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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一卷 总论

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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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先后被打开国门而陷入殖民化危机。然而，到了世纪末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因循守旧的中国，其后半个世纪里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愈演愈烈，直到把中华民族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二战以后，中日两国经历了由敌对到伙伴关系的转变，但时下影响这种关系的变数正在增加。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近代的噩梦已经逝去，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前，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即是我国对外事务中必须重点对待的国家之一。怎样与日本这个看不清、摸不透而又“搬不走”的邻居交往？如何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是我们直面且必须做出选择的时代命题。“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阐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无疑是解开这一命题的必要前提。

“中国观”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认知”是认识主体（自我）对认识客体（他者）的判断，是解决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穷、弱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等等。“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判断而产生的主观立场，是主体直面客体的好恶心态及应对客体的政策主张，是解决认识主体即“自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例如，面对客体对象，认识主体情感上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行动主张上是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等等。如果按照这一“学理性”规范检点以往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认知”与“态度”界限不分的“研究”尚属普遍现象。因此，从这一问题意识和视角出发，本丛书将在研究方法论上做一新的尝试。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在世界、日本和中国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性地调整演变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整体性考察着重把握以下诸点：第一，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带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与日本的对华态度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和态度，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展示了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线”上，又展示了怎样的轨迹、特点和本质性规律。

国家是国民权力的集合体，国家意识是通过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的。因此，严格地说，“日本的中国观”应作“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日本人的中国认知、态度和主张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相互博弈中此消彼长。因此，我们的研究须以充分的史实为依据，厘清形形色色的对华观中，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有客观依据，哪些是主观臆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哪些只对政策制定有牵制作用或未起作用，社会影响限于狭小范围。

日本的中国观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政界、军界、财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及国民个体，均应作为中国认知的主体而纳入研究视野；政府文件和会议记录、新闻媒体时事评论和报导、要人讲话、国民日志等，应是微观考察的基本抓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宏观分析的基本理论工具；先行成果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则是研究深化的重要参考。这就决定了这一专题研究的艰巨性，我们的研究只能说不断接近目标而无法到达终极。

翻开漫长而相对封闭的古代东亚区域发展史，中华文明一枝独秀，泽被四方。相比之下，处在“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对中国思想、制度、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收是全方位的。因此，从文明的意义上讲，中国可谓日本由“夷”致“华”之母。若根据古代国家形成及初建期日本统治者渴求中国王朝册封的史实，不妨说模拟的“君臣”宗属册封关系构成了古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原点。

然而，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是一部由“友好”和“和谐”、“普通”和“恬淡”、“对立”和“不愉快”等不同材料编就的历史，可谓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

进入近代前夜的江户初期，“尊儒”、“慕华”意识仍在日本社会中居于主流位置。然而随着晚期封建社会的成熟和近代“西学东渐”，德川中后期的“文化中国”敬仰，已经受到“疑华”、“蔑华”思想的严峻挑战，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

鸦片战争的失败，裸露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的落后和腐败。这一事态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结果是，本已开始“裂变”的中国认知由此画上休止符。对日本来说，自古以来被视为文明、先进和榜样的中国，变成了与日本大同小异、落后于时代的半野蛮、半开化国，昔日学习、效仿和赶超的对象，变成了反面教材及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

中国“认知”的“质变”，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却非一蹴而就。在幕末至明治初年的数十年里，对中国是敬畏还是蔑视？是友好、合作、结盟，还是敌视、对立、排斥？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存。“中日唇齿论”及“中日联盟论”、日本“盟主论”、中国威胁论、“脱亚入欧”的“告别恶友（中国）论”、征服中国论等均占有一定的市场和听众。这表明，在对华政策上，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然而，幕末日本被打开国门后，其对“西力东渐”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日本的“变身”也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其中国观的变化。至晚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基于自身“脱亚入欧”的进步和中国依旧“顽冥不化”的“自他认识”，轻视、敌视型的对华态度已经压倒其他“主张”而左右了国家的对华行动选择。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的实践，反过来又使蔑视型中国观一举得到确认并在社会中泛化。由此，甲午战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使中日主次关系发生颠倒，而且构成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的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分水岭。

此后直至1945年战败的半个世纪里，蔑视型中国观在日本社会中所处的绝对支配位置越发不可动摇，成为对华侵略扩张的思想源泉；日俄战争、镇压义和团、占领青岛、“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出兵山东、占领东北、分离华北等侵略扩张行动的屡屡得手，似乎一再“印证”了其中国观的“正确”，刺激了认识上更“大胆”和行动上再“升级”。蔑视型的中国观直线发展到“中国非国”、“中国已死”、“对华一击”（一战制服中国之意）等完全无视中国存在的极限。全面侵华的冒险，就是在这样一种全民性无视中国的思潮下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愈演愈烈的现实条件下，日本除了按照美国旨意与台湾保持“国交”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结果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日本与台湾保持着“国家关系”，与新中国则始终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即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

1970年代初期，联合国恢复了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两大事件促使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出现高潮，有人甚至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蜜月时期”。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崛起，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中日“两强并存”局面开始形成，日本的中国观亦随之发生变化，继续与中国合作与遏制、封堵中国的主张并存。直到今天，与中国合作还是对立的争论依然难见分晓。竞争与合作或许会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通观鸦片战争后160年来日本的中国观，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为了“认识”中国“投入”巨大，成建制、有组织的中国调研活动，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从“产出”的效果看，我们也应该坦率地承认，其考察之深入、分析之中的的情况绝非鲜见。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对华权益扩张的行动中屡屡得手，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判断。可以说，日本相当程度地“读懂”了中国，而中国则不尽然。然而，日本人微观认知的精细，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宏观把握及前瞻的准确。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巨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造成了他者评价过低和自我评价过高，或者截然相反，从而导致了行动上的错谬。

探究日本的中国观还将涉及到日本人的民族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在近代承继的“遗产”中，等级观念、尚武传统、商人习性、从众心理、暴发户心态等，怎样或多大程度地影响了其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行？可以说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

第一章 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及其“思想遗产”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何性质，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及日本人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探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所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

截至鸦片战争爆发，在漫长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和长盛不衰，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靠拢、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历代王朝建立的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形成了主导古代东亚文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体系性建构。这一体系虽因“文明”差距的逐步缩小和中国内部分裂等原因，功能日趋弱化，甚或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但却始终得以维系，这是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就延绵两千年的中日关系而言，除了近代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外，国人中关于古代中日关系“友好”的笼统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这实际上是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这一误区使我们对近代日本加害于中国的思想渊源缺乏足够的历史思考，也影响到现实对日认识某种程度地存在的本质性偏离，而认识偏离又导致对日政策上时而带有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以至于过高的期许往往因日本的不对称回应，终了收获的是失望和愤懑。那么，误区在哪里？如何破解并走出误区？认清历史本来面目，温故而知新，无疑是一条必要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关于中日古代关系的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整体把握两国古代关系性质和特征的理论分析尚显粗糙且不够系统。近年开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表明，两国学界在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

有鉴于此，本章拟以先行研究为参考，依据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和分析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同历史时段下中日关系的状况、性质和特征，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

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属”关系

据中国正史，公元1世纪班固撰《汉书》载，公元前汉武帝灭卫氏（右渠）朝鲜后，建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汉四郡，之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时西汉王朝是否通过册封确立了中国与分裂状态下的日本某一政权的宗属关系尚不可考。

范晔撰《后汉书》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光武帝当政的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

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奴国的位置在今北九州的福冈市一带。我国学者认为，东汉王朝对奴国的册封，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外交关系的记录。

陈寿撰《三国志》载，238年6月，日本列岛上兴起的邪马台女王国遣使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大悦，诏赐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房乔著《晋书》载，265年司马炎称帝建西晋时，邪马台国女王亦遣使朝贺，此后直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国使的“朝献”不下十余次，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仍在持续。

在东晋衰、南北朝兴的公元5世纪，中日交往频繁。时日本列岛已结束小国林立局面，出现了中国史书称作“倭”、日本史书称作“大和”的统一中央政权。

在413—478年倭王、珍、济、兴、武统治的所谓“倭五王”时期，均遣使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史书载，东晋安帝和南朝宋（刘宋）武帝时，倭王遣使朝贡并接受了“倭王”的册封。宋文帝时，倭王珍开主动请封之先例，上表求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没有满足其要求，仅授“安东将军、倭国王”爵号。但是，当珍的后继者倭王济一再提出同样要求时，宋文帝终于妥协，授“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宋顺帝时，倭王武遣使上表，内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披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上表中还“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时南宋朝已岌岌可危，顺帝的诏书除删去“百济”二字外，其余照准。南朝的齐、梁建国后，倭王武亦遣使朝贺，结果又被齐高帝加封为“镇东大将军”，“倭五王遣使表”。此后直至隋朝建立的80年间，由于中国分裂、内战不息，中日外交关系处于断绝状态。

被梁武帝加封为“征东大将军”。

上述史实表明，隋以前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隋以前中国在世界东方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怀有威仪天下、绥化四方的欲望；而文明的差距既是日本主动靠近并向中国学习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分裂状态下的地方性政权乃至初步实现统一后的中央政权依靠中国王朝的认可和庇护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稳定性的主观诉求。不妨说，差距的悬殊产生了互为需要的向心力，也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第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是以册封形式确立的上下宗属关系。此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隋以前中日宗属关系的性质始终未变，当时的日本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是受中国王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平稳，中国正史罕有两国发生摩擦的记载。不过，双方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政治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约束下，经济交流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摄取尚未大规模展开。

二、隋唐时期中日“对等”关系的涵义

隋唐堪称中日古代交流的鼎盛期，此间日本频繁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隋唐王朝亦多次遣使赴日通好，中日往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日使小野妹子访隋、隋使裴世清访日、鉴真东渡、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和李白的《哭晁卿衡》诗等，这些真实的中日友好场景令人感怀，值得珍惜并发扬光大。但是，这却不能掩盖同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另一侧面，而那或许是多数国人不甚知晓或不大经意的“侧面”，这里不妨看一下“另一侧面”发生过什么，思考一下其历史的意味。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陈，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中国复归一统。

600年，日本派出首次遣隋使。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倭王国书。魏征撰《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心里不快，但为了解决如鲠在喉的高句丽问题，不愿放弃与倭建交彰显皇威的机会。608年，隋炀帝遣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载，裴递交给倭王的国书云：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隋炀帝在国书中称推古天皇为“倭王”，不无天子对册封诸侯讲话的语气，圣德太子亦感不快，遂“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以下事上向为隋以前日中国事交往的惯例，遣隋使递交的国书表明，随着国势的壮大，倭国统治者已改变以往的态度，两次国书所要申明的立场是：日本是地处中国东端且与中国地位平等的独立国家，两国的统治者皆是无分高下的“天子”或“天皇”。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圣德太子要和隋朝缔结对等的国交，这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新纪元。”

不过，为了向隋朝示好，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令小野妹子同往，并致隋炀帝第二封国书，其文如下：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唐于618年建国。630年，倭国派出第一次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则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国使节回访，结果却发生了高与倭国王子的“争礼事件”。高不满倭国以国家对等的礼仪接待上国来使，以致不宣国书而返。

唐高宗在位时，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互有攻伐，视三国同为属国的唐朝则扮演着居中调解的角色。655年，百济在倭国的支持下，联合高句丽、靺鞨等掠占新罗城池数十座，新罗告急，不断请求唐出兵救援。660年，唐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13万大军援朝，在新罗军配合下，一举占领百济王城，俘百济王。但百济将领鬼室福信率残部坚守周留（亦记作“州柔”）城不降，又从倭国迎回百济王子扶余丰（亦记作“丰璋”）继承王位。倭国为扩大在半岛的势力，趁火打劫，假百济乞师之名，发兵数万，与百济、高句丽和靺鞨结为军事同盟，致使唐、新联军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困境，战事一度呈胶着状态。663年，唐、新联军从陆路和水路向都留城发起总攻，在白江口（亦称“白村江”）与倭国水军展开的激战中，“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

经此一战，倭兵退返本岛，百济灭。5年后，高句丽亡。之后，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

白江口战役后，倭国“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用兵”。

战后，由于唐王朝采取绥抚政策，中日敌对的紧张状态化解，迎来了200余年中日“友好”交流的盛大场面，至唐末的894年日本正式决定停派遣唐使，规模空前的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全方位摄取始告一段落。

上述史实表明，隋唐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有隋以来，日本已自称“日出之国”和“日本”，不再接受“倭国”称呼和中国皇帝的册封，其“日出处天子”对“日没处天子”及“东天皇”对“西天皇”的表白，袒露了要独立自主、与中国分庭抗礼对等交往的立场。即便在白江口战役以后，唐日关系虽然得到修复并长期保持国事交往，但中国正史中已不再有皇帝册封日本国王之类的记载。在唐朝构建的庞大华夷体系中，日本若即若离，已是政治上“不在编”的准成员。

第二，唐朝国势强盛，但毕竟也有限度。其海东政策上，对藩属国新罗是保护和控制，对日本则是宽宥与交通。比之于通过宗属关系的硬约束，唐朝的对日战略重心，似乎更偏重于通过其强势文化的“软实力”，将日本纳入正版华夷体系的辐射圈内。

第三，日本虽然不再接受唐王朝册封，从而实现了法理上的“独立”地位，但却无法摆脱文明意义上对中华文明的依附，在强大的唐王朝面前，只能采取谦逊合作的态度，这是日本全面学习大唐典章文物的客观依据。

第四，唐代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和平相处的局面是在白江口战役后出现的，昔日殊死相拼的敌人，何以会变成相互尊重、礼尚往来的合作伙伴？除了“距离”（地理的距隔和文明的差距）产生“美”的基本原因外，唐朝的开放思想及张弛有度的对外政策值得思鉴。

第五，隋唐时期的遣使船贸易，与此前传统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有所区别，政府间“官方贸易”的性质开始凸显。

三、五代、两宋“无邦交”时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907年，唐朝灭亡。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史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国次第更迭，南方则出现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多个割据政权。是时，由于中国政治上分裂，日本未与中国的某一政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两国间关系总体上说是融洽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从未间断。不过，在经贸往来的方式上，由于日本不再派遣使节，民间经贸取代了以往的政府间贸易，并且完全是通过中国商船赴日、中国商人在日本的单向交易进行的。史载，吴越国大商人蒋承勋与日本朝廷关系密切，吴越王与日本朝廷相互致意的信函就是由蒋居间传递的。

北宋时期（960—1127）中日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政府间有信函往来。北宋的9朝皇帝中，除太祖、英宗和钦宗在位时没有与日本发生联系外，其他6帝或以皇帝致天皇、或以明州致大宰府的名义，与日本保持沟通。“这种联系虽未导致外交关系的建立，却起到了保护宋商在日贸易和生活安全的作用”。

事实上，北宋商人在日本受到礼遇和保护、日本高僧得到北宋朝廷厚待亦不乏其例。当时的日本不允许本国商人出国经商，入日贸易的外国商家则惟北宋莫允。

南宋时期（1127—1279），中日无邦交状态依旧，但彼此尊重，各安一方，民间经贸、文化往来的环境则更趋宽松。南宋虽然外患不绝，但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处于东亚地区的最高水平，其魅力所在，使平清盛于1167年独揽日本朝政后解除了日商出国贸易禁令，从而也结束了宋商单方承办两国商贸活动的历史。1192年源赖朝开设镰仓幕府后，同样热衷于对宋贸易，中日民间经贸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两宋时期中日民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交易频度的增速超过以往，中国对日出口的大宗商品有锦、绫等丝织品，以及瓷器、药材、香料、书籍等；从日本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砂金、水银、硫磺、木材、珍珠、日本刀及各种手工艺品。这种贸易结构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在科技发展水平及生产力上的差距。在文化交流方面，北宋时入宋日僧人数不多，但不乏奝然、寂昭、成寻等高僧，但日僧来华的主要目的已不是学习佛法，而是遍访古寺名刹，与中国高僧交流切磋，搜集采购书籍。南宋时，来华日僧有所增加。

上述史实表明，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冷经热”是两国关系的基本特征。中日之间虽然没有邦交，但也相安无事，未发生大的政治冲突。同时，在两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中日民间经贸文化交流实现了平稳发展。

第二，民间交流的规模和深度空前。在民间经贸往来方面，前后发生了宋商单方承揽两国贸易到中日双边互市的变化，而垂直型的贸易结构表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整体上依然高于日本。在文化交流方面，入宋的日本留学生数量减少，而入宋日僧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学习”和“摄取”，而是游历交流，这表明通过中国“桥梁”传入的佛教文化已在日本发展到相当高程度。

四、元明时期中日关系的“恩怨”

1026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后，先后灭掉了西辽、西夏、金、吐蕃和大理诸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大元。1278年元灭南宋后继续扩张，其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1259年朝鲜降元后，忽必烈欲“先礼后兵”，迫日本就范。从1266年起，屡遣赵良弼等使臣往日，要求日本“通好”归顺。但日本朝廷态度强硬，拒见来使。不可一世的忽必烈怒不可遏，于1274年任命元帅忻都统蒙、汉、高丽军3万余人征讨日本。同年10月，元军开始在对马、壹岐、博多等地登陆作战，因遭遇暴风雨，致船毁人亡，兵马折损近半。

首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仍心存幻想，1275年2月再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为使赴日说降，而北条时宗掌权的镰仓幕府已铁下与元对抗的决心，结果杜世忠一行30余人皆被斩首。1281年，忽必烈遣忻都率蒙古、高丽人组成东路军4万，范文虎率刚刚降顺的南宋江南军10万，第二次征讨日本。两军在博多等地登陆后，鏖战数月，进展迟缓。8月1日台风再次袭来，元军损失十之三四后无功而返。此后，元朝彻底打消征服日本的念头，元日间终无国家往来。

元日两国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元朝较为宽松的对外经贸、文化政策下，中日民间交往并未中断。不过，与北宋的宋商承揽中日贸易、南宋的中日互市不同，元代中日贸易发生的一大变化是日本商人来华交易，而元商入日贸易的现象鲜见。在元日文化交流方面，日僧来元者较多，而元代高僧一山一宁赴日传播禅宗，在京都主持南禅寺并受封为国师，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368年元明鼎革，时日本发生南北朝分裂，政治统治失控，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四次遣使赴日，分别与南朝的怀良亲王和北朝的足利氏交涉，严正要求日方采取措施，节制倭寇扰边，然而无甚效果。1381年，左丞相胡惟庸“谋逆”、“通倭”罪名。

成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

1393年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并建立室町幕府后，主动与明朝联系，欣然接受了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册封，后又遣使朝贺明新帝朱棣登基，达成中日政府间勘合贸易协定。对足利义满轻名分、重实利的做法，当时的日本朝野就颇有微词，日本的后世史家则更有酷评，但室町幕府的中央豪族在与明朝的不等价朝贡贸易中大获其利是不争的事实。勘合贸易在足利义持继任将军时一度中断，但后任将军再开并一直持续到1547年。

室町幕府后期，日本又发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内乱，国内统治的失控殃及对外关系的正常进行，导致倭寇在朝鲜及中国东南六省活动猖獗，明朝为平息倭患大伤脑筋。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先是要求朝鲜、琉球、吕宋、佛郎机、高山国（台湾）等称臣纳贡，继而于1592年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声称征服朝鲜后占领中国，其狂妄计划是：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于皇室；予诸公卿采邑及其属下众人十倍于日本所有之土地；子丰臣秀次任大唐国（明）关白，领都城附近之百国（州）；日本国关白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之二人中择一担当；高丽国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统治。

1592年4月，日军在朝鲜釜山附近登陆，两个月内攻占了京城、开城和平壤。7月，应朝鲜国王恳求，明朝援兵陆续抵朝参战。1593年初，中朝联军收复平壤至开城失地。此后战事胶着，中日双方各派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为代表举行和谈。时丰臣秀吉以战胜者自居，向明使提出七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迎娶大明皇帝之女为日本后妃；两国官船商船可有往来；大明日本通好不可有变；大明割分八道，以四道并国城交与朝鲜国王；朝鲜王子并一两员大臣为日本人质。

沈惟敬深知明廷绝难接受上述无理条件，遂对明廷隐瞒了日本的要求，还谎称丰臣秀吉“愿顺天命”，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明廷信以为真，1595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据黄遵宪《日本国志》载，丰臣秀吉见到明朝皇帝的诏谕后勃然大怒：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骂曰：“吾掌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古屋。

1597年1月，丰臣秀吉发兵14万再犯朝鲜，与中朝联军展开惨烈厮杀。1598年8月16日，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始陆续撤出朝鲜半岛。

上述史实表明，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国家关系多变，局面错综复杂。既有日本统治者时隔900年后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中国皇帝册封，以及“勘合贸易”下的中日通好合作，又有元朝征日及日本侵朝引发的两场战争，形成了正反两面的鲜明对照。合作带来了和平，战争断送了邦交，留下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惨痛教训。

第二，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的武力扩张，再次引发了中日间大规模武力对抗，然而与唐日白江口之战后日本的心悦诚服不同，这场“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的可谓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埋下了挑战中华、向大陆扩张的思想祸根。

第三，中日民间交往长期处于非理想状态，元代日商的单边交易取代了中日互市，而元末明初及明后期旷日持久的“倭患”，无疑恶化了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明史》以这段文字结束“日本传”是耐人寻味的。

五、封建晚期中日两国的“隔离”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称雄，并于1603年开设江户幕府。1644年，清灭明。此后直至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的200余年间，中日两国无邦交。

1633年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后，严禁日本人到国外开展经贸、文化活动，但保留长崎等开埠港口，允许荷兰、中国、朝鲜等少数国家的商人来日开展贸易。中日贸易是以中国商人单向赴日往市的形式展开的，赴日商船每年约数十艘，最多时超过百艘。两国交易的大宗商品是，中国大量进口铜及金银，出口书、画、文房四宝、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

在中日贸易的指定港口长崎，还出现了繁华的唐人街。唐人街既有华商与日籍华侨建立的仓库、住宅、店铺和关帝庙等，也是中日民间文化交流的根据地。

与丰臣氏的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政策不同，德川幕府重“内治”而不再进行对外扩张冒险，并把内治的重点放在“文治”上。为整治社会长期动乱形成的武士桀骜不驯、“下克上”之风，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统治，幕府将朱子学树为官学，儒家学问道德如何成为任贤举能的重要标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一时间将日本儒学的发展推至鼎盛，中华文化在日本社会、特别是统治阶层中空前普及，以至于“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

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慨叹：“开国（建立德川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

但是，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西方文化的渗透，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对儒学及中华文明提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复古国学的兴起，知识界三股力量的异动，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

朱子学被树为正统后，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的其他分支并存并竭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即便是朱子学本身，后来也出现了以山崎暗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和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的分化，前者坚持“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

无憾的立场，教条般地捍卫程朱理学，后者则援用朱子“大疑则可大进”的名言，力图对儒学进行新的诠释。古学派学者自始就不受朱子学束缚，而是强调按儒学原典阐释儒家思想。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把日本视为“中国”而将中国视为“外邦”，强调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中国“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

山崎的弟子浅见絅斋离经叛道后，也对尊华贬日思想大加批判，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系哀叹吾生于夷狄之徒。……可悲之至也。夫天包于地外，往往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嫌。”

浅见还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呼吁，日本的圣人应以日本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在山鹿和浅见等一些“儒学家”那里，日本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1813年，幕府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的短处写就了《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可以说，德川中后期，随着儒学在日本走向没落，疑华、轻华乃至蔑华的思想开始蔓延。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日本的兰学家们通过日、荷通商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收、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上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传统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

渡边华山（1793—1841）指出重视教学和政治二道的西洋已“为唐山所不及”。

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

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

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

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之处，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复古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构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使其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

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

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差别，试图以此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

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升为君。”故中国的所谓“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

本居宣称，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并据此呼吁日本人不要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洗净，坚守大和魂至为紧要。”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

平田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过异民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竭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

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上述史实表明，在晚期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二百余年里，中日关系具有如下特征和性质：

第一，政治上中日相互防范，没有建立邦交关系，两国的相互了解主要源于赴日往市的中国商人渠道。

第二，由于日本采取了严厉的指定开埠港口、限定贸易国对象及禁止国人出洋的锁国政策，中日民间往来基本局限在经贸、文化领域。即便如此，中日两国通过长崎窗口保持的民间交流，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第三，中日政治关系的疏离并未影响日本对“文化中国”的尊崇。德川幕府初期，出于加强内部统治的需要，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臻于鼎盛。而在德川中后期，慕华意识受到来自儒学内部及兰学、国学的严峻挑战而趋于弱化，疑华、蔑华思潮增长，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尽管如此，对日本来说，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王朝的那张“窗户纸”被捅破之前，中国依然是个庞然大物，是可敬且可畏的存在。

上述考察分析，业已揭开中日古代关系的朦胧面纱，展现在眼前的“庐山真面目”，是无法用“友好”、“对立”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的。

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中日古代关系也不能脱离这一法则。古代日本经历了主动朝贡受封、主动朝贡请封、要求关系对等乃至自成一统断绝两国邦交的过程。换言之，为了实现学习和赶超中国的目标，古代日本在各个时期做出的不同选择，都是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亦然。

一般说来，文明发展程度及实力对比是约束中日两国关系样式的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在于，两国及东亚地区形势的变化及统治者的政治判断，往往又决定了事物并非一定按照直线发展。在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中日两国统治者都有过“误判”，并在遭受挫折后进行了“纠错”。

历史是面多棱镜，强调一面而忽视其他侧面，结果只能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因此有关研究的意义，或许主要在于探明何种环境下双方如何应对，彼此的政策选择是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而不在于证明相互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是一部由“友好”、“和谐”或“平淡”、“对立”、“不愉快”等不同材料混同编就的历史，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沉下心来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真相，不只是为了洞察对手，也是为了审视自我。若此，必将对今后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大有益助。

中日古代关系中屡涉朝鲜问题，历史上朝鲜半岛发挥的中日交流桥梁与安全屏障作用值得思鉴。因此，今后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视域，必然会朝着东亚国际关系的更大范畴深化拓展。

第二章 从质疑到蔑视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观（1840—1895）

1840—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与英国等列强签订《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从此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6—1860年，英法寻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并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丧失了更多领土和主权，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

鸦片战争致使中国发生了“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相对平静和封闭的东亚社会由此进入了云谲波诡的剧变期，日本也“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中国殷鉴”成了这一转换的加速器。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殷鉴”论

在德川中后期，尽管日本的中国观已开始裂变，但其传统的慕华、畏华意识依然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意识的根本性改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日本已进入德川末期，同样面临着如何应对西力东渐的问题。因此，英国迫使貌似强大的清政府屈服，对日本朝野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周公孔子之国”何以战败？日本何以应对才能避免覆辙？成了亟待回答的课题。以此为契机，日本的中国认识，也从以往主要靠书本或风闻的主观色彩浓重的“隔海想象”，开始向重视中西比较和实地检验的理性判断方向转变。

1、日本朝野的鸦片战争观

两次鸦片战争发生后，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原因、是非曲直、结果及影响进行了报道和分析。

古贺侗庵（1788—1847）是幕府时期的知名儒者，1813年著《殷鉴论》，对“唐人之失”进行了“裂眦骂詈”般的批判；1838年著《海防臆测》，纵论天下大势，“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还发出了“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的预言。

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古贺侗庵便根据所能掌握的信息，于1841年写成《鸦片酿变记》，“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

其值得注意的看法有两点。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古贺驳斥了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的说法，指出中国才是战争的正义一方。即：

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此意。

古贺还根据“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的事实，批判了“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的丑恶行径。

第二，分析了清朝所以惨败的病根。古贺指出，海防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思想意识上，“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

后来，古贺在其他著述中对中国的“侈然自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指出“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而“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郅隆”。

由此他发出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囙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

古贺侗庵：《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见箕作省吾：《坤舆图识》，美作：梦霞楼藏版，1845年。

斋藤竹堂（1815—1852），幕末儒者，1843年完成《鸦片始末》，首次对鸦片战争的始末进行了系统论述。此书最初为写本，后被翻刻收录于各种资料集中，在知识界广为流传。著者在此书结尾处有如下概括性的评论。满清奄有汉土二百年，北起鞑靼，西至回部诸城，幅员万里，皆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而鸦片之变，幺麽小丑阅四岁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骚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国之名义顺逆，而愈有怪焉。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櫜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而一败不振，日以委，事势颠倒，彼此变局，至以无礼无义之丑虏而挫衂堂堂仁义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复考之，而后知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何者？宇宙万国，风土自异，孰夷孰夏？而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变之，清失于骄盈疏傲，英有发愤思报之志。即一战炮仅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清主虽欲不和，得乎。和则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于其初，而既决其胜败之机也。不然，英夷岂特以火炮船舶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国哉。呜呼，为清者既一误矣，果无再误则可也。

斋藤的这段评论清晰地表达了如下三层意思。

第一，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是“堂堂仁义之大邦”。这种表述折射了鸦片战争前日本具有普遍性的传统“中国印象”。

第二，“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英国“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表明作者对鸦片战争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清醒的，在是非判断上有正确的立场。

第三，英胜清败的原因“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清朝的弊端在于“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术茫乎不讲”；英国的强悍则不仅在于“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且对中国“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作者通过是否知晓世界、是否有“机智之敏”和“器械之精”、是否“颇得”对手的“要领”，言简意赅地点明了双方胜负的内在原因。

盐谷宕阴（1809—1867），幕末大儒，又名世弘、甲藏。1847年编撰《阿芙蓉汇闻》，经删节更名为《论澳门居夷》，1857年再将《论澳门居夷》和《论清十败》等11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

在《阿芙蓉汇闻序》中，盐谷对鸦片的祸源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他写道：夫诸夷之居澳门，从明中叶，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时，洋夷来住者二千余人。营家室，长子孙，置兵备炮，设寺观园囿台榭，分汉民宅而赁之。有与汉妇淫者、有诱汉民入其教者、有雇汉民为奴者、有引汉民为蛮者，甚焉至伤害汉民，抗匿不敢抵偿。汉法之纵，与夷之鸱张亦极矣，于是乎夷汉杂居者余二万人。夫其数千万之汉民，不为夷之服役，则为夷之接济；不为夷之腹心，则为夷之耳目。

在盐谷看来，西洋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反之，清朝在军备、技术方面，不知其“坚舰如山”；在中国内部，不知其“汉奸如蝇”。总体而论，则“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华自高，不务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锋，毋怪乎如以铢称镒也”。

那么，日本应该从中国之鉴中思考些什么呢？盐谷在《阿芙蓉汇闻序》中写道：“谚曰：邻人病疝，我则疾诸首。诮其痛痒不相关而妄忧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矣。今则不可不相病者焉。”“乃自我而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这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危机意识，在《阿芙蓉汇闻跋》亦有所表述，盐谷疾呼：“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詟逃避之不暇，则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宕阴存稿》卷一二。

盐谷宕阴的鸦片战争论对当时的日本影响甚大。吉田松阴1850年读了《阿芙蓉汇闻》后写下随笔：“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

1858年6月28日致久坂玄瑞函中也写道：“盐谷文《论澳门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

吉田松阴（1830—1859），幕末忧国忧民的“志士”，尊王攘夷运动的教父，开设松下村塾，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吉田稔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皆出自“松门”。吉田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成长于乱世之秋。其知识结构中儒学、洋学、国学的成分兼而有之，但居于核心位置的却是神道。吉田认为：“儒佛，正所谓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

作为思想家，他反对空洞的学问而强调经世致用；作为兵学家，他的目光不仅限于日本，而是扩展到了东亚乃至世界。他既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又是狂妄的国家主义者。因此，当日本被迫开国并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后，吉田便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领军人物。

吉田松阴的中国论和鸦片战争观，不只是分析了中国为何失败以及对日本有何“殷鉴”，而且明确提出了日本面对这样的世界和中国应该怎么办的对策。

第一，抨击中国的华夷观，讥讽中国的易姓革命。他在《与赤川淡水书》中写道：

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

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

第二，认为清朝的失败“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写道：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

第三，认为清朝“不知彼亦太甚矣”。他写道：“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

第四，认为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写道：“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在此稿的“例言四则”中也写道：“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

第五，提出了日本如何应对西洋与邻国的“方策”。他在1854年的《幽囚录》中狂言：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硫球朝觐会同如内地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

1855年，吉田又提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原则，即“与俄、美讲和既定，决不可由我背约而失信于戎狄。然恪守章程，厚信义，其间蓄养国力，割占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于交易中失之于俄国者偿之以鲜满土地”。

其后，吉田又在多种场合重申了类似主张。1855年4月18日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中略）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

吉田是包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内的诸多明治元勋的导师，其侵华“征亚”思想不仅流传于社会，而且对其后明治政府决策者的思想形成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

横井小楠（1809—1869）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教风俗不如人，认为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革命多，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和亲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

由此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此间出现的中国殷鉴论，通过战争性质、中国失败的原因、对日本的借鉴、日本的对策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迈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认识的第一步。

2、“千岁丸”上海行的实地感受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来航”，惊醒了日本长达二百余年的“太平梦”。翌年，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幕府再与英美等列强签订不平等的《通商航海条约》（俗称“安政条约”），鸦片战争后日本所担心的殖民地危机已经降临。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现状如何引起了幕府的密切关注，因为中日两国同命相连，中国的现在或许就是日本的明天。1862—1867年，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幕府四次组团实地考察中国，其中第一次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意义重大。1962年6月3日至7月1日，幕府派遣“御勘定”（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根立助七郎率团考察了上海。考察团乘坐的“千岁丸”是英国为日本新造的三桅帆船，前桅悬挂英国国旗，中桅挂荷兰国旗，后桅挂日本的日章旗。一行51人中，8名为幕府官吏。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

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但是考察的内容相当广泛。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记载的此行目的和意义是：“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

长崎奉行（相当于市长）高桥美作守记录的出访背景则是：幕府官吏认为“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关系，通商不用说，双方能否实现通信（即邦交关系），也须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发生战事，加上贼乱（指太平军起义）并起，国内一派衰乱，此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

再就是了解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由于当时日本和中国尚无邦交和通商关系，因此中国官方同意以荷兰为中介，委托荷兰领事居间安排考察。

冯天瑜通过详密的研究，归纳出此次考察的26项要点，即：（1）中国的金银铜货币的种类；（2）其通用交易场所和兑换比率；（3）鸦片及烟草输入量；（4）耶稣教取缔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5）西洋人雇用中国人到外国工作，中国政府如何处置；（6）西洋人墓地买卖及借贷关系；（7）西洋人纳中国女性为妾及所生子女，中国政府如何处置对待；（8）从上海到出海口的江水深浅标数；（9）西洋人在上海近郊狩猎，政府如何处置，是否取缔；（10）中国商人输入日本产的铜，需向政府支付的金额；（11）公用的驿站所能提供的人马数量；（12）国内的主要港口名称；（13）西洋军队担负国内警备，中国政府是否依赖于此；（14）运输所的银价与市中交易银价有差异的理由；（15）官秤与市中通用秤有差异的理由；（16）道台与各国领事之间交换文书的格式；（17）上海城内的户数和人口数；（18）是否向条约缔结国派遣使臣；（19）没有签订条约国家的人为了商务进入中国，对此中国有何具体规定；（20）关于在西洋人的租界里居住，有无规定；（21）对外国人租赁土地、卖土地有无规定；（22）除日本、朝鲜、琉球、香港以外，中国船是否还有发送地；（23）朝鲜、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24）西洋炮术的传习状况；（25）中国妇人从事的产业；（26）道台与西洋各国领事的交涉场所及翻译关系。

由此可见，“千岁丸”上海行的目的，一是了解中国的政情民风，探讨两国邦交（“通信”）的可能性；二是考察经贸状况，探讨中日通商的可能性；三是考察租借地的实态和关税制度等，为日本处理居留地贸易的有关事务提供参考。

此次考察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内容包括了解周边地势、城市生活、社会状况、军事部署、租借地贸易等，还访问了地方官府和社会名流。对此，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路》和《没鼻笔语》、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松田屋半吉的《唐国渡海日记》、峰洁的《船中日录》和《清国上海见闻录》、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等，详细地记录了考察的经过，并发表了感想。

例如，上海的繁华令人感叹。千岁丸驶入上海港后，但见“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

再如，两国的风俗习惯多有不同，“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

与此同时，他们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例如，上海繁华，但普通的市民生活区交通和卫生状况极差；上海富有，但财富为洋人所持，中国百姓的贫穷自不待言，官府也捉襟见肘。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写道：“一日，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很多兵卒到荷兰领事处所，戟似钉子所做，柄是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的旧布面搭起了盖伞，士兵戴的是竹笼子上糊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到上海兵营见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未见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而征之，可纵横清国。”其蔑视中国的心态已溢于言表。

对于中国陷此窘境的原因，他们的看法是：“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尊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

他们认为，窥上海可知全豹，“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

由此，他们发出感叹说：中国“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即使有善人，又该如何收拾此局面？我等到清国看到的景象是，对外出借土地，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

在千岁丸上海行的各种见闻录中，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颇有影响，那么，他主要关注和思考了什么呢？

高杉晋作（1839—1867）是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长州藩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的领袖之一。千岁丸来上海时，受长州藩主之命，以幕府官员“御小人目付”犬三郎随从的身份来华。

高杉来华前已是颇有影响的尊王攘夷派志士，对西方列强的殖民行径深恶痛绝，认为幕府的开国政策是旷古耻辱并痛加鞭挞。他说：“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

在1858年的《对策》中则写道：“顷者墨夷朵颐我神州，军舰泊伊豆，使节盟武城，岂非开辟以来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气所钟，而勇武卓绝于海内矣。故北条时宗歼蒙古十万于九州，加藤清正败明兵百万于朝鲜，织田信长放邪苏伴天连于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尝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绝于海内，宁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读孙吴，而雕风月；黎民不视干戈，于是乎我勇武之卓绝，亦不足以恃也。”

高杉认为，日本开国后面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样的危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

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便是高杉上海行时的心境。

在《外情探索录》开篇《上海总论》中，高杉写道：“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之地，虽津港繁盛，皆为外国人商船多之故。城内外多为外国人之商馆，故繁盛。见支那人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富者被役使于外国人之商馆。”

指出了“繁盛”的上海的另一面，即富在洋人、贫在中国。“熟观上海形势，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指出了租界上洋人与中国人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问题。“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铳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归路访南大门卫士阮松，寻练兵之事。笔话付别录。阮松云：向者请英法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

描述了中国军备松弛的现状。他进而写道：“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海涛之军舰运用船及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即为据，彼邦志士所译《海国图志》等也绝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导固陋之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

那么，中国何以至此？高杉认为“君臣不得其道”。他与顾麐笔谈时有如下记录。高杉：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顾麐：从是国运陵替，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国运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贵邦（清）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矣，岂谓之天命乎？

顾麐：甚是，甚是。

在与苏州司马温忠彦就儒家的“格物穷理”进行笔谈时，高杉不赞同温司马对东洋为“本”、西洋为“表”的解释，而是主张“内”与“外”的对立统一，“取舍折中之道”。而“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结果只能是“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笔谈中记录温忠彦的情况如下：“姓温，名忠彦，晋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苏州司马，昔珂笔秘增，曾与朝鲜贡使姜星沙、李藕船为笔墨交，道及贵国文治，为东诸侯领袖，钦佩已久。”

上海之行对高杉晋作的影响是深刻的。1864年4月他赋诗一首，回顾了那次考察的心境：“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

回国后，他还力主发展海军与欧美对抗，甚至不经藩主同意擅自签约购买一艘蒸汽船。然而，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攘夷”的挫折，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866年正月的致友人诗写道：“识者谋航海，义人议锁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眬眬。”

表明他所坚持的攘夷信念已经动摇，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幕府。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是日本隔断与中国200余年人员交往后的一次准官方代表团的实地访问考察。对日本人说来，此次直面中国的印象是冲击性的，传统的仰慕型“文化中国”的“想象”为现实所粉碎，中国已成为与日本大同小异的、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日本的老朽贫弱国家。

二、中国对策论的主张和较量

两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中国形象，仰羡中华的意识消失殆尽。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殷鉴”下，日本应如何应对西力东渐，以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是亲近还是疏远？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思想界围绕对华政策选择的争论始终没有止息，但其总体趋势变动所表现的基本特征是：对华态度渐次由等视向轻视、敌视、蔑视转变；行动主张由合作向别离、挑战转变。思想界的中国对策论则与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及行动，构成了相互刺激和影响的互动关系。

1、中日“连横论”

中日连横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很有影响的战略性主张，中日唇齿关系论、对华亲善论等亦可归属同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连横论者往往又被视为“早期亚洲主义”者。

鸦片战争后盛行一时的中日连横论可以通过当时有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有关团体的活动、新闻导向及“热点”窥之一斑。

第一，个案人物的思想主张。

会泽安（1781—1863）是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代表人物，早在1825年发表的《新论》中就提出“中日唇齿”相依的主张，认为“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者，则神州（指日本）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

显然，他是从地理、文化相近产生利益连带关系的角度，阐述中日合作对抗西方的必要性的。

佐藤信渊（1767—1850）在1849年写成《存华挫夷论》，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本性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因此，“欧罗巴人之心全同豺狼，不可不严备者也。”

基于这种认识，他写道：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古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欲盼满清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于东洋，若此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

不难看出，佐藤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情感极其复杂，敬慕、蔑视、怜惜、利用等思虑混杂在一起，但从大处着想，还是希望中国有所振作，以成为日本的“西屏”。

横井小楠在听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的消息时忧心如焚，认为“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

平野国臣在1863年的《制蛮础策》中主张，中日“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

德川幕府高级海军将领胜海舟在1863年的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其统治者广为游说。”在《解难录》中，胜海舟建议，中、日、朝应建立三国同盟，“合纵连横共抗西洋”。

进入明治初年，右大臣岩仓具视也认为：“清国占据亚细亚洲之大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以伦比，与我国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委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应厚和谊以建久远之基。”

中日唇齿论或连横论，主张相似，但论者的主观动机未必相同，这一点留待后述。相比之下，中村敬宇提倡的中日亲善论洋溢着正直的善意，尤显难能可贵。

中村敬宇（1832—1891）是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思想倾向却迥然相异的“思想界一伟人”。他是从幕府时代走来的“儒者”，具有温厚的君子人格，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在弱肉强食的西风下傲然挺立，守护着正义与和平的底线。

在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上，1860年，中村看到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的报道时“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抨击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膻夷横行，污衊天地”，指出：“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希望中国能吸取教训，发愤图强，“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日本朝野敌视、轻侮中国的情绪蔓延，中村敬宇不入浊流，在1875年4月号的《明六杂志》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一文，一一列举支那不可侮的理由，即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中国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值得日本学习；“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他批评日本人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肤浅：“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卑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

他告诫日本人：“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1876年腊月，中村敬宇在《栈云峡雨日记序》中正面论述了应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颉颃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

1880年，兴亚会成立，中村敬宇加入并赋诗抒发情怀：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

1887年5月8日，中村以《汉学不可废论》为题发表讲演说：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时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国家纵然小于己，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藏天下于天下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

中村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孔之道”视为“天地之精神命脉”，主张以这种伦理道德为基础，处理人际间或国家间的关系，他的中国对策论是和平、充满真诚和善意的。

第二，亚洲主义团体的活动。

进入1880年代，随着中国对策论讨论范围的扩大，一些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并积极展开活动，而“亚洲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对象仍不外是中国，由此中国论开始与亚洲论捆绑进行。

1878年，在曾根俊虎等人的筹划下，“近代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民间团体”。

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是：鉴于“白人无道”，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同文同种”的亚洲人“辅车相依”，应同心同德振兴亚洲。在该会的会员中，包括长冈护美、渡边洪基、伊达宗城、柳原前光、花房质义、前田献吉、竹添进一郎、东次郎等外务省高官，榎本武扬、林清康等海军要员，曾根俊虎、佐藤畅等兴亚会开办的“中国语”学校人员，成岛柳北、末广铁肠、草间时福、高桥基一等新闻记者，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等汉学家。

会员中还有大久保利通之子保利和、大陆浪人荒尾精等。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也是会员。兴亚会中，主张亚洲平等合作者不乏其人，如中村正直呼吁日本应与朝鲜共御“公敌”、防“公害”、享“公利”、成“公友”。

吾妻兵治针对壬午兵变后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诬蔑朝鲜人“顽迷倨傲”、中国人“怯懦卑屈”的言论，一面抨击“齐东野人不知朝鲜者之说耳”，一面赞扬“今也朝鲜之风气大开”，中国“择西法，更旧制，取长补短，就利去弊，国家景象，骎骎日上”。

1883年1月，兴亚会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其宗旨依然是亚洲合作、“日中提携”，新口号则是兴办实业，振兴亚洲。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继任正副会长，协会骨干亦为原兴亚会成员。协会还通过发行中文《亚细亚协会报告》，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

1884年7月，东洋学馆这一“倡导亚细亚主义的团体”。

在上海成立，末广铁肠、杉田定一、平冈浩太郎、宗方小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马场辰猪等是该组织的成员。

第三，报界导向及其“热点话题”。

各种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后活动频繁，其思想主张亦造成了一定“声势”，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1879年11月19日，《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由草间时福执笔、题为《东洋连衡论》的社论。指出“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而亚洲各国“知自己而不知亚洲，知利害一部而不知全部，知直接利害而不知间接利害”，“亚人思想中可谓无亚细亚”。社论呼吁：“为今之计，须探求驾迭欧洲之道，即本论所倡之亚细亚连横。”关于连衡的手段，社论强调：“以利害相关之情带联络东洋各国，创亚细亚特别之国力平均，是以维持欧亚权衡，防弱肉强食之患”。

1880年1月10日和15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连载了野手一郎的读者来稿，这篇题为《日支联合果可依恃耶》的文章，开篇即猛批“演说者开口必曰日支连衡，新闻记者提笔辄曰倭清合纵，社论论日支连横，文章谈倭清合纵”，认为过分宣传日清连衡、“唇亡齿寒”，会助长依赖、怠惰思想，惟有自强自立方为日本生存之本。

可以说，此文从不同的侧面反证了“亚洲主义”讨论在当时的“热度”。

188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刊载“东洋之气运”一文，内称：日本“第一要养成我邦之实力，第二要制定东洋连横之计划”。若中国与日本结为同盟，“吾辈希望我国人不可轻蔑之而尽可能与之亲密交际”。

这些史料说明，鸦片战争后，面对“西力东渐”的威胁，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界精英以地域相连、人种相同、文化传统相似及利益“连带”为根据，确曾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合纵连横共抗西洋”。这种主张不仅出于对中国这个“他者”的认识，而且也是日本“自我”考量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萨摩藩主岛津在谈到日本的现状时也承认，“二百年来极尽安治泰平之弊，天子存于似在非在之间，将军家华美骄奢，僭上所为颇多。上轻朝廷，下蔑诸侯大名，怠武备，困人民，为政者多阿谀奉承之徒，滥施权威，诸大名亦骄侈安逸，国中疲惫至极”。

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他认识中，隐约流露出中日门当户对、惺惺相惜的情感。

幕末维新时期中日连横的政策主张一度颇具声势，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的进步，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告别“恶友”中国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

2、“脱亚”与告别“恶友”论

福泽谕吉（1835—1901）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头像印在当今日本的万元钞票上可谓喻意无穷。有人认为，福泽作为鼓吹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津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作为“告别恶友”论者，“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的中国观，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而且间接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福泽一生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这里从其文明论视角下的中国认知和对华政策主张二个层面展开考察。

第一，关于中国“是什么”（或“怎么样”）及“何以至此”的认知。腐朽、愚昧、落后，不堪为伍的半开化国，这便是福泽中国认识的结论性看法。

在1865年完稿的《唐人往来》中，福泽写道：亚洲也是很好大洲，人数众多，物产丰富，小手艺等在世界有名，亦勤于学问，非洲和澳大利亚所无法比拟，但国家拙于改革，拼命保守千年、两千年之古人所言而毫不知临机应变，无端地自大之风气很盛。道光年间因鸦片之故遭受英国打击，出钱赔偿，渐见好转。此后本应该着力于国内政事、兵备改革，与外国交往亦应尽信诚实，讲求妥当，但不吸取教训，四五年前在天津无理地与英国军舰相争，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向鞑靼，几乎饿死而狼狈丧命。此祸害皆因不懂世故夜郎自大，又兼不知学习他国风尚进行改革之自大病所致。此种不可思议、臭不可闻之丑恶风俗，千万不可模仿。

在1869年2月发表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福泽写道：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

在1869年8月出版的《世界国尽》中，福泽又写道：自往古陶虞时代，经四千年，据闻也重视仁义五常，有人情敦厚之风名，但文明开化以来后退，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而不知世事高枕无忧，听任暴君污吏之意，欺压下级，恶政难逃天罚。是时于天保12年（1841年）与英国不和，一战即败，求和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五处港口开放。无知之民尚未吃够苦头，无理妄开兵端，弱兵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以至于今，真是可怜。

显然，与当时的多数论者观点相左，福泽在鸦片战争的是非判断上，立场完全站在了欧美一边；对中国的认识基调是否定性的，以致不惜大量使用了“风俗渐衰，德之不修、知之不讲，唯我独尊”以及“暴君污吏”、“恶政”等诋毁性语言。

诋毁中国与赞赏欧美是福泽文明观的一体两面。在《世界国尽》中，福泽已把人类文明分为“文明开化”和“野蛮”两种状态，并进一步细分为四种状况，一曰“混沌”期的野蛮，其民下等且与离鸟兽不远；二曰野蛮期，中国北方的鞑靼、阿拉伯、北非的土人是也；三曰未开或半开化，虽精于农业之道，食物充足，艺术渐趋巧妙，开发城市，装饰家居，文学、文字之道兴盛，但嫉妒之心深，嫌忌他国人，轻蔑妇女，弱者贫苦，支那、土耳其、波斯等国位其中列；四曰文明开化，重礼义贵正理，人情稳重、风俗温和、各种职业技术及学问之道日新月异，劝农励工，百般技艺无不精湛，国民安居乐业，美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瑞士等国可谓文明开化之域。

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被誉为“一生中最高的杰作，成为日本近代的古典”。

此书再次确认了“欧罗巴各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为最高文明国，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亚细亚各国为半开化国，非洲及澳大利亚等为野蛮之国”。

大声呼吁日本国民要紧急行动起来，洗心革面，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跨入“文明之域”。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福泽先是肯定了儒佛“两教”在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进步作用，然后笔锋一转，大谈儒学是伦理学而非治世之学，儒家思想把人变成“精神奴隶”，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力主从根本上抛弃中日两国精神依寄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他写道：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福泽认为，昔日的中国是“礼仪之邦”，而今面目全非；昔日的“华夏国体”，而今业已灭亡。“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要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福泽认为“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因为“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

他指出：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

《文明论概略》不啻一份思想上告别东方、投向西方的宣言，表明福泽的世界文明观业已成型，其对中国“是什么”、“怎么样”的认知过程至此基本完成。

第二，关于日本应该对中国“怎么办”的政策思量。

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崇信近代“丛林法则”的狂热国权主义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态度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那就是首先认定了中国是“恶友”，继而是断然与“恶友”告别，最后是向欧美列强一样不必对中国“客气”。且看此间福泽的言行。

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事件达成和解后半月许，福泽谕吉等学界精英聚会于东京木挽町精养轩，福泽即兴发表《征台和议之演说》（刊于《明六杂志》第21号1874年11月16日），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此次与支那议和，是因我政府之勉励，终于使支那支付五十万两赔偿金，值得为国家庆贺。自征台出师至今日之发展趋势看，我等获得充分胜利而支那完全失败。若将我等今日状况与支那状况比较，谁不得意扬扬，我辈亦其扬扬中人也。

抒发了一番快意之后，福泽继续高谈阔论，阐发了日本征台得手的深远意义。他说：此次战胜支那，我国民之风气为之一变，由此而明白内外之别、巩固nationality（国体）之基础，以此国权之余力而影响到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上，如最近条约改正之期已至，裁判之权，税则之权，居留地之规则，保护税之构成，均由我日本政府一手掌握之大论断上，也与西洋诸国屹立而毫不宽恕于彼。与一因而取一，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如能像对支那政府一样实现公明正大之谈判，则我国无遗憾矣。若真有达成此盛大之势之希望，我等应不惜一切代价。

福泽的演讲，清楚地表达了他支持日本政府征台、“祝贺”征台成功及其“得意洋洋”的心情。在他看来，征台得到中国赔款之事不足挂齿，其深远意义在于：一是“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不堪忍受西方欺辱的弱者日本，由此得到了可以欺辱更弱他者的启发；二是日本通过与中国“公明正大之谈判”的手段达到了预期目的，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此种方法和姿态推而广之，对拟将进行的日本与欧美强国的修改条约谈判大有裨益。

日本征台的得手，对于社会上日益抬头的蔑视中国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则站在了引领这种思潮发展的最前线。他在《邮便报知新闻》社论《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1875年10月7日）中，是这样评估日本在亚洲的文明程度和地位的。我国的独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寻找其根源，是因为我日本受亚洲诸国之轻蔑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及他们吗？是我商贾劣于他们吗？是我兵力比他们弱、我富强不若他们吗？这些方面我们都毫不逊色于他们。我想我们日本要对亚细亚诸国寸步不让。那么，担心我国独立的，就不能不从别处寻找原因。即其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

也就是说，在福泽看来，日本与西洋诸国相比“还不能称为真正开化的独立国”。但是与同样处在半开化状态的亚洲诸国相比，无疑又是无出其右的佼佼者，无论学问、商贾、国家贫富、兵力强弱，均已“毫不逊色”。他眼中的朝鲜，不过“是亚洲中一个小野蛮国，其文明远不及日本。与之贸易而无利，与之通信无益，其学问不足取，其兵力不足惧，即便其来朝成为我之属国亦不足悦”。对朝鲜的轻蔑态度已经到了即使将其变成日本的属国“亦不足悦”的程度。那么，福泽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他承认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非朝鲜可比，同时又指出“支那帝国现在是欧美诸国人的田园”，因此“日本人蹂躏四百余州”的可能并非幻想，但是付诸行动时要注意欧美人不会“袖手旁观”，故“这也是永远之事，今后必须考虑”。

可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也在可图之列，只因国际关系复杂，应该谨慎对待、从长计议。

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翌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获得驻朝使馆警备权；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由此取得与中国同等的朝鲜半岛出兵权，朝鲜半岛进入中日两国直接军事对峙的状态。在此期间，福泽谕吉敌视中国的立场原来越明确，态度越来越强硬。

1882年壬午兵变发生后，福泽于8月2日发表题为《扼紧喉管》的“漫言”，文中称中国为“唐之豚尾国”，其对日本政府的建议是：若最终与支那开战，最紧要者是不顾一切直接扼其喉管。支那喉管何在？概无人不晓，其中心即在北京。昔日英法攻入支那时，也是借用俄罗斯人智慧扼紧了北京。日本人决不可忘此先例。效法前车之首尾而后车亦可进者也。”

同年9月，《时事新报》连载福泽所写的《兵论》。该文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一旦开启战端后日本须注意的问题。文章说：“今后十数年之气运中，东洋出现一强国亦非不可期。依我辈所见，支那国是也。”

与此同时，文章严厉批评轻视中国的论调是“腐儒之论”，认为“许多武人之流视支那人为文弱而轻侮之，此非得当。且有政治学者之流的评论中亦多有轻侮之论，是亦不足以使人感服”。

他认为富国强兵与政体如何无干。他说：“现今支那之政府即便真为压制政府，人民真为卑屈之人民，其在改革兵制上，与政体之如何无干。尊奉当今之帝政，采用当今之将相，收当今之国税，富当今之国库，只要增加新式之兵备，即可以以此成一时之强国。现今支那政府之眼力亦非不及此。”联系到此前福泽的言论，或可提出福泽是否有所反省的疑问，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福泽所强调的只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观点，并不意味其蔑视、敌视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或动摇。

同年12月，福泽发表《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文中写道：

谚语曰：乐为苦之种，苦为乐之种。人世间不忍受痛苦便不能获得快乐。时下我国为了扩展军备而征收国财，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一些私财，即便很少也是痛苦。然若问尝此痛苦所得之报酬快乐为何，实甚大也。大凡人无不好权，受制于人不若制人之愉快。极而言之，我等厌恶受人压制，但压制他人则甚为愉快。

我亦日本人，何时一耀日本国威，效法英人统治印度支那土人等，使英人窘而将东洋权柄握于我手。当此壮年，血气方刚，藏在心头之目标至今不忘。

遥想前途，谋划我国威之宣扬甚为愉快。陆上备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浮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之海上无不见日本军舰，日章之国旗飘扬于整个东洋，其影响远至西洋诸国，不亦乐乎！我等东洋强国之民，国既强，则贸易之权在我，以至国内之殖产逐渐繁盛，进而开通商之道，在亚细亚之东出现一大新英国，决非难事。每思至些，今日些许痛苦不足挂齿。

想像一下我日本因为兵器不备而败北吧。无数支那兵随其军舰闯入东京湾，轻易越过富津炮台，先是摧毁横须贺造船厂，继而经横滨入品川，炮击东京市内，数十吨炮声如雷，无数散弹似雨，百万市民七颠八倒，呼天抢地。黑烟下豚尾之军队登陆，进而侵掠分捕。……将来某日我东京及沿海地区遭遇如此惨状，如何是好？

这里，福泽大谈日本国民勒紧裤带也要扩张军备的紧迫性，其展望的非此即彼所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1883年5月，福泽发表《支那人之举动愈加怪异》。文中说：

日支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为此事态所迫，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启争端对己不利，使其国人舆论自行断念于此，除此之外，别无方略。

1884年10月，福泽发表《东洋的波兰》，文中写道：日本地理上与支那接近，……今占领台湾全岛与福建省一半诚为当然之分。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之地，于支那前代大明之末叶一时为日本兵所侵略也是历史之明确事实，故在此故地上飘扬日本日章旗，日本人亦会满足。

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福泽谕吉“以支那为敌”的立场更加鲜明，他在12月27日发表的《战争有必胜之算》一文中写道：我日本应对对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否？朝鲜固不足论，我等之目标是以支那为敌，先派一队兵于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再迫朝鲜政府承诺我之正当要求，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若退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支那人无论何等刚愎，也将答应我之正当要求，且低头谢罪。

与支那之战倘若不胜，我日本自此将永蒙支那凌辱，且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独立；倘若胜之，则我日本之国威不仅迅即光耀东洋，而且远为欧美列国敬畏，撤销治外法权自不待言，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亦可永被仰为东方之盟主。

若此希望果能达成，我辈一身已不足惜，可赴北京讨死；我辈财产已不足惜，可举而充当军费。若日本举国如此，此次朝鲜事变破裂而致日支两国果真开展，则我辈断言：日本必胜。

这里，福泽不仅发出了中日必将一战的预言，而且发出了日本战之必胜的预言。不幸的是，这种预言在10年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真的变成了现实。

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脱亚论》，其全文如下：

世界交通之道便利，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靡于此风。盖西洋之人物，古今无大异，其举动于古代迟钝而现今活泼，唯在利用交通利器而乘势之故。故为方今东洋之国谋，防止此强劲文明东渐之势之觉悟虽可，然若视察世界之现状而知事实上不可者，唯有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眼下东京之麻疹由西国长崎之地东渐，随春暖次第蔓延如是。当此之时，厌恶此流行病之害而欲防止者，果有其手段乎？我辈确信无有其术。百害无一利之流行病尚且不可抗拒，况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之文明乎？不啻不防，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乃为智者所宜之事。西洋近时之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开国为端，国民虽渐知其可取，渐次催发活泼之风气，然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亘于进步之道，无知奈何。欲保存政府乎？则文明决不可入。近时之文明与日本之旧套不可两立，脱旧套则政府不可不废除。欲阻止文明及其侵入乎？则日本国不可独立。总之，世界文明之喧嚣剧不容东洋孤岛之独睡。是以我日本士人基于重国家而轻政府之大义，有幸依赖帝室之神圣尊严，断然推倒旧政府而立新政府，国中朝野无别，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不独脱日本之旧套，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边，然其国民之精神已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于西洋之文明。然不幸者有近邻之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之人民古来亦为亚细亚式政教风俗养成，与我日本国民无异，然其人种由来或有不同，同样政教风俗中遗传教育之旨相异，以日支韩三国论，支那与韩国较之日本，相似之状更近，此二国皆不知一身或一国改进之道，于交通至便之世界中，即便耳闻目睹文明之事物亦不动身心，其恋恋于古风旧俗之情与百千年之旧无异。当此文明日新之喧嚣剧场之中，论教育之事则曰儒教主义，学校之教旨则称仁义礼智，事无巨细唯以外表虚饰为事，其实际或无真理原则之见识，或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尚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当此文明东渐风潮之际，我辈视此二国，实无维持其独立之道。若非其国中幸而出现志士，着手国事之开化进步，如我维新，大举改革其政府，开展先改政治，后使人心一新之活动，则不出数年其国亡矣，其国土无疑将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在遭遇麻疹般文明开化流行之际，支韩两国违背其传染之天然规律，欲硬性回避而闭居于一室之内，结果只能因隔绝空气流通而窒息。虽有辅车唇齿比喻邻国相助之说，然今日支那朝鲜不惟丝毫无助于我日本国，且在西洋文明人之眼中，因三国地理相接，时而一视同仁，以评价支、韩之标准对我日本之意味不可谓无。例如支那朝鲜政府实行古风之专制而无法律可依，西洋人遂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之国；支那朝鲜之士人深陷沉溺而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或认为日本亦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卑屈而不知耻，日本人之侠义亦因此被掩盖；朝鲜国刑法残酷，日本人亦被推测为无情。此等事例，如同声名狼藉之村庄内即使有品行端正之人家亦会被丑陋所掩盖无异。其影响之现实表现，实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此乃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据此，为今日计，我国不可在期待邻国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上犹豫，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其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邻国而特别关照，只能完全效仿西洋人与之接触之方式处理。亲近恶友者无法免除恶名。我等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按写作的技巧论，这确是一篇语言犀利、行文酣畅、逻辑清晰、观点明确的佳文。文章的前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脱亚及日本的选择，其观点是：西洋文明势力强大，如麻疹流行一样不可抗拒；这种文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对此文明，“智者”应该采取“与世俱进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而与文明共苦乐”的态度，“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顺应这一潮流，日本已脱“旧套”，“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在亚细亚全洲开一新机杼，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其后半部分论述了为何要告别“恶友”，其观点是：中韩两个近邻墨守成规、冥顽不化，不知“改进之道”，“傲然而无自省之念”；因此，中韩对日本“不惟丝毫无助”，且使西洋人以“近墨者黑”看待日本，“已间接对我国外交上造成不少障碍”；为今日计，日本要“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脱离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并按西洋人的方法处理对华关系。

可以认为，《文明论概论》的发表，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文明认识于1870年代已经完成，中国和朝鲜被确认为落后、淘汰的对象；《脱亚论》的发表，则标志着福泽谕吉的世界战略、对策于1880年代形成，靠近欧美、远离和欺辱中朝是其政策主张的基本。重要的是，福泽谕吉的世界、中国认识论和对策论，在社会中影响甚大，可以说不仅主导了社会思潮的走向，而且间接影响了国家对华行动的政策选择。

3、“早期亚洲主义”辨

考察幕末至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论者，往往也是亚洲论者；中国论大体上是与亚洲论纠结在一起的。

在近年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历史研究》刊载的三篇论文引人注目，即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2000年第3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2005年第3期）。此“三论”可谓国内学界关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专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盛文《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思潮。”该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点；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对于早期亚洲主义产生的原因，文章指出：“显然，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韩论以及亚洲侵略论的一时‘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衡’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文章对早期亚洲主义的基本评价是：“其中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我们主要应该肯定其团结亚洲以抗西洋的‘亚洲同盟’思想。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际，独树一帜，诚属难能可贵，应在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然对其亚洲责任论与亚洲盟主论等思想，则应予批判”。

戚文《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严厉批评了盛文的上述观点，认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并不存在，因此也没有后来发生的所谓“变异”。文章指出：“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适当的。”戚文的观点是：“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只能是萌生于甲午战争之后，而不会是在此之前。”

盛文《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在进一步梳理并调整其核心观点的同时，回应了戚文的批评。文章明确指出：1825—1891年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阶段，其中截至1887年的“萌芽期”和“成立期”为“战略亚洲主义”；1888—1891年的早期亚洲主义“发展期”是“文化亚洲主义”；以1891年为界，日本的亚洲主义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过程，而两个过程又是靠思想、组织和活动的三种联系实现“链接”的。论文通过对前期即早期亚洲主义演变过程及其诸流派的历史考察，认为“早期亚洲主义”虽然组织人员“并不单纯”，思想上也不“精粹”，“诸多侵略思想杂糅其中”，“然而，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主张‘亚洲连带’、中日提携、合纵御‘西’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抵御‘欧化’、文化自立的‘文化亚洲主义’，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论文还指出：“早期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

由此“三论”看出，围绕着近代日本是否存在早期亚洲主义以及如何把握和判断其性质问题，学者间存在重大分歧。坦率地说，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这一重要问题，“研究”止于这种状态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放置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或截然对立的观点平行发展，既不利于从历史的借鉴中掌握真谛，亦或使后学者无所适从。那么，应该如何把握这一问题呢？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朝野关于亚洲连带、中日亲善、中日提携、中日连横之类的议论不胜枚举，若干亚洲主义团体的成立及其开展的活动，以及报刊讨论热点的现象，也表明“早期亚洲主义”说不无根据。然而，在同一面亚洲主义旗帜下以“亚洲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各种人物，其真实的思想意图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除了那些积极、朴素的思想因子外，还存在着消极、不健康的思想。早期亚洲主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从研究的方法论讲，盛文提出的以1891年为界的日本亚洲主义二阶段发展论，人物思想、团体活动、媒体动向“三链接”考证的内在联系论，战略、文化、征亚等三重流派论，视角和分析路径不无创意。问题在于其论述中有事物把握失衡之嫌，因而影响了结论性价值判断的准确性。

例如，关于“战略亚洲主义”的解释。盛文主要是从正面或非负面的角度出发，列举会泽安、佐藤信渊、曾根俊虎等人物的思想和活动的，而对同样人物的另一思想层面却未予应有的关注。会泽在《新论》中提出中日“唇齿”关系的同时，通篇又是称中国为满清，而用“中国”、“神州”、“皇国”来指代日本的，这就出现了应该如何诠释会泽的日本式小中华思想在其兴亚论中所处的位置问题。佐藤提倡“存华挫夷”，但他本是幕末有名的“海外雄飞论”者，曾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大肆鼓吹“支那经略论”，志在“以全世界为郡县，以万国君长为臣仆”。因此其“存华挫夷”的主张，无非是其狂妄的扩张思想服从于严酷现实的战略思考。曾根也是个经历复杂、内心矛盾而不够“纯粹”的人物。一方面，他确有不少中日合作的言论，也曾通过“兴亚会”等组织的活动，为中日合作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他始终是把日本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在1886年致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他是这样袒露了心扉的：“清国已属衰运，政道不治，官民不和，一国恰如两体……如再有道光年间之外患内忧并走，则四百余州落入何人之手，实不可测。窥其草莽悲歌不平之徒，仇视满清，其人如李杨才及周季贶（明治十二年献十二条夺取清国策者），与之结合，未必需我陆海军，投机运筹，为我邦谋伟业，以固将来之基础，可达兴亚之大目的。”

可见，即使是曾根这样一个被视为典型的“兴亚家”，也在为政府出谋划策，建议与中国的反清势力“结合”，“投机运筹，为我邦谋伟业”，从而露出了其“兴日家”的本来面目。

由此看来，对于形形色色的战略亚洲主义者，有必要区分出何者是出于良心和正义，希求亚洲各国及民族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何者是打着亚洲连衡的旗号，旨在让日本担当亚洲盟主并发号施令。同时还有必要辨明是何者引领了近代日本的社会思潮并指导了国家的对外行动选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在战略亚洲主义者中，像草间时福那样口头上高喊“东洋连横”、心底里却想着“使我国成为东洋盟主而执其牛耳”。

的不在少数。因此，即便不否认战略亚洲主义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合理因素，但在评价时还是谨慎为宜。

再如，关于盛文提出的1888—1891年早期亚洲主义“发展期”的“文化亚洲主义”问题。对此，盛文的立论根据是：文化亚洲主义“组织上的代表是‘政教社’，代表性事件是《日本人》的出版与国粹主义思潮的产生，代表人物是冈仓天心、三宅雪岭等。由于这一流派主张‘亚粹’与‘文化亚洲’思想，故可称‘文化亚洲主义’。”

对于这一论断似可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在所谓的“文化亚洲主义”中，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间主次关系何在？反对“全盘欧化”的文化亚洲主义是否主要地处于被用来证明“日本主义”合理性的从属位置？这一问题通过研读该流派掌控的国粹主义杂志《日本》和《日本人》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有关著述，恐怕不难找到答案。例如，1890年三宅雪岭在《日本人》上发表“亚细亚经纶策”一文，声称“以空费于内讧之资财，振邦家之元气，举国之民心，兴掌握东洋霸权之观念，临机应变，善于经营，则夺取俄英之先鞭以制东洋之命运，决不难也”。

陆羯南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立刻与福泽谕吉的“文野之战”论遥相呼应，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制造理论根据，诬蔑中国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称“王师胜败乃文明之胜败也”。

第二，为证明文化亚洲主义的存在，盛文以相当篇幅介绍了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东洋的理想》和《亚洲的觉醒》中阐述的“亚洲为一”、亚洲文化复兴的观点。但是，这里且不说冈仓的思想中含有多么浓厚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即使从时间上看，把10年后即1903、1904年发表的这两部著作所反映的思想作为证明1888—1891年日本出现“文化亚洲主义”的凭据，从论证方法上讲也难说没有问题，毕竟“跨阶段”的滞后性举证有隔靴搔痒之感。第三，如此一来，所谓“发展期”存在的“文化亚洲主义”说便可能会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其处理方法要么是继续寻找充分的立论根据，以证明它的存在并彻底说明它是什么；要么是将文化亚洲主义形成确立的时期后移，而一旦后移，它就将进入盛文自己定义的1891年后的“侵略亚洲主义”、即性质和含义迥异的“大亚洲主义”阶段了。

“早期亚洲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以欧美和世界为参照物的亚洲观，是关于亚洲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和行动主张，肯定和伸张亚洲的价值、呼吁亚洲联合对抗西方是早期亚洲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认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有关思想和主张，无论其内容多么纷杂，性质如何迥异，均应纳入“早期亚洲主义”研究的视野。

与“后期亚洲主义”即“大亚洲主义”（也有日本的武力扩张和非武力扩张之别）或一边倒式的“侵略亚洲主义”不同，在“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真、善、美”和“伪、恶、丑”乃至无法以此标准划线的诸种思想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形态”。因此，分辨“筐载物”属性、判断其功能和作用应为深入讨论的焦点。在这方面，前述的“三论”提供了良好基础。

对早期亚洲主义的构成和属性进行分析时，可以基本确认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或曰“流派”。此三种类型除了都具备早期亚洲主义的一般性特征外，又因下述区别而划开了彼此间的界限。

具体说来，朴素型亚洲主义肯定亚洲的传统和价值，认为亚洲各国和各民族是“利益连带”的命运共同体，提倡区域内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对抗西方扩张。以中村敬吾为代表，此类型的亚洲合作思想，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流派的根本所在。朴素型亚洲主义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日本向近代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其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弥足珍贵，其影响所致造就了宫崎滔天、梅屋庄吉、尾崎秀实等一批同情并无私支持亚洲弱小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的仁人志士，他们那种熠熠发光的思想和实践行动，世人敬重，值得不断发扬光大。

策略型亚洲主义在肯定亚洲价值传统，强调亚洲“利益连带”、“互相提携”，“连横”抵御西方扩张等思想主张上，与朴素型亚洲主义相似。但是，策略型亚洲主义的思想主张终归是一种“策略”或“战略”，维护和扩大日本权益才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这是其与朴素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策略型亚洲主义者虽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特征是在亚洲联合、提携合作的口号掩护下，首先肯定亚洲的“价值”，继而千方百计地证明中华文明的接力棒已转入日本之手，日本有资格取代衰落的清朝充当亚洲盟主，并在抵御西方扩张的斗争中担负领导责任。在这方面。策略派又与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欧化派”巧妙地形成了某种契合点。后者否定中华文明和亚洲文化的传统价值，再以日本已率先在亚洲摆脱“半开化”状态而跨入文明之域为由，一面倡导“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一面声称“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

不过，一般说来，与后述的“征服型亚洲主义”不同，靠武力征服亚洲以扩张日本权益不是策略型亚洲主义的首选手段，其基本主张是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政治控制、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等“和平”方式，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此外，牟取日本国家权益时注意与欧美列强保持“协调”也是策略型亚洲主义对外思想的一个要点。此外，甲午战争前策略型亚洲主义之所以有一定市场，还在于日本朝野尚未摸清中国的实力，不少人担心过度开罪中国将来会遭至报复；而在甲午战争后直至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下一时期，这种担心则主要地来自于对欧美列强干预日本独吞中国的恐惧，因此讲究“策略”、与美英“协调”仍属必要。

征服型亚洲主义是根深蒂固的皇国思想和弱肉强食的近代强权理念的杂交和变种，其思想依据及其核心是：日本乃“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

“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

所以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称霸是上天所定、不可抗拒的；而在进入适者生存、公理服从强权的近代社会后，征服论者更将“仁道”丢在一边，主张以“力”为基础，靠武力征服的“霸道”手段，实现日本称雄东亚的“霸业”。征服型亚洲主义是为了日本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赤裸裸的侵略主义。

由是观之，早期亚洲主义的朴素型和策略型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目标类似而手段不同，但二者之间在日本国家利益至上的本质方面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并非说对“策略型”和“征服型”加以区分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主张日本利益至上的“策略型亚洲主义”，除了其盟主论等必须批判外，毕竟具有通过合作与竞争的非暴力手段来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倾向。

还应指出，如此划分的早期亚洲主义三种类型，只是从分析的角度设定的，而在进入具体人物、组织或事件的分析时，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明了。因为在朴素、策略和征服等三种类型的人物或群体之间，还大量地存在着既似前者、亦似后者、何者都不“纯粹”的“边缘人”和“边缘群体”，且其思想是处在不断摸索和变动的“流动状态”。世界形势及日本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则构成了其思想调整变化的基本动因。

明治政府成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朴素型亚洲主义势力弱小并不断弱化，可以说没有对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才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事实表明，随着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征服型亚洲主义不断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以致左右了对外政策的方向。

经过上述分析，所谓早期亚洲主义是否发生“变异”的问题也就清楚了。那就是以甲午战争为界，朴素型亚洲主义无所谓“变异”，但是其原本很小的市场和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窄；策略型亚洲主义在1870年代后期至1880年代中期一度颇具声势，但在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亚洲连横”、“中日提携”的主张很快被“欧化主义”和“国权主义”的巨大声浪所压倒，随之部分策略型亚洲主义者干脆脱下“曲线救国”的外衣而“转向”，从而发生了“变异”；而对征服型亚洲主义来说，它原本在早期亚洲主义的诸流派中就拥有很大市场，其思想前后一致而不存在“变异”，只存在不断巩固扩大其在思想界的强势地位并影响国家决策的问题。当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急剧膨胀的征服型亚洲主义也并非是横行无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被侵略国的反抗及国内大正民主运动的冲击，征服型亚洲主义也曾遇到其他各种政治思潮的挑战，日本的对外关系亦由此再现了策略型亚洲主义影响下的“协调外交”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影响下的“亚洲门罗主义”的路线分歧，而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其随后退出国际联盟，既意味着征服型亚洲主义的“胜利”，也敲响了其走向灭亡的丧钟。

三、蔑视型中国观的泛化

在鸦片战争至甲午开战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先是在认知论上确认了中国的“守旧”、“落后”和“衰弱”，然而在行动论上（态度和对策），畏惧与轻视、蔑视，“亲善”合作与敌视、征服，不同思想态度和行动主张之间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轻视、蔑视、敌视、征服等主张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在甲午战争后一举确立了其在近代日本对华观中的绝对统治位置。可以认定，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华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历史分水岭。

1、日本各界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至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如下：

明治初年，日使节赴朝，强令朝鲜上表朝贺，被拒绝后兴起“征韩论”；

1871年，日本与清朝签订《中日修好条规》；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出兵侵略台湾；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正式吞并琉球；

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壬午兵变，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

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甲申政变，取得与清朝对等的对朝出兵权；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甲午开战后，日本国内立即掀起一场支持战争的狂潮。明治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请缨出战，指挥第一军从陆路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且看山县率军攻占朝鲜京城、平壤、九连城及奉旨回朝时先后写下的四首诗。

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

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

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

马革裹尸元所期，出师未半岂容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前三首诗中，其得意、骄横的心态表露无遗，第四首则抒发了其壮志未酬之憾。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为清朝挫败以来，压在山县心头整整10年的郁闷，此时得到了尽情的舒缓。这种情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整个统治阶层的心态。

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列强的干预，同时获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人”沆瀣一气，大造舆论，鼓吹文明和野蛮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因此对华开战是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文野之战”，从而一面为日本发动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一面宣扬文明必胜、野蛮必败。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外相陆奥宗光在开战前便大肆鼓吹这一歪理，他在《蹇蹇录》中写道：中日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鲜，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端。且争端不论外表上出于何种形式，其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已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已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已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陆奥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从文明的角度看，如今中日两国的位置已发生颠倒，顽固守旧的中国和开化进取的日本相互“怀疑”、“侮慢”、“憎恶和嫉妒”，“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并且必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开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1894年7月29日，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诡称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

国粹主义、亚洲主义者陆羯南（1857—1907）于1894年8月6日发表《征蛮之王师》一文，他颠倒黑白，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指责清朝违背《天津条约》引起了战端。文章说：“清国是无信义之国，故欲使其履行盟约，必须经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监督之。彼无权享受主权国应有之礼敬。”文章还写道：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以其主办的《国民之友》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等文章，竭力鼓吹这场战争是“义战”，是大日本向外“膨胀”的天赐良机。他认为：此战“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提醒日本国民：理解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心灵上的因果”。

其论调与福泽如出一辙。

战争期间，二战以前著名的非战论者内村鑑三（1861—1930）思想尚未成熟。准确地说，当时内村的认识与前述的观点大同小异，并且与德富苏峰一样，把日本发动的战争附会为“义战”。1894年，他在《日清战争之意义》中写道：日本代表着自由、希望、进取、欧洲主义，中国代表着压制、回顾、退守和亚细亚主义，“如果日本败北，于东方，则个人发展受防阻，自治制度将归废灭，美术将失，文运将颓，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在《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中写道：“日支两国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日支冲突不可避免，二者冲突而日本之胜利，乃人类全体利益进步之必要”，是“历史之所保证，人类进步之所促”。

“文野之战”、“义战”的宣传欲向日本国民灌输的意识是：文明淘汰野蛮势在必然，这种淘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符合“大义”，因此“文明的”日本即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也是在传递“力的福音”（德富苏峰语），符合“大义”而不必考虑是不是“侵略”的问题。这种用近代文明观包装的“强权即真理”的战争观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蒙蔽和煽动民众积极支持了战争，助长了民族性心理扭曲和是非颠倒，使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而越走越远。

2、媒体对中国的丑化

战争是血与火的厮杀，同时也是思想意志的较量。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强化新闻管制，通过报刊杂志、文学作品、歌曲漫画等形式，歌颂前线作战的日军所向披靡，同时极力丑化中国形象，向民众灌输敌视、蔑视中国的思想，以及必将战胜中国的信心。

报纸和杂志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从军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66家报社中，绝大部分是驻京报社，地方报社的派遣人数受限，一般是1至2人。报社、杂志社派遣记者最多的是《朝日新闻》和国民协会控制的《中央新闻》，其次是德富苏峰、陆羯南分别掌控的《国民新闻》和《日本》。

战地报道以战况进展、日军英勇杀敌的文章为主，同时也有不少清军怯懦无能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例如：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突袭，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击沉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陆军占领成欢、牙山。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述了成欢、牙山之战中清军一触即溃的丑态：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

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9月15、16日，日军进攻平壤得手。17日，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东京朝日新闻》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宣称号称“东洋首席”的北洋舰队大败，意味着中国的“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

《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9月22日。

1895年1月20至2月上旬，威海卫保卫战以北洋舰队的投降告终。日本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刊发消息。《团团珍闻》用“北洋舰体之柩”的漫画形式描绘了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

战争期间，各大报纸还以“从军记”的形式，报道战地军人的日记、家信和随感文章。战时《国民新闻》发行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就是开辟了《爱弟通信》等有关专栏，从而扩大了读者的受众面。

1895年6月19日，《中央新闻》刊登从军记者水荫写的《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文章，写的是出征军人的家庭“琐事”。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锵锵（对中国人的蔑称：笔者）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

这段记述说明了什么呢？一个不懂事的孩童要中国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对中国的蔑视和仇视性宣传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这种情况在战争文学中也有所表现，泉镜花的《凯旋祭》中就有“生首灯笼”的情节。

有人要求把中国死尸的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建成新耳塚以作纪念，把中国战俘带到日本作为秽多（奴隶）从事工业苦役；还有人要求把中国人的“豚尾”（指辫子）割下带回日本制成纪念品，或者出口卖给西洋妇女。

中国和朝鲜的“不洁”也是这一时期新闻报导的话题之一。某从军记者在《少年世界》杂志上撰文，说自己与福本日南在大连进过“支那人的澡堂”，结果“充满臭气，无法滞留，夺门而出”。

骑兵西村松二郎在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1895年3月25日）中描述的牛庄是：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如此，朝鲜更差，二等军曹片冈家在家信中说：“朝鲜的房子在我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其荒蛮”，“就如我国的小猪窝一样”。“屋子之间流着下水，甚至流着尿、粪，奇臭无比，让人难以忍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气熏天，他们将垃圾丢到道路中间，即便是闹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马房。

《致片冈作左卫门九月十七日片冈力藏书翰》，片冈晴生所藏。石川县中甘田村出身的滨野广洪兵少尉在家信中写道：元山“虽然约有四万户人家，但房屋都与小猪窝一样”，“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面上铺上席子，其肮脏程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近藤描述的从元山向平壤进军路上所看到的情景是：“很多死牛死马，臭气熏天，民户也极其肮脏，难以宿营”，许多士兵得了传染病。

且不说这些记述中有多少夸张、渲染的成分，即便基本“属实”，那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而绝非“本来如此”。战争使生灵涂炭，社会生活秩序完全破坏，人的生命尚且无法保证，何谈“清洁”？战时的新闻工作者、出征军人只是鄙视中、朝肮脏，却几乎无人想过谁是“不洁”的制造者。

当时的流行文学作品、歌曲和漫画，在蔑视和丑化中国方面也不甘人后，例如，讽刺文学作家骨皮道人（1862—1913）发表的《锵锵征伐流行歌》、《日清开战滑稽剑舞》、《打退清兵之歌》等作品，竭尽轻蔑、挖苦中国之语；讽刺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则与骨皮道人合作，发表图文并茂的《百撰百笑》，其笔下刻画的中国人形象是厚颜无耻，内心怯懦而又虚张声势，结果在日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下，愚蠢的“中国猪”只好拜倒求饶。

可以认为，甲午战争中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和漫画等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对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产生了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型的中国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3、蔑视型中国论的泛滥

甲午战争期间，与社会上掀起的战争狂潮相呼应，出版界关于中国时论类的著述剧增，其基调是诋毁、仇视和蔑视。打败清朝之后，这种仇视、蔑视型的中国论由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又进一步泛滥和沉淀，遂使二战以前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基本“定格”。

在五花八门的中国论中，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影响甚大。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先后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后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作为政论家和自由史学家，其撰写的《新日本史》（上、中）显露出才华，从而确立了在学界的地位，并引起政界的关注。

竹越与三郎是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虽然反对国内的专制政治，但却从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扩张国力的欲望。

其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正是这种留恋和欲望的呼唤。

《支那论》于1894年8月出版发行。此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我陆军已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日章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日已指日可待。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若问为何必须征夷清国，很多人的回答仅限于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仅如此。如彼等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却代表日本国民阐明其想说未说、要谈未谈之所在者。

竹越直言不讳地说，此书有向政府献策之意，写作大纲及意图如下：征清之师已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亦有献策。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纲，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治、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已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已。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

在这个写作大纲中，“大日本”一词格外醒目。竹越的解释是：“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的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

由于日本现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日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的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才能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建设“大日本”、到哪里“谋求新故乡”呢？竹越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向大陆扩张，而拦路虎便是中国，即“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

经过如此这般的形势、任务、目标的论述后，《支那论》进入“正题”，其首先提出的设问是中国是敌是友。书中写道：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日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

对此，竹越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是中国人既有“如同鼠族”一样的“膨胀力”，又是“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有朝一日发展起来时，日本必然成为其“膨胀”的对象。他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又迅速繁殖起来。……这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

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已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祖先为什么人种？汉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支那人种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

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浪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门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日本”的预定地而来。

竹越在竭尽使用“鼠族”、“虚伪”、“蹂躏”、“耀武扬威”、“强盗般的侵略人种”、“豚尾汉”、“流浪者”等污蔑性语言丑化了中国人的本性之后，又毫不含糊地亮明了日本应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即中日之争是“生死之争”，不可调和，必须一战见分晓，否则日本就只能永远屈居人下。他说：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们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日清两国之手相触，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若此，吾人即便牺牲一切也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求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若我国民慑于威力牺牲一切以求和平，这种和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

对于中日已经展开的生死之战，竹越是这样为日本国民打气壮胆的。他认为中国如同一头大象，形体巨大但并不可怕。国家一盘散沙，国民唯利是图，更不必说内忧外患不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因此，对“清国”应该“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

他对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是: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进行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支那论》虽然出自学者之手，但是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是御用文人为欺骗日本国民寻找的“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的借口，人类的文明和正义，在这里完全被颠倒了。

德富苏峰（1863—1957）的《大日本膨胀论》是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和竹越的《支那论》相似，“大日本”与“支那”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论述对象，而立论的逻辑则是沿着日本不得不膨胀、阻碍膨胀的大敌是中国、对华开战的前途及意义展开的。

关于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德富苏峰写道：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

关于对中国开战的意义，德富苏峰的认识要比竹越与三郎的理解更“深”一些。

首先，他认为这场“义战”是“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制”。物质上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为此，他呼吁“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对其神经进行痛击”。

他写道：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日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们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是举国全民而战！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到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们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国民的志气、元气和活力。清国虽是一庞然大国，但精神上无非是半死的侏儒。

其次，他认为此战的意义除了“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和飞跃”外，还可以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印象，从而提过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说：在浅薄的欧美人眼中，看到的是视金钱比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的狎侮势难止也。

对于欧美人对日本的“狎侮”、视日本人于“世界上最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的状况，德富苏峰的愤懑难以言表。因此他认为这次战争正是在世界面前重塑日本形象的大好时机。他说：“日清战争实为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

他声嘶力竭地叫嚣：“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

他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写道：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

德富苏峰笔锋犀利，著述等身，堪称近代日本首屈一指的言论界名人。在明治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中，他因主张民权、批判藩阀政治而名声大噪，以致享有“民权斗士”美誉。然而其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言论表明，他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国权主义者，全力鼓吹和支持对外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忠实地维护天皇制政府内外政策的代言人。对此，当时日本学界就有人斥其为“变节者”，德富苏峰本人也曾进行过辩解。但是问题的本质是，在近代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向帝国主义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对内主张“民权”、对外主张“国权”的现象并不是矛盾的，对于普遍具有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人来说，“民权”与“国权”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21岁任《新潟新闻》主笔，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时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之后连续当选25次，任期63年。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昭和时期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然而，明治时期的尾崎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对外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对此，尾崎行雄并不讳言，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他说：日清战争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十年来的宿愿，愉快之极。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支那与法国间因安南事件发生了战争，当时我是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日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很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力。

出发之前，我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多有与这些人的说法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有错，便进一步研究，但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由此我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各自背着雨伞，手里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即使我这个外行人看，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从这时起我就感到有必要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于是开始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一直热心地主张讨伐支那，以致被视为狂人，现在日清战争已发生，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是，当时我国人因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预言，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

的确，1884年底到1885年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之际，《邮便报知新闻》刊登了多篇实际上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其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社论的标题看便清楚了。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12月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12月21日）、《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1885年1月16至21日）等。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该书在绪言中说：这次战争的性质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

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在了中国的头上。绪言还强调说“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支那处分案》正文由“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构成。其中在“支那的命运”一章中，尾崎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道德”、“支那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且看他的具体认识和评价。

关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尾崎认为：“在支那，朝廷即国家，首都即朝廷。因此首都陷落，朝廷随之灭亡，朝廷灭亡了，国家即灭亡。”“支那人不知道朝廷之外还有国家。”

因此他的结论是：“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支那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倾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

关于“支那人的政治思想”，尾崎认为：“支那人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其政治上的奏议论策，至多不过是文学上的述作而已。”历代名臣奏议，在他看来都是“浮华之言、迂远之议”。其所谓政治思想即便有，也“不过是私利经营的思想”，“其政治上的行为已经腐败丑恶之极，像我们所说的欧美人所享受廉洁严肃的政治，支那人从来就不知道。”“支那的官吏以受贿盗窃为人间之常事”，所以“支那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今天独立于世界的。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尾崎认为，中国人不仅没有政治道德，而且缺乏社会道德，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言行不一，书本上说的“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在他看来，“修文即为学习诈伪”，“所以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

因此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是：“虚妄、诈伪、无耻、无节、不义、无气魄，好盗窃，支那人像这样还能够独立于今天文明世界吗？曰：不可，断然不可！”

关于“中国人的战斗力”，尾崎认为：“支那人是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是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他说：“支那无固有之武器，所谓武器，非杀人之具，宁为威吓之具。”“余曾解释支那之战字为‘旗鼓之竞赛会’，或近谐谑，相信决不失其实。”因为中国人“以旗鼓为战。鼓声震天地、旌旗蔽山野者胜，旗数不足、鼓声不如者败。两千有余年之久，支那的战争毕竟不过如此”。又说：“支那之战为军容之战而非军器之战。如今虽也大量从欧美引入武器，战争的性质俄然一变，但是二千八百年间，唯以旗鼓竞赛为事的尚文好利之民族，学习到真正的战争并不容易。故兵卒死则将校逃，将校伤则全军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支那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

这样，尾崎得出总体结论便是中国必亡，“且其灭亡已迫在眉睫。”

面对着中国将亡的形势，日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对此，尾崎严厉批评了“日支同盟”论。他认为：“与命运必亡的邦国结盟，犹如陪着濒死的病夫上战场，对我只有大害，绝对无益。”他的看法是，中国虽然无力自保，但若得到外力的扶助，或可避免迅速灭亡。从地理、人种抑或东亚的长计考虑，日本帝国应该成为“东亚的主宰者”来“扶助”中国，其条件是“支那将军事外交财政（维持军事外交所必要的）之权归我，我则为支那扫除灭亡的主因，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救药”。

当然，尾崎很清楚，这样一来，“支那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但是，他依然煞有介事地宣称，只有这种选择，才能带来“支那民族之幸福”、“人类之庆事”。尾崎说：我实在不忍抛弃支那人。故日本帝国代天而领其地、治其民，唯欲使文明之光种横披四百余州。我们如占领支那、掌握其主权，大量移植我国官吏使之掌管内治外交之要路及行军制改革……振肃纲纪、确立军制，足以维持内外治安，保全境土生民。

支那人欲行而为之，如同百年待河清，决不能达到目的；而若由我帝国臣民当其局，不出二十年可使其面目全然为之一变。此非支那民族之幸福乎？非人类之庆事乎？

怎样才能让中国驯服于日本的“主宰”呢？尾崎认为当务之急是占领北京，其理由有六：（一）不入敌国之都城而退，为军队所耻。故我军须全其面目，一举占领北京。

（二）如果要清人完全慑服与我之威武，一旦恢复和平，他日彼等必然再发其固有之傲慢之心，以至悍然逞其敌意。而扬我威武之道，莫善于攻克其首都。

（三）支那人之变诈诡谲，冠绝天下。故如果不先扼其咽喉而后着手媾和谈判，其必逞其得意之长技，旷日弥久诡变百出，而最终不能得其要领。

（四）如不充分膺惩之，即便签订怎样的盟约，清人决不会遵守。而占领北京为精神上膺惩之一大手段。

（五）支那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攻陷首都，国便灭亡。故为了膺惩支那人，可见占领北京特别必要。

（六）丰公征韩之一举，至今尚振奋国人，其感化力之伟大，可以与万卷经典匹敌。我军一旦占领北京，虽在千秋之后，尚足以使惰夫奋起。

在尾崎看来，“即便在别处百战百胜，如果不攻入北京，不足以打破支那人的顽冥。”

要讲和，也要等到占领北京之后。清朝不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就不能说是“清国的降服”。

那么，日本是否可以征服中国呢？尾崎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历代经略者中，虽有内起、外来之别，无一具有足以席卷四百州之兵马军器和资金，此点相似。支那古来便是向占领者提供足够占领自己兵马军器和资金等之国家！

支那习惯于为占领者支付占领费。确切地说，有自费使自己被占领之习癖。以我兵马之精锐、资金之富足，尚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有此理！

居民毫不具备独立保国之素养，自古以来从未受到其他国家其他人种统御，故他国占领有些困难。但是支那人古来甘受许多被视为夷狄禽兽者之统御，其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不管何人来占领，只要能够安其业务亦满足矣。爱新觉罗氏强行变革其衣冠，以丑代美，尚且恬然安分，非明证乎？

由胁迫而变易衣冠，乃愚妄之极。强行而为，乃满酋之无谋刻薄，自不待言。然而支那人恬然服从而不知耻，头戴豚尾尚洋洋自得。天下之广，未有如支那民族容易征服、容易驾驭者也。

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的民族性如此，现实的中国又如何呢？尾崎认为，虽然中国的人口和国土都是日本的十倍以上，但是“征服的难易由统制的张弛可知，境域过大不易统制，支那正是因为大才容易被征服”。

由于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所以“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又说：“根据开战至今的情况评价，可以说‘我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今后战线扩大，才能说是与支那（毋宁说是其东海岸数省）战争。”“因为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那么可以驱使东部之兵征伐西部，率领北部之民征服南部。支那今日之情势实际上就是如此。”

据此，尾崎给出的结论是：堂堂日本帝国，若想占领支那，其作为自然与逆臣流贼蛮酋等不同。帝国不能万事万物皆仰被占领者之供给，如经费、兵力须我自行供给。然而此乃占领支那若干地步之前。既然已经占领，即便我不强征，彼亦必将供给兵马经费等百般必要之物。我国虽已准备二十万精兵与三亿军费恐已无用之余地。即便一旦用之，不久也必可收回。

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是在日军捷报频传、清朝败局已定的背景下出笼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胜者的自负和傲慢，以及对败者的鄙视和轻侮，其态度和立场与福泽谕吉别无二致，那就是对待近邻“恶友”必须像欧美的做法一样冷酷无情。由于这种论调与处在亢奋状态下的日本国民的心情非常合拍，因而影响甚广。不过，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看，尾崎列举的中国种种痼癖，虽然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神经，但是其并非完全捕风捉影的中国社会及民族性分析，还是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值得沉下心来反思。

荒尾精（1858—1896）是近代日本颇有影响且非常复杂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日本侵华的先驱者、大间谍，是“企图通过侵略、控制中国以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思想家，是“兴亚主义”的先驱，头山满甚至称其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一大伟人”。近卫笃麿赞叹：“凡其所谋虽不尽行于当时，而其所虑无一不验于后日焉。”

荒尾出身藩士之家，成年后从军直至进入参谋本部工作，1886年受命脱去军装潜入中国，先后以开办“乐善堂支店”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为名，为日本政府搜集中国情报。

1894年10月，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在东京博文馆出版。再版时博文馆有如下广告文：荒尾精君系清国国势之先觉者、东方问题之先忧者，多年见知于朝野之间，今将《对清意见》一著公诸于世。此书实能充今日世人之切望而释疑问者，而全篇主旨在于建国家百年之长计、行兴亚之大经纶。其议论简明切实，其说清国实势，提纲挈领，如快刀斩乱麻。著者慨叹我邦之人历来疏于彼，因而深入其内地，备尝艰辛，十数年如一日，已经为日清兴业养人以备国家之不虞，所作许多工作已广为人知。今于危机一发之际，不惜向我同胞倾多年蕴蓄，一翻此书，清国之形势了如指掌，不仅可知其实相，从来的疑问也一时冰释，心中得以豁然开朗。实为今日吾人须熟读之珍书也。”

《对清意见》由“叙论”、“清国之现势”、“论东方大势述对清问题之重要以及我国百年之长计”、“战后缔盟上不可缺之三大要件”四篇组成，其中“清国之现势”为重点，占全篇的三分之二。

在叙论中，荒尾阐述的基本观点是：“我日本虽为一小岛，但夙以东方文明之先觉者自任。而立于防势中的清国，虽未脱固陋之积习，然土广、民众，实为宇内无比之大邦。”如果日本在这次战争取得胜利，则“作为东洋的先觉者、清韩两国的诱掖者，由此则常执东方之牛耳”。同时“救清国于未亡，澄清弊政之本源，使之实行一大革新，振兴清国，以强我唇、固我辅，可构筑成就兴亚大业之基础”。反之，“清国从来就将我视同琉球高丽，意外地由我向彼宣战，不揣其力而最终为中国天戈所征服，轻侮加上怨恨，其对我之自尊骄傲之念将更甚于前，以至于不得不忍受陆梁不逊。鹬蚌之争，最终将加速共同衰亡。”也就是说，即使是中国战胜了，“清国也将土崩瓦解，或者必然为外国所吞噬。我之翼先折、我之唇亦亡，东亚之事复不可为。”

可见，荒尾是从战略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的，其心中既有从世界的大局观看中日是“唇齿关系”的认识，又有从中日关系看日本应“执东方之牛耳”的抱负。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对华轻蔑侮慢和恐惧疑虑的两种倾向，荒尾持批评态度，他说：从来我国人论清国形势者，多以其为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常以轻蔑侮慢之心待之。既而清国政府与俄国争接壤之伊犁，迫使俄国返还已经夺取了的伊犁；与法国构难于安南，亦遂其志；加之与我国屡屡争朝鲜而能占其利益与实惠；外交之政策往往中其肯綮。同时于国内设电信、造汽船，以谋交通运输之便；筑炮台、制舰队，于内地各处广起武器制造，国防之实亦渐举；特别是近来汲汲于布铁道、兴工业，应用文明之利器，呈现逐步发达进步之势。由此，过去之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而加以轻侮者，亦变为大国之情势不易测知，幡然而至以恐疑之念对之。过去之所谓顽迷衰朽而轻侮者，固然不过是皮相妄断，而后来所谓不易测而恐之疑之者，也是不通其实情、不详其内势所致。故宜不该轻侮之时轻侮之、不该恐疑之日恐疑，眩于其形而不识其神，见其果而不究其因。这就是我国人对支那的观察多不得其正鹄之原因。

那么，荒尾精对现实的中国看法如何呢？他认为，总体上“现在清政府的根干已经腐朽而不可复培，然其枝叶尚存一时之春，处处有残红之类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经枯竭，仅是苟延残喘至今而已”。

同时又认为：“只要清政府以非常之英断和大决心从事一大革新，网罗人杰而任其经纶，中兴之伟业固不难成，如果其经营的确见到功效，其国家之强盛，不出三十年而雄视宇内，亦非至难之业。”

当然他也注意到，中国“大革新”最难的问题是缺乏人才。他写道：现在第一流的大人名士已经逝去，处于第二三流者亦几乎凋谢殆尽，保其余生者独剩一耄耋李鸿章。如问其现在国情如何，过去已经枯朽的根干，即将腐败崩塌，过去繁茂的枝叶即将枯槁落尽。尽管李鸿章外交内治如何老练，如何富于权谋术数，终将知道无可奈何。一朝大风卷土而起，枯木扑地槁叶散空，只在转瞬之间也。

与前述论者不同，在日军节节胜利、日本举国一片欢呼声中，荒尾考虑的问题似乎更深、更远。他写道：一朝清国有遭虎吞狼食之祸乎？我东洋之天地将沉入何种惨境？我东洋之民生将陷入何种穷途？余于此大声疾呼而告我东方之志士仁人：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清国之志士不用说，朝鲜之志士、印度暹罗之志士，我国之诸名士也要幸而倾注心力于此大业之翼赞！东方亚细亚危急存亡之机，迫在一发之间。

欧亚两陆，处于东西而异其文华，黄白二色，其种族本来不同。所谓西力东渐者，即为此二者之竞争。若此，则朝鲜之贫弱，既是为朝鲜而忧，亦不可不为我国而深忧；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亦不可不为我国而悲。苟使我国内张纲纪、外加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觊觎为急务。此诚为国家百年之长计，亦为眼下一日不可忽视之急务。印度已遭覆亡之祸，东方之故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之食饵，现在除我帝国外，仅剩支那朝鲜二国。其贫弱之极而未绝灭，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维持宗庙社稷于至危极难之境，盖天意之未厌弃东方亚细亚者存焉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从天者成，背天者败。须深鉴也。

然宜何以为之？曰：善莫顺天意。何谓顺天意？曰：无他。救护彼贫弱者使之富强而已，厘革彼老朽者使之刚强而已。此事实为我帝国之天职也、顺天之责任也。我国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非为全此天职乎？我国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不为尽此天务乎？邪不压正、老不敌壮，天意之所归、理势之所趋，一旦战局告终，清国知我真意之所在，努力使朝鲜独立富贵之举，乃为东洋和平与兴隆之第一步，清国不管如何鲁钝，岂不豁然解悟？诚如是，彼岂啻不仇视我，当助我赞襄东方之大业。我不独完成朝鲜扶植之志，进而鼓舞振作清国，使其得以图一大革新，到那时，彼果能以非常之大决心、大勇断扫荡百般积弊，据大陆之中枢而收财用兵马之实，清理法政教学之源泉，开造士用材之路，以国光国威之扩张而至典章文物之兴隆，骎骎乎动宇内之耳目，可以期待也。

对于荒尾的这些论述，有必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他的中日朝三国命运共同体情结，即在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下，黄白人种判然有别，日本应该为中朝的命运之悲而悲；二是他的日本使命观，即扶植中朝是日本帝国的“天职”，“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都是出自“尽此天务”的“善意”；三是他的正义必胜论，即日本发动的战争既然出于使中朝“觉醒”、使亚洲免受欧美蹂躏的“大义”，那么“邪不压正”，胜利一定属于日本。

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日本战胜中国后必须割占中国领土的种种议论，荒尾持不同见解，认为“偏倚于一时一部分的利害”有碍于“永世大局之得失”。

他在《对清意见》提出的建议是：第一为使朝鲜独立安全、巩固东洋之和平，让清国履行签订盟约的条款，我国应该在渤海预置某一最重要的军港。

第二为了维持东洋的和平，在与我国媾和成立的同时，与清国政府协议，以适当的方法向清国鄙都人民说明我宣战之大旨，要使其领会我国之真意。

第三为了增进日清两国的福利，期待东洋的和平与兴隆，一扫我国从来在通商上所受的不便不利之处，与欧美各国相比，签订更加优待亲切的通商条约。

这三条建议，重点强调了战后日本要控制军事要地以防止中国复仇，以及通商上日本要获得比欧美更多的优惠，并未提出割地赔款要求，因此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提案。荒尾担心，过分的赔偿要求会埋下仇恨的种子，导致“两国民众的感情永远暌离乖戾，遂无融合一致之期”。从这一点看，不妨说荒尾的眼光的确比一般的政客和御用文人更加长远。

4、“中国亡国论”与“日本盟主论”

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日本就出现了“中国亡国论”。《马关条约》签订后，这种论调弥漫全国。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的结果表明中国根本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一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

吉野作造也回忆说：

“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

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在其名著《坂上之云》中也写道：十九世纪末，地球成为列强之阴谋与战争的舞台。只有谋略成为针对他国的意志，只有侵略成为国家的欲望。

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说，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为繁华的了。列强是经常从牙齿中滴垂鲜血的食肉野兽。

这些列强，在这数十年来，对于支那这个濒临死亡的巨大困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食欲。

但另外他们也曾对支那的实力给予过高的评价。列强以为：

“支那是沉睡的雄狮”。

如果过度刺激这匹狮子，就有可能促使其奋起，那样受到重伤的将是列强，这种担忧经常抑制着他们的侵略行动。

但是，甲午战争中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曝光于世界。战争中的那种软弱无力、混乱无序，其政府高官对于亡国的怠慢、无能，还有士兵们对于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在和平时期就对此已有感知的列强竟然也有些意外。

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当然就应被食用。

这种心情，对于哪国政府，都是新的，但却成了共识。

与“中国亡国论”的出现相对照，早已存在的“日本盟主论”骤然升温，以致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且看当时的有关言论。

1894年11月21至25日，《万朝报》连载名为《东洋问题应由东洋自己处理》的文章，公然声称东亚的事务应在东亚的范围内解决，不容欧洲列强插手，日本则要在这场兄弟阋墙的争战中，确立其“东亚盟主”的位置。文章说：我邦何故与东洋之友邦支那交兵乎？别无他意，唯彼辱我国权，威胁我之友弟朝鲜，搅乱东洋和平，位于东洋之国搅乱东洋之和平，由于家族之一员破坏一家之安宁，此等不义之子，大可恶之，大可惩之，然为惩戒萧墙内之不义子弟而请来他人一道恢复我家安宁，则岂非贻笑大方？……大可惩清，然断不能容许路人来插手自家问题。

余辈始终认为，为了东洋和平而必须征讨清国，又为东洋和平，而不得不断然排斥西洋。……如支那，徒然有庞大的疆域，然国力衰微、纲纪颓废，官吏弄权、庶民忘国，其宗庙血脉即将断绝。反观我大日本，制度日益整备，文化日趋昌盛，人心膨胀，国民进取之气高昂磅礴，我邦之隆盛如此，邻邦之衰状如彼。呜呼！此乃上天将处理东洋一家之大任降于我之双肩也！

余辈只知东洋必须由东洋自己来治理，东洋如果不由东洋来治理，东洋就无法保证永久的和平。而能担此大任者，除我日本之外别无他国。故余辈以为，为了防止彼等将来之阴谋，杜绝现在之野心，应将西洋过去埋下的祸种除尽，以我日本单独之力，统治整个东洋。

1894年，伊藤博文领导的自由党在日军取得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的胜利后发表文章说：我国成为东洋盟主，雄飞世界，在于养成海军力量、掌握航海权，以大收通商之利，起殖民之业。

同年8月25日，该党党报再次表达了日本充当“东洋盟主”的志向：迫使朝鲜废弃其与清国之间的条约，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自主独立国，断绝清国的干涉，阻止其他各国觊觎之隙，以保东洋和平，堪为东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国也。

改进党是仅次于自由党的议会第二大党，其日本担任东亚盟主的意识也毫不逊色。其喉舌《每日新闻》开战前就宣称“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也、先进也”，开战后声调变得更高、更狂妄，即：日本的胜利即文明的胜利，文明的胜利乃担保他日东洋和平者也。……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断然排斥之，必须贯彻独自之本领，才能掌握东洋之霸权，以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

由此看来，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甲午战争构成了重大的分水岭。传统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中日主从位置，由此发生了根本性颠倒，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这种位置和认识的变化带给近代中国的，却是再生前的剧痛和熬煎。

第三章 从蔑视到无视

——甲午战后至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观（1895—1924）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其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怯弱的本相；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一举确立了国民性的蔑华意识。其后，这种意识随着中国国家主权的不断丧失和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得逞而继续膨胀，直到发展为无视中国存在的极限状态，而其无视中国的“认识”变为行动的终极表现，便是从1931年开始发动了旨在全面武力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在甲午战争至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的对华认知（即关于中国怎么样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清晰地展示了一条从蔑视到无视的轨迹；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政策的应对以及日本国内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其对华行动选择（即对中国的态度、政策和立场）却长期受制于“协调主义”或“亚洲门罗主义”两种外交思想及两条外交路线的影响，前者的实质是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后者的实质则是由日本排他性地单独统治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日本独占中国的路线内，也存在着以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方式为主的“和平”手段和干脆以武力手段解决的路径方法之争。历史的进程表明，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随之退出国联为界，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在这样两条路线、两种方法的长期博弈中，最终彻底放弃了前者而选择了后者。

一、蔑视型中国观的发展

《马关条约》签订后，很快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这一事件如同一副清醒剂，促使日本不得不在世界框架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及其对华政策。此间，“东洋盟主论”受挫，“中日同盟论”再燃，戊戌变法也引起了日本的高度关注。但是，这些新的动向未能改变日本对华扩张政策的方向，与列强“共舞”的选择，使其在瓜分中国的“协调”行动中大获其益。

1、“东洋盟主论”的受挫

打败中国是日本有史以来的初次体验，割地赔款更让日本人奔走相告、举国沸腾。既然中国这个东洋的传统老大已经败在日本手下，那么日本当然就成了“东洋盟主”，这是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国民的普遍意识。

然而，“三国干涉还辽”惊醒了日本的“东洋盟主”梦。面对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国发出的“劝告”，日本自知实力不足，只能接受清政府追加的3000万两库平银“赎辽费”，“体面地”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吐出了到嘴的“肥肉”。

“三国干涉还辽”对日本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外相陆奥宗光的描述是：当时社会上就如同遭到一种政治性恐慌的袭击一样，举国都陷入了极度的惊愕与阴霾之中……昨天还有着过度的骄慢，而今天却蒙受了奇耻大辱，每个人的骄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人们感到非常的不快，这种不满、不快早晚会朝着某处爆发出来以行自慰。

德富苏峰在《马关条约》后兴冲冲地“考察”了辽东半岛，当他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顿时气急败坏。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由三国干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礼……在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指“三国干涉”）毕竟是因力量不足所致。于是我开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即使有正义公道也不值半文。

“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上的一课是，日本虽然战胜了清朝，但在东亚的舞台上，其他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担任主角。事实上，甲午战争后，清朝的政治势力虽然完全退出了朝鲜，但俄国乘机对朝鲜强力介入，使日本一举掌控朝鲜的愿望彻底落空。

从朝鲜的角度看，失去了清朝的保护伞后，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国家的独立已经没有可能，除了采用清朝采用的“以夷制夷”的办法外别无良策，而俄国正是个能够牵制日本、可以为朝鲜“利用”而摆脱眼下灭顶之灾的“夷”。

1895年10月，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杀害了掌权的闵妃，拥立亲日的大院君上台。然而翌年2月，亲俄派发动的政变又把亲日派赶下台，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朝鲜国王和政府迁入俄国公使馆内办公，俄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一度压倒了日本。同年5月，日俄两国签订《小村—韦贝备忘录》，正式确认两国在朝鲜拥有同等权利。1896年6月，两国又签订《山县—罗拔诺夫协定书》，再次确认朝鲜的独立由日俄两国来“保证”。日本学者认为，在甲午战后的两年中，“俄国在朝鲜的政治优势和日本影响的显著衰弱”。

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从1897年10月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前后起，俄国东方政策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国东北，日本则抓住机会，于1898年3月向俄方提出了韩国为日本利益圈、中国东北为俄国利益圈的“满韩交换”建议。这一建议虽因俄国不愿放弃其在韩国的影响而流产，但却成为双方达成妥协的新契机。西德二郎外相与俄国驻日公使罗森的谈判于同年4月25日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两国在确认韩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不干涉其内政的前提下，在韩国请求两国中的某国提供军事、财政顾问等援助时，应互相知照和协商，同时俄国方面承认工商业上日本在韩国的地位特殊。这一协议明确了经济上日本在韩国有优于俄国的地位，但是政治上，两国在韩国的地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日本独霸朝鲜半岛、进而号令东亚的梦幻与现实的差距还相当遥远。

2、“保全中国论”的浮出

耐人寻味的是，“三国干涉还辽”后，虽然“东洋盟主论”遇到当头棒喝而一度低沉，但是面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行动步伐的加快，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结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其后，“保全中国论”时起时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着内涵，直至彻底脱掉华丽的外衣，露出其本来的狰狞面目。

与“早期亚洲主义”的人物、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的延续性发展相联系，这一时期的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大阪朝日新闻》、进步党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亚洲主义倾向，他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张是亚洲一体、中日合作以及“保全中国”。

东邦协会于1891年成立（1914年解散），发起人是1884年曾策划中国分裂、制造“福州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泽豁郎，副会长是副岛种臣，理事有陆羯南、高桥建三、大井宪太郎、杉浦重刚、志贺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等任干事。成员包括乾坤社和《日本》（《日本人》）系统的人员、山县有朋系统的官僚、国民协会系统的人员、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为核心的自由党人员、以犬养毅和尾崎行雄为首的改进党人员、伊东己代治与小村寿太郎等官僚系统的人员、谷干城与三浦梧楼等贵族院的成员、中野二郎与岸田吟香等大陆浪人，可以说社会成分极为复杂。机关报为《东邦协会报告》及《东邦协会会报》。

东亚同文会于1898年11月成立（1946年解散），其前身是1898年4月成立的东亚会和同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两会合并后又有若干既有的其他亚洲主义团体成员加入。会长是贵族院议长、公爵近卫笃麿，成员中不乏宗方小太郎、犬养毅、大石正己、谷干城、榎本武扬、渡边洪基、长冈护美、花房义质、福本诚、岸田吟香、宫崎滔天、平山周、内藤湖南、陆羯南、副岛种臣、小川平吉、山田良政、根津一、竹越与三郎等社会各界名流。该会标榜中日提携，“保全支那”。机关报为《时论》及《东亚时报》。由于有很深的政府背景，该会曾得到4万日元外务省机密费资助，其对华“活动”的范围极大，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刘坤一、孙中山等不同政治派别的中国要人均有联系和来往，因此其对华政策主张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寻常。

1898年1月，时任贵族院议长的东邦协会副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5）在综合性杂志《太阳》上发表《同人种同盟——附研究支那问题之必要》一文，公然提出黄白人种对立说。文章写道：“以余观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之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略可解决一时的事态，那也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与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人种为仇敌的位置。”他看到甲午战争带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同时，白种人通过甲午战争观察到日本的能力，“顿悟黄种人难以轻侮，反而呈现出畏惧之色”。他认为“支那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自身之命运”，故日本必须与中国合作共同商讨“人种保护政策”，以“保全”中国。

近卫还主张日本应与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改革派合作，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以便通过中日合作，谋取日本的在华利益。

1898年4月6日，陆羯南针对德、俄、英加紧瓜分中国的动向，批判了伊藤首相等官僚政府的反应迟钝和无作为。他认为，日本在中国和列强的面前应该表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特别是原本为日本占领的威海卫交换给中国后，决不能允许他国再占领。他说：今日之东亚局势，不进则退。……吾辈虽不知内阁之动静，但时局既已至此，奉劝当局对于作为抵押的威海卫，切勿无条件放弃。而且要想维护威海卫就必然会导致与某国发生冲突，这原本就是提前应该想到的。我国应该一面向北京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否认德、俄、英的行为，以开启将来进取之端绪，否则就从速停止军备扩张计划，今后永远从东亚局势中退却出来。

陆羯南认为，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日本不应缩手缩脚，而应主动出击，帮助清政府推行改革，改订法律，起用人才，采用铁道电信等文明利器，开放内地。

《大阪朝日新闻》代表着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对华政策方面，其主张与大隈重信等提出的“保全中国论”相近，认为“就清国问题而言，大隈内阁当然在现内阁（山县内阁）之上，宪政本党（原进步党）当然在宪政党（原自由党）之上”。

《大阪朝日新闻》，1899年5月24日。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形势，该报的观点与陆羯南相似。1898年4月末，针对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扩张受到俄、德的抑制，而伊藤内阁却满足于清政府对日承诺的福建省“不割让”，该报表示不满，认为：“此次为了保证台湾之稳固，我国至少获得了福建一省，吾人亦非不喜。但得知我帝国不得不因此而步步抛弃在支那北部之权势，吾人则为向来之主张化为泡影而感到悲哀。”

同上书，1898年4月30日。该报还认为：“衰弱的支那帝国的各地沿岸都拥有良好港湾却不能自我保护，不断丢失军事要地，这必定成为恣意妄为的强暴国家他日开启事端的阶梯。对此，我日本应该发挥最大力量以行防卫。”

同时强烈地要求日本政府在对清交涉中获得铁道、矿山开发的优先权，迫使中国解除大米出口的禁令。

1898年5月中国发生沙市暴动中时，针对日本领事馆被烧一事，该报要求政府与“相关各国联合起来向各要地派兵”，在对华政策上坚持强硬态度。

进步党是众议院的第二大党，其党首是大隈重信。1898年5月27日，该党在第12次帝国议会的众议院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辽东半岛问题的上奏案，其中严厉批判了伊藤内阁外交政策上的无作为。由于遭到自由党和国民协会的反对，在30日表决时，该议案以116∶171被否决。

1898年6月，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提倡中日提携下的“保全中国论”。今之东亚问题为整个社会所讨论，人们意见各异，甚至有人主张与欧洲列强共同瓜分支那。以予之管见，我帝国之独立只能由帝国自己来维护，东洋整体之独立，则需东洋各国来维护。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之以一大刺激，开导之诱掖之，巩固其独立，以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之责任。

然而，在这一期党报上，岛田三郎的“保全中国论”腔调却完全不同。他说：支那的崩溃是日本之忧又为英国之患，此忧虽不能免除，但应该尽量使其步伐放缓些。……熟虑东洋今后之命运，支那既然不能恢复元气，就会渐次被诸国蚕食，禹域将四分五裂，然爱新觉罗失天下，而其四亿民众依然栖息于四百余州，成为地球上勤勉一生的人民。有怀柔此民之心、开导此族之意、包容此俗之量而又能贯彻自我意志的国民，应该占据其统治地位。欧洲列国虽争相用力于此，然无如我日本对此大陆具有如此便利之地位者。无事时贸易之利无出于日本距离最短者，有事时海陆用兵无及于我国之形胜者。……为东洋又为日本之计，日本应主动加入欧洲列强之行伍，以东方主人之身份，占据并维持和平友邦及共同协商解决东洋问题之地位。今日世界由于器械学术的发达而混合成一个交际社团，划出东西洋区别或标立人种的异同，杞人忧天式地担忧欧力东渐，毕竟是锁国精神的变形，绝非具有进取精神的远见卓识，退却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支那到了今日之地步，完全起因于这种保守主义，故日本在外交上须要加入列国的会同盟约，以保护自我之权益，……吾人不承认天然之敌，只可确立我国应有之目的，为此而缔结同盟，以英、俄、法、德、美任何一国为友，与相反者为敌，开导人道、推进文明、保护和平的正义国民，阔步于世界，此乃我之国是。

可以认为，1898年成为热点讨论话题的“保全中国论”尚处在初期形成阶段，其主流思想的表面洋溢着亚洲连带的理想主义情怀，强调人种和区域的差异，呼吁同种同域的亚洲人携手互助，而率先跨入“文明之域”的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扶掖”和“保护”中国免遭列强的吞并或瓜分。然而在实质上，它不过是新形势下“东洋盟主论”的翻版，也是后来出现的排他性“亚洲门罗主义”的先声。相比之下，岛田的“保全中国论”虽属另类，或者说更接近后述的与列强为伍，“共同分割”中国的主张，但却凸显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点。岛田的逻辑是：与列强携手分割中国才是日本的“国是”，而中国也可以在犬牙交错的列强权益均衡中得到“保全”。

3、“戊戌变法”过激论

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促使了中国的部分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的觉醒。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奏《应诏统筹全局折》。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实行奖励工商、废除八股文、设置京师大学堂、启用人才等政策，开始了内政上以日本为榜样，外交上“联英联日以拒俄”的戊戌变法。康有为甚至向光绪帝提出了留下来访的伊藤博文为宰相或顾问主持维新的建议。

戊戌变法是中国真正向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开端，对于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和中日同盟论者来说，是一件牵动了神经、看到了希望的大事件。的确，变法之初，日本各界普遍持欢迎态度。陆羯南主持的《日本》认为，戊戌维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日本应抓住时机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

国权主义者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认为：“促使支那人一大觉醒确实是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日本政府要获取清政府的信任，以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日本。

伊藤博文控制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甚至连“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中国迈入文明之门的举措，而“以日本为师”对中国最为有利。

然而，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清政府的百日维新夭折。于是日本的舆论风向逆转，戊戌变法“过激论”成为主流。

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博文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在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中表明了对戊戌变法“过激”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改革、改良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并不认可其改革的顺序与阶梯……彼之大国对数千年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后来为袁世凯子嗣担任家教的有贺长雄也在《外交时报》上撰文，指出变法“过激”，同时分析了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可能途径。他写道：

清国政变以来兹已一月有余，事态渐渐明了。清国皇帝过分急于改革，采纳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杨深仁、杨锐、徐仁铸、林旭、康广仁、徐仁庆等人之奏议，频行急进之政，故招来西太后及保守朝臣之反动。然此乃政府内部之纷争，既不是由支那国民之气势所动而生此变化，亦不是由外国之阴险手段而起。

……九月政变幸而有不必引发外交纷争而稳妥了结之望。然支那革新从今以后必将作为世界之一大问题存在并构成经常影响列国之对远东外交政略之一大要素，如同土耳其革新问题经常影响列国之东欧外交一样。

支那革新不仅是为了清国，对于远东之将来亦属必要。支那国民现在虽然缺乏国民团结力，但此种团结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种、历史、文字、习惯上的一致性是充分存在的。十分繁盛的社会生活中极易酿生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国家团结，因此支那绝不是没有革新的希望，问题唯在顺序方法。我国与支那不仅国土相邻，而且人种、历史、文字、习惯相近，加之甲午战争引发了列国干涉的端绪，这种责任使我国具有了诱导其进行安全革新的义务，这是满天下都无异议的。……支那革新有三途。一为中央政府着手而后波及一般国民，二为从地方着手而后波及中央。从地方着手又有两途，一为地方人民首先兴起运动；一为地方官吏发起形成革新趋势。

在有贺看来，由人民发起革新运动的途径是最危险的，因为民间起事会遭到中央政府的镇压而形成战乱，中央政府若不能快速达到目的，就会发生镇压太平军时借助外国势力的情况，而革新势力也会借助外国的援助来抵挡，结果将比不革新的状况更糟。康有为等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虽然好于强者，但是遇到了守旧势力的有力反抗。因此清朝的改革最稳妥的途径是“由地方上有势力的官吏做起并波及影响上下”。

戊戌政变后，日本的“日清提携”论等急速退潮，亚洲主义者开始调整对华策略，甚至转而主张与列强“协调”共同管理中国。1899年4月，东亚同文会成员、宪政本党（原进步党）的领袖之一大石正己发表了如下意见：（1）清朝的命运受到英、俄的支配，中国的分割已成为必然之势；（2）如果英俄协商，在中国南北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则中国的瓜分立即就会变为现实；（3）日本为了对抗列强，考虑到“平时相互通商以及在非常时期的支那改革问题”，需要将“九州对岸的江苏省、浙江省以及与台湾接近的福建省”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4）为了将此三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首先要获得贯穿三省的铁道铺设权及矿山采掘权；（5）改善中国的兵制财政；（6）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宜与欧洲列强提携，协商讨论，以图东洋之大计”。

1899年9月，东亚同文会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卷首语中明确否定了“中日同盟论”。

10月，近卫在南京与刘坤一会谈时，回避了刘坤一提出的日清同盟问题。

陆羯南对康、梁提出的建立中日政治联盟的意见也表示了极其轻蔑的态度，他说：东亚同文会主张的不是政策上的日清关系，而是社交上的日清关系。康、梁是不解国家、人民与政府含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亡命日本以来，动辄要求日本政府为改革派而侠义出兵，或向民间人士强调“唇齿相依”的关系。然而，其理由却只不过是种族相近、文字相同，这种理由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是极为薄弱的，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难以答应。

可以认为，在“三国干涉还辽”至戊戌变法期间，日本朝野在“还辽”的郁闷中思量着与列强关系的调整，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盘算着自己在华权益的扩大，在戊戌变法中密切观察着中国的动向和前途。不同的外交思想及对华政策主张并起，则表明其战后世界外交战略仍处在形成探索阶段。

4、蔑视型中国观的固化

甲午战争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战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事件的处理上，也有一定的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认为是“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然而，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完胜、中国惨败，清朝的虚弱本质再次暴露在世人面前，西方人的中国观和日本观由此发生逆转，英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英国”，法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法国”，德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德国”，“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每一份“回报”，又成为英、美、日等要求“利益均沾”的借口。于是，甲午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列强之间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日本》，1895年11月24日。中国则成为等待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

1895—1898年间，清朝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以厘金、盐厘、关税等收入为抵偿，向英法德俄等国的财团进行政治性借款，列强则以此为契机，纷纷攫取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与采矿权。法国于1896—1899年获取了在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英国于1898—1899年获取了在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包揽了在山东的采矿权，俄国获取了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的铁道修筑权及沿线采矿权。比利时银行团于1898年6月获得了芦汉铁路修筑权，英国和德国于1899年5月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美国于1898年4月获得了粤汉铁路修筑权。在1898年3月至6月不到百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获得了在旅大、威海卫、胶州、九龙、广州湾等五处重要港口城市建立租借地的权利。

与此同时，性质上仅次于领土“割让”的“领土租借”也在被迫进行。1897年冬，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并占领沿岸各地，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1898年3月27日，俄国效仿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英国也不甘落后，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驻华公使窦讷乐即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7月1日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俄国租借旅顺相同的条件，满足了英国租借威海卫的要求。1898年6月9日，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的“新界”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

对日本来说，列强掀起的新一轮瓜分中国狂潮，似乎印证了其在甲午战争后做出的中国必将“亡国”的预测，同时也为自己在这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落后于列强感到焦虑。与列强“合作”、“共同分割”中国的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并成为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指针的。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不到保证，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清朝不断派兵镇压而不能禁。1898年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和教徒，各地不断发生冲击教会和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1900年1月，慈禧太后采纳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上奏，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的外国教会屡遭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了威胁。进入6月以后，各国公使馆的对外联系中断。于是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6月18日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向八国列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

对中国说来，《辛丑条约》的签订，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式形成。对日本来说，首次加入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不仅获得了一份赃款，而且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承认“脱亚入欧”并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对此，政友会的下述评论如实地袒露了统治阶层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的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正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甲午战争之前，欧美人中就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之属国”。甲午战争后，日本首次得以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能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而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可以在此大显身手，昂首阔步，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俄国、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了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日本得以成为世界之强权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绝非偶然。……总之，日本今日之要，在于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愈益巩固、提高我国之地位。

林包明也在政友会机关刊物《政友》上发表《远东策论》一文，其“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大谈了日本与列强为伍的诸多益处。文中写道：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则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殊我国位于远东，于现今局面占有得天独厚之条件，非其他列强可比。今世界耳目齐集于远东，帝国宜借此千载难逢之大好时机，刷新、支配二十世纪之外交。英国已老矣，德、法亦趋于衰老，俄国大为武装欲雄飞远东，美国以商业为后盾窃望日后成就大业。俄、美乃新兴国家，与远东诸国密切相关，而英、德、法尚不可辱，此五强争做远东之新主人实乃快事……然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速、及时远非其可比，况开拓新殖民地时，常需军队临之。退一步说，毋庸赘言，即便列强可以单独迅速出兵，若得我国相助，则事倍功半。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长二倍，失我助者其力正好减半。一旦明了此理，列强就应改变对我国之大政方针。然外交有巧拙，此种认识偶被颠倒，古今皆有。故我国借此有利地位，巧妙抢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

加入列强俱乐部的畅快与蔑视型中国观的固化，是义和团运动后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状态。在同一篇文章中，林包明还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大肆辱骂中朝两国是不知“道节”、“国辱”和“廉耻”之国，声称日本要与中韩划清界限，对中韩实行“权势、利益之实力外交”。文章写道：不祥于清、韩二国之国体人情者，欲相与结盟、生死与共。然彼等两国之一诺，实比娼妇之泪还轻。彼以顺势投降为智，何言道节、国辱？我国万万不可与不知廉耻之国结交，于心却仍暗自得意。况今之外交非精神、情谊之消极外交，而乃所谓权势、利益之实力外交。……不讲铁道、矿山等经济利益之同盟，只是徒具形骸之外交，日本宜以本国权益为基准，与清、韩直接划出两道界线。

1900年6月13日，《国民新闻》对中国的国家资格和独立命运表示了否定性看法，文中称：外兵镇压内乱，必将给清国之前途带来重大影响……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无论如何，一旦开启了外国干涉内政的先例，就难以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独立。

6月29日，陆竭南在《日本》上发表文章，以清政府不镇压义和团反而唆使其对抗列强为由，声言：“已经不能将北京朝廷作为一国之政府加以对待……极端而言，现在的北京朝廷已经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这对于国际和平而言是有害的，列国应该首先断然铲除这一和平的障碍。”

为了打倒清政府的统治，陆竭南建议日本应该援助南方革命派，通过革命推翻清朝。

7月5日，《国民新闻》在分析清朝的统治能力和中国的分裂倾向时，提出了中国“象形蚯体”说，文章写道：山东暴匪蜂起，南支一带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割据一方观望形势，而驻屯于山东济南府、掌握较为新锐精兵的袁世凯也不能小觑。天下纷纷，不知尘埃何时落定……此次骚动，虽只局限于北清一带，但却发挥了分解四百余州的作用。……若北京政府真有组织与统制能力，其威严、命令果能遍及支那四百余州，则无论老帝国如何巨大，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然而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无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气。将之分为千百分，就是千百分的个体。若使其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杀也。如同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若只是蚯蚓之类的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之支那，是在象身上嫁接了蚯蚓的构造，其处置之麻烦，可想而知。

政界对清政府失去了统治能力的看法也大致相同。政友会的小川平吉认为，中国虽然是“已死的残骸”，但对日本来说还有利用的价值。即：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此尸骸若有用于本国之道，则比起具备健全之体格者反而更为有利。俄国实际上就在以此妙用便其外交。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它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的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对其斩手断足，而招致其子民亲族的怨恨，莫如郑重地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

山县有朋在1900年8月20日提出的《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分析了清政府的状况及其改进方法。文中说：清国动乱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实力、国民没有思国之心，国家丧失了生存的条件。木腐而虫生。此次事变的起因是端郡王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相互勾结，争权夺势，与义和团串通以为声援，故起初并无战意，这是明显的事实。鉴此，对于清政府之善后处理，当务之急是改换政府要路大臣，罢黜此等顽固派，代之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废除西太后之摄政，恢复皇帝之政权。

1901年4月24日，山县就日英同盟问题致信伊藤博文，其中再次端出了的“中国亡国观”：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即使由于列强之间的均势需求而暂得保全，但外有俄国侵逼，内有乱民蜂起，到底难以保全其残骸，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之命运，非人力可扭转。

总之，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中国已死”的认识已经从统治、知识阶层向整个社会蔓延。对此，吉野作造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有轻侮支那的观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少数有识之士至少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前，依然没有怀疑中国的实力。直到义和团运动发生、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列强一员意识的形成与“中国亡国观”的固化，直接影响了其后的日本外交及对华政策。为了加速对中国和韩国的侵略扩张，实现东洋霸主的梦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无视中国存在的日本统治阶层加速了对俄开战的准备。

二、日俄战争前后的中国观

义和团运动后，日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1900年9月15日，藩阀势力发生分化，伊藤博文、井上馨及其下属官僚，与自由党合流为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占据众议院多数议席。这表明日本政治民主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故日本政治学家坂野润治将其定义为“1900年体制”。在经济领域，日本资本主义在各项指标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以日本兴业银行法的成立为标志，日本通过引进外资，开始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地位上，1900年日本成为八国联军主力，首次取得了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故井上清在其名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得出结论：“从世界史角度来看，从此以后日本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岩波书店，1968年。而且，义和团运动后，日俄围绕中国东北、朝鲜的矛盾日益激化，日本进一步加紧了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工作。

1、“卧薪尝胆”的对俄一战

甲午战争后，清朝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但是日本并未由此一举控制朝鲜。日俄之间围绕着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控制展开了激烈的角逐。1895年10月8日，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策动朝鲜宫廷政变，掌权的闵妃遇害，亲俄派被赶出朝廷，大院君在日本的扶植下上台。翌年2月，亲俄派推翻大院君政府后，朝鲜国王及政府接受俄国的庇护，迁入俄国公使馆办公达一年之久。此时的朝鲜，俄国在政治上有一定优势，日本则在经济上掌握了主动权。

1896年6月，日俄签署《山县—罗巴诺夫协定》，确认了两国在朝鲜具有同等地位。

然而，日俄在朝鲜的“均势”没有维持多久。1898年3月，俄国取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铺设权后，明确地否定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把朝鲜交给日本、中国东北为俄国势力范围的所谓“满韩交换”建议，摆出了一副既要独占中国东北、又不放弃在朝鲜权益的强硬态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皇俄国在派军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侵华行动的同时，还以保护侨民和铁路为名，出动十余万大军一举占领了东北三省。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在清政府一再要求和列强的压力下，1902年4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承诺在一年半内分三期从中国东北撤走全部驻军。但是，俄国在完成第一期撤军后不再撤军，企图赖在中国东北不走。俄国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的强烈愤慨，引发了全国的“拒俄运动”，俄国咄咄逼人的远东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本来，“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即把俄国锁定为第一假想敌，为了对俄复仇而卧薪尝胆，积极准备对俄一战。俄国占领中国东北，意味着堵死了日本“北进”大陆的扩张之门，是日本不能容忍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扩军备战的加速，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海军装备与俄国不相上下，陆军的战斗力则超过了俄国。此外，汲取“三国还辽”的教训，在对俄开战之前，日本利用英俄矛盾，于1902年与英国签订了第一次《日英同盟条约》，获得了英国及其背后的美国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支持。同时，日本对清政府软硬兼施，1904年1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按照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指示，拜访了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庆亲王，要求中国在日俄交战时表面保持中立，暗地里给予支持，结果得到了庆亲王“日俄开战时只能采取恪守中立”的答复。

在内外条件准备就绪后，日本决定一赌“国运”。1904年2月4日，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2月6日，宣布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突袭俄国在仁川港的军舰和在旅顺的太平洋舰队。2月10日，两国同时宣战，日俄战争正式爆发。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火拼，在这场空前规模的海陆大战中，双方均投入近百万兵力。在1年又7个月的战争中，历经黄海海战、辽阳会战、旅顺口争夺战、奉天会战和日本海海战，战事相当惨烈，双方伤亡约50万人。日本因具地理优势且准备充分，始终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并取得一定优势，但国力已几近枯竭，无力将优势变成全胜；俄国不仅无望挽回战场的败局，国内还发生了1905年1月的民主革命，可谓内外交困、无心恋战。

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其主要内容有：（1）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2）俄国撤出在“满州”的全部军队。（3）俄国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旅顺间的南满铁路权益转让给日本。（4）日本领有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

由此，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谓“南满特殊权益”，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币”也成了其后日本死死抱住“满洲权益”不放的根据和理由。

2、战时蔑华观诸态与传播

日俄战争中，日本将94万兵力派到了中国东北战场。这些军人和随军记者，是以“文明人”和“胜利者”的立场，观察和描述中国当地民众和社会风情的。他们通过战地报导、传闻、演讲等形式，竭力宣传中国人“文弱”、“贫困”、“不洁”和“自私”，从而把鄙视、蔑视型对华意识更加广泛地渗透给普通民众，构成了近代日本统治当局大肆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

且看当时的有关记载。

第三军后备步兵第一旅团陆军上等兵大泽敬之助在给故友的信中，把中国人称为“土人”。信中说：“土人以经营农业为主，使用驴，极为肮脏，臭气熏天，简直还不如内地（指日本）的叫花子。”

骑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的老田孝作在从军日志中写道：这个城镇的四周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即使是相当宽阔的街道，其肮脏之状也难以用纸笔形容。今天我们留宿在民宅。按小队分宿，拴马场也都是各自选择的。我的宿舍很大，但极其肮脏，恶臭刺鼻，令人作呕。

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少尉神津重太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可以说支那人几乎根本没有清洁与肮脏的观念，家里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庭院、房子四围也是灰积如山，四散着一种异样的臭气。

《风俗画报》第294号，1904年8月25日。

更有甚者，有些士兵及作家还将中国人丑化为动物。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有牵驴的蚂蚁，有卖鸡蛋的蚂蚁，有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是一些似人的动物。”

第10师团兵站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专制的历史，称“此前的支那人没有感到任何不平，就像蝼蚁一样贪婪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这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

第二军随军作家田山花袋是博文馆派遣的写真班主任，他在从军记《圣尘》（《日俄战争实记》）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试想一下，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马蹄印里的积水吗？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因此，大概他们不需要井吧。

田山花袋：《征尘》，《日俄战争实记》第47编，1905年1月3日。

战争期间，除了参战士兵及从军记者外，户水宽人、内藤湖南、有贺长雄、德富苏峰等不少社会名人也曾以个人身份考察了中国，其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当然不是停留在“贫穷”、“不洁”层面的问题。那么，他们关注了什么，向日本国民传递了怎样的中国信息呢？

有贺长雄是《外交时报》的主编，曾作为从军记者亲赴战场，他在日俄旅顺战役时描述了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淡薄和强烈的本位性。他写道：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支那整体的爱国心已毋庸赘言。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于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张之洞即使到了京畿，其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袁世凯即使担任了直隶总督，其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其他实力派也是如此。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之人除了亲王之外别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之人比比皆是。

《外交时报》，第85号。

德富苏峰在战争期间游历了安东、奉天、辽阳、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京、天津、烟台、威海卫、上海、苏州、汉口、湘潭、长沙、岳州、武昌、南京、杭州等地，据此写下了《七十八日游记》，其“支那无国论”一节中，大谈了中国人的无国家观念。他说：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不仅没有国家观念，而且过去也没有像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

德富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缺少尚勇斗狠的阳刚之气，因此中国更像个女人国。他写道：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这是支那有史以来的通患。虽说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该有一些防卫的力量，然而支那人连这一点都没有……说支那人是文弱之民倒是精当。支那也不是没有个别的勇士，如关羽、樊哙、鲁智深等。然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现在也是，其容貌、风采，到处都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不过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是在防备侵略。

德富还写道：“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做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不也在输入支那人吗？”

在他的笔下，中国人贪生怕死，“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相反明哲保身才是至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背地里骂作傻瓜。”

他辱骂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心的国民，是图虚荣、讲排场、爱面子、行“贿赂”的国民，具有为了私利可以不惜一切的贪婪本性。即：历经被征服命运的支那人死守安身立命的祖训……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以一个“利”字来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让支那人努力的话，并不是什么君父之仇，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成为勤奋家，而不惜舍弃生命。

可见，这些参战士兵及到战地考察的知识分子，是带着强烈的日本优越感和中国低劣意识回到日本的。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又助长了日本国民蔑视中国、支持政府侵华的行动，以致“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3、战后的“世界一等国”意识及使命观

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自信成为世界一等国，国民亦成了世界一流国民。负责国民教育宣传的《教育时论》声称：“今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

该报放出的狂言是：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

这种世界一等国意识也弥漫于政界。政友会党报写道：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皆雀跃不已。然而，媾和条约不仅没有预期的成果，且其条件也是那样的不充分，于是狂喜变为愤怒，举国舆论沸腾几乎不能控制。此时，又遇上新日英同盟条约发表，接着又是英国舰队来访，还有观舰仪式，而出征军队也陆续凯旋而归。于是愤怒又转为欢喜，到处都有欢迎庆祝活动。一喜一怒，雀跃而又扼腕，扼腕而后欢呼，恰如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旋转的同时，战争使得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为大使。

媒体和御用文人在为日本成为“世界一等国”欢呼的同时，挖空心思地为日本所以成为“一等国”进行着诠释，将日本战胜的原因归结于日本文明的精神要素。《大阪朝日新闻》在1904年11月3日庆祝天长节的祝词中竭力歌颂“万世一系”的天皇，称国民“生此盛世，戴此圣主，逢此国运之隆盛，浴此王化之光泽”，无比幸福。11月16日，该报刊载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是战胜俄国的精神法宝。

《国民新闻》则在10月31日的报道中宣称，国民的爱国心并不是明治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地蕴含在“日本帝国的历史”中。

到日本胜局已定的1905年春，《大阪朝日新闻》开始不断地推出了“说花要数樱花，说人要数武士”等宣扬“武士道”特有精神文化的新词。

《大阪朝日新闻》1905年3月29日、4月9日；《太阳》第11卷第2号等。日俄战争前夕在英国出版的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一书亦随之受到热捧。

一等国意识的滋生，导致了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的变化。日俄战争前，日本的文明论是以近代西欧文明为摹本，日俄战争后，则出现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其代表性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融合论”。

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IdealsoftheEast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ArtofJapan，即《东洋的理想》一书，后来译成日文在日本国内销售。此书开宗明义，劈头提出“亚洲为一”的思想。文中写道：喜马拉雅山虽然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是，这只不过是对两者各自特色的强调。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来说都具有的“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都未受到阻隔，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

冈仓认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屈辱！”为此，“东洋民族虽然分散独立，然再生的种子必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必须要感到自身的力量。”

他似乎在发自内心地呼唤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民族赶快觉醒。

然而，冈仓强调的“亚洲一体”论却是一种以日本为顶尖的金字塔形构造，他所提倡的东方文明既不是中国的儒学，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和佛教。他明确地告诉世人，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没有被征服过的民族的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先传下来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相反，“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性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

“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

不难看出，冈仓强调的“亚粹”，实际上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的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提出的“东西文明融合论”，试图在文化层面上为日本人在日俄战后确立的优越、自负心理提供理论注脚。大隈认为，日本人为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自觉到除了西欧文明以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道德、文学、美术以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和美术，并对此产生了尊敬之念与真挚的研究之情”。他说：所有的文化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如今，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日本吸收咀嚼了白人文明，并进而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1907年1月5日，大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日本的文明》一文中说：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接触的交点，世界一切文明要素均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均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即，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得以形成。

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的职务，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翌年，建立了以其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1910年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创刊《新日本》杂志，积极投身于讲演、出版等活动。在此过程中，他是这样鼓吹日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对于融合东西文明，处于绝对性的主导地位。

那么，居于这种文明地位的日本国民对东亚乃至整个人类负有怎样的使命呢？大隈的回答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的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

他说：我国已经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之完美，这是我国国民之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之天职。

大隈所说的“亚洲劣等文明国”当然包括中国。他说：“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能保护该国，负有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与使命。”

即：日本也应帮助支那的文明，增进其国力，这样不仅利在支那，而且也有利于日本自身。即支那增进国力，则可预防东洋动乱之危机，这必然带来商品购买力，进而可使我国贸易发达。

在日俄战后的日本社会里，冈仓天心和大隈重信等鼓吹的日本文明论和使命论是具有普遍性的。

1905年1至7月，《日本人》杂志连载了田中守平的《东亚联邦论》一文，建议成立“东亚联邦”，“拥戴我陛下为联邦首长”。文章写道：观日本、支那及朝鲜现状，各自维护独立终究困难至极，加之受到白人各国对异种人的排斥，毕竟东洋各国需要东洋国家的联盟，黄色人种需要以自身的力量来构筑自身安全。依赖白人国家的同情，或欲借其力以图安逸，绝非上策。

总之，日俄战争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国民在亚洲的优越感及其在世界面前的自信，其对中国的蔑视感则已发展到了不可动摇的地步。吉野作造回忆说：我国已经没有惧怕支那的情况了。庚子事件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以后对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现在日本关注的不是过时的支那，而是俄国这一强敌，并意识到必须应对俄国的复仇。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步取得了成功。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封建势力的反扑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介入，又使此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在混乱中不断整合、在黑暗中探索光明的历史巨变期。

辛亥革命在策略上把推翻清政府、废除君主专制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然而其最终目标无疑是在对内实现“民主”的基础上，对外实现“民族独立”，这就势必要与鸦片战争以来攫取了巨大在华权益的列强产生冲突。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新势力与封建旧势力殊死搏斗的天平中，列强的立场倒向何方举足轻重，其中日本的对华政策特别值得关注。

迄今为止，围绕该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中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

日本学界普遍注重史料发掘和个案研究，尤其强调各种人物、团体、党派乃至统制集团内部各种势力对华认识的差异性和对华政策的多岐性，然而其不容忽视的一种倾向是，在光怪陆离的种种“个别”和“差异”的重重包围下，“普遍”即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及其行动选择的不变原则，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相比之下，由于语言、资料等条件的限制，中国学界有深度的实证研究尚嫌阙如，深入细化的研究尚存一定空间。而要将研究推向深入，就需要在参考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和运用历史资料，通过对该时期日本朝野的各种对华认识、态度、对策和行动进行实证考察，确认其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差异”和“变化”；分析导致“差异”及“变化”的原因，进而通过综合分析，由表及里地提取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的最大公约数，阐明何为其对华认识的主流，何为其行动选择的表层特征及其内在本质。

在进行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认知研究时，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研究时限的设定。严格说来，狭义的“辛亥革命”至中华民国建立及清帝退位即告结束，然而事实上“革命”还在继续。俞辛焞认为：“政治史上的辛亥革命作为历史事件，经过1913年的第二次革命已经基本结束，但从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之际发生的各种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并没有通过二次革命解决，而是一直持续到了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

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旨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就是要巩固共和制成果、反对帝制复辟，因此是革命的继续，是无法被割舍的辛亥革命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样的“时空设定”所带来的视域扩大效果，有助于深入系统地辨明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对策的全貌。

第二，关于“客体对象”的把握。对日本来说，孙中山及南方革命党、清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都是其认知及对策的“客体”，其对某一特定“客体”的判断和立场，总是与其对其他“客体”的态度紧密相关的。因此，只有把日本与不同客体的互动以及客体间互动对日本的影响统统纳入研究视野，才能从整体上认清日本对华观及其行动选择的特点。

第三，关于“主体”状况的分析。阐明该时期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怎么样”或“是什么”还不是研究的终结，深究其“为什么”当是又一重要命题，这就要求对日本这一认知及行动主体的自身状况进行考察分析。探讨这一问题时，同一时期日本国内蓬勃兴起的政党政治和大正民主运动、甲午战争后国民蔑华意识的泛化和大陆扩张思想的膨胀、“亚洲主义”旗号下东洋盟主论及日本使命观的抬头等动向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些内在的思想和社会“状况”约束了日本对华认知及行动选择的能力和方向。

第四，关于“关联客体”的作用。该时期的中日关系不是单纯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而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同样希望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的欧美列强所采取的中国政策对日本的影响和牵制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中国问题上，日本与列强狼狈为奸也好，殊死争夺也罢，总之是不可无视列强的存在而独往独来的。出于同样的理由，该时期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对外应对之策，无疑也进一步增加了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变数。

1、政界的判断与对策

辛亥革命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口号，将革命的首要目标明确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武昌起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也宣布，承认以往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因此，以英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采取“中立”政策。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对起义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缺乏总体的把握，在对华政策上内部意见不一。陆军省倾向认为起义是“叛乱”，主张趁机出兵，占据中国领土；参谋本部和海军省认为形势尚不明朗，主张继续观察。结果，举棋不定的政府只能与列强保持协调，暂时采取了“中立”政策。10月24日，西园寺内阁通过了《对清政策》文件，认为“清国事态极不稳定，今后发展难以预测”，决定把“占据对清优势地位”和“长久保持满洲现状”作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等待有利时机，“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文件还决定“在清国关内培植势力，并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国的优势地位”。“在满洲问题上，与俄国采取协同步调，以维护我国权益”；“对英国要始终贯彻同盟条约精神，对法国及其他与清国本土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则要探讨协调的途径，同时讲求方策，尽最大可能把美国也拉入我伙伴之中，以期逐步实现我国的目的。”

文件中没有说明对革命军的具体政策，表明西园寺内阁仍倾向于支持清王朝，对清政府扑灭辛亥革命抱有希望。

随着中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英美等列强很快认识到大清帝国大势已去，并纷纷寻找新的代理人。日本驻华公使在给外务大臣的电报中也表明：“据本职浅见，人心所向和东亚大势业已不可阻挡，民意完全背离满清朝廷已确凿无疑，现今朝廷已完全丧失昔日统治四百余州的威信与实力，不论采取何种怀柔妥协手段，恐已无法平定目前时局。”

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局面，清政府请出下野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英美对袁世凯持支持态度，日本则非常讨厌袁世凯上台。袁世凯与日本结怨深久，早在领兵驻朝鲜的甲午战争之前就与日本针锋相对，甲午战争后执掌北洋军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随着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东北步伐的加快，袁采取了靠近英美牵制日本的“以夷制夷”的政策，策划引进英美资本修建与“满铁”并行的铁路，为日本修建安奉铁路设障，抑制了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因此成为日本的眼中钉。1911年10月，袁世凯奉命北上进京掌清朝军政大权时，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与日本驻华军官曾密谋刺杀袁世凯，阻止其北上。

11月1日袁世凯就任清内阁总理大臣后，日本曾试图改善与袁的关系，但袁在南北停战、废黜摄政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只与英国商议，日本被晾在了一边。其后，袁独揽大权，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权术，北逼清廷，南御革命，并在“共和立宪”上与南方革命党达成妥协，于1912年2月15日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起初，日本的一些人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甚为反感，寺内正毅表示：“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极大，实为可惧。”

德富苏峰喧嚣“黑死病是有形之病，共和制却是无形之病”，担忧中国“建立共和制政体与日本帝国之国是的皇权主义发生冲突”，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政体变更进行干涉。

但是，老练的政治家山县有朋等对中国采取什么政治体制却不甚在意，山县认为，“不论中国成为共和或帝制，都无须过问”。

只要日本的在华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和扩大，与袁世凯携手也未尝不可。

为了改变袁对日本的不好印象，日本政府决意在承认袁政府的问题上争取主动。1913年2月21日，日本政府向俄、英、美等列强发出了关于承认袁政府的备忘录。3月23日，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细目》（草案），要求其继承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以换取列强对新政府的承认。由于列强在承认新政府的时机上意见不一，日本等主张的“共同承认”方案一再拖延。5月和9月，美国和英国先后宣布承认袁政府。10月6日，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日、英、德等列强只得承认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为合法政权。

日本虽然在承认袁世凯新政府的问题上最终慢了一步，但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立足未稳的袁世凯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正式就职后即宣布：“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合约，必应恪守”，同时满足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东北的筑路权要求，于10月5日与日本政府交换了《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

还应指出，在剧烈动荡的辛亥革命初期，日本在密切注视中国政局变化并调整对策的同时，从未停止对华侵略及渗透的行动。继1910年7月4日日俄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及其《密约》之后，1912年7月8日，日俄又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背着中国私下划定了双方在中国内蒙古东、西部的势力范围，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通过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将其‘利益线’着实地推进到了南满洲和东部内蒙古。”

此外，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参谋本部还指使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勾结蒙古王公贵族，策划发起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公然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

2、大陆浪人的认知与行动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有不少大陆浪人同情和支持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为清政府出谋划策而被奉为“上宾”的浪人也不乏其人。显然，辨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大陆浪人的立场和作用无疑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大陆浪人亦称“支那浪人”，是近代日本社会衍生出来的成分极为复杂的特殊群体。《角川日本史辞典》的解释是：大陆浪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尖兵，与日本的政、军、商界勾结，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活动舞台，其中有投身于革命者，有为军部刺探情报者，也有穷困潦倒的政治家、一诺千金的野心家和坑蒙拐骗的无赖。

我国学者赵军则将大陆浪人分为五类，一是以岸田吟香和根津一为代表的在经济和教育领域深入中国进行调研活动的先驱性人物；二是同情和支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陆浪人，代表性人物有玄洋社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在惠州起义中战死的山田良政，以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三是以北一辉为代表的与“湖南派”革命党人具有密切关系的大陆浪人，宋教仁遇刺后回到日本而远离了革命党；四是以川岛速浪、佃信夫等为代表的反对辛亥革命、援助清政府的大陆浪人，武昌起义后支持宗社党开展“满蒙独立运动”，企图将“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五是混入中国民间的“马贼”或“胡匪”。

辛亥革命爆发前，孙中山等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结识大量民间及政、军、商界人士，赢得一批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俞辛焞将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结交的日本人士分为四类，即宫崎滔天等主张自由、民主和民权的民权派志士；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大陆浪人；犬养毅和尾崎行雄等主张立宪政治的政界人士；平冈浩太郎等商界人士。

但这四类人中，宫崎滔天、平冈浩太郎等也是大陆浪人，犬养毅和尾崎行雄等政、军界要人则与浪人关系密切。革命爆发后，大陆浪人紧急行动起来，他们与民间人士和政党势力相呼应，通过友邻会、“支那问题同志会”、善邻同志会和太平洋会等政治团体开展各种声援活动，派遣骨干成员到中国支援革命，同时在国内策动政府及军界、商界要人支持革命派。

但是，这些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浪人思想动机颇有不同，甚至大相迥异。这可以从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和北一辉的对华认知与行为动机中窥之一斑。

宫崎滔天（1871—1922），本名宫崎寅藏。其卓越贡献表现在：将孙中山的《伦敦遇险记》译成日文，在1898年5至7月的《九州日报》上连载，由此孙文在日本名声鹊起；将政治家犬养毅、大隈重信、尾崎行雄以及头山满、宗方小太郎等社会名流介绍给孙中山，扩大了革命派在日本活动的空间；为促成孙中山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合作而积极奔走，为此曾在新加坡被捕，身陷囹圄；协助孙中山发动1900年的惠州起义，并具体负责在日本为革命派筹办军火；力促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势力于1905年实现大联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将其东京的私宅提供给同盟会作为机关报发行所；1906年创办半月刊《革命评论》杂志，向日本人大力宣传中国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来到中国，伴随孙中山左右，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见证人。

宫崎作为孙中山的挚友，一生矢志不渝，为改变中国及东亚的命运倾尽心血。孙中山在为宫崎滔天的名著《三十三年之梦》作序时写道：“宫崎寅藏者，今之侠客，见识高远，抱负非凡。”

后又将“推心置腹”的匾额赠与宫崎。吉野作造评价说：“宫崎滔天是中国革命的真正援助者。所谓真正援助，就是没有私心、忠于中国同胞之意。”

我国学者王晓秋认为：宫崎滔天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

宫崎滔天如此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有深刻思想基础的。

第一，宫崎的近代文明观及其“世界革命”志向。

宫崎生于熊本县没落武士家庭，自幼深受自由民权思想熏陶，长兄八郎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参加西南叛乱战死；二兄民藏和三兄弥藏也是对现实体制不满的民权主义者。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宫崎思想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年后的宫崎不满社会现状，他崇尚中国的世界大同说，在“人类同胞”、“世界一家”的观念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憎恶国家间的压迫和战争，猛烈抨击近代文明是“骗人的谎言”。

他以犀利的笔锋写道：人或曰，当今社会是文明社会。予亦承认现今比之过去文明。各种科学技术之进步，诸种机器之发明，电气铁道之广为利用，世界呈比邻之观，伟观则伟观矣。然此等科学技术、器械发明导致兵器新造、战舰升级、兵备日益扩张，战争愈加惨绝，壮观则壮观矣。然此壮观可称真文明乎？非也，以予观之，今之文明乃野蛮文明也。野蛮力随文明力进步。不！世界因文明而缩小，野蛮力恃文明力而膨胀。……日本乃新进国，过去三十年间之发达可称世界无双，殊见警察兵马之术，然则所谓野蛮文明之进步也。

为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野蛮文明”相对抗，宫崎树立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即：余信人类同胞之义，故忌弱肉强食之现状。余奉世界一家之说，故憎现今国家之竞争。所忌不可不除，所憎不可不破。……故余遂至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由此可见，宫崎滔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正援助者”，正是以这种改变“弱肉强食之现状”的理想和“世界革命者”的胸怀为基础的。

第二，宫崎的世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的信念。

宫崎的三兄弥藏认为，日本的革命须首先在中国进行。中国若推翻清政府，建设新国家，收回被剥夺的权利，就会成为亚洲解放的根据地，进而号令世界。

这一思想为宫崎滔天所继承，他也认为亚洲革命的重心在中国，日本难以进行新的革命运动，单靠日本的力量无法驱逐欧美势力，日本的解放只有依托中国驱逐欧美、解放亚洲来实现，届时“支那复兴，印度、泰国、越南随之复兴，亦可救助菲律宾、埃及”。

基于这种认识，宫崎在《支那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支那真乃具有左右世界命运之力量。革命成功，则可号令宇内，弘道于万邦；列国干涉，则将引发世界革命。呜呼！支那国前途多望哉，生于支那之人真乃幸福！余辈羡慕不已。

对“世界革命根据地”的确认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要把理想变成现实，还必须在中国找到志同道合者，这一愿望是在宫崎结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后实现的。1897年9月，宫崎在横滨与孙中山初识，即为其“主义”和人格魅力所倾倒，他盛赞：孙逸仙极为诚恳、坦率，思想高尚，见识卓越，抱负远大且情真意切。我国人中无几人堪比，诚为东亚之瑰宝。

从此与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全身心地追随孙中山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

第三，宫崎的人类正义感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观”。

甲午战争后，蔑视中国的心理和东洋文明国的优越感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对此，正直的宫崎怒斥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具歧视性的国家和民族。

他感叹道：一等国民呦，大和民族呦，君子国民呦，东洋日出国之国民呦，现在不反省，将来必后悔。物先腐而虫生，尸先存而鹫集。外患不足惧，可惧者唯国民性堕落、傲慢心之增长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对华态度进行了严厉抨击，其撰文说：阻挠中华民国成立的不正是日本吗？虽不是全部日本人，至少政府当局，不管是什么政府，不都在阻挠吗？没有人为民国的成立填一篑土。内阁的对支外交，说透了是愚蠢的。在援助政策下借给钱、借给武器，让支那南北对立永久化，结果酿成了反日感情……一次革命时，一千五百万元借款契约已经签订了，日本中途又违约，导致南方政府中止北伐而不得不妥协。一旦妥协时，马上又恶骂革命党是懦夫，没志气，除了少数同情者外，没有人从内心为他们着想，没有人为他们洒上一掬同情之泪。如此叫喊日支亲善，即使反复叫上千万遍又有何用？我断言这种罪过都在日本及日本人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出兵强占了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和山东铁路，随后于1915年向袁世凯统治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巨大的国家利益诱惑下，当时日本的主流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政府的主张，甚至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也认为“二十一条”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对此，宫崎滔天极为愤怒，在《广东行》一文中谴责大隈内阁的二十一条要求“太过无理”。

俄国革命爆发后，再撰文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军国主义政策：我等认为向来的对支政策及对台湾、朝鲜政策是不人道、非正义的，是军国侵略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原来说为了对抗俄国军国主义还多少有些借口，但今日俄国军国主义已经与其帝政一起崩溃，新俄国绝对否认侵略主义，国际联盟亦禁止单独军事行动，故现今正是我国改变军国主义外交的最好时机。

由此看来，宫崎滔天是带着一种为世界革命献身的崇高理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他是一位熠熠闪光的卓越思想者，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者，但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民间和大陆浪人中，又只能是极为特异的存在，正如其本人对孙中山的评价一样，在众多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中，像宫崎那样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无几人堪比”。

内田良平（1874—1937）是右翼团体黑龙会的创始人（1901年），是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时发挥了很大能量的社会活动家。与宫崎滔天不同，在形形色色的支持革命派的日本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中，内田良平的中国认识及其行为动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他客观上帮助过中国革命派，但骨子里想的是日本；他是个急欲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国权主义实践者，而不是日本学者判定的“国权主义空想家”。

甲午战争时期，内田因支持朝鲜东学党而得到日本统治阶层赏识。经宫崎滔天介绍结识孙中山后，开始与革命党人往来密切。武昌起义后，接受宋教仁的嘱托，一面派遣北一辉、清藤荣七郎、葛生能九等到中国与起义军联系并搜集有关情报；一面在国内组织各种声援活动，在政、军、商界上层周旋，力劝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武器支援，并成功地说服三井财阀为革命军提供30万两白银借款以购置军火。

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内田逐渐疏远革命派，把精力投向了使“满蒙”从中国“分离”的工作。

内田作为打着亚洲主义旗号的国权主义者，客观上虽曾支持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主观思想动机却阴暗龌龊，是以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为出发点的。这可从其1913年写下的《支那论》一书中得到证实。

中国社会的“三分结构”导致“中国畸形论”是《支那观》的要点。在内田看来，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即“读书社会”）、普通社会（即“农商工社会”）和游民社会构成，“支那是个畸形国，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全然分离”。

内田笔下的中国政治社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实地描绘了这个社会的状态。彼等以贿赂及第，再以受贿而营私产，嫉贤妒能，排斥异己，除了谋求权势福利之外，不求国家之存亡、国民之休憩。废除科举制不过是改变了读书的形式。金钱万能主义是支那国民性的痼疾，政治家冠冕堂皇但言清行浊。……故辛亥革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之际，也是极尽党争排挤之丑态，最终导致南北倾轧、暗杀、格斗、混乱、亡命，内招土匪连绵，外致外藩抗命与列强逼压。这些皆因彼等恬不知耻，源于国民性的恶根。

其笔下的中国普通社会是：农工商，只追逐个人利益生活。彼等是彻底的个人本位主义者，只要个人生命财产与安全有保障，则拥戴君主也行，不拥戴君主也可，对于其国土归属何国是不会刨根问底的。数千年来，国王姓刘、姓李、姓赵、抑或姓奇渥温、姓朱、姓爱新觉罗，皆与彼等无关，有朝一日改姓英、俄、法、德或日、美，彼等亦不会过问。彼等祖先留下的歌谣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干？这确实表达了彼等的性格。彼等唯望少纳税、少受些徭役之苦罢了。

至于中国的游民社会，内田的描述是：秦汉以来，彼等以豪侠自任，平生的职业就是打家劫舍、挖坟盗墓、悠哉赌博，眼中无政府、无祖国、无仁义、无道德，其理想唯以自己快活为满足，称分金银，绸棉加身，成瓮喝酒，大块吃肉，除此之外，再无理想，马贼与土匪属于此类。支那国民性的残酷狠毒实以彼等为代表。

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如此描述分析后，内田得出了如下结论：世界国民中像支那国民性情恶劣者稀少。彼等若非以自家为中心而逞其政权欲的凶汉，便是为自家私利私福而不辞忍受任何羞耻的险民。彼等既无政治机能，亦无国民精神，无敌忾自强的志气。在彼等面前，主义、人道、名分已失去本来意义。……彼等所谓共和政治的社会性创造，简直是缘木求鱼。

很显然，内田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原本是极为蔑视的。既然如此，他又是以何种心态做出了支持革命党这一看似矛盾的举动呢？问题的实质是，面对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和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国权主义者们在对华策略上不无分歧。内田良平所代表的一派人看好革命派，企图通过“预先投资”获得革命派好感，以便在革命派掌权后得到丰厚“回报”。事实上，内田在为中国革命奔走之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扩大日本在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经济利益，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聘用日本人等要求。

川岛浪速等一派人采取的策略则相反，他们认为支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才能事半功倍，更利于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二者异曲同工，所谓手段不同，目标一致。因此，当内田看到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既往的通过扶植和掌控革命派来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途径受阻后，便放弃了“曲线救国”路线，转而与川岛殊途同归，联手搞起了“满蒙独立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持革命派的大陆浪人中，“内田现象”是“普遍”而非“个别”，正如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国的这种认识方法，并不只限于内田一个人，毋宁说在日俄战争后几乎所有的中国认识中，多多少少都带有这种特征，这是一股时代潮流。”

北一辉（1883—1937），又名北辉次郎，日本法西斯的教祖。23岁自费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弊端，公然对天皇制提出质疑；1919年炮制《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取“夺玉”之策，摇身变成尊皇派，将打击对象瞄向了财阀、党阀和军阀。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后被捕，翌年被政府以武装叛乱的思想教唆犯罪名处决。

北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宫崎滔天创办的《革命评论》杂志社工作，成为援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此间尤与革命派领袖之一宋教仁过往甚密，故武昌起义爆发后，应宋教仁之邀，被黑龙会舵主内田良平派往上海，担任宋教仁顾问，一面负责日方与革命党人的联络，一面搜集情报发回国内。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与革命派渐行渐远。

1916年，北一辉在上海写下《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出版）一书，集中阐述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并袒露了中日“合作”的愿景。

第一，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洞察”。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持有中国只是发生了“封建王朝更替”看法的人不在少数。川岛浪速在1912年8月口述的《对支那管见》中，否认辛亥革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认为革命创建了“全新国家”之说是“极大的谬误”。

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内田良平在《支那观》（1913年）中历数中国的劣根性，认为辛亥革命“形同昔日英法革命”，但“若因其冠有革命之名便视若泰西革命，则是颠倒黑白”。

海军兵学校文职教官酒卷贞一郎在《支那分割论》（1913年）中，污蔑革命军是“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故所谓的革命“不过是骗人的”。

大隈重信则在1915年7月首相任职内写下的《日支民族性论》中断言，中国的“尚古陋风”。

使其无法吸收新文明，辛亥革命“未能增添任何新的文明要素”。

对此，北一辉写道：当我现在回顾革命运动轨迹之时，首先要把我不同于支那轻侮论者的着眼点摆在前面。他们称排满革命名为革命战争却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看不到胜负。于是便归罪于其民族性，嘲讽和谩骂（革命）是可笑的发火演习。我则相反，古今所有革命运动实际上都是思想战争，而非兵火战争。……今日之支那不是十年前的支那。有些官僚与支那通用十年前看待支那的目光，先入为主地看待当今的支那，他们所接触的不过是支那的表皮，以及武人一拳便可打死的腐烂透顶的亡国阶级。他们视线中看不到剥落这层表皮后生长出来的新统治阶级——革命党及革命青年。因此，就连与革命党人有交往的人也误认为革命党是韩国的亡国亲日党，以为他们只有依赖日本、仰仗日本才能立国，为此而进行令人颦蹙的援助者比比皆是。

北接着写道：那些爱国革命党要从累卵之危中挽救走向灭亡的祖国，其运动目标自然就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来。他们欲挽救因积弱而面临被瓜分亡国危机的祖国，故可称之为爱国党，对于欲趁机凌辱其国、瓜分其国的列强来说当然也就成为排外党。……他们虽然倾听着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腐臭纷纷的亲善论，但实际上早已觉醒了。对于习惯了凌驾胁迫亡国阶级、以习惯性轻侮观倡导亲善的日本人，他们是初始的爱国者。

这里，北一辉把辛亥革命看做民族觉醒的产物，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思想战争”，是“爱国党”所代表的“兴国阶级”对“亡国阶级”的革命，其对事物的本质性把握可以说超凡脱俗，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

第二，对中国实现统一的见解。

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立、武装冲突不断的现状，日本某些人认为中国将走向分裂。但是，北一辉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支那有史以来就是统一的，即使出现过群雄割据和两朝抗争。日本也有过元龟天正的分裂和南北朝争霸的时代。若说日本因有这样的中世历史，帝国宪法就应输入美国的翻版来建立各藩联邦，岂不是可笑的史观？春秋时人们期待天下统一的来临，孔明的鼎立之策也是为统一做准备。统治者与民众的理想通常在于统一，分立抗争时代不过是统一的觉醒尚未普及的历史过程而已。只观察支那之皮毛者是不考察这种历史过程的。对于各省自身顽强的团结力量其实应从反面理解，它正好是国家统一的第一步。……赋予革命支那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是以中央集权的统一为根本的，与美国的带有分权恶臭的制度丝毫无关。

这里，北一辉反对“中国分裂论”的态度是明确的，认为南北对立只是暂时现象，未来发展趋势必将是实现真正统一。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北对统一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显然估计不足，也未展开深入分析。

第三，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批判。

推翻清朝专制、实行民主共和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远大理想，中华民国的成立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一步。汉学“泰斗”内藤湖南也认为，清朝灭亡后，中国不应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某种变态的联邦制”。

更适合于中国。对此，北一辉持不同见解。北承认孙中山人格伟大，具有“超越利欲的美德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乐天派胸怀”，但并不完全同意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中国应实行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上，批评孙中山“照搬美国”，“在国家观念中有不能容忍的缺陷”。这里不妨引用长文，看一下北一辉的“见地”。北美建国是基于脱离其母国也不能背叛自由的精神，他们是为了信仰和自由而不能容忍母国的移民子孙。自由之乡是美国国民的骄傲，清教徒的血液随着移民的增多而混浊，但自由却是贯穿其历史的国民精神。支那则与之相反，其传统是与自由恰好相反的服从道德、服从父母、顺从君主，以忠孝、齐家、治天下为道德，历史上支那人民是只有统治道德得到显著发展的国民。……在这种历史中，他们成为鞭打了数千年的奴隶。……孙君的空想不必美国人说我们也都知道，那是觉醒了的革命党人的疾患。世界上的共和国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反动与革命的反复，这不仅是由于其国家建立在分离的革命基础之上，而是……由于他们的国民精神尊重反对党的监督自由。没有自由的觉醒，或正要觉醒但依然处于专制历史惯性中的国家，决不可能通过美国的制度来维护自由。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美国的两党对立制，反对的自由、监督的自由、批评攻击的自由、更替交迭的自由等反对党可以存在的一切理由，必然会遭到蹂躏，结果必然会出现一党专制政治，在野党会被当作“叛徒”。如果在支那的建国与历史当中无法发现保护在野党自由的精神，那么孙君对美国总统政治的翻译（照搬），反而会背叛其理想中的民主自由而成为专制。

接着，北一辉谈到了东洋的政治传统，即除了君主专制外，其笔下的“东洋共和政治”要比美国式的共和政治好得多。他说：所谓“东洋的共和政治”应该像列于神前的诸汗选出窝阔台汗成为终身总统那样，是享天命而成为统治元首的共和政体……黄人的共和国应该以中世蒙古建国为楷模。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忽必烈汗都不是世袭继承君位的君主，而是由一种名叫“库里尔台”的大会选举产生的恺撒。并且，他们比之于恺撒的罗马进行了更自由、更统一、更辽远的征服。从翻译（照搬）中解脱出来吧。黄人的总统不是美国开垦事业中的大村长。

这里，北一辉明确地指出，国民传统和国民意识的差异，决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可以照搬美国，而应从东洋特有的传统中发掘和继承，古代蒙元帝国诸汗推举终身大汉的“寡头政治”方式，正是近代中国实行“精英政治”的历史依据。同时，这种政治必须是中央集权的，其最高领袖应是“天命与民意”决定的精英中的精英。唯此中国才能强大起来，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

第四，“中日军事同盟”的设想。

与一般意义上的“亚洲主义者”及“国权主义者”相比，北一辉是最典型的“大亚洲主义者”、“亚洲门罗主义者”和“超级国家主义者”。其野心之大、“理论”之系统、言辞之“坦率”，在同类“主义者”中，即使不是唯一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支那革命外史》的后半部分，北一辉以大量笔墨论述了“中日军事同盟”的必要性和目标。北写道：当窝阔台汗的共和军（中国革命军）驱逐英人、在讨伐蒙古的名义下对俄开战之时，日本北自浦港开进黑龙沿海诸州，南面夺取香港、新加坡，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建立救应印度的立脚点。……进而挥动长鞭，跨越赤道占领黄金澳洲大陆，颠覆英国的东洋经略自不待言。……支那首先是为了存立，日本是为了使小日本变成大日本。……若此，日支同盟可成，两国亲善，天人共舞。

北一辉为何会有这种“奇想”，根据在哪里呢？其心路历程可以在随后完成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19年）中找到答案。

北一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崇拜者，将阶级斗争理论扩大到国际关系中使用是其专利发明。北一再呼吁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其依据是：既然现实社会尊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那么“国际无产者”日本对国际资本家的革命便是天经地义，这就如同英国独霸世界、俄国统治北半球一样具有正当性。“国家除为自身防卫外，还有为被不义之强力所压迫的其他国家或民族而开始战争的权利”，“有对于因国家自身之发达而另外不法独占大规模领土并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开始战争的权利。”

对日本来说，“若有必要，应有夺取全地球之远大抱负。”

应以“革命之大帝国主义”的姿态，“挥动亚洲联盟之义旗，执应真正来临之世界联邦之牛耳”。

与中国军事结盟则是日本实现“远大抱负”所采取的必要“革命性对外政策。”辛亥革命初期，当北一辉看到留日学生是核心、革命党人思想及行动方式深受日本影响时颇受鼓舞，相信中国革命成功后会出现一个亲日政权，进而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中日军事同盟”。

但是，北一辉的中日合作及军事同盟设想是一厢情愿的，因为日本对华扩张的不断升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华民族危机，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中日“合作”、“同盟”的基础。以五四运动为起端，在觉醒了的中华民族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面前，北一辉终于发现“站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

遂心灰意冷，结束了在中国十余年的“革命生活”，返回日本指导“国家改造”运动，策动“直接行动”的“武力革命”。

通过对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三人的实证考察和分析，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各种大陆浪人对革命派的支持，客观上推进了中国革命。但是，在同情和支持辛亥革命的浪人中，既存在宫崎那样抛开国家观念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也更多地存在怀着扩大在华权益或将中国拉入日本主导的反欧美列强阵营动机的国权主义者。因此，宫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表里如一且善始善终，而内田和北一辉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在看到革命遭遇挫折、革命派掌握国家实权的希望渺茫时退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3.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

酒卷贞一郎于1897—1911年任海军兵学校文职教授，辛亥革命发生后赴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1913年写成《支那分割论》，强烈主张分割中国。其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国的认识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清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大小官员不思国事，只图荣华富贵、中饱私囊，因此已经处于无风自倒的状态。他写道：清朝……贪官污吏接踵不断，大官小吏皆不思国事，以中饱私囊为唯一目的，为此不择手段。故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巡警狱卒，无不苛求收刮人民，几乎是在掠夺。他们又用收刮之钱财来贿赂上官以图荣升。荣升之后会进行更多的收刮与更多的中饱私囊，然后再送更多的贿赂，得到更高的荣升，这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故上下都被卷入这一邪恶的潮流当中。官吏越来越富，人民越来越疲惫，流贼蜂起，群盗横行，不平之徒组织秘密结社，革命之火点燃，导致清朝的覆灭。

第二，认为辛亥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军根本没有革命精神，战斗如同儿戏，因此辛亥革命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酒卷笔下的战场情景是：武昌革命初夜，士兵成群闯入城中，炮击官衙，却几乎没有死伤者，汉口之战也只不过是枪炮的乱射。汉阳附近的战斗，是此次革命中唯一的一场大战，是最激烈的。然而两军合起来的死伤人员不过五千。南京则是无刃陷落，徐州之战不过是学童的模拟战。两军的将校、士兵临战都想活下来，在战场上唯一的想法是保全自己，根本不想什么破敌杀贼之事。

汉口收复战是沿着日本租借后方的铁道线路进行的，租借里的邦人都站到台阶上或是房顶上观战，看到他们趴在铁道沿线的堤下，埋着头，只把手伸出来射击，根本就不进行狙击，枪弹很少打中敌人，而是从根本想不到的方向飞去，不但打不到敌兵，反而还造成很多无辜良民的死伤。

战胜者也不会暴露身体追击，只是伸出手来射击，当敌人的影子逐渐远去，从木偶大小变成鸟儿大小，再变成黑点，最后直到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才匍匐到堤上左顾右盼，徐缓追击。一旦看到敌人在前方占据了障碍物，就不会前进一步。如果有可以隐藏的障碍物，就会藏起来，没有就会退却到以前的障碍物中。两军没有以散兵进行攻击的，在战斗中没有挖掘散兵壕，不进行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也没有实行的勇气，没有侦察，没有狙击，没有跃进，没有突击，没有追击，真是天下太平的战斗啊。

在构筑汉阳的防御工程时，让士兵们挖掘沟壕，士兵都说“我等是战士，只知道好好打仗。沟壕的挖掘是苦力应该干的事，与我等无关”，不肯作业，司令部只好招募挖掘，逐渐完成作业，让士兵以沟壕为掩护进行活动，可他们却以此为很好的便所，夜间拉屎放尿，耗费了莫大银两的重要散兵壕在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公用厕所，第二天早上兵火交接，战斗渐酣时，完全没抵上用。

由此，酒卷得出的结论是：“革命战斗当中的两军，特别是革命军完全没有士兵的样子，是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他们毫无斗志，只是为趁势涝银而加入队伍”，故辛亥仲秋的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与历代的王朝革命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的革命”。

是阴险、恫吓、虚伪、贿赂的革命，而这种“革命”无法挽救中国的命运的。他写道：仔细观察革命走到今天的过程，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欺瞒的革命。以此丝毫不能振奋中华民国国民的活力。他们呼号新政的刷新，呼叫利权的回收，提倡排外，宣称共和，议论宪政，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痼疾，其活力与清朝的活力一样都沉没到了九泉之下。因此他们的人心日益浮躁，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日益松弛，留下的只有虚饰。此种状态继续下去的话，与唐末、宋末的支那一样，民国难免分裂割据。

第三，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从政治家、官吏、军人直到老百姓，中国人想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国家。其笔下中国政治家的形象是：他们没有自己铺设铁道的能力，没有开凿矿山的能力，却只拘泥于利权的文字，呼叫利权的回收，以为这关乎国家体面，而不仔细琢磨利益得失，无论什么事都要阻碍外国人的事业，而不考虑失去同情，招来反感。苏杭甬铁道、川汉铁道、粤汉铁道等，皆因他们反对借款而终止，至今没能开通一线。矿山亦然。他们呼叫不许给外国人采掘权，而要自己采掘，但支那除了外国人经营的矿山之外，至今还没听说过哪儿在采掘新矿。他们只以吐露豪言壮语为快，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得失，也并不徐徐策划。总之，他们作为个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他们呼号只是为了让自己出名。既然没有国家的观念，当然就不会为国家效力，不会为国事效力。

中国官吏的形象是：支那官吏，上自朝堂大官，下至地方村落小吏，都不是以国家观念就任的，而是为了自己，为了金钱当官儿。故他们榨取人民的膏血温暖自己，又为飞黄腾达贿赂上官。人民极为贫穷而官吏富有。从行政到司法，都是以贿赂解决问题的。

中国军队的形象是：支那的军队哪知道什么忠勇，也不解什么信义……有背着伞的，有腰下别着提灯的，有的在行军中站在路旁吃东西，有的人撒尿拉屎。还有抢掠民宅、富豪的，甚至还虐待老幼、强奸妇女。支那的军队是纯然的强盗之群。他们不是以国家的观念加入军队的，而是为了得到工资入伍的。故按时得不到工资就会暴动，拿起武器劫掠无辜的良民。……战时不顶用，平时却骚扰良民。他们不是国家的干城，而是国家的蠹虫。

中国老百姓的形象是：人民知道依赖官吏不利于自己，于是集结为乡党以自卫。故他们不管国君为何人，北人可以，南人可以，西戎可以，东夷可以，只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国君都会服从。故他们视王朝的隆替为过眼烟云，昨天的仇敌成为今天的国君，今天的国君成为明天的奴隶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个人主义，是数千年来的遗传，是习惯，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脑袋里，坚固得无法拔除，已经成为本能。要之，支那人与犹太人一样，作为个人勤勉忍耐、勇敢奋斗、励精图治、善于储蓄，具有优良的发展能力，但作为国家团体中的一份子，则是怯懦、怠惰、教条、虚伪、贪婪，充满了贼心。他们不忠、不义、不信、不勇，是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如何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健全的国家呢？

据此，酒卷认为，中国人的自私和奴性，决定了只有专制政治适合于中国。中国人不能自主、自立，只能是被统治的对象，因此无论是清末推行的宪政，还是革命派力主的共和，都不过是“缘木求鱼”。他写道：支那人民如此没有政治思想，没有自治观念，唯希望依赖圣主、贤相施良政，从中受益。他们依然是专制时代的人民，是应该接受压制的人民，不是可以发挥自由的人民；是被统治的人民，而非统治的人民。现在全国蔓延的政治倾向只不过是一时的流行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要立宪，为何要共和，为何要渐进，为何要急进，为何是国民党，为何是民主党，为何是统一党，为何是支那进步党。他们只是敷衍趋势、附和雷同而已。期待以此等人民完成共和政治，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支那难免会土崩瓦解，走向灭亡。

第四，认为中国这一人民没有国家观念的国家必定被列强瓜分，日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以便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对此，酒卷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南北并进、分割中国的具体建议，即：外蒙古与新疆已处于俄国控制之下，西藏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支那处于分裂状态，且支那内部也出现了割据之势，支那的分割不可避免。因此，日本作为支那的邻国，应该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在北方，为了确保朝鲜与辽东成为日本的领土，需要与俄国协商，将南满洲、内蒙古一带与直隶的一部分划入日本的管辖范围；在南方，为了确保我国领土台湾与母国之间的联系，需要获得福建、浙江二省。特别是浙江的舟山列岛是大型舰队的根据地，可以扼制中央支那的大动脉——长江河口。福建是贫瘠之地，获取浙江可弥补福建的不足，还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需要在与英法协商的基础上，获取江西的一部分。江西的赣江流域沃野千里，是所谓的天府之地。

客观地说，酒卷贞一郎对当时中国社会腐败、衰落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不是没有根据的，对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判断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作为日本军事学校的教授，他通过课堂教育以及书籍传播等途径，对日本政府尤其是陆军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事实上，他的南北并进分割中国构想与参谋本部的中国分治论是极为相近的。

四、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观

1912年3月，袁世凯以清帝退位、接受共和为交换条件，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中国政治进入北洋政府时期。此后，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内部的武装争战不断，直到1928年底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对中国来说，这一时期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处理，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应对将极大地影响自己的发展进程；对日本来说，窥测形势，抓住一切时机，利用列强之间及中国内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是其对华政策的不变主题。

1、一战期间的对华政策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由于德、俄、法、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参战而无暇东顾，日本发现了对华扩张的契机。

战争爆发后，元老井上馨即在致大隈首相的信中指出:“此次大祸乱对于日本的国运发展乃是大正时代的天佑。”日本应抓住机会，“确立我国对东洋的利权”。

日本政府则认为:“与帝国有最痛切利害关系者，为邻邦中国问题……当今之急务就是排除阻碍我国在华发展的最大障碍——德国势力。”

1914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以日英同盟条约中关于战时互助的约定为借口，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立即撤退其在日本及中国海上之一切德国军舰，9月25日前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条件地交付于日本官宪。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本无视北洋政府发出的“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告交战各国，勿及东方”的声明，5万日军在胶州半岛的龙口强行登陆，同时蛮横地要求中国将山东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划为“中立外区域”（亦称交战区）。北洋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在日本的压力下，最后同意将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的地区划为交战区。中日双方约定，日军不得越过潍县车站西进。但是，日军根本无视约定，9月26日占领潍县车站后继续西进，相继占领了张店、济南等站，完全控制了胶济铁路西段。然后，日军回过头来攻打青岛。11月7日，青岛的德国守军投降。16日，日军占领青岛。日本对山东的出兵及其作战行动，给当地的中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青岛的工商业活动停顿半年以上，财产损失难以计算。

战事结束后，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日本立即撤军，将青岛等占领区归还中国。但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在11月26日宣布成立青岛守军司令部，任命第十八独立师团司令官神尾光臣中将为青岛守军司令官，在占领区实施军政，企图长期占据青岛。1915年1月，中国政府宣布撤销战区，再次要求日本撤兵，而驻华武官町田敬宇少将却露骨地宣称:“日本既然用鲜血和巨大的财力夺取了青岛，那么将德国的既得权利作为战利品来享用理所当然。”

外相加藤高明也在议会上诡辩说：既然德国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那么日本就不受通牒中关于将来把租借地归还中国的约束。

俨然摆出一副帝国主义无赖的嘴脸。

日本政府非但对中国提出的撤军要求置之不理，而且以占领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的既成事实相要挟，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权益扩张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越过中国外交部秘见了袁世凯，提出了史称“对华二十一条”的强硬要求，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的4条，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中国不得将山东的土地让与或租与他国；允日本建造铁路；把主要城市开为商埠。

第二号，关于东北问题的7条，要求将旅顺、大连租借期和南满、安奉铁路的管理期均延长为99年，将吉长铁路委托日本管理99年；日本人在南满、东蒙享有居住往来和各种经营的自由，享有土地租借权和所有权；非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允许他国人在该地区建造铁路或为此而向他国借款；不得在该地区聘请他国人担任顾问或教习。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的2条，要求公司由中日合办，未经日方同意，中方不得处理该公司的一切权利产业，不得准许他人开采该公司附近之矿山。

第四号，要求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割让或租借他国。

第五号，涉及中国全境的7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在华的日本医院、寺院、学校等享有土地所有权；在一些地方由中日合办警察或中方聘用大量日本警官；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由日本建造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铁路；日本对福建省内的筹办路矿船港等享有贷款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享有传教权。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牢牢控制中国，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袁世凯的对策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出去，利用国内舆论和列强压日本。结果舆论一片哗然，民众强烈要求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各省的将军也联名电告政府，表示愿率军以死力拒。西方列强为战争所困，一时无力对日本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仅对日本的做法提出异议。

面对中国民众的抵制和列强的牵制，日本仅做出了删去第五号要求的让步。5月7日，日本政府以动用武力相威胁，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至5月9日下午6时前做出同意的答复。如到期收不到同意的答复，则帝国政府将采取认为必要的手段”。

5月9日，袁世凯无奈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关于汉冶萍公司、胶州湾及福建省等一系列换文。这些条约和换文通称为“民四条约”，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重要标志。

根据这些条约，日本不仅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利，得到了土地不租让他国、修筑铁路、增开商埠等具有排它性的权利，还进一步扩大了日本在南满延长租借地及铁路的管理期限，以及经营权、领事会审权、十处矿区开采权、借款权和聘用顾问、警察及课税须得日本同意等权利；获得了在内蒙古东部经商、开埠、领事会审、课税、借款等方面的特权以及对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的确认等。

对华“二十一条”极其严重地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日关系恶化的前途已难逆转。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军阀林立，混战不断，日本的对策是通过“日元外交”扶植亲日派军阀，维护和扩大在华殖民权益。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即是一例。

日本商人西原龟三是寺内正毅的密友和外交智囊，寺内执政后，采纳了西原提出的以经济手段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一揽子计划。1917年9月，广州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与执掌北洋政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形成了南北对峙的紧张局面。梦想武力统一中国的段祺瑞与急欲扩张在华权益的日本政府一拍即合，以日本出钱支持段、段出卖中国权益达成交易，西原便是这场肮脏交易的中间穿线人。在寺内执政的两年内，西原经手的秘密对华借款有8笔，总额达1.45亿日元。

作为对日本的回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允诺战后中日合办胶济铁路，还签署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军进出中国东北“合法化”。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下台，之后日本又把盘踞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1917年8月，北洋政府权衡利弊，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入到协约国一边，对德宣战。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召开和会，讨论战后问题，中国和日本作为战胜国成员参加了巴黎和会。

中国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德、奥等战败国战前在中国享受的特权，并取消日本的对华二十一条及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日本则要求和会承认其对战前德国享有的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的全部无条件接收，并以不满足要求便退出和会相威胁。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列强偏袒日本，中国收回山东的外交努力归于失败。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国内舆论哗然，1919年5月4日，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还我山东”、“废除二十一条”、“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震撼环宇。在民众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在6月28日举行的巴黎和约仪式上签字，近代以来首次在涉及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对日本和列强说“不”，日本通过和会取得山东相关权益合法权的图谋破产，山东问题成为中日间的悬案。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主导下举行。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九国参加，主要议题是限制海军军备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会议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确认了列强对亚太地区实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日英同盟》由此废除；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条约”），规定了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条约”），确认了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中国对列强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会上，由于列强各自心怀鬼胎且相互勾结，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以及废除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均未取得明显效果。

会议期间，在美英的斡旋下，中日两国代表以“会外交涉”的方式，经过艰难谈判，于1922年2月4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及其附约。该条约正文11节28条，附约及协定条件22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恢复对山东的主权，日本于条约生效6个月内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并从山东撤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由中国以5340万金马克向日本赎回，中国将收回的胶州等城市全部开放为商埠，中国在收回山东后将尊重日本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由此，法律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控制依然深固，以致其后不断成为中日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2、内藤湖南的中国论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其见识和主张对国民观念的形成乃至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考察和分析日本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他们向本国政府和国民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对于阐明当时的中日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而在众多可供研究的“人物”中，被誉为“支那学”泰斗的内藤湖南和“大正民主运动旗手”的吉野作造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战前日本著名汉学家及国策学科“支那学”的创始人之一。1906年以前任《大同新报》、《万朝报》、《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社的记者，期间于1905年接受外务省的“满洲占领地民政调查”任务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1907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与通常所说的汉学不同，战前日本的“支那学”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它是以现实“支那”（中国）为对象的对策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研究。当然，“支那学”学者一般都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换个角度说，倡导经世致用的汉学家一旦将现实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支那学”行列。作为汉学家，内藤湖南声名显赫，在中国古籍史料考据、历史分期与社会性质、文化发展与变动趋势等研究上卓有成就，其提出的“宋代近世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学术界影响不小。但是，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学术造诣，而是1911年武昌起义至1924年国共合作的民国初期“支那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在这一充满变数的特定时期里，内藤湖南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就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专题论述，其中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的便有《清朝衰亡论》（1912年3月出版）、《支那论》（1914年出版）和《新支那论》（1924年出版）等3部著作，以及在《大阪朝日新闻》、《外交时报》、《东方时论》、《神户新闻》、《青年》、《太阳》、《中央公论》等报刊杂志上刊载的时评43篇。本文拟以上述著作和时评为据，具体考察内藤湖南面对辛亥革命及民国初期的中国关注和思考了什么，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未来发展前途持何“见解”，对日本统治当局提出了怎样的政策性建议，进而管中窥豹地揭示日本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中日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及其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一，中国“统一论”与“分裂论”的本意

武昌起义后，中国一度出现革命派与清朝对峙的局面，政治前景不明。针对日本朝野出现的中国会出现“王朝更替”、革命派一事无成以及“南北分治”等各种争论，1911年11月末至12月初，内藤湖南以“清朝的过去和现在”为题，在京都帝国大学连续发表三场演讲，通过分析清朝军事、财政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做出了清朝必亡、革命必胜的准确判断。即：今日支那的状态是大势的推移，自然的成行，眼下的官军胜、革命军败不会改变大局，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无疑，此乃几百年来的趋势，今日非变不可的时机已经到来。

内藤在分析清朝必亡的原因时指出，清朝在财政上已陷入窘境，新思想的渗入则使清军发生了“异化”。他说：那些被派到日本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各种教育，带着清朝所讨厌的知识回国，清廷已也有赴日留学生皆为革命党的议论。当然，到过日本未必会成为革命党，但留日学生多，自然数量上革命主义者也会多。结果，住在外国，读着新书，脑子里装的就不再是清朝。这是革命的基础。……那些在外国接受了新思想的军官，训练军队的同时也训练了革命思想，逐渐地制造了革命党。

内藤认为，比之于财政崩溃和军队的“异化”，人心相背更从根本上决定了清朝的命运。他写道：清朝已是强弩之末，艰难地维持着形式上的向心力。此次变乱使向心力完全破坏，数百年来惯性发展而逐渐兴盛的离心力急剧膨胀。……在宋以后形成的“君主专制”的王朝内部，皇帝构成了向心力的原点，是绝对权威的体现者，传统主义的权威使皇帝成为绝对的崇拜对象。然而清末人们对朝廷的尊敬之念已丧失殆尽。

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的独裁一再引起革命党人反抗，“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的接连发生表明，中国事实上仍处于分裂状态，能否实现真正的统一前途莫测。在此期间，日本国内关于中国是否会走向“南北分治”争论愈演愈烈，并影响到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为此，内藤在多种场合阐述了中国不会南北分裂并终将实现统一的见解，他在1911年11月发表的《支那时局的发展》一文中，以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为据，阐述了中国不会分裂的看法。有人认为袁成为北京的中枢会造成南北分立的局势。但是，这种南北分立的预测原本就是一大谬误。自古以来，支那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这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保持野蛮习俗和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然而一旦天下太平，生活进步，北方不依靠江南财富就难以维持独立。金延续百余年靠的是南宋的岁帑，元不堪于江南的叛乱而亡。元明以来，北京更是靠江南的米与租税生活，故独立的北方经济上绝不允许江南的新立国存在。不懂这一历史而梦想南北分立，又以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只会铸成大错。

接着，内藤又在《清朝衰亡论》中写道：支那国南有扬子江，北有黄河，两河之南为南方，之北为北方，从地图看，于两河间划出一线的南北分立之说未为不可，但以地图划线来轻率地考虑国家分合，是无视支那的历史，是尤其对支那近世历史全然无知者之言。

从这些言论看，内藤湖南俨然是个中国统一论者，然而事实恰好相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民族分裂论者。

在前述的时评《支那时局的发展》中，内藤反对中国南北分治论，但同时又指出了中国存在着各种分裂因素。他说：无论何方率先成立有实力的政府，列国都不会改变领土保全原则，亦不会有大规模介入的干涉。但是可以预测，不易解决的问题是，内外蒙古各部、西藏等将不归服新立国的共和政府。首先彼等显然不愿归服汉人，更何况共和政府不存在受命于天的天子，故也许不会被承认是国家。外蒙古等宁可接受俄罗斯保护也不会服从新的共和国，西藏法王肯定希望依靠露西亚或英吉利。如此一来，因内蒙古有与日本关系很深的王族，其最后选择也是问题。不过，新的共和国也许对这些塞外领土全无眷恋。甩掉这些棘手事物，经济上反而对支那有益。

三年后，内藤湖南在自称“代替代支那人、为支那而写”关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感情基础，内藤认为，满蒙回藏等民族历来不愿顺从汉人统治，清朝垮台后，这种离散倾向进一步增大，并已构成了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写道：汉人对自己的文明和能力过于自信，但纵令统辖五大民族，在五族平等上，是否能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之与自己同等也是疑问，说到底还是以汉人为中心、其他民族附属和被统辖的理想。

《支那论》中，从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和民主制的代价等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更加彻底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分裂的必然性以及分裂对中国的诸多“益处”。

以往的清朝时，蒙古、西藏以及土耳其种族服从于支那并感到头上的重荷有所减轻，生出独立之心亦属理所当然。原本蒙古人、西藏人服从支那是因为服从满洲的天子，是服从满洲天子的统一，从来就没想过服从汉人建立的国家。因此，满洲朝廷一旦倒塌，各异族的领土自然随之解体，蒙古人要求独立、西藏人依靠英吉利亦属当然。

关于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内藤认为，汉人维持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得不偿失。他说：常言道，汉人的天下由汉人支配。若此，以支那本体的财力来统治支那应为根本，从财政的理想出发，把财政上看对支那有害无利的土地分割出去至为妥当。

关于政治制度与国家统一的关系，内藤虽断然否定了中央集权在中国的可行性，但同时又认为民主共和制度对于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支那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丧失对异族的统制力。

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内藤得出的结论和建议是：支那的领土问题，从政治实力考虑，今日应该缩小而不受五族共和之类空想左右。从实际实力出发，莫如暂时失去领土也要实现内部统一。

乍一看来，内藤湖南一面说清朝灭亡后中国不会南北分治、势必回归统一；一面又力主中国领土应一分为五，分而治之。同一张嘴却唱出了“统一”和“分裂”两种论调，岂非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其真意究竟何在？

解开这个谜团并不困难。事实上，内藤的心中没有或根本不愿接受“中华民族”的概念和事实。他只承认传统的汉族集中居住和生活的区域是中国的“本土”，并认为这个范围的“中国”必将统一而不会“南北分治”。反过来，他把满、蒙、回、藏地区排除在中国之外，认为这些地区从中国领土中分离，既能满足当地民族的独立要求，又能减少中国统治者的“负担”和“麻烦”，五族分治取代五族共和才是明智之举。

对此，如果说内藤缺乏中国历史及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基本知识，显然是对“汉学泰斗”的大不敬，倒是应该坦率而虚心地承认，内藤对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对立、融合、共处的历史不仅清楚得很，而且不乏独到见解，其对清末民初政情民风的深入了解，在同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中亦属凤毛麟角。他指出的中国统一因素及分裂因素，某种程度上存在客观依据，对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也不无合理成分。但是，在对事物整体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上，内藤显然低估了两千年来、特别是有清260多年来中华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强大的内聚力。正因如此，清亡后民国初期的中国政坛虽然剧烈动荡，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在领土和民族问题上，无论是袁世凯、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中国还没有哪个当政者敢于铤而走险、拿原则做交易。内藤的“看法”从根本上就错了。

第二，中国“国际管理”及“放弃国防”论的荒谬

内藤湖南在作出中国久乱必治、“本土”势必统一的判断后，又花大力气论述了中国应采用何种政治统治方式、如何保障国家安全以及列强在“保全中国”上的作用问题。

首先，内藤认为，清朝灭亡后，传统的“家产国家”型君主专制体制已为时代的潮流所抛弃，不可能死灰复燃，而国民性和传统的社会结构，又决定了中国不宜实行中央集权，“联省自治”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

关于国民性，内藤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和政治是非感，只考虑自身利益而不在乎谁来统治。在《支那论》中，他是这样描述中国的国民性的：当下，我们对失败的革命党人表示同情。革命党人因为不了解支那的国民性，使得无限辛苦的成果归于泡影。支那的国民性是牺牲一切也要追求和平，兵荒马乱之际，看到桀骜的暴徒横行，代表良民的父老屏息以待，事态稍稳，则不得父老欢心就不能继续统治。革命党凭借新锐意气而未顾虑父老欢心，以致失去近来起事的地盘，遭受重大打击。其最初奋起的动机虽然堂堂正正，然而倏起倏灭状态的结果与李自成、张献忠诸贼无异。所谓收揽父老，就是不问其法制之美善、人格之正邪，此乃支那的成功秘诀。无论恶人恶法，得此秘诀，必可成功。作为成功的要素，于收揽父老之前，改革论也好，政治上的主义也罢，皆毫无用处。革命党不知掌握此秘诀之关键而失败。目下袁世凯在知县考试中只采用旧读书人等做法，乃颇得此秘诀之要领。当然，此秘诀对挽救国家灭亡不起任何作用。得到父老欢心而成功的君主、大总统绝不保证国家为外敌所灭。父老并不重视对于外国的独立心和爱国心，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安乐度日，无论何国人来统治都会柔顺服从。

支那人本来无节操，见机行事，趋炎附势，缺乏定见。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内藤认为地方自治的传统根深蒂固，只有顺应这种传统才能维持统治。在《新支那论》中，他对中国地方社会的“宗法传统”和“乡团自治”进行了以下描述：支那民政的真正机能依然在于乡团自治，……无论是共同管理还是其他任何统治，只要不打破乡团自治，支那的传统政体就不会破灭。

地方上的乡团是由宗法即家族制度关系构成的。说到家族制度，日本人马上会想起封建时代的士族生活。但是支那的宗法并不那样幼稚，财产继承是分头的，中间还有家族公产与个人私产之别，是很调和的，此外还有家族互助、以家庙为中心的义田义庄，家族俨然是个小国家。非全部由家族组成的乡团，则是由几个家族集合，再吸收附属于家族的零散人员，依然与以家族为主的乡团组织无异。

从中国当时的状况看，不能说内藤的见解毫无根据，有些看法甚至可以说一针见血。但是，要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他所开出的“联省自治”药方果能解决中国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按照内藤的“馊点子”做，中国只能是“各地方独立、以宗法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罢了”。

其次，或许是内藤湖南内心也清楚这种“联省自治”办法不会给中国带来长治久安，于是干脆抛出了中国由“国际管理”的荒谬主张，他在1914年的《支那论》中就写道：北清事变（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之际，天津曾出现过都统衙门，实行列国的联合政治。第二次大的都统政治应该为期不远。……如果抛却国民独立的体面，此种都统政治为支那人民所取是最幸福的境界。……支那的官吏由廉洁干练的外国官吏支配，可享受负担不增的较为善政的恩泽。

之后，内藤更加坚定了这种看法，继续在许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兜售“国际管理论”，其蔑视中国的得意心态亦毫无保留地跃然纸上。且看1916—1921年间内藤发表的有关言论：由数十年来的实绩观之，支那的政治交给外国人是成功的。财政上，海关交给外国人成功了，随后厘金和盐税等由外国人经手后余裕日增。今日，支那人无不承认财政委托于外国人给政府和人民带来的利益。支那的民政主要是裁判，支那人知道，居留地（租界）里外国官吏的裁判虽然也有某种让步，但还是要比依赖支那官吏的裁判幸福。警察制度上，也是依赖居留地警察远比本国警察为善。北京曾组织过以日本人等为主的警察，那是支那人民从未见过的值得信赖的警察。如果支那把全国的警察都交给外国人管理，便可以最小费用获得最大的安全。军备亦然。若将一个大队（营）的军队交给日本军官管理，其保安的效力将大于支那人组织的一个师团（师）的军队。

若下定此决心（国际管理），支那的安全、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便可永久维持，此乃支那人最好把政治机关交给外国人的最大理由。若支那无此决心，则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

要使支那人安居于本国的城市或村落，暂用外国人做军队和警察的干部系属当然，经济机关、银行、公司等最好交给外国人经营。

支那已不年轻，采用现今世界流行的民族自治方针，已不能救济其老朽国民的政治及其机关。如同老人需要年轻人搀扶一样，支那的国民应该考虑让外国人居于其统治者的中心。

支那的政治改革，更确切地说政治复活，靠支那民族终究不会成功。外国人或支那人早晚会明白，依靠外国人是最便利、最经济的办法。

支那归国际管理，绝非外部压力所致，而是自然的成行。

把中国交给外国管理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成行”，是“最便利、最经济的办法”，非此则中国在“任何时候都难以享受真正和平和人民幸福”，这就是内藤的看法。

再次，内藤的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治国能力、应由“国际管理”的论调，又是与其中国“国防无用”论及“放弃国防”论“打包”推销的。在《支那论》中，内藤“苦口婆心”地开导中国说：李鸿章是清楚自己实力的政治家，无论任何时候都把保证与外国和平放在首位，即使是付出领土缩小的牺牲。此深意即使张之洞、曾纪泽等年轻人物也不明白，对袁世凯那样年轻且长着猴脑子、不识大局、不知大计的机会主义政治家，更是不足与语。彼等不明白清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收回利权。当今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首先应该认识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绝无国防的必要。即使露西亚、英吉利侵略蒙古和西藏也绝无兵力与之对抗。托列国势力均衡之福，支那即使完全废弃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绝不会有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再者，即便支那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其素质亦可知大方。若日本或俄国决心灭之，则根本无法抵抗。因有日、俄存在，其他列国还不敢对支那主体下手。故而对于外国，支那没有维持军备的必要。

两年后的1916年3月，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的《支那将来的统治》一文中写道：我曾屡屡对支那人说，今后三十至五十年里，支那人脑子里不要有一丁点国防的想法，脑子里装着国防反而是危险的。今日支那养着百万军队，但是像日本那样军队训练有素的国家若发动侵略，只需半年或一年时间。要想避免此类事态发生，就应为本国的利益着想，不让日本等强国出手。支那的国威和体面不是靠自己的国防，只能靠外国本身的利益及其对支那的德义来维持。

1918年，内藤又在《神户新闻》上撰文说：强兵不是苦力有了枪就能马上实现的，真正强的兵靠的是国民性。国家观念是必须的。支那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

显然，在中国要不要国防的问题上，内藤对中国的蔑视和自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以数学家的毋庸置疑的口吻，颐指气使地告诫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必须认识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绝无国防的必要”，因为即使“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也根本无法与日本或俄国抵抗；告诫中国人民“脑子里不要有一丁点国防的想法，脑子里装着国防反而是危险的”，因为日本要打败中国的百万军队，“只需半年或一年时间”。他为这种“计算”寻找的根据是：国家观念是强兵的前提，而没有国家观念的“支那人整体上有国家观念需要几十年还是问号，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也未必”。内藤的这种“量化”判断，不由得使人联想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弥漫于日本全国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论，原来二十年前的内藤湖南已经为日本人洒下了这一罪恶的思想种子。

对于“国际管理”和“放弃国防”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后果，“中国通”内藤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为了使中国人民在心理上能够承受可以预见的后果，内藤又在1919年的一篇文章更直接且彻底地阐述了“国亡”、“文化在”的“道理”，对中国人进行了“内藤式”精神抚慰，他以慰灵碑文式的笔法写道：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之大局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毋宁说其文化恰能大放光辉于世界，支那民族之名誉，定于天地共存，传之无穷。

内藤湖南：《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底》，《太阳》，1919年第9号。

先是劝告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接受“国际管理”并“放弃国防”，继而劝慰中国人以“阿Q”精神，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国家“灭亡”后不必“过分悲哀”，而应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着想，从而自我陶醉在“文化大功业”的“民族名誉”之中。至此，内藤的这些愈发离谱的“妙论”，恐怕连白痴也不会接受，除了散发着小人得志般讽刺挖苦的酸气外毫无价值。

第三，日本对华“使命论”的诡辩

内藤湖南在连篇累牍地奢谈中国“怎么样”、“为什么”和“怎么办”时，从未忘记为日本出谋献策。确切地说，他的“支那学研究”本来就是为国家政策服务的，其本人也因此与纯正的知识分子划开了界限。

与一般政客或法西斯军人的“支那论”不同，内藤的“支那论”引经据典且自成体系。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他所鼓吹的日本对华“使命论”，也是由“国家年龄论”、“异族刺激论”、“文化中心移动论”和“殖民开发论”等彼此呼应的论点“推导”出来的。

且看内藤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解析中国社会并阐述日本对于中国的“大使命”。

他在1919年发表的《支那政治的复活》一文中写道：毫无疑问，支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但国民的老衰征候与国家的古老相伴。数千年来，由于相对说来国民不与其他民族混杂，且几乎未与其他国家竞争而经受磨砺，因此像荒野中的大树一样自由生长，充分发展而未受到外部伤害。但是，树木到了寿命，树身就会枯干，支那即是此种状态。支那是长期孤立的国家，其内部产生的弊病使其逐渐衰竭，似此老衰是不能依靠树木自身活力的，拯救它的办法只能是依靠外力遏制其腐败，或剪掉其寄生的枝条。

在内藤看来，中国这颗年轮久远的大树之所以青春常驻，靠的是外力作用而非自身的活力。之后，他在《新支那论》中以两汉以来的民族关系为论据，不厌其烦地高度评价了各个朝代少数民族的“刺激”为中国不断注入“活力”的积极作用。然而其醉翁之意却在于：通过对“异族刺激”产生“活力”的肆意扩大的解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寻找理论根据。他写道：支那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靠外族的不断入侵。成吉思汗说得好：“支那人民搞不好自己的国家，那就毁了它建成大牧场，为蒙古人的国家所用。”支那民族靠这种外族精神和耶律楚材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恢复活力，是非常幸福的。在支那人看来，以往外族的努力完全是以暴力推行的政治，然而如今外族的努力是从经济上和平推进的。必须看到，东洋文化发展的时代正在变化，旨在改变支那现状，或许也是不自觉的日本的经济运动，对于延长支那民族将来的生命，实际上有莫大效果。支那民族若阻止这一运动，恐将自取衰死。

由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实行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没有价值。讨论日本与支那关系时，单纯考虑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是甚为不当的。……支那继承着祖宗留下的过多财产，又不为世界充分利用，正所谓暴殄天物，而其身旁的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遇到了国民生存权问题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此等现象甚是矛盾。

这段引文清楚地表达了内藤的两层意思，一是日本可以像中国历史上的“异族”一样“刺激”中国焕发“活力”，并且这种刺激不是通过“暴力推行的政治”，而是通过“经济运动”来“改变支那现状”，从而“延长支那民族将来的生命”并带来“幸福”的；二是既然中国“暴殄天物”，守着祖宗留下的财产不为世界利用，那么遇到生存权问题的日本就不能“眼巴巴地看着邻国的继承权”，改变这种“甚是矛盾”的“现象”正当合理。

内藤认为，中国的国情已经到了不依靠“外力”就无法改变落后面貌的危险境地，日本可以像中国历史上的“异族”一样，从外部为中国的再生提供“原动力”。他写道：清末以来争论的问题是，支那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收回利权，什么利权都不给外国人，只能由支那人独占。然而支那人收回的全部利权只能是白白浪费，不会给支那经济带来任何发展。支那利权为支那独占的结果，必然是其他国家大发展期间唯独支那毫无发展，支那在经济上的亡国惨状必至。要把支那从亡国惨状中拯救出来，除了开发支那的天然财富外别无他途。此即依靠外国解决本国缺乏的资本，向外国人学习本国无能力的工业技术，与外国人产生共同利益，同时发展本国利益。

支那守着丰富的资源却根本没有开发资源的资本和经济机关的运转能力，必须从某处引进资本，经济机关运转的能力至少需要外国人训练数十年。但是，支那获得这种资本和经济机关运转能力的原动力来自何方？……简而言之，破坏支那传统政治组织、引导新的民众政治的原动力，就是日本国民在支那经济界的运动。

业已取得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应该根据其经验，从支那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支那的使命即在此处。

从这些引文中看出，内藤是主张通过“经济运动”为中国提供再生的“原动力”并同时解决日本的“生存问题”的，这或许也是他的首选意愿。但是，这并不意味力主对华经济扩张的内藤排斥使用武力，相反，他不仅为近代日本的侵华辩护，还抚慰日本国民不必因对华动武而自惭“自贬”。在《新支那论》中，内藤煞有介事地写道：日本与支那贸易的繁盛已有四五十年，此间也曾有过用兵，有过参谋本部等以特别方针对支那施展的各种小伎俩。然而通观全体，显然四五十年来日支两国关系逐渐由政治关系转向经济关系，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北清事变（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用兵的结果，也是打开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向着极为和平的方向发展。日俄战争向满洲用兵的结果，不也是使日本的经济力进入该地、使大连港升至支那第二大贸易港吗？满洲的财富由此增加是非常之事，美国人故意阻碍日本的进步，只看到了一时用兵且无视由此带来的经济上更大关系，但日本是不会有人持此错误看法的。当然，不能完全否定有时动用了武力。为了开拓大片田地，需要挖掘灌溉的沟渠，疏通沟渠碰到巨大岩石时往往必须使用巨斧或炸药，但是这样做就是忘了开拓田地的真正目的并由此断定炸毁其土地是目的吗？今天的日本国论忘记了本国历史和未来的前进道路，把作为一时应急手段使用的武力说成了侵略主义或军国主义，这是自贬。

至此，内藤湖南的殖民侵略卫道士嘴脸暴露无遗，并且已看不出这个“文化人”的论调与战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论有何区别。

不仅如此，如果进一步听听内藤采用“象形蚯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论”进行的说教，则这个“支那通”的阴暗心态就更加令人发指了。

内藤对日本国民说：如果日本与支那冲突而不幸用兵，致使支那土崩瓦解无法收拾，日本岂非要负全部责任。……日本人的这种杞人之忧，源于对支那国家的成立及其社会组织的历史全然不知。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日本等国情如支那人的比喻，是“常山之蛇，打首尾至，打尾首至”，国民非常敏感，哪怕是小笠原被外国占领也必然会引起日本国民全体沸腾。支那则与此相反，犹如蚯蚓般低级动物，是切掉其一部分而其他部分无动于衷继续生活的国度。

反过来又对中国人民说：今天，日本成为东洋文化中心并构成与支那文化相抗衡的势力不足为奇。日本是比支那优秀的强国，支那人以狐疑的目光看着日本的强盛，但若某一天日本与支那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活跃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上，支那人也不要以为是非常怪异的现象。

显然，内藤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接受的思想是：对待蚯蚓般低级动物的中国，日本国民可以放心地宰割，因为“蚯蚓”即使被切掉一部分也不会反抗；中国人应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可能出现的日本人君临中国的“现象”，因为“文化中心”已经移到“比支那优秀的强国”日本。

一个无知的民族没有未来，而滥用“知识”的民族却会葬送现在；一个无知的学者误人子弟，而失去良知的学者却会误国误民。内藤湖南由造诣非凡的学者堕落为战前日本侵华“国策”的“智囊”，其深刻的教训不只属于日本，而且属于世界。

3、吉野作造的中国观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战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以研究中国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和明治政治史闻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宣传日本政治民主化，并以“威尔逊主义”代言人身份活跃于日本论坛，被誉为“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一生关于中日关系的论著颇丰，其中介绍中国革命和中日关系的专著4部，中国时政评论文章162篇，此外还与他人合著了一部中国革命史。

二战以后，学术界关于吉野中日关系论的研究不断进展，但是相关评价却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松尾尊兊和黄自进等正面评价者认为，随着民本主义思想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变化，吉野作造最终否定了“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者和抵抗者；小林幸南、宫本又久等负面评价者则认为，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向天皇制妥协的产物，其对外立场反映在默认了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

小林幸男：《帝国主义和民本主义》，东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9，岩波书店，1963年。宫本又久：《作为帝国主义的民本主义：吉野作造的对中国政策》，《日本史研究》（东京）第91号，1967年。有鉴于此，应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吉野作造对华权益观的演变为线索，对吉野作造的中国观及中日关系论进行深入考察。

第一，吉野在“对华二十一条”上的立场及转变

1915年，大隈内阁以“最后通牒”的武力恐吓方式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了“对华二十一条”（其中“第五项”为暂时“保留”）。对此，吉野明确表示：“我认为，此次要求是日本为了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最小限度的要求，（政府）删除第五项实在令人遗憾。”

这就是说，吉野不仅认为强化在“满蒙”和山东的权益，是帝国日本为了“生存”的“最小限度的要求”，而且为旨在排斥欧美列强、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第五项”未能实现而“遗憾”，可见其主张和立场与日本政府没有根本区别。

“对华二十一条”无疑是极其霸道的帝国主义主张，这样的主张站得住脚、行得通吗？吉野是从两个方面阐释了其“合理性”的。其一，日英两国原本就有“同盟”之谊，欧战爆发后，英国要仰仗日本在远东牵制德国，所以英国的态度不足为虑；其二，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虽然名义上得到了各国的赞同，实际上列强均阳奉阴违，在中国大肆扩张势力范围，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不过是一纸空文。既然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日本自然可以放手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不必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束缚。

可见此时的吉野作造是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原则来讨论日本在华权益的。

吉野190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明治政府的帝国主义教育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无疑培养了他“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生存观。此外，这一时期吉野对中国政局的负面评价，也是他全面支持“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重要原因。1913年中国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斗争。然而吉野认为袁世凯势力很大，革命党难以成功，因为中国要想成事离不开外国的经济援助，而列强支持袁世凯，故革命党没有前途。

然而，吉野在解读1917年日美间签署的《石井•兰辛协定》时，全面支持“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吉野认为，根据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而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日本则必须遵守美国提出的工商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这意味着日本在中国享有的政治上的“优先权”受到了更加严厉的限制，已无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顾问以及中日合办警察，不可能再提出中国政府必须从日本购买所需武器、中国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的垄断性要求。

应该说，吉野的这种认识较其以前迈进了一步。

第二，吉野的中国观与日本在华权益观的“矛盾”现象

1919年，中日两国在巴黎和会上围绕山东权益的归属和“对华二十一条”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较量，最后中国的正当要求被和会拒绝后，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日本朝野对中国的一片责难声中，吉野作造与众不同地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他身体力行地组织了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师生的交流活动，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吉野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被誉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最具体的中日友好论的倡导，是永留历史的不朽记录”。

反映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良知。

然而，仔细阅读吉野作造的当时言论却发现，在吉野的中国观及其日本在华权益观之间存在着看似“矛盾”的现象。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收回山东权益和废除“对华二十一条”的理由是：“对华二十一条”是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定的，严重背离了威尔逊“十四点和平条件”中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平等的“民族自决”原则，是酿成中日两国纷争的祸根，因此，为实现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应予废除。对此，吉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根据国际法，一国合法政府签署的条约即使是在他国胁迫下签订也是有效的；关于日本对德国在山东特权的继承，只要能取得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的认可便可，然后可有条件地将德国在青岛的租界归还中国，以打消美国的疑虑。

吉野的这些观点较之其同情五四运动、将日本的军阀官僚批判为“侵略的日本”、将日本民众定义为反对侵略的“和平的日本”的言论，几乎判若两人。那么，吉野作造的国家权益观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吉野的看法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规模的大战，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牺牲，使战胜国和战败国两败俱伤，因此战争结束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重演就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联盟就是这一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国际维和机构；作为战后的世界五大国之一，日本必须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武力侵华和独霸中国的企图。

然而，对于是否归还列强在中国已经享有的特权，给予中国以平等的国际地位，吉野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其一，所谓“国家间的平等”，是指各国在国际法面前的平等，而20世纪初期国际法所保障的“平等”并非国家无论大小、强弱的“绝对平等”，现实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平等，是以国家“实力”为前提的。因此中国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就必须要有一个能够统一全国，充分履行国际义务的中央政府，在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的状况下向国际社会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属于“自不量力”的行为，是对国家平等观念的曲解；

其二，一战后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在中国关税问题上所做的让步以及会后英法向中国归还租借地的行为，表明今后列强对待弱小国家的态度已经由“瓜分势力范围”转变为给予弱小国家以自我发展的“机会”，但要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还取决于弱小国家自身的努力和实力，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的民主化”；

其三，中国要提升“实力”，实现民族平等，就必须打倒国内卖国求荣的官僚军阀势力，而中国的官僚军阀和日本的官僚军阀是相互勾结的，所以吉野提出了“两个日本”的理论，以便两国民众团结起来联合对敌。

吉野作造：《勿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以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吉野作造中日关系论的基本构造，在同情五四运动、倡导两国民间的友好“连带”和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之间，吉野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寻找着平衡点。

第四，北伐革命时期吉野对华权益观所达到的顶点

1926年6月，广东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北伐军迅速推进至长江流域，10月占领武汉。长江流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列强在华权益的集中地，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因而引起了列强的高度关注。日本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及陆军认为：北伐是苏联支持下的“赤化侵略”，如果任由苏联借北伐之机在中国扩张势力，日本的在华权益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本应联合英美列强对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对此，吉野批判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浪人企图通过援助中国革命党扩张日本在华权益，然而革命党人却并没有被利用，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人不会因为接受外国的援助而放弃原则，过去日本做不到的事，现在的苏联也同样做不到，北伐革命的实际指导思想是中国人自己的三民主义而非苏联的共产主义。

接着吉野还专门写文章阐释三民主义的意义，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和他亲自担任顾问的日本新兴政党——社会民众党的主张极为接近，以此表达他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共鸣。

1927年1月，吉野发表又文章，呼吁日本政府承认北伐军为“交战团体”，公开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英美列强也做出了反应：1926年末和1927年初，英美政府先后发表“对华新政策宣言”，宣布在进口关税税率和不平等条约谈判等问题上准备对中国做让步。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时代》，东京：镐书房，1971年。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对华政策若不做出调整，将在未来的对华关系上陷入被动。

中国政局和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吉野的在华权益观发生变化的客观依据。从1927年4月起，吉野写文章表示，一旦北伐军进入北京，国民党统一中国，日本就应当同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谈判，缔结符合两国关系实际情况的新条约。

吉野作造：《日本无产政党敬告支那南方政府代表》，《吉野作造著作集》9。这既是对中国统一的正确判断，也是对英美外交的顺应，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1928年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对外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具体到日本则宣布即将期满的《中日通商航海条约》无效，在新条约缔结之前采用国民政府制定的《临时办法》。日本朝野认为，中国单方面制定《临时办法》并要求日本接受是“无视国际信义”的行为，对国民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态度消极。

针对这一情况，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支那形势》（1928年7月）和《对支政策批判》（1928年9月）两篇文章，表示今后的中日关系应当“将既往的条约归于白纸，在道义的基础上认真衡量两国间的利害制定新条约”。

对于《临时办法》，吉野认为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是藉此向民众表明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坚定决心，以树立革命政党的威信，与其说是外交政策，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因此在修约谈判过程中国民政府必定会采取稳健务实的态度。

然而，中日关系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通常所说的“不平等条约”指的是含有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内容的“通商航海条约”，然而一战酿成中日之间无数纷争的主要症结却是日本提出的所谓“满蒙特殊利益”和“对华二十一条”。黄自进和松尾尊兊依据吉野“既往条约白纸化”的论述，认为此时的吉野作造已基本否定了“对华二十一条”，与帝国主义思想做了决裂。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1927年4月国民党要人戴季陶访问日本时，吉野谈了中国一旦统一后有关日本“满蒙特殊权益”的看法。他说：“在满蒙也不应继续维持特殊地位”，然而“若是事关我国民众基本生活的重要权益，则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在对其进行调整时无论如何必须予以审慎的考虑”。

从这段表述看出，吉野对“满蒙特殊利益”的放弃是有所保留的。1927年7月，田中内阁就“解决满蒙铁道悬案”一事对张作霖政权施加压力，东北地区因而发生了民众反日游行，以此为背景，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通过披露中国人“S君”的来信阐述了他的“满蒙权益观”。“S君”在信中说，日本政府巩固中日双边条约（“对华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政治经济权益原本无可厚非，东北民众反日游行所针对的并非日本的“条约权益”本身，而是“满铁”的垄断经营方式。在此基础上，“S君”提议中日两国共同经营“满铁”并将“满铁”的收益在两国间进行公正地分配。“S君”是何许人吉野并未言明，但他表示完全赞同“S君”的意见。

吉野的立场是：旅顺、大连租界地和在“满铁”沿线驻扎军队等中日双边条约所规定的政治权益事关日本的国防安全和民众生活，因此必须保留；在“满铁”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等经济问题上则可以向中国做些让步。此后直至“九一八事变”，吉野再无关于“满蒙问题”的具体言论。

可以看出，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英美列强纷纷对华让步的背景下，吉野主张日本也应审时度势，积极和中国展开修约谈判，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对于日本的“满蒙特殊利益”，吉野认为，中国统一后，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必将受到严重冲击，因而提出了中日共同管理“满铁”、共享“满铁”收益的主张，希望以“满铁”在经济上的让步，换取国民政府对日本在“满蒙”政治地位及经济利益的认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社会主流无不认为“满蒙权益”是日本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地位不容动摇，历代内阁，包括以“国际协调主义”著称的“弊原外交”，在“满蒙问题”上毫无对华让步之意，坚定地维护“满蒙特殊利益”已成为明治、大正、昭和时期日本人的普遍共识。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吉野的思想立场虽然无法彻底脱掉帝国主义色彩，也无法根本解决近代中日关系中纠结的“满蒙问题”，但在近代日本的整体对华认识中所显示的进步意义还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章 从无视到敌视

——国民革命至二战结束时期的中国观（1924—1945）

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及其1926年发动的北伐战争，加快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也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关东军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得逞后，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建立伪满洲国，迈出了武力肢解中国的第一步。接着文谈武打，制造“华北危急”，在华北扶植亲日傀儡政权，推行华北分离政策，迈出了肢解中国的第二步。1937年7月，完全无视中国抵抗能力的日本军国主义彻底撕下一切伪装，发动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走上了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

一、对中国国民革命的知行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定对外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民族独立自主；对内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这次会议不仅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且标志着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形成。会后，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汹涌澎湃，收回国权、统一全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日本的对华政策一度出现了“币原外交”与“田中外交”的分歧，而后者实行的强硬外交，使本来紧张的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1、政界的国民革命观

1924年国共合作后掀起的国民革命及其随后发动的北伐战争，既是一场对内统一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运动，革命的性质及中国的政治走向始终受到日本朝野的密切关注。

关于北伐是否会带来中国的真正统一，否定性看法占据主流。金崎贤认为：中国人“无国家观念”，疆土太大，缺乏普通教育等，决定了中国政治难以统一。后藤朝太郎认为：“支那4亿民众只要不洗脑改变国民性，就永远无法作为国家而发达，这是所有识破支那者的共识。”大西条认为：“支那的完全统一只不过是一种理想。”松波仁一郎宣称：“直到吾人死后，支那也终究不可能统一”，因为中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没有日本人那样的爱国心，而外国人也不希望中国统一。“四亿支那人不能统一为一个强国他们才会安心。为了阻止统一，甚至还公开提倡支那分割论。”小川节则在其“中国三分论”中提出，最好是按照地理环境和政治情势，将中国划分为北方、长江、西南地区的三个国家。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1927年2月考察中国后，阐述了对中国统一问题的看法。森烙认为：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统一的，但是如果中国“+X”，即中国加上一个列强，就会在数年内“恢复秩序，统一在某种形式之下”。也就是说，与上述论者不同，作为外交家，他对中国在苏俄援助下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抱有强烈的危机感。

关于国民革命的性质，《外交时报》主编半泽玉城否定南方革命势力的进步性，认为“中国的军阀是绝不会断种的，因此支那的将来依然会反复出现军阀斗争”。即：支那军阀的实际行动里面没有任何赤白之分。现在所说什么讨伐赤贼，什么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都只不过是标语……只不过是语言游戏。例如，北伐在举起膺惩赤贼口号的同时，却频繁地增收苛税，威胁人民的生活，或是实施酷法强制发行纸币，或是掠夺人民产业及生产，垄断其利益，牺牲民众的生活以扩张自家的权势，为此不择手段……（广东政府）高唱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强调确立三民主义，然而却频繁地强募军队，不断地发动战争，专事扩大势力范围，并为此压迫人民苛求富豪，在本质上与旧式军阀相比有何差异？

然而，政界的看法并非如此简单，并且，在判断中国的国民革命性质时，更多考虑的是这一“革命”对日本意味着什么、日本应该怎么办。

众议院议员松本君平在1927年3月12日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将北伐军进攻上海视为日本与列强的“严重危机”。他说：辛亥革命以来，清朝的崩溃、袁世凯的没落、三次革命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岁月，此间支那发生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变化。但是，我国还从未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上都面临的严峻的局面。

……

在租界问题上，观察现在南方革命军的主张，支那政府、支那国民是要夺回向来处于各国手中的所有租界的，这成为现在支那国民运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不仅是南方革命军的，而且北方也具有这一要求与国民愿望。现在南北虽然在争执，南方的思想，却已经弥漫到整个支那，成为支那指导性的精神……根据现在革命军之提倡以及革命政府之声明、宣言观之，他们的要求，是要将英国势力全部都驱逐出整个支那。……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巨魁。将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巨魁从支那彻底驱逐，是现在南方政府国民性运动的要求。他们主张将上海夺回到国民手里——南方政府的手里，他们认为上海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巢穴，是帝国主义的牙城，夺取上海，就可以把英国的势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全部颠覆……俄国最高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进行指导性演说时宣扬将颠覆英国作为先决问题，法兰西、日本等小帝国主义、小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被全部打倒。只要打倒英国，日本等就自然会被扫除。支那以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之势，现在要打倒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

显然，松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民收复国权的运动，不只是针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巨魁”的英国，“小帝国主义、小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在劫难逃，革命迟早会影响波及到东三省。“英国在支那的势力被颠覆之际，对待英吉利的同一手法就会直接向日本袭来……那时，日本就是所谓狡兔死良狗烹。”对此，他严厉指责若槻内阁没有采取保护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及日侨安全的有效措施，抨击币原外交是无所作为的“灰色外交”。松平认为，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日本要么与英美协调，共同“维持正在被破坏的支那现状”；要么承认中国的新兴势力，接受不断觉醒的中国国民对民族主义、平等主义、国际的“民主主义”主张，同时与苏俄达成谅解。无疑，他是力持前一种态度的。

外务省参与官植原悦二郎也是对华外交强硬论的鼓吹者。他认为国民革命及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的在华利益及日侨的生命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他说：南方派的军阀为了扩张势力，使用共产党及便衣队，在破坏社会秩序安宁方面，比北方势力还要严重。因此，假使南方的北伐成功，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得到统一，在南方势力的统治之下，日侨的生命财产也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在南方派的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活动异常活跃，日侨的生命财产将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

植原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外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既得权益，对中国静观其变，若此则必须有“放弃在支一切既得权益”的思想准备；二是奋起“自卫”保护既得权益，同时把中国“引导”到和平、稳健的发展道路上来。作为“东方会议”的参加者和“田中外交”的支持者，植原的选择当然是后者。

1927年2月，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派遣该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森恪、松冈洋右一行考察中国，在华逗留的35天里，先后考察了上海、汉口、九江、南昌、青岛、天津、北京、奉天等地，会见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外交部长陈友仁、孙科、冯玉祥等政要。山本条太郎得出的印象是：“南方的人心都在轻蔑日本”，而陈友仁和孙科尤以为最。即：他们认为：“日本开口就称日支亲善，提倡共存共荣，然而那并不是为支那，而是为日本的生存。日支经济关系如果断绝了的话，日本的经济就无法运行，日本离开支那就无法生存。现在日本的贸易十分之六都是对支那的，所以即使日支国交断绝，为难的也是日本，支那绝不会感到为难。”这是现在支那南方派共有的对日观念。

山本更为担心的是，北伐军的反帝思想以及中国人民掀起的收复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都是在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引导、协助和煽动下进行的，国民党正在成为苏俄的傀儡和“分支”机构，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他在与国民政府最高顾问鲍罗廷会谈后写道：孙逸仙在16年前兴起一次革命颠覆清朝，随后发动二次革命，不懈地致力于支那的革命工作，费尽心机，却难以实现。最后他认定支那革命不借助俄国就难以成功，于是在1924年1月与共产党联盟。支那南方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对长江一带的占领。共产党在俄国革命以来致力于支那人的共产化。劳农俄国在欧洲方面的赤化工作失败，喀拉汉任北京大使以后强化了这一工作。喀拉汉使用的宣传费达到二千万卢布，用来收买北京大学的学生、教授以及新闻记者，并为政党出钱，北京国民大会的费用就是由俄国提供的。与此相呼应，共产党也向南方扩张，最初以记者身份来华的鲍罗廷用三年半时间占据了南方政府的政治顾问之要职，与北京的喀拉汉形成南北呼应扩张共产党势力的形势。军队的改善、宣传方法等，均令人惊叹。此间，又将冯玉祥等人派到俄国，让他们研究苏维埃制度，还在广东设置军官学校，在共产革命精神下实施军政教育，已有六千名速成毕业的学生。这些毕业生在仅仅8个月间就席卷了扬子江以南，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力量。俄国有苏维埃、第三国际、共产党之别，但这三者却在齐心协力地致力于支那的共产化。……支那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俄国共产党的驻外分支。所有的命令都是从莫斯科发出的，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一体。

山本认识到，苏俄支持的中国国民革命一旦成功，势必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届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权益亦势必随之土崩瓦解。他说：俄国进行世界革命，为扩张俄国势力，首先采取了打倒英国的方针，为此赤化了的支那会将英国从支那赶出去，进而波及到印度。故现在他们让支那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三大目标。由于下层工人与农民都不懂这些大道理，所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诱导反英运动，进而转为排外运动。故在反英之后，接下来的必将是反日运动，这是不难想象的。进一步思考的话，不论南北实施何种内政方针，此三项目标会给日本带来何种影响呢？撤离侨民、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进而还会要求满洲，提倡废除对弱小民族的压迫，煽动朝鲜的独立，要求归还台湾。万一至此，我国的大陆政策就要完蛋了。

山本还仔细研究了革命派组织结构和发动群众的手段。他发现：国民党由7名最高干部组成执行委员会，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政府不过是党的执行机关，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则是最基层的细胞组织。总工会旗下有400多个工会，晚上9点下达命令，第二天早上6点就能实行总罢工，其强大的动员力量不可小觑。

政友会也把国民政府视为“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其在第52次帝国议会的报告中有如下分析：北伐军的成功令人惊叹，然而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劳农俄国的援助。这种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援助，是通过广东政府最高顾问鲍罗廷进行的，包括提供不少武器弹药，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训练军队，在思想、组织上以共产俄国的制度为精神模范。广东政府的组织内容，宛如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这是显著的事实。北伐军在越过长江的同时，建立了武汉政府，掌握其实权的是共产派，该派与以南京为根据地的国民党派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将军遂镇压共产派，国民党派抬头，武汉政府瞬间屏息。虽有此种新事态的发生，然而以蒋介石将军为首脑的南京政府，其思想也是革命性的，其组织也是共产性的，在这一点上与武汉政府毫无不同。其最后的目的，在于完成所谓的国民革命，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面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和统一大势，日本执政当局如何应对呢？

2、“协调派”的“不干涉”对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世界进入暂短的相对稳定期，这也决定了日本必须正视现实而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币原外交”便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的对外协调外交的代名词。

战后，在世界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6月，清浦奎吾内阁倒台，成立了以宪政会党首加藤高明为首相的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护宪三派联合内阁。由此，日本进入宪政、政友两大政党轮流坐庄的“政党政治时代”。

在1924—1927年、1929—1931年的宪政会、民政党（1927年6月宪政会改称“民政党”）执政期间，外相一职一直由币原喜重郎担任，此间日本实行的对外政策俗称“币原外交”。它以维护和扩大日本国家的利益为目的，以华盛顿体制及与列强的协调为“维权”的前提保障，以经济主义为原则，在对华政策上实施“不干涉内政主义”。其“不干涉”的内容包括：不援助中国的一党一派；中国不论谁来掌权，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日本都不予干预。

20年代前期的中国，政治势力分合不定，各种军阀逐鹿中原，混战不断。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展迅速。1921年5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对张作霖“应直接或间接给予援助”，“以便巩固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用首相原敬的话说：“张想靠日本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的发展，也需要善待张。双方的利益不谋而合。”1922年4月，张发动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重整旗鼓，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1924年9月17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等地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内及军部意见不一，但外务省根据币原的指示，决定采取不干涉方针。在10月23日的内阁上，币原仍坚持不干预立场，其三条理由是：援助任何一方都明显是干涉，会失去国际信义；即使直军占领满洲，也未必不会尊重我既得权益；北方形势存在变数，“张与吴在山海关之险生死决战一刻，即是冯起事的时机。”在币原看来，以“不干涉”来维护日本在华权益才是上上之策。

3、“强硬派”的蛮横干涉

然而，军部及对华强硬派认为“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暗地里积极插手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援助了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权益“不受侵害”。在陆相宇垣一成的支持下，军方通过各种手段，秘密支援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大佐等赴山海关前线协助奉军指挥作战，并在奉军弹药告急时，补给大批枪炮弹药。松井等还劝说张作霖从“满铁”贷款100万元，经三井银行汇给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吉冈再交给倒戈策划者之一的段祺瑞，段再派松室考良少佐等转交给冯玉祥，使冯中途倒戈，直军惨败，北京政权落入冯、张、段之手。

1927年4月若槻内阁因金融危机倒台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田中是狂热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批评币原推行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实属荒谬绝伦”。因此，田中一上台便改变对华不干涉政策，对华实行以武力为手段、俗称“田中外交”的强硬政策。

1927年5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北伐军占领蚌埠，并向徐州挺进。28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名向青岛派兵。6月1日，日军第三十三旅团2000余人在青岛登陆，随后不顾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北洋政府的一致抗议，从青岛进军至济南。

6月27日至7月7日，在森恪的极力推动下，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主持召开了有在华公使、领事及关东军长官等要员参加的“东方会议”，集中讨论中国政局、日本在华经济权益、山东撤兵和中国的排日、抵制日货等问题。

驻华公使芳泽在《对于支那的一般局势特别是对于支那南北两大势力对立的预测》报告中，对中国的统一大势也不甚看好。其判断是：南方派一致北伐时，其成败的预测是成功六成，失败四成。

即使南方派取胜，也难以断定支那因此而马上实现和平统一。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掌政权后准备继续北伐。为了防止日本再次干涉，蒋任命与日关系密切的黄郛为外交部长，负责与日沟通。4月7日，蒋介石发表“北伐宣言”，亲率第一集团军北征并进逼济南。然而事实并非蒋想像的那样简单，4月19日，田中内阁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大批日军进占青岛和济南。5月3日，日军在济南向国民革命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时杀害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中方十多名外交官员和千余平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其后日本继续增兵，兵力最高时达到1.5万人，战斗的升级又使中国数千军民死亡。结果，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更大冲突，忍辱退避，命令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上。

日本出兵山东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币原外交”时期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跌到低谷。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蒋介石也视济南惨案为国家和个人的奇耻大辱，由此与日本结怨，并立志“雪耻”。

北伐战争期间，田中内阁还软硬兼施，迫使张作霖于1927年10月承诺与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签订“新满蒙五铁路协约”。后来，当日本发现张有意推诿时，关东军中抛弃张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1928年5月30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决定退守东北。6月4日晨，张的专车驶至奉天近郊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点的皇姑屯车站时发生爆炸，张重伤身亡。这就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本想通过这次事件换上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的傀儡，结果却弄巧成拙，事态向着与日本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二、占领中国东北的得逞

张作霖被炸死后的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一致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12月29日，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权衡利弊后通电全国，宣布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东三省“易帜”悬挂起青天白日旗，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

中国形势的巨变，引起了日本统治阶层的恐慌。在“满蒙危机”的一片喧嚣声中，关东军擅自行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在获得政府的事后承认后，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日本为转移国际视线，又在1932年1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将战火烧到上海；3月1日，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匆匆建立。

1、甚嚣尘上的“满蒙占有论”

中国东北即日本所说的“满蒙”。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获得了租借关东州和经营南满铁路的各种特权，但是东北作为中国固有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始终是明确的。

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1927年访华时，会见了民国政府的多位要人。在与陈友仁会谈时，陈认为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仅限于经济领域，两国摩擦的性质也是经济性的。对此，山本的态度极为蛮横，当即反驳说：满洲倾注了日本人的十万鲜血，这是政治问题，单靠经济关系是无法解决的。不仅如此，满洲曾经是被俄国抢走的，将它归还到支那手里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把它争取了回来，所以日本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扬子江以北的地图将被涂成什么颜色还不知道呢！支那人对满蒙问题说三道四真是令人震惊，以为靠经济关系就能解决那是外行话，满蒙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来说，在政治、经济、国防等所有方面都是重大问题。

松冈洋右是“满蒙占有论”的代表人物。1929年10月，时任“满铁”理事的松冈在京都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学会上，面对中国代表，煞有介事地列举了日本对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的理由，即：第一，满洲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域；第二，中国无力驱逐俄国于领土之外，日本则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中国，进行了日俄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因而在满洲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上的“特殊权益”；第三，日本在满洲的开发经营，有助于满洲的发展；第四，中国无法抵御外敌，故在中国有充分实力防止外敌入侵以前，日本应保持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这里，松冈不仅无视历史，而且颠倒黑白，把日本的侵略者形象打扮成了一个代表正义、值得中国感谢的救世主。在社会中产生了恶劣影响。

东北易帜后，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开始急剧地向“满蒙危机论”和“满蒙占有论”发展，进而成了关东军及其国内各种对华武力行动派的理论支撑。

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之前，日本也有极少数民主主义者提出过“放弃满蒙”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东洋经济新报》主编石桥湛山和大正民主主义斗士吉野作造。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东洋经济新报》便在中国问题上显示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报刊的善意倾向，其刊载文章中使用了“中国人有改革能力”，辛亥革命是“国民性大运动”等语句。1912年三浦銕太郎任主编后，该报开始公开主张小日本主义，提倡“满洲放弃论”。

1923年6月，石桥在谈到中国发生的回收旅大运动时说：“这一呼声现在已经几乎遍及整个支那。关于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年轻人的国民自觉基础之上”。他期待中国出现“足以代表国民觉悟的英雄”，并做出了中国将在凝聚了国民要求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获得统一的预见。

石桥认为，“满蒙没有可以独立于该统一政府之外的空间”。东三省一旦归附于中央政府，就会与日本传统的对华政策发生冲突。中国的统一与日本对“满蒙特殊权益”的固执及其“满蒙占有论”是水火不容的。他认为，日本要想避免这一冲突，就应该尊重中国的立场，放弃东北，而不是固执地坚持“满蒙特殊权益”。

吉野作造对国民革命的判断基本上也是准确的。他在1927年4月《中央公论》卷首语《代无产政党告支那南方政府代表》一文写道：原本在满蒙主张特殊地位的原因是“支那不具备一个独立国的条件”，但是如今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努力下，中国的新体制终于逐渐得到了整备，日本已没有必要固守特权，没有必要坚持“满蒙特殊权益”了。

石桥湛山和吉野作造对国民革命及中国统一大势的把握无疑是正确的，其“放弃满蒙”的主张无疑是进步的。然而，他们的正义之音毕竟微弱，“九一八事变”后很快被国权主义的巨大声浪所淹没。

2、石原莞尔的战争论与“满蒙”策

石原莞尔（1889—1949）以战略理论家著称。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曾赴德国学习军事理论。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奉调担任关东军作战参谋。1931年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划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石原在陆大学习时对军事理论产生浓厚兴趣，20年代写出了《现在及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大观》、《从军事上看日美战争》等论文。调任关东军后专研“满蒙问题”，于1929年7月5日拟出一份《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1931年5月写下《满蒙问题之我见》，由此形成了“石原构想”的基本轮廓。

石原认为：世界文明可分为东西两支，如今已形成隔着太平洋对峙的局面，这种对峙必将导致战争。“一战”只是欧洲民族间的决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下一次“以日美为中心进行的世界大战争”才是人类的“最终决战”，那场持久战的结果将“创造最后且最高的文明”。为了准备与美国决战，日本必须对中国作战，而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这样日本便可以依靠广大的战略腹地“以战养战”，在持久的对美决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石原说来，调任于关东军正是其理论付诸实践的好机会。他在《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中写道：占领中国东北，解决“满洲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而“解决满蒙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帝国国军的手中”；一旦下了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就要有占领中国内地的准备，以便“以战养战”，准备与美国进行“最终决战”。

在石原看来，一战后中国虽有进步，但中华民族尚缺乏建立近代国家的能力，军阀混战“犹如我国的政争”一样“无休无止”，“难以形成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确立主权完全无望”。如果日本只是与“这样的支那人”为对手，可以采用“歼灭战而迅速屈服之”。石原认为，时下正是根本解决满洲问题的大好时机，“国家状况虽难望之，然若军部团结一致，制定战争计划大纲，依靠谋略创造机会，在军部主导下牵动国家亦未必困难”。而满蒙的归属问题一举解决后，则“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等资源，足以确立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满蒙的产业，可以帮助我解决失业，走出萧条”。

在中国问题上，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臭味相投，看法一致。其对华认识上完全是一副极端轻蔑的态度，认为“纵观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易姓革命不断，几乎就是一部战乱的历史”。老百姓只热衷于自然的部落经济共同体，只希望“安居乐业”，政治、军事“只是支配阶级的一种职业而已”，“与近代国家相去甚远”。不仅一般老百姓缺乏国家意识，就连支配阶级也是“国家意识淡薄”，热衷于“为了自己利益的权力争夺”。作为国家，“支那的将来……令人悲观”。在“满蒙”问题上，板垣视满蒙为日本在大陆的“战略据点”，认为如果控制了满蒙，则退可保卫朝鲜，进可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因此“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将其纳入我领土，乃当前第一的紧迫任务”。石原和板垣都是关东军中的中国通，其关于世界形势、中国及其东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分析是不无客观根据的，正因如此，他们精心策划的武力占领东北计划才能得逞。

石原等以“下克上”擅自行动的“谋略”手段，实现了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彻底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其思想和行动受到军界少壮派军官的追捧。但是与一般的法西斯军人不同，占领东北后，石原莞尔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认为占领东北不过是完成了其战略构想的第一步，日本至少还需要花费十年时间，首先在东北进行统制经济的实验，进而在国内推广，以便在建立适应“总体战”的牢固基础后，再实施灭亡中国、争霸世界的第二步、第三步设想。为此，石原调回陆军参谋本部后，曾组织“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进行调研，并向参谋本部递交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案》、《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日满军需工业扩充计划》，为军部向政府提出的军备扩张及生产力扩充计划提供了蓝本。然而，让石原本人也无法想到的是，他的美妙“构想”竟然被他亲自点燃的全民性对华扩张之火所毁灭。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尽管石原莞尔认为准备不成熟、力主“不扩大”事态，但是已经没有人听得进他的忠告。在军国主义者的眼中，他已经由原来的刚猛勇士变成了没有血气的胆小鬼。

3、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爆炸事件后反诬中方所为，以此为借口采取了武力占领东北的行动，这一真相不仅日本国民毫不知晓，甚至连日本政府及外务省也被蒙在鼓里。

事变发生后，报纸和广播等新闻传媒真伪不辨，跟着军部发布的消息鹦鹉学舌，把事变的责任完全推给中方，不断煽动国民的反华、仇华情绪。结果，直到日本战败、真相大白之前，几乎所有民众都确信事变是因为中国军队炸毁“满铁”引起的，日本是受害者，正义在日本一方。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上至年迈老人，下至中小学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支持政府惩罚中国暴戾行为的各种集会和宣传慰问活动，战争狂潮一浪高过一浪。

无产政党中间派和左派构建的劳农大众党反对战争和对华出兵，但是由于领导层意见不够统一，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战运动。只有被视为非法的日本共产党态度坚定，柳条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便发出了反对出兵的檄文，之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反战、反军活动，甚至把反战传单发放到侵略上海的日军兵营之中。

事变发生之初，石桥湛山领导的《东洋经济新报》仍在坚持“放弃满洲”的立场，批评日本的政策是国家利己主义行径。但是当全国掀起了战争的狂潮之后，该报也不能无视现实，只能转向沉默。

4、橘扑的“满洲国建设”论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这个典型的傀儡政权，不仅政治上是日本人掌握实权，精神建设上也是由日本人全面掌控的，其建国精神的设计者便是在日本名声显赫、在中国却鲜为人知的橘扑。

橘朴（1881—1945）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1906年来到中国，直到1945年10月在沈阳病故。橘朴的足迹遍及中国东北、华北以及天津、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他曾担任日本在华报刊《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支那研究资料》、《京津日日新闻》、《济南日报》、《月刊支那研究》、《调查时报》、《满蒙》、《新天地》、《读书会杂志》、《满洲评论》以及东方通信社的记者、主笔或特约记者，就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问题发表文章无数。因此，日本学界有人称橘扑是“昭和年间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时期中国问题的原貌”；也有人说他是近代“日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大指导者”之一，甚至连鲁迅也曾对橘扑赞赏有加。曾田涉在《鲁迅印象》一书中这样写道：“鲁迅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橘朴赞叹道，那个人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事情。”那么，橘朴的对华观如何，其在满洲国建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九一八事变”后，橘朴的身份变成了“满洲国自治指导部”顾问，“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口号就是由他一手炮制的。他参与制定了“满洲建国”大纲，从而彻底地转变为一个为日本侵略“满洲”提供理论依据的“政治思想家”。橘朴的思想转变成了日本知识界的对华认识及战争观转向的一个缩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的3月，橘朴来到了大连。同年8月15日，橘朴任主编的《满洲评论》创刊号出版。同年10月，橘朴专程到关东军司令部拜访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事后橘朴坦言：“满洲事变给我的方向转变提供了一个机会”，并欣慰地表示这种思想转变是“自己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此后，他接受了石原等人的构想并将其视为“可靠的同行者”，积极投入到“满洲国”的建设之中，其特殊贡献是提出了《满洲新国家建国大纲私案》。

“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的1931年11月，“满洲国自治指导部”成立，橘朴成为指导部顾问。“自治指导部”解散后，橘朴又担任了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满洲协和会”理事和特约顾问。橘扑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扮演的政治理论家角色十分抢眼。

关于“满洲协和会”，橘朴也有其独特的解释，声称协和会具有“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西洋势力压迫下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志向，将建设一种非资本家的——创造一种代替资本家的、由劳动者统治的——泛亚细亚的势力圈”，其“最大目标是在满洲实现王道政治”，即他早就提倡建立的“东洋的共同体社会”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的橘朴，不但从思想上完成了“转变”，而且身体力行地参加了“满洲国建设”的实践，将其丰富的中国知识，最大限度地运用于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民众，从而也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为日本帝国主义献计献策的“右翼理论家”，充当了日本侵华的“智囊”。

三、走向全面侵华的知行

日本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愈加一意孤行，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继而在经济上采用封堵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争取国际社会援助，破坏中国的税制改革；政治、军事上玩弄软硬兼施的手段，谈谈打打，不断对中国施压，力图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处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致使中日关系恶化到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

1、国际“孤儿”的执拗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理事会于1931年10月24日，以13比1（日本）做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限期撤军的决议。然而日本置若罔闻，反倒加快了占领东北全域的步伐，同时转移国际视线，于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进而蒙蔽国际舆论，于1932年3月1日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制造了中国东北自主独立的假象。7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认满洲国。之后，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外相内田康哉竟在8月25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宣称，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日本“决心不惜把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贯彻这一主张，寸步不让”。“焦土外交”由此得名。

1932年2月底至翌年7月初，国际联盟派遣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进行实地调查，其1932年10月公开发表的报告书认为：“不能认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自卫行为”；“属于中国领土的广阔地区是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被日本军队强行控制和占领的，这一行动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分离，并迫使其宣布独立”。从而断定中国对事件的发生也有责任，可谓各打五十大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纠纷，报告书提出的10条建议中强调了以下要点：第一，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第二，在保持中国对满洲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实行“满洲自治”，第三，中日两国军队同时从满洲撤离；第四，在满洲的行政、警察和经济组织中聘用外国人并给予其广泛的职权。显然，这个报告书明显在偏袒日本，试图通过解决事变，将东三省置于以日本为中心的列强共管之下。

尽管如此，日本不愿英美等国在自己已经获取的果实中捞取一杯羹，出席国联会议的日本代表松冈洋介态度骄横，扬言日本的立场绝不后退半步。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以42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1票弃权（暹罗即泰国），通过日本军队从中国占领地区撤离的对日劝告案。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恼羞成怒，中途退出国联会场以示抗议。三天后，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9月，打着“协和外交”旗号的广田弘毅替换了臭名昭著的“焦土”外相内田康哉。翌年1月，广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日本的外交基础》一文，宣称日本对“满洲国”的未来“肩负着一种重大的使命”，“日本今后的对华、对俄、对美，对英的政策，决不能离开满洲这个中心”。

1934年3月，日本获悉国联代表拉赫曼正在制订国际援华合作计划，广田外相遂连续向日本驻华使节发出指令，其4月13日向驻华公使有吉明发出的训示内容是：第一，“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乃自己责任，单独实现此目标势所当然，帝国决心全面担负此一使命”；第二，“支那方面排日运动姑且不论，以夷制夷利用他国之策略须坚决打破”；第三，“列强对支那采取共同行动，则不管其形式为财政、技术或其他任何名目，帝国原则上均须表示反对”；第四，“即使各国系自经济贸易考虑与支那个别谈判”，但“若具有扰乱东亚和平及秩序性质（如提供军用飞机、修筑飞机场、提供军事顾问、政治借款等），帝国则予以反对之”；第五，“目前各国对支那之策动，共同动作自不待言，个别动作者亦以彻底粉碎为要”。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上述指令的主要内容，史称“天羽声明”。

但是，谎言无法掩盖现实。随着日本分离中国华北活动的加剧，中国出现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潮，英美对日本的戒心也在日益加深。

1934年12月9日，日本宣布将不出席1935—1936年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并且在1936年华盛顿、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到期后退出条约，这等于宣布退出了规定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秩序的华盛顿体系，表明日本为了独霸中国和东亚，真的要甩开美英的牵制，甘冒国际孤儿的风险，要在东亚独往独来了。

2、得陇望蜀的“分离华北”

日本占领东北后并未停下侵略的脚步，而是面对中国政府的退让和欧美强国的绥靖政策得寸进尺，又把侵略的矛头伸向华北，意欲乘势将华北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下，这一行动史称“分离华北”，即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分裂出去。

1933年1月，日军制造了导致中日军队冲突的山海关事件。以此为借口，关东军大举向热河省进攻，3月占领省会承德及长城的5座重要关口，5月占领热河全境，直至距离北京30公里处。5月底，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停战，被迫签订《塘沽协定》，接受了日方将芦台以东、长城以南的冀东地区划定为非武装地带的要求。日方认为，这一协定起到了在满洲国与中国本土之间设立缓冲带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国民政府对满洲国事实上的默认。

《塘沽协定》后出现的“平静”没有维持多久。1935年5月，日本在华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夫以天津租界2名亲日报社的社长被杀为借口，约见国民政府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指责国民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并提出国民政府停止反满抗日宣传、在平津撤走军队、罢免河北省长于学忠等强硬要求。结果，国民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再次屈服并答应了日本的所有要求。6月，关东军又利用“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迫使国民政府签订《土秦协定》，由此日本的势力进入察哈尔省。

“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与国内统帅部、外务省的步调不甚统一，但此间在华日军的行动始终是在日本政府、特别是统帅部的指导下进行的。1935年8月，陆军次官向关东军及中国驻屯军发出的《关于对北支政策》指令说：“当今方针是消灭北支那一切反满抗日之策动，实现日满两国间经济文化之融通提携，平定日满两国国防上不安之地域。”为此，要使河北省“在对日满关系上成为特别和亲提携地带”，在察哈尔省“宜承认诸般要求并与之合作”，同时使山东、山西、绥远的“各地方政权更加积极地增进与帝国之实质性亲善关系”，最终目标是使华北五省“不为南京政权之政令左右，以期成为自治色彩浓厚之亲日、满地带”。而在“分离”活动的策略上，“当避免急躁且露骨之工作，宜根据本军严正态度之黯然威力与适当开明之指导，诱导支那方面自发行动之”。

政府和统帅部的支持，使在华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1935年9月24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少将在声明中公然宣称：“为构成日满支基础之北支明朗未来，——从北支排除构成阻碍之国民党党部及蒋介石政权，行使武力亦属无奈。”为此，必须“彻底清除北支反满抗日分子”、“北支经济圈独立”、“北支五省军事协力、防止赤化”。《东京朝日新闻》，1935年9月25日。在多田的眼中，中国不外是可以任由日本处置的对象。

根据上述方针，关东军于1935年11月策动了“冀东自治”，殷汝耕为首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粉墨登场。翌年2月，关东军又在察哈尔东部扶植建立了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内蒙军政府，11月策动内蒙军进攻绥远，被傅作义领导的中国军队挫败后，暂时收住了侵略的脚步。

3、国内政治的“转向”

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激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法西斯主义思潮乘机兴起，并最终左右了日本政治，把日本引上了十五年侵略战争的道路。

20年代的日本进入了其近代史上的所谓“政党政治黄金时代”，政友会和民政党轮流坐庄，其背后都有大财阀支持的背景，世间流行的说法是“三井的政友、三菱的民政”，政财界沆瀣一气。然而20年代又是个动荡的时代，日本连续发生了一次关东大地震和三次经济危机，政党内阁疲于应付，以至民怨沸腾。

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则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土壤。早在1916年，国家主义者德富苏峰就曾鼓吹“日本帝国之使命乃彻底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应放弃对美英协调的外交路线，并“荡扫白阀之跋扈”。近卫文麿也曾在1918年召开凡尔赛会议之际撰文，声称日本应“排除美英本位”的国际秩序。被法西斯分子奉为理论鼻祖的北一辉则在1923年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喧嚣，“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面临前所未有之国难”，当此之际，日本只有仰赖天皇实行“国家改造”方能度过难关。他还主张对所有私有财产实行数量限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危机时期，这些论调不仅在城乡下层民众中颇受欢迎，而且在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也急剧地扩大着市场，一时间，“昭和维新”、“国家改造”成了最具蛊惑性的时代口号。

30年代前期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右翼和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当时最具影响的若干秘密法西斯组织有：井上日昭为首的血盟团，权藤成卿、孝橘三郎领导的爱乡塾，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为首的樱会等。这些法西斯势力在认识上的共同点是：政党无能，公卿无用，财阀自私，军部上层无作为，因此均在打倒或排除之列。但是在行动的策略和方法上，法西斯组织之间又有很大差异，血盟团的宗旨是直接行动，对公卿、元老、政党领袖、财阀首领实行“一人杀一人主义”；樱会的策略则是，通过兵变，推举荒木贞夫等“皇道派”将军上台执政，进而一举废除政党政治，降服财阀，在军部的领导下推行“昭和维新”。至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法西斯势力先后制造了以下事件：

1931年1月14日，爱乡塾的佐乡留塾刺杀内阁首相浜口雄幸，浜口重伤后死亡。

1931年3月和10月，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领导的以校级军官为骨干的樱会两次策划兵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因被告发未遂。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高级参谋石原莞尔等策划下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并迫使政府事后追认关东军的擅自行动。

1932年2月9日，血盟团的小沼正枪杀前大藏大臣、民政党选举委员长井上准之助。

1932年3月5日，血盟团的菱沼五郎枪杀三井合名理事长、日本经济联盟会会长、日本工业俱乐部理事长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下级军官和农民敢死队袭击首相官邸，枪杀了首相犬养毅，袭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中枢机构（史称“五一五事件”）。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在陆军省办公室内挥刀劈死军部“统制派”领袖军务局长永田铁三少将。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组织1500名官兵发动兵变，袭击首相官邸和政府主要机关，杀死前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

同一时期，法西斯思想统治骤然加强，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迫害乃至被捕入狱，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教授因主张自由主义刑法学说被免职。在所谓的“国体明征”过程中，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取缔，本人亦被免职。

法西斯势力制造的一系列白色恐怖事件，结束了日本近代政党组阁执政的历史，吓坏了财阀，也动摇了许多革命志士的斗志，结果出现了一股各种政治势力屈服于法西斯压力而纷纷“转向”的风潮。

法西斯的猖獗，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党退出了政治前台，也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挫折。1932年，号称无产政党的社会民众党和社会大众党先后在党的宣言中明确宣布，支持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承认以往反对天皇制是一种“错误”，表示拥护现行体制，并支持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所谓非指向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

民间右翼和军部皇道派通过“下犯上”、“下促上”的法西斯运动改变了日本政治，但是充分利用形势并尽享法西斯运动成果、最后切实掌握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却是军部上层的另一个法西斯派别统制派。统制派与皇道派虽然在军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上完全一致，但是反对皇道派“下犯上”的无法无天行为，主张在天皇的一元化领导下，实现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上的高度统一，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力，实现日本的大陆扩张计划。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格局，而在退出国联后，日本还必须面对退出海军裁军条约后很难避免的与美英强国对抗的事态，于是“1936年危机论”骤然兴起。法西斯分子们叫嚣，要度过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举国一致”建设“国防国家”，同时为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必须加紧对华侵略扩张，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寺内陆相甚至公开放言：谁阻挡日本向大陆扩张的步伐，谁就是日本的敌人，“日本刀虽为人所嫌，然非拔不可之时必当拔之”。

4、无视型中国观的躁动

1935年后，由于日军步步紧逼，国民政府对华北五省的实际控制被严重削弱，举国上下发出了“华北危急”的呼唤。1935年8月1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宣言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中国的抗日热潮空前高涨。

陆军省新闻班军官雨宫巽中佐根据自己的在华经历，也不无感慨地说：很遗憾，现在的南京政府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贫弱，无论是统制力还是军备都已不可忽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日渐强化中，……蒋介石的人气也一天比一天增长，靠恫吓或口头威胁已经几乎不能胁迫南京政府。

然而，石原等人的冷静分析和建议，已经不能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所接受。日本决策层考虑的是不能再给业已实现统一的中国以时间，必须将其扼杀在强大起来之前。对此，连作为第三者的英美人也看得很明白。英美的评论说：如果支那取得了与日本同样的进步，日本将一触即溃。深知这一点的日本，不可等闲视之。要么在支那进步之前尽快将其击溃，否则就必须尽量防止其进步，将其始终放置在从属自己的劣等国地位上。

沿着坡路下行的战车一旦驱动是难以停止的。甲午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出兵山东、占领东北、退出国联和海军裁军条约、分离华北，近代以来日本一系列对华侵略扩张行动从未失手，而中国的退让以及国际社会的绥靖、放纵行为，不仅为日本国内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找到了能量释放的出口，而且使日本国民由自信发展到狂妄，以致六年前策划“九一八事变”时最为激进的石原莞尔，六年后已被视为胆小如鼠的保守分子了。可以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观，已经由“蔑视”发展到“无视”，只要“对华一击”，中国就会俯首称臣的认识，在目空一切的日军乃至躁动不安的日本社会中，已经具有普遍性，这也正是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思想基础。

四、鲸吞中国的孤注一掷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938年10月占领临时首都武汉。1940年11月扶植建立汪精卫傀儡政权。1941年12月对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战败投降。

1、全面侵华的妄断

1937年7月7日，事出偶然而又必然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是夜，驻守北京西南郊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时，二等兵志村菊次郎走失并接近附近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阵地，引起中方鸣枪示警。志村归队后，指挥演习的一木大队长觉得不能给中国军队留下中方开枪射击、日军就停止演习的印象，“日本军队不能有失体面”，于是便在次日清晨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了进攻。

日本战败60年的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组织专门班子“检证”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其中关于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的理由只有一个，即“膺惩支那军的暴戾”。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事变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日军事先计划好了的军事行动。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卢沟桥事变具有突发性，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时出现了“扩大”与“不扩大”事态的意见分歧，结果暂时决定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

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是“扩大派”的后台，事变发生后，当昭和天皇在对华“战”与“和”的问题上犹豫不定之际，此二人在天皇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只要在天津一击，事件一个月内就会结束。”遂使天皇下了对华一战的决心。

由于“对华一击”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优势，“不扩大”、“就地解决”一开始就是欺骗舆论的谎言。7月10日，日本陆军统帅部以中国中央军北上危及日本侨民及华北日军的安全为由，要求向华北出兵。11日，日本的五相会议及内阁会议一致通过出兵华北的决议，同时发表了《出兵华北声明》。随后，外务省配合军方的行动，命令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及陆、海军武官于次日约见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北上，南京政府不得干涉华北地方谈判，日高甚至蛮横地提出，在日本向华北增兵期间，中国不得调动军队。

就在华北和南京两地的中日交涉同时进行的过程中，关东军2个旅团于16日抵达平津，朝鲜军第二十五师团也陆续开进华北，对宋哲元指挥的二十九军形成分割包围态势。17日，五相会议通过了对华最后摊牌的提案，即以19日为最后答复期限，要求中方的宋哲元正式道歉，罢免冯治安，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地区，否则将对二十九军进行“讨伐”。19日，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与日本签订了《细目协定》，但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答复是：中日同时撤兵；华北交涉方案须经中央承认；在日军大规模向河北派兵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为自卫做准备。南京政府义正辞严的态度，终于使日本政府恼羞成怒。7月28日，准备就绪的日军在京津地区向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全面进攻。由此，“七七事变”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

2、“以华制华”的“东亚新秩序”梦

日本全面侵华后，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不到半年时间，便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华东及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由此产生了国民政府及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已经崩溃的错觉，以为抛开国民政府而与自己扶植的亲日政权合作，也可以实现“以华制华”、统治中国的目的了。

事实上，扶植伪政权的活动从建立满洲国起就没有停止过。全面侵华后的1937年11月22日，关东军将此前建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为“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2月14日，华北方面军在北平组织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之根本方针》之后的1938年3月28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9月22日，日本的北平和南京两个伪政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日本的全面掌控下，这些臭名昭著的伪政权毕竟忤逆民心，无法像日本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临时首都武汉后终于发现，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毫不衰退，其最不愿看到的对华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到来，因此不得不调整以前的抛开蒋介石处理中国善后问题的对策。11月3日，日本政府为了诱降国民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内称：在日军的打击下，“国民政府已沦为一地方政权。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其崩溃为止”。但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拒绝”。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11月30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新方针规定：日中新关系是“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为此实行的三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合作”。可谓辞藻冠冕堂皇，祸心昭然若揭，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第二次近卫声明的目的之一是分化国民党政权，引诱国民党内的反蒋派脱离现政权而加入到“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之中，从而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声明发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国民党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些上层高官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形成了对日“求和”的一派。汪开始通过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接触，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密谈后拟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为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为防共特殊地区，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地区驻扎日军；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华经济提携，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汲与日本特殊的方便；治安恢复后两年内日本撤兵。双方约定，在上述条件成立的前提下，汪精卫立即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声明，出面组织“新政府”。之后，这一协议分别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认可。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逃河内。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支持“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和平建议”（艳电）。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国民政府又以汉奸罪通缉汪精卫。

日本在汪精卫投日后，集中力量扶植汪伪政权出台。1939年6月6日，五相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扶植汪精卫、吴佩孚等组成新政权。12月20日，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其内容比当年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汪精卫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之后，在日本的“安排”下，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两伪政权首脑协商，决定成立新“国民政府”，并于1940年3月30日上演了一出“还都”的闹剧。但是，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追随者寥寥无几，汪所期待的反蒋势力在西南“起事”也没有出现。汪伪政权除了日本主子的扶植外，不具备国内统治基础。

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如缔约国一方受到目前未参与欧战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等。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为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奠定了外交基础。此外，在多次试探进攻苏军失利的事实面前，日本政府放弃了“北上”战略，专注南下，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减轻了北方的压力，避免两线作战，为南下创造条件。

解决中国问题和南下出击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两难课题，只有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南下方无后顾之忧；而不南下，中国问题又难以解决。近卫内阁和军部的对策是双管齐下，一面采用一切手段，尽快跳出侵华战争的泥潭，一面为南下作准备。10月1日，近卫内阁通过了《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13日，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了“竭力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的既定目标，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对重庆的“和平工作”由政府进行，军部及民间的“和平工作”一律停止；第二，和谈以蒋汪合作为前提；第三，和谈以11月底为限，如失败，则与汪伪政府签订新条约，转入长期战体制。11月30日，由于迫降重庆国民政府无望，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日中基本关系条约》、《附属秘密协定》及《秘密交换公文》，日本据此掌控了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权。同日，日本、汪伪政府和“满洲国”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本在形式上实现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目标。对此，日本报界欢呼“从满洲事变到中国事变，帝国不变的国策实现了飞跃的发展”，“日满华三国完全融为一体，正朝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迈进”。

进入1941年，为了准备南下与美英作战，日本在对华战略上做了依靠伪政权“以战养战”、进行持久战的调整。除继续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外，明显加强了对国际援助中国通道的战略封锁，强化对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占领区的“治安战”、“清乡战”。其对占领区的治安战，主要是针对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清乡战”中，日军大肆实行烧杀抢掠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犯下了累累战争暴行。

3、侵华时期的“支那抗战力调查”

日本全面侵华期间，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疯狂地搜集中方的情报之外，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报搜集也加大了力度，而后者的情报搜集往往又是通过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团体进行的。这些民间“智囊”提供的信息对日本的对华决策起到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支持了日本的对华“总体战”。1939年“满铁”调查部进行的“中国抗战力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满铁”全称“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6月设立的在华最大“国策”企业，“具有浓厚的军事和政府支配工具的性质”。是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尖兵。

满铁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情报工作，设有专门的“调查”机构，为满铁及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情报并提出建议，因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近代日本最大规模的对华情报搜集和咨询机构。

调查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主，调动了在华各地派出机构及东京分社的骨干力量。满铁的调研人员形形色色，其中一些人“出身”特别，包括具有“左翼”思想和经历、在国内被捕坐牢后避难来到满铁的。当然，满铁不是“赤色分子”的避风港，而是认为有左翼倾向的人其“才”可用。

调查委员会确定的调查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抗日势力的研究，包括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动向，蒋政权的政治、军事诸政策，抗日的中国战时经济重组，蒋政权的战时财政金融政策。第二，作为其背后势力的各国研究，包括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各国的在华权益，各国的远东政策。

报告书认为，在日本对华战争面前，中国形成了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民（民族）抗战”局面。与以往的军阀内战不同，这次战争将对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为了抗击日军，中国社会需要“重组”，而“重组的方向就是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现代化”；战争不仅使中国丧失了领土和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战争某一发展阶段”还会带来被占领区“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战”。

调查报告的总论分析了以下四大问题。

第二，关于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族的发展。报告书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在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很快，并“开始维系这个国家独自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相伴而生，成为中国社会农民阶级之外的“新要素”。正因如此，才有了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也逐步走向统一和体系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能力的母体”。中国的现代政治势力将在动员民众投入战争的过程中提高治国水平。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目前暂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抗日，这两大严重对立的政党“将通过极为复杂的过程形成抗战能力”。应该说，调查报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正视和对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形成抗日核心能力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第三，关于地大物博的农业社会在抗战中的意义。报告书认为，中国农村社会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成为抗战的依托。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不像现代化国家那样紧密，“即使城市丧失了，农村依然有很强的自给自足能力”。也就是说，“尽管城市被占领，农村仍然可以作为抗日阵营的根据地存在，这也是由支那社会的特质决定的”。这种独特的农村经济及内地经济的存在，成为中国“对日进行消耗战（长期抵抗）或‘持久战’的经济基础”。应该说，这种对中日战争将成为持久战的分析是客观冷静、很有见地的。

第四，关于外援问题。报告书认为，国外的对华援助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列强为防止被日本排挤出中国而对中国进行了援助，“英美法等对华援助的本质是对日牵制和对华支配”。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抗战被视作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出手援助。“在牵制日本这一目的上，苏联与英美的援华政策完全相同，但无条件对华援助是苏联明确的国策。”报告书指出，日本虽然占领了沿海地区，切断了中国大部分外援的路径，加上欧洲战事吃紧，英国等难以援华，但是重庆政府还是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外援，因为它事关中国抗战的成败。

调查报告书总论还阐述了“支那抗战能力的阶段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抗战能力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支那事变的各个时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表现在支那抗战能力中军事与政治的不均衡发展。”报告书指出：“武汉会战前是主力战阶段，此后则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为便于实战而将之划为三个阶段”的抗战理论，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报告书已经意识到日本对华军事行动阶段已经结束，之后应该重点考虑如何政治解决的问题。

中西功还分析了战争前后国共等主要党派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国民党的性质和抗战态度，指出了“蒋介石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他还注意到“民众动员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国民党的动员路线，以强行“征兵”为特征；另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路线，把民众动员作为民众自身的运动加以引导和推动。报告认为，国民政府战时新编的300万以上的新军，完全是强制性的和义务征兵的，加之其中有舞弊行为，容易招致民众反感，难以达到民众动员的效果。这里，中西功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提倡和领导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威力。

客观地说，《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大体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分析和评论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因此对日本执政当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关资料表明，从1940年1月起，中期调查报告就已经作为“机密”材料呈送给日本政府及军方有关部门的极少数人参考。除此之外，军政部门经常邀请调查员报告和座谈，仅在1940年6月至7月的2个月内，有关报告会和座谈会就举行过14次，参加者除了调查员外，还包括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上海海军武官府岩村清武官长、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嶋田繁太郎、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日本驻华大使阿部信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以及参谋本部以及陆军省、海军省的重要官员。

4、走向战败的挣扎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及人类文明的公然挑战。对此，美、英、苏等强国虽然制度不同，动机各异，但在遏日援华的立场上相似，这就引起了日本的嫉恨。日本统治集团清楚，要想粉碎中国的抗战意志使其屈服，必须彻底斩断国际援华通道，由此便产生了是先“北进”进攻苏联、还是先“南进”占领美英荷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战略选择难题。

抗战爆发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武器和贷款，并派遣飞行员支援抗战。对此，日本恨之入骨。1938年7月，驻朝日军在中苏朝三国边界的张鼓峰寻衅，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苏军的反击下，日军第十九师团遭受重创，首次“武力试探”告败。1939年5月，关东军又在中蒙边界制造诺门坎事件，在苏军的强大火力和机动力面前，日军败得更惨，伤亡近2万人，从此断了“北进”的念头。

日本侵华直接侵害了英美的在华既得权益。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1938年以后，美国和英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多笔贷款。1939年6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日美矛盾日趋激化。

日本对美英援华极为不满，除了不断抗议外，一度采取过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措施。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9月23日，出兵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从1941年3月8日开始，日美为缓解矛盾开始谈判。日方的提案要求美国承认近卫对华三原则，承认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则提出反方案，要求日本事实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向中国提出条件前应同美国协商等。由于分歧严重，谈判陷入僵局。

1941年7月18日，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10天后，日军强行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7月26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8月1日，又宣布停止对日石油出口，日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后，随着对美作战准备进展，日本在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硬，而美国也针锋相对，不愿后退半步，谈判破裂已成定局。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开战。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结合为一体，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偷袭珍珠港后的12月10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系会议决定将对英美及中国的战争统称为“大东亚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战争初期，由于日本准备充分，日军很快占领了东亚南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1943年11月，以“大日本帝国”为家长的“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包括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在内的6个傀儡政府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宣告“大东亚共荣圈”正式形成。

虚张声势的“大东亚会议”闹剧收场后，美、英、中首脑举行了开罗会议，征得苏联同意后，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四国宣布：对日作战到底，日本必须把窃取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恢复朝鲜独立。“开罗宣言”的发表，是对日本虚构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有力回击。

进入1944年后，盟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击，迫使日本在军事上收缩战线，中国战场成为其重点固防基地。但是，同年4—12月，日本动员50多万军队进行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后，已经疲态尽显，不得不再次拾起“和平诱降”的把戏。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文件》，对重庆的国民政府开出了如下和平条件：承认蒋介石返回南京并组织统一政府；废除日汪《日华同盟条约》，缔结日中新的和平条约；汪精卫、共产党政权及军队的处理为中国内政，日本不加干涉；英美撤军后，日本也完全撤军；“满洲国”维持现状。从这份“和平订单”看，日本的立场几乎回到了全面侵华前的原点，已经不像迫蒋求和，而是带有对华求和的味道了。

对于此次求和的“政略”，不仅日本政府和军部重视，而且天皇也亲自过问并下达指示。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前外相宇垣一成、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通过不同渠道与重庆政府沟通，首相小矶国昭在1945年3月还亲自主持了“缪斌工作”，一再向重庆方面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时过境迁。到了这个时候，中日讲和、保住“满洲”的如意算盘已经不灵。1944年7月9日，当日本的中国派遣军代表今井武夫向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希望与重庆政府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时，何明确表示：在《开罗宣言》发表后的今天，日中单独讲和“已绝不可能”；日本从满洲等占领地全面撤兵，交还台湾、朝鲜等条件“没有更改的余地”。今井听罢顿觉“如五雷轰顶”，“不寒而栗”。金井开始意识到“数年来忧虑的不祥预感正在变成事实”，中日谈判的立场和角度与几年相比“正好换了位置”，从而为“历史车轮转动之快和现实世界的严酷”而感叹不已。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6月，美军占领硫磺岛和冲绳，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也开始了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失地。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向盟国递交了降表。至此，日本的鲸吞中国、称霸东亚之梦彻底毁灭，近代以来屡遭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中国，首次取得了一场反侵略的全面胜利。

第五章 从敌视到正视

——二战战败至复交时期的中国观（1945—197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国际社会进入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对立的冷战状态。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加入西方阵营，并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于1949年出现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日本与台湾保持着“国家关系”，与新中国则始终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日本如何看待新生的中国及其发展和变化，在什么条件下选择了与中国恢复邦交，将是本章重点探讨的课题。

一、战后初期中国认知环境的变化

在甲午战争后至战败投降的近代社会，日本的中国认识展现了一种由蔑视到无视直至敌视的线性发展特征。战败不仅给了日本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也成为其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的契机。而在其中国认识的影响“因子”中，战后中国对日本战俘及在华日侨的善待及新中国的成立，都是对日本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新事态。

1、对中国“以德报怨”的感恩

当然，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的背后还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日本学者卫藤沈吉指出：“这种‘以德报怨’的目的毋宁说在于以日本牵制苏联和中共，所谓施德政于日本，实际上另有深远的战略意图。”这一见解已为其后事态的发展所证实，蒋介石对日本的“以德报怨”政策，在为国民党谋一党私利的战略安排上不能不说取得了“成功”，它使日本感恩于蒋介石和台湾国民党政权，保持了与“国府”的外交关系，使中日关系脱离了应有的轨道。

在日俘、日侨遣返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明确，即必须全部遣返。当时日本国内形势混乱，物资极度匮乏。许多日侨已在中国拥有产业，他们既不愿意因被遣返而丧失产业，又害怕回国后生活没有着落，因而想方设法留在中国。许多日本妇女为了能继续留在中国，采取“突击寻夫”和“火速结婚”的办法。据统计，这类日本妇女就约有10万人以上。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当局规定，东北地区凡“八一五”之后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日本妇女，一律遣送回国。

据中国有关记录，战后初期滞留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有2万余人，他们大都集中在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上海也有一部分。这些人一般都在1947年以前回国，也有不少人暂时留在了中国的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侨、日俘的遣返工作继续进行。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截至1958年7月，又有3.5万名日侨分21批次归国。中国方面承担了日侨登船前的一切费用，并为日侨携带物品、兑换外币等提供了方便。

1956年4—6月，中国政府分批处理了在押日本战犯，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战犯得到从轻判决，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回国。至此，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被全部处理完毕。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方针，既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所犯的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的气度，赢得了日本广大社会阶层的称赞，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当时，在海上交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中国把日本在华侨俘大部分遣送回国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并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对此，国际舆论赞声一片，连战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战后担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的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歧视和报复。

1953年日本出版了两部有关归国者的书，一部是朝日新闻社和在华同胞归国协力会合作编辑的《新中国——归国者的体验》，一部是日本儿童保护会编辑的《归国的儿童们——中国归国儿童作文集》。书的作者包括技术人员、工人和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等各种经历的日侨。他们回国后发表的谈话和手记，大都对在中国的生活状况感到满足，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多有好评。

另一方面，在归国者发表的谈话和记事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反映，诸如日本人的伙食不好、工资低，行动受限制，中国的贪污腐败严重（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土改运动杀人过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过于严酷等。阿部良之助是工学博士、煤炭液化方面的权威，日本战败后，从伪满应聘到山东的某大学教书，他在日本的《文艺春秋》1949年8月号上发表的《中共的科学技术见闻》一文中说：在任何事情上，政治家都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人才不受重视，强调马克思主义，轻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公式而不重视化学实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里，过分强调忠诚老实，因此，自我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还谈到，留在中国的日本科技人员及其家属，由于遭受冷遇而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上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2、“冷战”下对华行动选择的约束

战败后的日本，名义上是盟国占领，实际上是美国的单独占领，这一占领政策早在日本战败前就已确定下来。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由于各种原因，日本投降后盟国的对日共同管理机构迟迟未能建立，也为美国单独制定和推行对日占领计划创造了客观条件。结果是，《波茨坦公告》所申明的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想法实施的。

1945年8月12日，杜鲁门任命西南太平洋方面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司令官”，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员也全部由美国派人充任。在《初期对日方针》中规定：“天皇与日本政府的权力，须受盟军最高统帅之支配……最高统帅在圆满推进美国目的之限度内，将利用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和各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麦克阿瑟抵日后，为顺利实施对日占领，需要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于是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决定取消军管而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初期对日方针》规定，“日本国政府在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下，有行使国内日常行政事务的政治机能。但是，如果不能满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时，最高司令官则有权更换政府机构或人事，或者依据直接行动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美国当局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既能控制日本政府，又能统治日本人民的目的。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在华盛顿和东京分别设置由美英中苏法荷等11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和美苏英中组成的“对日理事会”，但两者实际权限很小，对日政策的实际控制权掌控在麦克阿瑟手中，美国居主导地位，实现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意图。“盟总”成了战后初期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机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成了日本事实上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放弃了对日本的军管方式，而是保留日本政府，由“盟总”对其指导，实施“间接统治”。

战后初期，美国基本遵循盟国的意图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对日本实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以期彻底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促使日本实现比较全面的社会民主改革，通过修改宪法、农地改革、解散财阀以及劳动改革和教育改革等，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了在美国主导下的《日本国宪法》。

美国和苏联在战后由盟友关系，逐步演化为敌对关系，双方开始争夺世界主导权，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给世界政治格局带来巨大冲击，直接影响到美国亚太政策，并对中日关系形成了带有根本性的前提制约。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湾，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这张铁幕后面座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从而拉开了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

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所试图的征服活动”，为此对苏联采取“封锁政策”。这篇咨文被称为“杜鲁门主义”。“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标志着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体制的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因此日本政府没有独立的“外交权”，在对华政策上，因循盟总指令亦步亦趋，外交回旋余地有限。随着冷战的日趋炽烈，美国的对日政策逐步发生转变，由初期的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转向扶植和复兴日本。1947年5月，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提出：“欧洲和亚洲的复兴，就要重建作为其工厂的德国和日本。”这表明美国统治集团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意欲将德、日两个法西斯战败国的恢复与重建纳入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使美国力图主导其变成美国称霸世界的大工厂。

1949年和1950年，远东发生了一连串足以改变亚太政治格局、甚至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这一系列事变是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蔓延，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和向“自由世界”的挑战。正如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所作的判断，由于美国已经失去中国大陆，日本在其远东战略上的地位凸显重要。“无疑，美国人对中国混乱局势的反应是：作为其在远东新的依靠，日本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并且，依我看来，美国急于要使一个重新整顿过的日本，同印度一起参加一个集团，以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的进一步扩展。”于是，美国加紧了对日本缔结和约的步伐。

中国在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推行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引起了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警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对美、苏、中、日等国家间关系带来了更为直接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由此界定了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走向和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遵循“雅尔塔协定”，极力保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通过中国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对台湾也不进行军事上的干预，对日本实施彻底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参战，与美国展开直接的军事对抗，美国的亚太政策发生转变，开始实施敌视中国的政策，这一敌视政策同时也锁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方向。在当时的背景下，急于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媾和、恢复国家独立地位的日本，在台湾和北京之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就是战后初期日本对华行动选择时所面临的客观而严酷的现实。

二、敌视型对华知行的表与里

1952年4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日本结束占领状态，恢复主权独立。同月28日，吉田茂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订《日台和约》，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从而使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敌对状态，并一直持续到1972年复交。

1、吉田茂政府选择“台湾”的心路

在美国对日单独占领的战后初期，战败国日本的“外交权”已被剥夺。而在1951年对日媾和正式成为联合国讨论议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日本面临着选择和北京或台北的哪一个政权复交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9日，吉田茂写信给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信中说：“邻国（指中国）实现共产化，日本也将岌岌可危。”因此，日本在“政治上必须阻止现今席卷亚洲大陆的共产主义潮流”，“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国民性来说，这个国家将成为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和东方的稳定力量”。朝鲜战争爆发后，吉田茂极力倡导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及来自美国的压力，吉田政府最终选择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吉田声称：“只要中共不改变目前的做法，就不能建立条约关系。”

《吉田书简》的核心内容，是日本政府向美国保证只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条约，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生政治关系，从而确定了日本与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基本构架与路径。《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台条约”签订后，美、日、台三方关系便有了法律的依据，同时也意味着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关系确定了下来。

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

“日台条约”的出笼，意味着日本政府将中日关系正式定格在敌对状态，从而拉开了敌视新中国的帷幕，在其后的20余年里，日本政府始终以“日台条约”为挡箭牌，阻止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2、自民党政权敌视中国的共识

1955年以后，随着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自由、民主两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由此日本进入“五五年体制”时代，也即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时期。自民党长期政权对外政策的核心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无论是1950年代的鸠山内阁和岸信介内阁，还是1960年代的池田内阁和佐藤政权，在对华关系上，皆恪守着吉田时期规定的框架，延续着对华敌视政策，区别只在于柔和一些或强硬一些而已。

自民党政权的敌华政策，是由其政权性质所决定的。自民党党章开宗明义规定：“我党是一个捍卫基本人权和民主、积极贡献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繁荣、并与国民一道面向未来不断推进改革的自由主义政党。”显然，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理念上是势不两立的，是敌对的。这不是政治家个人的对华观问题，而是执政党的基本理念、阶级立场的不同。而且，政治家即使有自己的想法，也必须受其党规、国法的约束，说话要为党和国家利益负责。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就注定彼此视对方为敌人。这一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当时是被视为“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从而导致彼此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和不可相容性。当然，这种状况在当时并不仅限于中日之间。

195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反右运动”和“大跃进”时代，对内对外政策急速“左转”。恰逢此时，战前对中国犯下种种罪行的日本战犯岸信介取代鸠山一郎上台。岸信介上台不久便访问台湾，并在国会声称，“由于国际信义的关系，要始终尊重台湾政府，这是日本的外交路线”，并且说，“为了日本的安全，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

面对新中国在亚洲的影响不断扩大的情况，岸信介说：“亚洲处于混乱状态，从自由主义各国来说，如果受到共产主义的侵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同时对日本来说，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所以“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来自中国比来自苏联更可怕”。1957年6月，岸信介访美时又说，“中共要向整个亚洲渗透”，中国已成为世界和亚洲的“威胁”。充分暴露出其反共敌华的本来面目。“长崎国旗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岸信介内阁因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而被迫下台，有“岸亚流”之称的池田勇人取而代之。池田内阁一改岸政权“政治主义”的强硬路线，一方面以“宽容与忍让”的低姿态，修复国内政治关系，一方面推行颇得民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而使日本经济驶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停止了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交流逐渐恢复，并最终确立了“LT贸易”。

但是，池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在政治上是消极的，与岸信介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手段较岸柔和而已。池田上台伊始，谈及对华政策时说：“对华政策不一定与美国采取同样的态度。……但是，外交首先必须提高自由主义国家间的信赖，而不仅仅是对华政策。……既要被自由主义国家信任，又要不被中共愚弄和操纵。像中共那样时不时诽谤别国首相的行为，对和平推进外交有害无益。”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池田的基本想法是，“必须从调整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来对待，而不能仅作为日中关系来处理”。所以，在1960年秋季的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池田内阁与岸内阁一样，同美国一道同意采取“搁置方式”处理，目的在于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佐藤荣作长期政权（1964.11.9—1972.7.7）是中日两国敌对时期的最后一任政府，其任内的大部分时间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前半期相重合。佐藤荣作在中日关系方面，与吉田茂、其兄岸信介一脉相承，上台伊始，便拒绝了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入境去参加“日共九大”。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1965年1月，佐藤在访美时指出：“我们对来自中国的侵略威胁，与美国一样，或者说比美国还感到不安。中国进行核试验，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更加不安。”随后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维持既往态度”，与美国一道投了反对票。

3、“政经分离”的盘算

纵观中日复交前日本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特点是，并非采取直出直入、咄咄逼人的敌视态度和行动，而是往往以守势和辩解的姿态出现，看似审慎实则固执地坚守着对华政策的“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始终恪守吉田时期规定的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点就是：“希望同台湾搞好关系，但也不愿过分加深同台湾的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的立场。”也就是“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

“政经分离”原本是日本经济界一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与政治无关。对此，中国也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

日本政府将政经分离作为一种对华政策的方针源于何时尚不可考，但从吉田内阁到佐藤内阁，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基本上都是遵从了这一方针。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日台条约”之后，吉田内阁开始以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方针。吉田政府的态度是，政治上坚持《日华和平条约》，与台湾保持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在此前提下，对民间经济团体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活动，一般不予干涉。

岸信介内阁时期是中日关系交恶最深的时期，但在“政经分离”的前提下推进对华贸易方面，岸信介并不消极。他曾在解释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时表示：“日本需确保在不损害自由世界安全的前提下，扩展对中共的贸易。日本作为自由世界的忠实一员，历来遵守对中共战略物资出口所实施的国际制裁，将来也会同样地忠实执行。日本增加同中共的贸易，除经济因素的考虑外没有其他理由。”这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推行“政经分离”政策的真实意图，岸信介的中国观是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量，而又注重现实主义的结合物，这从其既主张亲美反共、又力图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捞取实惠的举动中可以窥见一斑。事实上，岸内阁在与美国反复协调的基础上，默认和支持了日本财界与中国签订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58年3月中旬，日本已就民间贸易协定的处理召开了主要阁僚参加的政府首脑会议，最后议决的结果是政府基本上同意该协定，但公开时则称政府对此予以“协助或支持”，除了明确不给予通商代表部成员以外交特权之外，其他则由日本政府根据情况“妥善处理”。《日中贸易协定/政府事实上趋于同意》，［日］《朝日新闻》1958年3月13日。

总之，敌对时期自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始终都是遵循着在“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这一“政经分离”的原则。

三、社会团体的中国认知

日本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国家，以日本社会党为主的革新政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在议会政治中长期发挥着制约自民党政权的作用，在对华认识方面，代表亲华和友好势力，是复交之前中日民间交往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掘井人”的作用。但是，196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对华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国国内的“文革”动乱，社会党的对华关系长期处于停滞不前和无所适从的状态。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兄弟政党”的关系，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华认识”范畴，但由于日共党内斗争、国际形势以及意识形态等原因，两党关系处于时好时坏甚至一度交恶的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状态。

“日中友好协会”等社会团体，在中日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的形势下，从其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发展中日民间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1、日本社会党的中国知行

1955年社会党统一后，“政策大纲”中提出了对华政策基本方针：“从根本上谋求与人民政府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促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围绕台湾的国际局势。”随后提出了“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方针”，内称：“（1）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坚实稳固的政权这一现实，日本政府与该政府之间应当为缔结建立正常邦交的总体性条约而尽快开始交涉。与此同时，实现在华日侨归国，并在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谋求签订政府间协定以及相互设置政府代表机构。（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尚未到达台湾地区的现状下，事实上我国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的现存关系继续维持下去。（3）围绕着台湾的国际局势紧张问题，期待在主要利害关系国之间排除行使武力，通过协商来和平解决。”从上述条文看，日本社会党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事实上，这是在社会党右派势力掌权时提出的对华方针。当然，中国不接受这一方针。1957年以后，日本社会党左派提出了修正案，主张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明确了“一个中国”的立场。

1955年以后，随着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民主两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日本进入“五五年体制”时代。在“五五年体制”下，长期在野的社会党利用议会这个政治舞台，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与自民党唱对台戏，在对华关系方面，起到了揭露和制约自民党政权敌华政策的作用。

对长崎国旗事件，社会党发表《关于打开日中关系的声明》，认为这是日本政府“不顾大局和舆论而倒行逆施的政策，破坏了发展至今的日中关系”。社会党“将追究政府的责任”《日本社会党关于打开日中关系的声明》，要求自民党取消岸信介等人敌视中国的言行。

1958年8月，日本社会党为打开日中关系僵局、探寻缓和日中关系的途径，派遣多次访华的原国际局长佐多忠隆等人非正式访华。佐多访华期间，中国政府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前提：（1）岸信介内阁必须立即停止并且保证不再有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保证不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为此，社会党制订了谋求打开日中关系的活动方针：一方面要求岸政府改变政策，一方面发动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根据这一活动方针，1959年，日本社会党先后派出以“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为团长的访华团和以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二次访华代表团。访华期间，浅沼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论断，并对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赞美有加：“现在中国已解决了一切矛盾，并集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情况。……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万岁。”浅沼对中国的溢美之词，表明他对中国的了解还只是止于表面。

日本社会党访华的目的是想通过国民外交打开日中关系之路。中日关系中断后，浅沼代表团显然是在国民外交的口号下，试图通过在野党的努力，改变陷于困境的日中关系。然而，中国方面由于对岸信介任内改善两国关系不抱有期望，所以提出“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也没有接受社会党提出的重新开展贸易和人员交流的方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浅沼稻次郎时指出：“中国从这件事情（长崎国旗事件）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通过日本国民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推动日本政府这条道路走不通，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面不行。通过民间贸易，不可能恢复两国关系，建立政府间的联系。应该由两个国家、政府间做的事，必须在政府间进行。”日本社会党的这次访华，没有能够恢复中断了的各种交流。

1960年代以后，社会党内部斗争激化，中苏交恶，加之中国走向“文革”时代，所以，日本社会党自1964年派遣第四次访华代表团以后，与中国的交流基本中断，直至1970年4月社会党大会召开时，决定设置“日中国交恢复国民会议”，负责开展日中复交运动。但由于党内意见相左，这一机构形同虚设。

社会党内部围绕中日关系问题展开激烈论争。左派领袖佐佐木更三（前社会党委员长）提出一个“国民大联合”构想，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同意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切力量，与反对日中友好和复交的敌对势力作斗争。这里所指的“敌对势力”包括四大敌人：“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佐藤反动内阁和日共修正主义。”该大联合的原则是：（1）支持反美统一战线，（2）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3）粉碎日美安保体制，（4）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佐藤政府及其追随者。“佐佐木构想”得到时任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正统）本部会长黑田寿男的支持，但社会党右派领袖江田三郎（时任书记长）予以激烈批驳，他认为，“佐佐木构想”及其“四大敌人论”，是在与社会党大会决定的“国民会议”构想唱反调。

不过，准确地讲，社会党这次围绕日中复交的政策之争，其实是党内左右两派的权力之争。社会党在1969年12月的大选中惨败，围绕党的重建和党首选举问题，以佐佐木为核心的左派和以江田为首的右派之间的对立激化。1970年10月，以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为团长的社会党第五次访华团出发前，左右两派对立中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两派妥协后的折中产物《推进日中友好及复交运动的基本方针》。

社会党这次访华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并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中社会党提出了“日中友好运动和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四项原则：（1）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力量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争取废除日美“安全条约”；（2）同一切敌视中国的政策进行斗争，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要求废除日蒋“条约”，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政治三原则，为恢复日中邦交而斗争；（3）站在真正的日中友好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立场上，发展日中两国人民在贸易、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4）广泛团结日本国内真正期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组织联合战线。这四项原则实际上是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前通过的《推进日中友好及复交运动的基本方针》相一致。1971年2月26日，《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正式成立。

2、日本共产党的中国知行

严格说来，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兄弟政党”的关系，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华认识”范畴，由于意识形态及外部环境等原因，两党关系长期处于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状态。

日共和中共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前；第二阶段，建国后至1960年代之前；第三阶段，1960年代之后至1990年代末；第四阶段，1990年代以后。

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前。

成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战前一直处于“非法”状态，遭到多次残酷镇压。日共创始人之一野坂参三，1940年来到延安，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野坂在延安工作的五年半期间，积极投入到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系列活动，并担任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其间，成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战后重建日本共产党作组织准备。可以说，野坂参三在华期间，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1960年代之前。

但是，这期间，围绕欧共情报局的评论和党的路线问题，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德田球一和宫本显治等人之间发生分歧，最终导致党的分裂。1950年8月，德田、野坂等人来到北京后，成立了日共中央“北京分部”，“该机构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精神，把苏联和中国武装斗争方针照搬到日本，成了干涉和分派活动的工具”。同时，野坂在北京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新任务》的署名文章，提出了要在日本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在日本国内，宫本显治、藏原惟人等7名中央委员则在1950年9月组成“全国统一委员会”，从而日共陷于分裂状态。这就是日共党史上所说的“50年问题”。

1955年7月，分裂的双方共同召开第六次全国协议会，批判了分裂时期的错误，选出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基本结束了分裂状态。1958年召开七大，野坂参三当选为主席，宫本显治为总书记。1959年1月，以宫本显治总书记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21次大会，回国途中访华并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指出，“会谈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中，对于所谈的问题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恢复中日邦交是日本和中国国民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党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两党代表团认为，必须加强两党之间的往来，以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两党共同声明的签字仪式并会见了日共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谈到，“中国共产党在‘50年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还谈到了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内部干涉的问题。他说，各国的运动，应该独立自主，犯了错误也应该是自己主动纠正，这也是中国革命中对苏关系的教训之一。但是，日共中央认为，“毛泽东没有遵守当时所表明的反省态度，7年之后又对日本共产党开始了粗暴的干涉和攻击”。同上。

第三阶段，1960年代至1990年代末。1961年7月，日共“八大”召开，大会提出“争取‘和平革命’”的“61纲领”，确立了之后日共发展的总体方向。1966年中国“文革”爆发，对日本左翼势力影响很大，也激起了日本国内反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和垄断集团的高潮。1966年，日共“十大”确立了宫本显治领导权，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引起其内部严重分裂。1960年代中期以后，日共和中共两党走向公开决裂。

1966年3月，以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访华，会谈时，中方主张，美苏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武装斗争是革命运动的唯一道路；日方则坚持要团结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反帝势力，明确表示决不再重犯极“左”冒险主义的错误，双方意见不一致，会谈无果而终。但日共代表团访问朝鲜回国途经中国时，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一个共同声明，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随后在北京举行的欢迎日共代表团集会上，宫本显治发表了长篇讲话，说“中国共产党同日本共产党之间，有着长期的斗争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的传统友谊”。并赞扬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的伟大成就。

第四阶段，1990年代以后。日共与中共在隔绝近30年之后重新握手。1998年6月，日共领导人不破哲三委员长访华，双方就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回顾了两党关系的历史，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抱着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共识。中方对于两党关系中由于受1960年代国际环境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不符合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特别是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做法，做了认真的总结和纠正。日方对中方的真诚态度表示赞赏。

双方确认，通过这次会谈，两党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双方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将在中方主张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和日方主张的自主独立、对等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两党之间的友好往来。双方认为，两党关系的发展将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3、“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对华文化交流

1950年1月l2日，参加协会创建的发起人召开大会，决定把筹建中的协会正式命名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简称为“日中友好协会”。会议通过了《筹备会纲要》，并制定了6点工作计划：（1）在全国举办座谈会，扩大、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组织；（2）发行机关报、杂志和小册子等出版物；（3）放映中国电影；（4）向协会会员分发有关中国的资料；（5）举办中国语文讲习会；（6）争取获得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权。会议决定把日中友协的机关报定名为《日本与中国》，于同年2月20日发行创刊号。3月20日，在东京举办了首次“日中友好周”。

《日本与中国》在日本舆论界大力歪曲、中伤新中国的报道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极大的热情介绍新中国、赞扬新中国。各地友协分会也积极展开活动，以多种方式宣传新中国，推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各地会员主动散发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报》、《人民中国》（英文版）和《世界知识》等资料，日本人民由此了解到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当时日中友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强掠、奴役中国劳工，致使约7000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的罪行，并搜集中国劳工的遗骨送还中国。4月8日，日中友协筹备会发表《关于花冈事件的声明》，严厉谴责日本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行放任不管的行为，并与华侨总会等组织共同派人去花冈收拾整理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在东京举行了中国殉难者慰灵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与华侨总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会议室联合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和华侨的代表200名与会，参议院议员大山郁夫做了政治报告，强烈谴责了吉田内阁追随美国、为美军侵朝战争效力的行径，强调指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媾和不是真正的媾和。

由于协会的宣言及活动方针符合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故而在日本人民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各地很快发展起来。日中友好协会成为当时日本国民了解新中国的重要窗口。日本外务省等政府机关、新闻通讯社、大学、学术团体、贸易商社等所订阅的《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都是经过日中友好协会办理的。

1953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号召全国开展一个以争取实现中国代表访日的“日中友好月”运动。友好月的中心活动是10月1日在东京召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中央大会”，有各界代表1000人参加。这一年的友好月，日本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都举办了盛大的活动。全国18个府、县的34处地方举办了介绍新中国的展览，约有12万人参观。全国27个府县放映了中国电影221场，约有14万人观看。有29000人参加了在全国12个府县50处地方举行的庆祝中国国庆节大会。

1954年，超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日本学术文化考察团和日本妇女代表团为庆祝中国国庆五周年应邀访华，参加了中国国庆五周年的庆祝典礼。周恩来总理与国会议员代表团及学术文化考察团的全体成员举行会谈，为开辟后来被称为日中关系“累积方式”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道路奠定了基础。从1955年到1958年中日关系中断前的3年多时间，以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为目的、不断扩大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所谓“累积方式”，就是这样开始的。

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一行15人，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于1955年5月访华，并与许多中医科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从而开创了日中学术交流的道路。1955年11月，日本医学代表团应中国医学界的邀请访问了中国，缔结了两国医学界的交流协定。此外，日本土木水利学会、日本考古学考察团、物理学访华代表团、电气通讯技术代表团、农业技术代表团也先后访问了中国。

在文化交流方面，1950年代中期，日本歌舞伎剧团、日本新闻通信广播界代表团、日中出版交流代表团、日本文化代表团、日本文学代表团、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等也相继访问中国。此后，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一切往来断绝。1959年9月，日中友协副会长兼理事长内山完造访问中国，到达当天，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1980年8月，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旧址定为上海市级文物纪念地。

进入1960年代，池田内阁成立之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文化交流活动又开始活跃。1960年8月16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9月18日，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这两项声明标志着打破了中日两国两年半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停滞局面，展示了要大力开展交流的计划。

在1965年一年中，日本有185个团体、3800人访问了中国，并接待了中国的55个团体、397人的访日代表团。这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

日中友协接受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团体的邀请，由协会下属的日本各地青年组成代表团，总数达41个团体、500人于1965年8月和11月分别到达中国，与中国的各地青年，开展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活动。这次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但中国方面以极大热情和精心安排，组织中国青年和他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活动。这次颇具政治意义的活动给日本青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日中友好协会除了从事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之外，还特别强调，“本协会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为此设立了经济贸易委员会，专门从事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努力下，1955年4月签订了《日中民间渔业协定》，5月，中国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1962年11月促成签订了关于日中贸易的高碕达之助廖承志《备忘录》。12月，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关西总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访问了中国，并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签订了《关于扩大日中贸易的议定书》。

日中友好协会的成立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是日本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为发展日中关系进行不懈努力的结果，该协会对以后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日中友好协会的各项活动，冲破了日本政府的阻挠，沟通了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渠道，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界的中国知行

在中日两国没有邦交的情况下，经贸交流不仅是维系和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增进民间感情的重要渠道，而且具有“以民促官”、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的积累效果。

1、经济界代表人物的中国认知

日本经济界人数众多，企业或团体规模不等，各种人物的身份和阅历亦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对华经贸关系问题上，认知取向或立足点也不尽相同。基于历史、现实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视角出发的中国知行论，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基于赎罪、感恩的情感，二是基于对中日传统文化的认同，三是基于合作有利于和平的理念，四是中国的资源与庞大市场的魅力。试从以下数例中管中窥豹。

事例1：大原总一郎的赎罪报恩观

在东西冷战，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环境下，仓敷人造化纤公司总经理大原总一郎面对美国、台湾和日本亲台势力的压力挺身而出，坚持推动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中国，其行动的思想和信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和对中国人民补偿、赎罪意识。

大原总一郎（1909—1968）生于冈山县仓敷市，1932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回乡后，29岁出任仓敷绢织公司总经理。1949年，公司更名为仓敷人造化纤公司。

1958年1月，侯德榜率领中国化学工业考察团赴日参观仓敷人造化纤公司的工厂后表示，希望能进口日本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用维尼纶制造衣料，如能实现这一愿望，就可以相应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中国面临的粮食不足问题。大原听到这番话后深受促动，决定鼎力相助。他说：当年蒋介石总统说“以德报怨”，表示不追究日本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偿。这种态度给我和许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们期待或希望现在的中国政府也采取同样态度。对于如此的宽宏大量，我们深感愧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甚至难以抬得起头。这些我们不可忘记。

……我们感到，为了赎罪，必须对那些努力忘记过去仇恨的人们做点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至少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正在双方准备就此问题商谈时，发生“长崎国旗事件”，谈判中断。1960年池田政府上台后，对中日贸易的态度积极，但是由于来自美国的牵制，以及日本国内亲台势力和台湾方面的反对，促成此事绝非易事。大原清楚，成套设备出口在性质上不同于普通商品，涉及到知识产权，还需要长期延期付款的条件，没有国家低息资金的支持是不行的。为此，大原利用私人关系，先后拜访了前首相吉田茂和慎重派代表佐藤荣作，征询了有关意见。1962年9月，大原派遣副总经理丰岛武治等人赴华谈判，因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悬殊无果而终。同月27日，大原专程赴美参加了第一届日美民间会议，就对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与美方人士交换了意见。同年10月，大原再次派遣丰岛武治和董事赤星通次郎参加了赴华准备缔结“LT贸易协定”的高碕达之助代表团，继续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与中方协商，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

1962年11月，大原亲自向池田首相汇报了成套设备出口的交涉情况。同时还拜访了吉田茂、佐藤荣作、通产大臣福田一、大藏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官房长官黑金泰美以及有关负责官员，要求政府批准对华出口成套设备。但是，自民党政府相关人士态度暧昧，无人愿意承担责任。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大原甚至感到了绝望。

然而，合同签订后，有人责难利息4.5%的条件是援助共产主义，有人指责出口成套设备是为中共军队提供军服布料的军事援助，右翼分子还打电话或寄信威胁大原。然而，在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下，8月23日，池田内阁批准了通过进出口银行融资出口成套设备。这是战后日本对华出口的第一套成套设备，也是中日建交前唯一的一套。其后，由于佐藤政府顽固坚持“吉田书简”的立场，两国关系恶化，中方与日纺、日立等公司的出口合同被废除，40项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的谈判也半途而废。

事例2：稻山嘉宽的贸易和平论

在战后东西对立的时期，日本经济界先是开拓东南亚、美国市场，不久将目光投向毗邻的中国大陆。号称“钢铁天皇”的稻山嘉宽则可以说经济界“正统派”中率先与中国接触的重量级人物。

稻山嘉宽（1904—1987）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1928年进入八幡钢铁厂工作，1950年任该厂常务董事，1962年升任董事长、总经理。1980—1986年担任日本经团联会长。

1957年2月，稻山访美时，会见了美国总统顾问谢尔曼•亚当斯，并被亚当斯的“钢铁与和平”论深深打动。亚当斯说：“我们必须要消除世界上的贫穷，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请予以合作，不断地生产钢铁，促进经济发展，以消除世界贫困。”1958年2月，刚刚访朝归国的周恩来会见稻山时也表明：“战争再不会打了。战争是破坏生产，和平是创造财富。我们自己现在从朝鲜撤兵了。朝鲜的钢铁厂，由于战争遭到破坏，如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正干劲十足地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创造世界和平。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很强大，你们也受了欺负吧。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国家，就是有些任性。”归国后，稻山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当年7月2日的众议院工商委员会，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总之，我认为，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本身非常重要，同时，如上所述的那样，这事关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大而言之亦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不允许徒然静观，对此必须深思熟虑。

基于发展钢铁贸易，促进中日关系以及地区和平的想法，1958年2月26日，日方以稻山为代表，通过与周恩来直接会谈，最终与中国公司缔结了一项钢铁长期易货贸易。协议规定由中方出口铁砂和煤为主的矿产品，日本出口各种钢材，从1958年到1962年的5年间，交易金额为1亿英镑。长期钢铁协议的签订，本身标志着中日贸易的一个新发展。然而，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干扰，钢铁协定最终未能履行。稻山认为“再过十年，一切都会改变的”，提议钢铁协定“不叫废弃，而是停止”，以便将来形势变化，重新开始。

不久，在日本国内市场不振，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钢铁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方从1975年到1976年的不到半年内，连续向日本追加了400万吨钢材的订货，被称为“重振日本市场状况的神风”。在钢铁贸易的基础上，稻山说服日本有关部门，中日双方又于1976年签署了为期10年的石油长期贸易合同。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钢铁联盟会长、国际石油株式会社总经理的稻山，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还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援建了中国的宝钢。据中国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回忆：“在稻山的组织和推动下，日本石油界参与了中国海域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从中国的渤海湾到中国南海和北部湾，日方参与合作的区块日益增多。在合作过程中，每当出现曲折时，稻山先生总是亲自过问，从中斡旋，使合作顺利进展。”唐克：《钢铁、石油、围棋、友谊——悼念稻山嘉宽先生》，毋庸置疑，稻山嘉宽是一位开拓当代中日贸易关系的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的“掘井人”之一。

事例3：冈崎嘉平太的亚洲睦邻论

经济界人士积极拓宽中日贸易渠道，有的是出于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和反省，更多的是面向未来，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谋求地区的长治久安。冈崎嘉平太就是这类代表人物。

冈崎嘉平太（1897—1989）生于冈山县，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担任银行职员。1939年出任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1942年11月回国出任大东亚省参事官。翌年5月，转任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馆参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留在上海负责处理战败事务，与当地负责接受日军投降的汤恩伯将军斡旋，帮助在华日本人遣返。1946年5月，冈崎回国后辞去外交官职务，投身实业界，1949年出任池贝铁工总经理，1951年就任丸善石油公司总经理，1961年担任全日空总经理。同时，1954年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

冈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加之战前在华活动的经历，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亲近感。他亲眼目睹了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也见证了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善待日本军民并顺利遣返的过程，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责心理和反省意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冈崎一时曾产生过悲观的想法，认为“也许不能同共产党的中国友好”。但1951年左右，他通过与来访的新华社干部接触，感到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是不同的，遂下决心再次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我不是学者，但喜欢读历史。从经验对照进行观察中国共产主义是中国式的，不是照搬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性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有鉴于此，战后弃政从商的冈崎，积极主张发展中日贸易，以改善中日两国关系。1958年众议院大选前，冈崎与松村谦三接触频繁，在谈话中，冈崎认为：“我很早以前就认为必须同中国友好，并应尽早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为了跟共产党各国进行贸易，我认为有必要拉住政府，让其给予合作”，“日本不和中国建交能行吗？我想必须想方设法建交”。对此，松村对冈崎说：“你能不能为我想一个能经常会见中国要人的方法。”1962年6月，在池田首相的授意下，冈崎提出了“LT贸易”的原型“冈崎构想”，其背景是“响应从根本上促进中日关系的松村构想（从农业部门的中日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扩展到一般性的经济合作关系，渐次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中国科：《冈崎构想及其问题》，1962年8月6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号16，编号045986。同年10月20日，冈崎在访华前会见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伊关佑二郎，就中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冈崎认为：首先，我一贯认为日本的对华关系比较特殊，不同于英美等国的对华关系，坚信日本民族必须与汉族维持睦邻关系，这是一种宿命。

其次，有必要从根本上去相互正确认识、理解对方。在这一点上，军部曾经犯下大错，以致误国。我在上海亲眼目睹他们依据片面情报，独断专行，不听其他正确意见，于是造成相当程度上缺乏对对方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切望今后日本对中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再次，我不是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不能坐待中共崩溃，甚至数十年束手无为。当前需要正确把握共产主义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制定大政方针，并付诸实施。

最后，从这种意义上，我高度评价松村和高崎的访华。这几年来，访华的日本人总体倾向是或者左倾，或者迎合中方。重开的中日贸易中的友好商社，也是些变态的团体。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确立先前的构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考虑与中共直接做些生意，于是就此拜托了松村。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于为了正确认识、理解中共的考虑。如今通过松村访华，前路业已开辟，因此对高崎访华寄予期待。这绝非只为了扩大贸易。我决心加入高崎一行，就是出于以上考虑。中国科：《冈崎嘉平太关于高崎访华等的见解》，1962年10月2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E0212。

1965年4月，冈崎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日本众议院工商委员会的会议，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周恩来总理会见我们时说过这样的话。不只是周总理，战败时……负责接管的汤恩伯上将也这样说。而且，蒋主席也是这种想法。绝不怨恨日本，打算与日本握手，振兴亚洲……

不论对方是什么制度，或是何种想法，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自身所处的亚洲的文明，消除贫困。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最初我很担心，但是，正在研究的时候，有了访华的机会，会见了周总理。他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关于亚洲问题，国民政府的领导层也好，当前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也好，想法都是一样的。我感觉这是身居亚洲的人士的真实愿望。

关于贸易问题，南汉宸、周总理、廖承志都曾说过，如果可能，尽量从日本买，特别是成套设备。……但是，我确信对方不是那种吝啬小气的想法，不是说无论如何，忍受多少屈辱，也要从日本买。他们不事张扬，发自内心地想振兴自己国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不亲自前去一睹，实难明白。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说，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前，要考虑亚洲问题、整个亚洲落后于世界的问题，这样亚洲内部相争，生活愈加贫穷，文化愈加落后，亚洲民族会怎么样？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必须重新认识日本的亚洲政策。关于这些问题，日本人没考虑，而对方国民政府的人在考虑，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日本人就此必须进一步认真反省。

冈崎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坚定了为恢复中日邦交和加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决心。1963年他出任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代表，负责处理“LT贸易”事务。1964年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60年代后期，佐藤内阁追随美国，中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日备忘录贸易一度步履维艰，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作为备忘录贸易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冈崎，顶住各方压力，终于使备忘录贸易这条渠道维持下来。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冈崎明确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冈崎表示：日本政府认为加拿大、意大利等国承认中国的积极态度不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征兆，我对政府这种僵硬的论断感到吃惊。谈论该问题之前，我国政府、国民必须注意的是，我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与其他各国明显不同。

对其他各国而言，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是单纯的是否承认1949年除了台湾之外统一了中国大陆的北京新政权问题。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并非那么简单。我国1952年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了和平条约，考虑因此也就了结了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

但是，这个媾和谈判，是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的。事实上，对于其支配之外的中国大陆，没有实际效力。因此，只要国民政府没有再次复归大陆，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我国与中国大陆在邦交关系方面就没有效力。换言之，现状下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我们就与占全国95%的中国大陆之间没有正常的邦交关系。……

我们不是仅仅承认新政权就行的问题，所以，我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不能落后于他国。何况，考虑到上述情况，我担心，现在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消极态度，或许会成为日本、或是亚洲和平的祸根。

……日本与中国（包括台湾）的问题，不是当权者是谁的问题，整个民族相互敌视对立的话，本国自不必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也难保证。

对于横亘在中日之间的台湾问题，冈崎批评了佐藤政府的台湾政策，认为“中日关系的难点就是台湾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冈崎认为：佐藤政府以来，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继续坚持吉田书简的宗旨；单独访问台湾；在与约翰逊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宣传中国是威胁；在与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认为台湾关系着日本的安全；在日华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声明中，默认了反攻大陆。如此等等，都是不识大局、逆潮流而动的表现。他说：关于台湾问题，中国一贯认为是国内问题，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是干涉内政。然而，最近我国有人认为中国与德国、朝鲜、越南同样，是分裂国家，主张与双方建交。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德国、朝鲜、越南其双方的主权，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而中国是内战的结果，现在的状况，绝对不是两个国家的性质。因此，现在的中国表明，将来必定要解放台湾。

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大潮流，其必然性要求我国向前看，以解决该问题。尽管如此，我国的现状正好相反，可以说是真是逆历史车轮而动。

冈崎还指出：“我们总是过分拘泥于日常的小矛盾，现在是拘泥于台湾问题。而且，这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错误判断，日本只守着这个，就作为仁义的全部，我认为是过分拘泥于小矛盾”，“还有一个大的信义……只守着与台湾的信义，不是问题的全部。大小矛盾对立时，首先必须解决大矛盾。不从这种想法入手，中国问题不可能解决。”“只是原封不动地继承日台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可能自然实现。”冈崎嘉平太：《希望改变对华政策》，日本记者俱乐部，1970年12月23日。

2、经济团体“以民促官”的经贸活动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的20多年里，日本民间团体为开拓和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初期，民间团体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以此带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当然，这些民间团体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尚未打开的情况下，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频繁的友好往来，有赖于中国政府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中日民间外交政策。

从事中日民间贸易的日本财界团体主要有：中日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等，均成立于新中国建国前后。

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宗旨中还谈到，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诞生。“特别是推进大规模建设工作的新中国急需日本的各种建设物资及有关技术，只有对应这种需要，日本才能在复兴和平产业、繁荣民主经济的同时，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所贡献，对亚洲经济甚至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日中贸易促进会至1967年解散的18年间，为推动中日贸易和两国间友好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是日本国会中的一个超党派团体，由日本参众两院约90名议员发起，1949年5月成立，主要负责人为民主自由党的志田义信、民主党的苫米地义三、社会党的和田博雄、共产党的野坂参三、绿风会的帆足计、劳农党的堀真琴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当时加盟的国会议员达310余人。该联盟具有各党派联手共同促进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的超党派色彩。

中日贸易协会也是一个致力于日中贸易的团体，1949年6月成立，由以日产重工社长箕浦多一为中心的日本经济界人士组成。该团体的成员担心与左翼人士一起会引起美国占领军的不快，或为避免政治上有反体制之嫌，所以没有与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组织等革新阵营采取共同行动。这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其宗旨是，“1.中日贸易协会是不问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进行与中国交易的实业家团体；2.中日贸易协会是决心打破过去日中关系史上形成的既成观念，不再进行经济侵略的实业家团体；3.中日贸易协会是把日本经济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相结合、以此来加深日中两国民族友谊的实业家的团体”。

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宣言指出，“没有同邻邦中国的贸易，就不可能建设和平的日本。现在，三年的中国内战终于接近尾声，领导新中国的联合政权的诞生迫在眼前……因此，我们主张应立即进行日中两国间的贸易，这对于实现日本经济的自立是个极好的机会。也就是说，以两国国民的要求为基础的互通有无的过程无疑可以打开全日本工商企业者的生存之路”。从该宣言不难看出，中日贸易协会过分拘泥于经济上的往来，未能像中日贸易促进会那样注重与中国建立关系，所以实际活动未能充分展开。

从事日中间经济交流的这些民间经济团体，一般总部设在东京，各主要城市设有办事机构。在当时日本约260多个市中的104个市都成立了这类贸易团体。

1952年4月，为打破西方封锁，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经济会议，我国应邀派团参加。日本参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众议员宫腰喜助也绕道第三国辗转到莫斯科参加会议。中国代表团邀请他们访华。高良富等三人在中国访问了近两个月，并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帆足计、宫腰喜助和高良富回日本后，受到各方面的邀请，介绍了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对发展两国民间经济外交，加深相互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日本各界人士又先后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议（1954年该会改名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日中贸易促进会议（1954年该团体发展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1985年改名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这些团体为促进中日贸易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初期，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贸易甚微。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之后，日本继续维持对台贸易。但是，日本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的景气始于日中（大陆）贸易”，“日中贸易是拯救中小企业之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新中国及朝鲜等实行了严厉的“封锁禁运”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阵营各国更对中国和朝鲜实行了全面封锁禁运，所以，中日之间的经贸活动只能通过民间渠道进行。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美国对日占领时期结束。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于是，有的日本人提出，“对中国经济来说，日本比哪个国家都重要，同样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比哪个国家都重要”，“日本最必然的市场是中国”。“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改善热爱和平的日本人的生活，日本必须振兴与中共的自由贸易”。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民间促进中日经济交流的运动得以发展起来。6月，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开始了两国民间经贸活动的最初尝试。负责中日经济交流的民间团体，主要有中日贸易促进会和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等20余个。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民间交流，欲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促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政府虽然在对中国禁运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必须遵从国会的决议。根据国会决议，日本通产省从1953年1月至1954年9月，先后13次解除禁止出口中国的商品项目，后来这样的解除禁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1954年8月，在北海道函馆召开了“促进日中、日苏经济交流全国大会”。会议决议案指出，“产业界、贸易界和一般国民都强烈希望紧急重开与新中国的直接贸易”，这是振兴贸易和国内景气的根本政策，因此要求政府“抛开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纯经济的观点出发，确立和实行与新中国相互交换经济使节，尽快重开直接贸易的积极方策”，中日贸易遂正式开始启动。

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和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组成了通商视察团，正式对中国进行访问。视察团成员包括自由党、改进党、左右社会党、劳农党和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以及产业、贸易、银行界的代表。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个由各党派和实业界代表组成的大型代表团，也是日本外务省批准直接赴中国的一个代表团。通商视察团参加了中国的国庆活动，并签订了《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协议签订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两国的民间经济交流和其它方面的交往比较顺利，后因“长崎国旗事件”而全面中断。

友好商社在政治上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中日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对这三大原则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安保斗争中的立场，是当时衡量他们是否可以参加友好贸易的主要标准。从这个意义说，友好贸易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方式。

1962年以后，在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和冈崎嘉平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日之间达成了“LT贸易”这一新的贸易方式，双方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并在中日两国分别设立了“高碕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作为中日贸易的联络窗口。“LT贸易”的最大意义在于，作为联络日本财界、政界与中国的“总联络窗口”，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LT贸易”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当时日本的舆论有过较公正的评论。《朝日新闻》曾发表评论说，这次贸易协定，从政经两方面看，中日关系的局面都有了新的变化。从经济上说，它比目前友好贸易的范围与内容扩大了，延期付款的适用，打开了长期交易之道与综合贸易之道；从政治上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向改善的政治方向前进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起初，日本友好贸易的经济团体对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意图并不了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如此做了，这是中国的事情，与日本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表示支持它，日中两国的经济交流就可以进行，贸易就可以继续”。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日本友好贸易团体为迎合中国，不断发表共同声明、议定书或会谈纪要，以表明其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与中国保持一致。但1967年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和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的恶化以及日本国内日中友好运动的分裂，辞退友好贸易的商社和企业大量增加。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布将访问中国的消息，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面对这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日本经济界反应强烈。宣布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新日本制铁社长稻山嘉宽就宣布“今后不再参加日华协力委员会和日韩协力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决定接受周恩来提出的中日贸易四原则”。日本商工会议所董事长、新日本制铁会长永野重雄在听到尼克松计划访中的消息后即判断“胜负似乎已定”，遂开始避而不出席将于7月27日在东京举行的日华（台）协力委员会会议。此后，日本经济界几乎是向着完全支持与中国复交的方向倾斜。12月16日，在经团联评议员会上，会长植村甲午郎致词说，“既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那么我们期待着尽量加快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样，到了1971年末，日本经济界关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舆论和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了。

接着，经济界开始了接近中国的复交行动，纷纷组团访华。1971年9月至1972年上半年形成一个访华高潮。有很大影响力的财界重要人物中，有近70%的人希望访问中国。先后来华的有关西经济界代表团、东京经济界代表团、三菱企业集团代表团、日本经济界代表团等。

五、民众中国观的嬗变

概言之，战后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为四个方面的因素所“纠结”：承认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尊崇之情；战前残留下来的“蔑视”贫穷、落后的中国的思维惯性；基于对侵华战争的反省而形成的“负罪意识”及中国善待日本侨俘的感恩意识；基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困惑、不解甚至敌视。

1、普通民众的中国认知

战后初期，由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处于隔绝状态，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存在一种理想化的想象状态，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崇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憧憬情感相交织。竹内实写道：“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与中国之间出现了隔阂。这种隔阂并不能以多少米来计算，而是从零距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许可以用符号∞（无限大）来表示。”但是，有时有少数人从中国回来的和到中国访问者那里得到的“没有苍蝇的国家”和“赤脚医生”等消息，便将中国想象为一个理想国家。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国民由于中日双方隔绝而处于一种“隔着纱窗看晓雾”的状态。

从战败到1972年中日复交期间，普通日本人与普通中国人很少接触，加之长期受美国反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影响。“战后日本的文化论和社会思潮主流最终还是以欧美为基本的依据标准，中国只是作为欧美的反命题而获得它的存在意义”。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日本人全盘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美国人的中国观。战后初期出生和成长的日本人，大多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把台湾当局看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很低。一部分日本人仍对中国存有蔑视感，而且缺乏对战争进行反省的意识。1945年日本战败伊始，日本内务省收集的《关于民心意向的内部调查》资料收录在《街声》中。《街声》的一篇文章写道：“即使不得不对美英低头，也不能容忍对中国低头。”可见并没有对战争失败进行认真的反省。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受冷战格局的约束及固执于日美同盟体制，形成了一种新型中国观。坂本义和说：“在持有同文同种意识最浓厚的老年阶层中，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仍然被反共意识所压倒，这样的现象大量发生。”

当然，还有一部分日本人从意识形态上对新中国感到亲近。也不乏以日本知识分子为首的精英阶层对共产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部分日本国民也对中国和苏联充满向往和憧憬之情。

1954年对日本精英阶层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大体反映出这一情况。被调查者中，支持与中国大陆保持紧密联系的，实业家为62％，政府高级官员为76％，学者和工会运动领导人则高达90％。这些人主要出于经济上的利益或政治上的需要。他们的理由多半是“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或“促进中立主义”，而并非意味着接受“一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来中国的日本大部分保守派实业家，很少有人主张只保持与北京的关系，大都试图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一边与台湾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一边与中国大陆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

但是，在战后初期，中国对战败国与战争的发动国日本采取了迄无前例的宽大政策，不带歧视和报复，把中国境内的370余万日俘、日侨大部分遣送回国。1953年3月，又有近5000名日本在华遗留人员回国。随后，技师和工人等民间日侨也陆续返回日本，1956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宽大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到1964年，被关押在抚顺、太原等地战犯管理处的日本战犯全部获释。他们回国后积极撰文报道中国的实际生活状况，总体上说对中国政府的建设事业给与高度评价。回国后的士兵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他们出于侵华直接加害者的自责和赎罪意识，感恩于被拘留期间中国方面的温情宽大处理，强调侵略加害者的责任，从而成为支持中国及恢复中日邦交主张的一支强大力量。多年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长期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中的元老和知名人士、积极分子，很多就是当年的日侨和日俘。

在战后初期的20年间，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日本上层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还是比较强烈的。这主要表现为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二是谢恩意识，他们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三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出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实藤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的忏悔反省之心。这一举动，显示了一个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之心。

这些情况表明，在战后的最初20年间，一部分日本国民一直在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这在当时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中，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但民间友好的渠道还是越来越宽广的。

2、媒体的中国认识

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是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发展和延续。一般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日本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震动是很大的，但就日本的舆论界来说反应并不强烈，当时日本的媒体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是比较冷漠的。而且，战后初期的日本媒体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很难正确地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甚至散布诸如“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血腥的清洗”、“共产共妻”等谣言，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妖魔化。

对新中国的成立，《读卖新闻》的观点是，从世界的发展潮流来看，新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分裂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1949年10月4日的社论中，《读卖新闻》称：“由于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人们大都认为‘铁托化’的可能性将会日益增强。”而且《读卖新闻》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力图杜绝这种事态的发生，但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中苏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的一般舆论。

《每日新闻》在1949年10月1日，也没有把新中国的诞生作为重要新闻来报道，仅在报纸的左下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行了简单报道。3日发表的社论指出，中国的新政权将与苏联联盟。10月4日的《时事新报》社论的题目是《中国人民政府的成立》。该社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独揽政权”。而且“新共和国的基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对分子被称为人民以外的国民，对人民给予民主，对国民则施以专政，对国民只给予生存权，要求其从事强制性劳动等国家规定的苦役，以对其进行改造”。

在日本四大报纸中，《朝日新闻》被认为是具有“革新”特色的媒体，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也比较客观，《朝日新闻》对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朝日新闻》仅在其晚刊版面的左下角刊登了一条只有6行字的新闻报道。翌日，10月2日，《朝日新闻》虽然在其版面左侧刊登了一条以《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题的有关新中国建国的报道，但也并不属重要新闻，而是一篇非常简单的报道，对毛泽东的个人情况也没有做介绍。

10月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的社论，扼要介绍了新中国的性质。但介绍的内容大都是依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这种专政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等。社论强调，这种专政尤其有利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称为各民主阶级统一联合战线的胜利”。社论认为，这种“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隐含着不可避免的弱点”。

总之，从这篇社论来看，《朝日新闻》在新中国成立这一问题上，态度是较为积极的，这也反映了该报立场比较中立的总体观点。在美国占领和控制这一政治形势下，《朝日新闻》的社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1960年代以后，对法国1964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一事，《朝日新闻》发表了《国府（台湾当局）与法国断交引起的波澜》的社论。指出：“统治中国的政府只能有一个的议论，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但现实中却存在北京和台北两个主张对中国拥有统治权的政权。即使因国府与法国的断交，‘两个中国’论破灭了，也很难说‘一个中国’论就畅行无阻。现实来说，国府没有统治大陆是事实，而中共没有统治台湾也是事实……日本与法国不同，同国府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特别是1952年缔结《日华和平条约》，承认（台湾）是现在支配和将来应该支配的领土上的中国的正统政府，与其建立正式邦交。因此，不能马上采取像法国那样同国府关系比较淡薄的国家类似的想法。”

由此看出，《朝日新闻》是主张日本应重视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关系的。然而，从1960年代末开始，《朝日新闻》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1969年1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体现出的新潮流》指出：“过去一连3年对‘接纳中国，驱逐国府’决议案的支持减少，对‘重要事项’决议案赞成增加的倾向明显发生了逆转。……日本充当‘重要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应以今年为最后一次。……日本继续充当旨在将中国排出在联合国之外的决议案的倡导者，就是过分逆时代潮流，过于缺乏先见之明。”

《朝日新闻》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被准许向北京派驻特派员的日本报纸，受到中国方面的好评。“文革”稍一平息下来，1970年3月《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便亲自访问中国，加快向中国“倾斜”的步伐。这前后《朝日新闻》所发表的社论十分关注中国问题。1970年4月29日，《朝日新闻》发表《逆日中友好潮流的自民党声明》的社论指出，“许多舆论调查显示了国民希望早日实现日中邦交的事实”。1971年元旦，《朝日新闻》又发表题为《向日中邦交迈进》的社论，大力开展宣传活动，积极营造恢复日中邦交的氛围。

日本舆论界认为，佐藤内阁已呈日薄西山之势，自民党内无论谁取代佐藤，都必须考虑如何解决日中关系问题。正如《读卖新闻》一篇报道指出的那样：“打开日中关系是自民党政权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尤其在佐藤下台以后执政的人，日中关系是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总之，进入1971年以后，随着围绕中日两国国际形势的变化，恢复中日邦交已成为日本面临的头等政治课题，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此，日本的舆论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各大报纸，大量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并且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为恢复中日邦交开展宣传活动，营造舆论氛围，从而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态度消极的佐藤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据统计，仅1971年，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就达57篇，《每日新闻》为48篇。

1972年1月，日本的报纸更是争相刊登了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社论，催促政府下大决心。其后，随着尼克松访华、佐藤引退、田中内阁成立，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日益成熟。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的各大报更是抓住机会不放，均大量报道中国问题，一再发表社论，呼吁早日恢复日中邦交。“田中首相将访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时成为日本报纸电视的热门话题和评论的中心，当时出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旋风”。

对田中访华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日本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10月1日，日本各大报纸竞相发表社论，盛赞田中首相访华取得的成果。归纳起来，这些社论的内容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第二，强调“自主外交”或“自主性”。认为通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使日本外交第一次具有了“主体性”。第三，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第四，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同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等相联系，认为后者正在动摇和崩溃。总之，日本的大众传媒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报纸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给予了积极肯定的评价。

3、右翼势力的对华动向

日本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的存在，迄今已逾百年。它不仅在战前将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的深渊和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仍在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对中日关系走势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但是，由于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和日本政府试图利用右翼残余势力挽救天皇制国体，即使在战后初期的整肃期间，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成员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停止活动，甚至还孽生出一批以全新面孔出现的新右翼团体。

战前，中国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祸的最大受害国，战后，右翼势力仍然把主要矛头直指中国。日本的战败，虽然宣告了日本战前反动的中国观的“破产”。但是，新的中国观并没有为日本国民普遍认知，相反，战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在很大程度上残存着，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右翼势力更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焦点集中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三个主要问题上，而在战后初期，则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战前，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战败后，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重新染指台湾的打算。战后初期，右翼势力就是“台独”怪胎的卵翼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

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常常把甲午战后台湾人民为反对日本“割台”而建立“台湾民主国”的义举歪曲为“台独”运动的首次实践，这充分昭显其阴险用心。因为“台湾民主国”成立于中日“交割”仪式完成之后，其成立目的并不是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要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然后再回归祖国。

日本战败后，以少壮军人中宫牾郎、牧泽义夫等人为首的驻台日军主战派，勾结台湾少数亲日派人士在台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国政府接管之前，以滞留台湾的17万日军为后盾，宣布台湾“独立”，号称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日后复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基地。由于中国政府和台湾同胞的坚决反对而流产。这一事件不仅表明包括这些旧军人在内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预示着这股势力日后成为支持“台独”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冷战期间，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了全面的支持。

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流产后，原驻台日军被遣送回国，与国内右翼势力合流；台湾的少数亲日“台独”分子也因台湾当局采取了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台独”活动的政策而逃亡海外。日本右翼势力大力支持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使日本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难所”和“台独”运动的大本营。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在日本先后成立了“台湾再解放同盟”、“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等“台独”组织，这些组织都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全面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日本政、军、财界右翼分子成立专事支持“台独”运动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不遗余力地公开支持这些“台独”组织的运动；第二，培植“台独”骨干。诸如“台独领袖”廖文毅、“台湾青年社”头目兼“台独联盟”中央委员王育德、“台独联盟”副主席黄有仁、“台独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许世楷等人，都是由日本右翼势力一手培植起来的“台独”骨干分子；第三，向“台独”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日“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日本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而该后援会的最大赞助商，则是在日据时期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右翼财阀古贺三千雄；第四，派遣骨干分子直接参与“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成为“台独”势力的“外籍军团”。1955年9月1日，廖文毅纠集一批“台独”分子在日本东京举行“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成立大会。在与会的百余人中，日本右翼分子达60余人。日本右翼分子宗像隆幸除经常化名“李春阳”在报刊上鼓吹“台独”外，还被选为“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成为“台独”势力的骨干和领导人。

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和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即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据时期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台湾豢养出一批具有“皇民意识”和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另一方面，日本从台湾获取巨大的殖民地收益的既得利益者在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了具有浓厚“台湾情结”的“台湾帮”。

“台独”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有着浓重的“皇民意识”和很深的“日本情结”。日本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为了使台湾永远脱离大陆，日本政府在台湾曾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隔离政策”和“怀柔政策”，并且从1940年起又在全岛掀起所谓“皇民化运动”。他们所主张的“台湾化”、“去中国化”，实质上都是“日本化”。

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首先来自于亲情关系的纠葛，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造成彼此的很多亲戚居住在对方，形成了一种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同时，日本割占台湾后，台湾不但成为日本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地和销售地之一。日本从台湾获取的巨大收益，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在内心深处滋生浓厚的“台湾情结”。正如周恩来所说：“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正是在这种对台湾的“殖民主义感情”即“台湾情结”的驱动下，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对台湾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日本国会议员中的“台湾帮”，有时多达三四百人。这表明，浓重的“台湾情结”已植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内心深处，这是诱发其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当然，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更为现实的原因是：这一势力仍然把台湾视为关乎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和“生命线”，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一些在战时与日本军部或国民党合作、从事破坏中共工作等特殊经历的人，战后进入民间研究机构或大学从事中国研究。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历史都有一定的了解，虽然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恩义与亲切，但却坚持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更直接的是毛泽东路线）的评价极其尖刻，同时具有强烈的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倾向。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他们对文革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其舆论阵地主要是右派杂志《日本及日本人》、《自由》，主要撰稿人有桑原寿二、草野文男、小竹文夫、上别府亲志、吉田东佑等。此外还包括锅山贞亲、佐野学等日共的变节分子。

六、正视中国的复交

70年代初期，中国先是在1971年10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接着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中美签署“联合公报”，美国首次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中美建交已经是时间问题。而“中美接近”的一大背景是，两国在抵制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增强了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紧迫感，而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田中角荣为首的自民党“知华派”人士起了关键作用。

1、自民党“知华派”的知行

总体上说，战后以来，日本政府的对华主流认知基本上是敌视的。尽管如此，在执政的自民党内，“知华派”政治家也不乏其人。所谓“知华派”，是指对中国有比较客观、理性的理解，相对比较友好的日本保守党体系内的政界人士，而不是指吉田茂和岸信介等战前久居旧中国的“支那通”，也不包括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革新政党的亲华派人士。“知华派”在日本执政党内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一般都在政府或执政党内任过要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发言权，对政府决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或出于对日本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或出于自民党内的派别之争，与自民党的对华主流认知存在分歧。他们在修复中日关系方面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功不可没，客观上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向好发展，起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掘井人”的作用，但他们对中国的“友善”和“示好”并非意识形态上的“共鸣”，因此只能称他们为“知华派”而不是“亲华派”。代表人物有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人。

“知华派”的对华示好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方面，作为中日敌对状态下的“窗口”和“桥梁”，通过访问、会谈、写文章等形式，起到相互沟通和“释嫌”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第二，在经济方面，疏通财界与政府的关系，促使签订民间经贸协定，开展中日民间贸易往来；第三，通过议会斗争和组织社会团体等形式，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制约政府的敌华政策和行为，避免中日矛盾进一步恶化。

新闻记者出身的石桥湛山早年就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二战后转入政界，曾在吉田内阁和鸠山内阁任职并一度出任首相，不久因病辞职。石桥内阁时间短暂，在内政外交上来不及有何举措，但他始终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

在中日关系因“长崎国旗事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石桥主动致信周恩来总理，信中提出中日关系“三项原则”，即：（1）中日携手，共建世界和平；（2）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交流；（3）相互尊重对方业已建立的外交关系。

他试图以这三原则作为打开僵局的钥匙。1959年石桥应约率自民党议员代表团访华，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位曾任首相的政界人士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会谈公报”中，强调两国人民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基础，努力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加深相互信任，改善两国目前的关系，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而合作；公报还载明石桥同意周总理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离原则”，即“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石桥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人民日报》,1959年9月21日。

石桥的对华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但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发展日中外交关系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关系断然分开，而应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推进。第二，日本为了改善对华关系，有必要调整现有的日美关系，虽然不必急于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但应该留意不让中国方面感到维持这个条约体制是一种敌对行为。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石桥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但在世界冷战格局下，石桥的政治理念最终沦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冷战结束后，石桥的“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可见石桥的思想具有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

松村谦三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1928年起当选众议员。日本投降后，松村在东久迩内阁、币原内阁、鸠山内阁和改进党、民主党任要职，后因人事问题党内发生纷争而急流勇退，是自由民主党的三木•松村派领袖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松村谦三就十分关注中国。1950年代中期，松村开始与郭沫若、廖承志等人接触，此后松村一直专注对华关系。松村认为：“和中共的关系不只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作为两千年来有着共同文字和文化的两个民族，应该共同实现繁荣。”1959年10月，松村一行访华，访问团包括古井喜实等3名自民党众议员，在华逗留一个半月，历访10多个城市。

松村回国后就此次访华向岸信介首相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汇报，其要点有三：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可见其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正在强化，民族意识高昂，同样位于亚洲的日本不可无视。第二，日本必将面对承认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中国问题，难以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日本需从长计议，不要只着眼于中日贸易这一狭隘的视点，而应基于和世界及亚洲整体的平衡这一开阔视野来制定对策。第三，中国方面已经认同在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各自尊重对方国家的政体，需要有一定的相互信赖，现在双方存有不少误解，今后要设法把增进相互信赖作为对华政策课题，积极谋求解决对华关系问题。《松村氏向首相报告/中国认可经济交流》，《朝日新闻（晚报）》，1959年12月15日。

这三点可以看做是松村通过访华形成的对华观的核心内容。它虽没有直接言及有关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日程及进行方式，但却明确把这次访华定位为复交交涉过程的起点；并确立了具体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形成相互信任这一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初期阶段的操作路线，这也为日后复交交涉的顺利展开设定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途径。

松村回国不久，即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吸收自民党内的三木•松村派、池田派的部分议员参加，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探讨在政经分离的前提下如何打开两国关系。例如，当时岸信介首相把新安保条约中的所谓远东范围扩展至金门和马祖岛，松村等人认为岸信介政府关于远东范围的见解容易让人生疑，远东范围在条约性质上应是抽象的空间，故不应该揭示具体的地域，岸信介这样做对“打开日中关系并非得策”，因此展开了反对活动。

自1959年后，松村不顾日本自民党内外的阻挠和敌视，以七八十岁高龄先后五次访华，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时，双方就“采用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一原则达成共识。1964年4月，松村再度访华商谈互设备忘录贸易机构时，双方还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这是中日民间协定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又一重要步骤。松村为此竭尽全力，功不可没。

高碕达之助是日本知名实业家，三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在鸠山内阁和岸信介内阁任职，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积极促进中日贸易。早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高碕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与周恩来总理就有所接触，周总理的风度和表现给高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衷心佩服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和卓越的外交智慧。高碕回日本后，运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如实报告了亚非会议情况，在日本政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957年石桥湛山内阁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高碕辞去通产大臣职务后，以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的身份，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访问中国。对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责任不在中国，也不是日本国民的责任。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1962年率代表团访华并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贸易》或“LT贸易”）。1964年8月在北京和东京分别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由他亲自开创的中日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为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碕达之助虽然置身于保守阵营，却是一位堪称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确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而且成为恢复中日邦交的巨大纽带。高碕为了落实和实施中日贸易活动，作为日方的窗口，在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并亲自出任会长。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邦交的状况之下，“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功能。在自民党体系内，“知华派”重要人物还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财界）等人。自民党“知华派”政治家长期作为自民党内的非主流派或反主流派，始终坚持以改善执政党的对华政策为其开展对外活动的旗帜和政策目标。为此，他们不断要求党内主流派转变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及立场，利用各种场合对自民党高层尤其是国会议员广泛开展劝说工作，促使他们改变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内部动摇执政党改变对华政策的作用。

2、田中角荣的“决断”

佐藤荣作长期政权是中日两国敌对时期的最后一任政府，其任内的大部分时间与中国“文革”十年动乱的前半期相重合。佐藤的反华政策加上中国国内政局的“乱象”，使中日关系的敌对态势雪上加霜。但是，进入1970年代，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政局接连出现微妙而巨大的变化。其中三件大事为中日关系带来了“峰回路转”的前景。

第一件大事是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1971年9月13日，“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驾机企图外逃，飞行途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草原上机毁人亡。这一极具讽刺性和震撼性的事件，事实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震惊了全世界，引起各国政要的广泛关注，明智的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林彪叛逃事件”一个多月之后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两阿”等国的提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让日本吃惊不小，尼克松访华更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由于日美之间早有对中国采取行动须事先“知照”的默契，因此美国单独行动的做法被日本舆论批评为无视日本存在的“越顶外交”（“尼克松冲击”），一向紧跟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的佐藤政府丢尽了脸面。由于中美建交已是大势所趋，此后佐藤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姿态，佐藤甚至在国会答辩时称：如果日中关系实现正常化，“台湾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随后，佐藤首相又在国会答辩时表示，赞同中国提出的包括“日本不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内的对日政治三原则，“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会谈的议题可以扩大到“包括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问题”，还指令日本各驻外使馆抓住机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与中国使节接触的既成事实。

1972年元旦，佐藤在施政演说中表示：改善日中关系是当务之急，“去年联合国解决了中国问题，今年日中间必须建交。……越快越好”。《朝日新闻》，1972年1月1日。同时，佐藤设法将这一意图转告中国。据说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曾经将佐藤的演说报告的抄件当面交给中国驻巴大使，以示要求改善关系的诚意和寻求谅解的途径。日本政府还秘密托人给周恩来带口信说，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但是，此时的中国掌握着主动权，已经不打算把复交的“成果”交给长期为中日关系设障且行将下台的佐藤及其政府享受了。

佐藤内阁这次外交上的失利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甚至成为加速佐藤内阁倒台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促成了的田中角荣的上台。

田中早在上台之前，就与大平正芳、三木武夫达成了一个政策协议。其中，第三点是专门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鉴于世界已进入‘后冷战时代’，将在和平共处的精神下，积极地致力于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现在已是举国上下一致的舆论。我们将通过政府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刘德有：《在日本采访中日复交》，人民网日本版，2005年3月11日。

7月7日，54岁的田中角荣取代连续执政8年之久的佐藤荣作，正式就任首相。在他就任首相的当天又发表了这样一番话：“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这可以视为田中内阁拉开中日复交序幕的开端。田中的这一表态立刻受到了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两天之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表示：“田中内阁７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周恩来的反应之快以及态度之明朗出乎田中的意外，从此，情况急转直下，在日本，争取田中首相访华，以实现中日复交的热烈气氛，顿时高涨起来。

7月20日，藤山爱一郎在新日本饭店安排了一次酒会，欢迎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和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以及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等到会，酒会气氛十分热烈。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在日本举行的欢迎中国客人的类似活动，一次能有这么多现职内阁成员出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藤山爱一郎在酒会上即兴致词说：“今天，日本的政界、经济界人士来了很多，从大阪和名古屋也来了不少朋友。”“这次聚会，可能会对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开辟道路。特别是，今天大平外相出席了酒会。现职的大臣，而且是外务大臣出席，这是划时期的。我想，今天将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前进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聚会又增添了新的意义。”会上，大平外相对孙平化、萧向前二人说：“我和田中首相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委托我全权处理外交事务。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德有：《在日本采访中日复交》，人民网日本版，2005年3月11日。另外，田中还把政调会所属的“中国问题调查会”改组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新的机构越过政调会和总务会，直接对党总裁负责。

8月20日傍晚，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中小企业者、宗教界人士共6000多人，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举行集会，表示支持田中首相早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

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前，日本正式派出“亲台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首相特使访问台湾，并向台湾当局提交了田中首相的亲笔信。信称：日本着手与中国政府展开复交谈判，并非如台湾当局所斥责的日本方面为私利而采取所谓“亲媚北京之短视政策”，而是因为：第一，联合国已经承认中国的代表权；第二，美国通过尼克松访华已开始转变对华政策；第三，日本“一般国民对于中国的敬爱之情异乎寻常”，所以对华谋求邦交正常化实乃民主国家不得不为的选择。

大平正芳外相是一位头脑缜密、虑事周到的政治家，有一股“一事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他与田中共同做出同中国复交的决断，并为田中访华做了具体周密的安排。为了实现日中复交的宏伟目标，甚至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大平来华前曾写下遗嘱，放在书房的保险柜里，内容是如果完不成邦交正常化的任务，誓不还家。直到他从北京胜利归来，才向家人谈到这份遗嘱，并当场打开保险柜，取出遗嘱毁掉。

田中访华期间，中日首脑级会谈共举行了四次。会谈结束后，田中召见了官员们，对他们说：“你们各位受过高等教育，是很有学问的，不要钻牛犄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负。”

经过艰苦而明智的谈判，中日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七项协议：（1）建立外交关系；（2）邦交正常化的意义；（3）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日关系；（4）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5）中国方面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6）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7）通过谈判签订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这一协议为两国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从总体上讲，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虽然复交条件日趋成熟，但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还相当强大。作为自民党总裁的田中角荣，面对党内“台湾邦”的阻挠，还是需要费一番口舌的。当时，岸信介、滩尾弘吉、椎名悦三郎等人百般阻挠，自民党重臣福田纠夫也认为中日复交为时尚早，甚至外务省官僚对田中的复交决定也采取拒不配合的态度。在自民党内讨论田中访华时发生激烈争论，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更是气势汹汹，在宣传车上贴满“国贼！田中角荣！”的标语，甚至扬言要杀了田中。可见，“田中下决心访华，既要有勇气，也要敢于冒风险”。

田中角荣的女儿真纪子2007年曾对《世界新闻报》特约记者说：“父亲常说世界上最聪明的就是犹太人和中国人。犹太人和中国人都很会赚钱，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足迹。父亲认为，不能因为不了解就不去接触，这也是父亲的世界观。父亲临行前对我说，将来，日本和中国的年轻人可以进行体育交流、贸易交流，为实现这个目标，爸爸要去中国。”真纪子又说，35年前，日中两国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和联系。战后日本政界以自民党为中心，“亲台派”是主流，他们反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阻力很大的情况下，父亲主张与台湾断绝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父亲受到日本政界、特别是来自自民党的非难。他们要求父亲辞掉首相职务，甚至连国会议员也不要他干了。那时候，谁想和共产主义国家建交，就是“卖国贼”、“国民公敌”。当时，右翼的宣传战车天天在田中家周围吵闹，直升机没完没了地在房顶上转。为阻止首相访问中国，右翼团体的“暗杀计划”也搞得很明目张胆，恐吓电话不断打过来，紧张的气氛让家人连门都出不去。凤凰网：《田中角荣之女披露“中日复交”内幕》，2007年10月17日。

总之，对日本来说，中国“意外地”回到联合国，“意外地”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意外地”访华。三个“意外”加在一起，成为中日复交的外在因素，构成田中“决断”的外在合力，尤其是在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刺激下，田中决意要在“建交”这步棋上走在美国前面，以争回外交脸面。

可以设想，如果接替佐藤的不是田中角荣而是其他人，中日复交的日程很可能还要推迟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田中个人，但是，中日复交这一久拖不决的日本最大外交课题，在田中就任84天之后就得以实现，也不能不说明田中角荣的确具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和“决断力”，这也正是田中角荣在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关键作用所在。

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从外交意义上讲，关键因素是“台湾问题”的纠结（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因素），但更本质的东西还是国家利益使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交的最高原则永远是国家利益。当客观形势“重新洗牌”的时候，作为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政权，理所当然地首先必须权衡国家的利弊得失，其他因素就都不重要了，以往声称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也就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让位。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敌视走向正视的漫长道路上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真谛。田中角荣首相果断地解决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作为政治家，创造“业绩”并载入史册完全是一种惯常的行为。在这一点上，田中与鸠山一郎首相当年果断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问题并无大异。

3、社会各界对中日复交的反响

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社会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具体说来，肯定论者列举了以下理由。

第一，日本国民普遍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成功的，由此也带来了对华认识上带有根本性的转变。据产经新闻社的调查，国民认为日本政府首脑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成功的占98%《今天的舆论》，时事通信社的调查表明，认为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件好事或大好事的占85%。因此，田中访华回国后，人们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时事通信社的调查结果显示，内阁支持率由成立时的56%上升到61%。

中日复交的实现，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2年8月，自民党在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作出田中访华的决定后，日本国民中喜欢中国的人第一次超过了讨厌中国的人。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真正发生变化是在1972年10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喜欢中国的人猛增至18%，讨厌中国的人骤减至4%。因此，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社会中“日中友好”的气氛相当浓厚，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热”。

第三，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来说，中国最重视的是政治意义，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重视政治意义的同时还重视经济利益。根据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人们对中日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期待最高的是开展经济合作，繁荣中日贸易，其次是文化、体育交流。安全与外交方面的调查选项较多，合计为28.1%，但没有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复交后，日本相机成立了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原油进口协议会（1973年）等经济组织，对中国开始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经济活动。事实证明，经济往来是复交后中日关系发展中最显著的领域。

第四，日本认为中日复交的实现，是对战后日本外交理念的重新阐释。日本认为，战后以来，在日本政府没有越过美国对华封锁政策一步的情况下，先于美国，迅速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使日本外交第一次具有了“主体性”，这是日本“多边自主外交”战略的一次成功表现，增强了日本对外自主外交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日复交，日本学界一开始就出现过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近年来，批评当年日本在复交过程中缺乏战略性和国际视野的意见正在增多，有人认为复交时留下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当今中日关系。例如，毛里和子认为，中国的对日复交在外交上具有战略意义，“是中美接近的延长线上的一环”，其主要动机首先是出于对苏战略的考虑，其次是力图利落地切断日本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这种战略，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同时，也使得中国对日本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此外，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还特别强调道义性。对日本，中国政府将军国主义与人民区分开来，明确提出是为了不给日本国民增添负担而放弃战争赔偿。对于这种道义性，日本应该深深地表示感谢。相反，日本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缺乏战略性，是以国内政治为首要目标，外交感和历史感贫乏。“从当时日本的外交当局那里，基本看不到对这种道义的理解、考虑乃至敬意”。添谷芳秀认为，在中日复交上，日本缺乏国际秩序观，是因为“受到中美接近的刺激才迅速倾向于要实现邦交正常化的”。

第六章 从正视到“竞合”

——复交以来的中国知行（1972—2011）

中日复交以来，日本逐步摆脱双方未恢复邦交时期敌对的中国认识，开始全方位、多角度、广渠道地接触和认知中国，力争通过尽可能客观的视角正视中国国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深化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这也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维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崛起的态势日渐引人瞩目，中日两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两强并存”格局，从而给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积极与消极的对华认知并行交错，与其说日本仍像以往那样把中国视为友好合作的伙伴，不如说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值得警惕和防范的“竞争对手”。

一、复交初期的中国认知与实践

战后初期，日本和中国基于自身条件及国际冷战环境的影响，分别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视对峙的状态。在美国的策动下，日本选择与台湾缔结《日台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中日两国一直到复交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日本的对华认知属于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接近，日本的对华认知逐步发生转变，在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在野党势力也加大了推动复交的步伐，经过朝野各界的多方博弈，最终推动中日复交的一方占据了上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亲华派”与“亲台派”的论争

中日复交后，自民党内部的“亲华派”与“亲台派”围绕中国问题、尤其是与台湾当局关系的处理上展开了争执，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亲华派”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亲台派”的观点则日趋式微。但在围绕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亲台派”依然肆意阻挠。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日益成熟，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的认知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对华决策，“亲台派”势力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1972年5月8日，大平正芳在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强调：亚洲地区局势不稳定，“日、中两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为了完成对亚洲和平负有责任的日中两国的永久和解，我们必须迅速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私心和幻想，虽说还有困难，但我想终究是不容回避之事。而且这项事务早就经过了民间协调时期，现在已到了由政府承担责任负责处理的阶段。我再次迫切期待政府应该倾注诚意抓住这个问题，致力于邦交的恢复。”6月，大平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明确：“我认为与中国建交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首先应统一国内认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对于成为复交焦点的台湾问题，大平明确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台条约旋即不复存在。实现中日复交，意味着同北京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协议……从政治上来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台关系就终止了。”大平正芳的对华认识在当时的自民党内较有代表性，表明中日复交问题的解决已“箭在弦上”。基于这种认识，大平正芳担任外相后，更加明确了立即恢复日中邦交的外交方针，和田中角荣首相一道作出了艰辛的工作，最终实现了田中访华和日中复交。

田川论文对“亲台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亲台派”在“感情上厌恶中国，也不想了解中国，反对与中国恢复邦交，笃信反共主义，仅仅因为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体制就忌避中国，害怕同中国交往而使日本赤化。而且，这些人不仅用战前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始终有一种优越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欧美各国都有一种劣等感。”田川的这一观点在亲华派中很有代表性。

“亲台派”的主张仍然是在继续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状态下与中国恢复邦交，显然这是不能获得中国承认的。“亲台派”势力反对抛弃台湾，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认为废弃“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大多是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日本不应背信弃义。“亲台派”的主张是想既同中国建交，又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往来，实质是想制造两个中国。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对华认识及其一系列举措虽然给中日复交设置了诸多障碍，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无情地将这种难以立足的奇谈怪论碾得粉碎。经过自民党内的反复权衡，最终作出了“选择中国”而“抛弃台湾”的决策，暂时给自民党内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战画上了句号。

田中和大平在决意开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后，新设一个直属总裁的党的机关——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由前政调会长小坂善太郎任会长。由这一机构着重开展统一全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思想协调工作，设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使党内意见趋于统一。经过协议会一个多月的协调工作，自民党内在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消极派人数大减，仍在发表“亲台”言论的自民党议员已不足10人。即使是这些人，在作“亲台”发言时，也首先说明“不是反对正常化”，而后才是“但是……”。《参考消息》，1972年8月28日。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委托竹入义胜带回中国的方案，为田中、大平做党内统一思想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样，在8月22日自民党总务会议上，尽管仍有“亲台派”总务委员激烈反驳和质问，但在表决时，却一致通过了协议会长小坂善太郎就协议会日中问题的讨论所作的小结报告。报告内容为：（1）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2）为此田中首相访华。当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提出田中访华前先派党的代表团访华时，全场一致表示同意。《参考消息》，1972年8月24日。自此，自民党内就田中访华问题达成一致，并同意自民党组团访华。

2、围绕反霸条款的战略之争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成为摆在日本政界人士面前的重大课题。由于中苏对立加剧，苏联因素在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有很大影响。日本对中苏奉行“等距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慎重派”肆意阻挠，“亲台派”横加干预，导致中日之间和日本国内围绕反霸条款展开了激烈的战略之争，致使缔约过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在涉及反霸条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看法主要包括外务省当局和政治家两个层面，综合当时日本方面的报道、言论及国会答辩，其主要反对理由大致有如下几点：（1）由于共同声明是当时表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政治态度，当国际形势变化后，加入“反对霸权条款”约束缔约国，不符合国际条约惯例；（2）根据对霸权的不同解释，虽然认可日美安保条约等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霸权，但今后中国方面也有可能谋求解除。可以预计，在他国建设军事基地，用武力干涉民主运动，美军对越南的干预，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根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这些也许就会包含在霸权行为之列；（3）在认定第三国霸权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运用武力予以排除，这有违日本宪法的方针；（4）日本以善邻友好及全方位外交为方针，若单方面加入反对霸权条款，第三国有可能认定日本有某种特定企图；（5）日本在海外进行的经济活动也可能会包含在霸权行动中。根据对霸权的不同解释，甚至对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也许会成为受中国方面牵制的理由；（6）甚至会出现如下顾虑，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可能不仅拥有和平友好条约的性质，而且还会具有军事同盟条约的性质。《第75届国会众议院内阁委员会议事录》，第11号，1975年4月3日；［日］《第75届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事录》，第15号，1975年4月23日。

“宫泽四原则”的实质是把反对霸权限定为一般的国际原则，而不特别针对苏联。乔冠华表示：“没有必要对霸权的含义进行解释，日本方面认为有必要那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双方各作解释就会使其支离破碎。”进而指出：“作为中国而言，希望尽早缔结条约，日本方面若存在诸多困难也可以再等一等，即便没有条约，由于两国系一衣带水的关系，依据共同声明也能够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发展。”乔冠华表示不能同意日方的主张，外长会谈无果而终，中日间的分歧和对立使缔约谈判实际上处于中断状态。

由于三木内阁在自民党内处于非主流地位，三木上台主要得到“亲台派”势力的支持，尽管三木首相拥有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的意愿，但由于受“亲台派”势力的掣肘，迫使三木在外交政策上不得不做出调整，即对田中、大平的亲华路线加以修正，因此对于宫泽修复与台湾和韩国关系的政策采取默许的态度。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三木也与宫泽态度一致，对日本有可能卷入中国的对苏战略中抱有强烈担忧。

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对日本政界的对华战略认知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由于过多地顾及苏联方面的恫吓和威慑，因此在反霸条款上顾虑重重。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苏联针对即将开始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谈判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葛罗米柯外长质问大平外相说：“‘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究竟指的哪个国家？如果将第六条和第七条联系起来考虑，苏联只能认为日中两国结成了某种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关系。”

三木首相提出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后，苏联驻日本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便匆忙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并威胁说：“日本打算缔结日中条约，不会给日苏友好关系带来好结果”，言外之意是让日本打消缔结日中条约的念头。不久又向三木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一面进行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面缔结睦邻合作条约。

苏联牵制和干扰中日缔约的意图十分明显：回避领土问题，绕开和约问题，但又能发挥政治功能，平衡中日关系。在遭到日方婉拒后，苏联继续努力说服日本退出中日谈判，苏联媒体不断警告中日条约将使苏日关系复杂化。苏联因素在影响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日谈判延宕6年之久的原因之一，最终迫使日方在条约中加入有关第三国条款，从而使反霸权的条文意义淡化。不过，中日和约的缔结使苏联遏制中国政策的企图遭受重大挫折。

3、福田内阁的缔约认识及决断

福田赳夫政权诞生后的一年时间内，主要优先致力于调整和修复日苏关系，关于日中条约缔结问题并没有显著动向，但作为开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也对重新展开中日缔约谈判问题进行了布置。1977年1月18日，福田在首相官邸召见竹入义胜，委托其向中国方面传递如下讯息：（1）我认为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日中关系发展顺利；（2）将忠实地履行中日联合声明；（3）关于和平友好条约，如果日中双方互相理解对方立场，意见取得一致的话，将早日推进缔约。针对构成中日缔约谈判障碍的“宫泽四原则”，园田直官房长官告诉竹入，“福田内阁一概不承认这种条件和原则”，同时还说，“福田内阁说话是算数的”。《参考消息》，1977年1月20日。

总之，福田更多地出于内政方面的考虑，终于下定决心，通过佐藤驻华大使和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的预备性会谈推进缔约谈判进程。

福田的“全方位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并深刻地影响了其对苏观与对华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击碎了福田对苏联的幻想，中美和解冲破意识形态的“樊篱”之后，为日本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契机。日本既要与中国及苏联等解决悬而未决的课题，又想置身于中苏对立之外，这种外交姿态在当时仍处于冷战格局的国际背景之下是根本行不通的，福田的“全方位外交”及其改善对苏关系所遇的挫折即是明证。由此，福田的对苏观发生转变，开始把精力集中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来。

4、经济界对中日缔约的推动

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经济界在思考今后的对华关系时，除了单纯的经贸关系外，开始更多地考虑了政治层面的问题。

二、“友好”时期的中国知行

1978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着两国正式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态度总体上呈“友好”的态势，尤其是自1979年大平首相访华后，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双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密切合作，逐步建立了中日互惠合作体制，出现了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蜜月时期”。

1、大平正芳的中国观

大平的立场和观点，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而且为日本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增强了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的信赖。大平的政治良知是对历史的忠实和尊重，是这位政治家站在人类道义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严厉批判和真诚反省，其对中国的信赖也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大平的中国认识体现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两国之间似近还远，似远还近，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我国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日本又培育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而，日中两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毫无疑义，如何同这个国家建立关系，乃是日本外交上的重大课题之一。不仅如此，对日本的内政，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从内政这个侧面看，中国问题也有其非常独特之处。”“在日本国内，历来就存在着主张与中国保持真正友好关系的力量；反之，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企图在中国确立霸权的势力。回顾战后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只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基于这一认识，大平主张中日友好，并与“亲台派”势力抵制中日复交的行动作斗争，成为推动中日复交和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促进派”。

大平将中日关系的发展放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层面来考虑，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成立后便积极推行亚太外交，在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的设计、构想过程中，以大平为首的日本政府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思想，注重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大平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指出：日本作为一个绝大部分资源和市场都依赖于海外的岛屿国家，为保障国际安全，实现国家利益，除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建立一支有限度的、高质量的自卫力量之外，还必须加强包括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综合外交，以保障日本的综合安全利益。《朝日新闻》，1979年1月30日。

“石油危机”以后，“发展友好关系”的目标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因为只有保持友好关系，才有进行资源开发、确保资源供应的可能性。1976年，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菊池清明表示：“日本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存度很高，贸易如此，资源也是如此。因此，日本有必要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菊池清明：《关于我国的经济外交》，载［日］《经济学人》周刊，1976年11月9日。以“石油危机”为契机，通过保持良好关系确保资源供应安全，成为日本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目标。大平内阁明确表示，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大平认为，“日中关系不单单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它会对东南亚产生影响，进而对美苏的世界战略产生影响”，进一步“加深日中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大平是把中国问题作为转折时期日本的重大政策调整来对待的，认为中日友好不是适应潮流的权宜之计，而是从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将其同日本长远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紧密联系起来的根本国策。

中国在大平的“综合安全保障”思想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大平积极致力于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平认为，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亚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稳定，符合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不闭关自守，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日本等先进各国加深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亚洲的安全角度来看，是值得欢迎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给陷入僵局的日苏关系以刺激，使苏联对日态度变得灵活一些。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方面很担心中国难以克服国内困难而陷入混乱。1979年12月大平首相来华访问时，便流露了这种想法，他说：“我心中难免有些不安。在相信勤劳智慧的10亿中国人民参加的伟大事业能胜利完成的同时，也看到内外形势的严峻，不得不想到将来的困难。”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举措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有利于避免因中国混乱而给日本造成难民问题等而带来消极影响。

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期间首次在中国发表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谋求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演说，强调日本的外交方针是“贯彻和平外交，同所有国家都不搞敌对关系，拒绝走军事大国道路，把所拥有的力量专门用于国内外的和平建设和繁荣上面”。关于中日关系，大平首相表示：日中两国按照两国间的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这两项文件上所写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善邻，将长久地维持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80年代，而且向着21世纪，应该在一切方面发展两国间良好而稳定的关系，并进一步寻求深度和广度。并且，应该使这种日中关系发展成为对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的关系。

大平正芳中国观的形成，源于其自身的中国体验，基于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痛切反省。其核心理念是，发展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有益，而且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大平担任首相期间，身体力行地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通过提供对华援助的方式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促进中日友好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大平正芳的外交思想和对华合作实践，对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极富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2、中曾根康弘的国际观与中国观

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设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显示出强烈的日本要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志向。他在执政后宣称：“一贯仅仅按照经济逻辑向外发展的日本，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如果想继续发展对外经济，必须优先进行国际政治判断，而不是优先考虑经济的合理性。”

中曾根在国际国家设想中提出：“在世界呈现结构性变动过程中，日本不能像过去那样被动应付，而应能动地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参加世界上的军事活动，但可以在政治领域对世界拥有发言权”，“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从一个亚洲国家向着对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国家”迈进。1985年7月，中曾根访问法国时又明确提出了日本的“国际国家四原则”（不做军事大国；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和真正的不结盟国家予以理解与合作；加强日美欧联合，以此为中心开展太平洋、大西洋合作）。1985年的《外交蓝皮书》首次写明：“只谋求我国的繁荣是不可能的，为实现向世界开放的国际国家的目标，日本须不惜作出‘自我牺牲’。”

中曾根说：“我的外交方针是首先调整日韩关系；其次是和美国牢牢携手，然后是建立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当时，我是以这个顺序设想的，也明确地这样提出过。”并依次同全斗焕、里根和胡耀邦建立了个人的密切关系。

中曾根内阁时期，基于国际国家构想和通过“三位一体论”构建日本的外交政策框架，十分重视对华关系的发展，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了良性的发展态势。

中曾根的中国观承袭了自民党“保守本流”路线的内核，其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内在动力，是企图通过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超越“战后体制”的束缚，重新树立大国形象，并以不惜打破成例的方式挑战一系列“禁忌”，反映了日本在经济大国地位日趋稳固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增强发言权的志向和意图。中曾根对中国的认识是较为清醒的，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有赎罪意识。同时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在维系对美依赖的前提下，注重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华友好关系。中曾根的中国观颇具复杂性，既有国际战略家的素养，又有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构造，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又基本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视角思考问题，在一定场合收敛其“鹰派保守式”的言行。

3、稻山嘉宽的中国知行

稻山嘉宽是日本钢铁业的著名实业家，也是日本财界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于1973年1月首任中日经济协会会长，1979年2月任中日股份有限公司日方顾问，1980年5月任经团联会长，在推动对华友好合作，特别是对华成套设备出口及能源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2年8月，稻山嘉宽率领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前，曾向大平正芳外相建议通过进口中国石油，与中国进行长期贸易的设想。1973年，稻山就任新成立的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后，也强调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是稳定发展中日贸易的关键。在1975年11月的“日中经济关系的将来”座谈会上，稻山嘉宽提出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稻山构想”：“中国出口石油、煤炭来换取日本的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延期付款的方式；由于向中国出口的设备技术属于资源开发型，所以延期付款的利息应予特别考虑；资源贸易对日中两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尽量支持。”在中日两国间贸易平衡出现问题时，利用这种方式推动成套设备贸易先行运作，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欢迎。稻山的这一提案，既保证了日本能源来源多元化，扩大了生产设备出口市场，也切合当时两国的实际，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平等互惠发展。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稻山嘉宽仍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状况给予充分理解，并说服日本经济界人士理解和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对此，稻山嘉宽通常以宽广的视野来看待问题。1979年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合同生效条款中的规定，通知有关日本厂商：1978年12月以后签订的有关宝山钢铁厂项目11亿美元，石油化学等项目15亿美元等29个合同，暂缓实施。此事对日本有关企业产生了很大冲击，经济界弥漫着对中国不信任的风潮。稻山逢人便解释：“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如果不调整，变成过剩投资和通货膨胀，经济将陷于大混乱，如此一来贸易也做不成了。如果日本发生这样的问题，日本政府没有这个调整能力。只有中国才做得到，我们为了使中国调整成功，必须给予协作。”稻山还讲道：“原因在于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不过中国自身却早已觉察到是不对的，因此才有了经济调整。其结果是出现了以宝山钢铁厂为首的成套设备解除合同或者延期的问题。这从日本方面来看，一部分人认为一旦破坏契约，就认为中国是不可信任的。但从今天来看，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买了却无法支付，背上了庞大的债务，而中国去年和今年贸易的经常收支都是黑字。因此，只是一味地谴责中国单方面解除或延缓合同的做法无益，应该多向大家解释并使其理解。”对稻山的这种理解对方立场、体谅对方的宽容姿态，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土光敏夫也有同感并给予了支持。1980年2月，日本政府向北京派遣了大来佐武郎特使，与邓小平、谷牧等领导人会晤协商后，处理了善后问题。

在中日两国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0年4月30日，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在北京签署协定，日本向中国提供首批500亿日元贷款。

1979年11月20日，中日第一家合办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该公司在日本经营的第一家北京风味“全聚德烤鸭店”于1980年1月开业。另外，1980年1月31日，北京百货大楼和日本三越百货商场建立友好互助关系，2月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团关于合作开发渤海西部油田的协定正式签字。由此，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正式揭开了序幕。

4、围绕天皇访华的争执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同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时，向宫泽首相提出了邀请天皇访华的建议。然而，围绕天皇是否应该访华的问题，日本朝野却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

如果天皇实现访华，日本就有为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在“敲打日本”之声四起的时候，（日中接近）不免会出现日本同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国同样野蛮之类的黄祸论的论调。以天皇访华为契机，日本将会被孤立，进而给世界经济带来影响。原因是，日本作为世界金融大国之一，如果得不到日本的投资，世界经济就无法有序运转，将日本孤立起来，世界经济将会停滞。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铁矿石和煤炭的进口也居世界第一。日本遭受孤立后，世界经济将陷入混乱。如果顾及到这些因素，政府在考虑天皇访华时，单从“亚洲一体”应该维持友好关系这种情绪性的思维方式决断的话，不免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伊藤的观点不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天皇访华有可能使日中关系走得过近，从而损害日美关系。评论家加濑英明认为：“中国因人权问题而受到西方各国的制裁，在欧美舆论因中国人权问题而激怒之时，让天皇去中国访问，等于火中取栗，必将招致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对。”

在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势力也很强大。总务会长佐藤正行等担心“中国要求天皇谢罪”，使“天皇卷入政治问题”，因此政府应“谨慎行事”。卫藤晟一等7名初次当选的自民党众议院年轻议员联名写信给自民党干事长绵贯民辅，以“中国正处于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权力斗争之中”、“中国国内有要求天皇谢罪的动向”、“中国政府对日本自卫队海外维和表示担心”为由，认为天皇访华“为时尚早”。卫藤还公然宣称，让天皇访华就是藐视宪法，“对华外交是政府该做的事，理应首相去中国，让天皇代替访华，实在荒唐”。

1992年6月17日，宫泽首相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显示出积极态度，并发表了力促天皇访华的讲话，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前文部相藤尾正甚至抗议说：“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天皇，宫泽首相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读卖新闻》，1992年6月19日。

7月17日，名为“反对天皇访华国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产经新闻》上刊登了《反对日本政府打算今秋实现天皇访华》的“全面意见广告”，署名者包括日本政界、学界、文化界等各界名流110人。该“意见广告”提出的三点反对理由是：（1）天皇出访是对经过两国外交努力而具备真正友好国家的国际礼节性访问。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理应通过政府外交努力来打开。天皇在现状之下访华，有悖于天皇的历史性格，也违反宪法；（2）西方各国正在严厉批评中国的军事问题、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压制人权问题、压迫少数民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让天皇去中国访问，会损伤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3）中国正处于保（守）革（新）激烈对立的漩涡之中，在这种不稳定时期没有理由让天皇去中国访问。

这一“意见广告”刊出后，在日本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表示：“日本宪法禁止在政治上利用天皇，而日中两国政府却都有在政治上利用的意图”，“宫泽内阁是想在对侵略战争尚未进行根本反省的暧昧状态下”，“通过天皇访华作一了结”，“中国方面则是为重建经济、获取日本援助以及为摆脱天安门事件后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而利用天皇陛下”。

但是，与部分学者及政界人士的看法相反，支持天皇访华的舆论逐渐占据上风。《朝日新闻》编委、评论家船桥洋一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冷战后的日中关系正在进入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现在正是日中双方相互承认政治大国、构筑成人关系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应该去中国访问。《朝日新闻》，1992年4月24日。《朝日新闻》在题为“天皇陛下作为‘友谊的象征’访华”的社论中指出，天皇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华，是日本重视亚洲的第一个象征。《朝日新闻》，1992年5月21日。《日本经济新闻》在“风标鸡”专栏刊登了题为“回到出发点，冷静判断”的评论，认为天皇访华是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而改善环境的良机，也是日中间开辟新的历史的绝好机会。《日本经济新闻》，1992年5月25日。《读卖新闻》的社论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与日本有体制上的差异，但两国不能因此而疏远。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成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希望从友好的观点实现天皇访华。”“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及其他国家说明，天皇访华是超越个别政治问题的友好访问。”《读卖新闻》，1992年6月27日。《每日新闻》在题为“通过天皇访华开辟新时代”的社论指出：“目前形成了天皇陛下即将实现访华的状况。我们相信，天皇陛下访华一旦实现，就将为日中友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关于天皇访华，应该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以其可以开辟新时代的积极态度进行考虑”，“天皇陛下不是在日中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之后再访华，而是为开辟新时代才去访华”。

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就天皇访华问题进行了多次舆论调查，6月的调查结果显示，赞成访华者占75%，反对者只占5％。《每日新闻》，1992年6月1日。7月的调查结果是72%以上赞成。《星期日每日》，1992年7月，第19号。支持天皇访华的国民占压倒性多数。民意不可违，宫泽政府正是以此为基础做出天皇访华决断的。

三、冷战后中国认知的演进

冷战结束后，东西阵营的对峙基本消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开始显现。日本的中国认知虽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杂音，但主流认识并无根本性变化，国民中普遍接受与中国合作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看法。并且，日本要在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进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和支持。从务实的观点出发，果断而灵活地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以非遏制、积极接触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是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1、对华合作思想的发展

1993年8月26日，细川护熙首相会见中国记者时，阐述了对华政策及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日中关系是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关系。维持和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将继续重视日中关系。这一基本方针没有变化。”《人民日报》，1993年8月27日。细川希望日中两国在国际军备管理、裁军和环境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发展面向21世纪的日中关系。

1995年初，新任外相河野洋平在《外交论坛》中撰文，认为：由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已不能再用西方一员的概念去作外交政策的判断，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日本外交的主轴是三个同心圆，即日美关系；以中、韩等邻国双边合作关系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合作；进而以几个发达国家和联合国为轴心实施全球合作。这种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外交”可以看作是冷战后过渡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框架。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即日本的国际作用与中国的合作支持分不开，良好的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与西方打交道的一个有用筹码。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防范和限制的一面将增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日本重视对华关系，并认为中国的走向同日本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在经济上，日本表示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其真实目的则是防止中国出现动荡，波及日本，从而保持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既要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同时也在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并配合美国把中国引入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之中。

对于世纪末的中日关系，外务省编《外交蓝皮书》的评述是，“为了确保亚太地区未来的稳定与繁荣，重要的是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蓝皮书认为：“日中关系从1996年11月以后呈现好转态势，从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的1997年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的1998年，日中双方的共同立场是充分利用领导人互访，使日中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注意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认为通过中日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不仅会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将“进一步鼓励中国，在21世纪成为国际社会更具有建设性的伙伴”。

2、“中国威胁论”的出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警觉，特别是中国通过核试验震慑“台独”势力的举措，也成了“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口实”。“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和日本蔓延。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将中国视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存在，是日美同盟的“潜在敌人”，主张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除了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合作外，安全层面上要对华实行“战略性防范”。

1996年6月，日本某智囊机构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这是很危险的。”据称，该报告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政界要人和经济界领导人的观点和看法”，“在日本领导层引起共鸣”。小渊惠三内阁时期的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认为：“虽然目前日本在经济实力方面优于中国，但5年或10年后，中国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会占绝对优势。在此过程中，日本若不辜负亚洲各国的期望，就只有与美国联手。”新生代政治家、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在接受《政界》杂志采访时，就遏制中国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出了如下表态：在谈到周边地区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这一地区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但是，要把这一用词包括台湾在内的意思转达给中国。由于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已经排除在外了。但是，这是错误的。把台湾海峡从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中国没有承诺不使用武力。如果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排除台湾，就有发生（中国大陆对台湾）武装入侵的危险。美国的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就可以防范中国的武装入侵于未然。

我国学者指出：“日本国内出现了对华夷秩序观的恐惧和异质文明论的病态扩展的理解导致了‘中国威胁论’，这是对中国国家角色的畸形认同。在这种角色、身份认同下，日本对中国军费的些许增长也自然怀有深深的恐惧。特定情势下，这种恐惧也就转化为敌意的出现并导致相应的敌意行为。”客观地说，日本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不乏臆测和误解因素，但是从中国的角度说，除了予以必要的解释和批判外，为了避免其市场和听众的扩大，还有许多要做的必要工作。

3、桥本龙太郎的“新对华外交”

桥本还提出了“相互尊重”的主张，在谈到1996年的关系恶化时，桥本说：“仇恨只会招致仇恨，过分的批评也只会引起对方的反批评对应……对此，我们需要有能够理解相互痛苦和烦恼的宽广胸怀。”“去年的一个时期，日中关系曾经阴云密布，我对其后中国方面有意识地向改善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于桥本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姿态，日本有评论说：“现在要求日本巧妙地采取‘两个正面作战’的外交手腕，即在确保美国信赖的同时，消除中国方面的不信任。”

1997年9月，桥本首相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演讲时强调，“不打不成交”，日中“建立坦诚交换意见的关系很重要”，因此，“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感情”，有时要“带一些逆耳之言进行交流，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越有问题越要“紧密对话”。他希望日中首脑可以更频繁地、不拘形式地就日中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沟通想法。

