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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

作者：[德]柯德士

译者：王迎宪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2

ISBN：9787205075446

译者序

在中国近代史上，“满洲国”是最令国人难以启齿的一个名词，这民国以降最黑暗的一页，这存活了近15年、由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勾引卖身求荣的亡国奴狼狈为奸生产出来的畸形怪胎，是我亿万同胞心头抹不去的伤痛，是我泱泱大中华的奇耻大辱。

历史不容健忘，蒙羞蒙耻的历史更应牢记！

感谢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先生，这位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德国记者，写下了这本《最后的帝国》，为我们留下了见证“满洲国”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见证“满洲国”——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切开了日伪殖民统治下“满洲国”的一个剖面，以其特殊的身份及独到的视角为国人认识伪满洲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书中披露的许多史料都是鲜为人知的，有些章节读后甚至令人惊心动魄。如中国军阀为迎合美国记者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内战新闻片的需要，竟人为地导演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活活葬送了995名中国士兵的生命——骇人听闻的事件、无视生命的罪行，是世界新闻史上的一大“奇迹”，更是美国记者伙同中国军阀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大罪证。作者介绍了觐见末代皇帝溥仪的细节，使我们看到这个被日本人挟持到满洲的傀儡皇上、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亡国之君受人摆布、言不由衷的窘态、丑态；作者还以冷峻严肃的笔触，描写了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使我们在这个大战犯冷酷、阴险、狡诈的眼神后面，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在“满洲国”时间不长的游历过程中，作者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接触了各阶层的人士——日本军人、军妓、日伪汉奸、俄罗斯流亡者、中国车夫、苦力、妓女、和尚、土匪……用手中的相机（30幅纪实照片）和笔，真实地记录了“满洲国”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日本侵略者横行霸道的嚣张气焰以及中国人民不满日伪殖民统治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情景对话，生动具体。

《最后的帝国》告诉我们：所谓建设中的、“大东亚共荣”的“满洲国”，实际是一个硝烟弥漫、磨刀霍霍的准战场、一个在日本鬼子铁蹄恣意践踏下的人间大地狱。读完此书，相信读者都会有这种切肤之感。

作为译者，通篇下来，书中有两句话竟魔咒般地在我耳边挥之不去。

一句是：“对付中国人就得强硬”，这是日本人说的，是对每一个血性中华儿女的赤裸裸挑衅，也是给丧失民族气节、盲目崇洋媚日的某些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不想说日本民族骨子里就有恃强凌弱的基因缺陷，但号称“大和民族”的日本岛国的确有殖民扩张、侵略他国的不光彩历史，特别是针对我中华民族，整个中国近代史都可以见证。即便是在今天，靖国神社里的一参三拜、对南京大屠杀的矢口否认、钓鱼岛归属上的一意孤行、石原慎太郎之流的狂妄叫嚣……这些鄙华、仇华的不友好举动，尽管气候不大，但还是使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不得省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富民、强国之路在于自主发展，扩张、侵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国如此，小国亦然，日本国尤其要吸取教训。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只有正视历史，互相尊重，才能共同走上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

在这里，我还要奉劝、正告国人中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尚缺乏清醒认识的所谓“媚日派”（如果能这样划分的话），一旦引狼入室，屈膝在太阳旗下过低三下四受欺凌的亡国奴生活，你就阿Q去吧！

另一句是：“中国人的生命一文不值，”这是美国人说的，其腔调与“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如出一辙。这是国人的耻辱！

我一直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外夷猖獗、狂傲的原因，除了当权政府的无能和当时国力的贫弱之外，与国人自残、自辱和自卑的劣根性也不无干系。《最后的帝国》也见证了这一点。试想：有如此草菅士兵生命、恣意残杀同胞的中国军阀，谁又会尊重你中国人的生命呢？！有这样一批奴颜婢膝、被日寇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汉奸、败类（《最后的帝国》一书中对中国汉奸的嘴脸有十分生动的刻画）存在……东北大地的沦陷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还是拥有一批严肃认真的人……”（作者语）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民族不会垮掉，不会失去意义，不会失败。”（书中一位中国年迈老人的铿锵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自尊、自信、自强，没有铁骨铮铮的国民，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尊严就无从谈起，中国人就还会是外夷眼中的下等人、“东亚病夫”。

行笔至此，我一方面为不再畏惧外侮、日渐强盛的伟大祖国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怀揣些许忧虑：今日中国，“洋奴”是少了，但“钱奴”却多了起来，试问：“钱”就能使国人的生命价值高贵起来吗？！若再有外夷入侵，靠“金钱暴发户”就能抵御抗击了吗？！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最后的帝国》见证“满洲国”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以避免这一历史悲剧的重演。这也是译者倾心将此书奉献给读者朋友的宗旨。

作者恩斯特·柯德士先生在中国出生，是一个谙熟汉语的“中国通”，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朴素感情。《最后的帝国》一书，不仅有翔实可信的社会写实（包括纪实照片），还有作者独到、中肯、不乏真知灼见的分析和思考。虽然作为一名德国人，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殊身份，对“满洲国”、对中国社会以及中日关系的分析，在今天看来，会有某些偏颇甚至曲解之处，但瑕不掩瑜。

《最后的帝国》是国人了解和研究伪满洲国的一份宝贵资料。

作者关于中国的著述颇丰，《最后的帝国》只是其中的一本。

《最后的帝国》中文版的问世，作为译者的我深感欣慰。值此机会，我要由衷地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感谢至今尚未谋面的王阳春先生，感谢这位热心伯乐的提携和信任。同时，我还要感谢在此书翻译过程中提供了无私帮助的德国朋友，感谢一贯理解和支持我的家人。

如果由于水平所限、资料不全，导致译著出现了遗漏或错误的话，请允许我在这里向原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敬请指正。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与读者共勉！

是为序。

王迎宪

2012年初夏

完稿于德国鲁尔河畔美岑村寓所

前言

这是一本综合报道式的纪实性著作，它记录了作者周游世界最年轻的“帝国”——“满洲国”的所见所闻，力图真实连贯地描绘这一陌生的世界。

1934年3月1日，昔日的中国东北省份“独立”，一个华丽堂皇的“满洲帝国”宣告成立。“满洲国”成立的首要意义在于，使日本帝国有了一个征服亚洲大陆的跳板。

日本，这个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就赶上西方国家百年发展而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在中国直接遭遇到的却是古老的、数百年鲜有改变的中国式传统生活。这一冲突导致新的“帝国”表现出来一种独特的、不断滋生的多重紧张关系。

满洲，现在被称之为“满洲国”，其面积相当于两个德国，人口超过了3300万，人口的主体是中国人。“满洲国”距离德国约1万公里，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距离当然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虽然，我们对东亚地区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的兴趣是建立在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之上，但对某个事件进行详细揭示和阐明、给以评判、提出建议、予以推动则是专业人士要做的事，它超出了这本旅游纪实著作的范畴。本书更多的是针对那些通过阅读报刊报道对东亚产生兴趣和新鲜感的读者，满足他们进一步的求知欲望：为什么那个地方能如此多地吸引世界公众的目光，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些关于“满洲国”的简单的人文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印象和经历：

“土匪袭击是怎么回事啊？”

“你去了有什么感受啊？”

“到底什么是经过发酵后制成的皮蛋啊？”

“那边是如何下雨的啊？”

这只是几个例子，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注意到，大多数人对当地政治和经济方面问题的了解要多过对那些生动的社会生活小事的了解。

“我们也想知道，那里的青草是怎样生长的？阳光是如何照耀的？想知道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有哪些思考和感受？您知道吗，报刊对这些事情的报道是不屑一顾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关于中国宗教、伦理、道德学说、行为规范、国家哲学以及令人迷茫、困惑的政治冲突、存在的问题和难题。简言之，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严肃问题我们都略知一二。但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从未正确、清晰和真切呢？为什么还不如从读到的一本普通的、穿越中欧的旅行游记得到的收获大呢？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切身地感受到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新远东生动活泼的‘呼吸’。”

人们建议我，“写一本这样的书吧！读了这样的书，我们会带着比现在更为生动的兴趣来对待今后来自远东的消息。”

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我郑重其事写进书中的正是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微不足道、平凡且日常的生活情景。当然，还有很多有趣的领域在我的书中并没有涉及。在写什么、不写什么之间，我并没有深思熟虑的打算和计划，纯粹是随心所欲、信笔由缰。

从苏联的贝加尔湖（Baikalsee）边到中国的北京城，我写下了这个穿行、游历“满洲国”的纪实故事。

人们能秉持着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客观”地观察事物吗？能如一面“透镜”，折射出人们经历的真实世界所具有的多重差异和斑斓色彩吗？

既能，又不能。

因为，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睁开眼睛所能感受到的。人们也可以戴上一副眼镜去观察，这相当于在用另外一种曝光方式去显现真实。

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即在做一个关于遥远国度纪实报道的开始就戴上有色眼镜，秉持或怀疑或鄙视或畏惧的戒备态度。人们常听到“黄色的危险”、“亚洲潮”，等等。为什么会这样想？难道欧洲就已经衰老、穷途末路了吗？难道在远东的发展壮大中就只能可怕地看到危险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几乎所有关于远东的书籍——大概只有那些专业的汉学书籍可以除外——都带着这样的倾向。难道不把那里的人民视为未来的敌人不行吗？难道把他们看成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诚实地为生活辛劳的人、一样在我们给予他们的同时也给予我们、彼此依赖互利互惠的人不行吗？

这种不先入为主、不带偏见的态度会更利于认识这个世界，这种态度更自然、更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讲，要求也更高、更难。当然，在他人面前或多或少地、巧言令色地逢场作戏会比简单直率地表达来得更容易。简单直率的态度，要求我们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要保持公正。肯定和否定的判断都不应来自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应来自对世界客观真实的观察，不必把世界描述成人们所希望的或所恐惧的那样。

这就是我的努力。

我认为，比起人为的想象来说，用自己的双眼能简单地洞悉到更深层的、更基本的、更有益以及更有趣味的真实生活。

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

1936年3月底

于柏林

第一章　新的“国家”

站台上巡查的士兵有三种类型：二黄一白。

“黄”的是日本人和中国“满洲人”，“白”的则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加入“满洲国”国籍后被“政府”征召当兵的俄罗斯流亡者。只有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其他士兵则一律戴一般军帽。

所有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

中国“满洲人”和俄罗斯裔“满洲人”穿一样的绿黄色军服，日本士兵的军装则显得灰白且带着些许陶土调的黄色。

西伯利亚快车：贝加尔湖

离开伊尔库茨克（Irkutsk）好几个小时了，在火车上，我已经整整待了9个昼夜。眼前是宽阔的安加拉（Angara）山谷，西伯利亚快车此时正沿着曲折蜿蜒的安加拉河行驶。俄罗斯正在这里兴建大型的水电站网，其发电容量将超过尼亚加拉（Niagara）水电站，堪称世界之最。当然，这些内容都是从一本俄罗斯的宣传册中了解到的。

这一带风景实在是太美了！列车穿越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隆隆行驶在陡峭的悬崖旁，桦树、松树、杉树、白蜡树以及铁路两边数不清的巨大木材堆垛在我们眼前一一闪过。人们偶然会看见远处森林深处腾起的烟雾：森林火灾。这是大量挥霍木材的西伯利亚森林经常出现的现象。

车厢里，邻座的一对苏俄夫妇正在把玩留声机，他们偏爱多愁善感的夏威夷歌曲，俄罗斯女子悲哀的音调微微发颤，如此忧郁和感伤……

列车摇晃着、振动着，沿着贝加尔湖（Baikalsee）向东方飞驰。右边是巨大的、高不见顶的悬崖峭壁，列车轰鸣的回响在这里几乎翻了一倍，呼啸声像年轻的俄罗斯女子高亢的颤音。

透过左边车窗，人们能见到贝加尔湖一望无际的湖面。已是4月中旬，可整个湖面依旧是冰封一片，泛白的冰面上蒸腾着蓝色的氤氲。辽阔的视野、柔和的色调，宛若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彩画卷。极目远眺，一抹深蓝在地平线处将远山与湖面分开。当暮色徐徐降临，落日的余晖又把冰封的湖面染成橘红。

啊！真是童话般美丽的人间仙境！

就像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年轻的俄罗斯姑娘知道我对有关俄罗斯的一些数据还那么陌生时，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来：

“贝加尔湖的面积约有34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比利时（Belgien）的国土面积，甚至还会更大一些。贝加尔湖的湖水深达1520米，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比它深的淡水湖。湖里生活着大量的鱼类，我们现在也已经开始着手开发丰富的水产资源了。”说话时那自豪的神情和语调，就好像这湖中蕴藏着的水产资源也都是由他们苏联政府一手创造出来的一样。

铁路在这里是双轨线，双轨线的建成也才几年时间。自日本开始了征服亚洲大陆的行动以来，在邻近的远东地区活动就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但人们还心存回到过去的希望，可谁敢于看好地球上这一地区的政治前景呢？尽管如此，为了巩固和加强与苏维埃联盟中心的联系，保证铁路线的畅通是至关重要的。另外，部队要快速推进，给养和枪炮弹药也要通过铁路线来及时输送。因此，从战略上考量，人们将铁路修建成往返的双轨线，从东部的海参崴（Wladiwostok）一段一段地修到西部的莫斯科（Moskau）。反方向修建可不行，因为，危险来自边境，来自大洋彼岸，来自日本岛国。

列车穿过高山峡谷，向古西诺奥泽尔斯克（Werchne-Udinsk）和赤塔市（Tschite）的方向行驶，第二天下午抵达卡雷姆斯科耶市（Karymskaja）。之后，列车改向东南，朝满洲里（Mandschuli）——齐齐哈尔（Tsitsihar）——哈尔滨（Harbin）方向开进。原来的西伯利亚快车从这里开始就继续朝东，沿着黑龙江，穿过所谓远东的“凡尔登（Verdun）”，到达太平洋最著名的苏联港口城市海参崴，直接面对日本国。

西伯利亚快车行驶在苏联的贝加尔湖边。若按比例计，世界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在这么短的距离内钻过了这么多的山间隧道。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满洲里——北大门

乘坐了数天火车，一路颠簸，一路轰鸣，现在，双脚终于可以稳稳地站立在没有摇晃的坚实大地上了。这种宁静，对于人疲劳的双腿来说，无疑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这是满洲里一个没有任何装饰、设施十分简陋的火车站站台，可这个小小的车站现在就是人们从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满洲——现为“满洲国”——的大门。鉴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新国家”的当权者向这里派驻了军队，把守着这一“国门”。

初到“满洲国”的人，都会有那么点远离尘世的感觉，这种少有的感觉大概缘于先前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新近成立的“君王帝国”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拥有“新国名”的这块土地还鲜有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涉足。

还有更令人感到新鲜且别具一格的经历：西伯利亚快车徐徐进站的时候，站台上一位美国《世界周刊》记者正站在一架大型电影摄影机后专心致志地拍摄。旅客们隔着车窗玻璃看到这些，马上就会联想到：我已经被摄入镜头了，两三个星期之后，人们就会在美国、也可能在德国柏林（Berlin）的电影院里欣赏到我是如何站在列车车窗后面进入“满洲国”的。

一列十分平常的列车进站显得却是那么特别：不寻常的日子、不寻常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它首先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家——“帝制满洲！满洲帝国！”

要下车了，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签证，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得到前往“满洲国”的入境许可签证。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尤其是面对站台上那么多荷枪实弹来回巡查的士兵，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历险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惊险可怕的场景。我似乎已经看到自己被站台上闪光的枪刺和士兵们粗鲁的呵斥声团团围住，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知如何作答。真像是卡尔·梅（Karl-May——德国探险小说作家——译者注）小说中的一个令人惊恐、忧虑的情节。

不过，这里的情景与我之前的想象相去甚远，远得甚至令人感到些许遗憾，我之前的想象原本有更多惊险浪漫的色彩。我遗憾，是因为眼前的现实比想象中的现实更平淡无奇。当然，人的想象不应该总是与现实相左。实际上，只要你用心地观察，现实也是富有情趣和充满神秘的。

站台上巡查的士兵有三种类型：二黄一白。“黄”的是日本人和中国“满洲人”，“白”的则是俄罗斯人，他们是加入“满洲国”国籍后被“政府”征召当兵的俄罗斯流亡者。只有日本士兵头戴钢盔，其他士兵则一律戴一般军帽。所有的士兵都是全副武装。中国“满洲人”和俄罗斯裔“满洲人”穿一样的绿黄色军服，日本士兵的军装则显得灰白且带着些许陶土调的黄色。

在这里，旅客行李箱包的检查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但美国《世界周刊》的镜头对此却甚感兴趣。检查过程显得十分友好，好像是在尽可能地避免给旅游者带来麻烦，其实是在迎合摄影镜头，在不期而至的媒体面前做做样子而已。一位负责检查我箱子的俄罗斯“满洲国”士兵调侃地对我说道：

“我们不仅要让全世界听到，而且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多么有礼貌地接待来访的宾客。”操着一口结结巴巴的德语，以前他可是沙皇军队里的军官。

由于全世界都有可能看到这个镜头，故检查我的箱子也只是草草地走了下过场。我真的很感谢那台电影摄影机。

长龙般的日本军队行进在无边无际的“满洲”大平原上。

——恩斯特·柯德士摄

我们的护照被取走了，一位身穿“满洲国”制服的日本人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道：

“您随后可在签证处取到护照，在那里您会得到入境签证。到时我们会通知您。”一席话使我对关于签证的所有担忧都化为乌有。

一阵清冷的寒风吹过，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这是在满洲里最北部的位置。阳光灿烂，发出耀眼的光芒，我信步走进城去。

