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

今天的国共两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对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标准的观点来看，绝对都是好人。关于这一点，相信今天对连战或马英九有好感的大陆人都会这样想。

但是，倒退三十年，相信就不会有多少人会这样想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蒋介石和在大陆的毛泽东先后去世。两岸的百姓几乎同样如丧考妣，恍如天崩地裂一般地难以接受。然而，由于受到国共两党的影响，两岸的百姓却对对岸的领袖视同仇敌，不共戴天。

这是一本旧书，也是一本新书。说它“旧”，是因为它写于1991年初，距今已经有将近十五个年头，不可谓不久。说它“新”，是因为过去了差不多十五年，这期间赶着潮流写“国共关系史”，放眼“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书出了不知凡几，还没见有一部扎扎实实地从史料出发的。因此，即使是经历了十几年被人抄来抄去的劫难，好在这只是一本具体研究和记述战时两党谈判经过的著作。它所披露的个别文献可以被人抄，但是，离开了它所整理的系统的谈判史料及其背景分析，个别文献的历史意义通常并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何况凡这类“文抄公”多半没有研究基础，只求多快好省，即使抄来的东西，也往往是错误百出。 除本书之外，唯一一部以国共谈判史为内容的著作出版于1996年。该书的作者大段地照抄了本书的一些文献档案史料及笔者相关的研究成果，多数未注明出处。且不该删处删，不该加处加，不该并者并，还常有看不懂文字擅改语句以至于弄错者，和明明笔者已经考证辨伪，抄者却把已被辨伪者与笔者的说法拼凑在一起，弄得矛盾百出。至于因抄录时粗心而出错之处，更不时可见。更不必说那些往往打着国家重点课题或国家社科基金头衔的大部头著作，基本上千人一面，观点要不就过于陈旧，要不就太趋时髦。时间一长，情势一变，读起来不是味同嚼蜡，就是让人不知所云，甚至哭笑不得。

一本好的历史书，要能够常读常新。本书过了将近十五年，读起来应该还会让一些关心这方面历史的读者觉得有些新意，理应不会让读者有思想落伍之感，因为它到底是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研究的基础上，而无意为现实的某些政治目标服务。为什么笔者总是强调要做史料研究？这是因为，笔者从来认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当我们尽可能地依照事情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的时候，其实很多重要的启示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这比太过追求做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要来得稳妥和实在得多。

笔者的不满意，倒不是像有的大陆或台湾朋友那样，遗憾其思想性不强。本书写作时，恰值一个相对敏感的时期，笔者初涉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尚不知水深水浅，因而没有采取边叙边议的分析式写法，只是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摆事实的写法。这注定是许多读者读起来不那么解渴的原因。但这种纪实性的写法，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倾向性，不会让一部分读者喜欢，一部分读者不满。像国共关系这样掺杂了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至今两岸读者的看法还极为对立的话题，也许把基本的文献史料发掘出来，系统地予以全面的介绍，给读者更多的自我判断和自我思考的空间，比强调笔者个人的看法，会更有价值一些。

笔者对本书的遗憾，是因为史料的问题。这本书写于十多年以前，那时笔者还没有去过台湾，甚至还没有蹲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本书写的是国共谈判的历史，事实上其中利用的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史料，少之又少。除了个别史料是后来加印时根据台湾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校订并加注的以外，本书绝大部分涉及国民党方面的种种谈判文件及其往来信件，差不多都是来自于中共方面保存下来的历史档案。因为这种情况，再加上十几年前笔者的写作还不够老到，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自己虽然想要尽量客观，行文却还是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倾向性，即在有的事情或有的叙述上，显得并不很客观。

笔者这次承蒙出版社邀约重印，自然要对太过明显的错误和倾向性太过明显的文字加以修订。但是，笔者却并不试图在史料的平衡上乘机做一些功夫。这一方面是因为按照有关方面的规定，重印之书必须基本保持原书的内容，只允许有10%至20%的修订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早已接受了另写一本国共关系史的邀约，已不必再靠大力修改本书来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了。而更为重要的其实也许是，当笔者重读本书时，还是相信，保持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法，也还有其必要性。

何以这样说呢？

本书引用的两党谈判草案、提案、谈话录以及各自开具的初步谈判条件等等，数以百件计。而直接间接利用到的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之类，更是有上千之多。这些档案回忆史料固然多为共产党方面所保存，但据笔者此后十余年来利用五六次在台湾讲学、研究的机会，遍查其党史馆、国史馆所存档案，发现其保存下来的涉及到两党谈判问题的相关文献，还不及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百分之一。加上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的查阅，情况也大致如此。

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是国民党方面对两党谈判的问题不是颇多避讳，就是不很重视。这是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就抱有老大心态，不愿也不能把中共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结果每逢必须与中共接触或谈判时，或者是蒋介石秘密指派人员个别行事，不事张扬；或者虽有党政军情各单位负责人与蒋开会确定原则，指派谈判人员具体操作，也因只视之为一种策略手段，或是宣传手段，而很少做具体的文案工作。即使是幕后的指导，也鲜有留下文字的记录。再加上国共谈判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与中共谈判代表必须电报，甚或信函往还传送谈判指示和汇报谈判情况，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只要去蒋介石官邸当面汇报和领受机宜即可。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保存下来的谈判文献自然也就要远远多于国民党了。而这意味着，研究国共谈判的历史，要想对称地利用两方面的档案史料，根本就不可能。

其二，由于国民党方面很少保存有关两党谈判问题的档案文献，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谈判档案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无法通过国民党方面的档案来具体了解国共两党每一次重大谈判的经过情形时，就非要借重共产党方面保存下来的这些档案史料不可。而从本书出版后这十多年国共关系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除本书所披露的这些史料之外，几乎再未见有新的研究成果，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些重大的国共谈判问题上，发掘出更新的文献史料，亦可知本书所发掘和披露的这些文献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信，在没有一本完整收录国共谈判文件的历史文献集出版之前，本书这种尽可能完整地披露两党谈判方案及其相关文献的纪实写法，仍旧有相当意义。而据笔者所知，这样一种出版计划在相当时期内都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人能有笔者当年的条件，耗时数年来做此工作，而且是因为如今早已失去了出版这种资料集的环境和条件。

当然，正如前述，过多地利用一方的史料来研究对立双方的矛盾冲突，肯定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危险性。一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并不是所有中共代表报告的来自于国民党一方的要求或条件，都一定能够得到验证是准确无误的。除了电报本身可能出现的技术上的问题以外，发电人或报告人带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理解和转述是否完全准确，也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更不要说大量使用单方史料所反映的，在特定的立场、态度，甚至情绪影响下形成的指示、报告或其他文件，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倾向性的印象。利用重印的机会，尽可能地全面地引述资料，进行相应的文字处理，避免由此带来误读，自是一件应做的事情。

不过，即便如此，笔者还是想要说明：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较多地借助于单方史料进行研究，也未必一定就是一种缺陷。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既然是不同人之间发生关系，那么从甲的角度看问题，和从乙的角度看问题，注定会有差别。更何况是两个利害各异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呢？有差别，就可能造成对对方意图的误读；有误读，就会加剧原本就立场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对立。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势必会把对立一方妖魔化，从而使这种误读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历史已经如此，我们后来者如果仍旧被当事双方的这种误读所误导，岂不可悲！

以1937年的国共妥协为例，当时的妥协是以中共中央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做出“四项保证”，即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直接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导；实施普选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为前提的。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国共两党就开始发生摩擦，再加上中共日益自行其事，部队成倍成倍地扩展壮大，以至于本来就怀疑共产党的蒋介石国民党，更是怀疑中共当初的承诺不过是骗人的幌子。其后又有所谓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某连支部书记李法卿报称：临上前线时毛泽东、朱德曾训示工作方针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于是国民党人更加认定，中共当初的妥协就是一个重大阴谋。《第八路军中共支部书记李法卿揭述中共在抗战期中整个阴谋》，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357—358页。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中可谓代代相传，根深蒂固，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共产党一方，也因为后来的成功，再不强调当年的“四项保证”，转而强调蒋介石如何心怀叵测，毛泽东又如何高瞻远瞩，从开始即坚持了斗争哲学。结果正好坐实了国民党人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具体考察过中共中央1936—1937年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的种种政策和策略转变的复杂经过，具体了解了他们当时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坚守的底线是怎样的，国民党方面态度变化对他们构成怎样的刺激，他们如何获知和看待国民党及其国民党提出的种种条件，他们中间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有着怎样的顾虑和分歧，他们实际上的形势估计和应对方法一步步发生过怎样的改变，以及当时条件下的中日关系，包括共苏关系，对他们与国民党的谈判方针有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就能够了解，中共的妥协以及在谈判中的种种做法，不过是在自身状况和整个形势不断变动的影响下，包括在适应国民党态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所谓“阴谋”之说，不仅是太过简单化，而且还多少是一种误读。

我们常常自勉：研究历史，要学陈寅恪。这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如何才能“处于同一境界”？如何才能做到“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无他。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发掘和掌握研究对象留下来的各种史料，通过反复的排比、分析，细细地咀嚼其意味，努力让自己与研究的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以便充分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具体到国共两党关系的研究，对国民党当如是，对共产党也当如是。本书若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共产党当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即足矣。

另本书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5。

杨奎松

2005年6月2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前言（二）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止，在这二十八年的时间里，这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计算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二十八年的历史，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年（九年）和1947—1949年（三 年）共十二年左右的时间，而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时间，却有1921—1927年（六年）和1937—1946年（十年）共十六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双方战争的时间远少于合作的和“和平共处”的时间。。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1935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战胜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并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与政权？试比较一下1949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在1937年到194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它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它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1946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当然，机会总是有的，但毕竟只是机会而已。无论是1937、1938、1942、1944年，还是1945和1946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有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1942年和1944年上半年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当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斥诸于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摩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

杨奎松 1991年

第一章 国共内战化解的经过

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

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

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

4.国民党条件的提出

5.高层接洽的开始

6.出人意料的成功

第二章 “收编”与“改编”之争

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

2.最初的妥协与协议

3.周恩来的杭州之行

4.从西安到庐山

5.两党谅解的达成

第三章 “合并”与“跨党”之争

1.分歧与合作俱来

2.不约而同的提议

3.大党问题的谈判

第四章 走入绝境的两党军事谈判

1.军事摩擦的加剧

2.制止摩擦的尝试

3.军事谈判的展开

4.新四军问题的交涉

5.划界谈判及其失败

6.在对抗中求缓和

7.无法善后的“善后”

第五章 蒋、毛会面之流变

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

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3.林彪代毛重庆行

4.一次失去的机会

第六章 解决问题，还是政治角力

1.再度谈判之起因

2.西安初步协议

3.重庆谈判之激荡

4.宣传战的演进与中止

第七章 要联合政府还是要解放委员会

1.美国人的介入

2.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

3. 赫尔利功败垂成

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

第八章 在重庆和谈的背后

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2.“和平”突然降临？

3.艰难的讨价还价

4.山重水复仍无路

5.打亦谈来谈亦打

第九章 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

1.和平机运的再现

2.前所未有的成功

3.失误不可挽回

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5.走向全面战争

第十章 北平和谈：不可能的尝试

1.反蒋和共的密谋

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

3.南京代表团的困境

4.不投降，就灭亡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国共内战化解的经过

自从1927年国共两党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之后，战争就成为两党胜负生死的关键。经过持续多年的内战，中共一度在农村创立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和大片的根据地，并且曾经力图根本取代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但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奉行的是一种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它几乎排斥了社会上一切富裕的阶层，并且不惜以那些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势力为敌。结果，得到了“中央政权”的国民党人高举统一国家和复兴民族的旗帜，渐渐赢得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拥护，不仅日益稳固了自己的统治，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军事优势。共产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极端政策，和国民党在统一国家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最终导致了中共和红军的惨重失败。然而，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一旦重新认识到前此的策略失误，转而开始逐渐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之后，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就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来了。中共有声有色的统一战线运动，甚至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在军事上极端劣势的局面。正是因为红军还具有不可小视的战斗力，再加上日本人的加紧入侵,最终导致蒋介石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了对残存的红军力量实行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解决手法。蒋显然没有料到，中共及其武装，同地方军阀势力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之日，竟成了国共关系，乃至于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之时了。

1.蒋介石的主动与初衷

1934—1935年，可以说是蒋介石踌躇满志的年代。自从1927年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以来，它的“中央”两个字始终有名无实。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蒋介石七八年来穷兵黩武、金钱赎买，无所不用其极。即使1931年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方针，坚持必须先安内统一，再攘外御侮。

对蒋介石来说，统一中国的障碍首先来自那些表面上归顺了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不仅割据一方，而且对南京政府及蒋介石阳奉阴违，甚至经常伺机结合成军事集团，向南京及蒋介石发难。

其次，蒋介石必须要对付的就是共产党。严格地说，共产党开始几年对蒋介石统治的威胁不是很大，因此他最初不过是把那些在偏僻山区活动的红军当成土匪来看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活动在南方几省交界处的红军渐渐发展到数万人，他们的根据地甚至开始接近了某些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共产党也许比那些墙头草似的地方军阀更难应付。

但是，多年诉诸武力的结果，到了1934年秋天，无论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还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对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都几乎不存在了。甚至，由于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主要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追击，南京的统治也乘机扩展到了原先始终管辖不到的这些重要区域。因此，到1935年秋天前后，蒋介石肯定非常欣慰，因为他统一中国内陆的目标，眼看就接近于实现了。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却步步进逼，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这时又把目标转向了华北五省，在天津地区制造出一系列摩擦，必欲把华北傀儡化不可。这种情况自然要迫使蒋介石把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攘外御侮的问题了。

如何才能消除来自日本的威胁呢？根本的办法就是争取外国的援助与干涉。在这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一直在设法引进欧美势力牵制日本，结果只是更加惹恼日本人，却帮不了自己多少忙。因为英、法、美等国丝毫也不想为了中国与日本起冲突。在所有的大国里面，唯一有可能与日本起冲突的，只有比邻的苏联。因为俄国人不仅因1904年旅顺战败与日本结怨甚深，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蒋介石二十年代与苏联人打过多年交道。那个时候国民党一盘散沙，完全不成气候，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政策，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结果不仅得以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且一个北伐战争就推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如今蒋介石当然希望能够再度借助于苏联之力。只是，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闹翻，也就与一向支持中共的苏联翻了脸。其后双方虽于1932年设法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蒋介石因惧于苏联暗助中共，仍不敢过多地接近苏联。但随着红军已被赶到边远的穷乡僻壤、中共不复威胁南京国民党的统治之后，蒋介石相信这样的机会又来了。

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接近成功之际，蒋介石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了。他这时特别选派了主张联俄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他的私人名义，假前往欧洲之机，路经莫斯科，试探着了解苏联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问题上的可能性。根据蒋廷黻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明显地对此有所兴趣。参见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1935年7月4日，即日本人刚刚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不几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受蒋之托，不等约见，就悄悄潜往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告诉鲍说，日本军队已经进占了察哈尔，下面就是绥远，接下来恐怕就要进攻外蒙古了。苏联政府应该早做准备。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考虑：“是否打算与中国签定互助条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7月4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437—438页，转见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总七十九号)，第218—219页。

到10月18日，即得知日本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之后，蒋介石更进一步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祥熙家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自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定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孔祥熙则特别告诉苏联大使说，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他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以便于对苏开战，而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他们都将迫使政府抗日。《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0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537—539页，同前引，第219—222页。

蒋介石能够主动提出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的提议，显示他这时对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已经不那么担心了。但是，要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蒋介石最关心的依旧是，苏联人会不会伺机援助中共？在经过一年时间的围追堵截之后，蒋介石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剩下的红军已不足为惧，但在短期内要彻底消灭红军也很少可能。其实，蒋历来解决异己势力，用的都是历朝历代惯用的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能剿则剿，不能剿则抚。因此，在他相信红军已经不复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通过羁糜的方式来解决中共问题也就开始提上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1935年11月，在多次小范围的讨论之后，蒋介石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方式包含以下四点：

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

根据这一方针，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前后秘密寻找近十天，包括放出在狱个别共产党人，却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是，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拜会蒋介石，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介石听说后自然颇为兴奋，立即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他坦率地表示：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其实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是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很遗憾。他完全明白，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因此，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中国的统一，他会非常高兴。而鲍格洛莫夫的答复更让蒋介石确信他的看法是对的。因为鲍格莫洛夫反复讲：他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因此，苏联将欢迎中国得到统一。《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1935年12月19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八卷，第599—600页，同前引，第224—225页。

鲍格莫洛夫的谈话，证实了蒋介石的猜测。因为能够在中国实现统一的，目前也只有他的南京政府，赞同中国政治上统一，自然是暗示赞同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统率全国。如此看来，他的估计绝不会错。

就在蒋介石开始寻找途径谋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过程中，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相继在中共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上正式颁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载《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第十五卷，第六十期，第1488—1491页。开始在海内外造成重要影响。故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文件，并报告了蒋介石。蒋当即要邓文仪把这些文件找来译成中文。读过之后，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共突然提出统一战线，肯定也是苏联人的主意，而苏联人这样做，多半与他想要与南京结盟有关。据此，蒋介石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走一走莫斯科路线。

2.莫斯科的初步接触

12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鲍格莫洛夫，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暗示说，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九卷，第35—38页，同前引，第227页。

两天之后，即12月21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邓文仪急急忙忙地乘苏轮经海参崴赶回了莫斯科。而三天之后，已被指定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也化名李融清，连同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悄悄地转道欧洲先往柏林，准备一旦对中共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即前往莫斯科，商定政治解决原则，并代表南京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两国间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问题。

1936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其后，邓文仪又转托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帮助他与王明联络，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随即派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意图。

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邓文仪首先主动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文仪声称：日本人给我们的时间不多，蒋先生认为，现在要抗日，非先集中起八十个师的人马不可，否则必受日本先发制人的危险。而现在这八十个师的人马，都被红军牵制着。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假如能联合起来，像1925年的合作，一定有办法。可惜我们两党还没有找到联合的道路。故最近蒋先生看到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演和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中共有合作的意向，就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完全同意。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已经决定了。根本问题就是两个：一是统一指挥的问题；一是取得苏联援助的问题。我就可以代表蒋先生和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谈好后，双方再做进一步的请示。《潘汉年与邓文仪1936年1月13日谈判情况纪要》，1936年1月13日。

继潘汉年与邓文仪接触后，1月17日王明与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开始了第一次商谈。在王明的要求下，邓文仪具体解释了南京方面关于两党合作的初步设想。据邓文仪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也许不能接受南京政府派去的指挥官，但政府和红军应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以以后逐步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红军目前的困难南京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当然，考虑到日本人可能经察哈尔、绥远向外蒙古进攻，政府准备派红军到内蒙古地区去担负抵抗日本进攻的任务。如果两方面合作的问题能够解决，邓文仪明确表示，希望中共能够积极促进苏联来援助中国，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急迫。

和邓文仪转述的南京方面的条件相比，中共这时虽然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而中心内容却是要成立各党派、各军队平等参加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取消苏维埃和红军无疑是王明这时所不能答应的。但是，在日本步步蚕食，而红军又严重失利的情形下，国共停战谈判总是好事，故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王明在随后的谈判中对邓文仪提出：国共之间的谈判，必须回到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可以派遣一名代表回国协助进行，但正式代表须由中共中央派出。故王明要求：第一，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17日，原件藏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276。

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表示他已经就携同中共代表返回南京继续谈判问题请示了蒋介石，取得了认可。因此，双方进一步具体商定了出发的时间表和所需要的各种证明文件的解决办法。一切一帆风顺，想不到第二天事情就突然变了样了。

2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文仪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因为他必须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怒气冲冲地责问邓文仪：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没想到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邓文仪特意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内容大致是：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信使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转而又透露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应当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王明与邓文仪谈判记录》，1936年1月23日，同前引。

邓文仪的种种说法，使王明和代表团对国民党的诚意极表怀疑。邓一会儿说蒋介石21日有电报同意去南京谈判，一会儿又说蒋介石根本就不赞成；一会儿说南京对谈判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急不可待，一会儿又表示国共谈判必须放在其他什么谈判之后再说。这种情况无疑使王明以及代表团怀疑邓文仪别有目的，因而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不过，这个时候的邓文仪实际上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因为他并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突然变了卦，他甚至压根儿也不知道，蒋介石要他去柏林其实也是虚晃一枪。直到他走了一遭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柏林谈判。这一切都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因为邓文仪随后到柏林后，也并没有见到陈立夫。参见邓文仪著，《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1973年，第70—71页。只不过，蒋介石自己也相当生气，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受骗者。

何以会如此呢？原来，蒋介石对莫斯科谈判的进展最初还是满意的，对进一步来南京谈判也并不反对，因为他确信只要莫斯科在背后施加压力，这种谈判就不难取得成功。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批准邓文仪携中共代表回南京谈判的次日，即1月22日，鲍格莫洛夫就转达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几点意见。鲍格洛莫夫表示，苏联政府希望了解：第一，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南京政府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有具体的抗日计划和抗日准备。同时，苏联政府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据鲍格莫洛夫当天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报告说，就如何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双方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

……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话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历时两小时的会谈有八十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1936年1月22日，《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十九卷，第35—38页，同前引，第227页。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也只占次要位置。但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蒋介石本来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让莫斯科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就范，从而顺利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方面竟一口回绝。这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意味着苏联仍没有放弃支持共产党的打算。蒋介石因此不能不立刻打消了走莫斯科路线的念头。因为，如果苏联方面继续为中共撑腰，让莫斯科介入谈判只会适得其反。这样一来，在莫斯科进行的秘密接触自然也就戛然而止了。

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

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这时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以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做到以下四项：

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

二、开放民主自由；

三、释放政治犯；

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其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这就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改编改制的标准，只能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形式，即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统“统一”到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中去。考虑到共产党这时所坚持的还是平等合作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方式，这样一种“统一”与“合作”，这时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即明确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的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这次接触，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当即返回天津向北方局进行汇报。尽管这次晤谈一无结果，但双方还是交换了通讯联络的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做了准备。

　蒋介石这时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并不只局限于这一条线，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其实只是其众多线索的一头。在南京方面秘密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中，格外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成功的，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这两条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且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由孔祥熙从财政部给了一个“调查员”的名义，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但因一时雪大路阻，董竟在西安耽搁四十余天。董健吾因需要西北剿总通行证进入陕北，曾在西安见到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并透露此番使命，可见于张学良著，《西安事变忏悔录》，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195—1196页。在此期间，张子华也于2月10日左右受覃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张并带有毛泽东和林伯渠的老乡、时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亲笔写给林伯渠的一封信。这封信不长，但内容颇让人寻味，故全文照录如下：

　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

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覃振致林伯渠函》，1936年2月9日。

这封信写于1936年1月，这时距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但国民党上层中团结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扬的情形由此已略见一斑。覃振并非蒋介石核心圈子中人，故其信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亦可知。但信中所谓“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毕竟曲折地反映出，即使在南京政府高层中，这时主张尽快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一致“攘外”者，也不在少数了。

张子华于2月中至西安，恰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二人使命后，董、张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第二天，当时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董、张二人。据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能“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同时，二人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郛、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共产党颇为有利。《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洛甫、毛泽东等电》，1936年2月27日。

由于受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持下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影响，中共中央这时虽已开始采取了灵活的统战策略，基本方针却仍是“抗日反蒋”。蒋介石主动派人来找共产党谋求政治解决，中共中央内部显然还颇多顾虑。但是，中共领导人无疑多半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周于3月2日在电报中提出：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因此，“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各种宣言、通电中的主张，只是应当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等电》，1936年3月2日。

参照周恩来的意见，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于3月5日致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前提要求。这五项条件是：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洛甫、毛泽东致博古等电》，1936年3月5日。

中共中央此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在此之前不久，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刚刚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接触。从张学良提出的条件中，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对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1936年2月2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4页。不过，既然此次董、张所带来的国民党人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没有马上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在接获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的当天，董健吾就与高福源一起立即离开了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并有信托董健吾带给这时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宋庆龄，一面对其慰问红军表示感谢，一面寄去“抗日基金筹集条件一份，收据一组”，请宋庆龄为红军在财政上“大力筹划”，希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举国一致，起而救亡。

　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前往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重新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覃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次日，张子华动身赶往洛川，休息一夜后即转赴西安，然后再乘火车转往南京。林伯渠再复覃振信为近十年来国共两党上层首次直接通信，并且内中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南京政府政策转变将信将疑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曩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级、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唯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兄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伯渠致覃振函》，1936年3月15日。

其实，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先后返回南京，带来中共中央的建议，南京方面谋求接通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工作实际上已告成功。但是，由于双方此时仍旧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董健吾只有口头转述的中共条件，张子华也只有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而中共北方局代表于3月间再去南京，又出示了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一封。致使国民党方面莫衷一是，不知究竟谁真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到4月初，当谌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初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方面才渐渐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方面来。

4.国民党条件的提出

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方面对于停战议和及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一篇自己以陶尚行的笔名公开发表的阐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重要文章。中共北方局希望通过这次接触能够真正摸清楚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在中共方面，基本条件前与此相比至少形式上没有明显变化，不过根据当时红军东征山西的情况，在周小舟带去的条件里又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的内容而已。《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鉴于周小舟带来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亲笔签名的信件，国民党方面开始对这次谈判给予重视。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南京方面五月十五日提出之谈判条件》。

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的形式问题上，字面上较前灵活。而考虑到红军这时东征受挫，但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十分明显地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向北引至靠近外蒙边境地区，以远离中国腹地。由于国民党有情报证明日本即将首先对内蒙甚或外蒙不利，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而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之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等。然而，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弄得曾养甫一时弄不清究竟谁真能代表中共中央。于是，他们不得不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周、毛、彭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致周恩来信。

曾养甫给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的信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第一封重要信件，表现了国民党陈立夫一派人促进国共谈判的一些做法。故全文照录如下：

恩来、泽东、德怀三位先生大鉴：读北平转来大札，得知先生等救国志愿毋任钦迟。国脉倾危，民命垂绝，非集中革命力量不足以抵抗侵略，挽救危亡，此理至明，毋庸多赘。然能深切认识者几人，能深切认识而笃行者又几人？即如先生等，抱救国宏愿，来示所论对负责当局之努力与要求尚多所误会，其他则又何说？此实足以分散革命力量，阻碍民族解放运动之前途。应如何补救，深盼先生等加以研究。国难日亟，愿赋同仇。翘首秦中，毋任怅望。颛复。敬颂 道祺　弟曾养甫启五，十四《曾养甫致恩来泽东德怀函》，1936年5月14日。

谌小岑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但与周恩来不通音讯已有十余年之久，故信中对自己和曾养甫的近况略作了一些介绍。这对了解这两人当时的情况以及他们受命接通中共关系的情形不无帮助。谌信称：他于1932年与几位朋友合作出版《丰台旬刊》，1934年又刊行《劳动季报》，专作劳动运动理论上之探讨。而曾养甫原本北洋同学，十年以来，一直努力于建设事业，颇具规模。“见弟穷困，邀与共事，偶论国势，尚多同感。去冬承委以与兄等交通之责。”鉴于中共领导人在来信中对国民党内外政策颇多指责，谌小岑信中还特别做了具体的解释。称蒋介石等早知抗日之必要与紧要，但因为条件问题不得不暗中进行。“幸当局者尚不为所蒙蔽，抗敌准备进度殊堪惊人。就耳目所及，已足知当局之决心，祛反对者之疑虑。今以训练有素，革命意识坚强之队伍，同有机会散布于全国，取得宣传之方便，自不难化来自农村之抗日兵士为无产阶级之革命队伍。苟能取得此一前途，又何所顾虑。”在他看来，中共“对于经济政策之转变虽有力，实尚不足以唤起举国民众之注意与同情。诚能趁机有所牺牲，促成抗日民族革命之发动，以期伟大之功绩于将来，则兄之成功可立而待也。就愚见所及，所谓‘将来’者，其时期决非久远，一旦抗日之民族革命战争发动，世界第二次大战必随其影响以俱来。倘能于此时促成南京政府加入法苏协定，更联合日本劳动者及朝鲜台湾之反日势力，扩大反帝运动，则日本帝国主义之扫除，指顾间事耳。国内封建势力之肃清，又岂难哉？”《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5月15日。

以曾养甫的身份，能写信给中共领导人已属不易，要其出面对国民党的谈判及政策意图详加阐示，必不能也。在这方面谌小岑则有所不同。谌不是国民党权力圈内的人，更与蒋介石及南京当局者无甚关联，由他来解释南京当局和共抗日的想法，乃至谈判条件，自然较为合适。即使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也容易推脱。故谌小岑在信中特别解释了国民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考虑。

对国民党四项条件中之“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一条，他解释说，此间当局对国共合作完全赞同，但“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

对四项条件中之“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一条，他解释说：“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红军参加抗日必须与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

对于四项条件中之“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一条，他的解释是：“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也就是说希望共产党能够放弃对红军的控制。

对于四项条件中之“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一条，他解释是：红军最好能去外蒙边境，既靠近苏联，又靠近抗日前线，不要留在陕北和国内其他地方。因为“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红军）最好另辟新土”。《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5月15日。

从谌小岑的信和国民党所提四项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时候，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还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国共双方这时提出的谈判条件还相差太远。比较一下双方几次提出的（不包括莫斯科的那一次）可以为对方了解的谈判条件，可知共产党方面并未放弃平等合作的想法，且坚持以保存国共政权与军队为前提，另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而国民党方面则明确拒绝与共产党平等合作，坚持红军必须改编，苏维埃必须改制，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甚至明确要求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并且要派红军“另辟新土”去“察绥外蒙之边境”。

依据“抗日反蒋”的方针，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没有可能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而且因在陕北秘密开展统战工作，逐渐取得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同情，正在考虑实施“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参见《西北大联合计划》，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因此，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和曾养甫、谌小岑两人的信，中共中央的态度显然颇为反感。毛泽东在给前线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宣称：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8日，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但是，反感归反感，中共中央并没有打算停止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至少像周恩来所强调的那样，中共中央始终很重视这“千载一时之机”，坚持要“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充分利用了董健吾、张子华等来往于南京与陕北之间的有利条件，纷纷写信交董、张带往南京、上海等地的国内各界头面人物，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呼吁“居今日之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有信给各界头面人物。

当然，随着1936年春东征山西之战未能达到既定目标，中共中央也已愈加清楚自身实力的局限，故特别明确了以“抗日”为第一位，“反蒋”服从于“抗日”的原则。参见《毛泽东致洛甫电》，1936年4月9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也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因此，国共接触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要视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来决定，中共方面的态度相对来讲应当要灵活得多。

几乎就在曾养甫等提出四项条件，交予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刚刚到达那里的张子华带往南京。函中甚至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小岑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致谌小岑函》，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的这封信，清楚地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对国共两党的接触其实是重视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6月下旬两党代表的交涉，第一次出现了渐趋接近的迹象。

6月下旬，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周小舟等再次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方面面交了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等在研究了国民党5月间所提四项条件之后，提出的对案。对案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中共中央此前关于要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的原则规定。它根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悬殊的现实情况，含蓄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并不计较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甚至也并不反对在将来必要时考虑取消苏维埃与红军之名称，它并且赞成国民党在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占居指导地位。对案称：“在K方（即国民党方面）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即共产党方面）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决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在这里，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一切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很明显地意味着它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与红军的外在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北方局的条件里没有坚持两党必须平等合作的要求，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这无疑使双方的条件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

果然，双方代表在这一文件基础上的商谈迅速取得了进展。经过了几天具体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

一、 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 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

三、 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 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与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 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雪夫工作报告》，1936年7月21日。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的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国民党方面在形式上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且因为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协定，损害中国主权，引发外交纠纷，故前要红军“趋察绥外蒙之边境”一项也不再提起。在共产党方面，则承认了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据此，谌小岑颇为振奋，他在与曾养甫商量后，立即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试图一蹴而就地乘势提交双方领导人，迅速达成协议。

为便于比较谌小岑起草的这个协定与随后陈立夫修改后定稿的那个协定条文，这里不妨将谌小岑起草的新协定的内容照录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之原则下，执行：（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雪夫工作报告》，1936年7月21日。

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谌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但是，不能说谌小岑不了解谈判的技巧。在争取中共代表同意在“谈话记录草案”中承认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之后，他又悄悄地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承诺，仅在“民主政府”这一含混说法下，表示可以允许中共所据之地为特别实验区。尽管谌小岑修改后的条款对于这种集中统一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表述，但其内在含义十分明显，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将必须统一于“中央政府”，即南京政府之下。

但谌小岑的这种曲折表达方式仍不能让陈立夫满意。在谌小岑将此一文件上报曾养甫和陈立夫之后，陈立夫于7月初对此一文件又做了两点重要的修改，并于7月4日通过曾养甫和谌小岑正式提交给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雪夫工作报告》，1936年7月21日。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简单明了地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如此一来，国民党方面就在事实上又回到了此前所提的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条件上去了。

考虑到中共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方面，谌小岑分别将国民党的条件递交给周小舟和刚刚由陕北返回的张子华，再由二人分别转送中共中央。但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这一文件时，并没有说明此件为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说是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往陕北，而是托上海的冯雪峰交人带往陕北，致使此件久未送到。周小舟一件虽然送到，但因周转较多，颇费时日，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只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下旬才见到国民党的这一谈判条件。

5.高层接洽的开始

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下层代表的接触也渐渐反映出双方上层进一步接近的可能性，鉴于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已日渐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谌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反邀周恩来外出晤谈。函称：“黄君（即张子华，化名黄续）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曾养甫致翔兄函》，1936年7月19日。

但是，此时恰逢蒋介石成功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CC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加派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一函邀自告失效。7月底8月初，根据曾养甫的吩咐，谌小岑分别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国民党方面联络电台的呼号密码，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立即与之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谌小岑致函周恩来，对周恩来邀请他“惠临苏土”表示感谢，说明他也有心前往，只因南京方面坚持统一军政组织问题须有初步之商讨，并希望中共方面能有高层代表，如周恩来等，就停止军事行动问题与国民党西北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适当地点，“作一度之会商”。《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8月6日。

大约在此前后，即7月底8月初，此前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十九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也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对于潘汉年此时的身份不能确定，因此潘汉年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故他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

潘汉年的到来，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专门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更加重视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67－568页。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批评中共不该继续实行“反蒋”方针的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前此的“抗日反蒋”方针，同上书，第575页。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进而更加努力地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公开地和秘密地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72－573页。

8月27日，张子华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带去国民党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谌小岑的信件。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

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称：

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唯……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周恩来致养甫兄》，1936年8月30日，见《团结报》1994年5月10日第2版。

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1936年9月1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页。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空气，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信胡宗南、陈诚等，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最所信赖之人”，“能力排浮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信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宗仁等，并附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曾养甫此时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问题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张子华关于与南京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1936年10月18日。同时，他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据曾养甫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

10月8日，谌小岑更进一步来信表示，国民党方面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信称：

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祛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於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於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行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榻以欢迎也。《谌小岑致翔宇函》，1936年10月8日。

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蒋介石还专门关照陈诚，要他致电西北剿匪总部特别叮嘱为周恩来外出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电报只简单地说明了见曾养甫经过，和国民党邀请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谈判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

这时，中央红军与北上的第二、四两个方面已经会师甘北，正准备按照与莫斯科商定的接取援助计划，发动宁夏战役，东渡黄河，北上定远营，接取苏联方面经过外蒙转运来的军事装备。然而，由于尾随二、四方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紧紧咬住二、四方面军不放，使红军难以全力投入计划中的宁夏战役，甚至对整个甘北红军的生存都形成了严重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周恩来此时外出的安全，确信此时举行高层谈判尚不成熟，因此进一步致电广州，说明：

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中共中央致叶剑英电》，1936年10月14日。

17日，负责与南京联络的张子华，来到西安，进一步报告了从国民党方面带来与之通电密码、谌小岑信等。报告称：

一、 粤方请到广州会面，时十月底，我有粤行营护照六张，陈诚曾电西北总部；

二、 与曾订有密码，拟使用剿匪总部电台，待与晏道刚交涉，如不去粤即与伊另订地点；

三、 我可电伊派人来陕接洽会商问题，有无必要；

四、 宁方态度以我党活动、苏区存在及参与国民会议皆无问题，唯军队番号须与南京一致，目的似相当改编。《张子华致周恩来电》，1936年10月17日。

与此同时，19日已奉命赶到上海的潘汉年也有电报来，说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是：“决不能有对等地位的条约”，最好的解决办法即“照收复广西办法云”。而所谓广西办法，就是军队全部接受南京政府的改编，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虽然明知国民党方面条件苛刻，但无论如何，中共中央仍决定先谈再说。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带上《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直接去见陈立夫”。

6.出人意料的成功

所谓《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指的就是8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开始起草的一个正式表述中共方面谈判条件的文件，原“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后因形势改变，改由潘汉年于10月上旬带去上海、南京。该草案很明显地是参考了中共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以及国共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该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 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争，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和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张国寿、徐向前等同志电》，1936年10月11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87—290页。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同上。

与前此中共中央历次所提的谈判条件相比，《草案》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直截了当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军事指挥机关中占据主要领导地位，而且接受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和苏维埃改制的要求。其作为谈判条件所坚持者，不过是要求先行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考虑到蒋介石前此条件的核心就在于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以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不难看出，国共两党的谈判条件又有相当接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进一步突显。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明白告诉冯玉祥，对于同中共的关系，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但他同时也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由此也不难看出，如果关键的军队问题能够顺利解决，服从其指挥，在蒋介石方面，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让步的。

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汉年由沪到宁，没想到陈立夫已由宁飞沪。后经张冲安排，潘汉年急忙于当晚乘车返沪。至11月10日，双方终于取得联络，确定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正式商谈。据潘汉年随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谈判结果与原来设想大相径庭。

据潘汉年报告说：他10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立夫晤谈，并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致蒋介石的信亦顺便交他。陈立夫一上来就问：你是代表周恩来个人呢，还是代表中共？潘汉年当场回答说，我是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立夫紧接着要潘汉年先将中共方面的合作条件告诉他。潘汉年于是便根据《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讲了一个大概，之后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立夫当场表示，既然中共方面表示要开诚合作，那么我也就好提任何条件了。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亦可按才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第三，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立夫特别强调，他的这个答复意见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并不是他个人的。

潘汉年听后当即提出异议，称：这怕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以后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会有如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怕不大合适。陈立夫对此解释说：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有所成就。但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商，保留军队数目的问题或还有商酌的余地，比如可以考虑从三千扩大为一万之数。

鉴于双方立场相差太远，潘汉年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之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对此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总之，他告诉潘汉年：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周)有电给养甫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之华带着护照一起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所提条件不致太苛刻也难说。

蒋介石一下子把谈判要价提高如此程度，根本上是受这个时候西北军事形势的鼓舞。从10月中旬开始，红军为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而实施了宁夏战役。作战部队因国民党中央军由南向北的急速推进受到严重牵制，以致红军主力一部西渡黄河之后，大部队竟被阻隔在黄河东岸的甘北地区，并陷于与国民党中央军的激战之中。整个战役到10月下旬已告失利，不仅红军被截为两段，而且甘北红军主力因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步步进逼，回旋余地日趋狭小，粮食、被服、弹药均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眼看有被国民党中央军吃掉的危险。这一形势的出现，自然让蒋介石欣喜若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谈判，蒋介石当然会提高要价了。

对于西北军事形势的这一变化，潘汉年并不清楚，因此，他对国民党方面提高要价十分不解。11月11日，潘汉年将陈立夫的建议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也对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表示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刚刚得到从广州回来的张子华的报告，报告丝毫没有显示国民党方面要价陡然上升的情况。相反，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曾养甫所提这四点，与中共中央起草的那个《草案》相比，有一明显不合之处，《草案》坚持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其党政组织仍得保持独立；而曾养甫所提，则必欲变更红军之组织。但是，考虑到目前形势，中共中央已明确表示可以就此做出让步，即“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甚至可以从《草案》再让一步，即“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中央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13日。但绝不能接受陈立夫目前所提条件，那就不只是红军改编、个别变更红军组织的问题了，简直就是要收编红军，根本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事情谈到这种地步，自然不可能再谈下去了。因此，中共中央不能不表示，照目前彼方所提，周恩来去也无益，因为即使周恩来出去也“无法接受”。《中央致潘汉年电》，1936年11月22日。

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后，很快又与陈立夫进行了商谈。根据张子华转述的条件，潘汉年指责陈立夫等人出尔反尔，但陈立夫明确否认他们曾请张子华传达过类似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并说他自上次谈判后，已去洛阳见过蒋介石，希望蒋在保留红军人数上能够有所松动，但“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就此进一步报告说：陈立夫坚持，军队问题不先解决，无从讨论停战问题。潘提出，曾养甫先生转告我们的合作办法，有关军队一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陈立夫明确讲，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潘汉年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11月21日。

鉴于谈判陷入僵局，热心于国共折冲的CC派骨干张冲，于当晚10时去找了潘汉年。对他解释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三千人的问题，可能理解上有误会。其实蒋所说的保留三千人，指的是将多数红军部队交南京方面编遣的同时，还可有三千人保留红军番号。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又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称：“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潘汉年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因此明白在这种条件下要想谈出结果也是枉然。因此，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中共中央即接连两电至潘汉年，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我方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如不能达此最低限度目标，则只能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因在蒋介石尚有剿灭红军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东、天致小开电》，1936年11月22日；《中央致汉年同志电》，1936年11月28日。

11月21日，经过精心部署，在张学良东北军王以哲部秘密配合下，红军在甘北最后一块可供回旋之地终于找到机会给了国民党中央军一次沉重打击。在一个叫山城堡的地方，彭德怀指挥的红军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整旅。这一仗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停止了进攻，它显然也促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想要乘机一举收编或者消灭红军的想法。12月初，陈立夫再度主动找与潘汉年谈判，开始明确表示红军大部目前可以不交南京编遣，仍实行改编，人数可以保留至三万人，但其他各点仍欲坚持。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显然，山城堡一役的胜利使中共中央相信，他们在军事上是能够继续打胜仗的，因而决心蒋不让步，我不妥协，“不惜以战争求和平”。《毛、周致李毅电》，1936年12月10日；《毛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9—620页。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中的大规模剿共计划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力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红军的人数等问题，但确定了通过红军改编的形式，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的意向，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解决中共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在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面中，他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周恩来对他的承诺。在周恩来承认“统一中国，受他（蒋）指挥”的条件下，蒋亦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25日，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页。

至此，自1935年底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于一夜之间达成了妥协。南京方面被迫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第二章 “收编”与“改编”之争

经过1936年的两党秘密接触，特别是有了蒋介石对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当面承诺之后，1937年国共双方自然就开始了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艰苦谈判的过程。如果说，在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前，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国共两党谈判达成过真正的妥协，那么，1937年的这次谈判无疑要算是他们以后历次谈判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次了。因为，正是由于这次谈判，这两大敌对政党和两大敌对的军事力量，捐弃前嫌，实现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但是，如果说有哪一次国共两党的谈判为以后的国共关系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那么，1937年的这次谈判无疑也是最让世人困惑不解的一次妥协。人们甚至至今还在争论，究竟这次谈判对两党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

1936年12月25日，随着张学良亲送蒋介石飞洛转宁，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此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不仅使得因事变而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顿时缓解，而且使得蒋介石大规模围剿红军的计划被迫停顿下来。于是，整个国共关系也迅速出现了转机。

由于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亲口许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宋子文及宋美龄又代表蒋介石在与西安方面谈判中接受了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在内的各项政治条件，共产党人在事变后对形势估计一度变得十分乐观。周恩来等明确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部的形成；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1936年12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75页。他并且相信，蒋介石必会实践诺言改组政府，故应立即“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和以宋子文为首的“过渡政府”登台后，“我方去沪人选及所要接洽各问题”。《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9日。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回去后立即发表了一个“对张杨的训词”，否认自己在西安做过任何妥协与承诺时，感到十分意外，以致迅速由毛泽东出面发表不满声明，公开了本应代蒋保密的承诺条件。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见《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7—239页。这个小小的插曲，充分显示出两党上层这时都对双方关系的这种急剧转变准备不足。所以，事变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能够按照他与蒋介石在西安所约定的那样，很快赴南京去就红军改编问题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相反，事变结束不久，因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予以惩处，西安和南京之间重又处于剑拔弩张之中。中共和红军与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已结为“三位一体”，自然也不能不积极作战争准备。

1937年初，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在关押了张学良之后，转而开始逼迫与张学良一同发动事变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引咎辞职，意在借机夺取对西安及西兰大道沿线地区的控制权，并拆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军事政治联盟。为此，蒋介石特命顾祝同来陕处理善后及改编事宜，并派大军以演习为名再度向西安进逼。《何应钦致李默庵电》，1936年12月31日。一时间，西安空气骤然紧张，中共中央明确认为，这是南京方面“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的诡计，其目的显然在摧毁西北的半独立局面，使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相互隔离，“然后慢慢宰割”。《洛甫、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2，5日。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所形成的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局面，避免被南京各个击破，中共中央一方面电令潘汉年速与陈立夫接洽，说明自己反对内战之立场，一方面则全力争取“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拥蒋迎张”为口号，联合东北军、西北军积极备战。

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罢兵而归，南京政府已难以再次兴兵讨共了。而且，控制着陕西和甘肃大部分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三位一体”，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除非首先瓦解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政治联盟，否则南京政府也没有重新讨共的可能。但要瓦解西安方面的军事联盟，就必须要尽快解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善后问题，而在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多数将领态度激烈，一向对蒋心存疑虑的杨虎城又控制着西安军事大权的情况下，任何过于强硬的做法都适足以发与西安的全面战争。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得不一面大军压境，虚张声势，一面暗中积极活动，转而拉中共保持中立，以破坏西安方面的抵抗决心。为此，蒋介石到南京之后不久就告诉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立夫要其明确告诉中共代表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于双方谈判之进行”。他并委托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转见《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4日。

根据陈立夫的提议，潘汉年于1937年1月8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到达潼关，当晚独自进入西安，向在西安的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托张冲转告的三项意见。即：（一）张学良须留京工作；（二）西北问题政治解决；（三）周恩来可到奉化见蒋，继续前在西安的谈判。

但张学良的被扣，已使中共方面对蒋之谈判诚意多少有些怀疑。还在4日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转述蒋介石、宋子文责备中共不该宣布西安协议时，毛泽东即表示，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的是南京政府，主张除非南京政府顾全信义，“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否则“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因此时“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毛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5日。故张冲此次西来，并未能使中共中央改变认识。周恩来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托潘汉年带去致蒋介石信函一封，内称：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率全力为先生助也！《周恩来致蒋介石电》，1937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仍是寄希望于能够巩固西安事变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三位一体军事政治联盟，因此，在西安与南京的关系上，他们这时同样坚持拒绝中央军入陕，主张要“真正的硬一下”，支持杨虎城采取较强硬的立场，以争取使张学良回陕，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转见《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这时对南京所提方案，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三方的共同要求。杨虎城这时的方案主张：

一、西安行营应以张学良为正主任，顾祝同、杨虎城副之，或设陕甘绥靖公署，张正杨副，行营驻洛阳；

二、除潼关、华阴一带外，陕甘各地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及红军分别驻扎，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水地区，十七路军驻洛川、韩城、华县、泾阳、西安地区，红军则驻延长、延川、延安、淳化、庆阳地区，并一部驻陕南商铭，一部驻甘肃凉州。转见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对于西安方面的主张，蒋介石自然不能同意。据其对张冲所言，陇海路系国防之命脉，中央已投资一亿元以上，今年即可接通新疆，一旦对日作战，它就可以接取苏联之援助，故中央军非驻陇海线不可。同样，西安为陇海线之枢纽，并为黄河一带对日抗战之后方根据地，行营也非设西安不可。但为便于西北问题之解决，蒋介石显然试图利用共产党渴望和平的心理，促使中共对杨虎城等发生影响。因此，他一方面表示同意红军驻延长、延川、延安、淳化、鹿县、庆阳及凉州等地，只不同意驻商铭；一方面则扬言，红军如确能“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主任接受中央建议，中央当视同一体，驻在上述地区并参加政权，均可商量。否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20日。

蒋介石这时给杨虎城的建议包括两个方案，即（甲）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除少数外，全部移驻外县；（乙）东北军调往豫皖，十七路军移驻甘肃。1月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要求杨虎城放弃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设想，并明确告诉杨虎城，这已是他最后的忠告，张学良不能再回陕甘，杨虎城必须在25日中午以前决定是否接受其建议。转见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

扣押张学良，是蒋介石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的至为关键的一着。由于张学良被扣，西北三位一体中最为强大的东北军已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西北之统一战线已受到极大削弱。加上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中央军又大兵压境，东北军与西北军内部更加分化和矛盾。故中共中央虽一度强调，要求张学良回陕与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目前不应让步”，相信“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周恩来等在西安的领导人却渐渐看出：此时作战“胜的把握少，各方响应少且迟”，结果东北军、西北军仍将分化。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终于逐渐改变态度，决定“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接受甲案。不过，毛泽东等对此仍多少表示怀疑，担心“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他坚决要求蒋介石写一亲笔信来，保证：

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停止剿共，发给经费；

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以解决粮食困难；

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毛、周致汉年电》，1937年1月21日。

1月22日，在得到共产党方面同意接受蒋介石建议的电报后，宋子文即以蒋介石的名义面告潘汉年，如红军能够协助西北善后，则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均可顺利解决。据潘汉年报告宋子文所谈条件称：

一、如红军能迅予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统一计划，不再阻挠统一，则西安事解决后，定当联合抗日，给养补充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中央军继续进攻？

二、防地仍照原议，只能驻陕北一带和凉州以西，给养困难西安方面暂由杨虎城接济，陕南部队可由我方协助；

三、对马部已下令停攻，未见服从；

四、至保证书事，蒋先生谓何必多此一举，一切概由宋子文转达亦即证明。 《汉年致毛、周同志电》，1937年1月22日。

但对于宋子文的答复，中共中央并不能满意，毛泽东于当日即复电潘汉年，请他坦率地告诉宋子文：“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伙食费，每月也需五十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绝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鄜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官兵久住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铭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洵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栒邑、淳化、中部洛川、鄜县、甘泉、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预旺等十五县三镇。”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防地请再增神木、府谷、葭县，连同河西、陕南部队及地方武装与游击队，经费每月至少要一百二十万。显而易见，考虑到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盟已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日后有一个足够的生存环境，中共中央明显提高了谈判的具体要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时担心的主要只是“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中已有这样的话，即“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持反对之”。《毛、周致汉年电》，1937年1月22日，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页。

这时，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1月20日发出的重要电报指示，并于2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项指示明确批评中共中央事变后错误地把在西安时与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对抗南京的联盟。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联合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只有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基于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来自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人的多方表示及许诺，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其表示愿与蒋一道反对一切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说明其与南京的妥协方针已经确定。但问题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既然是同盟关系，国共关系的和平解决就不仅仅是两党之间的问题，它必须取决于西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即要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必须首先和平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盟友于不顾。因此，从整个和平的前景出发，中共中央不能不开始改变此前在西安与南京关系上“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的态度，决心推动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了。

要推动西安与南京妥协，就不能继续坚持争取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未来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中共中央仍旧试图使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因此，在西安与南京的谈判当中，周恩来明确主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应接受南京提出的甲案。既然必须妥协，这一提议自然容易让在陕西有着重要利益的杨虎城等人所接受，只是要劝说多数东北军干部接受却不那么简单。对于东北军的上上下下来说，这时最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接受什么样的妥协方案，而在于张学良能否回来。直至1月25日蒋介石所定的最后期限来到之时，顾祝同在潼关就张学良问题给西安方面的答复仍坚持不允张回，只是表示张学良的出处问题一定设法解决。鉴于蒋介石坚持扣住张学良不放，而与南京妥协已成必然之势，东北军内部截然分为两派，最让中共代表为难的是，恰恰是大批过去积极主张联共的少壮派军官坚持要以救张回陕为第一条件。这使得周恩来等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要劝说东北军干部接受妥协，就包含着要劝说这些少壮派军官准备接受在张学良暂时不能回陕的情况下与南京妥协的事实。按照周这时电报所说，他们虽“苦口斡旋”至“舌疲唇焦”，也只是做到“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为此，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反复致电南京，要求蒋介石允许张学良回陕一次，或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8页。

针对中共中央的去电，宋子文两度接见潘汉年，说明允许张学良回陕实无可能，要蒋写信作保也难办到，但至少他个人愿意代蒋担保和平后不致有战争，请红军放心。27日，张冲也来电再度说明：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臣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允许。

（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丙）派人参政事，蒋先生亦已允诺。

以上几项均为中央苦心维系和平之诚意，予贵党以转圜之时机，取舍进退，望先生等明断。请当机立断，勿再犹豫，速予复知。《张冲致毛、周先生电》，1937年1月27日。

事已至此，中共方面已难有太多选择。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等不再犹豫，联名致电在西安附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认为：“无论从哪一方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各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六期。这时，恰好顾祝同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安方面务必在27日做出最后决定接受南京方案，否则即宣布谈判破裂。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9－150页。据此，周恩来在西安向杨虎城等明确提议：应当接受甲案，至于张学良问题可考虑要求允许张学良在西北问题解决后随顾祝同来陕一行。不想，西安方面多数干部因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而情绪更趋激烈，坚持“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经周恩来反复做工作，也只达到接受甲案，但须宽限十日，必须等张学良回陕训话，并允许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时给以名义。即使张学良当日也来电要求西安东北军将领“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持误事”，西安左派军官的激烈情绪仍不能得到丝毫缓解。由于考虑到整个东北军中下层基本上都掌握在左派军官的手中，周恩来相信，要保持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同盟关系，就必须依靠这些左派军官，因此他坚请中共中央考虑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同进退的问题。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410—412页。经过再三讨论，在西安附近云阳和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在友军坚持在张学良回陕一次问题不让步的情况下，准备与友军一同作战。但出乎周恩来意料之外的是，当他劝说杨虎城及东北军干部同意于2月1日起开始向甲案指定的渭北地区撤退，同时南京方面也同意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复权就职和回陕训话的要求之后，少数少壮派军官竟因反对主动撤退而发动了向主和将领夺权的“二二”事件。“二二”事件中王以哲将军等人惨遭杀害，结果主战派反而自陷孤立，东北军因此发生严重分裂。不仅张学良回陕训话成为不可能，而且原本就对激烈派相当反感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乘机大举清除了部队中的激烈分子，马上要求另按南京前提之乙案，调离陕甘是非之地。如此一来，东北军便与中共和红军分道扬镳了，所谓西北善后问题也就此告一段落。

2.最初的妥协与协议

还在东北军、西北军开始根据甲案向指定地点集结时，中共中央已经应南京方面的要求开始撤退陕南的红军了。考虑到西北善后已基本实现，国共关系问题开始突出，共产党与南京方面都开始更积极地准备正式谈判。2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邀请张冲来延安“商决各种合作问题”。5日，张冲亦代表蒋介石欢迎周恩来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前“来杭面晤”，他并表示将亲来西安迎接周恩来前往。不过，三天之后，蒋介石还是打电报给这时即将坐阵西安行营的顾祝同主任，要他先与周恩来“商得大概”。电称：

对恩来除多说旧感情话以外，可以派亲信者间接问其就抚后之最低限度之方式，与切实统一之办法如何，我方最要注意之点，不在形式之统一，而在精神之统一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也。简言之，要其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不做赤化宣传工作。若此点同意，则其他当易商量。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262页。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宋希濂部开入西安。9日，顾祝同及行营也来到西安。张冲及潘汉年也同日到达。10日，张冲首先与周恩来进行接触。张冲当面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这就是：

（甲）先按指定区域调防、派驻联络人员并予以接济；

（乙）然后将苏区改为特别区，试行社会主义；红军改编为国军，维持原有领导，但加派政训工作联络员；各边区武装则编为地方团队。《周致洛、毛电》，1937年2月10日。

至于接济，张冲表示至多只能六十万。对此，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答称：目前与顾祝同所谈只是交换意见，因顾祝同不能解决基本问题，改变制度名称是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故仍须见蒋方能解决。而对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应编四个军十二个师组成一路军，照中央军待遇，如目前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百万。否则，须送粮百万并增加清涧、宜川、中宁、预旺四县驻防贷粮。第二天，双方再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地10日关于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精神进一步做出明确表示。周说明，中共中央的主要意见如下：