桥本的“新对华外交”，呼应了中方的努力，对修复中日关系起到了良好效果。1997年9月和11月，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双边关系走出了9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低谷。1998年上半年，又实现了两国防卫部门的首脑互访。

2001年1月23日，河野洋平外相在日本时事通讯社主办的内外政策调查会上发表了题为《21世纪东亚外交构想》的演讲，突出地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独立姿态。他指出，日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对中国采取“封杀”政策是不现实的，因而希望同中国全面地发展双边关系，增强相互信赖和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理解。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后冷战时代的日中关系已与以往不同。双方都处在巨大变革之中，发展新时期的日中关系已无先例可循，必须面向未来，推陈出新。于是，日本政府将新时期的日中关系定位于“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即政治上向前看，避免“纠缠历史”，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关系；经济上加强合作，努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外交上，加强多边中的日中合作，鼓励中国充分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使中国比以往更多地参加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活动。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秩序的构建及国际准则的制定至关重要。

四、新世纪中国认知的考验

进入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态势进一步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确保日本自身在亚洲的优越地位，成为日本直面的课题。

1、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他们将所谓的“超越战后”意识奉为圭臬，不愿受和平宪法束缚，主张在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走政治和军事大国之路。其政治理念集中地体现为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对华关系上，“鹰派”色彩浓厚，主张中日间建立该说“不”就说“不”的普通关系。

具体说来，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又是各有侧重的，时下尚不能说形成了铁板一块的“共识”。

自民党前政调会代理会长船田元认为：“日本的政治家和外务省，有一种过分顾虑中国反应的倾向。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担心中国，应该以一种凛然的态度对待中国。”2001年，田中真纪子外相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该说什么就坚决说什么”，“日本对中国贷款也贷了，对过去也作了道歉”，“中国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果还是没有建立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町村信孝认为，“现在已不是口头说友好、握握手就行的时代，而是要在各领域都深入讨论，取得实际进展的年代”。发展中日关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和平的亚洲和世界做贡献，推动共同繁荣与发展”。［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9月12日。

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认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应该在独自分析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应该修正对中国的援助，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军事费用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据说还向恐怖国家出售武器。中国一边接受援助，一边援助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想借此操纵联合国的选票。”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则多次强调中国是“现实的威胁”，同时又表示“要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以长期改善日中关系为目标”。《产经新闻》，2005年12月30日。

小泉内阁时期町村信孝外相表示，要改变上一代日本政治家对华尊重的态度，强调“现在两国的立场和关系发生了变化，应该主张的事，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坚决主张”。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小原雅博认为：“21世纪，中国和日本史无前例地面临‘两强’时代。作为共同追求繁荣的国家，中日两国正在面临着以对等的地位，合作构筑东亚和平秩序的历史机遇。两国不宜从‘谁强谁弱’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对方，而应该在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南方周末》，2009年2月12日。

新生代政治家在与台湾发展关系上态度积极，推动台湾谋求“实体化”地位，不断提升日台关系的发展水平，这种动向确实值得警惕和关注。

像小泽一郎这样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居然将台湾称为“国家”，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日本政治气候的一个集中反映，进一步表明这股政治思潮在日本政界的影响根深蒂固。

船田认为：“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政府（台湾），这是事实。即使世界各国和日本现在只承认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大国，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2000年10月，就在朱镕基总理访日期间，自民党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鸠山邦夫访台，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扬言：“日本已经迎来应该承认台湾是国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时代”。“中国获知我的想法会感到不快，但日本已经不顾忌中国，该说的说、该做的做的时候已经到来”。这表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台湾问题的认识上，不仅极大程度上突破了日本官方的表态，而且对支持“台独”毫无顾忌。2003年5月，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在该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大陆）应该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我们知道大陆方面表示反对，但台湾加入联合国与将来实现统一的目标并不矛盾。”不久，川口顺子外相向访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表示，“日本希望台湾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

2007年5月，自民党政调会会长中川昭一甚至宣称：“今后一年如果出现中国进攻台湾或大规模镇压人权等情况，抵制北京奥运会也将是一种选择”；“如果台湾今后15年被置于中国势力之下，也许未来20年内日本也会沦为中国的一个省”。大肆散布和宣扬“中国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上涌现了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等。在这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中，对战前日本在亚洲各国进行野蛮侵略缺乏深刻反省者不乏其人，对右翼的翻案活动不愿抵制。这种历史观反映在对外关系及对华关系上时，便体现出较为强硬的“鹰派”色彩，以致为迎合经济长期衰退状况下日益扩散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历史教科书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等新生代政治家均采取了我行我素的强硬态度。

2、小泉纯一郎的中国观及靖国史观

小泉纯一郎的中国观，既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又将中国看作“挑战”。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置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抗议之声于不顾，任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地伤害了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

冷战后，随着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其对外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为实现“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试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来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另一方面视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也是“挑战”，采取“稳定、促变、限制”三结合的方针。

2002年4月，小泉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重申：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作威胁，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看好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会挖空日本的产业，而是为在日本培养新的产业以及在中国市场增强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两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合作将会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

2002年5月，小泉首相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第八次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再次指出：“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繁荣。”《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2日。川口顺子外相也在演说中表示：“中国是日本在东亚的重要伙伴。我们欢迎中国对东亚地区合作所持的积极姿态，希望能够携手共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大体遵循确保政治关系不致影响经济合作，努力维护眼前利益的基本原则。如小泉首相强调：“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多次说过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一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小泉首相会见人民日报代表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6月3日。并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领域推进日中经济合作。

2005年4月23日，中日两国首脑在印尼雅加达会晤，胡锦涛主席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了“五点主张”。对此，小泉表示完全同意胡主席的建议，通过对话解决日中间存在的分歧。他说：发展日中友好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对亚洲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一认识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日方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将遵循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

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已经形成对日美同盟的“惯性”依赖，小泉执政时期更发挥到了极致。小泉执政之初，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曾提出建议：日本外交“是多元联立方程式，变量只有一个，就是对美外交，只要搞好对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外交都不在话下”。小泉十分欣赏这一观点，认为日美关系搞好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基于这种认识，小泉执政时期把追随美国和谋取亚洲领导地位放在首位，毅然将防卫重点由俄罗斯转向中国大陆和台海地区，视中国为“假想敌”。在对华实施战略包围上，强化同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防卫安全”关系，密切同印度的军事合作，同新加坡缔结在必要时使用港口的协定，通过参加军事演习向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渗透，妄图“孤立”和“围堵”中国。

“现今大国关系的核心是大国之间对于制定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谁掌握了这种主导权，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国际制度，谁就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嵌入国际规则之中。”小泉执政时期与中国争夺“东盟＋3”的主导权即是其中显著一例。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预告在10年内逐步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为了消除和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小泉政府匆匆抛出了“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构想”，主张将经济合作成员国从“10（东盟10国）+3（日、中、韩）”的体制，扩大为“10+5”，试图削弱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对此，《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此举旨在达到“日本主导的野心”。

报告书认为：“如何与中国交往，是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但却使日本的对外竞争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因此今后的中日关系将是一种既包含“协调与共存”因素，又蕴含“竞争与摩擦”因素的双边关系。报告书说：“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日本的外交战略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使东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同时还要强化日、加、澳三个发达国家间关系。报告认为，印度是个“可与中国抗衡的国家”，俄罗斯“如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把日本引进西伯利亚，就能平衡中国势力”。报告中甚至建议，要强化日台之间的交流。显然，这份报告的基调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为此不惜组成以美国为首的统一战线，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包围网。

2003年，小泉政府智囊团提交的又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这一形势对于日本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既有机遇又有“威胁”。中国的崛起是日本150年来首次遇到的，为此，日本必须建立一个抵御中国的强大防御网，和所有与中国有矛盾、有摩擦的国家，包括越南、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组成一个防范中国崛起的防护网。

2005年12月，《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东亚峰会首相演说内容表明：以自由、人权牵制中国”的报道，文中说：小泉首相14日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的首届东亚峰会上发表演讲，基调是“民主主义、自由与人权”，表示要以“共同拥有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等普遍价值”来构筑“东亚共同体”、“争取建立理解亚洲传统与价值的共同体，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设立应体现透明性和公开性，以地区多样性为前提的合作功能，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意义共存的重要性等三点主张”。当时，日方还向主席国马来西亚提出了将这段文字写入共同宣言的要求。

题为《日本的裁军与核不扩散》2006年度裁军白皮书声称，“在亚洲还存在着正在扩大军备以及军事力量缺乏透明度的国家，这正成为周边国家担忧的问题”。外务省官员对日本记者说，白皮书中未指名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强调，为消除这种担忧，日本应敦促中国削减军备，公开军事信息。

小泉的对华观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即政治上通过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崛起，经济上借助中国的发展为日本经济的恢复注入活力。这也是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政治家面对中国崛起的困惑心态。

在中国人民极为反感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的固执不仅源于其错误的史观，更是出于其现实的政治谋略。2001年4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承诺说：“作为政治家，向战殁者表示敬意与感谢的诚意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能当选，无论受到怎样的批判，8月15日这一天我一定去参拜。”当选首相后，又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说：“我想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的这种心情，难道不是非常自然、人性的心情吗？”

鉴于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严厉批评，自民党内也出现反对呼声，2001年8月13日，小泉拿出折中方案，决定提前参拜靖国神社，并在事先拟好的“首相谈话”中作了如下解释：终战纪念日临近，国内外关于我参拜靖国神社的议论越来越多。其中，不仅国内，甚至国外也有要求停止参拜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与我本人意图相左，如果导致国内外的人们对我国“摒弃战争、重视和平”的基本理念产生怀疑的话，这绝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真挚地面对国内外的这一形势，在此亲自决断：当日不去参拜，另择他日完成参拜。作为总理，我撤回此前的发言，感到不胜惭愧。然而，我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

8月13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当天发表了谈话。他说：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日本基于错误的国策对亚洲近邻进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他们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灾难和痛苦。这一地区的许多人至今还残留着难以愈合的伤痕。在这里，我想虚心地接受我国这些令人悔恨的历史，表示深刻地反省，并向所有战争牺牲者致以哀悼。

小泉等一些人经常指责中国等反对日本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是在打“历史牌”，借历史问题压日本，但是事实上正是小泉本人在打“历史牌”，是通过“参拜”把自身打扮成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英雄，捞取政治资本，提高民意支持率，至于这种做法如何恶化了两国关系和民众感情，显然不是小泉考虑的重点。

3、后小泉时代的中国知行

“小泉时代”为日本政治留下的两大遗产是以财税、金融为主体的结构性改革和日美同盟关系的空前强化，这种“内政革命”和“外交转型”带来的“副产品”则是“异化的民族主义”和“僵化的亚洲外交”。小泉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韩日的首脑外交中断，导致日本外交逐渐偏离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常轨道，并悄然侵蚀着日本国内政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安倍晋三作为新生代政治家，以鹰派作风声名鹊起。在“小泉参拜”问题上，曾明确表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别国不应指手画脚”；在对华关系上则强调“有必要制定政治问题不影响经济问题的‘政经分离’原则”。

然而，安倍毕竟是个清醒的政治家，接任首相后，把修复中日关系放在首位，上台后首站出访即选择了中国，并在访华期间表示扩大中日两国之间战略合作，通过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的转动，“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构筑解决世界性课题的战略互惠关系”。“融冰之旅”打破了小泉以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僵局。

安倍的中国之行在修补中日关系上的积极作用值得评价，但是以此做出日本改变对华认识及政策的判断则有失偏颇。事实是，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旨在将美日、美澳同盟连成美日澳三边同盟，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进攻性。8月22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做了题为《两洋的交汇》的演讲，宣称，“日本正在欧亚大陆周边推动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日印要成为核心，共同建设‘大亚洲’和‘自由与繁荣之海’”。日本外务安倍政府既提倡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又倡导构筑“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防范的“两面下注”策略，欲在与对华交往中获得实惠、稳定周边，同时在战略上防范和抑制中国。

2007年9月23日，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11月15日，福田首相访问美国，与布什总统会谈时，提出了“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共鸣”、“美亚并重”的“新福田主义”外交新理念。福田政府还决定，新版《外交蓝皮书》中不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易使人产生“围堵中国”之疑惧。之后，福田又在接受美国CNN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形成威胁，“我们是否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感到威胁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也是一样。我个人对此感到乐观。”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访华，其“迎春之旅”的收获是，两国首脑在若干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12月28日，福田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强调日中两国应继续深化“战略互惠”关系，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创造性伙伴”，为此建议把“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作为三大支柱。

麻生太郎任首相后表示：“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麻生认为，“价值观外交”既没有招致中韩反对，也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停滞，即使有反对声音也主要来自国内政治对手。“日中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才是最终目的。”2008年9月25日，麻生首相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出了“以日美同盟为不变的基轴”、“致力于加强与近邻各国的关系”、“重视联合国”等三条基本原则。麻生表示：“中国和韩国是日本重要的伙伴，是应当进一步增进互惠和共同利益的国家。”同时又表示：“我想与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各国进行联合。”2008年9月29日，麻生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明：日本的外交政策，第一是“强化日美同盟”，第二是“与邻国中国、韩国、俄罗斯等亚太各国一道构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共谋发展”，第三是“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课题”。

后小泉时代的安倍、福田和麻生三任内阁，主要致力于修正小泉僵化的“亚洲外交”路线给日本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积极改善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安倍和麻生倡导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仍然包含着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这种对华认识时而显著、时而隐蔽，但始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既与中国加强合作，又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的战略态势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和决策。

4、民主党政府的中国知行

2009年9月，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大选中获胜，鸠山由纪夫组阁，结束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

鸠山政府的中国认识及其行动选择，是受其世界认识、对外战略方针的总框架约束并形成的。在“友爱”、共生的理念下，鸠山政府的外交方针是，日美关系上谋求自主与对等，积极推动“亚洲优先”的东亚共同体。

鸠山上台前曾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位于亚洲的国家。应该确认，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是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主义的时代正走向终结，我们正迈向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当前的事态明确表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同时还会继续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日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美国正在努力保持自己作为世界主宰力量的地位，而中国则在谋求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该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并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呢？”日本“希望减小我们的邻国中国构成的军事威胁，同时确保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有序进行”。正是基于亚洲地区勃兴和美国霸权地位日渐式微的战略判断，促使鸠山内阁积极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具体在对华政策上，鸠山政府坚持经济上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建设性接触”，借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最大限度地谋求日本在经济上互惠的利益；政治上利用日美同盟牵制中国。但是，其外交上对美平等、自主的主张，又无疑与后者的实现产生了矛盾。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引发了美国对日本的强烈不满，甚至成了导致鸠山内阁草草收场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6月8日菅直人组阁后，将修复日美同盟关系作为首要任务。菅直人在阐述外交政策时说：“今天，我们面临着国际社会发生诸如地壳变动般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也波及到外交和军事层面等。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追求世界和平的理想，应该推进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外交。”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菅直人阐述的外交政策总纲是：“我国既是面向太平洋的海洋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应该在这双重属性的基础上开展外交。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日美同盟作为外交的基轴，同时加强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美同盟不仅关系到日本的防卫，而且是支撑亚洲、太平洋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共有财富。今后，要切实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菅直人：《菅内阁总理大臣在第174次国会上的就职演说》。菅直人说：“必须密切关注中国正在增强军力，有个词叫作‘势力均衡’”，而驻日美军具有威慑中国的军事作用。

2011年8月30日，野田佳彦政府成立后，表示以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同年12月访华前夕，野田在接受中国驻日媒体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而言是机遇，日本与中国不仅对双方而且也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负有重大责任，从大局观出发，深化‘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认为中日双方应在“增进政治互信、海洋合作、震后合作、经济互利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地区及全球性课题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

与前任的历届领导人一样，野田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给日本带来机遇，他说：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其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在不断带动亚洲经济的发展。如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与国际社会保持协调，对日本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遇。……日本与亚洲是“双赢关系”，对华经济交流应该成为日本经济外交的支柱。

另一方面，野田对中国的戒备和防范意识也与其他政治家大同小异。他曾在多种场合表示，中国的军力发展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军力正在迅速增强，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且‘战略意图不明’，因此成为日本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最令人担忧的因素’。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及东海等地区所显示的军事实力，彰显出强硬的外交姿态，具有动摇区域内国际秩序的风险。”

从野田政府成立后的外交举措看，频繁与东南亚国家接触、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试图使之国际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加入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则显露出跟随美国牵制中国的动机。

可以认为，冷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仍在变动和调整之中，没有大的国际事态发生，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合作与防范将是日本对华认识及行动选择的主题词。如何在合作、竞争的环境下构筑互惠、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将是中日两国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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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年底，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组成的课题组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胜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作为首席专家，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5年来，在教育部社科司、南开大学主要领导及主管部门的关切和支持下，在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下，课题组围绕理论方法创新、研究路径设定、分工协作统筹、写作体例特色等问题，先后召开规模不等的专题研讨会十余次，与会者精彩发言及热烈讨论的场面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可以说，没有这样一支内聚力强、学术积累厚、敬业务实的学术团队，要完成如此重大的攻关项目是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进行了数十场与本课题相关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对于我们及时掌握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及最新研究成果，开阔眼界和思路，从而站在较高的基点上推进研究的深入，是大有助益的。

5年中，围绕这一项目，课题组成员在《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日本学刊》、《南开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CSSCI（含扩展版）论文24篇，其他论文12篇，编著1部。这些“阶段性研究成果”凝聚了每位成员的智慧和辛勤汗水，多名博士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成长并崭露头角令人欣慰。

本丛书是课题组成员集中前期研究成果的“中国认识”内容写成的。本卷的“总论”则是以分论的丛书各卷为基础提炼而成，在此谨向直接参与研究的所有成员致谢并道一声辛苦。他们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米庆余、王振锁、李卓、莽景石、赵德宇、宋志勇、刘岳兵教授及乔林生副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程永明研究员及田庆立、乌兰图雅副研究员，青岛大学李广民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向卿副教授，天津大学王美平讲师，天津师范大学杨延峰讲师。同时我要向以不同形式支持和指导项目研究工作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致谢，他们是：中国社科院武寅、步平、张蕴岭、汤重南、李薇、高洪、崔世广、李文、林昶研究员，北京大学李玉、宋成有、钱乘旦、李剑鸣、王勇教授，复旦大学樊勇明、胡令远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周颂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崔丕教授，山东大学牛建科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天津社科院张健研究员，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东京大学田中明彦、高原明生、加藤阳子教授，京都大学山室信一教授，庆应大学山田辰雄教授，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依田熹家、山冈道男教授，横滨国立大学村田忠喜教授，防卫大学户部良一教授，青山学院大学三和良一、杉浦势之教授，名古屋大学平川均教授，筑波大学进藤荣一教授，立教大学五十岚晓郎教授，大东文化大学和田守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笠比和比谷教授，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法政大学王敏教授，关西学院大学陶德民教授，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岩波书店马场公彦编辑等。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一项内容极其浩繁的研究课题，我们深知，这一研究可以不断揭示和“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却没有止境。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同行的批评，共同推进研究的深入。

课题主持人杨栋梁谨识

2012年2月1日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二卷 （1603-1840）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前言

自古以来日本曾长期折服于中国的文治武功，以中国为日本的“文化故国”，仿效中国灿烂的精神文化和辉煌的物质文明，不乏憧憬和崇敬之情。然而到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满清入主中国、日本民族意识的成长、西洋文化传入等变局的出现，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江户时代中日之间并无国交关系，也缺乏近代以后那样大规模的人员交流，日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中国书籍和一些缺乏直观的情报资料，对中国的认知不仅具有乌托邦化和虚构的色彩，也基本局限在知识阶层。这种认识条件的缺陷说明，江户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属于知识论（epistemology）层次的内容，意味着知识界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以“想象”或“虚构”的成分居多，不具有作为一种强制性话语的社会意义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效力，对日本的民众影响甚微。因此，他们的中国认识仍基本局限于文本的范畴，并未转换为日本人集体的想象。所以，即便知识界提出了重新认识中国和自我的问题，由于对中国崇拜的“历史的情感”和朱子学占据德川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而对中国的憧憬和崇敬始终是幕府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主流。

但是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基本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方向，这集中反映在儒学、国学、兰学等三大学问体系中，即所谓“江户三学”。由于“三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所倡精神各异，因而对中国的认识也表现为三种互相联系又相互抵抗的话语。总的来说，儒者的中国认识呈现出自我中国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国学者则表现出自我日本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兰学者则呈现出自我西方化和自我特殊化的倾向。当然，三大知识体系的倾向性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发生变化，甚至有结合的可能。对以“三学”为代表的知识界来说，中国始终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巨大的存在”，尤其是对儒者和国学者来说，中国及其文明更是其建构其自他认识（Self-Other Cognition）的唯一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与中国的比较才能显示日本的价值，才能确证自身的文化身份。

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根本，儒教则是中国文化之根基。江户时代知识界的中国认识受到当时通行的文明观念、政治观念和外交观念，即“华夷秩序”的影响或制约。这是说，知识界（尤其是儒者和国学者）基本都是围绕着“大国——小国”、“中心——边缘（海东之国或日出之国）”以及“华（文明或礼仪之国）——夷（东夷最优国或神国、武国等）”、“师（典范、圣贤或君子之国）——生”的叙述来建立其对中国和自身的认识。显然，这种多维度的认识基于文化、政治和地理的标准，涉及到中国（帝国）、儒教、圣贤和儒教文物制度等多层次的内容。它又表现为承认“华夷秩序”和“反华夷秩序”的两种不同话语，前者如对中国及其文明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儒者和国学者，后者如意图超越“华夷秩序”的兰学者。当然，由于身份的限制和儒学本身的规定性，儒者很难从根本上构建起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越性话语，因而只有国学者和兰学者才有可能借助一种“神秘的”或“外来的”力量，通过剥离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关联而建构日本自身的主体意识。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并非仅限于“三学”，但是，知此可以基本掌握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根脉。本卷旨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若干管见，或有谬误，谨请批判。

本卷由赵德宇主持并整体构思，各章执笔分工如下。

向卿：第一章、第二章；赵德宇：第三章、结语；郭丽：第四章。

第一章 儒学家的中国观

直到江户时代出现国学和兰学之前，日本的所谓学问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儒、佛之学，尤其是儒家思想，通过推古改革、大化改新，几乎等同于日本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平安后期至战国时代武士阶级主宰着日本社会，儒家思想似乎趋于式微，但丰臣秀吉侵朝夺华梦的破灭，使日本认识到自己在东亚地区还难以称霸，在文化上也还是个中华文化中的小兄弟，那么按照日本人对待中国文化的传统态度就只能是继续学习。随着德川幕府统治趋于稳定，统治策略也逐渐转向“文治”，宋儒朱子之学如日初升，迅即成为由幕府支持的显学，并顺势取代了佛教思想。朱子学家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也占据了江户时代思想的中枢，宋儒理念统驭着日本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与学问艺术等广泛的领域。到17世纪中后期，出现了诸多以儒家思想为母胎而又从不同角度批评朱子学的儒家流派，呈现出日本思想史上罕见的争鸣景观。这一过程也正反映了日本的儒者们因社会地位的不同，对中国儒家思想所作的多角度的生发，其间对中国及其文化的认识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儒教传入日本后，它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儒者乃至日本人“文化自我”的根本基础。可以说，儒教是近世日本儒者展开“自他认识”（Self-Other　Cognition）的首要前提。因此，对近世儒者甚至知识阶层来说，作为“他者”（the　Other）的中国就是日本的绝对和唯一的参照，是一个类似于“绝对他者”（the　Absolute　Other）的他者。一方面，儒教的观念构成了儒者中国认识的思维方式的根基，他们不是根据自我而是根据与中国的相关性来定义自我，进行自我审查和认识；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中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自我又是他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中国认识呈现出自他既统一又分裂的尴尬之境。因此，儒者的中国认识明显受到时间、空间和儒教本身的规定性这三者的制约。这归根结底都体现了“日本的”儒者在普遍（儒道）与特殊（神道）、他者性与主体性之间的两难。

首先，虽然是依赖大陆文化的传入，才导致了日本的文明开化，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主体性意识（神国意识、神皇意识、神道意识）进一步增强，并表现出强烈的主体自立的愿望。作为其最重要的象征，“神道”开始成为一个与神国思想、天皇神话密不可分的明确的概念，并谋求自身的独立化和纯洁化。这意味着，“神道”从此成为一个可以表达自我历史和独特性的概念，从而具有区分彼此的意义。例如近世初期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就多次强调，“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续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极力强调日本作为神国的特殊性，并以此与中国相对。显然，即便是笃信儒学的儒者，对本国独特性的自觉和尊重，也有可能使他们对中国甚至儒教采取“相对化”、“他者化”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展开日本优越性的历史叙述。

其次，“儒者”和“日本人”本身即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这种无法消除的内在悖论决定了近世日本儒者必须面对他们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的身份认同的紧张和分裂。对日本儒者乃至知识阶层来说，儒教经典是他们文化的“故国”；毕竟他们身处日本，中国又是他们政治上的“异乡”。这就导致了他们“文化的自我”与“政治的自我”的分裂乃至紧张关系，同样也造成了他们的中国认识的尴尬之境。

再次，日本儒者的中国认识还受到华夷思想的影响。在江户时代以前，东亚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华夷思想则是支持这一秩序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认为，中国是位于天下中央、实行着王道政治的文明国家——中华，日本、越南等国家为野蛮未开的“夷狄”，是依赖中国“礼乐”的输入才开始“文明化”。在这一观念下，日本、朝鲜等国家都被定位为“东夷”。“中国”、“中华”等概念预设了以华夷之辨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秩序及其文明体系。可以说，华夷秩序思想是儒教本身的规定性，它借助儒教的普遍性和先进性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因而也广泛流通于日本、朝鲜等地区。因此，对信仰儒教的近世日本儒者来说，他们关于华夷思想的解释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日本的定位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

再者，日本儒者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是影响其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江户时代，儒学自开始就表现出轻思辨而重实用的实学倾向。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吸取或解释具有选择性，还意味着他们更少受到严密的儒教形而上体系的束缚，进而以实用主义为武器转向对儒教及中国的批判提供了可能。

同时，儒者的中国认识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还受到日本社会结构条件、国际情势等要素的影响。以儒者关于华夷思想的解释和认识为标准，其中国认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7世纪中叶以前的江户时代初期。在此阶段，儒者们坚信儒教的普遍性，承认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故乡”；绝大多数儒者接受了儒教的华夷思想，基于“中华”与“东夷”、“大国”与“小国”等图式展开有关日本和中国的认识和叙述。同时，儒者们如林罗山也非常注重日本特殊性甚至优越性的“发现”，基本都对中国采取了相对化、他者化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说，这种认识中国的视角是近世儒者、兰学者、国学者共通的方法论。第二阶段大致为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期。这一时期，随着海禁体制、明清交替（所谓“华夷变态”）、大陆文化的大规模流入等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儒者的中国认识发生分裂，形成了“礼•文中华主义”、“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中华主义”等中国认识的不同类型。第三阶段则是从18世纪末到明治政府建立之前。这一阶段，随着西学的传播、西方作为他者介入东亚以及中国情势的变化，华夷思想渐次发生解体，由此儒者们的中国认识不仅逐渐摆脱华夷观念的束缚，还进一步分化，对于中国及儒教也呈现出思慕、批判、蔑视等不同的类型；有些儒者如水户学者，更是逐渐接近国学者的立场，不仅极力强调日本作为神国的特殊性，甚至以此主张对中国的优越性。

总之，因为主体性（神道）与普遍性（儒道）之间的深刻悖论，所以近世日本儒者的“中国认识”交织着对中国“理想化”和“歪曲性”的认识，以及“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认识。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这种认识总体上又呈现出“去中国化”的趋势，即弱化乃至否认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从而强调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独自性和本源性。不过，在江户时代，无论是儒者，还是欲彻底否定中国及其文化的国学者，都还没有形成解构儒教及其文化的“内部的”或是“理性的”力量。因此，基于中国文明而形成的中国形象是“贯穿德川时代儒者最为基本的思想”。

一、江户时代初期儒者的中国认识：“理”的普遍性与儒者的中国憧憬

德川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期。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等方面，更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16、17世纪左右，随着神国观念的高涨、空间的均质化、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文化主导权的转移、学问的普及和发达所导致的复古和批判风格的思想倾向、对外的新接触等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为确定自我同一性（identity）或主体性,日本出现了“文化向内部收敛”的自主化倾向。这不仅意味着，日本人对文化的兴趣“面向了内部”，还意味着“日本文化开始实现独自的内在的发酵”。显然，主体意识的成长对中世的世界观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并为它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其次，德川幕府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道德规范，也迫切要求一种等级化的意识形态。中世以佛教为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显然已不能担此重任。因此，对转型期的日本知识精英来说，无论是民族意识的成长，还是为德川幕府提供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他们首先必须摆脱佛教世界观的束缚。作为反佛的思想利器，原本为五山禅僧之教养的宋学，开始作为一种“先进的”、使社会秩序化的思想学说和道德规范而受到重视。由此，作为近世朱子学的开创者，原为僧侣的藤原惺窝（1561—1619）和林罗山等完成了由佛向儒的转变。他们接受了宋学以“理”为世界本源的合理主义思想体系，不仅以此展开了对佛教的激烈批判，并用宋学理论来解释神道，提出神儒合一的思想。

由此，近世初期的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中江藤树等，依据宋学或孔孟之学的形而上体系来建构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林罗山等儒者更是接受了儒教以“礼”区分中国与周边国家尊卑的华夷思想，承认中国为世界文明和地理的中心——“中华”，并自认为“东夷”。由于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升级换代，提高了德川初期朱子学的地位，客观上形成了以中国政治为榜样，视儒家思想为偶像的印象。这种意识尤其在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中根深蒂固：“这个时代的武士基本教养是儒教，这意味着在国学和兰学出现之前，对他们来说儒教不是多元文化之一，而是文化就等于儒教。”可见，此一时代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规范着日本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自我意识的成长，又使林罗山等对中国采取了他者化和相对化的立场，主张“东夷”日本的特殊性乃至对中国的优越性。

1、藤原惺窝的中国认识

中世后期日本自我意识的成长和对佛教世界观的反思，必然对盛行于中世以佛教为主的“三教一致说”造成冲击，并导致这种思维范式发生转换。宋学的传入和传播恰恰是促使其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中世末期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发展，也为其转换提供了土壤和动力。这一倾向进一步促使了日本知识阶层对自我的认识，也使他们对儒教及中国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

藤原惺窝脱离禅门转向儒学（朱子学），是上述思维范式发生转换的开始。他开始以儒教而不是佛教的原理来统一地把握和解释世界。这种立足于“理”的普遍性的统一性思维，不仅为神道及儒教走向独立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近世日本儒者基于“理”的普遍性而重新认识儒教及中国的序幕。从这种意义上说，惺窝可谓日本接受并宣扬儒学，并用其原理来统一地理解世界万物的出发点。

他秉承朱熹哲学体系，主张理（天道）是宇宙的本原和唯一根源，认为各国虽然语言风俗不同，其“至公、至大、至正、至明”且“无私”的天赋之理，却“未尝不同”：“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帱，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东海之东，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也。南北亦若然。”由此，藤原惺窝就以儒学为基础，对神道、佛教进行了统一的解释。比如他认为，“日本之神道，亦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同时，他对佛教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认为佛教不过是“绝仁种、灭义理”的“异域”之异端、邪说，揭开了近世儒者排斥佛教的序幕，并确立了他们排斥佛教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近世日本儒者的排佛论也就与他们的中国认识无关。

藤原惺窝由此就以“理”的普遍性来建构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显然，他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认识，是以儒教这种“普遍的文化”为标准。对惺窝来说，朱子学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学问，而传承孔孟之道的中国自然就是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华”。因此，他对产生儒教这种先进思想的中国怀有深厚的思慕之情。1593年，惺窝与明朝讲和使谢用梓、徐一贯的会见笔录，就充分体现了他对日本作为“小国”的自我体认以及对圣贤辈出的大国——明朝的憧憬和崇敬：“本朝者小国，而大明者大国也。其势似不可敌。……大明者，昔日圣贤所出国也。以予想象之，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矣。朝鲜亦慕其风、奉其命之国也。”作为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他曾感叹道：“呜呼，不生于中国，亦不生于我国之上代，而生于当代，可谓生不逢时。”

可以认为，对惺窝来说，中国即是日本在文化上的“故国”，因此他对中国的思慕更是一种确认自我身份（identity）的需要。1596年，这种日益加深的对中国的热爱和思慕，自然驱使他“欲渡大明国”求学。对这点，他的门人林罗山曾记叙道：“先生常慕中华之风，欲见其文物。”虽然惺窝乘船中途遇疾风而没有成功，随后因与朝鲜朱子学者——姜沆的相遇和密切交往，加深了对中国、儒教和儒者的敬仰和热爱之情。他很是推崇孔孟及中国宋朝的儒家，说：“宋儒之高明，诚吾道之日月也”，认为“读圣贤书，信而不疑”。在姜沆的帮助下，惺窝开始依据朱子新注展开对四书五经的训点，相继刊行《四书五经倭训》、《文章达德纲领》、《寸铁录》、《假名性理》等著作，并广收门徒，在日本大力宣扬“忠孝仁义”、“天人一理”的思想。这不仅促使作为五山禅僧的“教养”的中世儒学向体系化的近世儒学转变，也使儒学的一般化成为可能。这也促使了近世日本一种典型的儒者形象以及他们以儒教的世界观为基准而开展自他认识的思维范式的诞生。

显而易见，藤原惺窝对中国的敬慕以及绝对信奉儒教，乃是源自他所坚信的理的普遍性。对他来说，儒教所讲的道理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是超国家的普遍真理。在“理”面前，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对等的，即所谓“四海一家”；各国由于国土、文物和制度的不同，才导致了相互之间的差别。他由此批评了因语言风俗的差异而导致轻蔑他国的情形：“异域之于我国，风俗言语虽异，其天赋之理，未尝不同。忘其同，怪其异，莫少欺诈谩骂，彼且虽不知之，我岂不知之哉？”显然，惺窝对“同”的强调，显示出一种超越彼此之别的人类同胞式的关爱和志向，也说明他只是漠然地接受了称呼中国的“中华”概念。因此，藤原惺窝所理解的“理”的观念是一种具有国际主义性格的平等性的原理，不同于林罗山等据此确定国家之差别、优劣的“理”源。从这种意义上说，藤原惺窝并不像后来的多数儒者那样，受到以“礼”来区分国家尊卑的华夷思想的拘束。

拿中国和日本来说，儒道与神道虽然名称不同，却都是理的表现形式，所以两国本质上并不存在尊卑和优劣之别。因此，在惺窝看来，神道与儒道本质一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特殊”与“普遍”、“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而两国之间亦只存在“文物”（风俗、语言、衣服等）之间的差异。在这种意义上，他盛赞古代日本文物之优美，强调其特殊性：“本邦居东海之表，太阳之地，朝暾晨霞之所辉焕，洪涛层澜之所荡潏。其清明纯粹之气，钟以成人才。故昔气运隆盛之日，文物伟器，与中华抗衡”。可见，“道同”而“物异”，是惺窝关于日本和中国认识的基调。这种认识不仅是近世初期儒者中国观的一种代表类型，也影响了后来儒者对于中国的认识。

不可否认，无论是惺窝基于严格区分“道”与“物”的日本特殊性的主张，还是他关于神道的解释，都隐含了一种“发现日本”的日本主义的倾向。而且，惺窝的“神儒一致论”虽有利于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受容，即便他并没有意识到，却要以否认“本土”与“异域”之间的潜在冲突为代价。因而，作为一个“日本的”儒者，即便是绝对地信仰儒教，毕竟无法避免“政治的自我”（中国作为日本的“异乡”）与“文化的自我”（中国作为日本文化的“故国”）之间的分裂和紧张。这是近世日本儒者乃至知识阶层都无法避免的宿命，不仅可能使近世日本儒者陷入自我认识的困境，也可能造成他们中国认识的两难。

2、林罗山的中国认识

虽然都由佛转儒，与“仍处室町时代五山禅僧儒佛调和论的延长线”上的藤原惺窝相比，很早就离开建仁寺而很少受到佛教影响的林罗山（1583—1657）不仅继承了其师推进神儒佛分离的工作，还展开了对佛教更为激烈的批判，同时又全面发展了儒学，促使作为“思想的儒学”完成了向适应幕藩体制要求的“政治哲学”的转变，并依据神儒一致的原理提出了“理当心地神道”。这种思维范式的转换，深刻地体现了林罗山关于日本和中国的认识的转变，也影响了随后知识阶层对于中国的认识。从此，朱子学占据了幕府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贯穿了德川幕府的始终，成为幕府的统治原则。

林罗山秉承朱熹道统，接受了朱子学以太极——阴阳作为哲学基本概念的思想，认为太极（理）是贯穿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所以然。朱子哲学是林罗山世界观和中国认识的出发点和基础。这种思维结构规定了林罗山中国观的内在性格。对他来说，中国无疑是世界文明和地理的中心——中华，儒教自然就是世界普遍的、最高的文化，儒教圣贤就是人类至德的代表。例如，林罗山对依儒教伦理规范下的明朝甚是崇敬和羡慕，曾对“方今大明亦有道耶，卿以为如何？”的问题回答说：“有之。春虽目未见之，于书知之。夫道者非窃窃冥冥而在君臣、父子、男女、长幼、交友之间，今也大明自闾巷、自郡县至州府，无处处不有学校，皆所以教人伦，而以正人心、善风俗为要，然则果有道乎？”他也极为尊重儒教文化，曾赋诗曰：“草木欣荣绕圣宫，白樱独秀一春中。中华礼乐花开遍，元气吹嘘日本樱。”他亦甚是崇拜儒教的圣贤，甚至认为孔子是人类“光明”的使者：“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日月代明然，古言今不讶。”显然，对中国的敬仰和对儒教的尊重和热爱，乃是出于他对儒教作为普遍文明的信仰。

与惺窝不同，林罗山不仅基于儒教（理）的普遍性而崇敬中国，还接受了它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规定性——华夷秩序，并以此展开其自他认识。林罗山自认日本为“东夷”的“蕞尔小国”，承认中国是文化和地理上都“能守中”的文明大国：“万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地，何外求哉？中国之为中国也。”这意味着，在林罗山看来，日本与明朝之间就是一种“夷狄”与“中华”、“小国”与“大国”的关系。正因如此，为重开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勘合贸易，林罗山代表德川幕府致信福建都督，表达了日本“以小事大”的意愿，“大明无私，远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国为善，久追中华风化之踪。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岂无亲仁善邻之好”，而迫切期望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展开“以大事小”的仁道外交，“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以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

作为这种自他认识的结果之一，他承继南北朝初期临济宗僧侣中岩圆月（1300—1375）的“吴太伯后裔说”，赞同天皇祖先乃是出自中国吴越地区让国的至德圣贤——太伯。他说：“余窃惟圆月之意，按诸书以日本为吴太伯之后。夫太伯逃荆蛮，断发文身，与交龙共居。其子孙来于筑紫，想必时人以为神，是天孙降于日向高千穗峰之谓乎？当时国人疑而拒之者，或有之欤。是大己贵神不顺服之谓乎？……以其三以天下让，故遂以三让两字，揭于伊势皇太神宫乎？其牵合附会虽如此，而似有其理。……我邦之宝祚与天地无穷，余于是愈信太伯之为至德也。”他后来受命编纂《本朝通鉴》时，又明确指出：“大和民族者，吴太伯末裔也。”该说虽然遭到德川光国指责而遭删除，却充分体现了林罗山的中华崇拜情结。不可否认，林罗山虽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劣势，却也隐藏了欲借助中国而使日本的建国传说正统化，进而弱化日本的劣势，或证明日本不是“单纯的夷狄”的意图。这种小中华的思想也隐含了证明日本是“东方君子国”、最优秀的“东夷”（朝鲜、琉球、日本）国家的意图。

不过，这种基于华夷思想的日本优越性的主张，恰恰体现了一个“日本的”儒者在普遍（儒道）与特殊（神道）、他者性与主体性之间的两难。儒者身份的规定性决定了他们无论如何羡慕中国文化，对异国圣贤取代日本开国始祖这种大事，难免不产生抵触情绪，因为它会导致日本丧失其主体性，成为中国文化的附庸。所以，他对“吴太伯后裔说”又抱怀疑的态度，不仅强调儒道与神道之间的对立，甚至主张神道的优越性。他说：“闻太伯可谓至德，则仲尼之语也。后世执简者，以本邦为其苗裔，俗所称东海姬氏国之类，何其诞哉！本邦元是灵神之国也，何故妄取彼而为祖乎？”可以说，林罗山关于神儒既统一又对立的自他认识，体现了他中国观的内在悖论。这种紧张关系不仅是近世日本儒者无法逃避的命运，更是随后同样肯定“吴太伯后裔说”的熊泽蕃山、林鹅峰、中江藤树、木下顺庵等儒者所要面对的问题。

显然，林罗山的儒教及中国认识虽然也基于理的普遍性，却隐秘地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神国）、儒道与神道、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全面对立。这种对本国历史和传统的自觉，恰恰是影响林罗山中国观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基于“神儒同理”的思想，林罗山一方面以理论证神道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以神论证神道的特殊性，进而展开神道对儒道的优越性论述。他依据“理一分殊”的思想，主要从理（道）、德、心等方面说明神儒的一致性。他认为，“神儒同理”或“神儒同道”，它们都是作为普遍真理的“理”或“道”的表现形式，仅名称不同而已。依据“神儒一理”的思想，林罗山就以“神”来比附或替换“理”，对神道及其历史进行了正统化的作业。他认为，“无形而有灵”、“无音无臭无始无终”的神等同于“理”、“气”，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内在规定性：“神乃天地之根、万物之体也。无神，万物不生，天地亦灭。……似空而不空，虽虚而有灵。”依据《日本书纪》等“古书”的记载，他认为，包含阴阳的“国常立尊”就是“一切诸神之根本”，即诸神和世界万物的创造者。“此一神千变万化，成世上所有之神。一气分阴阳，阴阳分五行，五行相克相生而生万物之理也。”显然，通过这一作业，林罗山为神道的普遍性又提供了本土语境下的依据。因为神是世界的本原和所以然，所以“神道”也就是超时空的普遍真理。

按照这种逻辑，林罗山就在本土语境下展开了“理当心地神道”的论述。他认为，神道“是天照大神以来相传、神武以来代代帝王一人统治之事也”，这一特性就连中国都所不能及：“神武以来，皇统一种，百世绵绵，虽中华及异域，未有如此之悠久矣，美哉。”显然，无论是以神道的万世一系主张对中国的优越性，还是意图在本土语境下对神道及其历史进行合理化的作业，都反映了林罗山在“东夷”与“中华”这种自他认识下的紧张心态。

其次，林罗山一方面在华夷思想的框架内承认日本为“东夷”，另一方面又强调日本作为神国的独特性乃至对中国的优越性。林罗山虽然接受了“东夷”的自我定位，但这却与他的主体意识相冲突。作为它的补救措施，林罗山便极力搜寻证明“东夷”优越性的事项，谋求日本地位的抬升。日本为神国，便是林罗山主张日本独特性的重要内容。

在中世，神国思想曾受“日本为佛国”观念的制约，并以此为依据。林罗山依据宋学理论，不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诠释，还对它进行了纯洁化的作业。他认为，从日本的起源和历史说，日本是由神创造的国家，“神灵之所挺生而复栖舍也，故推称神国”，所以日本的一切皆与神相关，“其宝号神器，守其大宝则曰神皇，其征伐则曰神兵，其所由行则曰神道”；日本历史延续也是出自神的意志和安排，“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续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而且，在罗山看来，这种表现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证据：“神也者，既记于国史，载于延喜，则其所由来久远，而有福于社稷，必不可诬，则不可不敬，不可不崇。呜呼，神之德之功共天地俱不穷，神之威名与山岳齐高大者耶。”从现实政治和生活的角度说，神无时无处不在，它的力量无时无处不显，“心清明”、“行迹正”、“政行”、“国治”等都是神的“作为”。罗山的神国观表明，即便是遵奉宋学合理主义体系的儒者，为了不丧失自我的主体性，也会朝向内部的、即便是荒唐的历史和文化。于是，“神国”就成为日本与中国相对的依据。这自然成为儒者的中国观发生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林罗山看来，日本作为神国，其一切都与神相关，所以在很多方面就与“中华”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例如，他曾以“社稷”和“神器”为例，说明中日两国的不同，甚至主张日本的优越性。在日本云社稷，乃拥护朝廷、国家之神也。在中华，称土神为后土，以祭地为社；稷乃云祭五谷之神也。是日本、中华之不同也。

中华历代帝王所传授之宝器，皆有始作之时代，可谓人作也。三种神器乃始自神代之宝，本来自然之器也。既名神器时，宜知非人作也。显然，对中日两国的差异性乃至日本独特性的强调，不仅体现了林罗山对本朝特殊性的自觉和尊重，还隐藏了欲弱化日本对中国的劣势地位的意图。

再次，林罗山一方面极为尊重中国的儒教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日本文物的特殊性乃至优越性。毋庸置言，林罗山的“神儒一致说”是儒本神从的合一论，可是受主体性意识的影响，他又对宋学采取了他者化或相对化的立场和态度：“佛法本是西天之法，儒教亦是东鲁之教。若论远近，五十步百步之别。其非本朝神勅也。”再如，他的笔下常使用问句，这既表示他对先儒的尊重，也说明他对宋学的解释是灵活的、自由的。显然，林罗山继承了藤原惺窝“将宋明儒学相对化而接受的道路”。这种立场不仅成为随后儒者共通的方法论，也使他们对儒学的批判甚至以神道对抗儒学提供了可能。

不仅如此，林罗山还极力强调日本精神和风物的独特性甚至优越性。对独特的“本朝精神”的强调，通常见于罗山的排佛论。他认为，佛教传入日本后，不仅造成了对神及本朝风俗的污染，还导致了神道的衰微，“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续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寝微，佛氏乘隙，移彼西天之法，变吾东域之俗。王道既衰，神道渐废，而以其异端离我而难立”，因而呼吁道，“国家复上古之淳直，民俗致内外之清净，不亦可乎”？显然，罗山关于日本“上古的遗风余烈”的主张，虽然不是与儒教文化直接相对，却蕴含了两者相对的逻辑。

因此，他在庆长17年（1612）作《倭赋》，大力称赞日本：“惟吾邦之灵秀兮，神圣之所挺生；环以太洋海兮，耀旸谷之明明；名兹曰日本兮，固自然之嘉名；或谓君子居之兮，宜风俗之淳直。”他进一步论证日本的“风物”不逊于中国：“日本与中华虽殊域，然在大瀛海上，而朝暾旭辉之所焕耀，洪波层澜之所涨激，五行之秀，山川之灵，钟于人物，故号曰‘君子之国’。昔治教清明之世，才子智人辈出于间气，岂让异域乎？”显然，在罗山看来，这种源于日本的先天性的感情、风俗才具有值得不懈提倡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正是构成日本人“文化认同”的根基。

由上可知，林罗山拉开了近世日本儒者在华夷思想的框架内重新认识儒教及中国的序幕，并确立了一种“中华”与“东夷”、“大国”与“小国”相对的典型的中国观。虽然他的自他认识与随后旨在强调自他差异性的日本主义相比，首先仍是宣扬基于“同理”、“同道”的共通性，却也隐藏了“异域”与“本土”、“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紧张。因此，他的神儒一致说所隐藏的“中国他者化”的思维和日本独特性的论述，不仅说明他开始着力发现“日本的”、“内部的”风物，也为其后儒家神道“发现日本”的日本主义思潮奠定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甚至成为绝对强调本国独特性的复古神道的先驱。同时，它还为其后“发现中国”的日本主义思潮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即开创了近世儒者甚至国学者为展现主体性而以“神”对抗“人”的思维方式。

林罗山自认日本为夷，尊奉朱子学并使之成为官学，从逻辑上也孕育了其反对面。例如，罗山所主张的“吴太伯后裔说”当时就招致德川光国的严厉批评，以致他要设立史局，究明日本的历史，从而摆脱日本对中国的依附地位。这些都可能对随后儒者的中国认识产生影响。

3、中江藤树的中国认识

中江藤树（1608—1648）是近世日本一个比较特殊的儒者。这不仅在于他作为日本阳明学创立者的身份，还在于他尝试使儒教成为一种宗教的思想和实践。他早年笃信朱子学，由于对官学林氏学的不满和自身的特殊经历，30岁左右逐渐为阳明学倾倒，开创了独特的日本阳明学，并由此展开了独特的世界观和自他认识的叙述。

与近世初期的诸多日本儒者无异，曾被称为“直儒”的中江藤树也是一位忠实的儒教文化的信徒，坚信儒教是世界的普遍真理，并以其原理建构其世界观。不同的是，藤树以“现实”的太乙神作为世界的本体、终极依据和价值的源泉，取代了他们所尊奉的“理”这种抽象的概念。关于太乙神，他解释说，“大乙尊神者，书所谓皇上帝也。夫皇上帝者，大乙之神灵，天地万物之君亲，而六合微尘，千古瞬息，无所不照临。”藤树尊奉的“太乙神”（太乙尊神或大乙神），别名“天帝”、“皇上帝”或“太虚皇上帝”，原是道教之神，不仅以《尚书》等儒教经典为依据，而且直接源自明儒唐枢提出的“太乙元神”。由此，通过对理或太虚的神秘化作业，中江藤树提升了儒教的宗教性，认为它不仅是一个伦理的体系，更是一个宗教的体系，即“伦理的宗教”。对他来说，儒教因为合乎太乙神及其道（天道），所以不为某个民族或国家所独有，才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先进文化体系。他说，“教与学皆以天道为根本标准，故无论唐土抑或夷国，世界之内所教和所学之道，以符合天道之神理者为真正之道、真正之学问，名儒教，曰儒学也。”因此，对他来说，儒教及其学问就是道德和学问的代名词和标准，或是“主体的真理”，必为日本所遵守：“圣贤之心即为我心，我心即不违圣贤之心。心不违圣贤之心，故言行即不背圣贤时中之言行，斯学乃云真正之学问”；周公、孔子等儒教圣贤也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必为日本人所尊奉：“圣人与天同体，至诚无息，不凝滞于物，不拘于形迹，独往独来，活泼泼地，所行悉恰好合乎天道。”显然，这种世界观规定了藤树对儒教及其圣贤的崇敬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发情感，维系着他作为“儒者”的牢固的身份认同（identity）。这还意味着，藤树的思维结构及其学问体系和论证方式，无不以儒教的原理为基础和依据。

中江藤树不仅对儒教及其圣贤极为推崇，对孕育它们的中国也极为崇敬。对他来说，中国是“圣人之国”，因而是日本应该模仿和学习的先进国家。相比而言，日本、天竺等都是“圣人不作”之国，因而在日本导致俗儒、佛教等虚妄之学日新月盛、交互竞起。显然，“圣人”的有无是藤树展开自他认识的一个前提和基准。结合“四夷”、“天竺为戎国”等言论看，可以说他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认识明显受到了儒教华夷思想的影响。因此，就武士（samurai）来说，藤树认为，受真儒熏陶的中国武士文武兼备，故远胜于日本：“大唐诸士，无艺文盲者百人亦鲜有一人。故立大功之大将军及强悍的武将皆具艺能。日本诸士，大都为无艺文盲者”；他同时赞成“吴太伯后裔说”，认为“云本朝为后稷之裔，此说诚有意义也”。尽管藤树总体上仍抱有以中国为中华的意识倾向，却对不同时期的中国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他认为，“大唐亦于战国之后由于气运否塞而圣人大贤不出”，因而与日本一样，才导致老庄、墨家、佛教等迷惑人心的“狂者之教”肆虐横行。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再无圣人，代表了近世初期日本儒者中国观的一种类型。它不仅体现了藤树对宋学甚至“圣贤之遗法”的怀疑，甚至暗含了他并没有意识到的儒教相对化的思维和逻辑。

综上而言，中江藤树对儒教和中国的崇敬，是由他所信奉的以太乙神信仰为基础的世界观决定的。这种自发的内在情感不仅是对藤树中国认识的强大拘束，也几乎是近世日本儒者共通的“宿命”。但是，与近世初期的儒者不同，中江藤树的太乙神信仰本身恰恰隐含了宋儒相对化和中国他者化的逻辑。因为它为儒教设置了超越于儒教的最高本体——实在的太乙神，不仅破坏了儒学合理主义的神观念，还危及了儒教本身的根基。

首先，在中江藤树那里，儒教的普遍性乃取决于是否符合太乙神之道，不再是源自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而被降格为与“神道”同等的宗教和伦理体系。“国家、世界之差别虽各种各样，原本均为太虚神道之中开辟的国土，故神道虽有千万，世界却只是一个。故虽说各国国土相隔而语言、风俗各异，其心都依本来同一体的神道，无论唐土、天竺、我朝以及此外的所有国土，没有丝毫不同。”在这种意义上，藤树认为，儒教即“神道”，“神道”即儒教。儒教的本质则是“信仰神明”的“太虚之神道”，“神道”则是儒教的别名，“人们畏敬大始祖皇上帝、大父母天神地祗之命，钦崇、接受其神道而命名孝行，又命名至德要道，亦命名儒教”。显然，与林罗山以“神”附会“理”而使神道正当化的简单作业相比，虽然中江藤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工作实际上不仅危及了儒教的存立依据，还为“神道”获得与儒教的平等地位准备了基础。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只要通过神明的置换，就可以完成“神道”普遍化和自立化的作业。实际上，他的思想历程也体现出转向本土神明的倾向。据《藤树先生年谱》记载，藤树33岁以前都是“欲一遵守圣贤之遗法”，“远离鬼神，除其祖先外，一切祠庙不拜诣”，33岁读《性理会通》后，则规定自己每月一日斋戒祭拜太乙神，到34岁更是大彻大悟，而参拜伊势大神宫，并尊奉其为“天地开辟之祖”。

其次，中江藤树的世界观还体现了他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以及明显的中国他者化的立场。这种自他意识贯穿了藤树的思维和实践。以太乙神创世观为例，它虽然重在强调世界万国的共通性，却预设了日本与中国平等地位的理论基础。藤树34岁时的夏天参拜伊势大神宫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他作为日本人的高度自觉。“前此曾以为，神明无上至尊也。身为贱士若近贵人，恐驯至渎之，况神明也。是以终不诣拜。其后，学日日入精微，故以为士庶人亦有祭神之礼。是则神不可不诣，且太神宫，吾朝开辟之元祖也，生为日本之人，不可不拜，于是诣之。”上述言论清晰地表明了藤树重视主体价值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他亦赋诗颂赞了天照大神的丰功伟绩，“光华孝德续无穷，正与羲皇业亦同。默祷圣人神道教，照临六合太神宫”。显然，通过太乙神和天照大神的转换，藤树的太乙神信仰不仅显示出转向自我的倾向，“使个人的孝发展成对天皇国家的孝”，“亦宣告日本神国与中国羲皇之业是基于平等地位，特别突显出日本的主体性”。

总之，藤树的自他认识虽然隐含了危害儒教和德川幕府体制的要素，却止步于此，没有被真正继承下来。但是，他的世界观所体现的中国相对化的思维，却被其弟子熊泽蕃山所继承和推进，发展出极力颂扬日本优越性的“日本主义”思想。

4、明末遗臣与日本儒者的中国认识

由于中国明清交替，一批中国文人留居日本，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颇受日本知识界的尊重，从而树立了中国文人的君子形象。其中对日本思想文化影响最大者当属被称为畸儒的朱舜水。朱舜水（1600—1682）于1659年定居长崎（此前曾六次到过日本），并终老于日本。舜水尊实学，践实事，他在《答安东守约问八条》中明确表示：“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岂非圣贤之道，俱在践履。”“德川光国（水户藩主，德川家康的直系孙，时任将军德川家纲的叔父）尊朱舜水为师，在从其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经常询问有关国家施政大计、礼乐典章制度以及学术文化问题。”舜水也殚精竭虑将所学所思传授给邻国知己，“日本所谓‘水户学’者，所得于舜水精神者至多”。舜水还与日本政界、学术界交往密切，弟子众多，日本知识层对舜水“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诸如，主张对朱子学采取扬弃态度的安东省庵、反对坐而论道的木下顺庵、古学派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等人都从不同层次吸收了朱舜水的实学思想，从而促进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梁启超曾言：“德川日本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水户学者不仅从朱舜水领受了中国儒学思想，并体认了中国文人的学识风骨，从而对中国儒学和儒者尊重有加。这种尊重几乎是江户时代初期日本知识界对华认识的共识。

尽管朱舜水作为硕儒吸引了日本思想界对中国的尊重和憧憬，然而他作为“乞师者”的本来身份及其活动却蕴藏了足以摧毁这种中国憧憬的力量。据统计，明清交替之际，包括朱舜水、崔芝、郑成功等官方或私人的行动在内，明朝遗民共向日本“乞师”17次。他们对日本的“称臣自小”、“卑辞厚礼”、“睦邻友好”等态度，以及对日本所作的前所未有的道德褒奖，不仅给日本造成了自己并非夷狄的“公开暗示”，为日本成为“中华”甚至超越“中华”提供了合法性，还直接影响了江户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感受。从这种意义上说，朱舜水对江户时代的思想史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他的“民族气节”与“仇夷心态”成为帮助日本摆脱夷狄身份的重要推动力，并开启了江户儒者中国认识观的转型，加速了华夷秩序在日本的解体过程。

对近世初期的日本儒者来说，儒教是具有普遍性和先进性的客观真理，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中国则是日本文化的“故国”乃至世界文化和地理的中心——中华。这意味着，即便是作为“日本的”儒者，都面临着无法使儒教相对化而认识儒教乃至中国的风险。这恰恰又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的儒教的规定性。可以说，这种规定性是近世日本儒者的“宿命”，是他们认识中国和日本的重要约束之一。

因为儒教暂时无法被相对化，所以近世初期儒者几乎都成为儒教及其文化体系的忠实信徒，对中国的认识也立足于“理”的普遍性，因而对中国充满着一种对文化故乡的“乡愁”，或是一种内在的“崇高”的憧憬和向往。除中江藤树等极少数儒者对宋儒有所怀疑外，绝大多数儒者如林罗山、谷时中（1598—1649）、小仓三省（1604—1654）、野中兼山（1605—1663）等对待程朱几乎就像对待圣人一样皈依不二，都“只是朱子的精神奴隶”或其学说的“顽固的信奉者”，或是坚定的慕华主义者。

尽管多数儒者对孔孟儒学及其圣贤近乎膜拜，却也表现出破坏这种认识结构的几大要素。第一，虽然近世初期的儒者对儒教及孔孟等圣贤无法相对化，却从方法论和本体论的两个方向对宋儒及宋明儒学展开了相对化的作业。前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佑生木庵（1614—1683）等，以“体任自得”的学问方法展开了对宋明儒学的相对化认识和接受，后者如中江藤树，明确指出中国自战国之后就无圣人，表现出对宋学合法性的强烈质疑。据柴田纯的研究，这种宋明儒学相对化的思维，自近世初期起就几乎成为日本儒者共同的方法论。显然，作为它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近世儒者对“圣人之道”的怀疑和相对化，从而危及儒教的根本，进而改变其关于儒教乃至中国的认识。

第二，林罗山、中江藤树等近世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儒者，虽然自认东夷，承认中国的“中华”地位，却也开始了中国他者化和相对化的认识和叙述。这种方法论和日益成长的自我意识的结合，不仅成为此后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前提，也预示了其中国观的分裂和多样化。

第三，近世初期日本儒者的中国观不仅受到儒教本身规定性的约束，还明显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他们几乎都没有来过中国，因而其认识的中国只是“文本”、“风闻”或“历史”的中国。这种认识对象的特性严重影响着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态度和方法。首先，他们的中国认识起源于对儒教或其经典（文本）的认识，因而儒教、孔孟圣贤和宋儒就是他们展开中国认识时的内在拘束。反过来说，这种认识结构的瓦解同样可以依赖对圣贤和经典的批判进行。因为这种依靠文本的中国认识具有很强的理想化和理论化的色彩，所以不少儒者又通过明朝遗臣或来往于长崎的中国商人，“道听途说”地认识、了解中国。稍后的儒者贝原益轩通过向中国商人何清甫求证，错误地认为山樱花为日本所独有，就是“风闻”中国的典型事例。很明显，这种认识中国的方式很容易造成关于中国的信息的失真，因而导致儒者难以实现对“现实的”中国的真正认知。其次，儒者几乎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历史的统一体——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中国自伏羲创始文明以来一直就是依儒教统治的文明国家，是先进文化的发源地和维护者。例如，中江藤树就明确指出，“真正之学问乃伏羲始教之儒道也”。显然，这种认识中国的视角容易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肯定和全面否定，同样难以达到对中国的客观认识。总之，这种认识论的局限性是认识主体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不仅普遍见于儒者，也见诸于国学者的中国认识。

综上而言，近世初期儒者的中国观开创了“既崇华又强调自我特殊性”的传统，同时又埋下了多元化的种子，而随着17世纪中期左右海禁体制的建立、明清交替等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们的中国认识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

二、海禁时代儒者的中国认识：“中华”的概念化与华夷秩序观的分裂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是日本相对封闭和稳定的时期。17世纪中期随着幕藩国家和海禁体制的确立，幕府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相对稳定，维持着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确定了近世儒者慕华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基调。与此同时，围绕儒教及中国的“知识活动”却异常活跃，尤其随着明清交替（华夷变态）、海禁体制的确立、町人文化的兴起等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儒者的华夷秩序观发生分裂，形成了礼•文中华主义、日本型华夷思想、日本中华主义等不同类型的中国认识论。显然，贯穿其中的两大主题是儒者对本国文化的自觉和对华夷秩序规定下的自他关系的反思及重新定位。作为对日本的自觉，此时期的儒者或是偏向内部的传统，或是以西学将中国相对化，由此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乃至优越性，并展现出脱离华夷思想的不同路径。因此，他们不仅继续推进着中国相对化的作业，还开始了对儒教的相对化和他者化的尝试。有些儒者还对“中国”或“中华”一词进行意义的重构，或是从根本上追问儒道的意义及其普遍性，试图掌握儒教道统的解释权。

对海禁时代的儒者来说，尽管同期的兰学和国学的某种思维可能会对他们的自他意识产生影响，中国却依然是他们重构自我和中国认识的主要标准。因此可以说，基于“天”或“理”的自他普遍性的宣扬而形成的自他认识（作为“中华”的中国和作为“东夷”的日本），仍构成了德川日本自他的认识的基本类型。不过，随着18世纪末期俄罗斯的接近和反儒教话语的兴盛，这种状况已难以维持。前者表明，对日本来说原本无关痛痒的西方作为一个他者，在19世纪以后开始成为现实的威胁，从而迫使儒者对东亚视域内的中国和日本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针对各种反朱子学乃至反儒话语的“宽政异学之禁”则表明，慕华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受到了来自儒教内部的严重挑战，还受到了所谓国学和兰学这种“日本的”和“外部的”严重威胁。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了一个对日本儒者中国观影响至深的命题，即华夷思想的解体。

1、中华崇拜思想

在海禁时代，慕华主义仍是儒者最重要的思想。不过，他们对中国热烈崇拜和敬仰的同时，随着对本国文化的自觉，多数儒者也极力主张自我的特殊性乃至相对于中国的某些方面的优越性。

围绕华夷思想（儒教的自他认识）的解释，儒者的中国认识论又表现出几种不同的路径。第一，在华夷思想的框架内主张日本特殊性的话语。这种类型可说是近世初期儒者中国观的延伸，代表了海禁时代儒者中国论的基本形态，以木下顺庵、佐藤直方、贝原益轩、林鹅峰等为代表。第二，具有西洋视角的日本特殊性话语。以西川如见和新井白石为代表，少数儒者借助兰学的某些知识，在对儒教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重构其地理观和世界观，进而主张日本的特殊性或优越性。第三是将华夷思想相对化的日本特殊性话语。以徂徕学派为代表的儒者基于华夷可变的认识，以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出发，主张日本的主体性或特殊性。第四则是基于“华夷之辨无用论”的日本特殊性话语。以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为代表，他们试图摒弃束缚自我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为主体性的建设扫除哲理障碍。总之，前述儒者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认识，仍然未能脱离“儒教的”自他认识的框架，因而仍以“颂华”为第一要义。尽管如此，他们的中国论隐藏了将华夷思想相对化的思维和逻辑，展现出脱离华夷思想的不同路径。

基于华夷思想的日本特殊性话语

对儒学的尊崇和对中国的崇拜代表了此时期儒者的主流意识。这类儒者以朱子学者居多，在近现代被日本主流学界评论为朱子学的“精神奴隶”或“忠实介绍者”。因为对程朱及其学问的尊崇，日本朱子学各派的代表人物如木下顺庵、林鹅峰、室鸠巢、安东省庵（1622—1701）、贝原益轩、谷时中、佐藤直方、中井竹山、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等，无不对中国文物制度推崇备至，承认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源泉和母胎，共同推进并维护着江户时代作为思想、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心态的慕华主义。他们以中国文化为绝对的标准，或承认日本人为中国人的后裔，或反神道，或自认东夷小国，或以中国为师国，基于“中国——东夷”的华夷图式建立起有关中国和自我的认识。

忠实继承林罗山学说的林鹅峰（1618—1680）、木下顺庵（1621—1698）、林凤冈（1645—1732）及藤原贞干（1732—1797）等朱子学者，完全或有限地承认日本皇统出自吴泰伯之后。例如，林鹅峰在回顾日本和朝鲜的源起时曾说：“就想泰伯至德而基我王迹，箕子有仁以开彼（指朝鲜）土地，均是先圣之所称也，共曰东方君子国者，不亦宜乎！中华姑舍是，六合之内，守纲常之道，仰文物之化，未闻如本国及朝鲜者，岂非泰伯箕子之遗风哉！”随后，林鹅峰又于《拟对策文》对“泰伯皇祖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当然，以日本建国的来源诉诸于中国，一方面体现了儒者的中华崇拜思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借此证明日本及其文明的正统性、普遍性的功利主义思想。因为“泰伯皇祖说”毕竟不利于日本人的自立，因此与罗山无异，鹅峰对该说也持矛盾的立场，认为它或为某种需要的结果，相反日本皇统万世一系，更显合理性。“我国开辟以来一姓也，非至治之国乎。彼勾践至夫差，而无噍类，则泰伯不血食，纵虽为至德，虽为文王伯父，不及我皇统之久远，所以宋太宗称叹之也。由是观之我邦上古灵神，实自有在焉，何取彼哉！古云，君择斯二者，惟君所行也。”尽管功利主义思维和所谓“皇统万世一系”这种被创造的话语的结合，可能成为“泰伯皇祖说”被否定的终极力量，却并不妨碍它成为维系日本人中国崇拜情绪的重要纽带。

无论如何，“泰伯皇祖说”作为儒者崇华心态的极端表现，反映了日本人长期以中国文明为标准、以中国为师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日本儒者来说，只有中国才出尧舜、孔孟等圣人，才是圣人之国，无疑就是日本的“师国”。例如，作为海西朱子学派的巨擘，贝原益轩（1630—1714）就认为是圣学才导致了日本的文明开化，才帮助日本摆脱了“娶姐妹、尚异教、信怪诞”等夷狄之风俗，因而公开尊奉中国为“师国”，说：“本邦风气淳美，可为善国也，称为君子国，不亦宜乎。然上世草昧之时，礼法未备，无衣冠之制，被发左衽、娶姊妹姨侄为婚之类，不可枚举。迨中叶屡通聘于中华，有所视效，而变其旧俗者多矣。其载国史者，可看也。然则本邦古来虽独立不臣服于中华，然资用于中华之风教者多矣，可谓师国。不可不知其所本可贵，不可轻慢。”对益轩来说，儒教便是学问的全部，尊圣人及圣人之教也就成为自觉的情感，“孔子之后，传圣人之教，而学到至处者，特孟子一人而已矣。……故孟子之后，程朱之功甚高矣，而朱子之功最大矣。然则孔孟之后，惟此二子诚可以为知道之人，学者之所当为宗师也”。基于这种思维，他还依据如儒教的原理对神道和武道进行解释，表现出儒主神从的思想倾向。关于神道，他依据“天地之间，道一而已”的道理，认为“神道则天道，则人道也”，极力批驳了当时“（学神者）以谓儒教是外国之事，非我邦之道，不可行也。学儒者以我邦神教之法有殊于中国者，并诽其道，称之为异端之说，更互相为讥议喧逐”的观点，提倡“神儒并行而不相悖，不亦善乎”。可以说，作为与罗山、白石相颉颃的有影响力的儒者，贝原益轩的中国认识反映了海禁时代儒者中国观的典型，因而又构成了主流的慕华意识形态的重要环节。

与尊崇中国及儒教的心理相应，室鸠巢、三宅尚斋、太宰春台、中井履轩、山片蟠桃等或坚持用儒教的原理解释神道，或以儒道反神道，反对神道作为独立宗教或日本精神象征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室鸠巢（1658—1734）是德川时代朱子学最忠实的信徒之一，曾誓言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终其一生，故其学问体系被认为“一步也没有超出朱子学者一般的思维类型”。他认为，所谓“道”即圣人之道：“天地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舍程朱之道则不可至孔孟之道，舍孔孟之道则不可至尧舜之道，舍尧舜之道则不可至天地之道。”依鸠巢，不仅形而上的圣人之道才是世间唯一的、普遍的标准，不合乎此者无论神道或佛教“则是异端也”，就连形而下的天文历法、卜筮、医药兵术等，“凡资民生而不可无者，亦莫不待中国圣人之法”。因此，针对当时山崎暗斋等儒者及神道学者欲使神道凌驾于儒教并“以为我国之至贵”，从而提出“（神道）独不由中国之传而先得之”、“神道不由圣人”、“（神道）不杂儒家之言”等各种排斥儒教的言论，室鸠巢依据“人无异道，道无二称”的原理对其逐一进行了驳斥，并认为神道同圣人之道有矛盾。他指出，“（神道）其书多幽隐之言，而少明白之训，进神气之说，而退理气之论”，不仅无法与圣人之道两立于天地间，还应遭到排斥：“为吾儒者，当力辨其异而排之，不使人有他歧之惑，不当苟有所阿附，以为我国之道。使其合于圣人之道，则神道亦儒也，其称为道者，犹曰尧舜之道、文武之道云尔。为吾儒者，当引而进之，以归诸儒，而明道一统之理，不当与儒并称而左右之。”在他看来，暗斋等主张的神道优越论归根结底只是“不知道者”对不合儒教的日本文物“珍异而张大之”这种民族偏狭心理作怪的结果。即以神道者常引以为豪的所谓“皇统万世一系论”为例，室鸠巢依据“凡物有始有终，此天地之常理也”的唯物主义原则对它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它虽然可以认为是“我国风化之所致”，却绝不能“夸此为盛德之报、至道之应”，更不能成为主张日本优越性而“抗衡中国”的论据。

与室鸠巢几乎无异，崎门三杰之一的三宅尚斋（1662—1741）也是一个朱子学的忠实信徒和极端的中国崇拜者。因而与以神道主张日本优越性的山崎暗斋相比，尚斋坚持儒教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并由此展开了对神道的激烈批判。他说：“道之在天下，东南西北无适而不有，但其土地广狭厚薄之不同，而其人之为风亦不一，人人所见亦不觉陷一偏矣。伏羲以来所开之邦，中于天下，而其广阔厚润亦非外国之比也。而圣人尚恐其失中和之气也，于是乐以通八风之气，而令天下无偏风矣。近世谈神道者不知此义，动必曰‘是我邦之道’，甚则曰‘孔孟所言，亦汉土之教也耳，不合我邦之风’。居偏而守偏，终不知求中和之道，呜呼可叹哉！”在尚斋看来，只有儒教才是中和之道，所以是普遍的道理，而神道不过是“居偏而守偏”之道，与儒道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近来日本学者所强调的国体的优越性，终究不过是因“偏”所导致的优处，与中国根本无法比拟。“我邦君臣之义，其明过于万国，虾夷夫妇之别，其正亦非他国所及，此皆偏国之所致。狐能使己神，萤能自照，人反不可及。盖失中和者，反一路明，有偏长者。”他进而依据“变革乃天地之常”的原理，肯定了汤武放伐的意义，大力驳斥了“邦异则道亦自不同”、“我邦是位于东方，犹日未中，汉则位于中，而犹日之中将西斜。故我邦贤于万国，而其道亦尊，是以百王不易姓，自无放伐之事。汤武放伐，汉则以为顺天应人，我邦则不以为是”、“三种神器，是常人不可窥，皇统不绝，绵绵无穷，实在于此矣。此是我邦神之道，所谓所胜于万国也”等各种论调，极力反对以神道及“皇统不绝”来主张日本胜于万国的观点。

综上而言，室鸠巢和三宅尚斋的反神道思想，无论从理论依据和思维方式来看都相差无几。他们或作为德川时代中期有影响力的幕府儒官，或作为十分活跃的朱子学者，构成了崇敬中国并维护着这种崇敬的儒者群体。他们的反神道论作为反暗斋学或反古学的重要环节，不仅发挥了捍卫朱子学作为德川意识形态的地位的作用，甚至还是维系主流的慕华民族文化心态的重要纽带。

与室鸠巢和三宅尚斋并不否定神道的立场相比，深受西洋学术影响的怀德堂朱子学者则以神道为宗教迷信，从无神论的合理主义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作为18世纪后期朱子学重镇的怀德堂学派，既尊信朱子学，又对朱子学进行了人本主义的解释和改造。例如，中井竹山（1730—1804）虽然肯定了朱子学所谓道的普遍性和唯一性，却批评了它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的倾向，认为道即是人伦日用之道：“吾儒之道即圣人之道也，圣人之道即人之道也，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四海万国一日亦不可离者，无此道则国恒亡，异端者亦无容此之余地。故尊而无对，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格致诚正戒惧慎独，自一心之微至治国平天下，天地位而万物育，一续也。列而为五伦，分而为四民，布而为礼乐刑政。冠婚、丧祭、朝聘、田猎、耕织、财鬻、币帛、饔餐，莫非道之用，日月、风云、山川、草木、禽兽、虫豸，莫非道之发见，是皆吾儒中之道也。”作为怀德堂学派的核心人物，中井履轩（1732—1817）则进一步肯定了“情”的自然性和普遍性，宣扬“人之情，万里同风”、“尽人之理，而合乎人之性情，斯谓之道也”等观点，批判了程朱关于天理和人欲对立的命题。可以说，正是这种合理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所谓“近代的”思维，促使怀德堂的儒者对神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例如，中井履轩强烈批评了当时以神道为豪的神道者和儒者，指出其所谓“神道”不过是“巫祝禊禳之方”，其所谓“洁清正直”的“神道的”精神也不为日本所独有：“世所谓神道者，古亡之也。盖巫祝祠官之等，钦羡于浮屠之荣显势利，附会古事而创之，以白炫鬻已。亦有数家，而要归于《中臣祓》云。然《中臣祓》无何也，只是禊禳之祝文，止于悔过悛恶，洁清正直祷于神，以求福厌不祥而已矣。凡事鬼神，致其洁清正直，何特我邦。……故《中臣祓》，以为巫祝禊禳之方则可，以为道术则大戾。吾上古神圣，岂造是愦愦之道，以迷后人乎哉！”山片蟠桃（1746—1821）不仅继承了履轩关于神道的看法，认为日本本无“神道之教”，指出当时学者以为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神道”不过是“唯敬奉鬼神之祭祀”的巫祝之术，还由此反对将日本说成是“神国”。

富永仲基（1715—1746）则从道的时效性的角度对神道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道并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乃因地域、时代而变化，其根本乃出自于“所行”，无法实行的道就不是“诚之道”。神儒佛三教皆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因而都不是“当今之日本所当行之道之道”。他进而指责说，当今之神道皆“神事”或“神事之游戏”，其所癖唯在于“神秘秘传传授”，且诸事又以古代之事为模范而只做妖怪之事，故不能成为日本当时的“道”。不难看出，作为活跃在18世纪商业资本中心的儒者，怀德堂学派合理主义的神道论抽取了“日本为神国”这一话语体系的内核，因而可视为对以神国为基础的日本优越论话语的否定。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无疑发挥了阻止神道优越论进一步泛滥，进而维系日本人慕华心理的重要作用。

作为前述中华崇拜论的最高峰，便是佐藤直方（1650—1719）的“中国夷狄论”。作为崎门学派的重要学者，与同派学者几乎都坚持日本主义的立场相比，佐藤直方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所活跃的17世纪后期，从神道学者到儒者，日本知识界开始形成一种日本主义的强大思潮。针对这种从文化和地理上否定中国作为世界中心地位的思维，佐藤直方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并在崎门学派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中国夷狄论争”。直方认为，“归根结底，定中国夷狄，以地形云，而不以风俗善恶云”，也就是说“中国夷狄之分”与“道行”还是“道不行”这种文化的要素无关，“中国”自古以来就由“地形”所决定，因而是固定不变的，更不用说“所谓中国夷狄，根本即是圣人之立言”佐。对他来说，中国就是中国，夷狄就是夷狄，这是不容任何置疑的真理和事实，因而作为儒者就应该毫无折扣地接受儒教及其关于华夷的思想，“孔子业已不生于日本而生于中国，故当从其教，以中国为中国，以夷狄为夷狄”。他由此驳斥了自《元亨释书》（1322）以来日本知识界逐渐形成的“以日本为世界中之最上国，比唐、天竺还要优越”的观点，认为它只是基于民族偏狭心理的“小知之妄说”；他同时肯定“汤武放伐论”，主张若有背义之天皇就可以被蹴杀，由此提出了天皇兄弟间的同姓相残比中国天子的异姓革命“更甚”、女性为天皇违背了“圣人之道”等否定当时流行的天皇万世一系的观点，极力反对以神国或神道主张“日本优于万国”的思维。

不难看出，佐藤直方对中国及儒教抱有一种绝对的崇拜心态，虽然它在当今看来十分过激，在当时却可能是比较正常的思维。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盛行于日本的慕华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心理，还准确反映了离开了中国及中国文化，日本就无法完成自我叙事和认识的这一事实。因为佐藤直方的自他认识抹杀了日本的主体性，因而在日本人自我意识日益成长的时代也仅仅因为这点，就遭到了当时不少神道学者和儒者的批评。这又意味着，在日本知识界慕华观的土壤已发生根本松动的背景下，极端的中国崇拜论更易招致其反对面——极端的中国否定论。

当然，这种极端的中国崇拜论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更多的儒者呈现出一种既崇拜中国又主张日本特殊性的心理。这种心理既是德川时代初期儒者中国观的延伸，又构成了德川中期儒者中国认识的基础。若抛开“华夷之辨”的讨论，我们所讨论的几种中国崇拜论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他们一方面尊崇中国及其文化而自认为东夷，另一方面又以仅次于中国的国家（如“东方君子国”）自居，在华夷思想的范畴内或以神道、或以武国、或以风土等主张日本对万国乃至中国的优越性。这意味着，日本要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而凸显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异，从而提高日本相对于世界万国的地位。因此，在承认中华世界的优越性的前提下，贝原益轩、熊泽藩山、伊藤仁斋等依据儒教经典赋予“夷”以“最接近中华文明”的特别意义。例如，贝原益轩通过对《说文解字》和孔子学说的解释，论证了夷与蛮、狄、羌（戎）的差异，即“唯有夷从人，蛮、狄、羌（戎）都从虫或兽”，所以日本作为“有人道之国”、“东方不死之国”、“君子国”、“善国”和“丰收秋津”，拥有“时气正”、“榖食美”、“器服备”、“民俗淳”、“法律严”、“无外侮”、“通文字”等七种优处，除了仅“学问一事不及中国”③外，有着几乎与中华同等的特殊地位，因而理应“胜于其他各国”。不难看出，益轩所努力发现的日本优越性，原本只是相对于“他国”才有意义，然而由于它不是以“他国”而是以中国为参照的标准，所以又具有了“相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认识中国的方式不仅提供了日本优越性的合法性，还可以消除因中国崇拜而导致的自我紧张和分裂，所以构成了自林罗山以来中国崇拜论者的基本思维。

基于这种逻辑，贝原益轩、富永仲基等不同时期的儒者便展开了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越性的自我叙述。作为活跃在17世纪后期及18世纪初期的代表人物，贝原益轩忠实地承继了林罗山关于自他认识的思维，而从国俗、樱花等方面主张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从风俗来说，益轩认为，“本邦风俗本自淳美，超轶华夏者亦多矣”；以“榖食美”而言，中国的稻米酒醴不如日本之最浓厚而芳美，“故本邦之佳榖良醴，可为宇宙第一”；以“风俗美”而言，“（日本）可谓风俗淳美之国也。称之为君子国，不亦宜乎。且皇统历百世而不绝于上，神器到后代而不移于下。其君臣有义如此，是吾邦之所以长，而虽华夏所不及也”；以“无外侮”而言，中国虽然强大却历代有外患，而“吾邦之骁武雄伟，逾于诸夷，而所以无外患也”；以“仁”而言，日本人虽饿死不吃人肉，而“中夏之人比之吾邦不仁。好食人肉者，古来多矣”。从物产来说，他认为，“日本樱花”不见于中国，而是日本独特的风物。1698年他写成《花谱》，说“《文选》诗曰，山樱乃果名，花朱，色似火，非日本樱花也。中国文章未见似日本樱花者。在长崎，曾问中国人，亦回答说没有”。不难看出，樱花论体现了益轩以樱花确认自我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情绪，也由此成为日后盛行的“樱花为日本所独有”这一虚构话语的肇始。

总的来说，贝原益轩等展开的“同道而异俗”的自他认识代表了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期儒者中国认识的典型思维。这种思维的前提和标准是儒道的普遍性，因其不利于日本人主体性和同一性的确立，所以18世纪中期以后受“异学”和洋学思考方式的影响，不少儒者的中国崇拜论开始发生动摇。活跃在18世纪后半期的怀德堂朱子学者，便是这种典型。虽然他们都以儒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却同时富有批判精神和人本主义乃至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由此对基于华夷思想的中国优势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例如，怀德堂学派的著名学者五井兰洲（1697—1762）依据《天经或问》的地球说，否定了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地理中心的地位：“汉人曰，嵩山当天地之中；南州志曰，天竺，地方三万里，天地之中也。是皆中其中也，非公论矣。……故以国之在南北极下者为中，犹之可。……又以二极为两端，其中则赤道也。……其他称天地之中，皆无征之说，不足信。”他由此批评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及信奉它的日本儒者，认为“中国”、“中华”、“中夏”等不过是中国人自我褒扬的称呼，并不具有被世界各国所承认的正当性：“汉土以王者更姓易统也，其国号不一。中国、中夏，乃汉人对四夷自称已，非通称。西域人谓之震旦，我邦人谓之汉，以汉时始通也。又谓之唐，以唐时修聘频也。近世文人乃称为中国、中华，是甘以夷狄自处也。”依兰洲，既然“夷狄之分”乃中国人的“井蛙之见”，天下万国则必有在土地、风俗等方面优于中国的国家，“宇宙广大，万国棋布，何知土地、风俗，不有胜汉者乎？儒者多党于汉，不可信矣”。不难看出，以兰洲为代表的怀德堂学者对华夷论和中国优势论的批判，显示了与17世纪后期以后“具有西洋视角的日本特殊性话语”的某种承继性，因而预示了主流儒者的中国崇拜论基于日本主义和洋学思维的结合而存在被解体的可能性。

总之，从江户初期以中国为唯一标准的中国崇拜论到18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优势批判论，主流儒者的中国认识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即开始由最初的崇华意识向疑华乃至排华意识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日本人为确立自主性而重建自他认识的迫切愿望，并揭示了日本儒者的华夷观及基于此的中国形象从外部被解体的路径和可能性。

具有西洋视角的日本特殊性话语

天主教自15世纪传入日本后便获得急剧发展，到16世纪后期“南蛮文化”迅速占据广大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严重威胁。虽然天主教因此遭到统治势力的驱逐和禁止，然而作为“异族”的南蛮自身及其传入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不仅急遽扩大了日本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对传统的三国世界观造成冲击。不仅如此，即便在德川幕府海禁体制确立后，西洋书籍（主要是汉译书籍）也通过中国、朝鲜等地的商船不断流入日本，1720年以后随着洋书输入禁令的缓和，与基督教无关的自然科学、武器、药学等书籍更是被准许输入日本。西洋及其文化的持续性发酵，不仅改变了日本人关于世界的想象，也对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念提出了挑战，进而促使儒教的、佛教的世界观趋向瓦解。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就成为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这以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169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1708年）及《采览异言》（1712年）和寺岛良安的《和汉三才图会》（1713年）为代表。他们所构建的世界图像不仅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从而推进了华夷思想的相对化，也为华夷思想的解体准备了“外部的”路径。尤其是新井白石，他关于“东洋”和“西洋”的区分等思想对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造成巨大的冲击，接近了日本型华夷思想论者的立场。

西川如见（1648—1724）出身于长崎的天文历算世家。20多岁随木下顺庵门下重视实学的南部草寿学习程朱之学，奠定了其世界观的基础。后随小林义信学习天文历学和地理，形成了以中国天文学为主、具有西洋天文学色彩的独特学说。1719年应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的邀请赴江户从事天文咨询工作。著有《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年）、《天文义论》（1712年）、《町人嚢》（1719年）、《日本水土考》（1720年）、《长崎夜话草》（1720年）等有关天文、历学、地理等书籍。这种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学问体系，致使他形成了与排斥南蛮学的主流儒者相异的世界观和自他认识。

依据儒教和阴阳五行的原理并立足于西洋的实证主义思维方法，西川如见构建了普遍性的“天”及“天学”、“天道”等概念，对儒学的世界观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由“命理之天”和“形气之天”构成的“天”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因而“天学”和“天道”也是万国所必然信奉的普遍原理，它们由此共同规定了世界万国的一体性和历史性，“夫天地，乃一圆浑然之体，其动静、始终非一时而不可有”。尽管他承认五大洲各国作为整体世界的有效成分，却并不认为它们具有完全对等的价值。他指出，主导宇宙生成的“气”及其运动又造成了世界万国在水土（风土）、文化、政道等方面的差异（个性或特殊性）。因为“天地万物当以中正之气为尊”，所以国家之贵贱也取决于是否受到“中正之气”的眷顾，而不受开辟之先后、国土之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即以水土为例，他论证说，世界由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未亚（非洲）三大界组成，因为“水土之正”而以第一界的亚细亚为胜；第一界之三大洲，又以亚细亚大洲为最优；震旦位于亚洲之中央，故为中国、中华。显然，水土论不仅为中国及其文化的正当性提供了证据，更重要的是为日本的特殊性乃至优越性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于是，依据“气”的理论，西川如见重建了国家的序列和世界秩序，即基于水土论和实证主义立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1708年如见写成《增补华夷通商考》，继续认为，当时的世界各国可分为“中华”（中国）、“外国”、“外夷”等三种类型的国家。“中华”是世界地理、文化和政治的核心和模范，“外国”主要是“从中华之命、用中华之文字而三教通达”的东亚各国，如朝鲜、琉球等等。“外夷”则是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国家，主要指东南亚、欧洲各国。该书以中国为叙述重心，表明中国及其文物是划分世界的主要标准，却又隐秘地以日本及其文物为其世界论述和认识的标准和参照。他所构建的世界图像虽然肯定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上国”的地位，又使日本超然于“外国”之外，成为可与“中华”并立的椭圆世界的又一中心。

因此，如见的世界观和自他认识虽然维持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却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地位，因而在华夷思想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推进了中国及华夷思想的相对化。第一，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和三国世界观相比，西川如见的世界认识已从东亚扩展到世界万国。在他看来，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五大洲各国都是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明确指出，“相对于天地万国，唐土亦不及百分之一矣”！这种关于世界和中国的认识表明，曾被日本奉为价值源泉的中国已被很大地相对化和他者化。

第二，明清交替（华夷变态）作为17世纪东亚世界的重大事件，也促使如见重新追问中国所以为中华的意味，并由此极大地推进了华夷思想的相对化。例如，他对当时主流儒者奉为圭臬的儒学提出了质疑，说，儒教典籍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至宋、明学术大成以致完备，俨然“世界第一之上国之学术”，却无助于中国免除蒙古和北狄之祸，感叹道“其德用何在哉”？他由此得出结论：“田舍有京，京有田舍；中华有夷狄，夷狄有中华。”这种意图超越中国中心论的思想到其晚年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他的后期作品多用“唐土”、“震旦”等指称中国；批评汉字繁琐、晦涩，“唐土之文字，其数多、笔画多甚难，为世界第一。外国之文字亦通达人用万事，无不足”；称赞朝鲜保留有中国业已断绝的儒教古法，“尊儒道而胜于中华”，是“人种质朴而长寿”的国家。这些论述不仅挑战了中国所以为中华的合法性，还暗示了18世纪以后“中华”从一个专指中国的实体概念向抽象概念的转化。

第三，如见认为，传统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尊的观念是“故乡自大”这种“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意识的产物，因是“私称之仪”，所述既不是事实，也无法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他说，“天竺乃佛国，自诩唯我独尊之大国，此外诸国栗散国也；唐土乃圣人之国，天地之中国也，自夸万国第一仁义之国，日月星辰亦最先照临此国；又日本神国也，居世界之东乃日轮始照之国，地灵且人神也，自诩万国第一国也，金银亦多，或曰丰秋之国，或曰中津国，或曰浦安国。此三国，各国皆有自夸。依自夸而立其国之作法、政道”。可见，以“故乡自大”为标准，不仅儒教的世界观、佛教的世界观（日本被定位为“栗散边土国”）和日本的神国观都被相对化，它们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也遭到严重的质疑。这一作业抽取了华夷思想的文化内核，蕴藏了破坏当时盛行的中华崇拜思想的强大能量。

第四，为破除传统世界观对日本地位的拘束，西川如见极力主张日本作为神国和武国的“世界第一国”的地位，展开了相对于中国和世界万国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叙述。在他看来，重建有关日本和世界秩序的叙述，必须依据公认的世界地图和水土论（风土论）这种普遍的原理，以避免“故乡自大”情结的偏狭性。他说：“浑地万国图者，异邦之所著，而地理之学不可不凭之以察其水土也。盖万国各无不以自国为上国，而用自国之说断自国之美者，末脱有私称之偏。故今从异邦之所图，以察此国之美，则非私称之仪，而实知此国为上国之理矣。”基于这种考量，西川如见动员水土说、阴阳五行说等各种可能的学说，着力于发现和论证日本胜于万国的特殊性：日本居第一界之“良位”和亚细亚之“正东卯位”，中央之处乃北辰出地，其形势有游龙绕首之貌，是“自然之风水”；日本在万国之东头，朝阳始照之地、阳气发生之最初、震雷奋起之元土也，故物产丰饶，日本人多仁爱之心、专勇武之意，爱清净、洁白而乐质素、朴实，是“自然之民情”；日本清阳中正、阴阳中和之水土，四时中正之国也。民者神明之孙裔，此道者神明之遗训也，故此国为神国之义，是“水土自然之理”；比之印度、中国，日本虽小却为世界第一大岛，以日本东西之经度比较世界之经度，日本亦大国也，故“何谓小岛哉”、“岂得号栗散国哉”；中国虽为圣国、大国，却动有皇统变乱而难久治，相反，日本之限度不广亦非狭，其人事、风俗、民情相齐混一而易治。是故日本皇统自开辟至今而无变者，万国中惟日本而已，是“水土之神妙也”；日本以武勇为本、文笔为末，武德长久而与天地无穷。日本风水要害之好，为万国最上，乃百世不易、难攻不落之国，故无屈于大国之患，是“自然之神德也”……显然，神国、武国、中正之国和万国之东（生命发祥之地）等构成了如见所主张的日本优越论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勾勒了近世日本主张对中国优越性的多种路径，还承前启后，提供了近世日本自我中心主义想象的多维度视角。

总之，西川如见的世界观虽以承认中国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的中正性为前提，却又从水土论等角度培育了解构这种世界观的思维和途径。它反映了如见在普遍（儒学）和特殊（自我）之间的紧张和动摇，以及突破传统的儒教世界观的尝试，但是其方法论却未能摆脱儒学的框架，因而本质上仍属于“以儒学的华夷思想为前提的叙述之一”。

与同样对西洋学术持开放态度的西川如见相比，出身武士家庭的新井白石（1657—1725）在儒学的发展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他崇信朱子学，尊为形而上之道，由此依据儒教的原理来建构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尽管如此，他的世界认识、关于洋学的二分法等思维已显示出超越华夷秩序的倾向，尤其作为幕府六代将军的重臣，他为维护“大君外交体制”所做的各种工作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和华夷思想的相对化，还试图以此与中国分庭抗礼，甚至确立日本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第一，与崇拜中国的多数儒者不同，新井白石的世界认识突破了以往以中国为中心或以华夷为标准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世界一体统一的地理图像。他说：“大地海水相连，其形圆，若球体。……其地分，成五大洲。一曰欧洲，二曰非洲，三曰亚洲，四曰北美洲，五曰南美洲。”同时，与西川如见的亚洲中心论不同，新井白石是以亚洲和欧洲为中心展开其世界论述，表现出“东洋”和“西洋”对立的叙述模式。例如，主要体现其世界认识的《采览异言》（1713年）大幅缩减了有关中国的内容，增加了关于欧美的内容。显然，这种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转换不仅是对传统的华夷思想的否定，也隐含了解构中国中心论的新思维和力量。

不仅白石关于世界的叙述重心逐渐移到了欧美，其二分法的西洋学问观也为知识界重新审视中国提供了新的路径。与以往以南蛮学为整体而加以排斥的儒者不同，新井白石区分了基督教和西洋学术，一方面认为前者不过是佛教的“亚流”，“荒诞浅陋，不足为辨”，另一方面又承认“彼方之学仅精于形与器”，因而对“形而下”的西洋学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显然，学术与宗教的分离，不仅使禁教政策与引进自然科学技术的分开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评判中国及儒教的外部性力量和视角。这一作业对18世纪以后的知识界影响甚大，尤其为洋学者的中国批判论提供了新的逻辑和路径。

第二，作为幕府重要的政治家，为维护“大君外交体制”，新井白石展开了解构传统华夷秩序观的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大君外交体制”本来只是一种避开中国中心论的“小中华主义思想”，却被白石赋予新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承认中国在政治上的优越性和东亚的领导地位。为达此目标，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应是摧毁华夷思想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他明确指出，所谓“华夷之辨”乃是“私事”，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规范：“无论如何，尊其国，虽为私事，却为所谓公共之私，自当无可厚非。三代、汉唐以来之人们，以其国为‘华’，称他国为‘夷’，此亦无可厚非。乃如鹦鹉学舌，本朝自古以来以本朝为‘天’，而称他国为‘蕃夷’，此亦公共之私，当无可厚非。然彼方之人以夷而贱我，自以为华，而此方之人背叛本朝，尊奉外国为华，实有悖于古圣贤之道。”依他看，中国自称为“华”就如日本自称为“天”一样，都是本国的习惯，因而在对外交往上日本没有必要遵循中国的标准。这种对华夷思想的否定性思维，不仅使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相对化，也为白石所极力构建的日本主义思想准备了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日本主义的思维，新井白石便展开了削弱中国地位及其对东亚影响力的作业。其一，他认为，“中国”、“中华”等词只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并不代表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因此，他尽量避免称呼中国为“中国”，而是多用“大明”、“大清”、“中土”、“异国”、“异朝”等词来表示。不仅如此，在《西洋纪闻》、《采览异言》、《琉球国事略》等著作里，他还采用古印度和西方称呼中国的“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成为江户时代用“支那”称呼中国的肇始。这一称呼因为避开了中国中心论的思维，因而受到了其后中国批判论者和日本民族主义者的追捧，以致最终成为近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

其二，新井白石对曾促使日本文明开化而被日本人崇拜的汉字采取了相对化的立场，不仅认为日语优于汉字，还展开了对汉字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西方的表音文字优于中国表意文字，“字母仅廿余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其妙天下无遗音。据西多蒂所说，汉之文字万有余，非强识之人，不能背诵；且犹有有声无字者，虽云多，有不可尽所，徒费其心力云云”，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对汉字展开了强烈的质问。另一方面，他认为日本“居万国之先，开声气之元”，故日语“不待文字而能尽言语之变”，可以“达五方之言、通五方之欲”。他进而批评日本人过分使用汉字，不仅令汉、和字主客颠倒，还造成日本自古就有的古语、古义及风俗的衰败，并由此认定汉字是妨碍日本自主性的重要因素。显然，与如见不同，新井白石开创了从实用性和政治性的两个角度评判汉字的思维，因而构成了江户日本解构中国中心论的重要环节，由此对其后中国批判论者尤其是国学者的汉字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三，白石认为，日本为了谋求与中国的对等地位，至少必须保证对朝鲜的优越地位。当时，中国的明清交替被日本和朝鲜理解为“华夷变态”，因而朝鲜即以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自认比日本先进，构建着自己的“小中华主义”思想和秩序。为确保日本对朝鲜的优越地位，白石主导了接待朝鲜通信使的聘礼改革，不仅简化了接待仪式并降低接待规格，还要求朝鲜更改对幕府将军的“大君”之称呼。依他看，大君“在彼国乃授其臣子之称号”，容易造成日本是朝鲜臣子的危险；且大君为天子异称，易与日本天皇相混淆，故要求恢复“日本国王”称号。由此，朝鲜国王与幕府将军形成对等关系，因将军以上还有天皇，故日本自然就居于朝鲜之上。同时，白石一方面通过与朝鲜通信使的诗文唱和等文化交流，以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而证明日本文化的正统性，主张“三代之礼遗于我国者不少”；另一方面又以武国等特性主张日本对朝鲜的优越性，宣称“我国优于万国，自古号称尚武”。毋庸置言，新井白石的朝鲜认识虽然立足于中国文明，却又以日本特殊性的话语展开了对它的否定，而这恰恰构成了白石弱化中国优势地位的基础性作业。其四，为建立并迫使中国承认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新井白石还主持修订了中日民间贸易的规则，对中国商人坚决实施了所谓“信牌”的贸易制度。他相信，“信牌”就如明日贸易的“堪合”那样，对中日两国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即它是中国顺从日本、遵照日本法律及其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的象征。尽管信牌制度一度造成了两国私人贸易的中断或艰难，可是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所以它最终只是被清廷看成是“商人间的记号而已”，既无关“正朔”，也对两国的关系“毫无大碍”。显然，清廷关于信牌制度的处置说明，白石所极力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不过是一种单方面的“臆想”和“虚构”的产物。尽管如此，围绕私人贸易的中日政府间的对弈却可能造成“中国人承认日本的优越地位”的错觉，进而成为助长日本人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契机。

第三，在弱化中国优势地位的同时，新井白石也在建构着与中国中心论相抗衡的日本主义思想。与西川如见无异，“东方”也被赋予特别的意义，成为白石日本优越论的理论基础。他们都试图以作为地理概念的“东方”取代作为文化和地理概念的“中华”，超越华夷思想的框架而确立日本的优势地位。新井白石指出：“观其国（荷兰）所镂万国地形圆球、半球等图，略闻其说，我在东方，则大地上下之极际……古人以为天地之奥藏是已。美窃以为是，则阴阳昼夜之所分，而衣被日月之精华，最为万国之先。《易》曰：元者善之长也，天地之至美，必其在乎此。”按白石之意，日本作为“大地上下之极际”、“天地之奥藏”，最受“日月之精华”，故居于“万国之先”的地位。不仅如此，为避免“私见”之嫌，白石还借助意大利传教士西多蒂（Sidoti　Giovanni　Battista）的话来印证西洋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大凡论其国，不应以其地之大小、远近，万国之中土地辽阔者莫过于鞑靼、土耳其，然其人不如禽兽。……像我罗马，方圆不过十八里，然我国教所到之处，莫不受到西南诸国的尊敬。此好比头，虽小却在四肢之上。然观世事，无一不是以初始为善。天地之气，时日之运，万物之生，无一不是始于东方。万国之中，国立于东方者，皆优于万国之事实，毋庸赘言。”显然，西多蒂的这番话，不仅使日本免除了作为“边土小国”而无法自处的尴尬和自卑，还使日本的“东方优越论”具备了无庸置疑的合法性。

对白石来说，日本为武国、天皇即真天子等等，便是日本优越论的重要表现。这些主张都是他在接待朝鲜通信使时，为了证明日本优越性而提出的。面对朝鲜以儒教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任而对强调武力的日本加以轻视的情形，白石一方面主张“我国优于万国，自古号称尚武”，认为作为绝对权力者的将军以“武威”君临天下乃是“神灵的作用”，强调武威乃是日本优越性的证据。另一方面，他又以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认为日本的皇统万世一系，优于中国的“易姓”，故可以保存着中国的礼乐典章，“天朝与天为始，天宗与天不坠，天皇即真天子。非若西土历朝之君，以人继天易姓代立者。是故礼乐典章，万世一制，若彼三大礼乐，亦有其足征者，何其隋唐以后之谓哉。”当朝鲜通信使对此反问说，“有礼如此，有乐如此，乃不一变至华耶”？白石却无话可答，甚是尴尬。当然，新井白石的尴尬不仅体现了儒者欲摆脱中国标准的迫切愿望，也体现了他们重建新标准时的分裂和紧张。无论怎样，尽管白石的日本优越论都是针对朝鲜而言，却无不以破除中国中心论为其目标。

综上所述，虽然新井白石的中国认识仍然以儒教的思维和文化为其根基，却已展开了对中国中心论的解构及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自我叙述和论证。同时，他基于西洋学术所建构的世界认识和学问观，也提供了后世学者超越并摆脱华夷思想的新思维和新路径。

华夷思想相对化的日本特殊性话语

荻生徂徕及该派学者是江户中期中国崇拜论者的重要阵营。包括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著名学者在内的古学派儒者，尽管对朱子学呈现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却并非是对儒学的背叛，恰恰相反，他们要纯洁孔孟之道，因而不仅仍以圣人及圣人之道为普遍的标准，对中国也抱有一种作为日本文化“故乡”的憧憬之情。例如，荻生徂徕（1666—1728）不仅对中国前儒家（pre-Confucian）的圣人和圣人之道极端崇拜和憧憬，也以彻底的中国趣味的日常生活为豪。他说：“昔在邃古，吾东方之国，泯泯乎罔知觉。有王仁氏而后民始识字，有黄备氏（吉备真备）而后经艺始传，有菅原氏而后文史可诵，有惺窝氏而后人人言则称天语圣。斯四君子者，虽尸祝乎学宫可也。”依徂徕，正是包括汉字、书籍和学问在内的中国文明传至日本，才导致了日本的文明开化，因此自古“朝廷的礼乐制度，皆唐朝之法也”。按徂徕之意，作为人类法则制定者的圣人只能出自中国，因而只有中国才是文明之国；日本和西洋不出圣人，都是夷狄的地区，因而与中国相比“吾国小国，且不文之国”。因为中国曾拥有圣人和圣人之道，所以中国在哲学、文物、风景、文学和语言等方面都要优于日本。中国是文明的发祥地和天下的中心，“中国者，人之人也；夷狄者，人之物也。物不能思，唯人能思。中国为礼乐之邦，是其能思之故也”；儒道和武士道的本质相同，日本偏向于后者，恰恰是日本的不足：“儒道勿论亦是侍道，中华出圣人，日本因是无圣人之国，故其侍道偏向于武的一方。”在徂徕看来，世称“武士道”者不过是“战国之风俗”，圣人之道之外别无与国土相应的武士道，日本武道发达乃“不文之过”，因此武士当学经书、文艺，而以中国的士大夫为做人的楷模；汉语比日语优越，也是由于中国有圣人之故，“中国之词乃文，夷乃质，中国之词乃密，夷乃疏”，所以“唐土名文物国，又因文华之义理而名中华，此道理也。又唐土出圣人，乃是细密之国之故也”徂徕也对“文”作过解释：“古者道谓之文，礼乐之谓也，物相杂曰文……夫文者文王之文也。”；徂徕极其钟爱中华之物，相信“凡百工之巧，中华为精”，甚至到了非有唐纸、唐笔不能成书的程度。书画的评价亦以对“中国风”的接近度为基准；徂徕对中国的风景十分憧憬和向往，尤其以风光明媚的西湖及其遗迹为天下第一的景观。此外，他甚至分别称京都、东海道为洛阳、长安道，显示出对中国的无限倾慕之情。

作为徂徕的高徒，太宰春台（1680—1747）比其师更崇拜中国、圣人及圣人之道。他对圣人有着近似膜拜的虔诚，盛赞其“以聪明睿智而知天地万物之理，为天下开创常行不易之道”。同时，他尊奉作为“人道”的先王之道为绝对的真理，认为它是天地自然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所不至、无所不备，因而是“通行于天下万世之道”。在他看来，正是儒道传入日本，才帮助日本摆脱野蛮的状态：“其间与异国通路，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此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自此，此国人知礼仪，觉悟人伦之道而不为禽兽之行，见背礼仪者甚至今世之贱事，则以为畜类，非圣人之教所不能及也。”由此，他强烈批判了以神道为日本之道而使其与儒佛鼎立的观点，指出，日本原本无道，真正的神道当是圣人之神道，“本在圣人之道之中”，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能与儒教并立的“神道”。在他看来，当世神道家所谓的“神道”不过是真言宗传入日本后“被创造出来的配剂了七八分佛法和二三分儒教的一种道”，归根结底只是“巫祝之所传，乃极小之道”，因而与“专治心法”的佛教一样都不能成为“治国之道”。

当然，徂徕和春台对神道和武士道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中国的热烈崇拜，却意外地引起了神道家和民族主义者的激愤，不仅导致了国学者与儒者关于“真道”问题的大辩论，还“刺激了对于日本古道的研究，促进了古道主义——复古神道的兴起”。“国儒论争”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人主体意识与中国崇拜意识的矛盾和紧张，因而作为18世纪中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说明近世儒者的崇华论面临了严重的“外部危机”，也对此后知识阶层的中国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尽管徂徕和春台的崇华论否定了神道、武士道等日本特殊价值的合法性，他们所展开的华夷思想相对化和中国他者化的作业却蕴含了危及这种话语体系的根本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华”和“夷狄”的区分不是依靠地理和种族，仅仅与“礼乐”这种文化的指标相关。这意味着，“中华”就被限定于一个文化的概念。因此，只要礼乐发生变化，“华夷”的关系就可以发生转变。例如，徂徕认为，“春秋戎狄之国，错处侯甸之间，是不以地也；有姬姓、姜姓之戎，是不以种类也。盖谓诸侯不闲礼乐者焉耳。夷进于夏则夏之，夏退于夷则夷之，可以见焉。”春台同样认为，“称四夷为狄，比于中华而贱之，无礼仪之故也。中华之人若无礼仪，亦与夷狄同，四夷之人若有礼仪，则与中华之人无异。”显然，这种“华夷可变”的思想虽然仍以中华文明为基准，却超越了地理、民族等固定的规定，因而撕裂了文化、地理和政治相结合的“中华”概念，而使已明显受到“华夷变态”思维影响的日本儒者的崇华思维结构发生根本的动摇。因此，日本中华论者自不待言，就连对“圣人时代”顶礼膜拜的徂徕自己也对现实中国的“中华性”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不仅他本人依据舜、文王等圣人的出身自称“日本国夷人物茂卿”，以其继任者自居，还认为，孟子以后的儒者因为不识古文辞，所以不能读六经而知圣人之道，因而作为先王之道的“诗书礼乐”经过“秦汉一变也，唐再变也，明三变也”后已经衰落、消亡。“秦汉而下，以郡县代封建，以法律代礼乐。其言吏治者，亦孰不援经术。而郡县之治，凡百制度，不与古同，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仅用以缘饰吏术云尔。岂能法先王哉”；《诗经》三百篇“温柔敦厚”的风格，自苏东坡以后亦是日趋衰落，最后变得“破醇就漓”；古乐在中国也早已失传，仅仅遗存于日本，“其谱（猗兰琴谱），与明朝之琴谱大异。乃知古乐在中国业已失传，而独我邦有之。”所以当今的中国虽名为“中华”，也由此丧失了对日本的优越性。“且三代而后，虽中华，亦戎狄猾之，非古中华也。故徒慕中华之名者，亦非也。”反过来说，只有德川日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先王之道，因而在某些方面要胜于中国。显然，这种历史与现实相分裂的中国观就为徂徕展开日本特殊性的自我叙述提供了可能。

因此，荻生徂徕在崇拜中国及其文物的同时，又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产生了作为“异国”的明确意识，因而提出了谋求与中国的平等地位乃至发现自我优越性的问题。例如，他晚年所著《明律国字解》，改原书的“大明律”为“明律”，关于其理由，他说：“现在，日本不是服从于明朝的国家。尤其是异国，现在朝代更替，变成满清，所以称当代为大清，却不称明为大明。何况在日本，更无称为大明之道理，故今刊行时删除了大字。”以上说明，对于中国，徂徕是作为与日本对等的“异国”来对待的。另外，他的诗文大量使用“皇和”的说法，以为日本美称，也是这个道理。有学者就此评价道：“仿照皇宋、皇元、皇明之例，称吾国为皇和。自古未曾听说此称呼，乃近年始见于茂卿之文章。”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先王之道虽然在中国已经消亡，却由日本所继承，所以日本文明不仅可以与中国文明并立，甚至有超越中国的诸多元素。日本独特的富士山、琵琶湖等就是日本优越性的外在表现。例如，他曾致信黄蘗宗的住持——悦峰道章，说：“秋色将欲尽，芙蓉［富士山］峰上雪，寒色照人来。不知中华有此好孱颜否？”其逻辑是，富士山作为世界第一的山，连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都没有，所以日本应当胜于世界万国。与山鹿素行向抽象的士道寻求日本优越性的做法相比，徂徕开创了向实在的富士山等求证日本优越性的先河，而它们作为人人可见的具体的存在，在激发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性和确定日本人的身份方面，意义反而更为重大。随后的国学者大肆宣扬“山樱花”为日本所独有，便是这个道理。同时，徂徕也使自己的思考与日本的传统联系起来，以论证日本的优越性。比如，他认为《伊势物语》等文学作品的虚构方法，继承了先王的诗文传统，证明“本邦之人之聪慧，常外国所不可及也”；《源氏物语》无论是作为小说的价值或是出现年代，都比《水浒传》要高出一截。由上可知，即便作为极端崇拜中国的儒者，徂徕也开始从精神和存在的不同层面来构建日本人的同一性（identity），这种归属感同时也促使他努力寻找摆脱对中国的劣等感的途径。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崇拜中国的儒者，还是极端排斥中国的国学者，其中国认识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文化民族主义。这也说明，18世纪以后独特的“日本文物”的发现和标签不仅成为重要的思潮，也成为日本知识阶层形成其中国观的一个基本前提。

不仅如此，荻生徂徕关于“道”的解释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儒道合理主义的根基，因而破坏了儒者中国崇拜意识的深层解构，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国学者对儒教价值体系的解构乃至排斥作了理论的准备。一方面，徂徕等古学派儒者对朱子学的质疑和批判，原本就极大地促使了儒教的他者化和相对化，因而不仅意味着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日本人长期形成的关于中国的美好形象。另一方面，徂徕否定了道的先验性和绝对性，认为道即是先王所“制作”的道，实际就是礼乐刑政等规范。这种作业切断了天地自然之理与人类原理之间的连续性，瓦解了宋学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合理主义思维方法。它不仅消除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使人欲的自然性得到了彻底的承认，还以敬天和敬鬼神建立起了天地之理与神道之间的连续性，使“神道”获得了绝对的性格。就前者而言，徂徕学的人情论不仅为人的内部世界多样化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也为国学主情主义的人学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为日本人主体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学理的基础。就后者而言，虽然徂徕承认“神道”源自“夏商古道”，却以“吾邦为主、夏商为从”展开了日本人的主体性论述：“若夫吾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傅会《论语》妄作无稽之言乎？夫配祖于天，以神道设教，刑政爵赏，降自庙社，三代皆尔，是吾邦之道，即夏商古道也。因儒者所传，独详周道，遽见其与周殊，而谓非中华圣人之道，亦不深思耳。”他进而认为，绝对的“天”是先王之道的根本和前提，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先王所践行的“祭政一致”，即“以神道设教”。“盖我东方，世世奉神道云。……是故，道也者先王所为道也，祀先王配诸天，后王乃奉天道以行之，爵禄刑赏，降于鬼神，所以一其本也。”依据“祭政一致”的原则，他批判了仁斋以“君臣相传，绵绵不绝，尊之如天，敬之如神”主张日本对中国优越性的观点，认为日本是一个优秀的国家，正是由于“祭政一致”，而非其他。如此，徂徕解构了宋学以理为最高范畴的连续性思想，却又使“天”与神道乃至天皇联系起来，赋予了它们以绝对的性格。

虽然徂徕所说的“神道”并不完全同于近世一般意义上的神道，然而对“祭政一致”和天照大神等本土神的强调，表明他在摧毁了外来的理的哲学体系后，已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内部的历史和传统。他说：“我国之神道，乃中华之道也。昔天照大神之御灵，在于大殿，云无神宫、皇房之差别。……异国、本朝神灵之道，同一揆也。”显然，通过这样的逻辑转换，神道不仅作为政治思想被单独抽取出来，又借助天和鬼神的不可知性和绝对性，获得了自然的性格。这种神道观，是徂徕学与宣长学、水户学存在内在联系的一个表现。尾藤正英由此认为，徂徕学在近代日本的国家体制及国家意识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支撑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巨大源泉”，而称徂徕为日本“国家主义的祖型”。可见，徂徕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神道彻底摆脱宋学的逻辑束缚及国学者排斥儒教提供了学术理性的支持。

综上所述，即便作为一个中国及文化的崇拜者，荻生徂徕的自他认识及其关于“道”的解释却隐藏了破坏日本人崇华思维结构的根本元素和巨大能量，同时也对其后的日本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对徂徕来说，价值的判断标准仍是他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因而他不仅缺乏对日本为“中华”的自信，在“发现日本”及其特殊性方面也超不出同时代的山鹿素行的水平。

基于“华夷之辨无用论”的日本特殊性话语

作为与徂徕学派并立的古义学派，伊藤仁斋和东涯也是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崇拜论者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学问虽然作为对朱子学的反动的面貌出现，却以复古孔孟儒学为目标，并由此展开了对它的重新解释，以为世界观和自他认识的基础。

与江户时期尊崇理学或先王之道的绝大多数儒者不同，仁斋和东涯独尊孔孟，以《论语》和《孟子》为基础建设其哲学世界观。例如，伊藤仁斋（1627—1705）认为，《论语》和《孟子》“实包括天下古今道理尽矣”，应为后世学者所遵循的“最上至极”的规矩准则。又以孔孟之道比喻“食中之嘉谷”，认为它是“施之四海而有准，传之万世而无弊”的大中至正之道。作为仁斋思想的忠实继承者，伊藤东涯（1670—1736）同样认为孔孟之道是“达于天下，准于万世，凡为人者之所由焉而行者”的中正之道。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是传入日本才导致了日本的文明开化：“夫圣人之大经大法，或袭或革，传至吾国，以逮今日，岂谓之异方之宜，上世之事，可不务讲究其所由焉哉！”显然，对他们来说，孔孟之道当是普世的价值标准，中国则是日本文明的源泉和“故乡”。

作为孔孟之道的继承者，伊藤仁斋和东涯尽管对古代中国十分憧憬和崇敬，可是他们关于孔孟儒学的解读、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裂性认识及“华夷之辨”的否定性叙述等却蕴藏了解构这种中国认识的因素和力量。第一，他们虽然信奉孔孟之道，却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解释，因而提供了主体性日益增强的日本摆脱宋明理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路径，本身也成为近世日本“去中国化”思维的重要环节。

仁斋明确地区分了天道、（人）道、天命、理、仁、义、礼、智、信等诸如此类的概念，否定了宋儒主张的物理、天道、（人）道相统一的思维。他说：“圣人曰天道，曰人道，未尝以理字命之。《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盖穷理以物言，尽性以人言，至命以天言。自物至人而天，其措词自有次序。可见以理字属之于事物，而不系之天与人。”在仁斋那里，道被限定为人伦日用之道，是“人情之至”，同时“仁、义、礼、智”也被当成“德之名”而丧失了道德本体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这种思维的结果，人欲便摆脱规范的制约，它的自然性得到了承认：“盖穷天理之极，非人人所能也。无丝毫人欲之私，亦具形骸、有人情者非所能也”，“苟有以礼义裁之，则情即是道，欲即是义，此有何恶哉”！显然，他们关于儒学的解读，不仅动摇了朱子学天人合一的合理主义思维的根基，还为国学者以主情主义思维对抗儒教提供了可能和路径。不仅如此，这种对儒教的解读也普遍见于荻生徂徕、山鹿素行等儒学的复古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重构儒学的思维却隐含了儒学被解构的逻辑和途径。

第二，仁斋和东涯虽然尊崇孔孟儒学，却又依据它否定了“华夷之辨”的思维，因而不仅为日本摆脱华夷思想的拘束而确立自我同一性提供了新的路径，也打开了一个客观认识中国的视角。仁斋反对当时盛行于儒者之间的“华夷之辨”，认为“甚严华夷之辨，大失圣人之旨矣”。伊藤东涯则更明确地指出，圣人并没有以华夷区分国家高下的主张，所谓“华夷之辨”只是后世诸儒的偏见、谬说。他认为，若依华夷之辨，中国则是“已开之蛮夷”，蛮夷则是“未开之中国”，因而基于“尚德”和“尚才”的标准，否定了日本儒者尊奉的“华夷之辨”的观点。

当然，在仁斋和东涯那里，“华夷之辨无用论”并不纯粹意味着对中国中心论的否定，而是具有双刃剑的威力。一方面，它是对当时流行的“日本型华夷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例如，东涯明确地批评了当时以日本为中华的儒者，说：“有人认为，圣人之道乃上古之事、异国之风，故不合今日日本之俗……尤以道者特别，不知其因古今、水土之异而有变通，如此迷惑也。所谓道者，本非圣人以心思、智慧而制作，天地自然之道也。……所谓圣人之道，乃基于此而立节文、条目者，即天地之间之道也，以为圣人之所为、中国之风俗，愚也。”依东涯，道并非“圣人之所为、中国之风俗”，而是普遍的天地自然之道，由此否定了对“道”进行相对化的日本型华夷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东涯则是一个与日本型华夷思想论者相对立的儒者。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又隐含着中国和中华文明相对化的思维，具有客观认识中国的理性视角。例如对于中华文明，东涯认为，应当斟酌损益，选择适合于日本的内容：“其礼仪风俗之异，不仅上世之事、异邦之所为，就连十年、二十年前之事，也有不合今日之风俗者……更何况，异国千年、两千年前之事，不可全用于日本。”因此，他批判了对儒教采取全面排斥和肯定的极端立场，既承认日本文物制度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又强调自我主体性的张扬：“儒者诵法圣人之道，以倡当世之人。谓儒者之道上世之事、异方之习，而非我邦今日之宜也；而或者则谓中夏文明之地、礼乐之所在，而本邦偏处夷服，简陋无文，不足与言也。此两者皆失之矣。”显然，相对于日本型华夷思想，这种基于“华夷之辨无用论”的中国相对化思维更具有解构中华文明的理性力量，并使日本主体性的构建获得学术理性的支持。

遗憾的是，这种“华夷之辨无用论”的话语并不是对华夷思想的彻底否定，因而与荻生徂徕的“华夷相对论”本质上并无二致。例如伊藤仁斋对《论语》的“子欲居九夷”重新诠释，认定日本就是孔子欲居之地，即便作为“东夷”亦不逊色于中国：“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钧是人也。苟有礼义，则夷即华也；无礼义，则虽华不免为夷。舜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夷，无嫌其为夷也。九夷虽远,固不外乎天地，亦皆有秉彝之性，况朴则必忠，华则多伪，宜夫子之欲居之也。吾太祖开国元年，实丁周惠王十七年。到今君臣相传，绵绵不绝。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实中国之所不及。夫子之欲去华而居夷，亦有由也。今去圣人既有两千余岁，吾曰东国人，不问有学无学，皆能尊吾夫子之号，而宗吾夫子之道，则岂可不谓圣人之道包乎四海而不弃，又能先知千岁之后乎哉！”显然，与荻生徂徕无异，仁斋以“礼文”（文化）之有无，重新厘定华夷之区分，从而解构了以地理疆域作为华夷之分野的中国传统说法。他由此转向了内部的历史和传统（神皇），意图全面确立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神皇正统亿万岁，一姓相传日月光。市井小臣尝窃祝，愿教文教胜虞唐。”

第三，仁斋、徂徕等古学派儒者对朱子学和孔孟儒学的不同态度，说明他们割裂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形成了对中国的分裂性或断代性认识。这意味着，他们的中华崇拜论根基于对《论语》、《孟子》等经典文本及其时代的演绎，不仅缺乏对现实中国的关注而显示出理想化和想象的色彩，还缺乏针对现实中国的有效性。相反，他们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否定所引发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却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意义。因此，这种认识结构的缺陷也埋藏了中国文化易被全面否定的陷阱。

综上而言，包括徂徕学派在内，堀川学派在客观化中国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面向了神秘主义的内部传统（神皇）。所以说，江户日本围绕“华夷思想”的各种话语都无法真正实现对中国的客观化，因而其中国认识“明显地反映出江户日本人对自身东夷身份的解脱愿望和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情绪”而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民族主义特点。这意味着，宣长学才是其中国认识论的逻辑终点。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古学派立足于人情论的对朱子学的否定，再加上山崎暗斋等神秘主义的神道思想，“才使宣长国学神道论的确立不但获得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还获得了学术理性的支持”。

2、日本型华夷思想

十六七世纪是东亚世界一个巨大的转变期。在日本，随着主体意识的成长、丰臣秀吉政权对华夷秩序的挑战、空间的均质化、对外的新接触等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不仅传统的三国世界观和东亚朝贡体系开始走向衰落，日本文化也开始面向了神国、武士道等所谓“内部的传统”，并为此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由此，国内外情势的变化就为日本摆脱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夷狄身份和重建东亚秩序提供了可能。

17世纪初的明清交替，则是促使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朝贡体系）发生动摇的主要契机。它被当时的日本解读为“华夷变态”，因而为中日两国关系的逆转提供了可能性。林春胜、林信笃所著的《华夷变态》（1674）最典型地反映了日本知识界有关中国的美好形象走向崩溃的心理。其序云：“崇祯殡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不但日本知识界接受了“华夷变态”的思维，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乞师者”的来日及其在日活动、幕府关于中国政策的调整、“鞑靼乃夷狄”的舆论宣传等日本社会形势的变化，“清朝即是夷狄”的新的对华观也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说，“明清鼎革”不仅对江户日本人的对华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还被提炼为文化符号唤起了日本人对蒙古的记忆，更促使了日本人民族意识的自觉。

“华夷变态”的提出，表明以儒教为基础的东亚秩序的传统认同开始瓦解，日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在东亚世界内的位置。荒野泰典指出，“华夷秩序”本身所带有的“自我中心性”和“文化优越感”，激发了日本试图自我构建同样体系的强烈冲动。因此，面对“华夷变态”这一东亚政治的巨变，17世纪以后日本认为争取成为“中华”的契机已然来到，开始以中国为“他者”进行着东亚中心的自我想象，即从“国家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两个层面展开对中国“华夷秩序”的模仿和复制，从而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1610年由林罗山起草而以德川家康名义致书明朝福建总督的国书，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反映。该国书吹嘘日本已非昔日之日本，经德川家康统一后，“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师，无不分别上书输贡”，俨然建立了一个与中华抗衡的日本世界。作为这种与中国并立的思维的延伸，17世纪30年代，幕府通过废止对朝鲜外交文书的明朝年号、要求朝鲜改变对德川将军的称呼等举措，建立起与中国、荷兰通商，与朝鲜、琉球、阿伊奴“通信”的“大君外交体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体制原本属于小中华主义的范畴，即它最初是以对明朝及此前的中国这个“巨大的他者”的意识为前提，既反映了日本面对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绪（劣等感），也反映了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愿望。明清交替后，幕府开始采取对来日的中国人“以夷相待”、调整对清朝的贸易政策等措施，构建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势地位。1715年幕府最终颁布《正德新例》，意图以“信牌”贸易的方式迫使清朝承认日本的“中华”地位。虽然幕府的信牌只是被清廷看成是“商人间的记号而已”，这种贸易的展开却可能造成中国承认“日本型华夷秩序”的错觉，由此成为助长日本人自以为东亚中心的民族主义意识膨胀的契机。

与幕府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国家意识相对应，17世纪到18世纪前期日本知识界虽然接受了儒教的世界观（华夷思想），却也对固定化的“中国＝中华”的华夷思想提出了疑问，从而形成了中华崇拜论、华夷可变论、日本型华夷思想等不同的解读方式。虽然这些话语关于自他认识的定位不尽相同，却表现出共同的民族主义属性，即以中国为参照体系而谋求日本地位的提高。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日本型华夷思想无疑是此时期各种华夷论调的顶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儒者包括熊泽蕃山、雨森芳州、山崎暗斋、山鹿素行等。他们相信，“明清交替”已使中国丧失“中华”的地位，因而也就使中日两国“华夷之辨”的逆转及其标准的重新设定成为可能。一方面，中国已失儒教礼仪，而唯独由日本继承，故清朝为“夷狄”，日本为“中华”；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日本是神国，日本人尚武，故中国为“夷狄”，日本为“中华”。显然，日本型华夷思想具有多元的基准。又以山鹿素行为顶点，他们关于“华夷”的判断标准也逐步从儒教转向了神国或武士道等内部的文化传统，从而表现出“彻底的日本中心主义”自我叙事的倾向，进而指向了中国文明被彻底否定乃至排斥的道路和命运。

不过，日本型华夷思想论者并没有彻底抛弃自他认识的儒教标准，因此对18世纪前期以前的日本知识阶层来说，中国文明依然是“上位的文化”，即无论他们如何主张自我，其话语依然归属于“中国文明的伞下”。

熊泽蕃山和雨森芳州的中国认识

与中华崇拜论者无异，熊泽蕃山和雨森芳州的自他认识仍以对“天”或“理”的普遍性的宣扬为学理基础，即根植于“以礼文中华主义为基础的华夷思想”。不同的是，蕃山和芳州的自他认识抽取了华夷之辨的地理内核，仅以“礼乐”、“风俗”这种普遍性的文化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同时基于对明清交替的“华夷变态”式解读，这种标准进一步被限定为“现实的道德性”。按照这种原理，他们以圣人之道的正统继承者自居，展开了异于中华崇拜论者的“日本型华夷思想”的叙述。

作为幕府早期重要的阳明学者、政治家和武士，熊泽蕃山（1619—1691）以天或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基于理的普遍性建构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推天理一源之真而及人时，中国、本朝无异。”按照“理无二致”的思维，蕃山主张神道与儒教同一，以儒学的概念解释神道。他以所谓的三种神器（玉、镜、剑）比附儒教的智、仁、勇三德，说日本上古无书无文字，三种神器就是日本的神书，是儒教智、仁、勇三德的表象。所以，中国的圣人即是日本的“神人”，其德同一，其道不二；无论圣人之道，还是日本的“神人之道”，都是“天地之神道”。显然，就“神儒同理”的主张及其理论依据而言，蕃山与江户初期的林罗山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按照“圣人之道”的标准，蕃山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和地理的中心，风俗人情亦最良。“中夏为四海之师国”，“中夏为圣贤之国，文明之邦”；“中夏为天地之中国，位于四海之中心”；“中国乃大国，天地之中国也，故天气明地气厚。五行至宝聚集，故人情厚。”相比而言，日本天皇是泰伯的后裔，日本又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全面熏陶，“古来日本所用之礼乐、官位以至衣服之制，皆为遣唐使自唐土习来为圣代之遗法，此即儒法也”，所以日本人也是“尧舜之民”，日本虽为夷与贝原益轩、伊藤仁斋等儒者无异，蕃山也对“夷”进行了重新解释。比如他说，因为“夷”字隐藏着“人”字，所以作为东夷的日本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国家。这些围绕“夷”的各种解释充分反映了江户初期日本知识界既想依据中国文化、又想摆脱之而确立自我的尴尬境地。却是仅次于中国的“东方君子国”。“虽生于此远方之小国（日本），学圣人之道德而不陷于异端……心善无恶，虽生于今世，亦为尧舜之民也”，“中夏之外、四海之内没有能及日本之国”。同时，为了使这种自我认识摆脱“私见”之嫌疑，蕃山还借助中国人之口来印证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唐土亦表扬日本为君子国。因为在唐土之外，东西南北再没有像日本这样正礼乐之道的风流之国。”在这种意义上，蕃山承认“中华对日本有大功”。综上而言，熊泽蕃山的自他认识仍是以叙述自我与中国文化的关联而谋求日本地位的提高，或者说，日本正是作为中国文明的继承者才获得了作为“九夷最优国”的合法性。因而它本质上仍属于传统华夷思想的范畴。

尽管熊泽蕃山仍以“中国——东夷”的华夷结构为基轴建构其自他认识，却因“明清交替”等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一方面以圣学正脉自负，提出“北狄”的问题，担心满清会像元朝那样再度侵日，“北狄取中国后，曾屡次来日本，而今已取中国。侥幸盼望其不来，殊非武备之道”；另一方面又对区分“华夷之辨”的中国文明本身产生怀疑，由此展开了“去中国化”而依据内部的历史和传统重构“华夷之辨”标准的作业。这种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建立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自我叙事。

第一，蕃山对中国的崇敬只限于“圣贤之代”的中国及圣贤之法，因而对中国和儒教都采取了相对化和他者化的立场。比如他认为，孔孟时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异端之萌芽”，至大明更是迎来了“文过武骄”、“国无三年之蓄”的末代，远非万邦来朝、繁荣昌盛的圣代可比。“中华之国，圣代武威之强，至末代而衰，何故？因为圣贤之代，文明武备，故称臣来朝。末代文过武骄。”依他看，这不仅由此导致中国被北狄所犯，也使中国丧失了作为“中华”的正当性，自然不足为日本的表率。同时，蕃山不仅反对宋明儒学，严厉批评儒者“立我而不取人之善”、“耻下问而不好问”、“好儒好佛好神”等三大弊端，因而直言求道于古之圣人，“愚不取朱子，亦无取于阳明，只取于古之圣人耳”，还以“道”和“法”的区分对儒教进行了彻底相对化的作业。比如，他认为作为“三纲五常”的“道”是天地自然之道，在无道德之名和无圣人之教时就已行于天地、太虚之间，而“法”则是“应时、处、位而制作”的圣人之教，应随着人情、事变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毫无疑问，这种中国和儒教相对化的思维就为他重新建构“华夷之辨”的标准提供了可能。

第二，对中国文明的怀疑也促使蕃山转向内部的历史和传统，由此发现和重建“华夷之辨”的新标准，从而尽可能消除对于中国的劣等感。在蕃山那里，神道、武国等日本的传统既有在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普遍价值，也有在独特语境下的特殊意义。这种特殊价值的有效性依赖于蕃山提出的基于时、处、位的水土（风土）论。他认为，任何理念都应随着时（时间）、处（处所）、位（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普遍性的“道”亦是如此，它根据地理条件和民族特点的不同，又各具其特色。根据这种转换，神道、武国、“日出之国”等独特性价值，就获得了突显日本主体性和优越性的合法性。

蕃山认为，神道是依于日本水土的“大道”，“天地之神道而云大道。我国有依于日本水土之神道。大道虽无名，因是我国之道，若不得已而取名，宜取神道。”因此，无论唐土抑或印度，神道既不能借，亦不能贷；依于唐土水土的圣人之教，日本不能借，亦不能贷；依于戎国人心的佛教亦然。神道不仅是日本固有的道，还以三种神器为“经典”而具有自足的正当性，因为三种神器“至易、至简，道德、学术之渊源也；高明、广大、深远、神妙、幽玄、悠久，无所不备。心法、政教，勿求其他而足”。他还假设说，即便中国的圣人来到日本，“儒道之名、圣学之语，也都不会被敬仰。他们（中国的圣人）而是直接崇日本之神道、尊王法，明已废，兴已绝，再度回到神代之风”。因此，在他看来，神道不仅“应当确立”④为日本当行之道，还充分证明了日本的优越性：以三种神器为象征的皇统绵绵不绝，因而“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的御德”不仅证明“日本是中国之外最优秀的国家”，还使日本人“知人人心中有神明而兴礼义之风俗”；日本是神国，具有“国土灵而人心通明”、“古时礼仪虽未备，而神之德威严厉”等特性，故优于四海万国；因为“雅乐之音通天地神明”，所以“在中国，筝、琵琶、笙、笛之乐，代代作而失传，已无古乐。况琴乎？古乐惟残留于日本”；等等。

蕃山认为，日本是“日出之国”，故在道德、风俗等方面胜于世界万国。他说，日本虽为边土，却是太阳所出之国，故“人的气质尤灵。……灵故薄欲而有仁”，因而在“明于仁德之心方面与中国相同，可谓“仁国也”；日本因是仁国，薄欲而执著不深，故“日本上国也，小国也”；日本用文字写成“日之本”，故“日本，阳国也。……故此国之人悦多而哀少”；日本虽为小国，却是因为“阳国”之故，因为“阳之始为稚”；等等。

蕃山认为，日本是“文武兼备”的真正的“武国”，因为“仁”故“武”，因为“武勇”故讲“德义”，不仅胜于武艺衰败的旧日中国，更优于“不仁而近禽兽”的满清之类的“勇国”。因此，为了彰显日本的这种特性并防备满清的进攻，他在江户时期最早提出恢复“兵农合一”的政策，主张“若农兵制得到实行，日本之武勇将分外增强，宜将符合真正武国之名”。

基于前述对日本特殊性的主张，熊泽蕃山认为，佛教和儒教不仅不适合日本水土，还对原本“仁而无欲”的太平日本造成了危害：“故神人之御代，其治至清，民人至敦，上仁而下不欲，故不治而平也，不教而有诚。儒佛之法不可借。不但佛教对此国有害，儒法亦有害。”“儒教有害论”的提出，说明蕃山作为一个儒者，已很大程度地接近国学者排斥儒教的日本主义立场。不过，文明判断标准的多重化及其矛盾，仍规定了他自身无法逃脱的慕华主义者和不彻底的日本主义者的双重身份。

综上所述，熊泽蕃山由儒教标准向内部标准的转化，说明他的神儒观与林罗山等中华崇拜论者的神儒同一论开始具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基于水土论的神儒论以跨文化的适应问题为力量，不仅使神道彻底摆脱了佛教的束缚，实际上也巧妙地抽掉了传统华夷秩序的内核，为随后兴起的日本主义思潮提供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正因如此，蕃山的思想对后代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幕末时被藤田东湖、吉田松阴等儒者所倾倒而成为倒幕的原动力之一，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本人亦被称为“穿着儒服的英雄”。

稍晚于蕃山却又与他拥有近似中国观的儒者，雨森芳洲（1668—1755）最为典型。他出身于木下顺庵门下，接受了儒学的良好训练，与新井白石、室鸠巢等并称“木门五先生”。1689年他被其师顺庵推荐至对马藩，掌文教，任幕府负责朝鲜朝外交事务的官吏。这种独特的经历使他有机会经常接触到朝鲜通信使、清朝漂流民等人员，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从而确立了不同于室鸠巢等中国崇拜论者的自他认识。

对于精通儒学、通晓汉语的芳洲来说，“天惟一道，理无二致”的三教一致论是其世界观的基础。这意味着，他首先仍是以中国及其文化为确立自他认识的前提和标准：“此国人心素直，近夏商之风。”“此国之样貌，近于周之封建。”因此，他不但承认日本的典章文物源于中国，还依据其原理确定日本作为“东方君子国”的特殊地位。“夫我之为国也，太阳之所由始而在于地之东。或曰君子之国，言其仁也；或曰东方之寿域，言其龄也。仁者，天地生生之理也，在方则为东，在时则为春。我在于地之东而当于春，此其所以仁也欤？典章文物让于中原，中原其犹夏乎？……然则，我东之典章文物让于中原，宜贺不当慨也。夫上下欢洽，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世无刻薄之风，人有慈悯之心，国之为形屹然立于瀛海之中，未尝受干戈于外国。皇皇如熙熙，如举域之民相安于无事之境，安有中道夭折之患。嗟乎，仁而寿者，非君子之国其能然乎？……神胤圣孙蛰蛰绳绳与生生之理无穷与霄壤，可不卜而知也。”上述言论表明，尽管芳洲对中国和儒教文化仍抱有相当程度的崇敬之情和亲近感，却限于唐虞三代及三代之风。在他看来，中国自周以后背弃了圣人之训，以致“政刑风俗日趋于僿，使天下之民悴悴焉，无所措其手足。一变而为是非火坑，再变而为犬羊（西方国家）战区”②。与此相反，只有日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传承者，甚至远胜于中国。“惟我国前有七圣，后有五圣，积德累善，率真为治，以清净之心行和煦之政。巍巍乎，荡荡乎，养成一国万世仁寿忠质之俗。……故入人也，深远超三代，蔑视汉唐，实有非天壤间万国之所能仿佛者。”不仅如此，他还以“孔子之欲居九夷”和对“夷”字的重新解释为依据，宣扬日本作为“神圣建都之地、君子国之名”的合法性。

与尊奉中国的情感相对，对“现实的”中国的否定性论述又反映了芳洲华夷相对化的思维。他说：“苟有都市，若无乡下，则其国难立。同理，苟有中国，若无夷狄，则生育之道亦难行矣。”由此他批评了那种认为“唐土是世界中仁义礼乐兴盛的圣人之国，故云中国”等观点，指出，国家的尊卑并非由华夷观念所支配，只是取决于该国的道德：“国家之尊卑，君子、小人之多少，唯因风俗之善恶。虽生于中国，当不宜为夸。虽生于夷狄，亦不宜为耻。”⑧按照这种思维，对于明清鼎革，芳洲也以“华夷变态”对待，认为清朝“以夷变华”，完全丧失了儒教文化的正统性：“余曾在长崎见清国人，悉皆剃头，毫无中华体态，当一叹矣。”不仅如此，芳洲也提出了与蕃山“时处位”的水土论相类似的理论，对中国进行了相对化的处理。以音乐为例，他认为音乐应随着时（时间）、处（处所）等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因而中国音乐作为“异国的”音乐对日本“不可用也”。显然，芳洲的中国论以盛行于当时儒者之间的“华夷可变论”为依据，不仅积累了解构日本人传统中国形象及华夷思想的巨大能量，还为他转向内部的历史传统并重建政治文化的标准提供了可能。

基于“事理”的标准，雨森芳洲极力颂扬以所谓三种神器为象征的“日本精神”，展开了“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自我叙事。在这种意义上，他认为日本什么都胜过中国。“天下人心唯我国为淳厚近古，以今日视之，唐之与韩有所不如，岂非神圣之遗泽也哉”；日本拥有“玺、剑、镜”三宝，故是世界上唯一的“仁、武、明”的国家，不仅“尊卑欢心、远迩和洽”，皇祚之长也与天地同久；文武并重是天地之大经、圣门之学，相比中国“文之太过”而有“夷狄之祸”，日本则是三种神器所象征的“仁、武、明”全备的国家；“唐土、朝鲜及我国俗，为之三国众。言三国之智，惟我国为最胜”；等等。不仅如此，他甚至以儒教为神道注脚，表现出欲彻底摆脱儒教束缚的日本主义倾向：“神道者：一曰神玺，仁也；二曰宝剑，武也；三曰镜，明也。我东尚质，未有以文之者。虽然，深信笃行而有得焉，则何必言语文章之为哉？或不得已而欲求其说，则求之孔门六艺之学可也。所谓三器者，本经也；邹鲁（孔孟）之所述者，注脚也。人或杂以释、老异端之学者，其去神道也远矣。”从这种意义上说，与暗斋学派一样，芳洲已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国学者以神道彻底排斥儒教的立场。

总之，对蕃山和芳州来说，他们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叙述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的作用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中国论与中华崇拜论者本质上并无二致。与此相反，他们又面向了日本内部的历史和传统，或主张儒教不适合日本，或以儒教为神道的注脚，展开了“自我充足”式的日本主义叙事。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中国论又与国学者具有共通的内容。综合这种矛盾的立场，可以说他们的中国观仍处于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起步阶段。

暗斋学派的中国认识

与蕃山和芳州拥有近似中国观、却又比他们更加强调日本主体性的儒者，由山崎暗斋开创的崎门学派堪为代表。日本朱子学在近世前期就分裂为倾向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与雨森芳洲一样，崎门学派儒者都是后者的典型。受《神皇正统记》以后日益发达的国体论和历史观的影响，又以中国发生所谓“华夷变态”等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为契机，江户时代不少儒者尤其是崎门学派这种唯心主义派别的学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日本民族意识，从而基于儒学的理论对神道进行了神秘化的解释，试图通过对“内部的”文物的发现和重建，确立“自足的”主体价值乃至相对于中国的日本优越性。尽管崎门学派的自他认识以“神儒合一”为出发点，继山崎暗斋后，经浅见斋、谷秦山等儒者的发展，却最终走向了极端的神道化，不仅形成了与林家朱子学相对抗的势力，还成为江户时代日本型华夷思想的重要环节。这种以尊皇论为基调的日本主义思维蕴藏了解构日本人传统中国形象及华夷观念的若干因素，因而对其后日本人的国体论和中国观都影响甚深。

在江户时代，无论作为日本朱子学重要流派的开创者，还是作为垂加神道的创立者，山崎暗斋（1618—1682）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是说，无论是尊奉孔孟儒教，还是强调主体的价值，他都达到了同时代儒者的一个高峰。暗斋幼年曾削发为僧，后师从南学派的谷时中（1598—1649）、野中兼山（1615—1663）等儒者，养成了自己的儒学素养，并受其影响归儒还俗。中年以后又受到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的影响，学习了吉田神道和伊势神道的理论，完成《神代卷讲义》、《垂加社语》、《风水草》等有关神道的著作，并以儒学理论为依据创建了象征主体性的垂加神道。

因此，强调儒学和神道折衷的“神儒合一”思想是暗斋建构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年谱”提到他关于神儒的态度说：“先生崇其道（神道）特甚，其意以为：本邦与支那，虽异域殊俗，而其道无二致焉。抑我神代之古也，犹彼三皇之世也。我神武之皇图也，犹彼唐尧之放动也。曾言宇宙唯一理，神圣之生，虽东西异域，万里悬隔，而其道自有妙契者存焉。是吾人所当敬信也。”依暗斋，因为“宇宙唯一理”，所以道无二致，儒道（王道）和神道自然有“妙契”之处。显然，这种与林罗山相近似的“神儒合一”思想虽然归根结底是以儒教的原理来确立神道的合法性，却也绝不主张神道只是儒学的附庸。这导致了暗斋学看似矛盾却又合情合理的儒教及中国认识。一方面，他如宗教般崇奉孔孟儒学，不仅坚信“朱子之学居敬穷理，即祖述孔子而不差者”，还模仿朱子“述而不作”的为学态度，因而对门人说：“故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何遗憾之有？”另一方面，他又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对儒教采取了相对化的立场，以“异国”对待中国。他的一番自问自答的“孔孟论”可谓最佳注脚：“问：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骑数万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如何为之？……答曰：不幸若逢此厄，则吾党身披甲，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显然，在暗斋那里，自我才具有最高的价值，因而任何崇高的文化都必须服从于日本民族这个狭隘的、具体的观念。不但如此，“明清交替”更让山崎暗斋相信，日本应该是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经过“华夷变态”已为夷狄，丧失了圣学“正统”，惟日本才是公认的“中国”。“太宗谓中国唐季之乱，岂惟唐季哉，秦汉以下皆然也。……且中国之名，各国自言，则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丰苇原中国，亦非有我之得私也。”

显然，尽管暗斋的神道论同样立足于“神儒合一”的思想，它以日本为“中国”的思维却使它与17世纪初期林罗山等倡导的神道论划清了界限。他认为，日本要成为名实相符的“中国”，不能依靠一种“外来”的观念体系来确定自我，因为日本“宝祚天壤无穷之神敕万万历历”④，所以他并不满足于用儒学的原理附会和解释日本的神代史，而是意图创建具有“自足的”价值的神道。这便是以强调尊皇之大义及宣扬日本主体性为主旨的垂加神道。

暗斋的神道论以“宇宙唯一理”这种正统性的思考为哲学基础，展现出超越儒教原理的迫切愿望。他主张东西神圣自有妙契之处。“斯道也，朝鲜之所宜传，而李退溪叹失其传也。我倭开国之古伊奘诺尊、伊奘册尊，奉天神卜合之教，顺阴阳之理，正彝伦之始。盖宇宙唯一理则神圣之生，虽日出处日没处之异，然其道自有妙契者存焉。是我人所当敬以致思也。”按暗斋之意，朱子学与神道的妙契之处在于：理产生神，神体现理；理学有道统，神代有神统；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人代就有皇统。“妙契论”又是一种纯粹神道和纯粹儒教的立场，意味着神道是在独立地叙述着日本独自的道，儒教的经典则是独立地叙述着中国的道。作为其逻辑结果，一是纯粹儒教与纯粹神道的对等和并立，因中国已失圣人之道，这种倾向事实已不可能；二是纯粹神道优于纯粹儒教，据此产生日本优于中国的观念。这预示着，山崎暗斋及其继承者终究会转向日本的历史和风土而解决正统性及日本人的主体性问题。

在暗斋看来，天皇秉承神的意志，其统治万世一系，绵绵不绝，因而才是真正的、正统的“中国”，也因此比易姓革命、汤武放伐的中国更加优越。《会津风土记》序曰：“自有天地，则有我神国，而伊奘诺尊、伊奘册尊继神建国之中柱为八大洲。……逮生天照皇太神，授以天上之事。太神以皇孙琼琼杵尊为此国之主，称曰丰苇原中国。丰苇原者，苇牙发生之盛也；中国者，当天地之中，日月照正直之顶也。”上述言论否定了妨碍日本人自立的皇祖泰伯说、皇祖大日如来说，说明暗斋开始了“自我充足的”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它的极端化（如本居宣长）则必然导致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否定。按照这种思维，他不仅反对儒教“有德者王”的思想而提倡极端的忠君报国主义，还要求确立日本对中国的主体地位。

山崎暗斋受到吉田、伊势神道论影响而提出的“天人唯一”观念，则是他转向“内部的”传统的又一重要表现。“天人唯一”观念与朱子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天人合一”说的是天道、物理与人道（规范）的一致，天与人本身并不相连。“天人唯一”是指天人之间唯有一个真理，即在天地人之间贯穿着根本的“理”，这个理是通过未生与已生、造化与人事表现出来的神的意志。天与人通过“神”而得到统一，神既是造化之神，又是人神。“二尊立于大浮桥上，至磤驭虑屿，此言天之阴阳和合之道也。二神降居彼岛而下，此言人之男女和合之道也。或以未生言已生，或以已生言未生，皆所以明天人唯一之理也。”即天地的生成之道与人类的男女和合之道是一致的，是所谓“道贯天人，是为唯一”。这样，历史和信仰就被统一起来，理气阴阳变化的自然世界也就转化为神生万物的神道世界。暗斋又以“以天言人，以人言天”思想运用于对神代的解释，促使对历史的真实性认识转化为主体对客体的意向性把握，即主体赋予自身随意解释客体的权利。这意味着，作为意志自由的主体就可以全凭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世界和历史，而使日本从逻辑上摆脱儒教思维的束缚提供了可能。关于此点，有学者评价道：“很明显，天人唯一出自宋学极为重视的天人合一观念。……一旦把视野转换到《神代卷》上来，天人唯一观念的展开就表现为神的世界，即高天原的世界，与汉土的天是不同的，它是我们血脉上的父祖的世界。这就是暗斋用天人唯一的观念表现我国历史的真实用意。”从这种意义上说，山崎暗斋比山鹿素行更接近了国学者提倡的复古神道的立场。

综上而言，即使高度遵奉儒学，山崎暗斋却是以尊皇（神道的神圣性）和爱国（日本的主体性）为最高的价值，亦以宗教性的态度对待神道，因而至其晚年神道思想在其学问体系里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重。可以说，暗斋的日本主义言论不仅隐含了破坏儒教及日本人传统中国观的元素，还提示了一个具有高度儒学情结的儒者因民族主义情绪而转向自我价值体系创建的可能性和路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暗斋学才被浅见斋、谷秦山等门人所继承、发展，才在民族主义当道、天皇崇拜盛行的近代被日本政府和知识界所发掘、颂扬。

作为“崎门三杰”之一的浅见斋（1652—1711）是暗斋学的忠实继承者，不仅继续以明清交替（华夷变态）为前提而展开“日本即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叙事，还特别地展开了超越华夷观念的“自国即中国”的自我普遍化的叙述，从而掀起了崎门学派内部的“夷狄中国”的大争论，极大地推进了江户时代神道优于儒教、日本优于中国的话语体系的形成。因此，与山崎暗斋不同的是，浅见斋更加明确了日本对中国的优越地位，其学问体系也更偏重“正统”的神道。

第一，他继续沿用暗斋的“清朝夷狄论”，批判了“华夷之辨”是“圣人之立言”、“圣人之成说”等观点，以此展开“自我中国化”的论述。他认为清朝已失“春秋之道”，自然已成“夷狄”，而日本因为知“春秋之道”，“则吾国即主也”。显然，知“春秋之道”，是斋论证日本不是“夷狄”的基础，与山鹿素行以日本“得其中”而为“中国”的论证方式极其相似。

第二，他意图通过超越神道和儒教的对立图式而从天或道的普遍性解构中国的“中华”地位，并“基于先验的内外论的华夷论”展开其“日本即中国”的叙事。他认为，依据“天地之道”的普遍性原理，“道无主客彼此之别”，各国亦无尊卑贵贱之区别：“夫天包地之外，地往往无所不顶天。然则，各其土地风俗之所限，乃各一分之天下，互无尊卑贵贱之差别。”在斋看来，“各国以自国为主、他国为客”的做法都只是每个国家“所立之称呼”，不仅不为各国所承认，也不具有约束国际关系的强制力量。譬如，“中国夷狄之名，抑或由唐土所取之名也；以其名而称吾国，抑或唐之效颦也。惟以吾国为内、异国为外。若明内外、宾主之辨，称吾国、云异国，无论何时皆不违道理。”尽管斋的“自国中国论”体现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奇妙的综合，归根结底却是为确立“君臣之大义”这种特殊价值服务的。他强调说，生于吾国者，就不能忘记吾国之道，日本人应该以日本为主（中国），而以异国为客，否则就是“背弃大义者也”⑥。他由此否定了“中国为大国、日本为小国”、“中国为世界地理的中心”等各种他认为是“偏私”的观点，极力强调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日本自开辟以来，正统绵绵不绝，万世之君臣大义不变；日本武毅刚强，廉耻正直之风俗乃扎根天性；等等。显然，这种试图抛弃华夷之辨的“自国中心论”思维就使斋极度地接近了国学者的立场。

与山崎暗斋一样，斋也绝对地否定“汤武放伐”的思想，并由此说明日本皇统的正统性和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他先后完成《靖献遗言》（1684）和《箚录》（1706）等著作，极力赞美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论，认为日本的政治传统远胜于中国。他批评作为官学的朱子学的所谓正统（L正统），只是承认统治者的既成事实，不符合日本国体万世一系的根本原则。唐高祖是隋臣，宋太祖是后周之臣，都是乱臣篡夺天下，不能算作正统。伯夷、叔齐值得大力称赞，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是使后人知大义名分不可侵犯的典范。他认为，保元平治以来朝廷日渐衰微，全是由于“大义名分重视不够”，因而尤重君臣之大义、赤心报国，以“至忠”为第一位，孝次之。这样，无论O正统，还L正统，日本都远优于中国。显然，这种使自我价值绝对化的尊皇观念，不仅提供了彻底颠覆日本人儒教思维和传统中国形象的逻辑和原动力，还对幕末志士及近代日本人的尊皇论及其行动影响至深。

作为暗斋及斋学问体系的继承者，江户中期的儒者和神道家——谷秦山（1663—1718）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一方面继承了他们“以自国为中国”的思维，强烈批判了他认为是“俗儒”的日本主流儒者的中国崇拜情绪：“俗间之儒云我日本为东夷。今按之，非也。孔子春秋之时，以唐土为中国，而以唐土之政不及之国为夷狄。是万世之教也。以我国为内、他国为外，天理之自然也。然俗儒误解此意，认为唐土以其外各国皆为夷狄。熟读春秋之人，非如此也。当解为以我国为中国，而以我国政化不整之国为夷狄。由是，《日本书纪》记载以我日本为中国、以三韩为夷或西羌，又对外国人称我使节为皇华之使，我国之人为王人。……我国之人当笃信《日本书纪》，勿因他人而被欺。……俗间之儒亦云唐土为中华。今按之，非也。……我日本对诸夷而云中国，称华夏。《日本书纪》及《令》可见也。”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他们“以清为夷狄”的论调，而是以一种“接近于‘以中国为夷狄’”的彻底的日本主义立场展开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批判。如他自己所言，“我国之道由（《日本书纪》）神代二卷亦或三卷所成，无所不至，无所不尽”，谷秦山归依了彻底的神道主义和日本主义。“天地之正统则君臣之正统，君臣之正统即天地之正统也。本朝君臣之正统正，故天地之正统正。西土（中国）君臣之正统不立，故虽有天地正统却不立。”显然，与暗斋和斋以“宇宙唯一理”、“天地之道”确立自他认识的做法不同，谷秦山几乎是以所谓“君臣之正统”这种“内部的”标准来建构他的自他认识，而它必然会导致对儒教的激烈批判。不难看出，由“清＝夷狄”论到“唐土＝夷狄”论是江户时代儒者中国观的一次重要转换，它表明，尽管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儒者的中国观还受到华夷观念的影响，却也说明日本的“自足的”价值体系的构建近乎完成，从而使日本儒者对中国和儒教展开“无禁区”的批判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意义上，这种认识中国的思维模式被一些日本学者称为“日本中华主义”。持这种立场的儒者，大多是兼有儒者和神道家双重身份的暗斋学派学者，如迹部良显（1659—1729）、伴部安崇（1667—1740）、若林强斋（1679—1732）等。当然，尽管在海禁时代这种类型的中国观仍属于特殊的存在，却也对日本主流儒者的中国崇拜情结及华夷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综上而言，因为门人与暗斋人格与思想的高度同一性（佐藤直方和三宅尚斋除外），自暗斋，经浅见斋到谷秦山等，暗斋学逐渐从“妙契论”的神道相对主义转变为彻底的日本主义，其学问体系越来越窄，最终以神道为其归宿，而与国学者纯粹神道的日本主义合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暗斋学派的思想在近代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暗斋学派与水户学、国学相并列，成为我国德川时代国体思想的三大主流，对明治维新贡献极大。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暗斋学派是其他两派的思想源泉。”当然，以尊皇论为基调的绝对日本主义也即意味着对日本儒者所一直尊奉的中国及其文化体系的否定。

山鹿素行的中国认识

山鹿素行（1622—1685）是与熊泽蕃山几乎同时出现的儒者、兵法家。作为日本型华夷论者，山鹿素行比蕃山更为激进，不仅对儒教的“理”进行了重新解释，还抛弃旧的华夷观而确立了新的日本型华夷观念的基础。

尽管山鹿素行与熊泽蕃山一样亦是以儒教的“理”为建立其世界观和自他认识的基础，却对它进行日用性和实践性的解释，使它有助于日本主体性的确立。他一方面承认儒教的普遍性和绝对价值，认为“圣人之道者人道也，通古今，亘上下，可以由行也”。另一方面又主张“道之准则，事物之礼节，乃圣人所立之教，故近于是外也”，认为“礼”（圣人之道或规范）是外部的、客观性的东西，意图割断规范与自然的连续性。同时，山鹿素行强调人欲的自然性，主张“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无气禀形质，则情欲无可发。先儒以无欲论之，夫差谬之甚也”，认为天理与人欲之间并不存在深刻的对立，而以情欲为一切行为的基础。“人之知及万物，故其利心、欲心亦尽万物。故好色而求天下之美人，好声而求天下之美声。不得美之至极不止。是乃人性之本，知识秀于万物之故也。”显然，素行关于规范、情欲的理解，说明他对圣人之道又采取了相对化和他者化的立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儒学的质疑态度，也对儒教形而上学的合理主义思维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为其后学者以主情主义主张日本的主体性乃至优越性开拓了路径。

山鹿素行不仅对儒教作了有利于确立其日本主义思想的解释，还以“华夷变态”对待中国发生的“明清鼎革”。他认为，圣人之道自孔子之后已消失殆尽，汉唐宋明之徒皆未得圣人之道，宋儒提倡的则实为“异端”了。清朝的建立说明中国已“以夷变华”，彻底失去圣人之道的传统，因而唯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为“中国”、“中华”、“中朝”。在此，“中国”等概念已经虚化，不再是国家实体的名称，而是文化正统性和优越性的代名词。通过这样的逻辑转换，他完成了中日两国“华夷关系”的逆转。按照这一逻辑，山鹿素行便完成了由“慕华主义者”向“日本主义者”的转变。《配所残笔》（1675）记述了他克服“慕华意识”而达到日本主义的过程：“我等以前喜读异朝书籍……依之，不觉间以异朝诸事为好，本国系小国，以为万事均不及异朝，且圣人亦只能出自异朝。此种情况不仅限于我等，古今之学者皆然，羡慕并学习异朝。近来始有人以此为错误。信耳而不信目，舍近而求远，不及是非，实学者之大病也。”上述言论说明，山鹿素行已转向了“内部的”历史和传统，以此建设日本的主体性并展开了对儒教和中国的批判。

对山鹿素行来说，神道、武国等所谓日本的价值便成为他建构日本主义思维的基础，圣人之道则被当成了神道的辅翼。为此，他提出了复古和纯洁神道的方法和主张。首先，他要求日本复古至汉籍传来之前，以明“神灵之教”。他认为，自神功皇后亲征三韩，三韩朝贡献聘后，日本始知汉宇，凡中国之圣人与日本往古之神圣，其理一也，“故读其书则其义通，无所间隔，其趋向犹合符节，采挹斟酌则又以足补助，王化矣。”他由此批判了当时盲目的幕夏思想，认为在汉籍传来之前，日本已是无不兼备的“中国”，只是因为“神教”与“圣教”道理同一，所以日本方才“摘其经典，便其文字，以为今日之补拾也”。其次，他要求排除佛教、耶稣教等外来宗教对神道的影响，从而纯洁神道。他说：“盖三韩来服之后，外朝之典籍相通……神圣之道竟杂而不纯。今祖述往古之神敕宪章、人皇之圣教，唯悬象中华文物，与天地参非，万邦可并比而已。”显然，山鹿素行的上述主张隐含了从方法论和本体论上都可以解构儒教和日本人传统中国观的思维，因而异常接近了国学者的立场。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素行并不完全拒绝圣人之道，国学者则彻底否定之。

《谪居童问》（1668）、《中朝事实》（1669）等著作是山鹿素行确立日本主义思想的标志，也是他展开全面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批判的象征。他反对以岛夷自居的民族自卑心态，以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极力赞美日本的一切，认为日本在任何方面都优于中国、朝鲜。《中朝事实》自序云：“夫中国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可见，素行主要是从开辟、水土、皇统无穷和武德的四个角度来阐述他的日本主义思想。他论证日本是“中国”的依据，则是日本在文化、政治和地理上“得其中”。

第一，他认为，有关日本生成的“伊奘诺尊、伊奘册尊以磤驭虑屿为国中之柱，乃生大日本丰秋津洲”的传说，早以表明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磤驭虑屿者，言独立而不倚之称也。……国中者，中国也；柱者，建而不拔之称，恒久而不变也。大者，无相对；日者，阳之精，明而不惑之称；本者，深根固蒂也。丰者，盛大之称；秋津者，象其形也。”如此，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不会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则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与此相比，中国只是“中央之国日本”的“通信”之邻国，朝鲜则为“向本朝贡赋”之国，是日本的“藩国”、“属国”，都无法与日本比肩。

第二，继而以水土论的地理史观，确认日本为实实在在的“中国”。“独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阴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州，而利河海；后据绝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运漕之用。故四海之广，犹一家之约；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与此相比，中国则有“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易被夷狄侵犯”、“数易其姓”等五失，不如日本完美，更不用论朝鲜这样的卑贱小国。

第三，他从对“柱”的解释得出皇统万世无穷的结论，以此证明日本的“中国”地位。他认为“夫外朝易姓，殆三十姓，戎狄入王者数世”，正统性难以延续；朝鲜是易姓四氏，两度亡国；日本则是“自人皇迄于今日，过二千三百年，而天神之皇统竟不违”。而且，因为日本已建立并实行着宗庙之统、后妃之道、建立之法的三纲，“故皇统一立而万世世袭不变，天下皆受正朔而不贰其时，万国禀王命而不异其俗。……异域之外国岂可企望焉乎？”鉴于皇统的万世一系，素行提出了“尊朝廷”的问题，认为皇统是武统的根本。“朝廷者禁里也，承天照大神之苗裔，万万世之垂统也。故武将虽掌权，司四海之政务、文事、武事，尚是代朝廷管领万机之事，此理也。”在此，“君臣之礼”具有自然、绝对的性格，因而“保持君臣上下之仪，即是保持武家之大礼大义”，亦是“本朝之风俗人物胜于异域之要道”。上述尊王的武士道，已根本不同于近世初期只强调对藩主尽忠的一般的士道论，也不同于儒教的忠孝道德。从此，以天皇为特定对象的“忠”观念被贴上了武士道的标签，开始获得“日本的”、“传统的”性格。

第四，从武士道的立场出发，认为日本自始就是“武功之国”，而比中国优越。“凡开辟以来，神器灵物甚多，而以天琼矛为初，是乃尊武德以表雄义也。”这是最荒谬的非合理主义逻辑。素行仅以一根所谓神赐的“琼矛”就使日本赢得了“武德”的优越性，从而获得了“夷化四海”的合法性。他认为任那前来朝贡，是“外夷投化之始”；景行天皇征伐东夷，“自是虾夷朝贡不怠，教化大行于东方，绵绵以至今日”；神功皇后亲征西戎，三韩面缚服从，悉为我属国；神功皇后随后又平定南方七国，“中国之武德至此大盛矣”。按照这种循环逻辑，素行得出结论：“中朝之文物，更不愧于外朝，如其威武，外朝亦不可比伦。”《武家事纪》（1673）又将丰臣秀吉作为神功皇后“武威”的继承者加以赞扬：“及秀吉晚年，征伐朝鲜。其勇敢胆略，冠于古今。……显示本朝武威于异域者，神功皇后之后即在秀吉统治之时。”显然，视虾夷、朝鲜等为日本的附庸，是素行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本结构。他又奉应神天皇为“武神”，以此证明日本的“中国”地位和用武力实现该秩序的合理性。“应神帝生备圣武之形，奉谥八幡，为天下之武神，以其祭祀事之犹伊势御神，武家殊崇敬之。”显然，山鹿思想是“武力日本主义”，因而“进入近代以后，素行首先是以武士道论者，其次是国体论者、日本主义者而重新受到关注的”。

以与中国异质的尚武精神来确定自我，并主张日本“中华”地位的武力日本主义思想，不仅是当时士道论者的基本理念，也是近世日本人较为普遍的认识。山鹿素行较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构想，又鼓吹用武力实现这一秩序。他通过与中国的对比得出的日本优越之处即所谓国粹，成为当时日本人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奠定了近世民族主义的基础。“武力日本主义”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逆反，因而在实现近世日本人的同一性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显而易见，它又是一种为以“德”为“武”正名的思想，隐藏着扩张的内在冲动，为后来日本的历史走向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 国学家的中国观

——绝对的自我认同与相对的他者批判国学（Native　Studies）是近世日本知识阶层为了“自我认识、自我再发现、自我同定的学问”，是为了确立日本人的民族同一性（national　identity）而发现所谓“纯粹的”日本精神的思想和运动。对于这种“发现日本”（discoverying　japan）的民族主义思潮来说，中国是一个“不能忘记的他者”，所以“发现日本”也就意味着“发现中国”（discoverying　china）。从这个角度说，国学又是对儒教的反动，是近世日本知识阶层试图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的努力，是对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思潮和运动。虽然都是为了确立日本人的同一性（identity），前者是以创建“大和魂”，即创立以大和语、物哀、神道思想为代表的日本精神的方式为日本人的身份建构提供本体意义上的依据；后者则是指排斥儒佛及中国，即通过消除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确立日本的主体性乃至对中国的优越性。因此，讨论国学者的中国认识就必须结合其对自身的认识进行：对国学者来说，“发现中国”是“发现日本”不可或缺的条件，两者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强有力地完成中国的“他者化”，彻底清除一切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污染”，才能主张日本及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因此，国学不仅是一种中国“他者化”甚至“矮小化”的作业，更是一种自我“特征化”乃至“神圣化”的作业。它意味着，国学者的中国认识被自觉地赋予了为彰显大和魂而与中国文化对抗的意识形态性和暴力性。这就是近世国学者中国认识的思维构造。

因为“异国”文化带给日本人的痛苦，最终只能通过对它的排斥和否定才能得到解决。国学的称呼本身也显示出与汉学相对抗的意识，因而又被称为“和学”、“皇朝学”等。国学家提出：日本乃神国，因而是世界万国中最伟大的国家。基于这个基本立场，在国学家看来，儒学无视与生俱来的人的自然感情，因而要摒弃“唐心”，复归信奉儒教之前的“大和心”。总之，国学家是要彻底否定日本历史上遵从儒家、仰慕中国的传统。因此，与古学派回归孔孟相比，国学家的理论依据是以皇国史观为原点的复古神道，即源于“记纪”的“建国神话”。国学的思考路径虽然曾受到古学派的影响，其目标却与古学派大相径庭：国学“与追索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儒家的研究相对，要努力从日本自身古代社会中挖掘出更高的理想社会，这即是支撑国学运动的强烈的信念”。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近世国学者掀起了一场对“古道和原乡（nostalgia）的探求”的思想和运动，由此走上了一条极端排斥儒佛等外来文化的日本主义道路。

国学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起源于对17世纪歌学者对日本古典、古语的研究。在其孕育阶段，户田茂睡、下河边长流、契冲等提倡歌道之复古，展开了对《万叶集》的注释和研究，特别是契冲开创了考证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国学的开端。这一时期，他们的中国认识还有浓厚的中世色彩，仍停留于“神儒佛三教调和论”的框架之内。在国学的第二阶段，荷田春满对歌学糅入“道学”的因素，后被贺茂真渊所继承和发展。他们尝试着创建独自的话语体系，开始在“古道”与“儒佛”的对立图式下展开“自他”的叙述，即视儒佛为招致内部邪恶的“外部的”异质的元素而加以排斥。在国学的完成阶段，本居宣长不仅从语言、文学、国体等方面展开了对儒佛的全面批判，还将“记纪神话”直接当成事实，开始从宇宙论的角度确立古道对儒佛的形而上学的优越性，试图以神学世界观彻底颠覆儒教合理主义的价值体系。平田笃胤继承宣长古道观，强化了其神道主义与国粹主义的性格。

国学代表了江户时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最高水平，不仅标志着日本人文化同质性的理论建设基本完成，还确立了一种以所谓“日本精神”来否定和排斥儒教及中国的绝对日本主义的中国观。发现他者，本来就含着压迫他者的意味，近世国学者中国观所强调的日本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观念“还隐藏着向国外扩张的冲动”以及使这种扩张合法化的理论资源。他们的中国观是一种用所谓“日本的”传统来建立其中国认识的类型，与幕末洋学者用所谓“近代的”概念和范式来建构其中国认识的思路正好相反。前者着重从特殊性的角度，后者则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和对中国的优越性。国学者的中国认识是极端自我和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现，因而在非理性的环境或面临危机的时刻易被发挥和利用。他们的中国认识虽然并非江户时代的主流，却作为近世知识阶层中国观的一种重要类型，不仅与洋学者的中国观一道为幕末明治期中国蔑视观的形成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因此在明治维新后被重新发掘而用于主张日本东亚政略的正当性。

一、国学孕育阶段的中国认识：神儒佛三教一致下的中国观

户田茂睡、契冲等作为国学的先驱，一方面开始批判中世和歌的秘事口传主义，倡导歌道之复古，坚持以神道为中心和本源，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他们在方法论上仍未完全摆脱前代的秘事口传主义，其思想亦拘囿于以神道为主的神儒佛三教一致说。所以，即便他们产生了对异国及其文化的“自觉”，甚至开始展现出排斥儒佛的倾向，其中国观仍局限于“神儒佛三教一致”这一话语框架之内。

1、复古思潮与国学的萌芽

相异是相同的必然结局。儒教传入日本后，它的价值体系便构成了日本人“文化自我”的根基。这导致了日本人“政治的自我”与“文化的自我”的分裂乃至紧张关系。国学实际上就是近世为消除这一紧张关系的最为典型的文学和思想政治运动。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他们文化的“故国”；毕竟他们身处日本，中国又是他们政治上的“异乡”。此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仅不能塑造日本人的文化主体意识，反而导致了日本人的自卑心理和强烈的危机感。因此，为主张自我的独立存在，日本必须自行推进与中国及其文化的差异化。只有强有力地完成中国的“他者化”，才能主张日本及日本文化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为确定自我的主体性，日本不仅需要排斥外来的各种文化（发现他者），同时需要创造“日本的”传统（发现日本）。在这种思维下，只要是异于儒教中国或佛教的文化成分，就被认为是“日本的”文化。进入江户时代，一种被认为能将日本和中国区分开来的“思维”，就开始被以国学者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创造和发现出来。

当然，在江户时代前后，随着古典儒教共同体的衰落、神国思想的发展、空间的均质化等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首先为日本“自主化”的倾向提供了基础。而促使这种倾向最终成为一种现实的思潮和运动，还得益于17世纪前后经济的发展、学问的普及和发达、日本的对外交往和新接触等国内外环境的改变。

第一，近世初期，德川家康通过实行“参觐交代”、四民制度和独尊朱子学等措施，严密控制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牢固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幕藩体制，日本由此进入了“幕藩体制下的天下太平时期”。至此，国内和平稳定，人人各得其所，为经济的发展和学问的普及准备了条件。

17世纪中期以后农业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民开始出现了剩余，町人的经济实力不断扩大。因此，庶民对学问和教育的需求、消费也随之增加，这也成为学问普及、发达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特别是随着町人阶层的崛起，逐渐掌握了经济文化的实权。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和学问普及的结果，庶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开始形成，“15至16世纪，文化的创造，从僧侣和武士阶级逐渐转移到民众方面，至17世纪末期完成了这种转移。文化的主力军，在日本历史上开始基本上从统治阶级转移到被统治阶级”。庶民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是日本文化史上一件划时代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庶民开始分享贵族和武士阶级的文化，还预示着全民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于是，各阶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并有了稳定的渠道，学问也因此迅速普及开来。而且，町人、平民也依据自己文艺娱乐的需要，创造了许多新的文艺形式，迎来了繁荣的平民文学时代。

和歌的变化最为明显。在中世，歌学的主力仍是继承了平安时代传统的公卿贵族，和歌是他们借以对抗武士，保证其正统性和文化优越性的自我防卫工具。因此，歌学被规定了种种形式主义的限制，妨碍了感情的自由表达。17世纪左右，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随着町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一个讴歌“资本”的崭新时代终于到来。无论道学（儒学、古学等），还是文学领域，都出现了肯定人欲的时代风潮，从而形成了自由豁达的世风。和歌也不再为公卿所垄断，开始从“殿堂转入民间”，成为庶民“追求情意满足”的重要方式。于是，追求自由、素朴、纯粹感情表现之歌风的下河边长流、契冲和户田茂睡等歌学者，终于作为中世歌学的批判者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人性的自觉”的时代思潮恰恰是复古国学兴起的内在根源。

第二，在经济发展、学问普及等背景下，学问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学术界也出现了自由研究、复古和批判风格的思想倾向。而17世纪40年代随着“锁国”的完成，日本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几乎停滞下来，这事实上又使日本人“文化的兴趣面向了内部，以致日本文化开始实现独自的内在的发酵”，同时也造成了“排外意识的抬头”。这一转变意味着外来文化必须完成它的“本土化”（日本化）的历程。它包含着两层意味：一是异域文化被吸收、融合而沉淀为新的民族文化；再就是异于外来文化的新文化不断被发现和创造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种新生文化都被赋予了对抗异域文化的功能和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独尊朱子学、汉土发生“华夷变态”则成为促使日本积极谋求主体地位的两大催化剂。17世纪中叶，清朝取代明朝，被江户时代的儒学者认为是“华夷变态”，从而极大地促使了日本“自主化”乃至“中华化”的倾向。“华夷变态”的提出，表明以儒教为基础的东亚秩序的传统认同开始瓦解，日本需要在东亚世界中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它不仅造成了日本人的文化认同（对儒教的认同）危机，更重要的是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观的建立提供了可能。从此，日本认为中国已转为“夷狄”，日本争取成为“中华”的契机已然来到，而以汉唐正统自居，开始以中国为“他者”进行着东亚中心的自我想象。这种想象以复古儒教古典的方式，以解构儒教之道为手段，形成了以“文化向内部收敛”为特征的日本主义思潮。古学派的创立者——山鹿素行（1622—1685）就试图扭转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华夷秩序观，自称日本为“中国”、“中华”、“中朝”，并说在智仁勇上日本远胜于外国。他摆脱了当时社会对中国的盲目崇拜，极力赞美日本的一切：“夫中国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延，焕乎文物，赫乎武德，以可比天壤也。”显然，这种源自儒教内部的复古排儒的倾向也是国学诞生的思想根源之一。

幕府独尊朱子学也导致了日本排斥儒教的倾向。在幕藩体制下，儒教虽是压制人民的工具，然幕府普及并奖励儒教的措施客观上仍导致了学问研究的热潮，促进了学问的普及。同时，这种措施还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即使尊中国、卑日本的风潮在儒者之间扩大开来。比如，林罗山就认为中国的吴太伯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一说法首先招致了德川光国的严厉批评，以致他要设立史局，究明日本的历史而摆脱文化上对中国的附属地位。可以说，“尊儒”思潮不可避免地酿造了它自身的对立物——排儒、反儒的思想和运动。于是，17世纪中后期，日本出现了与朱子学相对抗的古学、阳明学等学术流派。它们虽然作为源自内部的对朱子学的反动，而与朱子学保持着内在联系，却也出现了排儒的倾向。因为对后世儒学（朱子学）的疑惑和不满，也就引发了他们要复古儒教古典而“释道”的趋势。当然，这种复古的方法论后来被国学者所模仿和继承，以致他们也要面向日本的古典而去寻找道之“真谛”，发现“日本的传统”。

第三，17世纪前后，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由此引起的向东扩张，除传统的中国、朝鲜外，日本开始了与东南亚、西欧一些国家的接触。尤其是16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的传来急遽扩大了日本人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并促进了日本人对本国的自觉认识。例如，幕府统治者开始以“日本为神国”为依据而禁止天主教，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神国”日本的想象；知识阶层则以“复古”之名，从改造与否定儒教的内外两个方向，对儒教进行彻底化操作，意图颠覆古典的东亚儒教共同体。

日本人也开始重新认识本国的历史，从政府到民间都兴起了大规模的历史编纂事业。至于17世纪中期，作为“御三卿”的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为了提倡儒教的“大义名分”思想，更是设立史局，广招人才，编纂纪传体的《大日本史》。这种修史风潮是近世国学兴起的直接契机，因为编写历史就必须对日本的古典和古语进行研究。于是，精通古语的下河边长流和契冲也被邀请加入水户藩的修史队伍，最后契冲完成了宏篇巨著《万叶代匠记》40卷，开创了国学研究的先河。

综上而言，上述几个因素共同指向了“文化向内部收敛”的倾向，由此为“日本文物”的发现和创造准备了基础。随着天下太平时期的到来，由排斥儒教而引发的“发现日本”的复古思潮和运动便兴盛起来。

虽说都是“复古”，与古学者从对儒教古典的解释出发而解构儒教中国的“外部视角”相比，国学者则是从“内部”来发掘异于中国的“日本的文物”，即从他们自认为体现了本民族纯粹性的“日本古典”来寻找否定儒教道统的依据。这种区别的形成，缘于国学者自认为承担了确立民族认同的职责，即彻底清除历史上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发现所谓“日本精神”而确立日本人的主体性和同一性。因此，对国学者来说，受外来文化影响之前的日本古代，就被看成了自然保持着协调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神和自然浑然一体，所有人的欲求都能得到满足，一切都是最真的。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会还保留着纯粹的民族精神。这种思想决定了国学运动是以一种对“古道和原乡的探求”的形式表现出来。

“向原乡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和祖先文化的“发明”和“创建”，是对历史记忆的唤起和知识化。祖先文化和历史的共有不仅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感的源泉，也连接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如印度民族主义者巴纳吉所说，“怀着崇敬之念走近你们祖先留下的神圣记录吧。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学到的是受到尊崇的祖先的言行。正是有了它，你们今日的存在才被认同”，在民族的形成期，为了民族的觉醒对祖先历史的言及是最有效的。由于现在的文化通常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污染”，所以对“纯粹的”祖先文化的回归便成为唯一的方法。通常对有关民族性的思维方法加以体系化的主要是一些历史学家和诗人，他们也常常是依据祖先神话、古代历史和诗歌而发现民族性的依据。近世日本也毫无例外，作为起源于和歌革新运动的国学思潮和运动，就立足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古典，进行着所谓“传统的”、“纯粹的”文化的创建，以期消除儒佛之道等外来文化对“日本精神”的污染，回到儒佛传入之前的理想状态，从而确定日本人的主体意识。从契冲的《万叶集》研究，到春满的《日本书纪》研究，再到真渊的《万叶集》研究，进而到宣长的《古事记》研究，国学者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他们自认为体现了“日本精神”的所有古典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世日本国学也可以说是“创造型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原型。也正是如此，国学者就将江户日本“解构儒教”和“重构日本”的两个倾向都推到了极致。

对国学者来说，他们所要创建的纯粹的日本精神就是日本古典所体现的“古语古义”。即是说，它们必须是异于或自认为异于儒教中国或佛教的文化成分，这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最先由户田茂睡、契冲等提出的以情为先的“真心”或“和歌之道”，经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的发展，最终以本居宣长为完成者，创建了以物哀为基础的主情主义思想，而与儒教劝善惩恶的文艺观相对；二是由契冲所开创的对语言本身的研究，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的发展，促使语言本身成为区分自他的最重要的标识，最终以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排斥汉字；三是从仍主张神儒佛一致的户田茂睡、契冲开始，经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发展，以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为完成者，最终创建了尊天皇的复古神道，而与儒教的圣人之道全面相对。

对于建构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来说，古语（大和语）的发现最为重要。它可以说是从最本质的层面来追问日本精神的存立问题，与试图以解构儒道而创建日本人同一性的古学派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真渊、宣长等之所以要求排斥汉字并回归口诵的古语，一方面是为了排除对日本古典的“汉意”和“后世意”这种主观、随意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因为语言本身的意义实在太重要：语言是民族灵魂之所在，是文化的纯粹性的最重要的保证，甚至是“决定民族归属的唯一指标”。对他们来说，汉语是对古语的破坏者和侵入者，因而对汉字的排斥本身就意味着“内部”的形成。只有在和歌或古典这种“纯粹的”环境才能寻找和发现“独特的”古语，才能为物哀、尊皇的神道思想等“纯粹的”日本精神提供保证。国学者以大和语为基础而建构的主情主义思想，虽然有点“文学自律”的意味，更主要却是承担与儒教相对抗的政治功能，而与大和语一道为他们排斥儒佛乃至建立尊皇的神国观提供理论支持。

国学者不仅是以大和语、物哀（歌学）和复古神道（神学）等所谓纯粹的日本精神来建设日本的主体性和同一性，还以此全面排斥儒教及中国，进而建立其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中国观。他们的中国认识不仅旨在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积极意义，而从理论上摧毁儒教的价值体系，还意在拉开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它同时作为一种以传统来主张日本优越性的思潮，与仍在儒教话语的框架内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观的古学等，对近世日本慕华、崇华的一般意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2、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户田茂睡

国学起源于对日本的古典、古语的研究。作为城市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学运动，最初只是对中世歌学的革新，代表人物有户田茂睡、下河边长流和契冲。

户田茂睡（1629—1706）出身直属德川将军的名门世家，具有作为武士的强烈的“选民意识”。他虽然在政治上极不得意，几乎被迫过着隐居的生活，却始终维持了作为武士的“自我认同（identity）”。这使他有更多时间思考现实政治、生活等问题。他所生活的元禄年间，正是和歌深入市井，成为町人文化的重要方面的时代。因此，户田茂睡怀着“圣朝有古道，荒芜少人迹。我来试登攀，悠悠忆往昔”。的心情，对中世形式主义的公卿歌学进行了尖锐抨击，提倡歌学上的“古道”，因而被誉为：“凡于歌道称古学者，此人为近世之魁，可与秦之陈涉相比。”

以元禄年间人欲肯定的时代风潮为背景，户田茂睡大力倡导歌道之复古，强调和歌的本质在于“情”。他认为，中世歌学受限于制词、秘事口传、偏佛教的解释等因素，因而是导致和歌衰退的端由。和歌应以《万叶集》和“三代集”为典范，不应为某个阶层所独占，也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因为“和歌是大和语，因而没有不歌咏人所言之口语的和歌”③，所以它的本来面貌是“唯用大和语率直地咏唱自己的心情”。显然，以“口语”（人性）与大和语（特殊性）的内在联系为和歌的根本，足以使茂睡成为“复古国学的发端”。

尽管茂睡主张“和歌之道以情为先，故不嫌恋爱之道”，然如下文所示，“和歌始自上代，出自天子之御心，乃一治国守身之道也”，“所谓和歌，调和人心，使人知物哀者也。后成既符仁德，又赖佛道之道，所极者与儒佛之教相同。……人有智慧，故会招致邪欲而蒙蔽本心，故有儒佛之教，欲明人之本心。其在佛道则谓发明，在儒道则谓明德，在和歌则谓情”，他的论述归根结底只是一种神儒佛一致论下的和歌的功能论，不仅没有接触到文学的本质，还带有强烈的道德性和伦理性，因而与本居宣长的“物哀文艺观”有着显著分别。

茂睡关于神儒佛的理解也与他的和歌论一样呈现出相同的思维构造，即仍未能超出当时已成为民间常识的中世吉田神道的“根叶花实说”，即“神道为万法之根源，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尽管这种认识构造还有强烈的中世思维的色彩，然而由于受到江户初期排佛思潮的影响，茂睡的佛教观已超越了中世日本的认识水平。在他看来，佛教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重视“来世”的立场，因而背离了神法、人道，不外乎“邪道”、“非道”：“人生于此国，食此土之五谷而助命。然欲立出家之佛法用于人，而打破神法、人道者，大外道心也。”因此，他明确指出佛教不符合神国日本的历史、风俗和阴阳和合之道，“此国神国也。……此国之肇始，此国之御主，此国人之祖先，天照大神也。佛法不合天照大神之御心，方乃道理也”，要求排除佛教对和歌及神道的负面影响。

显然，茂睡的排佛论所依据的是神道、儒教和阴阳道的原理。对理解和歌和神道来说，佛教值得排斥，儒学和阴阳道则是应该依赖的对象，它们与神道是一种“以枝叶表现本源”的关系。因此，他坚持“神道第一”的立场，以儒教为神道的辅助和末端：“人道者，恒常之作法也。立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者，儒道也。人心诚少成，背人道，故立此教。所谓老庄之道超仁义者，此故也。神道者大道也，人道者，神道之末也”；他同时借助阴阳道来理解神道，其晚年所著的《末学初见集》，整篇就是“配阴阳之二元于天地之万象，以此二元之作用，说天地成立之道理。”上述论述说明，茂睡的儒教和中国认识还拘囿于三教一致论的话语体系之内，也体现出作为江户初期学问一环的时代特征。

归根结底，茂睡的中国认识，与他对“内部”（神道）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所理解的神道不仅体现出偏儒教的解释，还表现出以偏幕府的武士立场而强调“公武分离”的江户初期的时代特征。这意味着，茂睡并未形成对“神道作为日本固有之道”的自觉，因此就未能像契冲那样基于语言——文献学的方法来追问神道的独立和本质等问题。同时，他虽然也主张“和歌乃神道之枝叶”，事实上却并未建立起歌道与神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不像随后的国学者那样以神道为和歌的基础。总之，对茂睡来说，无论是歌论、神道观，还是中国认识，都明显受到了中世或江户初期神儒佛一致论的限制，因此他又被有些学者（本居宣长等）排除在国学者的行列之外。

3、国学先驱者的中国认识——契冲

虽与户田茂睡相处同一时代，又有着类似的出身和境遇，真言宗僧侣出身的契冲（1640—1701）却以一种反幕府的立场强烈排斥中世以来的秘事口传主义，“根据古书而破近来之妄说，始发现歌学本来之面目”。契冲弃佛儒而依日本古典，意图以此突破中世歌学及仍深陷其中的当代歌学（如“茂睡歌学”）所受的制约，发现歌道的本质。这是日本和歌史的一次重要转变，对其后歌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据本居宣长说，他也是由此“始悟道之本义”。1683年，受下河边长流（1627—1686）推荐，契冲受命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开始展开对《万叶集》的注释和评论，据此写出著名的《万叶代匠记》。与长流、茂睡不同，契冲开创了对古典的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即开始基于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来探讨古道的本质，因而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奠定了复古国学的基础，由此被视为国学的始祖。按照本居宣长的评论：“我国古学，早经契冲开始。”此后，被大国隆正称为“国学四大人”的春满、真渊、宣长、笃胤都继承了由契冲开创的国学传统，不仅逐渐自古典引出了复古神道、物哀等独特的思想体系，还对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甚至否认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

文献学的终极目的是以一种选择性和区别性的注释、文本批评、语言史等方式来阐明和发现国民文化，因而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暴力性。例如，就语音和文字来说，契冲主张说，“本朝之音”因为“能通梵音”，故比不符合梵文的中国音和朝鲜音“详雅”、优越。虽然他的语音优越论是以梵文为基准，也与具有明确“自他认识”的汉字排斥论有着本质区别，然这种方法论的特性也确实地影响着契冲乃至以后国学者的儒教认识。不过，在契冲乃至随后的荷田春满那里，语言仍只是理解古代文化的方法和手段，及至真渊、宣长，语言不仅具备了方法论的意义，本身也成为区分自我乃至建立自我对他者优越性的本体性依据。这种作业恰恰是“发现他者”的最为基础的工作。

基于对古典的文献学解释和研究，契冲建立了其独特的歌道观、神道观及立足于此的儒佛认识。关于和歌，他说，“由家至国，由国至天下，为用者不少。世之荣衰，亦与和歌同也。况此歌乃神所创始之道，我朝无双之事也。此故《藤原敦光朝臣和歌序》云，我朝风俗以和歌为本，生于志形于言，记一事咏一物，诚为讽喻之端，长显君臣之美。”显然，契冲所理解的和歌具有唯一性和道德性、政治性的鲜明特征。这说明，契冲的和歌观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即它体现了和歌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两难。

第一，契冲一方面强调和歌是由神道所派生，即它是神所开创的神圣之道，是日本独自的传统。所以即便歌道呈衰落之势却“仍未消亡”，由此通过探求和歌之道，也就可以实现祖宗之道。另一方面，契冲又强调和歌与神儒佛三道相通，具有辅助修身、治国的道德性、政治性。基于教化意义上的一致性，契冲欲以和歌来包容、统一“互忘主宾、交资峙立”的神儒佛三道：“道之所行日域，其大者有三焉：曰神道，曰儒教，曰佛法。……三道犹如经之缕缕有别。经必待纬始成蜀棉，出吴绫。连接三道而恰似纬者，唯和歌而已。”第二，契冲一方面强调和歌是自然纯真之感情的流露，“和歌（之真义）乃……世间真情之满足”，“歌乃拂扫胸中俗尘之玉帚”。这种强调人类纯朴心情之解放的歌道观体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誉为本居宣长“物哀文艺观的最初形态”。另一方面，契冲和歌所体现的文学性却源自其道德性和实践性。在契冲看来，正因和歌是神所创始的无上之道，所以必然对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发挥规范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契冲的和歌论与宣长的物哀论又是根本对立的产物。显然，对和歌道德性的“拘泥”，不仅是契冲自身无法超越的界限，也决定了他无法像宣长那样由此引出和歌或物语对儒教劝惩文艺观的优越性。

契冲的神道观同样体现了这种两难。他一方面强调神道为日本独自的传统和文化的根本，显示了对日本古代精神的憧憬：“本朝神国也，故史籍、公事均以神为先、人为后。上古惟以神道治天下。”因为神道为日本所独有，所以与儒佛必然存在差异，即“奇哉神道：神神自知只适性、圣圣亲行不矫情、不说不学无字无书”。另一方面，契冲又特别重视神道的道德教化意义，以此解释神儒佛之间乃至与和歌的共通性。例如，他认为神儒佛三教在“柔和”这一性质上存在一致性：日本以“倭”为名，“倭”与“和”音义相同，意指“柔顺”；儒教崇尚“以和为贵”，“儒即柔也”；佛教也以“柔和忍辱”为宗旨。正因为“神道有与佛法、儒道相通之处”，所以“咏歌之人应以神道为本，兼取儒佛，不宜有取舍之心”。因此，在作为教化之道的意义上，神儒佛三教仍被契冲置于同等的地位。显然，这种两难之境说明，虽然提出了神道的独自性等问题，契冲却并不能像本居宣长那样自神道与和歌发现“独自的、日本的”意义，更不能由此建立起它们对儒佛之道的优越性。这意味着，契冲的儒佛认识仍受到“神儒佛一致论”的话语体系和作为一个真言宗僧人的自我认同（identity）的影响。他的神道观和儒佛认识吸取了两部神道的元素，带有浓厚的神儒佛调合色彩；契冲很早就已出家，终生没有还俗，始终维持了一个真言宗僧人的自我归属，而以“即身成佛为理想之境”。

虽然契冲的思想还有明显的“神儒佛三教一致说”的痕迹，却与中世的神儒佛认识呈现出不同的思维构造，即它蕴涵了神道自我纯洁化的路径及脱离三教一致论的倾向。首先，契冲的神道观及儒佛认识已开始立足于“日本的”风土，从而揭示了神道纯粹性的问题。例如，他批评垂迹思想说，“凡不测谓为神，故不可动辄以权迹论。……神代亦然，依儒道佛道则常有相违之事”。关于日本古代的近亲结婚，他也解释说，“本朝以神道为本，然既是神代以来发生的事情，则不可胡乱议论。”可见，关于神道的理解，契冲排除了来自儒佛的演绎与应用，始终坚持以神道为中心，即“神及神道的观念已成为契冲思想的基础”。不仅如此，在契冲看来，即便是在儒佛传来后，神道仍保持了它的纯粹性。他认为，由于神道淳朴而无文字，所以只有《先代旧事本纪》、《古事记》等古书记载了诸神的事迹，只有朝廷的公事、神社的祭祀体现了它的遗风。可见，契冲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回归古代”的课题，却首次揭示了它的路径和可能性，因而是其后国学者古道观的重要阶梯。

其次，如前所述，契冲不仅区分了神道与儒佛之间的异同，还提出了神道的独自性乃至优越性的问题。譬如，契冲批判中国说，频繁更迭的王朝造成杀戮，移世改姓，不及万世一系的日本：“此国原为日神传皇统，至于人代亦是一姓永相续，连绵至今，地虽逼于东海，亦是谓为中华之汉朝者所不及也。此乃神力使然也。”契冲的这一主张，不仅被后来的国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到近世后期也成为日本人展开儒教和中国批判的一般话语。

再次，契冲虽然并不全面排斥儒教的思想和伦理，却也萌生了排儒的倾向。对他来说，儒教在日本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作为教化之道，有利于天下、国家、家庭，但它终究不过是外朝之道。因此，他坚决反对当时儒家神道普遍接受的“天照大神即太伯”说，强调“我等居于此岛，全赖神之恩赐”。

总之，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歌道论、神道论以及立足于此的儒佛认识，契冲都超越了长流和茂睡的局限，因而从内容（古道观）和形式（研究方法）上都奠定了复古国学的基础。他不仅建立了歌道与神道的直接联系，视它们为日本独自的传统，还以歌道与神道为中心，建立了异于中世的“神儒佛调和说”，同时露出脱离三教一致论的倾向。

二、国学确立阶段的中国认识：国学话语体系的创建与儒佛的排斥

荷田春满与贺茂真渊继承了契冲所开创的古学传统，开始了欲摆脱旧的世界观而建立独自的国学话语体系的尝试，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荷田春满首次明确了国学的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由此建立了“发现日本”与“发现中国”之间的内在关联，即开创了为复兴古道而否定、排斥儒佛的先河，奠定了其后国学者认识中国的基调。由于他的古学观仍受到汉学的深刻影响，所以他既无法建立起完整的国学思想体系，也无力对儒佛展开有效而彻底的批判。贺茂真渊以“儒佛传来之前”的日本上代为基准，开始超越“华夷思想”的思考框架，建立了一种自认为体现了日本独自性和优越性的自然主义世界观（话语体系），并以这种“自然的”古语、歌道、神道等为依据，展开了对儒教和佛教的全面批判，形成了近世国学者中国观的“骨骼”。

1、荷田春满的中国认识

荷田春满（1668—1736）出生于京都伏见稻荷神社的一个神官家庭，自幼便受到了家传歌学和稻荷神道的熏陶和影响。他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契冲在歌学方面的遗产，还转向了对《日本书纪》等古典的研究和注释，大力提倡并提出了独自的复古神道体系，赋予国学一种作为“道学”的规范性，也打开了使国学脱离实证的、客观的古典研究而转向“主观的”道学的路径。为究明并复兴古道，他的研究和著述集中于神祗道学和歌学，并扩展到了国史学、国语学、律令制度等领域。代表作有《万叶集僻案抄》、《万叶童蒙抄》、《伊势物语童子问》、《创学校启》、《日本书纪神代卷箚记》等。他曾在江户和京都收徒讲授歌学和神道，门徒有荷田在满、贺茂真渊等，对近世知识阶层的神道观及儒佛认识有较大影响。

与局限于“神儒佛调和说”的契冲相比，荷田春满以复兴古道为宗旨，开始了摆脱这一思维构造而建立独自的话语体系和世界观的尝试。因此，他一方面比契冲更致力于纯粹的“日本精神”（歌道和神祗道学）的探究，另一方面着手排斥作为“异端邪说”的儒佛，要求消除它们对日本古道的蒙蔽和污染。同时，他发展了由契冲开创的古典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明确提出了“古语——古义——古道”的思考范式，进一步明确了国学的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由于春满国学的复古主义和国粹主义性格，他因此被幕末占国学主流的平田派国学者称为“复古主义国学的始祖”、“引出神道之真，开创道统的人”。

荷田春满的歌道观及其中国认识

与仍局限于和歌和物语的契冲古学相比,荷田春满提出了与“儒教的古学”、“汉学”相对的“本朝的古学”即“古学”等自我规定性的概念，欲从内部（神道、歌道、国史学等）和外部（律令制度、有职之学等）来把握日本古代的文化精神。从此，神道、歌道、国史学、言语学等都在“古学”或“古道”（日本精神）的名义下获得一致性。它们在不断被发现和创造的同时，又被赋予与儒教相对抗的意识形态性。

荷田春满奉行《日本书纪》至上主义，该书的“神代卷”更是其古学的源泉和出发点。对他来说，只有《日本书纪》等神道古典才体现了纯粹的日本风土和“日本精神”，只是由于儒佛的传入，歌道被赋予“虚空”的意义而不断衰落，神道也杂而不纯，日益衰败。因此，为复兴日本的古道，进而树立日本对世界万国的优越性，他一方面致力于自日本古典发现独自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展开了对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批判乃至排斥，开启了为宣扬古道而排斥外来文化的先河。鉴于春满所要构建的古学主要体现于歌学和神祗道学方面，因此下面就结合其歌道观和神道观来探讨他的儒佛认识。

歌道是荷田春满构建古学的基础。在他看来，古代的歌道以歌咏“事实”为宗旨，而后世歌学由于偏离了《万叶集》、掺入了儒佛因素等等，造成了它的衰落和变质。因此，为恢复古代的歌道，他一方面强烈抨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歌学，数落其对《万叶集》的背叛、对秘传秘授的拘泥等弊端，指出，和歌作为日本独自的传统必须以《万叶集》为本源，“歌学之源，惟在于万叶集”，而相对于《日本书纪》，《万叶集》也不过为末梢：“万叶集末也，日本书纪本也。”另一方面，他认为必须排除歌学所渗入的儒佛因素，强调和歌只能用歌道的道理来解释。他指出，古代的歌道表现“真实”（makoto），“以求实为歌之道”，是体现了“实情”即“真实之人情”的歌道，它“皆咏事实”而不像佛教那样“唱虚空景物”，也不像儒教那样“咏不遇之境”。儒教关于歌学的“仁义礼智之说，牵强附会也”，因而是复兴歌道应该排除的德目；佛教关于歌道的解释亦尽是“邪说伪说”，“于歌书之注引仙老之书而得其意者，佛老者之所为也。引神书、佛书而论者，亦同也。歌书当以歌书方知其意。佛老者不知歌道，歌学者不知佛老，唯欲高尚其理，以致多生牵强附会之说，皆不足取。”显然，为了摆脱儒佛加于和歌的道德性束缚，荷田春满的歌道观已出现了抑儒而排佛的倾向。

尽管如此，春满的和歌观并非是要否定歌道的道德性，因为他所理解的“实情”并不是文学自律的结果，而是指不包括“俚俗之情”在内的“雅情”，仍具有鲜明的道德性。譬如，他认为好色和色道背人伦，是歌道衰败之根源，主张“大凡著书，乃为道，为世，为人”，强调和歌的道德教化意义。对他来说，儒佛尤其是佛教赋予和歌的道德性应予以否定，和歌应向作为“万世之教圣”的《日本书纪》和作为“不易的劝善惩恶之书”的《万叶集》寻求“劝惩的教诫”，以神道为其规范性的基础：“宜学作为正道的《日本书纪•神代卷》，观神代善恶之神的言行，而求劝善惩恶之教诫。”

显然，春满的和歌观及其对和歌所作的价值性判断说明，他的和歌观仍受到儒教及劝惩主义思维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汉学的影响不仅体现于他的古学，还体现于他的方法论。一个明显的事例是，他经常祖述《论语》的有关论述说明他的歌学和神祗道学。例如，他援用《论语•学而》的“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说：“《三代实录》的‘有常传’亦写‘性清警有仪望’，当有‘贫而无谄’之意。”他关于《万叶集抄》的写作动机，对此进行了总结性的说明：“我作《万叶集抄》，不拘事实，只以咏道为本。此本朝神祗道学德风之所依，窃可比于孔子之不作诗也。”可见，这种对孔子及《论语》的异常重视和尊重，说明他在很多方面仍是古典的“儒教内容的遵奉者”。

荷田春满的神道观及其中国认识

神道是荷田春满构建古学的根本和出发点。从著作年代看，荷田春满关于神道的研究在其青年时期（出府以前的时代，即1700年以前）和中年时期（1700至1723年）就几乎完成，关于歌文学的研究则是在中年时期和晚年（1723至1736）所完成。对他来说，讨论神道之前首先必须对它“正名”。他认为，“道”只意味着“神道”，与歌道虽然同为“日本精神”而保持着一致性，却是完全异质的概念。“此歌之意，乃云神代六首之歌。其成至极之传授，专为诸家极秘者也。知本朝之道之人甚少，故以和歌认作本朝之道的根本，乃立传授者也。和歌仅是用语言表达当然之思者也。以此为道之根本，大谬也。本朝之道，简化于神代上下卷者也。……以歌认作道，则有大谬也。”显然，肯定“道”的排他性，是荷田春满为依据《日本书纪•神代卷》而提出独自的神道观作准备。

荷田春满认为，所谓“道”或“古道”就是“神道”、“神祗道”、“本朝之道”，是与儒佛相对的概念：“此神武帝时代之道，虽无神道之名，却是真正之神道王道。后世儒佛杂入，始有神道之名也。”即是说，神道是一个依据日本风土独自发展起来的概念：“我国之教是神代以来的古老之教，故立一道，既不见于儒书之教，亦不识于佛书之教。国亦称为神国，道亦称为神道，教亦称为神教。”同样，它作为规范人们生活方式的“本朝之教”、“神教”，也与“异国之教”存在根本差异：“日本之教若以道理则不教，唐土之教则以理而传。当可知在我国什么皆是以物相传，以作为相传，比于器物相传之意。若不辨此意，则神祗道不通。”因为神道是完全自主的道，所以就保持了自身的独自性（纯粹性）。“本国之说，依本教，既不随佛教，亦不随周公孔子，随本国、本教之说为我道。他坚信，神道、神教为神国日本所独有，故具有对儒佛乃至世界万国之道的形而上的优越性：“日本乃神裔所存之国，胜于万国，教亦胜于万国也。”由上可见，对荷田春满来说，神道不仅是优于儒佛的自主的道，更是一种绝对至上的道。

上述论述显然已定下了荷田春满的儒佛认识的基调，即他对儒佛已形成了作为“异国之道”的明确自觉，开始试图以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重新认识和把握。于是，他的儒佛认识就在下述语境下展开：为复兴神道，一方面必须依据《日本书纪•神代卷》而发现日本独自的神道，另一方面必须排斥各种习合神道学说，即排除“杂入”神道的儒佛因素。

第一，在春满看来，佛教是“虚空”之教，不符合日本的风土和王道，因而是应该予以否定和排斥的“异国之教”。由此他对佛教的末世、极乐、轮回思想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佛法常以末法思想论述“末世人之肤浅”，而神道论及人时“绝无本世、末世之差别”；佛教云善人死后入极乐，恶人陷地狱，“此非神道之意”，神道是以天为本，生于天而归于天；佛教谈轮回，与神道也不相一致，在佛教是“千人死则千人生”的“肃杀”，神道则是“伊奘冉尊日杀一千，伊奘诺尊则日生一千五百”的“发生”。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以神道的原理对一些佛教习俗进行解释。譬如，他认为，当今僧侣的葬礼之法不是依据佛教之说，而是依据本朝之法。由上可知，在春满那里，佛教以“虚空寂灭”为宗旨，而与以“生生不穷”为第一原则的神道格格不入，因而排除佛教对日本的影响则是复兴古道必不可少的工作。

第二，相比排斥和否定佛教的态度而言，荷田春满对儒教的态度则相对宽容。如前所述，认为日本是神国、神道、神教相一致的国家，并以此来主张日本对万国的优越性，这成为春满儒教观的根本。在此基础上，他也表现出贬低和排斥儒教中国的倾向。他举例说，日本的王位“宝祚之隆，当与天壤无穷者矣”，而中国的圣人则是汤王、武王等“弑主而为君者”，故日本远胜于中国：“本邦之帝位，绝非异域之杀夺而以暴制暴之君位。自国常立尊至当今天皇，帝位从不移他姓，便有皇统相续之神道、神教，故绝无以人力夺帝位之事。此后至万世犹如此。”又如，他认为日本“以正直为本”，所以“性善则不立也”，故比“立性善”的异国之教优越。再如，他嘲笑说，日本的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立于“磤驭虑”而造“八寻殿”，相比而言，作为汉族始祖的有巢氏只会做鸟虫都会的事情，“为什么不知建造住房呢？”

尽管露出了排儒的意思，然荷田春满的世界观仍受到儒教的深刻影响。譬如，他深受儒教“天命观”的影响，认为神道的本质为王道即所谓道德教训，“本邦之教皆以天为本，乃云帝皇为天孙，人臣为天神之后裔，道之本源乃基于天之教”；他关于天地造化的观点，更说明了他“排佛容儒”的基本态度，“佛家关于天地的言说较特殊，儒说则大概同意也”。荷田春满的古学观不仅“仍未能摆脱儒意”，甚至可以说儒教仍是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他经常援用儒教的原理来排斥佛教或说明日本的事物：他以神道“生育不止不尽之理”比照汉学的“阳长阴不足之学说”，从而批判佛教的轮回思想；他对《伊势物语》里出现的“竹子”作解释时，道出了自己兼顾儒教的立场：“当先以我朝之佳例为本，也旁及异国之故事。”显然，这种带有浓厚儒教色彩的世界观制约了他对儒教和佛教的认识和评价。

不仅如此，以《日本书纪•神代卷》为绝对的神道教理，是荷田春满神道观和儒佛观的认识论基础。这意味着，他关于神典解释的方法论是基于一种超越客观认识的“绝对的信念”。这种与实证态度相异的“主观主张的扩大”，就使他的神祗道学及儒佛认识陷入了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的神秘主义。这同时也是近世国学者共同的方法论缺陷。显然，这种为建立内部共同体而产生的情绪化心理，决定了荷田春满无法对其神祗道学及其儒佛认识进行客观、实证的证明，最终不得不陷入“是秘说也”的秘传主义。可以说，他所着力建设的神道世界观“仍未完全脱离旧神道的范围和类型”，这种内容和方法论的局限导致他无力建立起古道的坚实基础，也难以展开对佛教乃至儒教的有效批判。

总之，对“彼（中国）我（日本）”之间的差异，荷田春满并不像真渊、本居那样有充分的自觉。因此，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儒佛的破坏者，也不是一个成功的“日本精神”的建设者。他作为国学者的价值在于走出了“排斥儒佛”与“建设日本精神”的关键一步。或者说，他虽然没有完整建立作为世界观的国学的思想体系，却确立了复古国学的思想方法论，也打开了“排斥儒佛”这一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的大门，从而“为国学者的‘日本精神’哲学作了思想准备”。

《创学校启》的中国认识

《创学校启》是荷田春满晚年（1728年）所写的一篇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确立了国学的目的和研究方法，尤其是提出了强烈的排儒排佛主张，因而是近世国学的经典文献。该文是他向幕府要求复兴古学的“请愿文”，后来出现多个版本，对近世国学者的古道观及儒佛认识都有很大影响。

《创学校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国学”的目的是“开皇倭之学”，也即复兴“本朝的古学”。除“古学”、“古道”外，“国学”、“皇倭之学”（灵渊本）、“皇国之学”、“神皇之教”、“国家之学”等概念的首次提出，说明晚年的荷田春满对本民族的独特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自觉。这种“民族主义意识”的成长不仅意味着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还必然要求对外来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

为此，荷田春满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古语——古义——古道”的“国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范式。在他看来，古道仍见于日本古典，“《万叶集》者国风纯粹，学焉无面墙之讥；《古今集》者歌咏精选，不知则有无言之诫”，只是由于“国学之不讲实六百年矣，言语之有释，仅三四人耳”，所以导致了“古道之溃”。因此，欲挽回此颓势而恢复古道，首先必须学习古语。“古语不通则古义不明焉，古义不明则古学不复焉。先王之风拂迹，前贤之意近荒，一由不讲语学。是所以臣终身精力用尽古语也。”显然，这种从语言文献学出发的古典注释和研究，虽说旨在重新“发现日本”，却也提示了国学者“发现中国”的方法论，同时隐藏了这种中国认识的选民意识和暴力性。这是说，虽然荷田春满尚未注意从“古语”本身展开对“日本精神”的探求，却为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从语言、和歌或物语、神道等方面展开对儒佛的全面批判奠定了基础。

对荷田春满来说，为复兴古道，还必须排除儒佛对古道的蒙蔽和污染。依他看，作为“异国之教”的儒教、佛教自传来后，至今已是家喻户晓，甚至成为学问的全部，“今也洙泗之学随处而起，瞿云之教逐日而盛，家讲仁义步卒厮养解言诗，户事诵经庵童壶女识谈空”。相比而言，“神皇之教”日益衰落，无人有志于复古之学：“民业一改我道渐衰。……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于一年。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格律之书氓灭，复古之学谁云问？咏歌之道败阕，大雅之风何能奋？”不但如此，“国家之学”也逐渐失去其本来面貌，变得杂而不纯：“今之谈神道者，是皆阴阳五行家之说。世之讲咏歌者，大率圆钝四教仪之解。非唐宋诸儒之糟粕，则胎金两部之余沥。非凿空钻穴之妄说，则无证不稽之私言。”因此，他对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激烈批判。“悲哉，先儒之无识，无一及皇国之学；痛矣，后学之卤莽，谁能叹古道之溃？是故，异教如彼盛矣，街谈巷议无所不至；吾道如此衰矣，邪说暴行乘虚而入。怜臣愚忠，创业于国学。”针对国学的如此荒颓之势，荷田春满因此要向幕府上书要创立“国学校”，声称“臣自少无寝无食，以排击异端为念。以学以思，不兴复古道无止”。显然，在荷田春满那里，原本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儒佛之教已成为“异端邪说”，由于它们在日本的传播和盛行，才导致了日本古道的衰微和“失真”。这样，他否定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以致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促进作用作了相反的解释。

可见，荷田春满开创了“将后世内部的虚伪看成外部的‘异质’而加以排斥”，进而建设日本人的文化同一性（cutural　identity）的话语意识。这意味着，“发现日本”和“发现中国”开始被置于同一层面而加以讨论：“发现中国”也就意味着“发现日本”，反之亦然。可以说，《创学校启》不仅提示了近世国学文化民族主义的思维构造，也奠定了近世国学者中国认识的基调。

2、贺茂真渊的中国认识

贺茂真渊（1697—1769）出身于远江国（现静冈县西部）有浓厚歌学传统的神官家庭，幼时师从渡边蒙庵，又与服部南郭是亲交，所以受到了徂徕学的深刻影响。后师从荷田春满，深得信赖，始欲通过《万叶集》等上代经典探究日本古代的独特精神。1737年移住江户，开坛讲授国学，期间参与了由荷田在满、田安宗武引起的“国歌八论”论争，确立了复古主义的万叶主义歌风，给当时歌坛以很大影响。1746年以后，以和学仕从田安宗武，对《源氏物语》及“祝词”、“冠辞”等进行了考据学的研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国学思想。晚年（1762年）与宣长“松坂一夜”长谈后，促进了《古事记》的研究倾向，成为宣长学的先驱者。门生据说有340余人，以本居宣长、村田春海等“县门十二大家”为最，被称为“县居学派”。著述达50余种，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冠辞考》、《万叶考》、《祝词考》、《宇比麻那备》、《尔飞麻那微》，以及宣扬和极端美化上古文化的“五考书”：《国意考》、《歌意考》、《语意考》、《文意考》、《书意考》。这些著作在反映他古学思想精华的同时，也反映了其否定并排斥儒教的中国观。因为后者，他受到本居宣长很高评价：“廓清唐心，专攻古词心之学，以吾县居大人始。”

与仍受限于儒佛世界观的契冲、荷田春满等相比，贺茂真渊开始了欲摆脱儒佛束缚而立足于“日本风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构建，并由此展开了对儒佛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真渊的古道观和儒佛认识，凭靠他众多的著述与教学活动，不仅对18世纪中期以后日本的知识阶层产生很大影响，还使国学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巨大思潮。

“自然”与“作为”的对立

贺茂真渊虽然继承了荷田春满关于古学的学问，却不满意于其所留存的外来文化的身影。对他所极力构建的古道来说，其独自性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他认识到，古道的纯粹性只有依据纯粹的风土才能得以表征，惟如此，这种表征才有意义。既然古道在儒佛传来后受到了它们的蒙蔽和污染，那么回归儒佛传来之前的古代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这种对古代的回归也是可能的。因为《万叶集》等古典所用的“古语”及其所载“古义”，就体现了纯粹的日本风土，故只要对它们进行研究，就可以排除“汉意”而发现日本的独自性乃至对儒佛的优越性。因此，在他那里，因儒佛所导致的日本人的“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以对“理想化的过去的思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贺茂真渊严格区分了“儒佛传来之前”和“之后”对古道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受荻生徂徕古文辞学的影响，他以“自然”与“作为”作为区分古道与儒佛的基准。依他看，日本古代是一个维系着“自然状态”的“原型的时代”，因而是一个最真、最善、最美的“理想世界”；儒教是一种“作为”的“异端、邪说”，所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所有虚伪和邪恶，对日本来说，它的传播和兴盛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场灾难。在“儒佛传来之前”的日本古代，自然与人类处于“同化一体”的“有序”状态，现在由于受了儒教的影响，不仅自然与人类已经分离、异化，连古道也难以知晓。“唐国之学，其始乃以人心而作，只因有棱有角，故易于知晓。我皇国之古道，一任天地自然，既圆亦平。又因人之心难以尽言，故后人难以知晓。因之，世人皆言古道已绝，然只要天地不绝，乃绝不会绝。古道之不知，乃易知之唐道所致。虑天地之悠久，五百年、千年乃一瞬而已。”显然，贺茂真渊已开始基于“自然”与“作为”的二元对立图式来把握和区分“日本精神”（古道）和“汉意”（儒佛），显示了认识和评价儒教的新视角。对他来说，儒佛之教就是导致“纯一的内部共同体”发生龟裂的“外部的异质”，因而是日本复归古代“自足的共同体”所必须排除的杂质、有害物质。对“无序的、人为的、外部的”儒佛之道的批判，也就意味着“有序的、自然的、内部的”日本精神的确立，反之亦然。

“顺乎天地自然”是贺茂真渊世界观的根底，显示了对荷田春满的诀别。真渊坚信，古代日本必然存在“自然的”、“纯粹的”古道，它不仅是建立日本人文化同一性的本体依据，也是日本优于儒教中国的根本保证。换句话说，古道是他反儒反佛的根基。显然，这种对外来文化的认识是一种情绪化的日本至上主义的产物。这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导致他无法对外来文化形成学问的认识和证明，而只能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排斥和怨恨。

立足于这种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贺茂真渊就以受儒佛影响之前的日本上古为标准，展开了日本独自性的探讨，也由此展开了对儒教全面而激进的批判。他的批判主要围绕下述三个方面进行：以自然的古语排斥汉字；以自然的歌道排斥作为“道理”的儒道；以自然之道的神道在18世纪，认为神道是天地自然之道，并以此来反驳太宰春台的，还有垂加派神道学者吉见幸和（1673—1761）、松冈雄渊（1701—1783）、佐佐木高成等。例如佐佐木高成曾说，“吾国之教，有天地自然之道，有自然之教，有自然之神性也”。反对儒佛之道。

贺茂真渊的古语观及其汉字排斥论

贺茂真渊继承了荷田春满“古语——古意——古道”的“国学的”方法论和思考范式，却比其师更加重视古语对于建立自足的共同体和排除“汉意”的意义。在他看来，纯粹的古语不仅是“古道”的承载者，本身也是日本精神的重要表现，因而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也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

与以往的思想家相比，贺茂真渊对古语之于古道的意义已有更明确的自觉，相信理解古代的关键在于理解古代的语言，因而最先明确提出了语言纯粹性的问题。在他看来，纯粹的古语不仅是古道得以成立的唯一保证，也是认识它的唯一途径，因而发现“排除了汉意”的“纯粹古语”不仅是理解古道的第一步，也是彻底排除“汉意”的首要条件。他指出，《万叶集》的古歌、《古事记》和有关神皇的宣命、祝词等“全古代之文也”，《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则次之，只是残留有“古事、古言”，因而只要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合乎天地自然”的神皇之道。“先学古歌而咏古风之歌，次学古文而作古风之文，再细读《古事记》，再细读《日本书纪》，再读《续日本纪》及以下的各种史书，查阅式［弘仁式等］、仪式［内里仪式等］或诸种记录，阅读假名书物。取其残留之古事、古言，思考古代之琴、笛、衣服、器具所载之事，其余诸事可于阅读、思考上述史籍间得知。于是，穷尽皇朝之古后，便可窥知神代之事。惟如此，方可得知合天地自然、统治神代的古代神皇之道。”可见，贺茂真渊以“古言、古意、古事”三位一体的崭新视角，确立了全面复古的万叶主义和《古事记》至上主义，并以此来建设他的日本精神哲学观及对儒佛的优越性。

纯粹的古语不仅是贺茂真渊构建古道观的出发点和工具，本身也是事关本体（日本精神）存立问题的最根本要素。对他来说，正是异国之教导致了古道的衰落，而汉字则是“罪恶的元凶”，因为用“异国文字”思考并记述自我的历史，本身就意味着对本国文化的灾难。因此，对汉字的排斥，就成为他创建日本人文化同一性的先决条件。针对当时认为日本没有固有文字的流行观点，他反驳道，日本有“自然的”表音文字，由天而得，因而“国治争止”，它就如印度的声音文字，仅五十个音（假名）就可充分表达世界。这样，日本的“五十音图”本身就被神秘化，而被当成古代日本“有秩序的天地自然”的象征。相比而言，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数目繁多，不仅无益烦琐，又易出错，远不及日本的假名文字。他强调说，日本的古代只是借用汉字之音，而不取汉字之意，所以“以古语为主，而以汉字为奴，故任随心意而用汉字”，只是日本后来丢弃了以古语为主的传统，所以“古语乃变为汉字之奴隶”。依真渊，中国的文字不仅阻碍了日本文字的发达，还造成日本人对古代事情的一无所知，而使真道不显，祸害无穷。可见，作为国学者，贺茂真渊最先发现了与语言相关的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因而第一次赋予国学作为“对汉字的压抑”的抵抗体系的性格。贺茂真渊坚持以古语为日本的文字，说明他已触及到了民族主义最本质的问题，因为只有语言共同体的成立才能使文化共同体的成立成为可能。随后的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也继承了这一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和思维，为创建大和心文化共同体而展开了对汉字及其所承载的儒教思想的激进批判。

贺茂真渊的歌道观及其中国批判

歌道观（人间观）是贺茂真渊构建古学观和排斥儒教的思想基础。因为和歌最真实地保存了古语，故对它的研究就成为真渊国学的出发点。“以古歌知古意、古语，依此而知古代之貌。知古代之貌，再往上追溯，便可知神代之貌。”根据对《万叶集》等和歌所作的研究，真渊确信他发现了日本所独有的“万叶精神”，即一种以“雄壮之心”（oosikigokoro）、“直心”（naokigokoro）和“真心”（magokoro）他曾指出，“古代之歌即所有人之真心也”。为表征的“合乎天地自然”的“高直的大和魂”。“古歌专重格调，因是歌唱之物也。其格调之大概，无论悠闲、明朗、清脆、深远，皆每人自然得来而成，贯之以清高正直之心。且其高中有雅，直中有雄壮之心也。何哉，作为世界万物之父母的天地，乃成春夏秋冬。……是以为了知晓古事，今观其格调之状，可知大和之国乃丈夫之国，其时弱女亦学习丈夫，故万叶集之歌，大都丈夫风格也。……抑夫上古各朝其在大和之国建都时，以雄猛之皇威显于外，以宽和成于内，治服天下，是以国家日益繁荣，民一心尊上，自己亦以正直传于世。然自从迁都山背之国，令人敬畏的皇威日益衰落，民亦附此阿彼，其心日趋邪恶。是何故耶，此乃不要丈夫之道，酿成欣赏弱女风格之国风，加之唐之国风盛行，民不畏上，出现奸心之故也。”

在真渊看来，“雄壮之心”和“直心”皆来自自然，以“直心”一而贯之，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生活根底的真情，因而是日本精神的根基。因为歌道立足于天地自然，以“直心”为根本，故具有不同于儒教劝惩主义的“知世之治乱、动天地、哀鬼神、和男女、慰籍武士之心”的治世功能。他指出，“直心”包含“抗邪”（正义之心）、“坚强雄壮”（刚直之心）、“不掩所思之事”（正直之心，即“心皆被打动而服从”等三项内容，意味着统治者“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以武勇正直是专，治理天下”，被统治者则借由和歌而实现对政治的自觉服从，最终达到“直心一体”的君臣和乐的理想之境。这是说，受儒教影响之前的日本古代秉承自然的意志，故人民“不教而教”，自觉模范地遵守人伦之道，人心正直而无争端，崇尚武道而追求正义，上下一体而君民和谐，一切事情都顺乎天地自然之道而运行，“我大王之御代，依日月天地而行，就像日月是圆的、一年有四季那样，一切事情都在无休止地运转”。依真渊，日本只要废弃“人为”的儒教而以自然主义的歌道治国安邦，便可回归理想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歌乃咏人之本心。……凡物必依道理，则无异于死物。与天地自然而成之事，方乃有用之活物。世上万物大凡为恶，或倾向于恶，此乃人之不良天性。知之而舍之即可。唯和歌，即便咏的是所欲所恶之事，本心则不乱，而使物物流畅，万事流通。”显然，真渊的歌道具有“正直”、“尚武”真渊认为，《万叶集》所体现的“男子风格”（masuraoburi）或“雄壮之心”的歌风，说明古代日本人崇尚武道，是古道优于儒教的表现之一。比如他曾指出，“真正之武道径直高远，无疏［疏：不切实际］无私，自然而然国泰民安。”、“尊皇”的三大特征，表现了古道的一个侧面，因而与其主张的“神国”、“神皇”、“神统”三位一体的神道构成了日本独特的古道。所以说，歌道既是贺茂真渊主张日本的独特性而确立日本人文化同一性的基点，也是他全面排斥儒教的根据之一。

相反，儒教则是“人为”的道理，依靠仁义礼智信等严厉的道理说教来“劝善惩恶”，扭曲了人性，导致“奸心”和“慧黠心”横流于世。他说：“儒教有所谓道，解释为天下之理。此似乎无懈可击，然理强将天地之心缩小，故难同意也。……即使有儒教道理，认为天下之人人皆同此心似的，实则人心各异，表面上虽极相合,本心却不可得知。因为儒教传入我国，说在中国这道理如何有治世之效，全都只是胡说八道而已。”按真渊之意，儒教是主观的产物，是狭隘的空理，违反了天地自然之心和事实的真象，所以无法协调人伦关系，不但不能治世，反倒是乱世之道。“大凡儒道，使人心日趋慧黠，表面上崇敬君主，使之过分尊贵，于是天下便归臣心矣。……儒道不只乱了中华，甚至牵累到日本。”不仅如此，儒教自传入日本后，其所谓“道理”还催生了“慧黠心”，扰乱了日益繁荣的“皇国皇道”：“中古以后，采纳宣传外国人制定之许多烦琐政令，臣下亦分为文司、武司，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显然，在贺茂真渊自然主义哲学观的言说下，原本为“内部的”人性之间的对立就被转化为内部（直心）与外部（奸心、慧黠心）之间的对立，后世内部的虚伪也被看成外部的“异质”而加以排斥。

总之，对真渊来说，“自然的”就是日本的、最善的，“人为”的就是儒教的、最恶的，反之亦然。它们之间的对立是根本的、全面的，也是无法调和的，因此“排斥儒教”就等于与邪恶作斗争。真渊关于儒教的这种认识，上承《创学校启》，下为本居宣长等所继承，构成了18世纪中叶以后国学者中国认识的基础。

贺茂真渊的神道观及其中国批判

对贺茂真渊来说，神道即是道，是古道和歌道的根本，故对它进行讨论，首先就要“辨道”，即为神道正名。享保末年，荻生徂徕的高徒太宰春台刊行了著名的《辨道书》（1735年），指出日本原本没有固有的神道，当今所谓的“神道”不过是“配剂了七八分佛法、二三分儒道”的“巫祝之道”：“日本原来无道，近来说神道者俨然以为我国之道，虽高妙般云云，皆后世所言及之虚谈妄说也。日本无道之证据在于仁义礼乐孝悌之字无和训也。凡日本原有之事，则必有和训也。无和训乃日本原来无此事之故也。”依春台，神道并非与儒佛并列的日本固有宗教，而是“神道本在圣人之道当中”。春台的这番言说当时即受到真渊的激烈批判，后来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者或神道家也纷纷加入批判的行列，形成了日本18世纪中期以后最重要的知识活动——“国儒论争”。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幕末，对近世日本的神儒佛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真渊看来，春台关于神儒佛的言说事关自我存立的根本，因而不仅多次与本居宣长通信讨论，还著成《国意考》（1769年），对春台儒教中心论的思想进行攻击。“国意”即是皇国精神的意思，即以自然为依据的“皇国之道”。该文最集中体现了贺茂真渊的日本精神哲学，不仅是排斥儒佛的急先锋，也是近代日本尊皇思想的源流之一，因而是继《创学校启》后近世国学者中国认识的又一经典文献。

贺茂真渊认为，神道或古道“就像大凡世间有荒山、荒野而自然形成道那样”，原本即为日本古代相传下来的纯粹的天地自然之大道，也即“皇神之道”、“天皇之大道”、“神皇之道”、“皇朝之大道”、“清正之千代古道”等。因为神道立足于“世界万物之父母”的天地自然，所以是活物，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无限的普遍性虽然贺茂真渊并不就此特别强调神道的普遍性，然他的言说已隐含了这一逻辑。伴随历史的前进，这一思维不断为后人所演绎与扩大，用于主张日本作为古道唯一承继者的优越性。，“只要天地不绝，古道就不会绝”；相反，儒教不过是狭隘的、烦琐的、复杂的、抽象的空理妄说，就像“凡物必依道理则无异于死物”那样，是“无用之教”，既违反了自然之心，又不合于具体的历史事实，更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即彼之以为根本的孔子之教，实际上中国各时代都没有用过，难道传入我国便有什么益处了吗？”同理，神道也具有作为日本固有之道的独特性（特殊性），既圆又平，而与“由人之制作而成，像箱子般又方又尖”的儒道有着本质的区别。依真渊，神道与儒教体现了“自然”和“作为”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所以前者对后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因而，就像没有能与春天匹敌之季节，“亦无胜于樱花之花，亦无与大和匹敌之国家，亦无及于神道之道”。

既然神道绝对胜于儒教，日本就必须彻底排除儒佛对自我造成的污染，回归古代日本人的生活和精神，即依靠古道（神道与歌道）来安邦治国。基于儒教为祸乱日本之根源的认识和狂信的日本崇拜思想，贺茂真渊就从国体（道的制定与执行）、制度风俗（道的功能）等方面，全面展开了对儒教的严厉批判。

第一，贺茂真渊以天皇及所行之道，与儒教的圣人及圣人之道全面相对。他认为，天皇的存在是自然的，因而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凡天下小事姑且不论，天皇世世代代相传为最妙”。因此，作为“天皇之大道”的神道是自然的道，源自人神相感时的畏惧，所以就像自然那样没有穷尽。古代日本依靠神道治国，故仁义满天下，极其太平繁盛。“大凡世上，如同荒山荒野自然出现道路，我国也是自然开辟出神代之道。此治国之道自然兴旺，使我国愈发繁盛，周而复始。”这种尊皇的思想后来被本居宣长等发展，成为王政复古的思想依据之一。

相反，受儒者崇敬的圣人皆为篡夺皇位的不仁不义者：禹名为受禅，实弑君夺位之徒；舜亦如此；武王讨纣，是以臣伐君。恶人所立之道自然为“恶”，不仅不能治世，反倒导致人心变恶，纷争不断，政权更迭频繁，因而是乱世之根源。儒道不仅乱了中华，甚至牵累到日本，“儒教一旦传来，天武天皇时便引起大动乱。其后奈良时期，礼服、冠帽、用具之类，皆模仿中华。万事只重表面，似乎变得风雅，却多生邪恶之心。”因而，儒者认为日本必须实行儒教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

第二，贺茂真渊认为，古道和儒教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它们在文化心理、伦理道德、制度风俗等方面也存在尖锐的对立。真渊对依存于儒道的文化心理和伦理道德的批判，已如前所述，此处着重讨论他对儒教的制度风俗所进行的攻击。认为“人为的”制度风俗违背了“天地之心”，是贺茂真渊否定儒教的立足点。

他认为，儒教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之道“强将天地之心缩小”，束缚了事物，因而是大乱的根源。针对儒者（实际指太宰春台）说，“我国古代无所谓仁义礼智，亦无其和语，故极为卑贱”，他即以四季之运行为例反驳说，天地之行是平缓而至，并不如中国所言，立春后便突然变暖，立夏后便急速变热。他说：“此乃中国之教违背天地自然，急速佶屈也。……凡天下之物，犹如有四时之分，自然有仁爱、愤怒、道理、领悟，犹如有四时而不绝。以此用于人，又取仁义礼智之名，故而束缚了事物。完全没有这些名字，一任天地之心，岂不更好？”依他看，“仁爱”、“愤怒”、“道理”、“领悟”等是自然原本就有的人情，故不需特立名目，即可保“长治久安”，因而远胜于中国“以人心而作，以致万事相违者甚多”的仁义礼智制度。

他随即又以婚姻制度为例，批判儒教“同姓不娶”的观念，论证神道胜于儒教。儒教认为，“只有同姓不娶才好，兄弟姐妹通婚无异于禽兽”，真渊对此批驳道，“天意几时说到人与鸟兽相违，一切受生者，皆同也。暂立制度者是人，故其制度亦因国、因地不同，就如草木鸟兽之异。然随其国之宜而设立之制度，天地自然之教也。在我国古代，以亲族为兄弟，不以异母为兄弟，因此古代人情径直，故无亲族之通婚，而常有异母兄弟姐妹之通婚。……一旦设定制度，便以为天下之人以至后世非遵守不可，何其愚哉！”为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真渊同时对儒教“以人为贵”的主张展开了批判。依他看，儒教独以人为贵，视为万物之灵，也是愚蠢之极，它和中国鄙视周边国家为夷狄同样不符合自然事实。“由天地自然之目视之，人兽鸟虫皆同。……若认为人有智慧，则天下有一二人聪慧亦无不可，若人皆聪慧，互竞机巧，则邪恶丛生。”就像人的智慧正是使人相互残杀的祸根那样，儒教对待和处理自然与人、人与人、国与国（华夷观）关系的规则制度，既不符合自然，又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故只能是邪恶的源泉。

在真渊看来，儒教传入日本，没给日本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是引起日本动乱的罪魁祸首。自此，儒教就被定位为一种“作为”的空洞道理，一个祸乱日本的根源，它对日本文化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被解读为消极作用；中国也被定位为不是因为拥有“礼”而尊贵，反倒是因此而应该否定的存在。本居宣长继承了真渊此说，并展开了更激进的反儒教、反中国的叙述。

与对儒教的猛烈攻击相比，贺茂真渊对佛教的批判则相对柔和。他一方面指出了与儒教同作为“异国之教”的佛教对日本的危害。他认为，佛教传入日本以来，使人心变恶，其极至罄竹难书；又宣传因果报应之妄说，大大妨碍了国民的武勇之德，侵蚀着以武道立国的国家根本。所以，对于要回归古代生活和精神的日本来说，佛教信仰应该予以排除。“佛是他国之神，是毫无用处的，地狱、现世、来世之说，全是骗人的。”另一方面他又肯定了真正的佛教的意义，认为，佛教有真诚的佛心，它原本不是特别的恶，应受到谴责的是僧侣，因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利用佛来宣说人有罪，迷惑人，这些主张实际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真渊否定了儒佛之道，其哲学思想却受到老庄的影响，而对老庄哲学很是推崇，“故老子所言之天地自然，才符合天下之道。”他虽欲彻底否定儒教的道理，有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述儒教的说法来说明他的观点。比如，他以“孔子不舍诗歌而置于上卷”来主张“歌乃咏人之本心”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不论汉字本身的影响，无论怎么纯洁的国学者，也难以彻底摆脱中华文明的影响。

总之，贺茂真渊以自然之道攻击儒佛之道，开始具有了解构“华夷思想”的巨大冲击力。它不仅意味着儒教没落的起点，也说明国学者开始拒绝以“华夷思想”为思考的依据，而是以自我充足的古道来建设绝对的日本主义。他所建构的日本精神哲学，虽然有助于日本人文化同一性的建设，然它的消极面伴随历史的前进不断为后人所演绎与扩大。因而直接为天皇尊崇的思想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成为日本现代法西斯运动的哲学依据”。

归根结底，真渊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神道观排斥儒教的合理主义，既难以从根本上否定儒教，又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突破这一限制的则是同样立足于自然，却将神话当成事实而主张“神授之道”的本居宣长。

三、国学大成与发展阶段的中国认识：神道的普遍性与儒佛的特殊性

本居宣长继承和发展了贺茂真渊的思想，全盘接受“记纪神话”为事实，以此展开有关宇宙本原和生成的演绎，欲建立古道对儒佛的形而上的优越性；平田笃胤惟独继承了本居宣长的复古神道论，成为国学的主流。他利用西洋概念等进一步论述其神学世界观体系，成为幕末尊皇攘夷和王政复古的思想支柱。他们的古道论和中国认识已基本丧失“学问的”证明和意义，而是自我狂的日本至上主义和激进的排外主义相结合的“民族主义”的产物。

1、本居宣长的中国认识

本居宣长（1730—1801）生长于商业资本的重镇伊势松坂的町人之家。这种家学渊源培植了他不同于儒教主义的武士素养的性格，也使他的学问更带一种庶民的特质。宣长后出京都，入堀景山门，由契冲的国学而开眼，以致要沿着此人之说而探究道之本义。在京都，他还受到徂徕学的熏陶，这不仅奠定其学问观的基础，也使他找到了否定和排斥“汉意”的新视角，即以“神授之真道”来排斥所谓圣人的“制作之道”。34岁时与贺茂真渊会面，随后他便埋头于《古事记》等古典的研究，最终撰成《古事记传》这一巨著。本居宣长一生著述颇多，涉及神道、歌学、语言学、物语、史学等领域，值得重视的作品有《直毗灵》、《石上私淑言》、《玉胜间》、《玉匣》、《玉茅百首》、《驭戎概言》等。这些著作既集中反映了他天皇绝对主义、日本至上主义的古道思想，又体现了他激进的排外主义的中国观。生前门人约500人，不少贵族和大名都随他学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向他咨询意见。因宣长学对当时知识阶层和一般社会的影响之深，故被称为18世纪后半期日本最突出的“知的活动”。

作为近世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对建构日本人的同一性有更明确的自觉，因而在确立大和魂（发现日本）和排斥儒教（发现他者）的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极致。他继承了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古道论，进而创建了神秘主义的神学世界观，并以此主张对儒佛之道的绝对优越性。作为这一世界观的表现，本居宣长系统创建了象征日本特质的“物哀”文艺观及古道论，由此展开了对儒教劝惩文艺观和“圣人之道”的全面批判，欲彻底否定儒佛等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

古道的绝对性和儒佛的相对性

与贺茂真渊相同，本居宣长最先也是以“自然”为其古道论和儒佛排斥论的依据。他认为，《古事记》所讲之道，意指山路、田野之路那样的道路（mitsi），除此之外，上代并没有“道”之称呼。道不是道德的道，而是“广及于天地之间”的真道或“唯物中所行”的古道，是“自然之神道”即“天地开辟神代以来所有的道”。道理、说教之类，并非人类普遍的教义，仅为异国的做法，日本上代并没有儒教那种规范化的“说教”。“神道无教典，此即真道之证也。然以为无教便无道，唯乃模仿外国之小道，不知真道之故也。无教故尊，以教为旨者，人作之小道也。”其所以谓神道，乃“由于与彼外国之诸道易混淆，故叫做神，又借汉土之名称，才称之为道”。依宣长，在日本古代君民共同遵奉“自然的神道”，由此身心“不修而修”，天下“不治而治”，根本不需要什么“圣人之道”。

随着对“记纪神话”研究的深入，本居宣长最终采取“神道”（kaminomiti）这一概念，而与“圣人之道”相对。因此，与将“上代”当成自然的“人世”来理解的真渊不同，本居宣长则将它上升为一个绝对神圣的空间，而当成自然的“神代”来理解。他明确说道：“别人以人事论神代，我则以神代来理解人事。详说其意，则是因为，世间的所有事情，历朝历代吉善之事、凶恶之事不断推移下去的道理，大大小小全赖此神代之初之旨趣。”依宣长，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自然之事”，而是“神的所作所为”，因而所谓“道”或“神道”“原本均为神之所为，是神秘不可思议之物，非人之有限的智慧所能推测”，既不是“天地自然而成之道”（老庄、真渊），也不是“人为制作之道”（儒家），而是古代日本“诸神的事迹”。这样，“记纪神话”就被宣长完全当成事实来对待，日本古代就由依靠“万叶古歌”所表现的“易失真的”声音世界转为《古事记》所体现的“确实的”文本（text）世界。这一作业的完成，便为宣长依据所谓神代“事实”构建其宇宙论提供了可能。

对本居宣长来说，他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明皇国之道”这一单一的、普遍的组织原则才发生意义。以唯一正确记述了世界始源的《古事记》为依据，他开始对“古道”、“真道”进行形而上的理论论证。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万物的祖神、创造事物的根本原理为产巢日神（高皇产灵神和神皇产灵神）宣长所说的“产巢日神”既是一个具体的实体（万物的祖神），又是一种抽象的原理、机制（有关万物产生、创造的原理）。，“世上所有事物，皆由产巢日神之灵而生成。皇祖神伊邪那歧、伊邪那美乃由此创始，世间一切事物，皆从此二神而开始”。这意味着，包括神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奇妙的”产巢日神“产灵”的产物，因而中国以“盘古氏”左右眼为日月的古传，不过为伊邪那歧生出天照大神之古传在中国的“讹传”，是中国人运用自己的私智想象出来的产物。显然，通过对中国古传说的存在意义的否定，作为唯一古道正传的日本，其正统性和优越性就成为无须辩驳的事实。

以宇宙生成论为基础，本居宣长就着手建立其独特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作为“帝王之大祖”的天照大神受伊邪那歧、伊邪那美的委托，以“天津日神”的身份统治高天原，传承了胚胎于高御产巢日神之道，因而是最高的神，所以其所传行之道才是天地间唯一之“真道”，是宇宙间的普遍原理：“道”原本为“天照大神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且广及于四海万国，只传于日本”。显然，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真道就以永恒性（皇祖神之间相传）、唯一性（只传于日本）、普遍性（广及于四海万国）的特点，具备了对儒佛的形而上意义上的优越性。

1）永恒性

宣长的神道观不以众神产生顺序决定其尊卑，而是依据与天照大神的关系和皇室崇敬的程度来决定众神的尊卑。由此他改变了以国常立神或天御中主神为最高神的传统观点，建立了高御产巢日神（世界本原，皇祖神）、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皇祖神）、天照大神（最高神）及其子孙之间的直接关系。按照这种逻辑，“道”也就成了天照大神及其子孙所传行之道，天皇统治天下之道。天照大神的后裔自太古以来从未断绝，以现人神的形式君临日本。这不仅是日本与世界万国最根本的区别，也是日本优越性的根本体现。

当然，尊皇观念是宣长神道观的本质。复古神道明显抬高了现世天皇的地位，是近世天皇在理论上复活的重要阶段。本居宣长通过天皇的神格化操作，不仅使天皇摆脱了“天”（或“道”）的束缚，成为一个本身就具有终极价值的神圣存在。随着天照大神、现世之天皇及其所传行之“神道”、“皇国之道”被绝对化，天皇最终转为一个拥有绝对人格的存在。例如，他严格区分了“圣人”和天皇，“言之都可畏的吾之天皇，与前述贱国（中国）之王，不可同列。是依生成此国之神祖之命，亲自所赐之皇统；是由天地之始神祖所定，天皇统治之天下。故天照大神之命，人人不会因是恶天皇而不听。无论天皇之善恶，皆不会乘机从旁篡夺皇位。”这样，原先儒学神道所构建的天皇与规范的关系发生逆转，天皇的存在本身被看做了最高的规范。

可以说，宣长神道观的意义在于建立了作为“人类普遍真理”的神道和作为日本文化或情绪的象征——神圣化了的天皇。于是，神道乃至天皇又作为“固有的”日本精神的根基，成为他创建近世日本人的同一性和排斥儒佛的基础。

2）唯一性

宣长认为，只有日本的神道才是真道，高出万国所有之道之上。“真道广及于天地之间，无论何国均乃一条道，然此道唯我皇国得其正传，外国自上古皆已失传；故异国便另说种种之道，并以为正道，殊不知异国之道皆是务末的枝叶之道，非古来之真道也。”

依他看，神道是依照神意，从神代传下来的“真道”，因而与作为“古道失传后而说出”的儒佛之道有本质的区别：神道是宇宙空间绝对的、普遍的、最高的原理，儒佛之道则是特殊的、相对的、次生的道理，即“广义神道之末梢的枝道”。这意味着，世上一切事情全部出自神的意志或是神的安排，都是诸神的所作所为，所以儒佛思想根本就是违背神理的私智妄作。譬如，本居宣长指出，祸津日神等神祗是人世间善恶相分、吉凶相移、祸福相依的根源，因而儒教所谓“阴德阳报说”和佛教所谓“因果报应说”皆违背了神道的原理。对他来说，由于它们之间存在高低、优劣之别，所以不能用儒佛来说明神道，而只能是相反：“中国、印度及其余各国，天地间的万国，只要是蒙受天津日神恩德之国的人，不论国王还是臣下、百姓，都应尊奉其德。”

显然，神道的绝对性便是宣长反儒反佛的立足点。因此，他反对儒学以“理”来说明万物生成的道理，认为儒教所谓“阴阳”、“太极”、“八卦”等抽象之理是“中国圣人的妄作”，坚信宇宙的万事万物皆是产巢日神“奇妙的”产灵的产物。“在外国（中国），因为正道不传，故不知此神产灵之作用，或以天地万物之理，或以阴阳八卦、五行之理来说明之，此皆为基于人智之妄说。”同样，他反对用儒佛思想来解释神道，指出“吾邦，皇祚与天壤无穷，依太神之神敕万万代代赫然相传之自然之神道，岂能用异邦之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来解释，其不测之妙，岂人智所能测知哉”。因此，他严厉地批判了日本中世以来的神道家用阴阳五行、儒教之理来解释神道的做法，“今之神道家，都是以支那儒者之道为本理解吾邦之神道，故大失神道之意，愚不可及”。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儒佛等中国文化的输入，才导致古道的光芒被遮蔽，以致连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无从知道何为真正的“古道”。为此，他极力要求彻底清除“汉意”、“佛心”对“大和心”的毒害和污染，依据《古事记》等古典的神圣的、纯粹的空间究明真正的神道。

3）普遍性

本居宣长认为，因为天照大神是普照世界的太阳，那么其所行之道就应该及于世界万国，也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至于本朝的皇统，即是普照四方的天照大神的后嗣，正如天壤无穷的神敕所说，直到万世后代也不动摇，只要天地不灭，就会一直传续下去。”

因为只有日本继承了天地之真道，受天照大神之恩德，所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天津日嗣的高座，与天地同其悠久不变。此即为我国灵妙神秘之道，较之外国所有之道，远为真正高贵的凭证。”依宣长，因为日本是“普照四海的天照大神所生之本国”，故日本为万国之本源，世界各国也无一不为天照大神所支配。这也即是日本为万国之首，万事万物胜于万国之根由。因此，作为皇国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他认为日本的米质最良、物产丰富不需要外货的输入、田地人口稠密故“丰饶殷富、勇武强盛”而无一国所能及等等。

总之，本居宣长从宇宙论出发建立的“绝对日本主义”的自我叙述，虽然强化了近世日本神国主义、天皇绝对主义的侧面，有利于日本人主体性的理论建设，然由于他反儒教、反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促使他完全接受“记纪神话”为事实、真理，因而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导致其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全以古典为依据的荒谬绝伦的神话的世界观”。这种荒谬之说后来也被平田笃胤所继承、放大，并被加入了更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

本居宣长的古语观及其汉字排斥论

本居宣长继承了贺茂真渊的语言观。对他来说，“复古”最基础的工作仍是发现“古语”和排斥汉字，不仅因为纯粹的语言才能体现纯粹的文化，才能排除对日本古典的“汉意”和“后世意”这种主观、随意的解释，语言本身也是神圣文化的一部分：“本体论上的真实只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拥有特权地位的表象系统，才能理解”，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使一个民族实现自己和获得自由。本居宣长认识到，汉字即是古语的破坏者和侵入者，因而对它的排斥本身也意味着“内部”或“自我”的形成。因此，他要求依据和歌这种所谓纯粹的环境而发现纯粹的古语，并以此确立纯粹的大和魂乃至尊皇的神国思想。

显然，本居宣长对语言之于本体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自觉，因而与真渊并不否定文字本身的态度相比，采取了一种彻底的所谓“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对宣长来说，汉字传入日本后仍只是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在发挥作用，它的声音体系并没有被古代日语吸纳，这就为他利用对“物哀”这种声音体系的“考古学的发现”来排斥汉字提供了可能。例如，他认为“物哀”所表现的“啊”、“呀”之类，是人随感而发，因而古语是“活的语言”，而汉语（言）过分概念化和复杂化，反映的不是生活上的事实（事），因而是“死的语言”。依他看，因为日本是优于万国的“皇大御国”，故其自然的声音、语言作为“皇国之正音”，也具有对外国语言的绝对优越性。“我国是如此尊贵、万国之上之御国，故方位亦居万国之初，乃如人身之元首，万事万物皆优、皆美之中，尤以人之声音与语言之正、之美，亦远优于万国。晴朗时其音极澄明，乃如抬头仰望晴空万里之天空，无丝毫之阴云，又独直而无迂曲之事，真天地间之纯粹正雅之音也。”显然，绝对的“皇国”是所谓日语“正、美”的真理性依据。因此，对本居宣长来说，日本的五十音就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优越性，“凡人之正音全备于此”，此外的人类声音皆是“近于鸟兽、万物之声”的混浊之音。“皇国之古言出自五十音。此乃唯用天地之纯粹正雅之音，不杂混浊不正之音之故也。”所以，他认为，日本是一个“言灵所助之国，言灵所幸之国”，其言语之妙“实胜于万国也”。

基于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本居宣长就以“大和语”（五十音）与“汉字”相对，并树立体现日本精神的最高作品——《古事记》，而与儒教全面对立。他认为《古事记》体现了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环境，故是体现古语与古道的第一书。“（我国）以日本书纪为正史，然若为歌学探求古语，则以旧事记、古事记为佳。此二记文章少修饰造作，多记古语之原貌。二记之中，也以古事记尤具古质。日本书纪文章多造作且悉以汉文书写，故多失古语之意。”这样，为了否定和排斥汉字，本居宣长依据《古事记》这一“神圣的书物”，发明了自认为能与汉字区别开来的“大和语（yamatokotoba）”对这一概念，宣长有时也用“言”或“词”（kotoba）来表示，实际就是宣长所说的雅言、古语或口诵的古语。的概念。他主张和歌“以口语为主，文字为末”，意图通过强调汉字与“口诵古语（kotoba）”的区别来否定汉意。他认为“（与汉诗相比）和歌是神代以来的风俗，通过我国特有的声音和言辞，歌吟种种自然天性的情感，完全没有不明之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情、语言均逐渐改变，甚至我国自然产生的和歌之词，至今仍难以明白，它宛如外国语言一般，与我们十分疏远”。依他看，“雅言”是日本自然的语言，然只有和歌没有失去古代的“雅意雅言”，“及至今天和歌仍避免了俗语，只使用雅言，而不失古歌之风姿”，因此“常读古歌，与之心灵相通，自然就会掌握古之雅言，它无任何难解之词”。为了说明这点，宣长还对汉字文本的《古事记》用所谓“古语”训出，认为“训读”才是真正的“大和语”，汉字不过是它的辅助表记：“文字为异国之物，不过是借用而已。”世人虽知和训汉字之害，而无人知汉字于我国之语言有害，因此应予以重视的是日本独特而自然的语言。

不仅如此，宣长还强调日语“てにをは”对于“皇国正音”的重要意义：“我国语言比万国语言明确、精细，在于它有‘てにをは’。异国语言因缺少它们，故于明确度和精细度上不及我国语言，其意常有不明之处。”依宣长，“てにをは”就是日语优于汉语的一个绝对标志。因此，当有人说“它们是类似汉语助辞之类的东西”时，他十分气愤，对此极力否定，“助辞乃助文章余势之物，可有可无。‘てにをは’则缺一不可，即便弄错一个，话语意思则会不明”。显然，语言作为古道的体现，它的优劣被宣长扩大、投射至社会生活的领域，因而也成为日本“有序性”和中国“无序性”的证据。

总之，无论是“发现”古语，还是主张其优越性，都体现了本居宣长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的立场。宣长对《古事记》所作的解释，其意义正如子安宣邦所言，“因汉文汉字的引进而成为可能的写作体‘大和语’，其基础是从《古事记》文本中以训读的方式读出了神圣的口诵体古语。这样，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这说明，古语研究是为本居宣长揭示古道服务的，因为语言不仅是知晓古道的唯一途径，本身也是民族精神的表现。

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在18世纪日本的文化精英已经较普遍地进行着汉字“异国”文字化的作业，形成了“汉文训读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就是以一种翻译的方法来解读“外语”的文本，就是为了根本抛弃汉语的音声系统，使汉文“和文”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汉字对日本的影响，以保证他们所创建的文化体系的纯洁性。佐藤喜代治所说的，“训读的实行，至少对日语来说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就准确说明了国学者的心态。

本居宣长的物哀观及中国批判

文学观（人间观）是本居宣长展开其皇国绝对优越论的又一场景。因为日本是世界各国的本国，故日本的文化生活也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和歌所体现的“真情”或物语所体现的“物哀”。它们作为纯粹的日本精神（大和心），正直、淳朴而重实情，而与虚伪而重说教的“汉心”、“汉意”（karagokoro）或“汉籍意”（karabumigokoro）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立足于主情主义的文学观，后者则立足于儒教道德主义的文学观，呈现尖锐的对立。他认为，自儒佛传到日本后，“大和心”便受到了“汉心”的污染和蒙蔽，所以要恢复古道，“汉心”就是必须加以排除的对象。

在宣长看来，虽然日本精神受到了儒佛的污染，却仍“坚强地”留存于和歌和物语（《源氏物语》，所以它们理应成为重建自我并排斥儒教中国的依据。他认为，和歌以自然的“真情”或“真心”（magokoro）为本旨，与善恶无关且有助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发展，其本来面貌只是“歌吟心中之所思”或“如实叙述人之真情”。《源氏物语》同样以“物哀”为本质，即由“哇”、“啊”、“呜呼”之类的感叹之声所体现的人之实情。他主张，真情是放弃善恶、智愚、巧拙之论而自然流露，不加掩饰也无虚伪的情感，“所谓人之实情，乃如女童稚嫩而似愚者。成年男子屹然而似偏贤者，非实情也。此为修饰外表者也。”相反，儒佛则违背自然之情，大谈善恶、是非之论，教人必须干这干那，蒙蔽人之内心，只注重修饰表面，因而是应极力排除的“伪善”。“一切当喜之事而不喜，当哀之事而不哀，当惊之事而不惊，以不为诸事所动为善而尊之，此皆异国式的虚伪，非人之实情也。”受儒佛善恶观的影响，原本“多情”的汉诗文也完全无视了人的感情，“唯好咏男子般雄壮之心，耻恋情之纤弱、邪恶而不说”，成为道德训诫的工具。

他随即以白居易的诗歌为例说明。他认为，白居易对儒教的伦理观持有怀疑，故多作《长恨歌》那种歌颂男女情爱的艳诗，而与自己主张的“知物哀”文艺观十分吻合，所以也就常引《白氏文集•刘家花》的“多情”用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坚信，“纤弱”（memesii）的人情是无论古今国别人类共同的情感，“所谓人情，无论古今，无论中国、天竺、日本，本来就无不同”。在他看来，汉诗与和歌都是基于普遍的“人情”的产物，所以它们“原本都应有相同的旨趣”，只是后来汉诗受到“汉心”的流毒而像中国“失传”古道那样趋于堕落。

显然，本居宣长的物哀观否定了文学“辅佐政治”、“修身齐家”的道德教化意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看似是文学自律的结果。它虽然似乎是一种“近代的思维”，却并不具备值得十分重视的“近代的意义”。照前所述，物哀观本来即相对于儒教劝惩文艺观而被发现的产物，不仅来历可疑，又被赋予了与儒教对抗的暴力性。更重要的是，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观，目的在于使文学（大和心）脱离儒佛规范主义的束缚，所以他虽然宣称文学与道德无关，却有意识地赋予它一种神道的规范性。对他来说，应该否定的只是儒佛赋予和歌的道德性，和歌及其精神（真心）必须以“神道”为依据，因为它不仅是产巢日神“产灵”的产物，也是“神道”的根底和表现。“和歌源自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二神。其从天降于磤驭虑岛，结成夫妇，围绕天之御柱，互相所唱之歌，即和歌也。”“所谓真心，是由产巢日神之御灵所生之天然的心也。此真心，有智亦有愚，有巧亦有拙，有善亦有恶，各种各样。天下之人皆不同心，是神代诸神无论善事恶事，皆按各自之真心而行动之故也。”因此，他主张日本的人心优于万国，“国家亦胜于万国，人心亦优，天生而得直情径行即中正也”。

显然，本居宣长所理解的“真情论”乃是“神国的人情论”，不仅具有排儒反佛的意识形态性，还隐含着服从天皇及其统治的逻辑，即使和歌通过自身与天皇的联系再次与政治发生关联而具有“作为为了参与秩序中心的政治的、文化的装置”的资格。他认为，世上一切活物甚至包括鸟兽，都是产巢日神的御灵所生，所以人一生下来就知道所当行之道，所当为之为，因而能“不教而教”，自觉遵奉天皇，孝敬父母，祭奠先祖，怜妻儿，友朋友。因为一切都依据神的所作所为，所以古代日本就是“自足的”真善美的世界，“一切神道，决没有儒佛之道所谓善恶、是非之理论，唯多妙合丰饶悠然之雅物、歌之趣向”。相比而言，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充满邪恶的“难治之国”，才强行制作极不自然的圣人之道，故形成严辨善恶之风习，终究不过为“伪善”。总之，依本居宣长，日本人在文化和生活方面对中国人拥有“先验的”优越性，它既无法选择，也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改变。

对本居宣长来说，以物哀为基础的“大和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日常生活里真实可见、可接触的情感，因为它有外在的表象和标志，即和歌、物语和山樱花等。比如，他自称“樱奴”，大肆赞美樱花：“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日烂漫山樱花。”樱花从此跟大和心、大和魂挂上钩，成为日本精神哲学的象征。同时，物哀思想也是源自并迎合了出仕无门、又有强大影响力的町人阶层的生活状态，所以一经提出便引起广泛共鸣，被认为“真实地”反映了上代至中世日本人主情主义的精神生活，因而是日本精神优越性的表现之一。通过这种作业，“大和魂”开始从虚在变成实在，也逐渐由知识精英的“纸上之言”变成庶民亦可分享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不仅有利于“大和魂文化共同体”的创建，也有利于形成反儒教、反中国的社会土壤。

本居宣长的国体观及其中国批判

照前所述，在本居宣长看来，日本是普照四海的天照大神所生之国，故为万国的本国：“皇大御国（sumeraoomikuni）是言之都可畏的诸神之祖先神——天照大神所出生之国。日本胜于万国之根由，首先就显著体现于此。天下万国没有不蒙受天照大御神之恩德者。”一切都出自神之“御心”，都由神的作为所决定，而惟独日本是神皇、神道、神国相一致的国家，又是“惟一古道正传的国家”，故日本对万国、天皇对圣人、神道对儒佛就有先验的、绝对的优越性。同时，它们也因此具有先验的真善美的品格，故神国本善美，神皇本神圣，神道本正直。古代日本依据立足于此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治国，故万事万物皆按“真心”运行，无需压制人们“作为天理之人欲”，也没有任何儒佛那样的空理和烦琐之教，自然维持着神皇、神国、臣民和谐一体的社会状态：臣民以天皇之心为本人之心即绝对的行动原理，毫无利己之私心，惟自觉遵奉天皇而不乱；天皇则以“天神之心为本人之心”，不以偏贤而独断万事，有疑则占卜问神意而行事，一切惟依神代古事而治国，故历代天皇之政治就是神之政治。因为天神、天皇、臣民都以“真心”一而贯之，故“国家平稳而治，作为天神之子孙的天皇永继皇位”。

与日本不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邪恶横流的“难治”之国，由此才出现圣人并制作儒佛之道来治国。然而，由于圣人及圣人之道本身也是邪恶的，所以是乱国的根源，不仅造成中国“越发难治”，也给日本带来了动乱。基于这一逻辑，本居宣长就对中国、圣人及圣人之道，以及日本的儒者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第一，本居宣长认为，中国本为恶国、乱国，圣人本为恶人。这是因为异国（中国）并非天照大神（所治）之国，没有固定的君主，苍蝇般的诸多恶神肆虐施暴，以至于人心不正，风俗淫乱，而只要是窃国，则下贱之人瞬间亦可成为君主，所以上下就时刻处于防止自己地位被夺和乘隙夺取他人地位的敌视状态，因而国家自古就难以和平而治。由此才出现儒教所说的圣人，由于他们都是“夺人之国，灭君主”之“所谓贤者”，他本人“背道而行”，“非但是好人，实为极恶之人”。在本居宣长看来，“臣谏君可以，然篡其位则是外国（中国）的恶风俗，大背真道”，所以“一味尊信圣人之言，认为其所说任何皆为道之最高级，实可谓愚哉”。

显然，本居宣长否定了中国“有德者王”的思想，认为它不过是王位篡夺者进行自我正当化的逻辑。在他看来，易姓革命实为“恶风俗”，“贱无德”才是祸乱的根源，“因异国（中国）尊德之风俗，故以为即便庶人，有德故尊，便自然有侮上之心，终致篡夺之祸”。这已由中国的历史所证明，而近来的清窃明就是极好之例。它“奉仰原本贱为夷狄者为天子”，说明中国还是一个“极其极其卑劣之国”。相比而言，本居宣长认为，在皇国日本，天皇之尊贵“不依德，而惟依血统”，所以至万万年，君臣之位都会屹然不动。可见，宣长的血统论不仅排除了儒教以“礼”、“德”为基准的华夷观念，还依据血统原理确立了尊卑观念的新体系。

第二，圣人既是这等“邪恶”之人，圣人之道也就不外乎“窃夺他人之国与防止他人窃国”的窃国之道，是严厉教化世人之“仁义礼让孝悌”之类的人为制定的烦琐德目。“圣人之道原本不正，所以才制作道来正道，而（儒者）却以为其十分伟大，真是可笑极了。”本居宣长还进一步嘲笑儒教所得意的“先王之道”，“儒者责难后世的法律违背了先王之道，难道先王之道不也是古代的法律吗？他们甚至捏造出《易》之类，摆出一副似乎十分高深而又穷天理之态，其实不过是奴役、支配世人之计略”。依宣长，圣人之道，名为道而结果与道相反，正所谓“道失而后有教”，它实际只是圣人之教（仁义礼智忠孝等），实际无一人遵守，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最终不得不沦落为“后世儒者对人说三道四的无用之辩”，无益而有害。所以，“圣人之道本为治国而作，反而成为乱国之基”。不仅如此，阴阳五行说更不足道，它也是依圣人之私智而虚构的道理，实际并不存在。他总结说：“世间万事都以汉土（为主）作为标准来决定善恶的风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而日本的儒者言必称“六经”，什么都以中国为尊，唯以圣人之道为正道，“甚谬也”。

在本居宣长看来，儒佛之道不仅乱了中国，传到日本后还造成了日本的动乱。例如，它们导致天皇政治、天下制度等一切都模仿中国，以中国为尊，甚至连庶民之心都转为“汉意”，“不再以天皇之心为心，而皆以汉心为心”，因而给原本安稳和平的日本带来了迷乱，爆发了各种与异国（中国）相似的问题。更可悲的是，世人不论贤愚惟为儒佛因果、天命之说所惑，不知“吉凶万事悉皆神之所为”，甚至连理应通过读古书而自明的本国学者，都不明白此意。因此，他强烈呼吁彻底排除毒害日本甚深的“汉意”、“佛意”，依据日本古典而回归古代依神道治世的清明世界。显然，依据一种荒谬的神学世界观，本居宣长对神儒佛的本原论和功能论的讨论，摧毁了以礼文为基准的“华夷观念”，扭转了神道与儒佛的优劣关系，进而彻底否定了儒佛对日本文化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本居宣长在用一种价值体系取代另一种价值体系后，又立足于神道原理的尊卑观念，企图通过对历史的检讨建立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这一讨论集中体现于本居宣长晚年所著的《驭戎概言》（1778年脱稿，1796年出版）。慨然论述日本应统御西戎，此即本书书名之义。该书撰著目的就在于企图以外交事例证明日本优越而中国、朝鲜卑劣，力主明确尊内卑外立场，构建了压迫中国的理论，可说是近代日本亚洲蔑视论的源流，因而是体现国学者中国认识的又一重要文献。本书还被本居宣长的医学之师武川幸顺呈于摄政九条尚实阅览，对幕末朝廷有很大影响。

《驭戎概言》批判了日本为政者从古代到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前对中、朝外交的指导思想，否定日本皇室曾向中国朝贡的历史，极力歌颂北条时宗的强硬态度和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该书视中国、朝鲜为西戎，对华夷思想和日本儒者的祟华意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由于神道和皇国史观已被上升为“天地间的最高规范”，就为本居宣长对华夷秩序的批判扫除了哲理上的任何障碍。

本居宣长严厉批评了当时儒学者的慕华思想，认为自称为东夷的儒者“与叛逆之罪人相同”，“儒者心目中，无其他国家能超越唐土，推崇其王为天子，视如天地自然之理，此最最不可理解”。华夷秩序违背了天地自然的“真道”，中国自称“中华”没有任何道理，只是“妄自尊大”。他认为，日本由于是神国，得天地唯一之“真道”，所以应该以日本为“华”，以其他各国为“夷狄”。“如此，自东照宫大神治理天下以来，断绝与中国之无益的关系，愈加尊崇本国天皇。……遥远各国皆来进贡。……大将军之威势照耀于天地之间。彼国国王遂照理称臣，顺服于我，可庆可敬。”为论证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合理性，他还比山鹿素行更深入地探讨了“外国诸种朝贡”的历史。同时，他用“戎国”、“戎狄”、“西戎”、“戎狄国”称呼中国，认为“由皇国观之，无论蒙古或明朝，不过同为戎狄耳”。显然，这种立足于神道的尊卑观念，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巨大冲击，也象征了华夷思想的解体。这项工作的完成，反过来又为“日本为世界母国”的神道论提供了合法性。而且，“这种认为日本是中华，把其他一切国家都看做夷狄的倾向，明显地表示出在德川封建制走向衰落时期诞生了的国权主义”，“还隐藏着向国外扩张的冲动”。

综上而言，本居宣长的中国认识构成了近世国学者中国观的基础，显示出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本居宣长的中国观是天皇绝对主义、神国至上主义和神道至上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他关于“日本精神”哲学、儒教及中国的认识论也以一种绝对的宗教信仰为依据，是一种彻底的不可知论。这也导致他在排除儒教的规范后，又陷入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困境——神道规范主义的囚笼。

其次，由于本居宣长对儒教和中国不加以区分，所以他对儒教的批判也就直接导致了他对中国的憎恨、敌视。这意味着，他对儒教及中国的批判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意识的产物，它非但得不到“学问的”证明和支持，也难以得到当时占主流的儒者的认可。

再次，尽管本居宣长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极其反感，却意外地对给予平安文学以深刻影响的白居易抱有特别的亲近感。虽然“真实的人情”是为本居宣长主张其古道和人情的普遍性服务的，即他认为只有日本才是古道和真情唯一“正传”的国家，然基于“人情”这一共同的基础，本居宣长的“真心”与白居易的“多情”却产生了跨越国境和文化的“共鸣”。这不仅显示了宣长学在本原论的摇摆性（不确定性），也说明即便是“最纯粹”的日本主义者也难以彻底摆脱儒教文明的影响。这还因为“与中国的比较”本身就是制约其自我与中国认识的逻辑囚笼。

总之，本居宣长的古道观及中国批判，既显示了他的自大狂妄，又显示了他对中国实情的无知，是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日本主义者的“纸上妄言”，也只有在一种极端的环境下才拥有生命力。这种言论随后被平田笃胤等国学者所继承、发展，直到“非理性的”明治时期被再度发现，成为日本亚洲蔑视观的源流之一。

2、平田笃胤的中国认识

全面继承本居宣长的思想并将之与现实政治联系得更为紧密的是平田笃胤（1776—1843）。他出身于秋田藩的一个武士家庭，幼时便师从暗斋学派的中山青莪学习汉学。据说他直到20岁都认为儒学是“十分优秀、伟大的学问”，却也自行培植了“日本主义”的精神。20岁时只身出奔江户，成为学问的重大转机。他由此接受宣长学的影响，自称宣长的“殁后门人”和国学正统。一生著述多达140余部，涉及古道学、历学、易学、玄学等多个领域，自称“八家之学”。虽然涉猎广泛，其著述却均围绕神道学及儒佛批判展开，值得重视的有《呵妄书》（1801）、《大道或问》、《鬼神新论》（1805）、《古道大意》（1811）、《灵能真柱》（1813）、《古史成文》、《古史征》、《古史传》、《西籍概论》（又名“儒道大意”）、《佛道大意》（又名“出定笑語”）等。生前门人达553人，以平田铁胤、大国隆正、佐藤信渊、鈴木重胤、矢野玄道等最为活跃，对江户后期的思想界有巨大影响。平田派国学者作为幕末国学的主流，或持尊皇主义，或主扩张主义，不仅主导了幕末的尊攘思想和运动，还成为明治初期神祇官的主流，构成了国家神道的支柱。由于平田笃胤还重视出版有关古道的通俗读物，极大地推动了其国学思想和儒佛观向町人、豪农等广大庶民阶层的普及。

平田笃胤继承了本居宣长的道学思想，仍注意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神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以及日本对世界各国的形而上的优越性。由于他所活跃的时代是江户后期，随着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传到日本和外来危机的日益突出，所以与本居宣长不同，平田笃胤得以站在“和魂、汉才、洋学”的立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西洋、印度、中国等）的教和学来建设其古道学，因而以《灵能真柱》为标志，确立了独特的复古国学体系和极其荒谬的神国中心论。关于对佛教和儒教中国的认识，平田笃胤虽然基本沿袭了宣长的观点，却与以古代作为“事实”来把握的宣长不同，完全是依据一种荒唐的神学世界观而从宇宙本原、文化、地理等领域展开了对佛教和儒教中国的批判。

平田笃胤的宇宙论及儒佛批判

从宇宙论的角度论证神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展开神道、天皇、神国中心论的自我叙述和儒佛批判，是笃胤学和宣长学的共同旨趣。笃胤接受服部中庸《三大考》的思想，利用地动说、基督教创世论等学说，对《古事记》等记载的创世神话（日本的古传）进行了重新解读而构建了独特的宇宙论，意图进一步证明日本对万国的形而上的优越性。

笃胤认为，天之御中主神才是造化的原理和世界的本原，该神产生于大虚空的“古天地未生出之时”，是宇宙间惟一的造化主和大元祖神，故“宇宙万物，悉其主宰”。他指出，宣长以为造化原理的产灵二神只是天之御中主神的分身，高皇产灵神司掌神事中的“显事”，神皇产灵神掌管神事中的“幽事”。它们坐于虚空之中，产生“一物”，“一物”不久又分裂为天（日）、地、泉（月），然后再产生各种神祗和万事万物。

平田笃胤解释说，世界上只有日本是受天神特别恩眷的国家。皇祖神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柱神生出日本，皇祖神天照大神诞生于此，作为日神而统治“天”即高天原，并委派天孙永久统治此国，故日本为广阔地球的“根本”。天地开辟之始，一物向上萌腾而为天，其残迹成为地，与天正好上下相对之处就是日本，故日本就位于“大地的顶上”、“天地间的蒂之处”。“位于万国之东头”的日本被造出后，随着国土与海水逐渐分离，海水的潮沫自然凝固，泥土聚集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国家就是外国。外国虽然也是产灵神之产灵所生，却只是由“海水的潮沫凝固而成”，因而不是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柱神所生之国，也不是天照大神出生的本国，所以从本源上就与日本有“尊卑善恶的差别”。因此它们与“被全宇宙公认为神国”的日本相比，都是“极其卑劣”的国家。

在笃胤看来，因为有关创世说的日本古传是“由创造天地的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亲自传下来的”，所以是“真实的古传”。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由作为日本古传之“讹传”的外国古传得到证明。他承继宣长的观点说，中国有盘古开天地之说，即言其左眼生日，右眼生月，与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从眼中生出日神、月神的古传非常类似，所以是日本古传说之“讹传”；在西方国家，也有上帝造完天地后，再造亚当（男神）和夏娃（女神）而生成国土之说，因与日本造化三神创生天地万物的古传极为相似，所以也完全是日本创世古传的“讹传”。所以，世界万物皆源于日本，盘古、三皇、神农、黄帝等等，都是日本的神，“其所谓盘古氏实际就是日本的皇产灵大神，燧人氏就是日本的大国主神在中国的称呼。……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日本的造化三神开辟了世界万国，其事迹必然留在这些国家，虽为讹传，却仍是存在的。”在他看来，外国的这些古传虽因“以讹传讹”而失真，却传达了日本古传的片段，反倒证明了日本古传的正确性。显然，与彻底否定外国古传的真实性的宣长相比，笃胤通过承认外国古传的相对价值，旨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日本古传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进而证明日本作为神国的绝对性。

对笃胤来说，因为日本为神国，又是惟一古道真传的国家，所以是“四海之宗国”、“万国之祖国”、“万国之祖国、本国”，具有对世界各国的本体论上的优越性。这意味着，日本的一切包括神道、国体、伦理道德、文化、地理位置、物产等等，无论什么都“卓越于万国”。他强调日本是所有国家的中心，目的在于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诸国服从日本，也即“世界万国，都应服从皇国，是不言而喻的”。

绝对的“神之道”与相对的儒佛之教

认为神道是天照大神传承下来的“天皇统治天下之道”，并以“自然”与“人为”、“道”与“教”区分神道与儒佛，是笃胤与宣长神学观的共同特征。平田笃胤同样以神道为绝对的、普遍的原理，儒佛为相对的、特殊的“异国之教”，强调日本是惟一古道正传的国家，在此思维构造下展开“自我”与“他者”的叙述。

首先，平田笃胤认为，“神道”（kaminomiti）是儒佛传到日本以前“以纯粹古意和古语不加修饰地表现天地开辟以来的事实”的大道、真道，又是“专守古传、不杂任何小贤”的自然之道，因而是宇宙间的绝对真理。“真实之神道十分独特，其学天下之正道，故称为大道之学问、显幽无敌之道。”神道还是天地开辟时皇祖神等所创及永恒相传的“天皇统治天下之道”即“皇道”，因而又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即所谓“帝道唯一”。相比而言，外国的儒教、佛教、诸子百家等虽名为道，实际却只是与“极其卑贱”的俗神道等并称的人为制作之教，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教训。依笃胤，“道”与“教”旨趣各异，道是古代原始的事实，为自然之真道、正道，教是后来才产生的，不过空理、妄说而已。“所谓教训，远比道低级。有真道则无需教，无真道才始生教。老子所云‘大道废，有仁义’即是指弃真道而以仁义为教。”

因此，所谓儒教、佛教，只是自己妄称为儒道、佛道，实际却违背了天地自然之理，乱了纲常伦理。儒教是“小道”，绝义理而废父子之亲爱，是祸乱的根源，“殷汤周武出世为王，以臣伐君，君臣之义理乃绝。……大道不立，治世无纪纲模范，所可采者，小事已耳，因此其国无代代永续之理”转引自。儒教所谓圣人不过是“杀主之国贼”，“其所说之至理名言皆是空理”，“不过为骗子的自我吹嘘”。佛教则为“妄说”，背离人伦而是寂静灭亡之教，“无上下尊卑之别，离衣食住生活，而好子孙灭亡之道，是为人者决不能归依之道”。不仅如此，它们还给日本带来了危害，“原本中古之时儒佛之道传至日本，人心遂移其风，古道之趣渐成粗略，以致社会日益混乱，随时间流逝古道乃绝”转引自。因此，他特意著书《西籍概论》、《佛道大意》、《俗神道大意》等，对儒教、佛教及他认为深受儒佛影响的俗神道（两部神道、唯一神道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的排佛论由此对维新时代的国权主义文化运动——废佛毁释运动，具有重大影响。

与此相比，在日本，“知神国之所以为神国的国体，学习神所为之事，行正人之道，乃称真实的神道。所有世上之忠臣孝子，其外不背离于人道者，皆真实的神道也。”因为有此万国无一能比之真道，天皇、臣民、神国之间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自开辟以来，帝位如一，君臣之等，万世不动，彝伦之叙自然而具”，所以“人心正直，无丝毫之虚伪”而天下自然大治。

其次，在笃胤看来，相对于儒佛之教，神道不仅具有本原意义上的优越性，还具有历史的优越性。即便是儒佛传到日本后，神道不仅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还是天地间惟一正确相传的古道。因此，针对太宰春台《辨道书》所言“日本古来无道。后世所倡之神道由儒教派生而来，故不过为巫祝之道、旁门左道，远不及佛道和亚流的宋儒之道”，笃胤十分气愤，专门著下《呵妄书》等展开批判。依据真道的神秘性和实体神观念，笃胤坚持日本存在真道且是惟一古道正传的国家。他解释说，正像产灵神神秘地产灵那样，真正的道也因神秘难知而不传，只可通过占卜祭祀而问神意。因为在日本，无论君主、臣民都以天神之心为心，一切都按神代之事实运行，故真道永传。与此相比，异国之道原本是立足于佛、圣人悉知万事万物之理而立之道，因为一切事物是神的作为而难知，所以儒佛之道根本就难以成立。

笃胤还认为，神都是实在的神，偏在于人们的周围，通过占卜祭祀而与生者保持交流。神道即是这样的祭政一致之道，所以与天壤般无穷。在他看来，古代中国也曾有视神为实体的思想，比如《尚书》、《毛诗》等就称“天”为上帝、天帝、后帝、皇天，不过后来它被误解为“托言”。直至孔子，再度提出实体神的思想，因而常言“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知我者其天乎”等等。后世之人尤其是宋儒，由于“没有理解孔子的真心”，单纯以儒教为政教（教训）之手段，以致真道失传。正因古道失传，儒佛才立太极、无极、阴阳、五行、八卦等原本不存在的道理来解释天地万物。譬如，它们关于天地生成的看法均是“自以为是而虚伪的东西”，“印度之说不过为欺女子儿童的妄说”，“中国之说因稍有穷理之味，似乎很有道理，实也不过妄说”。

总之，在笃胤看来，神道为世界诸宗教之根源，拥有对儒、佛等外国宗教的先验的优越性。它不仅是作为“万国之本国”的神国优越性的具体表现和证据，也是作为“帝道唯一”的神皇一统政治的具体表现和证据。

平田笃胤的神国中心论及中国批判

照前所述，以日本为所谓创世主的产灵神所创生并最钟爱的神道、神国、神皇相一致的神国、皇国，进而强调皇国与外国的本质区别，是平田笃胤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认识论基础。“皇国受天神之特别恩眷，以致神灵产生，我国乃高贵优秀之国，与世界万国是天壤之别。”因为日本是“万国的本国、祖国”，世界各国都是“末国的枝国”，故其一切事物都有对世界万国的形而上学的优越性：“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除前述的神道、国体观外，平田笃胤还从学问、语言、文化、地理位置、生物物产等方面展开了他荒谬绝伦的神国中心主义叙述及中国批判。

第一，笃胤认为日本的学问优于世界各国，是万国之本学。他继承了宣长“所谓学问，乃言皇朝之学问也”这种日本中心主义的立场，称日本的学问为古学、古道学或皇国学，即“以儒佛之道还未传到日本之前的古代纯粹的古意和古语，朴素地表现自开辟以来的事实，在此事实上再阐明日本拥有真道的学问”。他强调说，“世间学问有种种，而以神国学问为第一。其中，又以神道为第一，次以歌道为主的歌学，次律令学，次以《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为主的物语学，次历史学，次古礼仪之学。……世上再没有比皇国学问更大的了。”可见，笃胤的学问观完全是宣长学的继续和发展，极其荒诞无稽，也是他欲摆脱边缘文化意识而走向自我中心主义的重要步骤和表现。

第二，在笃胤看来，日本既为万国之本，其优越性也必然体现于语言文字方面。因此，与仅以古代日本的声音体系来对抗汉字的宣长不同，笃胤则极力搜寻神代存在文字的证据，而以《释日本纪》为基础，提出所谓“神代文字说”，认为它优于汉字、朝鲜谚文、印度梵文等文字的起源。他主要依据《释日本纪》“龟卜之术者，起自神代。等说法，又受新井白石《同文通考》的影响，认为神代存在“真字”（mana）这种象形文字和“和字”（yamatomoji）这种声音文字，并强调说，神代文字自然圆滑、优美而成“华丽之画风”，汉字则字体诘诎而成“真诘诎之风”，因而传到日本后，其弊常造成“浮华竞兴，错混古事之根源”等问题。因此，他强烈要求尽可能用假名书写，而“以汉字为倭语之奴隶”，进而形成“书记之辞能达，著文之技万国无法比类”这种暗合神心的“皇国之风”。

对平田笃胤来说，“神代文字”不仅优于中国，还为古道的纯粹性提供了保证。他指出，日本原本即是“言灵”（kotodama）所宠幸的国家，所以有专守言语之道的神祗，故其言语蕴涵了100%精密的真道之旨趣。。因此，他认为日本有用“古语”记载的古来相传的书籍，例如《古事记》就如实记载了古来相传之事实，所以其“意、事、言”三者一致，最忠实地体现了日本的古道，故为知晓真道的第一书；与此相比，《日本纪》乃模仿中国史书而作，又用汉字，因而多修饰造作，以至于“以后世之意记上代之事，以汉土之语记我国之意”，故已失古之真道。显然，平田笃胤所谓的“神代文字”不仅本身即是“神国优越论”的表现之一，还是他建设日本对万国优越性的基础和前提。

第三，他认为，因为日本为神国、君子国，故自古就自然具有被称为“大和心”或“大和魂”的“正真之心”，所以在文化、道德方面优于世界各国。对笃胤来说，所谓“大和心”即是“国魂”，即是“神心”或其外在表现，是独特而优越的日本文化的象征。其一，古代日本人心正直、清善，因为是依天神之灵所生，故无丝毫之虚伪，也无任何之邪恶。人们天生就具有“仁义礼智”这种天神所赋予的“真心”、“真情”。只是由于儒佛传到日本，导致人心移其风，日本人的本心受到蒙蔽。与此相比，外国人心皆虚伪，就连其所谓圣人也不过是“杀主之国贼”，故“大道不立，治世无纪纲模范”。其二，皇国以武为本，是自然之势。产灵神创世时所用的“天琼矛”即是日本人崇尚武勇的象征，所以就像皇统万世一系那样，武道同样也会永续。他举例说，德川家康以武德而治天下，其仁德而无所不至，由此人们得悟忠孝之道，辨尊内卑外之旨；儿童自幼便被实施武勇之教育，大人相聚时则以谈论古人之武功为第一，所以即便长期保持太平之世，日本人也不会变得柔弱。所以，在笃胤看来，大和魂就像“武士片刻不离其所佩之刀”那样，是日本人须臾不可离的自然情感。

实际上，平田笃胤所极力宣扬的“大和心”（yamatogokoro）是神道（正直）和武士道（武勇）的复合体，不仅是他主张日本优越性并建设日本人同质性的根本，也以尊皇为宗旨。

第四，平田笃胤认为日本在地理位置、生物物产等方面也优于万国。如前所述，他已从创世论的角度论证了日本位处“大地的顶上”、“天地间的蒂之处”，因而是广阔地球之“根本”。所以日本作为世界各国的元首和中心，“不仅地势坚固，连所生之人，一切都卓越于万国”。在他看来，日本的优越地位是创世神所决定的，即是“天地造化之神赐予日本的特殊的恩惠”，因而是先验的、不容任何质疑的事实，所以日本人尤其儒者常以自卑的小国、拼凑而成的岛国、物资不足等自我认识，根本就是错误的。

因此，针对“日本是小国，开化亦晚”等世间儒者的自我体认，笃胤认为它意图“贬低日本”，极为气愤，多次著文对其进行反驳：“不仅国土，万物之尊卑、美恶皆不依形状之大小。正如宣长师所言，数丈之大石不及方寸之宝玉，牛马虽大却不及人。国家不论多广，恶国仍乃恶国，即便狭小，善国仍乃善国。近来观万国地图，乃知南极下方有一极大之国，近乎世界各国面积之三分之一，却不能住人，连草木亦不能生。若以大小论国之好坏，那它岂不正是最善之国？鉴于我皇国之文明开化迟于西方诸国，有人便说，我皇国之人无胸襟开阔、贤明处事之品格，此胡说八道也。皇国乃万国之祖国、本国，近以草木之果实为例，皇国因位于蒂之处，所谓地气厚实，故不论何事均无丝毫自作聪明而皆慷慨大方。瓜果、桃果之逐渐长大，均由蒂之处向尖端生长，其成熟之顺序，相反乃由尖端始，‘蒂之处’后熟。……正如日出东方时不热而随着西移逐渐变热般，天地间所有事均源于东方而从西方开始变化。”对笃胤来说，“小”非但是日本的不足，反倒是日本优于万国的证据之一。因为日本国土不大不小，其人情、风俗、民情混合统一，故易于管理，“岂非缘于水土神妙之故哉”？相比中国等国家，因为国土极大，所以人情、风俗亦多种多样，难以统一，故导致“辰旦之王统变乱而难久”。

在他看来，“上国”与“下国”、“善国”与“恶国”的差别不取决于国之大小，也不取决于文明开化的早晚，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物产和整体的风土，而常遭人批评的“岛国”属性就恰恰体现了日本作为“万国之本国”的优越性，证明了日本作为“受到天神特别恩赐的国家”的这一特征。由此，笃胤便采用《日本水土考》、地球球体说、外国人的证词等等，详述岛国日本在地理位置及生物学方面的优越表现。

“我国地形东西较长，南北狭窄。稍稍弯曲，如龙垂首。我国位于万国最东方，乃朝日最早照射之国，阳气最初发生之地。‘日本’之名最符其义。我国即神国乃水土自然之理。《史记》也说东北乃神宿之所”，所以日本水土清阳中正，四季中正温和；大地为球体，国家之寒热及善恶均依“天地之度数”（纬度）而定，因“日本刚好位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因而是地球360度内最好的风土，故“国土肥沃、人民愉快……人口众多、房屋鳞次栉比，物产丰富，稻米之美味尤优于万国”，没有任何不足，因此不与外国交易，也可万事无欠，更可避免因此而带来的风俗紊乱等弊端；因为日本处于“万国之头”的位置，同时“与大国隔一波涛汹涌之大海”，所以难受外国的攻击，又“日本要害坚固乃万国之最上乘”，日本人“住于安全的大城，拥有充足的武器”；日本人自然地武勇强盛，非万国所能及，又“爱好清净洁白、朴素纯真。此乃仁勇之道，智也自然兼备。此皆为我国自然的神妙之德”；日本的手工艺胜于万国，日本刀更为世界最优；日本皇统自开辟至今而无变，万国中惟日本而已，也是得益于“水土之神妙”；等等。

可见，依据所谓神的意图，平田笃胤极力宣扬了他的神国至上主义信仰，极端美化了日本的一切。这是一种依据荒谬的神学世界观对日本优越性所进行的荒谬绝伦的论证，因而也只有在一种非理性的环境下才可能具有意义，一种极其消极的意义。

总之，认为万事万物都由神的作为所决定，是宣长学和笃胤学的共同基础和前提。因为平田笃胤的宇宙论利用了西洋的太阳中心说等原理，所以比宣长学显得更为合理，也更有说服力而被人所接受，因而与其幽冥论一道成为复古神道的基石，对此后（幕末及明治初期）的天皇论、神国论及立足于此的中国认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笃胤继承了本居宣长建设天皇的卡里斯玛（charisma）的思维，以宇宙论、幽冥论对“记纪神话”的重组，进一步论证了天之御中主神——产灵二神——天照大神——天皇的绝对谱系，以及天皇、神国、万民之间的一致性，并从实践的层面要求民众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笃胤依据所谓“和魂、汉才、洋学”所确立的“皇国为万国之本国、万事万物卓越于万国之缘由、天皇作为万国大君之真理”的有关皇国自然神圣的观念，虽然极其荒谬，却打破了儒教和佛教的世界形象，促使儒教世界观及华夷观念的进一步瓦解，也为幕末明治期日本的亚洲蔑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

四、对国学者中国认识的思考

国学是近世日本知识阶层以中国为他者而确立自我认同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环节。与儒者（山崎暗斋、山鹿素行等）仍在儒教世界观及华夷思想的框架内展开其“相对日本主义”的叙述相比，国学者则意图通过价值体系的重建而彻底摆脱儒佛思维的影响，确立绝对日本主义的民族认同或“愈加纯洁和彻底化”的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在国学者那里，日本价值体系的真正重建，始自贺茂真渊的自然主义哲学观，最后归结于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神学世界观。它立足于所谓世界最高和普遍原理的“神之道”（kaminomiti），构建了一种绝对而又荒谬的日本优越论。在这一语境下，国学者展开了其关于“自我”与“他者”的重新叙述和定位。正如永田广志所指出的，“复古国学世界观的特殊之处，乃是相对于佛教和儒教而提出了日本人的古道；此时，这一古道的核心，是在天皇统治下统一的超人为的（人为以上的）社会生活中发现的。……所以，自宣长以来，复古国学的尊皇思想总是与一种神道说不可分割地结合，关于本国的尊严和天皇神圣的见解，从神学的立场得到突出强调，平田笃胤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发现日本”与“发现中国”被置于同一平面下加以讨论，正构成了国学者中国观的思维结构。即他们或是通过排除中国的语言和思维来明确所谓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或是通过阐明日本古代以来的事实而排斥中国的语言和思维。因此，国学者的中国观就表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神国意识、神皇神统意识、神道（真道）意识及立足于此的“大和魂主义”是日本国学者中国观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说，国学者的中国认识是基于他们对神国等民族文化的自觉的产物。可以明确指出的是，强调日本为神国及神统万世一系的特殊性，是中世以来逐渐形成的观念，江户时代以后则几乎成为包括国学者和儒者在内的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简而言之，镰仓时代元军两次伐日，极大促使了日本人对神国的自觉。随后主张南朝正统的北畠亲房更明确地提出了“大日本者神国也。天祖始创基，日神永传统。唯我国有此事，异朝无此类，此故曰神国也”的神国思想，对后世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说到中世末期“日本为神国”的自我认识就已成为当时一般化的思想。例如近世初期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就多次强调，“夫本朝者神国也，神武帝继天建极以来，相续相承，皇绪不绝，王道惟弘，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他还指出皇道和神道的一致性，“我国天照大神以降，神以传神，皇以传皇，皇道神道岂二哉”，甚至以此主张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神武以来，皇统一种，百世绵绵，虽中华及异域，未有如此之悠久矣，美哉。”作为朱子学的忠实信徒，罗山的立场不仅说明了近世日本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迫切，也说明了儒者对本国独特性的自觉、尊重及发现（例如对“武国”、“神国”的日本特殊性的自我认识）。

尽管如此，儒者的神国意识和神统意识与国学者仍有本质的区别。儒者基本是以儒教世界观（儒道）为基准而展开其日本特殊性甚至优越性的论述，强调“道”或“理”的普遍性，因而其关于自我优越论的论述仍是一种相对日本主义的思想。这种有关自他优越性的论述以“礼乐”为判断基准，因而是可变的。国学的先驱如户田茂睡、契冲的神国意识也明显保留着这一特征。与此相比，自贺茂真渊起，国学者开始基于作为真道的神道的普遍性来确立其神国论，随后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更是结合宇宙论系统地阐述了神国思想：“吾皇大御国，尤其作为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两神所生成之国，天照大神所出生之国，皇孙与天地共久远治理之御国，优胜于万国而为四海之宗国。”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一切都被赋予了神性，所谓神国、神皇神统、神道、神心（大和魂）、神代的古语等等，一切都最善、最美、最真，具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万国的形而上学的优越性。所以，古代日本是一个顺乎天地自然、上下和谐、神皇神统连绵不断的理想之国。显然，这类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作为宇宙最高原理的神道为衡量的标准，因而它关于自他优越性的认识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将自我“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理念是国学者中国观的根底，也是其看待世界万国的基础和前提。

其次，基于所谓神国的绝对优越性，国学者不仅否定了儒道的普遍性及当时儒者以中国为上国的崇华意识，还批判了所谓儒道的伪善性及给日本造成的“祸害”，认定中国是远逊于日本的下国、恶国。一方面，在国学者看来，中国非但不是日本儒者所主张的天朝上国、善国，相反原本就是礼崩乐坏、争战频繁的乱国、下国、恶国。因而，中国非但不是日本应该学习和尊敬的对象，相反中国应该服从于作为世界中心的日本。另一方面，国学者认为，儒道非但不是治国之大道，相反却是原本邪恶的圣人（先王）所立之人为之教，因而是祸国之根源。由此，儒、佛就被降格为一种只有依赖特定的风土才发生意义的道德训诫。在国学者看来，儒佛之道及其文物不仅乱了中国，传到日本后还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动荡不安，致使日本人原有的正直、武勇的“大和魂”和古道也遭蒙蔽和歪曲。因此，国学者对历史上以儒教、佛教（半中国化的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思想、伦理道德、语言文字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正面的促进作用，正好作了相反的解释，否认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

尽管国学者意图彻底颠覆儒佛的价值体系并否定其对日本文化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他们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局限性，导致其对儒佛及中国的批判仍只是一种相对的批判。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彻底摆脱儒佛世界观及其文物对自身的影响甚至拘束：（1）儒佛传入日本后，它们的某些要素已经内化为所谓“日本精神”的一部分。国学者虽然对此极欲否定，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即便是所谓“最纯粹”的日本主义者如宣长和笃胤，他们的思维结构和方式都有意或无意地显示出儒佛的深刻烙印。譬如，正如太宰春台所批判的，国学者认为“万事万物是由神所决定”、“神之作为神秘不可测”等思维，本身就是中国式思维的基本构造。再如，国学者常常“祖述”孔孟之说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虽然他们极力否定圣人（先王）和宋儒，即便是宣长和笃胤，都对孔子及其学说采取了“消极或积极的肯定立场”。比如“仁义礼智”等儒教德目被笃胤置换为“真心”、“真情”，就是很好的证明。（2）无论国学者如何强调训读的重要性，如何排斥汉字及儒教的思维，然而只要汉字未被废除，日本人就无法彻底摆脱汉字及其所承载之文化和思维的影响。所以说，汉字始终是日本人主体性确立的最大障碍，因此就连继承了江户国学者衣钵的津田左右吉也不得不承认：“支那的文字不适合于日本的语言，日语与支那的文字性质完全不同。……日本拥有优越的文化，由此又不断推动着日本文化的前进，但是，在此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人使用着汉字。”可以说，汉字的存在是造成日本人政治自我与文化自我的紧张关系的源泉，也是导致现在日本人“既非东方，又非西方”这种认识困境的原因之一。所以，国学者创建的所谓纯粹的“日本精神”，归根结底又只能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妄说私言。它关于“自我”与“他者”的认识始终都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极端表现。这种“主观的批判”不可能得到学问的、合理的证明，所以也难以动摇儒佛世界观体系的根本。

不但国学者自身无法彻底摆脱儒佛世界观的束缚，他们的学说也不是时代思潮的主流，所以其社会影响也毕竟有限。他们关于“神道”与“儒佛”的叙述和认识，不仅难以得到当时儒者的认同，也更难以得到一般民众的支持。至于今日，近世国学者及其学问之所以获得“崇高的”地位，乃是近代以来被国家机器（主要是教育和军队）和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断发现和夸大的结果。

总之，近世国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格，因此它有关儒教及中国的论述同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国学者强调的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观念唤起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了日本人文化同一性（culture　identity）和主体意识的形成，因而满足了近世日本人确定“自我”和确认日本在东亚甚至整个世界的位置的需要，也适应了在西欧的冲击下必须实现权力集中的政治走向。从历史上说，维新以前的日本一直处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之下，古代中国是日本人的“文化故园”，因此难免造成日本人一种潜在的文化自卑心理。国学者极力排斥儒佛并贬低中国，创建所谓“纯粹的”复古神道及大和魂，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自卑心理的修复，因而对近世日本摆脱外来文化的束缚、确定日本人的同一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19世纪日本国学家的这种中国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曾是唤起日本本土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抵御即将对日本构成威胁的西方文化的一种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近世国学的消极意义也同样显著。不难想象，国学者诋毁中国完全是出于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所构建的绝对主义神国观是日本式的排他的神秘神学，是一种文化倒退，因为这种日本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比他们批判的对象更原始、更落后。同时，他们强调的日本优越性观念还蕴藏着扩张的冲动及使这种扩张合法化的理论资源。他们以中国为他者的“自他认识”主张“日本为万国之本国”，原本就是一种极端自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不仅含有“压迫他者”的意味，还自足地提供着扩张的合理逻辑，因而在一个非理性的环境或缺少国际主义关怀的时代，就很容易演化为狭隘的、狂热的排外民族主义。正因如此，明治维新以后江户国学的某些观念才被重新发现，成为近代日本亚洲蔑视观甚至向亚洲扩张的理论来源之一。

与此同时，国学者所强调的尊皇观念要求民众对天皇政治无条件服从。无论是本居宣长，还是平田笃胤都多次提到，“所谓政治，大凡在君主治国的万事之中，祭祀神祗乃最为重要之事，故其余之事在过去被称为祭事，谁都皆以为是，犹熟思之，言之本非在其由，而在服从。即天下之臣无论官吏，皆是奉天皇之大命，各奉其职，是天下之政也”。这种神道论表明天皇政治是这一理念的逻辑归结。于是，国学在排斥了儒佛的规范后，又通过神道创建了绝对主义的天皇政治规范，从而陷入了另一个形而上的困境——神道规范主义的囚笼。因而，国学的某些思想不仅成为明治专制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还为没有自主性的“战争奴隶”的形成准备了精神基础，从而为江户国学者排斥儒佛并贬低中国的“纸上妄言”转为实际的扩张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支持。

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有不少日本主流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江户国学者的衣钵，例如津田左右吉、丸山真男等等。他们或是否认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或是致力于发现日本文化的“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极力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甚至优越性。综观日本的近世史和近代史，这种带有点日本主义倾向的自他认识和叙述值得引起重视。

第三章 兰学与中国认识

一、兰学素描

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兴起了以荷兰人和荷兰语为媒介、摄取西方科学以及社会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兰学运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兰学作了诸多探讨，且不乏颇有见地之论，然而，有关兰学家们的对华认识问题则鲜有涉及。兰学家们的中国观又与其学统紧密相关，因而为更深入地理解兰学家们的中国观，有必要事先对兰学的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兰学兴起的社会前提主要有三条线索。其一，此前西方文化的积累，即南蛮文化的延续和大量汉译西书的流入；其二，江户前期日本经验科学的发展和日本人自然观的变迁，并促成了传统朱子学“格物穷理”内涵的变异和科学实证主义的产生，为兰学的发展扫清了认识论上的障碍；其三是兰学职业化的社会机制。

1、学统源流

所谓学统源流，主要有两条途径，即南蛮文化的延续和汉译西书的流入。

西方文化初传日本可追溯到16世纪中叶。1543年一艘载有葡萄牙人的帆船因遭暴风雨袭击，漂流到日本南端的种子岛。而后，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日本传教，正式揭开了有史以来日本与西方文化接触、碰撞的序幕。这一时期由传教士传入的西方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上称为南蛮文化。当时，日本人援用中国的蛮夷观念，将东南亚一带视为南蛮之地，而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人，“从西海而向南方往，自南方向北而来于日本，故倭国人称之为南蛮人”。由此，“南蛮人”带来的西方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被称为南蛮文化。又由于这种文化是随着传教活动而进入日本的，因此也称为“切支丹文化”（葡萄牙语cristao的音译），即天主教文化。其实这段日西文化的接触并非狭义的宗教传播史，它的内容十分广泛，除天主教的世界观、伦理道德观外，还涉及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至于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日本学者总称其为南蛮学。

由于南蛮文化时代最终以德川幕府1639年彻底驱逐传教士和葡萄牙人而告结束，因而有学者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历史插曲。然而，南蛮文化中的科学领域却没有因为德川幕府的严厉禁教政策而终断，它作为一股潜流，在日本科学史上顽强地缓缓流动，成为日本迈向近代科学的桥梁，其中的医学和天文地理学领域对兰学的影响尤为清晰。

兰学始祖杉田玄白在讲述兰学源流时曾说：“其时有西吉兵卫传西流外科。此人初为南蛮通辞（葡萄牙语翻译人员），传南蛮医术。及至南蛮船被禁止入津，又为荷兰通辞，传荷兰医术。此人兼倡南蛮、荷兰两流，世称西流。”日本兰学史家杉本孜也指出：“作为阿兰陀（荷兰）医术的先驱，必须祖述南蛮医术。”由此可见，作为兰学最初领域的西方近代医学实有南蛮医学传承的成分。从这种传承可以看出，南蛮医学不仅是日本人认识西方科学历程中的积累，也是接受兰学的通道和桥梁。随着南蛮流向阿兰陀流的逐渐转向，一些南蛮通辞也转为荷兰通辞，这些荷兰通辞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传播了荷兰语。前野良泽等兰学大家就是师事这些通辞而习得荷兰语的。据统计，当时这样的通辞有150人。这个通辞集团在潜移默化地接受和传播着西方文化，成为兰学兴起的媒介之一。

在天文学领域，在日耶稣会编著《哲学神学提要》，用做教会学校的教科书。该书叙述了行星、银河、地球、日食、月食及复杂的天体运动理论，并解释了气象及地震等自然现象。虽然该书的天文学理论还属于哥白尼以前的托勒密地心说体系，而且最终目的在于证明上帝是宇宙运行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应该看到，如果抛开其哲学本体论，这个体系在科学上的基调是“地圆说”。这种地圆说体系明显地进步于当时日本人在该领域的认识水平。当时日本人对宇宙的认识基于两种原始理论：其一是佛教的“须弥山天界”说；其二是中国古代的“天圆地方”说。前者显系神话，后者也被环球航行的实践证明为谬误。欧洲的天文学在日本很快得到承认，以至于“世间一般认为，有关天文地理之说以天主教之学问为最优”。这种地圆说虽然尚属于古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但为兰学阶段与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衔接奠定了基础。传教士开展的天文学普及活动，使天文学在日本摆脱了朝廷的垄断，开始流向民间，并几经传承成为兰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汉译西书的传入也是兰学的重要源流。1709年幕府儒官重臣新井白石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约翰•巴蒂斯达•西多蒂（Juan　Battista　Sidotti）的审讯，戏剧性地促成了重新认识西洋文化的转机。新井白石依据这些谈话记录和此前积累的有关西洋知识，于1713和1715年相继撰述了《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书中不仅记述了五大洲各国的地理、政治、风俗等概况，还否定了德川初期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的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西洋文化观。他认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天主教应区别对待，肯定了“形而下”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进而主张积极加以吸取。1720年幕府八代将军，明令与天主教无直接关系的汉译西书不在禁止之列。在这种较为宽松的社会气氛下，不仅汉译西书不断流入日本，荷兰语书籍也逐渐流布民间，为兰学的兴隆奠定了基础。

一般认为，德川幕府的禁书政策是在“锁国体制”下抵制西洋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实际上全部禁书书目只有48中。

愿学集禅宗逸史西湖志坚瓠集通观禁书书目48种，实际上只是针对与天主教有关的极小范围内的书籍。至于附表所列器篇书目，是因为它们被收入著名的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才遭禁的。实际上，上述器篇书目还分别被收入当时中国的其他丛书，而这些丛书是不在禁书之列的，因而在1720年德川吉宗缓和禁书政策之前，器篇书籍已经随着各种丛书流入日本。例如：《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说》、《圆容较义》等书，随《守山阁丛书》流入；《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勾股义》等，随《海山仙馆丛书》流入；《天问略》随《艺海珠尘》流入等等。此外，也有如《职方外纪》、《几何原本》在其他丛书中被准许输入的事例。事实上，输入日本的汉译西书，通过检查只要被认为没有与天主教有关的内容，即可自由买卖。

及至1720年德川吉宗缓和了禁书政策，解禁书目达19种，其中科学技术类占了绝大部分，诸如：《天学初函》器篇中的《圆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法义异同》、《简平仪说》、《勾股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和理篇中的《职方外纪》、《交友论》。与上表相对照可以看出，除《表度说》、《天问略》之外，《天学初函》器篇全部解禁。此后汉译西书，尤其是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不断流入日本。

据海老泽有道编制的《天主教关系汉籍江户时代流布本所在目录》统计，整个江户时代有170余种汉译西书流入日本，其中不少科学类书籍是在1720年以前输入日本的。不惟如此，在日本自宽永禁书至1720年，介绍海外地志的书籍、地图计有38种，诸如：西川如见著《华夷通商考》（1695）、《增补华夷通商考》（1708）；新井白石著《采览异言》（1713）、《西洋纪闻》（1715）；地图《万国总图》（1645）、《万国总界图》（1708）、《世界万国地球图》（1708）等，都是在这期间成稿的。而这些书籍、地图的主要基础资料多来自在华耶稣会士所著之汉译西书和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等。大量汉译西书的流入，为日本人学习西方科学和了解海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无疑对兰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其间也使兰学家们无意之中受到了中国西学表现出来的中西汇通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使得一些兰学家们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

2、科学认识论

在日本，要真正进入与西方近代科学对话的兰学研究阶段，还需要跨越江户初期以来儒家思想中思辨的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羁绊，确立科学的认识论。

德川幕府建立之初，为稳定社会，加固作为幕藩体制统治根基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和武士集团内部的等级序列结构，引入了与此相适应的朱子学，并奉之为正统官学。如所周知，朱子学是通过思辨建立起来的道德哲学体系，其特征是，于自然、政治、道德伦理等所有领域都贯通一个“理”字。它以思辨得来的“天理”统驭封建政治道德秩序，并使这种秩序合理化。所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读大纪》。江户时代初期的巨儒林罗山根据朱子学“天人一理”的原则，提出：“如天尊地卑，天高地低，有上下之别，人又有君贵臣轻，定其上下次第……无此差别，何以治国。”显然，在此类理论笼罩下，要与西方近代科学实现对话是极为艰难的。换言之，要使自然科学获得独立发展的权利，必须突破上述思辨的政治道德理论体系，将客观的自然原理从道德原理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在日本，这种剥离作业是随着日本本土经验科学的成长和哲学领域中各种新的认识论的产生而实现的。

德川幕府统一全国后，日本国内经济呈现安定发展的形势，尤其是耕地面积从中世末期的95万町步，到享保（1716—1735）年间则猛增到250万—300万町步。这期间农业的发展提出了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刺激了日本本土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数学家关孝和（？—1708）在圆周率研究中取得了新成果，并著《发微算法》等著作，创立了“和算”；涩川春海（1639—1715）完成了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编制的历法《贞享历》，并刊布全国；宫崎安贞（1623—1697）根据多年农业实践知识编成《农业全书》；贝原益轩（1630—1714）撰成《大和本草》，开创了日本人自己的药物本草学。这些科学成果应用于实践，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并使科学技术在日本赢得了地位。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刺激下，商品经济逐渐兴起，至元禄时代，町人阶层的经济实力显著增长，使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人生享受的奢侈之风，显示出向往人性自然的生活意识，从而生成代表町人阶层的町人文化。同时，为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也由于经济生活的需要，町人阶层开始关心学问的世界。这样，“在以利害计算为目的的町人生活中，极其自然地形成了经验合理主义的思维”。

与上述社会需求相呼应，朱子学以外的儒家各流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呈现出鼎立争鸣的学问空气。其中，儒学中的古学派提倡回归到孔孟的原始经典，显示出要回复自然秩序和肯定人性的自然主义，从而否定官方朱子学的意愿。他们为证实官方朱子学为虚理虚义，极力通过考证来确立符合自己实际社会生活需要的学问体系，兴起了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一般认为，朱子学的“理”与科学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种观点是过于片面了。在日本，实学思想以及兰学中的科学认识论正是通过对朱子学的扬弃，通过重新阐释朱子学“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命题而形成的。日本学者对朱子学的“理”作了如下梳理：“作为认识对象的理，既有形而上学的道德性质的理，亦有经验性质的理，根据所穷之理的不同，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儒学在日本分化为唯心论的伦理之学和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在日本，以这种“理”的剥离和变异为中介，产生了作为科学思想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古学派在这个变异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是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1627—1705）否定了正统朱子学“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命题。伊藤仁斋认为：“非有理而后生斯气，所谓理者，反是气中之条理而已。”他又说：“圣人曰天道、曰人道，然未尝以理字命之……盖穷理者以言物，与天、人无干。”在此，伊藤仁斋割断了天与人之间的锁链，将“理”限定于“物理”。荻生徂徕（1666—1728）也提出：“理无形，固无准”，“盖先王之教，以物不以理……物者众理所聚也”。可见，在古学派眼里，朱子学中唯心主义的“理”已经转义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如果说古学派设定了“理”的内容，那么怀德堂学派开明的儒学学派，提倡实学，重视合理的穷理精神，反映了当时町人阶层的需要。的合理主义儒学家们则进一步明确了“格物穷理”的目的和途径。五井兰州直言：“真、实二字乃穷理之神明也。”中井履轩更提出：“格物谓往践其地、莅其事、执其劳也……此知行并进之方也。”本来在正统朱子学中“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目的在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从属于道德伦理范畴，而上述日本儒学各派将“格物穷理”改造为以事物之理为核心的研究自然界的科学认识论，从而顺应了元禄时代前后日本经验科学和经世济民之实学的需要。用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的儒教文明，其学问之表现虽然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但最终结晶为实学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而兰学正是在这种实学思想和科学穷理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与哲学领域对朱子学的批判取舍相呼应，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医学界，从临床实践出发也对日本的传统中医理论展开了批判。自中世末期至近世初期，在日本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后世派”。他们机械地套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偏好脱离临床实践的思辨，致使其中医理论发展到玄妙而不可解的地步，严重地阻碍了临床医学的发展。至元禄前后，在古学派的影响下，“古医方”学派兴起。古医方尊崇中国汉代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主张“随症治之”，摒弃繁杂而空疏的理论，他们的口号是“亲体试验”。古医方学派的集大成者吉益东洞（1702—1773）抨击后世派理论是“空理臆见”，并提出“欲救天下之病人，必先治医生之头脑”。他主张：“夫医者在于治病，治病者在方（药方），故医者之学皆在于方。”山胁东洋（1705—1763）进一步对古医书中有关人体内脏说产生了怀疑，终于在1754年通过对尸体的解剖，证明了传统医书中的许多错误，并由此得出了“实证第一”的结论。山胁东洋认为：“理先而物后则上智者亦无所得，试物以载言虽下愚者亦可济世。”古医方学派彻底冲破了纯思辨的阴阳五行论的束缚，为日本医学界输入了实证精神。在天文学领域，西川如见（1648—1724）将“天学”分离为“命理之天学”和“形气之天学”。前者是指朱子学中究天命以证纲常伦理的“天理”之道学，而后者乃是致力于对“日月五星推步测量”的科学天文学。西川如见进一步认为，前者“无声色，故虽近人身而难以穷知”，而后者虽“苍苍于人之上，然仰观七曜众星之运行以测验，虽远而易知也”。西川如见的议论为科学天文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诚然，此时的医学和天文学还没有跨入近代科学阶段，尤其是古医方学派在批判唯心论、提倡经验主义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走向无视理论的极端。尽管如此，他们作为迈向近代科学的一环，通过宣倡朴素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使自然研究从道德原理中独立出来，为“实用”与“实理”并重的兰学储备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传统朱子学“格物穷理”内涵的变异，为日本人理解并全面接受西方近代科学，亦即为兰学的发展扫清了认识论上的障碍，并提供了一个契合点。

3、兰学的职业化

职业化是兰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保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武士阶层的稳定性，德川幕府规定了四民制度，同时武士阶层还实行长子继承制，继承的内容包括武士身份及与其相应的俸禄。幕府通过这种制度，用以防止因武士家产的分割继承而使武士阶层贫弱化，以至于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有些“百姓”甚至工商阶层，也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四民等级制度和长子继承制度下，不仅武士以外的等级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即使是出生于武士家族，如果不是长子也没有继承武士身份及相应俸禄的资格，他们必须自谋生路。关于日本长子继承制可参阅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近代化》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另一方面，被剥夺继承权的武士后裔虽然没有进入仕途或继承家业的资格，但同时他们也无需为获取这种资格而耗费精力。在某种程度上说，非长子的武士子弟们的人生选择是相对自由的，他们无需掌握作为武士所必备的道德学问修养和其他技能，因而也摆脱了身份上的束缚。这些被排斥在仕途和家业继承之外的人们，在人生设计上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而研习兰学便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渠道之一。著名兰学家中，明确为非长子的大有人在，诸如：杉田玄白（三子）、高野长英（三子）、吉田长淑（三子）、小关三英（次子）、稻村三伯（三子）、本多利明（次子）、帆足万里（三子）、福泽谕吉（三子）等等。

兰学是从医学领域开始起步的。在兰学家中，不少人依靠西方医学开设诊疗所，将兰学知识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手段。此外，幕府设立兰学研究机构的目的虽然在于垄断兰学，但实际上，兰学家们利用幕府提供的资金可购入大量各类荷兰书籍，从而扩大了兰学研究的领域。更重要的是幕府对兰学的认可，又开通了一条入仕的渠道，客观上鼓励了民间研习兰学的热情。再有，不少藩校也开设了兰学课程，一方面使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学到西方科学；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大量兰学教师，也为兰学家提供了生活来源，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研习兰学的积极性。“兰癖大名”对兰学家的需求也是吸引人们从事兰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聚集在渡边崋山周围的高野长英、小关三英、幡崎鼎等著名兰学家服务于田原藩可为典型事例。甚至被幕府通缉犯的政治犯高野长英，居然受聘于宇和岛藩主伊达宗成，并为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翻译荷兰书籍。总而言之，学习兰学是当时前景不错的选择，于是民间兰学教育应运而生。在民间，以江户、大阪、京都、长崎为光源，形成了辐射日本各地的民间兰学塾。大批兰学塾的兴起，说明兰学已被纳入社会的教育系统，成为普及兰学的重要而稳固的社会基础。

由于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及四民等级制度切断了绝大多数人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的途径，所以兰学家们才可以安心从事“形而下”的科学研究，使兰学逐渐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兰学家们特定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专职科学家，并形成一个较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一般民间兰学家没有对幕府负责的义务，因而他们的研究是自由的。又由于从事兰学已经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兰学的职业化，也对兰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按部就班地学习荷兰语和专心研习西方科学。其次，由于兰学家的职业专一性，不仅使兰学具备了稳定的人才基础，而且使兰学获得了以科学研究为方向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兰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于纯科学的活动。随着兰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终于出现了社会批判意识，这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

正是由于上述的良性循环，促成了兰学的职业化，使兰学不断发展，形成了江户时代与儒学、国学并驾齐驱的三大学问之一。

如前所述，兰学虽然以荷兰语为媒介，但并非仅限于荷兰之学，而是对近代西洋科学和西方社会思想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江户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平台。从学术而言，兰学是一门不同于日本历史上任何一个学派并自成体系的新兴学问。从作为兰学主体的兰学家而言，除个别“兰癖大名”之外，大多是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因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也摆脱了幕府官学的束缚。上述兰学形成的诸多因素，决定了兰学家们的学问属性，他们崇尚西洋近代科学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在知识来源和方法论上又与中国思想文化具有剪不断的渊源关系。兰学是基于科学实践而非纯学术思辨，因而它既不属于传统汉学的儒家学派，更不属于提倡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学家阵营，他们的社会身份也是相对自由的。由此，兰学家已经形成一个身份大体相同，并具有他们认同的学术话语语境的特殊社会群体。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生成了他们既不同于儒学、更迥异于国学的特殊的中国认识。

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兰学家的有关中国的议论，以凸显出兰学家集团对华观的大体脉络。在日本兰学研究界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既不懂荷兰语就不能称为兰学家，而本文关于兰学家的界定比较宽泛。之所以如此，是考虑这些直接从荷兰语中摄取西洋科学技术的专业兰学家们大多是以医学、天文学等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他们大多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但较少从中西文化宏观的视野来作中西对比的。而本文则试图描绘出具有宽泛西洋知识背景的日本知识人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他们虽然不是某一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但却对西洋社会原理等宏观问题多有关照，因而他们的中国认识也与他们的西洋观有直接的关系。

以下根据兰学家们所关心的内容不同，将他们分为若干类型加以论述。这些分类尚不十分严谨，主要是为阐述方便，请读者谅解。

二、兰医技术型

一般认为，由杉田玄白（1733—1817）和前野良泽（1723—1803）等人从1771年开始翻译，于1774年出版的欧洲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是兰学诞生的标志。《解体新书》翻译即成，“同仁中不知何人，首倡兰学之新名，于是在我日本全国自然成为通称。此乃兰学如今日隆盛之嚆矢”。该书之影响更是不可忽视：“《解体新书》卷起日本医学思想家的大旋风，兰学由此勃兴，营造了摄取欧洲实证医学的气运，无疑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推导出科学理论，这种方法论正是兰学研究的根基。杉田玄白等兰学家通过解剖实验和《解体新书》的翻译，证明了传统中医学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从理论上阐释了人体各器官的作用，从而达到了对人体结构的科学认识。由此，使日本人认识到欧洲近代医学，特别是解剖学的科学性。不久，在西医的内外科、眼科、产科、儿科等专科领域也都出现了译、著书籍。之后西方科学的主要学科在日本不断扩散、深化，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舆地学等领域都出现了大批译、著成果，基本反映了当时西方近代科学主要学科成果的概貌。笔者之所以在上述自然科学中选择西洋医学，是因为这门学科容易证伪或证实，也最具社会实践性，因而也应该更具说服力。

兰学兴起之前，在日本通行的是中国医学，而中医医生被称为“汉方医”或“儒医”。《解体新书》出版之后，随着兰学逐渐兴盛西洋医学开始得到认可，时称“兰医”。在此，梳理一下《解体新书》的译者们及其后辈高足对中医以至于中国学术的认识。前野良泽在医学领域基本是主张“取兰弃汉”，对汉方医学的态度比较简单，但其对中国思想文化多有议论，因而笔者主要论述前野良泽的中国思想文化观。杉田玄白在翻译《解体新书》的时代也与前野良泽的汉方医学观相一致，但晚年却向“汉方医学”回归，转而提倡“兰汉折中”。上述二人的高足大槻玄泽则采取了偏重中医的“汉兰折中”的态度。总之，“取兰弃汉”——“兰汉折中”——“汉兰折中”这个曲折循环认识过程的完成，才基本确立了对东西方医学的客观评价。

1、杉田玄白：从弃汉到存汉

杉田玄白从否定儒医到主张兰汉折中的转变集中反映在其《狂医之言》（1775年）和《形影夜话》（1809年）等著述中。

杉田玄白曾提出：“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只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以支那为万国之冠……所谓道，并非支那圣人所立，乃天地之道……地为一大球，万国居之，皆为中央。然任何一国都非中土，支那亦仅东海一隅之小国。”在把中国降为“东海一隅之小国”的同时，对荷兰之“技术”推崇备至：“阿兰之国精乎技术也。凡人之殚心力尽智巧而所为者，宇宙无出其右者也。故上自天文医术，下至器械衣服，其精妙工致，无不使观者爽然生奇想焉。”可见，杉田玄白虽然以兰医而闻名于世，但其志向并不仅限于医学，而是要更大范围地研究西洋科学，但“速有德乎四海者，医为最焉”。这大概是玄白立志翻译《解体新书》的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文中杉田玄白称中国为“支那”，这是后来兰学们使用较多的称呼。据考，“支那”一词原本是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外国人使用的称呼，是根据秦始皇所建“秦”而来。汉译佛典也音译为支那、脂那。日本江户时期一般称中国为“唐”或“唐土”。对“支那”一词的起源和含义，历来歧义纷繁，难有定论。而兰学家们出于追随西洋的角度遵从荷兰语的China而时常使用支那一词，虽然并无强烈的褒贬色彩，但是却暗示着不再崇拜中华文化的意识。有日本学者认为：“在剥夺中国的中华性的意味中使用（支那一词），是从18世纪后期的洋学家开始的。”可见，这个称呼是在使中国文化相对化的语境中被使用的。不过，这与近代以来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的语义是不同的。

当时有医者攻击杉田玄白乃“碌碌小人、医家之贼”，其理由是：“夫中华者圣贤之国也。先王立礼乐、明文物，施教四海，四夷亦奉其教也。夫如医者，炎帝立道，轩辕施教。而后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李（杲）相继而起。其法已明，而除民之疾病者数千年，于兹则其道无一阙矣。然彼小人（指玄白）自好奇，疑圣贤之书，信蛮夷之书，欲乱其所传之法也。此非医家之贼何乎？……彼所学则西北之一隅，去中华九万里，实舌侏离之国也。生不闻圣人之道，蛮夷中之最僻远，而其俗大异者也，其医术亦可知矣。”

杉田玄白对曰：“某不敏，辱受父祖之业，以医所称世者，三世于此也。非无先人之遗书，非幼不学其道。读而疑，学而觉，久知其非，故欲改焉。……支那之古圣先王兴国立礼乐，贵华卑夷者，不使俗混以为民坊也。夫圣人者，非有四目两口，唯聪明安民不欺之人也。……盖国有大小，俗有强弱。支那其俗弱也，圣人聪明能知之。三代道衰……圣人聪明能知有今日，故明华夷之分，以教其民也，实非贵华卑夷也。实贵华卑夷，则何有太伯入吴事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也……又少读其书，则漫然自称曰，夷狄其俗故无礼乐也。夫礼乐文物，以为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孔子曰，夷狄之有君，有君尊之则礼也。衣冠者明尊卑之分也，其制各异者，从土地之寒温、时代之风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是其所损益者，从时代之风俗也。如夫以周之衣冠为是，行之赤道下渤泥苏门答剌等国，则民不耐其热，恐生疾病焉。圣人生其国，则新制衣冠，当使其民不苦也。以是观之，则衣冠文物明尊卑之分，不必以支那为是，以从风土之宜为是也。道者，非支那之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日月所照，霜露所下，有国有人有道，道者何乎，去恶进善也。去恶进善则人伦之道明也，他者皆风俗也。风俗者各国有异焉，未闻生四目两口人之国，只闻风俗之异而已。荀子曰，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是之谓也。”

可见，杉田玄白是主张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其意为使中华文化相对化，并非要彻底否定中华文化。此种议论，已经预示了杉田玄白晚年向中国医学的回归。

在医学领域，杉田玄白认为中医为经验之学，缺乏科学的医学理论：“支那之书有方无法也。非无法，所以为法者不明也。其法也，人人阿所好设说作论，立以为法，故十书十说未一定焉。譬如隔铜器察热，或云炭火，或云柴火，或云热汤，或云热饭，不弁汤与火，为知其热，而论之焉耳。今有一病妇，脉迟而小，且当脐之右上，有块，时时疼痛发则微热。试使通支那学者三人诊之，一人云食积，一人云恶血，一人云饮癖。又使之施治，五日以消积之药，不治则十日与破血之药，如此而不治，则又十日与逐水之药也。幸治者，医以为我能知病也，病者亦以为幸遇良医也。若不幸而不治，则医者茫然不知其因何死焉，病者亦不知其因何死焉。是其本不明，其法不正也。”

杉田玄白还依据对照《解体新书》所作人体解剖的验证，对中医作了全面的批评：“初欲质之，先剖刑尸观之。古云肺者六叶两耳凡八叶，或云形似人肩二布叶数小叶中有二十四孔，今直观之，则左右各二，或三，不过五。古云肝者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或云肝有二布叶一小叶如木甲拆之象，今直观之，则如一大肉块，中间有小沟。古云心者有七孔三毛，或云形如未敷莲华中有九空，今直观之，则有四脉管连续。古云脾形象马蹄内包胃脘，今直观之，则形同牛舌，在胃之左后。古云胆者在肝之短叶间，今直观之，则着肝之里面。古云胃者重二斤一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今直观之，则如一大囊，在横膈膜下。古云小肠者左回叠积十六曲，大肠者当脐右回十六曲，或云小肠者当脐左，今直观之，则大小二肠一之膜管，始于胃之下口，回转纡曲终肛门，是其大异者也。且古未说者，有大机里尔奇缕管及下隔膜等，是其大者也，至其小者不可枚举也。校之荷兰书，则一毫无所失，质之物，而亦不违，则是不欺人也。”

由上述不难发现，杉田玄白在其自命“狂医”的壮年时代，在“兰汉医学”对照中作出了“取兰弃汉”的选择。

其实，早在翻译《解体新书》时代，杉田玄白虽然批评中国医学，但还是表露了对中国“圣人”的尊重：“小子以医为职，盖医者救民之一也。其术难熟焉，故自幼之未得明其术，何则未遇医之圣者也。人皆云，神农立道，轩辕施教也。然六经之间，未载炎帝黄帝说医事，特周礼天官载医职耳。至汉淮南子，初说神农尝百草之事，淮南子者黄老家之书，以寓言作文，不足为据也。夫圣人者聪明安民不欺之人也，炎帝者圣人也。近世所行有神农本经者，上品之药一百二十种，皆说久服轻身延年，未闻一人服之有其效者，则可谓欺人之书也。黄帝也圣人也，传云，素灵者黄帝与岐伯辈问答之书也，上自五运六气，下至经脉骨度脏腑关节疾病针灸等，无一不弁焉。然，今剖刑尸观其脏，则其位置脏象与之异也，质之物与之异，则亦欺人之书也。千古以来，不闻有欺人之圣人，此不为圣人书明矣……言可下利与之则下利，言可汗者，与之则汗。然，至论其病，则既经王叔和，玉石相混，又颇有错简，不可为典要。自是以下，相续兴者，社稷素灵，本仲景、思邈……立书作论，称为一家，皆是臆度附会，人人阿其所好。以我意决事，不足为鹄。语云，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岂不然乎，是予所以，特取荷兰之书也。”在杉田玄白看来，是因为中国后世不尊上古圣人而“臆度附会”，才“废支那之书”。

杉田玄白在解剖实验和翻译《解体新书》时代，是在以“兰医”为样板来否定“汉方医学”的。然而，玄白在翻译《解体新书》30年后的晚年，对自己壮年时代的偏颇进行了反省。他提出：“如不诊治众多患者，则难以取舍”，并表达了复归传统东洋医学的意愿：“老朽壮年时代初读阿兰陀书，于稍解其意时……认为汉土古今无外科，对本业（兰医）也颇为自负……其后与少年辈会读《外科正宗》（明代陈实功编著），多有扎实之实验。其中对疔疮等，先用万灵丹以发汗，再以砭石去除毒血。考量此等疗法，即使在阿兰，对各类创伤也多用发汗剂，驱除淤毒，或刺络以放恶血。因知两种方法不同，治疗之理相同。由此可见，先前之自负乃年轻气盛之误，颇感惭愧。”

杉田玄白是受日本儒学中古学派崇尚中国先秦儒学而批判后世宋明理学的影响，承袭了“古医方”学派的观点，基本认同张仲景早期中医理论，而对后世中医理论进行批评。认为后世汉医滥用阴阳五行，而庸俗化了。所谓：“汉土古今之医家说脏腑骨节者不为不多焉，而其古者有窥一斑者焉，虽漆桶扫帚，亦可取也。至乎后世马玄台（明代医家）、孙一奎（明代医家）、滑伯仁（元代医家）、张景岳（明代医家）辈，所论三焦椎节者，皆相龃龉。唯阿其所好，臆度傅会，千古遂不归一也。吁鲁莽亦太甚矣。夫脏腑骨节，其位置有一所差焉，则人以何乎立，治因何乎施。”杉田玄白虽然也指出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之疏误，但还是对该书作了极高的评价：“其书中所说，其论、其方，多在实处，乃无以伦比之正宗名作。”由此，原本打算建立荷兰正宗医学的杉田玄白，在临床实践中不得不使用传统的“汉方”。杉田玄白原本试图建立以兰医为基础的“日本一流外科”，结果其“特征是建立外治和内治兼备的外科……外治根据荷兰流外科技术，内治根据唐流医学书籍”。

由于当时荷兰药方所见不多，晚年的玄白十分重视汉医的临床经验和方剂：“药方如兵家军器，无此则无以作战，不知药方则不能治病。”并推崇汉方医生：“汉土之医者皆不拙于治疗，不应尽废其书。盖汉医如同不知孙吴之军师，以久经战场而能战，以其功立身。如同兴国之将，虽能战而疏于军理，可以说其胜多为险胜。……但临战用此类军师战将可建大功。医者，汉医治疗经验丰富，自然会利用治疗机会而著书，如通览其书，据医理而选用，于今治疗之际必可期其功。”可见，杉田玄白晚年收回了此前对汉方医学的一味批判，而是根据“医理”对中国医书进行取舍，以收临床治疗之实效。

晚年的玄白仍然注重医学理论的功用，指出：“余究形体，同兵家之孙吴，不知孙吴，无以立军理。医者亦然，不详形体则无以立医理。”其实，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源于西洋解剖学的原理。一方面以西洋医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又积极汲取汉医临床经验，即在理论与临床并重前提下，中西医书都是杉田玄白的备选素材，而选择的标准是临床实效。如果要说明玄白改变对汉医态度的原因，应该是源于他早年进行人体解剖实验之际，尊重临床实践的指导思想。

杉田玄白晚年向“汉方医学”复归的同时，也在对西洋医学进行了解构，认为兰医之优越，在于外科技术。于是，他开始进行新的尝试，即内科以“汉方医学”为中心，外科手术以兰医为中心。至于药方则对已经掌握的“兰方”和传统“汉方”兼收并蓄。杉田玄白是要选取东西方有效之术、之方熔于一炉，以建立自己的医学体系。此岂非中西医结合之先驱？总之，在上述辩证过程中，通过对“汉方医学”价值认识的回归，形成了杉田玄白将西洋基础理论、外科技术与汉医施治经验熔于一炉的“兰汉折中”医学。

从《狂医之言》和《形影夜话》的标题中，也可看出杉田玄白从壮年气盛到逐渐沉淀的认知变化过程。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杉田玄白的学问特征是实用主义，由科学技术到思想观念，与兰学兴起之前相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杉田玄白在积极吸收兰学养分的同时，也对中国医学甚至中国文化展开了重新评判。他以西洋文化为参照系，把作为中华之国的中国降到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从而也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唯一绝对性，将中国文化降至世界诸多文化之一的位置。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杉田玄白对中国的认识既不同于当时日本的儒学家，也不同于国学家。大而言之，他判断中华文化优劣的标准有二：其一，是否符合西洋合理主义；其二，是否在日本社会具有实用性。可以说，杉田玄白的中国观不是一种文化论，而是基于科学和实用主义的思考。又由于杉田玄白深谙中国传统学问，尤其具有儒家思想的学识，在他的著述中，可谓是言必谈中国，这便保证了他对中国文化评价的客观性，因而即便在翻译《解体新书》的时代也并没有因批评中医而否定中国的“圣人之道”。

2、前野良泽：慕兰存汉

前野良泽是与杉田玄白同辈齐名的著名兰学家，是翻译《解体新书》的主力，当时翻译《解体新书》的同仁中，只有前野良泽曾经游学长崎，略知荷兰语。在医学领域，前野良泽主张“取兰弃汉”，没能经历杉田玄白回归“汉方医学”的转变过程。不过，前野良泽对中西事物的评判没有局限在医学领域，并在中西对照中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观。

兰学之所以能吸引前野良泽，是因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实验性和精确性。所谓：“荷兰之学……究物理之奥妙，极实际之至赜，不厌精、不厌深，必归之于至当而止矣，乃开辟所未有。”因此，“当知斯学之高远正大者”。前野良泽认为西洋发达的根源在于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荷兰都有诸学校，其中别有名穷理学校者（这是中日没有的）。其立教也，即三才万物而穷其本原固有之理，名曰本然学也。”出于对西洋科学和科学教育的倾倒，前野良泽认为在世界本体论上要以西洋人提出的基本物质构成要素的土、水、火、风四元素之说，取代中国观念形态的以木火土金水解释物质世界和社会人事的五行说。因为：“五行之说，仅支那一国之私言”，而四元之说才是“浑天浑地（宇宙）之公言”。前野良泽还以西方地圆说否定中国的天圆地方说：“支那自古不知地之本形，称地方如棋局，或云地之下有四柱等虚说。至后世传欧罗巴天地之学始称地球。”显而易见，这些议论从自然观出发，已经“将中国文明的绝对权威相对化了”。在前野良泽心目中，西洋科学知识才具有普遍意义，而中国学术不再是世界唯一的知识体系。

前野良泽的对华认识，从上述自然观延伸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评判：“易经称汤武革命，谓之顺天应人。……然，伯夷叩马而谏，后世议者纷纷。况乎殷商、周以下以至明，革命者二十余主，罕见非篡夺者。故胜败兴亡之移，如环无端。欧罗巴洲中，自古篡夺者难成天下国家之君，上无骄奢无道之桀纣，故下无革命罚罪之汤武。然，明末虽四边交寇却不究其本然，虽天变地妖屡现却不省其原由，只顾泰然随己所欲。又经三十年，鞑靼人定都北京称帝。曾几何时，大宝忽为清所有。前述所谓天地运行又过由不及，其原在人为。伐尽山林而旱魃烈风至、大军屯于山壑而迅雷至、使民不以时则有蝗有饥。如此之类，不可胜计。”显然，前野良泽是在批评中国的帝王政治。与此相对，他褒扬西洋说：“敬天尊神，秉政修行，明事理精术艺，正物品利器用。而帝王布德教，公侯保社稷，四民安业，百工尽巧，盖其教化之所至，实为远大也。”这种对中国历代皇朝无区别的一概否定，对西洋一味褒扬的比对，显然有失公允，把西洋社会描述得过于理想化了。前野良泽的用意在于以西洋为样板来批判中国皇朝在道德层面的过失。这里不但否认了儒家形而上的“顺天应人”的“天道”，而且还用“秉政修行”的西洋社会样板替代“失去大宝”的中国传统的“人道”。

前野良泽为中国文化重新定位，还延伸到对日本的认识，与国学家的天照大神照耀世界的呓语正相反，前野良泽认为：“吾邦乃亚细亚之东海中一岛。”当然“朝鲜、鞑靼、蒙古、支那、印度也皆是亚细亚之一国”。接下来前野良泽对当时日本的宗教状况提出了质疑：“本朝以儒佛为神道之羽翼而称三教，予不敢饶舌。”然而，就各大洲而言，“大抵佛教所及仅限于亚细亚，不过2/10；儒教所及仅1/10。其余大体为天主教，遍布诸大洲。于欧罗巴意大利亚专为教化之主，欧美两洲四方之士皆聚会于此……国王不娶，专行教法……推求其大旨，救养鳏寡孤独残疾贫困者，为立教之根本”。显然，前野良泽的东西宗教之论认为东方宗教不过是人类宗教之支流，而天主教才是适用于人类大多数的理想宗教。不难发现，前野良泽试图通过比对中西政教，为日本选择更具普遍性的西洋方式，甚至不惜褒扬被幕府严禁的天主教。

然而，前野良泽并没有完全盲目地抛弃中国文化，而且仍然崇尚中国源于孔子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当今支那三教一致之教盛行……以孔子为三教宗师。论其教法，以福善祸恶之理，行积善修行之功。以放生、戒杀、恤寡、敬老、恕罪、救难、施药、印经、修路、渡桥等为功德。”通过这段议论，似乎可以窥见，前述前野良泽之所以推崇天主教之教法，大概是因为其符合中国的三教一致的功德观，甚至褒扬当时的中国说：“时称康熙、乾隆二帝为小尧舜，可推之其德教之隆盛。”前野良泽还以中国上层修德济世，来批判日本仅热衷于诗词章句之途：“予八年前在长崎曾问清人，言王公贵族、大儒高僧也专勤修此道（行善积德）。与吾邦学支那书之辈唯醉心于仿效汉魏文章、唐明诗句之类大异。”

前野良泽还转述了中国民众救助遭海难之日本人的事例：“两年前吾陆奥之民数人漂流至支那福建、广东交界之海滨。上岸之际，因风波失其船，困于眇漠沙石之间多时。见偶有渔舟经过而呼之，渔人助之引入己舟，焚火以烤湿衣。虽舟中食物匮乏，仍怜悯以救饥渴。……彼土人来者渐多，群聚以观，皆有叹息怜悯之色。众中有吃烟者，陆奥人……忽闻烟气情不能耐，乃向土人求烟，观者见状各将所带烟草与之。没带烟者由腰间取出干果与之，又有给予者数人，立于远处者传递与之。一人觉囊中干果与之不足，便以钱与之，旁人见状皆争相与钱，一时所得，身边成堆，凡六贯余。”前野良泽叹曰：“怜穷之情如此之厚，施济之心如此之深，岂非作善之教法普行者乎。”可见，前野良泽对当时中国传统道德崇敬有加。

上述前野良泽的议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认为中国儒家思想不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传统道德尤其是民间百姓的道德水准倍加称赞。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前野良泽通过接触西洋科学发现了西洋学术和社会原理的合理内核，在对比之下认为其可以胜过中华之学。然而，当论及社会道德理念和具体的人们道德品行时，又不得不对中华传统道德观念由衷地赞赏。前野良泽之所以批判日本的三教一致，是因为江户时代被神道裹挟的部分日本式的儒家思想偏离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合理精神内核。其实，前述对历史上中国帝王政治的批评也是因为其违背了儒家理念。上述看似前后矛盾的中国认识，也正显示出兰学家通过研习西洋科学而养成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从而他们的中国观也具有充分的理性和客观性。总之，前野良泽虽然在科学领域崇尚西洋，但是在社会道德领域仍然认可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

其实前野良泽在谈及自然界的构成时也没有完全放弃中国思想，他说：“其发端以四元者为大意，次之以三才常变之理为略说。”不论四元之说正确与否，大概是因为对西洋自然科学的倾倒而“以四元者为大意”，但同时并没有忘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天地人三才之说的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话语，因而又要“以三才常变为略说”。

总之，前野良泽虽然对西洋科学和事物几近崇拜，但仍然保持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崇敬。

3、大玄泽：汉兰折中

大槻玄泽（1757—1827）分别承袭了杉田玄白的中西医学之辩和前野良泽的中西文化观，并对两位恩师的思想有所变通取舍，他虽然没有像前野良泽那样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却在医学领域提出了偏重于汉方医学的“汉兰折中”的主张。

大槻玄泽同其他兰学家一样极力称道西洋科学之“精详”：“凡彼方之国俗，人之知巧之所及，潜心竭力千绪万端，必究其理之奥妙。……不仅医事，于天文地理测量历算等诸术，其法、其说，多有精详、简便、微妙之要论。……其他于制作之器械……至诸般之末技，无一不发奇想。不惟其土俗之机智精巧胜于他人，且集聚万邦之美。”因而，“于今欲取万邦之美，不如读彼之书”。

大槻玄泽重新设定了科学区分华夷的标准，即否定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之辨，也否定了国学家们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观念。大槻玄泽认为：“于汉土称自国为华夏，称外域为蛮夷，尊此而卑彼。其实此乃私言而非公论，华夏、蛮夷皆各有得失。……唯称道正术精者为华夏，道不正术粗者才应称蛮夷。……如汉土以外有详究事理，可为我所用之艺术者，则择其善者，此应为所有博洽之士之专务。我邦古来万艺诸术无论何事物，皆以汉土为师，已为国俗，故而皆仿效之，只知称海外诸国蛮夷，无论何人事守株不变，尊古而卑今。如是，乃学业不进之根源。”

大槻玄泽基于上述新标准，对守株不变之日本儒者儒医们进行了尖锐而客观的批评：“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世界之大，妄眩惑支那之诸说，效彼而唱中国，或称中华之道。舆地一大球，万国配居……支那自称中土、中原、中华、中国，或华洛、神州。……吾邦称‘中津国’。谓坤舆方域之大，应以阿非利加之埃及地方为世界之中央。支那、日本之分野位于东隅，荷兰诸国在西北之地。然，吾方以支那之傲称，称中华之国、华人、华舶、华物等，实无凭据。惟慕效年久，不问来由只顾喜彼之道。昧于地理之事，耳目闻见所限，只知唐、天竺之辈，甚至认为荷兰也属支那之地，或以为支那之外，皆蛮夷不足论。其学何其粗且隘哉。”而“其学精密”（兰学），“若世之有志者学得此学，医术之事自不待言，于天文地学之道，也可补益我国用”。此段议论意在批评当时日本知识界眼界狭窄，因而需要放眼世界，褒贬中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意在论证从善而学。

大槻玄泽并非是言必称兰医。当时社会上曾认为，有轻浮之辈以兰学沽名钓誉意在牟利，以至于诽谤兰学。对此，大槻玄泽论曰：“熟考之，此前我医道，古来熟习唐流之诸方法，与事足矣……我辈立此见解（指兰医）并非不习惯从来之旧法，也非要尽废旧法。虽说人们对汉土之方法磨炼圆熟，但彼之医流以诊脉论病为主，于‘究本’甚是疏漏，而征彼西洋实测之说以得知。故而欲学此以补其不足，延续古来诸术，使内外相济之疗法精益求精。并非随意舍彼而从此，所谓取舍其长短。”这段议论中虽然指出汉医在“究本”方面的疏漏，但并不是要“弃汉从兰”，而是以兰医之所长补汉医所缺漏，立脚点在汉医，而兰医处于补充位置。这就形成了大槻玄泽在医学领域里提倡采长补短的“汉兰折中”之说。

且看大槻玄泽的议论：“人身有内景外境，即天生之诸器官能，医术之事在使其各自发挥活机妙用。对其本源实测究理，为医之大本。知其常而待其变，为医师之职责。”根据这个总原则，玄泽对汉、兰医学作了分析，指出：“汉医也，先明脏象之官能，示静脉之定道，立三阴三阳，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对应五脏。此辩证为大经，因其有反常即疾病，而处理之法，先用所谓四诊，再用汗吐下三法。其理全同（与兰医）。”然而，其理虽同，但理之根基有异，即有“以实测究其本与出于臆想之差异”。即虽然汉医阴阳五行辩证之论很“合理”，但它是思辨的而非实验的，而兰医之理源于实验（诸如解剖学等），这是根本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会导致治疗手段的差异。这种认识本来是兰学兴起的重要前提，即以兰医的实测穷理否定汉医的阴阳五行之辩。但玄泽却并不想否定汉医之理，且有新的见解：“各循古训，至今熟习其术，古今大多无误，其间习见病之外候，深思之切，自然会于心、得于手。”即玄泽认为：汉方医在日常临床不断“深思”中，对医理不自觉中了熟于心。其实这是以“理”的标准，承认了汉医的经验科学性。并主张在此基础上，“究其本源之理，得的实之正要，吾同仁概知此之后，于内外治术之际受其益而喜者不少”。在这个关系框架中，汉医思辨而得之理论并无错误，但有缺陷，因而需要以兰医实验之理补汉医思辨之理的不足，“然，如其疗术，实支那之说为优”。

如果说在对汉方医学和兰方医学的定位上，杉田玄白表现为相对偏重兰医的“兰汉折中”的话，那么他的高徒大槻玄泽则表现为偏重汉方医学的“汉兰折中”的意向。这个顺位的调整反映了师徒二人对汉医以及中国文化评价的微妙差异。

至此，主要谈论了“兰医”们的中国认识，而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具有类似中国认识的学者，以介绍西洋天文学而著称的兰学家司马江汉（1738—1818）颇具代表性。为管窥技术型兰学家们对华认识之概貌，对司马江汉的思想稍作提示。

司马江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和兰天说》、《刻白尔天文图解》、《天地理谭》、《春波楼笔记》等，在普及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尤其是地动说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上述著作“流布海内以来使我国人粗知地转之新说”。司马江汉以其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中国中心论和日本中心论思想：“万国各有其邦圣教以治国民。如支那称中华，吾邦称苇原之中津邦，则无不为中央之邦矣，恰如以管窥天，坐井观天。若由天而定，则云赤道线下之邦为中央。”司马江汉还认为，西洋学术之优越不止于天文地理，“夫万国中最先创者，谙厄利亚（英格兰）、拂郎察（法兰西）、和兰陀之三都也。故其国之学，兼通三才，穷极物理，巧思深虑，靡所不至，圣圣比肩，贤贤接踵，穷（穷理）之又穷”。因此，“远西……万巧精妙，他州所不及”。司马江汉还指出了“彼诸国以穷理治国”，而“我日本技术不及欧罗巴人”的根源就在于“吾国之人不好穷万物之理，不好天文、地理”，“虚构文章以为文雅，不述信实”，尖刻地批判了当时日本儒学中的空理空论。

但是，与上述“兰医”们一样，司马江汉仍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的敬意，甚至承认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本自往古用汉字，通汉学者曰儒，以谓明天地人之理者”，“天下第二洲曰亚细亚。吾日本、支那、天竺、鞑靼及高丽、印度海中之诸岛，悉在此洲，以支那为首。圣贤起于此地，始教以天道（指天地自然之道）。以文字之国世代传经典。通于吾日本及高丽、琉球岛等国。”

其实，就科学本身而论，兰学家们仍然承认中国科学的成就，从而主张在自然哲学层面上的中西并举：“或问，支那与西洋究理之法不同，应以谁为是？曰，支那通气、西洋达物。凡制天文观测之器、解剖人体探疾病之由……西洋之能。设太极两仪之论、究象数、作易经……支那之能。因而，柳圃（志筑忠雄）先生究第谷、哥白尼之肯綮，入牛顿、凯尔（Tohn　keill，牛顿的学生，笔者注）之心理，及至著《历象新书》，曰‘若非学易经，岂能究造化之妙’，岂浅学之徒可轻易藏否之。”

另外，也可以从《解体新书》翻译显示出兰学家们还无法脱离汉文化的影响，杉田玄白在翻译《解体新书》中明确说明：“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而合诸和兰万国地图相参勘，集以译之，旁书倭训以便读者也。”杉田玄白在晚年执笔的《兰学事始》中还在谈论汉学与兰学的关系：“今日回顾起来，汉学为修饰文章之记载，因而开蒙慢。兰学将事实直接记入辞书，因而接受较快，开蒙亦快。或许正是通过汉学打开了人们的知识见闻，才有了兰学进展之快。不得而知。”可见玄白对兰汉两学取舍之两难，而这种取舍之踌躇大概是兰学家们的共性吧。

三、经世致用型

兰学家们通过提倡西洋实学，以西洋科学技术和社会原理为参照系，将儒家学说中的“人道”转换为“自然之道”，并用经他们改造过的“理”为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质疑儒学等中国道德学问。随着兰学的不断扩展，研究领域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最终产生了以西洋为样板的诸多新思想。掌握这些新思想、并立足于经世致用的知识人，在批判当时的日本社会现状的同时，也对儒家思想作了重新审视，其中山片蟠桃的社会思想和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尤其引人注目。前述翻译《解体新书》的兰学家团队的历史作用侧重于移植西洋医学，他们在医学以外的言论不过是他们研究西方医学的副产品。而山片蟠桃和本多利明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诸如医学等特定的专门科学领域，而是试图以西洋为样板，尝试改造日本社会现状。他们主张对西洋事物采取拿来主义，属于经世致用型的实用主义。当然有人认为他们二人称不上正统兰学家，因为从他们的荷兰语水平无法得到鉴定，而且就兰学而言并无师承。但是，诸如山村才助、司马江汉等著名兰学家是他们的学友。他们综合诸多兰学家的译著书籍，成为通晓西洋事物并自成体系的经世学家。

1、山片蟠桃：对中国文化的扬弃

山片蟠桃（1746—1821）的一生奇特复杂，尤其是从商经历培养了他务实第一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就学于倡导经世致用的日本儒家学派的怀德堂，并倾心于同样以务实为宗的兰学，这样的经历使他成为贯通儒兰两家的著名町人学者。

据当时儒者称：“山片蟠桃……少入大阪仕升屋平右卫门，升屋子钱（放债）家也。蟠桃英迈有智局，喜谈经济，及身为管辖，贷款藩国，有宠于诸侯。雅好学，受业中井竹山（怀德堂儒师），旁从麻田刚立（天文学家）受天学，又喜兰学，以博学闻。竹山及履轩（竹山胞弟）恒称曰，蟠桃有识量，是以中井门皆目曰孔明。家业有微暇则博读群籍，研味理义，尝夏日绝昼寝，撰梦代十余卷，自天文地理食货经济，以致神代及鬼神等说，棃然明辨无遗矣。竹山兄弟称其有见解……当时阪人语市中人物，必以蟠桃为第一流云。”

从如上记述可知蟠桃身份和学统的多元性，既有作为金融商人现实牟利的智慧，又颇有学识，尤其对社会思想多有论及，而且不乏建树。除对儒、兰两学颇有造诣之外，蟠桃对佛家和国学也是广为涉猎，也正因为如此，使他批判佛学和国学之论颇具说服力，可谓见识广博。山片蟠桃既不同于职业学者，也不同于专事射利的铜臭商人，这就使他不但具有两者的思想素质，而且捕捉到两者都难以发现的盲点问题，从而造就了山片蟠桃的独特思想。山片蟠桃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其耗时20年的代表作《梦之代》（1820）中。该书分为天文、地理、神代、历代、制度、经济、经论、杂书、异端、无鬼上下、杂论十二卷，洋洋约60万言，引用各领域书籍300余种。可见上述所见褒扬蟠桃见识之不巫，甚至可以说从当时日本人的知识结构而言，该书堪称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

《梦之代》凡例即交代：“该书之作不示他人，故而不修饰言辞，唯表其心……天文地理之部，虽起初述古法，但终主张当时被禁之地动说……于神代之部，破古往传来之说……”这里已经提示了该书将要颠覆传统学问体系和传统知识的信息。

山片蟠桃和其他兰学家一样，对西洋科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欧罗巴之精于天学，古今万国无双。尤其是其巡视万国，皆以实见资于发明，无人可敌。”因而，蟠桃表示：“深深信从，跳出梵、汉、我邦之井蛙愚术。”

山片蟠桃于天文地理之部，在承认中日古书不无可取之处的同时，否定了以神话传说为依据的想象中的传统天文地理之说：“古书之解仍有可为根据之说，然而如‘三大考’岂非编造之说，实乃可悲，可说其见识之鄙劣愚钝。于汉土天文地理之未开以前亦如斯，如盘古死后，化为日月国土风雨之说、周髀盖天之说，邹衍赤县神州之说。其余如庄子、列子、淮南子、三五历、山海经、列仙传、神异经、搜神记、述异记等，皆记天地怪异，泰然装腔作势，实为无知之作。所有天文地理之事，日日开新，知古之不足，因有今日之发明。由此，天竺之须弥山之说、日本之神代卷之说、汉土诸说，皆为天文未开之前，闭门测天地之论。所知仅其国目之所及，如以管窥天。”《三大考》为本居宣长弟子国学家服部中庸所著，1791年成书，继承了本居宣长以《古事记》等书为基础想象编造的宇宙观。山片蟠桃批判“天文未开之前”之天文说的依据是西洋天文学的进步：“于西洋欧罗巴诸国，不蹈实地则不言图说，往来海外诸国以测量而言天文，舣大舶抵万国以正天文地理，故无梵、汉、我国虚妄之说也，以是信其说。……约200年前……终于发明地动之说。其术主张日轮位于中央永静不动，五星及地、恒星诸天皆以日为心旋转于西。其月以地为心旋转……此说一出，天文愈发精微，如前说不及小儿之戏也，在西洋人看来，三岁小儿也会捧腹而笑。”

山片蟠桃运用西洋的自然科学知识，对当时知识界流行的神国思想体系作了尖锐的批判。

“后世之和学者、唱神道学之辈，唯以《日本纪》为金科玉条，维护妆点，逐句注释，一字一句无不穿凿解义，枝蔓繁衍。……自古讲神代卷之人不鲜，中世为博士家之业……其后以北畠准后亲房公、一条禅阁兼良公为始，度会延佳、山崎垂加、白井宗因、多田义俊、贺茂真渊，又当世之追从本居宣长者之辈，妄说牵强无处不在。”对此，蟠桃明确提出：“余虽不敏，质疑神代之卷，以正神（道）学者之妄说愚陋。”在日本“言天照大神为日轮，皇胤乃天孙可也，言天照大神照耀天下万国则不可。”人言“诺册二尊（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二神）生大八洲，盘古生汉土。”其实“日本、汉土小国也。……天照大神为日轮照耀万国，盘古之左目化为日轮，二者皆为日，此说漫无边际。……可知此为传闻不可信，存之不论可也，如若将其一一论辩附和其说，则终为遁词。……从神武至神功皇后之事，也因无文字而不可知。又于《日本纪》记载神武以来岁日之甲子，然此也不可信。即使有文字之后，如文献不足也难以流传，更何况无文字时代。因而文字出才得以开国，无文字则无以开国。开国者大国早，小国迟。从后世看来，有文字者早，无则迟。犹太开国六千年、汉土四千年，天竺三千年，日本一千五百年。……与此三国相比，日本位居离岛实开辟最晚。且无文字，始知从三韩传来，而欲强行拉长古代，有何益哉”。蟠桃认为：“《日本纪》神代卷不可取，大致神武以后从第14、15代可取。虽如此，神功皇后之消灭三韩也多妄说。应以应神天皇为确实。”

在此，山片蟠桃的议论根据科学的论证，得出与复古神道学家们的“学说”正好相反，不难得出结论，从开辟时间和文字（通过改造汉字而创造出日文）的角度批判神道学家编造日本文明起源的同时，就承认了日本是汲取中国文化而进入文明时代的。山片蟠桃毫不留情地批判篡改历史的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被认为是神国思想依据的“记纪”神代卷开篇所记，天地未开之混沌以及清者以为天、浊者为地等说法剽窃自中国文献《淮南子》和《三五历》，“虽于天文历数文中有所引用，但我大日本国史之卷首不屑于引用诸子之语。安麻吕之古事记不用汉文全以万叶假名书写”。在此，山片蟠桃揭穿了日本的神国史观的重要依据，只不过是抄袭中国古书而得来的。换言之，即便是神话传说，都无法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复古神道学家们以日本为万国之中心的神国思想。

对日本神国思想的批判，促发了山片蟠桃先进的社会发展观。蟠桃对“记纪”的神创论和“先有君而后造民”的传统谬说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夫有臣后有君，无臣民何称君，难道自己称君。至此时（神代）尚无夫妇之道，二尊（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之外无夫妇，四神之外无子，其卷中诸神皆造化、气化（山崎暗斋说：“我神道四焉，造化、气化、身化、心化，造化、气化心化无形也，身化有体也。”）之神也。于是有君而无可治、可养之下民，为君者如何治之。”山片蟠桃站在科学唯物的立场直截了当地指出：“有天后有地，有地后有人，有人后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皆治人之道，皆有天后之事。因之，其原在天。”山片蟠桃合理地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史，达成了他唯物的世界观。如果关照前述日本儒学界对朱子学之“理”的改造过程和蟠桃就学于怀德堂的经历，就不难发现山片蟠桃对日本文明起源解释的哲学基础，正是源于中国的宋明理学。有日本学者作过如下评价：“如果说蟠桃通过把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同发展了的科学思想结合起来而构成新的世界观的话，那么这种世界观必然是对朱子学体系的扬弃。”值得注意的是，永田广志这里把山片蟠桃对儒学的态度表述为扬弃，而非抛弃。综观蟠桃的上述议论，事实确实如此。山片蟠桃虽然尖锐地批判神儒佛以及当代政治伦理等，但他是“儒教教义忠实的信奉者……蟠桃始终是怀德堂的孔明，儒教主义者。其合理主义绝不偏离儒教的本质”。一般而论，对山片蟠桃的此类评价似显矛盾，因为至今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与近代自然观和社会观是矛盾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山片蟠桃就曾运用儒家经典批判上述国学家们利用记纪神话编造的神创论的神皇一体的神国观念。

山片蟠桃说：“诗（经）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书（经）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云‘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此乃有民后有君……有民后立君而治……由众人中取仁智者为君、为师，有能者为臣，为教、为治。由此君、师、臣、民兴。其后，为君或受禅或放伐，乃自然之事。因而，有民后立君、立师，无民何以言君。此时尚无民何以生君。始有民而生君。有国土后有人，有人后有君，此乃顺序。有君后有人，有人后有国土，犹如无父而有子。……神代卷皆为逆行。”山片蟠桃并没有彻底否定神佛，而是唯物地阐释了神佛的社会功用：“神佛两道行葬埋、祭祀之事。非参与治天下也，不可相混。治天下者不用圣人之道何以治。以圣人之道治天下者为王，与此相对，立私者为霸。符合自然之道者为善人，非此不合道而夺天下者为贼。”由此可见，山片蟠桃不但没有抛弃中国文化，反而以中国上古圣人之王道为正道，反映出蟠桃仍然守护者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理念。

由上述可见，蟠桃仍然将儒家理念作为重要的思想尺度，并用这个尺度分别给予神儒佛相应的位置：“佛者、神道者多混于儒是为三教。汉土以儒治天下，日本以神道治天下等云云，皆误。圣人以仁义忠孝治天下……日本神武以来虽未立仁义忠孝之名，自然治天下之道，与仁义相符合。祭神者求祸福问吉凶也。虽上古多参与政治，问于神，然圣人亦如此，皆为敬神。云神道者续出，立为一派，别称神道欲与佛相对。终至引入儒以成三教……儒为圣人之道，治天下以修身之道。神佛为一，（佛）古为异域之神，兴后世轮回之说，由信佛埋葬，葬死者皆由佛。

如果高度抽象出山片蟠桃的中国认识，可以说：于科学技术等物质领域是以兰学知识批判中国古来之思辨的天文地理等诸说，而于精神文化领域则仍然守护着中国传统理念。其实，山片蟠桃对西洋也并非盲从，而是根据实践予以取舍。比如他认为：“西洋之医书多以求病因为主”，而于临床诊治则“西洋无灸疗，多以泻血代之。而泻血体健少壮可行，虚人老者不可行，春夏可行，秋冬不可行”。这也就为我们显示出蟠桃思想中的一条线索，即西洋之学并非万能，还并不足以彻底取中国思想而代之。非但如此，中国传统经典成为山片蟠桃评价神佛的标准、批判神佛的利器。

2、本多利明：基于地理环境论的中国认识

几乎与山片蟠桃的社会思想形成的同时，还出现了经世兰学家本多利明（1744—1821）。在“天明大饥馑”的惨状和俄国南下的“北方之警”的双重刺激下，本多利明运用兰学知识撰写了《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两部经世之作，论述通过效法西洋而促使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多利明清楚地看到了西洋通商殖民的强悍：“彼国于万国之内侵掠不计其数。西班牙于南北美洲大国之内取得诸多最良之国并迁都，以布政事。其余葡萄牙、英国、法国于美洲各有领国。又如东洋之诸岛，皆从属于欧罗巴……未从之国则设交易馆，专事与其国王交易，以得大益。因而即使是未从之国，因国力所限皆为欧罗巴尽力。如此大业，皆如意而成，天下无敌之国乃欧罗巴。”这大概就是本多利明以西洋为师的根据。

本多利明根据“西流之理”，提出了富国之四大急务，即焰硝（用于矿山开发）、蓄金（增加国富）、船舶（用于海外贸易）及开发属岛（北海道殖民等）。本多利明还指出：“交易在海洋涉渡，海洋涉渡在天文地理，天文地理在算数。此则兴国家之大端也。”然而，日本“因不精于此道，谙于海洋涉渡之业，不能渡海、运送、交易，国之产物流通不畅……因运送之船舶盲渡海洋之故，或破损丧失国益，或漂流到异国”。而“船只不能渡海到异国，成孤立之岛国”。与日本相对，本多利明反观西洋之优越：“长器（指船舶等器械）之创制，皆始于欧罗巴。天文、历数、算法（指西洋数学）乃国王之功课，通晓天地之义理，以教导庶民。故而，可以说天下万国之国产、宝货皆群集于欧罗巴。”如果“明白此道理，则对前后本末自悟自得”。在本多利明看来，所谓“自悟自得”就是要使日本富强，就要发展社会经济，从而提出了尾随西洋的重商主义思想：“遣船舶赴万国，以我国之珍产、良器、种种机巧之物，与其国金银铜、长器、良产交易，运回我国，以使我国逐渐丰饶。因富饶以至刚强，因国强则无来自外国的侵掠。”

显然，要实现上述目标，仅靠中国传统学问和“圣人之法”是无补于事的，因而要把眼光转向精通此道的西洋方式，以“大西洋人”为榜样，开展海外贸易，而开展海外贸易又必须研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本多利明还追究了西洋“天下无敌”背后的软实力：“尽诸道之善美，究治道之根本，讲求能使自然和国家富饶之道理，以建立制度。”正因为西洋有软实力为后盾，才得以“航渡大世界之大洋如反掌”。

以上即是本多利明“弃华从洋”思想形成的思考线索。本多利明试图以兰学知识，即西洋方式来解决日本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因而可称为“重商主义兰学家”。本多利明主张的重商主义彻底颠覆了来自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的理念，以至于在“取西法而弃汉法”的过程中完成了“去中国而就西洋”的观念上的转换。有日本学者也曾提出，本多利明“在发现基于近代科学的西洋‘教化’国家范型的同时，伴随着对中国的国家、历史的否定”。

本多利明面对外来侵扰所造成的对外危机和天明饥馑的国内危机，进行了深度的思考。他认为：日本与英国同为海国，因而主张学习英国，具体而言是开发占有萨哈林、阿留申、小笠原等日本周边的岛屿，并发展航海通商等。这是典型的英国对外殖民方式的贸易立国和占领殖民地的对外扩张模式，也是本多利明试图摆脱日本内外危机的指导思想。

而要引入新的学问体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上千年来已融入日本知识人头脑中的中国学统：“国初以来，支那书籍之外别无书籍，通过熟读支那之书并会得其意味，便可开发智识。因此国风，即使支那之外另有国，也皆为蛮夷而无圣人之道；圣人之道之外有道，也非人之道。因此惯性思维之风俗，之外虽有大美之事也鲜有人认可。”此段议论，显示出已经不能满足于有史以来在日本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化学统。

本多利明特别对汉字提出了质疑：“天下各国文字，载圣人之真意。我邦习支那文字以辨其理，虽有博学之名，然所知不过支那一国故事来历……且支那文字甚多，不便国用，难通外国，只于朝鲜、琉球、日本通用……欧罗巴国字二十五……记天地之事足矣，至为简省。若要记忆支那数万国字，即使一生为此竭尽精心，其可得乎。”而“彼国（欧洲）被称为博士者，可通三十余国语言，及国情与物产”。其实，这种论点是不切实际的。很难想像，当时全体日本人学习西文，而且本多利明这里犯了概念性错误，西文的字母本身并非文字，要通晓洋文照样要记忆数千上万的单词，并不像本多利明讲述的那么容易。就当时而言，反倒是少数人学习洋文后，通过翻译让全体日本人了解西洋来得更加实惠吧。这个论题虽然是汉字文化，而实际上显示出本多利明非文化主义的功利主义。

本多利明言必称西洋，因而对西洋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也是很明显的，甚至认为保守闭塞是西洋人的优势：“我家之良智不泄露给他姓……代代继承良智，因而天下之奇器、生财之制，以欧罗巴为第一。天文、地理、渡海之法，由西域垂训万国……渡海之船舶乃第一长器也。诚可谓天下之父母国，万事极致精微。是为代代保持其良智之证据。”相反，对忌讳近亲婚配的中国传统却不以为然：“支那之制度忌讳同姓血脉相近……无论是圣贤还是受人尊敬者的子孙，往往愚鲁而废祖辈所创之业。如同梅与桃相嫁接之婚姻，不断与别姓成夫妇，而不再问津本姓，久之血脉等完全断绝，变为恶魔、天狗，以至于失去国家。建立此道之支那代代始祖多异国人。如若同国同类相交替还算幸运，而失于蛮夷则断绝。此乃不知治道有深秘之证据也。”而日本“不失神武以来之皇孙，未遭他国所侵，此乃可喜可贺之日本风俗。总之，以支那之风俗为龟鉴乃愚蠢之举”。本多利明为何认为西洋国家保守封闭，不得而知，但他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欧洲人之发达非但不是因为封闭，而恰恰是因为其开放性，甚至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婚姻，以至于不同国度的混血，增强了欧洲人的人种优势。这种人种的混血，同样发生在科学技术以至于社会制度等领域。而对中国禁止近亲婚配的批评，显然令现代人对本多利明大失所望。

由于本多利明对中西文化的盲目褒贬，使他失去了文化评判的客观公正性。有如日本学者所言，本多利明认为与西洋强国的“自然治道”和“永久和平”相比，日本未得此道，因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这一切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崇拜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

但是，本多利明批评中国文化的标准在于是否对日本社会发展有实际应用价值，而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文化。换言之，本多利明的对华言论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评说，不如说是一种经世家的功利主义。本多利明只是认为中国传统不适应于日本，他从中日两国不同的自然环境入手分析，认为日本不应固守中国圣人之“教训”：“因日本形成习染支那教训之风土人情，不求此外之善事美事，因而对支那圣贤之教训所遗漏之四大急务等，做梦都不会想到。加之，支那乃与欧罗巴、阿非利加地势相连之山国，仅南面临海，乃不便于渡海运送之国。”所以，对被海洋环绕的岛国日本来说，中国“不足以为龟鉴”，“因日本乃海国，渡海、运送、交易乃国君固有之天职、第一国务，派遣船舶去万国，购取国用必须之物产，以及金银铜，运回日本，增强国力，此乃海国必然之法。若仅以自国之力为治，则国力渐弱，其弱皆由农民承担，农民连年耗减，乃自然之势”。

本多利明的言说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儒、佛、神（道）都与他的重商主义主张无缘：“圣人虽有经，但不为其用。佛者虽读经，但只为诵读之风俗，不知所读为何，闻如蛙鸣。神道神秘有定则，然不见有助于民。”见，在本多利明的著述中，西洋的实学是评价各学问体系的标准，当然也是评价日本文化的标准。在他的著述中，频繁出现西洋的学者、政治家的名字，但除熊泽蕃山、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少数人之外，几乎无视日本学者。因为他不是在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在规划如何摄入西洋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原理，并直接为日本所用。

本多利明对中国学统虽然多有批评，但最终目的是要在日、中、欧对照中，选择更有利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模式。因而在本多利明的著述中，很少像国学家那样的对中国的非理性的议论，而只不过是认为中国传统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日本社会发展，而且这种不适应并非说明中国传统是谬误，而是中日两国自然环境和国情的不同。本多利明认为，作为国家指导层的武士阶层“读支那山国之书籍，仅只打开见识，大多不考虑对海国大有助益之事”。这里本多利明并没有说中国书籍全无用处，而是认为武士还应该考虑国家社会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仅止于“打开见识”。

其实，本多利明对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评判是力图客观的。他也承认“圣人之法”仍为“善道”，只不过中国之学问及风俗乃是在大陆国家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因而没能产生海国所需要的求索天文地理，航海学问之学者，并且视船长为“贱业”。又如，在历法领域他虽然认为“大明以前之书多为臆说杜撰而不足取”，但同时认为“大清以来修天文书，推究历法数路之起源，自然明了”。不过，大清的天文历法体系中缺少为航海贸易所用的知识。因而，西洋人擅长的天文地理航海贸易，才是海国日本所需要的，这也是本多利明学习西法的根源所在。

本多利明对中西评价的差异，还源于地理决定论。他认为：中国南北两端为三十五六至二十二三度，是天下最良国，寒暖适度，因而人物流于温和惰弱，工于实业技术者少。与此相对，欧罗巴强国皆为北方“寒国”，因而“人物刚强勇猛，智慧颇深。和睦君长，勤于自己之事业，人情亲切而有才学”。这里的潜台词是说，日本与欧洲理想之国相近，而且荷兰和英国也都是岛国，因而应该选择比中国寒冷的欧罗巴诸国的发展道路。本多利明甚至还提出日本向北迁都，这也是他开发虾夷等北方诸岛的理论根据。

本多利明以西洋实学为依据、以西洋社会为样板而使中国文化相对化的议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幕末开国之前兰学家们的共同意识。

四、融汇中西型—和魂洋才论

幕末洋学思想家们主张仿效西方政治的思想，对开国维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国之前的兰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科学及其社会原理之先进，也有如本多利明等人主张以“大西洋人”为榜样而实行重商主义，但是当时还没有出现佩里叩关的民族危机，因而他们的主张也没能付诸实践。开国之后的日本，民族危机骤然而至，洋学家们也面临着为现实日本选择出路的课题，而其中学贯东西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可谓幕末洋学思想家中之双璧，他们明确提出了融汇中西以改造日本社会的思考路径。

1、佐久间象山：中西文化互补论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曾随著名儒学家、任林大学头家塾塾长的佐藤一斋学习朱子学，后攻读兰学，对西方天文、炮术等领域及西方事物具有广博的知识，成为幕末学贯东西的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面对日本幕末社会风云变幻，佐久间象山认为仅依靠和、汉两家的传统学问，已经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因而极力推崇西洋科学。佐久间象山曾经回忆说：“余尝病汉土诸贤谈论物理多出臆度而流于虚诞，窃欲以西洋实测之言救此弊久矣。偶得独乙（德意志）人宋墨尔氏所著宇宙记而读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暑寒昼夜之运、风云露雷之变、禽兽草木之微……真可谓综括宇宙终始古今者。”由此，佐久间象山指出：“全世界之形势，自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说、牛顿阐明重力引力之实理等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底，毫无虚诞之处，尽皆踏踏实实。”因而“方今之世，仅以和汉之学识，终究不足，非有总括五大洲之经纶不可”。佐久间象山还注意到俄国通过彼得大帝的改革，将“愚顽之贫国”建设成为“不在他国之下”之强国的楷模，同时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蔑视“夷狄蛮貊”，“不知通达时变”。他还说：“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为首。魏氏海国图志中，辑铳炮之说，类皆粗陋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谬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俄国和中国正反两个例子正是佐久间象山提倡积极开国，摄取西洋先进物质技术的依据。所谓“无其力而能保其国者，自古至今，吾未见之也”。这个“力”已经无法从中国传统中得到，因而要取之于西洋。

然而，佐久间象山绝非是西洋的盲目崇拜者，更反对完全抛弃已经融入日本传统的中国文化，而且还要光大中国文化的精华。

佐久间象山的开国论绝不是向列强被动屈服，而是认识到日本在整体国力不如列强的形势下，急需采取“集万国之所长”，“以夷之术防夷”的策略。由此，象山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无遗，表里兼该”的融合东西文化的开国指导思想。这里的道德指传统的政治道德伦理等精神文化，艺术则指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佐久间象山试图将传统的道德伦理与“古圣贤未识”之“西洋艺术”融于一体，用西洋之长，补东洋之短，并以此来回应来自西方的历史性挑战。佐久间象山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穷理之术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等同看待，并进一步认为西方科学的“详证术，万学之基本也”。换言之，佐久间象山是从朱子学中“理”的高度承认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佐久间象山对西方事物的认识，比新井白石以来视兰学为“形而下”之学的观念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佐久间象山仍然将朱子学视为“圣学”。

今之学者们对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论多有误解，认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含义是：“以封建伦理为轴，为重建面对危机的封建体制，而摄取优秀的西洋文物。在这种儒教式封建伦理（=和魂，原作者注）之上，摄取近代欧洲的诸科学成果（洋才，原作者注）的思路，后来被称为‘和魂洋才’的思维结构。可以说‘和魂洋才’的思维结构，是把原本是相对立的两种思考合二为一结为一体。”诚然，佐久间象山因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因而或有评判不当之处，但是他的学问目标却在于一个“实”字。

佐久间象山关心兰学的直接原因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因而最先关心的是西洋炮术，之后扩展到诸般科学领域，从而形成了他通过引进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对抗西洋诸国对日本施加的压力，即所谓“以夷制夷”。虽然象山对西洋诸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甚至对西洋的教育制度等领域也多有涉猎，但在他著述中出现的比例并不大。可以说象山是造诣颇深名副其实的儒学家，而其学又注重经世致用，“本学问者通明五伦五常之道，以致通达人情世故，经济天下国家”。

佐久间象山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于他学贯东西并融会贯通的理论：“宇宙实理无二，斯理所在，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百世圣人不能异此。近来西洋所发明，许多学术，要皆实理，足以资吾圣学。而世之儒者，类皆凡夫庸人，不知穷理，视为别物，不啻不好，动比之寇仇，宜乎。彼之所知，莫之知，彼之所能，莫之能，蒙蔽深固，永守孩童之见，此辈惟可哀愍。”然而，佐久间象山只不过是认为一些读死书、死读书而不知变通的儒者们才是可悲的，对“凡夫庸人之儒者”棒喝的目的，是要启发他们通过学习西洋之先进文明而光大儒家圣学：“为学之要，在格物穷理，而方今人士皆知诵格穷之训，正学之旨，若大明于世。然其实日就杂扰偏固，旋复晦盲，余尝浚思其故，无亦学者徒诵坐谭，不务其实之过欤。今之人，试与之言物理，辄曰，吾方穷人伦日用之不暇，而何暇穷物之理乎。嗟乎，岂有人伦日用，而外于物理者耶。余未见昧于物理，而周于人伦日用者也。”

佐久间象山反对把东西之学对立起来，认为东西道理相同可以互补：“人谓泰西之学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谓泰西之学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资。夫泰西之学艺术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则食也，艺术譬则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气，孰谓可以菜肉而损其味耶。”

总之，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论，认为中国圣学之“道德”与西洋实用之“艺术”同为一理并行不悖，因而将两者融为一炉，以资圣学、利社会。这与抱残守缺泥古不化的腐儒大相径庭，是一种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观。

2、横井小楠：“三代”政治样本观

横井小楠（1809—1869）将洋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成为学贯儒洋两学的幕末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横井小楠早在1841年就曾组织实学党，主张采用西方文明。1855年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受到巨大震动，从此彻底转向开国主义，并进一步主张仿效欧美的国家政治原理。与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命题相呼应，横井小楠的口号是“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

他在1860年为确立福井藩藩政改革宗旨所写的《国是三论》中，大胆褒扬美国和英国的议会制度：“方今万国之形势丕变，各国大开治教。在美利坚，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曰，因天地间惨毒莫过于杀戮，固则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一曰，取智识于世界各国，以裨益政教为务；一曰，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政法治术以致其他百般技艺、器械，凡地球上称善美者，悉取为我有，大倡好生之仁风。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悉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好。”

横井小楠不仅极力赞美欧美的政治制度，而且力图在日本付诸实践。他主张天下之人才共理天下之政事，并提出了“日本国中共和一致”的设想。由于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将开国与富国强兵策略体系化，深受致力于幕政改革的幕府政事总裁松平庆永的器重。松平庆永多次邀横井小楠以咨询幕政改革之策，并归纳小楠的见解，上达幕府。他们提出：“抛弃建国以来天下权威尽归幕府之私心，与天下人共同治理天下”，“为天下计，幕府所为不妥之事，或应改革或应舍弃”，“此次革新之宗旨，在于尊崇京都以为天下，万事摒弃私心而取天下之公论”。

横井小楠的上述思想主张就是其对华认识的思想背景，他对当时中国的状况作了如下分析：“五大洲内亚细亚之中国，为东面临海之巨邦，文物早开，稻麦黍稷以致人类生活所需无不足。其他及智巧、技艺、百货、玩好，皆取于内地丰饶并无欠缺。上自朝廷，下至庶民，有夸大骄傲之风习，虽准海外诸国来贸易，然无意求及事物，不知取于人而开智。此乃支那之所以兵力衰弱，受诸洲之凌辱也。欧罗巴与此不同，其疆域仅东边接亚细亚之地，三面环海，位于地球西北，比之亚细亚尤其偏小，事物多有缺欠，因之不得不求之于外。由此其洲内诸国皆不得不从事航海，乃自然之势。百般贸易之外，时而以兵舰相互掠略劫夺，以开拓其疆土属地为务。”

横井小楠的这段议论似乎与本多利明的地理决定论不谋而合，即认为中国自然环境过于优越，因之文明起源早，文化发达，但正是这种优越使走入近代的中国固步自封而落后于世界大势，并惨遭侵夺。如果说本多利明时代这种思考趋向还只是预测的话，那么到横井小楠时代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因而横井小楠是把当时遭受西洋欺凌的中国作为前车之鉴来看待的。另一方面，横井小楠对西洋方式有着清醒的认识：“西洋之学乃唯事业之学，而非心德之学。故而，既非君子也非小人，也无上下。唯事业之学故，事业愈开。因无心德之学，不知人情之事。”即横井小楠认为，西洋学统重“器物”而轻“道德”，因而在社会政治、道德思想领域，他仍然以中国“三代之教”横井小楠所说三代指尧舜孔子，又泛指先秦儒家精神。为楷模。

横井小楠在崇尚西洋事物的同时，又是一位主张中国传统的思想家，他不但不否认中国传统的道德治教思想，尤其崇尚中国古代之圣学，他是通过对儒家理念的重新解释来理解欧美各国政治制度的。横井小楠在国内政治中，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中国传统理念为原则而提倡议会主义、注重公议舆论等近代政治思想。在国际关系上，小楠提倡儒家的天理、天道理念，所谓“天地之公道”，并试图以此为原则规范，约束国际纷争以及战争行为。可见，横井小楠的上述主张都是基于儒家理念而形成的。之所以要效法欧美民主制度，正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古代的“三代之教”。另一方面，横井小楠的政治主张也绝不意味复古，而是在儒家传统社会政治思想中注入了西洋近代社会政治理念。

横井小楠甚至认为当时日本的学校有名无实，不如中国上古三代之学校：“三代学校之大意，如大学之序言（朱熹之《大学章句》的序言）所见，始于洒扫，以教修己治人之道。且本于德性固有，以至于尽人之职分，无一强制之行为。今之学校，诵读讲义经史，成演习锻炼武术之道场，立法设制，以智术驱使诸士子弟强使就其业……学校之名与三代同，然至为教者，天壤之别。”因此“当今天下列藩皆有学校，然陷于仅只欣赏章句文字之学校，全然无出人才之迹象”。为此，横井小楠提出：“治教应遵循三代。三代，大圣在上大贤在下以施教，学校之设制足以补治道出人才。”不仅办学如此，万事都应遵从三代：“深达三代之道，以精通今日之事情。”当然与“三代学校”相比，中国后世之学校也受到小楠之诟病：“汉唐宋明之被称贤人、君子者，皆非出自太学生。唐太宗兴大学，生徒虽有八千之多，然此八千人中，未出一人才，终归徒有盛名。”

横井小楠还认为，因为日本人没有统一遵循的道德信仰准则，所以要推崇西洋的天主教。日本“虽一国三教，但圣人之道，被学者赏玩已成惯例；神道荒唐无经，毫无条理；佛家只会欺骗愚夫愚妇。无通贵贱上下信心之大道，举国全无宗旨之国体，何以使人心一致以施教哉。……从彼之天主教之书，虽不能尽知其巨细之条理……其宗旨以基于天意之人伦为主，以教法为戒律。上自国主，下迄庶人，真实持守其戒律，行政教一途之教法。”其实，此段议论仍然没有脱离横井小楠以三代之教为大本的思想，他推崇天主教也是因为它是一种道德规范，即“基于天意之人伦”，这似乎是在与中国的三代之教遥相呼应。这大概是因为“圣人之道被学者玩赏”而忘却其本意，因而才不得不“礼失而求于野”。

横井小楠是以“三代之教”为标准，来评判中国历代之得失的：“观历代治绩无如汉者，虽也云经术并词章之末节，但尚吏治，如此以治财用，治民以心，近于三代。此时明三代之学，因而治道可复三代也。晋以后五胡骚乱为南北朝，虽至唐归于一统，夷狄之风相混杂，三代之治迹不再。一代之治惟以当世为务。宋起因圣道通治教修明，三代之治道此时可复。王安石出，倡复古之说，以误一世。是故，诸君子皆灰心，治道之事因循当世之法政，厌烦变革。是故，学问专于性、命、道德上之探讨，三代治道之讲求自然荒废。”“清土之学，虽上等人如程朱王阳明之流，性命心法之外，不见讲究三代治道之学……是故，全不采用西洋新制之器械等，依然保守故辙。”这里的评判虽然有所出入，但可以看得出，实际上横井小楠的政治理想是实现中国上古的圣贤治世。