满洲里其实还不能算是一个城市，更像个村子，实际上只有一个车站。铁路线的一边是中国人居住区，立着几栋破烂不堪的房屋，另一边几栋四四方方排列整齐的房子是安居在此的俄罗斯流亡者的住宅。这里所有人的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铁路，其中大部分人本身就在铁路、海关或军队里工作。离村子大约300米开外的地方是边防军的营房——几栋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还有一个防御工事，日本国国旗和“满洲国”国旗在晨风中飘扬。

俄罗斯人居住区的中央位置耸立着一座已经关闭了的小教堂，同样是木制建筑。我透过教堂多年未曾打扫过的玻璃窗朝里瞅了瞅，马上就联想到了囤放杂物的小仓库。老教堂上部洋葱头穹形塔身已经破裂。教堂大门前的院子里，公墓管理员养的几只鸡正悠闲地来回跑动。两个墓碑的十字架之间绷着一根绳子，公墓管理员的妻子正在那儿晾晒着衣裳。

“请问，这是谁的墓碑？”我问公墓管理员，墓碑上的俄文字母实在是令人难以辨识。

“是我们伟大的沙俄英雄……将军！”遗憾的是，将军的名字我没能记住。

这就是满洲里。

远方是由南向北起伏绵延的光秃秃的大兴安岭（Kingan），山岭沿着整个西部边界，将“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开。

“这幢大的绿色建筑，”一位过路的俄罗斯人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道，“原来是一所学校，但现在已经空了，更早以前是俄罗斯军官们的娱乐场所。您去机场对面的炮楼工事参观了吗？”

“还没有，为什么？那地方有意思吗？”我问这位过路人。

“没什么，我只是问问。”

“请问，您在这里干什么工作呢？”我又问这位过路人。

“什么工作都不做。我就靠两头奶牛生活，而奶牛靠的是这片草地，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返回俄罗斯。”

这位被逐出了家国的驼背老人，年纪估莫在65岁上下，现在生活在自己的老家乡俄罗斯与新家乡“满洲国”的国境线旁。他还充满着期望，只是他的年龄给予他期望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在写下上面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已经坐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候车室餐厅里了。

一个旅行者的迷惘和错觉

也许是在西伯利亚快车上长途摇晃颠簸的原因吧，在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候车室餐厅的第一时间里，我几乎就没有落座。环顾候车室餐厅，我一直在不由自主地琢磨：我现在到底身处何地？是在最北端吗？我觉得应该是，可怎么又像是在炎热的南部呢？像在新加坡（Singapore）？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旧称——译者注）？或在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呢？

候车室的餐厅里，一个用产自西伯利亚木材烧得旺旺的大火炉正散发出热带地区才会有的巨大热量，餐厅里还种植着热带地区才见得到的粗壮茂密的棕榈树、仙人掌和巨大的蕨草植物，它们像生长在自己家乡本土一样舒展着宽大的枝干和树叶。那里难道有一条热带丛林大蟒在树干上匍匐爬行吗？当然不是！那只是挂在树干上的一条粗绳子而已。况且，衣架上也看不到热带地区特有的那种盔形遮阳帽。只有依据这些线索，人们才会最后相信，此时此刻的确是在寒冷的北部，而不是置身于热带国家。

有点疲倦了，我倚靠在椅子上，静候着餐厅服务员的到来。我很清楚，这里是在东亚，做任何事都不能着急。半个小时以后服务员才出现也不必大惊小怪；列车即便晚点7到9个小时，也无需生气恼怒。

身在东亚，就是如此！东亚人的呼吸比我们要长，他们不以小时或天为单位计算时间，一年365天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间概念。东亚人计算时间是以一个朝代、一个百年世纪。

邻桌的“日本”军官操一口“中国”话在“俄罗斯”服务员那里要了一杯“英国”柠檬茶和一份火腿鸡蛋。嗬！这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啊？我确实又感觉迷惘了，这是在“满洲国”吗？如此多的人种混杂在一起，谁能分得清呀！

音乐！什么音乐？我听真切了吗？是啊，是华尔兹舞曲！这……这是在东亚吗？这是施特劳斯（Strauss）的华尔兹舞曲，近乎完美的演奏！我惊讶了好一会儿还回不过神来。接下来的曲子则乐感强烈、节奏激越，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写的声乐作品——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清唱剧。

又是一种错觉——这到底是在音乐厅还是在教堂呢？

正在我迷惘之时，一位气度不凡、身穿燕尾服的老先生走了过来，和颜悦色地问我道：

“先生，您想听其他的德国唱片吗？”

“您是……”我想问：

“您是一位……”不！其实，我什么都不想问，我只是感到这位老先生很不一般。我的内心有点怯生生的，有些不知所措。

未等我的话说完，老先生又笑着说：“先生，您想说什么呢？想问我是谁吗？我，我可是以前俄国沙皇东西伯利亚军队的一位将军……”显然，他看出了我的困惑。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惊诧，手不由自主地贴上了额头。哦，我明白了，他是一位将军，难怪气度不凡。我马上站起身来结结巴巴但极为尊重地说道：

“请！请！将军阁下，您请坐。请允许我，阁下，我能请你与我……”我见到了“阁下”一脸惊讶的神色。

“请您千万原谅我，阁下，我是那么的愚钝……”我继续说道。

“您请，您请……不！不！”“阁下”感到有些难为情了，他近乎激动地感叹道：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我现在只是一个老人，在这里……”他指了指整个餐厅，指了指硕大的棕榈、“大蟒”、太阳、蕨草，指了指吧台后的柠檬、橙汁瓶，颇不好意思且略带迟疑地小声说道：

“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跑堂。”

很快，他恢复了常态，以一个跑堂的身份又从容地问道：

“先生，您想要点什么呢？”

我向后挪了挪座椅，心慌意乱地只顾四下张望：四周是镶装了装饰板的墙面，是匆匆的、忙碌的身影，是多种语言混杂在一起的喧闹……

“您不舒服吗？”年迈的跑堂又问道：

“来杯法国白兰地怎样？”

“不，不！”我也恢复了镇定，并突发奇想，问道：

“请问，我身在东亚，想尝尝中国的松花皮蛋，可以吗？”

老跑堂瞪大眼睛注视着我，一脸惊奇，好像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似的。

火车离开满洲里边境后，笔直地行驶在大平原上，这是北满典型的地貌。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是的，是的。”我坚持我的要求并用汉语又重复了一遍：

“我想要两个松——花——皮——蛋，你们这儿有吗？”

“当然有，先生。”年迈的将军跑堂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就应承下来了，然后，边鞠躬边向后退去，像以前作为军官和将军学会并习惯的在沙皇陛下面前告辞那样。

餐厅里坐满了人，交谈声仍不绝于耳。音乐声伴着噪声交响，又是巴赫的曲子，我确定，是巴赫的赋格曲。人们在谈笑风生……

不一会儿，将军“阁下”就又站在了我的面前，一手托着盘子，盘子上放有两个拳头般大小的褐色泥团。为了粘连牢靠，泥巴上还夹掺有谷糠。

“这是什么？”我问道。

“松——花——皮——蛋，是您点的。”跑堂答道。

“这是蛋吗？”我问，两个粗糙的泥团令我疑惑不解。

“是的，是的，就是它，它只是用黄泥团团地裹了起来。买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热心地为我揭开疑团。

他小心地敲掉、剥去泥团上黄色的泥层，捏着泥团像变戏法似的将两个白色的大鸭蛋呈现了出来。然后，开始给我解释厚厚泥土层的用途：

“将新鲜的鸭蛋裹上一层石灰和泥土，就像您刚才见到的那样，在4至5米深的地窖中放上数个月，甚至数年，鸭蛋在地底下发酵后就成为现在可以吃的松——花——皮——蛋了。”

他轻轻地在桌上敲了敲皮蛋，细心地剥开了蛋壳，递给我一个结实的、黑黄可见、有着鲜亮光泽的蛋。

“尝尝吧！”他要求我。

我拿起餐刀，想切下一片来。

“不行，先生。”他马上制止住我：

“可不能用金属餐刀切，这样会失去细腻的口感。请用这根丝线纵向锯拉，这样就不会削弱皮蛋的原味。”

所谓“皮蛋”（德语词为“verfaulte Ei”，直译为“腐烂了的蛋 ”——译者注）并不是一种腐烂了的蛋，而是一道精致的美味佳肴，其味道十分别致，令人难以准确定义。刚开始入口时会感到些诉细腻的奶酪味，但比奶酪要柔和，不那么刺激，丝毫没有食品腐烂后的臭味儿，还能品出点金属味儿。就我所知，皮蛋一般会被切成月牙形，一块块地在盘中摆成圈状，作为中国正餐的一道餐前冷盘（当然是与许多其他的冷盘放在一起）。

新鲜的鸭蛋用石灰和泥土包裹后放在地下3至4米深处不透气地封闭起来，在同样的温度下度过冬季和夏季，完成一个完整的碳化和氧化过程，就像木头在这一过程中变成木炭一样。

这种被命名为“松花皮蛋”的蛋，确实是一道可口的佳肴，很合我们欧洲人的口味。当然，如果泥团裹得不实，密封不严，它也是会腐烂发臭的，坏了的皮蛋人们当然会弃之不食。一个上好的皮蛋，也就是我现在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乐滋滋地、津津有味地吃的这个样子：像一个大的、深色的琥珀，呈半透明状，中间的蛋黄混浊且有些黏糊，深色的蛋白部分是硬的，其硬度差不多与水煮鸡蛋的蛋白一样。

将军“阁下”离开后，我开始品尝美味“皮蛋”并暗自思忖：“知道了皮蛋的滋味，以后就用不着再感到心悸了。”我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

正当我还想多点几个皮蛋品尝时，三个身穿制服的边境官员来到了我的身边。一个日本人、一个“满洲人”、一个俄罗斯人。

“我的护照呢？”我问这些官员，“我能很快得到入境签证吗？”

“是的，请……随我们……来！”其中的日本人客气地对我说道：“我……我们一块去……去签……签证处。”

在“鸡棚”里办理签证

签证处！没错！但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简陋的木板屋，更像一个鸡棚。门前悬挂着的一块木牌取代了鸡棚前的木梯，木牌上的题字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签证处，而不是鸡棚——“‘满洲国’边境领事处”。

讲究机构的排场在这里意义不大，应该讲究的是能否正常开展日常工作。即便是在过去的鸡棚里，官员们也一样能坐下来签发签证。椅子、写字台、印章、墨水、自来水笔、纸张等办公用品一应俱全，对“满洲国”的这些官员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机器首先运转起来，至于其他，诸如高大的政府大楼、敞亮的办公大厅等等，都是外表设施，可以慢慢建设。现在，工作是最重要的。不言而喻的是，“鸡棚”里不会缺少必要的电话设施。

“鸡棚”里一位坐着的矮个子男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在那里又是盖章、又是书写、又是摇电话地忙个不停。由于连接“首都新京”（今长春市 ——译者注）的长途电话总是不能很快接通，他也就不断地对着电话筒大喊大叫。工作的过程中，不见他抬头，不见他光顾“左邻右舍”，只是一味地在埋头工作——这就是“小日本”。看来，在哪里工作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在“鸡棚”里，他也十分认真。

“鸡棚”里还坐着好几位中国人，他们正弯腰弓背屏住呼吸、沉默不语地用小楷正书填写着各式各样的表格。

可以感觉得到，“鸡棚”里的气氛完全被那位“小日本”的能量和威严笼罩着。在其他人眼中，他似乎十分令人敬畏，所有人都惧他三分，都被他无形的威严压抑着。在这里，只有他是老板，是“鸡棚”的主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叫唤、走动、咆哮、扔纸团，他动作大而毫无顾忌，他站起来从柜子里取出表册文件，他打开保险柜门（“鸡棚”里也有保险柜！）四下翻找……电话铃响，其他人不动声色，保持沉默，只有他才能去接听。

这就是工作中的日本人，使待在那里的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压抑感。当然，这里的工作氛围和工作人员的勤勉态度，还是十分令人佩服的。

我知趣地坐在“鸡棚”里狭窄的条凳上一言不发，默默地把玩着手中的帽子，忙于工作的公务员们看起来也无暇顾及到我。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小日本”开始注意到我了。

“您是来取签证的吗？”“小日本”说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稍等一会儿，请准备好3.8元的手续费。”

我马上站起来按照他的吩咐掏出了钱。在那堆满纸张的写字台上，我看见“小日本”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一个大红印章，接着又用自来水笔在护照上面填写什么，待墨迹风干后，又盖上了第二个印章。再写，再风干，再用力盖了两个印章。他这才拿起护照翻了翻，看了看护照上的照片，又迅速地瞅了瞅我。

终于，他结束了手头的工作带着微笑走过来与我闲聊起来（严肃的表情突然间一扫而光），那神态又像一个正在度假的政府官员。

“您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我竟会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木棚子里工作。国家还没有建成，可工作得先做，就像国家已经建成了那样。此外，现在在边境上建一座办公大楼也没有什么意义，在边境……只要一颗炸弹……您一定能够理解的。”说到这里，他笑了。

“您还要继续旅行，在之后的旅途中，您将会看到很多漂亮的地方。到处都在兴建，建高楼大厦，在‘新京’、奉天（今沈阳——译者注）您会看到很多官邸、别墅、城堡、街道……您一定会感到惊讶的。”他不断地在说，不过，看得出来，他的心思还是放在工作上。他微笑着，一种关切的、颇具人情味的微笑。这就是东方人，微笑的东方人。

“请付3.8元，”结束了口若悬河的介绍后，他话锋一转，又恢复了官员式的冷静。付钱后，我得到了护照，确实得到了。“小日本”用两个手指夹着护照的尾端，晃动着，像晃动着一根指挥棒。然后又是一个娴熟的深鞠躬：

“先生，请便！”

我十分高兴，一切都进行得如此顺利，先前的忧虑看来实在多余。带着满意的笑容，我向他们告别。“小日本”陪我走到了门口，告别时又是一次深鞠躬，口里还发出在日本常常能够听到的、表示礼貌的“哈依”声。

深夜遭遇土匪袭击

在远东旅行，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要不断地接受护照的检查，坐火车从满洲里到哈尔滨的这段行程中，我的护照被检查的次数已经不下26次了。最令人生厌的是深夜查询，检查官总是不断地将熟睡中的人叫醒。

睡觉前我自然拴好了车厢门，刚好睡熟，突然间，野兽般蛮横的敲门声响了起来，传来急促的嚷嚷声：“开门！开门！”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待我急忙把门打开，却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一个要检查我护照的日本人。这可是第27次检查了！但他也只是简单地瞅了瞅护照封面就马上离开了。为了做这表面文章，他可以毫不理会熟睡中的旅客。

再次入睡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列车上的卫兵肆意地踩着沉重的大皮靴在车厢过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20个士兵40只脚巡逻时发出的“嘎！嘎！嘎！”的噪音不时地响起。

唉！与其躺在床上忍受这种侵扰，还不如自己到过道上去走走，没准还可以与人聊聊天。

在满洲北部平原上，列车已经隆隆行驶了12个小时，连绵的大兴安岭已经被我们甩到了西边。铁路两边是一片无人居住、没有耕田也没有植物、空旷辽远的荒凉地带，没有游人向往的莽莽原野、美丽山谷和碧绿草地。尽管已是4月春天，柏林动物园的花草早已绽放花蕾，但在这荒原的某些低洼处，还能见到残留的皑皑白雪。

这里，还是真正的冬天。

车厢里却相当暖和，暖气烧得十足，清洁舒适得令旅客们很惬意。遗憾的只是难以入睡，时不时要见到检查护照的官员和听到巡逻士兵在过道上来来回回的脚步声。入夜后的噪音更大，人的神经一直都处在莫名的紧张状态中。同行的中国旅客看起来倒不怎么被干扰，他们在车厢里熟睡，甚至鼾声如雷。我有时候甚至想，难道他们的耳朵和感官会与我们欧洲人的不一样吗？！

列车穿过夜幕势不可挡地疾驰在“满洲国”无边无垠的广袤平原上，一个世界未来的梦看起来还在这里冬眠。它不再是一个幻想了，但这个幻想又何时会被唤醒？何时会成为现实呢？

与以前“中东铁路”（沙俄时期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又称中国东方铁路、中东铁路——译者注）上所有的铁路线一样，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到哈尔滨的这段铁路线上也派有铁路军警护卫。因为，列车被土匪拦截并抢劫的事件时有发生。每列火车上都配备了约20名铁路军警，个个全副武装，任务就是保护列车的安全。

铁路军警并不属于“满洲国”军队编制，他们是从应征的中国人以及俄罗斯流亡者中征召来的雇佣军，而军官则无一例外的是日本人。

坐在由荷枪实弹的军警保护的列车上，更容易让人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一种美国西部片才会有的惊险且浪漫的感觉。特别是在深夜时分，旅客们像在神秘恐怖的地区做探险旅行一般，事实也的确如此。

接下来发生的、在这个“国家”第一天经历的事件就大大超出了我所有的罗曼蒂克般的想象。什么是“土匪袭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所有那些绘声绘色的讲述，要么太轻描淡写，要么就过于夸大其词。不过，尽管抹去所有夸张的成分，现实还是要可怕得多。