一、共产党过去被捕人员应分期释放，以后不再逮捕和破坏，到适当时并应公开；

二、共产党今后不再实行暴动政策与没收地主土地，而实行抗日纲领；

三、同意苏区政府取消改特区，实行民主制度；

四、同意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其番号、编制、饷额、补充照国军待遇，政训处派人联络，但军官保持领导不变；

五、其他边区过千人者集中陕甘，千人以下者改为团队；

六、中共政府及军队代表应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或军委会，但暂不参加政府。《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剑英电》，1937年2月12日。

同时，周恩来再次提出增加金积、灵武为防地，并主张以中宁等地与陕南交换。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主要包含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即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开放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纲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85－386页。

毫无疑问，这一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对于国共双方达成最终谅解，具有重要意义。

1月12日，周恩来与顾祝同进行正式磋商。在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之后，双方很快达成一项协议草案。规定：

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土地政策，坚决实行御侮救亡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允许分期释放在狱共党，不再逮捕和破坏，并容许其在适当时间公开；

二、苏维埃制度取消，现时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受国民政府或西安行营管辖，实施普选制度，区内行政人员由地方选举，中央任命；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人员编制饷额和补充，照国军待遇，其领导人员，由其推荐军委会任命，其政训工作，由其自做，但中央派少数人员任联络，其他各边区赤色游击队，编为地方团队；

四、共党得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

五、该军得派代表参加国防机关；

六、希望三中全会关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能有进一步的主张和表示。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262－263页。

双方一致同意以此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基本办法，并进一步就驻地及给养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顾祝同于13日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此一协议草案的内容，并称：如此一基本的办法一时不便施行，“拟请定一临时办法即暂划一地区俾其驻扎，每月酌予接济”。至于接济数目，顾祝同在电报中称，据云以中共现有全数官兵，每人每月至少7元以上不能生存。同上。

对于国共两党代表在西安这时达成的这一协议，双方似乎都不十分看重。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说，即使现在蒋介石同意他去南京，也“一时谈不得结果”，因为蒋介石“始终不承认国共合作，而看做红军投降，似无共产党独立地位”，因此，他主张不抱幻想，反而应降低交涉规格，派刘伯承来与其旧交顾祝同的参谋赵启禄具体商谈临时防地与接济办法。而蒋介石也确如周恩来所料，因为他成功地解决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问题，使红军再陷孤立，因此暗下决心要把“共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反民族的主义”，“根绝净尽”。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第192页。距离2月8日他指示顾祝同只要中共不做赤化宣传，一切都好商量的态度相比，仅仅过了一周左右时间，他的态度已明显地强硬了许多。他明确认为，政治问题已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军事问题了，现在应当做到“编共而不容共”，以控制中共军队为第一位。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265页。在2月16日给顾祝同的复电中，他明确告诫顾祝同：

对于第三者（指共产党——引者注）处理方针，不可与之说款项之多少，只可与之商准留编部队人数之几何为准。当西安事变前只允编三千人，后拟加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数尚未与之明言也。今则时移情迁，彼既有诚意与好意之表示，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其余人数，准由中央为之设法编并安置。但其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亦皆应由中央派充也。此仅对军事而言。至其他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另议可也。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5年，第264页。

要让共产党接受蒋介石这样一种条件，这时就连顾祝同也颇多怀疑。因此，在顾祝同接到蒋介石16日的电报之后，直到19日他才派其参谋赵启禄约刘伯承谈话，言语间闪烁其辞，说是据何柱国转达口信和蒋鼎文电话，知道蒋介石希望中共能转而信仰三民主义，及军队只编一万五千。而到第二天夜，赵启禄不能不再度拜访刘伯承，又一次非正式地告诉刘，经何柱国之传话和蒋鼎文的电话可概括为三点提议，即（一）党取消，都信仰三民主义；（二）特区实行民治；（三）红军编两个师八个团一万五千人。不难想象，这种提议自然要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感。尤其是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正式提出所谓彻底取消红军与苏维埃政府，根本停止赤化宣传及其阶级斗争的解决共党问题“最低限度之办法”，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33－434页。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

2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进一步谈判方针，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这就是：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组织，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至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辱骂及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参见《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3—354页。

同时，周恩来亦准备于不得已时对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并且主张，在无法妥协时应以断然行动自动取消苏维埃及改变红军名义与编制，使国民党骑虎难下，争取主动。

共产党的反映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26日，张冲于见蒋后又受蒋命由南京飞返西安，再度参加与周恩来的谈判。在次日的谈判中，张冲首先即转达了他向蒋介石汇报后所得印象。据他说，蒋介石的意见大致如下：

一、共党服从三民主义；

二、政治犯分批释放，共党现时秘密，宪法公布后公开；

三、特别区因与中央法令不相合，可名行政区；

四、国民大会共党代表人数俟周恩来来宁后商定；

五、对各党派不歧视，周恩来来时可带来加入政府做事之共党人员名单；

六、国防会议俟组织后共党可参加；

七、政治问题已相距不远，周恩来与顾祝同将军事问题大体商定后即可去宁，至改编人数可加倍，两师八团可改为三师九团。《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27日。

张冲明确告诉周恩来，他此行见蒋政治上可以说相当成功，且三中全会秘密讨论数年内收回冀东察北，恢复华北主权案；积极外交联合英、美、苏案；准备以一年为期加强国防案以及容共案，说明目前南京抗日容共的空气已经展开，正是双方妥协的大好时机。至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之类，措辞确有不妥，“尚希谅解”。但至少国民党内取消共党的意见已经失败，蒋也认为目前两党间政治问题已“相差不多”，只要军事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两党谈判即可告成功。《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2月27日。

张冲带来的消息无疑让周恩来感到宽慰许多。周报告中共中央说：据张所谈，一切均趋好转，容共之基已定，唯军事上须与顾祝同商办，恐拖时日。但据张说，他已明告蒋介石，红军人数确实较多，原来两师八团的编制确无法解决，因此蒋介石已表示人数加倍亦无不可，可改两师八团为三师九团。故张冲认为，最后谈到编三四个师估计问题不大。

鉴于蒋介石已同意红军改编人数可由两师八团改为三师九团，这样一来改编后的红军人数可以较国民党原方案几乎增加一倍以上，周恩来相信双方的谈判又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周恩来当即表示：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决议的某些措辞，中共将保留日后声明的权利，但双方今日确有政治上的接近与成功，故希望国民党不要怕红军，应看到红军是可用以促成全国统一团结及努力抗战的力量。周恩来同时称：国民大会人数及组织选举法须赴宁后再商；至红军改编，若番号名称易于刺激，可以考虑将军改为师，只是总人数不能差得太远，且应首先裁减老弱，改地方部队为团队，先发遣散费。次日，双方再谈，周恩来更具体地提出红军改编六个师，每师三团，总指挥部在外，至少六七万人的建议。但张冲“极诚意”地告诉周恩来：蒋介石一味压缩编制，并非轻视红军，只是无能为力，怕其壮大，故估计最多只能编四个师四万人。由于双方在部队编制及人数上相差甚远，周恩来自然只能表示无法接受，因而依据原定方针转而托其先代为解决临时接济给养及河西、陕南部队问题。同上。

张冲与周恩来的这次谈判，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意图有了较深入的了解。由于这个时候双方谈判的焦点已集中到核心的军队问题上来，军队的编制与人数自然至为关键。红军前此三个方面军加上地方部队，人数确有六七万之多。但因此时红军西渡黄河的两万余西路军大部失利，红军实际人数只有四万人左右，接近国民党可能接受之数，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决定再度调整谈判条件，不提过高要求，以利谈判成功。3月1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

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57页。

由于中共中央转而同意限制改编红军人数不超过五万人，双方在军队人数上分歧已渐趋接近，这无疑使得两党谈判有了迅速突破的可能。于是，双方军事谈判开始急转直下。

1日，顾祝同、张冲与周恩来正式商谈，同意先接济三十万元，并允许为正在困境中的河西及陕南部队送款。对于改编数，周恩来提六师二十四团，顾祝同答应三师十二团，张冲则私下建议四师十六团，主张其余两师改为两个徒手工兵师，由经委会出钱修路。张冲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共中央赞同，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因此，“红军主力编为四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的可以接受，把红军数目夸张太大，使对方恐惧，对于我们亦不利”。《洛、毛致恩来电》，1937年3月3日。

3日，南京方面复电顾、张，只同意三师九团。4日上午顾、张商量改为四师十二团，随即由张通知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并与张就军事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一、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选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容四万余人，四师并设某路军指挥部；

二、将现有红军中精壮者选编为两个工兵师，计容两万余人，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总指挥部的直属队；

四、原有红军的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经费另定；

五、原有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结束；

六、原有红军的医院、工厂保留；

七、编余老弱残废由中央负责解决，给资遣散；

八、以上各项经费由中央统筹。《周恩来关于与张冲谈判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3月4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

4日，顾祝同、张冲将以上结果电告南京，但南京次日复电仍坚持三师九团。5日，顾、张联名再电，至6日午始得复电同意十二团之数，但仍只允编三师。当日张冲与周恩来再谈，张冲提按国防师编三师六旅十二团，每师可编炮兵、交通、特务各一营。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明确表示不满，并且当面指责张、顾失信。这使得张冲颇感焦急与不安，他再三解释，每师两旅四团另加炮兵、交通、特务三营，加起来亦等于三师十六团之数，同时一面致电蒋介石要求批准，一面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请求谅解。实际上，周恩来谈话之后也已意识到“编国防师（一师两旅四团）确较编整理师一师三团为好”，因整理师四师“在装备组织上，恐不及（国防师）三个师”，何况国防师每师一万二千人，加上总指挥部四千人，三师已达四万之数。据此，周恩来致电中央建议接受此项条件。《周恩来致毛、彭、任电》，1937年3月6日。

同日，张冲也直接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张闻天，说明：“和平谈判已大体就绪，唯人员编制一事经反复磋商，终因弟方局限于环境，不允多编。顾主任只能编至十二团。……张冲现多方调处，特向诸兄提出两案。第一案编三个师，每师两旅四团，另编师直属炮兵、特务、交通三营，实等于一团。总指挥部设特务团。如此可以十六团之数。第二案编四个师，每师三团，师直属队如第一案，总部直属队只编一营。如此亦可合十六团数。两案以何者为宜，务请迁就大局，择一见复。以便恩来兄能早日赴京商讨大计。”《张冲致毛、朱、张先生电》，1937年3月6日。而实际上，据周恩来当天转报蒋介石给张冲的指令，蒋连十二团之数都不同意。《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剑英电》，1937年3月6日。

经研究，中共中央虽考虑到红军分为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西路军，编四个师较理想，因而仍主张争取编成四师，但毛泽东给周恩来复电时也表示：“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毛致恩来电》，1937年3月7日。至此，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进行的谈判大体上告一段落。

8日，周恩来、叶剑英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会谈，决定将1月来之谈判结果由周恩来形成文字，然后通过电报报告给蒋。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政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其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四、政治方面请求参加国民大会。

五、军事方面请求参加国防会议。

乙、改编问题：

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

二、在三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

三、红军原有之骑兵三个团及一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拟编骑兵一个团。

四、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

丙、善后问题：（略）《周恩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37年3月8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24—426页。

3.周恩来的杭州之行

这时，南京方面已推翻先前之“甲案”，迫使东北军同意调往豫皖，并开始压迫杨虎城去职，西北之三位一体实际已不复存在。同时，由于共产党方面经济窘迫，按月接受国民党提供之经费、粮食、车辆等帮助，加上谈判进展顺利，共产党让步大，国民党方面某些人自然颇想趁热打铁，把已经进行至半的改编谈判名符其实地搞成“收编”谈判。蒋介石也指示编后军队中须加派副佐人员，政训工作应派人参加。因此，顾祝同与贺衷寒于两天后即将原议大加修改，使之明显具有收编性质。新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请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其在适当期内公开各节，可面报领袖候核。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编军队，指定现在之地区，遵照地方行政区之规划，执行中央统一政令，其行政人员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三个师（编制如附表，一四二四人），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

子各级军政人员第一步得由部队长保荐呈请军委会任命；

丑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

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 同回部队工作；

卯现有骑兵改编问题及设指挥部一节，候请示后再定。

四、请求参加国民大会及国防会议，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五、部队改编后应积极整理，以备国防上需要及随时调动至前线参加作战。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周、叶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刘、张电》，1937年3月11日。

国民党方面的反复使周恩来深感不满。依照新的条文，不仅苏区将被一分为三，民选制度不能提，就是军队指挥、人员任用等中共也失去自主，编制也被压至三万，这无论如何难以让共产党人接受。甚至张冲也觉“太不够格”，一再劝顾祝同不要太苛刻，但顾祝同坚持行政区按省划分，指挥机关只能设临时的，副佐及政训人员一定要派。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特别是军事领导人相当愤慨。为此，中共中央召集了专门会议，决定要求周恩来采取强硬立场。中共中央电称：“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三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三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一万五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九千人。”同时，“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等，“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中共中央的电报还主张停止西安谈判，“要求见蒋解决”。《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方针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2日，见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27—428页。13日，中共中央再度经周恩来转电张冲：“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移出“周提十五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中央书记处致恩来电》，1937年3月13日。

14日早，周恩来得到中共中央来电，直接抄送顾祝同和张冲，并准备立即返延。中共中央此举顿时使西安的气氛紧张起来。顾祝同不得不请张冲转告周恩来，称“此事实为贺（衷寒）所弄坏”，要张冲根据原案再谈，张冲也来向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停止西安谈判的指示明确加以拒绝。周恩来称：“贺案作废固好，原案做基础我方仍有意见。”如每个国防师人数至少一万千，骑兵要求一个团，地方武装人数亦应有规定，河西问题须有办法，等等，这些均须回延讨论。《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3页。当然，为使对方不致引起误解，在顾祝同的坚持下，周恩来仍于15、16两日与顾、张等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之后，才返回延安。

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后，于19日携中共中央已经草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20日，周恩来将该文件示以张冲，它包括中共方面承认之十条与要求国民党之五条，其主要为：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

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

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

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

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四万三千人。

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

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

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使共产党亦能参加。

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37年3月16日；《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429—431页，第447—453页。

对于中共中央之新方案，张冲自然感到难以接受，但为便于使周恩来面见蒋介石起见，张冲劝周恩来不必把新方案全文拿给顾祝同看，以免因顾祝同不满而走不脱。因此，当日见顾祝同，周恩来只是反复强调河西问题，对这一新方案只概括为如下五点告之，即：

一、陕甘宁行政区可改为边区，民选改为地方推荐。

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见蒋后定。

三、总部目前不能提临时的。

四、派副佐人员目前甚困难。

五、政训人员只能谈到联络。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20日。

此时，因蒋介石有电约周赴沪，故顾祝同已不加留难。蒋电称：“请约恩来兄廿二至廿五日到沪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蒋中正致长安顾主任转张冲同志电》，1937年3月16日。

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飞往上海，并很快转赴杭州，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开始谈判。

24日，周恩来先将中共对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蒋介石。25日，周恩来再晤宋美龄，又向后者提交了带去的中共十五条书面意见。次日，周恩来得以面见蒋介石，特别声明中共愿意：“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但周恩来同时强调：“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二、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因此有些问题必须声明和解决，如：（一）苏区改成边区（十八县）；（二）红军改编三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四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三、以后一切都预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对此答复说：这些小节不成问题，即使未谈好，也坚决不会再打。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几个月后可以参加。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惟为应付各方，须由中共推一南京方面的人充当正的，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军队可以成立四万余人三个师及考虑设总的指挥部。接济粮食等等，均可告顾祝同解决。他决不会派人破坏，只是联络而已。蒋介石特别谈到过去的两党合作，称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均应检讨，要保证永久合作，就要不只图目前，而且要计及将来。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只要坚守新政策，必能达到成功。但他要求中共不必说什么国共合作，主要是与他个人合作，他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能够说话算数，做到与他永久合作。因此，他特别突出强调了纲领与领袖两个问题，特别是共产党组织与蒋介石个人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如何服从蒋的问题，要求中共中央商量出具体办法，然后再派周恩来出来见他。《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3月30日。

3月30日，周恩来返回西安，随即回延安汇报了杭州谈判结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4月9日，周恩来直接致电蒋介石，称：“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会毕即南下晤蒋。同时，考虑到蒋介石的建议，中共中央开始草拟《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并讨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显然，在中共中央看来，国共谈判已开始接近于最后的成功了。

4.从西安到庐山

4月15日，蒋介石在久未得到中共中央方面的消息之后，再派张冲回到西安，催促中共中央迅速弄好“双方合作纲领及编制人事等”，“勿拖延”。但这时正值中共河西部队全军覆没，中共中央因蒋介石、顾祝同等言而无信颇感不满，以致顾祝同不得不百般解释，表示“弟心力能尽之处始终无不竭尽绵薄”，希望“贵方诸同人仍本初衷，体念全般，顾全事实，勿因局部关系而于无可奈何中多生愤慨”。《顾祝同致周恩来电》，1937年4月19日。据此，经过反复交涉之后，周恩来才于26日又返回西安。

28日，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会谈，顾祝同极重视改编问题，希望5月10日左右即可解决。周恩来则表示，和平基础虽然已经确定，但仍须将共同纲领加以确定，延安方好发表宣言与名义，并开会解释，此事往返时间较长，改编至少要在6月才能开始。并且，红军的人数必须达到四万五千可能还须面见蒋介石才能解决。周恩来同时将《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了顾祝同。当日，顾祝同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明了这一情况，周恩来也于同时打电报给蒋介石询问见面时间。

5月3日，顾祝同和张冲根据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与周恩来再度进行商谈。顾、张表示，共同纲领不论由何方提出，均非一时所能解决，故应由共产党首先发表宣言以便5月中即可实行改编。顾祝同称，关于这一点其实是蒋先生的意思，中共无论如何要接受这一提议并让他事先了解中共宣言的内容，否则他难以答复蒋先生。对此，周恩来认为，“如与商妥纲领，发表宣言并非难事，否则无所根据”。中共中央也于5月5日指示周恩来：“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说，如他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3页。

这时，国共双方在政治方面实际上仍有很多分歧。特别是中共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对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意见后，蒋介石立即表示不满，他迅速打电报给顾祝同称：“共党近日对实行草案等之宣传及其对国民大会选举修正意见仍以反对本党为唯一对象，毫无异于过去之行动”，“如其果故诚意合作，应嘱即予彻底改正，从速停止此项宣传。”《蒋中正致长安顾主任电》，1937年5月4日。对于蒋介石的批评，周恩来却不以为然，他以书面意见特别告诉转达意见的顾祝同说：“甲、自贵党三中全会各项决策发表以来，贵党对共党之文字攻击与谩骂致散见各报，竟其持论与前无异，共党同志阅之屡受刺激；乙、对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共党所提与贵党中央所修改者确有原则上之差别，共党本其所见继续要求，此乃自由发表政治意见，早应为民主政治所许；丙、以上各事共党言论并未足越民主政治范围，贵党同志果欲以实施政策为天下倡者，则以实现共党之要求为最能合于民主自由。”《周恩来致淮南兄并转墨三主任函》，1937年5月7日。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同时还两次致电蒋介石，坚持改编程序必须按照如下顺序，即“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边区政府及师长以上名义；三、实行军队改编，中央实行释放政治犯；四、目前先由周发表书面谈话”。《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4—675页。

鉴于在西安就此程序问题进行交涉难于解决问题，张冲于5月8日打电报给蒋报告协商结果，主张就此告一段落，与周恩来同返南京面见蒋介石。张冲电称：

一、关于军队数目，结果勉强削至十五个团之数，编成三个国防师，统率于一个指挥部，受行营节制，详情由顾主任报告。

二、关于匪区善后问题：

（1）编余老弱请中央给资遣散；

（2）编余精壮改为徒手工队，请中央指定工程，担任修筑；

（3）原有该军地方部队改为民团保甲或行政区保安队；

（4）原有学校限本期办完结束；

（5）医院及工厂请予保留；

（6）以上费用请中央发给。

此乃系初步商酌，应先派一视察团调查后再核办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266页。

5月9日，蒋介石电示顾祝同，同意派团视察及见周恩来，决定过几天去洛阳时，再就近约期与周恩来会面。蒋介石在电报中又要顾祝同就纲领及改编以外之中共要求等事先与周恩来进行磋商，并谈妥一切，因此，第二天，在张冲要求下，双方代表在西安再度进行商谈，周恩来进一步具体介绍了中共关于组织“民族统一联盟”及改组国民党问题的意见，并递交了早已拟就的《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同意与顾祝同交换意见。但顾祝同这时却急于首先解决派团视察陕北苏区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15日同意国民党派团视察，不过同时声明：第一，不能称为视察团，应为考察团；第二，不能让康泽及共党叛徒进入苏区。18日，双方商定视察团改名为中央调查团，于23日出发，由叶剑英陪同。该调查团26人分为四组，第一组旨在了解中共最近活动，及其对合作之意向；第二组旨在了解红军情况，及有无改编意图；第三组旨在了解红大和教育机关，看其有无违反三民主义之处；第四组旨在了解地方行政和民众状况，看其是否真要取消苏维埃。《周、叶致洛、毛、朱、博、彭、任》，1937年5月21日。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双方的谈判已有了一个大致的结果，根据顾祝同的报告，双方已经谈到公布谈判结果的具体程序问题了。即：“（一）目前即由周恩来代表共党发表书面谈话，声明取消各项伪号，其内容系前次在杭面呈之件；（二）周进谒钧座商定纲领；（三）发表宣言说明共党新政策之转变并包括新纲领；（四）中央发表边区及部队官长名义；（五）编遣军队与正式点验，同时请中央分批释放共党人犯。关于纲领问题，周表示，如该纲领仅属共党，则将来宣言由彼方单独发表，否则作为各党派在领袖领导之下共同纲领，则将来宣言必须共同发表，其合作办法则为：（一）各党派取消原有政治主张，归纳在一个共同纲领之下，推其一个领袖为各党派所合组之委员长。（二）改组国民党容纳各党派参加。兹事体大，彼谋将来面陈。”《顾祝同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5月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政治防共50669号。

由于谈判进展到商谈两党具体的组织合作事宜，蒋介石自然要开始在打共产党组织的主意了，希望能够借此一并消弥其政治上的影响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今后对共产党，“甲、应使其取消名称，改编组织；乙、应使其誓行三民主义；丙、应使其承认领袖之地位与权责；丁、应改编其军队为国军”。可“宽纵其经济”，甚至政治亦可从宽，唯应“严限其军额”，“区域则宜严”，总之“不能使之独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而且“国民大会前其宣传与组织均应停止活动”，以后“共党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其党名”，不准其用“各党各派”字样，应承认领袖之权责，“否则不准其公开活动”。《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5月12，17，25，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于22日电告顾祝同，要他通知周恩来月内可来庐山会面。《蒋中正致顾长官墨三转恩来电》，1937年5月22日。在与中共中央电报往返后，周恩来决定27日飞沪再转往江西九江附近的庐山牯岭，同时拟就了与蒋介石商谈的几方面问题的腹稿。

周恩来所拟关于两党关系方面准备讨论的问题包含：两党共同纲领问题；两党组织结盟或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问题；释放被捕中共党员及爱国人士问题；发表共同宣言或共同声明，以及发表边区名义及其委员会（以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及张冲、杜斌丞为委员）问题；改编红军、发表名义（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刘伯承为正副司令及各师师长）问题；正规军经费六十万，学校五万，地方行政及武装十五万，遣散及善后六十万，收回苏票一百二十万等问题。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计划与蒋讨论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修改宪法草案及中共参加国会和国防会议等问题。

27日，周恩来飞抵上海，之后于6月4日经南京转庐山。蒋介石这时已上庐山多时。因此，周恩来一到牯岭，立即就准备商谈的问题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书面提纲，要求尽快会谈。提纲包括两方面内容，共十八个问题，而最主要的问题有八个，即：

一、纲领及组织问题；

二、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及整理各边区问题；

三、边区政府组织问题；

四、改编红军为三或四个师，计四万五千人，学校五千人，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工兵约一万人，遣散约一万人，共计八万余人；

五、经费正规军队每月约六十万元，学校五万元，地方行政及部队经费约十五万元，临时费、遣散及善后约六十万，收回苏票约一百二十万元，红军驻地亦请增加；

六、修改国大选举法，至少宣布重选，国民党及各党派要规定名额由其自选，学生会及文化团体亦要有代表名额，并给人民以选举自由，发展对宪法草案的讨论等；

七、召集国防会议，划分军区，积极布置国防，整理军队等问题；

八、提议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会议，磋商国是及讨论宪法草案原则。

实际上，还在刚上庐山之初，蒋就与张季鸾、张群、陈立夫具体商讨了对共产党的方针问题。决定：“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必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已、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共产主义；壬、改党名，誓行三民主义；癸、承认领袖权责。”坚持“最要者使共党与第三国际断绝关系，应令共党明了中国抗倭须以中国为本，并非为其他国家抗倭也。”《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在周恩来上山之后，蒋更基于各方报告，相信必须要严格限制共产党目前的活动，强调“应警告共党：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乙、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丙、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丁、应限制与第三国际联络”。《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6月5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因此，在6月8日与周恩来的正式谈话当中，蒋介石明确表示：

一、共党根据以前声明发表对外宣言，内中须提到在国民大会开会以前将停止对外活动。

二、政府在上项宣言发表后，即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至四万五千人，其编制办法与顾主任商定。三个师以上之总部不能设立，朱德、毛泽东等同志须离开军队出来做事。

三、边区政府，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中共推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荐副的，事情仍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四、经费照军队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行政经费亦照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

五、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领袖须离开。

六、在狱共党可由共方开列名单，由政府分批释放。

七、国民大会之二百四十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共党出席代表，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八、国防会议现尚未规定会期，开时可容共党干部参加。

九、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对党外人材，由中央尽量收容，最近庐山训练班即拟收容各方人员训练，陕北如有人来受训亦可。此外并拟召集各方人来庐山谈话。

十、凡有破坏合作与共党为难者，由蒋先生自负责任解决，但为避免国内外恐惧与反响，共党应避名就实，不必力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14—516页。

针对周恩来提出的成立民族统一联盟的建议，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了他上次所强调过的“彻底合作”问题。据他说，要实现“彻底合作”，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组织上的统一。他提出，成立统一的民族统一联盟的设想是可取的，但不如干脆叫国民革命同盟会，而且不能如中共所提规约那样只是一个松散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他具体提议：

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党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合组之，以蒋介石为主席，并有最后决定之权；

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固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514—516页。

蒋介石的谈话许多地方使周恩来难以接受，特别是在关于实行组织合作的原则及边区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周恩来均表示了不同意见。关于军队指挥与人事问题，周恩来更是与蒋介石“争论很久”，他无论如何难以理解蒋介石何以上次明确表示三师以上可以设立总的指挥部，他只派人联络，这次不仅不同意设立总的指挥部，而且还坚持要边区及各地红军的领袖统统离开部队。但争来争去，蒋介石最后只让步到可在三师之上设一政治训练处代行指挥之权。对此，周恩来十分不满，接连与宋子文、宋美龄及张冲“往返磋商”，请代为转达意见，“仍不能解决”。蒋介石并托宋子文转告周：“（一）共党目标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间恐惧；（二）共党要首先取得全国信用；（三）共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蒋介石在日记中的考虑是，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两党各派代表五人。《困勉记》卷四十二，1937年5月31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不得已，周恩来只好决定回延安与中共中央讨论后再作答复。

对于这次庐山谈判，中共中央总的来说还是肯定的。这时中共首先看重的是国民党的合作诚意，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是表现了某种合作的愿望的。其次，中共中央更为注重的是保持自身组织上的独立性问题，争取实现边区和红军自办，这对共产党是最重要的。因此，其他问题在中共中央看来主要只是形式问题，是应当争取但并非不可做某些妥协的。故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即致电张冲表示：“归来转达蒋先生领导合作诚意，党中同志极感兴奋，目前正在磋商一切具体办法并起草宣言，一俟拟就即当首途南来。” 《周恩来致张淮南电》，1937年6月22日。

中共中央这时态度上之积极，可以从他们迅速表示接受蒋介石关于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提议，并很快拟就组织原则草案上报共产国际一事清楚地看出来。从中共中央6月26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可以知道，这一新的组织构想与他们原先提出的那个民族统一联盟已有重要不同。民族统一联盟是包容全国一切抗日政党及人民团体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而革命同盟会只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组织；民族统一联盟之主席应由各党派代表推选，推选出来的主席也没有任何特殊权利，而革命同盟会却明确规定以蒋为主席，并肯定蒋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当然，由中共起草的这个组织原则草案，仍旧明确规定了同盟会内两党必须保有各自组织上的独立及政治批评的权利，规定同盟会不得干涉两党内部事务。看起来，中共中央特别感兴趣的是，成立这样一个同盟会，将能够依据共同纲领使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成为事实，并有助于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以便真正改善两党关系。

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依照国民党政府的要求进行改编改制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在中共中央看来是关键之关键。而涉及到中共及边区生死存亡的军队指挥权问题，尤其是如此。因此，在设立自己的总指挥部问题上，中共中央仍旧难以退让。周恩来回延后为此再三致电张冲及蒋介石，称：虽然各项重要原则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惟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此间同志均认为非有此实无法进行改编，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故“请予改变处置”，以“渡此难关”。《周恩来致张淮南电》，1937年6月22日。周同日有致牯岭蒋委员长侍从室钱主任转蒋夫人顺密蒋先生电，内中此段文字为：“唯三师以上之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党中同志佥认如有此实无法进行，尤以朱同志去留影响极大，务请鉴察此间实情，改变处置为至幸。”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031011号。

但是，蒋介石也深知此一问题之重要。尽管他这时未必打算乘机夺取中共军队，考虑到一劳永逸地消除来自共产党的威胁和平息党内各种反对容共的意见，蒋这时也一味坚持能不给中共名义上的指挥权。在这种情况下，张冲、顾祝同等自然也只有诺诺而已，绝不会代周进言。张冲几度来电表示，既然蒋坚持己见，周也曾再三与宋美龄、宋子文磋商交涉而无结果，目前似不亦力争，不如争取改日再见蒋介石时再行商谈。顾祝同这时也复电周恩来，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蒋“以环境关系及现时事实上之困难”，对此实难让步，还望“转告贵方诸同人体念委座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 《顾祝同致叶参谋长转恩来电》，1937年6月26日。

还在6月25日，中共中央就已经根据“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的形势，内定了更加积极的统战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第一，利用蒋介石准备在庐山召集各界人士谈话会的机会，设法推动各方参加者在谈话中提出积极的民主救亡主张，同时进行宪政促进运动，争取修改宪法草案和增加国民大会中的抗日左倾分子。第二，努力促成国民革命同盟会，并且对蒋介石关于以后视情况由同盟会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以及由同盟会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提议，“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争取“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第三，开始具体进行改编准备，于7月底以前基本完成每师一万四千人上下的三个师的各种改编工作，于8月1日正式宣布改编。根据上述精神起草的谈判方案规定：

甲、两党合作问题：

一、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二、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并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三、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可不加反对，但目前应着重共党之独立；

四、应使同盟会成为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乙、目前具体问题之解决：

一、准备七月中发表宣言，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方案为根据。

二、在宣言发表后蒋若同意设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四万五千人，总部编三千人，地方部队编一万人。

三、陕甘宁边区在七月内自动实行民主选举，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任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请行政院任命。

四、对其他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或改编成各省独立团、保安团等。

五、即着手调查各省在狱共党及一般政治犯名单，俟宣言发表后交蒋实行分批释放。

六、与蒋及国民党谈判，在全国公开发行《解放》周报。

七、朱、毛出处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

丙、全国政治活动问题。（略）《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同前引，第517－519页。

不过，仅仅两三天后，由于蒋介石亲自来电坚持前议，并声称中共无论如何要作让步，否则自7月起将不能接济部队粮饷，为不致使谈判破裂，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考虑对上述方案进行修正，准备在保证独立指挥权的条件下，在取消红军政治委员制度、改编后的部队不设总部，以政治训练处指挥部队、朱德和毛泽东出处做事等问题上再作让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说：“我们认为只能让步到：甲、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军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权能。乙、力争朱为政治主任，万一争不到，即自行改编。如蒋委彭而不委朱，朱亦决出去，毛亦然。”与此同时，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已经预先提出同盟会最高会议的成员（即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陈诚、邵力子），中共中央也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中共方面的代表。

5.两党谅解的达成

7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博古、林伯渠与周恩来一道应蒋介石之邀经西安飞至上海，准备转往庐山，参加同蒋介石的下一阶段谈判。

此时，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但因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故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仍旧锱铢必较，毫不让步，并不急于立即解决红军改编问题。当14日周恩来等到达庐山后，首先得知的，就是蒋介石仍不同意中共军队独立指挥权的消息。蒋介石这时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接隶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对此，周恩来等人当然不能同意。尽管张冲表示：周恩来等在上海提交的中共宣言已得蒋介石“阅正”，所陈同盟会纲领也已“承允讨论”，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机关问题上出尔反尔，态度苛刻，竟至准备完全取消中共军权，这不能不使周恩来感到十分困惑与不安。

15日，周恩来亲自致函蒋介石，说明：“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然而此次所提“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缘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总部时，来即陈说在改编后不能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极不妥，曾向子文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以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至不得已时，才“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取得了谅解。此次反复，“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1页。周恩来同时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明确要求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宣言，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划定十八县之疆界，共同派人赴南方联络与传达两党合作方针，以改编红军游击队。

此时，中共中央“为大局计”，已“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之政治处制度”，“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故双方在设立政治处问题上已经有了取得妥协的可能。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会谈，双方对政治问题没有太多争论，只是军事指挥问题仍谈不拢。蒋介石接周恩来来信后虽略有让步，从“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让步到“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却仍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直属行营”，且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政治主任要周恩来或林伯渠，最后甚至提到可要毛泽东任副主任，总之坚持不要军人。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即想把红军掌控在自己手里，直接指挥，让周恩来或其他人等来转达他的人事指挥权。鉴于双方观点相左，一时难以沟通，共产国际又坚持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自己包办不应让步，周恩来等于“力争无效”之后，不得不返回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博、林、周致洛、毛电》，1937年7月21日。

时至于此，中共中央已无路可退，只好决心“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周恩来等干脆返回延安。在这个问题上，朱德、彭德怀等众多红军将领显然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坚持认为：“蒋介石对红军改编所提条件，超过我们统一战线最低限度原则，如果接受其条件有瓦解危险。我们改编三个国防师一军部及若干地方武装，是最低限度的原则与要求，否则（应）拒绝谈判。”他们相信，只要利用现在有利形势，立即自动地改编为三个师一个军部，向全国公布，蒋介石将没有理由宣布谈判破裂，即使他以经济和粮食来封锁红军，一面向共产国际请求接济，一面广泛募捐，也不难应付。显然，考虑到中日战端已开，中共中央相信蒋介石已失去进一步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明确认为，不仅独立指挥权问题，就是成立独立的总指挥部或军部的问题，“因抗日战起”，都有解决的可能。《中央书记处致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7月27日。

果然，7月27日，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以至不得不电催共产党人照庐山所谈在10日内改编完毕，以便南京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各师旅团长与政治主任名单，并建议以康泽为副主任，同意不再加派各级副职人员。《蒋中正致长安蒋鼎文电》，1937年7月27日；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一期。但中共中央仍坚持非有独立指挥机关，不能以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洛、毛致周、博、林电》，1937年7月28日。随后，中共一面申请各种补助，一面即下令迅速集中红军主力于三原进行改编，同时决定借此机会设立总指挥部，并“不管南京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毛致朱、彭、任诸同志并告剑英电》，1937年7月28日。

7月31日，南京下达了三个师的番号，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之人数及编制改编。8月2日，蒋鼎文转蒋介石电，邀请周恩来“约同朱毛诸先生即来京面商大计”。《蒋鼎文致肤施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2日。3日，蒋介石再电周恩来，要红军立即向绥德、榆林及延安集中，以便出发抗日。4日，蒋介石又正式颁布了红军改编后的师旅团番号，并经蒋鼎文电告中共中央。蒋鼎文的电报称：“顷奉委座面谕：（一）限期贵部能于八日迟至十日出动，本月二十五日集中大同完毕工作”；“（二）正副总指挥及宣言仍须得抗日实现时发表；（三）政训主任及师旅团长均已照单发表，唯参谋长仍由中央选派”。《蒋鼎文致周恩来兄电》，1937年8月4日。显而易见，因战争关系，蒋介石虽仍然力图干预，但已不能再纠缠于指挥权不放，只得承认其设立总部了。

8月9日，应蒋介石邀请，中共中央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飞往南京，参加南京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准备提交中共对于国防问题的各项意见，并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出动等各项具体问题。

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这标志着国民党开始允许共产党公开化。但在隔日与康泽、邵力子、张冲正式就共产党公开问题举行的谈判中，因康泽将中共起草的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大加删改，削去中共初稿中有关政治纲领、国共谅解与合作等条文与字眼儿，并且连共产党三个字也统统删去不提，同时继续坚持派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等，朱德等当场与康泽发生激烈争执，“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程度”。康泽，《我在国共谈判中扮演的角色》，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一期。

康泽是国民党复兴社的书记长，自7月被蒋召来主持对中共政治谈判以来，与中共代表在很多问题上都谈不拢。因此，朱德等13日致电中共中央，痛斥“康泽捣乱，并勾结西安改组分子为难”我们，认为对康泽的修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然而，考虑到宣言应当早日发表，以便立即改编，早日投入抗战，因此他们仍建议在文字上可将“民主”改“民权”，“国共两党”等字眼儿删去，“与国民党获得谅解”改为“与中央获得谅解”或“号召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等。唯毛泽东不这样看。他恰恰认为，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是有利于争取平等一些的地位。不仅在“国共合作”等字句上不应让步，反而应该进一步加上中共新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强调：“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在国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国民党“没有理由提出把国共团结等语改变”。因此，宣言“不忙于要求发表”、部队也“不忙于迅速出动”，“欲速不达，缓则有济”。《洛、毛致朱、周、叶电》，1937年8月14日。

但是，8月13日，日军已经开始大举进攻上海，战争形势严峻，国共双方这时都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反响，因此态度上都多少趋于软化。中共代表参考康泽的意见修改了宣言稿，删去了原稿中所有关于“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之类的字眼儿，康泽也不再要求删去原稿中中共关于自己政治主张的那些说明。当然，关于发表宣言的时间问题，蒋介石仍坚持要等到中共军队出动达到前线之后才有可能。

由于全面抗战这时已经展开，蒋介石已直接电令红军参加作战，中共也以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第一旅为先遣兵团依照蒋令向前线运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合作实际已经开始，政治形式上的分歧已不能成为两党关系的重大阻碍。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在宣言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除坚持党的近期奋斗目标必须写上外，凡“国共合作”与“两党亲密团结”之类的话均可依照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统统取消。但中共中央仍坚持：（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同时拒绝政治副主任，只接受联络参谋。《朱、周、叶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8月13日。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同意中共中央派人去南方以改编各地游击队，并开始部分释放在狱之中共党员。至18日，蒋介石终于正式发表朱德为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于是，拖延甚久的指挥部问题遂告解决。

军队指挥权问题解决之后，宣言及边区政权问题重又变得突出起来。由于对日作战在即，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关系到中共和边区的生死存亡，再加上在半年多的谈判过程中部分中共领导人怀疑蒋介石怀有某种对红军不利的企图，因此，毛泽东颇感不安，明确表示担心会出现“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的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的极端被动局面。《洛、毛致博、林、彭、任电》，1937年8月28日。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中共中央此时在部队出动问题上十分谨慎，而且毛泽东对红军投放前线后对日作战问题，也颇有顾虑。在第一一五师向南京军委指定地点前进后，毛又派出第一二○师及八路军总部向前线集中，但对第一二九师则决定“非把国共间各主要问题弄好后决不出发”。同上。

南京方面对红军出动缓慢自然颇多怨言，蒋也以此为由拖延发表宣言，甚至红军将领和中共政治领导人中都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疑问，但毛泽东等人坚信目前这是红军争取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唯一办法。他坚持认为：“红军主力接蒋第一次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为迫使国民党让步和确保问题之解决，“此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不要听信国民党一部分人之无理浮言，而自乱其步骤”。 《洛、毛致周、博、林、朱、彭、任电》，1937年9月1日。

30日，康泽通知中共代表：边区政府已决定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八路军政治部已决定周恩来为正、李富春为副；两党关系宣言则必须在中共部队全部出动抗日之后才能发表。据说，南京政府这时还确定了派驻红军的高级参谋人员。得此消息后，中共中央当即表示反对，致电自己的谈判代表称：“丁维汾是过去反共首领，苏区民众决不承认他为长官，必以林伯渠为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以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国民党给周恩来的委任状必须退还。同时，中共中央强调：南京所派“高级参谋前方实行挡驾，不许踏进营门，理由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不应该破坏红军，但外面传说高级参谋是康泽等派来破坏红军的，因此不敢欢迎，如改为联络参谋并改派红军同意之人选则不拒绝”。 《洛、毛致周、博、林、朱、彭、任电》，1937年9月1日。

据此，周恩来于9月2日向康泽等强硬表示：“（一）中共宣言与蒋先生谈话请照庐山原案，同时签订即日发表；（二）边区政府请即以林伯渠同志任正长官、张国涛任副长官名义发表，以便早日取消苏区实行改制并办善后；（三）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高级参谋其任务系在联络，务请受命者认识清楚，免生误会；（四）八路军政治主任弟方久已推荐任弼时、邓小平两同志分任，今颁命周、李，恕难接受，请即改任任、邓，以利团结。凡上所述烦即转陈蒋先生，请对弟方人员部队予以绝对信任。弟敢言合作大计既定，长期抗战已起，共党红军除在民族战线上努力外，无异意也。因之一切人事提议请以整个团体者信之，各事必将迎刃而解，否则徒增弟方不安耳。”《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

由于战争形势异常危急，9月之后，国民党方面一再催促共产党的军队尽快出动。为表示抗日诚意，自中共中央8月下旬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也已经派出两个主力师转赴华北前线，但仍留一个师不动以为迫蒋让步之手段。中共中央的目的已很明确，即要蒋介石立即发表中共宣言，承认中共合法，边区坚持林正张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甚至南京派来的高级参谋和政治部副主任，也“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进入营门一步”。中共中央确信：只要宣言发表，我们取得合法地位，其他问题暂时不能解决均“无大妨碍”，我们完全可以“一切自行组织，不管国民党如何”。“就大势看，再过几个月，此层可以办到”。《洛甫、泽东致博、叶并告周、朱、彭、任、林电》，1937年9月20日。

果然，因战争形势紧迫，国民党方面终于拖不下去，不得不做出新的让步。包括同意照中共意见重新修改宣言；同时发表中共宣言与蒋之谈话来宣布共产党之合法化；确定高级参谋为联络性质；边区政府组织丁维汾暂不到职，由林伯渠代理正职，等等。这样一来，中共中央所争取的目标实际上已经基本达到了。

9月22日，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了。该宣言宣告：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战线之职责。《解放》（周刊），第十八期，1937年10月2日。

次日，即23日，蒋介石就此公开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存在，并表示愿意不计前嫌。谈话称：

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真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 转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823－824页。

中共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公开发表，表明国共两党将近九个月来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蒋介石乘机取消共产党，控制其军队的种种努力，均未实现。中共虽然公开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改制改编，成为南京政府的属下，名义上也未能争取到“国共合作”之类的名分，但它到底成功地利用了形势，达到了保存红军全部力量在自己手中的基本目的。这对于中共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第三章 “合并”与“跨党”之争

在经历了1937年长达九个月时间的政治较量和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大概很少有人能够设想，国共两党会很快要建立一种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了。但事实确是如此。双方携手抗战之后不久，几乎是跑步般地进入到了他们的“蜜月”期：谈判建立一个包容双方党员的一个“大党”。蒋介石为什么乐于组织这样一个“大党”？只要了解他1937年谈判期间为什么会对成立革命同盟会一事那样热心，就不难理解了。但毛泽东又为什么那样热心于成立这样一个“大党”呢？对此，我们直到抗战即将结束之际，才得以弄清楚共产党人当时的想法。原来，毛泽东后来曾经有过一段评论。他说：“我们曾经设想过国民党可能改造（我们），我们曾经要改造国民党，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原来，1938年国共两党间关于建立“大党”的谈判，其实是一个试图“改造”国民党，而一个试图“消融”共产党。这也就难怪双方这次谈判看似走得很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用毛泽东的话来讲，这是因为双方的“估计不确当”。

1.分歧与合作俱来

自从“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准备抵抗，南京方面在联共问题上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了太多的选择余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谈判，这时固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锱铢必较，但在涉及到军事问题上，考虑到整个战争十分紧张，为了促使靠近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尽快出动作战；蒋介石对一切可能阻碍八路军出动作战的问题，都不得不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由于两党之间仍旧缺乏足够的信任，南京内部又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犹豫不决，致使红军的出动问题仍不免受到影响。

关于调动红军参战的消息，最初是7月13日叶剑英报告延安中共中央的。叶剑英当时正在三原代表红军负责与国民党方面的一般接洽与谈判，在向蒋鼎文了解了南京方面的态度和消息后，他当天致电中共中央，说明：日本关东军日前纷纷入关，朝鲜日军亦已开动，日本国内亦调动两师团来华，晋绥方面亦同时有军事行动。据此，南京方面正准备在石家庄地区集中十个师的兵力，华北战局将从此扩大，红军有被调往察绥的可能。《叶剑英致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7月13日。

接叶剑英电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毛泽东第二天即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的形式声明说：“（一）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日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四）唯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所赐予的使命。”《毛、朱、彭等致剑英同志电》，1937年7月14日。

随即，张闻天、毛泽东二人也联名致电党内同志，说：为坚蒋氏抗日决心，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具体到红军，已“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因此，“关于红军出动，应作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阎同意后不失时机向平绥线出动。各此补充之物，请剑英切实迅速与行营交涉。如情况紧急，补充不及，亦应准备开往太原、大同，再行补充”。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专门派秘书周小舟前往太原与阎锡山接洽，并亲笔写信说明：“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毛泽东致阎副委员长百川先生函》，1937年7月15日。

接到毛泽东的回电后，叶剑英当即转电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亭如进行了转达。侯亭如立即电告了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而何应钦16日一面复电西安行营，一面向蒋提出：“某军之使用在正式战争发动时均可照办。”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央委员会，1981年，第275页。

此时中共中央基本的方针是出动全部主力开赴前线作战。只是，考虑到两党关系的谈判尚在进行之中，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弄不清楚国民党是否会同意红军开动主力前往华北前线。因此，毛泽东和朱德对如何分配兵力，兼顾前后方，还有一些犹豫。在两人7月16日给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他们具体解释了这种顾虑之所在。电报称：“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如此编成，容易前后方兼顾。”“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主力红军编制如上，但此计划缺点在于尔后主力可能参战，则游击师已前去，后方留兵太少，故尚须谨慎。”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页。

从毛泽东和朱德的担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这时最希望的，就是派主力红军前往参战。毛泽东17日与张闻天联名经叶剑英转电周恩来等，委曲求全地表示可以暂时承认蒋介石关于改编后的红军不得设指挥部，只能设政治处的要求，强调“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就是为了推动南京蒋介石批准红军主力开赴前线。想不到，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与蒋介石、邵力子和张冲会谈时，蒋介石不仅坚持红军不能设指挥部，只能设政治处，而且坚持“三个师的经理教育直属行营”，政治主任不要军人，并“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还要由南京派，与收编几乎没有多少差别，其目的显然还是想要剥夺中共中央对军队的指挥控制的权力。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不得不转经叶剑英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接电大为愤慨，于是便有7月20日致周恩来等电：“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乙、我们决意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毛致周、博电》，1937年7月20日。

至此，毛泽东对于红军全部主力开前线问题的态度，渐渐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7月21日，周恩来等建议：不论蒋介石承认与否，红军“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加入”。但是，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得到通报，华北宋哲元已经与日本达成妥协，北平守军正在拆除街垒，故毛泽东估计：“华北现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并强调：“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洛、毛致周、博》，1937年7月25日。当然，对于红军改编，他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不过已开始提出“将来抗战时留一师在后方”的设想。而为迅速改编，他于28日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周恩来等，要他们立即赶去云阳，会同红军领导人共商改编事宜。他建议通知蒋鼎文并转达蒋介石：（一）红军将于8月15日改编完毕，20日出动抗日；（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一方十万人；（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五）担任绥远方面一线之防御。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页。

正当红军积极改编，准备出动参加华北防卫战争之际，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宋哲元部遭到进攻日军的严重打击，损失惨重。平津抗战从发动起不过三天时间即告瓦解，再加上蒋对中共办法不接受，谈判受阻，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警觉。7月31日，即平津刚一失守，毛泽东就紧急指示已经开拔的红军各将领注意：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且“部队东移不必开得太快，可下令从8月5日起（或更迟几天）开始东移，每天走五十里左右，每走三天休息一天，集中后一面改编一面加紧训练，一面要求南京补充”。《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等问题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电》，1937年7月31日。十分明显，毛泽东开始一方面重新考虑前此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一方面也借机来要挟蒋让步了。

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专电周恩来、博古等，主张根据当前敌我情况，重新向国民党提出红军作战原则问题。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洛、毛关于红军作战原则致周、博、林电》，1937年8月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上述作战原则无疑同前此方针有了根本性的重大区别。第一，它排除了以红军担任一线防卫，打阵地战的可能性；第二，它第一次把主力红军同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表明不打阵地战，甚至没有提到过去特别强调的红军的“特长”，即运动战；第三，它明确提出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否定了前此关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的要求；第四，它第一次要求实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反对南京政府在战役战术上“束缚”红军。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等开始明确提出红军主力出动“宜缓不宜急”，和“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否则有损无益”的策略考虑。强调“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量，方不吃亏”。《洛、毛关于红军实行作战须在一定条件之下给周、博的指示》，1937年8月1日；《洛、毛关于红军抗日出动及作战问题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布给朱、周转彭、任电》，1937年8月1日。

对于毛泽东和洛甫的上述种种意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多数领导人在基本精神上并无多少不同看法；但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红军主力应缓出，作战应分散游击的考虑，在外面的多数政治局成员经过多日讨论，颇感难于接受。在接到毛泽东等上述电报的当天，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以及林伯渠等人接连两次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洛甫，说明（一）“关于红军只出动三分之一问题，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如此不仅“政治影响好”，而且“易要求和独立自主的作战任务”。同时，“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二）红军对参战不应迟疑，并应当“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任务”，应当既打运动战，又打游击战，当然应“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 《朱、周等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致毛、洛电》，1937年8月4日；《朱、周等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致洛、毛电》，1937年8月4日。

考虑到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和当前抗战的形势，毛泽东等于5日复电表示了部分的赞同，即同意红军应当结合以运动战，并且“承认开拔主力”。但他们在电报中仍旧明确主张：第一，红军宜“担任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即是说应以游击战为主，并且“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第二，承认开拔主力也是必须在国民党同意我可“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下”。而为使在外面的政治局成员了解他们的隐忧，毛泽东等特别在电报中说明：“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用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洛、毛关于红军参加抗战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给朱、周、博、林、彭、任的电报》，1937年8月5日。

8月6日，朱德、周恩来等依据商定的方针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由于战事紧急，蒋介石也在两党谈判问题上开始让步，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国防师及特区警卫部队，并颁发了三个师的番号，命令红军至迟于8月20日出发，25日到大同集中。7日，毛泽东下令红军各部准备开动。至此，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局面开始见诸于事实了。

鉴于红军作战在即，党和边区等问题尚未解决，万一蒋介石乘红军主力离陕后进一步压迫中共中央就范，局面将难以收拾，故毛泽东对出动全部主力还是不放心。更何况投入对日作战，三四万红军只是杯水车薪，万一部队严重受损，中共及边区的存在也必然成为问题。考虑到种种危险，毛泽东仍旧再三要求红军干部对各方说明：红军“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致失去其长处”。《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致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

恰在这时，国民党方面忽然一面接连催促红军按其指定路线分割出动，一面继续阻碍中共发表宣言，这更使得毛泽东对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感到严重怀疑，红军出动再度受阻。

8月17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希望红军立即以主力集中于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邱地区，准备作战。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明确认为应当接受此一方案，然而因当晚接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来电，得知蒋介石忽然又“缓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8月12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见当中，蒋曾坚持《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不必提“民主”，不必解释民族、民权和民生，不必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但双方已商定等一二日即可公开发表，以利红军参战。不意17日蒋又变卦。参见《朱、周、叶致毛、洛转博、林电》，1937年8月12日；《周、叶致毛、洛电》，1937年8月17日。毛泽东第二天即下令取消前令。他电告周恩来等说：“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据此，毛泽东等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令周恩来等：必须使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并要求国民党方面承认“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 《毛泽东关于同意接受白黄方案事致张淮南先生电》，1937年8月17日；《毛关于白黄案含有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给周、叶的电报》，1937年8月18日；《洛、毛关于国民党阴谋问题给博、林、彭、任的电报》，1937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周、叶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

由于这时党内军内思想极其混乱，为统一领导人的思想，毛泽东已明确提议在红军出动前应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大问题”。因此，在外的党政军领导人均于8月22日赶回陕北，齐集洛川冯家村参加会议。此即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参加者为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林伯渠、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徐向前和傅钟。会议于22日晚召开，议程原定为“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但实际上主要是军事和两党关系问题。首先即由毛泽东报告“军事外交问题”。而围绕着毛泽东的报告，会上明显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洛甫、林彪、凯丰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一）国共两党毕竟代表两个向来敌对的阶级，防人之心不可无，目前有必要以红军的出动问题来压迫国民党公开承认共产党和边区的地位，红军出动快慢不会影响红军的声望；（二）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不会根本改变，他总是要试图控制或削弱红军的，现在全部出动，可能会上蒋的当，而先只出动一个师，待其他问题解决后再陆续出动，或对共产党有利，且战争是长期的，打仗的机会有得是；（三）红军作战主要形式还是游击战争，特别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固然“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山地游击战争是主要的。而彭德怀、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则认为：（一）红军不应拘泥于宣言和边区组织的发表，而应顺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及早出动，避免因拖延过久在政治上反陷于被动；（二）在留下足够的部队保卫边区之后，红军主力应全部开赴前线，担心国民党集中兵力打边区的主意，是不必要的，过分的警觉是不对的，靠消极的办法来保存红军的力量也是不妥当的；（三）红军现在的基本任务是开赴前线打胜仗，壮声威，鼓士气，依目前敌情，战术上固须十分谨慎，多打山地游击战，但日本军队也并非那样强大，完全可以打垮一些，活捉一些，因此还是要打运动战，运动战和游击战应该是与红军密不可分的，红军的作战原则应该是“运动游击战”。《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1937年8月22，24日。

洛川会议虽然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与会的各方领导人，但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明显地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通过的。因此，中共中央事实上确定了基本的谈判方针，即实行有原则的让步，全力保持党与红军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至于形式问题未必不可让步，如组织两党共同委员会，以及不设总指挥部等，对此中共中央早有准备。而涉及到组织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问题，如国民党派参谋长，哪怕是高级参谋、政治副主任等，照毛泽东的讲法，“是万万不可以的”。边区长官的人选，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目标始终是想要达成收编红军的目的。也就是说，他一心想要取消中共对军队的控制。其极力想要削减红军的数量，坚持不给设总指挥部，必欲派参谋人员等等，都是为此。即，如果不能完全剥夺中共的控制权，也要能够监控其军队。故这时被派往红军的那些所谓的高级参谋，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康泽手下的高级特工人员，确实是来监视八路军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没有忘记把握这一机会，明确通知各级党部，称：收编红军的目的主要是“不许其投靠苏俄”，各地应借机“调查共产党个人与组织情况”，并“利用威吓利诱分化共产党内部”。 转见《林伯渠致毛、洛电》，1937年9月18日。这些情况很快就被延安方面侦知。这不可避免地更加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戒。