横井小楠虽然憧憬中国上古“治教之三代圣学”，但是对清朝后期的学问政教却明确地表示出不以为然。他说：“亚细亚洲中有两大宗旨，曰圣人之道和佛氏之道……我由宽正年间开海路派遣使节赴汉土、天竺，察其国体事情……派遣游学汉土滞留燕京……其时为乾隆之末年，政道衰运之秋，甚而进士及第也决于贿赂，惊其政事之无道。且学者之所学，限于读经书作诗文，不知其道有何趣意。圣人之道，岂如此之道哉，全似佛氏之道，与人道无关，与佛全无二致。”横井小楠甚至告诫说：“当今汉人深深省察于此，停止无用之文学，三代之大道再明于其土，其国之中兴如反掌。若不能明于此大道，欲任其私智治国，则如同猎兽于海捕鱼于山。”可见，横井小楠之所以批评中国学问空疏而不可取，是因为当时学风背离了中国古圣贤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当时中国的病体脉相，同时也开出了药方。

3、流连于中华文化的情结

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并称幕末日本的思想先驱，他们在当时攘夷的风潮中，独具慧眼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学习西洋，以度过外来危机。他们的思想超出了普通兰学家们沉醉于西洋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学统，将兰学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他们也对兰学家们对西洋的全盘崇拜作了纠偏工作。他们并非在所有领域跟随西洋亦步亦趋，而是将其与“东洋道德”（实际是中国道德思想）统一起来，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合理因素。这种冷静而客观公正的思路，在当时日本面临外来危机而奋起的激进志士中是难能可贵的，如果对照复古神道学家们“去华攘夷”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尊皇理论，则更显其学养宽博。

无论是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还是横井小楠“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都是将精神文化置于前，物质文明列于后，体现了他们主张的思想中心在于弘扬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文化的合理部分。当然，有学者认为他们二人的理论可以称为“和魂洋才”论，不过通过分析梳理，不难发现其实和魂的内核几乎都是中国文化理念。虽然佐久间象山使用的是“东洋道德”，但与复古神道学家们所宣倡的神国史观全然无关，乃是在弘扬中国精神传统。前述所引用日本学者“儒教式伦理=和魂”之论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注释。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与传统文化妥协、不彻底的近代思想家，然而，有谁敢说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都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呢？难道“三代之教”的道德伦理不是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理想之光吗？在跨入近代门槛的时点上，三代政教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应该提倡。西洋殖民者崇尚弱肉强食以奴役全世界，难道他们的侵略逻辑比三代之教更先进吗？可以说，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是摸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脉搏，既要摄取西洋先进的“艺术”，又要保存三代之教的精粹。如前所述，横井小楠之所以推崇西洋在于“则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废君臣之义，尽以公共和平为务”、“大倡好生之仁风”。

在力图通过对儒学进行再解释而使西方文明日本化这一点上，小楠与象山作了同样的尝试，所不同的是佐久间象山是取儒学中“格物致知”之“理”，称道西洋技术，而横井小楠则是以儒家政教之“道”为媒介推崇西方政治。显然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层次上，小楠比象山前进了一大步。横井小楠最为关心的是，如何规划当时日本政局和日本国家政治的方向，可以说三代之教是横井小楠心目中理想政治的核心，而西洋的政治体制则是在日本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形式。横井小楠提倡西洋政治体制，是因为世事变幻，所以要寻找既符合“三代之教”的仁政原则，又能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政治体制。

其实，早在大槻玄泽《兰学阶梯》的题言中，就已经在观照历史中，对中国文化作过解剖，提出了兼收并蓄、用兰学补足并复兴汉学的议论。兹录于此以窥其详：

“人性虽贤愚不齐，四方各有圣人。天地日月不私一方，虞舜东夷，文王西夷，而为殊庭（此处指中国）圣人之宗。及历代所传，间有诸邦之才德，万物之品用，秀出于殊庭之上者，不其然乎。……然殊庭独称圣人之邦，其余寥寥无闻何也，盖诸邦质野无文，圣人各淑其世而无继焉者。……殊庭古昔纯朴而文，自伏羲而周公历世相承，培植数千载，利用厚生、礼乐制度、道德日彬彬，其善莫不尽焉，其传无不远焉。”然而，“文之弊也史，质之弊也野。殊庭文日胜，则名存而质亡，犹尚执而悖也。莫往不史，不啻不彬彬，圣人之泽安在哉？诸邦虽曰野，唯无文耳，或失其名，亦得其实。故诸邦日强，五胡猾夏，殊庭终归于辽金元清。此非道德之罪也，传而史者之过也。以其名则殊庭圣人之邦，以其实则诸邦道德之质。乃谓三代之道，亡于殊庭，而存于诸邦，岂诬乎”。不过，“殊庭虽衰，其书犹存。乃余不自计，百家众技探其源，经史子集修其编，欲以拂千载之史悖。窃闻荷兰喜思，利用厚生、思而不已，世世相承，必尽其善。又通商万邦，而取其善，以成我善。……余观其说，必据事物以研精，未尝虚设而空论，大异乎殊庭史悖。兰书万册，大异乎诸邦无文，盖荷兰质而不野，文而不史，不复彼文质彬彬乎”。所谓“礼失而求于野，圣人之泽远矣哉……诸邦何限，大率有质而无文，无质则不行，无文则不传。文质彬彬者，独殊庭与荷兰耳。殊庭通四边之志，荷兰择四大之洲，宜也哉。殊庭日史而文质亡，荷兰世继而两存，拂彼史而复其原。非荷兰而焉适，故余取以补殊庭之阙。利用厚生、文质彬彬、三代之道，果存于荷兰矣”。

综其大意：中国古圣贤时代为理想王国，但后世逐渐流于纹饰虚夸，即“有文无质”，因而三代之道失传而为他邦所有，但典籍犹存，因而要排除后世之误而求其真。然而，诸邦虽“有质”但“无文”，而荷兰“世继而两存”，“质而不野，文而不史”，有质有文，其学所论皆实在，正好用“以补殊庭之阙”，恢复“三代之道”。总之，所谓“礼失而求于野”，即崇尚西洋的原因在于“补殊庭之阙”。这段议论基本反映了兰学家们对中国文化取舍之踌躇和留恋的心态。

可以说，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更明确、具体地回应了始终萦绕于兰学家们心中的中国文化情结。诚然，二人的思想中还残存着浓重的封建意识，而且，他们的政治目标也只是实行幕政改革，但他们坚持提倡中国思想在进入近代之后的宝贵价值的清晰思路，以及通过会通中西以改造日本的指导思想，却在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从这个意义上讲，象山和小楠不仅是近代日本的先觉之士，更是客观认识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文化哲人。

可以说，他们既是主张引入西洋制度、科学的洋学家，又是在回应西洋挑战中守护“东洋道德”的难得的儒学思想家。试想，如果近代日本遵循他们的国家前途设计，还会容忍日本军部将日本人引入无休止的侵略战争的深渊吗？还会有日本军队无视人的尊严而滥杀无辜的“惨毒”吗？还会有日本战败几至亡国灭种的悲惨结局吗？

学贯东西的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在面对近代西洋势力冲击的形势下，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在提倡学习西洋文明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儒家理念进行扬弃和回归的诉求，为近代日本社会西化过程中如何保存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儒家的合理理念，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价值。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种对东西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的兼收并蓄，也许可以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然而，他们身后的“精英们”，都没能更深刻地理解“东洋道德”和“三代之教”的历史意义。这种考量才是我们今天评价两位幕末思想先驱的人文思路，这种认识不仅之于日本，既是对整个东亚以至于人类都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五、佐藤信渊的兴日侵华论

在与象山和小楠思想相对的另一端，出现了佐藤信渊的“兴日侵华论”。

佐藤信渊（1769—1850）可算作兼通兰学的杂家，无论是其学统还是其对华态度，都无法归入上述几种类型，尤其是他的对华态度和对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思想，在掌握兰学的知识层中可谓绝无仅有。换言之，佐藤信渊与兰学家相比他又深谙国学，而与国学家相比他又具有明显的兰学背景，在兰学和国学两大阵营中又都无法找到同类。然而该书又不能遗漏这样一个人物，因而不得不单列于此，以求全面了解江户时代不同学统之知识人的中国认识。

在谈论佐藤信渊之前，先了解一位被称为“兰癖大名”的朽木昌纲的“见识”。

在兰学阵营中为褒扬西洋而贬抑甚而蔑视中国文化者要以朽木昌纲为最了，他在给大槻玄泽著《兰学阶梯》所作的序中，清晰地给出了“贬汉褒兰”思考路径。朽木昌纲对日本有史以来崇尚中国的传统大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自称中国是自傲的称谓，自古日中关系是互通有无、各有收益，并没有崇拜中华的意识。不仅如此，还说《日本书纪》中把中国看作夷，《新撰姓氏录》中把中国人后裔诸姓列于蛮姓。

朽木昌纲的议论如下：“夫天地人才，谁穷其至，谁定其地乎，支那僻在一边，独称中国，骄傲自限耳。然朝贡诸邦，从其傲称，或其宜也。吾先王通诸邦，各求其美，非择华夷，故儒佛并存，器帛兼传，可见其意也。唯慕效以日繁，彼视以为朝贡，亦吾宽容不却焉，其称中国，亦复其所也。然而舍人王撰日本纪，以夷支那，万多王录姓氏，以支那诸孙为蛮姓，其俗可知矣。尔后绝而不通数百年，日暗于其义，而效朝贡之辞，愈暗愈效，不复知其傲称。乃至谓支那之外，实无人才，中国大反乎天地之情，唯无识自限耳。”朽木昌纲在摒弃“中国崇拜”意识的同时，把眼光转移到西洋：“寡人伤其如此，窃虑详诸邦地理以起焉，则病可医也，乃广求诸书。支那诸编，自限其耳目，不足取论。若汉张骞入西域，元人穷河源，仅止于葱岭昆仑而已，不知犹尚有利末亚欧逻巴大邦也。因思和兰人通商万邦，必有其详，乃从兰化（前野良泽）先生，学其邦语。日读其诸编，观其诸图，与大槻子焕等相切磋，天地人才，果什百于支那诸说。于是综辑建全图，将传其略，以醒彼世之无识。然耳目所限，寡人犹支那，仅愈于彼而已，岂谓尽天地人才之美乎。今兹子焕应同臭之需，而撰兰学阶梯，学者依以进，则思过半矣。寡人喜此举，劝刻之于家塾，故自记宿志以为序。”

上述引文清晰地反映出朽木昌纲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意向，甚而“以支那诸孙为蛮姓”。而佐藤信渊就像朽木昌纲的继承人，不仅进一步贬损中国，甚至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全面侵华的方案。

佐藤信渊颇有家学渊，又赴日本各地游学，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诸多学科。他在《经济要略•序》中说过：“赴江户随宇田川槐园先生学习本草及和兰诸学说，又从友人木村桐斋氏受天文、地理、历数、测量等术。及学之略成，负笈游历四方，足迹所及凡四十六国，精研父祖之遗事，以至几乎家学全备。”

佐藤信渊的学问所及领域，除上述天文地理医学以致物产经济等家学之外，不仅包罗了儒、佛、兰三学，还分别“随吉川源十郎和平田笃胤学习神道和国学”，并将国学家的神道定为其学问的根基。可见，佐藤信渊所学领域宽泛庞杂，集科学和迷信于一身，因而使他的思想显得奇特而诡异。尤其是在神道学的极端民族主义的理念指导下，佐藤信渊对中国的认识走到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极端。

佐藤信渊在《天柱记•序说》（文政八年—1825）中讲述了他的思想历程：

“我家世修天文地理物产经济之学……予生甚晚，十六岁丧先考，受教甚少，而不能熟习家学也。然当时既知其概略矣。其后游学于四方，审问慎思四十余年，而至于知见渐开。于是熟推究天地运动，星月循环，所以化生万物养育人类之理，而深欣戴造物主之大德也。然奈天造草味事实未详，而无由于讲明所以作其运动之基原矣，因而欲穷其理。搜索支那印度诸子百家载籍……而其所纪悉皆荒唐虚诞，无有足取者也。忧愤既久，及近来读皇国神代诸纪，始知旋转天地发育万物而为造化之首者，皆系于我皇祖产灵神搅回之神机矣。乃捲卷而叹曰，道者在近，而求于远，吾误矣，吾误矣。盖皇国成于大地之最初者也，则开辟事实，无论乎当传于皇国矣。其后又读本居氏古事记传、服部氏三大考、平田氏灵真柱等书，而及益精究古实，恍然悟天地生生之理悉为产灵之元运焉。心内自觉别有一个神代纪，因再取古事记神代纪等而阅之，事实阙亡固不少，且又世上所传诸说，亦后人掺入过于半，无稽之妄语极多矣。于是乎，就天地现在之运动，而推究自然之定理，则发见皇祖天神天地镕造之规则，有一大纲四定例，而为盘古不易之天纪也。所谓一大纲者，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一元气，赖其运动之妙机，重浊早脱走至远之城，轻清迟分止于至近之郭，是也。四定例者，一曰运动，凡宇内运动必自西进东。二曰旋回，凡分生者必旋回本物之外围。三曰迟速，凡距离本物，近者行速，远者行迟。四曰形体，凡分生者必从本物之正体，是也。斯一大纲四定例者，产灵大神天地镕造之规则，而天文历数之基，万物化育之原也。予既推明天地开辟之事实，乃表彰古典纯粹之正文，而删去繁碎之谬妄。事实之阙亡者，照天造之规则以辅之，作千古未发之大论，题天柱记。”

在《天柱记》中，佐藤信渊对“一大纲四定例”一一作了阐释，其中不乏科学天文学之理论，但是其结论却只不过是用日本神道的宇宙神创论替代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这对于了解西洋近代天文学的学者来说，是极其荒谬而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科学与迷信合二为一的“论证”却实实在在反映在佐藤信渊的著述中。在西洋是科学的天文学击败了基督教的神创论才得以健康发展的，而在佐藤信渊那里，却又将西洋的近代科学天文学抛回到中世纪。与其说佐藤信渊是从科学研究堕落为愚昧迷信，不如说是从一开始就是要证明神国观念的真实性而绑架了近代科学。就这个结论而言，佐藤信渊与国学家们没有什么不同：“皇国乃伊奘诺、伊奘冉二神曾受皇祖天神之诏而修造之所，大地之成就最初，天孙之天降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实万国之基本。……外国皆为皇国形成之后，渐渐潮泡凝结而成土地，因之其国开辟晚，自不待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使这种论断成立，首先要推翻中国比日本开辟更早的事实。对此，佐藤是这样解释的：“支那国之说曰，太古之初，有称盘古氏之神造此天地，日月即盘古之双眼。此应为对我伊奘诺大神禊袚之时双目生日神、月神之古说之讹传。有称女娲氏之女神为世界之王，有称共工氏之神与其相争，战不能胜而自以头触撞不周山而死。因此，天柱折，女娲炼五色石以补之。此乃天照大神与须佐男神事之讹传。”很明显这种附会是承袭了平田笃胤的“高论”。但是，接下来的议论却是对乃师观点的大规模扩展，即佐藤信渊依次将印度、波斯、欧洲、埃及、非洲等地区和国家的创世之说与日本神代纪进行比对，并提出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创世神话，都是剽窃了日本神代卷中的不同情节。总之“天地开辟之说，任何国皆荒唐，唯皇国之古传以实征为据者。故而，予祖述于此，以为穷理学之基根。若夫初学之辈，熟读此书及镕造化育之论，则对以天地之运动、万物之化育开始，兴物产、富国家、其他人世之经济、日用之要务，皆会朗然自明其理”。佐藤信渊和本居宣长一样，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得出荒谬的结论，用科学的话语阐释迷信的谎言。佐藤信渊自称“千古未发之大论”，其实不过是觉得本居宣长的皇国论缺乏说服力，而采用了自然科学的话语来附会其人为编造的神国史观。可谓为构建日本独立文化就必先脱离中国文化影响之情急所致。在这种思考线路指导下，可知其对中国认识的偏颇，而这种颠覆中日两国历史事实的偏颇，促使佐藤信渊亟不可待地要实现其统驭中国之梦。

与上述“千古未发之大论”紧密相连，佐藤信渊在《混同秘策》（文政六年—1823）中提出了其“侵华论证”。《混同秘策》开篇即云：“皇大御国乃最初形成大地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全世界悉应为郡县，万国之君长皆应为臣仆。”因而“皇国征讨外国其势顺且易，他国寇皇国则其势逆且难……当今之世如于万国之中选出土地最广大、物产最丰富、兵威最强盛者，无有如支那国者。支那虽为皇国近邻，但倾支那全国之力经略之，亦无能害皇国之策。若有暴戾之主，如强驱大众为寇之胡元忽必烈，虽兴举国之众，对于皇国丝毫不足恐惧，却于彼国有莫大损失。故虽一度来犯，不能再三来之，自不待言。如若皇国征伐支那，只要调度得法，不过五七年，必可使彼国土崩瓦解……故而皇国开拓他邦，必由吞并支那始。如上所云，以支那之强大尚不能敌皇国，更何况其他夷狄哉。此乃皇国能天然混同世界之形胜之故……支那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侏离舌衣冠诡异之徒，岂能不慕德畏威稽首匍匐以为臣仆？故而，由皇国混同世界万国并非难事”。

佐藤信渊十分具体地提出，欲侵略中国需把中国东北作为突破口：“经略他邦之法，应始于弱而易取之处。当今世界万国之中，皇国容易攻取之土地，无如支那之满洲者。”接下来，佐藤信渊在给出了侵攻东北的具体战略战术之后，还设计了统治东北的方案：“取得黑龙江之各地后，进一步推行产灵之法教，好生慈悲统辖，逐渐向西，松花江之地方亦易取之地。既得吉林城之后，则支那之鞑靼诸部必望风而归附，若有不服从者，移兵征讨。鞑靼既定，则盛京势危，支那势必全国震动。故而，皇国征服满洲，虽不知早晚何时可得，但最终为皇国所有，定而无疑。夫不啻取得满洲，支那全国之衰败亦由此开始。在取得鞑靼基础上，朝鲜、支那继而可图。”

佐藤信渊甚至还提出了天皇亲征的方案和对全中国的统治术：“亲征扈从必用熊本府之兵，亲征之先要考虑各方皇师之形样，并探得支那国王所谓清主者已经困苦，而后可渡海。先阵之兵直捣江南地方，速取南京应天府，以此地为皇居。乃登用有文才之支那人，使其作大诰，周檄天下，曰：清主崇信邪魔左道，蔑视天地之神意，痛拒皇国之法教，不怜人类之无食，获罪于皇天，而（天皇）则行天罚以救苍生。应怜新归附之支那人，悉选用其有才者为官，且需立明室之子孙朱氏封上公，使其谨行先祖之祭祀，大施慈悲，专心抚育支那人。若真诚用此策，数十年间，支那全国可完全平定。”

佐藤信渊还提出了利用东北地区人民和官兵侵扰中国的险恶谋略：“皇国作为万国之根本，乃应号令全地球之宗国，因而以皇国人之食余抚育彼鞑夷，驾驭调练其精锐，渐使其成为令支那、印度等国臣服（于日本）之基础。世上之儒生俗士等见当今支那之强盛，闻此论笑之癫狂。详于世界之形势而考较其事体大要，四大洲中土地广大、气候良和、物产极多、人民极繁盛之国，实以支那为第一。然，破灭支那者，常出自鞑靼部，察于此，由鞑靼制支那甚为便捷，自不必论。”

佐藤信渊上述“弘论”并非儿戏，虽然自觉无力实行，还是寄希望于具有混同世界野心的后来者：“予深感上天哺育之大恩，窃有囊括六合之意。然怎奈家贫年老，于是乎，笔记此书题名混同秘策，聊记垂暮之郁愤，固封以留与儿孙。嗟乎，后来之英主，有志于鞭挞宇内者，若先熟读此编，思过半者也。”

佐藤信渊侵吞中国计划之周详，在开国之前的江户时代可谓仅此一家。这一侵华“蓝图”之贪婪不亚于后来的日本军部，几乎被明治以来的日本帝国逐步完整地予以实施。这个计划自然会令人想起日本军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对外扩张战略。只是日本帝国最终惨败的结局，却是佐藤信渊所没有料到的。不知日本人是该崇敬“佐藤侵华论证”之先见之明，还是怨恨其为数百万日本人设计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有日本学者提出，佐藤信渊的思想是“由兰学实学印证的科学的性格与唯心的非科学的见解、开明的思想与反动的非科学的迷妄，被不可思议地杂糅融合的特异的思想”。此一分析颇值得人们深刻思考。佐藤信渊地理知识之丰富，对中国东北、朝鲜具体地名所知之精确，战略之诡异都反映出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可惜这些知识却用于设计对外侵略计划。它似乎也为后来人了解江户时代随着日本民族自我认同的兴起以至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而使得日本知识界的对华态度显示出其由憧憬转而为不屑，并走向敌对的发展脉络。

笔者之所以将佐藤信渊放在兰学中予以论述，就是要衬托出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学复古神道史观的恶劣影响，它不但鬼使神差地完全抵消了西方近代科学和西方近代社会原理的正面作用，而且还将西洋科学作为其鼓噪对外侵略的根据。试想，明治时代曾大规模西化，然而西化成果却被神国史观所绑架，走上封建帝国主义类型的野蛮的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难道还不能从中发现佐藤信渊的思想和其对华言论的影子吗？

通过上述对不同类型兰学家的考察不难发现，兰学阵营在积极吸收西洋文化养分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展开了重新评判，或者说兰学家们是以西洋文化为参照系，否定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唯一绝对性。

兰学家们的学问特征是实用主义，由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再由社会经济到国家政治，在对照西洋而批判当时日本社会现状的过程中，也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诸多质疑。在兰学家的头脑中，中国传统的本体论和自然观几乎被解体，宋明理学也成为空疏无用之学，从而将中国文化降至人类世界诸多文化之一的位置，作为中华之国的中国也被降到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但是，兰学家们对中国的认识，既不同于儒学家，也不同于国学家，兰学家们对中国文化评判的结论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判断中华文化优劣的标准基本一致：其一、是否符合西洋合理主义，其二、是否能够跟随世界潮流而促进日本社会的进步。总之，兰学家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取舍或反思，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思考，与国学家以及部分儒学家们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待中国的思考方式大相径庭。

由于兰学家们的功利主义原则，反而使他们对中国的评价相对客观，而很少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本文所涉及的兰学家们都深谙中国传统学问，学识宽博。在兰学家们的著述中经常出现“圣人云、孔子云”，可谓是言必谈中国。这便使得兰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对中西学问文化作出比较，或取或舍，或兼而取之。由于他们学贯东西，因而最有资格对中西文化作出评判，这与纯粹儒者或者国学家的中国观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也有佐藤信渊式的刺耳噪音，这是因为他与其他兰学家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由于其驳杂的学问体系中的国学复古神道思想产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换言之，即国学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抵消了佐藤信渊在汉学和兰学领域的学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家的悲剧。

从杉田玄白等医学思想开始，经山片蟠桃的社会思想——本多利明的经济之论——幕末洋学的“东道西艺”论，兰学家们对中国文化虽多有批判，但并没有抛弃中国传统，毋宁说是始终守护着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教”。甚至可以说“三代之教”反而是兰学家们评价西洋事物的标准，吸收西洋文化的根据。随着兰学研究水平的进展，在兰学家们的思想中越发加重了中国传统精神的分量，甚至向中国传统回归。

第四章 幕末遣欧美使节的中国见闻

幕末遣欧美使节在前往欧美各国以及返程途中，要么途经香港短暂停留，要么经过香港后绕道上海。此外，他们在旅途中还有机会与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接触，也较为关注海外流传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幕末遣欧美使节既是近代最早踏上西洋土地的日本群体，也是近代最早踏上中国国土并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如果说“三学”的中国认识是来自书本的隔海研究，那么幕末使节团成员对中国和海外中国人的描述则是亲眼所见，然而他们对中国的评判却并不一定客观。无论如何，他们的对华叙述，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香港、上海识见

香港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并扼中国华南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方殖民主义者将目光转向东方时，香港首当其冲成为他们侵占的目标。被英国割占后，香港成为英帝国主义者对华和对远东贸易的中转站以及对亚洲殖民扩张的前哨。幕末日本向欧美国家派出使节团时，香港成为他们出访的必经之地。其中，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团返程途径香港；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团往返途经香港；元治元年（1864年）遣法使节团、庆应元年（1865年）遣法英使节团、庆应三年（1867年）遣法使节团往返都经过香港和上海。幕末遣欧美使节通过对已沦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和开放城市上海作近距离观察，对香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境遇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

1、香港见闻

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团离开美国后，经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爪哇岛、巴达维亚（雅加达）到香港短暂停留，然后从香港启程回到横滨。在到达香港之前，他们就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不少关于中国的信息。在途经爪哇岛时，木村铁太说：“美利坚一艘商船从广州归来，两船相互问询。据美商船说，英吉利和法兰西合力攻伐清国，从天津河进入到白河，清兵大败，北京岌岌可危。”到巴达维亚后，木村铁太又说：“巴达维亚新闻纸称，今年春，英吉利法兰西举兵伐清，英军舰从天津河进入，法军从陆路推进，合力进攻，所向无敌。已攻陷清五座城池，所到之处放火烧掠，有时一天能攻陷三城。清兵拼死抵抗，满族军兵血战最勇，死者数以千计。英法死伤甚少。咸丰帝年方29岁，原本暗弱多病，沉溺酒色，扰乱康熙立下的典制，无能安抚国家。”玉虫左太夫也简单记载了来自中国定海的美国商船所带来的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他说：“听说英法联合进攻支那，从白河攻入，方今战事正酣。其后，从新闻纸中得知实情（记在另外一卷）。”玉虫左太夫所说的“记在另外一卷”，是指附录在其日记最后一卷中的对当地报纸的摘抄。这一点可通过佐野鼎的相关记载得到佐证：“巴达维亚刊行荷兰语新闻纸，友人取来一千八百六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新闻纸抄译，即在清国天津附近，英吉利、法兰西两国军队进攻发生战争之事件。”此外，柳川当清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当春开始，支那国与英法两国发生战争。战事的发端，是因并无过错的英国使者在支那国被杀害，英国女王大怒，派出数艘军舰，之后法国加盟，两国军舰直逼北京。支那国也派出大军抵御，其中鞑靼人最为勇猛。尽管全力抗敌，但难敌英法联军，最终败退。”日本使节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主要来源于西方商人的传言或西文报纸的报道，而这些西方人和西方媒体与英法侵略者的立场一致，这势必会影响到日本人的判断和理解。

日本遣美使节一行到达香港后，当地人的房屋结构、店铺陈设、饮食习惯等，多给他们以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对此，一行多用“与我邦相似”、“近似于本邦”、“仿佛日本”等字眼来描述，甚至有人说吃了当地的豆腐后有一种回到自己国家的愉悦感觉。如，村垣范正说：“跋涉数万里海路来到此港，作为我邻国，历法也相同，使人产生了一种回到皇国的心境，甚为高兴。”木村铁太说香港“市陌风致，颇似我邦”。有英华书林，翻译清英书籍，学习语言。“民众尊崇文王，家中祭奉着关帝。”有身份的人乘坐轿子出行，有的拿着大伞。“土人多尊奉圣教”，酒食茶烟等“大体与本邦味道接近”。烟草有精工细作的，还有用纸卷着烟末的。鸦片烟还在流行，据说现今将鸦片烟通过泡水去毒后吸食。“清人有意者，看到我等的宽大袖子，口称善哉善哉，思慕古风。”

然而，当目睹了西式砖石结构的商馆和高大气派的住宅，以及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闲时，日本使节便开始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来审视眼前的一切。他们观察到，中国人聚居区拥挤、肮脏，当地的木结构房屋“粗陋”、“矮小”，当地居民多以“轿夫”等苦力为生，社会地位低下，与西方人的生活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如，佐野鼎说：“此港土人很多，有的与妻儿一起居住在小舟上，逐水草变换居所。”停船期间，每每让他们到船上来给洗涤衣物。“支那人风仪非常不好，他乡之客买东西，常常在出价之后，土人拿来赝品，说之前的货币不行，要求给别的货币。也有在将要卖出货物时给出不同价格等恶习。”因此，在香港停留期间，有英国的下级官吏等数人陪同，手执鞭杖在街市中巡查以警戒非常事件，“对支那人驱逐役使如驽马”。“土人也有伺机作奸犯科者，其状态如同驿道上的挑夫等。”先前在夏威夷岛以及旧金山也见到过很多华人，但未曾发现有如此情况。

对于西方列强在香港反客为主的殖民侵略行径，日本遣美使节一行中只有少数人予以关注，并表现出不平和同情。如，玉虫左太夫说：当地人看到日本人便围聚过来，因为他们“看到我等的长袖，想象古昔，有人感慨之余潸然泪下。”然而，一旁的英国士兵对那些人“用铁棍击打追赶，犹如追赶犬马一般”。对此，他感到“甚为伤心”。玉虫左太夫还指出：当地居民“容貌与我国人相似，进食必用筷子”。在道路上来往不用车子，常常坐轿，“轿夫都是支那人”。从商者既有坐商也有行商，大多用扁担挑着。当地人多疑狡猾，道路上盗贼很多，稍不留意，就连肩上挑着的货物都会被抢去。“支那人受英国人役使如犬马，脏活累活全部由支那人干，如昆仑奴一般。”“当地人遭受外来者如此欺凌，作为旁观者不禁切齿。”此外，玉虫左太夫还了解到香港和澳门是广东的重要门户，如今澳门被葡萄牙占领，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并认为：有朝一日倘若“万一有事”，广东地区将被“蚕食”。事到如今，清朝定是“追悔莫及”。众所周知，当时的日本也已被西方列强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玉虫左太夫对香港民众遭受殖民掠夺的同情，以及对广东地区可能被西方列强“蚕食”的隐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自己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日本遣美使节一行在香港的一切活动均由美国方面斡旋，驻留和往来于香港的各色欧美人的言论和传闻等，仍是他们重要的信息源。此外，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出现了一些由华人参与执笔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脱胎于早先欧美传教士团体和商社所经营的西文报纸、杂志和中文杂志。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阅读中文读物要远比阅读西文方便、快捷得多。因此，香港刊行的中文报纸，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局势和世界形势最直接、最主要的渠道。如，佐野鼎说：“今日上岸，在街市中购买了船中所用之物以及汉字版新闻纸。”尽管是当年四月份以来的一些旧报纸，不过因刊载有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等消息，“友人之间相互借阅誊写”。佐野鼎还援引《地理全志》中的相关内容介绍说：“此街上有报社，支那人模仿西洋人，天天用汉文印刷新闻纸，以示于广大民众。”

佐野鼎所说的与“友人”传阅抄录中文报纸之事，在玉虫左太夫的日记中得到了佐证。玉虫左太夫在其出使日记最后一卷的“新闻纸抄录”部分，摘抄了咸丰九年（1859年）四份和咸丰十年（1860年）二十三份，共计二十七份报纸。每份报纸都有日期和刊行号，其中两份注有“上海新闻”，一份注有“京报”，另外两份分别在文中出现“澳门新闻”和“京报”等字样，其他部分未写具体出处。他自己介绍说：“陪从到处，形势人情之所关，从其经纬之度山河之险，至器械物产等，耳目所触，不厌琐屑，悉记之。及到香港，遭顺天府之乱，新闻纸杂出，亦随得随笔。虽断简不次，足以见其形势人情。因别为一卷，以附于此云。”玉虫左太夫所摘抄的报纸，涉及中国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内容最多、最详细。有学者认为，玉虫左太夫所抄录的中文报纸，大概是1858年由香港孖刺报社创刊的《中外新报》。除中文报纸外，日本人对当地知名的学术机构也较为关注。玉虫左太夫说香港有英华书院，在日本也“久负盛名”。自己很想前去拜访，但“因扈从之身不可自由行事，最终没能前往”。据去过的人所言：学徒仅三四十人左右，甚为寂寥，寻求《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竟然漠然不知所云，看来是借用英华书院之名在做其他事情，与传闻大相径庭。

日本遣美使节一行在香港停留期间，得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最新消息。如，木村铁太说：有一船来自舟山，据称上海的一揆长毛大败于英法联军。佐野鼎说：据传闻，自从今年四月份英吉利、法兰西两国联合兵力与清国交战以来，两国运载军粮、武器以及士兵的军船频频来到此港，由此港进入黄海再到达北京，也有运送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的疗养船停泊于此。再如，村垣范正说：从今天的报纸上获知，英法从天津攻入北京，“支那的咸丰皇帝逃往北方”。据说海岸诸港的炮台城堡等建筑都被英法联军烧毁了。“四百余州的中华，国威衰败到如此地步，可叹又可怕。”玉虫左太夫也说：“今天听到了北京城沦陷的传闻（记在另外一卷）。”有一种说法是咸丰皇帝携宫女十三人被英国人禁锢，正在不断要求议和；另一种说法是咸丰皇帝逃遁到鞑靼了；还听说咸丰皇帝为人懦弱颓靡，平日沉溺于女色而疏于打理朝政，因此民心离弃天命尽失，庶民以英兵的侵入为幸事，因此无人举兵相助，数月之间终致都城陷落。“此实为咎由自取，即便智者现世也已无济于事。”

总之，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团途径香港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一些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信息。相比之下，后来的几次遣欧使节团成员则对香港的历史、现状等有较多的关注。

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团初到香港时，益头尚俊观察到香港“四面环山”，是与清朝本土相分离的“孤岛”。岛上树木稀少、岩石丛生。来自各国的商人聚集于当地进行商贸活动，港内“欧洲、亚洲、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商船辐辏”。时隔近一年，一行在返航途中再次经过香港，益头尚俊发现香港新增了不少建筑、道路，来自西方各国的人口也愈益增多，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港内停满了各国的商船、军舰，帆樯林立，舰船出入港时打开的帆樯犹如片片白云。他指出：香港商贸繁盛的主要原因，就是“诸税减免，买卖自由”。杉德辅说香港“本隶支那，道光烟变后割为英属，距今仅二十年矣”，他还用两首汉诗描述道：“互市场开岛屿间，南船北舶几湾湾。当年失计无人说，长使红毛领海关。”“香港山头夕日红，胡笳声起画楼中。无由转舵探奇胜，帆影沉沉是广东。”此外，庆应元年（1865年）遣法英使节冈田摄藏在途经香港时说：“香港当今属英国领有，贸易虽不及上海繁盛，不过港口停泊的船只不下百艘。街市清洁，来来往往瓦斯灯照得通亮，还有游乐设施，无论白昼，都是一片繁华景象。”

在日本遣欧使节眼里，香港是因为西方势力的介入才有了眼前的发展和繁荣。如，益头尚俊说：前年出访美国时返航途中曾在香港入港并上岸，记得“海边人家栉比稠密”。此次航海再次在香港上岸并观览街市中的样子，发现山地上有很多开山垒石建造的房屋。香港“仿效西洋之法，逐年增值，成为繁荣昌盛之地”。“进入此港之船舶免除租税之故”。各国商船辐辏，每天停留港中的船只不下七八十艘。随着土地的开发，自然而然就会吸引来人员移居。因此，“开发荒芜之地，免税为一良方”。庆应三年（1867年）遣法使节涩泽荣一也说：“此地是位于广东省尽头海上的一个孤岛，港内群岛环绕风浪被阻隔，海水很深，可停泊很多船舶。平坦之地很少，开挖山腰，修筑道路，海岸上多是支那人的家居，靠山一边全是欧洲人的居所。道光之战后，为了讲和，在赔款之外割让给英国。往昔是一个荒僻的渔岛，纳入英国版图后开始挖山填海、筑路修渠，日渐成为人口稠密、贸易繁盛的富庶之地。”

香港原本确实是一个小渔村，甚至在部分清朝大员眼中也不过是一个“蛮荒小岛”，于大清不过“九牛一毛”。而且，客观地讲，香港是在成为自由贸易港后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的。但是，沦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其发展、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部中华民族屈辱的血泪史，特别是当地民众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对此，日本遣欧使节也有所了解。如，益头尚俊在谈到香港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情形时说：“土人、清朝人附属英夷，不闻清朝政令而遵从英国政令已20年。有一两个清朝官吏驻留本港，但权力被英夷剥夺殆尽，形同木偶。该港法律，各国人进入本港，一律遵从英国政令。”因此，日本使节在香港的一切应酬，也要入乡随俗。渊边德藏也说，在香港投宿于英国人的旅舍：“此家三层楼，石垒的墙壁，建造完全是西洋式的。主人是英国人，雇用支那人开店。听说去年来自日本的使节也住宿于此。此地十四五年前只有土人四五十家，自属英人所辖以来渐次开发，有西洋人居住，支那人也来此居住，据说当时达4万人以上。房屋十之七八为欧罗巴风格，其余为支那风格，不美。”乘马车游览，发现富商的宅第建造华美，还有寺院、炮台、医院、制铁厂等，都是西洋风格。当地人“皆以石工、轿夫、渔猎为业，或者成为奴仆，唯受英人役使而已”。

日本遣欧使节到来时，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已达20年之久，当地民众不仅要遭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盘剥和蹂躏，其他国家的人也对他们颐指气使。日本人亲眼目睹了香港民众的非人生活，但他们往往认为中国受制于人是咎由自取，要么说是因为中国民情颓废，要么就批评是清朝施政不良所致。如，益头尚俊说：“听说清朝动乱以来盗贼多隐入溪谷，潜伏山野，或出没于礁石间，打劫往来商船。在海上，则住宿在小船上，震慑无武器装备的商船，夺取其货物，祸端不少。因此，据美国人说，派商船出航时，要派三四艘军舰在海上护航并在停泊港口时威慑。之后派出商船，商贸利益所在，无故由一艘商船航行，会多有盗贼之难。”市川清流指出：香港街市中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房屋混杂，其中西洋人的居所多是以砖瓦建筑的三层高的大型建筑，而中国人的建筑物是木结构，不超过三间半到三间的规模。中国人的房屋门被涂成红色和青色，各家的门上都贴有在红纸上写着吉祥话的对联。除了写有“财源广进”等字样外，也有店门口放着用大字写着所售货物名称的板子的。“当地民风粗野鄙陋，人性狡猾。看到我国人就围拢过来，在耳边喋喋不休地喧闹，些许不知礼仪。据说有贪欲无度者，甚至发生过抢夺旅客行李等事件。”“堂堂大国，如今却受英夷鞭打驱使，被视同奴隶，乃自作自受也。”

实际上，日本人对于西方列强不断膨胀的扩张野心了然于胸，但他们对此非但未曾提出异议，有人甚至持赞赏口吻。如，谈及英国割占香港一事，涩泽荣一说：现今英国人商业活动的重心在于东洋，尽管其利润主要来自于印度殖民地，但得道路之便利，使流通顺畅运输方便，掌控利柄专断通塞，谋划开合高低变化，执掌东洋货利之权，必需有所依仗。而且，为保护土民，加强了陆海军备。“从所见所闻中，都能察知其谋求国家荣誉与自身利益的宏大规模。”换言之，尽管英国的殖民据点在印度，但香港对其在东亚谋取更大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涩泽荣一在参观英国人在香港设立的监狱时，说该监狱规模宏大，对于狱中的犯人，让他们各自根据罪行轻重参加不同的劳动。监狱中建有道场，时时将犯人召集来给他们说法，主要内容是对他们讲解善恶报应的道理，以劝善惩恶。据说其中真有痛改前非悔过自新者。另外，为了避免人员减少，该监狱很少施用死刑。对此，涩泽荣一“不胜感慨”，因为他认为如此对待犯人，是“顺天意，爱生息，重民意”之“道德”。英国在香港设立自己的监狱，显然是清政府在当地丧失司法权的见证。但涩泽荣一无视英国对他国主权与尊严的侵犯以及当地民众所遭受的欺压，一味地称赞英国所设监狱的规模和管理制度，甚至还提出：“据此足可推知其国之富强。”显然，涩泽荣一完全是以殖民侵略者的视角来看待香港及相关问题的。

此外，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福泽谕吉关于在香港买鞋过程的回忆和评论，值得特别关注。在当时的出使日记中，福泽谕吉只是简单介绍了他在香港了解到的情况：“香港土人风俗极为卑陋，一味受英人驱使而已。”“也有与英人共同开店经商者，但此辈多为来自上海广东之人，原本并非香港土人。港内有小舟数千只，英国人称之为‘China　boat’。长大约二十尺有余，宽与之相称，制造非常粗糙。土人乘坐此舟，或者钓鱼，或者用网捡捞掉在水里的东西，或者以卖食物、杂货为生。陆上无住所，全家住在小舟上以此为家，犹如本国濑户内的渔者。”时隔20年，福泽谕吉回想起当初在香港看到英国人使役当地民众的情形，不禁发出“压制亦愉快哉”的感慨。首先，福泽谕吉追忆当年在香港买鞋时的一段小插曲：日本使节团乘坐的英国军舰入港后，有中国人来卖鞋。因为总呆在船中觉得“百无聊赖”，福泽谕吉便上前去问价，并“故意”讨价还价以消磨时间。但一旁的英国人不知内情，以为是中国人“耍滑”，便一把抢过卖鞋者手里的鞋子递给福泽谕吉，并让他拿出两吊钱扔给那卖鞋者，然后就用棍子将其赶下船去。也不知道两吊钱是否合适，那卖鞋人一言未发，唯满脸惶恐而已。对此，福泽谕吉说自己“既不怜悯支那人，亦不厌恶英国人”，只是“慨然羡慕英国人之压制”。他心想：这些西洋人在东洋各国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比往昔我日本国幕吏之骄横更胜一筹，想必“心中定然愉快”。福泽谕吉不仅羡慕英国人对其他民族的“压制”，更憧憬着有朝一日日本也加入“压制”者的行列。他说：“我帝国日本”，若能达到“进行数亿万元贸易，备有数千百艘军舰，使日章旗翻飞于支那印度海海面，远则出入于西洋诸港，大显国威”的实力，不仅要像英国人那样“指使支那人等”，更要像对待“奴隶”般“压制、束缚英国人”。福泽谕吉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想到这些就“血气兽心难以自禁”，并提出：尽管人人都厌恶压制，但那只是厌恶“自己遭受压制”而已。相反，“自己实行压制，则可谓人间最大之愉快”。福泽谕吉进而还指出，当前日本人之所以对外国人不满，是因为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压制。“我等之志愿，在于压制此压制，并致力于独自在世界中推行压制。”显然，目睹邻国遭受列强掠夺蹂躏的悲惨处境，非但没能引起福泽谕吉的同情，反而激发了他希望自己国家有朝一日能侵吞亚洲甚至称霸世界的野心。

香港被英国割占之后，西方人主要以书院为据点，通过发行中文著作和报纸、杂志，向中国介绍和传递西方文化以及最新的世界情势。有些杂志、报纸早已传入日本，在日本知识人中间影响较大，英华书院在日本也是“久负盛名”。日本遣欧使节中有不少人曾专程前往探访英华书院，以收集相关书籍和拜会中西方知识人，并希望能通过他们了解、探究中国的内政外情等。如，益头尚俊说：香港有名为英华书院的“学校”，“英国人和支那人交替，专事翻译。其译著情况，四书中《孟子》、《论语》等均已译成英文”。益头尚俊认为英华书院的译述活动“在向幼童传授圣贤之教使之学习仿效方面不及中华之人”，不过对“蛮夷人”致力于“中华之学”的研究和推广这一举动非常赞许。他还指出：英华书院藏书丰富，除了广为日本人所熟知的《六合丛谈》、《博物新编》、《地理全志》外，其他书籍亦“不胜计数”。

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西方人对中国典籍进行有组织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给日本遣欧使节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涩泽荣一指出：香港靠山的一边都是欧洲风格的居所，还有英华书院以及其他各书院，且造币局、报社、教堂、医院等设施一应俱全，大略具备了欧洲的体例，只是规模稍小一些。“英华文学方面的很多书籍都在此地刊行，英国人修习汉学者均勤勉刻苦，原本不够浅显，为研究其宗教之由来，考察学问之原委及政体风俗乃至历代典籍律令之沿革自不必说，甚至日用文章亦精心探究。译其书籍，著其学说，兴举大事业亦不乏其人。振兴作为文明之根本、人心之精髓的学术，足以表征国家强盛、民智明锐周密之所以。”在涩泽荣一等人看来，“学术”是文明之本，是“国家强盛”和“民智明锐”的基础。显然，注重“学术”研究也是英国人能称霸海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要走出困境、摆脱民族危机，首要任务在于加强“学术”研究，也包括对“蛮夷”之学的探求和推广运用。当然，这也是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民族的重要课题。

2、上海印象

上海地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位居中国海岸线中段和长江出海口，鸦片战争之前就是东南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和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成为首批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重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中国建立租界最早、面积最大的城市，英、美、法等国先后强行在上海建立租借地。租界归属外国侵略者当局直接管辖或监督管理，并按照占领者母国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发展定型。租界形成后，为了改善交通状况，也为了进一步扩张，在租借当局大力修筑道路的同时，外国商民还在黄浦江岸边大规模建造码头。租界占据了上海的最佳位置，在英、法、美各国的领事馆、商社、宾馆、教堂林立的租界区以南，是以县城为中心的老上海。县城即“城里”代表古老而传统的中国，而租界区即中国人眼里的“夷界”则代表着侵入中国腹地的西方势力，“城里”与“夷界”形成对峙之势。

日本遣欧使节乘船逆长江而上进入黄浦江，最先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黄浦江沿岸欧美各国的旗帜随风飘扬，西方人的官邸、商铺一家连着一家，一派繁华景象。上岸后，他们发现“城里”与“夷界”之间仿佛两个世界。如，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渊边德藏说：“留居当地的外国人的屋宇，都是三层或四层的高楼大厦参差栉比，有制铁场、造船场等。土人的居宅低矮不值得一看，只是雅致而已。”再如，元治元年（1864年）遣法使节杉浦爱藏指出：临江的外国人居留地街道四通八达、星罗棋布，“青栏白壁并排相列，颇为密集”。与之比邻相接的中国商铺，看起来生意兴隆。而当地人聚集的“内地”，则“人烟稠密，甚为杂沓。房屋栉比，低矮狭窄。酒肆肉店臭气穿鼻，甚是不洁”。交通要道由法国兵士把守，税务掌握在英国人手里。鸦片战争以来，租界名义上归英法所辖，实际上“无异于纳入英法版籍”。此外，庆应三年（1867年）遣法使节涩泽荣一在上海吴淞江畔看到：“西洋各国商人经营的店铺很多，是一处繁华之地。”然而，“支那原来的街衢狭窄而污秽不堪。特别是在叫做上海城的老城里的街市，酒肆肉铺林立，臭气冲天。土人一幅鄙陋轻薄的样子，贱民乞丐很多。本邦之政况，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遣欧使节在上海停留期间，下榻于租界内西方人经营的旅店，出入也有西方人陪同。当他们走出这些“高大华美”的建筑以及道路四通八达的租界区，来到上海老城区时，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象。如，涩泽荣一在英国人的陪同下漫步黄浦江畔，看到江岸上外国人的官邸一家连着一家，插着各国的国旗，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海关挂着“江海北阙”的匾额，面向江面。他说：“税务近年来雇用西洋人掌管，无泛滥之遗祸，改旧来之弊风，遂使岁入倍增，据说一年达500万元。物产丰富，作为东洋天然之宝库，西洋人可以资充实外府。江岸上处处都是瓦斯灯和电报线，道路平坦，佳木成荫，可见欧风之一斑。”距离此处一里左右就是“城内”，城周围用砖瓦垒砌成围墙，在看似城门之处，有手拿兵器、衣服上印着“护兵”字样的兵卒。旁边是小商贩在道路上兜售食品、玩物等。街市往来道路狭窄，建筑物多为两层，檐低门窄，挂着各种招牌，也有直接挂在道路中间的。牛猪鸡鹜等各种饮食店就在店头烹饪售卖，因而各种臭气混杂直钻鼻孔。道路上铺有石头，但两边污水横流没有干的时候。商贩、轿夫、乞丐等各色人拥挤嘈杂，从中穿行令人生厌。“到古玩店书肆画廊等处一看，发现仅有寻常之物而无奇品。”

日本遣欧使节到了上海，大多会特意跑到老城区去找寻古籍、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如，元治元年（1864年）遣法使节岩松太郎说：“书画笔墨以及陶瓷名品，日本人都各自去寻求这些东西。”而且，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在上海所购物品的名称和金额等，即：“《朱子家训》三册，每册八十二文，计二百四十六文；墨十盒，每盒三十四文，计三百四十文；羊毫十支，计一百文；共计六百八十六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遣欧使节在上海一方面积极寻找、购买着文化用品等，另一方面却又对当地人的热情和主动示好流露出反感。如，杉浦爱藏说：来到中国人经营的店铺，与西洋人的建筑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只有从那些招牌中能看出几分“文雅”。进入毛笔店、书店等，通过笔谈都能沟通。中国人看到日本人觉得亲切，有“数百人”群集而至，还不断呼喊着“Japanese（日本人）”。随行的英法士兵挥鞭驱赶，稍过一会儿那些人又聚集过来，如“苍蝇”般招人烦。“支那人懒惰愚陋”，深受英法的使役侮辱。显而易见，英法在东洋是“志在必得”，此事着实令人恐怖。不言而喻，日本遣欧使节在上海所看到的景象，与他们理想中的那个文明古国的形象相去甚远。而且，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上海的飞扬跋扈，使他们更加担心日本是否会步中国之后尘。因此，他们或许是刻意要与“懒惰愚陋”的中国人保持距离以示区别。

在上海停留期间，日本遣欧使节对西方传教士所经营的出版、教育研究机构很是关注。他们或者前往购买相关书籍、报刊，或者前往参观、拜访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如，涩泽荣一在介绍上海的总体情况时说：“此地的法国传教士，有些支那人装扮，开设教堂讲授教义。也有为研究欧洲人的支那学而设的书院，均为欧洲人研修东洋学者。”实际上，天主教进入中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上海成为耶稣会在江南的根据地。天主教传教士早就开始穿中式服装、说中文，向当地甚至是内陆地区的中国人学习。稍后，新教也积极向中国扩展，麦都斯、慕维廉、伟烈亚力、裨治文等传教士先后被派到上海。这些传教士来到上海后，主要致力于书籍、报刊的出版，为进一步开展传教活动奠定基础。他们往往通过用中文著书立说，向中国介绍基督教典籍以及关于西洋世界的知识，同时也用西文向自己国家介绍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历史文化等。有些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和报刊也传到日本并被翻刻刊行，如慕维廉的《地理全志》、《大英国志》，裨治文的《联邦志略》，英美传教士经办的中文杂志《六合丛谈》等，都在日本流传甚广，相关著作者和出版机构在日本知识人中小有名气。

日本遣欧使节还曾前往吴淞炮台遗址参观，他们对抗英名将陈化成的英雄事迹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怀情绪。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企图攻占吴淞口，并以此为据点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道，使江南的漕米饷银无法北运，切断清政府的财政命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驻守吴淞口的江南提督陈化成身先士卒，率驻军与进犯的英军展开殊死较量，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全军壮烈牺牲。涩泽荣一说：进入吴淞江，看到吴淞炮台遗址草木丛生，据说鸦片战争中大臣陈化成就是在这一带战死的，“感慨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杉浦爱藏面对已经荒废了的昔日曾“宏大”的炮台遗址，不无感伤地指出：“夕阳西下林鸟啼鸣，苍凉尽现。遥想当年，清英两国道光壬寅之战，巨炮冲天烈焰蔽日，陈化成忠勇善战，最终却因力尽计穷而赴死。”在追思陈化成“忠勇”的同时，杉浦爱藏对清政府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庙堂官吏决策有误，忘记怀柔之义而傲慢自大，粗暴失当招致数年的兵祸，生灵惨遭荼毒，堂堂古国蒙受水国之辱。”实际上，对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遭遇，日本人往往认为是清朝朝政腐败导致国运衰微，向列强割地赔款乃“咎由自取”。不过，他们对林则徐、陈化成等民族英雄的忠贞勇敢普遍表示敬重和仰慕。

上海留给日本遣欧使节的总体印象，是地理位置优越，商贸繁荣。同时，他们也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遭受西方列强侵凌压榨的情况。然而，日本人很关注开港贸易对上海发展繁荣的推动作用，却对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的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置若罔闻，并将当地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矛盾和摩擦统统归咎于中国一方。如，庆应元年（1865年）遣法英使节冈田摄藏说：“上海近年来贸易日益繁荣，在支那诸港中位居第一。港口停泊的各国商船常有150艘至200艘左右，从此港输出的商品，主要以绢、丝、茶、棉以及陶器类居多。然而，土人生性惰怠，失去固定职业和收入，整日游手好闲，动辄就到欧罗巴商馆盗取物品，镇台无法处理这些事，因而支那人与欧罗巴人之间屡屡发生纠葛。欧罗巴的商馆日益成为繁盛之所，而支那人的居住地不洁且富人稀少。”再如，涩泽荣一指出：“欧洲人使役土人无异于驱逐牛马，监督呵斥以棍棒相加。我等在街市中行走，土人群集堵塞道路，各自议论纷纷一片嘈杂，英法负责的兵卒过来追赶，便如落潮般退去，稍过一会儿，马上又聚集过来，鄙陋的样子令人生厌。作为东洋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物产殷富，欧美诸国原本比之不及。然而，徒有乔木之虚名，跟不上世界开化的步伐，自诩为天下第一，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自道光年间首开祸端以来，更不立开国规模，一味地惧怕兵威之不可敌及异类之不可测，仍因循旧制，必将日益限于贫弱境地，想来亦为之痛惜。”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对于当地民众的围观和指点议论，日本人普遍表现出厌恶情绪。此外，日本人常用“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等字眼来形容、批评清朝统治者。诚然，民众的一些陋习不值得提倡，妄自尊大、因循守旧也不可取，但岂能因此就要任由外来侵略者宰割？

二、海外华人与中国事情

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在途经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以及荷属东南亚殖民地时，经意不经意间接触到一些当地的华人，并通过这些海外华人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相关情况。相比之下，当时移民欧洲的中国人并不多，幕末遣欧使节在欧洲国家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少。不过，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着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信息。

1、邂逅海外华人

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一行所乘坐的美国军舰博哈坦（Powhatan）号在太平洋上历经狂风巨浪的洗练，于二月二日（2月23日）越过子午线，驶向夏威夷群岛。博哈坦号军舰在火奴鲁鲁靠岸后，初次踏上西方土地的日本武士们，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有大量中国移民前往夏威夷，或经营农场，或从事商贸活动等。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日本使节首次与来自中国的侨民不期而遇。

日使一行在火奴鲁鲁的街道上游逛，不时能看到中国人经营的商铺。其中，一家药铺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木村铁太在其出使日记中记载了造访这家药铺的大体情形，他说：“在街市中徘徊，最后拜会了清国人晋济堂。此人是南京一儒生，为避乱世，携家人弟子来此地居住，以行医为业，卖药为生。博学而乐善好施，惠及土著民。拿出茶、烟、点心招待，礼节与本邦相同。笔谈顺畅，对时运不济和世风日下大为感叹，对本邦的隆盛甚是羡慕。以诗作之卷求字，书写了很多，足见其慷慨。”玉虫左太夫也访问了这家药铺，他说：外出参观瓦斯灯制造厂，“归途中看到一间店铺悬挂牌匾，上写‘普济堂’几个字。上前询问，得知是支那人的药铺”。普济堂店主颇为“慷慨”，双方到里屋进行了笔谈。木村铁太和玉虫左太夫的记载有些出入，对相关日记内容进行比对分析后可知：木村铁太所说的“晋济堂”应是“普济堂”的笔误，且“普济堂”应是店铺名而非人名。

玉虫左太夫在其出使日记的最后一卷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与普济堂主人潘丽邦用汉语进行笔谈的情况，二人的谈话内容如下：“

玉谊：现今文学之盛，唯贵国与我国耳。而近来洋学流入，大害圣道。贵国亦无系此患否。

丽邦：现下文学，惟我国与贵国同。而西洋之学大悖伦常，殊不足取。所虑，近世人心厌常喜新，间有附和。是亦世道人心之变，秉圣教者堪为感慨。

玉谊：大然。

玉谊：先生住此地，凡几年。

丽邦：仆自咸丰三年别故土，出游花旗旧金山名架罅宽腻者（加利福尼亚）居两年余，遂于咸丰五年五月，买舟来此。今计，出门已七八年矣。毫无善状，（无）可奈何。

玉谊：人世皆如此，何足忧乎。

玉谊：近闻，贵国与英夷有争斗之事。先生审知之否。

丽邦：逆夷起衅始末仆已详闻。真所谓目击而心伤者。盖戎狄之人性等狼虎，立心残忍，其与圣道每每相左。近闻，于本春在天津北河（白河）地面变（交）仗。未悉真否，俟有家报，始知真实。

玉谊：贵国尚如此。我国自去岁夏六月，开互市于武州横滨港。黠夷之跋扈不可胜言，后来之害不可计，是予所以深叹也。

丽邦：今闻，贵国与花旗和好。实属可喜。但不识此次奉行出使合计文武官员有几，且往花旗，是常居彼土否，抑前往观其风土人情，即使回贵国。

玉谊：今出使花旗者，大抵有文武之辈也。但近来所差异于古，多是西洋学之人耳，而专学圣道者，仅七八人而已。是亦堪为感慨。

丽邦：此次奉行闻有贵国王太子前去，未知是否。

玉谊：不是。

玉谊：今往花旗，惟观其风土人情耳，非常居，今秋七月回棹。

丽邦：此次出行有几位，官员姓名求示。

玉谊：奉行与从臣合计七八十人，而官员仅二十人许，其姓名今不能悉书，客日再会，携来以示焉。

丽邦：绎堂先生刻下在寓所否，弟欲于下午前往拜谒。

绎堂者，医师宫崎元民（立元）之号也，昨访丽邦笔语相接，故谈及之。

玉谊：可改而待矣。

玉谊：入其境问其禁，是贵国与我国之常法也。今入此地，皆侏离舌，无可知其禁。先生幸住此土已七八年，则此地政事人情，应详知焉，请悉示之。

丽邦：此地风土极好，人情亦淳厚。但本土人多是不务生理（计），男女日中专事嬉游。所赖本土规矩甚佳，游人至止，毫无凌辱侵犯等弊。以故得而安居焉。

玉谊：堂堂天朝之人而住此僻国，是仆所疑也。今以此一言冰解，更无所疑焉。

丽邦：贵国现下，取士之科如何。其以文章词赋为取乎，抑仿古法，其乡举里选，取其廉明正直孝友者乎。

玉谊：近来文章词赋之弊多入轻浮，现下改之，虽非皆乡举，专以取廉明正直为主。虽然，数百年之弊不可速改，今尚往往而存焉。所举之人亦依然如故，是予所以大（太）息也。贵国亦有此弊否。

丽邦：我国取士之法，首以八股文艺，次以诗赋。然予独惜其专务文词，而于根本之地未究，正心修身之学不笃。故目今仕途多有吏治不足，毫无救时之方，弟故于幼时笃习诗书，长则慨仕途之无学，遂于棘闱放下，即业岐黄。棘闱，是科举时代试院的别称。岐黄，是岐伯、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故此后世以岐黄作为中医学的代称。

玉谊：季世所以使然乎，慨叹慨叹。

玉谊：予观此地之风俗，似无男女之别，如何。

丽邦：男女之道大非圣教所为。然所见外国风俗多是如此，即英夷花旗各国亦然。此其所以不足法也。

玉谊：午下当访绎堂，弟倍（陪）坐之愿。

丽邦：如足下得闲与弟同行，属妥当。

玉谊：弟有公事，今将有所往。归后当访绎堂，必勿迟迟。

丽邦：笔谈一扣，尚未拜识足下芳名，求示。

玉谊：外国奉行从臣，姓玉虫，名是谊，字子泼，号拙斋。

玉谊：便面一握，是弟朋友之所书也，今呈之，以表芹意。

丽邦：未修贽礼，先蒙厚惠，愧甚，谢甚。

玉谊：执薄仪而礼答之厚，赧颜是极。

丽邦：多谢多谢。

玉谊：谈将尽而未拜知先生高姓名，请教示。

丽邦：弟姓潘，名丽邦，别字显垣，别号养晦。

玉谊：敢问，先生何国人。

丽邦：弟乃广东广州府南海县，江南司西城乡人。

玉谊：必期后刻，以谈焉，是弟所愿也。”玉虫左太夫（字谊茂，故自称玉谊）与来自清朝广东的儒生潘丽邦之间的这段对话生动有趣，同是尊崇“圣人之道”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被他们视为穷乡僻壤的夏威夷相遇后，交流内容从对西学东渐侵袭“圣人之道”以及列强侵凌（军事侵略和通商）的忧虑，到对科举取士之弊端的不满，再到对西方人不讲究男尊女卑的疑惑等，相互之间似乎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怀。由此可见，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仍怀有相当程度的崇敬之意和亲近感。

还需指出的是，玉虫左太夫和潘丽邦同为“专学圣道者”，他们基于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都视西方列强为“戎狄”、“黠夷”。如，谈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潘丽邦对于“逆夷起衅”愤慨难平，并强调“盖戎狄之人性等狼虎，立心残忍，其与圣道每每相左”。玉虫左太夫则说日本开放横滨港后“黠夷之跋扈不可胜言，后来之害不可计”。但同时，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的实际接触和交往，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产生了一定的好感和认同。在谈及当地的政事人情时，潘丽邦说“此地风土极好，人情亦淳厚”。“本土规矩甚佳，游人至止，毫无凌辱侵犯等弊”。听闻此言，玉虫左太夫对“堂堂天朝之人而住此僻国”也不再感到疑惑了。

玉虫左太夫因为这次与中国儒生潘丽邦的笔谈，遭到正使新见正兴的斥责。原来，新见正兴的一名下属得知此事后，向玉虫左太夫要来笔谈记录阅读，认为可将之作为很好的“礼物”带回国，便兴冲冲地拿给新见正兴看。岂料新见正兴看后顿时大惊失色，他担心笔谈中对英美等国以“夷”等字眼相称，一旦被对方知道会招致祸端，便警告下属以后不许再与他人笔谈。之后，玉虫左太夫再未与潘丽邦相见，他说：“余之故，终未再会，甚为遗憾。”因此，玉虫左太夫对正使等幕府官僚的保守以及和美国人打交道时的谨小慎微、畏首畏尾非常不满，他认为：“如果一味地尊崇他们，因惧怕而不愿违逆其意，对方会愈发嚣张，最终将会对其束手无策。”实际上，对于日本遣欧美使节来说，借力于海外华人不失为他们了解西方世界和中国事情的一条捷径。

中国人向美国本土的移民潮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是中国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在日本遣美使节来到加利福尼亚时，中国移民在当地已小有规模，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活动区域——唐人街。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移民主要在金矿、农场务工，或者也从事修建铁路、家政服务、清洗等行业，对当地的开发和繁荣发展贡献不小。然而，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却不是太好，日本使节也注意到了这点。如，玉虫左太夫说，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是“诸国交杂之地”，“红毛碧眼者居多”，特别是“法兰西、英吉利、荷兰等人移居此地者最多”。此外，“支那人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另外形成一巷，名为唐人街。或为帮佣，或为奴仆，或为矿工，或经营小商店。竟然也制作豆腐，甚为美味。进入支那人店铺，夫妇便迎出来以茶点款待，礼俗同于我邦。支那人大多瘦弱污秽，深受西洋人鄙视，与非洲的昆仑奴无异”。所谓“昆仑奴”是指黑奴，日本人看到海外华人在西洋社会的生活与黑奴相差无几，他们的境遇可见一斑。

在玉虫左太夫的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黄昏时分在船上信步游走，予友人某前来，说在旧金山港停留期间曾与支那人笔谈，自己以诚相待，对方最终吐露了花旗国事情。对方说：此次贵国与花旗国缔结友好条约，着实值得高兴。此次，他们一定会热情相待，但倘若信以为真而不加提防，便会中了其圈套。比如支那，起初缔结友好条约时对方的态度也非常热情，但现如今已是天壤之别，鄙视支那如犬马一般，就连妇人、小孩都蔑视之。事到如今悔之晚矣，令人叹息。贵国若不加提防，将来必将受其鄙视。”听了“友人某”转述中国人的一番话，玉虫左太夫深受触动，他说：“呜呼，听闻此言感到阵阵寒意。支那或许有咎由自取之处亦未可知，然而我国着实不可大意。因此，此次航海，以探索对方情况为第一要务。但是，现如今有谁能担此重任呢？船上的人都对对方的亲切很受用，一味地看重对方以至于不顾颜面，果真如此，何以能探察其情势呢。”对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屈辱和悲惨命运，玉虫左太夫没表现出多少同情之意，而是认为中国“或许有咎由自取之处”。不过，中国的遭遇，被当做一种激励自己积极探察“夷情”的前车之鉴。

对于旧金山的华人社会，日本遣美使节表现出一定的好奇和热情，有前往中国人的“剧场”看戏的，也有前往品尝中国豆腐的，还有前往求购相关书籍的。如，佐野鼎在其日记中简单描述了看戏时的情景，他说：“乐器有十余种，看情景大概是复仇题材，尽管言语不通，但能知其大概。服装甚是华美。观众多为支那人，男女混杂。”让日本武士倍感意外的是，竟然也有“美国人和其他西洋人”前来观看中国人的戏剧。中国戏剧给日本人一行的普遍印象是：表演的内容大体与日本类似，觉得很有趣。此外，搭乘咸临丸号军舰前往旧金山的福泽谕吉德川幕府万延元年（1860年）派遣使节团出使美国（乘坐美国前来迎接的军舰），同时以护卫为名，派遣自己的咸临丸号军舰到夏威夷，福泽谕吉作为咸临丸军舰奉行木村喜毅的随从随行前往。，在当地买到一本《韦氏辞典》和一本《华英通语》。《华英通语》是清朝人在美国刊行的英汉会话辞典，福泽谕吉回国后用片假名标注上日语及发音，以《增订华英通语》为书名出版，对日本人学习英语以及幕末洋学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遣美使节一行离开旧金山之后，经巴拿马绕道大西洋前往华盛顿、纽约等城市。在此期间，日使一行的日记中很少再有与中国人交往的记载，也少有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有福岛义言的日记是个例外。福岛義言，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团监察使小栗忠顺的随从，时年19岁，履历不详。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日本使节一行受到热烈欢迎，不论是白天还是傍晚，所到之处都被男男女女的美国人簇拥着。在福岛义言的日记中，首先记述了美国朝野上下对日本人的热情，并为这种热情所感动和欣喜，认为这是美国人“崇敬日本人”的表现。然后，他又介绍了西洋人的中国观以及对中国人的态度。福岛义言说：“西洋人蔑视支那人甚于非洲的黑鬼。究其缘由，十多年前因鸦片烟之事，英国攻击支那，清兵难以抵御，终至乞和，约定交付赔偿金。为缔结条约之事，英国使节前往北京，支那人途中设埋伏袭击，斩其首级，悬挂于枭木。其后，英国人怀恨在心，再次纠集兵力进行讨伐。不仅如此，在给英国人帮佣的清朝人中有盗取金银者，也有人杀害街市中的西洋人，如此事件屡屡发生。故此，欧罗巴人认为清朝是无礼不仁的夷狄，对其厌恶如仇敌，以至于移居海外各国的支那人也遭受如此耻辱。”福岛义言说美国人“崇敬”日本人而歧视中国人，意在说明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与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即日本远远优于已陷于半殖民地境地的中国。福岛义言把西方人歧视中国人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清朝方面，足见他是以西方人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侨民的。

实际上，福岛义言之所以急切地强调日本与中国完全不同，主要是担心日本会步中国后尘。他指出：日本人“视欧罗巴人如犬马者，十之七八”，并曾有过杀害西洋人的事情，尽管目前情况尚不严重，但如此下去，终将步“支那国”后尘。福岛义言眼里的西洋人，对外国人友善如亲人，尤其“美利坚为一新国”，民众“性情温和”、“为人正直”，且“高官”与“下人”之间平等融洽，可谓是“国家富强、民生安泰”。假如日本“胸无大志的愚昧之辈”了解到作为“新国”的美国如此国泰民安，想必一定会为其倾倒。其真诚所致，就连真正的“大丈夫”也会为其所动。此次遣美使节一行77人中，大多愤恨、厌恶美国，不过一旦了解到对方的真实情况，就会觉得“悔不该当初”。因此，假如因为“视异人贱如犬马”而使日本蒙羞，并招致“不仁不义”的恶名，那将是很愚蠢的行为。在福岛义言看来，清朝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盲目对抗，是导致中国乃至海外华侨遭受歧视和耻辱的主要原因，因此日本应引以为鉴，改变对西方国家和西方人的敌对态度。在遣美使节一行所留下的出使日记中，有些可能后来加工过。有研究者认为，福岛义言的这段记录，大概就不是在华盛顿滞留期间所写，而是后来有所感悟才加上去的。类似于福岛义言的这种态度变化和主张，将直接影响到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

日本遣美使节一行返程途中在巴达维亚（雅加达）港停留补充给养期间，对当地华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总体看来，与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相比，华人在巴达维亚势力较大，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但是，日本人对当地华人的评价却不是很高。如，玉虫左太夫说：巴达维亚是“荷兰、支那、阿拉伯、土人交杂之地，风俗各异”。其中，“支那人颜面、毛发与我国人相仿”。女性“脸上抹着红纷，牙齿弄成黑色，与我国相同”。当地房屋建筑风格各异，“支那人用木材建筑，屋顶用红瓦或椰叶、茅草覆盖。居室的周围有矮墙，留有门户出入。结构很是风雅”。此外，如“剧场、曲艺”等也“与我国风俗相似”。然而，“人不纯朴，欺负他邦人。尤其是在万国交杂之地，自然看重利益，计较些许的损失，变得非常狡猾。如，我等近日上岸，有人递烟草过来，以为是对方热情，没推辞接了过来。不料，第二天拿着符契前来，坚决要求付烟钱。还有，看到我等的服装不同，在路旁大笑，非常失礼”。玉虫左太夫还感慨道：“古昔必定不是如此，后世与他邦人交往，人性就变了，令人忧虑。”

2、关注中国事情

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途径新加坡时，在旅馆遇到一名叫“音吉”的英国籍日本漂流民，一行从其口中听到不少关于中国的消息。据福泽谕吉介绍，音吉最初漂流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后来到了英国并加入英国籍，之后又到上海居住，并娶了新加坡人为妻。音吉九年前曾随英国军舰到过长崎，当时福泽谕吉在长崎游学，二人曾见过面。在交谈中，福泽谕吉从音吉那里了解到：“去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太子即位，称同治帝，年方7岁。内外事务全部委任给同治帝的叔父恭亲王。去年与英法交战之事已平息，但长发贼的势力愈益强盛，方今其兵员几乎近200万。以南京为据点，攻陷江西江北各地，还在进一步向北京周边逼近，边行进边侵掠各方，男子年龄在14至40岁之间者抓去当兵，妇女、儿童和老人要么抓捕要么杀害，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田野荒芜，北京周边600里之地简直是人烟灭绝。”“英法屯兵上海首鼠两端，不敢攻击贼兵，也不救助北京。或许要看看双方的胜败情况再作谋划。长发贼进一步至上海，以1万兵力包围。土人皆惊恐万状，弃家逃往英法的军舰。然而，贼兵也没敢加害英法驻军。”“长发贼侵掠各地，抓到可以当兵的男子就在其脸上打烙印，使其无法再回去。官军看到脸上有烙印者就抓捕杀掉。因此，民众不得安生，也无意经营产业。当今上海等地交易很不兴盛，据说输出物不到昔日的一半。”“长发贼的贼头朱天德已死，当今的元帅叫洪秀全，自称天王。其同党人员众多，但原本都是乌合之众，无人知晓用兵之法。因此，英法的兵卒，犯法获罪者就出逃投奔长发。贼亦高兴地接纳之，给以厚禄，或者使成为五十人百人之长，或者将其当做一队之将予以任用。”

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来自中国的移民和留学生不是很多。不过，一个名叫唐学埙的中国人，似乎与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往来较频繁。在福泽谕吉的日记中，对唐学埙以及由他带来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有较详细的记述。他说：在巴黎停留期间，唐学埙前来探访，从交谈中得知，“此人系支那人，三年前开始学英语，为探索西洋事情而来伦敦。日本使节在伦敦停留期间，屡屡来旅馆交谈。现今为了学习法语又来到巴黎，还要在此停留一年”。唐学埙在欧洲游学期间，“衣服鞋帽均为欧洲人装扮，或者进学校学习，或者单独拜师学习。在伦敦一年的学费为200英镑，由家乡的父兄为其支付”。据唐学埙说，“方今支那皇帝幼小，由其叔父恭亲王摄政，与外国交际甚好。两三个月之前，借助英法之力攻击长发贼，屡屡获胜。此外，清政府启用英国人华尔，给其将军头衔，使其训练兵卒8000人”。还听说汉口有商人出资6万银元，向美国购买新发明的“莫尼特号铁甲舰”。显然，福泽谕吉“英国人华尔”的说法有误，因为训练“洋枪队”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华尔实为美国人。

福泽谕吉与唐学埙的往来交流，与其他遣欧美使节和海外华人进行笔谈的情况类似，主要也是为了通过对方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和中国时局。而且，当时福泽谕吉认为中国和日本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如，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遍访法国、英国、荷兰、普鲁士、俄罗斯之后来到葡萄牙，他们了解到葡萄牙在工业发展水平、军事实力等方面都逊色于先前到过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福泽谕吉指出：“据说葡萄牙人在仿造其他国家的制品方面很灵巧，但少有日新月异的发明，如同日本、支那一般。”然而，时隔20年，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言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论说日本可作为东洋的“文明中心”、“东洋之魁首”时，再次提及与唐学埙的交谈，他说：中国自从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贸易以来，与西方国家交往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期间还有过两次短兵相接的战争，理应对西洋事情知晓甚多。但事实上既无“讲习西洋著书者”，亦无“试用西洋器物者”，“其改进之缓慢迟钝，着实令人惊讶”。“20年前，余在伦敦时，与支那学士某会面交谈。谈及洋学，询问支那情况，据某之言，当时支那全国稍懂洋文者共18人。其时，日本兰学盛行，尽管懂英文者甚少，但在全国讲习西文，热衷于探求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同时，福泽谕吉又举出一实例：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军舰前来，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日本人初次见到蒸汽船。两年后，日本雇用荷兰人在长崎传习航海术，五年后，这些航海传习生自主驾驶自己的蒸汽动力军舰，于万延元年（1860年）成功往返于美国旧金山，这绝非“支那人等所能企及”。

实际上，中国自从开放五口通商以来，以广东、上海、香港等地为中心，出现了一批通过阅读西洋书籍积极了解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和国际大势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明官员。其中，魏源、林则徐等人就广为日本知识人所熟知，特别是魏源编译著述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在日本的影响十分广泛，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日本人对海外世界的关注和了解。此外，在上海、香港等地，在西方传教士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以及将中国典籍翻译成西文的工作中，也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协助和合作。如，日本遣欧美使节提到的香港英华书院的王韬，就是当时新型知识人的代表性人物。尽管当时这些新型知识人的力量难以左右清朝政局，但关于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稍懂洋文者共18人”的判断，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福泽谕吉旧事重提的用意，是通过引用唐学埙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与中国懂西学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不同，日本“热衷于探求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因此日本比中国更具求新求变的基础和可能性。他同时列举咸临丸号军舰远航成功的事例，也是为了说明日本的革新和创造能力远胜于中国。

文久二年（1862年）遣欧使节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逗留期间，一位刚从中国归来的俄罗斯医师来访，福泽谕吉等人向其询问中国当前局势，并得到如下信息：“现今支那景况，同治皇帝年方7岁，恭亲王摄政，政治甚好。有二太后，亦参与闻听国政。据说约百日前长发贼杀害法兰西水师提督，由此，英法共同举兵协助北京讨伐长发贼，尚未分出胜负。”显然，俄罗斯医师的言外之意，是说英法联军干涉中国事务，并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是对于太平天国不义之举的报复。此外，日本遣欧使节还听俄罗斯人传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是俄罗斯外交官充当清政府和英法之间的斡旋者，促成双方议和。如，渊边德藏说：与日本使节进行桦太（萨哈林）问题谈判的俄罗斯“亚洲管领”，前一年前往北京就中俄边界问题进行交涉，但迟迟未见进展。后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出逃，北京城遭洗劫。于是，俄罗斯“亚洲管领”向咸丰皇帝提出，如果委托自己与英法斡旋，一定能尽快摆脱困境，条件是清政府答应在之前的边界谈判中俄方提出的要求。当时，咸丰皇帝已处于穷途末路的窘境，便答应了俄方的要求，以期能与英法和解。俄罗斯“亚洲管领”亲自向英法公使游说，最终促使两国答应讲和。结果，“黑龙江南800里土地并入俄罗斯版图”，英国女王发来亲笔信表示感谢，法国送来金表致谢。此外，清政府也表示出“莫大的谢意”，但俄罗斯“亚洲管领”并未接受。后来，俄罗斯“亚洲管领”回国时，咸丰皇帝执意亲自将他送出边界。

众所周知，中俄之间的边界问题由来已久，俄罗斯早就通过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9月），将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纳入其版图。鸦片战争以来，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渊边德藏所说的俄罗斯“亚洲管领”，是指当时的俄罗斯驻中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正是这个伊格纳提耶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先是煽动、敦促英法侵略者进犯北京，之后又向清政府提出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为先决条件，答应从中斡旋。最终，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为诱饵，甚至还以开战相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11月）。实际上，沙俄始终与英法列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伊格纳提耶夫的所谓“调停”、“斡旋”是对中国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1858年5月）、《北京条约》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勘界条约，沙俄侵占了中国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1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获益者。然而，日本遣欧使节对俄罗斯人所言鹦鹉学舌却一副知情者的口吻，对沙俄从中国攫取大片土地的事实轻描淡写，却一味地夸大俄罗斯外交官的外交手段和“功绩”，日本人的立场和视角很值得关注。

三、幕末使节中国见闻的特点

幕末日本遣欧美使节似乎更多地着眼于中国社会的消极面。其原因，一方面日本使节所面对的中国，正处于近代初期内外交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动荡时期，且他们所接触到的仅限于直接受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吞、控制的区域；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以西方人为媒介接触和了解中国，而且以西方人的立场和视角衡量、评价中国问题。此外，面对古老而庞大的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境况，日本不愿步中国后尘，也唯恐西方国家将日本与中国相提并论。幕末遣欧美使节对中国社会消极面的关注和强调，既有以前车之鉴自我警示的用心，也有自恃不同以示区别的用意。

1、评价严苛

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于近代初期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历史时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了向列强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外，还给对方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设立租界等特权，中国的主权完整遭到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又与俄、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除了规定要向相关国家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外，还允许各国公使常驻北京，规定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中国人出国做苦工，并使外国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和传教活动合法化。西方列强凭借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到的种种特权，逐步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干预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此外，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也严重冲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内忧外患不仅使清王朝的政权岌岌可危，而且在连年的战火中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遭到空前浩劫，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日本遣欧美使节所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的中国事情，正发生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夷”所败，给日本朝野上下带来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动向，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情势，都备受日本人关注。因此，日本使节出访欧美期间，利用一切机会探寻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通过种种途径收集着相关信息。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在美、俄的支持下发动的侵略战争，目的是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战争期间，英法侵略军曾一度进逼津京地区，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然而，日本遣欧美使节偏听偏信，几乎是众口一词，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于并无“过错”的英国使者被中国人杀害而激怒了英国女王，才招致英国出兵以及英法联军进犯北京。此外，英法侵略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也被说成是“协助”清政府“讨伐长发贼”的义举。总之，日本遣欧美使节对历史事实缺乏客观、公允的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以及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在他们笔下几乎全被描述成自卫或仗义的举动。

日本遣欧美使节在途经香港和上海时，面对西方殖民统治者骄横跋扈、颐指气使，当地清朝官员“形同木偶”（益头尚俊），民众受役使如“犬马”（福岛义言、玉虫左太夫）的情形，除个别人对“当地人遭受外来者欺凌”表示“切齿”（玉虫左太夫）同情外，绝大多数日本人将之归咎于中国方面。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作为堂堂东洋文明古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之所以沦落到被“视同奴隶”（市川清流）的地步，要么是因为皇帝“暗弱多病，沉溺酒色”（木村铁太），要么是因为官员“妄自尊大”、“故步自封”、“因循旧制”（涩泽荣一），要么就是因为民众“生性怠惰”、“游手好闲”（冈田摄藏），等等。总之，日本人认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香港、上海等地的民众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蹂躏等，都是“咎由自取”（玉虫左太夫）、“自作自受”（市川清流），很少有人对被殖民统治者表示同情，更无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盗行径提出异议。

还需指出的是，日本人在自己国家尚处于西方列强的欺压之下时，就流露出要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的野心。如，万延元年（1860）年遣美使节归国途中经过台湾海域时，一行在船上远望台湾岛，村垣范正说：台湾约有虾夷岛（北海道）大小，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本来属于中国，中国派驻县令进行管辖，不过近年来因鸦片战争而废弛。现今岛上只有土著民居住，形同无所属岛屿。据说该岛有良港，法国人对此地怀觊觎之心已久。他还提出：“开辟此岛，让支那避难者移居岛上，入我版图，必将使我国力更加盛大。”村垣范正对自己趁火打劫的想法直言不讳，他主张趁清政府无暇顾及台湾岛之机，在西方列强下手之前抢占侵吞台湾。此外，日本遣欧美使节在往返于西方国家途中，亲眼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被殖民统治地区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激发了日本人要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血气”和“兽心”。如上文所述，福泽谕吉在香港看到英国侵略者对当地民众动辄以棍棒相加时，便“慨然羡慕英国人之压制”，不仅发出“压制亦愉快哉”的感慨，还树立了要“在世界中推行压制”的决心。

香港和上海，是幕末遣欧美使节出访欧美各国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了解西方世界的窗口。香港、上海被割让和开放为通商口岸城市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量拥入，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西方人的入住，使这些地区和城市在街道、建筑、基础设施、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开始西洋化。日本遣欧美使节在途经香港、上海时，看到当地人经营的店铺以及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等，都与西方人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他们认为香港和上海是得“欧风”之利，使得人口增长、贸易繁盛，并日渐走向富庶、繁荣的。他们对这些地区和城市“西洋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投以赞赏的目光，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西洋文明、特别是西洋物质和科技文明的赞誉。实际上，日本遣欧美使节在西方国家滞留期间，常有人用“见利忘义”等词语批评对方追求商贸利益的“夷俗”。但是，在香港和上海，面对西方殖民侵略者带给当地民众的苦难，对于列强为了谋取商贸利益而不惜以鸦片毒害其他民族，甚至以武力相加的野蛮行径，却无人指出，这才是十足的“见利忘义”。

日本遣欧美使节在漫漫旅途中，常会与旅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侨民不期而遇。早在西力东渐之前，主要来自华南地区的中国人，就通过从事商贸活动等在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华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展开，大批贫苦民众移居海外，靠出卖苦力糊口度日。太平天国运动的潮起潮落，也使更多的中国人，包括商人、农民、科举落榜的读书人等加入移民的行列。19世纪中叶以来，除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进一步扩大外，中国移民也大量涌向夏威夷、南北美洲以及西方列强的各殖民地。移居海外的中国侨民，除东南亚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相对较好之外，在南北美洲以及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中国移民，大多被迫从事低下、繁重的劳动。特别是那些被西方殖民侵略者从通商口岸掠走，并被当做“猪仔”贩卖到世界劳动力市场中的中国劳工，成为继黑奴之后的一种变相的“奴隶”，其生存状况可想而知。对于海外华人，日本遣欧美使节中有人表现出文化上的亲近感，或者同样处于西方列强军事压力之下的同病相怜（玉虫左太夫）。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所关注和描述的，都是华侨在海外遭受西方人歧视、奴役，甚至连非洲的“黑鬼”（福岛义言）都不如的非人处境，并且将这些统统归咎于中国方面。此外，还有人将西方人对中国侨民的“贱视”与对日本人的“崇敬”（福岛义言）相比照，似乎想通过强调西方人对自身的“礼遇”，来表达他们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

总之，幕末遣欧美使节除了对林则徐、陈化成等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忠勇”表示崇敬外，他们笔下的中国妄自尊大、故步自封、政纲废弛，民众贫穷、肮脏、狡猾、怠惰、猥琐，任由西方殖民统治者宰割、蹂躏。日本遣欧美使节在遇到海外华人、特别是读书人时，相互之间往往流露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日本人会积极地向这些华人了解中国形势以及所在国的情况。然而，当他们以西方殖民统治者的客人或“友人”的身份，来到已沦为殖民地的香港和通商口岸城市上海时，就开始以比较、挑剔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一切，用不屑、批评的口吻描述当地的社会状况。他们时常对当地民众表现出厌烦、排斥情绪，对当地社会的消极面似乎更为关注。

2、视角偏颇

众所周知，前近代的东亚社会，以中国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西方列强向东方殖民侵略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也是中国，之后才波及到日本，这就在客观上为日本提供了一定的缓冲和前车之鉴。此外，为了有效应对西方列强的侵扰，中国明达之士主张睁眼看世界，并编著了一些介绍世界大势的著作，这对日本人了解西洋、认识世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著作，问世不久就传入日本并随即被翻刻刊行，在知识人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魏源提出的“夫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察夷情”（《圣武记》），以及“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海国图志》）的主张，更是很“符合日本武士的思维和性格特征”。中国有识之士的这些著作，为日本知识人描绘出了西方世界的大体轮廓，也为他们提供了了解西方的重要指南。换言之，近代日本对西洋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国为媒介而展开的。然而，西力东渐以来，东亚社会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在中国与日本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中，西方国家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以幕末遣欧美使节为例，他们与中国的邂逅就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通过西方人的斡旋实现的，他们的思想认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人的影响。

首先，日本遣欧美使节所接触到的中国，处于和西方国家的直接对比之下，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中国事情的理解。如，在通商口岸城市上海，租界区内高大的建筑、宽敞的马路、繁华的商业街以及西方人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处处体现着殖民侵略者雄厚的实力和繁荣富庶的文化。相反，在老城区，因为有受太平天国运动冲击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批难民涌入，甚至超出了上海的承载能力。老城区居民拥挤、混乱、贫苦的生活状态，彰显出清王朝封建统治下中国社会的黑暗景象，“城里”与“夷界”之间的差距昭然若揭。此外，无论是英属殖民地香港，还是南北美洲的华人社会，抑或是西方列强其他殖民地的中国移民，日本人所接触到的中国社会和海外华人，无不处于西洋世界的包围之中和比照之下。而且，日本人所看到的中国，是当时最为悲惨、黑暗的部分，而西方人向日本人所展示的，则是其最为文明、美好的一面。还需指出的是，一般而言，当人们面对未知事物时，一方面总是兴致勃勃，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另一方面却动辄会根据一知半解就急于下判断，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表现出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倾向。如此一来，就容易将个别性当作普遍性来把握，容易只关注事物的表象而忽略了对其本质的探究，日本遣欧美使节面对中国问题时亦如此。

其次，日本遣欧美使节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西方人进行的，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看待中国事情的立场和视角。如上文所述，日本遣欧美使节乘坐美英等国的舰船在欧美国家及其殖民地之间穿行，期间所道听途说的关于清朝政局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信息，都直接源自于西方商人的传闻和西方政客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的叙说，以及西方人刊行的报纸、杂志等。在香港、上海停留期间，日本人投宿于租界区西方人经营的旅馆，外出参观、游览由西方人安排，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军人、商人陪同，听取西方人的介绍、解说，等等。因此，尽管日本遣欧美使节有过与海内外华人接触的经验，也在香港、上海的实地考察中获得了一些信息，相关经验和信息给他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直观印象。但对于这些片断性的经验和信息，他们往往是基于西方人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的。

实际上，一些在华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作，对幕末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来，一些来华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开始用汉语著述或创办中文报纸、杂志，以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世界以及相关文化知识。这些中文读物，主要在香港以及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城市出版发行。其中，《地理全志》（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著）、《地球说略》（美国传教士袆理哲著）等著作，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等杂志，都在幕末时期传入日本并被翻刻发行。这些著作和杂志，与《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的命运相类似，本来是面向中国知识人的启蒙读物，但实际上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反倒是在传入日本后更受重视，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对日本人睁眼看世界和了解西洋事情产生了更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西方人的著作，在及时传递了关于西方国家的最新资讯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为其读者提供了一种从西洋的角度出发审视世界、审视亚洲的视角。在出访欧美各国期间，日本使节亲身感受到对方国家的繁荣强盛，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胜利者”姿态，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欧美国家那种以西洋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以及对亚洲、中国的蔑视思想。

总之，日本幕末遣欧美使节对中国的总体评价较低，他们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社会的消极面，有时甚至将道听途说的中国印象强加于中国。究其原因：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因西方列强的侵凌和盘剥，也因清政府昏庸腐败，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凸现、激化，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都陷入极度衰败的境地。而且，日本人所接触到的，仅仅是中国广阔疆域中直接遭受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地区和城市，这些区域的民众也是当时中国处境最为悲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与幕末遣欧美使节了解中国的途经和看待中国的视角不无关系，即他们主要以西方人为媒介了解中国，并深受以欧美为中心的文明史观和亚洲观的影响。实际上，幕末遣欧美使节对中国的认知和评价，正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前近代的日本，尽管在近世中后期出现了标榜日本才是“中华”的日本中心主义论调，但知识人对中国文化情不自禁的仰慕和崇拜仍是主流。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评价开始发生明显转变。“黑船来航”以来，随着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深入以及对西洋“长技”的认同，日本人开始沿用西方的亚洲观、中国观来衡量和评价中国。

还需指出的是，幕末遣欧美使节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并不全面。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皇帝落难出逃等灾祸后，清政府开始了重整河山的尝试。同时，以上海、香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为中心，洋务派开始形成并活跃起来。但日本遣欧美使节未能透过破落、混乱的表象，去深入了解和捕捉中国社会正在萌动的力量和生机。幕末遣欧美使节在“洋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偏颇甚至歪曲了的中国认识被带回日本并被广泛传播，对近代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态度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如，福泽谕吉文久二年（1862年）在伦敦逗留期间，曾大量购入各种辞典和有关初等教育、民众教育的教科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方面的书籍。在这些英文出版物中，蕴含着以西洋为中心的文明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亚洲蔑视观，对福泽谕吉的思想认识及日后的著述活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日本研究者提出，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1866—1870）是“日本对于西洋的理解从中国人以及在华西洋人的著作的影响下独立出来的标志”。笔者则认为，《西洋事情》的刊行，恰恰标志着日本接受了欧美流行的以西洋为中心的文明史观和亚洲蔑视观，并开始据此来衡量评价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而对于中国、朝鲜等亚洲邻国的蔑视，以及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认同和融合，则成为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认识基础，也是近代日本在亚洲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思想根源。

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扼要的小结了。

首先，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对华认识表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的趋势。三大学问板块都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它们各自对华认识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学统对中国尤其是儒家理念质疑的程度和排斥儒家思想的依据大不相同。来自日本儒学家的质疑基本上是源于对朱子学的批判，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学术在日本知识层中的形象，使中国的形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他们对儒家思想只是作了有限度的分解，而在守护共同正统的儒学渊源上，对中国文化仍然抱有亲近感，并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显示出实现日中两国文化平等的诉求。国学家诋毁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出发点简单至极，那就是在树立日本文化中心主义的目标下，出于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在感情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不讲道理的全盘否定。兰学家们的议论，具有与儒学家和国学家不同的特征。他们不但质疑中华文化观念，更对日本传统，尤其对毫无科学根据的复古神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兰学家们是在比照西洋社会原理的前提下，为中国传统进行重新定位的，这与主张日本中心主义的国学家正相对立，可称为“大西洋而小日本”的思考路径。即承认日本社会已经落后于西洋，并倡导在环视世界中为日本探讨出路。简而言之，儒学家和国学家对中国的质疑和诋毁，基本上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兰学家对中国的质疑则是立足于功利的实用主义。这些差异是三学分属不同的学问体系所致，研究对象的不同，规定了各自不同的学问目标，而目标的差异直接引发出各自对华认识的差异，或者说对中国和中国思想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才能达到各自学问的目标。我们不妨如下概括江户三学中国认识的不同属性，即儒学偏于学术思想、国学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兰学崇尚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

第二，江户三学都把中国以及中国思想作为论证自己学问目标过程中的他者。儒家中朱子学以外的古学各派把朱子学作为他者；国学家把整体中国作为他者；兰学家的情况稍显复杂，他们是以西洋为样板、把中国作为不合时宜的他者，来反衬出日本应该选择的民族发展方向。他们在自他对照观察的比较中，生成了对中国及其思想学问的质疑，最终否定了中国的中华地位，并得出当时整体中国和中国文化衰败的结论。当然，这种认识并没有妨碍儒学家和兰学家们对中国上古政治道德的怀恋之情。

第三，与江户三学的“中国他者观”相关联，还有颇值得玩味的奇妙现象，那就是日本人一面享受着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一面批判中国文化。他们把改造和升级过的中国文化，作为接受全新的西洋文化或阐释民族主义思想的工具。比如儒学在野各派和兰学家们将中国儒家重要范畴“理”阐释为“物理”，并以“物理”来批判中国的“天理”，而国学家们通过诋毁中国以宣扬神皇之道中的“道”，更是沿用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用中国哲学思想否定中国文化，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景。这大概也可以看做是外来文化日本化的现象之一吧。

第四，综观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不难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停留在书本上的，陈舜臣曾称这种现象是理念而非现实的。换言之，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层的中国观基本是根据书籍和传闻所作的“隔海想象”。除江户时代初期水户学派等少数日本儒学家与滞留日本的朱舜水有过较亲密的接触之外，日本知识界，尤其是后来兴起的国学和兰学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更没有亲身感触中国社会，因而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并不那么真实。

上述并不真实的中国意象影响甚广。作为江户时期主流学问的儒学各派门生遍及日本，自不待言。兰学家的中国观也通过诸多兰学塾以及遍布日本各地的塾生们传递给民间，仅有史料可查的34所兰学塾就培养塾生近万人。国学家中国观的影响更不可小觑，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被称为“国学三大人”，他们广收门徒，影响日甚：“加（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先唱，而庸愚之徒从和之，不啻举之其口，又笔之于书，其学日炽月多。”江户三学各自的中国观一直影响到近代，是为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根脉。换言之，近代日本人的各种中国认识，都可以从江户时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观中找到原型。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三卷 （1840-1895）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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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引言：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

一、问题之所在

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相互认识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确立何种相互关系的前提！相互认识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会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历史的状况、国际形势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因素对于日本所经历的成功与挫折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关键性的存在，研究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而且对于构筑理性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在日本较早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是通过对近代日本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的中国的经验或中国观的分析反思日本近代化进程。此后，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类型进行研究的！，也有对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变迁进行研究的"，还有人指出对现实中国的侮蔑和对古代中国的尊崇是“明代以来形成的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二重构造”的。近年来，从日本与亚洲各地区的双向交流视角来重新认识亚洲，其中包括重新认识中国，成为学界共同关心的话题。2006年12月，中国教育部批准了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为首席专家的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课题组力图追溯日本近世（德川幕府中后期）以来对华观的变化，系统地考察和梳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在日本的中国认识这一研究课题上，将近世与近代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的主旨即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一方面考察在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中就已经开始存在的中国认识的原型，以便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各种类型渊源有自。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概括为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而其转变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之事，或者认为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只是将中国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将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两国的力量对比”作为日本的中国认识变化的基准。其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就已经存在了强烈的蔑视中国的认识这一事实。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日本各种中国认识的变化机制。

二、一个典型的例子：佐藤信渊的中国认识

佐藤信渊像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中国认识中的所谓“同盟论”、“征服论”和“保全论”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幕末同一个思想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使我们看到，尽管历史时代不同，但对中国的认识却有人的相似。这个思想家就是佐藤信渊（1769—1850）。

佐藤信渊是幕末日本有名的经世家，他的思想深受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影响，农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封建制的维持和新的统一国家的构想、科学的性格和非科学的见解、开明的思想禾口反动的非科学的迷妄，这些相反的思想倾向不可思议地在他的著作中混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思想形态。他的思想可以说是丸山真男所谓的“原本存在于日本人精神状况中的杂居的无序性”的一个很好的注释。

1807年，幕府针对俄罗斯船只的骚扰和要求通商的威胁，12月下达了驱逐俄罗斯船只的命令。这时，佐藤信渊被聘为德岛藩的幕僚，讲授兵学。第二年他著述了许多兵学和海防著作，其中《防海策》（1808年）的中国观很有代表性。他说，日本是洋中的大岛，若兴航海、通商之业，那么日本就是世界上最为便利的国家。而“首先要遣使与清朝、安南、暹罗诸国，厚其礼而丰其聘以结和亲。……以通有无、收互市之利”，主张对俄罗斯进行打击，夺取堪察加半岛以绝后患。而对中国则在心存警戒的同时希望拉拢结为同盟。他说：“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肖_俄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将其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就是说，为了对付俄罗斯，而主张不惜代价与中国结为盟国。

此后，在1815年，他师从国学家平田笃胤，并随幕府公认的神道家吉川源十郎学习神道，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充分体现了这种影响。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成为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如他说：

西征之先阵！为从小琉球先攻取台湾岛，以此为西略的基础，进而可经略支那国的浙江以南诸州。又以二万人为后阵，通过声援先阵，先攻取岸州（疑为崖州"珠崖，指海南岛——引者），进而可使经略岭南诸州。如上所云，青森府的精兵二万，从数年前取黑龙江之地，仙台府之兵二万许也作为青森府的援助，可攻取满洲之地。沼垂府之兵四万、金泽府之兵四万，各分半而发，以四万许精兵，攻取混同江（松花江汇合黑龙江以后称混同江）、吉林城等地，会合右四府的兵力，且又抚御新附的夷狄之众，进而可经略盛京。……盛京如果巳经危急，其王城北京顺天府也必定骚扰如鼎沸。仔细权衡各方兵力，如果探到支那人巳经困穷，熊本府之兵再加以亲征的皇军共八万余人，直渡西海，可以攻取江南之地。然后此府之兵六万余人如果能征服南方诸州，则江汉以南其势土崩瓦解，皇军可所向披靡。巳经取得州郡之后，大施仁德以抚纳新附的支那人。先立朱氏（皇国明之苗裔甚多，我的亲戚即有一个明之朱氏）一人，封明室之后，先，的支那人，作，以皇国讨伐满、清是因明朝遗族之愿请而周檄诸州。江南有许多明之遗民。且郑氏、吴氏余党隐居者也不少，迅速加入皇军的越多，两三年之间江南就可以完全解决。而后，乘胜而渐渐进取，不难荡平整个支那。既而至其极，即便是庸人也足以全统一之大功。

此外，为了确保能够制服中国，他还提出借助蒙古族即鞑靼的势力的策略。他说：

仔细考察世界形势，在四大洲中，土地广大、气候良好、物产丰富、人民繁盛的国家，实际上以支那为第一。然消灭支那的，每每出自鞑靼部族。由此可见，以鞑靼来制服支那甚为便捷。"

用两三年的工夫以美食、醇酒来俘虏鞑靼人的心，使之成为“皇国的属州”。……皇国既得鞑靼，很好地抚绥其夷狄，以此众向南，支那国虽然强盛，岂可抗拒？愚蠢的满奴都能掠取支那，何况以皇国的兵粮、大铳、火药的神威能不成为其后继者吗？十数年间统一支那全国，也不在话下。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思想，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兴亚的大先觉者”而备受关注。但是到晚年，他注意收集鸦片战争的情况，并在81岁高龄写成《存华挫夷论》（1849年），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犲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

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

综观佐藤信渊上述关于中国认识的三个不同阶段，尽管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但如下两个基本的着眼点是不变的。第一，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第二，日本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两个基本的视点，可以说在日本的中国认识史中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日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无论是否切实可行，或者依靠中国（结为盟国），或者利用中国（作为屏障），或者征服中国（称霸世界），这些中国认识的基本类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形成。以上述两个基本视点为前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认识，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其中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

三、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一：对象化中国

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研究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是日本中国认识变化的机制之核心所在。

所谓“主体性选择”，表现在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上，具体而言有以下几层意义。

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或者叫客体化。日本之所以要将中国对象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深，“唐风”或“汉意”已经融化到日本文化内部，以致在某些方面有“与日本一体化”的倾向。丸山真男在分析佐久间象山的汉诗《读洋书》时，认为这“表明象山打破了通过汉学而多年培养起来的‘东洋，与日本的一体化”，高度赞扬了其“主体性选择”。"而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早在日本所派出的遣隋使携带的国书辞令中就可以看出。607年的日本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倭国传》），而次年其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书纪》）。国学家本居宣长在《驭戎慨言1778年）中分析说在后一次的诏书中，改日出处天子为东天皇，日没处天子为西皇帝，盖应闻首次诏书为彼王所不悦，故略加改动，并表敬意。然犹不只称彼王为皇帝，对东而称西。我方既不称倭，亦不称王，犹称天皇，盖僧恶彼王国书中称倭王之无礼，不从之也。”如木宫泰彦所说，这时“圣德太子一方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试图吸取，而另一面又始终尊重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后来的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是在接受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同时，还力图保持“外交上的自主、平等的态度”，并为此做出种种努力。

虎关师錬画像

遣隋使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佛法，而宋元之间，佛教在日本兴盛，日本不仅有许多入宋、入元僧人，而且中国也有不少禅宗僧侣到日本弘扬佛法。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五山文学的代表、临济宗僧人虎关师錬（1278—1346），曾师事入籍日本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1247—1317），学问上所受惠泽尤多。其《元亨释书》（1322年）就是受其启发和刺激而作。该书以汉文记述了自推古朝“达摩渡来”佛教传入日本之说到元亨二年（322年）约七百余年间各宗派僧侣的传记、评论及相关事项。这部著作不仅是日本佛教史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思想史中也备受关注。该书从信奉佛法的角度，将日本与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认为日本最为优越。他说$我国家，圣君贤臣相次间出，皆能钦歆我法。予博见印度支那之诸籍，未有此方之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余岁，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种系联禅让，未尝移革，相胤亦然。阎佛界里，岂有如是至治之域乎？”此外，又从所信纯驳的对比来说明日本虽然面积比印度、中国/j、，但是“日域纯大（乘）无小（乘），盛赞日本为“东方醇淑大乘之疆”。其中同时提到：“佛言：东北方有无量住菩萨乘诸男女等。然经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对此他解释说$佛说之东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气候同也。见其气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T曰：然则支那又大乘之域乎T曰：支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他还批评中国鬻爵贩牒卖号，是“补一时之小厄，贻万代之大疵”，相比而言，他强调：“我国家无是等丑，不特土俗之醇淑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这种中国认识在日本的影响，可以从佐藤直方（1650—1719）的《中国论集》（1706年）中还提到了《元亨释书》中记述“日本为世界中之最上国，比唐天竺还要优越”可见一斑。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儒学（朱子学）逐渐成为维持幕藩体制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陶德民针对明治以后汉学者或“支那学者”的中国认识，指出人们容易设想因为其专业和兴趣而对中国文化有亲近感，那么如果遇到事情似乎就会站在中国一方，而强调“在东亚世界秩序因为近代西洋的侵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明台即晚清时代，这样的设想未必适合于所有的汉学家，有时甚至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实际上，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者接受朱子学，其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祖述”或弘扬朱子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如韩东育所指出的，是利用朱子学的哲学观为日本寻找“主体性”和“利用朱子学的历史观为日本寻找‘正统性4。将中国对象化、客体化的情况早在德川初期的儒学者中就存在。

例如，藤原惺窝（1561—1619）在给其弟子林罗山（1583—1657）的信中就说：“本邦居东海之表、太阳之地，朝暾晨霞之所辉焕、洪涛层澜之所荡谲，其清明纯粹之气，钟已成人才。故昔气运隆盛之日，文物伟器，与中华抗衡。”可见藤原惺窝是用日本可以与中国匹敌的优越的地理人文、文物伟器来将中国相对化。另一方面，他还用“理”的普遍性和同一性来将中国相对化。林罗山记述惺窝之言曰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帱，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

德川幕府建立（1603年）后不久，德川家康于1610年即命林罗山起草文书致福建总督。其中说道广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尊往古之遗法，鉴旧时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箦，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其修书的目的在于“索勘合之符”，为了达到此目的，说：“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谤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为请颁符使来，则东海之幸而黎庶之所望也！

藤原惺窝像

林罗山画像

中华设虽贵重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

感激之至在于言外。”1625年，林罗山受命代回福建巡抚的信，要求与中国通好。

其中说$‘大明无私远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国为善，久追中华风化之踪，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岂无亲仁善邻之好。”上述两封信中，有“以大事小之意”或“事大畏天之心”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在1623年《答暹罗国》的信中进行了综合，说古人交邻之道有事大事小之理，我岂无其意哉。时惟海不扬波，自今每岁市舶风帆当宜问津，有无相易、虚往实还，是岂无彼此之福乎？”

上述所言“事大事小之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可见林罗山是有意识地运用儒家的理义之道来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朱熹对“以大事小”解释说$‘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对“以小事大”解释说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由此朱熹总结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林罗山可以说是日本朱子学的重要奠基者，但是他的思想与朱子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林罗山在这里所讲的作为“交邻之道”的“事大事小之理”"从对中国的认识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承认中国为大国，为“中华”，相对而言日本为蕞尔/J、国，但是在这里他力图表现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朝贡体系的形成。自己虽然是中华体系中的一员，但是随着德j11幕府的建立，日本得到统一，一方面“追中华风化之踪”而“有事大畏天之心”，一方面强调日本自身的力量，“化之所及”而使“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责”。以日本为中心的“小中华”呼之欲出。第二，“事大事小之理”是“交邻之道”的一体之两面，在朱子看来是“理之当然”。林罗山将这种“当然之理”以动听的外交言辞据为己有，认为“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那么你就应该报之以“以大事小之意”、“亲仁善邻之好”。具体表现在“海寇”问题上，断然表示“是乃不我蠢民”，认为与日本无关。这也是强词夺理。而且在《答大明福建都督》中这样描述丰臣秀吉欲称霸东亚之妄念：“夫前代关白秀吉，有饮马于河渭、藉稻于琅琊之志，而将入贵国，先以声言，试攻朝鲜。”似乎理也在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第三，其所论之理、所标榜的通好之意，都是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是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索勘合之符”而得通商之利）的主体性选择。

如果说上述将中国对象化的认识还基本上是力图在对等的意义上展开的话，那么，由此推进一步，将日本视为“中国”、将中国视为“外朝”的思想在古学派的开仓彳者山鹿素行（1622—1685）的《中朝事实》（1669年，原文为汉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什么“本朝”（日本）也可以称为“中国”呢？他在《中朝事实》“中国章”中引用“皇祖高皇产灵尊遂欲立皇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以为苇原中国之主”（《日本书纪》）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而下按语曰：“是以本朝为中国之谓也。”“天地之所运，四时之所交，得其中，则风雨寒暑之会不偏，故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称中国。万邦之众唯本朝及外朝得其中，而本朝神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国中柱，则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他力图要改变传统的“以外朝为宗”的认识，大胆地提出外朝不如本朝的主张。他说：

山鹿素行画像

盖国之在地，不可枚举！

而其文物古今所称以外朝为宗，日本朝鲜次焉。愚窃考惟，四海之间，唯本朝与外朝共得天地之精秀，神圣一其机，而外朝亦未如本朝之秀真也。凡外朝其封疆太广，连续四夷，无封域之要，故藩屏屯戍甚多，不得守其约，失是一也。近迫四夷，故长城要塞之固，世世劳人民，失是二也。守戍之徒，或通狄构难，或奔狄泄其情，失是三也。匈奴契丹北虏易窥其衅，数以劫夺，其失四也。终削其国，易其姓，而天下左衽，大失其五也。况河海之远，而鱼虾之美，运转之利，不给，故人物亦异其俗，如啖牛羊、衣毳裘、坐榻床，可以见之也。况朝鲜蕞尔乎。独本朝中天之正道，得地之中国，正南面之位，背北阴之险，上西下东，前拥数洲，而利河海，后据绝峭而望大洋，每州悉有运漕之用，故四海之广，犹一家之约，万国之化育，同天地之正位，竟无长城之劳，无戎狄之膺，况鸟兽之美，林木之材，布缕之巧，金木之工，无不备，圣神称美之叹，岂虚哉。

这里从政治、军事方面具体提出了“外朝”五大方面的缺,点，而且自然、物产、民俗都有不及日本之处，以此来说明“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如果说在山鹿素行这里还只是从神话传说或具体事例来说明中国与日本“共得天地之精秀”甚至日本更加优越的话，那么山崎阇斋门下的朱子学者浅见洞斋（1652—1711）则进一步运用儒家的理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之辨进行了颠覆性的论述，从而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国，以他国为夷狄”的主张。

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

浅见洞斋像

浅见洞斋在《中国辨》（1701年）中先强调“道”的普遍性，认为“道没有主客彼此之隔”，儒者所说的道是天地之道，而且日本“全体的道德礼义不亚于任何外国”，指出日本儒者所学的也是天地之道，进而对“以唐为中国，以其他皆为夷狄”从地理和德化两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生在哪个国家，就以那个国家为主，他国为客，因此应该有站在他自己的国家的立场的称号。学道就是学实理。在我国要知《春秋》之道的话，则我国即主也。我国为主则天下大一统也。从我国来看他国，则是孔子之旨也。不知道这一点，读唐书就成为亲唐派这全然与孔子《春秋》之旨相反。如果孔子生在曰本，则会从日本来立《春秋》之旨。这样才可以说是很好地学习《春秋》。这样的话，现在读《春秋》而说日本是夷狄，不是《春秋》有损于儒者，而是不能很好地读《春秋》者有损于《春秋》。

以本国为主体、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思考华夷关系，浅见妒1斋认为这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因此他说中国夷狄之名本来是自唐而起。以其名而称我国，这也是模仿唐。只要以我国为内、他国为外，辨明内外宾主，则称我国称他国，怎么称者卩不违反道理。”虽然“以日本为中国，以他国为夷狄”曾经引起纷争，但是从“名分来说就是如此”。为此，他还特意批评说：

自古派遣唐使，于足利之末拜受唐的敕封，皆不知名分之误也。如果认为服从唐好的话，那么就该撤销我国帝王之号，年号也不要用，每年都拜隹彳在唐人的脚下而不抬头才是大义，这样像是我们的父辈就作为别人的奴仆，以乱贼的名目被践踏蔑视之大罪。……汉唐以来，且不论德之是肖^只要是置于唐之下就作为好的国家来表彰，皆是从以唐国为主来说的。我国也可以以我国为主，他国顺从的话加以抚慰，……因此唐要掌控日本是错误的，日本要夺取唐也是无理的。"

这样，日本就完全从唐（中国）的影响下独立出来，日本成为一个与中国完全对等的具有主体性的存在，从理论上彻底地完成了对中国的对象化、相对化。这种努力，借用韩东育的话，可以说正是日本儒者“‘道统，的自立愿望”的表现，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四、中国人事变化的机制之二：类型化中国

将中国对象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中国类型化的过程。所谓“对象化中国”与“类型化中国”只是出于论述的方便所作的逻辑上的区分，事实上，两者是同时进行且互为表里的。或者可以说类型化中国是对象化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类型化中国，这里主要论述其或者从外交或国家战略上敌对化中国，或者如一些儒学者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开来，在对“文化中国”保持敬意的同时，将现实中国妖魔化；或者如国学者为了彻底清除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将“圣人之道”也妖魔化。

一些战略家主张应该对中国持有强烈的警戒心，如林子平（1738—1793）在其《海国兵谈》中就说我听说近年来唐山（指中国——引者，以下同）和鞑靼人与欧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亲密，唐山、鞑靼英雄豪杰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话，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来的话，海路也近，兵马又多。那时我们要是没有防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仔细考虑的话，后世企图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山、鞑靼之地而起，千万不可怠慢。”这是将中国看做是假想敌，觉得是一种威胁。

林子平画像

当然，如上所述，也有像佐藤信渊那样，要么力图结为盟国、要么妄图主动地进行侵略的中国认识。而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德富苏峰，大言不惭地认为如果要在日本寻找帝国主义者的急先锋，可以直接追溯到战国•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丰臣秀吉！，这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丰臣秀吉的计划与行动"，为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者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占领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提供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样本”。而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还有的思想家自豪地宣称“天孙人种”原本就是海上的殖民人种，从历史上强调不仅要认识到殖民是日本人的本性，而且是自己的天职，为此而对“八幡寇”（倭寇）的“海上威名”、对日本人在锁国时代之前对亚洲大陆的“海盗式的侵略”而“毫不仰仗国家的保护”的“先天的冒险精神”充满了无限的敬意。

将中国对象化之后，为了突出日本的独立性和优越性，想方设法地贬低、批评和谩骂中国，即妖魔化中国，成为日本中国认识中的值得注意的方面。

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亲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侗庵的长子古贺茶溪（1816—1884）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可以说“殷鉴论”是幕府后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认识。

古贺侗庵像

《殷鉴论》书影

儒者对中国的批评，总体上是以儒家的圣人之治、先王之道为依据，“人心世道”是其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殷鉴论'中说齐州（指中国一引者，以下同）人心世道，污下溷浊，远不及外国。其在三代，业已民风浇漓、谲诈滋生，治之易易，观于春秋战国可见已。……夫风俗之薄恶，加之施设之乖方，无惑乎其乱之坏极矣。唐人称颂三代不容口，非独佞谀所生之邦，亦其泥于古而然也。”“三代之治”是儒家理想政治的象征，对“三代”尚有如此尖锐的批评，其他就更不用说了。尽管如此，将圣人、先王作为一种理想，在这里还是不可动摇的。他要做的工作是将“圣人”普世化。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从人类平等的观点出发，认为圣人是公正的。他在《殷鉴论》开篇第一章就指出：‘原夫天之所覆焘、地之所持载、日月之所临照、霜露风雨之所沾被，凡夫含齿而戴发、圆颃而方趾，谁彳_万物之灵？谁彳_天心之所仁爱？华夏戎狄均是人也，类也，庸讵可以自尊而相卑耶？然则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圣人何以汲汲乎内夏外夷也？曰：圣人承天而行者也！天既不有私爱于齐州，圣人焉得独异乎！”！其次，他认为圣人不只是中国才有，而指出：齐州有圣人，万国亦有圣人！其圣也无别乎？曰：其圣则一也！”其为圣之方具体而言虽有不同，但“圣人之所以为圣，顾其德如何耳”！接着他对日本和西洋的圣人进行论述说：

我神武开天辟地，垂万世之丕基；安宁懿德诸帝，无为之治，不宰之功；崇神德威光被，远夷宾服；仁德劳来辅翼，无一物不获其所；天智经文纬武，同符神武。皆古圣人也。乃天下后世咸被其覆载生成之泽，而人或不知其为圣，此尤圣德之盛，所谓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帝之力于我何有者，猗欤休矣。不独本邦为然，夫尧舜禅代，唐人嗟称，以为亘古无匹者，虞夏之后，莫能踵行。踵行者，不过莽操懿裕逆篡之徒，假以济其奸而巳。而西洋意大里亚等国，自古皆就欧逻巴洲，遴选贤者，立以为君，然而祸乱不作，篡夺不萌，斯其美，比之尧舜不多让焉，断非唐人所能翘企万一也。呜呼，万国大矣，吾不能一一周知，即此一事，吾更有以知他国多圣人，而齐州少圣人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亘古无匹”，如果是就圣人之“德”而论，虽然无可争辩，但是就知识见闻而言，圣人也不是没有局限性。所以他说：“盖春秋虽季世，犹有先王之善政流风存焉。当时戎狄，圣人见闻之所及，仅仅不过犬戎猃狁近塞之夷耳。犬戎猃狁或父子聚磨，或兄弟相杀，习以成俗，恬不疑怪。比之齐州，迥乎不及。庸人犹判其优劣，况圣人乎。圣人庸讵预知数百千载之后，齐州反不及外国耶。又庸讵远知天壤间有本邦神圣继承、政俗大度越齐州者耶。”不仅如此，还指出中国后世也已经没有圣人了。他在《侗庵笔记》中说：“三代以还，绝无圣人者，非独气运之衰、人才之日污，亦时俗使之然也。古昔风俗仁厚，好成人之美，故圣者相踵；末俗懷忮苛酷，吹毛摘瑕，不一毫假借，故世无完人。欲圣者之出难矣。王充曰：使売舜更生，恐无圣名也。洵为不易确论。”！因此，他进一步批判说：

唐人识见窄狭，夜郎自大，以为宇宙之际，绝无强大富赡若我齐州者；又未始知圣人夷夏之辨因时而发，是以抑外国太过，不比为人类，多见其自陷于夏虫坎蛙之见也。夫齐州风气中和，人性聪明，善产才贤，亦未易轻也。顾其治教清明，民风懿美，乃远在三代之前。载籍欽有间，难得而详。若夫秦汉而还，则伦理之悖、侵代之繁（又作“兵戈之扰），无以异于戎狄；习俗之浇、刑法之惨，翻有甚于戎狄。犹哓哓然，以中国礼义之邦自居，非颜之厚而何也。"

既然中国无异于戎狄、甚至不如戎狄，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满清”的统治呢？他认为满清虽为戎狄，也正是因为其出于戎狄才能将现实的中国统治得好，不得已也只好认命。他说：

齐州习俗浇漓，有言无行，将士疏隔而情不通，约束细苛而不合于要，加之生平沦陷于财利酒色之间，勇灭智竭，远不及戎狄悍鸷之俗、易简之法。以是敌彼，其不能抗也则宜。惟清有天下百六十载于兹，虽多酷虐之政，国势盛强，封域廓大，大胜于汉唐。盖出于戎狄固能然，宜非唐人之所及也。唐人之贱戎狄，至明尤甚，若不齿为人者。今清自满洲入代明，举齐州之地莫不辫发而左衽，乃唐人求媚，动称以为五帝三王所不及。虽出于畏死而不得巳，其无特操甚矣。虽然，使唐人帝齐州，其治效绝不及戎狄，则惟当妥尾帖耳，以媚事满虏可也，奚必以变于夷为恨哉。

既然作为夷狄的满清可以统治中国，日本作为“神国”，即便是被视为“夷狄”，征服中国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中国认识为也近代的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不可否认，《殷鉴论》中对中国的批判也确实有些地方如王韬所言“殊中肯綮”，其“识微于远，烛几于先”！，表现在对中国的科学知识贫乏和强行比附的批评方面，"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如他举例说：万历二十九年，西洋人至，唐人始得闻二仪七曜之定说，旷若发蒙。乃曰：此乃周代司天之官所识知，周之舌L，畴人子弟失其职，散之西洋，因存其说于西洋，而中州反亡。可谓强项矣。夫唐人缪妄之说，但自误而已，犹之可也。今乃至传播以荧惑他国，得闻西洋二仪之定说，自耻从前瞽说之可笑，犹之可也。今乃掠其美谓出于我，是之谓下愚不移，是之谓播恶于众。”

实际上，上述的中国认识中，已经包含着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加以分裂的思想。儒家的圣人之治、先王之道作为“文化中国”的象征，洋学者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医学）的批判，杉田玄白的《狂医之言》（1775）很有代表性。他说：“支那之书者有方无法也，非无法，所以为法者不明也。其法也，人人阿所好设说作论，立以为法也。故十书十说未一定焉，譬如隔铜器察热，或云炭火，或云柴火，或云热汤，或云热饭，不辨汤与火，唯知其热，而论之焉耳。今有一病妇，脉迟而小，且当脐之右上有块，时时疼痛发则微热。试使通支那学者三人诊之，一人云食积，一人云恶血，一人云饮癖。又使之施治，五日与消积之药，不治则十日与破血之药，如此而不治，则又十日与逐水之药也。幸治者，医以为我能知病也，病者亦以为幸遇良医也。若不幸而不治，则医者茫然不知因何死焉，病者亦不知其因何死焉。是其本不明，其法不正也。”（不仅如此，他还就礼乐文物分析说：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少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少读其书，则漫然自称曰：夷狄其俗固无礼乐也。夫礼乐文物，以为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因此，他进而指出：衣冠文物，明尊卑之分，不必以支那为是，以从风土之宜为是也。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日月所照，霜露所下，有国有人有道。道者何乎？去恶进善也。……夫地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国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同上书，第239—240页。）这也是从洋学者的角度来将中国对象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洋学者的相关论述这里仅举此一例，详细可参见韩东育《两种“实学”的相遇与江户日本的“去中华”由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虽然是被崇敬的对象，但这最多只是在三代之时出现过。而三代之后的现实中国，则无异于戎狄，甚至不如戎狄。而这一点，事实上早已经为荻生徂徕（1666—1728）所道破。他一方面自称“幼耽典籍，景慕华风”，同时对“慕华风之深”的状况，强调对“中华”要加以区另，即所谓“三代而后，虽中华亦戎狄猾之，非古中华也。故徒慕中华之名者，亦非也”。对此，吉）幸次郎在《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徂徕》一文中有非常明晰的分析，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优越，是在古代的‘先王之道，的时代。但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因为失去了‘先王之道'也就丧失了其优越，而当时重新获得此道的日本的德川王朝，要优越于中国，这就是他的认识”。

荻生徂徕像

古贺侗庵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从名义上去辩论“华夷”称呼的是非曲直，而直接大张旗鼓地对中国的“政化民风”进行深入批判，其言论之过激，他自己也觉得“近于裂眦骂詈”，为什么要这样？其子古贺茶溪为《殷鉴论》所写的序（1879年6月）说得很明白：

我邦与唐山对岸，二千年来，多少受其熏陶。举目所视，凡百事物，过半莫不仿唐山式样。开辟之后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讳言，不必羞言。然迨后代，五洲情状明白之日，则断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

侗庵本人也说：

予所最虑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政出于此，卑以为不足视；事出于彼，则叹以为不可及，幸不遭时耳。使之异日得志，以平日之所学所志，施于有政，不察时势，不审事宜，欲以唐人文具无实之治，治当今浮薄之俗，是以水济水，助桀为虐也。即不得志，播扬其说，以诲人道世，其流祸何所不至，此可惧也。"

由此可以看出，对中国的批评实际上是警惕于当时日本儒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太深而不知取舍，为救日本自身的“浮薄之俗”，必须将中国作为一种“殷鉴”，否则，如果不察时势、不审事宜，而用中国的华而不实的旧观念来指导日本，将会助桀为虐、流祸不止。站在日本本国的立场上，其忧国之情、救国之念是他批判中国的出发点。其情之切，以至于他不惜对“三代之治”也提出批评。他说：“三代之毁誉，何预吾事而辩驳乃尔也。盖今之儒先文人，称颂三代，墨守成迹，而不审事势，一旦得位莅政，守株刻舷，冥行摘埴，以误天下后世，或如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吾为此惧，庸讵得不辩乎。”其用心可见一斑。

日本儒学力图突破“宋学”的藩篱而出现了上述山鹿素行、荻生徂徕这样的“古学家”，受古学的影响，复古国学也得到了发展。国学家将对中国的批判推向了极端。如果说日本儒学家对中国的批判还是以儒家的理念来进行，而国学家对中国的批判则基本上是情绪性的，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自以为是的妄念！其目的在于彻底地清洗掉附着在日本的“唐心”或“汉意”。如被认为是国学的确立者的贺茂真渊（1697—1769）就认为儒教、汉意过于狭隘和理性化，作为政道在现实中是无力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五常之道反而成为祸乱世界之源。他说唐国之学始于人』，所作成者，棱角分明，容易理解。我皇国之古道，完全平和，听凭天地，人之言难以言尽，后人难以理解。”并且主张“唐国因为是心地丑恶的国家，即便深入教化，也只是表面上好看，终究是大大的坏事，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我国本来是很单纯的国家，即便只有很少的教化，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而且因为是随天地而行，不行教化也可以。”本居宣长（1730—1801）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在其《直毗灵1771年）中得到充分地体现。

贺茂真渊像

本居宣长在这里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圣人”和“圣人之道”。他说：

外国因为不是天照大神之国，没有固定的主子，像夏天的苍蝇那样成群骚然的神得意洋洋，举止粗暴，因此人心险恶，风气杂乱，因为一旦夺取国家，身份氏的臣下也可以直接成为主君，地位高的人防止地位低的人夺位，地位低的人则想乘机而动，互为仇敌，所以自古以来国家难以治理。其中有威力而深谋远虑、使人驯服、夺取他人之国，或者只是专注于不被他人夺取，在短时间内很好地统治国家，而可为后世之法者，在唐土称为圣人。

因此，在他看来，圣人并不是什么神圣的，不具有什么神奇的德威，只不过是善于玩弄各种手段而已！而且认为中国的圣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道”的宗旨，“归根结底不过是力图夺取他人之国和力图不为他人所夺取这两种意义而已。”进而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为了夺取他人之国而绞尽脑汁、身心憔悴，与人尽善是为了驯服、统治他人。这样，圣人听起来像是善人，而其作成的“道”看上去也很完备卓越，他指出：“无论如何，由于自己先违背了此道，以消灭主君夺取国家为目的，因此所有的都是谎言，圣人不是善人，而是非常残酷的恶人。本来因为是以丑恶的心所作成的欺人之道，后世之人也只是在表面上遵从，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去努力遵守。因此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助益，只是其名称被推广，结果并未为世上所米用，圣人之道只是无端地成为那些说人坏话的儒学者们的话柄。”

本居宣长自画像

在思维方式上，国学与儒学的合理思想完全不同，本居宣长认为“所谓天地之理本来皆为神之所为，是全然奇妙、神秘而不可思议，不能用人之言视为理之至极而加以尊信，这是非常愚蠢的。中国因为对所有的事情过于细；，进行各种议论来加以决定，总体上看上去像是贤明，实际反而使事情扭曲、恶化，结果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治理。圣人之道是为了力图统一国家而作成的，反而成为导致国家混舌L的原因。”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呼吁要“排除污秽的汉籍心，而以清爽的神国心来充分地学习古典”。因为只有以“神之道”而不是“圣人之道”为基准，才能确立日本优于万国、为世界之宗主国的地位。

当然，国学者中也有重视自己的经验感觉和事实而对复古国学的狭隘性进行批判的。上田秋成（1734—1809）与本居宣长就日本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争论（日神论争”），1787—1790年间由本居宣长编成《呵刈葭》一书，非常有名。秋成以荷兰的地图来说明如果来看看我皇国在地图中的什么地方的话，只不过如开阔的池塘水面上散落的一片树叶那样的小岛而已。然而却对外国人说正是此小岛开辟于万邦之先，这是临照大千世界的日月出现的本国，因此万邦无不接受吾国之恩光，故而要奉贡来朝。”他认为这样的说教当然没有哪一国会信I艮。里将圣人说成是恶人，将圣人之道说成是欺人之道、祸国之源，这就从文化的根基上地中国化了。需要说明的是，本居宣长的《直毗灵》是直接针对荻荻生徂徕弟子太宰春台而作的。

上田秋成像，富冈铁斋画

太宰春台

会泽正志斋像

后来的水户学一方面继承了国学的神国思想，同时对本居宣长提出了批评。会泽正志斋（1782—1863）就指出其用心“专在诽镑圣人”，认为“直毗灵所论，说皇统之正胜于万国，是极为卓见正论，但是诽镑圣人之道，另以私见而创立一个道，真是可惜！人伦之道乃天地自然，为人者一日不可离之大道，尧舜以来，圣人立五典五教之名而为教！于天道人情无丝毫之过差，为人人所践行，与天朝自上古以来之道暗合。”！会泽正志斋早在其《新论》（1825年）中，就一方面认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同时，他冷静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法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异，其“假法教以逞吞并则一矣”，因此“其动与相合，必然之势也”。所以，他认为日本处于各列强之中，要想生存发展，“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引者）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而中日联盟且以日本为盟主，又成为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一个基本。

五、简单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中国认识的种种类型实际上至少已经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存在过。在近代以前，日本是否存在过一条“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的“对华观的主线”另当别论，各种类型的中国认识的变化，至少不是简单地以鸦片战争的失败或明治维新的崛起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所造成的“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来决定的。有人认为，不管是日本的儒者还是国学家，“其日本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国的自卑感在心理上的表现而已，在他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中国文物的尊敬。”日本如何认识中国，实际上也是与日本如何认识其自身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这一点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重视。日本中国认识的类型转化，只有从日本自身的“主体性选择”出发才能够找到其内在机制。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中国观的几种主要类型

日本人的中国观（包括对华认识与态度）"近来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中一个比较关注的话题。因为中国与日本特殊的地缘与文化关系"日本的对华认识自古以来就是日本思想文化甚至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随着传统华夷秩序的解体、西学东渐的进展，日本的对华认识呈现出多样的形态，各种类型的对华认识在近代之前的日本锁国时代已经萌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在西方势力的影响下，日本社会力图从封建形态脱胎而向资本主义迈进，经过不断摸索，创立和建成了东方第一个近代形态的国家，并成功地跻身于西方列强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从思想文化到政治外交，中国始终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和因素。这一时期"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等各种主要的对华认识类型在此期间一并展开并相互论争，不仅对当时的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形成了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的基本框架。弄清这一时期日本各种主要的对华认识的类型特征、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近代日本历史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史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的中国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

一、殷鉴论

“殷鉴论”是幕府后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观。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文化习俗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日本的中国观从历史上看，总体上的确有一个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而《殷鉴论》是日本将中国从作为仰慕、学习的对象到作为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警示的对象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说《殷鉴论》对中国的批评还只是来自书本，如该书序言所说：“予所最虑者，世之儒先，自幼迄老，沉酣唐人之书，阿其所好而不觉其弊。”那么，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事实传到日本，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佐久间象山，很早就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来进行总结了。

佐久间象山像

1842年10月9日，佐久间象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不时听到清国、英吉利战争的传闻，的确是听说了，但是难以言表。根据近来的风闻，感到真是不容易。依据事态发展，听说唐虞以来的礼乐之区恐怕不得不变成欧罗巴的腥秽，实在令人叹息！”他认识到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交易，“无论如何，佐久间象山像终究会成为本邦之患。即便他们没有犯我之心，兵法中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希望生于本邦者都致力于固国本、整备海岸防御。”佐久间象山的《殷鉴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为什么周公、孔子之国也会遭被侵略的厄运？他认为关键在于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却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还有不知道与时倶进改革兵制，一提到外国，就看不起，当做夷狄蛮貊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如荷兰人所言，唐山频频败仗，其士民亦受损，以至失去土地，近来渐渐屈服，开始雇用西洋人，学习火术等，但是失去了大好的机会，这对我们来说的很好的鉴戒。”第二，日本的状况如何？应该如何应对？他认为“本邦为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灵慧之国，疆域之大虽然不及唐山、鲁西亚，土壤之丰腴、人民之智能，实际上要胜于诸州。此时在船舶方面，其处理已经远远胜于唐山人”。同时指出日本的军事技术也有与中国一样有待加强。他说：“本邦之火术皆为治世所开，而彼方之火术皆为于乱世尽机巧，因此不免相去有数等优劣之差。”因此强调“建立我神州的武备，使得永无戎狄之害患”。他指出英国已经久怀野心，如来窥窬，防雄卩之策，鉴于清朝之覆辙，需要致力于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第三，在道义上对英国的“强盗行为”进行批评。他明确地指出：“唐国人民年年大受鸦片之害，唐国官府严禁之，这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缔结和亲贸易而犯其国禁，不顾残害百姓，而且轻易地在其船舶上准备了难以置信的大炮等武器装备，这些森严的装备使其奸凶肆虐，其不仁、不慈、无礼、无义，可以说是强盗所为。”

这种殷鉴论，可以说是在幕末志士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对华观。这从师事佐久间象山之前的吉田松阴的思想可以得到印证。吉田松阴在1848年的《书琼杵田津话后'一文中说：“满清为夷所侵，瓦解土崩，无足论者也。卒之请和而后止，然其间不见复有唱义焉者，何其不振之甚也。盖由纲纪废弛，而贤才不用、操习不熟耳。呜呼，前车之覆，后车之戒，虽吾邦亦不可不戒也。”强调“今之时可为我之鉴戒者，无近于满清之事；可后来他在《和蘭語彙出版（二関t5老中阿部正弘上書K1850年3月）中又说：近来，西洋诸国相继强盛，技术方面往往有卓绝之处，在清国仍然泥于旧称，以英吉利等为戎狄而加以轻视，毫不致力于其兵法所谓知己知彼之义，其朝议失误，一且开战，因Itt屡屡败仗，最终以大英国的尊称而讲和，在全世界留下千载难雪的耻辱，真是可笑之极！”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度夷之情状者，无切于鸦片之事！苟观省此书，则殷鉴固不远矣。”！

曾经师事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1861年12月完成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邻草》，其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叫《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叫《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宪法构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书店，1989年，第3页。《邻草》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之后，以对中国现状的批评为借口敦促日本进行改革，是“殷鉴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邻草》在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的同时，直面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思想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好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4页。。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同上书，第12页。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参见刘岳兵《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東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到明治早期，殷鉴论在日本还很受重视。这从古贺侗庵的《殷鉴论》在1882年作为竹中邦香编“天香楼丛书”第四册得以再版可以说明。对于为什么要出版这本70年前的《殷鉴论》，该书的出版者竹中邦香在跋文中说支那国势不振者，原于尊大自处，非使其自知其非，则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势，非我与支那为唇齿，则不能兴国益，宜规切之以示善邻之宜。乃设善邻义会，立五规则，将刻此篇，以颁同好。”而侗庵之长子古贺茶溪（1816—1884，名增，称谨一郎）继承家学，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其再版序（1879年6月）曰：

我邦与唐山对岸，二千年来，多少受其熏陶。举目所视，凡百事物，过半莫不仿唐山式样。开辟之后先、土壤之大小，亦事理之宜然者也。不必讳言、不必羞言，然迨后代五洲情状明白之日，则断乎知其不可也。奈我邦儒先依然守唐山旧说，不知所取舍，并其敝风陋俗，亦尊崇过当，贻害弗少。先人当日深为国家忧，终草本论，将大声疾呼，醒世间人之大迷，故其言时似涉过激，救世之念，势不得不出此。在读者自知耳。然世之好尚逐年变迁，国之敝害随时不同。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白面小生妄取圣经贤传诟骂，绝无所忌惮。使先人见之，其所忧或甚于当日者乎，诚未可知。而今则巳矣，是独可惜也。

明治十二年六月不肖增谨识

此《殷鉴论》本来不仅是为当时是日本人“自称为夷、目彼为中华中国之肖进行辩护，而且是要彻底非难中国的“政教民风”而写作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到70年后，该书再度引起人们注意，一方面是要让中国人“自知其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希U当时社会上的轻侮中国之风气，所谓“今日世人之轻侮唐山事，殆与昔日为反体之观”。但是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其最终的目的都同样是为了日本的“国益”。

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见到《殷鉴论》，其《扶桑游记》7月16日有如下记载：

鹿门出示《殷鉴论》，谓系先辈古贺侗庵氏所著。其人学问赅博，立论宁失奇癖，而不屑袭古人陈腐。有《刘子说》（古贺氏出于刘姓）及《新论》数十篇，纵横辩诘，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侗庵之没，距今殆四十年而巳。论及海外五大洲，殊中肯綮；识微于远，烛几于先，可不谓豪杰之士哉！

在曰本开始“明白五洲之情状”后，中国在日本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便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殷鉴的中国”了。随着日本国势的增强，并以亚洲的盟主自居，殷鉴论在甲午战争之后便成为了过时之论。

二、唇齿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在西力东渐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将中国作为反面教材的“殷鉴”，主张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日本与中国互为唇齿，不仅因为文化相近，而且利益相连，甚至生死攸关。

唇齿论的中国观，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存在。会泽正志斋早在其《新论》（1825年）中，就一方面认为“神州（指日本——引者）者太阳之所出，元气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也，诚宜照临宇内皇化所暨无有远迩矣”。同时，他冷静地分析世界形势，认为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因为法国、西班牙、英国、俄罗斯所信奉的宗教大同小异，其“假法教以逞吞并则一矣”，因此“其动与相合，必然之势也”。所以，他认为日本处于各列强之中，要想生存发展，“若夫未尝沾染回回罗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引者）者，则神州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这种唇齿论强调的是文化上的相近。由文化上的相近转化到利益上的相关，1849年佐藤信渊的《存华挫夷论》具有典型意义。他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欧罗巴人之心与豺狼全然相同，严密不可备者也。”这时，他对当时的满清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蔑视、欣赏、同情、利用等意图在下文中和盘托出。他说：

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蒙古的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希望满清的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出东洋，这样满清可永远为本邦之西屏。

横井小楠画像

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都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是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是如横井小楠等所说，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中国认识的又一根本特征。

今满清兴自古之所谓北狄，灭亡明朝而入中国，使邦俗一变。康熙、乾隆诸帝有贤德而政治清明，文教一新，天下太平。但是到了开国以来百数十年的道光、咸丰时代，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而仍旧以昔日之夷狄加以蔑视而等同禽兽，故而道光末年因为鸦片之乱而大受英国之挫折，虽不得巳而立和亲条约，但朝野习气骄惰侮慢、守约不坚。每每数改其约而屈服于彼之大义，畏惧其兵威，以其良港沃土而偿其违约之罪，其屈辱之极，且朝廷无人，优柔寡断，既无惩前毖后之念，和战之议亦不决断，不唯个人苟且偷安，且有背约而滥杀英使之暴行，因此不得不使英国愤怒。今年（即I860年）4月，英法联军大举讨伐其不信不义之罪，7月遂攻破天津之河口进而逼近北京，故风闻清王恐惧而逃向鞑靼。即便以英国之好意而存支那帝国之号，国体陨坠如斯，今后亦不能专擅帝号。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那么，现今要则天德据圣教，察万国之情状，利用厚生而打开经纶之道，而使政教一新，专念于富国强兵而抵御外侮。

横井小楠主张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三代之治”所依据的“天德”、“圣教”。可见他对古典儒教的圣人之道推崇备至，而对现实中国则大加挞伐，认为中国之遭西方列强欺凌，罪有应得。这与佐久间象山对西洋强盗行为的批评判然有别。这种对现实中国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为觉得中国“实在可怜”、而又不得不正视其“毕竟为唇齿之邻国”的事实的复杂心态，如福泽谕吉在1869年2月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中说：

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而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巳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呜呼，此事虽似与我无关，毕竟为唇齿之邻国，不知其始末可乎？

在政治或外交上应该如何对应中国这一唇齿之国，明治初期政府的核心人物、右大臣岩仓具视（1825—1883）的意见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明治政府的主张。在经历了征台与废琉置县之后，1875年3月，在《具视笔录外交之机务以供御览》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国占据亚细亚之大部分，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与伦比，与我邦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萎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加强和谊以建久远之基，应为今日所当务。窥其国势，应机而施经略，为他年之远略。"

将中国视为唇齿之邦，从国家利益上考虑，这不过是使日本成为“东洋盟主”的一种不得已的谋略而已。这一点，草间时福（1852—1932）在《邮便报知新闻》1879年1月19日发表的《东洋连横论》已经一语道破。他说：“我辈维持欧亚之均衡，非只防止被之蚕食掠夺，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并卓然立于执牛耳地位者，舍东洋连横无其他良谋善策。”草间时福曾就学于汉学家安井,良轩、中村敬宇，毕业于庆应义塾，以教育家、鼓吹自由民权思想的新闻记者而著称，与曾根俊虎一样，是1880年2月成立的兴亚会的干事。从他的东洋盟主论既可以看出自由民权论者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兴亚会中的所谓兴亚论者的目的和真正意图所在。

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这时已经不纯粹是一种“和谊”的对等关系"在日本人的眼里，对中国已经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诱导者、保护人的优越感。福泽谕吉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中说：

今西洋诸国以威势迫东洋，其状况无异于火之蔓延。然东洋诸国，特别是我近邻之中国朝鲜等，迟钝而不fS抵挡其势，就如同木造板屋而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之武力支援他们，要知道这不单为了他们，也是为了自己。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诱导他们，不可不使其速效我例而加入近时之文明。在不得巳的场合下，可以用武力而胁迫其进步。辅车相依、唇齿相助，虽然在同等的国与国之间可以通用，对当今的中国朝鲜期望相互依赖，可以说是迂阔之甚。

他明言最不希望看到“让支那人着先鞭而出现北京政府执东洋政略之牛耳”的情况，而强调军备扩张刻不容缓，其“东洋政略之素志”就是要使日本“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盟主”，认为这是日本人“报国之本分”。"在韩国的“甲申政变”之前，中日之间的唇齿关系中已经包含了敌对关系。如福泽谕吉所言支那为比邻之国。今后在商业上政治上争活力决输赢，合则唇齿、离则劲敌者，唯以此国为然。”

三、敌对论

将中国视为敌国，如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轻蔑论，乃至中国征战论，各种各样的中国观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具雏形。如林子平（1738—1793）在其《海国兵谈K1791年刊）中就说：“我听说近年来唐山（指中国——引者）和鞑靼人与欧洲人交往密切。其交往越亲密，唐山、鞑靼英雄豪杰等就可以接受其妙法！而得到了妙法的话"就可能起侵掠之心。彼等要是起侵掠之心，甚至奔日本而来的话，海路也近、兵马又多。那时我们要是没有防备，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仔细考虑的话，后世企图侵略日本者必定是自唐山、鞑靼之地而起，千万不可怠慢。”这是将中国看做假想敌，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这种威胁论也影响到了佐藤信渊的《海防策》（1808年）面对当时俄罗斯的边境骚扰，他提出：“大清国强大而且临近，万一出现狡猾之主而兴兼并之志，其患之大肖M我罗斯所能比。因此对此大清国即便费卑辞厚聘，也要变成盟国，通交易以收互市之利，乃今世之要务。”就是说，希望以结盟的方式来化解中国的威胁。后来佐藤信渊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反复强调“皇国”日本是世界万国的根本，或世界万国以日本为根本。如何使皇国日本实现统领全地球的宗主国的目标，他认为使中国臣服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江南的种种“秘策”。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明治维新之前，幕末志士对中国领土的企图，在吉田松阴的思想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他在《幽囚录》（1854年）中说国不隆则替，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堪察加）、噢都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此后，1855年4月24日吉田松阴在《致兄杉梅太郎》中又写道鲁墨讲和一定，决然不可由我方破坏而失信于戎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而在此期间培养国力，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同一封信中还说到就是像丰太阁那样的雄才，也非常可惜。生于天下分争之日，致力于神州之拨乱，而终于没有将明国（明朝）拿到手就去世了。当今国内事起，而不能向外国伸手，大失时机。洪秀全等一时平定清国，朝鲜与满洲也都服从，在他之先通款我国的话，就不会有大遗憾了。无论如何要以此论说动幕府。”！在与西洋列强的交涉中，为了保障和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惜侵占周边国家的权益，这里埋下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种子。1862年，幕府派遣的“千岁丸”到上海，即便是带着友善的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但是中国的衰弱、内忧外患下的困顿疲敝，通过上海之一斑而知全豹。峰洁在其《清国上海见闻录'中说清国之病已不仅在腹心，已显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无所不痛。以上海之一处而推其十八省，其大概可知。”他描写在上海的军营所见，说：“其兵卒敝衣、垢面、土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而不见一人有勇。如斯，我一人可敌彼五人。若率兵一万骑而征彼，可以纵横清国。”"其所见虽然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现实，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的蔑视以及对中国的征服欲望也表露无遗。

而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明治政府的征台、废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几乎与日倶增，如福泽谕吉所言：“日支之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即便只为此事态所迫，除了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从而使其国人的舆论自行断念于此，此外没有什么方略了。”到韩国“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敌对论、进攻论明显普及开了，掀起了对华宣战的呼声。如福泽谕吉说道：

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首先派一队兵与朝鲜京城之支那兵鏖战，在让朝鲜政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无论多么刚愎的支那人，也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谢罪"然支那也是东洋之一帝国，日本兵虽说勇猛，但是为了拿住此大国，进而使之发出降伏之声，必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与劳力。法国人进攻支那尚显疲倦之色，一定有人问，日本人真的能够成此大事吗？我辈可以断言，成功无疑！！

在这里，他将中日之战视为“关系到日本存亡兴废之战”，强调说：

与支那之战如果不胜，我日本不仅自此将永远蒙受支那之凌辱，也将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如果战胜了，我日本之国威不仅立即光耀东洋，也将远为欧美列国所敬畏，不用说撤销治外法权，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永远可被仰为东方之盟主。"

时任天皇侍讲的副岛种臣也主张：“若是开战，天皇陛下要行幸九州，定行宫于长崎，我军应采取以一部进入支那之芝罘（烟台），攻占山东省，一部进入朝鲜，攻下京城（汉城）驱逐国王，渐行追击之策。我军在达成攻击山东省之目的后，于谈判之中，应首先要求多额偿金，支那或许不会答应。因此，攻下之地应尽行占领，实施就此蚕食之策。若经营占领土地，则可确立国家富强之基础。”他毫无隐晦地倡导：“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

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其中明言：

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洲之犹豫，毋宁脱其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其中国朝鲜之法也不能因为邻国之故而有特别的关照，应该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罢了。亲于恶友者都难免于恶名。我在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这样，以文明开化的名义力图从心理和精神上使日本完成“脱亚入欧”的角色转换。以“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样子来处理”就是与西洋列强为伍、以之为榜样来对付中国朝鲜这些邻国。

中村敬宇像

四、亲善论

同样认为中国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当然也不都是强调其中的敌对关系，也有在这种唇齿关系中强调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主义者，也有诚心诚意的亲善论、联盟论者。如中村敬宇（1832—1891）就是代表。

中村敬宇是在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但思想倾向明显不同的“思想界一伟人”。他在幕府时代的“御儒者”身份、温厚的君子人格使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站在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高度追求一种和平的、道义的理想主义。

关于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

这也表现在他对中国的认识上。同样是对I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之事，中村敬宇在看到有关报道之后“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感叹“今洋夷扰周礼之邦而夺之，则周礼之道，疑其或为灭矣。周礼之道灭，而天地得独存乎？”在他看来，“周礼之道”是“天地之精神命脉”，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因此他认为“洋夷扰周孔之邦而夺之”并非天道使然，而是咎由自取。他说：“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他一方面批判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批判“膻夷横行，污衊天地”，同时也从中国反思遭到侵略的原因，指出并非“洋夷巧于盗国”，而是中国“开门揖盗，亡其货财”，分析说：“向使清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康熙乾隆之遗训，昭垂勿坠；明忠奸之别，严华夷之防，虽有巧盗，尚何所施？乃一误之后，不毖后患，以致踵误于再三。然则都城失守之祸，岂待至今日而后知乎？”当然他希望中国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而发愤图强的。他期待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这里不仅有对中国文化精神即周礼之道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坚信，而且认为现实中国所遭遇的一时的不幸，也是由于偏离了此种精神所致，同时对未来寄托了一种希望中国能够“变衰为盛、转祸为福”的美好祝愿。

明治维新之后，1874年，征台之论与出兵台湾后，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为台湾问题与清国开战，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台湾问题虽然后来通过谈判解决，但是日本朝野出现了一股对中国的敌对与轻侮情绪。期间也有些出于功利的打算而提出“支那不可轻侮”之论"，而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杂志》上发表的《支那不可侮论》，则应该说是一种善意的劝告。他列举了支那不可侮的七条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第二是中国支那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也值得日本学习第三，借俄罗斯之例，说明“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且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饥讽”，“如俄罗斯胜于支那万万而有训诫，鲁卫之政兄弟也，我邦岂可蔑视彼乎”。最后他批评那些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日本人，说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鄙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强调“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中村敬宇写于1876年腊月的《栈云峡雨日记序》中又从正面论述了应该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

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领频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巳矣。"

1879年8月，他还在其《同人社文学杂志》发表《英人韦廉臣支那论》，翻译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1829-1890）1870年出版的JourneysinNorthChina，Manchuria，andEasternMongolia：withSomeAccountofCorea中的有关章节，将今后亚洲的前途寄托在中国的命运上。12月他又在《同人社文学杂志》第37号上发表《中西关系论题辞》：“中西关系尚须论，况乃车书谊久敦。只使二邦盟带砺，河清海晏谧乾坤。”“中东和好善坚持，外国其谁敢侮之。同气连枝宜协力，愿相爱敬莫相疑。”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的真挚愿望。

中村敬宇也加入了创立于1880年的兴亚会，并赋诗以代祝词：

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巳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

对于日本成立兴亚会，当时就有中国人指出：“如立会之后，言语相通，即患难相恤，在大国不以并吞4、国为；^，在小国不以抗拒大国为志。则此举诚为美举，有志图存未始非识时务之俊杰也。如立会之后，欲识其形势，以行其割据山河之志；欲通其言语，以行其窥伺邻国之谋，则孟子所谓作俑无后，亦不可不鉴也。”甚至有舆论直接批评说：“日本人创立兴亚会，其志气则大，其名则美，而事势之难处、意见之各殊，则非特等于无补空言"且将类于阴谋诡计也！”这并非没有依据！如兴亚会会员宫岛诚一郎与中国驻日公使馆成员的交往，其“全心致力于亲睦”，实际上是明治政府核心人物大久保利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大久保被刺杀之后，他将以亲睦为名从中国驻日公使馆获得的重要政治及外交机密情报，直接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报告，无形之中在琉球的交涉上“给当时中国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此k可见，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亲善，还不能只看他之所言和表面上之所行，还要看他所言所行的动机与真实目的所在。亲善的外表之下包藏“阴谋诡计”的伪善，为中村敬宇这样重视仁义忠信的正人君子所不齿。中村敬宇“支那不可侮论”，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诚信的基本道德理念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体现。他1887年5月8日在《汉学不可废论》的讲演中说：

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当时的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L正，如能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自以！6支那人之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纵然是比自己小的国家，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

中村敬宇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礼之道”作为“天地之精神命脉”所系，甚至认为“今日之经济学社会学也尽在舜禹所言之中”，如三岛中洲也认为“老庄、佛教以及西方的法制思想不出仁义之范围”，这些观点的是非曲直或许可以争论，但是从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周礼之道”中寻找一种处理人际之间、国家之间的必要的伦理道德的基础，这种寻求人类的和平、诚信、亲善的努力，无疑具有普遍的、恒久的意义。

以上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观中殷鉴论、唇齿论、敌对论、亲善论这几种主要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复杂的表现，比如同样是殷鉴论，其中有不同的对华态度与情感，可以是蔑视的，也可以是友好的；唇齿论中，有从文化上着眼，也有从功利上考虑的；而敌对论中有威胁论、轻蔑论、侵占论等各种形态；亲善论中既有主张诚心实意的联盟论者，也有打着亲善的幌子而行阴谋诡计者。由此可见，各种类型之间也是存在着复杂的交错关系。

如上所述，所列各种主要对华观的类型，实际上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日本就已经存在。这至少可以说明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各种类型并非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变化而特立独现，而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威逼之下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日本中国观的变化机制也表现出了与近代之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因素作用的不断加强。而日本从学习西方到“脱亚入欧”的近代化发展方针的确立，使得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中国观的变化，呈现出从视中国为“唇齿之国”到“东方恶友”、从将中国视为前车之鉴的反面教材来吸取经验教训到将侵略中国作为日本“万世独立”之根基的策略这种总体趋势。但是，具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中国观类型也有共存与交错的现象，不同的中国观类型的形成又与当时日本的自我认识及西洋认识密不可分。

第二章 从“臆测”到实证

鸦片战争常常被看做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彳而且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彳t特别是东亚史上的大事彳t如有论者指出，日本也可以说是“以鸦片战争为契机转换了历史大方向”，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北所造成的危机意识以及西方的威胁，使得“幕府终于不得不踏上开国之路，从而决定了以后日本的方向”。周公、孔子之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朝野的有识之士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其对中国、西方以及日本自身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对中国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依靠书本、风闻的纸上言论、间接报告，以及由此而得出的主观推测，到直接派遣考察团踏上中国领土而获得实感的、客观的理性判断的过程。

一、古贺侗庵的《海防臆测》与《鸦片酿变记》

在鸦片战争前夕，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西力东渐的紧迫感。古贺侗庵1838年用汉文所撰《海防臆测》最有代表性，而其所撰幕末日本最早报告鸦片战争情况的著作《鸦片酿变记》（1841年）以及对东西“穷理”致思方向的不同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的《穷理说（1843年），都在幕末甚至明治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西力东渐的加剧，即便是以“词章之技”自鸣而“于国家大计靡攸干预”的幕末名儒佐藤一斋也认为“时务莫先于海防，而海防即方今之时务也”。古贺侗庵自幼关心世界大势，具有国际视野，“遗著百余种，可窥其学识一斑者，其《海防臆测》乎？其书仅二卷，而议论精明，当时彼我情状，如秦镜照胆。”从其门人阪谷素的评论可以看出《海防臆测》乃其代表作。侗庵的相关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海防臆测》书影

第一，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与中国“政教之体，以使人知廉耻为至重”。“西洋人趋利，如鹰鹯之趋雀，万方必获然后已。故二国互市于他邦，则必蝎谮妨碍其一，使不得通，而己擅其利，与邻邦缔好，不啻胶漆之固。彼少有衅隙，直乘之以侵伐，不复顾齐盟。西洋所以富强，咸率由斯术。”在政教风尚、礼义廉耻方面，东西方价值取向不同，认为东方处于优位，因为“戎虏豺狼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吾洞视其肝肺。

第二，相信儒家的道德理义具有普遍性，对西方诸国同样具有约束力。他指出西洋诸国间有怀虎狼之志者，未必不欲侵加乎我。而我理正义直，无Bg可指摘，则彼恧然内愧，无辞以使其下。”强调需要洞悉外夷实情，认真对待，严格自律。他说：“夷舶之出没海上者，不无挟奸藏匿之辈，然当审核其是非曲直而区处之。今一切以梗边袭塞之虏视之，欲称薙以自快。其中未必无衔冤者，而适自处孱懊怯敌之甚，非策之上者也。本邦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独于外夷情实，有所犹未晓悉。故注措间有刺谬，致使外夷目我邦为悍戾无道之邦。夫人思致死乎我，是可惧也已。”

第三，对比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对中国的强弱情况作出分析。一方面，“支那亦为宇内最大之邦，然其骄矜亶是大疵。观于其痛斥外国，不齿为人。评本邦政俗，极为矫诬而灼然矣。本邦风习之懿，万万度越支那。惟中古以还，与支那交通，故骄之一失，未免少为所污染，不可不痛悛也”。在他看来，日本“宽宏之政，鸠勇之俗，万方所曹仰”，是因为中古以来与中国交往而染上了骄奢这一不可不痛改的毛病，将中国看成了日本的“恶友”。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指出：西土所以罹燕魏辽金元清之难者，以其君臣荒淫，政庞民散，有必败之兆也。国有必败之兆，不思更张釐整以自强"而独冀敌之不来，以获倖免，洵属无策。”相比之下，他认为日本则“岿然雄恃乎巨海中，民风醇懿，守信尚义，在两间未见其比”"。从现实海防所必备的炮铳船舰来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技术也不如日本。他说西土明季而来，凭城御敌，专赖炮铳以奏捷。然而其术之精巧，似不能尚于我焉。船舰之制，觉亦逊乎我。往岁清商之漂来，清水凑也，予门生某蒙县令嘱，护送达崎岙，尔时得谛观清舶之希U，迥不如本邦所造之巧致。此贾舶耳，而战舰可推也。”紧接着他便自问自答地展开论述：“夫船铳海防之大者，清无所备，而能不招侮于外夷者何？盖以其国之形势有殊也。”他进而具体分析说：“以清殆方二万里之大国计之，特不过一面受海，非如本邦地形狭而长环海以立国也。清世以不忘武为大训，海防亦稍修举，不至如明代之全然睛弛。固足以害伏海寇，而海防止于东方一带，极易于措划，斯清人之至幸也。清既綦其强大，附近戎虏咸役属，与西洋所据之地，犬牙错，其威足以震懵之。一为清所奰怒，必不利乎彼，故西洋诸国，惕息不敢违忤。清之免于海寇，固自有以也。若乃本邦见西土疏于海防而克免于侵扰，谓吾亦然，以怠于沿海之备，是阔于物情事理之甚者也。”这里的“国之形势”不仅包括国家的大小、强弱，也包括地理环境。强调日本在海防上不可效法强大而且地理条件优越的中国，必须要高度重视。

第四，中国、日本虽然眼下尚未招致外侮，同样面临着被西洋侵略的威胁。西洋“狼贪虎残，无有盈餍。侵削五大洲，渐逼支那本邦，其可畏恶为何如也。命诸侯守令，时时以斯意晓告士民，使朝野都鄙瞭焉咸悉泰西信可忿疾”。在具体对策上，他主张不可盲目攘夷排外，而是要有大国风范。“虏之来，谕以礼辞，必遭怀入寇之志者，然后大毙之。斯为大国之举动矣。”古贺侗庵：《海防臆测》（卷之下，其四十八）。特别是在自己的力量尚未足够强大的时候，以和为贵尤其重要，这样可以为加强自己和了解对方争取时间。“今日海防之未周，卒伍之未素习，难以应勍敌，故不如于戎虏播恩敦信，使彼无辞以始斗哄。彼犹顽乎猖獗，不肯驯伏乎我，遂至交锋镝。则彼师出无名，而我将卒夫人忾敌不义，勇力倍蓰。而我武备亦渐修整，斯可以奏捷。”。1809年侗庵为其父、“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1750—1817，其余二位为尾藤二洲、柴野栗山）所拟《极论时事封策》，是就针对当时俄罗斯的侵扰及英国军舰侵入长崎而提出的海防意见书。其中就提到和亲在日本海防尚不充分时之重要性。他说：“然虏前年侵扰，既得罪于我，和亲之议，切不可自我言之，适足以污辱国体而取笑于四夷。但彼改悔申请，则或许耳。……和亲既成，交市有无，务顺适其意，使彼不能生兵端，以其间修整武备，数十年之后，舟楫既已缮完，兵众既已整练，则惟吾所欲，无不如志。是和亲所以为战之资，战之得胜，适因和亲为之基也，而岂易言哉。”基也，而岂易言哉。”见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贺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第106页。他批判当时的俗吏、腐儒，“顾今俗吏役役于期会账簿，而抛武备于局外。拘儒专谈三代之英、汉唐之成护，绝不谙今日外夷情形。今欲定海防之制以攘遏外寇，非询谘于兰学者，必不能获其窾綮也。”而对兰学者与传统的兵家，他也进行具体分析，主张“节取其长，而弃其短”。

今之张主兰学者，专推崇泰西国势之强、兵锋之勇锐、战舰火器之精巧，而务卑视己邦，以为迥在下风。则世之兵家者流，又讪笑之曰，军之胜败全决乎气，我严吾武备，毅然自守以待敌，方可望其胜。今徒暴虏之强，令人心肭然退缩，未战而败兆现矣。之二者胥有所见，而均流于偏焉。夫兰学者不思鼓邦俗勇鸷之风以图自强，而徒侈言泰西之盛，以挫屈士气，固为失策。若乃兵家者流，绝不谙外国情形，欲直以威武鲁服之，必多逆施倒行以偾事者。皆未得谋国之宜也。必也洞敌之长，察敌之短，知悉敌之狡谋，严我防备，无少渗漏，上下一志，不萌丝发孱怯之心，则庶乎其可。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贺侗庵看来，当时世界形势已经不同于往古，“近岁强胡如鄂罗斯如英机黎，船舰牢而钜，极长于水战，虽千里而外转眼可达。则吾邦犹之邻比然，乃欲以千载前专恃骑战之虏待之，胶柱极矣。”因此，要真正成为大国，兼并扩张是更有效的防备。他这样展望日本的未来：

试使本邦在支那印度之地乎？以邦俗之虓鸷，更得如烈祖及丰太阁之英武而驾驭之，以展厥宏略，可以吞并邻邦，突过清之大，而虎视于五大洲，岂不快之极耶。乃以四面临海不甚便于进取也，茶然有退缩之势，不复思兼并，予未见其为幸也。

同时，他还积极为中国出谋划策，主张中国应该兼并、吞噬印度，才能够“免于杌陛之患”。他说：

支那之于印度，虽曰隔绝之邦，而实相为唇齿。就今日形势，为清谋乎，必并印度，然后始免于杌陧之患也。清虽强大，其蚕食邻邦之术，犹迥逊太西之巧。清既歼准噶尔，据叶尔羌地，殆接印度之脊。印度衰茶巳极，而中无拦截我师之虏，使清乘兵力之猛炽，以直莅印度，则彼断不能抗我，惟有奉版图以乞降耳。取印度而严其沿海之备，守其陆路之冲要，以绥怀西南夷，可以威覃四海。乃舍而不问，致太西人肆意占据濒海地，以渐侵削五天竺，坐失可乘之会，此识者所为深惜也。若更任泰西之狼贪，使之尽吞印度，凭据安曰河东西，以攻逼支那，其祸有不可言者焉。藉使东夷西戎各自为一邦，而各自作梗，其患未必甚深。今乃使太西人迭相犄角，以出乎东西夹攻之计，则清将殆不可支。今清纵不能荡平印度，果能取榜葛剌及清竺中间诸小夷，亦足以自强。而清人智虑绝不之及，可谓国无人矣。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则祸毒直中乎我，其贻患有不可涯量者。今人吞噬印度之策，固为清谋，而实亦为本邦谋也。"

“异日清或为太西所并有”的预言在随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得到了部分的应验。还未待鸦片战争最终结束，他便根据各种最新情报编写了《鸦片酿变记'该书被认为是“为幕末日本的鸦片战争观确立了方向”！，其思想为幕末广为流传的斋藤竹堂（1815—1852）的《鸦片始末》（1843年）、盐谷宕阴（1809—1867）的《阿芙蓉汇闻》（1847年自序）所继承。《鸦片酿变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本身的是非曲直，侗庵驳斥了当时风说书中由于清朝“非理无道”而招致英国出兵之说，明确肯定鸦片战争的性质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他指出：“所谓非理无道，即指清之禁鸦片之令也。然清一谕不悛，掷数百万金购之而后焚，绰乎有大国之风。洎其再带来，清直焚燔、斩戮之，颇流于武断。然惇谕再三，尹夷顽然如故，是清直而英机黎曲也。非理无道，实在英机黎而不在清。而清终不免侵扰，盖泰西之夷专事货利，为力是竞。苟我强大，敌有衅，则直乘之，而不复顾理义。其所为非理无道，特为托词。制戎夷者，不可不洞知Jik意。”其曲就曲在如上所述“戎虏豺彳良之性，饕餮之欲，唯利是竞，不顾信与义。”侗庵在《鸦片酿变记》中用事实论证了这一点，他指出：“太西诸夷多沽鸦片于支那以殖利，而于己国则惟不许吃烟草，严禁服阿片。”其损人利己，可谓非理无道之极。

第二，对于当时清朝的不足和病根，他也看得很清楚。首先在海防的对策上，“盖其国之濒海，不修船舰火器，实为防御之大阙典”。这已经在《海防臆测》中论及。而最关键的还是导致清朝海防不足的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他听说当时在日本的一位中国人夸口说清朝海防之严百倍于长崎，外敌之入寇不足介意，就此指出：“清之海防不知是否有过于我者，而彼之凶矜乃尔。盖妄自夸扬己邦，实支那之病根也。”鸦片战争之后，他进而感叹满清地大于欧罗巴全洲，富强莫与为比。但其侈然自大，不务外攘，迩者目鸦片之禁，与英夷构怨，大为所摧破。纳金乞和才自免。此覆车之灼灼可鉴者也。”对中国“侈然自大”的批P11，也是沿袭其《殷鉴论》和《海防臆测》的观点而在此求得了实证。而他也将“腐儒的通病在夜郎自大而不通外国事情”（读书矩》作为对其门人的告诫。他认为“人之凶德，莫大且甚于骄”，而“支那人惟其夸诩自大，故见闻日狭。见闻日狭，故夸诩自大甚滋，理势之必至也”。这样“不能采万国之所长而施之政，其治必不能跻于至卩隆”（《侗庵新论》）。"

佐藤一斋画像

此外，侗庵还在《穷理说K1843年）一文中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中国乃至东方传统思维中的偏失。关于“穷理”问题上的东西差异，如佐藤一斋说吾儒穷理，唯理于义而已。义在于我，穷理亦在于我。若以徇外逐物为穷理，恐致使欧罗巴人贤于吾儒。可乎？”佐藤认为这当然不可以，因为“今洋说之近理，甚于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导人奢侈，使人不绝骎骎然入于其中。学者当亦以淫声美色待之”！。正是通过对西方“穷理”的方向性批判，来达到说明西方人唯利是图和不讲信义。侗庵也有这种倾向，他在《穷理论》中说：“太西人之穷理，亦复外身心家国而务苦索事物之理，臻于突其奥，是以其人大都顽旷猾黯，牟利忌义，君子之所不韪也。”“夫太西人焦神役智，制奇器珍玩，以悦人之心目，洵可鄙。”"到1851年，佐藤的思想有了些变化，他说：西洋穷理，形而下之数理。《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道理，譬则根株也；数理，譬则枝叶也。枝叶自根株生，能得其根株，则枝叶从之。穷理者宜自易理而入也。”这里将西洋穷理提高到了“形而下之数理”的高度，而“吾儒穷理”即“《周易》穷理，形而上之道理”，仍然处于优位。虽然有高下优劣之分，但他认为二者是一体相连的，只不过“道理”与“数理”的关系是主从、派生的关系。侗庵则对“穷理”作了明确的分别，他说：“穷理者，学问至要之务也。而其中自析为二道，有仁义道德之穷理，有名物器数之穷理，二者划然不同。”二者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发挥“济世大用”，不可偏废。“古昔圣王之穷理，重仁义道德亦未始外名物器数。”“君相机务之殷，固无暇穷究事理器数，故圣王已不过洞其大旨，必选才力克堪者任之。是以其事修举，济世大用，唐虞三代皞皞之俗，而百度整饬自无渗漏，职此故也。魏晋以降，夫人之识见日弛虚远，不屑究名物之末。宋代理学大明，而后其风滋炽，尚理道而鄙事务，主形而上而斥形而下，其君子倡率斯说，下民靡然风从，其意固在恪遵先王之遗意，而不自觉流于一偏，滋弊不尠。于是乎以至于目本邦为专张主理之邦，而历数名物甘逊太西，可慨也已。”中国“不修船舰火器”就是甘愿输在“名物器数之穷理”上了。

要从学理、学科上将“道理”和“数理”真正区分开来，实现儒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在日本还要等上三十年。1874年西周刊行的《百一新论》才科学地将“当然之理”与“自然之理”，或者叫“心里”与“物理”进行了辩证地分析。

二、洋学者的视线：渡边华山与高野长英

到幕末，即便是洋学者，其“皇国”意识也根深蒂固。高野长英因为“蛮社之狱”下狱后，1839年在狱中撰文这样为自己辩解夫皇国，自开辟以来至今，凡两千三四百年，而儒佛之学已行千六七百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不尊奉此二学。传习之久，儒学为一些支那人，僧则几乎是印度人。但人只奉其学而不慕其国，未以其国而臣服于支那、印度（只有足利义满公然受明之封，为我国开辟以来之耻辱）亦未闻有一人背叛皇国而投降外国者。因而皇统连绵，至今百二十有一世，上怀至仁，下重忠节，孤立于东方沧溟之中，可永仰为帝国，实为难得之神国也。然兰学之行，未至二百年。其为学者，仅千万人中不过一二，卑蔑之者多而尊信者少。我党强为此学，以其所言有实理、为业处有利也。岂能弃此可贵之夷乎？”

渡边华山像

1839年的“蛮社之狱”既是幕府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斗争而造成的一-粧政治疑案，也是当时思想界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蛮社之狱”中所殃及的“尚齿会”的中心人物渡边华山，被保守派抓住而投狱的重要把柄就是在其住处搜出的《慎机论》手稿。

其中对世界形势有一种紧迫的危机感，他对西洋、中国与日本的处境的论述，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高野长英像

第一，虽然东西方对“道”的认识禾口见解有所不同，但是从“道”的普遍性而言，他认为“西洋诸国所为之道、我所为之道，在道理上可以说是有一而无二”。因而强调对西洋之道要有全面的认识，否则“就会如同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对西洋，渡边华山有如下的整体认识：

夫西洋各国，制度之污隆、风俗之美劣、人物之贤否，虽不能一概而论，大体其性质沉着而有忍耐力，以此治一国之法，在上者为君主、神职人员。君主传位于其子、神职人员传位给贤者，因此教学与政治分为二途。在下者所学技术也有两种。按照其天赋气质而选择道（政治道德）与艺（科学技术）中的一种来学习，因此其志向没有贵贱之别，而只是根据实际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因此其技术专博，可以巩固教学、政治，似有唐山（即中国，以下同）所不及之处。以此了解天地四方之详情，布教利国，亦非唐山之所及。

他看到了西洋各国政教分离的特点，而且认为道与艺，作为学问，二者没有贵贱之分。重要的是学习者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而尽到社会责任。他后来进一步指出：西洋有果断之处，皆来自穷理。故时常有诸国政之改正，近来英国商法俄尔大为改善。所谓穷理，既要明白物理（以自然为对象）穷究事理（人类之道理）尤宜精详。如此，以学术实践而审天地四方、培育人才、扩展国郡之际，如今地球中无一地不为欧罗巴诸国所有。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在这些方面，中国有不及西洋之处。即便如此，西洋还是被称为“夷狄”，或称为“西洋腥膻之徒”、“世代扰乱之骄徒”等。高野长英也是如此，对西洋虽然也有时称其为“西夷”或“西戎”，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无表露出赞美之意。比如对英国，他说：其“国人敏捷，学习诸事而不怠倦，好在文学、工艺、武术上下功夫研究磨练，以富民、强国之事为先务。”而且“专注于与各方交易，航海诸国，开垦不毛之地，进行殖民活动，教导夷人，使其服从，至此，在外国所领人数为七千四百二十四万人，达到本国的四倍”。而且他对锁国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来自西方的船只都视为海盗而进行打击，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做法。再这样做就会“失去礼义国之名声”而被西洋视为“不辨是非的强暴之国、不义之国”，如果由此t而被其察知日本国内衰弱的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渡边华山也说今天下五大洲中，美洲、非洲、澳洲已为欧洲所有。亚洲独立国家也只有我国、唐山、波斯三国。此三国中不能与西人通信者，唯有我邦。虽唯恐多事，实杞忧不堪。可论者，西人视我邦犹如路上之遗肉。饿虎渴狼岂能不顾？”

第二，在这种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西洋观下，他是怎么看中国的呢？首先，渡边华山肯定现在中国已经被夷狄所征服而“终至亡国”，不存在有独立的中国了。他说五大洲之内，除亚洲之外，都成为洋人之领地。

而亚洲之内，亦只有唐山、我邦、波斯三国不受洋人之秽，而唐山已为北狄（指满州族）所征服，唯我邦、波斯二国，古来独立。”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政教隆盛之地，皆无不为北狄所兼并。”什么原因呢？他也觉得很奇怪，仅仅是由于“天下之理势，乘除相成，物极则反、盛极则衰”吗？他分析说：“地球之内，如唐土之以一国为天下，如印度之地球之外有三千世界，毕竟皆空疏无稽之识，唯炫耀上古圣人之德，不知古今变化，奇怪的是古圣降生、文物隆盛之地，无一国不成为夷狄之地。”他指出：“以三代绥服之制、秦汉御戎之论而论今者，亦如胶柱鼓琴”，当然是无济于的。

第三，渡边华山进而认为在这种国际形势中，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他说唐山长于陆战，拙于海战。彼（指俄罗斯）乘其拙而自海上而苦其首，且欲自陆上扑其背。我国之遭祸害，在唐山，唇亡齿寒之忧也。英国尤知之，蜿蜒委屈而磨其牙，伺机侵略。然英国之求于我者，如蝇之追膻，必拂之又来。”《但是由于中国与日本地理环境不同，在面对西方列强时也有不同的处境。日本因为四面环海，形势更加严峻。他说：“唐山之地，崇山峻岭以南北为界，其西围着浩淼沙漠，便大寇推举袭来，仅一片之地。加之皆为代代不动之地，屯田守城，以逸待劳，尤有易防者。且其徒亦剽悍骄横，北狄之利居于北塞，仅易于南侵。如今我国四周为渺然之海，成为天下外国所据之界，我世世之所不备者多，而其来亦不限于一所。一旦有事，即便以全国之力，恐鞭长莫及也。况且西洋腥膻之徒，察明四方，治理万国，世代扰乱之骄徒，以其海船火技之长，而应我所短，妨害海运、威胁不备，以逸攻劳，百事反戾手足无措。”因此他呼吁要以中国为借鉴，接着说：‘惟皆转为唐山愰洋恣意之风，高明空虚之学盛行，最终其光明被遮蔽，自陷于井蛙管见而不知。况且如明末尚典雅风流，虽然干戈日警，亦酣歌鼓舞，士风益陷于猥薄，终至亡国。”最后他联系到当时的情况，不仅有感而发呜呼，如今虽欲责在上之大臣，本来为纨纟夸子弟•，虽欲责要路之谏臣，而有贿赂之幸臣。唯是有心者为儒臣，儒臣又难以指望，措大取小，皆为不痛不痒之世界。今夫如此，只有束手待寇欤？”正是这一结尾之感叹，成为了幕府所抓住的“不惮公义不敬之至”和“诽镑庙堂”的把柄，而被下狱。

三、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儒者及志士的中国观

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日本真正开国，与美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一直是日本朝野议论国际形势的重要话题。如上所述，斋藤竹堂的《鸦片始末》（1843年）是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较早对此事件始末进行系统论述，而且以各种写本的形式被翻刻收录进各种资料集中，在当时知识界广为流行。其中他在此书结尾处所作的评论最为有名，他说：

斋藤竹堂像

斋藤竹堂满清奄有汉土二百年，北起鞑靼，西至回部诸城，幅员万里，皆为臣妾。其疆之大、力之强，自有汉土以来，未之闻也。而鸦片之变，幺麽小丑阅四岁不定。江南殆陷，天下骚然。是其故何哉？吾考清英二国之名义顺逆，而愈有怪焉。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彳S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而一败不振，日以委普，事势颠倒，彼此变局，至以无礼无义之丑虏而挫衂堂堂仁义之大邦，是亦何也？吾反复考之，而后知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何者？宇宙万国，风土自异，孰夷孰夏？而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巳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而今反变之，清失于骄盈疏傲，英有发愤思报之志。即一战炮炮仅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清主虽欲不和，得乎。和则赂金割地，皆其所欲，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曰矣。是乃英夷之所以能料于其初，而既决其胜败之机也。不然，英夷岂特以火炮船舶诸器之精而妄加兵于人国哉。呜呼，为清者既一误矣，果无再误则可也。

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代，为“堂堂仁义之大邦”。第二，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罪不在清朝而在英国。“鸦片之事，曲在英，直在清。”他批判英国说夫鸦片之为物，英夷既不自食，而嫁祸于清，清不知而买之尚可也。知而绝之，为英夷者固宜收函敛橐而补前日之愆。即不然，抗颜强请、唯贪利己而不顾他人之生死利害，是何不知礼义廉耻之甚也。吾自海外闻之，犹不能无唾弃骂斥之心，况当日立其朝之君臣乎？痛绝而极戮之，固其宜矣。”其义愤填膺，可见一斑。第三，他分析清朝失败的原因，断言乃“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也”。具体而言，就是“汉土常以中夏自居，侮视海外诸国如犬彘猫鼠、冥顽不灵之物，不知其机智之敏、器械之精，或有出于中夏之所未尝识，而汉防之之术茫乎不讲，开口辄曰夷曰蛮，而彼航海纵横，称雄西域。而受其侮，其心必愤愤已久矣。而窥视累岁，颇有得清国要领，及鸦片之事起也，尚未敢遽与之抗，先卑其辞，出不必听之请，清主果下严急峻酷之法，而夷怨益深、夷谋益固。”是清朝的骄横使英夷“有发愤思报之志”，而一旦战争爆发，“汉军皆辟易，如行无人之地”，只好清朝讲和，而使清朝“赂金割地”，“可以休兵一时而窥变异日”也正是英夷之所欲。清朝只有改弦更张才能有所希望。

盐谷宕阴画像

此《鸦片始末》被收入盐谷宕阴编辑的《阿芙蓉汇闻》，盐谷宕阴对鸦片祸害的源起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其《阿芙蓉汇闻序》！中明确指出‘鸦片之祸，自澳门居西洋诸夷始。”他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他认为“栖诸夷于澳门者，满清之履霜也”。具体而言，即：

夫诸夷之居澳门，从明中叶，清沿而不革，至乾隆时，洋夷来住者二千佘人。营家室，长子孙，置兵备炮，设寺观园囿台榭，分汉民宅而赁之。有与汉妇淫者，有诱汉民入其教者，有雇汉民为奴者，有引汉民为蛮者，甚焉至伤害汉民，抗匿不敢抵偿。汉法之纵，与夷之鸱张亦极矣。于是乎夷汉杂居者佘二万人。夫其数千万之汉民，不为夷之服役，则为夷之接济；不为夷之腹心，则为夷之耳目。

《隔靴论》书影

《宕阴存稿》书影

因此，西洋诸夷对清朝的情况，包括风土人情，“乃至文字言语、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相反，他分析了清朝对西洋存在着几种错误认识，特别是对其军备、技术方面，不知其“坚舰如山”，而在中国内部，不知其“汉奸如蝇”，总体形势他认为“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华自高，不务索外蕃之情，及其交锋"毋怪乎如以铢称镒也”。最后以“微之不可不慎，渐之不可不防，如此哉”的结论，来印证和说明《鸦片始末'中“清英之胜败利钝，在平日不在鸦片之事”这一观点。

大桥讷庵像

极端的攘夷论者则主张从根本上禁绝洋学洋货，认为其腐蚀人心，危害极大，必须防微杜渐。如大桥讷庵《辟邪小言》（1857年）也是借中国的情况来进行阐述其攘夷思想。他说满清之败绩，而受英夷之丑辱，乃由于洋学洋货之行蠹蚀人；所致，是洋学之可恶第一明鉴也。……洋学之初入明朝，亦以历算等为香饵，瞒昧缙绅学士，遂酿其洪害。清人无远识，凡出自西洋者，一切该芟夷。仅禁绝袄教，而采用其余之事，就如同贬黜小人而爱惜其才艺，置之于庶僚之末。流毒阴阴，而未有决裂之时乎？知西洋诈黯之心而半舍半用，且亦许通商，丑虏愈益得其便宜，送来新说新器，暗中腐蚀人心，渐之已久也，故稍有见者深惧为他日之祸。……

不禁绝洋说洋货而任其蔓延，自养祸害，可谓清人失策之至极。”

《辟邪小言》书影

《阿芙蓉汇闻序'中说：“谤曰：邻人病疝，我则疾诸首。诮其痛痒不相关而妄忧者也！我之距清土才一苇，而夷之涎垂于东海矣，今则不可不相病者焉。”结尾写道：“乃自我而观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盐谷宕阴是幕末有名的汉学家，深谙中国历史，他编此书，不仅是发自其危机意识，同时他也认为这是最好的预防之策。《阿芙蓉汇闻跋》中说道：我之于清英鸦片之乱，比诸宋元之事，事体虽异，观其攻守之迹，以审利害得失者，亦非预备之一端欤？呜呼，宋之忠臣义士，所殚智毕精，扼腕张胆以建议者，率多不行。即不行于当时，冀或被取于身后。不独不被取，而深筹良谟，悉为赍盗之粮，使其不劳而收功，则忠义之精块魂魄，宜何如抱恨也。今则不然，鉴乎邻而警乎我，及暇修备，使豕蛇鲸鲵震害逃避之不暇，则亦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好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和推行，这正是他在《翻刊海国图志序》中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所发出的感叹：“英主硕辅，能斟其意、择其策，举而施诸政事，则转祸为福、变凶为吉，无难也。”可惜的是，“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于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焉，而并为清主悲之。”盐谷宕阴将自己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对在鸦片战争中清朝战败的原因及英国的狡诈的认识，在对旧作进行删改整理的基础上，撰成《论澳门居夷》、《论清十败》等十一篇文章，结集为《隔靴论》一书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吉田松阴1858年6月28日给久坂玄瑞的信中说到盐谷文《论澳门居夷》以下五六篇皆妙，实为海内之文宗。如上面已经提到，清朝的失败“汉奸如蝇”是1重要原因。他在系统总结清朝失败的十条原因中，其中的第七条欠提到“清发鞑兵，万里羁旅，久役思家；英夷深入意专，有汉奸为之主，或以为乡导，或以为探I艮，或以为因粮之计，或以为内应之策，是英转客为主，而清则主反为客。”！而1850年吉田松阴在《西游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读《阿芙蓉汇闻》的情况，并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希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其影响可以想见。

吉田松阴像

吉田松阴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他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认识及其思想与孟子的关系，郭连友所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一书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吉田松阴的相关思考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在吉田松阴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中，中国并非处于其中心的位置。他作为一个兵学者，一方面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同时也打破了儒学内部的派系之争，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

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但经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训诂之繁冗；其书则诗书礼易春秋，有论孟，有宋明诸家之学，有本邦伊物之流，推类分部，无知畔岸，如之何？其学兵之余，而能遍探而精嚴乎？虽然，人唯有五典五常，亘古今而无变，虽夫精微幽妙与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无异同。而典常行于其间，而不相乖相悖。典常既得，则凶逆可以济仁义。学兵者之治经，于是乎足矣，何必朱王伊物云尔乎哉。唯泛滥无纪不堪其弊，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适从而可。

中国的经典、汉学固然重要，但是他更加强调学习日本国史的必要性。他说明于汉事，而茫乎国事，学人通病，故宜先读国史。国史自近古始，上古幽远，中古悠优，其史皆难读，非幼学所及也。”"其《士规七则'中的前两条即凡生为人，宜知人之异于禽兽，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为人，忠孝为本。”第二条：“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于宇内，盖皇朝万叶一统，邦国士夫，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在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儒、佛及洋教之间，他有自己明确的主次定位。他说：“以神道比佛儒，曰三道鼎立云者，我未得其解也。儒佛，正所以辅神道也；申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而虽神道，亦或流为巫祝流，是洋教之所乘而起也，可不深惧也哉。”可见其日本优越意识非常明显。在这一前提下，他“亦有修洋学之志”，认识到“天下之事，势之大者，理之精者，尚或可探索而言矣，而未必益于事实也。若求其益于事实者，技术之精是已，过此以往，非画饼则蛇足，无足言者矣！是吾邦学者之所短，而欧墨诸国之所长也。仆向有见于此，欲得欧墨书读之。”！在这种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下，他是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的呢？第二，“有为支那人深悲者”。悲从何来？松阴在野山狱时，收到一封赤川淡水"的来信以及关于清朝太平天国的记事。淡水在信中感叹：“嘉永以来，夷蛮跋扈，官司不知驭之。遂革烈祖之大禁，以枉从其意，此正所谓嘉庆之祸源也。苟非发愤奋力，内以自治，外以惩创之，清其源口通其流，则闽浙之患，我将观之不远也。岂可不寒心耶。”松阴在回信《与赤川淡水书》中说道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这里主要是#t评中国的自大，批评中国的忠孝之道在易姓革命的历史中都是空言而不能实施。之所以如此，吉田松阴看到了中国的正统论与华夷之辨的矛盾，他认为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如蒙古满洲，人心犹或知恶之，是洪钱（指洪秀全——引者）之所以煽其民也。”他接着指出：“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因为中国的正统之争与华夷之辨的不一致，使得人民无所适从，这正是造成眼下中国内忧外患的“深悲”的根源。与此相比，他认为日本则不然，并自豪地说：“独吾国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下至邦国茅土之封，与山河无竭。故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邦国有难，封疆臣民，皆当死之。亿兆臣民，不可皆死，则皇统与天壤无穷；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则茅土与山河无竭。此义卓越万国，支那以下，莫能及也。仆虽在幽囚，犹在亿兆之数，封疆之内，区区之心，不能自已，唯望足下诸友，明此义于世，使无为支那人所笑耳。”以此来为其志同道合者鼓舞士气，希望日本不要重蹈清的。

第三，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曾称魏源为“海外同志”，但是对其《海国图志》亦有所批评。吉田松阴同样深受《海国图志》的影响而有所批评，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首先，对鸦片问题，他指出：“唐国大衰之由，皆假鸦片之役。”而且“唐国争乱之基，其一阿片是也。当时用阿片者百余万人，其费用计二千五百万两。用阿片使体弱、使富贫、才气减，精神疲敝，如同非人倒于道路，由于贫困而出现盗贼等不少恶事！如此多的阿片皆英夷东印度所生产，成为唐国之大害，而英夷大获其利。英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损害唐国，因此言此阿片之大害，日本要防备英夷。”并且说：吾曾读魏源之《筹海篇》，阿片之交易，不仅仅是英夷，如墨夷亦不少。墨使之言，断然不可信。”！那么，外夷之侵略是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呢？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说：

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fS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巳，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胗录彳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巳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

就是说，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应该首先在国内问题上励精图治，通过“治内”而达到“制外”才行。如果“姑息以养夷谋，胺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

即便是在对待外夷上，吉田松阴也感叹当时中国“不知彼亦太甚矣”。他举例说：“清人魏源喜论外国事情，谓鲁（俄罗斯——引者）与墨拂（美、法）皆恶于暗（英国）宜收以为水陆之援，援古事指今事，凿凿有据。然以吾视之，是知一而未知二者耳。凡夷狄之情，见利而不见义，苟利与，敌仇为同盟；苟害与，同盟为敌仇。是其常也。”他认为魏源没有认清夷狄的本质，夷狄都是受利益驱使，英俄可以交恶，英法也可以合谋。由此他总结说：“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欤。”在对夷狄没有清楚了解的情况下，不能依靠其作为外援。因此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归根结底还是强调自强的重要性。依靠外国的援助来维持国政，或者如前所述“姑息以养夷谋”，都是对国家的存亡非常危险的举措。这一点到“千岁丸”上海之行时日本人亲眼所见中国的状况，感受更加深刻。

第四，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说：“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犲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舌L哉？”而且在此稿的“例言四则”的最后一则强调：“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X对寺西洋与邻国的方略如何呢？1855年4月18日他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这与他同月24日《致兄杉梅太郎》！所言及的“分割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支那，交易中所失于鲁国者，可以鲜满之土地来补偿”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

四、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与实证的中国观的形成

关于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冯天瑜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这次中国之旅的意义和目的，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有明确记载，曰：“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是说此行的目的，一是进行贸易，为他日之谋；一是刺探形势，助攘夷之策。这次日本官吏及其随从在上海的见闻的意义，他们自身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其中有人就指出“如果把此次同船的几十个人的各自见闻汇皆集而大成的话，肯定会有不少有益的东西”。

据当时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高桥和贯，在职时间为1861年5月12日至1862年8月16日）的记载看，幕府官吏（主管外国事务的官员“外国挂”、主管财务的官员“勘定奉行”和监察官员“目付”）主张“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的关系，通商不用说，我们可否实现通信，也要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还有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而且注意到“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的战事，加上贼舌L并起，国内一派衰乱，这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寡闻所及，日本的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与中国官方之间的接触，只看到抄写的《道台府应接书》，中国方面的意见是，在与日本没有签订通商条约之前，按照与荷兰通商的规则办理同日本的相关事宜，具体活动一切委托荷兰领事进行。通过这次上海之行，幕府官员的对中国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对上海的见闻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样子与日本并无不同。第二，上海的面积比长崎大三倍，但是其中三分之一为夷国蛮夷的商馆。第三，地形是平地，附近没有高山，因此污水处理非常麻烦。第四，稻作、农业与日本无异；商法亦无特别之处。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影响比较大。在论述高杉晋作的中国认识之前，先看看其他随行的有关记录。

首先，他们看到中国上海有繁华的一面。千岁丸刚刚进上海港口，他们为上海的繁华景象所感叹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J、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

其次，能够以第三者的眼光看待中日两国彼此不同的风俗习惯。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在长崎有人使劲地诽镑唐人梳辫子不巧，有一个人在旁边笑着说，“千岁丸”上海之行的共同印象中，对上海的卫生状况多有微辞，特别是污水。对此，当时的名医王孟英也有记载，其《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自序）中说：“上海特海陬一邑耳。二十年来屡遭兵燹，乃沧海渐变桑田，外国之经营日广，苏省又以为会垣，而江浙之幸免于难者，率迁于此，各省商舶麕集，帆樯林立，踵接肩摩，居然一大都会矣。然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症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

头上垂着尾巴"有什么巧不巧的"左右的人都笑起来。唐人说，贵国的人让头发倒在额头上，有何巧否之说，然而还常论其发髻的巧拙，又从何谈起，大家都捧腹大笑。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

高杉晋代作像

第三，以他们亲历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的危机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见到圣庙被英国人占据，他们就会认为日本“敬？L夫子胜”过中国，因为中国的圣庙中“无圣像而有英（国）人”，见到中国人“受戎狄之鞭挞，不敢耻”，就怀疑中国人“岂可谓之有义心乎？”比如从中国兵卒的装备见出官府之窘迫：“一天，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彳艮多兵卒到荷兰领事的处所，戟好像是用钉子做的，其柄是用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盖伞是用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着旧布面，士兵们戴的是在竹笼子上糊着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的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从整体上说，他们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殷鉴”，感叹“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既是有善人，该如何收拾此局面呢？我们来到清国看到如此一番景象，对外土地出借，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另一方面他们分析中国陷入此窘境的原因，也表示怜惜。认为“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遵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通过上海这一个地方，他们窥一斑而知全豹，指出“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睑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

再来看看吉田松阴的门人、具有真知灼见甚至令吉田松阴也自愧不如的高杉晋作对中国的观察。

在乘“千岁丸”来上海之前，高杉晋作作为攘夷志士，思想已经很成熟了。“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T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他进而将当时日本的形势与中国进行比照，认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因此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则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他认为就会“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他看到的上海又如何呢？其《外情探索录》开篇的《上海总论》中写道“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之地，虽津港繁盛，皆为外国人商船多之故。[眉注：上海形势，亦可谓大英属国也。其实稍有志之人，避于北京或西方之地，上海为贪利商人、日雇之人所居也。城外城里皆外国人之商馆多，故而繁盛也。见支那人之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有富者被役使于外国人之商馆。但城里城外及街市上也有很多富裕商人居住的样子。大概稍有学力、有志者，皆去北京方面，而留下的多为日雇以谋生计之人。”他进一步指出：“因熟观上海形势，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他特别强调不可将这样的事情只是看做中国的事情，“虽我邦人，可不须心也，非支那之事也”。他认为上海的繁荣，只是一种虚幻的繁荣，实质上是一种衰微的表现。为什么会如此呢？他说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其证据有：凌驾万里之海涛的军舰运用船、防敌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等都没有制成，彼邦志士所译《海国图志》等也绝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导固陋之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因为无断然而改太平之心、制造军舰大炮，而防敌于敌地之大策，所以至于如此衰微也。故而，我日本亦已有蹈覆辙之兆，迅速如蒸汽船[以下缺]。”可见，他观察中国，实际上也是看到日本本国的痛处，他思考中国之衰微的原因，也是在寻找日本本国的对策！

具体而言，他的上海之行促使他进一步从官吏的因循、兵术之颓败、思想上需要重新认识圣人之言等方面来反思中日两国的处境！

在《游清五录》中，高杉对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官吏亦有所批评。出航之初的4月28日，他就感叹嗟，日本人因循苟且，乏果断，是所以招外国人之侮，可叹可愧。”弥月9日到达上海之后，他记载：此日送行李及诸器物（品）于陆上，午后官吏上陆，寓居于宏记洋行，宏记洋行中国行名，馆主（姓张，名叙秀）支那人，宏记别号‘保禄，即西洋名。宏记馆地名洋泾浜，居室狭隘，官吏甚不平，议论纷纷，同局相骂，其丑体不堪笑杀也。”"而在归国之际，《上海淹留录》记载7月4日的情况皆云：今朝必可解缆，而官吏因循不得解缆，终日匆匆。”对幕吏的不满，是后来使他从攘夷到倒幕转变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情况，他也是从“君臣不得其道”来加以分析。他留下了以下的笔谈：

高杉：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顾麖：从是国运陵替，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国运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贵邦（清）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巳矣。岂谓之天乎？

顾麖：甚是甚是。

早在1858年高杉所写的《对策》中，他也是从日本自身来寻找不得不接受西洋帝国主义城下之盟的原因。他说顷者墨夷朵颐我神州，军舰泊伊豆，使节盟武城，岂非开辟以来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气所钟，而勇武卓绝于海内矣。故北条时宗歼蒙古十万于九州，加藤清正败明兵百万于朝鲜，织田信长放邪苏伴天连于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尝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绝于海内，宁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读孙吴，而雕风月；黎民不视干戈。于是乎我勇武之卓绝，亦不足以恃也。”当时幕府的状况，他认为是“内忧兵革之不备，外恐诸侯之兴起”。因此，中国国运陵替，并非天命使然，问题出在中国自身，是由于君臣不得其道。而在上海，通过观察中国人练兵，“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铳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归路访南大门卫士阮松，寻练兵之事。笔话付别录。阮松云：向者请英法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

高杉晋作留下的笔谈中还记录有一段与当时苏州司马温忠彦对中国传统儒家“格物穷理”理解的讨论，认为是关系到“中日两国士人不同文化观念的论争”。其笔谈内容如下：

高杉：请问，宋朱文公所说格物穷理，与西洋人之所说穷者异否？

温忠彦：朱文公之格物穷理，即圣人之齐家修身，推进一层，不外乎诚之一字。贵乎实践，不取钩深。至西洋人所讲，虽本乎理茅，近于术数，未免尚隔一层尘障。此论虽僻，鄙见如此，请教。

高杉：为义为利天地隔绝，不待言论而明，然合天下齐一家，内自诚心诚意工夫，外以至航海炮术器械等，尽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不能穷航海炮术之等之理，则所以诚心诚意工夫之不至也。故以所为利之器械为义是用，乃取舍折中之道也。不然则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巳为夷狄之所奴仆矣。

陈汝钦：语事多识，佩。

温忠彦：诚意正心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源，浅而约之，则诚正；推而致之则治平。道贯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炮术等事，不过格物之一端。圣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巳用兵、戢暴，正所以全仁了。然否？

予将取笔为答，时英人警卫之步卒五六名，至予辈为笔话之傍，因温忠彦乘舆去，故不fb为答，以为遗憾。

这里，实际上是高杉面对西学东渐的强大压力，针对传统与西学的关系而提出一种重要的对策，即东西“取舍折中之道”。要打破传统世界中义利完全隔绝（为义为利天地隔绝”）的状况，而主张在用上以利为义，即所谓“所为利之器械是用”，力图以此将西洋先进的航海炮术器械之理等囊括到圣人之道中来，如果不能与时倶进，就会导致“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彳卜”的悲惨结局。我们看到上述笔谈中被高杉引为“海外知己”的陈汝钦就是赞佩高杉的言论的，而且在“千岁丸”来上海的前一年，即1861年，冯桂芬在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已经提出“以中笔谈中记录温忠彦的情况如下：“姓温，名忠彦，晋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苏州司马，昔笔秘增，曾与朝鲜贡使姜星沙、李藕船为笔墨交，道及贵国文治，为东诸侯领袖，钦佩巳久。”（同上《开国》第278279页，冯著附录，第457页。）

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成为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文化方针的滥觞！而且像温忠彦这样坚守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幕末日本也不乏其人，比如上面提到的大桥讷庵就是如此。而早在1854年，佐久间象山在《省餐录》也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的命题。由此可见，就此断定“高杉与温氏的辩论昭示了日中两国士人处在近代转型关键时刻的不同认识。而这种认识的歧异正是两国在此后的近代化历程中差另'J巨大的精神原因之一”，就显得有些笼统。近代中国并不乏富于远见卓识的先觉者，造成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差异，固然有认识上、观念上的原因；历史条件与实践差异或许更为根本。

关于这次上海之行的感受，高杉晋作后来也谈到。1865年他在一封书信中提到支那之行，在支那见闻外国之事情，预料无论如何必须发展海军，回到长崎，便独断地签订了购买一艘蒸汽船的条约。”1864年4月7日他在野山狱中写道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而这次上海之行，对他的开国、锁国思想也无疑也产生了影响。比如在1866年正月他给友人的墨宝就写道识者谋航海，义人议锁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昽昽。丙寅正月，退藏正树君来访，求书于余，余素拙笔墨，仅录二十字塞责。”'如实记录了他对航海（开国）和锁邦两者均持有肯定的态度，而自己正无所适从的困境。后来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幕府。

“千岁丸”上海之行，日本方面除了达到了进行贸易和搜集情报的目的之外，中日两国士人通过交往还结下深厚的友谊。如名仓予何人“与侯仪（为五品司马之职，曾为浙江之儒者）特相亲”，6月23日记载名仓为侯仪的送别诗所作答书，可谓情真意切。其中写道：“弟将奉之归故国，为轴子悬之于座右，朝朝暮暮视之，以慰一日三秋之情焉。但一别万里，后会难期，奈何之恨不知绝期也。加之敝邦有禁不许通信问于异域，又不许受域外之信问也，犯禁之罪，受祸不测，是特以为憾。愿大兄为国自爱，以身报国，片言不尽意，头与泪共垂。”再如高杉晋作将陈汝钦（号勉生，天台人）视为“海外知己”，作有《留别陈汝钦》，诗曰：“临敌磨练（勉强）文与武，他年应有建功勋。孤生千里归乡后，每遇患难又思君。”并将自己常用之砚留给陈作纪念，在临别之际，对陈说：“看兄以勉生为号，弟亦以为，我又以默生为号矣，请兄，为弟被书默生二字，幸甚幸甚。”这种友谊可以说是建立在两国面临共同的国际形势下，相互勉励、各自报国、建功立业的基础之上的。

补论：近代日本的立宪政体与中国——以力口藤弘之的《邻草》为例

加藤弘之（1836—1916）于1861年12月完成的《邻草》，在日本作为“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被誉为日本“立宪思想发展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文献”。尽管如此，如加藤弘之所言，因为那时不能明目张胆地主张日本要采取西洋的立宪政体，而当时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就只好取替邻居担忧的意思而将该书起名为了“邻草”。该书的确对如何认识中国以及中国应该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论述。以中国为谈论对象而明确主张立宪政体的《邻草'在一定意义上，即便放在中国同时代的立宪思想发展史中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珍贵文献。我曾经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中日关系的原点时论及《邻草》的意义"，这里旨在分析《邻草》的中国认识以及通过对其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立宪思想的比较来探讨中日两国启蒙思想的异同。《邻草》是日本近代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而日本主张立宪政体的发轫之作竟然是以通过探讨中国的形势及对策为内容而完成的。由此也足见近代中日关系的紧密性非同一般，而将该书放到中国立宪思想史上，作为中国立宪思想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文献来阅读，对于我们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近代中日关系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加藤弘之像

1.《邻草》的中国认识

《邻草》的最初的稿本题名为《最新论》。取名为“邻草”，实际上是根据当时蕃书调所的同事西周、津田真道的意见修改的。西周在此稿本上朱批曰：“题名似乎完全与本论不适合！或者叫《殷鉴新话》，如何？如何认为过于露骨的话《邻草》之类，如何？”津田真道的朱批也就题名发表意见说：“BL！《冈目草》如何？冈目就是旁观。叫《邻草》也可以。”就是说这里除了《邻草》之外，还有《殷鉴新话》和《冈目草'共有三个书名的提案。“草”是某个话题的材料的意思，也用作随笔作品的题名，如《徒然草》、《翁草》等。“邻”是取地理上的临近，而所谓“殷鉴”或“旁观”强调的都是论者的一种主观态度。所谓旁观，是以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当事者的是非利弊。但在西风东渐、特别是其以船坚炮利大举东来之后，日本和中国都已经不可能成为事不关己的“第三者”了，而如横井小楠等所说的，中日两国是“唇齿之国”，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这可以说是幕末日本的中国认识的根本特征。

许多研究者将日本中国认识的变化，即从崇拜中国到蔑视中国的转变的契机，或者认为是184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或者认为是1862年幕府向上海派遣“千岁丸”之事。这些说法在理论上很好说通，也很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所谓中国崇拜的观念到底是什么，不用说还需要进行分析，古代日本且另当别论，近世以来，中国崇拜的实况，即崇拜中国的什么方面、到底多大程度的日本人崇拜中国，对这些问题不作具体的阐明，就判断言其中国崇拜的观念得到了修正或者发生了转变，这很容易陷入一种想当然的抽象的观念论中。中国文化对古代日本的确影响深广，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就不能无视日本的“主体性选择”。以此为前提，各种各样的潜在的或既存的中国观，根据不同的历史状况或“主体”的需要，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一时成为主流。所谓“主体性选择”，具体而言，在逻辑上有以下几层意义。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或者叫客体化。其次是从外交或国家战略上，对被相对化了的中国，或者主张应该持有强烈的警戒心，或者如上所述要么力图结为盟国，要么妄图主动地进行侵略，各种各样，尽其所能。最后是从历史和文化上，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加以分裂。

就《邻草》而言，如上所述，西周曾经建议将其改名为《殷鉴新话》。日本将“唇齿之国”的中国作为一种“殷鉴”来看待，这在幕末是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而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贺侗庵就著有一本专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的著作《殷鉴论》，这是一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综合性批判的集大成之作。侗庵的父亲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其长子古贺茶溪也是幕府的儒者，并曾负责处理俄罗斯事务，担任过蕃书调所前身“洋学所”的首任总管。可以说“殷鉴论”是幕府后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认识。而《邻草》作为一种“殷鉴新话”，其中国认识有什么特点呢？

《邻草》的中国认识的特征，总体而言可以说是在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分别对待的思考方式的延长线上。但是加藤弘之不是将二者作简单的分裂，而是根据各自的状况作出具体的优劣判断。

首先，在《邻草'中对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了敬意。将“汉土”作为“往古圣主贤君代代出现的国家”，认为其优越性“决非其他君主握权之国可以同日而论”，甚至强调“即便到了如当今弊政丛生的地步，也自有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之处”。他解释其原因，认为其法律制度等所根据的都是“先王的遗法”。"“先王的遗法”换言之就是“先王的政治”或“先王的政体”，而先王的政治或政体，完全是以仁义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政治或政体，即所谓“仁义之政”或“仁政”，因为加藤思想中同样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这种传统的儒学政治理念，因此，从这种道理上说，自然可以导出“无论怎样的政体也不可能比先王的政体更优越”、“先王的政治决不可能产生弊端”！的结论！

但是，又不能忽视现实的中国“为曾经被鄙视为无知浅虑不足为患的夷狄禽兽的英法所攻击而屡遭失败”这样的事实。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概括而言，是由于清朝士大夫的“柔惰”和“安逸”、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他列举说不知道中华非古之中华，夷狄也非古之夷狄。也不知西洋各国智巧大开，从天文地理之学到格物穷理等各种技艺都臻于精妙，特别是兵法器械等已经远出清朝之右，而全然忘记了不虞之备是说他也对现实中的中国还囿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而无视西洋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提出了尖锐批判。这种批判在将中国作为“殷鉴”来认识的幕末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几乎是一种常识。在《邻草》完成的前一年，即I860年，横井小楠也论述说今满清……开国以来百数十年以至于道光、咸丰，升平日久，其弊流于骄傲文弱，而不知海外诸国往往穷理开智、施仁崇义、国富兵强而不如诸夏之亡。在道光末年，在被往日蔑视为夷狄而等同于禽兽的英国所挑起的鸦片之乱大受挫折。”而加藤弘之曾经师事过的佐久间象山，很早通过鸦片战争将“清朝的覆辙”作为“殷鉴”（所谓“清国的殷鉴”）进行了总结。如他指出，所学不得其要，溺于高远空疏之谈。选择人才使贤能者居下，而愚者、不肖者执国柄，这样就无法救治时弊。不与时倶进改革兵制，提到外国就当做夷狄蛮箱来贬低，而不懂得其实际技术、特别是军事航海等方面已经远在自己之上了。

清朝失败的原因，也有如佐久间象山所指出的是由于英国的“强盗之所为”造成的一面，但是从清朝内部寻找对策，无疑是当务之急！在日本当时也有以“天地自然的道理”来“对待外虏”"的主张，但关键是要讲求究竟如何进行具体的改革。加藤弘之执笔《邻草》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开始。加藤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想要真正复兴武备、强悍士气，仅仅靠制造坚船利炮、操阅练教决非可及”。这些“武备的外形”，在他看来“甚为末事，不能说是整顿武备之大本”。

值得注意的是，与横井小楠的以欧美的政？台“几乎符合三代之治教”的想法相对应，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体”优越性的同时，明确地指出先王的政体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没有未至之处。”此k“未至之处”是什么呢？他说：“实际上可以说是汉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谓公会。由于自唐虞三代之时以来未设此公会之故，以至后世出现暗君暴主，或政权为奸臣贪吏所盗，或君主独专其权，遂使天下国家易失。”这里所谓的“公会”就是立宪思想里的议会。他痛感有引进立宪思想、设立议会的必要。

2《邻草》中立宪思想与同时代中国的立宪思想的荫芽

《邻草》中的立宪思想

（1）“人和”与“公会”

上文提到，加藤认为“武备的外形”为“末事”，并论及“整顿武备的大本”即“武备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他认为“除了人和之外没有能够成为武备的精神的了”。在他看来，“无论有怎样的兵法器械，如果没有人和也决不能取得胜利。……因为人和是武备的精神，所以真正地整顿武备，必须先得人和。”对此，西周用朱批的形式给予高度评价以人和来阐述四大制度。这是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尤为具有说服舆论的力量。”“人和”可以说既是《邻草》中立宪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目的。

《邻草》在分析当时清朝的状况时，将天下治乱的责任归结于“天子”、“人君”。圣主贤君之治，能使上下之情和合如父子，能使四海万民亲睦如兄弟，即能得人和，所以天下太平。他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从创业之君到二三代之君，圣贤者居多，至四五代之后（在清朝，特别是嘉庆之后）往往忘记牧民之大任，唯以宴乐奢侈为事而将治国完全委任给奸臣佞士，因此上下之情壅塞而不相合，万民不亲睦，人和被破坏。总而言之，清朝为外邦所轻侮且屡屡为其侵略所困，加藤断言“其咎独在天子（人君）”。是因为为天子、人君者忘记了其为民之父母的责任，忘记了天下是天下万民之天下，不得人和，就会最终失去仁义之政。因此，其结论就是“胜败之大本实际上就在于得不得人和”。

正是为了人和，他强调并详细地论述了设置“公会”的必要。他说：

“清朝自局宗一'切皆为英明之主仁宗之后，暗君代出，终于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形势。这特别是因为没有开设公会的缘故。如果设置公会，虽然是暗君也要常听下说、通下情，因此有可能自然地变得英明；而且即便奸臣想要盗权，因为在公会之下民之不从，也决不能遂其志。因此设立公会，远比尧之作敢谏鼓、舜之立诽镑木还要优越，实可谓治国之大本。如果无此公会，不管有怎样的法律也没有益处。”就是说，他将设立“公会”作为“治国之大本”，进而强调“欲立万世安全之策，必先设此公会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上述“公会”的机能来看，虽然他也言及其有牵制王权"的一面，但终究不过是使“仁政易施且人和易得之一术”，大而言之也不过是“治理天下不可少的良术”。如李晓东所说，对加藤而言，“公会”最终是为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我们从加藤所谓“无论设立怎样好的政体，如果其君不用的话，也没有如何用处”的说法可以看出，在政治这一全盘的视野中，就君主是绝对的这一点而言，“公会”明显地不是独立的，只是附属的。而且，他还将立宪政体的核；〔、“公会”制度比喻为“规矩”。他说如果是圣贤之君，政体的建立方式即便有未至之处，也决不会产生其弊端，但后世出现昏暗之君时必然会立即产生弊端。因此，规矩是为了竭力使拙劣的工匠不亚于良工而必不可少的，而使政体的建立方式臻于完美也是为使昏暗之君能行不亚于圣主贤君的仁义之政所必不可少的。”就是说，“公会”这一“规矩”对政治是的良工即圣贤之君而言，“几乎是无用的”，而是拿来专门辅助昏暗之君治理国家的工具。“公会”作为有用的“必不可少”的“良术”或者作为“规矩”，在其政治的具体机能方面，它具有绝对性意义，不能不承认其作为“治国之大本”的独立性。

这里，我们可以将西周的评语“以孔门的源流转而为西哲之浩荡”，理解为是以“仁义”“仁政”等儒学的传统观念来包容和接受“公会”这种西方政治体制中“治天下不可缺少的良术”。从加藤的这种力图将儒家的“道”与西方的治国之“术”结合起来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给窥见日本最初接受立宪思想的基本状况！

（2）政体分类及其差异、发展趋势等

加藤在《邻草》中将世界万国的政体分为“君主政？台”和“官宰政治”两大类。进而又详细地将君主政治分为“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将“官宰政治”分为“豪族专权”与“万民同权”，即一共为四种政体。他认为其中“君主握权”与“豪族专权”两种政体是不公平的，而“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是“公明正大而最协天意合舆情”。判断其差异的标准，他是根据各种政体与“人和”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机能。比如“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的差异，他认为就在于“君主握权的国家万事为王室朝廷谋，而上下分权的国家万事为国家万民谋。仅以此差异可知此二政体之公私如何”，由此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以此标准，他预测了将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即“世界万国的政体都逐渐地将变成公明正大而协天意合舆情的上下分权与万民同权两种政体，这是自然之势，决非人力所能够阻挡”。

《邻草》还就政治制度与运用此制度的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的建立方式、制度的制约力等也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制度与人的关系，总而言之，他认为“政体是死物，而人是活物”，强调了运用希U度的人的主体性。由于运用制度的人（这里他强调的是天子、人君）的存在，制度的机能就表现出了相对性与局限性。他在强调“政体是死物，人是活物，这样来看的话，无论如何至良至善的政体，如果作为活物的人不去用它，死物的政体也没有任何益处”的同时，进而将“并非只要政体公明而不管人君的贤愚明暗，国家都可以治理得安宁，本来人君无论如何得要英明”，作为“当然之理”来强调。就是说，在这里加藤否定了“制度万能论”。由此来看，上述所谓“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的差异，其相对性的侦彳面就表现出来了。他解释说：“君主握权与上下分权两种政体的差另IJ，只是到出现暴君暗主之类时其政治是容易忽衰还是难以忽衰上，绝没有如果是上下分权政治就不衰之理。

然而，对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所困的清朝而言，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为好呢？《邻草》中指出，清朝要克服现实危机，必须“迅速改革为上下分权的政体”，这才是“清朝的一大急务”。"而且将上下分权的政体作为“良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加藤说：“尽管用此一术，如上有暗君而下有佞臣的话，那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此良术，是可以使暗愚之君中自然变得贤明、佞邪之臣自然失去时机的良术。可惜，如果从二十年前鸦片战乱那时就开始运用的话，就不会变成当今这样的形势了。”而在《邻草》的结尾之处还十分恳切地展望清主回到北京后立即建立上下分权的政体，设置公会，施以公明正大的政台，那么下民皆怀其仁德，而视朝廷如父母，万民相亲如兄弟，无疑可以完全政通人和。到那时因为武备中完全具备了其精神，坚船利炮才变成真正有用之物，教练操阅也才变得实用。所以，纵然有外患内贼也不足为患，这样无疑可以国家永远太平，王室可以永远安全。”就是说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的核心内容“人和”、“精神”上来了。

我们也不能忘记，加藤在这里同时也告诫我们在运用作为政台之“术”的上下分权政体和“公会”时照搬西方的危险性。他指出“即便同样是上下分权之国，其法律芾U度的建立方式，以至于公会的设立方法等也有善恶精粗的差异。要充分调查研究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公会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损益，以力求至善。如果因为公会的设置方式不善，反而可能给国家带来大害，这必须首先注意！”这实际上也是提示人们在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时考虑潜在于政治制度背后的地域的、文化的要素。

2.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

执笔《邻草》时，加藤弘之获得了蕃书调所教授助理的职位，关于《邻草》的参考文献，下出隼吉曾经指出：“虽说是读了蕃书调所的藏书而执笔的，但是根据什么书籍而写的，博士（指加藤）并没有说。即便去调查现存于静冈的葵文库中当时流传下来的洋书，据说也没有分析像样的原本。在语言的使用是像是多有依据汉译本的样子，但大体上毕竟还是根据荷兰或德国那些公民读本吧。”与此相对，尾佐竹猛在《日本宪政史大纲》的“议会思想的移入”部分，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中除了极少数一部分可以得到“来自荷兰语的外国知识”外，“那时在中国的欧美人的文化宣传事业脚踏实地地得以推进，出版了许多有益的汉文著作。这样一来，中国人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当时我国的有识之士因为全都是汉学者，有幸竞相阅读这些著作，将其翻译过来的在我国也不少，由此渐渐地欧美的议会制度也被介绍到我国。”的确，魏源（1794—1857）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在日本甚至作为地方学馆的教材来使用，可以说流布极广。尾佐竹猛在介绍《瀛寰志略》时虽然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邻草》借助书的译语很多”，但语焉未详。今略举一例说明。比如在论及英国的议会制度时，《瀛寰志略》有“爵房”和“乡绅房”的译语'，分别表示其上议院和下议院。

而《邻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这一用语，同时将“乡绅房”改为“荐绅房”。

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中国的著作对当时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认识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圆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就是：“直至庆应二年（1866年）出版福泽谕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编时为止，当时的大部分知识人主要是通过汉文书籍来认识世界的。”"《邻草》这部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以从中国获得的世界知识而在国际性的视野里劝说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由此却成为在日本“解说立宪政体的最初的著作”。这种将中国作为日本的“殷鉴”的思想意识，已经远肖N半个世纪之前完成的专事“裂眦骂詈”的《殷鉴论》同日而语了。津田真道在《邻草》的初稿本《最新论》中以朱批的方式给予其所论下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对其“清英胜败之故”和“清国恢复之策”，从总体上不惜用“最妙”加以赞扬。同时将其所论置于同时代的东西方思想状况中，论述说：“以西洋人的眼光来看虽然不足为奇，而满清的一万万人，恐怕没有一个人着眼于此匕。可惜清主不能听到此论。盖爱新觉罗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关系到清民一亿之祸福呀。余也到于此而悲于清国无其人焉。”这或许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早的一种比较思想论了。

那么，同时代中国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呢？中国果真如“悲于清国无其人焉”之说那样可悲吗？

3.同時代中国立宪思想的萌芽

这里来看看与《邻草》同時代、主要是此前中国的立宪思想萌芽的状况。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对此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相关之处作简单的介绍。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宣教师虽然也将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但是系统介绍并热情称赞西方民主制度的，魏源是第一人。他的《海国图志》（1842年完成50卷本，1847年增至60卷，1852年增补到100卷），对中国和欧美的政治制度的差异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与《海国图志》一样，《瀛寰志略》不但是近代中国人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名著，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热情称颂欧美民主制度，不满君主专制的最早记录。”这两部书都输入日本，在日本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华盛顿所创立的民主希彳，被认为是“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特别是赞叹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也在一定程度成为中日两国追求民主思想的共同理想。

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意义上，他认为“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评天子脱离大众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视群众的倾向，而主张“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就是说，天子只有把自己当做普通百姓一样，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才是将天下视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时他也对“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难度有充分的认识。他说：“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难；政治之得失，上达下易，下达上难。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诚使上之知下同于下之知上，则天下无不当之人材矣；政台之疾苦，民间不能尽达之守令，达之守令者不能尽达之诸侯，达之诸侯者不能尽达之天子，诚能使壅情之人皆为达情之人，则天下无不起之疾苦矣。”只有“公议无不上达，斯私议息，夫是之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也”。

与《邻草》中特别强调“人和”一样，在近代中国对这一问题也很早就有了充分的认识。据《郭嵩泰日记》记载，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与郭嵩焘（1818—1891）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上曰：汝正折所言，或尚有不能形之笔墨者，当尽情陈说，不必隐讳。臣奏言：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这是在近代中国第一次直接向皇帝直接提出“去隔绝”和“通下情”的紧迫性，而这也是此后郭嵩焘要求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

与《邻草》几乎同时完成的冯桂芬（1809—1874）的《校分P庐抗议》（I860—1861），也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思想形成，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参以杂家，佐以私议，甚且羼以夷说”，但是又声明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为何在当时去卩受制于小夷，即所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他对西方的长处和本国的弊端进行对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显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对于优秀的制度（法），他的态度是法苟不善，虽古先吾弃之。法苟善，虽蛮箱吾师之。”也就是说，他是要舍弃传统的“华夷”标准，而建立以现实的“法”的善恶作为新标准。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议。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强调“博采舆论”、“公举”、“公论”的重要性。他指出：“官则未有乡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乡人皆恶而非劣员者。至各官考绩，宜首以所举得人与否为功罪，以重其事。所谓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论者如此。”！特别是他提出的“荐举之权，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的主张，被后来顽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权说”而加以反对。但是同时也有开明官吏认为“用人凭公论，固是古法，而西人议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纳贿之弊可除”。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权、议院这些概念虽然在《校分P庐抗议'中没有提及，但这样的思想因素已经呼之欲出。

除了在人才选拔上提倡要尽可能重视大多人的意见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见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也详细地提出了“公举”的方法和“公所”的设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汉之法”而设计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体制，就是说：“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屈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闾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有罪即与凡民同。”冯桂芬也十分重视作为体现“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说《校邠庐抗议》中所强调的“重儒官、复乡职、公选举”都是为了“通上下之情”。以“诗”来通上下之情是中国的传统，因此他提倡“陈诗之法”并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认为“通上下之情，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微而显，婉而讽，莫善于诗”。他的“复陈诗之法”就是“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进呈，候皇上采择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学政，上其名而赏之，无效者无罚。诗中关系重大，而祭酒、学政不录者，有罚。”在论述通上下之情时，还特意提及“上与下不宜彡甲”、“不宜隔”等一些应该注意的具体细节。！

冯桂芬小心翼翼地将其民主思想包裹起来，使之“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这正表现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征，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此t命题成为了在近代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方针的滥觞。

3中国与日本“启蒙思想”的异同

幕末曰本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

加藤弘之所供职的蕃书调所是江户幕府于！856年设立的一个洋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这里集中了日本全国的洋学精英，是日本洋学的中枢所在。在锁国体制下，幕府的外交事务很有限，多委托长崎奉行（官职名，掌管长崎市政的长官，包括海外贸易与海防）办理。1853年美国舰队叩响日本国门，并在翌年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国门被打开。不仅是外交上的必要，面对西方势力的迫近，对西方军事技术及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了解成为当时不可回避的课题。而且蕃书调所还承担了在输入洋学的过程中防止有害于国家的思想意识进入的监察任务，表现了其维持幕藩体制的立场。加藤弘之在其自叙传中就写作《邻草》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西洋各国有所谓议会者，是阐述建立监督防止政府的专制的制度的，实际上是考虑到有必要改革当时幕政而写的”，其执笔的意图是站在幕府的立场，如田畑忍所解释的那样，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中吸取立宪政体、力图维持幕府体制的现状维持的改良主张”！！

在日本，当时以土佐藩和福井藩为首的开明各藩实际上已经有议会论思想的苗头，就是说幕府体制内部也已经有立宪思想的萌芽！田畑忍指出：“无论是现状打破论者还是现状维持论者，都希望走向列藩会议论，但是他们绝非充分理解了纯粹的欧美立宪思想，就是说他们对要通过怎样的训练来完成议会制度和如何运用此希U度并不知道，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进行科学的严密的研究。加藤弘之的情况也不例外。”"因此，加藤弘之这一时期的“议会论”，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维持德川幕府的“列藩会议论”的一种表现而已。。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像蕃书调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学，在整个幕末洋学中只是冰山一角。能够入蕃书调所学习的开始只限于幕府将军直属家臣即“直参”的子弟，后来才允许这些家臣的臣子即“陪臣”也可以入学。而当时社会上的洋学塾遍布各地，据统计有上万人受过洋学教育，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基层。从实用方面而言，早在1668年，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医师西玄甫（？一1684）就拿到了西医的医学证书，善于用西医来进行外科治疗。而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关心，早在1825年，吉雄忠次郎的译著《谙厄利亚人性情志'中就论及英国的立宪政治。而在1826年兰学者青地林宗译述的《舆地志略'中的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议会的两院制度，是日本最早介绍欧美议会政治的著作之一。'关于西方的哲学思想，高野长英写于1835年的《闻见漫录》中的《西洋学师之说》！，从古希腊的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底斯多德，谈到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沃尔夫，是日本最早的介绍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对西方的哲学史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

洋学虽然是在封建统治者的庇护下为加强幕藩体：从而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洋学的性质从单纯的关注技艺之学发展到对包括治国之道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的关注，封建意识形态便包裹不住其思想的锋芒。幕府对洋学既有利用的一面，也有打击的时候。前者表现在幕末危机中凸现的海防与军备方面的需要。如藩书调所的创设，可以说是洋学官学化的一个明显迹象。洋学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要使封建意识形态相对化。对兰学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承认西洋科学技术的优越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探求西洋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兴趣。洋学的发展不仅开阔了日本人的视野，也自然地萌生了一种对中华意识乃至封建体制的批判。这种批判意识蔓延到对社会经济、对政策以及锁国政策各个领域，对幕府的统治形成了威胁，也招致了幕府对洋学的打击，在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有1828年的西博尔德事件和1839年的“蛮社之狱”。但是，对中华意识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儒学本身的否定，他们中一些人更加希望并致力于以“西洋穷理”来附会和订正“程朱之意”，如佐久间象山在1854年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作为一种东西思想文化结合的模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洋学对封建体制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平等观念。从合理思想的角度来考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司马江汉在《春波楼笔记》（1811年）中就提出“上自天子、将军，下至士农工商，非人乞食，皆为人也”！，从而#t评了封建的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人平等的思想。杉田玄白在《形影夜话》（1802年）中也说不论古今、不论何国，所谓人，上至天子下至万民，除男女之外别无他种，然分上下、立位阶，又为其各自命名而定四民之名目，为人者皆同为人也。”蕴含在洋学中的这种平等观念，更是催生近代思想萌芽的大好温床。

在中国，与蕃书调所相当的机构应该说是同文馆（1861年恭亲王等所奏，1862年奏准）的设立。从设立的目的与机构性质以及作为教育机构最终者卩或者纳入帝国大学、或者成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的归宿来看，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对西方科学了解，无论是在时间的先行性、内容的系统性与深入性、队伍的广泛性和人数而言，日本的洋学可以说都几乎超出了中国的洋务派。中国的洋务派中，像李鸿章那样认为只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商业就足够了的占有绝大多数，而如郭嵩焘那样明白“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认识到“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乃“其立国之本也”，强调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被视为异端。洋务派的政治立场只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的现状，而不得不主张有所改进而已。在中国虽然没有发生像“蛮社之狱”那样的事件，但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1877年）被作为禁书也具有象征意义。

日本幕末的洋学与清末的洋务派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上所述又各有不同。比如再从人员构成上看，洋务派开始多为政府的官僚，而洋学者多为普通知识分子。洋务派的努力可以说是临时抱佛脚，而日本的洋学则是未雨绸缪。

2.儒学机能的不同

同样是面对西洋列强，同样是想学习西方，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状况的不同当然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历史传统的不同，则更为根本。福泽谕吉早就以一个胜利者的口吻，说：“为支那考虑的话，当务之急虽然是和日本一样，从根底上破坏儒教主义而将西洋的文明导入国中，但是以我辈所见，支那的国情完全有别于我国，要想达到目的很不容易。”他认为中国“儒教中毒”太深，需要“从根本上破坏其政治的结构”。这不能不说是切中了要害。

中国的儒学对日本自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日本儒学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对日本儒学的特征可以见仁见智，但是，丸山真男所提示的，它与其说是像中国的那样“作为一个整然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具有强大的制约力与影响力的“道统”，“毋宁说在于儒教的各种理念对封建社会的人而言成为其思维范型（Denkmodelle）这一点上”。实际上关于日本儒者与中国儒者之不同，荻生徂徕早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此方之儒，不与国家之政，终生不迁官，如赘旒然，岂有立功策名、显其父母之愿哉。治经为文，各从其心所欲为，而官不为之制。”就是说，日本的儒者因为不参与国家政事，只不过如花瓶摆设，这样就不那么有功名之心。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经典，也不会有谁来管他们。曾经师事王家骅将日本儒学的特色概括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重视感觉经验的认识论、富于感情色彩的伦理观、“有德者王”思想逐渐淡化、强调灵活对应现实、与固有思想共存与融合六个方面。见其《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第六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过朱子学者佐久间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邻草'中以对“仁政”、“仁义”、“圣君贤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现出了浓厚的儒者意识。同时，“道”（先王的政体）与“良术”（公会）在各自的层面上都分别被赋予了独立性。指出先王在政体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备之处，而且将一种治国之“术”的“公会”的设立强调为“治国之大本”，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将“道”与“术”等量齐观的思想，在荻生徂徕那里就已经非常突出。荻生徂徕就是用“安天下之道”即礼乐刑政等国家的制度法律来解释“道”，强调“非离礼乐邢政另IJ有所谓道者也”，因此他将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兵学）这些与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学问看作儒者的第一要务，甚至认为道就是道术、就是文、就是礼乐，而认为那种“轻外而归重于内”的思想“是老庄内圣外王之说”，指出其“大肖N先王孔子之旧也”。他打着复古的旗号，是要迫使道德的理想主义让位给经验的功利主义。

冯桂芬在《校分邠庐抗议》中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方案，但其所论几乎都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实用性层次，其提案也并不具有超出中国古典或先例的独创性。佐藤慎一认为冯桂芬等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探索危机的对策，就“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他们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现了偏差，他指出“中国近代化的挫折，决不是由于他们无能而造成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败北所造成象征的中国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于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这种对中国士大夫“有能力”的“夸奖”，无肖N是对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种“体面的”解说而已。在儒学的道统下，中国知识分子如魏源所说，“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所谓变法"在观念上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像《邻草》中那样，将“公会”在不同的场合或者作为“治国之大本”#或者作为治国之“术”来自由对待，这对同时代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可能不只是说个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种文化背景、那种强大的道统意识不允许这种意识存在。熊月之从冯桂芬对《校邠庐抗议》的修改中清楚地看出了其“思想深处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中他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折中办法。他虽然提出了“采西学议”，但是由于他所提到的西学也只是侧重与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因此他所希望的“此议行，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多则必有正人君子通达治体者出其中，然后得其要领而驭之。”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只有对包括政治制度、哲学思想在内的西学有了整体的理解，才能真正出现“得其要领”的“通达治体者'

为何近代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道如此艰难而漫长？这不只是单个的中国人的有能与无能的问题，必须要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机制与特征等非个人的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

第三章 作为“经略”的“修好”

一“万国对峙”与“万国并立”

堀田正睦像

1858年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TownsendHarris，1804—1878）要求与幕府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堀田正睦（1810—1864，幕府老中，佐仓藩主）赴京都希望得到孝明天皇（1831—1866，在位1846—1866）的敕许，但是此事被反对签订条约的攘夷派公卿阻止，并引起以岩仓具视（1825—1883）为主谋的“廷臣八十八卿列参事件”，尽管堀田空手而归，还是在当年6月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堀田正睦任用川路圣谟（1808—1868，勘定奉行兼海防挂）和岩濑忠震（1818—1861，目附兼海防挂）等较早便主张开国的幕府旗本，是和亲派的代表，而岩仓具视当时则主张攘夷。在对外观上，他们的主张具体如何，可以通过堀田正睦的《陈情书》（1858年2月）和岩仓具视《神州万岁坚策》（1858年3月）来加以分析说明。

岩仓具视像

川路圣谟画像

堀田纵观当时国际形势，说当今万国形势一变，而与汉土春秋列国之时、本邦足利氏之末年大为相似。各自割据其领土，或蚕食他国称王称帝。欧罗巴诸州以教主降生翌年纪元，亚墨利加亦仿效而加以本国开国纪年，鲁西亚纪元以本国开国为主。亚细亚诸州各奉正朔，制度不同，毫无统一之处，各自无不以互争雄长为务。独有清国妄自尊大，屡遭败衅；朝鲜琉球安于软弱而仰他人之鼻息，继而吕宋暹罗虽然亦国势不振，然其与强国相互和亲以结同盟、开贸易、通有无，为患难相救之条约，如违背或拒绝其条约，则同盟者相连而伐之，战争停止，则必和亲同盟如昔时。当今之时势，与于其一国或乱或治，进行战争或结会盟限于其国内而不知有他国已经大不相同。当今不推而论及全世界之治乱，则难以看清治乱之真相。”他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是“不结和亲便起战争，想不卷入战争则必结和亲。此外欲既不和亲，又不战争，断绝外交关系而独立享受升平之国，根本没有。”他看到日本为四面环海的孤岛之国，如果以万邦皆为仇敌，将会导致生灵涂炭的大灾难。因此，他主张在出现德威兼备的圣贤之君可以抚育万邦、伐暴平舌L而使全地球实现至治统一之世界之前，“如德均力敌，则或为同盟，或者和亲，与万国一样进行交际，彼来置官吏，此亦派遣官吏；彼差遣公使来，此亦差遣公使去；彼以军舰守护商船，此亦派遣军舰。一切呈与彼对等掎角之势。审彼之风土虚实，今日与彼交涉，可以成为他日统一宇内之张本基础及相互结成联盟。因此广泛航行于万国，通贸易，采彼之长而补己之不足，养国力、壮武备，渐渐成就全地球都服从我德威的国势，率同盟信义之国征伐为害世界的暴国，扶持善良孤独之国，实为代天心而行天讨，这样，世界万国蒙至治之恩泽，而彼此不相犯，结兄弟臣子之情，最终被仰为世界万国之大盟主、大皇帝，以至奉我国之政教、受我国之裁判。这样才可以使日本国对天地而可为报恩谢德之极功。”

岩仓具视则对与美国签订修好通商条约表示极力反对。他这样来理解神州日本与海外万国的关系，他说宇宙间最宝贵的是太阳，自人类开始，世间万物之生育无不蒙太阳之惠泽，而太阳是我天照大神之神灵。海外万国虽然蒙太阳照耀，皆沐浴大神之恩光。坤舆之上唯有大日本之国号，诚有以也。如今因为美国的强迫而缔结修好通商之条约，如同子弟威胁父辈而强要，无异于丧失父辈之权威，当然也是对以皇大神为首所奉列圣在天之神灵的不孝。”对于“关东役人（即官吏）的所谓“世界形势一变”的喋喋不休的论调，他批评说：“关东役人一见到美国的军舰大炮就惊愕万分，而漫然以世界形势一变为名，要求变革锁国之制度。如果容许他们的要求进而缔结修好通商之条约，诚可谓无谋无策之甚、因循苟安之极。若考究修好通商之利害，畏惧于彼之威势而缔结条约，从甲到乙，渐次而开与万国交通之道，则大日本国美风良俗则一时颓废，不测之灾害并至，寒心战栗实为难堪。”他具体列举了和亲通商的危害，主要是认为当时日本军备废弛，如果开港，则会成为戎蛮辐辏之域，且使其看到自己的柔弱的方面，这样就很可能使自己陷入仰彼之鼻息的卑怯境地！而且通商贸易"舶来的多为奇玩珍弄"有使用价值的很少，这样很容易助长国人的奢侈之风而招致国家疲敝。因此，他呼吁：断然向天下宣布攘夷之大诏，全国尽死力而击攘美国军舰，防御其来袭。”他认为只有激发全国的志士仁人，包括兰学之徒在内的赤诚报国之志，全民上下一心，感动神明以得到神风的冥助，这样才是危中求安、死中求活的计策。

岩仓也认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他说：“我国四方沿海，及与诸蛮开战，将难以预测异船由何处开炮挑战，首先要让海边各国大名回到其本国居住，使之加强海岸的守备。”而且主张邻国之间要相互探讨守备的方略，以便一旦有事，可以相互援助，以免贻误战机。面对西力东渐的大势，他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家性质不同，在应对上会有不同的结果。他说：“闻清朝鸦片之乱时，一日败走数十里，此乃由于郡县之国士气衰颓之故。我国为封建之国，每一个藩国都有如将军所在，其所主者为累代相承之封土，士卒以死相守，民众多年沐其治泽，当以死防卫父祖坟墓之地，上下之恩义恰如索q。且我国人民古来富于义勇，以背弃而逃而深感耻辱。因此一旦战败，而一二国被侵、闻见家族被捕杀掳掠，则愤怒之心愈益激发，平时之癔病者也会有手持白刃挥向敌首的勇气，遂成以一当十之势，这样才能取得充分的胜利。前面被侵略的国家唾手可夺回，重要的是让全国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以上两种意见可以说是开国和亲派与锁国攘夷派主张的集中表现。开国派强调开阔国际视野，攘夷派主张凝聚民族精神；开国派以理智审视世界大势，攘夷派以情感激发全民斗志。他们在对日本自身的认识上，既有急迫感和危机感，又都有务实的倾向。对于中国，都认为这个老大的国家虽然自大但已经颓败了，而日本，即便他们认为当时也有军备废弛等种种不足之处，但只要励精图治，将来总可以成为“世界万国之大盟主、大皇帝”。

西洋来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即便是锁国派也不得不承认“今之丑夷非古之丑夷"能解事理"能守信义"与其过往，必定有其道可循。”！作为朝廷公卿，岩仓具视深知要对付的“今日之寇贼”已非“古之寇贼”，朝廷公卿不能够重文轻武、猜忌内斗，而要齐心戮力，开阔眼界，而不能自陷于京都公家的小圈子，呼吁“今日应视六十余州为京师，视五大洲为寇贼，而欧罗巴洲如同古之镇西诸国，亚米利加洲好比为古之奥羽，诚为非常之时也”。"就是说要有日本国家的整体观念，而集全国之力与西洋对峙。“外夷入侵之患，乃皇国三千年以来未曾有之事，而汉土已有覆辙”。他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在由外患而生内忧、由内忧而加深外患，稍有不慎，“堂堂神州之地将举而成为胡羯腥膻之巢窟”。这里提到“汉土已有覆辙”，不仅仅是当时清朝所面临西洋的窘况，而是追溯历史，根据日本的现状而警惕重蹈覆辙。

岩仓具视在此密奏中提出“内忧是本而外患是末，不除内忧则太半外患难攘”。他参照中国历史，主张从中吸取教训。按曰：

汉土汴宋之末，君子小人相争遂起朋党之狱，贤哲一时遭遇流窜殄戮，遂至国家元气消亡，金虏乘机而谋吞噬，大举入侵，二宗诸王被擒送沙漠之地，以至于宋之版图大半为金所有，最终屈居江南掌大之地，仅保偏安之业而巳。此所谓乘内忧而外患随入者也。而在南宋之初，如韩世忠岳飞等君子之徒痛忧外,I•，鞠躬竭力、日夜勤劳以图恢复；但为小人秦桧汪彦伯等所毙，终不fb救南宋之亡，此所谓攘外患而生内忧者也。至于明末，亦有君子小人相争于内，君子无辜而死，小人得志，遂至误君卖国、军政松弛，而鞑靼窥其虚以长驱南侵，四百余州衣冠之风遂尽成辫发之俗，此所谓乘内忧而外患随入者也。宋明当时诸帝如君子小人两用而使之各得其所，则决不生内忧，没有内忧，则外患决不入，纵令外患入，能够排除内忧，亦不足惧。

其次，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君子小人如何各得其所的重要性！他说：“君子小人于国内纷争，多力者树其党，寡力者假外权，乃古今之通患。而假外权，如果成为假外夷之力，则甚可忧惧。”为此，他举例进行了如下的论述：

唐太宗李世民虽为不世出的英雄，但他一度借突厥之兵而助其创业之力，而以幽燕之地以报其德。由此唐三百年之间而失北方之关门，终而不能相取。后晋之石敬瑭借契丹之兵以伐后唐，为谢其恩而将雁门太原之要地给予北狄。自此宋元明常为北狄所困，遂而举汉土而为满清所有。此虽为他邦之事，非可以轻轻看过者。若今日吾皇国有此类之事欤？如西国引墨夷、中国四国引英夷、北国引鲁夷、东国引佛夷，借此等诸夷以相互争势以至攻伐，其祸,奄、贻于异曰，岂惟石敬瑭之可比哉。朝求开一港一市，夕又求开一港一市，加之彼之与藩之内治有关，且有关藩之内治之事陆续不断，终而堂堂神州之地将举而成为胡羯腥膻之巢窟。"

由此k，他卩乎吁欲攘除内忧外患，除了芾U定全国合同之策以外，别无良计。”强调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必要性。他说：“如往古神后之征韩、近古丰太阁之征伐朝鲜，因有我往伐彼之力，而无彼来窥我之患。”他将今日之外患与蒙古来袭相比拟，说：“今日之外患当然不可以视之为元寇之例，但不可不积蓄绝海伐是之力以防外国之觊觎。”同时主张朝廷“开航海之道”、“举航海之实”，即“应以往欧美诸国派遣敕使使之聘任，而非以徒坐国内接受外国的请求而缔结盟约为满足。我皇国要有派遣敕使使之结盟的大勇。于国内必须充实整顿绝海伐是的武备，同时在敕使历聘之际，可以审察万国之虚实，悉采其长处以充吾皇国之用。若今后有其中墨、鲁、佛分别指美、俄、法国。对皇国不信无礼之国，则鸣其罪于万国，不可怠于制定以外国伐外国之宏图！如今日之中外国之圈套而以皇国伐皇国之拙计为事，何时吾皇国之神威才能辉耀万国？”！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锁国攘夷派的思想也走到了开国和亲的立场上来了！

实际上，在1866年11月岩仓具视所写的《航海策》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攘夷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变成了和亲的时期，国家的艰难百倍于前日。攘夷的时期只要制定击攘而使之不接近我之计策就足够了，而和亲的时期与之不同，需要行怀柔之仁以守常、立膺惩之威以应变。此两者相待始可举和亲之实。”和亲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既要有能够与万国“X对峙”之力，又要讲究与万国“并立”之道。他说道听说近来蛮夷也传习皇国汉土之语言文字，阅读皇国汉土的书籍，研究古今之治乱虚实，实在太可怕了。既然知道其可怕，我们也应该熟习鞑靼、蒙古、朝鲜、印度、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荷兰、美国等诸国的语言文字，研究彼国之书籍，在天文、地理、历数、陆军、海军、医术等其他各个方面的学问上，资彼之长而补我之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皇国汉土”一体并称，表示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在“皇汉”之外，将属于东洋的“鞑靼、蒙古、朝鲜、印度”与属于西洋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荷兰、美国”并立而论，这与其说是表示其所保持的对东洋文化的自尊）〔、，不如说是一种对学问的普遍性的认同态度。

开国与锁国之论争，在王政复古之后的明治维新初期还没有平息，如明治2年2月外国官被委以调查各国条约改正事宜，4月27日向公议所发出如下珞问：“开锁之论，古今之论者甚多。或以夷狄为禽兽而不可接近；或以为我邦富强尚未充实宜去彼之长而补己之短，然后攘之；或主张全盛西洋教化之风，开学校技艺、熟练炮舰，然后可施行真正之攘除；或主张应该斩杀夷人。如此种种说法，于今不止。”“从当今的形势来看，好开港者，主张西洋之道；欲锁港者，主张和汉（之道）若使其归之于一，将俨然以何道确定决断为宜？”尽管思想界还存在着复杂的情况，从明治政府的立国方针来看，和亲已经成为不得已的大势所趋，只好“应乎时势”，同时强调“大力扩充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提出“以往幕府缔结之条约中，弊害有之，种种利害得失当在公议之上加以改革，且外国交际之事，当以宇内公法待之”；或者以明治天皇（1（52—1912，1867—1912在位）的名义下达敕谕为天下万姓，朕欲凌驾万里波涛，身当苦难，誓振国威于海外，以对祖宗先帝之神灵。”或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L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并且专门设置外国官，以“掌总判外国交际、监督贸易，开拓疆土”。再加上五条誓文中的所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可以看到这里虽然有以万国公法处理国际关系、求知识于世界的理性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海外拓疆、威布宇内的豪言壮语，梦想重新继承其祖宗先帝“我往伐彼”的伟业。并立与对峙，可以说是日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

明治天皇像

这种并立与对峙的关系，是开国论和攘夷论双方者P能接受的，岩仓具视曾用“公敌”一词来解释和概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竞争关系的意思。既然是公开的，就应该有一种公认标准可循。1869年2月28日，岩仓具视向三条实美提交《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三件事附朝议》意见书，其中关于外交之事，他说：“凡是宇宙中的生物，横眉竖鼻者，不论红发碧目艮，均是人，有君臣之道，有父子之伦，有夫妇之爱，岂能以夷狄而轻蔑之？宜以朋友之礼相待。故根据道理而立约束，以信义而行交际，修习学问、交换知识、贸易货物、有无相通，万国皆然。……以信义而交际为常，以曲直而开战为变。故与天下之人合一议论，以公明正大而可和亲者则与之和亲，该战斗者则进行战斗。始终以不坠皇威、不损国权为大眼目。”夷狄也都是人，五伦之道具有“万国皆然”的普遍意义。那么，何谓“公敌”呢？他指出：虽然不得不与海外万国交通，但是毕竟海外万国为我皇国之公敌。何谓公敌？彼之海外万国，日日研究学问，月月磨练技术，以谋富强。如荷兰虽为小国，屹然独立于列强之间，而不立于其他列强之下风。此无他，非由尊其君主、爱其国家而人心上下一致所致乎？如此，海外万国皆各自欲使本国立于他国之上。甲国对乙国、乙国对丙国，皆莫不然。故曰：海外万国皆我皇国之公敌也。因此今后皇国与海外万国交际，应以不坠皇威、不损国权为大方针。如与英法德美诸国已经缔结通信贸易条约，应该改订这些条约而保护皇国的独立。如今让外国之军队在我国港口内登陆，还有居留洋人在我国犯法却要由彼国之官吏来处置等等，可谓尤为我皇国之耻辱。必须断然改订过去缔结的通信贸易条约而确立我皇国之权。”对近邻中国和朝鲜，他指出：“如清朝朝鲜，自古与我皇国通好，且尤为近邻。而清朝晚近国势萎靡不振，朝鲜羸弱且/J、，然共处亚洲，与我皇国为同文之国，宜速遣敕使以修旧好而确立鼎立之势。”！

为了与海外万国公开竞争，他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先要保护国家的独立，以进行平等的竞争。这种“公敌”关系既然涵盖海外万国，当然也包括近邻的中国、朝鲜。但是，因为中国、朝鲜与日本“共处亚洲”，自古通好且为“同文之国”这些特殊条件，他主张“宜速遣敕使以修旧好而确立鼎立之势”。他分析中国近来国势不振的原因，主要从文化方面着眼，对中国文化，岩仓具视说：“如彼之支那邦，秦汉以下而至今日，儒者之辈喋喋而论学校，其以明道与讲艺而施行，而漫然不知区分。唯论其道德、谈其性理，而不辨钻研智能、讲究艺术为何物，因此使人无异于木偶，与唐虞三代学校之设置及孔子所论述之意大相径庭。而儒者无自知之明，惑然自愚。此弊亦传染皇邦，以至于我国人民也有不少人陷溺于此k。”这里，其对华观可以看到这样个方面，第一，唐虞三代及孔子时代的中国与秦汉以下以至今日的中国不同，众所周知，这是荻生徂徕式的思路。第二，中国重视道德、性理之学，而不重视智能、技艺。这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路。第三，日本受到中国儒者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近世日本的国学者、接触到洋学的知识分子亦多作如是观。

岩仓具视作为幕末维新时期重要的“策士”，其种种谋略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可/J、觑。他认为朝廷当时主张攘夷，不过“是为了打倒幕府的谋略”，那么他主张与中国修好，又是一种怎样的经略呢？这种修好、“鼎立”只不过是为了使日本增强国力、扩充军备赢得时间的缓兵之计，如藤村道生所言，“万国对峙论是在极端的状况下设想发生战争的万国公敌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它虽然是以抵抗列国的侵略为中心课题，同时也内在地包含有向东亚诸国侵略的逻辑。的确，如岩仓的意见书中有‘如清朝朝鲜共处亚洲，与我皇国为同文之国，……确立鼎立之势，的说法，同时，也看到‘清朝晚近国势萎靡不振，朝鲜羸弱且小，。而且，将‘使本国立于他国之上，作为世界大势来把握，既然如此，从万国对峙论就必然产生征服东亚弱小国的逻辑，而压抑三国鼎立的逻辑。”！可以说这是发现了其所谓“修好”经略的。

二、《中日修好条规》（上）：“修好”的交涉

藤村道生的实证研究阐明了在《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过程中，从日本方面先后提交的两个条规草案中可以看出，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从力求与中国达成平等地位以取得解决朝鲜问题的优势，到力求与西欧列强为伍、企图在中国取得与其同样的侵略中国的特权的转变。"而“津田、柳原等作成的日本方面的条规草案中包含有要求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因为与欧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改正交涉在次年五月可能开始，作为其前提，日本有必要与使清国方面承认最惠国待遇的欧美列强同等并列。不平等条约改正是明治政府最优先的课题之一，伊达、柳原等对此应该是熟知的”。但是，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在日清修好条规交涉期间，日本方面的意图不在于企求实现对清国的优越性，而在于追求加深对清国的友好关系，而强调中国对此不能理解。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友好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友好关系”？看来都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缘起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际，明治元年3月23日，政府命对马国严原藩主宗义达负责对朝鲜的外交事务，并向朝鲜政府通告王政复古之事。宗义达于是派遣家臣樋口铁四郎等到釜山，欲将以“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名义的书翰或书契提交给东莱府使，其中落款为“庆应四年戊辰九月”的《遣礼曹参判大修使书'中写道：“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而在落款为十一月的类似内容的《大政一新通告之先问书契'中者说：“我邦皇祚连绵，一系相承，……本邦顷时势一变，政权一归皇室。在贵国邻谊固厚，岂不欣然哉。近差别使，具陈颠末，不赘于兹。不佞向奉敕朝京师，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邻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要之两国交际，益厚诚信，永远罔渝。歆虑所在，感佩曷极。今般别使书翰押新印，以表朝廷诚意，贵国亦宜领可。旧来受图书事，其原由全出厚谊所存，则不可容易改者，虽然即是系朝廷特命，岂有以私害公之理耶。不佞情实在此，贵朝幸垂体谅，所深望也。”朝鲜官员因为上述文书中的皇上、奉敕等措辞有违旧例而不予受理。明治2年年底，日本政府有派遣佐田白茅（1832—1907）等到釜山，力图打开外交局面，仍然没有进展。1870年3月，东莱府给日本外交使节的信中说：

大抵贵国之称皇称敕，天下无异辞则行之，其国自当黎然而顺。苟其不然，则此重宝之所不可啖，众力之所不可胁。贵国亦知弊邦之必不许受，而轻试以此无亦不谅之甚欤。夫以三百年金石之盟，至今彼此无敎而徒费无益之辞，欲行难强之事，非所以永而为好也。恐不如及兹改图，务循常旧，不至失和之为贵"……邻交之道，贵在一尊旧规，则弊邦之不肯唯唯，不亦宜乎？诚欲申讲旧好使千百年如一曰，则诸凡书契之中何患酌宜遣词之为难，而苟然持久乎？遥想贵国之中，亦多通炼赞画之人，尚且计不出此，良可慨也。！

无功而返的佐田白茅等自然非常气愤，他们立即向政府提出了征韩之论。如佐田白茅的上书中有如下段落：

朝鲜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生成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故断然不以兵力临焉，则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文字有不逊，以与耻辱于皇国，君辱臣耻，实不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一名，又撰大将一名、少将三名、引卒三十大队。皇使举大义问所以辱皇国者，彼必屯遑趑趄，不能降伏谢罪、唯命是听焉。于是皇使忽去，大兵遽入，其十大队向江华府，直攻王城，大将率之。其一少将率六大队，进自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其一少将率四大队，进自江原、京畿；其一少将率十大队，溯鸭绿江，自咸镜、平安、黄海三道而进。远近相待，缓急相应，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掳其国王矣。若不然，而徒下皇使，虽百往复，实下策却法。不若征讨之最速，决也。

朝鲜彳印正朔于清国，而其实不欲事之，以其清祖兴乎夷狄也。然苟仰正朔，则患难相救，义当然。故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皇使于清国，说所以伐之者。而清不听之，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4下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虾夷业既创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矣。！

这里不仅论及“攻伐”朝鲜的可行性，而且作出了进攻的具体部署，他还论述了征韩的必要性，因为西方列强“亦有攻伐之志，皆垂涎乎彼金谷云尔。皇国若失斯好机会，而与之于匪人，则实失我唇而我齿必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论及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策，即为了征讨朝鲜，先对中国进行外交活动，如果外交上不奏效，中国还是要出援兵，则“并清而伐之”。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还是朝鲜，都是日本的藩屏，都要在日本的掌控之中。这实际上是明确表露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一个很好的蓝本。在他们的鼓动下，外务省于1870年4月向太政官提出《对鲜政策三条'其中在与中国有关之处写道：

朝鲜服从支那，唯受其正朔节度，因此先向支那派遣皇使，以相继达成通信条约等程序，其归途而胁迫朝鲜王京，在皇国与支那相定比肩同等规格之后，朝鲜自当位低一等，对其所用礼典当无异议可言。万一犹有不服，则再论及和战。既然巳经远同清国达成通信之仪，则不易发生如壬辰之役明朝军队援助朝鲜之事，所谓远交近攻之理亦可有之。与朝鲜交际相比，支那通信虽非急务，但从怀抚朝鲜之意趣而论，从程序而言可以说是最急之事。

可见，日本急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大程度上乃是因“朝鲜之事”而起。而鉴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其所谓“征韩”，亦可视为“征清”之前兆。

2日本方面的不同意见与做法

1870年正月廿四日日本外务省将宫本小一郎的《支那通信议案》与名仓信敦的《清国交际拙议》同时递交给太政官辨官。

宫本外务权少丞在《支那通信议案》中讨论如何与中国交往，从外交方面，特别注意西洋各国的反应。他分析指出：“与支那通信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应该委托英法等国驻中国的公使作为媒介，还有一种认为日本与支那的关系为同类唇齿之国，可以突然提出通信之要求。站在日本的国体上防备汉学家之言说，不如采用第二种说法，中国恐怕也不会愉快地接受西洋诸国的介绍。但是，此前与支那漠然而无交通，相互连一介使者都不派遣，各国都知道，对住在日本的支那人的待遇是按照条约未济国来处理的。这样，在感情上虽然有骨肉之思，但是在公开论述交际仪式时，西洋各国为旧友，而支那为他人。今日交际之条理最终要公明正大，亚洲各国也必须服从欧洲的公规。假如支那之事西洋人详细了解，如果不依赖英法等国作为媒介，终究是不合适的。况且当今国内的交际多与英国公使亲密协议有关，支那之事虽然尚无利用，如果委托介绍，必定没有问题。来日本的意大利是委托法国，丹麦、瑞典等国是委托荷兰，澳大利亚是委托英国，而最初使日本开放的是美国，即便是英国也比美国公使略逊一筹。在缔结条约上尽管发挥如此大的威力，也应该看做自然的交际礼数。因此，折衷上述两种说法，可以先派一普通使节与支那官吏秘密商谈，向其充分说明内情，解释在当今形势下不得不借助外国介绍的意思，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向英国或法国申请请求其介绍。”他认为：“说因为支那日本为兄弟之邦，所以是特例，西洋人决不赞成，因此这样给两国都会带来大害。因此，条约还是要严格地签订。私下尽特殊的恳切之意，那是另外的事情。条约的体裁还是应该按照西洋各国与支那缔结的那样进行。因为当今支那的条约也有其沿革，需要收集这方面资料进行翻译订正，在此基础上参酌我国与西洋所签订的各种条约，明确自己的目的之后，使之无损于我国体，咨询朝廷等各种公议、考虑支那之内情与西洋各国交际的状况——英法的交际、其他西洋各国之间的交际，与东方亚0+丨各国同西洋的交际形式有所不同，而日本与支那即便要添加特别的约束，那也要根据众议而行。这样来签订条约的话，似易实难。必须防备汉学者之论与西洋人的横合论，因为如此之难，与其突然派遣敕使，不如先差遣小使收集相关资料文献，进行充分的评议之后再派遣使节，缔结预备条约，归国之后上奏，然后再签订正式的条约。”同时他也认识到与中国交往的严肃性，他说：“支那为大国也。一旦出现豪杰之天子，改革国政而达到卓然之国力时，为日本之一杞忧。因此，积和亲与积怨毒，其目的在今日，在托付生杀之权时，其条规尤为紧要。”从急迫的程度上看，他认为与俄国、朝鲜相比，中国并非紧迫。“有近不及远之论，当今日本最近的为俄国，桦太之论，今年一定遣使本者卩。其次为朝鲜，支那只是以贸易的利润为目标而已，而其国家政治非当今日本之急务。不要泥于过去之形势。”

名仓信敦笔迹

概括一下，宫本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第一，在对待中国问题上要注意区分感情和理智，强调不要被感」倩左右，比如中日关系上的唇齿之国、骨肉之思这些感情上的因素。但是在公开的外交关系上，因为日本未与中国缔结条约，属于“条约未济国”，而与西洋诸国已经签订条约，就此而言，主张“西洋各国为旧友，而支那为他人”。他进一步说，如果将中日两国说成是“兄弟之邦”而特殊化，西洋人决不会赞成，这样给两国都会带来大害。第二，主张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要同西洋与中国的关系一样，“条约的体裁还是应该按照西洋各国与支那缔结的那样进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加入西洋列强队伍的欲望。第三，注重与中国的沟通，甚至可以通过密谈方式，目的在于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

第四，对中国存在很强的警戒心理，强调处理中日关系需要谨慎从事。第五，认为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当前急务，对待中国，他还“只是以贸易的利润为目标而已”。

名仓信敦（1822—1901）的《清国交际拙议》则与之不同。名仓信敦即上文论及“千岁丸”上海之行所言名仓予何人。志贺重昂曾作其小传，因为此人与中国关系颇有代表性，特将此小传全文译出如下"：

名仓予何人，其先祖为远州奥山人，予何人生于奥州棚仓，游江户而从学于佐藤一斋、安积艮斋，入昌平校，学成归藩（远州滨松侯）出仕，正值欧美诸国军舰来交以乞通商，攘夷之论海内沸腾，予何人认为以日本一国而与欧美诸国战非万全之策，不如与清国合纵而行攘夷之事。文久二年春，仗孤剑而航清国，当时李鸿章、刘铭传等尚未显名于世，即得与此等名士订交，常见英国戈顿将军操练清军以防长发贼，而悟须日清合纵以攘夷，幡然归朝。三年十二月，游法兰西，以为须耸听巴黎人之视听，而上下穿着绯红绉绸、佩戴大刀而谒拿破仑之庙，吟诵如“千载知己君与余”豪迈之句。庆应三年正月再航清国，王政维新之后朝廷欲与清国修交，予何人献策，即被嘉I内，作为大使柳原前光的幕僚赴清，使事成于一朝，为卿赋诗曰数年论策太公明，唾手一朝功业成。须凿燕然山上石，先鞭正勒信敦名。”凿燕山之石以勒信敦之名，宜也。归朝后赏赐金二百两、绢一匹。十五年十二月，托昌平校故交重野安绎等而为修史馆掌记，月俸给二十五圆。上馆翻阅文书，格纸三行才书一字，时安绎为馆长，颦然曰/仅二十五圆月俸，干什么皆可得，请勿再上馆。”时刘铭传任巡抚，锐意开拓台湾，遥寄银二百两以招予何人，而率领数名掘井工匠入台，被任为台湾府学教习。之后归朝，一贫如洗，韬晦于东京北郊之根岸，聚集围棋之客。没于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世间少有知此豪爽男儿之事者，故立其传。

此小传中所言及的所献之策，即《清国交际拙议》。他在这里主张日本直接派特使赴清议交际之事，而反对通过西洋国家为中介建立中日外交关系。他提出了以下五点反对理由：

皇国与支那缔交为西洋各国所不愿，此其不可之一。……不让我国与清国缔交之事，在旧幕府时代巳经有，实在是殷鉴不远，此其不可之二。皇国为堂堂独立之国，而要英法等国之介绍，是所谓依人为事者也。恐怕会成为遭取笑而受辱之媒介，此其不可之三。皇国与清国的关系从来是鲁卫之政、唇齿兄弟之国。遣特使即能办之事而要让远隔数万里之外的西洋来作介绍，不是愚蠢且迂腐吗？此其不可之四。得西洋之介绍而结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决断，这在清国亦为不愿，此其不可之五。虽然上面说到不可要英法之介绍，但是如果清国有轻蔑皇朝之意，那时当然可以使英法等说服。

在名仓看来，首先，只要中国没有轻蔑日本之意，日本与中国的交际，应该重视传统的“鲁卫之政、唇齿兄弟之国”的情谊，西洋介入，不仅有损日本独立之国的形象，亦为中国所不愿意。而且“得西洋之介绍而结交，便不得不仰西洋而决断”，有失去主动性、自主性之虞。其次，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顺序上他认为先通信后通商。“在通信缔结之后，可以谈彼此通商随意之事，但是通商条约之内容自当与西洋不同。”第三，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强调二者“比肩同等之交”的重要性，指出“彼此交接之事，要充分陈述是比肩同等之交的旨趣”。

宫本与名仓的主张在“修好”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

1870年5月24日，外务省给太政官辨官的《关于外交问题的答申》中专论及“支那之事”从历史到现实论述了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必要。其中谈道：往昔有遣唐使节之旧规，经历多少星霜之后，幕府时代准许来长崎进行贸易，也有办铜官商来住在长崎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在住期间与本国国民同样由长崎奉行所管辖。随着与西洋各国签订条约而开港及自由贸易的进行，清商的利益也很少了，特别是往年通信与贸易的方式等也变成了专门的商贸，加上与各国的障碍，几乎停止了。在长崎，也没有了像往昔那样官商来住的情况。不少人在神奈川等各港口随从英美商人而以奴仆的名义开一个商店。虽然也渐渐确立了一些管理的方法，但是国家之间没有条约关系，当然各种事情都难办。近来宇内形势一变，古今不同，仅在隔海咫尺之地也没有轺使往来，这样大概是没有经略之远图吧。而且我国商人派往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商业活动的话，也对国家很有利。无论有无交通，皇国应该向清国派遣使节而缔结如万国一般的条约，速开通信通商之道。”这份答申的结论中强调“朝鲜之事”、“柯太（桦太）之事”、“支那之事”与“异宗（宗教）之事”都是当今之急务，强调要将这些问题放在宇内日新的形势下来思考，强调国家富强的基础与“宇内经略之远图”是不能分开的。

1870年6月25日，外务省决定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赴中国商谈通商事宜，7月3日，外务文书大佑名仓信敦等作为随从到外务省拜命。柳原前光觉得这次渡航事关重大，所以在言行上特别谨慎。他说：

“彼国尊大之风习盛行，轻率地谈判必定误事"因此要根据对方官员的权力来应对。”而7月27日外务卿泽宣嘉和外务大辅寺岛宗则发给柳原前光的委任状中，第一条就明示：“我皇国与清国处一苇可航之地，论其交际之义，固非另1J外诸国之比。往之彼国，切宜自重，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为要。”同一天，他们给大清总理衙门王大臣的信中说：

方今文明之化大开，交际之道日盛，宇宙之间无有远迩矣。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互订盟约，共通有无，况近邻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唯有商舶往来，未尝彳^交际之礼也，不亦一大阙典也乎？曩者我邦政治一新之始，即欲钦差公使修盟约，因内地多事，迁延至今，深以为憾焉。兹经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藤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贵国，预前商议通商事宜，以为他日我公使与贵国定和亲条约之地。伏冀贵宪台下款接右官员等，取裁其所陈述。谨白。

8月9日，柳原前光一行到达上海。17日柳原前光等给外务大丞的信中说到，已经得到“支那全国舆地切绘图八幅”，而“支那与各国的条约书”正在仔细研究，这些不久就可以进呈。其中特别提到住宿情况，当时他们住在品jlI权大佑寓所，说起居饮食洗漱都很方便，强调“如果住支那人的旅店，在诸事不清净的风俗中，半日都难过”。8月28日外务省致函柳原前光《商议关于处罚伪造钱币的清国人的指令》。以为与中国未签订条约，所以处理此问题与已经签订条约的西方国家不同，要按照日本的法律进行处罚。9月4日到天津。9月16日，柳原拟成修好条约草稿，通过三品刘森转交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待其熟览后交恭亲王决定。！如藤村道生所言，柳原前光私拟条约草稿虽然是越权行为，不能正式代表日本的国家意志，但这一草案实际上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的实质就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这一点已经在当时为李鸿章所看破。他说迨该差官等呈出条约底本，已如宿构。其第二款云：均照泰西各国优典无异；第五款云：悉对柳原草案十六款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据此，这十六款为第一款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往来友好与天壤无穷。第二款大清国皇帝、大日本国天皇准依盟约常规，两国随意派委全权大臣驻扎京师，亦可携带眷属随员，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内地各处。其在京内京外，与内阁大学士尚书及各省督抚等大宪，文移会晤，总以两国比肩之礼，划一肃敬。租定地基，建设公馆，及一切应办事宜，均照准予泰西各国优典无异。大清国派出钦差大臣，驻扎大日本东京时，亦与此无异。第三款大清国准开通商各口……以上十五口，准作大日本人民往来居住通商之地。大日本亦同样准开通商各口（八口）。[内容似与《通商章程》第一款同，该书第n页只有解说，未准确列出该款文字。]第四款大清国准开通商各口，由大日本设立领事官，办理日本商民交涉事件。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其属僚与知府同品，而视凡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大清国领事官居往大日本国准开通商各口时，亦与该各大员平礼相待，两国无爵纟申士及商民等倶用禀呈。第五款因两国人往来各口，居住所有领事责任应办，诸如户口产业词讼交涉、关提逋逃等事，悉照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其人民所有关涉逋债事件，其该官长虽加经理，两国决不代偿。第六款两国各口锁住商民，倘无本国官员驻扎管辖，均可由地方官约束照料。或有犯案，一如本民按照地方本律科断，至管束之经费课该商民设法征收。第七款大日本国商民，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其应发给执照，及地在百里（当大日本国十二里半）、期在三五日内者，毋庸请照等事，总照准予外国成例办理。准听大清国商民逍遥大日本国内地，界限亦照准予外国成例履行，所有界限附列于左……。第八款两国船只碰坏遭难，由地方官照料护送。或被强盗抢劫，亦须追赃给还等事，一体照例办理，以敦邻谊。第九款两国船只，如到约内未准地方，私做买卖，即将船只一并人官。第十款两国货币，较准秤两程色通用，以便买卖各货。或用同盟外国各等货币，亦无交碍。第十一款两国商船，所有进出各口、上下货物、纳税买卖运输、别口出人内地及禁其出人之物、或犯事罚没等，一应则例，倶不揭载于此，以两国从前与泰西各国定约历有成例，均可遵照故也。两国人民于买卖时，或生异议，即照各国条约及贸易定则，裁断可无遗漏。第十二款天主耶稣等教，大日本国固所严禁。如大清人敢有哄诱大日本人人教者，即交大清政府公正惩办。不许其人再来从教之。大日本人处以国典。第十三款鸦片土膏，大日本国严禁。人民吸食，虽系细微不许，大清商民带来吸食犯者，即交大清政府公正严办。不许在大日本各口居住。倘大日本国商民吸食者，不论其在国内国外，立拿正法。第十四款两国人民希图私利，或者此国诱结居民，共谋有碍彼国法度之事，倘由彼国差人提拿。或此国地方官察出，均当缉捕，各审其情，公正处治。第十五款两国通信通商，既经换约准行后，有别外诸国或沾异数殊典，增损章款，两国无不照办，以获其美。第十六款大日本国文书，副以翻译汉文一件，便于达其辞意。侯后大清国亦有通晓大日本国语理句法者，不配汉文。”

照与外国所立通商总例办理；第十一款云••两国从前与泰西各国定约，历有成例，均可遵照；第十五款云：既经换约准行后，有别外诸国或沾异数殊典，两国无不照办！各等语是其处心积虑，以西国为比例，虽一款可抵数十款矣。……各国和约，惟一体均沾等语，流弊最甚。”日方如此用心，自然难为清政府所容。

李鸿章的头品顶戴三眼花翎，据海南版《李鸿章全集》

1870年9月19日，清朝总理衙门王大臣给日本外务卿泽宣嘉及外务大辅寺岛宗则的照会（9月21日在天津接到）中说：

同治九年九月十四日由三口通商大臣转递到贵国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带来信函，备陈商议通信事宜，意欲与中国通商！修交际之礼，为他日定条约之地。查同治元年，据上海道禀称贵国头目助七郎等八人，带领商人十三名，携有海菜等物来上海贸易；迨三年四月，贵国官锡次郎等复携带货物数种，在上海贸易而回。足征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惟于贵国货物到上海时，先行通知上海道验货纳税，两无欺蒙，自可行诸久远，似较之泰西立约各国，尤为简便。此乃中国与贵国格外和好亲睦之意，谅贵国必洞悉此情也。！

9月26日，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记》中记载了他得知此照会内容之后，写信给成林并委托其转交恭亲王，其文曰：

为照会事，本年九月廿一日，蒙贵大臣送到照会并附有贵国总理衙门王大臣回复本国夕卜务卿大臣及大辅函文一封，应寄回本国报缴销差。面晤贵大臣，请示函文封内所叙何言。蒙贵大臣面示

以贵总理衙门来函，内叙中国与日本比邻之邦，人民往来久巳通商，彼此相信，何必更立条约，只可照旧和好通商。古之所谓大信不约等语，而为反复谈论。本出使等因思此次前来贵国通信，专为寄来换约之地。今我国有泰西十四国皆巳换约，其各国与我相距数十万里，倶有命使港士等官跋涉重洋而来，驻扎我国京师及通商口岸，保护商船，其爱人民也如此。但我与贵国虽有商贾往来，从前未曾通款换约，并无官长管束保护。是以西人前曾拥收贵国商民之在我国各口岸营生者，归其管辖，称言附西船贸易者当以西人视之等语，而问有如束湿薪之势。且于同治元年及三年间，有我国小吏携带商人往上海贩卖时，虽经面晤该道，亦以未曾换约为辞，竟依荷兰领事绍介方能贸易而回，此亦不过以西人视之也。尔后我国商民无复入上海者，而贵国商人在我国贸易既久，遽难变局，不得不受西商拘束，是可悯也。经本外务卿大臣轸念贵国之民，自从明未（“末”之误植）络绎通商，柔绥巳久，不宜置之膜外。前年戊辰春间，备文照会上海道应以权宜各将来商，总归该地方官约束等，因及接到准明照复，当即知照在口西国各领事等，将贵国人贸易还我管辖，方脱樊笼。因而居以别区编立户籍，优加保护。就中选举老实干事者，命为保甲，月给俸4艮，使其劝良剔奸，以安其业。然终不免西人因事横议者，以未曾换约故也。现在我国各口营生之贵国人，不下三千余人，又准我国人民听其出外通商而不有领事专管保护，正与西人实行不符，似非子爱人民之道。言论及此，即有比邻相信之名，并无行诸久远之实也。于是上疏请曰：方今文明大开，交际日盛，皇国近与泰西换约通商者巳十四国之多，而与清国独不修交际礼，深以为憾。今虽内地多事，不可久旷，宜亟遣使通款，早为特派钦差换约之地。或曰今时入清，非由西人绍介，事恐不谐。卿大臣乃与诤论，以为我国与清国唇齿邻邦，至厚友谊，何必自弃夙好，专倚外人也耶？须以一片至诚之心，修函直达彼国当涂，谅必更加亲厚也。疏遂上，即日降旨着外务省速行，以此特派本出使等前来，今若回报不必换约，实与本外务卿大臣一片苦心相反也。贵大臣至明且哲，尚祈格外鼎力，再请将此苦心转达贵总理王大臣，俯允本出使等与贵大臣预议条款，以为将来换约之地步，并祈换给准以换约信函，使本出使等持回销差，则感厚谊于无既矣。如不能准，使前之论者终行其志，事关辱命，本出使等万难回国销差也。！

1870年10月初八，清朝总理衙门王大臣再次发出的照会中写道：

兹复据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大理寺卿三口通商大臣成林均称贵国来员柳原前光等坚以立约为请。本王大臣复思两国相交固贵诚信之相孚，尤贵情意之各洽。今贵国来员既坚持来意，自应如其所请，以通交好之请。惟议立条约事关重大，应特派使臣与中国钦派大臣会同定议。贵国今欲与中国通商立约，应俟贵国有特派大臣到津，中国自当奏请钦派大臣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终于得到了清政府同意立约的答复。10月25日柳原一行回到上海，仍然住在品）丨丨忠道的公寓，他们相互庆贺。27日柳原前光等在上海给外务大丞丸山作乐等的信函中说：在天津的公务谈#彳，悉皆如意。”柳原等28日在给上海道台的信中，说本月26日有本国外务省另派外务少录斋藤丽正来沪，本出使等接到外务权大臣来函，内称今有我国商民当渐入申，俟换约间，必须委员钤束。故加任品丨忠道以外务大录，仍兼通商大佑，在留沪地，派斋藤丽正为副，命熊延长充翻译事，共相约束本民，毋使有犯他国典型等。”在安排停当之后，柳原如愿以偿，总算可以“回国销差”了。

3中国方面如何应对日本要求签订条约的不同意见：英翰与李鸿章、曾国藩

对于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事，当时清朝内部有不同的意见。这种意见的不同，主要源于对日本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不同认识。反对意见以安徽巡抚英翰为主，认为日本是中国的“臣艮之邦”，当时正值“天津教案”发生，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清政府派曾国藩、李鸿章到天津“查办”此事，以赔款修建教堂、派崇厚赴法国道歉等结案。英翰认为日本乃乘隙而来，心怀叵测。而且中国曾为倭患所苦，如果允许其通商，“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如果“曲允所请，恐以后臣服诸国，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实于大局有碍”。1870年闰10月，英翰奏稿曰：

天津洋案一起，即有日本通商之请。日本向来为臣服朝贡之国，非如英法各国，曾经明定条约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来尝试，其心实不可问。中国所以应之者，关系极大，不可轻视。盖日本即倭国也。有明二百年以市舶受倭之患，不减于今日之英法。一经纵入腹地，是于英法之外又添一大患，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且海外尚未通商之国，如日本者指不胜屈。其蓄谋未发，全视中国此举为轻重。皆应之，则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一有不应，则积弱巳形、兵端方始。自来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将就一时，而遗无穷之患，不如明示大义，以绝非礼之求。奴才愚见，似宜明告彼国，以英法各国之通商，为条约所准。日本之通商，为臣服所无。条约所载，照章通行。臣服之邦，不得率请。叛服悉听其自然，中国不受其恫吓。即为彼代计，英法各国之合纵易，而日本一国之动众难。以理相折，或可阻遏其气，亦不至遽有称兵之事。倘寻目前之计，曲允所请，恐以后臣服诸国，皆欲援例以求，接踵而至，实于大局有碍。奴才前接外洋密探，安南国现买花旗国兵船十余只，打造跑位，添兵演战，其阴谋诡计，必有蓄而思逞之一日。若不早为限制，将来所虑恐更有甚于此。奴才非敢以忧危之辞，上耸听闻，惟事关全局，不敢不先为密陈，使奴才言之不验，诚为时势之大幸。然智者防患未然，伏望圣谟广运，先事图维，以弥后患，天下幸甚。

闰10月26日，英翰的奏稿转到李鸿章手上，对此李鸿章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英翰的意见不同，他认为日本并没有乘人之危的意思，反而认为日本“安心向化”。而且表示日本此时来要求立约，是援西洋各国之例而来，并非不合情理。同时也否认了日本为中国属国的说法，明确指出日本“向彳_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他强调日本外交对中国的重要性，提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认为“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此主张积极开展与日本的外交关系。

光绪帝1892为李鸿章七十寿辰颁赐的御书匾额，据海南版《李鸿章全集》

他上奏说：

臣伏查日本古倭奴国，在东洋诸岛中，夙称强大，距苏浙闽界，均不过数日程。元世祖以后，与中国不通朝贡。终明之世，倭患甚长，东南各省，屡遭蹂躏。史称倭性桀黠，初由中土禁绝互市。明世宗时，尽撤浙江市舶提举司，又不置巡抚者四年。滨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导引，倭寇遂剧。自国初朝鲜内附，声威震鲁，倭人固不敢越朝鲜而窥犯北边，亦从未勾内奸而侵掠东南，实缘f彳驭得宜，畏怀已久，顺治至嘉道年间，常与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赴日本办铜数百万斤。咸丰以后，粵匪踞扰，此事遂废。然苏浙闽商民往曰本长崎岛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日本商人游历中土亦多。庚申辛酉后，苏浙糜烂，西人胁迫，日本不于此时乘机内寇，又未乘危要求立约，亦可见其安心向化矣。今彼见泰西各国，业与中国立约通商，该国已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若拒之太甚，势必因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彼时再准立约，使彼永结党援，在我更为失计。自不如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前该委员柳原前光等来谒，每称西人强逼该国通商，心怀不月艮，而力难独抗，欲与中国通好，以冀同心协力。又华人在该国经商者，西国领事每欲代管，必须互定条约，自为钤束等语，无论是否真心，立言亦似得体。复呈交前通商大臣成林议约底稿一本，大意总欲比照西国立约成例办理。明春该国使臣前来，自须有一番辩论。惟既允议约在先，断难拒绝于后，计惟与承办议约之员，届时相机妥议章程，请旨定夺。似未便豫立限制，致有滞碍。据臣愚见，中外既定和约，均宜各派官员往驻该国，庶消息易通，势力均敌。若有来无往，听凭该国使臣鎪弄胁制，究非长策。近年奉诏叠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惟华人往西国者绝少，中国暂未便派员久驻。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样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悉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f彳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是否有当，伏祈饬下总理衙门复议施行。！

上述李鸿章的意见与曾国藩基本相同，曾国藩在看到英翰的奏稿之后，发表意见如下：

自道光二十二年间，与洋人立约议抚，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厥后屡次换约，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左执干戈，右陈盘敦，一语不合，动虞决裂，故所定条约间有未能熟思审处者。日本国二百年来，与我中国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势难终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求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殊非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员，以商船抵沪，凭荷兰国商人报关进口。其后叠次来沪，中国随宜拒却，始而准售货完税，仍不得在上海买带回货；继而准其在上海一口贸易居住，仍不准驶入长江别口；又继而允其前来传习学术，仍不允验收其船照印信。拒之亦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员，到时再与妥议条约，岂可再加拒绝？英翰杜绝之说，盖未能合众国而统筹、计前后而酌复也。至于明定章程，期于相安，则条约所载，不外体制与税务两端。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闻日本物产丰饶，百货价贱，与中国各省不过数日水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必将络绎前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不似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华人往者既多，似须仿照领事之例，中国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并设立会讯局，办华洋争讼案件。彼所呈处约中，有严禁传教、严禁鸦片二条，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洋之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免致受彼讥讽，相形见绌。其税则轻重，想亦必照泰西诸国之例。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滕薄薛，积疑生衅。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后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逐条而备载，每国而详书，有何不可？何必为此简括含混之词？坚彼之党，而紊我之章，总之中国之处外洋，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练兵以图自强，而初无扬威域外之志。收税略从彼俗，而亦无笼取大利之心。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f彳宜，使外国知圣朝驭远，一秉大公，则万国皆亮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则在对日问题上，更加显得宽大和包容。他指出日本对中国本来就没有畏慑之心，也不是什么臣属之国。因为日本物产丰富，与日本通商，对中国也有利。甚至认为与日本通商，以西洋各国之例待之亦无妨，只是不要在将此意思写进条约之中。曾国藩强调练兵自强的重要性，“果其百度修明，西洋东洋一体优待，用威用德，随时制宜”。只有自强，才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掌握主动权。

中日双方在条约签订过程中的交涉及其条约解释的相关问题

1871年2月25日，李鸿章在《复应敏斋廉访》函稿中论及中方条约准备及将与日方交涉情况。他这样写道：

昨奉二月初四日手书，并抄曾议日本通商规条、东洋与西国条约各一册，敬承一一。陈子敬于外间情形本不堪熟，前拟备稿大致巳具，仍不免疏漏之处。兹得执事与朗轩兄旁搜博釆、斟酌损益，足为临时辨论之资，巳嘱子敬复加核订。税务章程，另立条目，自更周妥。日来巳有成书否？望督同沪上诸友，细意参稽，务于防弊之中仍寓两便之道，斯不至大费唇舌。去秋，日本委员面称该国使臣今年三月必来，弟嘱其过沪请示，彼即坚却，谓顺风可直抵津沽，不定绕由上海。其人貌似驯谨，中多狡黠。尊处既觅得熟悉情形兼通语言之人，奉旨后即设法招致，并酌择明干晓事委员，探知该使臣过沪，或结伴航海偕来，或另乘轮船北上，庶不致误。江户大员被杀，该国似有内患。顷美国镂公使由津赴沪，将往日本、高丽，据称日本前有信至，必派人来中国议约，似决不肯愆期。侯相函云：转商阁下可与东使偕行，计恩竹樵，曰内履任，交卸亦不远也。来稿抄寄总署英美诸约，翻出文义，不知有无讹舛。较之东人前呈奥国条约，颇有异同。看其收税法则，比中国新关差强。彼来我往，恐各照旧章，难以骤改耳。！

李鸿章等为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可以说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日方的情况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其所言“于防弊之中仍寓两便之道”的方针，表明他在处理中日关系尚既考虑到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

日本方面，1871年4月25日，已经被决定作为赴中国的钦差大臣的伊达宗城（1818—1892），就“遣清使节的资格”致函太政官辨官，说：根据各国常规，一等使臣系代君行事，受以君礼款待，一如其君之亲临，即可以与他国之君面议。如此一等使臣之仪只有在君主之国或民主之大国方可，各国虽甚为重视，但清国之仪顽固，疏于宇内之通例，其皇帝见外国公使之事极为少有。如果我们过于郑重，反而关系到我们的国威，因此如果定为二等使臣，可以拜领圣上的信凭而与清帝之钦差大臣议事，这样比较妥当。”两天之后，明治政府太政官下达辞令，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派遣赴清全权钦差大臣，如果万一伊达钦差大臣有何疾病等情况，其全权之仪由副使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代理，此外还有副使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随员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十余人以及仆从约二十人。4月30日，柳原前光、津田真道将和汉两种文本的《日本国清国邻交贸易和约章程'《通商章程条约'《税则》、《长江诸港通商一体章程》共八册提交太政官辨官。5月15日，举行了遣使仪式并赐给钦差大臣一行致清国皇帝的国书。其汉译国书如下：

大日本国天皇敬白

大清国皇帝。方今环宇之间交际日盛，我邦既与泰西诸国通信往来，况邻近如贵国，固宜修亲善之礼也。而未有通使币、结和好，深以为憾。乃特派钦差大臣从二位行大藏卿藤原朝臣宗城以遣贵国，而达诚信，因委以全权，便宜行事。冀贵国思交谊、笃邻好，即派全权大臣，会同酌议，订立条约，两国蒙庆，永久弗渝。乃具名玺敬白。伏祈皇帝康宁万福。

明治四年辛未五月！国奉敕右大臣从一位藤原朝臣实美花押！

伊达宗城像

据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记》！5月18日伊达宗城钦差大臣一行从横滨乘坐美国邮轮出发，26日到达上海027日命品忠道到奥利地领事馆，寻求奥利地与中国的条约，得到1869年7月26日奥利地与中国签订的条约。6月2日从上海出发，6日到天津。安顿好之后，9日，日本钦差一行整装去会见李鸿章等，互致问候，李鸿章特意询问日本使节迟来的原因，并表示自己虽然受命为全权大臣，但是由于公务繁忙加之疏于贸易事务，特奏请江苏按察使应宝时（上文李鸿章之函稿应敏斋即应宝时）为帮办，天津海关道陈钦参与其事，因此今后有关条约具体事务由应宝时等负责。翌日，李鸿章、应宝时、陈钦等回访。李鸿章曰：“贵国与弊邦接近，人文夙开，风俗相似，修好通信实两国之庆。如西洋各国，订条约虽及数年，因为言语不通、风俗亦异，因此彼我不能全情好。如贵邦，则过五年，交谊将更厚，真可欢喜。”其意颇谦恭周密。12日，两国钦差等到山西会馆互看全权大臣凭据，并会餐。之后，中方条约事务委员、长芦候补盐大使邱濬恪与日方外交官笔谈，当时情状可见一。

邱云：今早李中堂回署后向应、陈两位大人及小弟云：东国衣冠文物，令人钦仰"此番诸大人来此，情交备至。昨巳告知总理衙门，今早接回信。回信云：东国向系文明之邦，与中国又系同文之国，况地壤接连仅一海，实为比邻之邦。今番通好通信，礼节详明，情殷意笃，自必倍加亲睦，力矫西人旧例，以见我两国之交谊迥与他国不同也。李中堂特委小弟来将此意告知诸位大人。

少丞云：今日拜晤中堂及应陈两位大人，既面承盛意，今又承先生笔语，深知贵国款待之殷，感易可云。

大丞问：当今贵朝有两皇太后，别有东西两官之称，闻垂帘听政，两皇太后系何人女，请教。

邱云：……

大丞又问：贵邦官制专效前代，制度沿革之也。执大政者归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等，而其下有内阁学士，不知内阁学士之权亚协办大学士否？

邱云：国初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辅政，自设立军机之后，国家大事皆归军机处大臣。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有军机大臣官衔者，则全掌政柄。无此衔者则辅之内阁学士等官，即随同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办事者也，亦系京堂大员。

大丞又问：方今军机处大臣为谁乎？

邱云：宝鉴、文祥，此两位执政柄，而奏其事者以恭亲王为之也。

长少丞问：一省之中有州有府有县有路，州之与县似不相统辖。府则包州县者，今几州几县以一府乎？路有厅，厅亦辖州县数处，或省下有不置路者，而路亦似不必系省。其大小内外分割统属之概如何？若京师顺天府，想必有知府以管地方事务。不知京城亦归知府之辖乎？抑京城别属政府，知府只知京城以外之事耶？

邱云：……

又问总理衙门官员。

邱答：宝鉴、文祥，而以恭亲王总其成。

又问候补者何故。

邱叹曰：天津中有候补三百员。

问：何其多？

邱云：国家升平之时，未开捐纳之例，候补者极少。自用兵以来，开捐纳一例，候补官满天下。多金者得进，少财者不得进。如弟系同治元年进士出身，至今碌碌风尘，为金少故也云云。

长曰：弟在上海读《墨余录》，始知捐纟内之一例，为盛世一弊也。弊邦无此事，可称大幸。先生之叹，弟亦深怅怅也。

邱曰：古今同概，惟可为知者道。

长曰：候补之员亦有官禄乎？

邱曰：没有。某幸承李中堂办理津海关税务，故仅得糊口也。

长问：贵邦人有谱名官名之别，如何？

邱答：官名即居官之名，谱名即居家之名。现在皆有官名谱名，仍用官名<。

又问：然则彳乳名乎？

曰：然。

曰：官谱之别，古人亦有之乎？

曰：无。

6月15日，权大丞津田真道、权正郑永宁带《日本国清国条约书》草稿（模拟中国与普鲁士的通商条约而作成）到应宝时公馆，会陈钦于其席间，陈云：“某等亦分作约书，为修好条规、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明日到贵馆呈上，以便会同酌议。”6月16日，应宝时、陈钦回访，出示条约书草案：《中国日本国修好条规》十八条、《中国大日本国通商章程》三十款、《中国海关税则》。日方大臣、大丞、权大丞、少丞、权正、大佑等接之，应、陈当面对日方的草案“完全照抄西约”提出异议，曰阅昨日尊稿，乃完全照抄西约，只是单方面的态势，与我政府之所望大相径庭。我国与贵国隔一带之海，嗣后宜相互往来以厚邻谊。既然为唇齿之邦，不可与西洋各国之只有彼来而无我往者同。且昨秋以来，自贵国亦有通信之谊，我政府亦含格外之恳亲，可以相互订立永久不拔之条规，依此旨意，以我李中堂为首，日来再三熟议筹酌，作成此约，专待贵国钦差来临。本来两国通用之条约，如比邻往来之贵国可行始然，但现在两国均有西人来通商之故，如海关税则通商章程，照各国固有之例，使其商民等遵守，否则难以内外一致。因而有关交际之事项载于修好条规，属于贸易之条例载于通商章程。如此虽然分册，但其中之条理大概§丨用西约，故体异而义同。惟因我国与贵国同文同俗，只是改换其横文，稍稍上下添削其龌龊鄙俚之文句，作字面上的改动而巳。希望贵大臣及诸位熟览，如觉得其中有不妥当之处，犹承高评，共同酌议。必用此稿案以定约，以表两国邻谊之特异，此为我政府一同所冀望也。！

fb，日方表示熟览校阅中方方案之后近日再赴公馆商议。17日，日方大臣等一同阅读会议中方条约方案。日方认为中方方案完全异于泰西之例，觉得条款中难以接受的很多，决定翌日与应陈二氏会晤要谈这些意见。此意见由伊达宗城等形成如下文书：

昨接尊稿约底，展阅再三，深悉台意专欲特异于西例，以示两国别开生面之义，实出贵国优待邻邦之隆情。既知所感激，又不能无所周处，故敢布腹心。夫修好通商之款，虽由两国主权订立，其休戚必与别国相关，此弊邦之所以留心注意于此行者也。日前伊钦差发东都时，各国公使有来送行者，诘以此行将与清国结盟连衡等说，伊钦差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便知其实。一笑而别。是以拟议须照贵国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庶不生嫌疑。去年柳原等来津，欲奉本国信函面递总理王大臣。则云：不可遽令来京致与泰西各国历届成案不符，是知邻好之不足以破西人格也。今观来稿，将其条款错综套脱，令人大费解说，方知事例大约与西人同。而其不同者，亦复不少。与伊钦差拟议所望，大相径庭矣。又其每款所有两国应如何行云云，及海关税则，有不可彼此一体照行者，何则两国各有安置远人得宜成案，专定来者遵行，以昭划一。故除其中两国同例可遵外，不可求诸贵国，亦不可加诸己国以紊常例耳。天下之人，聚此一国，必明条约以敦交际。则此条规，即天下人之大道。一人得而行者，千万人亦得而行。凡西人之所望于我，我之所拒于彼，必援别国条例为辞。故交际之道，只可划一，不可特异闻例，自破条规，以招彼之觊觎也。今两国欲于天下人中，特立好看字面之约，何益于事？且其条规章程，断断不可轻重之于西例。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况今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两国所议之约，或有参差，非惟不能通行，且谓使者不力，亦何面目归国反命乎？如我两国真诚至好，不重在条规，而重在交际，今贵国将条约必欲立异，仅改字面，徒使西人怀疑含妒，恐非两国之福。贵国于西人事，以不治而治，阅历巳久，自有老谋深识，明烛其故，何待他人喋喋而论？当今之计，惟有互相切磋琢磨，内求强富，外御其侮而巳。诚能心照意援，如其条约章程，不若姑徒（疑为“徙”之误植）西人跟迹，不露声色，以稳其心之为愈也。惟冀谅察，仍依原呈约稿，改删一二字面，或有应加数款，即可添入其中，以便早日酌议定妥是望。

双方所呈方案，与各自的期望都“大相径庭”！中方强调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应该签订互惠的条约，日方则强调西方各国的因素，主张中日条约诸款应该与西方的条约划一，藉以由此获得西方列强已经在中国获得的各种权益。

6月18日，日方大丞、权正到应氏公馆，中方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张秀芝、江苏候补知府褚兰生陪坐。大丞拿出上述意见书，有如下对话：

大丞云：……毕竟现在两国订立条约，其根据，即我国来贵国之时，应承袭贵国所与泰西各国之成例，而贵国人民来我国时亦不能不如此。对其他外国有所轻重，甚为不当。因此前日所赠条规，流于新规，不仅于双方不合适之处不少，而且因此近乎破坏外国之从前成规，故以我方所提出的邻交和约为本、加以评议，而应该加入修好条规中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增补酌议。……

应云：……然贵国所送之约书，只是以贵国人来我国为主，但是在条约相互签订完成之后，我国人民在贵国经商者，亦可以拥有各国同样的权利吗？

权正云：经商之事为我国官府所爱护，但不说可以获得与各国同样的权利。

应、褚、张云：这是什么原因？相互签订条约之后，不能获得与各国同样的权利，其理不通。

大丞云：相互签订条约是没有问题，而且没有像此前的所谓未签订条约。这次我国钦差大臣到贵国签订条约，只得专就我国民到贵国营业为主；贵国人民来我国通商，严格设立规则，则由贵国之全权来我邦相待签订条约。因此，与西洋各国在我国严格订立条约相同。

应、褚、张云：这才了解了所论之旨趣。

应宝时的提问可以说击中了问题的关键，日本不允许中国在日本拥有与西方各国同样的权利，却要求其在中国获得与西方各国同样的在中国的权利，这在中国方面显然是不平等的。6月21日，雷雨交加。褚兰生、邱濬恪二位造访日本使节，述应宝时、陈钦之意，并拿出应、陈的回函。日方大丞、权正与褚、邱谈及见此函“愕然”，且“觉得书函中勃然有一团愤气”，“再论恐怕有伤两国和气”！应、陈二位的回函如下：

昨接来函，以条规须照西约，不欲别开生面，恐启西国猜疑。似于送去条规尚未逐细体会，试为执事略言之。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衡，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人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何计不出此？乃于到津后，始鳃鳃过虑耶？日前送去条规，以贵国素晓汉文，非泰西各国可比，故议论悉求允当，词意必极周详。然亦并无奥义深文，何至遽费解说？真耶伪耶，殆托词耳。又条规两国并说，不与西约一律，良以贵国与中国相去较近，非但贵国市舶络绎前来，即中国贾帆，亦联翩东渡，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故措词均用综括，以昭平允。其海关税则，彼此有互异者，固巳载入章程，未尝强不同者使之同也。去岁执事来津，曾言贵国遣使之意，不重在通商，故条规即以修好为名，以期不拂贵国雅意。中国原无成见，不过因人以诚求，我即以诚应耳。来函乃谓特立好看字面，并云断断不可轻重于西例。果尔，则是同文之国，亦须抄袭俚俗字面，乃为有益耶？旦不知送去条规，较西约何者重何者轻Y希即一一指明，用开第塞。

来函摘去岁总署复书，与泰西各国历届成案不符一语，为不能破西人成格之据。不知此语系指未经立约之国不准赴京而言，非谓条规即可照抄也。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蔽，何必多费笔舌乎？总之，中国与贵国不能有来无往，则西约断不能尽同。今来函因字面稍异西约，即深惴惴。不知条约中并无可令西人生疑之处。即第二款大意一系美约所载，非创见也。贵国既有戒心，自可无庸相强。夫中国非有所希冀，欲与贵国立约也。特因去岁情词恳切，并送来十六条，均以两国立论。其中虽有数条未能妥洽，余尚可釆。是以我中堂奏准，派使前来会议。此次尊处送到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词，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尤，竟与去岁拟稿，自相矛盾。翻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将何以复命乎？兹本帮办等会商！拟将前送条规章程，彼此再行酌商删并，以便早日定议，如尊意必不谓然，只好转请中堂，将贵国遽改前议、不欲守信之处，据情具奏。或仍照总理衙门去岁初议，照旧通商fP好，毋庸立约，更可不露声色也。前此晤谈未经道破者，以执事皆通才卓识，一见条规，自必豁然，无事觐缕也。今来函如此云云，实非初念所及，敢以直告，即维照察不宣。

可谓义正词严、针锋相对，并且指出了1870年柳原前光所提方案与当前所谓津田等所提方案的矛盾指出。日方看到这封回函之后，作何反应呢？伊达宗城的《入清议约概略》中有如下记载：

此虽为应陈之答书，但很明显，也是李鸿章的评论回答。这样宗城还进而出头加以辩论，争取要以我方原稿的形式来立约，李鸿章是否会首肯虽然未知，我方若进而阐明朝廷之实情而加以辩解，他如能推心置腹成我所望虽是万幸，万一其一时负倨大豪气，反而发出轻侮嘲笑之语，其时我虽然也有相应的答话，毕竟流于空论而于使命之实际无所裨益，空费如此往返而巳。最终西人亦会皆暗笑我等，大家一同反复思虑酌议，认为条约的文体虽有变化，只要其条理之中与各国相同的事例无妨，用其原拟之本作为定约，有何不好？加之去年秋前光、义质、永宁等出使之时曾送条约拟稿，逐款记载两国；而且其所说不仅我欲往通商，彼国有数千人充斥我各港，苦于无管束之法，所述亦有道理。因此宗城即承担全权之重托，决意取彼之原本逐条逐款校合自他之条约书，……若将友谊之根本断送，而惟我之权利是论，彼将云我为何物？"

日方最终不得不同意以中方提交的方案作为蓝本来进行讨论。从6月22日起到7月1日，曰方完成了对条约书的校读、增删。7月2日派人将条规章程等送交应宝时。7月3日应宝时派邱濬恪到日方使节处，有笔谈如下：

邱云：连日阴雨，未获登门拜谒，抱歉。渴念之至，今天朗气清，特来相访。幸阁下平安，可庆可贺。诸公均各平安，希为致意，应、陈两位大人均问诸君好。

大丞云：多蒙盛意，感谢易尽。弟闻顷日淫雨，多害民人，未识其数若干，想地方大员应设法赈恤。

邱云：连日雨水过多，损伤田禾并漂没房屋无数，远近皆然。但天津附近各村庄被难者以不可（“下”之误植？）万人。现在各大宪损廉添募救生船，四乡运济灾黎，每日救来七八百一千上下不等，均各按户口发给口粮、钱，俾资糊口。中堂又专摺奏以留江浙漕米八万石在天津放赈。先生客居于此，犹以灾黎为念，可敬可感。昨刘森送到诸公添注条规章程等，应大人巳转送陈大人处，详细检阅，并将原本呈中堂核鉴。弟今早奉陈大人面谕，所有添注之处，大致皆可照办。足见两国合好，意见均属相同。唯其中稍有一二未尽允惬处，拟订于明天一点钟时会晤面商，一切省却，希免再用信函往复致多隔阂。弟特来请教，明天或应、陈两大人同来贵馆，或请诸公劳驾到陈大人署中，约应大人各集会商祈，即示明以便回复。

大丞云：明日会晤极妙。弟以此意告伊大臣以奉告。

顷之，又云：以尊示告大臣，大臣云：本大臣等四五名，明日一点钟到陈大人署，谨听高议以决，祈先生以此意善为转申谢大人。

邱云：遵谕办理。

此后经过7月4日、8日两次中日双方的讨论磋商，条约书基本达成一致。7月9日，应、陈二位函致日方：

径启者。昨在中堂署中晤商，一切均巳定妥。具征贵大臣练达明敏，无任钦佩。兹本帮办等拟明早十点钟，前赴贵寓，将文义格式再行斟酌，并其中有一二字句不甚妥洽之处，面商改定，以免两歧。

7月10日，双方定妥条约书字句。7月14曰，日方使节致其外务省公文，报告条约决定之旨。7月15日李鸿章在《论东使议约》中透露：

东使此来，貌虽恭谨，而中颇娇娇自负。始念不无奢望，又其国历届办过约章，称谓体制之间多非西人所著意，今遂妄欲施诸中国，不肯遽从贬损。而我所谓力争大体者，正在于此。竟与一体均沾及内地通商各节驳正同一为难。初八日会议之后，初十日复令应臬司陈道前往答拜，要约明白，以彼此赶缮正本，一字不能再有易移，计旬曰内当画押竣事。……英国威使照会言及日本与中国商订和约一事，窥其用意，必非无因而来。等因查现在东约业经议定，威使固无所用其干预襄理。即令其言来在东约未定之先，鸿章亦当尊示所云恪遵谕旨，力持定见，不为外人浮议所慑，稍涉游移致滋流弊而贻口实也。

29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代表中日双方在山西会馆正式签订了条约，包括中日两种文字的修好条规、通商章程、大日本海关税则、大清国海关税则。30日，陈钦致函日方，日：

尊处送来缮正约本，其汉文约内亦书大清字样，殊为不解。从前两次定约，均经执事开写款式，注明汉文约内均书中国。曾几何时竟忘之耶？尔时本拟送回修改，以符前议。因奉我中堂钩谕，谓虽与前议不符，亦尚无关碍。且念执事物色善书楷字之人殊非易易，理宜体谅，故尔中止。因思两国交涉，事无巨细，最重守信，亦或爽约便易生疑。日昨执事系在客坐，是以未肯明言，嗣后总望有言必践，然诺不欺，庶彼此耦倶无猜，日益和好矣。敢布区区，惟祈亮察不言。

8月1日，日方回信如下：

拜接来诲，承示送来缮正约本，其汉文内亦书大清字样，殊为不解等，因职等捧阅之下，亦不解其所不解矣。既以为不解，请试言之。乃去月之初八日，经诣中堂公署会同议定两国相称国号，贵国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字样，继于月之初十日复经大人等驾临本公馆，将所议定条约内有字句不甚妥洽之处面商改定时，因大人将译汉原稿内所有大清字样改作中国，职等以其由和文中照译出来，不可改写，当面勾没中国二字，遇称贵国号处，倶书大清二字，此系翻译和文之汉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当日即蒙大人依议批定原稿，照缮约本，何敢忘约爽信耶。总祈大人等烦为再行细思，幸孔又其两国交涉事无巨细，最重守信，有言必践，然诺不欺。句句金石，彼此当然。职等虽不敏，此等之处，巳自理会，不可烦台虑矣。至中堂暨大人等曲赐体谅、关爱之处，敢不欣佩，即此布复，惟冀照察不恭。"

关于国号称呼下文还将论及，此处从略。8月5日，日方一行乘船赴京，14日到京，住金鱼胡同贤良寺，李鸿章安排此处为日方外交人员的公馆。15日参观京城，大家皆欲观琉璃厂。到琉璃厂，数百家皆买书籍古玩书画古董。历视两三家，晋汉以下诸名家书画山堆谷量，有法帖、有肉笔（原作）。肉笔赝品最多，纷纷如尘埃。“围绕京城一周，是东京的三分之二。而街衢石炭灰山积，车马来往尘土飞扬，其污秽不可言。于是想起我阙下之壮丽洁净乃环宇中所不多见。”

8月17日，日方使节到总理衙门，恭亲王在公堂前迎接。除恭亲王奕圻、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董恂、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宝鎏、工部尚书毛昶熙、理藩院尚书崇纶、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大理寺正卿成林，皆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日方呈赠皇帝及两皇太后礼物。8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诸大臣回访日本外交使节，并赠日本天皇礼物。26日从通州发船，9月1日到天津。9月2日，日方主要使节上午10时到李鸿章公署，陈另1J后之情，感谢其对北京总理衙门接待的斡旋，并告知明日从天津出发，以申别意。李鸿章与日方的对话值得注意：

鸿章云：互换本约之后，欲在贵国横滨置领事馆以管理在贵国之我国人民。贵国也将派钦差驻北京否？

大丞对曰：我国与贵国虽然邻接，我国民之通商往来者，如今只在上海口一处，故以品川忠道等来进行管理足矣。如另派钦差驻北京，非为急务。

鸿章云：方今欧洲各国置公使于北京，其中有挟虎狼之志以图吞并者，又有张皇其国威而欲压制清国者。如贵邦与弊邦，冀不要踏袭此等通弊。又轮船经二十日从横滨到天津，若有事，只需派一介使即可轻易办理。

大丞云：如遇有事，谨遵贵谕。如各国公使欲压贵国云云，弟未知其详悉，今不敢论。

下午二时，李鸿章来日方答礼。

大丞云：在北京见文祥，请问文祥当世之人望如何？李答云：文中堂有干事之能，故专掌内事；如外事，鸿章任之。文中堂与鸿章议论颇适，故以相倚。如恭亲王只是推尊他。又问及我国政治风俗器械以及物产等，众人各自作答。李鸿章注视着伊达宗城大臣，曰：归朝之日，请为我向天皇陛下及右大臣三条氏、外务卿岩仓氏问好，祝锦帆一路福星。遂辞去。

9月4日，出大沽。8日到上海虹口公馆。11日发船，19日到横滨。21日，伊达宗城、柳原前光在太政大臣诱导下，受到明治天皇接见。9月21日，伊达宗城作成《入清议约概略》提交外务卿岩仓具视。日方入清交涉及签约之事，告一段落。

从条约谈判的过程来看，中国方面开始并不积极，甚至还有反对意见。在柳原前光的解释与请求之下，特别是1870年柳原一行中有主张“与清国合纵而行攘夷”的名仓信敦这样的中日联合论者，中国方面从“大信不约”到同意与日本“议章程”、“定条约”。但是到1871年日本正式派出以伊达宗城为全权代表的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议定条约章程时，日本方面的主导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日本力图与西洋列强为伍，主张日本与中国的条约要依据欧美与中国所签订的条约惯例和条款进行，这当然不符合中国的愿望。在中国方面义正词严的驳斥下，日方不得不承认中方的道理所在，从而放弃了“惟我之权利是论”的固执，而不想“将友谊之根本断送”。最终以中方的方案为蓝本，签订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互惠平等的条约。条约虽然是签订了，因为日方并不情愿，那么对该条约的效用与期待甚至解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在签订条约的当日就表现出来了。

7月29日条规签订当日，伊达宗城及外务省方面给日本外务卿岩仓具视的报告中，提交了条约的写本，在修好条规相应条款下贴有标签，能见其当时心态。如在修好条规前文处贴有这样的标签：

除了修好条规的标签之外，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如通商章程中的禁品等与别国有差异，不属于通行的应对。这样可致彼我齐一对等，虽然知道这是没有根据的事，但是到各国条约改正之时，此等规则可以说如同一纸空文了吧。而且只对两个国家，十年中能否遵守，有待仔细考虑。

关于鸦片之禁外人亦有各种议论，修好条规第三条的意思只是对我国人民加以禁止，海关规则虽有禁止输入，也只不许我国输入。至今如清人犯吃烟之禁不许留在我国，又不能遣回本国。如果这样实行的话，就会触犯第三条。

可见日方对此条约并未抱有什么美好的期待。在第一条下有标签说：“两国所属邦土，只是由和谊无穷的字面所引申出来的意思，邦土二字并不特别指藩属领土之名。”这为接下来的台湾、琉球问题埋下了伏笔。

而对第二条的意思解释也颇为耐人寻味。9月19日伊达宗城等在给外务卩岩仓具视所呈《入清议约概略》中写道：

第二条的意思是，在我彳I']的友国中，某一国的人平时由于一些小事而将与彼国酿成大事，看到这种情况的话，根据报告的方便，出于一般友好之情，我们出面调和此事，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昭友谊，如此而巳。并无如果彼国与别国发生战争，我国应持炮舰来相助的意思。第二条中所谓“不公轻藐之事）就如同路上有一薪之火，不料被风吹起，而其火星将四扬。所谓“一经知照”，就是说不虑之飞火不能由我一手消除之时，告知同居近邻，请求帮助。“关切相助”，就是得到告知的朋友对由于一薪之火而将导致烧毁人家之事觉得悲惨，因此可拿的东西也不拿了，而出来于其间来回活动，以消除火种勿使成灾。

这种看见风中火光飞扬，即便是路上行人也都会考虑可能造成火灾而去消除，何况是缔盟之友国？但是进一步深入思考，如果将其视为等到其飞火巳经成灾，大厦巨屋现今巳经焚毁倒塌，而不许我退避一步，而应燃烧我之头颅、焦灼我之身躯，奋然前去相救，这就是大错特错了。而且将两国的友谊放在卷首叙述，这是往来通商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现在如果将友谊的根本谢绝而只论我方的权利的话，他们将会对我们有些说辞吧。况且其与他国交战时，与我互守局外中立之义巳经在修好条规第十五条说得很清楚了。

在他看来，中国的情势或许已经是“飞火已经成灾，大厦巨屋现今已经焚毁倒塌”了吧。还有，条约中，汉文稿自称中国，而日文中不称中国，而称“大清”的问题。日方提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约内两国相称，明书国号为正。”中国方面回答说：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止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来笺谓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似属误会，未便照改。”就此经过几次讨论，于7月（日到李鸿章的公署中还在议论此事。中方最后解释说：“中国东有满洲朝鲜，西有西藏、后藏、昆仑山，其内曰中国之义，而不敢指斥外夷而以中国自尊。”因此t结果是“仿照清洋从前的成规，其汉文发端书大清国、大日本国，其后书中国、日本；而我日文发端书大日本国大清国，其后书大日本、大清。以此决定其可书国号之议论。”

《入清议约概略》中有《通商章程义解'一节，其中对“第十四十五款不许内地通商解”中写道：

清英条约第九款中说：英国人民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此外各国皆同样，只有美国未载此条，别的国家都依此照行，之后都可以到其内地通商。因此，我国也应该同样照行。就此议论了多次。他们说：此条款原来是受洋人的威逼没有办法而承允的，此后在条约改定时要设法停止。而且日本与西洋的条约仅仅只允许限于游步的界限，两国相比较，清人去日本只有十里范围的游步，而日本人到清国，全国四百余州内外蒙古以下，无所不能，这巳经有损于清国了，虽然不能内地通商，两国接近之处，两国人民往来，其不乏开港场所，通商之便利互相限于各通商口岸巳经可以充分地生活。对此柳原大丞反复辩论，最后，7月8日在李鸿章的公署进行再论，于是决定，现在日本人还只是在上海，未论及内地通商，但在实地可以没有障碍。清人之顽陋，难以一朝说服，决定期待于将来再论。

是以友谊为本，还是以利益为重，这里昭然若揭。最终还对“清人之顽陋，难以一朝说服”而大为不满，其所谓“决定期待于将来再论”一语，可谓为此后复杂多艰之中日关系埋下了伏笔。其得寸进尺的贪婪之状，也初见端倪。

5随员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中关于中国的记载

1871年随来华议约的外交官一行的，还有来中国游历的石幡贞。石幡贞（1839—1916）出生于福岛县，曾经师事安井,良轩，是个汉学家，1871年入外务省，随柳原一行到中国。归国之后到司法省工作，1874年回外务省，为缔结朝鲜修好条约发挥了作用。1882年从朝鲜归国，任第二高等学校教授。著有《清国纪行桑蓬日乘》（1872）、《朝鲜归好余录》（1878）、《汉城遭难诗纪》（1884）、《东岳文抄》（1910）等。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书影

柳原前光为《清国纪行桑蓬日乘》写有一篇序文，全文如下：

举世曰和汉，天地之大，唯知我与彼国于其间者，数千年于此矣。而彼国乱离相寻，数易其主。我则万世一系，故有时信使相通，亦在彼皆为前朝不可知之事。今也五洲通交，中外订盟，而独邻近如清国，则措不问焉。相知之实将何在哉！兹辛未夏五月，庙议派发大臣，余辱命补翼，般于上海，淹于天津，终至北京，其间三千佘里，五阅月，约成而还。从士石幡贞，笔记其略。夫人情骋远忽近，近者常惯于耳目不察，有其出于意想之外者。此卷直书其所亲睹者，世人或以为大异于所闻乎。先辈有言：数经病患之人，自致元气剥丧，而强壮堪久之人，或虞于横折之变。旨哉斯言！能知彼情则亦知保护我势矣。然则此篇不唯知二京十六省之今日而已也。明治四年辛未冬十二月青青柳原前光识。

《清国乡己行桑蓬日乘》中的插图“天津图”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柳原前光序第1页

《清国纪行桑蓬日乘》柳原前光序第2页

柳原前光序第3页

柳原前光序第4页

从序文中可以看出柳原的中国认识的基本心态。第一，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乱离相寻，数易其主”，自然无法同日本的“万世一系”相比。第二，“所闻”的中国与“所见”的中国或有不同。对中国的认识，作者石幡贞在该书“附言”中也说世人处闾巷，只在蠹册零本上空议，岂靴搔痒之叹乎？今梓行此著"以期实地审详。”就是说这里所记载的都是实地考察的结果而非书本上的空议。第三，所谓“能知彼情则亦知保护我势矣”，就是说认识中国的目的在于巩固和保护日本的国势。

那么，这篇《清国纪行桑蓬日乘》的中国认识有些什么特点呢？该日记如其附言所说，删去了与公事有关的部分，而记载的都只是有关中国的风土民俗，目的在于能够促使人们“反省勉力而为开明之一端”。1971年9月18日，石幡贞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五月十七日开始，近五个月之间经历清朝之半个国家，非轮船之迅速焉能及此。至于其修交条约等事，各官员对此都有详细记载，我只是列举自己亲眼所见而已。呜呼，何日四海合欢、六合呈祥，则密通西邻之邦尤其不可不先知，此乃我之所以纪此行之缘由也。”认识中国、与中国交往，是日本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标的。该日记中对中国的记述，因为是作为使人勉力“反省”而迈向“开明”的，所以所记自然多为中国当时消极的方面。这些记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基础建设方面。整体的感觉是狭窄、破旧，卫生状况极差，而中国人不以为然。如5月28日在上海，书中有如此记载余随从大丞公、津田参事、郑参事、颍川大佑乘官服轿去见陈福勳、涂中瀛。距虹口一里许，其间市店鱗次栉比，街道甚狭，檐牙相喙，碍砌相啮。侧身而过，污秽之气冲鼻，感觉难堪。而土人恬然不省，身上只缠绕白袴，露着半身，悠悠以愒日。店铺则杂货累重，有可谓美观者。听说此城为吴之孙权所筑，颇为宏壮，而亦荒坏不修。待本使临门，发炮数声，门次第而开，接客之堂只有四五间，尘埃盈席，下官辈数人压前，袒楊立观，亦不制止。”与普通街市相比，外国租界中的妓院却非常昌盛，同日又记曰：“泾浜一区，妓院鱗次，其风月楼台虽然不如我邦北廓南品（吉原、品川）之盛，亦有可顾问者。”"相比之下，清政府官员的官邸无人修整，甚至都如同“废宅”。6月13日，在天津，对应宝时的官邸这样描述：

六月十三日。晴。与大丞、公、长参事颜川大佑一起到应宝时的官邸。邸在城中，城平地而起，没有树木没有沟壑，只有一廓围之一周。厅前堂庑任其坏圮，屋上杂草参差，开始还以为是废宅，可是还有人住。议事的房间官吏聚集得越来越多，喋喋不休。轿夫舆丁挤在一起，官吏和老百姓不分，在堂前咫尺猬集蚁散，特别讨厌。……戏赋诗一首：大海航来自日东，始知禹域到边同。屋倾柱朽无修饰，不耻茅茨太古风。

官邸如此，民房如何呢？

六月二十五日，始晴，连日大雨，门庭起澜，因此而屋漏数处。大抵清人之造房屋，因为不架梁柱，而四方上下涂以泥土，只有富家用砖瓦叠成。而由于木材匮乏，往往骨弱而肉不堪，久雨浸润则为之坏裂剥落而不能支。加之结构不密，不予修理，坐待其倾颓者比比皆是。懒亦甚。馆南有一民家，因为雨而破坏，只见犹且引芦缠席，恬然而住。是惰是愚、或是韵致高绝而不动其心者使然乎？天津称一小都会，尚且如此，山居野处之民可想而知。"

又记述：

六月二十七日，晴，曝晒所带粮食等各种物品，连日阴湿，以至筐柜中的物品甚至都起醭了。天津与上海相比，陋亦甚。没有如以太桥花园那样的赏心悦目之地，所需之水，其浑浊黄赤与吴淞江无异，居民粪尿等不洁之物，朝夕担来弃去。即汲其下游而制盐，盐黑如土，非煮而去其渣而难以供用。饮水经再滤三滤、清而再清，还是有因此而生病者。凭水而居者，任其岸边崩坏而不加修筑，如有一点空隙之地，白天市人随地大小便而毫无惧色。在房间里呆着无聊，偶尔想取出散步也多因此而受阻。其街道甚狭，两檐相距不过五六尺，驮的、驾的、舆丁、轿夫其来去匆匆，横冲直闯，路也因此而践踏得凹凸不平难以行走。而我邦人偶尔出游，前后市人聚集围观，挥之不去，挥去即来，蝇蝇蠢蠢，实在难堪。最为头疼的是臭气、乞丐、街道之狭隘及道路不平。

关于北京的状况，他写道：

八月二十五日，晴。北京人家稠密，人口过当。邸第寺院之大者俨然为一区，而所到之处，杂货繁盛，据说城市方四十里。街道宽窄不齐，其窄处五六尺，如容一辆马车，则有碍行人。而且路面常常泥泞难以步行。没有排污之沟、运物之渠，所以市民皆以道路为壑，稍有空地便臭而不可接近。其宽处有四五十间，分为三条，左右高而中间彳氏，高处行人，低处通车，而其两旁常常成污池，各种垃圾弃于此，不洁之物聚集，怪风刺鼻，无法通过。然而其城郭之宏壮与良贾之深藏，则足以作大国观。要之，上海以华洁胜，而北京以宏壮胜。"

在这种破败、污浊的城市里，他也记述了两处亮点，作为历史资料，照录如下：其一，是天津的山西会馆。他这样记载：

六月十二日，大臣及诸员赴山西会馆之招待宴，距旗昌行有十丁许。号炮如例，护卫之兵由寓所到会馆。门上匾曰/步趋谨严）进入之后往右有第二道门，曰/彤云丽日）对门有关帝庙，曰/乾坤正气）。再往右，土木繁盛，即为会馆。堂之中楣有匾，曰/仁云天恭）左边为“必恭敬止”，右边为“人伦之至）楼的正面为春秋楼，左边为“正名定分”，右边为“麟经默契）堂隅有碑，刻上姓名与所捐之钱数。此馆为富人相谋所建。

另一处是北京的圣庙，参观圣庙，使他得见“支那文国之所以为文者”

八月二十三日，美利坚公使来。与宫下中助教、颍川权大佑、岛内某、杉山某、竹村某同往谒圣庙。在城之东北二十丁许。下车进门，巨碑夹道排列，不知其数。高皆七八尺，书体优美，可惜风雨漫漶，许多难以解读。门内二碑高八九尺，幅四尺余，右面镌有御制亲笔之文，左面镌有张照所书石鼓歌，行书大字，四面满幅。其笔势鸾舞凤翥，实足悦目。其旁有六个石鼓，皆为新制。过门植，左右栅栏内亦有石鼓，甚古，仅存仿佛。有一人在碑旁拓印，因索张照之拓本。下台阶有四方回廊，其中古树槎枒，庭院皆瓷石，堂数宇中，只有一碑屹立于鳌背，巨大需仰视。原来为历代君主所建的赞圣碑。上石阶则为大成殿，大是四五十间许，两庑翼之。守者来为开门，高敞辉煌，有雕文刻镂，而严肃之气象自存。正座安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楣间匾额有五，曰“圣集大成”、曰“生民未有”、曰“万世师表）曰“与天地参）曰“圣协时中）前有四位，左边为述圣子思之位、亚圣颜子之位，右边为宗圣曾子之位、（原文如此）圣孟子之位。两侧有二十哲之位，曰闳子、曰冉子、曰端木子、曰言子、曰仲子、曰颛孙子、曰卜子、曰朱子、曰有子。观了出门，有一人为Q导，至辟雍宫，距庙数丁，亦宏壮巨大，两庑内建十三经之石经，刻字鲜明，庑长百余间，绕宫之四方，实为不朽之盛事。但欠扫除，萋草拂碍，高柳碍檐。然而支那文国之所以为文者今日始得见之。"

第二，饮食、风俗及国民精神面貌方面。就饮食而言日本人讨厌中国饮食，中国的料理不和其口味。风俗方面，他特别批评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总之，对中国国民的精神面貌是持一种怜悯、鄙夷的态度的。

比如在论及中国饮食时，也连带涉及中国人的“本性”，其中有如下记载六月八日，朝，小雨。众人皆厌支那饮食！便打开所带来的东西，让仕丁加以割烹。雇用当地人使唤，而当地人蓬头垢面，不严加驱使，则不管用。其本性松散迟钝，不如我邦人之能耐，但趋利之心则甚为敏锐。”！6月20日在山西会馆的招待宴会上，他觉得“其料理不合口味，只有桃李等水果无异味，可以吃。其羊肉猪肉，或切为丝，或割为块，以砂糖胡椒等各种调料制作，必以麻油橙油为主，浓稠而不淡。酒带有酸涩之气，茶相当于我国之番茶，不煎、不用瓶，而是先抓一把放到碗中，后浇上开水，盖上盖。”关于缠足，他写道：“尝闻清国女子以小脚为贵，见之信然。缠足之术自幼时开始，缠缚抅曲，以去其脚趾之肉，穷年没齿都不松开，时或松开则其腐臭不可接近。其为异习也。”又说妇女大抵处于深闺之中，其外出者或为老婆或为小女子。因为脚小，最可笑的是白发满头的老婆，也娇气得要有人扶才能走动。现在则步履瞒跚还不如乞丐不具之人。陋习之所靡亦可以如此登峰造极。”

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他描绘有两幅整体的图画，第一幅是“流民图”。他写道：

八月五日，微雨。午后解缆，过三叉河数里，河渐阔，越往上则越如汪洋浩瀚而不见边际。其中数点村落不时出现在水面如岛屿，房屋或溃或浸，居民流离，全家老幼仅寄于扁舟，鹤形鹤立，捕鱼充饥，朝不保夕。如见有大船过来，则过来乞食。尤为可怜者，黄小儿辈以绳索系于腰间，翁媪立于船上，撒网，媪竭力而儿泣饥，宛然一幅流民图。呜呼！今日有谁将之陈于帝座？有诗曰：

鹤立老媪刳木舟，寄将生计漾中流。八年禹绩谁继，万里烟波水国秋。

“流民”之中还有许多“穷氓”、“乞丐”。他说天津之地穷氓极多，偶尔散步于街道，乞丐逼人，以至有携杖而步其后者。”"与这种“流民图”相对照，中国的文人之癖为“争名而不务实”、“自尊自大”。他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

古书画古器玩往往有我邦所未见者，然而或残缺不全，或毁拆无所用，以素朴为韵致，以精致为凡俗，以暧昧为信，以简懒为高，争名而不务实，其为清人之癖乎？譬之如耄耋之人，血液既乏，进取之气竭，而犹以古事迂怪之谈喋喋夸耀于人无异，知我而不知彼也。二京十六省岂无其人也？盖自尊自大之余习所痼也，无遑他顾，虽有其人，也只是狡猾迂腐而不能用。

此外，他还论及商贾之狡猾、好利。如6月15日的日记记载午后散步到书店，观古董，其玉石印材古砚陶器之类比较珍稀，其书册则或者时文俚语、或者举试剽说之类，其数不胜枚举，而经世有用之新著作，很少能见到。其价甚贵，恐怕彳N普通之真价，而是看人攫利，商贾狡猾各国皆然，而此处为甚。”《还论及清政府与洋人的关系时指出：清朝“政府只有空名，而金谷铅铁海盐之利权恬然尽归洋人方寸之中。非洋人之狡诈，即为清人之愚昧也”。

当然，在中国，也有些值得回忆的景象。比如他认为7月15日夜的情景“真有遗世之想”。他写道七月十五日，晴。此夜土俗为盂兰盆，放灯观赏。灯盒以纸片裁制，形如莲花。红影映水，点点随流而下，前者灭则后者继焉，登船观赏良久，忽有登船过来，数星灿烂，鼓泄而去。月明风清，举网弄笛之人，皆为良夜之妆点，真有遗世之想。”不过这种美景他认为因津门镇兵之操练而“杀风景”，他紧接着就写道：“听起来可恶的是津门之镇兵每夜五六个小时打钲吹锣，嘈杂喧腾，此夜亦忽固然。所谓杀风景也。乃掩耳归而就寝。”！

第三，个人之间的交往。与对中国整体上的不良印象相比，具体到个人，当时与其有接触的中国官员，他则表现出欣赏与敬意。条约签订后的7月30日，日方回请中国官员。他的日记中记载：七月三十日，雨。招待李鸿章、应宝时、陈钦、马绳武、丁寿昌等，雨大而未来，因而将所设之膳馐赠之。听说应宝时已赴江苏之任，想来通商事务非其本衔。余曾见李、应、陈等之风采，李英果洋溢于面，应蕴藉寡言，陈畅达善谈，皆为当代之选，其协作换约成功者，乃三人之力也。”"

此行除了外交活动之外，也有一些文化交流的举措。上文提及安井息轩，为石幡贞之师，此日记中记有安井托柳原将其著作《左传辑释》转赠李鸿章、应宝时之事，其中可见当时中日文人交流之一斑：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连日晴爽。此前大丞公将安井翁所托之《左传辑释》赠李鸿章、应宝时。此日应宝时添序文一篇而还，其文曰：

敬启者。送上月前面嘱左传辑释序文一首，擒陋之作无足观也。希幸代致安井先生为荷。执事前云送都门一部，为李中堂所留。兹将见惠一部仍缴上，惟书面纸巳微损，甚愧也。

贵国有精刻书三种，如可售，祈于明年代购寄苏。每种各三部，价当照奉。宝时尚有近刻书数种，俟台从过沪时籍上，祈诸惟为国自爱。不宣。

名正具

附呈书单一纸古文尚书论语皇侃疏山井鼎孟子七经考文

石幡贞代作答书，曰：

复启者。《左传辑释》序文一首，代致安井衡。敬领贵意。非执事金诺，易能及此。谨诵贵序，含珠蕴玉，自然发精彩。送都门一部为李中堂所留，幸为赠。见封还一部，虽执事谦挹使然，须于衡意不安，祈查收。三种书弊邦坊间往往在焉，于明年如台教代购缴上。承贵著有近刻书数种，仍过沪时见送，亦如贵谕代送矣。残炎犹狂并请秋安。"

可见当时中日文人之间彼此敬重，非常友好、融洽的交流气氛！

第四，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两首诗（去北京的船上）8月8日有诗曰：

茫茫禹域北河秋，露冷风清古渡头，欸乃一声乡梦破，皇州人在异邦舟。

8月10日，又得诗，曰：

极目茫茫四野平，舟行几日梦魂惊。岂将传食累侯国，且为观风向北京。里闾情形多至陋，柁楼秋色有余清。怜他东海朝宗水，半夜枕头潺有声。

如果说8月8日的诗主要表现的除了一种思乡之情或乡愁（“效乃一声乡梦破”）之外，还可以隐隐看出一种视中国为“异邦”、而自己作为“皇州人”（皇州为帝都的意思）的优越意识，那么10日的诗，就更加值得玩味。这要联系上述8月5日的诗一起来读。“舟行几日梦魂惊”，所惊醒的是也是自己以前那种对中国的认识只是停留于“蠹册零本上空议”，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里闾情形多至陋”、“八年禹绩谁能继”的感慨。他对中国这个昔日的泱泱大国变成现在的满目疮痍，很是怜悯，以至夜不能寐。9月18日，他回到家中，有诗曰：

既得济州吉，终无濡尾嗟。祖龙空釆药，孔圣欲浮槎。目断北京月，梦回乡国花。聊能酬素志，此游何足夸。

他认为自己供职于外务省，能够亲历日中修好条约的签订，颇为自慰。尤其是能够将自己所亲历的现实中国的真实状况告诉日本国民，使人们转变“概见于鼠啮蠹戕故纸堆中”（跋语）的中国认识，他也以此为满足了。

如果说中国和日本的好恶之情，在上述诗中的表现还比较隐晦，那么在他9月14日回到长崎的日记中，则毫无掩饰、明明白白：

九月十四日，晴。朝八时入长崎港，上陆，宿于藤亭。久在异邦，厌于异味，及忽尝本国之味，如逢知己，胸中豁然。长崎之地，山秀水清，峩峩大舰靠岸停i自，风景绝佳，一朝自清朝荒漠之地而还，如入仙境。蓬莱瀛洲非求于他，我神州即是也。往年江艺阁来长崎时云/山水之胜莫过于日本矣。现在如本处琼山，明媚秀丽，在我唐山所罕见。”野间笛浦评价说：“琼山之胜，寻常耳。我邦山水以仙台松岛为第一，比之唐山之西湖，未知孰刘孰项也。”艺阁以未能深游其地为憾。野间氏亦云：“先生之不能到松岛，犹仆之不能到西湖，抑亦二家之阙典也。”而余贝彳曾游松岛，此回又自唐山还，虽然未观西湖之胜，抑二家之梦寐往来不能措处。……余尝怪清客之来我邦，皆叹美此地之胜，今日余以此观之，彼人皆来自平荒卑陋之地，故将残山剩水亦犹看做蛾眉西湖，如果试看富峰松岛之景，则无暇如此惊叹绝倒。

岩仓使节团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应该说，《清国纪行桑蓬日乘》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中国现实状况的珍贵记录，而且他对中国的批评，有些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今天读来也有令人心悸汗颜之处。他对他的祖国日本充满爱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存在，只是看到中国的破败、腐朽的方面，而且将之与本国的美景相比，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失偏颇。如果这种比较只是停留于一介文人的清高自傲，也无关紧要。如果作为一位外交使节，力图将自己的一孔之见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近看虽有振奋国民之功效，这种偏见所点燃的蔑视中国的火种，燃烧起来，不仅给中国带来灾难，也终将把自己烧为灰烬。

三、《中日修好条规》（下）！“修好”的种种“如意算盘”

1日方的改约

18H年7月29日，《日清修好条规》签订。8月29日，外务卿岩仓具视因为条规中的第二条规定有招致各国疑惑之虞，便命令伊达宗城等迅速归朝。与中国的“修好”以不能招致“西洋各国不信任”为前提，如果这样，即便签订也要设法修改。11月12日，岩仓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巡访欧美之旅。14日，副岛种臣（1828—1905）就任外务卿。1872年2月10日，副岛种臣与外务大辅寺岛宗则联名给外务大丞兼少辨务使柳原前光下达“关于修改条约交涉的权限委任状”"，其中指出“修改条款便于善后互换，务必棘棘尽职”，就是说“修改条款”是为了便于今后换约，因此责任重大，要求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该委任状中具体列举了以下五项内容：

一公文所开，因嗣后改定西例。俟后改议其所以者，始我钦使所请于清国之约，仿照彼与夕卜国所约之例。清国钦使则云：我与外国所定之约，成于有来无往，惟以贵国最为邻近，宜成有来有往之约。遂将两国外交各例并载同条，止据一本两国共用，可以各自照行。只因来岁我与欧西改约之案，起于钦使适清之后，业巳拟定专欲取法于欧西常行条例，以改我国外交之约。如将两国条约嗣后施于我国各港，以有不合于该拟案者为憾。朝议必欲于互换之前，细加解说熟商，始行#L准发使。况现在我各港所住清民不下数千，两民相狎之间，每多奸猾亡赖之徒，欺人犯法，互兴讼词，为地方累，有甚于欧西诸国商民之众者。即今清国新派理事官来，须先熟察实地情形，应尚有随时酌议之处。俟其就绪之间，未及能照条约会同讯断，又如后附两件，有碍大局，是以一并商及者也。

一调处一条，据查，美国与清所约之文，美国止云：自为清国从中调处，即我国与美国所约亦是同然。皆属偏为美国单作一面之词，而我钦使与清互约者，盖据清美条约汉文而准之也。今阅美文，知其不然，则宜改之。或仿清国与美、我国与美之例，竟成偏为之，亦为。以议也。

一刀械一禁，论我国官吏绅裔常佩双刀，即农工商贾有时亦带单刀，本系体制而不便于公禁之也。盖清国以不常带刀，故亦不欲我商民之在彼地者带刀，则由我理事官知其有禁令，我商民无犯可也。故议削除。

一公文所议之外，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所载进出口税一例，须议在我国各港U彳应照该海关成规而收税。

一除就以上各款，本卿大臣等应与清国大臣时相备文往来，预行拟议事宜外，所有约面各条款，两国无不遵行。

柳原、外务少记郑永宁、外务大录颍jl丨重宽一行于3月8日出发，29日到天津。4月初九得以拜会李鸿章，柳原乘上上述委任状，李鸿章看到“有碍大局”之处，问：“此大局何谓？”郑永宁回答：“大局为我国对待诸外国之全体。”李鸿章指着下面的“裁撤”“削除”等字句，问是欲将裁撤削除昨秋议定之约面者乎？”郑回答诚然。”对此k，柳原的《使清日记'中记载！

李愕然云：此为何言？去年子等来求约，我尽心而为遂使两国约成，……伊达与我亲手画押以证信守。你们将条约看成何物？怎能违约？我代表国家，伊达氏亦然。对天下惟信义为然，欲妄加裁撤削除，究竟何事？……贵国今若如此，是自污也。将其侮我乎？抑蔑视清国乎？外务卿大臣何其不通道理之甚！今我若受此照会，则对上渎职朝廷，对下失信万民，有何面目立国秉权丨请速收回。退还照会。其声厉其色艴。

4月11日，李鸿章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议驳日本改约》中认识到日本“恐华商往彼，章程有与泰西新约不同，须请酌改，仍注意在一体均沾等”！并对柳原等声明：“邻交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尔国不应蹈此不韪，贻笑西人！外务卿此件照会我若据理直复，恐有伤睦谊，请仍带还可耳！”接着描述：“柳原嚅嚅缩伏，叠称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鸿章坚不允行，该使复称容再向陈孙二道商议，并将该国原照会带去矣。”

5月20日，李鸿章在陈钦（钦命按察使、办理直隶通商事务兼管海防兵备道）复日方照会公文中亦有如下批语：

今换约之先，遽请改商改。查两国初次订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即从前各国议约，经彼此画押盖印定案后，并无准改之例，本应毋庸置议。……如第一条，彼国与西国换约，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特来预商一节，本大臣查，日本遣使往议西约，此时尚无成说，何必悬拟预商，未免多此一举。应如该道等所议，俟换约后，如有必须更易之处，随时察酌商办。……第三条请将两国遇事调处议即裁撤一节，本大臣查，两国既结和好，遇事调处，诚如来文所云，虽无此条亦有权可行。惟去岁议约时不载则可，既载复裁，殊违信义。既云是系诸国通例，本无窒碍，何须裁撤？且两国相距较近，永以为好，尤彳^西洋远邦可比。若欲裁去，所谓修好者何在？"

陈钦也看到日方要求修改第二条是“惮于外国之评论而起”"强调中日两国的条约与同西洋的条约的不同，说：“毕竟中日两国之约，推其原在修邻交之典礼，与英法乘战威而趣他国之商利之条约固不相同。”！

李鸿章在5月21日给总理衙门的《议办日本改约涵稿中说：

东使柳原等经鸿章面力卩驳斥后，自求向海关陈道及孙道士达解说一切。该道等因将该国外务省照会逐与驳诘，该使理屈词穷，但乞略予转圜之路，俾得及早回国。该道等察其词意尚属恭顺诚恳，往返数次，始允预为商量。然总以必须换约以后始可酌办为一定之归宿。查该国所议各件，有尚可通融者，有断难允从者。如第一条彼国与西国修约，恐通商章程有所更易；第二条华民在彼讼狱繁兴，新派理事官须熟察情形，未及照约讯断。此皆须届时相机商办，未便预议者也。第四条佩刀系该国礼制，不便公禁。由该理事官自行禁谕商民无犯。第五条日本进出口税照该国海关成规收税，此则无关重轻，应于换约后核准照办者也。惟第三条请将两国遇事调处议即裁撤一节，西人揶揄在此，该国注意亦在此。两国自立之约，本各有自主之权，不与他国相干。若虑西人讥笑，忽立忽撤，使西人视之更为如何？上年鸿章督同应臬司陈道议创约稿时，实虑日本距我太近。凡西洋来华通商，多取道金山横滨而至上海，该国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而有此约章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兹该国亟请裁撤，诚恐失欢于西人，其情可知。惟既云有权可行，是系诸国通例，则亦何须裁撤此条？自应毋庸置议。柳原始欲声言函请本国示遵，陈孙二位再三开导，谓舍此更无别法，该使员始求陈道转详奉批后，照给回文销差。昨据陈道将所议各节妥核具详，经鸿章逐条明晰批示，饬令移知柳原，并拟缮照复该国外务卿副岛等公文一件，交柳原赍回。嘱陈道等面告柳原，以该使此来拟议改约，为各国向来议约所无之事，论理本不应接待，因念该使叠次远来，尚无违悖强迫之语，姑与晤商"嗣后该国如遣使来华换约，自应以礼接待。若仍欲渎求改约，则是显违各国公例，应概不接待矣。

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主动与中国签订外交条约，还是签约之后又无端地要求修改条约，都是想用西方列强所要求日本的来要求中国，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好在李鸿章等“力持定见”，才在这一时期保持了中日关系的平等。

6月16日，柳原一行回到长崎向外务卿作了书面报告。7月9日又向太政官正院递交了详细的《复命概略》。《复命概略》结尾处写道：“今般奉委之役，失信之责我负，与夺之权归彼，甚为至难。若一着有误，恐怕都有关交际之续绝。此彳N前光等可以不才膺命承办，犹定彼蕴奥而得结成，虽全仗国廷洪福，亦为清相李鸿章周折之所致。微臣探索实地之形势，思考今后之设施，没有什么更好的变策。夫彼此共为自主之国也，于其交际不能相互压制逼屈，只能归结于条理之所在。希望揆情度理，深察公义之大道，速仰公平允当之裁示而应其垂命，急饬郑少记使其知照清国官员。”"可见柳原前光对此行亦自知理亏而心有余悸。对中方批驳最甚的要求裁撤修好条规第二条的问题，7月13日副岛种臣也表示：“修好条规第二条之约，原据清美之约例而立，惟在推广其友谊之情，出于列国普通和亲之公理，可以原封不动保留。”太政官正院也于7月23日对此意见表示赞同。所谓改约之事就此告终。

据柳原记载，李鸿章在当面驳斥之后，在柳原等的恳求之下，又说：“苟有关改约，我决不能见其使，况接文书乎？今日我见子等，以有其旧情也。然我不能用其旧情而办公事。兹为尔等曲画一策如何？”柳原说“愿承教。”李鸿章说：吾方今百揆多务，无暇他及。子为去年伊大臣之副使，而此地海关道陈钦为我之帮办，因而素有旧情，子奉委之事，我命其拟议以为子之复命之资。请速持Itt照会往上述陈钦及陪同伊钦差进京的记名江苏道孙士达等处，共同会同商量，多少以见我所存好意。”（《大日本外交文书》第5卷，第267页。）按这里所记载的，柳原等找陈、孙二人商量是李鸿章的主意。

2“玛也西”号船事件

近代中日关系史涉及各个领域，虽然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还是有许多史实尚待发掘，也有许多史实需要重新认识。如1872年“玛也西”号船事件，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中国学者所重视，直到近来才有研究华工出国史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对该事件的历史背景、事件经纬、国际影响及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

这些研究为我们弄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由于有的研究只是侧重于中国方面的史料，有的研究虽然详细利用了日本方面的史料，但视野局限于事件本身，因此对其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的认识还值得重新思考。本节力图将此事件置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中，在解读中日双方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力图重新审视此事件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日本方面在此事件上的种种企图。

副岛种臣像

关于1872年秘鲁“玛也西”（MariaLus）号船事件审判经过的最早记录，是1874年5月当时处理该事件的法律顾问、美国人佐和希儿（George.Walles.Hill）编纂的《白露国马厘亚老士船裁判略记》。该书有审判该事彳^的日方最高指导者、当时的外务卿副岛种臣所写的序和负责具体审判事宜的神奈川县权令大江卓的“弁言”。此前关于该事件的研究者很少论及此书，现将副岛的序和大江弁言详录于此，以资参考。序文曰：

玛利亚尔船裁判事件，其本意实在保护所谓船客之权利，而未尝不在于制人奴买卖之弊风焉。当时人或以此举为启衅来难行险冒危，佘言：仁义所在，则吾国家所当务固取安全之道，何危疑之有？议遂定，固有此事。录成刊行后之有司者，将以有考焉。

大江卓像

《白露国马厘亚老士号船裁判略记》书影

而大江卓的《弁言》则简明地记述了该事件的原委与处理该事件的重大意义。其全文如下：

明治五年六月，白露国之MariaLus船于东洋航海途中遭遇暴飙而被损伤，为了修复船只而驶入横滨港。船中载清国人二百三十余名，其实皆为贩奴。破泊之际，船长与客发生一大难事，最终竟向本县控诉，此乃开此审判之起因。然起初众议纷纷，或疑其事悖于我政府之权理，或驳以不要各国领事之劝告，其余内外异论百出，率以我政府无权干预为主旨。唯有前外务卿副岛君以其事起于我管内，断然主张政府应有担当之义务。政府亦认为其说的确而从之，遂以特命委任于予为听断其讼。予于是与本县前典事林道三郎及法律顾问G.W.Hill等胥议其事，亲临鞫审数回。此时正当各府县新设法院，一切讼狱事务皆归其管辖。而唯将此事列为非常特例，仍特命予专任此事。托付之厚，寝食难安。朝坐厅庭夕检法案，参酌商量万国之律例，深思熟虑数旬始剖断其是非，以得奏结局之成案。抑此一案关系外国，事体极为重大。其审判之当否将涉宇内之公评，且于本邦为亘古未有之审判，无程规律例可为准据，其间又于寻常审判之外加上种种未尝有之驳议，待其成案一出，往日之纷纷议论着亦渐缄其口。于是困屈无告之难民二百三十余人提撕之下直释束缚，而使其获得自主自由之权以归故国。盖贩奴之事向为我国律之严禁，欧美文明之国亦甚赞此举，以为开明之先务。今此一案起于本声卩，不啻为绝好机会，于内以开文明开化之一大基础，于外足以传诵万国为公法之一斑。虽然如此，如起初无副岛君之确论，继而如非Hill之赞成，何以得有如此结果？此实在是由于副岛君识虑之爽迈，而予之心思竭力于斯者亦不可谓不多。窃惟以为如及今不述之以传，异日谁能得详知此事？故命Hill备录其事之颠末及审判之顺序，揭以的例、附以论说而加以编纂，更令林道三郎译述之，近来再嘱一等翻译官何幸五郎加以订正，并附原文以便内外读者。便遂以《白露国马厘亚老士船裁判略记》之名干彳行公布于世。其意一在以其处理之公平无私而宣示中外，一在欲以本邦开明之一大端绪而弘扬于遐迩。读者如能熟稽其记载，可以为法学之一助，长其见识，发其才智，以供他日之实用，则斯书虽蕞尔，其有裨益于政务岂可谓浅鲜哉。

此《弁言》全文不到一千字，虽未涉及将事件的具体审判细节，但是其原委与意义可以说已经非常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

基于对此事件的已有研究成果及上述日本方面的最早记录，我认为有必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申此事件的国际性意义！

第一，从该事件的开始，中国劳工逃出“玛也西”号被英国军舰救起到事件审判结果最终由俄罗斯沙皇裁定，以及具体的审判过程中始终有多国使节及律师参与其事，可见该事件的审判的顺利展开是以国际公法为依据多国合作的结果！如清政府派往日本处理该案的陈福勋所言：“此案，本无原告，今得以在日本之横滨查拿就获，实系英兵船打救黄木庆投水救后，业已送还该匪船，而该匪船将黄木庆割发鞭打囚禁，又被英兵船察知其情，申请英公使，照会外务省衙I'1，转饬该管神奈j1|权令，严行查办，甫能水落石出，得以破此从来未破之巨案。其日本之功力，固不待言，亦英、美两国和衷共济所致。”"而且横滨的华商也为此事件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同一史料记载，“玛也西”船主即“拐匪喜雷拉，以数千金之资，延请律师两月之久，意图颠倒是非。经横滨之中华董事陈瑞章、胡琼翰、韦麟毓等，邀集华商集资千余金，代该难民等亦延讼师一名，辩论数堂之久，于八月二十四日，甫将此案断定，亦公法之难逃也”。

第二，日本方面在这一事件处理上开始虽然出现意见分歧，但是由于当时外务卿副岛种臣的努力，最终表现出积极的处理态势。副岛种臣在这一事件的解决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促使副岛决心解决此事件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国际舆论使然。事发之后，于6月29日，当时的英国驻日本代理公使R.G.Watson给副岛种臣的信中就说，秘鲁船长对中国劳工的非人道的虐待之举，“事关支那国体，不仅欧洲而且文明各国也都非常憎恨。且贵国与支那为邻国，已结邻好，而在贵国境内竟有如此虐待支那人者，于贵国政府而言不应置身事外，定会尽快妥善解决。迄今为止，可恶商贾未曾污染贵国地面，贵国政府如果想加以制止，其他外国人民亦将尽力而为，一同解决此事。关键的是要毫不犹豫地决定以尽快告示世人”。并且进一步激励他说：“于贵国管辖之内出现上述情况，不仅有违主客之道，而且对贵国政府也甚为失敬。，，当天美国驻日的代理公使Charles0.Shepard在给副岛的信中也表示同意英国驻日代理公使的意见，认为应该对这种行为加以严惩。"就在接到英美驻日外交官员信函的翌日（七月朔日），副岛种臣便给大江卓下令，要求他负责对此事件至急审理并上报。

其二，当时日本的外交形势使然。虽然当时的司法卿江藤新平（1834—1874）和神奈川县令陆奥宗光（1844—1897）对处理此事持消极态度，但是有英美外交使节的支持，加之当时岩仓使节团正在欧美巡游，其主旨即在欲为条约改正铺平道路。要想成功实现条约改正，与欧美各国平等相处，必须在制度、观念上进行全面的文明开化，向西方看齐。处理好“玛也西”号船事件，正是向国际社会宣扬日本开明的一个“绝好机会”。日本的条约改正虽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玛也西”号船事件的成功处理，对尚未签订条约的国家，日本的裁判权得到了确认；同时也加快了日本自身的废除人身买卖制度的步伐，娼妓艺妓随后都得以解放。

其三，副岛种臣本身的豪迈个性及其对万国公法的了解使然。副岛种臣自幼受尊王倒幕风气的熏染，具有一腔为国分忧的豪情。他1853年在京都游学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玉帛朝贡绝，山陵草古木。天子方忧思，人臣焉安处。”副岛学问的根基虽然在“皇汉学”，但对洋学也有所造诣。他1864年被佐贺藩派到长崎作为大隈重信（1838—1922）等“英学生”的监督，自己一面随沃贝克（Verbeck，GuidoHermanFridolin，1830—1898，荷兰人，美国“荷兰改革派教会”宣教师）学习英语，一面教诸生汉学。他学习了《新约圣经》、美国的《宪法'并且Verbeck赠给他北京同文馆丁韪良翻译汉译的《万国公法》，他对此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些对他日后的政治和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解决“玛也西”号船事件过程中，副岛在与各国驻日外交使节的交流时，是将以“正道与仁义”或“正义与仁义”来处理该事件作为一个共通的观念。"8月24日的判决书也表明此审判是“以普遍的万国公法的定论与各国法庭中普遍通用的天然的正义公平之大理”来作为指导的。

对日本处理该事件的表现如何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论者曰：“对照中日相关史料，我们并未发现日本政府在这起事件中对中国抱有任何不良企图。”并感叹：往事逝矣，该事件已成历史，但今天阅读这些史料，仍觉温情扑面。”或者认为：“从总体上看，日方在这一事件上的对华态度是积极友好的。”

企图之良与不良、感情之真心温暖或笑里藏刀，或许会因为论者的视角而异。但是断定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日本方面对中国只是出于单纯的友善，而没有任何企图，这样的结论似乎还有待斟酌。而抽象的所谓“友好”也未必能够概括其“总体”意向！

首先，从中国观上来看。大江卓在断此案后以诗歌《释奴行》来记述当时的心情，曰：

我皇开埠通四裔，恩波万里赖其惠。白露估船胡为者，一船所载皆奴隶。糜在舱底如幽囚，阴风白日声啾啾。豺狼驱羊一何急，或断其发或摧头。试问劫掠自何地，仁义旧邦今重利。黄金宁赎千金躯，隙以甘言诱无智。船之与人国各殊，偶然来泊我版图。皇听不怿廷臣怒，一今如火释众奴。予时坐在县衙上，殆废寝食心悒怏。欲令外氓浴深仁，还愁理义缺明畅。事定万国无违言，巳复人权巳雪冤。想他归去见父母，侧自东望扶桑暾。

这表现了他成功断案之后的一种豪迈心情，也可以看出他的一种“皇国”优越意识。对中国而言，国民成为他人的奴隶，被幽囚在舱底，受尽“或断其发或摧头”等种种虐待，就像豺狼驱羊一样，昔日的泱泱大国，任其国民遭此劫难，真是可怜。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答案是“仁义旧邦今重利”。就是说，中国古来是仁义之邦，现在却变得重利轻义了。此事件在日本，经过他的努力而以“仁义”作为指导原则来解放遭难的这些中国奴隶，为他们“复人权”、“雪冤”，使“外蛮”沐浴日本的皇恩浩荡，他自然有一种自豪感。

其次，看看当时相关的一些历史事件。1872年8月12日，在上海的郑永宁外务少记将日本处理“玛也西”号船事件告知上海道（苏松太道）台沈秉成（1823—1895），其中提到日本方面的“廷议”的意思：“和清国既经结盟通好，视彼民犹己民。今秘鲁人拐卖清国人口，敢过我境，殊干公法，义当惩办，拯救民困，以敦邻谊。”郑永宁在论及日本此举的出发点时亦强调本国有此举者，宴出敦笃邻谊之意。”并接着说：窃为贵国敢忠告者，有三：审办澳门拐略之徒，速收人口还乡，一也；先派委员，收回人口，后办奸徒，二也；本国备船护送人口，贵国照偿费用，三也。请择而定，宁则信致本国，为结公案之地，尽我驻沪一日之职。”！日本着手办理此事件的初衷是出于“敦笃邻谊之意”，还是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前文已经有所论及。不管初衷如何，既然着手办理，因为牵涉中日关系，那么就一定要在外交上把“敦笃邻谊”的气势造足，甚至有“视彼民犹己民”之辞令。无论其初衷如何，当时清政府所有相关官员几乎都是将该事件的处理视为“大日本国力敦邻谊、拯救华民”而“深为可感”的。"

在日方“忠告”的催促之下，清政府便紧急派出上海租界会审委员陈福勋赴日办理相关事宜（18日沈秉成到日本公馆告知，19日陈即乘船出发），8月22日到达长崎。9月陈福勋办理妥当归国之际给副岛外务卿的感谢信如下：

敬肃者。福勋久仰山斗，无由进谒。适因泰西无约之秘鲁国洋船驶入贵境，经横滨听审出拐卖等情，一面将人口收留，并飞知上海，由郑少记告知道台，即为详报。导宪檄委福勋星驰前来，一路诸荷郑少记照料周详。于八月二十七日安抵横滨，正拟入京谒见贵卿大人，复蒙有劳柳大丞诸君先行相招。进京即荷赏见，不以福勋微末，安寓于延辽名馆。次日旋蒙传，集神奈川权令大江卓等，即将全案交接，所有公事一不妨于福勋，俾得回沪销差。惟蒙逐日排筵，视如上客，此实福勋非常之遇也。在京七日，驾三次往还六见，诸承不耻下问，愧无以对，清听惶歉实深。初五日辞别后，现同品川领事诸君在滨料理诸事，渐次均可裕。如华民二百余口均各安居无恙，此功此德，实出于贵国之再造重生也。现在船巳搭定，不敷水脚之款巳由品川领事照数汇兑到沪，当为即缴无误。今日又蒙厚赐和锦两卷、砚匣一具，受宠若惊。本不敢领，惟以却之不恭，只得对使拜领，容图后报。所有临行谆嘱之言，回沪后自当悉心代达，以慰尊怀。专肃鸣谢，敬请台安。诸惟澄照不尽。

陈福勋顿首谨肃

陈福勋8月27日到横滨，9月18日办妥回国，在此前后，日本对琉球问题"有重大的举措值得注意。

1872年初，日本鹿儿岛县厅即派奈良原幸五郎（奈良原繁）和伊地知壮之丞（伊地知贞馨）到琉球，敦促其进行行政改革。6月24日，日方传令琉球方面，要求其派遣使节赴东京觐见，祝贺日本王政一新。随着处理“玛也西”号船事件的顺利进展，外务省邀请伊地知于8月13日达到东京，他“立刻拜访了副岛外务卿，汇报了琉球的情况，同时汇报了在琉球期间获知的宫古岛民台湾遇害的情报”。9月2日，琉球使节一行来到东京。9月14日，天皇Xf来觐见的琉球使节颁发了如下诏书：

朕膺上天之景命绍万世一系之帝祚，奄有四海，君临八荒。今琉球近在南服，气类相同，文言无殊，世世为萨摩之附庸，而尔尚泰能勤致诚，宜予显爵，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咨尔尚泰，重其藩屏之任，立于众庶之上。切体朕意，永辅皇室！钦此

而副岛特意使陈福勋也“闻见”此事。郑永宁编纂的《副岛大使适清

关于琉球研究的文献与著作甚多，这里主要参照了米庆余的《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安冈昭男的《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概略》中记载：

九月，琉球之使臣入京，贡方物，请朝觐。皇上因封尚泰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命曰：咨尔尚泰，重其藩屏之任，永辅皇室。尤厚赉赐遣之。尚泰上表谢恩，以奉册命。事皆使陈福勋闻见。

其用意如同安？昭男所言，就是要通过陈福勋“将日本的如此举措传达给清国要路”"。对于琉球，副岛的心思何在呢？他说：

从前琉球以支那为父、日本为母，所谓两属，又在我国似为萨摩之领地。此使节来时，我认为必须正名分，因此以后封为琉球藩王了。对此，彼等虽然也强烈拒绝，最终堂堂地使之服从了。此时如论及琉球藩王，对支那而言亦自然会§1起争端，此前虽也有作为萨摩之附属亦苦不堪言，故欲弃之不顾的议论，因为名不正则事不成，最终使其服从作为藩王了。故而于御前宣读诏敕，两使节领命而归。

就在琉球使者觐见的次日，副岛致函太政官正院，希望对琉球藩彻底实行日本的藩属体制，并在外交与财税上逐渐派外务省和大藏省的官员去视察管理。

不仅副岛想利用陈福勋来给中国方面在琉球问题上吹风，8月，当时的陆军大辅山县有朋也“趁机”提出关于“琉球处分”的建议书。山县有朋的“琉球处分”的建议书，安冈昭男在《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有胡连成翻译的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译文写道：九月十三日，这些清国人被弓I渡给陈福勋。第二天（十四日）正好是琉球使节觐见之日，日本政府让陈福勋看到了这一幕。”（第66页）此处将日文原著中的“事《次第爸陳特使（C聞見§廿：^5”（原著东京：岩南堂书店1995年版第70页）译为“让陈福勋看到了这一幕”似有不妥。因为十四日是陈福勋从横滨带领被拐华工启程回国的日子，这里的“闻见”应该是强调“闻”，即让陈福勋知道日本封琉球藩王之事。

详细论述！，现引该建议书中三段以见一斑：

今曰清之间，幸交际之道巳开，鸿胪之官彼此往来。窃以为，（向其）阐明形势，指出两属之不可；晓之以理，指出经界、所属之必须匡正；告之以我国曾经管理其内政，诘其务虚之名无益；据公明之办法，示正大之意。臣虑，满清必谅我意，必允我请。之后遣使节，晓谕琉球，则曰清两国无睚眦之患，中山之地因三寸之舌而定矣。

尔后，令其国王来京觐见，将其列于华族，奉我政令。定贡献之礼，立保护之法，尔后布告万国，宣布琉球永远属于我版图，亦得圣上抚育之洪恩，远播彼之南方；僻岛之人类，得以永远沐浴在我雨露之中。若果然如此，岂非圣代维新之一端耶。

方今（即）时机之所在，此乃臣所谓先发制人者。然事关日清两国之交际，且涉及公法之条规，事无细小，愿付之于众议。反复研究，釆取恰当方法，迅速付之于行动。"

此外，该建议书中还提及：“方今西洋万国之船舰，往来如梭，间有侵夺抄略之冤，所管之国，不得不为之申冤。”“去岁宫古岛之人漂流到台湾，为近旁人士所抄略。其中有幸生还者，诉冤于我（镇西）镇台，以知民俗之异同、远近，亦可知其对我之依赖、奉戴。”陈福勋是清政府派往日本的首位外交官，其所谓“鸿胪之官彼此往来”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情况，都可以找到“玛也西”号船事件及琉球遣使的影子。并且认识到这个时机——日本为中国劳工申冤的重要性，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先发制人”。事实上，在9月28日，明治政府就停止了琉球藩的外交权，由外务省来管辖，将伊地知贞馨派往琉球，开始为“废琉置县”进行准备。

综上所述"1872年日本在美英各国的敦促与协助之下，积极就秘鲁“玛也西”号船事件展开审判，解救了中国被拐卖的劳工，是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的意义，既要看到日本方面有对中国讲信修睦的友好的一面，且不论日本方面因此而表现出来的“皇国优越”意识的膨胀，无论如何不能片面强调日本一方的积极作用，更不能无视日本方面企图利用此事件而设计的种种“如意算盘”。总之，此事件的处理，日本方面绝非单纯的“温情扑面”。

3换约的幌子：台湾、琉球问题

1.换约日程的延误

如果说美国方面在为促使日本积极处理玛也西号船事件上起到了正面的的作用，也不可否认，美国在随后为日本出兵台湾也同样积极地出谋划策，极尽怂恿、纵容、教唆之能事，甚至直接参加侵略的军事行动之中，成为了日本武力侵犯台湾的帮凶。可见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与行动选择，不能脱离国际形势的背景。

改约结束之后，插入了上述“玛也西”号船事件，此事件的处理，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声誉，也为其处理台湾、琉球问题，赢得了谋划的时间，并得到了美国的“支援”。准备停当之后，副岛种臣便以换约为名，到中国来套取其谋略中的口实。《副岛大使适清概略》中记载：“副岛上疏曰：外人有觊觎台湾者，不可使之妨碍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番之地，开拓领土以得民心，非臣恐难成此事。请亲自赴清，藉换约以进入北京，说服各国公使，绝其娟疾，与清政府因论谒帝而告以伐蕃之由，正其经界，开拓半岛。制曰：可。”如他自己在谈到这次中国之行所说，在台湾问题上其中“娟疾”难解，疑为“狷急”。

“由于无论如何要使支那服从"便作为使节去了支那。因此，表面上先以大使之礼谒见清朝皇帝，但内心却抱着听取台湾处理之事。这样就不仅仅与支那一国谈判，也同时与欧洲各国（的使节）进行了谈判”。

1872年11月19日，天皇就已经给副岛下达了赴清换约与祝贺清帝大婚亲政的敕语，并给他颁发了致清帝的国书，副岛也于翌日致函李鸿章告知赴清换约之事，说：“本大臣奉即促装，拟于来月下旬启行，过沪买舟赶入津门，决不迟误。”"而事实上他到1873年3月11日（农历2月13日。农历1872年12月3日改为明治6即1873年1月1日，此后开始用阳历）才从横滨出发，为什么延误了呢？第一，是他于1872年11月15日致函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希望雇用李仙得为外务省的二等官（月薪一千圆），直到11月28日才正式任命其为“准二等出仕”，而等李仙得辞去美国驻厦门公使之职以及与美国政府方面的各种手续等，得到驻日本美国公使关于日本雇用之事的正式答复已经是12月29日了，不过该函中表示了对李仙得为日本天皇效力的大力支持。第二，是为了得到作为日本政府全权处理台湾问题的资格任命，而这一任命直到1873年3月9日（农历2月11日）才下达并对其作出了具体的四点指示。此任命书及其特别指示并未收入《日本外交文书'，但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可以找到，其指示正文全文如下：

辛未冬，我琉球藩民漂到台湾岛，五十四人遭其岛东部之生蕃人横杀，此事件命汝种臣派遣至清国政府，使其谈判处置，因宣示朕委任之要旨：

一、清国政府如视台湾全岛为其所属地，可接受上述谈判，任其进行处置，应责成其为遭横杀者充分申冤。

上述处置要给罪人以相当的惩罚，要对横死者的遗族给予若干扶助金，并且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的暴逆之事件发生。

一、如果清国政府以政权之未及，而不以之为其所属地故不接受上述谈判，则应由朕处置。

一、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却事托左右而不接受谈判，则辨明清国政府将失去政权，且论责生蕃人无道暴逆之罪；如若不服，既然如此，则任由朕之意见处置。

一、上述谈判，如有外乎以上三条之答，须遵守公法，不失公权，要审思注意，临机处理。

上述敕旨须件件钦奉勿愆。

同一天，太政官还指示副岛在清国处事要“重交际，以和平为旨”，曰：“清国与我国往来非一朝之事，曾有邻好之谊。今又交换订交之约书，值此之际，谈#I]生蕃暴逆事件，全然为我政府对国民之义务，出于不得已，故要重交际，以和平为旨，不要使两国间产生衅隙。”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辛未冬，即1871年冬，那时琉球还没有被封藩。被封为藩王，如上所述是在1872年9月14日，故所谓“琉球藩民”不妥。后面所谓的“政府对国民之义务”更是强词夺理。第二，从其战略上看，是所谓“问罪”与“修好”并行。但是副岛种臣中国之行，实际上是以“修好”为幌子而暗中套取对台湾兴师问罪的口实。

副岛在赴清的龙驤舰上，看着台湾海的黑潮涌动，赋诗曰：风声（势）鼓涛涛声（势）奔，火轮一封（帮）舰旗翻。圣言切至在臣耳，保护海南新建（置）藩。

一句“保护海南新建（置）藩”直言不讳地导出了其志向之所在。这里的“新建藩”或“新置藩”，不用说就是指琉球。

关于副岛来华换约及觐见清帝之事！，这里仅就中日两国的相关记载，稍加介绍。

李鸿章对副岛来华换约一事非常重视，他在1872年12月初二接到沈秉成转来的副岛11月20日寄出的来华换约的照会，在农历12月19日就给总理衙门（或称总署、译署）致函，说：“日本距中华最近，该国君臣现与西洋各国情谊深浃，事事力图自强，中国似应加意笼络，以固近交。观其叠次来使，情词均尚恭顺，如本年秋间，秘鲁国玛也斯船拐卖华民二百三十名至彼，全数扣留收养，交江南委员陈福勋带回，不肯索还用费，情礼周挚倍越寻常，是其亲向中国讲信修睦，尚非虚假，我国自不得不推诚接待。”可见他对日本的态度。对于副岛“谨奉国书恭伸庆贺”之事，李鸿章紧接着说：“彼因我皇大婚礼成，亲政在迩，遣派外务大臣奉书致贺，似应奖以礼貌，而阴却其不必与西国合纵，急求面递国书，致伤雅谊。如果将来各国俱准觐见，自无不准。该使朝觐之礼，该使自不得越众。”记述李鸿章奏稿曰：“惟据称觐奉国书一节，窃虑临时必附从西洋各国，合词请觐，冀得沐浴恩宠。可否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密为筹议，届期传知臣等，传商该使遵照。”而朝廷的答复是：“其觐奉国书一节，著李鸿章于换约时体察情形，脱慎酌办。”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如李鸿章的这种欲“加意笼络”日本的态度，使得副岛在后来的觐见问题上敢于固执己见而得寸进尺的，从而凸显了日本的特殊性。

副岛大使一行于1873年4月20日（农历3月24日，以下如无特殊说明，日期为公历）到天津之后，不是首先向李鸿章表示迟来的歉意，相反在未见李鸿章之前，便为中方未主动派员向其请安而表示不满。李鸿章表示自己在农历2月初就已经在天津恭候其光临，到4月24日（农历3月28日）副岛来会晤李鸿章时，李鸿章首先对日本处理“玛也西”号事件表示感谢，副岛种臣说今秘鲁总统派使来我东京以求和约，又欲讨论翻扣留玛丽耶流士船之案，此值余解缆二三日之前也。故我言使清换约之期已延迟，便匆匆相别，将其谈判之事托付代办处理，等余归国之后再作决定。希望在此地换约结束之后，即入北京，完成出使之事欲迅速归国。惟望阁下谅解。”！‘玛也西”号船的善后处理，虽然确有其事，但是在这里，副岛种臣拿此事来搪塞其迟到的理由，可以说是对此事件的再次利用。

2.有关副岛一行在京津进行外交活动的基本史料一

4月30日（农历4月初四）中日双方于山西公馆办理了换约手续，翌日，副岛携带日本土产拜访李鸿章，其详细情况（指副岛的言论）《使清日记》有详纟H记载：

大使云：不腆微物，笑纳幸甚。予今日访阁下，乃就去年柳原临时商议之各条，今以公文加以说明而附于约后加以公布。此乃我国外交之权日进，政府之意欲使外民归我管辖。予今区区议解一二，何益之有？待岩仓钦使归朝，立一体之法，然后临时而定续约可也。试思尔我两国并立于亚细亚，古来交通文字法律大体相同，如同欧洲列国之政体一途相沿，同教之国的人民不论彼此，服从现在住地的政令，故两国人民亦仿此由其住地管辖，如至于尽善，则亦应以政权管辖外国人。尔我两国与欧西诸国结约以来，彼等虽划住地之租界，于我境内而施彼之政权，此因条约而所甘心也。此西人于其本国虽为不曾允许之事，行之于非洲及印度以东之国。当时此理未明巳签订条约，以今观之，乃所谓卧榻之下而容他人酣睡也。我国方欲改定条约，整起公法普通的主权。即如今如与各国人换约，必招致我政府衙门而执行，昨曰闻贵国必需要在双方公会之地，如此皆自坠其权也。

李赧然曰：此乃沿袭先例，焉知使坠权。阁下所见正大，万万不及也。于桌上以指画近交远和四字，云：是吾志也。但从来应接外国，我专审事之情理以使其心服而巳。

大使曰：诚善。昔唐虞氏为国，何尝限于此土。所谓东至于海而西至于流沙。惜哉！周公之才务分夏夷，终屈王化。当时历世皆以尧舜之心为心，荡荡乎，如开国则不分赤夷白夷，至今之欧西之地，皆为贵国之属。故以中国自画，以夷狄为外，则非尧舜之道，焉能宣化而得民心也。予在本国担当外务以来，与阁下文书往来，且闻内外使臣之言，夙知阁下之体度，谓阁下为清之柱石。今得亲切谈心，窃揆实注之处，正与予志如合符节。抑两国间盛衰强弱皆有关系，当路者于兹可不思议乎？故交虽浅而言不可不深也。夫自主之国操权立法，而治其境内。有谚语曰：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国眼下容他国之政令，虽为因条约而甘心，实为坠自主之权也。故希望两国先使其人民归住地之管辖也。古人云：请自隗始。

李大喜，答曰：阁下之论，至大至公，予所同意也。但岩仓大臣之改约一定，万绪当可随时更张。话毕，定大使进京之日，约由李派遣向导之委员。且曰：江苏记名道孙士达现巳在总理衙门，议外使觐见之事，阁下如有事，可用此人，必能致力。话毕，有歹彳酒馔款待。大使戏云：人或谓予曰：李中堂每接子谈国事，必以酒食，不知何意。予对曰：岂有鸩人羊叔子乎？李闻之，忽焉离席来握大使之手，曰：阁下读汉籍，何以渊博如此！相携而出，大笑而别。（史料）

农历四月初七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也递交了《述副岛商论外交》的公函，所述颇为详细。为便于对照，引其全文如下：

曰本公使副岛种臣抵津商办换约，叠经咨呈冰案，该使亟欲赴京，因订于四月初四日互换上年所议条规章程。事毕，专摺具陈，另文钞咨谅邀俯鉴。去夏柳原来津议改五条，当经鸿章批饬津海关道等转致，俟换约时核办。彼此照会附刊约后。此次副岛谓：甫经互换，不必多此枝节。上年柳原之行，本非渠意所乐为。将来该国岩仓大臣由西洋回时，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如果办成，再请中国通融商办，想可蒙准，此时应无庸议等语，殊为爽直了当。该使换约之次日复来敝署畅谈半晌，其关系交涉要件约有数端：

一谓西洋各国，此国商民至彼国悉尊该国规矩、禁令，遇有争讼案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审办，领事等官不得擅专。中国、日本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巳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馆作威作福，心实不甘。该国派岩仓赴西更议，现在意大里等，尚可允行。惟英法诸国，多方诿延，能否议改，尚不可知。鸿章极力怂恿，如可改定，属其随时照录新约知会，皆当逐渐设法更定，庶可各保无事。

一谓秘鲁派使至日本，求与立约。该使告以和约须另立新样，所有来曰本之商民，应遵曰本法令，否则不与立约。秘鲁必欲照西国一律并浼英美各使代为说项，各使尚未来说，惟美使有密函奉恳，副岛坚未允行，乃俟该使回国再办。秘鲁声称在日本定约后，即往中国议约，请问中国如何办理？鸿章答以秘鲁商船专以拐贩粤闽良民为事，上年蒙贵国扣留之案，是其证据。前在京与王大臣议及，均未便准与议约。如贵国能执令悉尊本国禁令，则有犯可以必惩。俟有成议，务请届时照录约本，俾扩见闻。

一谓该国外务典P从前办不得法，驻京各使遇有事件，动辄令其至该寓面商"又稍有疑难，各国公使会齐扛帮固结不解。副岛接办后，先正体制，遇有公事，必令该使至外务省面商。既系公署，不迎不送。某国交涉事件，专要该国公使来商，不准他国干预。即有公众交涉事件，各使各办自可各出意见，如必要会同共议，须索看各该国君主训条信凭。以此难之，遂不敢大众出头。各使动称万国公法，我U卩以公法治之。此等议论，似亦可备釆择。

一谓该国主谕令到京后酌派公使留驻，拟即派柳原前光为三等公使，料理租寓及交涉事件。鸿章答以派使驻京经费浩大，现甫开办事简，似暂不必派人。该使谓：日本于西洋各国均巳派有驻京公使，中国密迩，未可惜此小费。又答以柳原前光叠充议约随员，人固妥当，惟职小年轻，我总署王大臣均系头等钦差职分，必不愿与照会。平行换约之初，贵国诸宜审慎。鄙意暂可勿派，或酌留委员在京筹租公彳宫，随时禀商要事，亦属两便。该使云：极承之教，荣当遵办。又问该国与朝鲜巳和好否。该使谓：朝鲜世与本国对马岛诸侯通商，自国主临政，诸侯撤藩，朝鲜使问遂绝。屡次派人往说，该国置之不理，书词颇多傲慢。现乃遣使劝喻，冀得永好无嫌，实无侵陵用武之意。鸿章告以近邻尤要和睦，朝鲜能拒西洋，国小而完，法美皆志不在此。贵国既与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鲜，人将谓挟大欺小，殊非美名，况与中国约章不合。该使深以为然。

复将进呈国书稿译录送阅，并未提及是否面递、如何礼节。鸿章因副岛熟悉外洋体例，此来换约，是鸿章应办之事。觐奉国书则非与鸿章应议之事，设纠以礼节而彼不fg遵，即或勉应，而西洋各使巳先不能遵，转露轻藐伊国之意。是以仅于换约筵宴时，泛论各国交涉公事。谓既欲请觐，则中国使臣在外国，巳行外国之礼；外国使臣在中国，亦应行中国之礼，方为从宜从俗。该使沉吟许久，姑答曰是，而不复置辩一词。其隐衷亦窥见矣。

昨奉三月杪直字一百三十一号密函钞示，各件均谨聆悉。

承谕

以非西洋而事事效法西洋，现在议论必与西洋各国同。当日礼节实与西洋不同，彼此来往，究竟能否与西洋各国同属早筹及等因，窃维曰本君臣向有拜跪之礼，闻自今年改用西洋冠服，此礼逐废。见其国君亦不跪拜，彼既勇于舍己从人，恐未必舍彼从我。其不敢向鸿章询及朝觐者，或虑就事论理，致著色相。该使抵京后，操纵迎拒之机权自在尊处。副岛自谓头等钦差，是以敬礼中国，目下西洋驻京各使皆系二三等名位，尚在其下，倘准随班入觐，似无异样礼节可议，若非适逢其会，尽可婉谕无庸面觐，照案代彳欠。惟闻该使带有庆贺礼物，由水路运京。以小事大，可谓恭谨。然则以大字小，亦必有道以处之。想高明定有权衡矣。

江海关沈道，前禀送新闻纸，有日本欲为琉球申理台湾生番劫杀之说，副岛绝未论及。查此事闽中督抚早经奏奉批旨，著督饬该镇道认真查办，外人何至藉口？其顾问美国人李仙得，曾充厦门领事，偕副岛来见数次，默无一言。合并奉闻各国换约后向无适馆就餐之例，副岛人生地疏，欲求照应而未便启口，鸿章允为派弁护送，并属衣、道士达暗为照料，以答其前次优待江苏委员商办拐案之厚谊。彼意颇深感戢。（史料）

5月14日（农历4月18日）副岛大使派柳原等到总理衙门商量大使谒帝日期，展示国书副本。日期未定之际，副岛与各国公使及总理衙门联络交流，就觐见礼节及日本使节头班觐见问题，其中5月25日副岛一行在总理衙门与大臣文祥等会晤，交谈内容！有详细的记录，颇见副岛的“风采”。6月17日，副岛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文祥等会晤，仍然未得到头班觐见的许可。18日，副岛访问美国公使，谈及清政府与朝鲜的关系问题。19日，副岛决定放弃觐见，即日归国。20日副岛致函总署并让柳原前光将副岛的决定告知总署。21日副岛派柳原到总署，说明台湾生番事件之事。！当天晚上，孙士达招来郑永宁就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23日，文祥派孙士达向副岛致意劝慰，24日文祥等来说明觐见仪式同意副岛首班进行。25日，副岛派郑永宁到总理衙门，同意觐见。但是总署要求副岛在约书上画押。26日，副岛叫来孙士达，斥责画押的做法。29日，终于觐见。即日副岛给三条实美太政大臣报告这次觐见及台湾事件等交涉经过。之后到天津，7月7日，与李鸿章会晤，有详细的谈话交流。7月9日，李鸿章给总署致函《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7月27日，副岛以“换约谒帝及生蕃问罪之事悉遂成功”而向明治天皇面奏其概略，此事乃告结束。

5月25日副岛大使一行在总理衙门与文祥等的交流，文献记载如下：

大使曰：余在天津换约期间，多承李中堂厚待，今至京Uf，亦复如是，贵政府之接待远使，殊见优渥，感谢不尽。

文祥曰：李中堂每致书本署，盛称贵大臣之英敏文亮，甚为感服。且昨秋贵国政府秉大义救护我国被秘鲁拐载之难民，为招收之而派出上海之陈丞，被贵国接入东京，蒙贵大臣之格外优待，对此，我政府与人民深为感戴。今使之外，尤当报德。我中国不周到之事尚多，方愧于简慢，何敢当称谢。

我曰：日前遣柳原大丞等呈国书副本于贵中堂，请谒见大皇帝之期巳经旬余，未得贵答，本大臣奉使有限，不可虚度时日，故不得不亲来催问。不知谒见之事巳为我奏请乎？

彼曰：恭王日来卧病，故未能奏请。

我曰：贵中堂有代奏之权乎？

彼曰：执掌军机之事，皆由余宣奏，但至外务，由恭王总裁"就中谒见之仪，典礼非轻。本年正月以来，各国公使虽再三再四会晤于本署，其议今尚在半推半就之间。然贵国同文同理，倶是孔门之教，故非他外之比。今贵大臣奉国书而来，殊属善邻之好意，岂不欢迎敬接哉？惟因与各公使签订决议，以谒见之奏案而请旨为将来之典例，故贵大臣之事尚未奏请也。

我曰：异哉！贵国之予外使谒见必与之签订决议乎！夫一国有一国之礼，不可自废。彼以彼之礼来，我以我之礼接，何议之有？且友国通使，为交际之根本，故不得不接。然如何接待其使，由我君国之权。何议之有？如我国，先自定接使之礼节以待来使，故凡国使今曰到京，明日遂得觐谒，亦不容异议，以昭我君权也。本大臣所见如此。打开手中之扇，以示自作之文。其文曰：

人有五伦，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今夫诸国之遣使接使，是即朋友之交，固当信爱。其权其利，巨容侵越。故其觐见也，立礼跪礼，宜由遣使者之权。其延见也，公朝便殿，一听接使者之意。若纷纷然，互争礼数，是岂朋友之道哉？予恐祸乱之或从此生矣。种臣（作此文之缘由，从略）

文祥等看毕问曰：贵国开谒见之例，巳经几年？

曰：五年。

彼曰：开例之始，朝中之官能不言语乎？

我曰：当时讨厌外人入内者言论如沸。有元老故臣谏死于驾前者，亦有草莽之死士于途中伏击外使参朝者。从来以忠愤而死者，虽多有折轴，我皇尚申三诰，辅臣勉力安排，事渐得治。

彼曰：如此之死者，定为忧国之士，良可惜也。

我曰：然予所痛惜者，乃其忠勇有余而智虑不足。幸而我皇圣运龙兴之际，各自考虑时势之变迁，近辅佐之心力，不思使我君与天下万国相轩轾，徒捐躯不亦谬乎？

彼曰：敢问贵大臣高庚？

我曰：虚度四十六岁"

彼曰：贵国政府中专司外务之大臣有几位？

我曰：专任唯有牙中臣以对万国。

诸大臣相顾曰：我总署合计十人，年龄皆自五十至八十。

文祥曰：闻贵国之阁堂大臣年龄概自四十余下二十余。

我曰：朝中非无老臣，但今日当路而不达时务、肢执于古法者尚多。故我政府一年一度不断扫除官员，以是若此。

诸大臣默然而笑。

大使曰：贵国舆地之形势，南自安南接粤闽，北自盛京连出席满洲之地，而安南有法兰西之领地，广东有英葡之领地，朝鲜之图们江以北满洲之地，沿黑龙江方圆数千里割让给俄罗斯。我国独立于东海之中，首尾与此两边对峙，日夜忧虑将来外人盘踞此处而渐渐跋扈，此即如现在我北虾之地也。因思尔我两国之间，或强或弱皆有关系，不可稍现疏虞之秋也。是故我皇上委种臣以外事，最重与贵国亲善。昨年救回秘鲁国之船拐载贵国人民，又闻贵国皇上之大婚亲政，于夕卜务百忙之中奉使而来，亦无不体现我皇上之望与贵国深接恳亲之至意。况我皇上假种臣以全权而派头等钦差，为敬重贵国之至也。种臣辞朝乘舰，国中之官民皆以余身为代君使清，所过之处人民无不尽其敬礼。不仅如此，现在和清两国所有之外国官民固不待言，万国舟车所至之各政府，亦无不知日本外务大臣奉头等钦差入清。使命在身，其重如此。而今至京，既呈国书之副本，及伺候谒见之期，贵衙即不奏请，何耶？夫各国驻京公使坐值皇上亲政，作为本国政府之代表为表达其意而请廷参，是谓临时之私谒。如虽有国书而亦属上任告身之类，我皇上之专致国书贺仪以伸庆悃，不可以头等钦差同伍谒见。而贵中堂必与彼等决议，以奏案为典例，故本大臣之事尚未奏请云云，岂将本大臣置于驻京公使之列乎？

彼曰：本衙既接贵大臣赉来国书副本，固知使命重大，孰不欲以格外之敬礼而接待贵大臣？唯我中国从来不讲究西洋之道理，无分公使之等级之事。但有国书统称为钦差全权大臣，一体同视而巳"当今亲政以来，各公使请求觐见，因始开其议。不用中国之礼典，或出不逊之言；且如允此一事，彼又说起二事，大逞得陇望蜀之意，是以本衙不敢即奏。讨论巳阅四月，昨今才成一体之议，将于办理奏闻，然需言明，其如何裁夺之处，非得钦旨，未为可知。我国开设此例，以今为始，故未知有公谒私谒之别，亦本非有意置贵大臣于驻京公使之列。假令设置特别之礼，欲使贵大臣得见，亦涉及其他，不免更生碍难，实未便易举也。如本衙私自为贵大臣之到达敬备粗略馆舍，以安顿一行，外人即有问难：副岛氏为贵国某大官乎？不然何得如此优待？此言指有违于于条约面上有自备公馆之事。凡事如此也，请贵大臣察之。