因为，它确实关乎着生与死。

被土匪一枪打死，那还算痛快，更为残酷的是被土匪抓走沦为人质。为了敲诈到数十万的赎金，作为一种报复措施，土匪会一次又一次地将人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割掉寄走，惨无人道的土匪是不会满足的。

一次，一位外国女传教士被绑架，该国领事馆之后接到了一张土匪写来的传票，提出了赎回人质的条件：7天之内将10万元、2000支枪和150万发子弹放到指定的地点（这些应该都是中国土匪从美国土匪那儿学来的）。如果没有做到，限期过后则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取可怜的人质尸体。

7天过去了，该国领事馆没有交出赎金。作为期限延长的警告，第8天领事馆收到了从女人质身上割下来的鼻子、一个手指和一只耳朵（报道中说是左耳）。土匪又给出了三天期限。在此期间，领事馆当然也报了警，警方也出动军警进行了搜索，但一无所获。最后的期限过去了，两个月后，领事馆得到了一封写有以下内容的短信：

已经撕票，人质被大卸八块，八个部分你们可以分别在一个山洞里找到。

山洞在三百里开外的地方，地址写得十分清楚，信纸上还画有三只狼。警察后来找到了八块已经风干了的尸体，但土匪没能抓到——从来就抓不到！中国太大了……

版本不同的类似事件，每一个在满洲的人都能讲上一堆——数百个令人心悸的故事。

东亚地区的情形是不能简单地与西方相比的，这里有着幅员辽阔的乡村，整个民族都能藏匿下来。当然，沿海岸线一带的东亚地区和那些半欧化或全欧化的城市表现得没有这么典型。只有认识到东亚地区难以穷尽的博大的现实，人们才会真正理解和感受到，在那里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试想，夜半三更，在一个离部队或警察驻地数百公里的地方，遭到数千武装匪徒的突然袭击，铁路被破坏，列车脱轨，然后……列车上的这几个军警又能顶什么用呢？根本无法想象！

此时，我正在与列车上的军警们闲聊，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一些战斗场面和土匪袭击事件。正聊得起劲，突然间所有的军警们都紧张起来了，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苍白可怕，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似的。

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有着野生动物般灵敏的嗅觉，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灵敏。当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应。

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了机关枪“嗒嗒嗒……”的射击声，行驶的列车也戛然停止。所有过道上，人们都在发疯似地叫嚷着、奔跑着。接着，军警封锁了车门。一时枪声大作，列车车窗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在这种紧要关头，列车上的日本人表现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

我没能跑出车厢，正打算躲进自以为能避开枪弹的椅子底下，车厢门就被轰的一声撞开了。六个军警冲了进来，迅即在车窗上架起了一挺机关枪。他们毫不顾及我们，将我们挤撞在车厢的一边，我也被士兵带钉的皮靴一脚踢到椅子下面躺了起来。我的头卡在了车厢墙壁和一个木箱子之间，木箱子是如此沉重，靠头部的力量根本无法移动它。我的耳朵已被擦伤，感觉血正慢慢地流进耳腔——一种极为可怕的感觉。

机关枪在“嗒嗒嗒”作响，子弹呼啸着穿过车窗玻璃，日本兵边打边发出一种令人可怕的战争嚎叫。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利用沙哑绝望的嚎叫声营造出一种自我胆怯、令人恐惧的战争氛围，似乎已经身处快要战败的危险境地，以此来麻痹对方。“啪啪啪啪”……枪声响个不停，整个车厢在枪声中颤抖，我分明感觉到了每颗子弹在空气中形成的压力。

子弹旋转着穿过车厢墙壁。隔壁车厢传来了妇女的哀号和惊叫声以及孩子们可怜兮兮的哭喊声：“妈妈！妈妈……”乘客们没有武装，任人摆布，完全无助。躺在椅子下的我口干舌燥，难闻的霉气令人窒息。灯光早已熄灭，该死的木箱子还死死地压住我的耳朵，我的牙齿把下嘴唇都咬破了。

突然，机关枪停止了射击，枪手们开始拖拽那只压夹着我脑袋的沉重木箱，我这才从疼痛的重压中被解救出来。真是善举，我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

“咔嚓！咔嚓！咔嚓！”一个士兵用力撬开了木箱的盖子，取出了箱子里的子弹带。机关枪又继续“嗒嗒嗒……”地响了起来——短促地、尖利地、充满危险地。尽管乘客们的双腿在不停地打颤，但还是都尽可能地努力地使自己平静下来。

又是一声震耳的命令声，车厢里的士兵立刻停止了射击，端着机关枪急速地离开，又奔向新的射击点。

已经有八颗子弹呼啸着射进了我们的车厢，不幸的是，其中一颗正好穿过了一个中国婴孩的大腿——一个几分钟前还躺在妈妈怀里咬着乳头吮奶的婴孩。凄惨的哭叫声撕裂着车厢里的空气，鲜血流了一地。衣衫不整、上身裸露的妈妈已经昏死过去，双腿挂在椅子上，头耷拉着倒在地毯上。

枪声还在继续，日本军官命令式的、尖利、恐怖、生硬的吼叫声还在不时地灌进我的耳朵，而土匪方向传来的则是混乱的、近乎于已被打瘫的哀号。

我开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爬出藏身的角落，掏出手巾扎紧了躺在血泊中受伤婴孩的大腿上部，以期止住血流，然后又爬回卧铺下继续躲藏起来。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中弹，或许我已经中弹而自己根本没有感觉到。我躺着的地方也流淌着鲜血，我不知道，这鲜血是婴孩的还是我的。在这紧要关头，对于疼痛，人们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觉。

列车还在子弹的射击中颤抖，机枪声仍“嗒嗒嗒……”地响个不停，土匪方面的还击声似乎明显减弱了，方才还近在咫尺的吼叫声听起来也已经渐渐远去。人们倾听着，确信土匪的袭击已经被军警们打退了，匪徒们正在撤退。

当然，盲目地继续追击是不行的，一来摸不清土匪的底细，二来增援部队赶到这里最快也得两个小时以上，况且，电话线也肯定被剪断了。深更半夜，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谁还敢冒险继续追赶土匪呢？

火车得赶快离开，当值司机已经死亡，另一位司机跳上驾驶台拉开了制动刹，火车慢慢启动，所幸铁轨还没有被土匪破坏。

我躺在卧铺的下方，还不想马上爬出来。经历了这惊魂的几个小时后，我感觉现在昏昏沉沉的，一阵美妙的、甜蜜的困意袭了上来。

不过，我马上就又被叫醒了。车上的救护队正在一节一节车厢地进行巡检，以便对负伤的乘客进行救治。受伤的婴孩已经被转移，是死是活也不清楚，孩子的母亲已经清醒了过来。谢天谢地，经过检查，我安然无恙，无需“修补”，做做“清洁”就够了。

这里离哈尔滨还远着呢。

最高礼遇——一场人为导演的战争

这位《美国周刊》摄影记者的车厢里可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他拍摄了深夜发生的那场警匪枪战，可相机却失灵了。此时，他正在车厢里四下搜寻器材部件，边诅咒边修理着手中的摄影机。

土匪袭击刚刚过去几个小时，整个列车就已经从混乱中恢复了过来。乘客们又开始宁静平和地观赏窗外绚丽的朝阳了，那神态，好像夜间压根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恐惧遗忘了，害怕消除了。

这种迅速的心理调整和置换是真正的东亚式的，即使是最可怕的事件，发生之后也会很快置于脑后。这是源自内心深处的一种人生观：不太在意生命。

无疑，他们也是热爱生命的，但在他们眼中，死是完全自然的一个过程。人之死是无法改变的，这个过程自然得就像彼此之间互相道别一样，或者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相信人会饥饿、会干渴，也就相信人会离世安寂。

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它只是一个告别语、一个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漫长时间里——也可能是一个极为短暂的时间段——富有礼节地、毫无痛苦地“再见”。总之，不是永远的分离。

生活阅历使东亚人对生命有着十分深刻和清醒的理解和认识。这种漠视死亡的达观态度，隐含着的、意味着的是美轮美奂的、不可思议的永生。一如人们常理解的所谓植物性：不断地生长和消亡。总而言之，作为对生命的一种感受，这种植物性的宿命论在东方十分受用。

相比之下，由于对生命的恐慌，欧洲人则在冲撞、索取、拼命中拥挤着向前。

此时的我仍处在土匪袭击事件带来的亢奋中，思绪徘徊，难以平静。而其他乘客则心平气和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瞅着窗外，观赏着列车驶过的色彩单调的广袤平原。他们谈笑风生，高兴地议论着日常琐事和趣闻。

窗外大平原的格调就像东亚人的一张脸，一张缺乏气质、性格和变化的脸，一张黄黄的、难以描述的、微笑的、和善的、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人的脸。

这里的人的笑容是欧洲人很难理解的，它是一种面具，也是一种什么都不是的面部表情。它是一种外表形式，所有的内容都隐藏在后面：从高尚美好直至残酷无情。它发自内心，又来自虚无。他们的神色也是如此，一如这里的风景，可爱而又冷酷，令人感到惊慌、恐怖、荒凉、乏味、深不可测。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像这里的人那样，赋予大自然如此多的敬畏和崇拜。这也就是为什么东亚会有那么多的自然神灵和图腾、为什么东亚人会有那么多关于自然的传说的缘由。冥冥之中，大自然神灵和图腾在这里取代了深邃神秘的大森林，主宰着这一望无际的广袤荒原。

也许匪徒的袭击对这些人而言只是一个并非现实的经历，只是一个梦。一觉醒来，一切又都过去了，抻个懒腰就又回到了现实。

“您是不是相当紧张？”我问这位美国摄影记者。他告诉过我，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年。

他十分不解地望着我，那神情好像还没有明白过来，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正忙碌着在照相机上来来回回地拧着螺丝。

“我是说针对土匪的袭击，您是不是……”我连忙补充说道。

“原来如此，其实这没什么，经常能碰到。在东亚，我们对紧张和不安已经不以为然了。”他轻松地回答。

“难道就不危险吗？”我又问。

“不，完全不是。但危险过后谁又会对土匪袭击事件的‘什么时候、但是、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呢？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事件，袭击来临，人们也会感到不安，会自救。但一旦事件幸运地过去了，就不会再有人过多地去反思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考虑今后可能的应对措施了。人们只会再次高兴地看到：袭击过去了，自己还完好无损。”

“对付袭击，还有很多可能的好办法……”我接下来说道。

“在远离家乡的外地，人们对所谓‘可能的好办法’并不关心。想想也是对的：如果真在袭击中发生了什么，‘可能的好办法’又有什么用呢？一旦被流弹击中，人就……是的，每次都是一样……人就死了。几乎所有的东亚人都是这样感受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袭击事件本身。”他的话不无道理。

他一边不断地来回摆弄着摄影机，一边开始给我谈起了自己在中国的一些拍摄经历。我以为，在这里向读者们披露他谈到的一个事件是十分值得的。

“人的生命在这里可以说是一文不值的。”一开始谈话，这位美国摄影记者就在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他告诉我说：

两年前，我接到来自美国总部的一封急电，要我在这里拍一部反映中国人内战的纪录片。我的上帝啊，我自言自语道，置身于激烈的战场上拍片，那不是要我的命吗？没有长眼睛的流弹随时都有可能击中我的。

我思忖再三，然后去拜访一位中国军队里的“将军”朋友，希望能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上司交给我的任务。我对这位将军朋友讲述了这一令人棘手尴尬的要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将军却笑着对我说：“这事太好办了。”

不是的，我连忙小声地解释道：

“我可是要……是的，我可是要拍一部长的纪录片啊。”

“您害怕了吗？”将军说，“我能理解。但您完全不用害怕，我们可以特别为您演示一场战争。”

“这可不行，这不是在真正的战场。况且，还需要搭建很高、很大的摄影棚，需要很多人工场景，太过于麻烦。如果这样拍摄，在美国本土就可以完成，完全不需要由我在中国来做，费用还会更低一些。我只是想，如果您，将军先生，如果您知道哪里正在打仗，我希望您能把我送到战场上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派一个士兵保护我，我就十分感谢了。”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将军又说，我们可以为您就地组织一场小型的战争。

“他说到做到。”美国摄影记者继续讲了下去：

将军命令他所属部队里的1000个士兵，分成各拥有500个士兵的两个阵营，真枪实弹地互相战斗，获胜的一方将分得2000元的奖金。我的摄影机则架在一个做了特别标记的小山岗上。将军明令每一位参战的士兵，如果伤到了我，不仅该士兵是死罪，还得株连家族。

战斗终于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在我的眼前激烈地进行着。在距离战场不超过500米的小山岗上，我用长焦镜头紧张地拍摄着。这可不是作战演习，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真枪实弹的交锋，一场决定生死的战斗！

将军就站在我的身边，看我是怎样狂热地摇动着摄影机的快门手柄的，他十分兴奋。

6个小时的拍摄，直到战争结束。双方参加战斗的1000名士兵最后打得仅剩下5名，其他995名士兵就因为一个将军一时的兴致在战场上“光荣”地捐躯了，或者说，在2000元的诱惑下“光荣”地捐了躯，这在中国是很可能的。当然，剩下的5个士兵最后瓜分了这笔奖金。

“这部题名为‘中国内战’的纪录片寄回美国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说完后，这位美国记者竟笑了起来，而我却被这个玩世不恭的离奇故事惊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也太恐怖了！”我深感吃惊地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这就是远东……看来，您对远东还不太了解，人的生命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边说还边“啧、啧、啧”地咂着嘴。

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离奇故事，虽然我——作为一个记者——十分钦佩这位美国同行丰富的想象力。但在我看来，尽管他——如他自己对我所言——在中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给我讲述的同样还是一个美国式的天方夜谭。

黄色的魅力

橘红色的落日如圆盘一般悬挂在西边地平线的上方，它完成了一天的使命，正在徐徐下沉。流光溢彩的落日，不是沉落在寒风料峭的大海里、不是沉落在大森林神秘莫测的黑暗中、不是沉落在深邃险峻的悬崖峭壁旁，而是渐渐地消失在辽阔的、一望无际的满洲大平原上。

夕阳斜照，大平原更加朦胧，也更加妩媚。这不是风沙戈壁、不是茫茫草原，而是“满洲”空旷辽远的大平原。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空旷和虚无，因为，它空旷和虚无得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描述。

黄昏中的风景呈现出一种抽象的美，像一曲渐行渐弱即将进入尾声的音乐，令人回味无穷；又像荡漾在旷野中的悠扬笛音，使你无法真切地捕捉到那细腻而又寂寞的旋律，但又处处能感受到它泣天恸地的回响。

倚靠在车窗边的人们完全被窗外风景唱响的忧患命运交响曲所深深吸引和征服：他们的眼前，仿佛有一群光头僧侣在远方冉冉上升，沉醉在幻觉中僧侣们，正虔诚地举着双手把美好的祈祷送进流泻着的永恒的霞光之中……这是大自然在人们心灵中的反照，也是人的灵魂回归自然的表现。

我对面坐着的是一位神情漠然、略有倦意的中国女人，一袭丝绸外衣裹住了她娇小玲珑的身体。在车厢里，她不像我们那样双腿下垂式地坐着，而是双腿交叉盘坐在座位上。她没有阅读，两眼瞧着窗外，不时地打上几个呵欠，漫无边际的心灵似乎正无忧无虑地沉溺在绚丽的晚霞中。

这是一位与日本人结了婚的中国女人，虽然她的日本丈夫此时就坐在身旁，但在外人眼里，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像在日本公共场所习惯了的那样，她的日本丈夫堂而皇之地脱掉了自己的皮靴，正埋头阅读着搁在膝盖上的一本杂志。杂志上满是数据、图表、平面图、公式等。对窗外美好的风景和辽阔的满洲大地，他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是的，日本人来“满洲”，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来休闲疗养或来探究这个“国家”的“秘密”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源自根深蒂固的两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涵养。一般而言，中国人个性浪漫富于幻想，崇尚修身养性，而日本人追求“新潮”、讲究现实，有一股目标明确的为国效忠的热忱。

中日两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现象甚少，它只会偶尔地发生在高阶层的家庭之间，一般平民根本不会这样做。这里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更有深层的背景，两个民族性格特征之间横着的是一道完全不可能逾越的鸿沟。

总而言之，所谓“黄种人”与“黄种人”应该是同类根本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就人的天性而言，一个希腊人的秉性要比一个日本人更加接近中国人。

历史表明，任何一个进入中国并与汉族人混居的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此期间被汉族人同化。蒙古族、满族、马来人，甚至阿拉伯人、犹太人都会悄然失去他们原本的特征，被完全汉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首先表现在充满魅力的中华文化的价值上、表现在中国人具有的非凡的创意和文化艺术上。权力、华贵以及宗教、信仰这些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都是很容易为外来移民所接受、掌握和消化融合的。对这种所谓的“黄色帝国的影响（黄色魅力）”，也就是人们经常说到的“东方的魔力”或“远东的召唤”，一般而言，都是被同化者自己被吸引、去接受、自我协调融合起来的。

不过，反观当今世界，人类和民族已经跳出了这种自然的发展、变化和协调的过程，而是通过技术和智慧的影响。日本，这个东方世界的新霸主，就已经从远东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换言之，如果日本在中国没有针对中日人民之间相互融合而确立的“禁欲限制”，它也不可能长久地保持住自己的本色。日本人希望留住自己，即保持住所谓的霸主身份。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已经渗透在日本人的信仰中，它是由日本人的政治观点引发而来的。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血缘和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意识问题。