9月9日，在未与中共中央的代表切实达成最后协议的情况下，康泽派驻八路军的高级参谋一行五人抵达西安。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随即通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代为接洽，并转知延安方面。对此，林伯渠一面告诉蒋鼎文说：“十八集团军在行进中，总指挥部所在地址不明，俟到达目的地后，再为通知”，一面迅速通知了延安中央。因林伯渠处久无答复，蒋鼎文又直接致电朱德总司令，通知说是“委座派赴军部之高级参谋赵锦文、刘伯龙、李放六、乔波材，政治部副主任李秉中等五员已抵长安”。《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致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林代表转朱总司令玉阶电》，1937年9月16日。同时，蒋继续与林伯渠联络。再见林伯渠时，林根据毛泽东电示问蒋：南京来人是联络参谋不是？当蒋鼎文答称这些人均为正式参谋时，林依据毛泽东电示回答说：来人如只任联络，则欢迎去八路军总部；如以正式参谋身份去，恐深有不便。因红军将领坚不同意，已向南京交涉改变。这并非对个人，而是南京应该信任红军的等问题。林伯渠同时表示，听说周恩来在京时，蒋委员长并无派遣政治部人员与参谋之意，此举恐系康泽个人意见。当蒋鼎文解释说此举确实得到蒋委员长批准时，林则坚持，不论协商结果究竟怎样，他这里一切须听命于延安中央，中央未有决议接受此点之前，现在无法同意让这些人员前往第十八集团军。

正当延安与南京就国民党有无必要派遣政治部人员和正式参谋人员前往八路等军问题进行交涉之际，忽然传来南方湘赣边游击队代表在与武汉行营的改编谈判过程中，主动承认国民党有权派人充任改编部队的军需主任、副官等职，毛泽东闻讯后立即联想到闽粤边游击队何鸣部被国民党军以改编为名解除武装的严重事件，因此大为不安。他当即通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他们马上电告湘赣边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另换代表，否认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同时通知正在南京谈判的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并转知林伯渠以及八路军领导人称：一切谈判必须坚持“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

针对国民党方面的质询，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直接负责与南京政府谈判事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分别于9月24日和25日致电蒋鼎文和康泽，强调说：中央“既信八路军可以为国效力，即应信任其自主作战，若欲派人监军，转使内生疑惧，有碍战斗”。事实上，派驻高级参谋一事已经“引起八路军全体将士不安”。毛泽东甚至明确主张：“参谋人员万不能来，不管以何种名义。因全军将士自南京派监军消息传来后，愤激莫名”。此等参谋即使只任联络，随军亦难接受，“即与西安办事处联络可也”。《朱致伯渠转铭三兄电》，1937年9月24日；并见《周恩来致剑英转康兆民兄电》，1937年9月25日。

考虑到有必要进一步迫使国民党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中共中央进一步于9月27日致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首先提出“陕甘宁特别区问题”，要求解决。电称：“陕甘宁特别区问题，早已向南京提出，拖延半年之久尚未解决，请再提交蒋鼎文先生转蒋介石先生，速为解决并发表，保障红军在前线安心杀敌。”其要求包括：

甲、承认特区的民选制度，特区政府由人民选出可以由南京加委；

乙、加委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芳、高岗九人为特区政府委员，以林伯渠为行政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坚决拒绝丁维汾，因为他是最先提倡反共及反共最坚决之一人，全苏区人民誓不承认）；

丙、设民政、建设、教育、农工、财政五厅（反对设处）及保安司令部；

丁、特区范围包括宜川、鄜县、洛川、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西峰镇、镇原、预望堡、环县、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横山南部、安边（包括瓦窑堡）、米脂、绥德、清涧、葭县、吴堡、神府苏区，延川、延长在内；

戊、特区经费每月十五万元，另善后、遣散费六十万元；

已、保安师编九千五百人。

中共中央并称：以上六项已是最低限度，“必须要求国民党全部同意”，为此将“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止”。《中央书记处致伯渠电》，1937年9月27日。进而，中共中央又于9月30日和10月1日接连提出南方游击区问题，寻求解决。其指示电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必须全力保持之。故请向国民党交涉如下：

一、原则上部队可集中，但第一，须由中央派人员传达方针，至少须要几个月时间；第二，各区游击队调动之前邻近周围二百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并不得再派部队去。第三，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决定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及该区内之游击队家属。第四，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第五，游击区土地关系不变更。第六，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部队侵入及破坏游击区。

二、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就具体游击区而言，张鼎丞、何鸣、刘英三部应原地不动。

三、鉴于日本进攻鲁、闽、浙三省，该三部即为保卫各该游击区及其附近土地而战，决不应集中。

四、在一切问题得到解决而实行将内地若干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之领导指挥及作战，国民党不能干涉，并不得加派任何人。《中央书记处致博古、剑英同志电》，1937年10月1日。

为了反抗南京政府必欲干预中共活动的企图，中共中央甚至开始明确拒绝国民党派人派团来边区参观和考察。

共产党与国民党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南方各边区游击队改编问题的交涉，很快就展开了。边区问题虽经博古、叶剑英与康泽等反复交涉，双方却始终难以谈拢。迟至10月19日，康泽仍旧坚持：（甲）联络参谋必须到差；（乙）边区范围确定十八个县，但县份为适应目前形势应可调换；（丙）边区行政长官人选丁维汾仍须挂名，由林伯渠代理，此系最大限度；（丁）善后费及保安队等必须与边区问题同时解决。 《博、叶致毛、洛电》，1937年10月11日。而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最初因中共中央与其南方游击队的各个领导人联络不便，接连出现与中共方针不同的情况。先是闽粤边根据地何鸣部被当地国民党人以改编为名予以缴械，后又出现湘鄂赣根据地谈判代表同意国民党向其派遣副司令等高级军政人员的情况。加上国民党在南方游击队集中、驻地及指挥等各种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意见相左，这一问题的解决自然同样是障碍重重。

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其指示各地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我们必须设法保存这些战略支点。为此，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要求：（一）用几个月时间由中共中央派人去传达方针；（二）各游击队调动之前或同时，邻近二百里以内的中央军、保安队及民团亦须调动，并不得再派部队前去；（三）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同等数目之游击队，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及其家属；（四）游击区内实行民选制度；（五）游击区内土地关系不得变更；（六）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侵入及破坏苏区。同时，在上述问题解决后，南方部分游击队集中时，国民党不得干涉其领导、指挥及作战，并不得安插任何人到部队中来。中共中央据此致电博古等，令其立即依据以下原则与国民党交涉南方游击队事。即：（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反对全部集中；（乙）改为保安队者须加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洛、毛致博、叶电》，1937年9月30日；《中央书记处致云逸电》，1937年10月1日。

自9月下旬至11月下旬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国共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接触和谈判，但始终没有能够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陕甘宁边区问题毫无进展，南方游击队问题仅仅商定了以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以统率集中后的游击队。不仅如此，考虑到日军已攻入山西、绥远，“整个陕北已成直接抗战区域，又为八路军直接后方”,中共中央一方面断然通令“奉南京军政部命令将陕北之镇原、正宁、宁县、庆阳、合水、栒邑、淳化、鄜县、甘泉、安定、靖边、清涧、米脂、绥德、吴堡、葭县等二十余县划为八路军补充区”；一方面电令博古等务必力争上述共二十七个整县及神木、府谷、横山三个半县，再加上安边、西峰两个市镇让国民党承认为我所有，从而使谈判任务更加艰巨。《洛、毛致博、叶电》，1937年11月4日。

由于战争的发展，国民党军队难以抵御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华北地区大部分渐渐落入敌手，华东地区也危在旦夕，中共中央早就估计中国政局“将起大变化”，故不仅提出了“争取在彼时达到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实行三民主义与十大纲领”的政治目标，而且相信“华北正规战争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主体，故更应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9月29日，11月8日。这种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共产党人在谈判中进一步提高了具体的条件。而10月初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西救”被西安国民党新成立的“抗敌救亡会”吞并， 10月底国民党又到处查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所设之发行处，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致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一封公开信》，1937年10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争论的真相》，1937年11月11日。蒋介石并明确批评中共拒绝南京委派边区行政长官、阻止国民党派人调查边区政治军事状况，国民党领导人更是公开反对中共高唱“国共合作”的口号，反对共产党人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所有这些情况都使中共中央极为反感。毛泽东断言：“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而已。 《博、叶致毛、洛并转周电》，1937年11月8日（并见毛泽东11月11日对该电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困难。

2.不约而同的提议

1937年11月底，原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等中共领导人从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对前此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检讨。12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按照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针进行工作，因而明显地改变了前此对国民党关系上的一些做法，以便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的真正谅解与合作。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上，会议明确主张在边区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做出让步，同时允许派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对于区域要求也以保证边区安全及需要为主，不着眼于扩大，推行政制度坚持民选，经费力争每月五万，至少三万元，遣散及善后费要求三十万元，新四军则力争编两个纵队，并应要求国民党同意共产党人公开办报。

由于这时中国抗战正处于困难阶段，需要苏联直接援助的呼声甚高，王明恰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一心指望取得苏联直接援助来抗击日本军队的蒋介石对于王明的回国自然格外重视，因此于12月上旬接连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武汉晤谈。因此，中共中央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刚一结束，王明、周恩来等即应蒋介石之邀于12月18日来到武汉，很快开始与蒋介石等就中苏关系以及国共关系等问题进行积极的交涉和谈判。

12月20日晚，王明、周恩来等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交涉。王明首先就当前抗战形势、两党关系、合作任务等问题说明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强调军事的暂时失利并不可怕，正确的抗战方针和国内政治团结抗敌可以克敌制胜。进而他又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方面关于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组织三十万机械化部队和建立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的具体提议。随后，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就前此谈判中的边区政府人选、联络参谋、国民党参观团等问题表示了共产党方面的态度，表示准备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也进一步就密切两党关系以及改进抗战政策等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包括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出版报纸，建立国防军事机关、征兵委员会，扩充并改造军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对此，蒋介石当场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彼想也不过如此。”“彼也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指日本）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最后，蒋介石希望今后共产党代表能够就两党关系问题与陈立夫“共商一切”。《陈、周、博、叶致洛、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电》，1937年12月21日。

根据蒋介石的意见，王明、周恩来等在当天晚上就继续与陈立夫进行了商谈，陈立夫也表示同意中共方面关于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于是，王明、周恩来等立即开始准备起草共同纲领、对时局宣言以及关于边区等问题的协定条款。在关于边区等问题的书面意见中，共产党人提出了如下主张：

一、边区管辖范围定为下列各县：延安、甘泉、鄜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廿三县。

二、边区组织设边区行政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工各厅及保安司令部。

三、边区行政长官人选以丁维汾正，林伯渠副，丁维汾因公不赴任，由林伯渠代理，边区行政委员会定为八人，人选为丁维汾、林伯渠、张国焘、徐特立、高自立、马明芳、高岗、成仿吾，各厅长由委员分别担任之。

四、保安队依边区各县之大小而设一中队至一大队，另设八路军补充师以收纳编余壮丁及指定征募区之新兵。

五、经费中央每月补助十万元。

六、边区善后遣散诸费特定为三十万元。《关于边区问题的协议草案》，1937年12月。

12月26日，国共两党正式成立“两党委员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国民党方面的正式代表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及康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当天，会议决定每五天会商两次，并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纲领，推定由周恩来与刘健群共同担任起草工作。但实际上刘健群并未参加起草工作，纲领的具体起草工作是由周恩来等完成的。

30日，名曰《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的两党共同纲领起草工作结束，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讨论通过，决定送交两党委员会。该草案共分两部分，即“争取抗战胜利纲领”和“初期建国纲领”。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争取抗战胜利纲领：

1.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2.健全和扩大征募兵役运动，培养大批军事和专门技术人材，加强政治工作，造成政治坚定、武器精良的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

3.充实和强固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防机构，设立增强抗战力量的相当民意机关，肃清贪污腐化，使全国政治机构和一切从政方针能适合抗战胜利的需要；

4.建立军事工业，加速整理交通，并实施战时经济政策；

5.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帮助贫苦同胞，救济难民失业，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伤残官兵，实行国难教育，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建立巩固后方，肃清汉奸敌探；

6.积极组织和帮助被敌占领区域之民众及武装队伍的对敌抗战行动，组织和奖励国外侨胞努力于保卫祖国的事业；

7.联合回、蒙、藏、满、苗等各民族共同抗日救国；

8.没收日寇汉奸卖国贼之财产土地，充作国家战费和优待抗日军人及其家属经费；

9.联合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民众和民族——日本国内劳苦大众及高丽、台湾等民族——打倒共同的仇敌；

10.扩大国际宣传，联合一切同情中国自卫斗争的人民和国家，取得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二、初期建国纲领：

A.关于达到民族独立方面

1.彻底肃清日寇在中国的一切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收复一切被日寇占领之土地；

2.与其他订立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和平谈判，以逐渐达到根据平等互惠原则重订双方有利之新约；

3.国内汉、回、蒙、藏、苗夷等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一律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或自卫之权；

B.关于实现民权自由方面

4.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中国统一的国会，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5.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营业、信仰等自由权利；

6.保证男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各方面一律平等；

7.划清中央与地方职权，实行地方自治制度；

C.关于争取民生改善方面

8.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

9.节制资本，使国家工业化；

10.福利劳动，使生产力迅速发展；

11.救灾治水，禁烟济难，使民生安定；

12.普及教育，使人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13.根除苛杂，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14.利用外资，使有益于国家建设。《中国人民抗日纲领草案》，1937年12月30日。

在此纲领之后，中共方面并提出附件四条：

一、共同纲领商定后，由蒋先生向全国提出，以便两党据此以号召全国人民，共同遵守，共同努力；

二、两党对此纲领须共同负责，力谋实现；

三、全国政府及军队在蒋先生领导下须本此纲领定出具体方案，负责实施；

四、凡违背此纲领者须受到制裁。《中国人民抗日纲领草案》，1937年12月30日。

很清楚，中共对于制定一个足以约束两党的共同纲领极为重视，希望以此来贯彻自己的政治改革方针和抗战路线，希望能够因此使自己跻身于政治领导的地位，真正实现两党合作。但是，这却不是国民党人的想法。

30日，共产党方面将纲领草案正式提交两党委员会，并将关于边区等问题的书面意见交康泽办理。可是，由于国民党正百般求助于苏联，要求苏联出兵相助，以挽救战争危局，而苏方已婉言相拒，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这时已经成为国民党求助苏联的最后手段。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撇开纲领草案不谈，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帮助劝说苏联出兵。然而，在出兵问题上，中共中央早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因此双方虽反复讨论终于不得要领。

由于共产党人在苏联出兵问题上无法采取合作的态度，一些始终抱有敌意的国民党人再度找到了可以攻击共产党的借口，国共之间的摩擦又开始有所增多，甚至连刚刚得到国民党批准开业不久的武汉中共《新华日报》报馆也遭到捣毁。紧接着，国民党人开始大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的主张，以致公开写文章发社论要求取消“封建割据”的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参见1938年2月6日《武汉日报》；2月7日《扫荡报》。在1938年1月24日的两党委员会上，国民党代表康泽、刘健群也公开指责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游而不击，要求中共学国民党广西派的样子，把军队交给中央，军校变为中央分校，军政及教育、经理、人事与中央统一，重要领导人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他们甚至明确提议与八路军交换干部和分散使用八路军。

此时，国民党派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已经确定，关于新四军和边区问题国民党也已针对共产党方面的提案拟定出具体办法。关于新四军，何应钦核定具体办法如下：

一、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每月发给经费一万五千元，及军部经费等，每月共一万六千元；

二、所请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与照委；

三、拨遣散费，准发三万元；

四、所称垫借伙食费，应另案清理；

五、开拔费准发给一万元，由该军长叶挺统筹支配。《陈、周、叶致毛电》，1938年1月8日，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页。

关于边区，交涉结果如下：

一、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增加；

二、边区政府，丁正林副并代理正职，可发表。各处依省例分民、财、教、建，不允设农、工，并要丁派两人做事；

三、边区行政经费，依各县、各行政专员总和定津贴两万多元；

四、保安队编制及经费，依陕、甘、川省原例，改由省发给津贴；

五、善后费给二十万；

六、确定联络参谋四人。《陈、周、博、彭、叶、董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月21日，见上引书，第148—149页。

由于上述谈判结果双方在经费、编制等问题上仍有不少差距，因此中共中央仍不能不指派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但实际上，国民党在经费及编制问题上的态度，正如王明等人这时所估计的那样，正是“蒋及其左右不愿我们扩大部队，扩大领土”的表现。不仅如此，蒋介石这时还加派其嫡系的将领胡宗南率六个师移驻西北，一方面加强对西北战略要地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是为了防范共产党。

鉴于国共之间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人敏感地意识到双方矛盾的症结所在。考虑到国民党正在进行的“一个党”的宣传，中共代表团于2月6日开始设想在对国民党进行正面反击的同时，用提出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巩固两党合作关系的问题。至此，国共两党通过组织一个大党来密切组织联系的问题，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大党问题的谈判

1938年2月初，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公开谈话，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和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的坚决态度。《新华日报》，1938年2月9日。此一谈话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在该谈话登出的第二天，蒋介石即约见周恩来，认为这样一件小事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专门谈话，是小题大做，而谈话中又把十年内战中的事情拿出来，更是没有必要。他声称：

一、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尤对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矛盾，任何人不能修改或反对。

二、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唯愿溶成一体。

三、对一党政权之说亦不赞成，仍主张延请各方人才参加政府。

四、对《扫荡报》等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

蒋介石这时突然提出各党派“溶为一体”的设想，明显地是对组织一个大党来包容各党有了某些想法。他特别举例说，像共产党就可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取消共产党的组织。他声称，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共产党隐蔽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将来在国民党内，最革命最能干的就会成为国民党的基础。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各党统统取消加入进去成为一派，党内可以有派嘛。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毫不含糊地答复蒋介石说，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两党之间的问题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对此也未加反对，表示可以研究，并且约周恩来与陈立夫等进一步商谈。而在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的谈话中，鉴于周恩来依旧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陈立夫也不加争辩，相反，陈立夫主动提出一项新的建议，问可否在两党以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国共两党共同加入。参见《陈、周、博、叶、董致中央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157页。可以看出，国民党方面对于组织一个大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确实已经有所计划和考虑了。双方的设想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

2月10日之后，因蒋介石的直接干预，国民党人关于取消共产党的议论和宣传暂时告一段落。虽然问题尚未解决，但一时间笼罩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空气表面看上去算是烟消云散了。27日，中共中央也开始召开专门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显然，一个大党的主张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2月底3月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具体提出了三种合作办法，即（一）实行共同纲领；（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三）组织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会议显然倾向于“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主张这种联盟的建立应当依据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3月24日，王明等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致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此一设想。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实际交给国民党的日期为3月24日）。

毫无疑问，共产党人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与国民党人所谓“溶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蒋介石明确认为：“本党是创造民国领导革命的唯一大党”，“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见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9年，第1037页。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一方面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却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以此来达到控制青年乃至“消融”各党之目的。因此，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后，国民党人就立即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共同参加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考虑到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中共中央显然相信把国民党的这一举动，看成是其扩大和进步的表现，因而准备“赞助……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中央关于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1938年4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987年，第11卷，第491页。试图“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并“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4日。毛泽东公开说：国共两党要想真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毛泽东，《两党合作的问题》，1938年4月5日。

注意到各方面的反映，中共驻武汉的代表王明、周恩来等不赞成延安领导人的想法，他们说：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未成立，其领导者就已经利用它来做孤立和反对共产党的工具，故第三党、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救国会诸人及进步青年团体一致拒绝加入。况且有关三青团本身性质、组织内容及任务，国民党内部尚在争论中。“如照此现状成立，且有变成新的特务机关的趋势，似此现在我们即表示赞助青年团的建立，似嫌太早，且政治上不利。” 《陈、周、博、凯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4月22日。

不过，中共中央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验，这时对利用三青团一事仍旧多少有些期待。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尽管，“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但赞助国民党一切进步的东西，即使是口头上的允诺和企图，“不但不使自己孤立，而正是替自己开辟更有利的场所”。据此，中共中央仍旧指示其在武汉的代表主动赞助三青团的组织工作，一方面承认三青团为国民党的青年团组织，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另一方面努力“使三青团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团体”，争取“经过三青团去改造国民党”。为此，应向国民党方面建议如下：

一、宗旨：在三民主义、总理遗嘱、抗战建国纲领与蒋总裁领导之下，以教育与组织全国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建国的事业。

二、会员：凡接受本团宗旨之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项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

三、组织：本团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

四、同国民党的关系：本团除接受蒋总裁的领导外，各级国民党党部可经过其在青年团工作的党员实现其政治领导，不妨碍本团组织上的独立性。 《毛、朱、康、陈、刘致陈、周、博、凯电》，1938年5月12日。

当然，这样的建议在国民党人看来是不感兴趣的。成立三青团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统一所有青年组织，防止共产党利用青年发展自己的势力，如果允许团体会员，同时还允许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性，这与三青团的目的完全是南辕北辙。结果，利用三青团的组织来改造国民党，推动国民党的扩大与进步，其实只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幻想。

就在国民党刚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准备实施具有进步意义的《抗战建国纲领》不久，国共之间的摩擦就又接二连三地公开表现出来。此时，国共两党间除新四军问题基本解决外，边区问题仍旧没有谈出结果，而且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福建乃至湖北和陕西，都不断发生逮捕和杀害中共党员与新四军留守人员的情况。6月以来，甚至又在西安出现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十三个正在积极活动中的救亡团体，封闭其机关，逮捕其领导人的严重事件。而国民党公布的三青团组织章程，更清楚地反映出国民党试图全面垄断青年运动的心理。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不能不在《新华日报》上公开要求国民党“惩办摧残新四军伤病兵及后方人员家属的凶手，赔偿被难人员家属的损失，立即释放西安被捕救亡分子，并恢复被封救亡团体的活动”，同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明令各省将一切新旧政治犯释放，并颁布保障救亡团体的法令”，“消除现在各机关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新华日报》，1938年6月9日。当然，尽管国民党当局对此迟迟不予反应，但出于一种团结的愿望，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把问题归结到国民党的上层，他们这时多半只是认为：“这些现象的发生，当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而国民党中央主要是“缺乏采取坚持实现自己的法令和纲领的步骤和具体方案”。《新华日报》，1938年6月9日。因此，中共中央的代表这时仍旧在努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且在边区等问题始终不得要领的情况下，依旧进一步提出了扩编八路军为三军六师的建议，希望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事实上，这时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某种担心，因此双方之间的摩擦问题实际上并非仅仅出现在下层。人们只要注意一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5月31日第七十九次会议《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5月10日及6月21日第3080号、4229号训令，就不难看出两党之间的摩擦突然加剧的主要原因。这些决议和训令明确指示国民党人，对于其他党派团体及其分子，除非“放弃其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服从本党及本党领袖”，“恪守国法严守军纪”，否则均应“随时严密防范”并“严予取缔”。其矛头所向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国民党上层此时的方针其实已经十分明确，即或者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中去，或者必欲遏制其发展，乃至全力削弱之。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八路军扩编的谈判自然没有结果，蒋介石甚至还亲下密令处决了原黄埔军校学生、中共陕西省委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以防其对他所熟悉的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发生影响。蒋介石在8月3日见周恩来时，亲口承认宣侠父是他下令捕的，后蒋鼎文在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的谈话中也承认宣是蒋下令捕的，只是当时他们都没有承认宣已被其杀害。不仅如此，蒋介石这时还别出心裁地把边区问题转交给行政院去处理，有意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

8月12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通知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行政院来电边区问题由陕省就近解决，并已派来彭绍贤、谷正鼎等三人前来交涉。16日，中共中央电示林伯渠，边区必须坚持二十三县，但可用清涧、绥德、米脂三县改换同原、海原、靖远三县，月经费要十万元。然而，实际上彭、谷等人并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他们一开始就置过去谈判的基础于不顾，提出边区必须实行专员制，不要边区政府，区域也只允十七县，不得增加。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做法只能使双方争执不下，结果，谈判根本无法继续。

鉴于两党关系近来相处越来越困难，双方谈判也难以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中共中央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度重申了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极端必要性。刚刚得到共产国际高度肯定，并被指定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目前两党的合作方式“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地及时地得到解决”。因此，有必要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保持其独立性”，或者“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做这个联盟的最高领导人，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致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他为此向国民党公开提出建立更密切和更牢固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一，可以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其二，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我们可以“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进行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如果按照第一种形式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还将向国民党提交他们的名单。“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大家相安。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解放》(第五十七期)，1938年11月。

10月1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六中全会尚未结束之际就急忙返回武汉，于4日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和王明给蒋介石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有关提议。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又于8日以书面的形式进一步说明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之后，蒋介石立即将周恩来的书面说明分别交给陈立夫、朱家骅、康泽及其青年干事会研究和讨论。但是，国民党人看来并没从中共中央的建议中得出中共所希望的结果来。

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进行讨论，但是他认为三青团可以修改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只待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0月14日，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9页。但此后由于战局危急，广州及武汉先后失守，此事未能取得结果。到12月6日，当国民党上层已经有时间讨论出结果之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谈话时，其态度就已经改变了。蒋介石这时宣称：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不赞成，大家认为，共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他拟于不久到西北后即约毛泽东等面谈，如全体合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因为大家害怕共产党的“革命转变”。周恩来答称：共产党相信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日出路，而且也因其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自然不会如此想，因此国共终究是两个党。跨党并改变名称正是为了取得互信，但如果认为时机未到，也可采用其他办法，至于少数人退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有害无益。对于周恩来的意见，蒋介石当然不能赞同。这次谈话双方均一无所获。 《周致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6日。

6天后，蒋介石再约周恩来及王明等谈，态度不仅没有松动，反而变得更为坚决。蒋介石不顾周恩来等人的种种解释和提议，强硬地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甚至当周恩来等谈到目前双方至少可以独立存在共同发展时，蒋介石干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忧虑之所在，他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因此，蒋介石这时对于周恩来等谈到的其他合作方式，当然认为无用，他声称：“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陈、周、博、吴、董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8年12月13日。

由上不难看出，由于国民党抗战以来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和共产党成功地利用游击战在敌后迅速地扩大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蒋介石国民党早已深感不安，一心想置共产党于自己的实力控制之下，甚或通过合并等等方式取消其存在。而至武汉战败，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更加无法忍受，以致对共产党的存在都变得难以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对于组织合作的考虑自然更是南辕北辙。

一方拒绝跨党，主张合并，一方坚持不放弃自身独立性，国共两党关于组织合作的谈判至此走入了死胡同。1938年底1939年初，国共两党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摩擦明显增多。特别是在尚未解决疆界问题的陕甘宁边区和国共双方政治军事正处于势均力敌之际的河北敌后地区，国民党人必欲实现自己的统治，而共产党人则竭力反其道而行之，加上蒋为阻止共产党的军队和地盘进一步扩张，不仅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而且示意河北省主席鹿钟麟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愈演愈烈，越发不可调和。对此，中共中央虽于12月底又派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请求根本解决华北指挥关系等问题，并指示周恩来向蒋介石说明“各地反共捉人之事，要他解决”，但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反而一再催问延安方面对于他所提出的合并两党为一大党的主张有何意见。他扬言：“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意志。”言外之意，合并问题不解决，摩擦就无从避免，他将无能为力。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不得不彻底放弃在组织合作方面进一步密切两党关系的设想。为表明自己对蒋介石建议的坚决态度，“打断蒋此种念头”，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分别于1939年1月22日和25日致电和写信给蒋介石，明确表示：“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地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回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尽管中共中央在信中仍旧表示愿将自己“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及其一定限度，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请其“慎重考虑”，《中共中央致恩来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电》，1939年1月22日。但事实上，国共两党关于组织“大党”问题的谈判，已经由于双方意图完全背道而驰而无法继续了。至此，自1937年以来国共两党进一步密切组织关系的努力，也告一段落了。

第四章 走入绝境的两党军事谈判

抗战开始以后，合作中的国共两党始终没有能够完全避免局部的冲突与摩擦。不仅如此，由于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双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也渐渐有所改变。有关“大党”问题的谈判失败之后，两党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更明显地增多起来。可以想见，国共两党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是多方面的。但在这种种冲突和摩擦中，最为关键的实际还是军事上的冲突与摩擦。一方必欲发展强大并不为对方所制，一方则必欲遏制乃至削弱对方实力以防其威胁自身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的一切斗争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围绕着军事冲突而展开。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丝毫减弱来自日本军队对他们两者的强大压力，正是这种外来的压力使得两党间的这种摩擦和冲突不能不保持着一定的限度，而谈判自然成了调节双方摩擦和冲突程度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1939—1940年，军事摩擦初起，国共两党仍旧对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这种冲突抱有某种希望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只是，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谈判双方目的各异，互不相让，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1.军事摩擦的加剧

国共两党最早的军事纠纷出现在河北地区。河北本是第一战区所辖之作战区域，而八路军则属于第二战区之建制。但早在1937年战争之初，由于抗击日军的需要，蒋介石就已经命令八路军前往河北敌后“将其后方联络线切断，使其陷于弹尽粮绝之困境”。《蒋中正致阎长官转第八路军朱总司令电》，1938年9月28日。1938年3月，蒋及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陈诚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会商，又决定将黄河左岸第一二两战区合并为一个战区统一指挥，组织野战兵团和挺进支队向敌后之冀、鲁、热、察及平汉、津浦线之间的山地进发。至6月，八路军各部和国民党部分武装均已受命前往上述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这时，为便于统一指挥敌后河北地区的各色武装，国民党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但这时滞留河北敌后的杂牌武装较多，鹿钟麟等又刚到河北，尚无力统一河北军政和党务，而共产党人在此却早已植下根基，甚至已经建立起来了部分地方政权。因此国共间虽也有摩擦发生，但考虑到种种因素，鹿钟麟等仍不能不设法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协商解决他们之间所遇到的各种分歧。8月20日前后，鹿钟麟甚至亲率其省党部负责人等专程前往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彭德怀、朱瑞等进行了具体的商谈。双方议定：（一）原由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河北总动员委员会，以鹿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须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须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冀察晋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府所辖，但省府命令须经过该边区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朱、彭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胡服等电》，1938年8月25日。

然而，鹿钟麟的这种让步，既不符合国民党人的利益，也不符合蒋介石关于军令政令统一的要求。随着鹿钟麟渐渐确立了对国民党在河北各色武装的统一领导地位，自然又不能不开始谋求在军事、行政及党务和民运等各方面切实实现其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一方面鹿钟麟意图行使其权力，另一方面共产党在河北的势力远非鹿所能统御，加以双方地域交错，互不能让，日军进攻骚扰不断，双方又难以配合，这就更使双方关系恶化，军事上的摩擦自然愈加不可避免。自1938年秋冬之交开始，因鹿钟麟试图解散共产党八路军建立起来的冀南行政公署，这种摩擦很快就变得白热化了。

对于解决河北乃至整个华北日益加剧的国共军事摩擦问题，鹿钟麟这时的态度很明确，即必须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冀之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其所编各种游击队一律交归省府指挥，不准携去，“庶拔本塞源，以弥隐患”，如此节做不到，至少应“令八路之在冀境者悉数开入冀中，抑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总以划分军区不相混较为妥善”。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第252—253页。但中共中央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在中共中央1938年12月23日给准备去西安参加将领会议的彭德怀的指示中，主张彭德怀应当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提出：“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同时，“为坚持敌后抗战之利益，华北之军事指挥与政权应该合一，即军事兼地方官，而不是省主席兼游击司令”，故华北各区重新划分时，应不照过去省界而依游击战之形势定之，“某些省区及其所属各县之行政长官，应要求委任八路军将领及政治工作人员充当之”。为此，中共中央甚至表示，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表明放弃某些地区如冀中、冀南、平原之一部给鹿及其他友军，在该地区中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可以退出或完全听从指挥，该地区中八路军所委之县长亦可让出，我们可不再去发展武装力量，以求实现以划分区域为基础的增进合作与消弥摩擦”。 《书记处给王明、林伯渠、彭德怀并告朱、周等电》，1938年12月23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当即上书蒋介石，建议“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装应受八路军指挥”；“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并以各区军事长官兼任行政区主任；同时彭提议“委任一二○师副师长肖克兼热冀察边游击司令，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为晋冀察边区游击司令，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兼津浦北段游击司令，肖劲光为陕北河防司令”；“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等三个师请准许改编为军，军辖二师或三旅，并请增编八路军总部一个炮兵团及一个特务团”。另因八路军“现有人数十二万（陕北河防部队及华北游击队在外），且以伤兵残废日多，原有四万五千人经费实在不够支配，请增加月费一百万元。”见秦孝仪主编，《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第493页。

由于这时蒋介石合并中共的计划不能成功，他显然已渐下决心从各方面限制共产党之扩张，故彭德怀在重庆与蒋介石的谈判自然不能取得任何成果。蒋介石只同意由行营主任程潜及战区长官阎锡山、卫立煌等派员协同进行调查，同时则下令各战区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他区，不得兼管行政，并调兵增援河北、山东。而在1939年1月下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更制定了明确的限制共产党发展的决定。这样一来，各地的国民党人自然更加理直气壮。鹿钟麟因此致电朱、彭，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并将游击队交其指挥，同时到处任命专员、县长，制造双重政权，解散中共各级民政组织，甚至不惜加紧军事摩擦行动以求多占地盘便利于即将开始的谈判。

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也毫不示弱，以致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它电示朱、彭等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必须申明以下主张：（一）敌后抗战形势，需要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二）冀、察、鲁三省为山西、中原、西北之屏障，三省之八路军只应增加，不能减少；（三）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因此冀察晋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他地区亦应依照战略形势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维持原有省界是错误的，取消冀察晋政委会、冀中、冀南行政公署的命令决不能从；（四）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军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故停止征粮亦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

自1939年开始，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已经在华北及西北各地四处蔓延开来。由于八路军已经提出撤换鹿钟麟的要求，蒋介石却仍旧命令朱德、彭德怀等直接与鹿钟麟会商解决一切，朱、彭等只好不予理睬，并且干脆相机分化和打击河北国民党的各种杂色武装，决心争取实现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在河北以八路军为主和以朱、彭为河北省府主席的“根本方针”。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也因辖区不明，国民党有意造成双重政权，并开始全力贯彻其五届五中全会限共决定，以致必欲取消中共政权，而接连发生土桥、龙州堡、瓦窑堡、镇原、宁县、栒邑等事件，土桥事件发生于1938年12月—1939年1月，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均发生于1939年3月；镇原事件和宁县事件则发生于1939 年4月；栒邑事件发生于1939年5月间。国共双方军事冲突不断。另外，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省，也相继发生各种军事的和政治的纠纷。事情很明显，国共关系正在出现严重危机，甚至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对抗和冲突。

2.制止摩擦的尝试

从1939年春天开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开始在内部推行《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开始秘密制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重要文件，示意党政军民各级组织务必在所有地区全面恢复和强化国民党的统治，或“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或取缔一切与异党有关并受其影响之武装队伍、政权组织和民众团体，而为采取各种严格防制政策纵然发生摩擦，“亦应无所避忌”。 《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由此可见，国民党上层已经在渐下决心，不惜与共产党刀枪相见，也要阻止共产党的势力无限制地增涨。只是其从策略角度出发，仍旧主张“对付共产党员之态度，可分为二种，上层应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 《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因此，国民党一方面责令其各级组织“严厉”打击共产党的势力，另一方面却仍旧继续与中共中央的代表进行“理性”的谈判，力图以“严正”之态度来“折服”共产党的上层领袖。但是，此时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非“七七”事变之前了，其兵力已经从改编时的四万人，猛增到二十二万人以上，控制地区也已从陕北甘北一小块贫瘠之地，扩大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和山东等大片敌后地区，且几乎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自行其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态度自然不会像“七七”事变以前那样，容易委曲求全。毛泽东即公开主张：既然“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来而不往非理也”，如此不仅军事上坚决抵抗，而且要准备更高的谈判条件。毛泽东，《后方军事工作的政治方针》，1939年5月5日。

6月8日，周恩来向陈诚提交了关于“合理与公正”的解决两党冲突问题的建议。其要点为：

一、陕甘宁边区问题：

A.依照原定十八县，即延安、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定、靖边、定边、保安、安塞、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环县、盐池，划为陕甘宁边区，其编制、组织系统及施政方针及经费另定之；

B.沿黄河之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五县及神木、府谷各一部分划为第十八集团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区及第十八集团军之补给区，并给以保证；

C.在A、B两项划定区域外，第十八集团军于陕甘宁三省地区不另驻兵，但医院、兵站及办事处不在此例；

D.在A、B两项划定区域内，中央不另派兵驻扎；

E.边区地方行政，归边区政府负责主持，以前陕甘两省政府派去之县长及保安队，应撤回或改组；

F.河防警备区应单独划为一专员区；

G.边区周围无理之检查与扣留人员车辆等事件应停止。

二、河北问题：

A.原则上允许中共党员及八路军代表有参加河北各级政府之权，河北省政府应改组；

B.原则上承认第十八集团军为河北作战主力，应负冀察战区作战之责；

C.原则上容许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应有中共负责者及民众团体代表参加；

D.原则上承认冀中、冀南两专员公署之存在；

E.原则上决定河北省县及专员区应成立民意机关；

F.原则决定河北省应颁布施政纲领。

三、第十八集团军问题：

A.第十八集团军应准予扩编为三军九师，并增加军饷；

B.扩编后的十八集团军应准予建立各直属兵种。 《周恩来致陈诚函及附件》，1939年6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50684。

对于周恩来的上述要求，陈诚当即报告蒋介石，并提出建议云：“一、中央要求该党正式宣布再度真诚表示取消共党之组织与一切活动，无论在名义上、在实质上，均应诚实如一，则恩来所提要求，即完全照准，亦自不成问题。不然，纵完全应允，亦无法替其负责。二、 如该党组织与一切活动不但不取消，而其不顾大局，不遵法令自由行动之影响，实足妨碍抗战，无异增加敌人之势力，此种责任，共党必须负之。我中央亦难长此坐视。以上两项，令该党渝之周恩来熟思之，何去何从？” 同上。

两天后，蒋介石也专门约周进行了谈话。但蒋基本上避开周恩来的要求不答，只是摆出领袖的身份，再三要求中共要相信领袖，服从命令。其谈话要点为：

一、关于共党问题之症结，目前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共党应有根本的进一步之真诚，服从中央命令，执行国家法令，为全国革命之模范，而不自居于整个国家体制之外，造成特殊关系，为一般封建者所借口；

二、余为全国革命领袖，完全以理智的及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偏听任何人或某一人之报告而有所偏倚，余之权衡一切，完全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余为革命计，决不能有所迁就或姑息；

三、共党为求解决问题，辄先造成特殊事实，以强迫的态度对余，余为革命领袖，自不许有此种加诸余也；

四、欲求目前各地纠纷之适当解决，必须共党首先真诚恪守中央命令，使事态平复，如此余决不致有亏待共党也；

五、余对人对事，向以仁爱为本，对共党亦无不如此，乃至责备，皆所以爱护共党；

六、吾人今后一切实施与行动，皆应合乎国家统一与独立为唯一原则，故吾人之求统一，实为整个国家民族之利益着想，此种利益，自亦为共党所共有也。见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第80—81页。

共产党从来都是立足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的，他们当然不会相信蒋介石能够以理智与持平的态度处理国共问题，而不偏听偏信。尽管中共中央这时还没有把蒋介石视为他们所痛恨的“顽固派”，对蒋介石或多或少还寄予某种程度的希望，但他们也知道蒋和他们不处在同一立场上，利益上根本不同。事实上，就在与周恩来谈话的当天，蒋介石一方面对周恩来表示“爱护共党”，一方面也在密令西北各军全面“监围”“陕北奸伪”。 《蒋中正致朱长官、胡副长官代电训令》，1939年6月10日。与此同时，面对前不久刚刚发生的陕北镇原、宁县事件和湖南平江惨案，蒋介石的态度也很鲜明，即只相信国民党人的报告，而丝毫也听不进去共产党人的说法。见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第80—81页。正是从党派观念的角度出发，蒋介石这时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日益壮大的共产党看成是与日寇一样危险的“敌奸”了。 《蒋中正致朱长官、胡副长官代电训令》，1939年6月10日只是大敌当前，国民党还只能以日本为主要的威胁，而对共产党则只能以限制和削弱为主，不能全力打击。

国民党此时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腹案，从陈诚等负责制订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该《办法》称：

一、军事方面：

（一）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旧八路军之番号即应饬令取消并通报全国；

（二）正规军只有驻地，并无防区，八路军与新四军自应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不得要求划给区域；

（三）游击部队可划定游击区域，但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地，尤不得越出其活动范围，八路军与新四军派遣游击部队事先须请示中央，否则即以违抗军令处置；

（四）八路军与新四军必须遵守军政部统一规定，绝对不准自由招募，尤其不准就地筹粮或收缴民枪，乘机扩充私有武力；

（五）陕北河防警备区改派其他部队接防，十八集团军另调第二战区防务；

（六）游击根据地之规定及当地政权之建立，应由主管战区司令长官协同战地党政委员会决定，而委派地方官吏及征收赋税，则仍应归各该所隶省府办理；

（七）共党军队政训工作应照军委会政治部所颁布之宣传纲领及其他规定之政训工作办法行之，而政工人员之编制与人事亦应悉依政治部命令行之；

（八）在八路军与新四军之驻在区，军事委员会须指定中央与之互派联络员，监视其整个活动；

（九）共党不得以其军队或他种名义随地设立办事处，以为秘密工作与通讯之掩护，嗣后所有各地办事处非经呈准中央者一律封闭。

二、党务方面：

（一）党内党外均应一致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

（二）共党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如个别共产党员在各地公私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中央，否则一经发现，即按非法活动论罪；

（三）共党外围组织“民先队”与“救国会”应即令取消，其分子一律由中央指定机关接收训练；

（四）共产党员非经中央特许，绝对不准服务于各部队机关及军事性质之学校、交通及产业机构中；

（五）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关于“统一战线”、“新阶段”、“拉丁化运动”、“新启蒙运动”、“民主政治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等反动宣传活动，即应取缔；

（六）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前述种种宣传品之书店，违者即行封闭。

三、行政方面：

（一）绝对否认共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中央应即决定认此为地方问题，授意各省政府自动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

（二）共党在华北各省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

（三）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陕北公学”与“抗大”应令停办，或归中央接收；

（四）任何地区不得建立违反本党立场及中央法令之经济制度。

四、目前亟待解决之问题：

（一）陕甘宁边区：

A.调整陕北行政区域及人员，划绥德、清涧、米脂、吴堡、榆林、葭县、横山、安定、府谷、神水、延川等十一县为第一行政区，以延安、保安、安塞、延长、甘泉及靖边之一部等七县为第二行政区（必要时可增划甘省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分归陕西第二行政区），洛川、宜川、鄜县、宜君、中部等五县为第三行政区；第一、三行政区之专员、保安司令及各县县长由本党遴选忠实精干有斗争经验之同志担任，第二行政区则准由中共保荐，由省府任命；如上述办法实行困难，则就伪边区目前所占据之区域成立陕北行政委员会，直属陕西省政府管辖，其人选得由共党提出名单中之一部分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经核准后任用。

B.加强“边区”党务，由中央遴派大员赴陕北及邻近“边区”各县办理党务，积极训练干部，吸收党员，组织民众，对“边区”组成极坚固之封锁网，并会同当地军政负责人，组织党团，策划指导一切，逐渐肃清其势力。

（二）八路军新四军：

A.统一编制及确定名额，八路军新四军之编制应与其他国军之编制名实一致，其兵额亦应有限制，由军委会派员点编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组织游击队或其他武力，其后非因作战伤亡不得擅自补充或扩编；

B.确定作战任务及区域，由军委会明令定之，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

C.各地方当局分别与该军之负责人切实约定，不得与地方发生关系，并不得作民众运动；

（三）“晋察冀边区”：

A.伪“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其所组织之各县地方政权应严令解散，限期移交各省政府管辖，所发行之货币，责令其负责收回，否则以军饷作抵；

B.充实冀省之行政机构及人员，由本党中有斗争经验之精干同志充任各县县长，并与当地党部游击队密切联系，积极与共党斗争；

（四）其他：

A.抗大、陕公、妇女大学、工人大学等学校，先勒令停办，听候改组；

B.《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一律禁止发行；

C.共党的组织停止发展，不得在各机关、各部队、各学校、各团体中吸收群众。《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1940年。（此件成稿日期似为1940年6月）

由上条款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这时对于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实际已成惊弓之势。其虽不能痛下决心消灭共产党，但无论公开还是秘密，都已决心全力削弱共产党，特别是注意使其在群众中逐渐失去存在基础，并且在政治、经济，尤其是地域上严格限制其存在。但与前不同的是，国民党此时已不可能提出取消共产党军队或控制、合并共产党的问题了。特别是随着国民党对华北敌后的政治和军事日益失去控制，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及其政治影响力在华北敌后迅速发展并有进一步向南推进之虞，国民党已不能不渐渐改变策略——从一度寄希望于军事压迫逐渐转为用政治和军事两手策略来设法限制其发展了。

3.军事谈判的展开

1939年9月，蒋介石一面电令晋、冀两省军政当局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共党发展，一面再度开始找共产党代表商谈政治解决两党间军事冲突的办法。在9月13日下午与王明、博古等人的谈话中，蒋介石再三表示《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他并未最后批准，国民党之所以考虑这样一种办法，只不过是因为中共在进攻他，他和国民党要自卫而已。对此，王明等则强调，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均较中共强大，共产党自顾尚且不暇，除非为了自卫，是绝不能也不希望进攻国民党的。为进一步说明事实，王明还向蒋介石当面递交了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下发的消灭八路军的密令，详细说明江西平江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特务营包围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枪杀并活埋新四军干部六人等情况。但蒋介石当场声明对此毫不知情，但又强调前方将领有生杀之权，他不能处罚，并且再三表示希望共产党要注意大问题，不要总占小便宜。不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很温和亲热”，不急不恼。而且，蒋明确表示愿意一个月见中共代表两次，面谈一切，并愿意指定专人与中共代表继续接洽解决一切问题。 《王、博、林、吴、董致书记处电》，1939年9月13日。

随后，国民党开始具体讨论解决河北军事摩擦的办法。程潜首先提议将河北游击队之精良者编为正规军，其余编为地方团队受省府指挥，此外各种游击队、先遣队，凡未经呈准备案者，一律取消，违者按匪剿办。经国民党党政委员会及陈诚等研究后，决定：

一、冀察战区总司令部不设副司令，共党代表一人可允许充任省府委员或党政委员会分会委员；

二、战区所有部队均归战区总司令统一指挥，十八集团军在该战区之部队亦应加入战斗序列，由总司令直接指挥；

三、各保安队及游击队应交省府统辖整补，将来任务由战区省府适宜规定之；

四、冀中公署仍照前令撤消，冀南公署暂改省府行署，仍以原主任为主任，但须由省府另派一副主任，一切均受省府命令指挥；

五、双专员双县长撤销，原专员县长中有成绩并确能遵守中央命令者，由省府加委任用；

六、民众团体之整理依据下述原则详商具体办法：（甲）一律按中央法令及整理民众团体办法改组；（乙）各民众团体受党部领导政府监督履行手续；（丙）原委员会一律改动委会；（丁）未核准者均予取缔；（戊）一切言行不得超越三民主义及法令。《南方局报中央及前总》，1939年9月29日。

与此同时，鉴于共产党方面一再要求，蒋介石也主张在中共军队扩编问题上适度让步，因不予扩编，“任其自由发展则危害更大”。相反，同意适度扩编，并设定条件阻遏其进一步发展，将较为有利。故在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政部军务司正式拟定了第十八路军扩编方案，该方案提出：

甲、第十八集团军可扩编为三军六师三个新编旅，增加经费三十万元；或

乙、扩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增加经费二十余万元；但

丙、扩编后（一）游击区归战区指挥；（二）各单位设政训处，组织人事由政治部定之；（三）各军、师联络参谋由军令部指派之；（四）各军师长由朱总司令委任；

丁、扩编十八集团军之附加条件：（一）取消特殊组织；（二）军政军令统一中央；（三）不得征收民枪及团队枪支；（四）取消征募；（五）不得擅自扩编及擅委名义；（六）驻地由军委会指定，不得要求划区；（七）经费可先增加五至十万元，令其统筹办理。《王、博、叶致中央及前总》，1939年10月17日。

1939年11月中，国民党中央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首先与共产党代表谈判解决八路军人事经理及其经济制度等问题。而后，何应钦及贺耀祖接连与叶剑英进行商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并提出中央应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有权统一经理制度和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叶剑英当即答复说，钞票并非八路军所发，此为河北地方政府的问题，应由中央转告各地方政府共谋解决。至于人事任免，事实上早已统一，八路军团以上干部都已呈请过中央委任。对于经费问题，叶剑英表示八路军全都用在军队本身，并未移作他用。但何应钦等仍旧坚持己见，很快于11月14日经贺耀祖向叶剑英提出三项正式条件：

一、国家行政之统一必须保持，尤其法币之发行，与国家经济财政关系重大，更因有与他国助我有关，故其发行权必须统一于中央，所有十八集团军在冀南发行之钞票，必须立即收回销毁；

二、为统一对内对外之宣传，以正国际视听，第十八集团军各军师政治部，应照中央规定与其他军师政治部一律办理，政治部人员应由军委会政治部委派；

三、国军之人事经理均系统一于中央，十八集团军乃最革命之军队，其人事经理亦应统一于中央，步兵团长以上，特种兵营长以上，应呈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另中央经费应直接发到师部，师军需处长应由军需署委派。以上各项若能切实办到，则中央可准予增编三个师，或按乙种军编制增编为三个军。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2074。

对此，叶剑英则解释说，钞票问题纯为冀南行政公署之事，此事只有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府后方能过问；八路军的人事经理问题早已按中央要求办理，惟政治部及军需署派人办不到；至扩编为三个师或三个乙种军亦不可能，八路军已达二十二万人，因此请准予扩编为三个甲种军九个甲种师。《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

正当双方开始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之际，国共两党间在华北及西北的军事摩擦突然急剧白热化起来。先是蒋鼎文声言中共陕北河防薄弱，调派骑二师径入陕甘宁边区，力图借此以“镇压十八集团军在陕北种种暴行”。之后阎锡山在晋西发动事变，对于暗中受到八路军支持的山西新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压迫。同时，陕北宁县、合水等地又接连爆发有国民党正规军和八路军参加的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蒋鼎文并派二十八师等化装成保安队乘机夺取七里镇等陕北战略要地。以致中共中央决定调派王震的三五九旅回援陕北，反而又造成国民党人的严重不安，双方为此反复交涉，以致军事谈判几乎陷于中断。然而，双方关于划界的设想和交涉，却由此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了。

11月23日和25日，张冲受命约博古等谈三五九旅回陕一事，表示蒋介石对此十分关注，要求部队撤回。同时张冲称：国共两党关系要根本解决，“最好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张冲认为，“政治上实行宪政，地区上有适当划分，为最好巩固团结方法”，希望中共考虑，他并提出了划河北、察哈尔、热河及东北给中共的意见。博古对此表示与中共中央商量，但怀疑国民党多数领导人是否同意。张冲则确信关键在蒋介石，并表示他可以对蒋去说。《中共南方局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1月25日。但12月山西阎军与新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特别是12月中旬原为双重政权的甘肃宁县、镇原被国民党九十七师袭占，国共冲突达到高潮，因此两党谈判再度受到影响。朱德虽接连提出抗议，蒋介石却以为其不过“虚声恫嚇，有意捣乱”，“甚恐我军进剿也”。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1974年，第91页。事实上，蒋介石又一次错估了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绝不是什么“虚声恫嚇”，他此时不仅开始以武力援助山西新军，而且明确决定在西北、华北、华中及长江流域八路军新四军占优势的地方采取攻势，而不是守势。这样一来，国民党在西北虽能占到一些便宜，在华北敌后地区却因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不免吃亏了。

1940年1月初，随着晋西事变，以及国共在河北敌后的大规模冲突的接连发生，蒋介石终于发现，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优势并不能达到彻底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因而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在西北重取缓和策略。

1月4日，何应钦约叶剑英谈话，称“所谓边区，委座从未承认”，且林祖涵在前一年2月12日致行政院函亦只说到十八县，今忽要求二十三县，未免矛盾甚多。他的意见不如干脆将边区划成一个专员区，取一折中办法，并使军政分离。何应钦同时特别提到三五九旅事，称阎锡山、卫立煌均有电报说明事前并未下令该旅西渡，故请照委座令将该旅撤回。至于陇东冲突，何说，迭据报告，均说明系十八集团军部队先行进攻，现已电肖劲光转饬停止军事行动，并派大员前往调查。叶剑英答复称：关于边区名称等，早有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予以通过，当时只因人选问题未能求得一致，以致未能实行。至三五九旅事，须向延安报告，但该旅开回，一因巩固河防，二则因要确保延安与晋冀间之联络线，闻中央有将高桂滋军开驻陕北之意，如此问题将更加复杂。对于陇东事，叶则要求双方派遣代表前去调查。

5日，张冲受命找叶剑英进一步商谈。张冲要三五九旅回到河东去，至少也要敷衍一下面子。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叶剑英当场答称：三五九旅撤回可以，但须在中央军队陆续从边区周围撤走才有可能。在中央目前在边区周围调兵遣将并攻占宁、镇两城的情况下，三五九旅实无撤回可能，反有继续增兵的必要。且现在要三五九旅过河，如目的在于调高桂滋军前去，以便截断晋陕联系，这更无可谈。目前重要问题在于停止陇东军事行动，明令承认边区与扩军，不在三五九旅过河与否。故如果中央能够办到：（一）把边区周围军队调赴前线，陕甘驻军恢复骑二师进军前之状态；（二）绝对不增调任何军队赴绥德、吴堡、清涧，陕北行政专员何绍南撤职；（三）解决边区问题；（四）承认扩军，则三五九旅过河当可商量。

6日，张冲再来，转达何应钦对叶剑英以上意见的答复。据张冲说，何应钦表示：（一）已下令陇东停止军事行动，着朱绍良派人调查解决，并谓中央军可后撤；（二）何绍南决不再去，高桂滋军亦不调；（三）边区问题解决困难甚多，尤其陕甘宁三省当局反对，可否找一折衷办法？（四）扩军事于事态平息后，由何负责向蒋提出实行。但叶剑英等表示：（一）调查应由双方派人去；（二）对边区问题的解决须按原决定发表，绝无折衷余地。9日上午，张冲又来，称蒋介石、何应钦已内定解决方案如下：（一）撤换何绍南：（二）骑二师放回洛川以南；（三）高桂滋不调；（四）解决边区问题，以免再发生冲突；（五）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六）三五九旅过河东，冀南纸币停止发行。下午，叶剑英再与何应钦谈，何确表示相同意见，但其解决边区问题之方案仍是主张改边区为专员区，并只划给十四县，即从原定的十八县中划去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县，说是该四县接近公路和西安，常生摩擦。叶剑英当即表示不能接受，并声明扩军非九师不可。谈判因此仍然未能取得进展。关于这几天谈判情况目前所见国民党方面与共产党方面所存资料的记载略有不同。分别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1—224页；《博叶董凯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月9日等。

多半是出于对外政治影响的种种考虑，国民党最高层这时还没有以武力取消陕甘宁边区的具体设想，其拒不承认边区政府，强制推行双重政权，以至鼓励下层以各种方法与共产党争夺民众和地盘，目的不过在于阻止共产党的发展，并迫使共产党在边区问题上按照国民党的愿望做出让步。因此，当围绕边区问题的摩擦有可能发展成为军队间的大规模对抗和冲突时，国民党人就不能不想方设法加以缓和了。不仅蒋介石要张冲转告中共代表他自己对此事绝不知情，已电告蒋鼎文、朱绍良“望其勿闹”，而且在西安负责与林伯渠具体商谈边区摩擦问题的程潜也一再推卸责任，声称调动军队进兵边区是CC系干的，“防制异党实施方案”是政治部发的，并非他们的责任。然而，不论国民党人如何解释，对边区的摩擦和进攻本身，已经更进一步促使共产党坚信，只有坚定不移地采取强硬对策，才能使国民党限制及削弱自己的阴谋不致得逞。

1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重庆国共谈判的情况，召开政治局常会，决定应付方针如下：

甲、边区问题：

（一）要二十三县，少一县不行，因前定十八县经行政院通过，近来发表，又复增兵包围，百计进攻，非二十三县不足保障八路军后方之巩固，且陇东五县、关中三县、绥德五县，久经划作八路军防地，唯有直隶边区行政，才能避免冲突。

（二）王旅不能撤，要求增调两旅，因陕北在二战区范围，并非另一战区，增援河防极为正当，蒋曾迭电巩固河防，王旅调来正符蒋令。况有阎邓令准，毫无不合。所谓去年有令不准一兵一卒过河，则马占山由凉城过河到东胜去，王靖国由离石过河去宜川，岂只一兵一卒？王旅乃为增援河防，独不允许显属无理。现在因蒋鼎文、朱绍良增派大兵包围边区，故八路军非增调两旅开驻鄜、洛、淳、栒、庆、合一带，则后方无保障，前线不安心，请蒋、何迅速批准，否则实行移驻，勿怪擅自行动。但如彼方撤退包围，恢复八月状态，则我方增调之兵自可令其停止，否则非调不可。