我曰：本大臣奉命聘问贵国，因乐与贵中堂晤谈之所以者无他，种臣在国忝承宠任，亲履夕卜务，愈精于外事愈知两国紧邻之谊不可不厚，欲以此番倾心剖胆为表平生也。本来，我国起初疏于外情，以仿照贵国之例而与西人结约。后得以自行研究欧西各国互相交通之理，观之而知贵国不明西洋之事情。以堂堂中华而受彼之欺侮不少，欧人之视贵国，简直如同土耳其埃及之类耳。夫土耳其之一国跨东南西三大洲，古称强大为欧西所畏。而其俗顽固，竟然为欧人所征服，至而今为可怜之极者也。我国知之，不得巳万分悔悟自怨。遂求欧西之法，幡然改变国俗，要剔正其约例，在于将来更张我国之主权。兹种臣任外务以来，于交通上，读彼国公法内政等书，虽处事亦揆情度理，未有如贵国经史之明白快通者。今也日月所照，殆知孔子之言，无不以为圣人。苟为政者，中外同一理也。种臣读汉籍一万五千余卷，本此而施夕卜务、而治外事，外人不从其妙契，焉能到此？现在承我皇上之信任弥深，各国之所倚望弥重，谏则听，言则行。比之昔日，大有改观。是以外人视余，谓日本为文明之机器。种臣内承圣恩，外荷知望，从事至此，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试请（让我）评论贵国之往事。文王西夷之人也，其后武成而君临中国。若周公早倡率诸侯开发西域，则土耳其以东以南之地，尽属中华。同为君子之国，且亦有抚欧西之势。而乃矜华鄙夷，独谓君子之国，以至今日与欧人交，反而与其所鄙之土耳其以东之蛮种视为同类。事之相反何其如此之甚哉！昔日遽伯玉耻于独为君子，何故以中华教化夷狄，亦不能为君子？自古以来于兹数千百岁，自夷出迁夏而为君子之国者多，用夏变夷而为君子之国者少。予由是以知夷之于中华常耻勉故强而能兴，中华之于夷自矜怠故弱而必亡。

彼皆色变。

我曰：是真话也。诸公莫怪。夫夷亦人国也。以君子待之则为君子，以蛮夷待之则为蛮夷，皆由我为之也。今天下之列国皆有伦常，以其御家邦，推施于蛮夷，唯恐不及。是亦尧舜禹汤文武之新有其道也。此时如我儒不苏，必有难对古圣之事。而贵政府既与各国交通，独不讲究西洋之事，其可乎？贵国不究洋理之说，盍诒予者乎？座上董大人所序之万国公法，于贵署之同文馆所翻译刊刻，钦使各等之品乃至款待之制，判然无不明白。而尚得谓中国未知公使之等级乎？本大臣始至天津，于与李中堂会晤前，曾论如宾有礼，主则以选之也。今我皇上既敬贵国如此，则本大臣固信必以贵国皇上之有所选，冀贵中堂三思之。

彼曰：闻贵大臣之高论，句句针砭，殊为佩服。顾我中国从来与各国交，未尝不推诚致敬。然有所嫌者，西人之弊在甲国请得其一，则乙国又望其二。营营其来，惟利是图。揆之情实由各为本国而贪奏奇特，故我中国务杜无餍之求，以至于不得巳而仅执公平，约略容之而巳。如近日商定觐见之仪，亦为防止他日彼等别开生面也。是以今日如为贵大臣更制款待之礼，甚有碍难，奈之何耶？

我曰：现在驻京各国公使皆二等以下也，独本大臣以头等而来，而贵国以头等接待，何碍难之有？昔春秋之时，列国互遣使者，以会盟聘问而通两君之好，若接之而无等级，何以别上文夫中大夫乎？

本大臣当外务，常拟之以春秋，尤觉得当。方今天下万国之诸君，结义同心，以事上帝。比之周时，上帝天王也；万国之君，诸侯也。故各国当遣其大夫会盟聘问。贵国自为诸侯之国，接之则可；若欲以天王自居，则不可也。扇上所作，此意具在，惟贵中堂察之，速奏定谒见之期。

彼曰：必俟王爷上署商议之，而可回复。

我曰：本国夕卜务之事猬集于我一身，现在虽有代任之人，遇有大事则必来关会本大臣。惟海路往复甚远，每多不便，是以促余早归，无事不可久留。如贵中堂且与王爷议，请转致余向贵中堂所陈之言，速为奏定。且望贵国皇上能体认接待日本国使头等全权大臣，以答我君敬礼聘问贵国之谊。

彼曰：且容王爷之议定回答。（史料）

6月21日，副岛派柳原前光、郑永宁到总署说明台湾生番事件，总理大臣毛昶熙、董恂及初、士达接话！

柳原曰：我副岛大臣谒见贵国皇上之议于昨日巳谢绝，即促归装。然我大臣愈益冀望两国和好之巩固，特命某等报告贵政府也。

彼曰：愿闻其旨。

柳曰：贵国广东省玛港之地，闻今为葡萄牙人占据，不知果然乎？

彼曰：葡人自明末假寓此地，我国初仍其旧贯未改，至咸丰末年，照各国结约之例，议立条约，因揭以葡人纳地租之事，是以彼国至今物议纷延不决，本约互换未遂。

柳曰：现今自葡国派遣官吏专自督民行政，然此地为彼国之属领者乎？

彼曰：否。所谓久借不归者，焉得为彼之所有哉！

柳曰：然于玛港发生有关我人民之事件时，贵国能够承诺为我政府会同办理否？

彼曰：此非我政府所能办理，彼尚借未归故也。

柳曰：玛港之事既得闻命。兹朝鲜介立于贵国与我国之间，两国往来巳久。前年，美国驻京公使将有事于彼国之前，托书信于贵衙门，请求寄与朝鲜之时，贵国有答曰：虽称彼为属国，至于内政教令皆不干预。由是亦果然乎？！

彼曰：称属国，为循守旧例，存册封献贡之典而巳，故如此回答也。柳曰：然如彼国之和战权利，自贵国亦绝不干与乎？

彼曰：然。

柳曰：以彼国亦我近邻，我大臣现望与彼交友，故于此最为注意也。又贵国台湾之地，往昔为我国人及荷兰人、郑成功等占据，而归贵朝之版图。而贵国仅治岛之半偏，其东部土蕃之地，全然为政权所未施及，蕃人自为独立之姿。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泊于彼地而遭掠杀，故我政府将欲出使而问其罪。惟蕃域与贵国之政府犬牙接壤，我大臣以为未告知贵国而兴此役，万一聊有波及贵辖之事而无端受其猜疑，忧虑两国自此伤和，故预先说明也。

彼曰：本大臣等只闻生蕃掠杀琉球国民，未知系贵国人之事。本来琉球国是我藩属，彼时琉民自生蕃脱出者，由我官吏救恤而渡福建，由总督加以仁爱，送还本国。

柳曰：我朝抚字琉球尤久，中叶以降附属萨摩。况今大政日新，以一民亦莫非其臣而弥务抚恤，见以野蛮而害我王臣，我君不得不用保民之权专伸其冤"而谓琉人为我国人何妨？且问贵国官吏既云救恤琉民，不知其如何处置其行暴杀之生蕃？

彼曰：此岛民有生熟两种。此前谓服我王化者为熟蕃，置府县以治之；谓其未服者为生蕃，置之化外，不甚为理。

柳曰：此说我国人皆知。彼蕃掠杀他国漂民之事凡有多次，贵国一直未曾处分，蕃日益暴横，故今若他国征之，岂惟蕃地，即便置有府县，亦或不为贵国所有。此后以杀人之故而此岛为外国占据，如自安南之法领、广东玛港香港及俄之所得黑龙江一带，波及我国北虾，而我南海中复滋一患害，导致诸岛之危，因此我政府谋直往征之。然我大臣为保重两国之友好姑且控制众诤，因此奉使之便，明告贵政府以避免猜疑。然复理外化之地，完全不干涉贵国，可无优越之忧。此事我政府本不欲告知贵国，惟我大臣以外务之重任，若因惩一小丑而至失邻国之和，何以对天下？且我国勇敢胆略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皆为之切齿而愤懑填胸，策动政府问罪，若不令此气消散，势必引起滔滔激乱而不能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亦为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其断不可不防。万一至此而伤两国之和，则我皇帝今日遣我大臣聘问贵国皇帝而换约缔好，究竟何用？是发自我大臣公心而来之一团好意也，请谅察之。

彼曰：未f彳止生蕃之横暴，虽为我政教之所不逮，然生蕃杀琉民时，福建之总督救护难民，因有报奏之文书，再检查以待他日答复。

柳曰：贵大臣既云生蕃之地为政教所不及之处，又有旧来其证迹，为外化孤立之蕃夷，则只归我独立国之处置而巳。福建总督奏报之书，巳据贵国之京报等知晓，故今不愿再见。今我大臣归心似箭，惟思两国之好而以一言告明而巳。故今日自我等之报告及贵大臣之答议，归馆后须一一复命于我大臣。话毕乃别。！（史料）

当天晚上，孙士达于其舍下招来郑永宁，史料记载如下：

（孙士达）问曰：柳原氏言论峻烈，使人愕然。生蕃之事日来不曾说及，今日突出此言，故老衰之大臣等率尔答话，甚为迂阔。我颇为伤心也。且问如玛港朝鲜之问，究竟何意？

郑曰：奉我昌彳岛大臣之命某等向贵政府示谈，故柳原之言，即副岛大臣之言。出自一团好意，何峻烈之有？今日所有之质问，终究为我大臣爱国爱民推己及人之实也。质以贵国干与朝鲜内政与否，亦因我国屡次遣使致书以求友好，事巳及五六年，然而彼不仅未曾接答，反加谩骂，若更逞鹅骄，我政府之义务乃不得巳修正之。只因彼地与贵国毗连，故有此问。

孙曰：贵国将有事于台湾，早巳阅新闻纸而知之。抑生蕃夬鸟舌狼性，常居深山之中，有据险负隅之势，见人即杀，以为快事。美国前年讨之而不胜，此其覆辙，岂不可鉴。

郑曰：我国之士闻生蕃嗜杀之事，一为悯恻，一为惧虑。其悯者为教化之不施而不知人道也，其惧虑者以杀人之故而他日被外国占据彼地，则我南海中滋一患害，恐致诸岛之危也。故勇敢胆略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皆为切齿，问罪之议日夜不措，其公愤义气虽曰可励可劝，政府若失统圉调济之方，则势必激乱越境，迹寇涉扰。政府忧之，新闻之说诚然有之。我昌彳岛大臣秉总理外务之全权，之所以欲将此事据两国之好谊加以镇抚者，无他，因夹鸟舌之野蕃以言谕不能化，故彳艮威武尤为切要。今用我济济男士而行问罪，则皆得其平，非仅以乐于开导野蕃也。若徒以压抑为事，则士气一旦至于激发，则滔滔乎不可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副岛大臣之畏固不在生蕃，在我国之士气，此乃发自爱国爱民之公心。我想生蕃虽据险负隅，然天兵一下，则石卵难敌，谁能御之？

孙曰：今日柳原氏归后，总署诸大臣之会议曰：日本使节起此论，由觐见之议不成熟欤？若成满足其意之仪，遂为谒见，则生蕃问罪之说或为可寝。然不好谒见，若断然归国，则不可不奏闻此事"郑曰：我副岛大使为成两国之好而来，何有不好谒见之事？但以贵国接见之式不合，不得巳而不敢辱命也。假令觐见之仪满意而遂拜谒，今日对贵政府表明之事，岂可废耶？归后必有问罪之举，何拘于谒见之有无？其表明之各条奏闻与否，责在总理大臣，非为使节所知。（史料）

6月23日，文祥派孙士达来致意副岛，说明日亲自来请改议觐见事宜，孙士达进行婉转劝慰。其详细情况如下：

大使曰：大臣言出必行，否则不能以统外务。今既催促归装，不可再留。孙曰：士达以不才而忝承李中堂之知遇，行走于总理衙门，襄办外国事务。前年伊达大臣在天津议约后欲入京城，李中堂为此自江南呼士达上，令陪随之，今年又在京城，因阁下襄办使务，皆李中堂敬重贵国，深望以厚交谊而有所委也。阁下前月以来，每与总理大臣议觐见之事，士达必将消息通于李府，而李中堂窃为阁下再三封事上疏，今文中堂闻阁下之归装，悔悟而不知所措。转托士达仰祈劝解阁下，即允文中堂之请，成全两国之好，以遂李中堂之志。大使曰：余固深信李中堂爱君国，好念贵道之诚志，明日接待文中堂。然而前日对贵政府说明伐蕃一事，即便遂得觐见，亦不可废也。贵道必致此意于中堂。孙唯唯而去。"（史料）

6月29日，觐见之后，副岛即致函三条太政大臣，报告谒帝及台湾事件等相关交涉结果。其中关于谒见说到分三班进行，自己为单独谒见，排在首班。接着报告说：“台湾生蕃处置一件，本约廿日遣柳原大丞到总理各国事务衙丨']进行谈判，清朝大臣以土蕃之地，政教政令不相及，为化外之民相答。别无他辞，情况克相济。其时问及清政府之政权是否推及鲜"其确答以止于循封册歆贡之旧例，更无国政关系。如前件"成就了奉命之用意。”

7月7日，副岛过津门会晤李鸿章，其言谈亦颇有意味。

大使揖曰：种臣幸得拜万岁，面呈我皇之国书，奉其复书而来！皆中堂之力也。李揖而答曰：是两国皇上之福也。鸿章易胜额庆之至。颂贺毕，皆复座。大使语北京之事，李先知之。曰：鸿章外事任重，不fS分身，今年觐舆之兴，以自与朝堂之议而无接宾相介之暇为憾。阁下处外务重任，百忙之中特奉善邻之大命，聘问我君，贵国皇上之隆谊自始洋溢于国书。乃我京堂不明此义，留阁下至两月之久，过在二三臣，不在皇上，幸勿责怪。大使曰：种臣志重君国，当辨其事，辄多有唐突，每受人怪，何有怪他人之暇哉！李延大使至别堂宴飨，柳、郑从，陈（陈钦）、丁（丁寿昌）陪，饮酒甚乐。李曰：昨曰寄刻舟之什，展读再三，阁下忧国之心有若与鸿章合符节。此弊非自今曰有，千古皆然。但若有圣贤出世，俊杰在位，所谓俗吏腐儒亦皆成能臣耳。前有曾文正早志于开国，予共倡举，于兹十年也。今各处建制造局，铸炮造船，练兵学航，大有进步之机。从前外国轮船在我港为邮漕者，载我商民，占其运利不少。今春予自出名开招商轮船局，劝诱巨商购买轮船。予为之局长，巳有七八艘散布各港，使廉其运费，载我旅客，运我商货，以外国之轮船客货稀少，俄而减其运费只取其半。然见喜乘我局之船者多，其他之富户各为垂涎，而申请入我局。但我中国苦于石炭少，制造船炮之用购自外国。近来英国计其炭坑将尽，禁出海外。由于我国未开炭坑，故不得不仰之于贵国。予今命轮船每月数度发往东洋，揽载我客货，归路拟令其釆买石炭。希冀阁下归后将此意传饬各港官员，使之善为照料。大使曰：诺。敢问贵国何故不急即开炭坑？李曰：我国从前仅釆炭皮，唯资民间之炊用。税则所揭之土煤是也，而未求深釆炭心之术。即今海上有轮船，路上不可无汽车，固当即急开坑。现有英人陈其开釆之方、机器之利，向我国建议大开釆炭。予甚乐之，议者云，虽可用其器，不可用其人。恐居其功而请求产炭之几分，永无餍足也。予闻贵国能得西洋开釆之方，愿雇其良工，使传授我民。大使曰：我国亦学而知之。阁下欲招，未尝无人。李曰：此尚属小事。今我外交之方，实未妥协。贵国将来改定西约，必尽善美。我国嗣后变革外交事宜，须取规划于贵国。即如议与秘鲁使臣签约，亦最有关系。惟望阁下垂教。大使曰：予当外务，凡为国君所尽之事，皆可明告天下。予归，若成秘鲁之约，当录之以呈。李曰：当今聪明睿智新亲万机，辅之以弥缝从前之阙，必须不世之杰。阁下诗中之言，不知其人为谁。大使曰：子必勉之。李笑曰：予（岂）敢自任。李曰：秘鲁使臣将来我国之实信，闻自前月阁下，即报总理衙门，因上疏曰：该使来请议约，臣将应之曰：从前所拐役我国工民悉数送还，且发誓以后不敢拐出，始可议和约。朝廷可之。大使曰：予款待秘鲁使臣之礼，与各国公使一视同仁。至其行事，最极驳议。是以各国驻京公使，皆信予之公直。俄国公使早闻此事，谓予曰：阁下担当外务，其规模何似吾李中堂耶。盖彼深服阁下之高明，阁下定能知彼之人品。予即将来北京，以日本交涉事务暂托代任。请阁下记住此事。李曰：只恶其罪，不恶其人，是交友之要诀也。予领高教，俄公使与予友善数年，阁下托之代办，可谓得人。时及申哺，话益相投，缱綣不绝。大使将辞。李曰：阁下得再留敝处几日耶。大使曰：不能多留。决定明夕乘美国邮船哲朝发轮，行至芝罘，移至我之军舰而回本国。明曰手书致阁下告辞，又具谢帖欲致总署诸王大臣，敢烦为代递。李曰：诺。……李送至堂前，与大使握手，泣然含泪乃别。！（史料）

次日，副岛致函李鸿章，曰种臣谨启。种臣之使贵国，蒙阁下款曲者不少，感谢感谢！古人有言：心乎爱矣，胡不谓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种臣歆慕阁下之德之大、才之雄，是以每得会晤，言必触忌讳，幸勿咎焉。

副岛种臣手迹

今当出境，缱绻奚啻。为国家珍重。种臣再拜。七月八日。”午后李鸿章也遣人送去手书及礼物。其文曰：副岛星使大人阁下，曩者秘鲁国拐贩华民一案，经执事竭力营救，盛德高义，足伸公道。而愧薄俗列邦闻之，当共欣佩，非独不佞感戢已也。洎执事奉使惠临，往复畅论，倾吐肝隔，殊恨相见之晚。昨闻朝觐之际，以礼自持，并讽劝西邻，毋致轻蔑贻讥，左仰执事力敦大体，屏去欺诈。夫天下万国各君其君、各子其民，虽礼教风俗之攸殊，而人心向背则一。未有尊其主、庇其民，而人不加爱敬者。鸿章才不足以副其志，德不足以称其位。每自兢惧，猥蒙期许，愧何可言。惟彼此同居东土，永结和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辅车相助，唇齿相依，愿与执事勉之而已。顷有期亲之戚，不克枢送，再申款悃。惟为道自爱，千万珍重。东望沧波，驰溯不尽。鸿章再拜。六月十四日。”

李鸿章在第二天，即7月9日（农历6月15日）致函总署，曰：

各使请觐礼成，均尚恪恭震慑，极慰下怀。十二日东使副岛到津，即偕柳原前光、郑永宁于十三日来署谒晤，谈次深感尊处照拂厚谊。至前向贵署面询三事，副岛并未提及，鸿章亦自未便明言。第思台湾生番戕害琉球难民一案，原与日本无干，即谓其萨司马民人与琉球有旧，代抱不平，而琉球系我属国，尽可自行申诉。诚如尊论，无须该国代行询。昨有管带丨因台兵船之闽人游击吴世忠，过谒鸿章，询其在闽带船多年，曾同美领事李仙得往台湾生番处，查办杀夺美船之案。番人矫捷强很，山径深险异常，英美商船曾被侵害，屡发兵船往剿失利，皆无如何，后乃讲和而止，日本力更不逮，断无能为等语，似属有理。惟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前明万历年间，平秀吉大举三韩，有度辽东图燕京之志，明故不得不与兵援之。盖日本陆军较水军为强，去朝鲜又最近，倭寇江浙尚是沿海肢体之患，倭侵高丽则为辽京根本之忧。前顶条规，以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等语，实欲预杜此意。钩处既巳申明要约，该使计必领会。鸿章复与泛论时事，谓：贵国平秀吉想系千古杰出人物。答曰：然。问：今尚有似其人之善用兵者否？曰：无之。然秀吉征朝鲜七年，劳师糜饷，迨泗川大捷，势吞全韩，而秀吉适襄，遗命班师，其间盖有天意。是以日本国史所载，历朝贤君相皆谆谆以不可图朝鲜为戒。鸿章因告以朝鲜乃圣贤之裔、礼义之邦，天之所兴，不可废也。副岛悚然曰：敬闻命矣。惟近年叠次遣使通问，竟置不答，奈何？鸿章告以秀吉大军蹂躏该国，为期过久，千里凋残，朝鲜君民未尝不深耻切恨。嗣虽常修贡聘，谅非诚服。今贵国若不责其朝贡，但以释衅修好为词，或者肯与友睦，亦未可知。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答曰：君言诚是，鄙意亦只欲如此办理。昨复接陈主事兰彬自美国来函，谓日本派子弟赴各国学制枪炮、习驾轮船等事，其人多强悍之气，且购回后门枪炮甚多，不知其意何居，殊可虑耳。副岛又言：秘鲁国使尚候该使回国与之议约，接本国来信，秘鲁因为遽准立约，乃先责其扣留招工商船之非。该国现请驻东洋俄使秉公理处，惟系中国交涉之事，贵国似须派员往东，以便三面议明。鸿章告以秘鲁陵虐华工之案，层见叠出，幸去年经贵国扣留，英美两国帮同理谕，巳确有证据，俄使谅不能曲为偏徇。中国自无须派人质问此案。贵国主持公道，理直气壮，亦无庸旁人扛帮。若秘鲁复至中国诘难，必当据理而争，明正其失也。该使唯唯。复问：贵国准与换约否？副岛谓：应仍前议。如秘鲁肯遵日本法令，即与议约，否则不准。鸿章谓：须坚持初见，勿又中改。事竣务请密致底细。该使深然之。今来示镂使代秘鲁申请立约，业经查案，设词拒斥，仰见寒筹卓识，力破党援，易任钦佩。现该使尚无到津信息，揣东使语意，秘使尚未遽离日本，不久亦必来中国。若过津来晤，谨遵钩谕。剀切传知，看其如何举动，即行奉闻。倘镂使再向尊处纠缠，望仍照前议驳斥，并引曰本扣留华工近事，以折其气而关其口，是为至幸。查向来西洋小国议约，多由英法美驻京使臣荐引，往往微服过津，径赴都中。将来秘鲁若袭此故智，可否饬令照章赴外间商议，较有操纵。鸿章自应相机辨论，勿稍松劲。仍随时请示酌办。副岛巳于十五日登舟启行，据称附美船至烟台，改坐本国兵船径回长崎，约数日程，濒行属寄贵衙门公函一件，又文中堂暨孙道士达两函，并乞转交。！（史料）

3.副岛的外交谋略及中国观

副岛一行在李鸿章处，于公事上只是进行换约，并且表现得非常大度。这种“大度”表现在对上年“改约”之事的“自悔”上。李鸿章在奏章中说该使副岛种臣谓约章甫经互换，两国和好日敦，无不共相体谅。将来照行后，知与彼国通行章程有所窒碍，再求通融酌办。上年自悔多此一举，今日更不必另生他议等语，是其明达大体，毫无矫强，尚属可嘉。臣谆属该使，嗣后果如此公平，两国必无难办之事。”上述史料中也有记载甫经互换，不必多此枝节。上年柳原之行，本非渠意所乐为。将来该国岩仓大臣由西洋回时，欲令各国驻日本之洋人悉遵日本法令约束。如果办成，再请中国通融商办，想可蒙准，此时应无庸议等语，殊为爽直了当。”而对这次赴京请觐之事，在换约期间对李鸿章“始终未据提及”，而李鸿章也觉得“未便探询，致著痕迹”。而且，副岛这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目的，即探听获取清政府关于台湾、朝鲜问题的态度以作为“征伐”的口实，也丝毫未向李鸿章提及。这无疑是副岛的一种外交策略！通过在无关紧要之处的让步，比如在换约仪式上不索要李鸿章的全权大臣“凭据”以示信任、说明“改约”之举非其本意，他是要以给李鸿章一个好的印象来尽可能获得他的支持，以便有利于他获得更大的目的。如果他尚未进京，就将底牌摊开，如果遭到李鸿章的驳斥，他就没法收场了。

副岛外交谋略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具体而言，就是用《万国公法》来处理西方事务，用中国古典的理念来处理中国事务。前者在“玛也西”号船事件的处理上得到成功的运用，后者就表现在副岛的这次中国之行上。首先，他要表现出对中国古典的娴熟把握，如史料中，他在与李鸿章的交谈中引经据典，使得李鸿章大加赞叹：“阁下读汉籍，何以渊博如此！”而在史料中，他则直接以“种臣读汉籍一万五千余卷，本此而施外务、而治外事，外人不从其妙契，焉能到此匕？”进行标榜。其次，他对中国古典的运用恰到好处，比如史料中他引用“请自隗始”和“羊祜岂鸩人者”都使人觉得浑然天成。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对中国古典有自己独到的解释。这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关于华夷之辨。在史料中他谈及昔唐虞氏为国，何尝限于此土。所谓东至于海而西至于流沙。惜哉！周公之才务分夏夷，终屈王化。当时历世皆以売舜之心为；荡荡乎，如开国则不分赤夷白夷，至今之欧西之地，皆为贵国之属。故以中国自画，以夷狄为外，则非売舜之道，焉能宣化而得民心也。”而在史料中对此更有进一步展开，他说：“文王西夷之人也，其后武成而君临中国。若周公早倡率诸侯开发西域，则土耳其以东以南之地，尽属中华。同为君子之国，且亦有抚欧西之势。而乃矜华鄙夷，独谓君子之国，以至今日与欧人交，反而与其所鄙之土耳其以东之蛮种视为同类。事之相反何其如此之甚哉！昔日遽伯玉耻于独为君子，何故以中华教化夷狄，亦不能为君子？自古以来于兹数千百岁，自夷出迁夏而为君子之国者多，用夏变夷而为君子之国者少。予由是以知夷之于中华常耻勉故强而能兴，中华之于夷自矜怠故弱而必亡。”他接着说夫夷亦人国也。以君子待之则为君子，以蛮夷待之则为蛮夷，皆由我为之也。今天下之列国皆有伦常，以其御家邦，推施于蛮夷，唯恐不及，是亦尧舜禹汤文武之新有其道也。此时如我儒不苏，必有难对古圣之事。”就是说，他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华夷观是持批判的态度的。明确提出以中国自画、以夷狄为外，不是尧舜之道。他认为夷夏之分是周公曲解了王道，王道荡荡，本来普遍的真理，没有地域的分别。文王本身就是西夷之人，夷也同属人类，关键是以什么视角去看，以君子的眼光去看，它就是君子，用蛮夷的方式对待它，就是蛮夷；反过来，观者自身也是如此。不能以为只有自己是君子，去鄙视夷狄。他强调，历史上是夷制约夏而变为君子国的情况多，而以夏变夷的情况少。夷之所以兴起是因为他知耻而奋发，所以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以中华自居，妄自尊大就会衰弱以至灭亡。历史发展到了现代，列国更是皆有伦常，如果不更新观念，固守陈腐的儒家旧说，就会被人鄙视，现在中国与西方交通，被西方视为野蛮之地，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番言论，使得当时在座的中国士大夫皆为之色变，不得不承认“句句针砭，殊为佩服”。

其二，关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史料中说：“本大臣当外务，常拟之以春秋，尤觉得当。方今天下万国之诸君，结义同心，以事上帝。比之周时，上帝天王也•，万国之君，诸侯也。故各国当遣其大夫会盟聘问。贵国自为诸侯之国，接之则可；若欲以天王自居，则不可也。”又说贵政府既与各国交通，独不讲究西洋之事，其可乎？贵国不究洋理之说，盍诒予者乎？”并且拿日本作为例子来进行解说：“本来，我国起初疏于外情，以仿照贵国之例而与西人结约。后得以自行研究欧西各国互相交通之理，观之而知贵国不明西洋之事情。以堂堂中华而受彼之欺侮不少，欧人之视贵国，简直如同土耳其埃及之类耳。夫土耳其之一国跨东南西三大洲，古称强大为欧西所畏。而其俗顽固，竟然为欧人所征服，至而今为可怜之极者也。我国知之，不得已万分悔悟自怨。遂求欧西之法，幡然改变国俗，要剔正其约例，在于将来更张我国之主权。兹种臣任外务以来，于交通上，读彼国公法内政等书，虽处事亦揆情度理"未有如贵国经史之明白快通者。今也日月所照"殆知？L子之言"无不以为圣人。苟为政者，中外同一理也。”首先，他是将中国作为万国的诸侯之一，中国与外国交通，如史料所言是一种“朋友之交”，没有主从关系，中国不能“以天王自居”。其次，就为政的理念而言，主张中外具有共同性，是“中外同一理”，而且中国的经史比西方的典籍在“揆情度理”方面“明白快通”，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圣人，也是世界的圣人。尽管如此，中国还是需要向西方学习，需要研究西洋之事，探究西洋之理，这样才能与时倶进。他认为日本起初也是因为疏于对西洋的研究而仿照中国之例与西方结约，后来看到堂堂中华屡受西方欺侮，遂求欧西之法而幡然进行文明开化，而意识到本国主权的重要性。对中国现实政治状况的批评，他在赠李鸿章的诗（7月6日，史料中对“刻舟之什”的注释）中说得很明白了。5月26日副岛品评中外人物云俄国倭大臣机略，美国庐大臣忠实，英国威大臣有书生之风，法国热大臣未免滑吏之态；李中堂明允刚亮、有规略，为清政府第一等，人恨猜忌满朝，未能展其才耳；之（文）中堂忠盖，冬日可变，然事必三思有再，斯可之诚；王大臣云总理各国事务，亦唯翩翩贵公子；董大臣博学而机愔r沈大臣果敢而内涩；至如宝鎏、崇厚诸大臣，直是塚中枯骨，固不足介于意者；陈钦忠谠，孙士达明果，惜官卑权轻，难为任用。余奉使金台而所见如此。”不能说没有见地。

以上是从理论上、从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等方面来看副岛的外交策略与思想，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利益上，他则表现出严密的算计以及先入为主、寸步不让的咄咄逼人景象。

首先，他利用谒帝问题争议未定的时间与西方各国外交使节广泛交流，其与外国使节的交流程度，从上述他对各国公使的品评上也可见一斑。其交流的内容除了觐见之事外，主要是或向各国公使表明日本对朝鲜、台湾的立场以进行说服，或者从各国公使探听清政府对于上述地区的态度。比如，史料记载，6月9日午后，英国公使与副岛有一场谈话：

英国公使威妥玛问副岛：“台湾事件前日巳经聆听尊诲，然万一清政府云彼地为我国之属下，政权宜由我施行，将如何处理？”大使曰/此权不能说在清。有证据。生蕃之地清国未曾派置官吏，清国的舆地图上未见记载生蕃的地名，且数年前美国人曾经告知清政府，于彼地与蕃人战而与美国人结约。清国若谓彼为属下，可任彼和战结约而政府不知乎？我以此故可谓清政府于生蕃之地，权未可及也。”威氏又问朝鲜之事务。大使曰：我皇帝政治一新以来，屡遣使者，彼竟不接，大失敬意。现今惟谆谆切丨谕，使其有所悔悟而巳。彼若极其顽愚而终不f纟觉，或用兵力亦未可知。

而在决定放弃觐见之前的一天，即6月18日，副岛去访问美国公使，问曰：“前年公使您有事朝鲜事，有通过清政府而与朝鲜通函之事，其事清政府有何议论吗？”公使曰：“别无议论，但存一公文。”"并给副岛出示了该文件（见史料所夹之注释）。这就为日本与中国谈论朝鲜问题提供的。

第二，在外交态度上坚持己见而不妥协，直到达到目的。比如在觐见礼节上他坚持三揖而“不欲改三位五”，并说如果要他行跪拜之礼，“则为主者亦将跪而接之”。对清朝官员在这一事情上的顽固，他置之一笑，说：“清人虽然顽固，吾何惧哉！若以吾日本外务大臣而惟随他人脚跟而行事，何以复我皇上所任之大命？”在台湾、琉球问题上，也是固执其先入之见，如史料所示，强词夺理地将琉球人说成是日本人；明目张胆地问及朝鲜“之和战权利，自贵国亦绝不干与乎？”在得到清朝官员台湾生蕃置之化外的口实之后，便强调对此“外化孤立之蕃夷，则只归我独立国之处置而已”。在礼仪问题上如果达不成一致，他毅然决定放弃觐见，立即回国，并在这样的情境下与清政府谈判台湾事件等敏感问题。虽然如史料所示，说谈论这些敏感问题与觐见没有关系，但是这无疑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更为露骨的是，日本方面既要坚持本国的利益，并为此不惜强词夺理，同时还表白这是出于为中国考虑，发自“一团好意”。而在孙士达调停之后，副岛在答应觐见的同时，也不忘巩固其外交成果，如史料所示，他对孙士达强调：“余固深信李中堂爱君国，好念贵道之诚志，明日接待文中堂。然而前日对贵政府说明伐蕃一事，即便遂得觐见，亦不可废也。贵道必致此意于中堂。”

第三，不惜在外交辞令中对本国的实力进行自夸，并旁敲侧击地对中国进行威胁。如史料所言且我国勇敢胆略之士，闻琉民遭害之事，皆为之切齿而愤懑填胸，策动政府问罪，若不令此气消散，势必引起滔滔激乱而不能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亦为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其断不可不防。”史料则更进一步说：“我副岛大臣秉总理外务之全权，之所以欲将此事据两国之好谊加以镇抚者，无他，因鴂舌之野蕃以言谕不能化，故假威武尤为切要。今用我济济男士而行问罪，则皆得其平，非仅以乐于开导野蕃也。若徒以压抑为事，则士气一旦至于激发，则滔滔乎不可防，越境为寇，日不可待，是两国无端伤和之源。副岛大臣之畏固不在生蕃，在我国之士气，此乃发自爱国爱民之公；^。我想生蕃虽据险负隅，然天兵一下，则石卵难敌，谁能御之？”就是说出兵台湾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日本使节这次来只不过是通报一声而已。而且日方的逻辑是：告诉你，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们如果不出兵，日本国内的士气激发，很可能会“越境为寇”，那时候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什么逻辑！

4.中国方面的表现

对觐见礼仪清朝大臣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分为保守派（翰林院待递编修吴大澂、山东监察御史吴鸿恩）、调和推倭派（总署诸大臣）与开明派（李鸿章、左宗棠）。

1873年，吴大澂（1835—1902）在上奏中说：近闻道路传言，英国全权大臣力请入觐天颜，情词恳切，此洋人瞻就之诚，恐难坚拒。惟外国向无跪拜之礼，而我国定制，从无不跪之臣。若谓宾礼与外藩不同，必欲执泰西礼节行之于中国，其势万不能行。夫朝廷之礼，迺列祖列宗所遗之制，非皇上一人所得而私也。若殿陛之下俨然有不跪之臣，不独国家无此政体，即在廷议礼诸臣，问心何以自安？不独廷臣以为骇异，即普天臣民之心，亦必愤懑而不平。即皇上招携怀远，以示大度，不难从一时之权，而列祖列宗二百余年之旧制，又安可轻易乎？自古言礼，必曰从宜从俗。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英法驻京大臣，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以此相责，两言而决，洋人亦无辞可辩。……臣恐此端一开，将来中外交涉事宜，稍有龃龉，洋人必复请召见。出入宫门，习以为常。面质廷争，毫无顾忌。届时拒之不可，禁之不能。则总理衙门各国事务王大臣等，种种为难之处，必有十倍于今日者。与其贻悔于事后，不如防微于目前。”！

吴鸿恩在上奏中说：“皇上亲政以后，次第举行典礼，召见臣工，事事均复旧制。近闻英国全权大臣，有力请入觐天颜之事，并欲执外国礼，不拜不跪。议者纷纷，以为洋人果有瞻就之诚，当循拜跪之节。臣窃谓洋人既非向化之国，岂有瞻就之诚？不过欲亲递国书，以要求我皇上真心和好之据，则今日所争者不在拜跪，而在乎可见与不可见。……自英法各国通商以来，历十余年，幸得相安无事。在外国永敦和好，固不必争此仪节，致启中国臣民之疑。在中国怀柔远人，委曲求全，亦当稍存礼制，且恐此端一开，得步进步，将来窒碍难行之事，辄以面奏为词，届时忽不允从，必至决裂。慎终于始，洵不可不兼权而熟计之。再溯查嘉庆年间，洋人入贡，因使臣不肯如礼朝觐，仁宗睿皇帝特降敕谕，绝其朝贡，当时兵衅未开，已有不能听命者"况今俨为敌体之国，无论令其拜跪"未必肯从，即使先事勉强遵依，亦难保不临时违抗也。伏望密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悉力坚拒，并请寄谕直隶督臣李鸿章反复开导，以遏祸萌。”！

就此两份奏折，朝廷于1873年4月24日（农历3月28日）谕军机大臣等（中略）期于朝廷体芾彳，及中外大局，两无窒碍之处，著李鸿章妥议具奏。

李鸿章对此问题的上奏文中一方面肯定地表示：“吴大澂、吴鸿恩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并为极力拒阻而“几于唇焦舌敝”。他进而分析西洋与总理衙门对此所持各自意见的关键，指出：“各国总以修好为第一要事，谓若阻其入觐，即为不以客礼相待，多延一日，则怠慢外国之意多甚一日等语，其必求觐见，又断不肯行中国礼节，此各国之处心积虑也。先拒其进见，次责以中国礼节，此总理衙门之辩论依据也。”接着他表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难处，说：“今值亲政大典，各使请准面申庆忱，措辞尚属恭顺，王大臣等仍以前议相抵制，辩争不为不力，开导不为不明。外廷容有未知，圣明固已洞鉴。夫旁观者不悉其事之曲折艰难，每觉言之甚易。当局者备历夫时之始终常变，确知势有难行。”那么此事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是好，他先从历史开始分析，曰：

自古两国修好，使臣入觐，历载史册。我朝康熙乾隆年间，均有召见西洋使臣之事。其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住京师，亦尚不如今曰之国势强大，而齐心协力，我犹得律以升殿受表之常仪。然而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来朝巳不能行三跪九pP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巳伏矣。厥后道光咸丰年间，各国互立条约，钤用御宝，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若谓中国使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各国使臣在中国当行中国之礼，似可两言而决，总理衙门与臣等皆以此两相诘责，该使等以外国无跪拜，故未可强中国使臣以跪拜，中国亦何必强外国使臣以跪拜。洋人素性狡黠，贪得便宜，岂不知跪拜之输于不跪拜耶？彼国见君，与见他国之君，实无跪拜之礼，势不能自变通行之例，独改于中国。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必以不见却之，则于情未洽，必以跪拜纠之，又似所见不广。彼但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或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耳。若谓礼节不合，拒以不见，遂开兵衅，目前固未必然，惟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猜疑，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或准见而强之跪拜，彼以为不得体面，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为口实。在我似觉理屈，亦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若谓此端一开，得步进步，他日窒碍难行之事，辄以面奏为词，不允必至决裂，此则不谙夷情之语。彼以入觐为真心和好之据，本非另有要求。臣前与大学士文祥等面商，如准奉见，宜先与议定条规，各国使臣来京，只准一见，不准再见；只准各使同见一次，不准一国单班求见，当可杜后觊觎。即伊等信守之万国公法一书，内载延见时各使献玺书于君，善言称颂，君亦善言慰答。又使臣概与国君所派部臣议事，君旨所在，即可从其臣而知等语，循此例文，何至有面质廷争？毫无顾虑之事，万一有之，则诎不在我。总理衙门与臣等皆无难据理驳斥，并可布告各国，明正其非矣。孔子云：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今远人既不能行中国之礼，当在矜之柔之之列。孟子云：以大字小者，乐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朱子注：谓仁人之心，宽洪恻怛，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容巳。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且礼与时为变通，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分住京师，与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豫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倘蒙皇上俯念各国习俗素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而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者。臣忝任通商，巳逾十年，于洋人要挟毫无情理之事，从不敢附和依违，致乖大体。其稍有情理可原，亦不敢立异沽名，致误全局。稔知此事终在必行，而礼节不能强遵，以故同治六年九月间，奉旨饬议。臣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各有覆奏，皆请格外优容。本年二月进京，仰蒙召对，又巳粗陈梗概，兹复奉旨垂询，敢不据实直陈，用备采择。对觐见礼仪问题的分析，李鸿章的上述奏章陈述得很有条理。归纳一下，他的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保守派的同情。指出保守派欲坚守中国的传统礼仪是“正论”，表示不仅包括自己在内的“在廷诸臣，共有此；而且也为此作出了几近于“唇焦舌敝”的努力。

第二，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坚守中国传统礼仪的难处。西洋使节要觐见又不愿遵守中国的礼节，总理衙门先是拒绝，后是“责以中国礼节”，尽管总理衙门“辩争不为不力，开导不为不明”，尽管他知道“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他同时也知道要实现这种努力很艰难，“确知势有难行”。这里两个关键词“争”、“责”很耐人寻味。中国在对西洋的态度上，想要保持一种优越感，又难以维系那种传统的优越地位，其苦衷尽在其中。

第三，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首先，他分析西洋之所以不愿从中国礼仪，一是由于其国势强大所致，二是由于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是“敌体平行之国”，而肖N“属国”，因此他认为“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三是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跪拜之礼，因此他们“势不能自变通行之例，独改于中国。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必以不见却之，则于情未洽，必以跪拜纠之，又似所见不广”。其次，他提出了一种比较开明的解决思路，宗旨就是请求皇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格外优容”。即所谓“彼但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或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耳”。为此他引经据典，从孔孟及朱子等圣贤的论述中寻找依据，指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

第四，他认为如今所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全新的问题，如今的时代也是“数千年一大变局”，因此礼仪应该与时倶进。礼仪制订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天子。

将李鸿章上述关于觐见仪礼的态度与他同日本大使副岛种臣的交流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与副岛在思想上确有若“合符节”（史料）之处。如史料中李鸿章对副岛为觐见问题在中国滞留两个月表示歉意，说：“阁下处外务重任，百忙之中特奉善邻之大命，聘问我君，贵国皇上之隆谊自始洋溢于国书。乃我京堂不明此义，留阁下至两月之久，过在二三臣，不在皇上。幸勿责怪。”而李鸿章对副岛在觐见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通过初、士达的汇报是及时能够了解到的，对此他没有异议，甚至赞赏副岛“朝觐之际，以礼自持，并讽劝西邻，毋致轻蔑。

从李鸿章与副岛交流的记录（史料）可以看出，他对副岛是充满敬意的，在一些问题上有相同的见解，因此在副岛离别之际，李鸿章表示有“殊恨相见之晚”的感叹。在琉球、台湾问题上，李鸿章虽然对日本的“强悍之气”有所忧虑，但总体而言并未在意，对其力量估计不足。因为想要拉拢日本，所以对日本的动静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四、出兵台湾：无理取闹的得逞

对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意义，竹越与三郎1891年在其《新日本史》上卷道出了这是日本“自丰臣秀吉文禄之役之后、二百九十年来最初的外征之军”。这次军事行动还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如吕万和所说：“1874年的侵台战争规模不大，却为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和军事冒险主义提供了原型。”这次所谓的“征台之役”，作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首次真刀实枪的预演，无论在日本近代史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次预演，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如前所述，副岛种臣来华互换条约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套取当时清廷对台湾、朝鲜的态度，截取清廷官员非正式的言谈中对日方有利的言论作为其出兵的借口。而且副岛种臣在华换约期间一方面为日本进攻台湾套取口实，一方面也不断接到来自日本派遣赴台湾侦查人员的报告，还亲自命令当时在华“留学”人员赴台探查情！艮。

对这种蓄谋，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1832—1893）在1874年7月27日与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S.Parkes）的谈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寺岛在说明出兵的理由时强调：“我们（将台湾）视为其管辖之外，且副岛去年回国之际各自进行了谈判。”英国公使问：“其副岛氏之谈判中有此确证乎？于万国之公论而言，如确乎有此证迹则可，如无证据，则甚难举此大事。”寺岛不得不据实回答：“就此事没有任何谈#彳，也许可以看作预谋的事。”即便如此，日本方面在出兵的理由上，如大久保利通，还是力图拿《万国公法》等来狡辩，企图用通行于列强、象征文明的裁决手段来说明台湾不是中国的属地，不应该划归中国版图，以达到要挟清政府承认其出兵为“义举”并要求支付巨额赔款才答应“让地退兵”（这里暗示着日方认为其军队在台湾所占领之地即为日本之地，故有“让地”之说）"，而且敢于狮子大张口，要求款额高达“三百万弗”。而他所谓的万国公法的证据，在西方外交官看来并不成立。10月25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就对大久保说虽然外国人多半者卩不与支那有多亲谊，但是没有谁不认为（台湾）蕃地不属于支那版图。版图外之论，是近日才开始听说。而且如果不是支那的属地的话，可以说支那就没有必要出钱了。”

日本政府方面“征台”的决策，一般认为是大久保利通首先倡议、大隈重信具体策划，而由岩仓具视最后决定的。1894年7月15日，日本政府在给其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的训令中的第十条，就明确指出：要“以这次机会斩断琉球两属之渊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意、当职之奥计”。日本方面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向中国展开攻势，加上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调停，使得日本在这次行动中如愿以偿。

大久保利通像

大隈重信像

清政府的官员虽然也有一贯坚持斗争的，但是终究以退让而息事宁人，在这次外交谈判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如10月5日在总理衙门与日方的谈判中，诸大臣有言：副岛大臣柳原公使通报之时，我方未言及查办等事，仅有一场谈话而已。然两国之属地等不可相互侵越之事，为彼此之所誓约，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大事。”又曰：“柳原公（使）虽有通告，但之后副岛大臣久滞（北京）而丝毫未言及此事。副岛大臣不说此事，我方亦不便强问，故舍而未管，今举此以为确证，对我们几乎如梦一样。”大梦方醒，才觉得对方的预谋与算计之深。中国官员似乎并未很好地吸取这次谈判的经验教训，其后宫岛诚一郎以朋友的面目出现而与中国驻日公使馆成员交往，套取重要外交机密给，在琉球问题和朝出兵鲜上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被动与损失。一旦被贼惦记上，真是防不胜防。

在出兵台湾的问题上，日本政府方面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民间的认识状况如何，似乎学界对此还没有太多关注。早坂四郎在《使清辨理始末解题》中指出读一读明治八年刊行的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与多田直绳辑《日本支那谈判始末》，就可以推测出此外交问题在当时国民的眼中是如何反映的、以及他们是以什么感情来接受这种结果的。”着他在《处蕃趣旨书解题》中又提到：“关于征台事件日清外交谈判的综合性记录无出本书（即《处蕃趣旨书》）之右者。但是对同一问题作侧面观者，有稍迟于本书公刊的多田直绳编《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上下二册、佐田白茅辑《日清贯珍》上下二册等民间刊行物。前者为通俗读物，后者搜集了关于征台事件的内外新闻报道，由此k可以约略推测该外交问题在一般国民之间有什么样的反映。”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近代数字图书馆《找到了这两本书，多田直绳编的《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为1875年远州屋丰次郎出版，没有封面，有多田直绳“明治八年三月”的序；佐田白茅辑录的《日清贯珍》，封面有“千锺房发兑”，版权页有“官许笔花堂藏版北畠茂兵卫发兑”，没有出版时间。据东洋文库的书志记载，其中标示有“1875年序”，国会图书馆所公布的没有序。书名中的“贯珍”一词，可能来自19世纪中叶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月刊杂志《遐迩贯珍》，其主观上或许也有“我有所缺，彼以有余济之；或遇彼有所乏，我以其盈酬之。

《日清贯珍》书影

《日本支那谈判始末》书影

先按《日清贯珍》中材料的顺序摘录其中的几条如下！

材料：其中抄出《香港新闻》中台湾府发给其管辖之地的布告，有评价说：此布告实在奇怪。因为这是支那政府就台湾事件发布的最初的公告。支那人想要采取的计策，实在是区区不值一提，且无定见。想来是支那人虽然嫌忌日本人进入蕃地之权，但是看不到断然采取决定的样子。像是只企望不与日本人起争斗而悄悄地使之撤兵。从该布告所说的来看，日本人已经影响到其他部落，这只不过是安慰其管辖之下人们的眼目的一种巧妙措辞而已。支那虽然极力要让日本人撤兵，但是日本人并不以此为意。”

材料：其中《大屋氏献言之摘要》中写道：今即有台湾之役。夫台湾之事虽系我属民之被残杀，而不关国家之名分。其俗尤为野蛮，不足与皇国为邻。朝鲜则不然，其确乎为一国，多年特取朝贡臣礼，为何对我侮慢无礼？其损害之权利与台湾相比如何？名分之大也。大有应该讨伐朝鲜的名分却不讨伐，台湾的名分少却讨伐它。本末颠倒，顺序错杂，不待智者之言。这也是不相信人民政府，而造成物情骚然的原因。顷日侧闻有与清国交战之势。本来支那于我自唐以来亲睦，且去年又与各国一起为交际之盟约，故欲与之合战，于情所不忍。戎事关系民命，名义上非不得已不为。不征讨名义判然之朝鲜，而征讨暧昧的台湾，且将延伸到支那。如果名义上我方错误，盟约各国责我以罪，祸乱必将殃及国家。如此，作为国家治安之主的政府，将如何打算是好？已经派遣外务官吏去清国，要求他们去调和台湾事件。如果不行，马上将有开战之势，一定要进行整治。然而调和之成否，在于彼我名分之有无。如果名分上支那无理的话，可以使之屈服，万一名分在我有误，支持此事的大臣要担当其责任，不可不撤兵。然而战事尊重强威。强威之满不至于势不得已而不可知。愚以为恐已至此。如至于此，则仅在于制理非曲直之断。故以兵威征服支那全国，然后以余威耸惧其他，若非如此，其结局将会如何？然而国家之兴废在此一举。”！

材料：“去年我副岛大使至北京，于英法各国公使之先第一个面谒支那皇帝，实在震惊天下，可谓近世之美事。而这次柳原公使要去北京，其愚弄支那有名的宰相李鸿章，实可谓近世之美谈乎？此事支那人也觉得很有意思。本月十日，《香港中外新报》载曰：日本朝廷使臣柳原钦差之公车已经至天津，停留六日而进京。其至津之时，拜会直隶总督李爵相。延见后，爵相于论台湾之事。柳钦差以本钦差乃奉命驻扎北京者，非来论此等之事而辞之。爵相又书一纸条而授之，其内备述台湾之衅其曲在日本，愿遂谈判为稳当之处置之意。柳钦差又云：台湾之事，我所不知，且不知台湾在何处。何况此事尚在中途，非可论之所也，等我至北京再与贵朝廷大臣商议。柳钦差于是退而于翌日将进京，李爵相称病而派人去回访答礼。起初李爵相云：柳钦差若抵津必论明台湾之事件，非决其理非而不使之进京，而柳钦差居然进京。李爵相如之何？

材料：趣闻二则。一则曰：“近日于此地有一事尤为可笑。此时在泉州有进士对策，其中有一人从厦门而来，一天在考场，忽然听说日本人袭击厦门，破坏街衢房屋，其家属也都被害。闻此流言，忽惊而气绝。因此其学友以竹舆载之，返回厦门。”"另一则曰：有一奇谈。最近支那兵部的御用商人到某外国商家，想购置子弹，希望要Sniderrifle的子弹。不巧此洋商正好没有这种子弹，此御用商人指着洋商所有的差不多的弹丸说：此弹看上去如同Snider子弹。洋商回答说：此弹在外观上的确极为相似，然而不适合Sniderrifle。此御用商人说：好！此弹看起来像政府所要的，合不合枪，非所问也。便直接买了去。由此观之，这次支那整治兵力，绝非留心，可知与过去太平天国之乱时如出一辙。据当时在支那的医师洛克赫特说，过去上海城为贼军所占据，官兵围攻时，我师傅的医院在其市与官兵的阵营之间。师傅不问官军贼军，双方的患者都接受而加以治疗。其家为局外中立之地，有一个观看战争的地方。师傅一天倚着窗户俯瞰，看见一官兵携着枪在追一贼兵，贼兵只是提着刀，在陵墓之间来回遁走。而官兵一枪不发，频追其后，肩上扛着枪，贼兵（还安然）在岔道上弯曲而行。最终官兵登上一陵，想要向贼兵射击，当他将枪放到前下方时，岂料弹丸从枪口滚出来了。这与前述之御用商人所购弹丸属于同类！于是官兵磨磨蹭蹭，眼看着贼兵逃跑了。还有一次与此相反，追一贼兵而在陵墓转圈，贼兵被草把所绊倒，彼天兵（指支那兵j得闲，轻易地就逃去了。日本的武士必定不会有这类的JL戏。”

岸田吟香像

材料：为大久保利通的成功谈判（尚未返回日本）当时出兵台湾的从军记者岸田吟香（1833—1905）的《祝辞》中说我国辨理大臣恢张独立自主国的权利，以天理人情至当之处置，尽其应务之正义，自与清国总理衙门论辩而遂至有此美举。为我帝国增光辉，也足以博得来自欧美各国之荣誉。”“我辨理大臣以公明正大之议论，说服了>[寺彼之富有、顽固尊大的清国政府，使其开悟条理，其谈判之委曲苦心，亦可想象。如清国政府起初不知公法通义者，议论稍涉骄暴，终归使其不主张其顽固之说。以条理至当之处置而决然答复我辨理大臣，亦可嘉其国之品味之进步。此一举，实为关系两国之安危存亡之重大事件。”“最足以为我辈欢喜称颂的，是琉球两属之暧昧亦由此竟判然归于我之版图，且不必烦他日之论辩。朝鲜既已威服，琉球单为我属，台蕃亦得其所，如与支那国永修善邻，则我等人民可沐浴太平无事之圣泽，予以进于开化文明之域，深信无疑。”又录有石井骧《大久保使君回舰在近赋祝词以恭俟》二千五百三十四年，以前曾无此大纷纭。汉土徒夸国之大，不及使君胆如山！三亿豚竖仰声息，黄金百万装归船。名实倶立文贺具，君子国体弥绵绵。功大泽久保我国，百利亨通始于旃。休徵非人力，姓名符自然。二千五百三十四年，以后亦无此大功勋。于戏又况无此大使君。”！

材料：录有《太平余言'其中曰：“余辈切以为，此度之捷报为眼下日本之名誉、万民之幸福，自不待言。然熟察前后之景况，果可为我国后来之幸福、抑或祸害乎？是亦惟在于大臣们之注意如何。去年十月有庙堂之变革，上下人心恐悸惶惑，其病根显出种种变化症状，遂归于讨台之一举。故余深知，此讨台出兵及日支之争论，自今日观之，虽含有庙堂之深谋远虑，其实毕竟皆为不得已三字也。此三字引起无数葛藤、无数论端。大臣们最初并没有大臣确定的共识，也很明白。故余辈仅言此为由列祖之冥护与天皇之洪福，亦非妄言。”

又曰：“希望如讨台之轻举妄动，今后再也不要重蹈其覆辙。（概而言之，讨台之举终归出于彼之不得已三字，请不要忘记这一点，以为今后之警戒。）如果大臣们一旦疏忽这一点，其时必有企望激功之徒接踵而至，那将又会到无所不为的地步卩巴。”“大臣们如果希望永久保持此昌平幸福，只有以沉着镇定而去其功名之心，节制矜骄之情，镇住世间企望邀功之徒狂奔暴动的欲念。”

且曰：“昔日对世上讨台抵抗论者一概加以排斥，而大臣们对此轻举最初也可以尽力制止。当初虽然也进行了种种努力，但因一两艘军舰突然解缆而断其所望，才决定不得已讨台（此为不得已之最为甚者）。而时下得此捷报，大臣们急于以为乃自己之先见，而排斥世间忧国爱君之抵抗论者，亦将必然引起祸害之一端。故应先虚心静气，回顾既往，想象将来，不为些许胜利所惑，而注意如何才能使国家将来昌盛进步。否则，此捷报将反而成为国家今后之祸害，亦未可知。”

佐田白茅（1832—1907）为幕末维新期留久米藩尊王攘夷的志士，前文已经提及此人在明台初年被派遣办理与韩国的交涉并最早提出征韩论，关于此事件他的自叙传《征韩论之旧梦谈》收录在《明治文化全集》（第三版）第25卷（杂史篇），该书还收录其《耶稣结末记•桦太评论》、《征韩评论》。1870年3月他提出强硬的征韩论之后，任外务大臣，翌年8月辞官归乡，1874年9月到东京闲居，从事文笔活动。《日清贯珍》是他作为民间之士所辑录的一部反映日本民众心声的关于政府出兵台湾的资料集。分析上述《日清贯珍》中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与日本政府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由上述材料岸田吟香的《祝辞》及石井骧的《祝词》可见一斑。大久保利通的业绩和功勋几乎被视为空前绝后，竹越与三郎在《新日本史》中就出兵台湾的影响写道：此事件“在向外宣扬了国威的同时，向内以外交的伎俩而获取了主战党之心声，以军事的威光而封缄了和平论者的口舌，政府的基础渐渐巩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久保利通。此后大久保的声威赫然凌驾于同列之上，以至成为无名之首相，与此同时，公议舆论、自由政治的势力也渐渐媳灭，政府干涉之端绪越来越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岸田吟香所言最足以为我辈欢喜称颂的，是琉球两属之暧昧亦由此竟判然归于我之版图，且不必烦他日之论辩。”解决琉球归属问题是日本这的收获。

其次，对中国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日清贯珍》中看出不同的表现。如清政府在没有顺从日本方面的谈判条件之前，岸田吟香说是“恃彼之富有、顽固尊大的清国政府”；而答应的其条件之后，则表示“可嘉其国之品味之进步”。还有说中国政府“无定见”，不敢采取断然措施，只是想息事宁人，最终造成了重大损失。材料中就是此意。而且在清廷在同意为日本退兵支付银两时，为不失体面而在出资的名义上大费周折，最终决定以“抚恤银两”和“筹补银两”的名义而不是以“赔款”支付。对此，《日清贯珍》中有“大体上好面子不认输，是东洋半开化国家之通弊”的评论。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的揶揄和嘲笑。比如材料是说柳原公使X#李鸿章的揶揄，材料是对中国读书人所受日本征台流言蜚语的惊吓、中国军备的草率与战斗力的低下的戏剧化描述。也有不怀好意的轻侮和谩骂，比如将中国视为“芥子畑”（罂粟地），将中国人蔑称为“豚尾”、“懦弱的蛮虫”等。

最后，也是《日清贯珍》最可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收集和保存了对日本出兵台湾的名义正当与否的质疑的声音。材料和材料就是例证。材料《大屋氏献言》站在征韩论的立场（与佐田白茅同），认为在名分上，征韩与征台相比，征韩的名分大而征台的名分少。并且表示刚刚与中国订交结盟，就要与之开战，这样“于情所不忍”。既然要开战，那么在名分上就必须要有“判然”的理由，而征讨台湾的理由或名分就很“暧昧”，因为“将延彳申到支那”，所以他担心如果名义上我方错误，盟约各国责我以罪，祸乱必将殃及国家。”对外交上的调和，也没有把握。因为“调和之成否，在于彼我名分之有无。如果名分上支那无理的话，可以使之屈I艮，万一名分在我有误，支持此事的大臣要担当其责任，不可不撤兵。”既然已经出兵，从当时的态势上看，他认为只好不顾“理_N曲直”而“以兵威征服支那全国，然后以余威耸惧其他，若非如此k，其结局将会如何？然而国家之兴废在此一举。”在持不同政见看来，因为当政者的强行其事，不仅造成了许多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物情骚然”，而且对于使国家命悬一线的决策表示担忧和无奈。

而《太平余言》则是直接对为政者的警告和丨tt评，从胜利的欢呼声中感觉到了危机与祸害。它认为征台之举并非什么英明决策或“义举”，而认为是出于“不得已”的“轻举妄动”。这里的“不得已”至少透露了两层意思，其一，说此举为弥缝日本国内矛盾的产物，即所谓“去年十月有庙堂之变革，上下人心恐悸惶惑，其病根显出种种变化症状"遂归于讨台之一^举”！意思就是说，1873年10月征韩论败北之后，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参议辞职，造成社会动荡和不安，1874年2月发生了“佐贺之舌L”等，为了统一人）、弥缝矛盾，所以有征台之举。其二，在意见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出兵已成事实而不得已有此举！即所谓“因一两艘军舰突然解缆而断其所望，才决定不得已讨台（此为不得已之最为甚者）。因为英美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其在征台行动中征用本国人员与船只参与该行动的抗议，4月19日，日本政府商议决定电告在长崎的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大隈重信，要求他转告台湾蕃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暂停出征，但西乡拒绝执行，断然解缆，在4月27日派有功丸运载270余名士兵及武器弹药开赴征程。大久保也无可奈何。如论者所言：“西乡从道拒绝执行停止远征的命令，开启了军部后来专横跋扈的先例。”

西乡从道像

为什么说在胜利的“捷报”中包藏者“祸端”呢？《太平余言》的作者担心大臣们忘记征台之举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强调“如果大臣们一旦疏忽这一点，其时必有企望急功之徒接踵而至，那将又会到无所不为的地步吧”。还进一步指出：“时下得此捷报，大臣们急于以为乃自己之先见，而排斥世间忧国爱君之抵抗论者，亦将必然引起祸害之一-端。故应先虚心静气，回顾既往，想象将来，不为些许胜利所惑，而注意如何才能使国家将来昌盛进步。

否则，此捷报将反而成为国家今后之祸害，亦未可知。”《太平余言》的结尾且曰：“余辈今屡屡拈出不得已三字，其原因何在？……此三字为维新以来无数巨害之胚胎（可参照余辈之亲友立花光臣氏所著《拟住仁安书》第五号《兵队之论》）至今几乎达到其极致。如果不能加以处置，必至无救济之术！况此次彼虎豹甚刚之气才刚刚露出，而尚未逞其激发之技，尚未至于充分恣其餍饱之欲，其气力亦未全衰竭，其情愿未全通畅，然而其负功邀赏之念已经萌发于其中，是所谓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者也。若夫抑制之甚乎，必背离溃乱，且不可收拾。若夫称颂之甚乎，必骄傲过望，又不可制御。是果有何救济之道T余辈切望大臣们更加注意：不要矜于自己之先见，不骄于自己烧幸之功劳，一掷喜事企功之心情，以躬亲谦让抑损而守其职，以宁静淡泊而处其身。阴以恩德而怀众，渐以威律而矫暴，不使其萌生祸心，彻头彻尾无关乎有功无功。如此次讨台之举，虽胜而尚通知其妨碍国家之进步，谨慎而不再重蹈其过错，不再有此不得已之举动！

将台湾出兵的举动看做一种不可重蹈的过错来看，希望统台者“不骄于自己侥幸之功劳”，理性地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着想，在万众欢腾之际，这可以说是一幅难得的清凉剂。遗憾的是这一祸根不仅在政界潜滋暗长，而且不断地蔓延到思想界与民众之中，中国之可侮与不可侮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第四章 “可侮”与“不可侮”之间：以福泽谕吉为中心

从直接原因看，出兵台湾是征韩论势力暂时失败之后政府为了弥缝国内矛盾的“不得已”之举，但是此举与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立下的“开拓万里波涛，向四方宣扬国威”的海外雄飞的对外战略是一致的。！在处理征台事件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及军方就万一谈判破裂，便发动对清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各种进攻北京、天津的作战计划，甚至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这些举动表现了日本政界与军界的对华态度，那么舆论界或思想界的状况如何呢？中国可否轻侮，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一个显在的话题。

一、舆论界“可侮”与“不可侮”的讨论

征台事件和解之后半个月，福泽谕吉在东京木挽町精养轩与“明六社”的思想家们聚会，再次讨论用日语进行讲演的问题，还是有许多人认为日语不适合进行讲演。福泽谕吉便当场让在场的十人分别列于桌子的两边，而自己站在一端滔滔不绝地开始演说，大家对此不得不信服，从此演说之风开始在日本盛行。这次演说的内容，就是刊登在《明六杂志》第21号的《征台和议之演说1874年11月16日）。

征台议和之事，福泽谕吉为日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洋洋自得。他说：

这次与支那议和，是由于我政府之勉励，终于使支那支付五十万两赔偿金，为了国家，是值得庆贺的。自征台出师之日到今曰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获得了充分的胜利而支那完全失败了。将我们今曰的状况与支那的状况进行比较，没有谁不得意洋洋，我辈亦其洋洋中人也。

他将这一事件中中国与日本的表现加以比较，指出：“支那持十八省之富而据四百余州之广大，非和亦非战，迟疑因循，事不能决。费巨万之财而整顿无用之武备，终于向常年以来视为奴隶的日本国支付五十万赔偿金而暗谢其罪。名利皆失尽，而且失而无所得，可谓失策之极。”而日本呢，他认为：“日本与支那相比，为其二十分之一之小国，然国之强弱不可以地之广狭而论。一旦决战则不变其议，不伤一兵而保全了独立国之体面，以荣辱而与邻国相比，固不可同年而语。”但是从这次事件的利害得失而论，他认为西洋诸国所获得的实际利益最多。他说：“我国征台出师之后，日本和支那都互相整顿武备，双方所购入船舰武器的货款都很巨大。而其船舰武器都是从西洋诸国的商人购买，西洋人为物品的卖主，而日本与支那为其买主。”日本方面虽然得到了赔偿，但是“从会计上而论，可以说的确得不偿失。而始终得而无失者是西洋诸国的商人”。因此他“推测西人之内；他们今后也会常常祈愿亚0+丨诸国发生不和争斗吧。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发展的眼光充分肯定这次台湾出兵的意义。他说：

本来，战争关系着国家的荣辱，导致国权之盛衰，不可一概仅以钱之得失而论。或许因为这次战胜支那我国民之风气为之一变，由此而明白内外之别、巩固nationality（国体）之基础，以此国权之余力而影响到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上，比如到近日条约改正之期、裁判之权、税则之权皆由我掌握，居留地之规则、保护税之构成均由我曰本政府一手掌握这些大论断上，也与西洋诸国屹立而毫不宽恕于彼，与一因而取一，失之于右而夺之于左，如果能够像对支那政府一样实现公明正大的谈判的话，在我国而言巳经没有遗憾了。如果真有达成此盛大之势的希望，我们就要将不惜一切代价，岂是这些小小的金钱得失之论所及。全体日本人民应该拍手称快。

福泽谕吉在比较中国、日本与西洋诸国的时候，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当今我们的劲敌已经暗然是西洋诸国了。然其敌非兵马之敌而是商业之敌，非武力之敌而是智力之敌。此智战的胜败唯在于我们人民之如何努力。”言外之意，已经对中国不屑一顾了。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不屑一顾，认为与亚洲诸国之和战根本上与日本的荣辱无关的观点，福泽谕吉在1875年10月7日《邮便报知新闻》的社论栏中发表的《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中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他这样明确地表示：

我国的独立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寻找其根源，是因为我日本受亚洲诸国之轻蔑吗？是因为我学问不及他们吗？是我商贾劣于他们吗？是我兵力比他们弱、我富强不若他们吗？这些方面我们都毫不逊色于他们。我想我们日本要对亚细亚诸国寸步不让。那么，担心我国独立的，就不能不从别处寻找原因。即其原因不在亚细亚，而在欧罗巴！

为什么呢？在他看来"与西洋诸国相比，“日本还不能称为真正开化的独立国”。具体而言，无论是学问之优劣，还是商贾之盛否；无论是国家之贫富，还是兵力之强弱，当时的日本都比不上欧美诸国。正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所指出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他既然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达到了现在人类智慧所能及的最高境界，那么处于后进的半开化或野蛮状态国家要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虽然他认为日本还是半开化国家，但是他认为日本已经不亚于亚洲很多国家了。比如，他认为朝鲜“是亚洲中一个/j、野蛮国，其文明远不及日本。与之贸易而无利，与之通信而无益，其学问不足取，其兵力不足惧，即便其来朝而成为我之属国，尚且不足悦”。因此，他说与朝鲜交际，即便如我所愿，在独立的权势方面亦不足以增加丝毫力量。”可以说对朝鲜表现出极度的轻蔑。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呢？他说支那帝国现在是欧美诸国人的田园。”“即便日本人如愿以偿战胜朝鲜，假定只是朝鲜的话，外国人还是旁观的话，如果到支那，看见日本人揉躏四百余州，会袖手旁观吗？这也是永远之事，今后必须考虑。”就是说，如果对朝鲜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话，那么对中国要想有所举动，必须考虑欧美诸国的既得利益。如何才能够“蹂躏”中国的“四百余州”，在福泽谕吉看来，这已经成为日本今后必须考虑的长远目标。

与福泽谕吉的思想相对应，明六社的成员中村敬宇在1875年4月的《明六杂志》第35号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对轻侮中国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其全文如下：

支那出现很多人物，此可征见于古今。圣贤君子英雄豪杰接踵而出，不胜枚举。其不可侮一也。

支那之书籍浩繁为东方之冠，且有文辞趣味，善通人之意想；于翻译夕卜国之书亦甚有规则而便利，我国日用之文字，其紧要处亦不能不杂以汉语。从造出此文字可见其人民有一种思想之才。自国之语有多少滋味，故容易迁于蟹文羨慕洋习。因本来为文字发达之国，支那留学之书生，不出数年而进于高等之学识者可陆续出现，其不可侮之二也。

今为鞑靼之朝，支那有志之士自然亦气力不振，其人民宛如醉于麻药而手足不能动弹。然去鞑靼及麻药之毒，其一旦醉醒，自泗水亭长可起汉高，自皇觉寺之僧可起明之太祖，而风云际会，自刀笔吏可出萧何，自屠狗可出樊哙；攀龙附凤之文臣中如刘诚意者、武臣中如徐达常遇春者，为从农氓乞丐市井驵侩之中突然显露出来者。今日上海之视为乞丐者，安知其中无明祖汉高乎？今日于天津做贾儿者安知非他日之萧曹刘徐？支那本土之人中，或李或刘之名门右族如有大豪杰出现而灭掉满清，焕发大号而用欧美之学术，则二京十八省虽大虽广，可辨火车汽船电信炮台军舰所宜立之处，加之设立民选议院，以报会稽之耻，如此，于我乃极为紧要。其不可侮之也。

支那天然物产丰富，大国自当如此。而制造之品百余年来输入我邦者仅书籍纸笔墨类亦多，卷菱湖曰：日本之书家之不及支那，不必假其他证据，由日本制笔工人之拙可知也。至于医药种树等法，二十年前我邦以支那之书为指南车。此外，自国所发明有用之器具多不及本邦。吾友英人之言曰：支那人民善而政府恶。若果如此言，使支那之政府改而为善，而人民固为善种，其必然上进。此其不可侮之四也。

吾闻教俄罗斯之小儿课业之书曰：某小儿口吐诬蔑支那之言时，其父戒之曰，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无论如何，支那之学术器艺之开化早于我邦，我祖先得益于支那者不少。今日之支那虽然沉睡，一旦觉醒为可畏之勃敌，决不可侮。甚矣！俄罗斯人有深谋远虑也。自童子之时，见劣于己之情状动辄生侮辱之心，此为一知半解之根源也。一知半解，小则败家，大则亡国。且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此乃使我怠惰而使彼恼怒之缘由。其不智莫大焉。如俄罗斯胜于支那万万而有训戒，鲁卫之政兄弟也，我邦岂可蔑视彼乎。其不可侮之五也。

前曰有日支之事，时李鸿章亦为过人，今若交战英法必迫于休兵之事，为他国所迫而休兵，其耻更甚，因以大国而屈于小国，以偿金而了事，足知其度量弘大裁决之善。且我国有数名洋人参与帷幕，不仅非自国之人，彼虽只有英国公使威妥玛之助，能将视日本为夷狄之旧套脱然而去，而以礼貌相待，此等事中自有不可测者在焉。其不可侮之六也。

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卑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其不可侮之也。

谚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中村敬宇虽然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清朝视为“鞑靼之朝”，以“去鞑靼”和“灭掉满清”作为中国觉醒和发展的前提，他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传统和自然资源是心怀敬意的，他相信如果“使支那之政府改而为善，而人民固为善种，其必然上进”。即便实行“去鞑靼”、“灭满清”，也是希望能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变革，通过“支那有志之士”来实现社会进步，而反对日本人去蹂躏中国四百余州。中村敬宇的中国认识是他所信奉的儒家“周礼之道”、亲仁善邻思想在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是一种诚实的、善意的亲善论。

针对福泽谕吉的《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东京日日新闻》于1875年11月28日发表《决不可轻侮支那》，从谋略、对策论的角度，提出不可轻侮中国。其中写道我国人与支那人同为东洋同文之人种，性质风俗也有所类似。如问其交情如何，不仅工商界不仇视，而且自欧洲人而言也相互有亲密的表现。但是在上等社会之间，往往不免睚眦必报之情。盖东洋自尊之风，而自然产生出各自相轻以保全其体面的思维定势。自元朝忽必烈企图来袭，仇视支那人的萌芽已经出现在邦人的胸中；因为明代的倭寇和征伐朝鲜，忌惮日本人之念亦在支那人的头脑中生根。而到去年的北京谈判，更加使支那人兴起了怀想宿怨之情。特别是我国人锐意进取而赴开明之端绪，颇为博得欧美人的喝彩，因此遽然轻侮支那人，以至敢视之为不足为虞。于此彼不能不更加怀恨在心。如此善邻之方法，岂可谓得策？”该文认为，为了保持日本的国势，不可轻侮中国，因为轻侮将会使中国奋发图强；而且强调也不能以“衰态”来概括中国的整体。文章写道：

苟欲为日本成就百年之计，与其使二三个大国对峙立于东洋，宁可让数十小国割据大陆。若再以扬子江为界，而建设两个独立国家，事情更为有利。这样与大国为邻，只顾快于轻侮，而使其发奋起之志，于保国势之权衡决非良法。我邦人评论支那之近况，常常注目于其人情政务逐渐萎靡之衰态，而Q以为自快自尊之谈资，然而其所言尚未通观支那之全局。齐一变至于鲁，若其达于我邦之进度，不敢言为望外之事。若再一变，自他孰能至于道乎？吾曹论及此，无奈不能保证未然。欲将其萎靡不振之现状径直视为全局之定数，毋宁说不是太大方了吗？

我邦人以东洋之先进而颇为自满东洋诸州，支那人气愤于让曰本人着了先鞭而渐显！发之状。与！发孰为保全独立之良策，不待智者而明。吾曹切望我邦人尽早放弃邻邦之恶念，以期至百年之后亦与支那所许争开明之先进。宜戒满盈之志即在今日。若不幸而见支那炮舰之不整肃而愈益养成轻侮之念，而使彼亦愈益勉励奋发之志，胡军十万蔽海来袭之旧举，于将来再起此念，未必其无也。而以！f可以使弘安之美名再次生辉吗？有识之士如果反省，必有所悟。

该文预测，日本下层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会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指出：“不出数年，我邦人普遍地兴起轻侮、仇视支那人之念，而至不能除去之。”担心“有谁能够匡正此上层社会的风气，使之捐弃轻侮之弊害？”福泽谕吉以“开化的独立国”作为日本发展的目标，该文对此强调：产生这种“轻侮”之念，“无论有怎样明确的解释，都不能说是独立人民之美德”。

进而，杉山繁1878年1月12日在《邮便报知新闻》发表《清国不可轻视论》，与福泽谕吉的对中国不屑一顾的轻蔑相比，指出对日本威胁最大的是中国。他强调：“余辈欲对具有轻视清人这种先入之见的邦人说明，交际各国中旱多可年的W是f国。我国慷慨悲歌之士，大言清国政治之败坏，高唱清人之惰弱，动辄口吐狂言进行骂詈。尽管如此，其轻视之念头全然出自不了解清国之实势。世人知道清国之富有如何乎？抑或知道其兵力如何乎？清国之广大，其地方所含之富有不易知晓。且夫国土之大，年年丰凶之差异出现在各地之间，仅就其凶饥之处暗算的话，其疲敝确实不可名状；然而另一方面，眺望其极为丰沃之地，则不啻为黄金世界。唯因其缺乏财货运输流通而不能维持各地之平衡。”杉山繁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轻视，是因为他透过当时中国的进步之迟缓和与西方列强的战争失败的这些表面现象，看到中国当时内在的实力依然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他说：

或曰：清政之因循为风而不fg驰骋于文明之进路，且其国步迟缓而不熟悉运用文明器物，将何足惧？国考盖我国早巳进入改进之路，迅速输入文明器物，以电线铁路为首，模拟诸种诸般西洋之物而将其布置于国内，具备了开明之美观，此乃不得巳时势所促成而得以急进者，决非是具备了可以与外表之开明相对应的内部实力。为此驱使国内之财货而搬运到洋外万里之国土，仅存余膏之内地亦不免常供外人之吞蚀。这样，国之进于开明如同开辟了将富有驱逐去外邦之路，成于急进之美观徒然成了内贫之装饰。清国国步之迟缓、政务因循，如果不改进，一方面虽然难免没有缺点，而6明富明f存于明地、明明明f实明明明PV！~巳V而“巳巳z巳而巳巳地。我认为国步之迟缓为东洋诸邦对西洋强国而保全内富的唯一政策。这就是清国之富有没有滥出西洋而留在其国内的原因。本来富有之所在即实力之所存，岂敢轻视哉。

又曰：英清交战中清国之败绩为世人所知，其国势亦可知之。此巳|明巳巳巳所5y之”，巳巳k巳巳国亦巳在此巳绩。其天津之败、城下之盟使清人对国是大大怀有共同之心，使立国之志气各自奋发，与我国人民对国是无关痛痒大异其趣。清国之富强只是隐合配置表现到夕卜部，其势力如何可想而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感觉到中日关系前途难测，那么当务之急他强调的就是“冀望充分知悉其国情如何，而不至于漫怀轻侮反而误事”。从经济、军事、人文、地理等各方面展开对中国国情的实地调查侦探，日本政府及军方，可谓不遗余力。这些都可以说是出于对华谋略和利害关系的打算。日本各种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与后来福泽谕吉的劝诱鼓动也不无关系。他1883年7月20日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指出支那为世界之大国，随着对其内地的深入，一定有我邦人未曾闻见的富源。在我邦为寻常之物产，也有在彼而大可赏玩者。可得助力之事业、可以收拾之遗利，决非鲜少。我邦有为之士，若扩大其眼界，拂袖而去支那，于内则可以避免不成体统的为了眼前利益而兄弟斗墙，上下产业可以一同自由地从事其运动；于外可以扩展经营事业之地而密切与邻国的关系，无疑大则扩张国权，小则可为一身荣达之一助。我们特别渴望我邦有为的壮年之士，现在计划去支那。”日本人到中国旅游、调查侦探，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涉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记录，如井上陈政的《禹域通纂》（大藏省，1888年）、金子弥兵卫的《支那总说》（中近堂，1883年）、曾根俊虎的《清国各港便览》（海军军务局，1882年）三岛鹿之助的《支那海陆兵势》（弘道书院，1885年）农商务省编《日清物产略志》（1885年序）、岸田吟香的《清国地志》（1882年）、河井源藏编《清国里程明鉴》（有则轩，1885年）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清国通商综览》（第1一2编，1892年）等等。这些历史文献为日本军、政及商业方面熟悉中国的国情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只限于对当时日本中国认识的一般性思想史考察，希望今后能够对其在中国社会历史各个领域的具体认识进行专门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禹域通纂》书影

《支那总说势》书影

《支那海陆兵势》

《清国各港便览》书影

《清国通商综览》书影

二、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上《文明论之概略》以前的中国认识

对于福泽谕吉的思想及其中国认识，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一般而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他作为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注意到他逐渐形成了“脱亚”思想，“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等洋学家以宣扬和“贩卖”西洋文明为己任，力图将日本近代社会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轨道，而日本近代最终确立的却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和以侵略周边国家而膨胀起来的帝国主义。无论是为了宣扬西洋文明，还是为了维护日本的“国权”，以日本自身的“独立”和“发展”为宗旨，同情、利用、批评或贬斥“中国”是其思想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手段。

福泽谕吉像I860年摄于旧金山见《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

福泽谕吉1865年闰5月完稿的《唐人往来'一文，在1898年收入《福泽全集绪言》时虽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作了一些修订，其主旨是在当时幕末攘夷论盛行之际提倡开国论。正如他所说我们洋学者之流的目的，只在阐明西洋之事实而促使日本国民的变通，以便尽早进入文明开化之门。”为了提倡开国，学习西洋，亚洲特别是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他写道：

亚洲也是很好的大洲，人数众多，物产丰富，小手艺等在世界有名，亦勤于学问，是_卜洲和澳大利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拙于改革的国家，拼命保守千年、两千年的古人所言而毫不知道临机应变，无端地自大的风气很盛。其证据就是，唐土自宋代开始北方有契丹或金、元等国，都视为夷狄。可是一旦与夷狄交兵，总是失败。即便如此，还是看不起他们，视之如同畜生。自己不进行任何改革，不作任何防备，而自大却不断增长，最终连国家都被夷狄夺取了。此后几经朝代更替到了明朝，那时，现在的清朝还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就像过去一样，视之如鞑夷而加以轻蔑，又被鞑夷夺取了国家。今曰之清朝即往昔之鞑夷。而变成清朝之后，临近没有可以成为夷狄的国家了，而过去自己被说成是夷狄的事现在巳经早就忘记了，这回将远在西洋的诸国指为夷狄夷匪，将其视为犬猫，任性而为，而在道光年间因为鸦片的缘故，遭受英国的打击，出钱赔偿，渐见好转。此后本应该着力于国内政事、兵备改革，与外国交往也应该尽信诚实，讲求妥当，但是又不吸取教训，四五年前在天津由于无理地与英国军舰相争，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向鞑靼，几乎饿死而狼狈丧命。这都是由不懂世故夜郎自大，加上不知学习他国的风尚而进行改革的自大之病而引起的祸害。这种不可思议、臭不可闻的丑恶风俗，千万不应模仿。无论如何，因为亚洲有这种风俗，应该十分谨慎才是！

福泽谕吉强调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情与道理具有普遍性。他说：“因为世界非常广阔，各国衣食住行等因为地处寒暖及古来风俗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人情古今万国是一样的，所用的语言虽不同，但是没有不讲仁义五常之教的国家。任何国家都讲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杀人偿命、偷盗受刑，有才德者尊贵，愚昧者卑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没有任何稀奇的。”他之所以强调这种普世性的道理，是针对当时日本普遍存在着的只将日本视为“神国”而厌恶与世界各国交往、主张锁国以驱逐外国人的现状的。他担心这样下去会“最终受到别人的嘲弄，陷入唐土同样的结局，这种爱国的自尊反而可能导致使本国处于卑贱的境地”。"进而他分析指出：

本来，外国人来日本，并非是来盗取日本，各国由于以当前的礼义差遣使者巳经缔结了条约，就要坦率地交往热心地考察其意思，无论如何与最先派遣使者缔结条约时同样的规则来和睦相交，这是最好的了，而我们也应该根据世界普遍的道理而更加尽信诚实。如果我们尽信诚实，而他们表里不一，在内心里想要夺取日本的土地，如果有这种无理取闹的国家，因为它们有悖于世界的道理而是世界上的罪人，那么声张道理而发挥我日本国的威势，驱逐它或者攻取其国，谁能够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交兵，不用说世间会认为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也应该会有来声援的国家。敌人无论是如何强大的国家，也毫不可怕。唐土等不懂此道理，不管怎样都认定外国人是蛮不讲理，就像是去参拜伊势神宫的乡巴佬怀疑旅馆揽客一样，越是对他亲切他越讨厌。即便讲道理给你听也认为是无理，自始至终疑心固结，相互之间毫不通实情，到唐土意识到鸦片问题，认为鸦片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危害，首先在国内打出禁止吸鸦片的法度，如果将其原委与英国好意谈判而讲清禁止运送鸦片的道理，英国也没有道理不理会对他国造成的危害，必定可以稳妥地进行细致的谈判。但是出来一个没有智慧而性急的林则徐，甚至置本国颁发的法度于不顾，不管三七二十一，无理地烧毁了来自英国的鸦片，这样，自此英国也大为气愤，而兴师给予沉重打击。至今世界上也没有人归咎于英国而只是耻笑唐人。这完全是唐人不懂世故、不知道声张道理，本身错误的自作自受。这种愚痴又能向谁诉说呢。

这样来理解林则徐，可以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嘲讽为中国的咎由自取，以嘲讽别国的方式来警醒日本免遭嘲弄，所谓普世性的道理也不过是关注强者的逻辑，归根结底者卩是要对日本有利。这是福泽谕吉中国认识的基本思路。

《文明论概略》出版之前，福泽谕吉在不同的场合对上述认识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和强调。如1869年2月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这样写道（全文如下）：

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r凊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而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睱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呜呼，此事虽似与我无关，毕竟为唇齿之邻国，不知其始末可乎？

《世界国尽》封面

1869年8月出版的《世界国尽》（福泽谕吉译述）中也对中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比如提及“支那之广为五百二十万坪，人数四亿，首都为北京，国中之男子皆留芥子坊子发型（四周剃光，只留脑袋中间的头发——引者注），乍一看令人觉得甚为奇怪。”又说道距今2300年前，支那有位名为孔子的人。因为名声很大，其门人很多，他们也有许多著作不断传到后世，不仅支那，就是在日本也尊敬此人为圣人。”特别提到中国的政治，福泽谕吉评论说：

支那的政务处理方式，用西洋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专希彳的）因为办事都有唯上是从之风，所以国中之人皆有通俗所谓的佣人根性，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敷衍一时，没有人认真地为国家考虑，因此终于受外国的欺侮了。天保年中，被英国打败时，已经在支付赔偿金的基础上将香港岛给了英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被迫开放，其后可以说始终是被外国人压制着。

《世界国尽》插图

一方面说“‘支那，为‘亚细亚，之一大国，人多地大”之外，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评价说：

自往古陶虞时代，经过四千年，听说也有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之风的高名，但是文明开化以来后退了，风俗渐衰，德之不修、智之不讲，唯我独尊而不知世事的高枕无忧，听任暴君污吏之意，欺压下级，恶政难逃天罚。这时在天保12年（1841年）与英国发生不和，但是一战就被打败，求和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五处港口被开放。还没有吃够苦头的无知之民，无理地妄开兵端，弱兵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以至于今，真是可怜。

与中国相对，该书对“欧罗巴”则充满了憧憬之情，福泽谕吉写道：“如果从土地广袤上说，为五大洲之末，但是狭窄的土地上，没有空地，人民得恒产，富国强兵为天下第一，不仅有文明开化的中心之名，实际上，其人之教养周详，修德、开智而尽文学技艺之美，没有城乡差别，各处所建学校不知有几千万个！其生计之安易、商业之繁昌、兵备整顿、武器充足，寻找其夸耀于世界的太平之源泉，乃是务本的学问之枝上开出的花朵。不要见花而羡花，无本之枝上不会有花朵。只有急于一身之学问才是进步的必经之路。我们共同探索，来观赏西洋发展道路上的似锦繁花吧。”"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发展分为“文明开化”和“野蛮”两种状态。又将此细分如下：第一曰浑沌，是野蛮中的最下等之民，与鸟兽为伴相距不远。第二是野蛮，比浑沌之民高一层次。支那的北方鞑靼、阿拉伯、北非的土人等属于这一层次。第三是未开或半开。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文明开化，虽然半开了，但是较之野蛮远远要高级。精于农业之道食物充足，艺术也进步而渐趋巧妙，开发城市装饰家居，文学、文字之道亦很兴盛。但是嫉妒之心深，嫌忌他国之人，轻蔑妇女，使弱者受苦。支那、土耳其、波斯等诸国可属于半开之列。第四是文明开化。重礼义贵正理，人情稳重、风俗温和，各种职业技术及学问之道日新月异地发展，劝农励工，百般之技艺没有不精进发达的，国民安居乐业享受天福，前途光明而自我满足。美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瑞士等诸国可以说以至文明开化之域。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这时已经形成。

三、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中《文明论之概略》中的中国认识

《文明论概略》被誉为“福泽谕吉一生中最高的杰作，成了日本近代的古典”。文明史观当然是该书一贯的主题，同时还涉及到国民国家的形成、知识分子的作用等丰富的内容。其成书的初衷，福泽谕吉在《福泽全集绪言》中表示：‘此前的著译，专门以输入西洋的新事物和排斥我国的旧弊习为目标，无异于将文明一节一节地零售。到明治七、八年之际，世态渐渐稳定，人心渐渐成熟，这时想记述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尤其是想诉诸儒教之流的故老以获得其赞成，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不与西洋文明为敌，现在反而要使其利用它支持它，《文明论之概略》六卷就是以这种打算而著成的。”为了从整体上宣扬西洋文明，他特意突出以儒教为代表的东洋文明的“故老”性，就是说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的，要使西洋文明在日本传播并生根，首先要说服儒教故老，使之不与西洋文明为敌。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福泽谕吉看来，虽然儒教文明与西洋文明性质不同，两者也有可以融通的方面，甚至也可以使儒教故老利用和支持西洋文明，问题是如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文明论之概略》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福泽谕吉像 船村清雄绘 见《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

《文明论之概略》初版扉页

文明论概略

松沢弘阳校注岩波文库版《文明论之概略》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文明论概略》

1中国与日本的相近之处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与日本同处亚洲，有许多相近之处。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国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年间，由于治乱兴衰，虽然也发生过不少惊人的事件，但是，能深入人心使人感动的，最先是古代从中国传来的儒佛两教，以后最显著的就是近年来的对外关系了。而儒佛两教是以亚洲的固有精神传播于亚洲的，其中只有精粗之不同，对于曰本来说，并不难于接受，因此说它新而不奇，也未为不可。至于近年来的对外关系就不然了：由于地理畛域不同、文明因素不同，以及这种因素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程度不同，所以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感到新异，而且感到所见所闻无一不奇无一不怪。

对儒佛两教对日本文明的贡献"福泽谕吉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但是以西方文明中“自由因素”为视角，他详细地分析了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即历史传统）的异同以及各自接受和吸取西方文明的难易。他认为：

在中国周朝末叶，诸侯形成割据之势，数百年间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时，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大为削弱，人心稍有舒展余地，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以后，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只有周末才出现过那种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兴1这些就是孔孟所谓的异端。这些学说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认为是异端，但从异端的立场来看，则孔孟也不免为异端了。……秦始皇杜绝了论争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曰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明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另U，恰如心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曰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曰食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像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曰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至强于身！并着人身心！绝会的。

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谓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社会，那么，也不会有后日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应该说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就是说，从“文明的先后”来看，日本是比中国更加接近于文明的，中国需要经历一番变革之后才能达到日本的程度，因此日本更加接近西洋文明，更容易吸取西洋文明。

2对儒学的批评

福泽谕吉的儒学的批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将君臣之伦视为人之天性。他说：“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妇，莫不有长幼朋友，这四者是人类天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唯独君臣，在地球上，某些国家就没有这种关系。”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认为君臣之义完全是后天的、偶然的。在这一点上，他批评说：“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35、36页。而这一“圣贤的漏洞”贻害无穷。他说：“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汲汲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第二，主张孔孟的学说是伦理学，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主张在现代社会，要区分哲学与政治，内在的道德修养与政治上的外王事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福泽谕吉说孔子“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虽然“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福泽谕吉分析指出：“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第三，福泽谕吉强调“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对于私德，他一方面认为：“私德的条目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后世所能改变的。”“私德之于人；犹如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在福泽谕吉看来，“不论是神儒佛或耶稣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必要的。”具体而言，他举例分析说儒者之道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Xf无知的人民，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达的JL童，或对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因此，必须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以期达到崇高的境域。”因此t，他强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进而他指出：

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褊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福泽谕吉认识到道德对人的控制是有限的。他说：“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强调在现代社会，“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已经行不通了，“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第四，批评儒术助长专制、儒学泥古不化，是“精神奴隶”。福泽谕吉说：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又说：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f纟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像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拼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巳，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巳。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像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3对现实中国的认识

福泽谕吉X的现实中国的认识，这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改革的同情和改革顺序的批评。如他欣喜地看到“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对西方文明的积极态度表示同情的同时，他认为学习西方文明要讲先后次序。他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对此他对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强调应该“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

第二，批评将中国称为“礼仪之邦”的说法。他说：

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第三，中国“华夏的国体”已经丧失。所谓“国体”，他认为：“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t的区另1J；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日本自诩为“金販无缺，冠绝万邦”，福泽谕吉认为就是指“从开国以来，能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而中国的状况如何呢？他说：

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像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巳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巳经丧失了国体。

第四，中国“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他说：

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f纟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福泽谕吉强调：“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强调：“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踏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由于“德教的熏陶”，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比较，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日本的差距不在道德，而在学术、工商等方面。他指出：“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

四、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下）：走向《脱亚论》

上面论及“征台”之后福泽谕吉的反应，而《文明论之概略》系统地论述了西洋、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指出中国在通向“文明”的大道上已经落后于日本。日本要追赶的对象是西洋，中国及其儒家文化已经过时了。出兵台湾之后，日本重新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1875年日本用兵朝鲜而制造“江华岛事件”，并于1876年2月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朝鲜。1882年7月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中日双方驻军汉城，形成直接军事对峙。即8月30日，日本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若朝鲜国兵民守律，一年之后日本公使视做不要警备，不妨撤兵。”1884年12月，驻朝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与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拥兵赴汉城，1885年1月，日朝签订《汉城条约》。3月，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谈判，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由此日本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朝鲜半岛出兵权。日本在对朝军事及外交中以使朝鲜“自主”独立为诱饵，竭力切断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频频得手之后，1890年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将朝鲜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而甲午战争之后，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方面事实上已经将朝鲜看成自己的“主权范围”，而主张将“利益范围一定程度延伸到满洲”。福泽谕吉为日益扩张的日本大陆政策在思想意识层面和舆论宣传领域充当了摇旗呐喊的吹鼓手的角色。

1884年之前，福泽视中国为值得曰本重视和交往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其中国观中敬畏心与蔑视感兼而有之！1884年之后，敌视、蔑视乃至侵略等观念成为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福泽的中国观，以敌视、蔑视、侵略中国为基调，并伴随其走过人生。”这样说大体上也许未尝不可，但实际上，问题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因为他的认识不仅与日本的对外政策有关，也与当时国际形势、各种历史事件以及日本国内情势有关。其复杂性中有一种统一不变的因素，比如到1898年1月12、13曰，福泽谕吉发表《十四年前的支那分割论》、《支那分割如今不足为奇》（收入《福泽谕吉全集》第16卷）对自己在1884年发表的《东洋的波兰》（10月15、16曰）及所载的预计于1899年出现的“支那帝国分割案”几乎都得到印证而感慨不已。就是说他认为中国之被分割的命运是必然的，即：“支那帝国在现今世界简直就是以东洋之古风对抗西洋之文明。随着一方的进步而另一方不得不倒退，此识层面和舆论宣传领域充当了摇旗呐喊的吹鼓手的角色。

天津条约（据《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上》）

对于1880年之后福泽谕吉的中国观，宋成有认为：“以1884中半岛的局势动荡为分界线，改变了福泽的中国观。在1844乃大势所命，不足为奇。”这种文明史观是一贯的。但是，其中也根据具体形势的需要，对中国表现出某种同情甚至鼓励中国人不要失望。他说：“支那之外形虽似衰败，然其体格肥大且内部之营养充分一事，为其可大属望之处。”“支那版图广大，同时内部资源富足，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虽说外国人割去其海岸之要地，然由版图全体观之，不过九牛一毛。”由此他指出支那人如果于眼下之困难汲取教训，而自奋发，开其富源，大养国力，则不只版图之维持不难，或许恢复既失之土地，保全面目，亦非无望。总之，支那无疑是富于实力的，与朝鲜等贫弱国不可同日而语。今后之前途，决不可失望；如此看来，方今之困难，作为必经之顺序，唯可自慰。如身为支那人，见日本今日之状，虽大可羡慕，然日本也是经过了如支那今日之困境而达到现在的地位。支那人亦不可不期待早日经过眼下之困难而至于日本今日之境地。我辈作为日本人特别予以同情，希望其时机尽早到来。”"而这种同情，并不影响到他支持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阵营而参与分割分割中国土地的盛宴，在他看来，这“毕竟是列国间为了保持均势，并没有分害j全国而支配的野心”。

这里我们将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以后的中国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归纳。

1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及其改革的必要

如前所述，在《文明论之概略》中福泽谕吉就论及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说“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对这一点，他在1883年6月12、13日发表的《支那人民的前途堪忧》一文中有明确的论述。首先，他肯定支那为古圣人之国，自有一种固有的文明。如春秋战国，稍有文献可征者以来，已有长达二千余年的岁月。”期间经历过多次“革命之乱”，虽然有改朝换代、盛衰兴亡交替，“政治的主义、社会的组织等多少应该有些变化，但实际上决非如此”。他形象地总结说：

两千余年的古法持续到两千余年的末世，年年岁岁，人变而法不变，依然是古圣人之国。观察支那本身的国情，可以比作一池死水。既没有新注入的水，因而也没有流出的水。有风吹拂水面，全池的水暂时因此变得浑浊，但是时过风止，其清净又足可鉴人。鱼儿每岁生灭，苹花每年开落，十年如一日，丝毫看不到一点变化的痕迹。然今于此池上方开一线沟渠而使其他河海之水注入，此外又开一沟渠使剩余之水自然流出，池塘组织忽然为之一变，其水之清浊增减亦皆随河海之水而定，以至于河海皆浊而此池不fg独清，河海皆清而此池不能独浊。支那之国情亦犹如此。安于自家固有之文明、墨守古圣人之遗法而不知变迁，闲居于东洋一小桃源之乡，任花开花落，人之生死，虽时有兄弟斗墙的小事变，毕竟皆一时之风雨，其影响不出一国之境。何况以生于两千余年前未开蒙昧之世的古圣人之言，来管束人的言行、确定万世不易的规则，所谓政治之主义、社会之组织，自有生民以来，未尝作局部之改革。亿兆生民在两千余年间之劳作，不能不说是在一路循环之长途上为几十几百遍之周行而消耗掉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不断加强，对世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西洋文明的冲击下，“两千年来完全由儒教所培育而成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油尽灯枯、残影明灭，即便门缝里没有来风，也已经难以维持了”。福泽谕吉一方面注意到“支那人民在见闻西洋文明诸国之事、学习文明之技艺知识方面具有充分的便利”，他更加关注“已经见识、学习之后，其在社会上能产生何等影响”的问题，他分析指出：

支那人民在巳经探究了物理学之理，此后还会依然倾心于其阴阳五行之说吗？支那人民在巳经觉悟至lj蒸汽电报之功用后，还会依然安于其蠢蠢虫蛆的地位吗？支那人民巳经听说了自由的真理，还会依然屈服了满清战胜的压制吗？支那人民既然明白了代议政体之美，还会依然生息于其两千余年来的专制政治之下吗？这些皆为人情甚难之所在，非人力所能制止。无论支那人民如何温顺卑屈，如何怯懦惰弱，在目击世界万国人民皆沐浴文明开化之德泽中的同时，而自家独称圣人之子孙，在两千余年祖先传至今日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下，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毋宁说是人类所不应期待、也难以实行的。然而支那人民的怯懦卑屈是无与伦比的，无论了解多少文明的实学、见识多少文明国民的幸#高，都不会想51彳对当今清朝的政治组织、社会秩序怀有不满吗？如果真是这样怯懦的人民，那么很快就会为外国人所征服，一天也不能维持其独立。即便说圣人的子孙愚直卑屈为其本性，当时巳经见识了西洋文明国的事实的支那人，如白而见的实，那，于外国人的支配，毋宁依然享有独立国的荣誉幸彳高，为此应对国内各种事务大举进行改良。因此我辈相信，今后支那帝国的内务将会曰益繁忙。

这里福泽谕吉列举了西洋文明中实学及政体的优越之处，并将其与中国的状况进行比较，希望中国在内政上进行“改良”，摆脱西洋的束缚而能够享受“独立国的荣誉幸福”，这种敏锐的观察是非常独到的，同时代中国的改良派思想家因为囿于难以克服的“道统”影响，很难明确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严重性！

具体而言，这种停滞性，福泽谕吉至少论及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国民没有生气与活力。他说：中国“四百余州的国土富足殷实、大清一统"维持了二百余年的政府，虽可以称为安宁的富国，而其国势之不振，为何？因为人民乏于气力也。支那之国民效仿西洋近时之文明，如欲学文，也不是没有文才；如欲修武，也不是没有资财。今不其然而受外邦侮辱，恬无耻色，不能不称之为无气力之民”。究其原因，他认为是如前所述“华夏国体”丧失所致。他进而在《时事小言》中强调盖今之支那非古之支那。在宋代末期一度为称为元的外国人夺取国家，其后大明一统，恢复了中国，又被今日之满洲所灭，其国家现在正是在外国人之手。本来人民的爱国心是由私心结合而成，不外是自爱而嫌他的热情。而其所以能维持其热度使其相互结合者，在共同的言语、共同的诞生之地、共同的道德教旨、共同的衣食住行风尚等各种条件，其中最为有力的是共同的怀古的口碑而喜忧荣辱与共者。然在今日之支那，一个政府之下统治着支那本部与满清两类人民，相互语言不同、风俗各异，特别是其怀旧之口5%，一'方以为辱者而另一'方以为荣，一'方以为吾者而另一'方以为忧。人心之不团结自不待言。如果今后万一出现支那的国土为日本人或西洋人所蹂躏的情况，那时全国忧苦诚然是忧苦，但是极而言之，对本部人民而言，就不能没有同样是蒙受外国人的统治，不论是满人还是日本人，没有多大的差别的情绪。而且遭此灾变之际，满人必不顾南方而守护北方，其为何弃南而守北？以为南方为客地。在同一政府之下，人民相互客视，想发展报国的气力也不可能。这终究是支那人一度将其国土交给外国人之罪过。其余殃千载万世都不能消除。”"其次是国土广大，反应迟钝。他说：“支那之广大，拿兽类作比的话，就像鯨或牛一样，所谓块头大而脑子不灵，政治的神经也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稍有谋反之人，也不足为奇，国人视之就如同某地的流行病一样，远方没有人对其关心。不仅国内的谋反者，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

2对于中国的态度可侮”与“不可侮”

上面提及福泽谕吉强调当时中国在满清这一“外国人之手”，进而展望今后可能“出现支那的国土为日本人或西洋人所蹂躏的情况”，而且散布“同样是蒙受外国人的统台，不论是满人还是日本人，没有多大的差别”之说，其对中国的轻侮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不仅如此，他还对日本儒者如“有名的大儒徂徕，自称东夷物茂卿，也是醉心于支那的恩德而忘却了本国的权利”进行批评，他引用《先哲丛谈》中山崎阇斋条目中的如下记载：

尝问群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骑数万，来攻我邦，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为，愿闻其说。曰：不幸若闻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后弟子见伊藤东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阍斋先生，可谓通圣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义而为之说乎云云。

对此他有如下的评论：

诚然令人惊叹。据说阇斋先生门弟子前后有六千余人。明显地均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具有辨明百般事物之是肖^利害之知识，这些人虽然具有这样的知识，而唯独至于擒孔孟之一事而不能决断，诚然令人惊叹。心醉于精神之教之弊端，多么可怕丨我辈窃以为，那北条时宗在斩元使而歼其军舰时，也是日本国中无学之世道，这真是幸运！若当时汉学流行，像阍斋的门人在国家蔓延、左右国事而掌握势力的话，时宗也不fg行其英断，那将出现怎样的因循姑,崑、怎样造成国家耻辱，真是难以预料。其未至于此，可谓无学文盲之侥幸。学道而心醉之，不如不学更好。即便在今日，从琉球等事件来看，就支那与日本的关系，无论如何将支那视为上国，认为支那为大国、文国、且为富国，而不可轻易与之敌对云云，没有一定的见识而只是为之辩护的，必定是限于那些汉儒者之流。数百年之宿酲难醒者也。

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国权为日本国中最上之权。凡日本国民之忠与不忠、义与不义、贤愚强弱、善与不善，一切均以这一点为标准来下判断，这样其考验可谓严也”。无论何种情况，只要有损于日本国权的尊严，都在批评抨击之列。同时，只要能够彰显日本国权的尊严，也要不惜代价积极活动，哪怕这种活动是侵略扩张。如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他于8月2日发表《扼紧喉管》的“漫言”，就说：这次朝鲜事件，日本就要派兵了，本来我们的胜利不容置疑。虽说不用担心败给穿着棕榈扫帚装的大将，但是万一战争出现意外，或与‘唐之豚尾国，产生纠葛，决不可大意。如果我们不慎派兵到其边地，就如同强弩之末，打击没有力度，即便在鲸尾、牛臀去探视一下，其首脑感觉也很迟钝，中央政府还是若无其事。加上我们的兵士在其边地晃荡之际，豚尾兵源源不断地从内地出发，无论如何拼杀，也都像是碾碎蚂蚁之道一样，最终可能会因为其数量之多而坚持不住。这里漫言翁有一策，若最终要与支那开战，我相信紧要的是不顾一切而直接去扼紧其喉管。那么支那的喉管在哪里呢？大家大概也知道吧，其中心就是北京。例如往年英法攻入支那时，也是借用俄罗斯人的智慧而扼紧了北京。日本人也决不可忘记先例。效法前车之首尾而后车亦可进者也。”

但同时，福泽谕吉也认识到中国有“不可侮”之处。他1882年9月9日开始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兵论》，对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军事情况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他认识到：“虽说世界强国现在只在西洋，今后十数年之气运中，东洋出现一强国亦非不可期。就我辈所见，支那国即是也。本来人言强兵之本在富国。果如此言，支那非贫国。其国民不乏忍耐勉强之质，其国土天然与人造之物丰富，商贸之便利从两面临海有不少良港可见一斑，加上扬子江、黄河两大河深入内地，可谓万里长湾。今日既非贫国，今后殖产商贸之源汲汲不竭，无疑可为世界第一之富国。强兵之资本可谓丰富。”进而他指出：如果支那之政府活眼一开，知道立国之根本在兵力，知道其兵法有必要取于西洋诸国，知道兵器可以钱而购得又可以钱制造，知道传习其制法与用法之容易，国是一旦定于此而不惜国财，一变全国之兵希U而盛开陆海军的话，东洋马上就出现一强国，其势力几乎不可阻挡。人们或者有见现今支那军之不振以为其国人文弱者，然而非人之弱，而是器之弱也、其军人之编制之弱也。方今世界之战争，胜败由军器之精与不精及队伍编制之巧拙，人物之强弱可以说是次要的。”"因此他丨比评了那些对中国不屑一顾的轻率态度：

许多武人之流视支那人为文弱而轻侮之，此非得当。且有政治学者之流的评论中亦多有轻侮之论，是亦不足以使人感服。其论曰：强兵护国在民心之一致，为使民心一致，国民非各具政治之思想而自发护国之念不可，而支那之政治风俗则完全与之相反。推其旨而论，虽曰专制政府之下无强兵，这只是所谓腐儒之理论，未见实际者之言论。将一国永远之大计作为目的，从百年的经世方面来观察时，此理论虽亦甚然，但军国兵马之事，非百年之谋。无论是压制政府之兵抑或自由政府之兵，皆为强者胜而弱者败。其强弱仅仅在于军人之多寡、兵器之精粗、队伍编制之巧拙、国财资本之厚薄而巳。

他进而警惕到今日支那之兵制未整顿，就如同狮子而缺其爪牙。一旦生出而磨其爪锐其牙，东洋诸国则没有可以抵挡者。也可以说是大象而具有狮子的爪牙，现在它已经磨砺了部分的爪牙。我士人尚可视之为怯弱而加以轻侮吗？我辈与士人皆不可高枕无忧呀。”他呼吁各方要对中国一方面“增强戒备；〔一方面要积极地加紧戒备，对中国要有长远的谋略。他毫不隐晦地主张：方今俄、英、以及德、法，无不对支那垂涎欲滴。一旦有机会这些国家的人瓜分了东洋的一大富国，将应该何以守之？将非用强大的兵力不可。西洋诸强国即便远隔重洋，我辈尚且常费苦心而有所防备。况且今此强国占据近邻之国，有直接与我接触之势。我日本应该更加加紧戒备。加上如果支那国果然不得自立而落入诸外国人之手，我日本人无袖手旁观之理。我亦只有奋起而一同逐鹿中原。此亦为势之所迫，那么我日本的兵力就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而应该忙于积极的远略了。

福泽谕吉对中国的态度，可侮或不可侮，二者并不矛盾，只不过是战略与战术的差别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反对中国骤然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认为这是“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主张改革要按照先变革人）^、然后政令、最后物质这样的顺序；是《兵论》中明确提出政体如何与变革兵希U而成为强国无关。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表述，实际上是他在对同一问题的思考上，根据具体历史状况的不同而表现出的对原理性侧面与现实性侧面的偏重有所不同！中日两军直接在朝鲜对峙，当然要更多地从现实性的层面考虑问题，否则所论就成为“腐儒之理论”了！

3对“儒教主义”的进一步分析：应该区分政治与道德

丸山真男在1942年发表《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一文，以1882前后福泽谕吉开始主要在《时事新I艮》上活跃为界，将其对儒教的批判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概括其前期的特征是典型的以“意识形态揭露”为主，因此批判是全方位的、激烈的，并列举了其三种批判方法：第一，以社会关系的变动性或偶然性，来将传统思维中被认为是绝对的或固定的模式相对化，比如对君臣关系的批判就是典型第二，以指出特定理念的本来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而对其进行讽刺，比如对各种伪君子的批评；第三，与儒学本身的逻辑性相比更侧重于从其思想的功能性方面进行批判，如儒学的遗毒助长专制、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等。丸山真男也指出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是与他强调国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紧密联系的。福泽谕吉后期的儒教批判，从总体上看与前期相比，丸山认为表现出批判方式的稳重而缓和以及批判范围有所局限上。比如对儒教在历史上的合理性的承认，这是与前期的最大不同。他最后指出福泽谕吉对中国和朝鲜的一贯强硬态度，也是因为它们是日本儒教的发祥地有关。从福泽谕吉将甲午战争看成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丸山真男认为这证明了“福泽谕吉的独立自由与国权主义的结合是以反儒教主义为媒介的”。这些分析都很精到，抓住了福泽谕吉的思想特点。

这里以福泽谕吉后期对儒教主义性质和功能的分析，特别是其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为中心，看看他的思想上的一些特点。

1883年11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先后长篇连载了《儒教主义》和《德教之说》两篇文章，对儒教主义的性质、特征、功用进行了详细论述。首先他在《儒教主义》中指出：“所谓儒教主义是将政治与道德混杂在一起的一种特别的学风，如果进行分析的话，很明显，其七成为治国平天下，而乘U余的道德的部分只占三成。”那么，所谓“混杂”是物理的机械性的，还是化学的合成的呢？他说：“儒教中所含有的政论与德论的混合状况，不是沙子和米掺杂那样简单的混合，而是相当于盐酸与苏打的化合，其原素紧密而且非常坚固，不能称之为纯然的政论，也很难说是纯然的德论，而是使两种论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生成的一种中间主义，给一个名称，就称之为儒教主义。”他进而说儒的本意，修身齐家诚然道德也，治国平天下乃真正的政治也，七成三成的比例化合而成乃儒教的本质，周公？L孟之意，亦不会超过这一点。”他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大意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不是以国为国，而是以国为家，因此，“以道德来配合政治的儒教主义，确实是适合周公孔孟时代之教化，此时代就要用此主义。只有此主义能够治理好此时代。”他进而评价说：“有人摈弃儒教主义，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论为彻头彻尾无用之冗言，事实上在周代是非常好的政论，从修身至平天下，简单之中自有规则，以此笔法可以充分地支配那时的社会。我辈亦不能大喊不服。”如此对儒教在历史上的合理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之后，紧接着便笔锋一转，说：“虽然如此，这里有一件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事情，即周公孔孟的古代与现今的社会在整体上其结构表里完全是颠倒的，以此古代的儒教主义没有可以适合当今社会的理由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与外国交际，在周代只要处理好内部的问题就可以稳固了，但如今如果处理不好与外国的交际，就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此，他强调如果古代圣贤在当今的新世界再生的话，必定在治国平天下之外加上一条“外国交际”。

福泽谕吉在《德教之说》中进一步将自己对儒教的批评加以限定，说：“我辈认为儒教不适合当今文明世界之实用，仅仅只是说不可以将立国之大义寄托于此教，而不是说不可读一切汉籍。以汉儒先生为首的大方之士君子，如能体察鄙意所在则甚幸。”这里他讲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是重视道德的社会效果，而不在乎其动机如何。他说：

道德论的目的只是在于为社会之安宁，如果人人各修其德各慎其身，其由何而修之、惮何而慎之，诘问其理由乃无用之事。因为其理由因人而异，各有不同。尽管其理由千差万别，我辈终究不必过问，我所关注的只在利用修德的外表的美，而想要使之有利于安宁而巳。世人或不知此要诀，徒然深入人心内部，即便修德也只是喋喋不休于其所修之缘由，想以自家信心之道去开导别人，如此反而成为有害于社会的弊端，可以说是成了精神之不自由者。

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其道德论中的功利主义的色彩。他进一步区分情与理、道德与政治。他说忠义报国，完全是情的作用。“情之所动处不可言数理，数理之所在不可言情。如经济法律等出自数理，为政治之根据，因此不可掺进道德的元素。而相反，如所谓宗教之信）居家之人伦、尽忠报国之义，是完全脱离数理、纯然德义之事，因此不可将其与政治之主义混同。我辈前日论儒教主义，主张因其政论与德论混同故不适合道德之教，其微意亦在于此t。”因此他强调不能纯然以儒教作为道德的标准。那么日本人的道德是如何养成的呢？他以日本士人的风气为例，对君臣关系的理解与《文明论之概略》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

我国封建时代所养成的士人之风气，本来是来自忠君尽诚这一点，其忠诚之发达所及，不仅仅止于君臣上下的关系，可以说到人际交往之最末端都起作用。其情形就好比机械师在钢铁厂学会了操作蒸汽机继而发展其技能，便可以操纵汽船、汽车，以至于遇到各种蒸汽机械只要稍微花些功夫都不难操纵一样。就是说此机械师本来是为制铁而学到的技能，但是一旦熟悉此技能便不限于制铁，甚至完全脱离钢铁产业其技术依然有效。因此，我封建士人也是如此，其忠诚虽然是来自封建主从的制度，而一旦具备此德而且成为全体士人的风气，那么就不仅在各种人事上可以发挥其作用，而且不拘于其本源的封建君主，作为士人的德义依然不失其品格。

他甚至将这种忠诚上升到一种宗教的层面，说“日本的士人为忠诚宗之信徒”。"因此，他批判西洋人将日本人的这种宝贵的忠义精神大煞风景地解释为“奴隶心”，认为这只是看到事情的皮相的肤浅理解，并对此表示遗憾。

福泽谕吉强调日本式的“忠诚”的意义，是为了批判儒教中政治上的德义。他指出：“儒教中政治上的德义是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去，如孔子也侍奉过十二君。或者像汤武放伐在儒教主义中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日本的士人读儒书却培养出了完全相反的思想。支那圣人所许以为荣处我封建武士以为耻辱，彼之有道我则认为无道。而且德川治世三百年间，儒者不允许直接担当世事，仅仅充当学校教授之用，在轻视学问之世，学校之教授乃最为无力者，封建之大势亦不容儒者，社会紧要之大事为武人与俗吏掌管，亦可足征儒教势力之微弱。大势所向不见劲敌，像支那朝鲜因为儒教制约大势而国民皆立其下风，其精神之运动不曾能得到自由，但是日本的士人可以说常常能够束缚儒教而使自家固有之精神得以自由。”由此他想要说明中、日、韩“同文之三国，文虽然可同而思想不同之事实”。

针对当时日本社会上复兴儒学、加强儒学教育的状况，福泽谕吉通过对儒学的历史作用及理论特点的分析，告诫人们“在今日以儒教为国民道德的标准，想要以此k支酉5其精神，本来在事实上就不可行，不仅如此，在今日开明之世，可以说也愧对封建之旧士人”。！提出：我辈道德的标准不赖儒教而唯赖我士人忠诚之风气。即便说是要依靠偏向道德之宗教，也不是忌惮儒教之私心，因为像儒教这样主义之驳杂、与理论多有不可两立者，不如全然离开数理而选择宗教。”"并表示我辈非即隹徒然憎恶儒教、以此主义为仇者，只是恐怕世间有误解儒教之本意而误用之者，仅此而呈鄙见而已。”

可见，随着福泽谕吉国权意识特别是1822年4月28日开始在《时事新报》连载《帝室论》，他针对当时儒教复活的社会动向，主张向日本自身的传统风气即武士的“忠义”之风中寻找精神资源，甚至不惜将这种精神宗教化，名之以“忠诚宗”，认为日本人都是此k“忠诚宗”的信徒，将前期批判过的君臣关系从儒教中剥离出来加以重新包装，以便为无条件地忠于帝室服务。同时，他对儒学历史作用的肯定，也并不表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认可，相反，他在后期肯定儒学在中国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不仅不像前期那样重视儒学对日本文化的积极作用，反而强调儒学在日本历史中势力微弱的一面，突出日本道德风气的独自特点，认为日本的传统思想自由超乎儒教之上，由此在精神方面显示日本其优越于中国。而且他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合理性，进而将现实中国作为这种合理性不断衰竭的历史的苟延残喘，如前所述，在他看来“已经油尽灯枯、残影明灭，即便门缝里没有来风，也已经难以维持了”！。而“本与支那之所以相异，文明开进之前后，关于其国力所系，支那的国力不足于我十分之一，可谓蕞尔之老儒国”。这些可以说都与他走向“脱亚论”的方向是一的。

顺便要提到的是，到1898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又发表了关于儒教主义的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将儒教主义及其流毒与腐败进行明确区分。他说：“本来我辈之所以只管要排斥儒教主义，其理由决彳N其主义有害。周公孔子之教倡导忠孝仁义之道，不仅毫无非难之处，相反作为社会人道的标准，毋宁说自当敬重。”为什么要排斥呢？他接着说儒教主义作为周公孔子所倡导之教，尽管本来是纯洁无垢的，但是现在已经腐败了。不，其腐败自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其本来的真相全然不可见了。此即其流毒之甚所致，其毒不在主义之罪，只能认为是腐败的结果。”进而他对中国和朝鲜进行批判放眼其本家本元支那及其分家朝鲜，其状况究竟如何？其国民口头上倡导忠孝仁义，其行为完全相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所到之处无不泛滥着一切人间恶德，出来腐败还是腐败，已经无以复加，臭气熏天，所见的只有令人生厌！其令人厌恶且尚可，而其没有自知之明，还说什么华夷内外之别而漫然尊大，排他而自挫，以致招来亡国之末路，这就是支那朝鲜的现状，可谓终究不外乎腐败儒教的结果。”！第二，对“儒教主义”这一概念作了最大限度的泛化处理，不惜将神佛二教亦囊括其中。他说：“所谓儒教主义，非特仅仅指周公孔子之教。只将自古以来我国所活动的神儒佛等古老的主义一括而归于儒教主义的名下。”即“儒教主义非单指周公孔子之教，可以理解为其中自含有神佛二教”。第三，重新强调儒教在日本社会的积极作用。他甚至说：“日本人本来就是由儒教主义培养而成，是祖先以来遗传教育使然，不容任何人对其主义有所异议，觉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政维新的革命是震天动地的大变动，政府的一举一动，无不非常英明果断，因此也就如同夺其精神而无遑他顾，为文明进步之大势所迫而只得跟随其后，但同时在心灵深处都尚存有古老主义的余烬，无不窃窃怀着恋恋不舍之情。”具体而言，他分析指出在嘉永（日本孝明天皇时的年号，1848年2月一1854年11月）开国以前，支配日本的人心者即神儒佛三教最有势力……不可怀疑其维持自古以来的道德的效能。”神儒佛之教，在引导普通民众的道德上都是“劝善诫恶”。他强调：“决非是说现在的神儒佛之教已经完全腐败而不能用。大凡以道德之教开导人；的方法，不可凭口说，不可以笔论，只在于以实际行动展现于其眼前而使之信服。”因此他说：“本来古老的主义的腐败，不是其主义本身的腐败，无彳N是神官儒者僧侣辈之腐败。如果此辈自省而一洗自身之腐败，其主义自然会呈现纯粹无垢的本性，维持社会道德的效能，必不可疑。我辈之目的不在空论而在促使其实行，至此，我辈何啻不排斥古老之主义，可知实际上毋宁是以其主张者自居。”这一时期福泽谕吉的儒教批评与当时的条约改正成果在望而警惕民间排外思想泛滥有关。这些观点虽然远在发表《脱亚论》之后，但是对于理解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也不无关系。

走向“脱亚论”

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发表了几篇专门讨论福泽谕吉《脱亚论》的文章，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周颂伦这样概括《脱亚论》的特点及其复杂的历史意蕴：

《脱亚论》的特点在于极端地蔑视中国和朝鲜两国“古来之政教风俗，即蔑视圣德太子曾顶礼膜拜的大陆文化。这_中蔑视感比较朝鲜干涉论和对清朝作战论来，其意味要复杂许多。至少包括：（一）确实含有对清朝中国和李朝朝鲜迟滞fP愚钝的失望和失意；（二）不消说，既然中朝两国如此不思进取，固守陋习，则不必再对其文明开化抱有期待；（三）较之朝鲜来，福泽不仅蔑视中国，而且遣词更为恶毒，反映出他内心早巳把清朝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而朝鲜不过是曰本想在竞争中夺取的对象；（四）《脱亚论》不仅是一种绝交宣言，而且更是一种开战宣言，是向社会民众鼓吹对清作战。（玉）《脱亚论》全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西洋国的佞言媚语。（六）对清朝的憎恨中，其实也隐含着对清朝正在增力即海军的警惕和担心。"

韩东育则在《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如何解释日本的民族主义的畸形结构等提出质疑：“一个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亚总代表福泽谕吉，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忠君爱国，情结？为什么在谈到西方价值时会毫不犹豫地主张平等、独立，而面对东亚问题时那些近代化理念又倏忽间灰飞烟灭？日本民族主义的畸形结构固然应该批判，但畸形结构的发生前提又是什么？”他认为理解福泽谕吉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是福泽谕吉的‘大日本主义，的问题意识，“其内在逻辑可表述为：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西方文明才是真正的‘华”而中国反而变成了‘夷，！在新文明主宰的世界中，由于日本已‘脱亚入欧，并跻身于欧洲列强，所以只有日本在亚洲才有资格称‘华福泽著作中之所以处处表现出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傲慢和无礼，就根本上讲，实根源于此；而日本近世以来处心积虑构筑的‘小中华，体系和为实现这一体系而亟欲颠覆‘大中华，体系的焦虑和冲动，也在福泽用西洋面纱包裹起来的传统东亚表述中，庶几得到了缓释。”另一方面是借助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权威，指出：U福泽东亚观的逻辑前提是：在西方这个‘当代，最高标准的比照下，首先必须把东亚的中国和朝鲜‘妖魔化，。只有这样，日本在该地区的利益攫取才会取得正当性与合法性，丰臣秀吉以来取代中国东亚权威地位的‘大日本，理想，才庶几有实现的可能。”要而言之，如该论文的提要所示：福泽谕吉思想中的上述“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4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就是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就是要“脱儒”。以此为契机，此后韩东育将从“脱儒”到“脱亚”的过程放到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的思想过程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揭示了日本从近世到近代思想演变的深层逻辑。"

日本筑波大学的佐藤贡悦也在中国学界发表关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文章！，着重分析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的关系。他将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进行对比，指出：

杜维明所说的“孔孟之道）或儒家传统）以及“封建之遗毒）或儒教中国），与彳g泽所说的“周公孔子之教）“腐败之余毒”竟是如此令人感到意外地合若符节。可以说，杜氏是想在与政治层面（“儒教中国）明确地分离开的地平即思想文化领域里阐明“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恰恰相反，福泽却又极端地强调了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相即性。

他进而评价说：“杜氏将二者截然分开的做法，倒不如说是暴露了二项对立的危险性。”而福泽谕吉对于“周公？L子之教”的态度，“可以说是一边援引儒教修己治人的图式，一边却对之做出标榜西欧式自主独立（民主）原理的解释，其宗旨最终收束为国民国家建设的理想。”他认为福泽谕吉的儒学批判，“其否定的言辞几乎都是针对儒学的政治思想领域而发，换言之，关于儒学道德思想的批判，乃是由于它与政治思想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缘故，所以只不过是间接的否定而已。”也赞同福泽在“善骂儒”的同时有“真信儒”的一面。因此他认为福泽所说的“脱亚”，即表示要脱离中华世界帝国秩序观，同时也意味着加入所谓西洋近代世界秩序。但并非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要决然地舍弃儒家思想，使日本脱胎换骨为欧美型的现代国家。福泽所要排斥的乃所谓“恶友”而非东方文化之全体。总之，他想要辨明福泽的“脱亚”主要是指摆脱业已腐朽的、儒教式的政治体制而决非整个东亚文化；所谓“入欧”，也只是要导入其科学技术而非主张包括道德人伦在的全面化。

前面的两篇文章对《脱亚论》的各种现实意义和历史成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深入了解福泽思想很有启发意义。后者想从儒学观阐明福泽“脱亚论”的文化含义，也谈及福泽谕吉写作《脱亚论》的“郁闷的心境”，即“由满洲王朝所推行的不触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与福泽的理想明显地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而他所期待的以金玉均（1851—1894）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开化政权之建立与夭折，更足以将其推入绝望的深渊”。这些分析也是可贵的。但是《脱亚论》中福泽谕吉的政治与文化、现实与理想是纠结在一起的，如果只看到一面，就难免有失偏颇。而且如前所述，福泽的儒学观，常常随着时代形势的需要而变化，很难一概而论。

那么，《脱亚论》到底是怎么说的？这篇文章全部翻译过来也不过一千五百余字，现全文试译如下：

世界交通之道便利了，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靡于此风。盖西洋之人物，古今虽无大异，而其举动于古代迟钝而现今活泼，唯利用交通之利器而乘势之故。故为方今东洋之国谋，有该防止此强劲的文明东渐之势之觉悟虽可，苟视察世界之现状而应知事实上不可能，只好与时倶进而一同沉浮于文明之海，一同扬文明之波且与文明共苦乐。文明犹如麻疹之流行。如眼下东京之麻疹由西国长崎之地东渐，随春暖而次第蔓延。当此之时，厌恶此流行病之害而欲防止者，果有其手段乎？我辈确信无有其术。即便为有百害无一利之流行病，尚且不可抗拒，况于利害相伴而利益常多之文明乎？不啻不防，力助其蔓延，使国民尽早沐浴其风气乃为智者所宜之事。西洋近时之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开国为发端，国民虽渐知其可取，渐次而催发活泼之风气，而有古风老大之政府横亘于进步之道，无可奈何之。欲保存政府乎？则文明决不可入。无论如何，近时之文明与日本之旧套不可两立，如脱旧套则同时政府亦不可不废除。然则欲阻止文明及其侵入乎？则日本国不可独立。无论如何，世界文明之热闹场面不允许东洋孤岛之独睡。于是乎我日本之士人基于重国家而轻政府之大义，且有幸依赖帝室之神圣尊严，断然推倒旧政府而建立新政府，国中无论朝野，万事皆釆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不独脱日本之旧套，在亚细亚全洲中重新开出一机抒，所持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边，其国民之精神巳经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于西洋之文明。然不幸的是于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之人民古来亦为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养成，虽与我日本国民无异，或许其人种由来有所不同，虽然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或许其遗传教育之旨有所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那与韩国，相对于日本而言，其相似之状更加接近，此二国，无论是就一身而言还是关系到一国，都不知改进之道，于交通至便之世界中，虽然不是没有闻见文明之事物，然而耳目之闻见不足以动其心。其恋于古风旧贯之情不异于千百年之旧。于此文明日新之活剧场中，论教育之事贝彳曰儒教主义，学校之教旨则称仁义礼智，自始至终只以外在之虚饰为事，其实际上不仅没有真理原则之见识，甚至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尚且傲然而无自省之念。我辈视此二国，于今文明东渐风潮之际，不可能有维持其独立之道。除非其国中幸而出现志士，先着手于国事之开化进步，计划大力改革其政府，如同我维新之大举，先行改革政治，同时使人心一新，否则不出数年即将亡国，其国土无疑将归于世界文明诸国之分割。在遭遇麻疹一样的文明开化流行之际，支韩两国违背其传染的天然规律，想硬性地回避它而闭居于一室之内，结果只能是隔绝了空气的流通而窒,息。虽然有以辅车唇齿来比喻邻国相助的说法，今日之支那朝鲜不仅不fg丝毫有助于我日本国，且在西洋文明人的眼中，因为三国之地理相接，有时或一视同仁，不是没有以评价支、韩之标准来对待我日本。例如，由于支那朝鲜之政府实行古风之专制而无法律之可恃，这样，西洋人怀疑日本也是没有法律之国；由于支那朝鲜之士人深陷沉溺而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学者或认为日本亦为阴阳五行之国；支那人卑屈而不知耻，日本人的侠义也因此被掩盖了；朝鲜国刑人之残酷，日本人也因此被推测为无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就好比当比邻的整个一村一庄的人都愚昧蛮横且残忍无情时，其村庄内U即便罕见有一家人平行端正，也会被其他的丑恶所掩盖埋没一样。其影响表现在事实上，间接地对我国外交上造成的障碍实际巳经不少，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如此，为今日计，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毋宁摆脱他们不与其为伍，而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也不因是邻国而有特别的关照，而只是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亲近恶友者也一样不可免除恶名。因此，我乃为在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者也。

以上是1885年3月16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的全文。理解这篇文章，我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脱亚论》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世界文明之大势出发，解释日本“脱亚”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第二段是从中国、韩国与日本的地缘关系出发，分析中国、朝鲜由于不能与时倶进将无法维持国家独立，甚至将会亡国、将被瓜分，同在亚洲的日本为了维持本国的利益，不能再受“恶友”的连累而与其为伍，必须“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根据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福泽虽然没有在明治政府为官，但是他以“明治政府的许多新设施也都是以拙著之书为根据而发布的，暗中成了政府的导师”而感到自豪。也就是说，福泽的思想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意图的，“脱亚论”也不例外。这里的“脱亚”实际上还是一种理想、一种努力的目标。比如第一段中所言，如果比照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到，在维新之初，新政府虽然成立，但是它不独未脱日本之旧套，而且不得不采取“王政复古”的形式！“脱亚”之主义要落实到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各政策层面还有待时日！即便在整个明治时代，“万事皆采用西洋近时之文明”之然否亦需另当别论，欲“在亚细亚全洲|中重新开出一机抒”以成为亚洲盟主的路线通过其大陆政策逐步得以实施。第二段实际上是从地缘政治来论述“脱亚”的原因、具体内容和措施，其原因可以说完全是出自功利。他对中国、韩国的批评，除了批评其“儒教主义”及其“仁义礼智”已经形式化而“只以外在之虚饰为事”，比较具体故尚可中听之外，其他如“道德扫地，残酷而不知廉耻之极”等蔑视甚至谩骂之言，虽然是捕风捉影，但是极具煽动性。其目的在于说明“今日之支那朝鲜不仅不能丝毫有助于我日本国”，而且还会在西方人面前连累到日本，即所谓“间接地对我国外交上造成的障碍实际已经不少”，因此，其“脱亚”具体而言就是要摆脱中国与朝鲜这两个将亡之国的牵连，反对与中国联盟以共同振兴亚洲的联盟论，而主张直接与西方列强为伍，加入世界文明诸国之分割亚洲的行列中去。从这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脱亚论》不仅是一种绝交宣言，而且更是一种开战宣言”。

走向“脱亚论”，除了当时中日韩三国的具体历史情势的激发，如甲申政变等事件之外，也与福泽谕吉的东亚观、中国认识紧密相关。

如前所言，他的思想与日本政府是鼻息相通的。他1882年12月7日至12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一文很有代表性。前面提到，这一年的7月朝鲜发生所谓“壬午兵变”。在8月6日，福泽谕吉给岩仓具视上书，强调朝鲜事件为日本政府加强官民调和提供了难得的好机会，担心如果内政不稳，再“由朝鲜之事而引出与支那的葛藤”那就难办了。福泽的上书，岩仓自然很重视，这从岩仓9月份向阁僚提出的“调和官民扩张海军的意见书”可以看出来。这里我们来看看岩仓具视对扩张海军的论述。其全文如下：

陆军巳经有六万常备军，现在应该专门扩张海军。我国四面环海，如果军舰不充足的话就像鸟无羽翼，一步也不能飞腾"这次朝鲜之变，现在巳经苦于派遣军舰之不足。如果不幸朝鲜的谈判破裂，或者与清国生衅隙，进而如果遭到攻击，则退不能内守，进不能攻击，今日巳经如此。今后至清国之舰队略备之日，而我依然停留在今日之状况，何以抵御彼之轻侮？何以应缓急之用？实为寒心之至。故眼下之急务莫如扩张海军。至于其费用之支办，除了用非常收税的方法，别无他策。釆用非常收税的方法，近期会激起民怨，这也是不得巳而为之。此乃保护日本国之紧急要务。试想如果海军不强盛，我国民于无事之日受他国之侮谩，于有事之日被他国袭击，非遭此难言之惨祸乎？然则为扩张海军而纳其租税，即于无事之曰保护其权利、有事之日维护其生命财产，因此为我国民应尽之义务。况且维新以来之田租，与昔日封建之世比较减轻不少，全国之农民顿显富饶之色。故今日施行非常彳夂税之方法，绝不可谓为于国民难堪之义务。纵然一时有愁怨之声，亦不足深虑。不出数年必定习惯，其声将歇。

上述意见书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扩张海军的必要性，直接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第二是经费来源，只有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认为这可能一时激起民怨，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国民的义务，久而久之民怨将平息。无论福泽谕吉是否看过这份意见书，从他发表的言论看，他对这种主张非常支持。比如他在《东洋之政略究竟如何》中说道：

如果就这样放任今日的陆海军备，以现有的军费养现有的兵士，而维持现有的军舰，就这样等到明治23年吗？在23年即便最终可以开设国会，但是开设国会的日本国不仅被西洋诸强国蔑视，甚至让我们平生连将其视为对等都觉得有些光彩的支那人着了先鞭，那将可能会出现在东洋政略上执牛耳的成了北京政府这种奇观。这是我辈最不希望看到的。……简而言之，今日之时势，军备之扩张乃焦眉之急，不可一日犹豫，……即便从本月本日开始着手军备也恐怕为时巳晚。文则为开明之魁首，武则为亚细亚之盟主，与读者诸君所希望的一样，实现我东洋政略之夙愿，相信此即为报国之本分。

“连将其视为对等都觉得有些光彩的支那人”、最不希望看到北京政府执东洋政略之牛耳、无论是文还是武都要成为亚洲的魁首和盟主，这样的“夙愿”和所谓“报国之本分”，可以说是对上述岩仓具视意见的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具体到为扩张军备而筹集经费上，他不仅从这是日本国民“应尽的职分”上来讲道理，而且不惜现身说法，从§i肉强食的愉悦中来鼓励日本人民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克服眼前的困难。他是这样说的：

谚语曰：乐为苦之种，苦为乐之种。人世间，不能忍受痛苦，就不能获得快乐。现在我国为了扩展军备而征收国财之际，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一些私财，即便很少，也不能不说这是痛苦。如果要问既然尝到此痛苦那么所得到报酬的快乐是什么，那太大了。大凡人没有不好权的，受制于人不若制人之愉快。说得极端的话，我们受到压制虽然可恶，但是我们压制他人则可谓甚为愉快。从道德方面而论，此心情似乎甚为不良，但是从开辟以来以至今日的普通人情上看，特别是在与风俗习惯相异的外国人交际之中，尤其可足以见其事实。我辈在十数年前，每次往来于外国在欧美诸国停留之时，常常遇到动辄因为所受待遇不好而觉得不愉快。乘船来到印度洋，英国士人登上其海岸所辖之地，还有在支那等其他地方也专其权势，统治土人，其状况旁若无人，几乎不将他们视为同样的人类。当时我辈见此独自在心里说：印度支那的人民这样被英国人所窘迫虽然是痛苦，而英国人擅其权威又是多么愉快呀，可怜一方的同时又羨慕一方，我也是日本人，何时能够一耀日本的国威，不仅效法英国人统治印度支那的土人等，而且要使英国人窘迫而将东洋的权柄握于我一手。壮年血气方刚之时藏在心里的目标至今尚不能忘。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拿出私财而集为国财，以此建立东洋政略的基础，那么眼下虽然有些痛苦，如增加地税的话地价就高涨，随之而来米麦的价格也会高涨，课酒税的话，晚上去喝一杯的话也会觉得价钱贵了些，痛苦虽然是很痛苦，但是想象遥远的前途、谋划我国威之宣扬，也非常愉快。陆上备有几十万貔貅，海上浮有几百艘军舰，地球上海水所到之处都可见日本军舰，日章之国旗在整个东洋飘扬，如其影响则远至西洋诸国，不亦乐乎！即我们为东洋一强国之人民，国既强，则贸易之权在我，以至国内之殖产逐渐繁盛，进而开通商之道，在亚细亚东边出现一大新英国，决非难事。想到这些，今曰些许痛苦不足挂齿。

同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实现他的所谓夙愿，除了从正面鼓励、给人以美好的前景之外，他还通过丑化中国、以中国威胁论来恫吓日本人民。为了说明中日之间战争的可能，他承认“日本灭了琉球，我效法其先例而施之于朝鲜，在这种意义上，顿时以兵威而迫使朝鲜进行废国立省”的事实"，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欧洲人的唆使，“日支之间必然不得不开战”，而且设想“在朝鲜之海陆开战”。他如此设想日本因为军备不足而败北的状况：

想像一下我日本兵因为兵器不完备而败北吧。无数的支那兵随其军舰（据说支那的军舰很多是雇佣西洋人操作的）而闯入东京湾，轻易地经过富津炮台，先摧毁横须贺的造船厂，继而由横滨进入品川，炮击东京市内，数十吨的炮声如雷，无数的散弹似雨，百万市民，只有七颠八倒，呼天抢地。豚尾之军队随着黑烟而登陆，进而至于侵掠分捕的阶段，也同样可怕。乘胜而逞其暴乱必为怯懦者之能事，多年来与外国兵作战而通常是败走的支那人，如果千载一遇而战胜了日本人的话，其残酷无情，可想而知。文明之战法他们固然不知，掠夺不分私有还是官有，凌辱妇女、夺取锦帛钱财、杀害老幼、烧毁家屋，凡是人类想像所能及者，可谓无恶不作。……将来某一天在我东京及沿海地区，遭遇如此惨状，如何是好？！

这种中国威胁论，也是他“脱亚”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不幸的是，这种描写成了以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21—24日）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为首的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暴行——“凡是人类想像所能及者，可谓无恶不作”——的真实写照。

他说：“日支交际常常为人所关注，在其两国结盟之初专门着眼于贸易商贾之事，在西洋之外又于近处开辟交通之区域，双方共享其利，各地皆开始着手于其业务之际，不幸逢台湾之事变，继而自琉球废藩之举以来，交际之谈通商之利害已在其次，隐然如政治上权理之相争。”从贸易上的商贾之利到政治上的权理之争，这一发展线索应该说是历史事实。并且他认为这种权理之争很可能发展为战争，他预示“日支之间或不可保证无蹈水火之日。即便只为此事态所迫，除了扩张我陆海军、使我民心调和一致，先夺支那人之胆，使其知道日本可怕、不可敌、轻易开争端对自家不利，从而使其国人的舆论自行断念于Jit，此外没有什么方略了。”在《脱亚论》发表之前，福泽谕吉一方面有“支那的国力不足于我十分之一”的自大之言，或者有“日本国的现状不仅已经不劣于支那，而且在今后文明的竞争中我也不认为会输其一步”的自信，但是主要还是谨慎地看待中国的实力，觉得中国在一个巨大的威胁。如在经济上，他说：“我国邻国的支那人，仅限于本国的市场其广大就不下于日本的二三十倍。因此其社会之富实，为日本人民之所不及，已经如同天下之定论。所以我日本人民要大力推进富实文明，支那人不用说，为了与欧美人民相比也毫无愧色，必须努力扩大贸易，在全世界的市场中寻求富（。”军事上，如前所述其《兵论》中已有详细说明。关键的是他感觉到中国的舆论是“敌视日本的”，如他说“李鸿章怨恨日本已久”，“且不说李氏一人，我相信，觉悟到支那的舆论是敌视日本的，这或许更接近事实”。而且，福泽看到中国人有对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有所“不恭”，他表示极大愤慨：

如其前钦差大臣何如璋在其日本纪行的诗文中，竟然将我曰本的两陛下称为“日本王及其妃）豚尾汉的本性暴露无遗，可谓粗暴之极。自己作为国家的驻扎钦差大臣还正在其朝廷工作，刊行这样的文书，不觉得冒失、无礼吗？真是太让人吃惊了。支那人之习癖，经常如此。

福泽谕吉自觉到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学者，他表示“唯愿以学者之本色来对付支那人、诱导朝鲜人”，他认为：“斥攘支那之腐儒论而使其绝迹于朝鲜，决非难事。不仅可使朝鲜之独立坚固，尚可及于支那本国，解其顽陋，醒其迷梦，征伐周公孔子之子初、而使其心事一变，共与文明之赐而改变东洋整个面貌，此乃我之素志，也不是前途无望。人们常常谈耀国威于海外"多只是解释为兵马之远略，国威之光耀"不可单单依赖兵力政略，以学问上之力而制其人心之内，亦甚重要。可谓之学问之文权。我辈之素志在扩展文权耀文威于海外。”！其对中国之口诛笔伐，都是出自其文章报国之“本分”。

首先，福泽谕吉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前途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现在支那还没有作自守的准备，忽而遇上欧洲列国外征之势头。单单从今日与法国之纷争来看，或许只是失去数千万之金，或是失去台湾一岛，虽然此事一时了结，但支那之忧决不会以今日之纷争而告终。欧洲列国中除了法国之外，不乏英吉利、日耳曼、俄罗斯等强大的国家。今日法国去了，明日英国来了、日耳曼来了、俄罗斯来了。更有甚者，如蕞尔小邦葡萄牙也狐假虎威而欲济其欲。我辈窃而诊断支那之命脉，相信其到底不能支持长久。”甚至他在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为清朝政府的将来把脉，说“我们为满清政府卜算未来，今后还能够有十年的运势的话，就已经是格外的侥幸了即E。”如他在《东洋的波兰》中所言：“狼群相继而来逞吞噬之势，无避之之术者，终究只有成为俎上之肉。”那么面对中国这块肥大的姐上之肉，福泽谕吉最为垂涎欲滴的是什么呢？他一点也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表示：

曰本在地理上与支那接近，在欧洲诸强国达于今日幸运之际，不仅十数年来朝着共同的方向大用其力，且常常作为东道之主人给予许多便利，今占领台湾全岛与福建省的一半诚然为当然之分。特别是彳高建浙江沿海之地，在支那前代大明之末叶，一时为日本兵所侵略，在历史上也是明确的事实，因此这次于其故地上飘扬日本的日章旗，日本人也会感到满足了吧。

其次，同日本相比，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何在？对这个问题，福泽谕吉多有论述，他找到一个“近因”，那就是西洋文明进入中国和日本的“入门之路径不同”。具体而言，即所谓“西洋文明进入日本是从国人之上流而入，而支那则是自下流而入”。他认为中国人接触西方人，只在商业贸易之事，“外来者亦为利而来，内应者亦为利而应，交际之元素，除了利益别无他物。外来的西洋人中固然没有学者士君子，即便有，支那之群民也没有学问之思想，或者其群民中虽有能解洋语者，唯止于日常之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之媒介。其实例由百年来支那说洋语者甚多，而其国之输入品中西洋书籍甚少可见一斑。其中特别是关于事物之真理原则的科学著作几乎可以说全无，因为支那贸易之商民没有读书之必要。因此在上流人看来，西洋人只是被视为唯利是图的贱丈夫而不足挂齿，其偶有船舶器械之巧者，也只是被视为夷狄之奇巧而已，而没有会为此动心者。不为他物所动心则尊信于其本国之旧主义则亦决不足为怪。舔食周公孔子之糟柏而尊信虚礼虚饰，迷信阴阳五行、虚诞妄说，恬然不知自省，许多地方都令人吃惊。”与之相反，他认为在日本“政治上之开国虽然只有三十年，而西洋文明的出现远在百余年之前，且其入门之道不是自下等之商民，而是自上流之人士”。他将日本“百年来出现一种兰学社会”归结为日本“社会中之高尚部分而不可轻侮者”，正是因为日本的上层社会“醉心于其真理原则”，所以日本一开国，就能“摆脱数千年来的传统而向往新文明”。由此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接近于《脱亚论》的结论，那就是终究不可指望现在的支那人开化。人民若不开化，以之为敌也无足惧，以之为友，于精神上亦无所利。既然知道其无利，那么要紧的就是努力远离它以防止同流合污之灾，将双方之交际仅限于商业而断绝一切智识之交，不采用其国之教义，不仿效其风俗，以至于衣服器物把玩之物，无论其实用如何，如果有取而代之者先摈弃支那之物。我日本现在正为日新之国，恐怕以邻国之弊风而玷污我们的文明！”这可以说是“脱亚论”的前奏。

最后，福泽谕吉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并且大肆宣传如果与中国开战，日本有必胜之算，由此彻底地扫除了“脱亚”的后顾之忧。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对金玉均给予厚望的福泽谕吉指出政变的“教唆者、操纵者实际上是支那兵”，对此t，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他说我日本要对支那朝鲜两国兴师问罪吗？朝鲜固不足论，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以支那为敌，首先派一队兵与朝鲜京城之支那兵鏖战，在让朝鲜政府承诺我正当的要求的同时，我陆海军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皇帝如果推至热河，则进军热河，无论多么刚愎的支那人，也想尽办法而答应我正当的要求，而必须使其低头i射罪。然支那也是东洋之一帝国，日本兵虽说勇猛，但是为了制伏此大国，进而使之发出降伏之声，必然花费大量的金钱与劳力。法国人进攻支那尚显疲倦之色，一定有人问，日本人真的能够成此大事吗？我辈可以断言，成功无疑！”他之所以有“必胜之算”，一方面是认识到“支那军制之腐败”，海军军备“不过为纸糊的炮铳船舰，乃太平之虚饰之物而已”。另一方面，他认为日本人有尚武的传统，“如果说与支那战争，常备兵与士族兵合起来一呼而得五十万精兵决不难。给日本士族授以日本刀，编成拔刀队，而将其放入支那军中。其作用之醒目，不仅仅使支那人丧胆，全世界的人看了也都只有吃惊感叹。”这是双方力量的分析，他更将此战作为背水一战而必须拼死求胜来极力渲染这次战争胜利的意义，他说与支那之战如果不胜，我日本不仅自此将永远蒙受支那之凌辱，也将为世界各国轻侮侵凌，终究不能维持国家之独立；如果战胜了，我日本之国威不仅立即光耀东洋，也将远为欧美列国所敬畏，不用说撤销治外法权，作为百事同等之文明富强国，永远可被仰为东方之盟主。即为关系到日本存亡兴废之战，与法清事件之类决不可同日而语。”并且他身先士卒，表示如果能够达到此希望，我辈之一身已经不足爱惜，可进军赴北京讨死。我辈之财产已经不足爱惜，可举而充当军费。日本全国举国皆如此，那么这次朝鲜事变破裂，日本支那两国真要发生战争的话，我辈断言，保证日本必然胜利。”！其热情与献身精神非同一般。而这种胜利的预言，也在10年之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变成了现实。由此，他在甲午战争中的兴奋程度也可想而知。

从福泽谕吉一生的思想历程来看，“中国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在“可侮”与“不可侮”之间，从早年的学习，到后来的同情、蔑视与感到威胁的复杂情感交织，以致最后公开宣布与中国为敌，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说几乎是整个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缩影。其中不乏冷静的精辟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

第五章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

一、从《征讨清国策案》到甲午战争的爆发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思想界虽然也有各种形态的“亚洲主义”，如朴素的、策略的、征服的各种类型，但是研究表明，在早期亚洲主义内部各种思想流派的较量中，朴素的、具有真善美的思想因素，主张真诚、朴实的亚0+丨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这一点，如上所述，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说得很明确，即所谓“我国不可有期待邻国之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之犹豫”，就是说，要日本与亚洲各国真诚地结成命运共同体，来共同振兴亚洲，这样的想法就不应该有，连犹豫都不应该。可见其毅然决然要主宰亚洲的欲望之强烈。

关于日本对甲午战争的准备，正如日本学者中塚明所言：“日本从政府到军队，预先就设想了和中国交战的时机并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才断然出兵的，而且日中间的交战，至少从1887年开始，具体的作战计划就已经被构想出来了。”！戚其章认为1879年秋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的陆军中佐桂太郎根据侦察所得整理而成的《对清作战策》是近代日本制订的第一份“征清”方策。实际上，早在1874年日本“征台”之际，各种对清作战计划乃至“支那征讨敕命”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真正有充分准备，对清朝的地理、军事等状况进行详细侦察之后而提出具有切实可行性的作战方案，还是在1887年之后。1887年小川又次提出的《清国征讨策案》就很有代表性。

1小川又次及其《清国征讨策案》的出台

小川又次（848—1909）的事迹早在甲午战争之后立即被奉为“帝国军人龟鉴”，后来作为“伟人”、“名将”而备受推崇，以至近来还有将其作为日本“陆军战略的先驱者”对其进行研究。小川出生于小仓藩士之家，早年就学于藩校永思馆，与后来的陆军大将奥保巩同窗，安政年间随父亲到江户，向江]丨丨太郎左卫门学习西洋兵术，其时后来的陆军大将野津道贯亦在江川塾学习，二人同心协力，大有所获。庆应二年（1866），小仓藩与长州藩有隙，率藩兵与长州藩先锋交战。明治四年毕业于士官养成所，继而升为少尉。后来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随军出兵台湾，出征西南战争之后升为少佐。先后在熊本镇台、大阪征台、广岛镇台工作之后，1885年任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同年与儿玉源太郎共同在陆军大学听德国教官梅克尔（KlemensWilhelmJakobMeckel，1842—1906）少校的课，得到梅克尔的夸奖，而且其长于作战战略，据说被当时的陆军少将、参谋本部次长）丨丨上操六（1848—1899）誉为“当今的上杉谦信”。

枫仙子著《帝国军人龟鉴》封面

1890年升为陆军少将步兵第四旅团长，1894年以第1军参谋长参加甲午战争，因军功位叙男爵。日俄战争中率领第四师团出征，在辽阳会战中负伤归国，翌年即1905年升为陆军大将。

《清国征讨策案趣旨书》影印

陆军大将小川又次像（须藤市左卫门编《日露战役纪念写真帖》，下馆町（茨城县）常阳学会舍1907年）

小川又次出身于/J、藩而能够在军界崭露头角，论者认为凭借的是他过人的谋略胆识。他与梅克尔关于山炮（适用于山地可以分解搬运的一种火炮）野炮（具有机动性的轻型加农炮）的争论在当时传为佳话。在日本军备上梅克尔主张山炮胜于野炮，小jl丨则反对说，山炮射程短不适于实用，必须以野炮为宜。梅克尔不服，越发辩护山炮之功能，这时惹急了小川，便愤然对梅克尔说：既然足下如此倡导山炮之锐利，试率德国之兵以山炮装备来袭击我国，我以野炮破之，这样来证明谁的正确，仅仅纸上谈兵无益。说罢拂袖而去，此举让梅克尔惊呆了。山县有朋对小川有知遇之恩，也是看重他的军人素质。据说有一次山县去视察军事演习，其他军官都是坐在高头大马上指挥，将自身暴露在敌方面前，而小川则注意隐蔽自己，其他视察官说这是演习，没有必要如此认真，山县则摇头说：此言差矣，其他将校是在演习，只有小川一人在实战。军人如果没有这种作风，临阵将误大事。此后，小川便颇得山县之信任。

据德富苏峰编述的《公爵山县有朋传》记载，山县任参谋本部长之后，特别重视派遣人员到中国对其兵制、军备、地理情况进行实地调查。“1880年，公（山县）选拔十余名支那语研究生，派往支那，使之实地调查各地的状况，参谋本部第二局员小川少佐（后为陆军大将，男爵小j1丨又次）当时作为其学生监督被派往支那。此后在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科发行《邻邦兵备略》及《支那地志》，就是这种实地调查的结果。”"1886年他再次到中国考察，1887年2月，他根据自己两次实地考察经验并综合其他考察意见，即策案“旨趣书”中所谓“曾两次秘密前往该国，视察其形势要领，并取舍驻在该国将校之意见，以决定计划之策案”，从而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

2《邻邦兵备略》与《清国征讨策案》对当时中国兵制与军备的记述

《邻邦兵备略》是陆军步兵中尉福岛安正受山县有朋之命而编，据福岛所言，初版1880年秋成，第二版明治1882年5月2日起草，6月30日脱稿，较之初版虽稍有增补，但是由于清国情况极为复杂，不足之处仍十有八九。初版出来后，山县有朋将其进献给天皇御览，并于1880年11月30日同时上奏《进邻邦兵备略表》。第二版出来之后，山县有朋又为此写“叙”，可见其重视非同一般。第二版分四卷，经整理，其目录如下：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扉页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第1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第2—3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序第4页书影

《邻邦兵备略》中的“军舰全表”（局部）

编纂《邻邦兵备略》的初衷，如山县有朋在该书“叙”中所言古有外惧之戒，邻邦兵备之盛可以强我邦矣。”是为了说明“兵力强大而后国民之志气始可旺，交际之平均始可保，平市之利益始可希>1，而国民之富实始可守也。”以此作为日本扩张军备的理由。因此论述当时中国兵备的情况，不惜竭尽全力搜集相关资料，不厌其烦地描述其“兵备之盛”，甚至不惜溢美之辞，目的在于引起“外惧之戒”。而《清国征讨策案》目的在于“攻击支那”以“鼓舞士气”、“伸张国威”。正是因为两者的目的不同，对中国兵备记述的视角也就完全不。

这两种文献依据当时中国的哪些资料而作成？其客观性如何？这些尚有待军事史家的考证。这里仅以上述两种文献中所描述的当时中国海军的状况，比较其侧重之不同。

如上所示，《邻邦兵备略》第二版卷四中的第八编为海军，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四章分别进行叙述。曰：“海军之军纪训练一律取法英国，远出陆军之右，其进步亦较陆军迅速。近年依托英国所造数艘军舰最为坚牢！又于福州、上海设置造船局，制造数十艘，其他大小数种合计为一百零五艘。”在形容军舰时，常常使用“坚牢”、“其质甚坚牢”，形容船上的枪炮等兵器，也用“保存甚为善良”、“皆载著名之大炮数门”等。对于水兵与舰长、士官，其中写道：

舰长士官起初皆用欧人，清人位在其下，仅听其指挥。及稍练达于事务者辈出，于光绪七年开始用清人任之，能堪其职。以此至欧人雇使之期满，则代之以清人。

与上述器械因素的“坚牢”等相应，人的因素，则强调其“技术熟练”、“练达于事务者辈出”、“能堪其职”，均为强调中国海军的积极的一面。与此相反，《清国征讨策案》则否定其具有“真正实力”，强调其不过“虚势眩惑”而已。其中这样写道：

清国之海军，从舰长至士官人员，概为乏于学术。是以，北洋之五只军舰，皆有十二三名外国人帮助。而此辈之志操，即使谓为侠义，但内心也皆以利己为目的，一旦开战，又焉有为清国而敢死尽力者耶？纵有一二好自为之者，也需一体同心。一舰之内使用译语，在弹雨血海之中保障指挥无误，必然徒见周章龃龉。加之清国水师所辖不同，经常相互不能应援，（法国）炮击福州之际，有其他水师救助者乎？后来再三督责，也仅从南洋出动五只军舰（南琛、南瑞、开济、驭远、澄庆），且在途中空为踌躇，最终招致石浦之耻（驭远、澄庆不堪法舰追击，自行穿洞沉没）。据前述威力和实力之比较，彼反在数等之下明矣。由是观之，更无可怕之处。"

其中提到了驭远舰，其状况如何，《邻邦兵备略》第二版中专门以此南洋水师之一等军舰驭远号”为例进行了详细叙述，以求窥清国海军全豹之效：

驭远舰为光绪二年上海造船局全部以新加坡木材制成，其质甚坚牢。长三百尺，宽四十八尺，吃水二十二尺，水上十八尺，五百马力，时速能行十二海里。左右两舷共开炮门二十，十七厘米克虏伯炮十二门，更大者六f1，作祝炮使用的备有两1。每炮有十个弹丸罗列于其两侧，加上弹药库所储藏的，每门炮有一百发。

搭载的人员合计二百九十六名。其编制如下：总官一名、舰长一名，总官为副将、舰长为游击。其中水兵部，水兵分为四哨二十队，队长一名、水兵十名。五队合为一哨，属于队总指挥，故其总员如下：队总四名、队长二十名、水兵二百名、鼓号手六名，合计二百三十名。队总为都司守备，队长为千总、把总、外委。水兵为旧水师兵中之情愿者编制而成，服役不定期。若至老迈，有子则使用其子，无子则放弃。士官亦多釆自绿营之中，虽未设兵学校，但技术十分熟练。

其器械部，器械舱队总一名、副管轮一名、三管轮一名、四管轮一名、五管轮一名、正舵六名、副舵六名、木匠二名、器械舱长一名、油夫五名、伙夫十八名、煤夫十二名，共计五十五名。外有医官一名、饭夫七名。统器为上海制雷明顿（Remington）统和英国老式的前装施条铳混用，保存甚为良好。服装，守备以上着普通清衣，一见难以识别其官阶。千总以下头缠黑布，衣以黑天绒修边，其胸背亦以黑天绒著队长二字。水兵衣以红色修边，胸背大书某哨水师。靴布。

月俸。总兵四百两、都司二百两、守备百五十两、千总五十两乃至六十两、把总三十两乃至四十两、外委二十两、水兵十五弗。炊事皆为自办。

舰内设药室，若有病者，近陆则医官写药方与之，自就药铺购求。医官皆用纯粹之中医疗法，只存有数种药剂以备航海中不时之用。

这些描述无疑为我们了解当时清朝海军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1918年海军部gU官兼编纂科科长池仲祐所编《海军实纪》记载，“驭远”兵船为“上海制造局制，于光绪元年告成。船身长三百尺（计英尺），宽四十二尺，吃水二十一尺，马力一千八百匹，排水量二千八百吨”。记述稍与有出入。关于时速，《海军实纪》也有“可勉行十海里”"的记载。而关于中法战争中的“石浦事件”，即《清国征讨策案》中所谓“石浦之耻”，其所指出的军备分属于不同地方管辖，遇到紧急情况“经常相互不能应援”，可以说是切中了清政府军事管理体制的要害。“驭远”、“澄庆”是南洋水师的军舰，隶属于江南提督，受两江总督节制，而事发之石浦，属于浙江宁波知府管辖。据说浙江地方当局视保护“驭远”号和“澄庆”号为“非浙江地方之责”，甚至宁波知府宗源瀚把避入石浦的这两艘“外地”军舰当成了累赘和包楸，以至于当两舰官兵遇难登岸时还遭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劫掠，真是可悲。这两艘军舰是纯粹“不堪法舰追击”畏敌自沉，还是有其不得已之处，尚可以分别探讨，但是造成“石浦之耻”，从大局而言，并彳N与日本无关。

日本利用中法战争，早有与法国连横的想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朝鲜的利益。1884年中法战争相持之际，日本在朝鲜制造事端，客观上分散了清政府集中兵力打击法国侵略者的力度。1884年11月中旬（农历9月下旬），李鸿章奉电旨，饬拨北洋兵轮赴闽援护台湾。遂募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C.K.CommodoreStribling），派其率带‘超勇，、‘扬威，两船赴沪，会同南洋所派‘开济，、‘南琛，、‘南瑞，、‘澄庆，、‘驭远，五舰，在沪修整，以备南下。十一月，以朝鲜有事，将‘超勇，、‘扬威，调赴朝鲜。”

实际上，清朝海军及水师建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驭日本”。1880年12月3日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筹议海防折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拟请严防东洋”，强调：“揆诸远交近攻之义，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也。旧年擅废琉球，今且窥伺高丽，琉球弹丸之国，海中一隅而已。高丽则与东三省唇齿相依，《传》曰：‘蜂蛋有毒，而况国乎？，正此之谓。现在求购枪炮，高丽已有自强之意。拟请密谕李鸿章，酌派将领预为应援之地，保藩服正所以自保也。”！而李鸿章1881年1月10日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说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但同时，日本还是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或谓“日本国4、民贫，虚骄而喜事”，或谓“日本地狭财匮，近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真铁甲也”。"

其次，日本舆论如何看待中法战争呢？我们还是举福泽谕吉为例，他为此发表过许多文章，比如他认为只有以血腥的战争来治疗中国的痼疾，他说：

盖今日之支那国终究没有看破文明之学问而奋然加以利用的决断。那么只有蛮夷戎狄的西洋诸国的邪器邪物在实际的冲突中让其自身感到胆寒，才顿悟到运用电气蒸汽的重要，此外没有别的治愈支那国之痼疾的良药。这样，不管是谁，谁能够使支那人胆寒、叫醒其四千年来的懒觉者，实际上就是支那国的大恩人。

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支那的仇人法国则又是支那的大恩人。”而后来他对中法战争的性质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次法清事件，不简单，并非寻常区区之小纠纷。仅从假相来看，此事件好像只是支那与法国的纷争，但是如果洞察事件的真相，就可以说是气运使然"在欧洲文明之各国渐渐侵入亚细亚之际，如果说法国是偶开其渐侵之端，其大势实际上是欧亚交争之开始！……这次清法事件为支那灭亡之伏笔，即便一时和解，将来无法挽回的难症必然由此事件引发。”如果回过头来推论，中法战争为中国灭亡之伏笔，而中国还得将使中国走向灭亡道路的“仇人法国”当做自己的“大恩人”！在他看来，中国的灭亡已经无法挽回了，可以说中法战争也是福泽谕吉“脱亚论”形成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在这种社会舆论之下，我们来看《清国征讨策案'，就不难理解其用心了。

那么，《清国征讨策案》其中国认识如何呢？

3《清国征讨策案》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

《清国征讨策案》"分“旨趣书”（即前言）、“攻击策案”两个部分，其中“攻击策案”中又分为“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三编。该策案的中国认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中来认识中国。首先，它完全认同当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现实，在这时形势下，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认可这种帝国主义的逻辑才能生存和发展。他强调今日乃豺狼之世界，终究不能以理论和信义相交际。故而，断然研究进取之术，谋求国运之隆盛，实为重要。”在这个豺狼世界，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强权就是道理，是以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他在“旨趣书”中说：“在现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无进取之计划，让诸一步，军无防御之策案，则将愈发招致外部觊觎，内部士气益加衰弱。此乃关系国家之兴败，岂有较之更为甚者乎？更何况，有如邻邦之清国，忍怨待机，而使欧洲强国之船舰出没于咫尺而逞其欲耶？故而，视察清国之形势，而渐次倍有所感！当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进行准备，时机到来，则加以攻击。”在欧洲列强觊觎中国与东洋之际，日本必须研究认真中国的形势，等待时机加以攻击。他明确表示：“清国虽然困弊衰败，但作为亚细亚之大国，东洋之命运与清国之兴亡依然关系甚多。彼邦若是万一被他国蚕食，则本邦之命运亦不可图，莫如在欧洲诸国未侵入之前，先行确定统辖彼邦之谋略。”就是说要先下手为强。若发现西方列强“有投机而谋求夺取清国者，当切实审视地形，于我无害之地，可付之不闻不问。最终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可也。然，现今幸而欧洲各国相互警戒，适值没有远征时机及实力之际，断然确定先芾^进取之计划，以求国家他日之安宁幸福，乃是今日最大之急务也。”就是说，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一定要实现“彼得寸土、我得丈地，彼占一小部、我占大部”的目标，而且要趁着欧洲各国在相互戒备没有做好进一步瓜分中国的计划的大好时机，即在欧洲诸国未大举侵入中国之前，先下手为强，确定好统辖中国的谋略。

《清国征讨策案》骂西方列强为“豺狼之白人”，实际上，该策案本身不仅完全认同了“豺狼”的逻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与豺狼相比，其狠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他对中日关系的本质的认识决定的。

第二，从中日关系来看，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中，他认为中日不可能两立。他在“彼我形势”中开宗明义：“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j、邦。”他以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来形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说：“英国保持其富强，不可不首先拥有印度。也即，我国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带防御物，以之为印度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发展，必须掠夺中国。再者，他认为中国一旦实力强大，成为强国，也不会对“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的日本友善。他说：

近来，适值其陆海两军渐次改良之气运。然清国优柔寡断，显然不能一蹴而为强国。但其勤勉不怠，当可达到相应之境界（就目前情况而言，二十年后当可稍至完备）。苟其实力稍备，其对我国之感情果然如何，实为不堪杞忧。自尊自大之彼，若是达此实力，则即使对无关之邦国，亦将弄其相应之腕力，更何况曾使其受到败辱、只有彼十分之一之我国焉？台湾之举，深深映入清人脑中，如琉球馆者，今日尚且存于福州，依然受清人之扶持。又如朝鲜事件，反招清人蔑视、朝鲜之怨声。由是观之，清国终究不是与我保持唇齿之国。

这里实际上有一种明知自己做了亏心事，因而对将要强大起来的中国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即便如此，他也坚决反对调和中日关系，而是主张坚持明治维新以来的强硬政策，即所谓“明治维新之初，我则常常研讨进取之战术策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进而处分琉球等等，且以断然与清国交战之决心而坚决行之，实乃当继续之国策是也”！对待中国，一定要趁其尚未强大起来，而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即他所谓：“当乘彼尚且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其不能活动，方可保持我国之安宁，以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也！”其冷酷与险恶，可见一斑！归根结底，《清国征讨策案》的目的“在于吞并不可保持媾和之邻邦，以绝欧洲诸国之觊觎，使国威伸张于天下，隆盛东洋之命运”！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毫不隐晦，昭然若揭！

第三，对中国问题的具体认识。从总体上而言，《清国征讨策案》一方面始终强调中国是日本的“强邻”，强调“清国虽已衰老腐朽，但亦为世界之大国”，另一方面也强调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强国，说：清国近来虽然虚张声势，频繁谋求扩张军备。但尚未达到杜绝百弊之源、布设铁路、采用义务兵役之日，绝不能称作真正之强国。”这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作者具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思想。他反对当时日本存在的“动辄将清国视为强国，自行宽仁，不谋进取。倘若出此之计，则只能增长彼之觊觎，益加招致外国蔑视，益加损伤国民士气，以致酿成无复挽回之势。此时，宜讲究进取计划，有可乘之机，则益加伸张国威，确定断然不动之国策，乃是当务之急”。具体而言，他从军事实力和精神状况两方面来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在军事上"中国的兵力，虽然“三十万八旗兵之外，有绿营兵六十万及蒙古兵十万，合计百万”，但是他批评曾经“勇猛绝伦”的八旗劲旅，由于“惯于承平，浸染华美之风”，已经成为“无用之物”，而绿营兵也是“舞弊之风日甚”！实际上用来作为日常攻防的兵力，是勇兵即临时募集的壮丁和从绿营中选拔出来编制而成的练军四十万。但是，这些兵力在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严重影响了战斗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此种四十万兵力，并非元帅一人统辖，而由各省总督、巡抚分而辖之。是以，教育之法各不相同。或有刻意改良之人，聘任外国教师，但可惜者，并非举而全然委任于外国教U|，而是釆用半洋、半清式之战术，不过徒生烦杂之极。其教育既巳如此，其军备又何能齐一？故而，一朝有事之际，聚合此等士兵奔赴战场，其不便之处，必然不可名状。加之，更为可怜者，乃是将校为文官，虽有武官，但也一概不知兵学为何物，皆是唯有利己之谋。以如此将校指挥如此之兵，其临阵对敌之技，实可察知。以此四十万之兵员布于我十倍之土地面积，特别是道路粗糙恶劣，交通甚为不便，故而假令一方有急，也难以直接调遣邻省之兵。而且，内地之教匪、苗民（将四川东南不化之民称作苗民）等，常有思乱之徒。平时以防勇、练军为主，以备镇压，也难以举之过半援助邻省。战时无动员编制，增加或补充兵员，不过临时招募无赖游民，是也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财政难。

不仅如此，作者还看到：“安南战争以后，北京政府命令各省总督、巡抚，减少防勇人数，每年节省二三十万两，以充作训练八旗兵之费用。由是观之，无彳N是担心防勇、练军日趋进步，八旗兵之衰败益甚，动辄危及清朝而不得已之措施。但恰好如同减少剽悍壮勇之精兵，而训练贫困惰弱之士族。是以，可谓清国之实力又有几分退步。”而且他还详细考察了炮台等军事设施，情况也很糟糕：“视察清国河海防御之力，其炮台数量虽然众多，其配置之炮也为不少，但其位置、构造之法，并不得宜。除一二之外，皆如无有，甚至反而有益于敌者。”总之，中国即便为大国，也并不可怕。他看透了中国“自大成风”，一旦有事，“则内心实为畏惧，但表面却装作傲慢不挠之状。故而，其惯用之外交政略，常以虚喝之手段。此乃其屡次与外国酿成纠葛，又屡次得以败辱之因也。”

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如何呢？在“彼我形势”的第十项中他对中日两国在“忠君爱国之精神”上加以比较，他强调：“国之基本不只兵器精良和国内富饶，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若是缺乏此种精神，即使携带何等兵器，国有多少之富，也无济于用。”他认为日本是“富于忠君爱国之精神”的，中国的状况如何呢？他说：

支那自古以来，朝廷屡屡兴亡变迁。其为国君之人，或起于民间，或来自塞外，以一时之威力而统驭人民。故而，人民于奉戴国君上，缺乏忠君之精神，因威力之张弛而乱党起伏。如今日之清朝，也是兴于满洲而最终君临其国。其威力既衰，故人民有厌恶清朝之倾向。长发贼、回匪大乱以来，至今窥伺帝室之贼徒不绝。清朝特意训练八旗武士，实乃虑于此也。是以，清国若为纯然之共和政治，但缺乏忠君精神，即使富于爱国之义勇，在一朝有事之际，人心可以奋然于此，但今日清国之人民，只知有本国而不知有外国，沿袭自尊自大之旧习，且疏于天下之形势，乃无智愚昧之人民。是以不知爱国为几何。呜呼，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巳极矣。

正是基于这种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认识，促使他作出了需要趁早对中国进行攻击的征讨方案。其具体的“作战计划”，我们来看前六项的原文：

第一项欲使清国乞降于阵前，以我海军击败彼之海军，攻陷北京，擒拿清帝，是为上上之手段。而易奏其功者，则是在攻击北京之同时，以堵截击败来援京畿之敌兵最为紧要。故而，为达此目的，应派遣之远征军总数，当为八个师团（六个常备师团、二个后备师团），其部署及任务确定如下：

第二项在海军掩护之下，将五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送至直隶湾，在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攻克昌黎县、滦州、永平府，以永平府为基地，设置兵站、医院等，利用滦河联络海军，且维持与本邦之交通。占据永平府后，一个常备师团则直接进发，经开平占据唐山，利用铁路在此设置坚固据点。然后，则夺取芦台，时时运动，以示突入天津之状，牵f彳天津清兵北上，兼任保护我军背后。

第三项二个常备师团经滦州、开平、丰台、宝坻县、香河县进入通州。此二个师团之左边为天津，要对天津方向加以戒备。另外二个师团，要经永平府、丰润县、三河县进入通州。在此种行进中，要断绝通往热河及北京以北之道路，进行警戒并釆取阻止清帝逃逸和来援之兵。此四个师团，事无巨细皆当相互援助，奋力猛进。占据通州后，当以之为据点，尽力收集地方物资，直接围攻北京。

第四项围攻北京之部署是，二个师团在通州地方，另外二个师团占据燕山地方，以东西北三个方面为团，在东西两个方面虚张声势，以东北角为正面攻击之点。

第五项一个后备师团与上述各常备师团同时登陆，夺取山海关，并坚固防守此地，以断绝东三省清兵救援之路，且注意铁门关方向，以使我军无东顾之忧。

第六项一个常备师团和一个后备师团，与海军同时进入扬子江，首先攻克并占据吴淞，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之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陷江阴、镇江、扬州、南京、九江、安庆、武昌、荆州、长沙、宜昌等沿岸要冲之地。在扬州、武昌设置各师团之本营，占领镇江、南京、安庆和荆州，在南京拥立明末后裔，以截断长江，使长江以南之清兵不能北上，且在长江以北之地，进行背后骚扰威胁，使长江以北之清兵不能北上，并收集地方物资，以为持久之计，使攻击北京之兵，尽专力攻陷之任"其“作战计划”中非常重视南京的军事地位，强调：“一旦攻陷南京，则实与击败十八省四十万之敌具有相同之功效！夫南京乃是清国重地，明朝之旧都。故而，人民有南京之存亡即十八省存亡之感！咸丰三年，长发贼得之而强，同治年间失之，则如同瓦解。其因由也是如此。”他看到清朝内部不满势力结社为各种党羽，相信日军“一旦攻陷南京，此党显然会闻风而起，于各地反抗清廷。至此，小党相率云起，清廷终将至土崩瓦解之势。诚如是，则即令有百万之兵，又有何余力对抗我军。再者，我军夺得南京，若是立即拥立明末后裔，以此为都，则必然有所来附，益加呈现众多反抗清兵者。至此，能够抵挡我军者，不过为北京附近六七万之清兵。刻日制胜，使之为城下之盟，达到我国目的，决非难事。”达到此目的之后，他还有签订条约以分割中国的具体善后计划：

若是达到对敌战争之目的而缔结条约，则要将自山海关至西长城以南之直隶、山西两省之地、河南省之黄河北岸、山东全省、江苏省之黄河故道、宝应湖、镇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东北之地，以及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划归为本声P版图；将东三省及内兴安岭山脉以东、长城以北之地分与清朝，令其在满洲独立；在支那本部，则迎明末后裔建立王国，割与扬子江以南之地，使之成为我之保护国，以镇抚民心；在扬子江以北、黄河以南，再行立一王国，使之为我所属；在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达赖喇嘛；在内蒙古、甘肃省之准噶尔，选拔其酋长或人杰，使其为各部之长，且受我监视（可参考附图）"如是分割十八省，在满洲立一国，区划西藏、蒙古，平均其力，唇齿相依，形成进步之计划，则面对欧洲之豺|II，亦不足为虑也。

其中所谓“第三项所列之地区”包括以下“六个要冲”：盛京盖州以南之旅顺半岛、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浙江舟山群岛、澎湖群岛、台湾全岛、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要冲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其分割计划可谓处心积虑，十分周密。

据考证，小j11又次的上述《清国征讨策案》在甲午战争前的陆军中很有影响。

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

山县有朋（1838—1922）是日本近代军制的奠基者，制定了征兵令，创设了近代陆军。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1878）以及他起草的《军人敕谕》（1882），强调军人的服从意识和天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体现了其皇国史观，他的对外扩张思想也是对吉田松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甲午战争中被任命为第一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战争，实践他的扩张战略，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处。在甲午战争之前，山县有朋作为明治国家革新政策的推进者，在为日本近代国家确定前进的方向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他作为统和军阀与官僚的象征，创建并维护着军国主义的官僚体制。他的一生几乎就是近代日本政治史与军事史的缩影。

山县有朋的中国认识与行动，既有理智的、现实的一面，也有豪情万丈的一面。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节上，他都发表了自己对中国的意见与<策。

在日本出兵台湾之际，山县有朋作为陆军中将兼陆军卿于1874年7月提出《外征三策》。他认为上策是从台湾撤兵，这样“彼方（清国）必不至于率大军来讨”，但是这种策略因为西乡从道等人的固执而无法实施，于是他提出第二策，即所谓：

1887年任内务大臣的的山县有朋

1893年6月任陆军大将时山县有朋

如果朝廷决定与清开战，臣请率三万之兵蹂躏江苏，乘机而上直隶，至于事之成败利钝虽然未必可期，而三万之兵非一举可歼，颇可迁延时日，而其间朝廷与诸外国交涉而施行交合居间等策略，庶几不损声焰可济于事。若幸而我果得势，则直接突入天津，唯要城下之盟。至于出兵区处，臣素有胸算，此处不论。

继续派援兵赴台湾，他认为是兵家所忌，誓死也不能出此下策。上策和下策，即他所主张的撤兵和他所反对的增援者即未被采纳，他也只能尽一个军人的“本分”，即如果决定开战，他不论成败将毅然出征。

他对现实的冷静的审视，集中表现在重视对中国兵备情况的搜集和整理上，其成果即上述《邻邦兵备略》。他在上奏的《进邻邦兵备略表》（1880年11月30日）中说夫清国之兵制于现今变动无常，难知其详细，但其兵数大约不下一百万，人员极多，资费极夥，而整体的制度未改，民风犹安于旧习，因而使用刀枪弓箭鸟铳等兵器者尚占其大半。队伍阵营之法、部署号令之节"亦仍旧惯"未可遽称其强！加之土地广大、道路辽远而多沙漠等，即便号令布置得宜而有兵数百万，其应援分合亦不如其意。咸丰北京之役，英法同盟军竟然仅以两万而逞其志，当时清廷之政略兵略皆失，以中国尊大自居而视四邻之弱/j、者为未开之国，以此对付欧洲百练之兵，其失败为理所当然。此后岁月渐久，与各国之交际亦日益亲密，故清国亦不能守古辙，遣学生于欧美，差驻星使于各盟约国，以此可稍察晓外情，兵器战舰皆知西法之所长，政略兵略可谓均前进一步。”他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时清朝的改革的呢T他说：

清国如果诚如近日之状，兵制改革骎骎不止，遂可横行于万国，岂止仅仅称雄于东洋乎？夫邻邦兵备之强，一可以喜、一可以惧"如果以此为亚细亚东方之强援，固足以喜；如与之生衅隙，亦不可不谨慎畏惧。若邻邦疲敝衰颓成为欧洲各国之饵，唇齿之势，我亦受其压迫；不若相互对峙于东方永保和好为宜。今万国各守其国疆，各维持其独立，邻邦之兵备愈坚，本邦之兵备亦愈不可忽视。如果提防不周密而一旦产生罅隙，则溃裂四出以至不可复救。北方之强露自不待言，西邻果得其强，则介于我与朝鲜之间，犹如春秋时代郑卫之于晋楚，当歹彳国权谋相倾之际，欲保无如假道于虞以伐虢之变，毕竟除恃我之强别无可图。此明晰之理也。"

自强才能自保，邻邦兵备之强有可喜的一面，他关注更多的是可忧的一面，强调必须以自强来严密提防，认为最好是势均力敌，以保和好。这里可以看到他还是将日本放在一个劣势的位置，以此来考虑如何应对势的中国。

1883年中法战争正酣之际，山县有朋对中国的戒备心理进一步加强。之所以如此k，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军备向西方学习进一步深入，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是自觉到日本在出兵台湾、处理琉球问题及朝鲜壬午事变上“有凌彼之势”，害怕中国报复。他说：“清国自有长毛贼之乱以来，陆海军制渐渐为之一变，模仿西洋式样，雇用洋师，购入洋舰，已有百余艘之多。近来委托德国制造的甲铁舰，无比坚固，加之兵气之壮勇、士官有勇猛熟练者，亦可争雄于宇内。我国与彼缔结条约以来，自出兵台湾、处理琉球，以至于办理朝鲜事变，虽然皆为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有类似凌彼之势、杀其威者，彼之对我国抱有不平，盖非一日。彼将乘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起而为东洋难制之强国，……亦不可测。且李鸿章受命办理安南之事，已经调集水师南下，万一清国与法国最终达到和平之局面，难以保证其不生产转锋而向东之意。”！要求在军备与外交上做好准备，“为举全力而决胜必须实行非常之政略”。就是说，他是将中国作为一个需要全力以赴来应对的“想象中的敌国”来看待的。

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焦点在朝鲜问题上，这一观点后来逐渐明确。如山县有朋在1888年1月提出的《军事意见书》中就提到我国之政略在于使朝鲜完全脱离与支那的关系而成为自主独立之一邦国”，“然而支那政府对外扬言朝鲜之故自主独立，而暗地里以附庸国待之，每每干涉其内政，是以在朝鲜日支两国之政略动辄不免冲突。明治十八年有京城之变，依据天津条约虽然有维持和亲及对朝鲜国规定相互关系，但是尔后支那政府之干涉朝鲜内政日益加深，支那政府如果借机违犯天津条约之条款，我国不可能付之默然。回顾彼之京城事变之际，我国政府虽欲以和平之主义了结其局势，当时如果到了情不得已，朝廷的决策不是到了可以对支那宣战的地步了吗？”"就是说，为了朝鲜，日本可以不惜与中国开战。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890年3月发表的《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说法，他主张：

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一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之形胜。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邻国接触之势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作为国家，无不有其主权线，也无不有其利益线。而外交及兵备之要诀就在于此二线之基础。方今立于列国之际，欲维持独立，仅仅守护主权线还不足，不可不进而防护利益线而使自己常立于形胜之位置。防护利益线之道如何？各国之所为，苟有不利于我者，我有责任排除之。不得巳之时，则用强力达到我的意志。不能防护利益线的国家，退守其主权线亦依赖他国之援助才免遭侵害，这样的国家还不能可望成为完全独立的邦国。我国的现况是足以屹然自守，任何国家也没有窥窬我邦土之念。这一点虽然任何人都无容怀疑，但是进而到防护利益线以巩固自卫之计，则不幸与前者全然不同。

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际上在朝鲜。……不可忘记，朝鲜之多事之时g即成为东洋生产一大变动之机，而维持朝鲜之独立有何等保障，岂非对我利益线之最急剧之刺激？！

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日本的利益线的焦点在朝鲜！当然，这种利益线的主张不仅涉及中国，还会引起欧洲诸列强的关心。山县有朋这时的目标还不是日本独占朝鲜，而是希望“日清两国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主而生产东洋之均势，两国可以在将来鼓舞振兴同舟尚武之风气，可不使其萎靡”。"

除了加强军备这种国家的硬实力之外，与上述小j1|又次在《清国征讨策案》中所强调的“国之基本”“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一样，山县有朋在这里也同样强调精神作用的重要，他说：国之强弱，不可不以国民忠爱之风气为根本，如国民无爱恋父母之邦而以死自守之念，则虽有公私之法律"国家也一日不能自存也！

日本明治初年以来就致力于“条约改正”，废除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废除治外法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致力于条约改正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日本近代国家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日本加入西方列强阵营并一同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过程。这种意向，当然在山县有朋的思想中也会有所体现。如1891年2月16日山县有朋作为总理大臣在众议院所作的《关于帝国国是之演说》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入西方列强之中与之为伍，他说现在列国竞相扩展武备，眼光逐渐进而关注东洋诸国，这种形势我想已经为诸君所洞察。在宇内这种大势之下，扩张武备日盛一日，且与列国交际，必须加入其中与之为伍，与之为伍，不仅共同保全权利，也必须担负列国均一之义务。”"在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他对中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与西方列强的比较中，他已经不把中国作为对手。1893年10月山县有朋作为陆军大将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描述了中国的“衰退之状”，他说明治7年台湾之役以来，秘密地观察清国的动静，尔来数年间，其兵制可以见到有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明治十八九年以来，有稍稍陷入衰退之状。福岛安正曾作为北京公使馆的武官而长期在清国，这次又经过支那内地，就其所目击者，说鸦片之毒害已深入军队，其志气之衰，实在令人吃惊。到吉林城时，藏格兰的传道医说，过去吃鸦片的百人中只有三四人，现在百人中达到七十人。”而且，他看到中国的实力也终究无法与西方的俄国、法国等列强抗衡，加上这种状况不可能在两三年这样的短时间改变，因此k，他感到“东洋长久的太平无事终究难保”，并预测“东洋之祸机不出十年将破裂，其时成为我国的敌手的不是支那，也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诸国”。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走上称霸亚洲的道路也有欧洲帝国主义的参谋在起作用，比如德国的须多因曾经明言为东方亚细亚举旗以应宇内之大势者，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日本人为东洋开明之义兵也，诸君以此相勉吧！此功一成，东半球属于日本之麾下，朝鲜中国以下诸国，亦以日本为新文化之本源。”山县有朋在军事和外交方面，特别是在对朝鲜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须多因的影响。"

5走向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自从其出兵台湾以来，各种舆论上的、战备上的准备就一直在进行着。甲申政变之后，日本朝野将目光锁定在朝鲜问题上，这种准备就更加明确了。所谓舆论上的准备，有像福泽谕吉那样从所谓“文明论”的角度来以文明对野蛮之战加以粉饰的，也有以这种粉饰为书生空论而赤裸裸地直言此战为利益之争的。

甲申政变之后，时任宫内省一等侍讲的副岛种臣于1885年2月25日对来访诸生发表了《甲申事变后的对清政策意见》，其中对文明论的“空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空论是什么？当今第一空论就是世人皆为了力图使朝鲜趋于文明而来证明其独立。没有比这再愚蠢的了。你们认为现在是什么世道？强国以合并弱国而日日开其封疆为务。这是争夺的世界。如果说世界是争夺的世界，那么，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准备相应的兵力。没有兵力，对争夺世界而言就无以自立。无论朝鲜变得多么文明，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列强，无论如何也不会退却。治理好了，那便是无上的美餐。还能够给加以开垦的话，那就太感谢了。之所以表示满意，那时估计到了物产之类恰好兴盛的时候，将要吞并可必之。

参见加藤阳子《戦争《日本近現代史東大式w™xv！征韓論？1太平洋戦争iT'》第四讲“利益线论是如何诞生的”，讲谈社现代新书，2002年。

对曰本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日本四面环海，在一瞬千里的军舰的战争中，日本是进攻容易而防守至难的国家。因此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世间书生虽然空论违背正理而出无名之师，而书生所夸耀的无上的西洋诸国之文明却正是如此。即便在西洋，宣扬力图停止战争、不应该战斗争夺的，也只限于学者即空论者。政治家实务家决不会这样。战争而忘记本国利益、为他国而谋求仁惠，不是背叛本国而忠于他国了吗？！

就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都只有被吞并的命运。日本在这样的世界应该何以自处呢？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也道破了百年来日本大陆政策的奥秘，即所谓：“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战争，所以他不仅希望战争尽快爆发，同时也为战争在“公法”上寻找“合理性”。他说：“支那政府正因为是将满洲作为本国，才认为朝鲜是藩屏，而今如果任日本之意则对支那不利。这样的话争论没完没了。争论没完没了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才能确立日本的国家根基。世上书生的空论则说对无休止的论争不可兴无名之师，真是愚蠢之至。不是无休止的争论的话不能兴师。争吵中如果是非曲直都判然明显，只要一方谢罪了，就不会争吵了。各自争执才有斗争。我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所谓“均势之义”，即为了国家的独立，有充分防御的权利。他举例说：“所谓均势，就是如果俄罗斯攻取了支那一半，我亦应该取其半而不亚于俄罗斯。”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均势上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他以此类推，指出：

根据此理，现在支那要将朝鲜作为属邦，因为这不利于保全曰本的独立，破坏此事是保全本国独立的正当的权利。而如那些空论家所言，使朝鲜文明化，那才是公法所不允许的，因为在公法中严格禁止干涉他国之事情。朝鲜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我国都没有干涉他国的道理。这是不必要的关照。只是为了保全我国的独立而应该伸张充足的权利。这是公法所许可的。这是公法上的奥义。

副岛种臣自许为日本精通公法的第一人，他所理解的“公法的奥义”，就是只要有碍于日本的独立，有损于日本的利益，就可以充分地伸张自己的权利。他认为日本的这种权利不仅可以伸张到朝鲜，更应该伸张到中国。他迫不及待地告诫说现在攻取支那的话，因为有土地就有财富，自然可以偿还今日之费用，也可以保持万世富强独立。虽然有人说现在出征支那所需三千万元的准备金还不足，这应该是陆军即所可以鼓动的。”并强调：“从支那略取土地而建立富强之基础，这是经济上的高招。如果倡导因循之议论，今年不战明年不征的话，日本三十年的命脉啊（先生手颤目睁、起腰咬牙，声音激越。其慷慨使在座者皆泣）！我无论到何处者即决心兴起日本万世之业。”并以“我愿意与我们忠勇义烈而请求从军的壮士一起为了国家而抛尸清朝之土地”表示自己的决心。

以外交手腕“施尽狡狯手段”促使甲午战争开战的陆奥宗光（1844—1897）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待中国及朝鲜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对甲午战争及“陆奥外交”、研究学界关于《蹇蹇录》已经有许多实证性的研究成果，这里仅摘录一些从文明的发展与变迁来看待中日关系，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认识中国的方法，陆奥宗光也不例外。他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指出：

《蹇蹇录》中有关中国认识的文字，以示其“开战外交”的由来与特色。

《蹇蹇录》手稿（据《伯爵陆奥宗光遗稿》）

《蹇蹇录》扉页

陆奥宗光像

中曰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显，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巳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曰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釆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论。而且不论外表上的争论出于何种形式，其争论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巳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巳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巳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巳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就是说，他承认在过去中国是先进国而日本是后进国，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中国文明的诱导。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努力效法西洋文明，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然而中国依然墨守成规，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这样中日之间的冲突便在所难免。这种冲突首先是国民感情上的，即他所谓日本“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种冲突或争论的原因，他归结为“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而且，他认为这种感情上的冲突日积月累，必然会引起两国利益之争。他觉察到中日之间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爆发，而中日争执的焦点就集中在朝鲜。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便是作为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的当务之急。

陆奥宗光是如何看待朝鲜问题的呢？又是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一举解决中日之间的争端的呢？设法挑起甲午战争就成了他的得意之作。他的意图在《蹇蹇录》中毫不隐晦地表露出来：

自从我政府公开宣布将以独立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后，我国朝野舆论，翕然一致，认为/朝鲜为我国邻邦，我国纵然遭遇一些困难，为了邻邦的友谊，也应加以援助，这是作为一个仁义之邦的帝国所义不容辞的。”后来当两国出于交战状态时，认为我国是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我国置成败于度外，俨然把这种外交问题，看作是与其说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但是，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如果推究一下他们的内心深处，不难看出他们表面上以改革朝鲜为名，实际上企图逐渐扩展我国的版图。即使不是这个企图，也是想以朝鲜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使其永远屈服于我国权力之下；或是实际上想使朝鲜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其略具一个独立国的形式，以备将来与我国与中国或俄国有事时，作为缓冲；另外也有轻率地建议由我国立即召开各国会议，使朝鲜成为像欧洲大陆的比利时及瑞士那样由各国保证的中立国。不过，这一切只是个人之间的闲谈，而公开发表于社会的，则不外乎是被称为庸俗的舆论，即所谓抑强扶弱的义侠论而巳。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同时也绝不认为有以义侠精神大兴十字军的必要。因此，我认为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国的利益，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根本没有牺牲我国权益的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来论，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是为打开中日两国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能否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怀疑。但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巳成为一种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总不能不加以试行，至于我国朝野的议论究竟基于何种原因，巳不必深问，总之，有此协同一致，不论对内对外，皆属便利。因此，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

中塚明曾指出陆奥宗光大概和日本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有这样一种朝鲜观：‘为了日本的安全而为所欲为地干涉朝鲜内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朝鲜观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所谓“公法的奥义”如出一辙。这里，陆奥宗光完全撕下了文明或仁义的面纱，对朝鲜问题，他赤裸裸地直言那不过是“政治上的需要”和利益的驱使。他实际上对朝鲜内政之改革本身并没有兴趣，而且他非常蔑视朝鲜，甚至怀疑在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那么，其意欲何在呢？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所谓“朝鲜内政改革”不过是他筹划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调整中日关系，即或者重新协调，或者促使其彻底决裂。实际上，陆奥宗光一直在为开战作准备。比如在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出兵的1894年6月2日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三人，在外务大臣府邸，就出兵后的预测进行了商谈，当时“商议的不是如何和平解决事件，而是如何发起战争取得胜利”。与副岛种臣一样，他希望尽快对中国开战。

川上操六画像

林董像

对中国开战的重大障碍是日本政府担心欧美列强的干涉，正在日本政府为此煞费苦心之际，陆奥宗光发现机会来了，他说：“恰在这时，中国政府拒绝了英国驻北京代表的调停，其他各国也暂时取旁观态度。我感到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既不能长久继续下去，还不如以促成中日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电令大鸟公使：‘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在13日，陆奥又向派遣赴朝鲜的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强调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大鸟圭介（1832—1911）公使没有辜负陆奥的期待和重托，利用中韩宗属问题，用陆奥的话说是“采取狡狯手段”、“厉行高超的外交政略”，日军于7月23日占领朝鲜王宫，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强迫朝鲜方面请求日方将在牙山的清国军队驱逐出境的愿望，于是中日两国陷入开战状态。1885年副岛种臣“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的夙愿也终于实现了。

大鸟圭介像

而事后，陆奥宗光却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李鸿章一人，并对当时的清政府进行了嘲讽与批评。他说：

李鸿章在中国，实为将此次朝鲜事件引起中日纷争的祸首、主谋者。不消说，其功罪均应由他一人承担。然而，在局势发展中，特别是在国家兴亡迫于眉睫之际，北京政府竟徒逞党争，对李力以此种如儿戏般的谴责，不仅使他不f纟充分发挥才智，而且还免除他的职务，在李鸿章方面固属不幸，清朝政府也可说是自杀政策。在北京政府和李鸿章继续这种明争暗斗期间，朝鲜局势巳经紧张到万分，接着牙山、丰岛的陆海战争巳经发生了，中日两国发布宣战诏敕，和平破裂，战争正式开始。这时冥顽不灵的北京政府，可能也感觉到此时巳不是揭发李鸿章的过错而图自快的时机，或者由于没有人能代李担负这个重任才算作罢。总之，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其处心亦甚可悯了。

1894年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国宣战之诏敕'甲午战争正式开始。在此前不久曾预测“东洋之祸机不出十年将破裂”的山县有朋，对中日开战当然非常兴奋。在开战之前他也是积极的主战派，由于他自告奋勇地要求出征，8月8日，担任过总理大臣、时任枢密院议长、陆军最高统帅的他被任命为朝鲜远征军第一军司令，9月4日从东京出发，与增援的第三师团于14日进入朝鲜京城，此日正值农历中秋，他赋诗一首，曰：“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紧接着他与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及第一军参谋长小川又次少将等向平壤出发，于日军占领平壤之后十日，即9月25日到达。“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这首《平安道上》的述怀诗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平壤攻击战仅用两日就被占领，这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山县有朋认为这是负责直接攻城的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指挥有方和将士的英勇善战的结果。

10月25日，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从义州强渡鸭绿江，翌日占领了九连城。其《取九连城有作》曰：“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以下关于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参照了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二编“公与二十七八年役”及前述藤村道生的《山县有朋》。

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11月10日，天皇向山县有朋下达犒劳第一军的敕语，嘉奖其“忠勇，能排除百难进而将敌人击退到朝鲜国境外，最终进入敌国，占领其要冲之地”。但是由于其不服从大本营的统帅而独断专行，作为战地司令官恐j怕对战争的大局造成不良后果，以健康为理由12月初敕命召还。他于是给野津、桂两位师团长留下一首励志诗，同时也表示了他壮志未藤的遗憾：马革裹尸元所期，出师未半岂容！）

山县有朋手迹

3.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山县有朋的志向从上述所引三首诗中可见一斑，即所谓“期见天津桥上月”、“却想奉天城外霜”、“何时饮马长城窟”。11月7日在九连城中的山县向朝廷提出《朝鲜政策上奏》，吐露了他的蔑视朝鲜和称霸东洋的心声。对朝鲜，他认为“其举国之民乏于进取之气象，偷安姑息，饱食则眠”，“想要帮助这样的国家成全其独立之名与实，实为至难之事”。因此使朝鲜独立为保全日本在东洋的利益提供方便乃是需要认真策划的。山县有朋认为当务之急是要“铺设自釜山经京城到义州的铁道，以及在平壤以北到义州的枢要之地移植日本人”这两条是最为紧急之事。对于铺设铁道之事，尤为重视。因为他认识到釜山义州之铁道即贯通东亚大陆之大道，无疑可以用作今后横断支那直达印度之道路。不仅如此，我国欲称霸东洋，永远雄视于列国之间，亦须要凭借此直通印度之大道。”而让日本移民于临近中国国界朝鲜枢要之地，目的也是为了让这些日本移民“渐次掌握其商业农业之权，同时诱导土著民走向真正的文化之域，可以以此断然杜绝清国之影响”。可见这种移民思想的要义在于“文化殖民”，也是为与中国争雄、为称霸东亚作准的。

日军进入中国境内之后，关于作战方案，山县有朋早在11月3日就提出《征清三策'并违反大本营的指导而命令第三师团进攻海城，12月12日他在被召回的途中还提出了《关于征清作战的上奏》，为未见到自己的进攻计划的实现就被召回而感到“终生遗憾”。在此上奏中，他主张乘胜前进将兵力推进到山海关附近，尽全力攻陷敌人的首第一军司令都而使之结城下之盟。但是据说由于已经接近结冰期，要在山海关附近登陆已经很困难，那么他希望采纳他提出的第二策，即“使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陆海合议协力攻击威海卫”，他认为攻击威海卫可以消灭北洋舰队，掠夺其唯一的根据地，为在融冰之后陆军在直隶作战做好准备。为此他表示可以不惜个人性命，也要“屠敌国之首都，速战速决”。"

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

读到“屠敌国之首都”的“屠”字时，不禁使人感到心惊肉跳。因为就在11月21日日军第二军（司令大山岩）攻占旅顺口，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及步兵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下令屠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惨案。11月28日，《纽约世界报》报道了旅顺陷落后四日间'万非战斗人员、妇女儿童惨遭杀害，整个旅顺，免遭杀害的中国人只有36人。日本这一头“披着文明的画皮而具有野蛮筋骨的怪兽”，终于“脱下了文明的假面具”而赤裸裸地将其“野蛮的真面目”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而山县有朋正是受到第二军“成功占领”旅顺的刺激而在11月25日下令进攻海城的。对于这种野蛮行径，伊藤博文指示：“如果严格追究的话有很多危险，不是好办法，只能置之不问而专丨']采取辩护手段。”如藤村道生所言，其结果使日军“对残暴行为失去了罪恶感，使得Jit后这种行为连续发生”。也是顾忌到西方列强的干涉，山县有朋的直隶作战、屠敌国之首都的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大山岩像

乃木希典像

就在甲午战争停战讲和、签订马关条约的前两天，即1895年4月15日，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军备扩充意见书'明确提出“欲乘连捷之势，投机而径直成为东洋之盟主”。他指出，通过这次战争在海外日本可以取得新的领地，“而原来的军备只是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而如果想使这次战胜的效果不落空、进而作为东洋之盟主的话，必须要考虑利益线的扩张。然而以现在的兵备，还不足维持今后的主权线，以什么来扩张利益线而称霸东洋呢？”利益线的扩张范围，在日俄战争中明确提出来。1904年7月，时任外务大臣的/J、村寿太郎向桂太郎首相提出《日俄媾和条件意见》，其中提到：‘在战争（日俄战争）之前，帝国以韩国为我势力范围，在满洲仅仅以维持既得的权利为满足，而不幸的是此温和的要求不为俄国所容，以至于终开战端，基于此t结果，帝国对满韩政策与前日相比，自然不得不更进一步，即韩国在事实上为我主权范围，基于既定的方针及计划确立保护的实权，应更加谋求我利权之发达，将满爿+丨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我利益范围，不能不期待我利权之拥护伸张。”明确地将满洲划为其利益线应该扩张的范围。

甲午战争的确是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这场战争最终以中日双方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中日两国自我认识及相互认识的情形如何，我们还是回到陆奥宗光的《蹇蹇录》上来。关于日本的国内形势，他写道：

我国人民在平壤、黄海战役胜利以前，对最后的胜败都暗自有所焦虑，但现在对于将来的胜利巳没有丝毫怀疑，余下的只是我旭曰军旗何时进入北京城门的问题。一般气氛，称心快意，欢喜若狂；凯歌之声，到处可闻；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觉流露出来了，因此对于未来的欲望日益增长。全国民众都如同克里米亚战争以前英国人所起的绰号jingoism（好战的爱国主义）团体一样，只知道进攻之声，其余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提出妥当中庸的主张，就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将为社会所不齿，势必只能忍气吞声、闭门蛰居。……我国人民所怀抱的理想，其热度如此之高，当然由于我国素来具有的一种爱国热忱所致，政府自应对此加以鼓励，毫无排斥压制的必要。然而这种爱国热忱不管如何豪迈，如果不注意在事实方面的运用，往往反而使当局感到困难。正如斯宾塞曾说俄国人富有爱国心，最后又说爱国心是野蛮的遗风，这虽然是过分的#L评，但只有爱国心而不详细考虑运用的方法，往往就会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相容。

这里将当时日本民众的狂傲与自满情绪以及对中国的蔑视态度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而且非常冷静地分析了“爱国心”的必要及其无节制的危害。他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的热情，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而丝毫不容作客观的考察。只重内而不顾外，只知进而不知止。”面对西方对日本人的褒贬，他可以说还是具有非常清醒的自我认识，他说：“日本人虽不像欧洲人从前所贬低的那样没有采用欧洲文明的能力，亦未必像今天欧洲人所过分褒奖的那样进步到文明的顶峰。也就是说，日本人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欧洲的文明，但是能否进步到这个程度以上，这是将来的问题。但是人类一般常情是：如果得到赞扬，便洋洋得意，一旦遇到指责，便垂头丧气。现在日本人不断受到世界各国的羡慕赞誉，今后如此才能估计自己的真价，也属于将来的问题。”他者认识可以说与自我认识是互为镜子，而这时候，开始膨胀的日本，已经很难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了。自我认识不清晰了，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他者认识也就模糊不清了。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也可以通过《蹇蹇录》中对李鸿章的相关言论的记述窥见一斑。

李鸿章像1896年蛇据海南版《李鸿章全集》

伊藤博文像

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的和谈中，赞扬日本改革事业的成就，叹息中国的改革尚未奏效。对甲午战争谈了两点深刻的感受：“第一，日本利用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取得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人种亦决不逊于白色人种；第二，由于此次战争，中国侥幸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愤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故中国人虽有多数怨恨曰本，但我对日反多感荷。”并且他进一步展望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陆奥宗光认为李鸿章所论，“只是今日东方经世家的老生常谈，但是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其狡猾，却也令人可爱，可以说是到底不愧为中国当代的一个人物。”！对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中的“割地”一项，李鸿章表示：“此次要求割让之土地，若强令割让，则不但不能消除争端，且日后两国必将继续发生纷争，两国人民子子孙孙永成仇敌，无所底止。”又说：“中日两国为t匕邻之邦，历史、文学、工艺、商业，无一不同，何必如此为仇敌耳P？而以数千百年国家历代相传之基业土地，一朝割弃，其为臣民者饮恨含冤，日夜以图复仇，盖必然之势也。”“从此东方两国，同室操戈，永成冤仇，互不相援，唯有不时引来外人之攘夺耳。”这些值得听取的恳切之声只是被看做一篇“泛然概论”的“好文章”，而没有引起其足够的重视。现在的时代与百余年前的甲午战争时期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强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今天，重读李鸿章的这些话，也能够感觉到其意味之深长。

二、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一）：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与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

1894年6月出版的《国民之友'上发表了《日本国民的品格》的论说，其中将国家人格化，分为被敬重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和被轻侮的国家三类。敬重是因为文明的力量，恐怖是因为野蛮之力，而轻侮则是什么力量也不具备的结果。到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形态，而纯然轻侮是另一种表现形态。

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

竹越与三郎像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曾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过，由于不满其官民调和论而辞职。但是福泽谕吉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他说道：“福泽先生的一个特异之处，在于唤起思想上的革命，引来社会上的变革，构想新社会，而向外扩张日本的国权，这是先生既定的方针。”赞扬福泽谕吉“不只是作为思想家，也不只是作为学者，而且作为国民的首领留下了出色的业绩”。如新川登龟男所言，“作为国民的首领”谋划在思想上、社会上的变革，也正是竹越与三郎自身的写照。竹越后来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其作为政论家、在野历史学家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1891、1892年由民友社出版的《新日本史'上、中）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是第一次系统地描述幕末、明治维新以来政治、外交（上卷）和社会思想、宗教（中卷）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综合性分析叙述的历史著作。其意图在《题新日本史》中有明确的表述：

著者并不想写那种将事实网罗无遗的记录史，也不想写考证派的历史。维新以来到现在仅二十余年，滔滔世间忘记了维新的大目的，走上了邪道。在朝之大臣，其政策错误，在野之志士，其见识错误，均陷于姑,息偏安。因此著者慨然执笔，以记述维新以来世变之大纲。

在1893年1月的《题第七版新日本史》中，他强调维新之大革命乃决定我国民万世前进之大道者也。违背维新大革命之血脉者，非日本正统之继嗣，非正统之继嗣者，不可使其家继续。余实有感于现今之时势而述作《新日本史》者也。”他欣喜地看到：“此书公布于世以来仅一年半，已经重版七次，发兑至万部以上，可称为我国稀有之事。由此可见，维新之大目的没有成为过去的梦想，旦暮朝夕，现实生长于我国民之胸中，这一事实决非可疑。此乃我心中之欢喜也。”那么，这里所强调的所谓“维新之大目的”是什么呢？同在1893年1月刊行的《国民之友》（第179号）上，他发表《大日本》一文作了很好的解释。而这一篇正好是《支那论》的第一篇。后以《新日本史》的思路写作了日本的《二千五百年史》（1896年），该书出版之际，也正是陆奥宗光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便在临死之前将竹越介绍给了西园寺公望，由此竹越与三郎进入政界。后来他还组织编纂了《日本经济史》（1919年）。

竹越与三郎在学界以历史学家而著名，就其思想的一般性质而言，桑原武夫一方面看到其“健康的民主主义启蒙史观”、“平民的抵抗的启蒙主义”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作为最为重视‘经世实用之学，、处在上升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竹越，在对专希U表示强烈的反感的同时，也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对国力扩张的希望”！^他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可以说是将这种留恋化成了呼唤，将这种希望吹成了鼓舞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嘹亮号角！

《支那论》是1894年8月24日印刷、27日由民友社发行的，卷首有他1894年8月15日写的题记《题支那论》，文章开宗明义，说：

现在我陆军巳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巳经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而将进日章之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曰，巳经指日可待也。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如果要问为什么必须征夷清国，他们很多人的回答仅止于因为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止于此，如彼等在朝鲜之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之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它是代表日本国民而阐明其想说却未说、要谈而未谈之所在者也。

这里用“征夷”作动词来表现中日之间的战争，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甲午战争之前，很早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征清”方策，比如日本将“出兵台湾”称为“征台”等等。“征”在中国古代本身就有“上伐下”或“上讨下”的意思，为什么要“讨”“伐”呢？因为“无道”。如《尚书》有“奉辞伐罪曰征。”孔颖达疏曰：“奉责让之辞，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而日语中的“征夷”原本是“征伐虾夷”（古代日本不服从“大和朝廷”的少数民族），后设有“征夷使”、“征夷大将军”等官职，从征伐东夷到征伐反逆者，最后发展为掌管“天下”兵马大权和政权的主宰者。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征清”为名的出版物，如《征清爱国军歌》（菟道春千代著）、《国民必读征清愉快武志》（金子哄堂编）、《征清伟功忠烈美传》（海东外史编）等等。这里特意用“征夷清国”来表示这次中日之间战争的性质，是彻底地对传统“中华世界”中所谓“华夷秩序”的颠覆与逆转。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征夷清国”这个说法，而且强调这种思想、这本小册子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他“代表日本国民”，作为整个日本国民的“首领”，说出他们想说而未说、要谈而未谈的内容。

他明确地表示，书中所谈有向政府献策的意思，而且在题记中大略记述了书中十篇文章（多篇已经在《国民之友》、《国民新闻》上刊载过）的大纲：

征清之师巳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合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也有些献策。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纟B，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合、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巳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合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巳"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

在了解了《支那论》的大纲之后，我们先来看看隐含着“维新之大目的”、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词语的“大日本”的意义究竟何在。首先，将“大日本”的要求分为日本国内的统一和向外发展两个方面，他说：“‘大日本，这个词已经倡导了很久了。从昌平黉的儒者、从源光国、从新井白石、从绳带跣足的日本到开始成为衣冠礼乐的日本之时，到在四书五经之外发现日本的儒教之时，从豪强割据的日本一转而到开启二百五十年一统之端绪之日，‘大日本，这个词就被用来作为国民自信之标帜。”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进而道出了他的心中的纠结：“一统之日本的确比割据分裂的日本大，然而这只不过是拥有衣冠礼乐、表示文物宪章粲然这些国民自信的标帜而已，向外却未曾有‘大日本，之实。”他认为如果说日本过去没有向外发展，那是由于地理与技术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形势完全改变了，他认为当今英、俄两国要在东亚争锋，其胜负的裁决权在于日本，“与我为敌则将败，得我之援则可胜。胜败已经在我掌中。吾人已非东亚之僻壤小国，乃可以与世界之强国联袂周旋之一大国民也。”不仅日本现今已经具备了向外拓展领土的能力，他认为向外发展更是日本现实需要之所迫。他说：“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之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他分析日本国内资本的用途已穷，资本与资本相争、劳力与劳力相争、公司与公司相争，无论是劳力还是利率都开始减退，加上人口密度的增大，因此日本原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

“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曰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的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的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这样才能活下去。

谋求日本的海外发展、建设“大日本”在这里作为一个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郑重其事地提了出来。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回想起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所立下的“开拓万里波涛，向四方宣扬国威”的海外雄飞战略，如果说这一“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在维新之初还只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预言者的梦幻和诗人的高调的话，那么这个“大目的”在日本军政各方经过处理琉球、台湾以及朝鲜问题的“历练”之后，在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初见成效之后，“大日本”这一日本“国民自信的标帜”变成了一种日本人可以在世界各地开疆拓土寻求新故乡、建设新家园的天赋的权利。他反复鼓吹：天予弗取，反受其咎。在世界——而不是亚景行天皇是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传承上的天皇。传说是垂仁天皇的第三子，曾亲征Sg袭（传说中所见的九州南部的地名）后派日本武尊评定东国的虾夷。

洲——建设‘大日本％是天所赋予日本人民的权利！自行放弃此权利"即自愿雌伏于他国之前而奉其册封。”他强调，如果安坐拱手，这种天纵之权必向他处移动，必须抓住这种千载难遇的机会，说：“我们不忍心自行放弃这种建设‘大日本，的权利，而以此祸遗子孙。”！由此可见，“扩大大日本国民可生活之范围”是他所提倡的“大日本”的核心所在。他预测到五十年之后，东半球之全体、美国的南半部所到之处，日章之旗将随处可见。”如何建设“大日本”呢？他认为其方式可以有两种，“先因人民之利害而起，国家之政权由此而建立。或以国家之政权先行开道，而后人民之潮流随之涌入。”这样，他的建设“大日本”的意图就非常明确了，这种寻求新故乡、开辟新家园的活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海外移民，而是与“国家之政权”相伴而行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开发。

对这种建设“大日本”的“兴国之大业”，他明确地告示日本国人：“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那么，他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与欧美比较而言，“在所有方面，妨碍我国家扩张的前途者是清国。苟欲建设大日本，我外交上的深忧大患不是欧美，而是在清国。”

对当时日本的外交形势，他分析指出，一般认为日本外交上的深忧大患在于现行的条约，所以将希望维持现行条约的欧美列国视为国民公愤的对象，他批评说这是不知敌我的短见。他认为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无礼与不义都是不平等条约产生的自然结果，一旦条约改正，就可以实现彼我同权，没有任何轩轾。欧洲各国的势力都在发展，任何一国难以专擅，而日本的国力也足以与其中任何一国抗衡。如果欧洲某国想与日本相争，它不得不考虑其在欧洲的力量权衡。即便它孤注一掷，也不可能单独行动，而必然与日本之外的东洋势力勾结。所以他的结论是欧西势力要想妨碍日本的生存，如果中国不加人的话，不足为患；从西力东渐的角度而言，中国也是日本的深忧大患。另外，他认为由于中国的法律不健全，法官无信用，这将对日本争取条约改正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曰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明治天皇的对清宣战诏书已经做出了回答。而竹越与三郎也以“征夷清国”这种独特的表述做出了回答。在不同的时期对欧美列强和中国的重视程度虽然或有不同，但无论是蔑视中国与西洋为伍、还是重视中国以至非要征服它不可，都是为了实现“明治维新的大目的”即建设“大日本”这一战略而提出的不同方策而已。

第二，对中国本身及中日关系的认识。他以曾纪泽（1839—1890）的%中国先睡后醒论》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强调中国人的侵略本性。他说：

秦始皇之国、汉武帝之国、唐太宗之国、成吉思汗的子衣、之国，在几百年间都消沉于天下视听之外。至近世，其耸动中外之耳目的，乃是自巳故兼任欧洲列国公使的曾纪泽，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年离开欧洲之际，给《亚洲季刊》投寄的一篇论文开始的。曰：清国非垂死，入眠也。睡眠被烧毁皇帝所切爱之北京宫殿的兵火之光所照醒。吾人不以为清国为垂死者，亦不以其为睡眠者，故亦不以其为有睡眠而开始觉醒者。彼为如象之大动物也，尽管其生长由于非日月进步，故不惹人注目，但确实其于内乱、外患、苛政、酷刑、收敛中亦不废其生长也。吾人仅谓其生长，而不谓其进步，其唯使支那之形体增大而巳。只是在分量上有增加，于其性质上，不能够称其为进步。虽然不进步，但确实在生长"世界看到此生长之大动物而惊骇曰：清国之将来如何？

聪明的曾纪泽为了镇静此惊骇，曰：“吾人睡眠，今将觉醒。其结果如何？三亿万之民，自觉其梦醒之力量时，不产生滥用其力量的危险吗？曰：否。清国人决非侵略之人种，历史证明其为平静之人民。怎么会到将来不然呢？”然此保证不可信。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巳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之祖先，为什么人种？汉之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其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支那人种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曾纪泽之言终究不过是外交官的常套口吻而巳。

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他将中国比喻为如同大象那样的大动物。认为中国虽然有生长，但是没有进步，这也是中国“停滞”说的一种表现；然停滞，但肯定其“分量上有增加”。其二，上文对曾纪泽的批评可以说是曲解本意、强词夺理，以尽污蔑中国之能事，同时为所谓“征夷清国”寻找借口。曾纪泽此文是在当时中国已经陷入西方列强围攻、并被蔑视为“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的情况下，向世界声明中国奋发自强并谋求国际和平的外交主张。《皇朝蓄艾文编》的辑者于宝轩评论说：“曾惠敏公Jit论，于交涉虚实之间，苦心孤诣：或因西人素所鄙夷之处，迫制之端，而悚以危词，慑其轻蔑之气；或于中朝为难，牵掣失机之事，回护通融，藉张国势，收拾人；^。其持论吞吐断续之中，实有一腔热血，大声涕泪，渍于字里行间。”可谓平；[、之论。曾纪泽是针对现实的外交状况而论，强调近日与诸国交接，中国可谓和谐而无强求，以后当复如是也。”说明中国并非那种“一受灾害，始终切齿”，“所遗之血，惟血可洗”的睚眦必I艮的国家，而是能够反思“败衄之故，在于国之柔弱及多错误，而辱亦在是。如果弱而能强，错而能正，一经自知，稳固无敌，则国耻已雪，无异于铭识家表铜盾去锈镀金”。"注重从自身寻找失败的原因。且不说曾纪泽的原文中根本没有所谓“侵略之人种”之说，况且几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无不是战争与和平相互交织而发展的，只看到战争的一面，便将中国人定性为“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显然是强词夺！

《支那论》之所以对曾纪泽之论无理取闹，大概是其中有两,存刺痛了日本人的神经。其中的一点是曾纪泽在该文中特别提到“声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其中说到现已钦派大臣，往高丽西藏新疆经理其事，借以维持大局。后有侵夺该藩属土地，或干预其内政者，中国必视此国为欲与我弃玉帛而事干戈矣。”日本对朝鲜觊觎已久，此言对他们该是极为刺耳！第二点是该文在结尾指出曰：亚洲之诸国，彼此常存嫉妒，甚有过于欧洲之忌亚洲者。亚洲诸国有同患之情，不应嫉；已、相视，自宜协力同心，务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谊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衄而立之和约。”这显然是对日本“脱亚”论的批评。

《支那论》之所以如此强词夺理，一定程度也是觉得中国对日本是一种威胁，出于一种恐惧心理。比如他认为，中国因为“其山贼般的侵略根性”，一旦觉得力量足够强大，就必然会发作，那么临近的国家就是最危险的了。断定其目标所向必然是日本，所以说“清国是日本百年的深忧大患”。他说：吾人决不惧怕清国，然吾人不想怀疑清国自觉强大之时最先映入其眼中的就是我日本。”"那么日本该如何面对中国呢T对中日之间“你死我活”的关系，他表示曰清两国之手互相触及，我不杀你，你将杀我的危机，决不可避免。是若如此，吾人即便牺牲掉一切也还要与山贼般的国民购买和平吗？吾人抛却我荣光、我利益，也必须去买和平吗？吾人即便牺牲我“大日本）也非要与山贼般的国民合作吗？如果向必然给我施以威力的国民牺牲掉一切而求和平的话，这种fP平除了百年的降伏之外，终究还有什么结果呢？

对于中日之争的必然性，他还从人口的增长方面来进行论述。他说：

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迅速繁殖起来。几百千回的残忍的杀人战之后，在医药止于草根树皮之国、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之国，于四百二十九万平方哩之中有人口三亿六千百五十万。这与器械工艺文明、保生安命之术无所不至的欧洲在三百八十万平方哩中有三亿五千七百万人口相比，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吾人看到我国民繁殖力之甚，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一平方哩内有二百七十五人，大吃一惊，说必须迅速于海外寻求新故乡。然而看看支那，根据1890年的调查，它以四百二十万平方哩的大国，巳经每平方哩中容二百八十九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在人口繁殖上却风光温和，这种比率，比民政宽和、医疗技术周51彳的我国要大。繁殖速度不及清国之我国民，若六十二年之内四千万人口倍增，清国四亿万之民，不是会以更快之速度飞跃地增加吗？四亿万之民，成倍数增长之时，彼等将在何处建立其新故乡？

对中国蔑视的心态，从“如同鼠族”、“残忍”以及“医药止于草根树皮”、“卫生养生之术还不能清除瘴毒”等对中国文明程度低下的形容，以及将中国视为“冱寒、暑热、不毛、瘴毒、苛政、恶习、洪水、疾疫相参差的国土”，即自然环境与社会风俗与制度百无一是的措辞中可见一斑！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繁殖力和膨胀力惊人，将“支那人种”视为“抵抗日本国民膨胀性的最直接、最强大、最残忍的”对手。"这种恐惧，甚至令他感到战栗。他引用英国军人吴士礼（GametJosephWolseley，1833—1913）对中国的评价：“支那人种从西伯利亚、从西藏、从印度逶迤而来侵略欧洲，俄国不能拒，法国不能守，人种之波，滔滔侵略欧洲不已。最后为了与此可怕的大队作战，英国将与美国作成盎格鲁-撒克逊同盟来抵抗。”对此他虽然认为这是外交上的煽动之辞，但是他对中国的大量移民十分感慨，这种感慨之中同样交织这蔑视与恐惧，还有一些嫉妒。他说：

不藉其政府的政权，不受军舰保护之民，三百万移民向世界进出，年年有一亿万元之财富输送回本国，在豚尾汉、流丨良者的嘲笑中，只保护其独自一个而吸尽世界财富之民，决不可轻侮。何况其山泽之利尚未开掘、其文明之工艺尚未在国内试验。如果天津之铁道一旦通向吉林府城，向左从陕西、甘肃而到玉11关，魏秦幽并之民听到汽笛之音，创世以来未曾开发的四川云南之山泽也被开发的话，其经济上的吞吐之势不如同海洋一样了吗？财富增益人口，人口增益财富。支那内地开发之日，四亿之民一跃而增至五亿，两跃而达六亿，三跃而到七八亿，人种的波涛必定以滔天之大势向着“大曰本”的预定地而来。

这完全是受西方帝国主义“黄祸论”的影响，目的也是为对中国开战制造借口。对此，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早有驳斥：

中国本无人满之患，无须另寻新地，以为游民寄居。欧人谓其国人多于地，不能不觅新地以安置其人，非笃论也。或谓中国许多次巳有亿万人为势所逼，而某食于古巴、秘鲁、美国及英国属地。不知此种人非因乡里谋生之难，乃遭粤匪之乱，丧失故业，乏困所致。其实十八省内，原有无主失种之田亩，兵燹之处更多。兼之满洲、蒙古、新疆，均有宽阔荒地，向无农工开垦者。中国人丁虽兴旺，即安插之，而尚有余地。故中国所应为者，不在使民谋食于外国，乃设法将民分置于国内，至迁百姓诣该处垦荒，为富国之一上策，亦军防之一要务，而不能不行者。"

曾纪泽在该文中还谈到西方国家“屡欲与中国立约，准华民出洋佣工”，而中国方面“不愿含糊怂恿出洋”，这是因为“华民在外国，每受无穷之陵侮”。！前面提及的“玛也西”号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支那论》全然不顾这些，为“黄祸论”推波助澜，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假象，其用意，竹越与三郎也毫不讳言，他说：

支那国民之势如此。如果任其纵汜横溢、自由发展的话，我日本人种还想在何处建立新故乡？吾人还想在何地开拓“大日本）清国政府的山贼般的行为或者可以制止，然而支那国民的人种上的侵略队伍决无可以制止之日。而彼等之锋芒直接朝向要从东洋到世界开拓“大日本”的日本人种，而我彳I还能够安坐、沉默，为了“东洋的和平”而旁观吗？日清国民之争，即如同英俄之争、英法之争、盎格鲁-撒克逊与拉丁人种之争。争是当然的、必然的、人种上的、国家层面的。而其争之根深蒂固，是你死我活的。掩盖必然的生死之争，而用“东洋”这样地理上的空名来培养千百年的深忧大患，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至此，竹越与三郎所论中日之争的性质及必然性，就已经一目了然了。第三，论“支那经书的文明与支那现今的文明之差”。将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割裂开来加以区别对待，这是日本人中国认识中的一种常用定式，竹越与三郎也不例外。他说：

说到支那，人们会直接联想到孔子，但现今支那的国民思想中，正经中庸的孔子之道德全然无存。支那国民的组织，大抵以朝廷将有学识的绅士（君子）收用，而将无学之野民（小人）放诸野为要点。这是因为将有文化的放诸野，会成为争乱的萌芽。所谓野无遗贤，这是支那历代的政策。因此孔子之教，只是在被收用的朝官县吏这些少数的绅士之间被倡导，在国民之间绝无根据。而即便在少数绅士之间，也没有进入其实际的生活，只不过是在诗文之间发挥的一种空想而巳。如此，至于一般野民，则迷信、野蛮成风"……总之，其思想依然是阴阳五行说、佞鬼神而求福、求幻术；至于进德修身的思想，绝非国民的思想。因此，支那国民之间，所争唯利而巳"如果人性中没有由于长期接触而产生的情愫，支那社会不久将要土崩瓦解。

以上就是从历史上中国的国民思想加以分解并丑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悲惨命运。那么现实是中国又是如何呢？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开放五十年，但国民依然没有变化，迷信薄俗，“住在黑暗之中”而不能接受文明的恩光。政治上也很腐败，总督之治，专制、收敛，无所不至，也不知道改革。不仅如此，而且看到民众在迷信与淫欲之间醉生梦死，不但不能使之振作，还想愚弄他们。他感叹：

曾纪泽曾在其支那论中明言：圆明园的兵火觉醒了支那政府之惰眠。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巳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长夜之眠至今未醒，文明依然，心灵依然，迷信依然，人权之不被认识依然，正义之不能伸张依然，将君主比作神明的独尊的习气依然，社会的人道依然。唯一不同的是，山贼般无情冷酷的士兵，挖掘泰西之利器，拥有坚固的炮台，仅此而巳！泰西的利器愈骄其心，坚固的炮台变成了防止文明进入的利器。文明的利器到了野蛮人的手里，反而成了妨碍文明的利器。吾国民巳经不能踌躇了。为了大日本的建设，为了对山贼般的国民的自卫，我们要以正义之名、人道之名、文明之名，在上帝面前、在万国之视听面前，堂堂地拿起剑来，运用攻击清国的权利，以兵火使其惰眠觉醒，这实在是不得巳而为之也。"

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没有自觉醒悟的能力，任其发展下去，只能自取灭亡。又一次为日本“堂堂地拿起剑来”“攻击清国”找到了漂亮的借口：正义、人道、文明等等。

第四，对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进行了总结。他是这样总结的：

轻侮清国是明治初年以来我国民之常情。吾人见彼等不解文明，吾人见彼等受欧人之屈辱，吾人见彼等不备国防，吾人见彼等保守旧物且洋洋得意。于此想来只是清国极易对付，可直接斩其豚尾，踢其顶骨。此时我国民眼中几乎没有清国。然北京之政治家，比吾人想象的更拥有政治家之能力。彼等不仅知积财，也能散财，于此他们便是世界上无以匹敌之人种。吾人由文明、由进步、由独立而承蒙世界万民之认可。吾锐意进取之时，彼等却以金钱向世界通告清国之势力。

在这里，他用“轻侮”两个字来概括明治初年以来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一般特征，即所谓“国民之常情”。可见，至此，蔑视中国已经普及到日本国民的潜意识之中。他注意到日本人虽然这样看，但是西方并不这样想，甚至相反。他说为得到进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的日本得不到世界之认可。”而“在欧洲列国的眼中，明显地是以恶政的支那、野蛮的支那、非文明的支那认作东亚的霸主”。他认识到：“清国许久以前就被视为东亚之霸主。若无法撼动清国，就绝不能撼动东亚。”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他主张：“先必须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力实权如何伟大、如何强烈。而为使欧洲列国了解我实权实力岂有别的办法？除非是惩治他们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而将其作为世界一大国民的清国，使之顿首再拜降伏于我之面前！”

“寓恐怖于轻侮之中，抱忧虑于蔑视之中”，竹越这样概括欧洲列国的中国认识。如上所述，这可以说是包括竹越本人在内的许多日本人中国认识的一种典型的写照。为了彻底打消这种恐惧与忧虑，也为了在欧美列强面前证明日本才是东亚的霸主，只有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一战！这也是当时许多日本人的想法。如竹越所言：“吾人既已对清国派出惩伐之师，早已不应蛰居于亚细亚，而应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与欧洲列国联袂周旋于世界之中。如此才能实现将亚细亚中之日本变为世界之‘大日本，之大业。

2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

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1863—1957）思想重心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1894年12月由民友社刊出的其《大日本膨胀论》一书，是其思想重心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关于德富苏峰的思想及其变化，笔者曾稍有论及，这里不再赘述。也有人以甲午战争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观进行过研究，这里结合上述竹越的《支那论》，以《大日本膨胀论》为中心对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作一简单的介绍。

与《支那论》的开篇以“大日本”为主题一样，《大日本膨胀论》的全部意见几乎都收录在卷首《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刊于1894年6月3日《国民之友》）一文之中，德富苏峰说其他文章都是根据这一篇的意思演绎而成的，旨在论述日本国民须膨胀的命运、不得不膨胀的必然大势、须战胜阻遏日本膨胀前途之敌人以及膨胀的真正意义。可见《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在立论主旨上具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富苏峰像

《大日本膨胀论》初版目录1

《大日本膨胀论》初版目录2

第一，主张中国是阻碍日本膨胀的大敌。他说：

我国民在向世界各处膨胀之际，不要忘记其大敌不是白色人种，而是支那人种。支那人种在一定意义上，与我国民同样，甚至比我国民还要忍受更多的气候的袭击，在抱持其固有性格的同时还具有适应环境的长处。今天在布哇（夏威夷）、在桑港（旧金山）、在浦盐斯德（海参崴）、在濠洲（澳大利亚），支那人不都是我国民强劲的好敌手吗？在萨哈林岛（库页岛），支那人甚至为了一条鲑鱼而于日本的渔业者相争；在濠洲，支那人甚至为了一箱火柴而与日本的销售者相争。我国将来的历史，无疑就是日本国民在世界各地建设新故乡的膨胀史。详细地说，就像十七到十九世纪英法在邻国或在世界各地膨胀格斗一样。日清两国民，毋宁说是两人种，也许会在世界各地形成膨胀上的冲突史。膨胀的冲突史固然可以，希望在此冲突史上使日本胜利清国失败！要铭记，此悬案是由我国民的坚信、大胆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来决定的！！

第二，与中国开战的意义，除了具有“使日本从收缩的日本变成膨胀的日本的转折、飞跃”的意义之外，通过战争提高日本及日本人在欧美列强眼中的地位，这种想法也是与《支那论》一致的。关于中国和日本在欧美人的眼中的地位，他觉得“欧美人士不仅不将我邦放在与其对等的地位，而且甚至与清国也不放在对等的地位”。对此，他对中国和欧美人都极为不满，特别是对中国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

支那人在世界各地被视为贱恶，被侮蔑、被虐待。彼等如牛马被驱使，同时，如猛兽毒蛇，而被驱逐。然而在总体上，他们毋宁说是畏惮他们。对他们憎恨而又恐惧，对我等亲切而又轻侮。这不仅在日常交际上如此，政治上的权衡也固然如此。

在浅薄的欧美人的眼中，看到视金钱tb生命还重要的四亿万人种，看到在亚细亚沃土上虎踞龙盘的大帝国，看到先于希腊罗马文明出现而具有五千年文明之魁的旧国；在卑屈方面，看到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固陋方面，看到顽固而意志刚硬；在迟钝方面，看到坚忍厚重的风气。他们只是畏惧支那人，对日本人及日本国狎侮，势难止也。

他认为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人！对欧美人将日本人置于“世界上最为卑贱可恶的支那人之下”，表示极大的愤慨。如何消除西方人对日本的误解呢？他认为这次中日战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说：日清战争不能不说实际上是我国运消长之大机会。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在暗室中战斗，而是立于世界的面前决战。”因为“决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在此一举！”他强调：“万言不如一行，如果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将涣然冰释。”"他甚至口出狂言：“我们用同胞的血洗刷世界的误解。”“我们战胜清国的同时也就是战胜世界！我们被了解了，才能被尊敬，才能感到畏惧，才能享受到适当的待遇。”

对这次中日战争的意义，德富苏峰比竹越与三郎要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这表现在他从历史的眼光来强调这场战争“不仅是在世界面前决战，也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不仅是对祖先的威灵决战，也是为百世的子孙决战。因为如果今日作成失败的历史，百世子孙将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他大声疾呼：

如果战胜了面积是我十五倍、人口是我十倍的清国，不仅可以光前耀后、在世界上永远占据我们的地位，而且可以永远巩固占据此地位的自信力。因此，我们不仅为在世界上建设膨胀的日本而战，也必须要有为建设膨胀的日本的自信力而战的自觉。

决战吧！大决战！举国而决战！

《大日本膨胀论》与《支那论》相比，对中国的警戒和恐惧心理大大减弱，而代之以对中国的蔑视与对中国毫不留情的打击。他鼓吹“我们为了布大义于四海而不断流血。我们作为文明的向导、人道的扩张者、光明的使者，不断教化清国。因此，每一次胜利即进行一次教化。”当然这样的战争在他看来是属于“义战”，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的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注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告诫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一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的、心灵上的因果”。

他不仅认为这是“义战”，而且主张对中国进行无情地打击。他说：“为了永久的和平，必须要十二分地膺惩清国。而今还只是给予其二三分的打击，其顽冥驽f屯，至今尚在醉梦昏昏之中。”他想好了具体的“膺惩”之策，他说：“要膺惩清国，永久维持东洋的和平，有两个牵制法，即物质上的牵制和精神上的牵希U。”物质上的牵希U就是要让清政府割地赔款，“使之在他日不能搅乱和平”；精神上的牵希U就是要使之从心里折服我国的威武，就像诸葛亮七擒孟获，使之发誓再不背叛一样，要杜绝其再逞野心的想法。”要做到这一点，他强调必须进行连续的更大的打击。“举全国之兵力，锐意猛进，一面占领台湾，使之永远归于我之版图，一面扼住其咽喉，向其神经进行痛击。”他认为中国之挨打，无论从中国自身原因还是从日本发展的历史看，都完全是咎由自取。他说：

彼之清国者顽冥不灵，大日本顺应历史的潮流，而清国阻碍其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前途，还临之以暴慢无理。清国今日之非运、今曰之屈辱，无非是咎由自取。

我们并非因为是清国，就与之为敌。不管是什么国家，只要盘踞在我们的前途上，妨碍我国应该享受的权利与利益，我们都不惜与之为敌。而与清国作战，是清国喜欢与我们正当的国权保护、国运振作、国民膨胀为敌！

因此征清一举为维新开国史的一节。此前有许多脉络，此后也有许多关节。我彳I作为对手而开战的虽然是清国，但是不要忘记真正的对手是世界！我们所投入战斗的是海陆军队，但是不要忘记的举国全民而战丨战场不限于平壤、旅顺、威海卫、台湾，必须觉悟至|彳所有的国民发动的周边，都是战场！在征清的同时，我们在物质上可以扩大版图，然而建设精神上大帝国，是我彳门决不可忽视的责任。精神上的大帝国，是就国民的志气、元气、活力而言，如清国，虽然是一庞然大国，但是在精神上可以说无非是半死的侏儒。

这里将甲午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中国方面，不仅颠倒黑白，而且极尽嘲弄之能事，说中国与日本开战是中国咎由自取、自讨苦吃！他将这次战争的意义放大为对世界而战，与他要通过征服中国来洗涮日本开国的耻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U开国是正理，然而日本是由于外国的强迫而开国，这是屈辱，是难以拂去的日本国史上的污点。到今天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我们的膝盖还站不直，就是因为此污点的缘故。”如何洗刷这一历史污点？他认为“在今日征清之大战中，五十年来郁积磅礴的元气才得以大大地发泄”"。他是有意识地将对西方列强的积怨发泄到同样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头上，以匕获得与列强为伍、同列强周旋的资本。他已经被帝国主义的思想所同化，他的所谓“理外之理”就是帝国义的。

德富苏峰自觉地鼓吹帝国主义思想，并引以为荣。他后来回忆说：

“我在明治二十七年年底，早就出版了《大日本膨胀论》，提倡帝国主义，当时谁都为此而将我视为变节者，世间的主要论客，即便不说是敢于与之附和，议论也几乎如出一辙！而我因为固执此主义而被称为变节者，彼等如进步派诸氏，因为能够随世间推移，而博得正人君子之名！我虽然觉得对这种特别的现象有诉苦的价值，但是因为舆论的颠倒太甚，不禁因此失笑。”与竹越与三郎的自觉地“代表日本国民”而立言一样，德富苏峰也是自觉到“作为公众人物而立于世上，顺应大势、引领大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以笔代刀，无愧于他所自许的甲午战争“急先锋”"之称号。而他们上述的中国认识为日本蔑视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二）：荒尾精的《对清意见》与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1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荒尾精（1858—1896），在中国被看作是“企图通过侵略、控希彳中国以称霸世界”的军国主义者，甚至将其一生称为“罪恶的一生”。同时也注意到“荒尾又与一般的军事行动派不同，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活动，首先主要是通过在华谍报活动，为日本制订侵华战争的作战方案提供依据，其次是为日本培养了相当一批干练的间谍，直接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并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真正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无私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1870—1922）看清荒尾精一派为“支那占领主义者”便有意地远离此派之外，荒尾式的兴亚方略在曰本的军界、政界和民间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886年春，他受参谋本部之命脱去军装潜入中国，在武汉以开办“乐善堂支店”为名纠合日本浪人不畏艰险深入中国各地搜集情J艮，这些资料成为其后以他所仓彳办的曰清贸易研究所的名义编纂的《清国通商总览》的基础。在甲午战争中他的同志与门下百余人作为翻译等直接投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在战争爆发之后，倾其平生蕴蓄而发表《对清意见》等，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1902年，近卫笃麿（1863—1904）所撰《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文中提到：“凡其所谋虽不尽行于当时，而其所虑无一不验于宫崎滔天晚年这样自省然日本如何伟大，亦终无推动世界之力量，而若使支那转而为理想国家之实可成，则其力量足以号令宇内，道化万邦。在此判断之下，委吾一生，寻踪于自己夸大妄想之路径，其结果，即今日我之境遇也。”野村浩一弓I用这段话，将宫崎滔天的思想结构概括为“脱日人华”（脱离日本，进人“支那”）。宫崎滔天的中国认识受其二哥宫崎弥藏的影响很大，《三十三年之梦》中这样记述宫崎弥藏的中国观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这种现象，岂容轻轻放过。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之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目前虽然衰弱，但地广人多，如果能扫除政弊，统一治理，并能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更足以号令宇内，行道于万邦，关键只在于能有堪当大任的英雄奋然而起。因此，我决意亲自进人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此人，我愿效犬马之劳来帮助他，否则，我将挺身自任。”其中还记述道他（即宫崎弥藏）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巳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生，深人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

后日焉！”可见荒尾精的中国观与日本当局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正是“其独特之处”。

荒尾精的《对清意见》

1894年10月，东京的博文馆出版了荒尾精的《对清意见》，该书再版之际，博文馆为Jit书所作的广告，可以窥见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一斑：“作为清国国势之先觉者、东方问题之先忧者，多年见知于朝野之间的荒尾精君，于此著《对清意见》一篇公诸于世。此书实能充今日世人之切望而释疑问者，而全篇主旨在于建国家百年之长计，行兴亚之大经纶。其议论简明切实，其说清国实势，提纲挈领，如快刀斩乱麻。著者慨叹我邦之人历来疏于彼，因而深入其内地，备尝艰辛，十数年如一日，已经为日清兴业养人以备国家之不虞，所作许多工作已广为人知。今于危机一发之际，不惜向我同胞倾多年蕴蓄，一翻此1：书，清国之形势了如指掌，不仅可知其实相，从来的疑问也一时冰释，心中得以豁然开朗。实为今日吾人须熟读之珍书也。”！

《对清意见》由“叙论”、“清国之现势”、“论东方之大势述对清问题之重要以及我国百年之长计”、“战后缔盟上不可缺之三大要件”四篇组成，其中“清国之现势”为重点，占全篇的三分之二。在叙论中荒尾精表述了对中、日的基本观点：“我日本虽称为一小岛，而夙以东方文明之先觉者自任。而立于防势中的清国，虽未脱固陋之积习，然而土广、民众，实为宇内无比之大邦。”如果这次战争日本取得完全的胜利，日本将以何种态度对待中国？他主张要“救清国于未亡，澄清弊政之本源使之实行一大革新，振兴清国以强我唇、固我辅，可构筑成就兴亚大业之基础”。而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清韩两国的诱掖者，由此t则常执东方之牛耳”。他也想象了万一战争的终局是日本失败中国取胜的结果。他说清国从来就将我视同琉球高丽，意外地由我向彼宣战，不揣其力而最终为中国天戈所征服，轻侮加上怨恨，其对我之自尊骄傲之念将更甚于从前，以至于不得不忍受陆梁不逊。鹬蚌之争，最终将加速共同衰亡。”他认为如果日本一蹶不振，清国也不能独恣其雄。即便这次战争中国胜利了，“清国也将土崩瓦解，或者必然为外国所吞噬。我之翼先折，我之唇亦亡，东亚之事复不可为。”可见，荒尾精虽然有要让日本“执东方之牛耳”的意思，但并非纯粹地将中国看成是与日本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是具有比较浓厚的中日联盟、提携的色彩。这也是出自他对中国的认识。

荒尾精批判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多审此而疏彼，或是说到枝叶而未及根干”，“徒计其弱而不计其强，或恃其弱而不取其所以强之术，或取其强之之术而不讲究我之所以对应之方法”。并指出“日本国民不明白决定东方各国特别是东亚的命运将来就在于西邻大陆清国的现势，这实在是一大缺点。因此要弥补这一大缺点，研究我国将来如何应对清国，从而树立在亚洲各国兴废继绝，一变欧亚之趋势的大策，无论是和是战都以此为依据，所有经纶计策者即以此大策为本，以此而开成就千百年之后之鸿基，这才是我帝国国民的当务之急！

荒尾精的中国认识如何呢？首先，他批评了对中国认识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轻蔑侮慢，一种是恐惧疑虑。他说：

从来我国人论清国形势者，多以其为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常以轻蔑侮慢之心待之。既而清国政府与俄国争接壤之伊犁，迫使俄国返还巳经夺取了的伊犁；与法国构难于安南，亦遂其志；加之与我国屡屡争朝鲜而能占其利益与实惠；外交之政策往往中其肯綮。同时于国内设电信、造汽船，以谋交通运输之便；筑炮台、制舰队，于内地各处广起武器制造，国防之实亦渐举；特别是近来汲汲于布铁道、兴工业，应用文明之利器，呈现逐步发达进步之势。由此，过去之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而加以轻侮者，亦变为大国之情势不易测知，幡然而至以恐疑之念对之。过去之所谓顽迷衰朽而轻侮者，固然不过是皮相妄断，而后来所谓不易测而恐之疑之者，也是不通其实情、不详其内势所致。故宜不该轻侮之时轻侮之，不该恐疑之日恐疑，眩于其形而不识其神，见其果而不究其因。这就是我国人对支那的观察多不得其正鹤之原因。"

荒尾精对中国的整体认识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清政府根干已经腐朽而不可复培，而其枝叶尚存一时之春，处处有残红之类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经枯竭，仅仅是苟延残喘到今日而已。”之所以说清政府的根干已经腐朽，是因为他看到清政府原来是胡人君临中土，其政体政略固守祖法#墨守祖宗旧套而不知进行根本的变革，他认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亡国之实，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弊病不仅本来就积存很深了，加上二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蘖生了种种流弊，其余毒遗留到骚乱平定之后，使之雪上加霜，所以说其根干已经腐朽。即便如此k，他认为只要清政府以非常之英断和下大决心而从事一大革新，网罗人杰而任其经纶，中兴之伟业固不难成，如果其经营实实在在地见其功效，其国家之强盛，不出三十年而雄视宇内，亦非至难之业。”可见，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但是他也看到，国家的发展命脉如果不寄托在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善与革新上，而寄托在几个功臣的人望上，终究不会维持长久。他指出：

盖长发贼勘定以后之天下，非清朝之天下，功臣之天下也。清朝赖此等功臣之力以建再造之业，又赖此等功臣之力保宗社于既倒。而此等功臣所怀抱之根本大革新的经纶虽不能实行，但只要清朝存立，不忍促其革命。且有难以默止清朝之倚寄礼遇者，进而当收拾经营之任，因此在其根干巳朽之日得以保持其枝叶。……清朝本身之威灵权力均巳消灭殆尽，而仅凭其元勋名士之德望材力而维持其形骸。

现在第一流的大人名士巳经都逝去，其处于第二三流者亦几乎凋谢殆尽，而能保其余生者独剩一耄耋李鸿章。如问其现在国情如何，过去巳经枯朽的根干，即将腐败崩塌，过去繁茂的枝叶即将枯槁落尽。尽管李鸿章外交内治如何老练，如何富于权谋术数，终将知道无可奈何。一朝大风卷土而起，枯木扑地槁叶散空，只在转瞬之间也。"

在满清政府走向末途之际，在西力东渐、英法俄德诸列强对东方虎视眈眈之际，二十年如一日以兴亚为志向的荒尾精，在日本的对清作战节节胜利、举国皆为此胜利而欢呼之际，他指出：

一朝清国有遭虎吞狼食之祸乎？我东洋之天地将沉入何种惨境？我东洋之民生将陷入何种穷途？余于此大声疾呼而告我东方之志士仁人：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清国之志士不用说，朝鲜之志士、印度暹罗之志士，我国之诸名士也要幸而倾注心力于此大业之翼赞！东方亚细亚危急存亡之机，迫在一发之间。

他将中国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起来，呼吁亚洲的有志之士起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作为兴亚先驱者对西力东渐的一种自然的回应。

他进而主张：

欧亚两陆，处于东西而异其文华，黄白二色，其种族本来就不同。所谓西力东渐者，不就是直接意味着此二者之竞争吗？这样，朝鲜之贫弱，既是为朝鲜而忧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深忧之。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苟欲使我国内张纲纪，外力即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以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觊觎为急务。此诚为国家百年之长计，亦为眼下一日也不可忽视之急务。印度不是巳经遭覆亡之祸了吗？东方之故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之食饵，现在除了我帝国之外，仅剩支那朝鲜二国。其贫弱之极而未绝灭，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维持宗庙社稷于至危极难之境，盖亦为有天意之未厌弃东方亚细亚者存焉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从天者成，背天者败。须深鉴也。

然宜如何为之？曰：莫善于顺天意。何谓顺天意？曰：无他。救护彼贫弱者使之富强而巳。厘革彼老朽者使之刚强而巳。此事实为我帝国之天职也、顺天之责任也。我国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非为全此天职乎？我国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不为尽此天务乎？邪不压正，老不敌壮，天意之所归、理势之所趋，一旦战局告终，清国知我真意之所在，努力使朝鲜独立富贵之举，乃为东洋和平与兴隆之第一步，清国不管如何鲁钝，岂不可豁然解悟？诚如是，彼岂啻不仇视我，当助我赞襄东方之大业。我不独完成朝鲜扶植之志，进而鼓舞振作清国，使其得以图一大革新，到那时，彼果fg以非常之大决心、大勇断扫荡百般积弊，据大陆之中枢而收财用兵马之实，清理法政教学之源泉，开造士用材之路，以国光国威之扩张而至典章文物之兴隆，骎骎乎动宇内之耳目，可以期待也。

综上所述，荒尾精的中国认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韩国的命运是与日本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主张“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第二，中国虽然根干已经枯朽，但是枝叶尚繁茂，“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良”，还有药可救，还有一线生机。这是天意尚未厌弃亚洲。第三，日本要顺应此天意，即帮助中国和韩国，拯救和扶植它们，使之富强和强大起来，共同对付欧洲列强，这是日本的天职。而这次中日战争正是日本履行这种天职的表现，所以日本所出的兵被看做是“义兵”，这场战争当然也就是“义战”了。既然“正义”在日本方面，那么他相信“邪不压正”，胜利一定是属于日本的。

他的考虑还不止于此。他还考虑到日本“以侠义之心”促成了中国的革新并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对日本的地位是否有不利的影响的问题。即所谓“唇齿相依，鼎足相扶，以此挽回东亚之大势，排斥西欧之侵略，作为我国的天职，这是之所以启掖清国富强之本旨。然而中国已趋富强，会试图起而反噬吗？这样我国不啻持唇齿鼎足之势展东方振兴之志，就如同要抑希U英俄之强横却反而在一苇海水的对岸设置了一个几倍于英俄的强敌。谋求东洋的兴隆，反而招致骚乱与危亡。这岂不是放眼大局考虑国家百年长计者所要深谋远虑的重要问题？”

为此他对几种欲占领、割据中国领土的方案都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都是一时之计，而彳N百年长计，似有“偏倚于一时一部分的利害而迂于«大局之得失之憾”。他希望建立一种“振兴清国而不使增长其骄慢，以此可以救护清、韩，而不使我之天职失坠；以此可以实现唇齿鼎足之势而开兴亚伟业之基”大经纶，他呼吁日本的有志之士和东方的志士仁人深谋远虑，为此出谋划策。他在《对清意见》的最后提出了战后结盟时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一为使朝鲜独立安全，巩固东洋之和平，让清国履行签订盟约的条款，我国应该在渤海预置某一最重要的军港。

第二为了维持东洋的和平，在与我国媾和成立的同时，与清国政府协议，以适当的方法向清国鄙都人民说明我宣战之大旨，要使其领会我国之真意。

第三为了增进日清两国的福利，期待东洋的和平与兴隆，一扫我国从来在通商上所受的不便不利之处，与欧美各国相比，签订更加优待亲切的通商条约。

以上三条，并无明显的割地赔款的要求，第一、二条是防御性的，第三条是他所一直重视的经济上的要求，要在经济上得到比欧美各国更优惠的政策。这些与当时许多直接要求割地赔款的方案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第二条，他担心中国民众不理解日本发起这次战争的“真意”，“漫然以为我兴无名不义之师”而以“仇謦怨]肢之心”来对待日本，则“两国民的感情永远睽离乖戾，遂无融合一致之期”。他强调即便不能遽然获得彼等之敬爱，也要使得在战后不留下侮蔑仇怨之念。”既然相信“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是日本在尽自己的“天职”，为什么还怕中国人对此存“仇怨之念”呢？

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中间戴礼帽的为荒尾精（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

1890年12月，他在给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的信中写道：“我逢人必曰：今日我国经济之消长只在于日清通商政略方针的对错上。因此，欲论今日之经济，要先详细了解日清贸易如何。”再从他不辞艰险地对中国国情作详细的侦查的态度来看，他的中国认识中的确存在许多客观的、理性的成分。上述第三条要求，看上去是要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且他也的确一直强调东方振兴之先，在于掌握其通商权。”在甲午战争之后，他同时强调收回商权的方式是“通过通商的革新，不是急切地而是在和平中恢复商权”。正是本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他指出：“熟览《马关条约》中所示通商上之大纲，往往有与吾人平生所期待的不同见解。其中假令与我无利而其害亦不大者，且置而不论。若其条款中有全然与我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在内阻碍我工商贸易之发展，将我之富源外府委于他人，远而言之，直接扰乱支那的经济，间接地给东方的前途酿成不测之祸，这样吾人岂可漫然看过？”为了提醒当局者的反思和相应行业者的注意，他举出《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

曰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彳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曰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对此，他从“第一我对清工业如何”、“第二我生丝茶业如何”、“第三支那之将来如何”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由此约款似乎我国制造工业在清国得到了自由，字面上诚然可喜，而事实上完全相反。只不过是为欧美商人在支那开放了兴业投资之道，使日清两国共受其弊。”“从来羡慕欧美人的（在华）恩惠而不得，该条约一转而使彼等羡慕我了，条约之表面诚然如jk，其里面实际上呈现正好相反的结果。以牺牲我对清工业为代价，使我对清贸易归于衰退，并且为我国产贸易品制造了强敌，而招来欧美人垄断其利益，因而构筑了侵略割据之基础。而且在支那的现在未来，使政台当局者造成千年难忘的怨丨艮，最终只不过是扰乱了日清两国的国家经济，酿成了东方前途之大忧。”抱有这种忧患之心的人，在当时或许也不多见。

1896年9月，荒尾精去台湾调查，研究治理的方策，不料因为感染了鼠疫，于10月30日病逝，时年38岁。近卫笃麿的《东方斋荒尾精君之碑》开篇即曰：‘荒尾精君，深忧东亚大势，窃以挽回衰运为己任，奔走劳劬，经营惨儋，二十年如一日。一旦航海，南冒瘴疫，雄志未酬，溘焉毙于道途，海内志士，悲痛悼惜。”这个人物，的确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尾崎行雄像（据伊佐修雄著《尾崎行雄》）

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1879年，21岁时被福泽推荐成为《新瀉新闻》的主笔，后来从政，参加立宪改进党的创立，此后成为从明治到昭和时代政党政治家。在大正初期作为护宪运动的先驱，被誉为“宪政之神”。在对外政策方面，明治时代提倡强硬的对外政策，到大正之后，反对西伯利亚出兵，提倡缩减军备，反对军国主义，作为国际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与军部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著作收入十二卷本的《尾崎咢堂全集K1956年公论社）。

关于明治时代尾崎行雄对中国的认识，他自己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自白值得注意。他说：

曰清战争对我而言，我感到十年来的宿愿这时才得以实现，非常愉快。

那是明治十七年（1884年）的事。

支那与法国之间因为安南事件而发起了战争，那时我作为报知新闻的记者，以通信员的名义到了上海。当时曰本的支那崇拜热很厉害，西洋崇拜热也不示弱。我对这两者都非常讨厌，正好遇到中法相争，我想借机去观察双方的实。

我在出发之前，尽量向多年住在支那、或者到支那内地旅行过的所谓支那通当面请教。但是去了一看，感到与这些人说的有很多不同之处。觉得在支那呆过多年的前辈不应该有错，便进一步进行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所见是正确的。我这时才开始修正了对支那的看法。

到上海一看，支那的军队已经准备出动，非常混乱。在七十岁的老将军后面竟然不仅有两三台妻妾的轿子，而且士兵还各自都背着雨伞，手里还提着灯笼。还带着无数的旗和鼓等等，其混乱真是难以想象。……在我这个外行人看来，也明确地知道了支那完全没有战斗力。这样，我在这时就感到有与支那一战，以打击其暴慢之心的必要，于是从此开彡台提倡“支那征伐论）

这正好是日清战争开始之前十年的事。十年来我不断地热心主张讨伐支那。为此，我甚至被视为狂人，现在因为日清战争才知道我不是狂人了。

但当时我国人因为在四五千年间都将支那视为先进大国，尊崇其文化，结果无论朝野即便在日清战争爆发之后还意外地畏惧支那，而支那方面反而轻蔑日本为后进的一小国。

然而战端一开，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陆海军连战连胜，几成摧枯拉朽之势。我真是无限愉快！！

就在1884年底到1885年初，以尾崎行雄等为论说记者的《邮便报知新闻》因为甲申政变而发表了许多露骨的蔑视中国的言论，其基调如其论说题目所示，如《须知支那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1884年12月17日）《国际法不承认支那与朝鲜》（同18日）《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同21日）等，批评“支那妄自尊大自负，不知道自家将要覆灭，还要干涉他人之事”，主张要“勇断果决地先行制服，威信并行而破其傲胆”o"进而还有《韩国尚可教，至于清人即便所谓无缘之众生释迦再生亦不可济度也》（同31日）。在1885年1月16—21日，发表论说《论与支那战争的利害》，宣扬可以战胜中国，日本是“亚洲的盟主”。这些论说虽然没有署名，都收录在《尾崎咢堂全集》的第二卷中，被认为是尾崎行雄的著述。

无论是从晚年的自述，还是在他甲午战争前十年所发表的论说来看，尾崎行雄并不讳言自己是主张“支那征伐论”的对华强硬派，并且以此为自豪。最能够集中反映他的中国认识的，是1895年1月博文馆出版的他的《支那处分案》一书。该书出版之际，甲午战争还在继续，他在绪言中强调：“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他也认为是“文野之战”，即“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进而更具体地说明这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就是说将不仁不义等所有的负面价值都扣到中国的头上。除了绪言之外，该书分“东亚之长计”、“支那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十章，从当时的国际关系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对华认识与行动方针。在他看来，为亚洲和东亚的长远考虑，有两件事必须杜绝，那就是“欧洲势力的东侵和支那的再起复仇”，主张“亚细亚的天地必须让亚洲人自己来保有，这是维持治安、增进幸福的捷径”。这是亚洲罗门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他认为日本是东亚乃至亚洲的主宰者，他所谓的亚洲人保有亚洲，实际上就是日本人保有亚洲。那么，中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支那处分案》从“支那人的国家思想”、“支那人的政治思想”、“支那人的战斗力”、“支那人的道德”、“历朝的命数”五个方面来断定“支那的命运”。关于国家思想，他认为在支那，朝廷即国家，首都即朝廷。因此首都陷落，朝廷随之灭亡，朝廷灭亡了，国家即灭亡。”“支那人不知道朝廷之外还有国家。”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没有国家思想就不足为奇了。他进一步分析：“支那替换无数君主，内外贵贱各种人物变换着君临其上，因此人民视朝廷为逆旅，而朝廷动辄视人民为仇敌。至于慈母赤子的关系，只不过是学者之空言而已。这样，忠义心薄弱，毫不足怪。”另一方面，他说即便没有爱国心、忠义心，如果人民相互亲爱，富于团结力，也可以补足保国的要素。然而，秦山楚水相互隔绝，加上完全缺乏交通机关，境域过大而东西南北的风土习俗及利害关系大不相同，甚至是本部之人也有结果重新翻译才能言语相通，其人民如何能够产生团结心呢？”他的结论是：“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支那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侵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

关于政治思想，他认为：“支那人有文学思想而无政治思想"其政治上的奏议论策，至多不过是文学上的述作而已。”历代名臣奏议，在他看来都是“浮华之言，迂远之议”。其所谓政治思想即便有，也“不过是私利经营的思想”，是“极为卑微”，而“其政治上的行为已经腐败丑恶之极，像我们所说的欧美人所享受廉洁严肃的政治，支那人从来就不知道”。“支那的官吏以受贿盗窃为人间之常事”，所以他说支那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今天独立于世界的。他不仅认为中国人没有政治道德，而且断言中国人缺乏社会道德。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言行不一，书上所记“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在他看来，“修文即为学习诈伪”，“因为文章多虚伪，所以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评价是：“虚妄、诈伪、无耻、无节、不义、无气魄，且好盗窃，支那人像这样还能够独立于今天文明世界吗？曰：不可，断然不可！”那么，中国人的战斗力如何呢？概而言之，他认为“支那人为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为好利之民而非好战之民”。进而他有几个具体的看法，曰：支那无固有之武器，所谓武器，非杀人之具，宁为威吓之具。”又曰：余曾解释支那之战字为‘旗鼓之竞赛会4或近谐谑，相信决不失其实。”形容中国人“以旗鼓为战。鼓声震天地、旌旗蔽山野者胜，旗数不足、鼓声不如者败。两千有余年之久，支那的战争毕竟不过如此。”又曰：“支那之战为军容之战而非军器之战。如今虽也大量从欧美引入武器，战争的性质俄然一变，但是二千八百年间，唯以旗鼓竞赛为事的尚文好利之民族，学习到真正的战争并不容易。故兵卒死则将校逃，将校伤则全军溃。”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支那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综上所述，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必亡，由内乱外寇交至而亡"且其灭亡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尾崎行雄的中国认识，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明确地区分了“书上的支那”与“事实的支那”两者的不同。在《支那处分案》中，他也回忆起十年前的情况。他说明治17年夏，我头一次游清国，仔细观察其形势，感到茫然若失。盖事实的支那与曾经在史书上所见闻的支那，完全不同。假使我对汉籍一无所知，见到事实的支那的惊愕决不会如此之深。不幸我多少读过些汉籍，由此而知道书上的支那，然书上的支那非实际的支那，发现了二者性质全然不同。”他进而评论说汉籍读得越多，距离支那的实况就越远。因为我多少知道些书上的支那，见到实际的支那大为吃惊。纲纪之颓废、道德之腐朽，已经达到极致。书中所记论的事项，没有一样在现实中实行。”"由此，他相信支那帝国必亡。十年之后他的想法并没有变，肯定“支那不久将灭亡。其人民是否会流离四散，在于入侵者的政略如何”。

面对中国这种将要亡国的形势，日本应该采取如何行动呢？首先，他批评了“日支同盟”论，因为“与命运必亡的邦国结盟，就犹如陪着濒死的病夫上战场，对我只有大害，绝对无益”。所以他认为与垂死的、没有战斗力的支那结盟没有任何道理。其次，他认为中国虽然无力自保，如果能够得到外力的扶助，还是可以避免一时灭亡。由此他认为无论从地理上、人种上还是东亚的长计上考虑，日本帝国作为“东亚的主宰者”，如果扶助的话，应该是日本独自来进行，而反对欧洲列强插手其中。而曰本扶助中国的条件是：“支那将军事外交财政（维持军事外交所必要的）之权归我的话，我必为支那扫除灭亡的主因，否则无论如何都不可救药。”如果这样的话，他当然知道“支那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而如果不主动答应的话，他认为就只有选择灭亡。还有一种可能是日本与西方列强“共同分割”中国，但是他认为让欧洲人蹂躏东亚"不是保持东亚治安的长远之计。他明确表示为东亚的长远利益考虑，日本以独自的力量占领支那是唯一的对清政略。他说：

我实在不忍抛弃支那人。故日本帝国代天而领其地、治其民，唯欲使文明之光种横披四百余州。我们占领支那、掌握其主权的话，大量移植我国官吏使之掌管内治外交之要路，及行军制改革……振肃纲差己，确立军制，足以维持内外；合安，保全境土生民。

支那人欲自行为之，如同百年待河清，决不能达到目的；而如果由我帝国臣民当其局，不出二十年可以使其面目全然为之一变。此非支那民族之幸福乎？非人类之庆事乎？"

为了占领中国，促使清朝灭亡，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占领北京。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六条理由：

（一）不入敌国之都城而退，为军队所耻。故我军欲全其面目，必须一举占领北京。

（二）如果要清人完全慑服于我之威武，一旦恢复和平，他日彼等必然再发其固有之傲慢之心，以至悍然逞其敌意。而扬我威武之道，莫善于攻克其首都。

（三）支那人之变诈诡谲，冠绝天下。故如果不先扼其咽喉而后着手媾和谈判，其必逞其得意之长技，旷日弥久诡变百出，而最终不。

（四）如不充分膺惩之，即便签订怎样的盟约，清人决不会遵守，而占领北京为精神上膺惩之一大手段。

（五）支那二千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明，攻陷首都，国便灭亡。故为了膺惩支那人，可见占领北京特别必要。

（六）丰公征韩之一举，至今尚振奋国人，其感化力之伟大，可以与万卷经典匹敌。我军一旦占领北京，虽在千秋之后，尚足以使惰夫奋起。

总之，他认为即便在别处百战百胜，如果不攻入北京，不足以打破支那人的顽冥。”强调“只有不懂得军队的意气、国际之常道、支那的特质的人，才会觉得不必要进军北京”。"要讲和，也要等到占领北京之后。在他看来，一城一将的降伏不算什么，其目的在于要使清廷降服；而如果清朝不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都不能叫做“清国的降服”。一句话，他就是主张日本要占领中国，使清朝灭亡！

那么，日本要占领中国难易如何呢？尾崎行雄从现实形势和历史状况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就现实而言，中国无论是人口还是国土都是日本的十倍以上，一般认为日本要征服中国很难，尾崎行雄认为：“征服的难易由统芾U的张弛可知，境域过大容易缺乏统制，由此k可见，正是因为支那大才容易征服。”因为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观念，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他指出：“如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所以直隶兵败，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又说：“根据开战以来到今日情况来评价，可以说‘我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今后战线扩大，才能说是与支那（毋宁说是其东海岸数省）战争。”“因为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那么可以驱使东部之兵征伐西部，率领北部之民征服南部。支那今日之情势实际上就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

历代的经略者中，虽有内起、外来之别，无一具有足以席卷四百州的兵马军器和资金，这一点是相似的。支那古来就是向占领者提供足够占领自己兵马军器和资金等的国家！

支那习惯于援助占领者支付占领费。确切地说，有自费使自己被占领的习癖。以我兵马之精锐、资金之富足，尚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有此理！

居民即便毫不具备独立保国之素养，但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受到其他国家其他人种的统御的国家，由他国来占领有些困难。但是支那人古来甘受许多被视为夷狄禽兽者之统御，其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不管何人来占领，只要能够安其业务，就满足了。因为爱新觉罗氏强行变革其衣冠，以丑代美，尚且恬然安分，不是明证吗？

由胁迫而变易衣冠，乃愚妄之极。强行而为，乃满酋之无谋刻薄，自不待言。然而支那人恬然服从而不知耻，头戴豚尾还洋洋自得。天下之广，未有如支那民族容易征服、容易驾驭者也。

因此，他的结论是：

堂堂日本帝国，若想要占领支那，其作为，自然与逆臣流贼蛮酋等不同。故帝国不能万事万物皆仰被占领者之供给，如经费、兵力须要我自行供给。然而此乃为巳经占领支那若干地步之前之。既然巳经占领，即便我不强征，彼亦必将供给兵马经费等百般必要之物。二十万之精兵与三亿之军费，我国即便准备，恐怕也无用之之余地。即便一旦用之，不久也必可回收。"

以上是尾崎行雄《支那处分案'中有关中国认识及其如何行动的相关论述！有这种充满激情的独占中国的愿望，在当时几乎整个日本都在为捷报频传的对华战争而狂欢之际，是不难理解的。这里只指出两个小问题，或许是他在为自己的侵华主张作宣传时疏忽大意了。

第一，如前所述，他自诩读了不少汉籍，对书上的中国有些了解，实际上他的了解未必准确！例如，他在论述中国没有战斗力时，举了一个例子，这样说：

如彼之后晋的景延广以“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之言，为毕生之豪言壮语。岂非剑戟皆常为锈腐之一证乎？不然何故用磨字？为了夸张吧。

其中“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语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新五代史》卷二九•《晋臣传第十七•景延广传》中写道：延广谓契丹使者乔萤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且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翁要战，则来，佗日不禁孙子，取笑天下。^”"“横磨剑”的解释，日本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解释为“磨完的剑。转指带此剑的兵士”。商务印书馆的《汉语大词典》也收有“横磨剑”一词，解释为：“长而大的利剑。比喻精锐善战的士卒。”从汉籍中常常出现的“横磨”与“大剑”一词并用来看，都是突显“示强”，重点应在一个“横”字上，表示的是一种强横的凛然之气。以此作为中国的“剑戟皆常为锈腐之一证”，实在是牵强附会，对汉籍的这种有意的歪曲性理解，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但是经不起推敲，就如同他的情绪化的中国认识一样，只能贻笑大方。

第二，尾崎行雄提出了“事实的支那”与“书上的支那”的二者全然不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的，比如区分文化中国与如[明]王士祯《居易录》卷一中有：横磨大剑，玉帐晨开兵百万。一卷阴符，孺子功名圮上书。”之语。清末吴恭亨有诗《感时寄君复钝庵》：横磨大剑纷孤注，败局残碁乱一盘。”

现实中国的想法，早在荻生徂徕的思想中就很明显。尾崎行雄为了论证其中国必亡论，以他在中国一时一地所见之“事实的支那”来否定几千年汉籍所载的“书上的支那”，这种论法不仅有以偏概全之嫌，无视各个时期具体而复杂的历史条件，以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孔之见为标准来影射、解释整个中国历史，得出“修文即为学习诈伪”，“支那人书读得越多，诈术就修得越深”这种对中国典籍的极度不信任和对中国文化的极端蔑视的结论。既然知道中国的书籍“皆浮夸张皇而与事实大相龉龃”，为何为了证明中国容易征服，还要以中国历史为例，大谈司马氏灭亡以来长城以外之蛮族占领中国内地的史实，特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复仇之师，当时不过兵百人、甲三十副等等？就是说，只要能够给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鼓舞日本人的士气与斗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不过是他任意蹂躏的道具而已。

第三，在占领中国的问题上，一方面要以中国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强调日本是出“仁义之师”，“救支那民族于涂炭之中别无它途，唯在进而占领四百余州。受天佑者不可不尽天职，是天命我日本拯救支那民族”。由此而冠冕堂皇地高唱：“我不是为贪图其土地财货而占领它，而是为了维持永远的和平、增进支那民族的惠福而占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兼备土地狭4、、人口过殖之两忧，因此如果有地方可以占领，必须不失时机地尽快占领它”。从财政上、经济上详细分析占领中国可以成为日本“最大的利源之一”。他甚至想好了在占领中国之后，平均每人课以两元的租税，四亿人口就可以得到八亿的租税，以此丨比评那些“在财政上怀疑占领支那的利害者非识时务之俊杰”。可见，所谓“义战”、“天职”都不过是虚假的牌坊，其动机与目的无非都是贪婪的利欲。

当然，尾崎所看到的中国的一些缺点，也不是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全然不存在的捕风捉影。虽然他对有些缺点的描述会刺痛我们的神经，但是作为逆耳的忠言，还是值得记取和反思的。事实上，日本人蔑视中国的一些观点也为稍后主张中国需要改良甚至革命的先觉者所吸收，成为自我反省与拍t评的重要借鉴。

四、蔑视中国的普及化（三）：歌曲与漫画中的中国丑化管窥

1歌曲

蔑视中国的普及化，我们从甲午战争期间的流行歌曲和漫画中找到非常生动的体现。

《怒征伐流行歌》书影

先来看看流行歌曲，举两个例子。第一首是骨皮道人所著《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东京：弘文馆，1894年11月）中的第一首《阿房多罗经》。一首是被选入藤泽卫彦著《明治流行歌史》（东京：春阳堂，1929年）中的《新版ちゃちゃらかちゃんメッチャメチャ節》。

骨皮道人，又号瘦瘦亭骨皮、爱柳痴史，本名西森武城（1862—1913），明治时代有名的讽刺文学作家，其《浮世写真 百人百色》（东京：共隆社，1888年）被摘录收入《讽刺文学集》（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编29，岩波书店，2005年）。甲午战争期间，他写作了大量的流行歌词、滑稽小品，如仅在1894年9月他就出版了《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日清開戦おどけ文庫》、《日清開戦滑稽剣舞》、《清兵退治の歌》等作品。

《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书影

《ちゃんちゃん退治》书影

《新版ちゃんちゃん節》

ちゃんちゃん（CHANCHAN）读作“锵锵”，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日本的德川时代在江户城中有走街串巷的小贩，穿着中国清代式样的服装，一边锵锵地敲着钲，一边叫卖糖果，这ちゃんちゃん原本是小贩敲打钲所发出的声音的象声词。指中国人的发辫，或者指只留头顶上一块头发的儿童法式。曾用来作为轻蔑中国人的用语。如《清兵退治之歌》的封面和序文都写着“ちゃんちゃん退治”。“阿房多罗经”即“阿呆陀罗经（あほだらきょう）”，是乞食和尚敲着木鱼或以扇子打拍节、挨家挨户或在街头演唱的一种取材于社会生活的俗谣。宝历（江户时代中期桃园、后樱町天皇的年号，1751—1764）以后兴起于大阪，后传到江户。到明治时代不仅作为街头的民众演艺形式，而且被搬到剧场广为流行。现摘录骨皮道人的《阿房多罗经》如下：本来CHANCHAN秃头和日本相比，就如同幼稚乳儿，不费力气随便一打便大败。仔细想来，这也情有可原。其国家的名字起得就很糟糕。叫“支那”，是以“し（音与“死”同）”字开始，叫“清国”还是以“し”开始，四百余州、四亿万人，都齐刷刷以“し”字可以概括殆尽。战败了，头上的猪尾巴也倒下，还是个“し”字（“尻尾”日语发音为“しっぽ”，“四”日语可读作“し”）。所以，无论来几十几万，都得一个一个死光。（笃、笃、笃、笃）

这且不论，支那（しな）这个词反过来读，即为なし（“无”日语读作なし）。千万杂陈，但都是些无用的废物。仔细来看，第一是极无政治，这非虚言。国家虽然广大，但万事万端没有秩序，无法交流。人虽然多，但是因为不开化，不能作为对手。全是些野蛮、顽固、不明是非、没有目标、看不到前途、呆头呆脑的家伙。肮脏、住处不好，吃东西七七八八地乱吃，非常饶舌，与燕子云雀无异。（笃、笃、笃、笃）

不知义理，不懂人情，利欲熏心，俗不可耐。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也就不懂学问、不识文字、不知礼义、不懂规矩。忠君爱国从来不知，也不知富国强兵，甚至不懂国家的耻辱。不知羞耻，不知外面的世界，说他是奴隶也不生气，嘲笑为猪尾也不在意，与畜生、虫子一样，总是咕咕容容、密密麻麻、咿呀哎呀地，无论如何都难以处理"治这些家伙的家伙，一脸官气，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也是糊涂虫、窝囊废、大傻瓜、呆子、笨蛋、丑八怪、最该死的。

《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第13页插画，表现唱此歌谣的样子。

统其领班李鸿章完全年老昏聩，本来就连一般人的智慧都没有，这也罢了，却大胆不敌地将手伸向日本，没有智慧，却吹大牛，什么轻而易举、不在话下，骄傲自满而死到临头，老不自量，流着鼻涕还不服输。叶志超、聂士成之辈只是名字好听，实际上并不争气。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只会喊：冲啊！不断出击！一讨必胜！懦怯的大将孬种的军队，目标全然不知而拼命出击，当然不行，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起任何作用。（笃、笃、笃、笃）

无论多么努力，也很难胜利。CHANCHAN的脑袋叽里咕噜地很快掉得所剩无几，说是受不了逃吧，也害怕得两足无力。又出击，还是不能胜利。这些家伙都不能胜利。海上、陆上，都没有赢，真是没有法子。如何是好呢？渐渐地畏缩倒退，逃到自己的国界。但是日本的军势是逃到哪里追到哪里，九连城、凤凰城都被占领了。还要继续占领奉天府，然后就轮到北京了！（笃、笃、笃、笃）

即便这样，也还不算惩罚吗？这些猪脑壳哟！还不闭嘴吗？这些猪脑壳哟！还不低头吗？这些猪脑壳！还不投降吗？这些猪脑壳！巳经这样了吧，药罐中被开水烫着的章鱼，手足都出不来了吧？要救命吗？先讲讲条件。献出国家、顿首再拜，谢罪，此外没有别的手段。不得不如此了。自作自受。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日本的愿望。还是知趣地相信往生观念算了吧，猪尾巴晃晃悠悠的猪脑壳！从此世到地狱，理所当然地，如还没有宣告的阿房多罗引导的句子：大曰本帝国万万岁！大曰本帝国陆军海军万万岁！（驾、驾、笃、驾）

再来看一首入选《明治流行歌史》中的1894年流行歌“灭茶灭茶调”：日本的自尊心太强了，要帮助朝鲜国，将CHANCHAN打得灭茶灭茶。

操江的捕获太好了，乘上的CHANCHAN十余名，汪汪地哭得灭茶灭茶。

支那的军队太可恶了，军粮不足，进犯牙山，灭茶灭茶。

支那的舰队太笨了，面向日本的军舰，千五百人被打得灭茶灭茶。

支那的士兵太软弱了，日本的士兵一发炮，舰队就灭茶灭茶。

朝鲜的大院君太会卖乖了，置国家的政治于不顾，迅速地灭茶灭茶。

牙山的战争太惨了，猪脑壳被突然袭击，竟逃向我皇军，灭茶灭茶。

猪脑壳太懦弱了，一看到我官军的旗帜，就逃跑，灭茶灭茶。

支那的李鸿章太糊涂了，不能和日本打仗，在天津彻夜饮酒。灭茶灭茶。

支那的舰长太懦弱了，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就献出军舰，灭茶灭茶。

猪脑壳太懦弱了，一看到我官军的旗帜，就逃跑，灭茶灭茶。

支那的李鸿章太糊涂了，不能和日本打仗，在天津彻夜饮酒。

支那的舰长太懦弱了，自己的生命有危险，就献出军舰，灭茶灭茶。

见田宗介这种“灭茶灭茶”曲调所反映的当时日本国民的共同心情作了这样的分析：

陶醉于战胜的国民的这牙中“灭茶灭茶”的欢喜，如果从中国民众方面的屈辱感推测，实在难以面对。但是如果仅仅将此解释为战胜国国民的骄傲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也还只是看到一个方面。自幕末的黑船与不平等条约签订以来，在欧美列强的压迫下，郁积起来的民族屈辱感、不安感、紧迫感，通过将其转嫁给其他民族而好像一举清除掉了，在这里有被解放了的感情的喷发，即便是使人想到像一夜暴富似的卑劣的毫无顾忌的欢喜，也是过去三十年间民族屈辱感的反面的表现。

将曰本自身对欧美列强的屈辱感转嫁到中国的这些拖着“猪尾巴”的“猪脑壳”身上，这一点，如上所述，实际上早就被德富苏峰所道破，即就是要在“征清之大战中”，大大地发泄“五十年来郁积磅礴的元气”，并以此在世界面前洗刷日本的屈辱。

也有不被日本人骂作猪脑壳而被赞扬为英雄的，这便是丁汝昌。铁石浪人创作有一首《丁汝昌》（欣舞曲调）的演歌歌词，曰：

花落还留香，人死且惜名。堂堂五尺男子汉，何可计瓦全？

好个丁汝昌，北洋舰队长，惨遭我军腹背击，四面楚歌扬。

顿足蹴屈色，镇远破恶浪，死守弹丸刘公岛，剑折弹尽完。

古今悲末路，白旗揭伏降，为救生灵出涂炭，仰毒豪气胆。

继而张文宜，更有文步蟾，以身殉职知国耻，可怜敌将亡。

泪为英雄洒，吊炮即向海疆，康济载誉都督魂，壮烈至美叹。"

而且从浮世绘画家水野年方（1866—1908）于1895年所绘《清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全灭遂提督丁汝昌我海军敌不能于官宅自杀图》，生动地描绘出了丁汝昌临危不惧的英雄豪气。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演歌的歌词中虽然将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视为英雄，但毕竟是日本的降将。歌词的原文直译的话，就是说：丁汝昌鼓励将士“最后死守弹丸的刘公岛和蕞尔日岛十余日，如今剑折弹尽，末路悲惨，古今之习，举起白旗降伏，见到数千生灵得救有望，才觉得万事皆休，便勇敢地服毒自杀，继而殉职”。就是说，认为丁汝昌是先投降而后自杀的。这种观点在日本比较流行，如/J、西四郎就指出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将全部战船和炮台、兵器交出，而代之以要求保证兵员的生命安全，这一要求被允许之后，承担战败的责任而自杀了。”而一直关注汝昌自杀之谜并有深入研究的戚其章，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丁汝昌先投降而后自杀的“已降复死”说为虚妄之说，坚定地主张丁汝昌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坚持了民族大义，没有动摇降敌；他是在对陆上援兵绝望之时，被迫自杀殉国的；投降是在丁汝昌死后，洋员马格禄、浩威、瑞乃尔等与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晒合谋，伪托丁汝昌的名义进行的。

《清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全灭遂提督丁汝昌我海军敌不能于官宅自杀图》

丁汝昌画像局部漫画

这里介绍一位明治时代活跃的讽刺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小林因寄稿给片山潜为主笔的《劳动世界》，也萌发了社会主义思想，由此被认为是在19世纪末较早吸收新时代思想的日本画家。小林的讽刺画从整体而言，或许的确具有“反权力、反体制”的思想特点，如在1899年1月15日的《劳动世界》上发表他的漫画“资本家与职工”上就题写了“资本家榨取职工的膏血而开酒池肉林之盛会”。

小林清亲自画像《据国史大辞典》

他的非凡的绘画表现才能，在甲午战争期间也为在日本丑化中国的普及化发挥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由他作画、骨皮道人作文的系列锦绘漫画《百撰百笑》。“锦绘”是日本浮世绘多色印刷的木版画的总称。1765年由铃木春信等始创，印刷得像锦缎一样美丽，后来成为浮世绘版画的代名词。“百撰百笑”的日语发音与“百战百胜”同，取其谐音，通过文字游戏来加强讽刺效果，也是该系列漫画的特色。“百撰百笑”中又分为“社会幻灯”和“日本万岁”两个子系列。清水勲在《小林清親／諷刺漫画》中的“小林清亲漫画·讽刺画作品年表”中将“社会幻灯百撰百笑”列为1894年的作品，而将“日本万岁百撰百笑”列为1904年的作品。但是在15年之后出版的清水勲编写的《近代日本漫画百选》（岩波文库，1997年）中将“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系列改为1895年（该书所收《近代日本讽刺画史年表》，第268页）。小西四郎所编《錦絵幕末明治の歴史日清戦争》中收录四张“日本万岁百撰百笑”，解说为1894、1895年作，两张“社会幻灯百撰百笑”解说为1896年作。下面列举几张，将骨皮道人的说明文字全文翻译出来小林清亲绘资本家与职工 骨皮道人的说明文字翻译得到了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中国学科的山口谣司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举7张漫画，其中《赶时髦》出自清水勲的《小林清親／諷刺漫画》，其余均出自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西垣文库，连同漫画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第一，《厚脸皮》谈到脸皮厚与不厚，大概世界上没有如此厚颜无耻的家伙，不知羞耻，不懂体面。脸皮有千层厚，就是这些家伙。其癖好是不止两次三次地撕破脸皮，古话说“脸皮撕一次厚一层”，一般也许是越撕越厚。那么，好吧，这回稍微换个方法，从一边开始用刨子来刨……到这里，因为这家伙有瞧不起人的讨厌癖性，先将其眼珠子削掉，然后再将其高傲的鼻子削去吧。唉，这家伙总是将牛皮都要吹烂，这嘴也得刨去。这样反复地刨，就是再没有感觉，到这时也能看到有些受不了了。

“啊啊，疼啊疼啊，就到这里，饶了我吧……”

“呀，还不能容忍。”

“那么请完整地保留这一边的眼睛不要刨了。”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

“想要干什么？”

“好了，因为这样就是比你差一等了。”第二，《颤抖的退将》只想着蒙骗军饷，不得已而出来的清将，口头上虽然想说得很强硬，其实风声鹤唳，吓得发抖，牙根都打颤。

将：“尔尔……等振作一些，振……振作！说日本兵……如何……如如……何强大，跟着老……老子，就……没事。前……前进！前……进！这……是什……么。好可怕，啊，走不动了……

你你们这些怕死鬼，这这样没没出息！能能迎迎战日本兵吗？老老子在在此，就没没事没没事事，冲冲啊冲。”

战战兢兢地发着号令，士兵觉得不可思议。

兵：“长官，您要别人冲，怎么您自己在发抖？”

退将（“退将”日语发音与“大将”同，故意写成“退将”）以机警的声音说：“什什什什么？老子这是临临临临临阵威威风！”

第三，《所向无敌》日本兵：“大连湾到手了，以后马上就是旅顺口，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山东”日语发音为さんとう，与“三度”日语发音さんど接近）。当然山东（图上的“山灯照”日语音读与“山东省”相同）也会变成我们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无敌吧，无论如何要乘胜前进，到荣城、荣城。”

小林清亲绘 資本家與職工

第三，《所向无敌》日本兵：“大连湾到手了，以后马上就是旅顺口，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山东”日语发音为さんとう，与“三度”日语发音さんど接近）。当然山东（图上的“山灯照”日语音读与“山东省”相同）也会变成我们的。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这就是所谓的所向无敌吧，无论如何要乘胜前进，到荣城、荣城。”

外国人/日本，你厉害。支那不行，软弱，输了。太令人吃惊了！吓得走不走不动了。”

不知义理，不懂人情，利欲熏心，俗不可耐。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也就不懂学问、不识文字、不知礼义、不懂规矩。忠君爱国从来不知，也不知富国强兵，甚至不懂国家的耻辱。不知羞耻，不知外面的世界，说他是奴隶也不生气，嘲笑为猪尾也不在意，与畜生、虫子一样，总是咕咕容容、密密麻麻、咿呀哎呀地，无论如何都难以处理。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厚脸皮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颤抖的退幕

曰本兵：“什么，不会要你们性命的，安心地照旧‘点火，就行，因为‘点灯，不杀人。”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所向无敌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四方告急

第四，《四方告急》可以说国家混乱了就会有紧急情况出现，这没什么，但是四面八方都来告急，紧急报告太多了，手脚忙不过来，眼睛都转晕了。

“告急，告急”

“哎呀，太闹腾了。稍微安静一会儿！……难怪，平壤输了，黄海也有四艘军舰被击沉。义州被赶出了。九连城也被占领了。奉天府也堂堂地成了日本的了……呀！这些家伙都说什么。都是报告打败仗的事，这叫什么紧急报告！偶尔也说些胜利的事！下次说胜利的情况！”

“这可麻烦了。啊，有！有！”

“对吧，就是。快说胜利的消息！”

“唉，首先是输给日本兵，正是遗憾，我们的士兵太弱了。食不果腹，太饥饿了。脑袋被砍了，太痛了。还有，痛苦、悲惨呀。”

“去去去，这家伙说什么呢。没有这等事，战斗不是胜利了吗？”

“不，这里没有侦察兵。”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地狱之大繁盛

第五，《地狱之大繁盛》自CHANCHAN船在丰岛海有一艘沉没以来，阎魔大王就夜以继日地调查：“这位叫什么？”“我是淹死鬼。”“下一个？”“我也是淹死鬼。”“下一个？”“我也一样。”大王整整淹死鬼就连写了七日七夜。这种调查还没完，又有来的，马上，从成欢、牙山来了几千。这一起还没查完，这次又从平壤来了几万亡灵。之后又不断地从黄海来几百，到底有多少CHANCHAN？不该处理这些CHANCHAN。连阎王老子都感到吃惊！

鬼：“还说什么忙不忙的，死者这样不断地蜂拥而至，地狱开辟以来也是头一回见到。战败而来的家伙，都是猪脑壳。为什么猪脑壳就得这样去死呢？”

阎王：“因为其国家的名字就叫死国！”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猪的困惑

第六，《猪的困惑》蜻蜓（日本国家自古有“蜻蜓洲”之称）：“怎么样？被追逼到如此程度，即便如蛆虫一样的傻瓜，也会多少有痛痒的感觉了吧？也许面貌还是那么傲慢。到这一地步，是煮着吃还是烧着吃，这是我们的自由了。”

猪：“这个，要追究起来，我只要尝彼之鸡，即可满腹，极端的错误呀。不仅如此，还将羽翼伸入世界，将大人您错误地看成弱者，要与您过招，我是千错万错呀。肯定是惹您生气了，不论怎样的检讨书我都愿意写。这次无论如何都请求高抬贵手。只求救命。”就这样顿首再拜，放下尾巴，道歉。

法国的蜂：“这是不错，对我们怎么办？”

俄国的蜂：“还有对我们呢？不赶快处理好，就是这一剑刺过来。”

猪：“真是祸不单行（原文为“この泣っ面の所へ”。日语中“泣っ面に蜂”是成语祸不单行的意思），这样四面八方遭受攻击，哎呀，不知究竟如何是好。

第七，《赶时髦》连支那本国都被各国笑话为野蛮、未开化，至于台湾人，当然可以说是人与猪的杂交儿，这回因为重新作为日本的领土，自由的空气飞快地弥漫开，开化之风迅速吹进，就像年末大扫除与婚礼被安排一同来到一样，这里的人民还一时在发愣而狼狈，渐渐地随着对日本的感激，有心人想要尽早变成日本式的，而放弃猪尾巴式的生活。就像其圆汤勺变成了蛙形一样的人物，层出不穷。其中也一个喜欢卖弄自己的男子叫“东变朴”（“东变朴”的日语音读与“唐变木”相同，是骂人的话，蠢货、木头人的意思），带着爱妻出来摇摇摆摆地阔气一番，连脚上长出来的肉刺都全然忘记了。这里那里到处乱走，他的朋友“污丹珍”（日语音读为おたんちん，是骂人的话，相当于蠢才、呆子）见了大吃一惊，说：“我还以为是纯粹的日本人呢，原来是东变朴君，……呀，太时髦了。”甲午战争中包括新闻报道、各种论说、流行歌曲、漫画以及演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在内的舆论宣传工作，无论是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展开，还是文人、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对日本国民意识的统一和国民国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上述歌词和漫画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某些写实的因素，而更多的叙事细节是来自作者创造性的想象。这种形式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认识深深地铭刻在国民的心里，对中国的蔑视和丑化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与松浦玲先生商榷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与松浦玲先生商榷日本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概括而言，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到渐行渐远、离心离德以至于兵刃相向的过程。

一些学者本着善良的愿望，力图寻找并论证在这个过程中所存在着“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的“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具体到对中国认识上，如主张亲善论的中村正直，其以“国际和平主义为基础的兴亚思想”，与那些以侵略扩张为目的兴亚论根本不同，但是在明治日本也是属于极端的少数派。他作为汉学家，其影响有限，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去世了。除此之外，有影响的人物就没有了吗？我也一直在寻找。读到松浦玲所著，有一些兴奋，也有些疑惑，就记下这些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引起的兴奋与疑惑作为本书的结语吧。

小林清亲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赶时髦

甲午战争中包括新闻报道、各种论说、流行歌曲、漫画以及演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在内的舆论宣传工作，无论是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展开，还是文人、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对日本国民意识的统一和国民国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上述歌词和漫画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某些写实的因素，而更多的叙事细节是来自作者创造性的想象。这种形式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认识深深地铭刻在国民的心里，对中国的蔑视和丑化由此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结语：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想到的一一与松浦玲先生商榷

日本的中国认识与行动选择"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概括而言，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到渐行渐远、离心离德以至于兵刃相向的过程！

一些学者本着善良的愿望，力图寻找并论证在这个过程中所存在着“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的“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些思想“从未成为影响时政的思想主流”！，才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具体到对中国认识上，如主张亲善论的中村正直，其以“国际和平主义为基础的兴亚思想”，与那些以侵略扩张为目的兴亚论根本不同，但是在明治日本也是属于极端的少数派。他作为汉学家，其影响有限，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去世了。除此之外，有影响的人物就没有了吗？我也一直在寻找。读到松浦玲所著《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有一些兴奋，也有些疑惑，就记下这些由胜海舟的中国认识所引起的兴奋与疑惑作为本书的结语吧。

胜海舟像

《海舟遗稿》书影

胜海舟（1823—1899），生于江户，为幕府旗本（江户时代有资格谒见将军的幕臣）之子，通称麟太郎，号海舟，因曾为安房守，又称安房，明治后改为安芳。早年学习西洋兵术而结识佐久间象山等，1853年佩里来航时向幕府提出海防意见，1855年被派往长崎学习海军。I860年，为日美通商条约，作为舰长指挥“咸临丸”横渡太平洋，回国后创办军舰操练所，1864年成为军舰奉行（奉行这一职名指某一方面政务的掌管执行者）、安房守，在神户开设海军操练所，甲午战争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1843—1914）即为该操练所学生。与倒幕军队西乡隆盛等调解实现了江户城的无血开城。维新之后，任参议、海军卿、枢密顾问官。是日本近代海军的缔造者。著作有《开国起原》、《海军历史》、《吹尘录》等，后人整理的谈话、语录有《冰川清话》、《海舟座谈》等，著作被辑为《胜海舟全集》。

根据松浦玲的研究，作为“明治人”，胜海舟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他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一是他反对1894年的日清战争。他认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相对应，是主张在亚洲站稳脚跟的“亚洲联盟”论者。通过对胜海舟反对明治政府出兵台湾、反对征韩和自始至终反对日清战争的“事实”的分析，松浦主张像胜海舟这样虽然主张“破坏中华帝国体制，但不主张劫掠或侵略其解体的部分，这种立场"应该给予相应的历史地位”！。这种呼吁是很有意义的。

所谓兴奋与疑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谈。

一、所谓胜海舟自始至终反对日清战争

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的重要证据，是他在开战时的一首诗：

邻国交兵日！

其军更无名，

可怜鸡林肉，

割以与鲁英"。

松浦引用当时处于外交中枢的林董的回忆：“此次战争，如果仅就事论事的话，是颇为无理的，胜安房亦以无名之师而论之。”认为林董能够理解海舟的“无名之师”之说，但是出于巨大的有形无形利益的考虑，而不顾道义发动了日清战争。由此，“放弃了对清国或中国人所怀的畏惧之念，而以侮蔑感取代了。”接着他这样评价胜海舟：

他从幕末以来一贯是亚洲同盟论者。一直维持着以东亚三国的团结扭转欧美侵略的原则立场，没有与清国对立而置身于欧美一方的思想。因为站在亚洲一方，他在事前提起要注意，说兄弟吵架而即便日本赢了，英国和俄国可能钻空子，到战后，他还反复强调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对中国和朝鲜的敬畏，在战前、战后都没有改变。

为什么胜海舟认为出师朝鲜是“无名之师”？松浦玲引用胜海舟1894年7月16日的一份上书草稿来说明。此草稿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清朝的出兵朝鲜，非“清帝之兵”，即不是“清国的正规军”，而是“宰辅之手兵”即“李鸿章的私兵”。他分析说：“将清朝的军队理解为李鸿章的私兵，将李鸿章派遣的军队解释为私自的援助的话，那么以对应于清国军队的出兵、在条约上被承认的对抗措施这种名分而派出的日本的军队，其名分就要失去了一半。”进而，其所引手稿中还说道：

呜呼！出兵朝鲜之清军，为该国宰辅之手兵，非我王师之匹敌。彼若加以以无礼骄慢，将可以讨罪。然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于此小事上争雌雄。

对此，他解释说：“这就是说，日本虽然不应该出兵，而现实是已经出兵了。但是，即便发生冲突，也必须将其限于私斗。因为对方是私兵。万一弄错了，也不要将他们视为清国的正规军而挑起战争。”

另一方面，在此草稿中胜海舟反对应朝鲜内政改革而出兵，因为日本自身的内政都问题重重，因此松浦玲评价说日本对朝鲜之事进行和平忠告的资格都没有，海舟因此继续呼吁作为亚洲国家要相互协助。草稿中说：“为向朝王说明派大使去，以邦家之前途、宇内特别是亚洲之形势，恳笃说论，要以协力同心为先务，此等事情，彼非不解。”“我不以此理相忠告，非邻邦交际之实谊。”

综合以上两方面，松浦玲总结说：

海舟反对朝鲜出兵。反对出兵的日本军队与清国军队的冲突。

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干涉朝鲜的内政。即便是和平的，也反对以先辈的架子进行忠告。必要的仅仅是提倡同为亚洲国家的协力关系。总之，这时政府与军部所作的一切他都反对，与他所认为必要做的方向完全相反。

松浦玲所列举的胜海舟在战争发生之后还依然坚持反对战争的两个重要例子，一个是1895年2月胜海舟的一首诗，诗中写道：

再云出师，

要路亦不怿，

病卧数阅月，

果知无筹策"。

还有一个例子是1895年7月31日福岛县的福岛第一小学的三浦熊吉受斋藤一郎兵卫的委托，拜访胜海舟并请他为安达郡太田村题写村里所建战胜纪念碑的篆额。三浦这样记载海舟的谈话：

说什么为朝鲜独立、东洋fP平而战，战争胜利了，钱却没有了，人民骄傲了，支那为外国蚕食了。朝鲜独立了吗？日本的人民都是些大笨蛋，被外国当做笨蛋了。这么小的战争胜利了就如此大欢喜，其心胸之小，真不值一提。我一开始就小心地提醒不战的好，但是不听，还是战了。战到后来难以收场了，政府的信用没有了。还是我告以先见之明。现在日本没有高人。人民为这些笨蛋所建立纪念碑什么的，我最讨厌了。然而为愚蠢的政府而先战死者真是可怜。为国家而死实在令人钦佩。

综上所述"我们不怀疑胜海舟的“无名之师”以及对出师非难的良好初衷，但是随着战争已经成为事实及其战争的进展，坚持说他还是反对战争的，是否会有些牵强？如上述“私兵”之说，即所谓“不可以此兵为清国国军”显然是掩耳盗铃。他对战争的支持态度，也有歌为证。如他特意作了三首和歌题为《送山县将军》：

勇武之师解逆鳞，盼君早日凯旋还。

鸭绿江上浪花高，精锐猛士气昂昂。

旭日旗帜迎风展，插上高丽长白山。

如《冰川清话》的编纂者吉本襄所言，此歌“意气昂然，为真适合征清饯行之作”"。开战时的“无名之师”到这里变成了“勇武之师”。将中国和朝鲜视为“不服从的仇敌”，鼓励日本的“勇武之师”跨过鸭绿江，将日本的旭日旗查到长白山上，可见其气概非同凡响。

还有，他在和歌的题目中直接用“征清之师”，用和歌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而将所谓“私兵”的借口抛到脑后，该和歌的题目是《闻辽东之地，入冬则冻寒不可喻，怀征清之师而作》：

厚检重叠人不知，风刀霜剑夜未眠。

还有比如对从外交上极力促成甲午战争的陆奥宗光，1897年胜海舟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写了两首和歌来表示哀悼：

愚妇莽夫亦有死，草革裹尸报皇恩。

一叶飘零而知秋，数此落叶独伤神。

胜海舟此时也渐入老境，而且大概也想到这些年有栖川宫炽仁亲王（1835—1895）、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1895）等相继去世，加上对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政府的不满，得知陆奥宗光这位曾经在自己门下（神户的海军操练所）学习过的“淘气包”也去世了，他曾经回忆说虽然陆奥不像他的同学伊东祐亨那样时常来看望他，甚至到死都从来没有来看望过，但他还是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本来就是才子，很有办事能力，也是一世之人杰”o同时也指出他适合作幕僚而不适合当统领，感叹要是他能够在大久保利通属下的话，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上述哀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陆奥在日清战争中的表现，但是，就其在日清战争中为国家“鞠躬尽瘁”的“事实”，再联系到哀歌中的“草革裹尸”这一象征着誓死尊皇的有名典故，也可以理解为对陆奥“功绩”的肯定吧。

在战争期间，最能够反映他的态度的，寡闻所及，要算他在1895年1月给伊藤博文总理大臣的《愚存》，其全文如下：

战斗的胜败在于能投军机、使将士保其英气。现在战争巳经经过七个月，每战每胜、军机不弛，是由于将帅得其人与士兵之忠勇。

现在冻寒之际，衣食不适度，病卒日增，国内之民众渐唱异议，或恐军机生松弛欤？其机既动，诚为可恐可忧之极也。仰望将帅能明察其先兆，士兵愈益鼓舞振作其勇威，内阁大臣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应问心无愧。

近来上下唯汲汲于善后之策，善策之案穷出而其机巳过，尚有何益？仅徒生纷纷议论而巳。

开战既阅数月，未必无成熟之机。我非谓倾向于和战某一方，其进退驱Q在大政之掌中，若有可乘之良机，不可失也。机会一失再失，则难易之地位转换，不难预料。

众人皆知事后之了结不易，故稍有心者窃愁于此。此风若波及民众，终将产生军机沮丧。

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形成今日骑虎之势。窃窥众心渐生倦怠之色，犹如求醉后一掬之水。当此之时，使国家安宁乃大政之要点。事业虽可属于武人，如其战和如何、善后之策如何，则应属于内阁大臣之决断，自不待言。故内阁大臣应挺身而出，痛痛快快而义无反顾地决定善后之策。若悠悠然等到兵机沮丧，则不可挽回。百事蹉跎，岂在计策之立与不立？所分之难易唯在先机与失机，岂论区区策略？确乎唯在勇断实行而巳。老朽之浅言固不足釆，唯知不可默然于此时节，书微衷之所在，呈于左右。谨言。

以上整篇文章，很难看出他一味地反对战争的态度。相反，他开篇便是对持续七个月来战争每战每胜的经验总结，即将帅得其人，士兵忠勇，这毋宁说是对战争的肯定与赞赏。但是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加上天气恶劣，他出于对军；^、民心的体恤和忧虑，希望内阁总理大臣能够当机立断，决定善后之策。他表示不站在主战与主和的任何一方，对于主战者，他鼓励在外的将帅明察先兆，士兵振作勇威，奋勇杀敌，而国内的内阁大臣则要承担“革新民众之志向而消除其倦怠之念”的责任，做好后勤保障；对于主和者，他则强调民心有怠倦之色"希望给沉醉于欢庆胜利的时势泼一盆凉水，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危险的“骑虎之势”，必须不失时机地走出困境。这种“骑虎之势”是怎么造成的？他明确地指出是由于“武人无智，有智无勇，两两相倚”而造成的。整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政府的不满与忠告。

能否笼统地说胜海舟反对日清战争，看来还值得探讨。！如果说“胜海舟不是担心败给中国而反对战争”，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对中国友善而反对对中国的战争呢？我认为也不是。比如，到战争发展到有“讲和”的动向之时，他反对日本方面坐等清政府派遣的讲和使到来，而主张日本方面主动的“自行去天津直接进行谈判，亦无任何忌惮”。他说：“支那人虽说愚顽，如果以诚意与信仰来解释光明正大的道理与东洋的将来，难道不能使之一旦贯通而觉醒吗？”显然他认为“光明正大的道理”是在日本方面的，而此时他心目中的“支那人”无疑是需要先觉的日本人去加以开导才能觉醒的。当然，联合亚洲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因素不可否认，但是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的批判。如上所述，他将日本国家与政府区别开来，对为“愚蠢的政府”而战死者表示可惜，对“为国家而死”则表示可敬。其态度可见一斑。

二、“尧舜的政治”真意何在？

对照松浦玲的《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关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冰川清话》中有以下两处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处是这样的：

支那人毕竟心境宽广。在日本说战争胜利了，虽然兴奋得狂欢大闹，但是支那人，换了天子了，战争失败了，这些事几乎就如同马耳东风。不管是改换了天子，还是日本战胜了，这些都无所谓"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不管是一个朝廷灭亡了另一个朝廷取而代之，还是国家灭亡了成了他国的领地，整个社会还是保存着旧态。其社会，与国家的兴亡没有任何关系。

尽管如此，如果日本人因为战胜了而过分逞能，今后将会有好看的。即便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而如果在经济上的战争中失败了，国家也是无可奈何。这种经济上的战争，我认为日本人远不及支那人，为此我暗自担心呀。

支那人将一国的天子与代管人一视同仁。只要对地主无损害，多少次变换代管人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开国以来，有十几次改朝换代。因为是这种国体，对战争极为不利。所以日本人才在最近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输掉战争的，只是代管人，地主依然什么也没有变化，这一点不能忘记。

为了“美化”上述“代管人”说，《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特别引用了含有“尧舜的政治”这一词语的胜海舟的谈话，即：

所谓尧舜的政合，就是这种代管人政合。因此支那人不管是满人作天子还是外国人作天子，对此都不闻不问。榻榻米也不时地替换，租金便宜，还对房子进行维修，这样的房主最受欢迎。因此香港被英国所夺，安南为法国所取，最近肢州湾被英国所占，都无所谓。因为结果用外国的钱来修路、建学校、警察医院都很完备，而实力实权都支那人掌握着，这种计划，就像是利用别人的东西做事。看吧，无论是香港、肢州湾还是新加坡，不都是支那人掌握着实权吗？这样，就与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

支那人自古以来作为民族而发达，是完全不重视所谓政府的人种。这即是尧舜的政治。对支那不能很好地理解这种要领的话，将会有意想不到的失败。"

第二处《冰川清话》中的引文与第一处的相关，是这样说的：

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

虽然有支那被德、俄所困而早晚将要灭亡之类的说法，但决无此事。如肢州湾、三沙澳（三都澳，又名三沙湾，位于福建宁德市东南部）这样的地方，连我家庭院一角上的垃圾堆都不如。在总体上将支那和日本一视同仁就大错特错了。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而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政府之类，怎么样都无所谓。只要对自己有利，支那人就满足了。清朝的祖宗打过井，连这样卑贱者的子孙也拥戴而不介意，可见支那人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因此是德国人来代替爱新觉罗氏掌握政权，还是俄国人来施政，对支那社会不会有丝毫影响。德国占领肢州湾，英国占据三沙澳，支那人认为是雇进了坚固的门卫，也许反而会高兴呢。

虽说德国占领了肢州湾，支那人与日本人不同，没有任何骚乱。长久地拖延，然后支付赔偿金之类。上海、新加坡、香港，实力都在支那人手中。对于德国的这种小骚乱，很难惊动。

我们先来看看松浦玲的解释。他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文中出现的“尧舜的政治”一词。他是这样来评价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

对于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而言，“尧舜的政合”是最高的赞辞，海舟也不例外。海舟谈这些的对象，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中，因为汉学的教养是不可缺少的，举出“尧舜的政合”来说的海舟，绝对不用担心会被误解为这是侮蔑中国人。这是海舟对“支那”呈递的赞辞，听者也是这样接受的。

同时，他也顾及到中国的国民感情，论述说：“从中国的nationalism来看，这些言论像是难以容许的，但海舟并不是侮蔑、轻视中国来说这些的。毋宁说是怀有畏惧之念来谈的……”他还提到在海舟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时，说到“日本是堂堂的国家”，认为应该将“堂堂的国家”作为反语来读，与海舟所说到“天天在讲所谓大义名分这些愚不可及的空论的日本”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堂堂的，变成了讽刺。就此谈话的文脉而言，这里如果不是讽刺乃至揶揄的话，则文理不通。因而与之相对的‘仅仅是人民的社会，是包含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厚与强劲的洞察的表现。”

对于松浦玲的上述解释，不能不心存疑虑，特别是对“尧舜的政？台”的解释。我们先撇开“尧舜的政治”来看看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对中国认识的要点，这很容易使我们回想起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即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视朝廷为逆旅，因此也就没有忠义之心、爱国之心，只知道经营私利。尾崎也强调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无论中外贵贱，什么人都可以君临其上、可以当皇帝。这些特点，在上述胜海舟的谈话中都有。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也提到最后一点，不过他是由此t推出中国人具有“山贼般的侵略根性”，而胜海舟由此t推出中国人对战争极不适应，得出中国社会停滞与保守的结论。

这些特点与“尧舜的政治”是否匹配呢？先来看中国汉学传统中对“尧舜之治”的理解，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主张性善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孟子•滕文公上》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L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売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売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那么，“売舜之治”的用心是什么呢？《大学》作了简明的回答：“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再看一个反对儒家学说、主张“绝圣弃智乃天下大治”的老聃对“売舜之治”的理解。《庄子•在宥》中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鲅，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这些经典应该是“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很明显这与胜海舟所谓的“代管人政治”有天之。

胜海舟所说的那些特点与日本汉学家所言“尧舜的政治”有什么相关性吗？远的且不说，就举胜海舟本人十分推崇、而他自己也志在“明尧舜孔子之道”、“布大义于四海”的横井小楠来说，胜海舟在论及与横井小楠的关系时曾说，自己“从美国回来时，（与他）谈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他常常是闻一知十的样子。说过‘哈哈！那是売舜的政治啊。横井小楠于I860年写的《国事三论》在论述“万国形势”时虽然论及英国、俄罗斯，但是重点讲到美国，说：“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因天下之惨毒莫过于杀戮，故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二、求知识于世界万国，以裨益治教为务；三、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而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专以公共和平为务。以至于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凡地球上称美善者悉取而为吾所有，弘扬好生之仁风。”横井小楠认为这些“殆符三代之治教”！！而胜海舟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特色，很难以使人有美善之感，也与1865年横井小楠在《沼山闲话》中所强调的“尧舜三代之畏天经国”"的用心格格不入。

那么，胜海舟这里的所谓“代管人政治”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相符呢？胜海舟的政治思想这里不可能详细论及，仅就其要点而言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两点：第一，强调正；诚意，而反对法律万能主义。他说：“政治家的秘诀，没有任何别的，仅仅在于正；诚意四个字。根据这四个字去做，不管是怎样的人民都应该没有不心服的；不管怎样无法的国家，都不会无故而发生暴乱。”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第二，重视经济基础。他说不论你怎样熟悉治民之术，因为人间万事以金钱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无论出现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也终究无计可施。”第三，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的统一。强调志士要以身许国，治理社会要有宽宏大量，但不能八面玲珑。说“如果尊王心与爱国心不一致，不能举尊王之实。”他以“从二位勲一等的伯爵”身份，强调“脱离人民而提倡尊王，原本就是本末倒置”。仅此而言，这些也与他所说的“代管人政治”毫不相干。

总之，不关心国家的兴亡，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能够满足，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以外国的侵略为耻却反以为荣，胜海舟将中国的这种状况说成是“尧舜的政？台”，而松浦玲坚持认为这里的“売舜的政治”不是对中国的侮蔑和轻视，而是对中国的“赞辞”，这是否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且另当别论，我想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也会觉得荒谬。胜海舟在这里要讽刺和揶揄的或许不是“堂堂的国家”日本，而正是以“売舜之治”作为核心文化价值的中国。尽管如此，诚如松浦玲所言，他的确“还有畏惧之念”"至少他担心“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之后，“经济上的战争”恐怕失败！！

说到经济上的事，顺便可以看看他对古代中日关系中相关历史事件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认为：日本“在过去，经济上是以支那为师傅的”"。具体而言，他对足利义满的评价值得注意。他说：“总体而言，我国的金币始于足利时代，是义满这一英主与细j|丨赖之这一豪杰两人顺利地笼络了明朝，表面上接受日本国王的册封，这样取得了金币的本钱。后世这样那样评价义满的家伙，毕竟是些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的庸俗透顶之辈。这时所笼络到的金子和太阁征伐朝鲜所掠取的金子，两者至此成为日本金币的基础。”X对此，他还说：“所说历史学家对足利义满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进行了极力攻击，我不是对义满作任何辩护，但是不要忘记他接受册封的虚名是出于获得实际利益的考虑。他向明朝低头，也就因此而不客气地请求赠予永乐钱，这样看来，他也够狡猾的了。”就是说，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那些虚名或空论是次要的。

三、胜海舟与丁汝昌、康有为

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还表现在他对丁汝昌的评价和对康有为的劝告之中。

1891年7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7艘军舰访问日本时，据《冰川清话》记载，丁汝昌到胜海舟家里访问，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以提督之礼招待胜海舟参观了军舰，丁汝昌读过胜海舟的《海军历史》，被胜海舟引为“海外一知己”，并赠给丁汝昌一首和歌和一把宝剑。因为这种关系，他说：“日清战争时期，心里总想着北洋舰队，虽然是敌方，也注意其消息。而且因为那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过去曾在我神户开的塾中学习过的缘故，在这难逢的灿烂人生舞台上，想着如何为日本海军的名誉及他自身建立功勋，当时我的心中既想着这边，又想着那边，几乎肝肠寸断。”在他得知丁汝昌自杀的消息后他作诗一首以示纪念，诗题为《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都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叹数时，作芜诗，慰其幽魂'

伊东祐亨像

忆昨访吾庐，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诚忠，懦者闻之起"

君固识量洪，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美名照青史。

胜海舟还写了一篇《吊丁汝昌文'记述其自杀经过以及他的评价，赞扬其“终履将帅之道而死，可谓有古英雄之风”。但是这篇文章对丁汝昌的自杀经过的描写值得注意。文章开篇写道：“廿八年二月十六日，丁汝昌以其所率领的军舰，以降旗向我投降。论其可否得失，而欲听我之意见。我以默识而未答。其后，以两三日，闻丁完成降伏顺序，自刃而死。我闻此讯，思彼之心里，叹息数时。”这里与前述铁石浪人所仓彳作的演歌《丁汝昌》歌词一样认为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丁汝昌服毒的时间是2月11日晚，戚其章查到《丁氏宗谱》，其记载丁汝昌是“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即公历2月12日早晨7时许。丁汝昌死后，北洋舰队“广丙舰”舰长程璧光去向伊东司令官递交投降书。14日，牛昶炳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

胜海舟对这种先投降后自杀之说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丁汝昌的这种处置，是“失去战斗力的舰长应该采取的模范”行为，并为他解释说像丁汝昌的境遇，数年来苦心培养的部下可以作为将来支那海军的要素，有两百名秀才，还有给人找麻烦的所雇用的洋人，必须对这些人有所安置。如果说奋战到死的话，已经有十年素养的两百名海军学员必将被杀，如果投降的话，自己的良心无论如何不允许。为此丁汝昌深思熟虑，只以支那海军的将来为重，也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出于对所雇用洋人的义理，而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生命和军舰作为牺牲，其心事，实在令人怜悯。

另外，他还从丁汝昌身上感觉到从容就死的大气，认为这是“支那人的美风”，但是他接着说：

这种美风表现在万事之上。如在日清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旅顺口、威海卫等要塞全都落入日本人之手，即便如此，其国民完全不在乎，一点也不吃惊，人们会笑其感觉木然，大国民的风度，反隹彳在其中得到认可。

丁汝昌也什么时候对我这样说过/我国与贵国相比，万事都进步迟钝，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开始动起来，决不退步。”支那的可怕之处，实际上就在这里。最近的战争虽然顺利地战胜了，如果将其长处和短处综合起来考虑，我担心将来呀。

这里顺便可以想一想，所谓“大国民的风度”是真心的赞美之词吗？就如同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一样，胜海舟对中国的认识，也与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一样，往往是“寓恐惧于轻侮之中”！

我们再来看看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

1898年10月27日，宇佐稳来彦（1872—1934）来访胜海舟，谈及从中国偕康有为来日本的情况，并请求胜海舟能与康有为见面。11月，胜海舟收到康有为来函，恳切请求会面。"12月，康有为访问胜海舟，谋求借助日本之力以实行清朝之革新。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亡命日本的情况，线索大体明朗。但康有为与胜海舟的交往，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康有为致胜海舟的信函亦未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康有为全集》中找到。松浦玲在其《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论及胜海舟与康有为，对于研究中日近代化走向提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这里围绕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做些简要的说明。

岩本善治（1863—1943）将《与康有为书》收入其所编《海舟余波》时，有如下说明：

明治三十一（1898）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草。康长素之来，举国无不欢迎，志士多慷慨而谈。独先生对其提出忠告，恳切热诚。长素遂怒，怫然而去。先生其后语其同伴者宇佐稳来彦曰：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即载一书相赠。北泽正诚氏译之，而致宇佐君。

胜海舟的忠告究竟如何？且将其《与康有为书》"全文译出如下，以资探讨。

康君足下，近日枉驾惠赐亲书，多谢多谢。夫西洋各国东渐之形势既起于三四十年前，当今其实际历然显现，其着手固及根底。亚细亚洲中，物产之多、土地之广大者，以日清两国（“日清两国”《海舟余波》版为“清国）之交易交通为第一。其他寥寥者，岂能堪同各国之融通？

熟察各国之所策划，其规模之大、动手之永续，以俄国为第一。故各邦隐然联合力图防止，终究不可能也。譬如近来我朝鲜事件，为此而国币空费，全国疲敝，且谤议盛行，纷纷扰扰。深入观察，不过为了给俄国以好机会也。急躁浅虑之所致欤？

东洋诸邦，如着手了悉风化之所波及与政革（“政革”，《海舟余波》版为“改革）之顺序缓急，惟望遁其邦内纷扰而使民蒙其泽。然而，如急躁而误改革之顺序，则内部攻击百出，或将促使内破。如斯之时，徒招来外侮而巳。成何之功？终将与深谋者以可乘之机，后悔而不可及，且国内将愈益紊乱。如此，不能不说是从一开始便无反复考虑之误。

凡亚细亚之诸邦，陷于不及西洋诸邦之姿势者，当其^合为敌视彼，后来发生邦内小纷争，无力制止其纷争，而终至于求助他力，其国随之萎靡。于此，或曰改革派，或曰新进者、守旧者起，邦内愈生大病，同胞相食、相害（“相害）《海舟余波》]为“自取灭亡之类也”）。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是可谓爱国者、大忠者乎？看俄国之东渐，其自初之计划至今巳完成其半。其岁月，数十年百炼不挠，各洲阻碍、合纵连横地暗中阻碍，亦终不能得阻挡，反而以之为先驱。呜呼，可叹哉！（“呜呼，可叹哉！”，《海舟余波》版无。%

深察宇内之大势，非邦内为病之时，且不可为小党派而伤害。

不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其大势，终不能如何（“如何）《海舟余波》版为“宜）。此时肖^世间（“世间”，《海舟余波》版为“万斤）有力者出，只能空为同胞者愤争而告终。譬如顽固者必守旧法，谋求不变，而东亚之大势波及，其不可能巳经洞若观火。及此，与急躁者之破坏殊途同归。此乃志士应深思熟虑之要点也。

我国大异于贵邦也。开国以来数百年，尊奉天皇而民不反叛，仅有之叛民亦因当时执权者倨傲营私而不顾民之疾苦因激怒所发。中世以来变为贵国所谓之封建制，兼并土地人民，侵略邻国土地，有势者恣其生杀予夺之心。根据其领土之广狭，养士民，筑城垒，保护其土地人民。由此，称臣者数十或数百人，其赏罚悉属主权者。总辖此主权者称为大将军或幕府。

近四十余年前，自外交之事兴，废绝武家政治，国内成郡县之势，悉臣从于天皇。此大革命尚日浅，虽未至于完美，及今日之形势也。故我邦之改革及其他，或有大异于贵国之国势。因而难易与着手顺序，难以详悉于他人之明，原因在于其大体形势之异也。

我国民性格剽悍勇猛，乏于远图之识，临事而易激怒，忍耐力弱，轻死、小节以义而疏于大节，此往时武士道之遗传也。以上为我国形之也。

凡临大事者，不可倚于他人，是可靠者不可靠。且如倚于他人，易失其机。如轻举急躁，则易蹉跌，岂可谓适大事乎？

观察宇内之大势，深谋远虑者终得其志。其他则自失自败，不过为深谋者创造其地位而巳。至其自败之极，空生鹬蚌之悔，亦何所及？亚细亚诸邦与西洋各国之交通至于今日，无不使其内部纷扰。其原因，自失自败，且误其机，以至于不可挽回，皆同一辙。此彼之所长而为我之所短也。足下请深虑。再拜。

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引用了如下一段胜海舟的谈话：

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一起来了。因为那是宇佐带着亡命而来的，所以给予了各种帮助。本来与公使李盛铎等好像也是朋友，但是宣统帝失败之后好像也没有往来了。康、梁都是优秀的学者，但不是政治家。因为想要模仿日本布立宪政体，由日本的援助来谋求支那的改革，遭到大声斥责。说/本来是支那人却不知道支那的长处，哪有这样的家伙？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模仿日本的立宪政治之类，没有这样的傻事。支那的豪杰来日本，不要太骚扰了，静静地驾临吧。而且借助外国的力量进行本国的改革之类，简直是荒谬丨日本幕末之际一些人也有这种错误想法，真是毫无道理！”真是完全直率的不拐弯抹角的学者。大隈失败而山县出来，充分地拜托康有为的事希望能够出些钱，即便看看外国也可以使之稍微开开眼界。连忠告书都写了，那是北泽正诚翻译的，因为没有什么风趣，让檑原陈政加以订正，由宇佐送去了。“日本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善政的国家，支那有支那的长处。使其长处得以发挥吧。”说到这种程度了。

松浦玲反复强调胜海舟谈话中的关键词“尧舜的政？台”，是要借此提出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胜海舟是反对日本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对海舟而言的明治中期的现实，即便不是心甘1清愿，但日本已经变成了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了。……而中国还没有变成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何止近代国家，连国家都不是。这是包含着海舟的敬意的诊断。一定要让中国坚持守住不变成西洋型近代国家之道！那是模范，日本已经在没有意义的道上迷失了。”^他还特别提到“‘反对中国变成近代国家，这种危险的说法，很容易招致nationalism中国的反对和激怒，但是象海舟那样，连日本这样也反对的话，就能够容忍了即E。不是说日本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还原原本本地处于‘亚洲的停滞，状态；日本持续地高度成长，而使中国维持着源自保护自然的太古的农业的循环。”"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现代化方向的重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虽然意义重大，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胜海舟的问题上来，即胜海舟是不是反对日本成为西洋型的近代国家？他是不是就真的认为“现今的支那即尧舜的政治”？他想要强调的中国与日本的不同究竟在哪里？对此我们联系他的《与康有为书'简略地举例来加以说。

胜海舟以精通经济问题自许，他彳艮推崇岛津齐彬（1809—1858）这位萨摩藩主，说他“既像是开国家，也像是攘夷家。对开国家谈开国，对攘夷党谈攘夷”。务实而通融，可以说也是胜海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以货币为例，在1897年3月起草的给枢密院议长的建言中主张：“往昔海外的交通仅止于支那、朝鲜、荷兰。今则不然，交际通于宇内。国内的货币岂能泥古？国人亦不能泥于旧制度，要眼明胆壮，寻求圆活融通之道。”又说：“大观古今，古者真率而拙，今者巧智而拙乎？古者迟钝而不成大业，今者急躁失措而误事。此乃政官须反复深虑者也。”借鉴古今、放眼世界寻求现实可行的国家政策，是他一贯的态度。早在幕府时代，他就有这种思想。如他在1866年7月11日给横井小楠的信中就附有一篇《自书》中就强调“如果不明海外之实情，而在彼之道、我之道中加以损益取舍"在其大小广狭之处"以事实为标准平心加以处理，恐怕下民将年年岁岁陷于暗昧，势必将出现上下颠覆之状。”！可见胜海舟并非是泥古不化的守旧者，其目的是“对国家好就行”。他将所谓“主义”#“道”都相对化，认为：“所谓主义、道，断定其只不过如Jit，我最讨厌了。即便说道，也有大道、小道，山外有山。取其一而摒弃其他，平常绝不如此。人来了，议论纷纷，说出‘还有这样的情况啊，不争，然后仔细考虑，进行各种比较，认识到山外有山，真是愉快！所谓研究，至死方休，此前就一直是苦学，一日也不停止。”这种态度的确是值得学习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胜海舟特别强调首先是独立，而且还要有特色，反对口口声声讲文明，而实际上对西洋的道理一知半解的人。下面这一段谈话值得注意，他说：

所谓国家，必须要独立，要有些卓绝之处。无论怎么说西洋西洋的，吸取其好的方面，此外还需要有些什么，而这些根本没有。就是说在亚细亚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才——地模仿西洋。西洋规模大、很远大。因为牢固地树立着，别的自然倒下。对付日本等，就像对付孩子一样，一会儿褒奖，一会儿叱责。

日本走上西洋型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迫于国际形势之故。胜海舟引用大隈重信的意见，说道：我国自与美利坚定约以来，与外国交际越来越深厚，以至于彼来我往。当此之时，我邦之国法大行改革，如果不基于西洋各国普通之法，何时才能改变治外法权之法？不然，外人谁会立于我国权之下而接受我之国法？这是不待智者也应该明白的道理。”！可见他并非反对取法西洋，他反对的是因为取法或借助于西洋而妨碍日本的独立。他不但不反对，还曾对西洋的善政充满了羡慕憧憬之情。如在1867年12月18日的《愤言上书》中表示：譬如华盛顿之建国，于天下有大功而不私其职，不失安抚之宜，诚堪羡望敬服。”

因为借外债会对国家的独立造成威胁，所以他特别反对借外债，认为那是大奸臣的做法。他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国体不同，在日本即便是天子说要借外债，也必须制止。如上所述，这样的荒谬的想法他认为在幕末就有。而在他的谈话中提到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幕末很相似，他预言：“看吧，无论是朝鲜还是支那，现在正好和我国幕末一样，贫乏而极度衰弱，到了向外国借债的程度，今后肯定会招来祸端。”在内外交困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还会真心将当时的中国看成是理想的“尧舜之政治”吗？

《与康有为书》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在西力东渐的大形势之下，国家的存立要以强化内治为主，其二是强调日本与中国的不同。他在《海舟余波》中也谈到“国者，决非由他人拆卸而解体，由内自毁，西洋人才得逞”，即所谓“国唯自亡”。'《与康有为书》中所说的改革顺序要从平息国家内部纷争而使国民得到实际的好处着手，以变革旧法而使国家顺应世界大势为重，正是这个意思。如果不顾大体，国内分裂为各种党派进行内讧、内斗，这样同类相食，终将自失自败，自取灭亡。或者想借助外国的力量，倚于他人，不仅易失其机，而且只会为他国造成可乘之机，不仅不能算是爱国、忠臣，而是需要非常警惕的奸臣。胜海舟与康有为一系的改良派和孙中山一系的革命派均有接触，这无疑给他们都是当头棒喝，听到这样的“忠告”，以帝王之师自居的康有为“遂怒，怫然而去”。即便如此，胜海舟还是以“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的大度，提出即便在今天听来也不无借鉴意义的忠告，其“恳切热诚”的确可嘉。

关于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与康有为书》中只是提出日本在国家体制和国民性上异于中国的特点，并未直接论及中国如何。他指出，日本在国家体制上，实现了由过去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到如今的“郡县希r的转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即‘尊奉天皇”。而胜海舟本人的严谨忠诚的“勤王心”，据说也令人“悚然胆寒”。在国民性格方面，他特别提到武士道的负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有自知之明。他看到随着封建制度的破坏，武士风气日趋颓废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他也强调光有才气还不行，当路者更需要有胆力，因此对“三河武士的美风”亦充满怀念之情。强调中日两国国情之不同，提到日本维新日浅，尚未臻于完善，都是在暗示康有为等：中国的改革不可照搬日本的经验。这对于坚信“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的兴致勃勃的康有为而言，自然也无异于泼了一盆冷水。

四“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

以上以松浦玲所著《明台的海舟与亚细亚》为讨论的对象，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如松浦玲所言，胜海舟的谈话常常被篡改，其多大程度反映了胜海舟本人的真实思想，需要进行严密的考证。要再现真实的历史，的确很难。这一点胜海舟本人也有同感。他说：

大凡世上没有比历史更难的了。本来人的智慧就不能看透未来之事，所以鉴于所写的过去的历史，来试图推测将来，然而此紧要的历史却不能轻易地相信，这不是太困惑了吗？你看，从幕府倒台以来才经历三十年，而就是这幕末的历史，能够完全地传达的，不是一个人也没有吗？而目击当时情况的故老也还健在。但是这些先生，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理解局面的内外表里。那么在三十年之后如何才能书写传达那时的事情呢？就是说，从今后再过十年二十年，等这些故老也都死了，到那一天，怎样的错误都可能传到后世。所谓历史，实在是难呀。

历史，别说三十年，就是三年，甚至昨天发生的某一个历史事件，想要弄清楚真相，都的确很难。这里不想陷入对真实的历史书写和传达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的空泛的理论思辨中，仅以对胜海舟的中国认识的理解何以可能出现歧义这一具体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但愿这种探讨能够有利于深入理解、同时也平心静气地对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日本的中国认识。

第一，要尽可能对具体论题所涉及的原始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整。

关于胜海舟的相关历史文献整理，已经出版三种全集，即改造社版《海舟全集》（10卷，1927—1929年）劲草书房版《胜海舟全集》（21卷、别卷2卷，1972—1982年）和讲谈社版《胜海舟全集》（22卷、别卷1卷，1972—1994年）。松浦玲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研究者之一，因为参与讲谈社版全集的编纂，在文献的整理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他关于海舟的研究与论断是值得我们充满敬意地学习与领教的。但是即便如此，在材料使用上似乎也有些尚待补足或可以商榷的地方。在阅读《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之前，我对胜海舟并没有系统的了解，感谢该书给了我想要进一步了解胜海舟的兴趣。以上只是有针对性寻找相关材料，也许不自觉地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也许会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是经过这样的讨论，使胜海舟的不同侦彳面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来，也许对于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会有帮助。海舟对甲午战争态度，还有些值得仔细琢磨的地方，下面再举几则史料加以分析。

《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日清战役后书感'

昨伤鲁太子，今击清大使。

狂浪恣徘徊，叹息招国耻。

邻邦牵恶感，岂唯顽强訾。

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

春风积雪融，阳和军机弛。

疾病生兵营，恐到大事巳。

庙谟谁所画，窃希fy冬始。

此诗收入《冰川清话》时，其前后各有文字加以说明。其前面的文字，就是上文提到的“惩罚支那对日本不利，此事，世人还没有觉悟到吗？我从最初开始就知道。战争还在进行时，我就已经写过这样的诗。”接着就是上面这首诗。该诗引完之后，又说：“不正好是这种状况吗？”"然后就是那段上述为松浦玲所反复强调的“支那不是国家，仅仅是人民的社会”那段话。

这首诗也可以独立来看胜海舟的“战后”感想。该诗写作时间，由“今击清大使”可推知。李鸿章受刺杀是在1895年3月24日。“顺运渐向逆，忽漫殊误是”一句最值得玩味，其中“顺运”是不是暗示他对战争以来日本时势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到他在后来的收入到《冰川清话》里的谈话也没有变。后来也不是都没有变，至少在写诗的当时，他认为“今击清大使”是“招国耻”之举，重点在担心此举会使“邻邦牵恶感”。但是收入《冰川清话》里的谈话，谈到这一点时重点已经有所改变。他这样说的：

李鸿章实在是一个狡猾的老翁。他前年被小山六之助狙击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尽管自己国家的医生准备得很周到，但还是接受敌国医生的治疗，一点也不怀疑。无论怎么说，到底是李鸿章呀。真不知他到底怎么想的。

这里，首先将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定位为“敌国”关系，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到日本议和，在“敌国”遭到刺杀，胜海舟说他竟然“好像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述胜海舟说到的中国人对换了天子、国土被掠夺等没有任何感觉的谈话。至少这里用“没有任何痛痒的感觉”来评价李鸿章我想不会是什么“赞辞”，以此类推，将中国人的那种状态冠以“尧舜的政台”真会是“赞辞”吗？

还有胜海舟对三国干涉还辽之事的态度，也值得琢磨。《海舟遗稿》中收有一篇《闻辽东还附有感而赋》：

世事都儿戏，闭门独默思。

濛濛六合里，大义有谁知？"

此外他还做了一首俳句，题为《辽东附还三国云云，世上有愤者、愁者、泣者，我甚惑之，自画富士山之图咏之》：

巍巍富士山，踏开三国何所惧。

胜海舟多处对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政府在处理三国干涉还辽的问题上表示过不满。对此问题，他心中的“大义”是什么呢？这里举一例可窥见一斑。《海舟余波》中记载：

三国干涉，终究还是归还了，但是有说就这样原原本本地归还的吗？我忠告过在支那铺设铁道、将赔偿金用在这方面。我也知道这不能实行，但总归今后要这样，所以先一竿子插上，然后，人心不会萎靡。对此，伊藤等好像说这是说大话。（1896年10月17日）！

这里的“大义”是不是也有通过在中国铺设铁路等举动，主张对中国大陆要有长久的“经营”理想，以此来鼓舞民心的意思呢？如他对“台湾总督”的人选就有明确的要求，他说：“台湾的总督，不具有海阔天空的大胸怀不行。靠耍小聪明是治理不好的！”"

以上这些材料，我想对于全面弄清楚胜海舟的日清战争观和中国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要尽可能对同时代、甚至不同时代相关具体论题之间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其相关性。

要彻底阐明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全面地展示胜海舟的相关论述是第一步。同时还要将胜海舟还原到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去，通过与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比较研究，认清他与同时代的关联及其特殊性。比如说“売舜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一般都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三代之后，比如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等，都强调尧舜之道就已经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到内政外交已经千疮百孔的清末。可见以“尧舜的政治”来称道清末的社会，按照正常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上文中提及胜海舟的一些中国认识与尾崎行雄、竹越与三郎的观点的相似之处，还有比如将甲午战争时期的中国与幕末日本等量齐观，福泽谕吉也有类似的观点。松浦玲以胜海舟否定西乡隆盛为征韩论者的“事实1西乡隆盛的真相如何另当别论）来说明胜海舟本身是百分之百的征韩论否定者、亚洲同盟论者。其论证应该说很有新意，也非常有趣。但是即便是亚洲同盟者中，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对“早期亚洲主义”，就有人将其分成“朴素型亚洲主义”、“策略型亚洲丨主义”和“侵略型亚洲主义”的不同。如果说胜海舟主张同盟，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策略上的同盟。一个令人悚然胆寒的勤王论者、一个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要统一的日本近代海军的奠基者，说这样的人自始至终地反对战争、赞美中国，这的确非常耸人听闻。我也希望这样的“胜海舟形象”能够成立，但是其成立的可能性还需要更加严密的论证。必须要将胜海舟完整地还原到那个时代中去。

胜海舟画像，川村清雄绘，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

这里举一个类似地强调勤王家与民权家应是统一的中江兆民（1847—1901）为例，他虽然主张外交之道应该以“坚守信义”、“人道”、“文明”等为原则，但到晚年也希望“雄张于大陆以支持东洋之和平”，且对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大耀国威”赞誉有加。"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尚且如此，那个时代的风潮可见一斑。

前面提到中村敬宇，与胜海舟同为幕府旧臣，两人的思想是否一致呢？《冰川清话》中记载了一段胜海舟对中村敬宇说过的话：

我记得什么时候对中村敬宇这样说过/之所以珍惜你，作个失敬的比喻，就如同珍惜粘有金箔的书籍。勿使之粘上尘埃，也不放在下面，虽然非常尊重，但是遇到实际情况，我决不听你的教诲。虽然对你客气，但是在实务方面，因为我有自己的看法，未必效法古人，未必查阅书籍，应事处变，有荚开豆落、水i<1渠成的作用。

中村敬宇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学者"在胜海舟看来只是“国家的装饰品”，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学问和知识是第二位，至诚奉公的精神最要紧！，如同为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一书所作的序跋，中村敬宇的“后序”强调的是中日“同文同种”，故须“诚心实意、交如兄弟”等，是一种历史传统和文化、感情上的认同。而胜海舟所写的跋中则重视的是其中对中国的地质、出产、漕运、政治、民情、烟毒、教害的“条分缕析，识透而论确，蔚乎经世之文”，强调的是其经世价值。论者的视角不同，而学者、汉学家的文化认同很难引起政治家的重视，这种情况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大的改变呢？

第三，要允许对具体的原始资料、相关史料及其关联性有不同的解释，以史实为根据，创造性地解释历史，是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职责和义务。

松浦玲在《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中塑造的上述胜海舟形象，与他写作这本书的意图紧密相关。他说：

明治的海舟中所看到的这种“亚细亚如何对应？这当然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此问题甚难，不能马上得出可以使大家都认可的解答。如果一定要将其普遍化的话，这一f可题具有与以下问题群不可分割的性质，即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西欧式的近代（现代%如何克服国家与国家对立的人类的水准？面向未来如何确保人类及全部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等等。对此虽然知道有些人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分别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作为共同的课题来加以限定还任重而道远吧。从这种状况出发，我自身作为不断追问此问题的顺序，我想先极大限度地对明合的海舟进行追踪研究。这本书，就是包含了这样目标而作成的。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作者得到了什么收获呢？他说：

曰清战争尽管是不义的战争，日本战胜的冲击撼动了中国人。此毒不仅奸污了康、梁等改革派，也奸污了孙文等革命派。

曰清战争的毒奸污了梁启超或孙文的说法，在二十年前肯定不被理解，现在也恐怕很容易招致误解或反驳。由中国人而进行的中国的改革或革命，即便其起因是受罪恶的日本的影即向，当然也会得到肯定的评价。而连这些也要彳评，我的想法便难免招致保守反动的非难。但是如果肯定这些的话，结果则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先进性）。价值的方向即如此。给予我怀疑这些的勇气，是与明治的海舟打交道以来我的收获。

该书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作为地域的“亚细亚”，日本成了突出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经过战败，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异军突起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同时强拉硬拽“亚细亚）。日本人的自尊心、爱国的nationalism被激发。遗憾的是，也不得添上一句，中国的“现代化”口号也激发日本人的爱国的nationalism。这样，我们尽管在各方面吹毛求疵，而结果还是保持在总体上肯定日本近代的这_中历史观，而对日本的近代化何以成功倾注力量进行分析。转换是很难的。试着将亚细亚返回到日清战争时海舟所作的思考来考虑，也可以当做一个为了摸索这种转换的方法吧。

由此可见，松浦玲写作《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要对近代日本的“先进性”提出质疑，对日本所突显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有一种力图从总体上颠覆肯定日本近代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观的企图！而海舟的一些言论和思想不仅给予了松浦玲进行上述理论探索的勇气，也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和方法论。我想松浦玲的这种挑战传统历史观的勇气和理论探索、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如上所述，就像该书重视的是胜海舟主张西乡隆盛不是征韩论者这一“事实”，而并不重视西乡隆盛是否真的是征韩论者！一样，如果我们肯定该书的理论意义，也只要知道松浦玲主张胜海舟不仅反对征韩论，而且一贯反对日清战争、反对中国步日本后尘也走西洋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国家道路这一“事实”就可以了，而胜海舟究竟是什么想法并不重要。

许多人强调历史研究者要有现代意识，要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去照亮历史，使之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重放异彩。这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能够“照亮历史”的“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对于每一个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火眼金睛”的获得不可能从天而降，其“灵光”也必然是通过与无数史料“肉搏”之后而炼成的。因此即便获得某种“灵光”，也不能将它视为可以普照世界的“真理”，而必须谦逊地严守其畛域。"我相信每一件史料都在呢喃细语，都有自己的思想，但史料本身却不能自行再现或重构历史，而能否——如果能够、如何才能、多大程度上才能够倾听到史料的呢喃，理解出史料的思想，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全貌，全凭史家的素养、能力和境界，全凭史家的心灵的丰富性和敏感性。历史之学是一种倾听、一种体察、一种理解，绝非寻章摘句而能尽其事，如胜海舟所言——历史，的确很难。

王尔敏有言曰：“研究历史，近世学界恶习，不就史料史实建树正确基础，徒务凭空创设理论欲求倡为解释之管钥，立定典范之标帜。自是凭恃聪明，假借断识，急求结论，竞图创新。于争奇斗艳之中，为惊世骇俗之言，自然逞快一时，必至贻误后生。”见王尔敏《序三》（载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人名索引

阿部正弘33，447

安川寿之辅290，437

安冈昭男179~181，216~217，219，227，229,292,437,443

安井息轩39，153，162，451

安藤彦太郎435

岸本美绪2，435

岸田吟香441，452，457~459，490，493

奥保巩292

B

巴夏礼（HarryS.Parkes）216

白春岩177，185，441，505

百龄（C.K.CommodoreStribling）300

柏拉图102

阪谷素52

板垣退助227，453~454，462

板垣哲夫113，116，440

宝鋆149，208

鸨田惠吉4~6，37，41，430

北白川宫能久亲王395

北畠茂兵卫219，433

北泽正诚407

本居宣长7~8，24~27，431，444

本野一郎323

薄培林439

C

曹国伟30，436

草间时福39，457

草野美智子223，441，490

柴野栗山55

长井纯市117，440

陈福勋174，178~181，185

陈翰笙174，179，434

陈捷223，441，505

陈钦138，140，143，147，162，168~170，201，208

陈汝钦83，85

陈瑞章174

成林126，129~130，133，149

成吉思汗338

池仲祐300

垂仁天皇336

赤川淡水72

崇厚131，208

崇纶149

褚兰生143

川路圣谟107~108，448

川上操六293，322，463

CharlesO.Shepard175

D

大江卓172，174~175，177~178，433

大久保利谦46,49，233，432

大久保利通48，165，217~218，223，225，235，395，454

大鸟圭介323，461，463~464

大桥讷庵68，84，449

大清国皇帝127，137

大山梓310，433

大隈重信176，217，218，227，411，454，461

大盐中斋58~59，431

岛津齐彬410，446

岛崎隆夫4，430

岛善高43，77，165，176，180，182~184，191，198，316~317，432

德川家康10，443

德富苏峰16~17，294，324，331，347~353，380，431，438，464，505

荻生徂徕17，22~23，104~105，116，374，417

荻生茂博52，431

笛卡儿102

丁汝昌380~382，403~405，460~462，464

丁韪良176，451

董恂149，196，453

杜维明277

渡边华山32~33，38，60~64，73，84，87，89，90，102，402，431

多田直绳219，222~223，433

E

儿玉源太郎293

F

丰臣秀吉（丰太阁）12，17，41，56，112，216，276，439，480

枫仙子292，293，294，437

峰洁42，79，82

冯桂芬83~84，98~100，105~106，434

冯天瑜42，76，82，84，436

福岛安正294，314，433，458，462~463

福泽谕吉38~40，42~44，96，103~104，229~233，235~253，255~291，301~302，315，331，364，390，417，432,437,439,441,450~452,455,459~460,464

副岛种臣43，77，165~166，170~172，174~176，180，182~186，188，191，198，203，205，215~216，227，315~317，321~323，432，453~454，460，462

富田正文290，432

G

甘怀真12，439

高明士79，440

高桥和贯76

高桥磌一102，437

高山樗牛17，431

高杉晋作（东行先生）72，76~80，82，84~85，433，440，450

高野长英32，33，38，60~64，73，84，87，89~90，102，431

高增杰44，440

宫本小一郎120

宫岛诚一郎48，218，440，456~457

宫崎龙介354，433

宫崎弥藏354

宫崎滔天353~354，406，433

恭亲王103，126，129，139，148~149，452~454，459

龚书铎99，440

龚颖11，435

葛兆光29，436

古贺茶溪17，22~23，35，88

古贺侗庵17~23，31，34~35，52~58,88，417，431，432，444~446

古贺精里17，52，55，88

谷长青319，321，323~324，328，330，434

骨皮道人（西森武城）375~378，382~383，433，464

关仪一郎20，66，70，431

管仲

龟谷馨391，393~396，404，407，412，415~416，434

桂岛宣弘29，436

桂太郎292，324，327

郭连友70，436

郭嵩焘96，98，103，434，455

郭隗187

H

哈里斯107

海东外史334

海江田信义315

韩东育10，15，21，29~30，275~276，435，439

汉武帝9，338

浩威381

何启339，434~435

何如璋286，455~458

何幸五郎173~174，433

河井源藏238，260

贺茂真渊24，444

黑木彬文47，432

横井小楠32~33，37~38，60~64，73，84，87，89~90，102，401~402，410~411，431，450

侯仪85

后樱町天皇376

胡礼垣339，434，435

胡琼翰174

胡连成171，176~177，179~181，216~217，219，227，229，292，437，441

胡锡年8，435

虎关师錬8~9，431

华盛顿77，97，401，412

荒尾精353~364，433，438，440，442，460，462~464

荒野泰典29，435，466，476，488

皇侃163

黄木庆174

黄振南300，441

黄遵宪48，218，440，455，457，461~462

会泽正志斋27~28，36，72，444

J

箕作省吾58，433，446

吉本襄394~395，434

吉本义秋292，437

吉川幸次郎22，430，435

吉川源十郎4

吉田松阴17，33，34，41，42，69，70~75，79，309，431，436，439，441，448~450

吉雄忠次郎101

加藤冰谷32~33

加藤弘之34，85~86，88~90，95，100~101，105，437，439，450

加藤清正82，216

加藤阳子315，438

家永三郎23，435

见田宗介379~380，438

江川太郎左卫门292

江藤淳395，397~399，401~407，409~419，434

江藤新平175

姜长斌17，439

金桂昌353，442

金子哄堂334

金子弥兵卫238，459

津田真道34，86~87，93，96，137，140

近卫笃麿354，355，364，406

井上陈政（楢原陈政）238，409，458，459，461

井上馨258，453，457，460~461

井田进也250

景行天皇336

景延广373

鹫尾顺敬25~28，431

堀田正睦107~108

K

孔子9，14，18，32，51，105，116，159，194，208，213，243，250~251，255，264，271~274，277，286，288，344，401

康有为403，406~407，409~410，412~413，435，438

L

莱布尼兹102

李鸿章48~49，103，123，127~128，131~134，136，138，145，147~149，152~153，162，167~170，183，185~186，188，191，201，203，205~206，208，211~212，214~215，221~222，226，234，286，300~301，312，323~324，329~330，358，378~379，392，415，416，421，434，438，450，452~457，459，460，463，464

李侃99，437，440

李理182，184，219，441

李仙得182~184，190，204，219，433，441，465，489，493

李晓东86，92，101，437

李卓30，436

立花光臣（古泽滋）228

梁启超409，420

林道三郎173~174，433

林董322，391，433

林罗山10~12，435，443

林启彦354，406，435

林伟功292，298，302，434

林则徐242，445~446

林子平16，40~41，431，444

刘步蟾380

刘绩生23，435

刘家鑫30，436

刘泱泱339~340，441

刘雨珍48，218，440，505

柳原前光117，123，125~131，133，137~138，145，150，154~155，162，166，170，189~190，196，203，217，222，440，452~454，488

龙应台339，340~341，343~344，434

泷井一博315，438

陆奥宗光175，317~324，328~330，332，394~395，433，462，505

鹿野政直331，438

罗立东79，440

罗澍伟300，434

洛克102，222

M

马斌290，434

马格禄381

莽景石

毛昶熙149，196，453

茅海建406，438

梅克尔（KlemensWilhelmJakobMeckel）293~294

梅启照301

梅泽秀夫52，55，436

孟子11，47，70，159，163，213，252，254~255，264，272，290，401，449

米庆余43，171，179，219,292，298，302，317，327，436，438，443，504

名仓予何人（名仓信敦）77，85，120，122~123，125，150，450~451

明治天皇114，150，191，324，338，463~464

墨堤隐士292，437

木宫泰彦8，435

N

纳富介次郎76，78~79

奈良原幸五郎（奈良原繁）179，453

鲇泽信太郎95，479

鸟海靖86，437

牛昶昞382

努尔哈赤374

O

欧阳修373，435

区建英4，86，435，440

P

片山潜382

品川忠道131，138，149

平石直昭22，430

平田笃胤4

Q

栖川宫炽仁亲王395

戚其章48，218，291~292，317，353，381~382，405，438~440

齐宣王11

前田勉52，57，436

钱国红73，436

钱婉约2，30，435，438

钱昕怡30，436

浅见絅斋443

桥本左内32~33，38，60~64，73，84，87，89~90，102，402，431

桥川文三1

秦始皇22，248，260，338

青地林宗101

清水勲382~383，438

邱濬恪138，143，146

R

日比野辉宽78

日比野丈夫3，87，439~440

阮松82

阮元11，434

瑞乃尔381

R.G.Watson

S

三岛鹿之助238，460

三岛毅49，432，462

三浦熊吉393

三条实美115，183，191，454

桑原武夫332~333，438

森田吉彦117，123，440

山本四郎292，309，441

山井鼎163

山口守人223，441，490

山鹿素行12~14，23，431，439，443

山路爱山353

山崎闇斋15

山崎正董411，431

山室信一2，230，433，435

山县有朋181~181，258，294~295，297，309~315，324~327，433，438，441，454，458，461，463

杉井六郎347，441

杉山繁45，236，237，456

杉田玄白21，103

上田秋成26，431

单正平339，441

沈秉成177~178，185

沈桂芬149

胜海舟389~395，397~407，409~419，421，434，451，462~463

圣德太子8，275

盛增秀77，434

式百龄300

石川祯浩339，441

石幡贞153~166，433，453

石河幹明103，437

石井骧223，225

石敬瑭112

史桂芳30，436

水野年方380，464

舜19~20，27~28，49，81，91，187，195，206~207，254，397~402，409~410，412，416~417，444

司马江汉102~103

寺岛宗则126，128，166，216，450，453，455~456

松浦玲389~393，395，397~403，405~407，409~411，413~415，417，419~421，438

松崎慊堂153

松泽弘阳232，246，432

宋成有259，437

苏格拉底102

孙乃民171

孙士达170，187，191，196，199~200，208，210，215，453

孙耀珠309，441

孙子和103，437

T

太宰春台27，444

泰勒斯102

唐肃宗9

唐太宗112，338

唐学埙103

唐虞32，59，90，116，187，206

陶德民2，9，44，435

藤村道生116~117，127，309，317，324，327，437~438，440

藤原惺窩10，430

藤泽卫彦375，379，438

鹈崎熊吉292，437

添田知道380，438

田畑忍100~101，437

田中彰76，80~83，85，432

铁石浪人380，405

菟道春千代334

W

丸山真男4，7，104，250，268，430，435

丸山作乐131

王尔敏421，438

王家骅104，250，437

王家俭421，438

王美平3，28，31，87，291，389，418，438~439

王孟英77，434

王仁伯125

王士皓171，176，441

王士祯373

王苏波300，434

王韬21，35~36，434，449，456~457，459

王铁崖363，435

王晓秋51，73，171，436，443

王芸生171，436

威妥玛209，217，234，454

韦廉臣47

韦庆远171，441

韦麟毓174

尾崎行雄353，356，364~374，400，417，433，459~460，464

尾崎秀实2，435

尾藤二洲55

尾佐竹猛95，101，437

卫藤沈吉354，433

魏源69，73~75，95，97，105~106，434，445~449

温忠彦82~84

文庆132，134~135，168，185~186，205，210~212，434

文王11，195，206~207，254

文祥139，149，190~193，200，213，217

沃贝克（Verbeck，GuidoHermanFridolin）176

沃尔夫102

吴大澂210~212，462

吴恭亨373

吴鸿恩210~212

吴士礼（GarnetJosephWolseley）342

吴廷璆102，437

吴熙78

X

西里喜行179，181，437

西田毅216，332，437

西乡从道217，227，293，309，454，457，489

西乡隆盛227，390，417，421，453，455

西玄甫101

西园寺公望332

西垣武一383

西周34，60，86，88，91~92，454

细川赖之403

下出隼吉95

咸丰帝45，98，241，450

小川又次292~294，309，313，324，441，461

小岛晋治3，42，46，76，79，82，87，419，432，435

小林清亲382~387，464

小山六之助416

小西四郎51，380~382，438，440

小西行长216

小野妹子8

篠原昌人292

孝明天皇107，274

肖朗44，47，439

新川登龟男331

新井白石335

熊延长131

熊月之96~98，106，437

须多因315

徐继畬95，97，434，454

徐兴庆12，79，250，439~440

薛居正373，435

Y

亚底斯多德102

严绍璗30，73，96，436

岩本善治406，434

岩仓具视39，48，107~109，111，113，115~116，150~151，165~166，217，281，283，453，457~458，497

岩瀬忠震107

盐谷宕阴57，66，69，433，446

颜咏经339

羊祜187，206

杨栋梁2，3，28，31，87，291，389，418，438~439，504

杨辅清131

杨志本300，434

尧19~20，27~28，81，91，187，195，206~207，254，397~402，409~410，412，416~417，444

野村浩一2，354，435

野津道贯324

叶纲216，441

叶国良12，439

一山一宁8

伊达宗城137~138，141，145，147，149~151，166，452~453

伊地知壮之丞（伊地知贞馨）179，181，453

伊东祐亨390，395，404~405

伊舍石319,321,323~324,328,330,434

伊藤博文48，165，258，327，329~330，395,416,457,459~462,464

伊原泽周171，406，436

奕149，452~453，459

应宝时（敏斋）136，138，140，143，146，157，162

英翰131，132，134~135

颖川重宽

永原庆二331，438

由井正臣322，391，433

由其民51，436

于时化317，321~322，438

宇佐稳来彦406~407

元世祖46，133，135

袁竹一339

源光国335

源了圆73，96，436

Z

藏世俊441

早坂四郎219

泽宣嘉126，128，452

曾根俊虎39，238，453，455，457~458

曾国藩131，134~136，138，214，450，459

曾纪泽338~341，343~345，434，441，459

增田涉51，436

斋藤丽正131

斋藤一郎兵卫393

斋藤竹堂57，64~65

张乐行131

张利民300，434

张威忠2，435

张文宜380

张侠300，434

张秀芝142

张学锋2，354，435

赵国辉182，184，219，441，488~489

真壁仁52，58~59，436

郑成功197，466，468，478，480，483~487，498~501

郑匡民82，84，437

郑培凯171，441

郑天挺131

郑永宁126，137，140，167，177，179，191，196，199，203，217

郑正伟339，441

植手通有28，347，349~352，431，435

志贺重昂123，437

织田信长82

中川克一292，438

中村敬宇（正直）39，44~49，235，331，389，418~419，432，439~440，451，454，459，461

中江兆民418，439，461

中野目徹230，433

中塚明291~292，317~319，321~324,328~330,433,438,441

周公32，51，181，195，206~207，254,269,272~274,277,286,288

周启乾51，436

周颂伦275，441

朱莉丽30，436

朱维铮339~341,343~344,434

朱熹（朱子）9~12,14~15,52,105,159,213,215,435~436,439

诸桥辙次373，438

竹内好1，435

竹添进一郎46，258，419，455~458，460

竹越与三郎（竹越三叉）216，225，331~332，335~339，341~347，350，353，400，417，433，437，464，505

竹中邦香17~18，34~35，88，431，458

宗义达118

宗源瀚300

足利义满60，403

鳟泽彰夫47，432

左宗棠211，214，454，459

佐和希儿（George.Walles.Hill）172，174，433

佐久间象山7，31~34，38，60~64，73，84，87，89~90，102，105，390，402，407，431，445~447

佐藤贡悦276~277，441

佐藤三郎3，87，435

佐藤慎一105，437

佐藤信渊3~6，16，36~37，41，444，447

佐藤一斋52，58~59，123，431

佐藤直方9，15，444

佐田白茅118~119，219~226，228，433

征引及参考文献

原则上以本书注释中出现的文献先后整理，但是同一作者或同一丛书中的文献，尽可能连续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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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功主编：《日藏甲午战争秘录——〈征讨清国策案〉与〈甲午海战记事〉》，澳门：中华出版社，2007年。

张侠、杨志本、罗澍伟、王苏波、张利民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

松浦章、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

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何启、胡礼垣：《书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后》，（以“新政真诠初编曾论书后”为题收入其《新政真诠》，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林启彦译注：《三十三年之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缩印本），1997年。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缩印本），1997年。

金伟、吴彦译：《万叶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黄彰健编：《康有为戊戌真奏议（附康有为伪戊戌奏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故宫博物院藏稿本，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三、研究著作

竹内好、橋川文三编：《近代日本と中国》（上、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74年。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陶德民：《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

安藤彦太郎：《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张威忠译，济南：济南出版社，1989年。

《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二卷（《現代支那論》，岩波新书，1939年），东京：劲草书房，1977年。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岩波书店，2001年。

岸本美绪编：《东洋学の磁場》，岩波书店，2006年。

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

小岛晋治：《近代中日関係史断章》，岩波书店，2008年。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二卷、第九卷，岩波书店，1996年。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

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

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岩波书店，1975年。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刘绩生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东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桂岛宣弘：《自他認識の歴史——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生成と东アジア》，东京：有志舍，2008年。

朱莉丽：《1369—1599日本各阶层对华观初探》，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曹国伟：《日本游记中的晚清中国印象》，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史桂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刘家鑫：《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

钱昕怡：《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日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严绍：《日本的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

李卓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

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房，1966年。

米庆余：《日本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刘岳兵：《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

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由其民、周启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

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

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ぺりかん社，1996年。

前田勉：《兵学と朱子学•蘭学•国学——近世日本思想史の構図》，东京：平凡社，2006年。

梅泽秀夫：《早すぎた幕府御儒者の外交論古賀精里•侗庵》，佐贺：出门堂，2008年。

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严绍、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

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一八七一年同治订约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新版。

钱国红：《走近“西洋”好“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

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

李晓东：《近代中国の立憲思想：厳復•楊度•梁啓超と明治啓蒙思想》，法政大学出版局，2005年。

神奈川大学•浙江大学学术交流十周年纪念：《日中文化論集：多様な角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劲草书房2002年版。

尾佐竹猛：《維新前後に於ける立憲思想の研究》，中文馆书店，1934年。

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卷，日本评论社，1938年。

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编：《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乾元社，1953年。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

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馆，1976年新装版。

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高桥磌一：《洋学思想史论》，新日本出版社，1972年。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孙子和：《清代同文馆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台湾），1977年。

石河幹明：《福泽谕吉传》第一卷，岩波书店，1932年。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书店，1995年。

志贺重昂：《世界写真図説雪》，东京：地理调查会，1911年。

杂贺博爱：《大江天也传记》，东京：大空社，1987年影印版。

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

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上、下，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安川寿之辅：《福沢諭吉のアジア認識：日本近代史像をとらえ返す》，东京：高文研2000年。

枫仙子：《帝国军人龟鉴》，东京：东云堂，1895年。

吉本义秋、鹈崎熊吉：《大阪人物小观》，大阪：吉本义秋，1903年。

墨堤隐士：《陸海将校の书生時代》，东京：大学馆，1904年。

中川克一：《近世续伟人百话》，东京：至诚堂，1912年。

国民军事教育会编：《现代陆军名将列传》，东京：国民军事教育会，1916年。

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

藤村道生：《山县有朋》，吉川弘文馆（人物丛书），1997年新装版第三次印刷。

泷井一博：《トイヅ国家学と明治国制——シュタイン国家学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1999年。

加藤阳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东大式レッスン！征韓論から太平洋戦争まで》，讲谈社现代新书，2002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3年。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米庆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

中塚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蹇蹇録〉の世界》两本著作合编而成，于时化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

郭富纯编：《永矢不忘——旅顺大屠杀惨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永原庆二、鹿野政直编著：《日本の歴史家》，日本评论社，1976年。

桑原武夫编：《日本の名著近代の思想》，中央公论社，1962年。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东京：左久良书房，1910年。

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六，大修馆书店，1985年修订版。

藤泽卫彦：《明治流行歌史》，东京：春阳堂，1929年。

见田宗介：《近代日本の心情の歴史——流行歌の社会心理史》，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1978年。

添田知道：《演歌の明治大正史》，岩波书店（岩波新书），1963年。

小西四郎：《錦絵幕末明治の歴史11日清戦争》，东京：讲谈社，1977年。

清水勲：《小林清親／諷刺漫画》，东京：平文社，1982年。

清水勲编：《近代日本漫画百选》，岩波文库，1997年。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校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王尔敏《序三》）。

四、研究论文

钱婉约：《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中国图书评论》（北京），2008年第4期。

杨栋梁、王美平：《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日本研究》（沈阳），2008年第3期。

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論集》（西宫），第20号，1986年11月。

甘怀真：《山鹿素行〈中朝事实〉中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叶国良、徐兴庆编：《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研究诸面向：思想文化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

韩东育：《“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6年第3期。

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春），2008年第1期。

韩东育：《两种“实学”的相遇与江户日本的“去中华”由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年第8期。

韩东育：《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载《古代文明》第2卷第4期，2008年10月。

姜长斌：《明治维新前日本军国主义的传承——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学习时报》（北京），2005年4月25日。

刘岳兵：《学術•思想史の視点より見た近代中日関係史における幾つかの問題点》，大东文化大学《人文科学》第13号，2008年3月。

刘岳兵：《日本における立憲政体の受容と中国——加藤弘之の『鄰草』をめぐって》，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北东アジア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

刘岳兵：《〈邻草〉对近代中国立宪思想发展的借鉴意义》，《东疆学刊》2010年第1期。

刘岳兵：《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原型及其变化机制》，《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刘岳兵：《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读书》（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期。

刘岳兵：《中江兆民的中国观及其他——由〈中江兆民：鬼子兵的思想家〉一文想到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与19日。

劉岳兵：《福沢諭吉の「自由」観》（井田進也訳、「訳者のことば」），慶応義塾福沢研究センター『近代日本研究』第26卷（2009年）。

薄培林：《中村敬宇における中国》，北京日本学中心编《日本学论丛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薄培林：《中村正直の「興亜」と漢学》，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編：《东アジア文化交流と経典詮釈》，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出版，2009年。

肖朗：《近代日中文化•教育交流史に関する覚え书き——中村敬宇の場合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第40卷第2号，1993年。

肖朗：《近代日中文化交流史の一断面——中村敬宇の〈擬泰西人上书〉を中心に》，《日本历史》1998年8月号。

高增杰：《中村敬宇与近代初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两项新资料》，《中日关系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刘雨珍：《〈宫岛诚一郎文书〉中的琉球交涉史料》，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黄遵宪研究新论——纪念黄遵宪逝世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戚其章：《日本“征清”方策的陆续发现是对甲午战争偶发说的否定》，《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

戚其章：《论荒尾精》，《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

小西四郎：《阿片戦争の我が国に及ぼせる影響》，《驹泽史学》创刊号，1953年1月。

徐兴庆：《日本幕末思想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兼论“明伦馆”与“松下村塾”之思想教育》，收入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徐興慶：《「伝統」と近代との間：福沢諭吉の儒学批判への試論》，载《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5号，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センター，2010年2月。

罗立东：《日本近代化的中国因素：以高杉晋作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区建英：《〈隣艸〉と〈西洋事情〉——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北大法学论集》Vol.41，No.1，1990年。

日比野丈夫：《幕末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観の変化》，《大手前女子大学论集》20号，1986年11月。

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载《文物》1978年第7期。

板垣哲夫：《幕末期における岩倉具視の政治意識——政治意見书の検討》，《日本歴史》第392号，吉川弘文馆，1981年1月。

长井纯市：《日清修好条規締結交渉と柳原前光》，《日本歴史》第475号，吉川弘文馆，1987年12月。

森田吉彦：《日清修好条規締結交渉における日本の意図,1870~1872年——藤村道生説へのいくつかの批判》，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研究》第11号，2002年9月。

森田吉彦：《名倉信敦と日清“新関係”の模索幕末維新期の華夷思想的日中提携論》，《东アジア近代史》第四号，2001年。

森田吉彦：《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帝京大学文学部紀要•日本文化学》第40号，2009年。

王士皓：《玛也西号船事件及其国际影响》，《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

韦庆远：《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载郑培凯主编《九州学林2004•冬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胡连成：《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李理、赵国辉：《李仙得与日本第一次侵台》，《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

白春岩：《1873年における清国皇帝への謁見問題—李鴻章と副島種臣との外交交渉—》，早稲田大学大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科《ソシオサイエンス》Vol.16,2010年3月。

叶纲：《百余年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研究述评》，《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草野美智子、山口守人：《明治初期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台湾”理解：台湾出兵に同行した従軍記者、岸田吟香の関連記事分析を通して》，熊本大学大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熊本大学総合科目研究報告》4，2001年。

陈捷：《明治前期における日中間の民間往来について——岸田吟香を通して》，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センター：《近代日中関係人物史研究の新しい地平》，东京：雄松堂出版，2008年。

陈捷：《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在中国的图书出版和贩卖活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

藏世俊：《福泽谕吉的中国观》，《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

周颂伦：《〈脱亚论〉再思考》，《日本研究》2005年第1期。

佐藤贡悦：《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王根生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小川又次的〈清国征讨方略〉》（未标明译者），《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黄振南：《石浦事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孙耀珠：《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刘泱泱：《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评介》，《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郑正伟：《曾纪泽与〈中国先睡后醒论〉》，《天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石川祯浩：《晚清“醒狮”形象探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杉井六郎：《徳富蘇峰の中国観——とくに日清戦争を中心とし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30号（明治时期的日本与中国），1970年3月。

金桂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荒尾精》，《日本研究》1989年第3期。相关事项年表相关事项年表表中的日期均为公历。此年表主要参照［日］近代中日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编《近代中日关系史年表》（岩波书店2006年版），并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版）、［日］芝原拓自、猪饲隆明、池田正博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年表》（收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岩南堂书店1995年版）、米庆余《日本东亚战略和政策年表》（收入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何慈毅《琉球与日本及明、清关系史年表》（收入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王晓秋《近代中日历史对照大事年表》（收入王晓秋《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沈渭滨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等资料补充编译而成。

相关事项年表

1840年以前

600年，倭使通隋。

779年，淡海三船（722—785）著成《唐大和尚东征传》。

1322年，虎关师（1278—1346）撰《元亨释书》。

1523年，薛俊（生卒年不详）编撰《日本考略》刊。

1562年，郑若曾（1503—1570）撰《筹海图编》初刻本成。

1610年，德川家康命林罗山（1583—1657）起草文书致福建总督。1625年，林罗山在受命代回福建巡抚的信，要求与中国通好。

1669年，古学派的开创者山鹿素行（1622—1685）撰《中朝事实》，将日本视为“中国”，而将中国视为“外朝”。

1701年，浅见絅斋（1652—1711）撰《中国辨》，主张以本国为主体、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思考华夷关系。

1706年，佐藤直方（1650—1719）撰《中国论集》。

荻生徂徕（1666—1728）在1714年刊行《蘐园随笔》之后，对“慕华风之深”的状况，在《复柳川内山生》的信中强调对“中华”要加以区别，即所谓“三代而后，虽中华亦戎狄猾之，非古中华也。故徒慕中华之名者，亦非也”。1726年9月4日，荻生徂徕致屈景山的信中，说：“倭之孩移诸华，迨其长也，性气知识言语嗜好皆华也。其见倭人则唾而骂之曰夷。措华之孩于倭亦然。迨其长也，见华人亦唾而骂之外化人。”

1735年，荻生徂徕的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作《辩道书》，主张“大凡今人以神道为我国之道，欲与儒佛道并列为一道，此大谬也。神道本来在圣人之道中。”强调：“无论是中华之古代还是日本之今世，天下总是以尧舜之道而治。无论是学诸子百家者，还是僧道、巫祝，皆为王者之民，不出王法之外。若治国之人，不学尧舜之道而喜欢诸子百家，或好佛道、神道，是为其国乱之端。”这可以看做是“慕华”（崇尚“文化中国”）的一个典型。

1765年，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主张：“唐国因为是心地丑恶的国家，即便深入教化，也只是表面上好看，终究是大大的坏事，使得社会秩序混乱。我国本来是很单纯的国家，即便只有很少的教化，都能够很好地遵守。而且因为是随天地而行，不行教化也可以。”1771年，本居宣长（1730—1801）在其《直毗灵》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矛头直指中国的“圣人之道”，强调“圣人不是善人，而是非常残酷的恶人”。1778年，本居宣长著《驭戎慨言》。

1783年成书、1788年刊行大槻玄泽（1757—1827）所著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指出：“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世界之大，妄自眩惑于支那诸说，仿效其提倡中国，或称中华之道，差矣。舆地一大毬，万国配居，皆于其中自分区域。”各国均以自己为中心，“为何我们以支那之傲称而唱中华之国，称华人、华舶、华物？惟慕效年久，不觉喜彼之道而不他顾。昧于地理之事，限于耳目闻见，仅知唐、天竺之名者，甚至于以为荷兰亦为支那所属，或不及论支那之外皆蛮夷。其学何其粗陋狭隘。”朽木昌纲（1750—1820）的《兰学阶梯叙》劈头就说：“夫天地人才，谁穷其至，谁定其地乎？支那僻在一边，独称中国，骄傲自限耳。”《兰学阶梯》这部著作的“例言”专列一则说：“支那，为西洋诸国总称今之清朝之地古今之名。其字音为翻译者所填。故今用此名目。我方称汉或唐。”

1791年，林子平（1738—1793）《海国兵谈》刊行，提出中国威胁论。

1808年，佐藤信渊（1769—1850）著《防海策》。

1813年，古贺侗庵（1788—1847）撰《殷鉴论》，专门收集中国“政化民风”中的弱点和短处，对所谓“唐人之失”进行大肆“裂眦骂詈”。

1823年，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大论》和《宇内混同秘策》。

1825年，会泽正志斋（1782—1863）撰《新论》，一方面强调日本是“大地之元首，而万国之纲纪”，同时主张日本与中国应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1838年，古贺侗庵撰《海防臆测》。

1840年（庚子，天保11年，道光20年）

1月5日，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发出停止中英贸易、封锁广州港的布告。6月21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JamesJohnGordonBremer）率领舰队到达澳门，鸦片战争开始。7月5日定海失陷。7月29日的“荷兰风说书”记载了英国出兵清朝之事，此后鸦片战争的情况陆续通过“荷兰别段风说书”“唐风说书”等形式传到日本。9月26日，琉球王舅向邦正、正议大夫郑元伟从那霸向福州出发，请求清政府撤回将两年一贡改为四年一贡的通告。10月3日，林则徐被革职。

本年，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在日本翻刻。伊藤松（贞一）辑《邻交徵书》刻成出版，是“第一部中国中日关系史料专题集”。

1841年（申丑，天保12年，道光21年）

1月20日，道光帝上谕琉球国的朝贡按原定进行。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1月27日，道光帝上谕对英宣战。5月20日，琉球国都通事王兆杜等护送在去长崎途中漂流到喜界岛的苏州府长州县商船难民62人，从那霸出发往福州去。5月30日，广州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8月中旬，林则徐将编译的《四洲志》手稿交给魏源，嘱其进一步搜集资料，编纂《海国图志》。8月26日，英军占领厦门。10月13日，英军占领宁波。

本年，古贺侗庵撰《鸦片酿变记》。

1842年（壬寅，天保13年，道光22年）

7月1日，琉球国使节庆贺德川第1代将军家庆（在职1837—1853）就任，从那霸出发，12月9日到江户。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被强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8月，魏源完成《圣武记》。11月4日，高岛秋帆应与外国人交际而被投狱治罪。12月10日，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伊犁。12月25日，佐久间象山提出《海防八策》。

本年，幕府奖励10万石以上的大名翻刻进口的中国书籍。二本松藩敬学馆刊行安积艮斋校《明朝纪事本末》。

1843年（癸卯，天保14年，道光23年）

1月3日，魏源《海国图志》50卷完成。4月5日，幕府发布取缔唐物走私的告文。6月26日，《南京条约》正式批准生效。7月7日，洪秀全在花县宣布“拜上帝”，冯云山、洪仁玕一同受洗。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8月4日，来长崎的荷兰船只通报《南京条约》之事。12月1日，英国军舰萨马兰号停靠石垣岛，对该岛及八重山•宫古岛等进行测量。

本年，斋藤馨（竹堂）著《鸦片始末》。古贺侗庵撰《穷理说》。

1844年（甲辰，弘化1年，道光24年）

7月13日，琉球的接贡船在福州购物，回到那霸。8月15日，荷兰军舰驶入长崎，以鸦片战争为例指出日本锁国的危险，促使日本开国。12月22日，琉球国王尚育密咨：上年三月法国兵船驶至境内，强留执事、通事，以保护并传教要挟，咨请清政府查询。道光帝命耆英劝道法使恪遵成约。

本年，幕府在箱馆、国后等十二处布置警备，修筑炮台。魏源的《圣武记》开始输入日本。佐久间象山作汉诗《读洋书》，其中写道：“汉土与欧罗。于我倶殊域。皇国崇神教。取善自补翊。彼美固可参。其瑕何须匿。”

1845年（乙巳，弘化2年，道光25年）

7月5日，幕府回复荷兰，拒绝开国。8月7日，幕府新设海防挂。

本年，箕作省吾《坤舆图识》刊行（到1847年），古贺侗庵作《舆地图志序》（1845年2月）。P＆O公司开通香港与伦敦间的定期海上航线。英国鸦片贩子孖地臣（JamesMatheson）自1827年创办的英文报纸《广州纪事报》（CantonRegister）于本年停刊，该报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姚莹撰《康纪行》，记述西藏史地政情、宗教民俗及英、俄对西藏的觊觎。

1846年（丙午，弘化3年，道光26年）

6月30日，滞留那霸的法国军舰中的中国翻译，密告日本法英美三国军舰将来日本。8月30日，林则徐抵西安，接任陕西巡抚。

本年，忍藩进修馆刊行芳川波山训点的《东都事略》、《南宋书》。中井履轩的《春秋左传雕略》刊。琉球国进贡使赴清。洪秀全在花县完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等。美商在上海设立旗昌洋行（Russell＆Co.）以贩运鸦片为主，与英商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合称三大“鸦片大王”。

1847年（丁未，弘化4年，道光27年）

1月4日，容闳、黄胜、黄宽随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赴美国留学。1月5日，以英法兵船屡扰琉球，令耆英劝道英法，务必将各兵船及侨寓人等悉数撤去。2月14日，驶入长崎的唐船带来24部去年出版的《乍浦集咏》。5月1日，萨摩藩向琉球国传达如果没有办法可以与外国贸易的意思。7月4日，琉球国特使从清朝归国，报告了向清政府请求撤去英法人的始末。8月4日，岛津齐彬通过琉球人向清国购求书籍、器具。

本年，松江藩刊行《南史》、《北史》。熊本藩刊行《尚书正义》。盐谷宕阴编纂关于鸦片战争的《阿芙蓉汇闻》。魏源修订本《海国图志》60卷成。外国侵略者自厦门掠取华工623名至古巴。

1848年（戊申，嘉永1年，道光28年）

6月6日，老中阿部正弘向萨摩藩问责琉球国与清朝的交涉。6月，徐继畲《瀛环志略》刊。

本年，斋藤拙堂编《经世文编抄》刊。伊藤圭介抄录《乍川纪事诗》刊。朝川同斋序、东条琴台跋、长山贯著《清英战记》成。

1849年（己酉，嘉永2年，道光29年）

2月，佐久间象山向藩主上书，陈述清国因轻视外国故而鸦片战争失败。4月，佐藤信渊撰《存华挫夷论》。11月，沈筠编、小野湖山抄录《乍浦集咏抄》由菊屋幸三郎出版。

本年，《圣武记》8部输入日本。岭田枫江（雋）序、乌有生著、桥本贞秀画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小说《海外新话》刊行；1850年6月出现该书盗版；后来该书被禁止发行，作者与插图画家被处以禁锢。种菜翁著《海外新话拾遗》出版。外国侵略者自厦门掠华工280名至悉尼、自广州掠华工900名至加利福尼亚、自上海掠200名至加利福尼亚。

1850年（庚戌，嘉永3年，道光30年）

1月7日，幕府许可萨摩藩为援助琉球而继续在长崎贩卖唐物。6月30日，琉球国的接贡船从清国回到那霸；10月29日赴清进贡使自那霸出发。8月4日，琉球国谢恩使从那霸出发，12月3日到江户，22日与萨摩藩主岛津齐兴一同登城谒见将军。

本年，鹫津监训点、刊行《圣武记采要》。早野惠著鸦片战争题材小说《清暎近世谈》刊行。斋藤馨（竹堂）的《阿片一件》被禁止刊行，写本流行。输入魏源的《海国图志》三部。

1851年（辛亥，嘉永4年，咸丰1年）

1月11日，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月，《圣武记采要》被命绝版。8月8日，荷兰船带来太平天国等情报。

本年，醉梦痴人著鸦片战争题材的小说《海外余话》刊。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第一次输入三部。外国侵略者自厦门掠华工1438名至悉尼、200名至檀香山；自广州掠3508名至加利福尼亚。

1852年（壬子，嘉永5年，咸丰2年）

4月18日，自厦门至美国的运华工英船，遭风漂至琉球八重山岛，置华工380名上岸；5月6日，英船抵八重山岛查拿华工23名、22日又至掠获华工57名而去；美国军舰来八重山岛带去滞留华工40余名，剩余270余人要求借船回国；1853年10月31日琉球国中山府护送滞留的华工170余名回国。12月6月，唐物不正当买卖不绝，幕府再次严令取缔。

本年，魏源《海国图志》100卷增补定稿。梁川星岩《清六大家绝句抄》刊。外国自中国大量掠取华工。

1853年（癸丑，嘉永6年，咸丰3年）

1月2日，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后，驶入长崎的唐船传达了太平天国的情况。3月20日，太平军攻占南京，29日以南京为首都，改称天京。此后，对马藩不断从朝鲜获得太平天国的情报。5月26日，美国特派使节、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佩利率4艘军舰来那霸；7月8日来浦贺，14日在久里浜登陆向浦贺奉行递交美国国书；17日，通告明春再来，离去。8月22日，俄国远东舰队司令长官璞查廷率领四艘军舰到长崎，9月21日向长崎奉行递交国书，11月23日离去。10月17日，幕府废除大船建造禁止令，27日，奖励学习西洋炮术。

本年，爱我山房《满洲鲁西亚疆界图》刊。高田藩的中岛嘉通等校《明史稿》刊行。陈逢衡著、荒木謇训点、翻刻《英吉利纪略》。输入一部魏源《海国图志》。古川将监《清国骚乱话》。日本出现多种关于太平天国记述的《明清骚乱传闻书》抄本。本年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1854年（甲寅，安政1年，咸丰4年）

1月3日，俄国使节璞查廷再次到长崎，1月12日，筒井政宪、川路圣谟等开始与璞查廷交涉，31日，日本拒绝缔结条约；2月5日，璞查廷离去。1月23日，佩利一行停靠那霸港，向在琉球国出差的萨摩藩士赠送2册《遐迩贯珍》。2月，美国舰队的汉文翻译、中国人罗森，应幕府官僚平山谦二郎的请，使其观看自己记述太平天国经过的手稿，后以《满清记事》刊行。3月8日，将《中美望厦条约》中文版交给幕府接待人。3月31日，在神奈川签订《日美和亲条约》。3月，罗森应日本各界之请，在海滨挥毫作了500余幅、下田作了1000余幅扇面。此际，对马藩家老古川将监等向幕府报告从朝鲜得来的太平天国情报，强调太平天国关乎清朝命运。魏源著、中山传右卫门训点、翻刻《海国图志墨利加洲部》。4月24日，吉田松阴赴美国军舰偷渡被拒绝，25日被捕。7月11日，琉球国与美国签订修好条约。8月，唐船带来《粤匪大略》。岩谷甲藏、箕作阮甫《翻栞海国图志》刊（魏源《海国图志》60卷本《筹海编》的训点、翻刻）。9月，魏源著、大槻祯译《海国图志俄罗斯总记》刊。10月14日，在长崎签订《日英和亲条约》。10月，幕府正式允许输入《海国图志》。11月，罗森在香港的《遐迩贯珍》开始连载《日本日记》。

本年，长崎的绿天山房训点刊刻《粤匪大略》。青卫主人《清明军谈》、文好堂主人《云南新话》、盤上轩主人《外邦太平记》、《清明合战记》等太平天国题材的小说刊行。输入魏源《海国图志》15部，其中8部拍卖。正木笃从《海国图志》中翻译《英吉利国总记和解》、《美利哥国总记和解》、《澳门月报和解》刊行。长山贯编《大日本唐土舆地全图》刊。

1855年（乙卯，安政2年，咸丰5年）

2月7日，在下田签订《日俄和亲条约》。2月21日，《日美和亲条约》交换批准书。5月27日，吉田松阴在野山狱开始讲《孟子》。5月，魏源著、大槻祯译《海国图志佛兰西总记》刊。6月8日，吉田松阴给其兄的信中主张对外扩张，侵占朝鲜满洲。9月10日，幕府在长崎设置海军传习所。此际，岩谷甲藏、箕作阮甫训点翻刻《翻栞海国图志普鲁社国》刊。10月9日，《日英和亲条约》交换批准书。11月11日，江户大地震，藤田东湖被压死。