日本人和中国人在生活上互不相干，像两个陌生的邻居。尽管日本人宣传鼓吹的是——自然是以十分理性和得体的形式——两国人民相互通婚不成问题，日本政府还特别就此明确地表示，只要不是下层民众，各阶层的居民，均可互相交往、融合，并以此作为中日两国人民亲善的一种标志。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两国之间真正通婚的人非常非常少。

“您说日语吗？”我问这位已经是日本工程师妻子的中国女人。

“是的，但说得不好。结婚以后我学过一点。我先生的语言能力很差，他几乎不会说一句汉语。”她回答道。

“您感到幸福吗？”

“哦，很幸福。”她很礼貌地回答，然后小声地嘟哝道：

“但我也感到很孤独。尽管我什么都有，但是……”可以理解的是，更多的她也说不上。

“这是我的家乡，”她边说边用那细长白皙的手指了指窗外晚霞浸染的平原大地。大地是如此绚丽辉煌，让人觉得恍若是超尘脱俗地生活在梦境或记忆中似的。

“这里却是日本……”她用手又指了指我们乘坐的这列正在平原上飞驰、越过了一片片大地的列车。然后，沉默片刻想了想后又说道：

“我们中国人不再企求什么……我是幸福的。”她略微迟疑地补充道。言谈中的寓意只有这位中国女人自己知道，外人是难以猜度的。

她的日本丈夫仍深深地沉浸在阅读之中，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他充耳不闻。赛璐玢领带系在挺括的衬衣衣领上，而一只手却在揉搓着自己的脚丫子，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霞光……

落日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沉落下去……

“满洲”的巴黎——哈尔滨

在哈尔滨，人们能够见到最后一座俄罗斯洋葱头式穹顶教堂。这种教堂从西伯利亚一路过来都有，但继续南行几乎就感受不到这种来自俄罗斯的影响了，除了偶尔能碰到几个白俄流亡者。为了生活，这些流亡者在各行各业挣扎着，背井离乡的他们生活贫困、思想空虚、思乡心切。

远远地望见这座洋葱头式穹顶的俄罗斯教堂，我知道，哈尔滨到了。哈尔滨是除奉天城之外“满洲”唯一的一座大城市。

关于哈尔滨，我听过不少，也读过不少，但说它好的并不多。几年前，一位经常周游世界的老人就曾对我说过，哈尔滨是他在这个地球上见到的地面最脏的一座城市。他说：

我在哈尔滨到处闻到的是马粪味儿（我倒觉得，他应该用另外一个文雅点的词）。只要一想到哈尔滨，眼前就会出现破烂不堪的石子路大街和大街上那些破碎的马粪球。

也有些人说，哈尔滨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城市，令人觉得可怕的是它没有自己的特色。可能的确如此。不过，对周游世界的旅游者而言，哈尔滨没准是一个最感兴趣的地方。

哈尔滨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充满着好奇。

“拥挤”是描述哈尔滨火车站最确切的一个词，一如远东地区的每一个火车站，这里也是人满为患。车站上，你处处都能感受到人们表现出来的、流露出来的那些过分夸张的、不加约束的举止和情绪。一切的一切都让人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这是在亚洲。

“请出示护照！”迎面过来了（又一次）一位穿制服的官员，要查看（又一次）我的护照。

不少当地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围住了昨日晚间土匪袭击后在列车车壁上留下的弹洞，不断地、夸大地追问着那些与事实根本不相符的问题。他们已经事先得到了列车遇袭的所谓事实真相报告，知道了列车遇袭的有关“详情”，诸如28个遇难者、袭击过程的残酷性、土匪射击列车使用的枪炮以及遇袭后列车的损坏情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的名字竟也出现在28个遇难者的名单上。

火车抵达哈尔滨车站，图为车站站台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有报纸称，这次袭击事件是苏联当局一手策划的，也有报道说，这次袭击事件是南京政府的阴谋诡计，他们收买了土匪，目的是要破坏这里的安定、秩序和发展。但没有一则报道是完全真实的，尽管都有其真实的成分，每一家媒体都在极尽所能地怀疑和诋毁对方。

令记者们深感惊讶的是，遇袭后损坏严重的列车竟然载着人和物安全地抵达了哈尔滨。只有一个小婴孩中了弹，对新闻记者而言，这真是一个少得可怜的结果！真是遗憾，不怎么惊险，了解到的事实与先前得到的详细真相报告也大相径庭。我还活着，这也同样是令他们深感遗憾的一个事实。

感到怪异、生发厌恶，同时又觉得十分有趣，是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

火车站大楼还是典型的俄罗斯式建筑，古老而又结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俄罗斯风格的教堂、偏僻的西伯利亚村庄和莫斯科。火车站还是日俄战争期间兴建的，至今已经过去整整30个春秋了。

时代在更替……

那边慢慢地走过来一些为外国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导游，实际上是一些穷困潦倒的白俄流亡者。他们操着好几种语言生硬地在车站站台上向游客们推销哈尔滨众多的旅游景点。哈尔滨——满洲的巴黎（就腐化堕落而言）。

在生活中，俄罗斯人的举止行为是随心所欲而不守规矩的，他们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潜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无法无天的、浪漫而富有诱惑力的、敢于冒险的生活特征。不管是沙皇时期的大侯爵、亲王，还是一个普通的街道清洁工，总让人觉得有那么点“白痴”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味道（“卡拉马佐夫兄弟”取自于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家笔下的人物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一些脾气古怪、挑战社会伦理道德的情欲之徒——译者注），几乎每个人都有一股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喜爱喝烈性的伏特加（Wodka）酒，“Nitschewo”思想——宿命的破罐子破摔思想（管他呢！已经都这样了！无所谓了！）——经常会从他们的意识中流露出来。妇女们也是一样，哈尔滨正好就有不少很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几乎每一个来此旅游的人都知道，在这里欧洲公司工作的外国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城市很穷，生活水平也很低。城市外表给人一种古老而又相当衰败的印象，也不整洁，一如哈尔滨人的衣着和举止。

哈尔滨——一个“Nitschewo（破罐子破摔）”的城市！

自从日本人将哈尔滨的一切独自霸占之后，俄罗斯人在这里开业挣钱的时代就不复存在了。由于苏维埃铁路当局于1935年4月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满洲国政府”，导致在这里生活的苏联居民陷入贫困，看来还会越来越穷。成千上万的白俄人，诸如店主、鞋匠、手工业者等一下子都失了业。以前，他们的生活来源靠的就是那些在这里工作、收入不菲的苏联铁路职员。在苏联本土，铁路职员赚不了这么多钱，根本享受不到在“满洲国”的这种纵欲无度、尽情挥霍的优裕生活。现在中东铁路易主，富裕的苏联铁路职员很快都得离开。新的铁路职员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吃日餐和中餐，基本上不吃那种典型的俄式餐。日本货的消费量在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日本货便宜，这对城市居民的主体仍然还是中国人、消费能力不高的居民来说毕竟还是一件幸事。这样一来，原本有工作的苏联人就再一次成了没有家乡的人。年轻的姑娘还能够继续待下来打工糊口，因为日本人喜欢找俄罗斯姑娘跳舞，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喜欢日本本国的舞女。

“悲哀的姑娘，美丽的生活。”一位酒店老板这样形容。

他是对的。

傍晚时分在这个城市里散步是十分惬意的。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远离白天的拥挤，呼吸着温煦的空气，人们可以静静地观察和思考，可以像一位白发老人一样慢慢体味对这个城市的记忆。

哈尔滨有值得回味的历史记忆。这个城市曾被沙皇视为远东政治的轴心，未来美好的前景也曾像它那广阔而又博大的地理范围一样向世人展示过。不过，当时的日本还不是今天的日本。

今天，人们仍能在这个城市的别墅区里见到那种老式且结实的军用建筑或私人住宅。建筑物墙面的泥灰还没有完全剥落，洋葱头式穹顶教堂仍矗立在十字街头，鹤立鸡群，引人注目。老一辈俄罗斯人还没有完全过世，还常常回忆已经过去的风光的青年时代，不过，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认哈尔滨为自己的家乡了。

年轻的一代俄罗斯人，他们既不认识沙皇帝国也不知道地理意义上的俄罗斯，因为，他们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俄罗斯就已经不再是俄罗斯而是苏联了，他们听够了也听腻了父母关于俄罗斯的唠唠叨叨。在低矮黑暗的小屋子里，他们勉强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他们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这里，在哈尔滨每况愈下地生活，在远东这个沦落的城市里“破罐子破摔”地打发日子。殊不知，他们的父母，曾经作为真正的主人居住在、工作在那些豪华的别墅洋房里。

现在，这里的许多房子都已经闲置或移作他用，成了新的“政府机构”，如学校、展览馆等。豪华一时的俄罗斯贵族区已经风光不再，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盏绿色的汽灯发出微弱惨淡的灯光，可怜兮兮地照耀着简陋而又粗糙的马路路面。以前住在这里的那些俄罗斯人的后代们现在大都赶着小马车，运送来来往往的客人，年轻人不再知道，他们的童年曾是在这极其舒适优越的别墅里度过的。

中国人居住的区域还是那个样子，在我们看来，卫生状况极差。但这并不重要，按他们的理解是，能住就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当然，他们的生活也很贫困，一大家子挤在一个狭小的居住空间里。但大家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他人同情的价值了，他们对此也好像完全没有感觉。

中国人容易满足现状，生活就是如此。谁要是按我们的贫穷观去看待或者理解中国社会家庭的贫穷，他就错了，这里的想法和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亚洲地域广大，但人口太多，尽管亚洲大地还蕴藏着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资源和财富，但人们还是贫穷，不讲究卫生。

问号接着问号！

我从思绪中挣脱出来，对身边一位一直都缠着我、巴结我、讨好我、打发不走的俄罗斯导游说道：

“好吧，为我叫一辆马车！”

“去哪儿？”导游问。

“去一个能吃晚饭又能娱乐的地方，你看着办吧！”

“那就去‘美国酒吧’！”

“我看可以！”

我们上了一辆两轮小马车，一路蹲坐在狭小的座位上，好在车子的弹性还算不错。黄昏中，俄罗斯小伙儿挥动着马鞭赶着马车前进，缓缓滚动的车轮像是在慢慢体味“陈年美好的沙皇时代”。

夜幕下的哈尔滨

我们的车拐进了一个人迹稀少的侧巷。

这是一个沉寂的、毫无生气的小巷，几辆老式小轿车停在这里。在一个不大显眼的弧形拱门上方，红色霓虹灯管组成了一个耀眼的光框，光框内蓝色的字母熠熠生辉：American Bar（美国酒吧）。

这是哈尔滨最好的一家酒馆，有音乐和俄罗斯舞女相伴。光线黯淡的酒吧门前，几个醉鬼摇摇晃晃地走着，操着嘶哑的喉咙喊叫着、斥骂着——几个俄罗斯酒鬼。

“我一直以为这里的俄罗斯人都很贫穷，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那么有钱，能来这种消费不菲的酒吧呢？”我问导游。

“是的，您的想法没错。”导游回答说，“我们这些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流亡者确实很穷，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会光顾这样的酒吧。当然，除了那些在这里谋生的俄罗斯小姐。您刚才在门口见到的这些俄罗斯人都是苏联公务员。”

“这些公务员很有钱，是吗？”

“当然！他们都是原中东铁路的公务员。几个星期以前，中东铁路卖给了‘满洲国政府’，所有的苏联人也都在最后几天里得到了一笔补偿费，他们要将这笔钱很快地挥霍掉。下个星期，他们都得返回苏维埃俄罗斯，回去后这笔外币总归要收回换成卢布的。在那个‘幸福的国度’里也不是用卢布处处都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几天前，他们已经结束了这里的工作，现在，他们有足够的钱和时间，边玩乐边等待着回国的时间。您明白吗？他们要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地吃喝玩乐，纵欲狂欢，享受个够。他们总是这样在宽慰自己：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以后的事随它去。您说，他们难道没有理由这样做吗？他们必须返回祖国，返回苏维埃共和国。一如宣传的那样，那里到处都是糖厂，有糖精一样甜蜜的生活，但糖能填饱肚子吗？”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返回苏联呢？难道不能像其他的俄罗斯流亡者那样好好地留在这里生活吗？”我又问。

“当然也可以，但是在‘满洲国’，他们又靠什么生活呢？有些人已经决定留下来，但大部分人都准备回去，因为他们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被视为叛逃者。这样，他们的生命将不再有保障，还会受到监视和跟踪……在这里，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

“谁会监视他们呢？”

“两边都会监视他，这是明摆着的事。日本人会怀疑他们是苏联留下来的间谍，反过来，苏联人又会给他们的生活制造麻烦。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这些人是祖国的‘变节者’。”

“怎么会这样？”

“这里是边界，你难道就不相信会有伪装的苏联间谍在这里游走吗？我可能就是一个间谍！”他开着玩笑。

“哈尔滨已经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城市了！……走，让我们进去吧。”导游已经推开了酒吧的门。

走进灯光明亮的存衣间，一位年纪大的俄罗斯女人——大概也是以前的一位尊贵公主——在桌子后面接过了我们的外衣。右拐走进酒吧：一个相当大的吧台，吧台前是高凳，吧台后摆放着琳琅满目、包括贴有彩色标签的世界各地酒瓶，一个中国调酒师站在这些价值不菲的酒瓶中间。

这是一个设施齐全正儿八经的酒吧。

几个客人正蹲坐在吧台的凳子上喝酒、掷骰子。有日本人、俄罗斯人（苏联人）、欧洲人、美国人、韩国人……甚至还有一个印度人，就是见不到中国人。日本人经常光顾的饭店和酒馆，中国人都会刻意回避，反过来也是一样。

左边一个门通向餐厅，餐厅的周边摆放着餐桌和椅子，中央是打磨得锃光发亮的地板舞池，舞池并不是很大。一个正宗的马尼拉乐队正在为舞者伴奏。五颜六色、频闪不定的灯光忽隐忽现地扫射着整个餐厅。

这是一个真正娱乐消遣的地方，衣着鲜艳、打扮入时的俄罗斯小姐在这里坐台。餐厅对面的吧台气氛十分热烈，威士忌混合苏打水、调制鸡尾酒、男人们的叫喊声，还有嗡嗡的窃窃私语声，看来是在为吧台之后的经营做准备。一会儿饭吃饱了，舞跳完了，温文尔雅的绅士们还会搂上小姐再次走进吧台，递上最后一杯可口的“饮料”。噢，递上的还会更多，塞上10元、20元、25甚至35元，然后双双一起离开。

哈尔滨街景。今天仍能很强烈地感受到遗留下来的俄罗斯的影响，商店的招牌文字为中文和俄文。

——恩斯特·柯德士　摄

顺便提上一句，美国酒吧的饮食还真不错，我的导游——一个早年就居住在哈尔滨的白俄人——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家酒吧的特别故事。

“你一定会对餐厅老板的独特经历感兴趣的。”导游介绍说：

餐馆老板是一个少有的天才，但他的天赋开始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发挥，可以说，他一直在错误的地点从事着错误的职业。他流落中国后什么行业都尝试着干过，从商人到建筑业老板，从发财致富到最后破产，他甚至多次破产过，包括经营旅店破产。他曾拥有很多，但又全部丧失，大家都觉得他没什么希望了，可他却度过了一个一个难关。他是一个友好善谈的人。在远东地区，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到最后来到哈尔滨。所有的可能性他都在这里尝试过了，但每一次得到的都是人为的霉运。终于有一天，在所有的才能中，他发现了自己高超的厨艺，他没有使自己再次失望。在哈尔滨，他开了这家“美国酒吧”小餐馆，一下子就出了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满洲”的人都知道他了，而且还声名远扬，在北京、上海，甚至在新加坡都有人津津乐道地赞扬他的厨艺，名气见长。是的，人们应该这样去想他，可人们也想错了。平时，他太爱喝酒，而且手又太松，管不住钱。您要知道，开一家酒吧并不容易——舞女、俄罗斯女人、香槟、昂贵的鱼子酱……这里也不例外，即使这样，最后的结局还会是：破产。

不过，这最后一次失望他不会再经历了。两个星期前，他突然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地死掉了。死后，人们才在发现其他东西的同时发现了他还有一个玻璃眼球，我想应该是左眼球。

他是谁呢？一个德国奥地利人，古藤贝格（Gutenberg）先生，但不是犹太人。

看来，导游也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有那么点tipsy（微微的醉意）。这里的人们常用“醉意”这个词来形容门外那些要醉还没醉倒的人。

的确，这些苏联的公务员们知道要怎样打发掉在远东最后的这几天幸福时光。香槟酒的木塞盖“砰、砰、砰”频频地冲向天花板，没有一个吧女此时还会孤独地坐在桌旁嚼着麦秆。

舞场的景观十分逗人，不同种族、气质迥异的人拥在一起翩翩起舞：擅长深鞠躬的小日本、邋里邋遢的苏联人、不拘小节的美国人、镇定自若的英国人，同样，还有拘谨严肃沉默寡言的德国人。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年轻漂亮无国无家的俄罗斯小姐。

愉快的、伤心的一幕幕——这就是哈尔滨！

与人们想法迥异的是，这些人玩得都确实十分开心。

“今后如何？无须担忧！管它呢！”哈尔滨今后还是哈尔滨。反正已经经历过多次“今后”了。

在一个狭窄昏暗的巷子里

“一切都很惬意！”离开“美国酒吧”时人们大都会这样说。

“但是……”