（三）为巩固河防避免摩擦，不但何绍南不能再来，并须委任八路军人员为专员，五县县长均改委八路军人员，所有摩擦人员均须调走，何绍南亦须逮赴法庭，追治贪赃贩烟及遗误河防动员等罪。

（四）二十三县之有双县长者，贻笑中外，妨碍行政，制造摩擦，应立即撤退，否则民众起而驱逐，我们无法制止。

（五）八路有在二十三县境内动员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之全权，陕甘两省有加以妨碍者，须严处之。

（六）陇东事件必须合理解决，我方派谢觉哉为代表。

（七）承认陕北河防区归八路负责。

（八）肤施县党部有企图暗杀我中央人员之消息，请速为制止。

乙、阎部新旧冲突问题：

（一）只宜调停不宜战争。

（二）旧军将领许多通敌，敌军有配合旧军进攻新军之事，值得注意。

（三）八路拥护阎长官，拥护一切抗日力量，反对一切汉奸，对此次斗争仅处调停地位，并未参加何方。

（四）晋东南晋城、阳城等七县，孙楚惨杀抗日人员，中央军则公开助孙楚，殊为不合。

丙、河北问题：

（一）委任朱德为冀察总司令兼河北主席，贺龙为察哈尔主席。

（二）撤销鹿钟麟、石友三，拒绝庞炳勋。

（三）如不顾事实一意孤行，引起严重冲突，我们不能负责。

丁、竹沟惨案问题：（一）惩凶；（二）抚恤；（三）恢复原状。

戊、八路扩军问题：（一）三军九师；（二）二十二万人；（三）月饷四百四十万元（每人平均二十元计）。

已、新四军问题：（一）三个师；（二）五万人；（三）月饷一百万元。

庚、补充子弹一千万发，以利作战，现在弹药消耗殆尽。 《中央书记处复博叶董凯电》，1940年1月10日。

隔日，注意到策略上不宜太过咄咄逼人，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目前可先解决边区与扩军问题，其他待机提出。”尤其是边区问题，二十三县，少一县不行。只不过，地域上可以稍加调整，如“可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划出，如此则二十三县范围如下：（一）甘肃三县：庆阳、合水、环县；（二）宁夏一县：盐池；（三）陕西十九县：鄜县、甘泉、肤施、安塞、安定、延安、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县、神木、府谷、榆林、保安、靖边、定边”。“但原有关中苏区，即淳化、栒邑、宁县各一部分，仍须在边区范围内，否则当地民众决不同意”。另外，这二十三个县境内要实行民主制度，彼方原有行政机关地方武装包括以破坏边区为目的之一切特务机关，包括榆公路及陇海铁路上的一切阻拦和骑二师，要一律撤销或撤退，边区也要改称“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委员会由边区参议会选举，国府加委，不得委派别人”。

中共中央同时说明：“陇东五县自彼方进攻后，我亦展开游击战争，逮捕所有彼方人员，广泛发展民众运动，现彼方九十七师已撤退，表示和平，我亦停止军事行动与保护已捕人员，但民运仍继续发展决不停止。” 《中央书记处致博、叶、凯、董电》，1940年1月11日。

毫无疑问，要国民党接受中共中央的上述条件是绝不可能的。17日至19日，何应钦、张冲，乃至孔祥熙等接连找共产党的代表谈条件，强调“互谅互让，保持团结”。但直到19日晨，国民党方面的最终让步只是：

一、边区名称为陕北行政区；

二、暂时隶属行政院；

三、县数十五县；

四、十八集团军扩军三军六师，但可设法设一师营区给十八集团军；

五、三五九旅至少要有一部分过河东，以予中央面子。

面对这种情况，要想缓和国共关系于一时，似乎非由共产党方面做出某种让步不可。据此，中共谈判代表请示中央：“我们应否做一让步，求得初步之解决？”但中共中央的态度不变。其电称：“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派气焰必更高”，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步问题，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问题”，因为就是照国民党的方案一时解决了，“也还不能太平”。故中共中央电示博古等：“中央前电所提边区扩军等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在彼方军事限共到处发展情况下，稍一让步，即可造成彼方向我进攻的机会。故如彼方能承认我方所提各点，则可照此解决，否则，我们须考虑增加扩军数与经费数，并以晋察冀鲁四省及豫东、皖北、苏北全部划为我军防地，方于抗日有利。边区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不仅二十三县不能少，而且须考虑增加至二十八县方能巩固后方，否则，敌在华北、西北之军事摩擦将无止境，抗日阵地将大受破坏也。”《中央书记处给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25日。

1月下旬，国共之间的谈判始终在进行之中，双方围绕边区及扩编问题不断交换意见。何应钦先提出边区划十二县，两个专员区，军队三军六师，后又让步到边区十六县，军队仍三军六师，在中共中央提出增加六个补充旅后，遂又同意增加三个补充团，并建议划河南、河北敌后给中共，以换取陕甘宁边区。至博古等依照中共中央意见公开抗议国民党在西北及华北制造摩擦之后，何又反复声明：各地摩擦绝非中央指使，张冲亦再三表示边区军队问题已尽最大努力，至多只能争到边区十八县，且淳化、栒邑、正宁、宁县四县须与绥德等四县调换，军队实不能再加。但2月13日，蒋召集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研究谈判方案之后，却只同意给陕北行政区十四县，至多十六县，或者以察绥二省及晋省之三分之一来交换陕北行政区；至于军队，只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并加若干补充团，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担任归德、绥远之防务。

其实，关于边区和扩编问题这时已经不是双方分歧的关键之所在了。双方的摩擦早已是全国范围的问题了，原则问题不解决，局部问题谈来谈去也是枉然。何况，中共这时在华北已占优势，华中尚待发展，按照国民党提出之方案与之达成任何妥协，都必然进一步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2月9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将谈判重心移到以下六点上来：

一、下令停止全国摩擦；

二、停止向山东、河北两省增兵；

三、讨伐通敌的石友三；

四、令阎制止旧军进攻新军，恢复八路军之兵站；

五、撤退马禄侵入鄜县南部之队伍；

六、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主席，彭德怀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七、撤销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之检查站，取消西安之劳动营；

八、撤销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之书报禁令。《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告北方局电》，1940年2月9日。

同时，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了自己的近期目标。这就是，要“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而1940年，则决定“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项英部巩固皖南，力求扩军；胡服“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新四军“四五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并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彭雪枫部确实掌握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至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扩大军队至四万”；“陈、罗、徐、朱将陇海路以北黄河以南化为巩固根据地，扩大军队至十五万，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刘、邓坚决消灭石友三及一切反动派，决不让朱鹿顽固派稍为猖獗，将整个直南豫北化为巩固根据地”；另外朱、彭发展晋东南，聂荣臻等确保五台、冀中，肖克确保平西，贺龙等发展晋西北及绥远。总之，中共中央要求猛烈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只是“在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之；在鲁豫苏鄂皖等省以扩大为主，从扩大中巩固之”。《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由此可见，共产党人这时并没有指望从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从国民党蒋介石那里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而随着其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他们确实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千方百计地去说服国民党人接受自己的主张了。

4.新四军问题的交涉

到1940年的春天，国共两党在西北和华北的军事摩擦已渐渐告一段落了。经过这一阶段的摩擦，国共两党在西北和华北的军事优劣已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陕甘宁边区有兵十团以上且回援较易，国民党在西北虽已有五个军及大约十个整训师，但“仍有兵力不足之虞”。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7。至于山西、河北、山东，用中共中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晋西北顽固势力已全部肃清，（河北）石、高已溃败，残部退山东之菏泽，朱怀冰一个师大部被消灭，鹿、朱退（河南）辉县。”“在华北特别在汾离公路、白屯公路、长治、磁县、大名之线以北，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山东境内我顽两方尚在对峙中，惟我有政权之县份已达四十县。” 《中央书记处致中共中原局电》，1940年3月14日。这也就是说，国民党不仅在西北还没有能左右军事的实力，而且在华北，特别是在河北及晋西北，实际上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对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于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华中地区来了。

华中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向来是蒋介石国民党极端重视的战略要地，其虽陷于日敌手，但蒋介石仍旧丝毫不能容忍共产党人染指其间。还在1939年9月，当蒋介石得知新四军第四支队进入皖东时，就曾经要求其撤回。其后，皖东国民党程汝怀部立即开始对进入皖东的新四军“以匪论剿”。 《严立三致重庆军委会蒋委员长电》，1939年9月7日。但至1940年，新四军仍在华中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蒋介石一方面于3月25日严令新四军已在长江下游及淮河流域的部队统统撤回皖南，一方面秘密批准了“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为目的”的剿共方案，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于六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1940年9月20日。鉴于这种情况，一度坚持对蒋介石此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中央书记处致胡服等同志电》，1940年3月5日。的中共中央，不能不一面决定调派八路军南下增援，一面同意与国民党进行正面的交涉。

4月6日，新四军以叶挺及项英名义致电国民党，说明江南狭小，渡江困难，且兵多江北土著，希望已过江的部队不再南调。但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根据蒋令直接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重申新四军必须南调之各项理由，并明令其江北部队迅速南调。电称：

叶军长项副军长奉交下鱼电悉。密查该军隶属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应在江南京鞠芜附近地区服行作战任务。任务既经确定，自宜切实履行，期收划一之效。不意贵军骚扰江北，曾经委座一再电令将并北部队迅速开回江南，归还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在案，贵军若恪守电令，行动一致，节节相制，自成节制之师，纵有困难，亦当徐图克复。况所称渡江困难各情形尚多臆测，近据报所属部队仍不断源源由江南擅开江北，所谓天堑不能飞渡及士兵多属江北土著，当不尽然。抑尤有进者，遵守战斗序列固不囿于乡土之见，否则战区后方各省战事尚未延及而征调相继势必使闾里骚然。来电所谓爱国爱乡结果适与初衷相戾，而前言各战区当始终不能得后方省区兵员之补充矣。其非切中事情，实至明显。……仍希遵照委座三月有令一游电，速将江北部队撤回江南，服行京芜附近地区作战任务，歼寇目的既属相同，合力以图幸勿稍缓。徐永昌元一游。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9－12。

考虑到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新四军领导人一方面接连开会做出战斗部署，一方面急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11日亲赴上饶与第三战区谈判，力图求得一时之缓和。经几次接触之后，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首先提出：（一）江北部队必须南调，如交通困难，可逐渐以小部队分批南调，不限时日；（二）今后战区作战重心在苏南与浙西，新四军皖南兵力过多，宜向苏南增移，以加强敌后及作战布置；（三）苏南地区可酌量扩大，在主力与叶飞、张云逸部移苏南条件下，可以郎溪为后方交通线；（四）新四军兵力分散，作用不大，今后宜改变，战区保证不分割建制和指挥。 《项英致中央电》，1940年4月17日。

根据早先确定的谈判方案，袁国平当即提出五点建议，要求国民党方面务必予以认真考虑。即（一）扩大作战区域；（二）扩大兵员；（三）改变包围新四军的状况，取消进攻命令；（四）保护新四军家属；（五）皖北部队不能调，因江南地域狭小，难以周旋。

对此，国民党第三战区代表强调说明，扩大作战区域可以商量，扩大兵员可由战区代办，包围不是事实，家属自当保护，唯皖北部队仍应逐渐南调。至此，经与项英等讨论，决定可以同意以下各点：

一、叶部可允南调，但四、五支队尚须说服，在四、五支队尚未南调前，请先指定其在江北之一定任务；

二、军部苏南必须扩大地区，增加军费；

三、请划定郎溪、广德、溧阳、溧水、宜兴为新四军的作战区；

四、开拔费二十万元；

五、 待叶挺军长回军部后即准备开拔。《项英致中央电》，1940年4月17日。

其后，双方商定东调时皖南留一个团掩护江北部队过江，军部则先率两团东进苏南，同时划定镇江、丹阳、延陵、直溪桥、薛埠、竹篑桥、南渡、社渚、钟桥、郎溪以西和南漪湖至郎溪以北地区为新四军的作战区域。可是，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江北部队南调问题仍旧寸步不让，扬言新四军江北部队“必须立即南调，否则以抗命论罪”。同时顾反复解释说，部队南调是委座的意见，再三责令战区执行，现交通确实困难，但可先将四、五支队与管文蔚等部逐渐南调，否则不能维持委座威信，以后关系会更加恶化。相反，新四军如果能够听从命令，战区正考虑增兵苏南，打击汪伪，新四军可到苏南地区发展，对此，袁国平“认为相当满意，应本此争取好转方针，稳定江南，缓和华南，推进全国，并乘此以主力靠江苏南，皖南尽力维持，路东隐蔽发展，江北相当让步，而原则不变”。 《项英致中央电》，1940年4月17日。项英就此发出指示称：按已经商定的方案，部分作战区域在二十军团及五十二师所辖范围内，因此新四军有被分割建制、分割指挥之虞，故第一，必须不受二十集团军和五十二师分割指挥；第二，新四军可全部移苏南，但目前商定的战区实际上并未扩大，须要求扩大作战区域；第三，不要犬牙交错之封锁任务，须给与全段；第四，经费问题须首先解决，尤其是食米津贴；第五，必须指定新兵补充区域。但对江北部队南调事，项英要袁国平答称：除管文蔚、梅嘉生两部外，江北部队南调必须经延安同意，虽可极力促成，但尚不能做具体决定。目前第三战区应首先电令江北李品仙部立即停止进攻，否则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项英致中央并叶、叶、博电》，1940年4月18日。

对于国民党要新四军全部去苏南的计划，中共中央几乎立即怀疑其中隐含祸心。他们于20日致电项英，指出：“一、蒋、顾阴谋是想把新四军江北、江南部全部陷死在苏南敌后狭小区域，以求隔断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以求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二、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我军在全国的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是打破蒋介石把八路军全部困在敌后，尤其是消灭新四军之阴谋的重要斗争地区；三、在与顾谈判中，绝对不能答允四、五支队和叶、张两团之南调，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这些部队的南调，不会对江南部队有帮助，而只使江南部队更孤立更困难，故目前对顾可用各种方法借口延搁之。”《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电》，1940年4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电示，项英复又要求袁国平对顾祝同推诿塞责，表示自己只有权解决江南及管文蔚部的问题，江北部队不由自己管辖。如此，经过反复争论，顾祝同进一步同意新四军可以在苏南扩大战区，即增加一溧水县，可在额广设立后方，管文蔚等部南调可先给临时经费，以后按部队实数发给固定经费。袁国平虽力争增加广德而未果，但项英仍对顾之让步认为有利，因此决定首先就此达成协议，“先求顺利解决江北问题，可暂作敷衍”。故5月下旬。袁国平与第三战区方面终于达成初步协议，规定：

一、对四、五支队问题不作决定，呈报蒋请示办法；

二、管部南调决定自5月起增加经费三万元，南调后至指定地区即给以名义、任务与经费；

三、皖南留一团并留指挥机关一部；

四、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转移，开拔费两万元；

五、作战区域为镇江、丁庄铺、延陵至郎溪及溧水至南漪糊之大茅山两侧地区。《项英致中央并转叶、董、博电》，1940年5月29日。

就在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谈判之际，国民党中央实际上已经开始正式考虑通过划界的方法，来根本解决两党间军事关系问题了。这是因为，八路军从陕北，到山西，到冀察，到山东，已经使国民党感到极其恐惧，如今新四军又开始在豫皖，乃至于国民党过去的心腹之地皖北、苏北地区扩展，这不能不促使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开始急谋根本的应对之策了。

4月16日，国民党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书蒋介石，称共党“袭击友军，制造内战，扩张势力”，实“包藏祸心”，“然而在抗战之现阶段中，若断然处置，则投鼠忌器，若听其演变，则滋蔓难图”，为此，白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之区域，同时令新四军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一律集结于此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如此则既可限制其活动之范围，复可免除滋生事端之口实，若其不遵约束，抗命称兵，则彼罪恶既彰，自当绳之以法，而是非可大白于天下矣”。白崇禧提议的方法为：（一）在漳河以北之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区域，并明白规定中共活动之范围，只限于此区域不得有所逾越；（二）将黄河以南之豫鲁皖苏等省之新四军或与该军有关之游击队，一并集中于指定区域以内，彼此既有明确之界线，可免相互摩擦，减少祸端；（三）严格限制其军队之人数与编制，不得擅缴民枪，滥事扩充，同时对于在本区域范围以外之共产党宣传及其活动，亦当设法取缔，以免民心动摇；（四）十八集团军在指定区域内之行政官吏，由十八集团军荐请中央委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24—225页。

白崇禧的建议显然颇符合国民党众多高层领导人此时的心理。故几天之后，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处就受命正式拟定了划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作战区域的四种方案上报审批。这四种方案分别是：

A.“变更战斗序列，将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划为一个战区（冀察），委朱彭为战区总副司令案”，令两军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

B.“不变更战斗序列，明确律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作战区域案”，令第十八集团军开赴旧黄河以北，新四军集中江南京芜地区分别执行作战任务；

C.“就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现在态势，按兵力大小划分数个作战区域案”，即划分冀中、冀北、晋东南、晋北、冀察晋、京芜六个区域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区域；

D.“就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现在分布情形，于黄河以北及长江以南划分两个作战区域案”。

根据方案制订者所列理由，此四种方案中之A案显然最具吸引力。其理由为：“一、在目前一般之态势，冀察战区除南部少数县外，已为该集团军非法占据，根深蒂固，非短时间可以收复，故委以冀察战区总副司令，亦仅系加委之手续而已；二、战区之作战地境稍有固定永久性质，既经明确划分，任务与防地自然明显，则其越境非法行动无所藉口，我之监视亦较容易；三、派遣国军再度进入冀察战区亦难恢复原有之地位，且易惹起更不良之结果；四、冀察有平津通保及张家口各大都市，平津平绥平汉津浦等铁路线，为倭寇侵略地之后方，该集团军如遵行该方面之作战任务，于抗战前途亦属有利；五、委以崇高之名义，减少其非法占据之地域，且足以表示中央宽大之怀。”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973。

根据上述理由，国民党中央决定以第一方案为基础，制订全面解决两党军事关系的划界谈判草案，与共产党重开谈判。这样一来，前此之谈判均告停止，两党又开始正式举行划界谈判了。

5.划界谈判及其失败

5月31日，周恩来于赴苏联治疗臂伤后首次返回重庆。6月初周恩来拜会了蒋介石，说明共产党极愿争取时局好转，但国民党有人故意将时局弄坏。他指出：“中共是要发展，但第一，不是要超过国民党；第二，更非要独霸，而愿合作；第三，主要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并且诚意抗战拥蒋反汪，唯对国民党反共、溶共、剿共行为必定会坚决反抗。蒋介石这时也再度表示：防制异党办法并未批准，且他从未看到过反共文件，称一年来许多事件的确先由中共引起，但只要军事上服从命令，一切事都可解决。同时，蒋介石仍要周恩来与何应钦具体商谈。

关于划界问题，由于国民党人已多次提出，故中共中央已有所考虑，开始同意用划界的方法来缓和两党矛盾。毛泽东明确表示：要“争取划界，我们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国民党引起大的冲突，以减少国民党的恐惧情绪，争取抗战时间的延长”。但中共中央此时关于划界的设想，与国民党显然有重大的分歧，他们基本上只是希望就现有态势略作调整，而不是全面向北集中自己的力量。

6月中旬，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其内容如下：

一、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一）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

（二）请即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并保障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

（三）请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之书籍杂志，对《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请予以其领导人之言论文字；

（四）请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一律按抗战军人家属优待，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

二、请在游击区及敌占领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对各该地区之地方政权，请予开放，实行民主，对当地民众组织，力予扶植，使各党各界之人才，均充分发挥反对敌伪斗争之能力与效果。为加强经济战争，避免敌人吸收法币，夺取外汇起见，请批准各游击根据地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地方流通券。

三、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

（一）请明令划定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定边、靖边、淳化、栒邑、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及河防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共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委任林祖涵同志为边区政府主席；

（二）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所属游击部队按各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

（三）请增编新四军为七个支队；

（四）为确定战争职责及避免误会和冲突计，请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作战分界线；

（五）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信交通等器材。 《周恩来关于陈蒋十条给毛主席的报告》，1940年6月19日。

针对中共所提方案，国民党方面很快于7月2日根据前定方针提出复案如下：

甲、关于党的问题，俟宪法颁布后再谈。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中央决定区域为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两县之各一部（县城不在内），以上十五县（内定边、靖边不完整），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为陕北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省政府指导，并直接管辖该区内所属各县。区公署设主任一人，县以下之行政机构一律不得变更。区内政令一律遵照政府现行法令办理。区内主任及各县县长准由十八集团军保荐请政府任命。十八集团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

附记：

（一）除此以外，其他任何地方一律不得援例；

（二）各方面公务人员以及公物等件经过该区时应给予便利；

（三）区内不准擅自发行钞票；

（四）在绥德须设立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及驻军；

（五）区内人民有反共情绪者，一律不得加以仇视。

丙、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问题，中央决定：

（一）发表朱德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免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

（二）《第一案》将十八集团军全部与新四军全部调赴河北省境内，并将新四军加入冀察战区之战斗序列，扫数调赴该战区；《第二案》将十八集团军之大部分及新四军之全部调赴河北省境内，其十八集团军之一部留置晋北作战，但所留部队应编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但山西之政治党务军事，驻军不得干涉，绝对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

（三）冀察战区之地域为冀察两省全部，其地境线为冀察两省与其他各省之交界线；

（四）战区地境为临时性非永久性，亦非政治性，军事委员会之命令绝对不受限制；

（五）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省；

（六）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调赴冀察战区河北省后，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站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

（七）冀察战区发表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战区地境线外，该战区内之作战行动应绝对服从该战区长官之命令；

（八）冀察战区内之军队不得干涉地方政治及党务，北平与天津二市仍直属于中央，并不得擅自发钞票；

（九）冀察二省主席由中央遴选任命，省府委员得由战区总司令保荐三至五人；现任庞、石二主席须各率所部分别驻扎大名蔚县附近，以便执行职权；

（十）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开入冀察战区后，除军事委员会另有命令规定外，其他各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

　丁、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问题，中央决定：

（一）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增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

（二）新四军编为两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

（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遵守下列各条：

A.绝对服从军令；

B.所有纵队支队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C.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

D.人事经理遵照陆军法规办理，经费暂以军为单位，直接向军需局请领；

E.对于所属官兵之待遇，须遵照中央规定之饷章，军事委员会随时派员点验。见《中国国民党第一复案》，1940年7月2日；并见《中共南方局致中央电》，1940年7月3日。

比较此时国民党军令部前此所制定的方案一，可知其仍旧极力在谈判条件上做文章，不仅陕甘宁边区要缩为不足十五个县，名称也要改为陕北行政区，而且冀察战区只允在两省内部，甚至连个战区总司令的名义也不肯给。

国民党的这一方案自然是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在双方几度交换看法后，国民党不得不开始让步。但是，国民党的让步只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至7月中旬，其明显地已无步可让。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在参考了各方面的建议之后，找到了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并决定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向共产党方面表明自己的最后态度，力图迫使共产党方面同意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中央提示案》较前案有明显不同者仅仅在于以下两点：

一、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同意增加甘肃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使之名义上的辖区达到十八个县。

二、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决定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二战区，朱德仍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作战指挥上应服从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唯朱德直接负责冀察两省及鲁北和晋北之一部，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须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27—230页。

《中央提示案》是7月16日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达周恩来的。该案仍不愿承认陕甘宁边区原定十八县之实数，在作战区域问题上虽让至军令部4月提案之境地，但却转而取消战区设置，不给共产党以独立的指挥权。且此案仍旧坚持十八集团军只允扩编至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新四军只允扩编二师之数，这与中共中央的要求无疑相差甚远。

7月27日，周恩来携国民党《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据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有关指示可知，中共中央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可以承认陕北行政区的名义，但管辖区域须照现在地区不变；（二）扩军问题十八集团军必须3军9师，新四军必须3师，照调整师编制，经费共两百万元；（三）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府主席由中共推荐；（四）同意划分作战区域，但不能限于旧黄河以北，最好应包括华北五省在内，或以新黄河为限；（五）承认人民在敌占区有游击权和组织游击队的自由；等等。据此，周恩来于政治局会议之后起草了新的谈判方案，在8月25日飞返重庆继续商谈。中共中央此时新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悬案应行解决者：

（甲）请依陕甘宁边区现在所辖之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其区内组织另以命令定之；

（乙）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

（丙）请改编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亦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

（丁）请改组冀察两省政府，两省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保荐，省府委员应包括各抗日有关方面人员。

二、关于划分作战区问题：

（甲）同意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划定作战地区及与友军之作战分界线；

（乙）但为实行上项原则，应请中央解决以下各项问题：

……

子、各抗日党派之全国合法权：

1.请中央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及各抗日人民团体之合法存在；

2.请即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分子，并保障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

3.请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之书报杂志，对《新华日报》出版发行请予以法律之保障，禁止各地非法扣留，并允许该报登载中共之文件决议及其领导人之言论文章；

4.请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一律照抗战军人家属优待，禁止非法蠡骚扰和残害。

丑、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

1.请明令指导及援助在敌占地区广大发展抗日的人民武装游击队；

2.请明令规定在敌占地区实行政权开放，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并扶植抗日的民众组织之发展；

3.请明令规定各抗日游击区有发行以法币为基础的地方流通券之权，以加强各该区的经济战争，封锁敌人吸收法币夺取外汇。

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

1.请规定以华北五省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部队之作战地区，并规定其与友军在该区内作战之分界线；

2.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讯交通等器材；

3.请依扩军成例，先行补充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一批枪械器材以便继续作战。见《中国共产党复案》，1940年8月。

要实现上述目标，即使就共产党自身的估计，也是极不乐观的。周恩来到重庆接连见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之后，这种认识更加强烈。8月28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后，更明显地意识到两党关系实际上一时没有解决的可能。因为蒋介石对周恩来提出的将山东划属中共战区范围，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根本反对，他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他甚至认为共产党如听命令有诚意，则抗战必胜，否则必失败。当周恩来指出，五十万军队将难以在敌后冀察两省狭小地区中生存与作战，要求共产党军队全数集中冀察过于困难时，蒋介石却只是坚持说有办法，要周恩来与何应钦具体商谈细节，并提出让共产党把游击队等统统交给当地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见蒋后，周恩来即与何应钦会谈，周恩来仍以五十万军队难以全部开入冀察两省，且新四军南调部队不多，南方游击部队却很大为由，强调国民党方案之不可能。以致何应钦不能不转而要周恩来再提具体方案。

由于周恩来这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国共谈判，仍是拖延”，“决以五十万军队要抗战，无法生活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故中共中央前此制订的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已失去讨论价值，周恩来不能不再提新方案，以便敷衍。9月5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很快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新的解决办法三条：

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

二、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

三、各游击部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转见《周恩来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5页。

中共中央的新条件，其实不过把8月方案中关于军事问题的解决办法特别加以强调而已，内中并无太多新要求。然而，这时国民党根据自身实力，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共产党人得到更多的利益，生怕一步不慎有使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壮大之可能，因此极力想最大限度地使其受到抑制，故他们虽明知条件苛刻，却决心即使因此与共产党发生重大军事冲突，也决不再行让步。在他们看来，“共党三年来由三万扩大到五十万，再一两年定不止一百万，那时还有国民党活路”？特别是随着共产党1940年在华中地区的兵力不断增加，至10月苏北黄桥之役国民党韩德勤部严重受挫，共产党在华中的军事力量竟有渐占优势之虞，蒋介石国民党遂不得不下破釜沉舟的决心了。

这时，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已集中到苏北地区。为了保卫苏北根据地，10月上旬，江北新四军陈毅部以七千兵力，在黄桥一举击溃了来犯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一万五千人。此役极大地改变了苏北地区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为此，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日人，专事军事吞并。故决予纠正外，特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并对本问题的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

注意到国民党有恼羞成怒的可能，毛泽东于何白皓电次日，即10月20日就明确告诫刘少奇称：“近日国民党对我十分险恶”，因此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故要求“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判”。《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1940年10月20日），见《毛泽东年谱》（中），同前引，第214页。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陈毅也确于22日亲去海安会见了苏北地方士绅领袖韩国钧，并与苏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商定议和代表、地点、时间”。《陈毅、粟裕关于与黄克诚盐城会师并商定同韩德勤和谈致叶挺等电》（1940年10月21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649页；并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25日，韩国钧、李明扬联名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定于十月三十日就曲塘邀集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蓍绅共商苏北今后大局”。《韩国钧李名扬发起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的通知》（1940年10月25日），新四军苏北政治部1940年11月编，《苏北摩擦真相》，见《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为确保苏北根据地不失，中共中央这时一方面抽调八路军黄克诚部向皖东北和皖东增援，牵制桂军东进；一方面电告项英：中共中央已在谈判中“决定让步”，“答应（新四军军部）北移”。《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1月3日），见《新四军文献》（二），同前引，第28页。据此， 11月9日，朱、彭等复电何、白时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遵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力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请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朱、彭、叶、项复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年11月9日。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准备在江南新四军军部北移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于国民党要求自己放弃华中地区的问题，则丝毫没有松口。再加上韩德勤拒绝参加曲塘会议，致使苏北国共两军仍无法和平共处，因此，双方关系依旧是剑拔弩张之势。

11月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明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意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3页。其理由是，鲁苏战区于学忠已派霍守义师南下增援。韩德勤蠢蠢欲动，准备与霍守义部夹击新四军，非先下手不可。 《韩德勤关于黄桥等地国共双方兵力集结与战斗情况密电》（1940年11月5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同前引，第405页。毛泽东最初对此并不赞同。他一面要周恩来向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退霍部，《毛泽东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0年11月13日），见《毛泽东年谱》（中），同前引，第224页；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同前引，第476页。一面“从一一五师抽调两团南援，限一星期准备完毕，向苏北开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缓和汤恩伯、李品仙的进攻致刘少奇等电》（1940年11月13日），见《新四军文献》（一），同前引，第655页。但两周后，权衡利弊，他最终改变了态度，同意苏北方面“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打通皖东、苏北联系”为目的。《对苏北的作战部署》（1940年11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83页。

据此，刘少奇于11月21、26日两度发布命令，进而陈毅部于29日发动了曹甸战役，向西展开进攻。虽然，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的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1940年12月6日），见《毛泽东年谱》（中），同前引，第237页但国民党人却意识不到中共中央的此种意图。他们深恐敌后战略枢纽兴化落入新四军之手，国民党在华中的整个敌后根据地将会四分五裂。

对于此一战可能导致的后果，正在准备北上的新四军自然不能不深感担心，毛泽东也并非十分乐观。就在刘少奇发出作战命令之后，他就于11月24日连续两电督令项英等，要其率部“立即开始分批移动”，“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处理完毕”，“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940年11月24日），见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同前引，第585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应立即开始分批北移致叶挺、项英电》（1940年11月24日），见《新四军文献》（二），同前引，第52页。但是，当项英等提出自己的担心时，毛泽东又转而为项英打气称：“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作者注）为韩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目前“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朱致叶、项并告周、叶、胡、陈电》，1940年11月30日。

无论如何，曹甸战役因直接威胁到韩德勤所部在苏北的最后据点兴化地区，引起了本来就高度关注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国民党中央的高度紧张与恼怒。军政部长何应钦几乎马上注意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上万人如再经苏南北上至苏北地区的危险性。他迅速提议：“在江南之N4A（指新四军——引者注）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的亲笔函件》，1940年12月3日，见《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0页。蒋介石随后也明确电示江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称：“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反共电文》，1949年12月10日。

如此一来，早就试图给中共以教训的军令部长徐永昌马上就向蒋介石呈报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蒋随即予以批准。之后，第三战区开始秘密制定相应的军事计划。而国民党原先同意的皖南新四军经苏南然后渡江至苏北，再北上的路线亦被否定，要求叶挺率部就地强行通过有日军守备的长江防线，经皖北北上，新四军军部的命运因此变得微妙起来了。

11月30日，军令部次长刘为章与张冲约见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式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即蒋介石同意在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共产党的军队北移可暂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之十八集团军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至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第230－231页。

12月8日，得到延安方面尽量拖延时间的指示的周恩来、叶剑英面见刘为章表示，新四军北移问题已就地与顾祝同商洽，但因请求补发饷弹等项尚未得到具体解决，且长江交通被敌控制渡江不易，而江北国民党军队又有围攻之势，以致新四军北移尚难实现，故拟由项英副军长来渝直接与中央交涉新四军北移过程中江北国民党军队不致切断其交通联络线和停止扣发饷弹两问题。

对此，刘为章于次日答复称，蒋介石对于项英来渝表示拒绝，称新四军北移问题已电顾祝同负全责就地解决，同时说明停发军饷系军政部下令，现因新四军已开始遵命北移，故已同意十八集团军经费可发至12月底，新四军经费可发至明年1月底。如届期能达成命令，则将继续发给经费。但鉴于多次询问，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整个北移的问题含糊其辞，不予明确答复，刘为章已经注意到这种交涉绝不能达到迫使共产党就范的目的。因此，他在其与周恩来等谈判情况向蒋、何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即明白主张：“尔后除按既定计划，以武力实际行动以观后果外，口头上之谈判，似无继续必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第232－235页。

当然，大敌当前，再加上顾忌国际影响，蒋介石也并不想对中共军队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进剿的手段。因此，12月25日，距离其最后期限还有几天时间时，蒋介石还专门约了周恩来见面，“以极富感情的神情”告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塌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周恩来致中央电》，1940年12月26日。

然而，事已至此，不可挽回了。国民党人几乎一开始就不相信共产党会轻易就范，其剿共之军事部署已层层下达并逐渐布置就绪。而新四军皖南军部领导人既不能走东路去苏南转苏北，又不能大举渡江冒险去碰日军，于是就选择了一个向南绕过苏南国民党守军，再向东，然后向北转去苏北的迂回路线。结果，想要出其不意的新四军军部九千人，全部撞上了刚刚部署到位，正等候命令驱赶或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第三战区摆好的阵式。皖南事变因此骤然爆发，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也由此全面中止了。

6.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940年11月21日；《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战略部署的指示》，1940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01、122、127页。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毛、朱、王致胡、陈电》，1941年1月13日；《胡服致毛、朱、王电》，1941年1月15日；《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致周、彭、胡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9—140、149、180、183—184、198—199页。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1页；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U.S. Department ofState, 1941, vol.5, pp.610－6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01页。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1年，第115页。但事实上，各方反映与蒋之愿望相差甚远。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宋庆龄等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1941年1月12日；《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1941年2月7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54—255、257—258页；《王世杰日记》(第三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5—11页。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宣部虽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骂新四军，但一些报纸或措辞含混，或私下里向中共表示歉然。国内各小党派更是表示反感。而最让国民党人感到不安的，则是来自海外的强烈反响。在华的苏、英、美等国外交人员的倾向性不用说了，光是封锁事变消息一事，就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中间引起极大不满，纷纷向负责国际新闻宣传的董显光提出质问。苏联《真理报》则公开发表消息，声称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其他中共军队亦将被国民党所解决。美国记者斯诺和与罗斯福关系密切的前海军陆战队少校卡尔逊，也前后在美国报纸发表言论，抨击皖南事变，扬言中国将会爆发严重内战。英国援华总会这时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给新四军以正当待遇。甚至事变后不久，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对国共冲突严重关切，这时来华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甚至告诉蒋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国援款及其他财政帮助，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事实上难以有任何进展。因此，驻美大使胡适报告说：“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见蒋介石1941年1月15日日记，转见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二册)，第117页。事实上，事变后的海外华人舆论几乎一致在批评国民党。仅一个半月左右，仅有据可查的发给国民党中央的其海外党部和各有关华人团体的批评电就在数十通以上，其间充满惋惜激愤之词。

皖南事变掀起的“余波”之大，显然出乎蒋的预想。蒋不得不一面授权宣传部对国际间众多“不直政府之处置者”进行反宣传，一面设法息事宁人。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蒋既然从未设想过与中共全面开战，在皖南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之后，他自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激化。因此，蒋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部下就事论事，“以指斥新四军为限”，“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避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化。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11页。18日，即《中央日报》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令的当天，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通过《新华日报》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议题词。这一针锋相对的勇敢举动，对国民党中一些人刺激颇大，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查封该报，宪兵队并抓去《新华日报》营业主任。可是，就在周跑去向张冲抗议之后，蒋介石反而做起了和事佬，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结果，不仅人第二天即被放出，《新华日报》也照出不误。至27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发表谈话，强调此次对新四军“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在其中”。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14页；蒋介石，《整饬军纪加强抗战》，见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9年，第1306页。

如何判断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是左右中共对策的关键。毛泽东最初反应之所以激烈异常，首先也是因为他确信蒋介石是在做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准备。本来，在事变刚刚发生之际，毛虽力主以消灭韩、沈两部相应对，但仍将作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对此表示意见，苏联方面也表示怀疑后，毛已决定在军事方面继续保持守势。刘少奇15日电提出，因国民党尚未投降，故对共产党尚不敢公开分裂，此时由我主动分裂似不利。且我华中地区很大，兵力不够，军事上反攻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对各方面均无充分理由，难免引起非议，对我不利。周亦于16日致电毛称，打韩、沈政治上为报复，军事上为攻坚，易于形成持久消耗，不仅引敌增援，而且可能引起胡宗南在西北反报复，造成战争扩大的不利局面。分别见《胡服致毛泽东、王稼祥等电》，1941年1月15日；《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1年1月16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48—149页。直至蒋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毛才迅速开始怀疑蒋“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随后越来越相信“蒋介石1月17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在此之后争取蒋介石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故而强调“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3、180、190页。但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也仍旧注意到蒋的17日令中没有提到共产党和八路军这一事实，因此，中共中央在公开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仍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惩办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撤销17日命令；恢复叶挺自由；交还全部被俘人枪。见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88页。

蒋介石的1月17日令，显然是导致国共走向全面对抗和破裂的关键所在。要共产党承认17日令所宣布之罪状，当然没有可能；而要蒋介石国民党取消自己发布的命令，并惩办何应钦等，同样也没有可能。因此，采取政治上全面对抗态度，在中共方面也情非得已。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为以此“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而在中共中央看来，蒋介石之所以能够采取如此极端做法，肯定是受日寇与亲日派推动的结果，因此，“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决定了的”，充其量只是时间快慢而已。《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胡服并周恩来电》，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5、191、198—199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遭受如此沉重的突然打击，中共仍旧注意到这时尚无蒋对日妥协的确实证据，因而没有扩大事态，主张在蒋未宣布公开破裂前“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不断绝和他们来往”，以此求得“暂时的缓和”。分见《毛、朱、王致德怀、胡服电》，1941年1月19日；《毛、朱、王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1月30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80、195、201页。联系到蒋介石这时在公开场合息事宁人的态度，可以看出，因皖南事变而引起的严重破裂局面，其实存在着转趋平复的可能性。

7.无法善后的“善后”

国共此时要想取得真正妥协，根本障碍在于如何处置蒋之17日令。在蒋17日发表后，毛泽东已反复强调：“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就连谈判的余地也“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做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90、191、194页。

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使得两党僵持的对抗局面开始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一方面，张冲找到周恩来，提出国共必须找到妥协办法，而他提议以华中中共军队展期北移和将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的办法，使双方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张冲声明纯为私人意见，但中共方面显然将其视作蒋介石示好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的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计“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从中共中央2月2日给各地领导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虽然仍旧明确要求坚持十二条，“目前绝不松口”，但事实上已经提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日军进攻河南及我党对于时局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02—203页。随着蒋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部分东调增援，华中地区国民党军队处境困难，毛进一步判断，国民党军事进攻已经终结，因而其“剿共计划已经根本打破了”，“内战已可避免”，国共两党“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毛致周电》，1941年2月7日，前引《皖南事变》，第206页。

2月中旬，眼看象征国内团结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各小党派开始积极设法缓和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巴不得能劝说中共代表出席。10日，黄炎培等与周恩来讨论中共出席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即可将中共所提皖南事变善后十二条办法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并在参政会以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考虑后复电表示同意，强调必如此才能“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92页；《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12页。但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对周所说：目前做法仍是僵局，因为蒋是不会承认十二条的，哪怕是一部分也不可能。果然，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拟就的致国民参政会公函经张冲转交参政会议长王世杰后，王当即托张冲转告周恩来：“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决不能威吓中央，盼其将来电撤回。”对此，在请示延安后，周再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如国民党同意商谈，并认为不宜在参政会讨论，自可在会外谈判。只是在没有取得满意结果之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三卷），第27—28页；前引《周恩来年谱》，第493页。双方为此反复交涉两周时间，未得结果。周恩来明确讲：国民党指责我们为“奸党”“叛军”，如今不仅不道歉，还要我们来给你们捧场，“岂不是侮辱”？

坚持十二条，毛之目的“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共这时认为国民党此次对日作战受损失不大，相反，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压迫和军事上的进攻，局部地区还有增加趋势。当然，他仍反对军事进攻，对于少数军事领导人强调现在不怕破裂，应组织军事反攻的观点，他明确认为不妥。为此，他特别强调“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而只要不在军事上进攻，不妨碍蒋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会有大问题，蒋“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一旦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就有(希望)了”。《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1月14日。

但25、26、27日接连三天，张冲再三找周商谈，“苦苦哀求”至不惜“为了国家”愿跪下恳求中共撤回公函，因“十二条中，取消命令，取消一党专政，今天实做不到”。蒋介石这时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问题，表示同意选周恩来为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更是积极介入，乃至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蒋为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蒋也满口应允，使多数小党派领导人备受鼓舞。但蒋此举其实并非在重视各小党派，其实只是在借助他们向中共施加压力。因此，当长时间得不到中共同意出席的答复之后，蒋即公开告诫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唯有根本决裂”。结果各小党派备感紧张。眼看3月1日参政会开幕在即，27、28日两日各小党派代表接连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来自延安的答复。各小党派领导人齐集张君劢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离开张家后又在黄炎培家与黄整整等了一夜周恩来的电话。救国会沈钧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开会至半夜讨论中共出席之利弊。蒋介石的待从室这天夜里也几次打电话问王世杰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党派电话不断，一些人更亲自跑至曾家岩办事处来，恳求中共代表出席大会。黄炎培1941年2月27、28日日记，见《黄炎培日记》(第四十九册，194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

鉴于撤回十二条绝无可能，而对中共友好之各方态度恳切至极，为表示“仁至义尽”，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不提取消蒋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中共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的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可以周或董个人名义向张冲提出，“在以上各点见之明令及事实后，我党可以出席参政会”。《中共中央关于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2月28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2—223页。

周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电报，一早就和董必武去见张冲，示以中共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在电话中要求张转告周，无论如何请董必武、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周再见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等，说明必须延期之理由，但黄等表示无法做到。随后张冲、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后奉蒋之命前来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董、邓所拒。如此这般劝说一早，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据黄炎培说，蒋到会讲话“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一反常态地“鸦雀无声”，“任各小党派代表提议”。结果，各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以待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但对中共的临时办法十二条，张冲诚恳表示，多数都可设法，但扩编军队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等等。《周恩来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3月1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4、225页。

注意到这种情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考虑到“现在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盼望我们出席”，他们显然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于开会前直接见蒋，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果出席，是不是“太便宜”蒋介石了。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毛泽东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都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中央书记处致周、董、邓电》，1941年3月1日；《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1年3月2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26、228—229页。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转见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834页。当然，在公开场合，蒋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1941年3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对于蒋之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然而，蒋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年3月12日，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2页。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在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蒋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致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电》，1941年3月15日；《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41年3月15日，见前引《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35－236、237页。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5月间中共曾特别提到国共和解条件三点：即（1）停止逮捕共党人员，及反共军事和交通封锁；（2）继续发给八路军各月份经费及弹药被补充；（3）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编整至移防。《陈宏谟致重庆军令部徐部长电》，1941年5月7日。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书记处致周、董电》，1941年11月11日。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最终还是权衡利弊后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七千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反共部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谷正纲部长准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改“某党”为“奸党”令》，1941年4月7日，南京第二档案馆藏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53。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必欲加以“剿灭”。同样，从前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做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摩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形式上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五章 蒋、毛会面之流变

历史通常并不总是直线发展，关于这一点，在战时国共两党关系当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力量的对比，战争的形势，以及国际的环境，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都会对两党关系的状况发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了解了这种情况，人们就不难理解，尽管“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各种联络均告中止，但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形成，以及中共敌后根据地受到日军严重摧残，国共两党关系又渐渐有所改善。以1942年林彪由苏联回国为契机，双方竟又开始继续前此之交涉，试图重新缓和两党关系。只是，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胃口太大而没有能解决任何问题。考虑到国民党一年之后即重提这次谈判的话题，愿意满足共产党人一年前的要求而未如愿，可知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战期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在军事上取得某种协议的机会。虽然，就国共两党各自所追求的几乎一成不变的政治目标而言，这种协议可能只具有短暂的意义，但相对于当时还不确定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来说，这种暂时的策略上的妥协，也未尝不会对国共两党起到某种约束的作用。

1.关系缓和的初步迹象

1941年12月29日，1939年前往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由苏联回国，抵达新疆迪化，新疆督办盛世才马上将此消息电告了蒋介石。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受到极大牵制和削弱，原先倒向苏联一边的盛世才转而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示以忠心，蒋介石自然相信，这一形势也必定会对中共造成重大影响。出于分化争取和一探深浅的目的，蒋介石对林彪回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于是，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后，立刻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

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谈国共合作共同建国之必要并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但若两党摩擦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之根基。林彪认为：一旦内战，则必将演为持久战，试想前度国民党反共时，“共产党无军队无领袖无经验，而尚能揭竿而起演成十年之大内战而不决，今则拥有雄师七十万，有能干之党首，有丰富之经验，如重开内战，其战祸之烈可想而知”，“且共军万一内战，其时必能获外国军火援助，则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至于两党间之分歧，林彪归纳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表示共产党决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于林彪的说法，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当场只是频频点头表示有同感，并称赞为“新言论”，甚至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病。他随后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前来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显示其意。

1942年，虽然“皖南事变”带来的阴影并未散去，但国共关系已逐渐开始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不可能恢复前此之各种联系，相互间也没有信任可言，军事上的摩擦却已明显减少。当然，在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停止发布防共文件。进入到6月间，国民党高层还召集了专门的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由于这时敌后形势极端困难，苏联对德战争形势也极其严峻，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这种风吹草动自然会相当紧张，一度甚至以为国民党在西北剿共的“决心已定”。但从共产党方面来看，考虑到整个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敌后根据地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这时明确主张对国民党要力谋缓和。

7月初，借着纪念“七七”抗战爆发五周年的机会，中共中央一改自“皖南事变”以来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再度公开表示：“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就缓和两党关系进行商谈，并具体指示谈话内容为：（一）要求国民党联络参谋返回延安；（二）询问释放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可能性；（三）询问日苏间如发生战争国民党将采取何种方针；（四）表明中共中央要求在目前及战后加强两党合作，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坚定态度，询问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指示董必武，应提出毛泽东愿意找机会见蒋介石的要求。《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2日。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这是迅速改善国共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办法。

毛泽东这时对国民党态度的缓和，除了共产党自身的处境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与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苏三国结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形势密切相关的。他估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参战，今冬明春就有战胜希特勒的可能，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的希望。而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而且势必影响到战后整个国际局势也仍将会是民主阵线各国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毛泽东致胡服同志电》，1942年7月9日。

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1940年谈判时之所以坚决拒绝国民党关于以旧黄河划界，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移至黄河以北的方案，主要原因只是在于，此一方案无论在实行中或实行后，都有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陷入被敌围困或受其夹击的严重危险。而鉴于苏、美、英此时均将参加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已指日可待，现在已不存在这种情况。恰恰相反，战后既然必须要与国民党合作，若仍旧与强大的国民党保持着这种犬牙交错的地域关系，特别是继续占据华中地区，势必要与国民党发生重大冲突。到时候或为其所制，或遭国际干预而委曲求全，反不如早具战略眼光，预先做好军事上的种种部署，避免发生不利的态势。因此，在拒绝了国民党1940年的“中央提示案”两年之后，毛泽东这时又开始考虑接受《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重又成了可供讨论的基础了。

2.蒋介石约见毛泽东

7月3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11日，国民党方面又以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中共代表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一）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的信心；（二）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三）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A.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B.政权问题，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四）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五）请中央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六）请中央了解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表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派回联络参谋之事，王世杰、张治中都满口应承。至于毛泽东要求见蒋一事，也同意转达。只是他们一再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世杰与张治中一面要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的问题，要求周恩来等郑重考虑。而在商得结果之前，他们一致表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

7月21日，周恩来应邀见蒋，双方谈得较为融洽。蒋介石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国民党也在谋求改善两党关系。除了新疆盛世才的突然转向，刺激了蒋对中共的走向寄予了某种期待以外，这也是受新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开始介入中国战场这一重要事件的影响，必须要稳定国内政局，取得美、英的进一步信任，以促使其在中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出于这一原因，他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同志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得知蒋介石已同意约谈，毛泽东这时对国共关系的好转也颇具信心。他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毛泽东致胡服同志电》，1942年7月31日。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

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毕竟你死我活斗了这么多年，双方仇恨甚深，对于毛泽东亲赴西安见蒋一事，中共中央内部就放心不下，难以通过。消息传来后，虽经反复讨论，毛泽东自己亦有所踌躇，故不能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复电周恩来称：“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中央书记处致恩来同志电》，1942年8月17日。然而，隔了一天半之后，毛泽东思来想去，还是认为自己应当见蒋。因此再电周要周不要将前电告蒋，如蒋约定时间，即可电复。《毛泽东致恩来电》，1942年8月18日。但对此，周恩来也颇不放心，劝毛暂时不要出来，并称已经向蒋说明情况，先派林彪见蒋。对此，毛泽东仍旧表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泽东致恩来同志》，1942年8月19日。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得知蒋将要动身后，毛电告周称：“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毛泽东致周电》，1942年8月29日。但是，周恩来这时因不摸蒋介石的底，仍坚持认为毛泽东此时见蒋无益，故劝毛此次不必表示见蒋愿望。毛泽东为此再度复电，具体说明了他的观点。称：“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毛泽东致周电》，1942年9月3日。然而，周恩来还是坚持己见。他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在于：（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故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特别是一旦届时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对此，毛泽东虽认为不无道理，却仍主张：（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唯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CC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三）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四）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 《毛泽东致恩来同志电》，1942年9月8日。因此，毛泽东此时事实上仍旧准备见蒋，只是看林彪见蒋的结果而已。

3.林彪代毛重庆行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14日，林彪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并于17日抵达。然而就在林彪到达之际，蒋介石已经因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张治中特别对1940年划界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进行了解释，他声称：何、白皓电他是起草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无驱逐共产党军队于华北绝境之意，且当时华北敌情也并不严重。至于边区摩擦，张治中断言蒋介石向来没有以武力压迫陕北之意，或许有个别人有此主张也难说，但不是蒋。张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表现的合作诚意，强调国共关系应当在根本问题上求得接近，否则枝节问题仍是谈不通的。对于林谈到的战后共产党军队愿意北移一事，张当场表示：战后中共军队另划地区是适合时代潮流的，但也绝不可形成国中有国的现象。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了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进而表示：“过去外面传说国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义与党的问题。但此二者皆可趋于一致。即如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实具有共同之理想，所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即此两主义根本一致之观点。”“只要彼此不采取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以共趋于救国之鹄的，则客观需要如何设施，即如何设施，自然能归于一致。”林彪说：“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过去所制定之所谓十大纲领、三大纲领，语其要旨，不外求民族之独立，民权之平等，与民生之自由”，“至于将来社会条件如何成熟，是否需要社会革命，此完全为将来未定之问题，也许为吾人今身之所不克亲见”，故“今后如能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则将来国共两党也许可以合而为一”。基于此，林彪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林彪同时指出：“中国地域辽阔，万一内战不能避免，则我回旋之地，绰有余裕，一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国经济，尚在自给自足时代……我到处可以种棉织布，生产稻麦，虽至山地，亦有包谷可食，故就经济条件言，对于国内党派问题，亦不是用兵所能解决……总之，无论就中国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 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36—242页。

15日，张治中约林彪和周恩来商谈。林彪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对于此次谈判的具体要求，即“三停三发两编”（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发饷，发弹，发药；及同意共产党编第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师，编新四军为十八集团军之一个军）。张治中当即打断话头，要求共产党方面不要再提老一套，说什么如果真想缓和空气，最好多谈一般原则，不涉及具体问题为好；如果真要解决问题，则必须改变态度，不可片面要求国民党方面让步。

其实，在这时，中共中央为谋求缓和，谈判方针与此前已有较大的不同。它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一）军队可以不扩充；（二）作战区域战后可以有所调整；（三）边区必须合法化；（四）共产党员必须享有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毛泽东显然认为，这一态度将不难为国民党所接受。因此毛泽东在林彪见蒋后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毛泽东致恩来转林彪电》，1942年10月25日。

但是，国民党方面在具体谈判条件上，显然比毛泽东这时所估计的要苛刻得多。正如其联络参谋陈宏谟等此时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时所表示的，国民党这时认为，两党谈判的中心关键只是在于八路军能否接受命令，听从调遣，而不在于是否承诺战后照皓电要求集中。因此，周恩来等根据各种情报得出如下判断：“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估计，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只能出现以下结果：（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将没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他们亦照样口惠而实不至；（四）如我们能做某些让步（如广东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亦可实行某些让步，但不会实现我们全部要求；（五）如林向蒋始终不提全部要求，口头上表示愿听调遣，申明困难，请求接济，蒋高兴时或可答应给点药品之类；（六）如林向蒋提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从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且使关系弄僵，不利于目前形势之缓和。鉴于此，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唯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显而易见，毛泽东这时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

4.一次失去的机会

就在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力谋缓和，争取重开谈判之门后不久，国民党先是于11月中旬派遣其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甘宁边区发放赈济款，紧接着又于11月12日至27日召开了五届十次中央全会。会议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93—794页。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明确认为：“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次全会问题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

据此，毛泽东主张尽快开始与国民党的正式谈判，并首先向仍在延安的郑延卓透露了中共中央关于具体解决两党关系的主要意见。这就是：边区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军队则请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毛泽东并且称赞蒋介石是全面人才，说国民党大有希望，现在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须条件具备后实行，在中国，它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只会在他们之后，况且共产党人相信三民主义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12月1日，毛泽东更亲自致函蒋介石，称：“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毛泽东致介石委员长函》，1942年12月1日。

共产党的积极反响，同样颇为国民党方面所重视。在蒋介石通过情报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上述态度后，也迅速做出反映。12月16日，蒋介石再度召见周恩来与林彪，说明：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地零碎地解决。只要他活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他相信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而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但蒋介石在谈话中对于共产党方面所提军队数目，乃至其组成、地区及干部使用等，明显地有不同意见，对于如何解决边区与中央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具体办法，而对取消新四军问题则绝不让步。甚至当林彪谈话中提到新四军时，蒋介石竟断然予以制止，称：“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上述表示，周恩来等也开始改变前此估计，试图立即与国民党进行具体谈判了。就在蒋介石与周恩来、林彪等谈话的当天，周恩来即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主动地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一）中共要求合法化，也欢迎国民党至边区和敌后组党办报；（二）军队扩编一定数目，实行统一军制；（三）边区改行政区，人员不动，实行中央法令，华北各省政府改组，并划行政区；（四）作战区域战后重新划分，目前可依情况做适当调整。18日，中共中央复电称：（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唯东江部队在适当情况下，目前可加以调整。据此，周恩来与林彪很快拟就与国民党谈判的具体条件，并于24日正式向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口头提出，二人同时声明：如果国民党方面认为这些条件可谈，即请委员长指示林师长留此继续谈，如认为相差太远，则请委员长指示他的具体方针交林师长带回延安商量。

周恩来与林彪所提条件内容如下：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做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页。

其实，国共之间此时的分歧与以前并无二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并未丝毫改变其必欲于事实上取消共产党之军队、政权的目的。所谓对共产党“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不过是在共产党“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破坏统一”的前提之下，并非只要共产党撤离某些地区或将军队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况且，在一党专政的理论薰陶下，相当多数的国民党人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亦难以忍耐，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上述要求自然只能拒之于千里之外。在国民党军令部研究后经何应钦上报蒋介石的书面意见中，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相距是何等之远。对于共产党要求合法化问题，该项意见明确表示反对，声称“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则尔后不但对其公开分子之活动难于防制，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制，彼亦可于受到清查时立即公开，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既取得合法地位，则不便绝对禁其于前后方各地（尤其是学校），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果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