本年，青卫散人著太平天国题材小说《鞑靼胜败记》、《清贼异闻》刊。从魏源的《海国图志》60卷本中，服部静远《海国图志训译》、南洋梯谦《海国图志筹海篇译解》刊。《海外余话》改写为平假名并附插图以《海外实录》为书名出版。

1856年（丙辰，安政3年，咸丰6年）

1月30日，《日兰和亲条约》签订。3月17日，幕府将洋学所改称为蕃书调所。7月19日，吉田松阴《讲孟余话》成。9月，岩谷甲藏、箕作阮甫训点翻刻《翻栞海国图志英吉利国》刊。10月8日，因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事件，中英再起冲突。23日，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本年，《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成。吉田松阴开松下村塾。赖子春训点翻刻《海国图志印度国部附夷情备采》刊。森枳园《经籍访古志》成。

1857年（丁巳，安政4年，咸丰7年）

1月26日，上海墨书馆创刊《六合丛谈》月刊，是外资经营的最早采用汉字铅印的中文期刊，王韬任翻译。3月31日，魏源去世。

本年，高锅藩明伦堂刊行秋月种殷著《夷匪犯境闻见录》。长久保赤水编著、二宫惺轩补《唐土历代州郡沿革图》刊。大桥讷庵著《辟邪小言》。

1858年（戊午，安政5年，咸丰8年）

6月4日，井伊直弼就任大老。6月29日，谕示文渊阁大学士耆英罪状，令其自尽。7月23日，来下田的美国军舰密西西比号，带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与《天津条约》签订的情报。10月，小浜藩浪人梅田云浜被逮捕，此后陆续逮捕尊攘派人物，开始“安政大狱”。

本年，藩书调所训点的《官板六合丛谈》刊行。慕维廉《地理全志》被训点翻刻。香港《中外新报》创刊。

1859年（己未，安政6年，咸丰9年）

1月13日，李鸿章赴江西建昌成为曾国藩的幕僚。7月，老中板仓胜静的顾问山田方谷主张与外国交通应该首先派遣使节去清朝缔结和亲。9月3日，英国的P＆O公司开通上海至长崎的海上航线，第一艘船进入长崎。9月25日，外国奉行水野忠德向老中建议，派遣商船到香港调查清朝的贸易状况。11月5日，法国驻神奈川领事所雇用的中国人，在海滨的路上被杀害。11月21日，吉田松阴被处死。

本年，输入两部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岩谷世弘的《隔靴论》由快风堂刊出。洪仁玕的《资政新编》刊。

1860年（庚申，万延1年3月18日，咸丰10年）

1月，P＆O公司将上海至长崎的航线延长至横滨。8月，曾国藩任两江总督。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入北京。11月11日，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SirRutherfordAlcock）给老中的信中告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本年，横井小楠发表《国是三论》，批评清国骄傲自大的风气。

1861年（辛酉，文久1年，咸丰11年）

1月20日，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3月11日正式成立。4月6日，驻日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幕府允许其带日本佣人同去香港，次日获得允许。7月7日，箱馆的美国商人擅自带日本佣人到上海。8月22日，咸丰帝死于热河行宫；11月，同治帝即位，西太后、东太后宣布垂帘听政。9月29日，幕府在横滨开设英学校和汉学所（修文馆）。该月，井上春洋、森荻园、三守柳圃训点、翻刻了徐继畲的《瀛环志略》。

本年，加藤弘之的《邻草》成稿。

1862年（壬戌，文久2年，同治1年）

1月21日，幕府派出遣欧使节交涉延迟开港开市，福泽谕吉、寺岛宗则等人随行；2月4日，遣欧使节停靠香港。日本5月27日，幕府派员赴上海视察清朝贸易，“千岁丸”从长崎出发，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等奉藩命参加；6月3日，到达上海；7月31日自上海返回，8月9日回到长崎。在上海期间，一行除了与上海道台、荷兰领事面谈交流之外，还参观了清军练兵、黄浦江的造船所及一些商业活动，购入了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9月14日，日本发生“生麦事件”；为次年1863年8月15日的“萨英战争”埋下伏笔。7月11日，北京设立同文馆。11月12日，日本朝廷决定攘夷。12月3日，李鸿章任江苏巡抚。

本年，洋书调所训点、翻刻《官板中外新报》刊行。

1863年（癸亥，文久3年，同治2年）

6月13日，胜海舟建议联合朝鲜和清朝对抗西欧。

1864年（甲子，元治1年，同治3年）

3月16日，幕府为了试行贸易，再次派遣使节到上海，“健顺丸”从神户出发，3月28日到达上海；5月14日返回，5月20日到达长崎。6月1日，洪秀全去世；7月19日，湘军占领天京（南京）。12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在北京刊行。

1865年（乙丑，庆应1年，同治4年）

3月6日，长州藩为了卖掉藩船和购买武器，派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去上海；4月26日回到下关。3月15日，幕府要求英法俄各国公使驱逐居留地的清国等国未缔约国国民。6月27日，幕府派遣外国奉行柴田刚中等为使节赴法国进行军事调查，从横滨出发；7月7日，停靠上海；7月11日，停靠香港时，访问罗森，获赠《英汉对译书》。7月7日，幕府命外国奉行、长崎奉行等，为抑制日本人的走私贸易而与清朝缔条约的交涉。

本年，开成所训点、翻刻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安井息轩《管子纂诂》成。福泽谕吉《唐人往来》完稿。

1866年（丙寅，庆应2年，同治5年）

8月1日，清朝的册封正使赵新、副使于光申等到达那霸；10月5日，册封尚泰为琉球国中山王；12月10日，清朝册封使归国，琉球国的进贡使兼册封谢恩使同行。11月13日，经过苏格兰商人ThomasBlakeGlover（1838—1911）的斡旋，柳河藩士苏我准造（祐准）、笠间广盾等偷渡到达上海，后来去了华北。12月2日，中村正直与幕府派遣的留英学生从横滨出发。

1867年（丁卯，庆应3年，同治6年）

1月11日，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初编刊行。1月17日，广东发行的《中外新闻》刊登八户顺叔的征韩说。1月，开成所翻译前岛密向将军建议废除汉字。2月15日，幕府派遣使节德川昭武、涩泽荣一等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浜松藩、佐仓藩派遣使节视察中国的名仓予何人、高桥由一等9人同行，从横滨出发；2月19日到达上海；3月16日，遣欧使节出发；3月19日，名仓等赴南京，八户顺叔同行；5月9日，名仓等回到横滨。3月4日，谷干城、前野悦次郎为经营开成馆作调查而到上海，参观了钢铁厂、造船厂等。11月，在神奈川奉行指导下，为了管理未缔约国民，制定了《在留清国人民籍牌规则》。张熙堂、陈玉池等为了与奉行所交涉，在横滨居留地设立中华会议所。

1868年（戊辰，明治1年，同治7年）

1月1日，美国PacificMail公司开设横滨—上海航线。1月3日，日本朝廷法布王政复古宣言。1月31日，岸田吟香为买汽船事宜赴上海。在上海设立精锜水（眼药）代销店（4月2日返回横滨）。4月6日，日本天皇发布五条誓文。4月27日，日本长崎法院决定，外国人雇用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所犯罪行以日本法律处理。5月24日，福泽谕吉将其塾命名为“庆应义塾”。5月，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约有100人。6月9日，日本政府禁止鸦片，对中国侨民可逐渐减少。9月6日，自澳门出发去秘鲁的美国船只载清国苦力42人驶入日本箱馆港，日本政府因该船不耐航海而禁止其出航。9月，日本长崎府颁发禁止中国侨民携带和持有鸦片的布告。10月23日，日本改元“明治”。中国商人联名向日本请愿，要求每年允许输入一定量的鸦片。

本年，在日本的中国侨民，长崎743人、神户240人、大阪21人；长崎设立了福建会馆（八闽会馆）；中国商人莲昌泰在日本东京开始生产汽水饮料。

1869年（己巳，明治2年，同治8年）

3月2日，日本朝廷决定向中国和朝鲜派遣使节。4月，福泽谕吉《清英交际始末》刊。8月6日，日本在东京为戊辰战争中战死者建招魂社（1879年6月4日改名靖国神社）。8月15日，日本设置外务省，任命泽宣嘉为外务卿。8月，福泽谕吉出版《世界国尽》。10月，日本新政府要求将长崎县和旧幕府与清政府协定的关于处置犯人的约定通知全日本。

本年，在横滨有户口登记的中国侨民1209名。

1870年（庚午，明治3年，同治9年）

6月21日，发生“天津教案”。7月1日，因为天津教案，日本政府令兵库县知事加强警戒，不要让攘夷论者煽动民心。7月27日，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通商商议被派往中国（8月9日从长崎出发，9月4日到达天津。一说9月1日从长崎出发，9月4日到达上海，9月30日到达天津）。7月29日，外务省下令，因为天津教案中国与他国开战之际，日本保持局外中立立场（8月24日公布）。8月5日，神奈川县权知事井关盛艮等在与外务省协议基础上，通知各国领事按照日本法律来处理中国人等未缔约国民的犯罪。9月4日，日本制定贩卖鸦片烟律及生鸦片办理规则，并告示各港口中国侨民。10月13日，清政府拒绝日本订约要求。10月3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使允明年再议。11月10日，恭亲王奕等奏请与日本订约。9月8日，日本禁止中国人拐卖日本儿童。

1871年（辛未，明治4年，同治10年）

1月21日，李鸿章奏请与日本订约。6月14日，日本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全权大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赴中国议约。6月27日，日本外务省声明缔结日清攻守同盟的谣传为无稽之谈。7月4日，沙俄侵占新疆伊犁。7月9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与日本通商条约事务。7月28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在天津开议条约会议。8月29日，日本颁布废藩置县诏书。任命岩仓具视为外务卿。9月1日，丁抹（即丹麦）电信公司通告长崎浦潮之间、长崎上海之间的海底电线完成。9月13日，李鸿章与日本特使大藏卿伊达宗城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海关税则》。11月20日，日本派遣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12月15日，日本任命副岛种臣为外务卿。12月18日，琉球船只漂至台湾，被生番劫杀54人。

1872年（壬申，明治5年，同治11年）

2月13日，日本鹿儿岛县派遣奈良原幸五郎、伊地知贞馨赴琉球（2月23日到达琉球，3月2日告知琉球摄政三司日本内地变革情况，敦促其实行岛治改革）。3月10日，日本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赴华办理修改条约交涉。5月15日，日本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会见李鸿章，面呈照会，李鸿章拒绝日本改约要求。7月5日，大藏大辅井上馨建议合并琉球。7月，秘鲁船“玛也西”号载华工入横滨，副岛种臣与英美两国临时代理公使商议进行调查，9月份将劳工229名引渡回中国。10月30日，日本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封国王尚泰为藩王，对外事务由日本外务省掌管。12月28日，日本颁布全国征兵诏书。

本年，尚泰王遣使赴清进贡。石幡贞《清国纪行桑蓬日乗》由有不为斋刊行。

1873年（癸酉，明治6年，同治12年）

2月23日，清朝同治帝亲政。2月28日，日本任命副岛种臣外务卿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清。3月13日，副岛大使从横滨出发，陆军少佐桦山资纪、海军少尉曾根俊虎随行。4月30日，李鸿章与日本特使副岛种臣在天津换约（修好条规）。6月1日，恭亲王奕向副岛大使说明谒见皇帝的礼仪，副岛拒绝行跪拜礼。6月14日，上海日本领事馆向日本侨民颁发《在留邦人心得规则》。6月21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及孙士达与日本副使柳原前光就台湾生番杀害琉球人问题的会谈中，清朝大臣强调琉球为我藩属，而柳原强调琉球附属日本萨摩藩，认为琉球人可以说是日本人。6月29日，副岛种臣以三揖之礼觐见同治帝并递交国书。7月1日，副岛大使将日本北京公使馆的事务委托俄罗斯公使代理。7月9日，副岛种臣从大沽出发，26日回到日本。9月4日，岩仓具视巡游欧美使节团一行归途经过上海，参观江南制造总局机器厂。10月5日，日本政府通告琉球藩设置后，琉球与清朝的关系不变。10月24日，日本天皇依岩仓具视奏议停派赴朝鲜使节，“征韩派”失败。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辞职。10月28日，日本任命寺岛宗则为外务卿。11月24日，日本任命陆军少将山田显义为驻清特命全权公使。11月，日本军舰春日测量台湾近海，侦查台湾原住民的动静。

1874年（甲戌，明治7年，同治13年）

1月7日，副岛种臣、板垣退助等向日本左院提出《民选议院建议书》。2月6日，日本大臣参议会议通过《台湾蕃地征讨要略》，决定出兵征讨台湾。2月22日，日本任命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3月23日，陆军少佐桦山资纪、海军勤务水野遵从打狗（高雄）出发视察台湾南部各地。4月4日，日本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军3600人侵台（5月17日从长崎出发，5月22日，日本侵略军登陆台湾）；同时设置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参议大隈重信为长官。6月2日，日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台湾高山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7月9日，日本政府决定，不惜为台湾问题与清国开战。7月15日，“台湾蕃地事务局”告示各新闻社，禁止刊载有关台湾问题的军机事项。9月10日，日本全权特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7月，山县有朋提出《外征三策》。9月14日，大久保特使与恭亲王等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交涉困难。9月28日，兵库县法院对在神户的广东侨民陈四判处吸引鸦片罪。9月，旧士族中不断出现主张征讨清国的志愿者。10月1日，“台湾蕃地事务局”发布安民告示，表示即便日清开战，中国侨民无咎。10月25日，大久保反驳清政府的主张，并宣告回国。同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1日，中日订立《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去台湾，清政府赔偿银50万两。10月，徐继畬著、平井正翻译《俗解绘入瀛环志略》由（东京）山中市兵卫刊行。《清典揽要》由陆军文库刊行。11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敕语表达对英国公使尽力调停的谢意。11月16日，大久保特使归国途径台湾，与西乡都督会谈，决定撤兵。11月30日，琉球藩的清国进贡使节从那霸出发（最后一次进贡。1875年3月到达北京）。

本年，陈其元出版《日本近事记》，主张日本征服论。西周的《百一新论》刊行。

1875年（乙亥，明治8年，光绪1年）

1月4日，“台湾蕃地事务局”废止。1月12日，清朝同治帝逝世（2月25日光绪帝即位）。1月18日，为了对抗美国太平洋汽船公司，日本内务省命令三菱蒸汽船公司开始上海—横滨的航线。2月3日，三菱蒸汽船公司开通上海—横滨的定期航线；4日，在上海开设支店。2月16日，与入侵台湾军队同行的摄影师松崎晋二，贩卖关于台湾风情的照片。2月，日本陆军制定向中国派遣将校的定规。神奈垣鲁文编辑的《现今支那事情》刊行。4月，《明六杂志》第35号刊发中村敬宇（正直）的《支那不可侮论》。5月3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5月7日，日本与俄国签订《千岛、库页岛交换条约》。5月9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内务省下令，琉球藩与清国的关系宜由外务省管辖。5月22日，日本劝业寮官员武田昌次等五人为调查清国物产而从横滨出发。5月29日，三条实美通告琉球藩，废除琉球藩向清国的进贡和由清国的册封。5月30日，清政府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6月14日，日本《朝野新闻》上质问“琉球废藩为何不可？难道不是向支那进贡了吗？”7月14日，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在首里城通告禁止琉球藩对清朝的关系。8月14日，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刊登清国有向琉球派遣军舰促使其进贡的报道。8月17日，日本在天津设置领事馆。8月31日，清政府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为中国近代正式派遣驻外公使的开端。8月，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刊行。冈本监辅游历北京、曲阜、武昌、上海（12月回日本）。共同运输公司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之间的不定期航线。9月20日，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9月，由于日本禁止向清国的进贡船只，琉球藩的光绪帝即位庆贺使一行无法出行。11月18日，清国军舰“扬武号”来到长崎。11月20日，日本任命森有礼为特命全权驻华公使。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决不可轻侮支那》。

本年，琉球使用明治年号。劝业寮引进天津水蜜桃、上海水蜜桃和蟠桃的树苗。鸠居堂为了研修笔、墨的制造法派技师2名去安徽徽州、浙江湖州学习。曾根俊虎《北支那纪行》前编出（后编1876年出）。

1876年（丙子，明治9年，光绪2年）

1月24日，李鸿章与森有礼就朝鲜问题进行会谈。2月26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约》（江华条约）。2月，日本派遣曾根俊虎赴清国从事谍报和筹措军需品（1878年回国。进献《清国近世乱志》、《诸炮台图》）。3月，日本在牛庄开设领事馆。4月15日，日本邮便局在上海开设。5月2日，北京公使馆勤务竹添进一郎从北京赴陕西、四川旅行（8月21日到上海。1879年3月出版《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5月16日，日本在芝罘开设领事馆。5月，北海道开拓使从山东省招来10名农民，使其开拓札幌郡丘珠村。日本外务省派遣中田敬义等3名留学生赴北京。日本真宗大谷派的小栗栖香顶，为在中国作传教的准备而著《喇嘛教沿革》。5月，林正躬编《清国史略》由京都竹冈书屋出版。7月13日，日本东本愿寺派遣的谷了然、小栗栖香顶等到达上海（8月20日，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开院）。7月31日，在琉球藩工作的木梨精一郎等要求藩厅断绝同清朝的关系。藩厅请求延迟回答。9月28日，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向东京府、神奈川县等发布通告，允许华侨为养病和学术研究到内地旅行。10月，北海道海产品直接对华出口的广业商会在函馆设立。在上海开设分店（到1888年）；在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内设立江苏教校。12月6日，幸地亲方朝常等，携带琉球藩王的密信赴清。

本年，明治政府禁止琉球人赴清。琉球王府遣幸地亲方秘密赴清求救。

1877年（丁丑，明治10年，光绪3年）

1月15日，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为参赞。1月26日，日本第一国立银行行长涩泽荣一、三井物产公司社长益田孝，为借款交涉赴清。2月15日，日本西乡隆盛率兵发起西南战争（9月24日西乡隆盛自杀，战争结束）。4月12日，从琉球来的幸地亲方等到达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璟及福州巡抚丁日昌请愿。6月24日，闽浙总督何璟就琉球密使的要求援助问题向政府报告，政府命何如璋处理，命琉球使者向德宏回国。7月，在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内设立医院。9月20日，李鸿章就日本阻止琉球进贡一事质问日本公使森有礼。11月1日，东本愿寺在北京法源寺开设直隶教校（1878年1月废止）。11月8日，三井物产公司开设上海支店。11月30日，何如璋率中国第一届驻日使团抵达日本长崎。12月28日，何如璋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1878年（戊寅，明治11年，光绪4年）

1月12日，杉山繁在《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不可轻视支那论》。3月3日，涩泽荣一、益田孝等呼吁为中国北部饥民救济募捐。将米麦6200余石、洋银3150美元、旧铜钱100万枚送往天津（5月，竹添进一郎等携救恤金赴中国。6月，何如璋公使拜访色涩泽荣一，就救恤金转达李鸿章的谢意）。3月18日，森有礼向清政府提出订立新约，被拒绝。4月5日，日本陆军少尉相良长裕报告，福州琉球馆有琉球人40名。4月9日，日本政府再次命令琉球藩民赴清要携带外务省所规定的护照。4月16日，元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设宴招待何如璋公使等。5月29日，何如璋自日本致函李鸿章，主张琉球之事应据理力争。6月14日，宫岛诚一郎在家设宴招待何如璋公使及公使馆员。8月，《芝山一笑：清钦差大臣何如璋同钦差副大臣张斯桂日本石川鸿斋赠答》由东京文升堂刊行。9月3日，何如璋公使对日本阻止琉球要求向清朝进贡表示抗议。10月7日，何如璋公使、张斯桂副使致函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指出琉球“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谴责日本“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是“欺凌琉球，擅改旧章”，为“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而且违背中日友好条规中的第一条，敦促日本“待琉球以礼，俾琉球国体政体一切率循旧章，并不准阻我贡事”。11月21日，日本外务卿寺岛致函清国公使，说琉球“数百年来为我国所属之一地方，现已归内务省管辖”。反问“贵国政府在不熟知我政府发此禁令之缘由的前提下，突然向我政府发此假想之暴言，是岂重邻交修友谊之道？若果是贵国政府令阁下发此等语，似乎表示贵国政府不欲使以后两国保持和好”。态度强硬。此后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外务卿之间多次信函往来，各持己见。

本年，上海的读史堂翻刻出版赖山阳《日本外史》。《军人训诫》颁布。

1879年（己卯，明治12年，光绪5年）

1月31日，浅野乾在《朝野新闻》发表《闻清民奋抗强鲁有感》（“鲁”指俄罗斯），提倡中日宜互相援助。3月8日，日本任命宍户玑为驻华公使。3月11日，日本政府通知琉球藩王废藩置县，将藩王列为华族，命其住在东京。3月12日，何如璋公使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派遣警察部队赴琉球。3月31日，日本内务大书记官松田道之在熊本镇台两个中队的掩护下，接收了首里城。4月4日，日本政府布告全国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锅岛直彬任冲绳县令。4月23日，王韬受日本《邮便报知新闻》邀请访日，从上海出发（5月15日到东京，8月31日回到上海）。5月10日，清朝总理衙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称“贵国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是贵国蔑视中国”，要求“将废球为县一事速行停止”。5月20日，驻日公使何如璋抗议日本吞并琉球。5月25日，日本重野安绎、栗本锄云等在东京后乐园招待王韬、黄遵宪，互赠诗作（8月21日，王韬送别会，日本名流约100人来参加）。5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向中国派遣将校的新规程。6月13日，李鸿章会见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请其为琉球问题在中日之间作调停（9月20日，清政府按照格兰特的劝告提议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6月30日，广部精《亚细亚言语集：支那官话部》第1卷由东京青山堂刊出（到1880年3月出版第7卷）。7月3日，琉球藩幸地亲方在天津会见李鸿章，请求援救琉球。7月18日，宫岛诚一郎从与清政府驻日公使随员沈文荧处探听到清政府请格兰特为琉球问题调停这一“紧要中之紧要”机密，并随即报告了岩仓具视。7月22日，日本内务卿伊藤博文与陆军卿西乡从道在日光拜访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说明琉球问题的日本立场。7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步兵大尉志水直等12人赴清国考察军事要地。8月，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由总理衙门刊。9月10日，日本任命井上馨为外务卿。11月19日，草间时福在《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东洋连衡论》。11月，曾根俊虎《清国近世乱志》由加藤九郎出版。12月12日，王韬《扶桑游记》上卷由东京报纸新闻社刊（中、下卷1880年刊）。12月末，日本参谋本部向北京派遣中国语留学生14名。

本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官赴中国调查收集军事、地理情报。

1880年（庚辰，明治13年，光绪6年）

1月10日、15日，野手一郎发表《日支联合果可恃耶》，指陈亚洲连带论的弊害。1月21日，岸田吟香为销售精锜水赴上海。同日，草间时福在《朝野新闻》上发表《论支那之国势》，强调中日联合论。3月13日，岸田吟香在上海开设乐善堂上海支店。2月3日，日本派金刚舰访华。2月12日，清政府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商谈琉球问题善后事宜。2月13日，日本兴亚会成立。会长长冈护美、副会长渡边洪基。2月16日，兴亚会支那语学校在东京开学（3月19日，张滋昉被聘为教师。1882年5月关闭）。2月17日，草间时福在《朝野新闻》上发表《论支那语学之要用》，强调学习中国语的必要。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以转让给清朝宫古八重山二岛作为交换条件，插入最惠国条款。4月20日，日本内阁大书记官井上毅携带给驻华公使宍户玑的训令、内训等赴北京（1881年3月3日归国）。5月，黄遵宪著、饭岛有年训点《日本杂事诗》由（东京）早乙女要作刊行。6月6日，日本“斯文学会”成立。6月26日，日本任命宍户公使为琉球案件的全权办理委员。7月，日本任命竹添进一郎为天津领事，兼任芝罘、牛庄领事。7月28日，岸田吟香在《申报》上为精锜水作广告。8月18日，日本宍户公使就琉球问题与总理衙门交涉。10月21日，日本宍户公使与清朝总理衙门就琉球分割（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管理外，其宫古八重山二岛属大清国管辖）及最惠国待遇的条约草案达成协议。11月17日，清政府要求对琉球问题延期签订条约。11月30日，山县有朋上奏《进邻邦兵备略表》。12月27日，日本宍户公使责问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回避态度，开始谈判。

本年秋，陆军步兵中尉福岛安正受山县有朋之命而编成《邻邦兵备略》出版。

1881年（辛巳，明治14年，光绪7年）

1月17日，日本宍户公使通告在琉球问题上毁约是中国的责任（1月20日从北京回国）。2月，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成立玄洋社。4月5日，清政府任命黎庶昌为驻日公使（1884年回国）。6月22日，横滨正金银行派遣职员赴上海调查汇兑情况。8月2日，东本愿寺设立北京别院。

本年，三井物产公司开始向上海输出根室海带。

1882年（壬午，明治15年，光绪8年）

2月23日，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3月1日，何如璋离开日本，楢原陈政作为大藏省的留学生而随行。2月，日本参谋本部在配属各镇台的士官中采用支那语学校（属外务省）的学生。3月23日，曾根俊虎《清国各港便览》由海军军务局刊行。5月7日，冲绳人富川成奎不满于琉球处理而投奔福建。5月，岸田吟香《清国地志》三卷出版。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政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仁川。8月5日，黎庶昌公使根据中国的训令提出派遣军舰赴朝鲜进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调停（8月6日，日本回答拒绝调停，自行解决）。8月12日，日本任命榎本武扬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10月25日到达北京）。8月30日，日朝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日朝修好条规续约》。9月27日，清朝侍读张佩纶奏请东征日本。9月，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向阁僚提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军备要以扩张海军为急务的意见书。10月，竹中邦香编辑出版古賀侗庵作于1813年的《殷鉴论》（“天香楼丛书四”）。竹中邦香在跋文中说：“支那国势不振者，原于尊大自处，非使其自知其非，则言不可入，交不可久。今日之形势，非我与支那为唇齿，则不能兴国益，宜规切之以示善邻之宜。乃设善邻义会，立五规则，将刻此篇，以颁同好。”11月24日，日本天皇颁发扩张军备、增征租税的敕语。

本年，上海商同会创刊《上海商业杂报》（日本人在中国所办的最初的刊物）。《军人敕谕》颁布。

1883年（癸未，明治16年，光绪9年）

1月6日，日本任命竹添进一郎为驻朝鲜公使。1月20日，兴亚会改名为亚细亚协会。2月10日，曾根俊虎《清国漫游志》由绩文社刊出。3月10日，日本以太政官布告的形式发布中国及朝鲜日本侨民管理规定（9月2日，日本上海总领事制定并实施“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3月26日，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日清条约期满，要求双方修约。3月，金子弥兵卫编《支那总说》由中近堂出版。4月16日，中村敬宇在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乙部典礼”（汉学科）上，强调“汉学为里，洋学为表”，望其“成鸿儒硕匠之种子”。4月，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商店中的20％转移到汉口。5月，黎庶昌针对修改友好条规，要求解决琉球问题。5月26日，日本外务卿指示其驻华公使榎本武扬，条约修订与琉球问题分别议论。7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9月15日，在长崎，吸食鸦片的中国人抵抗逮捕，致使死伤者6人。9月18日，中国驻日领事书记官向长崎县令抗议没有领事的允许而进行抄家和拘留是违反条约的。10月，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刊（到1888年，5册）。11月16日，日本留学生楢原陈政从北京出发到各地探查旅行（1884年3月19日到福州）。11月22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声明对藩属越南的保护。12月5日，原敬赴任天津领事从东京出发（1884年1月4日到达天津）。12月，岸田吟香在苏州开设乐善堂支店。12月中旬，“中法战争”开始。

本年，俞樾《东瀛诗选》刊。

1884年（甲申，明治17年，光绪10年）

1月14日，原敬天津领事上任。1月，陆军少尉小泽豁郎被派往福州从事谍报活动。3月5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发表社论《期望日本不为支那所蔽》。4月8日，恭亲王奕被罢免。4月13日，日本《朝野新闻》发表《东洋之气运》批判蔑视中国，强调以中日联合为基础的整个亚洲连横的必要性。5月29日，日本冈千仞随杨守敬回国赴清游历（6月6日到上海，访问王韬。后至杭州、天津、广州，1885年4月回国）。6月6、18日，《邮便报知新闻》发表《兴亚的问题及东洋之现势》，指出“守旧”的中国与“改进”的日本发展方向不同，强调中日协和是不可能的。8月7日，日本九州的日下部正一、宗像政等在上海设立东洋学馆，教授中文、英语，馆长为末广重恭。8月20、29、30日，日本《自由新闻》发表《为何归咎法国》，系统地提出了亲法反中的理论。8月27日，尾崎行雄从横滨出发游历中国。8月29、30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发表《支那之败北为日本之幸》，期待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失败。8月，元田永孚向伊藤博文提出以儒教为根基的《国教论》。9月19、20日，《朝野新闻》发表《针对外患论政体之得失》，论述无论中法战争的战况如何，中国都不可能胜利，根源在于中国的专制政体不可避免造成政府与人民的背离，而法国的自由政体使得人民与政府在利益上是一致的。9月28日，关轮正路在《朝野新闻》上发表《开化与开化的战争》，将中法战争理解为中国的“空想开化”与法国“实用开化”之战。10月2、3日，《邮便报知新闻》发表《四十年来的日本及支那》，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国与日本是朝着保守和进步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日本将中国作为衡量西方实力的“试验材料”而采用了西方的兵制，强调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10月5日，清政府任命徐承祖为出使日本大臣。10月，小野田孝吾编纂《近世支那人杰传初编》第一册出版，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曾纪泽传。11月，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请训打败中国在朝鲜势力的办法。12月2日，日本成立以废除汉字为目的的罗马字学会。12月4日，朝鲜亲日派开化党金玉均等发动“甲申政变”，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率领军队占领王宫。12月6日，中日军队在朝鲜王宫发生冲突。10日，清军护送其国王回宫，平定政变。12月15日，李鸿章指示不要与日本在朝鲜肇事。同时袁世凯等电请李鸿章向朝鲜派兵。12月22日，丁汝昌率军舰3艘500名兵士到朝鲜马山浦。12月21日，日本派遣外务卿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处理甲申事变。此日，尾崎行雄在《邮便报知新闻》发表《勿使支那朝鲜增长倨傲心》。

本年，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由总理衙门刊出。本年末到1885年初，自由民权的领导者之一杉田定一发表《游清余感》，批判中日友好，主张出兵中国。

1885年（乙酉，明治18年，光绪11年）

1月9日，日朝签订《汉城条约》。1月，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由（东京）山中喜八郎刊行。2月24日，日本决定派遣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赴清（3月14日到天津）。2月25日，副岛种臣对来访诸生发表了《甲申事变后的对清政策意见》。3月6日，黑田清隆从横滨出发赴香港，开始巡游中国各地（9月5日回国）。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3月27日，森田文藏在《邮便报知新闻》上刊载《上海通信》。4月3日，伊藤大使与李鸿章开始交涉。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中日《天津条约》。4月，河井源藏编《清国里程明鉴》由有则轩出版。三岛鹿之助编《开卷惊奇支那风俗一斑》弘道书院刊。5月，沼田正宣《日清贸易针砭》刊。7月3日，榎本公使访问李鸿章，提议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8月，日本上海领事馆遣送20余名日本妓女回国。9月29日，日本邮便汽船三菱公司与共同运输公司合并创立日本邮船公司。10月1日，日本邮船公司横滨至上海航线开业，并在上海设立支店。10月12日，台湾改建行省，清政府任刘铭传为巡抚。10月30日，清政府派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1月，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为日本侨民设置教育所。12月22日，日本废除太政官制度，确立内阁制，伊藤博文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任命盐田三郎为驻华公使。

1886年（丙戌，明治19年，光绪12年）

3月，日本邮船公司开设长崎到天津航线（到1900年10月）。4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尉荒尾精到中国，以开办日清贸易协会为名，以乐善堂汉口支店为据点收集情报（1889年4月回国）。4月，山本由方《清国水产辩解》由水产局出版。5月1日，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与各国公使召开第一次修改条约会议。5月31日，中日之间开始交涉修改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8月10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定远、镇远、威远、济远等舰从仁川赴日本修理，抵达长崎港。8月13日，中国水兵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互有伤亡。8月，冈千仞《观光纪游》刊（私家版）。9月4日，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向总理衙门提出改订条约底稿。9月15日，李鸿章致函醇亲王奕，提出联俄制日的主张。

本年，日本农商务省三次从中国输入蚕种。

1887年（丁亥，明治20年，光绪13年）

2月8日，中日签订《长崎事件议定书》。2月，日本参谋本部拟定《征讨清国策》（小川又次起草），并派陆军军官多人到中国华北等地进行间谍活动，收集军事情报。4月12日，宫岛大八从横滨出发来中国，在保定、武昌师从张廉卿学习经学、训诂（1891年11月回国）。5月8日，中村敬宇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汉学不可废论》的讲演。5月下旬，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由集成社书店出版。6月，黄遵宪《日本国志》40卷编成，提交总理衙门。9月13日，清政府再次任命黎庶昌为驻日公使。9月17日，井上馨外相辞任，由伊藤博文兼任。11月14日，光绪皇帝命傅云龙、顾厚焜等12名官员游历考察日本和欧美各国，到达长崎。12月，沼田正宣《日清贸易新说》有邻堂（东京）出版。

本年，落合泰藏《征蛮医志》（1874年参加出兵台湾时的记录）由陆军文库出版（1920年又出版了《生番讨伐回顾录》）。

1888年（戊子，明治21年，光绪14年）

1月13日，中国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向日本天皇呈递国书。1月，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2月1日，大隈重信任日本外务大臣。4月30日，黑田清隆内阁成立。3月，刑部主事顾厚焜赴日考察期间编写《日本新政考》。7月，《朝野新闻》报道到海滨侨居的中国人达400余人，构成了对日本劳动力的威胁。夏，菅沼贞风以《大日本商业史》为毕业论文（1892年由东邦协会出版）从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科毕业。9月8日，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刊行（4卷，到1890年）。9月14日，日本盐田公使通知总理衙门，停止中日修约谈判。11月，楢原陈政《禹域通纂》由大藏省刊行。12月17日，清政府北洋海军成立，丁汝昌为提督。

1889年（己丑，明治22年，光绪15年）

2月8日，日本文人招待黎庶昌公使等举办诗会，结集为《己丑集续编：枕流馆集》。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2月，长崎禁止中国人放爆竹。3月23日，黎庶昌在红叶馆举办诗会，编为诗集《己丑集续编：修禊编》。4月，神户建立关帝庙。6月3日，日本任命大鸟圭介为驻华公使。6月20日，日本在天津设置邮便接受所。6月，东本愿寺在杭州设立开导学堂。7月15日，中村敬宇在《斯文学会杂志》第一号上发表《论支那学之非迂阔》。8月8日，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9月，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在日本刊行。10月，黎庶昌在红叶馆举办重阳节酒宴，编辑诗集《己丑集续编：登高集》。12月24日，日本公布内阁官制，第1届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到1891年5月6日辞职），青木周藏任外务大臣。

1890年（庚寅，明治23年，光绪16年）

1月24日，中国共有包括北京在内的11个城市开始可以办理挂号邮件。1月25日，青木周藏外相向黎庶昌公使提出中国人在居留地之外经商是违反通商章程的。5月23日，吉备山人编《现今支那言语风俗独案内》由石丸商社分店（东京）刊行。6月5日，松野平三郎在上海创刊日语周刊《上海新报》（到1891年5月29日）。7月1日，日本第一次众议院议员总选举。9月20日，荒尾精等在上海举行日清贸易研究所开幕式，学生约200名（1893年6月研究所关闭）。8月，抵抗废藩置县而投奔到福州的琉球旧藩士40余名回到琉球。9月，清政府任命李经方为驻日公使。10月30日，日本颁布《教育敕谕》。

本年，黄遵宪《日本国志》由广东富文斋刊行。日莲宗僧人穗坂岩到上海从事布教活动（到1891年5月）。冈田篁所《沪吴日记》刊（私家版）。松野平三郎设立上海修文馆（出版社）。

1891年（辛卯，明治24年，光绪17年）

3月25日，板垣退助就任自由党总理。3月，日本邮船公司开通神户到牛庄的航线。本月，书法家日下部鸣鹤赴上海、杭州，向吴大澂、杨见山、俞樾学习。5月6日，第1届松方正义内阁成立。5月16日，三岛毅（中洲）在斯文学会讲谈会上发表《五大洲不出仁义范围之说》的讲演（9月刊发在《斯文学会杂志》第77号）。5月26日，榎本武扬任外相。7月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7艘军舰访问日本，到神户。7月7日到横滨（此日，东邦协会第一次总会召开，发起人为小泽豁郎、福本成等，会头为副岛种臣）。7月9日，访问天皇。7月10日，榎本外相招待丁汝昌、李经方等举行游园会。7月16日，丁汝昌率在横滨港的旗舰“定远号”上招待日本国会议员。丁汝昌访日期间还拜访了胜海舟家，邀请胜海舟参观军舰。8月4日，作为北洋舰队访日的回礼，日本常备舰队赴清。8月25日，松方正义藏相请榎本外相就广东、香港、天津、上海等地日本货币的流通状况举行调查。10月，三井物产公司设置“支那修业生制度”。12月10日，日清贸易商会编《日清贸易案内》，由大阪府内务部第二课刊行。

本年，《上海新报》因为揭露了日清贸易研究所接受陆军提供的军费而培养特务，为该研究所的学生所攻击。不久停刊。

1892年（壬辰，明治25年，光绪18年）

7月4日，清政府任命汪凤藻为驻日公使。7月16日，天津、芝罘设立日本邮便局。8月8日，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成立，陆奥宗光任外务大臣。8月29日，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第1编（12月，第2编刊行）。10月25日，宫岛大八再次留学中国，在西安师从张裕钊。11月16日，福岛安正《蒙古跋涉略记》刊。12月21日，安东不二雄《支那漫游实记》博文馆刊。“支那文学全书”开始由博文馆出版（到1894年，包括内藤耻叟《四书讲义》、《小学孝经忠经讲义》、《墨子文中子讲义》、《靖献遗言讲义》、《近思录讲义》，小宮山綏介《老子•列子•孙子•吴子讲义》、《韩非子讲义》、《诗经讲义》，大田才次郎《庄子讲义》、《十八史略讲义》，石川鸿斋《文章规范讲义》，城井寿章《荀子讲义》、《史记列传讲义》，平井鲁堂《战国策讲义》。）

1893年（癸巳，明治26年，光绪19年）

1月10日，海军大臣仁礼景范在众议院以海军扩张计划的说明暗示对华军备扩张。3月11日，日本成立殖民协会，会长为榎本扬武。4月16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及柴五郎大尉等4人，秘密赴朝鲜、中国考察。5月12日，李鸿章在天津会见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5月15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办事处（1900年升格为支行）。6月17日，中日成立邮政协定。7月15日，大鸟圭介兼任驻华和驻朝公使；冈仓天心受帝国博物馆之命，为美术调查而赴清（游历了北京、龙门石窟、西安、四川等地，12月6日回国）。7月，荒尾精在上海开设日清商品陈列馆（中国名为瀛华广懋馆）。8月2日，日本文部省将《君之代》选定为日本国歌。8月，森本（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刊。9月13日，清政府解除华侨海禁，听任经商出洋。10月，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根据川上操六、福岛安正等的实地调查，论说东亚形势，主张加强海军军备为当务之急。

1894年（甲午，明治27年，光绪20年）

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发生东学农民起义。2月22日，光绪帝为祝贺明治天皇银婚式而赠送礼物。5月31日，朝鲜国王请求袁世凯派兵镇压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派兵朝鲜，并与中国对抗。6月7日，汪凤藻公使通告陆奥外相应朝鲜国王之请为保护属邦而出兵。陆奥外相回答日本不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6月9日，日本派兵的第1次输送部队从宇品出港。此日，李鸿章请英国公使住址日本出兵朝鲜。6月10日，大鸟驻朝公使率海军陆战队400余名到朝鲜。6月12日，大鸟公使与袁世凯商议中日共同撤兵。6月14日，朝鲜驻日公使李埈镕向陆奥外相要求日本撤兵。6月16日，陆奥外相向汪公使提议，中日共同讨伐东学党徒，共同推行朝鲜内政改革。此日，日军混成一旅团在仁川登陆。6月20日，李鸿章请俄国公使就朝鲜问题出面调停中日关系。6月21日，中国拒绝陆奥要求。此日，日本铁道局制定了为中日战争作准备的临时军用物资运输手续。6月23日，日本枢密院紧急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7月16日，日英缔结《日英改正通商航海条约》。同日，胜海舟起草反对出兵朝鲜的报告书。7月20日，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提出清军撤退及废除朝鲜与中国的宗属关系的最后通牒。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海军及运兵船，挑起中日甲午战争。7月28日，日军进攻牙山清军。7月，长谷川雄太郎、七里恭三郎编《清国军备总览》由日清协会出版。8月1日，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对清国宣战之诏敕》。同日，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福泽谕吉、东久世通禧发起，财界名流结成为军费醵金的报国会。8月5日，日本政府指示其各地方政府要登记中国侨民的住址、职业、姓名。8月15日，日本《教育时论》发表美津儿岛人《对清教育私见》，强调要将中国历史研究与地理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教育家在今后向外扩张本国势力对国民教育而言极为紧要之事。8月25日，博文馆出版《日清战争实记》第1卷（到1896年出版到第50卷）。8月27日，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由民友社刊。8月31日，在川上音二郎一座、东京浅草座开始上演“壮绝快绝日清战争”，后又在春木座、明治座公演。8月，佐佐木信纲《支那征伐之歌》由博文馆刊。热血处士著《对日本必胜清国征讨军歌》由大阪尚武堂出版。此后关于“清国征讨”的图书大量出版发行。竹越与三郎《支那论》刊行。10月，《征清歌集》博文馆刊。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清军败退。天皇亲临广岛战时大本营。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大战。10月16日，荒尾精《对清意见》博文馆刊。10月21日，国木田独步《爱弟通信》（日清战争从军记）开始在《国民新闻》上刊载（到1895年3月9日）。10月22日，东京浅草的凌云阁举办日清战争的油画展。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日本公布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法。11月5日，美津儿岛人在《教育时论》发表《国民精神的修养与支那历史及地理的关系》，对倭寇大加赞扬以少年志气，并推崇《大日本商业史》。11月7日，慈禧太后60寿辰大典。大连失守。11月22日，日军侵占旅顺口，野蛮屠杀中国居民。日美缔结《日美改正通商航海条约》。11月24日，日本参谋本部编纂课编《满洲地志》由东京的博文社刊。11月，福地樱痴的《海军连胜日章旗》在歌舞伎座演出（9世团十郎、5世菊五郎也参加演出）；石川鸿斋《清国五不知论》由一新堂出版；骨皮道人著《ちゃんちゃん征伐流行歌》由弘文馆出版。12月12日，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表明希望在上海召开讲和会议。12月17日，竹内拙三编《清国战地写真集录》出版。12月26日，德富苏峰出版《大日本膨胀论》。12月31日，大鸟圭介《长城游记》由丸善刊。

本年，松井广吉（柏轩）《英清鸦片战史》由博文馆刊行。此书由汤叡翻译为中文，以《英人强卖鸦片记》为书名于1895年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

1895年（乙未，明治28年，光绪21年）

1月，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由博文馆出版。2月12日，清政府北洋舰队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丁汝昌自杀，余舰11艘投降日本。3月24日，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伤李鸿章。3月30日，李鸿章在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开始谈判。签订中日休战条约。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本年，水野年方绘《清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全灭遂提督丁汝昌我海军敌不能于官宅自杀图》。1894—1895年，小林清亲绘、骨皮道人文《锦绘社会幻灯百撰百笑》、《锦绘日本万岁百撰百笑》系列刊行。

附录：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的台湾认识（田中梓都美前言）

1871年，66名宫古岛居民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这一事被称为“牡丹社事件”。此事件当时虽并未引起很大重视，但由于有美利坚合众国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W.LeGendre）的提倡，最终发展成日本于1874年出兵台湾的事件。截至当时，日本的台湾认识与江户时代并无变化，但通过这一连串的事件，各种关于台湾的信息传入进来，结果近世以来继承下来的台湾认识、新增加的台湾认识，二者相融合，形成了与近世不同的、新的台湾认识。这样由于近代初期日本人的台湾认识与近世的台湾认识密切相关，因此本论文拟分为两大部分，就近世、近代日本人的台湾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展开论述。

第一部从台湾信息到台湾认识

——江户幕府收集的台湾情报和人们的台湾认识

江户时代初期，通过朱印船贸易，幕府本与海外进行着活跃的通商

活动！，但到宽永16（1639）年，禁止葡萄牙商船来航，从而全面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尽管如此，其后仍限定四处口岸继续进行贸易活动。这一事实近年来已广为人知。"四处口岸（松前口岸、对马口岸、长崎口岸、萨摩口岸）中，带有特别任务的是长崎。

与萨摩的岛津氏、对马的宗氏、北海道的松前氏不同，长崎一直是幕府的直辖领地。自宽永16年后，信息窗口不再局限于中国、荷兰，通过东亚各地的来日人士，抑或书籍流入、船只漂流往来事件，日本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情况。

关于台湾，我们都知道“滨田弥兵卫事件”、郑氏抗清斗争、郑氏海外贸易以及后来的台湾汉人叛乱。这段历史经过《国性一爷合战》等军记物语的演绎，催生了许多以滨田弥兵卫、郑氏家族、汉人叛乱为主题的论著。而在近世时期，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来源于滨田弥兵卫、郑成功等人的形象。实际上，幕府编纂的史籍很少记载台湾原有的风土和民族，幕府了解的台湾情报极其复杂。

另外，在近世时期出版的地理、历史书籍中，介绍台湾的文章撷取了时人从国外书籍中读到和在长崎听到的信息，结果形成了不同的台湾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民众所认识的台湾是极其复杂的，不能仅用“滨田弥兵卫”或“郑成功”概括。

所以在第一部中，笔者援用幕府主持编纂的《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调查这些情报中有多少记述当时台湾实情的内容的同时，对比中国文献，论述这些信息是以怎样的视点收集的，这些情报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比较、分析这些作为速报传入的情报与《华夷通商考》等出版物中的台湾情报，进而展望近世社会对台湾的认识，从而测量其与明治维新后以至日本的“台湾占领期”形成的台湾认识之间的距离！

第一章《华夷变态》、《通航一览》中的台湾情报

整个江户时代，幕府始终积极收集、编纂海外情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二书。

《华夷变态》是林鹅峰、凤同父子受幕府之命，收集整理自正保元（1644）年的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至享保9（1724）年间，往来于长崎的福州、漳州、泉州商船带入的唐船风说书而成。风说书是唐通事从所有入港唐船收集海外情报，并详加注意以防谬误，监督而写成的，《华夷变态》的记载由于以风说书为基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使在现在也受到很高的评价。而《通航一览》是根据江户幕府的命令，林复斋等根据永禄9（1566）年至文政8（1825）年的资料编纂而成的对外关系资料集，其以国别、年代为序记述，并利用了极为客观的史料，因此可说是非常可信的史料。

本章拟将上述二书中的台湾情报分析整理为数个条目，并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加以对比，通过分析两者间的异同、产生异同的原因、正确度的判定、特例等，来达到研究幕府中枢所把握的台湾像的目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华夷变态》一书如书名所示，是以明（华）清（夷）交替为主题的书籍，因此t，书中关于明清交替期台湾发生的战乱的记载占据了压倒性多数。但是，如前所述，本论文的主题在于传入日本的台湾情报，而不是活跃台湾的郑氏一族。因之，本章将这一时期除外，而专以天和2（1683）年郑克爽降清以后的风说书为考察对象。

1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

《华夷变态》记载的有关台湾的情报中，首先想要考察的是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贞享4（1687年）年的30号台湾船，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台湾，之岛屿，原称‘东宁，。国姓森官、锦舍、秦舍三代之内，称‘东宁、所谓‘台湾，者，古来之名称也，至为大清之领地、秦舍降参之后，复称元‘台湾，之名。”可见“台湾”的名称经郑氏政权发生了“台湾—东宁—台湾”的变化。

同年的48号台湾船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锦舍居城之时节，称‘东宁、……大清复用原名。”由此t可见，“东宁”不是从森官（郑成功）开始，而是从锦舍（郑经）开始使用的。而实际上，郑成功于宽文元（1661）年命名台湾为“东都”，其子郑经于宽文4（1664）年改“台湾”名称为“东宁”。因此，上述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是正确的情况。延不宝2（1674）年的《通航一览》中介绍到，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对台湾，“前称‘台湾4近又称‘东宁，”。另外，台湾称为“东都”的时期很短，不过3年左右，由此可见，“东都”之名，应该渗透得并不很深。

但是"关于“东都”的情报之外"有关台湾名称的极为正确的情报确实曾传入日本，贞享4（1687）年以后来航的所有台湾船都称出航地为“台湾”这一事实即为佐证。

关于贞享4（1687）年以前赴日台湾船的出航地，史籍上都有“鸡笼”这个地名。例如，贞享元（1684）年的1号广南船“罢渡东宁鸡笼之冲”！，同年的20号暹罗船“来自东宁之鸡笼（以下略）”"，延宝9（1681）年成书的《通航一览》中也有“驶至东宁之上鹤笼近处”的记载。“鸡笼”指的是现在的基隆，这点已为《裨海纪游》确证。另据《台海使槎录》记载，“东西洋通贩诸国，西洋则交趾、占城、暹罗、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东洋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噑、美洛居、文莱、鸡笼、澹水”，“鸡笼”作为贸易中转站繁荣一时。从幕府编纂的资料来看，在台湾名为“东宁”的时期，“鸡笼”是一个繁荣的贸易港。

2行政机构的变迁

关于行政机构的变迁，贞享2（1685）年的一号福州船记述道：“去年没落之后，鞑靼人总兵官杨氏者，升任为镇守，代之为总兵官者二人，一人马氏，一人陈氏，致镇守，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府官蒋氏，为总镇守，二县之官，亦为二人，其名不存，镇守之军兵，二万左右。”

风说书所载“杨氏”为清代台湾总兵杨文魁，而“蒋氏”，居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所述，被认为是指清代台湾历任知府蒋毓英。"另一方面，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记述了“改东宁为一府二县，府称台湾府”的情况。这与“府之外有县三，台湾县、凤山县、朱罗县，皆属台湾府，守护之兵卒三万余”，台湾府设“县三处”的记载不一致。关于台湾设置的府县，«台湾府志》有“克爽心胆坠地，识天命之有归，遂纳款归诚。于是廷议设府一：曰台湾；县三：附郭曰台湾，外曰凤山、诸罗”的记载。其他多数史志也可确认同样的记载。实际，郑克爽降清是在天和3（1683）年8月18日，贞享元（1684）年4月14日行政制度变更为一府三县，据此可说，1号福州船并未获得关于台湾行政制度的准确情报便来航日本。

此外，贞享2（1685）年12号福州船记述了“秦舍所领之时，府名称承天府，属大清后，改府名，称台湾府”的情况，可知台湾府只是承天府变更名称的机构而已。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记述“台湾之仪，前廉为福建八府之外，属漳州支Sd之所，而今成一府之地方，为福建之属府，府名称台湾府同年的56号台湾船记述“福建之一省，原为八府，而今台湾成一府，则为福建九府”。据此可确认这一时期台湾编入福建省的事实。这一事实，从中国方面的文献也可明确得知，如除元禄4（1691）年的52号台湾船称“我等乃出自漳州之内台湾”以外，其他唐船都称自“福建”出航。

总体而言，关于初期的行政制度的变迁，可说传入了大致正确的情报。换言之，幕府正确而详细地把握“领台初期”的事实，如承天府改称台湾府，其下设三县，属福建省管辖等。

另一方面，除领台初期外，清朝的行政机构变迁的情报传入日本的情况，出关于发生于台湾的动乱的情报（后述）外，仅由享保年间的两件。享保3（1718）年的22号台湾船记述说：

台湾总兵官姚氏，五月晋升广东惠州提督，速越广东。右台湾之新总兵，至我等出航之时尚未确定。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两广总督奏闻，东京广南次两地，与广东内行水陆相接，依之赦免往来禁令之议，去年九月以上奏，而今未闻敕许。

还有，享保5（1720）年的台湾船"记述“且有前台湾总兵姚氏，前年三月晋升广东提督，新总兵欧阳氏继任”。文中“姚氏”与“欧阳”应各指姚堂与欧阳凯。但三年一度更替的清代台湾总兵，上述二船如何可得之其名字呢？

对于这一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且又去年禁止西洋来航以后”的记述。其实，22号台湾船来日本的前一年，享保2（1717）年，康熙帝发布南洋禁海令。南洋禁海令虽并未对日台贸易构成直接威胁，但台湾船可能担心其间接影响，而将情报向日本传达。不管怎样，幕府的确得知了享保3（1718）年清代台湾总兵发生更替的情况。

3台湾发生的叛乱

清代台湾发生多次叛乱，从中可得出关于当时台湾状况的许多信息。下面就这些信息进行论述。

清代的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民众叛乱频繁发生。这一系列叛舌L中，刘去即之乱和朱一贵之乱发生的时期，正是《华夷变态》编纂成书的年代，因此有关这两次叛乱的比较详细的情况都曾传入日本。

关于刘却之乱，元禄15（1702）年来日的三艘台湾船传达了其经过。特别是37号台湾船提供了详细的情报。风说书中记载：

福建刘却居于台湾深山中数年，此人去年冬季十二月勾结党徒，流露可夺取台湾之意。因之台湾总兵官派出兵卒，四月彼党徒之首刘却及其党羽尽数捕获诛杀。近来彼地安定，众人安心。

刘却的阴谋与元禄15年12月暴露，翌年4月被捕伏诛。而中国方面的资料则显示，刘却于元禄16年2月被捕，叛乱完全平息。可见，虽然关于叛乱平息的时间有些许误差，但关于叛乱的经纬过程，幕府还是成功获得了确切的信,良。"

一方面，关于朱一贵之乱，发展成为清代台湾三大反乱之一的大规模动乱，因此风说书中对其有非常详尽丰富的记载,从中可窥知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

最初提供朱一贵之乱的详细信息的，是享保6年的20号宁波船，“四月廿七日夜，于福建省辖台湾，数名不明身分者，鼓动台湾本地野人及其他百余人等，冲击台湾南路营之地，至于彼地参将官苗景龙之官署。”这条信息既表明当时存在相互间关系密切的“野人”和“华人”，也显示当时“南路营之地”的“参将”是“苗景龙”。关于“苗景龙”，《福建通志台湾府》的《南路营（驻凤山县）》项中记载“苗景龙，五十八年人，有传”，可知这一信息是正确的。

另外，风说书继续记载：“夫迅疾至于安平镇总兵欧阳氏之官所。”据此记述，可知享保3（1718）年就任台湾总兵的欧阳凯，于朱一贵之乱发生时尚在任，该动乱发生的情况很快就传到了安平镇。

风说书进一步记载，“继之安平镇副将许氏引兵出战，此亦几颗为敌所攻破，台湾道台梁氏逃亡厦门之地，……五月朔日台湾之地三县悉为敌所破。……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乃台湾要害之地也。”“安平镇副将许氏”，据《台湾通志》，是指台湾水师副将许云"；“台湾道台梁氏”是指清代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梁文煊。梁文煊“逃亡厦门之地”，可知当时台湾发生反乱的情报是如何传入厦门的。而且，从“台湾之地三县”的记述，可判断当时台湾的行政区划与清朝领有初期相同。据最后的“安平镇南路营北路营”的记录，可知当时该地除安平镇和南路营外，还设置了北路营。

此外关于朱一贵之乱的详细情况，来自于享保6年的23号台湾船。该船提供了朱一贵之乱发生后，到清朝胜利为止的详细经过的情况。在这部风说书的开头部分，“同月廿一日，攻至台湾之统领营，参将官周氏被杀'。同月廿七日乱贼攻入台湾城下。”反乱发生于比20号宁波船提供的日期更早的“廿一日”。而且，关于27日后的经过，“厦门水师提督施氏，与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相联络……并及台湾近处澎湖，其后召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官兵数万骑”，可以说一旦台湾发生不测事态，“台湾—厦门水师—闽浙总督”相互联络，呼应的体制，当时已经形成。

朱一贵之乱的准确情报，通过上述二船传入日本。此外，享保6年的24号南京船有“台湾分南路北路中路三处”的记录，可知当时台湾并非仅仅南路北路，还设置了中路。另外据“兵船一同驶入台湾鹿耳门……台湾城下安平镇相距甚近”的记录，可知联结台湾和澎湖的港口的名称是鹿耳门，且与台湾城下和安平镇都相距很近。

最后，享保7年的10号台湾船"记载，“台湾去年秋恢复平安，归于平静，去年逗留于厦门的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当年三月还归福州城”，台湾恢复了和平。此后关于该动乱的记载就没有见到了。

4汉人

关于汉人，贞享5（1688）年的134号台湾船有如下记载台湾，前甚繁昌，居住之唐人有数万人。大清一统以来，居住之唐人逐年徙居泉州漳州厦门，而今唐人仅有数千人居之。因之砂糖、鹿皮十无其一。”指出砂糖和鹿皮供给量的锐减，反映了华人人口的减少。但是，翌年元禄2年的39号台湾船《却记载“而今人们有四五万居住”，翌年的43号、56号台湾船也记载人民“十万人余”，似乎居民已返回台湾。还有，元禄5年的26号台湾船'记载：“台湾，而今人民自内地移入者甚多，今已另IJ成繁昌之地。”而到了元禄6年，32号台湾船则记载近年，泉州、漳州等处渴求台湾住宅者甚多，纷纷移入，已然成繁昌之地，住宅亦可安心。”反映了台湾人口显著增加的情形。这些风说书的记载显示，郑克爽降清后，清朝立即将10数万人民强制迁徙至内地，并禁止归国者再次进入台湾。但是东南沿海各省人口过剩，居民偷渡台湾的情况不断增加！！

134号台湾船也反映了砂糖和鹿皮的产量受到汉人人口变动直接影响的情况。有关鹿皮，元禄7（1694）年31号台湾船"记载鹿皮类，乃台湾土产，累年大量产出。去年，深山之野人出产鹿皮累甚少，故皮类格外少。因此我等虽往年大量运回，此次却运量渐少，此外别无土产品。”反映出鹿皮是华人通过与原住民交易获得，而不是华人自己生产。《台湾使槎录》中也有类似记载日本之人多用皮以为衣I艮、包裹及墙壁之饰，岁必需之；红夷以来，即以鹿皮与贩。有鹿皮，有牯皮，有母皮，有獐皮，有末皮；鹿皮大而重，郑氏照斛给价；其下四种，倶按大小分价贵贱。一年所得，亦无定数。伪册所云，捕鹿多则皮张多、捕鹿少，则皮张少；盖以鹿生山谷，采捕不能预计也。”可见，从荷兰时代起，鹿皮就是原住民的重要交易品。

关于其他产物，除了元禄3（1690）年的43号台湾船介绍了苏芳这种台湾土产以外，其他的台湾船都只介绍了砂糖、鹿皮、米这三种台湾物产。同年的56号船则说“无大商卖”，没有其他特别的物产。关于台湾的物产，《重修台湾府志》记录有“盐（有煮法，有晒法；台只用晒法）、糖（有黑砂糖、有白砂糖）冰糖（用糖煮成，如坚冰）油（有芝麻油、有蓖麻油）藤（有大藤、有科藤）菁靛（可以作染）菁子（产于台者最佳），苧、麻、薯榔（皮黑、肉红，可以染皂），鹿、獐鹿等皮！。”但出口日本的以砂糖和鹿皮为主，也许因此风说书中没有记载其他物产。"

5台湾原住民

《华夷变态》关于台湾原住民的记载极少。明清交替之际，幕府所需要的是明清交替的战乱情况、战乱终结后台湾的情况和产业等，而与其无关的台湾原住民的情况则不是很必要。除了台湾漂流民和漂流至台湾的日本人带来的信息外，记载有原住民情况的风说书，能确定的只有贞享4（1687）年的30号台湾船和元禄5（1692）年的台湾船。

贞享4年的风说书记载“深山中有很多种类之野人居住，亦不为妨碍，甚安全。台湾城附近野人，古不相贸易，取鹿皮为交易物”。此风说书关于原住民的称呼很值得注目。清代的史志类书籍中，称呼原住民为“土番”、“番社”、“番众”、“番妇”等，都使用带有野蛮意思的“番”字。而唐通事则将原住民的称呼翻译为“野人”。其中称呼的变化，很可能包含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异域、异人观念。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日本人关于异民族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将在其他文章中另作论述。

该风说书也反映了台湾原住民分为生活于“深山”者和生活于台湾城附近者。“深山”中的原住民又是多种类杂居，“台湾城附近”的原住民则以采集鹿皮为生计。而元禄5（1692）年的风说书记载“取鹿皮之野人其先亦居于山中，与台湾贸易、与唐人往来的野人居于近处山中，深山之野人与台湾无往来”。这里也可看出原住民分为“近处山中野人”和“深山之野人”。“近处山中野人”“与唐人往来”、“与台湾贸易”，与“深山之野人”异地居住。

一方面，元禄6年的三艘台湾船记载了台湾漂流原住民的情况。其中又以53号台湾船的记载最为详细。53号台湾船的风说书中记载“又去年台湾之野人二人遇风难，漂流而至”，将其救助后，送还台湾。但是，抵达台湾后，县官为将其送还其实际居住地而大费心力。

因此与县官可至淡水，距台湾城下廿日路程。通知淡水附近的野人和山中的野人，召集可为翻译者。起初皆不能翻译，后距淡水十日路程之深山处有能翻译者，通事可与之对谈，事情之情形得明，乃是相距十日路程之深山处野人而无误。其处名“蛤仔难”，即日本人音译为_'呤"者。

即使因为原住民中很难找到“可为翻译者”，为判明其为“蛤仔难（？_々沁）”的原住民而费了很多时间。另外，关于“蛤仔难”，“淡水至？呤沁（蛤仔难）之间，皆是山路，其间异类之野人数种杂居，唐人尚未通”，是与华人未有过交流的原住民的居住地_'呤沁（蛤仔难）及其更深处，高山巍峨，山谷间野人聚居，人数三五百，多者不过千人，未曾有唐人至于其处”，“蛤仔难”以里是华人未曾踏入之地。

关于台湾原住民“蛤仔难”，康熙16（1677）年郁永河编著的《裨海纪游》确证了他们的存在。据《裨海纪游》记载，“蛤仔难”虽为汉人所知，却不纳赋税，详情不明。"《台海使槎录》说，只有极少汉人与“蛤仔难”往来；东槎纪略》则称，“蛤仔难”后来又被叫作“噶玛兰”。

至于“淡水”一地，53号台湾船宣称“台湾其右为淡水”，认为淡水没有受到汉人的影响。而据《台湾府志》记载，凰山县的最东端是“淡水”。可见“风传书”所言不虚，“淡水”是台湾势力所能到达的最东端。

综上所述，元禄6年的“风说书”准确地反映了淡水的地理作用和“蛤仔难”等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的关系。

第2章江户时代书籍中的台湾信息和人们的台湾认识

以上第1章中，论述了《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海外信息可信度高，以及据此幕府中枢得以正确把握当时台湾情形的情况。那么，江户的市井百姓对于台湾有怎样的认识呢？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著述可见关于台湾记述的文献中，笔者可以确认的书籍有《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宽永小说》、《长崎夜话草'《白石遗文'《红毛杂话'《翁草》、《万国新话》、《善庵随笔'《野史》、《续昆阳漫录》、《海外异传》、《幽囚录》、《台湾郑氏纪事》、《国性爷合战》以及《台湾军谈》、《明清斗记》等。但是，这些书中，以《国性爷合战》为代表的“军记物”，是以郑成功和朱一贵等人的事迹敷衍而成的文字，不能算直接反映当时台湾信息的书籍。另外，自从《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之后，“1625年滨田弥兵卫事件”在近世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不过，这一事件是日本和荷兰在朱印船贸易中发生的纠纷，并不直接反映台湾当时的状况。所以，笔者认为恰当的做法是只考察在《国书总目录》中分人“外国地志”和“史论”的，不包含小说要素的书籍。！本章使用《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长崎夜话草》、《红毛杂话》、《万国新话》五册书籍，探究“江户时代人们记载的台湾即江户时代人们的台湾认识”与《华夷变态》和《通航一览》中记载的情况是否重合，以及这些书籍记载的根据如何。

1《增补华夷通商考》

《增补华夷通商考》是宝永5（1708）年西川如见出版的世界地理书籍，书中增加了作者自万治2（1659）年《华夷通商考》出版后在长崎见识的中国、南洋、西洋等地的情形，并糅合了作者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情报。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内容也为后世出版的许多书籍所引用。

在这部书中，如见指出台湾不是“外夷”而是“外国”，并确定台湾有“大冤”、“台湾”、“东宁”、“塔伽沙谷”，从而概括地记述了台湾历史：

此岛古为无主之地。不知何时起，阿兰陀（荷兰）人渡海往曰本之际，占领此岛，修筑城郭，由此出发渡海前往日本及其他各国。曰本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I'1攻取此岛，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改筑城郭而居。其子锦舍承父遗迹，统治一国，谋再兴明朝，终被迫月艮从清朝。其子奏舍，于日本贞享元年降清，离国渡海，身蒙王号，住居北京。今此岛处清朝守护之下。

其记述虽有通史性的一面，但细读他所用的词语，可发现他是倾向郑氏立场的！例如，台湾原本是“无主之地”，“阿兰陀人”“占领此岛”，“国姓爷”“驱逐荷兰人，治理国中”等，否定荷兰人在台湾的行为，而赞许郑成功的行为！

关于台湾的名称，书中确认有“大冤或台湾，又有二名，东宁、塔伽沙谷”四种。“此岛根本之名塔伽沙谷也。日本人假用‘高砂，二字。而大冤、台湾系唐人名之也。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此国虽在中华之南方，却名之‘东宁4乃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云云。”

第一节已经确证，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一说有误。而从以上的记述来看，这一误说流传甚广。同时可以看出，如见认为日本人取的“塔伽沙谷”、“高砂”和唐人取的“大冤”、“台湾”一样，都是台湾的“根本之名”。“塔伽沙谷”在《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而自从丰臣秀吉计划招谕台湾以来，这一名称在日本被广泛使用。笔者认为，“塔伽沙谷”这一名称反映了包括如见在内的时人对台湾的认识。

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书中认为“国姓爷以后改国号‘东宁的原因，是“国姓爷本出生于日本，仰慕生国之故”。这一说法不见于幕府书籍。将国姓爷和日本联系起来，文末以“云云”结尾，可认为这一说法并非如见独有，而是当时人们至少是长崎的人们的共识。如见以俗称“国姓爷”称呼关即成功，恐怕也是因为其较“郑成功”本名更为流行。

其次，关于台湾的位置与土地，“距离日本海上六百四十里，距离厦门东南七十里。或有百里之处。此岛北边云‘圭笼自此以南地跨百二十余里。出北极地自二十三度及于二十度。”确认地图上的位置的同时，说“北边云‘圭笼”。

“圭笼”是台湾话，指的是第一节提到的贸易港“鸡笼（现基隆）”。

关于“鸡笼”，《台海使槎录》有这样一段描述：“台湾为士番部族，在南纪之曲，当云汉下流；东倚层峦，西迫巨浸；北至鸡笼城，与福州对峙；南则河沙矶，小琉球近焉。”《台湾府志》也记载：“台湾府襟海枕山，山外皆海。东北则层峦叠嶂，西南则巨浸汪洋。北之鸡笼城，与福省对峙；南而沙马矶头，则小琉球相近焉。诸番樯橹之所通，四省藩屏之所寄；戍以重兵，择人而治，内拱神京，外控属国。”从这些史志可以看出，“鸡笼”正如《增补华夷通商考》所说的那样，是当时清朝势力范围的最北端。

由上可见，《增补华夷通商考》确证“鸡笼”是清朝统治台湾的最北端，这一说法与《华夷变态》记载不同。

《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详细地记述了“鸡笼”的气候特征，而且介绍了“鸡笼”的物产——大米。“四季温暖也。日本六七月间，此国大热也。此国二八月如日本四五月，此国之冬与日本八九月同。无雪霜降，一年二度田作。”由于《华夷变态》中并没有关于季节的记述，所以笔者认为，《增补华夷通商考》记录的是如见在长崎听说的风闻或从国外书籍中得到的知识。

另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原住民的记载，比《华夷变态》、《通航一览》更详细：

人物甚卑，常裸，专狩猎，持矛逐鹿，生食其肉，卖其皮以买酒食。或以棉布为交易，多积蓄棉布以为财富。常与其友奔趋为习，其速胜过麋鹿。因其居于山中之故，号山童。海边之渔人犹贱也。未曾通词语，乃根本无文字之国。国姓爷以来，唐人多居住于此。故渔人猎师之外，民多习中华凤仪"

《华夷变态》记载了原住民用鹿做交易的事情，而《增补华夷通商考》不仅介绍了鹿，还提到了酒（嗜好品）和棉布（产业）！此外，《增补华夷通商考》对《华夷变态》所描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有更具体的记述。《增补华夷通商考》说原住民“甚卑”，认定他们比《华夷变态》中从未提到的“海边之渔人”和“山童”更“卑贱”；“与唐人往来之野人”学习“中华凤仪”的记述，则从侧面反映了《华夷变态》中没有记载的、原住民的汉化情况。

最后，《增补华夷通商考》记载了台湾船带来的贸易品：“土产，南京白砂糖，漳州磁石粉，各色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少许药种、鸟兽、大米、南瓜。”由jk可见，除了《华夷变态》记载的大米、砂糖、鹿皮之外，其他许多产品也被运到了台湾。

以上关于原住民、贸易品的信息，比幕府编纂的史料的记载更详细。从这点来看，这些记录也是如见在长崎听到或从国外书籍中得知的。

综上所述，《增补华夷通商考》一书记载了18世纪日本人心目中的台湾全貌。

2《和汉三才图会》

正德2（1712）年，寺岛良安完成了《和汉三才图会》一书。"《和汉三才图会》以明人王圻编著的《三才图会》为基础，系统地记载了日本的对外情报和“异人图”，是《华夷通商考》出版54年、《增补华夷通商考》出版4年后日本第一部图解百科辞典。由于《三才图会》中并没有关于台湾的篇幅，所以说《和汉三才图会》中有关台湾的信息出自寺岛本人的记载。！而《和汉三才图会》的记述多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

重复。

寺岛对台湾的历史有如下记载：

往古无本主，中古阿兰陀人劫篡之，构城郭，以为日本通路旅馆焉。于是有云国姓爷者，父则唐人，寓居日本长崎，子国姓爷是也。住居厦门，福建之思明州也。宽文初，攻彼岛，追阿兰陀人，自立为主，改建城郭，改塔曷沙古为东宁，继而国姓爷死。子名锦舍，欲攻灭大清而不从清朝。至子奏舍之代，战负降清退出。清皇帝赐王号，从北京，当贞享元年。如今大清置布政司治岛也。

台湾“往古无本主”，“阿兰陀人劫篡之”，后来“国姓爷”“追阿兰陀人”而“自立为主”。在这里，寺岛的记载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样，肯定了郑成功的功绩。另外，寺岛明确记载了日本和郑成功的关系，说“国姓爷”生于“日本长崎+郑成功将台湾的名称由“裕曷沙古”改为“东宁”，也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吻合。寺岛用“大冤”、“台湾”、“东宁”、“裕曷沙古”和“高砂”表示台湾的名， 与《 》《补 》记的相。另外，寺岛记载台湾的物产包括“白砂糖、鹿皮、水鹿皮、獐皮、棉布、西瓜”，而这些产品与《华夷通商考》记载的产品完全相同。寺岛对台湾的位置也有记述，其内容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述相符。

关于原住民，寺岛在《和汉三才图会》中有这样的记述：“其人品卑贱，常裸形，身甚轻捷如飞，以渔猎为业。每食鹿生肉，而以鹿皮交易。”笔者认为，书中所指的“其人”就是《华夷变态》中所说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这段记述虽然没有区分“海边渔人”与“山童”，文中却用“卑贱”一词形容原住民，与《华夷通商考》的记载相似。至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记载的“滨田弥兵卫事件”，《和汉三才图会》从未提及。

总体而言，《和汉三才图会》很有可能参考了《华夷通商考》的记载，这与后来出版的书籍参考《增补华夷通商考》情况不同。

3《长崎夜话草》

《长崎夜话草》是享保5（1720）年发行的地志。全书记录了西川如见的“夜话”内容，由其第三子西川正休整理而成。

在《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篇中，如见记载了台湾的史实。正如标题所示，这篇文章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等不同，记述的重点是郑成功和“滨田弥兵卫事件”。

在文章开头，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之前台湾的情况：

塔伽沙谷乃唐土东南海中之岛国，本无国主，农民大种甘蔗造砂糖。山中之民谓之山童，其貌如猿，朝夕持鋅刺捕麋鹿，食其肉，持其皮出于市，贾酒食养妻子，以为产业。女人织棉布，每家常贮二三百端，以为家财。国暖无寒气，故一年二度耕作，多产稻米。

上文中的“农民”应指汉人，他们种甘蔗一事与《华夷变态》的记载相同。“山中之民”应指原住民，“海边渔人”则没有提及。不过，文中提到了鹿皮（交易品）和酒（嗜好品），与《增补华夷通商考》的记载一致。由于《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有原住民用棉布交易的记载，所以上文中的“女人”也指原住民。不过，《长崎夜话草》中没有介绍她们用棉布交易的情况。接下来，如见记载了荷兰人和郑成功到来后的那段历史。

不知何时红毛人入居，改其名曰台湾，筑城郭而居，以为渡海至平户之便。然宽文元年辛丑年，国姓爷与福泉二州军，无援兵而失利，遂攻入台湾，驱逐红毛，夺城郭而居。……又改台湾之名为东宁，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国姓爷乃智谋无双之军将，其事委于长崎人之《明清斗记》。

较之《增补华夷通商考》，《塔伽沙谷之事件并国姓爷物语》对郑成功的记载更为具体，文章的标题和“智谋无双之军将”的描述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如见或许受到了正德5（1715）年《国性爷合战》在大阪竹本座上演一事的影响，从而更突出了内容的通俗性。

最后，如见点出了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宁”的原因：“盖不忘日本而祝故乡之意也。”如见还明确指出，近松门左卫门创作《国性爷合战》时参考的通俗读物《明清斗记》具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长崎夜话草》虽然与《华夷通商考》和《增补华夷通商考》一脉相承，却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的影响，内容趋于通俗。

《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

最后，笔者介绍兰学家森岛中良的《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分别成书于天明7（1787）年和宽政元（1789）年，书中内容参考了其他兰学家的见闻和森岛中良家中《增补华夷通商考》、《和汉三才图会》等书的藏本。《万国新话》中有“人物风土记于《红毛杂话》之《海路》篇中，故略之”的记载，这说明《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所以笔者拟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

关于台湾的历史，《红毛杂话》中有这样的记载历数一千六百六十一年、日本宽文二年、清康熙元年，其岛为支那海贼袭取。此事乃国姓爷成功所为也。此后，无红毛置官长事。”从“支那海贼”的称谓来看，中良肯定荷兰人对台湾的统治而否定郑成功的统台,这与前述几种书籍情况不同。

关于台湾的名称，《红毛杂话》记载说：“名曰福尔摩沙（Formosa）。华人谓之台湾，又谓之东宁。……自此以往，红毛人领有此地，构城而居。其所名曰‘热兰遮城，（Zeelandia）。”不仅介绍了西洋人所称的“Formosa”，而且提到了前面几种书籍中从未出现的“热兰遮城”（Zeelandia）。关于台湾的物产，《红毛杂话》提供的信息最为丰富，“此地所产，鸟属则鸦、鹭、鸿雁，兽类则豹、鹿、麕，药种则椰子、槟相即、荔枝等。”关于原住民，森岛提供了不同的信息：

俗皆顽愚，好杀人。秃发，上粘铜箔或锡箔。男女皆跣足，身着短衫，腰下蔽以幅巾。妇人用青布裹胫，多带草花。男子凡至十五岁，编藤围腰，小其腰骨，是故出狩追兽，速于奔马。以生蒭染齿，穿耳穴。或刺文身。皆红毛文字也。

原来没有文字的原住民，所使用的文字“皆红毛文字”。由此可见，《红毛杂话》中记载的原住民，指的是安平（台南）附近的原住民。他们很早就归顺了荷兰，在前面提到的“与唐人往来之野人”中也算是很早的。

另外，《万国新话》对台湾的历史和原住民的丧葬方式有所记载。在《丧居者歌舞台湾》一篇中，关于台湾历史的记载如下：

往昔台湾乃无主之岛。不知何时，红毛人因无出驶东南诸国之地，故据此岛而构城郭，谓之曰“福尔摩沙”（Formosa）。然宽文年间，国姓爷自厦门渡岛，逐红毛人，居其城郭，地名改为东宁。此事广为人知。

与《红毛杂话》一样，《万国新话》指出了台湾由“福尔摩沙”（Formosa）更名为“东宁”的史实，而这一史实“广为人知”。从这段记述来看，1780年前后，“福尔摩沙”（Formosa）的说法至少已为兰学家所接受。

总体而言，《红毛杂话》和《万国新话》成书时间比前述三种书籍晚了五十多年，其中又参考了大量荷兰文献，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不同的台湾面貌。

小结

第一部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较之中国文献的记述，江户时代幕府获得的台湾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反映了台湾当时的情况？其二，普通民众对台湾会产生什么样的认识？

第一章包括“台湾名称的演变与台湾船的出航地”、“行政机构的变迁”、“台湾发生的叛乱”、“汉人”、“台湾原住民”等几个部分，对江户时代传到幕府的台湾信息进行了梳理。除去年号、名称等部分讹误之外，这些信息基本符合实情。

第二章列举了《增补华夷通商考》等六种书籍，对其中的台湾信息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记述内容来看，书中的信息来源非常复杂，有些部分援用了朱印船贸易时代的台湾情报，有些部分受到了《国性爷合战》等通俗读物的影响，有些部分受到了国外书籍的影响，有些部分则参考了作者在长崎的见闻。而按照记述内容，这六种书籍可分为“以荷兰人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以郑成功统治台湾为中心的记载”和“通俗记载”三类。借用井上厚史的话，“自我镜像和他者镜像是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印象的集合体，是描摹同时代人欲望的表象”井上厚史：《〈国性爷合战〉から〈汉国无体此奴和日本〉へ―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华夷观の变容》（《同志社国文学》58号、59号，2003年3月）。，幕府一心探求历史的真相，民众则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他们对台湾的记载自然会出现差异。

作为结论而言，江户时代人们对台湾的认识有两种情况。其一，人们通过《华夷变态》等官方信息认识台湾；其二，人们通过《华夷通商考》等江户、长崎学者的私人著作认识台湾。官方信息内容准确，与清朝文献相比亦不逊色；私人著作虽然不如官方信息准确，却吸收了兰学家和荷兰文献的观点，部分内容刷新了官方信息的说法。而自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后，人们对台湾的认识发生了巨变，开始趋于统一。接下来，笔者将在后面两章中详细介绍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

第二部从近世到近代

——以台湾出兵为契机日本人的台湾认识发生的变化明治4（1871）年11月，宫古岛、八重山两岛居民66人漂流至台湾的八瑶湾附近海岸，其中54人被台湾高士佛、牡丹社两社的原住民杀害，其余12人生还。为汉人杨友旺、杨天保所救，明治5（1872）年2月，经台湾府城被遣送至福州琉球会馆，7月由福州被遣送回日本。这就是“牡丹社事件”。有关牡丹社事件，可参见林淑美《台湾事件と汉番交易の仲介者—双溪口の人びとのまなざし》（加藤雄三、大西秀之、佐佐木史郎编《东アジア内海世界の交流史》，人文书院，2008年3月）、大滨郁子《“牡丹社事件”再考》（《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1号，2007年3月）、华阿财《“牡丹社事件”についての私见》（《台湾原住民研究》第10号，2006年3月）等。

事件发生后，当时统治台湾的清朝，按照近世以来东亚世界惯例，即漂流民送还体制，对琉球漂流民进行了处理。关于漂流民送还体制，请参照赤岭守《清代の琉球漂流民送还体制について—乾隆25年の山阳西表船の漂着事例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8号，1999年12月）、荒野泰典《近世日本与东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等。日本在整个近世，也始终遵循这一体制对漂流民进行保护、送还。而漂流到该体制之外的地方的人，生还的可能性很小，这也是周知的事实。所以，明治5年5月11日，该事件明了后，明治政府只是把它当作一直频发的漂流案件之一，没有特别重视。日本想法的改变是在7月，柳原前光与英国上海总领事会谈之后。赵国辉：《近代初期中日台湾事件外交》，海峡学术出版社，2008年12月。

明治政府听上海总领事说，欧美遇到同样事件的话，会即刻派遣军舰问责，索要赔偿金后，才知道欧美各国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方法，开始重视该事件。EskildsenRobert：《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植民地的侧面》，《明治維新とアジア》明治維新史学会編，吉川弘文馆，2001年。此后明治政府接受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W.LeGendre）关于李仙得（CharlesW.LeGendre），请参照爱德华•豪士著、陈政三译《征台纪事牡丹社事件始末》，台北：台湾书房，2008年。的建议，向抱有中华世界传统领土观念茂木敏夫：《中华帝国の「近代」的再编と日本》，《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1殖民地帝国日本》，1992年。的清朝提出按照西洋的主权支配权一致原理前引，EskildsenRobert，2001年。，“台湾东侧为无主土地，日本派遣军队征伐原住民是正当行为”的主张，并最终决意出兵台湾。前引，松永正义，1978年。

该事件因使清朝承认日本的征台行为和确认琉球归属日本前引，赵国辉，2008年。这两点，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利益。但是，作为日本以“万国公法”和军事力量问责清朝领域内的实效支配的结果，该事件还标志了在近代不能再以东亚传统秩序观和领土观来有效应对国际问题，并成为日本的台湾侵略论的契机，并因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前引，茂木敏夫，1992年。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一点，即台湾出兵在7月4日以后，报纸新闻连日报道在关于台湾出兵的渗透度，牧原宪夫氏在《日本的历史13文明国をめざして》（小学馆，2008年，第221页）中，指出了报纸对台湾出兵迅速应对，向国民提供了信息的事实。“台湾出兵计划在政府内部严格保密，正式公布是在西乡从道出航以后，但是根据报纸新闻的信息，大致内容已为人知。”，并出现大量关于台湾出兵的著书和建议书，由此成为近世以来日本人台湾认识转换的契机。所以，接下来就利用这些报纸和著书、建议书等，论述近世以来的台湾认识经过台湾出兵而转变的过程。

第一章《东京日日新闻》中读取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东京日日新闻》创刊于明治5（1872）年2月21日，不仅是东京现代报纸的鼻祖，在整个明治言论界，也是很引人注目的。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明治5年3月和《新闻杂志》、《横滨每日新闻》一同被公费收购后下放给各府县日本新闻协会编：《地域别日本新闻史》，1956年，第115页。，还由于它通过台湾出兵的报道，建立了在言论界的牢固地位。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湾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明治维新史学会《明治维新与文化》，吉川弘文馆，2005年8月。

刊载关于台湾出兵的报道的契机，是明治7年4月6日出现的一封“来信”。“来信”，《东京日日新闻》，明治7年4月6日，652号。“来信”称，由于厅议决定问罪台湾，横滨米价暴涨，并批判《东京日日新闻》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没有任何报道。关于台湾出兵的最初的报道，是在明治7年4月9日。报道了《TheJapanGazette》诏书发布前的3月30日，日本对台湾“进行宣战”。（前引，土屋礼子，2005年。）《东京日日新闻》以回应“来信”的形式，在4月9日的“海外新闻”栏中，刊载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4月9日的报道，实际是翻译、转载的《TheJapanGazette》关于台湾问题的报道。日本人写的关于台湾的报道，最初是见于《台湾信报》。山口功二：《ニュースの発見（2）—『東京日日新聞』と岸田吟香のジャーナリズム》，《评论•社会科学》49号，1994年3月。另外，由于派遣了岸田吟香作为首位从军记者，现地时刻变化的局势得以成功传入日本。由于当时对于战争报道的限制并不非常严格铃木健二：《战争与新闻》，每日新闻社，1995年，第14页。，因此得以打破除在居留地的外国人和一少部分政府高官外，民众无法获得准确信息的状态；其他大多数日本人也得以容易地获知最新局势。实际上，岸田逗留台湾不过是5月22日到6月20日的非常短的时间。其间，经过回国后1个月的休养，在“台湾信报”栏中，通过“台湾手稿”向国民传达了台湾的局势。有关岸田吟香，请参见秋山勇造《明治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精神》（五月书房，2002年）、杉浦正《岸田吟香資料から見たその一生》（汲古书院，1996年），草野美智子、山口守人《明治初期日本人的“台湾”理解》（《熊本大学综合科目研究报告》4号，2001年3月）等。

因此，本节主要通过分析《海外新闻》、《海外信报》等《东京日日新闻》刊载的关于台湾出兵的报道中从海外获得的信息，以及岸田的《台湾信报》、《台湾手稿》中特别提及台湾认识的报道，来展开论述。

1外国人的台湾认识

《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载关于台湾的报道，是明治7年4月9日；而反映欧美人的台湾认识的报道，则最初见于明治7年4月10日的《海外新闻》。《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4月10日，656号。该报道系转译《TheJapanGazette》的报道，“化外人，如此食人之种族，责罚之亦属当然，而今非不知此也”，认为“责罚”原住民的根据在于他们是“食人之种族”。

另外，4月16日的《海外新闻》栏《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4月16日，662号。中，也提及台湾出兵，“台湾征讨其议已决，当率军兵至彼岛，登陆支那领外曾恼杀日本人之化外人居住之地方”。从这段报道来看，可知欧美人将台湾岛内分为清朝领和清朝“领外”；而清朝“领外”的原住民则是“化外人”，是清朝统治所及之外的人民。

关于台湾岛是否属于清朝领土，原住民是否是食人族的议论，也多见于其他报道。《台湾信报》12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日，704号。明治7年7月18日的《海外新闻》《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18日，746号。则详细转载了刊载在“TokyoJournal”的“TheJapanGazette”报的内容，“‘福尔摩沙（Formosa）处支那化外，故而日本人膺惩之亦是正理，”。这里，福尔摩沙（Formosa），即台湾全岛都属“支那化外”这一点，与其他报道不同。

以上，欧美人所理解的清朝在台湾的领有范围，虽因人而异，多少有差，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台湾原住民是“食人蛮族”或“化外之民”。

《东京日日新闻》于同年6月7日期，在“海外新闻”栏中分数次刊载了副标题“台湾纪行”的译文，“在留支那国之休斯（音）氏访问福尔摩沙（Formosa）十八种族之酋长托克托库（音）记事”。《海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7日，709号。

6月7日的报道说：福尔摩沙（Formosa）之中央东方以南之土番，嫌支那人，又拒其他洋人之入，带有恐惧他人知其土情势之气质。因故，拒为开发田地而往来土番之人到丘陵之麓。虽逢暴风漂流而至之不幸海客，亦厌其上陆，偶有漂着之人，则与之为难，使心怀恐惧。称原住民由于有排斥外部侵入者的心理，而加害漂流民。

翌日发行的710号《海外新闻》台湾纪行二，《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8日，710号。中则说：“唯蛮民互相杀伤以谋报复。若杀一人，则杀多人以复怨。因之战而复战，争斗不止”，原住民反复战斗。读到这里，新闻的读者似乎会对原住民抱有恐怖心理。但是，实际休斯（音）进入原住民的居住地后的感想，却对原住民抱有好意，给读者以不同的印象。

6月9日的《台湾纪行》《海外信报》三，《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9日，711号。中说，“近土番地界，风景随之荒凉，耕地弥稀。村落只围绿树竹屋，民舍之制甚淡雅，器具家什亦粗备”。用“淡雅”一词来表达对原住民住居的实际观感，可见他对原住民的住居抱有好印象。此外，他继续道：土民遇人最厚，招余辈让座。又多人作陪，供饮食，似甚有礼。……舞剑于前时，肝胆俱寒。库阿里兹库（音）人其后亦往来甚亲。根据其自身经验，介绍说原住民是“亲切”“有礼”的人。在14日的“台湾纪行”《海外新闻》，台湾纪行三，《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14日，715号。中说：库阿里兹库（音）人以外，托克托库（音）之部下人民中，有野蛮暴恶之风者亦少。其性质之差异，只在过度亲切而已，性恶之人固非全无。然其性善者，亦习于恶俗，自然恶化者。记述他所接触的台湾原住民“性善”，只是“习于恶俗”。接着，他又说明原住民的“恶俗”是“与其他未开化国人们相同，福尔摩沙（Formosa）之土番轻生命如草芥”。但又接着说：“此土番中食人者，其妄杀他国人之恶风亦渐渐消灭，可谓渐趋开明之域也，犹有行大改革之萌芽。”得出结论说原住民是有开化可能的。

总的说来，据《东京日日新闻》，欧美人一般认为台湾东侧是化外之地，食人蛮族居住于此。而实际进入台湾东侧，与原住民有直接接触的休斯（音）则认识到他们也是“善良而有开化可能的民众”。《东京日日新闻》的读者，从这些报道中会得出关于原住民的正负两种印象。

2《台湾信报》中岸田吟香的台湾认识

明治7年4月13日以后，《东京日日新闻》连载了日本首位从军记者岸田吟香的《台湾信报》。该栏目在报道台湾出兵局势等具体事件的同时，也记录了记者自身的台湾观。吟香赴台前写于长崎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第7号（《东京日日新闻》明治7年5月15日，688号），是理解他赴台前的台湾观的很有意思的报道。

该栏中刊载了台湾全岛图，将台湾地理从视觉上很容易理解地展现给了读者，并配以文章说明地图上的事项。松永正义认为此地图很可能来自李仙得。（前引：松永，1978年）该文开头介绍台湾地形说：“台湾为南北近百里的大岛。东西约二十五里。中央一带有高山，南首北尾，如卧龙蜿蜒起伏。”接着说：其山之西，面向支那国。古来支那人多渡于其地为农商之业，产砂糖、米、木棉，尤以砂糖为多。常输出外地。有台湾府、有澎湖县、有大武郡。有淡水港，其他泊舟港口亦多。土人亦与支那人相交，或通婚，甚稳和。此称熟番。气候热，地处二十度至二十五度之间。山之东为土番。西南云寮枋，乃支那领地与土番之交界。首先，关于原住民，吟香称其为“土人”，并说明其中与“支那人”有交往的是“熟番”，而居住在台湾东侧的原住民是“土番”。吟香对原住民的区分和称呼，与近世幕府编纂的史籍以及《华夷通商考》等民间书籍表述不同。可以说，吟香在报纸上介绍了全新的原住民情报。

而关于台湾的疆界，吟香认为以“寮枋”“寮枋”似为“枋寮”之误记。“凤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中略）枋寮口……”（台湾文献丛刊４《台海使槎录》卷八,番俗杂记,番界,第167页。）为“支那领”内外的界线。吟香的领土观成为了明治政府出兵台湾的依据，而“海外新闻”一栏也介绍了他的领土观。由此可见，明治7年5月，吟香的领土观已为统治阶层所接受。

该文接着记载：其中一半，称牡丹人种，性猛恶，不似人类，好为斗争，屠负者而食其肉。去年杀害琉球人即在此处。……古来未有至其地者，以故人种物产不详，然大抵与虾夷人同。指出引起台湾出兵的“牡丹社种”是食人蛮族。该文中更值得重视的是，吟香认为他们与“虾夷人”即阿伊努人相同。

吟香的这种认为原住民和阿伊努是同等民族的观点，不仅仅是和明治7年6月26日《台湾信报》第17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6日，726号。、7年6月30日《台湾信报》第21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30日，730号。的报道重复。明治7年6月15日《台湾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15日，716号。刊载的大仓喜八郎的狂歌中，也说“名牡丹者乃不知世间富贵之路之阿伊努人”，认为牡丹社的民众是和“阿伊努”同等的民族。关于当时的日本人把原住民和阿伊努人同等看待这一点，还仅仅是推测。但可以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认为台湾原住民之于清朝，就像阿伊努之于日本一样理解。或许对日本人来说，把居住于异域的人们都当作是同等的这种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关于阿伊奴，请参照菊池勇夫、真荣平房昭编《列岛史の南と北》（吉川弘文馆，2006年）、菊池勇夫编《虾夷岛与北方世界》（吉川弘文馆，2003年）等。

最后，吟香说：此次我政府出兵，当先于支那领地以南下手，略取之以为殖民地，然后，置兵于北方支那领地以南之地，渐次开拓之，伐大木，烧荆棘，教导土蕃，以广皇国版图。为了“广皇国版图”，政府须从“支那领地”进攻土番，并通过“教导”手段，将台湾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吟香的这一看法，还见于明治7年5月13日《台湾信报》第6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5月13日，686号。、明治7年6月28日《台湾信报》第19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8日，728号。的报道，由此可见，吟香在得到关于台湾原住民和台湾疆界的情报后，认为台湾对于日本的发展不可或缺。

那么，岸田赴台，实地考察了台湾之后，他的对台认识发生了哪些改变呢？笔者认为，岸田来到台湾后，有关台湾“开化”的报道逐渐增多。

例如，在明治7年6月25日的《续台湾信报》专栏《续台湾信报》，《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6月25日，725号。中，岸田对在战乱中被活捉的“生蕃”有这样的报道：“彼等野蛮人，洗手净面之事亦稀，跣足步行于砂石间……若着日本服，则忽现久未见之日本处女之面相。”在他看来，台湾原住民虽然是野蛮人，但他们如果换上和服，“面相”就会变得与日本人一样。而在明治7年7月7日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22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7日，736号。中，则说：“原本生活于如此番野之地之人民，与如我等居住于文明开化之国、得自由之人相比较，其幸与不幸如何？”将“文明开化之国”日本和“番野之地”相比较。明治7年8月10日的《台湾手稿》《台湾手稿》，《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8月10日，765号。中又说，“熟番之人民与生番相比，则大进于开化”。对前面的报道中笼统称“野蛮”的原住民，又进一步细分为是否开化。

而在8月10日以后的报道中，岸田对经过分类的原住民的习俗做了具体介绍。这些报道表明，岸田赴台前后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赴台前，岸田认为台湾东侧是“土蕃”居住的地区，台湾原住民是类似于阿依努人的“食人种”；赴台后，岸田开始用“开化”的标准审视台湾原住民，而“开化”一词在当时是从欧美传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除了台湾原住民类似于阿依努人的观点之外，岸田对台湾原住民的看法与欧美人大体一致。

一方面，明治7年7月25日的《台湾信报》《台湾信报》25号（《东京日日新闻》1874年7月25日，712号）。以如下内容开头：岸田自台湾归国后，“诸有人陆续来访”，“皆云台湾信报所报道之事，东京舆论对台湾印象甚恶”，皆甚担心本人安全与否。于是，吟香问其理由，才知道：种种传闻流传于东京市中，如支那出兵五万、军舰二十五艘，以至台湾。现下我军处大战争中，……或说牡丹人躯干长大，能食人，其勇猛不可当。更有甚者，传西乡都督亦已死于番人之手。可见当时各种谣传横行。《海外新闻》也不仅仅是刊登否定原住民的报道。岸田在《台湾信报》中虽提到了原住民的野蛮性，但类似“西乡都督亦已死于番人之手”等毫无根据的流言，则没有刊载于纸面。而从7月份谣言盛行的情况来看，民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获得准确的台湾信息，但他们对原住民的理解只是被夸大的“食人”一说。日本出兵台湾后，舆论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报纸发行量大增，但这些报道似乎并没有将准确的台湾信息传递给民众。

第二章建白书与出版物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1.《明治建白书集成》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明治建白书集成》是编辑、翻刻明治元年至23年，明治政府大臣、参议、官省等直接、间接提出的建议书而成的资料集。关于建议书请参照牧原宪夫《明治七年的大论争》（日本经济评论社，1990年）；而有关台湾出兵的建议书，则可参照牧原宪夫编《明治建白书》集成第3卷、第4卷（筑摩书房，1986年、1988年）。该资料收集了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教育、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议书，其中关于台湾出兵的建议书几乎与新闻报道同步。关于台湾出兵的建白书，最早的是在1873年８月，时任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参谋、在厦门兼任福州事务领事的佐贺县士族、福岛九成给岩仓具视提出的《清国台湾事情の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３卷198,1873年８月）。但是，该建白书是政府高官向政府高官所提出的，很难说在市井有广泛的传播，因此不作为本次考察的对象。同样，福岛九成在1874年２月提出的《预め蕃地を処分すべき方法》也不作为本次考察的对象。据建议书作者记载，他们在阅览报纸时产生了向政府提议的动机。很明显例如《闻止台湾之举之说论其得失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４卷147，1874年４月25日）。所谓“适阅本月二十四日的报纸”直接说明是从报纸上得到台湾出兵的情报的。，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受到了报纸的影响。

例如最初谈论关于侵略台湾是非的建议书，是明治7年4月的《台湾策一道》《台湾策一道》，《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150，1874年4月。该建议书中说：“当先遣使节于支那，证明台湾乃化外之国。然后伐之未晚。如若支那否认台湾乃化外之国，则可就此前台湾杀害我琉球人之事向支那问罪。”台湾是清朝“化外之国”，而这就是日本征讨台湾的根据。在这里，作者表达了新闻媒体的一贯观点。

其次，关于台湾原住民，明治7年5月的建议书《台湾不可伐并设议院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167，1874年5月。中说：或曰，台湾之地位于北纬二十度左右，气候极热，草木繁大，物产众多，然则人民未知文教。其风极陋劣，甚至食人肉。故日本政府怜台湾之彼等之野蛮，欲使知天道……我北海道之事岂不堪忧。夫北海道之野蛮与台湾相比，盖相若也。记述台湾人民是“食人肉”的野蛮人，同时将台湾原住民和阿伊努做比较。

关于原住民是食人族的言论，也同样见于明治7年10月《上〈支那处分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408，1874年10月。的建议书。而将原住民和阿伊努比较的言论，在明治7年10月24日《建白书〈支那和战之议〉》，《明治建白书集成》第4卷410，1874年10月24日。的建议书中也可确认。于是，民众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少许情报，认为台湾东侧是原住民居住地，台湾原住民是类似于阿伊努人的“食人种”。建议书中没有提到原住民的“开化”情况，可见民众通过新闻媒体了解的台湾与岸田所认识的台湾基本一致。

2.决定台湾出兵后出版的书籍中日本人的台湾认识

日本决定出兵台湾后，截至明治8（1875）年的2年间，国内发行了数册关于台湾出兵的著书。这是首次出版以台湾为主题的书籍。此后出版有关台湾的书籍，要等到发生日清战争的明治27（1894）年了。这些书籍继承了江户时代的出版文化，其读者远远多于报纸读者。笔者认为，在日清战争爆发前，书籍中记载的台湾与当时民众心目中的台湾相吻合。所以，本章中通过具体讨论明治7、8年间出版的、笔者可以确认的《台湾军记》、《番地所属论》、《台湾事略》、《台湾纪事》、《日本支那谈判始末目录》等5册书，来分析见于决定台湾出兵后出版的书籍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1明治7年发行的书籍中日本人的台湾认识

《台湾军记》是田代干夫所著，是明治7年（1874）年10月日本军队出兵台湾后最初出版的书籍之一。《台湾军记》的作者是田代干夫，遗憾的是他的经历不详。关于该书的构成，田代在第3篇中说：“初篇依据斋藤拙堂的《海外异传》等，记录滨田弥兵卫、郑成功等事实；2篇以目下之见闻，参考各种报纸新闻，编辑其中确实之事。”实际上，《海外异传》发行于嘉永3（1850）年，记录了山田长政和滨田弥兵卫、郑氏相关的传记。而有关原住民等台湾岛的信息，完全没有涉及。斋藤拙堂：《海外异传》嘉永3（1850）年。因此可说，其第1篇是关于近世市井民众中的活跃于台湾的日本人的台湾认识；第2篇以后是新闻报道中日本人及欧美人的台湾认识。

下面讨论该书的记载内容。《台湾军记》第1篇，在记录上述人物的事迹之前，先展示了台湾的概观。首先，“所谓台湾之国，本与支那之福建省泉州府厦门港之东南相对”，介绍了台湾的位置，“此岛分东西两部，彼与泉州相对之处号西部之地，今属支那国，东部为无主之野蛮地，不受支那所辖”，记录了台湾出兵以后，逐渐一般化的对台湾统治者的认识。还有，“适旅船误漂流至东部之时，土人多集而夺取衣服货物，更有甚者，杀其人，食其肉。残忍如斯……虽处一岛，东西互无往来”。田代给读者提供了与新闻相同的信息，台湾原住民是食人族。

另一方面，关于作为第1篇主题的传记，“红毛船来……岛人为其所欺，至签条约……”，荷兰人一方面威胁原住民，另一方面又根据这个条约奴役原住民。在对荷兰进行了否定性记述后，又肯定性介绍了滨田弥兵卫事件，“弥兵卫名震海外，耀皇国之威”；关于郑成功，则肯定其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逐退红毛人，夺回台湾之地”。比起郑成功，滨田弥兵卫更为引人注目。《增补华夷通商考》、《长崎夜话草》、《万国新话》都出现了滨田弥兵卫的记载，并对他的事迹予以肯定。不过，这三种书籍中都没有滨田弥兵卫“耀皇国之威”的记述。《台湾军记》如此评价滨田弥兵卫，确实是日本步入近代的标志。

第2篇以后，则只记录了台湾出兵及原住民的相关情况。关于台湾出兵，第1篇的最后说，“今年四月有出兵。而有战争之报告，当参考确说记载于次篇”。可以说，作者是在4月以后，依据该事件的最新信息进行写作的。

关于原住民，田代分为进来风俗渐开的“熟番”和尚“野蛮”的“生番”进行记述。在第1篇中，作者只是统称“土人”，所以，“熟番”、“生番”这样的用语，应该是4月以后，田代从新闻中得到的新知识，这种可能性很高。还有，“此山中居住者有十八社，或称牡丹，或称高土滑，或称尔乃，多甚野蛮。此等仍称生番。其中牡丹人种性最暴恶，常好斗争，屠战败者以食”。再次把牡丹社当作食人种族。

以上如《台湾军记》对郑成功的肯定等，继承了《增补华夷通商考》等的认识；而近世经常提到的台湾汉人的生业及叛乱等，则完全没有提到。另外，《台湾军记》虽然袭用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报纸上出现的“台湾原住民是野蛮人”、“台湾原住民是食人种”的说法，却从未提到“台湾原住民类似于阿依努人”的观点，书中只记载了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台湾原住民“野蛮”一说以及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

下面介绍《番地所属论》。《番地所属论》和《台湾军记》一样，是明治7年10月，由立嘉度翻译、本多政辰编纂成书。立嘉度在该书前言部分说：“此书是翻译近来一洋人于上海印行的IsAboriginalFormosaaPartoftheChineseEmpire？英文原书”；而本多也说“聊加补说，以番地所属论为题。书中有括弧处系原书之注文，割注则为编者之注解”。可见该译著中加入很多本多的意见。另外，该书把《台湾府志》作为引用地图的参考文献，可知该书多少参考了中国文献。

书中介绍台湾说：自为分界，其西北之地人们渐明人理，号之熟番，属支那所辖。其东南之地人民如虎狼，称之生番，未属支那版图，乃我国今日征服之所。而至生番欲服从于我之时，支那忽然食言，主张其全岛皆属自己版图，于是以致彼我间大生葛藤。台湾有“支那”领地内和领地外之分，生番“人民如虎狼”。在这里，本多重复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报纸上的说辞。另外，本多还在文中指出，“乃欲永施我政权于其地，教育蕃民，以除将来之害”、“我等虽欲化人，彼不欲之。此皆为彼等计焉”，认为政府有必要对原住民实施教育而使之开化。

综上可见，本多参考《台湾府志》等书籍，阐述了关于台湾原住民教育的主张，从而深化了日本出兵台湾后民间产生的“台湾原住民是野蛮人”的观点。

2明治8年发行书籍中的日本人台湾认识

《台湾事略》系东条保所著，出版于明治8年，该书由两部分构成。在其前篇开头说：“此编略记台湾古今形势事情”，接着明确区分了“本岛西部开创以来”和“东部之生番”，称要“记述土地风俗人物之大略”。另外，关于应当参考的文献，东条说：“此书中往昔之事，依据郑将军成功传等，方今之事，采录诸新闻报纸之报道。征台之事迹，中田代干夫的台湾军记甚祥，不再赘述。看管当并览诸书，始尽知台湾之事情。”《圣武记》于道光22（1842）年在中国出版，记录了顺治3年以后的明清争乱，特别是郑成功的事迹。此外，关于朱一贵和林爽文之乱也有记录。《郑将军成功传》系朝川鼎于嘉永3（1850）年所著，以郑成功的事迹为中心写成。据此可知，东条不只是使用了近世的中国文献和日本文献两种资料，还参考了报纸报道等近代资料来理解台湾。另外，书中说关于出兵台湾的情况，应当参照《台湾军记》，可认为该书还记载了台湾出兵以外的有关台湾的其他信息。

但最终该书的记述与《台湾军记》和《番地所属论》并无多大不同。例如，关于台湾东部地区，说“此东部之地自古未曾有一人涉足，地形等未详，虽然如此，今兹我兵实践以来，始得其详”，确认台湾东部是无主之地，而且也将土番分为汉化显著的“熟番”和性暴恶的“生番”。“生番”中，“其中牡丹社人种，性暴恶无人伦，常争斗不绝。其残酷之至，屠人食肉。其所为不似人类，仍云之生番”，与报纸及上述两书一样，说他们是残酷至极的食人蛮族。

其次，津江佐太郎所著《台湾纪事》也先明确了台湾东部和西部、生番和熟番的区别，然后记述台湾出兵的经过，此外别无其他内容。

最后，多天直绳的《日本支那谈判始末目录》也在序文中说“余客岁日清两国爆发葛藤以来，博览中外新闻，苟有关两国战事则摘录之，而成一篇”，可知是参考了新闻的报道而写。另外，其内容也只是详细记录了牡丹社事件以后日清间的交涉，与其他书籍的内容没有不同。

纵观明治8年发行的书籍，所记内容包括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和结果以及台湾原住民，其他方面的情况则未予记载。其中关于近世时期台湾的记载，内容不多却很全面。

小结

本章论述了牡丹社事件发生后，实地赴台者发回了怎样的有关台湾的信息；以及国内民众通过这些信息，怎样形成了新的台湾认识。

第一节中，通过使用《东京日日新闻》，确认了欧美人和岸田吟香是怎样认识台湾的、这些认识是否传达到了日本，以及怎样传递给民众的。结果，虽然在《东京日日新闻》有提供台湾基础性知识的栏目以及对原住民持有好意的栏目，描述了台湾各种各样的侧面，但是各种流言还是流传于民众之间，人们也只是认识了台湾的负面情况。

第二节论述了关于出兵台湾的建议书和明治7、8年发行的书籍中对台湾的认识。从建议书的内容来看，人们对台湾的认识基本符合岸田的主张。另外，明治7、8年发行的书籍中只有关于近世时期赴台日本人的功绩、日本出兵台湾的经过以及台湾原住民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民众获取的情报非常有限。

以上记述了通过台湾出兵，各种各样的台湾信息传递给了人们。其中虽也有关于举止有礼的原住民、保护日本人的原住民等对原住民持好意的记载，但当时人们最想获得的信息是“台湾出兵的经过”和“日本出兵台湾正当与否”，与此相关，“清朝领有台湾是否正当”、“台湾原住民是何样民族”等信息也成为必要。由于人们通过台湾出兵形成的台湾认识是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的，所以不是综合理解台湾岛，而是非常片面的台湾认识。但是这些片面的台湾认识，通过新闻报纸等发展成了近代初期人们共有的认识，这是事实。

结语

近世时期日本人对台湾的认识极其复杂，涉及郑氏的事迹、台湾历史、台湾名称的演变、台湾发生的叛乱、汉人、台湾原住民等各个方面。

明治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了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纷纷对台湾原住民进行报道。于是，郑氏一族的功绩被当作日本人的功绩宣传，近世时期对郑氏一族的部分否定性评价也被肯定性评价所取代。滨田弥兵卫则成为弘扬“皇国之威”的人物，广为民众称颂。

据近世时期的史料记载，台湾原住民按照是否与汉人交易分为两个种族，而他们并没有统一的名称。近代以后，“熟番”和“生番”成为原住民统一的名称，“化外之民”、“食人种”、“类似于阿依努人的民族”、“可开化之民”等观点也随之出现。另据近世时期的史料记载，清朝“王化之地”的最东端是淡水，最北端则是鸡笼（基隆）。到了近代，人们依据西方的“领土”观念，以“枋寮”为界，将台湾分为清朝领地内和清朝领地外两部分。可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台湾领土观。

与近世时期不同，“台湾名称的演变”、“台湾历史”等信息基本被舍弃，人们对台湾形成了新的认识。可以说，明治7年日本出兵台湾这一历史事件，大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台湾观，对日本人重新认识台湾原住民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飞宏、谢同宇翻译）

后记

这本书原计划是由米庆余先生来完成的。在课题的申请与启动方面，米先生为本书的设计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由于眼疾无法继续完成，经过与课题组负责人杨栋梁先生商议，决定由我来完成该子课题的写作任务。感谢两位教授的信任，我虽然尽力而为，但未必能完全达到所期待的目标，学力所限，实在汗颜。

当然，我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接手本课题，正值《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完成之时。这就使我有机会能够进一步从思想、外交甚至社会文化等不同侧面来进一步思考近代日本的“中国经验”或“中国因素”的问题。研究的方法，仍然是“本本主义”的，即尽可能“以原始文本为本”，也主张“薄致用而重求是”。由于文本浩瀚，而时间与精力有限，《庄子•逍遥游》中所谓“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诚如此也。文中所论，难免有见木不见林、自说自话之嫌，如结语中所言，且当做“一种史实的整理工作”可也。

即便如此，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目呈现，也是得益于诸多师友的帮助。米庆余、杨栋梁两位教授的指导与鼓励，使我颇受教益，也信心倍增。但是在接手之初，我特别担心自己能否独立完成这一任务。2009年9月20日，在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的“东亚文化交流——争鸣与共识”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日本关西大学的博士生田中梓都美女士，因为她当天发言的题目是《伊能嘉矩的台湾原住民认识》，我当时就希望她能够扩充成一篇《明治时代日本的台湾认识》加入到我当时正在伤脑筋的这个课题中来。她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对此我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此外，还想再找几位共同来完成这个课题，为此，曾将目录数易其稿，而最终未能如愿，只好独立承担，重新设计研究计划。而田中梓都美女士不负所望，将近世至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台湾认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其初稿我请李飞宏同学翻译成中文，再由作者本人加以校订。因为与正文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中国认识的体例不太相符，故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在此对她和译者表示感谢。田中女士的专业是台湾史，希望她的学业和研究工作进展顺利。

本书的引言曾发表在《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二章的补论的日文版曾发表在日本岛根县立大学东北亚地域研究中心的《东北亚研究》第17号（2009年3月）上。第二章的正文将发表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年刊《南开日本研究2011》，对这些杂志和刊物编辑的不弃和论文评审专家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第一章、第三章中的关于“玛也西”号船事件的论述、结语，也是作为独立的论文来撰写的。为了独立成篇，内容上或有重复，特别是在第一章中，还请读者谅解。

我曾在为研究生开设的“日本思想史”课上，和同学们一起读过本书中提到的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陆奥宗光的《蹇蹇录》，对同学们的积极配合，表示感谢。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山口谣司先生在文献的解读上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的陈捷先生、早稻田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白春岩女士、毕业于立教大学现任教于中央学院大学的杨沛博士、留学于三重大学的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飞宏同学，惠赠或帮助查找了相关资料；南开大学的刘雨珍先生，对相关问题，特别是在和歌的翻译上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此外，特列出征引与参考文献，对这些史料的整理、校注及先行研究者的学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庆幸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和家庭，同事的包容和家人的奉献，使我可以专心于构筑自己的一枝之巢和陶醉于自己的满腹之饮。还有我每日相见的街坊们：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鲜鱼的、卖猪肉的、卖茶叶的、卖点心的、卖鸡蛋的、卖馒头和大饼的及其废旧物品回收的小贩等，我每天路过他们的摊位，他们都给我热情开朗、乐观向上的印象。在他们身边，对于进城近三十年已经远离土地的农民之子，我感到安宁、自在，也感到愧疚、忐忑。因为他们摊位上的许多东西都是我曾经也生产过的。于是想起了自家的那片菜地、屋角上的鸡窝、屋后的猪圈，还有村里的池塘、后山的果园等。而如今，只能天天消费着摊位上别人的劳动收获，似乎有一种被供养的惶惑。梳爬出来的这些文字，够格作一种回报么？

2011年8月5日于鱼鸢堂

凤凰文库书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走进马克思》孙伯镤张一兵主编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张一兵著

《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任平著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洽学》胡大平著《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尚庆飞著《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段忠桥著《资本主义理解史》！卷）张一兵主编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张亮著《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拯救》谢永康著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编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李景源吴元梁主编

《科学发展观：现代性与哲学视域》姜建成著

《论当代社会的》著

《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洽哲学》张文著

《信息时代的社会历史观》孙伟平著

《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阐释》唐正东著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洽哲学阐释》欧阳英著

《正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王广著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英]斯图亚特•西姆著吕增奎陈红译

《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理论、政洽与介入》[英]保罗•鲍曼著黄晓武译

《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王浩斌著

二、政治学前沿系列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洽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孔繁斌著《合法性的争夺：政洽记忆的多重刻写》王海洲著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美]迈克尔•桑德尔著曾纪茂译《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英]斯蒂芬•卢克斯著彭斌译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译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英]理查德•贝拉米著毛兴贵等译

《左与右：政洽区分的意义》[意]诺贝托•博比奥著陈高华译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美]布鲁斯•阿克曼等著应奇编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英]T.H.马歇尔等著郭忠华刘训练编

《当代社会契约论》[美]约翰•罗尔斯等著包利民编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英]柯亨等著吕增奎编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英]欧若拉•奥尼尔等著徐向东编

《宪政与民主》[英]约瑟夫•拉兹等著佟德志编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美]威廉•盖尔斯敦著佟德志苏宝俊译《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美]赫尔曼•M.施瓦茨著徐佳译

《税收政洽学：一种比较的视角》[美]盖伊•彼得斯著郭为桂黄宁莺译

《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美]斯科特•戈登著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

《社会正义原则》[英]戴维•米勒著应奇译

《现代政洽意识形态》[澳]安德鲁•文森特著袁久红译

《新社会主义》[加拿大]艾伦•伍德著尚庆飞译

《政洽的回归》[英]尚塔尔•墨菲著王恒臧佩洪译

《自由多元主义》[美]威廉•盖尔斯敦著佟德志庞金友译

《政洽哲学导论》[英]亚当•斯威夫特著佘江涛译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英]理查德•贝拉米著王萍傅广生周春鹏译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英]约翰•格雷著顾爱彬李瑞华译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英]乔洽•克劳德著应奇译

《帝国：全球化的政洽秩序》[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反对自由主义》[美]约翰•凯克斯著应奇译

《政洽思想导读》[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著舒小昀李霞赵勇译

《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英]桑德拉•哈尔珀琳著唐皇凤武小凯译

《道德原则与政洽义务》[美]约翰•西蒙斯著郭为桂李艳丽译

《政洽经济学理论》[美]詹姆斯•卡波拉素戴维•莱文著刘骥等译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英]埃里克•）诺德林格著孙荣飞等译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英]乔•米格德尔著张长东译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洽学》[美]彼得•霍尔著刘骥刘娟凤叶静译

《社会契约论》[英]迈克尔•莱斯诺夫著刘训练等译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澳]菲利普•佩蒂特著刘训练译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

《原则问题》[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张国清译

《社会正义论》[英]布莱恩•巴利著曹海军译

《马克思与西方政洽思想传统》[美]汉娜•阿伦特著孙传钊译

《作为公道的正义》[英]布莱恩•巴利著曹海军允春喜译

《古今自由主义》[美]列奥•施特劳斯著马志娟译

《公平原则与政洽义务》[美]乔洽•格劳斯科著毛兴贵译

《谁统洽：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美]罗伯特•）达尔著范春辉等译

《论伦理》张著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洽哲学》[英]科斯塔斯•杜兹纳著辛亨复译《阐释和社会批判》[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段鸣玉译《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郭忠华编《当代政洽哲学名著导读》应奇主编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美]安娜_M.史密斯著付琼译《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英]迈克尔•肯尼著李永新陈剑译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美]珍妮弗•皮茨著金毅许鸿艳译

《论战争》[美]迈克尔•沃尔泽著任辉献段鸣玉译

《现代性的谱系》张凤阳著三、纯粹哲学系列

《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叶秀山西方哲学论集（1998—2002）》叶秀山著《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黄裕生著《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谢地坤著《从胡塞尔到德里达》尚杰著

《海德格尔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引论》宋继杰著

《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赵广明著

《宗教与哲学的相遇：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研究》黄裕生著

《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赵广明著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王恒著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黄文前著

《真理之光：费希特与海德格尔论SEIN》李文堂著

《归隐之路：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尚杰著

《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素的早期文本研究》陈志远著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方向红著

《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陈亚军著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刘永谋著

《中西智慧的贯通：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叶秀山著

《学与思的轮回：叶秀山2003—2007年最新论文集》叶秀山著

《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户晓辉著

《心的秩序：一种现象学心学研究的可能性》倪梁康著

《生命与信仰：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王齐著

《间与#论德格哲学中的间》裕著

《道路之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张柯著

《与自由#秀山论德》秀山著

《自由、灵与间#奥古斯丁灵的文本学研究》张著

四、宗教研究系列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研究》（上下卷）杜继文著

《中国佛教通史》（15卷）赖永海主编

《中国宗史》杜继文道著

《佛教史》杜继文主编

《道教史》卿希泰唐大潮著

《基督教史》王美秀段琦等著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中国律宗通史》王建光著

《中国唯识宗通史》杨维中著

《中国净土宗通史》陈扬炯著

《中国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著

《中国三论宗通史》董群著

《中国华宗史》道著

《中国佛教思想史槁》（3卷）潘桂明著

《禅与老庄》徐小跃著《中国佛性论》赖永海著

《禅宗早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洪修平著

《基督教思想史》[美]胡斯都•L.冈察雷斯著陈泽民孙汉书司徒桐莫如喜陆俊杰译《圣经历史哲学》（上下卷）赵敦华著《宗早期思想的形与》！平著《与中国教》！中著

五、人文与社会系列

《环境与历史：美国和南非驯化自然的比较》[美]威廉•贝纳特彼得•科茨著包茂红译《阿伦特为什么重要》[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刘小鸥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追寻美德：伦理理论研究》[美]）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M.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英]约翰•凯里著吴庆宏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社会行动的结构》[美]塔尔科特•帕森斯著张明德夏遇南彭刚译《文化的解释》[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

《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1（》[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2）》[美]埃里克•沃格林著陈周旺译《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洽思想与国际秩序》[美]理查德•塔克著罗炯等译

《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英]基思•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男性气概》[美]哈维_C.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黑格尔》[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张国清朱进东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罗伯特•K.默顿著唐少杰齐心等译

《个体的社会》[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法]让•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实践感》[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利奥•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褚松燕译

《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

《卢梭问题》[德]恩斯特•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自足语义学：为语义最简论和言语行为多元论辩护》[挪威]赫尔曼•开普兰[美]厄尼•利珀尔著周允程译《历史主义的兴起》[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陆月宏译《权威的概念》[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六、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英]王斯福著赵旭东译《王弼<老子注〉研究》[德]瓦格纳著杨立华译《章学诚思想与生平研究》[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中国与达尔文》[美]詹姆斯•里夫著钟永强译《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美]韩书瑞著陈仲丹译

《中华帝国后期的欲望与/j\说叙述》黄卫总著张蕴爽译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词中的园林与玩好》[美]王晓山著文韬译

《六朝精神史研究》[日]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

《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

《为权力祈祷》[加拿大]卜正民著张华译

《洪业：清朝开国史》[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译

《儒教与道教》[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一1937》[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

《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布朗等著朱勇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美]史华兹著程钢译刘东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明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岸市场圈》[日]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

《中国美学问题》[美]苏源熙著卞东坡译张强强朱霞欢校

《翻译的传说：构建中国新女性形象》胡缨著龙瑜歲彭珊珊译

《<诗经〉原意研究》[日]家井真著陆越译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美]韩森著鲁西奇译

《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荷]安国风著纪志刚郑诚郑方磊译

《毁灭的种子：二战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美]易劳逸著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美]李丹著张天虹张胜波译

《18世纪的中国社会》[美]韩书瑞罗有枝著陈仲丹译

《开放的帝国：1600年的中国历史》[美]韩森著梁侃邹劲风译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严蓓雯韩雪临伍德祖译

《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日]中岛乐章著郭万平高飞译

《的思》[]田著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建构》杨美慧著赵旭东孙珉译张跃宏校《美国的中国形象：192—1949》[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著姜智芹译《代内史研究》[日]著

《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日]顾琳著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

《代东的文化流》[日]著郑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科大卫著卜永坚译

《中国善书研究》[日]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莺莺孙雪梅译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日]城山智子著孟凡礼尚国敏译

《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美]马立博著王玉茹译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美]卢苇菁著秦立彦译

《山东叛乱：1774年的王伦起义》[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美]易明著姜智芹译《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洽理及国家建设》[美]戴维•艾伦•佩兹著智

《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日]增田涉著周启乾译

《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美]艾志端著曹曦译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美]巴菲尔德著袁剑译

《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德]狄德满著崔华杰译

《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美]季家珍著杨可译

《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一1949》[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林满红著詹庆华林满红译

《寻求中国民主》[澳]冯兆基著刘悦斌徐硙著

七、历史研究系列

《中国近代通史》（10卷）张海鹏主编《极端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马凡等译《漫长的20世纪》[意]杰奥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强译《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世界现代化历程》（川卷）钱乘旦主编

八、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世纪末的维也纳》[美]卡尔•休斯克著李锋译《莎士比亚的政洽》[美]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著潘望译《邪恶》[英]玛丽•米奇利著陆月宏译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英]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

《流动的恐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杨超等译

《流动的生活》[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徐朝友译

《生活的艺术》[英]齐格蒙特•鲍曼著仇子明等译

《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英]齐格蒙特•鲍曼著谷蕾武媛媛译《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李平武审校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的预言家》[英]丹尼斯•史密斯著萧韶译

《萨义德》[英]瓦莱丽•肯尼迪著李自修译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

《未来的形而上学》[美]爱莲心著余日昌译

《文化理论关键词》[英]丹尼•卡瓦拉罗著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英]安德鲁•甘布尔著王晓冬朱之江译

《异端人物》[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刘超译

《当代文化理论》[澳大利亚]安德鲁•米尔纳著刘超译

《感受与形式》[美]苏珊•朗格著高艳萍译

《公共领域的伦理学》[英]约瑟夫•拉兹著葛四友译

九、教育理论研究系列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美]梅雷迪斯_D.高尔等著许庆豫等译《教育基础》[美]阿伦•奥恩斯坦著杨树兵等译《教育伦理学》[台]贾馥茗著

《认知心理学》[美]罗伯特）L.素尔素著何华等译《现代心理学史》[美]杜安•"舒尔茨著叶浩生等译《学校法学》[美]米歇尔_W.拉莫特著许庆豫等译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四卷 （1895-1945）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

前言

近代日本何以发动侵华战争，这是国人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问题。此前，有人从日本的皇国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入手，追根溯源地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有人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确定的扩张型国家战略必然导致其发动侵华战争；有人从近代化角度入手，认为日本后发型资本主义国家所残留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余毒，是其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有人从国家机制角度入手，认为天皇制国体导致军部专权独大，缺乏有效的牵制势力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亦有人从国际环境与经济要素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近年来，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的对华观问题，并发表了相关论著，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尚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日本对华认识的对象包罗万象，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俗、国民性等诸多领域。对于日本对华观原本难以一言以蔽之，但鉴于甲午战争是日本的对华观从古代的“慕华观”转为近代“蔑华观”的分水岭，此后日本的对华观与其他阶段相比，具有形成“中国亡国观”这一显著特征，故本书拟以“中国亡国观”的产生、发展、变化和实施为线索展开论述，揭示日本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基础和思想根源。

所谓“中国亡国观”是指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根据中国的内部状况及列强围绕中国展开的竞争局势而逐步形成的对华基本判断与认识。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处于单靠本国力量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这样的中国在东亚格局中丧失了甲午战争前曾占据过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亦无资格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合作伙伴，而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故而是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在中日关系中，则是应该服从日本领导和“旨意”的从属国。总之，中国失去了主体性，而只是可以被任意对待、处置乃至侵略的客体对象。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中国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逐步形成、巩固了“中国亡国观”，对于中国面临亡国危机先后掀起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救亡图存的改革与革命运动，日本政界、军界乃至知识界的主流对其积极意义均予否定，甚至以表象为据反向理解各种革新运动会促使中国更为迅速地走向分裂与崩溃，坚持“中国亡国观”。由于持有此种认识的主体或直接位于决策地位制定政策，或处于决策周边提出议案，或置身于驻华使馆及军事机构提供相关情报，或活跃于言论界主导舆论，故上述对华认识通过各种渠道融入日本对华战略及决策的制度框架。当观念被嵌入制度却又缺乏“新陈代谢”时，就会规定政策的方向，并排斥其他的政策选择。因此，甲午战争后日本逐步形成的“中国亡国观”，是导致其在近代不断推行侵华政策、进而发动十五年战争的认识根源与思想鸦片。

另一方面，日本侵华行动的屡次得逞，刺激了其侵华欲望的膨胀，这反过来限制了日本准确认识中国的能力。近代以来，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侵略朝鲜、挑起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东北、参加一战抢夺山东权益，日本对华屡次出手屡次得逞，每一次得逞都更进一步刺激了其对华野心。这种对华野心的极度膨胀，严重地限制了日本认识中国的能力，导致其在观察中国问题时，往往捕捉表象，目光静态短小，致使其“中国亡国观”无法得到根本修正，最终发动了十五年战争，给中国及其他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当然，近代日本的对华观并非仅有一种，其对华政策亦有和平合作、协调扩张与武力扩张等不同流派，其中也有人发出了不同于“中国亡国观”的声音，但毕竟只是支流，未能主导近代日本的对华决策。鉴于篇幅有限，本书对之有所取舍，舍弃部分留待今后继续研究。

第一章“中国亡国观”的雏形——走上侵华之路

甲午战争是决定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日本形成蔑视型对华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是世界的对华观和对日观发生逆转的重要标志。此后，中日两国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由东亚一隅之小国上升为东亚头号强国并迅速膨胀为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却从亚洲大国地位沦为列强竞相瓜分侵略的对象，近代化进程遭到严重的打击和挫折。

那么，近代日本为何敢于发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日本何以对人口和国土资源均数倍于己的中国不断地采取蚕食、侵略政策？对于上述问题，国内已经从国家战略、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水平、文化特点等视角进行了全面、翔实而又深入的研究，但在诸多研究中，鲜有从日本的对华观视角进行探究者。本章拟通过援引日文报刊、政党党报、从军日志及相关著作等资料，梳理、探究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逆转过程及其对侵华政策的影响。

一、世界文明中心观的转移与甲午战争的发动

甲午战争之近因，固然在于日本对于亚洲近邻的侵略野心及对东亚传统秩序的挑战，但若考察其远因，则日本的世界文明中心观从中国转向西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步入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范围内以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辐射、影响周边邻国，建立了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虽在政治体面及民族心理上不甘于属国或边缘国地位，制造出“神国观念”和“小中华思想”抗衡中国，不断追求对华平等乃至优越地位，甚至两次发起挑战引起大规模战争，却始终无法撼动中国的中心地位，也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因文明差距决定的中日间“师生关系”，在文化上仰慕中华、效仿中华、追赶中华亦构成近代以前日本对华观的主线。

17世纪初，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日本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在江户幕府前期，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子学成为官学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星窝、林罗山等一代大儒的出现，意味着儒学在日本进入全盛期，也标志着日本对中华文明的推崇达到极点。其时，日本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夏（中华）乃天地之中心”，“中华乃世界之师。对日本尤为大功之国。礼乐、书数、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武艺，乃至其他诸种工艺技术，无不源于中华，无不习于中华”。对此，经世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颇多感慨，“开国（建立江户幕府）以来，除支那书籍外别无它书。熟读之而领会其意，开见识成国风，纵然知支那之外有他国，亦皆以为夷国，无圣人之道”。

然而，进入德川中后期，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知识界开始对一向尊崇的儒学及中华文明表示质疑。日本朱子学自身的分化、仰慕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和旨在脱中国化的国学的兴起，撼动了古来中华文明在日本唯我独尊的根基。居于主流位置的仰慕型对华观受到了平视乃至蔑视型对华观的挑战。

朱子学虽然在德川前期被树为正统，但儒学的其他分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亦同时存在并极力按照自己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古学派学者则不受朱子学约束，主张回到孔孟经典中掌握儒学的本意，并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好地传承了儒学。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1669年）中，首次称日本为“中国”而中国为“外邦”，并特别强调了日本皇统“万世一系”，而“外朝”“王朝更替凡三十回”，“臣下诛戮国王者二十五回”。山崎的弟子浅见斋也对尊华贬日的思想大加批判，他在《中国辨》中写道：“中国、夷狄之名在儒书中传来久矣。夫吾国有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哀叹生于夷狄。……可悲之至也。夫尝天包于地外，无地不抱天者。然则有土地风俗之处，便各为一分天下，相无尊卑贵贱之分。”山崎在《靖献遗言讲义》中则呼吁，日本应以本国为中国，以“唐”为夷狄，而不应反其道而行之。不难发现，在山鹿和浅见的这些言论中，日本优越的“小中华思想”已初见端倪。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始自“西学东渐”并导致兰学在日本的兴起。兰学家们通过与荷兰通商的窗口接触到西方文明，并在吸吮、消化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和日本在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意识方面已落后于西方，仰慕中华的思想发生动摇。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支那及我日本无穷理（科学、哲学）之学”。前野良泽（1723—1803）援用西方的天文地理学知识批判了儒家的宇宙观，认为较之中国的“阴阳五行说”，由地、水、火、空四要素构成的西方“四元说”更能说明宇宙原理，即“夫地，乃太虚之一点也，其形为圆如玉，故称地球”，从而用西方的地圆说否定了中国的地方说。前野还指出：“佛教所及唯‘亚细亚’之内，不过世界十分之二，而儒教所及不过十分之一。余者大凡天主教，其蔓延遍及各大洲。”以此强调世界文化多元并存，反对独尊儒术。佐久间象山注意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东方，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主张。杉田玄白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儒家宣扬的圣人之道，认为：“道者，非支那圣人所立，天地之道也。”“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稍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便以支那为万国之冠，又稍读其书，漫言夷狄之俗原无礼乐。夫以礼乐文物，分尊卑也。何国无尊卑，何国无礼乐。……即使衣冠文物可明尊卑之分，亦未必以支那为是，从风土则宜。”“夫地者一大球，万国布居于此。居之处皆中也。无国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显然，杉田的用意不仅要否定传统的华夷论（中华文明中心论），而且要把儒学中树立的圣人以及圣人之道相对化。

德川中后期兴起的国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竭力神化日本，贬低和排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对古来日本一贯仰慕的中华文明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以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为代表的复古神道学者，通过对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关神话的重释，刻意编造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日本神学体系，其基本说教是：日本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缔造的神国，人种是天神所造的神孙，天照大神将天丛云剑、八尺琼曲玉、八咫镜三种神器委于其子孙天皇，万世一系统治天下。故日本既是“神国”，也是君权神授的“皇国”。不仅如此，日本因是“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而“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进而为日本称霸世界、统治全人类制造根据。

对此，本居宣长特别强调了天皇万世一系而中国王朝不断更替的区别，试图以此来否定中国的正统性。他说：“皇祖天照大神所出之国，优于万国而著。……诸国无不受此大神之恩惠者。”“皇位随天地同在，早定于此。”相比之下，中国并无定主，“人心不善，习俗淫乱，但夺国权，贱者亦可为君”。由此他得出中国所谓的“圣人”不过是“灭君、夺国之祸首”。故日本是有“道”之国，而中国无“道”，儒家亦无“道”。据此，本居呼吁日本人不要再沉迷于儒学，“欲习道者，须先将汉意、儒心清洗干净，坚守大和魂甚为紧要”。

本居的弟子、皇国史观的鼻祖平田笃胤，不仅鼓吹日本是神国，而且要把日本变成取代中国的“中华”。他讥讽中国对周边民族“尝以戎狄、夷狄相称而鄙之如禽兽，然其全国皆为夷狄所夺。如斯大国之民，竟垂首敬待尝鄙之为北狄者为君”。他认为，既然蛮族统治下的清王朝失去了“中华”的资格，那么有史以来从未遭受异族统治、天皇“万世一系”且继承了古来中华文明的日本，就有资格成为中华。

幕末的吉田松阴则继承和发展了德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极力鼓吹对外扩张。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的大害来自华盛顿和俄国，且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包围日本。为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应主动出击攻略他国。即：“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衰。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应急固武备，充实舰炮，开垦虾夷而封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晓谕硫球参觐、集会如内地诸侯。又责朝鲜纳贡如昔，北取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固守边境，则可谓善保国矣。”无独有偶，岛津齐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呼吁，日本应实施外向型战略，“及早获取福州及台湾、朝鲜乃日本强大之最佳良策”。自不待言，幕末的日本自顾不暇，侵略中国尚属无稽之谈。但“海外雄飞论”不仅为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日本对华观的逆转埋下了祸根。

近代西方对日本的第二次冲击是“西力东渐”。中国两次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日本古来效仿之楷模的坍塌，日本政界及精英阶层的“慕华观”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便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又兼远征，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横井小楠则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教风俗不如人，即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多革命，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亲和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

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1862—1867年，幕府四次派遣“千岁丸”访问上海，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地广人多、历史悠久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太平军造反，清朝确已国势衰微、四面楚歌。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写道：“观上海形势，支那人悉为外国人所役使。英法之人步行街头，清人皆让道而避之。上海名属支那，实为英法属地。”在相关的访清游记中，可大量看到中国懒惰、懦弱、散漫、不卫生、政纪废弛的记述，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急剧降低。

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对欧美十二国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的考察后，对日本、中国乃至整个东洋的落后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节团注意到：欧美各国之所以在煤铁业、机器制造业、纺织业和航海业取得巨大进步，就在于“西洋一令一法，皆考虑人民财产生计，以保护人民为主旨……此乃保其富强之所在”。“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西方人设草木禽兽园，搜集各国古今货币等是“为使学识广博……能促进实学，发现对工商业之实益，以成富庶之媒介”，兴办教育是为“培养殖富之本源，而使国家兴盛崛起”；东方则“耻于研究一草一木”，“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不用心于此”。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感叹道:“欧美各国之政制、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盖超绝于我东洋”，决心“将此开明之风移入我国，促使我国民速至同等开化之域”。

由此看来，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在与西方的接触中，确认了欧美的“强势地位”和“文明形象”，同时也确认了日本和中国的“弱势地位”和“愚昧品行”，从而在认识上不仅完成了自我否定，也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的否定，其世界文明中心观由此实现了从中国向西方的转换，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

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也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写下举世闻名的《文明论概略》一书，把世界文明划为文明、半开、野蛮三个层次，欧美各国属于文明国，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非洲及澳洲属于野蛮国。“野蛮—半开—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阶梯，处于野蛮和半开状态的国家都只有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方可维护国家的独立，故福泽宣扬“西洋人是吾人之师，西洋国家是吾国之师”，呼吁日本要改换门庭，脱胎换骨，向欧美学习。《文明论概略》作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次可谓洗脑性的冲击。

日本的文明中心观之西移，势必影响其对华观发生变化。从确立西方文明中心观到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的对华观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既包含在精神文明上的蔑视，痛骂中国“顽固保守”，又包含在物质文明上的畏惧，宣扬“中国威胁论”。

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基于近代西方文明论，批判清朝是新文明的敌人、旧弊陋习的带菌保护人，指责中国是“顽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国”，对于中国固守封建性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风气等产生了强烈的蔑视感。

福泽谕吉可谓是嘲讽中国“顽固保守”的领军人物，1883年他写下《支那人民之前途多事堪忧》一文，提出“中国历史停滞论”，批判中国固守传统、食古不化。即：支那乃古圣人之国……二千余年之古法持续到二千余年之末世，年年岁岁，人变法不变……安于自家固有之文明，墨守古圣人之遗法不知改迁，锁闭于东洋之一小桃源，……何况将二千余年前尚处于未开蒙昧时代之古圣人语录，定为管束人间言行之万世不易之规则，政治主义、社会组织，自有生民以来，未尝进行过一次局部性改革。亿兆生民将二千余年间之劳力，都消耗在几百遍周而复始之同一长途中。“中国历史停滞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日本基本上维系了这一观点，并以此为据鄙夷中国。福泽还批判中国“顽迷倨傲”，不愿学习西方。即：中国“自负国土广大，蔑视他国，且数千年来沉溺于阴阳五行之妄说，放弃了追求事物真理之根本原则”，故早在1792年就开始与英国正式交往，但“百年来既无研究西洋书籍者，又无试用西洋器物者。其改进之缓慢迟钝，着实令人震惊”。1882年9月，福泽还在《时事新报》上刊登了今泉一瓢的漫画《北京梦枕》，讽刺清朝在列强不断侵略亚洲的形势下依然高枕酣睡、倨傲自大。

正是基于近代西方文明论和对中国“顽固保守”的认识，甲午战争前日本出现了“东洋盟主”论及“脱亚入欧”论。就连1880年代初期盛行的“兴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也普遍存在担当“东洋盟主”的意图。福泽谕吉也曾以抵抗西方侵略亚洲为口号，倡导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连带论”，宣扬“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但是，1885年日本通过甲申政变及中法战争看到其首要敌人不在西方而在中国，于是福泽大声疾呼“为成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待邻国开化而与其共兴亚细亚，莫如脱离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脱亚入欧”论出台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蔑视中国的风潮。

出处：比格·田口米作、酒井忠康、清水勲编：《甲午战争时期的漫画》，东京：筑摩书房，1985年。

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对华观并不是沿着“蔑视”的轨迹单线发展的，在其复杂的对华态度中还存在着畏惧的一面，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畏惧中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一是中国在人口、国土等资源上对日本来说是一个超级大国；二是洋务运动后，中国在器械文明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188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民处于“一听到清国新造了一艘军舰，便像得了头痛病一样担心”的状态。《日本》杂志也将中国广大的国土、众多而勤劳的人民、璀璨而悠久的历史、新锐武器的进口、北洋舰队的兴建、庞大的陆地常备军以及中法战争中的不俗表现总结为甲午战争前世界有关中国的正面印象。就连向来嘲笑中国是“愚昧保守”之“老大帝国”的福泽谕吉也在1882年的《兵论》中谈到：“支那近来非常致力于制造新式兵器”，“陆海军不仅可与日本匹敌，而且海军是日本的近一倍”，夸赞中国物产丰富、国富民勤，害怕中国依靠丰厚的资本引进西方军械及其制造方法，“骤然之间于东洋出现一大强国”。即使是在发表“脱亚论”以后，福泽依然赞赏中国引进器械文明的效果，对中国“已经拥有东洋第一流之海军实力”流露了钦羡之情，评价世人通过中法战争“吃惊地看到清国并不弱，法国并不强，尊敬支那之念与以前相比增加了几倍”。

日本言论界的旗手德富苏峰也屡次倡导“中国威胁论”。1887年德富就把清朝看作一个具有潜能的竞争对手，称“铁道铺设之日，乃支那活动之日、支那帝国组织之日、内政整顿之日、防御外敌之日、商业昌盛之日、天下太平之日、文明富强之日”。1891年德富将中国视为日本的强敌，宣扬中国旺盛的人口繁殖力、勤勉的国民气质和强劲的忍耐力、外交政略上的“狡猾”等，都使其成为一个值得恐惧的国家，将来在印度洋、太平洋、南洋的贸易竞争中必将成为日本的劲敌。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德富和竹越与三郎都诬蔑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侵略史，中国人是“具有山贼般天性的侵略人”，宣扬“清国大为觉醒之时，乃最为危险之日”，叫嚣在亚洲建设“大日本”是老天赐给日本的特权，而清朝是阻碍这一特权的敌人。

可见，在明治初期日本的对华观确实处于精神文明上的蔑视与物质文明上的畏惧并存的状态。然而，正如福泽谕吉提倡的文明开化应“先精神后物质”所显示的那样，日本精英阶层对中国精神文明的蔑视是绝对的、主要的，而对中国物质文明的畏惧则是相对的、次要的。而且，日本舆论界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威胁，而是在其自身向朝鲜及世界扩张的过程中感到中国是其庞大的障碍，企图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强化日本国民的危机感与敌忾心，鼓动日本政府扩军备战，进而煽动日本举国发动战争。

上述复杂的对华观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呈现出戏剧性的变化。1893年日本高层对于中日两国以军事实力为标志的物质文明对比评估也发生了转变。日本近代军队的缔造者山县有朋在1893年10月的《军备意见书》中就根据相关情报确信清朝于1885年以后在军事上没有可观的投资和重大建树，军人吸食鸦片、精神颓废，即：

察清国动向，1874年的台湾战役以来，数年间其兵制进步非常迅速，但1885、1886年以后稍稍陷入衰退状态，福岛安正曾作为北京公使馆武官常驻清国，此次又经过支那内地，目睹鸦片之毒害已深入军队，志气衰微，令人震惊。……夫兵之要在于精炼，精炼绝非二、三年就可练就。

与中国在军事上的不思进取相反，日本却在1885年受到中国购买定远、镇远两艘巨舰组建“东洋一流”海军的刺激，上自天皇下至军部、政府、舆论界都致力于以中国为假想敌加强陆海军备，并在1893年取得显著成效。该年，日本政府大体完成了既定的扩军计划。根据战时编制，陆军拥有七个师团，兵力为12万以上，若加上十余万的后备兵力，则可调动23万人。在海军方面，海军以击沉清政府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为目标，建造了大型军舰，严岛、松岛、吉野三艘4000吨位的巡航舰于1893年均已竣工，桥立、秋津洲等巡航舰也于1894年竣工。至此，山县认为今后十年内，能成为日本敌人的已经不再是中国而是英、法、俄，在军事领域表现出了对华优越感。

可见，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日本高层已有很大把握战胜清朝，不仅在精神文明领域，而且在物质文明领域也滋生了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感。

诚如严绍璗所言，日本人的对华观是一种心理认知状态，它会上升为意识形态，并转化为一种行动激情。同时，在某一阶段存在的意识形态对日本认识中国的心理状态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代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入侵时，对待西方文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鸦片战争使日本认识到世界文明的中心西移，随之日本抛弃了长久以来拜中国为师、吸收中华文明滋养的传统，而转向西方学习。日本认为亚洲要想摆脱西方的侵略、维护独立，就必须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习俗等领域进行文明化，亦即全面近代化。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则坚持“中体西用”的理念，保持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和道德文明，只采取西方的技术来强化军事实力。如此，中日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一种对立。清朝认为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的西化是“轻佻躁进”，嘲笑日本是“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一个小岛夷国”，而日本则侮蔑中国是一个“顽迷愚昧的一大保守国”。这一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是“文野之战”论。甲午战争开战之际，日本知识界或为日本发动战争寻找理论根据，或为其正名，其核心的理论便是“文野之战”，即代表欧美现代文明的日本，与野蛮而不肯接受新文明的中国之间的战争。

“脱亚论”者福泽渝吉公开宣扬“文野之战”论，诡辩甲午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本来日本人对于支那人绝对没有私怨，没有敌意”，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

所谓“文野之战”的提法，企图以文明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据，这并不是福泽渝吉的专项发明，而是当时日本的普遍舆论。国粹主义、亚洲主义者陆羯南也将战争的责任推卸到中国不遵守《天津条约》上，认为战争是使清朝彻底承认朝鲜的独立，使之在维护亚洲的独立上与日本提携合作的唯一手段。他声称：“清国乃无信义之国。故欲使之履行盟约，就有日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监督之的必要。彼无权享受作为主权国所应给予的礼敬”，断定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

后来转为反战主义的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也用英文发表题为《甲午战争之义》的文章，附会甲午战争是一场义战，认为日本是代表新文明的小国，而清朝是代表旧文明的大国，二者的冲突难以避免。甚至连“中国威胁论”者德富苏峰和竹越和三郎也叫嚣“欲宣传文明于东洋，势必先向清国宣传文明”。

“文野之战”论不仅是日本知识界的主张，同时也是日本政界的有力武器。在甲午战争开战前，时任外相的陆奥宗光就讲：

……我国在维新以来兹有二十又七年，政府、国民皆积极致力于吸取西洋文明，进行百般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几乎一改古日本之面目，使当时为先进国的欧美各国都对我新日本之勃兴惊叹不已。然清国则依然墨守往古之旧习，面对内外之形势毫无改其旧习之状。一衣带水之两国，呈现出一国代表西欧文明，一国则固守东亚旧习之奇观。我国亦曾有汉儒之流称彼国为中华或大国，颇不顾屈辱本国，那是崇慕彼国的时代。而今我侮称其为玩迷愚昧之一大保守国，而彼则视我为轻佻躁进，嘲我为模拟欧洲文明之皮相的小岛夷国，二者感情水火不容，终将发生一大争端……其起因定在于西欧之新文明与东亚之旧文明之冲突。

1894年6月15日，伊藤博文内阁决定了对清开战方针。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袭击中国海军舰船，挑起甲午战争。

总之，日本在打破“中国文明中心观”、建立“西方文明中心观”后，便企图将“西方文明—东方野蛮”的文明范式移植于东亚内部，建立一种“日本文明—中、韩野蛮”的对立图式，并借此侵略朝鲜和中国。“文野之战”论的宣传恰恰成为这种野心的体现。尽管甲午战争的爆发原因不在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在于日本扩张型的国家战略，但这种“文野之战”论的宣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立的表现形式，不仅煽动、激起了日本人民参加战争的热情，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提供了所谓“正义”的依据，同时还为缓和西欧、特别是英国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所持有的异议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它所树立的日本“文明”，中国“野蛮”的对立图式，构成了日本民众对华观逆转的重要语境，如同指南针一样引领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朝着蔑视的方向运转。

二、日本对华观的全民性逆转

战争的胜负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国家形象。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对华观，使之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从“仰慕”到“蔑视”的全民性逆转。

从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战争，至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历经近九个月、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面进行。先有丰岛海战和成欢陆战,后有中日陆海决战的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第二阶段，从9月18日至11月22日，“战争是在鸭绿江北岸和辽东半岛进行，主要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第三阶段，从11月23日至1895年3月29日，“战争是在辽东、辽南、辽河下游、山东半岛及澎湖岛进行。主要有辽东之战、辽南之战、辽河下游之战和威海卫之战”。

日本民众主要是通过报纸、参战亲朋寄来的信件获取关于战争的消息的。报纸、杂志作为19世纪下半叶人类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向日本国民传播甲午战争的消息并使之形成共有的对华观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各大报社为了进行战争报道，都纷纷派出了特派员到战场，并委托一些从军人员以及侨民收集战争情报。特派员若被军队正式采用为从军人员就成为从军记者。

在1874年的台湾出兵以及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日本报社也派出过从军记者，甲午战争中，日本从军记者的数量和规模急剧扩大。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从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即从出兵朝鲜到占领台湾，日本66家报社，派出114名从军记者，另有11名画工、4名摄像师从军。除了陆军从军记者之外，还有若干名海军从军记者。另外，在发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已经向朝鲜派出第九旅团，其中有32名从军记者。开战以后，日本组建第一军、第二军，从军记者则从属于军司令部或是团司令部，随着作战的变化而随往前线。在被允许派遣从军记者的66家报社中，绝大部分是东京的报社，有一部分是地方报社，但其人数被严格控制在1—2人之间，县厅所在地的报纸大多转载其他报社从军记者的报道。地方上的老百姓则通过警察署或邮局获取战争信息。

在甲午战争中派遣从军记者最多的是《朝日新闻》，其社史详细地记载了有关战争报道和从军记者的情况。次之是与陆军关系密切的国民协会派出的《中央新闻》，该报极其热衷于战争报道，由于表现出色而在东京一举扩大了发行量。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和陆羯南的《日本》则紧随其后，也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从军记者。他们的报道，不仅包含大量的战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国的风土人情。

甲午战争开战之初，日本国民还因敬畏中国而紧张地迎来了战争。然而，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取得丰岛之战的胜利，击毁了中国增援朝鲜的部队，陆军相继占领了成欢、牙山。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将士出现了大量逃跑现象，为日本人所鄙夷。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绘了成欢、牙山之战中堪称精锐部队的李鸿章旗下“练军”之丑态：

表11从军记者所属部队情况

资料来源：陆军省编：《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统计》，第1106—1107页。

清将聂（士成——作者，下同）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

9月15—16日，日本又在平壤之战中取胜，9月17日，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东京朝日新闻》报道号称“东洋首席”海军的北洋舰队大败给日本联合舰队，由此认定中国“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

军事胜利的不断传来，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观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外相陆奥宗光这样描述道：

平壤、黄海战胜以前，暗自担忧战局胜败的国民，现在对于将来的胜利已经没有一点怀疑了，反而只是关注我国旭日军旗何时插到北京城门的问题了。人们充满了雄心壮志、快乐狂欢、骄傲高慢，国民所到之处，都迷醉于欢声凯歌之中，对于将来的欲望日益膨胀。

在1895年1月20日至2月上旬进行的威海卫之战中，北洋舰队鏖战多日，战败投降。日本各大报纸都将此作为头条新闻连日进行报道。《团团珍闻》用漫画的形式描绘了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并发表写有“北洋舰体之柩”的作品向日本国民直观地宣传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图1-3）。

图1-2

出处：《团团珍闻》第1002号，1895年2月23日。

图1-3

出处：《团团珍闻》第1002号，1895年2月23日。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后，日本眼中已无中国。日本的战胜，导致其民众的对华观发生巨变。藤村道生在《日本的亚洲观的变迁》一文中描写到：“日本国民不仅从紧张中解脱出来，而且产生了自负心理，并对中国转为极端的蔑视心态。”

除战况报道外，日本从军记者、士兵还使用“猪尾奴”、“土人”等侮蔑性的言辞，刻意地渲染中国的“不洁”问题，强化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蔑视。

甲午战争期间，各大报纸都以“从军记”的形式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国民新闻》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提高了发行量及报纸的身价，就与该报职员乘上千代田军舰，能够从10月起在《国民新闻》上连载《爱弟通信》栏目有密切关系。以《爱弟通信》为代表的从军记出现在当时各大报纸的版面上。这些从军记，大多是用来煽动、鼓舞日本人的敌忾心理的，因而对中国多使用侮蔑性的言辞。在这种报道中，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于中日关系的印象都发生了最终的逆转。

从军记者水荫写下了《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投稿在1895年6月19日的《中央新闻》上。他发表的一系列从军作品都对中国使用了侮蔑性的言辞。例如：

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ちゃんちゃん（对中国人的蔑称：笔者）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

一个尚不懂事的小孩，就要中国人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之蔑视程度。而且，将战争与人头联系起来，是当时战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泉镜花的《凯旋祭》中也描写了挂“生首灯笼”，即人头灯笼（画出来的死人头）的情节。还有人要求把中国死尸的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建成新耳塚以作战争纪念，把中国战俘带到日本使之成为秽多，在市町村的一角充当工业苦役。还有人要求把中国人的“豚尾”，即头发割下来带回日本制成纪念品，或者出口卖给西洋妇女。

甲午战争后，大多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记事等都极为详细地刻画中国的“不洁”问题。《少年世界》杂志登载了一位在甲午战争不久后曾在大连滞留一周的从军记者所写的中国报告，这位记者写到自己因为“身体脏如支那人了”而与福本日南一起去澡堂，但进了“支那人的澡堂”一看，竟然“充满臭气，无法滞留，夺门而出”。而他笔下的大连街道却因受到了日本的统治而分外的清洁整齐。他还感叹“支那是一个肮脏得令人吃惊的国家，街上竟然流淌着粪便”。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台湾。内藤湖南曾于日本占领台湾后，赴台湾担任《台湾日报》的主笔。他发表《纠正误解》一文，针对“人们都说支那人肮脏，在康庄的大道上到处拉屎放尿。房屋又矮又暗，臭秽冲鼻，温度则有一百二、三十度之高，非人可居”的传言，指出“到彼处一看，实际上瓦屋栉比，街道广阔，为内地小都会所不及”。

佐佐木雅在《编年体•近代文学120年史》中就甲午战争设立了“《战争文学》的猖獗”一节，其中讲到“明治二十七年后半期，文学界被图为了清一色的所谓《战争文学》”。这些战争文学以“征发”和“军夫”等与战争相关的题材为主题，所描述的民众对于甲午战争的印象流传至今。

从日本的从军记中可以看到大量日军抢掠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用品的情节，诸如鸡、鸭、猪之类，是被抢掠的重点对象。日军将此称为“征发”，甚至连从军记者也加入了抢掠的队伍。日本军人所用的舍营也是中国百姓的民居，民家所有的食物和柴薪自然也成为了他们的猎物。日军及从军记者都没有考虑过中国老百姓的感受。

作为传达信息的手段，报纸对于日本民众对华观的逆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日本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各大报纸的发行量都有飞跃性的增长，但现金收入不多的农村并无法定期购买报纸。出征士兵的中国体验，就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

出征士兵邮寄给家人、亲戚、朋友的军事邮递，能给阅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甲午战争前，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大多停留在《论语》等中国典籍所刻画的理想化状态，甲午战争使日本士兵第一次大规模地亲身体验到了真实的中国。对于大多数出征士兵而言，朝鲜和中国都是首次看到的异国。因此，他们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物记述下来，邮寄给自己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然而，他们却与大部分从军记者一样，关注的是“不洁”的、“不文明”的中国，他们看到的也是充满了泥垢的澡堂、街上垂流的粪便、沾满污垢的小孩指甲等，这些“不洁”的问题成为日本民众笑话中国“野蛮”的话柄。例如，骑兵西村松二郎在3月25日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中介绍了牛庄的情况，称：

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

不得不强调的是，对于中国“不洁”问题的刻意宣传和放大，只是一种将对象进行野蛮化、后进化的惯用手段而已。

当然，日本士兵也看到了中国与朝鲜相比具有富裕的一面。片冈二等军曹在9月13日登陆任川之后，将朝鲜印象写信寄给了父亲作左卫门，“朝鲜的房子在我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其荒蛮”，“就如我国的小猪屋似的”，“屋子之间流着下水，甚至流着尿、粪，其臭无比，让人难以接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气纷纷，特别是他们将扫除的垃圾丢到道路中间，即便是闹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马房”。朝鲜在日本士兵看来，除了肮脏之外，就是贫穷。滨野广洪兵少尉属于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来自石川县羽咋郡中甘田村，他在给哥哥太三郎的信中写道：元山“虽然大约有四万户人家，但房屋都与小猪窝一样”，“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面上铺上席子，其肮脏程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近藤也对从元山向平壤进军路上的村庄进行了如下描述：“有很多死牛死马，臭气熏天，再加上民户也是极其的肮脏，难以宿营”，于是他们决定野营。由于有大量的日本士兵在朝鲜得了传染病，因此他们到中国以后就开始对比朝鲜和中国。在日本士兵看来，中国的房屋与朝鲜明显不同。二等军曹片冈在进入东北后，吃惊地看到“支那的民居高大，且都用石瓦砌成”。还有的士兵注意到：

支那与朝鲜之间存在天壤之别。支那房屋宏伟，物资丰富……房屋或是练瓦或是土壁制造，一般都很高大。而且不管是农家还是街市，都以石垣相围。还有很多宅院安装着严肃的大门，即便是田舍之流也让人以为是王侯之宅。进入其内，大概有千叠之大，大得都难以计量，家里过半是土地，是放置家财的地方……所到的人家一般都储藏有大量谷物（其中最多的是玉米，大米最少），大酱、酱油、烧酒、砂糖、牛、猪、鸭、鸡等一切都没有感到不便的，这与朝鲜人民的赤贫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仅有鸭绿江一水相隔的中国和朝鲜，现实生活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距，他们将朝鲜的贫穷归罪于清朝的“榨取”，由此而为其参加战争正名。同时，他们还惊叹“满洲”人烟稀少、土地无垠，表露了对中国东北这块富饶而又尚未开垦的土地的垂涎。

这些士兵亲身经历的中国见闻，通过军事邮递传给了家人和亲朋好友，进而又传到了乡邻之间，通过阅读这些战争体验以及中国见闻，人们便如同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了战争，并建立起自己的中国形象。而这种形象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的，带着严重的歧视态度。

总之，在上述报道和传闻面前，日本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对中日关系的印象都发生了逆转，建立了蔑视型对华观，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牵制者，而只能成为随波逐流者乃至推波助澜者，成为近代日本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对华观是极其复杂的，此处所描述的是日本对华观变化的主流方向。当然，即使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也保留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憧憬与尊敬。例如，在甲午战争之际，森欧外虽然也亲临战场，但在他的书信以及诗文著作中，几乎很少出现有关战争情况的报道，以及对中国人诬蔑性的语言，反而留下了在中国寻找古典、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笔谈和交换诗词歌赋等情节，关于中国的文化依然保持了尊重的态度。可见，当时部分具有深厚的汉文素养的知识分子，依然具有尊重中国文化的感情。另外，日本对于中国广大的国土含有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可以成为日本的贸易对象和商品销售市场，勤劳而富有竞争力的劳动人口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强劲对手等客观状况的认识，也与甲午战争之前保持了一致性。

三、“东洋盟主观”的形成与《马关条约》的签订

上述考察了甲午战争中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华观的变化，那么，作为侵华政策策源地的日本政界，其对华认识又发生了何种变化呢？日本政界当时的主流势力有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领导的藩阀政府和以自由党、改进党为代表的政党势力。当然，上述媒体报道以及从军记中有关中国的形象，也是日本政界的中国形象，但由于政治家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军事侦察、驻外公使报告等更多、更为直接的认识载体和媒介，更为快捷而深入地了解中国，而且他们的对华认识直接左右着日本的对华政策。

对比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对华观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东洋盟主意识”的确立，即东亚文明的旧盟主清朝被新兴的日本打败，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盟主，并企图以其特有的皇国思想、武士道精神和“文明之先觉”为由，用日式霸道文化取代中国的王道文化，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新秩序。

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就曾基于其国比朝鲜、清朝更为积极地吸收西方文明进行近代化改革而自鸣得意，要求担当东亚盟主。1879年，振亚会成员草间时福在《邮便报知新闻》上发表的《东洋连横论》一文中如此扬言：

今我国自认为是亚细亚诸国开化先进之国家，率先于诸邦担当东洋连横事业者，舍我其谁？……我辈维持欧亚之均衡，不仅防止彼之蚕食掠夺，以我国为东洋盟主，卓然立于执其牛耳之地位者，舍东洋连横，尚有其他良谋善策乎？

1882年3月，福泽在《论与朝鲜交际》一文中也宣称：“日本业已进入文明，朝鲜尚未开化”，故日本有责任“以我国力推进邻国文明”，“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

甲午战争前，尽管日本舆论界已经出现了“东洋盟主论”，但是，此时不论是在东亚国家还是在欧美列强看来，属于儒家文明圈的东亚地区，其盟主当属该文明的发源地且长期主导该地区国际秩序的中国。日本虽有借助东亚近代文明之先驱身份担当“东亚盟主”以图称霸的野心，但尚缺乏相应的实力，故在甲申政变的较量中败北于清政府后，“东洋盟主论”也陷入低潮。

然而，甲午战争不仅打破了中国仅存的属国朝鲜与之长期维持的朝贡关系，而且扭转了欧美国家的对日、对华观，不仅在近代文明要素上，而且在实力上也使日本获得了担当“东亚盟主”的理由和自信。

日本对担当“东亚盟主”的自信，首先体现在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上。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对整个中国及中华民族都表现出极端否定和歧视的态度，而对大和民族的自豪、对天皇制的推崇及对武士道的盛赞却无以复加地充斥于政界及舆论界。

自由党是当时日本众议院第一大党，拥有107名议员，该党第五部“司法•内阁”副部长铃木充美在1894年12月表示：

日本确实是具有优良的特性，拥有大和魂这种应受尊崇的特性……而支那具有何种特性呢？他们贪得无厌、唯钱是图，脸皮厚得不知羞耻……朝鲜的特性如何呢？懒惰与无欲是其特性（拍手——哈哈）。

改进党是众议院第二大党，拥有47名议员，该党旗下的报纸《每日新闻》也如此鼓吹日本民族优越性而贬低中国民族的“劣质性”，宣扬“日本国民是重信义的种族，古今皆然，支那国民是欺诈虚伪的种族”，并不顾事实地否定中国文明对于日本的历史作用，称：

日本在建国三千年以来，形成绝对超群的社会，建立起绝伦的国体，逐渐取得了最为有序的进步。日本以开发智德之光辉，不必支那之文物、不假西洋之开化，原本就足可成为优越的世界一等文明国。

毋庸赘言，日本人的这种优越感越强，对中国的蔑视感也就越强。

《大阪朝日新闻》也表达了作为日本人的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

我邦人种纯粹而杂者少，大为超过他邦。而支那、朝鲜人种，混淆之年岁久矣，难以辨别。值此国难之大检验中，见其劣根性，国家观念消亡，利己之私欲膨胀。

甲午战争期间，直接表达称霸亚洲的“东洋盟主论”盛嚣尘上。1894年11月21日，《万朝报》要求日本担当“东洋盟主”，反对欧洲列强插手东亚事务。即：

我邦何故与东洋之友邦支那交兵乎？别无他意，唯彼辱我国权，威胁我之友弟朝鲜，搅乱东洋和平，位于东洋之国搅乱东洋之和平，由于家族之一员破坏一家之安宁，此等不义之子，大可恶之，大可惩之，然为惩戒萧墙内之不义子弟而请来他人一道恢复我家安宁，则岂非贻笑大方？……大可惩清，然断不能容许路人来插手自家问题。

11月23日，《万朝报》再次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排除西方列强的插手，主张日本应该作为“东洋盟主”主持东亚事务。即：

征清问题与排西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是可以两立的，而且在政策上也未必不能使之两立。何者？这两个问题各自的路线虽然相异，而其归结点却是一致的。我邦之所以征清，是为确保东洋的和平，而阻止西洋插足东洋的缘由，也无外是为杜绝彼等的侵略干涉，以确保东洋和平。……余辈始终认为为了东洋和平而必须征讨清国，又为东洋和平，而不得不断然排斥西洋。……如支那，徒然有庞大的疆域，然国力衰微、纲纪颓废，官吏弄权、庶民忘国，其宗庙血脉即将断绝。反观我大日本，制度日益整备，文化日趋昌盛，人心膨胀，国民进取之气高昂磅礴，我邦之隆盛如此，邻邦之衰状如彼。呜呼！此乃上天将处理东洋一家之大任降于我之双肩也！

11月25日，《万朝报》继续发表连载文章称：

余辈只知东洋必须由东洋自己来治理，东洋如果不由东洋来治理，东洋就无法保证永久的和平。而能担此大任者，除我日本之外别无他国。故余辈以为，为了防止彼等将来之阴谋，杜绝现在之野心，应将西洋过去埋下的祸种除尽，以我日本单独之力，统治整个东洋。……世间之迂阔者，担忧日清事件之前途，而主张如果不将清国分割，并将之让与两三个西欧相关国，此事就无法了结。该事件之善后处理不失为一难事，然余辈绝对反对此种割让东洋的方策。夫东洋之力与西洋尚有差距，将西洋引至东洋之弊亦是有识之士向来所知晓的，使西洋领有清之故土，对于我邦之弊，反比清国对我邦之弊更为重大。清尝害我，故我征清，今我亡清，而引西洋于其故土，反而制造出更大祸源，则有欠妥当。且夫唇亡齿寒，清乃我之唇，而不能护我之齿，故我以清之存为无益，而其亡无益于我之唇，引致西洋则是枯我齿根。故岂无笑我有失养生之道者乎？然则为之奈何？别无他法，唯设新唇以保我齿温也。

《东京日日新闻》的社长是伊藤博文内阁的书记长官伊东巳代治，它是当时藩阀政府的喉舌。在战争胜利当中，该报的自我意识急剧膨胀。在平壤战役取胜后，该报进行了如下报道：

平壤一捷，使天下人明确了日本是东洋之一大强雄的事实，有识之士明晰日本之雄伟强大，迩来期待平壤之胜利。夫平壤一捷耸动天下，若欧人再闻此次黄海之捷报，复又做何感想？

1894年7月16日，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自幕末以来所追求的对英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夙愿，签署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1894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国民已经遇上条约改正成功一事，又有日清交战之胜利，国民对文明的自信愈来愈巩固了。”该报认为通过对英修改不平等条约及在甲午战争中的军事胜利，日本将被欧美列强以及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看作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强国。这种自我意识的膨胀，使日本产生了将来根据列强的态度将朝鲜化为保护国甚至将之合并，进而分割中国的妄想。即：

我国首先应吞并朝鲜或将之完全化为我国之保护国。然后如泰晤士记者所揣摩地那样，首先取得台湾，进而占领欧洲弱国的附庸国南洋诸岛。如此足以使我大日本帝国变大……吾辈虽不主张于此次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实施，但若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通过割地之约实现我大大日本之理想，朝鲜之北、台湾之南，无不可取，若将清之中枢各部将来收归于我，扩大规模，遂大大日本的问题可得到正当解释。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很少有人公然提倡这种主张。而甲午战争之后，《东京日日新闻》公然提倡合并朝鲜，分割中国，可见其对中国的评估发生了巨变。由于该报是日本藩阀主流的喉舌，故可以推定上述对华认识是当时第二次伊藤内阁所共有的。

甲午战争后，自由党的对华认识与藩阀官僚具有相似性。自由党看到平壤之战、黄海海战的胜利后，便发表文章称：

我国成为东洋盟主，雄飞世界，在于养成海军力量、掌握航海权，以大收通商之利，起殖民之业。

1894年8月25日，自由党进一步公开表示了“东洋盟主”的志向：

迫使朝鲜废弃其与清国之间的条约，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自主独立国，断绝清国的干涉，阻止其他各国觊觎之隙，以保东洋和平，堪为东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国也。

该党成员梅田又次郎更加明确地表达了日本称霸东亚的野心，即：

我国国民作为东洋文明之先导，为鼓吹亚细亚革命而奋起，担保朝鲜国之独立，就是要打醒清国之迷梦。……将我国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称霸东洋，驰骋于世界强国竞争之舞台。

改进党所显示的东亚盟主意识比自由党更为强烈，其喉舌《每日新闻》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就表示过“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也、先进也”，在战争过程中该报更加狂妄自大起来：

日本的胜利，即文明的胜利，文明的胜利，乃担保他日东洋和平者也。……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就应断然排斥之，必须贯彻独自之本领，才能掌握东洋之霸权，以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

《日本》报与改进党关系较为密切，1895年6月，该报也在回忆甲午战争前世界有关中国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东洋盟主论”。即：

支那乃亚细亚之大国，幅员有二十七万方里，人口有四亿余万，单以幅员、人口而论，足以与欧罗巴全洲相匹敌。且其文化虽较为特殊，却有四千载悠久历史，此乃欧洲各国视之以惊叹之处（第一）。一国之财政虽尚未统一，其人民之勤勉绝伦却举世闻名，故其国富亦炫耀于天下（第二）。与英、法、俄等国进行数次冲突失败之后，觉兵制武器不行，十余年来大为输入新锐武器，又大为招募海陆士官，加强训练，世界无不知者（第三）。荟萃二十余艘舰只，编成北洋水师，建造旅顺威海卫军港，加固直隶湾之咽喉以来，可使人对其海上权力望而生畏（第四）。世界上除了俄国就只有支那陆上拥有八十万常备兵，虽弱却不得不让人感到其威力之大（第五）。且在西历1885年之越南之役中，法国之优柔寡断致使战争不了了之，清国之虚名更加提升一步（第六）。凡此数者今日想来，都只不过是一些虚名空囊，但此等虚名皆曾是欧洲强国所畏惧之处，亦是其不敢轻易伸张之重要原因。

……故纵使此虚名空囊本不足以永远恃惮，亦非无一时之益。直到最近亚洲之所以能重于欧罗巴之上而保持亚欧之均势，因而享受东洋和平，无不受惠于此。然猛虎一搏，黔驴之技现，犹伏见一败，幕府威风扫地。经过日清交战，清国之虚名空囊全被揭下，于是亚欧之均势受到极大影响，即亚细亚累积之威风经猛虎一搏而扫地，东洋和平由是岌岌可危。

抑引起事端者必须了解事端。日本既已引起事端，而日本非欧罗巴之日本，乃亚细亚之日本，既然破坏了过去亚欧之均势，则必须主动担负未来两洲之均势、完成巩固东洋和平之任务。

该报对于甲午战争前由于中国的存在而抑制了欧美列强向亚洲的扩张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其政策指向也是“亚洲主义”而非“脱亚入欧”。然而，该报主张由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招致欧美列强对亚洲扩张的加剧，故日本有“责任”领导东亚国家、实现东亚和平，则是其旨在向亚洲邻国进行扩张的“东洋盟主意识”的显露。

《大阪朝日新闻》赞同改进党等所提倡的对外强硬运动，在甲午战争后也立足于“东洋盟主论”称：

所谓对外强硬派，是自信者的团体，对外软弱派，则是他信者的集合……与清国开启事端以来，尚不及数旬，而所谓事实胜于雄辩，自信者曾用急切地警告世界，且其预言都一一应验，自信者的正义，恰泽于世……呜乎，日本当有如此觉悟：不仅要向区区东洋，也要向全宇宙宣扬自身天职之重、任务之大。

1894年12月22日，该报进一步宣称，“东方之盟主，东洋之霸权，随之而得”。

为了获取、巩固“东洋盟主”的地位，日本企图在战争及媾和中通过割地、赔款等方式沉重而残酷地打击中国，使中国不能东山再起，从而确保其“东洋盟主”地位。黄海海战后，日本政界、舆论界均开始探讨“北京城下之盟”，亦即占领北京后的媾和问题。

1894年12月23日，自由党干部星亨在自由党演讲会上，发表了下列意见，获得了出席党员的热烈鼓掌。即：（1）日本为“永远地保护朝鲜的独立”，就需要获取中国的东三省；（2）割让台湾；（3）日本以军事力量无法对抗俄、英等欧洲列强的干涉，想要避开列强的干涉并获取利益，日本就只能与列强一起像对待波兰那样对待中国。显然，星亨的主张在于“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一起瓜分中国。

1894年11月到12月，属于改进党岛田三郎派的《每日新闻》也发表了如下意见：其一，日本要从中国“割取要地”，对于中国“使之听从我国命令”，又必须要防止欧洲诸强的东渐。其二，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成为“东洋问题的主导者”，俄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从其国情以及往东亚运兵的难度来看，当下不会成为日本的威胁。其三，清国灭亡，建立新的汉族政权，或是满汉分裂建立南北二朝时，日本要“以信义经理国交”，使之与日本联合协作。如果清国灭亡后陷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就“需要使整个支那帝国，归于我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其四，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开设大量港口，获得内地自由贸易的权利等。该报还主张“对于支那也需要像对待朝鲜那样，开导朝鲜的方法也是开导支那的方法，差别仅在支那国土广大，而朝鲜比较狭窄而已”，即日本对于中国应该采取步步蚕食的政策，最终将中国化为日本的保护国。

尽管有荒尾精、内村鉴三等人出于各自的想法和信仰，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割地要求，但伊藤博文内阁最终于1895年4月17日逼迫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上述割取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并偿付巨额赔款的要求被尽纳其中。《马关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清国确认朝鲜为完整无缺独立自主之国，有损其独立自主的朝鲜国对清国的贡献和礼仪等，将来应完全废除。

第二条清国将下记土地主权并该地的城垒、兵器制造所官有物永远割与日本国。

一、下记范围内的奉天省南部之地：

从鸭绿江口上溯该江至安平河口，自安平河口横贯凤凰城、海城、营口至辽河口的折线以南之地，并包括上述各城市，且以辽河中央为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省之各岛屿。

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三、澎湖列岛，也即英国格林威治东经119—120度，北纬23—24度之间各岛屿。

第四条清国约定向日本国支付库平银二亿两，作为军费赔偿。上述金额分八次支付。第一次及第二次各支付五千万两。第一次支付应在本条约批准交换后六个月之内，第二次支付应在本条约批准交换后十二个月之内。余额分六年支付，其第一次应在本条约批准交换后两年之内，第二次应在本条约批准交换后三年之内，第三次应在……四年之内，第四次应在……五年之内，第五次应在……六年之内，第六次应在……七年之内。自第一次支付之期日起，尚未支付之金额，每年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下略）

第六条日清两国间之一切条约，因交战而消灭。清国约定，在此条约批准交换后，迅速任命全权委员与日本国全权委员缔结有关通商航海条约及陆路交通贸易协定，且以现在清国与欧洲各国间的现有各条约章程，作为日清两国条约之基础。（下略）

第一，清国在现今为各外国开放的各城市港口之外，为日本国臣民……开放下列城市港口，但应以现今开放场所同一条件，享有同样特典及利益。

（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四川省重庆府。

（三）江苏省苏州府。

（四）浙江省和杭州府。

日本国政府有权在上述城市设置领事。

第二，为运送旅客及货物，将日本国汽船之航路，扩大至以下场所：

（一）扬子江上游，自湖北省宜昌至四川省重庆。

（二）自上海入吴淞江及运河，至苏州杭州。（下略）

第三，日本国臣民在清国内地购买货物及产品，或将其输入商品向清国内地运送，上述购买物品或运送品入库时，不纳任何税金厘金，且有临时借用仓库权利。

第四，日本国臣民在清国各开放场所，可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只缴纳所定的输入税，便可将各种器械自由输入清国……。

第八条作为诚实履行本条约规定之担保，清国承认日本国军队暂时占领山东省威海卫。（下略）。

四、“中国亡国观”的雏形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不仅确立了蔑视型的对华态度，而且还产生了“中国亡国观”的雏形，并建立了“侵略客体型”对华观，无视中国的主体性和感情，将中国视为侵略的客体对象，这成为影响、决定日本在此后的50年间不断蚕食、侵略中国的思想诱因。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预测到中国会遭到列强瓜分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危机走向灭亡。伊藤博文内阁的喉舌《东京日日新闻》在日本攻陷旅顺后便如此预测：清国陆海军都如此缺乏战斗力，其行政几乎就不能统辖庶民，有土崩瓦解、四分五裂之势，而欧洲国家势必乘机制造各种口实瓜分狮子。自由党也预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亡国命运”称：惨败衰颓的清朝，只不过是一个空然拥有庞大国土但却不能自立的国家。土崩瓦解之势已成，终将四分五裂。东洋的祸端，已从朝鲜移至支那。列国的侵略是难以避免的趋势。改进党的尾崎行雄则早在中法战争中就到中国考察发现，清朝纲纪败坏、道德腐败、民族分裂，必定走向灭亡。他认为中法战争后，中国之所以没有灭亡，只是列强不了解清朝真相之故，然而甲午战争使得列强看到了清朝的腐败和羸弱，故列强“势必不复扶植老朽垂死之支那帝国，不再辅助其残暴肆虐。由列国之误解与救护而维持余生的清国，至此势必灭亡”。该党的黑须龙太郎还做出如下预言：

（清朝：笔者注）内乱蜂起、土豪割据四方，腐朽的清廷无法镇压抚恤，且大革命崛起后难以统一，则此大帝国将化为黑暗争斗之一大战场，欧洲列强必定争而瓜分之。

《大阪朝日新闻》还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导致中国面临亡国危机为借口，恬不知耻地倡导日本应尽“东洋盟主”的“天职”，即：“我国是其破坏者，就拥有收拾此种危机的义务，做好将来把支那分成若干个独立国或分别建立几个附庸国的觉悟与准备。”

此外，日本还从民族性出发分析中国的“亡国命运”。首先，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导致中国人既无近代国家思想也无爱国心，由此种人民组成的国家难以抵御外来侵略。

尾崎行雄在1895年写下《支那处分案》一书提出：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护独立，其人民就必须具备国家思想；若无国家思想，即使兵力强大，其国必亡。但中国人“知道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在北洋舰队投降交接时，广丙号舰长以“我舰属于广东舰队，不属于北洋舰队”为由拒绝交舰，日本将此作为“支那人无支那概念之确证”。

自由党的小室重弘在其党报上发表《支那的爱国者》一文，嘲讽清朝的封建专制导致中国人缺乏爱国心，内称：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才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于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其次，中国人无政治思想，吏治腐败，官吏贪污成性，也必定导致国家走向“灭亡”。尾崎行雄认为健全的政治思想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一大要素，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是极端卑劣的，政治行为实在是腐败、贿赂、丑陋之极”。曾担任驻华公使、在华居住过四年的大鸟圭介批判科举制度造成中国官吏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腐败。自由党党报也看到中国人“多年耗财修学及第，为官目的就在于名利，故收敛贪污之臣成群”。荒尾精从财政制度分析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原因：清朝财政由各省分管，户部税收由中央政府特派委员直辖，岁入不过一亿三千余万圆，且过半被充作军费，官吏俸银甚少。清政府明知各省官吏悉为利禄而仕，以如此岁入难以提供令官吏满足之俸银，于是暗地里默许官吏以各种名目聚敛民财。清政府通过这种策略可以博得廉洁的名声，避免直接招致民怨，但却导致吏治腐败，人民所受苛捐杂税至少超过正税的五倍，而如此庞大的税金几乎全被大小官吏私吞。

再次，文弱的民族性情，导致中国难以抵御外来侵略，难免走向“亡国”的命运。尾崎行雄评价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批判中国在两千年来一直都未能制造出锋锐的武器，“不知战场是杀人场”，将战场当做“旗鼓竞赛会”。荒尾精不仅看到中国具有文弱的国民气质，而且还分析了这种气质的形成原因：清国历代具有贵文贱武之风，俗谚有曰“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清政府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短处，日益诱导汉人朝着文弱的方向发展，采取“贵文贱武”、“以文抑武”的政策，即使在动兵之际也是任文官为统帅。然而，太平日久，文弱之风已成。文官平生不是贪婪贿赂、中饱私囊，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指甲长短，向来不留意军务。又有武人通过弓箭骑马考试录用之制，但高级将校大多目不识丁，平时沉溺于酒色与赌博，毫无志气与操练，故洪秀全一介“草贼”便可崛起横行，所到之处文武百官弃城而逃。荒尾认为“若不彻底改革文弱之弊”，中国就无旺盛之元气，但清政府害怕尚武风气会让汉人强盛起来危及大清江山，故即使面临外来侵略也断不会实施真正的军制改革。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甲午战争后日本盛行“中国已死论”。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就讲过：甲午战争表明中国根本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一只“断了气而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吉野作造也曾如此回忆：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有武力一点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甚至就连文学家司马辽太郎都在其名著《坂上之云》中宣扬：十九世纪末，地球成为列强之阴谋与战争的舞台。只有谋略成为针对他国的意志，只有侵略成为国家的欲望。

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在这种意义上说，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为繁华的了。列强是经常从牙齿中滴垂鲜血的食肉野兽。

这些列强，在这数十年来，对于支那这个濒临死亡的巨大困兽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食欲。

但另外他们也曾对支那的实力给予过高的评价。列强以为：

“支那是沉睡的雄狮”。

如果过度刺激这匹狮子，就有可能促使其奋起，那样受到重伤的将是列强，这种担忧经常抑制着他们的侵略行动。

但是，甲午战争中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曝光于世界。战争当中的那种软弱无力、混乱无序，其政府高官对于亡国的怠慢、无能，还有士兵们对于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在和平时期就对此已有感知的列强竟然也有些意外。

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当然就应被食用。

这种心情，对于哪国政府，都是新的，但却成了共识。总之，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对华观及对华政策变迁史上具有分水岭性的意义，通过在中日间规模空前的武力角逐中大获全胜，日本在对华态度上形成了“蔑视型对华观”，在中日关系上建立了“东洋盟主观”，在对华基本认识上产生了“中国亡国观”。此后，中国由“竞争对手”的地位跌落至可以被无视主体性和感情的“侵略对象”。这种“中国亡国观”和“侵略客体型”对华观，成为日本在此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断推行侵华政策的思想诱因。

第二章“中国亡国观”的形成——“入欧侵亚”

甲午战争不仅改变了日本的对华观，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对华观”和“对日观”，从而引发了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导致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日本如何认识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局面？如何看待列强在中国的激烈竞争？这种认识又如何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对外战略？本章拟通过日本政界、民间的相关言论，解析上述问题，并探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对于日本对华观的影响。

一、“三国干涉”与“东洋盟主”意识的受挫

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占辽东半岛。这对俄、德、法等列强在华利权构成威胁。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国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有鉴于实力不足难抵三国而被迫接受。“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各界的东亚盟主意识带来了重大冲击。外相陆奥宗光描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整体氛围：当时社会上就如同遭到一种政治性恐慌的袭击一样，举国都陷入了极度的惊愕与阴霾之中……昨天还有着过度的骄慢，而今天却蒙受了奇耻大辱，每个人的骄傲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人们感到非常的不快，这种不满、不快早晚会朝着某处爆发出来以行自慰。德富苏峰（1863—1957年）是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言论界的“大记者”，一生著书大约三百册，可谓引领了近代日本的舆论。《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德富兴致冲冲地去访问辽东半岛，不久却传来了“三国干涉”的消息。这一消息给德富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他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由三国干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礼……在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指“三国干涉”）毕竟是由于力量不足之故。我开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的话，即使再有正义公道，也不值半文。“三国干涉”使日本国民开始明确地认识到，日本虽然战胜清朝，但在国际舞台上还不是一等国家。

“三国干涉”还给日本政界带来了重大冲击。以改进党为代表的对外强硬派，就此追究第二次伊藤内阁的责任，要求内阁辞职。《大阪朝日新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896年3月1日，要求追究日本内阁接受“三国干涉还辽”责任的人士以改进党为基础结成进步党，并在众议院获得了100个议席，与向来占据第一大党地位的自由党获得了相同的席位。同年11月22日，自由党为了对抗进步党而接近伊藤内阁，发表了与伊藤内阁进行合作的宣言，并成为第九次议会执政党的中坚力量，协助内阁通过了甲午战争以后的经营预算。总之，“三国干涉”对于藩阀政府主流、自由党、进步党以及日本社会各界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三国干涉”后日本的“东洋盟主”意识暂入低潮。

受到打击的日本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甲午战争后，清朝退出朝鲜事务，但日本也没有完全掌控朝鲜，俄国介入朝鲜，与日本展开了争夺。1895年8月，自由党党干星亨在其机关报上说道：我们对辽东半岛的还付感到非常遗憾，但这只是三国武力干涉的结果，可谓是被时务所迫不得不为之而已，至于扶持朝鲜的独立则不然。……在甲午战争当中，朝鲜的全部大权都被我国所掌控，而现在的朝鲜事务反而却不如意，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日本若连在朝鲜的最终目标都失去的话，则可谓真是没有外交政略。1895年6月，福泽谕吉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朝鲜问题》一文，对朝鲜在日本的操控之下进行内政改革表示了期待。即：朝鲜国在文明问题上，就像四肢麻痹丧失了自我行动能力的病人一样，日本人就是对其麻痹症进行治疗的医师。1895年7月，改进党高干岛田三郎也在其党报中谈到朝鲜改革问题，认为朝鲜必须改革租税制度，铺设铁道，宣扬朝鲜与日本之间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具有“与其他国家之间不具备的特殊关系”，强调日本既然为朝鲜改革提供资金，朝鲜就应理所当然地接受日本的干涉，来自其他任何国家的干涉都是毫无道理的。可见，改进党也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鲜问题上。

陆羯南是对外强硬派的代表人之一，他于1895年7月倡导日本应该以强硬的态度推进朝鲜的内政改革。《大阪朝日新闻》也在同年10月，就闵妃暗杀事件发表了需要警惕伊藤内阁有可能放弃朝鲜改革的意见。

总之，改进党等对外强硬派由于处于在野地位，对日本的国力具有过度的自信，而对于其他列强的顾虑较少，故而强烈地要求日本推进朝鲜改革以将朝鲜化为日本的保护国。然而，当朝鲜发生闵妃暗杀事件后，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立场遭到了削弱。因此，1896年6月，第二次伊藤内阁与俄国缔结了《山县罗曼诺夫协定》，确定了日、俄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享有对等的政治地位。此后，日俄关系在朝鲜暂时得到稳定，日本将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

二、列强对中国经济权益的竞争与“中国亡国观”

正当日本的东亚盟主意识遭受挫折之际，列强加紧了争夺中国利权的步伐。

从16世纪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18世纪的莱布尼茨、伏尔泰、亚当•斯密等，都对中国的合理性、和平主义、法治主义与富裕表达了敬慕之情。19世纪以后，虽然有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人开始批判中国的专制保守性，然而甲午战争之前，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尚未被完全打破。在该体系下，西方人认为清朝是东亚文明的盟主国，中国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其典型的代表就是“沉睡的雄狮”论，即国土庞大而人口众多的中国一旦觉醒，就会强大得足以发挥兽王之威，反击西方。而对于同属东亚文明的日本，随着其维新改革的不断推进，西方国家当然也预测到它会强大起来，但其地位却始终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属国。甲午战争开始之前，欧美人认为日本是以卵击石，而当完全相反的结果呈现在眼前时，欧美人的对日观和对华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英国”，法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法国”，德国人称“日本是东洋的德国”，而中国却成为等待列强瓜分和宰割的对象。

甲午战争后，随着欧美和日本对华观的彻底逆转，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契机，列强掀起了争夺中国利权的高潮。当时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还辽”有“功”，争相要求清政府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的每一个“回报”，又成为英、美、日要求给予“补偿”的借口。于是列强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激烈角逐。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和《辽南条约》，共强迫中国赔偿军费2亿两和“赎辽费”3000万两库平银，分三期付清，第一期付8000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全年收入不到8000万两，无力偿付赔款，只好举借外债。1895—1898年间，清朝为偿付对日赔款，不得不饮鸩止渴以厘金、盐厘、关税权等为抵偿向俄法、英德财团进行三次政治性借款，列强纷纷借机攫取中国的铁路权和采矿权。法国在1896—1899年先后获取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英国在1898—1899两年间获取山西、河南、直隶（今河北）、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则包揽了山东的采矿权，俄国通过修筑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掠得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比利时银行团于1898年6月获得了芦汉铁路修筑权，英国和德国于1899年5月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美国于1898年4月获得了粤汉铁路修筑权。从1898年3月到6月，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德、俄、英、法四国就攫取了中国从北到南五处重要港口——旅大、威海卫、胶州、九龙、广州湾，并在此建立租借地。在有关条约中，虽然规定租借地“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但同时又规定，在租借期内租借地之治理权不在中国而在租借国，这就在事实上把主权出卖给列强，而且列强无需支付分文租金。

面对此种局势，日本各界都加强了中国因列强竞争而走向亡国的认识。1895年6月，福泽谕吉便预测到列强有可能瓜分中国，清朝国力薄弱，日本不宜采取日清同盟路线：清政府之结局将与我国德川政府下场相同，已经失去了自立能力，只不过仅保留着外形，早晚难免会遭到风雨袭击而倒塌。虽然无法预测是东边还是西边将之推倒，但如果清国现政府不灭亡，没有新组织出现，两国的同盟就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自由党星亨派的《觉醒新闻》，在甲午战争中便提倡“中国分割论”。1895年8月，他们看到清朝为了镇压内乱而向俄国求援，便认为清朝已经沦为埃及、土耳其，这最终将使日本、朝鲜也成为俄、英、德、法等列强的争夺地，给日本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

1896年7月，进步党岛田三郎的《每日新闻》在社论中表示，20世纪的中国必定会出现“分崩离析”的状况，难以维持独立，那时，日本就“必须要准备收拾统治其不能统一的国土，这不是侵略而是仁慈恩惠”。

在第二次伊藤内阁缔结《山县罗曼诺夫协定》，确定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具有对等的政治地位之后，日本国内针对上述列强在中国竞相攫取政治贷款权、铁路铺设权和采矿权，要求日本大力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

1896年8月，《东京日日新闻》提倡日本应该向中国提供廉价的日本制铁轨。9月10日，《自由党党报》登载了要求扩大日清贸易的文章。其实，《自由党党报》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连载《满洲状况》一文，详细介绍中国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东北的地理分界、幅员人口、民族构成、气候等自然条件，其中还考察了大到盛京、长春、吉林、辽阳，小到法库门、新民厅、铁岭、广宁、义州、齐齐哈尔等大小34个都府，其中每个都府都含有历史沿革、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城郭结构、城市街道、店铺、经济、居民由来等。他们还考察了东北各地的运输条件及道路、江河、港湾等状况，以及东北三省的产物，包括黍、稷、大麦、豆类、麻类、油类等植物和人参等药材，进而又考察了东北的动物、矿物等资源。该文谈到“满洲有富含矿物的土地”，显露了对中国东北这块沃土的垂涎。

1896年7月，进步党倡导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促进日本国民“占领清国的事业”，尤其是铁道铺设非常重要，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民间向中国的经济扩张创造条件。

《大阪朝日新闻》也对中国的铁道建设表示了关注，谈到欧洲列强在中国积极地进行铁道创建工作，日本应该诱导中国人，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在中国建设铁道，以预防局势发生重大变动。

《万朝报》着眼于清朝在甲午战争后加强军事建设，谈到的中国观似乎有些特别。即：局外人都以为支那是衰耆垂死，到底不能复活，最终将被各强国分而食之。倘支那尚有觉醒之望，一改弊政，尚有改革之运，则支那亦不无遇一难事行一次革新，终将成为一大强国的素质。且支那如今大为重视海陆之防备，现如今又在进行强化旅顺、大连、威海防御的大型海防工程，此乃对前几次外寇入侵的反省与回应。被此前蔑视的岛夷、倭奴——日本国给予如此重大的打击，即便支那多么麻木，焉能继续酣睡，因惊恐而奋起，一有资金就会热心于军备的扩张与改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则如前号所载，支那陆军之扩张、将校之训练，乃是其着手的第一步。此段论述看似对甲午战争后的清朝给予高度评价，但其真实用意在于提醒日本对于中国不能轻敌大意，担忧中国的军事建设是针对日本的。《万朝报》还表达了亚洲门罗主义性的主张，称：东洋的利害与西洋不相关，西洋的利害也与东洋不相关，故西洋问题由西洋自己处理，东洋问题也必须由东洋自己来处理。如果东洋插手西洋问题，则是不道德的。同一道理，若西洋插手东洋，余辈则暗地为西洋感到羞耻，西洋干涉东洋问题也是不道德的，容忍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则更是东洋的耻辱。总之，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展开了围绕中国的政治贷款权、铁道铺设权和矿山采掘权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日本强化了“中国亡国观”，并极力倡导日本也应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扩张。

三、对列强瓜分中国的认识与福建省的“不割让”

1897年冬，德国以在山东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往胶州湾，占领沿岸各地，并于1898年3月6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期99年。1898年3月27日，俄国紧随德国之后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在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并于7月1日逼迫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强行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水面，租期与俄国租借旅顺的期限相同。1898年6月9日，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上后来被称作“新界”的地面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法国则于1898年4月逼迫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并于1899年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租期99年。

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日本看来无疑是“印证”了其在甲午战争后做出的中国因列强侵略而走向“亡国”的预测。日本在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深感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掀起了讨论中国问题的高潮。其讨论主要是围绕究竟是应该加入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还是应该倡导“支那保全”以阻止瓜分的进行。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动向，日本国内出现了以下三种论调和对华主张：“中国分割论的当下保全论”、“中日提携下的中国保全论”和“列强共管下的中国保全论”。

首先，藩阀政府和自由党以及福泽谕吉等“脱亚入欧”派知识分子，主张“中国分割论”，但在日本尚未具备充足的实力之前，希望中国能够暂时得到保全。

1898年2月18日，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就德国租借胶州湾一事，向日本驻英、法、德、意、俄各国公使发出了如下指示：有关德国占领胶州湾之举，我国当初就预料到德国必定会借助与俄、法两国联合进行三国干涉而逼迫我国返还辽东半岛之余威，而谋求自己所应得到的报偿，时至今日，不料德国渐露原形，我国之猜想竟然变为现实。事已至此，帝国政府经过反复审议，决定眼下最起码应确保我国占领威海卫的权利，至于其他则须观望形势，随机应变，并命令矢野公使尽力周旋，以期局势尽快恢复稳定。帝国政府之所以采取此种态度，是由于在三国干涉以来，并没有与我国利益一致的列强，我国完全处于孤立地位。帝国因明确自家地位而不能轻举妄动，而清国依然是软弱无能，无法奋起，遂使德国实现其野心，又引来俄国之觊觎，至今看似暂且告一段落。但从今以后，德俄两国必定不会安于现状，英法两国对此也不会袖手旁观。此等列强都在清国攫取各自利益，不断掀起事端，则清国外患频仍，社会上所传之所谓清国分割论或成事实，则帝国政府也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眼下就有诸多需要探讨之事项，如清国将来究竟是否能够维护独立？堪与之并肩作战乎？若清国早晚不过是他国之瓜分物，则我国对此又有何等利益，或希望获得哪些土地？若有所望之利益或土地，通过何种方法才能实现。上述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极难判断。……退而再察国内情况，政治、经济上均不如意，……要之，方今帝国外交最需慎重，一举一动都需要考虑到它将带来的结果与利害得失，殊今尚无法明确把握列强态度，此际我国若与某国缔结密切关系，或向他国泄露自己的诸多不满，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我国处于孤立地位，是极为不利的，依此无法达成任何愿望，应在时机到来之时，临机应变，为达到目的而与一国相互提携，或者加入数国联盟共同行动。当下我国对于各国应该采取中立态度，强化与各列强之间的亲睦关系，以保将来不论发生何等事端，我国都可以自由行动，这才是当务之急。由上述文书可以看出，1898年初，伊藤博文内阁和藩阀主流鉴于日本的军备、财政能力尚不充分，对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姿态。他们认识到如果日本行动不慎，不仅会促进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而且还有可能带来列强共同干涉日本的严重后果。藩阀政府和藩阀主流本属于“中国分割派”，他们预测到中国、朝鲜终将成为列强的殖民地，但当时日本与列强的关系尚处于解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阶段，几乎尚未与列强展开真正的合作关系。而且，当时日本的国力与列强相比也极为有限，故而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在保持局外中立态度的同时，心理却期待着在日本充实国力之前中国能够维持现状。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分割论”者，但当下却期待中国得到保全。

1898年4月2日，西德二郎外务大臣致电英国公使，表达了欢迎英国租借威海卫的态度，同时要求英国在日本需要之时提供援助。即：“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在日本撤兵之后从支那政府手中租借威海卫。同时，日本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将来在日本为增进自身之安定与利益时，英国政府能够表示同情。”当日本以撤兵威海卫为条件得到英国的支持后，很快着手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4月8日，西德二郎向驻清公使矢野文雄发出如下训令：“日本政府为保障最近获得的新领土，欲要求中国承诺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列强。当时机来临时，你将接到上述正式训令。在此期间，你当密切关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4月15日，西德又致电矢野，训示其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承诺福建的“不割让”。4月22日，矢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各地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的要求。4月24日，总理衙门按照日本的要求誓约福建的“不割让”。至此，日本如愿将福建化为本国的势力范围。

此后，日本藩阀势力比较满足于对福建的“不割让”，但日本政党的态度有所不同。在1898年5月召开的第12次议会开会期间，众议院第一党自由党（98名，占据了300议席中的32.7%）采取了与藩阀势力相同的态度。甲午战争以后，自由党在其党报的“世界”或“时事”栏目中不断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注意到中国在采用德国兵制、北洋水师和福州船厂均得到了回复、清朝又开始新造军舰、各地修建铁道、雇用外国教练、开办新式学堂、中俄签署秘密协定、俄国在中国开办华俄胜道银行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各种动向与中国各地出现反动叛乱等情况。但上述革新举措，在自由党看来只不过是“龙头蛇尾，困难重重、崎岖停顿，进退维艰”，其原因在于“清朝的顽固不化”。1897年12月，面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的局面，自由党发表了如下意见。第一，欧洲列强对中国的野心不会消灭，只要清朝不进行彻底的革新，那么清朝即使不会灭亡，也难免走向土耳其帝国的命运。第二，进步党为了避免出现这一结果而主张援助清朝，但是日本是否有对抗欧洲列强援助清朝的实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土耳其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举借了大量外债，被迫承认英法等六个债权国的征税权，铁道、矿山、银行等几乎所有的基础产业都委任给外国资本经营管理，国内民族运动高涨，塞尔比亚、罗马尼亚等独立，保加利亚成为自治国，俄国、奥地利、英国也获得了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攫取了塞浦路斯的管理权。自由党预见清朝也会走上土耳其的道路，可见其在甲午战争期间已经出现的“中国亡国观”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自由党不仅否定清朝独立的前途，而且也否定日本援助清朝以抵抗欧美列强的政策，主张对欧美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1898年4月30日，自由党在临时议员大会上，决议“我国不宜对欧洲列强租借清朝要地而进行抗议”，该主张与日本政府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

1898年5月下旬，针对俄国租借旅顺、大连一事，进步党和同志会向议会提出了上奏案，批判伊藤内阁的外交政策未能以日本独自的力量阻止俄国、德国等列强瓜分中国。对此，5月15日，自由党则在其党报的卷首语中针对进步党的上述批判评论道：“值此之际，世间以对外强硬而自夸的党徒，玩弄比以前更为激烈的豪言壮语，他们的政略始终如出一辙，经常将最为困扰国民的外交问题作为攻击政府的大好材料。”自由党关东派的《东京新闻》也批判进步党的政策反而会促进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日本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来实现对中国的“保全”。

福泽谕吉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主张，与藩阀政府、自由党类似。1898年1月，《时事新报》又重新登载了1885年10月曾刊载过的“中国分割论”，并称：“支那帝国的分割，是有识之士在数十年前就已预想到的，如我辈同志会谈东洋形势之时，常论及此事。”福泽认为列强瓜分中国是必然的，日本要想确保台湾就必须要租借对岸的福建省。福泽在第二次松方内阁末期，曾经主张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山县有朋等人一起加入内阁主持国政，对于藩阀政府的大陆政策并未进行批判。1898年3月，他评论日本的对华政策，“并非没有重大要求，但所求非土地、非人民，唯商业贸易一事，其目的无非是利己利人”，要求日本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

总之，1897年末至1898年春，日本的“中国分割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其倡导者及主张与甲午战争当中具有连续性，主要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藩阀主流、自由党等谋求与藩阀进行合作的政党势力以及民间的“脱亚入欧”论者。第二，他们对于以军事实力为中心的日本国力的评价较为客观，认为日本尚无与列强抗衡的实力，对于列强的瓜分政策采取了慎重态度而满足于对福建省的“不割让”，但他们也预计到中国将被瓜分亡国的命运是无法避免的，故日本当下的政策是为将来能够有利地参加瓜分而进行准备。第三，他们都反对“日清提携”、抗击欧美列强的路线，而主张与欧美协调以共同瓜分中国。

与上述“中国分割论”者不同，东邦协会、东亚同文会、《大阪朝日新闻》、进步党主流等具有亚洲主义倾向的对外强硬派，则倡导中日提携“保全”中国。

东邦协会存在于1891年7月1914年7月年间，属于“亚洲主义”性团体，其发起人是在1884年策划分裂中国的“福州组”事件的核心人物小泽豁郎。副会长是副岛种臣，理事有陆羯南、高桥建三、大井宪太郎、杉浦重刚、志贺重昂、三宅雄二郎、井上哲次郎等。干事为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等。会员主要是乾坤社、《日本》（《日本人》）系统人员，还有山县有朋派官僚、国民协会系统人员、以板垣退助和中江兆民为中心的自由党人员、以犬养毅和尾崎行雄为首的改进党人员、伊东巳代治和小村寿太郎等官僚系统人员、谷干城和三浦梧楼等贵族院成员、中野二郎和岸田吟香等大陆浪人。机关报为《东邦协会报告》、《东邦协会会报》。1898年1月，当时的贵族院议长、东邦协会副会长近卫笃磨（1863—1905），在综合性杂志《太阳》上发表《同人种同盟——附研究支那问题之必要》一文，提出黄白人种对立说：“以余观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之舞台。即使有能通过一时的外交政略来解决的事态，那也只是一时的。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与日本人都共同处于以白人种为仇敌的位置。”他看到甲午战争带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同时，白种人通过甲午战争观察到日本的能力，“顿悟黄种人难以轻侮，反而呈现出畏惧之色”。他认为“支那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自身之命运”，故日本必须与中国合作共同商讨“人种保护政策”，以“保全”中国。近卫还针对脱亚论者，倡导日本应该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改革派合作，促进中国的近代化，以从中谋取日本的利益。

1898年4月6日，陆羯南批判伊藤首相等藩阀首脑对于德、俄、英瓜分中国的动向不进行强烈抗议，主张日本即使不惜与列强发生冲突也应该继续占领威海卫。即：今日之东亚局势，不进则退。……吾辈虽不知内阁之动静，但时局既已至此，奉劝当局对于作为抵押的威海卫，切勿无条件放弃。而且要想维护威海卫就必然会导致与某国发生冲突，这原本就是提前应该想到的。我国应该一面向北京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否认德、俄、英的行为，以开启将来进取之端绪，否则就从速停止军备扩张计划，今后永远从东亚局势中退却出来。陆羯南对于藩阀主流和自由党满足于福建省的“不割让”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福建的“不割让”虽然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承认，但没有获得列强的认可，这对于将来的东亚政局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无法防止列强割占浙江和江苏。他将日本视为“应该决定对清问题的帝国”，主张清朝在日本的主导下进行下列改革：第一，日本促进清朝的革新，中国内政体制应采取联邦制，以当时的总督为各省的君主。第二，改订法律、起用人才、采用铁道电信等文明利器，开放内地。

《大阪朝日新闻》代表的是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对华政策方面，与自由党的“中国分割论”相比，他们更为期待大隈重信的“中国保全论”，认为“就清国问题而言，大隈内阁当然在现内阁（山县内阁）之上，宪政本党（原进步党）当然在宪政党（原自由党）之上”。该报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度与陆羯南相似。1898年4月末，针对日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扩张受到俄、德的抑制，而伊藤内阁却满足于福建省的“不割让”而表示了不满，称：“此次为了保证台湾之稳固，我国至少获得了福建一省，吾人亦非不喜。但得知我帝国不得不因此而步步抛弃在支那北部之权势，吾人则为向来之主张化为泡影而感到悲哀。”针对列强对于中国的瓜分，《大阪朝日新闻》要求日本应该积极应对，防止列强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衰弱之支那帝国，在各地沿岸都拥有良好港湾却不能自我保护，不断丢失军事要地，这必定成为专恣的强暴国家于他日开启事端的阶梯，对此，我日本应该发挥最大力量以行防卫。”《大阪朝日新闻》之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列强瓜分中国进行积极干预，其真实目的并非要“保全中国”，而是担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张受到其他列强的压制，该报强烈地要求日本政府在对清交涉中能够在铁道、矿山问题上获得优先权益，并要求中国解除大米出口的禁令。在1898年5月的沙市暴动中，针对日本领事馆被烧一事，该报要求日本与“相关各国联合起来向各要地派兵”，对中国国内的治安问题也表现出了干涉的态度。

进步党作为众议院的第二大党（第12次议会开院式当天占据300议席中的30.3%），对于日本政府采取的“观望”和“中立”政策也采取了批判态度，倡导日本应在日清提携的基础上对欧美实行强硬政策。

在1898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德国租借了胶州湾，在日本看来，辽东半岛系由俄、德、法三国在甲午战争后“干涉”日本而返还给中国的，此时俄、德二国却又明目张胆地将日本吐出之物吞并，而伊藤内阁对此却没有采取任何对策。1898年5月27日，进步党在第12次议会的众议院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辽东半岛问题的上奏案，批判了伊藤内阁无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该奏折在30日遭到了自由党和国民协会的反对，以116∶171被否决。1898年6月，进步党的元老铃木重远，在党报上明确提倡中日提携下的“中国保全论”。今之东亚问题为整个社会所讨论，人们意见各异，甚至有人主张与欧洲列强共同瓜分支那。以予之管见，我帝国之独立只能由帝国自己来维护，东洋整体之独立，则需东洋各国来维护。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之以一大刺激，开导之诱掖之，巩固其独立，以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之责任。另外，进步党党首大隈重信也提倡中国保全论，积极评价了实行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

综上所述，从1898年4月到6月至9月之间，具有亚洲主义倾向的民间团体、个人及政党倡导“中国保全论”，主张在日本的主导下通过日清提携来抵抗列强的瓜分。“中国保全论”对于倡导者来说，满足了其亚洲连带的浪漫主义情怀，但其实质却是将中国化为日本的“保护国”。

进步党的支流岛田三郎则既不同于藩阀主流倡导“中国分割论”，也不同于进步党主流倡导“日清提携下的中国保全论”，而主张“列强共管下的中国保全论”。

岛田三郎在1898年6月的党报上，提出了不同于大隈重信等进步党主流的“中国保全论”。即：支那的崩溃是日本之忧又为英国之患，此忧虽不能免除但应该尽量使其步伐放缓些……熟虑东洋今后之命运，支那既然不能恢复元气，就会渐次被诸国蚕食，禹域将四分五裂，然爱新觉罗失天下，而其四亿民众依然栖息于四百余州成为地球上勤勉一生的人民，而有怀柔此民之心，有开导此族之意、包容此俗之量，而又能贯彻自我意志的国民应该占据其统治地位，而欧洲列国虽争相用力于此，然无如我日本对此大陆具有如此便利之地位者。无事时贸易之利无出于日本距离最短者，有事时海陆用兵无及于我国之形胜者……为东洋又为日本之计，日本要主动加入欧洲列强之行伍，以东方主人之身份，占据与维持和平友邦共同协商解决东洋问题之地位。今之世界由于器械学术的发达而混合成一个交际的社团，划出东西洋的区别或标立人种的异同，杞人忧天式地担忧欧力东渐，毕竟是锁国精神的变形，绝非具有进取精神的远见卓识，退却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支那到了今日之地步，完全起因于这种保守主义，故日本在外交上，必须要加入列国的会同盟约，以保护自我之权益，……下个世纪能对东洋之治乱，特别是决定支那之命运者除了日本及欧洲列强之外还会加上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今日尚处于局外，世人尚不言之，然如英国感到东洋贸易具有重大利益一样，合众国的贸易如扩张于东洋，则其国民之防止该方面祸乱之心与其他贸易国无异。支那到底难免有经历一大变革的命运，若人文开进，则人民就不会安于现政府之统治而必将由内部溃裂；若人文依旧，则满清政府继续统治四百余州却难以统一人民，人民也是无气力。然此无气力、不统一之国在各国展开激烈而自由竞争的当今世界难免受到外国之侵蚀，现已看到此种端倪，支那到底难以永久地维持现状。各国一旦分治此版图，人民就会接触到世界新鲜空气而回复生机，凭借新的思想学术一改旧状，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吾人不承认天然之敌，只可确立我国应有之目的，为此而缔结同盟，以英、俄、法、德、美任何一国为友，与相反者为敌，作为开导人道、推进文明、保护和平的正义国民，阔步于世界，此乃我国之国是。岛田所要强调的是：第一，从重视对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的崩溃对日本是极为不利的。第二，他的“中国保全论”，不是通过“中日提携”、“亚洲连带”，而是通过日本与列强的合作来实现的。第三，英国与日本一样是与对华贸易具有重要利益关系的国家，再加上将来的美国，以这三个国家为中心来共同“保全中国”。可见，岛田主张“列强共管下的中国保全论”。这代表了期望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开展贸易、进行商业交易的横滨等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

四、“入欧侵亚”路线的统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了标榜与中、朝等亚洲国家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为盟主）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呼吁告别亚洲“恶友”追随欧美列强的“脱亚入欧”论，这构成近代日本的两大对外路线。自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脱亚论”以来，“脱亚入欧”便成为日本政府的主要对外路线，而“亚洲主义”则只是被民间所倡导，在日本国家战略中占据非主流地位。随着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出现了新一轮有关“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的对外路线之争，面对中国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局势，“脱亚入欧”派倡导“中国分割论”，而“亚洲主义”派倡导“中国保全论”。

日本早在“三国干涉”中便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结盟的强大力量，同时也意识到日本与国际强国缔结同盟关系的重要性。此后，日本就是否应该对外结盟问题展开了讨论。

藩阀主流和自由党对于在东亚展开竞争的英国与俄国之间采取了等距离的外交方针，并以英俄两国为中心观察列强的动向。1895年10月21日，伊藤首相向明治天皇提出的对韩政策意见书中，在坚持将朝鲜化为保护国的路线的同时，为了避开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而采取了消极的政治方针。1895年9月，《东京日日新闻》对日俄同盟、日英同盟也都表示了消极的态度，认为日本与俄国在辽东半岛、朝鲜问题上没有共同利益，两国难以缔结同盟关系；对于日英同盟，则因为日本不得不由此而为英国担负印度防卫表示反对，这反映了藩阀主流的外交政策。自由党也认为日本应该首先加强实力，静观局势变动。

福泽谕吉在对外政策上与日本政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1895年6月，他认为英国与日本一样不满于俄国向满洲、朝鲜扩张，因此日本应该与英国缔结同盟关系，而日俄协商只不过是一时的弥缝之策，两国的利益关系是完全对立的。福泽谕吉虽然倾向缔结日英同盟，但他认识到如果日本没有符合与英国缔结同盟的实力，日本就难以实现日英同盟。

而倡导“中国保全论”的改进党等对外强硬派，他们对于列强的外交主张则分为三种：第一，不缔结同盟，与英、俄两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第二，不缔结同盟，与英、俄都保持敌对路线；第三，日俄提携路线。改进党的外交路线处于分裂状态，缺乏统一性。

1895年7月，改进党干部肥塚龙对日英、日俄同盟都表示了消极的态度，要求进行等距离外交，他认为：不与英国缔结同盟关系，则俄国不会以我国为敌，不与俄国缔结同盟关系，英国也不会以我为敌。缔结同盟至少会产生一个强敌。强敌虽不足为惧，但于国家利益无益。早在1895年6月，《每日新闻》已对英国表示过善意，而对俄国则表示了警戒。1896年5月，该报又进一步否定了日俄同盟，要求日本掌握建设东亚秩序的主导权，即：邻邦清、韩乃英、俄两雄日夜窥测之地，我帝国既然向来不惯于安闲而以东洋之主人自任，就不可徒手旁观虎狼之嚣张逞能也。进步党之所以于第九次议会之第二期计划重复第一期计划，便是欲以海军之扩张为急务，一则是为自卫，二则是为维护东洋之和平。若仅满足于策划日俄同盟以图一时之苟安，而不见他日有被吞噬之危险，那是何等之短见。《日本》新闻的主笔陆羯南是1880年代日本“对外强硬”运动的核心人物。尚在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他就开始主张“北守南进论”。1895年4月3日，陆羯南在《日本》的社论中谈到：吾辈于休战时收到了南洋皇军之捷报，得知国威有南侵之望。夫帝国国民将来之雄飞毋宁说是在南方。即帝国国民有北守南进之命运。除澎湖台湾之外尚可伸张我国国威之处甚多。我南方军今后可大有作为。1895同年7月8日，陆羯南再次倡导“北守南进”论，称：帝国所处之地理位置，天然地促使（我们）采取北守南进的方针。这几乎是不能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国是之根本。我国于维新伊始就放弃桦太，而领获冲绳，近日归还辽东而又获取台湾，皆天意使然。陆羯南的“南进论”主要指向的是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东南地区，是以经济扩张为重点的。他极力主张“占有支那东南部的利益”，要求在该地区“准备通航及金融机关，以图十二分的商权扩张”。

从上述“南进论”出发，对日本构成最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就是与中国南方具有紧密经济关系的英国，而非俄国。当然他对中俄关系的接近也表现出非常警惕的态度，1895年8月，他谈到：若今俄与清伙同，清亦依托于俄，则西伯利亚铁道不仅是极易到达满洲的捷径，而且与大连湾或牛庄港相通，则可得南进之便。让朝鲜守其北疆防止俄之南进又有何裨益？故恐西伯利亚铁道之南通者应惧俄清关系之日趋亲密，然吾辈不能理解世人为何对此甚为冷淡。俄已得通往黄海之路，岂不会进而向日本苦心经营？他提倡日本应该与对英持有敌对感情的俄国进行合作。当然其所谓“北守”的意思，是日本虽然不向中国东北扩张，但在朝鲜问题上保持日本的优越地位。故陆羯南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要求日本强化在朝鲜势力以确保将朝鲜控制在日本手中，同时，不提倡日本向满洲扩张，而应与俄国协调，强调“日俄之间若存敌意，对于维护朝鲜之独立及安宁来说，就如同火上浇油”。对于英国则应该采取警戒的态度，即：欲于支那扩张我国之贸易权，英国就是我国之强敌。故不欲失去英人之欢心，我国贸易就无法得到扩张。与此相同，在确立台湾的占领权问题上，英人毕竟不会成为与我国携手的朋友。为了确保日本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利益空间，陆羯南不惜明确地提出“日英对立论”，即：欲避免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割让地及所开放的市场化为泡影，则到底难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对于英人退让，就等于阻碍我国利益线的延长……欲向支那扩展我国利益线，就难免与英国发生冲突，欲据台湾以维护我国之主权线，亦难免与英人发生纠葛。为此，《日本》主张针对英国的海军扩张，指责那些针对俄国的所谓“卧薪尝胆”是“陈词滥调”、“不解大势”。

总之，甲午战争后，面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利权竞争，日本社会围绕是否结盟、应该与谁结盟等问题进行了论争。

当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时，日本围绕对外路线问题的争执更加激化。其争执的焦点集中表现于是与欧美列强协调共同瓜分中国，还是在日本主导下的“日清提携”的基础上抵抗欧美列强的入侵，这两种不同路线的斗争可谓是“脱亚入欧”与“亚洲主义”对外路线分歧的典型反映。

1898年秋，随着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形成及戊戌政变的爆发，日本各界在改变“中国速亡观”的同时坚持“中国终将亡国观”，并在对外战略上就“入欧侵亚”路线达成一致。

1899年3月，宪政党中岛多嘉吉认为列强在中国相互对立牵制，导致瓜分中国的形势难以进一步发展。即：论者或以波兰之分割来比喻清国，此失其例也，何者，波兰之分割，是由于俄、德、奥三国意志一致而得以顺利快速地进行。与此相反，列强于清国之利益相异，即使清国本身无能，但由于列强之间相互牵制，也难以出现一强专擅之局面，故清国可在其间侃侃维持其余名。日本在改变“中国速亡观”的同时，认识到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从瓜分领土、划分势力范围转入经济争夺战，遂开始集中鼓吹在列强协调的框架下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1899年6月10日，宪政党之代言机构《日刊人民》提出了“新侵略主义”论，即：古之侵略者，为扩张版图而杀人放火，以略其地。……今之侵略者则不同。不动一兵，不杀一人，于谈笑之间租借土地、获取铁道铺设权、矿山采掘权，而只勤务于商业贸易之扩张。不需统治设施，亦不需镇抚防备。其无所劳而皆收利也。其实，宪政党从1899年5月开始便极力鼓吹日本应该向中国、朝鲜进行经济扩张。川村哗提倡日本应该向扬子江流域进行扩张，即：韦伯斯坦评清国，称其为人间财富之仓库。而可称其为人间财富之仓库者，非北清及满洲，乃扬子江沿岸一带……古来称富者，首数吴楚，或云“扬一益二”，“扬”乃今之浙江，即属扬子江流域。欲知现在有多富，无须赘言，以上海为首之沿岸八港，进出口总额常占清国进出口总额之二分之一，江、浙之米、绢丝、棉花，两湖之米、茶，可谓支撑着清国之一半命脉。同月7日，星亨也要求日本应该向中国、朝鲜进行经济扩张，即：当下最为紧要的政策，是在获得清国福建、浙江等地的铁道铺设权、矿山挖掘权等利权的同时，应该尽早完成朝鲜京仁铁道、京釜铁道，并随之派遣大量移民。总之，1898年秋之后，日本明确地意识到了转换对华观及对华政策的必要性。正当日本改变其“中国速亡观”之际，戊戌变法得以实施并走向高潮。然而，原本旨在救亡图存的这一改革活动，却最终“助长”了日本的“中国终将亡国观”。

甲午战争使尚沉迷于“天朝上国”之历史遗梦的中国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又兼列强的“瓜分豆剖”将中国推入“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这迫使中国部分士绅阶层和知识分子觉醒，并认识到中国只有进行政治、经济、思想和教育体制等全面改革才能保障国家生存。为了挽救这一危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奏《应诏统筹全局折》，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实施奖励工商、废除八股文、设置京师大学堂、启用人才等政策。戊戌变法在内政上借日本为先导、以日本为榜样，在对外路线上提倡“联英联日以拒俄”。康有为甚至向光绪提议改革迫切需要与日本结盟，主张留用来访的伊藤博文为宰相或顾问。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全面转型的真正开端，其成败不仅关系到本国的命运，而且牵动着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对于戊戌变法的“联日拒俄”主张，日本各界起初都表示了欢迎。“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肯定戊戌变法证明中国正要迈入文明大门，中国以日本为师最为有利。国权主义者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对清朝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主张表示了欢迎，强调“促使支那人的一大觉醒，确实是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主张日本政府应该获取清政府的信赖，以图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日本。藩阀主流伊藤博文系下的《东京日日新闻》也主张日本对于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然而，日本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其对华政策是服从于对西方列强政策的。“三国干涉”后，日本对在远东具有绝对优势的英俄两国都采取了协调路线。上文已述，1898年4月，日本对于俄国占领旅顺大连未发表任何异议，还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并向中国提出福建省的“不割让”要求。在这一外交路线的前提下，日本一方面鉴于英俄两国都不插手戊戌政变，而对其采取了不干涉方针，同时，为了避免激化甲午战争后欧美国家兴起的黄祸论而抑制亚洲主义路线，又兼“中国行将亡国论”的形成，日本对于变法派的联日主张，以及刘坤一提出的“中日同盟论”都加以排斥否定。尤其是在1898年9月戊戌政变爆发后，“中国分割论”者对于戊戌变法更是纷纷转向“过激论”。

伊藤博文作为明治宪政体制的主要创建人，是日本政界首屈一指的元老，他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对日本政府如何应对戊戌政变无疑具有重大影响。1898年11月10日，刚从中国考察回国的伊藤接受宪政党的邀请，出席有山县首相、桂太郎陆相等内阁重臣参加的会谈，席间，他明确表达了戊戌变法“过激论”：中国的改革、改良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并不认可其（戊戌变法——作者注）改革的顺序与阶梯……彼之大国对数千年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伊藤不仅否定戊戌变法，而且还否定中国的前途：中国各地都在掀起叛乱，以现在清朝的力量是不足以镇压叛乱维护国家安全的，在列强围绕中国展开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清朝根本就无法维护疆土和独立。他的上述观点，对列席内阁重臣的戊戌变法观以及中国前途观无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戊戌变法过激论”和“中国终将亡国论”很快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认识，从而影响了日本对待康、梁的态度。《东京日日新闻》表示日本不能无视清廷和列强来援助改革派。宪政党也发表轻视康、梁的言论：革新是中国的大势所趋，向来南方人企划改革者不止一二，康有为等人只不过是其代表而已。

正是在“中国终将亡国观”的认识基础上，“中国分割论”者在对外战略上不仅反对“中日提携”、“中日同盟”路线，拒绝康、梁等人长期在日本旅居，而且力行“日欧协调”以侵华的路线。1898年11月，《东京日日新闻》提出：当下日本需与列强在“开放主义”的框架下在中国谋取共同利益，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尚不充足，即使在势力范围划分上处于被动局面，也必需采取与列强协调、共管中国的路线。

戊戌政变后，进步党及亚洲主义者对于维新派的态度及“中日提携”路线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在戊戌变法之初，《万朝报》和亚洲主义者陆羯南主持的《日本》对戊戌变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戊戌维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日本不宜错失良机而应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1898年10月，大隈内阁的执政党党报曾就中国的局势及戊戌变法做过如此分析：回顾老帝国，四十余年来困于内忧外患，政令不行，疆域日削，虽依然具有庞大之形体，然形势之危甚于累卵。殊由日清战役遭到一大打击，迩来俄国向南侵逼，英德、法诸国由西而侵，其势骎骎乎不可阻挡。此际，清国可采之策唯有二途，一曰依然保持原来之政体，其存亡放任于自然；一曰打破旧来之积弊，更始一新振作国势，以立对峙于列国之策。而老朽无能之徒，唯有自己而不知国家，以改革危及自身地位，而拼命保持旧态，不顾国家之危急。对此，详于各国之形势，通晓内外局势者，则以为若不锐意实施一大革新，就不能维护清国之命脉，革新派所倡导者，乃变更诸般政令，同时，排斥老朽无能之徒，打破旧例故套，大开门户，举荐可共行改革之人才，改革维新派之意见逐渐被采用，遂改科举之法，以至见停止八股考试之诏敕……此次清国政变，虽有各种错综复杂之情形，但总之无外是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冲突，……被视为革新派的首领，或属于该派之名士，或被逮捕，或逃亡，政权被守旧派所占，革新派有被守旧派扑灭之危险。然即便如此，亦绝不足忧。何哉？革新乃清国之大势，阻止之，则犹如以双手挡黄河，今虽守旧派一时得势，然不过回光返照而已，岂足以长恃乎？唯近日康有为之辈成为创业遇难之陈吴，或许原本必应牺牲于改革。然若康等为改革牺牲，则定有继之而起以成戮定之功之刘季，此次事变虽无疑是革新派一时受挫，然绝不需为改革之前途而担忧，若由此次挫折革新派就丧失卷土重来之勇气，则纵使没有此次挫折，其改革效果亦可想而知。向来南方人企图改革者不止一二，康等只不过是其代表而已，故若康等不幸为改革而死，则南方人之奋起必可期待。以今日之挫折而绝望于改革，为时尚早也。此次清国之政变，吾人以为只不过是改革中途之小碍，不足以深忧。何哉？是否改革，有关清国之存亡，清国有为之士已经觉醒，以今为改革之机，以期一大飞跃，清国改革之气势已经至此，区区一次挫折岂能妨碍此大势。而彼之革新派常常以我国为先辈不断表示倾慕之意，我国应如何对待之？……要之，我国对此之方针，唯完成先进国之责任，善导之利诱之，以实现改革目的。清国改革之成否，实关清国之存亡，清国之存亡有关东亚之安危。东亚会成立于1898年4月，由政教社、部分进步党议员、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同人会”以及东京帝国大学“同明会”组成，以“研究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匡救时局”为目的。理事是井上雅二、香川悦次，成员主要有陆羯南、三宅雄二郎、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等，发行月刊杂志《东亚细亚》。作为倡导“亚洲主义”的团体，东亚会也表示：中国的存在对于日本的安全意义重大，中国被瓜分则唇亡齿寒，故促进中国改革使之堪当外压，就意味着日本的自卫。因此，大隈内阁及东亚会在戊戌政变后为康、梁等人逃往日本提供了大量援助。

然而，戊戌政变后，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均逐步转向戊戌变法“过激论”。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而成。同文会由乙未会与近卫笃磨经营的精神社合并而成。乙未会是甲午战争以后活动在中国的日本人组成的结社，本部设在上海，成员的半数左右毕业于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死后，乙未会寻求新首领，开始与近卫笃磨接近。1898年6月25日，乙未会得到近卫的支持，在东京成立同文会。东亚同文会以调查研究中国问题、赞助相关事业、促进两国人员交流为纲领，机关报是《东亚时论》以及乙未会在上海发行的《东亚时报》。它的活动继承了荒尾精在中国的事业，主要活动舞台在中国。由近卫笃磨担任会长。近卫在与康、梁的会谈中曾表示：今年春天以来的改革太过激进，极其危险，中国具有“保守性的国情”，过激的变动会遭受挫折，将来应该采取“渐进方针”。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东亚时报》称：改革是中央官僚、地方总督、内外有识之士共同赞成的事业，并不是康有为的独创。总之，亚洲主义者对于戊戌变法的态度是以日本对华政策的大局为中心的。东亚同文会也最终采取了与外务省合作的态度，劝告康有为等人离日。

后来为袁世凯子嗣担任家教的有贺长雄也在其主编的《外交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戊戌变法“过激论”，即：清国政变以来兹已一月有余，其事态渐渐明了。这是清国皇帝过分急于改革，允许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杨深仁、杨锐、徐仁铸、林旭、康广仁、徐仁庆等人之奏议，频频进行急进之政，故招来西太后及保守朝臣之反动。然此乃政府内部之纷争，既不是由支那国民之气势所动而生此变化，亦不是由外国之阴险手段而起。

……九月政变幸而有不必引发外交纷争而稳妥了结之望。然支那革新从今以后必将作为世界之一大问题存在并构成经常影响列国之对远东外交政略之一大要素，就如同土耳其革新问题经常影响列国之东欧外交一样。

支那革新不仅是为了清国，对于远东之将来亦是必要的。而支那国民现在虽然缺乏国民的团结力，但此种团结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种、历史、文字、习惯上的一致性则是充分存在的，社会生活十分繁盛，从中极易酿生出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国家团结，因此支那绝不是没有革新的希望。问题唯在顺序方法。我国与支那不仅国土相邻，而且人种、历史、文字、习惯也与之相近，加之由于甲午战争引发了列国干涉的端绪，这种责任使我国具有了诱导其进行安全革新的义务，这是满天下都没有异议的。……惟支那革新有三条途径。（一）由中央政府开始着手而后波及一般国民；（二）由地方着手而后波及中央。而于地方开始着手，又有两途，一为由地方人民开始兴起运动；一为由地方官吏之间形成革新趋势。在上述文字中，有贺长雄在指出戊戌变法“过激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进行改革的方法途径问题。在他看来，由人民开始兴起革新运动的途径是最为不幸的。何者？由民间起事，则中央政府必将镇压而形成战乱，如果中央不能快速达到目的，则会像镇压太平军那样借助外国势力，这样会导致共和军方面也会借助外国援助加以抵挡，最终结果将比不进行革新更为糟糕。康有为所采取的方法是第一条，这虽然强于第三条，但在中央进行革新必将触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反抗，陷入朋党之争，招来反动与反反动的纷争，而酿成长久难以解决的忧患。他认为清朝改革唯一可行的平稳途径是第二条，即“由地方上有势力的官吏开始波及影响上下”。

戊戌政变后，“亚洲主义”者不仅与藩阀主流一样对于戊戌变法持有“过激论”，而且在对外路线上也放弃了“日清提携”抵御欧洲列强侵略的“亚洲主义”战略，而开始提倡列强共同管理中国，并进一步要求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其对华认识和主张趋同于藩阀主流。

在进步党中，原来主张列强共同管理中国的只不过是进步党的支流岛田三郎派，但当1898年秋天列强势力范围形成、戊戌政变爆发之后，曾经提倡中日提携以保全中国的进步党主流以及《大阪朝日新闻》等，都纷纷放弃了原有的对外路线。

1899年9月10日，东亚同文会在其机关报《东亚时论》卷首语中明确否定了“中日同盟论”。1899年10月，近卫在南京与刘坤一会谈时，对于刘坤一提出的日清同盟问题也避而不谈。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陆羯南也发表了轻视康、梁，明确否定中日政治联盟的意见，他称：东亚同文会主张的不是政策上的日清关系，而是社交上的日清关系。康、梁是不解国家、人民与政府含义的旧知识分子，他们亡命日本以来，动辄要求日本政府为改革派而侠义出兵，或向民间人士强调“唇齿相依”的关系。然而，其理由却只不过是种族相近、文字相同，这种理由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是极为薄弱的，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难以答应。可见，日本的亚洲主义者，区分私下的社交关系与正式的对外政策，在需要拉拢中国时，使用“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幌子，而当该种论调不利于日本时，又彻底对此加以否定。

戊戌政变后，亚洲主义者不仅否定“中日提携”路线，而且还转向主张与列强协调侵略中国。1899年4月，宪政本党（原进步党）的最高领袖之一大石正巳表达了如下意见：（1）清朝的命运受到英、俄的支配，中国的分割已成为必然之势；（2）如果英俄协商，在中国南北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则中国的瓜分立即就会变为现实；（3）日本为了对抗列强，考虑到“平时相互通商以及在非常时期的支那改革问题”，需要将“九州的对岸，即江苏省、浙江省、与台湾接近的福建省”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4）为了将该三省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首先要获得贯穿三省的铁道铺设权以及矿山采掘权；（5）改善中国的兵制财政；（6）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宜与欧洲列强提携，协商讨论，以图东洋之大计”。可见，宪政本党主流不仅开始主张与列强协同对中国进行扩张，而且还不满足于福建省的“不割让”，要求把长江流域最为富庶的江苏、浙江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亚洲主义者的上述“携欧侵华”的主张与执政者不谋而合。1899年6月，慈禧太后为引渡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派遣内使到日本要求加强中日关系。早在该年5月，山县有朋首相就清帝向日本派遣特使一事在给松方正义蔵相、青木周蔵外相的意见书中谈到：观清国之局势，欧洲列强于清国版图之内到处划分利益线，显然清国地图最终将被赤黄青等颜色分开，不得不断定清国会像犹太人种一样，国灭人种存，我国当然也需要针对此种局势提前做好尽量扩充利益线的准备工作……眼下我国正处于整理财政、扩张军备的时期，我国外交政策应采取最为圆满的方针，在数年之内，以汲汲整理财政、扩张军备为是，必须要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即使当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裕了，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笨拙的下策。可见，即便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告一段落后，日本藩阀主流也依然坚持“中国亡国观”。同时，山县明确否定“中日提携”路线，强调日本需要韬光养晦与列强保持“协调”。由此，日本曾经分裂的两大政治派别在“入欧侵亚”对外路线上最终达成统一。综上所述，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得日本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已产生的“中国亡国观”正式形成，并强化了“侵略客体观”，这构成近代日本不断采取侵华政策的认识基础。而且，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还巩固了“脱亚入欧”路线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主流地位，形成日本在做出侵华行动选择时的一种重要战略模式。

第三章“中国亡国观”的巩固——与列强“共舞”

义和团运动是清末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采取了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采取这一政策，是基于其对义和团及中国的认识基础上的，并对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外路线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章拟探讨日本政界、民间有关义和团及当时中国的基本认识，解析义和团运动对日本对华观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及对华政策的长期影响。

一、日本政府的义和团观与出兵决策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义和团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信奉的神祗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人物，故具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还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1898年以后，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进行驱逐列强、保卫国家的宣传，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集中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

19世纪以后，基督教成为列强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抢占沿海军港，深入内地掠夺铁路、矿山等权益。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随之日益猖獗，收罗土豪劣绅、流氓恶棍入教，扶植他们霸占土地、欺压百姓。清朝官吏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庇护教士、教民，压制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老百姓纷纷加入义和团。义和团仇恨外国侵略势力带来的铁路、轮船、洋货、教堂，剥夺了自己的饭碗、使自己身遭厄运，故而见之必毁。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提出招安义和团。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义和团团员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义和团团员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

众所周知，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加入八国联军，并成为其主力。日本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迅速地派出大量军队，得益于其在甲午战争之后对军事建设的强化。甲午战争后，以“三国干涉”为契机，日本将首要假想敌从中国转移到俄国。在日本看来，俄国作为“三国干涉”的主要国家，在中国东北地区建成东清铁道，企图南下辽东半岛，租借旅顺、大连，对日本在朝鲜的权益及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日本举国上下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大力扩张军备。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通过《马关条约》攫取的巨额赔款在日本扩张军备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赔偿给日本的2亿3千万两库平银相当于当时日本的3亿4405万日元。其中，7895万日元被用于临时军事费用，5403万日元被用于扩张陆军，1亿2526万日元被用于扩张海军，5000万日元被用于备战下一场战争的战争基金储备起来。与甲午战争前相比较，从1886年至1893年的8年间，在日本陆军省的年支出费用中，军事费用从最低的1094万日元到最高1169万日元不等，年平均额是1138万日元。而到甲午战争后，从1896年到1903年的8年间，日本军事费用的年平均额激增至3178万日元。

资料来源：井上清：《军部的形成》，京都大学人文研：《人文学报》第28号，1969年3月。引自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206页。

甲午战争后，日本进一步着手扩张陆军，新增6个师团、2个骑兵旅团、2个野战炮兵旅团。早在1899年年末，日本的陆军扩张计划就已基本完成。在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陆军仅有7个师团，到1903年，则增至13个师团，海军也由甲午战争开战时的5万吨到1904年达到32万8千吨。甲午战争后的10年之内，日本的军事支出额的增长是惊人的。这为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迅速地派出大量军队奠定了基础。

义和团运动最初在山东杀害的是英国传教士，英国公使麦当劳于1900年1月4日与法、德、美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表示了强烈抗议，并要求清朝严厉禁止义和团和大刀会对中国基督教徒实施暴行。清政府应此发出了严厉禁止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团的上谕。但各国公使都要求本国政府向大沽派遣军舰。3月23日，2艘英国军舰到达大沽。4月6日，四国公使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镇压义和团，否则将直接派遣陆海军到直隶、山东两省进行扫荡。

1月6日，日本陆军通过驻烟台的太田八十马大尉的报告，得知外国传教士遇难。1月8日，驻上海岛村新六大尉报告“山东之乱”，日本陆军得知“大刀会及义和团”向基督教徒“施暴”。19日，太田大尉又报告山东省即墨一带局势不稳。3月3日，太田质疑清军是否能镇压义和团，16日，称义和团依然未被镇压，28日，报告义和团打出“代天灭洋”的旗帜，称“顽固的攘夷论”集团不断扩大。3月6日，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也向外务省报告了义和团的发展情况以及各国公使团的动向。4月5日，公使馆附属武官森义太郎中佐报告义和团进入天津活动，列强强烈要求清政府进行镇压。6日，岛村大尉报告道：“据说北京端郡王暗中庇护团匪……持有固执的攘夷论，义和团与向来的土匪不同……，若此次匪徒不断兴起，则必然关系到外国人，从而惹起各国干涉”，且有清廷内部与“团匪”相串通的传言，清政府也有可能与列强发生武力冲突。同日，太田大尉报告在天津居留的外国人对于义和团的扩散感到“非常恐慌，并疑神疑鬼，甚至出现了义和团会袭击天津的风传”。

日本政府鉴于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联合迫使其“归还辽东”，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结盟的重要性，而急切地期待加入列强行伍。面对义和团运动，日本政府的首要目标便是加入列强行列，与之在世界殖民秩序中“共舞”，侵略中国。可以说这一目标是日本外务省、内阁、政党乃至舆论界的共识。

进入4月，西德二郎公使认为义和团只不过是“没有固定方针的土匪，不会引起大事”，并以为事件很快会趋于平稳。4月27日，针对其他列强公使团的活动，青木周蔵外相电令西德二郎在各国公使采取联合措施时，“阁下也应该与之共同行动”。但是，此时西德二郎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南方和朝鲜问题上，认为义和团是有排斥基督教的爱国主义运动，具有攘夷性，日本并非基督教国家，不宜采取干涉行动而伤害中国的对日感情。他认为清政府理解义和团的排外要求，不会进行残酷的镇压，而会采取镇抚方式，因而义和团不会引起大事。青木外相对此又明确训令，不管宗教问题如何，只要义和团扰乱社会秩序，加害外国侨民，就应该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②。

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四五月间扩大到直隶地区，并在涞水县杀死清军将领杨福同及其率领的步兵、骑兵共70余人。涞水县位于北京与保定中间，是基督教的重要据点，是大量神父与几近无赖汉教徒的巢穴。5月27日，涿州义和团团员攻占县城。以后，周边各县的义和团都聚集于此，达到1万至2万人之多。义和团团员与教徒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杨福同率领清军前来镇压。义和团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打击，但仍然坚持“扶清灭洋”的政策。

5月20日，在涞水县发生了义和团袭击教会事件后，各国驻北京公使举行第一次公使会议，决定发出照会要求清廷严厉取缔义和团，并处理相关人员。此时西德二郎第一次参加了列强公使会议。他在向日本国内报告会议经过时，依然认为各国对于义和团的恐惧是过虑的，“清国政府应该不会让匪徒的暴行扩大到北京……此次事件的性质没有那么严重”。但清政府若拒绝列强的共同照会，事态就会恶化。

5月27日，数百名义和团开始袭击卢保线涿州—琉璃河间大约5公里的铁道，推倒电线杆，切断电线。28日，义和团火烧长辛店、卢沟桥车站，列强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各国驻北京公使通告总理衙门，决定要求本国派遣军队护卫驻北京公使馆。29日，义和团火烧丰台车站。三天之间，义和团火烧了涿州、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丰台等各站。

5月28日后，义和团开始破坏北京郊外的铁道，北京至天津间的铁道阻断，法国、意大利的铁道技师卷入其中，逃到了北京、天津。列强由此确认北京陷入危局。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MacDonald）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是日，列强召开第四次公使会议，各国公使一致认为事态紧急，需要各国联合出兵。英国政府已于27日下令出兵。日本早向大沽派遣了炮舰“爱宕”号，西德二郎此时也要求从已停泊于大沽海面的“爱宕”号炮舰上派遣陆战队到北京，并派出与欧美相同规模的巡洋舰，以应对以后的事态。29日晨，日本23名陆战队员首先登陆天津，日本开始与欧美列强共同行动。美、英、法、俄、意各国海军部队总计577名海军纷纷集结天津，列强无视总理衙门在30日发出的延期出兵要求，于31日午后2时，超出人数限制派遣356名军人进入北京城，而后又增加至442名。

5月29日，日本政府得到了西德二郎的出兵要求。日本海军得知事态紧急，上奏天皇派遣能容纳陆战队的二等巡洋舰“笠置”，天皇立即准许。30日，该舰从横须贺出发，6月4日到达大沽。此外，日本又派遣“须磨”、“镇远”、“镇中”等舰艇和水雷驱逐舰到大沽，并于12日派遣“丰桥”舰运载三百余名海军从佐世保出发到达大沽。这是日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首次上奏，寺内正毅参谋本部次长也在日记中首次提到义和团运动。即“清国爆发义和团，破坏铁道通信设施，各国为自卫而出兵”。但此时西德二郎认为“义和团并没有一定的政治意见，只不过是被憎恶外国宗教的观念所驱使、迷信白莲教大刀会等人的集合，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已，多少能够引起些骚扰，但不会危害大局”，主张只要不发生重大事件，就没有必要派遣陆战队。

6月3日，义和团为了阻止列强出兵北京，开始破坏京津铁道。6月4日，齐集于天津郊外的义和团，宣誓要火烧租界。同日，义和团破坏了黄村车站及其附近的铁道，天津北京间的铁道再度中断，北京公使馆一带处于孤立境地。6月6日，在天津的列强军队开始准备进攻义和团。6月10日，英国东洋舰队司令长官西摩尔（EdwardSeymour）中将指挥列强联军大约2000人乘列车驶往北京。13日，俄国2000名哥萨克兵进入天津。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不断扩大，日本政党也开始采取行动。宪政党实力派人物星亨，早于4月就在《日刊人民》上主张由日本与列强共同管理、改革中国。即：支那之内乱，不仅包含颇为危险的性质，而且还有恐开启列国分裂之端绪……若欲使清国真正进行重大改革，恢复秩序，则无若列国联合监管，以使其行改革之实。吾人宁愿率先与英、美、德、俄、法诸国协商，在列国委员协商之下，劝告清国进行改革。6月12日，宪政党召开会议，决议“关于支那问题，帝国应该不断推进与外国的协商，以致力于恢复和平的工作”。

6月15日，宪政本党的犬养毅、大石正巳也召集会议，发表如下决议：“当局对于清国事变之行动，有错失良机之嫌，我党此际期望政府能够采取机敏行动。今天，我邦对于清国事变之行动，要为日后与列国之均衡关系作好打算与准备。”

列强于6月4、5日确认了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容忍政策，纷纷向本国政府提出采取一切方策救援北京的要求。西德二郎也向青木外相提出相同要求。6月4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向部员宇都宫太郎少佐发出如下指示：清国义和团逐渐趋于猖獗，应该提前研究出兵问题。宇都宫太郎在5月28号的日记中首次写下了与义和团有关的情况，“清国暴徒义和团焚烧卢沟桥、丰台车站”。5月29日，“关于义和团暴动，列国水兵为保护公使馆而进入北京，我国爱宕号也派出将校以下人员22名登陆”。6月4日，“清国义和团逐渐猖狂，从福岛部长处接到提前进行出兵研究的内部命令”。6月6日，宇都宫太郎向福岛安正提出了出兵研究的结果。

对于是否出兵、何时出兵问题，日本政要们有着全面的考量。山县有朋认为：此次事变，以小量兵力是难以戳定的。而且，即使此军必须由日本派出，此际我国也应避免在外交政策上积极主动地出兵，而应由列国请求我国进行援助，才算上策。桂太郎陆相也有类似的观点：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要求乘此机会，迅速向清国派遣大军，以求在外交上大有作为。政府内部，也有青木外相等人持有此等意见。首相也让桂公（桂太郎）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桂公认为，此次匪徒虽然爆发在京畿一带，殊怀有排外思想，宫中、府中皆与之关系甚大，作为重大事件，列国最终必须要联合用兵方能镇压。然而，我国此时最需慎重。联合数国组成联军。数国联合组成军队，这在世界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日本加入联军，是开国以来未尝有过的事情。我国与欧洲列国人种不同。殊今仅废除了列国在我国之治外法权。现今是我国掌握东洋霸权之端绪。若于此劈头就出现外交错误，则多年之辛苦都将化为泡影。故，首先我国宜仅用海军应对，暂不派遣陆军。……让列国求救于我国才是上策。……余以为，此次事变，是帝国与其他列国联合行动之开端，是我国将来能否进入文明国队伍之试验场。可见，日本加入八国联军首先是为了跻身列强行伍，并趁机掌握东亚霸权，侵略中国。故日本在出兵的步骤上极大地顾虑到了列强尤其是英国的态度。日本最初之所以对于出兵问题如此谨慎，主要是由于当时列强并不欢迎日本大量出兵。特别是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早已将驻屯在旅顺的4000军队派遣至北京，在防止日本或其他国家派遣军队的同时，提高其在远东地区的威慑力。英国由于当时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七成，故而其本意也不愿让其他任何国家插手中国事务。但在“三国干涉”以后，俄国加剧了向中国的扩张，英国的压力和危机感也随之增强。在英国主导的救援北京公使馆作战中，西摩尔派遣队的进攻遭到义和团的抵抗而无所进展。又兼英国当时忙于在南非与荷兰进行布尔战争，无法向远东地区派遣大军，而俄国却能从西伯利亚不断派遣大量的军队。面对此种困境，英国决定拉拢日本，要求日本出兵以牵制俄国。

日本政府将列强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视为列强在东亚的角逐和竞争。日本出兵的目的，表面在于确保权益、救援公使馆，实际上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国际地位，并正式加入列强行列。日本对于俄国向中国的扩张也采取了高度警戒的态度。6月11日，俄国派遣1746名士兵、277头马匹、大炮24门登陆大沽。当日，山县首相便与青木外相、桂陆相商定向英国发出下照会：“日本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可以立即派遣较大规模的部队，解救北京公使馆被困人员。若女王陛下之政府同意我国的这一行动，我国就将立即出兵，但若不同意，我国政府并无出兵打算。”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驻天津的各国领事组织2000人的联军由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11国公使馆。他们于11日在落岱附近遭到义和团的袭击，14日又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的阻挠。同日，西摩尔接到留守落岱的守备队遭到1000名义和团包围的消息，率领英、俄、法军共450人赶赴落岱救援，杀死300名义和团团员。因为铁路被义和团团员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18日，由于列强攻陷大沽炮台，董福祥、聂士成麾下的清军也开始反击八国联军，故西摩尔军队于25日逃回天津，列强第一次救援北京公使馆的活动失败。

6月15日，山县有朋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商讨由参谋本部制定的《临时派遣队编成要领书》，决定从陆军第五师团与第十一师团中抽出临时派遣部队（约3000人，司令官为福岛安正少将，后来成为东亚同文会副会长）。临时派遣部队以两个大队为基础，再加上骑、炮、工兵和辎重部队，属于混合部队。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6月23日，英国向日本发出增兵要求。27日，英国再次电请日本增加一个旅团的兵力，要求出兵总数达到1万人。7月3日，英国鉴于北京局势危险，又要求日本增兵。7月5日，英国向日本提出如下要求：“北清事态如此危急，现除日本之外别无他国可以增援天津，日本的增兵是各国的要求。”7月6日下午3点30分，日本还获得了英国的财政支持保证。即：日本是唯一一个有希望成功实现救援北京外国公使馆这一紧急目的的国家，但若日本国政府行动迟缓则必将担负重大责任。眼下英国除了用在场的军队进行援助外，英国政府还不辞提供适当的财政补助。若就此问题与各国反复交涉，则有延误时机之虞，故英国政府担保上述财政责任。同日，日本决定把整个第五师团（师团长山口素臣）全部派出，总兵力约22000人，其出兵决议如下：前些日子我国内阁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政策主旨，是由于我国若担负重大责任，则财源不足，军资匮乏，故应先向英国及其他国家照会，说明情况然后再做决定。而后，随着形势日渐危急，不容再行犹豫，列国共同体之命运几乎就取决于我国之决心如何。值此之际，我国宜速定方针，援助列国，或长驱直入进北京，或救援天津的联军，使之免于覆灭。现在清军正从北京、卢台方面向天津进军以图形成合围之势，现距天津已经不远，而在天津的列国联军以不足二万之孤军在异国作战，壁垒不坚而粮食不丰，必不能持久防御。虽然英国、法国分别从印度、越南在各自派兵救援，但他们恐怕在本月下旬到8月上旬之间才能到达大沽。至于德国则最早也得等到9月上旬才能到达。经过如此长期作战，粮秣枯竭，弹药用尽，则天津难免陷落。若天津陷落，则大沽势必难守，甚至不幸看到全军覆没的局势。若不幸至此，则清国全土之乱党将竞相蜂起，甚至祸及西南地区，各地总督无法控制，则整个清国将化为无政府之疆土，届时列国即便兴大军讨伐也断难镇压。故从军略上来说，我国应当首先派遣两到三个师团救援天津，而后与列国联军分头进攻北京，惩罚清国政府，使之拨乱反正。若长期拖延，冰期将近，届时才出兵则难以攻略北京，而祸乱渐长，难以征服。

再从政略观之，英、法、德皆远道出师，到底难以大量出兵。俄国虽与清国接壤，然有西伯利亚相阻隔，亦难派遣大军。唯我国出兵清国北方地区甚为便利。现在各国公使在北京处于危急之中，仅有孤军驻守天津，难派援军，更何况敌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使得人心惶惶，对于解围感到失望，此时，我国拥有地理之便，又有数十万陆军，各国都在敦促我国出兵，却仅派出数千兵力，而不续援，则内有国民鞭笞政府对于当然之责任有所懈怠，外有列国对于我国是否有所异图之猜疑，以为我国要报从前之仇，而猜忌永远难以解除，积怨遂至。现今列国援兵未到，天津大沽之军为敌所困，此时我国若派出大军解其重围，进而平定北京之乱，以成拨乱之功，概各国将永远对我国感恩戴德，且若北清祸乱长期不治，则南清亦必将受到波及，则我国国民经济将损失过半，财政亦受其累。要之，无论从军略上还是从政略上，出兵都是有利于我国的。此际，首先要迅速派遣已经发出动员令的一个师团的兵力。日本在早已做好出兵准备的同时，等待列强的出兵邀请及财政支持，即避免了引起列强对于日本的警戒和恐惧，使得出兵变得“顺理成章”，又乘机提高了国际地位，减轻了财政负担，可谓一举多得。

陆军大臣桂太郎在任命福岛安正为临时派遣军司令官时说：“你是为向列国支付保险金而去的。你要奋战至死。即便你所率领的小部队覆灭了，但你却会对将来的日本筑就丰功伟绩。”6月19日，福岛在已出发的船中召集临时派遣队的将领，做出如下训示：我国军队与列国军队共同行动，这在我国建国以来是首次。我军必须上下一致完成任务。大家也非常明确要坚决执行任务。然而，这正是我国向世界表现我军价值的大好时机，而且我们派遣队代表着我国全军。安正愿与大家共同奋斗，不惜粉身碎骨，大家要严守军纪，克服艰难困苦，致力于让外国军队及外国人对我国产生敬畏之情，若到必须战斗时，定要英勇拼搏，成为各国军队之模范，扬我武威，以奉陛下，完成此次派遣大任。他还向士兵提出如下六点注意事项：以我国固有之精神勇往直前，绝不能落后于外国军队。射击已无执械战斗能力的伤者、病者、妇女儿童等是国际法严令禁止的。若有犯者，则属野蛮行为，事关国威，有失文明国军队之价值，诸位切忌做出野蛮举动。通过上述训示，福岛想在世界列强面前显示日本人的勇敢和纪律严明，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福岛在赴大沽的船上写下一首诗，用以振作士气。即：

明治三十三年，初夏月夜

黑云西现，支那上空有事将生

忽来战报，支那北部有义和团匪

初称义民，树“尊王攘夷”之旗

火烧耶稣教堂，打杀外国人

急集北京城下，声势浩大

支那有顽固党，反以之为快

不取镇抚之策，故其势愈凶

义民变身为贼，作恶多端

列国军舰齐集大沽，水兵俄然登陆

保护公使及租界，不敢懈怠

然清廷仍置之不理

京津联络中断，公使侨民日渐危险

如何再行犹豫

列国不断增兵，以应事变

我国最强之陆军，实乃临时派遣队

满负盛名，在一片欢声中驶离宇品

朝向渤海前进，今望彼岸

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

又加美国共七国，皆有精兵强将

此乃精锐之大赛场，我军数量虽少

然作为陆军之代表，需向世界展示我国之武威

维护名誉，责任重大

共赴战地时，固有欧亚之别

然同为护国之兄弟，礼仪乃武士之花

谨慎、谦让、坚忍，切勿因小而失大

共处战地时，只有一心报国

此乃舍身之处，此乃扬名之所

定要勇往直前，踏平敌阵

在五大洲中耀我神州男子之功

使我天皇陛下之威德响彻天地！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窥测出在世界列强面前展示日本的“精兵”和“武威”，以资加入列强行伍，才是日本派遣军的最高使命。

总之，日本通过出兵镇压义和团，终于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战略，并具体实施了“入欧侵亚”政策。

二、民间的初期认识及其煽战舆论

义和团运动作为19世纪以来最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举起“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的口号，最初他们斗争的矛头是基督教、传教士、西洋人、中国洋教徒、洋货贩卖商人、教会和洋货店，并未发生直接针对日本人的敌对行为。因此，日本大多媒体最初以隔岸观火的心情报道义和团运动。

1900年4月中旬，《大阪朝日新闻》就在华外国人的情形进行了报道：“欧美人为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同胞大为担忧，而日本人却意外地平静。”陆羯南的《日本》也评价义和团是“一种迷信党，其目的在于排斥西洋人”。即使在欧美各国纷纷派遣军舰登陆大沽时，有些日本媒体还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情调侃：“此时观看清廷今后的动静，真是一场有趣的好戏。”

5月17日，在距北京西南70公里的涞水县有13名传教士被杀，义和团进入北京，5月20日，各国公使馆陷入危机。此时，日本媒体还只是报道“我国公使没有传来任何音信”。

5月27日，义和团破坏琉璃河车站及铁道，28—29日火烧长辛店、卢沟桥以及丰台车站，列强驻北京公使通告总理衙门决定要求本国派遣军队护卫驻北京公使馆。此时，日本的舆论为之一变。《大阪朝日新闻》称：北京近郊发生非常事件，政府却没有任何作为。清国万事都出于常理之外，这源于其社会尚不整备、文明尚不普及。该报将义和团破坏铁道的行为视为反文明现象，可谓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建立在近代文明论基础上的蔑华观的继续。

随着局势的发展，在日本政府着手研讨出兵问题的同时，民间舆论也开始宣扬出兵征讨论。5月31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系统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北京人心平稳，根据驻清公使西（德二郎）的电报，（义和团）毕竟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值得太过担忧。”然而，翌日，该报又强调日本有责任恢复中国的秩序，并要求陆军出兵。即：讨灭像义和团这样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即使从本国利益来看，也属帝国政府之当务之急……我国必需要主动承担恢复秩序的职责……若需动武镇压则帝国陆军当然就要下定决心做好担此重任之准备。6月3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义和团的爆发——根本性救治》的社论，以日本是东亚主人翁的姿态称：以同文同种之交情启发清国乃我国当然之责任……若世人有咎其理由空洞者，则吾人从国家自卫要求、内政刷新来立论。……须知当今作为义和团暴举之结果……受到直接影响的是日本……。我国……必需率先以此为契机，……竭尽全力地将愚民从攘夷之迷梦中惊醒。6月上旬，日本派遣“笠置”、“须磨”等军舰到达大沽，日本海军登陆天津。此时，《东京日日新闻》号称：帝国不落后于列国半步，宜占据充分地位，以应对清国将来之变化……欧美列强在中国各自拥有根据地，但将来最具实力的必定是日本。以复兴东洋为天职，启蒙东洋，维持东洋和平，是日本的责任。从这一点来说，日本可以代替清朝剿灭匪贼。值得注意的是，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并非日本少数报社的呼声，而是多数媒体的共同主张。而且，日本民间要求出兵的目的也不仅停留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上，而是与日本政府一样，将义和团运动视为列强在中国竞争的舞台和机会，并不断鞭策日本政府在与列强的竞争中不得落后。

在出兵之初，日本媒体关注的并不是八国联军能否镇压义和团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在中国攫取更为有利的地位和权益以保持战后的均势问题。例如，由《九洲日报》派遣的从军记者田冈岭云在向中国出发的途中，写下了《战袍余尘》，其中写道。：若夫仅为保护我国侨民，则用兵一千足矣。即便有围剿团匪之任务，也因其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不足论矣。我军一出便可使之灰飞烟灭。……清政府即便如何愚昧，亦应知以一国之力与列强数国相战必定失败之理，而无勇气开战。……狡狯的英国，看到日本在三国干涉以来憎恶俄国，以为奇货可居，又利用吾国国民爱慕虚荣而有侠义之弱点，煽动我国出兵而代其劳，一旦事情终了，我国反而不能与列国均沾利益，徒劳一番而已。……重要的并非今天的义和团事件，而是由此引起的清国处分问题，我国是否能与列国保持均势。我国政府于此一点应有妙算，吾人不过期望政府要始终贯彻此种妙算。

今日之事，与甲午战争不同。重点在于国际问题。……列国军队与拳匪及清兵之间的胜负则是末端。1900年5月31日，德富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在并不明确清政府是否支持义和团的情况下，要求日本政府为了保持与列强的均衡而需向中国增派军舰与列强“共同行动”。即：义和团属于何物，至今仍是一个谜团。但他们标榜排外主义则是明白无误的。支那在留之外国人当中有人认为以西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派是其煽动者。然而认为团匪之暴行出于当局的唆使实在是有欠考虑而又肤浅的见解。清国的事情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之，但吾人不能认同西太后等在教唆团匪的看法。然而，观近来西太后发出的排外性上谕及迫害改革派等来看，无不是出于促使愚民迎合清廷之意。姑且不论此次团匪无组织、无统率，是没有固定根据地的流贼，官兵不能镇压之，不，有无镇压之能力，亦是颇值得怀疑的。……若团匪之暴行出于清廷之唆使，那么清国政府就是好与文明世界为敌，必将走向自灭。若是没有镇压乌合之众的能力，则清国早晚不能实行独立国之责任。无论如何，此次骚动，愈发使人感到清国之前途堪忧。

义和团之暴动，若以排斥西人为目的，则与我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为了保护帝国公使馆及侨民，就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且苟有影响支那命运之事态发生，则与列国共同尽力保护普遍之利益与和平，这既是我国的义务又是我国的权利。吾人切望我国当局与列国一样速令海军登陆，进而增派军舰，以充警备。6月9日，《国民新闻》要求日本政府不应仅满足于海军的派遣，而且应该派遣陆军，以在列强竞争中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即：我国在此之际虽然不能独断专行，但作为对清国最具深厚关系的强国之一，绝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我国与清国地理邻近，占据着比其他国家更为有利的地位。在必要之时，就不应该只满足于派遣一两艘军舰，而应不辞派遣舰队，输送陆军，与列国共同行动。6月11日，董福祥部杀死日本外交书记官杉山彬。消息传到日本，举国舆论鼎沸。6月12日，《国民新闻》报道称，驻北京列强公使已经认为清朝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清朝也将成为列强联合讨伐的对象。《国民新闻》担忧日本在列强竞争中由于实力不足而处于劣势地位，以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市场有待各国开拓，故而应该避免国际大战为由，倡导列强不应该单独行动、各自瓜分中国，而应该协同行动，共同谋利。6月14日，该报称日本“陆海军备已经得到整顿，财政也大为健全”，再次敦促日本政府“对于争雄于大陆绝不可推辞”。

还有部分媒体，对于日本政府初期采取的重视对列强的“协调”关系的政策表示不满，要求日本军队表现得更为“积极大胆”，在列强中独占鳌头，以图在中国瓜分到更多的利权。6月14日，《大阪朝日新闻》刊载了题为《日本的世界性任务》的社论，批判日本政府太过顾虑列强的行动，派遣陆军的速度“迟缓”，要求迅速派遣大量陆军。即：我国的对清政策，即东洋政策，从明治二十九年编成预算时就已经确定……25万吨的海军、50万人的陆军，都不是为了今天吗？……值此之际，我国态度不明，国民实乃焦急……至今我国派遣舰队及陆军的行动总是有些迟缓……我国最为接近清国，派遣海陆军也最为便利。我们已经感到不少来自团匪祸害的痛苦，却为何落后于列国？以吾人之见，我国当局者太过重视与列国的协同行动，万事等其决议，对其决议又万事等待北京政府之回答，客气得如同坐视旁观一般，犹豫不决……此际吾人主张大量派遣陆军……至少需要派遣一个混成旅团……接着还需要准备一个师团。……这无非是为完成我日本国在东洋的国际性任务。该报还称“上天为了彻底改变支那帝国的命运，才让义和团蜂起于北清，以促使列国协同一致从事支那改革的活动”，“我帝国有幸得此机会，在扫荡团匪中本应处于主动地位，执其牛耳，以制清国之死命，……却晏然跟随于列国之后，旁观其行动，丢尽帝国颜面”。

宪政党在看到俄国向中国东北大规模出兵后，也极力倡导日本应该大量出兵，以保持对俄均势，以便在将来的争夺中获利。7月3日，该党成员佐伯悌藏在上海的东文学堂发表演说谈道：帝国之地势、国情都处于十分便利的地位，何况已经做好了动员十万兵力的准备，命令一下就可以马上派赴北清之沃野。而今却仅派出不足一万的兵力，左右顾盼、旁观坐视是为何？吾人不禁感到怪异。夫轻举妄动、吹毛求疵、火中取栗，当然是应该大为慎重的。然而，在应当临机应变之时，却徒然徘徊，收起羽翼，不能保护当然之权利、获取必得之利益，则非帝国应取之策。1900年6月，陆羯南对于日本藩阀主流、宪政党以及《大阪朝日新闻》等媒体要求出兵加入八国联军与列强“共同管理”中国的主张表示了反对，称：“此次派遣军队，保护公使领事及侨民足矣，若征伐团匪则是多余之事。为与列国保持均势而多派军队是无用的。”这种意见在当时是少数派。但是，到了同年9月，陆羯南也以日本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提供了最大兵力为由，要求日本在八国联军中应该掌握主导权。即：在此联合圈内，日本最为特别，从一开始就提供了最大的兵力，选择负责最艰难的场所与最危险的领域，使联军出乎意料地迅速达成了目的。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最为深切地感到了利益的连带关系。日本在军事联合圈内必需处于主动地位，与其说这是日本的权利莫如说是日本的义务。总之，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乘机加入列强行伍，与西方国家共同侵略中国，这种“入欧侵华”战略，不仅是日本政府、军队所认可、采取的路线，也是日本舆论界的共识。

三、战争过程中的中国观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使用外务省机密费开展了对外宣传工作。日本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中，也与甲午战争一样，进行了“有意识、有系统”的对外宣传，并派遣出大量的从军记者，记录下了当时的相关情况和中国观察。

甲午战争时日本财政经常支出的机密费是3万日元，义和团运动时则增加到20万日元。在临时财政支出项目中，义和团运动也远高于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时日本支出的机密费是19万日元，而义和团运动时则高达67万日元，相当多的机密费是被用于“新闻操纵”的。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到列强的注目，1898年列强展开了瓜分中国的竞争，远东局势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因此，日本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其对外宣传活动有以下两个重点。第一，日本派遣军是与欧美诸国相比肩的“文明军队”。福岛安正出征时桂太郎的嘱咐及福岛的命令都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第二，对于日本政府有关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每项政策，都通过欧美记者向列强说明其意图，以免引起列强猜疑，缓和欧美在甲午战争以后对日本产生的警戒，缓解“黄祸论”的流行。

此外，日本参谋本部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也编纂了《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资料，记述了战争过程当中中国的防守及士兵表现等情况。由于“战史”是由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可谓是日军的“正史”，其记述极其重要。本节拟利用上述资料及日本从军记者的相关记载考察日本在战争过程中对于义和团及当时中国的观察。

6月15日，列强决定占领大沽炮台，当日下午，便向大沽炮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7日上午2时之前交出炮台，遭到负责防守大沽炮台的罗荣光的严词拒绝。17日0时50分，列强出动了5艘军舰，900名将士，其中日军300人，沿着白河逆流而上，绕道背后炮击大沽炮台。战斗大约持续了5个小时，6点大沽炮台沦陷。

大沽炮台是首都北京的海防要塞，1850年、1856年曾两度被英、法破坏。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有过占领北京的计划，故清政府从欧洲购买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大炮。1900年时，大沽炮台拥有西北炮台、北炮台、南炮台、新炮台四座，备炮有177门之多，守军有步、炮兵共约3000人。大沽炮台防御设施先进，防守人数是列强的大约3倍，却在5小时间沦陷，给敌人的打击也极为有限。

日军对于大沽炮台失守的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其防御殊对于陆上正面方向之防御极不完备，而且清兵对于武器的使用并不熟练。甚至露天放置火药，由自身加大了敌人火力的破坏程度。大沽炮台虽设有177门大炮，然而据后来日本的调查，可以对准敌舰使用的只不过有33门。其中，大口径速射炮有4门、中口径速射炮15门、中口径炮11门、小加农11门、施条口装炮2门。清政府虽然购买了先进的大炮，但士兵并不具备操作的基本技能，甚至将火药露天放置，由敌人发射来的炮火引爆，加剧了自身的毁灭。日本参谋本部还记述到：（凌晨）3点半左右，清军的射击逐渐稀落下来，炮台内到处有火药爆炸。这是由于清军将朝向海面的火药搬运至后方，露天放置的原因。凌晨4点15分左右，清军的射击已经基本停止。日本对于义和团运动中中国官民的评价与甲午战争时有所不同。甲午战争时，日本看到中国的将士都以逃跑为能事，百姓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也是漠不关心。而在义和团运动中，日本发现义和团及清军都比甲午战争时勇敢。在大沽炮台之战中，日军便发现：在此次战斗中，清军能够勇猛地发射炮弹进攻，但由于缺乏仓库或弹药之遮掩物，而导致灭顶之灾。自己的弹药爆炸则到底难以抵抗。有七八百具敌人的死尸横躺在炮台内。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就向天津进发。天津战役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17日至7月8日的租界战役（包括天津火车站之战），第二阶段是7月9日至14日的天津城战役。

6月17日至23日，天津租界有日、英、俄、美、德、法、意、奥八国联军共2700余人。6月17日凌晨4点，1500名义和团团员头戴红巾、手拿红缨大刀进攻租界，八国联军射击义和团团员，义和团被迫撤退，在此过程中，清军炮击了八国联军。6月18日，日本一大尉中弹死亡。20日，双方又展开小规模交战。23日，俄军1600人及其哥萨克骑兵50人、美军125人、意大利军20人、英军700人从大沽赶至天津。27日，大约有2000名英、德、俄联军占领了器械局。

6月29日，马玉崐率领大军抵达天津。同日，日本临时派遣队大约3300人，在攻陷大沽炮台后登陆，向天津进发。此时，侵入天津市内的列强兵力分别有俄军约4000人、日军3700人、英军1600人、法军600人、德军700人及其他400人。此后，清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天津正式展开大规模的作战。

参加作战的清军主要是由直隶总督裕禄及聂士成统帅的7000余名武卫前军、宋庆率领的武卫左军、马玉崐统帅的5000名步兵及1500名骑兵，以及从大沽退守天津的罗荣光部。清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了位于紫竹林的外国租界。八国联军则在白河左岸的老龙头火车站迎击清军、义和团，老龙头火车站成为战争前线。参加作战的日军有140人，太田大尉战死，22人负伤。通过此次战斗，日本人发现义和团和清军都“出乎意料”的勇猛。即：该夜，敌人驻守在我军正面不肯后退，猛烈地发起进攻。仅向我军发起正面进攻的敌兵就有500人。全线之敌人大概不下2000人。其服装并不一致。还有携带武器者。日军虽然承认义和团和清军都非常勇猛，但其原因在于清军借助“不畏生死的义和团之力”。即：是日，敌人的前进方式非常奇怪。敌军大概是让不畏生死的义和团打头阵，官军尾随其后，清军之所以能够出人意料地勇猛，就是凭借团匪之力，不愧是狡猾的军略。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伤5人。其中2人受重伤。英法军队也有大尉等4、5人受伤。7月5日，清军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日军迎战3个小时。7月6日，清军增加3门大炮，共用6门大炮进行炮击。八国联军也首次炮击天津城及其附近。日军记载该日清军的进攻非常猛烈。即：敌人突然逼近法国防线。其兵力从左岸盐堤过来的有2000人，沿着右岸道路过来的大约有1000到1500人，扛着四面旗帜。……此时，敌人的进攻非常猛烈，向我军挺近至不到百步的距离。敌人不断地向我军进攻……我军进行了勇猛的反击，将之击退。但是，敌人也并不是真正地撤退，在距我方四五百米的地方停下来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至7日早晨。7月11日，清军对老龙头火车站的八国联军进行了大规模进攻，其表现也非常勇猛。即：凌晨2时左右，从车站西南方向传来鼓笛之声。3时，约有500名敌兵突然向六中队正面袭来。第六中队立即进入阵地迎击。敌人勇猛地前进至散兵线北方约150米处的砖瓦墙下，进行猛烈地射击，像是要突击。此时，寺仓孙一少尉中弹当场死亡，此外还有若干下等士卒伤亡。该日，日军在老龙头火车站的伤亡惨重，有6名将领及18名士兵战死，53人受伤。马玉崐亲自统帅的武卫左军步炮六营，在此次战斗中也付出了较大的牺牲，右路统领记名总兵李大川、营官守备孙祥云等相继战殁，兵勇伤亡也极其惨重，死在战场上的有50名，共有450人伤亡。清军同时还进攻了英、法军队防线，法军伤亡60人，英军伤亡20人。凌晨6点左右，法军增兵赶至，在站台西端与日军合作，清军最终不敌八国联军而败退。

7月6日，八国联军开始用大炮轰炸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9日，从白河左岸开始进攻，逼近天津城，天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水师营炮台非常坚固，距离又远，直到天津城沦陷都很好地发挥了作用。

天津城战役从7月9日持续到14日，一共进行了6天。列强投入此次战斗的兵力如下：

参加天津城战役之八国联军兵力

资料来源：小林一美：《义和团战争与明治国家》，第250—251页。

其中，参加了天津城南门总攻战的有日军2700人、美军900人、法军800人、英军659人，共5059人。日军的兵力最多，成为进攻天津城南门的主力。俄、德军并未参加南门总攻战，而是从老龙头火车站向水师营方面进攻。八国联军为进攻天津城，必须要拔除赛马场、西器械局、黑牛城、林庄等地的清军及义和团。

7月9日，八国联军开始总攻。福岛安正率领的日本临时派遣队也加入其中，成为主力。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战史资料，其攻陷黑牛城、赛马场、八里台等地的经过如下：

骑兵中队从梁园门出发，驱逐沿途之敌军及匪徒，4时30分,前锋到达黑牛城北方，探知大量团匪及少量官兵占领了纪庄，故我军徒步发起进攻，乘其火力衰弱，用三个小队进行了袭击，但其主力在纪庄东面占据了新河沿线进行顽强的抵抗，且团匪携带刀、枪、剑，察觉在桥上迎击我军，到底难以抗击，故复又退至黑牛城北方进行死守。司令官接到上述情报，令江口少佐率领第六中队进行救援，时值5时10分。在赛马场方面的各队有进有退，不断进攻，从5时40分到6时占领了铜楼庄及赛马场东侧的土堤，据以射击敌人，逐步前进。在前进中，我军感到最为困难的是各处都有沟渠横亘，赛马场内是沼泽地，不利于行军。特别是步兵第十二联队第十二中队更是越过没肩的沟渠前进。于是，敌人之大部朝西逃去，一小部分朝北、朝南方向退去。而退向西方的，在八里台村及其南方新河右岸架设起4门速射炮，进行第二轮的顽强抵抗。我炮兵从其阵地向西前进至大约500米处布设大炮，又在赛马场西北方的土堤上布置大炮，专门用来射击八里台附近的敌人。

6时，江口少佐率领的第六中队到达黑牛城。当时一部分敌人正从赛马场附近向南方退却，纪庄方面之敌人亦大为增加，其数不下500。因此，骑兵中队派遣第一及第二小队到纪庄驻守，中队长带领其他两个小队在大约相距1000米处射击从赛马场方面退过来的敌人。此时，纪庄附近的敌人射击极其猛烈（此时目少尉负伤），但其进攻并不奏效，我军迫使其溃乱，将之追击至赛马场南方，此时步兵第11联队第七中队赶来。

6时至6时10分，步兵第十一联队第八中队向吴窑前进，逐渐逼近八里台附近。步兵第十二联队第十二中队占领了八里台南方的桥梁一带，专门射击敌人，第十二联队第十中队在赛马场西南流水的三叉口附近，打击从纪庄向西北方向撤退的敌人。敌人不敌我步兵及炮兵之射击，伤亡惨重，并遗弃了四门大炮，向西散去。于是，我军占领八里台。时间是6时30分。在此之前出发的步兵第十一联队第八中队刚到吴窑，敌人炮兵就出现在海光门西方土墙上向我发炮。因此炮兵第五中队到吴窑东侧抵挡之，接着第四中队到吴窑西侧，两个中队从两翼夹击敌人炮兵使之消沉。……

在此之前，江口少佐率领的步兵第十一联队第六中队从黑牛城向纪庄方向挺进。此时敌人全力固守纪庄东面的新河沿线。第六中队逐步前进到达新河左岸，在仅有5米左右的新河对岸与敌人展开对攻。然而，敌人的抵抗极为顽强，毫无退却之意（此时中队长武久三保郎战死）。故第六中队全体佩剑冲上桥头，敌人亦挥舞刀、枪、剑等，在桥上反击，一段肉搏后，敌人伤亡惨重，大部分向西南方向的唐店子退去，其中的一部分据守纪庄，打算抵抗到底。于是，第六中队包围村落，放火烧之，烟火熏天。当时是6时40分。

骑兵第一、第二小队袭击从纪庄退下来的敌人，在此复又交战（此时太田骑兵少尉负伤），骑兵中队长见此情形，率领第三、第四小队向纪庄方向前进准备进行援救，此时敌人正向唐店子方向溃散。司令官于6时30分抵达八里台，下令各队立即在八里台集合。当时驻守八里台的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驻守黑牛城、纪庄的主要是义和团，上述记载反映了当时清军及义和团都较为勇敢地进行了抵抗。据日本的调查与推测，当时聂士成拥有四门57毫米式速射炮，指挥大约1500—2000人左右的武卫前军，士兵携带的是名为“莫塞尔”的五发连发枪，聂士成在八里台战死，聂军在赛马场及八里台附近共战死350人。当经历了甲午战争、确立了相当威信的聂士成战死后，清军士气大伤。日军对聂士成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并对其死因进行了分析：

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先前由于义和团焚烧保定至北京段铁路，而率军至落岱镇压义和团，义和团与之交战，故而仇视聂军，污蔑聂军门接受洋人之大量贿赂，看到聂军士兵便捕杀之。更有甚者，其部下之文武官员，被义和团火烧房舍，全家被杀。全军将士皆愤慨，请命诛杀义和团。聂士成则制止之，并令属下将领进行劝诫。众士兵忿然曰：朝廷养兵就为诛乱。落岱之战是为朝廷平定乱局，而今义和团独与我为敌，将士出营便遭杀害。而裕总督也任其胡作非为不下禁令。有何王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效仿义和团烧杀抢掠。既能获得银物，又能博得义民之称，而且还能受到朝廷及总督之赏赐。何不快哉！于是效仿义和团沿途进行抢掠。

聂士成基本通晓世界大势，认为向来之排外政策有失妥当。故先前接到乱匪群集破坏黄村铁道、杀人放火之报时，便率领部下讨伐匪徒数回，其中在落岱一役杀戮团匪颇多，遂招到团匪怨恨。后又奉旨与团匪一起进入天津租界进攻外兵，匪徒往往不服从命令，故士成大怒，认为因义和团提倡排斥外人而酿成今日之乱，这是团匪之罪，而彼等于上盗取忠名贻误朝廷，于下行窃祸害乡里，宜惩办之以慰军抚民，遂下令捕杀团匪千余名。然而时局顿变，北京朝廷几乎化为义和团之党羽，此后，聂士成遭到西太后之斥责，但由于直隶派出各军多在聂之指挥下训练多年，故而担忧触怒之而引起大事，故命武卫全军统领荣禄致书于聂，曰：“尔部之军装兵式都颇为接近西人，故常为团民所误，以致引起事端。团民之志素在报国，其众皆忠义之至，今后停止对其讨伐。”聂士成得此书后立即复信曰：“团匪害国殃民，破坏大局。聂某虽非提督，但若管内有匪则当然剿灭之。事定后，即使受到极刑惩处也在所不惜。”这是5月上旬的事情。此后，聂军专守杨村，抵御乱匪之南侵。至14日，西摩尔将军率领联军进入天津，欲过杨村，聂电告裕禄事态紧急，请求准许阻挠之。然而裕却下令不可抵抗联军，暧昧处之。故聂大怒欲速返芦台，却因故不得，仍旧留在杨村进行严守。联军由此而不能进军，惧聂军人多而返回天津。然而，朝廷却将联军之退却视为团匪之大功，赏赐巨万，而对于聂军却并无何等赏赐。至20日，朝廷最终决定向各国开启战端，突然接到大沽炮台失陷之报，举朝惊骇，急命聂进攻天津租界。如前所述，聂士成憎恶团匪所为而对之大加杀伤，招致彼等怨恨，次日聂军与联军交战，义和团乘隙抢劫聂家，夺其妻女、子弟及家眷，其中聂母83岁高龄，正逢疾病，气息奄奄。聂军闻此大惊，率军追击团匪，在旁之练军从侧面攻打聂军，聂军竟是腹背受敌，其军失去战意而四散，聂士成陷入困境，本人身受十余处伤。聂已觉形势不妙，仰天长叹：内不得朝廷之体谅，外遭匪徒之侮辱，且诬我暗通外敌。今日正是我之死期。由此决意每战必挺身于阵前以求战死，不久便卧倒于战场。北京接到此报，下旨并不优待之反而责其有失调度，伤己误国，其死毫不足惜。真乃悲哀之至也。从上文可知，日军认同聂士成否定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及反近代文明行动，称赞其“通晓世界大势”，并对其在战场上的表现做出正面评价，而对于支持、利用义和团而摈斥反排外主义的清政府则暗藏了批判和否定性评价，斥责其不识世界大势，赏罚失当，迫使“一代名将”聂士成“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在列强和义和团的夹击下身亡。

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中，除聂士成外，在黑牛城、纪庄等地担当主力的义和团也表现得极为勇敢。广岛骑兵第五联队的军曹藤村俊太郎参加了黑牛城到纪庄之间的战斗，记录下了这场战斗的情形：

（义和团）拿着六尺长的红缨枪，提着青龙刀，急切地想接近我队。本来骑兵的进攻，与其靠近敌人用军刀砍杀，不如奔入敌人大军，用马蹄踩踏之。我们都在期待这种战斗。……然而，此时的敌人并不四散，反而等着与我们接近。于是，我们开始了宛如元龟、天正之战国时代的刀枪砍杀战。实际上义和团很少有枪，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近距离的肉搏一决雌雄，尤其是他们的人数非常多。至少有七八百人，几乎是我军的10倍。首先杀向我的敌人，身形高大，20岁左右，有三辫头发卷至额前，其上有宽约二寸的红头巾挽在后面，位于额头的头巾中央画着黑色圆圈，中间写一“义”字。……位于稍远一点的敌人一旦看到我放下手枪，就会一齐冲过来……上等兵村上就像双手抚摸背后的马屁股一样把背拱圆，被敌人钩住，眼看着被拽了下去。我刚刚讲“义和团没有多少枪”，这是比较而言，我们交战过的七八百到一千人的大部队中，应该有50到100只小枪。我还看到有人登上后方村落的房顶射击我们。村上就遭到了敌人的狙击。……团匪的抵抗出人意料的顽强，这当然是由于他们倚仗人数众多，但也有着“为国而死，必定重生”的信仰，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这一点与九州岛原之乱中的天草势一样。迷信的力量，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伟大之处。……这次我们第三小队的吉村上等兵被干掉了。……青龙刀又薄又宽，特别是刀尖部分很重，用起来很快，非我国军刀所能比及。即使这样，马驮着吉村后退了20米左右一下跌到了，最终因失血过量而死。……最要命的是敌人众多，又有迷信的力量，因此谈何击溃，他们反而猛扑过来。……当本队逼近至敌前100米处时，敌人大喊一声向我扑来。我们骑兵听到他们的喊声就驰到侧翼。但当我们逼近他们50米时，他们一下就散乱了，有三名骑马的向北逃走，徒步者扑通扑通地跳进了附近的一条小河，我们到小河边时，敌人非常多，几乎遮住了河水。村里还有若干残敌及妇女儿童。他们也被烟熏得从一个个小屋中沿着小路跑出来。我们骑兵在出口处拎着长刀刺杀他们，每刺一下他们都会发出悲惨的大叫声。听到响声的中队长大声喊道：“不能杀害妇女儿童。”……我们到纪庄的时候，还有二三十个妇女，其中有四五个孩子，还有七八个青年男子，当然这些年轻人是义和团。因此，年轻人只要是看见的都被杀掉了。妇女也有两三个受到连累被杀的，但大部分都被放走了。在五年前的甲午战争及五年后的日俄战争中，有大量的俘虏被送往国内。但在明治三十三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连一个俘虏也没有被送到日本。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俘虏，而是由于处理不断抓获的俘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故而每抓获一个便就地解决，这才没有产生上述两大战争中的集团性俘虏。清军及义和团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不敌八国联军，黑牛城、纪庄、赛马场、八里台等地相继失守。7月13日凌晨3点30分，八国联军从租界西南门出发，向天津城南门进逼。据日军记载，守备天津城的是罗荣光率领的淮军及义和团、何永盛率领的练军及聂士成的旧部，共约有清军12000人、义和团10000人、义勇军2000人，布防在海光寺（西器械局）到天津城南门之间大约数百米一线。在此，清军及义和团的抵抗也相当顽强。日军记载道：

将步兵布置在大道两侧，在其掩护下，带有工兵的步兵部队从大道上突击，杀开一条血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而，在实际进攻过程中，联军行动并不一致。日、法两军从大道及其左右突击，英、美两军则从日、法两军的两翼前进。英军的重炮及联军的山、野炮（英重炮等9门、联军的山炮26门）炮击了大约三小时，小挫敌人威力，但稍过一会儿，已经了解了战斗惯用打法的清兵及团匪在我们炮击时潜伏起来，当炮击中止时再出阵，巧妙地进行着防御。故联军炮兵前进至我军壁垒前，进一步炮轰城内，此时，对方再次进入阵地，加强了射击，其火力极其凶猛，抵抗甚为顽强。在此过程中，未曾料想沼泽、河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障碍，故13日，联军一整天都被迫在我军城壁前的障碍物、或是街道及村落里等待日落。正是由于天津守军的英勇抵抗，7月13日，八国联军被牵制在城南门外数百米的大道之间不得动弹，甚至连天津城门的侦查工作都无法进行。日军称：

当时，敌人凭借着与城门相连的房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抵抗，还有一部分敌人占领了东方大约400米处的一个制造所，他们与墙上的敌人通力合作疯狂地进行着射击，因而，我们不仅无法前进到城门，而且派出侦查城门情况的人员屡屡被杀伤，没有一个达成目的的。对此，斋木宽直编的《北清战史》当中也有所记述：

从海光寺到南门大约有1300米。除有一条曲折的道路相通之外，两旁都是泥泞沼泽。特别是由于数日前下了雨，全部小沟渠都充满了水，难以徒步行走，法军本应在我军右翼前行，但他们却来到我军一方，不得不一前一后，相互鼓励奋勇前进。但城上的敌兵还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射击倍增，火力凶猛，服部少佐及副官中村（喜三）中尉被炮弹击中，吉泽大尉（第十一联队第十二中队队长，名正治）中弹身亡，熊谷直亮、石井两位翻译官也受伤，其他已经身亡及受伤的人都倒在路上，使突击变得更为艰难。而且，若是后退，则给敌人以进攻的机会，助其勇猛；但若前进，则每向前一步，都会增加我军的伤亡。这是上午6时到8时左右的情况。《风俗画报》对于天津城战役也有所记述：

联军现在已经突击到距离城墙400米处。死尸成山，但他们依然继续前进。敌人不仅在城墙上愈发进行乱射以杀戮我军，而且还提前在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阻止我军前进，我军死伤愈来愈严重，被迫陷入一场苦战。在天津城之战中，上午8点到10点的战斗最为激烈，此后稍事缓和，下午4点到6点再次激烈起来。入夜之后，八国联军不得不在战场上露营。从军记者堺利彦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

联军从上午2时半出发，5时开始战斗，苦战半日却不得前进。及至午后，已不得不死守驻地……晚上，联军在敌人城墙下一边沐浴着子弹，一边露营。士兵们经过整日的苦战，身体极其疲惫，睡在泥土上，仅仅依靠挖好的战壕休息，照着凄凉的月光，忘掉了白天的酷暑，相互环视，满眼都是受伤、死亡的战友，横七竖八，数不胜数。然而，7月14日凌晨3点30分，日军乘夜偷袭，引爆南门，首先进入天津城，8点左右，天津城陷落，日军占领了天津海关道衙门及水师营炮台。

八国联军在天津城战役中也付出了较大的损失。日军的伤亡情况如下：有7名将领、包括翻译在内的士卒100人死亡，12名将领、273名士卒受伤。此外，还有48头马伤亡。但是，担任了主力的日军也通过此次战役改变了其他列强对其“东亚一隅之小国”的印象，确立了在八国联军中的威信。日本参谋本部称：“经过18个小时的激战，我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不甚悲痛。但若非付出此种代价获得此战胜利，则当时就无法发扬我国之威名而获取列国对我军之信任。”

日军对于天津城战役中清军的逃跑及抵抗内情也作了记述。即：

根据天津总督衙门发行的京报以及俘虏所言，在天津附近的官兵，是第九章已经讲述过的聂士成曾率领的武卫前军二十五营、马玉崐率领的十五营及淮军、练军，共不下一万八千人。其中，马玉崐率领的军队在天津城东北水师营到河东及淀河附近，专门防守俄军及停留在老龙头车站的我国守备军，其他约有一万二千人在天津城及其东西一带进行防守……

此外，还有义和团大约一万人（一部分与马玉崐及淮军一起在紫竹林及溜米厂附近，余下的在天津城内大约一万人），直隶总督招募的安卫军、芦军、民团及雁排枪队大约二千人。14日，占领天津城以后，发现城墙上的死者中，有大量的义和团，或穿着写有“芦勇”、“安卫”等标记衣服的人，据此可察这些人也参加了战斗。义和团穿着红黄色的衣服或带着红黄色的带子，其首领叫曹福田、张德成。

官军用的是克式炮、“莫塞尔”连发枪及无烟火药，故极难判断其射击方向与位置。义和团等则携带刀、红缨枪、剑或是台枪及前装铁炮，武器威力比较劣等，但其士气高昂，颇为勇猛，进行了极其顽强英勇的抵抗。

13日6点左右，从天津城西门向西逃去的敌人大纵队，是天津道台、府尹、知县及其随从官兵、义和团，朝杨柳青逃去。马玉崐察觉天津难保，便于同日下午5时派遣参将郭殿邦的九营到穆庄收容逃军，裕禄、宋庆退向杨村，马玉崐、何永盛逃向北仓，其余的步、炮兵也于14日拂晓开始逃向北仓。坚持防守到我军突破天津城的是淮军、练军及义和团，他们大部分向西方及北方败走，或放下武器化身为庶民。而在天津城内外的敌人死尸则有四百多具，统领卞长胜也战死。

在天津附近，特别是天津城一役，官军及义和团顽强抵抗直至陷落，给列国军队带来重大损失，并使之陷入困境，着实是出人意料。虽是敌人，但也令人不胜感叹。此种抵抗在明治二十七、八年的甲午战争中是未曾有过的。日本参谋本部的上述记载，对于清军及义和团抵抗的英勇程度给予了正面评价。不仅参谋本部承认中国在义和团运动中比在甲午战争中更为勇敢，日本民间报道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称：

16日的进攻，从其激烈程度上来看，是近来战史上极为罕见的。我国的将领，有很多人是参加过甲午战争的，他们也都觉得在甲午战争中绝无如此激烈的战斗。《日本新闻》也报道称：

7月11日凌晨3点左右，在驻守火车站的我军哨兵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百余名敌人。正好，我们又可以吃掉团匪了。我们并不满足于前日吃掉的团匪，今天又可以干掉这些团匪了。大家立即拿上枪进行扫射，在枪林弹雨中，敌军却出人意料地勇猛，其兵力也在逐渐增加。我军又加大了射击力度，宛如飞霰一般，但敌人也是以决死之心毫不退后，毫不可侮，极为勇敢的日本兵也是忙于应付，应接不暇……吾人在数日的战斗中确认清兵不可辱。以甲午战争当中的清兵推测今日之清兵，是极大的错误。彼等经过数年的锻炼已经成为极为有用的人才。该报还称：

支那兵之羸弱，是世间之通论，昔日之儒者亦持此论……1894年之战，只是证明了其羸弱。国人也想象其羸弱，总是认为其无比孱弱……但此次战斗却不同，团匪原本不算是什么强兵，但也不像人们向来所想象的那般羸弱。或让人怀疑他们作为军人并不顽强。但若有相当的士官对其进行相当的训练，则可成为不亚于欧洲军队的强兵。他们是强兵，支那四亿民众是世界上的大国民，因为以前被他人侵略，他们反将侵略他人……《报知新闻》也以《敌不可辱》为题报道说：“与甲午战争时相反，此次敌人大体都不逃遁，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故即使是有逃跑的，但若追击，反而会从屋里墙上跳出来猛然反击。”另外，该报还以《彼我之间隔》为题报道称：“甲午战争时，彼我之间除了平壤之战以外，大抵都相隔有四五百米的距离。但在此次战斗中，他们扔掉枪，挺身挥舞长枪逼我格斗。如此顽强前所未闻。”

日本官方及民间舆论都对义和团运动中清军及义和团的表现给予了“英勇”的正面评价，然而，这是与甲午战争时出现的大量逃跑事件相比而论的。从日本参谋本部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清军使用的连发枪及无烟枪在日本看来也都是较为先进的，但以天津道台、府尹及直隶总督裕禄为首的最高官员、将领的逃跑，无疑会加强日本对中国的鄙视。

永田新之允是《读卖新闻》的从军记者，在天津失陷后不久便进入天津城内。他如此报道：

（清国）兵员的损失亦不少，当时横在城墙上的尸体不下30具（其他在我们尚未到达时已经被搬走）。观察这些尸体，在军装上缀着“芦勇”二字，年龄大概在20岁左右，由此观之，应该是聂士成通过征募法招来并进行过训练的兵卒。……我跟同行们一起走在街道上，看到墙壁及柱子上到处都张贴着“义和团大捷、势颇振，义和团扫敌，在近众人安心焉”等字样。……据说，连日来，抵抗联军的不仅有官兵，还有一万以上的义和团。该记者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在于，虽然有能力继续决战，却早早临阵脱逃。即：

彼等从13日午后逐渐开始逃亡，夜间愈来愈甚。呜呼！尽管仍有枪械弹药，尚有充足物资决一死战，却做出如此怯懦的行为。尚未完全摆脱支那人的通病。《报知新闻》的记者田川大吉郎介绍了日军高级将校的如下谈话，“清兵虽然比甲午战争时进步了，但是当南门被攻破后就立即逃跑，这是不行的。应该留在城内继续进行白刃战”。

德国将校科隆在随西摩尔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途中受伤，到日本治疗，接受《东京日日新闻》的采访时说：

联军各司令官都普遍地低估了清国军队的价值。清兵绝非毫无纪律的军队，而是非常有战斗力的战士。武器有最近的施条枪及大炮，特别是其炮手非常巧妙地操作大炮，其能力不在欧洲兵之下。……以我所见，是由于马上的将领首先逃跑，士兵才随之停止战争，随其将领逃跑。故清军大败，是由于不得良将，而非士兵羸弱。而且，联军以四五万兵力到达北京的设想是存在巨大问题的，至少需要15万兵力。此外，日本人分析清军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的原因在于义和团的加入。《国民新闻》的从军记者滨田佳澄参加了7月5日的老龙头火车站之战，他如此报道：

支那兵的勇敢近来是比较罕见的，但据传敌人不顾生死，这是由于让义和团打头阵，支那兵随后之故。可以想象，当日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由义和团突击的。日落时，炮声还不绝于耳，直到夜里才逐渐撤退。7月15日，滨田又报道称：

在白河左岸的敌兵，除了天津城墙上的四五营之外，全部都是义和团，据报道，城墙上设有台枪。据传，真正敢于攻击列国军队的只有义和团，官兵则只是尾随其后作战而已。《报知新闻》的田川大吉郎不仅看到由于义和团的加入清军也能够奋勇作战，而且还认识到中国民众与官方之间产生了同命运、共患难的连带感，这是甲午战争时所不曾有的。即：

（清军）之所以能够博得顽强的美名，据我观察是得益于义和团之力。义和团不畏敌人的炮弹，不仅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战争中，清军通过与义和团的联合，国民中的一部分与官军之间首次产生了同命运之连带感，并由此进行了合作。这对于清军来说也是最为珍贵的。而在此前的甲午之战中，仅仅是官军在与日军作战，一般国民则认为事不关己。现在，他们从这种奇怪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了，虽说只是一部分，但清国国民与官军共同分担胜负的结果，这一现象，振奋了官军，从而使之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在此次战争中，清军之所以能够发扬一些武威，是由于义和团的加入，这是国民与官军相互联络、沟通、合作的证据。这并非余之臆测。在战争所过之地都留有不少此种证据。且通晓清军事务之内外有识之士也皆持有此论。日本的报纸还介绍了当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如下意见：

义和团实际上是被爱国热情所驱使而兴起的，其精神是真诚真挚的。……义和团不同于欧美的义勇兵，他们使用近似催眠术的魔法。他们相信凭借其魔术可以自由隐现，称心如意地避开弓枪刀剑，可以随心所欲地射中敌人。而支那人是易于相信超自然的迷信的，故义和团是拥有非常巩固的势力的。……若有经过训练的超过二千万人的义和团武装奋起，外国人就再无法在支那居住，外国人从支那掠夺的东西也都要照数归还，支那人的骨髓里充满了彻骨的怨恨，他们将变本加厉地复仇，支那的国旗与枪炮若被搬运到现在外国人想象不到的地方则必定引起大乱。毋庸置疑，今后不到50年，将有千百万的义和团组织起来成为军队，携带枪剑，在政府的指挥下活动。而若支那政府继续存在，政府必定会奖励义和团。此种奖励是正当的。扶助、促进支那的国民性大运动，反而应该是值得嘉奖与赞扬的。以田川大吉郎为代表的少数日本人能够看到中国国民对于国家观念的朦胧觉醒以及中国官民的首次合作，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遗憾的是，日本在镇压义和团并获得巨额赔款的喜悦中，很快便忘记了中国国民的觉醒和英勇，继续其“中国终将亡国”的认识。

八国联军在攻陷天津城后，又相继向北仓、杨村、通州等地进发，由于日军在天津城战役中立下头功，沿路日军取得八国联军的主导权，一路领先，在沿途各地抢掠粮草、民宅、店铺。义和团的首领大多已在天津战役中战死，故沿路所遇到的微弱抵抗多来源于清军。日本参谋本部对此作了如下记载：

要之，敌人由于受到我军的迅猛追击，尚未恢复士气，又不能利用地利进行防御。酷暑难耐，忍饥挨饿，极其困窘，故军队多已土崩瓦解。随着我军从杨村向北前进，能看到的从天津、北仓败退的逃兵也已经越来越少，对我军之前进稍作微弱抵抗的，只是从南方新招来的武卫先锋军，他们的露营地留下了满地的西瓜，而没有炊事的痕迹，可见其穷困潦倒之态。8月14日凌晨，列强不顾约定时间，争相进攻北京城，以图抢先掠夺。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兵力如下：

入侵北京之八国联军兵力

资料来源：日本参谋本部编：《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卷4，第11—13页。

可见，日本也是进攻北京的主力。日军在进攻北京前，已经对北京城做好了各种调查。日军首先对北京城墙做了各种测量，认为北京城的防御极其坚固，具体而言：

内城墙壁比外城高大。内城墙高16米（某处超过20米），地基宽度有20多米，上部宽度有16米，外城高9米，上部宽度不过7米。外壁几近垂直，内壁稍有倾斜。外墙为了形成侧面防御，形状呈锯齿状。排列着的凸出部分在内城东西两面大约有100到120米的间隔，北面及南面的间隔则大约有两倍以上。凸出部的上面大约有16平方米。城门之间有23个24平方米的大凸出部分。城墙上面是平坦的大道，宽16米，可横着通行半个小队，也可以用马车拉着跑车快跑。对外设置有高约两米的要塞，上边也是锯齿形，每隔3米就设有枪眼，对内设有高约16厘米的防御墙。日军对于如何攻破固若金汤的北京城也进行了各种研究，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北京城虽然是在古代（先进的城墙是在明朝初期）建筑的，但极其坚固，对于今日的武器也具备良好的防守功效。几乎是一座不可攻陷的城池。……除了通过利用重炮攻破城墙之外，别无他法。但其城门较易爆破，故只要能够遏制侧旁的攻势，就可以用工兵爆破城门。这是我军在本次战斗中唯一能够取得成功的方法。日军在侦查好北京的布防形势后，于8月14日7点55分，行军至距朝阳门、东直门400米处，双方交战。日本工兵队尝试爆破城门，清军火力凶猛，未能得手。此后，日军在距朝阳门大约1600米处排列好大炮，从上午9点开始一起发射榴弹。日军还用山炮炮击从朝阳门到东直门之间的城墙。11点30分，日军开始总动员，出动大炮54门猛攻朝阳门一带。清军也出动了6门野炮反攻日军的炮台阵地，双方进行了大约20分钟的炮战。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朝阳门的谯楼由于炮击而被烧毁。东直门原本大约有400多名清军和3门大炮，但傍晚时，大炮已被日军破坏，只剩下了枪支。日军也消耗了911发榴弹、3423发榴霰弹。日军主要通过炮击战来进攻两个城门，但“城墙坚固，无法压制侧方火力，遂导致白天未能达成目的”。日军决定等到夜间偷袭城门。晚9点左右，日本工兵队趁黑爆破了朝阳门的两扇门扉，扛着“君之代”旗攻入城门。清军虽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但东直门、朝阳门、安定门均被日军攻破占领。15日下午1点左右，日军通过崇文门到达公使馆区域。

日军如此分析北京陷落的原因：其一，中国主要将领缺乏抵抗之决心，以逃跑为是。即便是最高将领荣禄麾下的武卫中军主力“在西华门内西什库附近，毫无抵抗联军之意”。董福祥部主要进攻公使馆，但原本有二十五营约20000兵力的甘肃军此时已经大量逃跑，只剩下了不足6000兵力。其二，即使有所抵抗，所持武器较为落后。在北京城坚持抵抗的是八旗及负责守卫紫禁城的大约2000余名神机营、虎神营。据日军占领城门之后的观察，防守东直门的大约有3000名八旗军。“当城门被攻下后，有大量担任防守之职的八旗抵抗到底，直到战死，尸体在内城东面有不下500具，在北面城墙上有200具以上，南面城墙上有若干。其他皇城周围及街上也散乱着不下七八百具尸体。总数应超过2000。至于其负伤人员，则难以估量，但可以推测不在少数。”尽管八旗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他们所持的武器较为落后，拥有四门旧式炮，部分八旗兵当城门被爆破后，也分为两路逃走。防守朝阳门的是正白旗及少量义和团。其中防守谯楼的“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故全射杀之”。其三，日军发现，清朝并非缺乏先进武器，但却将之锁于仓库，并未应用。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在短短三日之内便被八国联军攻陷，其根本原因在于清军的“羸弱”，具体是由于清军的前近代性与对近代武器的不熟练。即：

在东直门内的器械局里，有大量的新式速射炮，但这些都只是结合了一半，记载结合方法的书籍散乱了一地，但却不使用这些速射炮而败退了，结果都被我国所俘获。法国公使馆东北方的法军也占领了相同情况的器械局。在城门特别是东直门、朝阳门的第一、第二门中间的围墙内排列着大量的石灰壶，这原本是为了阻碍进入死角的我军，而用于从楼上往下扔掷的，却尚未搬运到楼上。而且，在朝阳门到帝城之间的街道上还筑起了石灰山，却尚未装入壶内，就那样残留下来。还有，在朝阳门、东直门附近的台枪、旧式炮、刀枪等武器被扔得到处都是，但新式的枪、炮等却依然收纳在城内的仓库中，而被我军占领，可见其防御准备是极不充分的。由上可见，清政府虽然购买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速射炮，但由于不懂使用方法，尚未进行彻底的整备，而未能用于抗击战。其四，没有近代武器的义和团适合游击战，但在北京防御战中，大多是会战和阵地战，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近代武器攻击下无法发挥战斗力。据日军调查，北京的义和团原本不下十万，“分为东、西珠市口，东、西沿河、花市及菜市口两大区域，总数有54处。各处平均集结了一百人”，“但此等团匪不过是乌合之众，既无枪支弹丸，又缺乏训练，其战斗力本不足论”。

四、《辛丑条约》的签订与“中国亡国观”内涵的拓展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5日凌晨，慈禧太后从德胜门经过万寿山逃亡，中午到达居庸关，奔向大同，后逃向西安。10月8日，北京各国公使就义和团善后处理召开会议。

日本国内就如何处理中国问题也进行了探讨。1900年11月1日，改进党首领大隈重信在接受《国民新闻》采访时专门谈到：

支那可避免被瓜分的命运，使皇帝复位，幽囚西太后，组建持有改革思想的支那人政府，列国可协同作为监护人，保护监督之，若日、英、美、德一致采取此种政策，则无论何国都无法提出异议。这样，支那可以像土耳其那样凭借列国之间的猜疑嫉妒来维持名义上的独立。大隈虽然倡导“中国保全论”，但从其由列强监督中国政府，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土耳其的主张来看，其“中国保全论”的实质是与列强联合侵略中国，使中国名存实亡。

12月6日，宪政本党和国民同盟会在早稻田召开记者会。与会者有50余人，内有犬养毅、大石正巳等。席间，大隈重信进行了如下演说：

我对于国民同盟之活动虽不详悉，然其核心是要保全支那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对清意见一直以来也是注重保全，明治二十九年我担任外务大臣时，应东方协会的邀请反复论述保全支那，明治三十一年复为外相，情况有所不同，出现了多种主张，然就保全一条亦陈述过与同盟会相同的意见，并被翻译登载到欧美报纸上。此次北清事件，有英美报社通信员采访我，我大概分析了事变原因，其近因是戊戌政变，其远因是宗教问题，即基督教徒带有了政治性色彩。若云今日有何上策解决，则为出于世界公益，此时绝不能分割支那，而应加以保全。

若论如何保全？则应首先恢复清帝之皇位，若清国政府不能独立施政，则各国应协同庇护，若有叛乱，清国政府无法镇压则应由各国守兵剿灭之。在此，大隈重信重申了关于“支那保全论”的主张，然而，其列强辅助中国政府施政及代替中国政府剿灭叛乱的意见，更加暴露了他侵略中国的真实用意。此外，大隈还提出了中国进行巨额赔款的要求。即：总之，维持清国现状，收取相当于此次战争损失的赔偿，废止不合时宜的厘金，以图支那贸易之发展。赔偿一事，无论支那财政如何，清国之岁入不下十亿两，若施以文明政治加以整理，则对于支那之广大土地来说，保障赔偿之来源并非难事。巨额赔款要求的提出，更加验证了大隈倡导的所谓“支那保全论”的虚假。

日本舆论界也普遍提出了巨额赔款的要求。11月14日，经济学家田口卯吉在同志记者俱乐部的晚餐会上，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介绍了他考察中国的心得体会，其中陈述了对于中国的处理意见，主要内容是：

在清国设置财政整理委员会。就今日之清国问题，既有分割论，又有保全论，但我认为列强最终不应分割之，而应令其赔偿。清国甚为混乱，国库所入甚少，然而国民之实力绝不渺小，若征收方法得当，则应有充分之收入。故而列国应选出委员，在清国设置财政整理委员会，修改其税法等，以求适当之方法，支付赔偿金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田口卯吉作为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关于中国有能力支付巨额赔款的阐述，无疑对日本政府及民众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民间除了提出巨额赔款的要求外，还乘机提出了有利于日本对华商贸的条件。11月11日，日本“贸易调查会”在《国民新闻》上发表《关于和平谈判之迫切期望》一文，其中除了政治、财政上的直接赔偿之外，还提出了如下七项媾和条件。即：“保障在清国领土内实施共同关税；改革支那货币制度；落实废止厘金税及过路税；修改度量衡；解除对米谷出口的禁止；对于工业原料的出口实施免税政策；对于商标给予保护。”

经过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商谈，八国联军最终决定要求清政府进行巨额赔款。1901年5月29日，清政府被迫答应向列强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9月7日，八国联军与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签署《辛丑条约》。其中规定：

今日会同声明，核定大清国按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内各款，当经大清国大皇帝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中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附件一）。

第一款

甲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奉谕旨（附件二）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

乙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各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

第二款

甲依照西历本年二月十三、二十一日之谕旨（附件四、五、六），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

乙按照一千九百年八月十九日之上谕（附件八）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第三款

因大日本国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大清国大皇帝从优荣之典，已于一千九百一年六月十八日降旨派遣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大日本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附件九）。

第四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在于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墓建立涤垢雪侮之碑，已与诸国全权大臣合同商定，其碑由各该国使馆督建，并由大清国国家付给估算各费银两，京师一带，每处一万两，外省每处五千两。此项银两，业已付清。兹将建碑之坟墓，开列清单附后（附件十）。

第五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不准将军火暨专为制造军火各种器料运入清国境内，已于西历一千九百一年八月十七日降旨禁止进口二年。嗣后如诸国以为有仍应续禁之处，亦可降旨将二年之限续展（附件十一）。

第六款

上谕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此款系西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条款内第六条所载之各国各会各人及清国人民之赔偿总数（附件十二）。……此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正本由清国分三十九年按后附之表各章清还（附件十三）。……至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

第七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清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附件十四）……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清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第八款

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现已设法照办。

第九款

按照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文内后附之条款，清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处。今诸国驻防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第十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两年之久，在各府厅州县将以后所述之上谕颁行布告：

甲、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上谕以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附件十五）。

……

丁、西历本年二月初一日上谕，各省抚督文武大吏暨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附件十六）。以上谕旨现于清国全境渐次张贴。

第十一款

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项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按照第六款赔偿事宜，约定清国应允襄办改善白河及黄浦江两水路……

第十二款

西历本年七月二十四日降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上谕内已简派外务部各王大臣矣（附件十八）。且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均已商定由清国全权大臣屡次照会在案。此照会在后附之节略内述明（附件十九）。《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式形成。

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统帅瓦德西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还有“无限蓬勃的生机，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对于列强对华观的转变，日本也是有所认识的。例如，政友会机关报便有如下一段分析：

支那国民在列国看来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形象。世界列国之首脑、政府、国民之间具有共同的精神、风气与节度，……而支那则情形颇异，统治者与被治者之间，毫无休戚关系，故政府虽有外交、民政、军事，但国民徒然旁观，遇课税穷追，则缴赋纳税，闻战乱暴动，则为士兵、军夫，此乃其建国无国是，外交无方针之缘由也。

支那政府无政事、无外交，是由于国民与之无休戚与共之关系，因无共同利益，国民对于政府毫无同情。对于无连带感之官民，就没有将之作为一个国民、国家来讨论的必要，是以列国政府侮蔑支那政府无方针、无志气，兵备、财政皆疲惫不堪……甲午战争，我国以小伐大，获得全胜之战绩，列国又误解，轻言非日本之强，乃支那太弱。此种轻信，又导致事实上的轻举妄动，招致支那人的痛恨愤懑，最终致使支那人奋起相战。决死之民顽强固执，临战甚为英勇善战。外兵最初轻视者，后悔其轻信，列强政府担忧此战有始无终，更为懊恼。当北京解围、难民得救时，相关列国才放弃了讨伐的观念。此次动乱对于列国而言，正是一种不得妄自侮辱支那国民的强有力证明。列强的支那观，于此岂能不为之一变？边境的割取徒然招致民怨，得不偿失。通过义和团事件明白了这一道理的列国，坚信对此顽固、偏执、狭隘之国民，需怀而柔之，诱而掖之，浓交笃情，则可使之成为文明国。现在，这一观念逐渐成为列强之共识。日本虽然看到欧美列强之对华观的这一转变，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亡国观”。从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到《辛丑条约》签订，其“中国亡国观”不仅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内涵也有所拓展，即义和团运动强化了日本有关清朝缺乏作为文明国家的资格和统治能力的认识。

1900年6月13日，《国民新闻》对中国的国家资格和独立命运都表示了否定：

外兵镇压内乱，必将给清国之前途带来重大影响……清国不能镇压暴徒，表明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履行职责的能力；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就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无论如何，一旦开启了外国干涉内政的先例，就难以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独立。6月29日，陆羯南在《日本》上发表文章，也以清政府对于义和团不仅不予镇压，反而唆使其与列强对抗为由，宣扬“已经不能将北京朝廷作为一国之政府加以对待……极端而言，现在的北京朝廷已经丧失了统治臣民的能力，这对于国际和平而言是有害的，列国应该首先断然铲除这一和平的障碍”。为了打倒清政府的统治，陆羯南提倡日本应该援助南方革命派，通过革命推翻清朝。

7月5日，正当八国联军在天津受阻时，《国民新闻》又对清朝的统治能力和中国分裂倾向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象形蚯体”说，即：

山东暴匪蜂起，南支一带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各自割据于管辖范围内，观望形势。而驻屯于山东济南府、具有较为新锐精兵的袁世凯，也不能小觑。天下纷纷，不知尘埃何时落定……此次骚动，虽然只局限于北清一带，但它发挥了分解四百余州的作用。……若北京政府真有组织与统制能力，其威严、命令果能遍及支那四百余州，则无论老帝国如何巨大，处理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然而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气。将之分为千百分，就是千百分的个体。若使其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杀也。如同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若单如蚯蚓之类的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之支那，是在象身上嫁接了蚯蚓的构造。其处置之麻烦，可想而知。《国民新闻》不仅明确提出清朝没有统治中国的能力，而且其“象形蚯体”的提法极易被用作瓜分中国的依据。

日本政界也通过义和团运动，看到清政府失去了统治中国的能力。山县有朋在1900年8月20日提出的《庚子事件善后策》中分析清政府的现状及其处理方法称：

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的实力、国民没有思国之心，已经丧失了国家生存的条件。所谓木腐而虫生。鉴于此次事变，是由于端郡王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相互勾结争权夺势，而与义和团串通，以为声援而起，起初并无战意，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故对于清政府之善后处理，当务之急在于改换政府要路大臣，罢黜此等顽固派，代之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废除西太后之摄政，恢复皇帝之政权。可见，义和团运动后，日本民间及政府都形成了清政府没有统治中国能力的看法。总之，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日本的对华观发生了整体而又彻底的逆转，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开始秉持“中国已死”观。吉野作造回忆到：

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的观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少数有识之士至少在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前，依然没有怀疑中国的实力。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总之，日本通过义和团运动强化了“中国亡国观”，这成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及进一步采取侵华政策的一大决策依据。

此外，日本在强化了“中国亡国观”的同时，在八国联军中的“突出”表现，使其自我认识进一步膨胀，认为日本已经进入世界列强俱乐部，并要求不断强化这一地位。政友会如此宣扬：

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处于全新的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正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甲午战争之前，欧美人中就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之属国”。甲午战争后，日本首次得以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能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而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可以在此大显身手，昂首阔步，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俄国、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一出戏中都证明了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日本得以成为世界之强权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绝非偶然。……总之，日本今日之要，在于加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愈益巩固、提高我国之地位。在政友会眼里，日本在义和团运动中与列强并驾齐驱，相与为伍，加入了列强集团，终于实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追求的“脱亚入欧”梦想。

日本通过义和团运动还增加了相比于欧美列强的自信，并要求进一步称霸中国。政友会的林包明便在《远东策论》一文中设置了“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如是谈到：

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于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则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殊我国位于远东，对于现今局面占有得天独厚之条件，非其他列强可比及。今世界耳目，齐集于远东，帝国宜借此千载难逢之大好时机，刷新、支配20世纪之外交。英国已老矣，德、法亦趋于衰老，俄国大为武装欲雄飞远东，美国以商业为后盾窃望日后成就大业。俄、美乃新兴国家，与远东诸国密切相关，而英、德、法尚不可辱，此五强争做远东之新主人实乃快事……然列强不如我国了解清韩，又不若帝国能得二国民心。加之，我国航海派兵之迅速、及时远非其可比，况开拓新殖民地时，常需军队临之。退一步而言，即便列强可以单独迅速出兵，但毋庸赘言，若得我国相助，则事半功倍。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增长两倍，失我助者其力正好减半。一旦明了此理，列强就应改变对我国之大政方针。然外交有巧拙，此种认识偶被颠倒，古今皆有。故我国借此有利地位，巧妙地抢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可见，通过义和团运动中英国四次邀请日本出兵一事，日本已经更为明晰地认识到自身在列强在华竞争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日本正是利用“得我助者，其力增长两倍，失我助者其力正好减半”的地理优势及英俄在远东的竞争关系，于1902年与英国成功地缔结同盟关系，为对俄开战、争夺朝鲜及东北，进而称霸远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日本各界将义和团运动视为乘机加入列强俱乐部、共同侵略中国的大好良机，实施了“入欧侵亚”战略。通过加入八国联军，日本首次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梦寐以求的“脱亚入欧”路线，与世界列强在侵略中国问题上共舞，成为世界列强的一员。同时，义和团运动巩固了日本的“中国亡国观”，使其内涵进一步拓展，这成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及进一步采取侵华政策的一大决策依据。

第四章“中国亡国观”的升级——“大陆政策”的强化

义和团运动后，日本迎来了一个新时代。1900年9月15日，藩阀势力发生分化，伊藤博文、井上馨及其下属官僚，与自由党合流为以伊藤博文为总裁的立宪政友会，占据众议院多数议席。这表明日本政治民主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故日本政治学家坂野润治将其定义为“1900年体制”。在经济领域，日本资本主义在各项指标上都达到了一定的经济规模，以日本兴业银行法颁布为标志，日本通过引进外资，开始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国际地位上，1900年日本成为八国联军主力，首次取得了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际地位，故井上清在其名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中非常明快地下了如此结论：“从世界史角度来看，从此以后日本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义和团运动后，日俄围绕中国东北、朝鲜的矛盾日益激化，日本进一步加紧了针对俄国的扩军备战工作。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随着日本内政外交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的自我形象与对华认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发动了旨在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制定攻势国防战略，推行嚣张的大陆政策。

日本实施上述政策的基础是对中国命运及列强在远东竞争关系的判断。本章拟阐释日俄战争给日本的对华观带来的影响，分析日本制定攻势国防战略、极力推行大陆政策的认识基础。

一、日俄战后民众的自我观与对华观

1904年2月8日，日本为与俄国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确立东北亚霸权，偷袭驻屯于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动日俄战争。战争历经黄海海战、辽阳会战、旅顺之战、奉天会战、日本海海战，历时将近两年之久，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优先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由此，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谓“南满特殊权益”，确立了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

日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对日本的国民心理和自我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致使日本的对华观进一步发生变化。日本民众产生的自我迷恋和对华蔑视感的进一步强化，影响了日本准确认识中国之前途命运的能力。

日俄战争后，日本民众的自我观和对华观主要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蔑华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日俄战争中，大约有4倍于甲午战争、共计94万的日本士兵出征东北。这些军人在各地战场上接触到中国庶民，体验了由于气候、习惯等原因造成的两国差异，并因已经带有蔑视中国的观念，而放大夸张中国的“贫困、不洁、臭气、污秽”等问题。他们带着蔑华观回到了日本，并通过传闻、演讲以及报道等形式将这种态度和观念传达给了日本民众，致使更多的日本人强化了对中国的蔑视感。这种蔑视感，直接影响到其后日本的大陆政策。

日本至今留有这些士兵写给家人及亲朋好友的书信、战场日记以及战后回忆录，并留有从军记者记录下的资料。

第三军后备步兵第一旅团的陆军上等兵大泽敬之助在给故友的信中，把中国人称为“土人”，“土人以经营农业为主，使用驴，极为肮脏，臭气熏天，简直还不如内地（指日本：作者）的叫花子”。骑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的老田孝作写有这样的从军日志：

这个城镇的四周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即使是相当宽阔的街道，其肮脏的样子也难以用纸笔来形容。今天我们留宿在民宅。按小队分宿，拴马场也都是各自选择的。我的宿舍虽然很大，但极其肮脏，恶臭刺鼻，令人作呕。近卫步兵第三联队的少尉神津重太郎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可以说支那人几乎根本没有清洁与肮脏的观念，家里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庭院、房子四围也是灰积如山，四散着一种异样的臭气”。

还有的日本士兵及作家将中国人丑化为动物。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的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有牵驴的蚂蚁，有卖鸡蛋的蚂蚁，有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是一些似人的动物”。第十师团兵站的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历史是一部专制的历史，称“此前的支那人没有感到任何不平就像蝼蚁一样贪婪他们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那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从属第二军的作家田山花袋，是博文馆派遣的从军写真班主任，他在从军记《圣尘》（《日俄战争实记》）中写道：

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类的资格。试想一下，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的、泥沼里的、马蹄印里的积水吗？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因此，大概他们不需要井吧。在日俄战争期间，除参战的士兵以及从军记者外，还有不少日本著名人士以个人旅游的身份考察中国。上述的户水宽人、内藤湖南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德富苏峰也游历了中国，并写下《七十八日游记》。下面主要以该书为例，考察日本知识分子在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印象。

德富苏峰在日俄战争期间遍访安东、奉天、辽阳、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京、天津、烟台、威海卫、上海、苏州、汉口、湘潭、长沙、岳州、武昌、南京、杭州等地。通过考察，他对中国产生了如下印象。

首先，德富在游记中列有“支那无国论”一节，认为中国人无国家观念。即：

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不仅没有国家观念，而且过去也没有像国家观念一样的东西。部分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即已观察到“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这一认识在日俄战争中普遍地得到了强化。曾作为从军记者亲赴战场的《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也就旅顺战役如此谈到：

清国人的地方心强，缺乏包括支那整体的爱国心，这就毋庸赘言了。现在位于庙堂或是处于地方掌握枢要的人，都以特定的地方为其权势根基，以之为立身之地，并为之出力。即使是张之洞到了京畿，但他所专注的依然是南清；即使是袁世凯担任了直隶总督，但他的根基仍在山东，离开山东，就没有袁氏。其他的实力派也是如此。且以满洲为根据地、为满洲尽力的人除了亲王之外再无他者，看到满洲遇难而如同隔岸观火的人比比皆是。其次，德富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中国是女性国。具体而言：

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这是支那有史以来的通患。虽说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该有一些防卫的力量，然而支那人连这一点都没有……说支那人是文弱之民倒是精当。支那也不是没有个别的勇士，如关羽、樊哙、鲁智深等。然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现在也是，其容貌、风采，到处都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不过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进行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是在防备侵略。他还如此诬蔑中国人，“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做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里不都在输入支那人吗？”

再次，中国人重视个人利益、缺乏公德心，看重形式和面子，是“贿赂”的国民。德富听说有中国人到战场上从死尸身上捡东西，看到手榴弹不知为何物，打开被炸死。由此，他污蔑中国人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即：

历经被征服命运的支那人死守安身立命的祖训……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以一个“利”字来解释……如果有什么可以让支那人努力的话，并不是什么君父之仇，不是国家也不是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成为勤奋家，而不惜舍弃生命。他还痛骂中国人贪生怕死，“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相反明哲保身才是至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背地里骂作傻瓜”。

总之，日本参加日俄战争的士兵和到中国考察的知识分子，都带着日本优越感和蔑华意识回到日本，并把这种观念广泛地传播开来。这种蔑华观，不仅助长了日本国民不断地支持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及行动，而且还“麻痹了后来日本士兵杀害中国俘虏与平民的抵抗心理与理性，结果导致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

第二，建立了“世界一等国”意识。

在2008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有关川岛芳子、李香兰以及《色戒》女主角原型郑苹如三位抗战时期女特务的纪录片中有以下情节：据李香兰本人回忆，她在中国成名后，生平首次回国，但在海关进行检查时，通过护照发现李香兰是日本人的日本检查人员，斥责李香兰身穿旗袍，称日本已经是一等国，为何要穿“三等”国民的衣服。这反映了日俄战争后在日本国民中间普遍存在的一种自我形象与中国形象的鲜明对比。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的胜利，自信已成为世界一等国，其国民也随之确立了世界一流国民的意识。负责国民教育宣传的《教育时论》就此谈到：“今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该报还主张日本应该“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这种思想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在日本国民中得到了广泛普及。

日本政界也同样持有世界一等国的自恃。政友会党报谈到：

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都雀跃不已。然而，媾和条约不仅没有预期的成果，且其条件也是那样的不充分，于是狂喜变为愤怒，举国舆论沸腾几乎不能控制。此时，又遇上新日英同盟条约发表，接着又是英国舰队来访，还有观舰仪式，而出征军队也陆续凯旋而归。于是愤怒又转为欢喜，到处都有欢迎庆祝活动。一喜一怒，雀跃而又扼腕，扼腕而后欢呼，恰如一场戏剧，在舞台上旋转的同时，战争使得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为大使。一等国的国民意识强化了日本“领导”中国和朝鲜的贪欲。新任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便如此强调了领导朝鲜和中国的“职责”：

我帝国跻身于前所未有的隆盛之域，列于宇内最为强盛国家之班……保护韩国使之对我信赖无疑，不断加强与清国之间的敦睦关系，披沥我帝国之挚情，共同驰骋于和平文明之大道，此乃外交之当务之急。近代以来日本的自我形象与中国形象总是呈反比关系出现的。与上述感觉良好的自我形象相比，日本对于中国的地位与印象反而恶化。中岛三千男对参加日俄战争的和歌山县粉河町士兵的信件进行分析指出，他们“一方面形成了对于中国、朝鲜的歧视、蔑视意识，另一方面，也确立了日本是大国、一等国的观念”。而这种日本形象的放大与中国形象的缩小，带来了日本人随便轻侮中国的行为。甲午战争前就来到奉天的苏格兰人克里斯丁在《奉天三十年》中这样写道：日俄战争中中国农民把日本视为“兄弟、救世主一样，热心地欢迎他们”，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军民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日本是最优秀的，支那是可以无视的。这种脸色表明他们不是作为救世主，而是作为胜利者而来的，他们将支那人视为被征服者，对之持有轻侮之念。另外，随着世界一等国意识的确立，日本开始追求、宣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04年10月以后，经过黄海海战（1904年8月10日）、辽阳会战（8月28日—9月4日）、沙河会战（10月10日—20日）等军事胜利，日本更加确信了本国国力，并将日本战胜的原因归结于日本文明的精神要素。

《大阪朝日新闻》在11月3日的天长节祝贺日本国民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宣扬日本国民“生此盛世、戴此圣主，逢此国运之隆盛，浴此王化之光泽”，无比幸福。11月16日，该报又特别强调日本“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对于日俄战争的取胜发挥了重大影响。

10月31日，《国民新闻》报道爱国心并非是出现于明治时代的新现象，其源泉蕴含于“日本帝国的历史”之中。1905年1月1日攻陷旅顺后，日本国民对其国力愈益自信，《国民新闻》又宣扬日本“已经成为一大强国班于列强”。此后，日本媒体不断报道日本“数千年来的特殊文化”，宣扬“说花要数樱花、说人要数武士”，强调“武士道”等日本特有的精神和文化。

新渡户稻造在日俄战争前夕就在英国出版《武士道》一书，在阐述日本文明与欧美文明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强调日本文明具有不同于欧美文明的独特性。他向西方世界宣传日本具有武士道的伦理体系，故即使日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也能实现文明。日俄战争后，该书更加受到追捧。

第三，世界文明论之内涵发生变化，宣扬“日本中心主义”。

日俄战争以后，随着日本世界一等国家自信的确立，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论内涵发生变化。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文明论主要指向的是西欧文明，日俄战争以后，则逐渐演化为日本中心主义。日本中心主义的内涵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

早在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IdealsoftheEast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artofJapan，即《东洋的理想》一书，后来翻译成日文回输到日本。他在该书中劈头提出“亚洲为一”的思想：“喜马拉雅山虽然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是，这只不过是对两者各自特色的强调。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来说都具有的‘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都未受到阻隔，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强调“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屈辱！”为此“东洋民族虽然分散独立，然再生的种子必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必须要感到自身的力量”。可见，冈仓天心确实是在呼唤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觉醒。

然而，冈仓天心所强调的“亚洲一体”论，是一种以日本为顶尖的金字塔形构造，他所要发扬的东方文明，不是中国的儒教、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教与佛教。冈仓认为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没有被征服过的民族的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先传下来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而中国却几经覆盖全国性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而使中国除了文献与废墟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标识”，而“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由此可见，与其说冈仓强调的是“亚粹”，倒不如说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的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其次，是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主张的“东西文明融合论”。他们试图把日本人在日俄战后确立的自负心理吸收融化到政治世界当中。

大隈认为日本人对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自觉到除了西欧文明以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道德、文学、美术以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美术，他们还对此产生了尊敬之念与真挚的研究之情”。他强调所有的文化都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日本，如今吸收咀嚼了白人的文明，并进而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②。1907年1月5日，担任学说政务的大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日本的文明》一文提出：

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进行接触的交界地，世界的一切文明要素都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都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即，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得以形成。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的职务，就任早稻田大学校长一职，翌年建立了以他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在1910年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创刊《新日本》杂志，积极投身于讲演、出版等活动。他的目的是要唤起日本国民的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的依据主要就是日本实现了“东西文明的融合”。大隈称：发源于亚洲的文明向东流布到达日本，另一支则向西流布到达欧洲，最后达到美国。这两大文明“环绕世界一周以后在日本首次接触……现在正是东西文明接触冲突的时代。这一冲突注定早晚会得到调和。在日本已经得到了调和”。由于日本调和了东西文明，因此日本“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对于融合东西文明，处于绝对性的主导地位”。

再次，日本中心主义还反映到史学教育当中。

1904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谕斋藤斐章在《教育时论》上分七次发表《应从中等教育中删除东洋史一科》。以此为契机，《教育时论》围绕中等历史教学改革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根据当时日本的中学教育原则，中学历史课分为日本历史与外国历史，外国历史又分为东洋史与西洋史。斋藤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教育是没有意义的，主张“或将支那及其他东洋历史穿插于日本史科目中，或将之容纳到世界史当中”。他倡导“为了体察现今东洋大势，一定要以日本史为中心，今天日本实际上成为东洋文明的中心、政治的枢要，必须要求其他国家附庸于我”。可见，以日俄战争的胜利为背景，日本人要求把以日本为中心的历史、政治、文化价值观传授给青少年学生。其以日本为中心的观念，也是来源于“东西文明调和论”，即认为日本人取得了统一、融合东西文明事业的成功。在教育界掀起的日本中心观，补充了大隈重信等立宪主义的“东西文明融合论”，并在政治家的引领、主导下，向社会进行了推广，从而得到了普及。

第四，东洋盟主意识进一步膨胀，并产生了所谓“改造支那”的“天职论”。

日俄战争后，随着世界一流国家意识的确立以及“日本中心主义”的盛行，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出现的“东洋盟主论”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几乎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信仰，并进一步演化为日本的“天职论”，成为指导日本国民行动的准则。

日本“天职论”的内涵随着日本文明论内涵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日俄战争以前，日本的天职论指的是移植西欧文明、最早实现西方文明的日本具有引导落后的亚洲国家实现近代化的“职责”和“权利”。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认为亚洲的文明化和近代化已不仅仅是西化，而要追求更高境界的新文明，要求亚洲的近代化中包含日本文明的要素。

1905年1—7月，《日本人》杂志连载田中守平的《东亚联邦论》。其所谓的“东亚联邦”，是指日、清、朝“东亚三国推行联邦制度，拥戴我陛下为联邦首长”。其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否定朝鲜、中国的独立能力，称“无法指望清韩两国将来以独自的力量维护永久的独立事业”。其二，借助美国加州等地排斥中日等亚洲移民现象，立足于人种观念，提倡亚洲需要建立黄色人种联盟。即：

观日本、支那及朝鲜现状，各自维护独立到底是困难至极的事情，加之受到白人各国对异种人的排斥，毕竟东洋各国需要东洋国家的联盟，黄色人种需要以自身的力量来构筑自身安全。依赖白人国家的同情，或欲借其力以图安逸，绝非上策。田中强调“日本帝国的天职，首先就是要启发、开导东亚各国人民，日本永远是人道的拥护者、和平的担保人，将东西两洋之文明统一起来”。显然，在他的东亚联邦构想中，日本是处于领导中、朝的位置上。这种构想在日俄战争以前就已存在，但在日俄开战以后得到了强化，并渗透到了民众层面。

倡导“东西文明融合论”的大隈也强调日本的天职论。其“东西文明融合论”的重点，并不是讨论日本应该如何作为东亚文明的代表者去对西欧指手画脚，而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的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他说：

我国已经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之完美，这是我国国民之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之天职。大隈所说的“亚洲劣等文明国”是指中国，“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保护该国、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与使命，而且日本也是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其“保护”、“拯救”中国的动力在于：

日本也应帮助支那的文明，增进其国力，这样不仅利在支那，而且也有利于日本自身。即支那增进国力，则可预防东洋动乱之危机，这必然带来商品购买力，进而可使我国贸易发达。可见，“东西文明融合论”在指向亚洲的时候，根据“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建立了日本“开导东亚”的使命论和责任论，形成了日本亚洲主义的一个构成要素。然而，事实上，正如野村浩一所指出的那样，只有“西洋文明”成为了“世界文明”，日本并不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只不过是在东洋的西洋文明代表者”而已。

总之，日俄战争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评价，具有刺激亚洲民族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增强了日本对华优越感和蔑视感。正如吉野作造回忆的那样：

我国已经找不到害怕支那的情况了。庚子事件以后，日本看透了清朝的真实面目，开始与列强一起欺负清国。日本告别了甲午战争以后对清国复仇的担忧。……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产生了作为军国称雄世界的自负心理，视支那等为狗屁不如。现在日本关注的不是过时的支那，而是俄国这一强敌，日本开始感到有必要应对俄国的复仇。毋庸置疑，这种心态对日俄战争后中日关系趋向恶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中国客体观”与“大陆政策”的强化

日本打胜日俄战争后，在媾和谈判中如何攫取“满洲权益”，在战后如何确保、巩固、扩大“满洲权益”成为其对华外交的重要课题。在此过程中，已经战胜白色人种之强俄的日本，对于黄色人种之弱清更是显示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在其对华观中，中国进一步沦为蚕食、侵略的客体对象。这种“中国客体观”在中日善后谈判、日俄协约的签订及《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确立过程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1.“中国亡国观”的“升级”与《东三省事宜条约》

在日俄战争过程中，清政府对日、俄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束手无策，由此，日本的“中国亡国观”几乎达到“固化”的程度。

在日俄战争当中及媾和阶段，日本对于清政府已经表现出一副“目中无人”的态度。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对于中国一方面采取拉拢政策，一方面又为战后攫取东北而拒绝缔结正式的同盟关系，事实上对清政府采取了一种无视的态度。

中国对于日俄战争的态度，不仅关涉到日俄双方的战争资源问题，也关系到战后处理的权重问题。日俄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奇耻大辱，同时也是一个从俄国手里收复东北的机会。虽然中国希望日本取胜，但战争之初正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分析的那样，“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起初，由于清政府无法预测日俄孰胜孰败，故倾向不明确表态。日本则一方面阻挠中俄接近，阻止中国向俄国提供战略物资，另一方面，考虑到日俄战争后的掠夺而反对与中国缔结公开的同盟关系，希望中国保持中立。1904年1月4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致电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和驻天津领事伊集院、上海领事小田切表示，日本内阁从各方面考虑，经天皇裁决做出要求中国保持中立的决议，电文要求劝说中国政府乃至有影响的地方大员，使中国“在表面上保持严正中立，实际上发挥牵制俄国的作用，即在不破坏中立的情况下，间接地援助我国。在内田与庆亲王的会谈中，内田表示日本发动日俄战争绝不图谋日本的私利，而是为了远东的和平与中国的“保全”。庆亲王以此为前提，表示清朝在表面采取中立态度的同时，当然会以巧妙的手段秘密援助日本，答应在山海关、承德、天津及其他军事要地配置适当的防御措施，同时承诺中国不向俄国提供煤炭、粮食等战略物资。1904年2月12日，清政府接受日本的劝诱，采取了中立政策。这给以东北当地为战略物资供给源的俄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事实上，在日俄战争中，中国对日本寄予了希望，暗中支援日本，不少地方大员相继向日军捐钱。闽浙总督李兴锐捐墨西哥银1万美元，两广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共捐10664日元、墨西哥银1万美元多，直隶总督袁世凯捐款上海银2万两、闽浙总督李兴锐与山东巡抚周馥联名捐款库平银5千两，福州将军崇山也为日本受伤士兵捐了款。

1904年5月以后，随着俄国在战争中的节节败退，中国有些报纸以及爱国官员提出与日本协同合作、共战俄国的要求。对此，日本劝告清政府继续严守中立。可见，在日俄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排斥建立正式的日清同盟关系。究其原因，除了顾虑到西方的黄祸论以及战后利益攫取等问题之外，这与当时日本的对华观具有密切关系。经过义和团运动及日俄战争，“中国已死观”已经成为日本各界主流对华观的定论。

1900年后，山县有朋成为与伊藤博文平分秋色的元老重心，作为桂太郎内阁的后台，山县的对华认识和意见对桂内阁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1901年4月24日，山县就日英同盟问题致信伊藤博文，其中再次确认了他的“中国亡国观”：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即使由于列强之间的均势需求而暂得保全，但外有俄国侵逼，内有乱民蜂起，到底难以保全其残骸，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之命运，非人力可扭转。政友会当中的“中国保全论”者小川平吉也认为中国是“已死的残骸”，但日本对此应该加以利用。即：

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此尸骸若有用于本国之道，则比起具备健全之体格者反而更为有利。俄国实际上就在以此妙用便其外交。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它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的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对其斩手断足，而招致其子民亲族的怨恨，莫如郑重地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他认识到世界列强对于中国领土执“保全主义”，因此日本应该联合中国迫使“俄国从满洲撤退”。但他所说的“联合”，只不过是一种非公开的联合和利用，而不是正式的同盟关系。

“中国分割论”者也持“中国亡国观”，否定包括非正式联盟在内的所有中日提携关系。政友会的林包明便强调不能将日、清、韩三国之间的关系混同为血肉关系，也不能以人种问题来看待三国关系。他嘲笑日本的日清提携论者，极端地污蔑中国和朝鲜：

不详于清、韩二国之国体人情者，欲相与结盟、生死与共。然彼等两国之一诺，实比娼妇之泪还轻。彼以顺势投降为智，何言道节、国辱？我国万万不可与不知廉耻之国结交，于心却仍暗自得意。况今之外交非精神、情谊之消极外交，而乃所谓权势、利益之实力外交。……不讲铁道、矿山等经济利益之同盟，只是徒具形骸之外交，日本宜以本国权益为基准，与清、韩直接划出两道界线。总之，政友会用非常现实的“利益观念”，彻底否定了平等的日清同盟关系。

在认定中国“已死”之后，中国就成为日本根据国际形势决定宰割方法的客体，中国的意志和利益完全被忽视。这典型地体现在中日善后谈判中。

在日俄谈判过程中，东北虽然是主战场，但其主人中国的意向，却未被日俄纳入顾虑的范围。日俄擅自将“南满权益”进行了转让。在国际法上，由毫无干涉权限的国家，决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命运，这是日俄战争外交谈判的本质。

小村寿太郎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外相，在发动日俄战争、日俄媾和以及中日善后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两次在中国任职，一有闲暇就会埋头研究中国，自负专攻科目就是中国。然而，小村的对华观始终是缺乏弹性的，看不到中国逐渐发生的变化，而只关注日本可以扩张的时机。

在小村眼里，中国是日本扩张的客体对象。他认为中国人的特长是“商人根性”，与日本的武士根性相比，“商人型的支那魂与武士型的大和魂”联合起来就可以找到维护东亚和平的钥匙。中国人“只要给钱，就会很好地工作。……只要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就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必定会加以欢迎”。而且，小村看到“清国积弊日久，已经病入膏肓，无论如何实施改革，也难凭自己的力量保持独立”，衰弱的中国在弱肉强食的法则面前，对于日本来说，既给列强提供了向东亚扩张的机会，成为近邻日本的祸害，但同时也为日本和列强共同向大陆扩张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一方面倡导日本进行财政、行政建设，扩张军备，同时又强调由于军事力量不足，而致使日本独立受到威胁，日本需要通过发动战争来充实自己，这就需要向大陆扩张。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小村看到没有日本的合作，列强就无法在远东施展技能，故他虽然在口头上追随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但实际上却要谋求在华主导权。

将中国作为扩张对象的小村，对于东北更是虎视眈眈。小村对华观的集大成是关于日俄媾和条约的意见书，其中指出中国“早晚难免被瓦解瓜分的命运”，“为日后在处理清国的重大事件中占据优势地位，现在就必须提前做好准备”。为此，“满洲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的利益范围，以期扩张我国利权”。

在中日善后谈判中，小村不仅要求继承俄国的权益，而且还要求进一步扩大在满利权，对于中国体现出一种目中无人的态度。为了准备与中国进行善后谈判，他在日俄战争中就委托《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内藤深受小村的器重，成为小村北京谈判的顾问，其后还担任了间岛问题的秘密调查工作。

内藤对中国人具有强烈的蔑视感。1899年，他在反对“支那人杂居”一文中，用“不洁”、“罪恶”、“下等种族”、“堕落民族”等词汇形容中国人。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内藤否定中国人的政治改革能力。1902年年末到1903年1月，内藤受小村嘱托考察东北，这是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内藤与小村一样，分析中国是为了在中国寻找日本扩张的间隙。通过实地调查，内藤确信日本即使是“赌上国家命运”，也必须要与俄国开战。日俄开战以后，内藤思考战后的东北处理问题，其根本方法是“去名就实”，主张中国将俄国在东北的诸项特权让渡给日本，而且作为“恢复满洲主权”的报酬，清朝具有提供更多利权的“义务”。内藤的东北考察结果，无疑对小村的北京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小村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日俄之间，首先谈好了满洲的权利处理问题，在这一点上，支那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日本根本就未将之放在眼里……因为日本的提案超过了俄国原有的权利，方才有了与之商谈的必要。”可见，小村完全无视中国的态度和利益。1905年12月22日，小村逼迫清政府签署《东三省事宜条约》，规定：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朴茨茅斯和约》允让日本的一切“概行允诺”；日本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的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附约》规定，清政府给予日本如下利权：（1）中国于撤兵后从速将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库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16处开辟为商埠；（2）如俄国将护路兵撤退，日本允照办（实际上是长期驻扎“护路”军队）；（3）日本得继续经营战时修筑的安东至奉天的军用铁路，以15年为限，届时估价卖给中国；（4）允许设中日合营木材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5）日本得在营口、安东和奉天划定租界。上述条约不仅迫使中国承认日本对俄国权益的转接，而且还攫取了沈阳沿岸的渔业权，鸭绿江、浑河沿岸的森林采伐权、矿山开掘权以及辽河、松花江、鸭绿江的航行权等，这是对俄国在东北原有权益的进一步扩大。

日本知识界也无视、蔑视清政府，提出了“满洲委任统治论”和“满洲直接占领论”。《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提出“满洲委任统治论”，即中国把东北委任给日本进行统治，其理由如下：清国地广，无人以满洲为权势根基，也无人为满洲尽力。故余辈以为今欲以清国之力维护满洲，则唯有一途，即清国朝廷返回奉天，不依赖朝臣而直接依靠天子威信进行统治。然而，今日之清朝统治者到底难以做出如此英明决断。故先请清国将满洲统治委任于日本，再图他日之谋，这是唯一良策。呜呼，委任统治，乃大势所趋。该文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3月30日）、《大阪朝日新闻》、《万朝报》（4月5日）、《中外商业新报》（4月1日）等纷纷对此表示赞同并先后进行转载。1905年4月17日，《东京日日新闻》对此也表示了好评，后来《山梨民报》、《福冈日日新闻》等地方报纸也支持、介绍了“满洲委任统治论”。而《时事新报》、《国民新闻》、《日本》等则对“满洲委任统治论”表示了不满，主张直接占领东北。

总之，在日俄战争期间，尤其是在中日善后谈判过程中，中国在日本眼中并不是以主体身份出现的，而只是在日本膨胀扩张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无所作为、无需顾忌的客体存在的。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于所获权益的痴心”成为“在日俄战争中直接拿生命作赌注的人们的共识”，此后“满洲是日本付出20万国民鲜血之代价换来的”，此类言论成为日本的口头禅，导致日本的对华政策日趋僵化。

2.“中国客体观”与日俄协商

在日本签署“日俄协约”的过程中，日本相关政要的对华认识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客体观”。

日俄战争后，攫取了“满洲权益”的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野心日益膨胀，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政治家为了守护东北领土而对日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合作政策，中国民众也掀起了收回东北利权的活动。在中国抵制日本向东北的扩张、强化对东北的统治问题上，日本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威胁”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主体观”和“中国客体观”问题上。北冈伸一在《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一书中提出了“中国主体观”与“中国客体观”的概念。所谓中国主体观，是指中国依然是一个强国或是潜在的强国，故主张日本应将中国作为伙伴或敌国的主体。所谓中国客体观，是指仅将中国视为日本扩张的客体。而这两种中国观是普遍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的，但二者何者占据主导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中国观是属于中国主体观还是客体观，从而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倾向。日俄战争后，日本制定的“日俄协商”与“帝国国防方针”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两种中国观。但不得不强调的是，日本的“中国客体观”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政要言论中体现出的所谓的“中国主体观”，大多情况下都是出于策略和战术考量而夸大中国的力量，以推动日本的军备扩张。

“日俄协约”主要是在山县有朋的推动下签订的。山县有朋作为首席元老和陆军最高实力派，从万无一失的角度出发，对日俄战后中国要求收回东北利权保持了警戒态度，故他把中国定位为或要争取的对象，或要预防的主要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把中国是当做一个主体看待的。

山县对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称“遵从我国劝告，严守局外中立……对我们的作战提供了不少便利”。他在日俄战争后也把强化对中国的提携作为紧次于军备扩张的急务，同时还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敌国。

1906年9月10日，山县上奏《帝国国防方针设想》，对清末新政改革提出了不同于日本普通舆论的看法，将中国视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敌人，对中国收回东北权益表示了警戒。即：

我国作战计划之第一敌人乃俄国，没有必要以其他欧洲强国为敌，而片刻不能忘记的是仅次于俄国的敌人是清国。……我国与俄国开战破敌之后，向来最为畏惧俄国的清国顿生轻视白色人种之心，同时自觉到有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独立的能力，遂到处出现收回利权的现象，就连有守旧台柱之称的北京政府现在也发布了约定将来立宪的上谕，激烈地讨论官制改革，今后若能改革租税，建立兵制，则必将成为不可轻侮之敌。故清国先在满洲尝试妨碍我国利权，不无引起激烈冲突之虞，殊到关东租借期满，他们必定要求我国撤退，我固不能允之，在谈判陷入窘境时，难保不至开战，是乃我国作战计划应以清国为第二号敌人之所由。山县不仅担忧清政府在关东租借期满之时，坚决要求收回相关利权，而且更加害怕其头号敌人与清政府联手对付日本，故他主张日本应该拉拢清朝，以免日俄对立之际，清朝援助俄国。

1907年1月25日，山县向西园寺公望首相提出《对清政策之我见》，在回顾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清朝受到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掀起了收回利权的热潮，并对中国收回东北权益表示担忧。他不惜否定日俄战争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企图扑灭中国的自信，同时表示日本断然不能放弃东北权益，鞭策日本加紧开发、巩固东北利权。即：

甲午战争之后，我国之武力得到世界之承认，同时清国之软弱无能亦暴露于世人面前。欧洲列强向来不详于清国内情，而以其国土广大、人民众多而不敢横行，至此，则识破了清国之真相。我国政府未曾料想各国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大有分割清国之势，故而感到反需加强对清关系，以预防东洋发生不测。然而，鉴于古今中外之实例，战败者对于战胜者抱有复仇之念是在所难免之事。1895—1896年间，清国政府实力派亦似曾燃烧过复仇思想，在1896年俄皇举行戴冠仪式之际，李鸿章作为清国特派大使远赴俄都缔结所谓俄清密约，且同意俄国铺设东清铁道。这原本出于俄国外相罗巴诺夫与藏相维茨特之巧妙劝诱，然李本身也想借助俄国之力向我国复仇，这从当时李鸿章与清国政府往复电报中便可得知。此外，张之洞也忽从多年之迷蒙中惊醒，积极养兵练武。此间，欧洲列强对于清国之压迫，迅猛增长，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租借关东州，英国占领威海卫。列强还纷纷要求铺设铁道、开采矿山。至此，清国上下也大为惊醒，认为与其坐等列强贪得无厌之要求，莫如依赖同文同种之日本，以共图东洋之和平。故而，向我帝国学习成为风靡清国上下之趣事，以前独从德国聘请陆军教官，现则亦从日本雇佣，我国受聘赴清国作警察、学校教官、技师者不断增加。此间，清国确实是舍弃了多年之积怨，甚至产生了与我国缔结同盟密约之希望。

1900年之义和团事件，成为使清国日益倾心于我国的一大原因。此前，清国朝野志士由于战败并进一步遭到列强之压迫，感到必须变法自强，甚至开始倡导政体革新。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改革派，虽未成事便被中央政府镇压，然由于不满于白人跋扈之志士占据政府枢要地位，互通气脉，终于酿成团匪之乱。在镇压此乱之时，我国军队成为列强主力，并使列强承认我军之精炼，这实际上成为此后日英同盟之萌芽。然而，北京城陷落后，我军之纪律严正与我国政府之好意使清国上下更加信赖我国，不仅加大了从我国招聘相关人员到清国做文武教官的力度，使得教官人数剧增，而且赴我国留学之人数亦骤增。我国对于清国也友善相待，为改善彼国军队，甚至还承诺在我国陆军士官学校培养彼国学生。

1895年，俄国迫使我国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国，而今却租借旅顺大连，将之作为军事港口，不仅铺设与本国相连的东清铁道，还趁所谓团匪之乱，占领满洲一带，进而欲施威于朝鲜，不仅遏制我国利权之扩张，而且有危害我国独立之虞。清国软弱不能迫使俄国撤兵，故我国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兵，反复交涉未遂，而出于自卫不得不一睹国运，宣布开战，获得意外大捷。此间，清国按照我国劝告采取局外中立政策，为我国作战提供了不少便利。然而，战胜后，我国迫使俄国撤兵满洲，而取代俄国成为南满主人，从俄国继承了关东州、长春以南之铁道等权益，在满洲获得了牢固的立脚点。至此，清国对于我国又复生猜疑之念，动辄妨碍我国之设施。

现今，清国对于欧洲列强之反抗日益凶猛，朝野上下对于回收利权、维护主权之要求都颇为炽烈。而我国与俄国开战获得大捷，确实已促使清国人心觉醒，使之产生不劣于白人之感。这似乎煽动了愈益高涨的利权回收热潮。盖日本与强俄作战取胜，绝不能证明有色人种比白色人种强，只是证明了善于学习欧洲文明的有色人种可以战胜落后于文明潮流的白色人种而已。毫不思考又无见识的大多数有色人种，都看到日本人与世界上最强的白色人种开战并取得空前大捷，便以为“我等亦无须默认白色人种之跋扈横行”。此种想法在亚细亚、非洲大为流行，而持有此种思想的有色人种大抵都崇拜我国，认为我国伟大，似乎有意仰仗我国为盟主。独清国不然，急于排斥外国势力，对于我国也丝毫没有宽容之状，对于我国对满洲的经营横加反对与妨碍，需要彼我两国协商之事业百般受阻，其弊日胜一日，这便是现状。

最近一两年来清国之外交政策倾向于所谓对外强硬一点。苟若有理，与之相争是当然的，然即便无理亦频频强调自我主张而不屈服。向来对清国采取高压政策的列强，现在反而有些忌惮清国，似乎在克制刺激清国排外感情之言行。清国之对外强硬政策多少奏了些功效，如关税问题、南昌教案、西藏问题，结果足以使对外强硬派愈益嚣张，所谓回收利权与维护主权派，今后是否会继续发展，已是无须赘言的。在南满洲占据一席之地的我国每办一事都会受到阻挠，从而产生诸多不便，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我国用数万生命与数亿金钱赢得的满洲利权，断然不能因为清国的异议而退缩，更不要说是抛弃了。以现在的形势来推测，十几年后，到租借期满之时，清国恐怕会要求我国归还关东州租借地，但只要世界形势与东洋局面不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就断然不能答应这种要求。而且，我国对于推进满洲的经营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要为扩张利权、巩固地位而制定计划。山县上述对于中日关系及中国对东北问题态度的分析，是其主持出台帝国国防方针的重要认识基础，即维护、巩固所谓的“满洲权益”，防止中国在东北租借期满时收回相关权益，是日本于1907年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重要动因之一。

山县对于“满洲权益”的“执着”和“固守”是一贯的。1909年4月29日，山县向桂首相、小村外相和寺内正毅陆相提出《第二对清政策》，进一步表达了对清末新政改革有可能刺激中国扩大利权回收热潮的警戒：

清国在两宫相继驾崩、袁世凯被罢黜以来，难以探察其政治中心究竟在哪方。然而，今后十年以内颁布宪法召开议会的方针，则似乎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事情。年内立宪预备机构咨议局已经在各省开设，咨议局的开设是否有利于清国政治的改良与财政的整理尚不可知，但许多人认为它将助长国家分裂，削弱中央权力，导致动乱不断。……但现在西太后的驾崩并没有带来什么事变，革命党也没有获得可趁之机，由此看来，清国中央政府的权力未必像世间所想象的那样薄弱，故咨议局的开设也许会带来善果，最终导致宪政的发达亦未可知。若果然如此，其实力姑且不论，回收利权的热潮必定会更加猛烈，其影响所及之大，不得不令人戒备。为此，山县主张日本应该加紧对东北的移民开发。然而，事实上，山县对中国的评价依然是有限的，他强调到东北租借期满时日本要不惜“使用最后手段，使北京政府听从我国的命令”。因此，坂野润治认为山县为向日本当局强调中国收回东北权益的“危机”而有夸大中国实力的倾向。

担心中国收回东北权益的山县，将巩固、扩大“满洲权益”做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为此，他主张日本在东北问题上应与俄国结盟确保彼此的权益。即：

我国与俄国为满洲问题虽然进行了一场大战，但媾和条约规定我国占领满洲、俄国占领北满，现在两国共同从事于满洲经营。……若俄国不急于南下，我国也不急于北进，那么双方之间就没有重大的利害冲突，可相互协同。基于上述认识，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彼得堡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和附属文件，实现了第一次结盟。日俄双方公布的内容是：

缔约国一方约定，尊重另一方保全现在之领土。同时约定，相互尊重……缔约国与清国现行各种条约及契约所产生的一切权利（限于不违反机会均等之权利），以及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签订之条约及日本国与俄国缔结的各种特殊条约所产生之一切权利（第一条）。

两缔约国约定，承认清帝国独立及保全领土，以及各国在清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同时约定，依据本国可采取的一切和平手段，保存现状及文化并支持前述原则之确立（第二条）。日俄两国除缔结了上述公开协约之外，还签署了秘密协约，其内容如下：

日本国皇帝陛下政府及全俄国皇帝陛下政府欲消除有关满洲、韩国及蒙古的一切纷争和误解的原因，兹协定如下条款：

第一条日本国鉴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及活动集中在满洲的自然趋势，且希望避免作为竞争的结果而可能产生的纷争，约定在本协约追加条款所规定的分界线以北的满洲，不为本国、本国臣民或第三者谋求任何关于铁路或电信权利的让与，并约定在该地区不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政府对所扶持的各项权利让与之请求。俄国约定……在上述分界线以南至满洲，不为本国、本国臣民或第三者谋求任何关于铁路或电信权利的让与，并约定在该地区不直接或间接妨碍日本国政府对所扶持的各项权利让与之请求。

根据1896年8月28日（即俄历8月16日）及1898年6月25日（即俄历6月13日）缔结的东清铁路铺设契约，属于东清铁路公司的一切权利及特权，在\[本条约\]追加条款所决定的分界线以南，对该铁路部分依然有效。

第二条俄国承认日本国与韩国基于现行条约及协定而存在的政治利害的共同关系，并约定不妨碍、不干涉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国约定，对俄国在韩国的政府、领事官、臣民、商业、工业及航海业，特别是在缔结有关条约之前，给予全面的最惠国待遇。

第三条日本帝国政府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并约定不做损害该利益之任何干涉。

第四条两缔约国对本协约严守秘密。其追加条款的内容如下：

本条约第一条所揭示的北满洲及南满洲的分界线如下：该分界线自俄韩国境的西北端开始，经珲春及必尔腾湖北端至秀水站画一直线，自秀水站沿松花江至嫩江河口，再上溯嫩江水路至托罗河河口，然后沿托罗河水路至托罗河与格林威治东经122度的交叉点。由此，日本从1907年至俄国革命爆发，共与俄国四次缔结日俄协商条约，日俄两国分别承认、尊重对方与清朝缔结的旨在攫取中国利权的条约，两大帝国主义国家为确保他们在中国东北及蒙古的权益进行了针对中国的联合。

3.“中国客体观”与《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可谓是日本的“中国客体观”的集大成之作。

在日本看来，日俄战争的胜利，才真正地实现了幕末以来国家最大的课题，即国家的真正独立。因此，日俄战后日本开始探索新的国家目标和战略。1907年4月，日本制定《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国防需要的兵力》，以及《帝国军的用兵纲领》（总称为“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国防政策的基本方针，明确了新的国家战略和目标。

1906年参谋本部田中义一中佐认为日本需要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制定新的国防政策，起草了名为《随感杂录》的意见书，论述了制定新国防方针的必要性。陆军元帅山县有朋和陆相寺内正毅审阅《随感杂录》之后产生同感，并委托田中起草国防方针草案。8月31日山县收到田中起草的《帝国国防方针草案》，即《田中草案》。《田中草案》是在《随感杂录》的基础上完成的。10月，山县向天皇上奏制定国防方针的必要性以及有关国防局势的意见，并提交了在《田中草案》基础上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草案》，即《山县草案》。12月14日元帅府奉旨就《山县草案》进行咨询，决定以山县的意见为基础制定国防方针。12月20日，参谋总长、军令部长开始制定国防方针，1907年2月1日“帝国国防方针”出台，经过首相审议，4月4日得到天皇批准，4月19日正式成立。

最初动议制定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是田中义一，帝国方针又是分别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二大敌人的。那么田中对于俄国、中国的评价如何呢？日俄战争后，山县对来自俄国的威胁表示了高度警戒，而田中则对俄国的战斗力作出了较低的评估，同时，对有可能到来的俄国的报复战也没有给予高度评价。在《随感杂录》及《田中草案》中看不到山县那种有关日俄关系紧迫性的认识。《田中草案》虽然也将俄国看作第一假想敌，但其理由是：“俄国……最终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而《山县草案》则将此修改为“必然会”卷土重来。可见二者有关俄国报复战的可能性是存在差异的。同时，田中对中国的评价是极低的。在《随感杂录》中，田中判断中国几乎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田中草案》称对清作战“胜败自明”，故日本的作战应该着眼于战后利权的攫取上，主张将中国南方作为攻略的第一要地。其“南进论”的意图在于：

扬子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生产力之富饶足可以富国，台湾海峡之支配足可以雄振远东。东以韩国为根据地，经略南满，西以清国南方到扬子江流域为活动范围，逐次谋求我国实力之进步。盖我国担当远东霸主之宏图不可阻挡。北冈伸一认为《山县草案》对胆大妄为的《田中草案》进行了修正，山县没有向中国本土进行极力扩张的主张，故山县的中国主体观大于中国客体观。然而，事实上在南进政策上，山县也具有与田中相同的意见。山县在其帝国国防方针草案中提出：

清国不能独立维护本国秩序，在清国与外国发生国际争端时，我国不得不向清国出兵，首先占领适合扶植帝国国权之地。值此之际，我国应该采取的方针，首先是以台湾海峡为主，确保对南清的占领，然后着手攻略北京。可见，山县也具有中国客体观，并以向中国扩张为根本目的。只不过是田中的这一要求更为露骨。山县认为当“俄清联合对我作战时，为打破其联合的机能而应首先攻陷北京，再根据情况攻略南清”，而田中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价几乎等于零。

可见，不论是山县，还是田中，他们虽然就中俄联合对日本构成威胁的可能性认识不同，因此在评价中国时也产生了是否有拉拢中国之必要性的分歧，但是，在向中国扩张这一点上，他们都存在中国客体观。这集中地体现在《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确立的“攻势国防战略”上。

其实，在《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出台之前，日本存在“守势国防论”与“攻势国防论”的分歧。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制定了“陆主海从”的军事战略。由于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的胜利大大超出了预想，建立了“大功”，故战后山本权兵卫海相与陆军展开了争夺军事主导权的斗争。具体而言就是与桂太郎陆相争夺“帷幄上奏权”，这种斗争也反映到对于日本国防环境的定义问题上。山本将日本定义为“岛上帝国”，从岛国的地形特征以及贸易上的高依存度考虑，认为强化海军、确保制海权是日本国防最为重要的内容。日本海军应该在“敌方舰队逼近我国海岸之前，就将敌人扫荡到远海”，陆军是在“海军失利呈现出败退之势”时才需要的。可见，这是一种“守势国防战略”。然而，日俄战争后，俄国舰队覆灭，日本海军失去了假想敌，而俄国的陆军依然不可小觑。日本为了巩固、扩大东北权益，陆军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在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确立陆军对于海军的主导地位，以陆军的作战计划为基干，成为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重要目标。日本陆军主张“大陆帝国论”，其作战范围并不局限于日本国内，而要求向中国大陆扩张，这就决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要否定海军的“守势国防战略”，采取“攻势国防战略”。

《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第一项明确了“开国进取的国是”，规定“今后必须按照此国是，致力于国权的伸张、国民福利的增进”，为此，对于通过日俄战争中“牺牲了几万生灵及财产扶植起来的满洲及韩国的利权……不仅要拥护，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张，这是帝国施政的根本方针”。该项还接着规定：“帝国军队必须要从这一国是出发，凡对于侵害我国权益的国家，至少在东亚应采取攻势国防战略。”

上述内容表明，《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明确否定了山本权兵卫的“岛上帝国”和“守势国防论”，将维护扩张大陆权益作为日本国防至高无上的目标。在这一国防战略当中，中国只是日本扩张的客体对象，没有主人的地位。《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了日本大力推行大陆政策的根本方针，由此，基于“中国亡国观”的认识基础，不断蚕食、侵略中国也就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必然趋势。

第五章“中国亡国观”的“应验”——分裂“满蒙”

进入1910年代后，中国资产阶级看到腐败昏庸的清政府无法阻挠列强的侵略，便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推翻封建清王朝，建立共和制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近代化革命。

辛亥革命之际，日本政局也迎来了重大转折，进入“桂园时代”。直到明治中期，在实质上掌控日本政权的是藩阀势力。日俄战争后，藩阀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渐发生动摇，日本政坛出现了新兴的政治势力。随之，日本进入由元老、军部（陆海军）、内阁（外务省）、政党构成的多元化决策体制时代。这种体制与大陆浪人的政治影响，再加上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中国政治形势的激变，使得日本的对华认识和行动看似千变万化、缺乏统一。

中日学界在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对策方面，已有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其辛亥革命认识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本章通过对上述日本对华决策的各个主体、辛亥革命时期异常活跃的大陆浪人，以及对舆论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日本知识子的相关言论，解析日本的辛亥革命认识，并揭示日本的辛亥革命认识对其对华政策的长远影响。

一、日本政界的辛亥革命观及对策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政局逐渐步入“桂园时代”，即出身于长州派的官僚桂太郎与政友会党首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此时，藩阀和政党成为政界的两大势力，各自具有稳定的支持地盘和相当稳定的领导人。山县领导下的长州派由于极力推动日俄战争而确立了优势地位。在桂园时代，山县成为头号元老，桂太郎成为首相或是下届首相的第一候选人，寺内正毅则是下届首相的第二候选人。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点是都出身于陆军。由此，发迹于陆军的山县派即长州藩阀，成为凝聚整个藩阀的核心所在，构成了日本权力的中枢。另一方面，由于萨摩派的影响力只停留在外务省、大藏省及其周边，没有广泛拉拢乡党的余地，故在两大藩阀对立体制内部，失去了优势地位，萨摩藩阀走向了与政党合作的道路。伊藤博文在1909年被刺后，西园寺公望接替伊藤成为政友会总裁，构成“桂园体制”的重要一翼。另外，贵族院和陆军都是山县派的构成要素，贵族院形成了山县派握有实权的官僚派阀。但不论是桂太郎代表的长州派还是西园寺代表的政党势力，在辛亥革命期间，他们的共同课题都是推行大陆政策，尤其是确立日本的“满洲权益”。

元老、政党和军部是最为直接影响日本的辛亥革命对策的决策主体。日本政界有关辛亥革命的认识和对策大致有三种。其一，援助清朝、阻挠革命派。元老及陆军长老属于该派，他们希望中国恢复颓废的组织机构企图趁革命动乱之机巩固“满洲权益”，故可将之称为“满洲主义者”。其二，援助革命派。犬养毅领导的在野党——国民党是其代表，他们希望通过援助革命军，在革命胜利后获取大量的利权，故可将之称为“利权主义者”。其三，既援助清政府又援助革命派。此派又分为两个派别。首先，是以宇都宫太郎、上原勇作为代表的陆军参谋本部，企图通过两面援助的手法策划中国南北对峙，在中国建立两个或三个分别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分立国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均较为强硬，故可将之称为“强权主义者”。其次，是西园寺公望和原敬领导下的执政党——政友会，也以巩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为主旨，先是采取了待机观望的态度，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进而采取了表面援助清政府而暗地援助革命派的两面手法，故可将之称为“机会主义者”。

1.陆军长老的满洲主义“援清论”及其政策

日本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辛亥革命。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向外相报告了起义爆发的消息。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驻上海、广州、香港、天津、奉天的总领事以及驻长沙、沙市、长春、苏州、南京、福州、杭州、汕头、重庆、芜湖、芝罘、哈尔滨、辽阳、九江、铁岭等地的领事也不断向日本政府传达有关革命的动向和各地的革命情势。日本内阁和议会数次召开会议商讨中国局势，天皇还召集元老重臣开会，讨论对华政策。

日本政府初期的辛亥革命对策是在元老及陆军长老的影响下制定的，要求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采取了援助清政府的政策。日本起初对革命的性质认识不清，将武昌起义称为“武昌暴动”、“南清变乱”或“革命党起义”，将革命党人称为“暴徒”。在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趋势无所预见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911年10月24日出台了如下政策：致力于满洲现状的维持和防卫，等待有利时机扩大利权，延长租借期限，以图“根本解决满洲问题”；日本还要成为唯一能够绝对保证中国稳定局势的国家，以强化日本在华“优势地位”，并使中国及列强承认日本的这种地位。该决议与其说是对策，莫如说是宏观方针，表明日本的辛亥革命对策旨在趁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尤其是“满洲权益”。11月28日，日本政府对革命局势逐渐有所把握，决定了《关于时局的重大方针》。该方针的要点有二。其一，认为单靠清政府是难以镇压革命的，而革命军也是脆弱的，故日本应该从观望形势转向与相关列强进行调停，尤其是与英国进行协调。其二，中国当下的重大问题是政体问题，“共和制度根本不适合清国的国情”，中国“应对当前局势的最佳方策是放弃共和制这一空论，同时，满洲朝廷应该去除专权之弊，重视汉人的权利，在满洲朝廷的名义统治下，由汉人施政”。可见，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对英协调的前提下，要求中国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宪君主制。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实施了为清政府提供武器、支援清政府的政策。该政策在内阁会议上主要是由外相内田康哉制定的，其背后则有元老山县有朋、陆军首脑寺内正毅、官僚桂太郎等长州派领导人的极力推动。

山县有朋既是藩阀的掌门人又是军部重镇，尤其是在伊藤博文被刺身亡后，他在元老当中对于日本政治的发言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当时日本的首相是由元老推荐决定的。可见，山县对于日本的对华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山县究竟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相关局势呢？

日俄战争结束后，山县便提出了对华警戒论，在此基础上实施了日俄协商政策。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山县还在担心清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立宪政治会稳定国内局势，担忧中国实现“宪政的发达”，则“收复利权的热潮也就越来越猛烈”。1911年7月31日，山县又在《对俄警戒论》中谈到对清政府的看法：

清国的将来不得而知，然而中央政府的权力与信用似乎不像以前世间所想象的那般堕落，在今后数年内也许会顺利地开设议会，在政治经济上都洗心革面。即使是现在，其陆军也已不似从前，如果所谓三十七个师团建成，尚大有前途，据说其中的十三个师团已经完成，其节制训练未必可辱，而且其余师团似乎也有不少具有混成旅团的实力。若清国兵备得到充实，则会因甲午之役而向我报仇，这是必然之势。采用外交手段果能使之永远依赖我国乎？老夫欲信之而不得也。据今日外电所传，清国大抵决定从德国招聘陆军顾问及教师，其真伪尚不确凿，然而数年来德国对清国之用心非同寻常，而且陆军大臣阴昌甚为崇拜德国，上述报道恐怕都是事实。清国军队将来大有希望，而万一德国势力渗入清国军队，是否会占据如同其在土耳其军队中一样之地位，无须赘言这是我国之心腹大患。此段言论，看似对“中国亡国观”进行了修正，并对清政府统辖中国的能力给予了重新评价，然而，实际上山县的真实用意在于担忧中德接近不利于日本的对华扩张。故辛亥革命爆发后，山县一方面主张通过援助清朝、施恩于清朝，拉拢中国的正统政府，以维护、扩张日本的“满洲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镇压辛亥革命，对中国内政表现出了横加干涉的态度。

山县建议日本政府积极援助清朝，镇压革命。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出兵镇压革命势力，山县对此表示了不满。1914年8月，他对民间大陆浪人及新闻记者倡导的援助革命论进行了批判：

回顾帝国的对支政策懈怠且错误已久。前年革命在武昌汉口爆发以后，帝国政府没有帮助爱新觉罗镇压之，又不思对袁世凯示好以为后图，只是左顾右盼不能决断，其间清亡中华民国兴，袁世凯一时成为总统掌握民国政权。此间帝国的操觚者们一边对革命党深表同情，一边与之同谋声讨出卖清朝的袁世凯不忠不义，公然斥袁，独与孙中山、黄兴等党同。帝国政府对此放任不管，结果导致帝国政府与国民失信于支那南北两方，遂使袁世凯产生轻侮我国之念。另外，山县派的其他重量级人物也主张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寺内正毅也期望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并对清政府的倒台表示“诚乃遗憾万千”。据犬养毅的盟友古岛一雄回忆，在犬养毅一行即将到中国援助革命之际，枢密院顾问官都筑新六与古岛一雄会谈，反对中国建立共和国。都筑是元老井上馨的女婿，因此他的上述意见可视为井上的意见。此外，《报知新闻》、《国民新闻》等报纸杂志也有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派的论调。

干涉派为何主张援助清政府、干涉革命呢？其一，从维护天皇制的观点出发主张干涉革命。他们担忧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革命派成功建立共和政府会影响到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例如寺内正毅曾表示：“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极大，实为可惧。”德富苏峰在武昌起义不久后就批判清朝的国家体制导致了革命的必然性，将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实物教育”警戒日本也发生类似革命。他认为“黑死病是有形之病，而共和制是无形之病”，担心中国“建立共和制政体，与日本帝国之国是——皇权主义发生冲突”，主张日本对于中国的政体变更问题必须进行明确的干涉。当时就有人认为德富的上述干涉论是受“东洋的俾斯麦”——桂太郎的暗中授意。

其二，因担忧新近吞并的朝鲜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发生动乱、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动摇而主张镇压革命。《大阪朝日新闻》就表示，“我国此时如果同情他国的叛乱，就不得不顾虑这对新近归附（日韩合并）的朝鲜人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一方面在国内严禁危险思想，而另一方面又肯定国外的危险行为，这是相互矛盾的”。德富苏峰也持有上述观点。

其三，巩固、扩大“满洲权益”是“援清论”最为根本的主旨和企图。

山县等陆军上层是以趁机巩固、扩大“满洲权益”为对华政策的底线的，并不是真正地“青睐”中国采取君主立宪制。因此，他们对于“背叛”了清朝的袁世凯并无恶感，对于袁世凯的帝制计划（1915—1916年）也并未表示反对；对于后来一连串的清朝复辟计划，也并不是那么同情。扶植软弱的中国正统政权，巩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辛亥革命后，山县支持弱化了的清政府，后来又支持成为正统政权的袁世凯。山县曾在1916年1月26日对高桥义雄如是说过：

自己希望与袁世凯联手以获得日本应该领有的利益线，支那是共和制也好，帝制也好都不必过问。总之，在袁下台之前就应该与袁握手……当袁倒台、第二个统治者兴起之后就应该与新主宰者共事，确保日本的利益线才是我们的宗旨。寺内正毅也继袁世凯之后，与段祺瑞进行了“提携合作”。

为了巩固、扩大“满洲权益”，山县还主张向东北派遣一到两个师团的兵力。该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山县及军部对于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并在1912年的桂太郎内阁一度通过增设两个师团的法案。

总之，山县、寺内等陆军长老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以扶持中国软弱的正统政府、巩固“满洲权益”为第一要务，主张援助清政府、镇压革命派。

2.参谋本部的强权主义“分裂论”及其对策

陆军最为重要的政策是极力推进大陆政策以及强化军备。相对而言，山县、寺内作为陆军的最高层，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中国的能动性，其大陆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满洲权益”的巩固和扩大上。而参谋本部作为军令机关，持有中国客体观，无视中国的能动性，把中国视为日本扩张的客体对象。他们对于大陆政策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东北，而是着眼于全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辛亥革命对于参谋本部来说是日本分裂中国、操控中国的大好时机。

1910年12月，陆军省内部起草了名为《对清策案》的文书，其中预测中国政变将近，列强有可能动用武力加以干涉，届时日本将成为核心成员。对清作战的胜败当然是明确的，但日本在中国本土上扶植的利权较少，而清政府的赔偿能力也极为有限，故有恐再次出现庚子事变中劳多得少的结果。而且，如果对清作战不能推翻清朝统治，就会陷入以庞大的国土和国民为对手的长期泥沼化战争。该方案从战略合理性出发，主张对清作战应以“获取利益”为重点，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陆军省对上述方案进行了修改，加入如下内容：有人往往过于乐观地解释支那。然支那并不逆世界大势而动，纵然有所迟缓，但其进步之状与甲午之役时相比一目了然。随着回收利权、排外思想的发展，他们产生了民心渐次统一的倾向。故对于过度的轻视必须要慎重。对于担心战争长期化的内容，参谋本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地广人多的清国人是最易驾驭的人民。他们为君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国民奋起斗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假令有也是）”。参谋本部主张删除有关担心战争长期化一节，但被陆军省拒绝。上述内容的插入以及保留，反映了陆军省最高首脑即寺内正毅的意见，山县也阐述过相同看法。从上述经过来看，参谋本部绝大多数人都持有中国客体观。

北冈伸一的研究表明，日俄战争以后，陆军内部逐渐确立了寺内体制。寺内于1892年3月就任陆相，一直到1911年8月历经九年五个月才下台。尤其是在为日俄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儿玉源太郎死后，寺内不仅成为陆军长州藩阀的要人，而且成为整个陆军实际领导人中的头号人物。虽然也有不少人在日俄战争中立功，但寺内一方面与山县、桂太郎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将少壮派军官集结在自己周围，从而确立了寺内体制。在寺内体制中，长州人不仅在陆军内部占据优势地位，而且还将触角伸向参谋本部，陆军省通过渗透到参谋本部的长州人确立了相对于参谋本部的优越地位。这就决定了参谋本部过度推行大陆政策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陆军高层的抑制。

然而，到了1910年代，参谋本部形成了以萨摩派上原勇作为骨干的改革势力，要求改变参谋本部相对于陆军省的劣势地位。上原派继承了川上操六重视攫取中国南方利权的传统，主张日本的大陆政策不应停留在“满洲权益”的确保和扩大上，而应向包括南方在内的整个中国进行扩张。绝大多数上原派不仅嚣张地主张大陆政策，而且其职位都与中国问题密切相关。陆军中与大陆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事务性职位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满洲关东都督府参谋长、北京公使馆武官。在1906年初到1918年9月间，担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是福岛安正、松石安治、宇都宫太郎、福田雅太郎、町田经宇、中岛正武、高柳保太郎，其中松石、宇都宫、福田、町田、中岛五人属于上原派或是接近上原派，他们在职期间合计11年11个月，占该时期的93%。同期，关东都督府参谋长有落合丰三郎、神尾光臣、星野金君、柴胜三郎、福田雅太郎、西川虎次郎、高山公通、滨面右助等8人，其中星野、柴、福田、西川、高山五人属于或接近上原派，他们在职期间合计10年8个月，占84%。北京公使馆武官有青木宣纯、齐藤季治郎、町田经宇三人，其中青木和町田是上原派，齐藤也与上原派保持着一定关系。即使去掉齐藤，青木和町田在职期间9年5个月，占74%。处于上述职位上的人都对大陆政策具有强烈的兴趣，并都有作为反主流派而被长州派疏远的连带感，从而强化了上原派的派阀意识。另外，田中义一虽然被视为下届长州派的后继人，但对上原派的主张却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上原派的核心人物（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松石安治、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及重要成员（由比光卫、高山公通、福田雅太郎等）对日本内阁在辛亥革命中仅援助清政府的政策颇感不满。

在武昌起义三天后（10月13日），陆军省军务局长特使田村大尉提出《对清用兵》的意见书，主张武昌起义是列强武力干涉中国的大好时机，并提交了出兵中国的几种设想：“我国是应该满足于获得南满，还是要进一步占领直隶、山西，领有清国中部的资源？或是扼扬子江河口占领该江的利源及大冶矿山？或是割占广东或福建省？”14日，海军省也提出了派遣海军到大沽口和长江河口抢占先机的计划。15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宇都宫太郎向军部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提出了《支那之我见（极密）》，其中提出了分裂中国的八个纲领。即：（1）按照向来的主张，标榜支那保全。（2）在某种程度上援助现在的清朝，防止它的颠覆。（3）同时极其隐秘地帮助叛徒，在适当的时机居中调停，让满汉二族在南北分别建立两个国家。（4）作为报酬，要有利地解决满洲问题等。（5）与上述两个分立国缔结特殊关系。（6)首先极力反对列国的分割。（7）但在分割成为大势所趋之时，我国当然也要分取自己的一份。但要始终装出这不是本意的态度。（8）在我国分得的地方，在北方、南方分别建立满人、汉人小朝廷，以此为诱饵，收揽其他列强瓜分地内的人心，以备他日有第二出戏。其所谓“保全”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从我帝国生存、自大自强的政策考虑，获取全部支那当然是上策。然而，在列国对峙的今天，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符合眼下的实情，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即使我国不能马上攫取之，当然也不能让其他国家攫取之。实乃余所怀之支那保全论，不是为支那而保全支那也”。可见，中国在宇都宫眼里只不过是被吞并和分割的对象，其“支那保全论”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分割、吞并中国的妄想。

上原派为了实现分割、吞并中国的目的，以焦躁的心情批判了日本内阁的对策。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由比光卫在1912年1月12日致上原的书简中，如此批判日本政府：“我国政府的做法就像是英国的驸马一样，不敢做出操纵南北的奇策，令人遗憾至极。”近卫步兵第一旅团长立花小一郎也于2月8日致书上原，批评日本政府“不能识破大势，优柔寡断，拘泥、依赖、顾虑空泛的日英同盟，徒然咬着手指头旁观俄英等国的机敏动作，呜呼！实为困惑”。

事实上，为了实现分裂、吞并中国的图谋，参谋本部向南方的革命派进行了援助。本城安太郎向上原报告“我陆军正逐渐对革命军进行着小量的援助（此为极大的秘密——原注）。……如田中少将（军务局长义一氏——原注）正在暗中尽力于亲善事业，提供了野山炮五十门、机关炮五十门、子弹炮弹大量。”可见，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包括田中义一在内的参谋本部势力对南方革命派进行了援助。福岛安正参谋次长等还秘密援助了川岛浪速进行的满蒙独立运动。

总之，上原派为了达到分裂中国、操纵中国的目的，在表面上服从日本政府制定的援助清政府的政策，同时又在暗地里援助革命派，玩弄两面手法。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也于1911年10月28日提出了三分中国的方案。他认为中国“危机迫在眉睫，大乱将至”，断定北京政府没有统治全国的实力，而武昌的革命军政府基础牢固，广东总督也将在不久发布独立宣言，故日本应该趁机三分中国。即，“恰好利用此次机会，在中清、南清巧妙地建设两个独立国，而北清则以现有朝廷继续统治”。11月1日，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后，伊集院也没有放弃他的三分中国方案，强调为了牵制袁世凯，不能让中部和南方的革命军势力受挫。11月中下旬，中国局势已趋明朗，清政府约定于一周后颁布宪法信条19条，并出现了皇帝退位、罢免袁世凯等风传，袁世凯主张的立宪君主制也开始发生动摇。此时，伊集院认为清政府就连维持黄河以北的统治都是困难的，袁世凯内阁集结了亲美派的二流人才，也不可能以强大的实力平定时局，故他提出以下三个方案：