从人性的角度，人们都能够理解：理解纵情狂欢的苏联公务员、理解妖艳入时的俄罗斯舞女……最后，人们也都会高兴地端起酒杯，带那么点醉意和酒后的亢奋和激动。

担忧，长远来看，太渺小了、太遥远了……

尽管如此，有人告诉我说，人们还是对这样的哈尔滨表示不满，看不惯“美国酒吧”的这些热闹的做派，哈尔滨的现状令人不敢继续往下想。哈尔滨表明的不仅仅只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潜藏在社会中的“穷——富”两极分化。在这里，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纸醉金迷与腐朽堕落，它已经幽灵般地在城市中蔓延。在哈尔滨，人们真真切切地嗅到了“马粪的臭味儿”……

“现在向左，”导游用笨拙的手势和沙哑的声音指路：

“这里继续向前。”我们忽左忽右地穿行在死气沉沉的小巷子里，绕过圆形的屋角，穿过哈尔滨商业区和中国贫民居住的地方（唉！他们再穷也比那些无家可归、有国难回的俄罗斯人好一些）。有的街宽，有的街窄，带着醉意，眼前的一切都似是而非。

已经是深夜两点半了。

突然，我们拐进了一个狭窄昏暗的小巷。此时的我已经完全听任于导游，何去何从，完全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即便把我带进了这样一个角落——一个媒体不会来、警察不会惩罚和制裁、事后也无人调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角落。

人没有去思考危险，是因为没有置身于危险之中，生活的现实往往会超出人的想象。当一直担任导游的人突然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并抽出手枪对准我的时候，我才马上警觉、冷静了下来。

“导游”一步步地向我逼近，用低沉而又强势的语调厉声对我说道：

“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快，快拿出来！”瞅着他右手握着的紧逼着我的手枪，我的拳头以及小刀都没有了用武之地，脑海里迅即闪现出平常关于哈尔滨白天黑夜的那些令人心悸的空泛的想象。

我马上扯出了衣袋。他急不可待地在衣袋里搜寻起来，可惜只有5元钱。

“就这些？”他问道。

“多的我没有了。”我对他说。

拿到钱后，他的语调才又恢复到了之前的导游身份：

“先生，这就是哈尔滨，你不要觉得有什么悲惨和不幸。如果你反抗，马上就叫你躺在地上。你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他又一次用命令的口气对我厉声叫道。

“确实没有了。”我又重复了一遍。

“那你可以走了！不过，我现在不可能再送你回去，但我可以告诉你回酒店的路线。”此时，他的音调又显得友好起来。

“快走！”说完以后，他补上了一句。

“这就是哈尔滨！”我默默地念叨着这句口头禅，拐进一条明亮的大街。我的“导游”已经隐入夜幕之中。

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谁又会为了几个小钱去追赶他呢，况且，还有可能立马毙命街头……我得赶紧回到酒店。谁知道，半途中会不会又从哪个偏僻阴森的小巷中窜出另外一个黑衣人？又用同样“温柔的方式”向你索要值钱的东西呢？

这就是哈尔滨——坐落在满洲北部平原的大城市，它是一个谜，一个恐怖阴森可怕的谜。

只要夜幕降临，生与死的游戏就会在这里开始……

在酒店里遭遇“警察”

“满洲国”北部布满了密探、间谍和可疑的人，有男有女，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特别是来自日本、苏联和中国关内。这些人待在哈尔滨，都有一份正当的民事职业，如商人、公务员、街头小贩、导游，有的甚至还是街头擦鞋匠，或平时大街上四处游荡的乞丐。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些在酒吧伴舞的俄罗斯女郎。在哈尔滨，每一个人的背后都会有人指指点点，也因为很多人都有被人指点的嫌疑。

很多人都会说，这只是一种纯粹的看法。不过，这种怀疑现在已经充斥弥漫在哈尔滨的空气当中，所谓“马粪味儿”，只是这种怀疑比较形象化的一种表述而已。“马粪味儿”已经是今天的哈尔滨无法改变的现实。街头的小偷和扒手早就不再是哈尔滨人议论的单一话题了，如果真是这样，哈尔滨的治安形势还不会有这么危险。

与这些所谓有形形色色公开身份的间谍打交道要特别留神小心，因为，人们很容易被他们的仪表、装束以及他们精明的谈吐或机智灵活所迷惑。

在哈尔滨“一切皆有可能”，特别是对那些“黑”在哈尔滨进退两难的白俄人而言，什么都可以干。作为异乡人，他们在这里水土不服，而回归故土又不可能，即便回去，他们也很难再适应家乡的生活。

当然，也不能由此推及一般，在哈尔滨诚实正派的人还是不少的。

清晨，一个警察敲开了我酒店的房间，向我出示了他的所有证件后，就提出要仔细地检查我的所有随身物品。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边检查边与我愉快地聊着天。他对哈尔滨美好的事物和漂亮景点如数家珍，极尽赞美之能事；他还会唱一首特别赞颂哈尔滨女人的歌……检查结束，他向我告别，我也正好在洗手间里刮完了胡子。他走之后，我还暗自在想，这真是一个十分友善的警察，对他充满着好感。

之后，我下楼来到酒店大堂，询问酒店经理，怎样才能与这位警察取得电话联系。我有意邀请这位留下了美好印象的警察共进晚餐，当然，我还有我个人其他的一些打算。（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这么快就建立起友谊，特别是在哈尔滨。）

“什么警察？”酒店经理诧异地问我。

“就是今天早上来到我房间的警察。”

听完我的说明，酒店经理的惊讶和困惑丝毫没有减弱。他告诉我，今天早上来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警察，而是一位导游，就连导游身份都还得打上一个引号。实际上他什么都不是，甚至连什么都不是都说不上，因为大街上根本就没他这个人。

“不可能再找到他啰！”酒店经理面对我这张布满阴霾的脸调侃道。

“但他那身警察制服，他的那些证件……”我着急地又丢出一句。突然间，我担起忧来，我想到了被“警察”翻过的箱子。

“在这里，这些都是不可以信赖的标志……”酒店经理又笑着说道。

我迅速跑上楼去，急切地回到房间检查我的箱子。箱子里338件物品现在只剩下121件了，这就是哈尔滨“警察”检查后的结果。

“可以想象的是，我最值钱东西——手表没有了，还有昨天在城里买的4件丝绸衬衣……”我不无遗憾地自言自语道。

到现在为止，在“满洲国”积累的经验链上又得加上一环了。看来还得增加，因为，我还在途中……我这样想着。

新统治者的靴子

如果酣睡中的人一大早就被一阵干活儿的噪音吵醒，你说，是不是一件十分恼火的事。这不，我还躺在床上，还正处在美妙的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房间外的走廊上就有人在不拘礼节地放肆擦拭着皮靴，声响还大得离谱。

在噪音中足足忍受了15分钟后，睡意全无的我不得不叫来酒店的侍应生。

“这是怎么回事，一大早就制造这么大的噪音，这还是一流的酒店吗？”

“当然，当然，尊贵的先生，平时也不是这样，今天只是一个例外，只是今天。很遗憾，我们也没有办法……必须这样做，因为……”

“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行！不管是谁，必须马上停止。不然的话，所有的房客都会来找你们理论的。”

“当然，当然……”

我感觉到，与酒店侍应生交涉等于白说，他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要求。我让他离开，并不无恼火地诅咒了一句：白痴！他当然听不懂我在诅咒什么。我要自己起床去调查，为什么今天一大早有人要这么大动静地在门口的走廊上擦拭靴子。除此之外，酒店中国侍应生支支吾吾的回答也使我产生了探明究竟的好奇感。我想：客气点说，这大概又是哈尔滨人的一个特点吧。

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我看见了一位留着白胡子的俄罗斯老人正跪在一块破旧的长地毯上慢慢地、小心谨慎地擦拭着一双高筒皮靴，每隔半分钟，他就要将手中的皮靴和刷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有意地让它发出震耳的响声。一次又一次地，只见他将嘴凑近皮靴哈上一口气，吐上一口唾沫，然后又重新擦亮，又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为什么您这么早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大家都还在睡觉。您为什么又要弄出这么大的声响呢？这没有必要啊！”我问这位老人。

“是的，您问得太多了，你得去问睡在这个房间里的日本将军，是他要求这样做的……我必须在他起床之前持续地干上两个小时。他会在6点钟准时起床。”俄罗斯老人还告诉我说，这是这位日本将军的生活习惯，他习惯听到这种响声（代替闹钟的铃声）后起床。这种闹醒的方法的重要价值还在于，既保证了他按时起床又能保证他穿上锃光瓦亮的皮靴。日本将军的要求在这里是没人敢反对的，必须执行，不得违抗。

“他们是这里的新统治者。”最后，老人用充满信任的语调小声地对我说道。在这里，议论日本高级军官的生活习性是绝对不允许的，违者得到的将是严厉粗鲁的咒骂和拳打脚踢。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试图了解，这位俄罗斯长胡子老人是否就是这位日本军官贴身的勤务兵。

“不，不是……我不是什么勤务兵，绝对不是，这只是在尽我的职责，我在酒店里工作。”他很明确地回答了我，随即很快又沉默了下来，流露出一个倍受压抑的表情。

在大清早朦胧的晨曦中，一个私下的会见，以一种迎合的心态与酒店客人友好的交谈，此时此刻，这位俄罗斯老人一定会有些伤感。正如所有沉浸在这样一种忧伤情绪中的俄罗斯人一样，一个稍微有点同情语调的问话，就会勾起他们对整个往事的回忆和诉说。不仅仅只是因为往事已经久远，更因为往事发生在“遥远的家乡——他的祖国”。“红熊”（当时对苏联的戏称——译者注）的利齿已经将这些俄罗斯人与他们古老的、对他们而言永远美好的家乡的联系一丝一缕都咬断了，以至于在有生之年，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有返回家乡的可能。

“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简单机械的大型工厂，”俄罗斯老人继续伤感地说道：

“它建立在高度伪善的假大空理念和基础之上。由于失去了家园而寄人篱下，在异国他乡忍受贫穷，年老的俄罗斯人往往也不得不染上了这种不道德的理念。看看现在生活在远东的俄罗斯人，很多人不知怎么的就变成骗子、流氓，滑头起来了。他们就这样碌碌无为、随波逐流地在他乡生活着……”

他边哈口气边擦拭着新统治者——日本将军的皮靴，一张苍老的脸投影在皮靴锃亮的鞋帮上。发现自己映照在鞋帮上的那张老脸，他停下了手中的活，又转向我说道：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自己的面容了，看，都苍老成什么样子了！这是什么样的变化！”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如他的思想和谈吐——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我继续问他：

“您在哈尔滨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哦，不长，几年时间对我的人生历程来说算不得什么，但这段时间是最最艰难的，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就流落到了这个地方……没有钱、没有家……我的家已经下落不明。我有妻子和三个女儿，自战乱分离后就一直没有她们的消息。当时，我们这些当军官的都必须在苏联红军到达之前逃离。我们一直觉得，我们的流放是暂时的，但基本上已经失望了，值得期待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曾七次死里逃生，每次都被战友营救。现在，战友们都牺牲了，有些是被匪徒枪决的……人们是这么说的，所有为沙皇效力的军官都要被枪决。沙皇已经死了，我的家也散了，我的战友……”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些，抱着皮靴开始低头落泪。一个可怜的俄罗斯老人，一个悲惨的镜头。

“是的，是的，我的皮靴，以前我也有过拥有皮靴的荣耀。现在呢，67岁的我，竟成了一位日本将军的擦靴匠，一位日本将军……我自己本来就……”（他是想说，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将军）说到这里，他又将沉重的皮靴狠狠地摔在地板上。

又是几分钟的沉默，穿着睡衣的我感到有点冷，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当我再次走过这位老人身边时，他又对我说：

“我不为我的命运感到悲伤，我的战友们都同样经受了。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对生活是另外一种看法，特别是在没有家庭和孩子的境况下。我更感忧伤的是俄罗斯，是我的家乡。整个世界都理解不了俄罗斯精神，我们俄罗斯人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但我们热爱家乡，我们爱她就像一个被遗失的儿子再也见不到他的母亲那样。我说，年轻人……”

老人充满睿智的话还没有出口，日本将军的房间里开始传出大的响声和吐痰声了，我得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

6点整，新的统治者起床了：日本将军。

俄罗斯老人微笑着与我告别，那样子似乎是想说：再见了，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会在天堂再见面的……

哈尔滨的“死亡和新生”

哈尔滨展现出来的生活是糜烂的，它不像一座城市，它缺乏骨气和脊梁。它的活力既不健康又不真实，它的快乐便是罪恶、便是令人失望和绝望的种种罪孽和弊端。它的全部精神追求的赤裸裸的标志是：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后的事，管它呢！在这里，你很难看到诚实、正派、礼仪以及宁静、安舒（尽管有警察和法律）。这些人类社会传承的、光大发扬的健康道德和正面的价值观在哈尔滨几乎没有，相反，处处都是倒行逆施。

一位俄罗斯人相当传神地对我描述了这座城市：“一个小偷，在人们还没有发现和抓获他时，他就不是小偷，而是一位绅士。偷得越多，就越绅士。”一个人对付所有人，所有人对付一个人，是的，更邪乎的是，他欺骗同伙，同伙也欺骗他。这就是哈尔滨现存的伦理道德。

由于哈尔滨行将死去，人们会宽恕这个城市的罪孽。旅游者会原谅手表、拖鞋、帽子、钱包等值钱的东西在这里被盗；人们会原谅在这里受到的欺骗，甚至会原谅酒店老板收了他太多太多的钱，而账单上却只写上所收费用额的四分之一。这不是财务上的错误，是他们误以为旅游者们都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了。

在哈尔滨，每一个人都以为他人很有钱——其实，大都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钱。因此，窃取和偷盗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了，反而被认为是一种合乎道德的生存方式。

由于日本货便宜，哈尔滨将始终保持低廉的购物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人会越来越少，中国人仍将居于幕后。

庆祝中东铁路出售协议签署的大会就是旧哈尔滨的葬礼，它意味着一个“日本哈尔滨”的诞生！

哈尔滨将告别以往，说不定还会取一个新的城市名称，但这都是表象，城市会继续生存并迎来一个新的发展（如果没有遇到特别的灾难破坏的话）。

今天，这里有两座教堂，一座俄罗斯洋葱头式穹顶教堂和一座中国庙宇，明天，在繁华的大街上看来还将矗立第三座教堂：日本的寺庙。

明天，是的，明天我将继续南行，前往“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今长春——译者注）。哈尔滨，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可能那个时候你会是另外一种令我深感惋惜、遗憾的模样。因为，我骨子里是偏爱纵欲狂欢吃喝玩乐的（就像威廉·布什说的那样）。

哈尔滨，你的姑娘未来将会更多的是日本女人的模样；你的“警官”也可能使我不会再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昏暗的街巷可能会更加明亮和安全，你的无忧无虑、你的轻率、你的放荡也很可能会被可怕的严肃替代。

因为，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容忽视，你——哈尔滨，地处日苏战场——如此近距离地靠着边境。

再见了，哈尔滨——魔影绰绰、磷火幽幽的沼泽地。

经过大豆和高粱地南行

列车在飞驰，悄悄地掠过色彩柔和的原野。

我坐在车窗后，一会儿看看窗外的风景，一会儿瞅瞅坐在对面穿着一件浅紫色宽大和服、正在给孩子喂奶的日本女人，她一边喂奶，还一边拖着悠长迟缓的音调哼唱着一首伤感的日本歌曲。

窗外是一片明亮的风景，太阳的光芒照耀在宽阔的、淡绿泛黄的田野上，高粱、黄豆刚刚发芽，葱茏的绿苗刚冒出地面，像铺开的一块块彩色地毯。这里是全满洲最肥沃的地区，有“满洲国”粮仓的美誉。紧俏的黄豆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高粱是粟米的一种，颗粒呈红色，稻米般大小，是当地穷苦人家的主食，也是中国原产的一种粮食作物。

光着脊背的农民弯着腰在农田里干活，旁边是他的女人和孩子。尽管太阳才刚刚爬上竿头，勤劳俭朴的中国农民就已经开始劳作了。

四通八达的溪流和沟渠清晰地映入眼帘，灌溉着无边的田野。一群群乌鸦扑腾着双翅在尚未成熟的高粱秆间时起时落，成熟后的高粱秆会长到两米至两米半的高度。

一个“小小”的大豆（别名黄豆——译者注）仓储场。“满洲”最主要的出口产品就是这种被誉为“满洲黄金”的大豆，仅德国，每年就要进口约13亿马克的大豆。

——恩斯特·柯德士　摄

铁路路基旁站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手中挥舞着刚刚割过田间茅草的镰刀，她有一双缠裹过的小脚：当地农村还普遍保留着妇女裹脚缠足的习俗。姑娘穿着鲜红的裤子，按农村人的习俗，这一明显的特征表明她还十分年轻，是一位还未出嫁的女孩子。在色彩单一的田野中，这“一点红”显得格外醒目。

女孩的一双小脚引起我长时间的思索。

据说，“裹脚”这一奇特的习俗是几百年前的一位中国皇帝提倡推行的。打那以后，一双小脚就成了中国式的美丽典范和样板，成了中国女性不可或缺的一种装饰。在今天中国的某些地区，一个没有缠足裹脚的女孩子，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很难嫁人的。