对于共产党要求编四军十二师问题，该项意见也持反对立场，认为“我如允予考虑，即使将来不再做更多之要求，而名义饷款给予之后，彼在军政上是否即肯收束，在军令上是否即肯听命，殊无把握”，如此“无异多予以几个擅自扩军之工具，一经彼等在沦陷区内加以配置，则此十二个师所分布之地方，将变成十二军区，彼等既有正式国军名义，即可发号司令，并征丁征粮，所有地方合法政府均难以拒绝，且番号既多，扩充更易，其尔后实力将更见扩张”。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边区现状问题，该项意见同样表示反对，因据说共产党在陕甘宁所占地区已达二十九个县区之多。

至于共产党所说战后开赴黄河以北问题，该项意见则以该命令“乃系一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为由而不予赞同，断言：“战后军队即须复员，再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未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即使将来分散制裁，更易收效。”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3－226页。基于上述，该项意见明确认为：“一、判断林、周等此次所提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过诚意；二、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做为商谈基础。”“如须商谈则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一）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由各战区长官各就驻在于战区内者，切实点验编遣整训，并指挥其作战，不得再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二）中共不应在各地方擅立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由各该省府派员接管，恢复原有行政系统及区划；（三）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3—226页。该项意见认为：目前情况已与1940年制订《中央提示案》时有较大不同，“当时因国际环境关系，对中共重在羁縻，现则中共绝对不能造反，我如能解决即解决之，如其时机未以，则不妨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解决”。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48—251页。

当然，以上意见在国民党当权者中也并非都认为适当，至少在蒋介石看来，这时仍应有折中的办法。故再三讨论后，国民党对谈判条件的态度又有变动。1943年1月9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林彪，称其干部会认为共产党方面所提四项条件与中央希望相距较远，与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精神也相距较远。会议多数意见主张共产党交出军队，但多数也知道如此目前不能做到，故最后决定仍以《中央提示案》为基础，且正式谈判仍由何、白出面主持。周恩来、林彪当场解释说，四项条件与《中央提示案》精神并无不合者，所谓距离亦仅军队数目与移动时间而已，但张治中表示不能同意。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僵硬，显然出乎共产党人的意料之外，也再度使得双方的谈判陷于困境。周恩来在随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答以何、白皓电精神为谈判基础，并非估计他们条件可接近，目前可解决，而是为了更站在有理的地位，不使谈判弄僵，一方面套出他们的具体条件，使林抓住此条件返延，另方面证明不是我们弄僵，而是他们故意为难。”由于看来“目前条件不会接近”，周恩来显然不得不开始计划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此次谈判了。对此，中共中央也自然不能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同。只是，在中共中央2月初给周恩来的复电中，仍旧表示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让步来使谈判取得进展。为此甚至愿意在军队数目上以减少一两个师来进一步表示诚意。可是，显而易见，这种让步绝不是国民党人所能够接受的。

这样一来，国共此次谈判事实上尚未展开即告失败。随着何应钦前去印度，两党接触也告停顿，国民党特种委员会并且通过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原则上不解决问题，一切留待以后解决。故在3月何应钦回到重庆后虽于28日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却丝毫不想解决问题，就连周恩来等提出是否以《中央提示案》作为讨论基础的建议，也不置可否。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0页。双方的商谈一时竟变得完全没有实际意义了。

此后，随着5月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更估计共产党将陷于严重困难，故而更无意于与周恩来等谈判解决种种问题。6月4日，张治中干脆正式通知周恩来：谈判“须搁一搁”。至此，国共两党这次历时将近一年的接洽与谈判又被迫中止了。很难说这不是一次双方协议的机会，只是它被国民党方面轻轻地放过去了。

第六章 解决问题，还是政治角力

如果人们对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缺少直观的印象，那么，了解了下面这段历史，人们就会对于这种情况多少有所体会。谈判的意义总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谈判一方的条件的任何改变都会为自己或对方提供某种重要的机会。问题是哪一方善于把握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所有的谈判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和谋求妥协的，有时候谈判的目的甚至只是要制造矛盾，只是为了借以取消对方的某种资本。利用相互间力量和条件的变化，适时地运用策略手段来改变谈判的性质，将自己的被动转换成为对方的被动。1944年的这次谈判就最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正是这次谈判成为了抗战以来两党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第一次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公之于众，而且导致共产党从根本上骤然改变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中央政府的态度，从而使得两党之间的矛盾焦点迅速从军事转为政治，国共谈判也由此成为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否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种斗争手段。

1.再度谈判之起因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关系一度由于国民党人借机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和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反抗，而处于白热化阶段。这时，一方面是毛泽东对国民党突然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调兵遣将极为不安，担心“破裂的可能性很大”，反复强调做好应付破裂的准备，并大规模地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政治反击；一方面蒋介石举兵把陕甘宁边区围了个水泄不通，私下里却还在那里怀疑“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因此决心“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同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59—60页。然而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并无动武之意图。作为力量对比尚嫌薄弱且分散的共产党一方自不必说，就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国民党一方也因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制肘而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共产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同上引。。故蒋介石这时为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和援助，竟不得不去向美国保证，对共产党虽必须“加以制裁”，“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同前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268页。

既要加以制裁，又不能加以武力讨伐，其结果仍旧只能同此前一样，一方面公开将共产党各种言行斥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责令党政军各部门全力加以“防制”；一方面却不能不继续表示“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同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0—841页。这种做法到头来只能是使政治军事摩擦不断，形势却依旧是难以缓和。

可以肯定，蒋介石这时并不存在任何通过政治方法根本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幻想。但碍于自己不能独立战胜日本，必须依靠美、英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力支持，而美、英与苏联结盟，苏联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使国民党不能对共产党断然施行战争，而且还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极力做出种种政治姿态，显示国内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以争取国际上的信任。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坚持“防共”“限共”，一方面又不得不再度设法与共产党缓和冲突。

1943年10月5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受命与中共代表董必武商谈，说是要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董必武的答复明白干脆，即首先必须恢复1943年7月以前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退兵撤围，使延安与外界恢复联系，然后才能谈其他。11月12日，蒋介石于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也亲自找董必武谈话，要求请周恩来来重庆，说是“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并且对董必武所提恢复6月以前边区状况，明确表示要董放心，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许下诺言：他“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

既然国民党表示缓和，共产党自然不会无动于衷。10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最后一篇公开批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文章，同时也表示了愿意恢复国共两党谈判的姿态。次日，各种共产党的报刊受命一夜之间全面停止刊登揭露国民党的稿件，“风平浪静以示缓和”。毛泽东并且要董必武告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不过，鉴于国民党刚刚利用了参政会来公开抨击共产党，对于蒋介石要周恩来再去重庆一事，毛泽东也颇不以为然，称：“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由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

1943年11月下旬，蒋介石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之邀出席了开罗会议。会间，蒋力图使美、英两国领导人相信，共产党人对抗日毫无积极意义，但不料他却被劝告应当与延安方面合作，直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以改变其一党政府的性质。伊里奥·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台北：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由于国民党此时估计自己“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同前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207—208页。蒋自然不能不进一步做出姿态，一面下令停止反共宣传，并开始撤换对陕甘宁边区增防的主力部队；一面则找共产党重开谈判，电邀林伯渠、朱德、周恩来前往重庆。

1944年1月，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派林伯渠、朱德及周恩来赴渝谈判边区和军事问题，并再度提出实行何、白皓电的问题。毛泽东答称：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伯渠于3月12日之后前往重庆“晋谒委座”，《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并于2月17日正式通知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显而易见，在国民党主动采取了实际的缓和步骤之后，共产党也开始同意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重开谈判。毛泽东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493—494页。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同样是从国际政治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出发来考虑国共关系缓和之必要的，只是其考虑的角度与国民党不同，它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取得国际间的信任以取得援助，而是意识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一时不会改变，结果必然会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因此，毛泽东一方面不能不准备与国民党再开谈判，以探测新形势下国民党对于根本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条件，一方面再次公开表示：“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以创造谈判与合作的气氛。

2.西安初步协议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由延安动身准备经西安转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初步接洽和谈判。至此，两党谈判再度拉开帷幕。但事实上，此次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政治宣传战。还在林伯渠动身前来谈判之前，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就报告蒋称：“延安拟先派林祖涵来渝试探中央态度，如情势和缓，则同中央谈判，凡中央所不能接受之条件，均全部提出，意在拖延时间，若无结果，即藉中央有意为难，使数十万红军无法参战并鼓动盟邦人士代为宣传。”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44年3月7日条。据此，蒋介石也并不把林伯渠此来看成是一次接近的机会。相反，他专门召集党务小组会议，讨论对外宣传计划及对共党宣传策略，并指示对共党代表林祖涵来渝时之交涉方针及态度。其训示要求国民党负责人员应注重其宣传性。“各负责人员，每次与林祖涵谈话情形与内容，可逐日予以公开发表。”尤应注意对国际之宣传，注意：“（一）说明中共之国际性，使欧美人士明了其阴险可怕，实不同于欧美各国之共产党；（二）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实行共产主义，其所谓奉行三民主义者，纯系挂羊头卖狗肉之伪装；（三）切实说明中共军队完全为乌合之众，实不堪一击，其到处招兵买马，添购枪炮，无非欲借数量之扩充，以补质量之低劣。”蒋总裁训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之准备注意事项，1944年3月15日。故国民党方面这时对于与林伯渠谈判本身，其实并不重视。其此时制定的“极机密”的“应付对策”、“应付之要点”等文件，且一方面认为：“奸伪目前党政军各方面均感苦闷”，“林之来此似有谋相安一时之意义”；一方面却又声称：“奸伪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权，欲其放弃既拥之武装及侵占割据之地盘，真正服从军令政令，势不可能，如此林之来此，可视为夺取政权过程中之一种步骤。”其不过试图“以对等谈判之态度，再与中央高谈合作”，并以“猛烈之宣传”“陷中央于失败之困境”，故其“乃以谈判不成为目的，决不以谈判成功为目的也”。因此国民党的应付方针，也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他们甚至把策反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也当成自己的计划内容之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就付对策》，1944年3月；《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要点》，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2　82。

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两党谈判，自然也并不抱多少幻想。毛泽东估计：蒋介石不过是“暂时改变对我斗争方式（军事反共转到政治反共为主）”。要改变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只有根本改变国民党的统治政策和一党专政的现状才有可能。因此，为取得战后对共产党有利的形势，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全面压迫，中共中央在重开两党谈判之际，立即展开了争取民主民权的宣传攻势。

3月12日，周恩来公开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长篇谈话，要求“从民主途径解决国共关系”。他明确提出了实行民治，反对党治的问题，强调国民党必须首先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实施地方自治。要求禁止非法搜查、非法逮捕、秘密刑讯、秘密处死，以及强迫集训和严格限制人民的各种自由，反对把各党各派看做“奸党”、“异党”，禁止其活动，并时时企图消灭他们。同时，他也提出了关于国共关系政治解决的原则和条件。这就是：解决办法“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共产党坚守1937年的四项诺言，国民党则应当（一）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二）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三）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四）恢复新四军的番号；（五）撤消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1944年3月12日，参见前引《周恩来年谱》，第572—573页。联系到中共中央这时给林伯渠的六项具体条件，即承认陕甘宁边区现状；编八路军新四军军队为六军十八师，至少四军十二师；照中央军编制和待遇；战后移防黄河以北；以及发饷发弹发药等，可知其必为国民党所不能接受。

4月16日，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国民党内定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其内容如下：

一、方针：国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过去中共不遵照中央规定之任务，对敌作战，并擅自调动军队，袭击友军，扩编军队，乃破坏军令之最著者；至于夺占地方残害官吏，擅颁与中央政令抵触之法令规章，私制货币邮票等，乃破坏政令之最著者。此种破坏军令政令行为，必须彻底革除，严格遵守国家之军令政令，方有解决办法。）（此括符内文字暂时不提交共党代表

二、进行步骤：

第一，军令军政问题：

1.绝对服从军令严守纪律；

2.人事应遵照中央法规办理（参谋及政工人员应由中央派遣）；（此括符内字句暂时不提）

3.军需必须独立，严格遵守编制，员额及给与规定；

4.军队教育应遵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第二，关于十八集团军问题：

1.十八集团军可准增编一个军，即共编为两个军（每军三师每师三团）；

2.编制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

3.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

4.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

5.该集团军各级部队长、副部队长人选，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6.该集团军如保送干部前来西安或桂林军官训练团受训，可予照办。

第三，关于政令问题：

1.严格遵守政府现行法令规章；

2.实行新县制；

3.取消现有一切破坏政令之行为。

第四，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1.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2.区域：陕西省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长、延川、延安、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之各一部（定边县城不在内），甘省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县城不在内），以上共十八县（内三县系一部分）；

3.隶属及管理：陕北行政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4.组织：区公署设主任一员，其详细组织，由政府以命令定之，县以下之行政机构，一律按照中央现行规定，不得变更；

5.人事：区公署主任由中央简派，其所辖各县县长，依照各省通例办理；

6.其他各地区所有不合法行政组织，一律取消，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恢复其原有之行政系统及区划。

第五，以上四项如中共均能确实遵办以后，政府可准予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5—256页。

这一方案的核心，显而易见是要共产党接受几年来都不曾接受过的条件，其与共产党上述之谈判条件相比，实不啻南辕北辙。国共双方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仅不做丝毫退让和妥协，反而都变得更加强硬，这充分反映出双方早在正式接洽之前就已经对经过这次谈判达成相互谅解不抱任何期望。

5月2日，林伯渠及王若飞等到达西安。而为便于控制在重庆的谈判进程和宣传舆论起见，国民党方面代表张治中与王世杰等，也受命于同日飞抵西安，以期事先了解共产党方面此次谈判的具体意图。

5月4日，双方在西安开始进行正式接触，张治中首先表示，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及蒋先生来欢迎的，因为郭参谋电报中说林伯渠先生有病，须乘飞机赴渝，而飞机每月只有2日和16日两次，故蒋介石派他们先来西安商量一个具体解决问题的轮廓。但当林伯渠说明中共中央的意见去年林彪等已谈过多次，不得要领，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时，他们却一再表示他们不能提办法，现在亦不能向蒋介石请示，故坚持要林伯渠首先提，企图以此来摸共产党的底。但林伯渠仍未为所动。

6日，双方再谈。张治中不得不出示其去年所记的林彪所提的四项条件，要求林伯渠表示意见。林伯渠也相应提出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谈话可作为中共中央的意见。张、王当即反对，称：周恩来报提五条太抽象，特别是谈话中的“恢复新四军番号”及“共产党抗击百分之五十八的敌人”之类太刺激，不能用做讨论基础，甚至林彪提案今天也不应再做讨论基础。他们主张先就军事问题交换意见。结果张提三军八师，林提六军十八师，双方争论不下而终。其后7日、8日双方再谈。张治中最终提议以林彪提案四军十二师为限，林伯渠同意以此作为最低条件向中共中央请示。而对于军队作战区域、人事、经济、边区及党的问题等，亦原则上交换了意见，张、王事实上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 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7页。

9日，随张、王同来西安的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将国民党代表整理的关于四次商谈的初步意见以书面形式送交林伯渠，请其签字认可，以便上报蒋介石。该书面意见如下：

甲、关于军事：

一、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希望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暂仍驻扎其现在地区，但：（子）统各受其所在地司令长官之指挥；（丑）中央军事委员会于作战上有必要时，得随时令其向指定之地点调动；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定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应独立，由中央按照经理法规定，派员办理。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

一、名称：改称为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希望不属陕西省管辖；

三、区域：以现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须要之法令，应当呈报中央核定实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决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当即由中央派员办党办报；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请不予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希望于抗战期间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并盼逐渐开放言论，推进民治，及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扣之人员，及廖承志、张文彬。

丁、其他：

一、中共当重申实行四项诺言；

二、希望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首先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

由于上述意见并不能完全反映林伯渠的意见，也不能作为双方认可的初步意见，故林伯渠于当日在此书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修改，然后于11日签字后交予张、王。其修改后的文字如下：

甲、关于军事者：

一、第十八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为去年林彪所提出之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活动之防地；

四、前项部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定呈报请委；

五、前项部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军队同等待遇。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为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属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协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地方特殊情形而须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实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十八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行之钞票由财政部决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能经常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变更。

丙、关于党的问题：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包括新疆被押人员在内），并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不受损害和歧视。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的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消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予以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经济、政治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8－259页；并见《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2日。

林伯渠修改张、王书面意见并签字认可，一方面是由于林伯渠在受命前来谈判前，中共中央曾强调过林伯渠的和平使命，不主张谈判破裂，其条件也有最高最低之分；另一方面，则显然是由于林伯渠把上述意见当成了双方在正式会谈中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所达成的初步结果，误以为“这是他们准备承认的基础”，可由“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10日。借此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周旋，并非将其当做自己单方面的条件。

然而，实际上张治中等却只是以此来摸共产党的底。同时，作为国民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温和派”，张治中等此举也是力图通过这种压低共产党条件然后再上报蒋介石的办法来在国民党内造成一种解决问题的空气。因此，在12日张、王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和此后张、王等人的正式汇报中，他们都始终强调这是林伯渠单方面的意见，而并非双方会谈的结果。

不过，不论从何种角度，上述意见都绝不可能为共产党或国民党所接受。其不仅与国共两党各自的腹案相差太远，而且也不符合双方以谈判为宣传的策略目的。

3.重庆谈判之激荡

4月中，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首先由开封附近攻取豫中，守备河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向十余万人竟不堪一击，溃不成军。一时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以致随着国共谈判开始，市人多开始瞩目于共产党。延安此时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或寄希望于国共合作，或相信“只有准备小红旗欢迎八路军了”，而国民党军则不是钩心斗角，就是贪污腐化，花天酒地，令人发指，连美国在华人员也明显地开始重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这种情况的出现，确为中共中央早先所未能料到。

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败，自然是共产党加强自身力量的大好时机。还在5月初，当毛泽东刚得到林伯渠5月6日关于双方头一次正式接触的电报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前此条件应当有所变更。故特别电告林伯渠：“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林彪前提四点不应再作为谈判基础。同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511页。当林伯渠实际上仍旧是大致根据林彪所提条件的精神与国民党代表达成了“初步意见”之后，毛泽东立即决定根本变换谈判角度，重提谈判方案。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如此不堪一击，说明国共之争还没有定局，将来就看谁有力量，事实上国民党“因为没有民主，进行反共教育，使部队完全失去战斗力”，现在最强的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了。因此，“中央的方针是坚持发展自己，不受限制”，在国民党焦头烂额之际，应当提出更高条件，迫使其让步，“即国党不答应也不要紧”，能解决党的合法化、承认边区政府、军队扩编和防地战后移动这几点，也是好的。据此，毛泽东于5月15日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等，提出了全面解决国共关系的新方案。该方案强硬主张：

甲、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资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撤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

九、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

十、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

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

十二、又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团到西安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藉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请政府予以制止；

十四、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十五、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破坏发行、威协订户、扣押邮件等情事；

十六、请政府发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十七、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该两地居住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毛泽东致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512页。

对于此二十条，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完全符合自己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所说，像“四十七万精兵”只编五军十六师，“实际上对我没有好处”，但关键是“有理”，以便借机解决一些问题，并可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对外发表”。为此毛泽东告诫林伯渠及董必武：“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而上述方案中，有几点必须坚持，如“军队决不能少于五军十六师”；“边区应正名为陕甘宁边区，以符实际”；“边区及敌后各根据地应请政府允许发行地方纸币”；“边区及敌后各地之民主设施，不能变更”；“彼方承认中共可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等。《毛泽东致董必武转林伯渠电》，1944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的新方案及指示电，因林伯渠与张治中等转宝鸡飞重庆而未能及时收到。5月19日，林伯渠在重庆见蒋，尚未提及此案。至21日看到电示后，才在22日约张治中、王世杰等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张、王看后沉默良久才尖锐地表示反对，说：中共中央意见的全文是宣布罪状精神，完全没有实践诺言及拥蒋表示，这说明你们无决心解决问题之诚意。此条件与西安谈判内容不符，为何又不以林彪案为谈判基础，是否我们这样欢迎你，以为示弱可欺？希望考虑修改二十条内容词句，并告之你们中央。林伯渠答称：二十条全文都是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西安初步之谈判意见，约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且前曾提六军十八师，现提五军十六师，已有让步。二十条内容字句在此地无研究修改余地。双方争辩达两小时，最后张、王商量后表示坚决拒收中共中央二十条，并拒绝转达蒋。 参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515页。

对于张、王的强硬态度，林伯渠、董必武等有如下估计，即“在蒋的独裁政治下，现时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困难：第一，是河南战事失败……第二，是英美舆论对共的同情与对国的抨击日益增加……第三，是财政经济上的无办法，通货澎胀，物价高涨，负担太重……第四，是对共党无办法，想打又不敢打；第五，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队各个人中间的倾压，离心离德。蒋在目前对这种情形相当恐慌”。蒋介石一方之所以又这样强硬，除其独裁本质外，“我在西安谈判之避免刺激，恐怕也增加了蒋以为不难对付盟邦批评及华莱士来华的梦想”。因此，“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同志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定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他们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做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邵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决无所得”。故新二十条的提出，必对整个抗战团结有利，其“虽不能马上实现，但可否定过去，成为今后新的谈判的基础”。即使“蒋会咆哮起来，会逢人骂我，说我无诚意，但客观形势使他仍不敢公开和我决裂，更不敢打我”，于我并无不利。

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鉴于政治军事连连失败，英美舆论批评甚多，其内部明显地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的威信日跌。特别是河南之战败，充分显示其军队之无战斗力已至极点。据中共中央方面所得到的情报：4月17日前，全一战区花天酒地，4月17日敌有蠢动，当日洛阳长官部完全紊乱，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及高级将官纷纷抢运眷属赴陕，计敌机炸死于洛阳至潼关铁路线者达千人。渑池失守时，敌掳去官太太小姐等即达三百余人。洛阳此次损失粮食两千万包以上，一战区汽车三百五十余辆被敌完好开走，守城之刘茂恩部六千人被歼，四千人投敌，余皆散尽。孙蔚如部系一战区所剩最完整者，也损失半数以上，仅余万人。汤恩伯部十五个师，只剩二万，步枪不足一万。一战区全部重武器、大炮、重机枪、弹药仓库等统统损失殆尽。就连蒋鼎文率长官部由洛阳出逃至洛宁时，竟只剩一个司机和雇用的两个农夫，后收容十一个士兵做卫队，也被民众攻散。“其溃散紊乱情况之狼狈，实抗战以来所仅见”。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无疑不愿再任由国民党为所欲为，也不再担心由于自己过于强硬而破坏和平局面了。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称：“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同前引 《毛泽东年谱》（中），第516页。显而易见，中共中央已决心不做退让，坚持进攻态势，只不过出于策略考虑而将形式略为变换而已。

6月5日晚，国共两党代表再度商谈。林伯渠提出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书面意见，张、王仍旧坚持拒收，同时却提出了依据中央调查局提供的认为中共仍希望谈判能成功的情报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59—260页。拟定的《中央政府提示案》，要林转达中共中央。双方几经争执后，在张、王被迫同意将中共中央十二条留下“参考”之后，林伯渠才同意转达国民党的这一提案。次日，林伯渠将国民党的提示案电告了中共中央。该案内容为：

甲、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及其在各战区内之部队，应归其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之组织，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应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由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抗战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遵行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次表示忠实实行四项诺言。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67—271页。

比较国民党前定之政治解决腹案，并联系到将近两周前国民党已接到的中共中央的新条件，不难看出，此一提示案并非其由衷之言。根据前此历次谈判经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早已放弃谈判的努力。然而这次不仅面对中共中央突然全面提高讨价还价之筹码无动于衷，而且干脆放弃原定腹案，在一向锱铢必较的军事和边区问题上承认自己不止一次否定过的条件，这无疑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即照前定方针，至谈判已见不成之端时，反示以主动和宽大，以利宣传。而其文章实际早已做在其中，如四军十师以外之中共军队必须“限期取消”，编后军队要“限期集中使用”，中共不得发行钞票，陕甘宁以外之中共政权须交国民党“接管处理”等。国民党清楚地知道这些条件中共是不能接受的。如此，自然可使自己取得主动，而陷中共于被动。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即将到中国来考察援助条件之际，此举的目的极为明显。对此，在中央调查局的情报中也有所反映。只不过，情报宣称林伯渠之来谈，根本就是因为中共注意到华莱士访华的消息，因此“认为不可丧失此时机”。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60页。

但是，不论国民党这时如何动作，对于共产党人已经毫无意义了。

6月初，中共中央召集会议，明确提出了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问题，主张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不提出打倒它，但要使其大大削弱，自己大大发展，故策略上要实行攻势防御，在组织上不与它发生任何关系，一旦蒋介石对美国做反共宣传，就准备“下大雨”。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这时已经对与国民党谈判，请求其给予自己某些权利的做法毫不感兴趣了。他们并且已经做好了与国民党翻脸的准备。于是，无论在国在共，继续进行的谈判完全失去其本身的意义了，它不能不迅速演化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宣传战。

4.宣传战的演进与中止

6月6日，林伯渠以信函的形式对张、王5日拒绝转交中共中央“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即十二条）一事，正式提出异议，指出：（一）国民党中央的提示案虽与中共中央十二条相距甚远，但仍允将提示案转交中共中央，故请将中共中央十二条转交国民党中央考虑；（二）国民党方面提示案称此案系“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与事实不符，西安草签者只是“最后共同做成的初步意见”，“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做最后决定”，故应以中共中央正式意见为准。《林伯渠致张治中、王世杰函》，1944年6月6日。8日，张、王复函称：林伯渠5日交来中共中央条件时，已明确表示拒绝转交中央，林伯渠最后请留下参考方允留下，而西安谈判纪录系林伯渠亲笔增删修改并缮清签字的意见，自然转呈中央并示为林伯渠之意见。11日，林伯渠再函张、王就此提出抗议，表示“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前者“我未坚持自己主张，同意以两先生所提最低限度之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如今中共中央意见有所“出入”，则应以我中央意见为准，“不让贵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见，只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贵党中央提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够做主，谈判如何能够进行，两先生又如何能够负责？”《林祖涵致文伯、雪艇先生函》，1944年6月11日。

其实，张治中等早已将中共中央十二条交予国民党中央了，其所争者不过只是个面子问题。时至于此，张治中、王世杰不得不于15日致函林伯渠称：“关于六月四日所附中共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一件，以未便一再拂先生之意，业经转呈中央。顷奉中央指示，‘中央于六月五日已以提示案交林代表转达中共，凡中共方面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容纳，希望中共方面接受’等因，特以转达。”至于中共中央十二条，“对于自身如何实行中央之军令政令，改善措施，整编部队之点，均未提及，而所提者，均为片面要求，此种态度，均非对中央政府应有之态度”。《张治中、王世杰复伯渠先生函》，1944年6月15日。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鉴于张、王拒绝转交十二条，曾由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提出：“张、王既然不愿考虑我党中央所提意见，又不愿将此意见转交蒋，又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位对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谓提示案，我党中央坚决不能接受，望立即将所谓提示案退还张、王。”在张、王同意转交十二条以后，他才改变策略，提出要张、王来延一谈，并指示立即将十二条及国民党之提示案秘密提交正在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在中间人士及记者中传观。显然，中共中央已决心以此来影响各种中间势力乃至美国政府的政策，争取时局进一步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变。

利用谈判来争取舆论和美国政府的同情，更是国民党早已拟定的目标。在刚刚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显示中央“诚意”的提示案，宣布允许中共编四个军并照现在区域划定陕北行政区之后，蒋介石即劝告已经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相信：“（一）中共无意与政府再谈判解决纠纷；（二）中共已放弃对日作战之任务，展开夺取政权之阴谋，并企图乘国难时机，完成其必备条件；（三）中共展开之阴谋，非一孤立问题，而为国际共党世界革命阴谋之一部，且获国际共党之支持，有既定之步骤与预定之目标，非到达终点，不半途废止；（四）政治谈判与军事行动同为共党争取利益，达到目的之手段，决不以政治谈判予对方为解决纠纷之途径；（五）除非国民政府统治中国之政权交其掌握，则纠纷永无止境，而内战难免爆发。以此，吾人对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法，认为须重新考虑，由谈判妥协之决策，已失时效，而非对症之药。”他甚至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士气沮丧，军事失利”，均因政府不予严厉制裁，反与谈判而起，故扬言：“尚中共继续行动越轨，以武力实现其阴谋，中国政府为伸张纪纲，而无法避免用武力时，将被迫予以军事制裁。”张九如著，《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纪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并见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145—148页。对照蒋介石十个月前生怕动用武力而中中共激将法的日记，可知此时蒋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只要美国表示同情，其难免不会对共产党施以军事打击。但无奈美国人对蒋介石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反力主调和，且对中国共产党不无好感。这种情况意味着蒋介石争取美国政府理解的苦心仍旧一无所获，其与共产党照旧得继续周旋下去，争取舆论的工作还得继续做。

7月26日，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依据前定关于“混乱”中共宣传之策略，故意发布关于谈判的“乐观消息”，声称“国共关系已有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的解决”，问题的症结只是由于中共言行不一。随即，张、王致函林伯渠，再度“剀切敷陈”，说明难于接受中共十二条之原因。《王世杰、张治中致林祖涵先生函》，1944年8月10日。照原定方针，国民党此种做法旨在使中共“屡举烦琐节目诉苦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1944年3月；《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要点》，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档案（一）（三），282。而中共中央方面确也很快做出反映，先是周恩来于8月13日发表公开谈话逐条批驳梁寒操歪曲事实，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记者问》，1944年8月13日。继而8月30日林伯渠也复信张、王详述共产党要求之公平合理，批评国民党提示案只从“一党一派一己的私利”出发，“（一）关于我方所恳切要求解决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释放叶挺等被捕人员等项，一字未提；（二）编军数目，只承认四个军十个师，且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要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抗战的军队‘限期取消’，并要将十个师‘集中使用’；（三）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之法令，不提三民主义，不承认为抗日所需要并且已经实行大见成效的现行各项民主设施与民主法令；（四）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林祖涵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8月30日。

然而事情并非就此而止。共产党人的反映显然不仅仅是国民党所期望的什么“屡举烦琐节目诉苦也”。恰恰相反，当国民党依照原订计划，按部就班地准备利用9月召开的参政会全面公开谈判过程，显示政府之“光明磊落，开诚相与”，暴露中共毫无诚意之际，中共中央已开始发起对国民党致命的反击了。

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林、董等，鲜明地提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决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十分明显，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军事节节失利，其长期实行一党独裁所形成的积怨已经日益膨胀起来，此时不论国民党在宣传上再施展何种策略，一旦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党专政问题，陷于被动的只能是国民党，其舆论最终也必然倾向于共产党一边。

9月15日，国民党本着既定方针第一次在参政会上公开允许国共双方就谈判问题进行报告。他们显然以为此次谈判抓住了共产党出尔反尔的致命弱点，公开报告足以使共产党成为众矢之的。不料林伯渠反而借机公开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从而置国民党于极端被动的地位。进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斥责国民党“在整个谈判中，抱着自大与武断之精神，企图以国民党一党一派之私利，超越于民族利益之上，而强迫他人服从之”，声言：共产党并非不拥护政令军令之统一，问题在于他是否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政令和有利于抗战的军令，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共产党决不服从。因此，今天“必须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政策，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把那些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者与法西斯分子赶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军令，使其能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机及争取抗战胜利。”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0日。

10月13日，中共中央更以林伯渠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代表，明白地表示：“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载《解放日报》1944年9月19日。

时至于此，国共两党谈判已经完全改变了性质。一方面，国民党公开了两党谈判中双方来往文件，意在指责中共破坏谈判，使共产党方面陷于困境；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开始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理性，从而于事实上否定了谈判对手的资格。由此，不仅两党矛盾冲突大白于天下，相互形成对峙，而且双方实际上已失去进一步商谈之基础。虽然出于宣传目的，双方这时都未表示停止谈判的努力，但事实上此次谈判至此已经彻底失败了。

第七章 要联合政府还是要解放委员会

不论1944年的国民党遭受了多么惨重的打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它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要想推倒这个正在被自己蛀空了的巨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借助于国际舆论特别是站在国民党背后的美国人的压力来把国民党从独霸的舞台上拉下来，重新组建政府，这成了共产党人这时的重要策略。而面对着正在严重溃烂的重要“盟友”，考虑到自身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政府似乎也同样着急。甚至“联合政府”的方案最初也是美国人提出的。于是，随着1944年底美国开始公开介入国共两党冲突，美国总统的特使竟一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以至形成了一个带有美国式民主色彩的联合政府的解决方案。但是，与中共所取得的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足以抵御来自与自己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国民党所施加的压力。于是，一度试图说服国民党的这位美国特使只能又摇身变成了蒋介石的说客。尽管还仅仅是一种迹象，但这一次国共两党交涉的失败毕竟让共产党人更真切地感觉到：战后中国最好的选择，恐怕不是什么联合政府，而是“解放委员会”。

1.美国人的介入

　远在美国正式提出希望介入国共两党谈判之前，美国在华的外交官们就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其政府提交过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种种报告。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在重复一个近似的话题，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内战，就其相互关系而言，日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敌人。蒋介石的目的在于封锁、孤立乃至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迫于压迫也只好先保存实力，暂不与国民党为敌。由于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失去人民拥护，而共产党享有民众的支持，并且廉洁奉公，两强相争的结果必定使蒋介石只好不顾一切地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沼，从而把共产党完全推向苏联一边，并最终并导致美苏之间的严重冲突。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最好从现在起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以阻止其倒向苏联，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以谋求中国政治民主化。 FRUS，1942，China, pp.99－101，207－211; FRUS，1943，China, pp.25－29，193－199，258－266，397－399.因此，不论出于何种目的把中国推上世界大国的政治地位，美国这时的内心深处不能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满腹狐疑。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你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蒋“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为美国将不会情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同前引《罗斯福总统见闻录》，第154－155页。

随着1944年春以后在中国正面战场所发生的一系列军事上的溃败，使得美国政府对于改变国民党政权的一党性质，特别是促进中国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团结，有了更加强烈的感受。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4年6月专门派遣其副总统华莱士前来中国，劝说蒋介石用民主政治的方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冲突，以便集中力量反对日本。正是在这次交涉中，美国方面首次提出了愿意帮助调解两党关系的问题。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初次会谈当中，华莱士即明白表示：“国共之争，各执一词，究竟真相如何，非外人所宜置评。”但“西北方面现有武装精良、战斗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延安方面受封锁威胁，亦以其武力不用于抗战，而以对付国军，同室操戈，相互牵制之兵力达数十万人，曷胜惋惜！”华莱士相信，共产党人的目的，不外改革政治，“设中央采纳其若干建议，并准其参加政府，共同致力于抵抗侵略，革新政治，则延安当会改变其反中央之态度，而与政府团结合作”。故华莱士建议蒋“修正对延安之策略，稍作让步，俾由谈判途径解决争端，”而为便于达此目的，避免前此之种种弊病，“应邀一第三者参与，以证明曲直，折中偏差”。华莱士并转达罗斯福的话称：“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对于华莱士之表示，蒋介石虽不便公然拒绝，但亦明确表示怀疑，称“中共乃一全无信义之党徒，罗斯福总统出任调解将有啼笑皆非之苦”，除非罗斯福总统甘愿冒此风险，否则不如“暂转超然态度”。张九如著，《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蒋主席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三次会谈记录》，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三十四卷)，第四期。

在华莱士的尝试受挫之后，美国方面很快又进一步开始考虑改变国民党的政府结构以解决党派分歧问题，主张“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集团并在蒋介石　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团体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机构”。 FRUS，1944年，China，pp.563—564.最早提出此项动议的美国大使高斯甚至主张应当通过谋求实现具有战时内阁性质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办法来使蒋介石来一个“彻底的大转变”，在中国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种分子的统一战线，“这些党派和分子应当和蒋介石共同负起制订并实行重新开展抵抗、恢复军民双方的抵抗精神的计划的责任”。FRUS，1944年，China，pp.124—126.很显然，从7月上旬起开始产生的这些提议，与两个月之后共产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主张，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8月30日和9月15日，美国大使高斯为此与蒋介石进行了两度会谈。据说，高斯在谈话中并没有设想立即改组政府，他只是打算建立一个有其他政党和集团的军政领导人参加的军事委员会，以参与解决目前局势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担责任。然而，美国方面的建议恰好与共产党人这时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了，甚至连双方提出建议的日期也是那么一致。当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废除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和统帅部之际，恰好高斯也向蒋介石全盘托出了美国政府关于改变国民党政府结构以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问题，这也难怪蒋介石会让高斯感到那么扫兴。蒋表示，他已经在这方面有所考虑，比如像国民参政会，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他同样希望其他政党参加政府的时刻能够到来，但目前决不是改变政府结构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应当通过美国大使让中共知道：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委员长领导下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原则和国民政府的政治监督。FRUS，1944年，China，pp.537.

让美国大使来转达蒋介石已经对共产党人说了足足七年的“口头禅”，其寓意是一目了然的。蒋介石显然已经对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作用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而美国人在共产党人突然间大大提高了政治价码的同时对国民党也提出几乎是同样的要求，这不能不使蒋介石疑窦丛生。在这种条件下，他当然没有退让的可能。

关于美国外交人员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关系，自然不像蒋介石所疑虑的那样严重。但是，如果像谢伟思先生后来所一再声明的那样，有关联合政府的提议他们只是事后“才闻其事”，因而与“共产党提高他们的赌注一事”毫无关系，约·斯·谢伟斯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0年，第87－88，104页。却也不尽恰当。可以肯定，谢伟思还在高斯与蒋介石谈话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透露了美国政府的有关意图。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谢伟思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中可以知道，还在高斯与蒋介石谈话一周前，即8月23日，谢伟思就已经同毛泽东谈起了联合政府问题，只是我们从谢伟思四天后的备忘录中看到的只是毛泽东本人的提议，关于谢伟思的谈话却无从了解。好在有资料表明，当时正是谢伟思告诉毛泽东，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斯，要其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他问毛泽东的意见当如何实现。对此，毛泽东直率地表示，“国民党必须改造自己和改组他的政府”，目前的方法只能是由全国各党派抗日的群众团体派出代表召集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以蒋介石为临时主席，改组政府和制定新的宪法，完成有关民主政体和立宪制度的准备工作，直至监督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转交权力为止。在此期间，政府须对代表大会负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见《党史通讯》(第二十、二十一期)，1983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之后，周恩来于8月26日告诉谢伟思，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向国民党提出关于组织联合政府问题的具体建议。9月1日，中共中央更召开会议，决定立即提出联合政府问题，借美国需要共产党而不满国民党之机，迫蒋让步，在此行不通之时，则提出建立“解放委员会”的政权组织，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会议决定派出骨干部队向南方挺进，在国民党后方建立大的战略支点，抑制战后国民党可能对自己发动的军事进攻。

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估计的基础上的，即美国要打日本，需要中国帮助，而由于蒋介石靠不住，且华北敌后及华东华南沿海地区大都掌握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美军登陆作战必须依靠共产党，故需要用我们是确定了。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虽仍旧必须承认蒋政权，但从维持抗战局面出发，美国又非得设法压迫蒋介石改变政策不可，因此联合政府不是没有组织的可能。当然，中共中央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的，已估计到，即使蒋介石坚持不变，对自己也并无大碍。

中共中央上述估计的基础，是由于美国军方很快取消了在中国的大规模登陆作战计划及其利用中共军队的方案而迅速改变了。就在林伯渠于9月15日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立场之后不久，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以及使用中共军队问题上始终充满激烈矛盾的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解除了职务，中缅印战区也同时被取消了。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已经不予重视了，美国的目光已经迅速移向了战后。这样一来，在国共之间，美国政府政策的倾向性也愈发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开始介入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自然成为表现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晴雨表。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这种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自然难于了解内幕，因此他们此时仍旧对美国压迫蒋改变立场寄以希望，故不仅指示各级放手与美方配合，要重庆的代表注意与美方重要人士如赫尔利等联络，而且明确决定了争取美国帮助的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处理史迪威事件时与赫尔利的交往，也深切地感觉到赫尔利对蒋介石“特别富有人情味”，故开始试图利用赫尔利的特使身份使之对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再度按其意志发挥作用。为此，国民党代表这时明确建议赫尔利“同目前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共参议员林祖涵、董必武两先生举行一次会谈”，以“陈述美国和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强调共产党立即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可以向林、董询问，共产党是否愿意由赫尔利将军进行斡旋，从而与政府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也可以向他们表明，如果延安愿意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斡旋，而且赫尔利将军又能事先从中国政府得到不反对他采取这一行动的保证，他将提出一项解决问题的建议。”当然，这种建议不应超出政府可能的界线。 FRUS，1944，China，pp.650－651.于是，赫尔利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条件下，竟受到国共双方共同的欢迎而介入于国共谈判之中了。

2.一相情愿的延安协定

10月12日，赫尔利正式开始了调处工作。他在这一天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十点建议”，其中最主要之点即在于改善中苏关系以巩固国民政府之地位，同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军队，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 FRUS，1944，China，pp.259.由于赫尔利在来华之前曾预先访问过苏联，并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保证，故赫尔利对于严重困挠着蒋介石的所谓“国际共党之阴谋”同前引《美国介入国共和谈的第一步》。已深感释然。他一来到中国，就首先将这个消息通知了蒋介石，并且因此对巩固蒋及国民政府的地位和解决共产党问题充满信心。在他看来，只要蒋介石能够设法与苏联搞好关系，并在民主化问题做些让步，实现军事及政治的统一并不是十分困难的。

10月17日，赫尔利主动约请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去其住处会谈。在林、董首先陈述了前此两党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和中共中央对于解决两党关系的既定主张之后，赫尔利表示：他和林、董谈话是蒋介石允许的，蒋介石甚至也允许他必要时前往延安，因此他认为这表明蒋的态度已变缓和了。他声称，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已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而中国现政府确不民主，需要改进，但蒋介石现在为抗日的领袖，这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因此，国共两党仍应加强团结，他就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帮助中国团结的。他决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次日，赫尔利又约林、董吃饭，双方再度进行会谈。赫尔利进一步称：蒋介石15日与其谈话时专门说，他个人对共产党的观点已完全改变，但部下还不明了。并说林、董和他一样爱国家，赫尔利可以信任他们并与之交谈。故赫尔利认为蒋介石的态度已经变好了，可以在此基础上谈判实现合作了。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在军事领导机关中也应有中共党员参加，分配军事物资也不应偏于哪一党派。他计划先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董谈，得出初步结果后由他同蒋商量，蒋同意后他便到延安来和毛主席谈，求得双方合作的基础，最后蒋介石、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

赫尔利关于蒋介石已改变对共产党态度的说法，究竟是赫尔利的一相情愿，还是蒋介石故施小计，这还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蒋介石这时对共产党的态度并没有丝毫变化。就在赫尔利向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保证蒋介石已转变态度的两天之后，蒋介石即发布手令，要沦陷区的国民党人迅速发展武装与共党斗争。蒋介石并且在这时的日记中写道：“共党之组织要素：一、暴力（即压迫）、残杀；二、特务（即控制监视）、束缚。共党之训练宗旨：一、消灭民族性，发展国际性（毁灭本国历史与伦理）；二、消灭人性，发展兽性（强分阶级使怨恨斗争）。共党之宣传伎俩：一、欺骗国际，伪装民主；二、挑拨社会，诬蔑政府为专制为贪污。共党之最后目的，在保障民主政权的口号下，采取渐进之政治攻势，以突变为全面之叛变。”但共党在独裁方面虽然已有成效，唯在沦陷区内决不能持久，“只要我军到达其地，民众亦必欢迎我为其解放”，故与中共之争夺，“唯在我本身之组织能否健全与深入下层群众耳”。蒋经国著，《我的父亲》，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第38－39页。因此，当10月21日蒋介石将国民党方面的解决方案交给赫尔利时，赫尔利当即发觉蒋介石的态度仍旧过于苛刻，用赫尔利后来告诉中共代表的话来说，此一方案的内容就是：“叫你们在前面打，他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故赫尔利不得不当场退回。并说：“如果我是共党，我也不会接受。”他问蒋：为何不能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蒋答复说：无适当人指挥。赫尔利声称自己愿意去充任两军的联络，赫尔利并告诉林、董说，他当时甚至劝蒋应该当机立断了，要实行民主就实行，要释放政治犯就释放，不能再等云云。《董必武、林伯渠致毛主席电》，1944年10月24日。

10月28日，赫尔利不能不直截了当地提出他自己的方案了。这一被称作“协定的基础”的方案分为下列五点：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

二、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

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之地位；

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所有官兵不论属于中共军队还是属于政府军队，均将根据其等级得到同等的待遇，各部队在装备及供应的分配方面，均将得到同等对待。 FRUS，1944，China，pp.659.

借用这时正在延安的美国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所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赫尔利好像从未明白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赫尔利完全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公式和政治原则在考虑问题，而对自己正在陷入的那个泥沼地的地理情况却几乎是一无所知。同前引《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第104页。甚至当11月7日蒋介石国民党把一个经过实质性变动实际上已经是国民党的方案交给赫尔利时，赫尔利竟然没有充分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新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求得国内军队之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应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三、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双方将实行各种政策，以期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

四、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其官兵的薪奉和给养按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部队装备和军需品之分配亦将得到同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使之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之各政党，均将得到合法之地位。 FRUS，1944，China，pp.666; 并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89页。

新方案把原方案之“解放中国”改为“重建中国”，其意显然在肯定国民党过去之统治秩序；把双方“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改为单方面要求中共军队“应服从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命令”，自然是否认共产党与国民党具有平等地位，并重申军令政令之统一；其强调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始得平等待遇，更是突出表明了其必欲取得中共军队指挥权的强硬态度；至于其把“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改为“促进和发展民主政治之程序”，取消原案中给予各党派“平等、自由”的规定，同样清楚地说明了国民党丝毫也不打算改变其一党专政的决心。

11月6日，中共中央开始正式准备应付赫尔利来延谈判的问题。很显然，中共中央不了解赫尔利方案的内容，因此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他们并不对谈判抱以任何幻想。但事出意外，他们碰上了一个从未遇见过的暂时还只会用美国式思维来解决问题的对手。于是，结果竟异乎寻常地符合了共产党人的口味。

11月7日，赫尔利乘专机飞抵延安。次日上午10时半双方开始进行正式的谈判。赫尔利首先说明了自己的使命，是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进而说明蒋曾向他表示，愿意与中共取得谅解并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甚至同意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在公平的基础上成立统一机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赫尔利宣读了由国民党修改过的那个方案，希望能够“很自由、公开、坦白”地就此进行讨论。

下午3时，双方继续谈判。毛泽东首先欢迎赫尔利来延安，随即表明了愿意继续“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的立场。但是，毛泽东紧接着历数国民党对“解放区”“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却陷于严重危机的情况，进而提出，要实现中国的团结统一，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关键在于“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否则的话，不足以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明确指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相反，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住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据此，毛泽东批评赫尔利上午所宣读的方案中有关由国民政府改编中共军队的条款说：“这一条主要的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使充满幻想的赫尔利深感意外。他一面指责毛泽东的说法“和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有相同之虞”，一面则不能不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国共之间“存在着这样深刻的鸿沟”。为设法达成谅解，赫尔利竟大幅度地开始改变国民党的方案，并且亦从自己的方案上后退。他进而断言：“蒋委员长已同意改组军队，已同意改组他的政府。他并说他希望共产党帮助他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民主程序的发展成为可能”。赫尔利随后要求毛泽东对方案“加以修改或补充”。

必须指出，无论是在国民党的方案中，还是在赫尔利的方案中，都不存在着改组政府的条文。国民党的方案不用说了，就是赫尔利的方案里，对于现在政府的合理性，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其充其量只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而共产党应当承认由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政府”为唯一政府，承认蒋为唯一统帅，并将军队交予该政府和该统帅指挥而已。改组政府并成立联合政府，这纯粹是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赫尔利承认改组政府以组织有各个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无疑使得双方有了共同讨论的重要基础，但却显然与国民党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由于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相对灵活的策略。双方在不长的时间里很快就协定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二天晚上，中共中央开会通过了这一协定，毛泽东明确认为：由于国民党还有两百万军队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共产党只有六十三万军队，且地区分散，因此今天还要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达成妥协。但此协定承认了解放区和中共军队的地位，攻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使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合法权利，结果仍旧是对共产党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的。

11月10日，上午12时45分，毛泽东和赫尔利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下午2时许，赫尔利乘飞机返回重庆，周恩来亦同机前往，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

3. 赫尔利功败垂成

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3页。

这一协定由于明确肯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从根本上否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于共产党人无疑是一种空前的胜利。故毛泽东在协定签订当天致罗斯福总统的感谢信中，明确宣称：“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毛泽东致罗斯福总统函》，1944年11月10日。同样，多半是由于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协定在统一和团结中国两大政党问题上的意义，赫尔利也极其兴奋地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之中。他断言，毛泽东为解决这一最困难问题而表现出来的“光辉的合作精神”及其“智慧和热忱”，“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赫尔利致毛泽东函》，1944年11月10日。在他看来，“在修正草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 FRUS，1944，China，pp.699.因为他成功地使毛泽东承认了“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一重要条件，而联合政府等等不仅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而且又丝毫无损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然而，兴冲冲地返回重庆的赫尔利一下飞机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当宋子文看到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草案时，立即气急败坏地赶到赫尔利的寓所，指责他被共产党人的旧货单子欺骗了。 FRUS，1945，China，pp.195.张治中与王世杰则批评赫尔利不提军队数目，更不应在协定中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而在随后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交涉中，蒋也明白地告诉他：承认这一协定，将意味着他和他的党完全失败，不仅如此，如果接受这一协定，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FRUS，1945，China，pp.180－181.很明显，国民党的立场依然如故，即决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更不承认所谓联合政府，必须保持国民党对政权和军权的全面垄断。赫尔利对此自然颇不理解，他明确认为：蒋介石“不能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为此，赫尔利对张治中、王世杰等大加斥责，说：“你们谈了五年了，为什么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骗共产党，你们说军队好，贪污腐化是敌人造谣，毛告诉我，贪污腐化的事孙夫人孙科都谈过，新闻记者也报道过，我看你们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说共产党不愿团结，我到延安看毛他们都是爱国分子，提出要求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的，而是民主的。他们是愿意团结的，我看到是你们不愿团结。”对于蒋介石所谓共产党要搞掉他的说法，赫尔利也当面表示反对。称：共产党所要求的是团结，他们要求团结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恐惧只是表示你们的虚弱。

不能说赫尔利这时的愤懑只是装腔作势。他得到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满意的协定，却被国民党毫无道理地推翻了，这不能不使他气恼。甚至在他把这种情况报告罗斯福后，罗斯福也同样相信赫尔利有必要坚持那个他这时甚至还不了解的协定。他只是告诉赫尔利以他的名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向蒋介石说明无论罗斯福还是“俄国人”，都认为有必要与共产党人进行妥协。FRUS，1944，China，pp.703.但是，当蒋介石把这种妥协认定是一种足以要其性命的陷阱之后，不论是谁都不会使蒋让步。赫尔利终于退缩了。

21日，赫尔利接受了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复案，并同意转送共产党代表。但他向国民党人声明：这个建议中没有一个字是他的，也没有一个字是作为他的公平调解思想而转送的。在当天上午，赫尔利在他的办公室里向周恩来宣读了国民党提出的复案，这就是：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实现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队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须者外，将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页。

赫尔利在宣读后即向周恩来说明：在你们所提的方案中，我认为最重要者，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及参加决策机构。但他们认为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是违反孙中山的原则的，我已经争过了。但蒋委员长现在还是只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不愿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他们开始也不愿意你们参加中枢机构，因为这是神经中枢，一切军队调动和外国物资的来源与分配都要经过那里。我也说服他们接受了。至于联合政府，他们是怕你们插进一个脚趾，会把他们挤掉，我叫他们不要怕，他们认为我从延安回来就被共产党洗脑了，所说的都是共产党的话。但蒋介石最终仍然告诉我：他将允许你们参加政府，但不愿写在这个建议上。赫尔利解释说，我原来不知道实际情形，所以在延安时，毛泽东提出意见后我也添上一大堆，现在看来，也许他们这个建议才是谈判的基础。赫尔利的意思很明白，即他试图告诉周恩来，他已经为共产党争到了所有目前可以争到的东西。但周恩来却不会这么认为，他当场表示：共产党只参加军事委员会而不参加政府，结果仍然不能参加决策，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不开会。

当天下午，在具体研究之后，周恩来与董必武再度拜会赫尔利以了解进一步商谈的可能性。周恩来接连提出几个问题：其一，赫尔利将军是否仍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赫尔利答称：作为一个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我不能使用同意这个字眼儿，但我认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和民主的，问题在于国民党不能接受“联合”这个字眼儿，而他也不能单方面表示同意共产党方面的意见，所以他只能转而劝说共产党与政府间取得谅解。其二，周恩来问：参加政府是否说我们只能处于观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实权？赫尔利答称：是的，参加政府并不等于有实权，但事在人为，你们可由此求得政策的改革。其三，周恩来又问：这次参加军事委员会怎样才能行使委员的权力？赫尔利答：这次委员应该行使权力，而且能够行使权力，因为军事委员会将成为最高统率机关，有国民党参加，有共产党参加，也有美国方面参加，并最好设置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难于受国民党的指挥，国民党也难于受你们的指挥，有一个同盟国的统帅便能以公平的态度指挥双方。最后，赫尔利声称：“我劝你们赶快参加政府，你们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又一口才能咬掉。”他同意周恩来等带此复案回延安商量，但要周恩来走前先与国民党代表交换一下意见。

22日上午11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再次到达赫尔利的住处，与国民党方面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会谈。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表示：“我这次代表中共中央出来谈判，目的在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以谋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和友邦合作，而国民党方面的协定草案，则没有这个精神，我们是不同意和不满意的。但就个人而言，我们愿意从双方的建议中，找出共同点，以便求得为达到这个民主政府的初步解决，同时也为民主政府奠定准备工作。”由于国民党代表从周的态度中感觉到某种解决问题的愿望，蒋介石立即于当天下午召见周、董，表示：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则说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当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形格势禁，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

随后，由于延安下雪，飞机不能降落，周恩来等未能立即返回，于是他开始在重庆起草给国民党的复案。29日，周恩来将复案及其备忘录用电报拍发延安，其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决全力拥护之，其一切军队应遵守与执行改组后之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同时国民政府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编列为正规国军，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开分配。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实行用以促进民主与进步的政策，因此，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有抗日党派为合法政党，释放爱国政治犯，并在有利于抗战的前提下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免除威胁自由及免除贫困等。

如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其国防最高委员会及其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愿提出备忘录三点：

一、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

二、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此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

三、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愿重申诺言，坚持彻底的抗战胜利，坚决反对内战，保证决不向中国任何抗日部队进行军事挑衅，并保证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彻底实行民主政治，给一切抗日党派以合法权利，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周恩来在电报中特别说明：我们复案关于以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国党董事会议，然后由该委员会改组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系采纳了孙科的意见，即是用现有形式放进我们的内容，其他各点仍然将原有五条都放进去了。估计蒋在目前绝不会接受，故附去备忘录三点。备忘录第一点是以解放委员会逼联合政府，你不做我必争；第二点是拉美国，今天美国做统帅，利多害少，将来美国要束缚，我们已经更壮大，更不怕了；第三点是向国内人民说的，并给赫尔利及魏德迈两人做保证的，因赫尔利和魏德迈都一再声明美国有数十架飞机等着运东西给我们。《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年11月29日。

但是，由美国人来充当国共两支军队的统帅，其结果对共产党是否真的有利呢？11月下旬，国民党方面也开始在美国统帅权问题上做文章。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296页。因此，毛泽东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立即表示复案目前不宜交出，仍应坚持五点协定，关于联军统帅部问题应取慎重态度为宜。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周恩来等立即回延，并开始切实着手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随着周恩来等于12月9日撤回延安，并奉命表示在国民党没有诚意就五点协定进行商谈前将不再返回重庆之后，国共谈判重又陷入僵局。