其一，三分案，这是伊集院的上策，后来日本政府主张的官革协商也是在该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实现三分中国方案的必要条件是武力援助清政府。如果无法实现，则采取第二方案，即在十八省以外的地区维持满族朝廷；其三，在上述两个方案都不可能实现之时，清朝灭亡，中国建立共和国、联邦国，届时，日本诱导局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央政府要设于国家中部，并使之感到满蒙是边境。总之，伊集院着眼于对整个中国的扩张，企图制造三个中国，当不能如愿时，则集中解决东北问题。

援助革命派的大陆浪人也有类似分裂中国的主张。革命爆发不久后，交询社在11月10日的晚餐会上，提出应对中国问题的五种方案，即：维持现状、南北分立、“支那合众制”、各国分割、建立新帝国。与会者的最终投票结果是南北分立30票、合众制14票。同年12月小川运平起草《对支那政策纲要》，提出“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极力援助革命，在侠义的名义下显示大和民族的气概”。通过这种援助，当革命军逼近北京时，“我国就应该猛然奋起，保护满洲皇帝逃往热河，在赤峰建都，兹为一国”。

总之，辛亥革命期间，参谋本部极力推行大陆政策、趁机分裂中国的主张占有相当的市场。

3.政友会的机会主义“双援论”及其政策

政友会虽然是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日本的执政党，但在当时的日本政治结构中，政友会并不能像今天的执政党那样主导国家政策。从政友会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来看，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并不反对中国建立共和制，因此他也并不认为日本有干涉中国革命的必要，而是主张采取暂时旁观的政策。这从犬养毅的传记当中可以得到证实。

犬养毅在1911年亲赴中国援助革命之际，曾拜访西园寺首相以及内田康哉外相，询问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立场。犬养毅向西园寺问道：“政府无论如何也要采取不许支那施行共和政治的方针吗？”西园寺答道：“没有这样的事情。邻国无论采取何种政体都不是日本所应干涉的事情。但是这事也与外务大臣有关，与内田商谈之后再做回答。”然而，事实上，西园寺及内田外相却在山县等人的影响下，采取了干涉革命的政策。

政友会系统的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主张日本不应该干涉中国革命。该报记者关清澜考察辛亥革命战场后发现清军和革命军都缺乏爱国心，难以判断孰胜孰负：

观现在两军的士气军纪，可以发现我们日本人几乎无法想象的思想充斥于支那军人之间。他们缺乏为北京政府而战的国家观念。在此次变乱之际，吾人看到官军与叛军两方的行动，用日本人的思想来看，都是有失正鹄的。张彪部下的残卒在江岸车场附近集合，仅在形式上打了一个小战斗，大部队就降旗投降。因此，他倡导“现在我们没有必要敌视清国现政府而援助革命军。重要的是在邻邦极尽混乱的状态下，以慎重的态度旁观，若在需要行动时则行动，无须则停止……应该静观今后战局变化与时局发展，参酌列国意向”。

上述的暂时旁观意见以及欧美列强的牵制决定了日本没有出兵镇压革命的政策选择。由于无法判断眼前的局势最终鹿死谁手，因此日本政府虽然按照山县等军部首脑的主张，为清政府提供了武器援助，但当“此举招来南方革命派之怨恨”的消息传来时，政友会内阁又在井上馨的劝告下，暂缓给清政府提供剩余武器。日本的对华政策陷入了所谓“无所定见”的局面，遭到了以立宪国民党为代表的在野党以及民间人士的批判。

事实上，趁机解决“满洲问题”和扩大在华权益，始终是日本政府的根本方针。日本外交具有显著的机会主义特征，政友会内阁之所以左摇右摆，正是其以维护扩大日本在华权益为根本目的、见机行事地制定对华政策的体现。为了达到巩固、扩大在华权益的宗旨，政友会内阁在实质上采取了既援助清政府又援助革命派的两面政策。

原敬是政友会的实际领导人，鉴于舆论压力，采取了暗中援助南方革命党的政策。而且，政友会内部也有冈崎邦辅、小川平吉、菅原传、竹越与三郎、小久保喜七、日向辉武、杉田定一等人反对镇压革命，并对革命派给予了援助，其行动也影响了政友会内的其他骨干成员。那么，上述人物为什么会反对镇压革命、主张援助南方呢?这与他们的辛亥革命观具有密切关系。

第一，反对镇压革命派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小川平吉在1911年10月16日的政友会茶话会上，从以下两点分析了中国革命爆发的原因。一是，汉民族对满族统治的反抗。即：

支那的革命思想及其运动绝不是最近才发生的现象，汉人对于满族的民族性反抗心理早在三百年以前，即在清始祖爱新觉罗灭亡明朝建立清朝时就已存在。支那的革命运动不是起因于纯粹的政治理由，而是这种民族反抗心理构成了其实质性基础。二是，清廷统治日益腐败，已经失去了威信和民心。政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与中国先天具有的民主思想以及反抗满族统治的民族思想相结合，导致举国反对清朝统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具体而言：

在甲午战后的所谓变法自强运动中，政府向各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结果导致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反清结社也极为兴盛。留学生通过先进文明国的新学问不断地强化了支那人固有的革命思想，不停地向同处于国外的志士鼓吹此种思想，回国后热心地向各阶级传播此种主义。于是先天就颇具民主思想的汉人，其民族反抗心理与政治革命思想相结合，导致现在的反清呼声日益高涨。第二，反对镇压革命派对于清政府的政治前途并不看好，认为革命是人心所向。小川分析了清政府实施宪政的目的和效果，认为预备立宪不仅难以挽救清政府的厄运，而且还会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并预见中国的主权最终会归于革命党。即：

现在清朝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威信，在民间舆论逐渐沸腾之时颁布宪法，最近又要开设议会，施行立宪政治等，这只是想抑制激昂的民心，不足以挽救时局。议会的开设会给汉人以反抗的绝好机会，故国论鼎沸必定会导致清朝的覆灭。恐怕清朝的立宪改革未必能缓和反清思想，甚至会带来相反的结果。要之，支那天下的主权，早晚会归于汉人之手。小川看到“清朝已是危在旦夕”，中国革命具有“誓不罢休的性质”，最终会促使中国政治的康复。故他反对干涉镇压革命，认为干涉革命是“非常粗暴而又极其危险的”，那样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还会招致干涉他国事务的讥讽。

第三，反对镇压革命派认为中国的革命并不会影响日本的国体和政体。即：

论者担忧邻邦的动乱会将革命思想传入我国，然而支那从古至今就是一个革命国，这是翻开其历史就会得到证实的事情。因此，不辨彼我国体之不同的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支那文明在两千年来不断地输到我国，但其革命思想则从未传入，盖二者国体根本不同。汉人欲支配汉土的此次革命，应该说是适合支那原本的国体的，汉人从满族手里收复政权，恰如我国的王政复古由幕府将政权奉还给朝廷一样，我国根本不需要对此种革命思想感到疑惧。第四，反对镇压革命派认为日本难以镇压革命势力，干涉革命有可能把几亿中国人变成自己的敌人。即：

此次清国的革命思想风靡全国，我国军队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而且训练有素，若去镇压，大概也不需要大量兵力就可以占领上海、南京及武汉等要地，可以暂时轻松地镇压动乱。然而，占领两三个要地，对于镇压现在及将来遍布整个清国的革命动乱，反而是有害无益的。只要刻入汉人脑海深处的反清思想及种族主义不消灭，支那的革命骚乱就会经常发作永不停止。欲以兵力消灭动乱，就等于将三亿多汉人置为自己的敌人，为此需要下定竭尽国力进行持久战的决心。第五，援助革命论者将中国的国民性与中国革命相联系，倡导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对镇压革命。众议院议员小久保喜七认为中国具有民主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历史遗传基因。即：

从支那的国民性来看，他们属于民主主义的一方，冒险的革命性血液，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故翻开古来的历史来看，恐怕世界上再没有像支那那样政治激荡的国家了，就连以革命国闻名于世的法国，与支那相比也得退避三舍。……一种残忍的革命性血液流淌在支那国民当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小久保上述主张的根据如何呢？首先，中国之所以具有革命主义的历史遗传基因，是儒教肯定、鼓励革命的结果。他首先阐述了儒教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列举了孟子肯定革命的说教，称“孟子不仅肯定革命，而且还鼓吹革命，支那国民具有先天的革命思想。受到万人尊敬的圣人持有如此主张，可谓是火上浇油，‘革命’二字已经难以从支那国民身上除却”。其次，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之下的中国国民带有极端先进的民主倾向，这也是儒教宣传鼓励的结果。他又以《孟子》为例说明中国圣贤鼓吹民主主义，引证宋朝一代大儒朱熹有关民主的论述，证明“以此等古典为唯一教义加以信奉的支那国民，在其心目当中，很早就具有了强烈得难以祛除的民主主义之根”。因此，小久保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合理的，共和政体是与中国国民性相投合的理想政治，并预言中国“只要不建立共和政治，革命就会永不断绝”。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人物虽然出于追求民主政治的共鸣而主张援助辛亥革命，但当这种“普世”的民主主义追求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小川平吉就主张日本应该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动，“在需要正当地保护邦人的生命、财产及帝国利权或是需要进行调停时，外交上采取出兵以及其他适当手段是理所当然的”。其援助革命派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谋取对华利益。

总之，随着革命军占据了优势地位，原敬领导下的政友会在事实上吸收了党内要求援助革命派的呼声，在表面上援助清政府的同时，在暗地里也援助了革命派，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巩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

4.国民党的利权主义“援革论”及其行动

近代日本的政党与欧美不同，由于近代天皇制的存在，日本的第一大党政友会不是通过与专政势力斗争掌握政权，而是通过与元老藩阀势力合作来参与政权的。1910年3月14日，为了反对政友会与藩阀政府的妥协，反政友会的各党派联合起来，以宪政本党为中心，团结了又新会、戊申俱乐部（议员共计92名）组建立宪国民党。立宪国民党以宪政本党的大石正巳和犬养毅、又新会的岛田三郎和河野广中、戊申俱乐部的片冈直温和仙石贡为骨干进行党务运营。国民党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以犬养毅为首的坚守民党传统采取与政府对抗政策的“非改革派”，另一派是以大石、岛田、河野为首打算与政府妥协以掌权的“改革派”。1911年1月19日，国民党召开党大会，设置了常务委员，选举犬养、河野、大石为常务委员，三人成为事实上的党首。

武昌起义爆发后，国民党领袖犬养毅曾与头山满一道赴中国南方进行援助革命的活动。众所周知，犬养毅、头山满分别是日本政府与民间亚洲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浓厚汉学功底的犬养毅一生四次到中国，客观上支援了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犬养毅也坚持了同情、支援革命的立场。这与他的中国观不无关系。

第一，犬养毅认为中国无论出现多大的混乱，但最终必定会走向统一。即：

日本人很久之前就一直在猜测，支那将来是会分裂还是会统一……支那不论如何混乱，呈现出暂时的分裂状态，也绝不会永久地分裂，必定会在中华这一范围内走向统一。我相信即使是呈现出分为南北甚至是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也只是暂时的现象，最终必定会走向统一。这从支那古代的历史来看是一目了然的。……各朝末期，天下都会大乱，支那人受到所谓夷狄的入侵，国家被分割成几块，但经过短暂的岁月就又会恢复原来的统一。那么，中国为何在经历天下大乱、国土分裂之后，还总会走向统一呢？犬养认为这是由中国国民性决定的。即：

支那的政府自古以来事实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放任主义，国民是彻底的个人主义。支那人对于政府的态度是这样的，他们并不积极地希求政府能给他们带来利益，而只是消极地期待政府不要妨碍他们就满足了；他们也不希望政府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只求政府不掠夺国民的生命财产即可。古代的支那人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很好地体现了支那的国民性。……一统国家是有一定限度的，统治太过广大的国家是困难的。殊交通设施不发达的时代其困难程度更大，故自古以来支那中央政府的施政是极为粗枝大叶的。……国民对于帝王的尊敬也只是形式上的，心里并不尊敬，不管是谁取代帝王都没关系，土匪也行，夷狄也行……宣传大义名分思想的只有读书人社会，这并不是民众的思想，读书人的忠义思想也完全不同于日本人对于君主的忠义观念。……要之，支那并不介意帝王是什么人，两朝并立或是分建三、四个朝廷，相互交兵作战，即使强制民众划出国境，但一旦物理性的强制消失，即战争结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又会顺畅地统一起来。因此，犬养认为辛亥革命中的中国“虽然南北相互闹矛盾，但毕竟这是在战争期间的对立，一旦战火停息，就又会顺畅地走在一起”。

第二，犬养认为共和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他批判日本政治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国民性，误以为中国自古就是君主国，现在实施共和制终究不能恢复和平。即：

支那帝政与其他帝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故支那古代政体下的皇帝与其说他是君主，莫如说他是世袭的总统，其后逐渐演变为君主专制，但专制者的实力自创业不过两三代，从第四代开始就会失去统一的能力，就成为事实上的联省自治。……武力削弱后，中央政府仅掌控各省总督的任免权，事实上政治成为总督委任政治，到了县级更具有自治之实了。县令万事都与乡绅商谈，所以设置了不成文的县参事会，再往下的政治，就是事实上的自治制度了。本来一个家族是团结起来保护生命财产的组织，在一个地方把一族的墓地围绕起来建起坚固的城墙，在发生骚乱的时候，一族聚集于此，抵御危难。县城就不用说了，就是在一个村子里也会在外围设置坚固的城墙。毋庸赘言墙内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自治体。自治之所以能够如此发达，是由于中央政治极为粗枝大叶。又加上土匪连年不断，盗贼不绝，所以大家只好各自合作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数千年的习惯如此，国内的动乱不管持续多久，无政府的状态无论持续到何时，最终都会被统一到一个可以生存的组织当中。天下虽广，但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依然还能生存的只有支那国民。犬养认为在上述自治状态下，中国人民不会过问政体问题，故中国是可以实施共和制的。1912年1月，他领导的国民党提出《关于支那问题的意见书》，反对干涉镇压革命，批判日本维护立宪君主制的做法，而主张日本应当顺应民心支援革命。即：

一国政体本应由本国的国情民心来决定，而不应由他国干涉。万一有误，……东洋的大乱就会蔓延扩大，且邻国四亿民心现在都倾向革新，在其生活状态正要发生一大变革之际……我国政府万一因提倡眼前的封杀之策，而失去彼国众多民心，则会为我帝国遗留下无可挽回的隐忧。故我帝国应该从立国之基、与邻为善的角度出发主动为恢复和平而尽力，所宜采取的政策是尊重彼国大多数民心的取向。第三，犬养对中国走向统一遇到的困难也是有一定认识的。他对中国当时动乱的原因做了独到的分析，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无论何时都难以解决，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家具有不可调和的两个欲望。其一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政府，以抵抗外国干涉。其二是想尊重古来的习惯，承认各省的自治，并促使其更为发达。然而，这两个理想是矛盾的，政治当然应该以国民性为基础，故采用各省不成文的自治制度是恰当的，但这不利于排除外国的干涉。抵御外国，则需要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即中国“既需要中央集权，又需要地方分权，……但二者难以两立”。这造成中国各地总督都在左顾右盼、观望时局，根据时局变化而进行合纵连横。

犬养毅是日本少有的能够以历史眼光观察中国事物的政治家，因此，他的对华认识也较为深远。但作为在野党的首领，其意见并未成为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而他对革命派提供的援助，正好为政友会内阁通过非官方渠道援助革命派、玩弄两面手法提供了契机。犬养毅本人援助中国革命的动机也并不纯粹，他为汉冶萍借款等日本谋取对华权益的活动进行了斡旋。

总之，日本陆军高层、参谋本部、执政党政友会及在野党国民党对于辛亥革命，有的主张援助清朝、镇压革命；有的主张援助革命、打倒清朝。其意见看似分歧，缺乏统一。但是，由于各派在中国的混乱中趁机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动机是一致的，故他们所采取的不同对策却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地形成了日本在援助清政府的同时暗中支援革命的两手政策。

二、大陆浪人的辛亥革命观

辛亥革命期间，大陆浪人的相关言论和活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大多数浪人虽然在亚洲主义的旗号下援助革命，但他们的行动与日本政府公开的对华政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辅助、推动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扩张。

本节在概观日本浪人集团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基础上，选取援助过辛亥革命、且均被称为“大亚洲主义者”的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北一辉为大陆浪人中反帝主义、国权主义、超国家主义的典型代表，从而做到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通过表象透视实质的方法，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辛亥革命观。

1.大陆浪人与辛亥革命概观

大陆浪人又称“支那浪人”，是“日本近代史上立志于所谓‘大陆经营’的民间人士以及一部分政治家、军人的总称，他们大部分都是国权主义与扩张主义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尖兵与别动队”。赵军将大陆浪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种以岸田吟香和根津一为代表，属于在经济、教育领域深入中国进行调查活动的先驱性人物。第二种，是援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陆浪人。主要代表有玄洋社的头山满、平冈浩太郎，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参加惠州起义战死的山田良政以及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第三种，是以北一辉为代表的与“湖南派”革命党人具有密切关系的大陆浪人，后因宋教仁被刺杀而回到日本，成为与辛亥革命发生过一时性关系的人物。第四种，以川岛速浪、佃信夫等为代表，是反对辛亥革命、援助清政府的大陆浪人。他们在武昌起义后，支持宗社党企图分裂满蒙，掀起“满蒙独立运动”。第五类，投身于中国民间“马贼”、“胡匪”的大陆浪人。

大多数浪人团体是支持辛亥革命的。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当中，除了原有的玄洋社、黑龙会等民间团体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浪人外，日本还出现了友邻会、“支那问题同志会”、善邻同志会、太平洋会等新的政治结社声援革命派。友邻会首先派遣尾崎行昌、宫崎寅藏、平山周、伊东知野等分头到中国各地与革命派联系。中国革命党也派遣何天炯为特使，专门通过友邻会与日本各界名流接洽。该会还派遣头山满、三和作次郎、浦上正孝、中野正刚、小川运平等人到中国。“支那问题同志会”聚集了言论界及司法界人士，他们也与何天炯取得联系，平松、工藤、鹈崎、岩佐等干事历访首相、外相，反对日本政府的干涉方针，对革命军表示了同情。伊藤知也、中西正树、佐佐木照山、古岛一雄等百余名“志士”集会发表决议，称“吾人同志鉴于支那最近的时局，否认伪革命，排斥伪浪人，同时先忧后乐的真浪人为援助经世济民的真革命，而奋起挽救支那危机，以期为东亚大局做出贡献”。1911年12月19日，国民党的犬养毅、福本日南等人发表《对支问题宣言书》，号召上述民间团体进行联合。犬养毅还组织了承认共和新政府的同志会，在议会上打算促使日本承认中华民国。

以上团体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初期支持革命派，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其一，日本国内的民主主义势力几乎与辛亥革命同期掀起了反对藩阀专制、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大正民主运动。民主主义的政治代表犬养毅、尾崎行雄等人展开了政党联合活动，并逐渐出现了政友会与国民党两大民党联合的趋势。他们将中国的政体问题与日本国内的反对藩阀专制、实现民主政治的需求相结合，主张反对干涉，要求援助革命。

德富苏峰有关干涉革命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11月14日的《时事新报》与24日的《大阪朝日新闻》都批判德富的干涉论是“杞人忧天”。12月18日《大阪朝日新闻》开始五次连载中野正刚《对岸之火》一文，反驳干涉论，称，“如果邻邦革命会对我国产生什么影响的话，那不是革天下之命的革命，而是打破政界现状的革新运动，详言之，即打破藩阀，改造腐败政党”，这是反干涉派向干涉派发出的首次挑战。其后，大量的报纸杂志将辛亥革命与打倒藩阀联系起来。和田三郎得到板垣退助的支持发表《国际上的社会政策》、《日本的满洲朝廷》，认为国际社会政策的根本在于：“第一是各国应该将构成本国独立基础的国民性作为本国的生命加以尊重。第二，国家应该以国民自治为原则”。故日本政府干涉中国政体问题的行为“如同因他人不跟自己戴同样的帽子就殴打他人的脑袋一样，是野蛮粗暴的”。他不仅同情革命，而且还表达了对中国宪法优越性的羡慕：我国人民虽然有些愚钝，但是当眼前出现了实施比我国更为先进的自由政治的国家之时，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如果眼睛是睁开的，就应该打破官僚……难道不是因为现在的官僚政治家害怕这一点，因此他们才借皇室安危之名干涉支那的共和制吗？和田三郎把日本的藩阀比作中国的满洲朝廷，称藩阀是“日本的满廷”，表示“明治也已经进入四十五岁的高龄，我国社会已经到了应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值此之际，邻邦支那在为独立而战，颠覆了满洲朝廷，摆脱了羁绊，正在建设共和政体。然而，我国对于此半身不遂的立宪政体要温存到何时呢？”他要求日本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体制。

岛村报月宣扬众多人民憎恨那些“围绕在皇室周围，私用其恩宠与威光，或遮蔽皇室恩宠与威光的中间阶级”，对藩阀因辛亥革命而惊恐狼狈大声叫好。还有人认为日本虽然打胜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人心却反而萎靡消沉，不能从根本上觉醒，这种沉睡却被“邻邦的革命动乱所震撼而警醒”。

总之，反对干涉革命派基本上都反对藩阀专政主义，要求对当时的天皇制进行改革，加强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但日本也有人批判他们同情革命派的做法是“没有自尊”。

其二，日本民间对革命派具有同情心，而对于逐渐掌握清政府军事权力的袁世凯具有不信感。清末的革命是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导致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革命党具有亲近感，同时认为革命党易于掌控。他们想通过援助革命党来实现支配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的目的。早在1900年南进主义者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就制定了援助惠州起义的计划。而袁世凯在日俄战争后对日本表现出警戒态度，又兼袁世凯在日本作为策士而闻名，在日本人当中缺乏信用，因此大多数日本国民是害怕袁世凯掌权的。

其三，借助革命党人向中国南方扩张日本势力。日本占领台湾后，企图以台湾为根据地向福建扩张。有些人预测到中国早晚会被瓜分，企图以福建为中心逐步蚕食长江流域的英国势力范围，并将此种方案称为“南方经营”、“南进政策”、“北守南进”。1907年，伊东知野就在《黑龙》上发表《南清经营的当务之急》一文，倡导日本向南方扩：

日俄开战以前至今，我国举国上下都把关注的目光放在满洲上，鲜有人关注南清一带。虽然偶尔也有为国家百年大计从事南方经营的几个志士，但政府害怕产生外交纷争，不仅不援助他们，反而还多加束缚。民间的富豪也优先在北方创办企业，且其投资因不通晓当地事情而陷入危机。……然而，若观欧美列强之行动，则会发现真是令人惊目骇神，这是由于南清一带的利源远远超过北方，交通运输之便也不可同日而语。富有开发进取风气的南清土人，以明事理而冠四百余州，作为革命党的根据地，风云一到，则有不可预测之事发生。他慨叹日本在南方的经济利益只有邮船、商船、三井物产、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支店以及三五个公司，与列强相比微不足道。当时大量的杂志和报纸，都从经济角度显示了对中国南方的兴趣。故当日本人看到中国南方爆发革命动乱时，便看到了向南方扩张的大好机会，并将援助革命派当做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

总之，日本援助革命的舆论以及行动几乎都与“南进政策”、“南方经营”紧密相关，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和动机，这在日后的历史进程当中得到了证明。

正因为援助革命的民间团体以及大陆浪人具有上述用心，因此他们与革命派之间的友情没有得到维系。在辛亥革命后，大陆浪人由于其利己的目的没有得逞，而与革命派疏远开来。中国的革命派要人以及日本浪人都对此进行过回忆。中国革命派要人曾向吉野作造谈到：

革命成功后，日本某君远道赶奔上海，说要来帮助我的工作。他是我在东京留学时的刎颈之交，在东京留学时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在很多地方都仰仗他。而且革命即将成功时他马上来到我这里为我庆祝，还为我东奔西走，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他。但是唯一感到为难的是，他受日本实业会社的委托，不断地向我要求某项利权。这项利权正好在我掌管之下，因此是可以由我裁量的。某君对我有特别的恩义。于私情，无论什么事情我都难以拒绝他的恳请。但作为公家人，则不可行之。我有些怪怨他不理解我的立场，但不幸某君没有斟酌到这一点。不得不敬而远之，为此多年的友谊竟然冷却于一旦。曾被革命派巨头聘为顾问的一位日本浪人也曾回忆到：

改革派巨头某君最初在上海时经常访问我的旅馆商量各种事情。当时我还为他与来到上海的两三个日本政府代表要人进行秘密联系工作。我还受他托付帮他干过向三井物产借钱、从大仓组买武器等棘手的事情……如果没有我的帮助，某君也许就难以取得日后的地位。……因此，某君无论何时都欢迎我的访问，何止是访问，某君还到我家留宿，我也会经常到某君的临时住宅去居住。即使分开，我想访问某君的时候也是不择时间不需预约等烦人手续就直接进入其办公室的。但随着革命政府大体得到整顿，某君成为中央政府要人之后，开始耍起威风来，开始有些讨厌我毫不客气的建议。我访问他的私宅时每次都说是去了政府或者是还没从政府回来，在家里是绝对见不到他的。到政府会遇到门卫的森严警戒，不递名片、不问主公，就通不过门卫，极为麻烦。不知为什么某君突然开始显露出对我敬而远之的态度来，我慨叹人情的淡薄，终于写上一封诘问信，从此断绝了交往。我感到自己是被出人头地了的丈夫抛弃的糟糠之妻。这位浪人也承认这里面有与利权相关的问题。可见，革命政府建立后，曾经援助革命的大陆浪人向革命派提出了各种利权要求，革命派无奈疏远了与日本浪人的个人交往。因此，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几乎看不到大陆浪人的身影，而袁世凯由于借到了六国借款团的巨款，轻松地镇压了革命。到三次革命时，寺内正毅内阁坚持与中国的掌权者合作以确保“满洲权益”，为段祺瑞提供“西原借款”镇压革命。此时，由于段祺瑞向日本出卖满蒙方面的利权，浪人集团也从南方转向满蒙地带发展，背离了革命派，除头山满、寺尾亨、宫崎滔天等人继续援助革命外，大陆浪人成为革命派最为唾弃的“反动”集团。

2.反帝主义者宫崎滔天的特异性

宫崎滔天在辛亥革命当中甚至是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都是一种特殊而大放异彩的存在。宫崎从心底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义，认为日本没有可与孙中山比肩的人物。精心研究过辛亥革命的吉野作造评价“宫崎滔天是中国革命真正的援助者。所谓真正的援助者，是指没有私心，忠实于中国同胞的意思”。石田收评价宫崎是为中国革命做出最大贡献的日本人。中国人一般也都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孙中山在宫崎滔天的名著《三十三年之梦》序文中如此评价：“宫崎寅藏，是如今的侠客。见识高远，抱负非凡。”孙中山还写下“推心置腹”的匾额赠给宫崎，这表明二者的信任关系。王晓秋认为宫崎滔天是“支持中国革命最真诚的日本友人”。

宫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孙中山在日本的知名度与宫崎具有密切关系。宫崎于1898年将孙中山的《伦敦遇险记》翻译为《孙文幽囚录》发表于《九州日报》，孙中山的名字开始在日本为人所知。1902年1月，宫崎又以“白浪庵宫崎滔天”的笔名写下《三十三年之梦》连载到《二六新报》上，详细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主义及其个人情况。由此，孙中山得以在日本广为人知，很多中国在日留学生也是通过《三十三年之梦》接触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该书还在中国出版，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给中国青年带来了重大影响。岩波书店版《三十三年之梦》主编岛田虔次就评价宫崎“帮助无名时代的孙文，将孙文的存在介绍给世人，是其第一功绩”。第二，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进了革命阵营的团结，促进了黄兴、宋教仁等中国革命家集结在孙中山周围。因此，岛田虔次评价宫崎“成功地促进革命各派的大同团结，是其第二功绩”。宫崎还促进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1905年宫崎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并把位于东京多摩的住宅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发行所。1906年9月宫崎与同仁创办半月刊杂志《革命评论》，向日本人宣传中国革命。第三，宫崎把在野政治家犬养毅、在野浪人团体首领头山满介绍给孙中山，在日本形成了支援孙中山的集团。第四，代替革命党人潜入中国内地，探测清军动向，与同志进行联络。第五，追随孙中山筹备惠州起义。第六，受孙中山委托筹办中国革命所需武器弹药。总之，宫崎的功绩在于支持孙中山、为革命派与日本政界建立联系以及为革命派购买武器弹药等，对革命派进行了物质及精神上的援助。他曾经受到东京神乐坂警察署长的宴请，警察署长以钱为诱饵要求宫崎提供中国革命派的情报，遭到严词拒绝。1907年，孙中山任命宫崎为中国同盟会驻日全权代表。

宫崎一生留下近百篇论文、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讲述辛亥革命的。他对日本政府干涉革命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即：

阻挠它的不正是日本吗？虽然不是全部的日本人，但至少是政府当局，不管是什么政府，所有的人不都在阻挠吗？没有一个人为民国的成立填一篑土的。内阁的对支外交，说透了就是愚蠢的。在援助政策下借给钱、借给武器，让支那南北对立永久化，结果酿成了反日感情……一次革命时，一千五百万元的借款契约都已经签订了，日本中途又违约，导致南方政府中止北伐而不得不妥协。但在马上妥协的时候，又恶骂革命党是懦夫，没志气，除了少数同情者之外，没有一个人从内心为他们着想，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洒上一掬同情之泪的。如此叫喊日支亲善，即使反复叫上千万遍又有什么用呢？我断言这种罪过都在日本及日本人身上。宫崎滔天为何会如此支持中国革命运动呢？

其一，这与他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具有密切关系。

宫崎赞同中国的世界大同说，持有“人类同胞”、“世界一家”的观念，因此而憎恶国家之间的压迫与战争，主张“世界革命”，反对世界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他从亚洲、中国受到近代文明的压迫角度出发，批判近代文明是“欺人的虚言”。即：人或曰，当今社会是文明社会。予亦承认现今较过去而言着实是文明进步了。各种科学技术进步，诸种机器得以发明，电气铁道被广为利用，世界呈现出比邻之观。说这是伟观也是伟观。而此等科学技术、器械之进步发明，带来了新兵器的建造、战舰的升级改造、兵备的日益扩张，战争越来越惨绝。说它壮观则壮观也。然因其壮观，就可即称其为真正之文明乎？非也，以予观之，今之文明乃野蛮之文明也。野蛮力量亦随文明力量在进步。不，世界由于文明而缩小了，野蛮力量比文明力量却更为扩张……日本是新进国。过去三十年间之发达，实可称世界无双，殊警察兵马之术是也。然此乃所谓野蛮文明之进步也。宫崎对“二十一条”感到愤怒，不解日本为何会提出这种要求，“为何日本人在对待‘支那’时，会采取这种态度？”他在《广东行》一文中攻击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大隈内阁的二十一条问题太过无理。寺内内阁的援北主义太过粗暴”。一战后俄国革命爆发，宫崎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军国主义政策：

我等认为向来的对支政策及对台湾、朝鲜政策是非常不人道、不正义的，是军国侵略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但如果说原来还可以多少有些借口，是为对抗俄国的军国主义，然今俄国的军国主义已经与其帝政一起崩溃，而新俄国绝对否认侵略主义，国际联盟禁止单独的军事行动。我国改变军国主义外交，以今天为最好的契机。宫崎主张日本放弃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在凡尔赛会议上，日本政府曾经提出过要求取消人种歧视的人种法案，然而该法案只是要求西方世界放弃对东方的歧视，但在东方内部则依然纵容日本对于其他国家的压迫和蔑视。对此宫崎谈到：“唯遗憾的是，我国所说的人种法案，是极为不彻底的。若我国以解放朝鲜、台湾的决心坚决主张该提案，进行游说努力的话，在他们人道主义的招牌面前，当然多少会引起些反响。”

其二，宫崎是真正的亚洲主义者。他主张亚洲各国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盟，抵抗欧美对亚洲的侵略。宫崎曾指出日本能够选择的三条道路，即：

国家主义要走到哪儿呢？难道非到最后才能觉醒吗？是与列国协调？……或彻底成为以人道正义为基础的亚洲主义联盟的首倡者，解放朝鲜、台湾，进而改变对支外交，举亲善之实，帮助诸弱国在平等条件下组成联盟以对抗白人？或与国际派提携以抵挡欧美的国家主义？显然，宫崎在批判日本政府所选择的与列强协调压迫亚洲国家的道路，他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即建立平等的亚洲联盟，对抗欧美侵略。由此，宫崎也成为日本近代亚洲主义史上极为罕见的平等合作派，并因此而大放异彩。宫崎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亚洲主义者，他的思想不同于那些借亚洲主义之名，图侵略主义、帝国主义之实的伪亚洲主义。

其三，宫崎滔天思想的核心是“中国革命主义”。他认为明治维新是亚洲复兴的第一步，应该到来的中国革命是第二步。其中国革命思想包括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是阻碍实现自由平等社会的一大障碍，故必须首先排除欧洲列强的侵略。第二，通过暴力手段与欧美侵略者战斗是中国革命主义的重要特征。第三，宫崎醉心于无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为此曾将自家的土地分给雇农。但他看到日本难以进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且单靠日本的力量无法驱逐欧美势力。故日本的解放只有依托中国驱逐欧美解放亚洲来实现，亚洲的革命应该以中国为重心。

由此，宫崎提出了革命三段论。首先由中国爆发革命，中国革命影响到日本，然后再引起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并最终扩展为世界性革命。革命的原点在中国，“支那复兴，印度、泰国、越南也可复兴，亦可救助菲律宾、埃及”。宫崎的这一思想蓝本实际上是由他的兄长宫崎弥藏在1887年提出的。

宫崎曾写下《支那革命与列国》一文，认为列强不会武力镇压革命，如果列强采取此种政策，双方对立会陷入持久化，欧美国家内部就会陷入革命动乱。他称赞中国“真乃具有以单独的力量左右世界命运的能力。革命成功，则可号令宇内、铺道于万邦；列国干涉，则会引发世界革命。呜呼！支那国之前途大有希望，生于支那之人真是幸福！余辈羡慕不已”。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宫崎在辛亥革命中反对日本政府干涉革命，援助革命派。他不仅批判日本政府，还批判日本民众的对华态度：

留学生来日本时，首先吸他们血的就是房东，以他们言语不通、不懂惯例而居奇贪取暴利，这是通例。……次之是车夫。他们对待支那人简直就像对待秽多，而毫无顾忌地发挥暴利主义。没有一个人保护他们、同情他们的。……不仅在内地如此，在支那也是傲慢不逊。对于车夫苦力就不用说了，在商业买卖中，也以财力践踏他们，只贪图自己的利益。

宫崎认为日本人对于中国人“太过骄傲自大。动辄称之为チャンコロ。因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猪一样，所以招来他们的反对”，慨叹日本是世界上最具歧视性的国家和民族，呼吁“一等国民啊，大和民族啊，君子国民啊，东洋日出国之国民啊，现在不反省，将来必定会后悔。物先腐而虫生，尸先存而鹫集也。外患绝不足惧，可恐者唯国民性之堕落、傲慢心之增长也”。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宫崎并不代表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主流，在没有考虑日本以及日本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他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宫崎的亚洲主义虽然提倡自由民权、反对帝国主义，但他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是通过与国权主义者的合作得以实现的。若离开了国权主义者，宫崎就无法为中国革命提供任何帮助。

3.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的辱华观

内田良平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奔赴朝鲜去追求他所谓的亚洲主义理想，结果为日本吞并朝鲜做出了“积极”贡献。甲午战争后，内田又把他所谓亚洲主义的目光投向满蒙，在东北创立黑龙会，进行大胆的间谍探查活动。在日俄战争中他是开战派，推动日本政府发动战争。

辛亥革命初期，内田良平也曾经到中国南方援助革命派。但他的援助不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能够通过革命得到更生，而是出于国权主义的利己目的。因此，他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并不长久，其中国认识也并不健康。二次革命以后，内田退出了援助革命的舞台，将注意力集中到满蒙问题上。

内田在1913年写下《支那观》一书，在大陆浪人乃至政界当中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犬养毅也曾读过该书并用红笔标注，批判内田有“不解文字之罪”，胡乱用日本人的思想曲解中国的文献。他在该书中提出了“中国畸形论”，认为“支那是一个畸形国，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全然分离，形成另一个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由以下三大部分组成：读书社会（即政治社会）、游民社会、农商工社会（即普通社会）。通过对这三大阶层进行的分析，内田否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和前途。

第一，通过分析中国的读书阶层即政治家和官僚，否定辛亥革命是旨在追求自由、民主，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革命。即：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很好地描写了这个社会的状态。他们以贿赂及第，再以受贿而营私产，嫉贤妒能、排斥异己，除了谋求权势福利之外，不求国家之存亡、国民之休憩。科举制虽被废除，然而这只不过是改变了读书的形式。黄金万能主义是支那国民性的痼疾，自称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家，其言清行浊。……故辛亥革命临时共和政府成立之际，也是极尽党争排挤之丑态，最终导致南北之倾轧、暗杀、格斗、混乱、亡命，内招土匪连绵，外致外藩抗命与列强逼压。这都是由于他们恬不知耻，这都源于这一国民性的恶劣。基于上述理由，内田认为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根本不可能发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追求国家自由与民主的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像欧洲那样旨在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革命。

第二，通过对游民社会的如下分析，侮辱中国国民性。秦汉以来他们以豪侠自任，平生的职业就是打家劫舍、挖坟盗墓、悠哉赌博，眼中没有政府、没有祖国、没有仁义、没有道德，其理想只是满足于自己的快活，论称分金银、穿异样的绸棉、成瓮喝酒、大块吃肉，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理想，马贼与土匪就属于这一类。而支那国民性里的残酷狠毒实际上也被这些人所代表了。内田从这些游民社会来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认为中国国民具有先天的盗窃心理，谩骂中国人是“食人族”，以欺诈为能事，不以赌博为罪恶；认为中国的所谓“礼”与贿赂同义，所谓“信义”只不过是进行贿赂的良法；中国人爱财如命，怯战却能飞穿于弹雨中去死尸身上寻找财物；中国人是纵欲的肉体动物；整个中国到处都拉屎撒尿臭气熏天令外国人颦蹙；中国人不知道保存资源，道路毁坏不知修葺、滥伐山林不知补植。总之，内田眼里的中国人是偷盗、食人、卖孝、欺诈、赌博、贿赂、淫欲、不洁的国民。

第三，通过对普通社会进行的如下分析，否定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的觉醒。农工商，只是追逐个人利益生活。他们是彻底的个人本位主义者，只要个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获得保障，他们就拥戴君主也行，不拥戴君主也行，对于其国土归于哪国，是不会勉强过问的。数千年来，他们的国王或姓刘、或姓李、或姓赵、或姓奇渥温、姓朱、姓爱新觉罗，这都与他们无关，有朝改姓英、俄、法、德，或日、美，他们也都不会过问。他们的祖先留下了这样的歌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确实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只求能少征点租税、少受点徭役之苦罢了。通过对农工商社会的上述分析，内田否定了中国的觉醒，认为“今日所谓支那的觉醒，毕竟只不过是一部分在外国留过学的人‘生吞洋籍而已’，一般国民只是对于政争给自己的产业带来妨碍而感到痛苦难耐”。

在对中国三大社会进行上述分析之后，内田良平否定了中华民国独立自强的政治前途，称：

在世界国民中，像支那国民那样性情恶劣的实在很稀少。他们不是以自家为中心而逞其政权欲的凶汉，就是为了自家的私利私福而不辞忍受任何羞耻的险民。他们没有政治性的机能，没有国民的精神，没有敌忾自强的志气。主义、人道、名分，在他们面前原本没有任何意义，除了自家以外的东西都不会顾及。……动乱以来，其国民争先恐后寻求外国人的保护以行避难，一向除了保护自家生命财产之外，从来没把国家存亡放在眼里。政治家光明正大地放纵党争，不择手段、不知羞耻，只图自家便利而玩弄一时的穷极之策，以至没有顾及国家百年大计的余力。看啊，他们把国土内的重大利权让渡于外人，割让其土壤，却恬不知耻地将此视为家常便饭。因此，他们所谓共和政治的社会性创造，简直就是缘木求鱼。纵使退让千万步，在形式上，他们制定了宪法，确定了总统，组织了共和新政府，但让支那国民来运作这种新政治，简直就是水中捞月。在否定中国政治前途的基础上，内田提出了征服驾驭中国的方法：对于普通社会应该采取放任保护政策，对于政治社会则应该采取高压政策。内田主张日本应该经营满蒙，企图制造满蒙独立。早在1912年他就提出日本应该成为革命党与满洲皇室之间的调停人，“确保满洲皇室的安宁与康福，使满洲皇室撤退到陪都奉天，在奉还政权后，永世给予原有的尊敬及待遇，使之保持宗庙社稷等”。1913年他更是明确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方案，要求日本模仿俄国煽动支持外蒙独立的做法，在满蒙扶植爱新觉罗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实为日本的傀儡政权。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四条建议：

1.帝国政府承认满蒙人自由行动，在南满及内蒙古建设独立政府。

2.帝国政府在承认满蒙独立的同时，在满蒙政府与支那政府之间进行调停，促使满蒙独立国能准外蒙古自治之例。

3.满蒙的海关税、盐税等已被作为外国借款的担保，帝国政府就此在相关政府之间进行调停以妥当处理。

4.在承认满蒙政府的同时，我帝国要与之缔结特别条约，使之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为了实现建立满蒙傀儡政权的迷梦，内田还于1913年7月26日致信山本权兵卫首相，批判日本政府单独支持南方或北方袁世凯的政策，主张扶植宗社党在满蒙建立脱离共和政府的独立政权。

总之，内田良平所谓的“保全”中国和亚洲主义，只不过是要模仿列强瓜分中国，将满蒙化为日本的保护国。史实证明，其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方案最终被日本军部率先执行，并得到日本政府的追认、鼓励和支持。

4.超国家主义者北一辉的矛盾性

北一辉虽然是日本战前右翼的教祖，也是日本超国家主义理论的领导人，但由于投身中国革命十余年，他对辛亥革命的理解是较为清晰的。1916年，北一辉看到日本朝野没有理解到中国革命的本质，而在上海写下《支那革命外史》一书，并将其分送给当时日本所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向日本朝野人士提示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日本应该采取的合理对策。其中得到赠送的吉野作造读完该书后，备受感动，亲赴北一辉宅邸进行访问，称赞其为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白眉”。

从《支那革命外史》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几点北一辉的辛亥革命及中国认识。

其一，承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觉醒。北一辉没有像其他右翼及大陆浪人那样建立在蔑视中国的态度上观察辛亥革命，故他能看到中国革命是建立在中国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觉醒基础上的，是挽救祖国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一场“思想战争”。他说：

那些爱国革命党要从累卵之危中挽救走向灭亡的祖国，其运动目标自然就集中到国家问题上来。他们欲挽救因积弱而面临被瓜分亡国危机的祖国，故可称之为爱国党，对于欲趁机凌辱其国、瓜分其国的列强来说当然也就成为排外党。……他们虽然倾听着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等腐臭纷纷的亲善论，但实际上早已觉醒了。对于习惯了凌驾、胁迫亡国阶级，以习惯性的轻侮观倡导亲善的日本人，他们是初始的爱国者。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党人具有与“缔造大日本帝国的维新革命党完全相同的兴国气魄”，称赞他们是“兴国阶级”，盛赞辛亥革命是爱国运动。在中日围绕间岛归属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宋教仁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由朝鲜王室编纂的几种古书，可以证明间岛不是朝鲜领土。以日本的资料证明间岛不是日本所领对于清政府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证据，因此有日本人劝诱宋教仁将此提供给日本政府以换取支援革命的资金。但宋教仁决定将资料寄给他的仇敌清政府，清政府以此为据捍卫了中国对于间岛的主权。对于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所采取的“反日”行动，北一辉认为这是“作为革命爱国党在接触到实际问题时的应有表现”，赞扬宋教仁是“刚毅诚烈的爱国者”、“冷静不惑的国家主义者”，给宋教仁以最高评价。他认为革命党掀起的反对四国借款团运动也是爱国运动，评价中国的爱国运动是“随着他们这些先觉者不断抛头颅洒热血，国家、国民意识觉醒如奔流般汹涌于整个支那，而逐渐在舆论的浪潮当中爆发的”。因此，北一辉否定辛亥革命是“单纯的统治者更替”的论调，认定国家意识的觉醒，才是中国革命的本质，辛亥革命是亡国阶级与兴国阶级的斗争，它的目标在于通过扫除亡国阶级，建设具有近代组织的统一国家。

由于在辛亥革命中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与爱国主义激情的喷发，北一辉强烈地批判了内田良平在《支那观》中所描述的污蔑型中国观。他批判犬养毅、头山满等人都没有理解辛亥革命是一场爱国运动，只是站在“援助属邦”的立场上援助革命。即：

当我现在回顾革命运动轨迹之时，首先要把我不同于侮辱支那论者的着眼点摆在前面。他们称排满革命虽然名为革命战争，但却看不到值得一提的战斗，看不到胜负。于是就将此归罪于民族性，嘲骂（革命）是可笑的发火演习。我则反之，认为古今所有的革命运动实际上都是思想战争，而非兵火战争。……今日之支那不是十年前的支那。有些官僚与支那通用十年前看待支那的目光，先入为主地看待当今的支那，他们所接触的东西只不过是支那的表皮，以及武人一拳就可以打死的腐烂透顶的亡国（统治）阶级。在他们的视线当中并没有看到剥落这层表皮之后生长出来的新统治阶级——革命党及革命青年。为此，就连稍微与革命党人具有交往关系的人都误解革命党是韩国的亡国亲日党，以为他们只有依赖日本、仰仗日本才能立国，为此而进行令人颦蹙之援助的人比比皆是。北一辉提醒日本随着国家的兴盛产生了骄奢之情，照此下去，不仅会导致日中关系的恶化，而且会带来日本的亡国。他批判日本蔑视中国的背后具有“侮蔑劣弱者而跪拜优强者的奴隶心态”。然而他的上述意见未能改变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其二，有关中国的政体问题，北一辉虽然主张共和政体，但批判孙中山采用的共和制是“美国的翻版”，倡导中国应该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东洋共和国体”。

北一辉高度评价孙中山的人格，说他是“兴国阶级”的代表，“自信笃诚、坚定不移”、“一切言行都光明正大”，具有“超越利欲的美德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乐天派胸怀”。然而，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存在问题，称孙中山“在国家观念中有着不能容忍的缺陷”，严厉地批判孙中山所主张的共和制是“美国联邦论的翻版”，“有过多的世界主义”因素，会强化“各省的分割性”，从而导致“抹杀革命本义而促使中国走向非国家化”的后果。具体而言：

北美的建国是建立在即使可以脱离他的母国也不能背叛自由精神之上的，他们是为了信仰自由而不能容忍母国的移民子孙。自由之乡是美国国民的骄傲，清教徒的血液随着移民的增多而变混浊，但自由却是贯穿于他们历史的国民精神。支那与之相反，拥有的传统是与自由正好相反的服从道德，服从父母、顺从君主，以忠孝、齐家、治天下为道德，历史上支那人民是只有统治道德得到显著发展的国民。……在这种历史中他们成为受鞭打了数千年的奴隶。……孙君的空想不必美国人说我们也都知道那是觉醒了的革命党人的疾患。世界上的共和国中只有美利坚合众国没有反动与革命的反复，这并不是由于其建国只是建立在分离性的革命基础上的，而是……由于他们的国民精神尊重反对党的监督自由。没有自由的觉醒，或正要觉醒但依然处于专制历史惯性中的国家，决不可能通过美国的制度来维护自由。这样的国家如果采用了美国的两党对立制，反对的自由、监督的自由、批评攻击的自由、更替交迭的自由等反对党可以存在的一切理由，就必然会遭到蹂躏，结果必然会出现一党专制政治，在野党就会被当做“叛徒”。如果在支那的建国与历史当中无法发现保护在野党自由的精神，那么孙君对美国总统政治的翻译，反而会背叛其理想当中的民主自由而成为专制。基于上述理由，北一辉提倡在中国四亿国民的自由民主思想尚未觉醒之前，中华民国的总统“不应该用所谓投票主义者所期待的那种翻版议会来选举”，而应该立足于“天命与民意”，实施“东洋共和政治”。具体而言：

“东洋的君主政治”是统一连绵了一千五百年的信仰、拥护扶植国民自由的明治天皇。所谓“东洋的共和政治”应该像从列于神前的诸汗当中选举出来的窝阔台汗明确成为终身总统那样，是享天命而成为统治元首的共和政体……黄人的共和国应该以中世蒙古建国为模范。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忽必烈汗，他们并不是世袭继承君位的君主，而是由一种名叫“库里尔台”的大会选举产生的恺撒。而且他们比恺撒的罗马还进行了更为自由、更为统一、更为辽远的征服。从翻译当中解脱出来吧。黄人的总统不是美国开垦事业中的大村长。其三，主张中国采取中央集权制以统一国家。重视“国家民族”意识觉醒的北一辉，从历史客观条件出发，认为中国历来是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国家。针对那些认为地方分权比中央集权更适合中国、中国历史上多分裂的说法（以汉学家内藤湖南为代表），北一辉认为分权会阻碍中国革命的本义，即国家民族的统一，会给革命派的目标带来反动性的打击。他是这样讲的：

支那有史以来就是统一的。即使群雄割据两朝抗争，这也与日本有元龟天正的分裂时代、有南朝北朝的争霸时代是同样的。若说日本因为有这样的中世历史，日本的帝国宪法就应该输入美国的翻版建立各藩联邦，岂不是可笑的历史观吗？春秋时代人们期待天下统一之日的到来，孔明的鼎立计策也只不过是为统一所做的准备。统治者与民众的理想常常在于统一，分立抗争时代只不过是统一的觉醒尚未普及的历史过程而已。只观察支那之皮毛者是不考察这种历史过程的。对于各省自身顽强的团结力量其实应该反面理解，它正好是国家统一的第一步。非常遗憾，那些强调土音各异、抽取排他主义的人，只不过是欲为翻译的联邦论做注脚。……在四周响彻分割论的恐怖声中，他们与其按照各省感情来进行遗祸的分割性立法，远不如辅助统一之大势更为容易。……然而在考察共和政治时，将一个人（孙中山）的空想作为一切前提，而做出促进各省恣意分割的论断，则是极其欠妥的。不通晓内情的外国人混同孙君与革命党，妄作结论，革命的支那被赋予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是以中央集权的统一为根本的，与美国带有分权恶臭气的制度丝毫无关。其四，北一辉的中国认识也具有严重的缺陷。他希望中国通过实施蒙古帝国时代的武断政治与军国主义，进行对外扩张，批判中国的文弱倾向与文人政治。即：

在中国只需要像蒙古大汗那样的总统与蒙古大汗以下的诸汗构成的上院，不需要投票、空论与虚名的下院。这样的中华民国对内应该采取武断政治，对外应该进行军国主义。孔教导致中国中世走过文士政治，导致中国成为文弱国民，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走武士政治，走武断政策与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中华民国以后，科举制度的遗毒仍然存在。让写文章的人去做总统，这是对科举精神的变相继承。北一辉倡导“东洋的共和制”与“东洋的君主制”提携合作，进行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战争，以开拓亚洲的未来。他主张革命后的中国要想与日本联合起来驱逐欧美建设新亚洲，就必须要与位于北大门的直接威胁俄国开战。日本也不应该通过日英同盟和日俄协商来针对中国，而应该趁中俄战争之机，与英国开战将英国从中国南方驱逐出去，然后再发动第二次日俄战争将俄国驱逐出东北。如此，中国才能保证生存问题，日本才能“从小日本转为大日本”，在革命中国的协助下，日本才能实现“亚细亚门罗主义”，这就是北一辉提倡的日本的“革命性对外政策”。

北一辉是在赞成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基础上倡导亚洲主义的，强调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抵抗欧美对亚洲的侵略。在其亚洲主义构想中，日本离不开中国的“辅助”。然而，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膨胀欲望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觉醒后的中国必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上海的北一辉每天听到“笼罩在整个支那的反日之声”，看到站在反日运动阵前进行指挥、鼓动的“全是十年来患难与共、具有刎颈之交的同志”。在这一大矛盾中北一辉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认识到日本必须要进行革命。此后，他的思想发展为超国家主义，找到问题的突破口是“从无法索取处不夺寸土，同时，……苟可夺取则全球都不为大”，提出了日本建设“革命性大帝国主义”论。总之，正如野村浩一所说，北一辉虽然看到中国国家意识的觉醒，但未能真正地理解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在民族主义觉醒之后必然会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这是他与宫崎滔天走向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北一辉虽然都被称为“大亚洲主义”者，并援助过辛亥革命。然而，由于对华认识及世界观的不同，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宫崎滔天具备了作为真正亚洲主义者的两大条件，即，既具有公允、正确、平等的对华观，又具有不仅反对欧美国家对亚洲的侵略，而且也反对日本侵略亚洲的反帝主义精神。因此，他成为真正的亚洲主义者，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内田良平的对华观极具侮辱性，鼓吹日本的对华扩张，故而他是伪亚洲主义者，是借亚洲主义之名行侵亚主义之实的日本国权主义者。北一辉虽然具有较为正确的辛亥革命认识，但由于他的世界观中，接受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价值观，只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而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扩张，故他也成为伪亚洲主义者。

由于宫崎滔天的对华认识在近代日本属于极少数，因此，建立在平等型对华观基础上的亚洲主义，未能影响日本的对华决策，反而是那些极具侮辱性的对华观极大地左右了日本的对华政策。

三、知识分子的辛亥革命观

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和智能的掌控集团，对于国民观念的形成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应理性地追求科学和真理，从而为人类提供正确而合理的信息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做出了何种诠释？这种诠释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国民舆论的形成发挥了何等作用呢？

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知识分子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出版了大量以中国为题材的研究著作。本节分别选取内藤湖南、酒卷贞一郎、福本日南作为国策主义、军国主义、亚洲主义的典型代表，以点带面地探析日本知识界的辛亥革命观及其对日本对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1.国策主义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与《新支那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是战前日本国策学科——“东洋史”的泰斗，曾做过《万朝报》和《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后，内藤就发表了《革命军的将来》和《支那时局的发展》两篇评论。1911年11月末至12月初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进行了三次题为“清朝的过去及现在”的特别讲演，并发行了讲演记录《清朝衰亡论》（1912年3月刊行）。辛亥革命后，他分别于1914年、1924年写下《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两部著作。综合上述著作，内藤有关辛亥革命具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初，内藤提出清朝衰亡、革命思想必胜论。

内藤湖南在《清朝衰亡论》中就提出清朝已经没有未来，中国不会出现仲裁媾和或者南北分立的局面，认为“革命主义、革命思想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反对日本藩阀势力推行的援助清朝的政策。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内藤对清朝政治研究基础上的结论。

首先，清朝皇帝的传统权威崩溃，清朝已经失去向心力。即：

此前清朝就是强弩之末，艰难地维持着形式上的向心力。此次变乱，完全破坏了这种向心力，而且数百年来逐渐以惯性发展兴盛起来的离心力急遽地膨胀。……在宋代以后形成的“独裁君主”支配下的王朝内部，构成其向心力的原点是皇帝，皇帝是绝对权威的体现者。同时传统主义的权威使皇帝成为绝对性的崇拜对象。然而清末人们对于朝廷的尊敬之念几乎已经丧失殆尽。其次，内藤湖南从军事、财政、思想等统治构造层面分析了清朝灭亡的必然性。他注意到中国军队的制度性和思想性变化：过去以禁旅八旗为核心的兵制，逐渐演变为常备化的汉人义勇兵和新式军队，军队内部兴起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人际关系。他通过研究曾国藩的湘军，发现义勇军及乡勇的强大功能是靠师徒关系和同乡关系等前近代的人际关系来支撑的，这种结构是极为团结、英勇的。然而，反过来说，即使他们使用近代化的兵器，但他们的意识和行动基础都是封建性的，故“此等义勇兵的将卒是为与自己具有密切关系的大将而效劳的，他们不为朝廷的命令所动”，这转化为清朝的一种离心力。新军的将士都具有留学（日本）经验，他们在海外吸收了革命思想，训练士兵的武器是革命思想，这导致军队的革命化。新军的革命化，就意味着清朝权力的暴力性支柱破灭，这必然导致清朝的灭亡。

基于上述观点，内藤不仅批判援助清政府的主张，而且还以历史的眼光批判了日本国内的南北分治论者，断定中国南北不会走向分裂。即：

有人认为袁成为北京的中枢，就能出现南北分立的局势。但是，这种南北分立的构想原本就是一大谬误。支那自古以来发生在江南的叛乱难以成功，这是地势使然。北方兴起的势力，在其继续野蛮习俗、简朴生活期间是会成功的，然而一旦天下太平、生活进步，不依靠江南的财富，北方就难以维持独立。金之所以能存在百余年，是由于有南宋的岁币可依，元则不堪江南的叛乱而灭亡。特别是元明以来，北京完全是依靠江南的米与租税生活的，因此对于江南的新立国，北方从经济上是绝不允许其存在的。不知道这种历史而梦想南北分治，又从此种梦想出发援助支持北方朝廷，是重大的错误。总之，在辛亥革命之初，内藤看到中国兴起“二重种族观念”，一是整个中国对于外国人的种族观念，二是汉族对于清朝的种族观念。由于二重种族观念的存在，汉人在“灭满兴汉”，打倒清朝之后，并不是要恢复汉族的封建帝国，而是要否定传统的独裁君主统治，建立近代国民国家。

第二，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等混乱局面。此时，内藤以家产国家型政治构造、地方自治团体的存在以及中国国民性为由断定中国难以建立近代国民国家。

首先，内藤湖南将中国的社会政治构造命名为家产国家，认为这种政治构造导致中国难以建立近代国民国家。他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清朝皇帝这一“独裁君主”统治下，中国成为君主的私有物，天下成为君主的私有财产，这种独裁君主是“可以依据君主的感情来处理任何问题”的绝对专制者，国家被看作是“独裁君主”的世袭财产。处于“独裁君主”制下的庞大的集权性官僚机构，被用来保障这种家产国家的支配权，进而扩大这一权利。大臣只是独裁君主的秘书官，大臣以下的臣僚只不过是独裁君主的佣人。因此，官僚没有独立的权力，也不用负完全的责任，无论是谁都没有完整的权力，与之相应谁也不负完全的责任。他们只不过是附属在家产制上的管理干部。在家产官僚的政治构造中，上自六部下至知县衙门等官场上的实际政务是由一种不入幕僚或官吏品流的胥吏操控的，这种胥吏是世袭的，他们买卖特权，雷打不动地盘踞在官场上。这种构造导致官僚只关注“利用地方官的征税权这一重要权能，按照一些陋规或带有漏洞的规定，从人民手里征收手续费，值勤官务期间就是在进行存钱活动，这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官吏的“中饱私囊”成为做官的目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征收租税的承包制度”，中国政治就是“在不管内容就盲目盖章的机械官吏与人民之间，横行着一个真正垄断财政的机关，即吏胥阶级，他们以所谓的陋规为后盾，增值官吏与自己的收入”。这种政治构造带来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官吏的政治道德问题”。他看到知县以上的官吏对地方自治团体不具有任何感情观念，“他们只是为了收税而不断轮替，这与殖民地上的土人受外国官吏支配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家产国家的政治构造，在清末演化成一种“几乎无可救药的弊害”，导致中国既无法镇压革命内乱，也无法抵抗外来侵略。

其次，中国存在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这构成中国的离心力。即：

支那民政的真正机能，现在依然在于乡团自治，……不管是要进行共同管理还是进行其他任何统治，只要不打破乡团自治，支那的传统政体就不会被打破。乡团是由宗法即家族制度关系构成的，家族制度并不是封建时代日本的士族生活，财产继承是分头的，中间还有家族公产与个人私产的区别，二者进行了很好的调和。有家族互助、以家庙为中心的义田义庄。家族俨然就是一个小国家。在不是完全由家族组成的乡团当中，也是由几个家族的集合以及附属在家族上的零散人员组成的，依然与以家族为主的乡团组织无异。内藤认为构成中国社会实体的是地方自治团体，即乡党和宗族，他们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济贫、卫生、学校乃至警察等管理活动，而且这种状态直到辛亥革命时也没有改变。这种发达的乡党组织本身就是一种自治单位。他引证古今中外的例子，主张中国与其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主义，倒不如充分发挥自古以来的地方自治团体力量，采取地方分权主义，建立联邦制。

再次，中国家产国家的政治构造体制与乡团自治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中国国民性决定了中国难以实现近代国民国家。即：

支那国民的政治道义心，由于数百年间的恶政而麻痹……他们缺乏公共心、爱国心与独立心。对国家没有义务感。……就连教育都不承担培养国民对国家责任感的任务，故他们对于外国并不重视什么独立心、爱国心，只要乡里安全、宗族繁荣、安乐度日，无论是处于何国的统治之下，都会顺从。内藤认为中国只要“不发展国民教育，培养爱国心，使国民即使不像过去那样拥戴君主也能充分地辨析对于国家的义务，就到底不能真正地完成共和国的统一事业”。可见，内藤并没有认可中国建设统一国家的前提——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他还认为中国国民性“是不论牺牲任何东西都要追求和平的”，是故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就赞同列强在天津设立都督衙门，宣扬从中国人民的幸福角度出发，让外国人管理中国更为有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内藤湖南以中国古代各民族融和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推断中国人民不会反抗外国侵略，这是内藤中国观的重大缺陷。而且，由于内藤湖南具有汉学家泰斗的地位，他的这种认识普遍地影响了当时的日本社会。

第三，内藤对中国问题具有许多独到的分析，然而作为一个国策主义学者，他提倡中国应该放弃对满洲、蒙古、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统治，为日本政府的满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辛亥革命在建立中华民国时，围绕建立汉族单一制国家还是建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制国家问题进行过争论，最后中华民国决定建立五族共和制国家。对此，内藤湖南认为，“汉人以自己的文明为骄傲，对自我能力太过自信，纵令统辖五大民族，是否能坚持五族各自平等，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明，是否能将其等同对待，则存在着很大的疑问。这只不过会成为以汉人为中心、以其他民族为附属的理想而已”。内藤呼号应该把满、蒙、回、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其理由有如下三点。

首先，从民族感情来说，满、蒙、回、藏都不心服汉民族的统治。即：

蒙古、西藏以及回族在清朝的时候就感到曾经服从于支那的重荷有所减轻，旋即生出独立之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原本蒙古人、西藏人之所以服从支那，只是服从于满洲的天子，正是有满洲天子的统一，才服从之，一开始就没有服从汉人建立国家的想法。因此，一旦满洲朝廷倒塌，各异族的领土随之解体也是当然的事情。蒙古人倡导独立，西藏人依靠英吉利是理当如此的。他还认为中国政府“越是走向民主，就越会失去对异族的统辖能力”。

其次，从兵力和财政方面来考虑，中国没有统治少数民族的能力。即：

满洲的财政向来以其土地上的年收入是不能满足其全部支出的，都是通过获得支那内地的补充来得以维持的……袁世凯的汉人政权应该只统辖汉人以及汉人的土地，将异族的土地分割出去。统治异族的土地，对于支那的根本财政有害而无益，只有将其切割出去，才有利于支那的财政建设。……只要人民的实力能够得到继续发展，蒙古、西藏的土地归谁所有，满洲成为谁的领土，都必定不会妨碍汉人的和平发展。内藤的上述论据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强调袁世凯统治少数民族在财政上是亏本买卖，但又彰显日本开发满洲导致满洲财政充盈。可见，内藤湖南要求中国放弃满、蒙、回、藏地区的主张，只不过是为满足日本吞并满蒙的欲望而已。

第四，与分裂中国的主张相呼应，内藤还提出中国“无须国防论”，否定中国的国防与独立，倡导中国应该通过列强的均势来维持“苟延残喘”的局势：

于今具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就必须要尽早察觉到，未来二十年左右，支那没有进行国防的必要。……支那即使完全废除国防，其被侵略的土地也有限度，故不致于完全失去独立的地位。这受惠于列国的均势。而且即使支那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大体上也可以推测出其素质如何，只要日本、俄国有断然灭亡它的决心，则到底无法抵御。山根幸夫评价内藤虽然具有客观的中国观，但他的日本立场太过强烈，即国策主义倾向太过严重，最终完全陷入了主观论。总之，内藤湖南作为战前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研究大家，其观点不论是对日本政界还是对日本民间都产生了重要而又极具权威性的影响。尤其是他有关中国乡党自治传统和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建设近代国民国家前途的否定被广为接受，成为日本社会有关对华认识的基本观念。

2.军国主义者酒卷贞一郎的《支那分割论》

酒卷贞一郎在1897—1911年间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担任过文官教授，辛亥革命后，赴中国大陆进行考察，并于1913年写成《支那分割论》，提倡分割中国。其有关辛亥革命及中国的认识有如下几点。

其一，清政府的覆灭不是由于革命派的强大，而是由于腐败透顶的清朝已经处于无风自倒的状态。清朝……贪官污吏接踵不断，大官小吏都不思国事，以中饱私囊为唯一目的，为此不择手段。故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巡警狱卒，都在苛求搜刮人民，几乎就是在掠夺。他们又用搜刮之钱财来贿赂上官以图荣升。荣升之后会进行更多的搜刮与更多的中饱私囊，然后再送更多的贿赂，得到更高的荣升，这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故上下都被卷入这一邪恶的潮流当中。官吏越来越富，人民越来越疲惫，流贼到处蜂起，群盗在各处横行，不平之徒组织秘密结社，革命之火点燃，导致清朝的覆灭。他还特别强调了满人腐败透顶，甚至不顾本族的江山社稷：

从清朝260年的迷梦中醒来，满目看到的只有腐败加腐败的浊流滔滔而来。满朝没有一个人才，革命爆发以来，没有为国舍身赴难者，他们眼中只有自己，舍朝廷的兴废而不顾。他们即使藏着莫大的财宝，也不买爱国公债，皇太后发出的恳求上谕与资政院发出的恳请都没有效果，在军队强制时才不得已应募一些，但金额不过百万两。而皇族亲贵皆藏巨万之富，但也没有人将之供社稷之用。他们出席数次御前会议，却只考虑自己将来的生计，一意于退让，一朝清帝逊位，他们好带着财产或去天津，或逃到青岛，或遁走满洲，他们已经购买好了红妆宅邸，以追寻往昔的荣华富贵。皇太后驾崩之际，都没有守梓宫之人，特别是庆亲王，沐浴了无数的皇恩，储藏了巨万的财富，却被袁世凯笼络，多年来成为袁世凯的傀儡，为灭亡清室进行了大量活动。满洲人心已腐败如此，本身就已经是无风自倒了。其二，辛亥革命是儿戏，不是真正的革命，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首先，酒卷贞一郎通过描写革命战场上的风貌，论证革命派并无真正的革命精神。即：

武昌革命初夜，士兵成群闯入城中，炮击官衙，却几乎没有死伤者，汉口之战也只不过是枪炮的乱射。汉阳附近的战斗，是此次革命中唯一的一场大战，是最激烈的。然而两军合起来的死伤人员不过五千。南京则是无刃陷落，徐州之战不过是学童的模拟战。两军的将校、士兵临战都没有不期待活下来的，他们在战场上唯一的想法就是保全自己，根本就不想什么破敌杀贼的事情。汉口收复战是沿着日本租借后方的铁道线路进行的，租借里的邦人都站到台阶上或是房顶上观战，看到他们趴在铁道沿线的堤下，埋着头，只把手伸出来射击，根本就不进行狙击，枪弹很少打中敌人的，而是向根本想不到的方向飞去，不但打不到敌兵，反而还造成很多无辜良民的死伤。我国租借的建筑也受到此种枪弹的袭击，蒙受了重大损失，还造成了老幼妇女的负伤。而一旦敌人不见回应了，他们不顾战友负伤，也不听上官的命令，就连将校也是抢先狼狈地逃跑，气喘吁吁的，直到看不到敌人的影子，才在有障碍物的地方停下来。战胜者也不会暴露身体进行追击，他们还是只把手伸出来进行射击，当敌人的影子逐渐远去，从只有木偶大小变成鸟儿大小，又变成黑点，最后直到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才匍匐到堤上左顾右盼，徐缓追击。然而一旦看到敌人在前方占据了障碍物，就不会前进一步。如果有可以隐藏的障碍物，就会藏起来，如果没有的话，就会退却到以前的障碍物当中。两军没有以散兵进行攻击的，在战斗中没有挖掘散兵壕，不进行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计划，即使有也没有实行的勇气，没有侦察，没有狙击，没有跃进，没有突击，没有追击，真是天下太平的战斗啊。……在汉口附近的第二次战斗中，革命军渡过汉水打算袭击官兵后侧，官兵因为没有侦查敌人的情况，而没有发觉敌人的活动，也不加任何防备，炮兵阵地也没有步兵的掩护，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因此，如果革命军来一个突然袭击的话，夺取该地易如反掌。然而，革命军在没有受到敌人抵抗的情况下，在前方二三百米处占领了突出的堤防，然后不离堤防半步，更别说前进了，徒然在那里盘踞，错失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官兵也并不进行追击，只是占领堤防不出一步，让革命军轻易地渡过汉水退却。当时东亚制粉工厂的经理带着照相机观战，拍到了革命军陆续返回汉水方面的镜头，并询问了撤退的理由，有的说是因为弹药打完了，有的回答说粮食吃完了，有的回答说义务尽完了，有的说是累了，更有甚者说是害怕受伤。如果能够尽早耗尽弹药的话，他们就认为是尽完了义务，因此他们接连不断地进行盲射好费尽弹药，或是将之遗弃在沟梁田间，兴高采烈地结伴返回。他还开玩笑要求士兵赠送携带的枪支，士兵说送枪会被上官叱责，但弹药无论多少都能给，便赠送了大量的弹药。如此，在与敌人对峙的战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敌人的进攻突击，却在一线不当回事儿地做出此种行为，真令人不禁哑然。……在构筑汉阳的防御工程时，让士兵们挖掘沟壕，士兵都说“我等是战士，只知道好好打仗。沟壕的挖掘是苦力应该干的事，与我等无关”，不肯作业，司令部只好招募挖掘，逐渐完成作业，让士兵以沟壕为掩护进行活动，可他们却以此为很好的便所，夜间拉屎放尿，耗费了莫大银两的重要散兵壕在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公用厕所，第二天早上兵火交接，战斗渐酣时，完全没抵上用。通过对上述战场的描述，酒卷得出了如下结论：“革命战斗当中的两军，特别是革命军完全没有士兵的样子，是无赖、流浪汉与苦力的集合，他们毫无斗志，只是为趁势捞银而加入队伍”，故辛亥仲秋的革命不是流血的革命，与历代的王朝革命相比，只不过是“儿戏的革命”而已。他认为非流血的革命在原则上是不会激发国民活力的。

其次，酒卷藐视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是阴险、恫吓、虚伪、贿赂的革命，无法挽救中国走向分裂灭亡的命运。即：

仔细观察革命走到今天的过程，可以发现这只不过是欺瞒的革命。以此丝毫不能振奋中华民国国民的活力。他们呼号新政的刷新，呼叫利权的回收，提倡排外，宣称共和，议论宪政，都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痼疾，其活力与清朝的活力一样都沉没到了九泉之下。因此他们的人心日益浮躁，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日益松弛，留下的只有虚饰。此种状态继续下去的话，与唐末、宋末的支那一样，民国难免分裂割据。其三，酒卷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不可能单独构建共和国，甚至会由于内部分裂导致国家灭亡。首先，他把革命家的爱国主张，理解为中国政治家没有国家观念。即：

他们没有自己铺设铁道的能力，没有开凿矿山的能力，却只拘泥于利权的文字，呼叫利权的回收，以为这关乎国家体面，而不仔细琢磨利益得失，无论什么事都要阻碍外国人的事业，而不考虑失去同情，招来反感。苏杭甬铁道、川汉铁道、粤汉铁道等，都由于他们反对借款而终止，至今没能开通一线。矿山亦然。他们呼叫不许给外国人以采掘权，要自己采掘，但支那除了外国人经营的矿山之外，至今还没听说过哪儿还在采掘新矿。他们只是以吐露豪言壮语为快，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得失，也并不徐徐策划。总之，他们作为个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他们呼号只是为了让自己出名。既然没有国家的观念，当然就不会为国家效力，不会为国事效力。其次，他认为最能表明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的是中国的军队。即：

支那的军队哪知道什么忠勇，也不解什么信义……有背着伞的，有腰下别着提灯的，有的人在行军过程中站在路旁吃东西，有的人撒尿拉屎。还有抢掠民宅、富豪的，甚至还虐待老幼、强奸妇女。支那的军队是纯然的强盗之群。他们不是以国家的观念加入军队的，而是为了得到工资入伍的。故如果工资给得晚点儿，他们马上就会暴动，拿起武器去劫掠无辜的良民。……在战时不顶用，却在平时骚扰良民。他们不是国家的干城，而是国家的蠹虫。再次，除了军队之外，中国的官吏也都没有国家观念。即：

支那官吏，上自朝堂大官下至地方村落小吏，都不是以国家观念就任的，而是为了自己，为了金钱当官儿。故他们榨取人民的膏血，温暖自己，又为了荣达晋升，而贿赂上官。人民极为贫穷，官吏则富有。从行政到司法，都是以贿赂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裁判，由于是以贿赂解决问题，故诉讼往往是富人胜利而穷人失败，所以百姓不喜欢上诉法庭，反而以阴险卑劣的手段解决问题。对于营业，官吏专以贪婪为事，故富人把金子藏在土里，不放到市场上，致使全国七十二万方里的天府沃土，农业不兴、矿山不开、工业不发达、商业不振，落后于世界文明数百年。最后，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也都是个人主义，没有国家观念。即：

人民知道依赖官吏不利于自己，于是集结为乡党以自卫。故他们不管国君为何人，北人可以，南人可以，西戎可以，东夷可以，只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国君都会服从。故他们视王朝的隆替为过眼烟云，昨天的仇敌成为今天的国君，今天的国君成为明天的奴隶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个人主义，是数千年来的遗传，是习惯，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脑袋里，坚固得无法拔除，已经成为本能。要之，支那人与犹太人一样，作为个人勤勉忍耐、勇敢奋斗、励精图治、善于储蓄，具有优良的发展能力，但作为国家团体中的一份子，则是怯懦、怠惰、教条、虚伪、贪婪，充满了贼心。他们不忠、不义、不信、不勇，是完全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如何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健全的国家呢？同时，酒卷认为中国老百姓依然是适合于专制政治的人民，这样的人民不可能建设共和制，甚至有可能导致国家灭亡。具体而言：

支那人民如此没有政治思想，没有自治观念，唯希望依赖圣主、贤相施良政，从中受益。他们依然是专制时代的人民，是应该接受压制的人民，不是可以发挥自由的人民；是被统治的人民，而非统治的人民。现在全国蔓延的政治倾向只不过是一时的流行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要立宪，为何要共和，为何要渐进，为何要急进，为何是国民党，为何是民主党，为何是统一党，为何是支那进步党。他们只是敷衍趋势、附和雷同而已。期待以此等人民完成共和政治，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种状况继续下去的话，支那难免会土崩瓦解，走向灭亡。其四，中国必定会被列强瓜分，日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以便瓜分到更多的利益。酒卷要求日本在北方瓜分满蒙、河北一部，在南方则要占领福建、浙江乃至江西。即：

外蒙古与新疆已经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西藏实际上已被英国控制，支那已经处于分裂状态，而支那内部也出现了割据之势，支那的分割不可避免。因此，日本作为支那的邻国，应该瓜分到更多的利益。在北方，为了确保朝鲜与辽东成为日本的领土，就需要在与俄国的协商下将南满洲、内蒙古一带与直隶的一部分划入日本的管辖范围；在南方，为了确保我国领土台湾与母国之间的联系，就需要获得福建、浙江二省。特别是浙江的舟山列岛是大型舰队的根据地，可以扼制中央支那的大动脉——长江河口。福建是贫瘠之地，获取浙江可以弥补福建的不足，还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需要在与英法协商的基础上，获取江西的一部分。江西的赣江流域沃野千里，是所谓的天府之地。可见，酒卷分割中国的构想与参谋本部的中国分治论极为相近。总之，酒卷贞一郎作为日本军事学校的教授，军国主义思想浓重，其对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全面否定、对中国难免被列强瓜分以及内部分裂亡国的预测，都通过课堂教育以及书籍传播等途径对日本政府尤其是对日本陆军的对华政策发挥了重大影响。

3.亚洲主义者福本日南的《支那再造论》

福本日南是大正时期日本国粹主义、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于1912年写下《支那再造论》，其中提出了有关辛亥革命及中国问题的如下看法。

第一，中国非国论。福本认为，“当代世界上的现代国家，需要对内具有统一之实质，对外具有自卫之兵力，能够很好地保全辅助国民的幸福，代表一国的独立。”一国若非如此，就难以说它是真正的国家，而中国不符合上述条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清朝统一中国，实施郡县制，形式上看似统一，但是，这只是表象和虚像。察其实情，掌控二省或三省的总督具有军权，且于其辖内拥有征税权。故总督所在之处，实际上形成一个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命令，既可以服从也可以不服从，总督掌握着半独立的实权。同时，一省巡抚的权力也可与总督匹敌。仅从官制上考察，总督统辖管内的军务、监督民政，巡抚亦统辖省内之军务兼监督民政，巡抚也是一个半独立的掌权者。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威力的轻重。于是清帝国出现了无数个半独立国，难以期待统一。而且总督、巡抚职权几乎相同，若想做出政绩，则难免发生冲突，要想避免冲突就不得不相互拱手推诿，这导致地方行政的荒废。而全国9个总督15个巡抚，都在各自随意实施地方政务，一旦国家有所缓急，有的奉命援助，有的则抗命旁观。故中国“内外每有紧急情况，动辄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由此，福本认为中国不具备近代国家的要素。

其次，近代国家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对内需要设置立法、行政、司法、警察等机关，对外事务需要设置外交、贸易、殖民、国防等机构。这些都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而清朝作为泱泱大国，在1908年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亿500万两，是日本帝国年财政收入的1/4强、英法的1/16强、俄国的1/25强，以这样的财力难以经营清帝国的国务，这也证明中国不是近代国家。

再次，近代国家需要具备自卫能力，捍卫本国的独立，同时还必须要防卫本国国土不受侵犯。而清政府在俄国军队入驻东北之际却束手无策，放任俄军铁蹄的蹂躏，这也证明北京政府统治下的清帝国有国家之名而无国家之实。尤其是日俄两国军队在东北鏖战两年，而清政府却保持中立，旁观放任外国在本国国土上进行战争，这证明清帝国是空洞无力的国家，这向世界表明“支那不是近代国家”。

福本日南上述中国非近代国家论，是1930年代日本流行的中国非国论的雏形，成为日本不断蚕食掠夺中国领土的重要论据。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石原莞尔就认为“支那人究竟是否能够构筑近代国家是颇为值得怀疑的，我相信反倒是在我国为其维持治安的前提下，汉民族进行自然的发展才是他们的幸福”。

第二，福本日南也提出了清朝自灭论，认为清朝迷信宪政万能主义，是导致清朝自灭的重要原因。其解释如下：清朝误解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胜的原因，而盲目地以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在国土、人口等自然要素方面超过自身数倍的清帝国和沙俄帝国，是由于日本实施宪政之故，就连清朝朝廷内部的王公贵族都笃信宪政主义可以至强至大，故清末实施了过急的预备立宪，从而导致了清帝国的灭亡。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清朝和俄国，不是由立宪而至强，而是由强大而至立宪，即，日本立宪政治的建立是在统一全国行政、税收、兵制，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上甄别主次、确定先后顺序而在短短30年间完成的。西方国家的立宪政治，也都是在统一税权和军事、建立近代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才实现了三权分立。而清朝则盲目地迷信宪政万能主义，在进行全国行政、税收和兵制的统一改革前就急于实施立宪政治。统一中包含着集权的要素，而立宪中包含着分权的要素，故“无统一的立宪是对国家的破坏”，预备宪制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第三，中国领土可得保全，不会分裂。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之际，不少日本人都以为中国会南北分裂，福本认为分裂对于中国来说是华夏中国的破灭，对于列强来说，是世界动乱的根源。他认为中国不会分裂，必定会走向统一，其理由如下。

首先，辛亥革命虽然具有汉人对抗满人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满汉毕竟是亲族”，满族在统治汉族的两百余年间，用中华文字、奉中华教义、遵中华风俗，故满族就是准汉人。汉族所憎恶的不是满族本身，而是满族的专制，故去除满族专制之后，汉族就不会再憎恶满族。当下中国之患在于蒙古和西藏的背叛，故汉人的最大急务在于保全领土的完整，为此应该以宽宏大量对待满人以早日平定大局。

其次，人种、文字、宗教、风俗、地理及物质也决定了中国的不可分裂性。即：

支那乃东方大陆，其居民有四亿，单就土地、人口来说，是可以分裂出数个独立国的。然而其人种相同，而且文字、语脉、宗教、风俗等都无不相同，加之地理及物质上的关系，更加助长其抱团的倾向。试举一例，南方的米麦、北方的皮革等，如果不互通有无的话，则不能满足日常需求，故古来自然形成一大不可分离的社会。虽然有时或三国鼎立或两朝对立，但从鼎立、对立当天开始他们就希望统一。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就又会实现复合。否则，社会是得不到安宁的。……现在即使允许南北分立，北廷所持者主要不过满洲、直隶、山东、河南。从该地区的人口观之，有1亿1千余万多，似可形成独立国家，但其境内没有开港之地，财政无法得到保障。而南方15省之间，缺乏相互联合的要素，若相互独立的话，则有损于革命的精神，不符合其国民主义的思想。分裂只不过是长期的休战、是战争状态的继续，在此过程中，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贸易会受到损失，而且还会给列强以扩张之机。总之，福本日南的对华观与犬养毅相近，属于重视中日经济关系的“中国保全论”者，同时又是国粹主义者及南进论者。他不仅不反对日本对台湾的统治，而且还在鼓吹日本向中国南方扩张经济利益。因此，福本日南也不是真正的亚洲主义者，其“保全”中国的主张具有局限性。

综上所述，本章通过对日本政界、大陆浪人、知识分子的辛亥革命认识进行考察发现，日本对于辛亥革命的起因、过程都具有较为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但对于辛亥革命的前途和作用的评价则是否定的。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对于日本来说，无疑是其既有“中国亡国观”的“应验”。绝大多数日本政治家、军人、大陆浪人乃至知识分子都捕捉、放大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宣扬辛亥革命不仅不会带来中国的统一和进步，反而会导致中国最终走向分裂和灭亡。对辛亥革命的这种理解，成为此后日本不断采取扩大对华侵略、蚕食中国领土的认识基础和思想根源。此外，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在“中国亡国观”的基础上企图乘机“分裂满蒙”，并为此采取了各种行动，这已经暴露了日本不满足于对“满洲权益”的租借，而要彻底将东北化入其统治乃至领土范围的野心。而这一野心势必与不断觉醒的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全面的对决与冲突。

第六章“中国亡国观”的变动——走向十五年战争

1920年代，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爆发，日本的“中国亡国观”进入变动期。国民革命，是由国共两党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主要目标而携手发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较为强有力的领导政党。从1926年7月4日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政府，在历时近2年5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伐以工农群众为依托，实现了推翻北洋军阀、初步统一中国的目标，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及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形成初步统一的局势下如何对待“满洲问题”，成为该时期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课题。在国民革命期间，日本政局以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为界，前后经历了宪政会内阁和政友会内阁，两届政府分别执行了被称为“不干涉主义”的“币原外交”和强硬政策的“田中外交”。本文着眼于两届内阁有关中国局势的不同认识，探讨“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产生原因，并进而分析日本的北伐战争观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币原外交背后的北伐观

1920年代，中国的局势由于北洋军阀混战而错综复杂、扑朔迷离。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和革命势力的日益壮大促进了统一的步伐渐行渐近。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要求，制定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政策，为联合共产党争取工农力量、促进中国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4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开始了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革命军9月攻陷武汉三镇，歼灭吴佩孚部队，接着挥师东进江西，追击孙传芳，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占领福建全省。1927年2月底，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3月24日占领南京，3月26日进驻上海。1928年1月，蒋介石继续领导北伐，攻陷河南之后，取得原属北洋军的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加入。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在滦州被彻底打垮，亡走大连，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北伐军投降。北伐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一度出兵山东，蒋介石决定绕过济南继续向京津地区进兵。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至此宣布成功，中国取得了初步统一。

表6-1北伐年表

在北伐进程中，中国内部曾出现过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等重大事件。在中日关系领域也出现了收复国权、撤销不平等条约等要求以及南京事件、日本三次出兵山东问题。上述事件以及每次战役的结果成为日本关注的重要看点。

在探讨日本对于北伐的认识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北伐时期日本的政治结构。

在一战后世界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日本掀起了第二次护宪运动。1924年1月18日，护宪三派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三大政党党首高桥是清、加藤高明、犬养毅会谈，决定三派联合，6月11日三派联合组建以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政党内阁。由此，日本停止了内阁总理由元老推荐决定的制度，建立了真正的政党政治。宪政会内阁一直持续到1927年4月，即南京事件爆发后。在宪政会连续执政的三年期间，日本提倡“民本政治”，实现普选，实施宇垣军缩政策。在外交上，一直由币原喜重郎担任外相，实施对华内政“不干涉外交”。日本著名的政治学家坂野润治认为宪政会内阁是沿着吉野作造的民主路线走的，宪政会重视包含“拥护无产阶级”在内的“民本政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宪政会走向民主化路线的同时，日本的另一大传统政党政友会却朝着保守化路线走去。1925年4月高桥是清辞去政友会总裁一职，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新任政友会总裁，并吸收了犬养毅的革新俱乐部。在男子普选法成立以后，政友会反对宪政会的民主化路线，表明“我政友会的步伐必须是保守性的”。这在内政上表现在对皇权主义思想的宣传强化及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严厉管制和镇压；在外交上体现在对中国的强硬外交。

可见，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宪政会的民主化路线与政友会保守化路线的分化。而这种内政体制的变化，也影响到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平与民主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日本国内主张对欧美强硬，或者主张对中国采取侵略政策的势力，一般都是在迎合陆海军的要求；而在对外政策中迎合了军部要求的内阁，在国内政治中，也很少实施民主同样，对内主张民主的宪政党内阁，往往也能理解中国的国民性要求，对华实施了有限的“不干涉外交”；而对内主张皇权，压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友会内阁，则无视中国的民众要求，三次出兵山东，采取了强硬的对华外交政策。因此，在日本宪政会与政友会进行国内民主与保守政治路线的搏斗中，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也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下面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币原外交背后的对华认识。

宪政会之所以实施对华“不干涉”政策，与该党以及币原本人的国际观、对华认识及其对北伐战争的看法有密切关系。

1.与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协调”

所谓“币原外交”，是指在1924—1927年、1929—1931年的宪政会内阁期间由币原喜重郎外相实施的外交政策，它以维护扩大日本国家利益为目的、以经济主义为原则、以华盛顿体制为“维权”保障、以列强协调主义为手段、以对华实施“不干涉内政主义”为主要特征。所谓“不干涉内政主义”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两项：第一，日本不援助中国的一党一派；第二，中国不论由谁掌权，也不论中国建设何种政体，日本都不予干预。该原则的基本构思是：列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不阻挡中国人的改革努力，外部人难以理解的中国事务，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币原是日本参与缔造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代表人，故“币原外交”采取国际协调路线，承认该体制确定的五国海军比例、废弃日英同盟、缔结四国条约以及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的九国条约，并相信华盛顿体制可以确保世界和平。1924年6月11日币原在外相就任仪式上谈到，“现在权谋政略以及侵略政策的时代业已成为过去，外交应该沿着正义和平的大道前进，在开拓帝国的前进道路时，除了遵循这个信条之外别无他法。……日本要遵守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各项条约决议当中所明确表示或者默认的崇高精神，以完成帝国的使命”。总之，币原是日本承认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代表。

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建立对于一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具有重大影响和制约。首先，华盛顿体制承认并确立了列强建立的世界殖民统治体系，维护列强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享有的各种特权。这对日本来说是维护其朝鲜、台湾统治以及在华各种权益、特权的良好武器，对于中国而言该条约则成为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绳索和桎梏。其次，华盛顿体制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该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对华进行新的领土和特权扩张。币原外交是在基本遵守上述两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币原在1924年7月1日召开的第四十九次帝国议会众议院上，发表了如下外交方针演说：

帝国外交的根本方针在于维护、增进我国的正当权益，同时尊重列国的正当权益，以确保远东太平洋方面的和平，进而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事实上，帝国外交的所有政策及行动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我们不能牺牲其他任何国家来满足没有道理的欲望，也不能被所谓侵略主义、领土扩张政策等事实上无法实现的迷梦所驱动。与此同时，维护、增进日本的当然权益，是政府应尽的职务……至于对支问题，我们是极为重视的。毋庸赘言，向来日支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当然，保证两国之间充分的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近年来，支那各地的外国人遇害事件频繁发生，为此，支那不能令人满意的政局问题更加引起外国人的密切关注。然而，支那改善一切施政是项困难的事业，我们必须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以同情与忍耐来观望支那国民的努力，祈祷他们的成功。支那需要我们的友好协作，我们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不辞给予帮助。关于支那的内政，不是我们应该干涉的。我们不能无视支那的任何合理立场，同时，我们也相信对于我国的合理立场支那也不会采取任何无视的行动。从上述演说中可以看出，币原一方面否定不顾及欧美列强在华权益的“亚洲主义性”主张，另一方面也坚守日本在华“合理立场”，即，得到华盛顿体制承认的在华既有权益。同时，他重视对华经济关系，提倡“不干涉主义”。

币原之所以采取“不干涉外交”，除了他对国际局势的认识之外，主要是以其对中国北伐的认识为依据的。但币原本身对于中国问题比较陌生，甚至没有亲自去过中国。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他格外重视驻中国当地派出机构及其亲信的实地调查。币原于1926年北京关税谈判结束之际，派遣亲信佐分利贞男到中国南方考察，与正值北伐的国民党要人以及孙传芳等人进行接触。通过此次调查，佐分利对国民党产生了好感。币原则通过佐分利，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北伐的动向。

2.否定“苏俄控制中国革命说”

1920年代，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世界出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其立场自然站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且随着日俄协商的终结，日本因感到俄国会向中国扩张而感到“威胁”。因此，反共产主义，不仅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主题，也成为对华外交的重要课题。

北伐是在苏俄影响之下进行的，田中领导的政友会以及日本军部与多数列强一样，都认为北伐是由苏俄鼓动、支持、掌控的。日本外务省驻华机构也纷纷发来苏俄共产主义控制北伐的报告。

1926年9月，驻广东代理总领事清水亨接到鲍罗廷等俄国顾问随蒋介石出征的报告，判断北伐是由苏俄策划的。他还看到国民党政治宣传部也随着北伐军出征，“在占领地向土民进行所谓孙文主义与各种过激主义的宣传”，因此，革命军的北伐既是“军事北伐”，又是“政治北伐”。“政治北伐”既是俄国人窃喜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日本人最应该关切的地方。

1926年12月，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预测到俄国的影响力会随着北伐军势力的扩大而强化，长江以南会被统一在一个苏俄共产主义式力量的统治之下，并会接受俄国排他性的指导。

但币原没有采用共产主义“传染病”的意识形态对立论来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认为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自觉基础上的，而不是苏俄的煽动。1926年2月16日，币原就中国的反英运动致电日本驻英大使松井，阐述了如下观点：

支那的反英运动是近来支那的全民性风潮，是收复国权运动的一部分。“苏维埃”方面在巧妙地利用此种风潮，还特别策划让支那充当反英的急先锋。另一方面，支那国民党特别是其中所谓的共产派出于利己的考虑而利用俄国，向奉天派以及其他反国民军派进行宣传，他们并非在根本思想上与“苏维埃”的思想产生共鸣。因此，眼下进行反英运动的首魁即广东政府最近要罢免俄国人顾问，所谓反英运动是“苏维埃”策动的说法未必能够反映事物的真相。可见，币原质疑苏俄对于中国的影响力，认为中国并不会完全共产化。

1926年11月藤村义朗男爵在九江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长邓演达进行会谈，九江领事将会谈纪要报告给了币原。其中藤村询问了国民革命军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邓演达表示国民政府并不采取赤化路线。

1927年２月北伐军顺利占领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币原在帝国议会演说中又谈到：无论是什么人掌握支那政权，其实施的国内政策对于支那来说是否健全妥当，当然是该国国民自身应该决定的问题。其政策如果是适合支那人的国民性，能够带来国内的繁荣与国际信誉的话，是会自然得势的。若反之背叛了这种期待，则会自然消亡。支那人的国家生活是在数千年的历史背景中受到其本国特有的环境刺激发展而来的。因此，无论哪个外国将本国本位主义的政治、社会组织计划强加给支那，都是永远无法成功的。支那国民也到底不会长期默认他国的干涉、服从于他国的指挥。可见，币原否定了那些认为中国革命由于受到苏俄的援助和影响，而被苏联掌控操纵的说法。他在给驻英大使松井的电报中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我在1月18日的帝国议会演讲中明确地讲到“支那国民到底不会长期默许他国的干涉、服从于他国的指挥，这就是指国民政府今后会断绝与俄国人的特殊关系，脱胎换骨，否则，就会失去声望失去国民的信任，自然走向崩溃。……近来鲍罗廷等势力在国民政府部门内部越来越猖狂，支那国民对此已经表现出了反对的征兆”。另一方面，日本的保守势力担忧中国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赤化”，从而刺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日本的天皇制。币原就此谈到：“支那无论采取何种制度，日本国民是有自己独特历史、独特理想的民族，我们十分确信维护本国国体的信心、决心与能力。”

币原采取不干涉主义，与他的共产主义观、苏联观也是紧密相连的。币原虽然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但有鉴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共产主义政策的重大失败，以及后来日苏关系的顺利发展，得出了共产主义国家未必一定会采取侵略政策的结论，看到共产主义国家也有可能进行符合日本安全和通商利益的国际交往。在处理南京事件时，他对英国大使讲道：

从支那国民政府以外的情况看来，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遍及全国。假使共产派取得天下，经过两三年之后，也不再会有外国人无法居住、通商的危险。例如俄国革命之际，欧洲列国极为担心它的威胁，但事实上日本在数年之前与俄国恢复国交以来，日本在共产主义的俄国居住、通商、设厂，没有任何危险。有鉴于此，支那亦同，不必过分担忧。因此，币原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认为即使中国全国都共产化了，日本也应该坚持重视居住和贸易等权益。这种信念使币原避免了因受制于意识形态对立论而对北伐采取强硬的干涉政策。

3.中国民族独立运动“过激论”

币原的对华政策是以承认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为前提的，而该体制确保列强建立的世界殖民统治秩序。币原将华盛顿体制作为维护日本在华既得权益的武器，批判中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运动太过激进。

国民革命向帝国主义国家提出了收复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北伐军攻陷武汉以后，日本已经注意到国民革命军“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的两大政纲。对于日本来说，以工农运动为背景的反帝要求，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的问题。因此，日本非常关注国民党有关收复国权、撤废不平等条约的具体主张。

1926年藤村义朗与邓演达进行会谈时，探问国民党是否主张立即撤销不平等条约。藤村讲道：日本也拥有过30年被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经历，因此能够理解中国对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但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途径，是通过日本国民努力增强实力后实现的，而中国却不等国民的努力与实力的增强，先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并不是良策。对此，邓演达答到：“不平等条约在六十年以来长期困扰我国，中国因此而处于衰亡的悲惨境地、呻吟于半死的状态，日本在当时的环境中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打击程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若中国模仿日本的话，那么中国就只有灭亡。”

1926年9月，日本驻广东代理总领事清水亨向币原报告，“国民党当前的做法太过急进，不仅会让人想到它是俄国的傀儡，而且最近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不逊，借国民革命之名，对内虐待民众，对外蹂躏列国建立在正当条约上的权利”，要求币原采取强硬措施维护日本的在华权益。

1926年12月，中国人民向英国掀起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运动。对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向币原报告：国民党统治中原时的对外政策也难以保证是稳健的，虽然蒋介石发表区别对待英日的声明，但其目前的亲日政策难以长期维持。广东军的宣言显然是以解放受压迫的国民为根本目的的，他们没有区别日英的理由，更没有理由认为日本的压迫是可以接受的。列国的经济根据地有可能会被颠覆，因此“帝国是否还能任其自然发展进行旁观，是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

对于中国立即收回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币原本人也持“过激论”：“我们在希望支那健全发展的同时，看到那些大有前途的青年动辄受到没有依据的风言风语以及恶意的宣传蛊惑，而热衷于危险又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我们为此而对邻邦的将来深感忧虑。”

币原在下野后，更加明确了中国反帝运动“过激论”。1928年4月，他在《外交时报》上发表《支那问题概观》谈到：“若支那国民以为使用暴力即可胁迫列国屈服，从而可以无视义务单纯行使权力，则这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同年10月19日币原在庆应大学进行的讲演中，如此批判中国的反帝要求：为了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现在支那方面采取的方法顺序，与我国曾经面临同一问题时采取的方法完全不同。日本当时“在罪人之前首先罪己，并未呼吁打倒帝国主义，而是首先竭尽全力地进行本国的政务革新”，但中国却“不等国内施政的改善就绪，就直接逼迫改废现行条约”。显然，币原因固守日本的既得权益，而认为中国收复国权、撤销不平等条约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过激”的。

币原一方面对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持有“过激论”，一方面对北伐统一内地基本坚持了“不干涉政策”。他在1927年2月18日的第五十二次议会上发表了坚持“不干涉方针”的演说：

我国国民在任何场合都有维护在支生命财产的权利，享有全世界承认的国际法给予保障的一切权益。不论支那国内出现任何政治与社会上的变革，我们都不允许对我国国民所享有的上述基本权利进行限制与变更。我们也没有听说现在支那政界哪个力量在否认此项权利。但是，由于具有维护治安责任的权利中心不稳定，导致出现不能严厉取缔不良分子之跋扈的现象，这也是明了的事实，但此种事态并不是没有随着当地政局的稳定而逐渐得到改善的可能。……以外部的压力来强制国内的和平，是有害无益的。但我们追求和平，支持支那国民的努力，并给之以充分的机会，这是作为友邦的道义上的义务。为此，我们要禁止提供一切有可能助长支那内乱的武器与借款。因此，1919年以来我们在政府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采取了最为严厉的限制，今后也没有改变该方针的打算。若外国一面标榜不干涉支那内政，另一方面却向支那的一派提供与其敌党作战的武器或借款，则完全是矛盾的态度。币原的“不干涉主义”，是从日本的经济利益及国际威信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在一战后的恐慌当中，苦于贸易赤字的积累，这需要通过贸易通商加以解决。因此，币原对于南京事件也基本坚持了“不干涉政策”。

在南京事件后，列强看到在反帝问题上，共产党属于“激进派”而蒋介石属于“稳健派”，故英国驻日大使向币原提议应积极援助蒋介石。但币原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质，看到列强援助蒋介石反而会导致蒋介石倒台，拒绝了英国的援蒋建议。他认为列强对于中国的任何干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故强烈地批判了田中的出兵外交。1928年10月币原批判田中外交是“把做不到的事情装成能做到的样子，这无异于在大路上变戏法的”，这种“权谋数术”的外交，不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不久之后就会给国家带来重大的灾祸”。

那么，币原何以一方面认为中国民族独立运动过于急进，一方面却能坚持“不干涉外交”？这与其敏锐地感到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具有密切关系。

4.对中国统一大势的有限肯定

北伐前后，宪政会有关中国统一走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北伐前，宪政会认为中国难以走向统一，而北伐后，宪政会的这一看法发生改变。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在《民政》上连载《支那民族运动概观》谈到，中国的民族意识有两点确凿无疑：其一，“支那民族是极其不愿被其他民族统治的”；其二，“支那民族对于他们构建起来的文化，是怀着极强的骄傲感的，他们极为热爱他们的文化”。神田还看到，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会导致其即使能够一时隐忍其他民族的压迫，但一旦时机来临就会奋起反抗，彻底地追求自己的民族意识。他还关注到中国新青年对于家族主义、结婚、贞操、女性地位、父子关系等封建礼教的反抗和破坏，认为“学生们对于启蒙运动所倾注的热情，是孙文广为宣传的爱国运动的延长。因此，支那学生的启蒙运动，与欧美大学生的运动相比，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与动机。即，在单纯的人道主义一点上，与欧美学生是相同的，但支那除了人道主义之外，还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一强烈的动机”。

币原本人也看到中国的统一大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是中国走向统一的重要动力，对此，币原给予了一定的理解和尊重。1926年国民革命军决定北伐后，币原认为现在反复发生的军阀混战，是国家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但中国民族主义却是不可逆转的趋势。1926年1月21日币原在第五十一次议会上的演说中，对于中国各地发生的革命暴动事件阐述了他的意见和方针：

仔细观察支那时局变动的人，就会发现近年来支那国民表现出了政治觉醒的征兆。旧支那步步远去而新支那渐渐兴起。……无视近年来支那局势的显著变迁是重大的错误。军事方面的权威人物，也许会因战乱而有人兴起有人衰落。然而，国民性自觉一旦发生就不仅会消灭，反而会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强而日益增长。而支那国民之间出现的这种自觉，最近表现为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上。在1927年2月进行的第五十二次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币原再次谈到：

眼下国际关系当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当然是支那的时局问题。过去十几年间，支那几乎是内乱不断，战争的当事者与地域经常转换，但却看不到国内秩序恢复的征兆。去年夏天开始进出于长江沿岸的南军，高举以政治社会变革为主旨的旗帜，为此，支那的内乱性质也发生了一大变化。1927年1月27日，佐分利与孙传芳进行会谈时，佐分利就北方当英国与南方革命派发生武力冲突时的态度进行了咨询。佐分利提到在华外国人当中有不少人认为北方会进行旁观。对此，孙传芳表示：这种观察是把现在的中国看作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在华英国官民依然持有二十年前的老想法，自然会得出这种误解。可见，孙传芳暗中透露了当英国借口出兵与南方发生冲突时，孙传芳也会排斥英国。孙传芳还就英国派遣陆海军赴上海一事进行了严正抗议。据此，币原判断“张作霖、吴佩孚等旧式人物姑且不论，至少孙传芳对于外国的武力干涉会采取与南方一致的反抗态度”。孙传芳是蒋介石北伐的对象，但在对外问题上却表现出对蒋的协同政策，这不得不令币原感到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

币原不仅敏锐地感到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且还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统一趋势难以用武力镇压、逆转，干涉革命是极为危险的事情。他在1927年6月给日本驻比利时大使安达峰一郎的私人信件中谈到：

支那动乱现在尚酣，这对列国来说是麻烦万千。但是，支那国民在世界大战后之普遍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鉴于土耳其、埃及等实例，近年来不断表现出政治上的觉醒，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这反映了真正的国民性觉醒。此际，来自外部的压力不仅无法阻止之，反而会引发危机。币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主张对华“不干涉外交”的。

但毋庸置疑，要利用华盛顿体制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币原，虽然判断中国内地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但对于满、蒙、回、藏等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统一则是不予认同的。因此，币原对于中国统一大势的判断也是有限的。

而且，在日本外务省派驻中国南方各地的领事当中，存在着大量与币原外交不协调的声音。

1926年8月，驻广东代理总领事清水亨发表了如下看法：广东政府的“北伐”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过去也屡次进行而又屡次失败，毫无意义。国民政府此次北伐从军事、财政上来看，今后形势如果在四周内不发生特别有利于广东方面的变化，恐怕结局也难免是重蹈覆辙（根据陆军驻支武官之所见，北伐军恐怕是不可能占领岳州的，而且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谈话表明，北伐军费的支出最需要财政当局费心）。

1926年9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承认北伐具有积极的一面，认为“此次武汉的战乱与向来的内乱其趣不同，不是单纯的军阀权利争夺战，带有主义思想之争的色彩”。他鉴于“国民军以三民主义收揽人心”，认为“即使蒋介石失败了，但此种‘运动’也难以消灭，反而会越来越得到发展”，因此，“与其臆断它是赤俄的傀儡，倒不如积极与之接触以把握真相，并趁机取代赤俄指导之”。而到同年12月，他又怀疑中国的统一步伐，即：

广东军的组织存在问题，中央没有收揽指挥权，至少三分之二只不过是旧军阀的大同团结，没有思想性的共鸣，派系林立，其行政厅随着时间的流转失去了新主角，有可能招致支那商民的反感，北伐军内部对于俄国派的跋扈持有反感的人也逐渐增加。由此看来，他们不断煽动排外热潮以用作对内团结的效力在减少，支那人特有的雷同热也开始冷却，当出现转向守势的必要时，也就是内部分解作用开始的时候，统一的预见还存在很多疑问。总之，进入1920年代，以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观为代表，日本的“中国亡国观”进入变动期。宪政会与币原本人认可中国的统一大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内地的“北伐”和统一实施“不干涉政策”。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统一范围的认识是具有局限性的。而且，在币原外交体制内，并非所有人都肯定中国会走向统一，这是田中内阁之所以能迅速转变“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基础。

二、田中外交背后的北伐观

192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局在宪政会走向民主化路线的同时，政友会却沿着保守化路线走去。这在内政上表现为南京事件后上台的田中内阁强化皇权主义思想，并严厉管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倡导“积极”、“强硬”、“自主”的外交，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在1927年5月到1928年的北伐进程中，三次出兵山东，并引发济南惨案。

那么，田中为何采取这种强硬政策？这与田中本人以及外务省中枢的对华认识具有密切关系。外务省是田中内阁负责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要机构，田中本人兼任外相，对华强硬派森恪担任外务政务次官，吉田茂担任事务次官，植原悦二郎担任外务参与官。本节主要将以政友会的中心人物以及上述外务省参与决策的主要领导人有关北伐的考察、评论为依据，探讨田中内阁实施对华强硬路线背后的北伐认识。

1.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制

尽管日美在南京事件中都贯彻了不干涉政策，反对发出最后通牒，拒绝英国的对华制裁提案，但日美两国的当局却遭遇到了不同的命运。美国在事件中的损失要大于日本，但美国凯洛格国务长官基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解和同情，坚持不干涉主义，他的对华外交政策也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然而，币原则没有那么幸运，日本在南京事件中受害最轻，但日本媒体却夸大日本领事馆受到的袭击，进行煽动性的报道，政友会也趁机展开了对宪政会内阁的攻击，致使日本舆论沸腾，出现了批判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的热潮。

松冈洋右批判“币原此际的道歉叩头，换来的是他们反日的一大铁锤”。岛局素川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痛斥币原外交“实际上成为支那的俘虏”，没有维护日本的正当权益，这样不但没有增进中日亲善，反倒助长了中国对日本的“轻侮”；这不是民政党滨口雄幸所说的“共存共荣”，而是“我损彼荣”。该文被转载到《政友》上。

1927年4月17日召开的枢密院会议，本应是商讨金融恐慌对策、讨论台湾银行救济紧急敕令问题的会议，但枢密院平沼骐一郎、伊东巳代治却就南京事件展开了对币原外交的强烈攻击，并否决了紧急敕令案，若槻礼次郎内阁于当日被迫总辞职。4月20日，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成立。

田中领导下的政友会之所以批判币原的“不干涉外交”，不仅是由于他们认为币原外交没有维护日本的在华既得权益，而且还由于他们不满币原外交“止步”于华盛顿体制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制约。田中内阁的知美派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认为四国条约以及关于中国的九国条约，都是欧美列强对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东亚活动的全面限制。即：

欧美人在华盛顿会议上主张列强在支那机会均等，但日本国土狭窄、人口稠密，要想发展，就必须要追求大和民族的海外雄飞。……四国条约的签订，是极为错误的。日支两国的关系，是一种独特的关系，不仅是对于我国的发展，而且对于亚洲民族来说，日支两国都必须要维持这种特殊关系。然而关于中国问题，九国条约规定每发生大事都必须要与欧美七国共同协商，这是极其不利于我国的。总之，华盛顿会议对于日本将来的发展施加了种种限制。田中内阁认为如果不以美国和中国为对象，日本就无以雄飞太平洋，美国和中国是日本的广大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然而，美国却于1924年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高潮，并确立了排斥日本移民法案。美国的反日风潮不仅杜绝了日本向美国移民解决人口问题的希望，而且，一战中美国的在华发展已经让日本感受到威胁。日本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制构建的世界秩序对于日本来说是不公平的：白色人种锁闭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不许黄色人种进去，却要求黄色人种打开大门，实施门户开放。是故，植原倡导日本帝国的大和民族应该领导中国等十亿亚洲民族来打开整个世界的门户。这一想法是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本人以及外务政务次官森恪等人的共识。

上述表明，日本主要决策层对于华盛顿体制限制日本在华进一步谋求特殊权益的普遍不满，也是他们对华权益扩张欲望的最好反映。事实上，正是这一欲望的极度膨胀，才导致日本无法正确认识北伐所具有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意义。

2.阻挠中国民族独立运动

北伐既是一场对内统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对外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运动。对于北伐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和反帝性质，田中内阁是带着敌视和仇视的眼光来看待的。

众议院议员松本君平在1927年3月12日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将北伐军进攻上海，视为日本和列强的“严重危机”，渲染革命军不用武力而依靠民众的力量，就已经夺取汉口租界，指责币原外交针对中国收回汉口、九江租界采取的旁观政策必定会导致兔死狗烹的结局。即：

辛亥革命以来，清朝的崩溃、袁世凯的没落、三次革命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岁月，此间支那发生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变化。但是，我国还从未出现过像现在这样，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最为危险的时刻，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南方革命军已经一扫湖南、湖北，占领武昌、汉口等枢要之地，又攻略江西，攻陷浙江，现在扬子江一带已经落入南方革命军的势力范围。……南方势力正要袭击上海，严重的危机正在袭来。殊对于列国来说，今日之支那局势，与义和团事件以及长发贼事件（太平天国运动——作者）相比，都更加具有严峻的利害干系。……革命军不用武力而依靠民众的力量，就已经夺取了汉口租借。而且在汉口设置了革命政府本部，正要趁此机会，不用武力，借用民众的力量——或采用“罢工”，或示威运动，或通过其他直接行动夺取上海。上海对于我国来说，是在制造工业以及商业上都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方。……在租界问题上，观察现在南方革命军的主张，支那政府、支那国民是要夺回向来处于各国手中的所有租界的，这成为现在支那国民运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不仅是南方革命军的，而且北方也具有这一要求与国民愿望。现在南北虽然在争执，南方的思想，却已经弥漫到整个支那，成为支那指导性的精神……根据现在革命军之提倡以及革命政府之声明、宣言观之，他们的要求，是要将英国势力全部都驱逐出整个支那。……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巨魁。将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巨魁从支那进行绝对性的驱逐，是现在南方政府国民性运动的要求。他们主张将上海夺回到国民手里——南方政府的手里，他们认为上海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巢穴，是帝国主义的牙城，夺取上海，就可以把英国的势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全部颠覆……俄国的最高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进行指导性的演说时，就宣扬将颠覆英国作为先决问题，法兰西、日本等小帝国主义、小资本主义国家就会被全部打倒。只要打倒英国，日本等就会自然得到扫除。支那以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之势，现在要打倒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可见，松本君平对于中国人民收复国权的要求是采取敌视态度的。他预测到革命会影响波及东三省，指责若槻内阁在此种危机时刻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护日本的经济利益和日本帝国臣民的安全，批判币原外交是无所作为的“灰色外交”。他宣扬从现在已经觉醒的中国国民来看，日本和英国也是同罪的：“日本也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支那的势力被颠覆之际，对待英吉利的同一手法就会直接向日本袭来……那时，日本就是所谓狡兔死良狗烹。”

松本君平在承认中国民族觉醒的基础上，主张日本不能无视这种国民觉醒，对于中国建设独立国家的努力也不得无视，因此他强调日本决定对华根本政策的时机已经来临。这种根本政策有两种选择。其一，日本与英美协调，“收拾此种纠纷不断的支那时局”，来“维持正要被破坏的支那现状”，即维持中国不统一的现状。其二，日本承认中国的新兴势力，接受容纳不断觉醒的中国国民对于民族主义、平等主义、国际性“民主主义”的主张，即承认中国的独立自主，同时与苏俄达成谅解。从他批判币原外交的“无所作为”来看，他真实的主张在于维持中国现状、阻挠中国统一。

植原也批判币原外交，敌视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主张对华强硬。他曾为观察1925年的北京关税会议专程到北京滞留四个月，看到在关税会议开始时，币原外交就显示了不同于英美的态度，这种态度破坏了英美的对日感情，导致各国对华政策陷于混乱，关税会议失败。又由于这一外交的失败，导致中国在广东、汉口、九江、上海等地实施增收二分五厘关税政策，日本条约规定的权利受到“不当”侵害。他批判币原外交对于中国用“暴力”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显示出事不关己的态度，强调日本租界也会继英国之后被中国以“暴力”手段收回。而且，这还不仅局限于租界，就连东三省及山东等日本帝国的“特殊权益”都难以得到保障。植原认为整个中国都不会保护日本帝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即：

南方派的军阀为了扩张势力，使用共产党及便衣队，在破坏社会秩安方面，比北方势力还更加严重。因此，假使南方的北伐成功，也难以想象中国会得到统一，在南方势力的统治之下，日侨的生命财产也难以得到保障。相反，在南方派的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活动异常活跃，日侨的生命财产将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在此情况下，他认为日本可以采取的政策有两种：一是放弃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既得权益，对中国的混乱袖手旁观；二是“自卫”本国的既得权益，同时把中国“引导”到和平、健全的发展道路上。他认为如果日本不为保护侨民而出兵“自卫”，放弃既得权益及侨民的经济地位，日本就必须要“下定决心放弃在支一切既得权益”，而一旦放弃此等权益，日本就不得不做好放弃“满蒙特殊权益”乃至台湾和朝鲜的觉悟和准备。植原所选择的道路是出兵“自卫”日本的在华权益。因此，他参加、协助了田中的“东方会议”，追随了森恪的“武断外交”。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在田中内阁当中是典型的对华强硬派，他的强硬度甚至超出田中本人。亚细亚局长木村锐士谈到，森恪在刚到外务省就任外务政务次官进行演讲时就气焰嚣张、信誓旦旦地批判币原外交是“软弱”外交，非难币原对“满蒙特殊权益”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并攻击币原对于南京事件没有采取出兵惩罚中国的政策。森恪宣扬要刷新对华外交，实施积极政策。如此强硬的森恪通过对中国的考察，预言中日关系将日益恶化，认为南京事件并不是币原所说的突发事件，而是有计划性的，非难币原外交致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了北伐的威胁，宣扬日本决定最后政策的时刻已经来临，即：

最近二十年来扬子江沿岸发展起来的日本人势力正在走向根本性的消亡，日侨现在都无法生活下去。这并不是由劳资问题造成的，而是在经济政治性的革命当中，由一部分支那人进行的有计划的消灭日本人运动造成的，故现在日本人对于支那已经到了必须决定是要前进还是后退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1927年2月，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授意该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森恪、松冈洋右一行考察中国。他们从2月22日离开东京，在华逗留35天，其间游历了上海、汉口、九江、南昌等中心城市，还考察了青岛、天津、北京、奉天等地。其考察的重点在长江流域，会见了蒋介石、苏联顾问鲍罗廷、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冯玉祥等几乎所有的相关政要。山本条太郎在南昌访问革命军统帅蒋介石，并三次会见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及孙中山之子孙科。经过访问会谈，他得出了“南方人心都在轻蔑日本”的结论。他认为陈友仁和孙科在轻蔑日本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他们认为“日本开口就称日支亲善，提倡共存共荣，然而那并不是为支那，而是为日本的生存。日支经济关系如果断绝了的话，日本的经济就无法运行，日本离开支那就无法生存。现在日本的贸易十分之六都是对支那的，所以即使日支国交断绝，为难的也是日本，支那绝不会感到为难”。这是现在支那南方派共有的对日观念。山本认为日本对于中国采取宽容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就会产生此种误解而轻侮日本，这对于日本的对华关系来说具有重大影响。

山本的上述观点影响并左右了田中对于北伐的判断。1927年6月，田中在政友会关东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就北伐进军到山东问题谈到：“对于我国合法的权益，对于在留邦人的生命财产无论如何都要加以保护，不能撤退侨民、放弃用多年心血构筑起来的经济基础”，田中当场决定从东北向青岛派兵两千，是为日本第一次山东出兵。

3.遏制共产主义在华发展

田中内阁不仅敌视、阻挠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而且还敌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除了日本考虑到国内秩序和天皇制国体问题之外，还与日本有关苏俄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认识相关。

田中内阁认为北伐军的反帝思想以及中国人民掀起的收复国权、撤销不平等条约运动，都是在苏俄共产主义思想的引导、协助、煽动下进行的。他们把中国视为苏俄的傀儡和“分支”机构，害怕中国在苏俄的反帝宣传之下，动摇日本的在华权益。山本条太郎通过与国民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俄国人）会谈，得出国民党是苏俄傀儡的结论。即：

孙逸仙在16年前掀起一次革命颠覆清朝，又发起二次革命，不懈地致力于支那的革命工作，费尽心机，却难以实现。最后他认定支那的革命不借助俄国就难以成功，于是在1924年1月与共产党联盟。支那南方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就不可能实现对长江一带的占领。共产党在俄国革命以来致力于支那人的共产化。劳农俄国在欧洲方面的赤化工作失败，喀拉汉成为北京大使以后，更加强化了这一工作。喀拉汉使用的宣传费达到两千万卢布，用来收买北京大学的学生、教授以及新闻记者，并为政党出钱，北京国民大会的费用就是由俄国提供的。与此相应，共产党也向南方扩张，最初作为记者而来的鲍罗廷用三年半就占据了南方政府的政治顾问之要职，与北京的喀拉汉形成南北呼应扩张共产党势力的形势。军队的改善、宣传方法等，都是令人惊叹的。此间，又将冯玉祥等人派遣到俄国，让他们研究苏维埃制度，还在广东设置军官学校，在共产革命精神下实施军政教育，已经有六千个速成毕业的学生，就是这些毕业生在仅仅八个月间就席卷了扬子江以南，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力量。俄国有苏维埃、第三国际、共产党之别，但这三者却在齐心协力地致力于支那的共产化。……支那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俄国共产党的驻外分支。所有的命令都是从莫斯科发出的，因此可以把他们当做是一体的。山本还注意到革命派的宣传组织和手段：国民党设有由七位最高干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政府处于其下，只不过成为执行党的执行机关。南方大规模的宣传费用，并不是从俄国而来，而是通过国民政府向人民征收的。他分析总工会是宣传机关，吸收了下层工人，还另设有农民协会吸引农民入会，这是细胞组织。总工会统领400多个工会，晚上9点下达命令，第二天早上6点就能实行总罢工。总之，他认为中国革命派在俄国的影响下，“耗费巨大的宣传费用，组织井然有序，采取不择手段的强制主义”，因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政友会在第五十二次帝国议会的报告中就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做了定义和分析，把国民政府视为“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即：

北伐军的成功令人惊叹，然而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农俄国的援助。劳农俄国通过广东政府的最高顾问鲍罗廷，进行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援助，当然也提供了不少武器弹药，而且还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训练军队，在思想、组织上也都以共产俄国的制度为精神模范。广东政府的组织内容，宛如苏维埃政府的一个分支，这是显著的事实。北伐军在越过长江的同时，建立了武汉政府，掌握其实权的是共产派，该派与以南京为根据地的国民党派之间发生矛盾，蒋介石将军遂镇压共产派，国民党派抬头，武汉政府瞬间屏息。虽有此种新事态的发生，然而以蒋介石将军为首脑的南京政府，其思想也是革命性的，其组织也是共产性的，在这一点上与武汉政府毫无不同。其最后的目的，在于完成所谓的国民革命，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本而言，田中内阁之所以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害怕日本在东亚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遭到破坏。

山本条太郎在考察中国时还与北洋军阀张作霖、杨宇霆、张宗昌等人进行了会谈。山本鼓动北方军阀不仅要反对本国的共产党，而且还要反对苏俄。他担忧东北、朝鲜也会“赤化”，认为苏俄在中国的发展会威胁到日本在东亚建立起的帝国主义秩序。即：

俄国进行世界革命，为扩张俄国势力，首先采取了打倒英国的方针，为此赤化了的支那会将英国从支那赶出去，进而波及到印度。故现在他们让支那人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三大目标。由于下层工人与农民都不懂这些大道理，所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们诱导反英运动，进而转为排外运动。故在反英之后，接下来的必将是反日运动，这是不难想象的。进一步思考的话，不论南北实施何种内政方针，此三项目标会给日本带来何种影响呢？撤离侨民、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治外法权，进而还会要求满洲，提倡废除对弱小民族的压迫，煽动朝鲜的独立，要求归还台湾。万一至此，我国的大陆政策就要完蛋了。田中内阁认为苏俄虽然在倡导反帝主义，鼓动中国排斥其他列强的在华权益，但却把外蒙从中国分离出来将其置为本国的保护国，这是俄国分裂、吞并中国的证明和殷鉴。因此，日本将苏俄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视为“红色帝国主义”与日本进行的利权争夺，而主张放弃“不干涉主义”，采取强硬政策。

山本强调“俄国已经在物质、人力等方面用尽所有手段在援助南方政府，而俄国的援助也正是构成南方势力增强的最大原因，并引起了当下的支那动乱”，他主张日本干涉革命，对华采取强硬外交。

植原也看到俄国在满蒙显著地扩张势力，并称：虽然币原与列强在1919年禁止向中国出口军火弹药，但事实上南方政府却从苏联获得武器弹药，德国也在向中国出口武器。由此，他断定中国不可能通过单独的力量来保全本国的领土和主权，如果日本对此进行旁观，苏俄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就会遍及整个中国，日本的在华权益就会受到威胁，故日本应该采取强硬政策。

如上所述，田中内阁对于苏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持有敌视态度的，因此，田中采取了拉拢“稳健分子”蒋介石、打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之后，鉴于田中内阁出兵山东阻挠北伐，而于1927年9月28日至11月18日期间偕同张群等人访问日本，争取田中内阁支持北伐。蒋介石一行于10月13日抵达东京，首先由张群与东京的政要接触。张群访问了陆军省的铃木贞一、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通过他们的中介，田中以私人身份和森恪一起在箱根会见了蒋介石。在会谈中，田中表达了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态度，并要求蒋介石确保日本的“满蒙特殊权益”。即：

在列强中与贵国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争不加任何干涉，但对于贵国共产党的跋扈是断然不能旁观的，在此种意义上，由反共产主义的阁下巩固南方，是日本极为欢迎的事情。为此，只要是国际关系所允许的，只要不牺牲日本的利权，对于阁下的事业我们就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作为我个人的意见，与三次革命当时没有任何区别，当时是以孙君为对象，而此次是以取代了孙君的蒋君为对象。……世间动辄说日本在援张，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援张，当然也没有为他提供物资援助，就连建议性的援助都没有，日本所专注的只有满洲治安的维持。……日本共产主义的蔓延，原因在于支那共产党的扩大，日本之所以很厌恶贵国的赤化，毕竟无外是出于自卫的考虑。我等同情蒋君也正是有基于此，若阁下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我等则不会信赖阁下。确信阁下的共产观与我等相同。蒋介石在访问日本之前就制造了“四•一二”政变镇压共产党，田中与蒋介石在反对共产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且，在会谈中，田中打算在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拒绝苏俄以后，以蒋介石承诺确保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为条件，向蒋介石承诺不干涉北伐。

4.否定中国的统一大趋势

如果说币原、宪政会对中国统一走势的理解因其固守日本在华权益而带有局限性，那么政友会、军部以及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统一大势则持否定态度。

日本的知识分子主流是否定中国统一走向的。以《外交时报》为例，该报主编半泽玉城否定南方革命势力的进步性，将国民革命军掀起的北伐与军阀混战混为一谈。即：支那军阀的实际行动里面没有任何赤白之分。现在所说什么讨伐赤贼，什么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都只不过是标语，……只不过是语言游戏。例如，北伐在举起膺惩赤贼口号的同时，却频繁地增收苛税，威胁人民的生活，或是实施酷法强制发行纸币，或是掠夺人民产业及生产，垄断其利益，牺牲民众的生活以扩张自家的权势，为此不择手段……（广东政府）高唱进行彻底的国民革命，强调确立三民主义，然而却频繁地强募军队，不断地发动战争，专事扩大势力范围，并为此压迫人民苛求富豪，在本质上与旧式军阀相比有何差异？在此基础上，半泽提出“中国的军阀是绝不会断种的，因此支那的将来依然会反复出现军阀斗争”。他又进一步确认了“中国非国论”，认为“支那民族的理想是不需要国家、政府、法律”。

当革命势力分裂为武汉派和南京派之后，大西条宣扬“支那的完全统一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后藤朝太郎认为“支那四亿民众只要不洗脑更换国民性，就永远无法作为国家而发达，这是所有识破支那者的共识”；松波仁一郎宣称“到吾人死后，支那也到底不可能统一”。不少人还分析了中国难以统一的原因。金崎贤认为中国“无国家观念”、疆土太大、政治范围太过宽大、缺乏普通教育是造成中国政治难以统一的原因。松波认为中国难以统一有内因外因之分，内因是中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也不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的爱国心；外因则是外国人不希望中国得到统一，“他们不希望四亿支那人统一成为一个强国，这样他们才会安心。因此，他们妨碍统一，甚至还公开提倡支那分割论”。其实，他在此处所说的“外国”恐怕要以日本为最。日本国内此时依然存在“中国分割论”。例如，小川节提倡“中国三分论”，即按照地理环境、政治情势把中国划分为北方、长江、西南地区三大国家。

田中内阁的决策集团也否定中国的统一大势。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否定中国的民族觉醒，认为中国还根本不存在国民舆论，也不可能建成近代国家。他认为，南京政府是凭借军阀势力的均衡得以维持的，南京政府的首脑们，都只不过是这种军阀的傀儡而已。虽然美其名曰“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国民政府都没有规定中央政府的组织及权限的宪法，100个中国人当中有99人不理解三民主义，所谓的共和制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封建制度的专制政治而已。在此条件下，南京政府是不可能在青天白日旗之下通过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的。他认为共和制国家必须建立在国民具有国家观念、并能以理智的判断制定宪法、以自治能力组织政党的基础之上，而中国尚无明确的国境，其国土庞大但交通、通信设施却极不完备，甚至尚未普及培养国家与国民观念的义务教育。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在1927年2月考察中国后，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中国单独的力量什么都不算，因此单靠中国的力量是无法统一中国的。然而，如果中国＋X，即中国加上一个列强，在二者的合作之下，中国在数年内就会“恢复秩序，统一在一种形式之下”。可见，森恪否定中国的独立自主能力，预测到中国在苏俄的援助之下会取得形式上的“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必然成为苏俄的势力范围。他发表此番言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强调中国的统一趋势不可阻挡，而是恰恰相反，他要强调的是日本也能够作为“X”控制中国，鼓动日本阻挠中国在苏俄的援助下实现“统一”。

1927年6月27日，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告一段落，田中内阁在森恪的极力推动和主持下招集驻中国各地公使、领事、关东军长官等相关人员，召开东方会议。与会人员纷纷发表了否定中国统一大势的报告。

上海总领事矢田在会上做了题为《南京政府与支那政情》的报告，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否定性认识：支那问题必须综合其完全相反的两点。其一，名义上是共和国，实质上是通过武力争夺权力，与中世纪的封建时代无异。其二，在广东新出现的特殊分子，既没有统一，也没有节度，只不过是在空想乌托邦，是极为混沌的存在。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在口头讲演中虽然预测到南京政府将逐渐强大起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及冯玉祥三者之间，在北伐上具有联合的可能性，但他认为由于三者的根本主张和信念不同，故这种联合不具有持久性。

驻华公使芳泽在《对于支那的一般局势特别是对于支那南北两大势力对立的预测》中也否定了中国的统一大势：

1.南方派一致北伐时，其成败的预测是成功6分，失败4分。

2.即使南方派取胜，但也难以断定支那因此而马上实现统一和平。

3.无论是谁取得支那的天下，政情也不会稳定。田中在东方会议上做出了《对支政策纲领》的训示，其中谈到：中国国内政局的安定和秩序的恢复，需要依靠巩固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然而“从眼下的政局来看，这样的政府是难以确立的，当下只能与各个地方的稳健政权进行适当接洽”。在关于上述训示进行的说明中，田中对“巩固的中央政府”进行了说明，即“支那的现状需要建立巩固的中央政府，然而这是不可期待的。……露骨而言，支那有史以来就几乎没有出现过全国统一的局面，即使有也是通过强大的武力实现的。何况现在共和政府是否像吾人所想象的那样坚实，还非常值得怀疑”。

可见，田中内阁决策体制内部，彻底否定中国的统一。这种错误的把握，反过来又促使其对华贪欲的进一步膨胀，并为此不惜极力阻挠中国的统一进程。田中义一在1927年10月与蒋介石进行的会谈中反复暗示不要越过长江继续北伐：现在唐生智、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及何应钦，大体上都在专心于获得自己的地盘，而不顾大局，如何统一他们确实是一个难题……因此，现在从大局上考虑，当务之急是统一长江以南，而能够实现南方统一的非阁下莫属，故阁下一定要自重。在没有统一长江以南之前，如果共产党势力得到滋生，则一度被摘掉嫩芽的共产党会再度发芽生叶……此乃大忧。……阁下不要急着北伐，首先巩固自己的地盘，对于北方的张、阎、冯的争斗，阁下也不要插手，此种争斗自有着落，放任即可，还有唐生智的行动也难以成功，恐怕不久就会失败。故阁下专心于南方一带的统一吧。可见，田中并不希望蒋介石继续北伐，更不希望中国得到真正的统一。事实上，田中打算在中国造成蒋介石统治长城以南、张作霖统治长城以北的局面。对此，中国方面也有所察觉。蒋介石怀疑“日本对华政策……利用南北分裂，从中操纵”。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尖锐地批判：对于田中内阁来说“有一个要点不能忘记。假使革命成功，中国由革命而统一，这对于日本是绝对不利的”。

东方会议制定的《对支政策纲要》中针对北伐确定了如下方针：

此间往往有不逞分子趁支那政局不稳而猖獗横行，这带来支那的紊乱，并有恐酿成不幸的国际事端。……当帝国的在支权益以及在留邦人的生命财产有可能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在必要的场合，只能采取断然的自卫措施加以保护。其所谓的“自卫”，就是出兵政策。此后，田中内阁借口北伐侵犯日本在华权益并威胁到日侨生命财产而两次出兵山东，引发济南惨案，在客观上阻挠了北伐的进程、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事业。而且，东方会议制定的武力扩大对华侵略政策并未因政府的换届而终止，它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为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

三、“满蒙领有论”与皇姑屯事件

北伐的目标在于对内争取民主统一，对外追求民族独立。东北作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历史、经济、地缘、文化、民族等方面都与内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它自然地被纳入到北伐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然而，日本自日俄战后就不断谋图扩大其所谓的“满蒙特殊权益”，将东北地区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跳板”。因此，在北伐期间，日本围绕东北问题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满蒙领有论”相互竞合的局面，但最终“满蒙领有论”成为决策依据。

田中义一领导下的政友会内阁及军部，在北伐进程中抛出了“满蒙领有论”。其具体主张有以下三点。

第一，“满蒙生命线论”，即强调东三省与日本具有特殊的历史关系，重视东北对日本在政治、经济、国防战略上的价值，将东北作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桥头堡。

所谓日本与东三省具有特殊的历史关系，主要是指日本曾经为争夺东北与俄国开战，并付出巨大代价。田中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大本营参谋长，亲自参与战争。1913年11月21日，他曾在东三省因病滞留两个半月，期间写下《滞满所感》，批判“满洲放弃论”，强调“过去二十年间一赌国运冒险发起两次大战，毕竟都是由于大陆发展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第一要义”，“吾人对于为南满花费的20亿国帑与留下的23万鲜血，无论如何都难以忘记”。

事实上，与上述的所谓“特殊历史关系”相比，日本更加重视东三省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战略地位。日本不仅将东北作为人口输出地、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而且还将东北视为向南、向西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向北对俄防御甚至是扩张的良好基地。

田中强调南满的价值称：“南满耕地良好，平地需要开垦，不毛之地少”，人口密度低，中部以北土地肥沃，随着农业的改良必定还可以容纳大量人口。他鼓励日本人移民东北，鼓吹“世界虽大，但如此健康的殖民地，恐怕也并不多见”。同时，他强调东北矿物质丰富，称“日本富强只有一个方法，即利用支那的资源，首先开发我国的势力范围满蒙，这里是尚未开垦的宝库”。

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也称，“满洲对日本经济上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国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也在政友会的演讲中鼓吹东北资源丰富、工业经济价值高，呼吁日本工商业者应该积极到东北开发经营。

第二，否定东北的主权归中国所有，主张日本领有东北。

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倒戈以及北伐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让日本感到东北地区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在不断加强，其“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威胁”。因此，日本军部和政友会突破北京善后条约以及华盛顿体制确定的东北主权归中国所有以及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规定，开始明确主张“满蒙领有论”。

政友会成员小川平吉在1926年1月召开的帝国议会上，批判币原外相以“满蒙主权属于中国”为前提制定有关郭松龄倒戈事件的政策。他提出东北对于日本来说不是“单纯的外国领土”，中国政府连中国本部的内乱都无法镇压，更没有维护东北治安的能力，故维护东北秩序是“日本帝国政府的责任”。不论国际法如何，承担这种责任，正是在保护日本帝国的威信。

山本条太郎在1927年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谈时就探听了其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当时王正廷表示“满蒙就像蜂窝，随便乱碰就会被刺，所以应该姑且放置”，山本由此推断国民革命派实际上非常重视东北问题。他访问陈友仁时，陈友仁表示东北问题的性质是经济问题，主张日本对于东北的权益应该只停留在经济领域。山本对此当即加以反驳，表示东北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日本的“满蒙权益”不能仅停留在经济领域，也需要政治权利。即：

满洲倾注了日本人的十万鲜血，这是政治问题，单靠经济关系是无法解决的。不仅如此，满洲曾经是被俄国抢走的，将它归还到支那手里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把它争取了回来，所以日本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日俄战争，扬子江以北的地图将被涂成什么颜色还不知道呢！支那人对于满蒙问题说三道四真是令人震惊，以为靠经济关系就能解决那是外行话，满蒙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来说，在政治、经济、国防等所有方面都是重大问题。田中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森恪在1927年4月1日举行的交询社例会上，进行了有关中国考察的讲演，其中谈到“受到俄国压迫，就连马山都要被夺走的支那，在不能充分防止俄国的南下政策之前，日本断然不能归还满洲”。森恪认为东三省与中国本土是一个本质迥异的特殊地区，日本在该地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是绝对的存在，中日关系如何，则是次要的问题。

1929年10—11月，在京都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国际会议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要求日本停止对东北进行政治侵略，日方代表松冈洋右则表示，“因为支那不能将俄国从本国领土内驱逐出去，日本才进入满蒙，因此日本在满蒙的权利不能仅止于经济的。在支那具有充足的实力可以防止外敌侵入之前，日本断不能轻易撤去军事设施。且既有军事设施，政治设施当然也随之运用”。

总之，在东北问题上，政友会内阁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如果没有日本发动日俄战争，东北早已落入俄国之手，而且就连中国内地恐怕也会沦为俄国的殖民地。中国是日俄战争的“受惠者”，是日本“保全”了中国对于东北的主权、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因此，日本在“满蒙问题”上具有绝对的发言权。在此基础上，政友会内阁的政要们纷纷提出“满蒙领有论”。

森恪认为“就满洲问题，日本比支那更具有发言权”。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发表的《对支政策纲领》中确定了如下对华根本方针：“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于支那本土与满蒙，不得不采取不同的主旨”，其实质就是要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1928年10月，外务参与官植原也表示满蒙与日本帝国具有特殊关系，日本不能将满洲作为中国本土对待。松冈洋右在1929年更是明确主张“满洲统治，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松冈代表对支那突击的对应》，《时事新报》，1929年11月5日。1933年成为外相的松冈在国联大会上宣称：在支那本土以外，支那的主权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即使在支那本土之内，也不存在足以担当统治之责的具有权威和效能的政府。他间接地向世界表明了日本的“满蒙领有论”。

第三，当北伐波及东北时，日本就要借口自卫出兵，阻挠东北与中国内地的统一进程。

关于北伐与东北之关系问题，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制定了如下三项具体政策：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对于我国）在国防及国民生产上具有重大的利益关系，故，我国不仅需要加以特殊考虑，而且，对于该地区和平的维护、经济的发展以及内外人士的安居之保障，作为接壤的邻邦不得不感到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

七、关于东三省的政局稳定问题，由东三省人自身的努力来维护是最好的方策，而对于尊重我国的满蒙特殊利益、并致力于该地区的政局稳定者，帝国政府应该适当加以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扰乱治安，我国在该地区的特殊地位与权益有恐受到侵犯时，不论威胁来自何方，都要加以阻止，且为了保障内外人士之安居发展，要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上述规定有虚有实，而且有些规定是为混淆视听而加入的。第六条实际上暗示了日本可以无视中国主权、介入东北地区的治安维护；第七条暗示了日本在东北地区可以采取干涉内政政策，扶植有利于日本之东北统治的政权；第八条则强调了日本在关键时刻可以出兵“保护”其所谓的“满蒙权益”。东方会议上的上述三项政策可以视之为日本政府确定将满蒙地区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纲领性文件。甚至连日本人都认为“1927年的田中外交声明，与七•七事变以后的日本方针几乎同出一辙”。

总之，田中内阁在东方会议上不仅确定了武力阻挠北伐统一东北的方针，而且还确立了日本“领有满蒙”、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这是日本关东军敢于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政策依据和思想根源。

1928年6月4日，以河本大作为首的关东军，不希望东三省出现一个强势的中国政权，从而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作霖被炸后，张学良不顾田中内阁的反对，于12月29日断然举行东北易帜，中国的统一事业初步完成。日本对此更加感到威胁，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石原莞尔、铃木贞一等陆军要人组织“木曜会”，策动分裂东北。该组织决定“不到三十年占据满蒙”，为此，日本的战备虽然无需顾忌中国，但要以俄国为主体，并需要防范美国参战。这预示了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十五年侵华战争，疯狂挑起对美战争，并最终走向战败的历史命运。综上所述，在1920年代日本国内的民主化路线与保守化路线之争中，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日本的“中国亡国观”进入变动期，其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出现了多种可能。然而，对于北伐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日本的主流认识未能给予正面理解，而将之视为日本的“威胁”，并为维护日本的既得权益，尤其是“满蒙特殊权益”而不惜大动干戈、诉诸武力。不论是币原的“不干涉外交”和“满蒙相对论”，还是田中及军部的强硬外交和“满蒙领有论”，虽然在对待国际协调、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分歧，但在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权益问题上则是高度统一、深度融合、互为补充的。这种机制决定了日本缺乏牵制军部势力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有生力量。

第七章“中国亡国观”的实践——灭亡中国的梦魇

一、对华认识与“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长达15年的对华侵略战争。战争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形式之一，而任何一种对外政策无不建立在某种对外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的产生和存在应该是导致国家发动战争的第一步，日本也不例外。发动侵华战争源于日本长期形成的对华认识。战后，日本在反思对华战争时，在学界或社会上，大多断定是日本的对华判断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不足，但实际上认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日本的对华认识并非都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它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有时是疯狂、赌博式的蛮干，如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有时却不尽然，例如发动侵华战争，既有它基于对中国抵抗力做出的误判，也有对中国发展的准确认识，是日本多种对华认识及对外认识合力的结果。考虑到进入昭和时期后，日本军方势力激增，逐渐主导日本政治，其对华认识成为决定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主要因素，下面将以日本军方为主要对象，探讨日本对华认识及其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系。

1、军界对华认识与“九•一八”事变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亚洲最早实现近代化的国家。近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伦理和传统的大陆扩张主义相结合，使日本在18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东北。于是有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爆发。两次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最后侵占中国东北打下了基础。

对于中国东北，日本觊觎已久，并已下过几次手，远的如1894年的甲午战争，近的如1928年的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限制，日本未能如愿将东北弄到手，但一刻也未放弃这一企图。日俄战争以后，经过20多年的“满洲经营”，日本已经对中国东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侵占的理由。“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29年10月，在第三届太平洋学会讨论会（日本京都）上，原日本“满铁”理事松冈洋右系统地提出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认识和日本在此扩张的理由：（1）“满洲”自古以来就独立于中国其他地域；（2）因为中国无力驱逐俄国于领土之外，日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中国，进行了日俄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因而在“满洲”拥有经济、军事、政治上的“特殊权益”；（3）日本在“满洲”的开发经营，有助于“满洲”的发展；（4）因为中国无法抵御外敌，在中国有充分实力足以防止外敌入侵以前，日本应保持在“满洲”的军事力量。此后，松冈成为国会议员，又进一步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口号，并成为日本国家和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满蒙观”。

最终把“满蒙观”发展为侵华行动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部，而起到重大作用的是关东军，其推动者则是关东军的骨干军官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们的对华认识颇具代表性，也是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思想基础。

石原莞尔认为，中国虽有进步，但中华民族尚缺乏建立近代国家的能力，“满洲”应由日本拥有和“治理”。他竟提出“满蒙不是汉民族的领土，其关系与我国更加密切”，满族和蒙古族“更接近大和民族”。就全国看，连年军阀混战，“无休无止”，“难以形成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主权的确立毫无希望”。如果日本仅以“这样的支那人”为对手开战的话，就可以采用“歼灭战而迅速屈服之”。

石原还以提出“世界最终战争论”而著称。他从更广域的视角看待“满洲问题”，认为世界东西文明将通过战争走向统一，而当今的世界分为四个国家集团，即苏联、欧洲、美洲和东亚，这四个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是决战性的战争。在准决战性的战争中，苏联和欧洲集团将会被削弱，退出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只有美洲和东亚两个国家集团存在下来。于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决战性的战争。而在美洲集团中，美国是首领，在东亚集团中，日本是当然的首领，这两大集团的战争，实际就是日本代表的东方文明与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无疑将成为世界的中心。石原莞尔称这一最终战争将决定“是由日本的天皇当世界的天皇，还是由西洋的总统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

石原认为，为了保证日本在世界最终战争中取胜，日本应当举全国之力，不惜一切投入战争。但是，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如果与美国抗衡，必须“开发”“满蒙”，这是日本取得世界最终战争胜利的根本、也是惟一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蒙”就是日本的“生命线”。他认为，“满蒙的农产品足以解决我国民的粮食问题；鞍山的铁、抚顺的煤等资源，足以确立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满蒙的产业，可以帮助我解决失业，走出萧条”。石原的“满蒙生命线”论与日本军部分离“满蒙”、侵略东北的方针相一致，所以大受军部欢迎，很快成为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主要理论依据。

另一个“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的对华认识和对策几近一致。他认为“纵观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易姓革命不断，几乎就是一部战乱的历史”。老百姓只热衷于自然的部落经济共同体，只希望“安居乐业”，政治、军事“只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而已”，“与近代国家相去甚远”。不仅一般老百姓缺乏国家意识，就连统治阶级也是“国家意识淡薄”，只是热衷于“为了自己利益的权力争夺”。作为国家，“支那的将来……令人悲观”。

板垣认为，“满蒙”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是日本在大陆的“战略据点”。它退而可以保卫朝鲜，进而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还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资源”。板垣宣称：“满蒙问题”的最终解决目标就是把“满蒙”“变为日本的领土”，并使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满蒙”问题，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彻底解决满蒙问题，并将其纳入我领土，乃当前第一的紧迫任务”。

石原和板垣上述对中国的认识有客观准确的一面，也有主观误判的一面。他们只注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一面，轻视了中国虽然缓慢却也在逐步展开的近代化进程，轻视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国家意识的增长。这种对华认识是引导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动机和思想根源之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石原和板垣并非先知先觉，他们对华认识的形成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认识的积累。以石原和板垣为首的关东军的对华认识一方面影响了日本军部、政府和舆论，另一方面，日本军部、政府及舆论的对华认识及对“满蒙生命线”的鼓吹，也影响到了石原和板垣以及关东军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两者呈现一种互动关系。

毫无疑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就是基于这种对华认识的行动选择。

2、日本中国通的“满洲观”及其影响

由于中日地理相邻和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催生了日本大批潜心研究中国的专家，他们在近代被称为“中国通（支那通）”。他们大都有在华游历或工作的经历，对中国问题具有亲身体验，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及其传播，对日本整体的对华认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近代日本的中国通很多，其中“九•一八”事变前后比较活跃的橘朴就是其中的一个。

日本近代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橘朴生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从1906年橘朴25岁来到中国，一直到其于日本战败的1945年10月病死在沈阳为止，橘朴的足迹遍及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上海、济南、青岛等地。他曾在日本在华报刊《辽东新报》、《日华公论》、《支那研究资料》、《京津日日新闻》、《济南日报》、《月刊支那研究》、《调查时报》、《满蒙》、《新天地》、《读书会杂志》、《满洲评论》，以及日本在华新闻机构如东方通信社等担任记者、主笔或者特约记者，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方面的论文，被日本学者称为“昭和年间，最自觉地将来自中国的冲击进行吸收、升华的人”，在其“思想与行动的变迁中，几乎浓缩了明治、大正、昭和各个时期的中国问题的原貌”。正因如此，橘朴被日本学界称为近代“日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大领导者”之一，其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和深度就连鲁迅也曾经赞叹不止。可以说，橘朴的对华观，对当时日本的对华认识及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后，橘朴出任伪满洲国“自治指导部”顾问、伪满“协和会”的理事和特约顾问，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实现王道”、“实现民族协和”的口号，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满洲建国”大纲，彻底转变成为一个为日本侵略“满洲”提供理论政策的“政治思想家”。橘朴的这种思想转变以及其本人对日本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从其本人对当时日本社会及学界对华认识的影响力上来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对华认识及战争观。

1929年10月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不仅很快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将日本的经济彻底打入了谷底。这场危机在给日本法西斯势力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的谬论在日本得到了更多的舆论支持，也进一步加速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步伐。而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确定的侵华方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陷入困境中的日本更把对东北的侵占当做摆脱危机的主要途径。

将日本帝国的生死存亡完全系在了“满蒙生命线”上的日本军部开始寻找制造战争的机会。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对位于沈阳郊外的柳条湖附近的铁路进行了爆破，随即向中国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于次日侵占了沈阳。这就是日本侵略者所策划的作为侵华第一步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第一步，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犬养内阁、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授意下，傀儡政权“满洲”国诞生了。

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31年的3月，橘朴来到了大连，同年8月15日，由橘朴任主编的《满洲评论》创刊号出版。“九•一八”事变之后，橘朴专门于同年10月来到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同时与任关东军参谋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进行了会面。虽然橘朴并没有透露他与石原莞尔谈话的详细内容，但橘朴在这之后则声称“满洲事变给我的方向转变提供了一个机会”，并将这种思想转变称为“自己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橘朴的表白，说明他对于自己向右转的思想变化不但有着清醒地认识，而且完全认同了石原莞尔的侵略构想。换言之，如果橘朴没有全盘接受石原的构想，也不可能作出将石原莞尔“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可靠的同行者，对这一新势力（关东军）有着颇高的期望”的决定。

关于石原的“满洲构想”，在其1929年7月参加日本关东军参谋旅行后第三天所提出的《作为扭转国家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就已经初露端倪。在这份报告中，石原提出：“若准备对美作战，就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于我手中。”在石原这时对中国局势的认识中，有着一种“满蒙问题一旦解决，中国本部的反日运动亦将同时停止”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因此，石原莞尔有关“满洲”构想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期望通过解决“满蒙问题”来应付对美国的持久战争。换言之，石原所有围绕“满洲”的构想，都是为其“世界最终战论”而服务的。

“九•一八”事变后，石原莞尔在1931年10月24日制订的《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策》中提出，“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最近，在促进政权迅速变迁的同时，实质上从各方面发展我方的经营，以确立牢不可破的基础”。作为具体政策，石原实际上就是希望建设一个表面上由中国人出面，而实际上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

1931年11月17日，在经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与参谋板垣和石原交换意见后出台的《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中，提出要将“满洲”建设成为“排除军阀统治”，“由人民自治”，“维持治安，成为讴歌太平的自由乐土”的“国家”。但同时指出，“满蒙自由国的国防由帝国负责”，“帝国在国防上的干预（包括经济范围）则绝对必要，例如铁路、航空等必须完全在帝国的控制之下”。汉奸于冲汉在面见自己的主子关东军时进一步提出“为贯彻绝对保境安民主义，应建立新的独立国家，废除军队，国防由日本负责”的设想。

而板垣在与溥仪的谈话中也特别强调说：“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不同。”

从上述内容可以得知，其实，以石原的构想为基础的日本关东军的“满洲构想”，就是希望通过武力占领“满蒙”，扫清日本实现其侵略东亚野心的障碍，把“满蒙”及中国作为其附属殖民国，树立起全面对付欧美的战争体系。

那么，再来细看橘朴在《满洲新国家建国大纲私案》中所提出的“彻底实施保境安民”，考虑“对于建国有功的日本民族的立场”，“分权自治”等等方案，无一不是围绕着石原的基本构想出台的。而橘朴在这时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尤其是其本人所提出的“王道论”，更是成为了日后伪满洲国“五族协和”的理论基础。对于橘朴而言，在“满洲实行自治”其实就是实行所谓的“王道政治”。橘朴强调说，“在考虑以满洲这个国家为对象的王道政治的时候，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时考虑建设王道国家的联合组织”。

而在橘朴的对华认识中，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就是一个作为统治阶级的官僚阶级与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民众对立的这么一个二元结构。因此，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完全符合橘朴所期望的那种打倒中国官僚军阀统治的“逻辑”。在橘朴眼中，张作霖是盘踞在东北最大的军阀，在这种认识下，橘朴认为“（9月18日）爆炸的结果，使位于东北政治机构最上层的张家（张作霖）势力化为了乌有。失去了雁首的军阀机构纷纷崩溃，长久以来一直在乡绅及地主压迫之下的农村社会，终于从政治及经济的重压下得到了解放。……同时，面临这一革命时机，东北民众迅速选中的政治题目有：1.永久防止再次出现军阀统治的机会；2.与中国本部的循环性动乱绝缘；3.为此，必须堵塞国民党势力的侵入；4.也必须堵塞正从中国中部不断北上的红色农民军运动的侵入；5.为了完全实现这等复杂繁多的目的，应实行绝对的保境安民。换言之，就是以原东北四省为版图来建设新的独立国家”。

因此，对于橘朴来说，张作霖的死也就意味着推翻了作为东北最大的军阀官僚阶级的统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橘朴强调伪满洲国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实行所谓的“农民自治”，进而保障伪满洲国的“国家生存”。

其实日本侵占“满蒙”的野心，在日俄战争之际就已初露端倪，日本早在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中就明确提出：“在满洲、在韩国扶植之特权，和向南亚及太平洋彼岸扩张自不待言，还应把进一步扩张作为帝国施政之根本方针。”而在1927年7月1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举行的“东方会议”特别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就“满洲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提出“需要对满蒙确立固定不变的政策，同时保持满洲的政治稳定，使之免于兵乱不停的中国之错综复杂的政治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国东北与中国本土彻底隔离开来，在不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影响下，以期达到肢解中国东北的目标。

因此，橘朴在这里所提出的通过“满洲事变”而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前进的“军阀势力”也好，通过切断与“中国本部的循环性动乱”，进而使东北民众获得“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创造政治机构的机会”的论调也好，不但没有什么新意，反而可以看到其与“东方会议”中所提出的肢解中国东北政策的一致性。换言之，橘朴的这种通过“满洲事变”铲除“军阀势力”进而达到“解放”东北民众的逻辑，只是为日本侵占东北寻找到了一个所谓“合理”的借口而已。

1931年11月，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橘朴成为了新成立的“满洲国自治指导部”的顾问，随着四个月后伪“自治指导部”的解散，橘朴的身份也随之变成了于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满洲协和会”的理事和特约顾问。这种身份的变化，不但强化了橘朴作为伪满洲国政治理论家的重要性，同时，也使橘朴在这里更进一步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煽动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和日益扩大的武装斗争的局面，日本殖民者深深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巩固殖民统治，还必须辅之以思想政治统治。“如果用强权压迫，只能是一时的随从，最终只要民族不被灭绝，终究会反叛的”。在上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认为不能只凭借暴力机构实行镇压，还必须公开推出“民族协和”、“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等所谓的建国精神招牌。于是，日本便试图通过打出“民族协和”的招牌，形成伪满洲国不是日本政府支配的国家，而是由日本人参加“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的假象。而所谓的“实现王道”“实现民族协和”的口号，则正是由橘朴一手炮制出来的。

1941年10月14日在日本东京银座举行的有尾崎秀实、橘朴等人参加的“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上，在谈到当时“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所面临的“民族政策”的问题时，对于这个打着建设“王道乐土”招牌的所谓的“建设满洲”理念的出笼过程，橘朴这样回忆道：“由于（满洲事变）是由军部完全主导的，所以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次要的了。我想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事情。剩下要处理的就是民族问题。由于在这之前我们（指伪满“自治指导部”成员——笔者）曾经多次商谈过这个问题，所以就提出了王道概念。但是石原（莞尔）中佐反问道，王道是什么？如果用欺骗或恫吓是行不通的。对此我解释说，绝不是欺骗，王道是这么这么一回事，是中国人马上就会接受的、非常有用的东西。不但有用，在理论上还有相当的根据，因此，就决定用王道（来建设“满洲”）。过程就是这样的。既然提出了王道，那么民族的向背问题怎么办？既然决定用王道来解决民族问题，其结局就是民族协和了。王道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民族协和的）名称好像是在这之后加上去的。”橘朴同时提出：“协和会的最大目标在于在满洲实现王道政治。”而“协和会”则是“建设一种非资本家的——创造一种代替资本家的、由劳动者所统治的——泛亚细亚的势力圈，并以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西洋势力的压迫下来保护自己为共同志向”的一种组织。换言之，橘朴希望通过“协和会”，来实现自己将“满洲”国建设成为“东洋的共同体社会”基地的梦想。

由此可见，以伪满“协和会”为推广组织，在“王道主义”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的“五族协和”的“建国理念”，就是以“橘朴的王道理念为主”经过修正后的东西。橘朴的这段话，彻底暴露了其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性质。因此，橘朴在这之后所提出的包括“王道论”在内的一系列观点，都是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是为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献计献策的侵略理论。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开始就将“满洲”作为日本的傀儡以及满足日本侵略政策的资源基地，在关东军发给日本高级军政人员的《日本人服务须知》中，道出了日本统治“满洲”国的真实面目和目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明确强调“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王道精神的发展，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虽具有日本与满洲的二重国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满洲化’，而是要使‘满洲人日本化’”。这本秘密的小册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满洲”而宣扬的所谓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谎言，同时也暴露了橘朴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真正意图。

同样参加了“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的尾崎秀实在听完橘朴关于“满洲建国”理念出笼的过程后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于五族协和的理论，确实是一个很巧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王道论，即使是现在来看，大概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理论）了。但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不清楚是否在（满洲事变）一开始，（日本）也同时考虑了如何应对中国中心部所面临的问题了呢？现在听了（橘朴的）这番话，使我当初的疑问一下子就清楚了，从一开始（关于满洲的理论）就是残缺不全的。”

尾崎秀实的这番话，清楚地指出了橘朴思想上的缺陷。换言之，在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革命面前，橘朴所谓的“建设满洲”的理念，根本就是完全无视历史和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产物。

这时的橘朴，不但从思想上完成了自己的“转变”，而且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反映了出来。其所提出的“满洲建国大纲”也好，“农民自治”也好，“民族协和”也好，完全都是围绕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来进行的。换言之，橘朴正是通过自己丰富的中国知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公开推出的“民族协和”、“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等所谓的建国精神招牌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彻底转变成为了一个“右翼理论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橘朴身上，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中国通”都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转向”，争当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智囊”。

二、对华认识与东亚“门罗主义”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和欧美列强的反对，在国际上极为孤立。为摆脱这种外交困局，日本政府进行了政策调整，于1933年9月更换了以鼓吹强硬“焦土外交”著名的内田康哉，任命提倡“协和外交”的广田弘毅为新外相。

1934年1月，广田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论《日本外交基础》的文章，表明了他的外交方针。他称日本对“满洲”国的未来，“肩负着一种重大的使命”；“日本今后的对华、对俄、对美、对英的政策，决不能离开满洲这个中心”。同时，广田依然认为：“支那本来就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国家，东方式的‘纵的文明’发达，军人、政治家割据一方，一般人民居于一地，即使政治家、军人间发生冲突、骚乱，也是漠不关心，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而超然其外。”广田的这种对华观是当时日本比较典型的对华认识，与军方主流的对华观一脉相承。

基于“九•一八”事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斋藤内阁于1933年10月召开了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制订了日本新的《外交方针》。新方针认为，“当务之急，是满洲国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从外交上保障伪满洲国的合法存在和发展，是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强调改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列强的紧张关系，“注意同主要强国建立亲善关系”，以防将来中、苏、美联合“对付帝国”。

关于对华政策，在巩固伪满的同时，新方针确定了“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的目标，即把日本居于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地位。在上述前提下，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改善对日关系的意向，给予“好意的考虑”，但不给中国以“日本急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印象”，以便在两国改善关系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

为了贯彻这一新的外交方针，广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首先，他和高桥是清藏相一起，推动内阁削减了陆海军庞大的扩军预算，以此向列强表明日本的“和平”愿望。其次，1934年2月，广田主动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称“日美间根本没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希望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再次，日本恢复了陷入停顿的中东铁路谈判，以便改善处于紧张状态的日苏关系。

但是，广田外交改善对华特别是与列强关系是有底线的，那就是“满洲”国的保护和东亚门罗主义，即“满洲”国的问题不容质疑（日本因此退出国联已经表明了态度），东亚的事务特别是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要由日本主导；中国的国力建设和列强的援华活动，威胁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因而是不能允许的。广田外交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阻挠破坏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列强对日本的侵华活动采取了绥靖政策，使中国大为失望。为此，南京政府转换思路，积极进行国家建设，以图自强。鉴于中国国力弱微，南京政府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借助国际资财，开展国家建设事业。但中国的这一努力却遭到了日本的百般阻挠破坏。日本政府认为，南京政府争取外援是在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路线，是欲借列强之力，排斥、打击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所以竭力予以阻挠和破坏。

（1）破坏中美“棉麦借款”。为恢复萧条的世界经济，国际联盟决定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商讨对策。中国政府决定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出席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宋子文在出席会议前访美，宋子文应邀前往。

宋子文美国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寻求美国的财政援助，以维持南京政府濒临破产的财政经济，进行国家建设。美国为推销过剩农产品，愿意对华提供贷款，罗斯福总统也表示支持。5月29日，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根据合同，美国金融复兴公司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信贷，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小麦和面粉。尽管美国的这笔贷款有推销过剩农产品的一面，但它毕竟是“九•一八”事变后西方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至少从精神上对濒临破产的中国经济是个鼓舞。

但日本政府认为宋子文的美欧之行除经济目的外，还怀有推行“以夷制夷”，抵抗日本的政治目的。为此，日本开始设法破坏宋子文的美欧之行及其成果。

日本的破坏活动从破坏棉麦借款开始。8月，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赫尔，指出美国向中国提供棉麦借款“可能会严重影响日本”。为此，他提出：“希望美国在采取将要或有可能影响日本的步骤之前，先同日本进行磋商。”与此同时，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也故意向美方透露日本获得的“情报”：中国已制订了将美棉廉价出售，把所得之款用于战争的计划。企图阻挠棉麦借款的实现。9月，日本外相更迭，广田弘毅就任日本新外相。在棉麦借款问题上，广田的态度更为明确，那就是从“事实上消灭这一借款计划”。

9月，首批美棉抵达上海。由于美棉便宜，日本在上海的数家大纱厂有意购买这批美棉。但日本外务省为了破坏“棉麦借款”，对此大加反对。广田外相要求驻华使馆“在政治上进行引导”，阻止棉麦借款的实施。由于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在华纱厂购买进口美棉，加上中国经济萧条、棉花丰收，致使美棉在华销售不畅，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棉麦借款最终只完成了1710万美元。

（2）阻挠国际金融咨询委员会的建立。宋子文美欧之行的第二个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金融咨询委员会。本来，宋子文在伦敦活动借款，但没有成功。宋子文并不灰心，他转而寻求建立一个“由中国和外国的委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亦称咨询委员会)，以最终取代1920年成立的国际银行团来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鉴于日本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宋子文设想的是该委员会将“不设日本委员”。

1933年6月22日，宋子文在伦敦约见了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三名美、英、法著名财政专家，提议设立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以筹集中国经济复兴所必须的资金和物资”。根据宋的设想，该机构由中方出资一半，英、法、意、比、德、美等国共同出资一半。为防有关国家担心影响对日关系及日本从中作梗，宋子文提议该委员会不具有政治性质，只负责提出有关改善经济的参考意见。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日本对宋子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特别是把日本排斥在外的情况异常敏感，态度也非常强硬。当7月12日日本驻英大使松平恒雄获悉宋子文的咨询委员会计划时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此举有帮助中国“以夷制夷”的危险，进而要求英方在参加问题上“自重”。内田外相和日本外务省对宋的计划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有意借列强力量排斥日本，是对日本独霸东亚国策的威胁，因此应坚决反对。7月15日，内田外相训电松平大使，要求阻止咨询委员会的实现。

但是，日本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对此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即使日本反对，咨询委员会仍可能成立。因此，与其阻挠委员会的成立，不如参加该委员会对日本更为有利。高桥建议外务省向宋子文表明：“没有日本的参加，委员会就不可能成立。因此，应让日本参加。”内田外相觉得高桥的见解言之有理，便采纳了他的主张。7月24日，内田再次向松平大使发出训令时，不再一味反对成立咨询委员会，而是指出，“鉴于日本在东亚的实力以及对中国的特殊地位，日本的参加会使委员会具备权威性”。如果把日本拒之门外，将会“刺激日本国民的感情，恶化日中关系”。因此，要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日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内田的这一训令表明日本改变了策略，从反对成立咨询委员会转变为要求加入该委员会。

为能加入该委员会，日本抬出了四国借款团来反对宋子文把日本排斥在外的咨询委员会组成案。内田外相要求松平大使转告英方：“本来，四国借款团就是在对华借款及各种对华财政问题上，由日、英、美、法四国以协调取代竞争的精神设立的。因此，既然英、美、法参加该委员会，当然就不应把日本方面除外。”内田强调“如把日本除外，日本就反对设立该委员会，也难以赞成列国特别是有关借款团国家参加该委员会”。由于日本坚持不允许日本参加就反对设立咨询委员会，并以四国借款团牵制英、美，迫使宋子文不得不考虑在委员会内保留一借款团的席位，而日本可以包括在借款团内的折衷办法。

但是，不久内田外相又突然改变立场，回到了当初反对设立咨询委员会的态度上。内田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认为中日问题还是应由两国直接交涉，坚决排除第三方的“干涉”，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则。日本不能因小失大，仅为参加咨询委员会而丧失“原则”。鉴于此，内田下令“尽力阻止该委员会的成立”。如阻止不成，则“应设法破坏其事业的成功”，并“让中国及列国方面觉悟——我方的主张是不能无视的”。根据内田的训令，日方在与有关列强的交涉中，不再提日本加入的问题，而是坚持反对设立该委员会。

由于日本极力反对，英国政府及欧美的财政专家都打了“退堂鼓”，宋子文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方案终因日本的反对和破坏而失败。

（3）破坏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国联的对华技术合作，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国联曾先后派出卫生部长拉西曼等一批官员和专家赴华，指导中国的卫生、水利、港口、农业、教育等项事业建设，对中国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促进国联的对华技术援助，1933年6月28日，宋子文致函国联秘书长，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国联一如既往，“克与国民政府继续合作”并派遣代表常驻中国。随后，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顾维钧又多方活动，终于促成国联在7月3日的理事会会议上决定建立一个由理事会主席及多国代表组成的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为防止日本找麻烦，委员会特意发表了一项决议，强调拉西曼的使命是“纯技术的，而绝无政治之性质”。

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国联的这一援华活动。7月11日，日本外务省致电驻国联的事务局次长伊藤述史，要求提请国联秘书长注意：“宋子文仍在利用国联及欧美列强的力量进行抗日活动，国联进一步的对华援助，必定会被中国充当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术”。因此“该项援助自然会带来政治的色彩”。根据外务省的训令，伊藤于7月13日会见了国联新任秘书长爱文诺，向其转达了日本政府对国联技术援华的不满。与此同时，日本驻外机构四处活动，企图阻止国联的援华活动。如日本驻德大使永井拜访了德国外交部、伊藤走访了法国外交部、日本驻美使馆武官武富会见了美国国务院，他们都企图说服所在国放弃对国联援华活动的支持。

但是，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态度不同，国联及有关委员会的参加国都抵制和批驳了日本诽谤、阻挠国联援华活动的行径。7月13日，国联秘书长爱文诺在会见伊藤述史时，针对伊藤的指责指出：国联无意恶化日中关系，也不会改变对华技术合作的方针。爱文诺告诉伊藤，虽然日本对国联的决定不满，但“只能保留意见”，“没有交涉的余地”。伊藤在国联碰壁，表明了国联对日本独霸中国，干涉国联事务的强烈不满。

由于日本的阻挠破坏，中国获取国际援助的活动未能取得预想的成果，使中国的近代化国家建设受到很大影响。

2、“天羽声明”与东亚门罗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深感国力不济，希望在列强的支持下抵御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蒋介石认为，如能顶住日本三至五年，国际形势和日本内部肯定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

但是，南京政府争取欧美列强援助的政策和欧美列强对南京政府的援助，刺痛了日本的神经，阻碍了其侵略中国、称霸东亚国策的实现。为此，日本政府想方设法进行阻止和破坏。1934年3月，日本获悉国联代表拉西曼正在制订国际援华合作计划时，广田外相于17日、19日和4月13日，连续三次向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和驻华公使有吉明发出训电，指示他们阻挠欧美列强及国联的援华活动。广田在3月17日致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电报中称，南京政府争取外援的活动是“以夷制夷”的政策，要予以制止。他强调日本有能力称霸中国和东亚，称“日本在东亚的实力和权威胜于任何国家”；“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国际合作……应以日本为主”；“日本在远东的力量是国联或英美及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及的”。19日，广田又致电日本驻英美华大（公）使，重申“日本在东亚的权威与实力是维持该地区和平的唯一基础”。4月13日，广田再次训令须磨总领事，要他“直言不讳”地向欧美列强阐明日本的这一立场。

在此背景下，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该声明指责中国寻求外援是“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攻击欧美列强的对华“援助”是“离间中国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带有政治意义”，因此，日本“不得不予以反对”。天羽在指责、攻击南京政府和欧美列强的同时，还宣称：“日本单独承担维护东亚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且有“坚定履行自己这一使命的决心”。这个声明带有明显的东亚门罗主义性质。它把中国划入日本独自主宰的势力范围，不许其他国家插手中国问题，是对列强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的否定。

“天羽声明”一出笼，就震惊了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列强，遭到强烈反对。4月23日，英国驻日大使林德赛奉政府之命会晤广田，要求日本对“天羽声明”作出解释，并声明英国不承认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独断行为。美国驻华公使詹森认为，“天羽声明”“直接违反了“九国公约”的精神”。美国国务卿赫尔也照会日本政府，反对日本企图在中国问题上“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最后的结论”。

中国也对“天羽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外交部在4月19日和26日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胡适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评论尖锐指出：“‘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天羽声明”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面对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之声，日本政府一方面进行诡辩，称是国际社会误会了日本的意思，但并未从东亚门罗主义的立场上后退。“天羽声明”暴露了日本独霸中国、争霸东亚的真面目。

3、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

由于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使中国的经济受到重创，关税收入减少了1/3。再加之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1934—1935年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通货奇缺，银行倒闭，物价跌落，工农商业凋敝。

面对危机，南京政府希望在英美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稳定国家金融。

英国是老牌的侵华国家，在华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和贸易关系。据统计，到1931年，英国在华投资已达11．892亿美元。日益恶化的中国金融形势，使英国担心会对其“在华贸易和投资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英国不能不对中国的贷款请求有所考虑。1935年1月，英国向南京政府表达了英国的贷款条件，即中国必须脱离银本位，与英镑相联系，实行币制改革。对此，南京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

自退出国际联盟以后，日本顽固坚持“东亚门罗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提供对华援助。为避免日本发难，英国希望日本与英国共同对华贷款。但2月25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武向广田外相和外务次官重光葵提出协商对华贷款，以解决中国金融危机时，当即遭到拒绝。重光明确表示，“日本将断然拒绝参加给中国以国际经济援助的讨论”。广田还向有吉驻华公使发出训电，称共同贷款有招致中国被国际共管的危险，中国应“自力更生”，自己解决困难。无论是单独贷款或是共同贷款，日本都要加以阻止。广田称：“我们最为希望的就是此项贷款不了了之。”

为取得日本的支持和绕过国际银行团的限制，9月16日，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在同广田外相和重光次官的会谈中，提出由“满洲”国继承“独立”前中国的部分债务、日本对东北以外的中国领土保全提供保证、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协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等一系列建议。但是，在伪满洲国的地位已经巩固，日本的侵华矛头已指向华北的情况下，广田对罗斯的妥协计划已不感兴趣，故以中国金融形势“未必如此险恶”、中国确立新币制“没有任何希望”、贷款条件不成熟、日本对目前中国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的现状“已感满足”为由，全面拒绝了李滋罗斯的计划。在会谈中，日本坚持不允许第三国介入中国事务。重光告诉李滋罗斯：中日两国正通过直接交涉解决“满洲”国问题，并已取得初步进展，“如第三者再介入此事，中国就会予以利用而回到老路上去，时局就有逆转的可能”。

李滋罗斯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英妥协的计划，不仅为日本所反对，也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胎死腹中。

10月下旬，中国的金融危机更趋严重，财政面临崩溃。11月3日，南京政府果断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集中发行钞票，并将其定为法币。（二）　白银不再流通，所有现银必须兑换为法币。（三）　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中国宣布币制改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一改革采取了合作态度。11月4日，英国发布国王敕令，禁止英国的银行和英国人用现银支付。12月底，又要求英国在华银行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银，兑换法币。在英国的带动下，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在华银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银，在白银国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国的币制改革。

但是，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了日本的极力反对和破坏。据中国驻日使馆的报告，中国币制改革的消息传至日本后，“其朝野上下之间，莫不出以猜疑忿嫉之态度，或以为与英国有借款之秘约，或以为对彼为不利之准备。种种臆度，驯致一切悉不以善意对之，极尽其曲解掣肘破坏之能事”。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少将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谈话，表示“断然反对”。他煽动说；“此案事先缺乏准备，复缺乏实行人才，又未得各国谅解，恐早晚数月内，必发生破绽”，因此，停止币制改革“实为救中国唯一之途径”。他还要求上海的日本银行拒交存银，同时以“实力”阻止华北现银南运，阻挠外国援华活动。日本参谋本部也公开宣称中国币制改革是“忽视具有东亚安定势力之日本，扰乱东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国决断乎排击之”。外务省也发表声明，对中国未同日本充分协商就宣布币制改革“颇感遗憾”。11月8日，重光在同中国驻日代理大使丁绍伋的会谈中再次指责中国说，中国的新币制与英国相协调，将日本排除在外，“是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总之，日本军政各界都对中国币制改革大肆攻击，并进行破坏活动。

首先，日本政府及军部命令在华日本银行拒交存银，阻止华北存银南运集中，策划华北“独立币制”。币制改革宣布后，日本一方面命令在华日本银行拒绝向南京政府交出存根，一方面以武力胁迫宋哲元，阻止北银南运。11月8日，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并威胁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如果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在日军的胁近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银南运。此外，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亦受日本胁迫，下令禁止南运现银，致使华北的币制改革受挫。

日本破坏币制改革的另一手法，就是策划所谓“华北自主币制”，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币之外的华北币制，并将其纳入日元集团。日本大藏省课长汤本武雄指出：“中国的币制改革对华北十分不利，必须代之一种独立的货币，由天津的银行如日商银行，通过出售白银储备来维持币制。”11月中旬，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其中在财政金融政策上，要求脱离法币制度，另定华北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财政截用中央在华北之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并以武力胁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此后，陆军省还制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试图建立一个与法币相联系的华北币制，通过吸收南京政府的资金来破坏币制改革的成果。

其次，以大规模走私破坏币制改革。关税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财源，为从关税上破坏币制改革的基础，日本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华北走私活动。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对华北的走私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利用“塘沽协定”，任意扩大解释，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和铁路海关执行缉私任务，使冀东海口大开，日本走私集团武装押运走私品出入华北，如入无人之境。大规模的走私使中国海关蒙受了巨大损失。据统计，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海关因走私受损达2550．6万元。它直接影响了南京政府币制改革的基础。

中国的币制改革尽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坏，但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南京政府统治区内，白银国有化顺利进行，法币流通正常，外汇比价稳定，生产回升，经济复苏，国力有所增强，这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日本阻挠中国币制改革的活动也以失败告终。

三、走向侵略战争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步伐并没有止步，而是将侵略矛头伸向关内华北。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路可退，竭尽力量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对此，日本以军方为主，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驱逐国民党势力出华北，削弱南京政府对华北的控制，意欲把华北纳入日本的掌控之下。

1、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与分离华北

本来，国民党成立后，由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创立者与日本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认为有利用的价值，故对国民党并不排斥。但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实行国共合作，提出反帝施政纲领，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政权再次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将青天白日旗插到东北，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后，日本认为这威胁到日本的“满蒙权益”和在中国北方的“影响力”，日本政府特别是军部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恶化。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方认为国民党的对外政策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国民党政权的存在阻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实现。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先是不愿承认，其后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也一直不顺畅。而军方还在寻找一切机会推倒国民党及其政权。这也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历史根源之一。

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的概观》的调查报告，发给军官们参考。该书是这样认识国民党的：“国民党的北伐以同当时的军阀的妥协、拉拢而告结束。由此，北伐一旦完成，国民党就失去了目标，革命元气大为衰退。党堕落，党员腐败，官吏以卖官兼职为能事，财政混乱无序，苛政滥行与军阀时代无异，国民党不过是取代旧军阀现身的新军阀而已。而且国民党真正的统治，实质上仅限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并未能实现全国的统一。政客和新旧军阀依然争权夺势，热衷于争夺地盘，内乱依然连绵不断，根据利害关系‘合纵连横’这一‘支那国民性’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该报告代表了日本陆军界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基本认识。

这一时期日本军方的一些“中国通”也持有这种观点。陆军大将松井石根1935年视察中国后认为：“同领土广大、民情自然不同——支那现在立刻由南京政府国民党政权实现完全统一，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是非常艰难的——作为支那统一的过渡，最好是将其分为北、中、南、外部四种地方，采取联省自治、中央统制的形式比较自然。”另一名陆军高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矶谷廉介少将（1935年春转任驻华武官）也认为，妨碍日中关系安定及造成中国内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导精神”。他认为国民党领导层在第三国际的引导下，把纯粹的“国民革命”“诱导”成“共产革命”。只要国民党领导层的这一“指导精神”不改变，中日关系和中国内乱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华北分裂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实施者关东军参谋土肥原贤二也认为，“过去日支亲善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将全体支那作为统一的一个国家对待造成的。与各个政权合作，并让各个政权进行适当的调和，才是向着最为实际的合作之途迈进的方法”。而另一个跟军部关系密切，被尊为军方“智库”的大川周明，也认为南京政府只代表国民党的私利，领导排日，与军阀并无两样，只能是一个过渡政权，在完成破坏任务后走向没落。为此，1935年他指导他掌控的《东亚》杂志，将编辑方针确定为“打倒蒋政权”。

总之，直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军方仍不愿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并策划各种阴谋，意在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此后日本实施的分裂华北活动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应该说，日本军方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认识有些是“误解”，但更多的是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障碍，故罗织罪名，将其打倒。所以，反对国民党政权与分裂华北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上述对华观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34年12月，日本三省（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会议制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它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原则是：（1）“使中国追随帝国，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和平”；（2）“扩张我国在中国的商权”。该文件具体提出了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对华北的政策。该文件认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原则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根本不相容。为此提出了分裂华北的政策，目标是使该地区“出现南京政权政令不达的局面”，在该地区建立“日满华的特殊关系”。同时，该文件还决定进行分化南京政府地方势力关系的活动，以牵制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这份全面而系统的文件，成为日本新的对华政策的纲领性文献，较全面地反映了日本军政各派的对华方针。

根据《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的精神，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从1935年春开始具体策划侵占华北的计划，即先把南京政府及国民党的势力驱逐出华北，然后扶植亲日的傀儡政府，把华北变为日本控制下的第二个伪满洲国。5月、6月，日军强迫中方承认“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势力被迫从河北、察哈尔撤出，为日本操纵地方军阀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搞“自治”创造了条件。

9月24日，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公开宣扬分裂华北。他宣称：为了把华北建成“日满支”合作之基础，不惜以武力排除国民党及蒋介石政权。多田还提出了中国驻屯军关于华北问题的三项要求：“（1）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北支；（2）北支经济圈独立；（3）北支五省开展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实现上述要求，多田提出“必须改变并确立北支政治机构，当前须指导组织北支五省联合自治体”。多田的谈话，实际成为日本推行“华北自治运动”的前奏。

军部对在华日军分裂华北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10月4日，川岛陆相提出的《鼓励华北自治案》在内阁会议上被通过。这使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分裂华北的气焰更为嚣张。11月11日，日军方代表土肥原向华北的实力人物宋哲元提出了“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以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在华北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的高度自治，与日满结为一体，仅保留南京政府的宗主权。土肥原还以武力相胁迫，要求宋哲元以11月20日为最后通牒期限，按日本的要求实行华北“自治”。为策应土肥原的分裂活动，关东军出兵一个师团兵陈长城一线，中国驻屯军也诉诸武力恫吓。华北陷入了危急之中。虽然最后中日双方达成妥协，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并聘用日本人担任顾问，但华北的危局并没有消除。1936年，日本政府和军部先后制订了两期《处理华北纲要》，把分裂华北确定为国策。

2、中国统一与日本“对华认识再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片面的轻视中国的对华认识占据了主流。但日本还是有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了中国国力的发展，还意识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和国家统一的大势。特别是1936年12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日本的对华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对中国的内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日本引发了一场“对华再认识”的讨论。

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日本最为恐惧的是中国实现国共合作后联苏对日，那样日本苦心经营的“满蒙”将腹背受敌，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获取的“权益”将受到巨大威胁。为此，一部分日本高层人物希望放松对中国的强压政策，改善日中关系，避免中苏联手。在此形势下，在对华关系上走进死胡同的广田内阁倒台，1937年3月，“佐藤外交”登场，倡导对华“平等外交”，还提出停止华北分裂政策。中日关系出现一丝改善的“景象”。

部分军界中的“中国通”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统一，重新认识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参谋本部派驻华大使馆的大佐楠木实隆在1937年2月与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本田忠雄会谈后，达成如下“对支政策意见”并向军部谈了他的对华认识：纵观中国现状，反中央各派虽尚存，但无论哪派都无法彻底地颠覆现中央政府，各派在现任政府组织机构内安插自己一派的势力。因此，我方若徒劳缚于推翻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或分裂华北五省等旧观念，势必适得其反。深信应迅速改变旧式观念，堂堂正正地以中央政府为对象进行邦交。不以南京政府为对象，通过威逼利诱地方政权搭建日支邦交的外交政策，是只知日清、日俄战争时代的支那，而不知中国现状的表现。另一名有过驻华经历的陆军省新闻班军官雨宫巽中佐也感慨地说：“很遗憾，现在的南京政府已经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的贫弱，无论是统制力还是军备都已不可忽视，而且这种状况还在日渐强化中，——蒋介石的人气也一天比一天增长”。日本“靠恫吓或口头威胁已经几乎不能胁迫南京政府”。

楠木实隆和雨宫巽的对华认识代表了一部分军部中坚军官及部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对华认识或对华认识的转变，但这种比较客观的对华认识没有形成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政界、财界和军界的主流”对华认识并未根本改变，他们“否认中国的民族统一，否认以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的统一，以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为目标”。这种主流的对华认识是日本对华认识的“坚硬根基”。

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客观上是对日本维护并扩大侵华权益的威胁，是日本不能接受的。“佐藤外交”在表面上使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中日本质矛盾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希望在维护日本现有对华侵略权益的基础上对华“亲善”，而中国则要求日本在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的基础上谈中日“亲善”，如先行撤销塘沽、上海停战协定，日本停止对华北主权的侵害等。但中国的这些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要求在日本看来是“排日政策”，日本断不能接受。所以，“中国再认识论”也好，“佐藤外交”也好，都不可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强，国民政府不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逆来顺受的局面下，日本国内特别是军方高调“教训一下支那（对华一击论）”的观点很快就占据主流地位。

作为第三者的英美人在分析日本的对华认识和对策时也认为：“如果支那取得了与日本同样的进步，日本将一触即溃。深知这一点的日本，不可等闲视之。要么在支那进步之前尽快将其击溃，否则就必须尽量防止其进步，将其始终放置在从属自己的劣等国的地位上。”应该说，英美人的这种观察一针见血，揭示出了日本军方、政府及部分民众面对中国发展的一种心态。上述各种对华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特别是军方的对华行动选择，并使日本最终走上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

四、蔑视中国与“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发生后，围绕对事变的处理方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歧，即出现了所谓“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争论的结果，暂时达成妥协，“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但“不扩大”的局面没有维持几天，日本军政当局就统一为“扩大派”，把中日军队的一场小的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1、对华认识与“扩大派”、“不扩大派”

2005年即日本战败60之际，日本《读卖新闻》组织专门班子，对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检证”。其中对卢沟桥事变扩大化的原因的“检证”结果是：“发动日中战争的目的，除了‘膺惩支那军的暴戾’（1937年8月15日的政府声明）之外，都不甚明确。”纵观日本方面的大量著述，确有此印象。但实际上有一关键点是早就明确的，那就是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或直接占领。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一点也不含糊。卢沟桥的几下枪声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全面侵华战争，关键点就在于此。卢沟桥事变虽然源自日中两军的一场小的冲突，但“它是满洲事变的延长”。而“九•一八”事变表明的是“支那的恢复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与日本发展大陆政策的冲突”，也就是“大和民族与支那民族的民族抗争”。

“七七事变”具有必然性与偶发性并存的特征。说其必然性，是日本“九•一八”事变以后对华政策的基调，就是不满足于对东北的侵占，寻求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其首要目标便是华北。虽然1933年5月中日军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日军退回到了长城以北，但日本并未就此停止侵略中国的脚步。实际上，从当年开始，日本中国驻屯军每年都在制定侵占华北并进行统治的计划；关东军从1934年底开始，又酝酿新的侵入华北的计划；日本军部、政府也从1935年春开始，制定了分裂华北的一系列政策。掌控或侵占华北，成为日本的国策和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无论通过什么手段，日本一定要达到这一目的。事变发生后，海军方面就认定：“非常明显，陆军此次发动事变的真正目的——在于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大量的事实证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政策是引发卢沟桥事变的根本原因，它体现了事变的必然性。

在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卢沟桥事变又有一定的偶然性。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日本蓄谋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确切证据，这也是卢沟桥事变与“九•一八”事变形式上的不同之点。正是由于事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并存，造成日本军部和政府在处理事变时出现了“扩大”和“不扩大”的不同主张。

“扩大派”和“不扩大派”的产生，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对华认识。“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是手握重要军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这位“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了与“九•一八”事变迥然不同的做法。他担心出兵有陷入战争泥潭的危险，同时顾虑苏联出兵，使日本腹背受敌，故主张“不扩大”事态。他的部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石原莞尔“竭尽全力”向他的上级、同僚、部下解释不应扩大事态的原因：“现在的支那不是以前的支那，国民党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的国家意识正在觉醒。如果走向日支全面战争，支那就会利用辽阔的领土进行持久战，而日本的力量是不能将其降伏的,日本会陷入战争泥潭动弹不得。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还贫弱，当前应绝对避免战争，努力增强国力和军事力量，以期国防国策的完成。”

但军部不扩大的势力“非常弱小，极端而言，只有石原少将自己那样主张”。军部绝大多数人的主张与石原正相反，认为“支那是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如果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它立刻就会屈服。此时需要屈服支那，把华北五省基本上纳入到日本的势力之下，与“满洲”相结合，强化对苏战略态势。而卢沟桥事件带来了实现这一目的求之不得的好时机”。而上述思维是“满洲事变以来陆军领导层不变的对支观、对支方策”。

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铁臧也回忆道，当时陆军“扩大派”主张：“日本的敌人是苏联和中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先打垮中国的最佳时机，此时务必要给中国以痛击。现在中国还没有像样的抵抗能力，只要拿下天津、北平，中国基本上就认输。如果再进一步拿下上海的话，本年12月间蒋介石就会倒台。”

陆军的“支那通”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企划院总裁）战后回顾导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时反思道：“日本太轻视支那的军队了，而轻视的结果就导致了支那事变的发生”。“支那事变……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人小看支那的表现。”

应该说，这些当年参与侵华战争决策的军人的回忆和反思基本上是正确的。的确，除了既定的掌控或侵占华北的国策外，轻视、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导致日本把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另一主要原因。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队还没有输过一场对华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东北、进攻上海、分裂华北，中国都是步步退让，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甚至默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由此，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只要日本付诸军事压力，中国就一定屈服，答应日本的一切要求。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部及政府在处理事变方针上也沿袭了这一“惯性”。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在向天皇汇报时声称，“只要在天津一击，事件一个月内就会结束。”日本的国家统治阶层，正是做着这种美梦，放弃不扩大方针，向华北大规模增兵，进而酿成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战败投降结束了自己的近代历史。

2、“七七事变”与日本的外交对应

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特殊的国家政治体制，军方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本毕竟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政府特别是外交负责部门外务省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上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七七事变发生后，外务省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大量秘密、公开的情报早已表明，日军在华北闹事，中日发生冲突，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外务省对事变的第一印象是中日冲突“终于开始了”。8日晨，广田外相、崛内次官、东乡欧亚局长和石射东亚局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初步议定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随后，石射与陆军省后宫军务局长、海军省丰田军务局长进行了紧急磋商，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这仅仅是三省主管部门的意见，还不是军部及政府的最终决定。

7月9日，杉山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向华北派遣三个师团的要求，因米内海相认为出兵时机尚不成熟及会议进行时传来前线已缔结停战协定的消息，出兵案被搁置起来。最后，会议制定了如下方针：（1）此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2）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使事件早日解决；（3）如中国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采取适当措施；（4）日本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撤兵、处罚责任者、道歉、对今后提出保证。十分明显，这个所谓的“不扩大”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方针。明明是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事端，却把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身上，且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这只能恶化局势，扩大事态。

本来，7月8日中日双方在北平达成了停火撤兵协议。但在陆军军部的指令下，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于10日又向中方提出了新要求：（1）二十九军代表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情；（2）处罚责任者；（3）禁止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驻扎；（4）取缔抗日团体。对于日本的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中方本当严词拒绝，但为平息事态，前线中国当局忍辱接受了日本所提的全部条件。至此，如日本真有“不扩大”之意的话，就该了结事变，回到战前状态。但是，与此相反，日军统帅部仍在策划新的侵华军事行动。

10日，日本陆军军部以中国中央军北上危及日本侨民及华北日军的安全为由，要求向华北出兵。11日的五相会议及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了出兵华北的决议。同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出兵华北声明》，颠到黑白，污蔑中国，为日本的大规模军事侵华辩解。近卫首相还亲自召集政、财、新闻界开会，要求各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煽动战争狂热。向华北出兵，是“七七事变”的一个转折点，表明日本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不扩大”方针。

在出兵华北这一重大举措上，日本外务省干了些什么呢？10日，处于“扩大派”控制下的陆军军部，要求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向华北增派大军。军内少数反对派，势孤力单，无法阻止向华北派兵的行动，便把希望寄托在外务省身上。11日一大早，陆军省军务课的重安中佐就打电话给外务省东亚局，告知杉山陆相将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动员出兵案，他们已无力制止，“只有请外务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努力阻止这一决定”。石射局长当即表示外务省“肯定坚决反对”对华出兵。为使广田外相早有准备，石射特意驱车至东京车站，迎接从休息地归来的广田，向他汇报了面临的紧急情况，请求广田在内阁会议上阻止通过陆军的派兵动员案。他提醒广田，“此时绝对不可有刺激中国方面的行为”。但广田外相在内阁会议上却作壁上观，不表反对，使陆军的出兵动员案得以顺利通过。以上情形表明，广田外相及外务省在日本出兵问题上是一个不光彩的协从者。

“七七事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中日双线交涉。一是华北前线中日军方的交涉，二是中日外交当局的交涉。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如上所述，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政府及军部确定了“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把主导权交给了华北日军。日本的这一解决方针，被许多日本学者视为“和平主义”的行为和战初日本无意扩大事变的依据。但是，如稍加分析，就可发现其中包藏祸心。问题的核心在“就地解决”，它意味着抛开南京中央政府，由华北日军直接同华北当局交涉，压迫中国交出更多的权益，这是日本长期推行的分裂华北政策的继续和延伸。因为在日本的重压下，宋哲元为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实力，有可能同日本达成有损国家主权的妥协，这是日本所求而南京政府所忌的重大问题。所以，围绕着“就地解决”的问题题，中日外交当局展开了反复的斗争。

7月8日、10日，中日军方在前线达成了口头、书面停战协议。但是，宋哲元对南京政府秘而不报。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从日本驻华武官的口中才得知停战协议一事，至于协议内容，则一无所知，使南京外交当局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为防华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签订有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协议，外交部于12日致函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此次所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中央政府核准方为有效”。为支援宋哲元，坚定其抗战信心，蒋介石命中央军北上。但是，在和战问题上，华北军政首脑宋哲元犹豫不决。日本抓住此点，极力离间宋哲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冀察政权的日本顾问加藤散布流言称，日本为了拥护冀察政权，不惜与中央军一战。

日本外务省在阻止日本对华出兵问题上不作努力，而在强迫中国接受“就地解决”方针上却很卖力。事变发生后，外务省没有向驻华使馆发出任何解决事变的指示，听任事态的发展。直到11日，日本决定向华北派兵后，外务省为配合军方的行动，才首次向驻华使馆发出训令，指示“日本政府有意迅速就地解决卢沟桥事件，希望南京政府也不要妨碍时局的迅速解决”。按照外务省的训令，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偕陆、海军武官于次日约见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北上，南京政府不要干涉华北地方交涉。日高甚至荒谬地提出，在日军向华北出动期间，中国不要调动军队，这等于要求中国等着挨打。王宠惠严辞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严正指出，如要圆满解决事件，须：（1）各出动部队撤回原防；（2）双方立即停止调兵。对于这样公正合理的要求，陆军武官大城户拒不接受，日高也随声附和，声称“为监视贵方行动起见，不能将日方现在出动的部队全部撤回原防”。日方的做法表明，日本没有任何和平诚意，他们无意停驶已经启动的战车，战争已不可避免。

就在华北和南京两地的中日交涉进行过程中，日军源源不断地开抵华北。16日，关东军2个旅团已抵达平津，朝鲜军第二十五师团也陆续开进华北，开始对二十九军实施分割包围。与此同时，陆军统帅部制定了具体的战争计划。待日军援兵抵达指定位置后，陆军省于17日向五相会议提出了向中国发最后通牒的提案，获得通过。最后通牒以19日为限，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罢免冯治安；（3）中国军队撤出八宝山地区；（4）11日的协议由宋哲元签订；如中国方面不在期限内承诺，日军将讨伐二十九军。如此无理的最后通牒，无疑是对中国的宣战书。东亚局局长石射与第一课课长上村伸一深知战争一旦打起来的严重后果，恳请参加五相会议的广田外相阻止陆军提案的通过。但是，广田唯军部的马首是瞻，拒绝了石射等人的建议，支持陆军的最后通牒案。

17日，根据外务省的训令，日高参事官再次约见王宠惠外长，递交了日方的备忘录，要求南京政府不要妨碍实施华北日中两军达成的解决条件，“停止一切挑战性言行”。并再次要求中国军队停止北上。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复函日本使馆，作出如下答复:（1）中日同时撤兵；（2）华北交涉方案必须经中央承认；（3）在日军大规模向河北派兵的情况下，中国为了自卫，不得不做适当准备。南京政府的复函义正辞严，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尽管华北当局于19日接受了日方所提条件，与日本签订了《细目协定》，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已定，无可改变。28日，准备就绪的日军向中国第二十九军发起全面进攻，“七七事变”终于演成日中战争。

五、《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的中国认识及其影响

“九•一八”事变以后，虽然说日本军方及政界的对华认识在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力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日本的一些民间团体的对华认识特别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囊”机构的对华认识，也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但其作用不容忽视。1939年“满铁”调查部进行的“中国抗战力调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1、“支那抗战力调查”及其报告书

“满铁”全称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6月设立的铁路公司，也是日本近代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国策企业，服务于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从事对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具有浓厚的军事和政府支配工具的性质”。由于企业的性质，满铁从成立之初就特别重视情报工作，设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为满铁及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搜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并提出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近代日本最大规模的对华情报搜集和咨询机构。

1939年4月，为强化对华政策的调研，以适应日本全面对华侵略战争的需要，经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策划，日本政府批准满铁对调查机构进行重组，扩大调查部，使该调查部的规模达到空前的二千余人，在海内外建立了多处据点，步入了“大调查部”时代，形成了“日本创造的空前绝后的‘智库’”。大调查部建立后，为了给陷于泥潭的对华战争寻找出路，于同年5月成立了“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开展对“东亚新秩序的主要否定因素——支那抗战势力的研究”。

调查委员会以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为主，调动了在华各地派出机构及东京分社的调研力量，而担任这次调研的主要成员“出身”特别，许多人具有“左翼”经历或思想。他们在日本国内受到法西斯政府的压迫，甚至被捕、坐牢，许多人就出逃或避难来到满铁，也有一些是被逼迫“转向”后转入满铁的。满铁并非“赤色”堡垒，只是当时急速膨胀的满铁调查部急需大量人才，而有过左翼倾向的人大都是优秀人才，便未加排斥，而主要看重其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也只是看重其“技术性”，并未太拘泥于其意识形态的属性。由此，一批很有才华的左翼知识分子汇集到了满铁调查部，大大提高了调查部的调研能力和水平。

关于主要调查内容，调查委员会确定为以下几项：

（1）中国抗日势力的研究：

①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及其动向；

②蒋政权的政治、军事诸政策；

③抗日的中国战时经济重组；

④蒋政权的战时财政金融政策。

（2）作为背后势力的各国研究：

①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

②各国在华权益；

③各国远东政策。

从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调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调研，取得了大量的调研成果。这些成果最终被汇集成《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报告共为五篇十分册，具体构成如下：

《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构成

调查报告洋洋十册超百万字，其精华部分还是在“总论”部分。它在这里全面地介绍了调查的方法，并对调查内容和结论进行了概括。

与一般的只注重国家军事力量的研究不同，调查委员会注重全面考察中国的社会，从国家总战力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抗战能力。调查委员会采取了“支那社会本身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与现实情势把握的统一”的调查方法，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中去寻求研究“支那抗战能力的本质”。即从考察中国社会的本质入手，从根本上弄清中国抗战能力的产生、构成、制约因素及发展变化。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中西功认为，“日中双方的力量在战争初期差别非常大，这是这次战争的一大特点。而且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不仅仅是量上的，更重要的是质上的”。而这种“质上的差异”的根源，在于“支那是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是现代化的国家”。把握“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化国家对抗”这一特质是研究分析中国抗战能力的“大前提”。

报告书认为，在日本对华战争面前，中国形成了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民(民族)抗战”的局面。与以往中国的军阀内战不同，这次战争将对落后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为了抗击日军，中国社会需要进行“重组”，而“重组的方向就是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现代化”；战争不仅使中国丧失了领土和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战争某一发展阶段”还会带来被占领区“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战”。

要解决上述问题，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还必须要针对政治经济战“采取有效的措施”。关键是要进行全民总动员，尤其是政治动员，做到“一切为了战争”。

2、对中国抗日能力的具体分析

对于中国社会具备的抵抗日本的能力，调查委员会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1)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劣势；

(2)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民族的发展；

(3)国家落后但有地大物博的农村经济的存在；

(4)国外诸条件。

关于（1）即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存在的劣势，调查报告认为：“支那社会自清朝崩溃以后，虽然变得非常复杂，但基本上是一个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半封建国家。”中国是列强“共同”的殖民地，国家经济主要是“非常落后散漫”的农业经济，大部分商业城市也寄生于农村经济。虽然有几个现代化的以工业为中心的大都市，但骨干产业大都为外国资本所把持。民族资本虽然在沿海一带存在，但基本上都以轻工业为主，而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工业都已丧失，这种经济状况在对外战争中是非常不利的。此外，中国的军队大多源于“私兵”，缺乏现代国家军队的素质，难以统制，主要军备又受制于列强，加之“买办资本以及地主阶级”对中国政治的控制，中国的“军事水平低下”，难以应对对外战争特别是与“现代化国家的战争”。以上明显是中国抗日的劣势，即中国社会整体的落后性。

关于（2）即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民族的发展，调查报告认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也在缓慢地向现代国家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很快，并“开始维系这个国家独自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相伴而生，成为中国社会农民阶级之外的“新要素”。正因如此，才有了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也逐步走向统一和体系化，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能力的母体”。中国的现代政治势力将在动员民众投入战争的过程中提高治国水平。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国共两党目前暂且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抗日，这两大严重对立的政党“将通过极为复杂的过程形成抗战能力”。调查报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正视和对国共既合作又斗争形成抗日核心能力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

关于（3）地大物博的农业社会在抗战上的意义，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的农村社会虽然落后，但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要政治领导得力，就会成为抗战的依托。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不像现代化国家那样紧密，“即使城市丧失了，农村依然有很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也就是说，“尽管城市被占领，农村仍然可以作为抗日阵营的根据地而存在，这也是由支那社会的特质决定的”。这种独特的农村经济及内地经济的存在，成为中国“对日进行消耗战（长期抵抗）或‘持久战’的经济基础”。调查报告对中日战争将成为持久战的分析很有见地，客观冷静。

关于（4）外援问题，调查报告认为，国外的对华援助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即列强为了防止被日本排挤出中国而对中国进行援助，“英美法等对华援助的本质是对日牵制和对华支配”。另一种情况是中国的抗战被视作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出手对其进行援助。“在牵制日本这一目的上，苏联与英美的援华政策完全相同，但苏联的对华援助是无条件的，是苏联明确的国策。”调查报告认为，虽然日本对沿海地域的占领，切断了中国大部分外援的路径，以及欧洲战事日紧，难以援华，但重庆政府还是会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外援，因为它事关中国抗战的成败。

除以上对影响中国抗战能力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外，调查报告还提出了“支那抗战能力的阶段性问题”。认为中国的抗战能力具有阶段性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支那事变的各个时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它表现在支那抗战能力中军事与政治的不均衡发展”。调查报告认为，“武汉会战前是主力战阶段，此后则是政治、经济战的阶段”。报告还特别提到了“中共的领袖毛泽东为便于实战而将之划为三个阶段”的抗战理论，并进行了相关的分析。调查报告认为阶段性的规定“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极为重要”。事实上，调查报告在这里的寓意已经比较清晰，就是日本对华军事行动阶段已经结束，日本应该考虑政治解决对华问题。

除“总论”外，报告分两部分（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论述了中国抗战能力中的政治问题。其中中西功执笔的“战时的中国内政”（第二分册）部分被认为是报告中水平最高的。中西功在报告中认为：“在支那抗战力的形成中，政治所具有的作用非常大”。而作为政治中心的政党以及其领导动员的民众的力量是中国抗战能力的核心，这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他指出，如果把中国的抗战能力划分为“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三部分的话，政治能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中西功认为它却是中国抗战“现实中——最动摇、最落后”的部分。如果中国的政治矛盾激化，必将失去对抗战的领导，“支那的抗战能力将丧失大半”。

中西功在该部分中分析了战争前后中国国共等主要党派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国民党的性质和抗战态度，以及通过西安事变表示出的“蒋介石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中西功特别重视“民众动员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国民党的动员路线，以强化“征兵”为特征；另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路线，把民众动员作为民众自身的运动加以引导和推动。此外，报告还对工人、农民、民族资本与地主、小资产阶级等阶层在民众运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分别进行了考察。在这里，中西功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领导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中国抗战能力中的重大作用。

关于中国抗战的军事能力，调查报告认为经过华北、淞沪、徐州、武汉几大会战后，中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但仍保有相当的抗战能力，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军主力和八路军成为中国“抗战派的军事支柱”。国民政府通过“抓壮丁”等形式，强制征兵约200万—300万人组成了新军，蒋介石靠这些“资本”同日本进行“持久战”。另外，通过抗战，虽然地方军阀的体系还存在，但中国国家的军事出现了统一的趋向，蒋介石利用抗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军事的控制，从各战区的组成上就明显看到了这一点。报告还特别重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地位，认为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占领区进行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战斗”，“游击战将成为现在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上的环节”。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一直把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作为主要对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太重视。满铁调查部最初的调查计划中也只是“重庆政权的抗战能力调查”，并不包含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但在中西功的提议下，这次调查专门设立了对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调查，并将其调查结果汇集为第三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该部分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区域性角度，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从侧面肯定了八路军通过广泛的“独特的民众动员”，坚持持久战，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及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关系。对于活动在长江下游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报告指出它开展游击战的目标是通过破坏日军后方兵站及交通通信设施等手段扰乱日军后方，牵制日军进攻，打击日本扶植的伪政权，破坏日本的战争经济计划。

在政治问题上，可能是为避免直接指责军方和给南京汪伪政权带来麻烦，报告没有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但在报告中却多次对汪伪政权进行了评论，暗指其“不得人心”，难以有所作为，给予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从侧面批评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企图通过扶植汪伪政权解决中国问题的政策。

除政治外，调查报告用了大量篇幅对战时经济政策和内地经济（包括交通、商贸、金融、农业、工矿业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例如在考察中国的交通时，报告认为，中国的交通受到日本的重大打击，总体上的运输手段不得不从以铁路为主转入以公路为主。与此同时，重庆政府为了在西南稳住脚跟，将会克服种种困难，加强西南铁路建设，维系国外援华路线的畅通，“以维持和重建抗战能力”。由于沿海的主要工业大城市的丧失和西南被封锁，内地经济确实困难，报告认为，为了长期抗战，中国将会调整、重组工商经济和金融体系。而要构建战争经济体系，中国面临多方面的困难，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的处理、阶级矛盾的缓和外援的维持等。就结论而言，中国经济遭到了日本的沉重打击，损失巨大，但中国政府正在克服困难，调整经济结构，依托内地经济，构建对日持久战经济体系。

3、调查报告的影响

从1940年1月起，调查报告陆续完成，作为“机密”资料，只印制了约50份，立即呈送日本政府及军方有关部门参考。

实际上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战争陷入了持久战，这是日本统治集团最不愿看到的。如何走出战争泥潭，日本政府、军部等统治集团内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调查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因而得到了各方注目。军政各部门纷纷邀请调查员作报告、搞座谈，接受“启发”。统计显示，从1940年6月到7月两个月的时间内，日本的主要军政部门大都听取了调查委员会成员的报告，其中包括许多军政大员，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上海海军武官府岩村清武官长、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田繁太郎、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日本驻华大使阿部信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以及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省的重要官员等。调查员还应多家机构邀请，围绕调查报告的内容与这些机构进行了讨论。

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会概况

对于日本今后对华政策，报告提出了三个可选择的方向，即“全面进攻”、“德国中介南京与重庆政府全面和平”、“独自减轻部分负担”，而报告倾向于第二个方向，即政治解决中国问题。报告强调：“很容易推断”，日本要开展“全面的军事攻势将比过去任何战役都规模巨大而且困难”；这种攻势“将给日本带来大量的消耗，为此，除非常有利的时候以外，绝难进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报告是作为日本侵华参考资料形成的，在日本疯狂侵华、法西斯当道的大背景下，有些内容不便明说，但透过这部报告，人们还是可以领会其中的结论：虽然日本在前期对华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包括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在内的大片领土，但由于中国以国共合作为核心进行的广泛的民众动员、“地大物博”的国家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具有以农村和农村经济为依托的持久的全民抗战能力，日本在军事上是难以使中国屈服的，对华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价值很大。

毫无疑问，不论从什么角度讲，《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但其影响还是不容否定的。这从报告会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日本的决策者们特别是军方还是不愿意正视中华民族的抗敌实力，他们还是妄图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的办法，达到尽快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支那抗战力调查报告》的忠告没有影响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走向。不仅如此，他们可以说利用调查报告中的“敌情”情报，强化了对华侵略政策，如扶植汪伪政权分裂国民党政权，围剿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力切断西南国外援华交通通道等。

六、“大东亚新秩序”的梦魇与中国

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做出了一副彻底打垮中国现政府的姿态，并接连发动了徐州、武汉等大规模战役，以求“尽快结束中国事变”。但是，日本虽然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也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力已达到极限，而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没有动摇，日本以速战速决迫降国民政府的目的没有达到，陷入了战争泥潭。为此，近卫内阁不得不改变方针，扶植伪政权，拼凑“东亚新秩序”，并进一步滑向建立虚幻的“大东亚共荣圈”。

1、“东亚新秩序”的出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统治者骄横地以为可以“对华一击”，一个月就把中国打败降服。但中国人民坚决的抗战，彻底摧毁了日本的这一梦想。虽然日本对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软硬兼施，希望其服从日本，走“帝国指导下的日、满、华合作共助”道路，但都遭到了拒绝。对此，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之根本方针》，决定“若支那现中央政府不求和，帝国此后则不期待以其为对手解决事变，而扶植建立新兴支那政权，与之协议改善、调整两国国交，合作建设新支那”。据此，同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一方面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另一方面称“期待可以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支那新政权的建立”，并与其“合作建设新支那”。

根据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各地侵华日军开始了扶植伪政权的活动。日本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的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和层次。第一个阶段和层次是建立地方伪政权，第二个阶段和层次是建立全国性的伪政权。

为表示日本对中国并无掠夺领土和实行殖民统治的野心，早在1937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中就已提出，在华北占领区不搞军政统治，政治行政机关要由“当地居民自主组成”，且“行政首脑应由适合实现日华敦睦关系的有力人物自主充任”。此后，日本各占领军即据此精神开始分别在其占领区建立伪政权。

1937年11月22日，关东军将此前建立的“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后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2月14日，华北方面军在北平组织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之根本方针》之后，1938年3月28日，华中方面军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9月22日，在日本的操纵下，北平和南京两个伪政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上述伪政权在日本的全面掌控下，配合日本在占领区进行准殖民统治。但由于上述伪政权的领导人都臭名昭著，在人民中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伪政权也都仅仅是各地域的“维持会”性质，根本不具备代表中国与日本“合作”的国家新政权的形象和实力，这使日本政府大失所望。

扶植各地伪政权的失败和战场上的日中对峙局面的形成，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下的国民政府的地位和影响。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了新的东亚及对华政策。新政策撤回第一次近卫声明中表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继续诱降国民政府。声明称：在日军的打击下，“国民政府已沦为一地方政权。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但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这实际上是要国民党政权放弃抗战，改组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并逼蒋介石下台。但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下，日本的这一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近卫第二次声明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对外目标。声明称：日本此次征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而“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紧密相联的互助关系为根本”。声明称：“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完成这一事业。”而日本对中国的要求，就是希望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近卫的这一声明表明，日本已将对华方针将纳入到东亚新秩序中。

鉴于形势的变化，1938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召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新方针主要对“东亚新秩序”下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细化。新方针规定，日中的新关系是：“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而相互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而调整的三原则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合作”。上述新关系和三原则仅就字面上看冠冕堂皇，平等相待，但究其内容，真面目昭然若揭。

如在“善邻友好”的原则下，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新政权形式是分治合作，中央政府要聘请日本顾问；在“共同防卫”的原则下，要求在华北、蒙疆等广大地区驻军，日舰在中国有航行和停泊自由，日本向中国军队和警察派出顾问；在“经济合作”的原则下，中国要为日本开发华北等地的地下资源提供便利，赔偿日本在华侨民战争中所受损失等等。完全是把中国视为殖民地，哪有友好、平等可言。

在日本的引诱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本秘密谈判，寻求“合作”。为配合汪精卫叛逃出走，12月22日，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将御前会议决定的新的对华方针公开化，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对华三原则（亦称“近卫三原则”），号召“日、满、华三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至此，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内容及其原则完全确定了下来。

“东亚新秩序”从其内容看，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延伸和扩展。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就是对当时制约东亚国际关系、制约日本对华侵略扩张的既存华盛顿体制的挑战。日本的这次挑战没有遇到太大的阻拦，这便刺激了日本进一步的挑战和扩张野心。当列强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仅仅发表了一个不承认的“李顿报告书”时，日本便“怒不可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与现存国际秩序“彻底诀别”。“七七事变”后，当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国开会要约束日本的侵华行动时，日本根本不加理会，独往独来。在一步步深入的侵华过程中，日本已不满足于打破旧秩序，而是要求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而建立“东亚新秩序”仅仅是其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步。

“东亚新秩序”彻底否定既存的以九国公约为代表的东亚华盛顿体系，是要建立以日本为核心、中国和“满洲”国为其附庸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企图，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对近卫声明表示拒绝并进行了驳斥。蒋介石指出，近卫的声明是“敌人整个的想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暴露”；“东亚新秩序”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1939年6月14日，英、法、美政府也共同发表声明，否认“东亚新秩序”。

2、汪精卫的出逃与汪伪政权的建立

建立“东亚新秩序”，把中国纳入该秩序之中，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关系的核心。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之一，是分化国民党政权，引诱国民党内的反蒋派脱离现政权，加入到“新秩序”的建设之中，以此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达到不战而降的目的。

而国民党内以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一些上层高官，对抗战悲观失望，主张对日“求和”，形成一派。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他们仍不放弃，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沟通“和平”。日本政府及军部透露希望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出山与日和谈。汪精卫借此通过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为了进一步引诱、鼓动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或“和平派”脱离国民政府，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呼吁中日“满”共同进行“东亚新秩序”建设。近卫的声明，促进了对日心存幻想的汪精卫集团的叛逃。经过反复交涉，11月20日，日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拟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为防共特殊地区，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地区驻扎日军；（2）中国承认“满洲”国；（3）日华经济提携，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以日本特殊的方便；（4）治安恢复后两年内日本撤兵。双方约定在上述条件下，汪精卫立即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声明，出面组织“新政府”。上述协议内容得到了日本政府和汪精卫的认可。

根据与日达成的协议，12月19日，汪精卫出逃河内。22日，近卫内阁为配合汪的叛逃行动，发表了对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所谓“近卫三原则”。汪精卫则在29日公开发表了“和平建议”（艳电），响应近卫的三原则。但是，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遭到了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和各党派的普遍反对和谴责，根本没有出现日本政府和汪精卫所期待的“一呼百应”的局面。最终追随汪精卫投入“和平运动”的，只有周佛海、陈公博等少数亲信。日本政府借此分化国民党政权，瓦解中国抗日阵营的目的没有达到。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国民政府又以汉奸罪通缉汪精卫。

为落实第二次御前会议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精神，日本在汪精卫投日后，集中力量扶植汪伪政权出台。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讨论制定了《建立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扶植汪精卫、吴佩孚、现地方伪政权及更新后的重庆政府联合组成新政权，与其调整日中新关系。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日本震动很大。但新上台的阿部内阁表示不介入欧洲战争，全力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新成立的对华政策决策机构兴亚院及军部也制定出了一系列通过扶植建立伪政权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政策。

汪精卫投奔日本后，与日本就其建立新政权的条件进行了反复交涉，希望尽显“独立”政权的姿态。“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但是，日本扶植汪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与汪的意向大相径庭。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12月20日，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承认了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其内容比当年的日本对华“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汪精卫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卖国贼”。经过与王克敏、梁鸿志两伪政权首脑协商（协商只是形式，一切都由日本安排好了），决定共同成立新“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集团导演了一出“还都”闹剧，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于汪精卫的投日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追随者寥寥无几，他最期待的反蒋势力集聚的西南“起事”也没有出现，汪伪政权除了日本的扶植，不具有国内的统治基础。

1940年7月18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而此时的德国横扫欧洲，法国投降，英国败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给日本统治者很大刺激，东亚南及西南太平洋的英法殖民地让日本统治者垂涎，军部及舆论纷纷疾呼日本“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近卫适应形势需要，在组阁时把对外侵略的积极分子东条英机委任为陆军大臣，松冈洋右委任为外务大臣。内阁成立后，立即在26日制订了《基本国策纲要》，对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纲要提出把“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次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等决议，决定一方面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同时准备南下出击。由此，日本的对华关系从“东亚新秩序”发展到“大东亚新秩序”之中。

解决中国问题和南下成为日本政府和军部难以割裂的两个问题。如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日本就没有了南下的后顾之忧；但不南下，中国问题又难以解决。所以，近卫内阁和军部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采取一切手段，尽快跳出侵华战争泥潭，一方面进行南下准备。10月1日，近卫内阁通过了《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方针》，13日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竭力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其屈服”。其具体措施是：（1）对重庆的“和平工作”由政府进行，军部及民间的“和平工作”一律停止；（2）和谈以蒋汪合作为前提；（3）以11月底为限，如和谈失败，即与汪政府签订新条约，转入长期战体制。关于和谈条件，规定：（1）承认“满洲”国；（2）放弃抗日政策，共同防卫；（3）承认日本在华驻兵；（4）承认日本在华开发利用国防资源。在中国坚持抗日已经三年多的情况下，日本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自然不为重庆国民政府所接受。

在迫降重庆国民政府无望的情况下，11月30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日中基本关系条约》、《附属秘密协定》及《秘密交换公文》，日本据此掌控了中国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权，中国被置于殖民地地位。由此，日本从形式上完成了“七七事变”以来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日，日本、汪伪国民政府、“满洲”国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日本似乎终于实现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大陆政策目标——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除政府外，日本报界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标志着“从满洲事变到中国事变，帝国不变的国策实现了飞跃的发展”，“日满华三国完全融为一体，朝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而迈进”。但是，日本实现的这一目标并不真实，带有很大的虚幻。汪伪政权毕竟不能代表中国，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实际已经陷入了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日满华”一体的实现，虽有其胜利的象征性意义的一面，但实际也是其走下坡路的开始。

3、虚幻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欧洲战事激烈，英法无力东顾以及形式上的“日满华”一体化实现后，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东亚新秩序”，而是张大胃口，觊觎东南亚以及西南太平洋英法荷的殖民地，开始了其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之路。

虽然早在1936年广田内阁制订的《国策基准》中，日本政府就确定了南下的国策，但真正付诸实施，还是在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泥潭和德国横扫欧洲大陆之后。1940年6月29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发表了《国际形势与帝国的立场》的广播演说，为德日建立欧亚国际新秩序辩解。它宣称“东亚各国与南洋地区，在地理、历史、民族乃至经济方面，都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使他们相互依存、互通有无，实现共存共荣，增进和平与繁荣，是自然的命运所在。为此，把上述地区结合在一起，建立共存的关系”是“当然的归结”。有田的演说表明，日本政府已经把目光转向“南洋”。第二届近卫内阁上台伊始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纲要》提出：“皇国的国是，乃依据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坚强合作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会见记者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在于“建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首次正式使用“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与“大东亚新秩序”相近，“共荣圈”也可以理解为“新秩序”的范围。无论是“大东亚共荣圈”还是“大东亚新秩序”，都是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国际形势变化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侵略扩张理念和外交政策。它希望把日本在东亚的霸权秩序扩展到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在东亚和“南洋”地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宰的庞大殖民帝国。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府进行了对内对外的多方准备。如对内开展“近卫新体制”运动，解散所有政党，建立“大政翼赞会”及各行业“报国会”，强化法西斯政治体制。对外一方面强化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军事打击，大力扶植汪伪政权，一方面加强与德意法西斯的关系。1940年9月27日，日本政府与德、意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如缔约国一方受到目前未参与欧战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等。三国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为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奠定了外交基础。此外，在多次试探进攻苏军失利的事实面前，日本政府暂时放弃了“北上”战略，专注南下，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减轻了北方的压力，避免了两线作战，为南下创造了条件。

由于日本准备南下，其对华战略也不得不进行调整。除继续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外，还加强了对中国外援的战略封锁，并强化对华北、华中等占领区的“治安战”、“清乡战”。日军一方面全面实施对中国海岸的占领和封锁，一面向东南亚派出重兵，截断中缅运输通道，切断国际援华路线。而对占领区的治安战，主要是针对进行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根据地。在上述治安战中，日军违反战争法，烧杀抢掠，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犯下了累累战争暴行。虽然日本在中国战场取得了一些进展，也严重破坏了滇缅国际援华通道，但这并未改变战争的整体格局，日本仍然陷入在侵华战争的泥潭中，无力自拔。

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很快就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日本政府见有机可乘，曾提出“如果德苏战争的进展情况对帝国极为有利，就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的新国策。但是，由于关东军与远东苏军相比不占优势，大批军队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无法北上，日本再次放弃“北进”，专心南下。

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及武力南下，激化了与英美的矛盾。由于英国主要精力在欧洲战场，无力东顾，美国成为日本南下的最大障碍。实际上，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挑战华盛顿体系、挑战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开始，日美矛盾就已显露。只因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先欧后亚”战略的束缚，美国没能对日有大的动作。但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已经表明了美国对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态度。随着日本侵华的深入，美国援华制日的立场越发清晰。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防疫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日本。1938年2月8日《中美桐油借款合约》签订，美国开始以贷款援华。1939年6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日美矛盾日趋激化。

为缓解日美矛盾，从1941年3月8日开始，日美开始就两国关系进行谈判。虽然日美谈判涉及三国同盟、南洋领土及资源等问题，但中国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主要议题之一。一开始，日本希望借美国之力，劝让中国接受日本的对华“和平”条件。4月16日，日本大使野村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正式谈判。日本提出《日美谅解方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日方提出在中国承认“满洲”国、蒋汪政权合作的前提下，日本与“统一政府”媾和，从中国撤兵等条件和承诺，希望美国向重庆政府提出媾和劝告。虽然该方案包含了侵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美国为了一时的“苟安”，同意以此为基础开始谈判，同时也提出了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内政等美国的四项原则。但外游归来的外相松冈洋右对谅解案极为不满，提出修正案，强硬要求美国承认近卫对华三原则，承认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以及要求美国立即向重庆国民政府劝告媾和等。美国对松冈修正案表示拒绝。6月21日，赫尔提出对案，要求日本事实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向中国提出条件前应同美国协商等，日美谈判出现僵局。围绕对美和谈方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分歧，无法统一，近卫被迫通过总辞职，罢免了松冈洋右。7月18日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

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后，日军开始强行进驻南印度支那。对此，美国立即做出强烈反映。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冻结日在美资产；8月1日又宣布停止对日石油输出，日美矛盾进一步激化。鉴于日美谈判陷入僵局，日本统治集团内主战论渐成主流。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制定了《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继续对美谈判，但如美不接受。在此背景下，日美又进行了多轮谈判。由于日本已基本确定对美开战，故在谈判中更趋强硬，但美国也不再后退，双方你来我往，形成拉锯，“这些会谈丝毫未能消除两国间的意见分歧”。在日本决定对美战争的重大关头，近卫却“失去了信心”，临阵脱逃，于10月16日宣布辞职。根据对美战争的需要，主战派首领东条英机被天皇委任组阁。东条内阁成立后，加快了对美战争步伐。11月2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正式决定以12月1日为限，如美不接受日本要求，即对美、英、荷开战。随后日本海陆军即开始进行开战部署。

在日本毫不让步的情况下，11月26日，美国政府向日方提出了“赫尔备忘录”，亮出了谈判底牌。备忘录要求日本无条件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兵，否认“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等。美方的这些要求与日本的对美要求正好相反，完全对立。此刻，日美谈判已经走到尽头。

4、宣战、“求和”、战败投降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开战。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对美、英宣战。美、英也随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9日，中国也对德、意、日宣战，并加入不久成立的《联合国家宣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结合为一体，成为规模巨大的亚太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关系即成为其“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环。12月1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将对英美的战争及“中国事变”通称为“大东亚战争”。日本对英美开战，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转化为行动。为欺骗舆论，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阐述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根本方针，实渊源于肇国之根本精神，使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基于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确立共存共荣的秩序。”东条的设想虽然听起来冠冕堂皇，但“以帝国为核心”的规定，实际决定了这个新秩序不会是公平的，各国也不是平等的，当然也不会给圈内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共荣”。为欺骗占领区人民，日本政府还利用欧美殖民地人民痛恨殖民者的心理，宣传发动“大东亚战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遭受白人、英美殖民者奴役的亚洲民族“解放”出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但日本在占领区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只是驱赶了旧殖民者之后的新殖民者而已。

由于日本发动对英美战争蓄谋已久，战争初期进展顺利，占领了东亚南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区域，取得了对英美军战争的重大胜利。日本政府即希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通过政治和军事攻势相结合，迫使蒋介石及重庆国民政府屈服。虽日本军、政两方都投入很大，但均无功而返。实际上，在重庆国民政府加入国家反法西斯同盟以后，日本对蒋介石及重庆政府的诱降都已经是徒劳的了。

在诱降重庆政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只好转入强化与汪伪政权的关系。1943年11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集了“大东亚会议”，汪伪政权应邀出席。这是以“大日本帝国”为家长的“家族会议”，出席会议的6国均为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会议还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等于宣告“大东亚共荣圈”的正式形成。其实这是在日本败相已现的窘况下虚张声势而已。“大东亚会议”召开后不久，美、英、中首脑就召开了开罗会议，并经苏联同意，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宣布共同对日作战到底，要求日本把窃取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恢复朝鲜独立。“开罗宣言”的高调发表，对日本虚幻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进入1944年后，在盟军的打击下，日本在军事上被迫收缩战线，中国战场成为其重点后防基地。为确保这一基地的安全，4—12月，日本大本营组织发动了对华“一号作战”。日本中国派遣军动员了50多万军队投入了这次武汉会战以来的最大对华作战。虽然日军在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取胜，军事上基本达到了作战目标，使中国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政治上远未达到使中国丧失抗战力的结果。

虽然“一号作战”没有使中国屈服，但日本却再次希望借此胜势，与重庆政府和谈。随着日本败相的显露，其和谈条件也不得不有所“下调”。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文件》，提出要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创造与其直接会谈的机会。和平条件确定为（1）承认蒋介石返回南京，成立统一政府；（2）废除日汪1943年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缔结日中新的和平条约；（3）汪、共产党政权及军队的处理作为中国内政，日本不加干涉；（4）英美撤军之后，日本也完全撤军；（5）“满洲”国维持现状等。将此与1937年12月日本提出的对华最后通牒相比，日方那种盛气凌人的内容和表述不见了，对华要求也全面后退，日本开始求和了。这一变化并不说明日本忽然希望和平了，主动对华让步了，而是说明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打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于这次求和“政略”行动非常重视，天皇也亲自过问、下指示。日本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前外相宇垣一成、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通过不同渠道向重庆政府做工作，1945年3月，首相小矶国昭甚至亲自主持“缪斌工作”，向重庆招手。尽管该行动受到军部和外相的共同反对被天皇停止，但也反映了日本急于对华停战求和的焦急心情。

尽管日本政府觉得自己提出的“宽大”的条件足以让重庆政府感兴趣，但当日本中国派遣军代表今井武夫7月9日向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提出希望与重庆政府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时，这位东北军的老将军明示，在《开罗宣言》发表后的今天，日中单独讲和“已绝不可能”；日本从中国东北等占领地全面撤兵，交还台湾、朝鲜等这些条件“没有更改的余地”。听罢何柱国的谈话，今井感到“如五雷轰顶”，“不寒而栗”，他意识到自己“数年来忧虑的不祥预感变成了事实”，这与几年前日本提示给重庆方面的和平条件，“正好换了一个位置”，有“天壤之别”，进而感叹“历史的车轮转动之快和现实世界的严酷”。

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各个战场上受到盟国的沉重打击。5月，法西斯盟国德国也战败投降。6月，美军占领硫磺岛和冲绳，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也在大陆战场向日军展开反击，收复了大批失地。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向盟国的投降书。

8月15日，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其按照日本政府所示投降，“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天，正是日本政府1937年8月15日发表相当于对华宣战的“膺惩支那”政府声明整整8周年。9月9日，冈村宁次代表驻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何应钦代表中方受降。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近代以来被日本掠夺的中国领土也回到祖国怀抱，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甲午战争以后，东亚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变。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华夷体系走向瓦解，近代日本政府把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奉为国策，走上了独霸东亚的道路。华衰日强也成为近代中日关系的新的特征。但另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知耻而后勇，积极进行近代化国家建设，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观念日益提高，国防能力也逐渐加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激发起了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民族凝聚力，集全国之力抗日成为全国官民的共识。但日本的统治阶层特别是军方，近视眼看中国，只看到中国人某些有“家”无“国”的社会意识和军阀混战的国内政局，忽视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日益提高和国家缓慢却是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进而长期轻视甚至蔑视中国。虽然有些日本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呼吁改变对华认识，但始终没有成为日本对华认识主流。在上述两大背景下，日本不断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进而陷入了战争泥潭。对于这场由对华认识错误导致的错误对华战争，日本统治阶级认识不清，不及时纠正错误，不肯放弃以武力征服中国的迷梦，冒险赌博，把侵华战争扩大到太平洋战争，最终以战败投降结束了自己的近代历史。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至今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汲取。

后记

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06JZD0023）第三、四子课题的结项成果。

本书第一至第六章由王美平撰写，第七章由宋志勇教授撰写。

王美平撰写部分，得到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的大力指导，特此感谢！此外还得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早稻田大学山冈道男教授及东京大学加藤阳子教授的指导与帮助，特此感谢！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五卷 （1945-1972）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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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前言

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中日两国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此间，国际社会长期呈现着以东西方对立为主要标志的冷战态势，日本由一个几近崩溃的战败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中国则出现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并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大胆探索。

在这样一个纷繁而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分属于两大阵营的中国和日本，长期处于“既近又远”的隔绝对立状态。如何把握和展现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是本书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小的难题。为此，本书做了如下梳理。

首先，就国家关系而言，在时间段限上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以吉田茂政权和岸信介政权为主要标志，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第一、二、三章）；1960年代的池田勇人政权和佐藤荣作政权时期，在政治关系继续敌对的形势下，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第四、五章）；1970年代初期的田中角荣内阁，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从敌视走向正视（第六章）。

从内容上讲，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应是“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书在相关章节里都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鉴于政财界关键人物的中国观对政策形成的重大影响，本书对几个主要政府首脑及“知华派”各界人物的中国观也做了专题论述。

毋容置疑，“台湾问题”是这一时期中日政治关系中的最大症结所在，甚至一言以蔽之，中日敌对态势的形成和延续，盖出于“台湾问题”的纠结。所以“台湾问题”是本书“始于焉终于焉”的终极议题。可以说，没有“台湾问题”的掣肘，也就不会有长达20余年的中日敌对态势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就政治关系而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关系，皆纠缠于“台湾问题”的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可以影响双方的相互认知，决定关系的“冷热”和“亲疏”，但不会成为国家间邦交正常化的障碍。

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从外交意义上讲，关键因素是“台湾问题”的纠结，但更本质的东西还是国家利益使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交的最高原则永远是国家利益。当客观形势“重新洗牌”的时候，作为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政权，理所当然地首先必须权衡国家的利弊得失，其他因素就都不重要了，以往声称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也就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让位。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敌视走向正视的漫长道路上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升，“识时务”的田中角荣终于力排众议，弃台湾而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终结了日本敌华的历史。

田中角荣作为日本的首相，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是想把这一业绩载入史册，犹如鸠山一郎首相当年决心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一样。因此，作为中国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可以肯定田中角荣的远见卓识和魄力，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亲华派”，也不必把他视为有恩于我的“特殊朋友”。

鉴于本书的题中之义并非中日关系史，不能仅局限于论述政府间的关系，而应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出这一时期日本各行各界、各类代表人物的“对华认识”。所以，本书也属意对日本文化、学术、经贸等民间各界代表人物的中国观做了较大幅度的评介。他们大多为“知华派”人士，有的终生从事中国研究，有的为经济利益所计，长年从事日中贸易，有的出于政治考虑，认定日本必须与中国为友，始终不渝地从事着日中友好事业。总之，尽管其缘由各异，但都为无邦交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有所贡献，可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掘井人”。但由于篇幅所限，碍难面面俱到，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之嫌。

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除短暂时期外，始终维持并不断发展了民间贸易往来，可以说这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大特色。其原因很简单，在“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之举。

日本作为多党制民主体制国家，虽然“一党独大”的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但在野党在政治上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中日关系方面，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在国内制约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的同时，长期发挥着促进、中介、调和等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兄弟政党”的关系，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华认识”范畴。由于日共党内斗争、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国内因素等原因，两党关系处于时好时坏甚至一度交恶的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状态。作为自民党政权的制约力量之一，日本共产党在中日关系方面，虽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但总体上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至于两党关系本身的是与非，则不在本书的探讨之列。

在本书所涉及的27年期间，1949年之前的4年多时间，中国尚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段历史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往往被忽略。的确，在此期间，战败后的日本，还处在被美国占领下的“无外交时代”，中国则“内战”正酣，中日之间似乎确实没有多少话可说，这方面的资料也少，为此，本书选取了“日本侨俘遣返问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日本兵”两个片段，以缀其间，虽然显得不够全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常常浮在脑海的一个想法是，既然丛书是以时间为序，界定1945至1972年为本书的时间段限，那么就应反映出这一时代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时代特色。换言之，就应体现这一时代的“动态感”。作为“主体”的日本，经历了战败、被占领、独立与复兴、经济高速成长等阶段，作为“客体”的中国，不言而喻，这20多年间，更是经历了历史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客体”中国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主体”日本认识上和对策上的改变。基于这一认识，作者有意识地扼要介绍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以及内外政策等，以利于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与行动选择。

本书的写作由三位作者完成。王振锁负责第一、二、三章以及全书的整体把握和通稿，乔林生负责第四、五章，乌兰图雅负责第六章。作为丛书之一，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丛书主编杨栋梁教授的组织指导下完成的，曾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以期内容和体例的完善和统一。但鉴于时间、资料和作者的能力所限，本书从内容到结构，自知尚有诸多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2010年12月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

一、战后初期的中日关系

1、战后初期日本人的对华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受到重大打击和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并形成社会主义阵营，美苏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它们之间从战时的盟友关系变成战后的敌对关系。

在共同敌人被消灭之后，出现这种对立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两大阵营的对立采取了激烈对抗的形式。1946年3月，英国政治家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铁幕”演说，声称“在铁幕里的国家，除捷克以外，国民均受到警察国家的压迫，并实施反民主主义的统治。”“铁幕”一词从此成为世界通行的新名词。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极权体制”正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篇咨文表达的主张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和美苏两极冷战时代的开始。战后美国对日本占领的政策，也正是它实现上述目的的计划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美国改变对日政策之后，日本政府虽然有了较多的内政权，但从属于美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处于无自主外交的状态。所以，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对华政策。麦克阿瑟坚决反共，对日本战争罪犯的追究很不彻底。一大部分在侵华战争及其他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人未经过任何惩罚，便走出了监狱大门，不仅恢复了公职、甚至堂而皇之地重归政坛，并相继成为日本政府的领导人。

日本战败并从中国撤退后，中国国内展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是20世纪中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军队与中国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一场长期战争，也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规模最大的内战之一。此次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并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则被赶往台湾。

当时日本舆论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有：（1）在日本战败、中国内战、美苏冷战的缝隙之间，如何认识本国的战败和中国的战胜以及在中日战争中侵略方的加害责任？（2）不断比较衡量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政策能力及国民的支持率，观察中国内战的变化，判断国共的哪一方会掌握政权。（3）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潮流中，如何对已经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定位。（4）应该与无法确切把握其政权性质的新中国建立何种外交关系等等。对日本来说，中国问题是日本国内关于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斗争的症结点，是决定日本复归国际社会之命运的问题。

战后，随着日本侨俘从中国大陆的撤退与遣返，在中国的实地调查人员失去了原来的环境而不得不更改研究题目甚至改变所属机构，军事相关人员也因为接触武装而失去职务，日本的古典中国学者在对其传统的中国观进行反思过程中开始发生转变，“支那通”因散布错误的对华认识、歪曲了中国形象而受到谴责。驻华记者遣返后则失去了实地采访的特权。

因此，在这一阶段，在日本的中国论坛居主流位置的是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所构成的中国研究人员，其多数系实地调查者或是驻地记者出身，代表人物有鹿地亘、中西功、小松七郎等人。他们通晓现代汉语，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斗争革命史观出发，依据毛泽东思想来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以解放军为主要对象的内战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认定中苏完全同质，并以此解说中国的国家形态，进而与日本的人民革命相联系，呼吁对华复交，反对片面媾和，展示了败给邻邦中国并度过占领时期的日本复归国际社会后的新的国家形象。

当时的中国，对日本的这一代人来说，既是沉重的，又是炙热的。在这部分人中，可以说存在以下三种意识，一种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一种是谢恩意识，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还有一种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是神圣的形象。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华日本人遣返回国以及国共内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报道缺乏直接渠道，因此大量翻译转载了在中国现场采访的以美国人为主的欧美自由记者、报社特派员或特约记者所写的报道和新闻。这些文章在促使日本把一个传统的中国形象转变为巨大的新生国家的清新形象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信息渠道闭塞，无法从生活在当地的日本人那里直接获得信息，当时日本的综合杂志无法刊载以实际生活感受来评论现实中国动向的文章。人们宣传的中国形象局限于中国的公开文件及官方意识形态，明显带有引用中国公开文件、特别是毛泽东的代表性著作来解释中国革命成功、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的倾向。这种党派思考型的认识路径可谓当时中国论的特征，体现出以强烈的理论化和过分的理想主义来描绘中国的色彩。亚洲最大共和国依靠本国力量成就了革命，“惨烈地战胜了”日本，在内战中打败了军事力量占优且得到美国大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这些事实导致了对中共潜在能力的过度期待。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人心向背，也助长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印象。

岩村三千夫、中西功、鹿地亘、向坂逸郎等人此间都写过很多盛赞新中国和毛泽东的文章。高山五郎在《世界评论》1949年12月号上撰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现，“把亚洲民族从一个软弱、无望的民族改变为充满信念且有实力的民族”，在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党派思考型”成员主要是被俘后以延安为中心结成反战同盟的日本兵以及日本劳农学校的学员。他们回国后写下了大量关于解放区中国革命的实况报道。此外，一些战时曾是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等亚洲调查研究机构的成员，以及参加过社会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和共产党员等人士，也写过大量有关中国的评论。特别是1946年1月成立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为平野义太郎）的成员，他们在有关中国报道的投稿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该所成员多为日共党员及其支持者，其观点带有极为浓重的党派色彩。在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日本签订媾和条约期间，他们是日本评论中国的主要力量。

1951至1955年间，美苏冷战全面展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激化。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以旧金山媾和为契机回归国际社会的日本，为避免成为“亚洲的孤儿”，如何修复与中国的关系？（2）中国的社会主义化路线日渐清晰，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了炮击。究竟能否与红色中国和平共处？（3）在中苏合作不断强化的对日和平攻势中，中国最终是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还是像铁托的南斯拉夫那样摆脱苏联？

平贞藏平贞藏（1894—1978），日本社会思想家，法政大学教授。著有《满蒙移民问题》等。在《新中国与日本》（《改造》1949年1月号）一文中曾预言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形式上是联合政权，实质上是中共独裁政权。它没有借助苏联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政权，在这一点上和南斯拉夫很相似。特别是围绕满洲统治权和权益问题，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经济资源的方面看，都是重要的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中苏两国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中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有招致中苏关系破裂之虞。”

这一时期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出于“亚洲连带”意识，积极响应中国发出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共处的信息。他们主张：通过为美军提供基地而间接插手于亚洲热战的日本，应该在不受共产主义干扰的前提下从日美安保体制中摆脱出来，实现真正的独立，同时要承担起侵略的加害责任，避免被亚洲孤立，实现理想的永久和平。他们认为，这一“中立”路线才是实现体制内改革的现实途径。

但是，警惕共产主义以及中日邦交“慎重论”者则认为，中苏的和平共处论是旨在孤立美国的和平攻势，日本必须顾及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立场，不可破坏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对中国国内推行的社会主义路线及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是压制人权的运动，给知识分子带来痛苦。

2、日本侨俘遣返问题

日本投降伊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阐述了对日基本政策，说：“我们中国人民在最黑暗和最绝望的时代都秉持我们民族一贯的忠勇仁爱、伟大坚忍的传统精神，深知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奋斗的牺牲必能得到应得的报偿……我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要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蒋介石的这篇讲话成为后来相沿作为“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的依据。

蒋介石的这一“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讲话，使日本裕仁天皇大为感激，他曾对首任驻台“大使”芳泽谦吉说：“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德报怨’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的事实，在会见蒋总统时，望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蒋介石“以德报怨”政策背后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阴谋。日本学者卫藤沈吉指出：“这种‘以德报怨’，其目的毋宁在于以日本牵制苏联和中共，所谓施德政于日本，实际上另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显然，蒋介石的“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是为谋国民党一党之私利，成为日后吉田茂内阁缔结旧金山单独媾和及日台“和约”的借口，从而使中日关系脱离了应有的轨道。

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在抗战胜利初期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主张依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处理对日问题。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指出，日军士兵每每深受“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对日政策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度、高瞻远瞩的胸襟。至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收留并含辛茹苦地将数以千计的日本孤儿培育成人，则更加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善良心地和容汇百川的民族性格。

抗战胜利后，华北地区被俘的侵华日军官兵达22．5万人，日侨为32万人，暂时管理好这些日俘日侨，是一个棘手难题，要了解其思想，洞悉其心态，以期有的放矢。为此，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天津地区管理所，以日俘怎么看这场战争及中日关系为主题，测验日俘思想认知。应试者85人，皆系原侵华日军中的军官，有的曾上过大学。

测试题目之一是，日俘对中国了解多少？比如，何谓三民主义？全答对者仅35人，不能完全解答者50人。可见，日俘对中国国情多一知半解。对今后的中日关系，日俘如何看待？一位名叫小林绪二的大尉回答说：“希望中国速成民主国家，完成民主统一，以期巩固民族团结，充实国内经济力量，争取外交自主权，成为东亚之领导国家，日本今后亦亟待实行民主政治，恢复国力，培养元气，改造国内政治组织，将来希望再建立中日外交关系，根据互助友好原则，实行有无相通之各方面合作，如经济提携，交换技术人才等”。此答案后被天津《益世报》摘发。

中国政府关于遣返日俘、日侨的规定是严格的，日俘、日侨必须全部遣返。当时日本国内形势混乱，物资极度匮乏。许多日侨已在中国拥有产业，他们既不愿意因被遣返而丧失产业，又害怕回国后生活没有着落。因而想方设法留在中国。许多日本妇女为了能继续留在中国，采取“突击寻夫”和“火速结婚”的办法。据统计，这类日本妇女就约有10万人以上。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有关当局规定，东北地区凡“八•一五”之后与中国男性结婚的日本妇女，一律遣送回国。

据中国有关记录，战后初期滞留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有2万余人，他们大都集中在中国东北和台湾地区，上海也有一部分。这些人一般都在1947年以前回国，也有不少人暂时留在了中国的解放区。一个名叫阿部良之助的工学博士、煤炭液化方面的权威，日本战败后，从伪满应聘到山东的某大学教书，他在日本的《文艺春秋》1949年8月号上发表的《中共的科学技术见闻》一文中说：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公式而不重视化学实验，“过分强调忠诚老实，因此，自我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还谈到，留在中国的日本科技人员及其家属，由于遭受冷遇而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侨、日俘的遣返工作继续进行。1950年夏，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主动与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进行接触。当时，岛津希望中国红十字会告知在华日侨情况。1952年12月1日，日本从北京对日广播的一条新闻中得到了答复，说在中国有3万名日本侨民，他们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生活安定。对于希望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愿意予以援助。

这一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日中友好协会主动与中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并决定由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派代表团去北京。代表团成员分别是岛津忠承（赤十字社），高良富（参议员）、平野义太郎（和平联络委员会）、内山完造（日中友好协会）、畑中政春（和平联络委员会）、工藤忠夫（赤十字社）、加岛敏雄（日中友好协会）。

1953年1月26日，代表团启程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持日本公用护照访华的日本代表团。中国方面组成了以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廖承志为团长的代表团，同日本三团体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3月5日签署了共同声明，商定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日侨归国，中国方面负责日侨到达港口以前的一切费用，并为日侨携带物品、兑换外币等提供方便。到1958年7月，共分21次遣送了约3.5万名日侨归国。但中国遣返日俘、日侨结束后，实际上仍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滞留中国，其中多为“战争遗留孤儿”。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战犯的决定，对战犯中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均免于起诉，严重的也从轻处理。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了这项决定。1956年6月9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对17名罪行特别重大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和在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判处了徒刑。

1956年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335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立即释放，遣送回国。至此，在押中的1062名日本战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部处理完毕。

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方针，既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时所犯的罪行，又体现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的气度，赢得了日本广大社会阶层的称赞，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作用。

在中国东北从事文化美术工作的木村庄十二，1953年3月回国后，接受记者采访，在《中央公论》（1953年5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在中国很愉快》的访谈录，内称，在日本的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真相，日中间的状况又不同，所以很难正确理解中国，从而双方看法产生隔阂。他谈到，在中国，卫生运动和学习运动正在贯彻进行。人的品质发生了变化，有着高度的纪律性，人们充满着希望。并且说：“在遣返的问题上，中国很尊重我们本人的意愿，工作单位还发给我们每人80万元（旧币）的津贴”。

1953年日本出版了两部有关归国者的书，一部是朝日新闻社和在华同胞归国协力会合作编辑的《新中国——归国者的体验》，一部是日本儿童保护会编辑的《归国的儿童们——中国归国儿童作文集》。书的作者包括技术人员、工人和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等有着各种经历的日侨。他们回国后发表的谈话和手记，大都对在中国的生活状况感到满足，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多有好评。

另一方面，在归国者发表的谈话和记事中，也有一些负面的反映，诸如日本人的伙食不好、工资低，行动受限制，贪污腐败严重（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过于严酷等。

中国对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大遣返，成为东亚历史上的一道奇特风景。据日本方面估计，在当时海上交通均已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只靠日本的力量把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侨民全部撤回，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把日本在华侨俘大部分遣送回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的人为事故。这一点，不仅为当时国际舆论所称赞，就连“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部长冈村宁次也承认，中国人是友好的，没有采取歧视与报复。

日本在二战中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然而中国却以德报怨，中国政府的做法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感到意外，感动了日本各界人士，产生广泛影响：岛津回国后多次发表谈话“深表感激”，愿意“进一步加深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搭乘“兴安丸”回国的三团体代表对他们在秦皇岛受到的诚心诚意的接待至为感激，说：“我们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借此机会紧紧地团结起来”；裕仁天皇的幼弟三笠宫亲王在谈判前“对北京政府建议把日侨从共产党中国遣返日本，甚为感激”，表示对新中国很感兴趣，谈判结束后，又以日本红十字会名誉会员的资格，对日侨回国谈判成功再次感谢；日本的学术、财经、劳工、农业、渔业、海运等界也纷纷表示感激中国人民对日本国民的情谊，要求建立联系，互相往来。宗教界也行动起来，佛教联合会提出“中日友谊的基础是心灵上的一致”，并立即着手将“花冈事件”中死难的中国战俘骨灰送还大陆。代表团成员、回国日侨以其亲身感受，热情介绍新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社会风尚良好、人民生活改善、各级官员公正廉洁、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等各方面情况，更加深了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向往。农民佐藤茂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读者来信，认为中国农民生活很好，愿意“听到更多的关于中国农民生活以及北京土地改革方案的消息”；一位与归国日侨同乘火车的普通国民看到归侨不乱扔果皮纸屑，并得知这些习惯是在中国养成的以后，无限感慨地说：“中国从前是肮脏得出名的国家”，这几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街道都变得你所想象不到的干净了”，“中国共产党好不好，从今后回国侨民的举动和谈吐中也可以了解。”日本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则认为，它“不但带给败战的日本一线光明，并且从深渊中拯救了破碎的日本，是使日本从虚脱与混乱中站起来的最大力量”。

纵观中国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的全过程，基本上达到了“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我们并不要报复”的目的。这对于化解战后两国的民族矛盾、解决两国间的诸多问题，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岸信介内阁上台以后，1957年7月1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公报称，关于撤退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大约还有6000人没有回国。还有被当做战犯正在服刑的1069人。共计还有7000人留在中国大陆。此外，还有以前曾留在中国大陆，而现在情况不明的人约4万人。”“自从今年3月派船接侨回去以后，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关于这些人，都没有得到中国方面提供的情况和消息。”“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人道的观点，采取有诚意的措施，以促进这项工作。”

针对上述日本外务省的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16日发表声明，以翔实的数据驳斥了日本政府“毫无根据的指责和片面的无理的要求”。声明说，在原有总数约3.5万名日侨中，已有约2.9万名愿意回国的日侨返回日本。现在仍然居留中国的有6000多名日侨，他们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侨居中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改变意图，申请回国，中国政府仍将给予各种便利。现在日本政府竟提出所谓“撤侨问题再没有进展”的指责，这是毫无根据的。相反的，中国在日本有数万侨民，他们的正当权益并未得到应有的照顾。他们同祖国和家庭的联系还受着阻挠，他们更没有回国的便利。“可见在中日两国侨民问题上，应该谈判解决的并不是日本侨民问题，倒是中国侨民问题。”关于日本战犯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这是属于中国主权的事情，日本政府无权过问。”“除了上述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战犯外，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情况不明的日本人。但是，日本政府竟然提出所谓情况不明的4万人问题，这是不能不令人诧异的。”现在日本政府“无中生有地要求中国交代所谓4万人的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3、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日本兵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兵不仅曾经被阎锡山收编，东北的几万日本兵还被解放军收编。只是，这段历史鲜为人知。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1945年9月5日，冀东第16分区曾克林部率先进入沈阳，开始扩充部队，搜集武器。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

日本军官中村义光等近百人原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驻地服役，苏联军队攻入东北后，他们随日本开拓团东躲西藏。苏联军队撤回苏联国内，八路军渐渐逼近，他们最后决定参加解放军。

参加八路军以后，他们不但没有被歧视，而且作为“同志”受到平等待遇。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医师、飞行员、炮兵等，还可以享受特殊的士官待遇。后来八路军占领东北以后，中村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解放军第47军。当时在47军中有300名日本人，而在整个第四野战军中，大约有4000名日本籍官兵。

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2万人左右。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曾任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的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和中国》中说：他原是日本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和教官，具有一定的飞机操纵和作战技术。八•一五东北光复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苏军解除武装，全体人员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解放军认为他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把日本战俘当作朋友对待，优待他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他们帮助训练我军的飞行人员。

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在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该部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在日方人员的帮助下，东北航空学校于1946年成立。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弥一郎总共培养、训练了160名中国飞行员，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出自这里。

留在东北的日本青年还报名参军参战，屡立战功者大有人在。仅人民解放军41军中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护人员，时值解放战争，急需医护人员，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留在四野，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时，天兰线提前八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参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改造工程。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吉冈宽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解放战争结束后，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周恩来1956年6月28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有很多。”

二、吉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与吉田茂的中国观

1、旧金山对日媾和与“吉田书简”

1947年7月11日，美国向中、苏、英、法、印、澳、新、荷、加等14国发出照会，提议远东委员会全体委员国的代表于8月19日在旧金山或华盛顿召开准备对日和约会议。为了便于操纵这次会议，美国又提出对日和约应由对日作战的11国共同起草，而不是由中、苏、美、英四个主要国家负责，并建议表决时取消四大国一致的原则，改为由出席会议的2/3多数票表决。对美国提出的上述建议，苏联代表表示坚决反对，主张由中、苏、美、英四国协商召开外长会议，以准备对日和约草案，并坚持四大国一致的原则。由于意见分歧无法达成协议，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就拖延下来，有关媾和问题的交涉，到1947年底就这样不了了之。

“早期媾和”流产以后，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日趋激化，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围绕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之争也就更加不可调和。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片面媾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更激发了中国、苏联、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为反对片面媾和、争取全面媾和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媾和方式之争，一直贯穿于对日媾和的始终。

1947年底至1948年初，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灭亡的局面基本形成。这样，美国原来企图扶植和利用国民党政府作为它在亚洲称霸反苏的工具的计划也就落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逐步地改变了对日占领改策，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变为扶植日本经济自立的方针。美国将日本视为对抗苏联和中国的战略据点，对日媾和政策也改为“非惩罚性”方针，推行所谓“事实上的媾和”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自立政策，一方面放宽对日本的占领管理，将行政权逐步移交日本政府。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1950年美军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了扶植日本为侵朝战争基地的步伐。

日本政府在媾和筹备过程中，虽然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随着美国冷战政策和“遏制”政策向亚洲的扩大，日本政府的态度由形式上不排除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全面媾和，转向即使中苏两国不参加也要缔结和约的单独媾和（多数媾和）。吉田茂认为，要想在冷战下通过全面媾和来调和东西两个阵营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论，如作为对外政策加以实施，必无果而终，只会招致使美军占领延长而推迟日本独立这个最为不利的结局。并且，从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日本除了与政治经济实力最强的美国保持高度的一致以外，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其他的选择。在吉田茂的这个结论背后，潜藏着这样的对美观，即通过部分媾和，日本可就此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一员，并使日美关系更上一个台阶，而只有日美之间的紧密连带，才是最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

1950年2月13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答辩时说，“全面媾和是自明之理，全面媾和是当然之事，所以我在施政演说也提出了媾和就是全面媾和的希望。但这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同年7月18日，他又在参议院会议上说，“全面媾和是我们所期望的，但由于客观形势不允许，所以单独媾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苏联、中国不愿意与我日本国进入和平关系，我们不能做强迫人家的事情。”吉田茂推卸责任的态度，引起国内在野党和进步民主势力的不满，日本知识界也开展了反对单独媾和的和平运动。在日本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了“希望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签名运动，征得了500万人的签名，签名人数占15岁以上人口的约10%。

但是，日本人民的斗争未能阻止日美统治者的一意孤行，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之后，1951年9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这次会议，包括日本在内，邀请55个国家参加。南斯拉夫、缅甸、印度拒绝参加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虽参加了会议，但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因此，在和约上签字的，除日本外是48个国家。

和约签署以后，日本在法律上取得独立，与签约国结束了战争状态。但是，美军改头换面继续留驻日本，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而是一种半独立、半占领状态。尤其是冲绳，仍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因此，对日和约的签订，对日本来说，与其说是恢复主权的“独立”，不如说是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对美从属的开始。

从总体上看，旧金山会议是一次不公正、不全面的会议。但它对日本来说，标志着结束了6年之久的被占领状态，拥有了外交权，得以重返国际社会。

旧金山会议虽然排除了中国大陆，也排除了台湾，但日本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都不能无视中国大陆的存在，不能不与中国大陆接触、发生关系。因此，中日之间缔结和平条约、结束战争状态并确定新的政治经济关系势在必行。不过，这里的中国，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了。

在旧金山片面媾和之后，美国加紧策划和强迫日本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缔结“和约”。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占据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形势下，吉田内阁在日台“和约”问题上最初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以便为日后的对华外交留有回旋余地。

吉田茂的基本想法是，既要与同属资本主义阵营的台湾当局“建交”，以符合美国的意图，但又不想得罪英国及其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失去中国大陆这个诱人的大市场。同时，还有向中国大陆进行渗透的想法。在吉田茂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与苏联关系密切，“但中华民族在本质上与苏联人是水火不相容的。文明相异、国民性有别、加之政情亦不同的中苏两国，总有一天会产生隔阂的。”

吉田茂一直确信中国人自尊心极强，故而不会长期“屈从”苏联，从这一点看，当时处于同盟关系的中苏两国出现分裂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中国人习惯于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社会环境，所以尽管大陆长年陷于战乱，但经济活动仍持续不断，这些社会特性对需要大陆市场的日本来说，就意味着极大的机会。进一步而言，通过发展贸易关系把中国大陆从苏联方面分离出来，也并非没有可能。“惟有同文同种的日本，才愿意率领自由国家群扩大与中国的接触”。

吉田茂积极推行“诱导中国开放”、“离间”中苏的政策。吉田茂在回忆录中表述了其真实心理状况：“我相信，如果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国民在现实面前觉醒起来，那么，把中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拆开，也不一定是空想；……引导这个国家同苏联共产主义分离，重新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不仅有利于共产党中国本身，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引导共产党中国采取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只有依靠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我认为，在地理上，历史上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我国，是能够引导共产党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猪木正道认为：正由于吉田茂长期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比较了解，“所以，他很早就能预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对立不可避免”。

所以，吉田茂不想把中日关系搞僵。吉田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交流越发展，其共同行动越频繁，中国人对苏联的敬意就会越来越淡薄……坦率地说，美国人还没有达到真正了解中国的地步。可以说，战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日本不应该像美国那样一味地与中国为敌，“而应当将中共从苏联共产主义势力中分离出来，改善自由国家集团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

1951年2月14日，吉田茂写给杜勒斯的信说到：“对我们来说，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将中国从苏联手中争夺过来，使其加入自由阵营。……由于地缘、人种、语言、文化以及通商等方面的历史渊源，日本作为捅破这层竹幕的使者最为合适，不知您意下如何？”

但是，因吉田茂又不想过早地表明立场，所以临时改变主意，没有把这封个人信件送给收信人。不过，这也表明，当时吉田茂还没有完全认同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同时对台湾的前途还缺乏信心。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日本不相信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会成功，这也是日本政府迟迟不与台湾媾和的原因之一。

不过，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现媾和，使日本获得独立，才是最紧迫、最重要的“国益”。而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媾和会议则是日本获得独立的绝好机会。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成了吉田内阁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

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前后，围绕旧金山对日媾和以及日台签约，美日之间展开频繁接触。仅1951年，吉田茂就中国问题给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写过4封信。内容分别是：日本希望在对华政策上，与英美达成一致；保证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表明愿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和约等。其中，写于1951年12月24日的对日台签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书信，被称为《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包含了如下内容：一、日本政府很愿意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和平相处，并且通商；但目前则希望与台湾当局建立这种关系，因为它在联合国中占有席位、发言权和投票权，并和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保持着外交关系；二、日本政府准备待法律允许就与台湾当局缔结条约，重建双方政府间的正常关系，而这个双边条约的条件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于台湾当局管辖的全部领土；三、中国共产党政府已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联合国因此已经对它采取了某些措施，日本现也正在协助执行这些措施；四、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正在支持日本共产党进行旨在以暴力推翻日本的立宪制度和现政府的计划，故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缔结双边条约。

《吉田书简》作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不仅对签订《日台和平条约》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吉田书简》的核心内容，是日本政府向美国保证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条约，而只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条约。

其实，在《吉田书简》披露之前2个多月的1951年10月8日，吉田茂在国会答询时说道：“众所周知，目前，中共是不被美国承认的国家；而国民政府也不被英国所承认……尽管（缔约的）选择权暂时在日本手里，但要行使这个权力，日本必须在认真考虑各国间关系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因此，我想再等待一段时间，看看今后形势的发展再作决定……我并没有向杜勒斯保证过要承认国民政府。正如前面我讲过的那样，究竟与哪个政府缔约，应在慎重审议的基础上，堂堂正正地做出决定。”1951年10月29日，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的答辩中，吉田茂又说：“如果中共要求（日本）在上海设立驻外事务所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在日台交涉前夕的1952年1月26日，吉田茂在国会答询时再次言明，“台湾当局是台湾的政府，和这个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与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规定与代表中国的政府之间缔结的和平条约并非一码事”。

在非正式会谈时，日本方面就会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条文简洁”、“符合实情”、“友好协作”的三原则。所谓“条文简洁”的意思是，日本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条约并不是与旧金山和约相同性质的和平条约；而所谓“符合实情”，就是在对条约的适用地域范围方面做出限定，其用意在于不把台湾当局当成代表中国的政府，这样，交涉对方也就不是代表原来与日本交战国家的政府；“友好协作”原则则具有抑制对方提出战争赔款等要求的性质。

日本为此提出第二次条约案。该案把“日台和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为台湾当局“现在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而台湾当局则要求将这一表述改为“现在控制下及将来处于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这个表面围绕条约的适用范围而实际是围绕台湾当局控制的地域范围的分歧，成了日台正式交涉时的主要争论焦点。经过激烈交锋，1952年3月下旬，日本全权代表和台湾方面达成了包含妥协内容的暂定协议，即台湾放弃对日本的劳务请求，日本则按照台湾当局关于领土和主权的主张对条约案做必要的修改。

显然，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一事实，吉田茂希望在外交上留有余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说，日本政府一贯希望同台湾搞好关系，但也不愿采取过分加深同台湾的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的立场。

吉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持观望态度，显然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由于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步调不一致，美国支持台湾的立场，而英国于1949年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极力主张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对日讲和。在这种情况下，吉田茂认为，等待美英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立场是其上策。于是，吉田茂打算先与台湾签订一个以经贸关系为主的务实性协议，不想同台湾的国民政府签订全面的媾和条约。因为，若与台湾国民政府全面媾和，肯定会得罪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政府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在对华政策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调整，《吉田书简》出笼的背景又是如何呢？一般认为，《吉田书简》是在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的授意下，以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名义写成又发给杜勒斯的，即《吉田书简》是代表了美国的意愿，是美国不断对吉田内阁施加压力的产物。

1951年12月10日，杜勒斯访日。杜勒斯在与吉田茂的首次会谈中，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草案称：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将有权决定与中国媾和。国民政府是被美国及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承认的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个政府作为中国的代表，在联合国拥有正当席位、发言权和否决权。……日本在《旧金山条约》的基础上，与国民政府缔结旨在恢复和平、建立关系的双边条约，最符合日本的国益。

显然，美国是让日本一定要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约，而绝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了说服日本，它抬出“联合国”的招牌。以在联合国有无合法席位为根据，来证明台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非正统性”。

在这次会谈中，吉田茂将日本政府的提案交给杜勒斯。在这份提案中特别指出：“鉴于中国（台湾）的实际情况，在目前情况下，根据《旧金山条约》第26条，我们认为，日本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调整。”显然，日本政府只愿部分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与之签订一项以通商内容为主的条约。而拒绝与台湾当局签订象征日本与中国建立全面关系的“和平条约”。

但是，在12月18日第二次与吉田茂会谈时，杜勒斯说：“为了促进条约的批准，我以过去与贵总理的谈话以及日本方面13日的提案为基础，草拟了一份贵总理致本特使的书简。如果贵总理同意，可在适当的时候将其公布，让美国国民了解在台湾问题上美日两国合作的实质，以促进美国国会对条约的批准。在这份书简中，有些内容可能是日本方面不希望的。但希望贵总理能从有利于条约批准的大局出发，能给予善意的谅解。”美日双方以此信为基础进行了多次磋商，产生了所谓《吉田书简》。为了不给人们造成一种这份书简是在美方的压力下出笼的印象，杜勒斯要求吉田在他返美之后，再将书简寄出。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态度对《吉田书简》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51年8月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在与美国驻台公使兰钦会谈时表示：“假如美国不能保证日本在多边和约生效前与国府缔结双边条约，国府将不打算就有关《日华条约》的所有技术问题（条约‘适用范围’问题）进行谈判。”

台湾当局为什么强调要日本在多边和约生效前与台湾缔结双边条约呢？因为台湾当局担心一旦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不再听美国的话，不与台湾签约，这是台湾方面最不希望看到的。对此，美国政府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其最大努力，以使日本于多边和约在旧金山和约签字之后不久，即与中国政府签订双边和约”。

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正式公布。这意味着，经美国多次施加压力，吉田内阁终于全面接受了《吉田书简》的内容。《吉田书简》可以说是台湾方面梦寐以求的文件，书简发表后的第三天，即1月18日，“外交部长”叶公超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表示“对日媾和应从速实现”，“中国政府现准备随时与日本政府开始商洽，俾和约得以早观厥成”。1952年2月，吉田政府派代表赴台湾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2、吉田内阁的对华认识与“日台条约”的签订

旧金山媾和会议结束后不久，在美国的斡旋下，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的缔约谈判开始了。1951年9月17日，美国驻台公使兰钦告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美国已经敦促日本，让其以贸易代表的名义派遣特使，与台湾开始缔约谈判。日本政府已经同意。”

但是，日本政府为了显示一下“旧金山和约”签署后日本外交获得了独立自主性，同时由于吉田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观望态度，在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和约”问题上起初态度并不积极。试图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最为有利的选择和可能出现的“两个中国”的局面，因此，在谈判之初进展并不顺利。

1951年10月25日，吉田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向台湾政界人士表示了此种消极态度，说“日本将成为自主国家，今后要推行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深切关心的是，与贵国签订双边条约会使大陆的中国国民敌视日本”，“我国现在的政策是缓而待机。……何时与中国签约，或与那一个中国签约要研究。”

此后不久，10月29日，吉田首相在日本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说，日本有权选择媾和对象，与“中国政府”缔约。究竟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约，还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约，这应由日本政府自己做出判断。吉田茂的发言引起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称吉田的发言是“向自由世界挑战”，“使旧金山和约丧失了意义”。

总之，吉田茂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是非常现实的，他既要追随美国，与台保持密切关系，又不愿得罪英国。甚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也不愿与中国大陆把关系搞僵。因为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

但是，对吉田茂和日本政府来说，国家利益又有“眼前”和“长远”之分。“眼前利益”就是尽快实现媾和，使日本成为独立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遗余力。至于对中国大陆的“长远利益”，可以放在第二位。吉田茂在中国问题上给人一种“出尔反尔”的感觉，正是他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日本最大限度地争取“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体现。

关于当时的心境，吉田茂在回忆录中曾说道：“当时日本政府和台湾加深友好关系和经济关系，固然出于本意，但同时也不愿因此而要到否认北京政府的地步。然而，事实上，国民政府是日本最初的交战对象，且其在联合国所占地位亦极重要，况且在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又有使日本军民平安撤退回国的恩谊，日本自不能否认其为一媾和对象国家。更何况美国上院担心日本与中国大陆之关系，若因此而导致和约批准受到影响，则更不堪设想。当时，因有迅速表明态度之必要，所以，为了立即决定媾和对象，日本遂不得不选择了国民政府。”

缔约正式谈判之前，日台双方围绕条约名称进行了交涉。日方认为，此次缔约，只是在《吉田书简》所允许的范围内与台湾当局缔结一个“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状态”的条约。“是为将来日华两国全面建交做准备，所以，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签订一个简单的条约”。这个条约不同于《旧金山和约》。这是因为《旧金山和约》的签字国，均为有效统治着本国所有领土的主权国家。虽然日本政府不否认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正统性”，但鉴于台湾方面实际统治的领土只限于台、澎、金、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着中国大陆这一现实情况，目前的中华民国政府还不能被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日本政府很重视使《日台条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与现实相符的条约”。所以，将这次的条约冠名为代表两国政府全面建交的“和平条约”是不合适的。

而台湾方面则坚持，条约的名称必须冠以“和平条约”这几个字，该条约“不仅是在实质上，而且在名称上也应该是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的‘双边和平条约’”。台湾方面的基本原则是：日华两国间的和平条约，其内容应该与《旧金山和约》大致相同；必须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政府，在条约名称上“决不让步”。

但是，由于国内舆论的压力，日本政府不愿将该条约冠名为“和平条约”。1952年2月15日，日本驻台湾事务所所长木村四郎七在给吉田茂的电报中说，在谈判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如果有记者问：“条约的名称是不是和平条约”，日本代表应回答：“这个问题当在会谈中决定。作为我本人，是具有缔结和平条约的权限的。”日本方面试图在“和平”二字上含糊其辞。既想迎合国内舆论，尽量避免明确表示日台条约就是“和平条约”，同时也顾及到台湾方面的态度，不致使缔约谈判夭折。

经过争论之后，日本政府原则上对条约的名称不提出异议，但在中华民国是否是中国的正统政府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表示愿意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正统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台湾方面对自己的正统性能否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极其敏感，因而在谈判中，对这个问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1952年2月20日，日台缔约谈判正式开始。双方会谈的另一个焦点之一是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台湾方面当然极力主张条约适用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全域，日方代表则认为，该条约的适用范围，“考虑到目前的情况，应为该政府实际所统治的地区”，这其实是日本在内心里不愿意承认台湾能代表中国这一思路的反映，而台湾谈判代表则坚持：“国民政府虽然承认自己暂时失去对中国大陆的统治这一现实，但仍为中国的正统政府。……而且直到今天仍得到联合国成员国中36个国家的承认，这一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国民政府是以这一地位与日本进行缔约谈判的。国民政府绝不可能……接受日方提出的方案”。后经美国驻台公使的调停，日本以换文的形式在文字上做出了一点让步，将适用范围扩大为：“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在台湾当局的坚持下，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了《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根据“和约”规定，双方结束战争状态，日本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双方在对方国家的财产的处置办法由双方商定解决。双方于1941年12月9日以前缔结的条约归于无效。日本业已放弃在中国之一切特殊权利及利益等。在“和约”的附属议定书中规定，“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14条一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仅将日本在中国的资产作为给予中国之惟一利益补偿。8月5日，该“和约”生效，双方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

关于赔偿问题，在大约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年间，国民政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积极的。但其后随着台湾方面国际地位的下降及其对美国依赖性的增强，在赔偿问题上的态度就越来越软。1950年9月，“行政院”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就赔偿问题决定：“我不得已时，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对此决定，台湾方面直言不讳地承认：“对日和约之积极议订，值我政府退守台湾之际，与我自有种种不利，故有上述不得已之决策”。可见，由于自己的国际地位低下，台湾方面在赔偿问题上力图与美国保持一致，以此来换取美国和日本承认其具有参加对日媾和的资格，是其真正的动因。

其实，日本关于不向台湾赔偿的方针早在谈判之前就基本确定了。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请求权应属于握有支配中国大陆之权力之中国政府”，“台湾的国民政府无权请求赔偿”。二是认为日本遗留给中国巨额资产，辩称：这些资产“公产固不置论，私产之中固亦有以不正当方式得来者，但极大部分均系以数十年之辛苦经营积聚而成，今此等善良人民之私有财产亦皆悉数充作赔偿，在国际惯例上，尚属创举”。

日台媾和，是吉田内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一个严重行动，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片面炮制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在美国策划下日蒋签订的“和约”。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旧金山对日媾和的态度，庄严宣布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绝不承认非法的片面的对日“和约”和敌视中国人民的日台“和约”。

1952年5月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表示对上述条约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企图用这个所谓‘和约’，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而日本吉田政府与……台湾蒋介石残余集团勾搭在一起，甚至狂妄无耻地说他们所订的‘条约’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这就证明日本的反动统治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为期将近7年，仍毫无悔过之心，……反而在美国政府扶助之下，有准备进行新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声明表示：“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3、吉田茂的中国观

如前所述，从总体上看，吉田茂在执政7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是亲蒋反共的立场。毫无疑问，这是最本质的一面，当然这也是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但是，吉田茂毕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从1945年9月至签订旧金山和约时，吉田茂两度出任外务大臣、四次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三度兼任外务大臣，是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旧金山、日台两大条约的最高责任者。作为一国的首相，考虑问题必须着眼于国家的利益。吉田茂的中国观及其对华政策，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国际形势及日本的国情。如前所述，他的诸多言论和行动充分反映了他在中日关系方面的矛盾心境。

毋容置疑，吉田茂执政期间，也正是中国政局巨变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与决战，政权的改朝换代与体制上的变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中国，即使作为中国通的吉田茂恐怕也难以适应。

这里所说的吉田茂的中国观，主要是指作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是如何看待、判断和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的。

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实体，中国自身及其对日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二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所以在考察吉田茂的中国观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方面对日政策的动向，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

在1945年8月15日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年间，除战后处理事宜外，中日之间实际交往甚少，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多半是从舆论上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的对日单独占领和扶植日本等。也就是说，在对日问题上，中国政府与美国是针锋相对的，而与日本政府则尽量避免正面对抗。

但是，进入1950年以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政府开始将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提并论，一起批判。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这里所指的日本帝国主义显然也包含当时的日本政府。随后的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的对日部分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吉田茂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十分了解。旧金山和会之前，他对发展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还是很重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正值第三届吉田内阁执政。10月３日吉田茂单独接见合众社记者，以中国通的口吻说，美国的对华政策表明“美国人不能了解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事应“让中国人自己去做”，说“在上一世纪中，英国对中国干涉过多”，“在这一世纪中，日本又复如此”，预言“苏联未来会发现过分干涉是没有益处的”。1949年10月3日中央社转发合众社电讯。

果然，中苏两国后来的分歧不幸被吉田所言中。在吉田茂的《回顾十年》的回想录中，他对中苏对立的根源做了独自的诠释。吉田认为中苏的对立将由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以他的观察，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且中国人是现世主义的，对于利害关系甚为敏感。与之相比，俄国人则拥有超现实的一面，喜欢空谈，但不实际。由此，具有以上两种不同倾向的民族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吉田称，根本没有必要担心中苏会结成同盟，一旦中国人接触到具体的现实问题，便会和苏联发生冲突。这些言论表明吉田对中国的认识，确有其独到之处。

吉田在政治上对中国采取冷漠但并无敌意的态度，在经贸关系上，更持积极态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吉田茂就说过，“中国变红也好，变黑也罢，对此我均无兴趣。中国是个天然的市场。对日本而言，目前，有必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来考虑”。其后又说，“当日中贸易得以重开和发展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政府会考虑尽最大努力使之重开、发展”。

1950年3月27日，他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又说，“日本和中国，不但距离近，而且历史上又有关系，人种也属同文同种。所以，待中国政情稳定之后，两国之间如若能迎来频繁的自由通商贸易这一时代，日本当然要相应地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比现在要更好地实施善邻外交。对此主张，我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完全赞成应沿此方向发展两国关系的观点。”

此间，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吉田政府的批判，1950年6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更加明确地将镇压日本共产党的吉田政府称为“卖国贼”，美帝国主义的“走狗”。1950年7月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又说：“日本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所豢养的少数走狗——日本的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日本反对派”。社论鼓动日本各爱国阶层联合起来予以反抗。显然，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对日问题上与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公开对立起来了。

1951年1月，吉田茂在一篇文章中再次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独媾和会有永远切断日本和中共间贸易的危险和担心。不论红色白色，中国毕竟是我们的邻国。我相信，无论从地理上还是经济法则的角度讲，将来两国都会全力以赴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歧和通商方面的技术障碍”。吉田茂这些言论表明，在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前，他还是想避免因片面媾和而导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贸易关系事态的发生，希望恢复和发展中日贸易。

但是，同年９月7日，吉田率团出席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时发表的演说中，又把矛头指向新中国，诬指“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压迫与专制，阴险势力在远东扩大不安和混乱，到处公开发动侵略，并日益逼近日本”，声称“面对这种集团侵略”，日本“唯有求得自由国家集体保护之一途”，并将其说成是缔结《日美安全条约》的“理由”。

中国政府对吉田茂的反华言论予以回击。1951年9月18日，即旧金山会议结束10天之后，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这次会议上签定的对日和约与美日安全条约是美国政府“加紧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恶毒阴谋”，参加这一阴谋的日本政府是“妄想复活军国主义”的“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集团”，是“出卖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卖国集团”。

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于1951年11月17日在台北开设了日本的“海外事务所”。在此前的10月29日，吉田茂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就台北事务所的性质答询社会党议员曾祢益时说：“设置海外事务所的主旨，主要着眼于商业或保护当地日本居民等方面，……当前，发展贸易是日本最重要的课题，所以，我再三强调把有关外交、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致力于贸易和经济方面，……如果因此而发生了中共问我们是不是在上海设置海外事务所这样的事情，我想设置一个也没有关系。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或政治组织如何，只要是有通商关系或者有日本居民的地方，为施行保护，不管什么样的国家我都想设置”。应该说，这些话也反映了吉田茂想发展中日两国贸易经济关系和保有沟通渠道的真实想法。

此后，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压力下，195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吉田书简》，明确了与台湾方面缔结和约的意向，这件事被公认为是吉田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开对抗。《吉田书简》公布之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一信件是战败后的日本反动政府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领土重新准备侵略战争的铁证”，是美日政府继旧金山对日和约之后，“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最露骨的挑衅行为”。

中国政府当时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坚决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更没有做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单独与日本政府媾和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吉田政府的批判不断升级，表现出对吉田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已经不存在实现媾和与签订媾和条约的可能。

不过，从《吉田书简》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吉田书简》也只说明吉田政府与台湾方面准备着手解决战争状态问题，并不意味着正式承认台湾方面代表整个中国。对此，在书简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作了如下解释：“一、书简所说的两国间条约并不意味着是在适用于对日和平条约第26条（加入条项）的基础上所订的‘两国间和平条约’。二、并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吉田茂本人在书简发表10天后的1月26日的参议院大会上，回答咨询时也说：“与台湾政府间缔定条约，并非即认为对方代表中国而与之缔结和约，目前台湾政府在某些地区握有统治之实权，日本系根据此种事实，谋求友善关系，而与之缔定媾和条约。中共既然不能改变其对日态度，自不能与日本缔结条约，如日本之对台湾政府者然，但亦并非谓吾人对中国关系，即此已告断绝”。同年2月1日，吉田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回答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的提问时又说，“如果能够出现北京政府和日本之间进入某种条约关系或和平关系这样的事态的话，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想和北京政府之间搞好关系，保持善邻关系，这是我的趣旨，即使从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和中国之间进入某种条约状态之事能出现的话，那的的确确是件好事。使之再进一步，将其作为中国政府来承认，或在中国政府的选择中选择北京政府，这样的事如果能够发生的话，那确确实实也是件好事。但那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本人从未说过不以其为对手这样的话，请各位周知这是我和近卫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

“日台条约”的签订的确使日台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下来。但对于这一条约，吉田茂在回忆录《回顾十年》中却说，“这个条约是与现在支配着台湾及澎湖岛的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将来还想缔结全面的条约。不过，这一签订了的条约并不是承认国民政府有权代表全中国的。关于这几点，在参众两院审议条约的过程中，我每遇机会就予以说明”。

事实也如此，例如，“日台条约”签订不久，1952年6月26日，吉田出席参议院关于“日台条约”的辩论，进而发表了中日关系两步走的论调，称“日华条约是与台湾政府缔结的条约，它并未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并解释说，《吉田书简》的精神是：先与“现在支配台湾、澎湖列岛的政府缔约”，待“中共政权改变目前做法”时，将来“再与中国结成全面的睦邻关系”，“缔结全面的条约”，并将上述“两步走论”规定为日本政府对华方针的“主义”。

同一天，吉田茂在参议院回答社会党议员曾祢益的提问时又进一步解释他的“两步走论”说：“我是想尽快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推进到良好甚至是兄弟般关系的地步。但诚如大家所知，中共的政策与我们在政策上还不相同，……立即与中共政府建立条约关系以及其它关系，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宗旨，我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大的问题。首先作为第一步，我们先与中华民国政权建立了条约关系，如果有人要说这个条约没有遵从这一宗旨，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的意图是想要日本和全中国之间，恢复过去多年的关系—可以称其为善邻外交吧—这一宗旨丝毫没有变化。无论是起草书简（《吉田书简》）的时候、发出书简的时候，还是与中华民国进入条约关系的时候，这一精神都丝毫没有变化”。曾祢益接着问他的意思是不是“日本政府并没有依此条约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全面的中国的主人”，并希望其用YES或NO来回答，吉田茂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强调了这一条约的区域限制，并说“将来是将来的事情”。曾祢益最后仍不放松地追问：“如果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就是没有全面的承认”，吉田茂只好肯定地回答“是的”。

吉田茂的这些话明确地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即日本与中国的和平条约应该是在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确立之后进行的，而在此之前暂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政府只把签订“日台条约”看作是姑且与台湾“国民政府”之间保持国家级关系的临时性条约，至于将来的中日关系，则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来确定。因此可以说，吉田茂的中国观与美国还是不一样的，虽然他屈从杜勒斯的压力同意与台湾的“国民政府”媾和，但他还是留有余地，在限制条约的适用范围方面获得了成功。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吉田茂试图不使《日台条约》影响将来的中日关系的走向，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总之，吉田茂作为政治家，没有因这一条约而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思想和准备。既然如此，当时，吉田茂的基本想法，正如他在国会中所说，日本与中国媾和订约之事，本人认为“不能全靠政府，国民之努力亦属必要”，“现在日本实在无人不欲与中国恢复过去同样之亲善关系，不过照目前情势观之，一时尚难办到而已，本人认为此事有赖于国民之一致努力，以求打开途径，并切盼如此”。

1954年9月，由吉田茂任总裁的执政的自由党新外交方针予以公布。新外交方针主张以对美协调路线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并强化日美协作，同时，就两岸政策也作了明确阐述。关于对台关系规定：第一，和台湾方面维持友好关系，努力改善双边的贸易关系；第二，日本将尽可能协助台湾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犯。关于对华关系，则提出四点：1.现阶段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2.在各领域设置特殊机构，与中共保持接触，作为交涉贸易、渔业等问题的窗口；3.在与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保持协调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日本和中国大陆的贸易；4.促进未归国者的遣返和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由这个新外交方针可知，自由党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基本点：一是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二是不拒绝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等经济活动；三是积极创设条件以解决包括遣返日本在华人员在内的战争善后问题。

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政府虽然坚持不承认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的立场，但对发展中日关系却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周恩来总理还在会见日本友人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建立“共存共荣”的双边关系。但是，吉田茂首相仍坚持上述立场。即政治上追随美国而反对对华关系正常化，但在对华贸易方面则未必是无条件对美协调的。

事实上，吉田茂内阁时期对美国的禁止对华出口的要求，曾十余次施行过有限度的解除措施，尤其是朝鲜战争停战后，在众参两院通过的《促进日中贸易决议》的推动下，自由党政权就缓解对华贸易与美国政府展开过秘密交涉，最终于1954年4月迫使美方同意日本的对华贸易统制可照准西欧国家的水平。

朝鲜战争停战后，为了妥善解决遣返在华日本人等战争遗留问题，吉田茂内阁在有关对华问题上采取了比先前更为宽松的政策。其具体表现，一是对中日两国政治人物的互访做了特殊处理。如1953年年底，日本红十字会为感谢中国红十字会在遣返在华日本人问题上的贡献而特地邀请该会代表团访日，吉田茂内阁起初未予批准，但至1954年下半年，内阁不仅批准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另对出席同年中国国庆庆典的数十名日本各政党的国会议员也破例为其签发公用护照；二是对这一期间由台湾偷渡至日本的人员所做的变通处理。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记载，1954年间台湾有相当数量的军人、官员及华侨秘密赴日，有意经由日本至中国大陆。为此，日本外务省专门制定题为《对中共积极外交的一个阶段》的文件，在认定这些赴日人员为“政治亡命中国人”身份的同时，决定对其采取庇护方针，即不仅许可他们在日亡命并保护所携财产，而且不将这些人员送至本人希望以外的国家。因考虑到对台关系，该文件规定“实施庇护方针的结果将不予公开”。

总之，日本自由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沿袭了媾和当初吉田茂确立的对华方针：一方面在政治上紧随美国，拒绝和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则尽可能保留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的途径。此外，在战争善后问题上，则有意放宽原先对中国的各种限制。这一政策的背景是，一方面，吉田茂打算尽早在中国大陆协助下妥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以提高执政的自由党在国内的支持率，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拓展对华交涉空间。此间自由党政权对华政策的本质，不外乎是吉田茂所设计的和大陆在政治上切断联系、在经济上维持交易活动的所谓政经分离的外交方针。

如上所述，吉田茂在对华政策方面，其言论和实际行动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不断发表一些对中国示好的模棱两可的言论，一方面又在实际行动上追随美国，勾结台湾。究其原因显然是，首先，吉田茂当政时代，大都处于美国的对日占领时期，日本基本上处于无外交时代，在重大问题上，吉田茂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其次，从意识形态上讲，吉田茂是反共的，而作为首相，他又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说一些违心的“外交辞令”。第三，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正充满活力，而隅居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前途未卜。作为中国通和外交家的吉田茂，在对华问题上肯定要留有余地。第四，日本是议会制国家，在国会上面对反对党的质询，作为首相的答询，首先是不被反对党抓辫子，未必是其内心所想。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采取越来越强硬的对日态度和政策呢，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50年代初，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局面基本形成，根据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采取了以向苏联一边倒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视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尤其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美关系极度恶化，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日本又处于美国的单独占领之下，一切不得不听命于美国。美国一手策划的单独对日媾和，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前提条件。第二，意识形态使然。在日本国内问题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中国政府寄希望于日本共产党等革新势力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日本政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不可能把“日本人民的敌人”吉田政府作为谈判对象。第三，在没有起码信任和交流的情况下，《吉田书简》的出笼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促使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对吉田政府采取敌对态度。

于是，中日两国政府间的隔阂越来越深，民间外交就成为50年代初期打开中日关系的唯一渠道。

三、战后初期的中日民间交流

1、日本民间经贸团体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的20多年里，日本民间团体为开拓和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初期，民间团体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以此带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当然，日本的这些民间团体在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尚未打开的情况下，能够同中国方面进行频繁的友好往来，更有赖于中国政府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中日民间外交政策。

战后初期活跃于中日之间的日本民间团体主要有：中日贸易促进会1955年1月28日至1958年4月22日称中日贸易会，此后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1953年5月改称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在东京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两个贸易团体。

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于1949年5月4日，主要负责人为铃木一雄，核心成员是社会党、共产党有关人士及进步学者、文化人、工会代表，其中包括了革新派领导人、大中小企业主和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的各界代表。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宗旨是，为复兴日本经济，“同新中国在贸易和其它各个方面的合作都是绝对必要的。说日中合作能否成功是关系我国存亡的大事也不为过分”。

中日贸易促进会的宗旨中谈到中国的国内形势时表示，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诞生。新中国寄予日本的期望就是与放弃过去侵略的民主的日本展开真正的合作。“特别是推进大规模建设工作的新中国急需日本的各种建设物资及有关技术，只有对应这种需要，日本才能在复兴和平产业、繁荣民主经济的同时，对新中国的建设有所贡献，对亚洲经济甚至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日本就能够成立这样一个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贸易团体，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反映了日本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愿望；二是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三是一些热衷于日中友好运动的人士，以进行贸易的名义推进日中友好运动，以免受美国占领军的干涉和破坏。当然，中国方面也希望与一个放弃侵略的日本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日中贸易促进会至1967年解散的18年间，为推动中日贸易和两国间友好事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日本国会中一个超党派的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在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不久的1949年5月24日宣告成立。该联盟的主要负责人为民主自由党的志田义信、民主党的苫米地义三、社会党的和田博雄、共产党的野坂参三、绿风会的帆足计、劳农党的堀真琴等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当时加盟的国会议员达310余人。该联盟具有各党派联手共同促进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的超党派色彩，引起了日本各界人士的关注。

日中贸易协会成立于1949年6月20日，它是一个致力于日中贸易的团体，由以日产重工社长箕浦多一为中心的日本经济界人士组成。该团体的成员担心与左翼人士一起会引起美国占领军的不快，或为避免政治上有反体制之嫌，所以没有与社会党、共产党或工会组织等革新阵营采取共同行动。

中日贸易协会是一个纯产业界的团体。其宗旨是，“1.中日贸易协会是不问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进行与中国交易的实业家团体；2.中日贸易协会是决心打破过去日中关系史上形成的既成观念，不再进行经济侵略的实业家团体；3.中日贸易协会是把日本经济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相结合、以此来加深日中两国民族友谊的实业家的团体”。

中日贸易协会的成立宣言指出，“没有同邻邦中国的贸易，就不可能建设和平的日本。现在，三年的中国内战终于接近尾声，领导新中国的联合政权的诞生迫在眼前……因此，我们主张应立即进行日中两国间的贸易，这对于实现日本经济的自立是个极好的机会。也就是说，以两国国民的要求为基础的互通有无的过程无疑可以打开全日本工商企业者的生存之路”。从该宣言不难看出，中日贸易协会过分拘泥于经济上的往来，未能像中日贸易促进会那样注重与中国建立关系，所以实际活动未能充分展开。

新中国建立后，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控制下，日本与中国处于完全隔绝状态，没有任何直接的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贸易往来成为中日两国首选的互利性行动。当时日本尚处于物资匮乏阶段，从中国大陆进口工业原料及生活必需品对日本恢复国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伊始，日本通产大臣稻垣平太郎即于1949年11月末和1950年1月末分别在参议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和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愿意逐渐实现日中贸易正常化。

进入1950年代，中日民间交流从无到有，逐渐扩大，形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第一个发展期，这对整个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民间交流，欲通过“以民促官”的方式，促使日本政府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1950年2月，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召开全国扩大理事会，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对华贸易障碍，中国政府也致电日中贸易促进会，表示要积极推进中日双边贸易。随后，美国占领当局也有所松动，同意日本有条件地同中国进行贸易，并提出了许可出口货物清单。以此为契机，中日之间首先签订了中国向日本出口1.5万吨大豆的合同。4月，参议员帆足计等20人向参议院提出《关于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案》并获多数通过，这是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关于日中关系的第一个决议。

1951年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和主席郭沫若联名致电约请日本和平团体派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和会。

日本各界进步人士为参加定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吉田政府的反华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接到邀请电后，由大山郁夫、末川博等人组成了日本筹备委员会，各地先后成立了选派代表的筹备会。8月在东京举行了选派日本代表的大会，各地共有480名代表候选人参加了大会，最后选出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60人代表团。其中有希望进行日中贸易的公司经理，也有工会干部、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但是，由于日本政府拒发护照，多数代表未能成行。少数代表想出各种办法才来到北京。其中一桥大学教授和心理学家南博、“巴商事”代表樱井英雄经由欧洲到达北京。其他如龟田东伍等一行驾着小渔船，从日本偷渡出港，在海上颠簸漂流数日才到达中国，然后辗转到北京。

“亚太和会”举行了12天。会议一致通过了宣言和11项决议，其中包括《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有以下主要内容：1.应当由有关国家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对日和约；2.反对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支持日本人民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3.任何外国军队应立即撤离日本领土，任何外国不得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4.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的限制。

会上，日本代表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各国代表一起，谴责美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及侵略亚洲的路线，提出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的路线。这次会议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信任，促进了中日友好交往的发展。会后，龟田、中村等人因日本当局的迫害不能返日，留在北京从事亚太和会的工作。

1952年4月，为打破西方封锁，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经济会议，我国应邀派团参加。在进行筹备期间，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义，先后向村田省藏等日本经济界名流发出邀请，通报这次会议的目的，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

村田省藏等人根据邀请信，积极进行活动，研究如何派代表出席会议。但因日本当局阻挠而未能成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参议员高良富以去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市民建设服务联络会议名义取得了访问法国的护照，前参议员帆足计和众议员宫腰喜助以考察农业问题的理由取得了访问丹麦的护照。于是，三位代表冲破日本政府设置的种种障碍，绕道第三国辗转到了莫斯科。

高良富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发言时说：“如果日本每年能从中国和苏联购入800万吨的煤炭，同时以纤维品等工业品的输出相抵的话，日本经济可能就会因此而大大受益。现在，日本从世界的天涯海角购入原料，因为不得不经由巴拿马运河，横穿太平洋来运输物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进行这样的贸易（与中国和苏联的贸易）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大见成效。”

会议结束后，帆足计等三人应邀访华。他们在中国访问、生活了近两个月，参观了很多地方，会见了宋庆龄、郭沫若等各界领导人，深入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等会谈，签署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虽说是一个纯经济协议，但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因为它开启了战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引起较大的反应，所以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效益。

帆足计、宫腰和高良富回日本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作为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日本人，在回国之后，受到各方面的邀请，请其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了新中国。他们先后在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地的群众集会上做报告，把他们所看到的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民众。帆足计说，在农村，成功地开展了土地改革、治水事业、合作社运动，人民全力支持新政权。在工厂，工人生活水平提高，“旧中国的样子在那里已经消失，一个全新的中国诞生了。”“在中国建立的新政权，完全适应于自然环境恶劣、贫穷落后的亚洲实情，实施了与之相吻合的情理兼备的政策。”高良富也撰文说，中国“社会福利充实，没有失业，工人过着集体生活，这种新型模式遍及全国，我难掩对中国社会的感动之情。”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发展两国民间经济外交，加深相互理解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些希望同中国发展贸易的工商业者，纷纷成立新的团体，开展群众性的贸易促进活动。

1952年5月22日，日本各界人士代表约200人聚集在众议院会馆集会，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议（1954年该会改名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6月20日，大阪成立关西日中贸易促进会议（1954年该团体发展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1985年改名为日中经济贸易中心），这些团体为促进中日贸易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7月13日开始、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等地的群众先后举行有万余人参加的集会，约请三位议员作报告。三位议员还把从中国带回的《白毛女》影片，在全国各地巡回放映，受到日本人民的喜爱和欢迎。但日本政府却指责他们“大胆妄为”，“违反签证法”，企图对他们进行法律追究。在各界人士的保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高良富等人没有屈服，日本政府只好作罢。

1953年11月，为了促进第二次中日贸易协定的实施和废除禁运障碍，中日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日中贸易促进会议等团体与各阶层的日本国民在东京联合召开了“日中贸易国民会议”。1954年1月，为了促进日本与苏联、朝鲜、中国的贸易，新潟市召开了“振兴对岸贸易复兴港湾会议”，8月，在北海道函馆召开了“促进日中、日苏经济交流全国大会”。

从事日中间经济交流的这些民间经济团体，一般总部设在东京，各主要城市都设有办事机构。当时日本全国大约有260多个市，其中有104个市都成立了促进国际贸易或日中贸易的团体。

2、中日民间经济往来

战后初期，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政府，在盟国驻日机构“盟总”的控制之下，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主要是以货易货的形式开展贸易。虽然贸易额不多，但在当时的日本进出口总额中仅次于美国。

1947年以后，日本政府根据“盟总”的指令，制定了开放日本民间贸易的对华贸易计划，中国国民政府也制定了开放对日贸易的计划，但国民政府的这一计划遭到国内舆论的反对，所以国民政府开放对日贸易的政策收效甚微。据统计，日本对华贸易在各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进出口额1947年只占1.7%和1.9%，1948年分别占0.9%和5.5%。

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之后，日本继续维持对台贸易。1950年初，双方虽开通了电信业务，但由于日方（实则美国占领当局）“对台湾的政治前景难以判断”，暂时停止了关于缔结贸易协定的交涉。7月31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决定尽快缔结日台通商协定。9月，台湾方面与“盟总”官员签订了《关于台湾与被占领的日本之间的贸易协定》，规定日台贸易采取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自此，日台官方贸易正式开始，规模也日渐扩大，一直持续到1953年。在日台贸易确立了所谓“官方关系”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之间就只能开展民间贸易了。

如前所述，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和“日台条约”签订以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思想和准备。显然，吉田茂是想以民间外交为手段打开中日关系，也许这就是战后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最初信号。

但是，早在1948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便制定、实施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输出统制政策，在此政策下，1949年11月成立了一个针对物资禁运进行协商的机构，其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forExportControls），因其总部设在巴黎，又习惯上称其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巴统”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对中国和朝鲜实行了全面封锁禁运。被占领下的日本，也不得不限制对华贸易，中日之间的经贸活动只能通过民间渠道进行。

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美国对日占领时期结束。6月，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开始了两国民间经贸活动的最初尝试。此后，日本虽然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对外贸易活动基本上由企业承担，但是政府仍司管理之职，由通产省负责管理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官方以外，还存在着大批半官方和纯民间的经济团体，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起着联结和协调的作用。负责中日经济交流的民间团体，主要有中日贸易促进会和国会议员促进中日贸易联盟、中日贸易协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等20余个。

日本的民间经济团体之所以对中日经济交流，特别是中日贸易如此热心、积极，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还与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国市场的认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许多人对中日贸易的进展抱有期望，认为在复兴日本经济以至亚洲经济方面，中日贸易的扩大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有人还特别强调中国东北和华北资源对于日本的复兴至关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日本经济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的景气始于日中贸易”，“日中贸易是拯救中小企业之道”。旧金山媾和会议之后，许多人认为，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外交上、经济上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日本经济独立成为经济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阻碍这一课题实现的重要因素是市场问题。于是，有的人提出，“对中国经济来说，日本比哪个国家都重要，同样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比哪个国家都重要”，“日本最必然的市场是中国”。“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改善热爱和平的日本人的生活，日本必须振兴与中共的自由贸易”。基于这样的认识，日本民间促进中日经济交流的运动才得以很快发展起来。正如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方针所指出的那样：中日关系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以“国民运动”促进中日经济交流，以经济交流带动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并逐渐恢复正常的政治外交关系是当时日本民间人士的基本思路。

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始于1950年。1949年底，日中贸易促进会致函中国的贸易部部长，要求与新中国开展贸易。1950年2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复电表示愿意与其合作。同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批准日本与中国进行贸易，日本的贸易商社遂向“盟总”提出了对华出口商品货单。是年3、4月间，中国与中日贸易促进会属下的日本商社缔结了出口东北大豆1.5万吨和开滦煤的协定。这对正苦于燃料和粮食不足的日本来说，稍解燃眉之急。

为配合这一形势，参加“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的众议院议员志田义信等14人，于1950年4月25日联名提出《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但未获通过。随后，参议院议员帆足计等20人在参议院又提出了《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有关日中两国经济关系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产业界、贸易界和一般国民都强烈希望紧急重开与新中国的直接贸易”，这是振兴贸易和国内景气的根本政策，因此要求政府“抛开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纯经济的观点出发，确立和实行与新中国相互交换经济使节，尽快重开直接贸易的积极方策”，中日贸易遂正式开始启动。

新中国和日本做成的第一笔交易是食盐。综合贸易商社“共荣商事”于1950年4月与中国签订了9万吨食盐的交易合同，8月，将合同规定的天津食盐运抵日本北九州。这是日本从新中国进口的第一宗商品。

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刚刚起步的中日经济交流泼了一瓢冷水。1950年10月25日，中国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争。12月6日，美国政府制定了全面禁止向中国输出物资的方针，并将这一宗旨通过“盟总”通知日本政府。吉田内阁据此开始实行全面禁止对华出口的政策。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因此而中断了两年之久。

在日本民间人士和民间经济团体的努力下，这一局面有所改变。1952年4月，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研究是否有可能使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正常化，并使之发展”。

在这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与会各国代表签订了一大批合同。中国也签订了12个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中日贸易协议》。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国会议员，作为日本经济界代表来到苏联，与中国的会议代表取得了联系，从而开创了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契机。

帆足计、宫腰喜助、大山郁夫等三位议员在莫斯科期间，除了与苏联代表商谈日苏贸易问题之外，最切实的成果是与中国代表的会谈。据帆足计回忆，“与中国代表彻夜进行了贸易恳谈，双方还热烈讨论了与民族命运有关的问题”。会谈讨论了中日贸易的原则，应该是“互惠、平等、和平、友好”，双方同意在这一立场上进行贸易协商。

当时，日本的实业界对新中国的市场很不了解，不知道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能出口什么样的产品。于是，中日双方收集了许多资料进行研究。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等方面很难达成共识，谈判遇到巨大困难，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半个月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中日贸易协议》，1952年6月1日举行了签字仪式。代表中方签字的是南汉宸，日方由三位议员分别代表自己所在的三个民间贸易团体即日中贸易促进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等在协议上签字。

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展示了中日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中日贸易的目标，从而为日后中日民间贸易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良富表示：“象征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深厚友谊的日中贸易协议在这里由双方代表签字了，这是为建立和平而深思熟虑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之一”。“对这一协定的签订，我代表日本国民向贵国表示深深的谢意”。“新中国人民不仅原谅对我们过去的怨恨，而且还主动为提高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努力，对于这种友情，我们恳切希望日本的工会团体和产业界人士也一致重下决心，不辜负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信赖”。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也发表联合声明说，“这个协定只不过具体展示了今后中日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中日贸易的目标和铺设了共同前进的道路。但我们相信，有两国人民的理解和愿为提高国民生活而服务的民间产业贸易各界的支持，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得到落实。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念。”中日贸易协议签订后，日本厂商提出要求交易的物资达70余种。

吉田政府实际上默认了高良富等人的来华和《中日民间贸易协议》，采取了未置可否的态度。外务省并未表示反对这个协定，而且在经审查之后，表示有可能允许其进出口。例如，外务省曾表示，这一协定对政府来说没有约束力，在具体实行进出口时，日本政府根据情况决定可与不可。通产省也表示说，与中国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并非不可，部分物资的进出口交易也不无可能，但巨额物资交易尚难实现。6月17日，外务省还就中日贸易问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分析中日贸易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这一次民间贸易协议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随后，日本经济界的最高代表机构经团联也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要求重新探讨日本经济对美依赖和改善中日贸易问题。

中日贸易促进会得知帆足计是代表该会与中国交涉贸易时，起初担心贸易问题会引起政治问题，但经开会研究了帆足计等在北京缔结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内容后改变态度，全面承认了这一协议的有效性，并表示要为协议的实现积极努力。为此还向三位议员和南汉宸表示感谢，同时决定设立日中贸易协定实现委员会，以促使协议目标的实现。

日本一般工商业者对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大都持欢迎态度。通过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签订，使日本经济界认识到开展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可能性。当时，参加日中友好协会和各种贸易促进团体的人深感尽快打开中日经济交流渠道，重开两国贸易的必要性，但对如何打开两国贸易的大门还心中无数，也不知如何下手。他们既不了解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知道如何与中国公司联系，需要交流什么样的物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摸出了一条路子，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从此开始了民间的、以货易货的和协定贸易的中日贸易方式。为此，“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理事长平冢常次郎致信南汉宸表示，“为了能够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日本国民正在清除各种障碍，希望和中国人民的经济交流更加广泛。”“本议员联盟如果有机会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不仅极为有利于扩大日本国民渴望的与中国的贸易，也极为有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根据日方的要求延期至1953年年底，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垄断日本市场，禁止和破坏中日间的贸易，一方面吉田政府听任美国摆布，也千方百计地阻挠中日间贸易，所以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实际成交的数目和协议所订目标距离甚远。

当时，在西方阵营各国中，只有英国船可以进入中国港口，日本船不能靠近中国领海。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后，中国政府特地颁布了《日籍船舶来航暂行办法》，准许日本货船到中国指定港口运载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所规定的物资。1953年4月27日，日本货船首次到达中国。尽管如此，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执行得很不理想，自1952年6月1日签订后，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仅实现了协议规定的贸易总额的5%。

在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前的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日本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了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要求政府“应尽速采取妥善措施促进日中贸易，放宽互相通商的出国限制等”。

日本政府虽然在对中国禁运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必须遵从国会的决议。根据国会决议，日本通产省从1953年1月30日开始，陆续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一年之内先后6次发表解除禁止出口中国的商品项目，1954年9月以前又解除了7次，后来这样的解除禁运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和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组成了通商考察团，正式对中国进行访问。考察团成员包括自由党、改进党、左右社会党、劳农党和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以及产业、贸易、银行界的代表。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个由各党派和实业界代表组成的大型代表团，也是日本外务省批准直接赴中国的一个代表团。通商考察团访华期间，参加了中国的国庆活动，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双方贸易问题等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签订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双方本着发展两国贸易的共同愿望，围绕封锁禁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日方代表表示，日本政府处境特殊，不得不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但也在陆续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他们同时表示，希望尽可能就可以成交的商品达成协议，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协议的具体内容。经过20多天的谈判，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签订。与第一次贸易协议相比，第二次协议更具现实性。

中日双方在签订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时，曾提出互设通商代表的问题。在附属的备忘录第三款中规定：“双方同意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当中国在日本设置常驻贸易代表机构实现之时，日本得在中国设置常驻贸易代表机关”。但是，由于当时能否实现设置常驻通商代表机构，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未列入协定正文，对于这一机构的活动内容也没有作具体的规定。

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会见池田正之辅、江藤夏雄、帆足计、中村高一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中日关系》的社论，其中谈到，日本欲要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关系，条件有三：1.断绝与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关系；2.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与追随者的地位”；3.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认为，如果日本能够如此，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正常关系可以建立与发展，而且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也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对日本来说，这个条件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表示“在今天中日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尚未建立以前，我们愿意首先开展中日人民间的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表示出对中日民间经济活动的重视和支持。

在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后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即从1953年11月到1955年5月间，两国的民间经济交流和其它方面的交往比较顺利。1954年日本的许多经济界人士得以到中国洽谈业务，因此到年底协议期满时，中日贸易实际成交额达到了协议规定额的38.8%，比第一次协议的执行情况好多了。

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日民间交流。在此期间，中国为了加强民间外交活动，成立中国人民对外交流协会（1954年）和中国渔业协会（1954年）。日本也成立了重要民间经济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1954年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1954年11月）和日中渔业协会（1954年11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还于1954年10月30日至1955年1月12日访问了日本。

3、内山完造与“日中友好协会”

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岗山人，1913年到上海，居住达35年。起初在上海推销药品，兼售基督教福音书。1917年开设内山书店，开始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进而销售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和中文书籍。1920年代后期，书店开始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及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

内山完造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平等、和善，一点都没有当时日本人的高人一等的态度，内山完造在经售书籍的同时，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和尊敬。内山完造特意在书店创办了教中国人学习日语的日本语学校。

内山完造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作了很多事，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郭沫若、许广平等进步作家。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为由，强令内山完造回国。回到东京后，内山完造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

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日本人，内山对中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各界对新中国的性质、未来的发展变化等问题有着各种猜测和判断。对此，内山做了以下的估计和分析：

“在评论人民共和国政治的时候，认为她是苏联或铁托式的，这种决定式的见解充斥了我国的舆论界。难道说，称之为共产主义政治的只能是苏联式或铁托式的吗？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一种方式。政治就是现实。中国是一个具有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中国采取的政治方式绝不会完全照搬苏联式或者铁托式。

“过去，中国人被认为是顽固的利己主义者，现在相互扶助的风气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我认为，在中国可能会看到史无前例的政治形式。”

如果说内山关于中国政治形式的论断，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基础之上，是对“旧”的概括和总结的话，那么，在时隔九年之后，内山再次踏上中国国土所看到的景象，则凸现了与“传统”中国所不同的“新”景象：

“听说中国在进行增产运动的同时，也在严格开展节约运动，今天北京车站的冷清场面，正是节约运动的反应。我知道了这是有计划的反浪费运动后，想起日本过节时的奢侈场景，我不由得浑身冒冷汗。”

“从广州乘车到北京的65个小时里，在铁路沿线上我没有看见一个象从前那样披着麻袋片的乞丐或贫民。我感到新中国已经接近于政治稳定的阶段。”

“在街上散步的妇女不擦粉，不涂口红。她们全然不施脂粉，这使代表团一行不可思议。”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竞争，消灭了只为自己谋私的个人主义。”“在旧中国，竞争和利己之心创造了少数人的功成名就和成千上万人的贫穷；今天的中国相互帮助和服务使大家都感到幸福。服务就是为大家办事。若用旧中国的思维方法来考虑新中国的问题，当然是怎么想也想不通的。也就是说，必须站在新中国的立场来考虑新中国的问题。”

“中国人说，为全世界人民服务，为人类幸福服务。在这种想法中没有报恩的成分。中国人的相互称呼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无论男女统称同志。对此，若加解释说明的话，用一句话便可表达清楚：‘因为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所以，每个人做的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情’。由于新中国的人们是根据这种信念工作的，所以他们把工作当成日常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内山完造的这些观感，的确反映了中国人当时的精神面貌。

1958年由于“长崎国旗事件”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中断后，对于中日关系以及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内山完造是这样理解的：

“一千几百年的友好亲善关系，没有理由因最近十几年的障碍而受到破坏，我们也不认为它是能够被破坏的。恰好最近几年里，中日两国人民加强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恢复了友好关系。如果不与中国贸易通商，就不能期望日本经济独立自主。因此，不与中国复交，日本就不能期望真正独立。”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内山认为“不幸的战争创伤依然在中日两个民族每个人的心中，只有每个人都以诚心和热情去一个一个地消除，才能抚平伤痕。”

1959年9月，日中友协副会长兼理事长内山完造访问中国，到达当天，不幸突发脑溢血去世。依其生前意愿，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1980年8月，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旧址定为上海市级文物纪念地。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10月10日，由以内山完造为首的召集人小组发起召开日中友协筹备会成立大会，日本有识之士2000余人与会，有日本政党、文化界、贸易界以及旅日华侨总会等各界代表。“参加会议的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们都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诞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一致希望永远与这个邻邦保持和平友好。”与会人士一致要求与新中国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把日中友好运动扩展到日本全国各界、各阶层中去。会议还发表声明，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表示衷心的支持，并预祝它昌盛和发展。

1950年1月12日，参加协会创建的发起人在日本参议院会馆召开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等各界各阶层人士120多人。这次大会把准备成立的协会正式命名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简称为“日中友好协会”。会议通过了《筹备会纲要》，并制定了6点工作计划：（1）在全国举办座谈会，扩大、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组织；（2）发行机关报、杂志和小册子等出版物；（3）放映中国电影；（4）向协会会员分发有关中国的资料；（5）举办中国语文讲习会；（6）争取获得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权。这次会议选出了122名干事，组成有50人的常任干事会。干事会决定把日中友协的机关报定名为《日本与中国》，于同年2月20日发行创刊号。3月20日，在东京举办了首次“日中友好周”。新中国在日本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日本与中国》在日本舆论界大力歪曲、中伤新中国的报道声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极大的热情介绍新中国、赞扬新中国。各地友协分会也积极展开活动，以多种方式宣传新中国，推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各地会员主动散发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报》、《人民中国》（英文版）和《世界知识》等资料，日本人民由此了解到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

当时日中友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强掠、奴役中国劳工，致使约7000中国劳工惨死在日本的罪行，并搜集中国劳工的遗骨送还中国。据日方统计，战争中日本强掠中国劳工38935人，其中死在日本的6830人。4月8日，日中友协筹备会发表《关于花冈事件又称花冈矿山事件。日本法西斯残酷镇压中国战俘抗暴斗争的事件。指1945年6月30日，日本军国主义在秋田县花冈矿山血腥镇压不堪残酷奴役压迫而暴动的中国劳工、杀害418人的事件。的声明》，严厉谴责日本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行放任不管的行为，并于9月与华侨总会等组织共同派人去花冈收拾整理中国劳工遇难者遗骨，11月在东京浅草东本愿寺举行了中国殉难者慰灵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13日，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与华侨总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会议室联合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和华侨的代表200人。会议讨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华侨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报告。参议院议员大山郁夫做政治报告，强烈谴责了吉田内阁对美国占领军唯命是从，建立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队人员，为美军侵朝战争效尽犬马之劳的行径。他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参与朝鲜战争，强调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媾和不是真正的媾和。

通过一年的努力和准备，到1950年9月，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在日本东京和大阪、福冈、山口、兵库、爱知、歧阜、岩手、宫城、琦玉、大分、熊本、京都、奈良、石川、新泻、千叶、群马、秋田、冈山、神奈川和北海道等地相继建立了日中友协的支部。至此，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1950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日中友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和神田教育会馆举行，宣布协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协会各支部、20余个工会、各政党、贸易促进团体、文化界以及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180人（第二日会议有100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协会的宗旨、纲领和工作方针，还制定了12条章程。会议选出协会的领导机构。会长暂缺，副会长由作家丰岛与志雄、日本社会党原彪、中国研究所所长平野义太郎及旅日华侨总会会长林炳淞担任，理事长为吴山贸易公司经理、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并曾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的内山完造先生。理事会由74人组成，其中常务理事30人，理事中包括了日本政界、学界、产业界、劳工界等主张日中友好的知名人士以及旅日华侨的代表，如内山完造、赤津益造、伊藤武雄、石河京市、岩村三千夫、太田薰、小泽正元、鹿地亘、神近市子、胜间田清一、黑田寿男、西园寺公一、岛田政雄、田中稔男、拓植秀臣、细川嘉六、帆足计、掘真琴、宫崎世民、三岛一等人都是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维护并发展中日友好做出不懈努力的人士，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功不可没。

协会的宗旨是反对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立即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正常的关系。协会的四条纲领是：（1）深刻反省日本国民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并努力予以纠正；（2）为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努力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3）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4）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基础，谋求相互安全与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协会规定：“我们的友好运动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的友好运动，意即全民规模的友好运动，是不通过彼此国家机构的人民友好运动”。“我们现在开展的友好运动，是不依赖于国家或政府的自发的国民运动”，“它决不是偏向于一党一派，在少数国民小范围内活动的运动。凡是对日本过去所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立场上赞成两国人民应该紧密合作的人们，不问其阶级、职业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成为本会的会员。”

协会的8项工作方针是：（1）开展友好运动；（2）纠正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3）文化交流活动；（4）宣传和促进中日贸易；（5）与旅日华侨合作；（6）与和平运动取得联系；（7）运动形式多样化；（8）组织工作的方针是：对于积极赞成友好活动的人士，均可吸收为会员，壮大协会组织。

日中友协成立前后，日本共产党正处于较为激烈的变动期，由于正受到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政府“整肃”而处于半公开状态，尚不可能过多地参与该协会的筹备及领导工作，所以日本社会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协会的宣言及活动方针符合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故而在日本人民中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日中友好运动在开始时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它仍旧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广泛支持，日中友好日益深入人心，日中友好运动在日本各地很快发展起来。

日中友好协会是当时与新中国交流、使日本国民了解新中国的惟一窗口。日中友好协会经由香港，预订中国报刊，再分发给索要的机关团体，同时把日本的报纸杂志寄往中国。当时日本的外务省等政府机关、新闻通讯社、大学、学术团体、贸易商社等所订阅的《人民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杂志都是经过日中友好协会办理的。然而，这种公开的事业性活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占领军以“分发诽谤占领军的文件，阻碍占领日本的目的”为罪名予以镇压。

日中友协在反对片面对日媾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年1月杜勒斯访日时，为反对美国的片面媾和阴谋，日中友协举办了各种报告会，递交了大批的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请愿书和抗议信，并通过《日本与中国》，积极鼓励日本人民进行斗争。通过组织“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这类全国性统一行动，给美国推行片面媾和阴谋以沉重打击，把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推向高潮。

日中友协把当时中国政府、中国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为反对对日片面媾和所发表的宣言、声明和文章大量刊登在《日本与中国》的机关报上，向日本人民进行介绍。1951年2月下旬，日中友好协会又把这些宣言、声明和文章汇编成《中国向日本提出什么希望——对日媾和与中国的主张》一书，作为“日中友好丛书”第一号广泛发行。

1951年6月，日中友好协会召集会议，决定把“七•七”卢沟桥事件的发生至“八•一五”日本投降这段时间，作为“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同美、日政府进行斗争。同时还决定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统一行动，建议各团体、工会和个人坦率地发表感想，向中国人民致电或写信。同年8月18日，当日本政府决定派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全权代表团出席旧金山媾和会议时，日中友好协会把日本人民给中国人民的第一批九封信寄给上海的大公报社。这些信件都一致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8月20日，《大公报》用头版篇幅译载了这九封信，并在编者按语中热情称赞说：“我们接受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炙热的友谊，让我们向在战斗中的日本人民致兄弟的敬礼”。

1951年8月31日，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政党代表，经济界代表，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等和平团体的代表，以及煤矿工会、教职员组合、钢铁工会联合会、全日本港湾工会、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代表。各界代表一致表示要求全面媾和。会议通过了《对日媾和问题要求书》，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人民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的愿望。

1951年9月旧金山媾和会议结束后，日中友好协会又立即发动了拒绝承认这一“和约”的运动。在该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的倡导下，各大学的教授首先联名向10月26日众议院和10月28日参议院所召开的批准条约国会会议提出了意见书。紧接着几十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反对这两个条约的声明。1952年，日中友好协会继续展开反对“日台条约”的斗争。

日中友好协会除了从事政治上的友好合作之外，还特别强调，“本协会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为此设立了经济贸易委员会，专门从事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

日中友好协会的成立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是日本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为发展日中关系进行不懈努力的结果，该协会对以后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日中友好协会的各项活动，冲破了日本政府的阻挠，沟通了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渠道，为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章 敌对态势的形成与升级

一、鸠山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

1、1950年代的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致力于财政经济状况的全面好转。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于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此同时，在国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残余势力，大肆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中国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53年以后，开始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初，农村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又决定对私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4年1月以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1955年夏季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1950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确的。

19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9月，召开“中共八大”。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有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反右斗争至1958年夏季基本结束。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和错误的估计，结果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全国共划右派552973人，其中错划552877人，“不予改正”的，全国仅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96人。许多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党的干部被错划为右派，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和损失。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1958—1960年间，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极“左”路线的“大跃进”运动，这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转自新华网。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转自新华网。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左”倾错误变本加厉。《中国共产党简史》第六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转自新华网。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为1960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隐患。

2、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与行动

鸠山一郎出身政治世家，早年就致力于政治活动，日本战败后不久，便重整旗鼓，率先创建日本自由党，自任总裁。1946年4月，日本举行战后首次大选，自由党获胜。按照议会政治的常规，首相宝座非鸠山莫属。但正当鸠山筹备组阁之际，美国占领当局发出开除鸠山公职的“整肃”令，组阁便化为泡影。吉田茂取而代之，组成第一届吉田内阁。

当时吉田曾许诺，一旦鸠山恢复公职，愿意随时奉还自由党总裁和首相之职。但鸠山“解放”后，吉田自食其言，不肯让位，鸠山从此与吉田决裂，并从自由党中分裂出鸠山派。后来虽然在组织上又捏合在一起，但仍然是同床异梦。

1954年11月，自由党内的反吉田派岸信介、芦田均、石桥湛山等人成立了日本民主党，鸠山一郎任总裁。民主党成为仅次于自由党的第二大党。12月6日，日本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社会党联合提出吉田内阁不信任案，吉田内阁被迫总辞职，鸠山一郎内阁成立。

鸠山内阁从1954年12月10日成立到1956年12月20日内阁总辞职为止，历时两年零11天。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鸠山内阁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政治上，这一时期实现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统一和自由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形成两大政党并存的五五年体制；在经济上，日本从经济复兴时期开始转向长达18年的高速增长时代。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有所缓和，为鸠山推行的“独立自主”政治路线提供了前提条件。鸠山内阁外交方面的最大功绩是实现了日苏邦交正常化。在日苏复交问题上，吉田茂、池田勇人等亲美派极力反对，身为鸠山内阁外相的重光葵也持消极态度，但鸠山不惜一赌自己的政治生命，决心抱病亲往莫斯科，举行日苏首脑会谈，并于1956年10月19日，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

短暂的鸠山内阁时代还完成了另外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就是实现了民主党与自由党的合并，结束了战后10年的多党政治时代，从此开始了自由民主党长达38年之久的一党执政的历史。

1954年12月11日，鸠山内阁上台伊始，外相重光葵便发表声明说，日本愿在不损害自由国家的基本合作的情况下和在彼此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恢复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朝日新闻》（晚刊），1954年2月11日。日本众议院也在同年12月11日设立了一个以促进日中贸易为主旨的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12月16日，该委员会通过了帆足计等提出的《关于缓和对共产圈国家输出限制的决议》，要求政府采取适当措施大幅度放宽军事物资以外的和平物资对苏联、中国等的输出限制。12月17日，众议院通过了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中村高一等24人提出的《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使新的中日贸易谈判在日本举行成为可能。

鸠山内阁虽然在恢复日苏邦交方面迅速作出决定，但在对华关系方面却踌躇再三。1954年12月15日，鸠山首相发表广播演说称，“蒋介石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是出色的独立国家政权，所以日本和双方开展贸易往来毫不奇怪，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言论，随后又在名古屋市演讲时说：“既然台湾和中共双方都是独立国家，那么只承认一方为独立国家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言论曾引起舆论哗然。对此鸠山解释说，“把中共作为独立国，不是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只是承认中共政权支配着领土和人民的事实。我本人并非容共主义者。我反对共产主义，但中共的国民有以共产主义建设国家的自由。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就反对那个国家是错误的”。次日，重光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询问时，答称：“对于中国，我们无意承认两个独立国家。我们要和联合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协调，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20日，鸠山在民主党爱知县支部成立大会上讲话，重提恢复中日邦交问题，说“台湾和共产党中国都是独立的政府，因此，只承认一个政府是奇怪的做法”，然而，22日，面对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自由党等议员的质询，鸠山又表示“他从来没有说过日本将承认共产党中国”，但强调“赞成日本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自由往来和贸易”。28日，鸠山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六点基本政策。在谈及中日关系时，认为目前的日中关系是不“正常的”和不“自然的”，“愿意在遵守对自由世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范围内”促进日中之间“有利于我国的人员来往和物资交流”。

1955年1月，鸠山在会见记者时，再度表明打算从贸易和交通入手，结束日本与中苏两国的战争状态。此后，鸠山一郎在国会更明确地表明了新内阁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即对苏联要尽快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对中国也要“极力改善贸易关系”。他认为，东西阵营的对立是不利于世界和平的，“现在，信奉共产主义的大国的存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思路：对这样的国家，可以在相互尊重对方国家主权，不把本国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基础上，打开正常的国际关系或经济交流的渠道，以此获益。”

至此，鸠山内阁对华方针基本确定下来，即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但碍于美国的牵制及“日台条约”的束缚，不便立即着手恢复日中邦交，只能扩大人员与贸易来往的范围。较之吉田内阁对华政策，在置日中关系于日美关系的总框架内、维系日台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等方面，鸠山内阁基本上奉行吉田路线，两者区别不大。但在人员交流和贸易往来中，撤销某些人为的障碍，持积极态度并指派有关省厅进行带有官方性质的接触等方面，与吉田的做法有所不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政府对中日两国的民间经济交流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样，在鸠山执政时期，两国间出现相互来往的高潮期。

1955年4月，由29个亚非国家派代表团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鸠山内阁最初对是否派团参加该会意见并不统一，重光外相基于对美协调的立场，认为既然美国不去，日本也不必与会；但鸠山首相等则主张日本不应该置身亚非国家之外，最终以首相决断的方式，决定派出以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为团长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赴会。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高碕达之助两次秘密面谈，尤其4月22日上午的会谈长达近一个半小时。此间，对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应该以长期的观点认真考虑发展中日友好关系问题，高碕谈了如下的个人看法。第一，“现在日本还受着美国的控制，所以日本政府所做事情未必会悉如贵国政府期待。但为了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希望能从发展双边贸易入手；不仅日本政府，一般国民也是切盼进行贸易的”。虽然日本国民希望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第二，日本已经和台湾方面缔结了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日本不能单方面废除“日台和约”，“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日本非常希望中国大陆和台湾“能成为一体”。

高碕的上述表态，显然把美国的阻挠和“日台和约”的束缚归结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是，除此之外，日本当时的国内因素也是使鸠山内阁在对华外交上出现左右摇摆的关键之一，即鸠山的民主党是以少数党地位执政的，组阁时民主党在众议院只有121席，约占总议席的四分之一，当时是靠了左右两派社会党的支持，鸠山才得以组阁，这种少数党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突破原有的内外政策方面很难有所作为。

1955年8月，日本访苏议员代表团途经北京。中国通过该代表团向日本的民间团体提出了中国方面所考虑的通商代表外交官待遇的如下基本内容：1.悬挂国旗；2.代表机构的成员及其家属的生命、身体、住居、文献和书籍等不可侵犯；3.代表机构成员不受刑事和民事的审判；4.代表机构与本国和本国驻第三国的外交机关联系时可以使用密码等。对此，日本的民间团体表示同意并承诺在1956年力促政府予以批准，如果办不到的话，可考虑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进行间接保证。

同年8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新闻广播界访华团时表示，作为恢复邦交的开端，欢迎鸠山一郎首相访问中国，如果这不现实的话，鸠山一郎可以派他的代表前来访问。有的日本人觉得中国方面的态度显得有些急于求成，想尽快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对此，周恩来向记者指出，“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他还说，只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亚非会议的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言中的十项原则，“中日两国的关系就能够正常化”。一个多月后的10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苏团团长野沟胜、森岛守人等时，甚至表示希望“无条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先通过日内瓦总领事举行大使级会谈。

根据上述基本认识，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两国政府商谈关系正常化问题的建议。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奉命在给日本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的公函中说：“为了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继续和缓，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问题、双方侨民问题、两国人民互相来往问题和其他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愿望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日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请其将中国政府的建议转达日本政府。但是，田付景一在8月29日回函中对中国的建议却只字未提，只是强调希望中国政府以人道主义的精神解决日侨民和战犯问题。

10月19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历次谈话的精神，发表了社论《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战后十年以来国际局势的改变，“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中国愿意早日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现在“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9日。第二天，10月20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奉命再次致函日本日内瓦总领事田付景一，重申中国政府的建议，但回复仍然未置可否。11月4日，沈平再次奉命致函田付景一，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见解，内称，“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相信，如果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找到的”，为此再次建议日本政府派遣代表来北京商谈。11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又指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和平相处的原则的指导之下恢复正常关系”。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意向。然而，面对中国政府三番五次的积极呼吁，日本政府始终未做出正面对应。

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正式反应，但日本的驻外大使馆和新闻媒体很关注中国的上述言论，并将这些信息汇总到外务省。计有《现阶段中共的对日政策——郭沫若的中日互不侵犯论》、《关于中共呼吁树立对日友好外交关系问题的天津大公报社论之件》、《关于中共对日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文汇报社论之件》、《论述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时代报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周恩来的提案》、《关于对中共方面恢复邦交提案的报道之件》等。

在日本政府犹豫和观望的情况下，1955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日两国必须尽快恢复正常关系的两个理由，一是“为了远东和平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使日本能够在亚洲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二是从民间交流的角度来分析，“由于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所有这些问题只能在民间团体的水准上解决，而且在执行上还常常受到阻挠。所以，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外交上的谈判，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是进一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项问题的重要关键”。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再次正式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商谈。对此，日本政府不但没有作出正面回应，而且公开否认中国政府的努力。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2月3日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从共产党中国接到任何要求恢复外交关系的正式建议”。

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态度甚感失望，乃于2月11日发表了双方在日内瓦的所有来往信件，并于2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观察家文章，予以批驳。可见，重光葵的否认只是说明日本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准备与中国接触的立场。

1956年12月12日《日苏共同宣言》的生效标志着日本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既然日本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友好，那么，在中国看来，日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应该提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了，所以，当时中国依然没有放弃努力。

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在50年代积极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急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问题，虽然中国再三表示这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但是从具体情况来考虑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第一，1952年6月至1957年上半年，中日民间经济交流以及国民之间交流活动的顺利发展，特别是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时代对苏联和中国政策的变化以及自主外交的展开，使中国增加了对日迅速展开政治外交的信心。第二，为了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1954年10月12日，中国和苏联发表了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表示愿意采取步骤，使彼此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虽然中国也知道在关系正常化方面，日苏要比日中容易，但中国还是与苏联采取了同一步调，1955年10月周恩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恢复中日正常关系的时候，苏联和日本的代表正在伦敦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府也分析说，现阶段中共的对日政策中，“所言与日本树立正常关系之事可以被看作是中苏两国对日政策的一环”。第三，中国急于希望与日本树立外交关系的目的，“与苏联一样，试图使日本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中立化，以此来分散自由国家（指西方阵营诸国）在远东的力量，特别重要的是它可以粉碎前一段盛传的中（台湾）、日、韩三国结成东北亚联盟的计划”。

那么，鸠山内阁为什么对中国政府的提议没有做出积极的反应呢？从客观上讲，不外乎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就国际方面而言，主要来自美国阻挠中日接近的压力，国内方面主要是当时日本政局尤其是自民党内政治状况对鸠山的影响。但就鸠山本人而言，无论与苏联复交，还是与中国开展贸易，都只不过是其外交策略而已，鸠山内阁成立伊始的1954年12月10日，鸠山的如下谈话，才是真正的内心想法：“我说过对中共和苏俄贸易有何不好？据说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实际上丝毫都无顾虑的必要。要是美国了解我的主张，其顾虑自然就会消失。为避免目前世界人类所恐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多与共产圈从事有无相通的交通与贸易。将共产主义一概视为敌人而不跟他们交通或贸易，反而会诱发战争，若要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是加强彼此的交通与贸易。美国要是能了解我的想法，一定不会发生误解。”

鸠山实际上也是一个“两个中国派”，曾说什么“两个中国”是“这个问题的现有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加之美国的压力以及“日台和约”的限制，正如重光葵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答复在野党议员关于对中关系问题的质询时所说，这一关系取决于它和联合国、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取决于国际形势。并表示日本政府现在还不打算考虑改变它对中国的态度。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为了维持反苏反华的远东沿岸岛屿链，必然要反对日本出现的任何脱离美国的倾向，决不会同意日本放弃台湾，因此对中日关系进行了露骨的干涉。所以，鸠山内阁虽然有改善日中关系的意愿，把推进日中关系作为他自主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作出了—些努力，但在涉及根本问题时，鸠山内阁则始终处于徘徊之中，持矛盾的态度，在美国的压力下，未能摆脱既有约束、在中日关系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就国内因素而言，1956年4月5日，日本自由、民主两党合并为自民党，鸠山一郎当选为该党首任总裁。鸠山随即在就职讲演中就日本外交政策提出了“三个支柱事业”的概念。这三个支柱事业是：第一，加强日美协作；第二，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第三，对东南亚各国支付赔偿。在这里，没有涉及对华外交问题。显然，中日关系的地位在自民党政权的外交格局中至少比民主党内阁时期要明显倒退。而使鸠山自民党内阁在对华政策上陷于低调的另一原因则在自民党内部。

鸠山一郎虽以394票（总票数489）的压倒多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但他不属于那种一呼百应式的政党领袖。当时自民党内派阀林立，鸠山一郎派只有13人，作为小派阀领袖的鸠山无力左右党内各派的政治角逐和统合党内各派的政策意向。从自民党内各派的对外政策看，此时在各派之间最容易获得共识的外交目标，是使日本尽早加入联合国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为实现这个目标，得到尚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保有席位的苏联和台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各派在首先解决日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并无太多分歧，但鉴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台湾方面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就要与台湾绝交，这从意识形态方面讲，日本国内是有阻力的。于是当时的自民党各派的对外政策主张中都没有对中国大陆积极发展政治关系的内容。在这样的形势下，鸠山便将任期内的外交目标锁定于日本加入联合国和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就成了留待将来再解决的外交课题。

但是，鸠山下台后的1957年8月，在“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成立时，鸠山以“日苏协会会长”的身份，给大会发来贺信，对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给予热情鼓励。贺信说：“诸位知道，不久前我为日本和苏联的邦交正常化曾尽过微薄之力。那时由于日苏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和人们疑虑日美关系会受影响等等，我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我深信，世界的大势表明，尽管存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我断然采取了行动。结果表明不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应该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祝愿与会的诸位先生能在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充满善意的友谊来。”这段表白恐怕是鸠山个人的真实想法。

3、村田省藏访华与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村田省藏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现一桥大学），历任驻比利时大使、内阁邮政大臣与铁道大臣以及外务省顾问、大阪商船会社社长等职，是日本政界和财界很有影响的人物。

村田省藏早年在大阪商船会社就职时，在中国的汉口、上海、重庆等地工作过。1940年春，创立了长江产业贸易开发协会并自任会长，战后改名为日华经济协会，在旧金山媾和会议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代替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并以民间企业家的身份与台湾进行贸易往来，属于知华派人士。

村田省藏本人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想法是，“不管一个国家的信仰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管交涉的对象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作为日本都应该加深与6亿民众的友好，设法与广大的中国大陆接近”，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了代表了日本当时与其有着相似背景的人的对华观。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希望亲自来中国看一看，但因没有得到中国的邀请而未能成行。1953年，他以自己的“本来的信念是与中国6亿民众树立友好关系”为由，辞去了事实上只与台湾交流的日华经济协会会长的职务，开始探索与新中国接触的途径。1954年9月22日，他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在众议院通过了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之后，他便以78岁高龄实现了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愿望。

1955年1月，村田省藏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会见各方面的负责人，“亲自询问解放后仅五年间建设现代中国的原动力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指导精神，又是如何实施这些指导精神的”。因此，在访问北京的两周期间，除与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雷任民举行会谈外，还会见了宋庆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北京东四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等各界人士。通过各种会谈和在北京、广州等地的参观，村田明白了中国人民以对祖国的热爱为本、依靠劳动建设自己国家的道理，对中国的变化感动不已，并对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信任，感到此行“时间虽短，却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效果”。

村田与周恩来会谈时，首先谈了他访问中国的目的，一是邀请中国代表访日以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二是想为中日两国的往来开拓道路。为解除日本一部分人包括他自己对中国的一些疑虑，村田坦率地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日本共产党是否是在莫斯科或北京的指示下从事颠覆政府和破坏交通等活动的，这是否是中国或苏联政府对日本内政的干涉；2.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为什么以日本为假想敌国，它使日本人民深受冲击；3.日本借用美国的资金，是为了重建日本经济，而不是用于军国主义复活；4.与台湾缔结和平条约时，日本还在美军的占领之下，并非日本主动为之。村田省藏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日本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针对村田的这些疑虑和问题，周恩来详细地做了回答和分析，并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对日政策的几个原则，即：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日本完全适用”；2.中苏条约并不是威胁日本和日本人民的条约，“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话，这个条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没有任何障碍，相反这个条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还会有益”；3.日本和中国之间应该平等互惠，“以前日本对中国施加了不平等，但这已成为过去，中国不对日本进行报复”。

村田省藏就中日关系问题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开始，然后开展两国人民的往来和民间团体的对话”。即“从发展贸易开始渐次推进”中日关系。周恩来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样“既可以各得所需，又可以通过交易增进友好关系”。周恩来同意中日互设常驻商务代表，认为“这是关系正常化的开端”。

通过这次谈话，村田省藏感到周恩来的回答“率直而明快”，回国之后他要将这次谈话传达给那些对中国依然抱有疑虑的日本人以及日本政府，以加强相互的理解和沟通。周恩来也表示，这次谈话很“率直”、“痛快”，对村田省藏的态度很“敬服”。

在京逗留期间，村田和周恩来总理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雷任民等多次举行会谈，并达成以下三点共识：（1）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定在东京进行；（2）举办中日物产展览会；（3）相互为实现设置贸易代表部而努力。村田省藏回国之后立即向内阁总理大臣鸠山一郎做了汇报。

1955年2月中旬，鸠山内阁同意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会谈期间，鸠山内阁破例同意中国代表团可以使用密码电报与中国国内联系。代表团在日期间的安排，原则上以日本民间团体出面接待，政府官员参加的方式，使中日官方得以接触。本来，鸠山本人也表示愿意会见代表团，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和时间安排上的技术问题，鸠山放弃了这一设想，致使这次会见未能实现。由于鸠山首相对中日贸易协定的支持和协助，这样，以雷任民为团长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展开商贸谈判，并签订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最值得注目的协议内容有三点：第一，双方交易的支付和清算事宜，将由中国人民银行和日本银行签订具体交易合同来实现；第二，双方同意相互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第三，双方努力促请本国政府尽早就中日贸易问题举行两国政府间的谈判，并签订相关的协定。

关于双方互设通商代表的问题，该协定规定：“双方同意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早日实现”。在这里，中日经济界的民间代表显然是将常驻商务代表机构的设置作为两国贸易体制的一环来构想的，不过，由于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协定还只是将它的实施作为一个努力目标来规定的，对于“外交官待遇”的内容也没做具体规定。

显然，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政治色彩比前两次协定有所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具体化。这既是中日双方当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说明这一结果显然得到了鸠山的支持和默认。村田在给雷任民的信中，这样描述鸠山的态度：“关于我国政府给予贵我双方1955年5月4日于东京缔结的日中贸易协定支持和协作的问题，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的代表在1955年4月27日会见鸠山首相之际，鸠山内阁总理大臣对此明言将给予支持和协助。”

关于互设常驻商务机构问题。中方主张这一机构应该是有权、有责，代表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强调常驻商务机构应具官方性质，工作人员应享有外交人员的待遇和权利。日方则从现实的立场出发，提议双方代表均由民间团体派出。经过反复讨论，日方最后虽表示赞成中方的提案，但认为立即设立这样的机构困难很大，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在国际事务中，通商代表或外交官的外交特权是政府给予保证而且是互惠的，在没有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之前，这种特权的获得显然可能性不大。为此，中方主动做出让步。1955年5月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在东京签字。

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在于：（1）输出入商品品种有所变化，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比以前有所松动。（2）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增加了举办商品展览会这一新的形态。协定规定中国商品展览会1955年内在东京和大阪举办，日本商品展览会1956年春季在北京和上海举办。（3）明确了由民间经济交流发展为政府间政治和经济交流的意向。可见，第三次贸易协定“具有了明显的半官半民的性质，这个协定比前两次协议有很大的进展，即从单纯的民间贸易进入到半官半民阶段”。

第三次贸易协定最初协议的有效期是一年，即到1956年5月止。后经协商，双方确认协定延长到1957年5月4日，同时表明：“双方同意，在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延长期间努力实现互设民间性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从总的情况来看，第三次协定的执行情况要比前两次协定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总额的67.2%，延长一年之后，完成了77.67%。

第三次贸易协定期间，虽然只有3年多的时间（1955年上半年至1958年上半年），却贯穿了鸠山一郎内阁（1954年12月10日—1956年12月23日）、石桥湛山内阁（1956.12.23—1957.2.25）和岸信介内阁。由于鸠山内阁积极开展自主外交政策，短暂的石桥内阁和第一次岸信介内阁初期（1957.2—1957.4）基本上继承前届内阁政策，所以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了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可以说是中日民间交流的黄金期。中国方面提出的“民间往来，官方挂钩”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在此期间，日本国会和政府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意向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国会，这个时期通过的有关中日经济关系的决议主要有，1954年12月众议院通过的《关于邀请中国通商使节团的决议》，1955年7月30日众议院贸易振兴调查特别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缓和对共产圈国家输出限制的决议》，1956年3月30日众议院通过的《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等。

这时，日本政府首脑的基本想法也倾向于改善中日关系。1956年1月鸠山一郎第三次组阁之后，在施政方针中表明新内阁要在“改善对中共贸易方面倾注力量”。1956年12月石桥内阁成立，翌年2月石桥湛山在施政方针演说中也说，对于亚洲各国，要努力解决赔偿悬案，加强经济文化的合作，加深善邻友好，期待“互助发展”。在岸信介内阁初期，岸信介基本上也是积极支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关系的，前面所列的三个国会决议案中就有两个是他带头提出来的，可见他并非一开始就是反共反华的。但后来他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使中日关系全面中断，这是后话。

这个时期，中日民间经济交流除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外，还分别举办了中日商品展览会、开展了技术交流，签订了中日钢铁协议。

1955年10月17日，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规定，中国商品展览会在东京正式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日本国民公开展示自己的成果，参观总人数达66.6万人，远远超过了预想的46万人。1955年11月5日。中国商品展览会在东京结束之后移地大阪举行，参观人数达123.7万人，这是日本历届展览会中入场人数最多的记录。1955年12月15日。东京和大阪展览会的参观人数合计为190万人之多。1956年1月5日。这说明日本国民对新中国的发展还是非常关心的。

东京•大阪中国商品展览会得到了日本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国务大臣高碕达之助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分别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警视厅在保卫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东京都政府为展览会无偿提供了场地。大阪府、市政府和议会也都积极支持。日本各界对展览会的支持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

总之，中国商品展览会的举办，改变了日本人对新中国的看法，使之比以前更加关心新中国，增强了日本人的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正常化的愿望。对那些只知道半殖民地中国的日本人，通过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展品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

根据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日本商品展览会应在1956年春季举办，因筹备上的原因延迟到秋季。1956年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新中国举办商品展览会，中国民众普遍对此表示关心，在北京展览期间有125万人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毛泽东亲自参观了展览，周恩来和鸠山一郎相互致电祝贺，周恩来强调这次展览会在“扩大中日两国的贸易和技术交流”等方面的贡献，鸠山一郎则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会在“对两国贸易的促进上获得成就”。《人民日报》还配发了《欢迎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的社论。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结束后，又于同年12月1日在上海开幕，也同样很受欢迎，参观者合计多达168万人次。

参加展览的双方都希望以此为契机，促进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至少是贸易关系有一个大的发展。1956年10月15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以及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发表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日贸易的共同声明》，提出要在协定延长期间努力实现互设民间性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根据需要和可能进一步扩大贸易额，加强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促进早日签订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等。显然，双方都希望尽快实现中日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从1955年开始，中日两国的人事交流也逐渐多起来，这一年日本访问中国的有847人，占外国访华人数的17.8%，中国访问日本的有100人，占中国出访外国人数的1.7%。1957年日本访问中国的已超过1200人，中国访问日本的也超过了200人。中日两国的经济代表往来也比较频繁，访日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分为贸易代表团技术代表团两种。

二、岸信介内阁的反华态势

1、岸信介内阁与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五五年体制是在鸠山内阁任内完成，在岸信介内阁任内得以巩固的。鸠山下台后，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总务会长石井光次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竞选总裁，最后石桥湛山以７票之差战胜岸信介，当选为自民党第二任总裁并组阁。

石桥湛山就任自民党新总裁的当天，召开记者招待会，阐述其政策方向。在外交方面，石桥的基本主张是“就各种问题同美国磋商”，“借以调整日美关系”；“还要强有力地推进日苏、日中贸易”；但“恢复日中邦交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番谈话，定下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调，即不经美国应允，日本政府只能在经贸方面有所作为，恢复日中邦交难以迅速实现。换言之，石桥对华政策会比鸠山更积极，但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12月24日，石桥在首相官邸举行新内阁成立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阐述其内外政策。当记者问及日苏已恢复邦交，今后将如何开始同中国恢复邦交时，石桥将此外交悬案委之于联合国，说这“完全是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给共产党中国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愿花出相当时间，并且同步尽可能加强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关系”。1956年12月24日共同社东京电讯。此番谈话，不啻出任新总裁时谈话的诠释。

1957年１月25日至27日，石桥内阁召开日本驻亚太地区使节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大藏、通产省的有关官员也出席会议。多数与会者主张维持现状，对华发展经贸关系，但不建立政治关系。上述主张反映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构想。同年２月23日，因首相石桥患重病，内阁总辞职。

短命的石桥内阁没有留下任何政绩。事后不少人认为，如果石桥能继续执政，也许中日邦交正常化会提前十几年解决。从石桥本人的政治理念来看，这种假设不无道理，但作为首相，就当时日本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中美关系等情况来看，石桥未必能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只能说从总体关系上，中日之间可能不会像后来的岸信介内阁那样的敌对。

成立仅1个月的石桥内阁辞职后，岸信介顺理成章地组阁并出任自民党总裁。在岸任总裁的3年半时间里，基本上确定了自民党的政治方向。

在自民党历届总裁中，岸信介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岸信介于192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后进入农商务省。后来，农商务省划分为农林省和商工省，岸被划归商工省。1936年，岸退出商工省后，先后担任“满洲国”实业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相当于伪满副总理），成为日本在“满洲国”产业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制定并推行了《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939年，岸晋升为日本商工省政务次官，1941年44岁时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大臣，是东条内阁的得力干将之一，1942年在“大政翼赞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员，后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制定战时经济统制计划，指挥军事产业和战争物资的调配。

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东条内阁重要成员被定为甲级战犯，获释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54年与鸠山一郎创建日本民主党，先后任日本民主党和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是日本战后惟一的作为甲级战犯入狱尔后又担任内阁首相的人。

从个人经历看，岸信介与石桥湛山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岸自知个人历史不光彩，所以刚上任时不得不谨言慎行，一方面保留石桥内阁原班人马，一方面声称要继承前内阁的方针政策，采取所谓低姿态。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统治基础有所巩固之后，便以强硬姿态几次改组内阁，逐步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所谓“岸体制”。

从意识形态上讲，岸信介是一个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体系的政客。所以，从个人感情上他就讨厌社会主义的中国，笃信反共主义，反对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更害怕由于同中国交往而使日本赤化。

岸信介内阁的政治外交政策可以归结为三点：（1）排除“共产主义侵略”，坚持自主外交，以期建设和平的国家；（2）加强日美经济合作，密切同亚洲各国的贸易，以期产业经济的繁荣；（3）根据全体国民的意志，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这三点就是岸信介后来政治路线和外交路线的基础。

1957年4月30日，岸信介上台伊始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回答社会党议员提问时，关于中日恢复邦交和贸易问题阐述了以下基本立场：（1）日本政府认为，“一下子马上使邦交正常化”，现阶段条件尚未具备，“所以应当以积累方式沿着邦交正常化方向前进”；（2）“日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应以联合国为中心，为增进世界和平竭尽全力，而现实是至今中共尚未被允许加入联合国，不但没有代表权，而且，联合国还曾把中共视为所谓侵略国”；（3）因日本和台湾的关系，随意处理与大陆的邦交问题会引发严重事态，“根据日华基本条约，与台湾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之间，我们有正常的邦交”，“从国际信义上来说，我们也必须对此予以尊重”；（4）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应该积极予以考虑，日本政府希望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能够签订，但目前只能这样在民间层次推进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是以“日台和约”的存在和“大陆还未被联合国接纳”为根据，一方面拒绝立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邦交关系，而另一方面则对中日贸易关系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岸信介随后在出访时所作的涉华发言应该说大体上是沿着这条基本线走的。

岸信介内阁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其基本方针是“自主外交”，着眼点则是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实现日本的“自主”，并在日美安全体制之下，向东南亚国家渗透、扩张，从而达到做亚洲盟主的目的。为此，岸信介组阁后不久便访问美国，并两次出访东南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岸信介1957年5月20日至6月4日访问南亚、东南亚时打出“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旗号，挑拨亚洲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与尼赫鲁的谈话，他说：“日本和国府（指台湾政权）缔结了和平条约，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在大陆已成为稳定政权的事实，可是与中共发展贸易和正式承认其政府则是两码事”。关于日本所以要坚持这一外交立场的理由，岸信介向尼赫鲁作了如下说明：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联合国成员国；第二，联合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判定中国为“侵略国”的“决议依然有效”。对岸信介的这些论调，被周恩来总理批判为“公开对印度挑拨中印关系”，是“非常不友好的表现”。

显然，岸信介特意在日印首脑会谈中提起中日邦交问题的主要动机是：第一，通过将日本暂不能考虑对华复交的责任转嫁于联合国，并力图增强印度等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感；第二，日本拒绝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理由，也正是当时美国鼓吹、并被西方阵营认可的在国际社会和国际事务中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要理由，岸信介重申这一立场，并渲染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性，无非是为了向美国显示自己亲美反共的政治信念而已。

1957年6月，岸信介在访问台湾期间，三次和蒋介石会谈，谈及日本的对外政策时重申：第一，日本外交的基轴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和自由民主各国相提携，绝不采取容共及中立主义的立场，并和亚洲国家保持亲密关系；第二，日本和台湾有着特别深厚的关系，故相互应有比东南亚各国更为密切的联系；第三，日台应如孙中山所说，有必要在亚洲稳定和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相互提携，但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思想支配之下，对台湾当局所处的困难日本十分同情，这也是此时此刻必须强化日台提携的意义所在，日本愿意推进日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相互提携；第四，关于核武器问题，因为日本国民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体验，所以日本政府也和民众一起基于人道的立场展开反对活动。

对岸信介的上述表态，蒋介石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在核武器问题上日本的国民感情和政府立场虽可理解，但希望这种反对核武器的立场不要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利用；第二，要求日方在反共问题上拿出更为积极的对策，即大陆的共产主义统治不仅对台湾，也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所以日本应该明确打出反共路线，对共产主义加以防范。

对蒋的这一要求，岸信介表示，日本的保守党绝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只是在实行政策的手段和方法上，日本有自己的做法。关于在大陆恢复自由，日本也有同感。可是要了解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懂得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日本人大多对苏联抱着敌对或冷漠的感情，甚至有时还有愤慨之心；与此相反，对中国人则抱有亲近之情，这与是否共产主义往往无关。所以说在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收复大陆，我个人认为也是很好的”。岸信介认为，“亚洲处于混乱状态，从自由主义各国来说，如果受到共产主义的侵略，这将是个严重的问题”。

岸信介的这一立场可以说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早在1955年，时任执政党干事长的岸信介在谈及对华政策时就明确表示：期待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但“日本绝对不希望把台湾交与中共之手”。1955年以后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在筹划国共两党秘密会谈的消息也曾引起日本方面的疑惧。所以，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决不愿看到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7年6月20日，岸信介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旨在日本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忠实一员，将在亚洲迎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挑战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演说。这个令人注目的反共演说，获得美国的好评。

在对华政策上，岸信介比吉田内阁等几届政府更积极地实行“政经分离”政策，主张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只进行贸易交往。他提出“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国家进行合作；坚持亚洲一成员的立场，并将不承认中国的理由推卸到联合国的表决上。

表面上，岸信介是继续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实际上，是坚持“两个中国”政策。他试图在保持与台湾“外交关系”的同时，打开与大陆的关系，企图使联合国同时保持“台湾席位”和中国席位。岸信介的“两个中国”政策的背景有两个，一是岸信介要修改前任内阁特别是吉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吉田时期达成的“日台条约”，只是进行了一半，即只解决了日本同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而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尚未解决。根据当时的外相藤山爱一郎的披露，岸信介认为自己应将吉田的“日台条约”所留下的课题全部进行处理，以使对华政策更加完善。

如前所述，岸信介上台以后，在站稳脚跟之前，继续推行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的内外政策，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仍在顺利进行，为此，两国民间团体备受鼓舞，希望缔结一个新的贸易协定，充实民间经济交流活动的内容，以推动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957年4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等成立了第四次协定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新协定的具体内容也有了基本的考虑。但此事却一直拖至9月下旬才在北京开始交涉。关于推迟交涉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当时作为日方交涉主体的三个贸易团体还没有做好准备。但真正原因其实是新内阁的对华政策未定以及受岸信介本人连续出访的影响，在签订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前，日本需要取得美国和台湾方面的了解甚至同意。因为当时日本扩大对华贸易受到美国的竭力阻挠，所以日本政府不愿因此而影响日美关系，于是有意识地对有关方面施加影响，推迟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

在6月下旬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尽管岸信介一再向美国保证日本扩大对华贸易并不意味会马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但从日美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日本方面扩大对华贸易的要求仍未被美国全盘接受。于是在日本对华贸易问题上做了冷处理：不仅日本方面所拟由11条构成的联合声明草案中的“承认日本扩大对华贸易”条项在定稿时被完全删除，而且连岸信介在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美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反复强调的关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认识，也未在联合声明中得到反映。

但是，为了避免给人以过分追随美国外交的印象，岸信介首相特意在联合声明见报当天于华盛顿国际记者俱乐部用英语发表演说时，重申对华贸易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岸信介称，日美贸易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了重要位置，但日本经济只依存对美贸易不可能实现自立，还需要其他市场如颇有发展余地的东南亚尤其中国大陆市场，而且日本能够做到在不致给自由世界带来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扩大对华贸易。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日本只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行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理所当然是该国独自的政策，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同样完全立足于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之上。

在这里，岸信介实际上是就日本的对华政策，通过各国记者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显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积极谋求和大陆发展贸易，但不会即刻且无条件在外交上承认对方，而这个条件便是联合国对中国大陆的承认；第二，日本遵守自由主义阵营的规则，维护其安全利益，但在不影响这一点的情况下，按照一定的限制推进对华贸易，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则有权基于本国利益就此做出外交政策上的选择。

6月下旬，日本政府声称已取得美国方面对日方欲扩大对华贸易的理解，遂开始具体探讨放宽对华出口限制问题。7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发表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通告，其中有272种品目被宣布解除禁止出口限制。8月，岸信介首相大幅调整内阁成员，并启用财界人士藤山爱一郎为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交涉于9月在北京正式开始。

9月17日，以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日本通商访华团来到北京。9月22日，双方开始谈判。谈判的核心议题是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问题。谈判中双方分歧的焦点有三：（1）指纹问题。根据日本法律，一般外国人入境，居留两个月以上者须在身份证上留有指纹，外交官则予免除。在谈判中，中方提出，日本这一法律不应适用于身份明确而且应具有政府代表资格的中国商务代表，强迫中国商务代表留指纹是一个带有污辱性的条件，绝对不能接受。要求免除对中国商务代表采取指纹。（2）商务代表机构的人数问题。日方认为双方的常驻人数应该予以适当的限制。日方限制的理由主要是担心中国会借机派遣很多人到日本从事政治活动。中国认为，常驻机构的人数应根据工作需要，不同意限制人数，并表明，中国的派出人员绝对不从事政治活动。（3）悬挂国旗问题。日本民间团体对此没有异议，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认为，双方互派的商务代表既是纯民间性质的，不应享受外交官待遇，所以也就不能承认商务机构有悬挂国旗的权利。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从上述交涉中不难看出，中方是想把民间经济交流向政府或准政府的方向推进一步，以早日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是，作为纯民间经济团体代表的池田正之辅等人，碍难代表政府作出承诺，遂建议中止谈判，允其回国请示政府。

于是，经过40多天的商谈，双方于1957年11月1日通过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正文草案并就其中的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这一具体问题拟定了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基本上是采纳了中国的主张。

谈判中断之后，日本国内民间经济团体举行大会，要求尽快恢复谈判，缔结第四次贸易协定。1957年11月28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组合、中日贸易会、中小企业国际贸易协议会等256个经济团体在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的支持下，在东京召开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第一次全国工商业者大会，有351人出席。大会要求在年内缔结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并请求国会改订外国人登录法。1958年1月28日，在东京又举行了有321人参加的“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者大会”。

1957年底，岸信介内阁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决定向下届国会提出外国人登录法修改案。1958年1月30日，社会党“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对策委员会”委员长胜间田清一、日中贸易协定协商委员帆足计、前田荣之助等就缔结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问题与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官房长官爱知揆一等会谈时，政府仍表示要以民间协定的形式尽快签订这一协定。但就在日本通商使节团即将去中国传达日本政府的意见并就此问题再次进行协商时，自民党却向他们提出了不给予外交特权、不承认有悬挂国旗的权利等4点指示，要求修改备忘录内容。

岸信介内阁要求修改协定和备忘录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给人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印象。自民党决策层的最终意见是，基本上不给予中方通商代表部以外交特权，即不承认中方通商代表部有权在建筑物上悬挂国旗，通商代表部的人员也应该维持在最小限度内。另一方面，尽管非外交机构成员及其家属免按指纹有违日本的外国人登录法，但最终以法务大臣的职权，将其承认为行政特例，对中方通商代表部即便在日本逗留一年以上的成员也给予免除按指纹的待遇。

1958年2月25日，谈判中断约四个月以后，双方在北京重开谈判。当日方代表将按照自民党的意见修改后的备忘录条文交给中方后，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日方的修改案，加之日本代表团中在野党议员及贸易团体的代表也不赞同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意见，所以双方在对原来草案做了若干文字调整的基础上，于3月5日正式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及备忘录。就是说，双方签署的文件基本上没有采纳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修改意见。

关于当时自民党主流和政府当局对此的反应，岸信介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述的：“日本政府如同意这个协定和备忘录，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为中方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虽称民间团体，实际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日本既然还没有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大陆，就不能给予其政府的职员及其家属外交特权，也不能允许在建筑物上悬挂其国旗。可是，发展对华贸易不仅有经济上的好处，而且也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为使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所具的能量不致用于“搅乱亚洲”，我主张以政经分离的原则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大公约数。而那时自民党内多数意见也对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持默认态度。”事实上，3月中旬日本方面已就民间贸易协定的处理召开了主要阁僚参加的政府首脑会议，最后议决的结果是政府基本上同意该协定，但公开时则称政府对此予以“协助或支持”，除了明确不给予通商代表部成员以外交特权之外，其他则由日本政府根据情况“妥善处理”。

第四次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中国政府表示了积极赞成的态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协定中关于互设常驻商务代表机构的有关事项是“切实可行的”，“互派常驻的商务代表机构是中日两国人民和经济界的长期愿望。……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日贸易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国内舆论对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也予以高度评价，社会党等在野党还进而要求政府和自民党为促进日本国民的利益迅速承认协定。日本贸易界和产业界以及社会舆论对这一新协定当然也都是欢迎的。一则由于这一协定是经过长时间交涉和克服重重困难之后签定的，二则在于随着这一协定的实施，中日两国贸易将会正式地正常发展起来。在日本经济界的人士看来，这一协定的签订，意味着“在今年日中贸易就会获得飞跃性的发展”。

日本舆论界对协定普遍表示欢迎，同日的《每日新闻》表示《协定》“无疑会起改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作用”；《读卖新闻》祝贺《协定》签订，强调“为了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早日签订协定和备忘录是必要的”；《朝日新闻》认为《协定》“已经起了消除两国之间在贸易方面的主要绊脚石的作用”。通产省官员也肯定《协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在许多方面都有好处”；甚至“政府及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大多数人都对这一步骤表示赞同”。但是，财界，尤其是金融业界，担心会引起美国的不快，对《协定》抱审慎态度；外务省发表非正式谈话，认为《协定》中列入允许中国贸易机构悬挂国旗并享有包括豁免权在内的外交特权的条款“最不妥当”，表示反对。

正值此时，中国进入大跃进时代，经济建设进入了所谓“规模更大、水准更高”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盲目地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日本经济界对此非常关注，期待着日中之间新的经济交流时代的到来。因此，中日两国都期待着能通过第四次贸易协定的实施，使两国的经济关系大大地发展一步。但事与愿违，就在此时，中日关系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

2、中日关系急剧恶化

本来，日苏邦交正常化以后，恢复日中邦交理应提到日本外交的议事日程。但鸠山内阁对中国的积极建议始终置若罔闻，没有给与正面的回答，采取拖延政策。短命的石桥内阁没有来得及做事就匆匆结束。岸信介内阁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对其恢复中日关系仍抱有期待，直到岸信介访问台湾之前，中国这种积极的态度一直没有减弱。

日台关系的发展显然是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957年底，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暂时中止、日本代表从北京返回东京后，日本政府决定提请国会修订有关外国人押捺指纹的条文，台湾方面“疑其用意在对中共贸易官员入境，打开方便之门”，十分害怕。

第四次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台湾方面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58年3月12日蒋介石给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寄送了亲笔信，要求日本政府不要承认民间贸易协定，但日本政府并没有任何反应。3月13日，台湾“外交部”以“日当局未澄清对该协定态度”为由，宣布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台日贸易谈判，台湾“立法院”也通过了对日非难决议，并借助公机构和媒体声称不惜断绝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以对岸信介内阁施加外交压力。15日，令其驻日“大使”直接向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提出抗议，称日本政府承认设立通商代表部一事，与事实上承认中共政府是相关的，对此他们绝对不能同意。同时坚决反对协定备忘录中的悬挂国旗一节。19日，台湾宣布中止对日贸易，暗示不惜施行经济抵制。此间，日本提议派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赴台解释，以资疏通，但台湾坚决拒绝了。台湾方面态度如此强硬是日本没有想到的。面对台湾的政治抵抗，本来就倾向于反共亲台的岸信介，最终向台湾方面让步了。

同月19日，访问日本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威廉斯也表示不满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他在规劝日本政府应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谨慎态度时指出，美国现在是全面禁止对华贸易，日本若判断展开对华贸易于本国有利可图，当然可以自由决定此事，但美日关系一直处于密切状态，所以两国“在应对共产势力的威胁方面也应该具有共识。希望日本能从长计议，就中共贸易做出明智的决定”。

于是，1958年４月１日，日本驻台“大使”崛内谦介奉命向蒋介石递交了岸的亲笔信，信中保证日本政府绝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给中国商务代表机构“特权”，不承认该机构有权悬挂国旗等。4月9日，岸信介在政府对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的批示中表示：“政府鉴于扩大日中贸易的必要性，将尊重第四次民间日中贸易协定的精神，在我国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政府这个事实，还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关系，给予支持和协助，以便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同时，岸信介又通过在众议院答辩重申日本政府的方针：虽然积极发展对华贸易，但并没有考虑马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可以在邮政、气象等事务和技术领域签订中日两国政府的协定。

显然，邮政、气象等协定虽属事务性领域，但只要签订的是政府协定，就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必然会引致台湾方面更激烈的反对。于是，日本方面不断向台湾派出政府和自民党的高官，去解释“扩大对华贸易与恢复邦交是两码事”，又以发表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谈话的方式，阐明岸信介内阁的如下立场：第一，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是以中日双方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互相遵守对方国内法令为原则，根据中日双方的经济要求专门为了扩大中日贸易而签订的；第二，该协定是双方民间团体之间的协定，不是政府之间的协定；第三，因日本政府现在无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故也无意承认根据协定设立的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机构的特权和地位，但打算在日本国内现有法令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支持和协助；第四，日本政府鉴于还没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所以不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中国国旗。

日本政府的这一正式见解发表之后，台湾方面认为自己在交涉中已经“完全获胜”，乃于次日宣布恢复与日本的商务往来，4月14日，恢复台北的贸易会议。

中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则大失所望。总的来说，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只承认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纯民间和纯经济的性质，不承认它的政治意义。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中国寄予这个协定以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协定，特别是通商代表机构的设置，求得两国政府间的接触，尽快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显然，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与中国的这一期望和愿望相去甚远。

于是，4月13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以“日本政府露骨敌视中国人民，对于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又竭尽破坏”的理由，分别致电签订协定的日本经济三团体，宣布拒绝实施协定。在此前后，《人民日报》接连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点名批判岸信介内阁破坏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样，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只是举行了签字仪式，未能付诸实施。

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中日之间便不断出现外交纠纷和矛盾。先是发生刘连仁事件，山东省高密县农民刘连仁，1944年9月被日本抓去送到煤矿当劳工，因不堪忍受，1945年7月逃出，躲进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穴居山野13年，成为茹毛饮血的野人，1958年1月被日本猎人发现。但岸信介内阁不但拒不承认抓掳中国劳工的事实，反而竟要以“非法逗留者”的罪名处罚他。3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日本政府不能逃避责任”的声明，抗议日本当局迫害刘连仁的罪行。迫于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国际舆论以及日本众多民间组织的压力，刘连仁被送回中国。1996年３月，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01年7月12日，刘连仁全面胜诉，被告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接着是所谓查询在华去向不明的日侨的纠纷，1957年5月13日，日本政府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佐藤正二向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交了一封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在华“下落不明”的日本人的信件和一本载有35767名所谓未归国者的名册。中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华日侨总数约有35000人，其中29000余人经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红十字会的共同协议，已顺利回国。目前依然侨居在中国的日侨，都是表示愿意长期或暂时留居中国的，因此不存在什么“下落不明”的日本人的问题。中国拒绝了日方的要求。这就是所谓查询在华去向不明日侨的纠纷。最后是长崎国旗事件。后者是对中日民间经济交流活动影响最大、直接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的最严重的事件。中国遂采取断然措施，全面中断了中日关系。

1958年4—5月，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长崎一家百货公司主办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日本政府虽然不同意中国常驻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有悬挂国旗的权利，但展览会是临时性的，而且根据对等原则，日本在中国举办商品展览会时悬挂了日本国旗并受到中方保护，因此这次展览会也悬挂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台湾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想尽办法要改变这一状况。4月30日，台湾驻长崎“总领事”向长崎县知事、其驻东京的“大使馆”向外务省分别提出了立即取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要求，外务省遂劝告展览会主办团体取下国旗，但为民间团体所拒绝。5月2日下午，两个日本人突然闯入展览会场，扯下悬挂着的中国国旗，会场主持人立即将其送交长崎市警察局，要求查明其身份、动机并根据日本刑法第92条损坏外国国旗尊严的条例予以惩罚。但长崎市警察局当天晚上即以没有损坏器物（非国旗）为由，将肇事者释放。中国认为这是损害中国国家尊严的严重政治事件，乃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则认为，侮辱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不适用刑法第92条（侮辱国旗罪），只能以弃损器物罪论，未接受中国的主张。这就是酿成令舆论大哗并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长崎国旗事件”。

中国政府极度不满日本政府的处理。本来，中国对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于是，以此为导火线，采取断然措施，断绝了中日之间的一切往来：5月8日，中国矿产公司、中国五金进口公司电召正在日本谈判的代表团回国。5月9日，外交部长陈毅谴责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事件。同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分别打电报给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输出入组合，就国旗事件向岸信介政府提出抗议。5月10日，中国政府决定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正在东京谈判钢铁易货贸易合同的中国钢铁代表团决定停止谈判回国，中日钢铁协议即告中止；中国停止购买在广州、武汉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展品。5月11日，陈毅向外国驻北京记者宣布，中国决定从即日起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文化关系。5月17日，中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通知日本的“欢迎中国妇女代表团实行委员会”，该团访日延期。5月19日，正在日本进行公演和访问的中国歌舞代表团停演回国。5月3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通知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商船无特别许可不得进入上海、大连、天津和秦皇岛港。6月3日，中国外轮代理公司通告日中贸易促进会，停止对日本商船的长期代理业务，今后日本船来华必须临时申请；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通知日本体育协会1958年的体育交流全部取消。6月4日，中国红十字会宣布暂缓援助日本妇女回国探亲。6月11日，中国渔业协会拒绝延长即将期满的中日民间渔业协定。6月18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通告日方中国停办名古屋、福冈商品展览会。

至此，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全部中断，1952年以来仅仅持续了6年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活动受到了挫折。岸信介内阁决定对中国问题暂时采取静观态度。

1958年5月以后，中日关系全面中断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从经济方面看，给日本民间经济团体带来不小的损失。据日中输出入组合的估计，在1958年5月25日以前，日本进口损失122亿日元，出口损失131亿日元，加上其他方面的损失，合计300亿日元。同年8月日中输出入组合公布《日中贸易白皮书》指出，由于贸易中断，被废除的合同额，出口方面约4400万美元，进口方面约5300万美元，合计9700万美元，再加上正准备签约的10万吨大米的合同，总共是1.1亿美元，约合400亿日元。同时，正在广州和武汉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也停止出售展品，价值约6.5亿日元。

两国关系中断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在中日关系中断之前，日本60%的大豆从中国进口，中国长芦盐也曾大量出口日本，中日关系中断之后，中国的大豆和盐失去了日本这个重要的市场。两国民间的人员交流也受到了影响。1957年日本有1255人访问中国，中国有146人访问日本，1958年5月两国关系中断之后，人员往来大大减少，对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有着重要影响的经济代表团的互访（日方11个、中方5个）也被取消。结果，1959年日本访问中国的只有222人，而中国无一人访问日本。

如前所述，在岸信介内阁时期，恰是中国国内在“左倾”路线下的多事之秋。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1958年上半年，处在推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的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在国内全面推动和部署大跃进运动，一方面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变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免去了主持该方针多年的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职务，把周恩来过去的外交政策定性为右倾保守，在内部受到批判。随后，中国外交部受命向美国政府接连三度发出严重警告，最后一次，即6月30日，更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为此，毛泽东指示军方立即准备再度炮击金门。

上述中日关系的僵局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发生的。显然，一方面，岸信介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右”，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又越来越“左”，于是，双方关系越来越僵，矛盾越来越激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国政府全面中断中日关系的目的，无非是向日本政府表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并试图在日台经济关系上设置一些障碍。但事实上，中国的这一非常措施并没有对日本政府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形成太大打击，因为日本经济还没有依赖中国市场，对经济界的上层来说，他们利益的命脉是与美国和东南亚的联系。这样，受打击最大的其实是日本的民间经济团体所属的商社。这些商社，有的是专营中国货物、专门从事中日经济交流和友好事业的，他们的经济活动本来在日本就受到排挤，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而经济活动的利益还没有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个关头，中日贸易的突然中断必然使他们面临着破产和倒闭的危险。对于兼营中日贸易的商社来说，中日贸易的中断也使他们收益大减，乃至使这些商社急剧骤减。很多商社不得不大批裁减工作人员，缩小规模。

不言而喻，作为这些商社组织者的民间经济团体，也受到不小的冲击。例如，日中输出入组合是依靠借款和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各个商社的赞助建立起来的，中日关系断绝之后，旗下的商社或企业有的失去了对华贸易的积极性，有的干脆退出了日中输出入组合，从而使这一团体难以为继。

中日关系的中断在日本各界人士的思想和认识上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最初，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的决定普遍反映没想到和不理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机关刊物《国际贸易》认为，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签订仅仅经过了两个多月，日中关系就突然进入停止一切商谈这一“战后最坏的事态”，实在“没有想到”。

与中国签订民间钢铁协议的八幡制铁常务董事稻山嘉宽，得知刚刚签订的钢铁协议因为中日关系的中断而不予生效的消息后非常恼火，深表不能理解。他当时反复强调，钢铁协议“与政府毫无关系！与第四次贸易协定也毫无关系！而是我们以民间身份签订的”，即没有理由将两国关系或第四次贸易协定的影响殃及民间的钢铁协议，但“到后来他才逐渐地理解了中国不得不这样做的道理”。

先在日中输出入组合工作，后又自始至终从事LT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的须田生三也说，“长崎国旗事件是一个政治事件，与经济贸易，特别是与日本的经济团体之间毫无关系，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南汉宸给与此事件毫无关系的贸易三团体打电报，宣布中止贸易合同，使人不能理解”。他还说，“我一生的工作都与中国有关，而且坚持到了最后，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但在我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就是在日中输出入组合工作的时候。因为中日关系断绝，人们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是日本方面所没有想到的，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当时还有人认为“中国的这一举措不太稳妥”。

于是，有些从事日中贸易的人由对中国政策的不理解而开始怀疑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甚至对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产生了疑虑。当时有人指出，“中国是以政治来驱动市场的，从今以后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安定的市场，恐怕是很危险的”。在以前，那些对与中国的贸易抱有消极态度的人多持有这种看法，长崎国旗事件之后，这种看法在经济界越来越普遍，于是，如下看法占了上风：“正如日本舆论所宣传的那样，和中国做贸易果然危险，得冒很大风险”。

此外，有的工商界人士认为，中国的措施并不仅仅停留在中止新的贸易谈判上，还扩大至宣布中止执行已经签订的契约上，这是经济交流活动中最忌讳的，它对每个工商业者来说打击是太深刻了。从中国一贯对民间工商业者的处理方法和态度以及“必须尊重商业规则”等的角度来看，“即使对中国的立场一时可以谅解，对中国的措施也是难以接受的”。

但是，日本的友好人士对中国的做法还是充分同情和理解的。在长崎展览会之前的1958年2月和4月，在广州和武汉分别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广州和武汉日本商品展览团副团长森井庄内在“长崎国旗事件”后，发表了以下谈话：“广州、武汉的日本商品展览会的会场上都悬挂着太阳旗，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中国方面还建议：晚上可以把旗子降下来加以修整，脏了可以更换。日本方面往往漫不经心，经常是中国方面不声不响地给换上新的太阳旗。中国对待日本国旗的态度就是如此严肃。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喜欢太阳旗。很多人一看见太阳旗就想起过去令人憎恨的战争，有的人当场愣住，有的人心里很难受。当日本开始接连发生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件时，展览团中国方面的办公室接到许多关于悬挂太阳旗的信件、电话乃至直接的抗议。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说服工作，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发展两国的经济和友好。”森井庄内的这段话可以说比较公正、客观地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对“长崎国旗事件”反应如此强烈。

其实，“长崎国旗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在没有协定的这一年期间，中国方面蒙受了不少屈辱。先是预定在名古屋、福冈举办中国展览会的先遣人员因指印问题而被阻滞香港，随后在代表机构问题上日本政府又吹毛求疵进行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侮辱国旗的事件，可以说中国是忍无可忍了。正如外交部长陈毅说说，“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关于1958年中日关系的全面中断，后来人们也曾假设说，“如果不中断的话，中日关系在60年代发展的速度将会是什么样？至少比备忘录贸易的发展要快得多。因为钢铁贸易是五年长期合同，常驻通商代表最多可以到50人，而备忘录贸易的代表最初只有3人，后来才增加到5人”。的确，如果没有两年半的关系中断，如果民间的经济交流能像1955—1957年那样顺利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也许不是在70年代而是在60年代。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现实毕竟是现实。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在中日之间如此隔阂，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的情况下，面对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面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国的选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3、中日之间的“原则”之争

从1958年中日交往的是是非非中，中国感到，与日本打交道，只强调民间的友好往来和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不明确地树立政治性原则是不行的。为此，中国政府向岸信介内阁提出：1.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这就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政治三原则”。同时，中国政府还提出，今后在发展中日关系的过程中，两国的经济问题必须与政治问题同时考虑，两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后来的所谓政经不可分原则。

1958年7月7日，为纪念卢沟桥事变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社论。社论指出：“如果中日两国在平等和友好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和平共处，开展各方面的往来，这不仅符合于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符合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但是，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敌视中国人民，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往来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

同年8月，日本社会党议员、原国际局长佐多忠隆访问中国，探寻恢复中日贸易的具体条件。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他时，着重提出了处理长崎国旗事件的三项措施和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

佐多忠隆回国之后发表了访华报告。报告称，中国提出的三项措施是：（1）日本政府必须派人把中国国旗重新悬挂起来；（2）应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论罪，处罚扯旗者；（3）正式派代表到北京道歉。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是：（1）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

进入1959年，中国政府更加坚决地强调这一中日关系三原则。4月1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与政治三原则相同的问题以及中国必须采取的态度。

应该说，政治三原则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事关中日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很难向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发展。其实，这三原则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外政治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不仅是日本，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始终在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承认并支持台湾就是敌视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访问台湾，并在国会声称，“由于国际信义的关系，要始终尊重台湾政府，这是日本的外交路线”，并且说，“为了日本的安全，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人民日报》，1959年2月16日。，进一步明确了他的反共态度。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言行。所以，岸信介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改变政策，中日关系就很难发展。

显然，岸信介内阁不可能接受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因为岸信介本人和执政的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府根本不承认他们的政策是敌视中国或阻止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见当时双方要在各自的立场上找到共同点并寻求改善目前事态的方法是有一定距离的。

关于政经不可分原则，是针对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政经分离这一方针而言的。本来，政经分离并不是日本政府首先提出来的一种政策，而是日本经济界一些人的一种想法。其意思是说，在当时情况下，日本与中国从事经济交往，与政治无关。不管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应该与中国开展贸易。民间经济界的这种想法既符合当时日本民间希望与新中国展开经济交流的愿望，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认可。因为美国政府和吉田内阁最初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正在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而中国则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

日本政府将政经分离作为一种对华政策的方针起源于何时尚不可考，但从吉田内阁到岸信介内阁，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基本上都是遵从了这一方针。从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日台条约》之后，吉田内阁开始以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中国关系的一个方针。吉田茂的意思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上坚持《日华和平条约》，与台湾保持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一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往来。不过，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均由日本民间团体负责，政府一般采取不干涉、不过问的态度。也可以说，日本在暂不考虑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下，开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但随着中日民间经贸关系的顺利进展，台湾方面开始担心日本会政经不分而表示反对。1957年6月，岸信介访问台湾，重申日本在政治上完全倾向于台湾，无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在此原则下，日本的民间团体与中国进行民间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显然，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一意义上的政经分离，1959年3月，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访问中国，在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政治和经济问题，必须同时商谈同时解决；而且在当前，政治问题必须居于优先地位”。这是中国关于“政经不可分”主张的最早提法。

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又再三强调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在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周恩来重申：“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石桥湛山对此表示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对这一原则又作了如下表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社论还指出，日本人士为中日友好而对中国的访问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动，“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行动，将能够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提供有利的条件”。

对中国提出的政经不可分原则，日本有些人是完全支持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理解。如日本内阁调查室客员调查员清国重利认为，“中共对日本坚称政经一体。但它却以极为宽松的态度对待日本以外的国家。只对日本讲严格，很难让日本人心服口服。……为增进国利民福，首先从事文化、经济的交流，应是公认的和平共存的真意。而在这一点上，中共却与世界的常识相反，只对日本强调政经一体，其真意为何？”

从1958年5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到1960年8月23日周恩来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陷于停顿状态达2年半之久。中日关系的全面中断，给日本的中小企业或商社以不小的打击。对这些商社的困难，中国政府不能不予以必要的注意和关心。

1959年2月和3月，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相继访华，向中国有关方面反映日本中小企业的困难处境，希望中国设法变通有关政策，对个别企业予以照顾。中国政府虽仍然认为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中日之间就不能恢复任何形式的经济交往。但中国政府又表示不能无视一贯积极支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日本中小企业和商社的困境。周恩来表示，对于非常困难的中小企业，“如果有友人介绍并有不反对中国的适当的保证的话，考虑由民间就贸易问题进行个别的会商”。于是在非贸易途径方面出现了“照顾物资”这一形式。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作为负责这一形式的窗口，组织有关商社与中国展开经济交流，中国方面则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即通过中日两国的工会系统，中国向日本的中小企业供应一些物资。这种经济交流形式既非贸易，也非救济，而是名曰“照顾物资”，因而双方的贸易团体都没有出面，也就是说正式的经济交流还不能算是恢复。

1959年5月，两国工会代表在广州就首批“照顾物资”细节达成协议。同年7月和11月，第一次成交的20公吨生漆、100公吨栗子先后运抵横滨和神户港。此后这种“照顾物资”的交涉又在北京于1959年8月下旬、9月中旬和12月进行了三次，总共进行了四次这种“照顾物资”的交易。“照顾物资”交易的进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为打开中日关系而采取的一个实际的步骤。

如前所述，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之后，日本经济界以及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团体一度对中国的强硬措施很不理解，但反思既往，他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是源于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因此，要打开中日关系的僵持局面，就必须发动国民运动，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对中国的政策。于是，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打开中日关系的国民运动。

1958年5月13日，内山完造、小畑忠良、铃木一雄和中岛健藏等为恢复日中关系发表《告国民书》。17日，日本的18个团体联合召开恢复日中关系紧急国民大会。随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中输出入组合等民间团体以及日中友好协会等，组成了促进实施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工商业者协议会和完全实施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国民运动实行委员会。5月20日，该协议会和该实行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打开日中关系紧急事态国民大会，其中有工商业者、地方议员，也有工人和学生等。

6月，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3日，关西中小企业日中贸易协议会要求政府赔偿中断日中贸易的损失。4日，要求恢复日中贸易的各团体和厂商，派代表向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面交5月20日国民大会决议书，要求政府支持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解决国旗事件。5日，日本钢铁工业联合会向政府提交抗议信，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态度，无条件保证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促进日中贸易。17日，日本商工会议所召开会议，决议要求恢复日中贸易。19日，日中友好协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抗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等。

6月底7月初，日本国会内斗争加剧。6月25日，自民党首脑决定解散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翌日，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召开不包括自民党议员的理事会，决定联盟继续存在。7月1日，浅沼稻次郎等6名议员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消除日中两国间紧急状态的决议案》。7月2日，围绕重开中日贸易问题，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举行会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日本输出入组合专务理事高见重义、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八幡制铁株式会社常务董事稻山嘉宽、日本硫安输出株式会社专务理事大仲斋太郎作为重要参考人到会陈述意见，希望政府停止静观、采取积极措施，重开日中贸易。

8月6日，岸信介表示对中日关系当前仍要继续静观，为此，民间团体的国民运动更加高涨。8月11日，恢复日中经济关系厂商协议会成立并发表《日中经济紧急事态白皮书》，提出了重开日中贸易的方针，即彻底实施第四次贸易协定，就长崎国旗事件向中国道歉，缔结第四次日中渔业协定等。8月18日至22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渔业协议会、日中贸易促进会等组成的打开日中经济工商业者协议会组织汽车陈情团，从大阪出发，途经京都、岐阜、名古屋、滨松、静冈、横滨、川崎等地的政府机关和商工会议所，要求彻底实施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提出的口号有“景气从重开日中贸易始”、“立即重开友好和互惠的日中贸易”等。汽车陈情团到达东京后，立即在东京都内举行了历时四个小时的游行，随后召开打开日中关系全国工商业者大会，会后向政府各有关部门提出了陈情书，内容包括保证第四次贸易协定的完全实施，缔结日中渔业协定并保证其实施等。

但是，岸信介政府并没有因国民运动而改变自己的对话政策，却从1958年10月开始，把其外交重心放在了对美国交涉，签订新日美安保条约上。1960年1月19日，《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安保条约签订，以取代1951年的旧安保条约。这样，日本民间经济团体要求重开日中贸易、打开日中关系的运动被反对安保条约的“安保斗争”的新高潮所淹没。