关于女人裹脚的来历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一种说法是，用这种方式可以将妇女拴在家中和庭院里；另一种说法是，尖尖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特别赋予女人一种窈窕优雅的韵味，这种天生的韵味更令男人们钟情；还有一种在医学上不一定站得住脚的说法是，缠足可以部分地阻碍血液在下肢的循环，进而使身体的其他部位和器官能得到更好的滋养。

当然，这都是些无需考究核实的传说和解释。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妇女缠足裹脚的习俗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不言而喻，缠足是非常疼痛的，但为了满足女人的虚荣心，所有的妇女都会去承受各种各样的、牺牲自己的方式，在中国就是如此。一般来说，她们从小就开始缠足。脚越尖越小，女人就显得越漂亮，有的小脚甚至只有12至15厘米长。一位情感丰富的美容师曾如此形容：一双雅致的小脚必须能放在一个普通的小茶碟上。事实上，缠足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的一种宗教，一种对美丽的度量。

要终止这一宗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年来，为了制止妇女缠足，南京政府发出了相关的公告，以重罚相威胁。在城市里，这些公告还能起点作用，但在乡村就行不通了，即便是城里的妇女也还是在私下偷偷地缠。这一习俗在传统的中国民众中是根深蒂固的。

玉米地里劳作的中国农民。列车正经过哈尔滨和“新京”两市之间土地肥沃的平原地区，这里被称为“满洲的粮仓”。

——恩斯特·柯德士　摄

试想，这样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在一夜之间认可西方的宗教理念、接受现代文明吗？对中国人来说，所有的革新者都是野蛮人。

实际上，在我们的眼中，裹成的小脚就是令人可怜的残废脚，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小脚也是不堪入目，丑陋得令人恶心的。

可在东亚，幸福并不是以外表作为标准来衡量的……

小脚是古老中国的一个部分，有人也说它好，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长时间地保留。不过，现在人们也已经开始对小脚持怀疑态度了，已经开始小心谨慎地把它作为一种古老的、陈旧的“道具”放在一边了。

小脚还在偷偷地缠，尽管为禁止缠脚颁布了很多惩罚性的条款，小脚，是当时中国女人朝拜神灵的一种形式，是对女性美的一种崇拜和爱慕。

“新京”——“满洲国”新的“首都”已经远远地透过车窗进入视野。

坐在对面的日本女人也已经将奶头从孩子的嘴里拔了出来，开始收拾行装了。她也要在“新京”下车。

第二章　“新京”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

日本监工正在往这个角落走来——头戴安全帽、身穿坎肩、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地溜达着、闲逛着，两只眼睛瞟来扫去，注意力十分集中，坎肩的纽扣上还吊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

在火车站

众所周知，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译者注）由三个部分组成——西段：满洲里至哈尔滨；东段：在哈尔滨与海参崴之间；南段：哈尔滨至“新京”。“新京”是所谓中东铁路中部的终点站。

这三个铁路段不久前还属于苏联。

“南满铁路”始于“新京”，是日本在“满洲国”最大的企业，掌管着从这里经奉天（今沈阳——译者注）至黄海岸边大连（Dairen）港的整个铁路线。铁路线上有多条不同的支线，最重要的一条支线从奉天经边境的安东（Antong）直达朝鲜半岛东南海岸的海港城市釜山（Fusan）。这一重要铁路线的中心就设在长春（Changchun）。

长春本是一个“无人问津”的、不起眼的小城，但不久前在这里举行了“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冠名为“新京”。经“洗礼”后的长春这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章画刊里，因而一举闻名。

长春逊色了，“新京”耀眼了。

自“满洲国”成立以来，在这个城市里举办了许多大型的有影响力的庆祝活动，许多国际知名的作家、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相继来到了这里，向全世界介绍这个新诞生的“国家”：歌颂的文章、侮辱谩骂的报道、充满怀疑的笔墨以及赞美的诗篇……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激动地注视着它。“满洲国”名噪一时，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从这个新生“国家”中部的铁路枢纽出发，建成的铁路线将呈辐射状遍及整个“满洲国”。所以，称“新京”，意即“新的京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新京火车站，“迎接”我的是一个正在执行公务、个头很小、身穿便衣的警察，操着生硬的语言详细地检查我的“护照”（已经是在这个新“国家”的内地了）。一听他那几乎是不带冠词的蹩脚英语，就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中国人还不具备这种自信心（即便是出于礼貌），他们不太可能以一种富有挑战性的态度如此蛮横地拦住一位刚刚从火车上走下来的西方人，更不用说还要去检查洋人的护照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在这里是没有界限的，不应该心存芥蒂。

与在“满洲国”境内经常见到的其他日本人一样，一旦完成了“例行公事”，这位日本警察马上就礼貌起来，显得平易近人、乐意助人了，甚至还要主动地提供帮助，他对我说：

“不用说，您一定是下榻日本‘大和（Yamato）酒店’，那位戴帽子的人就是酒店派出的服务人员，他会帮助您提行李的，您尽管放心。”

说话间，他很快将那位身穿酒店制服的侍应生叫了过来。一番话多少使我原本愠怒的内心得到了些许宽慰。

我与日本警察礼貌地告别。他承诺，明天还会来酒店找我，其目的是继续对我提供帮助和咨询，对此，我表达了谢意。如此乐于助人的态度，我几乎都快忘记他是一名警察了，尤其是他的一身便装——典型的欧洲风格。不过，仔细地体察，还是能感觉到他“便衣警察”的特殊身份。

“新京”火车站并不大，还不具备一个“首都”火车站应该有的规模，但它正在扩建和美化，与“京都”的建设同步发展。发展的步伐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成为亚洲大陆上的第二个东京。这难道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想吗？不！40年、50年前的东京不也就是世界上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城镇吗？你再看看今天的东京！

人们可千万不要过早地取笑……取笑远东！

不言而喻的是，火车站里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有扛着大包小包的中国人、迈着碎步小跑的日本人、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以及这里那里零星可见、四处问路的欧洲或美国游客，还有很多穿着白色亚麻布长衫的朝鲜人。朝鲜人比起日本岛国居民来说更能适应“满洲”冬季刺骨的寒冷气候，而日本人则愿意居住在朝鲜或“满洲”的南部。

火车站大厅里乱糟糟的，十分混乱，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各国移民进进出出的大门，或者说是一个暗藏危机、令人感到惊恐的场所。这种不平静、不安宁的氛围就是今日东亚的真实写照，东亚有着不同于我们欧洲的另一种秩序概念。这种混乱的场面可以说在中国四处可见，无一例外的是在各个城市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检票处还算有点秩序，但是一种胁迫下的秩序。日本人站在那里，个个都是一副趾高气扬、怒气冲天的样子，他们给旅客的车票打孔或干脆将车票收走。日本公务员们都穿得十分挺括，脚蹬大羊皮靴子，令中国人十分羡慕。

权力与着装相辅相成，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出火车站，你就会得到“新京”正在扩建的第一印象。一个圆形的大广场展现在眼前，宽阔的街道呈辐射状通向四面八方，通向正在建设的各个城区，通向那些将来也会成为城区的黄土大地。城市街道的网络已经基本铺就，第一幢大楼也已经建成。宽阔的街道两边几乎还都是一片荒凉，只是偶尔能见到几处用木桩围起来的建筑工地。

火车站前圆形广场的兴建工程同样也未结束，广场上的装饰草坪还没有铺设，暂时还只能见到立在那里的结实灯柱。一到晚上，安装在灯柱弧形吊杆上的灯就会发出耀眼的光亮。

“大和酒店”在火车站大楼的斜对面、广场的另一边。

“睡美人”被唤醒之后

“新京”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但她拥有的还不仅仅只是这一珍稀的价值：她还是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帝国”——“满洲国”的“首都”。

“首都”定名为“新京（Hsinking）”，“Hsin”即“新的”、“King”则为“京城”。“新京”现有人口17万，其中“满洲人”、也就是中国人有12万，另有2万5千名日本人，数千朝鲜人，剩下的极少部分是流亡过来的俄罗斯人。

自从“新京”被选定为新的“国都”后，这个小地方就像一位沉睡了多年的“睡美人”醒过来一样。

在“新京”，你用不了几天时间就能对这个新“国都”热火朝天的建设形势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尽管“公共行政大楼”还没有完工，宽阔的街道也还在建设之中，但工人们、职员们、军人和官员们就已经开始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工作了。在木桩围住的或白线标出的工地上、在临时搭建的办公棚里，每一个角落里都是工作着、劳动着的人们，兴建、兴建，还是兴建！工程平面图还没有绘制完毕，建设工地就已经围了起来，水泥地基就已经浇注完毕。黄土地上，一面面厚重的墙体在不断地崛起。

这里将矗立起银行金融大厦，那里将建成部委机关大楼；这里要建大型的水厂和供电站，那里将是学校和图书馆；这里是农业经济试验研究所，那里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供政府公务员、军官们居住的大片组合式现代住宅以及供一般职员、工人们居住临时搭建的板房和棚屋……

还没待游人回过神来，注意力就被盘旋在城市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吸引了过去，飞机机翼上的日本国旗标志清晰可见。人们刚刚把目光从天空收回，身旁马上就有运输石头、沙子、石灰、大方木料以及钢结构部件的一辆辆手推车、柴油拖拉机隆隆驶过。

未竣工的建筑物上悬挂着长条旗帜：黄底上着红、蓝、白、黑四色的是新成立的“满洲国”的“国旗”，旁边均是日本国旗。悬挂的姿势各异：垂直状、交叉状、水平状……

很多公园场地也都临时被围了起来，呈椭圆形、菱形、正方形、长条形、矩形等各式形状。树林、排水沟、草地和池塘看起来也已基本成型。不过，暂时还都是一片平坦的旷野。

“司法部”是唯一建成的一座大型建筑——高大且坚实，由大块方石砌成。离它不远处的一个高大城堡状建筑看样子也快竣工了，那里将是日本人主要的军营，也将是“日本大使馆”所在地。

一条宽阔的大道将经过这里，大道尚未完工，还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从城市规划图纸上可以看到，这条大道是笔直的。许多日本军用卡车在大道上隆隆驶过，卷起阵阵黄土。“行政大楼”也在建设之中，还有新的邮政大楼、大型酒店、高耸的水塔……

微风吹过，灰尘当空弥漫，黄色的雾霭挡住了人们远眺的视线。

苍白的、蔚蓝色的天空悬浮于这一切之上，上天同样不知这里发生着什么，一如那些在日本人的管制下含辛茹苦劳作的中国苦力的心灵。

感受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起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工地上，无数中国苦力弯着腰、赤裸着脊背辛勤地劳作，感觉就像童话里的情节——“一群群人又伸胳膊又动腿，不时用两手梳理着蓬松杂乱的头发。”——像蜜蜂一样不知疲倦的劳作也只有在童话书里才能读到。

火车上见到的“新京市”。不久前这里是一片荒凉的黄土地，现在，“新京”作为“满洲国”的新“首都”正处在建设中。

——恩斯特·柯德士摄

“政府”快速地建造了一批临时应急的简易工棚和小房子，对外展示是谈不上什么排场的。房间里均用一人高的墙板隔成了几个小工作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最重要的是可以开展工作。坐在那里工作的人态度都比较认真，均为两个人一组，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从高级的“部长”官员直到下层门卫，都是这样组合：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

日本人在“满洲国”大兴土木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满洲国”地大物博，是一块完全未曾开发的处女地。这里有千千万万简朴而又勤劳的中国人，不仅肥沃的土地资源有待开发，而且矿产、煤炭、木材等资源也十分丰厚。

“满洲国”对于日本的意义在于：人口过剩的日本需要工作和出路。

其他国家私底下窃窃幻想的事情，日本人很简单地就将其实现了，公开地将这个地区掠为己有，完全没有向其他意欲瓜分满洲地区的强权势力作任何明确的表示。现在只有“满洲”自己做出了决定：脱离中国宣布独立。当然，这也是一个在日本人的胁迫和帮助下做出的决定。

还不仅仅如此，由于“满洲国”位于日本与苏联之间，一个关乎日本帝国生存的大问题是，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会不会经“满洲国”继续蔓延。目前已经明确的是，日本人已下决心要干预这一蔓延的推进，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也都表明了这一意愿。直至今日的所见所闻都表明，日本人正在竭力地实施这一干预。谁要在今天远东的冲突中还看不到日本人的这一企图，谁的认识就步入了歧途。

由于日本人担心内部的工作会受到外来的破坏和影响，因此，“满洲国”所有的“外交”决策权均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任何人都不得染指。不过，这种影响和这种决心的实际情况会使人产生联想：这个政治游戏、这个“睡美人童话”的现实对未来世界政治的意义到底会是什么？

劳作中的苦力

在这个新兴的城市里，你走不出几步就会生发出一个新的感叹——为工地上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想象的、为建设远东加倍努力的勤奋精神，城市处处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见证着当局者大兴土木的决心。

你恍若走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童话世界。

在一个有很多脚手架的工地旁我站住了，我像站在动物园的栅栏边一样，看着光着脊背的苦力们在脚手架上上下攀爬。阳光曝晒，苦力们呈古铜色的脊背黝黑发亮。他们站在高高的堆垛上，向上提拉着石砖、拉着还在滴漏着浆渍的石灰桶。建筑横梁借助极其简陋的滑车运送到脚手架上，站在摇摆不定的脚手架上，苦力们杂技演员一样，一边平衡着自己的躯体，一边将沉重的横梁安装起来。苦力们互相之间通过大声的呼叫“好！”或“慢，慢！”等劳动口令取得动作上的默契。

这条几乎尚未动工兴建的主街道两边都将矗立起高楼大厦，每走上几十米，就会见到一个建筑工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整条大街。根据“新京”的城市规划，首先是在平地上拓建出沥青大道，使“首都”的“主干道”成形，然后是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在路两边涌现出来。

刚走出50多米的距离，我又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趣地观看眼前正在兴建的一座大楼，这座正在用钢梁搭建的高楼将是未来的“银行大厦”。电动马达在隆隆作响，沉重的钢梁在一点一点往上拉。两个木工在搭建于人行道上的木工刨台上将粗大的圆木锯成一块块薄板。风干了的圆木树干呈倾斜状搁放着，年轻的木工，一个站在横梁上，一个人站在地面上，双手拉着宽宽的锯条一上一下地、一去一来地、1厘米1厘米有节奏地锯拉着。1个小时、两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就这样不停顿地、默不作声地埋头苦干着……这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不辞辛苦、大汗淋漓的年轻劳工。正午的骄阳烤灼着他们短小结实、有着健硕肌肉的躯体。

在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看见几个苦力正在地面上埋铁杆，为建水泥立柱搭建脚手架。附近，一个大地槽里水泥灰浆正搅拌着，一些苦力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扁担，正满筐满筐往这里挑运水泥和石砾。另有几个皮肤黝黑、身板结实、浑身褶子的苦力正围着大地槽不停地搅拌着灰浆。

如果您如此细致地注意观察辛苦劳作中的中国苦力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他们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呢？不超过2角到2角5分钱（相当于22到23芬尼。芬尼为原德国货币单位，1马克等于100芬尼 ——译者注）！想到这里，您就会明白，5亿中国人对地球的未来发展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他们工作中蕴藏着的巨大的能量是多么的无可估量！

劳动力在这里廉价得几乎不用花钱。一个中国人，只要有吃有喝，有了我们所理解的最基本的、刚够生活的费用，就满足了。称他们为“苦力——又苦又穷的劳动力”不是没有理由的。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便撇开（不考虑）所有其他的财富，即肥沃的土地资源以及还长眠在地底下的那无穷无尽未被开发利用的宝藏，中国也是一个真正富有的国家。

虽说不应该拿亚洲与欧洲相比，但人们总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做这样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讲，也不是不可以做这种比较。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专业人士的监管下操纵一台机器，一天生产了2000条小手绢，可他只得到30芬尼的报酬。与我们相比，难道这不是优势吗？令人想起来就发晕的优势。有哪一个欧洲人能在一天只有30芬尼报酬（在不提供住房和食品或其他任何优惠的情况下）的条件下生活呢？！人们根本不用想得太过遥远，只要了解一点日本的经济信息就行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高过中国人30至40个百分点。

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苦力正在破口大骂。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突然，我听见从街道另外一个角落传来了可怕的叫骂声，是两个男人在争吵，我马上赶了过去。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苦力正躺在地上愤怒地叫喊着、哀号着、咒骂着。他在大声粗鲁地咒骂着一个站在一旁默不作声且满脸通红的日本人——日本监工。中国苦力叫骂不绝，愤怒无助地咆哮着，拳头以威胁的姿态在空中挥舞着：

“你们一定会再次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你们！上天会惩罚你们……我一定会看到的！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躺在地上的中国苦力呼天喊地地冲着日本监工吼叫着。

苦力的叫骂声没有停止，被激怒的日本监工却失去了自制力，他气愤地冲向倒在地上的苦力并狠狠地踹上了几脚。我不自觉地将脸扭了过去。日本监工一脚正好踹到了苦力的脸上，鲜血马上从鼻孔里流了出来。接下来，沉重的皮靴又往苦力的脊背上踹去，苦力又一次痛苦呻吟，倒在了一边。尽管如此，苦力还是没有停止叫骂。打得越凶狠，他就越痛苦、越愤慨，也就越是顽强固执地提高叫骂的声调：