4.毫无希望的再谈判

不管周恩来的态度如何，赫尔利总是对继续国共谈判抱有一种幻想。他无论如何不相信，由他介入的这次谈判会如此简单地草草收场。实际上，赫尔利始终幻想着会有奇迹出现。因此，尽管周恩来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中共中央的看法，他似乎仍在怀疑其可信性。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中共中央的看法，他特意派了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同周恩来飞往延安与毛泽东接触，并急切地要求包瑞德于第二天即随机返回重庆。但是，包瑞德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不乐观。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包瑞德，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对国民党的条件让步，相反，他进一步表示，如果国民党坚决不接受他们与赫尔利达成的五点协定，他们可能不得不在政治上与国民党进行公开的对抗了。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让赫尔利坐立不安。但是，对于赫尔利来说，更让他气急败坏，甚至暴跳如雷的是，中共中央竟打算公布他签过字的那个五点协定。当赫尔利从包瑞德的汇报和周恩来这时的来信中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他顿时大发雷霆。他当即于12月11日致电毛泽东，声称现在还不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不应公布谈判过程中的文件。“如果现在采取任何关闭谈判大门的行动，我认为，对于中国和她真正的朋友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 FRUS，1944年，China，pp.732－733.包瑞德也为此找到这时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在说明他同样不赞成美国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并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要求是合理的之后，要求中共了解：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介石的，多数美国人，包括罗斯福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也还不了解，因此蒋介石还有恃无恐。故中国共产党不应当使赫尔利太为难，不要把事情推进得太快。成立解放委员会势必使蒋有所借口，以致公开分裂，这对共产党未必有利。王若飞明确告诉包瑞德：谈判不成功，是蒋介石的反动顽固，并非中国共产党的过错。延安若宣布协定，也会明白说明赫尔利的作用并表示感谢，不会损害他的威信。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希望美国有力量有办法来促成国共两党的实际合作。《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年12月11日。

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于12月中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委员会，继续联合政府的宣传。毛泽东在12月15日对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公开表明了这种态度。16日，周恩来复信赫尔利，同意不公布五点协定，并表示没有关闭谈判大门，问题在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使人民开始走向自由，组织所有抗日军队打击日本侵略者，而国民党一党政府中个别人事更动等等不能改变现在的国民政府和它的政策。因此在国民党不愿改变态度时，继续谈判无所裨益。《周恩来给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的态度使赫尔利多少感到庆幸。19日，赫尔利开始表示完全谅解共产党人的立场，称谈判不成是因为蒋不愿接受民主，责任在蒋，可能需要罗斯福总统说话来施加压力。同时，国民党人也再度提出继续谈判，并要求赫尔利重新进行调解工作。据此，赫尔利于21日再致电周恩来，希望周能重新出来谈判。但毛泽东于22日复电称：“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周恩来致戴克海玛上校转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函》，1944年12月22日。然而此一建议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蒋介石明确认为，包瑞德恐已接受中共宣传，故无参加调处之必要。28日，周恩来也再度致电赫尔利，进一步说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地探讨下去。我们特提出下列意见，请阁下转致有关方面，以觇其有否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果欲向国内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地实行：（一）释放全国政治犯，如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监禁的爱国志士；（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大军；（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1944年12月28日。对此，蒋介石断然视作“趁火打劫”。同前引《我的父亲》，第43页。赫尔利亦复电表示“至感遗憾”，“因与吾人原定先谋原则上之同意，再讨论细节之程序相违”。为促使双方再度商谈，赫尔利在周恩来不愿前往重庆的情况下，经国民党同意，遂提议：“一、行政院宋代院长子文、王世杰博士、张治中将军及余本人，同赴延安，作短期之勾留，与阁下面商一切；二、若原则上已获同意，则毛主席及周将军应与吾人同回重庆，以完成协定。”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7－298页。

赫尔利之所以对国共谈判仍旧急切地抱以期望，多半是由于他这时对国共两党的错误判断。他断言，国共两党“公开宣布的原则如果有分歧也微不足道”，“共产党事实上不是共产主义者”，同样，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府事实上也“不是法西斯主义”，他们都在为争取民主原则而努力。 转见《党史通讯》(第八期)，1984年。因此，只要找到适当的途径，就不难达到目的。而不论采取何种步骤，只要能使中国军队归于统一，问题就容易解决。然而，不论赫尔利的判断是否正确，客观上是否存在这样的适当途径呢？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尔利已将其使命理解为“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尽可能地帮助政府的自由化进程，促成产生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条件”。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39，147页。而中共中央在决心建立解放委员会之后，实际上对蒋介石失去信任，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与蒋抗衡。其虽鉴于形势尚不成熟暂时中止这种努力，但仍旧认定：蒋之一切布置是为了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为了搞垮蒋介石。毛泽东在董必武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毛泽东在董必武来电上的批语》，1944年12月26日。一个要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垮台，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一个则必欲反其道而行之，由此不难预见这种交涉的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公告，宣布他将要“还政于民”，准备在战争结束前即召开国民大会，以此来对抗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随后，蒋介石正式同意赫尔利关于携国民党代表前往延安谈判的提议，并约集五院院长商讨组织所谓战时行政会议问题，决定以此来包容各党派代表显示政府的民主姿态。因此，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原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再提三项办法，即：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成。

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事，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中共将领）暨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月12日。并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94—295、302页。（国民党此一条件中第三条内定文字和王世杰提交给周恩来时的文字有所不同。）

蒋介石的这一条件较此前的方案在形式上似有相当让步，但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实际上实行的是蒋介石个人的独裁统治，行政院并无实际决策之权，因此，在中共中央看来，此一条件的要害仍在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只不过为避免使共产党反感，蒋介石采纳了赫尔利等人的建议，形式上要一美国人来指挥军队罢了。尤其是此一条件之第三点还明文规定，身为中共军队指挥的美国将领，须对蒋介石直接负责，更是中共中央不能接受的。

据此，中共中央对赫尔利再来延安谈判的建议颇不感兴趣。毛泽东在1月11日给赫尔利的复信中进一步提出新要求，这就是：“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毛泽东致赫尔利将军信》，1945年1月11日。

在赫尔利相信国民党方面已经做出重要妥协的情况下，共产党人的反应让其大惑不解。极爱面子的赫尔利很快就把问题归结到那些与其意见相左的美国驻华军事人员身上，认为是他们擅自向中共透露了美军司令部关于与中共军队合作的计划，是包括包瑞德在内的美国军事人员使中共领导人误以为他们可以撇开国民党和自己而直接与华盛顿取得联系。因为他得到消息，在9日，毛泽东等人曾通过在延安的美国军方电台，秘密提议亲自去华盛顿说明他们的立场。赫尔利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制止了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同中共中央的这种接触，并将所有有亲共倾向的人员赶回国去。他断言：“如果我们军队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国，立刻会在中国引起混乱和内战，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党史通讯》(第八期)1984年。同时，赫尔利于20日将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新派去的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莫里斯·德帕斯带往延安面交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赫尔利将国民党准备成立有各党派代表参加战时内阁的计划具体通知了中共中央，进一步劝说中共中央务必利用这一机会将谈判进行下去。与此同时，他在信中甚至暗示共产党人，必须设法与蒋介石取得妥协，否则他们将不可能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来自美国的任何援助与支持。 FRUS，1945，China，pp.180－181.这一劝说终于发生了他所盼望的反响。

必须指出，中共中央这时的确正在与美军驻延安人员具体商谈军事合作的行动计划，他们十分重视由此而获得的利益。因此，赫尔利及其魏德迈在驻华美国外交官和美军军官中所进行的清洗活动，对于共产党人无论如何都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尽管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还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显然已经了解到了一些细微末节，他们自然不想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够灵活而使得已经取得的进展前功尽弃。因此，在得知国民党在政治方面的让步之后，中共中央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国共两党再度谈判已经不可避免了。由于整个国内外形势还不允许自己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对立，美国政府以及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孙科等相当一批“民主派”都渴望两党达成妥协，中共中央决定再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不过，中共中央这样做丝毫不意味着他们准备妥协。在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重要变化之后，他们确信战后的政治目标原则上已经不可改变。因此，恢复谈判的策略重点也只在于着重宣传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对外做到仁之义尽而已。据此，周恩来一到重庆即宣布：此次前来仍本着既定方针，即“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也就是商谈关于“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于事无补”。同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8页。而后，周恩来等即在重庆开始同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民主派”进行广泛的接触和游说，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的主张。

25日，周恩来会见了赫尔利。赫尔利称：昨晚同国民政府方面商谈了以下五点意见，即：（一）去年10月21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共产党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国军官做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显然，由于赫尔利在通知中共中央国民党让步条件的内容时，只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准备同意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战时内阁，而未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没有谈到美国统帅权的问题，因此周恩来一听到赫尔利的提议就率直地表示了不满，并当即予以拒绝。毛泽东事后也明确表示：国民党这一补充办法中的军事条款，“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同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9页。在和周恩来反复交换意见后，甚至连赫尔利也一面对共产党拒绝美国统帅事表示遗憾，一面承认：“你们不接受三条是对的，我到任何时候都愿赞助你们的五条。我要是蒋，只要将五条中联合政府名义改为联合行政院或联合内阁，便可签字。”显然，这样一来，国民党精心制订的方案还未出台就被否定了，谈判自然又被共产党完全掌握了主动，谈判的重心不得不又转到中共中央所提议的党派会议问题上去了。至31日，国民党代表甚至已经不能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了。

国民党头一回合就遭败绩，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深感不安。29日，蒋召集国民党中常委元老、五院院长及党团负责人等谈话，为之鼓气。蒋介石称：国共谈判，赫尔利上次由延安带回的五条，完全上了中共的当。中共后来又提四条，又让我们让步。这次周恩来来渝，更无诚意，要价更高，又提出结束党治问题，与我党为难。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赫尔利糊涂，完全以为他们有道理，为他们说话。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但蒋介石承认，美国人最近好了一点，对中共也有点不满了，因为他们本来同意美国人任统帅，现在不承认了。蒋声称：不要怕共产党，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们。等美国人与中共谈不通了，也就会讨厌共党的。事情很清楚，蒋介石的让步，说到底也不过是耐着性子虚与周旋，以便让美国人自己“觉悟”罢了。

基于蒋之方针，自1月30日之后，双方谈判很快照共产党人的要求转入到党派会议的问题上去了。为达到“逼其拒绝或退守”之目的，经过三次商谈后，周恩来于2月3日将他起草的“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交给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其内容如下：

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党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由选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集的国事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国共谈判文献》（三）(无出版地和出版年)。

与此同时，王世杰也将国民党的方案正式递交周恩来。不过国民党人已将党派会议的名义取消，而代之以“政治咨询会议”，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要求的本质内容。其主要条文如下：

为加强抗战力量，促进全国团结与统一，国民政府同意召开有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以及其他若干无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此项会议可称之为政治咨询会议。此项会议应研讨：

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

　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

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

对以上问题如获一致结论，当提请国民政府准予实行。在会议期间，各方应避免互相攻击。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302—303页。

看了国民党的方案，周恩来当场声明：王世杰的提议文中没有改组政府的肯定字样，文字表现也不平等，故仍应以共产党提议的文字为讨论基础。王世杰则表示：（一）以“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表述，实即为改组政府，文字不提改组政府，为的是他便于向国民党人解释；（二）文字还可以修改；（三）人数不宜过多，无党派人士总要几个；（四）提出国事会议名称会约束党派会议的商讨，其提案中并无约束中共之处；（五）所谓“一致结论”，即表示在会议中可不受表决的拘束；（六）至于公开进行，有发表公报和主张方式行之，平等地位、来往自由等，绝对保证，希望不写在文字上。对此，周恩来说明：他将把国民党人的意见报告延安，关于会议的协定及文字究意如何决定，待报告双方中央后再行商榷。周恩来在次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只要在党派会议协定中我党不受任何拘束，今后仍是拖的局面，故以此作为初步协商，似无不利之处。惟党派代表比例、改组政府之原则、公开进行等，仍须确定，整个文字亦须依平等精神修改。但是，3日，毛泽东接连复电周恩来，要求“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0页。

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会议的具体形式及协定文字，并不十分计较，他们所重视的是国民党是否真正让步，敢于现在开始放弃党治办法。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国民党人一再告诫赫尔利：“中共的真正目的不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表明，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共获得对中国的一党专政。”“共产党支持民主原则不过是伪装，是企图利用它获得共产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权力。”因此，“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国民党都有责任在长期的混乱阶段领导中国”。他们甚至已经开始成功地使赫尔利意识到：“中共是不民主的。共产党的目的是在制定宪法或在民主基础上还政于民以前，摧毁国民党统治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明确告诉毛，“据我所知，蒋绝对不会承认结束党治、国事会议、联合政府等”，因此，坚持我提之协定内容，除成分和加入无党派人士、名称可商量外，其他文字不能修改，另以口头要求其实行放人、撤兵、自由、特务等四条会更有利，以便胜利回延。9日，周即将上述要求通知了王世杰，说明准备回延讨论。至此，谈判的大门实际上又再度关闭了。

10日，赫尔利约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与周恩来再谈。双方一上来就各自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恩来并再度声明必须回延讨论，而召开党派会议前必须首先改善环境，实现放人等四项主张。鉴于谈判明显地又要前功尽弃，赫尔利不得不极力转圜，想敷衍局面。他进而提出，可否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已经起草好了的共同声明以说明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但周恩来断然予以拒绝，称此声明完全有利于国民党，致使会议不欢而散。次日，赫尔利又找周恩来进行解释，说可以由周恩来自己来起草一个有关谈判进展的声明。他同时通知周恩来，他马上就要回美国一次，他愿意告诉罗斯福总统：国共关系已经接近，但尚未得到结果。周恩来当即反对，说：（一）你同意的五点协定，蒋介石基本上未接受；（二）党派会议蒋介石只接受其形式，连名字都改了，实质也未接受；（三）四项要求蒋介石要等到协定成立后才能实行，而联合政府的协定又不能达到，这些都说明我此行是失败的，应该以此真相告诉罗斯福。周恩来并且表示，他将写一书面声明交赫尔利带回去以便于说明事实真相。对此，毛泽东于12日也致周恩来表示赞同，称：“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即指周恩来所提的党派会议协定四条和中共中央所提口头要求四项。，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特别是在美国明确扶蒋政策之后，我们必须设法攻掉此政策，为此应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2月12日。

13日，在周恩来准备返回延安之前，蒋介石再次召见了周。蒋介石明确表示：必须无条件实行统一，国民党是革命的，它只能以政权交还人民，决不能听由各党派掌权，因此，他不能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党派会议协定，而所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实际就是推翻政府。现在的党派都是不合法的，只有在国民大会以后，人民才有权组党。事实进一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共两党谈判，是毫无希望的。

14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单方面宣布国民党在同共产党的谈判中所做出的重要努力和妥协，批评中共拒绝接受政府提议，《解放日报》，1945年2月17日。试图以此来显示国民党在统一和民主问题上表现的诚意，借以影响美苏，加强其国际地位。但周恩来于15日则针锋相对地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王世杰的说法“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他批评国民党所提出的方案完全是以坚持一党专政为目的的，其不仅以共产党交出军队为条件，而且干脆就拒绝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对共产党人提出的党派会议，也同样是要求以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为前提。对中共中央提出的首先实行释放政治犯等项要求，更是不予接受。因此，自己不能不回延安报告。言外之意，此次谈判只能不得而终。只是，周恩来没有忘记在声明中对赫尔利几个月来的“热忱相助”，“表示感谢”。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1—792页。

15日，周恩来在将书面声明分别递交赫尔利及各国记者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延安。接着，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促进会演讲中公开否定党派会议主张，扬言将单方面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方于是更形对立。周恩来于3月7日致信王世杰表示：“归延后即向我党中央报告在渝谈判经过，佥认蒋主席当日谈话，其内容与先生所云大有出入。同时，先生所提之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与敝党意见相距太远，但尚准备敝党之主张作成复案，送达贵党，以供研讨。忽后蒋主席三月一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盖蒋主席不仅已向国内外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召集党派会议，不能同意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之主张，而且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将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在全国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分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敝党方面自无再具复案之必要矣”。《周恩来致王世杰函》，1945年3月7日。

几天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于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公开宣布组成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主张。见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02—804页。同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全国胜利问题，主张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发展到一亿五千万亿以上，争取将来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已不再犹豫，开始实际考虑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问题了。无论它此时出于什么原因，中共中央还不准备立即以解放联合会作为第二中央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公开对抗，但两党继续谈判妥协的希望无疑就此熄灭了。这样，由赫尔利出面促成的这次国共谈判，算是彻底失败了。

第八章 在重庆和谈的背后

在1945年2月以后，大概没有谁会预见到，已经是剑拔弩张的国共两党会在几个月之后，于世人瞩目之下，“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2日。签订了一个自有国共谈判以来从未签订过的和平协定。并且，多半也是在这种“愉快融洽的情绪中”，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留下了他们平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正式的合影。然而，在这“愉快融洽的情绪”背后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比公开的对抗来得轻松。特别是要让习惯于运用“斗争哲学”的共产党人在委曲求全中取得成功，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怪毛泽东在取得了这场他称之为“失了一寸，得了一尺”的谈判胜利之后，竟立即病倒了。这一章反映了国共双方为在重庆和谈中达到各自的目的，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激烈斗争的情况。

1.“内战的方向确定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远东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了。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自然深感欣慰。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六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其具体步骤为：

一、各战区方面军应针对奸军之发展及实际状况、敌我态势、兵力等，划定清剿区域，指定有力正规部队及有剿匪经验之清剿指挥官统一指挥党政军及地方一切武力，巧妙策动伪军使与奸军火并，以利清剿进行，并限于四月底部署完成，实施具报。

二、各战区间应切实严密协同，相互策应，以防奸军流窜。

三、党政方面切实配合军事，使清剿工作易于进展，并随军事之进展，迅速恢复地方之组织，巩固政治基础。

四、极力宣传奸伪之暴行阴谋及力量之虚弱，形成有力之战斗，使达及盟军不受其欺骗煽惑，同时对政府建设民国之艰难伟大对民众宣传。

五、接近匪区及沦陷区之党政军各级阶层，应极力使之清廉，建树对民众信仰，以争取民众，进而建立防剿奸军阵线，使奸军无法立足。（一）各战区应分别限止缩小奸军活动区域，逐渐围困歼灭之；（二）阻止奸南窜，勿使南北合流，在黄河以北者勿使窜至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者，勿使窜至沿海；（三）在各地区及沿海者，勿使彼此合流，以期各个孤立乘其立足未稳时，立即进剿各个歼灭之；（四）各区应指定堵击部队及进剿部队，各指挥进剿部队与邻接区应不分畛域，紧密协同，积极进行清剿，均于七月底以前根绝之；（五）预料盟军可能登陆之海岸附近要点，务须各保有之。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5816。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而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其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一，即已装备了原计划三十六个师中的二十四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前此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让国民党高兴的事自然会让共产党感到不满。特别是当共产党人已经确信自己已具有强大实力之际。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则召开了他们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29—1103页。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其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布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在军事上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九十一万军队光徒手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做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久已酝酿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 《解放日报》，1945年6月17日。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却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 《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F由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整个中国之重建迫在眉睫，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它的政敌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抗战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共产党乘日本投降占据其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势将陷于极端被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急于对付共产党。可问题在于，时至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罗斯福总统已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随时可能结束，面对这种情况，要想很快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已完全失去可能。蒋这时终于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蒋介石读过七参政员的函件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各参政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条件内容太偏袒共党，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将会亲自接见他们。 《若飞致毛、周电》，1945年6月27日。

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是很有意思的。赫尔利并要七参政员劝说中共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的计划。很显然，赫尔利虽然希望能够重新介入到国共谈判中来，但他深知在他发表了公开的扶蒋演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认识必定改变，他已很难取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纪要并指出，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必须确定以下各点：

一、 政治会议之组织应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即由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之。

二、 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平、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三、 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 政治会议召开前，释放政治犯。

五、 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做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转见《人民政协报》,1985年5月25日。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一百八十七票对九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愤怒。

还在7月11日，鉴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向，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赫尔利和蒋介石，断言蒋之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由于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由3月以来“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安放下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声言：“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坑里去。”《解放日报》,1945年7月11日。22日，针对四届一次参政会并未能否定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并亲自写道：“中国的独裁者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2.“和平”突然降临？

自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已经依据军令部的命令，加紧了对共产党武装的压迫与作战。仅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945年1月至7月机密作战日记，即可看出此种趋势强化之倾向。1月上旬，作战日记所记均为关于奸军之情况。而从中旬开始，即陆续有“剿叛战报”。1月七个战报，共报十二次战斗，全部是与中共军作战，如13日报一役“计毙叛百五十余”；15日报三役“计毙叛”十七名，伤三十二名；17日报两役“计毙叛”六名，伤五名；18日一役“毙匪十余名，俘匪三名”；20日报一役“计毙、伤叛各一”；21日报三役“计毙伤”二十九名；22日报一役“毙叛十九名，伤二十余，俘二名”。2月八个战报，共报十九次战斗，也是一样，如3日报一役“计毙奸军二十五名，伤三十余名，俘叛五名”；5日报一役“毙叛十名，俘三名”；7日报一役“毙九、伤七名”；8日报五役互有伤亡；9日报两役“毙叛四名”，“伤四名”，“俘叛兵一名”；11日报七役“毙叛”七名，“伤叛”二十名，“俘叛兵”五十名；21日报两役“毙叛十余”伤六名；24日报两役“毙叛”六名，“伤叛三名”，“俘叛”十三名。3月9个战报，十八次战斗，情况亦相差无几。唯作战规模开始扩大。如1日报三役，“一役毙伤人数未详”，“余两役毙八伤二十二”；6日报两役，“毙四十伤二十七”；14日报四役，“毙二十一伤二十八”；21日三役，“毙五十六伤三十余”；27日报一役，“毙伤二十余”；29日报三役，“毙伤俘约六十”。进入4月以后，更开始有大部队之作战。如4月7日报五役，其中一役双方投入兵力各上千，“计毙奸叛参谋长王立中、政治主任戎学东以下百余名（均系遗尸），伤二百余，掳获书籍文件甚多”。5月24日报一役，第二战区投入三个主力师，八路军投入两个团并一个游击大队，战报称“计毙奸伪营、连长以下三百八十余，伤百余，俘奸伪连长以下二十一名”。进入6月以后，因双方冲突愈发扩大，第二战区连遭损失，故于6月25日已下达命令对中共军队进行“扫荡”。再加上日军开始收缩兵力，两军随后为争夺敌人退出之城镇亦激烈冲突，以至整个7月二战区之战报已达二十个，共报战斗战役达八十次之多。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451页。

第二战区情况如此，其他与中共各边区或游击区有交错或连接处之战区或部队与中共军队冲突的情况亦大同小异。而至7月，多年来一直对陕甘宁边区向西安突出之囊形地带虎视眈眈的胡宗南部，也无所顾忌地分兵三路突入了淳化地区，深入中共防地十至三十四里不等。国共内战的烽火眼看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了投降书。而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意外地结束了。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国民党人均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且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 唐纵著，《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86—687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18—319页。蒋介石显然也有如此想法。只是他除了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外，还有更精明的一手。那就是，在他确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见前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上），第456页；《戴笠关于已告周佛海负责维持上海治安电》，1945年8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66卷第47614号；转见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而蒋介石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很大程度上正是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谈判代表所做出的承诺：“一切援助都将给予中国国民政府”，而不给予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在《条约》所附的照会中则被表述为：“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附照会），1945年8月1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655页。显然，蒋介石相信，苏联政府的公开承诺意味着，在国内毫无根基、依靠苏联秘密支持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将完全失去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资本了。这个时候把毛泽东请来，正可以使其了解国际形势的这一重大变化，从而迫使其修正策略，做出让步。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显然也还无法完全适应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一直到8月上旬，中共中央都认为日本要到一年以后才会因军事上彻底失败而投降，因此在抓紧部署沿海地区的城乡工作，并努力在华南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以便利战后与国民党争夺中国大陆。而日本突然宣告投降，这一切战略部署显然已难以实现。而盟军总部关于侵华日军必须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的命令，和随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苏联一切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将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规定，都明显地使共产党人在战后对中国的争夺中，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刚刚得到蒋介石的邀请电时，中共中央马上断定这是蒋的阴谋，故断言：“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央致徐冰、张明同志电》，1945年8月15日。因而遂以朱德名义公开提出6点政治要求，实际上根本拒绝了蒋的邀请。《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这六点要求就是：

一、 国民党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

二、 中共及其解放区一切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其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 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有权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 中国解放区及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 请制止内战，故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之敌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来受降，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六、 请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各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及一切反动分子，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及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及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

上述要求的中心，实际在于受降权问题。由于同盟军司令部于8月15日宣布在中国的一切日本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向蒋委员长投降”，事实上否认了共产党军队的受降权。这势必会导致正在计划扩大地方，取之日伪以迅速壮大自己力量，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的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乃至与美国登陆部队，立即发生军事冲突。为此，中共中央不得不一面接连命令部队加快受降步骤，一面据理力争，力求合法。但美蒋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共借机壮大势力，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中共中央的这种主张。

蒋介石20日再次做出诚恳的姿态，致电毛泽东，把授降权等问题推到盟军总部头上，声称“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进而再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 转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23页。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以及斯大林也都相继来电劝告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声称：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和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灾难。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而对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中共中央显然不能置之不理。

22、23日，毛泽东分别复电蒋介石和魏德迈将军，明确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 《毛泽东请叶顿上校转复魏德迈将军电》，1945年8月23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拟就了一个《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其中综合了中共中央前此关于联合政府、党派会议、民主自由、平等受降以及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等项要求，准备由周恩来带往谈判。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中国共产党，而自己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不能克敌，因此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虽然决心力争进入大城市，但现在看来已经做不到了。苏联如助共，美国必助蒋，大战必爆发，和平即不可能取得。目前只能承认这个现实，中国现在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建立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和平已是大势所趋，只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故今后可能仍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还要打痛蒋，才能逼他让步。因而毛泽东主张，一方面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一方面仍旧坚持斗争。在他看来，“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但是，仅仅由周恩来出面是不能满足蒋介石这时的愿望的。由于国际上有美国撑腰，又有《中苏条约》上关于只援助国民政府的规定对苏联的约束，蒋介石自然知道这是一个逼迫共产党人就范的最好时机了。

23日，蒋介石再电毛泽东，坚称：“唯有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这回蒋终于达到了目的。在蒋接连三电相邀请和美苏两国政府的压力下，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让步。他在次日复电表示：“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转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36、37页。随后，由于接到赫尔利准备亲来延安接毛等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又转而决定与周恩来等同机前往。

而对于此次受到美、苏高度重视的和平谈判，国共双方都做了精心的研究和准备。

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和谈判的条件。毛泽东相信：“国共反映美苏”，共产党之所以同意与蒋谈判，并非决定于蒋介石，而是决定于美国。蒋介石之所以希望与中共谈判，也并非因为重视中共，而是相信中共背后站着苏联。由于美苏在远东采取合作的形式，因此，中共中央确信此次谈判与以往不同，也非得达成某种谅解不可。为此，中共中央对于谈判做了充分的准备，整个战略方针也相应做了重大调整。此前，中共军事上北强南弱，为防止蒋于战后全面向北发动战争，从1944年起就下大力向南方派遣部队，层层建立“防波堤”，计划在华中和华南建立大片新的根据地和几十万武装力量。一旦内战发生，就可以对国民党军北进起到迟滞作用。但由于对日军迅速溃败估计不足，这一工作因日本很快投降而未能完成。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战略态势，收缩南方，发展北方，以此来换取国民党方面的让步。其具体考虑就是，首先可放弃从河南至广东一线根据地，其次可放弃长江以南之根据地，最后可同意放弃东北根据地，以换取国民党同意从陇海路以北直至外蒙一带地区，让中共占优势，成立华北政治委员会，东北亦争取由中共占优势，但行政大员可由国民党派遣。

而蒋介石也召开专门会议研讨了谈判的策略。与会者判断毛泽东最终不得不来重庆，主要是因为《中苏条约》和美军支持国军接收态度，使其仰赖苏联支持以图与国民政府相对抗之幻想打破；和朱毛最近之通电与致各使馆之说贴，造成内外舆论反感，必须改善形象。鉴于此，政府仍应保持蒋三次致电毛氏之态度，一切采取主动，并将每次商谈详情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政府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同时要求：（一）取消一切非法组织；（二）取消擅发钞票；（三）保证不贩种鸦片……以取得中外同情，而反证其罪行。至于具体谈判条件，与会者建议：

关于军事者：

一、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

二、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

三、对中共部队之整理以总裁前所提示组织三人委员会之原则为根据（但此时是否仍请盟友参加，可以斟酌）。

四、军队整理之数目配属驻地人事等均由委员会合理处置，惟其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

关于政治者：

政府方面，可放弃训政时期之党统政形式，撤消国防最高委员会，采用控制从政党员之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行政院长对党负责，在宪政实施之前夕，行政院长由我党常会选定，请国府主席任命之。各部长亦然，一切大政方针只是在表面上决定于行政院。行政院可设不管部部长二三四人，由共党及各党派或无党派者充任之（与我方之比例应低）。如此一使反对党可实际参加政府（即收联合政府之实）；二在英美人士看起来，我确实已放弃党治，而趋于民主体制。同时立法机关、监察机关，均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若干人员。统帅部俟中共部队实行委员会之整理后，亦可容纳其若干人员。

民意机关方面，国民大会可暂缓召集，代表可重新研究或重新改选，增加中共及各党派和无党派名额，但其总和不能超过本党。各省县民意机关，容许任何党派公开竞选。另外，在宪政实施前夕，除戒严地区外，应即日取消新闻及图书杂志之审检制度，以示言论出版之自由，并加速制颁政治结社法，以示集会结社之自由，亦即承认党派之合法地位。《邹志奋关于毛泽东来渝之研究》，1945年8月25日；《潘公展呈蒋总裁关于毛泽东来渝后我方对中共问题商谈方针与策略之管见》，1945年8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四），第5084550847号。

3.艰难的讨价还价

28日，毛泽东等在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29日，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四人；共方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两人。谈判题目包括：

一、 和平建国大计（一般原则将由蒋、毛直接面谈）。

二、 目前紧要问题（如受降、进兵、处置伪军等）。

三、 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及民主自由等）。《周恩来、王若飞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初步接洽情况的报告》，1945年8月29日。

双方商定，前三四天为非正式交换意见，然后转入正式会谈。当日，蒋规定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原则，即：不拒绝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惟所有谈判必须依照以下三原则进行：“（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8月29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之后，双方代表接连几天交换意见。至9月2日毛泽东亲自参加谈话，并正式提出建议。内容为：

一、 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 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有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三、 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 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 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 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七、 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毛泽东对上述建议内容做了具体的解释。王世杰当场表示，自由问题依原则可以考虑；释放政治犯政府亦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名单，惟不必写入共同声明；党派合法问题似宜慎重，以免小党林立；“解放区”一词不能赞同，此点或可改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至于军队问题，王世杰重申政府关于十二师之议，并提醒毛泽东，说是政府已于最近裁去八十余师，对北平行营等由中共将领主持问题，王世杰则拒绝考虑，只同意军委会中可有中共将领参加。《政府代表王世杰与毛泽东谈话纪录》，1945年9月2日（疑为3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7—39页。

当晚，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首次谈话。他也特别解释了军队问题，称：“去年张（文白）、王（雪艇）两氏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八个师至十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后于去年冬国民参政会议席上，允予编组为十个至十二个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不相同，但余之诺言，仍为有效，不过此十二师之数，乃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对于解放区问题，蒋称：中共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吾人应本着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经过考核可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如主席，中央亦必本“用才惟尽”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对政治问题，蒋提出：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刻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拟暂不变动，一俟国民大会集议，新政府产生之时，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如中共方面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考虑。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9月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164页；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4－45页。

9月3日，根据几天来的接触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决定对原定的“目前紧急要求”加以修改，并形成了正式的谈判方案，由周恩来、王若飞提交给了国民党代表。该项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 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以民国十三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宣言为标准）。

二、 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

三、 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

四、 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

五、 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 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 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八、 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 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一） 政治会议即党派协商会议，以各党派代表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织之，由国民政府召集，其讨论事项如下：

1.和平建国大计；2.民主实施纲领；3.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4.重选国民大会；5.复员善后问题。

（二） 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程序应由下而上。

（三） 解放区解决办法：

1.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2.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3.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4.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四） 实施善后紧急救济。

十、 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一） 公开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军四十八师；

（二） 重划军区，实施征补制度，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中共现驻地区）；

（三） 保障整编后各级官佐；

（四） 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五） 设北平行营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六） 安置编余官佐；

（七）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八） 实行公平合理之补给制度；

（九） 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 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

（一） 释放政治犯；

（二） 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三） 取消特务机关（中统、调统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之谈判要点》，1945年9月3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39—41页。

经过几天商谈之后，中共代表团仍旧提出如此强硬的谈判方案，这颇让蒋介石深感恼火。9月4日，在双方正式会谈开始之前，蒋专门约集国民党方面代表谈话，明确提出：“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两条具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即不应提出。我方可根据日前余与毛泽东谈话之要点，作成方案，对中共提出。必要时可将双方所提方案，一并发表，随时将两方谈话情形，作为纪录，通知美国与苏联大使。”《蒋主席指示对中共谈判要点》，1945年9月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4—45页。

当天下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围绕着中共的十一条激烈争论，不得结果。邵力子批评中共十一条中九、十两项既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又仅就片面立场提出，没有顾及彼此均应遵守之原则”，“其于国家之统一，实相违背”。周恩来则反驳称：中共已作最大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雪艇先生与毛先生谈话时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会议。凡此让步，皆为此次谈话之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解放区解决办法的四点有两个原因：（一）我党对国民大会之选举现已让步，我党仅为少数党；（二）国民大会以后无论在政府在议会，我党亦必仍限于少数党地位。如此，我党干部之安插与党的政治地位之保持，俱发生问题。所以我党主张凡一省一市我党占多数者，其省主席与直辖市长由我党推荐，占少数者，由我党推荐副主席或副市长。此系为让步合作设想，在使两党不致对立。不然，无论在国民大会席上，或国民大会闭幕以后，国民党者是居于第一党，而我党政治地位，尚复有保障？”“至于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乃为改组过程中增强两党团结之办法，其隶属或在北平行营之下，或置于行营之上，均可商量。盖我党所着重者……唯在人事与组织，即于政令统一的原则之下，我党只求人事与组织之调和配合。”因为，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和十九个解放区政权，而且还有百余万党员，所以要求几省几市者，即为找一过渡的“安置之办法”。否则，“我党即无以对全体之官兵与党员民众”。《第一次谈话纪录》，1945年9月4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46—55页。

在八天的接触和正式商谈之后，双方显然已经对对方的立场有了较清楚的了解，进而都对谈判的前景不抱希望。其实，在这个时候，国共双方都意图利用谈判来争取实际利益。中共中央军委即明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9月上旬山西上党战役上党战役，发生在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地点在山西晋东南上党地区，该地区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和太岳两区之间，抗战结束后为阎锡山部队所抢占。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太行、太岳、冀南三部中共军队发起了这一战役，阎部损失达十师之多。此为国共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发起，就是这一命令的直接结果。同样，国民党军事当局也是希望借重庆谈判之机，加紧完成部队的调动与部署，好占据各地之交通要道和战略要点。为此，其军事上的进攻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更加猛烈。部队排长以上每人甚至还都发有蒋多年前制订的《剿匪手册》，以激励部队反共内战的决心，并对与中共军队作战加以战术上的具体指导。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考虑还都南京后要不要再迁北平的问题，寄希望于如此可以依靠逐渐推进至华南、华中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自己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挺进。因此，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已明显地白热化起来。

但对蒋介石来说，这时最麻烦的还不是华北，因为华北毕竟还在政府军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接收的范围之内，国民党军也正在全面推进之中。麻烦的是在苏军占领下的东北地区，因为已有情报显示，“张家口、山海关、秦皇岛皆由俄军占领后让给共匪”。这意味着，由陆路通往东北地区的主要通道，基本上已经被中共军队封锁了。在蒋看来，苏军的这种做法表明：“俄已破坏其盟约，决心掩护共匪侵扰中国”了。《蒋总统事略稿本》，1945年9月8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这显然是蒋始料未及的。因为此前蒋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同意让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的形式来取得独立，归根到底都是希望以此来换取苏联政府战后不援助中共的郑重承诺。结果，由于美军在华北登陆，苏美矛盾开始显露，苏联人转而利用中共抵制美国人在中国的介入，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重庆和平谈判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

9月8日，双方在停止商谈四天后又再度开始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向中共代表提交了《对周、王两先生谈话要点之答复》一件。双方并商定，此后商谈将就具体问题，逐项交换意见。

国民党方面的的答复意见如下：

第一项：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至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民主固统一之基础，统一亦必为民主之基础。

第二项：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

第三项：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曾承说明“平等并非均等”与“长期合作和和平建国”之指，甚佩。

第四项：“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雪艇先生曾谓政府只能做下列之然诺：“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余等甚赞同。

第五项：此在原则上绝对无问题，惟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第六项：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第七项：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

第八项：此条仅举原则，自无问题。

第九项：（一）政治会议之组织，或如蒋主席与毛先生所谈：“现在战事完结，似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员参加，共同参与政治。”诚如毛先生与雪艇先生所谈：“由蒋主席约集其他党派人士及无党派者若干人（名额及人选可由蒋主席酌定），与政府及中共代表开一会议，以极短时间通过政府与中共所商谈之结果，此一会议即可名之为政治会议，不必常开会，有必要时始召集。”可再商谈决定。至其讨论事项，似可不必预为规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蒋主席曾谓：“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但其名额可使之合理地增加和合法地解决。”毛先生曾表示：“如政府坚持旧代表必须有效，则中共不能与政府成立协议，但可不因是而不出席国民大会。”吾人可再继续商谈，并据此提出于政治会议。（二）此在原则上甚同意，惟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三）“解放区”问题已如第四项所答复，中共对于其战绩卓著勤劳，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蒋主席与毛先生谈：“只要中共方面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正做到，则不仅各县行政人员，中央可经过考核，可以酌予留任，即省行政人员主席，亦必本‘用人惟才’之旨，延引中共人士参加。”其指示极为明白。倘必指定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市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希望以革命者精诚坦白之精神与态度解决此一问题。（四）此为政令统一后必然应办之事。

第十项：（一）关于军队整编问题，蒋主席已与毛先生面谈：“现在抗战结束，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已与去岁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不同，但余当时所出可将中共军队编为十个至十二个师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全国军队缩编情形，亦迭由文白、辞修诸先生面告，故十二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务望郑重考虑。（二）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于依令编组后实施。（三）（四）（六）（八）（九）均无问题，其详细办法倘中共方面提出方案，均可提出商谈。（五）北平行营主任，不宜规定由中共推荐，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七）只能依地方情势，有必要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第十一项：（一）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二）雪艇先生曾提出文字：“抗战终结后，关于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当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已得毛先生赞同。（三）此项可赞同恩来先生面谈之意，只办情报，严禁有逮捕拘禁行为。 参见前引《重庆谈判纪实》，第200—201页。

由此可以看出，国共两党这一阶段谈判，中心在于军队数量、省区划分以及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等四大问题。关于政治会议及国民大会问题，由于中共方面事先已做出重要让步，双方存在进一步商谈的基础。而军队和省区问题，双方一个力图以承诺民主为掩护，将国家重新统一在一党的控制之下；一个则必欲以事实上割据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完全是背道而驰。中共方面虽然已内定让出南方各小块的根据地，只占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但其要求完全占有五个省一个边区，参加六个省与四个直辖市，军队要求四十八个师，与蒋介石内定准备对中共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军队至多不能超出十二个师的计划，实在相距太远。

4.山重水复仍无路

在9月10日—15日之间，国共代表接连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进一步取得了某些妥协，但在核心的军队和省区问题上，双方仍旧一无进展。由于这时赫尔利已得到命令，立即与魏德迈等回国商讨远东问题，故赫尔利对两党谈判的进展颇感担心。17日，赫尔利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专门宴请了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并先后约两党代表进行了讨论。他明确主张，无论如何应当尽快发表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应当对军队问题也有一明确的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尔利对双方都极力施加影响，劝说双方妥协。而当周恩来提出因国民党在军队等问题上固持己见，致使谈判没有希望时，赫尔利甚至主动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办法。周立即表示赞同，并请赫尔利晚几天再走，争取在走前使谈判取得成果。

考虑到赫尔利会对国民党施加一定压力，中共代表团决定在军队等问题上照赫尔利所提做一些让步。同时，这时中共中央一再转达东北苏军意见，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以全力控制内蒙及东北地区；刘少奇也明确主张：“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而顽伪力量尚强，故我“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至冀东”。为此，应立即将新四军江南部队转移至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将新四军主力转移到山东，即实行“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鉴于苏方态度积极，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东西北三面均与苏联及其苏联所控制的朝鲜和外蒙古接壤，战略意义巨大，故中共高层这时多数意见都主张不惜一切夺取东北。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自然也积极赞同并开始实际推动此一计划。

19日，国共双方再度会谈。周恩来等代表中共方面正式提出比例缩编和交换地区的提议。即：“第一，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二个师，我方应编有四十三个师，较九月三日所提方案让步五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第二，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与陕甘宁边区（中共亦要求划为一省）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仍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亦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第七次谈话纪录》，1945年9月17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86—89页。

这时国共双方对对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高度敏感。蒋介石因为中共始终态度强硬，怀疑美国政策有变；中共则感觉蒋刻意拖延谈判，怀疑国民党想等美军在华北登陆后，帮助其在军事上控制华北、华中和东北，剥夺自己现有的军事优势。国民党对自己的力量相当自信，继续保持谈判仍不过是碍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相信以自己一方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有效地实现预订的战略目标。蒋介石这时的密令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其密令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转见《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9月20日。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方针，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自然全力贯彻。尽管中共依据赫尔利的意见提出比例缩编的建议，并主动表示愿意放弃其在南方的若干根据地，国民党方面仍旧毫无所动。在21日的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只是故作艰难地把军队的数目从原来的最多允许编十二个师，增加到可以编十六个师，其他则一概拒绝。国民党代表的这种态度，颇使中共代表感到气愤，以致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忿忿然痛斥国民党人频频用“军队国家化”来压迫共产党，却不想现在的所谓国家不过是国民党一党的国家；一方面强行削减抗日军队，一方面因兵力不足，到处委任伪军，不如“中央把我党连部队都消灭了好了！” 《第八次谈话纪录》，1945年9月21日，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89—97页。双方谈判因此再陷僵局。

赫尔利这时已经推迟了回国的行程，期待着国共谈判会有所突破，却不料出现此种局面。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反复劝说，终于迫使蒋同意在军队数目上让至二十个师之数。随即，赫尔利拉上国民党代表张群等再见周恩来、王若飞，告诉他们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但强调蒋的交换条件是：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不能再事拖延，并须承认军队与行政分开，放弃请委各省主席、副主席的要求，否则蒋即认为你们仍旧是准备分裂。因赫尔利次日即要上飞机，故他立逼周、王当即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准备迫使国共代表连夜拟定谈判公告。但是，毛泽东不为所动。他当晚会见赫尔利除了表示相信可以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决不会向分裂方向走之外，对赫尔利转达的条件仍不接受。赫尔利因此气急败坏，言辞尖利，毛泽东照样坚不让步。 《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9月24日。

22日，赫尔利离开了重庆。这位极爱面子的美国大使尽管在他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声称：双方目前争论的只是些细节问题，但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围绕着这些细节的争论，“多半会导致无限期的争论”。 FRUS，1945，China，pp.467－468.看起来赫尔利多少还是意识到了国共之间的谈判将不会取得他所期望的那种成果。但他不知道，共产党比他所了解的要强大得多。

根据中共中央此时的统计，至9月初，其军队已经达到一百二十七万人，民兵达到二百六十八万，占有地区已扩大到一百零四点八万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并已建立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占据县城二百八十五座。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国民党反蒋派别和中间党派的高度同情。9月23日，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民主派报告了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几乎都主张中共“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同感威胁”。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让步太快太大，更不应放弃前此关于立即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从延安五点协定谈起，并改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两党谈判。这种情况自然更加坚定了中共与国民党抗争到底的决心。中共中央明确提议，目前谈判已达到预期目标，故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应立即返回。

谈亦不成，剿亦不成，这种骑虎难下之势确使急欲借助美国之力以迅速实现统一中国之梦的蒋介石气急败坏。他在这时的日记里，经常大骂共产党为“变相之汉奸”，并罗列“中共罪恶”十数条，称其“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借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作乱，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与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且“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其心”。据此，蒋发狠道：“非从严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构乱之第一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02－105页。

一方面咬牙切齿，一方面还得做出诚意十足的样子，政治家有时候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性。为了争取主动和利于宣传，国民党于9月27日再度主动恢复了谈判，并在解放区问题上做出了某种让步，即“暂时维持现状”，主张中央任命的省政府与中共成立之县政府应“互相承认”。对军队问题，则表示可另外成立军事整编技术小组进行研究。随后，双方继续商谈。中共方面也在协商接收大城市和在中央不进兵的条件下恢复交通等问题上做出妥协。为尽快使这场旷日持久，而看不到前景的谈判告一段落，中共代表于10月4日将历次谈话纪录整理成纪要，提交给国民党代表，主张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此点亦得到国民党方面的同意。

10月10日，经双方讨论修改后，《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正式发表。《纪要》共分十二点，其概要如下：

一、 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双方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三、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时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地增加和合法地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双方未能成立协议。

四、 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 关于党派合法问题，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 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之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 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九、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十、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各解放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并可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

十一、 关于奸商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惩治汉奸要依法行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处理。

十二、 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转见《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2日。

《纪要》记录了双方在主要问题上的一致与分歧，但是至少在文字上给人的印象是积极的。无论国共，都力图通过《纪要》中的文字表达一种渴望和平的态度，以致《纪要》丝毫没有透露出会谈中激烈的争执和对立的立场。其开篇就说：国共双方“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但细读《纪要》，除去那些表面上一致的文字以外，人们还是可以隐约地从中感觉到它所包含的火药味。只是它巧妙地用“请听下回分解”的办法，把一切重要分歧统统交给尚不知职权为何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去解决了，从而给多少有些失望的国人留下了期盼的空间。殊不知，当此《纪要》刚刚“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产生”出来之后，中共中央就对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表示担心了。周恩来和毛泽东明确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缓开，应使延安有时间进行讨论和准备。同时，《纪要》未能解决的问题亦应在会议召开之前商得结果。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1945年10月21日，10月30日。至于蒋介石，就在他刚刚与毛泽东微笑着握手话别之后，他就在日记中恶狠狠地骂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不若矣。”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05页。

不难想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这种谈判纪要能够起到何种作用。就在《纪要》正式公布的第二天，即10月13日，蒋即正式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事将领：对共产党“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因此，“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必执法以罪”。 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册)，第55页。中共中央也在《纪要》公布的当天发布指示，称：由于解放区问题未能在谈判中解决，“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故“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甚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也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中共中央关于双十协定签订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4—325页。

5.打亦谈来谈亦打

对于重庆谈判《纪要》本身，国共两党自然不会十分重视，但国内民众的期望值却大不相同。包括中间党派，也对《纪要》另眼相看，因为透过《纪要》所提出的方案，他们不仅从此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且可以和国共两党一道，通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与共产党，乃至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地讨论国家的政治决策工作了。

注意到社会舆论和中间势力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颇有文章可作。因为，《纪要》公布不久，国民党代表在与中共代表接触的过程中，就发现中共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与前有了明显的不同。过去，中共代表力主召开政治会议，是想借此暴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性质。而《纪要》发表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却发现，新的政治会议只具有协商的性质，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未必不会像抗战期间的参政会一样，被国民党利用来压迫中共。特别是《纪要》公布后民众中间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如果国民党人利用民众中间的这种心理，使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代表听信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必需要建立在军令政令统一和取消武装割据的基础上，结果很可能会通过种种限制中共要求的决议，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因此，中共中央事实上已经内定：“蒋急欲政治会议为其捧场，现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伪军、受降、解放区三个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0日。

中共越是不积极，国民党就越是表现热情。随后，双方虽然很快就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确定总名额三十七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四人，其他党派九人，无党派九人，但围绕着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却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力主下月1日开会，着重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以便能够按照蒋介石3月1日的演说，如期于11月12日下达国民大会召集令。中共代表因为得到中共中央的电示：“除伪军、受降、解放区三大问题必须提前解决外，国大会期至早只能在明年双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2日。因此对此坚决反对。坚持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一定要先把解放区、国民大会，以及国民党进兵华北的问题，商量出一个眉目出来。因而要求立即讨论停止进兵、恢复交通、确定受降区域和解决伪军的问题。

10月23日、26日，国民党方面三番五次地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来将中共的军。中共代表只能以国民党必须先停止进兵，避免内战为由，拒绝马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种情况使中共代表深感被动，其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因公告及人心不定，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甚至由于各党派都希望早开，我方表示无兴趣，都给人以消极印象，不利宣传。《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6日。为了迅速转被动为主动，周恩来等建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下列临时办法：包括立即停止武力进攻；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恢复各铁路交通，一般情形铁路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国民党在八条铁路线上（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无运兵必要，必须运兵时须双方协商。“如上述临时办法不得协议，应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时应首先解决停止内战及解放区和国民大会问题。如同意此点，即可进行开会之准备。”《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6日。

周恩来认为，提出这一方案可以应对国民党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当成批准召集国民大会的一个工具的企图，把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对国民党斗争的一个场所。国民党对此必不能接受，因而中共就会因为力主停止内战而重新处于主动地位。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表示赞同，但进一步主张：不得驻兵的铁路要加上热河路、沧石路、白晋路、道清路，总共十二条，且北平、天津、青岛亦不得进驻国民党军队；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中央不得委派人员；立即停止内战，撤退进攻军队。中共中央并要求周恩来等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基大典。”《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9日。

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共为了要确保自己在华北的优势，并争取控制东北，正在进行全面阻断交通的作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针对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路四个军共八个师，在冀南漳河一带发起了平汉战役，成功策动一个军起义，并歼灭其两个军。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部队针对国民党第十二战区试图接收绥远、察哈尔的作战行动，发动了平绥战役，一度迫使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被迫后撤两百公里，退缩于归绥、包头固守。而为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中共华中军区也组织了津浦战役，夺取了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从而将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连为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其实对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去讨论交通问题的建议，并不十分看好。故在原则同意后，毛泽东又再电周恩来，要求代表团主要成员立即回延，以利拖延。对此，周恩来显然有不同看法。他坚持：“恢复交通，不论中外皆切盼。我们以停止进兵、进攻、进占交通，恢复交通，以双方皆不能驻兵铁路线上，运兵必须经过协商为条件，最能取得国内外同情。而国民党必不能接受，故最利于我们宣传和斗争。且目前形势下工作正在开展之中，重庆不能无负责人主持，即使要回，也只能回去一人，而无法唱空城计。”《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9日。

30日，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否定意见，周恩来还是坚持提出了他的四点建议。即：

一、 停止进兵、进攻、进占；

二、 停止利用敌伪；

三、 在八条铁路线上双方不得驻兵；

四、 政府如欲运兵至平、津、青岛，须经过协议。

周恩来同时表示，中共不反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如果不能避免内战，则其他一切都不能讨论，故应首先讨论这一问题。《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0月30日。

眼看国共两党正在转入全面内战，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推进又接连受阻，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也站出来向蒋介石呼吁与中共妥协。王世杰和张群即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必须想办法与中共订一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否则的话，内战一旦爆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势必会借此机会以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进而自成一国。见前引《王世杰日记》(第五册)，第204页。在蒋介石的同意下，经过连番磋商，王世杰、张群于11月1日正式提出复案如下：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暂各驻守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

二、中共在各铁路线之部队，移驻铁路十公里以外，中央对此移撤地区，除由路局警察维持铁路秩序外，不另派兵驻守。

三、由国民参政会组织交通监察团，推派参政员协同当地公正人士，赴各铁路线检查，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

四、中央军队如在平绥、同蒲、正太、胶济、平汉北段、陇海东段、津浦北段各铁路线有运输之必要时，共同协商定之。

五、双方当于一个月内对于中共军队驻兵地区及其整编等事，商定根本办法，以利和平建国。

六、政治协商会议仍照预定计划召开。《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日。

国民党的复案，明显地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因为平汉战役中高树勋军两师起义，国民党三十军、四十军正在被围歼中，四十军军部和及一○六师全部和另一个团被歼，师长被俘，美械之三十军之炮兵营及两个团亦被歼，中共方面对此六条妥协建议并末满意。就连周恩来也注意到：国民党的复案意在“限制我不能解决被包围的敌伪军，及使我军离开铁路线，保障其已在点线的地位”，同时好全力解决东北问题。故周恩来当即回应了三点：（一）中共主张的是铁路线上都不驻兵，不是只要中共军队撤离铁路线；（二）所谓“各驻原地不得对他方进攻”，这一原则不适用于被我所包围之敌伪军；（三）北宁路及津浦南段运兵亦须事先经过协商。对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坚决拒绝，称复案为蒋主席与政府军事负责人几经商讨决定的，不能修改，要求中共方面慎重考虑。《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日。

次日，国民党方面再提下令停攻、各驻原地问题。因周恩来等已了解到归绥战役进展顺利，平汉战役也接近尾声，华北所有铁路线均已被自己的军队切断，国民党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途径已被全面堵死，国民党正一筹莫展，故他只是“表面赞成”，同时声明须向延安请示，并提出：停攻必须是双方停止，任何有解放区和抗日军队的地方都不能例外，以此为拖延之计。

事实上，由于平绥战役晋察冀部队已兵临归绥城下，津浦战役也在顺利展开，东北苏军且要求中共中央最大限度集中主力于东北，毛泽东这时是信心百倍，相信可以提出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他在11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并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毛泽东，《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945年11月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特别提出：因为形势改变，前此同意的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的问题也不宜再提。并且，如果国民党以我破坏交通为宣传，我“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

对于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等实行起来显然颇感困难。其复电称：所提目标，当依序提出谈判。但为转圜得不要太急，且便于宣传动员，是否原提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办法四点不要撤回，对国方所提六条亦须答复。如强调有我在之交通线及地区，都不得进兵和进攻；凡被我包围的敌占地区，国民党军队进占者均须撤出；被我包围之敌伪，均归我解决；全华北均归我受降；进入平、津、青三市的国民党军队应撤退；东北实行地方自治，人民自卫，更无派兵去之必要，等。在此基础上，可同意国民参政会或政治协商会议派人组织交通监察团。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目前我在恢复交通问题上的几点提法已经处于被动，今后的谈判必须强调立即制止内战和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否则即是帮助内战”。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考虑可否借此转圜，采取强硬态度。不必撤回原提四点，只要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捕驻防）、伪军、自治三大问题。“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兵，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兵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交通线上可以双方不驻兵，彼方已驻者须退返原防，不能让其驻在我解放区。”“双方军队撤离交通线后，应由解放区自治政府管理。”“不能同意组织交通考察团，应先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兵）、伪军、自治三问题，亦即解决内战危险问题，由解放区负责恢复交通，目前则绝对不能恢复。”《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1月5日。为公开表明中共中央的这一立场，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去电的当天，即11月5日，就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谈话，宣布：“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有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毛泽东，《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5—1167页。

这时，由于中共利用蒋介石盲目轻敌，在华北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的弱点，接连重创国民党军，从而掌握了军事上的主动。但由此国民党在政治宣传上却明显地开始转为主动，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开始报道中共军队大举进攻国军的消息，甚至前此站在中共一边的中间派也不无异议。同时，苏联方面也认为中共在东北、华北问题上的主张火药味太重，强调在东北目前只能做，不能说，以免引起美国大规模助蒋内战。周恩来明显地赞同苏联大使提出的意见，他提出：因抗战初胜，《双十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在这种条件下，我在宣传上只能采取“哀兵”政策，“不仅哀必胜，而且胜亦不喜”，如此“才能使人民同情我们”。《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6日。对此，毛泽东复电称：“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只要拿下东北，“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总是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当然，为使将来好说话，“可以保留伸缩余地。”《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1月7日，参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下），第48—49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代表于11月8日正式要求国民党“负责向其所属部队立即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共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则在延安和重庆，用新近缴获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各种剿共指令和文件，来证明内战的爆发实为国民党所为。