在岸信介内阁时期，中国对日本政府批判的激烈程度和次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据统计，从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至1960年7月15日岸信介宣布内阁总辞职为止，仅《人民日报》发表的直接批判岸信介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对外政策）的主要文章就有50篇之多。

三、日本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的中国观

1、石桥湛山的对华认识

石桥湛山1884年生于东京，出身佛教世家，从小受佛教文化影响，敬仰中国文化。石桥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08年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历任总编辑，主编和社长，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

石桥早年在任《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时，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在日本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时，石桥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早在1911年就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从1912年开始，他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等社论。他在社论中写到：“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为此我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

所谓“小日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岸信介的“大东亚主义”和吉田茂的“脱亚入欧”口号的截然不同的亚洲观，其核心是放弃满洲。日本在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开始有了要吞并朝鲜、满洲的要求，而石桥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当时的这种社会思潮。他以大量的统计资料证明，拥有殖民地在经济上没有价值，大日本主义只是个“幻想”。1920年，石桥撰写了《日美冲突的危险》一文，认为日美两国不断朝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中国迎头相撞，肯定会导致冲突，战争难以避免。事实证明，石桥独具慧眼，预见准确。

以鲁迅研究著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在战前对石桥不甚了解，但战后读了《石桥湛山全集》后深有感触地说：“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亚洲主义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绝望了”，而这样的人“我终于找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桥转入政界，1945年11月加入日本自由党，任顾问。1946年5月，任第1届吉田茂内阁大藏大臣，后兼任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物价厅长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石桥便积极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努力。1951年12月14日，中国政府向日本财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发出邀请，吁请参加拟于195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石桥认为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好机会，并做出积极反应，于1952年1月成立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决定派团参加，但因日本政府阻挠未能成行。1954年组织成立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在促进中日经济贸易，改善中日关系方面作出了努力。

1954年石桥因反对首相吉田茂而脱离自由党，同鸠山一郎等人组成日本民主党。同年12月出任鸠山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此间，正值中日谈判签订第三次贸易协定。在谈判期间，石桥会见了雷任民等中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这是战后日本阁僚同中国要人进行的第一次接触。在其支持下，1955年5月4日中日两国顺利签订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1956年12月，石桥当选为自由民主党总裁，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次年2月因病辞职。石桥湛山在当选总裁的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石桥内阁“要强有力地推进日苏、日中贸易”；但“恢复日中邦交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此番谈话，定下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调，即日本政府只能在经贸方面有所作为，恢复日中邦交难以迅速实现。换言之，石桥对华政策会比鸠山更积极，但不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12月24日，石桥首相在新内阁成立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又说，今后将如何开始同中国恢复邦交，这“完全是联合国的问题”，因为“联合国给共产党中国打上侵略者的烙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愿尽可能加强经济关系。石桥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的无为态度，引起在野党及工会团体的不满。1957年１月25日至27日，石桥内阁召开日本驻亚太地区使节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多数与会者主张维持现状，对华发展经贸关系，但不建立政治关系。上述主张反映了石桥内阁对华政策的基本构想。

但是，作为政治家的个人理念，石桥始终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从1950年代末起，石桥数次访华，他的对华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发展中日外交关系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正常的两国关系，但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关系切断，而应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推进。第二，日本为了改善对华关系，有必要调整现有的日美关系，现在虽然不必急于修订日美安保条约，但应该留意不让中国方面感到维持这个条约体制是一种敌对行为。正如石桥在访华前所说：

我绝对不打算做会给政府正在进行的修改安保条约交涉带来麻烦这类事。相反，虽然间接但却准备朝协助政府的方向，对中共确认一些情况。这是我的真意。如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访华，我相信自民党内不用说，日本全体国民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石桥的基本立场是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但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但在世界冷战格局下，石桥的政治理念最终沦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冷战结束后，石桥的“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也许，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1990年代中期，日本出版界、学界曾有过一股“石桥热”。石桥的各种“小日本主义”思想文本被重新发掘、出版，引起战后民主主义一代知识精英的热议，令人眼界大开。其中先驱新党党魁武村正义的《小，然而熠熠发光的日本》，系统诠释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

1959年在中日关系因“长崎国旗事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石桥主动致信周恩来，要求访问中国。石桥在信中提出“三项原则”，即（1）中日携手，共建世界和平；（2）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交流；（3）相互尊重对方业已建立的外交关系。他欲以此三原则作为打开僵局的钥匙。应周总理的邀请，1959年９月７日，石桥率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加藤常三郎以及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经济学家高桥龟吉、新闻记者等10人启程访华，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位首相访问中国。在北京期间，周总理为石桥一行举行欢迎会，石桥等与廖承志、周总理等先后举行多次会谈。９月20日，双方发表“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会谈公报”。公报强调两国人民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为基础，努力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加深相互信任，改善两国目前的关系，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而合作；公报还采纳了“政治三原则”和石桥“三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同时载明石桥同意周总理提出的“政经不可分离原则”，即“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石桥湛山表示，“中日两国为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努力。”但是，“日本的现状和现存的国际关系，有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应该尽最大努力，早日加以改变，并且逐步促其实现。”石桥建议，“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应该增加接触，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好。”2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等会见，石桥、加藤、高桥等6人，就进一步解决两国关系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石桥一行访华及“会谈公报”的发表引起日本各界人士和报界的注目并受到积极评价，岸内阁日益孤立。９月23日，日本各界人士150余人集会，热烈欢送前往北京出席新中国建国10周年盛典的观礼代表团。日本代表团团长片山哲和首次派团出席国庆观礼的日共代表团团长袴田里见，以及风见章、浅沼稻次郎等均表示了实现日中友好的决心，排除岸内阁反华障碍的力量在集结中不断壮大。

1960年７月15日，在“安保斗争”的猛烈打击下，岸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人组阁任首相后，石桥撰文敦促改善中日关系。1963年9月再次访华同中国领导人协商改善中日关系事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挥毫题赠曹操诗《步出夏门行》。1966年石桥发表《向佐藤内阁进言》一文，反对其推行反华政策。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石桥十分欣慰，但此时已重病缠身，不久故去，享年89岁。周总理发去唁电，对其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称其是“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

2、松村谦三与中国

松村谦三1883年生于日本富山县，1906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任《报知新闻》记者，1928年起当选众议员，属民政党。

日本投降后，松村先后在东久迩内阁和币原内阁任厚生大臣和农林大臣。1946年1月，松村因被美国占领当局列为整肃对象而辞去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职务，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家赋闲，未涉政治活动。整肃处分解除后，1953年任改进党干事长。1954年任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1955年3月任第二届鸠山内阁文部大臣。但八个月后自由、民主两党合并而成立第三次鸠山一郎内阁时，因人事问题党内发生纷争，松村急流勇退，此后再也没有入阁。同年11月任自由民主党顾问，为三木、松村派领袖之一。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松村谦三就十分关注中国。1948年1月22日，松村和刚从中国回到日本的高碕达之助（高碕曾任中国国民政府经济顾问）会谈。在松村看来，曾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的高碕不仅熟悉中国东北和苏联的情况，而且和美国人也有种种结交，遂给高碕建议：（1）如果真要援助中国、防止其赤化，就应将主力派往满洲，用美国的精锐武器和日本的军事人才援助国民党的军队，以把满洲完全收于手中。然后美国如以旧满铁为中心进行投资，就可切断中共和苏联的联系，这样中共也就只能保留其游击活动。（2）但是，仅以中国为对象进行援助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故必须把日中韩结为共同体，另外日本也应尽其责任。

这段文字记述，虽然没有明确显示松村当时关于远东时局处理的整体构想，但面对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正酣这一特定状况，他显然是希望通过美日尤其美国的援助而使国民党方面最终获胜。因为在松村看来，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胜利将会带来使中国倒向苏联的结局，所以该建议含有批判美国方面援蒋不力的意思，而将此意特地告知高碕，也是想借重高碕的美国人脉关系向有关方面予以转达。另外，松村在这里提出的中日两国和朝鲜半岛形成共同体的构想，也是其日后推进对华关系发展的基本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代中期，松村就与郭沫若和廖承志等人有所接触。1956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议长茅诚司的正式邀请访日，在东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松村第一次和郭沫若晤面。在随后的交谈中，松村从郭沫若的介绍中得知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变化，尤其从郭沫若口中听到“新中国的巨大变革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的评价，产生了到中国作一番实地考察的想法，处事慎重的松村对郭沫若提出的访华邀请虽未立即回应，但此后松村开始关注对华关系。他曾与高碕达之助商定，对美方面由高碕牵头，对华方面则自己有意担负起一定的责任。可以说，作为自民党的对华外交代表，将来直接介入对华关系问题的处理，松村从这时已有思想准备。1957年1月2日的石桥湛山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上午松村谦三来，该氏欲访问中共。就有否使台湾如斯里兰卡作为独立国，和中共及美国妥协之策等进行了交谈。”这段文字显示，这时松村开始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且把台湾独立作为解决两岸问题和对华关系问题的一个选择加以考虑，并为此试图通过访华直接说服中国政府接受该案。但是，在对华关系问题上态度更为积极的石桥没有同意松村的建议。

1957年12月，当时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随李德全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访日。廖承志为寻求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的途径，经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介绍，结识了“信得过的保守政治家”松村谦三和石桥湛山。当时石桥已患病卧床，廖承志主要会晤了松村。廖承志和他的父亲中国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都在松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留过学，作为校友，双方颇感亲近。廖承志当时邀请松村访华，松村虽未立即答应，但其后松村的对华态度开始变化。1958年8月5日，松村在给廖承志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希望为恢复中日两国亲善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而“竭尽全力”，这显然是愿意接受访华的信号。于是，周恩来总理不久向松村发出了“欢迎在适当时候来访”的邀请函电。

1959年1月自民党举行总裁选举，松村和岸信介竞选自民党总裁。为此，松村就对外政策阐明自己的见解时主张：“推进亚洲外交，并和中国进行经济及文化交流，建立友好关系。”关于中日关系部分，松村阐释道：

我们是自由主义国家群的一员，同时也是在感情和生活上具有共同性的亚洲的一员，故必须相互帮助实现繁荣。这一点也是我国的宿命。和中共的关系也不只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作为两千年来有着共同文字和文化的两个民族，应该共同实现繁荣。

我现在虽还没有如何实现日中邦交的具体政策，但双方如有相互尊重各自的政体、使经济和文化一同繁荣这样的理解，文化、经济方面的交流就能放心地做起来。

这是松村战后第一次正式表明的对华政策见解。这个对华认识尚未形成具体的两国复交政策构想以及具体实施日程，而只是把两国关系维持在文化和经济交流水平，在这一点上，不仅和当时的日本社会党要求即刻承认大陆的中日复交纲领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与岸信介内阁的以先经济后政治的积累方式发展中日关系的对华方针相比，也并无多少差异。由于松村在有关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和岸信介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自民党总裁竞选结果，掌握了政府首脑和党内主流派雄厚政治资源的岸信介以320票对166票的压倒优势战胜了松村。不过，这次竞选总裁的失败，却成了促使松村全力投身于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1959年10月14日，出发访华的四天前，松村就拜访了岸信介首相并说明了决定访华的原委。他表示：“以个人资格的访华，虽不能决定什么，但假如能带回对今后日中关系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希望政府予以充分的考虑。”由此可以看出，松村访华的性质虽不属于执政党或政府的正式外交使节，但也有别于个人性质或在野党。

松村一行于1959年10月18日启程访华，12月2日回国，历经一个半月。访华团主要成员包括：竹山祜太郎（自民党众议员）、井出一太郎（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自民党众议员）、田林政吉（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常务）、堀池友治（善邻通商董事）、田川诚一（松村的秘书）等。此外还有日本主要媒体的七名记者随访。松村访华团在华逗留期间，先后考察了北京、广州、上海、武汉、杭州、西安、洛阳、兰州、成都、重庆、昆明等地，行程达15000多公里。访华团一行受到中方的“国宾级待遇”，由孙平化、王晓云等12位知日派人士全程陪同。

访华期间，松村等和中国政府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毅、王震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郭沫若、廖承志、南汉宸及所到各地的省市长等举行了会谈。其中特别是松村和周恩来的四次会谈，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在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深了松村一行的对华认识。

10月25日和11月10日，松村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就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和观点。针对周总理所谈内容，松村做了如下阐释：

岸内阁并非敌视中国，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存在着误解；中国对日本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反应过度，修改安保条约只是把条约中的不平等性改为相对平等，不像中国想象的那样严重；关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问题，松村表示，聪明的日本人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关于台湾问题，松村认为，日本已因战败放弃台湾，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应由实际获取台湾的有关方面来协商解决；关于政经分离问题，松村主张，双方应在尊重对方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11月12日，松村在离别北京去外地访问的宴会上致词说，日本虽和中国制度不同，但大多数日本国民希望作为亚洲的—员，和亚洲各民族以平等互惠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繁荣及世界和平，为此也期待能和中国携手，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理想；亚洲各国已经独立，但因长期遭受压迫，目前还很贫弱，我希望中国人民的建设能够成为这些国家的榜样。

由上述发言的内容可见，由于价值观、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因相互沟通不充分，双方在各方面确实存在着认识上的诸多分歧，但经过交流也达成了不少理解和共识。而且，松村访华可以视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运动由民间扩大到执政党内部的一个标示，同时也是松村谦三对华认识转变的重要契机。

1959年12月15日，松村就此次访华向岸信介首相作了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其要点有三：

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可见其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正在强化，民族意识高昂，同样位于亚洲的日本不可无视。第二，日本必将面对承认中国的问题，不解决中国问题，难以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日本需从长计议，不要只着眼于中日贸易这一狭隘的视点，而应基于和世界及亚洲整体的平衡这一开阔视野来制定对策。第三，中国方面已经认同在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但各自尊重对方国家的政体，需要有一定的相互信赖，现在双方存有不少误解，今后要设法把增进相互信赖作为对华政策课题，积极谋求解决对华关系问题。

这三点可以看做是松村通过访华形成的对华观的核心内容。它虽没有直接言及有关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日程及进行方式，但却明确把这次访华定位为复交交涉过程的起点；并确立了具体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形成相互信任这一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初期阶段的操作路线，这也为日后复交交涉的顺利展开设定了比较现实的途径。

松村访华的政治意义在于，这次访华交流活动事实上得到了两国执政党高层的认可，中国方面自不必说，日本方面，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在松村等访华前夕就发表了支持松村访华的肯定意见，认为松村访华虽不具有代表执政党的资格，但作为负有一定政治责任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在中日关系出现困难之际，“通过向中共方面说明日本的国民性和政情，对于两国都是有益的”。

松村回国不久，即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吸收自民党内的三木和松村派、池田派的部分议员参加，活动的内容主要是探讨在政经分离的前提下如何打开两国关系。例如，当时岸信介首相把新安保条约中的所谓远东范围扩展至金门和马祖岛，松村认为岸信介政府关于远东范围的见解容易让人生疑，远东范围在条约性质上应是抽象的空间，故不应该揭示具体的地域，岸这样做对“打开日中关系并非得策”，因此展开了反对活动。

这次访问之后，松村共发表过四次有关中日关系的谈话，这些谈话归纳起来集中反映了如下内容和看法。

（1）松村一行通过对各地的实地考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及运作方式有所了解。松村认为，新中国成立仅10年，能取得如此建设成就，单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做不到的，所以应将其看作民族意识彻底觉醒的必然结果。如此疆域辽阔、且民族意识极强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无视的。当然，松村访华正值中国大跃进后期，松村看到的只是光明的一面，不可能看到全貌，其结论当然也是片面的。

（2）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性。松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强调两个观点。一是实现亚洲繁荣的需要。日本虽置身自由主义阵营，但和中国同属亚洲国家，中日携手不仅可为两国的发展直接带来好处，而且也可给予其他亚洲国家的进步以积极的影响；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现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已成为主要潮流，但只靠美苏两国正在推进的所谓和解而把拥有数百万军队的中国排除在外，世界和平就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同为亚洲一员的中日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上都应负起重大的责任。

（3）关于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松村认为，首先中国方面目前态度是积极的，如果日本把握好时机进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中国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要用20年的埋头建设赶上日本，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明显贯穿了和平主义的精神。中国同意日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提下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就不会出现日本政府和国民所担心的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中国方面就会拒绝与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况。

因此，松村认为，日本必须相应地调整岸内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共同体为中心的外交路线。因为把中国排除在外，所谓共同体是不能实现的，亚洲势必一分为二，一半是“自由世界共同体”，一半是“红色共同体”，这将给亚洲的发展和和平留下祸根。如把中国也纳入自由共同体，那亚洲就会变成“灰色”，这样就可以避免因红白对立而带来的风险。对中国越是压迫，它就越会向苏联靠拢，所以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决不应该这样做。当然，日本作为独立国家，也不能为了和中国握手而要求更迭自己的政府。日本最适宜的对华外交方针应是以积累方式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即顺应世界和平大势，不拘泥于技术细节而只设定大致的框架和原则，逐步修复和发展两国的关系。

松村的对华认识可以归纳为，第一，松村对“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的态度是暧昧的，认为发展中日关系，关键是要相互承认不干涉对方现有的政治制度，有了这个前提，就能够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他虽不认同极端的政经分离论，但也没有主张日本政府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政治上的交流；第二，松村在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上，不赞成将日美安保条约与中日关系相提并论。日美安保问题应和中日关系问题分别处理，日美安保条约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利益，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只是把其中不平等的部分加以改善。由此可以看出，松村的对华观，显然比浅沼和石桥保守。可是，和当时持“静观”的消极立场应对两国关系问题的岸信介首相及自民党主流派比较，松村的姿态又显得积极有为，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

自1959年后，松村不顾日本自民党内外的阻挠和敌视，以七八十岁高龄先后五次访华，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1962年9月，松村第二次访华时，双方就“采用渐进的和积累的方式，把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起来，以利于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一原则达成共识。1964年4月，松村再度访华商谈互设备忘录贸易机构时，双方还就互派记者达成了协议，这是中日民间协定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又一重要步骤。松村为此竭尽全力，功不可没。作为日本保守党政治家，松村谦三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发挥了一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郭沫若题赠松村的诗写道：“渤海汪洋，一苇可航，敦睦邦交，勤政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高达之助与中日贸易

高碕达之助是日本知名实业家，三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在鸠山内阁和岸信介内阁任职，晚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积极促进中日贸易。早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高碕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与周恩来总理就有所接触，周总理的风度和表现给高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衷心佩服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和卓越的外交智慧。

亚非会议期间，高碕达之助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发展经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亚非会议是日本独立后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高碕与周总理的会见更加重了日本代表团出行的意义。对高碕来说，此行“改变了”其“人生”，从此“对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日本来说，“参加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高碕与周总理的“对话”，“使中日贸易在两国关系险恶的气氛下走上了正轨”。双方政府代表团的首次接触，虽“是历史性的一瞬间”，而且日本出于美国和台湾的反对，刻意称其为“偶然邂逅”，但高碕此后却成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后来外务省也强调万隆的接触“开辟了日中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

高碕回日本后，运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如实报告了亚非会议情况，在日本政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957年石桥湛山内阁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高碕辞去通产大臣职务后，以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的身份，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访问中国。对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责任不在中国，也不是日本国民的责任。

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1962年率代表团访华并签订了发展两国民间贸易的《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贸易》或“LT贸易”）。1964年8月在北京和东京分别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和廖承志办事处，由他亲自开创的中日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为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碕达之助虽然置身于保守阵营，却堪称是一位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尤其是备忘录贸易体制的确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使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而且成为恢复中日邦交的巨大纽带。

高碕为了落实和实施中日贸易活动，作为日方的窗口，在设立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并亲自出任会长。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邦交的状况之下，“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沟通政治意图的管道功能。

在自民党体系内，“知华派”重要人物还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田川诚一、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财界）等人。

自民党“知华派”政治家长期作为自民党内的非主流派或反主流派，始终坚持以改善执政党的对华政策为其开展对外活动的旗帜和政策目标。为此，他们不断要求党内主流派转变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外交姿态及立场，利用各种场合对自民党高层尤其是国会议员广泛开展劝说工作，促使他们改变对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在内部动摇执政党改变对华政策的作用。

第三章 在野党与民间人士的对华认识

一、日本革新政党的对华认识

1、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

日本社会党是战后日本最先建立的政党，成立于1945年11月2日。社会党纲领指出：社会党作为“劳动阶级的联合体，确保国民政治自由，谋求建立民主体制”，“排除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及其行动”，“实现持久和平”。归纳起来，社会党的纲领就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际上的和平主义”。

但是，由于内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50年代初，曾围绕“媾和”和“日美安保”等问题而分裂成左右两个社会党。社会党左右两大派虽然几经分合，但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左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分立时期，或是劳农党同社会党合并前及合并后，许多社会党朋友，早在50年代就为日中友好、发展日中关系而奔走。例如铃木茂三郎、佐佐木更三、八百板正、河野密、杉山元治郎、黑田寿男、冈田春夫、佐佐木良作、佐多忠隆、胜间田清一、田中稔男、穗积七郎等很多老朋友，都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掘井人”。后来脱离社会党、另立民主社会党的朋友们，也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1953年9月29日，新中国国庆节前夕，日本左派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铃木茂三郎致周恩来总理函，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周年。对该党议员帆足计、该党顾问松本治一郎此前访华表示感谢，希望就两国间各项问题更进一步交流，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加深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

1955年秋，社会党虽然实现了统一，但党内仍然存在政策路线上的分歧。关于对华政策，社会党在1955年统一大会上决定的“政策大纲”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从根本上谋求与人民政府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促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围绕台湾的国际局势”。

为了具体落实这一方针，1956年5月23日，在日本社会党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的方针”，内称：“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坚实稳固的政权这一现实，日本政府与该政府之间应当为缔结建立正常邦交的总体性条约而尽快开始交涉。与此同时，实现在华日侨归国，并在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谋求签订政府间协定以及相互设置政府代表机构。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尚未到达台湾地区的现状下，事实上我国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的现存关系继续维持下去。三、围绕着台湾的国际局势紧张问题，期待在主要利害关系国之间排除行使武力，通过协商来和平解决。”从上述条文看，日本社会党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立场。事实上，这是在社会党右派势力掌权时提出的对华方针。当然，中国绝对不接受这一方针。所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表示：希望早日缔结中日和平条约，但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

1956年末，石桥内阁成立。鉴于石桥在恢复日中邦交方面的暧昧与无为的态度，社会党决定对抗石桥内阁的方针，提出设法同中国恢复邦交、扩大日中贸易的主张。同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举行常任干事紧急会议，决定开展斗争，并将“废除《日美安全条约》”、“承认共产党中国”、“实现完全独立和恢复主权”作为1957年春季斗争的方针之一。

1957年1月，日本社会党召开统一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对华政策是该党运动方针提案中的一个焦点，大会提出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方针》时说，“坚决排除一切外国干涉，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过，这一方针既缺乏具体内容，又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所以，社会党左派提出了修正案，主张采取一个中国政策，要求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该修正案最终获得大会通过，明确了社会党的“一个中国”立场。

这次大会上决定的《关于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方针》中指出：“在理解亚洲形势时，不能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惊人的跃进。”“我们决不能忽视，在世界政治经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重正在逐步扩大”。“在日苏恢复了邦交的今天，最紧迫而重要的外交、政治上的问题就是开展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迅速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此次日本社会党代表大会，不仅明确了一个中国的方针，而且还把日中恢复邦交国民运动作为该党开展争取和平与独立的日常斗争的四大支柱之一。为了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社会党大会结束后很快成立了“恢复日中邦交特别委员会”。

日本社会党同中国政府间单独正式的交往始于1957年。是年4月，日本社会党向中国派出了以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一次访华代表团。代表团访华的目的是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对日本社会党访华极为重视。当时，中国还没有成立中日友好协会，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代表团访华期间，与中国经济、贸易、水产、农业、邮电、文化等各方面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时说：“如果日本完全独立，军国主义复活没有可能的话，中日之间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月15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时说：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来华是一件大事。我们过去对许多政治问题已经多次交换过意见，但社会党派团正式访问中国这还是第一次。贵党关于对华外交的决议，不但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呼声，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想法。“贵党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要同中国缔结和约，恢复邦交，这是完全正确的。”周总理的谈话，充分肯定了日本社会党积极的对华政策，并指明了恢复中日邦交应循的步骤，浅沼对这次会见非常满意。会见结束后他对随团记者说：“我党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周恩来总理对此表示钦佩。我党将进一步展开国民运动，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努力。”

1957年4月18日，浅沼稻次郎在中国发表讲演，阐述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直接谈判解决。4月22日，浅沼稻次郎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发表《共同声明》。双方一致认为：“日本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快、正式、全面地恢复邦交的阶段已经到来；确立中日两国间长期共同和积极的合作关系是友好地解决各种悬案的基础。”在这份声明中，社会党再次表明了不承认“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应当将联合国代表权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23日，浅沼稻次郎在中国举行记者招待会，重申日本社会党努力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态度。

浅沼的基本观点是，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不首先从废除“日台和约”、解决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做起，两国之间形成健全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也必然会影响相互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在未与中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日美安保条约对中国显然是一种威胁，日本应该走中立和和平的发展道路，并为形成日美中苏四国安全保障体制而努力。

张奚若、浅沼的《共同声明》，是在两国民间外交发展顺利、国际形势良好的形势下发表的。中国方面高度评价了浅沼访华和《共同声明》，但是，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一系列恶化中日关系的做法，这股恢复日中邦交的潮流不久便冷却下来。

4月27日，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回国后会见岸信介首相，要求改日中民间贸易协定为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者先缔结气象、邮政的政府间协定。4月30日，岸信介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就日中贸易、恢复邦交问题答辩时表示，“我认为，像（浅沼与张奚若）共同声明所表述的那样，单纯地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所谓内政问题，以包含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为合法政府，与之现在就开辟邦交，或者予以承认的那种阶段，尚未到来。”“与中共之间，关于积极地增进贸易关系，必须充分地予以考虑，但尚未到达开辟外交关系或者与其邦交正常化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政府在目前阶段，从刚才说过的根本观念出发，仍旧认为把这个（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提高到政府间层次是不适宜的，在民间层次搞才是适宜的。”

岸信介内阁上台后，在野党的对华政策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中日之间的各种交流中断后，社会党立即发表《关于打开日中关系的声明》，认为“是不顾大局和舆论而倒行逆施的政府的政策破坏了发展至今的日中关系”。要求自民党取消岸信介等人敌视中国的言行，社会党“将追究政府的责任”。同时，社会党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才能恢复交流，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而铲除障碍。

1957年8月，日本社会党顾问有田八郎访华，会见了中国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并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签署了“备忘录”，其核心内容是，就在华日本侨民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和具体安排。

1958年1月，刘连仁事件发生，5月，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急剧恶化。7月1日，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等6名众议员，向众议院提出《关于打开日中两国间紧张局面决议案》，但会议期间未能付诸审议。8月，日本社会党为打开日中关系僵局、探询缓和日中关系的途径，派遣多次访华的原国际局长佐多忠隆等人非正式访华。佐多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等举行会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廖承志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态度和前提：（1）岸信介内阁必须立即停止并且保证不再有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立即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保证不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是后来被定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

佐多忠隆回国后，向日本社会党政策审议会提交了访华报告书，一般称之为“佐多报告书”。该报告书分为“中国外交方针的基调”、“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动向”、“日中关系中断的主要原因”、“中国方面对解决日中关系的正式见解”、“中国对日态度的背景”、“中国的日本社会党观”等7个部分。随后，根据中国方面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条件，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并发表了新的《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即“不承认存在两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希望和平地解决围绕台湾问题的国际紧张局面，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已经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今天，成为实际上代表中国的政权。对此，视而不见，……与仅能统治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国府政权缔结日华条约，这并不意味着与中国建立邦交。真正的日中邦交只能是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为此，社会党制订了谋求打开日中关系的方针：一方面要求岸政府改变政策，一方面发动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人民日报随即发表观察家文章，“欢迎日本社会党为改善中日关系所做的努力”。

1959年1月12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恢复日中关系应尽早派遣社会党访华代表团。1月19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确定了1959年上半年的活动方针，其重点是“打破日美安保体制、恢复日中邦交”。鉴于“不能期待岸信介内阁打开日中关系”的判断，社会党决定开展国民外交，着手开展打开日中关系的准备工作。根据这一活动方针，1959年1月，“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率团访华。３月４日，日本社会党派出了以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二次访华代表团。这次访华代表团的任务是，重点放在探讨日中两国的基本关系，而不是签订具体的贸易协定。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已经陷入贸易关系完全中断的僵局，不修复关系，贸易便无从谈起。

中国方面虽然对社会党的国民外交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岸信介内阁改善中日关系并不抱希望。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言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强调了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声明中中方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3月9日，浅沼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冲绳岛也是日本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们和本土分离了，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缘故。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斗争”。3月12日，浅沼在政协礼堂发表了“为恢复日中邦交而斗争的日本社会党”的讲演，指出，“由于岸信介内阁的政策，日中关系进入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日本国民对这件事非常痛心，对岸信介内阁也感到非常愤怒。”并且重申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观点。浅沼在讲演的最后，对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赞美有加：最后我要说的是，前年我来中国见到毛泽东先生时，毛泽东先生说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内矛盾，也就是已经解决了阶级斗争即反帝斗争、反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并正团结6.8亿人民向自然开始斗争。

这次我来到中国看到在与自然作斗争中争取胜利的中国人民，并表敬佩。

我们可以通过造林、治水、农业、工业看到中国人民在与自然斗争中取得胜利。

架在长江的大铁桥、黄河的三门峡水库、长江的三峡水库、绿色长城、在沙漠里盖工厂、铁路等大跃进事迹真是不胜枚举。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同自然进行斗争所获得的胜利。……

现在中国已解决了一切矛盾，并集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情况。

我们不禁祝愿这斗争取得胜利。

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万岁！浅沼对中国的溢美之词，显然被当时热闹的表面景象所迷惑，对中国的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浅沼的上述演讲内容传到日本后，引起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不安。自民党立即向浅沼发出抗议电报，指责他在北京表明的“美国是日中两国的共同敌人，社会党要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态度，“直接敌视友邦美国，是从根本上否定日本所坚持的国际立场”，同时要求他解释事情的原委，充分考虑其有关国际问题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慎重行事。因为当时正值日本政府准备同美国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时期，围绕着修改安全条约问题，自民党与社会党一直针锋相对。浅沼访华期间，切身感受到了《日美安全条约》在中日关系中的破坏作用，所以才更加坚定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决心，而浅沼的讲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浅沼稻次郎当即在北京会见随团日本记者，驳斥了自民党的无端“抗议”。他指出，“从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在国内同资本主义斗争，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随后，日本社会党代理干事长成田知巳也在东京向报界发表抗议自民党的谈话，说自民党干事长对另一个政党的代表团发出抗议电报，是对社会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成田认为，浅沼书记长是根据社会党的政策和自己的信念讲话的，社会党坚信浅沼书记长的言行。

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高度评价了浅沼演说。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浅沼稻次郎发表的《共同声明》也着重指出：实现“政治三原则”是重开中日贸易的前提，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目前中日关系必须政治、经济一起谈，一起解决，而且政治必须居于优先地位。声明不仅重申了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而且同样强调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社会党表示，不仅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上述三原则，并且明确主张，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实际上给日本社会党以不小的冲击。日本社会党自协助政府恢复日苏邦交后，也想通过国民外交打开日中关系之路。中日关系中断后，浅沼代表团显然是在国民外交的口号下，试图通过在野党的努力，改变陷于困境的日中关系。浅沼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说：“我这次访问中国，日本的报界宣扬说，国民外交的窗口打开了，从而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我期望着我们推行的国民外交在你们的协助下，能得到发展。”然而，中国方面由于对岸信介任内改善两国关系不抱有期望，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同意接受社会党提出的重新开展交流的方案，包括日本方面最为关心的重开贸易问题在内。周恩来会见浅沼稻次郎时指出，岸信介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过去那种通过“积累方式”改善中日关系的做法，因岸信介政府的反华政策而被破坏，今后继续用民间交流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已经不可能。周恩来说：“中国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通过日本国民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推动政府这条道路不通。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面不行。通过民间贸易，不可能恢复两国关系，建立政府间的联系。民间协定他们可以不承认，可以破坏。因此从去年4月开始，中国态度改变了。应该由两个国家、政府间做的事，必须在政府间进行。两国政府必须直接接触解决问题。理由是两国政府没有正常关系，依然是战争状态，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因此，不谈政治谈什么呢？如果恢复了邦交，贸易、渔业、邮政协定都可以解决。”

周总理这段谈话的意思很明确，即过去那种本应在政府间进行的工作而以民间形式代替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不进行政府间的谈判，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心改变对日政策的真正原因。

关于日本社会党再三强调的“国民外交”，中国方面通过中日《共同声明》表示：“社会党代表团认为，……为了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人民外交，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仍应增进。中国方面对此表示赞同，并同意邀请日本文化、艺术、学术、技术、农民、工人等方面的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社会党代表团向中国方面表达了日本人民邀请中国民间代表团赴日本访问的愿望。中国方面对日本人民这种好意表示感谢，同时希望早日出现能够应邀前往访问的条件。”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共同声明》签字后回答记者时，对周恩来讲话和《共同声明》作了如下补充说明：现在的状况是暂时的，两国不可能永久分开。中断也只是一时的，贸易减少也只是暂时现象。民间往来由于人为的障碍而发生困难也是一时的现象。在两国恢复关系之前，国民外交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没有考虑设置民间外交的界限。但既是民间外交，就不可能超越民间的范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社会党使节团访问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是成功的，但在目前形势下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很遗憾，使节团来访的初衷未能实现。

日本社会党的这次访华，没有能够恢复中断了的各种交流。这是因为岸信介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在野党的作用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但是，社会党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了解了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把握了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真正原因，从这意义上讲无疑是成功的。正如日本社会党代书记长成田知巳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外交的最终目的是促使政府改变政策。在两国政府处于绝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去打开局面。”

浅沼稻次郎回国后，为了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社会党在继续推进“反安保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组织日中友好团体联合举办报告会，听取浅沼团长的报告，支持浅沼的讲话，从而掀起了要求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新高潮。

1959年春至1960年7月间，日本社会党及其下属工会“总评”、日中友好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团体，发动数百个团体，共组织了23次反“安保”全国统一行动，参加人数超过1亿人次。成功地阻止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并最终迫使岸信介内阁下台。

但是，浅沼的反美主张也招致日本右翼势力和自民党的攻击。1960年10月12日，浅沼稻次郎出席自民党、社会党和民社党三党党首演讲会时，强烈谴责《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要求日本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当他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时，突然一名右翼分子蹿上讲坛刺杀了浅沼。

浅沼被害后，周恩来总理致电日本社会党本部吊唁，称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浅沼先生的被刺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美日反动派向日本人民发动新的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称，“浅沼先生的血决不会白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要求严惩杀害浅沼先生的真正凶手的正义斗争”。日本的一位政治评论家对浅沼稻次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来浅沼的思想属于社会党内的右派，但是在日本国内外形势发展，日本民族处于危机时，他升华了自己的思想，甚至超越了本党的立场，把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凝聚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样一句话说了出来，表现了他不愧是一位熬过战前黑暗政治的、群众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在日本，人们把浅沼稻次郎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句名言归纳为“浅沼精神”，但也有一些人诬称浅沼是“中共代言人”、“中共走狗”等。浅沼遇害以后，日本有人议论浅沼那句名言是中国方面强加于他的。对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浅沼先生的那句话，是他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自发下的论断。有人说，浅沼先生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影响是有的。但是，更大的影响是美帝国主义给他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敌视日中两国人民，浅沼先生就不会毫无根据地讲那个话，那个话也不会产生影响。……如果说浅沼先生讲的话是中国方面强加给他的，那是对日本伟大的民族英雄的侮辱。”日本代表团成员穗积七郎表示，“正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浅沼的那句话短而抽象，在许多方面还有不充分的地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使其具体化。”

但是，迫于国内亲美反华势力的压力以及党内右派的牵制，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后退或者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日本共产党及其对华关系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1921年4月，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15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东京召开了日本共产党成立大会，与会者共８人。会议拟定了党的章程和行动纲领，选出堺利彦任委员长，中央委员有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近藤荣藏和德田球一等7人。

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成立后，为巩固、发展党组织和推动日本革命运动，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赤旗》以及《劳动新闻》、《农民运动》等报纸，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积极参与了反对《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工会法》、《租佃纠纷调停法》等“三大恶法”的斗争，并且开展了援助苏俄、反对出兵西伯利亚等运动。

战后伊始，日本共产党迅速恢复活动。1945年10月10日，日本政府释放了在狱中度过了18年的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狱后，立即作为合法政党积极着手恢复日本共产党。首先，由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神山茂夫、裤田里见、宫本显治、黑木重德、金天海等7人成立旨在扩大和加强党组织的促进委员会，着手党的重建工作。12月1日至3日，召开了相隔19年之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和党章，选出中央委员会，德田球一当选为书记长。

重建后的日共，公开号召国民“消灭天皇制，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彻底追究战争责任”，“废除旧议会”。提倡建立人民战线，以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从日共的行动纲领看，可以说日共是个最激进的革新政党。但是，由于日共领导人长期在狱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所以未能准确把握住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国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日共领导人认为，大多数国民会支持打倒天皇制的方针，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所以在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开宗明义号召“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政府”。并且把上至天皇下至社会党领导人一律视为战争罪犯。日共的这一方针，未能引起多数国民的共鸣和有效地组织国民追究战争责任。

谈到日本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能不涉及野坂参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庆应大学毕业，1919年作为日本工人总同盟的特派员去英国，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2年回日本后，和片山潜等人创建日本共产党。1931年到苏联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作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随周恩来来到延安。根据当时形势，中共中央邀请他留在延安，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延安，他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在国外度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回国后长期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后任中央名誉主席。苏联解体后，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野坂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日本警察局的特务，向苏联当局告发，使该同志被害致死，野坂本人也承认诬告同志的事实。于是日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于1992年12月决定，解除其名誉主席职务，并开除党籍。

野坂参三从1940年3月到1945年9月，在延安工作的5年半期间，在中共中央支持下，将全部热情都投入到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组织和领导了中国抗日根据地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系列活动。例如，宣告成立了在延安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在有关根据地建立了“反战同盟”反战同盟是抗日战争期间，被俘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组织，总部设在重庆，1939年后在华北各地成立分部。主要从事对日本战俘的反战教育及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与华北地区的“日本兵觉醒联盟”合并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战败后，其成员大部回国。回国后不少人加入日共。的支部；成立了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由野坂参三提议，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副校长先后由李初梨和赵安博担任），日本工农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对日军的反战宣传员，直属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毛泽东曾亲笔为该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1942年6月，在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同盟章程，选举野坂参三为主席，这是在华反战组织优秀分子组成的组织，是反战组织的领导核心，是为战后在日本重建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准备。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日本投降后，该校学生于1945年8月底回国，参加重建新日本的工作。回国前他在致毛泽东、朱德的信中称：“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决心为建设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解放联盟和工农学校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这完全是您们正确的领导和恳切的援助的果实。如果没有您们的援助，我们今天将处于怎样的境地？当日本军国主义崩溃时，我们将无疑随着军部而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但是，现在我们却能够向着光辉的目标，抱着新的希望，向祖国前进了。……回日本后，则克服一切困难，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努力奋斗。这是当我们离别延安时，对您们的誓言。”总之，野坂参三在华5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1月13日，长期滞留国外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回国。1月26日，在社共两党为首的20余个团体主持下，在东京召开了有4万余人参加的“欢迎野坂国民大会”。野坂回国以后，日共党内出现了以德田为首和以野坂为首两种不同思想并存的局面。

1946年2月，日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日共“五大”确立了德田、野坂、志贺“三头政治”体制，对“四大”纲领作了某些修正，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3日，处于被镇压状态之下的日共发表了《日本共产党关于促进日中贸易的声明》，内称：“中国革命的大局已定。任何国家均不能忽视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伟大的军事胜利这一事实，而且，同中国开展贸易正在成为各国关心的重大问题。”“只有中国才是以正当的价格确保向日本提供其所需原料和燃料的国家，也是大量需要日本工业以正当价格提供工业产品的国家。”“日本共产党提倡的促进中日贸易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仅引起工人、农民、中小企业家的关心，也唤起了非垄断的民族资本家的巨大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发出贺电，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并称这“历史性事件不仅使中国获得解放，而且是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正将做出仅次于俄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鉴于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情宝贵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理所当然地要对正在为建设和平民主新日本而艰苦奋斗的日本共产党给予同情和支持。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两党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就不能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作出准确完整的描述。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提出的建议不见得完全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

1950年1月17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与欧共情报局“观察家”文章1950年1月6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观察家”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文章主张，日本共产党和民主势力，“应有明确的行动纲领，那就是应该为日本的独立，为建立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日本，为立即缔结公平的对日合约，为从速撤退驻日美国军队，为保证各国人民间持久和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文章又指出，日共的某些领导人，“不了解这个纲领，他们向那些处在日本复杂形势中的日本劳动人民指引错误的方向”。文章还点名批判野坂参三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日本条件下的“本地化”，认为野坂的理论“是一种反爱国主义的，反日本的理论”。相呼应。内称，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犯有严重的原则错误”。他认为，“日本人民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并且努力企图证明他的这一个判断在日本的条件之下是可能的。很明显，他的这种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就必然要危害日本的人民事业，而帮助了日本人民的敌人。”希望日共中央“改变这种态度，以便能够采取适当步骤纠正野坂的错误。”

随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月20日发表声明，表示一致同意欧共情报局评论的积极意义，并批准了野坂参三的自我批评：“情报局所指出的我的文章中的理论是原则的错误，虽然那时在国内与国际的形势中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以后我了解到我的错误，并努力克服错误，但是我没公开地明确地摆脱这个错误，甚至后来我又到处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虽然这并非我的主观意愿。这又是我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将力求不重犯这种错误，并且要不辜负国际无产阶级的期望。”

日共中央虽然表面上接受了情报局的批评，但内部认为，虽然该评论在字面上没有作武装斗争的指示，但其背景是斯大林等人企图把中国式的武装斗争强加给日本共产党，是对日共内部事务的干涉。日共中央也因此而引起分裂。这就是日共党史上所说的“50年问题”。

此后，围绕欧共情报局的评论和党的路线问题，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德田球一和宫本显治等人之间发生分歧，最终导致党的分裂。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和吉田内阁发起的“红色整肃”给日本共产党以沉重打击。日共中央认为，“50年问题”的发生，日共的分裂，与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和影响有关。

1950年8月，德田、野坂等人来到北京后，成立了日共中央“北京分部”，“该机构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精神，把苏联和中国武装斗争方针照搬到日本，成了干涉和分派活动的工具”。同时，野坂在北京发表了署名文章《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的新任务》，主张要在日本开展武装斗争的理论。在日本国内，宫本显治、藏原惟人等7名中央委员则在1950年9月组成“全国统一委员会”，从而日共陷于分裂状态。

1950年9月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的社论，指出，“在目前，日共内部的团结一致和全体党员从照顾大局出发坚决保持日共内部的统一，乃是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最高的任务。”“某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团结的基础上从长计议，慢慢地进行为党的环境和纪律所许可的讨论，以便逐渐地达到一致，或待将来客观运动发展来证明，而不要急于要求别人或党的中央来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在自己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就采取妨害党的统一的自由行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党内的团结，否则，就必然要被敌人所利用，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这是一切忠实的日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避免的。”

社论还指出，“另一方面，日共领导机关（现在的临时指导部）对于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必须采用十分慎重的态度，应该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反对意见，其有可以采纳者则诚意地采纳之；其有错误者，亦应耐心地慢慢地加以说服；其一时不能说服者，亦可让其在遵守党内纪律的条件下暂时保留其意见，以待将来实践去证明。这就是说，日共中央领导机关必须仁至义尽地去团结一切诚实的但是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而不可急躁地采取简单的组织办法去对待他们。因为一切思想上的问题，都不是用简单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否则，就要加重党内的纠纷和争吵，妨害党内的团结，并被敌人和奸细分子所利用来分裂和瓦解党，而这是日共领导机关所必须避免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但是，日共各派并未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劝告而停止党内斗争。宫本派认为，德田、野坂派的武装斗争方针和分裂主义完全脱离了日共的正确路线，破坏了党和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德田、野坂派也于1951年2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协议会”，通过了主张“发动以罢工和武装起义为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方针》的决议。随后，宫本派成立“全国统一会议”，并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公开批判德田等人的解散党中央、分裂党的错误。

1951年4月，德田、野坂等人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公开支持其武装斗争的方针，亲自拟定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新纲领》（即《51年文书》），指出“通过和平手段完成日本的解放和民主变革的想法是错误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但负责意识形态的苏联领导人苏斯洛夫1954年3月仍然认为《51年文书》是“完全正确的”，不肯承认干涉日共及武装斗争路线的错误。

1955年1月，日共机关报《赤旗》发表了《党的统一与团结一切民主势力》的社论，表明了要“与一切极左冒险主义彻底决裂”，“加强党内团结和集团主义”。5月，日共中央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协议会”，初步清算了党内的极左主义，但仍然肯定斯大林的《51年文书》的“一切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党的分裂问题，只是日共从分裂恢复到一定团结的第一步。

此后，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也进入正常阶段，从而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两党关于日本革命问题的认识并未取得一致，这成为1960年代两党关系再次恶化的原因。

1953年6月德田因病赴北京治疗，10月14日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北京病逝，但德田去世的消息至1955年才对外公布，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3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刘少奇主席在德田追悼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扬德田球一革命的一生，称他“不愧为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忠实的儿子，日本共产党的杰出的领袖，不屈的战士”。“德田同志的死，是日本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诚挚的可尊敬的朋友”。

关于德田的病情和迟发死讯一事，1955年8月31日，专程前来北京接运德田遗骨的日共中央委员志贺义雄在德田追悼会上表示，德田从1950年开始，健康就受到了损害，医生也曾屡次提醒他注意。可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全国的医院进行搜查，企图逮捕德田及其他日共中央委员。德田在日本国内无法安心治病，不得不到国外去。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充满国际友谊的援助，他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现代医学最好的治疗。遗憾的是，由于日本“还存在着妨碍恢复中日两国国交的反动力量，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不能直接联系，所以关于德田同志逝世的详情，一时也无法知道。这次我们到了中国，得到了一切方便，因此，我们正确地知道了他的逝世的时日、病的经过以至临终的情况。”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9月16日，日共中央特发来贺信，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实行了集体领导和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而取得了胜利，并且正以新的创造性的形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由于日本人民逐渐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设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好的对外政策，不少的日本人民日益坚决地要求与中国友好，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外政策。”“现在，我们党以及我国许多进步的人们都以深切的关怀和热烈的期待注视着你们党的这次大会。”

1957年10月，日共召开“十五中全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50年问题》的总结报告。报告认为，德田、野坂等人1950年4月以后成立分派组织“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第一步”，而德田等人“犯了解党主义的错误”。德田等人应负分裂党的责任。日共“十五中全会”虽然明确指出了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及其责任，但并没有对他们采取组织手段，而是最大限度地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维护党的统一。在此前提下，决定在1958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日共“七大”之前，日共代表团（志贺义雄、藏原惟人）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由，不同意在“七大”总结“50年问题”。中国领导人也认为，总结会招致党的分裂，表示反对。代表团回国后向日共中央汇报了中苏两党的意见。志贺等人表示同意中苏两党的意见，反对在大会上讨论50年问题，但日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不听从苏联和中国的指挥，仍然决定在“七大”总结“50年问题”。事实证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日本是行不通的。

1958年7月，日共“七大”召开，大会决定党的政治方针和建设方针是“和平、独立民主、提高国民生活”。大会报告中总结了“50年问题”，指出了造成党分裂的五点经验教训。但对国际方面的问题，鉴于与中苏两党的关系，直至日共“十大”之前未予公布。

1958年7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日共中央祝贺日共“七大”的召开，电文高度赞扬了日本共产党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繁荣的新日本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指出：“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它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热烈同情和支持”。“日本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对于进一步巩固全党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必将做出新的贡献”。

1958年8月1日，日共“七大”做了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决议，决议谴责了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的态度，决议写道：“岸政府的这一态度无非是使美国在日本拥有军事基地、核武器、用核装备武装自卫队，事实上组成日、台、韩军事同盟，从而造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假想敌的完全为美国核战体制服务的态势。此外，这一敌视中国的政策还企图使日本国民为按美帝国主义意旨，制造两个中国的野心服务”。

1959年2月23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卒领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3月3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会谈是在极其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讨论和交换意见中，对于所谈的问题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恢复中日邦交是日本和中国国民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党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两党代表团认为，必须加强两党之间的往来，以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中日两国是近邻之邦，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两国建立邦交和进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利于拥有近8亿人口的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维护远东和平”。

《人民日报》为这次日共代表团访华特发表了“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奋斗”的社论。社论认为，“这是我们两个兄弟党之间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对进一步加强两党在为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的兄弟般的团结，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和合作，无疑将起到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两党共同声明的签字仪式并会见了日共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谈到，“中国共产党在‘50年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他还谈到，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内部干涉，在《51年文书》问题上，斯大林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都是事实。毛泽东还谈到，各国的运动，应该独立自主，犯了错误也应该是自己主动纠正，这也是中国革命中对苏关系的教训之一。

1959年9月底，以日共中央委员会主席野坂参三为首的日共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两国共产党代表团讨论了中日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中，日共代表团表示，“日本人民充分支持中国人民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而进行的斗争。”对中国国内问题，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在中国访问期间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很短时间内，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表示钦佩”。

但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为导火线，中苏对立公开化。台湾海峡危机、中印领土争端、中国核试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等，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加剧。从批判斯大林到中苏论战，在两个毗邻的社会主义大国走向尖锐对立的过程中，以日本共产党为首的革新势力在对华认识方面也受到极大冲击。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中苏论战到中苏对立的过程中，日本革新势力面对中国和苏联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变得无所适从；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文章主要有：《中国与苏联有何不同：寄给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公论》1956年11月）、《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央公论》1957年8月）、《革命12年后的中国》（《中央公论》1962年3月）、《中苏“决裂”与现代》（《中央公论》1963年10月）等。2.由于海峡两岸的中国和台湾武力对峙，美国派出舰队支持台湾，而中国则表示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的态势，动摇了日本对中国会走向东西紧张缓和的信心；3.由于中国持有核武器，日本对中国构筑和平诚意的疑虑增加。主要文章有：《动荡的世界局势》（《潮》1964年12月）、《中共的核武装与日本》、《自由》）1965年3月。总之，在这一背景下，在支持中国与警惕中国、推进中日邦交与邦交须慎重的保革对立中，左派阵营发生动摇，对中国的看法陷入迷茫状态。

“文革”前的1966年3月，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从组织上和理论上都给推动中日邦交的日本革新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分裂，甚至发生暴力冲突，事态发展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二、日本社会各界的中国观

1、日本国民及媒体的中国认识

关于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伊藤一彦伊藤一彦：日本宇都宫大学教授，著有《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与21世纪的展望》等。在《战后日本对中国印象的变迁》中指出，明治维新以前或可称为“敬仰期”，此后至二战则为“轻侮期”。但是即便在“敬仰期”内，也产生了极力否定中国文化影响的国粹主义观念。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在日本对华态度的表象性变化背后，一以贯之的正是逐渐强化也愈发僵化的日本中心的“华夷”观。

但是，不管怎样鄙视当前的中国，日本终究无法根绝其与中国古典文化的血缘关联。在连天皇的帝号都要来自中国典籍的背景下，“神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必须对古代中国文明保持尊崇和敬畏，然而却又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加以轻蔑排斥，这个古怪的“华夷”体系便必然发生不可遏止的分裂。这是近代日本对华观的一个基本特征。

当然，在日本人当中，头脑清醒者也仍旧存在。战后曾任进步党干事长的鹤见佑辅坦率地说：“……对自己触动最大的，还是古代日本民族对支那的强烈敬慕之情，以及近代以来全体日本人对支那无法掩饰的轻蔑态度。我们必须正视对古代支那的敬慕与对近代支那的轻蔑两种态度之间的强烈反差，因为这是两国国民重新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他得出的反省结论是：“我曾以观察日本的眼睛来看支那，并嘲笑过支那。如今当我以观察世界的眼光来看，则觉得相当震惊。对此，自己也深感诧异。支那并非日本，那是一个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与人生观构成的国度。支那对日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家。很久以来，我错误地以为了解支那，其实并不懂得它。”

在战后初期的20年间，日本社会中所表现的“反省的和原罪的中国观念”相当强烈。这主要表现为这个民族中以知识分子主流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战争罪恶的反省和追究。那么，日本知识界主流为什么会形成原罪的和反省的中国观呢？主要原因不外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是以自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战争既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同时也对日本自身造成了严重灾难，以至面临着崩溃和灭亡的边缘。正是在遭到这种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部分日本人深切认识到战争的危害，开始意识到历史的罪恶而自省。

第二，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后来虽然遭到日本法西斯主义专政的残酷镇压，但战争结束后，流亡国外的与国内曾遭囚禁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汇合在一起，成为推动反省思潮的指导力量。

第三，从1947年起，激进的民主人士开始在日本社会上重新介绍许多社会革命的著作，造成社会革新的舆论。1952年日本出版的《国民文库》，总共有114种著作，其中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就翻译了66种，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8种，马恩合著的著作翻译了5种，列宁的著作翻译了22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马克思主义系统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为《国民文库》被社会激进派所推进，对日本的国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这些理论著作以外，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起中国的“人民文艺”。按照日本学界的一般认识，所谓“中国的人民文艺”即指的是抗日战争中，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人民文学。到1956年为止，日本翻译出版的中国的人民文艺，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圣陶的《芳儿的礼物》、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和袁静的《抗日自卫队》、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等。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求恩大夫》、《八路军》、《东洋鬼军败亡记》（此即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新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解放区诗集》等等。这些社会科学著作和人民文艺使一部分日本国民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促进了他们观念的变化。

第四，中国政府对战后日本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决策之一，便是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重要战犯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其中大部分有悔改之意的人坚持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只对少数战争罪犯量刑，把大多数日本战犯予以特赦并遣返回国。这一措施对促进日本社会的反省意识和原罪意识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这些旧军人回国以后，其中有不少人开始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决策之二是，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的长远战略意义考虑，正式表示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款。这一问题后来虽有诸多异议，但当时中国政府从整个东亚地区考虑，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样做对保持日本这个国家的生存条件和保持其民族的完整性，对稳定东亚的长久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正由于上述原因，促成了日本在战后20年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这种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原罪意识，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恶的；二是谢恩意识，他们感谢中国保存了他们的民族；三是追求的意识，即以新中国为日本未来的榜样。这三种意识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

反省中的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出可贵的觉醒，实藤惠秀在1960年访问中国时，把当年从中国强行取走的文献书籍归还了中国。他写道：“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中国沦陷区各大学抢走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我以整理为名，接受了一些资料。今日细想起来，真是无法无天的罪行啊！”实藤以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真诚的忏悔反省之心。这一举动，显示了一个抱有正义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真诚忏悔之心。

19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中日文化交流的高潮。1954年秋，日本各代表团齐聚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５周年国庆观礼。其中包括多达40余人的具有超党派色彩的国会议员访华团，还有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日本妇女代表团、日本工人代表团等。

日本各界代表团访华产生了积极效果。通过在各地的参观并与中国各界人士交流，日本代表团目睹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和社会进步，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发展中日关系、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与理解所怀有的巨大热情，使之备受感动与鼓舞。在离京或途经广州回国前夕，纷纷发表《告别书》，表述访华观感。由七党组成的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告别书》中说：通过历时一个月的参观并与“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各界人士亲切地促膝谈心”，实际体验到中国的和平建设与建立中日友好关系的热望，表示愿为和平、“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尽速调整两国国交”而努力；学术文化代表团在《告别书》中说：在参观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后，对“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齐一步伐，向着工业建设的大道明朗而健康地行进中的雄姿，唯有表示敬佩和羡慕”，对中国各界的亲切接待感到“实在是幸福”，强调这次访华结下的友谊“能成为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开始”；妇女代表团在《告别书》中说：“深深地感谢妇女联合会给予我们这种访问的机会以及长期的款待和照顾”，决心回国后正确传达“对全日本妇女所表示的友情和关心，并努力使得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两国的邦交能够早日恢复”；工人代表团在《声明》中确信“中日两国的亲善和友好将飞跃地前进”。

回国后，各代表团纷纷举行报告会，增进了日本各界对新中国的理解，扩大了新中国的积极影响。10月26日，议员访华代表团的各政党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国人民正在建设新国家，并为了世界和平，热烈地希望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愿望是，要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恢复邦交，解决两国间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日本舆论认为该声明作为平素立场、意见不同的各党共同看法，“所具有的意义是很大的”。1954年11月１日，共同社东京电讯。

这些情况表明，在战后初期，日本国民正在与中国人民一起努力推进中日友好，这在当时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中，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虽然当时政府之间没有正常的关系，但民间友好的渠道还是越来越宽广的。日本的进步人士、有识之士和广大普通国民对中国革命的顺利进展及新中国的建立，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多舛，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明显拉大，在重新评价日本经济奇迹的同时，中国社会无序论以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论的观点随之出现。这种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也反映在一些舆论调查中。1992年9月13日一次舆论调查的结果，与战后初期日本的中国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次由读卖新闻社主办的舆论调查内容，是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在调查中有一项内容是对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有37%的人回答是“人口的增加和难民的流出”，对于中国的魅力之所在，其中有43.9%的人认为是“自然和风景”，30.8%的人认为是“遗址、出土文物等文化遗产”，28.1%的人认为是“绘画、书法和陶瓷等艺术品”，26.4%的人认为是“中华料理”，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格”的则只有12.1%，而且，在20多岁的年龄层中，则只有6%。

1997年，中国和日本迎来了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在这一年的2月，日本总理府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占51%，这一现象在战后日本是从未出现过的。

通过上述舆情变化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始终是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关联的，这也是战后日本的中国认识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此外，由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中日关系的独特性以及“虽近实远”的中日间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般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日本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震动是很大的，日本媒体的反应虽不强烈，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尤其对中国事态的走向给予很大的关住。

《读卖新闻》对新中国成立的观点是，从世界的发展潮流来看，新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其分裂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在1949年10月4日的社论中，《读卖新闻》称：“由于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人们大都认为‘铁托化’的可能性将会日益增强”。而且《读卖新闻》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力图杜绝这种事态的发生，但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中苏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的一般舆论。《读卖新闻》认为，“世界各国政府承认或不承认中共目前已成了一个大问题”。

《时事新报》认为，苏联已承认了新中国，“世界正注视着美国与英国将取怎样的态度”；《时事新报》在10月4日的社论又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独揽政权”。而且“新共和国的基本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对分子被称为人民以外的国民，对人民给予民主，对国民则施以专政，对国民只给予生存权，要求其从事强制性劳动等国家规定的苦役，以对其进行改造”。

《每日新闻》在10月3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的新政权将与苏联联盟。10月５日又发表评论，指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政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并且预测说，假若中共和苏联排斥国民党在国际上的地位，联合国内就有“暴风雨般的一幕”，哪一个政党成为对日和约的合法代表这个问题，“将会更加妨碍日本和平问题的解决”。

《朝日新闻》10月3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的社论，扼要介绍了新中国的性质。但介绍的内容大都是依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政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这种专政是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等。社论强调，这种专政尤其有利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被称为各民主阶级统一联合战线的胜利”。社论认为，这种“由不同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隐含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但在新中国不可能马上出现阶级间的对立和抗争，因为中国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计划，而是希望在较长时期内继续维持这种阶级的统一战线。

总之，从这篇社论来看，《朝日新闻》在新中国成立这一问题上，态度是较为积极的，这也反映了该报立场比较中立的总体观点。在美国占领和控制这一政治形势下，《朝日新闻》的社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一般来说，在日本四大报纸系指《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中，《朝日新闻》被认为是具有“革新”特色的媒体，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也比较客观，正如同这篇社论所表明的那样，《朝日新闻》的确对当时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

战后初期的日本媒体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很难正确地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甚至散布诸如“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血腥的清洗”、“共产共妻”等谣言，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妖魔化。

但是，1950年代中期，鸠山内阁上台以后，日本舆论界普遍关注鸠山内阁的对华政策。1954年12月11日，《朝日新闻》提醒新内阁“不要重犯”吉田内阁“不必要地阻碍了和共产党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道路”这一错误，要求调整日中关系；12日，《读卖新闻》也强调“死硬的反共态度”已不合时宜，敦促新内阁“修改吉田的外交”政策；《东京新闻》则希望外相“在调整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新姿态”；《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重光葵外相在声明中主张与“共产党国家共处的积极政策”与吉田的政策“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产业经济新闻》评述日本目前在“和自由国家的联系度以内和共产党国家建立较为友好的关系”是“一件好事”，主张更要采取行动。

2、日本学界的对华认识

学界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群体。这里所指的日本学界，主要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即所谓“中国学界”，特别是一些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者。

战败伊始，日本的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中国学家们，便开始了中国学的重建工作。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并借以反省战前对中国研究的弊端，他们首先是大量地翻译、介绍中国各个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鲁迅语录》、《暴风骤雨》、《郭沫若作品集》、《丁玲作品集》、《茅盾作品集》等。这些作品将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介绍到了日本，这对日本新的中国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重建战后中国学的起点。

1946年1月，岩村三千夫、平野义太郎、石滨知行、伊藤武雄等著名学者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研究所，创办《中国评论》（后改为《中国研究》），这是战后日本第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民间组织。其宗旨是发展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强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历史开展研究，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其活动创中日友好的先河。岩村三千夫在《中国研究月报》上撰文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过去日本的中国研究，大都是为了侵略中国、企图霸占其资源的所谓调查和“理论”上的强词夺理。然而，要使日本成为民族主国家，现在就必须对中国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完全是可能的。我认为，我们在正确了解中国的同时，还要努力从中国伟大的民众运动中学习其经验。中国研究所就是在这样一个目标之下，作为一个站在全新的科学立场上从事中国研究的共通研究机构而成立的。”又说，“一些思想或者学问相异的人相聚在一起，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其中，有对战争时期对中国的侵略的反省，以及对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侵略战争、或者做了有利于侵略战争的中国研究的反省。这也许是中国研究所初创时最富有特征性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随着对中国关心的高涨，在日本又出现两个规模较大的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研究所为母体成立的现代中国学会。该学会成员的专业包括各个学科，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历史、科学和文学等进行全面的研究，这可说是该学会的一大特色。

亚洲政经学会是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另一个学术组织。该学会成立于1953年，主办刊物《亚洲研究》。主要成员有村松祐次、天野元之助等。与现代中国学会相比，该学会更注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研究。

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国学在对战前活动的反省和整顿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研究机构，逐步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进入了恢复时代。但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既不能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也不能同中国学者交流，只能运用战前在中国获得的史料来从事研究。

在战后的一个时期内，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兴趣，中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成功经验对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思想潮流的影响很大。《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都是当时读者最多的读本。可以说，在日本知识界，中国革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变革的理念。

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很多知识分子都看到了以苏中联合为象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以此为背景，知识分子希望能发掘出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之间的共同点。在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内进行的，毛泽东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视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一场涉及全民的社会变动刚刚结束，不少知识分子都在沉寂中思考着日本的未来之路和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桥大学教授村松祐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的1949年7月，村松就已出版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体制》一书，在该书中村松所关注的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村松祐次在其书的《序言》中称，“中国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成于用兵完了之时，而是始于用兵完了之时”。村松指出，中国经济停滞的原因不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而且如果只注重这种外部因素的话，就永远也不能把握中国社会的本质。由此，村松指出，表现在中国政府行为中的“例外”倾向，即全国市场的不发达和公私不分的官民关系等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与这种社会体制和经济生活相关联的“心态”不改，中国的近代化也就难以取得进展。村松的观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全部有赖于对这种历史重负的清算。

小岛祐马小岛祐马（1881—1966）生于日本高知县春野村，191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支那哲学史”专业。1918年任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1931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46年5月22日，第一次吉田内阁组建时，欲请小岛祐马出任文部大臣，小岛婉拒。在日本中国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可以说他是京都“支那学”京都“支那学”系指日本一个特定的学派，因为这个学派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因此常常称为京都“支那学”。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的中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从上古到清代，领域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到文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是晚年小岛祐马关注的一个焦点。

小岛祐马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环，认为苏联和中国将会结成亲密的联盟。在他195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讲述了中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冷战局势下所处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从国际社会来看，共产国际所宣传的世界革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运动。中国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环，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影响，还会推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

小岛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是“铁板一块”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世界各国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的，如果有，也就不是共产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理论，也是一种政策，一种战略，不是原理。它既不是以中国古代的传统革命思想为基础的，也不是什么独特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之上的战略。”

小岛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思想》一书中，在认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属于列宁主义的范畴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接受外来文化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共同形成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因素。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中，有古已有之的“革命”的思想传统。传统的儒家思想也认为，革命应该以民众的舆论为基准。他把这种由人民的意志来评价统治者的基本概念称为“民本主义”。

岩村三千夫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期间就进入了无产者科学研究所，以中山耕太郎的笔名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1946年参与创建了“中国研究所”，后来成为研究所机关杂志的总编。他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岩村三千夫战前作为报社记者来往于上海、香港等地，从事中国研究。这种在中国实地采访、考察的经验，对他的思想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岩村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尤其强调中国革命作为殖民地革命的意义。他认为，中国革命最先受到苏联的影响。没有苏维埃联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反过来，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提高了苏维埃联盟的地位。

1952年，岩村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组建工作，被选为常任干事之一，成为机关刊物《中国与日本》的一名主要撰稿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研究所”的主要成员都表现了亲大陆的倾向，他们在日本国分发《人民日报》和《大公报》，以求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岩村三千夫在学术界甚为活跃。这期间，他著有《中国民主革命民主主义的科学教程》（彰考书院，1947年）、《毛泽东思想》（世界评论社，1948年）、《新中国的诞生》（东京民报出版社，1949年）、《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青木书店，1951年）、《中国现代史》（岩波新书，1945年）和《毛泽东传》（日本书房，1959年）等著作。在这些作品中，岩村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

他认为，在有着近5亿人口的邻国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我们日本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就更无法奢谈明天的亚洲”。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革命的思想。

在日本战败后不久的1948年，岩村三千夫出版了《毛泽东的思想》一书。1951年他又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为题改写了此书，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岩村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苏共、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理论。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写道：“我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本。……但他的思想不单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如此，当我们越是注目于亚洲的实际情况时，就越会认为毛泽东的理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亚洲版本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中国以及中国革命的状况、条件和亚洲各国及其民族运动的状况、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在其《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一书中，岩村对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作了如下概述：毛泽东的理论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列主义的方法论，并且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教条。毛泽东的理论经常是随着革命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尤其是在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革命经验之后，毛泽东思想日趋成熟，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上，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

岩村论证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致性，“与斯大林的指示同步行动的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部分中国共产党干部们。……国共分裂前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贯彻和执行了斯大林指示的精神的。”斯大林“原本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观察问题时讲的大局性的东西，与在湖南实地考察的毛泽东的见解，也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贝塚茂树（1904—1987）贝塚茂树生于东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专事中国古代史研究。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著有《孔子》、《古代中国与新中国》、《中国的历史》、《中国思想与日本》、《孙文与毛泽东》、《毛泽东传》等。是战后日本最具影响的日本中国学界的代表学者之一。贝塚在战前就有反对主流思想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他称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他的《毛泽东传》（岩波书店，1956年）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一意义上，代表了战后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毛泽东传》中，贝塚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作为论述的重点。他认为，毛泽东和孙文一样，是乐天派。孙文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毛泽东深信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环，其成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二者的不同在于，孙文作为一个充满梦想的浪漫主义者，经常错误地认识现实；毛泽东既是一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又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打败国民党，把中国从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下解放出来，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都有赖于毛泽东的这种素质。贝塚还认为，这两位革命家的性格都受儒教的性善说影响。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言行中都表现出儒教的性善说——以对人性的信赖为基础的伦理观。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因为外物的影响才陷于“恶”中，所以如果能够避免外物的影响，发展人的本性，人人就可以达到“善”的地步。这种传统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

贝塚以许多从中国回来的战犯都感谢中国的宽大处理这一事件为例，说明毛泽东的伦理观念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这离开了中国的道德观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从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诞生开始，就非常注意对国民党俘虏的优待和宣传教育，这成为共产党后来对待俘虏的一项主要政策。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憎恨其罪行而不憎恨其本人这一性善说。

1954年10月，贝塚茂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他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毛泽东的：“毛泽东好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在我们眼中如同特写镜头一样高大。他的形象，既不是电影中希特勒野心勃勃的轻狂形象，也不是斯大林傲慢冷酷的阴郁形象。他庄重而并非装腔作势，而是朴素、坦诚的，就像他在亲身示范他自己提倡的‘到群众中去’这一口号一样，是那样平易近人。”

贝塚于1959年中国国庆节之际发表的《创造国家的喜悦——寄语中国国庆》一文中，对新中国10年来的成就进行了评述，把其成就的取得归于“人的因素”。也就是，中国人民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实践的聪明才智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但是，在贝塚对1966年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中，表现出他的思想已发生变化。贝塚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状况非常易变而不易评价。他感到，“对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中的中国的现状，我是不是要改变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看法呢？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些合理的回答，是我的义务。”贝塚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被作为惟一的正统，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把过去的文化遗产全部作为异端思想加以否定的现实。这么一来，中国的古籍文献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贝塚对此表现出极大的担忧。

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南博（1914—2001）：生于东京，1940年京都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一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心理学入门》、《日本人论》等。他对传统艺术、电影、气功等都很有研究，是日本颇有影响的学者。，1952年9月参加了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通过这次访华，当时中国人的表情、动作、说话方式、工作方式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论著。

他感到，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全新的世界，中国人是健康和开朗的。他逗留北京的40天正值盛夏，但他没有看到一只苍蝇，自称是“好事者”的他到处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一只。南博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新的光芒四射的东方已经决定性地赶上并超越了欧洲和美国。”

南博还写道，在5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普通的群众还是学生，都有一种是“人民的一分子”的意识。他特别高度评价了在年青一代身上所体现出的一种平等意识。而且，中国的教育方针也是独特的，一是与生产相结合；二是教育面向广大工人和农民。其结果是学校和社会生产活动紧密结合了起来。

从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到1972年的27年间，日本20余种全国性大型综合杂志中，刊载有关中国的文章2500余篇，以下几种有一定的代表性：

日本综合杂志的中国报道（1945—1972）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总的趋势是在增加，但也并不是直线上升的。从内容上看，战后初期，左派学者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右派的只占7%左右。1945—1950年期间，岩村三千夫和鹿地亘各发表15篇，平野义太郎发表10篇。内容多半是介绍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情况。进入1950年代，随着中日民间交流的展开，文章内容逐渐多样化。主要包括，在华居留人员的历史回顾与实地调查，日俘日侨的遣返与赎罪，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介绍与研究，政治经济界要人的对华认识及访华观感，学术文化界的交流，中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动向，中苏关系以及中日复交问题等。

3、竹内好与竹内实的中国观

（1）竹内好的中国观

竹内好（1910—1977）是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家，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

竹内好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1944年应征入伍，1946年7月复员后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52年起任东京都立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60年为抗议当时的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条约而辞职，其后组织思想科学研究会、鲁迅之友会、中国之友会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5卷本，平凡社刊)、《中国的思想》(13卷本，德间书店刊)、《中国•鲁迅》、《为了理解中国》(3卷)、《现代中国文学》(河出书房刊)第1卷《鲁迅》和第2卷《茅盾》等的编写工作，并翻译了《鲁迅全集》。

竹内好的最突出业绩是鲁迅研究，在1943年34岁时完成了其代表作《鲁迅》。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中，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被认为是一座至今无人跨越的高峰。他在鲁迅那里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奇特关系：“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

在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界，竹内好的研究独具特色。他既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也与近代主义学派保持一定距离，他的问题意识在于以中国的近代化来批判日本的近代化。竹内好以杂志《中国》为基地，连载《为了了解中国》等启蒙文章，对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开辟了史无前例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可以说这就是竹内模式。如果简单地将竹内好的学术思想做一概括的话，那就是以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追究日本战败的原因。

竹内模式的核心内容来自于鲁迅和毛泽东。他认为，鲁迅所走过的道路作为一种定式，也适用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广而言之，亦适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落后的农民那里发掘出了革命的动力，依靠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引导革命走向成功；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虽然革命的敌人具有强大的实力，然而实力可以削弱，亦可补充。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依靠精神道德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对手。

竹内好指出：近代落后了的中国，勿宁说通过对于落后的自觉而将民族主义转化为道德感召力，从而带来新中国的再生。可以说，这是将鲁迅模式扩展至毛泽东，进而依靠这两者解释中国近代化亦即当时的新中国成立过程。

竹内好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在时间上落后了，但同时使其在质量上处于优势”。“鲁迅这样的人之所以得以产生，没有激烈的抵抗作为条件是无法想象的。不是如同欧洲的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日本进步历史学家所说的‘亚洲的停滞’那种落后的社会，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的”。他所强调的是，在落后的事物当中，蕴藏着产生优秀思想与道德的力量，其优秀性仅仅依靠经济的和物质的力量关系是无法理解的。

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在这一悖论的层面上，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他说：“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我自己的教训。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根据竹内好的分析，鲁迅的“核心思想”就是挣扎、抵抗、否定、拒斥。他在写鲁迅，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写二战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兴奋、迷惘、困惑、紧张的复杂情感。

竹内认为，鲁迅实在是个异类，不管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鲁迅一直自我放逐，拒绝任何派别的拉拢，孤独地在困顿中挣扎，无法解脱。他骂遍所有人，却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盖上了“民族魂”的大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事情。竹内也跟鲁迅一样，一直没有融入大学体制，过着所谓边缘人的日子，不仅是社会身份上的边缘，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边缘。

1949年9月，竹内在《展望》上发表《传统与革命——日本人的中国观》一文。该文所论及的是日本人的中国认识。竹内认为日本人在战前和战后对中国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日本人的心态和意识在战后没有改变。“日本人的中国观在战前和战后根本没有变化，这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竹内认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感是历史上形成的，是在甲午战争后被定型的。这种轻蔑感是畏惧中国的反面表现。

竹内批判了日本人的中国观。他还指出，各有其思想根基的日本和中国近代化具有不同特质。为证明自己的观点，竹内引用了杜威对中国的评价。杜威曾于1919—1921年在中国逗留，目击了中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杜威曾在多篇论文中就近代中国与近代日本进行了比较。在杜威看来，日本因为传统压力小而轻易地成功地吸收了欧洲技术，但正因如此，古老传统残留在深层；在中国，近代化日程因传统抵抗非常激烈而推迟，但也因此而使变革更彻底，能够从国民心理的根源上进行变革”。

在竹内看来，杜威将中国能成功实现近代化、日本却遭受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一个拥有传统文化、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差别上，而国民心理的不同则是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1951年7月，竹内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关于学习运动》一文，把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日本知识分子的参照物加以介绍。在竹内看来，中国新政权通过实行知识分子再教育来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因为包括学生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政治所采取的是旁观态度，而且，旧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为接受了旧式教育，故而不具备真正献身于人民的精神，所以必须进行彻底的精神改造。中国共产党以彻底改革的精神来推行这一政策。新政府一方面承认、重视知识分子所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性，一方面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通过自我改造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忏悔过去、倾诉回心转意的喜悦。有的在各种集会上进行，有的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许多诸如《旧人物的改造》、《自我批判实例》之类的宣传手册。还出现了《学习》这样的专门性杂志。《学习》半月刊发行量达20多万册，读者日投稿量高达100余篇。竹内认为，严肃杂志发行量如此之大，足以证明当时知识分子的学习热情是何等高涨。

竹内指出，是不是共产党员无关紧要，如上所说的学习运动是作为一种国民运动来进行的。这种教育完全是相互帮助，人人平等，互为师长。学习主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进行。自我批判和听取批判是义务，即使是领导者也不例外。

作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竹内好不仅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和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力，也对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和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竹内好有时候被认为是一个近代主义者，有时候又被认为是一个反近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相互矛盾的概括说明他不是一个可以随意被贴标签的人物。

竹内好一生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业，但始终秉有超出自身专业之外的社会关怀。1960年前后，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竹内好是精神领袖之一。虽然有长达一年的抗议和大规模的示威，1960年5月19日条约仍然在日本国会强行通过。“基于思想和良知”，竹内好在5月21日辞去了东京都立大学的教授职位。

竹内好晚年退出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地带。1966年，他把自己一些最主要的评论性文字结集成三大卷，发表评论家“废业宣言”，告别了评论舞台。此后竹内好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把最主要的精力用于翻译鲁迅。

作为战后日本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竹内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人物，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竹内好通过研究鲁迅深入解析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而在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时，竹内好区分了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他认为，就前者而言，日本必须无保留地承担战争责任，但就后者而言，作为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不能单方面承担战争责任。他认为，美军主持的东京审判具有明显的“成者王侯败者贼”的特征，而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战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正是利用了这一审判中的霸权事实，从相反的方面美化了日本的侵略。那么，应当如何直面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且同时抵抗西方文明的霸权秩序？竹内好认为：近代化的冲击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的确来自东亚的外部；而现代性的冲击，在原理上却肯定是产生于东亚内部。

就战后竹内好的评论活动而言，多数研究者认为，竹内的毛泽东论，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评价，以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都有讨论的余地。其实，竹内本人也承认，作为思想就不必说了，即使是作为政治判断也是失败的。这是因为他是立足于否定日本近代化来进行中国研究的。换言之，他是带着特定目的意识来进行中国研究的。

（2）竹内实与中国

竹内实是当代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一直潜心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日本战后最早开辟中国现代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中国文联出版社《竹内实文集》编译出版说明。，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

竹内实的父母在20世纪20年代初，来到中国山东省的小镇张店（现属淄博市）谋生，在当地经营一家旅馆。1923年竹内实在那里出生。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使竹内实对中国大地和老百姓怀有与生俱来的依恋，他曾说山东张店是“我的第一故乡”。

1934年，竹内实一家从山东移居到东北长春，他在那里读完小学后，考入商业学校。竹内实在长春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经常看到众目睽睽之下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的情景。

竹内实1942年回到日本继续求学，1946年进入京都大学，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后来又去东京大学读了研究生课程，从此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研究文章，正式走上了终生研究中国的宿命之路。此后，他去东京都立大学任教。1973年后，竹内实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所长、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北京日本学中心主任教授等职，以及日本的松阪大学、关西大学和中国的西北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等职务。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曾3次访问中国。

1960年6月，竹内实参加日本文学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竹内实在谈到自己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时说：“毛泽东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半生的经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泽东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上过师范学校，但后来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次访华经历，给竹内实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激发了他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和诗词的兴趣。竹内认为，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互重叠，因此他吐露的诗情既是他个人内心世界对革命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在精神侧面上的表现。

日本学术界以及官方机构一直比较注意收集并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编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选集；同时，日本学界和日本共产党有相当一批人从事毛泽东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日本学界从理论上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与苏联在50年代的毛泽东研究偏重于评论、宣传不同，日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深层次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他们着重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力求深入地分析毛泽东的论点，并评判其科学价值。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整个海外毛学研究中，除美国外，日本无论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60年代以后，日本加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研究者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他们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竹内实的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以推动和展开的。

竹内实编辑《毛泽东集》，很大程度上是受“京都学派”重视文献考据思路的影响。他认识到，要深入全面准确地研究毛泽东，就离不开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在一般情况下，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应采用日文，然而，竹内实负责主持出版的《毛泽东集》则用的是简体中文。这一则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不致因翻译问题而引起争论，二则以中文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与日本人长期的中国学传统和完善地利用中文资料的能力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以中文出版的《毛泽东集》销路很好，不仅有大量的国际征订，而且日本国内的订数更多于国外，“这使人觉得，中国语似乎已成了国际性语言。”

竹内实在编辑《毛泽东集》时始终强调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贯彻两条原则：一是原；二是全。所谓“原”，就是强调采用原始文献。所谓“全”，日本版的《毛泽东集》虽不是“毛泽东全集”，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全的。在当时条件下，虽然它远不是全集，但其收录毛泽东著作之多，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还是少见的。

竹内实可以说是日本学界毛泽东研究的领军人物。从20世纪50年代起，竹内实一直没有停止对毛泽东的观察和剖析，他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引用中国文化社会背景和传统思维来解释毛泽东的思想，并由此抽离出中国人的典型思想。竹内的毛泽东研究，经过历史的考验，基本都是正确的。他赞扬毛泽东许多方面的先见，也对他的许多举动进行批评，比如1950年代的“反右”和1960年代的“文革”等。

令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人士感到意外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发动，竹内实就一反对毛泽东的敬仰立场，单枪匹马地表示了对批判“三家村”等现象的不满，直到公开反对中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为此，他一时在日本学术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竹内实认为，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他本身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哺育，而“反右”和“文革”是不尊重知识分子，这是十分矛盾的。

竹内实在毛泽东研究方面著述甚丰，代表作有《毛泽东：诗与人生》（1965）、《毛泽东的生涯——调动八亿人民的魅力源泉》（1972）、《毛泽东》（1989）、《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99）等。竹内实还致力于向世界译介毛泽东的文章，主编有《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该书被海外学界誉为毛泽东著作版本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先后获得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和日本政府颁发的勋章。他研究中国的主要著作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出版，共10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10卷本的《竹内实文集》，是竹内实学术成果之集大成，也是中国首次出版国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大型文集，从中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理解。文集共分10卷，分别为《回忆与思考》、《中国现代文学评说》、《毛泽东的诗与人生》、《毛泽东传记三种》、《日中关系研究》、《文化大革命观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历史与社会评论》、《中国文化传统探究》等，这是竹内实全部学术成果第一次系统选译并结集出版，也是以中文首次出版国外中国研究学者的大型文集。

早年的生活经历成为他学术研究和生活的滋养源泉，他在《〈竹内实文集〉自序》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故乡般的眷恋之情，在第1卷《回忆与思考》中，常常洋溢着这种“思乡”之情。《回忆与思考》上编《回忆个人经历》，是对中国生活的温馨回忆，下编简要回顾了回日本后从事中国研究的历程，并结合具体研究指陈利弊，有助于国内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日本的研究现状。文集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评说》，收入了竹内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鲁迅研究。第3卷《毛泽东的诗与人生》，主要是对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第4卷《毛泽东传记三种》收入竹内从三种不同角度创作的毛泽东传记。

竹内实的中国现代研究，正如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观》中，分析了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中国观念后所说：“在研究中国时，应将‘视角’确立在‘政治’与‘人’及其它们运动于生活于其中的广大‘风土’上。”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这也是竹内中国研究的思路。他将焦点聚集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中，同时又将两者置放于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在《毛泽东》一书中对晚年毛泽东，就有精彩的人格精神与心理分析。在政治与文学领域，竹内抓住了两名最关键的人物：鲁迅（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评说》）与毛泽东（第3卷《毛泽东的诗与人生》，第4卷《毛泽东传记三种》）。鲁迅是文学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则是政治界的代表人物，而他们与政治、文学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竹内认为，鲁迅则堪比孔子，而鲁迅的“圣人”桂冠正是毛泽东给的。不信神的孔子与不信圣人的鲁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

竹内实的研究宗旨是，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他从青年时代开始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其学术领域逐步扩展，研究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他的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十分特殊。此外，在批判日本的侵华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竹内实也都具有远见卓识。其学术成就不仅在世界中国研究领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竹内实将“儒”作为中国文化之表，将“道”作为中国文化之里，在文集中也处处显露出他对这种“里道外儒”文化的感悟。正是道家的超越精神，支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除毛泽东、鲁迅外，竹内也探讨了茅盾、郁达夫、赵树理等作家，并涉及到政治现实主义与文学现实主义、“中间人物论”等问题，都有清醒而独到、鞭辟入里的见解。

竹内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左翼立场鲜明，多次奔波在中日之间，参与两国友好运动，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同时，他又及时评点了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出现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种种斗争，表示出疑惑与反感。这也为他后来自始至终批判与抵制“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始终坚持冷静观察和不能苟同的态度，因而在当时的日本陷入孤立境地，在周围的左翼日本学者大都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竹内独自直斥“四人帮”所作所为是“离经叛道”，由此可见竹内实的胆识。然而，“四人帮”垮台之后，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日新月异的变化，竹内也并没有表现出沾沾自喜和兴高采烈，而是怀着为之喜忧参半的冷静态度。在竹内实看来，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乃至发出“友好容易理解难”的感叹，而这句话早已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的共识和箴言。

“友好容易理解难”是竹内实的一句名言，1975年竹内实在《日本和中国的接触与交流——以历史为鉴》一文中指出：“友好这个词，说起来确实是并不怎么费力气的”，“如互相派遣代表团，举行宴会、握手、表达亲切之情等等，在那种种热烈的气氛中，其中难免虚假的应酬。”因此“理解总比友好更困难一些”。正因为这样，竹内实先生始终没有由于中国一时的政治变动或中日关系的顺逆而改变对中国魂牵梦绕的初衷。

竹内实积终生的研究体验，认为日中两国同所有国与国之间一样，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应该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才能使双方的“友好”得以发展。在这一“关系—理解—友好”的模式中，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则是对对方国家实情与文化特征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国家间的“友好”，只有立足于相互之间的真正“理解”才可以靠得住。与其轻言“友好”，不如致力于“理解”更切实一些。这一看法，鞭辟入里。

4、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华动向

日本右翼势力这个“政治癌瘤”的存在，迄今已逾百年。它不仅在战前将日本民族拖进了灾难的深渊和给亚洲邻国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民族灾难，而且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仍在不断恶化着日本社会的“肌体”和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对中日关系走势和东亚和平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尤其为了“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于1946年1月4日，颁布了解除公职和解散右翼团体的指令。根据解除公职指令，大日本赤诚会等119个右翼团体被废止。随后，2月22日又指定45个右翼团体解散，75个团体禁止再结社。到《旧金山和约》签订的1951年末，共有233个右翼团体被解散；另据统计，在被解除公职的21万余人中，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右翼暴力主义团体以及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人物3381人，其他右翼、军国主义者以及极端国家主义者46276人。

但是，由于冷战时期的过早到来和日本政府试图利用右翼残余势力挽救天皇制国体，即使在战后初期的整肃期间，被勒令解散的右翼团体成员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停止活动，甚至还孽生出一批以全新面孔出现的新右翼团体。

战后最早出现的右翼团体是1945年9月3日小川友三的亲美博爱勤劳党。不过这时登场的右翼几乎都是些无名青年，并且其中多数带有“暴力团”的色彩。这与战败之初经济混乱、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大批军人复员和高达1000万人失业等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他们的宣传口号有维护天皇体制、反共亲美等。右翼这时放弃了一贯的排外主义而主张亲美。因为他们一方面基于对共产党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迎合美国占领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类具有暴力团性质的右翼团体主要有日本天狗党、新日本义人党、日本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等。

战前，中国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祸的最大受害国，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把主要矛头直指中国。日本的战败，虽然宣告了日本战前反动的中国观的“破产”。但是，新的中国观并没有为日本国民普遍认知，相反，战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在很大程度上残存着，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右翼势力更是如此。

战后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的焦点集中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三个主要问题上，而在战后初期，则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战前，日本对台湾实施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战败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重新染指台湾的打算。战后初期，日本右翼势力就是“台独”怪胎的卵翼者和首开“台独”运动先河的罪魁祸首。

188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因而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民主国”在此历史背景下成立，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台湾民主国成立不久就在各种历史因素下宣告解体。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常常把甲午战后台湾人民为反对日本“割台”而建立“台湾民主国”的义举歪曲为“台独”运动的首次实践，这充分昭显其阴险用心。因为“台湾民主国”成立于中日“交割”仪式完成之后，其成立目的并不是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是要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然后再回归祖国。

日本战败后，台湾的以少壮军人中宫牾郎、牧泽义夫等人为首的驻台日军主战派，勾结台湾少数亲日派人士在台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国政府接管之前，以滞留台湾的17万日军为后盾，宣布台湾“独立”，号称把台湾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作为日后复兴“大日本帝国”的战略基地。由于中国政府和台湾同胞的坚决反对而流产。这一事件不仅表明包括这些旧军人在内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而且预示着这股势力日后成为支持“台独”的主要外部势力之一。冷战期间，日本民间右翼势力对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使日本很快成为“台独”运动的大本营。

台湾“独立自治”运动流产后，原驻台日军被遣送回国，与国内右翼势力合流；台湾的少数亲日“台独”分子也因台湾当局采取了坚决取缔、严厉打击“台独”活动的政策而逃亡海外。日本右翼势力大力支持逃亡日本的“台独”分子，使日本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难所”和“台独”运动的大本营。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在日本先后成立了“台湾再解放同盟”、“台湾民主独立党”、“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等“台独”组织，这些组织都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全面支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日本政、军、财界右翼分子成立专事支持“台独”运动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不遗余力地公开支持这些“台独”组织的运动；第二，培植“台独”骨干。诸如“台独领袖”廖文毅、“台湾青年社”头目兼“台独联盟”中央委员王育德、“台独联盟”副主席黄有仁、“台独联盟”日本本部委员长许世楷等人，都是由日本右翼势力一手培植起来的“台独”骨干分子；第三，向“台独”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在日“台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来自于日本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等右翼团体，而该后援会的最大赞助商，则是在日据时期出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右翼财阀古贺三千雄；第四，派遣骨干分子直接参与“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成为“台独”势力的“外籍军团”。1955年9月1日，廖文毅纠集一批“台独”分子在日本东京举行“台湾共和国临时国民议会”成立大会。在与会的百余人中，日本右翼分子达60余人。日本右翼分子宗像隆幸除经常化名“李春阳”在报刊上鼓吹“台独”外，还被选为“台湾青年社”的“中央委员”，成为“台独”势力的骨干和领导人。

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和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即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日据时期日本推行“皇民化运动”，在台湾豢养出一批具有“皇民意识”和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另一方面，日本从台湾获取巨大的殖民地收益的既得利益者在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了具有浓重“台湾情结”的“台湾帮”。

“台独”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一般都有着浓重的“皇民意识”和很深的“日本情结”。日本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后，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为了使台湾永远脱离大陆，日本政府在台湾曾长期推行“去中国化”的“隔离政策”和“怀柔政策”，并且从1940年起又在全岛掀起所谓“皇民化运动”。他们所主张的“台湾化”、“去中国化”，实质上都是“日本化”。

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首先来自于亲情关系的纠葛，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造成彼此的很多亲戚居住在对方，形成了一种千丝万缕的连带关系；同时，日本割占台湾后，台湾不但成为日本工业品的主要供应地和销售地之一。日本从台湾获取的巨大收益，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在内心深处滋生浓厚的“台湾情结”。正如周恩来所说：“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感情，……今天日本仍有一部分人抱有这种殖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认为台湾既然没有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就应该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正是在这种对台湾的“殖民主义感情”——“台湾情结”的驱动下，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对台湾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日本国会议员中的“台湾帮”，有时多达三四百人。这表明，浓重的“台湾情结”已植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内心深处，这是诱发其支持“台独”、阻挠中国两岸统一的内在心理驱动力。

当然，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更为现实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把台湾视为关乎日本“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要地和“生命线”，并把支持“台独”作为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地位的有效途径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

第四章 1960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与对策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的十余年间，在中日无邦交的情况下，池田、佐藤两届政府坚持“政经分离”的原则，双方通过友好贸易与备忘录贸易两个渠道，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日贸易的发展。政府因受到政治条件的制约，实际上非政府层次的各政党亲华派和民间人士，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动力。号称吉田学校“双壁”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与佐藤荣作，基本上沿袭了吉田茂的外交路线，其对华观集中表现为“对美协调”主义和“两个中国”的理念，尽管不同时期，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些推进中日贸易或双边政治接触的举措，但始终没有突破“政经分离”的原则，亦没有走出“政治台湾、经济大陆”的圈子；两者相异之处，只是在前后变动的国际环境下，主张“协调”的池田，在相对“自主的空间”下推进了民间层次的贸易，而提倡“自主”的佐藤，却面对严峻的环境和现实课题，选择了“协调路线”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一、池田勇人的对华观

池田勇人作为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曾任职于大藏省，长期活跃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前沿，是日本战后体制的重要创建者之一。被称为“半导体推销员”的池田，在首相任内打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日本走向经济大国的主要推手，给世人留下了“经济型宰相”的深刻印象。

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即邦交正常化之前围绕中日关系的国际舞台上，既没访问过中国大陆，也没到访过台湾的池田，却积极地扮演了一个活跃的“外交家”角色，奔忙于东西方之间，直接领导并参与了日本的对华决策。无须说，池田时期的中日关系，确实取得了新的发展，对池田发挥的积极作用，应给与一定的评价。然而，当深入研究当时池田本人的对华观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多重政治意图、甚至是看似矛盾的意识取向，而其不变的“两个中国”的政策追求，却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下文拟通过解读近年日本外务省等有关机构相继公开的一些外交档案或内部资料，旨在分析池田对华观的真相以及日方的政策目标，跳出政治人物评价上或主观武断的贬斥、或单纯感情溢美的简单轮回，以求深化对中日关系的研究与认识。

1、“对华自主论”的真相

池田上台后改变了前任首相岸信介紧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高调打出了“对华自主”的姿态，在对华政策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性”。

1960年7月19日，池田在组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明：“对中共的政策，不必采取与美国同样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池田故意与美国保持距离的用意。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以及贸易的发展，1962年5月12日，池田内阁会议决定对华贸易采取延期付款的方式。面对美方的警惕和反对，池田经常对亲信说：“应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我们合作；现在美国也该听听我们的意见了吧。”其后6月2日，池田在大阪的参议院选举游说演说中进一步表明：“我认为，日本的（对中）贸易政策，最终应该由日本自己决定。即使美国说三道四，我们也要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以往不用说，是比较消极了。”同年11月“廖高协定”签署后，有美国记者质疑池田，与共产主义斗争与对华交易不矛盾吗？池田直率地批判了美国僵化的政策，他说：“在亚洲封锁‘斯大林主义’与日本阻断对华贸易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西欧感觉不矛盾，日本也感觉不矛盾，好像只有美国认为这矛盾。”

长期以来的“对美协调派”池田，为何要推动“对华自主”政策呢？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从长远角度建立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首先，池田将“对华自主”作为安抚国民反美情绪的手段，以稳定自民党政权和国内秩序。追随美国、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的岸信介，被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反安保”运动赶下了台。日本国民强烈反对美国的干涉和控制，要求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国家。在规模空前的安保斗争余韵未消之际登台亮相的池田，为了弥合国内的政治分歧，以恢复国内治安，进而赢得大选的胜利，稳固保守政权的统治，不得不适当修正岸信介“亲美”的外交路线，表现出一定的“对华自主”。

其次，日本“对华自主”的政策，无疑是其提高对美外交自主性的最为有效的一个途径，也是构建日本外交框架的一个重要支点。从池田首席秘书官伊藤昌哉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对话，可以窥视出问题之所在。1961年正月以后，宫泽喜一得悉池田要访美的消息，前来问询伊藤，“总理是想去美国吗？”“好像是那样”，“当然也可以去，不过对中共的政策还没落实下来就去吗？那不成了藩王拜见皇帝了吗？”“当了总理大臣，去听听美国的想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何况美国不也换了肯尼迪了吗……”，伊藤虽嘴里这样回答，心中却想宫泽确实有眼力，一下子就看到点子上了。

池田不仅想借对华政策提高外交自主性，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力的增强，其本身怀有更大的外交“宏愿”。1961年11月，池田访问印度，对主张“不结盟运动”的尼赫鲁说:“……看起来日本像是进行追随美国的外交，然而日本外交不是对美一边倒，作为亚洲的一员，也积极考虑与亚非各国进行合作。”进而，一年后的1962年11月池田访问欧洲六国时，如其秘书伊藤指出的那样，池田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他要表明：“自由主义各国应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日本及亚洲这三根支柱为中心，日本与美国联手，然后，到日本与欧洲联手之时，就能开创维护世界和平之路。”池田很清楚，“日美欧三大支柱”的宏伟计划，关键是需要从眼前的“中日问题”做起。

第三，更为重要的，打开中日关系，进行“对华自主”外交，恐怕是池田基于长远角度的战略性选择。1963年5月7日，池田对到访的国民党政府秘书长张群说：

“中国民众不管什么主义，只要生活改善了就好……与10年、20年前相比，中共当政以来，生活水平改善了。大众生活比其他国家不算好，可是比以前要强。这个民众亲身体会到了。”

“中国大陆，在国民政府时代经济状况十分惨淡，可是中共执政后，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所以，政权稳定了。”

至于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说法，1963年9月18日，池田在会见美国赫尔斯特集团报刊的总编时表示：“中共三五年不会有变化，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没有事实根据，近乎空想。”“考虑到将来日本与中共的关系以及国际舆论，长期来看，中共将得到联合国代表权，中华民国政府也将不得已而失去联合国席位。”所以，鉴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池田认为“日本最后必将承认中共”，而且“池田相信，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实现。”

进而，出于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池田亦希望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美国大规模介入越战之前的1964年4月，池田就对尼克松副总统表明：

“我认为南越问题，没有美国和中共的相互谅解，是不可能解决的。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必须与中共对话，美国也应该知道这一点。”“美国只要是对中共采取现在这样强硬的态度，就不可能给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希望美国像对待苏联所显示出的宽容和忍耐那样，去和中共接触。美国和中共当然不可能友好和睦地相处，但是完全不来往，是危险的。”

另外，从多边外交平衡的角度来看，池田必须考虑为日本的将来留有适当余地。处于冷战最前沿的日本也不得不盘算着，一旦冷战烟消云散，夹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日本，外交处境该当如何。池田很清楚，尽管中美两国尖锐对立，但是背后多年来断断续续一直在波兰华沙（1958年前在日内瓦）保持着大使级的谈判关系。日本是否会被甩下的危机感，始终萦绕不去。这从1963年退职的原驻美大使朝海浩一郎的话中明显体会得到，“某天早晨，一觉醒来，美中是不是已经握手了。我每天为此心神不安。”此话虽显夸张，但确切地反映了日方当时的某种心态。历史最终证明，美国的“越顶外交”，还是印证了朝海的担心。

第四，不否认池田对华或许怀有历史好感或战争愧疚，然而另一方面，池田更是将这种所谓的“特殊关系”作为追求日本“自主”政策的挡箭牌。中日古代长期的友好交往史和近代以来的日本侵华史，是两国外交中无法回避的、深刻的历史背景。1960年1月，池田在担任岸信介内阁的通产大臣时曾表示：“中日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关系，应努力打开中日关系”，“为此，有必要先从日方开始做起。”同时，鉴于美国对中日接近动向的担心，1961年6月，池田首相访问美国，在与肯尼迪总统的会谈中强调：“日本人的认识与美国不同，由于历史、地理上的关系，再加上战争给对方添了麻烦，所以对中国人有亲近感”，希望美方理解中日重开贸易的举措。

然而，池田的所谓“对华自主论”，是审慎的、有限的“自主”，始终是在与美国的协调、甚至是追随的基本路线下展开的，并没有脱离美国东亚战略的政策框架。正如他在组阁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显示出追求自主倾向的同时，也严厉批判了中立态度，表示出与美国等国“联手”的方针。他指出：

“我在六七年前就主张与中共友好相处，但很不容易搞好。外交不仅仅是对中共的政策，首先重要的是提高自由国家对日本的信赖。为此，必须搞好日本内政。在取得自由国家信赖的同时，成为不为中共所愚弄，不受人操纵的国家。”

当记者问及：“在外交政策中有亲西欧外交和中立外交，你如何看待中立政策时？”池田语气强硬地答道：“我不采取中立政策，我要与自由主义国家联手合作。”矛头直指日本社会党提倡的“非武装中立”路线。

原本，池田政权建立后，主张积极开展对华政策的外务省亚洲局中国科曾提议，中日之间可以召开大使级协商或互派部长级官员。但是，考虑到对美关系，池田认为为时尚早，没有接受。池田不仅通过外务省正规的外交渠道，而且他本人也多次向美国政府有关人士强调，没有对华谋求政治接触，只是开展民间贸易，是在美国冷战战略的框架下推进对华外交的。

1962年10月2日，池田对来访的美国原驻日大使墨菲表示，日本清楚中共的意图，中日贸易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担心。从池田访美前日本外务省当局制定的政策方案中，更是清楚地表示了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

亚洲局的《对中共方针（案）》（第一方案，1961年3月3日）在阐述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中日关系”之后，就“对美关系”指出，“对美预先通报以上方针的同时，劝说美国放弃向联合国大会递交暂缓审议的方案，并且今后也要保持密切的联络和磋商。”

1961年3月17日，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提交的政府文件《日本的中国政策》也明确指出：

（1）长期目标

……日美的中国政策，在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且扩大与中共交流的基本立场上是一致的。然而完全不同的是，美国与中共尖锐对立，国府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下，日本根据内外情况，不能采取刺激中共的行动，对国府也没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对中国政策不得不采取低姿态，这是今后应该进一步与美方协商的基本问题。

（2）当前对策

①在联合国大会上，即使是弃权，也要事前和美方协调立场；

②谋求与中共扩大人事交流、接触面（要事前通报美国）。

由此可见，池田的“对华自主”，不仅贸易上要对美“协调”，政治上更是紧密“追随”美国的大政方针。

2、“推动中日贸易论”的界限

池田推进对华外交的空间有限，政治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其“自主”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即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之间的民间贸易。

1960年7月，池田组阁后，表示了与愿与中国“大力发展文化、经济交流”的意愿。8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会谈中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并且重申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11月15日，中日有关公司签署了重开贸易的第一号合同，中止了两年半的中日贸易以“友好贸易”的形式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

1960年12月19日，池田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发言中进一步明确指出：

“关于政府间的贸易协定，若以承认中共的形式进行，我现在还没有下决心这样做。然而，只要不是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而是具体加强贸易，或按照国际惯例那样，即使不承认该国，也可以在特定的有关领域，如邮政、气象等方面进行协商，我是赞成的。问题是如果不涉及是否承认中共的问题，我想促进两国间的对话还是可以的。在贸易上，我还是希望中日之间以积累的方式进行。”

1961年1月30日，池田在第38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强调：“关于促进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的友好关系，尤其是改善中日关系极其重要。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推动贸易发展，是我国欢迎的，向这个方向努力，是我们本年度的一个课题。”同年4月10日，池田下令撤销了易货贸易制度，促使1961年中日贸易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1962年春，池田对其好友、著名的实业家冈崎嘉平太表示：“有没有更为周全的大规模贸易方式？希望好好想想。”同年5月，池田亲任议长，主持召开了最高出口会议，决定中日贸易以延期付款的方式支付。6月底，冈崎拟定了一个扩大中日贸易的新方案，即所谓的“冈崎构想”。该构想得到了池田的认可，成为其后“LT贸易”的基本框架。全文内容如下：

“为了使今后的中日贸易步入正常轨道并逐渐扩大，当前与中方可按如下初步方案所示的方式进行交涉。

（1）当前向中国出口其最希望要的硫酸铵等化肥、农药（根据情况也可以是钢材），而从中国进口其容易生产出的大豆、水银、炼铁用煤炭、铁矿石、中药等。进口可采用2到3年的延期付款。

（2）日本进出口银行对日方出口单位进行融资。

（3）为了日方进出口交易以及必要场合下进行价格调整，组成一个集团，在这个集团名义下与中国进行交易（不限于所谓的友好商社）。中方也以这个集团为交易对象。

（4）进出口价格原则上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即FOB来定。但必要的场合下，可采取不同的价格，集团内就进出口物资进行调整。

（5）以延期付款进口的物资，这个集团在日本国内销售后可以作为出口货款或用来与进出口银行进行结算。

（6）日方集团的代表与中方公司之间以书面形式就此方式签订合同。日方以松村谦三为合同保证人。

这个初步方案成功的话，仿效此案扩大两国贸易，日方一般的商社、厂家加入，打开过去这种僵化的局面。”

1962年9月7日，在收到中方的邀请函后，池田对松村谦三说：“我的立场上是必须面向美国。因此，松村君，你能不能成为我面向中国的另一副面孔。中国方面的事，都委托你了！”9月14—19日，松村代表团访华，双方就签署贸易协定达成共识。松村在回忆池田时说：“我以个人身份去中国的时候不多。现在说来，这绝对不只是按我个人的想法去做的。所有事情都事前和池田总理商量了，如‘请谈到这个程度’、‘希望不要深入到那个问题以上’一样，一切都是事前协商后访问中国的。”应该说，松村很好地扮演了池田的“传声筒”或“另一个面孔”的角色。11月9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分别代表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即“LT贸易协定”。12月27日，中日双方贸易团体又签署了“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LT贸易”与“友好贸易”成为推动中日贸易发展的“两个车轮”。1963年8月，池田又顶住台湾和国内反对势力的压力，批准了仓敷公司使用进出口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这成为战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例。

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同年4月，松村访华，双方决定互设常驻机构；9月，中日互派了常驻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双方第一次互设常驻机构和互派记者，建立了“半官半民”的沟通渠道。

池田调整日本政府政策，积极推进对华贸易，除了经济现实主义的考虑之外，也是缓和国内政治对立的有效手段，还有着“了解中国”、“教育中国”以及“离间中苏”的政治企图。

首先，经济利益是“推动中日贸易论”的原动力。中日重开经贸合作，可以说是池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自然延伸。池田执政后，打出了“宽容与忍耐”和“低姿态”的口号，旨在将国民的目光逐渐由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安保斗争引向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经济领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池田内阁提出的基本的政策运营方针。为了扩大出口，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均衡，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三个海外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成为池田和日本商界眼中颇具魅力的市场。

当然，在池田看来，比起现下规模有限的贸易，无疑是要着眼于未来的中国。1962年10月6日，池田在与记者会谈时表示：

“不应过高评价‘对中国的贸易’，松村访华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想着昔日的大陆贸易，‘再做一次梦’是不可能的。与中共的贸易额，最高时是五年前的6千万美元。今后即使再努力，也不会达到这个程度。而且，中共方面想从日本购买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日本从中共购买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呢？……从经济方面来看，为何只对中共采取延期付款的措施呢？只是，要预先考虑到中共贸易的将来。”

与西欧国家竞争中国市场，也是池田积极主张“推动中日贸易”的一个主要动机。随着英、法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与西欧国家的贸易不断攀升。日本经济界对大陆市场会不会被欧洲国家夺去，十分焦虑。池田接受了友好商社和业界有关团体的建议，决定对华贸易实行延期付款方式，与“欧洲站齐”为原则，推动对华贸易。

其次，推动对华贸易也是弥合日本国内政治分歧的现实手段。由于安保斗争，日本政界保守与革新势力对立，保守政党内也发生了分裂。知识分子阶层也离开保守政党，受其影响，国民也发生动摇。以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积极主张恢复中日邦交，中国问题也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主要争论点。奉行“低姿态”的池田，为了摆脱安保斗争后遗症，对内恢复国会的正常运转，巩固民主政治，对外开展“经济外交”，以促进“倍增计划”的实现，于是，恢复与扩大对华贸易成为这一阶段“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

第三，通过贸易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而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1958年中日关系中断后，日本政府深感有关中国大陆以及新中国对日政策方面的信息严重不足。1962年11月，池田在访欧时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曾说：“作为日本，政治上的问题是另外一码事，为了清楚地了解中共的实情，想在经济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这样美国也许不大欢迎，可是这与法律上承认中国不是一回事。”继而，池田在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的会见中，深入探讨了亚洲问题。他认为中印边境冲突“不会进一步发展为重大事件”，不应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日本为了了解中共的实情，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与其说经济上，实际是考虑在政治层面促进一点贸易活动。”池田明确表示了推进对华贸易的政治意图。

同时，池田欲借助中日贸易渠道，进一步拉上美国共同改善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1963年池田在与肯尼迪举行首脑会谈时，曾向美方提议通过中美互派记者来改善两国关系，日方愿当中间人。当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但是池田并没有就此断念。翌年4月松村访华时，池田私下嘱托他，希望和周恩来谈一下中美交换记者的事。然而，周恩来对此极其消极，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回答：“这次就谈中日之间的记者交换吧。”从中可以看出池田重视贸易活动的政治效果，但没有跳出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治局限。

第四，“教化中国”、“离间中苏”也是池田对华开展经贸活动的一个政治目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等左倾政策的错误指导下，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于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外则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的外交方针，增进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友谊与合作。1963年9月，池田对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表示，贸易是教给中国当今世界现实的最好手段，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世界对中国的贸易战略。1964年4月，池田对到访的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再次强调：“应该与中共进行贸易。必须通过贸易告诉中国民众自由经济的优越性。”同月10日，池田对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就日本的“示范或教化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池田的主张，可以说也是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吉田茂的对华进行“逆渗透”的思想。他说：

“汉族是经济观念很强的民族，将来他们会逐渐清楚民主主义要比共产主义好。因此，日本与中共进行贸易，有教育性的意义。美国也应理解这种想法，而且基于世界领袖的立场来看，若是实行过于排他性的政策，就不好办了。”

“离间中苏”是池田推进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战略目的。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动摇。深信“经济可以成为外交武器”的池田，不仅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而且将对华贸易赋予了国际政治的含义。池田1962年11月访欧时，在与德国总理阿登纳的会谈中言称：

“中日贸易问题，对于日本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据说吉田前首相从多年前就曾考虑，自由主义各国通过促进与中共的贸易，以离间苏联和中共，并向西欧各国的主要政治家表达了这种想法，想努力争取去实现。然而，由于达赖斯的反对未能实现。就中共问题，我基本上与吉田前首相意见一致，此际若对中共采取灵活的态度，中共很有可能向自由主义阵营靠近一步。”

在池田“推动中日贸易论”的指导下，双方贸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实现了“LT贸易”，设立了常驻机构，并且互派了记者。然而这种所谓的“半官半民”的贸易，在性质上说到底还是“民间贸易”。

在高碕达之助赴华签约之前的1962年10月17日，通产大臣福田一代表政府会见了高碕，以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传达了“统一见解”，再次强调了本次使节属于民间的性质，不要谈论政治问题等。池田从始至终也一直是坚持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与中国大陆开展民间贸易。“LT贸易”签署实施后的翌年10月18日，池田在第44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依然强调指出：

“去年以来，我们与中国大陆之间正常的民间贸易取得了进展，但是这始终是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进行的。我们原本就没想改变与我国有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今后我打算要进一步密切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日双方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实现“LT贸易”，实际上是中方做出了妥协，采取了较为现实灵活的态度。中方只在表面上坚持了“政治三原则”，而事实上是默认了“政经分离”的原则。“LT贸易”签署前的1962年9月松村访华，共同发表了“周恩来与松村会谈纪要”，很大程度上是中日双方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内容如下：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在16、17、19日三天中举行了友好且直率的会谈。中方再次表明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同时，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中日双方，表明了进一步促进、发展贸易的愿望。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积累的方式，实现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日方回避对政治性原则发表意见，只是同意发展民间贸易。继而，“LT贸易”签署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表示：

“这次协定可以说是民间协定，也可以说是政府协定。原因在于中方的当事人是政府责任人，日方也是自民党的责任人，业界代表也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将其进一步扩展为政府间的贸易，困难不在于中方，而在于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美国，日本也与蒋介石保持外交关系，未能断绝。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充分理解。

签署的贸易备忘录与约定的数字是有限的。然而，松村说通过经济积累而进行政治积累，向两国正常化的方向发展。这个很重要。”

显然，中日双方对“LT贸易”的认识存在差距，有着不同的解读。至于设置的常驻机构和记者，则不享受外交官待遇，不能悬挂国旗，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亦不能上电视或广播，甚至也包括不能出席禁止核武器大会等等，活动被严格限制在民间的贸易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中日贸易被限制在民间贸易的范围之内，所以，严格控制的延期付款的适用条件和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适用范围等，限制了中日正常贸易的规模及其交易对象；也正因是民间贸易的定位，故中日贸易一直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外政治上的干扰或阻挠，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其直接导致了大日本纺织公司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日立造船出口万吨货轮等合同的失效。民间贸易对政治做出了“让步”，暴露了池田“中日贸易论”或曰对华“经济外交”的界限。

3、“一个中国论”的幌子

“一个中国论”仅仅是池田口头上的外交辞令，而“两个中国论”才是池田对华观的本意。有关“两个中国论”或“一中一台论”的主张，池田不仅与此前的几任日本首相并无本质区别，而且更是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推销者”角色。

池田出任首相后，在1960年10月21日的第36届国会上公开表明，“希望在尊重相互立场、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逐渐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欢迎重开以往处于中断状态的中日贸易。”打着“互不干涉内政”的幌子，池田却追随美国，积极提出有关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重要问题”议案，以达到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目的。实际上是举着“一个中国论”的招牌，为下一步逐渐制造“两个中国”做着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声明中央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国的主导下，从1951年起联合国通过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暂缓讨论案”。进入60年代，随着亚非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10月该法案仅以8票之差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面临着被否决的窘境。该案一旦被否决，就有可能出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局面，而日本也将面临如何处理包括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政策的问题。

在美英商讨是坚持“暂缓讨论案”，还是实行由大陆和台湾“两个国家”来继承联合国中国议席的“继承国家”方案时，1961年6月，随同池田一同访美的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向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示了“重要问题”议案，即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重要问题”，需获得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才能通过。腊斯克当场欣然接受。这个方案是小坂召集外务省干部，几乎是不分昼夜极其秘密地商议了约4个月，最后由审议官岛重信（后出任外务次官）起草的两个方案之一。即“第一方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2款将其作为重要问题；第二方案，继承国家方案，即像英国领地下的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独立一样，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和中华民国（台北）各自独立。”

而且，为了保证“重要问题”议案顺利通过，池田积极响应肯尼迪提出的以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为条件换取非洲国家支持的主意。为了说服坚决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且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地位的蒋介石，池田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亲自致信蒋介石，劝其不要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这对蒋介石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年12月第16届联大上，日本与美国等5国共同提案，通过了“重要问题”议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又被推迟了10年。

此时，池田只打算与中国大陆推进经贸文化交流，并没有准备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是他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前提下的长期目标。1961年6月，池田访美，他在与肯尼迪总统会谈中明确表明：“绝对不能把台湾交给社会主义方面”，现下难以承认中共政权，因为日台之间有和平条约，国内舆论也不会理解承认中共的问题。所以，“希望自由阵营的多数国家要确保台湾，因国府与中共都强烈主张一个中国，故而若能确保国府的席位，中共就不会加入联合国。”

进而，池田也强调在谋求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下，阻止大陆恢复合法席位的同时，渐次推进“台湾地区国家化”，制订积极的现实应对之策。他认为：“大陆6亿居民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是不现实的”，“只要蒋介石在，就可放心，不会有何问题。然而其继承人蒋经国继位之后，从其经历来看，恐有国共合作之可能。台湾人口有900万，但其中700万是本岛人（台湾出生），他们希望自由、和平。暂缓讨论案应付一时，并非得策。为了提高台湾地位，应采取积极措施。”

6月26日，池田接着访问了加拿大。在与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的会谈中，迪芬贝克说：“我认为中共应该加入联合国，只是，得必须保障台湾的地位。”池田答道：“日本与国民政府、中共之间，都有特殊的关系，在日本国内的立场上，不能提两个中国论。加拿大不妨可以向大家提出倡议。”随后，在同年11月池田访欧时，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再次重申：“日本若提两个中国，只能是激怒中共和台湾双方，故不能提此主张，然而将来，作为现实问题，就有必要以两个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吧。”

其实，在池田访美3个月前的3月17日，日本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就已经制定了《日本的中国政策》方案。其内容也印证了池田的主张。该文件内容如下：“对中国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为了稳定日本的国际环境，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

（1）维持日美安全体制是前提。无须说对中国政策要站在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立场上。

（2）分离台湾，即‘两个中国’与中共的对日三原则正好矛盾，因此不宜公开声明。

（3）日本正式的立场是‘因中国存在两个政权，所以作为邻国，顺应此种现实状况，处理其国际关系’。‘因日本所处的特殊立场，其应采取的路线也与其他有关各国不同。’

（4）作为分离台湾的具体政策，美国考虑从国府到台湾人的政府而渐进推进，认为联合国托管、联合国管理下的人民投票等缺乏现实性且很危险。总之，对美协调是必要的。能把台湾留在自由世界的，只有靠美国的军事力量。

……”

池田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安抚了台湾之后，1962年便大力推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签署了“LT贸易协定”。紧接着于1963年8月，顶住各方压力，促成了仓敷公司成套设备出口中国大陆。日本“接近大陆”的动向，招致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同年9月池田“反攻大陆近乎空想”的发言，10月7日“周鸿庆事件”的发生，一举激怒了蒋介石，台湾撤回驻日大使和高级官员，停止从日本采购物资，日台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为了缓和日台关系，安抚蒋介石的情绪，同年10月30日，池田派大野伴睦副总裁赴台参加蒋介石诞辰庆典之际，向国民政府说明了有关情况。1964年1月21日，池田在第46届国会众议院大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重申了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做了“左右逢源”的解释。“最近，我对与我国有着传统亲善关系的中华民国政府之间产生的一些争论，感到十分遗憾。我们的方针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维持与中华民国政府友好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在政经分离之下，在民间层次上发展日常贸易。我希望中华民国政府早日了解我国的真意。

中国大陆与我国一衣带水，在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6亿多民众，这是俨然存在的事实。另外，关于中共政权，是在联合国等方面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基于此种认识，我与国民诸君欲慎重地展开现实的政策。”在随后1月23日众议院大会答辩中，池田再次表明：“必须根据世界舆论的动向，慎重处理中共问题。众所周知（双方）有和平条约，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正式的政府，这一事实不能忘记。另外，如我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所言，也承认中共政权存在的事实。”

为了统一口径，应对国会答辩，1964年3月，池田就“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分别推出了政府和自民党的“统一见解”。3月5日政府发表了“关于中共问题外务省的统一见解”：①“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日本）政府认为，与国府之间维持正规的外交关系，同时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与中国大陆之间维持贸易等事实上的关系，是切实基于现状的、有利于维护我国利益的政策。……”

②中共的侵略性。

③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和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问题。我国的基本态度是，中国代表权问题并非是国府与中共哪一个代表中国的简单的形式问题，因为是事关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问题，应进行充分的实质性审议，得出世界舆论认可的解决方案。”

3月26日，自民党出台“关于中国问题自民党的统一见解”，重申了上述思想，强调不赞成承认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

①我党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与国民政府维持正规的外交关系，与中共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进行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②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要根据世界舆论的动向，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尊重现存条约，慎重处理。

③社会党、共产党所言的“一个中国”，因否认国府，视中共为唯一的正统政府，欲与其缔结和平条约、恢复邦交，这当然意味着与国府断绝邦交，所以我党不能赞成。

④要充分警惕中共的对日思想工作。

⑤基于政经分离的原则，在民间层次上推进、扩大中日贸易。

⑥社会党和共产党所说的“恢复中日邦交”，是旨在破坏日台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扰乱国内的工作。

并且，1964年2月23日，池田还委托前首相吉田茂带着他的亲笔信以个人身份访台。吉田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不仅在政治上再次确认了承认“一个中国”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对台做出了一些具体让步。吉田茂回国后，在得到池田认可的情况下，以寄发张群书信的形式确认了吉田与蒋介石的会谈内容，是为“吉田书简”，即“第二次吉田书简”。“吉田书简”主要有两封，4月4日第一封的内容是同意有关“中共对策要纲”的内容。“要纲”的具体内容是：①为了使中国大陆6亿民众与自由主义各国和平共存，并扩大其与自由主义国家的贸易，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重要的是将中国大陆民众从共产主义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加入自由主义阵营。

②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与中华民国将具体提携合作，实现两国的和平与繁荣，通过向中国大陆民众显示出自由主义体制的具体表率，引导大陆民众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将共产主义势力驱逐出大陆。

③当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中国大陆的状况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客观上认为政治七分军事三分的反攻大陆政策确实可以成功之时，日本将不反对反攻大陆，并对此给予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④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构想。

⑤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限于民间贸易，日本政府千万不能采取类似于经济援助中国大陆的政策。5月7日的第二封则确认了停止日本向大陆出口成套设备的事。内容包括如下两点：①关于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融资应以纯粹的民间方式进行一事，将遵照贵方意愿进行研究。

②无论如何，不考虑本年中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向中共出口日纺的维尼纶成套设备。台湾当局接到“吉田书简”后，遂于6月26日派遣魏道明为新任“驻日大使”。7月3日，大平正芳外相访问了台湾。8月12日，张群访日，池田在20日的会谈中进一步补充指出：“日本没有承认中共的意思，中共即使加入联合国，日本也当然不会承认中共。中国即使加入联合国，日本也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维护和平的国家。”

池田之所以在口头上还坚持着将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唯一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论”，是池田政经分离原则或“政治台湾”、“经济大陆”路线的必然体现，无须说是基于内外认识和压力的现实主义判断。

首先，奉行对美协调或追随政策的池田的行动，不会摆脱美国支持台湾的战略框架。美国在支持台湾、封锁大陆的情况下，尽管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池田在贸易上推进与大陆的关系，实施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政策，但是始终警惕日本借助贸易推进政治关系，防止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2年9月2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华盛顿日美协会的演说中公开提醒日本：“共产主义国家方面，会要求政治上的让步。希望日本意识到这种危机，在贸易上不要被政治目的所利用。”特别是，1964年1月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国表示“遗憾”的同时，同月访日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向日本施压，明确告诉日本外相大平，“重要问题”案依然有效，希望继续坚持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不承认中国大陆的立场。

其次，如上所诉，台湾和中国大陆均强烈反对“两个中国论”。池田出于日本与台湾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亦出于西方阵营一员的战略立场，不得不顾及国民政府对日本与大陆关系的反对态度。至于所谓的“蒋介石恩义论”，尽管池田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都曾提起过，但这应该说不是一个主要因素。

此外，“两个中国论”与中国大陆主张的“政治三原则”相悖，池田基本上是在长期视野下认识中国大陆的，即使承认中国大陆，也是在“两个中国论”的前提下考虑的，当时还没有打算与台湾断交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论”的意图。面对中国极左思潮下的内外政策以及贫穷落后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池田主张还是继续维持现状。1964年1月29日，池田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声明：“关于戴高乐总统与中共建交，国际上有各种议论，国内的意见也未必统一。我现在的考虑是，立即承认中共，不是英明决断，而是极其武断、极其荒唐之举。”

第三，“安抚台湾”也是池田稳定政局，追求连任的需要。日台关系的紧张，造成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反对池田的声音高涨，以岸信介、佐藤荣作和贺屋兴宣等人为首的“亲台派”积极行动，谋划支持台湾的同时，网罗反池田势力，欲借机推翻池田政权。为了寻求1964年7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池田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缓和日台关系，以稳固政权内的亲台势力，亦不给党内反池田势力以可趁之机。

总而言之，池田运用政治或经济手段，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找着平衡，举着“一个中国论”的牌子，而目的是欲实现事实上的“两个中国论”。“一个中国论”只是表象，“两个中国论”才是池田对华观的核心和真意。“对华自主论”和“推进中日贸易论”都是围绕“两个中国论”展开的。“对华自主论”主要体现在“推进中日贸易论”上，而“推进贸易论”的界限就是政治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正是池田“战略上承认而战术上不承认中共”的具体体现。池田对台主张“一个中国论”，同样是旨在让台湾“民族自决”、“台湾地区政权化”，以实现政治上的“两个中国”。然而，事实证明，池田的“两个中国论”与此前日本政府的主张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同样找不到出路。如若不从“两个中国论”的思维切换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论”，是不会有解的。

二、佐藤政府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

佐藤荣作是日本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在长达7年零8个月的任期中，中日关系经历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中日复交约20余年间所谓“最后的冬天”，佐藤一般也被认为是继其兄岸信介之后的又一个“追随美国”、“亲台反华”的典型。

当我们深入研究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不仅在佐藤之前中日关系存在波动反复、“冷暖交替”的曲折过程，而且在佐藤政权时期，他的对华观及其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也经历了一个由“向前看”的积极论，到消极的“慎重论”、“亲台反共”论，再到追求“中日复交”的过程，尽管始终没有跳出“两个中国论”的窠臼，但佐藤不同于岸信介等“亲台派”，实际上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追求着所谓的某种程度的平衡。

下文拟通过有关外交档案、国会会议录和个人日记等原始材料，揭示战后国际政治转型时期以首相佐藤荣作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对华观的内容、变迁过程及其作用，以探讨号称“对美自主派”的佐藤，为何推行了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思考政治家个人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内外环境等因素对中日关系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1、积极的“政经不可分论”

佐藤荣作作为池田之后日本自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所谓顽固的“亲台派”。他不是自民党内右翼团体“素心会”（1960年成立）的成员，也没有加入“日华合作委员会”（1957年成立）和“反共参谋部”（1964年前后成立）等组织，而是与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亲台人物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在上台前，佐藤曾相当积极地表现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想法。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自民党政治家宇都宫德马先生曾说：“佐藤最初想当‘日本的戴高乐’，所以对中国问题相当积极。”

1964年5月14日，时任池田内阁科技厅兼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的佐藤，与赴日出席中国经贸展览会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在佐藤事务所举行了秘密会谈。会谈中，佐藤对南汉宸说：“我希望在政经不可分原则下发展中日关系。本次中国经贸展览会，我若是通产大臣，就可以参加剪彩仪式了。现在的通产大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反对池田的“政经分离”，认同中方一直坚持的“政经不可分”原则，可以说这在当时日本自民党保守派中是相当积极的主张。由此，南汉宸高度评价了佐藤，认为“佐藤荣作先生，是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

佐藤对华的积极姿态，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面临1964年新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1964年1月15日，佐藤指定爱知揆一牵头，秘密成立了由政治家、记者、年轻官僚和学者组成的政策研究班子。该班子以佐藤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为“S工作组”，为其竞选总裁和首相，研究制定政策构想。此后，包括佐藤执政时期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国会质询答辩、重要政治问题的国会发言、外访演说、选举演讲等，几乎所有重要的正式发言和声明在起草阶段都要经过“S工作组”的研讨。

“S工作组”向佐藤提出的最初的报告书中指出：“新政权需要明确从池田政权继承什么，又将提出何种新的政策课题，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经济实力的发展，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而是作为世界中的日本，应以在国际上也能获得广泛评价为目标。”并且，作为最重要的课题，报告列举了“中共（中国）问题”。该报告对未来佐藤政权的定位，表现出重视政治的思路。

同年5月5日，第一次讨论报告书交到佐藤手里，经过共同讨论，佐藤本人的意见和愿望也纳入其中。在多次修改、压缩后形成了一份全文约2万字、由12项内容组成的政策报告。在总裁选举前两周的6月27日，整理后的报告作为佐藤的政策宣言，以“面向明天而奋斗”为题发表。“S工作组”报告书原案的“外交”部分指出：“面对变动的国际形势，我国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重新探讨外交政策的时期已经来临。”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为：

（1）发扬和平宪法精神，对任何体制的国家都要坚持和平共存路线；

（2）通过联合国努力加强裁军和控制军备，强烈呼吁防止核扩散；

（3）积极发挥亚洲与欧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努力解决亚洲的南北问题；

（4）特别是对中国政策（中共与国府）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要从根本上进行重新研讨；

（5）推进经济外交。

并且，“对中国政策”与“冲绳问题”分别专门设置栏目。特别是对华政策，“S工作组”从始至终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有必要改变日本的中国政策，在池田内阁找不到解决方向的情况下，这将成为下届政权最大的课题。由此可以看出，佐藤之所以提出“政经不可分”论的背景。然而，工作组也一致认为这个问题不是日本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于改变的过程该当如何。这亦预示了佐藤上台后对华政策“突变”背后国际环境因素的重要性。该报告书的“对中国政策”内容如下：

当前基本方针：

希望中共采取和平共存的路线，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经济、文化、交通、记者、人员交流等所有可能的领域，加深中日之间的接触。

以进出口银行融资的形式满怀信心地推进与中共的经济合作。对中共不采取封锁政策。

对于国民政府，为了台湾的民生稳定，积极推进经济合作。

将来的方向：

若没有实际控制中国本土并代表7亿人民的中共政府加入到国际社会，就不会实现真正的裁军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基于这一立场，希望中共政府能够早日加入国际社会。

中美关系的调整对亚洲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其正常化，日本要做好准备，可以发挥桥梁作用。

向中国呼吁在亚洲设立无核武装区域。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佐藤欲在继承池田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经济关系，同时寻求改善“政治”以及安全关系，表现出比池田上台时更为积极的发展中日关系的意愿。同年7月，佐藤竞选总裁失败后，仍继续通过本派议员久野忠治与中方的廖承志协商，双方共同策划于当年11月在缅甸首都仰光安排周恩来与佐藤举行会谈。廖承志对久野忠治说：“佐藤同意政经不可分原则，日本今后的对华政策将会是向前看的方针吧。”因此，中方对未来的佐藤政权抱有很大期望。

2、消极的“慎重对应论”

1964年10月，池田罹患癌症，无奈辞去首相职务。佐藤自己也没料到在参选总裁失败后4个月，居然接替池田出任首相。11月9日，佐藤组阁上台。如同日本政局的骤变一样，当佐藤得到政权后，他的对华态度业已“悄然”发生了变化，由此前的积极的“向前看”逐渐转变为消极的“慎重论”。

佐藤在组阁当天的首相讲话中表示：“自民党的现代化、纠正社会发展弊病、稳定物价、制订以日韩问题、中共问题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等，内外问题堆积如山，需要按照国民的意愿，运用其聪明才智，首先去解决这些问题。……外交上，面对变动的国际形势，我要向国内外明确表明，推行和平共存的外交。”翌日，佐藤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继承“池田路线”，虽表现出重视中共的姿态，强调了不受“恩义论”约束的主张，但实际上也流露出了佐藤固有的“两个中国论”认识。其发言内容如下：中共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赋予佐藤内阁的重要问题。……（然而）中共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有两个国家，但双方都坚持说‘只有一个中国’，此际外国能说有‘两个中国’吗，那是干涉内政吧。

幸运还是不幸呢，日本与国民政府签署了媾和条约。（但是）我并不认为蒋总统在战争结束时表示的好意能够约束日本国民的走向。非常感谢蒋总统，但不能以这样的感情论来处理该问题。11月21日，佐藤在第47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了日本政府当前的方针。他指出：日本政府以往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民间层次上进行着贸易等方面事实上的接触。我认为，即使是中共进行了核试验的现在，这一基本方针也没有改变，而且必须说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今后，我要视国际形势的推移，慎重、严肃地处理该问题。由此可见，尽管佐藤强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增加，但是并没有提出积极处理中国问题的思路，反而是由上台前主张的“政经不可分”，退回到“政经分离”的老路上，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表现出慎重、消极的姿态。

于是，10月20日，日本政府拒绝了彭真代表团入境。佐藤解释为，这是基于“政经分离原则”做出的判断。在台湾问题上，佐藤的认识与池田同样，在口头上说着“一个中国论”，而实际上在推进着“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同年12月初召开的第19届联大上，日本追随美国，继续以“重要问题”的方式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佐藤不愿意承认台湾归属的事实，也不愿看到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驱逐台湾的结果。他在国会答辩中强调：日本的立场，能明确表示的是，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台湾、澎湖列岛的领土权，这一点是清楚的。这是条约义务，说明了那种情况。至于其他的，我们不应说什么。

迄今为止所谓中国只有一个，实际上有两个政权，而且日本与国民政府缔结了条约，因此，承认中共而立即驱逐国府的形式，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并且，若说难以接受，这本身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上，日本的态度不得不慎重。佐藤首次访美后，日方对华态度变得更加审慎。1965年1月12—13日，佐藤与美国总统约翰逊进行了首脑会晤。会谈中佐藤指出：“关于中国问题，重要的是不能把国府从联合国驱逐出去，那样的话中共就不会加入。”但是，他在与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会谈中，亦表明了对现有对策的担心。佐藤指出：中国问题已经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日本的立场，至少本届联大上尽力防止驱逐国府。然而，支持北京的国家一直增加，可支持国府的国家不断减少。我担心日本支持的美国这个立场，将会超过预想而很快崩溃。……若中国加入联合国，与其建交的国家增加，日本国内要求政府承认中共的压力，就会变得相当强烈而难以控制。我本人想尽量将这种事态往后拖。言外之意，就是如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上个月3日赴美参加联大时对腊斯克讲的那样，“一旦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中共加入联合国，日本国内舆论也将难以控制，无论如何我国也将采取同样态度。”佐藤虽反对驱逐台湾，但也将根据今后的国际形势处理中国问题。

对待中国大陆的问题上，佐藤对约翰逊表示：“日本有必要与中共开展贸易。苏联已大体稳当些了，可是中共还不行，当前中共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约翰逊则“强调美国坚决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认为中共对邻国的好战政策以及扩张主义压力威胁了亚洲和平，对此深表忧虑。”进而，佐藤在日美协会等团体主办的晚餐会上，附和了美方的论调，强调了“中国威胁”。他说：对于中国的侵略倾向，我们与美国同样抱有不安之感，甚至恐怕还超过美国。由于中国最近进行了核试验，我们对中国政府政策的不安进一步增强。……我们十分理解并同意美国防止中国军事进入邻近地区的政策。此外，就中国成功试爆核武器等情况，佐藤与美方交换了有关信息，要求美方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1月12日，佐藤在日记中写道，他认真“听取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笔者）约一个半小时的说明。这些都是U2高空侦察机以及卫星拍摄的照片。出乎意料，照得非常清楚。有关人员就苏联、中共的地上设施，进行了详细说明。实在让人震惊。”在同日与约翰逊的会谈中，佐藤说：“尽管中共（中国）进行了核武装，但是日本不进行核武装，就是要依靠与美国的安全条约，希望美国始终能够保证保护日本。”约翰逊当即表示，“我可以保证”。翌日，佐藤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谈时进一步表示，一旦日本与中国发生战争时，“期待美国立即进行核报复”。

鉴于国际社会动荡的形势，佐藤对美声明，将继续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坚持“政经分离”原则下与大陆开展民间贸易的基本政策。佐藤的对华政策实际上采取了维持现状、静观待变的态度。正如其在访美回国后的1月25日的新年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所言：“毋庸多言，在当今国际政治中，中国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上也好，地理上也好，对于我国，该问题影响巨大、非常重要。因此，我相信，作为我国，不能胡乱地急于下结论，应从自主的观点上慎重对应。”

在“静观”大陆的同时，佐藤强化了与台湾的关系。随着日立造船向中国大陆出口货船契约生效期限的临近，是否使用日本进出口银行融资，即是否受“吉田书简”约束的问题摆在佐藤内阁面前。1965年2月6日，官房长官桥本登美三郎对记者表明：“不能以进出口银行融资进行延期付款的形式对中共出口的‘吉田书简’，与佐藤内阁无关。”对此，5日刚刚会见过“国府魏大使”的佐藤，则认为“无视吉田书简的问题，报纸上姑且不论，不要激怒台湾为好。”于是，佐藤在2月8日国会答辩中否定了桥本的说法，认为：吉田书简“不是直接的，但还是有约束”，“国民政府方面对此抱有期待，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此后4月，日本决定对台湾提供1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

进而，佐藤政府积极准备配合美国的亚洲政策，以抑制中国影响的扩大。1965年6月22日，日本与韩国在东京正式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建立外交关系，形成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轴心的所谓“日韩命运共同体”。8月27日，佐藤对访日的美国原副总统尼克松说，“日本对印度尼西亚、以及对老挝、柬埔寨的政策是，防止这些国家百分之百地纳入中共的体系。”

佐藤不赞同美国的对华全面封锁政策，而是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贯彻了“遏制与接触”的思想，即在经济上控制与中国大陆的大型设备交易，只维持一般程度的贸易外，也在政治上寻求保持一定的接触。如前所述，原准备的佐藤与周恩来在缅甸会晤的计划，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取消后，翌年的1965年4月17—19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亚非会议十周年纪念大会之际，佐藤派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日方提议两国政府通过驻瑞士总领事进行接触的建议，周恩来则主张由更高一级的外交人员（外务大臣、总理）进行接触。并且，周恩来就中日关系提出了三点意见：“（1）我们还要看一看。（2）日本政府对台湾表现友好，敌视新中国，我们随时都可以批评。（3）我们对中日关系仍然寄予希望，不是绝望。……在促进中日关系方面，我们一向是采取主动的。”就本次会谈，佐藤认为：“取得了一定成果”。川岛回国向佐藤汇报后，佐藤主张：“首先没做什么本身就是成功。”

此外，尽管佐藤本人不太积极，但还通过自民党亲华派中的宇都宫德马、藤山爱一郎和松村谦三等人与中国保持着沟通渠道，并且还主张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作用”。1966年1月6日，在松村谦三准备访华之前，佐藤在日记中写道：因为能够和中共对话的只有松村了，我拜托，希望他为了亚洲的和平、国际社会的和平，主动发挥作用。

（翌日）会见了哈里曼，听取了美方关于和平工作的汇报，进而，就美国对中共的态度交换了意见；此外还阐明了松村谦三的桥梁论，以及有关行动的情况。哈里曼很感兴趣，表示可以和松村先生见见面。因此，和松村先生多方联系，可是还是担心产生误解，哈里曼和松村会面一事只好作罢。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1966年8月，在佐藤的指示下，原外相小坂善太郎、原通产相福田一、原厚生相古井喜实、原防卫厅长官江崎真澄等8人组成的自民党议员访华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日无邦交时代，这种规模的访华团本身就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佐藤在国会上曾指出：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能说什么。作为日本首相，需要慎重，严戒妄加批评。……衷心希望邻国早日恢复平静，……走上繁荣之路。

文化大革命的趋势难以预测。因中共的动向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我们要充分用心、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政府遵照过去的方针，在政经分离原则下慎重对应。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下，佐藤只是希望政治上双方保持一定接触，贸易上进行适当交易，而不愿深入发展两国关系。中日双方在“静观”与“看一看”的情况下，两国关系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佐藤的对华认识之所以由“向前看”的积极姿态转变为慎重消极，原因出自国内外多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越南战争的升级和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是促使佐藤改变对华态度的最重要原因。佐藤上台前的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亦称东京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约翰逊政府决定大规模介入越战。围绕越南问题，中美对立加剧。在肯尼迪政府时期，日本只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政治上承认台湾、拥护美国关于联合国“重要问题”议案，美国就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日本在“巴统协议”下与中国发展贸易的事实。然而此时，坚定的冷战斗士、“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忠实信奉者约翰逊，积极要求日本代替美国部分承担地区的“责任”，援助东亚有关国家，共同维护“自由阵营”的稳定，极力反对日本任何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行动。因此，佐藤不得不就此协调与美国的立场，他在1965年1月访美回国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就中国问题“要根据今后形势的重要变化，经常与美国紧密地联络和协商”。此际，佐藤没有全面附和美国，但也不可能冒着损害日美关系的风险，主动去改善中日关系了。

1965年2月7日，美军正式对北越实施大规模轰炸，越战进一步扩大。翌日，佐藤之所以否定官房长官桥本关于“吉田书简”的发言，应该说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天美国在越南开始大规模轰炸，而且，官房长官旧事重提，吉田书简成为问题。”尽管佐藤在当天国会上说“在哪里也没有说过支持美军行动的话”，但是对“吉田书简”的表态，可以说本身也是对美方的一个回应。因为佐藤已经在美国亲口表明“十分理解并同意美国防止中国军事进入邻近地区的政策”，并且同意“为了实现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要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对亚洲的开发和技术援助方面，日本作用增大，相当关心。”这也是继“吉田书简”表态后，佐藤对台湾首次提供贷款的重要背景。

其次，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造成佐藤对华转为消极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核爆成功，对日本等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冲击。尽管周恩来总理1964年10月17日致电池田首相，表明了中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立场，然而接替池田上台的佐藤，在11月21日首次施政方针演说中还是指责中方“无视世界趋势”，以所谓“日本国民的名义，不能不表示衷心遗憾。”如日本学者所述，比起对中国核导弹开发“能力”的顾虑，佐藤首相更担心威胁日本安全的“意图”，好像感到过度的恐怖。摆脱这种恐怖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得美国的“核保护伞”（扩大的核遏制），所以佐藤首先要重视对美协调。

佐藤在要求美国承诺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考虑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大陆，至少其认为为了延滞中国核导弹的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经济封锁是必要的。这可以说也是佐藤取消进出口银行融资以及出口对华成套设备的一个原因。他甚至一度主张，“数年前我就对哈里曼大使说过，如果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不向中共出售小麦的话，现在的中共政权可能很快就会崩溃，即使现在那种想法都没变。”佐藤已经失去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的意愿。

1966年中国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内政陷入混乱，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影响，实际上出于半停顿状态，其中一些对日工作的主要领导相继受到迫害。廖承志被无中生有地说成是“日本特务”而“被打倒”，孙平化等自然成了“爪牙”，进了“学习班”后又被下放。直到1971年8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提上议程，中方组织赴日代表团参加松村谦三葬礼时才发现，有关同志对日本情况一问三不知。连续来访的藤山爱一郎、黑田寿男等日本朋友都强烈希望会见老朋友廖承志时，廖承志才终于被“解放”出来。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看到头发全白、身躯消瘦的廖承志时，激动地猛扑向廖承志怀中，大声哭泣。作者采访接待木村一三访华的周齐的笔记。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因与佐藤接触过，在文革爆发后遭到残酷迫害，被诬为“向日本出卖祖国的卖国贼”，1967年1月含冤去世。得悉此事后的佐藤说：“……完全不知道南先生遭此悲运，衷心表示哀悼，也表示抱歉。”这话传到北京后，据说周恩来眼含泪光说：“是吗，佐藤那样说了，对南汉宸道歉啦。”

再则，自民党内亲台派的压力，也是促使佐藤对华态度转为消极的一个重要因素。佐藤主政后，稳固政权无疑是第一要务。1965年1月的时候，在支持佐藤内阁的主流派五派（佐藤、岸/福田、石井、川岛、三木）中的成员，占了亲台组织“亚洲问题研究会”中的63%，另一方面亲华派的组织“亚非问题研究会”的77%，来自非主流派系的议员。到1966年7月，这一比例分别扩大为67%和86%，而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成员逐渐增加，而后者“亚非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却逐渐减少。佐藤决定对台提供贷款，最初就是吉田茂的建议。佐藤否定桥本的说法，维持吉田书简的所谓约束力，同样是面对来自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亲台派的压力，综合权衡各方情况后的结果。

3、倒退的“和平共存论”

面对越战的扩大和中国文革时期强硬的“革命外交”，佐藤奉行了“等待的政治”，在“不作为”的“和平共存论”的指导下，与中国保持了一定接触，没有主动去改善双边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强化了与“自由阵营”国家与地区的关系，积极介入亚洲地区事务。佐藤“搁置”中国问题的目的，也是为了全力去解决另一个重要的政策课题“冲绳问题”。

以1967年佐藤访台为标志，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迎来了真正的“严冬”。佐藤专程访问台湾，这是继岸信介之后、时隔10年第二位日本首相访台。9月8日，佐藤与蒋介石举行了会谈。就蒋介石的谈话内容，佐藤归结为三点：“1、两个中国论是错误的。2、否定中共；反攻大陆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他国不用参与。3、眼下大混乱乃反攻大陆之良机。”佐藤始终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并没有具体言及对中国的政策，重申了日本以往的主张：“关于中共问题，日本现今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只是友好商社以及特定方面，与中共从事贸易。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比较困难。”只是，翌日在送别的车上和机场，佐藤就反攻大陆一事，分别对当时的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和秘书长张群表明：“贵方意思，我去美国后将详细转告，可是请转告蒋总统，万望慎之又慎。”在同日发表的“佐藤•严家淦共同声明”中，也只是强调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繁荣的必要性和进一步发展多方合作的意向，应该说佐藤出于维持大陆与台湾两边的平衡，亦避免涉及具体内容，以免过分刺激中国大陆。

其实，佐藤在访台之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打了“预防针”，他言称：

“日本的方针是，不仅与自由主义各国交往，与共产主义国家同样也要交往。与北朝鲜也正在进行实际的交往。与中国之间也一样，没有相互合作就没有亚洲的和平。这是我基本的想法。好像有看法认为，此去国府是加强反共路线，这是错误的，日本的外交路线始终是共存路线，也希望中国知道这一点。”

随后同年10月佐藤访问东南亚，在与印尼代理总统苏哈托会谈时也指出：“最近对北京方面有些棘手，不过不要关闭大门，即注意要防止孤立中国”，总之，必须共存，共产主义也没关系。一国的意识形态是该国民族决定的。”

佐藤的访台，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方声明中认为“这是与7亿中国人民为敌的严重的政治挑衅，是直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重大罪行。”为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9月10日宣布《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3家报社的3名驻京记者在限期内离开中国。新闻司负责人又指出：“上述3家报社和它们的驻京记者一直替反动的佐藤政府反共反华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摇旗呐喊，甚至不顾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多次在报上刊登通讯和漫画，肆无忌惮地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歪曲报道我国国内的情况，进行反华活动。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恶毒地把矛头指向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对此表示万分愤慨。”佐藤却认为“这是相当严重地压制言论的措施。真是个不好对付的伙伴。”

此时，佐藤为何冒着严重恶化中日关系的风险访问台湾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佐藤欲改变日本外交的重点努力方向，即在解决了佐藤内阁的三大外交政策课题之一“韩国问题”之后，“中国问题”继续被搁置，而“冲绳问题”则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佐藤内阁最重要的课题。

佐藤访台的潜台词是希望台湾同意或默认日本收回冲绳。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冲绳归属日本，而且，在台湾盘踞着一些从事冲绳独立运动的活动家。佐藤为了顺利收回冲绳，期望台湾的国民政府默认这一事实，或者至少停留在口头的抗议上。据佐藤的秘书官楠田实所述，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佐藤提出了冲绳问题。他表明从安全的角度该问题也是必须研究的问题，既是日本的问题，而且也是国府的问题、远东的问题。对此蒋介石总统反应如何，不大清楚。但是，“其后从佐藤首相步调丝毫不乱的状况来看，可以认为关于冲绳的归属问题是在极其友好的背景下解决的。”实际上，据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显示，对于佐藤希望收归冲绳的要求，蒋介石则表示：“日本和整个亚洲的安全都依赖这些冲绳基地，故而在安全问题解决之前，移交冲绳应该延期。”在佐藤看来，为了收归冲绳，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必须维持与美国和台湾的友好关系。也就是，结果看到的佐藤重视台湾，鼓吹日台友好的一幕。正如佐藤的好友，也是佐藤智囊之一的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所言，“佐藤的台湾访问，正是为了返还冲绳的谈判默默地做着准备。”

佐藤在访问台湾、东南亚和大洋洲各国后，于1967年11月14—15日访问美国，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首脑会谈，重点讨论了冲绳问题。同时，佐藤“鉴于中共核开发的推进”，再次确认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并且指出“中共的存在，对东南亚有威胁”，表明了将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及亚洲政策予以合作的方针。在15日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中共的威胁”，日本追随美国，显示了“敌视中国”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佐藤欲凭借对美支持与合作，以换取美国在收归冲绳问题上的让步。该声明指出：（佐藤）首相和（约翰逊）总统，就最近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远东事态的发展，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注意到中共正在开发核武器的事实，一致认为让亚洲各国不受中共的威胁所影响是重要的。首相和总统还一致认为，中共最终将采取何种对外姿态，现在尚难预料，为了促进亚洲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自由主义各国继续合作十分重要。进而，双方希望，从亚洲持久和平的立场出发，中共应抛弃现在的不妥协态度，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存共荣。佐藤的态度，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中方指出这是“策划了共同反对中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向东南亚推行新殖民主义和镇压亚洲革命的罪恶阴谋。”为期5年的LT贸易到期后，变为年度贸易协议。中国坚持政治问题是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在1968年3月6日双方发表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中，共同确认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同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将不参加下任总统选举，并将部分停止轰炸北越。然而，佐藤政府在4月2日的内阁决议中仍表明：“（1）欢迎和平提案；（2）外交基本方针不变；（3）灵活对待中国问题，但当前，政经分离的基本原则不变。”尽管佐藤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清楚地指出：“最近国际形势，正迎来新的局面……据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也进入收场阶段。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期待中共拿出灵活的态度”，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但佐藤却“言行不一”，在“当前最大的外交问题是冲绳复归祖国”的情况下，紧密追随美国，以求顺利收回冲绳。

于是，1969年11月16日访问美国的佐藤，在21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公报》。公报第四项表明，日本要配合美国，积极介入亚洲的紧张局势。其内容要点是：佐藤首相认为，韩国的安全对于日本安全至关重要。首相和总统一致期待，中共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更加协调、建设性的态度。佐藤首相认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安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双方强烈希望在冲绳施政权返还日本前，越南战争能够结束；万一场合，根据形势充分协商。佐藤首相表明，为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定，日本要谋求能够发挥的作用。当天，佐藤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表明对中国“门户开放”的同时，也解释性地重申了公报中有关台湾的内容。

日方的行动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双方对立达到了顶点。中方严厉地批评了佐藤的言行，认为日本“已被启用充当亚洲宪兵的角色”，“经济实力已经膨胀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妄图以美帝为靠山，加速复活军国主义，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在亚洲重建它的殖民势力范围，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在1970年4月19日签署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中，亦严厉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年4月15日，周恩来提出“对日贸易四原则”，限制与台湾、韩国、美国等国有关系的日本公司做贸易。对此，佐藤在4月23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以及4月28日的自民党声明中，驳斥了中方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重申了日本对台湾不能不表示关心的看法，而且认为中国核武装是“严重的威胁”。

4、片面的“中日复交论”

在韩国问题解决，冲绳问题达成基本协议后，可以说中国问题成为佐藤必须面对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外交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内外形势改变的情况下，佐藤在维持着“慎重”姿态的同时，不得不“被动”地提出“中日复交论”，甚至不时表现出迫切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尝试着探寻中日复交的可行性途径。

访美归国后的佐藤，从1969年底开始，多个场合下就改善中日关系发表了看似积极的看法。12月13日，他在大分市主张：“关于中日友好关系问题，也许通过对话会取得意外的进展。会谈的地点可按中国认为合适的地点而定，会谈的时间越早越好。”当月24日在水户市又表示：“改善日中关系，是双方需要努力的问题，但是，日本方面首先需要作出努力。目前，可以考虑，如在日本谈不便，可以研究把日本在外公馆作为会谈地点。”

在国会上佐藤也多次释放了“友好”的信号。1970年2月14日，佐藤在第63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首次使用了“北京政府”一词。他指出：“期待北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更具协调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彼此立场和现实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增进友好关系，从经济、文化、新闻报道等方面渐进积累，促进中日间的交流与接触。”

在1971年1月22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佐藤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表明：

“我国与中国，历史上、地理上联系密切，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亦是与远东长期和平以及缓和紧张关系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需要特别慎重地对待。

中国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主张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政府。

我国自1952年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日台和平条约以来，诚挚地维持着友好亲善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国与中国大陆积极地进行交流，期盼改善双边关系。稳定中日友好关系的根本，无须说是中日两个民族的相互理解。作为政府，从长期的立场出发，为了消除我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强烈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进行政府间的各种接触，而且，希望促进民间贸易、顺利进行记者交换等，扩大各方面的交流。同时，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也与此呼应，做出努力。”

7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尼克松冲击”发生后。翌日，佐藤在第66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的同时，仍坚持着过去的立场，停留在所谓的民间交流和政府对话上，显示出慎重的态度。他首先强调指出：

“毋庸置言，对于我国，维持、增进与韩国、中华民国等近邻各国的友好亲善关系是重要的。特别是，中国问题是70年代我国外交中最大的课题。日本政府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向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着重大影响的认识，慎重地谋求改善中日双边关系。为此，尊重相互立场，通过各方面对话加深理解至关重要。此次中美间对话的进展，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北京的举动，有利于缓和世界、特别是亚洲的紧张局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之间，最近也看到各种交流活动活跃的迹象，强烈期待这能发展为政府间的对话。”

与此同时，佐藤政府也通过外交官、亲华派人士等渠道进行私下沟通，寻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出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冈田晃就是其中的一位。1971年9月11日，佐藤召见冈田。冈田力陈自己的“中国政策”，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今年秋必定会实现。在尼克松访华后，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日本与中国不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不行了。因此，日本本年应尊重承认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不提出阻止驱逐台湾的逆重要问题方案，弃权阿尔巴尼亚提案，积极发挥中介作用，提议联合国内北京与台湾实行统一。”佐藤听后表示：你说的或许是对的。作为个人，我原则上同意你的看法，然而，作为自民党总裁、作为日本政府首相，现在立即实行你的方案，日本国内政治不允许，党内也通不过。自己今天作为日本政府总理，能够最大限度说的，如下所示：

（1）作为本人，我也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一个省。

（2）不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3）中国应该停止干涉日本国内政治。

（4）台湾的联合国席位是过渡性的，但不赞成今年立即驱逐蒋介石政权。这是日本人的道义。不好说出口，是“日本人的道义”啊。因此，本年不赞成阿尔巴尼亚方案。

（5）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准备，可以考虑让外相或（自民党）干事长访华，中国能接受吗？佐藤特命冈田，直接向自己或干事长联系、汇报，完全不必通知外务省事务当局。回到香港后，冈田通过各种关系，试探中国的态度，结果中方先后于10月8日和11月8日回复，表明拒绝与佐藤接触。

事实上，在改善中日关系，恢复邦交正常化方面，佐藤表面上显示了积极的姿态，然而，实际上没有顺应形势发展，缺乏主动谋求解决的意愿，而是将其定位为长期的政策课题。进而，在实践中，亦缺乏实质性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在关键的原则问题上，仍固守“两个中国”的旧有思路，抱着“边走边看”的心态，就核心的“台湾问题”态度暧昧，以求维持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平衡，而自己坐收渔利。

1969年12月25日，佐藤在横滨市表明：“现在还不想取消政经分离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将该原则保持下去。北京政府也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双方都忌讳这个问题，还是不碰它为好，等将来碰它也没有关系的时候再考虑解决。”一周后，在1970年元旦的新春记者招待会上，佐藤明确指出：“中国问题不是‘1970年’即可解决的问题，而是‘70年代’有待解决的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现在不能单方面地改变我国一贯采取的方针，但是现在到了重新研究我国迄今采取的方针究竟行不行的时候了。”1月27日，佐藤“（被问到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发言的真实意图时说）我现在只讲到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必须友好相处，我认为（中日问题）还没有到马上要决定如何去解决的阶段。”

1970年10月、11月，加拿大、意大利相继与中国建交。此时，佐藤依然固守旧态，12月2日，“与（外交调查会长、原外相）小坂善太郎谈论了中国问题，感觉这个人稍微有些着急”。9日与卫藤沈吉博士亦谈论了中国问题，“结论是不应太急”。1971年1月14日，在研究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时，“关于中国问题，佐藤首相特别慎重，认为没有必要改变现今的方针。”在佐藤看来，“比起中共加入联合国，更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台湾的席位。”于是，就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日方对“重要问题案”、“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制”反复研究，5月11日，佐藤的结论是：

（1）努力确保国府的联合国席位。

（2）为此也可采取双重代表制（DR）方案，但不能把安理会席位交给中共。

（3）照此日美统一意见，立即开展争取多数派的工作。

（4）因明确写着RepublicofChina，所以宪章问题也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应进一步商讨如何解释。佐藤进一步强调指出：让中共加入安理会的话，国府当然会退出。美国也许不会因此而到了废除美台条约的程度，但是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态。说是追随美国也好，说什么都没关系，要与美国齐心协力，尽快开展争取多数派的工作。尼克松冲击发生后，佐藤考虑的重点仍然是如何保住台湾。他在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尼克松访华“自然是件应该庆贺的事情，然而今后台湾的处理是个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同年8月25日，当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以中方代表身份参加松村谦三葬礼的时候，佐藤通过亲信斡旋，希望会见王国权，结果被中方拒绝。正如古川万太郎先生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为时已迟，如果首相承认1971年7月公明党同中国方面达成一致的复交原则，采取具体保证措施，并表明想会谈，那么也许形势会发生变化。但一点也不触及中国反复提出的对日原则，仅表示想会谈，那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中国能相信任职7年、一贯坚持反华政策的佐藤首相吗？要求会谈这件事本身，再次暴露了首相等人对中国、对两国关系的认识不足。”为解决台湾问题，周总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蒋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并把承认这些原则作为中日复交的前提条件。

然而，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1971年9月22日，佐藤依旧固执己见，追随美国，决定共同提出所谓的“双重代表制”和“逆重要问题”议案。可以说，佐藤由此而丧失了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最后机会。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美日等的企图宣告破灭。

为了打开对华关系，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与佐藤商谈后，委托10月25日访华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是为“保利书简”。其主要内容如下：仔细想来，同处亚洲的贵国与我国的关系，为国际形势所左右，十分不幸成为最为接近亦最为遥远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来到。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11月10日，周恩来在会见美浓部亮吉时指出，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唯一”二字。信件还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这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因而这个信件是骗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已经归还给中国。“日台条约”必须予以废除。日本政府只有真心真意而不是虚情假意地考虑这些条件，才能开始谈判。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佐藤仍通过各种渠道与中方联系，并在各种场合表明愿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想法，然而在关键原则问题上依然是缺乏明确态度，摆弄着“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地坚持着“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

1971年11月1日，佐藤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明，“我已认为应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此前主张积累的方式，但是，如今，在阿尔巴尼亚提案通过之际，我们不用考虑以往那样积累的局促方式，而应从正面推进邦交正常化。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佐藤内阁的寿命究竟如何，姑且不论，我将在任期内积极推进邦交正常化。”但是，“如今，不能简单地无视、或简单地认为日台和平条约无效”，“而是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来处理日台条约的问题”。同样，在12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佐藤重申了类似主张，他说：“即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也不能无视同台湾缔结的条约，而且也不能无视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中华民国的政权”。

1972年1月29日，佐藤在第68届国会上发表了在任期间的最后一次施政方针演说。他指出：

“战后，我国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缔结日台和平条约，自那以来20余年间，在贸易、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以民间贸易为中心推进交流，中日年度贸易总额已将达到9亿美元。

政府鉴于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议席的事实，在一个中国的认识下，今后，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开展政府间的对话乃当务之急。……我确信中日间的各种问题，在邦交正常化的交涉过程中自然会找出解决之道。日本政府衷心希望中日之间早日建立善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来为亚洲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的日子。”

1972年1月5日佐藤访美，在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谈中，佐藤全面阐释了日方对华的立场，欲现实地维护台湾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日台和平条约不能废弃，这将在与北京的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决定其如何对待。日本不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独立，如果独立的话，苏联也许会进来。……我们认为应该确保在IMF和世界银行中台湾的地位。

日本认为，若中日邦交正常化，代表中国的是中共，与台湾则继续维持友好亲善的关系，继续给与贷款（但新的贷款要慎重）；以往的政经分离要倒过来，政经关系是北京，经济关系是台湾。而且，日美安全条约中台湾的地位不变。佐藤曾通过澳大利亚、法国等国领导人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牵线，也希望美国从中协调，他不无失落地对尼克松表示：“日本与中国长久以来保持着关系，需要建立邦交。不能着急，但也不能太慢，正等待机会。总统访华时，希望对中国适当表露日本愿与中国接触的意图。日本已故政治家松村谦三与中国关系深厚，他一直主张日本当中美之间的桥梁。然而，如今令人讽刺的是，只能拜托美国当中日之间的桥梁了。”

1972年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佐藤的主张也有所变化，他在3月1日的参议院大会上表明：关于台湾的归属，我国在旧金山和约中已放弃台湾，因此台湾法律上的归属，日本无权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过程来看，我国可以充分理解。

事已至此，佐藤仍不死心，继续通过政府或民间人士与中方联络。1972年5月6日，佐藤通过表演艺术家浅利庆太得到的信息是，“北京方面主张若承认三原则，就可以来北京。然而，我们也不能放弃主张，明确回绝。暂且视情况而行。”其实，中国已经不准备与佐藤内阁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早在1971年9月，周恩来在会见日本恢复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团长藤山爱一郎）时就说：“议联的各位很辛苦，但不要期待马上有结果，原则是大事。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的话，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就这样，佐藤在固守“日台友好条约”中，迎来了下台之日。

佐藤片面的“中日复交论”，是在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被动地提出的。首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促使佐藤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因。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发表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并宣布把“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项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大支柱。其中一点就是要利用中国制约苏联，展开“中美苏三角外交”。此后，佐藤在不同场合下亦表示出了对华接触的积极意愿。1970年10月，美国总统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1971年1月新年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佐藤也改变了以往一贯的“中共”说法，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1971年夏“尼克松冲击”的“越顶外交”发生后，佐藤也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欲与中国展开邦交正常化的谈判。

其次，佐藤在对华政策上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除了在冷战的框架下传统外交的惯性之外，亦是出于如前所述的佐藤内阁的核心问题——冲绳问题的顾虑。这突出地表现在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上日本追随美国共同提出“双重代表制”和“逆重要问题”议案上。佐藤之所以面对很可能出现的败局，以及包括政府及党内各方反对或慎重的主张，做出个人的“政治决断”，也是主要考虑到为了圆满解决冲绳问题，必须迎合美国的主张。如何解读佐藤首相的这个决断，干事长保利茂解释为“重视国际信义”，而如其秘书官楠田实指出的那样，“当然，在首相心中，不会不希望最大的政治悬案冲绳问题顺利解决。但是，冲绳问题还得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审议。作为佐藤首相，也许认为自己这个时代最重点的是收归冲绳，批判强烈的中国政策，也可以交给下一个时代去解决。”“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佐藤首相认为，只要解决了冲绳问题，何时下台都没关系。”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冲绳行政权正式移交日本。几乎是一个月后的6月17日，佐藤面对着记者退场后空空如也的会场，冲着电视镜头，正式宣布下台。

再则，面对国内朝野政党和国民舆论要求复交的压力或呼声，佐藤亦不得不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表态。尼克松主义出台、特别是尼克松冲击发生后，日本各大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批评佐藤政府在中国政策上对应迟缓，应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在野党反对佐藤的动向也逐渐加强。1971年6月28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与周恩来举行会谈，7月2日，公明党访华代表团与中日友协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承认中日复交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20日，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发表“关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共同议案”。该议案指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已是大势所趋。……必须指出，我国充当该提案的提案国辜负了国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因此，政府应立即退出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两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力求促进中日友好，实现恢复邦交。”

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批评佐藤的声音也不断高涨。反主流的藤山爱一郎等派于1970年12月9日成立379名议员参加的超党派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其中自民党95名，社会党154名，公明党71名，民社党37名，共产党21名，无所属1名。甚至连中间派中曾根派、石井派的年轻议员们，也不断发出批评政府的意见。这对日本政府和自民党领导层造成了严重冲击，无形中也动摇了佐藤政权的基础。

此外，佐藤本人内心并不认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深信“只有自由的社会制度、自由的经济活动、自由的政治活动，才会有进步。”权衡各方利益，他虽主张分阶段地正式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是并不热心或并不急于恢复邦交。据佐藤的深交卫藤沈吉所述，对于台湾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佐藤认为应遵守信义，予以感谢；且因与国民党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必须努力增进友好。然而，佐藤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专制体制感到遗憾。真正的希望是，台湾人成立一个政府，在中国之外另建一个国家。这或许是佐藤为何固守“日台条约”而不肯让步的深层心理原因。

综上所述，佐藤的对华观由积极的“政经不可分”论，到消极的“慎重论”、倒退的“和平共存论”，再到片面的“中日复交论”，是一个被动的转变过程。这个变化过程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来自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演变，成为左右佐藤认识的一个决定性要因。在冷战的框架下奉行追随美国外交的日本，原本自主的余地相当有限，尤其是将收归冲绳作为最大课题的佐藤，即使是在国际格局多元化的趋势下，仍不得不“为美国马首是瞻”，甚至是某种程度上以“牺牲”对华外交的自主性，换取美国在冲绳问题上的政治筹码。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所言，佐藤患上了严重的“冲绳疲劳症”。

毋庸讳言，认识客体的中国国内蹈入文化大革命的民族悲剧，以及台海两岸关系不睦的现实，亦是佐藤从起初对中国大陆的积极态度转向消极、倒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然，佐藤的对华观中不变的是，始终追求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认识以及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厌恶感。其口头上所说的“一个中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招牌，实际的政策中则贯彻了分离台湾与大陆的“两个中国”的理念。在所谓“政经分离”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佐藤的想法是，从“政经台湾、经济大陆”，掉转为“政经大陆、经济台湾”。需要指出的是，个人意识形态的认识，虽不起决定作用，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民间外交时代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与行动

在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民间外交时代，日本政府囿于“政经分离”原则，坚持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在经济上表现为某种程度上承认或支持民间贸易。于是，民间经贸往来，实际上成为中日关系中最重要的交流形式之一。作为民间贸易的主角，部分日本经济界人士，或基于对中日传统文化的认同，或基于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或基于现实和未来中国市场经济利益的追求，或基于“以经促政”的政治意识取向，积极地开展了对华贸易，并且间接或直接参与了日方的对华决策的政治过程。这不仅推动了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和理解，也为中日邦交走向正常化发挥了“先导作用”。

一、中日复交前的日本经济界

日本经济界（或曰财界），一般狭义上系指由大企业及实业家等组成的传统上的“经济四团体”，即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和经济同友会（“同友会”）。2002年5月，前两者合并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仍简称“经团联”）后，成为“经济三团体”；广义上则指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所有的工矿企业和工商业团体。

中日复交之前，日本经济界的对华态度，因地区和行业不同而相异，并且随着时局变化而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战前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经济关系的大阪的关西财界，在对华关系上就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主张努力推进中日贸易；而在东京的中央财界，则因业内多数依赖美国、韩国和台湾等市场，故在对华贸易方面态度慎重。特别是，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的钢铁业，以台湾、韩国和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化肥行业，在中日贸易方面态度谨慎，顾虑较多。

纵观邦交正常化之前20年间的中日贸易，从1950年代的贸易协定，到1960年代的友好贸易、备忘录贸易，推动中日贸易的主要力量是一些中小商社、企业或团体。

1、友好贸易下的日本经济界

如前所述，在池田内阁成立一个多月后的1960年8月27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会谈中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1）缔结政府协定，使协定有所保证；（2）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民间合同；（3）对有特别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在贸易中可以特别照顾。《周恩来递交的铃木一雄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包括8月27日的贸易三原则）》，1960年9月10日。然而，在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第一项的政府协定缺乏现实性，大企业参与的大宗贸易也不可能全面展开。

同年9月1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雷任民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穗积七郎就贸易三原则的具体实施问题举行会谈，还提示了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即如果交易方违反了中日贸易三原则，采取了敌视中国而非友好的态度，中国则有权取消与之有关的契约和合同。1962年12月27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与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古荣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签订了《友好贸易议定书》。议定书的第一项内容便是“双方再次表示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表示在坚持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关系和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政治色彩浓厚的“友好贸易”方式，无形中限制了日方参与中日贸易的对象范围。中方将选择友好商社的事务委托给了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和日本的友好人士，先经他们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推荐，然后经过该委员会核准并确定为友好商社之后，这些友好商社就可以直接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联系，进行贸易商谈，签订贸易合同。于是，以友好贸易形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多是些中小商社。随着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如钢铁、机械、化学和食品等一些大企业也都分别通过建立替身公司或以委托友好商社代办业务的间接形式同中国开展贸易。

2、LT（MT）贸易下的日本经济界

中方主导的友好贸易，在池田首相看来是带有“分化”或“歧视”性质的贸易形式。于是，在池田的指示下，日方在“冈崎构想”“冈崎构想”的主要内容有：（1）日本的厂家和用户直接参与中日贸易；（2）要有3年或5年的长期综合性贸易计划等。的基础上，与中国签署了“LT贸易协定”。其最初目的就是针对友好贸易，要“搞垮友好商社体制，实现贸易的正常化，重建日中进出口行会”。中国科科长•东西通商科科长：“冈崎构想”的基本要点也是“日本的一般商社、厂家直接参加”。“LT贸易协定”的第三条表明：“根据本备忘录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由有关该交易的日本方面当事人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结果LT贸易与友好贸易并行，成为推动中日贸易的“两个车轮”。由于LT贸易采取长期综合贸易以及分期付款的形式，这为日本部分大中型企业参与中日贸易提供了一定条件。大原总一郎的仓敷人造化纤公司成套设备出口，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经济界整体对中国市场的关心程度也明显提高。1963年9月，经济界的综合调查机构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了题为“有关共产圈贸易”的报告。时任经团联副会长的植村甲午郎、日商副会长永野重雄负责的这个调查机构，强调了中日贸易悠久的历史关系，认为美国难以长期控制东西阵营间的贸易，主张应从自主的立场出发，积极推进中日贸易。翌年4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访日时，植村甲午郎、木川田一隆、永野重雄和稻山嘉宽等财界的大人物都先后会见了南汉宸，表现出扩大中日贸易的意愿。

然而，由于吉田书简的出台，日本成套设备出口受阻。加之佐藤政权上台，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展开，中日关系逐步恶化。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为期5年的LT贸易，1968年3月变更为年度“备忘录贸易”，即“MT贸易”。在3月6日中日双方签署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中，“中国方面再次强调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日本方面表示同意。双方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就是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政治关系的改善，才有助于经济关系的发展”。

因此，在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初，中日贸易额整体逐渐增长的同时，而LT贸易所占的比重，包括其后的MT贸易的比重，却由1963年的63%，下降到1964年的37%、1967年的27%，1969年进一步降到10%友好贸易依旧成为双边贸易的主要形式。

3、贸易四原则与日本经济界

直到进入1970年代，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之后，日本经济界才出现整体“转向”的动向。1969年11月，日美发表联合公报，佐藤表现出配合美国，积极介入亚洲局势的态度。1970年4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团体代表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时，“关于今后中日贸易前景，指出：搞贸易，原则界限一定要能够分清。如果日本厂商声明支持佐藤插手台湾的政策，和美国一样走侵略台湾的道路，那就不能做生意；如果他们愿意同中国友好，不敌视中国，不侵占台湾，不支持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贸易还可以发展。”4月19日，周恩来在会见松村谦三、冈崎嘉平太等人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日贸易四原则”，表示中国重视同日方发展贸易，但不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是下列四类公司，就不同它做买卖，即使签订合同，也要废除。即（1）帮助南朝鲜侵犯北朝鲜、帮助台湾进攻大陆的；（2）在南朝鲜、台湾有大量投资的；（3）助长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4）在日本的美国的子公司。

贸易四原则的提出，促使日本许多企业和商社“转向”，纷纷表示要与中国大陆发展贸易。友好贸易系统的商社、企业和贸易团体，首先对此表示支持。对华贸易依存程度较高的钢铁业和化肥行业中的一些企业也先后表明接受中国提出的贸易条件。中间派的日商岩井、住友商事、安宅产业和日绵实业等经过考虑后也加入了对华贸易的行列。一些大商社或大公司的替身公司也相继与总公司脱离关系，表示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慎重派的代表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丸红饭田和伊藤忠商事四大商社，经过多方接触与沟通，基本上也先后于中日复交前被指定为友好商社。

进入1971年，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木川田一隆在新年贺词中，表明本年度的主要任务是打开中日关系，准备探讨向中国派遣代表团的具体政策。1971年9月17日，以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为团长，囊括了关西财界五大经济团体的众多首脑人物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团访问北京。同年11月13日，以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东京电力董事长木川田一隆和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为顾问，以日本专卖公社总裁东海林武雄为团长的东京经济代表团访华。经济界的对华接近，已成大势所趋。

1972年3月，伊藤忠商事总经理越后正一、住友商事总经理池田久分别率团访华。同年7月，时隔5年重新访日的孙平化，作为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新任首席代表肖向前，共同会见了三菱、三井、芙蓉、住友、三和、第一劝业银行等企业集团负责人。最后，还与经团联会长植村甲午郎、日本“财界四天王”之一的原日本开发银行总裁小林中、日本兴业银行顾问中山素平等人举行了会谈。8月17日，三菱银行行长田实涉、三菱商事总经理藤野忠次郎和三菱重工总经理古贺繁一组成的三菱集团访问北京。8月23日，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来访。中日复交已经近在咫尺。

二、经济界代表人物的对华认识

日本经济界人数众多，企业或团体规模不等，各种人物身份与阅历亦不尽相同，因此不可能有完全相同或一致的对华认识。但总体而言，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出于追求经济利益这一基本的共同观点之外，因个人的认知取向或立足的侧重点不同，从历史、经济与政治的不同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开展中日贸易的动力或目的，是基于对中日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反省，还是立足于对中国资源与市场的洞察，或者是为了改善两国政治关系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当然，每个人的认识本不是那么“单纯”，实际上其中经济界不少人的对华认识中，亦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上述的几种成分。其中需要指出的是，对侵略战争程度不同地抱有赎罪感，是这个时代一个明显的特征。

1、大原总一郎的赎罪历史观

仓敷人造化纤公司总经理大原总一郎在美国封锁中国的政策下，面对来自美国、台湾和日本亲台势力的压力，敢于挺身而出，坚持推动维尼纶成套设备出口中国，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省和对中国人民补偿、赎罪的认识。

29岁出任仓敷绢织公司总经理，1949年该公司更名为仓敷人造化纤公司。1958年1月，侯德榜率领的中国化学工业考察团赴日参观仓敷人造化纤公司的工厂后表示，想进口日本的维尼纶成套设备，那样的话，就用维尼纶制造衣料，可以相应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以解决中国面临的粮食不足问题。这话深深打动了大原的心。就对华出口成套设备，大原认为：当年蒋介石总统引用‘以德报怨’的话，表明不追究日本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偿。这种态度，不仅仅是给我，也给许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虽然也期待或希望现在的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对这样宽宏大量的态度，我们深感愧疚。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甚至难以抬得起头。这些我们不可忘记。

……我们感到，为了赎罪，必须对那些努力忘记过去仇恨的人们做点什么，这不是当然的事情吗？至少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日产30吨维尼纶，对于中国6亿5千万人口来说，不过是仅仅一年能为每个人提供0.017公斤化纤。然而，我的愿望无非是，对于缺少衣料的中国大众，哪怕能为日常生活换取些许粮食，也算是替过去的日本人，对因侵略战争造成巨大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的中国人民，进行某种程度的补偿。正当双方准备就此商谈时，同年5月发生“长崎国旗事件”，交涉随即中断。1960年池田上台后，虽表明了欲促进中日贸易的态度，然而面对美国消极、警惕的态度，以及日本国内亲台势力和台湾方面的反对，具体采取何种措施，池田还是比较谨慎。大原也很清楚，特别是成套设备出口在性质上不同于普通商品，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技术出口，也需要长期延期付款的条件，即国家低息资金的支持。因此，可以说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出口，面临重重困难。

为此，大原利用私人关系，先后拜访了前首相吉田茂和慎重派代表佐藤荣作，征询了有关意见。然后，于1962年9月，大原派遣副总经理丰岛武治等人赴华开始交涉，结果因双方提出的条件差距悬殊而告终。同月27日，大原专程赴美参加了第一届日美民间会议，就对华出口成套设备问题与美方人士交换了意见。同年10月，大原再次派遣丰岛武治和董事赤星通次郎参加了赴华准备缔结“LT贸易协定”的高碕达之助代表团，继续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与中方进行协商，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

1962年11月，大原等池田首相访欧回国后，亲自向他汇报了成套设备出口的交涉情况。而且，大原又拜见了吉田茂和佐藤荣作，还拜访了通产大臣福田一、大藏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经济企划厅长官宫泽喜一、官房长官黑金泰美以及有关负责官员等，要求政府批准对华出口成套设备。有的大臣，大原拜访了一回，有的甚至是两三回。虽然扩大对华贸易的大方针已经确定，可是真正要具体付诸实施，却成了异乎寻常的难题。在内外环境的制约下，自民党政府中的相关人士态度微妙、表述暧昧，无人愿意主动承担责任而批准对华出口。在长时间的等待中，大原有时感到近乎绝望，他对身边的亲信曾说：“看来成套设备出口还是不行啊！”然而，大原面对商业风险，以及政治上的压力和阻力，还是坚持不懈，因为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他。他在等待政府批准出口的时候，就自己的立场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

“话题转换到另一个时代，奈良的唐昭提寺有盲人鉴真和尚的坐像。每次看到这个坐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当年鉴真不顾双眼失明，不畏艰险，前后6次东渡，终于将佛教的戒律传播到我国。这个故事不仅仅是鉴真和尚一个人的事迹，也是大陆民族经年累月赐予我国的、所有伟大的文化瑰宝的象征。我们如今要在中国筹建聚乙烯醇和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工作，很遗憾，这与鉴真和尚那样奉献生命的贡献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1963年1月1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建议下，大原还拜会了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赖肖尔说：“如果是巴统限制之外的贸易，相信日本政府的常识，美国政府无意进行干涉。”而且，大原让负责对外联络的常务阿部守忠，会见了到访日本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征求了英国方面的意见。同年5月17日，大原派出以常务董事矢吹修为团长的第三次代表团赴北京商谈，经过数十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正式的契约。大原就此表示，“到最终达成谅解，相互间显示的善意和忍耐精神，值得特别铭记。”

然而，有人责难利息4.5%的契约条件是援助共产主义，也有人指责出口成套设备是为中共军队提供军服布料的军事援助。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为中心的亲台派坚决反对，而且，有的右翼分子还打电话或寄信威胁大原。最终，在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各界人士的支持下，8月23日，池田内阁批准了通过进出口银行融资出口成套设备。这是战后日本对华出口的第一套成套设备，也是中日建交前唯一的一套。此后，因佐藤固执坚持“吉田书简”，两国关系恶化，中方与日纺、日立等公司的出口契约被废除，其他40件有关成套设备的出口谈判亦无果而终。

2、稻山嘉宽的贸易和平论

中国在二战前就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之一。在战后东西对立的特殊时代，日本经济界在开拓美国、东南亚市场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相邻的中国大陆。号称日本“钢铁天皇”的稻山嘉宽，可以说是日本财界“正统派”中最早开展对华接触的一位重要人物。

稻山嘉宽（1904—1987）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1928年进入八幡钢铁厂工作，1950年出任该厂常务董事，1962年升任董事长、总经理，1980年到1986年担任日本经团联会长。

稻山第一次访华是在1958年2月。在日本，在那个同“共产圈”国家接触被视为异端的年代，稻山作为对业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钢铁业巨头，之所以毅然迈出访华的重要一步，一是1956年中方已经通过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铃木一雄邀请其来访，可当时他并没有出访中国的想法。然而，从1957年初以来，日本国际收支恶化，经济陷入不景气的状况。面对疲软的西方国际市场，调整贸易结构，寻求同中国扩大贸易，似乎成了日本走出衰退趋势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稻山就其访华的目的曾明确表示：“难道没有摆脱不景气的途径了吗？多方考虑后，认为需要扩大出口，其中中国这个新市场令人瞩目，要设法向中国出口钢铁。当前摆脱不景气的一个对策，是稳定钢铁的销售价格。这两个构想的其中一环就是，下决心访问中国。”

就中日贸易的内容和形式，稻山在谈判中也讲得很清楚。他指出：“据说你们中国有资源，但是，资源没开采出来就没有价值。你们开采资源出口给我们，我们使用资源制造钢铁，然后出口（给你们）。我认为这是真正的交换、贸易。”

正好是一年前的1957年2月，稻山访美时，会见了美国总统顾问谢尔曼•亚当斯，他的“钢铁与和平”论深深地触动了稻山。亚当斯说：“我们必须要消除世界上的贫穷，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请予以合作，不断地生产钢铁，促进经济发展，以消除世界贫困。”1958年2月，刚刚访朝归国的周恩来会见稻山时也表明：“战争再不会打了。战争是破坏生产，和平是创造财富。我们自己现在从朝鲜撤兵了。朝鲜的钢铁厂，由于战争遭到破坏，如今沐浴着和平的阳光，正干劲十足地恢复生产。我们必须创造世界和平。包括美国，因为美国很强大，你们也受了欺负吧。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诚实的国家，就是有些任性。”归国后，稻山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当年7月2日的众议院工商委员会，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总之，我认为，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本身非常重要，同时，如上所述的那样，这事关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大而言之亦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我们不允许徒然静观，对此必须深思熟虑。”

正是基于发展钢铁贸易，促进中日关系以及地区和平的想法，1958年2月26日，日方以稻山为代表，通过与周恩来直接会谈，最终与中国公司缔结了一项钢铁长期易货贸易。协议规定由中方出口铁砂和煤为主的矿产品，日本出口各种钢材，从1958年到1962年的5年间，交易金额为1亿英镑。长期钢铁协议的签订，本身标志着中日贸易的一个新发展。然而，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干扰，钢铁协定终于未能履行。稻山认为“再过十年，一切都会改变的”，提议钢铁协定“不叫废弃，而是停止”，以便将来形势变化，重新再开。

1962年5月，池田内阁时，稻山升任八幡钢铁厂总经理后，遂向外务省事务次官武内龙二提出申请，要求使用延期付款重开中日钢铁贸易。7月31日，外务省审议官岛重信主持会议讨论决定，“不同意稻山通过铃木一雄（日中贸易促进会）和中共进行商谈，但如果冈崎（松村）构想近来能够落实的话，希望将稻山总经理的申请纳入冈崎构想付诸实施。”于是，中日之间虽没有单独重开钢铁交易，但LT贸易中将钢铁列为重要的交易项目。1964年中日双方分别在东京和北京互设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孙平化出任首席代表。据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回忆，“其间同稻山先生常有接触。当时他已身居八幡钢铁厂总经理的要职，对中国的客人依然十分热情，平易近人，我们有事求见，有求必应，并可登堂入室。那时不比现在，我们作为中国的一般民间常驻机构代表，想接触日本财界巨头并非易事。”

在中日复交前的1972年8月，稻山作为中国亚洲贸易结构研究中心访华团团长访问北京，当即同意接受中国钢铁技术考察团访日，日方进行技术合作，以支援中国武汉钢铁厂的建设。1973年9月，中日双方正式签订合同，新日本制铁和川崎制铁两家为合作单位。不料同年11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物价暴涨，川崎制铁因考虑到不合算而取消了合同。新日铁内部也几乎一致反对正式订货，但是稻山下定决心，坚持履行合同。他说：“中国是信守承诺的国家。一旦签订合同，不能因为我方的原因就取消。若因为眼前的赤字，造成与伟大的邻国不睦，就不是为了日本经济的将来。从战前到战后，中国向日本提供了铁矿石、煤炭等重要的原料，日本钢铁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现在正是回报的时候。”

稻山遵照合同，出口相关设备，接受中方技术研修人员，结果造成高达30亿日元的赤字，公司内批评声迭起，称这次交易为“缺乏经济观念的买卖”。就此，中国合作部长水田的一番话，也应该反映了稻山本人的认识。水田表示：“眼前是30亿日元赤字，但将来，投产指导费、技术提供等预计将会是黑字。稻山会长看问题的视野，比常人要开阔得多，考虑的是将来的将来的买卖。新日铁赤字的事，中方非常清楚。因此中方对我公司非常信赖，总之对我们信守约定评价很高。这样，不难想象，将来会相当程度上促进中日贸易吧。”

不久，在日本国内市场不振，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钢铁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方从1975年到1976年的不到半年内，连续向日本追加了400万吨钢材的订货，被称为“重振日本市场状况的神风”。在钢铁贸易的基础上，稻山说服日本有关部门，中日双方又于1976年签署了为期10年的石油长期贸易合同。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钢铁联盟会长、国际石油株式会社总经理的稻山，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还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援建了中国的宝钢。据中国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回忆，“在稻山的组织和推动下，日本石油界参与了中国海域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从中国的渤海湾到中国南海和北部湾，日方参与合作的区块日益增多。在合作过程中，每当出现曲折时，稻山先生总是亲自过问，从中斡旋，使合作顺利进展。”毋庸置疑，稻山嘉宽是一位开拓当代中日贸易关系的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的“掘井人”之一。

3、冈崎嘉平太的亚洲睦邻论

有的经济界人士积极拓宽中日贸易的渠道，既是根源于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和反省，很大程度上更是面向未来，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谋求地区的长治久安。与日本政界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冈崎嘉平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冈崎嘉平太（1897—1989）1897年4月出生于冈山县，冈山中学毕业后，1916年考入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成为一名银行职员。1939年出任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1942年11月，日本成立大东亚省后，他回国出任参事官。翌年5月，转任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馆参赞，再赴中国。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冈崎留在上海负责处理战败事务，与当地负责接受日军投降的汤恩伯将军斡旋，帮助在华日本人遣返。1946年5月，冈崎回国后辞去外交官职务，投身实业界，1949年出任池贝铁工总经理，1951年就任丸善石油公司总经理，1961年担任全日空总经理。同时，1954年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

冈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加之战前在华活动的经历，使其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培养了对中国的亲近感。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也见证了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善待日本军民并顺利遣返的过程，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责心理和反省意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冈崎一时曾产生过悲观的想法，认为“也许不能同共产党的中国友好。”但1951年左右，他通过与来访的新华社干部接触，感到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是不同的，遂下决心再次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

“我不是学者，但喜欢读历史。从经验对照进行观察中国共产主义是中国式的，不是照搬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性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为了研究新中国，最重要的是必须亲眼看一看中国。也有必要同中国的要人见面，听听他们的谈话。”

有鉴于此，战后弃政从商的冈崎，积极主张发展中日贸易，以改善中日两国关系。1958年众议院大选前，冈崎遇到松村谦三时表明：

“我很早以前就认为必须同中国友好，并应尽早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为了跟共产党各国进行贸易，我认为有必要拉住政府，让其给予合作”，“日本不和中国建交能行吗？我想必须想方设法建交”。

在随后的会谈中，松村对冈崎说：“你能不能为我想一个常常去能跟中国要人见面的方法。”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1962年6月，在池田首相的授意下，冈崎提出了LT贸易的原型“冈崎构想”，其背景就是“响应从根本上促进中日关系的松村构想（从农业部门的中日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扩展到一般性的经济合作关系，渐次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同年10月20日，冈崎在即将访华前夕，会见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伊关佑二郎，就中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冈崎认为：

①自己的一贯主张是，日本的对华关系比较特殊，不同于英美等国的对华关系；坚信日本民族必须与汉族维持睦邻关系，这是一种宿命。

②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去相互正确认识、理解对方。在这一点上，军部曾经犯下大错，以致误国。自己在上海亲眼目睹，他们依据片面情报，独断专行，不听其他正确意见。于是，造成相当程度上缺乏对对方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切望今后日本对中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③我不是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不能坐待中共崩溃，甚至数十年束手无为。当前需要正确把握共产主义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制定大政方针，并付诸实施。

④从这种意义上，我高度评价松村和高崎的访华。这几年来，访华的日本人总体倾向是或者左倾，或者迎合中方。重开的中日贸易中的友好商社，也是些变态的团体。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确立先前的构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考虑与中共直接做些生意，于是就此拜托了松村。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于为了正确认识、理解中共的考虑。如今通过松村访华，前路业已开辟，继而就此对高碕访华亦寄予期待。这绝非只为了扩大贸易。自己决心加入高碕一行，就是出于以上考虑。……1962年10月26日，冈崎嘉平太以日方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高碕达之助访华，这是他战后首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了我国。特别是东北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长期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认为这是深仇大恨。但是，这充满仇恨的80年与中日友好的两千年的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我们正在努力忘掉这种积怨。今后要加强同日本的友好，要共同努力来提高亚洲的文化、经济水平。……”这一发言让冈崎深受感动。冈崎表明，这一想法与他学生时代曾经有过的主张、愿望是相同的。青年时代的冈崎就是一位“亚洲主义者”，希望亚洲各国紧密团结，不进行争斗与战争，共创现代文明。

1965年4月，冈崎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日本众议院工商委员会的会议，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周恩来总理会见我们时说过这样的话。不只是周总理，战败时……负责接管的汤恩伯上将也这样说。而且，蒋主席也是这种想法。绝不怨恨日本，打算与日本握手，振兴亚洲……

不论对方是什么制度，或是何种想法，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自身所处的亚洲的文明，消除贫困。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最初我很担心，但是，正在研究的时候，有了访华的机会，会见了周总理。他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关于亚洲问题，国民政府的领导层也好，当前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也好，想法都是一样的。我感觉这是身居亚洲的人士的真实愿望。

关于贸易问题，南汉宸、周总理、廖承志都曾说过，如果可能，尽量从日本买，特别是成套设备。……但是，我确信对方不是那种吝啬小气的想法，不是说无论如何，忍受多少屈辱，也要从日本买。他们不事张扬，发自内心地想振兴自己国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不亲自前去一睹，实难明白。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问的是，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前，要考虑亚洲问题、整个亚洲落后于世界的问题，这样亚洲内部相争，生活愈加贫穷，文化愈加落后，亚洲民族会怎么样？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必须重新认识日本的亚洲政策。关于这些问题，日本人没考虑，而对方国民政府的人在考虑，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日本人就此必须进一步认真反省。冈崎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为恢复中日邦交和加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决心。1963年冈崎出任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代表，负责处理LT贸易事务。1964年担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60年代后期，佐藤内阁追随美国，中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日备忘录贸易一度步履维艰，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作为备忘录贸易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冈崎，顶住各方压力，终于使备忘录贸易这条渠道维持下来。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冈崎明确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冈崎表示：

日本政府认为加拿大、意大利等国承认中国的积极态度不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征兆，我对政府这种僵硬的论断感到吃惊。谈论该问题之前，我国政府、国民必须注意的是，我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与其他各国明显不同。

对其他各国而言，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是单纯的是否承认1949年除了台湾之外统一了中国大陆的北京新政权问题。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并非那么简单。我国1952年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了和平条约，考虑因此也就了结了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

但是，这个媾和谈判，是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的。事实上，对于其支配之外的中国大陆，没有实际效力。因此，只要国民政府没有再次复归大陆，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我国与中国大陆在邦交关系方面就没有效力。换言之，现状下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我们就与占全国95%的中国大陆之间没有正常的邦交关系。……

我们不是仅仅承认新政权就行的问题，所以，我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不能落后于他国。何况，考虑到上述情况，我担心，现在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消极态度，或许会成为日本、或是亚洲和平的祸根。

……日本与中国（包括台湾）的问题，不是当权者是谁的问题，整个民族相互敌视对立的话，本国自不必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也难保证。

今后经过多少世纪，这也不会变。我切望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为了正确把握事态发展，寻求切实解决之策，必须平日付出功夫，诉诸实践。

进而，关于台湾问题，冈崎认为“中日关系的难点就是台湾问题”，他批评了佐藤政府的台湾政策，认为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国的现状是，佐藤政府以来，遗憾的是，在联合国的行动方面，以及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方面，索性都积极推进了日台接触。列举其中主要的举动：

①继续确认吉田书简的宗旨；

②单独访问台湾；

③在与约翰逊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指出中国的威胁；

④在与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表明台湾关系着日本的安全；

⑤在日华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声明中，默认了反攻大陆。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一贯认为是国内问题，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是干涉内政。然而，最近在我国有人认为中国与德国、朝鲜、越南同样，是分裂国家，主张与双方建交。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德国、朝鲜、越南其双方的主权，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而中国是内战的结果，现在的状况，绝对不是两个国家的性质。因此，现在的中国表明，将来必定要解放台湾。

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大潮流，其必然性要求我国向前看，以解决该问题。尽管如此，我国的现状是正好相反，可以说是真是逆历史车轮而动。

当下，我们必须回到20年前缔结日台条约的原点，谋求解决之道。纽扣系错了，必须得从开始重新系。因此，冈崎强调“承认台湾就不能损坏信义，这只是小的信义”，“我们总是过分拘泥于日常的小矛盾，现在是拘泥于台湾问题。而且，这是美国强加于日本的错误判断，日本只守着这个，就作为仁义的全部，我认为是过分拘泥于小矛盾”，“还有一个大的信义……只守着与台湾的信义，不是问题的全部。大小矛盾对立时，首先必须解决大矛盾。不从这种想法入手，中国问题不可能解决。”“只是原封不动地继承日台条约，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可能自然实现。”

1972年中日复交后，备忘录贸易完成使命，冈崎出任同年新成立的日中经济协会的常任顾问。1979年冈崎设立日中青年研修协会，接受中国研修生，继续为中日友好事业贡献力量。在冈崎看来，“加强合作，是为了日本的明天”，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是有利于“日本安全”的事业。

1984年，88岁高龄的冈崎在与原书房总经理成濑恭交谈时，就中日经济合作的现状指出：“如果日本不改变只重视营利的态度，将会重蹈以前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合作的覆辙，日本对东南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援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几乎各国都不承认日本的贡献，反而认为是遭到日本的剥削和经济侵略。因此，以过去一样的态度协助中国进行‘四化’建设的话，很可能会光留下负面印象。”

同时，冈崎大胆地预测，“50年后，中国也许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独自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而日本虽拥有消化文化的能力，但没有创造文化的经验。”总之，冈崎认为，“为了自身的稳定与发展，日本必须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为此，必须要与中国共同负起责任，相互合作，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在21世纪前半期，日本与中国应该携手，为整个亚洲的文化与民主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作用与影响

经济界从普通公司职员到财界巨头，显然，对华认识未必一致，其行动的作用与影响亦或程度迥异；但整体上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压力团体之一，在中日尚未恢复邦交的民间外交时代，经济界人士基于自身不同的认识，不仅直接推动了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促进了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与认识，而且还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成为两国政治关系改善的载体。

1、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经济界有关人士的努力下，LT贸易（及MT贸易）与友好贸易“两个车轮”的创设，直接推动了中日双边贸易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期间，双边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其所交易的商品种类，也在不断冲击“巴统”禁运政策的底线。这既表现了双方之间发展经贸往来具备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也离不开日本经济界人士，为推动、发展中日贸易所做的主观努力。

1962年5月，日本政府同经济界举行最高出口会议时，化工业界提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应当谋求对华贸易早日正常化。”钢铁业界等也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对社会主义国家灵活运用日本进出口银行为鼓励出口技术设备而采取的延期付款方式。如前所述，冈崎嘉平太等人参与推动的LT贸易施行后，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调查统计，1963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增加62%，1960年代以来首次超过一亿美元大关，达到1.37亿美元，再次逼近1950年代的最高水平1.51亿美元（1956年）。1964年同比迅猛增长126%，翻了一番还多，贸易额达到3.11亿美元，几乎是1956年的2倍。1966年以后，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LT以及MT贸易数额下降，但友好贸易却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所以，中日贸易总额整体上仍保持了增长的势头，1972年达到11亿美元，约是1960年贸易额（0.23亿美元）的47倍。

特别是大原总一郎等人推动的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已不是普通的生活消费品，而是生产资料的出口，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出口；而且，就贸易性质而言，由于其使用了比一般商业银行贷款优惠的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融资，已不是单纯的民间贸易了，实际上具有“半官半民”贸易的性质，对其他公司及行业的贸易起到了带动和示范效应。

同样，稻山嘉宽1958年2月与中方签订的长期钢铁贸易协议，直接推动了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交涉的进程。进而，民间协定中规定互设商务代表处、给与外交官待遇、旅行自由、可悬挂国旗等内容，虽然由于长崎国旗事件，有关协议未能履行，但实际上也为以后中日贸易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有人将稻山嘉宽誉为中日贸易正常化的“生父”。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稻山再次率团访华时，双方签署了长期的进出口合同，稻山进一步承诺对华进行技术合作，援助武汉钢铁厂等的建设，深化了中日贸易的范围。正如原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先生指出的那样，“看看现在中日钢铁贸易的发展和中日钢铁业界的合作关系，如果去寻根，不能不承认它是发端于稻山先生在中日关系十分困难时期打下的基础。”

2、政治关系的先导

中日经济界人士以及贸易团体的往来，毋需说为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以及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等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在我们两国政府能够直接接触之前，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改善的。……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这是很好的方式。”在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的前提下，经济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以民促官”，逐渐为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曾任外交官并与政界关系密切的冈崎嘉平太，更是怀着充分的热情和信心，跟随松村先生通过发展贸易、互设民间常驻机构、交换记者等一系列渐进积累方式，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且，实际上也直接参与了恢复中日关系的政治行动。据孙平化先生回忆，冈崎对在东京工作的廖承志代表处的五个人关怀备至，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你们不要进行政治活动”。冈崎不仅对日本政府要求中方人员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置之不理，还在有的会议上让孙平化毫无顾忌地谈论中日关系和政治问题，“客观上形成了冈崎先生保护我进行政治活动”。1972年8月建交前夜，身负推动复交重任的孙平化率领的上海舞剧团回国时，冈崎安排了全日空的飞机，并陪同剧团同机直飞上海，成为中日间的首班直飞包机，实际上也是为不久即将到访的田中首相的专机试航，两国间的航线事实上就此打通。

尼克松冲击发生前后，当佐藤政府仍在玩弄两面派手法时，经济界巨头纷纷改变态度，迈出了访华的重要步伐，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先导”。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既是支持佐藤政权的财界头号实力人物，也是亲台组织日华合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而且他曾执掌的公司新日本制铁与台湾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但是，他凭着自己的长远预见和深邃的洞察力，毅然决定1971年11月组团访华。代表着经济界主流的永野等人的访华，动摇了佐藤政权的执政基础，客观上直接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3、国民的相互理解与认知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和战后长期的冷战对峙，中日国民对对方的认知与好感度，都非常之低。在中国方面，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暴行，给中国人带来了惨重的灾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负面印象。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人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无恶不作的侵略者形象。与此相对，在美国的授意、日本政府以及媒体的宣传下，在一些日本国民心中，也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在共产党“独裁”政权领导下的贫穷、落后，没有人身自由、让人恐惧的国度。为了改变这种互相“敌视”、缺乏理解的状况，日本一些经济界人士身体力行，积极开展经贸活动与人员交流，对改善双方的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冈崎嘉平太之所以力主推动成套设备出口，原因在于他希望改变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负面认识。二战期间，他在上海大使馆工作时，中国人仇视日本人，称之为“东洋鬼子”。冈崎想让中国人明白“日本人并不都是坏人”。通过出口成套设备，派遣日本技术员，这样，中日两国工人长期在一起劳动、一起生活，自然也就能够理解日本人的诚意，促进双方的了解。

另一方面，在长达11年的备忘录贸易中，冈崎不断组织日本通产省、大藏省、工商界、金融界代表百余人常驻中国，要他们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交朋友，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为促进两国关系做好工作。冈崎认为，备忘录贸易最重要的成就是造就了一批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各阶层人士。在1973年备忘录贸易完成历史使命后，冈崎依旧组织经济界、贸易界技术人员、同乡人士、青少年以及他的儿孙，每年都来中国，致力于周总理所提倡的“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中日友好事业。

两国的贸易促进团体则互派代表团访问，互办展览会，协助办好广州交易会等，特别是互办展览会，每次参观人数都达到数十万到百余万，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友好大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955年开始，中方分别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日方则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陆续举办了多次商品展览会或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日本当时的评论说，展览会的举办增强了人们的“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正常化”的愿望。据说，有的中学生在参观之后所写的作文中，也“表现出对新中国的惊叹和亲近感”。当时有人将中国商品展览会的成果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展览会，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关心新中国了；第二，改变了对新中国的认识；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对日中贸易更加关心了；第四，在社会舆论方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的关心等。特别是对新中国的再认识方面，那些了解半殖民地中国状况的人，通过工业、农业等方面的陈列品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感觉到独立后的中国确实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

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商品展览会的召开，及其在会场悬挂日本国旗的行为，在初期有抵触情绪，但通过多方说明、宣传，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嘱咐说，“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从前的中国和日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从而使得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前来参观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十分踊跃，秩序也基本良好。他们对日本商品“耐用”、“实惠”的特性有了直接的感知，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有所改善，一些感情的障碍也有所减弱或随着时间而消失，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亦有所上升。

正如冈崎嘉平太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充分认识到，中日贸易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无论是日本的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有益无害的，如若轻视，则将会给日本民族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政府与民间必须齐心协力，积极推进中日贸易。”总之，日本经济界有识之士的对华认识，有对中日传统历史和近来以来侵略战争反省意识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以及对中国未来经济、政治地位的战略性预期或判断，故相比政界在行动上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六章 田中内阁与中日关系正常化

一、“中美接近”与对华复交论

1、对“中美接近”的认识

1970年代初，由于对外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开始迅速缓和。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两次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率领191人组成大型代表团访华，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关系缓和，不仅结束了两国间持续近20年之久的全面对抗，而且使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地位及其冷战战略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中美关系缓和，改变了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对抗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美国因此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战略注意力用于对付苏联，同时苏联为应对美国、欧洲及中国，面临着扩展其力量的可能性。其次，中美关系缓和，改造了东亚地区的政治版图。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相对地台湾在美国东亚战略思维中的重要性明显减弱，而且台湾的价值越来越多地通过中国在美国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变化而显示出来。同时，由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分析和基本框架中，美国从被坚决批判的“主要敌人”转变为一种可能被加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中国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日本，当然也在被团结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国际形势的冲击下，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在其国际政治判断和基本框架中，中国从被敌视的力量转变为可能扭转一味对美追随外交理念的理想对象，迅速与中国改善关系乃至复交，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日本既有感性上遭遇盟友“背叛”的尴尬反应，并因此称之为“越顶外交”或“尼克松冲击”，同时又有理性的客观认识，称作“中美接近”。

对于日本，“尼克松冲击”实际上有两次，第一次是指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的声明，仅提前一个小时通告日本，即所谓的“越顶外交”。美国“越顶外交”的突然性和隐蔽性是日本政府当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使日本感到这是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背叛，视之为日本外交的失败。

第二次“尼克松冲击”是指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发表“新经济政策”，提出对初级出口商品征收10%的税金，并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制度，即所谓的“美元冲击”。美国“新经济政策”动摇了战后西方国际经济体制的框架即IMF制度本身，也严重打击了依赖于出口贸易实现增长的日本经济。

两次“尼克松冲击”使日本面临外交与经济的双重危机，对日本的打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因此，日本国内要求政府在外交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停止追随美国、反省对华政策的呼声高涨，掀起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在理性上，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反省日本对美关系，提出日本应走独立的自主外交之路，日本外交当局则强调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加强情报收集和战略研究。如日本学者松田定久反思日本社会的中日‘复交热’，认为‘复交热’本身恰恰是弱者对强者的懦弱表现，显示出日本没有主体性的、卑屈至极的跪地外交的悲哀姿态。”正如1971年11月日本驻缅甸大使铃木孝在驻外使馆长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指出，“尼克松冲击”，是“美国背叛了友好国家日本”，显示了日美关系并不是“对等的伙伴关系”。同时，铃木担忧日本政府在“中国热”的日本社会舆论中陷入急于“对华接近”的状况。他认为中美首脑会谈的动机之一是“日本问题”，但日本国内对此却缺乏认识。铃木认为，修复受到“尼克松冲击”的日美关系，优先课题应该是由日美两国研究台湾问题，其次是如何应对今后的对华关系。

日本对于冷战期间中美关系的认识，比较“尼克松冲击”，“中美接近”的提法实际上更为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日本对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的认识。认为中美接近是中美两国在摸索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基于共同利益而作出的选择，中日复交则是中美接近带来的副产品。

日本较早预测到“中美接近”可能性很大的是松尾文夫，他在中美“乒乓外交”前夕，1971年5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撤出，向中国展开“微笑攻势”。也就是美国必须从处理战争结束的问题开始入手，并放开束缚中日关系的日台关系等条件。

中美关系缓和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实际上是看到了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因此不与中国复交就意味着被国际社会孤立，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也有可能下降。因此，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日本当局（佐藤内阁）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保障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在此前提下，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中国复交、中日复交的外交指导方针及时机等。以自民党保守势力为主的日本政府，与在野党、社会舆论及经济界的对华积极复交立场比较，显得似乎很“顽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佐藤内阁向中国政府表达“对华接近”的意愿，寻找对华接触的渠道。如尼克松宣布访华声明的第三天，佐藤首相在临时国会上第一次改称“共产党中国”或“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坚持追随美国，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争取继续保留台湾的席位。根据中国学者刘建平的分析，他认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之后佐藤内阁仍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上阻挠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所证明的并不是日本政府的‘顽固’和‘愚蠢’，而是对日美同盟意义的郑重把握”。而且，联合国斗争之际正值“归还冲绳协定”尚未生效而处于美国国会审议过程中，中日关系问题还不足以和“冲绳归还”问题比较。可见，日本政府的对华复交认识，显然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并在美国的战略许可下处理中国问题的。

2、政党及各界的对华复交论

围绕着中日复交问题，日本国内的朝野政党对中国的认识存在较多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的好恶，以及是否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观点并断绝日台关系等政治主张上。同时，出于现实的需要，日本各政党及社会各界又存在一个共识，就是维持和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1）自民党的对华复交论

战后以来，历届自民党政府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思维方式处理中日关系。至19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东亚区域战略的变化，试图在“两个中国”的传统思维下改善对华关系，慎重地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成为自民党内对华复交论的主流。在《上海公报》发表后，佐藤首相强调中日“政府间进行磋商是当务之急”，通过“保利书简”等，试探与中国接近，展开所谓的“水鸟外交”。期间，佐藤本人甚至一度表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但是以福田纠夫外相为代表的外务省对此给予否认。尽管佐藤首相表现出改善对华关系乃至进行复交谈判的姿态，但由于其坚持“两个中国”论，中国政府坚决“不以佐藤内阁为谈判对象”，使其实现“日中接近”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与佐藤和福田不同，由大平正芳率领的党内第二大势力“宏池会”，主张迅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实现复交的同时“日台条约”自然解除。自池田内阁时期以来，大平正芳就将中国问题作为重大的政治课题，密切关注并准确把握围绕中国问题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以积极姿态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早在基辛格访华的一年前，即1970年4月，就认识到中日关系因受制于台湾问题而无法打开。在与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晓云的秘密会谈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对华主张，指出“我个人承认中国是唯一的正统政府，今后将全力致力于处理台湾问题，恢复邦交”。田川诚一评价其是“当时保守政治家中少有的对中国问题积极向前看”的人。

同年9月，在宏池会的国会议员研修会上，大平发表演说，提出反对佐藤内阁关于中国政策的主张。大平指出：“我在1964年的国会中发表了旨在‘如果北京得到世界的祝福，加入联合国，日本就应该与北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发言。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审议，……自去年秋天以来，联合国的形势向北京方面的承认中国代表权的方向迅速倾斜。而且，与北京维持外交关系的国家此后也在不断增加，我国的舆论也向这个方面大大转变。我判断，政府正确判断这一形势，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成熟。因此，政府根据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与北京之间的政府间接触，这是我相信对内外舆论忠实的理由。”

大平与佐藤等自民党内的主流认识有所不同，田中内阁成立时，其对华复交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承认中国的“正统性”，日本应与中国实现复交；二是实现中日复交之时，“日台条约”自动解除；三是基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对华复交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应迅速实现复交。

另外，相对于主流派和大平的对华复交论，占据少数的自民党左派和在党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右派，两者的主张截然相反。左派更为积极，不仅赞成大平的基本主张，甚至支持中国政府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右派则相当消极，不仅坚决维护日台政治关系，还反对中日复交，往往与自民党主流派共同成为阻碍中日复交的力量。

（2）在野党的对华复交论

在中美关系缓和后，相对于执政党，在野党的对华认识和政策取向趋于一致，都主张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田中内阁成立后，在野党纷纷提出如果田中内阁明确对华复交的原则，即接受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各党将给予全力支持。

在野党对华认识的共性

1970年代初，与保守的自民党主流派不同，在野党的复交论相当积极，特别是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各在野党在中日邦交问题上的认识已基本趋同。

首先，对实现中日复交这一目标是一致的。社会党、共产党、公明党、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等在野党都主张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普遍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但二战后双方关系却由于没有建交而在各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有必要和中国改善关系，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尽快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其次，认同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以此作为是否支持田中内阁实现中日复交的前提条件。如，1972年7月10日，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三天，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在中日邦交问题上提出，如果田中内阁根据“复交三原则”致力于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社会党将予以全面支持与合作，推行“超党派外交”。

实际上，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形成，与日本在野党的访华活动及发表联合声明密切相关。如，1971年7月2日，公明党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公明党代表团提出了该党关于中日复交的五项主张：

（一）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

（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

（三）日蒋“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

（四）美国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是侵略行为，美国必须从该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五）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坚决反对一切阻挠恢复中国上述合法权利的阴谋。

中方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这五项主张，并采取实际步骤，就可以结束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后两项内容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关系缓和，事实上已经解决。

又如，1972年4月13日，应邀访华的民社党代表团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其要点是：

（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主张。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该声明实际上是在社会党、公明党、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政党及民间团体分别与中日友好协会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日双方的共识归纳为三项基本内容，从而演化为“复交三原则”，成为日本在野党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野党对华认识的差异

如上所述，1970年代初，日本在野党都主张应该与中国实现复交，但实际上各政党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在野党对华复交的认识，不仅具有程度不同的历史性和道义性，还有强烈的现实性。在现实性上，各党之间又曾存在差异乃至分歧。

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与中国比较接近，特别是1966年第27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提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党理论上的激进性和行动上的战斗性在1960年代末达到顶峰。因此，社会党对华认识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偏重于从历史问题入手看待中国问题，重视日本对中国在道义上的责任问题，对日本过去的侵华行为表示谴责及内疚。其次，将实现中日复交邦交与反对日本政府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认为日本应采取措施，削减自卫队，撤除驻日美军基地、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但是，社会党并非完全从道义上看待中日关系，也从现实方面考虑，并偏重于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社会，而非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认为让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该孤立于世界之外，中日复交有利于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社会党的对华认识比较，公明、民社等政党的现实色彩比较浓厚。公明党之所以主张承认中国，更多的是鉴于国际社会中承认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联合国接纳中国只是时间问题，故应承认统治中国大陆七亿人口的中国政府。例如，公明党主张日本政府应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欢迎中国“加盟”。另外，公明党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主张推进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关系。

至1970年，公明党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以“中华民国”为“事实上的政府”。还明确主张复交谈判签署的宣言中不涉及战争状态的结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促进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的高涨，公明党才转变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特别是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于1971年的发言《公明党也主张废除日台条约》，指出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应废除“日台条约”，并提出要将这一主张作为党的基本政策，这成为公明党关于对华复交认识的重要转折点。进而，公明党代表团访华期间发表关于中日复交的五项主张，并成为后来形成“复交三原则”的重要依据。

田中内阁成立前，民社党在对华认识上，曾经主张“一中一台”。虽然民社党主张实现中日复交，但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在实现中日复交的同时必须否认台湾“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民社党由不能无视和简单废除“日台条约”的主张，转变为“搁置”“日台条约”，提出恢复中日邦交不受该条约的限制，在缔结中日条约时将其“处理”或“调整”完成。直至1972年3—4月民社党代表团访华，才确定了与社会党、公明党等一致的主张——中日“复交三原则”。

另外，民社党主张改善中日贸易关系，但不希望友好商社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体，而应持续、稳定和扩大备忘录贸易。而且，民社党一方面谴责中国“错误的”战争肯定论和核武装等作法，另一方面又鼓励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不使其被孤立。

由于1966年10月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党关系全面断绝。尽管如此，1970年，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共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立即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废除“日台条约”等，并强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因政党信念的不同而影响两国关系。

总之，尽管有的在野党会从历史问题入手看待中日关系，但基本上所有的政党还是从现实角度看待中国的，只是在野党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认识上，有的偏重于经济利益，有的偏重于国际意义。的确，由于地缘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出发，日本不能对中国视而不见。战后的中日关系始于经贸，因此中日贸易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执政党或在野党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争议。然而，在政治、外交和安全问题上，日本应该和中国维持何种程度的关系，以及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分歧。日本政府最初根据国际现实选择了台湾，而后又因国际环境的转变又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从自民党坚持“两个中国”的初衷看，有一点，其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始终以现实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这显然与中国从历史经验看待两国关系的倾向存在很大差异。

（3）社会各界的对华复交论

田中内阁成立前，日本社会舆论、民间组织、经济界等社会各界对中日关系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大势所趋。但是，至田中访华前，半数的日本普通国民仍然主张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缓和后，日本社会舆论形成了强大的中日复交声势，而且“日本舆论从来没有像本次这样完全一致，弄得自民党内反对派也不能正面反对日中恢复邦交”，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政治家所认识，并充分利用舆论的作用，反过来影响其支持田中内阁的政策决策。

首先，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突然升温，在田中访华前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甚至到了不正常的程度。然而，日本人对华感情的提高对日台关系的认识似乎影响不大。据共同通信社1972年4月15—16日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主张中日“尽快建立外交关系”的达到66%，而认为“不急于建交”的占21.9%，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建交”的仅有1.2%。在日台关系问题上，认为“如果与中国建交，就不得不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占21.6%，认为“推进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不应牺牲国民政府”的占49.2%，主张“应继续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即使不得已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没有取得进展”的占5.4%。这说明，在田中内阁成立前，日本社会舆论既赞成中日复交，又赞同“两个中国”的安排，超过半数的人主张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其次，还有调查分析显示，比较田中访华前和访华期间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基本倾向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主张中日复交的占83%至84%，但“国民党政府舍弃论”的变化非常小（由11%减至10%），“国民党政府拥护论”只有略微下降（由31%降至28%）。

直至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国民对日台关系的态度才发生真正的变化。据1972年10月2日产经新闻社关于“日中邦交1000人调查”，认为田中首相等做得“非常出色”的人占58.9%，认为“较好”的占38.9%。可见，大多数国民接受了《中日联合声明》。在日台关系问题上，日本国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调查，认为与台湾“断交”是“理所当然”的占11%，认为“虽说遗憾但也是不得已的”占77%，而反对“舍弃”台湾的只有10.5%。这说明，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日台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接受了邦交正常化后的既成事实，也表现出一种追认新事态的态度。

在日本公众中，除了普通大众，还有一部分引导社会舆论或对社会舆论具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通常是政府、经济界的领导人、新闻界知名人士、学界权威或专业人员，以及各行业的知名人物。他们常常以民间团体的形式活跃在日本媒体、政界、经济界等各领域。

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日本民间团体，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业。1970年代初，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复交的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倡导中日复交的主张，而且采取行动，积极落实中日复交的各项原则，推动日本国内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进入实质性的新阶段。

这些民间团体还组成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发表联合声明。如由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于1971年10月签署联合声明，与公明党的五项主张等，共同构成了后来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基础。这些民间团体的共同主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主张尽快实现中日复交；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主张”；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结束中日之间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在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贸易。这些基本主张在田中内阁成立前就已相当完善，因此这些民间团体为实现中日复交发挥了引导舆论、贯彻其基本主张的作用。

除了普通国民和社会精英，日本经济界特别关注中日复交问题。如第五章所述，田中内阁成立前，围绕着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贸易四原则”，日本的许多企业和商社，特别是四大商社已纷纷宣布接受该原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团联等财界也不得不开始转变态度，不再执著于继续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期待尽快与中国复交，整个日本经济界出现了“中国倾向现象”，对华复交的认识已基本形成。田中内阁成立伊始，经济界就敦促政府采取主动行动，要求首相访华，并立即废除对华贸易限制等。同时，经济界与中方代表接触，就复交问题交换意见。进而，组成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开始从中日复交后的角度考虑两国经济交流问题。也就是说，经济界通过与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关西本部等民间组织的接触，在没有与政府协商的情况下，根据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判断，接受了“中日贸易四原则”，并组团访华，日本经济界在田中内阁成立之时，已不再等待政府的决策来转变对华政策了，而是通过发挥抢在政府决策前面的“先导作用”，促进田中内阁实现中日复交。

二、复交谈判的准备

田中角荣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竞选口号之一，于1972年7月7日成立了田中内阁。田中角荣和福田纠夫都是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主要竞争者。田中与福田二人在对华认识上有所不同。田中主张应与中国迅速恢复邦交，并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原则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大部分承认，不要过于在意细节。”在迅速实现对华复交的目标上，福田的见解与田中基本一致，但在原则上有所区别。福田主张，中日两国政府间需迅速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必要时亲自访问中国，但是谈判要慎重，应基于以下五个原则：尊重主权、平等互惠、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为和平进步与繁荣互助努力。福田提出的这五个原则比较含蓄，显然没有田中那样积极、观点明确。

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1972年7月2日），另外两位候选人三木武夫、大平正芳与田中达成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策协定，表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的认识，一致决定应通过政府与北京签订和约。”此外，中曾根康弘在田中与福田的竞争中，决定以主张中日复交为由支持田中。因此，田中角荣以大平、三木、中曾根等政治家为核心组成田中内阁之时，实现中日复交就已成为日本政府的首要课题。

1、中日复交的目的

通常，人们认为田中角荣不善于外交，但未必就说明他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敏感性和深刻认识。1969年4月，任自民党干事长时，田中就中日关系指出了具有实质性的认识。他说：“中国问题，是神对战败后日本的考验。战后，日本取得了未曾料想的发展，但是神并没有给予所有的好处。（日本）和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一衣带水的邻国，然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的存在，对于日本也是个困难的问题。”可见，田中将中日关系视为日本的重要课题，其中台湾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并认同“一中一台”“两个政权”。

1972年7月7日，田中组阁，表示以实现中日复交为首要目标。同日，担任外相的大平正芳对媒体说，中日谈判结束之际“日台条约”将不复存在，田中首相或外相会访华，日台经济和文化关系将会平稳地继续下去。9日，周恩来总理作出回应，对田中内阁的对华姿态表示“值得欢迎”。此后，中日两国事实上的政府间接触开始了。

田中首相致力于实现中日复交，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田中认为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对日本而言一向是个难以解决的国内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国内三分之二的混乱局面就会平息。第二，中日两国的人口数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如果不解决中日关系问题，就没有日本的稳定。第三，朝鲜地区发生冲突，就不会有远东地区的和平，也没有日本的和平。因此日本不仅需要日美安保条约，还需要和中国缔结友好关系，如此日美中三国所构成的等腰三角形格局才能维护远东的和平。也就是说，两国复交比在亚洲建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更为有效。

根据田中首相以上观点的阐述，可见其实现中日复交主要是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的，一是将中日复交问题视为影响日本国内安定局面和国外特别是亚洲的重大问题，二是将中日复交问题视为影响日本的东亚战略格局的安全因素。这种安全观在《中日联合声明》及后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都得到了完整体现。

当然，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田中本人为竞选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而提出的选举公约之一，成为影响其政治生涯的一件大事。

大平外相从国际政治结构的视角深入思考日本与美国、中国的关系，将中日复交视为摆脱对美依存外交的试金石，认为在“中美接近”的背景下，需以日美安保条约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两根支柱，维持亚洲地区的和平。收入《大平正芳回忆录资料篇》。这与田中首相以日美中“等腰三角形”的国际结构维护地区和平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2、复交谈判的国际准备

田中内阁成立之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日本社会舆论的热潮，但是大平外相对此持有理性的思考，认为还不能马上得出明确的结论，提出应慎重处理。其理由有三点：一是对中方的意图没有充分的把握；二是虽然国内各界及在野党关于实现中日复交的认识已经非常明朗，但自民党内的大多数持慎重论，还没有确定如何统一意见；三是虽然尼克松总统访华，但还没有与中国建交，还不明确美国对中日复交问题的反应。因此，田中内阁充分利用在野党的“补充外交”（见第三节），掌握了中方关于复交谈判的基本问题，由此切实地明确了实现中日复交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田中内阁开始展开全方位的准备，对内调整自民党内和外务省内的意见，对外与美国展开首脑会谈，取得美国的理解，并派遣特使访台，安抚台湾。

（1）日美首脑会谈

中日关系涉及日美关系，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问题上需征求美国的意见，争取得到美国的理解。

1972年7月24日，日本向美国提出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的要求。8月31日，田中首相在大平外相的陪同下飞往夏威夷，与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会谈。日方为缩小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同意对美实行7亿1千万美元的紧急进口，美方则对日本先于自己同中国建交没有持不同意见，但提出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方针，中国不能要求改变日美安保体制。尼克松总统要求日本方面在中日复交问题上采取慎重的行动，不能使日美两国陷入对立的状态。田中首相回应说：从国内的状况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从亚洲的稳定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国的利益是相符的”，“根本不会考虑以不利于日美关系的形势实现与中国的复交”。大平外相也强调“北京之行，并非立刻就去，而是必须经历夏威夷之行之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美国了解日方意图的基础上，不损害支撑“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日本战后经营的基轴”。简言之，通过日美首脑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保持同盟关系，美国对日提供核保护，日本向美国保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不能妨碍驻日美军对基地的使用。可见，对日本而言，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确保日美同盟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的。

对于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中方没有做出特别的反应，从而打消了日方的顾虑，等于日本“拿到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单程机票”。

（2）椎名特使访台

台湾问题，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症结所在。田中内阁成立之时，大平就提出完成中日关系正常化，“日台条约”就不能继续存在了。田中首相也明确提出“没有哪个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同时还与台湾保持原来的关系，日本也不例外。”8月22日，田中首相委任椎名悦三郎为日本政府赴台特使。田中首相之所以选择椎名为特使，是因为椎名是自民党内“日台派”的重要人物，在台湾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椎名做特使，可在日台之间起到一些“缓冲”作用。椎名本人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作为特使访台的使命，这也恰恰说明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终止“日台条约”已是大势所趋，成为自民党内“日台派”难以推翻的基本主张。

9月17日，椎名特使访台，为缓和台湾当局对日本政府的反对意见，椎名解释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是根据自民党的决议进行的。关于台湾问题，日本打算继续维持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关系。”这种解释，明显与田中内阁的真实主张不符，台湾当局对此也不相信，反问椎名“大平外相曾对台湾驻日‘大使’说，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时，《日台和平条约》将被废除，这是怎么回事？”还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作为外务大臣和驻日‘大使’之间的会谈，其观点不能不被认为是代表各自的政府。请你回国后一定查一查会谈记录，搞清楚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我们认为大平外相的这个发言，是‘断交前的最后通牒’”。椎名自欺欺人的解释，在日台之间是否起到了“缓冲”的预想结果，姑且不论。仅从台湾当局的回应看，就清楚地反映了田中、大平等“既与中国复交，又与台湾‘断交’”的态度。况且，椎名在接受“赴台特使”后，曾与大平外相见过面，是完全了解日本政府的态度的。

尽管如此，椎名回国后还是向田中首相建议，不要轻易接受中方关于台湾的要求，但田中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3、复交谈判的国内准备

（1）自民党内基本方针的确定

在中国问题上，以台湾问题为焦点，执政党自民党内长期存在着“日中派”和“日台派”两种鲜明对立的意见。自民党的主流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及中曾根派组成了以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政策目标的田中内阁，但是自民党内倾向于维持“日台条约”的议员依然强劲。因此，田中内阁成立伊始，将调整和统一党内的意见分歧作为当务之急，特别是8月初竹入义胜访华归来后，田中内阁对党内和外务省的调整工作表现得更加积极。

首先，提高党内致力于中日复交机构的地位，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党内调整工作。7月13日，自民党决定将“中国问题调查会”升格并改组为直属总裁领导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促使党内积极推进中日关系和支持台湾的国会议员大多加入了该协议会。协议会允许发表不同见解，展开讨论乃至论战，使实现复交越来越成为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并最终将处理复交的权限委托给了自民党总裁。该协议会在近一个半月的讨论过程中，虽然达成了同意实现中日复交的意见，但在台湾问题上仍存在争议。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中川一郎、贺屋兴宣、灘尾弘吉等亲台议员主张：不反对与中国建交，但不能感情用事，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应考虑日美关系以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另外，新福田派“八日会”（众议院议员65人）成立“日中问题研究会”（1972年8月19日），提出“台湾重视论”。该研究会主张中日复交是时代的要求，支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但是，对台湾的处理应慎重考虑，不能损害日本的国际信义，反对与台湾方面“断交”。

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及其他机构，自民党逐步统一意见的主要过程如下：

先是大部分人较早地确认了中日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竹入义胜访华归来后，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总会（8月10日）通过了支持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8月22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将这一决定作为自民党的决议发表。

继而，8月24日开始，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为中心，围绕着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起草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展开讨论。9月初，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自夏威夷日美首脑会谈结束后，加紧了对党内和外务省统一见解的调整步伐。9月8日，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召开全体大会，决定了以小坂会长的方案作为日本政府进行中日复交谈判时的基本方针。

首先指出，鉴于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深厚关系，政府应十分注意使以前的关系得以维持下去。该基本方针就中日复交提出了五项原则：

①日中关系正常化应在联合国宪章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

②相互尊重各自不同的社会体制，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

③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④相互增进平等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采取歧视性措施。

⑤为亚洲的和平与繁荣而相互合作。

《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是自民党内两派意见相互妥协的结果，但并未触及日台关系等实质性问题，作为自民党和政府的一致见解，对说服外务省的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调整党内意见的过程中，田中内阁还派遣自民党议员访华，交流中日谈判事宜，将重点放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做“日台派”议员的工作，另一方面向中方说明自民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如，8月17日，自民党众议员、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川崎秀二受大平外相之托访华，向中方传达了自民党为实现中日复交，统一党内意见所做的努力及面临的问题，强调了目前正苦于考虑对台湾采取何种措施。9月14日，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国会议员、党内各派系的代表人物访华，这是战后自民党首次单独派遣的访华团。通过这次访华，一些反对派转而支持田中实现中日复交，为田中首相访华铺平了道路。

（2）外务省基本见解的出台

田中内阁成立后，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成为对华外交决策的主角，而外务省内只有少数人支持田中和大平，外务省担忧脱离外务省进行的中日复交谈判将趋向于中国的步调，因此极力强调并探索既可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又能实现中日复交的措施。田中内阁为实现中日复交，加强了对外务省的调整。

首先，大平外相非常清楚坚持“两个中国”的外务省上层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上不可能采取主动，于是采用“没有前例的方式”，以中国课长桥本恕为中心，由“外务省中坚力量构成小集团”进行复交准备。也就是，吸纳外务省的年轻课长级官僚桥本恕和栗山尚一参与中日复交的决策。大平外相召见热衷于中日复交的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将中国问题作为“特命事项”，命令其迅速且秘密地开始准备复交事宜。桥本恕与中国方面的肖向前、孙平化秘密接触，为大平外相正式会见他们做了准备工作。桥本还与条约局条约课课长栗山尚一共同起草了日方关于中日复交的联合声明草案。

其次，在大平外相的命令下，设置“中国问题对策协议会”，以外务事务次官法眼晋作为委员长，由相关局长和课长15人组成，研究日本在中日谈判时的基本姿态。8月3日，在大平外相的催促下，外务省召开政务次官会议，阐明了日本政府在谈判时的基本见解，主要内容是：

（1）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第一目的在于，消除日中间的不正常关系和进一步促进推行我国的和平外交。第二个目的是，通过正常化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日中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本认识是，日本政府可以充分理解。具体问题愿意通过日中间的共同谈判找到共同点。

（3）如果日中建立外交关系，很自然就不能维持台湾当局与我国的外交关系。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同我国的贸易、经济关系等各种业务往来将予以现实地解决。

实际上，外务省的政务次官系支持田中内阁政策主张的自民党国会议员，而非持消极态度的外务省官僚（国家公务员）。也就是说，上述由外务省政务次官召开会议所提出的“基本见解”，实为支持田中内阁的自民党议员的主张，而非外务省大部分官僚的见解。大平外相作为外务省的最高长官，促使外务省不得不转变姿态，为田中首相作出中日复交的政策决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在中日复交的决策过程中尽管外务省官僚并没有担任主角，但从法律的视角出发，为分析中方关于联合声明的草案，以及中日谈判中提出日方所坚持的法律依据等方面，依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复交谈判的过程

1、在野党“补充外交”与中方草案的形成

由于中日政府间缺乏直接交换意见的渠道，在野党及其领导人为两国政府间的相互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社会党的佐佐木更三、公明党的竹入义胜等“非正式接触者”，为实现中日建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与田中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被誉为“和式基辛格”。因此，或“超党派外交”活动的过程，不仅是田中内阁坚定实现中日复交信念的过程，明确对华基本认识与行动的过程，而且是中日两国正式谈判的第一个阶段。

首先，通过在野党的“补充外交”，田中内阁向中国政府明确了实现中日复交的目标，表示接受中日“复交三原则”，并反复确认中方的态度。

1972年5月15日，佐藤内阁末期，公明党经过与田中角荣的交流，第二次访华。竹入义胜托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向周总理转告三点看法：一是田中可能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二是田中就任首相，一定会致力于中日复交；三是届时公明党将给予全面协助。公明党访华团回国后向田中转达了周总理期待田中组阁来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秘密口信。这个信息，对田中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促使他决心致力于恢复中日邦交事业。

7月12日，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华。访华前夕，佐佐木会见田中首相，田中明确表示，“接受中方提出的这些原则（指“复交三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处理台湾问题，有绝对的把握。我承认复交三原则。”经过佐佐木的转达，周恩来立即回应，欢迎田中首相访华，商谈复交问题。得到佐佐木带来的口信后，田中首相的态度积极，对外国记者说实现中日复交的“时机成熟了”。

其次，通过在野党的“补充外交”，商讨田中访华事宜和中日谈判的具体内容，并诞生了中方关于中日复交联合声明的草案，即“竹入笔记”。

7月25日，继佐佐木更三访华归来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此前，竹入曾会见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就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台湾问题等涉及中日谈判的重大事项，听取意见，成为访华的“特使”。田中首相托竹入向周总理转告了他希望访华的四点内容：第一，双方同为东方人，在遵守信义这一点上绝对没有问题。所谓信义是指田中一定要兑现“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发言。第二，关于访华日期，视情况而定。如果竹入义胜此行能使田中心中有底，他就下决心在10月以前访华。第三，田中希望中国方面派廖承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第四，田中希望其访华时能够直飞北京。这显示出田中首相向中国政府表明了访华的决定。

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具体事宜，周恩来总理与竹入讨论后作出了答复：（1）同意非原则性问题在田中首相来华后再做协商。（2）同意将田中首相访华时间定在9月下旬，访华期限为一周左右。（3）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在田中、大平访华前由双方联合公布。（4）可由东京直飞北京。（5）不限制田中与大平的随行人数，可携带电信、无线装置。（6）田中首相访华的随行记者由中方新闻司接待并确保其安全。（7）回复由肖向前转达。竹入可与肖向前联系，大平外相也可秘密会见肖向前。田中首相如能在孙平化8月中旬回国前会见他们，那最好不过，有重要口信可托孙平化转告。

关于中日复交的形式和谈判的内容，竹入向周总理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能采取缔结和平条约的形式，因为与台湾已有和约，外务省和自民党的多数都反对，所以条约必须搞成以友好为主、有继承形式的东西；二是要默认田中首相事前与美国协商；三是听说中国不要钱赔款，要给予确认。与竹入向周总理提出要求同步，在日本国内，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达成一致意见，主张先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恢复中日邦交，然后再缔结和平条约。

对此，就复交的程序和形式，中方表示可以通过田中、大平访华，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实现邦交的目标。关于谈判的内容，中方提出了两点令田中内阁放心的问题：一是中日联合声明可以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和1969年佐藤与尼克松发表的联合声明。如果中日能够复交，对中国的安全效力就消失了。中日复交不会影响日美关系，也不会影响中美关系。而且，中美会谈时，周总理曾询问美国是否反对中日复交，美国表示不反对。其他问题可以由法律专家去办。强调政治信义非常重要。二是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方为了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放弃赔偿要求。

另外，中方还对日方见解的三个用词用语的表述问题与竹入进行沟通和确认。这三个用词用语的表述问题，一是竹入对比《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领土的表述，认为公报的表述比较宽松，因此日方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表述也不存在问题。对此，周总理认为日本的立场应该不同，客观上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二是关于田中首相对中国政府主张的“复交三原则”多次表示“理解”的表述，中方提出疑问，竹入解释“理解”就是“尊重”之意，并补充说明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日台条约”就失效了。对于日方使用“理解”这种比较含蓄的表述，周总理表示还要进行党内讨论。三是关于田中首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的表述，周总理就“正统”一词的使用，表示不太理解，指出中国通常采用“合法”一词，并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蒋介石集团是非法的。对此，竹入表示他们也是这样解释的。周总理进一步提出疑问，“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竹入表示建议田中首相在今后的讲话中使用“合法”一词。

7月29日，周总理根据竹入义胜带来的政府意见，以及与竹入会谈的内容，归纳为“八项内容”和“三项默契”，这成为中国政府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草案。竹入等人将“八条方案”、“三项默契”，以及周总理关于田中访华事宜的答复等相关内容，详细地记录下来，整理成笔记，并递交给田中内阁，这就是后来日本媒体所谓的“竹入笔记”。

“八项内容”的要点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

（2）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3）双方声明，中日两国邦交的建立，即符合两国人民的长期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4）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争端，基于五项原则，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而不以武力相威胁。

（5）双方声明，中日两国的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6）双方同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7）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8）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前，根据需要和双方的商定，分别签订通商、航海、航空、气象、邮政、渔业、科学技术等协定。

为照顾日本方面的困难，中方还提出了涉及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并强调这些内容不载入《联合声明》。这“三项默契”是：

（1）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2）《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政府从台湾撤出其大使馆、领事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大使馆、领事馆从日本撤出。

（3）日本的团体和个人战后去台湾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上述“八项内容”和“三项默契”，既照顾了田中和大平的处境，并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竹入说，这样所有的悬案都解决了，表示感谢。

2、中方草案的研究与日方草案的讨论

竹入回国后，将中方草案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田中向竹入确认其笔记“无一字一句之差”，甚至要竹入以“日本人”的人格保证其诚实。田中说“周总理是一位明事理的人，这个方案可行”。大平也激动地说“剩下的就是首相的决断了，如果定下来，我发誓作为外相，将排除万难，干到底。”大平外相立即开始研究该草案。据竹入义胜说，与田中和大平会谈时的感觉，田中和大平对“八项内容”没有异议，可以接受。对于“三项默契”，似乎倾向于把前两项内容索性写入声明中，以免国会将来审查时怀疑田中内阁与中国政府之间有什么秘密约定，反而被动。对第三项，大平希望日台“断交”后日本能够在台湾设置民间机构，处理日台间的经贸问题。8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媒体向中方发出了田中首相决定访华的信号。

大平外相将“竹入笔记”交给外务省后，外务省在“日台条约”合法的前提下，从法律的角度着手研究中方的草案。据外务省官员的回忆，“虽说是政治解决，但最后还是要外交当局和中国方面具体谈判。‘竹入笔记’很有参考价值，但有几点日本不能接受。”如中方草案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外务省从“条约论”即法律的角度提出中日间的战争状态根据“日台条约”已宣告结束，中方草案中再使用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是不妥的。第二，关于“复交三原则”，中方草案表述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国的“复交三原则”。由于该原则指明“日台条约”非法、无效，与日本“日台条约”有效的立场相悖，因此日本可以在联合声明发表的同时由日方单独以“失效”处理；日本可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乃中国立场，日本可以表示“理解”和“尊重”。第三，关于“反霸权条款”，这表明了中国牵制苏联的用意，条约局的意见是尽可能删除。第四，关于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问题，中方草案提出中国宣布“放弃”，这等于日本承认现在中国仍有对日赔偿要求权。但“日台条约”已宣布了中国放弃对日赔偿要求的权利，因此联合声明中不应再写入此内容。

根据外务省的以上研究，日本政府以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为指导，经修改，作为对中方草案的答复，确定了日方关于联合声明的草案。大平外相委托得到中方信赖、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于9月10日携带日方草案访华，并派遣曾陪同鸠山一郎首相赴莫斯科谈判日苏建交的外交官出身的松本俊一同往协助古井。如下：

（一）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方式，采取联合声明的形式，因为发表联合声明无需国会批准。

（二）关于联合声明的前言内容，要点有三：

（1）对过去的战争，日本表明反省的态度。

（2）表明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贡献的宗旨。

（3）两国社会体制虽然不同，但确认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原则，和平共存。

（三）关于联合声明的正文，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确认日中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

（2）日本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3）中国方面再次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方面理解并尊重中国的主张。

（4）中国方面放弃对日赔偿要求权。

（5）两国政府立即建立外交关系，尽早交换大使。

（四）日台间的外交关系，在共同声明发表的同时予以解除，对于这一问题的确认，日本政府将采用某种适当的形式表明态度。

从日方草案的内容分析，日本显然是以“日台条约”的有效性为前提，为日本坚持其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规避侵略战争的责任，进而避免讨论赔偿问题，对中方草案作了合乎“日台条约”的处理。

9月20日，周总理会见古井喜实，就日方的草案扼要地发表了中方的意见，认为与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会谈会成功，“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进而指出，双方在结束战争状态、复交三原则的处理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待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后再最后斟酌。

3、谈判中的分歧与争论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愉快地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9月25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两国复交的问题。

中日双方经过多轮会谈，终于在9月29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的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姬鹏飞（签字）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签字）

日本国外务大臣

大平正芳（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同日，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湾和日本将不能继续维持‘外交关系’。因此，处理善后事务所需要的时间一旦结束，就不得不关闭在台湾的日本大使馆。”

在中日首脑会谈期间，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谈判上，存在分歧和争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国战争状态结束的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问题，其中大部分与台湾问题有关。从结果看，大部分因中国方面的让步而得以解决。

首先，以“日台条约”为中心的台湾问题是中日谈判中的最重要因素。在第一次首脑会谈中，田中首先表明了日本政府为谈判设定的原则导向：“至今为止，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与台湾的关系。而日中关系正常化的结果，除了（日台）关系会自动消失，还必须处理好现实问题，否则国内就会引发混乱。因此，在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同时，就必须考虑对台湾问题的影响。”。因此，中日双方应从签署联合声明开始，而需要国会决议的问题往后放。大平外相进一步解释，“我们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关于‘日台条约’非法和无效的立场，但该条约已经过国会决议和政府批准，故日本政府若同意中国方面的见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一直在欺骗国会和国民。因此，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我们在邦交正常化的同时终结‘日台条约’。”可见，日方从正式谈判的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以承认“日台条约”有效性为前提的谈判基础和原则。周恩来总理同意以联合声明的方式“一气呵成”地实现两国复交，但不能同意大平外相根据“日台条约”判断战争状态结束的提案。

26日的第一次外长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针对日方草案逐项阐释日本的立场。对“复交三原则”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表示否定。他说，由于日本在旧金山媾和时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领有权，所以日本政府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从表态。“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对于中国的一贯立场，我们“十分理解”，日本政府也完全无意要求中国政府改变立场。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不能承认中方的立场。日本早在1952年4月就缔结过“日台条约”，若抹煞这一事实，中日关系就被理解为“两国至今依然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根据此次联合声明才结束战争状态”，日本外交因此将失去连续性。这种表述，日本方面是不能同意的。这个时候，“日台条约”应当只是“自然消失”。不明确表示战争状态终结的时间，而只是确认战争状态终结的事实。至28日，在田中访华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谈中，大平外相宣读了日方关于日台关系的最终见解，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日台关系》，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后，现在统治着台湾的‘政府’与我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将自然解除。但是，日本政府不能无视日台之间业已存在的多方面的交流这一事实，以及日本国民对台湾所抱有的同情。日本政府今后不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不考虑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这一点请相信日本政府。”另外，田中首相还表示，“我们是下了巨大的决心来中国访问的，明天大平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将对台湾问题做一个明确的了断。……自民党内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是违反党的决议，但我是政府总理，同时也是党的总裁，我有权最后拍板。”最终，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表述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作为处理方式，在正式的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日台条约”，而是以大平外相的发言，终结了“日台条约”。

第二，关于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问题。中方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处理战争问题，在法律上，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主张在联合声明中明确宣告自联合声明发表之日起结束战争状态。日方坚持1952年签署的“日台条约”已宣布与中国的战争状态结束了，所以不能在联合声明中再做同样的表述，主张采用“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述方式。由此可见，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日台条约的合法性。最后，双方同意以“不正常状态”的表述方式代替“战争状态”，因此在联合声明的第一条规定：“自本声明发表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但是，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仍保留了“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样的措辞，对战争状态结束的时间没有作明确的界定，为中日双方对战争状态结束的时间作出不同解释留下了余地。

第三，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日方的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提出，在签署“日台条约”时赔偿问题就已解决，中国已经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权，因此在联合声明中最好不再提这个问题。中方强调，“日台条约”是日本与被中国人民抛弃的国民政府签订的，不能代表中国，是违法和无效的。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是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的，着眼点是不想因赔偿而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但为了体现这一精神，也为了使赔偿问题的解决具有法律效应，主张在联合声明中应该明确写入中国放弃赔偿要求。结果，在联合声明的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第四，关于历史问题。田中首相在25日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中提到“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首相以“添了很大麻烦”来表述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反省态度，显然是不恰当的，引起中方的不满。田中首相在后来的谈判过程中对“添了麻烦”作辩解，在日语中就是“谢罪”之意，“不知道在中国怎么说，但是在日本，使用这个措辞就到头了。”对此，在日本国内收看了电视转播的竹入义胜，认为田中的道歉反映了他“没有什么诚意”，而应当使用“衷心致歉”来请求对“造成那么多死者的日本侵略”行为的原谅。祝酒词的撰稿人、中国课课长桥本恕，在二十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添了麻烦”的说法是经过“反复推敲”确定的“极限表达”，并得到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同意。因为必须“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这是“大前提”。在中日复交三十多年后，桥本恕对此进一步提出：1972年日本与1945年战败时的情况不同，心情也不一样。“田中作为日本人、日本政府的代表，应该道歉之处就道歉，但要尽可能地努力维护民族的荣誉和自尊，并始终贯彻这种坚决的态度。”最后，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对历史问题做了这样的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谈判结束后，大平外相分析日本对华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指出，一是中日“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二是中方对所坚持的原则非常现实和灵活。从大平外相关于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的解释看，更清楚地体现了田中内阁对华复交的认识。如，关于“不正常状态结束”，之所以不能接受“战争状态结束”的说法，是因为“我国坚持经过正规手续以日华和约结束了战争状态的法律立场”。关于台湾领土权问题，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日本对此表示“理解”和“尊重”，而“没有采取承认的立场”，反映的是“自民党政府一贯的态度，表明了两国永远不能一致的立场”。关于放弃赔偿，基于“日台条约”已经放弃了赔偿，因此在联合声明中由中国单方面宣布放弃赔偿，日本则“坦率地评价和接受之”。关于“和平友好条约”，是规范未来中日关系的文件，而非“清算过去”。

综上所述，中日谈判中的分歧和争论的原因在于双方的原则和立场不同，并外化在《中日联合声明》的措辞上，由此导致后来中日双方经常在一些问题上采取分别解释的方式，坚持各自的立场，难以取得共识。

四、中日复交的评价

1、中日复交的意义

客观地说，中日复交谈判是成功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领导人本着着眼大局、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理解、共同协商的结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中日关系史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意义深远。一是，《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为1978年两国正式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打开了大门。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框架。特别是，中国学界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形成的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称为“1972年体制”，并认为这是长期维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

仅从《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日友好和亚洲和平有促进作用。《中日联合声明》提出“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体现出对中日睦邻友好的双边意义和世界意义的认可，是后来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

第二，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做出了反省。日本在联合声明中表明“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尽管后来历史问题不断出现，但日本政府基本上站稳了这一立场。

第三，日本政府认可了中国立场上的台湾问题。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理解并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中国立场。虽然日本国内“日台派”势力一直存在，阻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是其言论和活动仍然受到联合声明的限制。中日建交后，为了不给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来的中日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静”处理的方式，甚至1973年到1978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几乎没有关于台湾的阐述。

第四，支持并促进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根据联合声明的规定，日本逐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扩大人员往来，并与中国开始进行贸易、航海、渔业等协定的谈判。从此，日本发展和扩大对华经济关系成为可能。

2、日本对中日复交的认识

（1）对中日复交的肯定

对于中日复交的实现，日本的认识与分析，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或反思。就肯定论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国民普遍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成功的，对华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田中内阁促成中日复交及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产生了正面影响。根据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日本国民普遍认为日本政府首脑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谈判是成功的（产经新闻社的调查：占98%），认为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件好事或大好事（实事通信社的调查：占85%）。因此，田中访华回国后，人们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明显上升（实事通信社：由内阁成立时的56%上升到61%）。

中日复交的实现，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2年8月，自民党在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作出田中访华的决定后，日本国民中喜欢中国的人第一次超过了讨厌中国的人。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真正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1972年10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喜欢中国的人猛增至18%，讨厌中国的人骤减至4%。因此，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社会中“日中友好”的气氛相当浓厚，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热”。

第二，关于中日复交得以实现的原因，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也就是说，中日恢复邦交的契机，与其说是来自日本内部的国民运动的成果，毋宁说外发契机即尼克松访华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作用更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所坚持的“外交三原则”1957年日本政府发行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日本外交的三项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国际背景发生了变化。当中美关系缓和，以及美国和日本促使台湾继续保留其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努力失败后，日本意识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意识到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地位的上升和台湾地位的下降。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者，不与中国复交就意味着被国际社会孤立，特别是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美接近的副产品”，“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中日关系正常化”。

与中美关系缓和相关，日本学者注意到日美安保体制与中日复交关系的变化。若月秀和认为，在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与美国进行沟通，并得到了美国的理解，因此中日间的复交实际上是日美安保框架下的对华邦交正常化。添谷芳秀则提出了与之不尽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中日复交对于战后日本外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一，对于国内政治而言，日美安保关系与中日邦交正常化长达20多年的两个不相容的目标，由此“和谐”起来。其二，从外交层面看，在继续维持对美关系的同时，面向中国，扩展外交的范围，通过既对美“协调”且“不对立”，又和亚洲地区构建多边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日本展开“自主外交”的开始。

第三，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来说，中国最重视的是政治意义，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重视政治意义的同时还重视经济利益。根据日本媒体的舆论调查（见表），人们对中日复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最期望的是开展经济合作，繁荣中日贸易，其次是文化、体育交流。安全与外交方面的调查选项较多，合计为28.1%，但没有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复交后，日本相机成立了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原油进口协议会（1973年）等经济组织，对中国开始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种经济活动。事实证明，经济往来是复交后中日关系发展中最显著的领域。表实事通信社舆论调查（1972年10月10—13日）：今后中日关系应从何处做起

资料来源：《时事舆论》，总理府广报室编：《舆论调查》第4卷第12号，1972年12月，第83页。转引自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6页。

第四，日本认为中日复交的实现，是对战后日本外交理念的重新阐释。日本认为，战后以来，在日本政府没有跨越过美国对华封锁政策一步的情况下，先于美国，迅速与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使日本外交第一次具有了“主体性”，这是日本“多边自主外交”战略的一次成功表现，增强了日本对外自主外交的信心。

第五，从中日复交的结果看，日本学者不仅认为具有双边意义，而且还认为日美两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使世界的两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演变为中美苏三大战略格局或多极世界，并在东亚区域开始出现日美中三国关系，使日本开始追求自立的、多样性的外交路线。

（2）对中日复交的反思

日本学界认为，日本在中日复交过程中缺乏战略性和国际视野，并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反思所谓“1972年体制”在当下的意义。

第一，日本学者比较中日两国外交的战略性，认为日本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明显地缺乏战略性和国际视野。中日关系研究学者毛里和子认为，中国的对日复交具有外交上的战略意义，“是中美接近的延长线上的一环”，其主要动机首先是出于对苏战略的考虑，其次是力图利落地切断日本与台湾的政治关系。这种战略，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同时，也使得中国对日本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此外，中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还特别强调道义性。对日本，中国政府将军国主义与人民区分开来，明确提出是为了不给日本国民增添负担而放弃战争赔偿。对于这种道义性，日本应该深深地表示感谢。相反地，日本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缺乏战略性，而是以国内政治为首要目标，外交感和历史感贫乏。而且，“从当时日本的外交当局那里基本看不到对这种道义的理解、考虑乃至敬意”。

添谷芳秀也提出，在中日复交上，日本缺乏国际秩序观。进而，添谷还对比分析中美关系缓和与中日复交，指出，由于日本背负侵略战争的历史负遗产，因此战后失去了作为与美国、中国同等层次上的大国加入国际战略游戏的资格，只是因为“受到中美接近的刺激才迅速倾向于要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在中日谈判中，赔偿问题不用说，关于最大的难题台湾问题，“几乎都是以中国方面对日本的主张表示理解的方式得以处理的”。而“日本的领导人，主要是基于国内政治的观点以及与‘日台条约’相关联的国际法的视角来对待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可称之为战后日本的特性”。另外，日本学界还提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对后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产生很大影响的“反霸权”条款，当时根本没有引起日本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也是日本缺乏国际秩序观的表现。

但是，根据中国学者刘建平的最新研究，认为日本在中日谈判过程中先是成功地取得了中方以“政治解决”的方式实现中日复交的战略默契，进而在具体问题的谈判上，由外务省专业的法律官员进行认真分析，采取“法律解决”和日本国内立法机构的神圣性的战术，实际上拆解了中方的“复交三原则”。因此，日本先是通过超党派的非正式接触说服中国放弃要求缔结和约的“法律解决”立场而满足于“政治解决”，之后外务省的正规军团又以“法律解决”的方式进一步争取完全回避战争责任问题，日本的这一外交战术取得了胜利，而“这超乎了中国方面的想象”。刘建平还进一步指出，日本在中日谈判中“以编造的‘日华和约’解释诈骗中国，使谈判的主题从‘战后处理’变成了给中国制造主权承认危机的‘台湾问题’，这种诈骗一度由于周恩来的愤怒批评而出现可能决裂的紧张态势，田中甚至做好了撤退的思想准备；而经过双方的妥协，谈判成功了。”

第二，日本学界及政界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并反思甚至否定“1972年体制”在当下继续存在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民间索赔、领土归属、日台官方互访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上经常并反复发生摩擦和对立，甚至导致中日首脑外交陷入僵局，这证明了建立在作为政治文件的联合声明基础上的中日关系的脆弱性。对于如此脆弱的中日关系，日本学界从90年代后期就提出“1972年体制”已不适应战后世界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命题，开始从理论上动摇和摧毁联合声明。认为冷战结束后，民主化的潮流和苏联解体导致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日本国内支撑中日关系的人员结构已发生新老交替，中日关系正在“孕育着新的关系结构”，因此在结构变动中两国间容易出现摩擦或问题。近些年，日本学者进一步提出“1972年体制能永远有效吗”等尖锐的质疑，认为“1972年体制本身也存在问题，”“不能无视国际环境和日中双边的变化”，“以友好与利益共存为基调的关系出现变化”，两国关系已进入了“结构性变动期”。

另外，日本学者认为1972年谈判是不完善的，有着很大的产生“疑义”的余地。如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日谈判期间，日方始终坚持1952年的“日台条约”已表明中日间的战后处理已经结束，赔偿要求也在此时已经放弃。但实际上，“日台条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现有的及今后将纳入的所有区域”，中日间仅签署了不需国会批准的联合声明，当时中日间还没有实际讲和。

相反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的观点不同，主张坚决维护1972年体制，视之为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总之，在当前，日本学者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或强调结构改变行为的新现实主义，对《中日联合声明》以及相应的原则遵循论、友好大局维护论等主张展开批评或质疑，《中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受到了挑战。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六卷 （197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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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第一章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72—1978年）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在谨慎的友谊和敌视状态之间摇摆，围绕反霸条款，日本政界出现了激烈的战略之争。通过对国际体系层次因素的感应认知、与中国的互动重构及国内政治势力的博弈，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视中国为“朋友”角色的意图日趋明晰，并通过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两国关系法律意义上的正常化。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推动中日复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关系正常化为经济界人士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平台，经济界人士视为“新时代”的来临，并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基于谋求经济利益和占领广阔的中国市场的考虑，日本经济界人士积极推动政界人士加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步伐。这一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开始向积极、正面的方向转化，日本学界也对“文革”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以往中国只是想象和揣测的“异邦”，逐步变成可以亲身感知、仔细观察的“真实对象”。

一、中日复交初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战后初期，日本和中国基于自身条件及国际冷战环境的影响，分别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视对峙的状态。在美国的策动下，日本选择与台湾缔结《日台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中日两国一直到复交前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日本的对华认知属于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接近，日本的对华认知逐步发生转变，在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在野党势力也加快了推动复交的步伐，经过朝野各界的多方博弈，最终推动中日复交的一方占据了上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自民党内围绕中日复交的论争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美接近的步伐加快，特别是“尼克松冲击”，给日本政界尤其是自民党造成巨大震荡，“亲台派”的主张难以立足，“亲华派”推动复交的动议逐渐得到朝野上下的认同，甚至以往自民党内在中国问题上持中立或暧昧态度的人，也在主张与中国复交的问题上明晰起来。中美关系的解冻迫使向来即以亲美反华著称的佐藤荣作不得不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因应之策。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日本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感到，日本在对华关系上远远地落在了美国之后，因而要求迅速改善日中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说：“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及其他问题上提出了超过预想的方针。我的印象是，美中关系像乘上了超级特别快车一样，正朝着恢复邦交的方向前进。”他批评说：“日本又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这是日本的外交有错误。日本必须推行新的外交政策。如果佐藤内阁不行，就应尽快地让新人出来干。日本也应当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态度。”

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也认为：“美中关系向着和解与友好的方向发展，可是日中关系由于战争而中断至今，不仅如此，日本战后还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帮凶，采取敌视中国的姿态。这就是说，日本已落在世界和美国的后面，应当赶快改弦易辙，奔向日中友好与恢复邦交的正路，是理所当然的。”

1972年5月8日，大平正芳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强调：亚洲地区局势不稳定，“日、中两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为了完成对亚洲和平负有责任的日中两国的永久和解，我们必须迅速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私心和幻想，虽说还有困难，但我想终究是不容回避之事。而且这项事务早就经过了民间协调时期，现在已到了由政府承担责任负责处理的阶段。我再次迫切期待政府应该倾注诚意抓住这个问题，致力于邦交的恢复。”。6月，大平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明确：“我认为与中国建交的时机已经到来，为此，首先应统一国内认识，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对于成为复交焦点的台湾问题，大平明确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台条约旋即不复存在。实现中日复交，意味着同北京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协议……。从政治上来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日台关系就终止了。”大平正芳的对华认识在当时的自民党内较有代表性，表明中日复交问题的解决已“如箭在弦”。

基于这种认识，大平正芳担任外相后，更加明确了立即恢复日中邦交的外交方针，和田中角荣首相一道付诸了艰辛的努力，最终实现了田中访华和日中复交。

当时自民党内的亲华派代表人物主要是松村谦三及田川诚一等。1972年6月，在田中政权成立之前，为缅怀松村谦三先生，出版了《松村谦三与中国》（读卖新闻社）一书，在卷末收入了田川诚一撰写的“日中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论文，通俗易懂地阐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道理。主要内容为：从法律上讲，与中国的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有人主张战争状态由于《日华和平条约》已经结束，但这个条约是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半以后与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的，并不是与中国缔结的。在《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选择了与台湾缔结《日华和平条约》，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台湾政权视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条约的内容是有限制的。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领土和国民，因而对中国的处理没有发言权。战争结束后“以德报怨”的声明并不是蒋介石个人的，而是代表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军人采取宽大态度反映了中国的道义，蒋介石确实很了不起，但不能仅仅向蒋介石个人而是要向中国人民感恩。有人说日中战争的对手是蒋介石政权，但是难道忘记了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曾发表声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并且扶植了傀儡政权的历史了吗？中国政府已经暗示放弃战争赔偿，没必要担忧新的赔偿。田川还在这篇论文中对“亲台派”进行了严厉批评，所谓的“亲台派”是指在“感情上厌恶中国，也不想了解中国，反对与中国恢复邦交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笃信反共主义，仅仅因为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体制就忌避中国，害怕由于同中国的交往而使日本赤化。而且，这些人不仅用战前相同的尺度衡量中国，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始终拥有一种优越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则对欧美各国抱有一种劣等感”。田川的观点在亲华派中很有代表性，并且对“亲台派”反对中日复交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批驳。

1972年7月14日，自民党“亲台派”的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向自民党外交问题恳谈会提交了题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策纲要》，其中体现了“亲台派”势力在中日恢复邦交上的代表性认识。主要内容为：（1）努力实现邦交正常化和政府间谈判。（2）邦交正常化的内容、条件和手续等须按正常程序进行。（3）两国以对等的立场和无条件的方式进行谈判。（4）日本方面基于国际间的惯例、信义及国家利益，确定邦交正常化的内容、条件等原则，并征得国民的一致意见。（5）急于实现正常化，不能屈服于对方所提出的不正当要求。内容若有勉强之点，会丧失相互间的信赖，并可能遗留隐患。（6）不正当内容不予承认，对日本而言，即便邦交正常化推迟，无论是防卫上还是经济上都无任何危险，也不会有任何不利之点，没必要焦灼不安。（7）对正常化抱有焦灼感，甚而采取迎合和屈从的态度都会给我方带来不利。（8）日本方面的原则是和平共存、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不行使侵略方式，国际纠纷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承认集体防卫等联合国宪章精神等。日本方面的原则从文字上看与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9）中共……通过进行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宣传等，企图弱化日本的自卫力，同时也不乏具有实现日本共产化革命的潜在意图。针对这些事实，在谈判的同时，日本也有必要整备国内体制。（10）中共主张的所谓三原则，以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想法为核心……《日华和平条约》当然有效，单方面变更、废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11）对于台湾问题在日中谈判中加以处理的看法，是非法的、不正当的大国主义，是否认台湾的存在。（12）关于台湾的领土权等问题，在日美之间出现处理方针不同的情况下，将会引发《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适用范围等重大问题，系事关我国国防之根本的问题。（13）日本承认台湾为中共领土的情况下，中华民国可能对日本采取报复措施。对此有必要加以充分认识。（14）至于有关对中共进行谢罪、赔偿的议论，其根据难以获得承认。这是有关事实的确认，从国家利益和国际间义务的角度上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讨论，不应一味停留在口头上。过去日本曾一时受国内情绪的控制，也由于政府懈于慎重考虑，从而进行日德合作、签署日苏中立条约等，经历过重大的战略失误，给日本的前途命运带来极为巨大的危险，在对中国问题上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省。上述备忘录式的要点是我国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上应采取的态度和方针，有关事关紧要之点几乎毫无遗漏地加以记述。1972年8月，贺屋兴宣撰写了“力戒抛弃台湾之暴举”的文章，除了表明承认中国在国际法上未必意味着抛弃台湾的法理论外，还列举了不应该抛弃台湾的六个理由：（1）日本与台湾具有长年的亲善关系；（2）日本与台湾都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相互提携合作；（3）日本与共产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却与自由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非正常化，这是不合情理的；（4）台湾未对日本作出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单方面断绝关系是失礼而违反道义的；（5）日本对台湾欠有四方面重大恩德；（6）日本并不存在必须背弃重大恩德那样的紧急事态和危险。

对于“亲台派”而言，不应背叛“知遇恩人”的心境是息息相通的。贺屋在这篇论文中还发表感叹，“日本人对于这种恩惠至今尚未进行正式感谢，也难以说通过具体的行动进行过报答。重大恩情是必须报答的，对此非但无所作为，与之相反，……违反情理和信义断绝国交，诚然是最大程度的不道德。”

贺屋兴宣在述及没有必要急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理由时指出：（1）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在1945年8月结束了。（2）日本当年是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权交战，而不是共产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是1949年才成立的。（3）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派兵支援北朝鲜，越南战争中支援北越，以及援助日本的革命势力来看，中国标榜的“互不侵犯”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不可信的，等等。这些因素也是“亲台派”极力抵制中日复交的原因所在。

1972年8月3日，大平正芳外相在常任干事会上，就田中内阁成立以来为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及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向与会者作了说明。大平提到：“在与台湾继续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日中双方很难就邦交正常化达成一致。”对此，“亲台派”干事立即进行了反击。自民党内的“亲台派”首脑人物贺屋兴宣很不满地对大平说：“台湾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不应该轻易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决断。”他还说：“光是中国方面提出许多原则，而我方却没有原则，这太不可思议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亲台派”干事也纷纷发言，反对日本与台湾断交。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1）如果日本与台湾断交，台湾方面必将采取报复措施，到那时，中国能制止台湾吗？（2）断绝“国交”，只有在对方作出有损于国际信誉之举的情况下，才能够提出。如今，台湾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非礼之举，日本却主动放弃“中华民国”，这只能说是一种（对中国的）“下跪外交”。（3）政府打算全面屈服于中国吗？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成为推动中日复交的最大障碍。

然而，由于中日复交在朝野上下已是大势所趋，“亲台派”势力也不得不赞同复交。不过，“亲台派”势力的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内容从结果上看，最终应该体现如下要点：第一，与中共重新缔结邦交（台湾、澎湖岛、金门、马祖，即中共统治未及区域不承认为其领土）；第二，与台湾的邦交一如既往地继续维持（日华条约将来依然有效）；第三，日本与中共的邦交原则依据联合国宪章精神（因此，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持异议，只是应明确写明承认集体防卫构想）；第四，中共应保证，今后应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进行支援他国革命、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对于中共、台湾双方真实的统一愿望，日本表示充分理解）。“亲台派”的主张仍然是在继续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状态下与中国恢复邦交，这显然不能获得中国的承认。“亲台派”势力反对抛弃台湾，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认为废弃“日台条约”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而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大多是蒋介石对日本的恩德，日本不应背信弃义。“亲台派”的主张是既想同中国建交，又继续和台湾保持官方往来，实质是想制造两个中国。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对华认识及其一系列举措虽然给中日复交设置了诸多障碍，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无情地将这种难以立足的奇谈怪论碾得粉碎。经过自民党内的反复权衡，最终作出了“选择中国”而“抛弃台湾”的决策，暂时给自民党内在有关“中国问题”上的论战画上了休止符。

在恢复日中邦交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自民党内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再是要不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具体而言，即日本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应持何种立场。自民党内的分歧点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要不要废除日台条约，断绝与台湾的政治、外交关系等问题。虽然大多数自民党人士主张承认“复交三原则”，但仍有少数顽固的“亲台派”势力坚持“两个中国”的对华认识，主要代表人物有岸信介、佐藤荣作、贺屋兴宣、滩尾弘吉、北泽直吉等。此外，党内元老椎名悦三郎也是一个“亲台派”人物。就在田中在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首次会议上讲话的当天，岸信介、贺屋兴宣等人也召集了19名日本众、参议员举行所谓“外交问题恳谈会”，提出所谓“日中邦交正常化对策纲要”14条，声言废除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理的。

田中和大平在决意开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后，新设一个直属总裁的党的机关——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由前政调会长小坂善太郎任会长。由这一机构着重开展统一全党在中国问题上的思想协调工作，设法在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使党内意见趋于统一。经过协议会一个多月的协调工作，自民党内在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消极派人数大减，仍在发表“亲台”言论的自民党议员已不足10人。即使是这些人，在作“亲台”发言时，也首先说明“不是反对正常化”，而后才是“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委托竹入义胜带回日本的方案，为田中、大平做党内统一思想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样，在8月22日自民党总务会议上，尽管仍有“亲台派”总务委员激烈反驳和质问，但在表决时，却一致通过了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就协议会日中问题的讨论所作的小结报告。报告内容为：（1）进行日中邦交正常化；（2）为此田中首相访华。当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提出田中访华前先派党的代表团访华时，全场一致表示同意。自此，自民党内就田中访华问题达成一致，并同意自民党组团访华。

2、在野党的对华认识和行动

在中日复交过程中，在野党通过开展一系列与中国谋求接触和沟通的活动，为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本来在这种国家间的外交交涉中，以外务省为主体的行政官僚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外务省长期以来一直推行亲美反华的政策，受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的定势思维的主导和干扰，外务省上层的中国观很大程度上与“亲台派”的观点产生诸多共鸣，因此在中日复交问题上态度消极、裹足不前。由于当时两国尚处于敌对状态，沟通渠道不畅，迫使田中角荣绕开外务省而选择依靠“在野党外交”推动中日复交。

日本当时主要的在野党包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在野党对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即持积极态度。田中角荣曾评价说，“在野党和超党派的议员联盟的活动为中日复交铺平了道路”。

1968年6月，社会党就日中贸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向佐藤内阁提出公开质问书，要求实现日中政府间贸易协定，促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反对日本充当“逆重要事项”的提案国。

1969年2月，日本社会党还制定了《关于当前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方针》：当前，为适应中国新的动向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日中友好运动和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必须谋求新的前进。我党将把粉碎美帝国主义和佐藤内阁制造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及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斗争同反对侵略越南、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撤除军事基地等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结合起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1969年3月，日本社会党的成田知巳等18名国会议员向众议院提交《关于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决议案》，主要内容为：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有着紧密联系。但是极为遗憾的是，两国今天仍旧维持着不幸的国际关系。鉴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政府应一改过去的态度，努力扩大日中两国的友好和贸易，迅速实现正常邦交的恢复，解决两国间存在的所有各种问题，同时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进程。尽管这一议案最终未进入表决议程，但还是能反映出以成田为首的社会党的对华认识。

针对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社会党书记长石桥政嗣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政府对于把日本撇在一边的尼克松访华不要仅仅感到手忙脚乱就了事，而应当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出发，尽快地废除日台条约，缔结日中条约。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当快一点下台。”

田中内阁成立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表示，如果田中内阁根据“复交三原则”努力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那么社会党将给予全面支持与合作，为实现日中复交而推行超党派外交。基于这一方针，作为田中内阁成立后受中国中日友协邀请的第一位日本政治家、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为了掌握田中内阁对于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访华前会见了大平外相和田中首相。佐佐木会见田中时，探询田中对“复交三原则”的态度，尤其是如何处理日台条约问题。田中果断地说：“那是理所当然的。我承认三原则。因此，对处理台湾问题有坚定的信心。”

1972年7月14日，佐佐木一行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谈时，佐佐木向周恩来透露了他与田中、大平谈话的内容，并且“保证”说：“我想田中君是靠得住的。”周恩来说：“那是否就请田中首相到北京来呢?”佐佐木马上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希望务必邀请。”周恩来再次表示：欢迎田中来北京。他告诉佐佐木，田中访华时的待遇将和尼克松一样，绕道香港不方便，可直飞北京。

当佐佐木告诉周恩来，田中等人打算来华谢罪时，周恩来说，现在的日本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日中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表示：“社会党没有外交权，所以，要和有外交权的田中首相之间实现邦交正常化。不过，形成这种形势，是日本人民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因此，请转达，周恩来对日本人民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

在与周恩来会谈后，佐佐木对记者说，应该认为，周恩来的谈话是对日本首相发出的邀请。21日抵达香港后，佐佐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从10年、20年、100年后的中日关系的宏伟前途来看待问题的，这是与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一些琐碎问题、缺乏魄力的日本外交无法比拟的。田中首相应该以其勇气作出决断，至迟也要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采取行动。”不过，除了说“周恩来欢迎田中首相访问”及“一切都取决于田中首相的决断”外，对于周恩来谈话的具体内容，佐佐木仍然守口如瓶。佐佐木回国后，向田中首相汇报了中国方面的态度，推动了田中作出访华决断。

佐佐木访华初步了解了中国在有关田中访华重大原则上的态度，并向中方转达了日方的看法，至于探询有关中日复交的核心问题则是由其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完成的。

池田大作认为：“日本应当立足于世界视野，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做贡献。关键问题在于，要在促进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加入联合国及推动日中贸易方面倾注全部精力。”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由池田大作创建的公明党为推动中日复交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9年1月，公明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公明党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中，关于对华政策作出如下规定：（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它恢复正常邦交；（2）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3）所谓北京和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不予干涉；（4）废除《吉田书简》；（5）强有力地推进政府间贸易；（6）加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同时提出，为了实现这些政策，主张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缔结日中基本条约。然而，关于台湾问题却表达了如下见解：“关于中华民国政府，这是与我国无关的中国内政问题，应仅在保障权益的意义上，对于事实上的政府采取暂时措施。无论如何，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由我国采取主动措施，否认中华民国或废除日华和平条约。”总体而言，公明党的对华认识还是比较积极的，如主张日中两国应当实现邦交正常化，积极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则态度暧昧。

对于中美接近，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亚洲的紧张局势，通过美中的事实上关系正常化，开始朝着缓和方向发展。可以说如何处理日美安全条约体制的问题，到了应该果断地下决心的时候了。”

田中通过孙平化和佐佐木提供的信息，得知中国欢迎其访华，但在中日复交谈判的关键问题上，诸如如何处置日台条约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美安全条约问题等原则性问题上，需要摸清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而中国方面要将复交条件传达给日本，并进一步了解日方的态度，中日双方迫切需要一位“基辛格”式的人物。担负这项任务的是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从事情的性质上说，由政府要员担任是不合适的，需要由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双方都信得过的在野人物来担任，竹入是最符合这一条件的不二人选。

1972年7月25日，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应邀访华，这次访华对沟通双方的意图发挥了重要作用。竹入在第一次会谈中主要提出了战争赔偿问题、和平条约问题。竹入回忆说：“我与中方谈的是与日台和平条约的衔接问题，以及与台湾的关系难以切断等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日台和平条约应继续下去，今后日中之间要做的事是邦交正常化，不可能重新缔结和平条约。”周恩来仔细听取之后，一一回答了竹入提出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在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在第二次会谈中，竹入提出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第三次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联合声明草案”共8条，同时还附加3项条款作为口头默认事项，竹入将会谈记录一一整理，这就是后来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竹入笔记”。竹入回国后，将这份笔记交给了田中和大平，两人看后“十分高兴”，进而坚定了访华的决心。

在野党一致推动中日复交的对华认识和举措，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日本国民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和世代友好的意愿和呼声，形成了一股推动中日复交的友好洪流，这种形势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战后中国政府一直争取和团结日本大多数国民的“国民外交”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当时的舆论调查也反映出了国际形势的变动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使日本国民的中国观向积极正面方向发展。1971年的“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一系列事件，促使日本人民的中国观明显好转。1971年至1972年，日本国内各界掀起了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潮，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70年初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中国在“讨厌的国家”中居第一位，为受调查者的33.2%。1972年8月，在田中首相终于作出访华决断之后，日本国民中喜欢中国的人第一次超过讨厌中国的人，在田中访华和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前者进一步超过后者。同年10月，日本国内喜欢中国的人增加到18%，而不喜欢中国的人则减少到4%。

在野党之所以能在中日复交过程中大有作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对华认识代表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对华友好感情，成为除了国际体系层次——中美接近的外在因素改观了日本自民党内的对华认识的因素外，作为基于日本国内民间层次推动自民党促成中日复交的又一强有力的推动力。

3、田中角荣的中国观

田中角荣将中日问题放在两国关系百年发展史的历程中进行审视，从与拥有众多人口的巨大邻国发展关系以保障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长远目标，并提出了日美中“等腰三角形”的战略思想。田中角荣以“决断和实行力”一举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作为任内的最大业绩而载入史册。

田中角荣的中国认识是与两国同处东亚社会密切关联的，鉴于两国自近代以来复杂而特殊的发展关系，田中角荣甚至将中日问题作为国内内政问题加以把握和处理，并将中美日之间战略关系放在国际视野中来审视。

田中角荣针对日本政府战后一直追随美国搞冷战外交的做法提出：“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基本崩溃了，世界正在向和平共存迈进……在这战后体制的转换期，我国的内外政策应该从根本上加以修改”。田中角荣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即集中在恢复中日邦交上，根据田川诚一回忆，备选自民党总裁的田中角荣对恢复中日邦交赋予了很大热情。1972年3月，田川与冈崎嘉平太、田中角荣举行会谈，目的是向田中介绍一些关于恢复中日邦交的基本情况。田中向田川等表示，“一旦我执掌政权，便立即实现中日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是正确的，几乎都可以接受。至于细小之点，可不必太介意。”随后，田中进一步就恢复中日邦交的理由作了如下说明：“中日问题在日本与其说是外交问题不如说是内政问题，它已成为自明治以来各届内阁最棘手的问题。中日问题得以解决，国内的混乱状态即会消失。”

田中角荣在其回忆录中也曾坦陈：正如明治以来百年历史所昭示的那样，对我国而言，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交问题，一半是内政问题。历代政权也有如此认识。导致我国政治混乱的原因可以说有大半是中国问题。我在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中日问题最终还是必须以内政问题加以解决。当时适值美国开始认真探索转变封锁中国的政策。尼克松总统越过日本访问中国。同时美国也推动了中国政策的巨大转变。不过，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转机。……当时日本人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是，当时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无论从远东的现实还是中日两国的历史来看，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田中角荣的政治理念具体体现为将“中国问题”视为日本的“内政问题”，这与当时日本国民强烈要求与中国友好，日本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主张中日友好的政治势力有关。东京都立大学冈部达味教授在为外务省撰写的题为“80年代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咨询报告中写道：“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不畅的时代，中方的对日批判使日本的国际和国内地位都不稳固”，特别是中国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日美安全体制，不仅增强了东南亚各国对日警惕，而且日本“国内赞同中国批评的势力也增强了，国内舆论经常分为两派，引起混乱”。所以“使中日关系友好、稳定，对日本的对外关系及内政两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这就是说，田中角荣凭借其亲身经历和政治嗅觉，深信要保持政权稳定，不重蹈佐藤覆辙，就必须当机立断，扫除一切障碍，恢复中日邦交。这一思想对日本80年代对华政策仍有深刻影响。同时，在田中角荣中国认识的形成上，美国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冲击，使佐藤内阁奉行的“亲台反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田中角荣则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力主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顺应了国际格局转换的大势，另一方面又把握了日本国民主张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民意，从而改弦更张，一举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田中角荣在分析日美中关系时，提出的日美中“等腰三角形”关系的战略思想较为引人注目。田中角荣认为，日本不仅需要日美安全条约，也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日美中三国如果能形成等腰三角形的关系，远东和平就能维持。日本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比在亚洲建立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具有更强的安全保障作用。我的基本思路是，日本应与中国及美国构成等腰三角形。……形成以美国为底边，中国和日本为两个腰边的等腰三角形，而且形成能控制台湾和韩国的形势。由此，远东的和平即能确保。中国虽然采取共产主义体制，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是侵略势力。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一致。其证据是，中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不也承认了《日美安保条约》了吗？正因如此，基于日美中三国必须确保远东安全的基本认识，我决意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田中角荣的“等腰三角形”战略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国际秩序观，一改以往自民党保守本流势力将中国看作敌对势力的冷战思维，转而将中国视为维持远东国际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一极。

周恩来总理与竹入义胜委员长举行会谈后，1972年8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面向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见解，内容如下：

政府见解

（一）基本态度作为政府而言，考虑到最近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发生的动向，而且基于日中邦交正常化已形成国论的认识，由此判断，目前日中政府间进行接触的时机业已成熟，为稳步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策，政府需承担起责任。同时政府也作出判断：中国方面也真切地期望日中关系正常化。（二）正常化的目的我国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第一目的，是通过日中间建立外交关系，解除日中间的不自然关系，进而强化我国的和平外交。同时，第二目的，是通过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亚洲、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贡献。因此，毋庸置疑，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针对第三者。（三）政府的态度考虑到日中邦交正常化事关今后长期地建立日中间善邻友好关系基础的重大问题，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纰漏，因此，积极致力于获得执政党为首的国民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四）对诸国的态度虑及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不仅仅是日中间的问题，同时也是引起亚洲诸国及世界各国强烈关心的问题，由此，政府考虑到应努力征得与我国保持友好关系诸国的理解。（五）谈判的现状有关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间的接触目前仍处于预备阶段，从现阶段来预测今后政府间谈判的结果尚且十分困难，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所谓“关于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作为基本认识，政府处于对此表示充分理解的立场，并考虑通过日中间的具体协商来找到一致点。（六）对台湾的态度关于邦交正常化问题，日中间若达成一致，建立外交关系，理所当然地，中华民国政府与我方的外交关系将不能继续维系。此种情况下，中华民国与我国的贸易、经济关系以及各种实务关系将会现实性地予以解决。这一政府见解反映了以田中为首的日本政府在推动中日复交方面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认识。自此，日中两国政府有关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摆在田中和大平外相面前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做“亲台派”的说服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田中角荣显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成为影响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重要因素，三国关系已基本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战后一直贯彻日美“基轴外交”的日本政治家而言，是巨大的震动，成为形成田中角荣日美中“等腰三角形”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触媒剂。

田中角荣的中国观颇具代表性，既承袭了战后以来自民党保守本流的路线，注重“日美基轴”外交，紧密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并进行相应调整，在观察中国时不免戴上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同时又敏锐地认识到国际格局的转变，顺应时势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的中国观既有顺应时势，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的国际战略眼光，同时也体现了为实现国家利益而善为己谋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的风格。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尽管“亲台派”势力面对大势仍然负隅顽抗，但最终还是难以抵挡中日复交的历史潮流，而此间促动日本政界认识发生转变的因素即是国际体系层次的变动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其中美国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从日本政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围堵、封杀，而仅仅经过两三年时间，就发生180度的逆转，没有外部因素的刺激和影响，仅靠自身个体内部认知获得转变是无法想象的。

4、围绕反霸条款的战略之争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成为摆在日本政界人士面前的重大课题，但由于中苏对立加剧，苏联因素在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对中苏奉行“等距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慎重派”肆意阻挠，“亲台派”横加干预，导致中日之间和日本国内围绕反霸条款展开了激烈的战略之争，致使缔约过程一波三折、步履维艰。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应进行缔结“以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并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四个协定。1974年12月，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裁决，由党内弱小派系首领三木武夫出任首相，福田赳夫任副首相；自民党总务会长滩尾弘吉、政调会长为松野赖三，党、政双方的“亲台湾”色彩极为浓厚。亲台派”势力在三木内阁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因此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致使谈判受阻。

中日之间的缔约预备性谈判共进行5轮，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外务次官东乡文彦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会谈结束后，外务省发表简短消息称：“日方就日中条约阐明了基本看法。”但并未披露具体内容。根据参加会谈的人士事后介绍，日方当时主要谈了两点：（1）条约内容首先应该确认日中联合声明第六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继而列举了条约目的、条约期限及条约生效手续等内容；（2）1974年11月举行预备性谈判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曾表示：“条约的基本内容必须包含霸权条款。”但是，“霸权”这一词汇过去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而且，条约本来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因此，日方反对把霸权条款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此次会谈后，由于未得到中方的反馈意见，为统一外务省内部的认识，亚洲局局长高岛益郎在外务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汇报了日中条约事务级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中方提出了霸权条款问题，但“霸权”这个词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中国的新宪法规定“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那么这个条约就会被看成是反美、反苏条约。所以，日方将坚持反对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的方针。1月23日，《东京新闻》根据政府方面透露的信息独家报道了日本方面的立场，其后引发了争论。主要内容为：据政府人士22日透露，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中方如果坚持要把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后半部分写进条约，政府将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指的是苏联，这在日中声明发表时就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假如把这层意思写进日中条约，那么就会被苏联看成是不折不扣的“反苏条约”，给苏联不必要的刺激。这篇报道在各方面引起强烈反响，以往主要认为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领有权问题是最大障碍，但在这条独家新闻报道后，日本普通国民了解到，反霸权问题才是条约谈判的核心，而且反霸权又同日苏关系、日苏和平条约纠缠在一起。由此，引发了日本国民围绕加入反霸权条款是非问题的争论。其后，这一新闻波及到苏联，以往并未引起注意的苏联立即作出反应，开始谴责日中间的条约是构筑“反苏统一战线”和“对苏包围圈”，极力阻挠日中缔结条约。以这一报道为契机，苏联开始露骨地反对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实质上是日本主动给苏联提供了干预中日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口实，给苏联制衡中日两国提供了可乘之机。《东京新闻》的独家报道给日中双方的预备性谈判带来不利影响，如果没有这一报道，谈判有可能尽快达成；即便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使谈判复杂化，导致中日双方都处于无法退步的立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涉及反霸条款问题上，日本政界的看法主要包括外务省当局和政治家两个层面，其反对的主要理由综合当时日本方面的报道、言论及国会答辩，大致有如下几点：（1）由于共同声明是当时表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政治态度，当国际形势变化后，加入“反对霸权条款”约束缔约国，不符合国际条约惯例。（2）根据对霸权的不同解释，虽然认可《日美安保条约》等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霸权，但今后中国方面也有可能谋求解除。可以预计，在他国建设军事基地，用武力干涉民主运动，美军对越南的干预，对台湾问题的介入，根据中国方面的解释，这些也许就会包含在霸权行为之列。（3）在认定第三国霸权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运用武力予以排除，这有违日本宪法的方针。（4）日本以善邻友好及全方位外交为方针，若单方面加入反对霸权条款，第三国有可能认定日本有某种特定企图。（5）日本在海外进行的经济活动也可能会包含在霸权行动中。根据对霸权的不同解释，甚至对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也许会成为受中国方面牵制的理由。（6）甚至会出现如下顾虑，《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可能不仅拥有和平友好条约的性质，而且还会具有军事同盟条约的性质。中日双方在有关缔约的事务性谈判中各执一端，谈判陷入停滞状态。1975年9月，中国外长乔冠华与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纽约会谈。宫泽要求乔冠华外长对日方提出的所谓“四项原则”予以答复，其内容为：（1）不仅在亚太地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反对霸权主义；（2）反对霸权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3）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日中采取联合行动；（4）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违背。“宫泽四原则”的实质是把反对霸权限定为一般的国际原则，而不特别针对苏联。乔冠华表示，“没有必要对霸权的含义进行解释，日本方面认为有必要那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双方各作解释就会使其支离破碎。”进而指出：“作为中国而言，希望尽早缔结条约，日本方面若存在诸多困难也可以再等一等，即便没有条约，由于两国系一衣带水的关系，依据共同声明也能够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发展。”乔冠华表示不能同意日方的主张，外长会谈无果而终，中日间的分歧和对立使缔约谈判实际上处于中断状态。日本方面附加这些条件的国内背景是，日本国内出现如下议论：“如果敌视日本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继续存在，再缔结日中条约，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同时强烈主张，应该在条约中明确写明作为反对霸权的一般性外交原则，第三国并非指苏联。一些慎重论的观点逐渐占上风，认为日中复交后缔结的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协定都是按中国意愿实施的，如果在霸权条款上追随中国的反苏路线是很过火的。由于自民党内亲台势力的阻挠和苏联不断施加压力，三木内阁优柔寡断，使反霸条款成为缔约的障碍。

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以苏联反对为由，反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加入反霸条款。滩尾弘吉公开声称：“条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与迄今的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主张相矛盾”，“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紧张和不稳定”。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也与台湾当局一唱一和，极力反对中日进行缔约谈判。日本的亲台组织“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成员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多次发动遏制缔约谈判的运动，向积极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人士施加压力。他们甚至扬言，如果大平正芳不改变其对华政策，他们将提出对外务大臣的不信任案。在阻挠中日缔约谈判的活动中，“青岚会”起到了“急先锋”作用。它不仅联络自民党内及社会上的亲台势力进行各种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甚至举行全体会议，提出了允许日本政府进行缔约谈判的四项条件，扬言如果这四条得不到满足，就不承认缔约谈判是外交谈判。“青岚会”提出的条件如下：（1）谋求保全台湾的地位；（2）在“反霸条款”问题上，要确立日本的立场；（3）要确认尖阁列岛（钓鱼岛）是日本领土；（4）要确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已经消失。从自民党内部“亲台派”的对华认识和举动中可以看出，三木内阁之所以在缔约谈判问题上裹足不前，与自民党“亲台派”的干扰有着直接关系。邓小平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谈判拖延的原因，不是由于我国，也不是由于日本人民。至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予以积极的评价。困难是由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是岸信介、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以及青岚会等这些鹰派和‘台湾帮’，他们从台湾得到好处，死抱住台湾不放。此外还有那些仍然抱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人。”

由于三木内阁在自民党内处于非主流地位，三木上台主要得到“亲台派”势力的支持，尽管三木首相拥有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的意愿，但由于受“亲台派”势力的掣肘，迫使三木在外交政策上不得不作出调整，即对“田中—大平”的亲华路线加以修正，因此对于宫泽修复与台湾和韩国关系的政策采取默许的态度。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三木也与宫泽态度一致，对日本有可能卷入中国的对苏战略中抱有强烈担忧。

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对形成日本政界的对华战略认知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于过多地顾及苏联方面的恫吓和威慑，因此在反霸条款上顾虑重重。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苏联针对即将开始的日中友好和平条约谈判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葛罗米柯外长质问大平外相说：“‘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任何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究竟指的哪个国家？如果将第六条和第七条联系起来考虑，苏联只能认为日中两国结成了某种以苏联为对象的同盟关系。”

三木首相提出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后，苏联驻日本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便匆忙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并威胁说：“日本打算缔结日中条约，不会给日苏友好关系带来好结果”，言外之意是让日本打消缔结日中条约的念头。不久又向三木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一面进行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面缔结睦邻合作条约。

1975年6月17日，苏联政府就有关日中条约谈判问题向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苏联政府希望日本国政府在发展与第三国之间关系之际，不要做任何有可能给苏联与日本之间关系发展带来损害的事情。……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的利益，对于第三国依循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苏日关系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举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声明警告日本不要同意霸权条款。这里的“第三国”显然是指中国。该声明发表两天后，日本政府通过驻苏大使重光晶向苏联政府表达了如下见解：“（1）促进与苏联的善邻友好关系是日本政府的一贯政策；（2）日本政府关于日中条约的立场是不面向第三国。”

1976年1月，葛罗米柯外长访问日本，要求日本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经过作出解释，并就霸权问题阐明苏联立场。并挑拨中日关系说：“日中如果缔结条约或协定，苏联对它的内容非常关心。中国领导人是想把敌对苏联的路线强加给日本，使日本屈服，中国才是谋求霸权。现在是日本显示外交自主的好时机。”葛罗米柯还威胁日本说：“日本如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就必须重新考虑日苏关系。”

苏联在中日缔约问题上进行牵制和干扰的意图十分明显：回避领土问题，绕开和约问题，但又能发挥政治功能，平衡中日关系。在遭到日方婉拒后，苏联继续努力说服日本退出中日谈判，苏联媒体不断警告说中日条约将使苏日关系复杂化。苏联因素在影响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日谈判延宕六年之久的原因之一，并迫使日方在条约中加入有关第三国条款，从而使反霸权的条文意义淡化。不过中日和约的缔结使苏联遏制中国政策的企图遭受重大挫折。

5、福田内阁的缔约认识及行动

福田赳夫执掌政权后倡导“全方位外交”，因此在其执政后既主张发展日中关系，为缔结条约而努力，同时也致力于与苏联发展关系，但在推进缔约谈判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中苏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同时来自“慎重派”和“亲台派”的抵制也是烦恼的根源所在。福田对此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遴选阁僚之际，尤其在意外相人事。我当时的想法是，福田内阁甫一成立，就必须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因此，绝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能使当时我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由于当时中苏处于对立状态。日中两国通过缔结条约强化友好关系，结果最终出现刺激苏联的局面就十分难办了。于是我起用了在苏联有“亲苏人物”之称的鸠山一郎的长子鸠山威一郎担任外相，力图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并没有与苏联产生敌对关系之意图的信号传递给苏联。福田外交决策的显著特征是充分顾虑到对华和对苏关系之间的平衡，这也正是他所贯彻“全方位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中日开始进行缔约谈判以来，苏联一直不断加以干扰和破坏。三木内阁和福田内阁不希望因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开罪苏联，旨在谋求苏联能在归还北方领土问题上予以让步，但日本方面的这一幻想，很快就被勃列日涅夫写给福田的信打破了。1978年2月22日，苏联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向福田首相递交了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内称：“我重申苏联致力于发展苏日睦邻合作关系的基本态度。由于双方在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我希望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以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信中只字未提日本最关心的北方领土问题，对此，福田表示：“领土问题是日苏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无论如何也要解决。我们不想在领土问题解决之前缔结睦邻合作条约。最好遵照1973年田中、勃列日涅夫联合声明的精神缔结和平条约。”

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彻底击碎了福田发展日苏关系的幻想，实际上也是对其所倡导的“全方位外交”理念的一大打击。自此福田的对苏认识和对华认识发生转变，使其充分地认识到“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必须单独处理，不应该把日中关系与日苏关系搅在一起。以此为转折点，福田开始更多地将精力和注意力投入到中日缔约谈判上来。

福田政权诞生后的一年时间内，主要优先致力于调整和修复日苏关系，关于日中条约缔结问题并没有显著动向，但作为开展“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也对重新展开中日缔约谈判问题进行了布置。1977年1月18日，福田在首相官邸召见竹入义胜，委托其向中国方面传递如下讯息：（1）我认为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日中关系发展顺利；（2）将忠实地履行《中日联合声明》；（3）关于和平友好条约，如果日中双方互相理解对方立场，意见取得一致的话，将早日推进缔约。针对成为中日缔约谈判障碍的“宫泽四原则”，园田直官房长官告诉竹入，“福田内阁一概不承认这种条件和原则”，同时还说，“福田内阁说话是算数的”。与此同时，园田直官房长官也通过自己派遣的密使向中国方面转达福田缔约的决心：“并非自己（福田）不想缔结日中条约。一方面要使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保持沉默，同时又要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没有我个人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因此我要亲自做这件事。”

1977年2月，福田在国会答辩时称：“中国方面如果对日本的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所规定的内容能够明确理解的话，也可以在条约的前言或正文中写进反霸权条款。”福田作出这一发言的背景是，1975年11月，三木政权已经向中国提交了明确写有反霸权条款的条约草案，日本政府同意写进该条款的态度已为中国知悉，为保持这一政策的连贯性，福田重新确认了这一看法。福田认为：霸权条款的本质，实际上并非要不要写入霸权条款，而是如何认识其背后的国际形势，采取何种外交基本方针的问题。中国当时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让日本方面接受明确记有反霸权条款的条文，在日中间构筑反苏同盟。因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工作迟迟未有进展。就我个人而言，是不能接受以敌视特定国家的形式建立同盟关系的。当时中国的意图是“设法将日本拉入反苏同盟”，针对中国的尝试，日本表示拒绝，日本方面的立场是站在日中长远未来之上考虑如何构筑友好关系的。而且，同时发展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具体体现之一，日本要明确展现的姿态是，绝不会做通过日中谈判以一方为敌、而与另一方保持友好关系的事情。福田就任首相之初，由于自民党内“慎重派”和“亲台派”的阻挠，因此对重新展开日中缔约谈判表示谨慎，但自1977年秋季以后对重新进行日中缔约谈判态度转向积极，永野对其原因作了如下分析：第一，是由日本财界的主流派派出访华使节团，同中国缔结长期贸易协定引起的。为了扩大日中贸易，财界希望日中两国政治稳定。因此，许多人迅速改变态度，支持同中国缔结日中条约。自民党内多数人靠财界的政治捐款过日子，支持缔结日中条约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福田首相对财界的意向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第二，福田首相当时可能已经暗下决心，背弃与大平达成的默契、参加翌年11月的自民党总裁预选。既然要参加下一次总裁选举，福田内阁就必须亲手缔结日中条约，争取党内亲华派的支持。第三，1976年，中国的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文革”派“四人帮”被捕，当时的政治权力正转移到务实派邓小平手中，这就为恢复日中条约谈判创造了条件。总之，福田更多地出于内政方面的考虑，终于下定决心，通过佐藤驻华大使和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的预备性会谈推进缔约谈判进程。

1978年3月27日，福田首相在自民党领导人会议上做党内统一思想的工作时，对缔约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说明：（1）中国是我国的重要邻国，同其保持稳定的关系对于进—步加强我国的外交地位很重要。（2）这有助于日中之间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并能进一步为巩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使我国的亚洲外交取得更大进展。……要坚持我国同任何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基本外交政策。要始终遵循日本国宪法，维护国家利益，以这样一种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对于当时美国对日中缔约所持态度，福田赳夫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份我第二次访美的时候，卡特总统预祝我‘获得成功’。5月末，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访问中国回国途中顺访日本，传达了中国方面‘积极予以期待’的意向，同时建议‘不要过多顾及美国，劝诫日本通过自身判断尽快推进事情的进展’。我很理解美国对缔结日中条约表示欢迎的原因，这里明显体现出美国为形成对苏牵制的态势而打‘中国牌’的意图，而支持《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是这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谈判的时机逐渐成熟。”

事实上，中国国内形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对日本在缔约的对华认知上趋于积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日本学者渡边昭夫曾作如下分析：“福田之所以对条约中加入反霸条款表示理解，是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灵活的对应策略。其背景在于，由于美军撤退，出现了统一的越南，这种带有亲苏反华性格的政权引发了中国的担心。针对苏联运用‘霸权’势力制造南北夹击的战略形势，迫使中国缔结日中条约。另一个因素是，邓小平当时正在确立领导权，中国政治上出现了强化日中关系，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的明晰的战略认识。”

福田的“全方位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并深刻地影响了其对苏观和对华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击碎了福田对苏联的幻想，中美和解冲破意识形态的“樊篱”之后，为日本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契机，日本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及苏联等解决悬而未决的课题；另一方面又力图置身于中苏对立之外，采取超然的态度。事实证明，这种外交姿态在当时仍处于冷战格局的国际背景之下是根本行不通的，福田的“全方位外交”及其改善对苏关系所遇的挫折即是明证。由此，福田的对苏观随之发生转变，开始集中致力于推动中日缔约谈判，通过解决中日之间遗留的外交悬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骄人业绩而载入史册。

二、中日复交初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日本经济界主张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及中日关系。正如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时任小松制作所社长的河合良一在1973年时指出的那样：“思考今日正常化之意义，并非单纯地是与旧时代的诀别，而应视为新时代的开端，即便是站在经济人的立场，也必须基于非常宽广的历史观而行动，同时也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经济方面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尽管中日是体制不同的国家，但仍可以把中国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在今年4月召开的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总会的年度报告中，中国自己声明属于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日中经济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为南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河合的谈话可以看出，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是“新时代的开始”，而且还将中日经济交流上升至解决“南北问题”的一个新视角，从而赋予了两国经济关系新的内涵。

有的企业家还从日本经济界对中、美两国认识的变化来看待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如时任日本昭和电工社长的铃木治雄在1975年时讲道：“如果说是外国，大致可以分为西洋和亚洲，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西洋之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亚洲中与中国的关系比重尤其大。不过，存在着反美—亲中，或亲美—反中这样两种思想。但在中日邦交恢复后，亲美—亲中没有了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见，由于冷战的存在，中美分属两大阵营，日本经济界也大致分化为两大阵营，具体表现为在邦交正常化之前，由于中美关系没有缓和，日本经济界亲美者反华，而亲华者则反美。但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实施越顶外交以及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经济界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亲美—亲中没有了矛盾”。可见，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而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日、英、德等美国盟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国情、对中日经贸关系以及对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认识三个方面。

1、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两个方面。

日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经济界有着如下认识：

首先，部分经济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了体制不同对经济交流的影响。如三菱重工业顾问古贺繁一在1977年11月访问中国后即指出：对方的国情有诸多制约，首先不能投融资，对方有自力更生的原则，只能进行技术交流。另外在出口方面，在计划经济下，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进行合理的分配。直率地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以必要的量进口必要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在多余的时候仅以多余的量出口，并不是便宜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买到，这是前提。另外在两国的价格交涉方面，由于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可以谈生意。可见，中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诸多方面限制了中日间的经济交往。但多数经济界人士认为，尽管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时任日中经济协会理事、富士银行会长的岩佐凯实就指出：政治体制不同、社会体制不同，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是常有的。在当今时代，即便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日本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不同，但从历史来看，在国际间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应该超越这种（不同），构筑相互间真正的亲善体制。在岩佐凯实看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社会体制的不同，“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是常有的”，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国际间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应该“超越”这种体制的不同发展两国间的关系。而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新日本制铁会长的稻山嘉宽则认为政治体制尽管不同，但“所谓政治，毕竟是如何治理国内，使国民幸福繁荣的手段问题。而贸易毕竟是发展经济交流”，稻山嘉宽还引用廖承志先生“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话来加以解释，认为“经济和政治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是两立的”，因此，他认为尽管日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经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但从贸易和发展经济交流的角度来看，“并不形成贸易的障碍”。

其次，应基于两国社会经济体制不同这一认识，加强理解和沟通。岩佐凯实认为两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是现实存在的，不能无视这一差异，而应“基于现实加深交流，增进贸易。胡乱地以自己的常识揣摩对方，或者中国也只以中国常识来看待我们就难办了。我想这一点是相互充分理解、商谈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岩佐凯实进一步指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考量，立场不同，国家利益不同，体制也不同。日中两国间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中日之间将来产生一些细微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的可能性较大，但周总理的名言“舍小异求大同”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我相信，只要坚持这一理念应该可以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中日间的歧异。从上述三位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对华认识可知，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认识，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1）由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确实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如“不能进行投融资”、“只能进行技术交流”以及只能以一定的量来进出口必要的物品等，这同时也反映出了日本经济界对中日间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领域的愿望。（2）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不同是正常的，在国际上也并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政治体制，体制的不同不会妨碍经贸关系的交流。（3）由于体制的不同，导致了国家利益和立场等的不同，而且，“中日之间将来产生一些细微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的可能性较大”。（4）作为解决的思路，日本经济界的认识是正视中日间存在不同体制的客观事实，进一步加强交流和理解，不能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应本着“舍小异求大同”的基本理念，寻求问题的解决。

1960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产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与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另一方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撤走专家、中断经济援助后，中国的对外技术引进急剧下降。再加之新中国建国后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经济界比较关注中国自力更生的原则和外贸政策的变化。

日本经济界有着这样一种说法，由于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的政策，因此放慢了对外经济合作的步伐，中日经贸关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表达了急切地希望进一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愿望。

对此，时任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小松制作所社长的河合良一在1973年时谈到：“一般认为，因为中国的自力更生，日中贸易发展慢了，要让我们说是有着不同的解释的。另外，有的人说日中贸易并非飞跃式发展，而是一步一步扎实地推进的，有的说虽然说可能是飞跃发展的，但却是扎实推进的。总之，顺应自力更生的稳定发展，实现大的增长是有可能的，采取不同的做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稻山嘉宽也指出：“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对大家讲过，自力更生要成为国民的血，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别人给的绝不可能成为国民的血，也不会带来幸福，我想这也贯彻了自力更生的思想。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周恩来总理）也明确说过。也就是说，自力更生与自给自足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无疑是希望扩大贸易的。”稻山嘉宽认为应从“治理国家的同时，也要使其繁荣的角度”来看待贸易。对于两国贸易关系的进展，稻山嘉宽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期待贸易急速地发展，这样反而对中国不好，我想这一点中国自身是知道的。因此，我们应该逐步地发展”。同时时任日中经济协会理事、富士银行会长的岩佐凯实也指出：“我想对于与中国的关系，在经济关系方面，急着做事，性急地考虑，或者单纯而简单地下结论，反而是危险的。”同时指出在发展对华贸易方面不要操之过急，要稳步推进。可见，当时的日本经济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希望急于扩大对华贸易的愿望。

不少经济界人士还充分肯定了中国推行的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如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的冈崎嘉平太在1975年谈到对于中国“自力更生”的理解时说：“建设国家的是人民，彻底讴歌这个国家是人民的，确立了依靠人民的力量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样一种根本方针。”不仅如此，钟渊化学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司清甚至认为，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努力，“即使输出日本的新技术，也具有可以马上消化的能力”。充分肯定了中国依靠人民建设国家的根本方针。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对日本经济界坦率地解释了中国的近况，这为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三菱商事顾问武田胜年在谈到1977年访华时的情景时说：“我曾作为随员参加了1977年三位首脑三位首脑指三菱集团中三菱商事会长藤野忠次郎、三菱银行顾问田实涉以及三菱重工业顾问古贺繁一。携夫人的访华团。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时谈到了正在谈判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文化大革命’后期粉碎‘四人帮’的背景、‘四个现代化’和‘臭老九’等问题，他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做了非常坦率的说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武田还谈到：“代表团访问了西安、洛阳、杭州和上海，在从洛阳返回北京时，随同我们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魏启学先生跟我们说，‘火车误点不能按时到达，有一个办法是加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在别的火车上加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同意了他的办法，于是，我们14个团员独占了一辆软卧车厢，做了一次舒适的旅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的铁路运输在‘四人帮’粉碎一年后也还没有完全恢复。”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周恩来在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会上提出的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设想。对此，三菱商事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藤野忠次郎指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明确而单纯地提出在本世纪仅用22年时间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除中国外是没有的。在经历‘四人帮’事件等曲折后，中国可以说已经完全稳定了。”新日本制铁常务董事大柿谅也指出：“中国五年计划反复了几次，因‘四人帮’的因素，五六年完全失去了。甚至可以说是十年以上的损失。因此，为了在本世纪末加入发达国家行列，余下的十多年时间内，必须开足最大马力，这种情绪在我们去中国的时候能够感受到。”

随着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也总体趋于稳定，一些经济界人士也认识到了中国的稳定对于地区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性。例如古贺繁一在1978年时谈到：中国国土辽阔，由于地理和气候因素，天然资源丰富，具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拥有素质优秀的8亿人民，建设国家的条件可以说是极为优越的。虽然有人说中国过于庞大难于治理，但在通信交通发达、世界日益变小的今天，我认为庞大并不是什么妨碍。……这样一个国家如果稳定发展，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不稳定而发生内乱，将会给近邻带来不安。不仅不安，而且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斥责并使中国得以稳定团结的力量。除其自身健康发展外别无他途。由于是过于庞大的国家，即便发生若干政治的动荡和试行错误的振幅也是不得已的。即便如此，扎实地前进是一定的，长远来看，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抛开日中关系不说，作为成为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口10亿的超级国家，必然将对世界产生强烈的影响。从古贺繁一等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界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五六年甚至是十年，并认为中国的不稳定不仅将会给邻国带来不安，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当时并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制衡和控制中国的力量，“除其自身健康发展外别无他途”。而且也认为，“由于是过于庞大的国家，即便发生若干政治的动荡和试行错误的振幅也是不得已的”，并指出中国形势目前已趋步趋于稳定，“抛开日中关系不说”，也必将“对世界产生强烈的影响”。表明了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信心。

首先，日本的一些经济界人士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不仅充满了信心，而且还对于中日经贸的现状与未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例如小松制作所社长、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河合良一在谈到中日间的贸易时指出：“中国对于需要的物品进行贸易是当然的”，“如果不从长远来看，目前从日本出口的多，从中国进口的少，因此就相应地减少日本的出口，则无法扩大发展。”河合进一步指出，如果要想提高中国的出口能力，就要“通过日本的出口，增强中国的经济力”，中国的经济力增强了，自然也会增加对日出口，“这是一种循环”。河合在谈到未来的中日经贸关系时讲到：“考虑未来10年、20年，以消费物资为主，从中国出口的物品可能要比现在多很多。”可见在河合看来，解决目前中日贸易关系中，日本对华出口多而中国对日出口少的局面，要通过日本的对华出口，支援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这样自然也就提高了中国的对日出口能力。与河合对中日经贸的未来预想吻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消费物资在内的中国物品成了中国对日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在经贸领域，在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上，日本经济界也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日本将逐渐进入必须依靠中国粮食的时代，“中国拥有接近日本20倍的耕地，人口是日本的七八倍。虽然达不到日本那样的生产水平，但通过土地改良、机械化、使用肥料，达到现在几倍的生产并不困难。这样，更相当程度上可供给日本”。这些当时的设想，目前确实都成为了现实，中国的蔬菜、粮食等在中国对日出口中已占不小的比重。

1977年12月5日，以住友化学会长长谷川周重为团长，由三菱化成工业社社长铃木永二、昭和电工社社长铃木治雄等化学业界首脑组成的“日本化学业界友好访华团”访华，长谷川团长在归国后也讲道：“中国为了发展工业经济，希望重点培育钢铁、电子、化学三个产业，非常希望与日本开展经济合作。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很可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市场。”

其次，日本经济界人士普遍认识到了日本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本经济界人士藤野忠次郎讲到：中国所进行的工业现代化对于日本来说，进行各种合作是非常有益的而且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也是有益的。因此，日本进行垄断性贸易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除日本外并不是没有其他寻求合作的对象。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工业国家被破产、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等困扰，它们在致力于恢复国内经济的时候，都希望扩大对华贸易。对于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岩佐凯实也谈到：“日中经济关系的纽带日益密切，这不仅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作了大的贡献，而且一衣带水的邻国的经济发展、民生的向上也为日本经济带来了好影响。”。

对于日本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对华合作，藤野忠次郎谈到：“日本应采取的姿态是：必须谋求不仅限于中国的公认的经济发展，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试图通过将他国变为殖民地来发展自身的时代了。”而且日本经济界还认识到：“日本现在的技术恐怕80%是在战后通过开发引进的技术形成的。今后如果不进行自我研发，将落后于欧美。日本此前是为了日本而学习欧美发展起来的，今后为了供给亚洲诸国，必须努力进行自我开发，尽管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较为便利，但如果劣于欧美，日本也未必能优先供给中国。”从藤野忠次郎等经济界人士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中日经贸关系不仅对中国有益，对日本有益，也对世界经济有益。因此，并不是只有日本一个国家想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希望扩大对华贸易”。因此，日本应该改变思路，积极深化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的同时，日本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要有进一步的提高，这样才能在发展对华贸易方面不落于其他国家之后。

第三，日本经济界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表现非常积极。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由于中国1976年的政治混乱，中日经贸关系出现了低潮。对此，岩佐凯实认为“虽有一时的停滞，但从去年中国方面的状况好转后，在经济关系方面也调整为积极的态势，我国对应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三菱访华代表团在1977年11月访问中国后，代表团成员之一、三菱商事的藤野忠次郎会长讲道：“中国所希望的是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化，恰好三菱集团有许多与重化学工业有关的企业，因此，我也向李先念副总理表示，三菱集团愿意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贡献。”此次访华，有三菱商事藤野会长、三菱银行田实涉顾问、三菱重工业的古贺繁一顾问等，这是三菱集团自1972年以来的第二次访华。

1977年12月17日住友集团访华，访华团长为住友商事名誉会长津田久，集团白水会成员21家企业中主要的15家企业的社长、副社长随访。此外还有植村光雄住友商事社长、乾昇住友金属工业社长、矶田一郎住友银行总经理、土方武住友化学社长等，住友集团首脑如此大规模访华尚属首次。

另外，1977年，日本贸易会第二次访华团（团长住友商事会长柴崎幸雄）、伊藤忠商事使节团（团长为濑岛龟三副会长）、输出银行第三次访华团（团长星野大造副总裁）等也相继访华。“他们对于今后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与邦交正常化前后访华时有着本质的不同，一句话，那就是日本经济界表现出的对中国现代化的合作状态是积极的。”即便在煤炭领域，日本经济界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合作愿望。对于中国的煤炭，日本电源开发总裁两角良彦曾说道：“将来随着中国输送能力和港湾能力的扩充，尽早进口中国的煤炭，具有重要的意义。”表达了迫切希望能够进口中国煤炭的愿望。随后不久的1978年8月，中日两国就签订了有关焦煤的合作合同。上述认识和行动都反映出日本经济界在积极主动地关注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只要条件成熟，就会积极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

2、积极推动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九条款的规定，中日复交后，两国政府应立即着手谈判签订有关的政府间协定。从1973年5月起，两国相继签订了海缆协议以及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等协定。而在此期间，日本经济界也在思考，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全面关系。对此，时任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小松制作所社长的河合良一指出：日中之间，正常化之前已经有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日中贸易的四个条件等原则和条件，我认为这些可以说是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基础上，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政治视点出发的。作为田中首相访华的结果，这些可以说都吸纳到了日中共同声明之中。并且这一共同声明强调了战争状态的结束和邦交正常化，为了发展和扩大今后的友好善邻关系，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航空、贸易、海运等各种政府间协定的缔结也已明文化。上述所有的内容目前还未实现，作为日中经济协会，经济活动是单纯地扩大贸易好呢，还是在政治层面也从经济层面多考虑一些呢？这是协会必须思考的问题。可见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经济界也在思考在今后的对华关系中，是单纯发展经贸关系，还是通过经济活动在政治层面也多考虑一些。

在上述所有协定中，《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较为复杂。虽从1973年初就开始了关于签订中日航空协定问题的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如何处理“日台航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对此，钟渊化学会会长、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司清指出，航空协定的谈判“由于台湾关系可能比较花费时间，关于这件事，关西财界希望能够尽早缔结”。可见，日本经济界尤其是较早同中国进行经贸交往的关西财界，也期望两国迅速缔结相关协定，并希望自己能在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推动政府间的谈判。

日本经济界的大部分人士都希望能够尽早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例如东京银行董事长柏木雄介在参加了1977年10月的东京银行代表团访华后也指出：“五年前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只不过是迈出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日中友好的崭新的第一步，希望官民们对于日中关系以真正的认识和理解，继续努力加强日中友好的基础，并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经济团体也在促进中日间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他们的诉求，日本政府比较重视。例如时任富士银行董事会顾问、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的岩佐凯实在1978年1月讲道：“日中经济协会成立五年来，不仅在经济关系方面，而且在构筑日中间的真正友好、理解双方的立场和独立性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五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此期间，作为悬案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来看，早已应该缔结，但目前仍未实现。但朝着缔结的方向所进行的不断努力确实是可喜的。”

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积极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对此，日本经济界大多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经济交流。1978年2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并打算进一步签订一个更高目标的长期贸易协定。以这一目标为背景，日本经济界人士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积极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就曾表示，他不同意日本搞等距离外交。对于经济界巨头的意见，福田纠夫是不可能置若罔闻的。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日本的一些经济人士或经济团体对华的基本认识和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姿态，对于中日间尽早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对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问题，野村综合研究所社长佐伯喜一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与美苏的动向》一文中进行了论述，佐伯指出，首先要坚持日本外交的基本姿态，“限定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日本要明确坚持外交的基本姿态。”而佐伯所说的日本外交的基本姿态就是“几乎所有日本国民达成统一意见的基本姿态，那就是日本同任何国家之间都不构成敌对关系，展开全方位的和平外交”。而“即便展开全方位的和平外交，也只不过是单纯的理念而已”。具体而言：以上述理念为基础来思考苏联和中国的对日姿态时，应该是以日美间极其密切的协作关系为前提来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这时，日本对于中国和苏联，我认为没有必要展开所谓的等距离外交，可以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我认为中国与日本的距离，比苏联与日本的距离更接近一步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换言之，中国方面对日本采取了非常友好的态度，而苏联并非如此时，日本与中国更接近一步并无大碍。但那时必须避免同苏联的关系形成进一步的敌对。也可以这样说，即没有必要维持形式上的等距离，但要避免同对方的关系产生敌对。另外，佐伯还谈到，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共同声明中，已明确地写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不针对第三国的。当然“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也不针对第三国，而且也并非是规定针对第三国的共同行动。我想这就是日本外交的基本姿态。”

对于当时有人争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合适的问题，佐伯认为缔结条约是信守国际信义，现阶段还是缔结条约好。他进一步指出：在共同声明中，对于加强并发展日中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为目的交涉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日本应该依照约定的内容履行，也就是说要信守国际信义。另外，重要的是确立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如若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举棋不定，不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今后将受到来自中国和苏联两方面的压力，国内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向。总之，为了确保日本外交的自主性，应该缔结条约。对于是否急于重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佐伯认为：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已经没有理由推迟重启谈判，应该促进谈判的重启。经常有人提及华国锋政权能在多大程度上稳定这一问题，石川忠雄也说过，现在华国锋政权的稳定程度，如实讲我们还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即便没有了过去能够正确地预测中国政治形势的专家，现在也并不能够准确地作出判断。但是可以明确地说，正如同存在妨碍条约的缔结一样，现在的华国锋政权并非是不稳定的。假使邓小平将来能处于更重要的地位，我也不认为基本的政策会有变化。另外，即使上述事态发生，也并不可能出现认为缔结日中条约是非常错误的状况。对于日本国内存在着不希望含有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意见，佐伯指出，“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明确地写入了霸权条款，因此，将共同声明中写入的内容排除在条约之外，即便同中国谈判也难以实现。换言之，已经过了讨论是否将霸权条款排除在外的阶段了。”

对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谈判重启的时间问题，佐伯谈到：与其考虑重启谈判失败以后怎么办，不如先尽早重启条约谈判，否则难以明白中国方面高层对于霸权条款的处理意图。因此，为了更好地明确这一意图，应该尽早重启条约谈判。如果经过谈判，中国方面不承认日本方面的基本外交姿态，再回国也可以。也就是说，即便是谈判失败，国民也能够充分支持政府。不清楚中国最后会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就搁浅重启谈判是不应该的，最好还是表明重启谈判，与中国高层会面，明确中方的真实意图。作为确切的结果，如果中方最终无论如何也不对日本的基本外交姿态作出让步，也就是说在霸权条款的处理上不能附和日本的感触的话，谈判破裂回国也没有关系。对于霸权条款的处理问题，佐伯认为：“在霸权条款加入条约，缔结条约的情况下，必须避免同日本外交的基本姿态产生矛盾。回顾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共同声明，明确写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不针对第三国。因此此次至少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也应写入不针对第三国这一原则，即便从共同声明的文件来看，也没有反对中国的理由。因此还是明确写入条约比较好。但是反霸权主义是普遍性原则，并非是针对特定第三国的共同行动，这一层意思虽然未必写入正文，也应该在前言中有所体现。此前通过佐藤大使的各种谈判以及公明党访华之际都阐明了上述内容。可见，在采取如下态度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至少中国不要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强加于日本，而日本也不要将日本的外交政策强加于中国，而且在并非是约定的共同行动一事方面也达成了共识。问题是中国反对在文件中写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不针对第三国这一内容，而希望代之以日中和平友好的发展并不针对第三国，这是一个遗留问题。这一问题有必要外务大臣亲自出马，明确地就条文进行商讨。”

从总体来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期间，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与邦交正常化之前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日本传统的革新势力依然把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社会主义的代表者看待，寄托着未来的希望。而保守势力依然把中国看作敌对的存在和防范的对象。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除了传统的中日民间友好和交流的推动，从日本方面来说，主要是出于财界对经济利益的战略追求和对美国越顶外交的报复和调整，并不是突然对中国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

3、冈崎嘉平太的中国观

在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日本经济界一大批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人士，积极地通过各种渠道，致力于推进中日关系的友好和稳定发展，同时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也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诸多帮助。而这其中，冈崎嘉平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冈崎嘉平太1912年就读于日本冈山中学二年级，在中学时代，冈崎就与中国留学生有过接触，这使其形成了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他曾讲道：“在宿舍，我的房间对面的一间住有同年级的同学，只隔着走廊，所以我时常去玩。那一间的室长是比我高二年的前辈，是中国留学生，名叫陈范九（号洪声）。……人非常好。他一有时间就给我们讲中国的事情。……当时，他主动地谈祖国的状况，说中国受外国欺侮。”同样在高等学校时，冈崎也认识了一位叫龚德柏的中国留学生，当听龚德柏提到上海英租界内的Public Garden（现在的黄浦公园）当时竖有“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时，冈崎感觉到：“如果是‘带狗的华人不得入内’还可以理解，竟把狗和华人同等看待，真是岂有此理。这是瞧不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甚至感到：非得把这种蔑视亚洲人国家的人从亚洲驱逐出去不可。这就是我对日中问题感兴趣的开始。当时我想，总会有一天必须废除这种蔑视亚洲人的思想。同时，如果日本与中国交恶，就会有日本人自己难办的一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后便侵入中国，采掘铁矿、煤炭用来冶炼钢铁，这些事实再加之中学时代通过留学生对中国状况的认识，因此，冈崎认为必须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由于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就认为必须同中国友好，而开始考虑日中友好论，一直持续了几十年。我认为坚持下来是对的。”年轻时代的学校经历可以说为冈崎此后毕生所从事的中日友好事业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冈崎上大学时，第一高等学校教东洋史的箭内亘极力建议他进文科学东洋史。当时冈崎曾表示：“现在，我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看来我早就对中国有所理解。如果是一无所知，也许在自己的记忆里只会留下中日甲午战争之类的历史。”冈崎从高中时代起就开始与在第一高等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接触，所以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如其所说自青年时代起就对中国人抱有强烈的亲近感，还曾设想过由日本和亚洲诸邻国共同组成所谓“亚洲进步联盟”。当然，这个联盟的宗旨和目标到底为何，仅凭现有的资料尚难知其详，但根据冈崎最初在中国从事的金融商贸经历和他所记述的其他资料可知，正是中国对于日本发展所具的重要价值推动了他的联盟构想。

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冈崎因为工作关系曾长期在华生活。1938年至1942年期间，冈崎曾在上海从事银行工作，1942年11月入大东亚省任参赞，在东京供职半年后，又于1943年4月被任命为驻汪精卫当局“大使馆参赞”，5月到上海事务所就职，直至1946年4月回到日本。在沪工作期间因他不时为中国方面的情状进行辩解，以致常被军方指责为“亲华派”。

冈崎于战后第一次重返中国，是他在1962年应邀以顾问身份参加高碕达之助带团的访华活动。不过，根据日本陆续公布的外交档案可知，实际上冈崎在此之前就曾通过其他的渠道参与了营造中日民间贸易体制的策划。在随高碕访华团启程前夕，冈崎向日本外务省有关部门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日本的对华关系与英美等国的对华关系不同，它是完全独特的东西，即日本民族必须与汉民族保持睦邻的关系，这是一种宿命。其次，为此就需要双方正确认识对方，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军部就犯有大错，以致误国。以前日本军方光依赖靠不住的情报，听不进其他人的意见，于是无法认识和理解对方，这是发生问题的根源。今天的日本切勿对中国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当前需要正确把握中国的实际状态和动向，在此基础上确立处理对华关系问题的方向，并付诸实行。松村等展开的备忘录贸易活动就是为了开展这一工作。先确立构想，一面坚持自己的立场，一面和中共谋求推进经贸关系，最终还是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共这层考虑。我们对松村、高碕等的访华的期待也正在这里。那些工作绝不只是为了扩大贸易，而是应有更高远的想法。

对于冈崎的建议，日本政府当局认为当时基于友好商社的所谓对华友好贸易体制对于日本来说，是有欠对等性和公平性的双边贸易体制，故希望冈崎能够构想出更为合理的中日贸易方式。为此，冈崎提出了以厂家为主体、展开平等互惠贸易的政策建议案，这一方案得到池田首相“似乎可行”的评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民间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体制的创立者实际上正是冈崎本人。

在有关备忘录贸易延续的交涉时，因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高潮时期，所以所有交涉中都有一个费时颇多的政治会谈，在这些场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的冈崎，其立场是多元的。一方面，他对中方批判当时的日本政府敌视中国和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论调，并不表示认同。即冈崎认为日本政府不能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完全是因日本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但这不等于敌视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坚决主张一个中国的情况下，对已经宣布放弃台湾的日本来说，怎么说也是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无缘的。另一方面，则如他在其著述中所称的那样，因日本长期侵略而受到损害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但现在日本政府却就此对中国大陆连一个招呼都不打，中国共产党政府对日本的这种态度进行批判，“乃理所当然”。也就是说，冈崎在谈判过程中多次显示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和观点的理解甚至支持，也大多是基于对日本政府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愧疚感而作出的选择。

冈崎针对当时日本有一些人轻视对华贸易的态度，也从同样的视角予以批判：对华贸易的意义远不是以眼前的贸易额可以衡量的，就是说把对华贸易做大并使之成为日本最大的外贸伙伴，这几乎已是“宿命”般地关乎日本和中国共同命运的大事。

“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冈崎把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意义定位为有益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事业，即把对华援助看作是增进日本国家利益的根基性事业，而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冈崎利用自己在日本财界和经济界的影响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对华援助活动。1979年冈崎为中国培养青年技术力量，设立了日中青年研修协会，并自任会长，通过接受中国研修生至日本进行实地研修，帮助他们学习掌握先进的生产及管理技术即是其中一例。

冈崎嘉平太在谈到日本国内轻视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时指出：我认为将来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将占第一位，不过日本一些寡欲之士却认为，在我国的15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与中国的贸易仅占3—5亿美元的份额，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日本与中国过去交往了两千年，即便从明治维新开始也有了百年的交往，今天的共产主义政府也有了20年的历史，中国是将来百年、二百年也必须进行交往的国度。从长远眼光来看，对日本而言，轻视日中贸易绝非上策。日本是必须进行贸易的国家，进口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必须销售出去，不与今后将成为世界大国、拥有7亿人口的邻国进行贸易是十分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另外他还谈到：“日中贸易，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也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日本都是有益无害，关于这一点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果轻视日中贸易，将给日本民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务必要官民一体、积极地加以推进。”

冈崎认为，中国拥有非凡的发展潜力，五十年后也许会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独立创造了发达的文化，日本虽有消化文化的能力，但还没有创造文化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具有创造适用于世界的文化的经验，所以非常具有发展潜力。在中国历史上，被外来民族压迫期间，往往都没有发展，但在没有压迫的唐代，就发挥了杰出的创造力，取得了高度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被殖民地化，同时发展的力量也被完全抑制，而共产党革命又大体上使这种力量得以释放。不过，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科学技术得到了发展，思想也得到了重视，而文化却被忽视。中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后，终于可以一面创造文化、一面发展社会事业。日本虽然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各种各样有效的经济援助，但日本的这种贡献几乎得不到相关国家的承认，反而有人指责说受到了日本的剥削和经济侵略。现在协助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日本人通常只关注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不改变这种仅仅重视实际利益的片面认识，将会重蹈以前日本援助东南亚经济建设的覆辙。所以，日本人要学会把日本和中国看作一个共同体来考虑问题，认真思考如何与之维持友好关系，作为先决条件，应树立中国各方面良好会促进日本的和平和繁荣的理念。

中国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时，在日本经济界和政界的大多数人中都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即“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因此日本也应该积极进行经济合作”。例如，1981年得到新日铁等日本企业全面支持的上海宝钢大型建设项目，因中国方面的经济情况而突然被单方面停止。当时的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全日空的前董事长）对铃木首相说：“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现在日本应该对此作出回应”，于是获得了政府的金融援助。

1979年2月，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对未来的日中经济交流提出了五点建议：（1）对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日本不仅要从日本国民自身的生活保障问题来思考，更有必要将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问题来对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古代的远交近攻、马基雅维利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在亚洲，首先要深化同朝鲜、中国的友好，提高其文化，增强其生产，确保国民的和平与丰富的生活，顺次应该从东南亚开始扩展至全亚洲。关于中国推进现代化希望得到日本协助一事，日本应该积极响应，不应该是对民间放手，而政府只做背后的支持这样一种敷衍了事的方式，而应该采取政府主导集结民间力量的模式，国民的生活保障和国家的安全保障是政府的责任。

（2）随着中国农业、工业的现代化，日本应该基于长远的考虑，对开发、生产的物资应该暂时储备一部分，尽量多进口一些该类物资。

（3）近代外国压迫中国，尤其是自“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入中国腹地，干扰中国的政治、经济、民生，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显著迟缓的一个原因，日本应该对此作出深刻反省。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中国放弃了巨额的赔偿请求权这一事实。因此即便在金融方面，也不要拘泥于规矩，应该采取特别的方法。

（4）日本应该进一步劝导欧美诸国的对华合作，共同提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5）日本位处亚洲，没有亚洲的和平、繁荣，也不会有今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自觉。那么亚洲的和平、繁荣如何能够实现呢？我认为是使亚洲各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和现在西欧诸国大致相同的程度。为此，在亚洲诸国互不侵犯，也绝不允许来自亚洲以外的侵犯，在确保地区和平的前提下，我认为中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倡导建立一个文化和经济方面密切联系的合作机构，如“亚洲文化合作会议”。当然，并不是拒绝亚洲以外各国的合作，赞成“亚洲文化合作会议”的国家应该逐步加入这一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关于政经分离，冈崎嘉平太指出：“我相信，人们只有共同生活，才是这个地球上可能生存的动物，我认为既然要与他者共同生活，就必须有调整共同关系的‘政’存在。过去在政经分离（日本）和政经不可分离（中国）的主张对立时，我也不赞成政经分离。”冈崎认为，“由于战争，日本对中国国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现在的日本应作出深刻反省。因此，帮助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单纯地从商业的角度计算，而应该站在更高处，为了救赎过去的罪过，为了现在和将来，必须在政治上采取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

综上可知，冈崎嘉平太的对华认识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由于战争中日本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心存愧疚。不仅希望日本政府及国民能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积极的协助，同时在政治方面也强调要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2）重视中日经贸关系，强调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要将二者看成是一个共同体。（3）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经济方面有益于日本，而且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现了其开阔的战略视野。

三、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日两国处于无邦交的“不正常”状态，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大多停留在猜测、臆想等感性认识阶段，获取中国信息来源的渠道极为有限，仅仅依靠少数日本人到中国回国后发表的一些个人观感，以及杂志和报纸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对于“中国”的认知既有富有乌托邦色彩的“革命国度”的理想化想象，同时又认为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站在美国和日本对立面的“赤色中国”，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恐怖存在”。中日复交后，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密切，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趋于富有建设性的积极认知，中国成为与美国相比肩的在日本国民中颇具好感的国度。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发生的“文革”也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且对“文革”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是在“文革”结束后，对“文革”的重新反思和批判成为日本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面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带给日本舆论界和学界进一步深入观察和解读中国的机遇，中国从原来的“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朦胧状态走出来，逐渐成为一个可供仔细观摩、打量和审视的“客观存在”。

1、舆论调查所见日本国民的中国观

战后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寄托，主要是由于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防卫等领域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因此日本人就将中国视为亚洲的领导者，并将中国作为反美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20世纪60—70年代，毛泽东思想成为日本新左翼运动的重要理论之一，对于倡导城市文明具有局限性的人们而言，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也成为效仿的模式之一。执政党内部的反主流派也将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作为重要主张之一，这也是与在野党能够产生为数不多的共鸣之处。正如日本学者中岛岭雄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事件当中，只有中日建交是执政党和在野党都非常支持和非常欢迎的事情”。

自1972年中日复交时起，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开始由“讨厌”向“喜欢”方向转化，这种情感的变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密切相关。1972年8月，田中角荣首相决定访华，“喜欢”首次超过了“讨厌”，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访华并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0月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喜欢”比“讨厌”的比例更大了。

日本国民赞成与中国恢复邦交的社会舆论，可以追溯到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日台和约》时期，当时就有五成以上统计数字的日本国民赞成与中国复交。由此可见，赞成派还是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显然，如果与中国恢复邦交，就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日本国民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这可以从1970年《朝日新闻》社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中窥见一斑。对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已经建交，与中国尚未建交，你认为日本应该正式与中国建交吗？或者不认为？”回答“应该建交的”64%、“不认为”的11%、“其他”的5%、“没回答”的为20%。针对“有一种意见是为了与中国建交，不得不与台湾断绝关系，对此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的设问，回答赞成的为19%、表示反对的占46%、其他的10%、没回答的为25%。这种倾向在1971年的调查中也得到了确认。对于“你认为是尽快恢复中日邦交为好，还是认为不着急慎重为宜？”认为尽快的占27%、表示慎重的为57%、其他的3%、没回答的为13%。由此可见，日本国民一方面主张应该与中国恢复邦交，另一方面又对断绝同台湾的关系表露了疑虑，充分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在有关恢复与中国邦交问题上既渴望复交又心存顾虑的矛盾心态。

此后，《朝日新闻》决定针对中国问题对国民进行全方位的“教育”。1971年1月，报纸利用整整两个版面，呼吁停止维持台湾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努力，促进与北京政府间的交涉，恢复日中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历经数月的宣传后，《朝日新闻》进行了与上次相同主题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赞成与台湾断交的人上升到33%，反对者减少为22%。1971年6月23日，在进行了第一次舆论调查的一年后，《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尽管大多数民众期望实现对中关系正常化，但执政的自民党和中央官厅却顽固地坚持‘一中一台’的政策”。这一时期其他报社也进行了类似的舆论调查，几乎也出现了同样的结果。

《每日新闻》社于1970年3月也进行了舆论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舆论调查（1）（《每日新闻》社）

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舆论调查（2）（《每日新闻》社）

（《每日新闻》社1970年3月实施，调查对象：全国20岁以上的2118名普通男女。资料来源：［日］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编：《舆论调查年鉴（1970年版）》，大藏省印刷局1971年版。）

上表系1970年关于恢复邦交的舆论调查。由此可知，这一时期，日本国民舆论中已形成支持邦交正常化的多数派，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谋求正常化的理由中居第二位的是“失去巨大市场”的回答。众所周知，在恢复邦交过程中，日本财界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国民中间基于经济主义动因而主张恢复邦交论者也为数不少。同时所谓的“同文同种的邻国”完全置于战时和战后日中关系视野之外的回答居第一位，这可能是自古以来形成的对华憧憬意识的友好往来的一种折射，缺乏主体性的惟恐“落后于世界趋势”的观点居第三位；另一方面，对于以“战争尚未终结”为理由支持正常化的人却属于少数派。日中恢复邦交本来应该就是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战后处理问题相关联的，但是从舆论调查结果来看，日本方面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几乎成为引发整个日本社会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日本国民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1）长期以来，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种联系自20世纪30年代末到1945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暂时中断，为此必须加以恢复；（2）中国是任何国家都还未开拓的巨大市场，日本不应落后于美国和西欧诸国；（3）由于维持良好的日美关系是日本国家利益之所在，以与中国恢复邦交为目的，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必须与美国政府相协调。

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政府和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深度和广度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要求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时期，中国民众能够理解中央政府对日友好的政策，将广大的日本国民也看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尽释前嫌，对日本表现出了真切友好的热情。日本国民对中国方面抱着歉疚、感恩和友好的复杂心态，对中国的关切度和好感度一般都高居亚洲各国之首。在1977年日本总理府进行的“外交舆论调查”中，在“你最感兴趣和关心的地区”设问中，亚洲占第一位，为42.0%。而“在亚洲国家中你认为应该同哪个国家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这样的设问中，回答“中国”的比率高居第一位，为66.3%，而位居第二的韩国则为39.4%，和居于第一位的中国相差约达27个百分点。在“你最想去亚洲的哪个国家”的调查中，回答想去中国的比率占42.1%，为亚洲各国中最高的比率，远远高于位居第二印度13.6%的比率。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关系进一步加强。据197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为62.1%，不抱有亲近感的为25.6%，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二年，抱有亲近感者增加到70.9%，不抱有亲近感者仅为20.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国民对中国颇有好感。1980年日本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被访者中“对中国感到亲切”的，从1979年的70.9%增加到78.6%；“没有亲切感”的，从20.3%减少到14.7%。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改变了他们以往的立场。正如竹内实所指出的，此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友好心态，系“深植于日本人心目中对中国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使日本学习了中国的文明，并使其变成了日本人的文化遗产。而当把中国文明视为日本文明的基础时，一般日本人总是把从中国学来的东西，看作好的和正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即等同于对真理的印象”。换言之，当时日本人之所以对中国多有好感，在于战后二十多年的隔绝使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神秘感和朦胧感，在于他们久远的祖先留下的有关中国强大和先进的记忆。随着接触的增多和深入，罩在中国贫穷和落后之上的美丽光环日渐消散，“亲切感”很快转变为“很不亲近”。如竹内实所说：“开放的中国同时也在失去其神秘感，已不再是以前那种被憧憬的对象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民间的“熊猫热”、“茅台热”、“京剧热”、“杂技热”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升温，“日中永世友好”、“日中不再战”成为支配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旋律。在舆论界，自1971年夏季起，由《朝日新闻》首开先声，刊发了资深记者本多胜一轰动全国的长篇连载《中国之旅》后，“重新认识中国”、“积极介绍中国”一时成为除《产经新闻》外其他各大报纸的努力方向。在此期间，除记者的专题新闻外，平面和电子媒体还多以“来自中国的见闻”的形式，报道了民间经济企业界、文化界等方面的人士访华后礼赞中国的正面观感。媒体的新动向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国民的心理变化。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国民由于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认识夹杂着尊崇、向往、敌视和好奇等极为复杂的因素，加之对于中国的负罪意识，在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下，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解，尚有很多理想的成分，往往对中国怀有一种友好的情感，日本国民的中国观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日本国民的中国观。由于当时了解中国的渠道有限，作为被认识的客体——中国，对于认识的主体——日本来说呈现出很大的模糊性。而日本作为认识的主体，因受到感情、心理、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对于被认识的客体中国的理解存在偏差、歪曲与错误。新井宝雄认为：“在怎样看待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上，存在着盲人摸象的问题，原因就是贴上了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尺。”正是这种带有虚幻成分的“友好”并不具备与其抽象意义对称的现实基础，因此在其后急剧扩大的直接交往中受到了很大冲击。

2、日本学者的“文革”观

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日本学者古厩忠夫认为，“在近现代的日中关系中，‘文革’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对中国的认识，进而给中国问题研究以很大影响，其程度可以与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匹敌。”

进入1967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高潮。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文革”的研究可以分为左、中、右三派，《朝日周刊》对各派的观点作了较为清晰的介绍：（1）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左派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文革”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具有从普及毛泽东思想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出发而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的性质，另一个是具有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积极建设的侧面，而且把“文革”这场斗争看作是“世纪性实验”。（2）把“文革”看作是权力斗争的右派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唯有名称是叫“文化大革命”，但其实质是与文化相距甚远的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包括毛泽东维护权力的斗争和毛泽东周围的实力派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斗争。（3）重视政策分歧的中立观点。这种观点并不是否认权力斗争，而是认为政治、经济、国防上的政策争论逐步发展，最后转化为权力斗争，并据此认为毛泽东、林彪派是急进派与跃进派；刘少奇、邓小平派是合理派与稳健派。古厩忠夫指出，这种分类的特点，在于使用了左派和右派这种修饰语。换言之，“文革”以前，一般认为亲中国派就是左派，而以“文革”为契机，转换为左派等于亲“文革”派。对“文革”的评价，反映和加剧了日本左翼运动的分歧。

日本较早介绍“文革”的经过和提出若干论点的是早稻田大学安藤彦太郎教授编辑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亚纪书房，1968年版）。在该书中，安藤对“文革”评价说：“建设人类未曾经历过的社会，虽然现在伴有各种各样的副产物，却正在亚洲的一角不断追求着。”继而，藤村俊郎在其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亚纪书房，1968年版)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提出了即使在世界史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大问题”：第一，认为“文革”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旨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第二，高度评价了以下述内容为最高原则的群众路线，即相信群众，让群众自由讨论，放手发动他们，让他们摘斗批改，并使他们在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书中写道：“清楚地意识到消灭三大差别这一课题，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古厩指出，把为克服落后条件所作的努力与“消灭三大差别”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当时对“文革”的评价和论证的特点。也有人把这时毛泽东的思想看作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认为“达到顶峰是1935年以来的事”。

古厩分析指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文革”之所以超过日中友好运动和日本的中国研究范围，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是因为在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共鸣的基础。所谓共鸣的基础，就是作为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社会的变化提出异议，批判“社会管理论”，主张直接行动和自主管理等。虽然这与“文革”的理论有差距，但是有与“文革”的无政府主义的氛围一致的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严重的公害问题、核武器扩散和越南战争陷入泥潭为契机，学者们开始对过去从不怀疑的价值标准进行反思，承认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难于解决这一现实。在这种思想状况下，不少人想从“文革”和毛泽东思想中寻找世界新的发展方向。许多带有亲华倾向的专家把“文革”作为“世纪的实验”加以支持和赞美也是很自然的倾向。

“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亲中派的分裂，至少从现象上看，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项政策方面具有共同点的亲中国派的内部，以是否支持“文化大革命”而分成两派，背景在于对日本情况的认识和变革道路的主张不同。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围绕着中国革命模式的普遍性所产生的认识上的不同。更具体地讲，是日中两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对立。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对华认识的不同，引起组织上和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很难说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解决”似乎要等到下一代了。

1967年7月28日，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阿部公房、三岛由纪夫联名发表抗议声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对于滥用权力，恣意侵犯学问、艺术，作为艺术家，我们无法无视和沉默。”《朝日新闻》则认为：“许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年迈领导为了达到目的，并且是紧迫的目的，而在操纵纯真的年轻人，这种看法含有一定的真实性。”这种对“文革”的认识和看法更多地赋予了“文革”以权力斗争的色彩和意义。

日本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有70多年历史，并一直保持高度热情。一些学者还参照美国的中国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中国的“文革”开始后，学者间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异常尖锐，争论焦点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66年下半年至1970年，“文革”发展到高潮。古厩忠夫认为，由于信息被割断，加之偏见，这个时期日本对“文革”的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对“文革”给予高度评价和继续批判的著作在1967年陆续出版，其中，支持“文革”的书占压倒多数。天儿慧认为，由于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对“文革”的两种解释：其一是，“文革”给世界史增添新的一页；其二是，视为单纯的“权力斗争”。

1970年至1977年，日本学界反思和总结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1972年，天儿慧在《试论毛泽东研究》一文中指出，日本研究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范式的绝对化，把毛泽东的革命运动过程、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三者等同起来，掩盖了中国革命中那些有生气的过程和毛泽东在曲折的现实中思想形成的过程。野泽丰也认为，日本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风潮。伊藤一彦在《当代中国研究指南》一书中指出：“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70年代中期为止,战后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一直受到中国政治动向的很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学者冈部达味从当时中国的某些社会现象出发，对中国在实现“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进行了分析。冈部认为日本对“文革”时期中国的称赞是对于当时日本式“管理社会”的一种批判。冈部指出，“人们都说中国人是个人主义者，但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西欧式的自我确立的意思，而是指不喜欢和他人协作，也不擅长与他人协作的意思”。在冈部看来，以前中国所提倡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缩小三大差别”、“实现无城市化的近代化”道路也有待重新评价。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过程中，日本青年学生中兴起了“新左翼运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讨论气氛热烈，甚至常常引起武斗。1967年，日中友好学院改名为“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是日本唯一以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校。目的是培养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创始人大有章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内弟，他和井上清等12位学者发起号召，募集资金，建起校舍。学员中有不少人是日共党员和“新左翼运动”活动家。到1974年，工人已占多数，学院便开展以工人为对象的学习活动。20世纪80年代，该校为了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现状中取得经验教训，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座谈会。

“文革”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冲击，日本各界对于“文革”的评价处于或“褒扬”或“贬斥”的两极，日本学者的“文革”观充分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一方面具有将“文革”理想化并赋予其解决日本社会面临各种问题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根据自身的想象和揣测将其解读为中国内部的单纯的权力斗争。尤其是中国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旋即对“文革”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这令当时积极支持中国“文革”的日本左派知识分子陷入困境，也给日本学界解释中国发动“文革”的根由、意义和价值等问题带来了惶惑和混乱。

3、日本舆论界及学界的对华认识

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日本学界中的地位是作为独立探索近代化道路而走向成功的典范，“中国”之于日本学者而言具有浓厚的乌托邦的理想化色彩，但随着中日两国复交，这种更多基于想象和揣测的中国认识，逐渐让位于对实际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及文化态势的紧密关注上。正如中国学者尚会鹏所言，“由于日本同其他国家在地理上都有一定的距离，并且总是从中国输入文化，因此他们对中国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正像古代中国人把印度理想化，把印度当做精神上的乌托邦一样。他们对其他国家的认识常常带有幻想的、一厢情愿式的、非理性的情感，对中国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想法同中国的实际不符时，他们常常陷于极大的困惑。所以日本人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总是无法理解。”

日本学者冈部达味在述及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时指出：翻阅《毛泽东外交文选》时可看到，在五六十年代，登载了毛泽东对来自日本友好代表团的发言，当时日本友好代表团对战争时代日本的行为，做了最大程度的谢罪，对此毛泽东表示，“过去的事就应忘记了，即使记住也毫无用处”，“……”。针对毛泽东的这一发言，日本人十分感激，“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却让我们忘记”、“即便说的是反话，但也说出了应该感谢皇军的话”、“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精神负担”等。……对此很多人的反应是，“不愧是毛主席，确实伟大”、“中国人是具有大人风格的宽容的人”、“如此说来，蒋介石也曾对我们说过勿以暴施暴”等，由此增强了日本人的亲中感情，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对恢复邦交的阻碍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日中两国国民一定能“子子孙孙”世代友好。毛泽东是真的从宽容的大人的思维讲的，还是从期待“苦于美帝国主义压制的日本人民”奋起的意图讲的还不得而知，但如果从给日本人民带来影响的角度考虑的话，确实是最高明的战术。由此，在日本人的脑海里留下了“宽容的中国人”的固有印象，形成了在这一框架内思考问题的模式，由此，日本人的对中友好感情空前高涨。邦交正常化后，尽管并未像上述人士所期待的那样，日中之间还谈不上是友好的关系，却也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构筑反苏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战略。但在日本人中间，“宽容的大人”的印象依然在持续。尼克松访华冲击波发生后半年，1972年9月末，田中首相访华，《世界》杂志出版了特辑“日中讲和的思想和条件”。执笔阵容十分强大，虽然其中洋溢着对华友好的氛围，但主要内容却依然停留在原理原则的确认层面上。首相访华前后，中国相关报道基本上以分析中美接近后的世界秩序重组以及建议相应的对华外交政策转变为主，中日关系被逐渐淹没在大国间权力游戏的从属变数之中。其中日高六郎的论文“日中友好尚未成立”认为，只要“日美安保体制仍然严峻存在”这一事态没有任何变化，对美附属状态仍然持续，日中共同声明虽然明记要反省战争却“无反省内容”等，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热衷的“日中邦交恢复”夙愿只能面对冷峻的现实：日中邦交是以追随中美关系正常化（大国间的权力游戏）的形式，即是“他律性”而成就的。正像中国历来所主张“政治经济不可分离”那样，以邦交恢复为契机，尽管“日本大垄断企业将一齐涌向北京”，但只要不同时伴随着“具体实践道义责任”的“国民意识变革”以及“实质的内容”，那么“日中友好尚未成立”的原则论便不会过时。

中日复交后，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大众传媒也表示赞同。具有代表性的论调是《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主笔）的评论：日中邦交的恢复终于实现了。1970年3月，以已故的松村谦三为团长的备忘录贸易交涉团访华之际，我作为松村氏的友人与其同行，受到中国的招待，这一年度的贸易交涉恰值出现日本的军国主义化问题，因此始终为险恶的空气所包围，眼见即处于决裂之状态。从那时仅仅经历两年半的时间，日中两国国民间即建立友好关系，相互之间作为友人自由相处的状态，简直有如梦境。正是围绕中国的世界形势及日本国内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于在国内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同时还要接受来自中国的诘问，但仍然确信日中关系的将来能够改善，为不致使日中友好的纽带断裂而隐忍努力的以松村谦三为首的先驱者们的功绩，我们应重新表达敬意和感谢。在这次的关于日中恢复邦交的共同声明中，给人印象最深之点是，日中邦交今后以和平五原则为基础进行，而且日中两国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并一致确认反对他国试图确立霸权的动向。也即摒弃以武力解决国际间纠纷的想法，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差异不会成为邦交的障碍，而且相互之间不干涉内政，国与国之间不分大国和小国的差异，各国均平等相处，约定以这种规则进行交往，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继日中恢复邦交后,我国首先必须从事的工作是努力与亚洲诸国保持友好，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巩固合作体制，恢复亚洲诸国对我国的信任。而且，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定能带来亚洲地区的和平与进步。日本不能在亚洲地区获得信任，为世界做贡献之类的想法是难以想象的。显然，同中国恢复邦交并不会疏远与美国、苏联及欧洲共同体诸国的关系。为确保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更应付出超出以往的努力。只是，值此之际需加以留意的是，美国、苏联、中国各国之间尚有意见分歧，甚而可能发生纠纷和利害对立，但日本应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绝不应持增强对立、破坏和平的立场。在中国建国25周年之际，《世界》策划了题为“中国25年的社会主义像”的特辑，分别按照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中苏关系）领域展示了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并将客观的经济指标和文件以及权力精英的言论固定化作为探讨对象；上述报道姿态延续至两年后策划的“中苏抗争和第三世界”特辑中。在两次特辑之间，中国发生了周恩来去世（1976年1月8日）以及伴随而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4月5日）和邓小平下台（4月7日）、朱德去世（7月6日）、唐山地震（7月28日）、毛泽东去世（9月9日）、打倒“四人帮”（10月6日）、华国锋继任主席（10月7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世界》杂志的相关报道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现状报告层面上。与“熊猫热”、“汉语学习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热不断高涨的社会氛围相对照，日本知识界和舆论界此时正苦于摸索新的中国论述模式，“中国对于日本来说，以前是作为日本自我变革契机的一面镜子，而现在则逐渐成为应该把握的客观对象，中国已经不是某种相关和相互依存的对象，而成为观察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越边境冲突（1979年2月）、审判“四人帮”开始（1980年1l月）、鲜明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的出台（1981年6月）以及领导层的权力交替等，这期间中国的变化，如同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立教大学名誉教授野村浩一所言：“中国的改变实在剧烈，现代中国在我们眼前，转眼间，便改变了他的面貌，甚至到有点异样的地步”。日本中国学家竹内实在日本与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则屡次以冷静的态度提醒人们注意：“不要仅仅满足于两国之间口头上的‘友好’表白，而更应该重视对彼此实际国情的相互理解，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或短浅的眼光，持久而又扎实地推动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这种客观而超前的冷静认识，确实具有高明的预见性，此后中日两国关系矛盾频仍、摩擦不断，概源于相互之间缺乏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客观认知。

日本保守派学者在有关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认识上，基于中美苏大国关系博弈的视角提出了慎重的看法。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岛岭雄在评价《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问题时，从他执笔时驻留澳大利亚所观察到的国际环境出发，评判日本在美中苏三大国为基轴构成的国际政治中，尽管与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截然不同，但未能识破中国在日中和平条约谈判中的真正意图，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没有从国际关系视角把握日中关系。中岛的现实认识是：“日本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接受中方要求的反霸权条款，将会进一步加大中苏间的军事紧张程度，进而引起亚洲的军事扩张，不仅如此，美中接近绝不是冷战结构的解体，恰恰相反，它是全球冷战的序幕。”

日本学者友田锡将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概括为“战后处理外交”，即围绕与各国的邦交正常化及赔偿所进行的外交，1978年缔结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为战后处理外交划上了终止符，成为日本开展新外交的分水岭。日本决策者在进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交涉中，仅将其单纯地作为战后处理问题来对待，但在围绕“反霸权条款”的处理上，事实证明，并不仅仅是“战后处理”，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意义。日本从象征意义上在中苏之间选择了中国，至少周边诸国是如此视之的。可见，日本学者在解读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更多地基于美苏冷战对峙格局和美中苏三大国关系博弈的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上。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具有趋向于“友好”的特质，日本国民对华抱有很大程度的“亲近感”，这种积极对华认知的形成端赖于两国关系刚刚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憧憬，对新中国巨大市场和美丽国土的向往，以及对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犯下罪行的负罪感等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理想化状态的对华友好情感。这一时期，处于中国“文革”的后期，日本学者的“文革”观也随着中国国内情势的不断变动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对“文革”的褒贬不同的评价，集中体现了当时日本学界对“文革”和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中国国情的具体认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从法律层面终结了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日本舆论界和学者则更多地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加以分析和解读，展现了当时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无不受到美国因素和苏联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国际政治现实。

第二章 崇尚“友好”时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79—1992年）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步入崇尚“友好”的蜜月时期，日本政界人士以大平正芳首相和中曾根康弘首相为代表，在贯彻“世代友好”理念，推动两国构筑中日互惠合作体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冷战末期，日本提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将多年来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纳入到世界视野中去，力图充分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与欧美诸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谈判的筹码。随着中日两国经济交流的日益密切，日本经济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数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发展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贸关系仍然充满信心，其中稻山嘉宽在推动中日经济合作，为中日经济交流建言献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崇尚“友好”时期，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抱有友好情感，并成为有力地推动日本政府制定对华友好政策的民意基础。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中国关注的焦点逐渐由“革命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视角转变，加之接触和交流的频繁，日本学者的对华认识趋于理性和务实。围绕天皇访华问题，日本各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反映了转型时期日本国民对华认识呈现的复杂化和情绪化交织的胶着态势。

一、崇尚“友好”时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加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日本人的中国观也以此为分水岭而发生显著变化，“以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直接契机，日本社会的中国认识回路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即日本社会里的中国像逐渐从‘革命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出席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持赞赏和支持态度，在对华认知上崇尚“友好”，主张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建设性接触”，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的中国观及外交实践颇具代表性，反映了中日两国在“友好”基调主导下日本政界人士的积极对华认知和对华合作的特点。同时，在这一时期，日本政界人士在处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纠纷上保持了一种建设性的合作态度，形成了一套维持友好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的常态运行机制。

1、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及其外交实践

詹姆斯•多尔蒂等人认为：“和政治史学家们一样，绝大部分决策理论家认为，了解政策制定者们的个人背景，如他们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重要的生活经历、接受的专业训练、在国外的经历、身心健康状况以及以往的政治活动等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决策的深层动机和他们的价值观。”大平正芳的个人阅历、政治理念及对华认识等影响了大平的对华外交思想和实践，成为其推动中日复交、主张加强对华友好合作的内在动力。大平正芳的外交思想和中国观闪烁着加强中日友好合作的智慧光芒，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富有诸多宝贵启示。

1910年3月12日，大平正芳出生于日本香川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成绩优异。大平1936年由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毕业后，入大藏省工作。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岁月里，他于1939年6月被派往中国，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处长），负责在张家口和内蒙一带进行经济和社会调查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当时担任蒙疆联络部的课长，已经感到占领地区的经济政策矛盾丛生，……根本渗透不到当地人的经济生活里去”；“因此，每天的工作当然不会愉快，我每天闷闷不乐地混日子”。据大平的一位朋友回忆，日本战败前大平就曾说过：“日本战败当然是极其遗憾的，但是像今天这样军部独裁专断，如果打了胜仗，也许这个世道会变得更加可怕。那样，日本可能垮得更快。”从中体现了大平的反战思想。日本战败以后，他以亲身感受指出：“整个看来，对华政策的设计与制定都是近视的。”“对我们国民来说，对华政策是付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也是一次宝贵的民族考验。这是不容否认的。”随着政治阅历的增加，他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残酷的历史认识更加清晰。

大平的中国观可从其1978年与日本评论家田中洋之助的谈话中体现出来。田中提出：“中国同日本实行不同的共产主义制度，其政治和外交姿态等，不免带有扩张性。对此要特别提高警惕。”大平认为中国不会搞对外扩张，并明确指出：近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是遭受以西欧为首包括日本等列强任意掠夺的漫长的苦难历史。直到最近，中国才摆脱那一历史阶段，获得了独立自主。因此，中国并不是对外扩张的，而一直是全力以赴地巩固国内，排除外国干涉。……虽说是共产主义，却又和苏联有所不同；一直是以中国式的一种统治概念来治理国家的。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中国化了共产主义。针对田中提出的日本某些人士认为战后日本已经做了很多反省，对中国过于卑躬屈膝。大平认为：加害者就要进行反省，这同卑躬屈膝完全是两码事。然而，我认为最近日本的潮流不是这样的，而是没有从加害者的立场和被害者的角度出发，公正地看待我国是加害者和中国是受害者这样一种日中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中国要求同日本建立平等的友好关系，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对待吗？作为一个加害者，必须进行的反省还没有做够，更不能说是卑躬屈膝了。我的感觉正好相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万幸了。大平的上述立场和观点，不仅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赏，而且为日本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增强了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的信赖。与此相反，日本政界的一部分人士，无视日本是加害者、中国是受害者这一历史事实，妄图混淆或掩盖这一历史，甚至还有的人以所谓战争时效论进行搪塞，拒绝进行反省，并指责别人谈论这段历史。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损坏了日本国家的形象，导致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增加了对日本的疑虑，不利于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发挥其应有的国际作用。大平的政治良知是对历史的忠实和尊重，也是这位政治家站在崇高的人类道义立场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严厉批判和真诚反省。在这种凝重的历史反思中，大平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信赖。

大平的中国认识体现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两国之间似近还远，似远还近，是一种微妙的关系。我国虽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日本又培育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因而，日中两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毫无疑义，如何同这个国家建立关系，乃是日本外交上的重大课题之一。不仅如此，对日本的内政，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从内政这个侧面看，中国问题也有其非常独特之处。”“在日本国内，历来就存在着主张与中国保持真正友好关系的力量；反之，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企图在中国确立霸权的势力。回顾战后至今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过。只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力量的消长，斗争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基于这一认识，大平主张中日友好，并与“亲台派”势力抵制中日复交的行为作斗争，为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晚上，中国课长桥本恕受大平外相邀请到赤坂的“千代新”酒家，席间田中作陪。大平对桥本说：“这届内阁准备恢复日中邦交，请立刻加入到汇总谈判的工作中来。”在桥本看来，大平好像对中国拥有一种赎罪意识。同座的田中保持沉默，田中恢复邦交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考虑，并决心付出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有力一搏。大平对桥本说，“省内和自民党内的两个中国论的势力还很强，尽管已经执掌了政权，但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讲，要保持内部稳定，秘密地准备布置。”

由于大平对中国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源于自身的中国体验，对日本的侵华罪行拥有深切的反省意识，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冷静客观，并成为推动中日复交和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促进派”。

大平将中日关系的发展放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层面来考虑。大平曾经说过：“不能将日中关系仅仅局限于是两国的财产，它应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挥作用。”这清楚地表明，大平致力于日中关系的初衷和归宿都是要维护日中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亚洲及世界和平。1972年5月8日，大平正芳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在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中，认为中日两国应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上发挥中坚作用。大平在建议中强调：亚洲地区局势不稳定，日、中两国应当致力于创造该地区的和平。为了完成对亚洲和平负有责任的日中两国的永久和解，我们必须迅速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但在这件事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私心和幻想，虽说还有困难，但我想终究是不容回避之事。而且这项事务早就经过了民间协调时期，现在已到了由政府承担责任负责处理的阶段。我再次迫切期待政府应该倾注诚意，抓住这个问题，致力于邦交的恢复。1972年10月28日，大平正芳在第70届国会上所作的外交演说中强调：“使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确立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于巩固亚洲安定和繁荣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两国对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定、秩序和繁荣作出贡献……日中两国只有通过这种稳固信赖的邦交，才能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友好关系并使其得到发展。作为政府，将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大平曾目睹战争给日本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和不幸，因而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国际环境至为可贵。由于大平抱有强烈的和平信念，因此他把争取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看作是政治的最大使命。大平认为，日本外交目标所追求的长远利益就是谋求安全保障与和平，这种安全保障的基础又在于确立“政府的对内对外的信用和权威”。由此，大平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思想，并在这一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开展对华外交，推动中日友好与合作。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成立后，便积极推行亚太外交，在对外政策和外交战略的设计、构想过程中，以大平为首的日本政府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思想，注重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大平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指出：日本作为一个绝大部分资源和市场都依赖于海外的岛屿国家，为保障国际安全、实现国家利益，除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和建立一支有限度的、高质量的自卫力量之外，还必须加强包括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综合外交，以保障日本的综合安全利益。“石油危机”以后，“发展友好关系”的目标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资源开发”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因为只有保持友好关系，才有进行资源开发、确保资源供应的可能性。1976年，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菊池清明表示：“日本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存度很高，贸易如此，资源也是如此。因此，日本有必要与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以“石油危机”为契机，通过保持良好关系确保资源供应安全，成为日本外交和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目标。大平内阁明确表示，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大平认为，“日中关系不单单是日中两国间的问题，它会对东南亚产生影响，进而对美苏的世界战略产生影响”，进一步“加深日中友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大平是把中国问题作为转折时期日本的重大政策调整来对待的，认为中日友好不是适应潮流的权宜之计，而是从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将其同日本长远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紧密联系起来的根本国策。

中国在大平的“综合安全保障”思想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具体落实在行动上，大平积极致力于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大平认为，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亚洲和国际政治结构的稳定，符合西方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不闭关自守，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日本等先进各国加深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亚洲的安全角度来看，是值得欢迎的。同时，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可以给陷入僵局的日苏关系以刺激，使苏联对日态度变得灵活一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方面很担心中国难以克服国内困难而陷入混乱。1979年12月，大平首相来华访问时，便流露了这种想法，他说：“我心中不禁还有一些不安。在相信勤劳智慧的10亿中国人民参加的伟大事业能胜利完成的同时，也看到内外形势的严峻，不得不想到将来的困难。”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举措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有利于避免因中国混乱而给日本造成难民问题等而消极影响。

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访华，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日本首相。访华期间，大平首相同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两国领导人认为，中日两国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扎扎实实地巩固和发展长久和平友好关系”，“为了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赖，今后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两国间各种级别的交流”。为了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支持和进行合作，大平首相表示对中国方面提出的“石臼所港码头”、“兖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建设”六个大型项目进行资金合作；决定在1979年向中国提供550亿日元的低息长期贷款，条件是年利率3%，偿还期为30年，其中包括10年的缓付期。物资和器材的筹办原则上不附带条件。这样，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国家。由此，中日经济合作就从“民间级”发展到“政府级”，形成了政府和民间两位一体发展的新格局。这一举措明显体现了大平首相的如下意图：“日中关系既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相关联，同时，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合作，也会同中国的稳定和亚洲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姬鹏飞回忆，大平正芳强调：日中友好合作关系是亚太地区稳定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使是在遥远的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日中两国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友好下去，并决定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实现了中日两国全面的经济合作。他认为，人们期待一个更加富裕的中国的出现，因为这与更加美好的世界相连，日本要对中国为实现现代化所作的努力进行积极合作。大平正芳先生最初下决心辅佐田中首相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不仅是立足于日本人民的现实和长远利益，而且预见到在迎接亚洲、太平洋时代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中日友好合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大平正芳首相访华期间首次在中国发表了题为《迈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谋求新的深度和广度》的演说，强调日本的外交方针是“贯彻和平外交，同所有国家都不搞敌对关系，拒绝走军事大国道路，把所拥有的力量专门用于国内外的和平建设和繁荣上面”。关于中日关系，大平首相表示：“日中两国按照两国间的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这两项文件上所写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善邻，将长久地维持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80年代，而且向着21世纪，应该在一切方面发展两国间良好而稳定的关系，并进一步寻求深度和广度。并且，应该使这种日中关系发展成为对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的关系”。

“在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双方国民心与心之间结成的牢固的信赖。保证这一信赖的首先应该是国民间的相互了解。”……如果“只在一时的气氛或情绪上的亲近感、或者只在经济上的利害得失的算盘之上建立日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那就最终会成为犹如空中楼阁的、昙花一现的、脆弱的关系。”

大平在演说中还阐述了日本对华合作三原则，即不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合作不应牺牲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合作关系；日中关系不是排他性的，日本不想垄断中国市场。

大平正芳倡导的“综合安全保障”思想涉及的范围较广，从加强中日关系发展的角度来说，大平将其视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之一。1980年1月25日，大平正芳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明确表明了日本是“西方一员”的立场，并系统地提出与西方协作的四项行动方针：（1）以与美国合作为轴心；（2）为承担国际责任，不惜作出牺牲；（3）不妨碍友好国家采取的措施；（4）对巴基斯坦及其他周边国家提供战略援助。根据外务省文献，所谓“西方一员”的定义是：“拥有共同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发达民主主义国家成员国。”大平的外交观，显然有别于三木和福田的等距离及全方位外交的力争谋求日中、日苏关系均衡发展的主张，而是将重点放在稳固与美中两国之间的纽带联系上。大平认为，以发展与美中两国之间的纽带为中心，进而推动囊括环太平洋地区的区域合作，至于对苏关系，日本没必要为改善关系而把握主动权，关于开发西伯利亚，欲得到日本方面的合作，莫如说苏联应该主动作出让步。

大平正芳中国观的形成，源于其自身的中国体验，基于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及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痛切反省，大平更为注重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大平中国观的核心理念是，认为发展中日关系不仅对两国有益，而且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障，并将其作为贯彻和落实“综合安全保障”思想的重要一环。大平担任首相期间，身体力行地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通过提供对华援助的方式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促进中日友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大平正芳的外交思想和对华合作实践，对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极富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2、中曾根的国际国家构想及其中国观

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提出了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集中体现了日本力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志向。中曾根为提高日本在美日欧三极体制中的地位，增强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通过对美战略依赖、对华战略协调和对苏联战略对抗“三位一体”的大国外交协调推进，其中对华外交在这一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维持和发展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成为中曾根实现政治大国抱负的根基所在。

1983年8月5日，中曾根康弘在其私人咨询机构“和平问题研究会”首次会议上致辞时表示：“为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本作为西方的一员应与世界各国在合作与协调的基础上推进世界和平，作出与日本国力、国情相称的贡献，为此，亟须进一步从军事、经济、外交等多角度全方位考虑综合安全保障。”1984年12月，“和平问题研究会”根据中曾根的指示提交了一份题为《国际国家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应该改变战后长期以来“在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采取避免介入的消极态度”，而应该“向着国际国家的目标努力”，而且“不应把积极行动限制在狭义的经济领域内，而应适应形势，增强政治作用，对于经济行动也需从政治角度加以分析”。另一方面，认为必须“加强防卫努力”，主张“一国的安全政策应该与其国力和国际环境相适应，近年日本国力显著增强，因此必须重新综合考虑日本的安全政策”，“日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探索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途径”，而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强化安全上的自助努力，对维持远东和平作出贡献”。表明了日本要做一个“国际国家”的目标诉求。

中曾根的国际国家构想主要体现为：“在世界呈现结构性变动过程中，日本不能像过去那样被动应付，而应能动地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参加世界上的军事活动，但可以在政治领域对世界拥有发言权”，“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从一个亚洲国家向对全世界开放的“国际国家”迈进。1985年7月，中曾根访问法国时又明确提出了日本的“国际国家四原则”：（1）不做军事大国；（2）竭力维护自由贸易体制；（3）对发展中国家和真正的不结盟国家予以理解与合作；（4）加强日美欧联合，以此为中心开展太平洋、大西洋合作。中曾根执政后不久便宣称：“一贯仅仅按照经济逻辑向外发展的日本，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如果想继续发展对外经济，必须优先进行国际政治判断，而不是优先考虑经济的合理性。”1985年的《外交蓝皮书》首次写明：“只谋求我国的繁荣是不可能的，应实现向世界开放的国际国家日本的目标，并须不惜为此作出‘自我牺牲’。”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日趋稳固后，谋求政治大国的意向日渐明朗。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公开表明要从纯粹的“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这显然是对以往日本一贯奉行的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吉田路线”进行修正，体现了旨在转变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国志向。1985年7月，中曾根在自民党第五次轻井泽政策讨论会上发表题为《新日本的独立性——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日本》的讲话，对其“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作了全面阐述。主要内容为：“不设禁区”，“清算战后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以往的基本制度和结构”，“使日本从经济大国发展为政治大国”。“战后政治总决算”是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而扫清道路和创造条件，根本目的则是确定国际国家的发展方向。

中曾根的一系列战略构想，体现了日本的国家身份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诉求，其提出的“国际国家构想”和“战后政治总决算”所要达到的目标大体为：首先，通过对国内各个领域进行改革，打破战后一直以来遵循的“吉田路线”的束缚，向战后的各种“禁区”挑战，超越战后体制。同时，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意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以便发挥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作用”；再次，外交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建立起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型伙伴关系，重视发展与西欧的关系，确立美日欧三足鼎立的三极体制；最后，在综合安全保障的原则框架内，增强军事力量。同时，立足于亚太，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将亚太建成与美欧三分天下的外围基地。

中曾根提出的国际国家构想旨在提高日本在美日欧三极体制中的地位，增强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而具体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是通过对美战略依赖、对华战略协调和对苏联战略对抗“三位一体”的大国外交来实现的，其中的对华外交在这一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日共同面临着苏联的强大威胁，因此，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中美建交，事实上形成了中美日三国对苏联的围堵态势。日苏之间存在着领土等问题上的矛盾，加之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大力扩张，使日本增强了来自苏联的威胁感。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在北方四岛的驻军扩大到相当于一个师的规模，并在择捉、国后两岛修建了海空军基地。苏联每年在日本周围巡逻侦察的军用飞机达350多架次，通过对马、津轻、宗谷三个海峡的舰艇也达500多艘次，还在日本附近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实际上，苏联的对日外交只是想如何利用日本来增强对美谈判的筹码。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便放弃了“等距离外交”和“全方位外交”路线，公开提出作为“西方一员”的口号，向欧美一边靠拢。日本认为“苏联是信奉实力的”，为此势必要增强实力，但日本难于单独与苏联抗衡，需依靠以美国为中心的“日美欧”战略联合。日本专家提出：日美欧可共同努力，“把苏军分别钉死在欧洲、中东和太平洋三条战线”，使其难以在一个方向上集中兵力向外扩张。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不仅要运用本国的综合力量，而且要“在国际战略合作中借助各国的综合力量”。中曾根推行的外交路线体现了与苏联抗衡的特点，为使这一方针顺利实施，在依循对美战略依赖的同时，重视发展和强化对华友好关系，通过联合美中的方式，以遏制苏联的扩张态势。

日本的安全保障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在冷战体制下，中苏同盟十分紧密，日本实施反共政策敌视中国，但随着中苏对立激化，而转变为向构筑对苏联的包围网方向迈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中曾根在处理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时，十分重视首脑之间的友谊，在谈到日本外交方略时指出：“我的外交方针是首先调整日韩关系；其次是和美国牢牢携手，然后是建立同中国的善邻友好关系。当时，我是以这个顺序设想的，也明确地这样提出过。”

1984年3月16日，中曾根访华前发表讲话表示：现在的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在外交方面的最大重点就是中国。日本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同时又非常重视与日本在亚洲的邻居中国的关系。日中两国长期稳定地友好合作，是日本的基本政策。为了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和日本肩负重大责任。中曾根的发言强调对华友好合作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演讲。中曾根在演讲中说：为确立长期的和平友好关系，日中两国领导人阐明了坚定不移的决心。通过一系列的首脑会谈，确认了日中两国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社会体制的不同，向着21世纪维持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同时我们一致认为日中和平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还郑重地回顾了日中两国过去那一段不幸的历史，再次确认了日中不再战的庄重宣言。今后两国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而绝不应该诉诸武力。我认为所有这些应成为今后发展两国关系的思想基础。中曾根始终强调：“在对华政策方面，日本应当严格遵守中日间的联合宣言和条约，美国也应当严格遵守中美间的上海联合公报等基本条约和约定，以此为前提，在日美中三国间进行对话。”

中曾根内阁时期，基于国际国家构想和通过“三位一体论”构建日本的外交政策框架，十分重视对华关系的发展，并通过加强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密切合作的方式，注重与中国进行协调磋商，珍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力图在国际社会中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对苏联进行防范和牵制。这一时期日本在维护亚洲和平与稳定方面注重保持同中国的对话、协调与合作，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接触”，显然有利于提高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1953年，中曾根康弘曾经与园田直等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如果考虑到帆足计等日本人于1952年首次访问中国的话，这是很早时期对中国的访问，由此可见其对中国的关心之深。此后，中曾根不断有“反苏”言行，但却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同时自民党内也出现了这种动向，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松村谦三及高碕达之助等，中曾根和这些人一起形成友好促进派。中曾根认为：从日本的全局战略来看，中国既是邻国，又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国家，日本不应该与中国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尽管存在着台湾蒋介石总统的问题，但那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应该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我始终坚持这条底线。我想中国是了解我们这些行动的。特别是我和松村、高碕等与中国保持着很密切的交往。中曾根的中国观深受近代以来日本盛行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德富苏峰的对华认识的影响。1948年秋，中曾根康弘曾多次向德富苏峰请教有关对战后日本的看法。德富苏峰认为：“中国绝不是苏联的臣仆，和苏联分道扬镳只是个时间问题。毛泽东很有可能超过铁托。”同时指出，日本的前进方向要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曾根康弘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德富苏峰先生曾经说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的人’。此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重视中国，与中国保持广泛、持久的友好关系。这也就是后来我被称为日中友好掘井人的原因所在。”可见，德富苏峰的思想对中曾根中国观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

中曾根中国观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差异，而且两国之间也不可能形成同盟关系。在其代表作《新的保守理论》中，中曾根将日本归于“海洋国家”，与英国、美国同属于一类；而将中国纳入与苏联一类的“大陆国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还十分脆弱。……大陆型原始生存式的人口大国中国，与海洋型密集式成熟民主国家日本，是两国国情的基本差异”。因此，他主张必须切实把握这一基本差异，明确双方能够合作及不能合作之处。基于上述认识，中曾根认为日本应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区域的东南亚国家合作，而与中国保持经常的、限定性的状态较为理想。在发展中日关系方面，应该保持与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平衡，防止“过度加强日中关系引起‘黄祸论’的误解”。可见，中曾根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中日之间的发展方向和前途进行了深入而冷静的思考。他坚信日本在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同时，还要认清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的不可改变的差异，所以日本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保持限定性距离。尽管中曾根关于中日两国分别属于不同类型国家的观点有些偏颇，但这些观点表明了当时日本的世界战略和中曾根的国际观。

中国问题专家横山宏章在采访中曾根时提出：“就日中关系而言，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日方往往依照中方的要求处理。有些人不免议论，‘这实在不像话，为什么要一一听从中方的要求？这不等于是按照中方的意志办事吗？’对此您有何认识？这里还存在着战争责任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日本受战争责任的约束，这是日本对华外交的特点。”中曾根回答：“比较而言，我经常被认为是国家主义者，可是在日中关系上，日本总感到内疚。因为从根本来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从具体的局部来看，我们不容他国干涉日本内政，或据理反驳。可是如果把各个问题放到整体上来看，就可以理解中国方面的情况。”

中日之间曾确立“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三原则，中曾根提议应该加上“相互依赖”一条。中曾根在谈到这一背景时指出：“原因在于，今后的日中关系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也许会相互猜疑。但是，如果相互信任，付诸诚意坦诚相待就能够克服遇到的一切问题。胡耀邦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案，遂表示赞成，此后就变成了‘四原则’。”

《朝日新闻》论说主笔若宫启文曾要求中曾根谈一下中国观，中曾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对中国的未来并不感到不安，也不觉得危险。从历史上看，中国基于“中华思想”的确曾让周边国家朝贡，但它并没有推行欧洲式的军事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而是采取让周边自然臣服的方式顺从自己。至于中国将来的变化，我不知道共产党的统治延续多久，但我期待着中国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责任，反正中国迟早会加盟主要国家首脑会议成为第九名成员。台湾只要不独立就可以与中国大陆共存，日本也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尽管日美中三国关系多少会出现一些波折，但总体上会保持和平，进一步向共同发展和加强合作方向前进。

中曾根康弘的中国观承袭了自民党“保守本流”路线的内核，这可以从其在轻井泽会议上有关东京审判史观的发言中体现出来，实质上体现了对战后处理方式的不满，这也正是他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内在动力，企图通过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超越“战后体制”的束缚，重新树立大国形象，并以不惜打破成例的方式挑战一系列“禁忌”，反映了日本在经济大国地位日趋稳固后，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增强发言权的志向和意图，但由此采取的一系列举动不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对。中曾根对中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对于过去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认识方面抱有赎罪意识。同时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考虑，在维系对美依赖的前提下，注重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华友好关系。中曾根的中国观颇具复杂性，既有国际战略家的素养，又有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构造，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他基本上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站在国际战略全局的视角思考问题，在一定场合收敛其“鹰派保守式”的言行。

3、冷战末期日本政界的国际观及对华认识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格局重新分化组合，日本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体制构想，旨在通过自身经济实力谋求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提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将多年来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纳入到世界视野中去，力图充分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与欧美诸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谈判的筹码。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战略视野中的地位也随着世界格局的转变而发生微妙变化。

日本外务省以栗山尚一为代表的官僚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破产”，“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业已崩溃”，“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为发展方向的潮流，正在全世界扩展开来”，“因此90年代国际新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先进民主国家共同承担”：（1）世界进入了摸索新型国际秩序的时代。在未来的10年里，“既存在着走向更和平、更富裕的世界的光明希望，也存在着因‘秩序空白’而产生的危险”。（2）苏联“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军事实力继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余力”，但在向新时代转移的过渡期中仍然存在着“不可靠性和不稳定因素”；美国“苦于孪生赤字，已无法独自支撑国际秩序”，日本“把美国所支撑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并单方面依赖于这一秩序的时代已成为历史”。日美两国“处于同欧洲国家共同分担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责任的地位”。（3）“日美欧的协调体制掌握着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再度作为5∶5∶3的一员，处于负责构筑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地位”。建立90年代国际新秩序必须由日美欧共同承担。日本只有与美欧合作才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担负起制订国际规则的责任。基于以上认识，栗山认为日本已是发达民主主义国家的主要成员，要改变以往那种“被动外交”，“尽快从中小国外交转为大国外交”，通过国际协调“构筑新的世界秩序”，“日美欧协调体制掌握着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日本要成为“国际大国”，必须“通过承担责任与付出代价来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可以认为，栗山的文章比较明确地反映了日本领导集团的意图。

根据日本外务省披露，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是由日本方面首先提出的。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给美国总统的亲笔信中说：“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90年代的国际社会变成更加和平而又繁荣的社会。”在同年3月2—3日的美日首脑会晤中双方就此达成了共识，美国建立新的三极结构的目的就是借助日本以抗衡西欧。日本积极提出这一倡议，充分体现了日本政界在面对世界格局转变的形势下，依据自身实力，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第一，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应是西方化模式；第二，西方国家应是建立未来新秩序的主要力量；第三，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以及在新秩序的框架内，发挥日本第二经济大国的政治作用。海部首相多次强调“日美欧合作”，主张“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日本不仅要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而且要在建立新格局中发挥“主导作用”。海湾战争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谈到未来世界新格局时称：“最好是以美国为主导，形成由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与会七国共同管理世界的局面，并与苏联、中国协商维持和平。日本作为亚太一员将具有很大发言权”。日本外交追求的“三极体制”就是要利用经济大国的实力，建立日美欧三家的战略协调关系，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进而支配世界。

日本政界人士普遍认为，从综合国力看，美国仍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今后的国际新秩序将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协调体系”。由于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日本仍需依靠美国，所以日本政府强调，日本是站在“先进民主主义国家一员”和“亚太地区一国”这两个立场上开展外交的，“但无论从哪个立场上来说，重要的还是日美关系”。海部首相说，为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日本的作用主要是发展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并推进美日欧三极对话”。

从日本政界的动向和对外认知来看，自1989年以后，日本开始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具体措施和手段为：（1）维持良好的日美关系不仅是确保日本和平与繁荣的关键，而且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强大动力；（2）建立日美欧协调体制，形成以日美欧为主导的新的国际权力中心；（3）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秩序取代战后雅尔塔秩序，取代社会主义秩序，其本质是将西方秩序全球化；（4）以经济援助为主要手段，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

为实现日美欧三极体制主导世界的构想，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海部首相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1991年8月10日至13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正式访华，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日关系全面恢复，也是第一位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并率先来访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为中国最终打破西方制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次访问中，海部首相首次提出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设想。以海部为首的日本政界人士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意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海部表示，“日中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要“为使众多人士用血汗筑成的两国关系的长城坚不可摧，并使它更加发展而倾注我的心血”。日本政府借海部访华之机，决定一揽子提供199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约1290亿日元），日本将向中国提供4900万日元以内的无偿援助，用于文化设施建设；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追加提供150万美元救灾援助；对中方提出的第三批资源贷款问题，日方原则上表示同意。一位随海部首相访问的日本官员说：“我们希望这次访问会开创一个新时代，从而使中日关系由纯粹的双边问题扩大到坦率地讨论全球问题的关系。我想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时事社在综述中认为，海部首相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是一次谋求将过去以两国间问题为中心的日中对话转变为意识上要建立“世界范围内的日中关系”，就此意义而言，现在日中两国“站在了新形式对话的起跑线上”。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的提出，是冷战结束初期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并逐渐成为两国政府的共识，对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在本质上是为“日美欧三极体制”的国际新秩序这一目标服务的，是确立日美欧三极体制的重要一环，其真实意图是在战后首次出现的美国与日本、中国关系同时恶化的情况下，形成日本外交的“两轮”，借助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日本政界人士非常清楚在中美关系不畅的情况下，日本在对华外交上保持相对独立性对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曾经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要永远拘泥于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轴的冷战时代的思维，应该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态度：日本要同亚洲国家一道探讨实现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道路。这样一来，就能把“亚洲中的日本”这种地位突出出来。惟其如此，日本的重要性才会增加，重要的日美关系才会大放异彩。“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日本依托作为经济大国的雄厚实力力争在国际新秩序形成过程当中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同时将多年来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纳入战略视野中去，充分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加大与欧美诸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谈判的筹码。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人士称，日本政府把江泽民总书记访日，视为“冷战后”构筑“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第一步。宫泽首相在欢迎宴会上表示：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时代。自苏联解体后，正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今世界，要求日中两国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为此，我国愿意同贵国相互合作，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创造和平环境作出贡献，并更加积极地支援各国为本国经济、社会的努力。与此同时，我国期望就军备管理、裁军以及地球环境等国际社会的共同课题，同贵国今后也继续加深政治对话，以致力于实现“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日中关系”。宫泽首相表示：“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同等重要，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之一”，日本将继续积极发展日中关系，并把日中关系称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其后几届内阁基本上肯定并延续了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总方针，更多地强调在世界潮流中发展两国关系。但究其实质，所谓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实际上是日本在冷战后自视其国际地位提高、国际责任增大而在对华关系上作出的一种反映，而这一政策也正是由于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上升为日本对外战略决策的理念而导致的。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的提出还体现了日本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的意图。日本军事评论家江畑谦介认为，由于靠日本自己已无法对付中国，因此，把日中关系问题放在多国或国际场合来解决，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强调的重点，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语更多地体现了借用别国，特别是美国力量来解决日中矛盾的含意。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论体现了日本政界人士基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自身外交战略的调整来处理日中关系，使日中关系成为超越两国狭隘的双边关系范畴，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大国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对话与合作新时代”的新型关系。在这种新的框架下，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坚持“友好”及“合作”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原则。在经济上，继续以日元贷款为主体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合作中更多地考虑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结构的平衡，更多地体现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加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不断加大对华关系的政治比重，在民主、人权、军备等问题上继续对华施加某种压力，支持中国参加国际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协调机制，将中国纳入国际协调体系，在涉及中国主权的一些敏感问题（如台湾问题、中国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多的关注和介入政策，企图以此掌握对华关系的主动权。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维持和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对于推进日本倡导的日美欧三极体制发挥着“基石”的作用。日本外交战略的意图在于：利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衰落、世界出现多极化的机会，凭借其经济优势，积极参与亚洲乃至世界事务，填补“秩序空白”，改变其由于战败“虚脱”而在政治上造成的被动地位，争取同其他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增大发言权，在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

