究的一个极为理想的集中展现。理查德·J. 埃文斯对当前有关纳粹德国各个方面的研究进行了集中梳理，内容极为翔实全面，考据极为严谨，既适合史学专家参考，也适合普通读者阅读。那段历史不仅仅是史学家需要面对的；那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严肃面对的历史，没有例外者。

本书内容包罗万象，史料来源广泛，涉及的背景知识极为庞杂，术语极其繁多，对翻译造成了非常大的挑战。所幸之前笔者系统地翻译过不少军事历史题材的图书，尤其是数本有关第三帝国的专著，包括《第三帝国》《希特勒的秘密武器》《德国海军》《德国空军》《法国外籍兵团》《激战时刻——改变世界的二十场战役》《尼赫鲁世界史》等，在历史知识和翻译经验方面有了储备，才不枉中信出版社的信任，完成了本书的翻译。

于高校教师而言，通过翻译实践，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智力服务，为翻译人才培养积累一手的翻译素材，充分发挥图书翻译的价值，这才是图书翻译中的最大乐趣所在，也是“云彬翻译社区”的使命所在。感谢中信出版社张益编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邂逅如此伟大的作品。

本作品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KY201536C）、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校级教改项目（项目编号：JG2016224）、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外语学院“重庆文化对外译介研究特色科研团队”的成果之一。

梁本彬
2017年11月22日于重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英）理查德·埃文斯著；梁本彬，孙匀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

书名原文：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ISBN 978-7-5086-9017-9

I. ① 历… II. ① 理… ② 梁… ③ 孙… Ⅲ .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 Ⅳ . ① 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4539号

The Third Reich in History and Memory by Richard Evans

Copyright © Richard Evans 201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

著者：[ 英] 理查德·埃文斯

译者：梁本彬 孙匀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65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825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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