11月10日，王世杰针对中共方面的提议，代表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解决目前危机的四种办法。即：（一）先下令停战，各在原地不得进攻，然后再商谈一切；（二）定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讨论停战问题；（三）先行停止进攻，撤出进占区，然后再讨论开会；（四）继续冲突，停止谈判。王世杰表示，国民党方面愿意实行第一种办法，如不可能则同意实行第二种办法，对第三种办法则不能接受，因从进占区撤退，既无范围，又无标准，且属于片面要求。周恩来则回应说：第一种名为停战，实则政府可以利用停战间隙运兵运械准备大打，这是假停战，甚至还可以借机向国际表示内战已停，取得外援，陷中共于不利地位，故中共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是谈不出结果的，因此只有第三种办法是可行的。王世杰等一再说明下令停攻是对等的，中共不会吃亏，蒋下令是算数的。周当即反驳说：双十签字还不是说避免内战，但13日不就下令歼灭“奸匪”吗，这有什么保证？至此，邵力子等建议仍照周10月31日提出的四条商谈，但周明确告诉邵等，第一次的四条同样也有停战撤兵要求。最后，国民党代表甚至开始请求中共代表允许遭到中共军队拦击的国民党运抵秦皇岛的军队和平转入东北，这同样被周所拒绝。周恩来坚决表示：除非停止内战，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2日。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重庆谈判及其《双十协定》并没有为国共两党的找到任何可行的办法。谈判充其量只是双方用以争取舆论和抑制对方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消灭共产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共产党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争取自身利益和战胜蒋介石而进行的斗争。只是，由于共产党这时还不如国民党强大，要根本推翻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还很不现实，因此并非不想在确保自身利益和明明可以到手的实利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实现和平，但对于必欲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实现统一的蒋介石来说，没有办法做到听任共产党在其眼皮底下造成割据的事实和积累将来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力量。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最终只能用战争解决问题。在抗战胜利，人民已饱受战争之苦，由衷地希望和平的背景下，得到美式装备、具有明显优势的国民党，因执行“剿灭”中共的政策，不能不渐渐地成为公众指责的对象。

第九章 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

众所周知，1945年的和平谈判，其实一直延续到1946年底。尽管1945年的“双十协定”迅速被内战的炮火吞噬之后，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不可想象，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仅饱尝动荡与死亡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历尽劫难的世界人民希望和平，就是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倾向的美苏两大强国也需要和平。正因为“国共反映美苏”，随着1945年底美国总统选派具有显赫地位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又再度被提上了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于是，不可为而为之。在整个1946年，理想与现实矛盾发展，战争与和平交错进行，国共美苏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人惊异的是，马歇尔的干预奇迹般地迫使国共两党做出了几乎不可能的重大让步，中国历史的天平一度货真价实地开始摆向了和平与民主。只可惜，把苏联乃至整个东北问题排除在外的策略，最终导致这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和平民主的前景，只是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闪光而已。

1.和平机运的再现

还在周恩来等撤离重庆之前，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已经对继续谈判失去足够的兴趣了，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甚至连《中苏条约》明确规定应由国民政府军队接收的东北地区，也成了国共两党进行军事较量的重要场所。由于苏联方面的暗中支持，中共一度在东北地区取得了优势地位，毛泽东据此甚至断然提出了“竭尽全力，霸占东北”的方针。但是，随着蒋介石一面加紧催促美国方面为其运兵华北，于11月16日打开了通向东北的门户山海关；一面于11月17日以撤退负责接收的东北行营为攻势，有意使东北问题国际化，苏方态度顿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很快，北满重镇锦州易手，中共在东北的军队也纷纷被苏联红军赶出中心城市，中共中央独占东北的计划逐告失利，形势再度变得微妙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国共双方还各有难处。一方面，中共军队人数扩充极快，但装备训练都明显不足，其要阻止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继续推进几乎不可能；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运输手段有限，国民党军队多还集中在南方，打开了东北的大门，并不意味着以目前的兵力可以顺利占领东北，更何况华北大部还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蒋介石不能不有后顾之忧。恰在这时，美国总统于11月底公开宣布，他将派遣前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冲突。消息传来，立即受到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这一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12月初，中共中央首先做出姿态，表示愿意“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甚至同意国民党进驻东北之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和经北宁线向上述城市运兵，但希望先实现双方停攻、停占及停止进兵，东北推选钱新之、张奚若、莫德惠负责行政，同时释放叶挺、廖承志等共产党员，准备以廖为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之一，要求国民党准备　派机前往延安接共产党的各位代表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国民党人也马上做出积极反映。12月5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前往中共代表驻地，当面答复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一）蒋介石同意全面停战，但要求铁路线完全由中央军驻守；（二）蒋介石强调开政治协商会议时中共应恢复毛泽东来渝时的精神，否则他以政府主席资格出席无面子；（三）蒋认为以廖承志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是刺激他们，希望中共改变人选，他们可以考虑在会议期间或会议之后释放叶、廖；（四）允许8日派机飞延。至于推选钱、张、莫等问题，待周恩来来渝后再另行决定。《中央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12月5日。由此，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大门又徐徐打开了。和平的机运再度出现。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都明显地有些喜忧参半的味道。由于亲蒋的赫尔利大使不满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愤而辞职，美国新的对华政策无从捉摸，蒋介石当然想要继续笼络住美国政府,因而表现得态度十分热情。他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以影响马歇尔和美国对华政策。中共虽对赫尔利下台欢欣鼓舞，希望对马歇尔的任命能够带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但一方面不能及时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的讯息，另一方面基于对赫尔利的认识过程，及其固有的阶级斗争观念，对马歇尔的调停不抱太多幻想，怀疑杜鲁门的声明本质上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

杜鲁门总统的对华政策声明和有关马歇尔来华使命的一系列文件，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相信，只有支持蒋介石政府才可能有效地保持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防止苏联对满洲以及对整个中国进行控制，从而破坏美国在远东地区千方百计建立起来的战略均势。因此，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之点，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正在出现的混乱和内战，并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以避免苏联利用中国共产党通过内乱在中国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但是，从美国政治的观念出发，美国政府也并不认为蒋介石的一党独裁统治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深信，要想达到上面的目的，就必须要对中国政治的现状进行必要的改变。特别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包括各种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并使他们都能参加政府，进而逐步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蒋介石及其政权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并有理由劝说中共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显然相信他们掌握着足以使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让步的杀手锏。不过，他们也不能不预先防备着一向习惯于坚持自己意见的蒋介石拒不妥协。根据马歇尔与杜鲁门最后达成的意见，马歇尔被正式告知，当蒋介石拒绝做出必要的让步时，美国政府仍然应该通过他给予蒋介石政府以必须的支持。 FRUS，1945，China，pp.606－607，748，768；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626—630页。换言之，美国实际上还没出牌就把希望全都押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马歇尔自然深知其使命之沉重。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随即赶往南京和重庆，分别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和民盟代表张东荪等进行穿梭式的谈话。一方面说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的严重关切，另一方面则试图直接了解中国各方面人士对于实现统一与和平问题的基本看法。很显然，马歇尔的目的在于找到使中国达成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局面的协议的基础。他注意到在中共代表和民盟代表的谈话中，对国家民主化的要求表现得很强烈，但他同样也注意到中共代表与民盟代表对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改组现在政府这种妥协性的做法并不持否定态度。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看上去似乎也持有近似的观点。至少蒋当着马歇尔的面，表示了对杜鲁门声明由衷的欢迎。而这一声明是明确主张扩大现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修改一党训政”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转见《新华日报》1945年12月17日。据此，马歇尔很快就相信，他对中国的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看法，可以开始设法取得一些进展了。 FRUS，1945，China，pp.794－804，825－826。

1945年12月27日，国共双方开始进行首次正式接触。中共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两个建议：

其一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点提议，即：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

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其二为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八点，即：

一、会期定于元旦。

二、会前举行预备会议。

三、无党派代表以胡厥文、陈嘉庚、张奚若三人中之一人代原定之钱之新。

四、秘书长副秘书长国共双方各设一人。

五、首先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费巩。

六、政治协商会议之协议经原则上一致通过后，应予发表。

七、一般会议应公开，准许新闻记者列席。

八、请恢复中共电台以利工作。

对于共产党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提议，国民党方面在会期、预备会、一般会议公开举行等问题上没有表示异议，对更换代表、设副秘书长问题则持不同意见，对放人、恢复电台等表示可向蒋请示。但实际上，国民党方面对政治协商会议根本就没有准备。其此前所以积极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其目的主要只是为了将共产党的军，利用它来为国民大会的正式召集盖个图章而已。

12月29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美苏两国领导人相互承认了对方目前在中国所负有的责任，并一致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新华日报》，1945年12月30日。这一协议表明，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再度取得了某种一致，苏联方面并且默认了美国对国共冲突的干预。因此，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于30日从北平前线赶回重庆，授意国民党代表于次日以信函方式正式提出复案，以争取主动。其复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

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

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新华日报》，1946年1月1日。

国民党提议的目的十分清楚，即把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问题联系起来，让马歇尔出面来唱主角使中共不能绝。同时，把中共所建议的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改为由国民党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民参政会推举代表来组织考察团，不仅便于操纵，而且可以显示公正。不过，国民党人提议的关键在于逼迫中共承认让马歇尔作为一方来参加谈判。这样既可以买美国人的好，又可以借马歇尔来压制中共。故而张群当场表态：“只要你们都同意第二项办法，我们就会同意马上停止进攻。”

鉴于国民党军在两党恢复谈判的情况下，接连攻占热河之阜新、朝阳，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但事实上，在国民党军事进展顺利的情况下，蒋之军事进攻不可能停止。为此，周恩来一方面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一方面则力主同意国民党之提议，由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他电告延安称：因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议已表明，“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同时又承认美国对受降遣俘有其独负的责任，“我如完全拒绝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我将处于不利地位”。只有如此，才可能迅速达成停战。周并告诫中共中央：即使取得停战协议，至少也需数日时间，故“务请下令前线，准备若干牺牲，坚守朝阳凌源之线，及古北承德之线，以保有热河，实为至要”。《中共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2日。

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同时要求周等注意：（一）必须冲突首先停止才能恢复交通，不能以恢复交通为停战的条件，并且恢复交通必须是双方的，还应该包括水陆交通及邮电等，唯双方运兵必须协商，因我亦有运兵问题；（二）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即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故国民党既然提议马歇尔参加谈判，我们似可提议苏联和英国参加，如此对我利多害少。只在苏英两国不愿参加的情况下，我才同意马歇尔单独参加。《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5年1月2日。据此，周恩来当即征询了苏联大使的意见。苏大使明确表示：关于苏英参加谈判问题他们不便提出。但苏大使提醒周恩来注意马歇尔于当天提出的关于停战问题的文件中有关东北问题的说法是必须改变的。因为马歇尔的文件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政府运兵东北接收主权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对此中共应当向马歇尔提议：东北问题应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或一起去东北参加另外的会议加以解决。

马歇尔的文件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事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为必须之给养、行动及警备而作之纯粹地方性的军队调动，亦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各项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并须立即拆除诸陆路交通线之障碍物。

四、在目前一切部队，皆维持其现时地位。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3—64页。

对于马歇尔的提议，蒋似乎颇感兴趣。他不仅明确同意，而且进一步提出热河也应该包括在满洲之内，在中共威胁下的华北八条铁路线都可明确规定不得运兵，只是秦皇岛、天津、青岛等不应包括在八条铁路线以内。但周恩来对此显然表示异议。在3日与马歇尔的谈话中，周明白表示：他固然理解东北可以有些例外，但其他地方均不应有所例外，尤其是热河省及津浦路沿线地区冲突极为严重，必须首先停止下来。周恩来具体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来作为对国民党复案的答复，即：

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

二、中共同意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就有关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遣返日俘等问题，正式商定解决办法，并在一致同意后提交政府实施。

三、提议由政治协商会议从全国各界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中选定重要人士组成内战考察团，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分赴全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和日伪军驻守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FRUS，1946，vol.9，pp.10。

周恩来赞同马歇尔参加谈判，这是马歇尔介入国共谈判以便从中调处的关键一步，马歇尔对此自然感到欣慰。而中共中央同意满洲问题除外，这也正合其意。马歇尔显然不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他对国民党试图使热河也成为国民党军队自由行动区域的方案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只同意可以把苏军即将撤出的赤峰和多伦包括在内。但利用接收热河的赤峰和察哈尔的多伦作为夺取热、察两省，切断中共与东北及苏蒙联络的一种手段，这无疑是中共代表所不能同意的。周恩来当即断言，赤峰、多伦早已为中共军队所占，根本不存在接收主权问题。同时则通知苏联大使和中共中央，要求立即办理赤峰、多伦的行政交接手续。

1月5日，国共双方就组成三人小组解决两党军事冲突问题达成协议，进而于1月7日正式开始召开会议讨论解决办法。经过三天的讨论之后，国民党代表终于在赤峰、多伦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在《停战协定》中不提出这一问题。这样，在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其要点如下：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京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新华日报》，1946年1月10日。

同时协定还规定了两点例外：即国民党在长江以南为实施整军计划而进行的调动以及国民党为收复主权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不受上述规定的约束。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蒋介石破天荒地宣布：从今以后，“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甚至可以准许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和依法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两天后，中共中央也公开宣称：“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做之努力，已获得重要成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于是乎，一种和平的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了。共产党人竟不能不准备与国民党在全国包括在东北实行全面的合作，并准备把对国民党的斗争由武装的转为非武装的，由军事的转为政治的。中共甚至发布指示，断言：“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中央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似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真的就要结束了。

2.前所未有的成功

蒋介石与共产党的矛盾可谓不共戴天。要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实现和平，或者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服从其统治；或者是蒋介石根本放弃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成立真正多党的联合政府。毫无疑问，共产党是不会交出军队的，这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两党政治军事交涉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是不是蒋介石忽然大彻大悟，决心使国民党让出政权，听由共产党等等来显示民主呢？事情自然也并不那么简单。

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表明立场时，明确主张：（一）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即保持原有之国民政府委员三十六人，另外可以再增加十二人；（二）增加之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任命；（三）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和蒋介石交议与三分之一委员建议之事项，蒋并拥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四）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这也就是说，国民党即使意识到改组政府的必要性，到头来也不过就是试图用“请客”的方式来装璜门面而已。这种态度自然要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早已拟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改组与扩大现政府“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且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后，马歇尔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做出一些重要的妥协，特别是要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形式，使人确信国民政府已开始走向民主，如此才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和平统一，彻底结束两种军队与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但国民党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无法使人满意。因此，马歇尔不能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许诺，亲自出面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了。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了蒋介石，说明自己在改组政府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提交了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张立即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蒋指定二十人组成，其中九人为国民党，六人为共产党，一人为民盟，一人为青年党，三人为无党派人士。蒋可批准或否决该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但被否决之法令经该委员会委员十四人再次赞同，则立即生效。蒋有权指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以及各部、院委员等，但其中百分之五十为国民党人，百分之三十为共产党人，百分之二十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热、察、绥、宁、鲁、冀、晋、湘、赣各省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市长应由蒋从临时国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共同提名的人员中指定，而该特别委员会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两人组成。草案同时提出，一切妨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自由，违反人民身体、房屋、钱财和名誉不受侵犯，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令，都必须予以废除。马歇尔明白告诉蒋介石，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将保证中国的非共产党化。他声称，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国民党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因苏联而严重削弱，如不采取变通办法，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渗透方式的损害，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变得强大起来。 FRUS，1946，vol.9，pp.139－141。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1页。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FRUS，1946，vol.9，pp.142－143.之后，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且不得超过半数；另外，蒋没有紧急处置权，其虽可拥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决议于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均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鉴于此，共产党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以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了书面协议。《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这五个决议案，国民政府将要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前进行改组。其人数由过去的三十六人扩充为四十人，其中二十人为国民党人员，另外二十人分别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任，各党派人选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蒋不同意时须另提人选。而无党派人士则由蒋提名，唯蒋所提人选有三分之一委员反对时须另行选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应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一般议案须有出席委员半数通过，重要议案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决议。而蒋对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可提交复议；但复议时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坚持时，该案应予执行。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将由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整编办法，国民党军队则应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个师的整编工作。之后，应再将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或六十个师。军队实行军党分立的原则，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进行活动，现役军人不得参加党务活动，军人也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并严禁军人干政。根据决议，各方同意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国民党亦承认确保人民权利。会后并立即组织由国、共等各方人士组成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依照会议确定的宪草修改原则，以两个月为期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最终制定完成。至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会议同意承认原有之一千二百名旧代表，但决定增加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七百名及台湾和东北代表一百五十名，大会召开日期照国民党之提议定于1946年5月5日。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由上可以看出，政协决议与中共的主张明显地“存在着距离”。《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问时指出，《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的提案有距离，政府改组我们主张国民党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结果占到半数，国民大会旧代表我们主张重选，而现在只是增加了部分党派名额。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而实际上，让中共中央感到不安的还远远不止这些。然而，在美苏各国一致干预下，和平既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政治解决自然只能互相妥协。何况政协决议对于冲破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仍旧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也并不让国民党感到好受些。因此，中共中央依旧确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苏联大使也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苏联对政协会议的这种结果感到庆幸，因为它是一个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这方面来了。

要按照法国共产党的方式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放弃军队并走上议会道路，这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战结束之初就意识到了的。但是，中国毕竟与法国不同，共产党与执政的国民党的关系，许多年来几乎都是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之中。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双方心理上也始终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和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轻易地走上法国人走过的道路，他们必须找到一条既能够冲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又能够确保自身地位的可靠办法。政协决议无疑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但是，在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毕竟没有太多的选择。为此共产党人一方面仍旧对蒋介石和马歇尔的真实意图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准备适应可能出现的新形势。其破天荒第一次正式通告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并且表示，准备赞同实行军队国家化及“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超出直接的命令。”而“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1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赞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并致信马歇尔，对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给予赞扬。 FRUS，1946，vol.9，pp.152.随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拟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董、林、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同时，中共代表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及否决权问题，准备参加政府了。而有关军队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也很快拟就了具体的谈判原则，准备开始正式的整军谈判了。

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关键的整军问题将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马歇尔看来，这是他全部使命中最困难的问题。但是，通过政协会议的结果，他看到自己在蒋介石国民党那里说话的分量；而通过与周恩来的谈话和毛泽东的来信，他也确信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因此，马歇尔不免有些飘飘然，以为成功有望了。他为此致电杜鲁门总统，不无得意地声称：“事态进展颇为顺利，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效果良好”，以“极机密方式”提交蒋介石的政治方案，现已“为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相当确定的基础”。至于最困难的军队国家化问题，亦“有顺利解决之希望”。一旦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他就准备回国讨论对华金融贷款问题。FRUS，1946，vol.9，pp.206－207.

然而，马歇尔过于乐观了。

3.失误不可挽回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马歇尔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试图把东北问题放在一边。但到1946年1月，共产党在东北的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万人以上，并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区，而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这时却只有几万人，刚刚占领了南满的少数地区。毫无疑问，马歇尔和蒋介石都是寄希望于《中苏条约》的约束，想把共产党的势力赶出东北地区的。中苏条约规定苏联一切支持和援助都只提供给“国民政府”，并“只有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有权接收东北地区之主权，且在苏军收复地区停止直接的军事行动时，应由国民政府“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转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07—608，613—614页。可是，东北毕竟是中共多年来必欲夺取的战略要地，并且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如此之多的军队，控制了如此之多的地区，要让中共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自动地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去统治，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由于美国军队在华北登陆，苏联对美国可能染指东北的企图极感不安。为此，苏联不能不采取相应步骤，通过秘密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来确保东北地区今后不会成为美国反苏的跳板。于是，一方要排斥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驱逐之；一方则要确立自己对东北事务的发言权，必欲全力争取之。矛盾不可调和。

当然，问题最初并不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在停战谈判期间，尽管问题已相当严重，但由于中共在东北军事上开始陷于被动，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经不可避免，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设想，开始公开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东北主权，和占有东北中心城市及交通干线，试图通过和平方法解决东北争端。而中共代表同意东北问题除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苏联的支持下，与国民党就东北问题进一步进行具体协商，使之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1月10日的停战令只是单方面满足了蒋介石的愿望，规定国民党军队有权“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境内九省中调动”，既没有承认中共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存在，也没有为此后谈判解决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留下任何根据。相反，停战令让蒋在东北更加有恃无恐，他甚至进而干脆拒不承认东北有国共冲突问题，扬言那里只有接收主权和剿灭“土匪”问题，丝毫不把中共军队放在眼里。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也只好下决心与蒋大规模进行军事较量，“以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于是，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成功之后，关内一片和平气氛，关外却充满了火药味，大有一触即燃之势。

随着东北形势日趋紧张，而苏联又不愿出面与美、蒋商谈中共在东北地位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自己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以求谈判。1月21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中共代表周恩来等，指出：“停战命令规定东北九省为着恢复主权，国方可以调运军队，对于我们在东北地位未加承认。”如此国民党可以大量向东北增兵和向我方进攻，而不与我谈东北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们声明，如不先谈判，在东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1月21日。这时，由于苏联突然出面劝告中共在东北“决不能打”，中共中央只能提出“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的方针，不能对国民党军队主动进攻。而与此相反，由于条约及停战令对蒋有利，军事上进展顺利，国民党军则无所顾忌，这使中共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深感被动。不得已，中共中央一方面明令东北部队：“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之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应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力争“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一方面则主张由政协组织考察团去东北考察实情，迫使国民党承认在东北的中共势力。

1月25日，马歇尔向国共双方提出动议，主张立即向东北冲突严重的营口地区派出执行小组。此举无疑等于从事实上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和地位，但亦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因为它将使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主权的名义自由行动，而中共军队则不能动作。但考虑到东北必须和平，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接受提议。然而，蒋介石却对此加以拒绝，其自恃力量强大，不愿意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仍然坚持武力解决的办法。而与此同时，苏军突然决定把南满最重要的几个城市辽阳、本溪、鞍山等交给中共军队接收，从而使得中共占领了从苏家屯以南至营口、安东至通化，包括千余万人口的大片重工业区，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也进一步下决心在东北与国民党拼个输赢，不惜一切把国民党打到谈判桌上来。

2月初，三人小组开始就整军问题进行接触。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一个“整编中共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合并之基本方案”。该方案正如马歇尔再向国共双方代表所解释的那样，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军队能够像西方国家军队那样真正建立在军队与政治分离的基础上。它不仅禁止政府和任何党派组织拥有或支持军事力量，要求补给区主任与军事指挥权分离，补给区主任不得干涉民事，而且禁止使用军队镇压骚乱，除非政府主席提出要求并经过国民政府委员会同意。甚至，马歇尔还试图说服国共两党代表接受这样的原则，即禁止担任现职的军官同时保留政党党员资格。对于马歇尔的方案，中共中央最初是欣赏的。在2月8日中共中央致在重庆的代表的电报中曾经明确肯定：“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但根据中共中央自身的体验和经验，断言：方案中许多东西还仅仅是马歇尔的幻想，“是今天行不通的”，“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2月8日。同时中共中央不同意通过把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混编的办法来实行整军，驻地亦要求在现有地区，第一步整编至少要坚持二十个师七个军。实际上，为保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设法把大部分武装保存在地方部队中。

然而，蒋介石在政协会后的一系列秘密谈话迅速促使共产党更加加强了戒备。蒋在2月10日对其党的部分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甚至公然宣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议决之宪法草案等，“余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以致宪草“对五权宪法则多所改易”，“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处颇多”，若照此办理，“本党不啻自己取消其党纲，而失其存在之地位”，“祸患将不堪言”。故而要求国民党人借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之际联合发难，改变政协所确定的宪草原则。见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333—335页。同时，蒋对改组政府一事也骤然反悔，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有意制造矛盾，以拖延改组时间。

面对东北战争形势和国民党在民主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中共中央再度开始意识到马歇尔整军方案对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危险性。他们注意到，整编方案第一步计划对共产党人并无明显不利，但第二步开始实行军政分离，军党分离，补给与训练分离，势必要使其军队离开民政、财政和征兵权，实际上即离开党的控制，而被美国军官掌握起来。他们确信蒋的军队国家化是假的，目的只是要把共产党的军队化掉，在这种情况下，不论马歇尔出于何种目的，其结果只能是对蒋有利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对于整编方案只赞同其一般原则，将计就计，以免政治上陷于孤立，但实际上则要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逃脱，保存实力，做到统一而不被消灭。总之，中共中央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已经产生怀疑，因而对于所谓军队国家化的工作决心予以消极抵制。

整军谈判正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开始的。从2月14日正式讨论马歇尔的整军草案之日起，这一最让马歇尔感到不安的谈判就异乎寻常地顺利。国共双方只是在第一期军队缩编比例、开始统编的日期、宪兵的性质和文件的标题等问题有过一些分歧，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19日，周恩来回延安取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之后，三人小组很快就于22日达成了一致意见。FRUS，1946，vol.9，pp.265－289.25日，经蒋介石和毛泽东批准，整军方案正式举行了签字仪式。不难想见，这种表面的顺利当然只是一种假象，共产党人并非准备按照马歇尔的方案去实行。他们丝毫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会放弃其军队的控制，也并不相信会很快看到中国的民主前途，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存在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政治民主化的幻想。

可是，整军方案的通过，却进一步使马歇尔充满幻想。他亲自许诺为共产党设立军事学校，训练军官，FRUS，1946，vol.9，pp.258－259.以为如此就可以诱使共产党尽快开始整军的工作。在谈判中，他坚持要写上：自协定公布三星期后，双方应拟具并提交各自所有部队的全部表册，以及保留的部队表册和头两个月复员的次序。他满以为，只要逼得紧，事情就一定会像以前一样顺利进展。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甚至断言：“现在可以准备开始复员和整编工作了”，目前唯一的困难就是作为中间人的美国军官太少了。 FRUS，1946，vol.9，pp.510－511.紧接着，他兴冲冲地飞了将近半个中国，甚至跑到延安，去对在他看来是“毫无怨恨样子”的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政治分歧放在一边”的时候了。 FRUS，1946，vol.9，pp.501－502.

马歇尔太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了。在中国，既然在一党的统治之下，那么一切所谓政治分歧，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还是要废除一党制的分歧。十年来的国共谈判之所以不能取得真正的相互谅解，关键也就是因为国民党相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破坏国民党一党的统治地位；而共产党则相信，除非取消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地位，就没有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那一天。什么停战令、政协决议等等，都决不能使这种分歧有所削弱。恰恰相反，在蒋介石秘密发表反对政协决议的谈话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和一些中下层机关立即借题发挥，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散发反共传单，捣毁《新华日报》社，乃至公然捣毁北平军调部办公室。国民党军队也开始大举进攻中共广东游击队和东北部队，其《中央日报》并且针对中共这时要求谈判解决东北的主张，公开扬言：东北不在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0日。

中共中央这时提出的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很明确，即：

一、反对一党包办东北接收机构，要求改组行营及所谓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和东北各省政府，尽量吸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承认并整编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使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维护地方治安，消灭土匪。

三、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

四、限制开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核心之点实际上仍旧是要求国民党承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而蒋介石恰恰是反对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位，因此这一主张绝对不能促使国民党改变他们的立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于2月18日和21日再提派执行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命令问题，并说明毛泽东主张：（一）三人小组应去满洲；（二）停战令适用于满洲；（三）军队整编方案也应包括满洲在内。马歇尔对此虽表示赞成，却没有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致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马歇尔这时对东北问题的解决显然并不乐观，他既不愿看到中共势力在东北存在，又不能允许因东北冲突而使中国的停战功亏一篑。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的力量还远不足以彻底打败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因此他同意在中共关于在东北停战的要求。然而他同时也注意到蒋的反对是有一定道理的，担心由此可能造成中共在东北存在的合法化，故而态度犹豫，摇摆不定。其基本倾向实际还是想最终让国民党完全控制东北。为此，他一面积极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力求加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实力，控制东北局势；一方面则力谋尽快实现中国统一，建立联合政府和恢复交通，并主张尽快撤退驻华美军和让中国军队早日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他相信：“由于中国具有国内统一的明确事实，由于美国战斗部队撤退而使龃龉消失，以及由于中国军队参加驻日同盟国占领军而提高了它的地位，中国那时就可以将满洲问题提交远东委员会了。”FRUS，1946，vol.9，pp.428－429.但他没有注意到，中共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停战协定把东北问题作为例外，允许国民党在东北为所欲为，无疑使共产党日益感到被动。早在协定签订之日，人们就有所怀疑，担心由此国民党“可能将来拒绝与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这时，共产党人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命令之下，“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我现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有时条件对我甚有利，我又不能主动向敌进攻，待敌获得有利时机突然向我进攻，我又被动”，一旦春季到来，冰雪消融，敌人可能顺利登陆，东北已占地区将会陷于严重困难之中。《东北局彭真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2月20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自然只能准备不顾停战令，而为确保其在东北的利益，进行大规模战争准备了。

3月初，形势突然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由于苏联出于防止美国势力插手东北事务而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经济谈判在美国的干预下破裂，苏联对于美国在东北的意图极感不安，为此，下决心在东北扶持中共武装，以便在东北能造成一种遏制力量，防止蒋美联合利用东北来反对苏联。这样，苏军有意迅速撤退，把东北各个重要城市及其战略要点交给中共军队控制，并且明确表示沈阳以南不再向国民党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于是，中共中央更加坚定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决心。

3月10日和11日，周恩来依照前定之方针向马歇尔提交了中共对东北问题立场的声明，并两次找马歇尔商讨解决东北冲突的办法，准备“承认政府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协商进兵为交换条件”。周认为：这样我们“便可以现有阵地一步一步讲条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决，并取得我在东北被承认之地位”。可是，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已经意识到停战协定因为允许东北例外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被动，如今再度承认国民党有权进驻长春路及其一切苏军撤退区，这不仅将使中共不能乘机夺取沈阳，控制长春路，而且还必须放弃自己已经占领之抚顺、辽阳、鞍山等大批重要城市和地区，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是，考虑到蒋这时在派遣小组去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而停战令已明文规定国民党有权派军队去东北接收主权，故中共中央不能不发布指示：“沈阳到哈尔滨沿途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占领，让国军接收”，但告诫周恩来等：这必须“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才是可以的，而且决不能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中央关于东北谈判中心盘子给周恩来的指示》，1936年3月13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第89—90页。

苏军的突然撤退使蒋介石一下子慌了手脚。由于国民党军队没有可能迅速接收苏军撤出的各战略要点，共产党人却正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蒋介石急忙找到马歇尔，一改其此前拒不承认东北存在国共冲突的态度，要求马歇尔设法立即派出停战小组，到东北安排国共停战，以便国民党能顺利接收苏撤区。3月9日，蒋介石就停战小组的任务提出具体意见如下：

一、小组应随政府军行动，并避开苏军仍然占领之地区；

二、他们应进至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部队密接地点，促成停战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免后患；

三、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并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

四、中共部队应撤出政府为重建主权而要占领的任何地区、交通线、煤矿及公共设施等；

五、中共军队将不得进入和占领苏军撤退之地区。FRUS，1946，vol.9，pp.542.

既然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存在，那么，马歇尔显然认为在条件上没有必要写得过于苛刻，重要的问题只是在于不要因此而为中共要求解决其在东北的政治地位问题而制造口实。故马歇尔很快对蒋介石的提案做了文字上的改动，在征得蒋的同意后，于第二天亲自交给了周恩来。马歇尔修改过的条件如下：

一、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

二、执行小组随政府各军行动，与共军保持联络，协商停战；

三、政府军队有权接收中苏条约规定的长春路，沿途铁路三十公里境内中共军应撤退；

四、政府有权进驻矿区；

五、凡政府军接收主权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周恩来致中央并告叶、饶、罗电》，1946年3月10日。

经过马歇尔修改过的条件并不比蒋介石的条件更容易让中共代表接受。不要说允许政府军任意在东北以接收主权名义占领中共已经占领和即将占领的地区，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就是避开政治问题不谈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当场表示：把政治和军事分开的办法是不能允许的。自停战以来，共产党在东北军事上一让再让，就是为了争取东北政治上的民主和共产党的地位，否则，仅仅停战让地，国民党到处剥夺人民参政的机会和自由权利，军事上的反抗仍旧会到处发生。 FRUS，1946，vol.9，pp.535－538.

共产党的态度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这时，蒋懊丧已极，向马歇尔大发牢骚，埋怨杜鲁门不该用改组政府来作为其援华的附加条件，以致使他无所适从。埋怨马歇尔实际上做了中共的保护伞，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都使共产党有空可钻。他拐弯抹角地表示，自己所以不愿意改组政府派停战小组去东北，正是因为看出了共产党人的意图是想乘机渗入政府控制其外交政策，和使俄国人有机会插手东北问题，因而事情搞到这种地步都是美国方面的责任。他扬言：满洲问题能否解决，现在就要看美国在这方面对苏联能强硬到什么程度了，“任何软弱都将意味着满洲会从中国被分割出去”。FRUS，1946，vol.9，pp.528－529.

3月11日，马歇尔按计划准备回华盛顿商洽金融贷款等问题。在登上飞机之前，他再度提出一个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令草案，并马不停蹄地接连与国共代表进行会商。然而，由于草案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动，其主要变动充其量只是把周所反对的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改为“小组的使命仅仅与军事事务有关”，中共代表自然难以接受。但马歇尔在登上飞机后到底还是感到有些欣慰，因为他已从周恩来的口中了解到，中共似乎并不准备推翻过去关于同意国民党军队有权进入东北和接收东北主权的许诺。 FRUS，1946，vol.9，pp.541－542.

不过，问题远比马歇尔了解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时，国民党正在召开中央全会，会议明确提出了推翻政协决议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并充满了反共的气氛。在马歇尔刚刚离开中国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宣部就专门就此发出通告，鼓动国民党人向政协决议及中共发难。继而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国民党代表公开主张重新修正政协确定的宪草原则。为此，共产党与国民党进一步形成尖锐对立。中共中央明确发出指示：国民党二中全会企图“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

把问题提到破裂的高度，这反映出共产党人这时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已再度达到极点。中共中央开始相信：“蒋介石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下），第62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再同意对国民党有所让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更进一步下决心：不仅“绝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而且在东北如彼方再不停战，沈阳以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不屈服。”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据此，中共中央决定：（一）不能承认蒋、马所提五条为派遣小组进入东北调处停战的先决条件；（二）不能毫无限制地承认国民党有权接收全部长春铁路和所有苏军撤退之地区；（三）作为妥协，共产党承认国民党进驻沈阳至长春间铁路及其沿线各三十公里，而国民党则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四）以后双方军队之驻地另定之。”

3月17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去东北的指令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执行小组将根据执行部的指令执行其使命。

二、执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所驻扎地区建立，避免进入仍为苏军占领的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中共军队及政府军队冲突或密切接触的地点，执行停战并做必要的再调整。

四、在接收满洲主权时，政府有权调动军队，进入苏军现时撤出的地区，即：沈阳到长春之间的铁路线，以及位于铁路线两侧三十公里以内的地区。

五、如果政府军队需要进入中共军队目前控制的地区，须经过执行小组的讨论，如不能达成协议，应由较高的机构解决。

六、将来在东北的一切军队将根据整军计划予以配置。

七、政府保证按照政协解决的路线，立即与中国共产党讨论有关满洲的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前，作为一项临时的办法，政府将维持地方民选政府的现状，不得予以任何妨碍和干涉。 FRUS，1946，vol.9，pp.564－565.

中共中央的主张显然与蒋介石的想法相距太远，蒋下决心加紧调兵遣将，准备大战，谈判自然因此停滞不前。

眼看东北战争在即，停战小组迟迟不能派出，回到美国的马歇尔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明确要求他在三人小组的代理人吉伦，必须设法立即就派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否则“可能是致命的”。马歇尔已经多少觉察到，蒋介石一旦走到必须用武力来争夺东北的地步，他就可能陷入泥沼再也无法自拔，致使整个调处工作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因此，马歇尔一方面在华盛顿四处游说，争取贷款，一方面又不断地向他在中国的下属发布如何加紧谈判的指令，甚至亲自派遣考伊上校飞往延安讨论东北停战的具体条件问题。但局势已难以挽回了。

还在东北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联方面已经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苏军代表一再询问：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考虑到沈阳为国民党军事上必争之地，且夺取沈阳在政治上有不利影响，中共中央没有去夺取沈阳。但鉴于沈阳以北国民党一时无力夺取，且自己已占有大片地区，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派兵进驻，“时间愈快愈好”，最终准备以长春为限，逼迫国民党同意国共两党分驻南满和北满的事实。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17日。于是，中共军队迅速开始与苏军配合破坏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接防吉林市以东等地区，并部署夺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及其沿线地区，准备在铁岭、昌图、四平等地分别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苏军也以瘟疫、交通等种种借口阻止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向北推进。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230—234页。

3月中旬，国民党进占沈阳后开始以沈阳为中心向北、东、南三面进攻，并在3月下旬接连攻占了抚顺、辽阳、铁岭、开原等地，并向鞍山、本溪、海城、营口和昌图、四平推进。东北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3月22日，苏联大使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苏军将于4月30日以前全部撤出东北。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88—189页。由于国民党军队进展缓慢，苏军此举事实上意味着整个北满和南满的相当一部分都将落入中共之手。蒋对此自然气急败坏，以致不能不一面指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再度就派遣小组去东北问题进行磋商，力谋妥协，一面紧急呼吁马歇尔返华，以决定“东北问题之成败”。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01页。而与此同时，考虑到东北军事压力较大，停战将有利于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事实上对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占领，中共方面也愿意进行某种妥协。于是，三人小组关于派遣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就在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条件下形成了。协定只是规定：

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

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属苏军驻留的地区。

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

同时，协定注明：“各方另同意：1.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2.关于东北政治问题，立行商谈，迅速解决。”《新华日报》，1946年3月27日。

很显然，在3月27日达成的这个协定，与前此双方的方案都有重要区别，它几乎完全回避了双方争执的问题，甚至没有提到国民党的接收权利，对中共强烈要求的政治地位问题，也只是在表面上同意放在停战之后解决。协定的主旨仅仅是设法在现在的条件下首先达成停战。但是，这毕竟只是表面的东西。无论是国民党还是美国方面的调处代表，其实都不过是把这一协定当成他们借以达到使国民党军队能够完全控制东北的一种手段。在协定成立的同时，马歇尔的代理人吉伦就密令派赴东北执行停战任务的美国方面代表务必协助政府军：（一）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二）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之设备和其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三）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同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94页。而这样一来，东北停战小组的工作当然无法进行。还在协定通过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要求立即派遣小组前往遭到国民党军队猛烈攻击的四平、本溪、鞍山等地执行停战任务，同时它强烈抗议美国方面继续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因东北之国民党部队已达到约七个军之多，远远超出了在军队整编方案中所规定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将只部署五个军之数。可是，鉴于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形势开始明显有所改善，蒋、美两方的态度再度发生变化，他们重新提出小组使命问题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有权在东北自由接收主权。美方代表吉伦甚至也冷嘲热讽，根本不把中共代表的抗议放在眼里。 FRUS，1946，vol.9，pp.719－721.蒋介石则干脆在4月1日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坛公开指责共产党在东北“妨害政府军队接收主权，要求特殊化的政治局面”，“威胁远东和平与世界安全”，扬言在东北问题上政府“决不能承认”中共所谓的“民主联军”和“民选政府”。 《中央日报》，1946年4月2－3日。至此，东北大战已经势在必行了。

4.美国调处名存实亡

就在国共两党为东北问题争执不下，以致拉开战争的帷幕之际，国共双方在政治上的冲突也日益激烈。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重新依照所谓《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重新修改政协有关决议，并且擅自增加其在国民大会中代表人数，致使中共与民盟原先设想的利用他们在国民大会中所占的代表比例行使否决权来制约国民党的方案化为泡影，中共中央遂决定在政治上也同样采取抵抗国民党的行动。3月30日，中共代表团受命发表声明：由于国民党违反诺言，破坏政协决议，擅改国大代表总数，并且拒绝中共在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应有之名额，中共决定不提交国民政府委员名单。 《新华日报》，1946年3月31日。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一文，《新华日报》亦于次日转载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发行。该文旨在批驳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共产党的攻击，称蒋此次谈话“完全显示出他的一副嗜杀成性的狰狞面目”，其目的“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议，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 《新华日报》，1946年4月8日。

时至于此，美国代表吉伦竟然依旧头脑发热，狂妄地要求中共代表在东北问题上做出让步。4月8日，吉伦在三人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新的提案，主张：

一、在东北之中共部队不得再事调动；

二、在中苏条件所载铁路线上及其附近共军占领之区域，共军应由此撤退至铁路两侧至少一日行程，俾政府军可使用铁路自由通过；

三、在铁路线上及铁路所有之城镇为共军所占据者，应撤退至少一日之行程；

四、共军依据上述各条撤退时，中央军不得追击及干扰，中央军对于遵照一、二、三条规定驻在上述铁路附近之共军，亦不得追袭干扰。同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09页。

在吉伦的眼里，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似乎俨然处于挨打的状态之中，根本不堪一击。这不能不大大刺伤了中共代表的自尊心。周恩来不仅与国、美代表激烈争吵，而且致电中共中央，告以：“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

这时，东北四平、本溪两处国民党军队攻势猛烈。但至4月中旬初，中共已接连获得某些成功，敌新一、新六、七十一三个军都有部队被歼或被击溃，加以山海关铁路又遭破坏，以致中共中央渐渐相信“国民党现存兵力已甚少，非重新调运几个军至东北不能采取攻势”，更无力在最近打到长春和哈尔滨，故东北形势“已根本好转”。估计马歇尔回来后也不致助蒋在东北大打，因此届时“蒋的态度可能软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苏军于14日撤出长春，共产党的军队立即毫不犹豫地在17日攻入长春城，并于19日将其完全占领。同时，中共中央要求东北部队要做长期保持计划，并准备尽快“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以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东北行营和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相抗衡。 《中央关于东北局应迁往长春的指示》，1946年4月19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卷)，第132—135页。

中共占领长春，使蒋极端沮丧。在马歇尔从华盛顿回到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几乎心灰意冷，以为只有把东北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去解决了。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页。但蒋介石很快横下一条心，决心与共产党干到底。他迅速说服马歇尔等为其进一步调兵北上，并投入大批飞机和坦克助战，东北战争逐愈演愈烈。

自长春取得后，共产党人又于4月下旬在苏军配合下顺利地占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致使东北北满之全部及南满之一部都已控制在手，而国民党只控制着南满从锦州到沈阳的一段铁路线及其附近的一些重要城镇。且这时国民党运抵东北的兵力只有七个军约二十四万人，共产党军队却已达到四十万人左右，因此形势看上去颇对共产党人有利。但事实上，由于中共所占点线过长，且新兵较多，训练和装备较差，特别是占领了许多大城市后，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大量兵力被迫投入阵地战，处处设防，步步抵抗，极为被动。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全副美式装备，又有飞机、坦克助战，在四平以北集结着优势兵力，后备力量又源源而来，因此，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实际上正在很快失去，四平一线更是岌岌可危。鉴于此，中共中央不能不一方面决心“死守”四平、长春，一方面则开始再度谋求停战了。转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662页；见前引《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4月29日。

4月23日，马歇尔向国共双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满洲立即停战协议》（草案）。在这一草案中，马歇尔显然试图采用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达到在东北停战的目的。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一、自本协议签订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政府和中共双方应立即发布停战命令，并下令停止一切军队调动。

二、在满洲的一切军队和部队的地位将根据整军方案予以配置，特殊地区的占领问题将由三人委员会决定，正在运往满洲途中的第六十、九十三两军应即运完。

三、政府军队为恢复主权和保卫主要铁路线安全而进行的调动，只能由三人委员会专门授权进行。

四、政府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将讨论满洲的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未获解决之前，目前民选的地方政府将予以维持，并不得妨碍和干扰。 FRUS，1946，vol.9，pp.792－793.

和前此相比，马歇尔显然放弃了让国民党独占东北，不承认共产党在东北地位的设想，转而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存在及其事实上的占领了。但同时，他也决心支持国民党对东北主权的控制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因而同意蒋介石关于必须为其运足九个军到东北的要求。其中心意图只是要求东北立即停战，以便可以通过整军方案来重新配置国共军事力量，而根据整军方案，国共在东北的军队数量只能保持五比一的比例，即国民党在东北可以有五个军，而中共只能有一个军。

马歇尔的方案并非对国民党不利，但任何承认中共在东北事实上之占领及其“伪地方政权”的建议，都是蒋所不能接受的。蒋此时对马歇尔回任后不积极同他协议军援和贷款问题，反而一再就东北冲突压迫国民党让步，与共产党谋求妥协，深感不满。但由于自己的军队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又“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 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16页。结果，蒋介石“委曲求全”地提出了一个表面上妥协，实际上各方都无法接受的建议：

一、停战协定及其与之有关的附属条款，应在满洲充分执行。

二、国共所属之一切军队和部队在东北的地位，应根据整军计划配置。

三、满洲的长春铁路全线及其长春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公里以内地区，应由政府军接收，中共军队不得阻碍政府恢复主权。

四、除上述第三条外，与中共军队控制地区有关的政治问题，应由国民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谈判解决。 FRUS，1946，vol.9，pp.795－796.

鉴于蒋介石的建议很难为中共中央所接受，马歇尔又于27日对蒋介石的建议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主张双方军队隔离，铁路线不驻兵，改组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为东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及东北人士三方参加，暂时负责恢复交通及长春线上各大城市的管理等。 FRUS，1946，vol.9，pp.797－801.另外，民盟这时也提出建议，主张就地停战，改组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军队不得调动，中共军队撤离铁路线至三十公里以外，同时组织一联合委员会调查东北局势等。见前引《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20页。但蒋介石对此均一一拒绝。他表示，或者按他所提建议办，或者中共退出长春，再来谈判其他，否则必以武力解决，不打下长春不止。

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并表示自己已无能为力，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商谈还有什么结果。周对此亦表示理解，但告诫马歇尔：美国目前仍然握有促使远东和平的一种力量，这就是不运兵、不借款，如果美国这时运兵借款给蒋介石，战争就可能扩展到全国去。 FRUS，1946，vol.9，pp.802－805.随即，周就东北问题发表公开谈话，含蓄地告诫各方，再容忍国民党在东北大打下去，将有可能“变成全国性的内战”，对此应当严重注意。《新华日报》，1946年5月1日。然而，这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使东北的战争停止下来了。尽管马歇尔仍旧不断向蒋进言，并力劝中共撤出长春，甚至不惜以撤出调处相威胁，但还是不能使国共双方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从4月上旬到5月初，共产党约六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顶住了国民党军近十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接近两万人之多，且全部主力都已投入战斗，甚为疲惫，继续坚守已经十分艰难。中共中央为此一方面要求东北部队准备必要时放弃四平，由阵地战转入运动战，一方面通知中共代表，可以考虑经民盟提出“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5月15日。但随着形势急转直下，中共于5月20日被迫撤出四平，此举已毫无意义。

5月20日，蒋公开勒令中共军队退出长春等地，让国民党军占领。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6页。同时，国民党军挥师北上，乘势一举夺取长春并攻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进而分兵向北满和东满推进攻击。蒋声称：“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9—130页。当然，蒋亦不能不多少对马歇尔的态度有所顾虑。考虑到马歇尔5月20日声明要求双方就此停止冲突，不使战争就势蔓延，《新华日报》，1946年5月20日。蒋遂有意主张新的谈判必须规定执行部及执行小组中美方成员拥有最后决定权，借以哄骗马歇尔并难为共产党，力图以此迫使中共方面出面拒绝，从而把继续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去。很显然，蒋介石这时多半也像宋子文一样相信：“共军除一部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31页。因而过于迷信其武力的威力了。

蒋介石等人其实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实际上，中共军队四平一线阻击战虽有较大伤亡，但主力并未受到损伤。相反，被迫退出大城市，退据到东北广大山地和乡村的共产党，恰恰适合了自己的特长，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因此中共中央毫不气馁，它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东北方面我们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蒋介石既然迷信武力，得寸进尺，那么“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让他们占去”，你既占我长春、吉林，攻我哈尔滨及关内之豫东、冀东，那么我也“必须采取报复手段”，在我占优势的山东、河南等向你进攻，这就叫“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1946年5月26日。

随后，中共中央于6月1日和2日，先后命令山东及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准备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枣庄、长垣、考城、永年、聊城等处，消灭敌伪守军，给蒋以教训，并牵制国民党军继续调兵东北。山东及晋冀鲁豫之中共部队迅即开始向上述城市做攻击准备，战争由此自然开始向关内伸延。而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在东北占地过多，兵力日渐分散，不敷使用，不仅向哈尔滨方向推进的部队抵达松花江后不敢继续北上，而且中共军队乘其大批兵力北上，又迅速在南满展开攻势，歼其一八四师（一部起义），重创二○七师，直逼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附近。以致国民党军益感兵力单薄，不得不集中守卫几条主要的铁路线及其沿线的城镇，其攻势渐渐减弱。

马歇尔早就预到此种状况的危险，因而反复告诫蒋：“东北幅员辽阔，交通线绵长，中央军数量不足，无法处处设防”，因此应乘此“最好时机”“与共方商谈解决一切问题”。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34—139页。为了进一步调集兵力巩固南满，并在舆论上争取主动，蒋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于6月6日公开宣布在东北休战十五天，以便谈判解决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和实施整军方案的具体办法。 《中央日报》，1946年6月7日。但蒋特别声明：无论如何，“政府对收复主权保持自由行动一点，应始终予以维持”。见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37卷，第348—349页。

对于蒋介石的休战，中共中央自然不会相信。但实际上这时共产党在东北的抵抗已至极限，继续战争对共产党同样十分不利，故中共中央欣然表示赞同，主张“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中央关于我党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的指示》，1946年6月7日。

休战谈判既然是双方争取时间进行战争喘息的一种手段，它当然不会创造出任何奇迹。问题是国民党乃至马歇尔似乎对于在这“最好时机”下逼迫中共让步的可能性有些估计过高了。谈判伊始，国民党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关于军队配置的建议草案，在这一草案中，中共军队只能与国民党军队混编并驻在东北黑龙江省瑷珲以北及北安附近，和兴安省的萨马街甘河附近，另外的中共军队则只能驻在山东费县、沂水、蒙阴地区、山西长治、长子、屯留地区、陕西绥德、保安、延安地区以及察哈尔的张北地区，大多是远离城市并且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见前引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80—182页。经过马歇尔修改的提案也并无实质上的改变。马歇尔依旧极力劝说中共放弃安徽全省、江苏苏北、山东枣庄及鲁东北、德县地区和胶济全线（煤矿在内）、察哈尔张家口以南、热河承德以南、鄂豫边区和山西闻喜地区， FRUS，1946，vol.9，pp.1099－1101.幻想中共代表会在蒋的苛刻条件下全面让步。不料中共代表对此大加斥责，并对马歇尔亦颇不客气，使马一时陷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后，中共代表团又联名发表致国民党代表书，指责国民党的方案是“企图将中共部队在整军期间排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便消灭，并坚持美方代表在三方协议中之最后决定权，以保证此案之实现”。 《新华日报》，1946年6月26日。

事情再清楚没有了。不仅蒋不寄希望于休战谈判，中共也同样不寄希望于休战谈判。国共双方的打打谈谈，仍旧是一种力量的较量。休战刚刚开始，国共就围绕南满问题发生争执，国民党执意要求继续“接收”行动，勒令中共军队立即退出他们指定的所有城市。 《中央日报》，1946年6月8日。而中共方面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下令山东等地部队一举攻占了泰安、大汶口、枣庄、张店、周村、胶县等地。这样，双方名曰“休战”“谈判”，实际上战争已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周恩来告诉马歇尔：“在国民党目前统治之下，得到一种真正的和平民主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感到，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抵抗来自国民党的任何进攻，中共本身就是在过去二十年里通过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生存下来的。 FRUS，1946，vol.9，pp.1008－1020.中共中央则更明确地告诫各地干部：“南京谈判中，蒋介石提出苛刻条件，要我交出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白城子、热河、察哈尔、烟台、威海卫，一切铁路线不许我驻兵，上述地区国民党不仅要占点，而且要占面”。不仅如此，“我中原军区部队五万人，被国民党二十五个师包围半年之久，近日蒋介石下令歼灭该军，该军正在为生存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内战“恐难挽回”。“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胜利前途。”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

由于民盟的极力调解和中共代表的适度妥协，国共双方在6月下旬最终还是就停止东北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美方代表调查决定权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在具有实质性的整军方案的部队配置问题上，国共美三方却意见分歧，难以统一。至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称：我方已让到“不增加师的数目，哈埠让政府象征接收，淮安、张家口、承德三地驻正规师，三地以南不驻正规军，驻保安队”，“仍未得蒋同意”，蒋“坚持我让出”，“非要苏北、安东、承德不可”。《周恩来关于整军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这时并非不愿停战和平，但它绝对不会以牺牲“基本利益”来换取和平，而对共产党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军队和根据地更重要的“基本利益”了。让共产党人自动放弃已经占有的东西，只有在已经没有条件保持这东西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恰恰相反，共产党人相信自己还有足够的实力与蒋介石进行全面的较量。因此，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并告周恩来：“蒋得寸进尺”，“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以后的局面是边打边谈”，从而停止了寻求妥协方式的努力，决心与蒋介石周旋到底。

5.走向全面战争

1946年7月2日，蒋介石最后正式约见周恩来，亲自提出热河承德、东北安东、山东胶济路和苏北问题，要求中共立即退出，并威胁说：“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言外之意，如果共产党不能接受他的要求，战争将不可避免。

其实，还在6月21日蒋介石宣布延长休战给共产党以“更大之机会”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断定和平和妥协是没有希望的了。他明确指示各部队立即开始做好全面破裂的准备，一方面要求被国民党军包围的部队迅速实施突围，一方面则命令内地的主力部队准备依照新的作战方案开展攻势。这新的方案就是：（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邱、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邱、鹿邑、西华各地，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二）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有、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三）以中原突围部队一部出河南，华中一部出江北，配合作战；（四）上述作战基本目的以占有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城之半数为初步，然后准备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进击。同时，毛泽东命令晋察冀部队，在敌攻承德时，准备乘敌北进，集中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边主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见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242，244，248，265，267，269，273页。不难看出，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是准备利用自己军队机动灵活的特点，乘敌全力向北之际，扑敌后背，通过运动战相机大规模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造成蒋之军事被动。他确信：今天的形势是极不利于蒋的，因此蒋介石是打不了多久的。共产党作战越坚决，蒋介石就越害怕，不怕蒋介石不妥协。参见《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方针的指示》，1946年6月28日;参见《中央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6年6月28日；见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219—211页。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鼓舞斗志，经毛泽东提议和修改，中共中央于7月4日公开广播发表了《七七》宣言，宣言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援蒋政策，强硬地主张：“（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立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改组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教育等部，解散一切特务机关，清洗法西斯分子、好战分子，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没收大汉奸大贪污分子的财产，救济民族工业，救济失业工人、灾民和饥饿战线上的公教人员；（三）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之下，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兵，彻底废除军队属于少数个人的军阀制度，立即停征并发还军粮，裁减军费到最低限度，移军费做救济费和教育费，封存一切剩余武器，停购军火，送还美国一切租借军火，谢绝美国军事顾问团，通知美国立即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并声明在我国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前美国一切贷款我国人民概不负责；（四）要求美苏英三国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军事顾问团，并自动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 《新华日报》，1946年7月7日。

这一宣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共产党人这时的立场和决心。毛泽东甚至充满信心地亲自写道：“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中国反动派想要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相反，“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新华日报》，1946年7月7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这时的态度固然变得异常强硬，并公开宣布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但他们显然还没有向国民党公开宣战的意图。其所谓“打败中外反动派”云云，还只是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企图”而已。毛泽东这时仍旧认为将来还是一个和的局面，因为共产党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程度，何况蒋的背后还有美国人在支持着。因此他相信，国共两党最终还得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是那时的解决将更有利于共产党。目前的打，只是打掉蒋介石的气焰，逼迫蒋放弃独裁幻想，最终承认中共力量和地位的一种手段。