“把我打死吧！踹吧、踢吧，我不怕，上天在咒骂你们，你们，你们都将……你们这些千刀万剐的！”

日本监工转过身镇定了下来，不再去理会苦力的叫骂和那些侮辱性的言语，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摇了摇脚，好像在踢踹中扭伤了。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去，继续用他警惕的目光去监视其他恐惧的、弯着腰劳作的中国苦力，那位受伤的、年迈苦力的凄惨景象并没有引起他人的特别关注。

躲过日本监工的目光，我转过身询问身边的另一位苦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能发生什么呢？您看……”他指着还躺在地上、正在用两个手指擤着流血鼻子的年老苦力说道：

“他已经是一个62岁的老人了，在扛水泥袋时被绊了一跤，人倒在了地上，肩上的水泥纸袋也摔裂了。这就是全部，就因为这被如此对待。天天如此，是的，一天有上百次。我们是一个受苦的民族……”说完后他迅速地跑开了，因为，日本监工正在往这个角落走来——头戴安全帽、身穿坎肩、双手插在裤兜里、慢慢地溜达着、闲逛着，两只眼睛瞟来扫去，注意力十分集中，坎肩的纽扣上还吊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

好在他刚才没有使用皮鞭，我脑子一下子就闪出了这个念头，我可不愿见到鞭打苦力这一幕。

“对付中国就得强硬！”我想起了在火车上一位日本工程师曾经对我讲的一番话。但当时我不相信，这句话应该这样去理解。

“嘿哟、嘿哟……卖小孩啰！”

我叫来一辆黄包车，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尽快忘掉这段令人心悸的经历……

很快，我坐上了舒适的车座，黄包车的两只轮胎弹性极好。前面，车辕之间套着绷紧的绳索，车夫拉着车在奔跑着。

又是一个这样的苦力！

人们对这些贫穷的小伙子究竟了解多少，了解多少他们善良的内心世界？从早到晚，他们日复一日地在两个车辕杆之间摇摇晃晃地、疲惫地、有节奏地拉着车奔跑。不管是雨雪交加，还是骄阳似火，不顾气喘、咳嗽、汗流浃背，总是在不停地奔跑着……人们经常能看到或听到，一个年轻的车夫在炎热的酷暑中突然晕倒，心脏猝然停止跳动！

如果不是这样终结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死可能会更惨、更痛苦。黄包车夫的平均年龄一般都不会超过35岁，到了这个年龄，体能基本上也就耗尽了，他们开始咳嗽、吐血，染上中国人说的“痨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他们再也不能像动物一样地拉动那沉重的黄包车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里，只能是流落街头，四下乞讨，最后在某一个地方悲惨地结束生命，倒毙街头！动物一样地死去！

正在门前候客的黄包车夫已经睡着了。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当一个年轻人决定成为一名黄包车夫的时候，他是强壮的、健康的、敏捷的，有着一双富有活力的、灵活的双腿。满怀激情，快乐高兴，人人都是如此。他们坐在车座前的踏板上，在豪华的酒店、影院、舞场、饭馆以及妓院的门前等候着客人。一溜排着长队，那阵势就像依次蹲在电话线上的一排排麻雀。只要一个客人出现，他们就会蜂拥而至，高声地叫喊着，硬把客人往自己的车上拉。给10个铜钱（相当于7.8芬尼）他可以跑上半个小时，给一张墨西哥美元（相当于78德国芬尼），他就可以拉着你跑上一整天了。大多数黄包车夫都不会那么幸运，即能把自己一天的体力都换成钱，一天能挣上50个铜钱就算很不错了。他们靠这点钱养家糊口，包括冬天取暖和缴纳那破旧不堪的房子的租金。一般来说，黄包车夫住的房子都不会是自己的房产，房租得自己负担，每天的租金大约在15个铜钱左右，有的更多。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们的车遇到了一位挑着担子的白发老人，他挡住了我们的车道。老头肩上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吊着大筐子，我在想，大概是卖南瓜或大香瓜的吧。但是不——他在卖小孩，只有年幼的小女孩坐在筐子里，年龄约在5岁至7岁之间，一个筐子里一个。

“嘿……哟……卖小孩啰！7元买一个哟！”老头的叫喊声在这一带响起，那腔调，听起来就像在愉快地哼唱着一首歌。这确实非同寻常，我思忖着，赶紧让车夫停下车来。花7元，真的就可以买到一个小孩了吗？其实，我坐黄包车到这里来是想买一双鞋的，酒店老板告诉我，这里买一双鞋要花8.5元。

“老大爷！”我与这位牙齿几乎掉光的白胡子老头攀谈了起来：

“如此新鲜少见的‘货’，您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老头儿觉得有生意做了，赶紧放下了肩上的担子，尴尬地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中国人的习惯——后回答道：

“说不上从哪里来，简单地说来自沈阳，即奉天（奉天为沈阳的旧称，满文音为谋克敦，英译名为Mukden——译者注），但这两个女孩来自吉林省。他们的父母都是贫穷的农民，对这一带不熟悉，所以将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代卖。我同情她们的处境，也就把她们带来了！嘿、嘿、嘿，我要帮他们卖掉孩子。现在穷人没有钱养活孩子，家家孩子都多。卖掉一个孩子，父母能得4元。昨天，我开价是8元，但没人想买，今天，我只好降到7元了，也不容易卖掉，家家都有难处。您瞧，她们都是十分漂亮可爱的女孩子，这个7岁，对面的那个孩子也满了5岁，都很健康，很健康，您再瞧瞧那结实的两条小腿。上等的好‘货’，上等的好‘货’啊……”

说这番话时，老汉到底在想些什么？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注意地观察，发觉老汉并不很快乐。他喘着粗气，但总是带着微笑。

“是的，Lautouerl（老头儿！），您在这里卖小孩就像卖瓜一样，难道就不怕警察了吗？”

“他们允许卖，允许卖。”他回答。

看来，对我的问题他却感到有些惊讶。

“以前，民国政权统治时，我们不敢这样公开地贩卖，只能在农村私下交易，这种私下交易一直都有。但是现在……等两个孩子长大了，您可以从中赚大钱的。我都想自己留下这两个孩子，但我也很穷，我自己都一无所有，拿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可这点钱对您来说却无所谓。不出两年，两个孩子一倒手，您就可以赚上好几百元呢。”老头开始给我谈起了生意。

他看着这两个孩子，又自言自语说道：

“多么好的女孩，又漂亮，又健康……您怎么还犹豫不决呢？”他又转向了我。

“我还可以更便宜一点，岁数小的我只卖5元，行吗？”老头以为我对岁数小一点的孩子更感兴趣，这样他可以尽快出手。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睁大眼睛用充满期望的眼神望着我。

我什么都没有回答，我的想法完全不同。我不停地左右打量着这两个孩子。像在开玩笑，可又不是一个玩笑！岁数小的女孩正吮着手指，无忧无虑地坐在藤筐里。岁数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啃咬着干瘦的小手上拿着的一根胡萝卜。

脏兮兮的两个孩子！

“我挑着这两个孩子已经来来回回地叫卖3天了，但卖不出去。”老头又对我说道：

“可怜可怜我吧！”老头乞求着。

“金龟子，飞飞飞，爸爸在打仗，妈妈在……”我试着哼唱着儿歌，摆出一副童趣盎然的样子，以消除孩子对陌生人的恐惧。两个对什么都还完全没有概念的孩子显得是那么的轻松和愉快。

我赶快离开，走进了邻近的一个鞋店，我要为自己买一双鞋，我原本是来买鞋的。在看到一双黑色的低帮鞋后，一个想法就挥之不去了：现在，你不能买小孩，只能为自己买这双鞋。

“嘿——哟——，卖小孩啰……”在鞋店里我还能听到外面老头的叫卖声，苍老的、嘶哑的叫卖声……

为觐见“皇帝”做准备

在南满洲，所有那些拥有南满铁路车站和南满分支铁路车站的主要城镇，都会有一个“大和酒店”。“大和”是日本民族传统的族号，对应于德语中的表达，“大和酒店”这个名称就相当于“德意志酒店”了。

“大和酒店”是满洲最漂亮、最现代化、最优雅舒适的酒店。宏大的规模、一流的装修、完善的设施、整洁卫生的客房。卫生——这更是在当地不容忽视的一个优势，甚至连臭虫都没有。酒店里还建有房顶花园、烤肉室、台球室以及酒吧……还有一个被精心管理、维护的漂亮花园，那些训练有素、干净整洁的酒店侍应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酒店里，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能说上一口“儿童英语”。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不是建立在语法的基础之上，故交流时，如你要点什么，可总是要经过多次误解之后，才能如愿得到你真正想得到的东西。你要的是一杯加奶油的咖啡，可侍应生给你端上来的没准是一杯威士忌酒或半只产自亚洲鄂霍次克海（Ochotzkischen Meer）的大龙虾。话又说回来，反正来这里住的人有的是时间，故侍应生语言不好显得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另一种可能出现的“误解”是，即客人到达酒店自己的房间后，行李箱却送到了其他的房间。在那个“弄错”了的房间里，官员们会围站着，打开客人的箱子（或试图打开这些箱子）搜寻。在哈尔滨，“搜寻”是想将箱子里的东西据为己有，而这里的“搜寻”，是为了寻找那些有字样的纸张、照片和信件。

在“满洲国”，人们从来就不应该忘记，处处都会被监视。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会在开始时想，这只是一种“误解”。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是对的，到最后，所有的一切也都会再次妥当理顺：客人还是能得到他想要的加了奶油的咖啡，行李箱也会最终放在“29号房间”，即我入住的酒店客房。

一般说来，客人在“大和酒店”都会被照顾得很好，入住的费用也不是太高。由于“大和酒店”隶属日本大型的、半官方的企业“南满铁路（S.M.R）”，因此，酒店的设施也都是最现代化的。“南满铁路”有的是钱，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它的分支企业中去。几乎所有官方的活动，如“市政府”头头脑脑和政治家们的宴请、公开的官方庆祝活动等等，只要这些活动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在室外举行，那么就会选择在“大和酒店”的大厅里举行。

对新到的客人来说，客房里除了提供漂亮洁净的洗澡间、卫生间以及电话等很多其他舒适的设备之外，如果需要，酒店老板还能帮助客人与“满洲国”各官方机构取得联系。酒店的老板认识“满洲国”各“部”的“部长”以及他们的下属，与他们都有私交。他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给这些要人，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者告诫。更加令客人们吃惊的是，酒店老板一般都能很快知道客人的来历以及来此旅行的目的。不管是商人、官员或单纯来此一游的旅游者、记者……就像只隔着一层玻璃，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希望对“满洲国皇帝”溥仪进行采访的要求就是通过酒店经理的女秘书向有关方面提出来的。女秘书在酒店大厅的前台工作，面对客人，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联系上之后，才陆续有穿便装、穿官服、戴着徽章和高等勋章的人来酒店与我联系。所有这些人都显得相当亲切友好、乐于助人。

他们来到我的房间，履行他们的职责。有时我不在酒店，他们也会溜进房间里来，颇让人感到意外和吃惊。他们是如此地“疏忽”，既弄错房间，又弄错箱子，还会错拿客人的文件资料，还总是那么理所当然地，好像进的是他们自己的房间、打开的是自己的箱子、手中紧紧攥着的也是自己的文件资料一样。检查完之后，他们又会彬彬有礼地、微笑有加地、无数次地向客人鞠躬道歉，询问是否将行李弄乱弄错，并请求原谅。不过，以后他们还会来，他们的乐于助人总是离不开他们那些特别的行为、猜测和好奇！

当室外如新加坡那样笼罩在夏日热浪之中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会与新结识的客人们坐在酒吧里掷骰子饮酒：威士忌——苏打酒、杜松子——柠檬烈酒或啤酒。一起闲聊、开玩笑、豪饮或讨论什么，消磨着时间。晚上，他们还会带着客人逛他们熟悉的夜“新京”。哦，他们不仅不会敲你的竹杠，甚至还会请你。他们会讲一些有趣的轶事趣闻和黄色笑话，包括那些舞女和日本艺伎。最后，你甚至会完全忘记，到底是和谁待在一起。他们确实是些和蔼的人，很能打动人，对来“新京”的外国人也确实照顾得不错。

我提出觐见“皇帝”的申请还在审核批准的过程中，我要先在“外交部”预约。“外交部”在城外新区，开车需要20分钟。我还要拍几张办证件时需要的照片。觐见“皇帝”，得有一个办起来相当烦琐的证件，还要事先拜访“宫内府大臣”。

“宫内府大臣”的办公室在院落交错、房屋林立的“皇家宫殿”里。经过一个有许多“皇家卫士”把守的“皇宫”大门后，左拐有一个窄门，经窄门就进到了“宫内府大臣”所在的院落，三排平房包围着这个院子。

一位举止礼貌的“满洲人”带我进了其中的一幢房子，随后走进了一个相当宽敞的大房间。房间里没放什么家具，地上铺的是大块的四方形灰色石板。房间的一个墙角放有一个低矮的小圆桌，圆桌上摆放着几个铜质的烟灰缸和几盒香烟，香烟的品牌为“前门——帝国牌（Tchienmen Imperial prefer）”。紧挨着窗户搁着一张小写字台，一个胡子灰白的老头儿正坐在桌旁，架着一副眼镜，身穿一件十分考究的男式小礼服。

剔了毛等待屠宰的牛。这是“皇帝”祭祀活动中祭坛上供奉的祭品。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在这位仪态尊贵的白胡子老人面前我一下子糊涂了，他是不是“宫内府大臣”呢？我感觉，是，又好像不大可能是。虽然我确实已经身在候见室，已经从院子里直接进到了“宫内府大掌礼官”的房间，但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就在我神情略显迟疑的时候，老人走了过来，递给我一张名片，名字下面“宫内府大臣”几个字赫然醒目。

疑惑顿消，看来，我确实不是在一个看门人的身边。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大掌礼官”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甚至还十分纯正、准确。语言相同使我们之间的交流便利了许多。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大掌礼官”曾两次去德国，一次是战前作为学生，另一次是在1918年至1921年间，作为“公使馆参赞”在柏林的中国公使馆工作。

当然，我来这里是经过事先申请的。我们一起坐到了圆桌旁，他递给我一支“前门——帝国牌”香烟。“大掌礼官”坐在那里的姿态真像是一幅剪下来的传统中国画：灰白的头发、威严的仪表、苍老的面容、长长的胡须，额头上爬满了曲曲弯弯的皱纹，眼睛下是厚重且微微泛青的眼袋。他的手是细白的，粗粗的青筋凸显在皮肤的表面。由于说话使劲，他总是在不停地颤抖。他的话语不太连续，时顿时挫，斧砍一般，但德语的表达是明白清晰的，尽管他一直谦虚地说是在练习德语。简言之“：大掌礼官”给人总的印象好像是刚从褪了色的故纸堆里走出来一样。

侍从进来，端上来两杯热茶。

我们一直在详尽地交谈着即将觐见“皇帝”要注意的有关事宜。他教我在“朝廷”里要注意的礼仪：弯腰深鞠躬的方式、就座的姿势、说话以及朝“皇帝”看时要用什么样的眼神，等等。交谈十分严肃认真、郑重其事，觐见时还都必须照葫芦画瓢地做，我心里都不由得暗自发笑。接受一个“国家皇帝”的接见，如此隆重庄严的时刻，我还真不曾有过。

最后，“宫内府大臣”又郑重强调了一句：

“千万不要忘记，您只能通过翻译对话，不要说汉语，不要说汉语！”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我掌握了觐见“皇帝”应注意的所有事项后，才获准离开。

“Auf Wiedersehen（再见）！”老头用德语与我告别：

“请您替我问候德国，问候波恩、柏林。我年纪大了，此生是不可能再去德国了……”

嘘！这一套程序过后，我不由得气喘吁吁，顿感周身发热，汗珠在脸颊上流淌，手掌心也黏乎乎的，湿透了的衬衣粘贴在脊背上。

幸运的是，“大和酒店”要凉快多了。

看来，觐见“皇帝”的请求终于被批准了，我自然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我的10次请求都被婉拒，现在竟然批准了。只是仍然不允许拍照，一位凡夫俗子是不允许给神圣的“皇帝”拍私人照的。是好事，也是一件真正的憾事！但不管怎样，这一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汗流浃背的日子。不过，一想到几天后就要与“满洲国”的“皇帝”说上话了，人就像畅饮了含酒精的清凉饮料一样，感到周身凉爽。

在此期间，我饶有兴致地回顾了“皇帝”溥仪的生平——他从皇子直到成为当今“皇帝”的经历。

一个“皇帝”的生平

被中国人称之为（今天还是这样称呼）“紫禁城”或“皇城”的北京皇家宫殿是一处宏伟壮观、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杰作。北京是中国——“Reiche der Mitte”（“中国”的德语译文——译者注）——从前的皇都，四周城墙环绕，像一个要塞城池。皇城位于北京城的中部。

北京这个名字经历了数百年的繁荣，意即“北方的京都”。

自中国国民党政府（现中华民国）迁都南京、含中国东部四省的“满洲国”成立以后，北京即成为中国最北部省份河北省的省府，北京从而也更名为北平，意即“北方的和平”。

北京的辉煌与它无与伦比的传统已经成为过去，昔日的皇家园林现在已成为大众游览休闲的公园。凉爽宜人的夏夜，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出来的中国未婚恋人们在那里手挽手、成双成对地散步、溜达。人工湖畔精美的亭阁现在已经被精明的茶商们用来开冷饮店，不少中国的年轻人都乐意坐在那里享受享受。在人工湖上，你可见到清纯可爱的中国女学生们穿着美式运动靴荡着轻舟，她们不再知道，她们的皇帝也曾在这湖上摇桨戏水。枝叶茂盛古老参天的槐树下，没准还会躺着一对年轻的中国小情人，正操着一口英语在谈情说爱呢。