美国学者斯布罗特夫妇指出：“从决定和决策的过程来看，重要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何认识环境的，而不是环境到底是什么。”日本政界人士在应对中国的“六四”政治风波时，采取有别于欧美国家的对华政策印证了这一点。日本之所以在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与欧美诸国保持距离，大体原因如下：

首先，基于日本过去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缺乏道义上的依据和自信。1989年6月7日，宇野宗佑首相在众议院会议上说：“应当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着以往与中国处在战争关系的过去，如今在中国发生混乱时应避免发表黑白论式的言论。”。“六四”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挥舞“人权”大棒，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裁。日本出现了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强烈呼声，舆论也推波助澜，要求政府采取强硬举措。同时，日本政府也面对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要求强烈谴责中国的强大压力。对日本政府来说，“自身作为西方一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支柱，因此，对中国采取温和态度就可能导致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孤立。特别是如果让对“人权”极为敏感的美国国会和舆论反感，已经因经济摩擦变得十分紧张的美日关系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当时，日本政府希望能回避这一局面。

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进行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可能会提出二战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残暴行为的历史问题，对日本予以强烈反驳。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一事态的发生。过去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造成了几千万人以上的牺牲者，战后日本是否充分承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日本方面本身也没有自信。因此，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避免中国提起侵略战争和战争责任问题。“其结果，这个未解决的战争责任问题成为促使日本政府选择独自的对应政策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于是提出“不受感情因素左右，而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出发，采取慎重对待的方针”。

其次，日本政界人士担心，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导致中国进一步混乱，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1989年10月，日本一位外交官说：“中国事态发展到那一步，只好动用军队”，“西方对华经济制裁能起什么好效果？从日本未来着想，中国发生不幸时不应考虑制裁，而应考虑如何进行对华合作”。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1990年2月纪念《每日新闻》创刊118周年演讲时称：游行和绝食妨碍了中苏重大国事活动，“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尊严”，“使用武力是迫不得已的”。“美国政府负责人既然对苏联在阿塞拜疆使用军队表示理解，认为‘哪国政府都有维护本国秩序的责任’，那么也应对中国政府使用戒严部队维护本国秩序表示理解”。中江认为欧美“明显地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是不妥当的，“事实上越是牢固维护国权的国家，其人权才越受到广泛尊重”，“空喊人权而轻提国权难有成效”。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冈部达味撰文指出：“人权外交”难道不是少数富国干涉其他弱小国家内政的工具吗？难道不是在“人权外交”的名义下只批判部分敌对国家吗？如果只是一味谴责中国，造成中国发展停滞，引起混乱，势将影响日本及其他邻国，成为“更大的人权问题”。因而“对中国稳定予以合作是我们全体的共同利益”。尽管最初日本政界人士当中持此态度的人数并不多，但担心中国发生更大的混乱而波及日本的顾虑，确实成为在应对中国政治风波上，日本与欧美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尽管出现人权因素的影响，不过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总体轮廓还是清晰的，正如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野作太郎所言：我们应该记住，一个更加稳定和富裕的中国将不仅仅使它自己受益，整个亚洲，并且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将受益于此。我们应该避免感情用事，避免单纯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运用到在中国展现的每一组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中去。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努力，把中国带到亚洲和平、发展和繁荣的框架当中。据《文春周刊》披露，在当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围绕关于制裁中国的“政治宣言”的措辞问题，日本代表与欧美代表发生了争论。据当时与会的日本代表国广道彦回顾说：在争论中深感东洋人和西洋人对自由的基本认识不同。西洋人把自由视为绝对目的。极而言之，若为自由故，社会动乱可不顾。东洋人则认为自由固然重要，但若引起社会动乱，将会鸡飞蛋打，自由又有什么用处，所以自然要考虑社会稳定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其实“西洋人”何尝不知这一基本常识，只不过一些持偏见的人对本国奉行一套标准，而对别国则又另当别论了，这可以称之为西方一些国家在人权问题采取的“双重标准”。

“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后，日本政界和媒体一部分人士鼓动日本政府运用经济力量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自由与民主”，对美国的制裁措施予以呼应，宣称日本政府有义务不断以外交姿态向中国表明，只要不搞“自由与民主”，“提供经济援助就有一定制约”，要求日本政府“将日中关系置于日美关系制约之下，在美中关系许可的范围内推进日中关系”。1990年6月，日本一个名为“联合”的组织还向海部首相上书提出：重开对华日元贷款问题应慎重，并以中方是否“尊重人权”及“释放天安门事件被捕者”为条件。

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所施加的“人权”压力，对日本的对华认知带来了一定影响。这可以从海部访华的举动中体现出来，海部访华与历届日本首相访华的不同之处在于，无论在首脑会谈还是在政策演讲中，海部均向中国提出所谓“民主与人权”问题。日本报纸评论指出，过去首相访华只是讲对过去历史的反省和建立日中经济、文化友好合作关系，而这次则第一次向中国提出“不顺耳”的“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并积极要求中国在裁军、军备管理方面发挥作用，表明“日本对华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对华政策不仅局限于双边关系，而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将其定位于日本“国际新秩序”的蓝图之中。外务省人士称，“作为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参加国，日本对中国该说的就要说”。日本报界认为，这表明海部作为1989年6月以来首位出访中国的西方国家首脑，十分担心美国国会和西欧攻击日本只顾经济利益，而不讲人权，“不够西方盟友的资格”。日本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前列，因此惟恐因改善对华关系而损伤同美欧的关系，不得不提及人权问题，以缓和西方国家的不满情绪。

最后，日本和欧美诸国针对中国的人权制裁，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和欧洲各国产业界，不得不意识到“作为巨大市场的中国”，极力主张不应拘泥于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而损失经济利益。这些都成为缓和对日本政府的温和对应政策持批判态度的原因。这也是日本何以能够说服欧美诸国“反对孤立中国”的原因之一。不过，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日本这种温和的人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树立了日本良好的国际形象，但这基本上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离实现全球普世的人权道德关怀目标尚有较大距离”。

1990年7月，在休斯敦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东西方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后的首次会议。这是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会议，与几年前日本在七国首脑会议上的处境相比，这次会议上日本的发言权明显增大，日本坚持自己的主张之坚决是前所未见的：（1）日本在反对孤立中国，恢复对华日元贷款上，力陈己见，说服了与会者并获得默认；（2）在对苏联提供经援问题上，日本同美国一起反对联邦德国和法国提出的立即对苏联提供大量经援的主张；（3）关于日苏间的“北方领土”问题，在会议的声明中写进了“主张早日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这是日苏关系正常化不可缺少的措施”的内容。这说明，日本的立场已得到与会国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前所未见的。在休斯顿首脑会议上，日本主张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得到认可，最终说服美国同意重开第三次日元贷款。日本政界人士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认为恢复对华政府贷款能达到如下目的：（1）为日本对华经贸关系开辟道路；（2）维护日中关系的稳定；（3）促使中国对外开放；（4）防止中国经济政治形势动荡波及日本（如难民问题）等。中国作为日本近邻，不仅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地位，还对朝鲜半岛及印支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因此，日本政界人士从长远及现实利益出发不能不考虑中国的重要性。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分析，“六四”风波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制裁，但日本的对华政策却与华盛顿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距离。原因有三：其一，正如日本官僚反复主张的那样，与美国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相比，在日本的外交政策议程上，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不想通过这件事刺激北京，因此对对中国进行制裁没有积极性，于是东京采取了慎重行动。其二，更为可怕的情况是，如果施加过大压力，将会给不稳定的体制带来崩溃的危险，与之相伴随而出现的通过军事上、物质上或人员上的冲击，会给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其三，直至最近，对日本来说，处理与中国甚或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现实课题，远比意识形态及人权等原则性问题，居于更为优先的位置。

二、崇尚“友好”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日本经济界积极推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间确定了长期贸易协议，日本从中国进口石油，中国进口日本的成套机械设备，日本的一些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停止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事件以及1989年“六四”风波，也为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投上了一些阴影。

1、对中国经济调整及外贸体制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至经济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对此，日本经济界普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对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日中经济协会理事渡边弥荣司讲道：“中国为了提高10亿国民的生活水平正在奋斗，向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迈进。这一巨人正做着脱贫的尝试，这无论对于日本来说还是世界来说，都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若邻国住着10亿人，他们挣扎在贫困之中，日本也无法继续独自享受丰富的生活。”从渡边的认识来看，之所以援助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原因在于能够维持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对于日本乃至世界来说是极为有益的。

同样，谈及中国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渡边弥荣司也认为：“中国自从期待着苏联的援助失败以后，就决定自力更生，坚持不接受外国援助的方针。而现在转变为积极地寻求美国与日本的帮助，这是重大的转换，日中、美中的合作也成为了可能，在世界史上具有巨大意义。”

一名日本经济学者曾指出：“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真正起飞成功，其影响之大，一定是不可估量的。而近几年来，中国通过自由化政策，确实显示了新的动向。但是，对于能否真正起飞，我现在仍然有许多疑问。一般而言，在普通日本人中，很多对中国抱有好感（美国人和西欧人可能亦如此）。因此，常常看重中国的优点，而忽略中国的缺点。”但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日关系大为发展，日本的经济界人士也纷纷来华访问。通过访问，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有了新的认识，客观而公正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些认识主要集中在中国进行的经济调整方面。

对于中国所进行的经济调整，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副总裁青木慎三认为：从宏观经济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大体上是通过市场机制在不发生不平衡的情况下完成。而中国此前所进行的，恐怕是极端地抑制消费或者使国民生活内容丰富的政策，而进行先行投资等又加深了这种不平衡。要达到平衡，必须认识到所谓生产是人与人的关系，必须在人与人的联系的基础上进行。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远见的。我想宏观经济虽是正论，但另一个问题是耽误了投资好不好，这从长远来看必然又将出现新的不平衡。因此，我认为应将投资的不足部分通过借款和合办来解决。这种投资并非单纯的投资，而是如同河合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包括技术和管理在内的投资。如果不借助若干的外力，从中长期来看又会出现不平衡，我认为这是非常健全的政策选择。青木认为，中国此前的经济发展是在“极端地抑制消费或者使国民生活内容丰富的政策”基础上进行的。他认为必须认识到“所谓生产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通过经济调整，将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是“非常有远见的”。但他同时也担心，即这样将使投资放缓，从长远来看又将出现“新的不平衡”。而青木所提出的解决对策就是“借助若干的外力”，开展“包括技术和管理在内的投资”。

1979年10月8日，日本日中经济协会访华。随团访问的国际临海开发研究中心理事长竹内良夫也曾经谈到对于中国经济调整的认识：从国家整体或者运营经济的方向中，许多是我在去之前并不是那么认为的。用好的话说是还年轻，用稍微不好的话说是有不成熟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例如，中国现在拼命地进行经济调整，这恰与日本曾进行的经济倍增计划相似。中国一直在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出现错误，如果不纠正这种错误就会如何如何的言论很多，于是就采取中期经济计划或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形式来改变社会。中国的这种调整与纠正当时的错误与日本是一样的。中国现在进行的是急转弯，在政策忽左忽右中前进，这与巨大的建筑物或宽阔的道路正好相反。竹内良夫还谈到了中国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决定政策时和执行政策时的联系究竟在哪里呢？例如，交通部、第一机械部等有几十个部，那里有部长、副部长。而另一方面，副总理有20人左右，他们各自作为责任者，又直接负责着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我想这是一条横的线。用委员会来管理横的线，而纵的线交由部来做。这还是如刚才所说的“年轻”，我想部和委员会之间多半是用命令系统的形式进行联系，双方之间诸如讨论等是否能够真正地顺利进行呢？即便顺利地进行也至少要花费时间。对于日本来说，谈判的事情从何谈起呢？如果不能顺利地进行……，我还是认为有一种“年轻”的印象，我想这是不会有错的。1983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五年后，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关西本部长川胜传也谈到：“这五年间，中国做了艰苦摸索，并进行了非常大的政策路线修正和转换。最初是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开放政策，接着又强力地推进调整政策，现在这种政策又有某种程度的缓和倾向。”

从竹内和川胜的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在日本经济界人士看来，由于以往的经济政策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中国进行了经济调整。在他们的认识中，中国经济政策的波动性较大，且政府管理机构在协调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日本经济界出于谋求从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中获取利益的考虑，不仅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整，对中国的外贸体制等更是密切关注。1988年春季交易会后，日商也指出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不少问题：首先，他们普遍对我正在深化的外贸体制改革予以关注，尤其关心我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以及所采取的方式会给中日贸易带来什么影响。如担心各地自相竞争，使原有正常贸易秩序打乱；各地自行其事，出现问题无人受理；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一些公司和生产企业只图眼前利益而忽视产品质量；担心出现混乱、问题严重后，中国再走回头路等等。

对具体交易提出的意见则仍集中在不能稳定供货、不按时履约、商品质量时好时坏、处理索赔难等老问题上。他们反映，本届春交会上棉纱、棉布、生丝、有色金属产品、羊绒等货源严重不足；对一些公司不按时履约甚至要求撤约感到无所适从；对近来突然增多的质量问题，如部分省市公司在出口羊绒中掺假等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说中国一方面要求日本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一方面又不能保证货源，保证按时履约甚至签了合同又毁约，不注重改善产品质量，令人难以理解。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有些日商认为，搞中国贸易费时、费力、费用开支大，风险大、没有安全感，从而对从事中日贸易的信心不足。有的进口商对中国今后能否稳定供货，有秩序地开展贸易活动表示担忧，准备或正在转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也有个别的商社对从事中日贸易的前途感到失望，从而撤销驻中国办事处或压缩从事中日贸易的人员编制。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新动向，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上述问题的存在充分表明了中国当时在对外经贸合作方面面临的挑战。从中国情况来看，由于对日本的出口商品结构主要依赖石油等初级产品，出口商品档次低，质量、款式、包装、推销工作等不能完全适应日本市场的要求，特别是在原材料供应、交货期等方面都缺乏优势，使得中国生产企业适应国际市场的能力弱、掉头慢，面对日本及其他市场的急速变化难以灵活反应。从外部情况看，中国面临相当激烈的竞争。日本市场消费水平高，对商品质量要求之高近乎挑剔，外国商品很难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力争扩大对日出口，其中“亚洲四小龙”更是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显而易见，中国当时既处在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同时也处在一个激烈角逐的国际环境中。

另外，一些日本企业界人士通过走访中国的企业，对于中国企业的状况也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位岛津制作所的技术员去青岛、天津、合肥、郑州等地进行技术指导时发现，有些单位购买仪器一年了，一次也没有用过，连开关如何使用都不懂。这种仪器长期不用是要损坏的。这种仪器每台价值800万元，像东京这样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也仅有两台。而中国的研究所、医院、中药厂、啤酒厂都买，难怪这位“岛津”的工作人员嘲讽说“我们很感谢中国”。中国常常委托代理商在外国经销商品，不亲自去打开关系，建立市场销售网。如中日合资建造的一个啤酒厂，由于生产的啤酒过剩，中方建议日本把该厂的啤酒卖给东南亚国家，但中方自己却不愿直接去东南亚推销。日本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是靠公司、企业直接派经销人员拎着手提包到街头巷尾，甚至深入用户家中征求意见推销产品。这种事最难做，开始时很艰苦。中国人并不热心去做，而是叫别人代销，结果市场操纵在人家手里。中国人在工作时间喜欢聊天，没有紧迫感。“泛亚”在辽宁锦州市办了一个皮革专业培训班。派去的日本专家看到，那里的人工作半小时，休息两小时，上班迟到，下班早退。日本专家无不大吃一惊，这样搞生产是搞不上去的。日本人普遍反映中国的服务质量差。因此建议中国的司机、餐厅服务员和友谊商店的营业员见到外国人时说一声“您好”，事完之后说“谢谢”，分别时说“再见”。这三个词很简单，工作中经常挂在嘴上，客人的感觉就会大不一样。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企业经营确实存在着许多落后的方面，尤其是在经营意识方面，即便是现在，上述认识中的许多方面我们仍有欠缺。

尽管日本经济界认为中国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大多数日本经济界人士对发展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贸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这一方面源于日本经济界对中国巨大市场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也出于中国人的热情和坦诚，这可以从以下三个事例略窥一二。

其一是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曾参加了1979年10月8日日中经济协会组织的访华团。在访问结束后，河合在谈到与当时的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谈话时讲道：“顾明先生两天内进行了恳切的解说，我非常感兴趣，如此热情地向我们这些外国人直率地讲中国的各种缺点和不足，感到非常具有信赖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其二是1988年春季交易会时，日本有一个由13人组成的交易会访华团参加了该次交易会，“参加成员大都同南朝鲜、台湾有贸易和合作关系，同我从无来往，为寻找新的交易机会而来交易会的。除个别人外，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很不了解，甚至有的人仍把社会主义中国想象得很可怕，开始时表现都很拘谨，有的在茶话会上就有关问题提出后又后悔，担心被抓辫子，不让其按时回国。在我方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待看到我国气氛活跃，人们表情开朗，他们才放松了”。

其三是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曾讲过如下一段话：我的朋友曾向我打听“中国人具有什么样的品德”？我回答说，“他们是守信用讲义气的人”。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如果对方不曾失信的话，我可以不凭借据就向他贷款1亿甚至2亿日元，相反如果他一旦失信的话，那么一切就都算告吹了。因此，我们之间应该在互相信赖的基础上开诚布公，同心同德地把工作搞好。从上述三则事例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存在两种不同体制以及中国在经济建设或外贸体制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但中国各方坦诚的态度和守信的品格，给日本经济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不过在部分经济界人士看来，较之此前的中日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如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关西本部长川胜传在1983年指出的那样，“过去的日中关系，在两国的积极努力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可以说具有‘日中友好热潮’的一面。我认为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不是说现在非要那样一种氛围，但正是因为有了那股热潮，日中两国彼此确认相互的经济状况、新中国所走的道路，有必要诚实而具体地拓展日中关系。假如对此日方没有透彻理解，两国关系肯定会出现误差”。可见，随着中日交往不断发展，两国了解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因而加强了解和“相互进行确认”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此，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井上猛通过利用外资的事例，对加强中日间的了解进一步谈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为了实现经济现代化，在利用外资和吸收企业管理经验及引进技术时，重点放在四十万个企业的技术改造上。我也十分赞成此方针。这些企业99%是中小企业。日本也如此，在全国企业中99%是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回顾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阶段，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日本的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在资金和国际销售能力等方面，与大企业相比有差距。可是，中国方面很多时候却并不考虑日本企业规模的大小，就希望以同样的条件引进外资和技术。从日本方面来说，希望有效地运用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较低的劳动工资、优质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等有利条件，使日中合办企业取得成功。中国还希望尽可能多出口合办企业的制成品，获取外汇。日中双方的想法虽然基本相同，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出现分歧。在经济体制不同的两国企业之间进行合作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足为奇。为了加深两国的合作关系，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相互信赖。为此，日本的中坚企业和中小企业，需要加深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各项条件的认识，双方必须互相动脑筋想办法。可见，在日本经济界看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对此，两国的想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在具体的交往中，“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出现分歧”。井上猛认为这是“在经济体制不同的两国企业之间进行合作”时必然会出现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相互信赖”。

1989年春夏之交的“六四”风波，是对中日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六四”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停止对华合作，中止政府高级官员互访等严厉制裁措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日本作出了大致与西方国家一致的反应。

部分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六四”风波，“日本对中国的友好印象随之消失。日本要求国民自我限制去中国，冻结日元贷款，日中关系陷入到正常化以来最大的危机”。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经济界的一些人士还是有着不同的认识及行动选择的。

1989年11月，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之邀访问北京，这是“六四”风波后首次访问中国的日本经济代表团。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在访问后谈到：“印象尤深的是，各位领导人都坦率地认为当前中日关系处境困难，并表示了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邓小平阁下希望尽快消除这几个月来国际关系上产生的芥蒂。”另外，河合还谈到：“我们代表团方面提出希望贵国能积极进行与西方各国协商、公开发表信息，并致力于便于西方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环境建设，在国内为汲取各阶层民众的意见作更大的努力。贵国领导人真诚地倾听了我们的倡议。”同时，河合也指出：“更进一步加深了日中双方对彼此情况的相互理解。为了改善当前中日关系不正常的状况，加深相互理解比什么都重要。”

从日本经济界的具体行动来看，“六四”风波期间，日本熊谷组技术人员一直坚持留在兰州工作。7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森田尧丸一行访问中国。7月31日，日本青少年友好野营队60人抵达新疆与中国儿童进行联欢。8月25日，由日本50多家旅行社组织的赴中国观光考察团80多人到达上海。日中协会、日中经济协会、社会党议员、日中农业交流代表团、日本国策研究会、日本民主同志社、日本记者同盟访华团也先后于9—11月访问了中国。11月4日，日本第一个百人旅游团抵达北京。

总之，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尚未明显感受到中国迅速发展的压力，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日本也加入到“制裁”国的行列，冻结了对华日元贷款。然而，随着包括日本经济界在内的国内要求解除“制裁”及解除冻结对华日元贷款的呼声日益高涨，1991年日本率先恢复了对华日元贷款，当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桥本龙太郎成为政治风波后发达国家第一位访华的部长级官员。可以说，直到1998年前后，日本仍然重视对华关系，并试图在中美之间发挥“中间人”的作用。

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在欧美采取对华抵制政策、日本削减对华投资的背景下，中国及其周围区域却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一名日本大公司的研究员讲到：1990年以后，日本对外的直接投资额有持续低落的倾向，而在1992年，从签下合同的直接投资额看，却有近1000亿美元流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投资者大半是来自四小龙中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以及控制东盟经济实权的华人资本。来自日本的投资只有10%左右。从贸易统计的数字来看，四小龙对华的输出额也开始超过其对日出口额。可见，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日本开始丧失信心的同时，也在重新认识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友好是日中关系的主流，但也时有波澜。一是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二是1985年的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生这两件事是因为中方要求日方反省过去日军的侵略战争。1987年2月又发生了光华寮问题。对此，大来佐武郎认为：“日本政府认为，根据三权分立原则，政府不能干预司法审判，同时又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即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日中关系的基本原则不变。日本必须慎重处理此事，力求不刺激中国方面的感情，必须努力使这些问题不至发展成影响两国关系的严重政治问题。”

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也在1990年初时指出：“回顾去年一年，是世界上的多事之秋，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时空中留下深刻烙印。首先日本的邻国，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而且由于苏联改革的影响，东欧发生急剧而巨大的变革，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年，北京解除了自去年5月以来继续了七个月的戒严令，这是中国继续采取开放、改革政策的信号，并表现出以此来消除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谋求作为‘世界的中国’发展的决心，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西方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也就是说，不仅对于日中关系，对亚洲的和平发展，甚至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存在都十分重要。此次解除戒严令可以看作是中国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期待今后中国有更多举措。”

20世纪80年代，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例如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森田尧丸就曾指出，1984年日中贸易发展很快，日中贸易总额增加了31%。下半年日本出口激增47%，进口增长了16%，日本方面顺差。在此阶段，日本出现了稳定的对华贸易热潮。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取得了实际效果，中国是最有前途的贸易伙伴。可是1985年以来，日本的出口出现了不正常的增长趋势。例如：1985年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有了很大发展。1986年两国签订了《日中长期贸易协定》，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设备投资增加，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由原材料向纺织品、电子和电器等附加价值产品转变，中国的对日出口结构也向工业国家的出口结构变化。1985年1—6月份，日本的对华出口额为6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同时，从中国的进口仅为32亿美元，仅半年就出现了28亿美元的顺差（1984年顺差为12.6亿美元），并且1985年中国进口的增加部分，大都不属国家计划内的进口商品，而是地方性进口和耐用消费品进口。这不仅引起了中国国内的购买竞争，还影响到外汇储备。这些都说明日中贸易发展过快了。为此，也有部分经济界人士心存疑虑，“围绕中国，日美在利益方面的对立也令人担忧。美国有人担心，日本独占中国市场，是不是有抢功的意味，而日本方面也有意见，认为要警惕美国真正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1988年的春季交易会，日商参加人数为3600人，超过上年春交会和秋交会，创历史最高纪录。而其中一半左右为新参加者，特点有几多：一是来的厂家增多；二是地方流通业界、批发商、超级市场、百货商店等增多；三是在欧美的日本子公司及驻中国各地办事处来参加的人员增多。日商新参加者增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正从依赖出口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化，加之日元持续升值，越来越多的商品在国内生产不如从国外进口合算。而且，由于韩国、台湾货币升值，使它们从一度对日出口猛增转为出口竞争力下降，造成原来热衷于从这些地区进口的日商转向中国，他们希望在中国能找到一些替代产品或开发新商品。

究其原因，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井上猛在1984年时讲道：“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但却拥有高科技和雄厚资本，而中国则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质而庞大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日中贸易就是以双方这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为基础，采取相互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2、对中日合办企业的各种论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允许开办合资企业，并对日本企业界寄予厚望。但对兴办合资企业，日本经济界普遍对中国的投资环境等感到不满，表现得忧心忡忡，踌躇不前。例如1979年7月，松下幸之助访华时提出与中国搞合资事业的设想。当时就曾遭到大多数日本产业界人士的反对。

开办合资经营企业是当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私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对于我国利用外资的实践也将占有重要地位。从1979年7月我国颁布《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到1983年年底为止，中日合资企业仅12家，日方投资总额不足0.3亿美元，这两项数据日本均低于美国。日本舆论界认为，中日经济关系尚处于“从政府向民间传递接力棒的困难时期”，日本企业主对到中国办合资企业“存在着一种不安情绪”。日本产业界的疑虑有如下几方面：

（1）对能否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运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办好合资企业心存疑虑，对中国能否长期坚持现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放心。在我国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日本经济界曾掀起过一股“中国热”。但1981年我国中止了以宝钢工程成套设备为主的一批合同之后，他们对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变得谨慎小心。“不仅日本企业，而且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都进入了对‘中国热’进行反省的时期”。不少人认为，中国近几年的经济政策仍不稳定，担心中国领导人更替后，现行政策能否延续下去。如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就认为：“作为商业者担心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和资本主义体制能否在合资一事上进行良好协作；所谓自由主义的好东西，采取主动的首创精神，通过企业内部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例如合资企业变为国有化时的补偿、利润的返回、外币如何处理等基本框架，无论在哪两国之间都会以某种形式出现。但我担心的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接触点上，企业的努力能否发挥这一作用今后将成为一个问题点，而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另有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中国以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观点来重新估价、建立合资企业的气氛日益浓厚”，从而影响了日本企业界的热情。对此，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井上猛认为：“日本和中国这种经济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各异的两国企业共同合办一个事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某种程度的摩擦。由于合营事业是由两个企业来共同经营的，在经营的各个方面出现意见分歧，也是很自然的事。”

（2）中国的相关政策变动太大，令日方心存疑惑。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1986年时指出：“当时中国刚刚制定了合资企业经营法，提出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又开始进行经济调整。所以人们对于中国政府的方针感到迷惑不解。”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松仓浩司也指出了生产的稳定性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给人一种不安全感，政策常常变化多端，这对外国人来说，犹如雾里看花。这就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掌握新规定的执行尺度。按照国际惯例，在新规定下达之前，已经签约的项目，并不受新规定限制；二是在采取新措施之前，首先要公布于众。在日本每天有‘通商弘告’，商人厂家通过它对政府的新规定一目了然，而且一般新规定要提前三个月左右公布，这样，执行起来就不致使人感到突兀”。

（3）政策不透明，影响企业的正确决策。对于日本对华投资放缓，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经济系教授伊藤正一认为原因之一在于“日方投资者很难获得可供投资可行性分析的有关资料和数据。”因为“中国有不少内部规定，由于这些规定是由人去理解、去执行，所以，不同的执行者就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给外国人带来很多麻烦，而外国人又无法知道规定的内容”。同时，在进行商务经营前，详细地了解当地的状况和政策，是“日本企业特有的决策程序”，也就是说，“当计划进行一项合营事业的时候，从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一般情况到对方企业现有状况及其经营业绩、一直到该合营企业建立后有关原材料来源、生产、加工、流通、销售、资金筹措、折旧等等所有事项，都进行详细调查，以判断是否对企业有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企业认为中国方面事前提供的数据资料是非常不充分的”。可见，在日本企业主看来，中国的外资法规仍不完备、不具体，事先无法作出可行性研究。而且，中国除了一些已公布的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外，往往还有不少内部规定，合资企业如也受到这些内部规定的约束，那日方的利益就难以得到保障。

（4）认为中国的外资政策太严。有的企业认为“外国子公司产品的出口受到鼓励而它们向中国推销自己的产品则受到限制；国家对外的管制较严，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有一定的难度”。也有的企业认为“由于外汇平衡问题而对外资企业苛以出口义务”，再如有些企业认为对合资企业产品的国内销售限制很多，税收优待不如一些近邻国家和地区，合资年限偏短等等。中国对轻工业部门合资企业一般规定设立年限为10—15年，日本企业主认为这样短的时间，说不定本金也难以收回。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在1985年3月访华时表示愿望帮助中国，但他也讲到：“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如果经营亏损的话，是难以进行协助的。”不过他也指出：“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定能受惠无穷。但是，不应该过分期待着到中国去发大财。那种光想到中国去‘采蘑菇’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只有精心地播种资金和技术的种子，进行耐心细致的培育才能获得丰硕成果，这才是对中国最有意义的帮助。”

（5）投资环境有待改善。在硬件设施方面，有的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大陆的电力供应、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理想”。也有的认为“铁路、港湾等基本建设及有关产业不发达”。而在软环境上，有的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申请在华投资的手续繁琐，各种法规不健全或缺乏透明度”④。也有的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法律不健全，具体办事机构职能不完善”。就实际情况而言，当时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政府和地方也在努力改善之中。有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已经认识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日本投资都抱着热烈的期待，为了改善投资环境，真诚地向代表团征求意见，代表们为此感动。应该说，中国的硬环境比想象的要好得多，就是软环境不理想。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对改善投资环境有明确的目标，但没有充分渗透到下边去”。

（6）人员办事方式及素质的问题。谈到中国欢迎外资独资在中国办企业，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松仓浩司指出：以前，一个日本企业家这样跟我说：中国人不珍惜钱，因为这钱不是中国的。在中国办合资，中方多以土地、厂房等作价入股，所以，中国人把大量宝贵的外汇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如果中国人也以现金作投资的话，也许就不会这样做，各项开支就会认真得多。现在中国提出希望外国人独资办厂，试想，合资尚且如此，独资会怎样呢？⑦对于中国工人的总体素质，松仓谈到：可以从思想素质和技术素质两个方面说。我听说不少工人在思想素质上有两个弱点，一是只顾自己，不能把自己容于大集体中，二是怕得罪人，明知别的工人做错了，也不指出来。技术方面有好有坏。应该建立合理的工资制度，鼓励工人互相帮助，共同办好企业。

（7）技术流失问题。在对外交往活动中，时而听到国外有这样一种说法：担心向中国投资、转让技术会使中国经济技术发展，中国产品将在国际市场和他们本国市场上成为他们的强大竞争对手。因为这种论点，日本有的企业家对向中国投资或转让技术犹疑观望，裹足不前。不过对此，日本经济界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如井植熏指出：中方技术人员要参观工厂，日本有些工厂厂长担心泄漏了技术秘密。我批评他们说，你们那里有什么了不起的技术怕被人窃取的。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今天胜过昨天，明天又将胜过今天。只有把现有的技术转让给中国，我们才能向开发更高的技术领域迈进，否则我们就必然在国际竞争中失败。

1987年，野村证券公司对日本企业进行了一次“海外投资民意调查”，共收到505家企业的回答。统计结果表明，对于“今后想向哪个国家发展业务”这一问题，回答“中国”的企业为数最多，共289家；回答“美国”的有102家；对其他国家感兴趣的共有303家。对于“与中国进行交易活动的动机”这一问题，回答说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市场”的企业最多。这一调查结果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作为日本的经济合作伙伴的受重视程度。但是，与上述民意调查结果相反的是，当时日木对华投资呈现出停滞不前的倾向。1985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从金额来看都表现良好，其后由于中国经济“过热”及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投资者对承担伴随着投资而来的商品出口义务和对中国方面加强外汇管理感到担心，致使1986年以后投资的势头减弱。在上述民意调查中，日本投资者也反映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意见，希望中国加以改善。例如“行政机构重叠，手续繁杂，签约费时过长”、“中方在外汇平衡方面要求苛刻”、“原材料不能保证稳定供应”、“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等。对此，河合表示，中国方面非常重视日本对华投资，当外国投资趋于下降时，中国政府于1986年10月公布了多达22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因此他希望日本企业不要在投资之前就一味批评，先来投资试试，遇到具体问题再提出来。

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还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华投资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日本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会长、三井银行行长神谷健一在1988年年初撰文指出：“与通过对外借款和发行债券来顺利筹措外汇资金相比，中国在引进直接投资方面却进展缓慢。中国政府非常重视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为了促进这种直接投资，1986年10月采取了制定‘鼓励外商投资规定’等积极措施。但是，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方面却仍然犹豫不前——尽管他们正在积极地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与南朝鲜（韩国）、台湾等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认为，中国现在所推行的‘七五’计划能否如期实现，其关键之一是如何扩大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后的动向值得注意。”对此，神谷针对今后中日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指出，一是“希望中方在公开企业财务内容方面予以协助。在外汇贷款中，有不少时候都因中方不能充分做到公开企业财务内容而给日中间的金融合作带来障碍”。二是“应该迅速完善可使企业财务内容变成信息形式的会计制度。从现状来看，常常有些情况单看会计数字也弄不清楚，借款人与保证人的信用状态往往不甚明了”。三是“在直接投资方面，尽管中方正在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日本企业最近亦因日元升值而加快生产基地的向外转移，但是对中国的投资却仍然徘徊迟疑。其原因之中，当然有企业财务内容公开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但是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中方对合资企业的外汇平衡出口义务要求过严。日本许多企业是对中国国内市场抱有期望的，在这方面，日中之间的想法差距较大”。四是“中国在兴办合资企业时，对于合资企业的经常性周转资金亦经常依赖外国合作者，这就可能使外国企业感到负担过大。今后中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应该考虑完善对合资企业的贷款制度，给合资企业以充分的支援”。对于上述问题，神谷指出：日中友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中日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克服体制不同的障碍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但是，对于置身于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之中的日本企业来说，当然会对投资风险极为敏感。放眼全世界，将有限的人才与资金投向可以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就是它们的根本原则。我希望中国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同时，日本的经济界也应该对于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体制的条件下从各方面推行经济改革、为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努力前进这一状况给予充分理解，以现实的形式为实现相互的利益进行最大的努力与协作。日中经济协会理事长井上猛在1984年也曾提出过诸多有益的建议，他认为：为使合营企业长期而稳定地给双方带来利益，应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我认为，在任何细小的问题上，双方也要坦率地交换意见，彼此冷静地承认相互间分歧的存在，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十分重要。我确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会很快地树立起相互的信任感，并且不是通过对立，而是通过合作来克服双方的分歧。迄今为止，在日中之间过多地强调“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等，在友好问题上过分囿于感情，不能不说大有忽视相互间还存在分歧之嫌。结果，日中之间在各种领域的交流中，一旦相互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都感情用事，势必加深彼此的对立，这样是谈不上真正友好的。还是要从冷静地承认相互存在分歧这点出发，相互加深理解，最后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采取“求大同、存小异”的姿态十分必要。除发表具体的对策建议外，日本经济界为了扩大对华投资，也在各个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日中经济协会在《日中经济协会会报》1979年第10—11号中专门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日本贸易振兴会定期发布有关中国投资的调查报告等。日本贸易振兴会北京联络员事务所所长今井理之表示：“日本企业很想知道中国的投资环境，想了解现有三资企业的实际情况，以便今后向中国投资时，少走弯路，做得更好。在日本，对中国有兴趣的企业有700多家，他们都要看我们的调查报告。”

3、理解和体谅对方——稻山嘉宽的对华认识

稻山嘉宽是日本财界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日本钢铁业的著名实业家。稻山1903年12月31日出生，东京人，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8年5月进入商工省，在官办的八幡制铁所供职。1934年八幡制铁所改为日本制铁公司之后，直到1946年，稻山在该公司先后任销售课课长、经营部副部长和部长等职。1950年实施《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后，八幡制铁所从日本制铁公司分离出来，稻山任八幡的常务董事兼营业部长。1960年5月任副总经理，1962年5月任总经理。1970年8月八幡和富士公司又合并为新日本制铁公司，他仍任总经理。1973年5月起任董事长，同时兼任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日本钢铁联盟会长、日本国际石油公司经理等职。他与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佐尔、美国阿姆科钢铁公司董事长约翰斯顿并称为世界钢铁“三巨星”。1973年1月任日中经济协会首任会长。1979年2月任中日股份有限公司日方顾问。1980年5月任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在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尤其是成套设备出口长期贸易、能源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日复交前后，稻山就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稻山于1950年因和平共存、平等互惠之缘成为周恩来之友。“即使在1960年的严峻时期也尊重贸易四条件，二人间的信赖和友情，一直经受着风雨的考验”。即便在困难时代,钢铁交易一直占据日中贸易的支柱地位。众多友好商会能参加交易、维持营业,与稻山的努力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考虑到邦交正常化前后稻山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职位，可以说，日中双方的经贸交往每个关口都受稻山的引导。

稻山在和平共处、平等互惠方面的实际作用在邦交恢复之后也得以发挥。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商品贸易框架支柱的原油进口和成套设备出口长期贸易协议，也是稻山发起并在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通产大臣河本敏夫积极支持下，靠电力、钢材、石油精制、成套设备关联企业的总集结实现的。例如在1972年8月，稻山嘉宽率领日本经济界人士代表团访问中国前，稻山就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提到过通过进口中国石油与中国进行长期贸易的设想。1973年，稻山就任新成立的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后，也强调签订中日长期贸易协议是稳定发展中日贸易的关键。在1975年11月的“日中经济关系的将来”座谈会上，稻山嘉宽提出了被称为“稻山构想”的几个要点：即中国出口石油、煤炭来换取日本的机器设备；可以采用延期付款的方式；由于向中国出口的设备技术属于资源开发型，所以延期付款的利息应予特别考虑；资源贸易对日中两国都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政府应该尽量支持。在贸易平衡出现问题时，用这种方式使成套设备贸易得以先行，受到急于建设的中方的欢迎。对日方也是有利的，对能源的多角化利用和生产设备出口市场扩大也有所贡献，是切合当时两国实际、平等互惠的新创造。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后，稻山嘉宽仍积极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其主要的对华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给予充分的理解，并极力解释中国的各种经济发展现状，以期说服日本经济界，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

对于分属两种政治体制的中日两国，许多经济界人士对如何发展中日经贸关系心存疑虑，认为政治体制的不同将导致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受阻。对此，时任新日本制铁会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的稻山嘉宽指出：“所谓政治，毕竟是如何治理国内，使国民幸福繁荣的手段问题。但贸易毕竟是发展经济交流，正如廖承志先生所说的‘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经济和政治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是两立的……，因此，日本是自由主义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想并不形成贸易障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对于中国作出的经济调整政策和“自力更生”政策，日本经济界也存在着诸多争论，认为这些政策将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对于自力更生政策，稻山嘉宽指出：“为了治理国家，国民付诸努力，对努力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同时也获得了幸福。这是采取了人们最幸福的想法，我对中国实行（这项政策）的态度表示尊敬。”表达了对中国“自力更生”政策的充分理解。而对于中国实施的经济调整政策，稻山嘉宽认为，“如果是在日本，如此大的调整和积极政策是真正的紧缩政策，必然会有大的动荡和不同见解之间的争斗，但中国以建设小政府为目标，副总理改为两人，并计划减少两百万名官僚，能顺利实现是难得的。……政治如果不稳定，是无法进行（经济调整的）。”。即稻山认为之所以中国作出必要的经济调整，既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实施的“积极政策”，同时也是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表现，否则经济调整“无法进行”。

稻山还对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引入竞争机制表示充分的肯定和理解。例如谈到中国的石油开发时，稻山嘉宽在与原冶金工业部长、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谈到：“可以让日本的石油公团参加投标来参与中国的石油开发，将来也可以向日本输出石油。”当时稻山嘉宽通过与唐克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后感觉到，中国虽然“没有内资，农业也没有储蓄，从工业筹资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提高现有工厂的效率和增产煤炭，发展利于煤炭增产的交通运输来解决”。对此，稻山嘉宽认为，“提高现有工厂的效率，因为人是劳动者，要提高成绩必须提高人们的精神。即必须在自由主义经济下，通过竞争的原理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这是将自由主义的竞争原理引入到社会主义基础之上，我想这是现在中国的目标”。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对此，稻山嘉宽通常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常常站在中方的立场来看待出现的这些问题，并力求通过各种努力来争取日本经济界大多数人士的认同，努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展开，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1978年2月，华国锋总理在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估计不足的情况下，又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结果造成了国家财政严重紧张，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在此背景下，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在基本建设方面缓建或停建一批建设项目或技术引进项目。1979年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合同生效条款中的规定，通知有关日本厂商：1978年12月以后签订的有关宝山钢铁厂项目11亿美元，石油化学等项目15亿美元等29个合同，暂缓生效。对此，已经开始着手设备和机械生产的日本各企业对此通知大为吃惊，难以置信，冲击从有关各社急速波及到日本产业界。当判明中国由于国内准备不足和外资不到位等原因必须调整经济计划后，日方更为不安。日中双方协商善后对策，在日本国会也围绕对策举行质疑。日本政府1980年2月向北京派遣了大来佐武郎特使。大来与邓小平、谷牧会晤协商。两国政府努力改善事态，好不容易才渡过了难关。

当时日本产业界弥漫着对中国不信任的风潮，但稻山嘉宽的言行显然不同。稻山逢人便解释：“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如果不调整，变成过剩投资和通货膨胀，经济将陷于大混乱。那样的话贸易也不成了。如果日本发生这样的问题，日本政府没有这个调整能力。只有中国才做得到，我们为了使中国调整成功，必须给予协作。”稻山还讲道：“原因在于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不过中国自身却早已觉察到是不对的，因此才有了经济的调整。其结果是出现了以宝山钢铁厂为首的成套设备解除合同或者延期的问题。这从日本方面来看，一部分人认为一旦破坏契约，就认为中国是不可信任的。但从今天来看，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尽管购买，无法支付而背上了庞大的债务，而中国去年和今年贸易的经常收支都是黑字。因此，只是一味地非难其单方面解除或延缓契约的做法是无益的，应该多向大家解释并使其理解才是。”对此，时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的土光敏夫也深有同感，同时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兼关西本部长的川胜传通过与中国各界政要的谈话，也认为中国的经济调整是比较顺利地推进的。稻山的这种姿态不仅是对中国，对美国的钢铁出口自主规制、韩国浦项制铁所建设的协作亦都如此。理解对方立场、体谅对方的姿态始终如一。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显示的这种姿态，几乎找不出他例。就算稻山是此事当事者、企业的责任者、经济界的权威，一般来说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也不会轻易表态。稻山毅然采取的自信姿态，大概源于与周恩来的信赖关系和友情。

邓小平对大来佐武郎特使的发言要旨如下：（1）中日关系是基本重要的东西。这回的问题，希望终结于小风浪。中国是重视信用的国家，60年代中国从苏联借款，也是在三年内还清。关于国际信用，我们有较强的意识，所以在这一点上，不要怀疑中国。（2）这次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引起的，依照国际惯例我们将努力不给日方添麻烦。（3）如能依靠政府借款、合资等，使终止了的项目能继续进行的话，对两国都会更有利。但是，如果日本不接受给予中国低利借款的话，对所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补偿。（4）为了继续石油化学成套设备建设，也可以考虑从国外进口石油。随后，通过大来佐武郎与中国多方协商，“中方答应，若给日本方面造成损失，由中方给予补偿；日方则向中国提供补充贷款以帮助中国方面解决国内资金筹措问题，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1979年，“经团联”副会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率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回国后，谈到当时中国期待日本对其“四个现代化”予以协助，最为紧要的课题有两个，其一是政府的日元贷款，其二是希望日中间合办企业。对于借款，稻山嘉宽谈到：首先是借款，我判断对于中国的经济调整这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也可以想象到中国对日本的期待。这次的调整，政策的重点是确保和改善国民的衣、食、住以及农业问题，因此财政倾斜势必影响重工业，将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因此，我想在成套设备和原燃料资源开发方面如果要进行紧急和长期的投资，必然要吸引长期、低利息的外资和我国先进的技术。地下资源也是外汇的获得源。因此，借款的目的、用途以及国民经济的背景是非常清楚的。借款谈判万一不成功，中国方面的困惑和对日的不信任可以想象。因此一定要圆满解决。无论是借方还是贷方，对于体制不同的两个国家来说，初次就该问题进行谈判，一定要在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多下工夫。但这种问题，依照过去的经验，一定要避免来自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牵制妨碍当局者的决断。作为我国的立场，并不是要否定担心世界各方面的必要性，只是希望不要使之成为难以决断的口实。人口接近10亿的邻国的政治、经济的稳定，对于日本极其重要，说它是超越单纯贸易问题的安全保障问题也未必言过其实。对于我国来说，在将对华援助成为稳固国策的基础上，如果其他国家有疑惑，有必要表现诚意予以解释说明。正是有了经济界的努力，中日两国最终于1980年4月30日由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与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在北京签订了关于1979年年底日本向中国提供500亿日元贷款的协定。

对于合办企业问题，稻山嘉宽指出：中国经济调整的结果是，削减新建工厂的计划，而寄希望于提高现有工厂的能力。我想近年来企业管理运动和品质管理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此是有关系的。提高现有工厂的能力，即在现有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品质管理，在重要的工程中引进先进的机械等，希望提高能力，进行潜力再开发。按照中国所言，通过合办事业来提高现有工厂的能力，无论是竞争力还是出口都将得到提高。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制定以来，就有外国关于合办问题进行咨询和洽谈，但其结果是断定为了补充法制的不完善，约有20件各种法令和条例的制定眼下正在准备之中。其中重要的若干规定在年内能制定，但要全部制定出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日本的朋友也极为热心地劝导说不要等待法律全部完善，应该尽早进入谈判，通过日中双方的合作来创造合办企业的实例，这样对法律制定也有用。我的考虑是，投资的保证、分红和专利使用费，或者收入的外汇保障等问题，如果中国方面能够作出保障，则不必担心。合办是建立在相互信赖基础上的，我认为中国是可以信赖的对象。但原料问题和产品销售等，企业能有多大的自主权、其价格如何决定等问题，相对于双方的信赖关系而言是另外的问题，因为体制不同，在这些问题无法明确的情况下，企业家无法进行经营的计划和计算，我想问题主要在这里。不过，从我们来看，关于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效率不高的缺点所产生的问题，最近中国内部也注意到了，也有人提出要进行“改革”，进行计划经济与市场原理的结合。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的转换期和变化的时代。我们不要固定地看待事物，有必要在日中合作方面多下工夫，本协会（指日中经济协会）也必须促使进行这样的新的尝试。1979年11月20日，中日第一家合办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该公司在日本经营的第一家北京风味“全聚德烤鸭店”于1980年1月开业。另外，1980年1月31日，北京百货大楼和日本三越百货商场建立友好互助关系，2月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团关于合作开发渤海西部油田的协定正式签字。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日本经济界的努力分不开。

稻山嘉宽还以世界观的立场来看待中日关系。稻山认为：“在日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从日本来看中国的地位。在世界中对于中国的定位，舆论或者意见不一致时就会出问题。我们是为了实现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我们一起努力，和平就早一些到来，为此，必须帮助中国的经济，这种世界观是必要的。”并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如此程度上具有自立精神思想”。对此，川胜传也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对中国的定位很有必要，当然，理解对方的体制，在与日本体制不同的某些点上进行调整、选择，开启日中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必须改变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

可见，在两国之间的交往中，能够时常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看待问题，就会使问题的理解变得较为客观。如果再加上必要的沟通，便会为困难的问题寻求出一种可行的办法，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这就是稻山嘉宽对待中国以及中日经贸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姿态。

三、崇尚“友好”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中日关系步入崇尚“友好”的蜜月时期，日本国民对中国普遍抱有友好情感，日本国民积极对华认知的形成是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良好发展态势的具体印证和表征，成为有力地推动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华友好政策的民意基础，同时日本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举措也促动了日本国民形成友好而积极的对华认识。这一时期，日本学界对中国关注的焦点也发生转移，逐渐由“革命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视角转变，加之接触和交流的频繁，日本学者的对华认识趋于理性和务实。围绕天皇访华问题，日本各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往潜存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倡导“友好”的呼声开始受到质疑，反映了转型时期日本国民对华认识呈现的复杂化和情绪化交织的胶着态势。

1、“友好”时期日本国民的中国观

中日两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世代友好”关系，也反映了两国国民对对方抱有的亲近感情。尽管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也发生了一些摩擦，但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仍然保持较高的比率。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结果显示，1979—1988年，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中国普遍抱有一种亲近感，数值大体维持在70%左右，有的年份甚至接近80%；不抱有亲近感的人只占20%—25%，一直在30%以下。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几乎与美国不分伯仲。1980年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者达到78.6%的最高峰值，不抱亲近感者下降至14.7%。同年，日本国民对美国抱有亲近感者占77.2%，不抱亲近感者为17.7%，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超过了对美国的亲近感。此外，大多数日本国民还视中国为可以信赖的国家，其信赖程度仅次于美国。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中日两国关系步入崇尚“友好”的岁月，两国国民对对方拥有良好的感情。中国民众十分喜爱日本的家电产品，对日本的电影和电视剧，诸如《追捕》、《血疑》等十分喜爱，很多人达到近乎于着迷的程度。这一期间，日本国民对中国也普遍具有好感，在关于亚洲地区国家的调查中，日本国民对中国亲近感的比率一般每年都在60%以上，如1984年对中国亲近感达到74.5%的高比率，在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应该同哪个国家最亲近的调查中，中国得票的比率为19.5%，位居世界第二位。当然，与位居第一的美国43.3%的比率还有一定差距。但也要看到，这是面向全世界范围进行的调查，而且，调查方式是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只能选择一个国家。因此，19.5%的比率表面上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已经不低了，从位居第二位的排序中就能看到当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

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以及国际地位的稳步提高，日本的国民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民普遍拥有强烈的经济大国意识和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据日本广播协会1983年的舆论调查，认为日本是一流国家的人，由1973年的41%上升到1983年的57%；认为“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的人，由1973年的60%上升到1983年的71%，96%的人认为“生活在日本比生活在其他国家好”。针对这种情况，新闻记者石塚正彦写道：“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根深蒂固。新获得的财富和经济实力正诱使日本人要求重新获得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野村经济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说：“英国19世纪建立了一个国际经济秩序并自封为领袖。美国人在20世纪也如法炮制。现在是日本设想出能反映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的时候了。”

据中国吉林大学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1988年12月共同进行的“中日印象调查”提供的数据，在被问到“你对日本（或中国）的印象如何”时，中国人（成人组和学生组）比较集中的回答是：“富裕”（93%和94%）、“现代化”（88%和95%）、“不可信赖”（34%和57%）；日本人（成人组和学生组）比较集中的回答是：“贫穷”（69%和74%）、“传统”（72%和77%）、“可以信赖”（50%和46%）。在回答“你对日本（或中国）是好感还是讨厌”时，中国成年组回答“好感”者为36%，“讨厌”者为28%；学生组回答“好感”者为26%，“讨厌”者为44%。日本方面回答对中国“有好感”的：成年组为57%，学生组为55%；回答“讨厌”的为6%。另据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怀有“亲近感”的日本人，1980年为78.6%，1986年为68.6%，1989年为51.6%，1991年为51.1%，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每日新闻社和亚洲调查会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进行“日中相互印象的舆论调查”，在1992年的关于对中国印象的调查中，认为中国“贫穷”的为66%（1988年为69%），认为“富有传统”的为75%（1988年为72%），认为“不民主”的为67%（1988年为58%），这三项的比例较高。在问及中国是否值得信赖时，回答者中回答“值得信赖”的为31%（1988年为50%）、“不能信赖”的为32%（1988年为17%），几乎处于平分秋色的状态。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使日本人的中国观出现重大转变，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度明显下降。据日本内阁府调查，在1989年，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从1988年的68.5%，急剧下降到51.6%。相反，不抱亲近感的人数比率，却从前一年的26.4%上升到43.1%。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即使是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天皇访华、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也只有55.5%，自此为止也远未恢复到1989年以前的比率。

上述一系列舆论调查结果表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七八十年代，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呈现出良好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对中日关系的现实反映。在此期间，尽管两国关系也发生了不少摩擦和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总的来说是好的，充分反映了两国处于“蜜月”时期的特点，为日本决策层制定对华友好政策提供了民意层面的有力支撑，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建立密切关系对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趋向正面也起着互动的作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日本国民的对华友好感情亦可视为当时两国相互信赖的国家政治关系在国民心理层面的投射。这一时期，中日领导人不仅确立了“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安定、相互信赖”的两国交往的指导原则，而且由于两国首脑频繁互访，日中阁僚会议（1980年创设）、日中外交当局协议（1980年创设）、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1984年创设）和日中民间人会议（1982年创设）等一系列政府以及半官半民或民间交流机制的创立和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了中日关系全面迅速的发展。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围绕钓鱼岛领土、宝山钢铁公司投资项目、教科书审定、靖国神社参拜、阁僚“失言”、光华寮诉讼等一系列问题，中日之间也出现了政治摩擦，但日本国民的对立情绪并未扩大，这是由于日本朝野“总体而言，以日中友好关系的大局为重，顺势而为，保持了一种尽量避免事态扩大的低姿态”。

尽管其间曾发了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及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舆论调查表明，这两起事件被视为“阳光里的阴影”，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整个80年代的“中日友好”大局，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保持在70%左右的高位。借助于1984年9月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掀起的“中国热”，1985年的调查表明，有75.4%的调查对象回答对中国有亲近感，成为整个80年代的第二“波峰”。这一时期日本国民积极对华认知形成的原因在于：首先，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日本人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亦达到了顶峰。日本经济学界盛行“亚洲雁行论”，把日本说成亚洲经济的领头雁，后面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及香港，再后是东盟国家，最后才是中国大陆。在一些日本人看来，中国还很落后，至少要落后日本几十年。这种优越感支撑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此时，中国刚打开国门，成千上万青年选择邻近而又发达的日本作为留学对象国。家用电器、新潮服装、流行发型、日本料理，在欢快的卡拉OK声中涌入中国，日本文化在中国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和生机。以上述情况为背景，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潜意识上存在一种优越感。正如日本学者天儿慧与园田茂人指出的：“当然，自古便作为文化大国而骄傲的中国，必须认识到在现代国际社会应该通过文化交流而促进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但是，在叹息‘以前的中国人虽然贫乏但是朴实’，讨厌‘陷入拜金主义’的中国人的日本人的头脑里，显然存在发达国家的优越意识”。

此外，“在这一时期，日本整个社会对中国的赎罪意识也形成了对中关系极为重要的基点”。而且“基于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政治决定及日本着眼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产生了广阔市场的巨大诱惑”。这一切均构成了当时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心理和物质基础。再者，当时日本媒体对华正面的报道对日本国民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在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日本媒体以对中国善意的报道引人注目。那时的日本国民的中国印象，是一个神秘大国和生活清贫而勤勉的人民。这种报道向世界传达的并非是现实中国，而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诚如一位中国学者分析的那样，“80年代中日两国友好程度异常好恰恰是因为对对方的了解不够。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停留在农夫赶马车的自然经济阶段，觉得中国是落后国家应该去帮助她”。这是这一时期支撑日本对华友好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2、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及对华认识

“文革”结束后，以往日本学界的亲中派肯定中国一切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批评中国之势渐成主流，所使用的观察学方法也成为中国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观察学方法产生于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最早是美国知识界用于研究苏联，后来则用于研究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传入日本学界并用于中国研究上，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成为研究中国的主流。对于这种研究方法，爱知大学教授加加美光行指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只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评论，很容易流于主观。虽然自1972年日中两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但是日本许多学者仍然如此分析中国。二是将研究对象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完全受到美苏冷战结构的影响，更带有歧视中国的意味，反而会让中国研究带有偏见。加加美认为，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直接契机，日本社会的中国认识回路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日本社会里的中国像逐渐从“革命中国”转变为“现代中国”，中国研究的方向也由“中国革命”研究向“中国现代”研究转换。针对日本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认识发生的变化，中国问题专家山极晃也解释说：“日中复交之前，中国问题学者主要从批判日本错误的对华政策的角度来考虑、评价中国。值得反省的是，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中两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当时的观点已经不适用了，目前日本学者正在重新全面研究和认识中国。”

加加美光行认为，这一阶段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特点是不再以中国研究来思考日本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们对于现状颇为满意。与之前学者主要是透过研究中国作为参考，来批判和思考与日本社会的发展不同。加加美的评论姿态明显与中国观察家的方法截然不同。他的现代中国论的出发点在于对日本论坛上“文革”否定论的反感。“文化大革命”的结局，使得日本论坛弥漫着一种“文革”否定论，这种“文革”否定论夹杂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失望幻灭感。在这里，加加美设定了一个思想史命题:“文革”初期所追求的现代性批判的时机为什么夭折了？他于1980年提出了红卫兵运动中围绕“出身血统主义”对立的斗争原理。

在《“自我丧失”的彼岸——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苦斗》一文中，加加美将目光转向知识分子中关于传统与革新的逻辑伦理、围绕着启蒙与救亡的内心世界，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民主化运动是知识分子试图从对国家和个人的“无责任性•无主体性”精神创伤中恢复的社会表现，这种精神创伤是自建国以来至“文革”期间不断重演着自灭•解体批判性思考空间的恶性后果。由于这一时期正值昭和天皇去世，对于天皇战争责任未加丝毫主体性探讨便草草结束了昭和时代的现实，包括加加美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不能不怀有一种主体性丧失的悔恨，因此可以说加加美的文章中浓厚地反映了该时代的意识氛围。

另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起飞，因此在中国研究上比较注重经济层面，不同于过去主要关注政治层面。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越来越重视访谈和调查。“由于中日之间交流渠道的日益畅通，加之日本的不断发展，左、右翼的思想也都找到战后发挥的舞台，对于中国认识也于是呈现一种多样性的面貌，有如战前大正时期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而中国社会却在动荡和混乱中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时光。日本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因此，日本人的亚洲观和中国观又恢复到了近代的原点上。反映这种变化的代表性作品是长谷川庆太郎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别了!亚洲》一书。长谷川认为：“日本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日本人是亚裔黄种人。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论从哪方面讲，亚洲都是一个关系很近的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当中，日本从亚洲输入了文字与思想，接受了宗教，学习了政治制度。但这已成为历史。因为在战后的40年里，日本与日本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亚洲在这40年里却未发生什么变化。结果，日本与日本人决定性地离开了亚洲。”长谷川认为，日本人的意识与日本周边亚洲人的意识之间，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共同的要素。他说，“日本不属于亚洲，日本人也不是亚洲人。日本是耸立在亚洲这个巨大的垃圾堆里的一栋超近代的高层建筑”。长谷川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世纪80年代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谢绝亚细亚之恶友”（主要指中国）的主张。

美籍日裔学者入江昭在评价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两国的内外政策时指出：如果持续从地缘政治、经济目标方面采取与他国相同行动的话，日本也许可以说是已在这方面胜出的国家，日本若进一步降低军费支出比例，经济上将会发展得更好。——由此，在反观中国的动向时，也可以说在战后初次产生了某种自我满足和优越感。日本政治学者横山宏章认为：“中日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长期友好与对立的历史，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相互之间形成了尊敬、蔑视、竞争、自卑等多种情感交错的状态，并呈现出一方面尊敬同时又显示出蔑视的相互矛盾的状况。”横山认为，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冷战时期权力政治的产物，绝非国民意识的正常化。尽管如此，日中之间通过人员交流、文化交流、经济相互依存等，也给日中之间的相互认识带来很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加快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步伐，相互认识日趋加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裂痕。中国人对经济大国日本抱有很大期望，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但由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希望与现实产生背离，酿成了很多留学生抱有很强的反日感情而愤然回国的悲剧。横山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加深了对经济方面的关心，但对于追求充实文化性、道德性相比，对更重视金钱的中国人抱有一种轻蔑感，邦交正常化以后也未增强对中国的崇敬感。特别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多数对政治民主化寄予厚望的日本人由于过度期待，而对依然未变的独裁强势政权表现出绝望感和蔑视感。目前，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引人瞩目，尽管此前对中国轻视的看法逐步消失，但并非仰慕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反倒感到是一种威胁。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风头正健、国势强盛，具体体现在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和对华认识上，开始转变以往将中国作为参照系而对日本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姿态，充分的民族自信也体现在中国问题研究过程中，对中国的“文革”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更多地关注经济层面的交流和信息，注重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深入解读和研究，由于接触和交流的加深，对中国现实情况产生的幻灭感也随之产生。

3、日本各界围绕天皇访华的论争

针对1992年天皇访华问题，日本舆论界和政界抱有慎重态度。一部分学者对日本对中国奉行的友好外交提出了批评，认为过于“迁就中国”，往往对中国奉行“赎罪外交”。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认为：1992年4月上旬，江泽民总书记访日，这是“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当中仅有的日本对中国要人的访问表示欢迎。主要是由于接待方日本，一提到过去就会低下头来，奉行“赎罪外交”，毕竟日本存在着“对中国甘居次位”的外交体制。日本的政治家确实具有很多即便是偏袒审视中国也是无奈之举的缺点。这与其他国家诸如旧苏联相比，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在野党方面这种色彩更为浓厚。关于天皇访华问题，中岛认为：关于天皇访华问题，应该力避“皇室外交”成为争论的焦点，如果从专家的立场而言，今年天皇访华的环境尚不具备。我本人也很希望天皇陛下到中国去看一看，只是目前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过，中国方面却寄予了很大期待。西方国家置之不理，国内处于激烈竞争状态，作为日本正统的天皇专程访问，这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难得的。因此将会控制舆论体现出热烈欢迎的态势。不过，这件事情本身也就会被编入到中国国际战略的一环中去。在世界仍以严厉目光审视中国的时刻，日中过度接近将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应该必须予以考虑的。

如果天皇实现访华，日本就有为国际社会所孤立的危险。……在“敲打日本”之声四起的时候，（日中接近）不免会出现日本同“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国同样野蛮之类的黄祸论的论调。以天皇访华为契机，日本将会被孤立，进而给世界经济带来影响。原因是，日本作为世界金融大国之一，如果得不到日本的投资，世界经济就无法有序运转，将日本孤立起来，世界经济将会停滞。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铁矿石和煤炭的输入也居世界第一。日本遭受孤立后，世界经济将陷入混乱。如果顾及到这些因素，政府在考虑天皇访华时，单单从“亚洲一体”应该维持友好关系这种情绪上的思维方式下决断的话，不免会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认为：天皇访华将会出现何种后果呢？大概会彻底地被中国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我想肯定会出现空前绝后的欢迎氛围。也许会给世界带来远东地区宛如形成“日中神圣同盟”之类的错觉，由此日本舆论不免心存感激，而提出“美国算什么”，“应该与中国加强联系”之类的短视想法，从而会走上偏离美国、背道而驰之路。我当然也期望日中友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伊藤的观点认为基于日美基轴关系，不应使日中关系走得过近而牺牲日美关系，反对天皇访华，认为容易为政治所利用。评论家加濑英明也说：“中国因人权问题而受到西方各国的制裁，在欧美舆论因中国人权问题而被激怒之时，让天皇去中国访问，这等于是火中取栗，必将招致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对。”。由此也有人认为，中国邀请天皇访华，意在离间日美关系。

1992年适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中国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邀请天皇访华，却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政府和自民党中出现意见分歧。自民党内大多数人反对天皇访华。日本政治家和资深人士担心天皇访华期间中国可能会要求天皇对过去的问题进行谢罪，或者在钓鱼岛问题上施压要求作出让步，因此反对天皇访华。经过两天时间，召开了由14名有识之士组成的非公开会议，其中5人表示赞成，6人表示反对或持慎重态度，3人拒绝公开表明立场。自民党总务会长佐藤正行等表示担心“中国要求天皇谢罪”。天皇谈及战争责任，有可能被追究战争赔偿问题，从而使“天皇卷入政治问题”，因此要求政府“谨慎行事”。日本外务省认为必须采取能使“日本国民和自民党内慎重派均能满意”的形式实现天皇访华，并提出中方必须承诺天皇访华时礼节周到，绝不把天皇卷入政治问题，天皇有关战争的发言，不能超越迄今天皇和首相所谈内容和使用的措辞，丝毫不能涉及政治问题。在野党内部分人士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反对天皇访华，日本共产党则公开表示反对，公明党认为天皇访华将被迫在讲话中承担战争责任，同时自民党中许多人反对天皇访华，因此天皇访华的时机尚未成熟。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向宫泽喜一首相提出邀请天皇访华，宫泽由于顾虑到自民党内“慎重派”的意见，未给出肯定答复。4月22日，宫泽首相在与自民党内的众议员举行会谈时谈到天皇访华问题时说：“如果要实现天皇访华，必须有严格的条件，即邀请方面必须是清一色的欢迎，日本国民也必须是举国祝福。我们并不想让天皇陛下做什么政治性的工作。”并强调“不论在政治的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利用天皇访华”。4月23日，初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卫藤晟一等7名自民党年轻议员，就天皇访华问题联名写信给自民党干事长绵贯民辅，以“时机尚早”等为由，阻止政府制定天皇访华计划。他们在信中说：“中国正处于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权力斗争之中”，“中国国内有要求天皇谢罪的动向”，“中国政府对日本自卫队海外维和表示担心”等。对此，身为自民党“大管家”的绵贯干事长，非但没有进行任何劝阻，反而说自民党总务会内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并强调他本人也持有同样立场。不久，卫藤晟一公然宣称，让天皇访华就是藐视宪法。他说：“对华外交是政府应该做的事，理应首相去中国，让天皇代替访华，实在荒唐。”

1992年6月17日，宫泽首相在天皇访华问题上显示出积极态度，并发表强烈要求实现天皇访华的讲话，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反对天皇访华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很多人对宫泽首相提出批评，特别是前文部相藤尾正行更是强烈抗议：“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是一种政治行为。如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天皇，宫泽首相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月17日，名为“反对天皇访华国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产经新闻》上刊登了《反对日本政府打算今秋实现天皇访华》的“全面意见广告”，署名者包括日本政界、学界、文化界等各界名流110人。该“意见广告”提出三点反对理由：（1）天皇出访是对经过两国外交努力而具备真正友好国家的国际礼节性访问。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理应通过政府外交努力来打开。天皇在现状之下访华，有悖于天皇的历史性格，也违反宪法；（2）西方各国正在严厉批评中国的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让天皇去中国访问，就会损伤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3）中国正处于保（守）革（新）激烈对立的漩涡之中，在这种不稳定时期没有理由让天皇去中国访问。这一“意见广告”刊出后，在日本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也表示：“日本宪法禁止在政治上利用天皇，而日中两国政府却都有在政治上利用的意图”，“宫泽内阁是想在对侵略战争尚未进行根本反省的暧昧状态下”，“通过天皇访华作一了结”，“中国方面则是为重建经济、获取日本援助以及为摆脱‘天安门事件’后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而利用天皇陛下”。

苏联解体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体现为：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稳定及日中关系的发展。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形势的发展证明日本近年来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不可逆转，日本“务必加以促进”。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机深化对华关系，为21世纪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为此，日本政府顶住国内外的一些压力，于1992年10月实现了天皇首次访华。日本政府的基本考虑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通过天皇访华给历史“划一条界限，在牢固的基础上确立走向21世纪的起点”；若失去这次机会，在本世纪内便难以再有更好的时机，并将对日中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外务省一位官员就天皇访华一事说：“北方四岛的归还也已纳入程序，如果不实现天皇访华和访韩，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战后’便没有结束。”这表明日本希望通过天皇访华对过去历史作一个交代，还清日本对中国的“感情债”。中日复交时，中国没有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越来越感到欠这笔债的分量。于是一些政治家提出日本不能总是赔罪，天皇访华应把过去的事讲清楚，有一个了结，使日中间的历史问题划上句号。因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外务省认为“这是解决战后日本外交悬案的绝好机会，应积极促成天皇的中国之行”。

日本普通国民和大众传媒在推动天皇访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促使宫泽排除“慎重派”的干扰，果断作出决断的重要推动力量。天皇访华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读卖新闻》社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在天皇访华前夕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8.8%的人认为“天皇访华会促进中日关系”。

《朝日新闻》编委、评论家船桥洋一发表文章指出：“冷战后的日中关系正在进入与以往不同的新阶段”，“现在正是日中双方相互承认政治大国、构筑成人关系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应该去中国访问。5月，《朝日新闻》又发表题为《天皇陛下要作为“友谊的象征”而访华》的社论，认为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让天皇访华是非常可取的，可视为日本重视亚洲的第一个象征，并敦促日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5月25日，《日本经济新闻》“风标鸡”专栏刊登了题为《回到出发点，进行冷静判断》的评论。评论指出，中日之间虽因历史积怨而存在PKO问题，但天皇访华却是日本为在国际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营造环境的良机。因不喜欢中国对PKO的态度，便终止天皇访华，这才是政治上的利用。为日中历史划清界限，天皇访华是绝好的机会。

正是在这些报纸及其他大众传媒的大力宣传和推动下，从5月下旬起，日本的舆论开始逐渐向支持天皇访华的方向倾斜。据此间日本内阁在极其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一次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天皇访华的人数达75%，表示反对的人只占5%。正是因为预先得知了这一舆论调查结果，6月17日下午宫泽首相才在在东京召开的日本新闻协会大会上发表的讲演中，表明了强烈希望实现天皇访华的积极立场。他说：“我认为陛下去（中国访问）是可取的。”舆论的积极推动和民意支持是促使宫泽在天皇访华问题上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6月2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纮一有意向外界透露了日本政府就天皇访华问题进行过秘密舆论调查一事，他说：“天皇访华的国民一致意见正在形成，政府在内部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人表示赞成。”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与日本有体制上的差异，但两国也不能因此而疏远。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成熟也有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希望从友好的观点实现天皇访华。”“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及其他国家说明，天皇访华是超越个别政治问题的友好访问。”

《每日新闻》发表的题为《通过天皇访华开辟新时代》的社论指出：目前形成了天皇陛下即将实现访华的状况。我们相信，天皇陛下访华一旦实现，就将为日中友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关于天皇访华，应该从长远的观点出发，以其可以开辟新时代的积极态度进行考虑，天皇陛下不是在日中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之后再访华，而是为开辟新时代才去访华。围绕天皇访华争论的天平开始向赞成论一方倾斜，支持天皇访华的一致意见逐步形成，而这正是宫泽首相期盼已久的，它是宫泽首相最终作出实现天皇访华决断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

在中日关系崇尚“友好”的岁月里，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很大程度的“亲近感”，中日两国之间在官方主导下，民间层次呈现出“友好交往”的热潮，形成“官方主导—民间促动”的良性发展态势。尽管其间两国也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但都在双方密切协商的基础上得到了妥善解决。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也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动，更为关注经济层面的动向，以日本开展的对华援助为纽带，双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成为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这是显著区别于20世纪70年代更多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动向的特征，反映了两国关系开始向全方位发展的可喜态势。与此同时，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此前隐藏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也逐渐暴露出来，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也一改以往的齐声倡导“友好”的热潮，出现了不同声音，体现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以及中国人民的对日观方面尚存在很多难以理解和无法突破的“盲点”及“瓶颈”，这些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局势的变化，逐步凸显出来，成为影响两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的障碍。

第三章 冷战结束后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1993—2000年）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加快了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同时，中国的崛起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警觉，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及决策呈现了一种合作加防范的态势。日本各界人士一方面要维持和发展稳定的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与中国保持友好交往与合作；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和警惕，“中国威胁论”趁势兴起，在政治、安全等领域对中国进行“战略性防范”的意识潜滋暗长。这一时期，日本各界人士中国观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既注重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合作，又增强了对中国的防范和遏制。

一、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进入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既有国际环境因素，也有中日双边关系因素和各自国内因素的影响。其中，中日两国的大国化趋势导致双方竞争意识增强，是两国关系迎来新的转折局面的一个关键变量。日本力图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向“普通国家”方向发展，在日美中三边关系中，摆在日本政界人士面前的最大课题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而强化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战略的首要选择。正如罗伯特•A.帕斯特所指出的，“在新时代中，环境变了，日本最为困惑不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对于有些想在亚洲称霸的日本人来说，这是让他们心理上最接受不了的。……中国的崛起是最令他们头痛的问题。”

1、冷战后日本对华合作思想的继承

1993年8月26日，细川护熙首相会见中国记者时首次正式阐述其对华政策及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日中关系是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关系。维持和发展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对日中两国，而且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国将继续重视日中关系。这一基本方针没有变化。”细川希望日中加强合作，对国际军备管理、裁军和环境等问题共同作出积极贡献，并表示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两方面推进改革开放政策通力合作，发展面向21世纪的日中关系。

1994年1月1日，细川首相发表《日本与中国》的新年贺词，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日中两国能够加强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构筑起更加良好的日中关系，他认为：“日中两国关系像今天这样良好，令人十分欣喜。在日中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使日中关系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能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的日中合作关系。”

河野洋平外相认为：由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已不能再用西方一员的概念去作外交政策的判断，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日本外交的主轴是三个同心圆，即日美关系、以中韩等邻国双边合作关系为中心在亚太地区进行合作、进而以几个发达国家和联合国为轴心实施全球合作。这种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外交”可以看作是冷战后过渡时期日本外交的基本框架。中日关系在日本外交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即日本的国际作用是同中国的合作和支持分不开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良好的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与西方打交道的一个有用筹码。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防范和限制的一面将增强。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日本重视对华关系，并认为中国的走向同日本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在经济上，日本表示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其真实目的则是防止中国出现动荡，波及日本，从而保持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和安全上，日本既要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同时也在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并配合美国把中国引入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之中。1994年1月，羽田孜外相访华，羽田在与钱其琛外长会谈时表示：自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后，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日中双方要面向未来，并为世界和平努力作出积极的贡献。去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对本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贡献。日本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羽田出任首相后，于1994年6月会见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时说：“希望日中友好关系永远发展下去。”曾任大平正芳首相秘书的佐藤嘉恭在任驻华大使时强调，日本“不能忘记中国是受害者，日本是加害者”，中日两国面向21世纪的重要课题是，“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和国界进行合作，并创造出追求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1995年，日本政府首脑在有关对华关系上的发言的特征是：一方面强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合作；另一方面也提出要发展成熟的日中关系。按日本政府官员的说法，成熟的日中关系就是“不再是过去那种友好第一的关系，而应该成为就事论事的该说‘不’就说‘不’的关系”。如村山首相1995年9月在国会临时会议上讲话时所言：“将一如既往地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将就包括核裁军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与中国进行坦率和认真的对话。”

1997年8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日中两国真正携手合作，对亚太地区、对世界会产生良好影响，会建立真正的和平，21世纪将是这样的时代。日本在走向20世纪的进程中给邻国添了麻烦，本国国民也受了难，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日中两国有什么问题的话要好好地商量，互相了解，互相合作，这样肯定会创造美好的下个世纪。外务省的主流看法认为，作为日中关系的基本考虑是“将来为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重要的是致力于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外务省还提出：“日中关系从1996年11月以后呈现好转的基调，从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的1997年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的1998年，充分利用领导人互访，使日中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是日中双方的共同立场。”日本政界人士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对日本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日本认识到，通过中日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进一步鼓励中国，在21世纪成为国际社会更具有建设性的伙伴”。

1997年8月28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在读卖国际经济恳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开展新的对华外交》的演讲，全面阐述了“相互理解、加强对话、扩大合作和形成共同秩序”的对华外交四原则，表达了其对华外交的基本姿态：（1）冷战结束后的日中关系，应该为了亚洲政治的稳定与经济合作的扎实发展进行对话，由此达到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共识和相互信赖；（2）不仅要扩大政府和首脑间的对话，而且应该扩大平民之间的、年轻人之间的对话；（3）为了扩大日中间的合作关系，在进行经济合作之外，还应该进行环境方面的合作、与能源有关的合作和贸易投资的合作；（4）日中双方应该进行协调，为在政治、安保、贸易、投资、金融等广泛领域建立亚洲乃至世界的共同秩序作出贡献。针对桥本提出的对华外交四原则，外务省高级官员认为，这表明桥本首相积极地想要建立“非感情用事的日中关系”。同时日本也有舆论认为，日本过去的对华姿态，由于对上次的战争心里有愧，所以动辄就看中国的脸色行事，一旦发生问题，便以“友好”为名加以收拾，桥本首相的演讲就是要表明对中国该说的话就说这样一种姿态，即借访问中国之机，把迄今“友好”第一的关系引导到务实性的“公正”关系上来，一方面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避免正面交锋，同时坦率谈论中国所讨厌的“中国威胁论”、关于知识产权和急剧增加的非法入境者等问题，希望中国方面有所行动。

此外，桥本还提出了“相互尊重”的主张，在谈到1996年的关系恶化时，桥本说：“仇恨只会招致仇恨，过分的批评也只会引得对方以批评相对应……对此，我们需要有能够理解相互痛苦和烦恼的宽广胸怀。”“去年的一个时期，在日中关系中曾经阴云密布，我对其后中国方面有意识地向改善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并给以高度的评价。”日本舆论评论桥本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要背景是，“现在要求日本，巧妙地采取‘两个正面作战’的外交手腕，即在确保美国信赖的同时，消除中国方面的不信任”。桥本提出的“新对华外交”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良好效果。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97年9月和11月，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实现了互访，双边关系走出了90年代中期的低谷状态，并在1998年上半年实现了两国防卫当局的首脑互访。

1997年9月，桥本首相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演讲时强调，“不打不成交”，日中“建立坦诚交换意见的关系很重要”，因此，“要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感情”，有时要“带一些逆耳之言进行交流，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越有问题越要“紧密对话”。他希望日中首脑可以更频繁地、不拘形式地就日中关系中的问题交换意见，沟通想法。以桥本为首的日本政界人士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冷战后，日中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为消除危机，日中间必须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其二，日中关系正处在新老交替时期，对话渠道不畅，出现日本政治家访华不知找谁的情况，因此欲与中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关系，培养新一代知日派；其三，日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只讲友好难以根本解决；其四，与中国建立平等对话关系，以摆脱日本因历史问题在对华外交中所处的被动状态。

桥本首相在“新对华外交”思想的指导下，采取一连串具体行动，以图增进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1）1997年的七国首脑会议在美国丹佛市召开，桥本在会上主张应让中国加入，这是日本首次主动作如此表态；（2）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英美等国抵制临时立法会的就职典礼，但日本率先表示不参与抵制行动；（3）在柬埔寨问题上，日本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支持洪森政府；（4）日本政府宣布将与中国谈判，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桥本首相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举措取得成效，中日关系迅速好转。日本政府认为，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单靠中国或日本不行；没有中国，日本与美国联合起来也不行。三国必须建立起相对平衡稳定的关系。日本过于依美靠美国既有损自己的形象，也不利于日中关系的开展。日本在某些政策上坚持自主，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作出促进中美改善关系的姿态。这既可防止中美对日越顶，又可避免中美交恶而使日本陷入困境。因此，日本一再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

外务省编纂的《外交蓝皮书》称：“日本必须向国际社会阐明它争取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追求什么样的目标，并且发挥与国力相称的领导力量。只有通过这种努力，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才能占有‘光荣的地位’”。桥本首相更以标榜自主外交而闻名，他说：“如今我国已不像过去那样按照世界赋予的政治、经济形势前提而采取行动，而应该比以往所作的国际贡献更进一步，确立能够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信念，成为为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基于这一认识，加强与中国的密切合作，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1月23日，河野洋平外相在日本时事通讯社主办的内外政策调查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东亚外交构想》的演讲，突出地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独立姿态。他指出，日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对中国采取“封杀”政策是不现实的，因而希望同中国全面地发展双边关系，增强相互信赖和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理解。

日本政界人士认为，后冷战时代的日中关系已与以往不同。双方都处在巨大变革之中，发展新时期的日中关系已无先例可循，必须面向未来，推陈出新。于是，日本政府将新时期的日中关系定位于“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即政治上向前看，避免“纠缠历史”，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关系；经济上加强合作，努力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外交上，加强多边中的日中合作，鼓励中国充分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使中国比以往更多地参加制定国际行为准则的活动。日本政界人士认为，中国参与全球秩序的构建及国际准则的制定至关重要。

2、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主要举措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力争在构建日美欧三极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依托日益稳固的经济大国地位，力争实现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其中以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最具代表性，反映了日本政界人士的国际秩序观和走向大国化的呼声，在日本政界颇具影响力。

小泽一郎在日本政界属鲜有的战略家。他于1993年推出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对日本未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为日本设立了成为“普通国家”的奋斗目标。这本书作为新国家主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被认为是“平成维新”的“宣言书”，小泽也因此被视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旗帜。小泽认为，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还应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普通国家”具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含义。从狭义角度讲，“普通国家”就是指“日本应该向国际开放，使日本拥有更大的国际权力，同时日本应打破战后体制的制约和政治上的束缚，拥有向海外派兵的权利”。这就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说的能够在国际上发挥正常作用的国家。从广义角度讲，“普通国家”强调日本不仅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还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承担与其他国家同样的责任，包括对外战略的制定，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造。

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海湾战争等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要求发挥大国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小泽一郎为代表倡导的“普通国家论”反映了这种动向。小泽认为：“日本必须改变以往只顾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单肺国家’状态，争取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即被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做。不应再有下述顾虑：即一方面强调仅限于日本国内通用，同时又以国际社会的压力为理由，表示不得已而为之。”为此，他要求对现行宪法第九条给予补充说明或制定“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以使日本得以实现将“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创造和平战略”等一系列转换和变革。

小泽认为，冷战结束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非但没有变得安全，反而面临更大危险，为适应冷战后变化了的国际环境，日本必须成为“普通国家”，成为政治大国。美日在出现紧急事态时实施海上封锁，完全可以不受联合国决议的限制。小泽主张在日美中三边关系中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他说：“（三边关系）必须是正三角形，而日本位于顶点，日本比美国更清楚中国的事情，日本应发挥的作用是充当桥梁，使三方关系顺利发展。”小泽主张对美国既依靠又利用，对日美关系的现状抱有强烈危机感，不单纯崇拜美国，在对美交涉中态度鲜明而不乏强硬。

小泽认为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展积极作用，必须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点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两国在经济合作领域内应相互开放市场，相互合作带动亚洲经济发展，对华日元贷款的重点应投入到教育和环保方面，同时要与军控和军售问题挂钩，也要考虑到欧美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对中国的严厉态度。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普通国家论”代表了日本政界人士旨在超越“战后体制”、实现大国梦想的政治诉求，终极目标在于通过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扫清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于停滞，而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实力迅速增强，于是，日本抱有一种“危机感”，作为百余年来亚洲惟一的世界级强国，曾经独霸一方的日本，心理上产生一种失衡乃至畏惧的情绪，反映在舆论上是日中友好的提法有所减少，“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增强，日本逐渐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复苏，并开始把中国国力本身视为足以对其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的威胁。这使日本政界人士认识到，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并继续与之结盟更符合自身利益。为此，日本确立的外交战略为：其一，确认日本必须坚持日美同盟，绝不能对抗或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日本应通过对美国的依附和战略合作达到共同称霸或主导亚洲的愿望，即对美采取协调战略及低姿态；其二，在对华政策上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牵制中美接近，日本在对华战略上扮演美国“坚强伙伴与助手”的角色，这种选择是由日美共同价值观和日中体制差异等根本因素决定的。某位号称“中国通”的自民党议员指出：“与中国构筑真正的关系，需要首先构筑日美安全体制的牢固基础。”中曾根康弘则更为明确地表示：“日中友好关系从政治上来看与日美关系一样重要。但这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如果从条约上、经济上和其他各种综合性领域来考虑日本的命运，还是美国更为重要。不能把用正三角形观点来看待的政治和外交战略，与安全保障等问题混为一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步入相对衰退阶段。但日本经济依然在世界和地区经济舞台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经济实力不容忽视。因而在亚太地区的政治格局中，“日本对于地区稳定的基本战略是：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赞同民主和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同俄、中的进一步合作关系；与朝鲜保持正常化的外交关系”。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对冷战后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发展，日本对自身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深表关注，“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和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日本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并在促进建设全球化社会的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2000年年初，日本首相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发表的最终报告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了日本加强日美安全同盟：第一，日美关系由于冷战后形势变化出现动摇；第二，中国的崛起使日本感到担心。可见，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崛起是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结束后，冷战时期“联华制苏”的基础不复存在，日本对华政策随之发生转变，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发生变化，出现了“力量真空状态”，亚洲走向“不确定化”，因而对综合国力增强并正在大国化的中国，产生了不安感。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力急速攀升，日本开始把中国看作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对手和现实威胁，因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合作加防范、接触加遏制的两手做法。

中国崛起促使日本在外交战略上更加重视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日美同盟重新定位后，日本的对外战略开始由“脱美入亚”向“连美归亚”转变，加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日本在继续加强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开始对中国进行牵制和防范。日本认为中国是日本的经济对手和安全威胁，只有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才能运用多边机制约束和规制中国。

1994年2月，细川护熙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成立，财界领袖樋口广太郎任会长。8月，“防卫问题恳谈会”发表了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有状态》的报告，通称“樋口报告”。其目的就是为1995年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做铺垫。该报告在谈到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特点时至少四次以消极口吻提及中国。例如，报告强调日本特别关注的是，“亚太安全环境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等许多亚洲国家拥有提高军事力量的政治动机和经济基础”，“还有台湾海峡两岸的各种问题、香港地位、内地与沿海经济差距等尚未解决的问题”；“从朝鲜、中国、印支半岛状况、有关国家围绕岛礁主权的纠纷看，该地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不太稳定”；“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俄、中开始具有把目光投向太平洋的海洋国家的动向”。该报告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崛起态势的警觉和不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及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两国关系面临着如何在调整中重新定位的问题。1995年4月9日至11日，创始于1973年的北美、西欧、日本三边委员会在东京召开年会。会前，三边委员会指定三方专家花费一年时间，精心撰写了一份题为《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正在上升的中国》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目前人们正面临着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迅速崛起的前景，此乃“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最重要的趋势，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它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十分强大的国家，它的崛起将促使亚洲纳入它的势力范围”。由此提醒世人注意，“从历史上看，新的大国崛起往往给原有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曾对原有国际体制形成巨大冲击，引发了国际上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二战后苏联的兴起也曾打乱了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三边委员会虽说是美日欧三方的非官方论坛，但该论坛与会者主要由政界、商界、学术界要人组成，所以其评论和观点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日本同时成为强大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日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崛起大国与成熟大国之间的竞争，其中日本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军费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态势，很大程度上是适度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态势还是引起了日本政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警觉，因此在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合作的同时，“战略性防范”意识也潜滋暗长。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持续低迷，十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3%，1997年和1998年度则为负增长。日本国民普遍有一种“失落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难以接受自己的优势地位被中国所取代的事实，很多人担心强大的中国将会取代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充满了忧虑，使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和决策富有更为浓烈的对抗色彩。如何应对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成为日本政界人士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军事方面，日本认为中国是核大国，虽然中国军费绝对值较低，但增长速度快，因此对中国存有很强的戒备心理。2000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声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他地区都被纳入了中国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日本的真实意图无非是以中国的军费增加为名转移视线，为其与美国联合研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寻找依据。

总之，中国的崛起是形成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重要因变量之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日本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重要课题。既要寻求与中国的积极合作，以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同时又要对中国进行防范和牵制，强化日美同盟则成为最为有效和便捷的手段。

3、“中国威胁论”的滋生和蔓延

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警觉，遂将日美同盟的“潜在敌人”指向了中国。“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和日本大肆蔓延。中国进行核试验，震慑“台独”势力的举措，给日本政界人士进一步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提供了“口实”。日本各界将中国想象成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存在，从而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寻找借口。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成为日本政界人士对华战略认知的核心词汇。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除继续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进行合作外，增强了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对华“战略性防范”意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了视中国为潜在对手的论调，并最终演化成为“中国威胁论”。1990年5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发表《新的中国“威胁”论》，因此，笔者参照原文，将标题译为“新的中国‘威胁’论”。一文，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该文指出：“甲午战争加剧了日本人蔑视中国的倾向，侵华战争的失败并受到谴责并没有改变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优越感。今天，日本人那种‘先进的日本和落后的中国’的观念，进一步发展成‘富裕的日本和贫穷的中国’的意识。日本人的优越感越来越强烈。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中国巨大的发展潜能，中国仍是对日本形成威胁的重要国家。”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对日本可能形成的威胁，认为如同19世纪一般，日本与中国将在21世纪为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而不惜兵戎相见。但当时这篇文章并未引起舆论的充分注意。其后不久，防卫大学的另一位教授川岛弘三亦著书提出，中国大陆发展海权，企图向海洋方向扩张，并直言日本将成为核武装后的中国大陆的主要敌人。川岛呼吁应抛弃对中国大陆的天真幻想，正视现实中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将极可能成为令日本疑惧的威胁。

1992年8月29日和30日，《产经新闻》连载了该报记者山本秀也的《中国的海洋霸权》一文。该文宣称：“中国为争夺海洋霸权而开始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已经进入南中国海，继而将进入东中国海”。9月初，《产经新闻》刊发了《韩国出现中国经济威胁论》一文，第一次将中国与“威胁”一词联系起来。此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越唱越高，逐渐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关注点。《朝日新闻》载文称：“中国企图在维持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而日本则谋图从经济大国发展为政治大国。这两个邻邦的不对称现象可能越来越明显。”1995年1月，村井友秀又在《外交时报》上总结2000年以来中日关系史时指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摆脱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混乱的半殖民地状态，而以“富国强兵”及“振兴中华”为口号，逐步恢复国力。最近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都超过10%，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增强。原来已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跨越区域大国的范畴而成为超级大国。曾经支配东亚世界大部分地区长达2000年的中华帝国，通过某种方式日益复兴的条件正在形成。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在希望看到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担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可能会超越日本。因而日本感到，“中国既是新的对手，同时又是新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会构成与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挑战。1992年世界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佐伯喜一在一篇未公开的论文中写道：“要警惕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不断强化军事、加强权威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佐伯认为：“中国由于拥有众多人口和广阔的国土面积而具有巨大潜力，有可能发挥比其真实实力更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即便中国没有扩张主义意图，但为实现国家统一、恢复过去版图而采取的行动，也有可能对周边国家带来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日本右翼学者中西辉政曾预测，在2010年前后形成亚洲新格局的时候，中国将超级大国化，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同过去的超级大国一样的态度，从而成为亚洲的“威胁”。

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未像部分日本人所期待的那样自然地向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演进，给日本以“输出民主”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以一定程度的打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居良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等不同，即使经济继续发展，政治体制上也未必会向民主化转变。……。”

日本一些颇有影响的右翼人士甚至公然声称强大的中国是日本潜在的威胁，主张日本防卫体制要由针对北方（苏联）转向针对西部（中国）。中西辉政和国际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认为，强大的中国是日本潜在的威胁，因此要推行“控制中国”的大战略。军事评论家山崎太喜男则为“中国威胁论”赋予了“依据”。山崎认为，1992年2月25日中国人大通过并颁布的《领海法》，“包含着中国的称霸海洋战略”。中国欲乘俄罗斯从金兰湾撤走海军、美国也从菲律宾撤走军队之际，来填补亚太地区的“力量真空”。

基于臆测和误解而在感情上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具有煽动相互不信任、引起日中两国政治摩擦的可能性。特别是日本国内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综合国力超出预料的发展，比“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萧条以及政局不稳给普通国民心理上所产生的刺激还要大，其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实。

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乃自明治维新以来，首次面对一个蒸蒸日上、国力迅速增强的东亚邻国，如何妥善处理相互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日本政界的部分保守势力出于某种战略上的需要和考虑，大力宣扬“中国威胁论”，促使日本对华决策中更多地增添了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成分。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松野赖三曾回顾道：“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以中国为对象的，是设定为对付中国的，其中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北方。这是外务省退职官员和前议员、前首相中曾根的亲戚平泉涉告诉我的，可以说这是外务省的真实意图。”……“亲台派”之所以采取强化日美同盟围堵中国，还有如下考虑：“日本采纳这一政策（强化日美同盟），与过去的历史也有关系。日本在战争中攻陷了北京、南京和上海，在南京杀害了30万人。中国没有忘记这一切。毫无疑问，中国总是要让日本为此付出代价。所以，中国必定要扩充军备。”

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整理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与今后的安全保障》以很大篇幅描述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中国的军队建设、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在此基础上声称“对这一动向有必要引起注意”，煽动对中国的警惕情绪。

1996年6月，日本某智囊机构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这是很危险的。”据称该报告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政界要人和经济界领导人的观点和看法”，“在日本领导层引起共鸣。”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在接受《政界》杂志采访时，关于旨在遏制中国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作出如下表态：在谈到周边地区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但是，要把这一用词包括台湾在内的意思转达给中国。由于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已经排除在外了。但是，这是错误的。把台湾海峡从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中国没有承诺不使用武力。如果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排除台湾，就有发生（中国大陆对台湾）武装入侵的危险。美国的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就可以对中国的武装入侵防患于未然。针对“中国威胁论”给日本外交防卫带来的影响，部分日本政界人士、防卫官僚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有着如下的看法和认识：

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调查查（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Great-Power Strategy：Japan”,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ce Security， Publislt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West 20 Street.New York.NY 10011-4211.USA,（2001），p.7172整理。

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政界人士和防卫问题有关专家、学者，基本上持有一些共同认识：（1）中国在获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必然要增强军事力量，“中国威胁”或许成为可能；（2）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进而可以影响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向“民主制度”方向演进；（3）在安全问题方面，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谈判是较好的战略选择。

归结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各界广泛流布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的主要“依据”如下：（1）中国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军费增长过快，导弹和核力量不断增长，军事发展严重缺少透明度；（2）为实现统一，中国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拒绝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种做法可能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构成严重威胁；（3）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打压日本，其中最令日本耿耿于怀的莫过于中国对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持的“暧昧态度”，中国力图阻止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4）中国崛起将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与美日争夺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小渊惠三内阁时期的防卫厅长官额贺福志郎认为：“虽然目前日本在经济实力方面优于中国，但五年或十年后，中国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会占绝对优势。在此过程中，日本若不辜负亚洲各国的期望，就只有与美国联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中国每年的财富增量已经超过日本。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规模迟早要超过日本。因此，日本有一种潜在的不安：日本会掉入‘美中的夹缝中’。”

2002年11月，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中日关系史学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威胁论”的理由在日本大体有如下几点：首先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产业领域，国际竞争能力有所提高。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倾向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其次是，军事力量增强，也就是因为军费增加、武器现代化等，从而引起对未来可能成为军事大国的担心。但是，在最近几年，对近邻国家来讲，与中国在安全方面的威胁相比较，实际更担心的则是中国成为强大经济竞争对手的威胁。三是，在过去香港、澳门回归，以及去年申奥成功等时候，显著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不给人以一种排外主义及对外扩张的印象。还有四是，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和西方国家在思想、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让人有一种模糊的不透明感。总而言之，所谓“中国威胁论”可以说是对中国重要性认识的反面反映。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对华夷秩序观的恐惧和异质文明论的病态扩展的理解导致了‘中国威胁论’，这是对中国国家角色的畸形认同。在这种角色、身份认同下，日本对中国军费的些许增长也自然怀有深深的恐惧。特定情势下，这种恐惧也就转化为敌意的出现并导致相应的敌意行为”。“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是日本某些人士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及意识形态的需要，其“试图以冷战思维，采取冷战的语言和手法，目的在于在亚太地区挑动新的冷战”。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恐慌和警惕，是“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泛滥的心理认知基础，由于缺乏对中国现状和政策的切实了解，是造成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对华认知出现偏差和导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又一重要因素。

4、冷战后日本对华战略思想的转变

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日本对华接触战略中防范和牵制的一面也在逐渐浮现。近代以来，中日一弱一强的战略格局在当代正经历结构性转变。随着日本经济的停滞和衰微，其运用经济力量操纵和扩展政治影响力的空间受阻，而一海之隔的中国却正处在历史性复兴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规模、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并扩展自己影响力的中国，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民族心理的嫉妒和不安，还有力量对比失衡所产生的敌对、防范和威慑的心理认知和反应。日本民族心理中长期潜存的以邻为壑、海陆国家有别的观念日趋明朗化，“中国威胁论”开始盛行，体现在对华决策上的摆脱单纯倡导“友好”，走向“务实”的强硬政策占据上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战略认知体现了十分矛盾的心理：既想与中国加强合作，保持中国稳定，又担心中国强大；既想将中国拉入国际社会以多边合作制约中国，又担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扩大；既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加强两岸对话与合作，又担心中国实现统一。因此，具体体现在对华决策和行动选择方面，突出了遏制和防范的考量因素，这自然引发了中国的关切和疑虑，并导致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紧张和摩擦加剧。

冷战结束后，日本基于战略利益考虑，将日中关系提升到了与日美关系等量齐观的高度，希望与中国发展更为成熟的双边关系。但是，由于日本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视为威胁，遂将中国定位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在对华决策上体现出“既合作又防范”的两面性。一方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赞同中国发挥国际作用；另一方面，多方遏制中国的强大和统一，并且“为了避免因中国的崛起而使日本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日本越来越强调将中日关系放在多边范围内考虑，表明了要将中日关系置于现存亚太国际秩序制约下发展的强烈意向，这是一项既能制约中国，又能避免和中国单独对抗，还能促使中日关系有限度发展的方针”。

美国学者迈克尔•格林和本杰明•塞尔夫运用政治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分析冷战后的日本对华政策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转向现实主义”，因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四大支柱——安全问题、国内政治、历史认识和经济因素都发生了变化”。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变化，导致中日之间摩擦增多，政治上难以稳定、战略上互相竞争、安全上缺乏互信、文化上互不理解、国民感情有所疏远、但经贸关系发展顺利，使中日关系的双边结构中，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凸显出来。

1995年1月，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提交的一份有关中国的政策声明，反映了自民党和新进党两党内保守派政治家的对华遏制战略思想。这份题为《中国在亚洲安全中的未来》的声明敦促政府“对中国在南沙和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问题上的沙文主义提出正告”，鼓吹运用经济和其他政策手段来影响中国的行为。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有自民党和保守派政治家。

冷战对峙时期，日本防务文件中的防务重点一直是苏联威胁，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的新日本国家防务计划纲要中，防务重点却变成了中国的威胁，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队的日益现代化，中国的核试验，中国在南沙以及钓鱼岛的“扩张主义”行动。只是在村山内阁一些自民党成员的反对下，中国威胁的字眼才从上述纲要的草案中消失。

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作出了强烈反应，数次向中国提出正式抗议，并进行了所谓“谴责”。日本还因此推迟了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的磋商，对中国实施了变相的经济制裁。当时一些日本传媒鼓吹援引《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把台湾列入日美的协防范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国会声称：对于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与尊重”，并不是承认。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中国的说法，并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官员首次公开发表这种观点。日美安保再定义则宣称：在远东“发生紧急事态”时，日美要联手干预，这是日本力阻中国统一的新的重大步骤。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如果运用非和平方式，日本就会借口“周边”发生了“不测事件”，而联合美国使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

1996年4月，《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发表，宣言的主要特点是假想敌由苏联变成了朝鲜和中国。宣言还改变了日本的战略地位，日本首次正式承诺在境外发挥作用，表明了日本由被动单纯防卫向主动介入地区性事务转变，将由“盾”变成“矛”，日本将采取进攻姿态。再定义后的日美安保体制强调要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该宣言列举的有：“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等，把中国的台湾问题和南沙争端也囊括其中。其后，日本又进一步将宣言的内容明确化、具体化。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评论该宣言时坦率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经济大国后就要成为军事大国。”“对日本来说，21世纪最难处理的无疑是与中国的协调。”9月13日，日本发表的《日美双边防务临时报告》称：“日本和美国正考虑在远东发生危机时，采取联合军事行动。”9月20日，日本发表《日美国防部长联合公报》决定“在日本领土周边发生危机时携手合作”，根据日本的解释，“周边地区”的范围，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和通往中东的海上运输线，表明日本将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争端。199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鉴于中国在推进核武器和海空军的现代化，其海洋活动范围正在扩大，加之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造成台海局势的紧张，因此必须对其动向予以密切关注”日本防卫厅官员则声称：“正当中国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强化更加怀有担忧时，我们甘愿遭受中国的反对，提出了对华警戒论。”

日美同盟宣称要“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实质上却是日美两国试图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一种战略安排。“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和讨论有助于美日重新确认两国间的安全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政府本身没有说明日美同盟针对中国，但从日本国内舆论倾向来看，这一同盟主要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并且将这一同盟与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联系在一起。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指出：如果日美同盟关系不稳定，对中国的战略来说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些：中国可以通过离间日美关系，接近日本，以牵制驻日美军的活动；或者反过来通过接近美国来抑制日本。如果日美同盟关系牢固，那么中国的战略选择余地就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既是独立的变数，同时也是日美同盟的函数。日本政界人士在经历一段彷徨之后，对日美同盟的认识，重新回归日美基轴的轨道，表明日本已经完全放弃了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做法，而以支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通过共同对付崛起中的中国，走上政治大国之路，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新加坡籍学者、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认为：“1996年日美安全体制的重新定义，标志着日本在试图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争夺中再次败北，意味着日本甘拜下风，为日美在安全问题的争论写下了休止符。日美准备共同对付崛起的中国。”。

《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在具体解释为何要对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时所列的理由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但与此同时，在这一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都是导致这一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宣言的第四点又称，“总理大臣和总统强调了促进这一地区稳定以及解决日美两国安全保障方面面临的课题的重要性。鉴此，总理大臣和总统再次确认了日本与美国之间同盟关系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它将）继续成为维持亚太地区面向21世纪的稳定和繁荣形势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是日美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

在上述所谓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中，大部分均暗指中国。日本防卫当局的官员直言不讳地指出，日美安保体制的作用之一是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出现，而因为中国“会有很大力量……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则表达得更为直白：“中国巨大势力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当然不是日本能单独对付的”，因此，日本需要日美安保体制来遏制中国。由此可见，经过日本国会通过的日美安保体制的新指针，是日本防范中国的重要手段，并将中日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明确限定在这一体系之中。

在中国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具有强烈危机意识的日本开始把防范中国作为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对21世纪的日本外交来说，日美安全条约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财富。正因为有了日美同盟这个支柱，日本才有可能与日趋大国化的中国保持对等的合作关系。”时事通信社新闻编辑长铃木美胜认为：“自90年代中期以来，日美强化双边安全同盟的主线是‘美主日从’，副线是日本‘借船出海’，即利用日美同盟增强其在对华、对俄关系中的地位，力图形成日美共同主导东亚秩序的局面，借此避免因中国的崛起而造成日本地位的相对下降。”

1997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在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日美两国共同协防的“周边有事”地区，不应作地域上的限定，但台湾海峡包括在内是“理所当然”的；日美防卫新指针的对象范围相当狭小，不会超出日美安保协定中所设定的“远东”地区，而台湾海峡位于菲律宾以北，理论上属于安保协定中的“远东”地区；日本承认“一个中国”，也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对于中国可能以武力解放台湾感到忧虑；日本自卫队虽不会出动干涉中国武力解放台湾，但是在美军出兵时也不能袖手旁观，不会“连水都不给”。这番言论被日本媒体解释为，“台湾海峡属于周边有事范围”，“台海纷争时，日本将支持美军”。中国方面对梶山的讲话立即表示了强烈抗议。《人民日报》在8月22日发表了题为《危害中日关系的严重事态》的文章，外交部发言人也就此提出抗议声明。李鹏总理也于8月22日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包括台湾海峡的提法。这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预，中国对于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企图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8月22日，自民党、社民党、先驱新党三党重新确认：（1）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而着眼于发生事态性质的概念；（2）“远东”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包括韩国及台湾地域）；（3）日本政府不奉行“两个中国”政策，强烈希望台湾问题能通过海峡两岸当事者的对话得到和平解决。但仍无意明确将台湾地区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删除。除了希望中国“正确理解日美防卫合作新指导原则”之外，还否认梶山静六等人的言论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增强，外务省发言人说：“日本大多数人并无军国主义倾向。”

曾任防卫厅长官，是自民党内部“国防族”的首领之一。山崎经常就日本的防卫问题发表意见，对政府制定防卫政策颇有影响力。山崎拓在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7月30日，山崎拓以自民党政调会长身份就“周边事态”问题提出了五点主张：（1）所谓“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周边地区紧急事态”，它不是地理概念，而是始终着眼于事态性质的概念。（2）关于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态，实际上难以设想是在遥远的地区发生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使用了周边地区这一概念措辞。（3）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以《日美安保条约》及其有关规定的基本框架为基础设定的。就后方支援而言，是以旨在实现《日美安保条约》而采取行动的美军为对象。同在《日美安保条约》中所述的“远东”的概念紧密相连。（4）“远东”是日美两国为维持和平与安全而共同关心的区域。大体是指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台湾和韩国在内)。对此，自从安保条约缔结时发表政府统一见解以来，政府曾再三进行过说明。（5）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不是为对付特定地区的紧急事态而进行的，我国相信中国政府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目标。就目前形势而言，台湾不会发生相当于“周边地区紧急事态”那样的情况。山崎的这五点主张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周边事态”概念的最权威解释。在山崎作出这一解释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曾明确宣布，“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结果这一发言引起党内“鹰派”议员的强烈反弹。而山崎拓认为，在“周边事态”问题上保持一种“战略的暧昧性”对日本比较有利。1997年8月18日，山崎在福冈市发表演讲时称：“发生争端时，应该根据是否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及当时的日中关系和美中关系作出判断，现阶段不应该以特定地区作为考虑对象。有人说（台湾海峡）属于周边范围，又有人说不属于，这两种说法都不得要领。日本不希望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没有发生的事情，无论怎样讨论也是白费。”山崎于1999年初访问中国时，曾向中方说明有关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情况。当时，中国方面曾要求日本表明“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山崎回答说：“如果中国方面明确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宣布‘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但是他同时又提出：“如果中日关系是健康和正常的，而且也没有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即使美国把中国作为当事国，从日本的美军基地出发，日本也会对美军的行动说‘不’。”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发表宣言，表示对台湾问题放弃武力，而以和平方式解决，亚洲形势将为之一变，确保了下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言外之意，冈崎认为中国不公开宣称放弃对台湾行使武力，是亚洲下半世纪和平与稳定受到干扰的基本因素。

1998年4月29日，日本内阁又通过了与“新指针”相关的“周边事态法”等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外务省北美局局长高野纪元阐述日本政府内部的一贯立场，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议上表示，根据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周边地区的紧急事态“同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第六条有关”。根据该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台湾也被包括在内。这是日本政府明确表达力图染指台湾的意图，而抛弃了以往在“周边事态”上的“战略的暧昧性”，在“周边事态”问题上展现了强硬姿态。

1999年1月14日，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提到的“周边事态”范围当然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及中国台湾。周边地区不是地理概念的说法有些滑稽，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耻笑。希望说日本的周边不是地理概念的人要纠正自己的日语。小泽甚至说日本政府对“周边事态”的暧昧解释反而会增加其他国家的疑虑，使这一概念的范围明确化即使暂时会遭到有关国家的抗议，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小泽一郎的这番话一改过去遮遮掩掩、一味用暧昧语言搪塞的事实，自然在日本政坛引起了极大震撼。1月18日，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关于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有关法案中提到的“周边事态”的看法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日美安保体制和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完全是防御性的，并非针对特定国家。当天，日本政府还根据野中广务谈话精神，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就小泽的言论一事向中国方面作了澄清。

1999年1月26日，执政的自民党和自由党在两党政策负责人会议上一致认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的“周边事态”的定义“不是完全没有地理要素，但不是指事先特定的地区”。自民党政调会长、前外相池田行彦在政策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支持政府的统一见解，但是，如果说这一概念完全不含有地理要素的话，缺乏说服力，应含有地理概念。考虑到对日本内外的影响，政府才将这一概念不特指某一地区。”然而，这仅仅是日本政府为了平息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的不满和疑虑而作出的“解释”而已。但是，就在日本国会通过新指针相关法案后不久，1999年6月，众议院新指针相关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山崎拓公然表示，“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在内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政界一部分人士看来，“亚太地区当前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当然是无法预测其行动的北朝鲜，但从中长期来说，正向超级大国迈进的中国的动向是日美两国决策者最关心的事情”。为此，日本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作文章，将台湾纳入“周边事态”的范围，阻止中国统一；另一方面又争取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一定矛盾的国家，利用它们的力量来牵制中国。日本学者北冈伸一明确提出：“就东亚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政治来看，只有东盟和澳、新这些中小国家能够成为日本的盟国，它们和日本具有共同的利益。”言外之意，日本需要联合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与中国进行抗衡。

日本政界人士对华战略认知的转变，按日本方面的说法，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因为对战争的欠债和赎罪意识，对中国文化和革命的向往等感情因素规定了对华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呈上升趋势，对华态度开始转变。一些人认为过去的对华友好外交是“迁就外交”、“谢罪外交”，与中国的关系应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两国关系应向更坦率、更成熟的方向发展，“把迄今友好第一的关系，引导到务实性的公正关系上来”，建立“非感情用事的日中关系”。“中国表面上对日本会笑容可掬，然而在内心深处却以冰心来对待日本。日本对中国也不宜以单纯的‘友好态度’处之，而需要采取复杂而又多样的态度”。这说明日本社会中的对华认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人士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要，要求与中国建立更为“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感到恐惧，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

二、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主要代表财界的利益。自民党的运营主要由财界提供资金支持，因而财界的意见经常左右自民党的战略方向。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动力之一就来自于财界。而20世纪90年代中日关系的平淡，也与中日两国经济界在90年代没有了80年代的能源合作甚至展开了能源竞争相关。

1、关注中国经济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主要社会问题等方面。

一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两位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论著，一位是石川滋，另一位是小林实。两人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业问题、粮食问题、改革开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

对于中国的国情，石川滋认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但当前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国情仍然是农业部门有限的资源赋存，即人口稠密而可供耕种的土地早已接近开发完毕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工业部门的扩大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必然受到农业粮食供给能力的巨大限制。石川滋曾在《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成长与变动》等著作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彰显的高水平的趋势成长率和急剧的产业结构变化，几乎在各时期各部门都有所表现。同时，因频繁的挫折，工业化进程不时出现混乱，极为不稳定。结果，中国人均国民所得在世界上仍属最低之列，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仍然堆积于农业部门，温饱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完全解决。对此石川滋认为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寻找原因，但就制约工业化进程和农业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而论，与他之前分析“刘易斯陷阱”时提出的问题相符，并从粮食和人口、雇用方面进一步展开具体分析。对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中国农业，石川滋曾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在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采取了人民公社式的组织形态，但其基础是自给性质的自耕农，而不是推进工业化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成员，而且荒地已被开拓殆尽，因此农业增产的可能性只有依靠更加劳动密集型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灌溉、改良品种和增加施肥为基础）来耕种现有耕地”。谈及依靠劳动密集型而实现的农业增产效果如何，对工业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等问题，石川滋认为，粮食问题和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停滞现象已在中国出现过三次，即1958—1963年，1969—1975年，1978—1981年。每次的导火索都是计划引起投资率的急剧上升，有时又是靠降低投资率摆脱陷阱的，而粮食问题一直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始终。因此，中国从60年代开始便不得不把大量进口粮食当做避免工业化停滞的重要手段。此外，石川滋还指出，从与工业化相关的人口移动政策来看，控制城市职工和雇用的增加，“文革”中采取的向边疆地区移民和知识青年下乡，“大跃进”后大量向农村下放职工，以及城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和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也都是基于粮食问题的存在。对于人口、就业问题及其对工业化的制约，他认为中国在耕地面积减少、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化吸收过剩劳动力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农民的收入以及保持社会安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石川滋认为中国以往选择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在宏观方面诱发成长与微观方面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矛盾性，从而反映了中国经济机制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具体而言：（1）直到60年代末中国人口一直是高出生率，逐年增加起来的生产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已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这无疑是促进向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政策转换的基本动因。

（2）在新增生产年龄人口的压力下，为了尽可能减少失业人口作了巨大努力，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下，企业形态和规模、要素集约度上的选择采取了极大限制，因此工资制度和政策成了唯一的选择，即“三人的工作五个人来做”“低工资多就业”，因强调扩大就业而忽视了生产效率。结果人浮于事所造成的潜在失业成了各企业的普遍现象。

（3）“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事实上仍然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这从50年代初、1963—1964年、以及1978年以后三个时期失业或类似失业现象明显就能清楚表现出来，即其局限性在经济成长受挫时便表现出来，“大跃进”以后进行的削减城市职工和限制工农间的人口移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4）在“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下所形成的潜在失业虽然对防止社会混乱起到了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在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的作用逐渐衰退，而以低效率为代表的消极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上述问题，石川滋进行了中期展望。关于克服粮食困难的问题，他认为改革对农业现代化和商品粮生产基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当粮食出现短缺时，通过直接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支出或者间接地通过改善农业交易条件，引起资源向农业部门转移；而且使生产单位把这些资源当做农业增产投资使用的反应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前这种反应极为消极，而改革后则相当积极，并且在粮食增产和供给能力的提高方面已得到证明。当然这一变化与1978年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调整统购统销比例有关，但在缺少农用固定资产积累的地区和生产队里，生产责任制的承担者对于货币刺激所表现出的灵敏反应，说明在扩大资金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的方面，改革已成为调动个人积极性的一个最主要条件。此外，在谈及粮食供求问题时，石川滋认为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城市居民主食的粮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点，中国出现了追求主食质量和副食多样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粮食商品化率水平仍然很低，农业劳动生产力虽有一定程度提高，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粮食增产存在着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于那种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可能完全实现粮食自给的乐观展望应持保留态度。但同时石川滋也指出，不应忽视改革后中国工业出口的迅速扩大在解决粮食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关于就业问题。根据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生产年龄人口、劳动力人口等资料，石川滋在展望中国就业问题时说，90年代以后，新出生的生产年龄人口的增加势头将减弱，但由于存在着80年代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和农村庞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紧张局面难以得到缓和，因此为了增加就业中国所面临的选择仍然不能摆脱与提高劳动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同时石川滋对改革后中国从扩大集体和个体经济活动、转变产业结构、引进适用技术等多方面努力扩大就业给予肯定评价，并与此相关指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为了适应城市追加就业的大部分必须由集体所有制企业来吸收的形势，应彻底转变集体所有制比国营企业地位低下的思想，并尽可能缩小或取消在社会保险等物质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和经营条件上的差别。

（2）“从中长期看，由就业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的对高增长的压力将一直严峻，能否依靠以增加消费为主的新增长战略来解决此问题是关键”。这一新增长战略寄希望于将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源泉从增加投资转为增加消费，以此促进农业、轻工业增长率的提高，通过关联效果引起重工业增长率提高。但是问题在于，这一设想能否与第八、第九个五年计划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相适应。

（3）“就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目标而言，引进适用技术的目的在于降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扩大就业，同时又不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在同一产业内，都是生产能力规模越小，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就越低，中国也是一样。这样为了提高中小规模层次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进行相应的技术改造”。

（4）在新的农业体制下，工农之间人口与劳动力的移动日趋活跃，仅依靠建设地方小城市能否完全适应这种状况，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小林实的对华认识主要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展开的。首先他认为中国经济建设需要投入巨额资本。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1）如何给12亿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2）如何在广阔的疆土上铺建具有充裕能力的能源和水的供给网，以及生产足以保证需要的运输工具；（3）如何开发丰富的天然资源和改良农业土壤。这些是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的基础。中国要发展本国经济，需要投入巨额固定资产，其规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因此，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必须开动脑筋，启用一切智慧，以建立一种能确保“资本有效利用”的机制——这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小林具体指出：我认为中国的储蓄率高，在筹集建设资金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在实力。当然，在某些方面有必要吸引外资，但若依赖外资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将来就会苦于偿还这种累积债务。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不足，而是资本的使用效益较低，而且，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可以说，在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资本集约型产业。资本集约型的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建设还相当落后，在一些产业中由于盲目进行投资竞争而造成设备过剩，从而使现有设施得不到充分和有效利用的状况仍未改变。特别是最近银行资金流向不动产的股票交易，从而使需要给予投资的产业反倒由于银行资金不足而很难得到贷款。的确，目前中国的经济局势较为严峻，不容掉以轻心。我认为，“资本之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首先应重视的课题。银行和企业都须为此担负起重大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重视人际关系。因此，在分配贷款额时难免受到这种所谓“面子”方面的影响。但是，银行的资金是存款人存入银行的资金，不属于自己。因此，运用这笔资金时，应重视将之限于合理的范围内，以确保存款人资产的安全。凡违反此原则的贷款和营业活动都应作为渎职行为受到严厉谴责。中国有很多人往往对短期的商业金融比较重视，优先处理，而对基础设施等长期金融则敬而远之。这些都需作为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而加以充分重视。由此，中国从“资本之有效利用”的观点出发，设立长期金融机构，使之专门承担长期金融业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市场经济”，小林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宏大，故在运营时必须更加重视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调节机能。中国极重视从理论上解释何谓“市场经济”。而且，有相当多的人都以为只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实现预计的协调发展。从欧美先进国家的经济来看，以此概念处理经济问题，以竞争求得公平，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存在着巨大的地域性经济差异、市场信息又不发达的情况下，很难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取得经济的平衡发展。由此，小林指出中国当前必须相当重视通过政策导向调节经济运行。因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下，权力下放，地方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从而激发了很多人的干劲、搞活了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固然应予肯定，但问题是与“马达”的功力大大得到加强相反，“刹车机能”却日益薄弱。对此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是运用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行政管理机能来“刹车”。可是，如今行政机构的直接管理机能已大大减弱。由此，许多人主张代之以“宏观管理”。对此我表示赞成。但是，若不从实际出发，设立能够真正有效地在中国实施宏观管理的机构，理论上的正确答案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我希望中国的学者及有关部门能正视这个现实情况。若要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国土上使宏观管理见成效，首先需要制定导向型计划，以便让基层单位完全了解政府的方针。这是因为以往是指令性计划，故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一切。但是，导向型计划则不同，它不仅需要让执行者熟知其内容，而且还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计划执行者们主动给予配合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计划制定过程中让学者、企业和银行的有识之士参加。另外，日本大学教授长谷川启之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对根本问题进行改革，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方面。他指出：“中国正在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奋斗,并在这十几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了继续向前发展,目前正在大胆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核心的政策措施就是引进市场经济,并随之提出了所有制和金融制度等制度方面的改革,其中一部分已付诸实施,正在取得实效。然而,已经实施的或者成为人们话题的政策措施不过体现了以经济为中心的表面性。因此,虽然这些政策措施不是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中国要长期持续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需要对根本问题进行改革,即改革还应涉及社会文化的某些层面。因为即便是经济的现代化,也很难使之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隔离开。”

二是对中国企业问题的认识。日本的企业界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也比较关注中国的企业发展问题，对国企改革、综合商社模式的借鉴等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探索视角。

例如，日挥经营规划室规划部部长大谷宏曾经论述过日本、韩国和中国工业技术各自的特点，在涉及中国工业技术的特点时指出：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在缺少资源和资金的情况下，完全不依靠外援，通过“自力更生”形成了技术独创的传统。尽管1992年人均GDP为372美元，属最低水平，但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传统和潜力不同。现在的中国工业最大的课题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体制下的工业组织完全不同，工业技术也完全不同。……目前，中国工业生产的50%左右都由国有企业完成。但是，国有企业一般都是人员过剩、设备过剩，规模大而生产效率低。只因这些国有大企业改革步履艰难，拖延了中国工业整体发展的速度。过去四十多年来计划经济形成的种种社会思想互相制约，也影响着尝试与试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曾经提倡“三结合”。就是全部企业经营管理均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以对等的立场讨论决定。这种方法使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就生产实践而言弊大于利。“三结合”的理论，日本人是从中国学去的，并引起了企业经营者充分的重视，所以创立了“尊重实践”和“和谐的管理者与雇员间的合作”风尚。这种日本特色的企业文化已深入日本人的心中，成为日本企业经营的重要理论之一。中国人有着“三结合”的传统美德，如果正确地熟悉日本以及先进国家企业经营思想，那么一定能很快地学会日本及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实际上，中国对于引进日本企业文化，特别是TQC活动都很容易理解和吸收。对于大谷宏提到的国营企业问题，日本经济评论家、国会议员海江田万里在谈到中国正在进行的国营企业的改造问题时讲到：现在中国的通胀率达到24、25个百分点，这是对目前这样的改革开放政策亮的红灯。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引进外资，同时又要将解雇的员工转移至第三产业。他指出：中国幅员广阔，经济发展不均衡，沿海地区经济水平很高。目前的改革基本上是把物品从充足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通过买卖获得利益。从现在开始，改革必须进入第二阶段，必须解决国营企业如何重新搞活的问题。为了重新搞活国有企业，不引进外资并有效地利用这些外资，都是不行的。为了实现高效运营，必须解雇多余的劳动力。但不是让他们失业，而是让他们转到服务业中去，即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中去，中国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日本方面则是投入技术和资本，重新建立中国的工业，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如何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应由中国自己解决。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运营模式，对此，日本著名流通企业——葵企业集团第一负责人石川佳宏指出：“据我所知，中国正在苏州、沈阳、四川等地进行综合商社试点，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的公司体制和管理经验，这对发展流通产业非常有益。但在与苏州物资集团的合作中，也感到他们的体制还有一些大的问题需要抓紧解决，如由于没有直接进口权，合作受到极大的局限。综合商社没有直接进口权、融资投资权，是不可思议的，在日本不存在这样的综合商社。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石川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是明智的。中国企业只有直接进入市场，才能更好地与国外企业进行贸易和合作。中国物资企业要进入市场，要更好对外合作，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和具体管理方式需要相应转换。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来说，都有三个因素对其发展起决定作用：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及人员素质。中国的个别产品，可能产量也居于世界前列，但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总是很少。这就需要把产品、把企业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通过提高人员素质，改进流通组织方式等。而后者似乎更为重要。”在石川看来，中国要借鉴和发展综合商社，一要在体制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使相关企业拥有直接进口权、融资投资权等，另外还需对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及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与国外企业进行贸易和合作。

日本的经济界人士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和企业经营，还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1994年10月广岛亚运会期间，发生了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事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美两国开始“再定义”双边安全同盟，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1996年4月17日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全条约》内容进行了修改。对于上述问题，三井物产驻华盛顿事务所所长寺岛实郎在日本《中央公论》上于1996年8月发表题为《如何控制日美中“三角危机”》的文章。寺岛实郎认为：日本夹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越来越陷入唯有紧随其后和承认既成事实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日本在对华方面“应坚持四项原则：即旗帜鲜明地对‘侵华历史’进行清算；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参与国际事务；明确日本对核政策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台湾问题”。

三是“中国威胁论”的出现。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经济在90年代取得了快速发展，这种反差使本来就对危机异常敏感的日本倍感压力，日本的经济界人士也纷纷发表有关中国崛起的各种言论，“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并在21世纪初进一步高涨。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地是从对亚洲各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例如，日本日挥经营规划室规划部部长大谷宏曾在1995年指出：“亚洲的工业经济，从前一直以日本为排头，呈雁阵式发展，紧接其后的是NIES各国，再后是ASEAN各国。”然而，“由于日元升值和贸易摩擦的激化以及日本国内市场饱和”，这种形势因为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工业发展，已开始改变。尽管“由于目前日本采取成熟的优秀的生产技术，开发出高质量、性能好、价格低的工业品”，日本仍然是“世界的市场中心”，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超过韩国并迅速地接近日本”。他讲道：“韩国正被中国及其相邻的亚洲各国急速发展的工业包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亚洲其他各国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冲击。这种影响当然也波及到日本。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台湾和香港所谓‘中华经济圈’的GDP到2002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在上述状况下，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出现，日本由于担心产业向中国转移和中国价廉质高产品进入日本市场而带来产业空洞化，开始重新评估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例如，部分经济界人士将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联系起来，认为日本提供资金将间接增强中国军力；另有一些人则污蔑中国“吞并西藏”和“侵犯人权”，称对华援助违反日本“ODA大纲四原则”。

“中国威胁论”的流传是20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转移了国际视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形势。日本于1993年1月29日宣布对中国产硅锰铁征收反倾销税，税金高达4.5%—27%，这是日本第一次对另一个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对于上述“中国威胁论”论调，日本国际石油株式会社社长木村一三曾在1997年8月6日的《财界》上发表文章论及此事。他强调：“日中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正面临最严峻的局面。……去年11月在大阪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我有幸同国家主席江泽民进行了交谈。那时的谈话也触及到了中国威胁论。我提出希望中国不要对此作出太过激的反应。因为中国如果过于郑重其事或过于重视的话，将会引起过分的反应或者很有可能造成战略上的失误。”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威胁论”也已开始出现。

2、对华投资环境的不同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经贸关系取得了很大发展，合作形式也日趋多元化。随着日本企业推行海外战略，日本经济界此期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对中国外贸体制及投资环境心存顾虑是导致9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投资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随着中国西部开发政策的推行，日本经济界也对中国西部建设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表示在实施优惠政策，投资环境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愿意与中国西部地区开展经济合作。

日本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迈向国际化的进程，纷纷向海外进军，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是其国际化的重点。相较而言，并不很重视中国市场，这从日本的汽车产业即可看出。日本早先凭借其在汽车生产技术、组织管理方式、产品质量及销售体系、售后服务方面的综合优势，轻视中国。他们以为，中国汽车工业即使发展起来了，只要中国加入世贸后，没有了高关税以及各种非关税政策的保护，中国的汽车工业就会垮掉，即使不垮掉也难以同日本全面抗衡。日本作为世界汽车产量第一的汽车大国，就日资的规模、结构而言，在来华外资中都是比较小的。这与日本向中国只销售产品、不愿出售技术的指导思想相吻合，丰田汽车公司负责中国和亚洲市场业务的常务董事横井明对此深有体会。他每次见到中国朋友时，几乎都要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丰田汽车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上表现得那么消极？”他解释的原因之一，是80年代初丰田汽车公司由于忙于在欧美建厂，大量资金和人力集中流向欧美地区，因而无暇顾及中国市场，结果让欧美汽车公司乘虚而入。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外商企业的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无论是在基础建设方面，还是在法律法规方面，较20世纪80年代都有了很大进步。正如日中经济协会会长河合良一在1990年时谈到的那样：“一方面，关于投资，听说去年成为悬案的日中投资促成机构近期将要成立。但是民间企业的投资，在核算方面的前景很重要，投资环境成为问题，中国最近将改正中外合办企业法，合办期间也由当事者商定，就是在实质上是自由的。此外，外国人也可以成为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关于这一合办期间，邹家华说，‘合办好比是人们结婚，在结婚的时候规定离婚的时间是不恰当的’，这个改正说明，中国理解我们向来的愿望，解决了对中国投资的一个巨大问题。”这些使一些处于观望中的日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疑虑，加快了对华投资的步伐。

1993—1995年期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潮，但在1995年以后，“这一投资浪潮却因为当地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对进口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以及知识产权问题跌入低谷。尽管日本资本还在不断流入中国，但最初那股浪潮无疑已经退去，日本公司的热情也逐渐冷却”。这与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有关。例如，1995年6月2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资优惠政策由过去的地区优惠转向了产业优惠。同年12月，国务院又对进口税收政策进行了调整，在较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的前提下，取消了绝大部分进口税收减免优惠政策。这些都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从日本经济界的诸多言论看，日本经济界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这可以从日本经济界人士的下述认识看出。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小岛高明在1992年时谈到，日本企业在对华投资中所遇到的问题，迄今已在日中投资联合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等的会议上，双方的官方和民间都曾提出过。日方虽然也认为中国政府非常认真对待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并力图加以改善，但仍认为存在着一些有待今后加以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员、原材料及零部件采购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小岛指出：（1）在人员方面，存在着如何改善住宅、劳动力流动困难、完善劳动保险、中方对社会福利一元化管理等问题；（2）在国内采购原材料、零部件方面，存在着价格差别问题和在上交销售税时的差别等问题；（3）在法规和行政方面，还存在法律不够健全（如抵押权），现行法规不健全（如在更新设备时交纳进口税）等问题。即便是在日本对华投资增长期间，日本经济界仍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心存顾虑。如1993年11—12月，日本国际贸易部作了一项题为“日本经济全球化征询”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调查中88%的人认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突出的问题仍是基础设施问题，如电力供应和交通运输，尤其是公路运输。此外还有法律和体制上的问题。如金融体制、贸易体制以及如何为发展商务筹资等。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经济系教授伊藤正一也指出，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进程缓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缺乏替代出口型投资的动力，带动出口型投资又受中国外汇平衡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商对华的投资意向。其次中国目前大量进口日本产品和设备而忽视引进技术。同时，日本则想保持对中国的技术竞争优势，在生产技术转让上态度审慎。第三，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和金融保险业对外开放度很低，离国际化标准较远。”

日本西武流通企业集团会长堤清二在1994年谈到了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华投资存在的疑虑时指出：在许多日本财界人士头脑中，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的不良印象太深了，一提社会主义就容易与前苏联的做法联系起来。因此，一些人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搞市场经济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是就一定会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发展呢？他们还要看一看。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仍是社会主义，但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他们也有担心。这两方面因素不能不使日本经济界对华投资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第二，日本经济界对改革时期中国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关系搞不清楚，经常发现许多投资渠道差别很大。中央和地方很多做法并不一样。开始，很多人以为在中国这种体制的国家，只要和中央政府部门打交道就可以了，但后来发现和中央部门谈不成的，还可以和地方上去谈，也许可以谈成。有些中央部门谈成了，到地方上也不一定好办。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方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和它现行的体制缺乏了解，但也反映出中国情况的复杂多样性，很难一下理解。第三，经济发展时冷时热，而又很难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包括存贷款、利率手段来调控，往往还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控制，这就让许多外国投资者包括日本投资者不放心，难以进行大规模投资。从上述例举的部分日本经济界人士的观点来看，日本对华投资之所以进展缓慢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主要有如下五方面原因：一是担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会发生变化；二是体制原因，这方面有对两国基本的国家体制的认识不足问题，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政令不一的问题，也有行政命令过多而非依靠市场调节的问题，更有金融体制、外汇体制方面的问题等；三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四是包括电力、交通等基础建设不完善；五是具体的人员及原材料、零部件国内采购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一直重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和先富共富理论内在包含着时机成熟则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思想。早在1986年，日本经济界人士就关注到了中国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日本滋贺县经济界就认为中国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应设立优惠的特别法律。日本滋贺县贸易株式会社社长品矢静雄具体指出，同上海、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进行经济合作有着很多便利条件。但是，同有友好关系的湖南省进行交往则比较费劲，物品到了港口再往内地运要花费很长时间，因电报、电话费用昂贵，对方不愿及时联系，在那里设立事务所费用也很高，开办合作合资企业，土地、工人工资又不确定、不明了。品矢说，如果内地也拥有同沿海相同的条件，他们愿意同那里交往，因此，希望中国考虑对落后的内地设立优惠的特别法律，以便使日本在同中国内地县市进行经济合作时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而言，他们希望中国在具体的政策和法律方面对落后地区予以优惠，改善投资环境，同时也表达了在中国落后地区开发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愿望。

1991年12月，江泽民在贵州提出要把西部地区的经济振兴作为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1998年5月，江泽民又提出了“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开发步伐”。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与当时的小渊首相就两国之间开展中国内陆地区开发合作事宜达成共识。根据这一共识，日方于1999年4月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内陆开发协力推进协议会”。以日中经济协会作为承担其日常工作的协议会事务局。中方则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牵头，选定四川、陕西、云南、黑龙江、吉林五省作为对象区域，开展包括推动具体项目实施在内的各项合作。1999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期间，日中双方确认将进一步推进内陆开发合作事业，商定日本派遣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组成的考察团对西部进行考察。根据这一约定，日中经济协会访华代表团和政府与民间共同组成的西部地区考察团合二为一，于2000年9月8日访问中国。该代表团成员包括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等众多日本经济界高层人士。当时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藤村宏幸认为“虽然日本存在经济长期持续低迷，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的问题，但中国方面也还存在着由于投资条件不完备，影响日本企业大规模对内陆地区进行投资的情况”。

2001年前后，日中经济协会以内陆地区考察团成员为对象，进行了有关中国西部地区的问卷调查，成员们提出了他们在促进西部地区投资方面的希望，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有如下几点：（1）有必要制定具有地域特点的开发计划和优惠政策，向地方下放权限。中国各省都以极大的热情发布了各自的发展计划和利用外资的大纲，然而却给人以这些计划大都贪大图全，对引进外资也是无论什么项目都举双手欢迎的印象。我们认为各省应该根据自身特有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计划和优先利用外资的项目，通过自己独特的优惠政策谋求发展。

（2）完善基础设施。在硬件方面，中国正在为完善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付出巨大努力。众所周知，基础设施是投资环境的基础，今后应该采取进一步倾斜措施，努力加以完善。需要注意的是，每个项目不能仅仅着眼于各省境内，而应通盘考虑综合规划，在此基础上使基础设施实现超越省界的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投资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益，同时也才能更大程度上产生带动民间投资的作用。

（3）人才培养。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软件建设的根本工作便是培养人才。企业投资办厂最担心的就是人才问题。当前的现状是与沿海地区相比，内陆地区难以确保所需人才。内陆地区需要培养更多的通晓英语和日语、具有国际头脑、具有很强专业知识的技术、管理人才。此外，由于存在着内陆地区所培养人才往往流向沿海地区的“孔雀东南飞”倾向，故此应该考虑出台鼓励人才到内陆地区就职的奖励政策。

（4）在西部地区培育环保产业的重要性。在西部大开发中环境和生态保护被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为此，西部地区在对环境加强监督管理的同时，下大力气培育自己的环保产业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希望能够积极引进并吸取日本的技术和经验。西部大开发规划明确指出，不光要进行资源开发等经济建设，还将从一开始就同时致力于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日中经济协会认为这一观点极为重要。日方可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在多个领域与中方进行合作。就政府方面来说，从桥本前首相提出的“日中环境示范城市构想”开始，有关省厅推出的包括绿色援助计划等在内的改善环境的合作，日本各地方自治体、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业和个人参加的植树活动，正在扎实而广泛地进行。就产业界来说，也正在力图以日中经济协会作为窗口单位开展环保产业之间的合作，除了通过举行有关环保技术的交流和研讨等贡献有关知识之外，也正在积极努力推动环保企业的对华业务往来。此外，日本提供的贷款也明确体现出重视对内陆地区的支持，注重环境项目的意向。对此，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副会长的藤村宏幸曾详细地谈过对中国西部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他认为：首先，作为整个西部地区都将面临的共同课题，便是水资源的保证和有效利用问题。当前贵国正在下大力气进行的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水土保持能力的工作，同时也是保护生态和环境的治本之措。但从确保河流下游地区优质的生活用水和必要的生产用水并对其加以有效利用的角度考虑，新建地下水库和普及节水灌溉技术很有效。其次，从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观点出发，提供太阳能和风能等自然能源以取代燃烧木材极其必要，现在重庆等大城市正在逐步改用天然气，虽然在广大的农村牧区转变和改善燃料结构，需要完善流通体制，但这将最终有利于保护林业资源。第三，对于工商业企业应该在彻底实施“三同政策”的同时，致力于推广清洁生产；此外，从长远观点来看，普及目前日本也正在努力开展的“零排放”意识，使其深入人心非常重要。在提高环保意识，采取具体的技术对策时，需要明确其目的和效果具有的意义。第四，应该培育和发展西部地区自己的环保企业。要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精通该地区情况并掌握环境技术的企业群体，当然像日本那样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度并不存在这一问题。然而中国这样国土面积辽阔的大国，由于各个地域之间情况各不相同，如果拥有植根于当地的环保企业，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各个地方之间的市场壁垒，从而使得当地的环保企业得到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想使中国的环保技术提高到世界水平，还将面临诸如培养综合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等重要课题。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培育和发展环保产业对于保护生态与环境非常重要。愿意根据西部地区的特点、在互惠的前提下与中方开展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作为工作内容之一，l999年在两国领导人支持下，在北京成功举办了日中环保产业合作会议，今年还将与中国有关方面共同主办该会议。除此之外，日中经济协会还打算以西部省市为对象，将制定环保产业振兴计划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总之，日本经济界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具体政策的变化情况，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外贸有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均涉及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同时也表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三、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逐步发生转变，按日本方面的说法是20世纪70和8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非对称性”的，因为对战争的欠债和赎罪意识、对中国文化和革命的向往等感情因素规定了对华关系；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同中国的交往扩大，日本人开始以一种自然的心情去认识中国，同时由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增强，也要避免给人造成“日中合作威胁论”的印象，所以要同中国拉开距离。此外，日本国民认为1992年秋天天皇访华“给了中国面子”，此后，日中关系已从“友好第一”进入坦率交换意见的阶段，即从“特殊关系”进入“一般关系”的阶段。而事实是，从冷战结束后日本就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要，要求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感到恐惧，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呈上升趋势，对华态度有所改变。一些人认为过去的对华友好外交是“迁就外交”、“谢罪外交”，与中国的关系应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两国关系应向更坦率、更成熟的方向发展，“把迄今友好第一的关系，引导到务实性的公正关系上来”，建立“非感情用事的日中关系”。由此，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也趋于警惕和消极，“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日本各界蔓延，日本政界、舆论界、学界和普通国民在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审视目光十分严峻，呈现出积极对华认知和消极对华认知并举的状态，具体体现在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面，除继续坚持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同时，也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增强了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

1、日本国民对华认识趋于警惕和消极

1992年是中日关系在90年代的一个特殊年份。1992年4月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同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首次访问中国，两国的关系迈出了1989年的阴影，成为“新中日关系的出发点”。天皇访问中国后，日本企业争相赴中国投资，一波“中国热”再度出现。1992年“对中国的亲近感”民意调查较1991年攀升了4.4个百分点，由51.1%上升到55.5%。1993年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同盟、日本对华经济援助、钓鱼岛等问题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两国舆论相互指责骤增，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急剧下降。1995—1996年间，中日关系跌入了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最低谷。1995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比率为45%，认为不好的为46%，否定性评价首次超过了肯定性评价。1996年，日本国民对中日关系的评价降到了最低点，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为51%，认为好的为39.4%。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实行导弹演习，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下降到45%，而不抱亲近感的人却达到51.3%。这是从中日复交后第一次日本人对中国不抱亲近感的比率超过抱有亲近感的人的比率。

日本实现经济高度增长以后，中日之间明显的经济差异，对日本国民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影响。1992年9月13日，《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关于日本国民中国观的舆论调查结果与战后初期日本国民的中国观形成了鲜明对照。针对调查中“对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的设问，37%的人回答是“人口的增加和难民的流出”，对于“中国的魅力所在”，43.9%的人认为是“自然和风景”，30.8%的人认为是“遗址、出土文物等文化遗产”，28.1%的人认为是“绘画、书法和陶瓷等艺术品”，26.4%的人认为是“中华料理”，认为是“中国人的人格”的则仅为12.1%，而且，在20多岁的年龄层中，则只有6%。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对这次舆论调查的解读是，这种中国观是日本人在经济上对中国具有优越意识的反映。而且，从中可以看到日本人所肯定的是想象和理想中的中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部分国民对中国的核政策很不理解，反对中国为自卫而进行极为少量的核试验，掀起一波抗议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浪潮，这使中日民间友好运动有所削弱。据NHK每年对1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1986年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占76.1%，不好的占14.1%，认为中国人亲切的占75.5%，不亲切的占17.8%；而到1995年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下降到45.3%，不好的上升为45.7%，认为中国人亲切的下降为48.4%，不亲切的上升为48.4%。根据《读卖新闻》刊登的内阁府1996年10月进行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的结果，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占39.4%，而这个数字在1992年是56.2%。认为日中关系不好的占51.0%，对华没有亲近感的达51.3%。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的经济实力则在同一时期进一步膨胀。在这一时期，日本曾一度要同美国争夺世界经济的第一把交椅，美国被当成日本的头号竞争对手，甚至社会上曾风行“嫌（厌）美”论。相比之下，日本认为中国要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至少也要在50年或100年以后，他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今天的中国相当于日本的明治时代”，这一时期也因此很少听到“中国威胁”的论调。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调查，视中国为“威胁”的比率由1969年的15%、1978年的10.5%骤降至1981年的1.7%。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长期陷入了低谷；中国的经济则在90年代以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于是，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把正在崛起的中国看成是日本的潜在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根据日本《读卖新闻》社和美国盖洛普公司199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日本人认为中国是其今后最强大经济对手的比率为33.5%，超过了美国的32.1%。认为正在追求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将难以同日渐强大的中国保持像以往那种的友好关系，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时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必将走向军事大国，从而造成“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抬头。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1996年1月4日的调查，认为中国是“今后对日本最有威胁国家”的比率为45.6%，超出第二位的朝鲜一倍多（22.2%）。另据日本新闻社1997年4月的调查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是亚洲和平的威胁”的比率为54%。这样，由于缺乏对中国的现状和政策的了解所导致的对中国的恐慌，就成为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中日关系上产生的消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最初日本普通国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不少投资者着眼于中国的广阔市场，也认为中日关系大有发展。不少人认为中日经济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好处，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合作的密切化，也使人担心这种合作结果会促使一个更加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出现，使日本在近代以来首次在亚洲面对一个真正强大的竞争对手，从而导致东亚地区经济利益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日本资源匮乏，未来不容乐观，加之舆论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致使部分日本国民不明真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深表不安。1995年《读卖新闻》社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有近半数（48%）的人对中国的核试验和军事力量表示关注，这也导致日本普通国民对华认识上出现偏差，对华态度趋于冷淡。

针对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学者鲁义分析：“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初，悬隔于两国之间的窗户突然打开，两国国民热切希望实现交流，旋即骤然在中国出现了‘中日友好’、日本出现‘中国热’的潮流，虽然期间存在着未尽合理的因素，那种压倒性的数字倾向是难以否认的。”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国际舆论集中谴责中国，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也急剧恶化。时至今日，非但尚未恢复到以往对中国好感度最高值的水平，反而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对此鲁义认为，“大概是因为能看清对方的真实面貌。相互之间的认识也比以前更为现实。目前的数字可以说是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情形。”

日本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已经是大国，在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以“大国”来对待，从各种指标来看都已显露出大国的姿态，主张应该采取同以往不同的对应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纽约时报》东京分局长尼格拉斯•克里斯托弗的观点：“中国以实现工业革命为目标，因此，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同时也出现了日本并未意识到的危险。有日本人担心中国若处于内战状态，将有几百万难民涌过来，实际上比这更大的危险是中国的发展，作为亚洲的超级大国登场。”对这种“中国威胁论”予以响应的是参议院议员武见敬三提出的日本舆论中中国观变化的事实：“‘天安门事件’前一年与1995年相比较，对中国感到亲近的人由68.5%减少到48.4%，不感到亲近的人由26.4%增加到48.4%。”

1997年1月，根据《读卖新闻》社开展的日美共同舆论调查显示，回答将来中国会给日本安全保障上形成威胁的日本人中，认为“非常具有威胁”的占18.4%，“或多或少会形成威胁”的占45.3%，合计63.7%。同时，对于将会给日本形成军事威胁的国家（地区）的回答，朝鲜为55%，中国仅次于其后，占39%。在1994年的调查中，针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仅占18%，明显反映出日本国民对华印象呈现恶化的趋势。

1997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与《日本经济新闻》社对日本国民进行了联合舆论调查，详细内容参见下表：

美国《华尔街日报》与《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联合舆论调查（1997年）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与美国《华尔街日报》联合舆论调查”，1997年；“日经民调指出15年后中国GDP可能超越日本”，2004年6月，http://ocac.gov.tw/japan/katudo/nihon/2004。

此项舆论调查表明，在1997年的时点上，日本国民将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的竞争对手，而10年后则将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尽管目前中国在中美日作为经济强国的排名中位列第三，但10年后则会超越美国和日本跃居第一；认为今后20年间中国是远超过美国对日本外交上最重要的国家，可见日本国民对邻国中国的重视程度；此时日本国民认为日本仍是亚洲领导人，但20年后这一位置则不得不让位于中国；今后数年威胁亚洲的国家顺序依次为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列第二位，体现了日本国民将中国视为“威胁”之一；关于中日关系的调查，认为现状中“友好”大于敌对，对将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抱有一种乐观态度。由此表明，日本国民已将中国视为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会取代日本在亚洲的主导位置，认为中国可能是威胁亚洲地区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三年日本对中国持有亲近感的没有超过50%，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日本国民的高度戒心，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疑惑和不安。据《朝日新闻》1998年5月的调查表明，回答对中国感到威胁的人达到64%，而认为中国不是威胁的则只有31%，前者远远超过后者。其中，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感到威胁的为22%，对经济力量感到威胁的为20%，对政治体制感到威胁的占18%。2000年日本TBS电台进行的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民意调查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占34%，而认为“中国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仅占20%。此外，以报刊、电视等大众传媒为中心的日本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变化。日本新闻媒体对中国政治风波、核试验、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导向，显然不利于在日本国民中形成对中国全面、客观的认识。在媒体叫嚣“中国威胁论”的鼓噪下，许多日本国民不希望中国实现统一，不希望中国成为更加强大的“不友好、不亲近的国家”。

在考察日本国民中国观的问题时，需要重视的是，日本国民的中国观并非“整齐划一”地高度一致。据调查，不同年龄段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也不尽相同。1991年，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为51.3%。其中：20—29岁的受调查者抱有“亲近感”者为48.8%，30—39岁的为48.3%，不抱亲近感者占多数；40—49岁抱有“亲近感”者为52.5%，50—59岁抱有“亲近感”者为55.3%，均超过半数；60—69岁抱有“亲近感”者为61.9%,70岁以上抱有“亲近感”者为54.7%。上述调查表明，年轻人对中国不太关心也不了解，而60岁以上的日本国民中则有较多的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这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而对中国抱有很强的负罪感。

据1999年到2001年进行的调查，出现了新现象。近年来，由于中日关系发生摩擦及其他原因，抱有亲近感者逐年减少。1997年，40—49岁的日本人中对中国有“亲近感”者为52.7%，1999年下降至44.9%，2000年为47.5%，2001年48.8%。70岁以上抱有“亲近感”者也大大减少，1999年为41.4%，2000年为43.7%，2001为44.6%。

随着现代化民主进程的加快，一国国民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就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而言，两国国民对对方的态度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能否顺利发展。毋庸赘言，中日两国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已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但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即是两国国民之间持续增长着的互厌及敌对情绪。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受各种因素影响，持续下滑，双方相互不信任程度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2002年在纪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时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针对“是否对日本怀有亲近感”的提问，只有5.9%的中国人回答“有”，而作出否定回答者高达43.3%，“感觉一般”的多达47.6%。与此相对应，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下属机构有一项多年的民意调查，主题是“对中国的亲近感”。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向2000多个不同年龄段的日本人进行问卷调查。20多年的调查结果，以1980年为最好，在调查对象中，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8.6%，而到1989年一下子跌到51.6%，至2000年下滑到48.8%。中国对日本亲近感之低主要集中在日本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及防卫问题的认识上；而日本对华亲近感则有一个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的高低是衡量对华感情及认识的指标之一，也是反映中日关系状况的“晴雨表”。

日本国民对华警惕心理的出现，既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密切关联，也与中国蓬勃发展的崛起态势有关，加之日本国内政治生态“总体保守化”的动向，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呈现日趋冷淡的倾向。实质上，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降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世界政治格局的转换与日本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的各种政治势力分化组合，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失去制衡对手，随之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确定为竞争对手，极力加以遏制。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加大了“扶日抑华”的力度，在外交上一直是将日中关系纳入日美关系的总体框架中加以考虑的日本则以“挟美制华”方针予以呼应，日本国民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及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苏争霸出现“苏攻美守”的局面，中美日三国面临着苏联的共同威胁，中日、中美建交共同遏制苏联，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日本国民视苏联为主要威胁，而对经济实力与日本存在很大差距、又同其刚刚建交的中国则抱有很高程度的亲近感。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联威胁消失，美日两国便将矛头对准中国，“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同时由于日本处于“自由主义阵营”，对中国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很不理解，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对日本国民具有重要影响。

在日本国内，1993年细川护熙组阁，打破自民党一党执政38年的“55年体制”，各党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战后新生代政治家成为政界主流，日本政治趋于“总体保守化”，社会党作为与自民党抗衡的政治革新势力色彩渐淡，导致左翼和平主义思潮衰落，右翼保守主流思潮进一步保守化。伴随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新闻媒体和舆论总体上也向右转，直接表现在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负面因素增大，从而导致普通国民对华认识上形成偏差。特别是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带来的后遗症，引起了国民心理上的不安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社会上对政治“不关心”的阶层占据着很大比重，这为右翼势力和“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既反华又反美的右翼势力代表的石原慎太郎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可谓是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有力例证。日本地方行政长官的选举与内阁总理大臣的选举不同，是由当地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其结果是“民意”的综合体现。石原的当选无疑迎合了选民对国内问题的不满情绪和大国主义抬头的政治气候。

一些日本国民十分关注“没落的日本，腾飞的中国”的提法，认为“世界的目光正从日本转向中国”，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加速，从而导致自虐性的“自我丧失论”，抑或是无视世界的“日本唯我独尊论”，弥漫于整个国家的空气之中。此外，更有人叫嚣“中国崛起论”，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大国论”和“日本空洞化论”。这些论调刺激了日本国民质朴的状态及心理，酿成“厌中情感”的出现。

其次，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对日本国民意识产生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股价、地价跌落，长期经济增长中隐含的各种危机显露出来，使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处于停滞状态，就业难，进而导致消费疲软，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平成萧条”的出现使国民笼罩在悲观的气氛中。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持续增长，至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中国经济以年平均7%—8%的增长率增长。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势头形成巨大反差，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一直以西方优等生自居，以往很多日本人一直视中国为“低发展水平国家”，思想深处暗存一种身为经济大国而俯视发展中国家的心态，面对中国的发展态势，日本国民心理失衡，出现悲观且矛盾的复杂心理。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日本公司加速在中国大陆设厂，使日本陷入了“产业空洞化”的危机，任其发展，日本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将会失败。因此“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大有市场，不少人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会造成东亚地区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日本资源匮乏，未来不容乐观。诚如日本前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所言，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处于一种政治流动化和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在长期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充满了对未来本国经济的悲观论调。很多日本人在意识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大国抬头的同时，也对中国产生了戒心。

一些日本国民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面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日本经济持续滑坡的态势，一些日本人大肆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担心中国成为日本经济上的对手、安全上的威胁。因此不愿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企图加以阻挠和遏制。针对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认为“中国接受日本援助，却还援助其他国家”，“中国接受援助用来增强军事实力”，“中国得到援助却一点也不感谢”，提出“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增强了对中国的不信任感。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一致赞赏；而日本在危机中作为经济大国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任凭日元随意贬值，给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造成很大压力。国际社会纷纷指责日本这种不负责任行为，这使之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因此日本国民对于在自己身边崛起的大国，心理极为复杂和微妙，对华亲近感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文化层面上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既近又远”。中日复交后，中日双方开展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呈现出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全方位发展态势，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并未因此而加深信任度。当然出现这种情形的因素十分复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中日两国是近邻，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历史上日本吸收中国文化，这很容易给双方国民造成错觉，认为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都一样，其实不然。一方面，日本在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但已将所学知识深深融入本民族文化之中，形成了与中国有显著区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自近代以后，“脱亚入欧”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日本国民，时至今日，日本国民仍惟“西方价值观念及模式”马首是瞻。冷战思维方式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往往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因此，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地理、文化上）既近（国民心理上）又远”的关系。

中国学者崔新京指出，中日关系中的不信任，主要是存在着文化误读问题。文化误读的一种类型是客观的自然误读，即一种他族文化被“翻译”进入另一种不同语境，不可避免地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从而被再认误读。这种冲突和误读主要指两种文化之间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另一种类型是主观的人为误读，出于某些政治的、经济的利益或狭隘的民族利益，故意掩盖事实、歪曲真相、混淆视听、造谣中伤等，从而诱导本民族误读异文化。导致日本国民对华亲近感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第二种类型，即日本方面主观的人为误读。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大众传播媒介有失偏颇的报道。日本评论家竹村健三指出，“仅靠大众传媒的报道，不用说了解世界，连日本本身也了解不了”。因为对大多数日本国民而言，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的报道，而大众传媒往往利用一些小事件连篇累牍、大肆炒作。如报道1996年中国军队在台海演习及2002年的“沈阳闯馆”事件，电视上连续几天集中不间断的报道，使原本简单的事件复杂化，并加深了不知详情的日本国民的对华厌恶感。日本方面主观的人为误读的具体表现之二是，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全面倒退。从1993年至1995年不断发生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事件，阁僚屡屡失言，为历史翻案。当社会党提出以国会的形式通过“不战决议”，承认侵略、向亚洲国家道歉时，竟遭到70%自民党议员的反对；450万人署名反对“不战决议”。由此可见，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反省，日本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长古川万太郎指出：“至今一些日本人仍认为，（二战时）日本不是败给中国，而是败给美国的现代化武器和雄厚的物质力量。”这种认识也是他们歪曲侵略战争的原因。其具体表现之三是，教科书问题。对青少年而言，认识和了解中国以及日本近代外交史、世界史，主要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但近年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及团体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1999年8月，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近一半的日本青年不认为50多年前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由于日本青年得不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加之他们不像父祖辈那样亲历过战争，对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危害认识不深，因而形成的历史观及其对华态度就不免失之偏颇。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的肆意蔓延，导致日本国民对华感情认知发生大幅度负面变动是多重复合因素使然，其中既包括中日两国总体实力的此长彼消、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日美同盟体制的再强化，也包括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的崩溃、产业空洞化、失业率攀升、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遭受重创、对社会现状愤懑不满情绪的蔓延、“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排外意识的抬头和内在心境宽容度的降低等。促成这种感情对立的最为本质的要素，则是中日两国向新型国家关系的双边框架过渡期间，因国力竞争造成了利益结合部出现激烈的对抗和冲撞，而依据“实力相近的国家相距愈远愈安全，反之，相距愈近愈危险”的地缘政治理论，由于中国的持续崛起，日本国民的恐惧心理与日俱增。素来抱有优越感和自卑感双重历史记忆的日本国民，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由于中日之间综合国力对比差距悬殊，对华姿态总体而言是比较大度从容的；但自进入90年代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不自信的焦虑，已很难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日益强大的邻国存在，对华感情认知也就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

2、日本舆论界与学界的对华认识

1992年7月，日本舆论界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此时也正是国会内部讨论向海外派兵通过PKO法案最激烈的时候。《朝日新闻》载文说：“中国企图在维持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这一结构下实现现代化，而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成为政治大国。这两个邻邦的不对称现象可能越来越明显。”日本国际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则公开强调要实行“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对此，一位美国评论家也看出了其中奥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曾经认为它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因此有可能在亚洲起主导作用。而现在，中国的崛起给日本的太阳蒙上了阴影。”

《读卖新闻》论说委员荒井利明在分析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泛滥的心理根源时指出：至少对一部分日本人而言，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日本很早就开始现代化，并与对中国的蔑视相关联。反之，当面对中国凌驾于日本之上的事态时，却感受到中国是威胁。这里体现了日本心理的扭曲，很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审视事物。这种不正常的心理即潜存于对中国的厌恶感和“中国威胁论”之中。中日两国作为两个国势均在上升中的邻国，相互警戒感有所加强。小竹一彰在《最近的中日关系》中如此评论：“中国对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表示担心，这种担心来自于中国认为有侵略历史的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必然向军事大国发展的固定观念；来自于日本若成为政治大国，会使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复杂的疑虑。”同时他又说：“日本方面对中国的今后也表示担心，这种担心主要因为从80年代末开始即使根据中国公开发表的数据，中国的军费也以每年10%的幅度在增长。”“而且，美国和俄国这样的核大国的核试验正在中止，唯有中国还在强行进行核试验，这使日本方面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在增强。”“中国威胁论”也由此而滋生。1996年钓鱼岛争端的激化与“中国威胁论”对日本官方影响的扩大不无关系，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居良文认为：“中国对台湾、南沙群岛、尖阁列岛（我国的钓鱼岛）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中国对上述地方提出的主权要求，有可能与在亚洲有共同利益的日本、美国发生冲突。”冷战后经过调整的日美安保关系，实际已将中国作为重要的未经公开宣布的防卫对象。

日本资深记者日高义树在《新富国强兵论》（光文社1994年版）的前言中明言：“将民族主义转换为日本语，就是富国强兵的思想。冷战后的新世界无非是新富国强兵的时代。世界各地一目了然的是美国的倒退。取得了冷战胜利但经济疲惫的美国今后会加速衰退下去。看清这一事实的中国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终将从亚洲退出，试图以自己的军事力量填补美国消失之后的实力真空、确立在亚洲的霸权，开始了行动。”在“民族主义的再生之路”一章则总结说：“在冷战后的新民族主义时代、富国强兵的时代，日本应当做的是：发挥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承担与身份相应的军事力量以与美国对等，消除陈旧的官僚制度造成的障碍。”该书封带上的广告语是：“日本能否从这场危机中逃脱？”广告语下面是三个关键词：美俄军事同盟；中国的阴谋；北朝鲜的狂奔。在这一广告行为中，出版者对著者意图的准确把握和完整展示，暗示出某种在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浅井基文在题为《危险的安保“再定义”》的文章中评价20世纪90年代中日两国国民互不信任的事态时指出：（日本）国内的对中观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起点，1994年以后由于中国持续进行核试验，达到战后最坏的程度。受日本方面动向的刺激，中国方面的对日观也变得严厉起来。尤其是中国围绕“不战决议”的国会对应增强了不信任感，认为日本将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起来，却纠缠于中国的核试验，对日本方面予以强烈反驳。对于中国的核试验问题，日本学者鲜有对此表示理解的。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专家、上智大学教授腊山道雄表示：“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表明中国的（安全）观念陈旧了。中国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这也是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不能正视和反省中华思想，想要成为领导世界的国家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核试验问题，这些人实际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对美国大量试验、制造核武器和保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从不敢说三道四。对此，有的日本学者公开表示“美国的核武器与中国的不同”，而对于这种双重标准在日本却很少有人追究。虽然也有人认为应该更多地要求美国核裁军，但不过是隔靴搔痒，更不敢主张对美国搞临界前试验进行制裁。

中国问题专家、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1997年5月出版的著作中全面论述了其中国“霸权”外交论的依据：（1）在分析估计形势时仍然把冷战后的形势作为冷战的延长线。（2）中国提出的“一超多强”论是没有抛弃冷战时期大国实力政策的结果。（3）以通过发展经济建立起来的信心为后盾，自比“一强”，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努力确立和强化本国的威信，以此作为对外战略的目标。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设定自己将发挥主要作用，从而提出在亚太地区为争取主导权而突出“三个三角战略”。（4）与肯定（国际秩序）现状相反，突出改变现状，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在确立自身国际地位时，保留着冷战时期反美霸权的部分，并称1995年开始的台湾问题是“强硬霸权外交的表面化”。（6）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为了对抗美国，而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和平努力是“为了争夺该地区的主导权”。（7）中国采取重视军事力量的外交。小岛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与霸权外交存在矛盾，称霸是目的，全方位是手段。”这种把中国的台海军事演习和与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作为中国“霸权外交”依据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冷静地看待中国。中国问题专家、成蹊大学教授宇野重昭从“内发型发展论”的观点论述中国，并较中肯地评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认为它“使中国走出偏重意识形态的时期，回归到现实的、传统的对外政策上来。可以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基于国家利益及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对外政策，加入国际秩序”。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认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些论据，如军费增加、核试验、军方政治影响力的抬头等都被说得有些夸张了。这种情况是由于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经济上的惊人发展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存在感的增强所引起的。”

针对中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呈现的分歧和矛盾，日本学者采取了“反击”中国的做法。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表示：“以历史判断现实是中国对日政策的误区，中国更应力戒双重标准的大国主义。”冈部认为：“日本不可能再发生军国主义，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同日本的现实不符，这只能伤害日本人的感情。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与对美国的态度出现了双重标准，即对日硬、对美软。”冈部喜欢拿中国的对美政策同对日政策相比，但从来不拿日本的对美政策与对华政策相比。1998年美国总统访华时确认美国对台湾的“三不政策”后，日本责怪美国，拒绝承认“三不”，这时候日本没有人再说中国对美对日采用双重标准了。而这位冈部教授，在他多年前（1971年）写的书中，是这样提及历史问题的：“中国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日本对美国的追随，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同义语。作为被侵略国家对日本军事倾向表示警惕也是当然的。”很明显，当初冈部对中国立场的理解态度现在已经看不见了。相反，冈部在最近的另一篇论文中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横加指责，甚至公开宣称台湾及西沙群岛是中国“已经失去的固有领土”，称“中国对主权问题的概念属于典型的国际政治范畴，与现实政治脱节，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主张正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材料”。

东京大学教授小堀桂一郎是一位日本右翼学者，他在《靖国神社与日本人》（PHP研究所1998年版）一书中运用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日本近代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观点，对靖国神社的创立、历史沿革及文化品格等问题进行考察之后指出：“靖国神社是继承了日本古代习俗中神灵信仰传统的宗教设施，同时又是国民的道德景仰对象。作为唤起国民之克己、献身的道德崇高感的教育设施，亦意义重大。”因此，小堀在书中对否定靖国神社或者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美国、中国以及日本的战后民主派都进行了严厉批判。针对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指责，都被他斥之为“干涉日本内政”。接受中国“干涉”的日本政府也被他严厉批评。他说：“权且一听别国意见的度量固然是应当有的，但我国的政府要人由于听取了别国意见，在国内活动也瞻前顾后，甚至作为外国政府的仆役四处奔走。这种丑态在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里绝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在尊重邻国的所谓国民感情的时候，却蹂躏了更为宝贵的自己国家的国民感情。”

明治学院大学横山宏章教授则主张应该对中国进行谢罪，以解决日本外交面临的困境：正式承认政府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向中国谢罪，由于存在各种原因确实很困难。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不谢罪莫如说对日本外交会产生更恶劣的影响。日本现实的外交选择经常受战争责任负债的束缚。如果不谢罪，越发难以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幸好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事实有逐步被淡化的力量。在接近战后50年的时点上，这一条件已经具备。政府正式承认战争责任，通过道歉，拔去影响日中关系之芒，清算战争责任，同时清理战争责任负债，向自主外交转变的有利时机已经来临。道歉绝不是屈辱外交。勉强地维持体面的外交恰恰蕴藏着损害日本国家利益的危险。值此之际，确实应该仔细斟酌有效的对应之策。惟其如此，日本才谈得上与中国开始进行真正的平等对话。目前正是改变一味屈服于中国要求的外交体制的时期。无视国际世界的动向和中国的要求而发动侵略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同样，忽视国家的变化而无原则地维持友好的代价也不小。横山还认为：日本是经济大国，中国是政治大国。由于角色不同，过去它们没有什么竞争的。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是向落后的中国经济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好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中国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而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很难想象两国还会像过去那样携手并肩，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说到底双方只能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友好朋友。对紧邻大陆的岛国来说，大陆国家本身基本上就是一个巨大威胁，因为它可能为这个大陆国家所吞没。岛国的安全不在于和可能吞噬它的大陆国家联手，而应和相距较远的国家联手，这才能从大陆的威胁之下确保本国的安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引起世人瞩目，日本学界在对华认知上也形成了呼应政界的保守化趋向，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海洋的日本文明论”在日本的兴起，主要代表性人物是川胜平太和白石隆。他们创立的所谓“海洋的日本文明论”，称日本的文明来自海洋，与亚洲大陆无关。中国的文明至今是一个“反海洋亚洲”的“农本式文明”，这种试图与中国脱离关系的认识论，将日本文明引向与中国文明相对抗的逻辑中去。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充分表明了日本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包藏的“祸心”：其一，将中国定位为大陆国家，意即中国只能专注于大陆事业的发展，而不应关注海洋事业的谋划，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在拓展海洋权益方面则具有先天和后天的条件和优势；其二，通过将中国和日本进行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定位，并与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简单地得出两种不同类型国家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的荒谬结论。

川胜平太倡导的“海洋文明史观”，不仅希望打破“唯物史观”、“生态史观”，宣传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论，而且直接提出了最为现实的“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这是一种打破东亚现有国家疆界的大胆设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所谓的“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处于这个半月弧地带中的关键位置上，这一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川胜平太在《追求》杂志上撰文，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邦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其构想的海洋联邦就是基于上述国土构想而提出的，“如果在东海—南海—东南亚这条连线上建立海洋亚洲联合体，那么，就会出现三个日月状板块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联邦中，日本可望获得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孤立的。2005年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出的报告也明确指出，“跟中国打交道，日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日本应该重新思考作为全球海洋国家的优势”。对海洋国家的强调，意图显然是为了与大陆区别，尤其是与中国区别开来。

2000年9月，白石隆在《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一书中将亚洲近代的历史分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一是以英国为中心发展出来资本主义式的‘海洋亚洲’，透过自由贸易的殖民帝国方式在东亚的海域发展出一种向外的交易网络，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中心发展出来农本主义式的‘陆地亚洲’，透过农业发生在亚洲大陆形成一种向内的交易网络。”并在书中进一步追问：“我们现在说的日本，究竟是亚洲中的日本呢，还是与亚洲并列的日本？”明显是要制造一种“纯粹文化日本”并不属于亚洲的理论。中国学者严绍璗认为，“日本海洋文明论”最基本的目标便是致力于在日本国民中解构中国文明的力量，在中日文化关系中不仅推行“疏远感”，而且试图制造“了断论”。这是在未来中日关系中非常具有破坏力的理论形式。

白石隆认为，在冷战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域体系的再编”过程中，只有中国成为“问题所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如果成功，对日本是个威胁；失败了则将造成地区秩序的失序和失衡。因此日本应该继续依靠和利用美国的力量维持地区秩序，并不动声色地增强自己的国家势力和扩大“行动的自由”，这才是日本明智的战略选择。白石隆的这一观点在日本政界中也占据主流地位，总体思路是“亲美抑中”，力图以此达到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重新审视”论浮出水面，“重新审视”论出现的背景，无疑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从规模上加入“经济大国”的行列，因而将会对日本形成“经济威胁”的论调空前高涨，即以往“富裕而繁荣的中国对日中关系的稳定及对世界和平有利”的战略认识也发生质变，“富裕而繁荣的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从而形成威胁”的认识正在逐步增强。

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日本学者也重新提出了中日两国联手构筑东亚新体制的设想和课题。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在《东北亚应扮演历史主角——论以日中两国为轴心建立“东亚”新体制》一文中，主张建设“东亚新秩序”：我想到了这五百年来的欧洲中心产业主义在此从根本上受到了重审。我并非要简简单单地提倡亚洲时代。全世界趋于一体化。但历史上既有主角也有配角。暂且不论将来如何，就是在不久的将来，恐怕东北亚不能不扮演主角。美国一面随地排污似地挥霍美元，一面扮演吸收需求者(absorber)角色的时代即将过去。日本经济只能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到亚洲。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曾经是右翼分子的专利，他们把日本的帝国主义置之不理，只强调了与欧美的对立。可知今，历史舞台已经旋转了一大圈。要建立以日中两国为轴心的东亚新体制！要建立以此为前提的世界新秩序！我认为现在反体制左翼分子可以将之——包括从根本上反思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在内，当做共同的口号。日本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认为：应该调整日本过于偏重美国的外交倾向，因为不能排除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格局转变的可能性。日本政治评论家天日隆彦担心日本目前这种只强调日美同盟的做法，在中国同美国加强关系时可能使日本失去“桥梁”的地位，称日本也许是融合东西方文化方面的一个“样板”，必须考虑“衰退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争夺霸权的可能性以及日本的对应措施。他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包括日美中在内的相互依赖关系。

日本学界在冷战结束后关注的课题，主要是围绕中国是否会真正对日本形成威胁的考量而展开的，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与中国展开战略博弈，是日本学界研究和关心的重点。苏联威胁的消失，导致日美同盟失去了“假想敌”，日美同盟一度处于“漂流状态”，在经历短期的迷茫和彷徨之后，日本和美国开始将中国纳入战略防范和遏制的视野，并为日美同盟的强化找到了似乎很能自圆其说的依据和“借口”。面对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义和强化，日本学者更倾向于从国际关系层面审视和解读日美中三边关系。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华感情从此前的友好向冷淡和疏远的方向演进，这种对华认知的变化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实力的增长及日本的相对衰落的态势紧密关联。日本各界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崛起态势，形成了以“中国威胁论”为表征的唱衰中国的“大合唱”。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日本经济低迷态势的持续导致国民自信心受挫、新保守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这些因素是造成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对华认知趋向消极的国内背景；而作为日本国民认知对象的客体——中国，则获得进一步发展，在亚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不能不引起一直以亚洲“老大”自居的日本的警惕和防范，具体反映在对华认识上不能不形成猜忌、嫉妒、怀疑和忿恨的复杂心态和矛盾心理。

第四章 新世纪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2001—2010年）

小泉内阁时期及后小泉时代，在如何处理和发展对华关系上，日本政界形成了“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并存的中国认识。日本政界人士既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希望从中国的蓬勃发展中获得实惠，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又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到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既有地位和利益，将中国看作“挑战”，这种复杂心态导致日本的对华政策表现出空前的矛盾性。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推行的既合作又防范的对华政策就是日本政界人士充满矛盾和困惑的中国认识的生动写照。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在步入新世纪后日益恶化，而且与大众传媒及政界和学界形成了互动机制。

一、新世纪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人士以“9•11”事件为契机，加大了向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并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思想，试图通过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建构对中国的战略优势。同时，小泉执政时期，日本政治右倾化动向显著，日本政界人士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量的对华认知成为推动小泉奉行强硬对华政策的主要动力之一，尤其是在处理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煽起了日本国民的反华情绪，获得了较高支持率，达到了转移国民视线、巩固执政基础的目的。

1、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进入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态势引起了日本政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地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课题。日本政界人士认识到，加强与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密切合作，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应将中国视为发展的“机遇”。同时，日本不甘心自身在亚洲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又不断倡导“价值观”外交，力图联合所谓的“民主”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尤其是在安全领域，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和“挑战”，一方面为自身向军事大国迈进寻找托辞和借口，另一方面旨在达到有效防范和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面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发展态势，日本政界人士充满了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以经济发达和科技先进的心态傲视中国和亚洲各国，渲染“中国崩溃论”；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抱有莫名的惊恐和不安，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外交理念和战略思维的混乱，导致日本对华战略和政策的情绪化和不确定性。

进入新世纪，日本面临着两个难以回避的挑战和课题：其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真实还是虚幻？其二，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威胁还是机遇？对此作出回答，是日本制定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前提。面对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日本舆论和自民党内出现了对立。一种意见是，开展积极的亚洲外交，设法与中国进行对话，以不刺激中国的方式解决靖国神社问题；另一种意见是，与中国的对立不可避免，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就能与中国抗衡。由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倾向以及小泉个人政治理念的影响，后一种意见在日本政界居主导地位。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认为，对华外交是日本最难的外交课题，单单依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无法同中国抗衡，必须与美国联手同中国打交道。同时，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与日本有相同的想法，有必要同这些国家加深联系。爱知甚至表示，日美关系说穿了就是对华外交，以日美关系为中心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不仅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对美国来说也极为重要，因此如何让美国与日本达成共识非常紧迫。

中国蓬勃发展的态势使日本政界人士认识到，这种动向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加强与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密切合作，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应该将中国视为发展的“机遇”。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小泉内阁智囊冈崎久彦认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中国经济的跃进，这与60年代至80年代美国预见到日本的经济威胁会增大，但没有办法加以阻止一样。”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指出：在21世纪，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亚洲诸国，即使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将是世界上最富有实力的国家，它们会站到我国的前面。在21世纪日本周边诸国当中，特别应该注意的国家首先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日本在亚洲必须与中国和东盟建立合作机制。如果日本与中国在东盟的问题上发生争斗，那么日本将一事无成。我们必须创建一个建立在“东盟+3(中日韩)”框架基础上的亚洲合作组织。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认为：“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独立、积极的亚洲政策”，“否则就没有前途可言”；一旦“日本被亚洲抛在脑后”、“日本的地位与经济力量下降，对美国还有什么用？”谷口还倡导“中国经济机遇论”，认为进入21世纪，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下降，日本在亚洲逐渐被孤立的倾向日益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亚洲外交过分倚重美国，缺乏正确认识亚洲未来的长远战略，同时又被对抗中国和反华情绪所支配。因此，“日本必须进行战略转换，不要继续对中国采取牵制和抑制其发展的战略，应欢迎中国进入东亚共同体，并将中国作为真正的合作伙伴，谋求共同发展，日本还必须尽快摆脱根深蒂固的‘脱亚入欧’观念”。上述观点反映了部分日本政界人士视中国为发展机遇的见解。

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部分日本政界人士开始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与政府开发援助（ODA）挂钩的言论。2001年8月，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在东南亚各国访问时表示：“由于中国的国防费用在13年里增长了10%，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有认真审视的必要。特别是鉴于金额较大，需要充分讨论今后应采取的态度。”中国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后，日本国内就有人将这一事件与对华援助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把宇宙技术转化为军事技术，并会对日本产生威胁。外务省内部甚至有人质疑：“对于拥有这样先进技术的国家，是不是还需要政府开发援助。”

2004年10月1日，町村信孝外相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2004年版《政府开发援助白皮书》，总结了50年来日本对外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情况，随后他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们正不断减少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取消对华经济援助。”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也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将是中国停止接受外国经济援助的时机。2004年11月10日，参议院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应将缩减对华日元贷款纳入视野”，因为“中国在增强军事力量”，“把税金用于对竞争对手中国提供ODA，国民感情上通不过”。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11月28日，小泉纯一郎在出席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首脑峰会时表示，日本将完全终止实施多年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小泉认为，“中国快到从ODA毕业的时候了，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顺利。期待着中国早日从ODA中毕业”。这是日本方面就已实施了25年的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作出的最明确表态，是日本国内政治和国民心态在对华认识和行动上的一种反映。

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人士制约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倾向日益明显。中日复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顾忌自身的“历史问题”，加之台湾问题的严峻性并不突出，日本虽对台湾怀有各种复杂的心理和企图，但总体而言比较谨慎。但随着中国政府对“台独”势力打击力度的加大，日本助“台独”一臂之力的心态也日渐显露。2001年6月8日，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第七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表示，日本虽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不希望以武力实现这一目标，对此中国大陆或许认为此种想法是干涉内政，但这是东亚周边国家的愿望，中国大陆近年大举扩军，尤其是在面对台湾的大陆沿岸地区部署导弹，令人忧心。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玉泽德一郎属于“亲台派”势力，曾主持“亚东亲善协会”。玉泽在2003年接受《自由时报》采访时曾表示：“美国、日本都希望台湾维持现在的独立自主，不愿见到中国统一台湾”；并一再强调“中国是核武器大国”。由此体现出了玉泽支持“台独”，接受“中国威胁论”的保守立场。中国政府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后，日本多家媒体都明确指出并界定台海问题不只是两岸问题，更关系到区域间的安定与和平。日本外务省的立场更是从以往的“希望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转为“反对任何和平之外的其他解决方式”，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地表达反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简而言之，日本政界人士大都反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而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日本的立场几乎一致。

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小泉外交智囊冈崎久彦是日本政界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旗手”之一。冈崎在2004年发表的“具有多面性的中国威胁”一文中声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对世界造成威胁”。他还企图将中国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称“当前中国是台湾的最大威胁”。后来，冈崎还表示，中国如果对台湾行使武力，则美中冲突将无可避免；但基于亚洲的长期安定和中国国民的和平与繁荣考量，他建议中国应该放弃台湾。冈崎认为，如果美中冲突而中国失败，则意味着对自1949年以来经过半世纪之经营而大体将旧清帝国版图收归已有的中国而言，其崩溃象征着“中国新帝国的崩溃”，届时亦将一举丧失掉新疆和内蒙古。

日本政界存在着“新”、“老”“国防族”，“老国防族”是清一色的自民党人，而“新国防族”却是一个跨党派集团。这一政治结构与东西方冷战时代因意识形态对立而朝野党派分庭抗礼、激烈论战的时代截然不同。日本媒体指出，拥有军事专业知识的超党派年轻议员就防卫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将中国的军力视为“现实威胁”，主张采取“毅然对策抑制中国的强大，具有划时代意义”。

2003年6月23日，“确立新世纪安全保障体制年轻议员之会”发表《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的紧急声明》，提出：（1）绝不允许朝鲜开发核武器；（2）使中美朝三方协商机制尽快扩大为日韩参加的五国框架；（3）部署反弹道导弹装备的同时，迅速实现与美国共同研究导弹防御系统；（4）适应时代变化，重新考虑“专守防卫”政策，在日本面临攻击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先发制人”攻击对手基地的能力；（5）修正关于“集体自卫权”的政府见解，开始研究在任何场合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日本媒体认为，“新国防族”的安全观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一个“危险信号”。

2005年12月，麻生太郎外相称：“中国有十亿民众，拥有原子弹，军费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具体使用情况却不透明，正在成为相当大的威胁。”这是日本在官方层面上首次公开提及“中国威胁”问题。麻生甚至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公然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三道四：“希望中国政府去除独裁政权特有的秘密主义，将实际的国防费用公之于世。中国如果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的话，就能与日本成为真正友邦。”此外，在日本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保持警惕”和“予以关注”之类的词汇也经常出现。可见，“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政界还是颇有市场的舆论浪潮。

由于小泉推行“亲美疏亚”外交，外务省中的“亲华派”处于边缘化地位。日本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撰文指出：“在小泉看来，与中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不占主导地位。近两年来，外务省局级以上新晋升官员人选中再也没有‘中国学派’出身者，他们的提议往往被强硬势力视为‘讨好中国的应声虫’而遭抹杀。”据日本媒体报道，在小泉执政时期的外务省中，学过中文、对中国事务较为熟悉的“中国学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外务省内一批多年来从事对华外交的资深外交官多遭打压或被调离职位。在由并非学中文出身或是没有与中国事务相关经历的官员来负责对华政策的研究、建议、执行和落实的情况下，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官员，很多时候就会比较主观地处理问题，自然容易形成对华战略“误判”，从而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的消极影响。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在战略层面上不能对中国寄予过多期待，而中国的强大却可能打破东亚从无两强并存的历史。同时，日本政界人士相信，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可以有效提高自身在国内的支持率。在这种对华认知理念的推动下，促使日本在战略上更多地将中国视为零和博弈的对手，并针锋相对地与中国争夺东亚主导权。冷战结束后，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但日本始终认为在“国家类型”上，美国和日本都是“西方”民主国家，而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这种利益和价值上的“阵营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取舍”。小泉内阁时期，日本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实践中，加大了推行“人权外交”的力度。在双边关系中，人权外交主要针对朝鲜和中国等东亚国家。

2002年6月的所谓“闯馆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日本对该事件的态度从开始时的“主权说”转变为后来的“人权”抗议，其真实意图是以“人权”为砝码增加中日政治博弈中日本的分量。2005年日本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建议，“日本应该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遵守国际准则，改善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更为积极”，“中国的政策很容易与当今世界诸如人权、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及自由市场经济等准则发生冲突。日本应该指出事实真相，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日本对华政策中开始突出人权价值取向，在中日复交以来的对华政策演变史上的内涵非比寻常。

2005年，麻生太郎出任小泉内阁外相后，曾反复主张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当时，外务省官员得知美国有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对峙的意图，迅速转告麻生，麻生也立即响应，力主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遏制中国。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指“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成长起来一系列新兴民主国家。必须把这一地带串联在一起，建成‘自由与繁荣之弧’”。麻生主张，积极开展“重视民主、自由、人权、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的外交，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富裕而稳定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此，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北约各国密切合作。麻生倡导的“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设想显示出一种“战略大国”的外交图谋，其特点是对外主动凸显意识形态因素，从全球战略布局，以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和防范对象，确立日本的国际主导地位。

2005年底，日本前驻华公使宫家邦彦提出，针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最佳战略是，“与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在中国周边地区确立包括中东和中亚在内的亚洲大陆的‘实力均衡’，重新构筑对华外交”。

2006年2月28日，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构成美日同盟的三个支点是：“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共同价值”显然是指日美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利益”包括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保持海上运输线畅通与安全，以及中东地区的稳定；“共同行动”则包括日本自卫队参与印度洋和中东的国际行动等。值得注意的是，加藤良三在演讲中把处理“中国崛起”问题视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并且以自卫队和美军的分工合作，作为双方共同行动的例证。在日美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重整军备的意图，也获得了“合理化”借口。

2006年6月15日，日本右翼议员团体“创建正确日本之会”（会长平沼赳夫）特邀美国亲台学者做演讲，其中便提到：“为防止中国作为集权主义和独裁统治君临亚洲和世界，美日要和其他民主国家合作”，“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东南亚各国及台湾等携手，共同控制中国”。

苏联解体后，中国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抱有日益强烈的戒备心理。外务省国际情报汇总官专门分析员石井正己认为：“尽量削弱日本的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便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强化其在安全保障上的作用，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基于这一认识，促使日本政界人士对美国在安全上制约中国予以积极配合。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观的显著特征是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因素考量和审视中国，依据“国家类型”进行分类，将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并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联合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日本政界人士这种对华认知理念的主要目的并非源自经济利益，而是出于政治考虑，终极目标主要是为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和强大。

2、新生代政治家的国际观、中国观及历史观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活跃于政治舞台，其政治理念和对华言行引人瞩目。新生代政治家较少受和平宪法束缚，大多主张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走政治和军事大国之路。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集中体现为运用积极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对华关系上，往往展现出“鹰派”色彩，主张确立该说“不”就说“不”的普通关系。在台湾问题上，欣赏和支持台湾的“民主化”，明显地同情和偏袒台湾。新生代政治家没有战争体验，在历史问题上认识模糊，缺乏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理性认识，对亚洲各国无休止地批判日本侵略历史心怀不满。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将所谓的“超越战后”意识奉为圭臬。他们认为日本应该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地位，要参与构建国际秩序而不是消极地遵守其他大国制定的准则；要结束对周边大国“唯唯诺诺”的屈辱外交，而最终目标是要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成为与美国、中国等大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出生并成长于战后，大多有到欧美留学的经历，因此具有比较开阔的国际视野，认为日本不应该拘泥于国内和平宪法的制约，而应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新生代政治家大多推崇“军事参与主义”，主张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继续增强军事力量。自民党在1990年提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成为废案后，在海湾战争后又主张自卫队加入未来可能成立的新组织，向海外派遣。日本新生代政治家认为，日本海军扫海排雷技术世界一流，建议向海湾派遣。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柿泽弘治提出，日本“要为国际安全流汗出血”，实现“自卫队国际化”，即自卫队“从保卫日本安全跃为为世界安全作贡献”，今后日本仍要加强军备。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曾撰文表示，自己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特别是“放弃集体自卫权”的第九条第二款的观点，强调建立平等的日美同盟以“创造和平”和“构筑和平”。

新生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更多地打上了“积极的现实主义者”的烙印。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发生改观，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获得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有影响的国家之列。1994年，在新生代政治家小泽一郎的主持下日本部分政界人士组建了以主席小泽一郎为名的“小泽委员会”，并发表了题为《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的报告，在日本政界引发争议。这一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活动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和平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加藤纮一是自民党内“鸽”派代表人物之一。加藤认为日本应该走“轻军备、重经济”大国的道路。1985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刊登加藤在“三边委员会”上的讲话。加藤表示：“1984年我担任防卫厅长官时特别谨慎。首先，我是在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下成长起来的防卫厅长官；其次，我属于‘反对安保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在学生时代参加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游行示威。当时的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这个条约对日本有益，今天则有70%的人支持这个条约。日本的国际环境已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美中和解。”“如果拥有像日本这样的经济技术力量的国家，一味增强防卫力量，并企图赶上美苏，那将成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日本无意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军事强国”。

加藤的这种观点在日本政界并不占主流，而主张修改宪法，迈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则为大多数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所关注和推崇。1997年8月，加藤在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华时明确表示，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范围不包括台湾，日美加强安保合作不是以中国为对象的。这一发言引起日本国内一小撮右翼势力的反对。时任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甚至公开扬言，“‘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在内”。这场争论最后以日本政府所谓“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概念的解释而匆匆收场。

新生代政治家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而今日本已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占比重提高。这些有利条件赋予他们以更强的自信心和对外行动的强有力手段。以此为基础，新生代政治家已越来越不甘心日本充当“二流国家”的角色。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在对美、对华关系中，他们将逐渐加大坚持己见的力度，在一些意见分歧中提高说“不”的调门。新生代政治家中不少人认为，日本尚未摆脱由战败国地位造成的束缚，主要表现为：（1）尚不能名正言顺地保持军队；（2）不能向海外派遣武装部队。他们要求摆脱这些束缚，成为“普通国家”。

新生代政治家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张大体分为三个派别：（1）亲美国际派；（2）亚洲国际派；（3）右翼民族派。日本究竟应与霸权维持何种关系，在日本国内存在两派意见：其一为与霸权维持良好关系；其二为与霸权保持距离。二战结束后，前者为“对美从属派”（或称“亲美派”），后者为“自主路线派”（或称“亚洲派”）。冷战结束后，这一政论分歧再度引发“肯定霸权稳定”与“质疑霸权稳定”的论争。今后，日本国内可能出现“重亚论”、“重美论”以及“有侧重的平衡论”的三大外交路线。持“重亚论”者，主张重视中日关系，对华政策的目标在于平衡美日间的关系，“重美论”者认为应对中国采取交往或围堵的政策。在新生代政治家中，很少有像右翼那种既反美又反华的国粹主义者，但是在维持日美军事同盟牵制中国，还是重视“入亚”与中国密切合作的问题上可谓泾渭分明。自民党、自由党和部分民主党议员更多地显示出“重美”意向，而其他党派中主张亚洲复权的色彩更为鲜明。总体而言，民族意识浓厚的“鹰派”新生代政治家大多主张联合美国制约中国，并在“重美”的旗号下积极拓展日本自身的战略空间；而灵活务实的开明派政治家在审视亚洲和中国问题上更具战略眼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21世纪上半期美亚欧三大势力将呈现既抗衡又合作的局面，因此注重将日本在亚洲争取主导地位的基点建立在与中国进行战略互惠合作的思考上。

随着日本政界“代际更替”的转变，倡导“日中友好”的声音日趋微弱，新生代政治家更倾向于基于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观察和审视中国，主张两国关系应由以往的“特殊关系”向“普通关系”方向发展和转化，在对华认知的潜意识上易于认同“中国威胁论”，在战略方针及具体政策调整上，加强了竞争和防范的政策取向。

冷战结束后，日本积极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对外政治影响力，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在全球及亚太多边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进入21世纪，以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为标志，日本政坛新老交替的步伐明显加快，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生代政治家的对华姿态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进一步强硬化，传统的“台湾帮”正在被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所取代，他们大多主张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台湾问题，致力于加强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联系，日本政界的“亲台派”势力日益抬头，这种局面是中日复交后很长一段时间未曾有过的。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同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更多地采取“高姿态”，认为中日之间应该建立该说“不”就说“不”的“普通”关系，在诸多问题上没必要迁就和迎合中国。他们认为，“日本要尽力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但是和中国的关系再怎么重要，都没有确保日本的独立和安全重要”。

自民党前政调会代理会长船田元认为：“日本的政治家和外务省，有一种过分顾虑中国反应的倾向。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担心中国，应该以一种凛然的态度对待中国。”2001年，田中真纪子外相在接受记者关于对华外交问题采访时直截了当地说：“对中国该说什么就坚决说什么”，“日本对中国贷款也贷了，对过去也作了道歉”，“中国问题如果成为日本的威胁，日本应向中国表示出坚决的态度”，“日中建交已近30年，如还建立不起不看对方眼色、直言不讳的人际关系就太成问题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町村信孝在关于发展日中关系问题上认为，“如今已不是光口头说友好、握握手就行的时代，而是要在各领域都深入讨论，取得实际进展的年代”。发展日中关系，“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和平的亚洲和世界做贡献，推动共同繁荣与发展”。

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的政治信条是“友爱”两字。鸠山曾说，“历史上，法德两国的关系曾充满了对立与抗争，然而，现在它们根本不用担心对方还会侵略自己。为了在东亚建立‘不战共同体’，日中两国要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是该起步的时候了。”鸠山认为，法德两国在二战后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相互誓言“永远不再战”，可以作为中日两国的楷模。2000年12月，鸠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中作了这样的分析：“日中两国关系不能停留在仅仅讴歌友好的层次上，而是要相互成为建设性的伙伴。这就要求日中两国应该实行‘开放的积极主义’，为东亚地区，进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共同发挥作用。”

自民党众议员高市早苗认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应该在独自分析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应该修正对中国的援助，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军事费用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而且传说中国向恐怖国家出售武器。另外，中国一边接受援助，同时又援助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想借此操纵联合国的选票。”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曾多次强调中国是“现实的威胁”，但同时又不得不指出：“要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以长期改善日中关系为目标。”

小泉内阁时期町村信孝外相表示，要改变上一代日本政治家对华尊重的态度，强调“现在两国的立场和关系发生了变化，应该主张的事，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坚决主张”。日本外务省亚洲太平洋局副局长小原雅博认为：“21世纪，中国和日本史无前例地面临‘两强’时代。作为共同追求繁荣的国家，中日两国正在面临着以对等的地位，合作构筑东亚和平秩序的历史机遇。两国不宜从‘谁强谁弱’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对方，而应该在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的关系。”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与台湾发展关系上态度积极，推动台湾谋求“实体化”地位，不断提升日台关系的发展水平，这种动向确实值得警惕和关注。

1993年5月，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公然提出，虽然日台关系必须要考虑与中国关系的因素，但今后“必须与台湾摸索建立一个正式的关系”。小泽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支持“台独”，明确指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小泽在为《日本改造计划》在台湾出版特别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日本与台湾之间，不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有很深的关系……因为台湾是日本地理上最邻近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两国之间必须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日本在与台湾加强关系方面，能做的还是要做……对台湾的政府要人来日本访问，我也表示欢迎。这样的话，从民间到政府各个层次刻意建立两国间更进一步的密切关系，进而对亚洲地区产生影响。像小泽一郎这样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居然将台湾称为“国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日本政治气候的一个集中反映，进一步表明这股政治思潮在日本政界中的影响根深蒂固。

船田元在《让日本更好》一书中坦陈：我是从心底里亲台湾的。这是因为如今的台湾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人，已故的蒋介石“总统”在日本战败后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方针，让滞留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平安地遣返日本，这和苏联企图占领日本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日本今日的繁荣就是由此而来的。船田认为：“大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政府（台湾），这是事实。即使世界各国和日本现在只承认中国，台湾作为一个拥有2000万人口和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经济大国，是无法抹煞的事实。”

2000年10月，就在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期间，自民党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鸠山邦夫访台，与李登辉、陈水扁会谈并扬言：“日本已经迎来应该承认台湾是“国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时代”，“中国获知我的想法会感到不快，但日本已经不顾忌中国，该说的说该做的就该做的时候已经到来。”这表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在台湾问题的认识上，不仅极大程度上突破了日本官方的表态，而且对支持“台独”毫无顾忌。2003年5月，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在该党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大陆）应该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我们知道大陆方面表示反对，但台湾加入联合国与将来实现统一的目标并不矛盾。”不久，川口顺子外相向访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表示，“日本希望台湾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

2007年5月，自民党政调会会长中川昭一甚至宣称：“今后一年如果出现中国进攻台湾或大规模镇压人权等情况，抵制北京奥运会也将是一种选择”；“如果台湾今后15年被置于中国势力之下，也许未来20年内日本也会沦为中国的一个省”。大肆散布和宣扬“中国威胁论”。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更多地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台湾问题，他们中出现了两种超越，一是超越政党界限，朝野主要政党都有人与台湾交流；二是超越“非中即台”的模式，同时与海峡两岸打交道。因此，与老一辈政治家相比，新生代政治家在台湾问题上立场更加鲜明，态度更加积极。他们在处理两岸关系时特别重视日本的安全利益和民主自由价值观。日本政治家中很早就有人主张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台湾海峡稳定与否关系到日本的安全，对重视日本国家利益的新生代政治家来说，台湾海峡的安全更是与日本的安全利益息息相关。进入新世纪，战后出生或成长的新生代开始占据包括首相职位在内的社会各界主导地位。年轻的国会议员欣赏和支持台湾的“民主化”，明显地同情和偏袒台湾。他们共同倡导新“共同价值观”，即强调日本与台湾同为“民主政体”、“自由国家”，有着需要共同维护的利益，从而为把日台关系从中日关系之中分割出来找到了依据。

中国和日本缘何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争执，与日本民族性中的“选择性地记忆”和“选择性地遗忘”具有密切关系，故意遗忘那些于己不利的历史，实际上体现了认知相符理论。浦野起央分析道：“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能忘却过去，而是期望通过回顾过去，建立关系。在确认这种关系后，谋求共同的历史认识，对其加以求证；与之相对的是，日本往往将过去的记忆付诸流水，通过建立新型关系开拓新局面，成为日本人注重现实性的行动类型。日本人通过确认这种现实性，从而展现出新姿态而当做美德。上述正是围绕日中认识出现分歧的原点。”石田雄认为，“从历史事实中忘却什么，记忆什么，这对每个个人而言，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过程，若从这一过程的集团角度来看，那么这一过程在集团的价值意识形成上则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将这种“支撑集团记忆的东西”界定为“记忆共同体”。这种“‘记忆共同体’在集团记忆的形成过程中，忘却对自己不利的一面，仅记忆于自身有利的一面，同时通过对其赋予特殊的历史意义而形成。这种集团性的记忆过程通过制度上的历史教育及国家的例行活动等象征性仪式得以强化”。由于日本在侵略战争中不光彩的一面对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是一大障碍，加之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未亲历过战争，因此在历史认识上，往往有选择性地记忆，甚至故意地“忘记过去”。

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由于内政和外交上错综复杂的关系，日本不可能像德国那样对过去的侵略表示明确谢罪，因此对其进行批判。但是，日本不能效仿德国的成例，在国内最大的阻力就是不可能对以往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有最终责任的已故裕仁天皇进行公开批判，某位日本外务省官僚私下曾讲：“我们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天皇制的存在也是日本国民在侵略问题上态度暧昧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国内某些人存在“天皇崇拜”的社会心理，影响到日本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历史上日本在亚洲部分国家如中国、朝鲜的侵略行为的判断，出现了认知偏差。小泽一郎曾经提出，“……从整个世界史来看，那一构想是亚洲的觉悟。欧洲人在完成工业革命后，以机械文明统治了亚洲。而大东亚共荣圈，便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同时，在一些公共场合又声称：“日本不能否认过去对亚洲进行过侵略的事实”，“现在有必要进行严肃的反省和认识”。以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的历史观很有代表性，内心深处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抱有强烈认同，同时在不同场景下，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不得不表示承认对亚洲的侵略，体现出政治家依循不同场合而在历史认识上体现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新老交替的步伐加快，一大批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逐渐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年轻的政治家们没有老一辈政治家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和赎罪感。中日两国间围绕历史认识的对立渐趋复杂和敏感。一些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年轻政治家毫不掩饰自己对中方坚持要日本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厌烦和反感，有的甚至声称自己已经有一种“谢罪疲劳症”。曾任通产省政务次官的高市早苗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高市早苗的政治主张中比较有争议的观点是日本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上次战争中的行为谢罪。1995年，日本国会讨论“不战决议”时，高市表态说这是父辈的事情，与她这一代人没有关系，并投了反对票。她认为，50年前的政权作出的战争决定，日本国民认为这是“正义”的而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战争，50年后的国会没有资格给当时的政府和国民“定罪”。高市表示，如果有一天自己当上首相，就要堂堂正正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她也会到中国、韩国的战死者纪念碑前表示哀悼之意。在《21世纪日本的繁荣谱》一书中，高市早苗又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发。她宣布，如果高市政权诞生的话，一定要摆脱所谓的“谢罪外交”和“送礼外交”。高市说：根据战后条约，已经履行了赔偿，作了定论的，就没有必要由国家进行道歉。按照现在的价值观对过去的事情进行裁定是不妥当的，现在的政府也没有资格对昔日由国家出面发动的战争定罪。

在拓展亚洲外交的过程中，要坚决地把一般的外交事项、经济援助事项与历史问题分离开来。

首相和大臣要对为祖国献出生命的英灵表示感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当然，在首相和阁僚访问外国时，也要参拜所在国家的英灵墓地……。高市认为，日本应该废除“下跪外交”和“软弱外交”，在教科书问题上，中国和韩国频频干涉日本内政。“今后在对华和对韩关系上，构建‘停止相互干涉内政，在此基础上着眼未来开展对话’这样的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被认为是他国一发牢骚就妥协、屈服的国家，才会被指手画脚。我们应该立场坚定地表达意见和进行反驳。”

民主党议员、“影子内阁”负责外交和防卫问题的“大臣”前原诚司主张对过去的侵略战争作出反省。但他认为中国总是提及历史认识问题，只会引起年轻人的反感，无助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桥本龙太郎1963年子承父业首次当选众议员后，与“遗族会”关系密切，1993年任“遗族会”会长，并根据“遗族会”的意向积极推动国家对靖国神社的保护。20世纪80年代，桥本曾任“大家一同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干事长，后任该会顾问。桥本几乎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7月29日，在桥本生日这一天，作为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桥本承认日本过去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对中国的侵略，但他坚持认为：“上次世界大战及战前日本的所有行为不能都断定为‘侵略’。对美、英、法、荷之战，即所谓太平洋战争这部分，我无论如何不认为是侵略行为。”他自25岁当选议员后约有15年时间亲自到亚太各地参与收集遗骨的工作。这使他了解到“在亚洲民众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伤痕尚未消失。痛感要基于这一现实，约束日本今后的行动”。另外，桥本从执政需要出发，当选自民党总裁后辞去了“遗族会”会长之职，并表示要努力维持与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执政的框架，这决定了桥本不可能完全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在政治评论家森田实看来，“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和小泉纯一郎都是日本拒绝战争反省的政治家的子弟。他们并非以严谨的态度来认识战争，而是继承了从其父辈们传下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

针对中国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批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无理地将责任推向中方，说什么“中国的态度令人遗憾”，“靖国神社问题纯粹是（日本的）国内问题，希望中国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前提下考虑打开日中关系的办法”，“日本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对于台湾问题，安倍表示，“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最好是维持现状”，台湾“有独立志向也许是必然趋势”。他还对所谓“中国方面进行反日教育”感到遗憾，说这种教育“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再认为维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希望中国方面也对此进行反省”。

鸠山由纪夫曾在细川内阁时期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鸠山一直高度评价细川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有关日本过去从事的战争中有“侵略行为”的表态是“了不起的姿态”，认为日本只有坦率地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才能与亚洲国家一起面向未来。鸠山认为，“在21世纪到来之前，有必要消除亚洲各国由于与日本的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不愉快的感觉，而如果这种感觉到21世纪还将延续下去的话，对下一代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在担任民主党代表后，鸠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鸠山同意中国方面所主张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他说：“忽视这段历史，中日关系就没有未来。我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真诚的反省。这一态度今后也不会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上涌现了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等。这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在历史观上有着明显的共性：在知识上，他们没有亲眼目睹日本的侵略行为，也没有受到真实的历史教育，对侵略缺乏真切的感性认识和正确的理性认识；在感情上，他们对反省侵略历史较少心理抵抗，但同时对亚洲各国无休止地批判日本的侵略历史心怀不服。他们在对外决策上较少背负“历史负债感”的心理重压，并要求在对外交往中消除因赎罪心理造成的“不对等”因素，对日本在亚洲各国进行的野蛮侵略缺乏深刻的反省和罪责感，对右翼翻案活动缺乏抵制意识。基于这种历史观而反映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华关系上，体现了较为强硬的“鹰派”色彩。为迎合经济长期衰退状况下日益扩散的民族主义情绪，新生代政治家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判而我行我素。例如在教科书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纯一郎等新生代政治家均采取了强硬态度。

3、小泉纯一郎的中国观及外交实践

小泉纯一郎的中国观充满了既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又将中国看作“挑战”的矛盾。同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置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抗议之声于不顾，任内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旨在调动中国和日本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转移国民视线，达到稳固自身统治的政治目的。小泉推行的僵硬的“亚洲外交”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鉴于小泉时代遗留下来的“外交遗产”过于沉重，后小泉时代的领导人对此进行了修正，使中日关系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随着冷战后日本政界的“总体保守化”，日本对外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具体体现在对华政策方面也逐步发生转变。一方面，日本为实现“普通国家”战略目标，试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来提升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在日本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影响，日本政界在采取“稳定、促变、限制”三者相结合的对华认知方面达成了一致。因此，日本的对华认知和决策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既视中国为“机遇”，又认为中国系“挑战”的两面性，小泉担任首相后这种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对华观尤为明显。

小泉内阁对华战略的基本取向为，在经济上体现了务实理念，把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日本扩大对华出口的机遇。2002年4月4日，小泉首相在东京会见李鹏委员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巨大变化。现在有一种舆论说，中国的迅速发展有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日本经济也有过高速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不仅有利于日本，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提供了彼此扩大经济合作的机会。现在我们也应当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在2002年4月12日至13日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小泉重申：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做是威胁。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中国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给日本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看好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会挖空日本的产业，而是为在日本培养新的产业以及在中国市场增强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两国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整合努力将会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2002年5月，小泉首相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题为“第八次国际交流会议：亚洲的未来”的晚餐会上再次指出：“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繁荣。”川口顺子外相也在演说中表示：“中国是日本在东亚的重要伙伴。我们欢迎中国对东亚地区合作所持的积极姿态，希望能够携手共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大体遵循确保政治关系不致影响经济合作，努力维护眼前利益的基本原则。如小泉首相强调：“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多次说过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一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并主张以双赢的观点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在更高层次和更广阔领域推进日中经济合作。

2005年4月23日，中日两国首脑在印尼雅加达会晤，胡锦涛主席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了“五点主张”，小泉表示：发展日中友好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对亚洲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这一认识已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日方愿根据胡主席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将遵循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原则，这一立场没有任何变化。htm小泉表示完全同意胡主席的建议，通过对话解决日中间存在的分歧。在首脑会晤之际，小泉往往“言辞恳切”，但时隔不久，小泉又表示要去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别的国家不应该来干涉这件事情”。

长期以来，在涉及日本对外政策问题上，日本政界人士已经形成对日美同盟依赖的“惯性”，易将日美关系置于其他国家关系之上进行考虑，而小泉执政时期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小泉内阁的外交战略智囊人物、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在小泉执政之初曾向其提出建议：日本外交“是多元联立方程式，变量只有一个，就是对美外交，只要搞好对美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外交都不在话下”小泉不仅欣赏其观点，而且基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小泉内阁推行的“亲美疏亚”外交，即源于其义无反顾倒向美国的坚定信仰，从而在坚持日美同盟这一根本前提下，去处理与其他亚洲诸国的关系。小泉认为只要日美关系搞好了，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小泉内阁的外交政策就是无条件地接近美国，对亚洲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小泉虽然表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维持并发展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近邻国家的友好关系非常重要”，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把追随美国和谋取亚洲领导地位放在首位，推行露骨的两手策略。在战略决策上，小泉毅然将防卫重点由俄罗斯转向中国大陆和台海地区，并视中国为“假想敌”。在对华实施战略包围上，日本大力强化和巩固同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防卫安全”关系，密切同印度的军事合作，同新加坡缔结在必要时使用港口的协定，通过参加军事演习向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渗透，妄图“孤立”和“围堵”中国。2001年，小泉首相在日本七党党首讨论会上表示：“中国拥有核武器，而且没有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因此，日本与美国缔结《日美安保条约》来维护安全。我认为大家都能理解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现今大国关系的核心是大国之间对于制定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谁掌握了这种主导权，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国际制度，谁就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嵌入国际规则之中。”小泉内阁时期与中国争夺“东盟＋3”的主导权即是其中显著一例。“9•11”事件发生后，小泉内阁及其智囊忙于利用反恐的有利时机，向日本国民推销其新派兵法案。但突然发现，被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已经成功“入世”，并在2001年11月与东盟达成协议，准备在此后的10年内逐步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这对于一直致力于谋求亚洲主导权的日本而言，无疑构成巨大压力。如此发展下去，日本难免沦为“亚洲孤儿”。为消除和平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小泉抛出了被日本大众传媒形容为缺乏具体内容的“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构想”，借以平衡北京倡议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计划，主张将经济合作成员国从“10（东盟10国）+3（日中韩）”的体制，扩大为“10+5”，即增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从而削弱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每日新闻》发表评论指出，此举旨在达到“日本主导的野心”。

2002年11月，小泉首相咨询机构“对外关系特别工作组”完成了名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蓝图、新外交》的报告。在前言中作了如下表述：以往的日本外交缺乏国家层面上的明晰战略。在世界处于冷战结构的框架下，对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取得了经济顺利发展的日本而言，这种战略尚可维系。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应该重新综合性地探讨以安全保障问题为中心的对美关系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份报告表示，“如何与中国交往，是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课题”。报告一方面指出不要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竞争带来了日本高速增长诸条件的丧失；同时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基于上述判断，日本的外交战略要以日韩为中心，与美国相连接，再向东亚和大洋洲扩展，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网络”，要使东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盟友和对中国的平衡者”，要强化日加澳三个发达国家间关系，称印度是一个“可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甚至认为对俄罗斯来说，“如能改善与日本的关系，把日本引进西伯利亚，就能平衡中国势力”，甚至还提议要强化日台之间的交流。

这份报告的基调显然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为此不惜组成以美国为首的统一战线，形成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的包围网。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日本政界人士和智囊团仍然固守冷战思维不放，力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这也恰恰反映了日本政界人士在应对中国崛起上所呈现的对华认知和定位上的矛盾与困惑。

在日本政界人士看来，中国的崛起既不是单纯的挑战，也不是完全的机遇，而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统一体。基于这一认识，报告提出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对日本和亚洲各国是一种“威胁”，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则是“机遇”的论点，并认定今后的中日关系将会是一种既包含“协调与共存”因素，又蕴含“竞争与摩擦”因素的双边关系。

2003年，小泉内阁的智囊团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自鸦片战争以来15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强势中国’”，这一形势对于日本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既有机遇又有“威胁”。中国的崛起是日本150年来首次遇到的，为此，日本必须建立一个抵御中国的强大防御网，和所有与中国有矛盾、有摩擦的国家，包括越南、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一起，组成一个防范中国崛起的防护网。小泉的对华观体现为，在政治上侧重牵制和防范，将中国视为主导亚洲的最大障碍。在有关对华政府开发援助问题、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问题的表态上，又显示了对中国的戒心乃至于敌对心理；小泉内阁把中国视为军事上的威胁，在军事上以防范为主，旨在与美国共同确立在东亚的战略优势。

2005年12月，《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东亚峰会首相演说内容表明：以自由、人权牵制中国”的文章。内称，首届东亚峰会将于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召开，小泉在多边会议上发表演讲，其基调即“民主主义、自由与人权”，他声称要以“共同拥有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等普遍价值”来构筑“东亚共同体”、“争取建立理解亚洲传统与价值的共同体。同时针对将来东亚共同体的设立，强调三点：会议的透明性和公开性；以地区多样性为前提的合作功能；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意义共存的重要性”。

日本2006年度裁军白皮书《日本的裁军与核不扩散》中声称，“在亚洲还存在着正在扩大军备以及军事力量缺乏透明度的国家，这正成为周边国家担忧的问题”。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日本记者说，白皮书中所谓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强调，为消除这种担忧，日本应敦促中国削减军备，公开军事信息。

小泉的对华观充分表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即在政治上采取了通过加强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崛起的强硬政策，而在经济上又意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欲借助中国迅速发展的机遇来恢复发展日本的经济。小泉本人以及多数主流派政治家始终没有改变对华疑惧心理和抗拒意识，根本不把中国当做“可以信赖的伙伴”，用小泉私下的表述就是：“对中国要风险防得到位，机遇抓得牢固”。反映了日本政界人士在新世纪面对中国崛起的形势下既矛盾又困惑的中国认识。

美国心理和意象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指出，复杂政治组织的行为取决于决策，而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向。小泉上台后，多次置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于不顾，执意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究竟是基于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还是发端于国内民意的支持，需要对这一影响日本与亚洲关系的特殊政治现象进行深入分析。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访问中国。小泉到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血肉长城”的巨幅雕塑前鞠躬、献花圈，并默哀。这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在抗日战争纪念馆敬献花圈，也是首位在任的自民党首相赴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参观结束后，小泉在现场发表谈话表示：“我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小泉表示日本将正视和反省过去的历史，不再发动战争，并基于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江泽民主席会见了小泉，对小泉首相抱着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来华访问表示欢迎。2002年4月21日，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参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向那些“为国捐躯的所有人表示衷心哀悼”。小泉的行动，使由于他上次参拜而受到影响、导致正在恢复的中日关系再度出现曲折。

小泉对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持何种态度呢？2001年4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小泉说：“向战殁者表示敬意与感谢之诚意，作为政治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能当选，无论受到怎样的批判，8月15日这一天我一定去参拜。”小泉当选首相后，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同样内容。他说：“我想以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的这种心情，难道不是非常自然的、人性的心情吗？”。

由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严厉批评，自民党内也出现反对呼声，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决定提前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在事先准备好的“首相谈话”中作了如下解释：终站纪念日临近，国内外关于我参拜靖国神社的议论越来越多。其中，不仅国内，甚至国外也有要求停止参拜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终站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与我本人意图相左，如果导致国内外的人们对我国“摒弃战争、重视和平”的基本理念产生怀疑的话，这绝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真挚地面对国内外的这一形势，在此亲自决断：当日不去参拜，另择他日完成参拜。作为总理，我撤回此前的发言，感到不胜惭愧。然而，我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我现在的立场是，必须为广泛的国家利益而献身，履行内阁总理大臣职责，解决各种问题。8月13日，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的当天发表了一个谈话。小泉说：在过去的一段时期，日本基于错误的国策对亚洲近邻进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他们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灾难和痛苦。这一地区的许多人至今还残留着难以愈合的伤痕。在这里，我想虚心地接受我国这些令人悔恨的历史，表示深刻地反省，并向所有战争牺牲者致以哀悼。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撰文提出，“总理绝不应该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中江特别强调：参拜靖国神社“绝不是所谓政教分离的问题。要知道作为日中两国间的外交问题，这是极为微妙的。可是日本政府首脑对这一点似乎并不明白”。“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向国民昭示：为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殉死者恢复名誉，以便让国民接受‘那场战争并不坏’的思想”。

在历史问题上，小泉置中国、韩国的警告和国内有识之士多方劝导于不顾，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曾公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心不淡忘这一悲惨的战争教训，绝不会再次使兵戎相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同时表示：“我认为，尤其是与一衣带水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之间，我国有必要携起手来，共同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并谋求发展。我国正视过去，正确认识历史，愿意建立基于与亚洲各国之间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的、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从上述表态来看，似乎小泉对战争有着深刻的反省和认识，但他在其他场合又肯定地认为：“在那困难时代向往祖国未来而魂散战场的各位面前，我再次感到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他们牺牲宝贵生命的基础之上的。”具体体现在行动上，则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这种言行不一的举动，显然难以赢得亚洲国家和人民的信任。

自民党内曾担任大臣的人士指出：“从各国历史看，把国民的目光引向外交，以寻求恢复向心力，这是当政者经常使用的手段。”小泉通过参拜靖国神社，转移了日本国民对其内政经济改革的关注，从而煽动日本国民的恐外心理和对外国批评的憎恨，博得国内选民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小泉在国内表示：“是否前往靖国神社，并不是别人能指手画脚的问题。日本首相前往国内设施，并不是外国政府能说‘去’或‘不要去’的问题。除了中国和韩国以外，是没有别的国家会说这种话的。”实际上，靖国神社在日本政治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特殊符号”，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意义。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在巨大的压力下不肯让步，就是因为他试图结束所谓“日本对华外交上处处看中国脸色行事的既有格局”。日本国民也普遍认为，如果无法突破这一格局，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是无从谈起的。小泉声称参拜缘于个人内心信仰，这其实是一种诡辩。他上任之前并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在担任首相后执意参拜明显是一种政治姿态。

《读卖新闻》董事长渡边恒雄提出批评说：“小泉这个人根本不知道历史或哲学，不学习，一点文化都没有。这就是他说出许多蠢话的原因，比如‘参拜靖国神社有什么错’，还有‘中国和韩国是仅有的批评参拜靖国神社的国家’，这都源于无知。”

日本外务省前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撰文指出：我之所以不能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该神社的历史观与政府所说的对历史的认识背道而驰。如果阅读一下游就馆展出的说明书和出版物，谁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典型的例子就是靖国神社一贯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当时的日本政府使用这一称呼是为了使战争合法化。以总理大臣为首的政府责任人参拜靖国神社，会给人造成一种肯定该神社“大东亚战争”的历史观的印象，所以应该控制，尽快调整政府自身立场。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迎合了日本选民和右翼政客的支持，并力图通过参拜来左右日本国内民众情绪，为推进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进程创造有利的国内环境和民意基础。2005年10月21日至23日，《日本经济新闻》社通过互联网对全国20岁以上的1033人进行调查，63%的人认为小泉参拜对日中关系基本没有影响或影响轻微。可见，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国民民意之间形成了恶性互动。

小泉多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对外声称“自己的参拜不是悼念特定对象，而是向并非出于自愿而在战地倒下的人和奔赴战场的人们表明哀悼之意，并以绝不能再度进行战争的决心前往参拜”；对内则宣称，“作为日本人，对战殁者致以应有的敬意，表示诚恳的感谢，绝不是什么坏事”；“尽管中国怀有不满情绪，但仅仅因为外国指责我们的慰灵做法不够妥当就停止参拜是不合情理的，而且即便建立别的设施也代替不了靖国神社”。小泉在参拜问题上非但未有些许自省，反而“倒打一耙”认为是中国在打“历史牌”：我明白，由于6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国人感到日本是一个威胁。因此，我明白他们想遏制日本。我认为，加深日本是竞争对手的观念和在中国国内制造“反日”情绪对中国领导层有利。小泉等日本政界人士和国内右翼政治势力认为国际上对其参拜靖国神社的批评是在打“历史牌”，借历史问题压制日本，煽动日本国民与国际社会的对立情绪，利用日本国民对中国增加的“嫌恶感”，把自身打扮成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英雄，以期捞取政治资本，提高民意支持率。同时，小泉坚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强硬的对华姿态，主要是为了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可将其曲解为崛起的中国不尊重日本文化或对日本内政的干涉，唤起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和恐惧，迫使日本国民反思日本国防的脆弱性和修宪的必要性，从而为修改宪法和采取进攻性防务政策制造口实，借机反制中韩等国，以主导东亚事务，将本国的军事力量向全球范围延伸。

小泉及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目的是日本政府肯定侵略战争立场的公然表露及日本大国意识的滋长。“小泉纯一郎强行参拜靖国神社，也与实现自卫队海外派兵密切相关。靖国神社供奉的是为维护天皇所体现的‘国体’而送命的士兵们。如果自卫队员因为给美国提供后方支援而送命，为了将为国捐躯这一意义附加其间，靖国神社便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装置。”

靖国神社是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和象征，所以通过参拜来“增强日本民族的凝聚力”是小泉达到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目标的一个最好手段。小泉力图通过参拜来挑起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强大越来越恐惧，进而支持修宪和赞成扩军。“政客们通过对本民族中原有的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和历史符号进行渲染和歌颂，同时制造了一个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欺压或歧视本民族的外族对立面或假想敌，从而有效地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以团结支持他们的民众而达到建立独立国家和民族自治的政治目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要成功，除了要强调本民族的象征性符号外，还需要有一个不公正或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来支持假想敌的制造。用建构主义的话来说，民族主义运动（包括文化象征符号和假想敌）是政客为其政治目的而建构的，不一定是天生就有的或由一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

小泉靖国史观的实质体现为：通过树立和突出“靖国神社”这一历史符号，一方面有意唤起普通国民的民族情绪，增强凝聚力，转移国民视线；另一方面通过翻弄“靖国神社”，达到刺激中韩，激起中韩等亚洲诸国的反抗和敌意，从而进一步加深中韩与日本之间的对立，形成国内外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联动回路”，从而坐收渔人之利。小泉正是通过对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牌”的“恶用”，以获得国民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

4、后小泉时代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

“小泉时代”为日本政治留下的两项重大遗产就是以财税、金融为主体的结构性改革和日美同盟关系的空前强化，这种“内政革命”和“外交转型”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异化的民族主义”和“僵化的亚洲外交”。小泉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韩日的首脑外交中断，这是小泉政权留下的最大“负遗产”，由此导致日本外交逐渐偏离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常轨道，并悄然侵蚀着日本国内政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安倍晋三作为一名新生代政治家，在日本政坛上迅速崛起，除了自身的家庭背景以外，还主要还得益于他的“鹰派”作风。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亚洲诸国的抗议，安倍明确表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别国不应指手画脚”；在对华关系上强调，“有必要制定政治问题不影响经济问题的‘政经分离’原则”。按常理而言，安倍强硬的政治立场，不大可能会在对华关系上有重大突破。但是，由于小泉推行的强硬“亚洲外交”，致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日本政界人士认为，小泉时代中日两国没有举行元首峰会，而中国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希望能与中国建立一种务实的工作关系，重新恢复中日两国首脑会谈。这种国内的呼声正是安倍上台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跌至谷底的中日两国关系，迫使安倍不得不收敛自身的强硬姿态，而在对华关系上寻求突破，即便与内心的“鹰派”理念相抵触，考虑到国家利益，也要改善对华关系。由于日本推行“日美基轴”外交，新任首相首次出访国大抵为美国，而安倍上台后则将首访地定为中国，个中内涵耐人寻味。安倍首相在访华期间向中外记者表示，要扩大中日两国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以此构建互惠关系。要让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都强有力地开动起来，“从而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构筑解决世界性课题的战略互惠关系”。这与安倍上台之前的对华强硬言论及倡导“政经分离”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由此表明，一方面，小泉时代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关系恶化已触及日本国家利益，迫切需要转换；另一方面，反映了安倍作为政治家，需要顺应时势的变化，作出合乎国家利益的行动抉择，而不能固执于自身信念，由此反映出的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机会主义性格——“原则性的缺失”和“随机应变性”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安倍的行动。

安倍的中国之行被称为“破冰之旅”，无疑是顺应时势的英明之举，但安倍晋三前后立场的转变，还是为我们观察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2007年3月13日，安倍首相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宣言旨在将美日、美澳同盟连成美日澳三边同盟，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进攻性。8月19日，安倍启程对亚洲三国进行访问，重点在于印度，目的是要拉印度进入遏制中国的战略之“弧”。8月22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做了题为《两洋的交汇》的演讲，宣称：“日本正在欧亚大陆周边推动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日印要成为核心，共同建设‘大亚洲’和‘自由与繁荣之海’”。安倍既提倡建立“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又倡导构筑“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防范的“两面下注”策略，一边欲在与对华交往中获得实惠、稳定周边，一边又在战略上防范和抑制中国。

2007年9月23日，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11月15日，福田首相对美国进行访问，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福田提出了“日美同盟和亚洲外交共鸣”的外交理念，意在有别于安倍倡导的“价值观外交”，成为“新福田主义”的主要内涵，体现了“美亚并重”的外交举措。福田内阁决定，新版《外交蓝皮书》中将不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因为这一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福田在11月18日播放的美国CNN电视台专访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形成威胁，福田表示：“我们是否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感到威胁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也是一样。我个人对此感到乐观。”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应邀访华，福田将此次访问定位为“迎春之旅”，中日首脑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12月28日，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日中两国应继续深化“战略互惠”关系，成为“建设亚洲及世界美好未来的创造性伙伴”，为此建议把“互利合作”、“国际贡献”、“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作为三大支柱。

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各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反应各异。福田首相在应对之时比安倍显得更为理性。福田认为，“鉴于中国的崛起，日本应该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但并非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而是就未来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共赢做比较长远的考虑。关于未来日中关系的发展，福田更强调双方应该扩大合作。福田认为：首先，日本的大多数民间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这不仅对我国的经济，而且对中国的经济有利。另外，在能源领域，两国为了确保能源安全最好能够互相合作。然后，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日元借款结束了，但是在这些领域的各种合作仍然是必要的。人员往来和交流也是必要的。中日两国作为邻国，今后应该互相合作，共同促进双方在文化、技术领域的人才交流，努力使两国成为交往良好的邻居，我们应该向中国传达这种意向争取他们的理解。在台湾问题上，福田认为“日本不宜说三道四。……因为中国今后如何发展，要留待以后判断，不应急于表态和卷入争论，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和损失”，“美国如何判断也影响日本的态度，以军事力支援还是相反，要考虑日本国民的意向”。

麻生太郎任首相后则表示：“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盟国，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麻生认为，“价值观外交”既没有招致中韩反对，也没有导致中日关系停滞，即使有反对声音也主要来自国内政治对手。“日中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才是最终目的。”2008年9月25日，麻生首相在联合国发表演讲，麻生提出“以日美同盟为不变的基轴”、“致力于加强与近邻各国的关系”、“重视联合国”三条基本原则。麻生特别强调：“中国和韩国是日本重要的伙伴，是应当进一步增进互惠和共同利益的国家。”同时表示：“我想与基本价值观相同的各国进行联合。”2008年9月29日，麻生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的外交政策为：第一，“强化日美同盟，这始终是第一位的”；第二，“与邻国中国、韩国、俄罗斯等亚太各国一道构筑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共谋发展”；第三，“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课题”等。

后小泉时代的安倍、福田和麻生三任内阁，主要致力于修正小泉僵化的“亚洲外交”路线给日本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积极改善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安倍和麻生倡导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仍然包含着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尽管这种对华认识时而显著、时而隐蔽，但始终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既与中国加强合作，又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制的战略态势将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和决策。

二、新世纪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也呈现“一波三折”的急剧变化态势。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各界曾盛行过一阵“中国威胁论”，具体内容既包括军事层面，也包括经济和文化层面。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日本经济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又转变为“中国机遇论”。小泉内阁时期，由于小泉对华强硬，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经济界虽有少数人支持小泉的行为，但大多数经济界人士认为此举有碍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经济界人士积极呼吁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致力于改善已经受损的中日关系。

1、“中国经济威胁论”的盛行

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崛起的认识，大致经历了“悲观论—乐观论—威胁论—机遇论”的嬗变过程。

其一是“悲观论”与“乐观论”并存。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日本经济则长期低迷不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心理严重失衡，抨击中国的言论不断涌现，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的出现。

2001年7月，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撰写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这个在中国生活十余年、不懂中文、也从未研究过经济的律师，利用东拼西凑的数据，煞有介事地“论证”并得出结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2007年将完全开放金融服务市场，随着大限将近，中国银行的呆账高到无法维系的地步；21世纪与其说是中国世纪，毋宁说是中国经济衰退的肇始；预计中国经济4年后将会崩溃等等。”章某的著书一经推出，居然还得到了到美国国会听证的机会。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奢谈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仿佛中国经济崩溃的日子指日可待。2002年，石原慎太郎也抛出了中国即将“分裂”的论调。石原在《文艺春秋》2002年3月号撰文提出要“战胜中国，重建日本”。他说：“只要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可能复苏，日本才有可能作为战略国家而得到重建。”他鼓吹为同中国对抗，除建立“日元圈”外，还要把日本建成亚洲网络的“指挥塔”。石原慎太郎提出的中国“分裂论”，其依据是中国内陆和沿海经济水平不同而致使贫富差距拉大。这种所谓不安定因素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日本可视时机将分裂的上海及周围地区纳入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的“亚洲经济圈”。

对中国充满不安情绪的同时，日本部分人士也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了担忧和悲观情绪。2003年以来，日本的各大出版社都开始在“日本的未来”上大做文章。其中以预言“日本沉没”为题材的小说最为畅销。有人认为“日本沉没论”其实就是“中国威胁论”的翻版。因为这些书的内容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日本前经济企划厅厅长官堺屋太一在其新作《平成三十年》（即2018年）中预测，日本经济若继续毫无起色，则将在16年后完全被中国所取代，被逼上灭亡的道路。从这些预言小说中所描写的内容看，小说家虽以预言形式执笔，但是影射的却是目前日本面对的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一些读者认为：“阅读这些预言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悲观，可是字里行间却有着他们对现实不满的作用，进而产生从未有过的爱国心”。而这种“爱国心”把矛头指向邻邦中国，是值得警惕的现象。

2001年11月，《经济学人》周刊发表了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小林英夫撰写的“在东亚没落的日本——‘中台韩’越来越密切”的文章。该文认为：“在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以前的20世纪后半期，日本利用东西方对立，在东亚通过日美关系构筑了日本主导下的‘东南亚经济圈’。但是，当中国实施对外改革开放并于21世纪开始正式进入国际市场时，日本在遭受经济泡沫破灭和亚洲货币危机双重打击下，越来越脆弱的‘东南亚经济圈’开始解体。21世纪中国开始构筑中国主导下的‘东亚经济区’。中国想同东南亚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正是其具体体现。”据此作者认为：“日本在同中国围绕亚洲经济霸权展开较量的过程中，日本被中国的实力所压倒，很可能意外地脆弱而迅速败退。亚洲国家已经开始抛弃日本的事实就是佐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日本不久就会没落。”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部分人士则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日本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如《日本经济新闻》曾于21世纪初分析道：尽管经过了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日本。该报道指出了中国经济与日本的巨大差距，报道指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845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64年的水平；因家电产品急剧增长而带来的人均用电量的增长也仅与1960年日本用电量的数字相近；反映营养状况和医疗水平的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分别与日本1965年和1960年统计水平相一致。

同样，对于近年来日本一些媒体宣传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日本经济学者认为，从产量看，目前中国约有80种重要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从工业产值看，中国仅占世界第六位，仅比占第七位的意大利多一点，为什么有人只说中国是“世界工厂”而没有人说意大利是“世界工厂”呢？事实上，中国的强项在于组装加工业，而“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领域，中国还没有达到‘世界工厂’的规模和水平”。

此外，2001年由日本经济产业省起草的《国际贸易白皮书》中指出，东亚经济发展始终同时具有相互依存和激烈竞争的特点。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发展模式背后的三个因素：一是东亚国家在解除非关税和投资障碍方面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二是东亚地区外来投资快速增加；三是中国的崛起。关于中国的崛起，白皮书中谈到，比起它（中国）的区域竞争者，中国更注重把基础放在吸引日本公司上。直到1985年，日本子公司对中国出口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还是零，但到1999年就已经增加到46%。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热情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商业环境在发生大幅度改善。白皮书同时指出，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比，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拥有潜能极佳的当地部件供应商。越来越有能力的供应商吸引着海外公司，所以日本的很多公司开始在中国运作，形成了良性循环，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日本前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情报调查课课长、大臣官房参事官横田俊之对2001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进行评估时指出，最近中日贸易因东京决定采取自保而起纷争，同时日本自身的经济持续疲弱、贸易平衡不断下降，在此情况下，日本媒体的几份报告把《国际贸易白皮书》中对中国崛起的分析当做是视中国为威胁的依据。对此，横田指出，白皮书把这种激烈竞争描绘成东亚“激烈竞争的时代”，不应该被日本当做一种迈向保护主义的借口。因此白皮书清楚地指出，包括中国的崛起，将加强该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例如，白皮书对国际竞争与日本国内工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分析，它揭示了平均关税税率超过10%的行业，如服装、纺织品和食品，具有较低的生产率。相反，接近零关税的行业，如运输设备和电子机械，则被迫进行国际竞争，因此具有较高的生产率。通过竞争择优是增长的一个源泉，日本将从东亚越来越多的竞争中获益。

其二是“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在过去的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经济却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中。面对中国经济的蒸蒸日上，日本似乎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日本部分人士开始炮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日本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会造成日本“产业空洞化”。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受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吸引，大量日本投资涌入中国，在产业转移的同时，造成技术流失，使日本国内形成产业“空洞化”，最终危及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2）导致日本经济复苏迟缓。由于资金、技术流入中国，加剧日本国内通货紧缩、设备投资减少、失业增加，使日本难以从经济衰退中走出去。

（3）大量中国的廉价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日本，冲击日本经济，使本来就面临经营困难的日本企业更是雪上加霜。

（4）在东亚地区形成竞争。日本部分人士认为，中日经济实力和技术差距日益缩小，中国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东亚的影响显著增强，亚洲的重心正由日本转向中国，因而对日本国际地位下降心存忧虑。如同中国和东盟签订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协议后，日本有一种失落感，也加快与东盟签订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一样，日本对因中国发展而引起东盟等国家对日政策的变化甚感担心。

（5）劳动力外流，影响日本社会稳定。日本一些人主张或赞同“中国威胁论”，主要论点是，中国原本就是政治大国、文化大国，如果一旦发展为经济大国，必然成为军事大国，进而成为如同今日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届时中国也会像世界历史上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工业国的国家必然对外扩张一样，作为中国近邻而又与中国有着历史纠葛的日本，恐怕难逃中国的掌控和摆布。另外，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外流已经影响到日本社会稳定，任此趋势发展，将会对日本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中国经济威胁论”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会引起日本“产业空洞化”。对此，日本经济学家小林英夫曾指出，日本企业要懂得“反手利用‘空洞化’”，方法有二：一是与欧美企业合作；二是与中国等亚洲企业合作。小林以日本的TF公司为例讲道：“该公司于1995年在上海近郊的昆山开设了铸件工厂，将劳动密集型的铸件制品移向了中国。但是，其产品的三成返销日本，经过高技术的精密切削，加工成成品。因此，‘由于铸件部门转向了中国，相对减少了在日本国内的雇用，但是由于中国生产的铸件有三成返销日本，因此整体上日本的业务量并未减少’。换言之，该公司在利用中国据点降低成本的同时，将精密切削部门保留在国内，使更高水平的技术开发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国内致力于“开发更高水平的技术”是日本企业的选择。

对此本田公司也有同样的认识。当有记者向本田公司总经理吉野浩行提到“近年来，中国以破竹之势追赶日本。日本制造业厂家也纷纷把生产基地迁往中国。中国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日本由于价格竞争的失败，‘空心化’趋势日益加剧，日本的制造业能否战胜中国的问题”时，吉野浩行表示：“中国的生产成本很低，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就职工工资而言，中国只相当于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从材料到成品整个生产过程的费用，我虽没有详细地加以确认，但据说包括零部件及劳务费在内，只有日本的一半。因此，就附加值低的产品来说，日本是不可能同中国竞争的。日本能战胜中国的只有高附加值产品。”可见，“空洞化”对于日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移出，为日本企业提供了通过创新和研发提高和增加产品附加值，实现更高水平竞争力的机遇。

“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的兴起主要源于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源自日本自古以来传统的自卑情结。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及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受到一种复杂的自卑情结（Complex）的困扰。也许正是这种情结导致很多日本人一直不能实事求是、客观地看待中国，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落后与强大，常常陷入非鄙视即嫉妒的怪圈。东京大学渡边浩认为，日本自古以来对自身的认识一直是比照中国产生的。日本在“18世纪中叶拥有3200万人口，比同时代的英、美、法国当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多。尽管如此，人们无论思想立场和教养程度如何不同，一般都将‘日本’视为小国，这在当时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因为它是以‘汉’为比较对象的，所以人们认为，无论比人口还是比版图，‘日本’都是小国，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且，这里的大和小还往往被认为与其中包含的人的特性有关”。渡边列举了熊泽蕃山在《集议和书》卷四中“日本小国，人之魂魄单薄，耐力羸弱”等语为证，指出“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奇特的自卑感：‘大国’人出色，‘小国’人逊色”。同时又指出，“但是，既然存在着把‘日本国’作为一个与‘中国’并列的国家的意识，就会有人对这种劣等感作出反弹（自然，在无法否定日本是‘小国’这一点上，连他们也不能例外）”。他又列举了本居宣长在《玉栉笥》中“凡事物之尊卑善恶，不在其形状大小，国家亦然，幅员辽阔而卑劣之国有之，疆土局促却尊贵秀丽之国有之”等对这种劣等感作出反弹的言论。渡边还指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人抱有极深的自卑感”。为提高日本的自豪感，有人便想办法在其他方面发掘自身能超越中国的优势，据此自称日本为“神国”、“武国”、“质直之国”、“灵巧之国”等等，以寻求心理上的平衡。这类意识不同程度上延续至今。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在这样复杂的感情纠葛中发展嬗变。而且，这种复杂情结在对日本自身的认识和对外表现中也产生影响。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也许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情结的促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优等生来自于自卑感。日本经济成功后一些人表现出来的自负心与这种情结也不无渊源。正如渡边指出的，“以大小论国家者预先设想了各国地位的上下等级，然后一味地在这个等级框架中寻找自己国家的位置。因此，这种意识有时变成一种要求尽可能多地提高国际地位的冲动，在得到些许成功时又变成一种自豪感（战前的‘一流国家’和战后的‘经济大国’一类说法，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中国经济崩溃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的交替出现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二是源自日本固有的危机感。日本是典型的危机意识强的国家。如《日本沉没》原是一部日本非常畅销的预言式小说，地质学家预言日本将因为地壳剧烈运动在300天内沉没。该小说曾在1973年被搬上银幕。2006年，该片又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重拍，而且是日本电影界近20年来的最大制作，同时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日本电影人希望通过真正的大片来重振日渐萧条的日本电影，同时也很好地反映了日本的岛国心态。在这一意识下，日本之所以乐此不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并不是因为“中国威胁”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中国的全面进步使日本感觉到危及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使它受到了威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感觉到威胁存在的心理便是危机意识，是“中国威胁论”得以在日本广泛传播的心理基础。正是在这种危机意识的作用下，“中国威胁论”得以滋生和蔓延，即便没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也会有“俄罗斯威胁论”、“印度威胁论”的出现。日本之所以对中国充满不安和恐惧，并不是它在内心深处惧怕中国，更不是中国已经强大到令日本闻风丧胆的地步，而是它潜意识里的危机意识在作怪。例如，经济方面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无非是担心来自中国的进口会导致日本国内生产减少、失业增加，以及日本企业增加对华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国内投资减少。因此，在日本国内生产停滞、失业率升高、国内设备投资低迷的时候，人们就容易认同和接受“来自中国的进口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招致日本国内生产、雇用、设备投资趋于恶化的重要原因”的看法。换言之，当日本找不到能够主导未来的比较优势产业的时候，就容易使日本人产生中国的追赶是要把日本经济赶到死胡同里去的感觉。

三是日本国民的从众心理在作祟。日本社会潜存着一种从众心理，舆论上一阵风刮来，多数人在情绪上会跟风，具有独立思考的人往往显得比较另类。有时个人的言行会本能地迁就周围人们的气氛或群体内的人际关系，而并非取决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理性分析。另外，思想转弯总有个过程，日本人的性格一般比较顽固，想不通的时候更顽固，而一旦想通了，立场转变了也很顽固，可以成为你“顽固”的朋友。

四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到90年代日本经济终于停止战后的高速持续增长，成为发达国家中增速最慢者。经济不景气，势必影响到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主要表现在近年来日本政局变动的频繁和失业率的不断上升。至2001年1月，日本社会的失业率已达4.9%，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列岛弥漫着令政府和政治家们颇感头痛的阴云。此种情形，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中指出的：“日本战败后，经济重建傲视亚洲，经济势力的扩张于是成为新的民族信念。然而，进入21世纪的日本，经济已成强弩之末，败象环生，新一代逐渐有迷失之感，加之近十余年来，日本政治领导层的素质每况愈下，出任首相高职者的能力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他们对国家所面对的经济与其他问题束手无策，就往往诉诸民族情绪的挑动了。”不仅如此，还由此衍生出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少数日本人所鼓噪的“中国崩溃论”。石原等人实际上是日本优越论的推崇者，怀有浓厚的蔑华情结，因而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不断强大为块垒，必欲见中国衰落、崩溃而后快。既然这些人可以打着“防灾演习”的旗号把坦克开到银座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以吹嘘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来掩饰内心的不安，谁又能保证他们在感到日本“走投无路”时，不会像日本近代史上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样孤注一掷？这些思潮的泛滥和流布反映了日本处于大转折时期的彷徨和不安。

当然，“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也与天皇访华、中国领海法的颁布以及“六四”后的人权问题等存在联系。

有学者指出，“中国威胁论”，其一是机会主义的体现。在“中强日弱”和“中弱日强”两个阶段，“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社会尚无市场，并未真正感到中国的威胁。然而在中日之间“两强并立”的新格局出现后，尤其是强势在向中国一方倾斜的时候，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开始滋生和蔓延。可见，“中国威胁论”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并不具备一贯性，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体现。其二是一种依赖主义的体现。日本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既是对美国的呼应，又是提醒美国应该警惕中国，从而达到巩固日美同盟的战略目的。某种程度上，“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对美国依赖主义的体现，而不完全是本国国民意志的真实体现。其三，从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转移国内矛盾以及保护本国经济三方面需要来看，鼓吹“中国威胁论”又是日本实用主义的展现。“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不仅源于冷战后战略利益的变化，而且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有着密切关系。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不仅有赖于中日两国政治家对冷战后两国战略利益的正确认知和向积极方向努力，而且有赖于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五是“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遇论”转变。即便在“中国威胁论”流行之际，也有日本经济界人士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日本经济学家香西泰指出，中国“崛起”作为尚未实现的事态，依然是一种趋势、一种预测。如果今后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前28年的发展势头，预计到203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比例可能接近美国，达到大约30%……，届时，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才真正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

又如日本学者小岛明认为：“在历史上任何时代，新的大国的出现都会给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紧张，产生威胁论。重要的是，新兴大国要在认识到这种必然产生威胁论的基础之上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而且，其他各国也不要被这种威胁论所迷惑，应该积极探讨如何才能营造新的国际环境，使新兴大国顺利地加入到国际关系中。”这种理性而客观的认识确实值得日本人深思。伊藤忠商事公司常务董事近藤刚认为，中国的体制和安全影响着中国在国际上的态度和行动，而维系体制和安全最重要的一环是经济增长，一旦经济受挫，就将转而依存于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且更大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引入世界经济体系，制约可能出现的过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同时，他还预见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国势必出现政治的民主化。

世纪之交，中日经济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日本企业又开始了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中日经贸关系呈现两个新特点：一是日本企业对华技术转移加快，一些大公司为在中国市场上与其他国际资本一决高下，开始将研发机构设在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二是中日经济合作出现向地区分工发展的趋势，前一时期中日贸易摩擦的出现，原因就是地区分工发展而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体制尚未完全适应这一分工所致。分工扩大将给中日两国的产业结构带来变化，也将使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正是在这种良好态势出现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才转化为“中国机遇论”。

随着中日经贸往来的日益密切，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根据日本财务省汇总的2003年贸易统计，日本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出口额约为10万亿日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约20%；2003年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为6.6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度急剧增加了33.2%，对香港的出口为3.46万亿日元，其中大部分是转口贸易，实际上主要面向中国大陆。所以，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复苏，这一趋势已经日益明显，难怪日本共同社在一篇新闻稿中将标题拟定为“中国从威胁变成了救世主”。共同社指出，日本过去一直把中国看成是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威胁，而现在中国正成为日本经济的“救世主”。中国2003年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9.1%，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还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其魅力越来越大。日本对中国经济依赖关系的增强也表现在日本对华贸易额、对华投资及其贸易方式的转变上：通过投资，日本企业将材料、零部件带往中国，同时又把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返销日本，中国方面将此称为投资促进贸易、投资拉动贸易发展。日本也有人将此称为“日日”贸易，即在日本的企业与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之间的贸易。据统计，在中日贸易中在华的日资企业所占比重约为50%—60%。

再从日本对华投资来看，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的建筑及矿山用机械、汽车零部件、影像设备零部件分别增长99.2%、104.9%和113.9%。即便是日本对华出口增幅下降的2005年，日本摄像机等影像器材对华出口仍增长296.7%。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对于中国的依存度。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其他国家学者也有论述，如《印度教徒报》刊文指出：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已经把中国变成了“泛亚洲供应链”的“出口平台”，中国出口的加速提升也“推动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万事达卡国际组织经济专家组在新加坡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专家认为，表明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洲供应链”的最好指示器是从1994年以来该地区十多年来对中国和美国出口增长之间的差距。以日本为例，从1994年到2004年，日本对美出口增长2.09%，对华出口则增长了16.6%。把握住中国经济增长的亚洲国家将成为胜利者。日本已经付诸行动，并且成为地区一体化和中国市场大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受益者。专家表示：“今天，没有一台东芝电视机是在日本制造的，东芝公司的全部电视生产线都设在中国。”对华出口是日本近年来出口增长的关键驱动器，最终证明是“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真正发动机”。据估计，2003年，日本对华出口量占其出口增长的80%。从2001年到2004年，日本对华出口为其GDP增长贡献了1/4。经济学家暗示说，“日本制造”正被“日本在中国的制造”所代替。日本公司也向人们表明，在没有得到政府援助的情况下，通过公司赢利仍可推动经济复苏。专家指出，从2001年到2003年，日本上市公司的赢利增加了71%，而它们的总生产量只增加了2%。日本公司已真正实现了精简高效，它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市场，既把中国市场作为出口目的地，同时又将其作为它们向全球出口的低成本生产基地。成功的企业是那些能够从全球基础上充分利用有效供应链的公司。

在上述事实面前，日本政府和经济界不得不承认，“日本经济近来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迹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大约三年前，日本经济处于最低谷，日本企业家的心情也最为阴沉。当时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而今则是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又如日本贸易振兴会中国北京事务所主任籔内正树也曾在2002年11月讲到：“去年夏天，所有人都在谈论中国威胁。如今，人家却都在说中国是机会的沃土。”

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推动，使日本人对所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进行反思。小峰隆夫指出，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归根结底是日本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一个“容易认同和接受‘被威胁论’”的状态。

日本电气网络公司副社长中村勉认为：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中国无疑将是世界最大的由单一国家组成的市场。过去由于中国低廉的价格，来自全球各地的许多不同公司进入中国设厂。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中国在科技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目前，中国不仅因其人口众多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它还是新兴文化的源泉。日本有些人视中国为威胁。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不与中国合作和共同发展，日本将无法生存。两国应该优势互补。日本工业由于多年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竞争力。我相信我们不必害怕中国。同时，中村还强调，要尊重中国的思维方式，日本在中国的电气公司应该主要由中国员工管理，日本员工则提供建议和支持。没有这一制度，其产品就难以赢得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信任。

日本橡胶产品制造商富国公司总裁河本太郎在2003年接受《日本瞭望》杂志采访时谈到，他们公司对中国市场期望甚高。公司目前已在中国建了两个厂，另外还计划建立六个生产中心。河本讲到：如果我们的雨刷在中国被采用，它们就会被用在欧洲汽车上，这些汽车制造商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如此，中国正计划兴建一条北京到上海之间的高速铁路，以及另一个由八条南北线和八条东西线纵横交织的全国铁路网。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重庆和长春等七个城市将要建造地铁。我们生产铁路的振动隔离装置。如果我可以从这些建设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得到一份订单，那将是一笔很大的交易。另外，到处都在兴建高楼大厦，还会有大量的电梯和升降梯出现。我们也为这些产品生产部件。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们正面临巨大的商机。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日本企业纷纷决心前往中国开展业务。丰田、日产、松下、日立、三洋等主要企业自2001年以来纷至沓来，不仅在中国建厂，还逐步把研发中心移至中国。日本经济界越来越清楚，21世纪初最大的商机在中国。

2、“政冷经热”时期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小泉内阁时期，由于其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数次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政治关系陷入低谷，出现了“政冷经热”现象。

2003年以来，日元对美元升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这明显起到了吸引外企来华直接投资的作用。在此期间中日“政冷”因素并未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多大影响。日产、丰田等汽车厂家都在中国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和出口规模。就连一度遭到抵制的“朝日啤酒”公司也着眼于未来的中国市场而在中国投资五家啤酒厂，其中包括老品牌北京啤酒厂和西湖啤酒厂等。2004年一家法国银行对200个主要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80%认为“政治紧张正在给对华经贸关系带来负面影响”。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也是中日关系“政冷”影响“经热”的一年。日本政府“授权”日本企业在东海有争议地区开采油气资源。日本右翼教科书再度通过政府审定，而一些日本企业界人士公然支持右翼教科书。即便2005年日本对华出口增幅降到8.9%，但仍高于当年日本出口总额5.9%的平均增幅，日本当然不会感到“经凉”。换言之，2005年中日贸易增幅虽然下降，但仍然是在日本企业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小泉内阁不会受到来自日本财界要求其停止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性压力。加之日本经济从2002年起开始回升，小泉之流还会“自我感觉”良好，并拒绝部分经济界人士的要求，继续对华推行所谓的“政经分离”政策。也许只有中日贸易增幅低于日本外贸的平均增幅，日本企业界总体上才会感到“经凉”，而届时中方则可能会认为出现“经冷”。

在“政冷经热”时期，部分经济界人士在政治上支持小泉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同时又想保持在中国的经济利益，鼓吹本企业对中国采取所谓“政冷经热”的政策。经济界中支持右翼教科书的富士通名誉会长山本卓真等人便持这种观点。另外，2005年夏，前日本外务省情报调查局局长冈崎久彦公开宣称，日本停止参拜并不会得到什么，最多只能恢复首脑互访。但中国今后还会就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敲打日本。所以小泉首相在这次的靖国神社问题上不能让步，必须让中方感到“施加压力但失败了，今后必须改变对日战略”。

2001年、2002年小泉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及亚洲各国抗议之声不断，对日本不信任增强。但是，由于日本经济的严重不景气，各种制造业企业认为与其缩小规模或倒闭还不如把赌注放到中国以求生存和再生。日本对华投资额，2000年签约36.8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42%），2001年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47%）。大部分都是日本制造业，而且许多是中小企业。这与欧美企业的投资不同，欧美企业的投资是考虑到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以及2008年奥运会而经过仔细筹划的先行投资。日本的中小企业虽然有较高的技术但人数少，能否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日本等外国企业的进入，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使工人掌握较高的技术，对支撑中国经济的基础部分作出了贡献。因此，日方一些倾向支持小泉首相的财界人士强调，中日关系不会出现“政冷经热”，其中包括某些大企业的巨头。另外，对华出口增长较快的企业也不认为“政冷”会造成“经凉”。例如，摄像机、汽车零部件、非铁金属等，都保持了较高的对华出口增幅。而那些希望小泉首相改善同邻国关系，为自身创造更好外部经营环境的日本人则担心出现“政冷经凉”，要求小泉首相放弃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中小企业界人士和对华友好人士。

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公布紧急限制进口措施，从4月23日起，开始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日本对来自中国的3种农产品（大葱、香菇和灯心草）的进口关税原为3%—6%，但将超过日本限额部分的大葱的关税提高至256%，香菇提高至266%，灯心草提高至106%。中日一场贸易战拉开序幕。

日本政府公布紧急限制进口措施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年4月10日。注：进口配额是根据1997—1999年3月间平均进口量为基准，相当于过去200天内基准量，进口配额以内的进口量实行3%—6%的关税，限制时间为2001年4月23日至11月8日。

中日贸易摩擦的出现也与日本国内政治因素有关。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与森喜朗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的政策导向有着密切关系。平沼是1939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的养子、森喜朗派右翼亲台头目、“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在位时不仅亲自宣布限制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而且于2001年10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与台湾“经济部长”林义雄就缔结日台自由贸易协定事宜达成一致，平沼一直对华持强硬姿态。另外，日本一些分析家指出，农村是自民党的支持基础。蔬菜产地的农民、农协、地方政府强烈要求对进口大葱、香菇和灯心草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而2001年7月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对中国农产品设限是出于选举需要。该名经济界人士还指出，中日贸易摩擦过去都互谅互让得到解决，而21世纪初发生的日本政府启动限制中方出口农产品的行为，“是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密切互动的结果”。“其背后肯定有政治问题”，“这种经济摩擦与政治问题连锁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倒退，“政冷”逐渐影响和侵蚀“经热”这个维系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其主要表现是，两国有官方介入的经济合作已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和技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在两国都有所发展，中日双方政府的一部分经贸部门、企业乃至具体合作项目已经或多或少地实际感受到“政冷”的负面影响和压力。“由于中日‘政冷’，致使某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受到民间‘情绪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日本财界一直希望中国能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兴建由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2003年4月15日，日本财界成立了由“经团联”会长奥田硕为首的“推进北京上海高速铁路合作恳谈会”。小泉在圣彼得堡会见胡锦涛主席时首次正式表示日本愿与中方合作，用新干线技术兴建京沪高速铁路。2003年，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和“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分别访问中国，就兴建京沪高速铁路问题向中方游说。如果北京至上海1400公里的区间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并获得成功，日本有关建设亚洲高速铁路网络的问题便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将意味着新干线真正走向世界。但这种国家级大型项目合作只能以中国国产化为主要方向，通过国际招标来实现国际合作。不容否认，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国民感情是决定日本能否中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3年夏，中国的一些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发动了一次反对采用新干线技术的签名活动，短短10天时间居然突破8万人次，其影响超出了活动组织者的预期。日本企业界认为，目前中日关系“政冷”，实际上已影响到日本企业在华正常经营，不但中日两国在政府层面的沟通存在严重障碍，民间层面或者说是经济界沟通也有问题。日本伊藤忠（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日本企业就是因为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才不能顺利拿到这个项目的。

从技术层面而言，日本是最具竞争力的竞争者，但从中国人的感情来讲，由于中日之间存在着历史摩擦和现实摩擦，特别是日本右翼政客的不断挑衅，日本又成为最不适合的选择对象。2004年9月公布的竞标结果是，在由140列车组成的7包中，日本的6家公司联合竞标，只拿到3包。有关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根据小泉首相表明翌年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而作出的决定。”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强调：“中日‘政冷’令人堪忧，很难说今后‘经热’不受影响”，“中国政府在国民感情面前，有可能不让‘日本企业中标’。在中国和韩国，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超出了我们日本人的想象。”

日方企业承认，北京到上海的高速交通设施非常适合用日本新干线的技术和产品，但在两国目前的政治关系下，讨论购买日本的技术和产品显然十分困难。事实上，中日之间经济合作的空间很大，诸如能源、环保、交通、地区开发等，日本可以参与许多大项目。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冷淡，没有政府的大力推动，仅由企业来谈项目，显然力度不够。法国总统、德国总理访华时都带着庞大的商界代表团，是从政府层面大力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典范。日本企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日本“经团联”为此有了危机感，呼吁日本政府改善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不过也有部分日本经济界人士反对在新干线项目方面与中方展开合作。屋山太郎所著的《为何被中韩蔑视》（扶桑社2005年出版）一书谈到，在“政冷经热”时期，日本JR东海的葛西敏之会长反对将新干线卖给中国。他认为这一行为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台湾几乎推翻了已经决定的德法两国新干线的购入计划，而购买了日本的新干线。当时正积极与中方协商并希望达成中国购入日本新干线的“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对此非常气愤，而葛西的理由是：中国大陆的意图是最初购入一两节车厢，然后通过技术转移，中国自行制造机车和车辆。新干线是轨道技术、信号系统技术等高端技术的集成，这些技术以一两节车厢的价格就拥有是不合适的。如果发生事故，一定会责怪日本并要求赔偿。总之，中国（大陆）是没有契约意识的社会，即便主席（指奥田硕——著者注）达成协议也不可信赖。

相反，台湾计划的是一条线路，且并不打算培养自己的车辆厂家，而且车辆更新时也表示要从日本购买。乘务员的训练也一切交给了日本，并且达成协议，即便出现事故也是他们的责任。台湾是一个契约社会，和大陆是不同的。日本的诸多经济团体也大都采取反对小泉的立场。日中经济协会驻北京事务所所长斋藤圭介认为：“日中两国的政治关系有如‘政冷经热’一词所表述的那样，确实不能说是很好，这必然会对积极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会使中国国内了解日本的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我最担心的是政治关系的恶化将会导致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中日两国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才减少。”2004年8月31日，在有日本“经团联”名誉会长今井敬、会长奥田硕等日本财界领导人参加的聚会上，日本财界领导人表示希望小泉能够营造一个“日中首脑能够会谈的气氛”，暗示他应该为了日本在华经济利益暂停参拜。而小泉却坚称，参拜靖国神社是“自己的政治信条，绝不会改变”。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政治方面以及两国国民感情方面却极为堪忧，必须采取对策。这种政治关系的冷淡化，对两国间的经济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为改变这种状况，日中两国相互重新明确姿态，构筑谋求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实现共赢关系非常重要”。同样，2006年5月9日，日本经济同友会就未来的日中关系提出一份报告，希望早日重开两国首脑交往，担心日中双方国民感情恶化将会对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指出参拜靖国神社是否合适在日本国民之间也未达成共识，要求小泉首相慎重考虑。

日本经济同友会（以下称“经济同友会”）和关西经济同友会（以下称“关西同友会”）是日本企业家以个人名义参加的经营者经济团体，主要就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2006年9月，两个团体分别发表《对今后日中关系的建议——为日中两国政府献言》、《了解历史、超越历史、创造历史——为构筑更加良好的日中关系和日韩关系》的报告阐述了各自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并提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建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经济界的声音，值得重视和关注。

经济同友会的报告分析了中日关系的现状，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和相关政策建议。报告指出，日中两国已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政治关系僵冷及国民情绪严重对立等事态令人忧虑，长此以往必将对正常经贸往来产生负面影响，强调两国应不断谋求扩大共同利益，建立互惠、共赢的双边关系。报告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基本理念：一是构筑以反省过去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面向未来的新日中关系”；二是在深化互信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日中友好关系引向“综合性战略伙伴关系”；三是日中两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区域性和世界性课题，为各国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报告提出四项政策建议：一是建议两国政府着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日中关系。强调思考未来日中关系时，不但要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更要着重面向未来，认为日本应谦虚地反省过去并将这种心情以正确的行动如实地传达给中方，希望中方能一如既往地重视对日关系，对于双方暂时不能解决的分歧和问题，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二是日本政府应重视亚洲外交。将“日美同盟”、“联合国主义”和“亚洲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充分认识到维持和发展同中国等东亚各国的关系同日美同盟一样重要。三是通过重启首脑互访和扩大广泛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积极构筑新日中关系。靖国神社问题是导致两国首脑不能互访的最大障碍，日本应积极主动地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小泉首相“祈祷不再战”的参拜理由得到许多国民支持，但日本国民对该问题是否存在违宪嫌疑尚未形成共识。希望首相慎重考虑参拜问题，充分向国民解释参拜原因。提议另建“祈祷不再战”的国立纪念碑，充实和加强日本学校近现代史教育内容，并由双方专家共同开展历史研究，寻求共识。提高两国各层次交流的深度、广度和质量，加深相互理解。四是建立互惠、共赢的综合性战略伙伴关系。将各自所表明的对对方国家的重视真正落到实处，通过构筑平等伙伴关系，在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在推动国际社会稳定，特别是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方面发挥两国主导作用。加强双方在投资贸易、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亚洲货币、能源政策、节能环保、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支援、开放旅游市场等领域的合作，深化经济关系。报告特别提出，日本企业和经济团体应切实行动起来，如对华派遣返休技师，积极参与“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活动，开设企业中文网页，加强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支援，加强对中国高等院校涉日教育的协助，促进两国关系改善。

关西同友会的报告概括了当前中日间存在的主要课题，提出构建良好中日关系的三大建议。报告列举了近年来中日间发生的诸如潜水艇事件、涉日游行等一系列事件，认为中国对日姿态非同寻常，称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可能会成为日本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实现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报告认为中日关系中存在三大主要课题：一是日本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称中国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对日外交的“一张牌”，认为中国批判日本内阁成员时而出现的“狂言”是小题大做。同时认为，由于未充分接受近现代史教育，日本人现正逐渐丧失民族归属感和伦理观，这直接导致日本外交不得不面对历史对话之类纠缠不休的外交交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观，不应过度拘泥历史认识问题。为应对中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责难，日本应加强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一味让步。二是中国对日采取非友好行为。中国基于国内原因，将反日感情作为维持现行体制的利器，正在开展“反日”教育，培育“反日”国民。对此，日本应采取坚决态度，从增进双方正确理解出发，坦率地要求中方改正错误，甚至道歉。必要时，可考虑将双方争执诉诸国际法院，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三是两国国民间存在超越理性的情感隔阂。在中日交流史中，常因短时间内的某个事件而导致出现某种超越理性的特殊情感。同时，中国人头脑中还存有不能容忍日本近代以来超过中国的大中华情结，怀疑日本是否再度复活军国主义。为此，两国必须确认不幸的历史仅仅存在于过去很短的时间这一事实，通过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逐步化解情感隔阂。

报告提出构建中日关系的三大建议：一是日本应大力加强近现代史教育。将近现代史教育规定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并补充、修正其内容。同时，加强教师培训，对企业员工、海外派遣人员也要开展近现代史教育。二是双方展开客观讨论，努力加深相互理解。严格遵守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彼此立场。善用历史教科书“近邻诸国条款”，免遭邻国干涉。希望中方修改或删除“缺乏学术客观性”的历史记述，避免对两国国民带来负面影响。坚持正确主张，对错误行为要理直气壮地抗议。领土争端等问题可考虑诉诸国际法院等第三方。三是开展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合作。通过缔结EPA及开展各种形式的支援行动，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并推动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广泛开展人员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和个人友谊。推动包括第三方在内的学者及经济界人士共同开展历史研究。

两份报告角度不同，认识各异，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经济界对当时中日关系的基本认识。两份报告均引起媒体、经济界和政府的关注，特别是对经济同友会的观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公开表示不满，小泉首相也以“政治和经济是两码事”为由予以否定。

从两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中日两国出现“政冷经热”的局面下，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体现为：

其一，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近年来，中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含香港）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特需”已成为拉动日本经济走向复苏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强烈，近年正掀起第三次对华投资热潮。截至2005年年末，日本对亚洲投资的40%集中在中国，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比重已上升到14.5%，其中2004年度对华投资额与对美投资额不相上下。很多大企业都毫不讳言，对华投资收益是其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同时，日本经济界普遍认识到，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一样，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日中关系的良性发展对企业自身发展和日本的未来乃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至关重要。两团体的报告中都非常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其二，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不正常的，亟待改善。进入新世纪，中日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但政治关系却因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停滞状态。多数经济界人士对此颇有微辞，担心政治僵冷局面持续下去迟早会影响到经济关系，危机意识在增强，置身事外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存在某种焦躁情绪。日本最大经济团体——“经团联”前会长奥田硕曾公开表示，中日间政治上出现一两个问题还不至于马上导致经济冷淡，但这种局面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十分严重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田曾数次访华，积极与中国领导人探讨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该会副会长宫原贤次明确提出，希望下一任首相能拿出改善亚洲外交的对策。就国别关系问题发表报告，在两团体的历史上都是首次，两报告出台本身就说明了日本经济界对中日关系的关心和重视，反映了日本经济界希望两国关系尽快走出当前不正常状态的强烈愿望。

其三，对中日政治关系僵冷原因及对策的认识存在分歧。多数经济界人士认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导致两国关系不畅的直接原因，主张日本政府应真正从国家利益出发，言行一致，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好靖国神社问题，避免政治关系恶化对经济合作的影响加大，使日本经济界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应该不断促进中日两国各层次的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构筑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部分经济界人士则强调中国威胁，认为中日关系陷于停滞源于中国对日打“历史牌”，开展“反日”爱国主义教育，人为煽动国民反日情绪。对此，日本不能示弱，要在加强历史教育的基础上，自主、坚决、果断地采取外交措施。两个报告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经济界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尚存在一定分歧。

由于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再度审定通过日本右翼教科书，日本与美国发表“2+2”联合声明提及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将右翼民间团体建在钓鱼岛上的灯塔收归“国有”，加之日本大张旗鼓地谋求“入常”等，引起中国民众强烈反感。2005年4月16日，上海等地发生了涉日游行，这令许多日本人感到意外，认为这将给日中经贸关系泼冷水，对“政冷经热”的整体日中关系产生影响。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4月29日对在沪的75家制造业、80家非制造业企业所做的紧急调查显示：认为抵制日货运动已经对销售产生影响的占23%，预计会产生影响的占42%；认为对商务谈判和签合同已产生影响的占25%，预计会产生影响的占43%。中国一些人在游行中的过激行为不仅为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反华舆论提供了借口，也使日本夏季来华旅游人数同比减少近一半。日本政府开始提醒（实质是牵制）企业对华直接投资。2005年6月6日，日本内阁府发表《世界经济的潮流》报告书认为，人民币升值很有可能导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济活力减弱，进而影响到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日本企业要防范人民币升值对日本企业带来的风险，重新确定中国战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05年5月底对在华投资的414家主要日本企业进行了调查。其中，机械、电机、汽车零部件、纤维以及零售等行业的40多家企业认为，“日中政治关系恶化已经对他们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了不良影响”。36%的企业担心这种不利影响年内还会陆续呈现，还有许多日本企业担心优秀人才流失，今后的劳资关系恶化等。2004年12月底的调查表明，有86.5%的日本企业表示要扩大和增加在中国的事业和投资，但这次调查则减少了30多个百分点，下降到54.8%。2004年12月调查时没有一家日本企业表示要缩小规模或者考虑撤资，但2005年5月的调查则有17家企业表示考虑缩小经营规模或者撤离中国，占被调查企业数的4.1%。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议会理事长中田庆雄表示，新历史教科书对历史的记述不公正，缺乏对历史上日本侵略战争的反省，该协会是反对的，呼吁日本企业不要赞助这种行为。“部分中国公众抵制日货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过激会影响日本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所以希望不要激化，这是我作为促进两国友好团体负责人的态度”。日本富士施乐公司董事长小林阳太郎曾数次呼吁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但换来的却是右翼分子的恐吓信、子弹和自制炸弹。“他们一旦发表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意见，右翼分子就要开着改装的宣传车，用大喇叭到他们家或者公司天天去喊，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他呼吁：“日本企业不要做那些引起亚洲人民反感的事，不要上右翼分子的当，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能给予理解，将日本右翼分子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

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对华投资并未呈现减少的迹象。根据各种调查，在低成本型的日本厂家中，有个别厂家把生产基地迁到越南，但那并不是受到涉日游行的影响，而是因为珠江三角洲的工资上涨。就在2005年当年，日企对华投资额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0%，达到了60多亿美元，从200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也可看出强劲的投资动向。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在华经营的日资企业雇用的当地工人达140万人（2006年），比上一年增加18%，而日企在印度雇用的当地人不过5.5万人。珠海佳能公司董事长龟山和博回顾2005年的涉日风潮时指出，无论如何，中国的魅力远远大于政治风险。另外对于中国民众出现的所谓“反日情绪”，日本一些人主要强调这是中国爱国主义“反日教育”的结果，而没有从日本自身找原因。

“政冷”逐渐导致的“经冷”日益引起日本企业界和财界的不满，在小泉内阁即将到期之际，许多经济界人士也开始发表言论，希望小泉继任者能够改善中日关系。例如在经济同友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实现以及作为第一阶段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没有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信赖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应该尽早为日本与中国、韩国间的两国首脑会谈的早日实现以及惯例化创造条件。尤其是因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而使与中国、韩国关系恶化一事，应以村山首相谈话、小泉首相谈话为基础，以日本自身的近代史、对东亚关系的定位为主进行探讨，期待着包括战死者悼念方式在内的多种问题得以早日友好而建设性地予以解决。在日本最大的三大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举行的2006年夏季研讨会上，各经济团体负责人纷纷希望小泉纯一郎之后的首相不要再参拜靖国神社，并尽快改善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御手洗富士夫说，在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首相应该尊重当前的民意，通过政治决断来处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希望下任首相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行事。新日本石油公司董事长渡文明也表示，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恶化了与中国的关系，如果政治关系不改善，“经热”也就到了极限，下任首相应当尽快谋求日中关系正常化。

在小泉首相任内最后一次又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经济界弥漫着一种灰心丧气的失落气氛。他们明确表示：“小泉首相马上要卸任了，现在跟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主要经济团体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将矛头指向了下任首相，要求下任首相有效地改善日中关系。然而，当时最有希望的接班人安倍晋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模糊不清，这让日本经济界人士十分挠头。在政治对立的态势下，经济界暂时还能维持表面的平静，但当日本企业在中国与欧美企业展开竞争时，支持企业开展对华贸易的欧美政府的态度不但让日本政府相形见绌，也让日本企业处于劣势。日本“经团联”呼吁下任日本首相“尽早作出努力，实现日中外交的正常化”。2006年8月13日，“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在大分市接受记者采访时，虽然没有直接从政治角度批评小泉首相的参拜行为，但他说：“希望下任首相能够无论何时都能与所有国家的最高首脑保持直接对话关系。”对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经济界人士普遍不太放心。他们担心他会步小泉首相后尘，在对华外交上制造麻烦。对于小泉首相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经济界人士的态度十分冷静，也“早就预料到他会如此”。他们考虑到了政治上的风险，一直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刺激中国消费者和工人的反日情绪。而随着今后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要求首相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必将进一步高涨。

3、经济界人士的历史观

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有关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已出现过多次，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错误的历史观。

1997年1月30日，日本电通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等人，牵头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号称有1万人，在日本全国共设有49个支部，一些地方首脑、国会议员、地方议员以及企业法人参与其中，以所谓“会费”等形式为炮制美化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提供资助。事实表明，这是一场由日本学界右翼上阵、政界右翼支持、财界右翼赞助的全国性美化侵略历史的系列活动。

2001年，日本政府又肆无忌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教科书“修订”，其理由正如“新历史教科书”执笔者所言，尽管日本经济业已复兴，全球性地位亦已恢复，但日本人“总有点信心不足”，“战败的伤痕尚未痊愈”乃是最大的原因。此次教科书修订，其用意不言自明。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每次进行的教科书“修订”，都有日本财界对问题历史教科书的支持。

所谓“财界”，泛指企业家及其团体。其中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济同友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被称为日本财界的四大支柱。日本登记在册的840个右翼团体，大多有财界做其“后援团”，这在日本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例如，靖国神社的靠山“遗族会”，其后援团中既有三井、三菱、住友等大企业集团，也有著名的索尼公司等。似可断言，没有财界的财力后援，日本右翼团体便不会有生存空间。

教科书修订之所以能获得日本文部省通过，更是由于财界暗中大力支持。这从“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会员中引人瞩目的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的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在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撰会”之所以能动员全国会员以免费形式到处散发，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是不可思议的。据粗算，这笔费用当超过1亿日元。另据报道，“编撰会”出版的100多万册否认和篡改侵略历史的图书，得到财团的大力支持。“编撰会”曾得到来自95个企业、16个财团的5亿日元资助。可见，“编撰会”的运动的确受到财界的强有力的庇护。这不仅使人联想到战前日本财界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

日本经济界支持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中，一些大企业的活动不是分散的，而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据揭露，2000年4月成立的“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简称“改善协”），便是日本学界右翼与财界巨头勾结的产物。该会会长是前日本文化厅长官三浦朱门、副会长是住友电器工业前会长（董事长）龟井正夫，代表委员中有鹿岛建设名誉会长石川六郎、佳能公司名誉会长贺来龙三郎、富士通公司名誉会长山本卓真等人。正是因为有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输血”，“编撰会”才能生存并发挥如此之大的能量。一些企业担心亚洲邻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甚至会向这些企业提出赔偿要求，因而明里暗里支持“编撰会”的活动。“编撰会”吸收团体、公司等法人会员的会费起价为50万日元，不设上限，仅1999年就收入4.2亿日元。

据“编撰会”网页等报道，为“编撰会”提供赞助的日本企业、团体包括：三菱重工业、日野汽车、住友生命、味之素、东京三菱银行、清水建设、中外制药、大成建设、鹿岛建设、大林组、小松建设工业、东芝建设、殖产住宅相互、神户制钢所、住友金属、住友重机械工业、川崎重工业、朝日工业、SMK、井关农机、富士通、住友电气工业、冲电线、坂口电热、电气化学、NTT、凸版印刷、化学工业、BMW东京、昭和飞机工业、丸善石油、纪之国屋食品、住友银行、住友信托、东京信用组合、南米银行、富国生命保险相互、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日本团体生命保险、损保会馆、住友不动产、东京中小企业役员育成、日本总合研究所、山种总合研究所、东京映像制作、文教堂、大新东、太田昭和、日通工、横滨银行、广岛银行、日本开发银行、樱花银行、山阴合同银行、西日本银行、PHP研究所、太平洋经济协力会议日本委员会、资本市场振兴财团、三菱总合研究所、矢野经济研究所、机械工业纪念事业财团、日本不动产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会、短资协会、高龄者住宅财团、松下政经塾等。有些被曝光后发表声明予以澄清，与右翼教科书划清界限。“编撰会”会员2004年9月已从原来的1万多人减少到了7840人。

《产经新闻》社是日本右翼亲台舆论的大本营。“编撰会”主要成员长年累月地在该报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文章。为“编撰会”出版教科书的扶桑社，正是《产经新闻》社和富士电视台联合成立的“富士产经集团”（社长羽佐间重彰）的子公司。扶桑社的社长及编辑部部长都是富士电视台安插的人。2000年4月15日，西尾干二等人便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手持刚送审的“编撰会”教科书原稿本，介绍其特点。

日本经济界确有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之士。日本富士通公司前社长（总经理）、会长（董事长）、名誉会长山本卓真便是其中之一。山本卓真生于1925年，1945年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毕业后任少尉。1949年东京大学第二工学部毕业后进入富士通公司的前身富士通信机制造公司。他在日本经济界和刊物上公开散布反华言论，攻击中国军队以武力把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强行编入“中华世界”。他认为战后日本长期受“东京审判”史观的影响，必须迅速纠正。作为右翼教科书编撰会的会员，山本大力支持出版“反自虐史观”的教科书。针对中方批评，他宣称中国是“欲射将（小泉），先射马”，而“马”就是经济界。对此，“富士通采取‘政经分离’，与中国对等地在经济上打交道，并没有感到压力”；就历史问题，“日本经济人要有不屈从于中国单方面威胁的见识”，“对中国要堂堂正正地说出日本的主张”。

此外，朝日啤酒公司名誉顾问在《诸君》2005年2月号上刊载右翼书籍的广告中宣称：“本书将强烈地促使自虐的国民感到自豪。为重建日本，望全体国民仔细阅读这本书”。为岩间弘著《大东亚解放战争》一书所做的广告。同时他又在“编撰会”会报《史》上叫嚣：“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资格。”这等于给朝日啤酒在中国做了反面广告。对此，日本朝日啤酒公司的第一个反应是作出“澄清”，说该公司并未给日本右翼教科书编撰会提供过资金支持。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大泽正彦表示：“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应如村山内阁在战后50周年发表的谈话所言，对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朝日啤酒也是本着这一精神，把致力于日中友好和经济发展，同与在华业务相关的所有人士建立密切的友好协作关系，为中国人民的富裕生活作出贡献作为基本理念来开展商务活动。”另外，2002年该公司曾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而举办的“日本年”和“中国年”活动提供过300万日元赞助。大泽正彦还重申，该公司已要求退休人员不得以该公司名义参与支持“编撰会”教科书的活动。

尽管三菱重工业会长相川贤太郎的名字列在右翼教科书编撰会网站的赞同者名单的第一位，但三菱重工业公司也声明：有关向“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提供资金援助的报道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与日本一些大企业的行为方式直接相关。这些企业有的是战前就支持日本军部的财阀。它们一方面积极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在本国国内支持、赞助右翼反华势力出版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支援右翼政客上台。前者对中日“经热”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成为中日“政冷”的直接原因之一。这种日本企业行为的内在矛盾必然会引起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结构性矛盾。当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暴露。在日本第四次教科书风波中，这些企业和团体的名单已经被媒体公开报道。中国民间企业和市民中已经出现有针对性抵制这些日本企业的行动。这预示着中日“政冷”将对“经热”产生直接影响。目前，日本这些企业正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它们各自情况及利益判断不同，不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和步骤。如果这些日本企业仍坚持资助右翼团体的错误做法，势必将失去同中国良好的合作基础，而只有改弦更张才能继续从中国市场中获益。如果多数企业作出前一种选择，结果就会导致中日关系“政冷经热”；而多数企业作出后一种选择，便可能使中日关系朝“政暧经热”方向改善。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第10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重申“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此，经济同友会指出：“对于日本来说，响应中国的反应，努力改善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对于对方来说疑神疑鬼的言行一定要谨慎。发表一些有悖于战后和平国家所取得的成果而让中国等亚洲国家持有疑义的言论，否定战后日本，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应该自戒。”2006年，经济同友会再次强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战后50年的终战纪念日村山首相的谈话，以及2005年6月终战60周年小泉首相的谈话中对此均有详尽阐述。经济同友会认为：“上述日本的反省、道歉以及成功复兴转换为战后和平国家对亚洲所作的贡献，尤其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至今日中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文化交流的历史等，希望得到中国国民广泛的理解；另一方面，日本站在对过去进行谦虚反省的基础上，必须继续向中国政府和国民正确地传递这种心情。”同时，经济同友会还指出，关于中国政府进行的“历史教育”、“爱国教育”，希望应该客观而公平地实施。同时，日本也有必要努力充实近现代史教育，使年轻人能够正视过去发动战争的事实。

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力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谋划日本的再军备。对此，经济界的领导层、大部分财界人士表示支持。至于这些人士究竟有着怎样的战争观和和平观等，几乎难述其详，但“宪法第九条改正”的论调却在财界空前高涨，不免使人担心日本再次步入“大东亚战争——战败”这一亡国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中叶，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在回顾过去中日两国关系的不幸历史时曾指出：90年前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以战胜国身份，迫使中国签定了《马关条约》，根据条约占领了台湾，并获取巨额战争赔款。在此基础上我国实施了金本位制，建设了钢铁厂，铺设了铁路和通讯设施，为日本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是发生在40—48年前的日本侵华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日本侵略军给中国造成了无限深重的灾难和负担，不过最终中国战胜了日本。

但是在1972年9月29日，已故周恩来总理和田中前首相缔结的中日联合声明，免除了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即在联合声明的第五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放弃对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要求”。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也像90年前日本强迫中国支付战争赔款那样做的话，这个债也许要还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难想象日本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景象。因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有义务协助今天的中国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有学者认为，目前能够持上述观点的经济界人士已不多见。例如半泽健市在其所著的《财界人的战争认识——村田省藏的大东亚战争》一文中认为，日本海运界头号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近卫文麿内阁大臣，后又在开战后作为菲律宾派遣军最高顾问，曾经支持“大东亚战争”的村田省藏，在战后却认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并转变为追求和平的志向。作者以村田的经历总结了21世纪值得期待的“自立的财界人”所应具备的四项条件：（1）追求反战和平的财界人。海运人村田，从前认为日本海运业与战争同荣，与战争同灭。但在战败后，作为追求“反战和平”的海运人重生，甚至参加了禁止核武器运动。另外，村田表示赞成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的西方诸国并不同意“和平共处”外交，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是东方阵营的“和平攻势”，视其为隐藏了意识形态的外交战略。尽管如此，村田对五原则表示赞同。

（2）友好的民族主义。村田将曾被他视为有差别、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中国转而视为对等的对象。他的民族主义由敌对向友好蜕变。这可以从村田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中看出来。村田曾鲜明而率直地发问，明确提出日中间立场的不同，明示立场不同反而开启了两者相互理解的通道。民族主义有偏狭、独善的一面，也有开放、共存的一面，村田希望的是后者，村田的民族主义甚至带有亚洲主义的色彩。

（3）经济上的必要性与道义上的必要性并存。村田认为，应该从经济的必要性与道义的必要性（赎罪）两方面重视日中关系的恢复。他认为邻国市场的潜力巨大，开拓中国市场对于日本经济大有助益。村田负有承担战争责任并进行赔偿的赎罪意识。在村田看来，日中间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和道义上的必要性能够互不矛盾地共存。日中间的经济合作有着向作为新兴独立国家发展起来的中国进行赎罪的意义。

（4）日美合作关系的相对化。日本战后外交缺乏自主性，常常以冷战为由予以正当化。但村田所选择的立场并不以东西冷战为前提条件，当然并非无视冷战的现实，而是并不囿于容共还是反共的框架，虽然基于亲中国的思考，但却并不是容共的意识形态，而试图以和平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对华接近，这并不是绝对无视日美合作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化的“自立的财界人”的理念和行动。对于目前财界人的战争观和和平观，半泽指出，作为“财界大本营”的“经团联”，其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于2007年元旦发表的“希望之国日本”的声明对有关战争、和平乃至爱国心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为了强化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应该坚持将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的基轴，提高MD（导弹防御）的能力，整备适当的防卫力，必须致力于推进包括两国间和多国间的共同演习等的安全保障对话。

为了确保国民的安心、安全，重新定义必要的安全保障政策，并使之逐步推进。但自卫队和集体自卫权在宪法上定位不够明确，制约了富有实效性安全保障政策的推进。

强化在宪法上明示自卫队能够与国际社会合作，具有致力于国际和平活动方面开展合作与作出贡献的必要性。

“经团联”在2010年前以宪法改正的实现为目标。改正内容是继续坚持第九条第一项的和平主义基本理念，重新审视强调不保持战斗力的同一条的第二项，应使宪法上保持自卫队的地位明确化。赋予自卫队能够自主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职责的同时，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和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明确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

拥有爱国心的国民，应以爱情和责任感和气概守卫国家。

使后代认真继承具有悠久历史的美丽的日本文化和传统，并能实现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希望之国”的目标，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上述声明，半泽指出，“丝毫看不到财界在有关战争、和平方面的独自构想，有的只是安倍首相《致美丽的国家》著作中提及的日美安保论和爱国心，与安倍政权以及自民党提出的安全保障政策并无任何迥异的思考。”③同时，半泽认为，“战前和战时的财界人是作为‘天皇的臣下——财界人’，批判天皇是禁忌，同样，对于战后的财界人而言，日美安保是禁忌，……‘日美安保体制的臣下——财界人’”。“对于财界而言，并非没有既支持日美安保体制——军事同盟，也支持经济同盟的理由，例如，战后日本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美贸易是最大的。但最近日中贸易额激增，2007年的对华贸易总额已超过了对美贸易总额，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日美关系在世界中所占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方面都将继续下降，绝对重视日美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村田认识到了自己在战时的过错，战后村田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并不只是单纯地重视日本外交基轴的日美合作关系，而是使价值观相对化，蜕变为‘自立的财界人’，期待着当今的财界人也不断成长，最终实现上述价值观的转换和蜕变”。③可见，随着战后出生的一代已占据经济界的主要位置，在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倾向日趋加强的同时，日本财界抑或经济界人士的历史观、和平观以及战争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4、对近年来中日关系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日本经济则复苏缓慢，二者形成巨大反差，致使日本的对华认识呈现出各种复杂的认识，其中关于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认识便是一个重要方面。

从第一批到第二批前半期（1979—1987年度）的日元贷款，以煤炭运输为中心的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融资对象，突出了秦皇岛码头及其通往大同产煤地及北京的铁路建设。从第二批后半期到第三批（1988—1995年度）的日元贷款，除了向运输项目继续提供外，还增加了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大城市的供排水、供气、通讯设施、化肥厂以及上海宝山、青岛、海南岛等经济开发重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第四批（1996—2000年度）日元贷款除继续支持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外，特别重视环境和农业发展。应该说，日本对华ODA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以来，日本经济界人士对于对华ODA未能得到中国的充分肯定和感谢而心怀不满，这也是日本决定中止实施对华ODA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1999年日本经济界就出现了上述认识，例如，日本《国际开发杂志》主编荒木光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直对外实行“无偿”援助，因此对于日本提供的比商业贷款条件更为优惠的日元贷款，也总认为“既然有偿还的义务，就不是援助”。因此，荒木建议，应该对华提供利率更高的商业贷款。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对日元贷款的开发援助性质并未得到中国国民的充分理解和高度评价的不满。具体主持ODA事务的日本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梁井新一在多次访问中国并就对华ODA进行全面考察以后，也不无遗憾地认为，中国民众缺乏对日本ODA援助性质的了解、认识和评价。其原因固然有中国媒体对日本对华ODA报道不够充分的因素，但不容否认的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逆流愈演愈烈，屡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急剧恶化，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日本ODA本来应该和能够产生的积极社会效应，说明对日印象好坏的心理感情因素与对日本对华ODA的了解程度和评价高低是密切相关的。

一份由经济同友会提供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一认识。在这份于2006年3月提交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日本在2000年以前，是世界第一的ODA（政府开发援助）提供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的ODA提供国。以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产业的基础设施、人才开发为主要目的，以东亚为主提供了无偿援助、技术合作、日元贷款等。另外，日本企业投资于东亚各国，也为东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经济贡献。但对于2005年日本等国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提案，却遭到了中国、韩国的反对，也没有得到东盟各国的支持。反映出东亚各国对于日本的信任感并没有达到日本所期待的效果。但是，日本的ODA今后对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处于发展中国家中下水平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为上述国家积极进行援助的同时，也应反省以往的ODA援助方式并没有赢得真正的信赖这一事实，应该探索通过ODA援助使之对日本产生真正信赖感的有效方式。不过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学者冯昭奎在2001年曾与一位长期从事贸易工作的日本人交谈，这位从事贸易工作的日本人说道：“有些日本人批评中国对日本提供ODA居然不感谢，那么，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日本向中国感谢了吗？”这说明在比较熟悉日中关系的日本人心目中，仍然深刻地意识到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之间的联系。另外，森大厦的森稔在谈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时讲道：对于像“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这样在上海最高、规模最大的建设事业，中国方面认为应该是由日本政府援助的国家级项目。于是，我们找到OECF［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现在的JBIC（国际协力银行）］的总裁商量出资事宜，并得到了银行、证券、保险等36家金融机构的协助。对于对中国的ODA，日本国内出现了部分反对意见。但是，今年春季，胡锦涛国家主席访日时特别致谢道，“ODA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非常感谢”，听说还提及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的意义，我们搞的ODA项目的意义终于得到了肯定，令我十分感慨。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日本经济界人士大多较为乐观。例如《日本经济新闻》社社长杉田良毅认为：“越是在问题多的时候，越应该积极地进行交流，这样才能构建真正的友好关系。”强调了交流的重要性。曾任新一届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富士施乐公司顾问的小林阳太郎认为，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时中断了首脑交流，日中关系曾出现过紧张时期。但“实际上，在小泉首相之后，通过安倍晋三首相访华，恢复了首脑交流，结果，日中关系一举好转。不过，发展日中关系任重道远。加上中国方面最近急速地变化，推动现代化建设，而日本方面也在少子高龄化社会中作为成熟国家探索今后的发展道路。所以，将来的日中关系将不仅局限于政治和外交方面，在经济关系中也会面临很多课题”。

2003年4月17日，日本国际石油株式会社社长木村一三在日本“霞山会”发表题为《关于中国近况与今后的日美中关系》的演讲，主张日本采取“亲美自立”与“亲华自立”的方针。木村说：“就现在的日美关系而言，日美双方的合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这样的日美关系是不健康的。这是一种附属型的、不健康的关系。日本对所有的事物都应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要站在对等的立场上与美国实实在在地携起手来”。为此，“必须在平时处理各种是是非非的过程中构筑具有自主性的平等关系。如果继续维持日美之间像现在这样不健康的关系、并且不断地把日本引向美国新保守主义所希望的道路上去，那么，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肯定会抬头。如果是这样，就会非常麻烦。日本如果‘反美自立’的话，就会出现麻烦。因此必须是‘亲美自立’”。木村表示：“日本对中国也必须采取‘亲华自立’的方针。如果能够确立起这样的信念，那么，日本就能在美中之间发挥最好的桥梁作用。如果美中能够真正牢固地携起手来，就会把世界引导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上去。这虽然是长期而艰巨的重要工作，然而，这正是赋予日本所要发挥的重要作用。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抱着坚定的信念，承担起各项重任。”

2008年，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务副会长中田庆雄在谈到该协会对今后日中关系发展的基本思考时表示，要促进日中两国战略性互惠合作。他认为：

第一，在两国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及两国首脑的英明决策下，两国向新的“战略性互惠合作”关系迈进了一步，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表示要发扬“睦邻友好”与“经贸合作”相结合这一传统特色，将以创立54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成绩为基础，更加友好、积极地为进一步促进两国经济、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充实两国经济领域的互惠合作，以及增进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而不懈努力。

第二，将日中两国经贸投资及新技术合作推上新阶段。在日本的贸易总额中，中国所占比重位居第一，日中间的经济发展动向对两国乃至世界都产生着直接影响。作为民间友好经济团体，为努力促进新时期日中两国经济的互利合作和发展、为推动新的合作和解决发生的问题，将采取行之有效的实际行动来加强贸易、投资和新技术合作交流。

第三，促进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中及日韩两国首脑会谈的实现，使得对东亚地区区域合作负有责任的三国关系得以好转。东亚地区的朝核问题是关系到区域安全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呼吁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为此，一方面要求加快签订FTA（自由贸易协定）等官方协定，同时民间也要加强经济合作，扩大商品、物流、信息、资本、技术及人才的交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继续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参加区域内论坛等，促进区域内的合作。

此外，中田庆雄还对中国及日本两方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对中国方面的建议是：第一，建议中国地方政府及企业负责人，克服各种官僚主义作风，提高招商引资业务的效益。建议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要重合同、守信用。第二，建议保护知识产权，落实贷款回收，完善联合信用体制等建设。对日本方面的建议是：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已历经30载，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投资合作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第一，与中国方面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联合面向两国及世界市场；第二，提倡与所投资地区的社会进一步密切联系，在生产、销售及服务方面多方合作，并加强文化、体育方面的交流活动，为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而努力。

对于中日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曾任新一届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富士施乐公司顾问的小林阳太郎讲道：“战略互惠”是安倍首相访华时提出来的。我们委员会开始时强调的是立足大局、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谋划。这种“战略互惠”关系，真正考虑起来其实很复杂。单纯地考虑，所谓战略，是指以长远的眼光、不限于日中这一狭隘的双边关系，而是以广阔的视野来看问题。所谓“战略”究竟包含什么意思呢？从这一观点来说，我想“战略互惠”与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强调的“知的交流”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所谓“知的”，是指在处理包含很多复杂问题的两国之间关系上，不仅是有识之士之间，双方的政治家、商业人士、文化人也需要立足于确切的数据、史实、坚定的信念等，用知识智慧武装自己的基础上，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战略性、什么不是战略性，也需要作出有知有智的判断。安倍首相提出的“战略互惠”与福田康夫提倡的“知的交流”虽属偶然，却是互为表里的。从长远的眼光看，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虽然是成效并不明显的具体工作，但要持续下去，同时要加强“知的交流”，我坚信，通过不懈努力，两国之间“战略互惠”的领域与范围将会不断地拓宽。日本经济同友会也认为，发展日中两国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协调解决世界及地区性课题的同时，日本也应该积极地在解决中国存在的环境保护等各种问题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可见，日本经济界的主流看法还是希望加强中日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并认识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对日本以及地区稳定的重要性。

三、新世纪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日本国民在关乎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等方面的发言权日益增大，执政党为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得不顾虑和迎合选民的意见和诉求。具体体现在日本对华关系方面，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趋于进一步恶化，加之中日两国在亚洲地区“两强并立”的态势日渐明朗，日本国民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看法和认识不断深化。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大众传媒的舆论诱导，大众传媒基于自身的赢利目的，往往侧重报道有关中国方面的负面信息，从而推动了日本国民对华认知的恶化。同时由于小泉纯一郎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反对，接连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和韩国的强烈抗议，随之日本国民也相应地作出反应，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中日两国国民之间难以建立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

1、新世纪日本国民对华认识日益恶化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显示，半数以上日本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三大“超级力量”之一。日本经济产业省定于2001年5月18日发表的《通商白皮书》，承认以日本为先导的东亚地区经济格局结束，日本经济已“失去自我革新能力”，首次把中国经济列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2003年7月，日本《东洋经济》周刊预测：即使50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中国的GDP将占到全世界的20%。如果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发达国家的4/5，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欧元区的水平。而目前GDP占世界15%的日本，到21世纪中叶，其GDP将只占世界的5%—6%。这种前景让一部分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对华态度。《日本经济新闻》载文指出，日本和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力增强，另一方面，对日本经济的评价则相对降低，日中两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着巨大转变。最近，国际社会甚至出现了“亚洲的重心正由日本转向中国”的看法。《东京新闻》曾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日本人对经济的自信产生动摇，认为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不仅可能使中国成为政治大国，而且将会成为经济大国。这种‘威胁’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变化，使日中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

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演变，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给日本国民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由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扩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缺乏正确认识，“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有一定范围的影响。根据2001年1月日本内阁府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日本国内支持加强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人数，由原来占被调查人数的29%减少为23%；主张削减对中国的ODA的人数，由原来占被调查人数的19.3%增加到22.3%。日本国民反对对华ODA的理由主要有：（1）中国普通民众很少知道日本的巨额ODA，也听不到感谢的声音；（2）援助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否有帮助存在疑问；（3）中国本身军费在增加，对其他国家援助也在增加；（4）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增加，对日本农业造成冲击。

2001年，日本立命馆大学举办“悬赏论文征集”活动，一位日本高中生的题为《日本和中国应走的道路——有关日本ODA援助的思考》的投稿，深获评委们的好评，获得了“优秀作品奖”。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取自于国民血税的ODA，并未有什么实质效果，这是有损于日本国家利益的”。作者特别以对中ODA为例，认为对中ODA完全没有取得日本的开发援助所应期待的效果。作者还对中国“从未对日本的巨额援助表示公开的道谢”愤愤不平，呼吁“应尽快削减对中ODA”，否则，继续援助这样一个“不和善的邻居”，并且还是竞争对手的邻居，日本无疑是“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绞索”，导致本国竞争力低下，日本将来还会有更多人因此丢失饭碗。应该说日本国民在步入新世纪后在有关对华援助问题上出现的上述认识和看法，充分反映了对中国的警戒和防范的心理，同时也与日本的国势低迷不无关联。

日本在华留学生加藤嘉一认为：从古代直到20世纪末，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国家实力一向是不均衡的，两国人面对彼此的心态也一直是不平衡的。21世纪初的今天，时代变了。中日进入前所未有的“两强”时代。中国人正在谋求发展，越来越自信了。日本人也正在维持现状，甚至谋求政治方面的强大。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日本人一方面感到焦虑，甚至自卑，但同时也使劲与中国对着干。两国实力对比与人民的心态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碰撞”。这是深刻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考虑到这一点，就没法理解日本人的中国观，更没法理解中国人的日本观。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的相互认知是需要“建构”和“管理”的。在相互认知的问题上，一方简单期待对方改善观念是错误的，也不现实，认知永远是相互的，问题的产生永远是相互的，其处理更是相互的。2002年8、9月间实施的中日两国民意共同调查，日方由《朝日新闻》社主持，中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有关于对方国家印象的问卷中，中国的受调查者居前三位的日本印象是：过于考虑本国利益（33%）、经济大国（27%）、有独特的文化和传统（10%）；日本方面的中国印象是：有独自的文化和传统（36%）、社会贫富悬殊和犯罪事件频发（14%）、过于考虑本国利益（11%）。而关于对方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和平等的社会，中日双方予以肯定回答的都不超过3%。针对中日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的回答，中国方面认作主要问题的第一是历史认识（81%）、第二是政治体制不同（29%）、第三是经济摩擦（27%）；日本方面选择的主要问题分别是相互理解不够（43%）、政治体制不同（42%）、历史认识（34%）。57%的日方受访者认为：“10年后，中国经济将成为日本的威胁”，17%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对日本构成了威胁”，另外还有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是日本的竞争对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加上右翼势力别有用心的宣传，“中国威胁论”便大行其道。显然，中日的调查对象在理解历史认识问题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制约性上尚存有很大差异，无疑会导致两国调查对象对中日关系现状作出不同评估。同时，日本的调查对象在确定问题的位序时，侧重政治体制而不是历史认识，实际反映了广为存在于日本民间的对日中关系问题的宿命论：日中关系中问题屡发的基本原因在于政治方面，只要两国的体制不能同一，问题的发生也就不会了断。

日本国民在对中国的认知上流行着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和观点：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与无法摆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经济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取得如此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大量使用了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把这些告诉中国人民，而一旦小泉总理为了悼念死者而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就提出异议，而且不断增加军备。中国从不言及欧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却一味地强调日本的侵略。这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让以日本为首的周边各国遵从朝贡外交，现在则仍然站在历来崇拜欧美的基础上，把日本当做小国对待。对这样的中国，日本就要把应该说的话明明白白说出来。不然，长此以往中国只会成为日本的威胁。《朝日新闻》曾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感到，最近有一种粗暴的民族主义，说什么‘中国……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情绪，在（日本）年轻的政治家、官僚和一部分媒体中间似乎在抬头。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日本《AERA》杂志2004年3月15日披露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约50%的日本人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理由有如下几种：“今后中国将取代日本主导亚洲”、“担心日本的产业将被中国超越”、“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与日本的关系恶化令人担心”等等。

2005年6月，株式会社日本调查中心在日本和中国开展了“关于日中关系的国际比较舆论调查”，针对日本和中国不感到亲近的理由的调查数据如下：

关于日中关系的国际比较舆论调查（2005年）

资料来源：株式会社日本调查中心：《关于日中关系的国际比较舆论调查》，第1—3页，2005年7月15日公布。http://www.nrc.co.jp/rep/pdf/rep20050715_01.pdf

从上述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中国不抱有亲近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强烈的反日情绪、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涉及领土争端问题等，这与中国人民对日本不抱有亲近感的主要原因几乎相同，只是在先后序列上存在差异。从中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互相存在着厌恶情绪和误解。

由于中日两强并立状态的出现，两国国民相互之间的感情由大多数人之间相互宽容、理解和好感，而变为相当一部分国民之间的对立和厌恶，对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损害。2005年，日本内阁府实施的对中国亲近感的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率已经跌到了32.4%，远远低于当年日本国民对美国73.2%、对韩国51.1%的亲近感比率，而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比率却高达63.4%。与此相对，2004年9—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中国开展的关于对日本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只有6.3%，而不亲近感则达到了53.6%。在对日本“不亲近”的人群中，有61.7%是因为日本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

日本内阁府关于国民对华亲近感舆论调查

资料来源：根据［日］内阁府发布的各年度《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中的数据整理而成。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日本内阁府关于国民对中日关系现状评价的舆论调查

资料来源：根据［日］内阁府发布的各年度《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中的数据整理而成。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通过观察上述两表的走势可以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好的时期，这段时间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很高程度的亲近感，感觉中国比较亲近的比例始终保持在60%以上，在80年代中期中日政治关系最为密切之际基本保持在70%以上。相应地，感觉中日关系比较友好的人数比例也在80年代中期达到70%以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的发展开始进入不稳定时期，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数明显下降，基本保持在50%以上，此时，感觉中日关系比较友好的比例也相应下降，同样保持在50%—60%之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恶化，日本国民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数下降至50%以下，相应地，感觉中日关系比较友好的比例也下降到50%以下。同样，这两项数据又同时在2003年之后开始大幅下挫，降到历史最低点，这一时期，也正是中日政治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甚至连高层互访也中断的时期。由此可见，当中日政治关系比较密切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就比较高，相应地，日本国民对中日友好的认同度也比较高。相反，当中日政治关系不稳定，甚至比较紧张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就比较差，对中日关系友好的认同度就比较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与中日政治关系良好与否密切关联，显示出普通国民中国观的形成易受中日两国政治氛围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崇尚世代“友好”到视为“竞争对手”的演进轨迹。

日本国民对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持何种态度？受战后和平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多数日本国民反对首相及阁僚参拜靖国神社。2001年小泉首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前，自民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小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有强烈同感’的占11.7%，‘大致有同感’的占21.6%，其余的人均不置可否”。这说明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表示赞同的国民并不占多数。但由于日本政界、学术界、媒体的诱导，大多数日本国民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发生转变，支持参拜的人数开始超过反对参拜者。据《朝日新闻》社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关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国民中支持小泉参拜的为42%，反对的为39%。另据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待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当中，有53%的人认为中国无权干预这类事件，而40%的人认为日本首相向战死者表示歉意，这是很自然的事”。在2005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前对国民所作的调查显示，国民反对小泉参拜的人数略有回升。但这并不表明国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而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认为小泉若一意孤行，继续参拜，会导致日本与邻国关系进一步紧张，还会影响到日本当年的“入常”，最终损害本国利益。一方面，日本大多数国民受政界、大众传媒的影响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具有多数国民的支持，又为小泉奉行强硬的“亚洲外交”提供了深厚的民意支持。

2005年4月16、17日，根据《每日新闻》社进行的调查，日本国民考虑中国展开涉日游行的原因大体如下：26%的人认为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13%的人列举了“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另外有11%的人列举了“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9%的人指出为“钓鱼岛领有权问题”，其余34%的人则视为“中国国内原因”。由此可知，大部分日本国民对中国民众的对日行动诉求比较了解。尽管如此，不一定表示日本国民都对中国人的这种行动拥有正确见解。同样的前述调查，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认为“应该停止参拜的人占45%”，同前三个月的调查相比增加4%，回答“应该继续参拜”的人为42%，与三个月前比下降了4%。

2005年8月23日，“东京北京论坛”发表了中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于中日关系的低迷，两国民众均不认为本国应承担主要责任。90%的中国民众和学生表示责任在日方；日方民众感到责任在日本方面的仅为14.4%；精英阶层和普通日本人的观点比较起来相对中立，认为中日双方应各负一半责任。这次调查充分反映了两国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差。而中日两国在认识问题上的许多对立和矛盾往往源于两个民族在思维模式、价值观、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上的重大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积淀深厚，形成了中日之间的“认识困境”。英国新堡大学教授、东亚问题专家德里弗特指出，当两国关系紧密、人们的来往增多之后，冲突总会相应增加。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不信任也可视为两国民间交往增多的一个具体例证。

根据《读卖新闻》社和美国盖洛普公司于2005年11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被调查者中72%回答“不能信赖中国”，76%回答对中国“感到威胁”，回答《日美安保条约》“十分有用”的达62%。即便是在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中日关系得以改善的2006年进行的同样调查，回答中国会成为威胁的仍占54.4%，回答《日美安保条约》“发挥作用”的仍维持高达65.6%的比率。这其中无疑存在着顾及朝鲜威胁的因素，同时对中国的担心日益高涨与接受日美同盟关系强化的态势也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日本对中国的崛起，逐渐趋于维持势力均衡的政策。这可以从日本国内一部分媒体更多地发表“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和一部分政治家的发言中体现出来。

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造成日本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在安倍晋三首相访华之前，共同社对日本经济界进行调查后发表评论，“他们（经济界人士）尤为担心日本与中国、韩国政治关系的不畅会影响日本同这两个重要国家的经济合作，要求新内阁尽快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代表“鹰派”保守势力的报纸《产经新闻》发表的舆情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对安倍内阁最期待的政策，14.6%的民众认为是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认为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占52.2%，认为应该参拜的只占29.5%。”由此可见，支持安倍访华，改善中日关系是日本国内的主流民意，日本国内民众的呼声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支持里应外合，促使安倍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前后，明显调整了过去强硬的外交姿态，多次主动表示愿意改善亚洲外交，愿意加强与中国、韩国的信赖关系。日本首相第一次把中国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国家，这与日本强有力的舆情推动所作出的贡献密不可分。

日本国民已经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消除其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重建两国国民感情互信的前景依然任重道远。2006年11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日本35%的国民认为最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的调查结果，与12月9日日本内阁府发表的“21.7%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外交舆论调查”显示，“时隔4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首次出现上升势头”，说明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希望看到日中关系改善”。不过，这两项调查也显示日本对中国抱亲近感的人数增幅不大，最亲近的国家依然是美国。《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显示，日本33%的国民认为应与美国加强关系，日本内阁府的“外交舆论调查”也显示，82.7%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良好，并比上次调查比例增加了1.8%。

2006年日本外务省进行的“关于日中关系的意识调查”中，关于“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和中国彼此不理解”的占62.4%，认为“日本理解中国，中国不理解日本”的占19.0%，认为“中国理解日本，日本不理解中国”的占2.3%，将这三项合计可以得出“认为中日两国不相互理解”的占到了总人数的83.7%。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认为“中国和日本都互相理解”的仅占5.3%。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中“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的调查”显示，2003年以后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大幅下降，尤其2005年跌到了最低的32.4%，而没有亲近感的却高达63.4%。2006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略有上升，也仅增加了不到2个百分点。

2006年“中日韩东北亚三方论坛”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军事问题上，日本认为“最具有军事威胁的国家”依次为“朝鲜”（72.4%）、“中国”（42.8%）、“美国”（18.7%）。针对“为何感到中国存在军事威胁”的询问，50.9%的人回答“中国拥有核武器”，47.7%的人回答“中国军事力量还会继续增强，在不久的将来构成威胁”，44.9%的人回答“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很强大”。日本国民对中国军事上的警惕，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倾向具有密切关系，这种趋势体现在日本阁僚不顾中国的反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大作文章，同时渲染“中国威胁论”，积极走军事大国化道路。日本政治右倾化也受到普通国民的支持，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多在战后出生，对历史的认识大多来源于媒体报道，对中国再三强调历史问题很不理解，反而对日本在战后所受的经济和政治之苦记忆深刻。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对中国的认同度更低。因此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应感到厌烦，认为中国正在利用历史作为“外交牌”给日本施加压力。许多日本政治家也不再对中国采取传统上的顺从倾向，他们更关注日本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大国地位，警惕中国崛起的影响，从而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断滋长，政治家也顺应这种趋势，在对华认知和决策上较为强硬。

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后，两国民间关系处于微妙的变化阶段，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情感还处于普遍较低的低潮阶段。根据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2006年比2005年略有回升，由32.4%上升到34.3%。但是，2007年又出现了微小的下降，为34.0%,2008年则下降了2.2个百分点，为31.8%，2009年略有回升，为38.5%。而没有亲近感的比率则高居不下，并呈短期上升态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亲近感2006年为61.6%，2007年为63.5%，2008年为66.6%，2009年为58.5%。为什么在中日两国政府都努力呵护两国关系的时候会出现日本国民对中国亲近感下降，不亲近感上升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一些产品的质量问题给日本国民的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出现了中国某些厂家出口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玩具、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问题，2008年则爆发了中国某厂家出口速冻饺子在日本引发消费者中毒的事件。同年爆发的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还包括毒牛奶事件、毒大米事件等，这些问题，都使日本国民的心理受到一定冲击，对中国产生了比较负面的印象。

步入新世纪后，日本国民对华感情不断恶化，据2007年12月日本《读卖新闻》社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调查显示，63%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威胁最大，31%的日本人认为对华关系“良好”。在对华信任感的调查中，表示“信任”的仅占16%，“不信任”的仍然高达74%。另据日本内阁府广报室于每年10月进行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日本国民对中国感到亲近者已降至31.8%，感到不亲近者则升至66.6%，认为日中关系不好者高达71.9%，认为日中关系好者则低至23.7%。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于2008年10—12月进行的第四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一般、不亲近者分别为6.0%、31.9%和58.6%，感到亲近的理由主要是“日本经济技术发达”和“中日友好交流历史悠久”，感到不亲近的理由主要是“日本至今没有很好地反省侵华历史”和“日本近代侵略了中国”。关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形象，名列前五位的依次是“侵华日军”、“樱花”、“富士山”、“靖国神社”和“名牌汽车家电”。关于中日关系，认为当前中日关系“不好不坏”、对中日关系前景“比较乐观”者均占第一位。这一调查结果与2002年开始的前三次调查结果相比，基本未变。原因在于，一是日本民族的保守性比较强，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感较浓厚。两个民族互为近邻，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现实发展和重视历史问题难以理解，中华民族对日本民族追求现实利益并因此漠视历史问题也不能接受。

2008年6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由于食品安全、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引发担忧，中国在全世界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该中心的世界民情项目，在2008年的3月17日至4月21日进行，对24个国家的2.4万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受调查的日本国民中，90%的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对本国不利，是受调查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其次为韩国，比例为87%。

2009年8月26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五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公布。连续三年的舆论调查结果均显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是两国民众的普遍共识。然而，两国国民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几年来没有大的变化。日方受访者的对华印象中，“比较不好”的为62.7%，“印象不好”的为10.5%，合计达73.2%；“印象好”的仅占2.5%，“比较好”的占24.1%。中方对日本“印象好”的仅占1.6%，“比较好”的为31.0%，而“印象不好”的为29.6%，“比较不好”的达35.6%。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日趋恶化，中国民众对日认识也不容乐观，两国国民依然存在着很强的互不信任感，而其成因也十分复杂，但从“对现在对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的认识”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期间的症结所在。日方对华认识依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73.8%）、军国主义（31.0%）、极权主义（30.3%）、大国主义（24.9%）、民族主义（19.7%）、霸权主义（13.6%）、资本主义（9.1%）、民主主义（5.4%）、和平主义（2.9%）和国际协调主义（2.9%）；中方对日认识依次为资本主义（49.0%）、军国主义（48.2%）、民族主义（31.1%）、国家主义（17.7%）、大国主义（16.9%）、民主主义（12.1%）、和平主义（11.1%）、自由主义（10.1%）、国际协调主义（4.4%）。进而，从“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历史问题、食品安全、领土领海、经济摩擦等被认为是主要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中日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包括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也被认为是重要因素。从日方结果看，其对中日关系造成障碍的重要程度，超过了日美同盟的存在和台湾问题。

2010年9月7日，中日之间发生钓鱼岛渔船撞击事件后，日本国民对华感情进一步恶化，根据《产经新闻》社与富士新闻网联合舆论调查显示，8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可信”，比上次调查结果增加了3.5个百分点，只有6.4%的受访者表示“中国可信”。有关中国2010年10月底取消日中首脑会谈一事，93%的受访者回答“此举不当”。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渔船撞击事件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导致日本国民对华感情进一步恶化。从性别角度看，其中85.5%的男性受访者和87.6%的女性受访者表示“中国不可信”，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从年龄角度看，在60岁以上的女性受访者中，90.3%的人认为“中国不可信”，占比例最高。有关日本政府处理渔船事件时的表现，在民主党支持者当中，81.9%的人抱有不信任情绪，认为“政府尚未公开事件真相”，74.4%的人表示“政府应公开撞船录像”。当问及日中两国将来是否可能因钓鱼岛问题发生武力冲突时，48.3%的人表示“可能发生武力冲突”。在20—29岁女性和男性受访者中，持这一观点的分别为69.7%和53.6%；在30—39岁的受访女性中，62.1%的人持相同观点。总之，年轻群体对两国发生武力冲突的担忧较为强烈。另外，49.1%的受访者回答“相比对华关系，更应重视与美国的关系”，88.9%的受访者认为“反日游行反映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抱有不满情绪”。以此次事件为分界点，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同时加剧了日本向美国靠拢的步伐，无疑会对中日两国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日本普通国民中国观的形成，深受日本政府和大众传媒的诱导和掌控。在信息解读方面，“受众对于新闻报道中涉及的事件，往往很容易在心理感受、认知、态度等方面产生强烈共鸣，迅速建立起相同的价值判断，并在极短时期内凝聚起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成为占支配地位、具有主流价值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如果涉及到攸关本民族利益的事件，作为以‘大和民族’为整体单元的受众，更容易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受众也自觉与媒介确立一种‘同频共振’般的‘和谐互动’，从而营造出一种‘党同伐异’、‘舆论一律’的社会氛围”。针对战后日本国民、政府与大众传媒的三角关系，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未出任首相时曾这样表示：“令人惋惜的是，战后日本的国民仍然容易盲从政府。在战后，国定的教科书已经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影响力巨大的大众传媒。国民仍然是金太郎糖。”

对于日本普通国民的中国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体现了普通国民的对华认知经历了一个充满理想色彩和想象的“虚像”逐渐走向更为注重现实考量和实际的“实像”的过程。中日复交30多年日本国民对华认知的变迁史，是两国关系从崇尚“友好”到基于现实谋求合作的发展历程的“缩影”，体现了“理想的”、“憧憬式”的对华印象让位于“现实的”、“警觉式”的理路，充分反映了两国关系正逐步由复交之初的“稚嫩”走向“成熟”。

2、新世纪日本学界的对华认识

中国问题专家、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针对中日两国国民互厌情绪增长的态势进行分析指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在的中日关系呢？我觉得日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日中双方的互厌情绪，也就是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印象恶化的问题。……日本人的中国观也没有好转。根据日本政府的舆论调查，自1989年以来，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一直持平。2001年的调查结果是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占47.5%，没有亲近感的占48.1%。这个数字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1980年有78.6%的人对中国有亲近感，但当时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只有7万人，来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到2万人。而现在去中国的日本人有150万，来日本的中国人超过40万。也就是说，中日双方相互依存的扩大，造成了两国对对方认识的复杂化。国分良成认为，“相互依存的扩大，也会使两国的摩擦增加。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日中关系因为没有摆脱1972年体制，才造成了现在不稳定的局面。”对缘何摆脱1972年体制，国分分析了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为了对抗苏联，但1989年冷战的结束影响到了日中关系的基础。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日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有利。冷战结束后，对于逐步强大的中国，日本开始迷茫。日本人需要树立新的中国观。第三个原因是世代的交替。日中邦交正常化既是美中和解的产物，也与日本国内强大的要求恢复邦交的呼声有关。但是，现在70岁以上的一代人已经退出一线，年轻的一代对日中关系没有以往的那种特殊感情，愿为构筑两国关系而竭诚献身的人也不多，日中交流的渠道也很有限。第四个原因是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在日本积极促进日中关系的是田中角荣派和后来的竹下登派、野中广务等桥本派。现在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政治凝聚力逐渐减弱。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最终决断，防止了日中关系的恶化。到9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由上至下统一意志的相对弱化、爱国主义教育等都影响到了日中关系。第五个原因是台湾问题。1972年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热烈欢迎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但是现在日本人对台湾的亲近感逐渐增大，台湾人的亲日感情也随处可见。这不仅因为李登辉是亲日派，也因为台湾实现了“民主化”，使日本和台湾之间可以自由进行文化交流，致使日台交流扩大。对于日台的这种相互亲近，中国只是单纯地把它当成威胁来看。在台湾问题上，日中关系很是微妙。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国内带有自虐倾向的丧失信心论和缺乏世界观点的唯我独尊论影响着整个国家情绪。媒体又在宣传中国大国论和日本空洞化论。这些缺乏理性考虑的情绪刺激着日本人天真的心理状态，不断制造出厌华气氛。国分认为，中日双方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应该付诸努力，他指出：日中双方都缺乏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包括对对方的认识，也包括自我认识。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要向大国方向发展，增大政治发言权以遏制中国。而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将成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并遏制日本。这两种想法都很感情化，缺乏冷静的分析。中日两国现在没有余力互相嫉妒。日本的再生对中国有利，中国的健康发展也对日本有利。日中两国现在缺乏对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真诚的认识和行动。我的结论是：现在日中关系需要从感情型友好关系，向以相互利益为前提的实务性关系转换，这是超越1972年体制的构想和创造。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由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日本的态度极为矛盾。日本大阪大学村山裕三教授相当形象地概括了这种矛盾态度：“从21世纪的东亚形势来看，美国、中国、日本这三国无疑是关键，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三国当中，日本的影响急剧减弱。好像东亚三角形中的一边在逐渐脱落。中国正在变成‘世界的工厂’，美国正在推进世界的单极化，日本既把中国当成威胁，又对美国的单边行动日益反感。”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在分析“中国威胁论”缘何在日本不断蔓延时指出：“认为中国不久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成为威吓日本的存在，日本人对此有了不安感和威胁感。每当看到一些杂志上‘中国这个灾祸’、‘遏制中国！’之类的刺激性用语，笔者就会感受到对中国有不信任感的日本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日本各界面对中国的崛起，普遍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如日本未来学家大前研一曾预测：“即使今后遇到挫折，但中国终将会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世界性强国。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如果不妥善对应的话，日本将沦落为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周边国家而已”，“其地位就像较之于美国的加拿大，较之于德国的丹麦、奥地利类似的国家关系一样”。

2001年以后，教科书问题、“可疑船”事件、中日贸易战、朝鲜难民闯馆事件、“有事法制”相关法案的通过、多国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中日之间摩擦不断，日本国民对华感情以及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从小渊惠三到森喜朗到小泉纯一郎，这几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开始发生扭曲，日本人厌恶中国的感情日益增强，其理由很多，例如：（1）中国越来越强；（2）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产生一种“闭塞感”；（3）石原慎太郎等少数右翼的影响；（4）在日本的中国人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5）日本的社会向右转等等。”

横滨国立大学村田忠禧教授在分析新世纪中日两国感情恶化的原因时指出：在日本有将中国的急速成长故意夸大，故称危险的倾向。这些倾向的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制造出增强防卫力的借口。在对待两岸关系上也表现出暧昧的态度，可以看出是想借此牵制中国的发展。就这样，日中双方进入了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感性胜于理性，面对各自国内注重面子，不论任何情况，首要的是都不要向对方屈服，这样的风潮很强。尤其是随着因特网和手机等信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多样化，又使这一趋势加快。特别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起到了煽动两国民众之间的狭隘民族主义对抗情绪的坏影响。这种不明智的行为必须尽早改变。针对2004年7月亚洲杯期间中国球迷的反日情绪，独协大学教授上村幸治作了如下分析：与中国日益升级的反日情绪相“匹配”的，是正在日本蔓延的“嫌中感情”。在日本，受战后民主主义教育成长的世代已经成为主流，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比起过去的历史，更重视中国的强权特性、非民主政治体制问题的倾向。加上在日本频频发生的中国人犯罪也使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所谓“喉舌”）的中国媒体，却对这样的事实不加传达，使问题的解决找不着头绪。久而久之，日本人反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受害者意识”。就这样，出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互在心中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竞相招致对方反感的奇异景观。日本学者古川万太郎曾经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说：“中国是否会形成威胁，这恐怕要看日本所采取的对应。如果坚持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努力发展友好关系的话，那么中国也会根据这个原则，开辟互通有无的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反之，如果与中国对抗，干涉其内政，那无疑将成为严重威胁。”

日本部分学者也认识到，在中日两国包括普通民众在内都有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例如日本学者阿南友亮作如下分析：从整体上来看，两国国民的思想意识还没有随着“结构变动”带来的变化进行充分的调整，两国从对对方国家的无知、不关心、偏见而相互产生的负面印象，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两国社会。并且，在双方也存在着强调负面印象、鼓动仇恨情绪等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在谈到中日彼此交流对重新认识对方具有的积极作用时，阿南友亮指出：当今的日中关系状态是，这两个在过去都对外国保持过一定封闭姿态的国家，正不断快速提高相互之间的依存程度。随着日中关系的“结构变动”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不断推进，两国间的人员交流也得以扩大，为改变那些阻碍着双方友好气氛扩展的固有观念而创造着有利环境。例如目前，每年有近100万的中国人访问日本，由于曾受“军国主义”印象的影响而难以见到日本普通“老百姓”的模样，现在也能亲眼见到了。另外在日本，通过访华以及与访日华人之间的交流，也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战前日本的侵略，以及战后日本无所顾忌的言行给多少中国人造成了深重的创伤。”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等专家向小泉首相提交一份名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的政策建言，呼吁东亚各国和地区积极行动起来，创建东亚经济共同体。该政策建言指出：“欧盟在不断扩大和加强一体化，美洲出现了美洲自由贸易区，世界区域化的倾向在加强，东亚也已经缔结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等，把这些协定等统一到一个理念及目标下，这符合经济的合理性。”并强调：“从政治（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大国参加可以说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显然，日本只有依托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才可能平衡来自美欧区域经济整合的压力，获得新的经济发展机会，而正是中国的发展，才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不过，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中国积极活跃的举动也引起了日本警觉，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观点反映了日本欲与中国争夺东亚地区领导权方面所持有的戒备心理：东亚共同体背后隐秘的主角是中国。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大的背后因素是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对日本与大国化的中国相对抗，确保在东亚的行动自由，明确显示自己的存在来说，日美同盟是绝对重要的。因为中国提倡建立东亚共同体，也是估计通过将日本招入东亚共同体可以离间日美关系。渡边的观点反映了在东亚一体化的形势下，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活跃的态势，日本担心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最终导致中国在区域合作过程中握有主导权。诸如此类的观点在日本各界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一定市场的。2005年8月，“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发表了有79位政策委员署名的题为《新威胁与日本的安全保障》的政策建议，提出日本面临着“更新”和“新生”两种新威胁，公然将中国和朝鲜划入“更新”类威胁，理由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在台湾和东海问题上加大了军事威胁和强军志向的扩张主义，提出了要以复合性对策和加强日美同盟来应对的建言。

2005年8月，由日本产业界、政府、学术界智囊组织成立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发表了题为《东亚共同体设想的现状、背景与日本的战略》的政策报告，其中有关对华关系部分主张，“中国在取得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一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内各国合作，一边对中国作为和平的、经济上发展的、尊重自由、民主主义、法制的力量而兴起的路线进行支援，这有助于中长期的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而指出：“对日本来说，重要的是看准现在和未来的东亚形势，发挥旨在建成秩序的政策设想力”。

2005年10月，“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又提出名为《在变化的亚洲中考虑对华关系》的政策建议，指出日本追求的东亚共同体目标是：在经济方面，通过缔结广泛的EPA实现经济统一并将中国纳入其中。而保证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是政治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东亚各国应达成共识把中国朝此方向引导。在安保方面，要求东亚各国尤其是中国理解日美同盟是地区的稳定装置，提出日美应就亚洲战略尤其是“共同体构想”进行磋商。同时，该报告还指出应该把台湾正式纳入将来的东亚共同体，提出日本在共同体进程中的对华政策方向应是“对话中的抑制”，即在推动区域合作潮流时，针对需要警戒的“中国动向”构筑并强化牵制机制。

显然，无论是“日本国际论坛”的政策建言，还是“东亚共同体评议会”的政策报告，其间的主要观点是应该将中国纳入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来，主要是发挥中国经济的拉动力，促进东亚区域的持续发展，从而为日本谋取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利益。同时，对于中国在区域化进程中持续增长的影响力，又要通过日美同盟等方式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等领域进行防范和遏制。换言之，既要充分利用好中国蓬勃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同时又要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加以抑制。

实际上，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日本各界在推动一体化进程上已经初步达成共识，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岩手县立大学校长谷口诚的主张即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东亚共同体》一书中主张，为了东亚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应当建立东亚共同体；一些政治障碍尤其是日中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波及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日本应改进其外交思路；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应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信赖关系，做到携手共进、互利双赢，并发挥核心作用；日本应当改变以往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姿态，抛弃过去“脱亚入欧”的精神结构，确立重视亚太的战略，开展更为自主的全方位外交。总之，日本应在更多的合作领域作出贡献，为东亚共同体的成立发挥积极作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对整个亚洲的安定和发展也非常关键。

日本中国学家竹内实在谈到历史认识问题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时指出：日本人心目里的“中国形象”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中，所谓“中国形象”究竟占据着什么位置的问题，以及必须更深刻地“明确自己是侵害者”。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那日中关系尽管也会有所进展，但终归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竹内实更进一步强调日中两国的关系，应该着眼于文化上的互相沟通。他希望日本各界人士从“中华思想”的广阔视野来看待中国及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真正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利弊得失。主张把历史与现实贯通起来，以切实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社会动态，并使今后的日中关系少走弯路。所有这些警示，都反映了竹内实作为一位资深的跨文化研究者对于日中两国关系前景的深刻思索，值得日中两国广大民众以及各国学术界重视和参考。

日本评论家大前研一则从利用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推动日本发展的角度阐述日中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大前指出：“在国际商务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心中存在的某个偏见”，“日本必须敞开胸怀，毫无偏见地看待中国，不要惧怕所谓的‘中国威胁’，而应投入到即将腾飞的大国的怀抱。应该具有‘利用这个国家经济实力来谋求发展’的胸怀”，“认真探索顺畅的日中合作之路”。

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困难局面，东京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田中明彦在题为《21世纪的日中关系》的著名讲演中说：“总的说来，我认为光靠专家（中国通）来掌控日中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中之间一旦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时，能够阻止其发展的已经不是几个专家，而是要靠双方社会有更多的人形成一种共识，也就是认识到‘这样下去会越来越糟’，我想或许只有这一条捷径。”

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授浅井基文在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上有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他指出：中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之前积淀的互不信任感并不会因邦交的恢复而自动消除，产生这种不信任感的主要责任在日本。公平地讲，中国方面每有机会就表明为改善日中关系而不惜付诸努力的意向。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响应过中国方面的意向并作出富有诚意的努力。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改善面向21世纪的日中关系，为发展健康的两国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日本自身的努力。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有日本学者认为，目前日本正在受到“中国的冲击”，表现出对“中国地位上升、日本地位下降”的现实尚不适应、“尚未摆脱日本=优者、中国=劣者的固定观念”。有的日本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大中华世界’重建的潮流正在出现。日本是挡回这一潮流呢，还是被这一潮流卷入呢，抑或保持孤高呢？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作出抉择。”

面对中日两国国际影响逆转的趋势,日本各界精英正纷纷提出各种对应方案。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了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将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视为国际形势三大特点之一。这份报告提出日本应该吸收中国的“元气”，与中国取长补短，寻求共存，但同时又声称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从中长期看可能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在长达30页的报告正文中，“中国”一词出现65次之多，远远超过“美国”一词（49次），对中国的疑虑和警戒堪称贯穿这份报告的主旋律。

日本自卫队前幕僚长联席会议主席夏川和也的文章说得更直白：“冷战结构崩溃后，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更为突出，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事态，只有美国能够单独应对。因此，在谋求双边或多边，以及国际社会合作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美国，与具有这样力量、且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保持同盟关系，这对于我国的安全与繁荣而言是很重要的。因此，日美合作体制是不能改变的。”2005年1月，《外交论坛》发表安全问题专家森本敏的文章指出：“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这种状态至少能维持到本世纪末”，而中国的崛起有“瓦解、分裂和发生混乱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只有日美同盟才能遏制中国”。

日本学者高木诚一郎认为，1996年的《日美安全联合宣言》重申，日美同盟是应付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同盟，两国欢迎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中国的未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日美同盟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有效作用。

同时，还不乏以“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包围的呼声。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必须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和构筑与亚洲良好关系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两国应当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种种迹象表明，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快速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五百旗头真主张：“未来的日本外交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还应该坚持日中协商，使日美、日中关系成为两个基轴。与日本相比，中国外交还必须肩负文明史的重任。”“对于中国来说，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建立与维持日美中合作框架，不失为明智之举。”

日本国内学者中还有一部分主张应该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日本学者国分良成指出，“日本的再兴对中国有利，中国的健全发展也对日本有利”，但“日中关系现在缺乏对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真诚的认识和行动”。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渡边昭夫也认为：“现在是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时期，也是亚洲各国作为形成新秩序主体的当事者争取参与机会的时期”，“作为‘正常国家’的日本，不仅同韩国的‘和平繁荣’政策不抵触、也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论不抵触，并且能与之进行建设性的融合”。

早稻田大学教授木下俊彦认为：“日本政府和国民应认识到只有使中国人尽快地富起来，才有助于解决两国之间所存在的误会和矛盾。因此，日本国民应停止用嫉妒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要逐渐地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在新的世纪里中美日三国之间应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安定的世界环境，同时也需要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的协作。同样对于日本和美国而言，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既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市场，又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三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将是有害而无益的。”

中日两国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发展，日本经济界和学术界也有一些冷静的思考。日本《追求》周刊发表了题目为《用“中国客户论”而非“中国威胁论”拯救日本》的文章，作者是日本经营管理大师大前研一。文章指出：“从战后废墟中实现奇迹般发展的日本，其国力如今正在急剧衰落。为了挽回这一局面，无疑需要一份‘国家设计图’。面对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和作为‘准国家’发展的欧盟，以及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让日本去发起实质意义上的竞争是不现实的。”大前研一还在文章中批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减速的声音：“最可怕的事情是：中国遇到挫折，其经济出现危机。那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们似乎期待着中国经济在北京奥运会后减速。但如果那样，出乱子的会是日本。究其原因，如今钢铁、造船、运输和工程机械等日本的传统产业有所复苏，这才好不容易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增长，而其复苏的原因都是由于中国的需求。如果这些产业由于中国需求的结束转而面向国内，就会很快沦入过去的那种衰落中去。”

日本学者认为，中日两国就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达成共识，比中日恢复邦交时单纯倡导的“中日友好”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比1998年两国达成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更具体、更明确，把中日关系的定位提升到中国与美、俄、欧盟相同的“战略层次”，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以“战略性的互惠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定位，不仅明确了双方关系的对等互动性，而且便于在实践中操作。此外，战略性互惠定位体现了中日双重责任和利益，中日可以就具体问题进行磋商，进而确立共同利益所在。从未来趋势看，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将成为推进中日关系的新平台。

综观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学界在对华认识上的主要特点，体现为，注重分析中日两国国民之间产生互厌情绪的原因，面对中国的崛起，研究日本应该如何予以有效应对的方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和日本究竟应该在东亚共同体的构筑时发挥何种主导作用。同时，日本部分学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利用中国的发展机遇推动日本经济的增长，从而达到中日双方互利共赢的战略目的。

3、大众传媒的中国报道和舆论诱导

日本大众传媒的中国报道和评论，反映了日本各界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态度。总体看来，中国报道中负面报道相对较多，猜测性报道时有所见。尽管日本大众传媒标榜“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但实际上不时背离这一原则。日本大众传媒面对中国崛起的态势，往往难以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而更多地倾向于报道中国的发展会给周边国家及日本带来“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等，耸人听闻地强调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风险。大众传媒对中国的“渲染”和“炒作”对推动日本政界人士形成消极的对华认知、制定强硬的对华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日本大众传媒具有炒作“中国威胁论”或者报道中国负面新闻以赢取读者的倾向，由此在国民中间制造所谓的“不快”效应。在社会传播学应用领域，“认知不和谐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模式之一。该理论认为：“当外界周围环境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生存的变化后，会导致人们产生不适反应，认知上的痛苦指数也会随之增加。而当你感到自己无力改变所处的这一环境时，就会很自然地首先改变可以影响你心态的资讯环境，去拼命寻找能够给你带来快感，让你‘欢欣鼓舞’的好消息。”日本长达十余年的“平成不况”致使经济处境不断恶化，而恰恰在同一时期，中国在经济上获得蓬勃发展，两国的国力迅速接近，令多数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排斥反应，日本国民普遍有一种失落感，痛苦指数也在节节攀升，他们非常迫切地需要从报纸或电视上多读多看到一些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诸如中国的失学儿童暴增、污染问题愈来愈烈、官员的贪渎屡禁不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艾滋病正在蔓延、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等等，这些报道很容易减轻受众心理上的痛苦，使其产生愉悦的快感，并在这种快感中重新建立起认知上的平衡。正如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所言：“现在的日本人甚至仅仅听到一句‘中国很快就会崩溃’的话都会欢欣鼓舞。何以至此，这是因为在日本人潜意识中，实在是太想听到这句话了。”日本的大众传媒正是在社会传播领域，从心理层面为自己的国民不断提供了这种社会支持，借以保证本国国民能够在媒体的诱导和掌控下，长期保持一种和谐的“快感”。

2001年11月，中国先于日本同东盟达成协议，准备开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对此，除小泉纯一郎首相随即也与东盟展开谈判以平抑中国的影响外，日本大众传媒也竞相报道，诬称中国欲在本区域恢复“朝贡体制”，或大肆宣扬在自由贸易区内被中国价廉物美的经济攻势所吞没的“恐中”论调等。《日本经济新闻》就以“日中加速主导权竞争”为题，针对小泉在新加坡发表的政策演说着重指出：“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可以说是起到了促使日本与东盟利益趋于一致的‘催化剂’作用。”与此同时，为了渲染中国给各国带来的强大压力，《朝日新闻》还把“在本区域（东南亚地区）扎根的5000万华人”称为“掌控各国经济的势力”。该报亚洲总局特派员强调指出：面对无法躲避的中国强风压力，东盟期待日本扮演“平衡者的角色”，并向各国提供技术和资本，以便与中国产品进行竞争。

《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曾发表题为“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国风险论’”的文章，内称：过去一段时间，不少人在谈论“中国威胁论”。但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也许会出现“中国风险论”。日本有必要对“中国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在“中国风险”中，最大的风险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上去与美国开发西部时的情形相似，但实际上似是而非。中国在法律和规则面前尚未实现人人平等。随着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共产党与企业的关系密切起来，由此滋生的腐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对于小泉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媒体也多持肯定态度。《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很有代表性：作为地域大国的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具有不同于民主主义国家的信仰和政治制度。同时，中国又占东亚地域20亿人口资源中的六成以上，无论作为一个经济、军事还是政治大国，其国力都在不断提升。本地区在政治和安全保障等领域，亦无一个足以遏制中国势力扩张的国家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构筑一个以美国为首，并广泛地吸收俄罗斯、印度等周边邻国加入的防范体制。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当日本在东亚经济整合的主导权已被中国夺去的今天，我们对小泉内阁最近的努力应该给予足够的评价。《读卖新闻》社中国总局局长滨本良一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就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指出：日本媒体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不多，这在目前情况下也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日本人现在关心的是，中国到底向哪里去。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就在日本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媒体也给予了更多关注。《读卖新闻》那些日子，天天是头版头条，而对两国之间文化方面的友好交流，却并不是太感兴趣。在日本不仅《读卖新闻》这样，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这样，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的此类事情都很敏感。日本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不断突出“中国威胁论”的印象，强化了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以及大和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成为促动日本政界人士奉行对华强硬政策的“助推器”。

神田外国语大学教授永井浩尖锐地指出：日本的亚洲报道，完全向接近权力的政治家、官僚、企业、军人们的视点靠拢，并把他们的利益称之为国家利益，而从中无法看出多样性的社会情态和呼声。后者无论有多么重要，其新闻价值也不会被承认。日本大众传媒在中国问题的报道上，与日本政界密切配合，在宣扬“中国威胁论”上推波助澜，竭力“妖魔化”中国，对日本国民形成负面而消极的“中国认识”起到了重要诱导作用。

日本大众传媒还及时追踪国际方面有关中国的报道动向，每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人权、宗教、汇率浮动、中国威胁甚至是中国军费预算等话题向中国发难时，日本的大众传媒旋即予以呼应跟进。仅仅从2001年1月至2003年7月，日本《文艺春秋》、《诸君》、《正论》、《呼声》、《SAPIO》等5家月刊或半月刊杂志中有关中国的文章共计454篇，内容包括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历史、军事等。就连日本学者也认为“这些报道无不明显带有成见，非常容易误导读者”。

日本国民中国观的变化，除了受中日关系变化的影响外，也与一些舆论的误导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贫穷、不民主和传统的国家”。在真锅一史教授主持的调查中，请调查对象使用“富裕—贫穷”、“现代化—传统”、“民主—不民主”、“可信任—不可信任”等反义词组对中国的印象进行评价。其中认为中国“贫穷”和“传统”的比例在两次调查中均为60%—70%，认为中国“不民主”的，第一次调查为58%，第二次调查则上升至67%。总体来看，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负面形象强于正面形象。根据日籍华裔学生吴健一于2003年1月在日本东京郁文馆高等学校（高中）展开的调查，针对“您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什么?”的询问，回答“食物很好吃”成为最多选择项，“历史和文化很棒”排在第三位，这表明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人口太多”成为第二选项、“过分提及过去的战争”成为第四选项。这体现了日本人较为典型的中国观，就是对过去的中国有认同感，甚至仰慕，但对近现代的中国负面认识较多。此后“出口廉价产品”（列第五位）、“国土面积大”（列第六位）、“自然很美丽”（列第七位），青年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负面形象强于正面形象。针对“您主要从哪里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提问，回答“电视、广播”的占46.2%，“报纸”占21.5%，“上课”占11.5%，“因特网”占5.0%，“朋友等的谈话”占3.9%，“电影”占3.9%，“书籍”占3.6%，“杂志”占2.2%。从上述调查可见，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内的大众传媒对日本年轻人中国形象的形成占主导作用。

关于日本人获得中国的印象和信息的方式

资料来源：［日］外务省：《关于日中关系的意识调查》，2006年。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yoron05/index.html

由于中日两国大多数国民并没有机会亲身到对方国家，因此对对方的认知易受本国媒体的影响。2006年日本外务省进行的《关于日中关系的意识调查》（参见上表）中，“关于日本人获得中国的印象和信息的方式”项目中，90.8%的日本人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中国，媒体是日本人获取对中国相关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可见，媒体对于日本人形成对华印象和认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托马斯•博克曾说过，“美国民众并无可靠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的媒体和官方舆论设定了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和解释，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十分类似，日本媒体的对华负面报道使很多日本国民深受影响，逐渐培育出一种民意和舆论基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威胁论”的泛滥。

日本大众传媒的保守化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误解和相互不信任。媒体的误导已经成为日本国民“厌华情绪”的助推器：一些日本人拒绝反省侵华战争的历史，对中国民众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等正当呼声越来越不耐烦；一些日本人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威胁”。日本普通国民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将成为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敲诈的对象。一些日本专家提出，我们出书的版权时限也不过就是50年。历史问题也应该有个“时效论”，50年前日本做的坏事也应该有个“时效论”，50年前日本做的坏事也应该一笔勾销了。在这样的氛围下，进入新世纪后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相互不理解的程度十分严重，彼此之间的友好感情也大幅度下降。

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是民间层面感知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往往受日本政界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利用”、大众传媒的“诱导”、中日两国实力消长和两国间突发事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日本各界人士认知的客体，促成了日本政界人士、大众传媒与普通国民之间形成一个“联动机制”，日本政界人士往往依托民意在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时当做“筹码”。在有关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将靖国神社打造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符号”，成为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手段之一；大众传媒则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配合日本政界遏制中国的呼声，又达到唤起民众关注，通过炒作中国的“负面报道”吸引受众“眼球”以追求经济效益之目的；日本国民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从众心理”影响，对日本政界和大众传媒的“利用”和“误导”缺乏警觉和辨别能力，体现在对华认知上更容易表现为情绪化的特征。

第五章 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演进趋势及主要特征（1972—2010年）

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由于牵涉阶层较多，既有居于主流的认识，也有诸多非主流的认识，全面而无遗漏地把握各个阶层的对华认识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因此，只能选择每个时期居主流的、具有代表性的、对对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对华认识。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在谈到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时，实际上并不是指两国国民的整体认识，而是指在各种各样的认识中居主流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正确把握两国国民的主流认识才是关键。……进而为适应某种情报处理的需要，将国民的非主流认识当成主流认识加以处理的话，就无法把握国民间相互认识的原貌。仅将一部分人的看法伪装成所有国民的看法，更将妨碍两国间的相互理解。”

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演进趋势，不同时期呈现迥异的时代性格和特征，结合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阶段特征，遂将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对华认识划分为四个阶段：中日复交初期——1972年至1978年为第一阶段，由于双方打破以往的敌对状态，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因此日本各界总体上对中国抱有一种“亲近感”，具有“理想主义”的特质；崇尚“友好时期”——1979年至1992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各界人士遵循“世代友好”的口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乐观态度，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时期”；冷战结束后——1993年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结束，日本政局动荡，日本政治总体趋向保守化，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呈现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点，“中国威胁论”涌现，逐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加以防范；步入新世纪——2001年至2010年为第四阶段，在小泉执政时期，中日经济合作的密切与政治关系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小泉既把中国看作日本经济发展的“机遇”，又认为中国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道路上的“挑战”，反映了世纪转折期，日本各界存在着充满矛盾的“中国认识”。

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人士对华认识的演进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国家实力的消长紧密关联。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识在由冷战时代向后冷战时代演进期间，实现了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嬗变，其对华认知经历了从“建设性接触”到“战略性防范”的变迁，逐步完成了由“世代友好”向“竞争对手”角色认定的转变。日本各界人士中国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竞相作用的“合力”结果。显然，就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而言，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一、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演进及特征

“行为体的身份关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体系的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体系结构不仅能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也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形成是由行为体日本的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通过互动构建而成的。具体而言，内在结构变量主要包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在野党和经济界的支持、国民舆论的推动等；外在结构变量则是中美接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苏联因素等。在国际形势发生转变的形势下，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在接受外界环境变化的冲击下，进行应对和整合，对认知客体中国的定位发生逆转，由以往将中国认定为“敌人”的角色认同，经过中日双方的互动及与国际格局的重构，最终将中国确定为友好的“朋友”角色。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认知主要受外在结构中的美国因素和苏联因素影响较大。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除了传统的中日民间友好和交流推动外，从日本方面来说，主要源自经济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政界对美国越顶外交的报复和战略调整，并非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回忆中美建交时指出：“从美国方面看，与中国建交后，它使美国在与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打交道的时候，外交上变得更加灵活。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言，它对（美国）制衡苏联势力扩张以及亚洲地区的安全都有好处。”日本的外交政策通常伴随美国世界战略的变化而调整。20世纪70年代的美中接近，部分原因就是基于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态势而实施的。当时日本政界谋求对华接近显然也受美国战略性调整和转变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决裂后，苏联扩张主义势头有增无已，中国、日本和美国开始具备战略合作的利益基础。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和调整，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的转变，始终在美苏中三大国战略博弈的框架之下进行建构和整合。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写入了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对此日本曾显示出踌躇和犹豫，不久也赞同了中国的主张。这一条约的签署，已表明当时在日美中之间为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而结成非正式的“统一战线”。

中日双方及日本国内围绕“反霸条款”的战略之争，体现了中日两国在对苏战略上的本质性差异。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是防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而日本政界对外认知的基础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开展对中苏“等距离外交”，避免刺激和得罪苏联。事实证明，中日两国在对苏政策上的分歧，直接影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顺利签订。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就是不停地在国际体系层次、日本政界的战略论争及与中国之间的互动重构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由“敌人”角色向“朋友”角色的认知转变。

从1979年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到天皇访华这一时期，是中日两国“友好”基调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战略认知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中国之于日本是应该竭力扶持和团结的对象，日本基于安全、经济和情感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将中国认定为“朋友”角色，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属于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洛克文化形成的初始期。

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首席客座研究员北野充认为：“自1979年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开始，日本就将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原则。”因此，“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1982年的教科书问题、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987年的光华寮问题、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等，两国关系仅仅出现了暂时动摇，不久即恢复常态。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对华经济合作方面，始终坚持‘支援改革开放’不动摇这一原则而与中国进行交往，而具有使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原到常态的运行机制。”日本政界人士之所以在这一时期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同中国对抗，尽量以平息争论的方式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通过对华援助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建设性接触”，实质上源于日本政界人士思想深处的商业自由主义逻辑，认为一个繁荣而稳定的中国终将会同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友好相处，通过不断的接触，还能够在中国传播民主，并达到离间中苏接近的战略目的。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认知富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中的“建设性接触”理念付诸实践的开端即是1979年日本成为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西方国家。日本还是1989年中国的“六•四”政治风波发生后第一个向中国恢复援助的国家。由于日本的这一举动导致西方对华制裁名存实亡，中国摆脱了外交上的被动局面。日本的这种对华认知和行动选择方式是建立在日本经济大国地位日趋稳固，拥有超强实力而力争与美欧三分天下的自信基础之上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国力昌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风光无限的时期，因此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眼中还是经济落后、尚欠发达的国度，基于历史的原因，认为“扶中国一把、送中国一程”也没关系，因为中国和日本尚存在很大差距，起码近期之内不会成为日本的“威胁”。

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互补性结构，也成为推动日本政界人士奉行“接触”战略的重要因素。中国拥有资源和劳动力，日本就用资金设备和消费品来换取中国的资源和农产品，日本加强同中国的密切经济合作可以使日本获得“非凡的好处”，日本经济界的头面人物一直梦寐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正是因为日本自身的经济弱点才使日本认识到有必要同中国保持接触。从短期而言，同中国进行贸易可以使日本经济界获利；从长期而言，可以使日本同中国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这也是日本的真正目的。日本政界人士通过从经济界获得政治资金维持政治运营，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推动中日友好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容低估的。

基于上述认识，总体而言，日本政界人士除促动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之外，在处理两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纠纷上也保持了一种低姿态，形成了一套维持友好关系、化解矛盾冲突的常态运行机制。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横山宏章解读“友好”的内涵时指出：“友好并不是说国家之间不发生矛盾。国家之间是经常发生矛盾的。问题在于是否具有加以适当处理的能力。换句话说，危机调控能力之有无，是能否维护友好关系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条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之所以维持了长达十几年的“友好”关系，与两国之间建构而成的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密切关联。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分庭抗礼的系统学派。建构主义主张用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世界政治，将关注的重心从经济物质结构等客观现实转向凝结着主体认知的社会规范结构，强调机制、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将自身角色定位为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在涉及国家特性的“角色认识”上，并未得到区域内国家如中国等国的认同，而自身角色身份“只有在他者予以确证以后才产生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关系之中才具有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自我理解总是通过对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的理解而发生，并包含在与他者的统一与整合之中。”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是日本政治家和日本民族理解自身的方式之一，其中体现了日本政治家和日本民族对“中国”这个他者的理解，同时也蕴含着他们的自我阐释，它在认知和反映“中国”这一认知客体的同时更代表着作为想象主体的日本自身。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两国国家实力消长的变迁，中日之间战略层面的对立和冲突凸显，日本政界人士开始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乃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崛起势头和日本的停滞状态导致了日本政界人士的战略心理失衡，在对华认知方面，竞争和防范意识骤然加大。我国学者赵银亮认为：“这些年来中日关系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地区经济合作、突破和平宪法禁区等方面。这些都是日本对其‘角色认知’变化的折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分歧是由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双方缺乏互主性共识和规范及价值观造成的。由于未能创造出观念性国际关系结构而造成的彼此间的不信任，才使得中日关系始终处于动荡、摇摆与合作的不稳定状态之中。”

中日两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互动中，建构了相互认同的观念性友好结构，冷战结束后，这一结构经历了解体过程，经过90年代的分化演变和整合，日本政界人士在对华身份的认定方面逐步趋于“竞争对手”。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属于洛克文化的确立期，处于典型的洛克文化状态。

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自身角色身份的重新认同，由于国际秩序的重组和国际力量的对比失衡，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变化，日本深感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不相称，需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摆脱“经济动物、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亟须加快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日本对自身角色身份重新整合的背后，是日本的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国家战略等物质性因素在起关键作用。同时，中国的崛起，引发了日本的担忧和疑虑，中国由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迈进，日本的对华战略认知由于两国在战略层面的对立而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倾向。与80年代相比，在继续与中国保持积极合作的基础上，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对中国进行“战略性防范”成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自我要将他者定位，对他者进行批判，借由进入他者，来改造甚或影响他者，他者因而是被掌握的，是可以被‘划归’到西方文明的某一个范畴（如异端、落后、野蛮等范畴）之中的，西方文明的地位因此而获得巩固，此种进入、支配他者的方式，也使得西方价值具有普遍性。”日本政界人士怀着猜疑和警戒的心理，与美国异口同声地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唱衰中国的背后，隐藏的真实动机无非是通过将中国列为“另类”，进而加以围堵和打压，从而谋图维持自身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显然，“中国威胁论”的泛滥体现了日本政界人士和舆论界人士建构的负面的、歪曲的中国形象，这种对华认知打上了非客观的、充满幻想和失真的“烙印”，且是日本政界有意为之的产物，包藏着防范和遏制中国的“祸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身份，实际上是主流国际社会对一个主权国家性质及其对外行为倾向的认同程度，它是由“内在结构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内在结构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相关联，外在结构则是“共有观念”，即一种政治文化环境。“共有观念”确定国家之间的敌友身份，如果“共有观念”建构了行为体之间的敌对身份，国家势必担心自我安全，并且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决策者对对方所要建构的国家身份如果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或失调，决策者会趋于忽略或无视来自对手的善意信号和姿态。其结果会导致两国在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上因关注对象的不同和历史经验而发生错误的知觉，如果没有进行及时的沟通和调节，则会出现双方不愿看到的敌意的螺旋式上升，从而破坏两国关系，激化民众和政府间的敌对情绪。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更倾向于认同“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从现实主义逻辑出发，视中国为改变现状的国家，对日本成为全球性大国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对中国国家身份不认同产生的错误知觉，往往使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两面性手法。一方面，在强调同中国有着巨大共同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在对华援助、人权及价值观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强调与中国在双边或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磋商的同时，又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钓鱼岛等问题上我行我素，不肯轻易向中国让步。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亚地区的秩序和格局，而对于一直以“亚洲领袖”自居的日本而言，这种权力变更所带来的冲击是容易想见的。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而崛起的中国从政治大国走向经济大国，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对立，直接导致日本政界人士对华认知中的猜疑和警戒意识占据了上风。随着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出现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明显的认同恶化，那么这种认同的疏离对立甚至憎恶，只会加剧彼此之间因为能力变化后对对方意图的怀疑和敌视，进而不断地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国际关系中难以摆脱的紧张和敌意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再分配经常伴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认同的恶化和排斥。小泉内阁时期，中日关系之所以恶化，原因就在于以小泉为首的日本政界人士在对中国的定位上所出现的认同恶化。小泉上台后，中日两国由“认同差异”转向“认同对立”，并演变成为中日两国在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钓鱼岛和日本“入常”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对抗。

中国的迅速发展，并开始全面融入现行国际体制，积极参与全球及地区尤其是东亚的国际合作等，日本感到承受着巨大压力。从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动态过程看，这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实力分配关系的变化，导致了行为体的互动模式以及决策的变化。这一切使日本痛感其在亚洲的“盟主”地位遇到了挑战，日本政界人士的警戒心理随之与日俱增。他们越来越多地有了一种不自信的焦虑，越来越难以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日益强大的邻国存在，对华情感认知也就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显著变化。

二、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嬗变及特征

谈到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必须对日本经济界的范畴、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来源以及影响因素等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探讨。

首先，关于日本经济界的范畴，概而言之，日本经济界大致包括如下四个层次：

（1）日本相关经济团体。在中日交往关系史上，日本的诸多经济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是2002年5月由原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合并成立的综合性经济团体，其活动目的是研究日本经济界面临的国内外重要课题并谋求解决的方法，从而促进日本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下设综合政策委员会等六大政策委员会以及包括中国委员会在内的25个国家地区委员会和国际协作推进协议会等8个特别委员会。②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员以各城市商工会议所为团体会员，因而带有联合会的性质。主要开展建议咨询、产业振兴、信息沟通等，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加强与国外商会的交流和合作以及推动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等。③日本经济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成员均来自日本各个公司的经营者，这些企业经营者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日本经济界及中日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经济同友会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971年11月，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后交流活动更加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同友会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年都组织大型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政界、产业界、学界开展了广泛的交流。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该协会是以企业为会员的民间组织，是包括各行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内的、日本最大的促进中日经济贸易的友好团体。该协会成立于1954年9月，成立50多年来在中日经贸合作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⑤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原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1954年11月创立于大阪，1984年6月改为现名，是日本主要对华贸易促进团体之一。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该团体在金融、技术转让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协助，做了大量工作。⑥日中经济协会。成立于1972年11月22日。该协会每年都组织一次由日本经济界重要人物参加的经济访华团，在两国关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日本经济团体经常通过报告、提案等形式向日本政府提供建议等，其对华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日本的对华政策。（2）产业界和企业界人士。日本有着众多的产业行业协会，如化学纤维检查协会、日本硫铵工业协会、日本全国渔业协会等等，它们经常代表该产业与中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其次就是各个企业，它们是参与中日经贸合作的主体。日本的产业界和企业界对中国的国情以及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非常关注，它们的对华认识许多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感受。（3）日本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有关对华认识的研究和言论对日本国民甚至日本政府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4）日本与经济有关的相关省厅的工作人员，如财务省、经济产业省等。他们是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他们的对华认识将直接影响日本政府的对华行动。

其次，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来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通过派遣代表团访华。在中日关系史上，日本的各行各业都曾多次派遣代表团访华，既有经济团体的，也有产业协会的，也有企业界的，甚至还有日本各地区、各县经济界派遣的访华团。它们与中国的交流以及参观等活动构成了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重要来源渠道。（2）各综合商社、企业的研究部门。曾有学者指出，远在东京的一个日本综合商社职员居然能随时报出北京蔬菜上市和消费的情况，足可以说明日本人是何等的精于商道。日本的各综合商社、大公司、政府部门和一些民间团体几乎都有专门机构和配置专职人员研究中国。他们主要靠对中国报刊和各种著述进行分析研究，从字里行间捕捉对日本有用的信息。日本不少商社、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收藏有齐全的中国报刊资料。（3）日本驻华机构。目前，日本是在中国设立常驻机构最多的国家。日本驻华机构中有不少人能讲流利的汉语，他们除洽谈业务外，还承担搜集资料的工作，不仅提供事实和数字，还负责分析研究，提出报告等。（4）从事中日经贸业务的企业界人士。他们以与中国进行实际的经贸业务往来以及实地考察等方式获取对华的直接认识。

再次，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因素：（1）国际局势的影响。如冷战局面、石油危机、经济危机、大国关系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2）大国因素。例如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如时任日本昭和电工社社长的铃木治雄在1975年时讲道：“如果说是外国，大致可以分为西洋和亚洲，对于现在的日本来说，西洋之中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亚洲中，与中国的关系比重尤其大。不过，存在着反美—亲中，或亲美—反中这样两种思想。但在中日邦交恢复后，亲美—亲中没有了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充分反映了美国因素对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影响。此外日本经济界经常有关于日美、中美、中日关系等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又如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际，日本经济界对于反霸条款的认知，主要是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3）中国国情及相关政策的变化。这是日本经济界对华认识的主要客体。中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以及外贸政策的变化等，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等。（4）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中日经贸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通过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反映出来。例如“政冷经热”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围绕参拜靖国神社的对华认识以及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的认识，都与中日关系的变化有关。（5）日本国内形势的影响。日本经济界总体来说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来开展对华经济关系，其对华认识的根源也主要基于此。同时国内总体保守主义的抬头、经济复苏缓慢、日本政治体制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

随着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经济界的交往日趋频繁，而这一过程也是日本经济界观察中国、了解中国的过程。从1972年前后的恢复邦交热，至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辞职后，中日邦交热随之逐渐减退。对于不同政治体制的两个国家来说，是否能够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经贸关系，日本经济界的部分人士心存疑虑，但从大多数日本经济界人士的对华认识来看，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不同并不妨碍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体制不同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相互理解和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消除彼此对对方的误解、增加互信的唯一途径。

对于两国的经贸关系，一方面出于经济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尤其是在能源方面，日本经济界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要高于中国，尤其是日本关西财界，受传统对华友好因素的影响，是日本经济界主张推动中日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激进派”；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界的诸多人士主张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还有一种赎罪情结，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华战争中对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而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往来以及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协助，是对中国的“回报”，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冈崎嘉平太。另外，也有不少经济界人士将中日间的经贸交流看作了“打开南北问题的一个视点”。但由于中国的经济调整等种种客观因素，中日经贸关系并没有按照日本经济界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对此，日本经济界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调整对于中国稳定的重要性，大多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从总体来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间的期间内，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与邦交正常化之前相比并没有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开始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至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对此，日本经济界普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不过也有人指出，“在一般日本人中，很多对中国抱有好感（美国人和西欧人可能亦如此）。因此，常常有点用好的眼光看待中国，对中国的缺点往往比通常所说的要打折扣。”但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日关系大为发展，日本的经济界人士也纷纷来华访问，通过访问，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及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存在的问题也公正地予以了指出。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的经济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调等问题，日本经济界人士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提出允许合办企业的问题，在日本经济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尽管许多企业界人士希望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并有与中国合办企业的愿望，但许多现实问题成为日方踌躇不前的阻力。如有些人士表示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合办企业的障碍，更有不少经济界人士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基础设施、法律法规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心存顾虑。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提出炼铁、化学等各种成套设备的契约暂停生效，这对日本相关经济界的冲击很大。有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单方面通知日方中止作为友好象征的宝山钢厂成套机械设备的进口合同，在日本的‘中国热’一下转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不信任，对华悲观论开始蔓延”。

总之，在经历崇尚“友好”的时期之后，“日本出现的‘中国热’终于沉寂下来”，开始扎扎实实地寻求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途径。许多经济界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等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和意见，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两国关系的更进一步发展，两国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尽管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日本经济界对此基本是认同的，但是在具体的交往中，“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出现分歧”。正如日本经济界人士井上猛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在经济体制不同的两国企业之间进行合作”时必然会出现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做到真诚的相互信赖”，要能够时常站在对方的立场和对方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会使问题的理解变得较为客观。如果再加上必要的沟通，便会为困难的问题寻求出一种可行的办法，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而这也正是稻山嘉宽的对华基本姿态。

1989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对日本经济界的冲击也是较为深远的，一方面表现在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多变的政策心存疑虑，加之没有了中日间能源合作的基础，中日经贸关系需要寻求进一步合作的多元方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更多的经济界人士除了就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发表言论外，更多表现出的是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满。从这一点来看，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日本却因“泡沫经济”的崩溃，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不振，日本经济形成“失去的十年”的局面，生产据点加速转移到亚洲带来了国内产业空洞化以及失业问题，使包括发动紧急限制进口在内的保护主义动向在国内产业界中凸显了出来。中国产品在作为生产据点和消费市场的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泛滥于日本国内市场，再加上日本人因长期经济不振而丧失自信心，感到中国的威力。这样，在90年代中叶以后，对中国崛起的担心逐渐发展为“中国崩溃论”以及“中国经济威胁论”，并在21世纪初形成潮流。

但这种威胁感的依据十分薄弱。在日本传媒界，从1989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由于保罗•克鲁格曼“幻觉的亚洲经济论”等理论，笼罩着“中国经济悲观论”，更多的人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靠性。后来与此相反的“中国经济乐观论”出现，继而转变成“中国威胁论”，如今则起源于“中国经济赞美论”的“追随大流（bandwagon）论”的呼声——不能错过蒸蒸日上的中国经济列车，逐渐高涨。此间，中国的经济政策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并没有较大的变化，其坚固的发展轨道也没有变动。

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经历了“悲观论—乐观论—威胁论—机遇论”的认识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而出现的。双方对于两国的地位和国力，都处于一种调整和重新定位的过程中。

小泉内阁时期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经济界虽有少数人支持小泉的行为，但大多数经济团体、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有碍于中日关系尤其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甚至许多大型项目由于背后没有政府的推动而失去合作的机会。此后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改善，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也逐步趋于理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日本经济界尤其是日本的重要经济团体的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整体保守化日趋加强的倾向下，日本的经济界也逐渐丧失了自主性，尤其是在对华政策、强调日美同盟以及“修宪”等问题上也日趋强硬，这些变化在近年来发生的几起中日贸易摩擦以及“毒饺子事件”的处理问题上已有显现。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密切予以关注的。

而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日本经济界所强调的是“求同存异”，加强彼此间的交往和理解。正如日本经济界人士木村一三所指出的那样：“通过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合作，日中两国共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困难，将会很有效地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与警戒心。做好经济合作将会给我国综合安全保障带来很大的效果。”而对于中日间的各种传统遗留问题以及时而出现的突发问题，日本经济学家香西泰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课题，在环境、节能等方面与中国合作，是日本21世纪最大的课题。为此，日中关系已经没有工夫扯皮了。这种看法体现了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和水平。而小林实对中日合作关系的认识更为具体：日本和中国坚持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不仅对两国关系，而且对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日本和中国之间，有两同三异。所谓两同是：有同文同种的国情和历史；有富民与和平的共同愿望。所谓三异是：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存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体质。应当重视两国的具体协作关系，特别是明确提出日中两国建立大型、长期项目的合同关系。这种认识是非常客观的，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基本状况，而这也正是包括经济界在内的两国所应努力的方向。

三、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变迁及特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友好活动，主要是在首脑交流和官方主导的情况下推进的，两国国民之间对对方的认识，由于交流人数和交流途径的限制，对对方国度往往抱有理想化或更多基于想象的情感色彩，似乎有着“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感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日两国国民之间通过经济活动、旅游、留学等开始了真正交流。在此过程中，随着了解的加深，从而形成对对象国的或积极或消极的认知，由于某些认知与原来的想象存在较大出入甚或完全相反，导致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并对对方形成较为负面的认识。

中日复交后，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经历了复交初期、蜜月时期、冷战结束后等不同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亲近感在1980年左右达到高峰，自此之后，随着两国交流和交往的增加，由于不断深入了解对方的现状，日本国民的对华亲近感日趋下降。冷战初期，由于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处于敌对和隔绝状态，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敬畏，日本国民对中国抱有憧憬的理想情感。但是在与中国实际交流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的认知从理想状态转为更多地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冷战结束后，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呈持续下滑的基本态势，对此，一位日本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日渐崛起的中国”这一强烈印象，实质上已成为左右日本国民对中国认识走向的一个基本要素。当然，日本国民对中国感情认知的变动，应该说是多重复合因素相乘作用的结果，很难简单而论。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与日本国民对中国亲近感反比例地急剧下降之间，其间很难排除某些必然的内在联系。换言之，日本国民“对中国厌恶感”的数值，与中国国力、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一直呈正比例关系这一现象，其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寓意。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国民审视和观察中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过去日本国民一直抱有一种作为发达国家成员之一的优越感俯视中国，总认为中国短期之内并不会成为日本的对手。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还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兴的重要动力，这不能不让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变得更为复杂，对中国蓬勃的发展态势深感惶惑、无奈和担心。

此外，日本国民对华认知的心理变化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紧密关联。自中日复交以后，日本政府的对华立场依循国际局势的转换和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从无邦交时期的敌对立场，转向基于权力政治博弈的考量而作出“尊重和理解”的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始，着眼于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对中国负有的“赎罪”意识而展开友好的“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对本国经济丧失信心，对于邻邦中国的日益强大不免本能地作出防范性的应对。日本政界人士积极的对华认知和消极的对华认知主导了不同时期或“友好”或“竞争”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对日本国民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也成为日本政界人士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民意基础和决策依据。综观中日复交后日本国民对华认识和感情的变迁，呈现出了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及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关系。

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形成，主要根植于认知主体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以及对认知客体的认识。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与日本国民中国观的形成紧密关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在日本国民的认知视野中富有不同内涵。经过战后40年的恢复和发展，日本的综合实力大为提高，逐渐走出了战败国的阴影。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力争实现政治大国梦想。此时中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尚存有很大差距，因此日本基于政治、经济及情感等方面因素的考量，认为与中国加强合作，保持东亚地区稳定、抗衡苏联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加之这一时期，日本的革新阵营与保守阵营依然维持对峙局面，主张对华友好的在野党势力具有很大影响，对推动对华合作，维持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也呈现出积极友好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1955年体制”的崩溃，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剧变，“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持续低迷，整个社会弥漫着挫折和失落情绪。在这一失衡心态下，日本新民族主义情绪滋生，日本政局呈现“总体保守化”的态势，政治右倾化日益显著，不仅使社会党（社民党）、共产党等“革新势力”遭到削弱，并失去了在对华政策上对保守势力的制约能力，而且使日本国内推动中日民间友好运动的力量降到了中日复交以来的最低点。进入新世纪，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更多地基于现实主义考虑，主张应该与中国建立“该说不就说不”的“务实”关系，并对中国崛起的态势深感警觉。

日本国民对华认识的变迁无疑是与中国国家实力的变迁进行互动重构而形成的。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历史上一直呈现此强彼弱的流动状态，“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本上是在实力不对称的状态下进行的，因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缺乏两强共处的经验”。冷战结束后，中国的蓬勃发展使东北亚地区第一次出现两强共存的局面，深刻地影响到日本国民的中国观。近代以来，中国一直代表着“贫困”和“落后”，日本已经习惯于面对一个积弱而分裂的中国，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战后的崛起使日本在亚洲居于主导和优越地位。中国崛起的态势，打破了日本在亚洲安然自在的优越态势，从心理上很难接受在自己身边崛起和成长起来的大国中国。在日本国民看来，中国的发展对自身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构成严峻挑战，中国的崛起不仅为日本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提供了绝佳借口，更被看作是阻碍其对外发展和实现大国抱负的主要外部因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随着日本经济困难的加深，日本的民粹沙文主义和对外仇视情绪与日俱增，而这种仇恨的主要目标便指向中国和中国人。”

显然，“中国崛起”对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萧条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本的长期萧条，不仅使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也带来了两国国民心理上的变化。日本人自信心受挫，焦虑不安，一些人产生怨天尤人的情绪，这种心理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直接地影响着日本国民消极对华认知的形成，不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自1972年至1992年间“积极认知”居主流；从1993年至2010年“积极认知”与“消极认知”相交错，“消极认知”有呈趋于主流之势，这种对华认知的转变和调整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的变动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在国际体系层次内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潮流，一股潮流是以经济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向心力。它主要是由世界经济全球化、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紧密化所构成的；另一股潮流是对前一种潮流的反动，即以狭隘民族利己主义为本源的国际关系离心力。它主要反映在民族矛盾、领土及海洋权益纠纷、历史观冲突等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经济联系的日趋紧密是推动日本国民形成积极对华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国民遂将中国视为发展“机遇”；而日本国内“总体保守化”的动向和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体现在对华认知上，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警惕和戒备，在政治、安全领域进行防范和遏制成为日本战略上的重要选择，把中国当做“挑战”。国际体系层次内两股不同潮流的互动与交错，导致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蕴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冲突。

四、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互动与整合

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由于涉及政界、经济界、大众传媒、学术界和普通国民等人士的对华认知，因此呈现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加之不同时期国际环境、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及中国的国家实力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即便同一时期中日两国面对的国内外条件相同，中日双方也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作出不同反应。从思想认知与行动选择的关系来看，人类的思想认识和行动实践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而深化的纠错过程，通常是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综合各种环境和条件具备一定认知的基础上，然后再与认知客体进行斡旋、折冲和博弈，这属于行动选择的实践环节，认知主体在观察和探询认知客体的反应后，相应地修正自身的思想认识，以期有效地服务于与认知客体进行的下一轮博弈。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由于受各自面临的内外条件的约束，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对对方的认知都会不断发生调整和变化。

由于人类的思想意识和行动选择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一直属于困扰学界的至难命题，同时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牵涉到各个阶层和诸多领域，因此极难把握，基于这种考虑，在论述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时，一方面侧重考察不同时期日本居于主流的对华认识，以期廓清当时认知主体——日本如何综合各方面因素审视和观察认知客体——中国的情况，从而相应地作出或竞争或合作的战略抉择；另一方面注重探讨处于日本对华决策中枢地位的日本政界的对华认知的演变，如何影响对华决策和中日关系的发展，同时也通过考察日本经济界和日本国民在不同时期对华认识的特点，以期厘清日本各界对华认识及行动选择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显然，考察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并不意味着忽视和否认对华认识支流的作用，只是囿于精力和篇幅所限而略去对对华支流的论述。

从中日复交后日本各界对华认识的演进趋势上来看，日本各界对华认识中居于主流并最终体现在对华决策上，日本政界无疑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对外决策都是以“首脑主导”为核心特征，这可以从毛泽东、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推动复交的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崇尚“友好”时期，大平正芳首相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奉行的对华友好合作政策也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在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方面的主流认知，成为推动中日友好合作的重要力量。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日本国内“总体保守化”倾向的加剧，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主导对华认知和决策的主体趋向多元化，大众传媒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在影响对华决策的形成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由日本政界为核心主导的“首脑主导型”模式逐渐让位于“多元参与型”的对华认知和决策模式。换言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界和日本经济界在对华决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在冷战结束后，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大众传媒和日本国民对对华决策开始发挥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在影响对华决策的形成及付诸实施方面，各个阶层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从这一角度而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冷战时代，日本政界、日本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的关系属于“层级递进式”的“同心圆状态”。无疑，日本政界居于“同心圆”内最核心的位置，日本政界形成的积极的对华认知，在推进“世代友好”对华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以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平正芳首相和中曾根康弘首相的中国观及外交实践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日本经济界处于“同心圆”的第二个层级上，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界通过向日本政界提供政治资金，以寻求政府在制定政策上对自身的支持，因此日本经济界作为利益集团在影响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日本经济界在推动中日复交和中日缔约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即可看到经济界作为政治主体参与对外决策时所具有的影响力。由于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存在着密切的“金权政治”方面的联系，因此无论是冷战时代还是后冷战时代，日本经济界在影响日本政府内外决策方面都是除政界之外的重要政治主体之一。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界与中国联系的日益紧密，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更多地倾向于积极的对华认知，体现在行动选择方面更注重与中国加强协调与合作。大众传媒和日本学界处于“同心圆”的第三个层级上，大众传媒素有“无冕之王”的美誉，在塑造对象国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两国友好氛围的影响，日本大众传媒在有关中国报道方面更多的是进行善意和积极的报道，并在推动日本国民形成友好而亲善的“中国印象”方面作了不懈努力。日本学界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重新审视和反思“文革”，另一方面则将关注的视角由“革命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由于大众传媒和日本学界在对华认识和付诸对华行动选择方面的作用相较日本政界和经济界要弱一些，因此处于第三层级。日本国民处于“同心圆”最外围的层级上，主要是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首脑主导型”决策模式下，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对日本对华决策体制的影响微乎其微，加之当时日本国民赴华参观和交流的渠道有限，日本国民对中国仍抱有“亲近感”，而且这种“亲近感”的形成也是在“官方主导”的语境下展开的，因此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在影响日本对华决策方面处于外围的“边缘”位置。

在“层级递进式”的“同心圆状态”模式下，日本政界、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在对华认知和最终形成对华决策方面的作用上是逐级递减的，如同地震的冲击波，位于震源核心位置的震中——日本政界发挥着核心的主导作用，而由此向外围波及的冲击力则随层级的向外延展而日益减弱。换言之，越是处于内核位置的阶层在影响对华认知和对华行动选择上发挥的作用越大，越到外围其对对华决策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越小。

冷战时代日本各界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关系图

冷战结束后，进入后冷战时代，日本政界、日本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的关系属于“环形并列式”的“众星拱月状态”。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依然处于核心位置，日本经济界和大众传媒的对华认识处于与日本政界同一轴线的核心位置上，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则与日本经济界和大众传媒似“众星”一般拱卫在以日本政界为核心的“月亮”周围，呈“众星拱月”之式。这一时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显著特征在于，日本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不再是冷战时代“层级递进式”的间接影响方式，而是逐步趋向于“环形并列式”的直接影响方式。如果说冷战时代日本各界对华认识及行动选择呈逐渐衰减的态势，而后冷战时代日本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作为不同的对华认知主体，与日本政界在影响对华认知和决策方面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机制”。从冷战时代至后冷战时代，日本各界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发生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随着全球范围内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层面的政治参与度提高，信息来源多元化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认知客体的中国蓬勃发展的趋势，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关注，日本各界针对“中国崛起”不约而同地加入到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中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由“同心圆状态”模式向“众星拱月状态”模式的转化，体现了日本政治主体参与对外决策机制由“单一化”向“多元化”方向演进，也表明中国崛起的变量在影响日本制定对外政策中的权重越来越大。

后冷战时代日本各界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关系图

正如日本从事外交人士所言：“目前日本外交正处于战后最大的转折期，外交决策逐渐从以外务省为中心向以国会为中心的国民直接参与转变……未来的日本外交，已不是一部分精英和外务省官员如何考虑、如何处理的问题，而是生活在日本社会、具有日本价值观的人们如何考虑与其他国家交往来决定日本命运的问题……未来的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传播媒介，因为由它引导的公众舆论将影响政府的决策。”

后冷战时代，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在“环形并列式”的“众星拱月状态”模式下，日本政界、日本经济界、大众传媒、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形成双向互动，在对华认知和决策机制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如果说冷战时代作为认知主体的日本各界还有基于层级位次的不同而在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方面影响力各有强弱的话，而在后冷战时代，以往处于边缘的“日本国民”群体则向决策机制中心——日本政界靠拢，与冷战时代相比，日本学界和日本国民在对华认知和影响对华决策方面强化了主体性和能动性。

综观中日复交以来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明显与日本政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日本的经济团体虽然形式上松散，但因日本社会重视集体观念，各企业或企业家经常参与相关经济团体的活动，频繁交换信息，互通有无，经济团体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特别是一些大型经济团体，如“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商工会议所”、“关西同友会”等，既是主要政党竞选的“钱袋子”，也是“大票田”，在日本政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认识与日本政界、大众传媒以及日本国民的对华认识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日本经济界首先是在考虑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经济利益，显然不会因为获取自身经济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这一点而言，日本政界的对华认识与经济界的对华认识并无太大差别，但当日本政界奉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已经损害经济界的经济利益时，经济界便会通过各种渠道力图阻止上述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在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经济界及时作出的反应和举动中体现出来。显然，密切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使日本经济界人士清楚地认识到发展中日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有利于经济界，就会促使他们推动日本政界人士形成积极友好的对华认知，制定理性而符合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对华政策，从而在中日两国政府层面形成一种积极的促动和“协调”机制，使中日关系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然而，当中日关系中的某些问题触及经济界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往往又会成为日本政界制定强硬对华政策的推动者，这从以往中日间贸易摩擦处理的案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日本经济界人数众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呈多元化特征。他们的利益往往也同日本国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言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力争通过舆论、大众传媒等方式影响普通国民的对华认识。因此，在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中，应该更为有效地做好重要经济团体及其头面人物的工作，这样有助于趋利避害，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形成了日本各界在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上的“恶性互动”。小泉利用日本国民的“改革诉求”，在赢得多数民意支持的情况下，不惜在日中两国关系问题上操弄民粹主义主题，煽动日本国民的厌华情绪，坚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对华“不低头”方针，加剧了两国国民之间的“互厌”和“对立”。同时，日本政界、大众传媒和普通国民形成“妖魔化”中国的“联动机制”，日本政界人士刻意打造“中国威胁”的负面形象，旨在为日本迈向军事大国和奉行进攻性防务政策提供“口实”和“依据”。在对中国进行“战略性防范”意识的指导下，日本政界人士利用“中国威胁论”凝聚国内共识和增强民族认同。以小泉为代表的政界人士，通过摆出不向中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妥协和污蔑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干预日本内政的姿态，争取摆脱受历史问题“矮化”的心态，从精神上寻求全面与中国对抗的心理资源。小泉执政时期日本各界的对华认识和行动选择是诠释后冷战时代“环形并列式”的“众星拱月状态”模式的典型案例。

依据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以中日复交为分野，中日关系处于由“第一等级——霍布斯文化”向“第二等级——洛克文化”的过渡阶段，因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各界人士的对华认知维持了一段崇尚“世代友好”的岁月，一些触及实质的问题暂时被规避起来；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国力的消长发生显著变化，日本逐步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从而导致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海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的争端渐趋凸显，洛克文化得以确立。正如温特所言，“洛克文化一旦得以内化，就很难退回到霍布斯文化中去，对康德文化同样如此，即便无法保证未来一定比过去好，但至少不会比过去差”。

中日复交后，两国逐步建构了洛克文化状态。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日本各界人士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竞争对手”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也会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战略“竞争对手”并不等同于、也不必发展成为“战略敌人”。事实上，“竞争对手”虽然在主要方面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但在某些方面，也可能进行战略上的重要合作。日本和中国在国际体系的过渡期内，既相互竞争，也注重合作，处于典型的洛克文化状态。

对日本各界人士来说，中国的崛起是日本自近代以来在亚洲第一次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以岛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封闭和狭隘意识，将崛起的中国看成对自己的挑战和威胁，它不能接受也很难容忍自己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阻止和延缓中国的大国化进程也就成为其对华认知及决策的自觉选择。

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是国家互动行为造成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只要国家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互不信任的消极认知，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目前中日关系处于典型的洛克文化状态，如何从洛克文化发展为康德文化，在建立“东亚共同体”方面发挥亚洲“双引擎”作用，尚面临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日本各界人士如何确立积极的对华认知，避免和消弭消极的对华认知，在推动构筑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上付诸努力，与中国共同致力于康德文化的建构，是21世纪日本对华认知及决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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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若田恭二『現代日本の政治と風土』、ミネルヴァ書房、1981年。

［42］増田宏、波多野澄雄『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国——友好と摩擦の現代史』、山川出版社、1995年。

［43］衛藤瀋吉、山本吉宣『合安保と未来の選択』、講談社、1991年。

［44］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新書、2006年。

［45］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宰相たち』、中央公論社、1995年。

［46］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講談社、1993年。

［47］中島嶺雄『「日中友好」という幻想』、PHP研究所、2002年。

［48］竹内実、21世纪中国总研編『日中国交文献集』、蒼蒼社刊、2005年。

［49］浦野起央『日•中•韓の歴史認識』、南窓社、2002年。

［50］天児慧『中国脅威か』、劲草書房、1997年。

［51］天児慧『等身大の中国』、劲草書房、2003年。

［52］天児慧『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3年。

［53］岡崎嘉平太『私の記録——飛雪、春の到るを迎う』、東方書店、1979年。

［54］霞山会編『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49─1997年）』、霞山会、1998年。

［55］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国課監修『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70─1992年）』、霞山会、1993年。

［56］猪口孝『現代国際政治と日本』、筑摩書房、1991年。

［57］橋本竜太郎『政権奪回論』、講談社、1994年。

［57］田中明彦『日中関係（1945—1990）』、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58］山崎拓『2010年日本実現』、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年。

［59］大前研一『チャイナ？インパクト』、講談社、2002年。

［60］安倍晋三、岡崎久彦『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2004年。

［61］岡部達味『日中関係の過去と来』、岩波書店、2006年。

［62］浅井基文『中国をどう見るか』、高文研、2000年。

［63］宮沢喜一『新護憲宣言』、朝日新聞社、1995年。

［64］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第1巻）、原書房、1963年。

［65］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有斐閣、1985年。

［66］田川誠一『日中交渉秘録』、毎日新聞社、1973年。

［67］名越健郎『クレムリン秘密文書は語る』、中公新書、1994年。

［68］緒方貞子『戦後日中と米中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

［69］趙全勝『日中関係と日本政治』、岩波書店、1999年。

［70］安藤正士、小竹一彰編『原典中国現代史』（第8巻）、岩波書店、1994年。

［70］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新評論、1986年。

［71］堀幸雄『戦後の右翼勢力』、劲草書房、1993年。

［72］朝日新聞社編『1997年防衛パンフレット』、朝日新聞社、1997年。

［73］マハティル、石原慎太郎『「NO」といえるアジア』、光文社、1994年。

［74］船田元『日本をよくする本来世代を重視する政策ノート』、講談社、1995年。

［75］福田康夫、衛藤征士郎『一国は一人を以て興り、一人を以て亡ぶ》、ｋｋベストセラーズ、2007年。

［76］岡崎嘉平太『中国問題への道』、春秋社、1971年。

［77］岡崎嘉平太『財界人の昭和史•2•終りなき日中の旅』、原書房、1984年。

［78］小峰隆夫『日本済の構造変動』、岩波書店、2006年。

［79］小森陽一『歴史教科書何か問題化——徹底検Q＆A』、岩波書店、2001年。

［80］中国現代史研究会『徹底批判「国民の歴史」』、青木書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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