由于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和中共开始采取尖锐的对立立场，使马歇尔把国共两党拉在一起，统统置于蒋介石领导之下的计划几乎完全破灭了。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7月11日，随着他亲自提名的著名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被正式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他显然仍旧试图设法通过这位中国通继续他的调处工作。可惜的是，7月3日蒋介石单方面公开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正式召集国民大会，使得国共两党之间更少妥协的可能。而此后蒋断然在山东、苏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和国民党特务公然暗杀民盟重要的地方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等情况，更是使马歇尔再没有了调处的可能。不仅如此，一时间，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在舆论上都陷于极端的被动之中。这使得马歇尔大光其火，他一面致电杜鲁门总统大诉其苦，一面严厉警告蒋介石：再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仅会严重削弱国民党自身，便利中国共产党暗中破坏，有利于苏联干涉，而且会引起美国方面的严重反感。 FRUS，1946，vol.9，pp.1468－1471.杜鲁门也很快致函蒋介石，要求他设法制止“极端分子”的凶残行为，迅速谋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70—671页。可是，蒋介石此时在山东、苏北进攻频频得手，哪里听得进去。在他给杜鲁门总统的复信中，他含蓄地却是强硬地表示：“和平的愿望必须是相互的”，除非共产党“放弃其以武力攫取政权，推翻政府及建立一个有如目前东欧的集权的政权的政策”，否则战争很难停止。 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71—672页。

蒋介石对山东和苏北的进攻，很快就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共苏北根据地大部被占，胶济线及其沿线重要城市和矿区也指日可下。蒋为此十分得意，乘势又强硬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五项停战条件，即：（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地区；（四）东北共军于10月15日以前退至新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交出此外一切地区；（五）山东、山西两省共军须退出6月7日以后所占地区。8月9日和10日，马歇尔、司徒雷登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似乎相信这是劝告中共退让的一个适当时机，因而主张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对于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这种态度，周恩来理所当然地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不得不于10日下午下决心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国共两党目前无法停止双方间的冲突，他们的调处工作也不能解决双方间的严重分歧。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64页。

马歇尔调处失败，意味着国共之间的战争将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对此还一度多少有些担心，这是因为马歇尔的失败有可能使美国舆论转而指责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从而进一步造成美国政府对援助国民党政府问题态度消极。为此，蒋介石不得不故作姿态，很快于14日发表了一个“和平解决国事”的六项方针，表示只要国民大会能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共党军队撤出“若干已经构成和平威胁和阻碍交通之地区”，忠实执行成议，实施统编，则政府“必忠诚遵守”政协决议，扩大政府基础，执行停战协定，并政治解决国共纠纷。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11—212页。

但是，马歇尔调处失败，对于共产党却并无不利。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本来就没有太多好感，对马歇尔的调处也并不真正寄予期望。说到底共产党只是考虑到美国和世界的和平舆论才对马歇尔明显的扶蒋倾向予以容忍，而马歇尔的失败反到使共产党更加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可理喻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其与之决战到底的决心。毛泽东开始断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183—1185页。

8月前后，中共山东及晋冀鲁豫军区陆续得到东北部队从苏联方面取得的大批武器弹药，战斗力明显加强。同时，根据毛泽东此前部署，两部开始实施向敌后背进击的作战方案，并立即取得成功。仅晋冀鲁豫野战军就通过陇海、定陶两次战役一举歼敌约三万人。而这时华中部队在反击蒋对苏北进攻的战斗中也连连得手，中共晋绥、太岳两区部队也奉命出击获取战果。这样至9月初，共产党人在关内作战总计即歼敌约十九个旅。因此，中共中央开始信心十足地告诉中共代表团：“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之三分之一，即一六三个旅中之五十四个旅。”故现在应该向国民党正式提出：（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如此才能停战并在停战后保证其不再战争。 《中央致中共代表团电》，1946年9月6日。

事以至此，双方已经无话好谈。尽管美国政府7月29日一度下令暂停运送武器给中国，企图迫使蒋多少改变一些好战的态度。但8月30日双方签订的让售价值达八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的协定，依旧使蒋有恃无恐。加上他这时占领了苏北部分解放区，打下了承德和全部冀东解放区，打通了胶济线，他显然对打败共产党也同样充满信心。因此，当司徒雷登提议先召集一个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国民政府改组问题，以便打破僵局，中共代表也表示赞同，只是要求国民党同意，改组政府问题一有结果就马上停战，并放弃前此提出之五点要求，蒋介石还是予以拒绝。国民党甚至还进一步公开扬言要占领中共军事政治重镇之一张家口。转见《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严正驳斥陈诚谈话》，载《新华日报》，1946年9月7日。

张家口是国民党在历次谈判中明确表示同意中共军队占有的地区。宣布进攻张家口，是蒋介石过于迷信其军事上的胜利的表现，他显然对此举的后果掉以轻心，甚至根本不在乎中共中央会如何反应。殊不料，周恩来与马歇尔的反应几乎同样激烈。刚刚表示过希望重新召开三人会议寻找停战办法的周恩来当即受权声明：“如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 《六月以来国共谈判重要文献》，新华社1946年编印。而马歇尔亦对蒋明白表示：“在本年6月中旬，政府宣布短期休战中，‘共军’在山东攻城略地，在7月及8月初，‘共军’发动苏北战争，威胁京沪，随后又围攻大同，是时‘共军’实为挑衅行为，故本人采取旁观态度，对政府之用兵，未多置喙。唯后政府则收复苏北之大部，胶济路全线，承德及其以南地区，故6月中间谈判中政府所提出五个条件中之地区，几乎已全部收复。而政府在6月间谈判中，曾应允将张家口归‘共军’驻守，现国军已收复承德及古北口，故张家口之战略地位较之本年六月又减少其重要性矣。现政府坚欲收复张家口，本人无权作任何批评，但本人处于调人之地位，在战事延及整个华北之情况下，实无调停之余地，并无再留之必要。” 前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八卷)，第209—211页。

对马歇尔直截了当地表示要因此而退出调处，蒋介石自然还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不得不再度做出某种姿态，宣布国民党还有一个“可能让步之最大限度”即：（一）“中共应即行提出国府委员中共方面之名单，及其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国府委员中共要求中共十名、民盟四名，政府可折中让步至中共八名、民盟四名、无党派名额中一名由中共推荐。此项协议由非正式五人小组协定后，仍交由综合小组取得协议。（二）应先行规定中共十八个师之驻地并遵照规定限期进入驻地，此项协议应由三人会议正式协定后交军调部执行。 《六个月以来国共谈判重要文献》(新华社1946年编)。由于马歇尔这时对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功估计过高，因此，他对蒋介石所宣布的“让步”条件显然认为有相当意义，故而再度出面劝说蒋同意休战十天，然后转而又开始做中共代表的工作。只可惜，中国共产党人对马歇尔再度出面进行调处根本就不感兴趣。就在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要退出调处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已经在党内宣布了准备继续战争的决心。并同时指示谈判代表周恩来等：蒋既进攻张家口，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司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蒋若停攻，为让步计，可同意开三人会议，但在三人会议上应“坚持无条件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撤出一切非法占领的地区与撤退一切非法调动的军队”。“蒋不答应上述条件，周即借此回延，请马帮助撤退我京、沪、渝人员。”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于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判，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10月6日，司徒雷登通知中共代表，国民党方面已同意停攻张家口十天，此十天内由美方组织小组监督停火，同时依照开会讨论政府改组和中共军队驻地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次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予以拒绝。并在当天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说明：目前情势停战对我极不利，我只有于今后三个月内继续歼敌二十几个旅，方能停止敌之进攻。且目前情况下，2月的整军方案与6月的整军修正案对我都不利，故今后决不应肯定它们有效或承认它们为继续谈判的基础。蒋美停攻计划完全是为了增援再攻，我绝对不能接受。目前我应提出的要求只能是：（一）停攻应是长期的，不应限于十天；（二）为示停攻诚意，蒋军应立即撤至原来位置。10月8日，中共发言人公开发表声明说明了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同时为争取舆论“教育群众”，仍旧表示愿意根据政协决议来讨论各项政治问题。《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1日。

既然敢于发动进攻张家口的战争，蒋介石就已经估计到要激怒共产党人的可能性。因此蒋介石其实并不在意共产党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来，其军队在所谓“休战”期间自然也就照旧推进不误。10月11日，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下了张家口，因此他断然宣布定期召开国民大会。随后又根据马歇尔为其所拟文告，再唱和平高调。

根据1945年底马歇尔来华时与杜鲁门总统达成的原则，马歇尔对于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在蒋介石顽固坚持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马歇尔所能做的最后也只能是为蒋介石过于发热的大脑降降温。因此，尽管他已经表示要退出调处，结果却还是不能不给蒋介石出谋划策。由马歇尔拟就的这个声明同样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在这个声明中，蒋介石提出了八项主张，其基本内容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同意按照六月各项协议的条款行事，并同意召开三人会议和五人小组会议进一步商讨军队统编缩编和有关改组政府问题。声明提出：中共只要同意上述各点，并交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宣布参加国大，政府即可下令停止冲突。《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7日。

蒋介石的声明毫无疑问要遭到共产党方面的严辞拒绝。中共中央于次日发表“郑重声明”，宣称：蒋介石此举不过是“为了再一次蒙蔽人民，以达到自己的野心，乃故意装出和平之态”。“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新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唯为满足这时中间派的求和心理，并给“第三者以面子”，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仍然准备参加三人会议和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于是，10月20日，中共代表正式宣布愿意继续谈判。《新华日报》，1946年10月21日。但是，这时的所谓“谈判”已经完全失去其实际的意义了。中共中央这时的口号不过是：“一切为着揭露美蒋欺骗与团结第三方面而奋斗”，一旦中间派大批站到自己一边来，它就准备与国民党决裂。

几个月来的和与战，已经使中共中央愈来愈坚信，美国人并不能对国共关系和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问题的关键仅仅取决于国共双方自己的力量对比。过去，受到国际政治的压力，国共两党必须举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必欲取消共产党的军队、政权和根据地的企图，美国人也从没有停止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暗地支持国民党的做法，结果也就便利了自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尽管暂时丧城失地，却消灭了国民党用来对付共产党的总兵力的将近七分之一，这让一向习惯于算数的毛泽东对打下去充满了信心。他断言：“对付解放区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警等不计外，共计一百八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八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已被我歼灭二十五个旅”，加上其约半数需要担任守备，占地越多，守备越多，它“必定越打越少”。再歼其二十五个旅，即足以停止蒋军进攻，并可收复部分失地。如能再歼其二十五个旅，“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03—1208页。早则三年五年，迟则十年十五年，必定可以“消灭蒋介石”。

事情对于蒋介石似乎也是一样。在蒋看来，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几个月来的战争已经证明，依靠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要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充其量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这种文明戏的继续演出了。

11月8日，蒋介石一方面假意停战，一方面公开宣布将定期单方面召开国大确立“法统”。对此，中共方面强硬表示：除非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将国民党军撤回到1月停战令的位置上去，否则绝不妥协。《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1日。第三方面代表亦公开对现在召开国大表示质疑和不满。鉴于此，11日晚，蒋介石又再做仁至义尽状，以“延期三天”来等待各方觉悟。《中央日报》，1946年11月8日。

事至此时，就连马歇尔也知道一切和平努力都将付注东流了。他既不能劝说蒋介石改变决定，也不能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屈服。于是，他只好于13日找到周恩来，希望延安方面能够告诉他，是否仍愿意他继续目前的工作。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二），第163页。答案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1月15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一切和平的努力至此统统化为乌有了。而蒋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很快亲下手令，声称：“我国军剿匪工作至此已达九仞一篑之时，只要我将领在今后一年期内，淬励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则滔天大祸敉平于一旦，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转见《蒋介石内战密令——侍天字第七十号》，1946年12月30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卷)，第270—273页。对此，其参谋总长则估计：“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问题。”《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8日。

不论国共双方这时的估计谁对谁错，国共两党自1936年以来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之久的谈判就此划上了句号。马歇尔灰溜溜地走了，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和国民党争天下了。于是，这回连打打谈谈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两党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只能诉诸于战争。国共之间的问题重又回到了它本来的起点，只是一切条件都改变了。

第十章 北平和谈：不可能的尝试

从1936年到1946年，即从抗战爆发前夕到抗战结束之际，国共两党之间就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几乎是“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周而复始，以至无穷，谈判到底还是以破裂告终。始终以主人自居，不容他人卧榻于侧的国民党，只能诉诸武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而坚持夺权目标，纵使一支枪、一粒子弹也绝不放弃的共产党，也是针锋相对。国共妥协，除非强弱悬殊，或有列强联合干预，否则很少可能。然而，让蒋介石等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被他们视同“乌合之众”的共产党，何以越打越多，越战越强？仅仅两年的时间，不可一视的国民党就不能不屈“尊”向共产党企求和平了。历史骤然之间就颠倒了过来。只是，如同国民党当初决不允许共产党分享权力一样，共产党同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仅如此，当毛泽东确信自己已经有绝对的把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他难道还会犯蒋介石所犯过的错误吗？1948年底，当国民党的求和运动还在酝酿之中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讲述了一个因怜惜毒蛇而致死的农夫的故事，提醒全党穷寇必追，切不可心存丝毫同情，以至于放纵了“蛇一样的恶人”。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68－1270页。当然，中共也并不反对和平，只是，它所要求的和平，是以国民党投降为条件，即是建立在根本废除旧法统和根本取消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上的。结果，1949年春暖花开之际，国共和谈的历史剧又再度登台演出，依旧是以破裂和战争为结局。不同的是，这一次乾坤颠倒，已经有二十年执政历史的国民党，其政权力量绝大部分被共产党所消灭，少部分则被迫躲去了台湾岛。

1.反蒋和共的密谋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其不仅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全歼了国民党东北守军四十七万人，占领了全东北，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成功地发起察绥战役、济南战役、荔北战役及郑州战役，夺取了包头、郑州、开封和差不多整个山东。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发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国民党分布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和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线上大约一百二十万人的庞大军团很快陷入了覆灭的深渊而无以自拔。这种情况顿时使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也迅速发生内讧，求和之声自然日盛一日。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大批被歼，意味着蒋的力量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使得长期以来就对蒋介石不满的桂系将领白崇禧等颇有些兴灾乐祸。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反蒋和共的密谋，而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积极加以推动与配合。

1948年12月25日，身为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首先发难，连电蒋介石，力主：“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转见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826，827页。同时，白崇禧鼓动他属下的两湖军政领导人联名电蒋主和。此等文电，形在言和，意却在倒蒋。白随即还电邀与李济深等，以及关系密切的原桂系重要领导人之一黄绍竑，前往其所在地武汉密商行动步骤，并派其亲信刘仲容赴上海同中共方面进行接洽。正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这时也看准时机，鼓动白崇禧公开反蒋。在他托立法委员、同为桂系重要人物的黄启汉转给白崇禧的密信中，明确主张：“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而今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李济深致健生兄函》，1948年12月12日。

就在白崇禧向蒋介石发难的当天，中共中央公开宣布了“头等战犯名单”，之后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示了准备反对一切所谓“和平”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必欲根本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并同时宣布即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68—1270页。

军事上的严重失利，白崇禧等人的发难，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终于迫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要他们去见同是桂系领导人的副总统李宗仁商谈应付办法，其意在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此，李宗仁虽吞吞吐吐，但结果却商定三条：（一）蒋下野；（二）由李代总统宣布和平方针；（三）计划实现和平的具体步骤。蒋介石于当天见到三条意见后，虽对桂系落井下石大怒不已，但面对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烂摊子又无计可施。不得已，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中，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其“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但是，为了约束李宗仁等可能采取的和平行动，蒋特别在其文告中，就和平谈判的问题提出了五个前提条件。这就是：

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

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

三、宪法不由我而违反，宪政不因此而受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保存，法统不致中断。

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

五、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蒋介石强硬宣称：如此等条件不能达到，国民党“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

十分明显，蒋介石虽不能左右大局，违心赞成议和，但也决不想因自己下台而促成李宗仁等人的议和。受蒋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宣部此时发布的指示把蒋介石这时的心理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参见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

对于蒋介石的“和平”文告，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看不上眼。他明确认为蒋介石的文告仍旧是“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 肯尼斯·雪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页。中共中央对此当然更不会理会。但面对国际国内和平之声四起，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反蒋势力积极活动谋求和共反蒋的情况，中共中央完全不考虑变换一下策略似乎也不大可能。

1月9日，苏联政府得到积极准备接任代总统一职的李宗仁通过外交部递交的政府备忘录。该备忘录直截了当地要求包括苏联在内的美、英等国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停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0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和以往一样，苏联不愿意给人以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因此让美国人再度参加到中国事务中来。在了解到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和谈的情况之后，苏方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它要求国民党了解，这件事归根结蒂要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其草拟的复文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而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不必坚持拒绝和谈，但有必要让国民党知道，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参与调停。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的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他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转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做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做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从来是，现在仍然是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

对此，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他强调，苏联方面也并不认为目前举行和平谈判是最好的方法，他们建议的目的其实也是破坏和谈，特别是要阻止美国人的介入。而没有外国的调解，比如没有美国的调解，甚至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的和平谈判，在国民党方面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关键的问题，是应当把和平的旗帜抓在自己的手里，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同时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使国民党无法从谈判中获得希望。同上页引。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转而于1月14日针对锋相对地提出了根本否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八项条件。这就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声称：“如果南京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80页。

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其实无异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但这一声明的提出，同时也迫使中共方面不能再无条件地拒绝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尽管，毛泽东这时多半并不相信南京政府能够接受这样一些严厉的条件，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宣传策略，相信它不过是“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并不改变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目标。故毛泽东断言：“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情况竟由此发生了某些毛泽东预先没有估计到的变化。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长江北岸，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及其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开始暴露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之下。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更加急切地寻求建立与共产党的联系，力图借机与共产党联手彻底打倒蒋介石。白崇禧尤其急不可耐，竟先后派出刘仲容、黄绍竑、黄启汉、李书城、刘仲华等多人，分别前往上海、香港等地寻找中共关系。一时间桂系领导人决心联共反蒋的情报如雪片飞来，各地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纷纷致中共中央，询问如何应付。

有关白崇禧反蒋决心表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秘密赴港联共的黄绍竑了。黄首先致函李济深请求帮助。函称：

任公赐鉴。极密。健兄反蒋早具决心，以事机未熟不敢发动。因此绍对尊函未能即复，更不便回港。上月有日健兄首以主和电报致蒋，意谓蒋是和平罪首，主和实乃倒蒋之一法也。蒋接电后至为震动，一面派岳军、文白、礼卿与德公洽商下野办法，以敷衍武汉，一面突发元旦文告，盖欲以和平攻势缓和和平运动，欲以不能障碍和平之条件杜塞和平之门径，冀可卸除其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也。齐日应邀抵汉晤健兄，佥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特托为其全权代表，负责向公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联络。兹请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临行并郑重表示：（一）欢迎中革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负责代陈，请早示复。绍亲叩寒子。 《黄绍竑致李任公函》，1949年1月14日。任公，李任潮，即李济深；健兄，白健生，即白崇禧；岳军，即张群；文白，即张治中；礼卿，即吴忠信；德公，李德邻，即李宗仁。

因此时李济深已经北上前往华北参加中共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绍竑未能见到李济深。但这时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黄琪翔，将黄给李的信交给了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并使双方秘密会面。黄绍竑对潘讲：白已决心和平，并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仍无成功可能。黄并且说，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前已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绝无美国背景。

与此同时，李宗仁见到毛泽东1月14日声明之后，也通过刘仲华秘密转告中共上海方面的代表，说明他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动作。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文义致竺声电》，1949年1月20日。

面对国民党内部出现的严重内讧，考虑到争取桂系反蒋有利于部队迅速向长江以南推进，毛泽东当即决定同意与桂系将领进行秘密接触，了解双方联合对蒋的实际可能性。毛泽东在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给香港潘汉年的电报中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周、李致汉年电》，1949年1月20，21日。21日，中共中央通知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人对白崇禧是否确实想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还是多少存有疑虑的。因此，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出现蒋介石公开下野，而由桂系出面支撑南京局面的情况。但事实上，白崇禧的联共主张，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蒋介石决不会自动下台的估计上的。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桂系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立即使事情发生了某些变化。尽管李宗仁仍旧派刘仲华转致书信给毛泽东等，表示：虽“代主政事”，但仍“决尽绵薄谋和平之实现，名位权利绝不计及，亦绝不为特权做掩护，求外援之支持”，但李、白显然或多或少地对乘机扩大政治影响并使桂系独立地发挥作用一点，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联合反蒋之事闭口不提了，他们反倒接过蒋介石引退前两天行政院提出的“先停战后和谈”的口号，站在延续南京法统的地位上，开始主张“迅速推动和谈”了。《李宗仁致毛、朱、周、叶、林、聂诸先生函》，1949年2月23日。前此与中共商定的经过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接通关系的计划也因此而告中止，联络工作正式通过李宗仁主持下的南京政府来进行了。白崇禧在给其谈判代表黄启汉的指示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双方应当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争取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因此，他在1月22日给李济深的信中竟力主中国将来之事，不应取决于中共，而应“由国人公意抉择”。函称：“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白崇禧致李济深函》，1949年1月22日。

和平谈判，不论是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是与李宗仁的南京政府，自然都不是中共所希望的。甚至当在华北预备参加新政协的各个民主党派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纷纷致函致电中共中央，告诫中共“行百里者半九十”，坚决反对任何和谈阴谋。故当李宗仁托人秘密要求中共“和缓攻势，开始和谈”时，中共代表明确予以拒绝。不过，由于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开创了一个依照共产党的条件不战而胜的重要先例，中共亦开始对逼迫李宗仁等以南京政府名义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从而在政治上摧毁其法统地位，抱以某种希望。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党反动营垒混乱已极。蒋仍在暗中指挥，企图以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进行和平攻势，掩护他重整第二阵容，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蒋好再起。目前国民党宣传广播机构，即依此方针进行挑拨和破坏，而蒋系军队亦正纷纷由江北向苏浙皖后撤。因此，李、白与蒋系裂痕正在扩大。我们的方针是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为欲达此目的，必须公开地揭露李、白同样是战犯的罪状，取消其现有的资本，压其与蒋系公开破裂，然后方有可能迫使李、白向人民低头。”《中央致高、李电》，1949年1月30日。据此，中共在香港和上海的代表明确告诫李、白：“只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完全接受和实行毛主席八项条件，与我们一道反对美蒋，彻底消灭蒋贼残余力量，并直接派人至前线与人民解放军负责人接洽进行，如此方能与美蒋反动集团分开，取得人民谅解。”潘汉年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原则，于1月24日再见黄绍竑，特别说明：“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否则，一切空谈均于事无补。李济深亦根据中共意愿，公开函告李宗仁：“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李济深致李宗仁函》，1949年1月28日。

1月28日，白崇禧终于再派代表李书城前往郑州转达他的意向。据李书城说，白崇禧对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宣布的战犯太多，他白崇禧不应包括在内。白崇禧表示，他仍愿联合中共军队共同对蒋系作战，他的部队可以充任江南反蒋之先驱。但他希望中共能同意不改编其军队，只接受解放军之名义和指挥，并希望能够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不过，李书城承认，既然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改编军队自是天经地义，只要对白加以压力，不怕白不接受改编条件。只是对白应讲求方式方法，对白本人亦应从宽处理，允其立协赎罪。 《刘、陈、邓致军委电》，1949年1月29日。

当上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幻想明显地多了许多。他一面迅速指定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为政府正式的和谈代表，一面则很快组织了一个沪宁民间人士的人民和平代表团，准备先行前往华北向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他甚至直接致电毛泽东，宣称：“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罪人矣。” 《李宗仁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27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但要与中共谈判，必须接受中共八条，这一点李宗仁也并非不明白。

1月27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刘仲华、白崇禧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在北平西郊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

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

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

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

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刘仲华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指出李、白在京沪一带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候镜如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一个军，另外还有五十五、六十八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对此，周恩来明确指示称：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中央致彭、叶并告林、罗、聂电》，1949年2月1日。

对于中共中央的建议，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华当即表示：“李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而上海中共情报人员也秘密报告说：桂军总共虽有三十万兵力，另外又在广西征兵二十万之多，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之防守，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在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一切海陆空指挥实权，“故李在南京已成光杆”。李对中共的建议深感为难，他曾声泪俱下地对其秘密联络人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已，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的实力，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却完全不可想象。他说：“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不过，李宗仁厌恶蒋介石是一回事，要他根本抛弃国民党，投降共产党，则又是另一回事。在黄启汉回宁向他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后，他口头上表示：（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五）对蒋问题，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与此同时，他还是委婉地要求中共八条中有关战犯一条要略加变通，因此项目前事实上难以实现，非新政府去做不可。

2.李宗仁的和平运动

在李宗仁上台后，即开始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给中共施加影响和压力。南京、上海方面的部分政治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鼓动，也迅速掀起了一阵促和之风。先后有两个所谓“和平代表团”风尘仆仆赶来北平，劝说中共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法来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对于此种代表团，中共方面为便于进行分化和宣传工作，均予以了接待。

2月4日，中共首先同意在北平接待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但仅给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并要求代表团必须首先报告代表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并不得有记者同来。在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之后，南京的这个代表团于2月6日来到了北平。该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首席代表为邱致中。该团成员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

7日，中共代表叶剑英与南京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8日又进一步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长谈。吴裕后等以书面形式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要求答复。其中心内容在于责问中共：既然国民党政府已经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应消极？为何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及地点？为何不考虑战争给人民给国家带来的痛苦？多数代表也表示：他们之求和，是因为担心战争再起。事实上，战争根本上不能有损蒋介石等国家战犯的生命财产，倒霉的只是人民。相反，和平谈判对中共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南京政府暴虐无能，早为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且利用桂蒋矛盾，首先解决桂系，进而以联合政府名义明令讨伐蒋系，名正言顺，更容易根本摧毁蒋系残余。据此，南京代表团特地致送《和平谈判纲领》一份给中共中央，请其考虑。其提出之“和平谈判”步骤如下：

一、双方各派全权和谈代表，即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并请公正人士参与调停。

二、双方参战军队即刻停战，未参战者止于原防。

三、双方即刻停止一切宣传战，同时释放政治犯，开放言禁，并下令停止征兵、征粮、征购、征借。

四、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

五、和谈及新政协地点在北平。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和平谈判纲领》，1949年2月8日。

经叶剑英等分别解释后，代表团成员纷纷开始承认中共确有和平诚意，一些人并转而相信和平的真正障碍仍在南京。他们并且开始对李宗仁在南京并未能采取具体区别于蒋介石的政治措施表示不满。当然，代表们仍旧纷纷建议利用桂蒋矛盾，其建议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相信蒋无和平诚意，李、白亦不足望，但蒋、桂矛盾应该利用。

二、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

三、与桂系和谈成功，则西起宜昌，东至上海，即可解放，如此蒋只剩赣、闽、粤、台四省，如此则不仅更容易取胜，而且可以大大减少人民和解放军的各种损失。

四、以李宗仁为对象，表示全面和谈姿态，依据轻重缓急首先解决局部问题，有利于争取江南民心，并能够对蒋系起到分化瓦解作用。

对此，叶剑英再度表示：中共确不反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问题在于能否获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桂系今后的行动确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立场上，并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的目的，中共不会予以拒绝。叶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希望代表团能够对天津和上海间恢复通航通邮及商业上的联系发挥作用。但对代表们所提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旧中央的说法，中共中央显然不以为然。 《中央转发华东局、刘、陈、邓、粟、谭电》，1949年2月10日。

2月11日，南京代表团返回南京。临行前，在取得中共方面同意后，南京代表团在北平发表了该团发言人的声明，说明代表团此行已向中共转达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并获知，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中共准备与之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进步日报》，1949年2月10日。

三天后，即2月14日，又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也来到了北平。该代表团原本是由桂系政客甘介候筹划组织起来的，甘并打算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身份随团前来参加谈判。但因甘介候自恃有李宗仁支持，竟通过中央社于2月5日扬言：代表团此行“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致使中共方面极为不满，公开指斥其为狂妄，因而反不能前往北平。因此，最终参加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四人。但同机到达者竟有二十五人之多。因四人均身份较高，各有秘书随行。他们分别是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并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另外同行者还有代替甘介候前来的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作为参与联系南北通航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

这个代表团显然与前此的南京代表团不同。它的成员均为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并且年事已高。其中，颜惠庆七十三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章士钊六十八岁，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七十二岁，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及历届国民参政员。邵力子，六十八岁，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等职。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自然颇为重视。当即决定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接见，谈话则主要由叶剑英进行，并且“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

15日，叶剑英、徐冰分别以北平市正副市长的名义拜会了颜、邵、章、江及黄启汉等。晚间，二人又设宴招待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也都专门出席作陪。

在与四人的谈话中，叶剑英说明了中共愿意和平的诚意，但强调了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叶指出，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是第一条，其实第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会提出的，战争的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至于战犯名单则并非不可改变，问题在于被列上名单者要想洗清罪责，必须将功折罪。只要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他的问题。比如傅作义，原本也在战犯之列，但在此次北平和平解放中对人民有功，人民就重新考虑他的问题了。因此，就战犯问题而言，功是功，罪是罪，我们共产党一点也不含糊。对此，颜惠庆等则坦率地说，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因为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中国确需改革，当年他们都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如果中国共产党仍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中国还能指望谁呢？他们并不在乎哪一党出来执政，因此他们衷心希望中共成功。只是他们认为领袖不能走得太快，因为人民觉悟有限，不能天天跑步，无论在道德上、知识上都还跟不上共产党。换言之，问题要一步一步解决，不要操之过急。比如中共的条件似乎就可商量，如可否将战犯一项移后一点？章士钊和江庸都认为，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他一看就知道和平不能实现。目前无论如何应该造成和谈的环境，大家见见面，使主战派而不是主和派陷于孤立，因为国人都希望和平。对于叶剑英提出的关于蒋仍在幕后指挥，蒋、李究竟是不是演双簧的问题，邵力子的估计是，蒋、李不是演双簧，蒋并不想放弃政权，一方面不引退没办法，另一方面对李在台上又不放心。而章士钊虽也认为蒋、李不是演双簧，但却估计，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在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因此争取桂系实属必要。

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收拾掉了，它这时当然不会把桂系的三十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和李宗仁和下来的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言以蔽之：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章士钊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对此，毛泽东大为不满，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出来的”，当然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共代表，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月27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中央致林、罗、聂等电》，1949年2月19日。

在随后两天中，叶剑英等进一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四位代表进行了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基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四人所提出的希望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要求。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及颜的私人医生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八人前往石家庄外的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据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主义。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与颜、邵、章、江协定要点》，1949年2月24日。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于代表们的意见是做了某些让步的，因此四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平后，都深感兴奋。27日，上海代表团携以上八条返回了南方，随即向李宗仁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

中共中央这时开始对利用李、白和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白的重要代表，同时也同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线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也要刘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不仅为此拒绝了美国准备运往中国的大批军火，而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谁反对即消灭谁”。他只是希望中共给他以时间，因他正极力促蒋出国和逼迫反对退让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但实际上，由于李、白这时成功地搞垮了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了政府，因此对于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也并不死心，因此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而至还企图拖延时间，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变得对他们更有利些。惟对蒋之破坏，他们是决不甘休的。然而这时他们却错误地以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已经众叛亲离，并不难于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估计，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找到了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此举立刻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本来，中共早就得知李宗仁准备改组行政院，并找过顾孟余，顾秘密征询中共意见时，中共中央曾明确表示“只要顾孟余能协助我们和平接收京沪杭区，防止蒋党破坏我们，不反对他出任过渡时期的行政院长”。不想，李宗仁最后竟找上了何应钦。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月11日致电李，力主：“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力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黄启汉致李宗仁电》，1949年3月11日。

然李宗仁却于颇为乐观。他在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找何主要为了好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16日，李又复电黄启汉具体解释说：

今日揆诸国际国内、客观主观之形势，国共双方舍弥战谋和，别无其他途径。亦惟有循此努力，吾人庶可免为国家之罪人。故弟自主政之日起，切取决心争取和平，只以复杂因素作梗，若干措施未能顺利推行。但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李宗仁致黄启汉电》，1949年3月16日。

李宗仁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有把握呢？至少，在13日他与刘仲容、刘仲华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找何应钦并非真的是因为他相信蒋介石已经不成气候，何应钦非听他的不可。在这次谈话中，李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代，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刘仲华明确告诉他，中共方面已再三警告过，不要向中共提出不过江的问题，中共军队不仅要过江，而且台湾、海南、广州、昆明都要去。李辩解说，他并无其他的企图，只希望中共能够先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不成，那时中共再过江也不迟。

尽管中共清楚地了解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还是对争取李、白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22日密告李：（一）速以桂系可靠部队一个师守卫总统府，严防蒋系于情况紧急时对其暗算；（二）不要惧怕我军渡江；（三）速以谈判代表内定人数及名单即日电告；（四）告白不要占平汉路；（五）李本人必要时可与中共中央直接商谈；（六）要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李对此虽一一承诺，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唯对中共军队过江事却避而不答。其反于12月5日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中共军队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和谈，免生枝节，而顺民意”。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相信李、白对联合反蒋的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因此，中共中央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推进，等候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同让给自己，惟对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地之敌仍应消灭之。

3.南京代表团的困境

3月15日，在与何应钦等协商后，李宗仁决定开始正式组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26日，中共中央也决定了中共方面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他们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增加聂荣臻和李立三）。同日，李宗仁根据中共中央要求，通过电话也最后告知中共方面南京确定的正式谈判代表和顾问的名单，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顾问是：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于振瀛（于实际未参加）。代表团并设秘书长一人，即卢郁文，和秘书十人及随员五人。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接连举行会议研究谈判方案。会议决定组成和谈指导委员会，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其成员有：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吴铁城、朱家骅、顾祝同、张群、徐永昌、孙科等十一人。会议并决定接受中共中央所提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但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个最后退让的“原则性限度”的腹案作为代表团谈判时的参考。该腹案的基本要点包括如下：

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制定新宪法时南京政府应有相当比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应与前项合并讨论。

四、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至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须另行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实施条例办法。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定实施条例办法。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会议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应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谈判开始前，就地停战。 《李涛致达观先生电》，1949年4月5日。达观即白崇禧与中共约定之化名。

南京政府的这一方案，明显地是与中共中央的八条不相容的，与上海和平代表团与中共中央所商定的条件也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坚决反对与中共谈判妥协的蒋介石在张治中19日飞到溪口送给他看过该腹案之后，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蒋经国亦向张治中预言：“和谈绝不可能成功”。或者是中共暂时放宽尺度，各个击破，“将来这批做和谈梦的人，自己一直到死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或者是中共“坚持八条，使谈判破裂，将罪责归到国民党身上，以迷糊人民”。可见信誓旦旦表示准备与共产党里应外合的李宗仁，这时对谈判有一种很不实际的幻想。他多少相信自己还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希望谈判能够在比较体面的条件下达成妥协，从而在国民党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最终取蒋而代之。他甚至试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至少使共产党的军队不致很快过江，平等地协商解决江南问题。当然，李宗仁多少还是意识到了达到这一目的的难度，在代表团离开南京前一天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包括李宗仁、何应钦在内，与会者的情绪颇为悲观，几乎没有人怀疑，国民党在战场上争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争不到。李甚至对黄绍竑私下表示说：此次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论如何要和下来。“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刻，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使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

4月1日，南京代表团前往北平。和头一天晚上的情况相反，南京机场上官盖云集，夹道欢送的气氛相当热烈。与此相反，当飞机飞临北平机场上空时，代表团本以为也会有同样热闹的场面，因而特地命令驾驶员盘旋两周以示礼貌。不想，下飞机后，发觉机场上竟冷冷清清，几乎没有人欢迎他们。这种极其强烈的反差，加上北平各种报纸仍旧激烈地攻击国民党蒋介石的情况，更使代表们尴尬万分。他们由此更加意识到谈判任务的极端艰巨。

1日下午，周恩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前往代表团所住的六国饭店去看望各代表，并随即举行晚宴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气氛稍有缓和。但周恩来饭后严厉地提出张治中临行前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一事表明，中共中央对于代表团到来的背景是颇有怀疑的。张治中对此不能不尽力加以解释，说明见蒋主要是形式上的礼貌问题，其次是借此消除和平的暗礁。张治中表示，他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关键只是面子上要过得去，只要中共能让他交代得过去就行了。

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章士钊直截了当地告诉林伯渠：“如战犯问题不放松，则有两点顾虑。（一）在人情上说，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杀老子，恐怕五个代表决不肯签字。（二）从利害观点讲，目前蒋介石尚有残余力量，美国和日本又窥视在侧，如逼得太紧，即是促成蒋系团结。”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鉴于此，代表团不能不致电南京政府说：（一）和谈期间共军不渡江；（二）整军问题须放弃私人军队，编成人民军队，至于数字问题可从长商议；（三）与中共约定，在和谈未完成前，所有内容，绝对保密。唯战犯问题中共毫不放松，并对张文白溪口之行极为不满，认为这显然证明蒋仍在幕后指挥。经过会商，南京代表团决定依据下述两点进一步与中共代表协商，即（一）战犯应受处罚，但不必正式提名，如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做有益贡献者，可以酌情减少或撤销，反之，再列为战犯不迟；（二）渡江问题可并入中共八项条件的第四条，签字后不必马上渡江，但亦不必拖至联合政府成立后。

由于南京代表团对于中共中央八项条件的态度与前此的表示相差甚远，中共代表的态度也表现得十分强硬。中共代表不仅坚持八项条件毫不让步，而且这时的北平共产党报刊还接连刊登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攻击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张治中等人，这样一来，双方的关系自然变得有些紧张，而南京代表团更是显得极为不安。但是，中共中央的策略实际上还是亦文亦武，一打一拉。只不过，眼看长江快到涨水期，中共中央开始有些不那么沉得住气了，解放军开始再度向长江北岸关键地段迅速推进。当白崇禧几次三番来电要求中共“先行停止军事行动”，“以昭大信于天下”时，毛泽东亲自拟电转告白崇禧：

　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于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 《李涛致达观先生电》，1949年4月5日，转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下），第474—475页。

不难看出，中共方面已经在要求桂系领导人秘密实践他们前此所做出的联共反蒋的许诺了。只不过，他们尚未逼之过急。当白崇禧两次来电说明安庆一带撤退事须请示李宗仁，并“因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 《达观致李涛先生电》，1949年4月9日；《志廉转达观致毛、周两先生电》，1949年4月9日。志廉即白崇禧私人代表刘仲容之化名。后，中共中央复又指示部队：“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 《军委致刘、张、李并告总前委》，1949年4月10日。但中共方面仍旧通过黄启汉等强硬地转告李、白两人：在和谈期间中共军队固然暂不过江，但和谈后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希望李、白不要再对美蒋抱有任何幻想和恐惧，白崇禧应在武汉、安庆一线与中共军队密切合作，李宗仁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离开南京，并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同时，他们还经过李济深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派朱蕴山等人专程前往南京去对李宗仁做工作，劝告李、白立即转到共产党一边来。而李宗仁这时出于提高自身影响的考虑，急于与共产党达成协议，自然也极力向中共表白其联共之诚意。其4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明确说：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李宗仁致张长官文白转润之先生电》，1949年4月7日。

无论李宗仁焦心若何，在北平的和平交涉始终进展缓慢。中共代表在战犯和渡江等问题的强硬立场，在南京代表团的代表们看来，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在几度交涉之后，代表团成员竟渐渐感到绝望，一再谈到回南京的问题，但终于下不了这个决心。张治中的话反映了多数代表此时的心境：“既来之，则安之，我没有别的，只是希望……和约不要像个投降文件，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但第一条指战犯问题。，我们决不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再说，这也是史无前例。”

此时的和谈，其实始终没有过正式的会谈形式。中共的做法是分别交谈，各个击破。由于是个别交换意见，加上李济深、傅作义、邓宝珊等众多在北平的原国民党人士反复协助工作，代表团内部的几乎所有顾问又积极附和中共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对代表团的思想情况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们并不担心代表团会采取一致行动。周恩来就明确说：不要怕代表团发牢骚，张治中和代表团都不会走。因为南京有六靠：靠美帝、靠蒋、靠和平攻势、靠广西军队、靠南京和平官僚。但这些都靠不住，最终只有靠中共才有办法。所以他们只能与中共谈。而中共也愿意与李、白谈。他明确告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共的政策是拉过李、白，孤立美蒋。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了。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张治中，三个人面谈了四个小时。概括毛、周的意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使几天来始终处于极度不安和紧张中的张治中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他仍不禁自问：“毛先生突然找我，条件放松，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这种突变，是何缘故？”无论如何，张治中对这次谈话感到由衷的满意。他表示：“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张治中甚至在毛泽东面前承认，国民党已经根本完蛋，基本上是走错了路，所以才会有今天。

张治中从西山回来后，立即于当天上午召集代表团开汇报会，说明了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整个代表团都深感释然，相信和平有望。相反，代表们开始担心南京的谈判指导委员会是否会承认这样的条件，他们会不会再去向溪口请示一番？

章士钊：如交指导委员会讨论，他们要向溪口请示一番，岂不完蛋？

张治中：吴铁城、孙科在广州，朱家骅在南京，这些家伙很讨厌，指导委员会开会时，不通知他们就好了。

黄绍竑：对。孙、吴不必通知，朱家骅不让他知道，顶多得罪两三个人。总之，我们代表团根据方案，先加讨论，并提出具体办法，带赴南京，如南京不予通过，那我们代表团就不干了。

金山：倘朱家骅等不参加，但指导委员会仍要向溪口请示，怎么办呢？

邵力子：如黄季宽先生返南京，告诉他们，为文白先生溪口之行，几乎使和谈破裂，此事严重性太大，季宽先生如能说得厉害些，此事当无问题。

屈武：同意邵力子先生的看法。

刘仲华：同意。不过无论如何，只要李德邻先生来平，大事自可定局。

经过反复讨论，代表团决定届时派黄绍竑亲回南京对此加以阻止，并争取接李宗仁亲来北平签字。随即代表团致电南京，报告了张治中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并附两点意见：（一）渡江问题，中共很坚持，恐势在必行；（二）请李、何千万保守秘密，以免主战派破坏。《和谈代表团致德邻、敬之两先生电》，1949年4月8日。

其实，南京方面此时的政情是异常复杂的。还在4月2日，坐镇溪口的蒋介石就向迁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了关于和谈原则的三条指示，即（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中止；（三）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承担。蒋经国著，《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实践出版社，1985年，第172，174，181页。据此，国民党中常会于6日通过了关于和谈原则的决议，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9日，何应钦从广州致电代表团说明了决议的内容，即（一）如共军在和平谈判进行期间实行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二）为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责任，对于以往的外交政策应予维持；（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一切施行暴力之政策；（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有双方相互尊重同时实行之保证；（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按照（二）（三）（四）项原则实施为条件。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98－799页。同时，南京国防部也致电代表团，要求通知中共方面，务必立即把自和谈开始以来向前推进的军队全部撤回原来位置。

国民党中央突然提高谈判价码，使南京谈判的代表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为乌有。为此，南京代表团的成员全都愤愤不平。他们不仅知道这种做法中共绝对不会接受，而且相信这样一来必然徒增纠纷，使谈判工作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中常会的意见毫无道理，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特别是对照共产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安定、愉快，军队纪律严明，而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南京，特务横行，血案不断，军风败坏的情况，代表们更是大骂国民党主战派“真不知羞耻”。张治中斥责道：“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气愤之下，他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诉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同前引《张治中回忆录》，第800－804页。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日、10日、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 、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12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平，以便讨价还价。

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做出的五项决议。即

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

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决定。

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

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

五、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敬之致文白兄电》，1949年4月12日。

这里，因渡江问题各位代表早已向中共承诺，并相信渡江无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极为反感。而与此同时，周恩来亦明确提出，和平协定达成后，解放军为确保和平协定得到贯彻，必须占据长江下游南岸十个县左右的地区。据此，12日下午，代表团专门开会讨论自己在中共军队过江问题应有的态度。讨论中，代表们明显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认识。

张治中：渡江在原则上我们已经承认，怎么好推翻？

章士钊：岂有此理。这问题我们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认，怎能说话不算数！

邵力子：战犯问题恐怕南京也会有问题吧？因为电文中说的是战争责任，非“战犯”也。

张治中：这问题倒还有法说得通，渡江事伤脑筋。

邵力子：我主张打电报给他们说，拒绝渡江决不可能，即要求缓渡，也很难能，让他们了解中共行市。

张治中：像邵先生所说似可不必，因为那样好像我们在代表中共说话。我们只好说我们正在和中共继续商谈中。

李蒸：渡江非常危险，如果中共大军在签字后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还怎么能行使职权呢？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

邵力子：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应，非马上渡江不可，那么我也不承认这是和谈破裂。

刘斐：不是我们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章士钊：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

李俊龙：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南京）和谈代表团会议纪要》，1949年4月12日。

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但此议尚未见诸实行，代表团就发觉此举其实毫无意义了。这是因为，当天晚上，周恩来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立即在代表团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4.不投降，就灭亡

中共起草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依照与南京代表团达成的妥协，确实没有提到战犯的名单；没有规定整编人数；同意成立整编委员会，中共四至五人，南京三至四人；同意南京政府待联合政府成立后再办移交；同意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吸收若干国民党人参加联合政府。《协定》甚至没有直接提到解放军过江的时间问题。但是，《协定》首先历数了国民党自1946年在美国帮助下破坏停战及政协决议，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然后分别依据毛泽东所提八条具体提出了实现八条的二十四款办法，明确规定人民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

13日晚10时，国共双方代表齐集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首先逐条阐明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希望南京政府代表团能够接受这个协定草案。但张治中当场表示：代表团诚意地承认国民党方面的错误和失败，但协定中有些过于刺激的字句，希望能够酌加删节；战争责任问题希望不要做成条文；更不宜在条文上规定南京国民政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辖的一个机构。

第二天，国共两党代表继续个别交换意见。同日，周恩来等专门向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具体介绍《协议（草案）》内容和南京代表团的意见，与会之各党派代表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协议（草案）》的文字及内容上，已经相当宽大，无论如何不要再让步了。但考虑到再做某些策略上的让步有利于分化桂、蒋，争取李、白，中共中央仍旧下决心对《协议（草案）》进行某些具体的修改。

14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逐一说明代表团关于取消原草案中有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之类的标题和一切“反动”、“叛乱”“出卖”之类的刺激性字眼的建议，并特别要求不写上关于过渡期内的南京政府必须对人民军事委员会负责，受其统辖之类的词句。但是，南京方面的代表们实际再没有勇气来拒绝这个文件了，他们很清楚，既然是战败者，对于这样一种最后通牒式的协定草案他们事实上只能接受下来。只是接受的结果，恐怕无论文字上怎样修饰，也不能修改得让南京方面感到满意。鉴于此，刘斐悲观地表示：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毫无希望”。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声称：“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代表团团长张治中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应该宣告自己的结束，让中共来干了。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共的条件恐怕只能接受了。连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自己：（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但邵力子对此不以为然，说：“（一）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二）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南京）和谈代表团会议纪要》，1949年4月15日。事情很清楚，时已至此，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考虑到长江水位等技术原因，中共中央决定不再施延时间，速议速决。于是，15日，周恩来在参照南京代表的意见部分修改了协定文字后，再度将修改后的《协定（草案）》交给了张治中等。在当晚9时举行的正式谈判会议上，周具体说明了协定修改的内容。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问题，周表示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系应为协商合作关系。同时周表示凡原有的带刺激性的字眼儿，都已去掉，包括连每条原标题及“首要次要”等字眼儿都去掉了。但军队改编、政权接收等则不能改变。周恩来并告诉南京代表团：这已是中共方面最后定稿的文件了，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周恩来特别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好战分子，不相信有什么办法能够感动他们，他们对和平协定的破坏与阻挠是必然的，无论协定成败与否，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如何对付他们和打击他们的阴谋。中共之所以必须过江，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协定不成，解放军立即以武力的方式过江；协定达成，解放军也要和平地过江占据长江下游十个县的地区，以使任何敢于破坏和平协议的国民党军队不能不有所顾虑。

周恩来的解说，标志着南京代表团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完结。在张治中看来，他们对中共的这一最后文件，“只是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拉倒”，“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因此张治中只能表示请示南京“作最后的决定”。不过，他也承认：“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见前引《张治中回忆录》第839页。

修改后的协定条款与前此的协定草案对照如下：

修改前的文件修改后的文件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军队，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文化、外交等项反动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

第一款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反动的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首要及重要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解放革命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还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重新处理。

第二条废除伪宪法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解放革命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

第四款《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废除伪法统

第五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都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应予废除。

第六款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将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第七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改隶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和指挥之下。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全国性的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还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重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都是违背民主原则的，应予废除。

第六款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将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辖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中略）

第九款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改隶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和指挥之下。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辖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中略）

第九款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有权命令南京国民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

（中略）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

（中略）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

（中略）

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第十九款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府、院、部、委、会等项机构，应暂予保留，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

及中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中略）

第六条

（中略）

第七条

（中略）

第八条

第十九款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府、院、部、委、会等项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有材，给予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除不愿改悔的反动分子及声名狼藉的贪污分子以外，其他一切人员，均应给以适当的安置，不使流离失所。

（中略）

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下略）

第二十款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才，给予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其他一切人员，均应给以适当的安置，不使流离失所。

（中略）

第二十三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下略）

南京代表团对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分歧。少数人的意见多半可以用刘斐的概括来说明，即《国内和平协定》严格说来只是一个“宣判书”，它列数国民党罪状，真是罪大恶极，千恶不赦，数完了罪状之后，还要你在自己的罪状上签个字；同时，它又是一个“投降协定”，掷给战败者，要你在自己的降书上签个字。因此他们相信，在南京看来，打也是完，不打也是完，只好索性“玉碎”了。但另一些代表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南京和了也吃不消，不和更吃不消，两害相权从其轻，就只有和了。况且李宗仁当初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管怎样也要和下来”。但无论如何，成王败寇，不投降，就灭亡，代表们几乎一致相信已别无选择了，只能全力劝说南京接受协定。于是，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4月16日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李宗仁显然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种结果，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南京现在的气氛下，批准这样一种协定的结果，不仅在上海、南京会迅速造成政治上、军事上的严重混乱，而且在桂系内部也会使自己陷入严重困境。事实上，白崇禧一看到黄绍竑带回来的《国内和平协定》关于军队整编的内容，当时就表示坚持反对。因此，尽管黄绍竑提醒李宗仁：周恩来明确警告他和白崇禧应当自拿主张，千万不要请示蒋介石，而李宗仁本身就无法接受这种协定，自然将周的话置之不理。他明确告诉黄绍竑：以后不要再提接受中共协定的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任何陈述可以转变他们的既定方针的。 《黄绍竑致德公函》，（香港）《文汇报》，1949年5月25日。随后，他立即向何应钦等人通报了中共的和平协定，把问题丢给何应钦去处理了。当然，何应钦也只能把它推给蒋介石了事。

就在黄绍竑等回宁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在溪口看到了黄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蒋明确认为必须拒绝中共条件，但同时又不得不决定提出复案与中共继续周旋。他很快于当天拟定对付原则如下：

甲、提出具体相对条件复之。

乙、不提出对案，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其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应由共匪负之。

丙、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政府而实行其共产专制政府。见前引《张治中回忆录》，第838-840页。

由于意想不到中共会提出如此条件，深感沮丧的李宗仁一连几天连开会的勇气也没有。直到得到来自溪口的指示，他才接连召开桂系将领、立法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等各种秘密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的倾向可想而知，李宗仁立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代表团更是受到全面攻击。对此一形势缺少了解的代表团，还想尽最后的努力，因而一面再向中共请求缓以时日，一面再电李宗仁与何应钦，痛陈利害。电称：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游移可能，明知此事屈辱至大，然一念及破裂后之重重困难，军队及人民生命财产诸无可恢复之损失，今及时了结，似犹有把握民意两害取轻之充足理由。中共谋定而动，大势难回，逆争凭力，顺受仍可讲理。同人以为哿日二十四点以前，必须提出同意签字意旨，惟保留文字上之修改，并同时声明，短期内成立整编委员会，商讨共军过江问题。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从来历史上之大转变，其关键往往不在本事利害得失，而在不转变又将如何？我方疮孔百出，思至后果，不寒而栗。幸公截住众流，当机立断，万不得已，须公亲来北平一行，宜亦不辞。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见前引《张治中回忆录》，第846页。

然而，就在代表团发电之后不久，南京中央社的广播就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8日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1日以后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6日所做出的有关谈判的五点决定内容。有鉴于此，黄绍竑在劝说李宗仁无效后，20日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并远避香港。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以李宗仁、何应钦两人名义发给南京和谈代表团的电报到达北平。电报依照蒋乙案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电称：

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论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风，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所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更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招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抑必造成仇仇相报永远欲杀之悲惨局面。……该项协定，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之谓，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队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弥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以忍出此？

来电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并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以表明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同前引《风雨中的宁静》，第181页。

当然，由李宗仁、何应钦共同署名的这封电报还并不能完全反映李宗仁此时的复杂心态。在李宗仁随后致章士钊和邵力子等人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其比较真实的想法。该电称：

中共方所提之协定，其全部精神上在使政府与北平完全看齐。弟个人纵可不避怨尤，不惜牺牲，予以签署，姑不看其必然遭遇重大之反对，即执行上因各地之抗拒，亦必无避免使用武力，终致长江以南仍难免除战祸，地方秩序之混乱与人民之痛苦将至不堪想象之程度。谋和适以造乱，弭战反而战，且由于协定条款苛刻，刺激情感，徒然增长顽固派之气焰。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闻敬之兄宣读协定全文后，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不敢有所主张。似此情形，弟不仅独难排众议，抑且显背初衷。中共如不能重新考虑，使政府不能接受，终致和谈破裂，弟个人固可飘然远引，以谢罪于国人，其奈渴望和平之人民，竟重罹浩劫何？为今日之计，惟望吾兄等善为辟复，详陈利害，庶尚留斡旋余地，则弟亦用尽最后之努力也。 《李宗仁致行严兄、邵代表电》，1949年4月21日。

但是，李宗仁这时既没有“用尽最后之努力”的余地，也并没有真的决心“飘然远引，以谢罪于国人”。南京政府的答复不仅意味着国共和谈的彻底破裂，而且也意味着李宗仁与共产党密谋合作反蒋计划的彻底放弃。李宗仁到底还是一个国民党人，何况他既不能支配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甚至也不能真正支配仍旧一心希望保全桂系军队的白崇禧。

1949年4月21日晨，中共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大举实施渡江战役，并迅速突破长江一线的国民党军防地，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21日，李宗仁电令张治中及其代表团全体返回南京。同前引《张治中回忆录》，第847页。但当晚周恩来在电告解放军渡江成功的消息的同时，提出了希望代表团继续留在北平为和平努力的建议，这促使深信国民党必败的张治中等再度对和平产生了一些希望。而李宗仁给章士钊的电报恰好也在这时到达，张治中等为“用尽最后之努力”，回南京之事自然也暂未提起。

22日，林伯渠正式代表中共中央与章士钊谈话，说明中共方面并不因顺利渡江就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希望代表们仍旧留平为和平进行工作。南京代表团立即据此致电李宗仁，称：

本日午前林代表祖涵对士钊声言，共方谋和诚意不因解放军过江而有所改变。并深信此举能协助李代总统，使得排除反动派，贯彻已所默认之和平主张，极望李先生不为反动派所胁走，仍坐镇南京，当机立断，电知代表团在平签字，随即商讨各项技术问题，免致兵锋扩大，使人民遭受不必要之痛苦。言时语意甚为恳挚。钊当以解放军如冲入南京，致妨李先生之安全，代表团所负责任太大为言，林君确答不至如此。同时李君立三对斐亦表示相同意旨。林、李均希望钊、斐分别以上意电陈我公。究应如何应付，伫候电示。《（南京）代表团致德邻先生电》，1949年4月22日。

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在解放军已经挥师过江，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已经近乎土崩瓦解的情况下，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李宗仁都再也没有资格主持与共产党的谈判了。

22日，蒋介石再度出来收拾残局了。他直接出面干预和制订了国民党的应对方策。在他召集的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参加的杭州会议上，国民党领导人决定，政治上立即宣告和谈破裂，政府今后唯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议。而军事上则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陆海空军的指挥权力。总统府和行政院则必须立即迁往广州。于是乎，一心希望有机会能取蒋而代之的李宗仁，彻底被架空了。

就在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李宗仁匆忙于次日凌晨撤离南京，张治中等人的电报自然也没有收到。而随着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城，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和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只剩下“玉碎”一条路可走了。

由此，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两党关系和中国政治前途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彻底宣告结束了。颇具戏剧性的是，尽管李宗仁、何应钦此后曾数度打电话和写信给张治中，要求代表团立即撤回，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团，竟因担心回去会受国民党强硬派的迫害，几乎全部留在北平，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从而演出了国共两党谈判史上的空前绝后的一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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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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