昔日的皇家园林建筑现在已经变成平常人享受平常快乐、玩平常游戏、表达平常愿望的地方；成了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恢复体力、蓄养精神的地方；成了炎热的夏季里周末休闲的一个绝好去处。

皇家园林的参天古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是在伤心地诉说着什么吗？铺着大理石的人工湖清波粼粼，是在喃喃细语着什么吗？还有什么能值得那撑起辉煌大厅的鎏金大柱、那如诗如画的亭台楼榭以及沿湖蜿蜒的大理石回廊骄傲自豪呢？因为残破败落了，她们才会如此伤感吗？

不！她们拥有足够的智慧，能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辉煌都已经成为过去。她们伤心，是因为她们现在什么都不是了，但还必须延续、生活下去。正如中国人，人们拿走了他们的传统，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神秘的、美化了的世界，难道他们就因此变得实际了吗？中国人相信的是，他们只是不那么幸运了、感觉不那么坚定、软弱无力。往日耀眼的光芒消失了，不再是天子统治了。

“满洲国皇帝”陛下。以前的清朝皇帝溥仪，现在的“康德皇帝”。

——恩斯特·柯德士　摄

1905年，溥仪就出生在这座皇宫里。溥仪是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在欧洲，醇亲王载沣以“谢罪的皇帝”著称。因为，1900年之后不久，他受命前往德国，就德国公使冯·克林德（von Ketteler）在义和团暴动中被射杀毙命一案向德皇道歉。

1908年，清咸丰皇帝过继的儿子光绪皇帝去世，时年仅3岁的溥仪由慈禧太后扶为中国皇帝，成为清朝第12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的家族数百年间一直统治着偌大的中国。

5年后的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溥仪被迫离开皇座被监禁起来，但作为个人仍被允许在他世袭的皇家宫殿里继续居住。1917年，在一个皇帝忠臣（应为张勋——译者注）的威逼下，溥仪宣告第二次登基。但也只做了13天皇帝，帝制再一次被废除。之后，溥仪还是无可争议地继续住在皇家大院。溥仪于1922年结婚。表面上看，他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处理了过去的遗留问题，遣散了皇宫里的太监，还3000宫奴以自由。

1924年，冯玉祥将军占领了北京。溥仪的朋友们再一次挽救了死到临头的皇帝，将他带到了国际公使馆区。作为难民，溥仪在北京日本大使馆躲藏了3个月后，假扮成一名穷学生的模样逃往天津。在天津，他低声下气地度过了6年屈辱的日子，直到1931年前往满洲。

在日本强权势力的扶持下，1931年9月满洲宣告“独立”，成立了新的“国家”——“满洲国”，溥仪为“执政”。1934年3月1日，年轻的溥仪在“满洲国”第三次正式登上“皇位”，称“康德皇帝”，时年28岁。

觐见“皇帝”溥仪

“满洲国外交部”的一辆蓝色大别克轿车停在了我下榻的酒店门口，“外交部”官员马先生接我去觐见“皇帝”。

很快，车在一个由粗壮的大石柱撑起的大门前停了下来，身着灰绿色军装的“满洲国”卫兵在门前站岗。通过这道大门后，还得经过第二道门才能进入“皇宫”大院。我被领进了左边一幢大的石砖楼房，这里应该是“皇帝”的“总理府”了。走进“总理府”内一个高大宽敞、铺有宽大地毯的大厅，大厅里放有很多桌子，桌子旁坐着数位“皇家副官”，他们都是精心挑选的、身材魁梧的大汉，个个仪表堂堂，威严庄重。

茶和香烟已经端了上来。一个胖胖的日本人舞步般一颠一颠地向我走了过来，在桌旁坐下后就毫无拘束地与我闲聊了起来。我听出来，他曾作为日本公使在瑞士日内瓦工作过，日本人占领“满洲国”后，他来这里担任“皇帝”的“财政顾问”。

几分钟后，又来了一位“皇家副官”，恭敬有加地对我说道：

“陛下有请！”

我跟随着他走过一个小院，穿过一个拱形门廊，又经过另一个小院，最后才来到一个楼梯间的后门。后门又低又矮，我必须中规中矩地弯下腰钻过去才不至于碰到头。

我就这样走进了“皇宫”。

说是“皇宫”还真有点儿过分，一条狭窄的走廊，就像在一个普通的公寓楼里。楼里设施也与公寓楼十分配套，脚踩在楼板上甚至还会嘎嘎嘎地作响。一左一右都有房门，每一个门前都站有执勤的官员。

先前我还在想，大概得走过这迷宫式的走廊后才能真正到达“皇帝”大殿的前厅。但是我想错了，狭窄的走廊里有一扇门是打开的，从引领我来的官员和侍从们那充满敬畏的深鞠躬上我感觉到，这扇门一定非同寻常。果然不出我的预料，一走进门，就看到了站在我面前的“皇帝陛下”。按“大掌礼官”事先教我的那样，我马上面对“陛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站在门边，年轻的“皇帝”迎着我向前走了好几步，相当热情地、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操一口英语说道：

“How do you do？（您好吗？）”然后指了指椅子，示意我坐下。他自己却浅浅地坐在沙发的前缘上，沙发背后是一幅大的金碧辉煌的“西班牙屏风”，十分耀眼。

“见到您，我很高兴！”“皇帝”陛下首先开口。

“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是通过你们记者知道的，关于我们的新‘满洲国’，您大概也真实地了解了一些。”说话时，“陛下”带着友好的微笑注视着我。他的眼光是无偏见的、坦诚的、吸引人的。高高的额头上，头发向上扬起，整齐地向后梳理着，微微凸起的厚嘴唇是继承了先祖遗传的标志，细长的、保养得极好的手指随意地在膝盖上做着小动作，手指尖微微地向上翘起。

“我特别钦佩德国，个人也特别感谢德国。当时在北京，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是德国医院接受我并把我保护起来的。几天前，我还对一位德国记者提起过这一事实。我对这位记者的表现，即他对德国、对‘满洲国’和整个世界的评说深感满意。德意志是我很亲近的一个民族，平时我也经常关注德国，每天都让属下翻译阅读德国报纸上的消息。”

当我问到，您如何对待除了日本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承认“满洲国”这个问题时，溥仪“皇帝”回答道：

“这还需要时间，我们首先要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国家’。‘满洲国’要做的事还很多，对‘满洲国’的误解还有很多。我将十分高兴，如果您能将真实的情形报道出去。我们没有什么要掩盖的，我们知道，为了塑造未来有自主意识的‘国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和改善。我们的‘国民’学校教育一直都很欠缺，所以，大部分‘国民’对政治抱有无所谓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了。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当政者，我们有责任一步一步地将新‘国家’建设好。我们要积极创造前提条件，保证‘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我们也希望，为建设世界和平的金字塔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愿意接受日本的援助，我们还要感谢对我们的建设事业伸出了援助之手的每一个国家。”

溥仪越说越热烈。我注意端详着年轻的“皇帝”，他看起来十分健康，表情富有活力，充满着对现实的期望。不过，他的眼光中似乎也掩藏着一丝悲情。

“我的生活也不是什么都很容易，”他承认道，“一些人在极尽可能地丑化我，在造谣中伤者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小丑。我要问您，这些人对我们‘帝国’都做了些什么……”

溥仪的表达清楚而又明确。

我试图在“皇帝”的性格表现中，看到些许懦弱的印记，完全没有！溥仪的言谈机智而又充满智慧，完全有着自己真实的见解。他十分了解国际政治，对于世界的局势、走向、包括新德意志国家发生的事件，他都十分熟悉。

溥仪问我对“满洲国”得出了什么印象时，我回答道：

“我的旅行还没有结束。‘满洲国’很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地下宝藏还有待开发。一路走来，与我交谈的民众都说，他们为又有了一个能带来希望的‘皇帝’感到幸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们都认为，赋税的压力比以前减轻了。他们都爱戴‘皇帝’。”

听到这一回答，溥仪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问道：

“你们欧洲的国民也知道这些吗？”谈到这里，金碧辉煌的“西班牙屏风”后面，传来了一声人为压低了的咳嗽声。难道屏风后面隐藏着一个患有感冒的窃听者吗？

在我开始谈到北京皇宫的时候，溥仪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尴尬，他不想展开这个话题。出于礼节，我停止了追问。

溥仪爱北京，一个了解北京的人会不爱北京吗？这里算什么“皇宫”！就这个觐见室而言，也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厅室，装饰也非常大众化。墙壁上挂了几幅画，一对花瓶，铺了地毯。这就是所有的室内装饰，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没有一点皇家气派，无论如何不能与北京故宫相比……完全不能！那幅金碧辉煌的壁画还是日本皇家赠送的。

一位侍从这时走了进来，深深鞠了一躬以后递给“皇帝”两张名片。我知道这是结束觐见的一种表示。

溥仪又一次将手递了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

“替我问候德国，Good bye（再见）！”

“陛下，我希望您的‘国家’繁荣兴旺！”我回答道。

“Thank you！（谢谢您！）”“皇帝”用英语致谢并陪送我几步走到了门口。“皇帝”身材高大，尽管他穿的制服并不是特别合身。在他的左胸前，缀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大星形勋章——“满洲国”最高勋章：兰花勋章。

“新京”的“皇帝”阅兵大典

今天，为庆祝“满洲国”新“皇帝”登基，“新京”将在飞机场举行首次有“满蒙”军队参加的隆重的大型阅兵式。阅兵大典定在上午10点开始，可早晨7点左右整个城市就蠢蠢欲动了，长长的前往机场朝圣的人流不断。机场位于城市约3公里外，车流缓缓地爬行在被雨水泡软了的道路上。

大约9时，所有的人都已经聚集在机场了：“满洲国”、蒙古国、日本国的高级将领们、部长们，赴“满蒙开拓团”的侨民和小学生们以及报社记者和摄影记者们。部队包围着整个机场，4000名官兵组成的将在这之后为我们表演盛大阅兵式的受阅部队则站在另一边。再向后，“皇帝”检阅台对面的阵容是站立着的骑兵部队，清一色膘肥体壮、雪白高大的战马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夺目。成千上万赶来观看阅兵式的人一层一层地把偌大的机场围得水泄不通。一般人是不允许靠近的，受到特别邀请的贵宾能站在围绕“皇帝”检阅台百米开外的贵宾席上，只有最高层的“将军”和“部长”才有资格站在与检阅台旁的帐篷直接相邻的所谓“4米区”，帐篷由黄绸缎料围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肃静，人们只能相互之间低声耳语。

“这个戴无边框眼镜的日本将军是谁？”

“嘘，小声点！他是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兼‘新京’日本驻‘满洲国’大使。”

“这位穿浅蓝色、缀有很多金色绶带军服的人又是谁呢？”

“嘘，他是‘满洲国’的‘军政部部长’。您看，那边站着的是日本将军、南满日本军事顾问团团长土肥原贤二（Doihara）先生。他可是‘满洲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人们都视他为日本国策的精神领袖。在每一个省、每一个重要的村镇都建有他的间谍机构，秘密地监视当地的局势并随时向他报告。”

“如果允许的话，您能告诉我，您在这里担任什么职务吗？”我询问站在身边的这个人。

“我来自内蒙古。”这位先生看起来在33至35岁之间，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英语却不太好。双手细嫩，满脸活力，他是一位蒙古王子。

金光闪闪的“满洲皇帝徽号”：五片兰花叶在盛开的花丛中。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新京”的街道建设。还没有房屋，但沥青路面已经铺好，过不了几个月，现代建筑的雏形就会出现在街道左右两侧。

——恩斯特·柯德士　摄

在摄影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摄影记者们正忙碌着拍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那里的事还真不少，安装、校准、调整焦距、将麦克风话筒搬过来搬过去的，人人都忙得汗流浃背。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上午10点。太阳放射出灼热的光芒，昨夜一场大雨，地面潮湿发软，大头靴上沾满了厚厚的褐色泥巴，令人十分不爽。日本摄影记者们与燕尾服配穿的是高高的深筒靴。

刚过10点，天空传来了几响低沉的炮声，“皇帝”离开“皇宫”了。

静静的、充满期待的沉默。

“皇帝”的车队越来越近了，人们引颈远望，朝着炮声响起的方向。一声炮响，一阵沉默，又是一声炮响，又是一阵沉默……渐行渐响，渐行渐近。

终于，“皇帝”的车队亮相了：四辆红色的大林肯轿车缓缓地驶了过来。此时，所有无关的人都必须站立原地，不得再动弹。士兵们无声地挺直着魁梧的身板，端握着手中的武器。在金色的绸缎帐篷前，轿车停了下来。由于“部长”们近身围绕和簇拥着“皇帝”，其他人根本就无法目睹尊容，也看不到“皇帝”是怎样走下轿车走进检阅帐篷的。

摄影区里，快门声咔嚓咔嚓地响成一片，像一个嗡嗡作响的大蜂巢，摄影记者们心无旁骛，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金色的帐篷上。

几分钟以后，“皇帝”走出了帐篷，踏上九级台阶，登上了能俯瞰全场的检阅台。

与其他将军几乎一样，“皇帝”也穿着一身海蓝色的军装，只是军装上缀挂有更多的金星和勋章，头戴一个银色的涂有黑漆的盔帽，盔帽上插上了威严的羽毛花翎，那模样，像以前的德国轻骑兵。“皇帝”的姿态既不是笔直地站着，也不具军人气质，但帝王风度十足。

一位将军骑着一匹戴着银色套嘴笼的马来到了“皇帝”面前，垂直地举着锃光瓦亮的军刀，大声喝道：

“‘陛下’，阅兵式准备完毕！第一个大型方队是我们‘满洲国’武装部队。我们全体恭敬地期待着‘陛下’下达阅兵开始的指令！”

“皇帝”静默地回敬了一个军礼，以示回答。接着，将军迅速掉转马头，策马飞奔回到了受阅部队。

由90人组成的雄壮的军乐队方阵穿着整齐耀眼的军服走了过来，演奏着“满洲国国歌”。军乐声中，检阅部队缓缓行进。

阅兵式相当精彩，尽管地面潮湿松软双脚带泥，但行进的步伐仍是嚓嚓有声、整齐划一。队列笔直有序，一个方队接着一个方队。每当一个检阅方队经过皇帝站立的检阅台时，军官就会拉长音调高声地发号施令：

“刀——入——鞘！”

此时“皇帝”溥仪就会将手举至帽檐以示慰问。

军乐队过后是骑兵方队，清一色彪悍的白色骏马，不少马背上还架设着机关枪。骑兵方队后面是地面炮兵部队，虽然这只是一个只有六门加农炮的小队伍，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不容置疑的。后面行进的是士兵方队：一个阵容庞大的队伍！受阅队伍最后的部分是一个在自己乐队伴奏下款款行进的“满洲国”童子军队伍。

检阅过后，13个来自“满蒙”不同省份的师团将领直接集合在检阅台前，向“皇帝”深深地鞠躬致意。一位将领走向前呈献给“皇帝”一纸文稿，然后是众将领齐声诵读。由于相距太远，诵读的内容我们听不明白。

检阅仪式结束，“皇帝”在金色帐篷里简短休息了几分钟后，再次登上林肯座驾离开，巨大的机场上顿时又回响起“满洲国国歌”。在所有队伍逐渐离散之后，记者们才允许去采访“满洲国”的各位“部长”们。

在“满洲国”大多数“部长”中我最希望采访的是卢将军（德文原文为Nu——译者注），阅兵式是他指挥的，阅兵方队通过检阅台时，他就骑着马站立在“皇帝”的右侧。

我走到他面前依据习惯深深地鞠了一躬，并用英语表示问候。他无法回答，因为他不懂外语。接下来，我开始用汉语与他交谈，他十分高兴地笑了。他觉得我是那么的另类，竟然能够如此流利地运用他的语言。听说我是一个德国人，他十分兴奋，连胯下的坐骑都不安分起来了。他说：

在我们军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对我们十分友好的民族，那就是大德意志帝国。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是德国的朋友。我一直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牢固和友好。现在，在我们“满洲”统一起来之后，德国也正处在一个谋求统一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这一希望更加强烈了，我们的关系要更加密切。我十分佩服贵国领袖希特勒（Hi To la）的卓越能力，我们“满洲”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

当我要离开机场的时候，几个日本军官热情地邀请我与他们一块吃饭。其中一个参谋部的校官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当然语病还是有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始终围绕着军队，这是日本军官们非常热衷的话题。

我们相互之间深深鞠躬，口中还“哈依”有声，以普通的日本式礼节互致问候。我向他们表达了观看日本军队地面部队训练后的赞扬，礼貌的军官们也同样彬彬有礼地回答了他们对德国军队素质的了解。

“您知道吗，我们都认为，德国军队是世界上唯一勇敢的、富有战斗力的、效忠国家的军队。”校官说。

我也得适时做些礼貌的表示：

“日本军人在德国军校里的声誉都是极好的……”我夸奖道。

“是的，这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校官又饶有兴味地插话：

“今天，我们已经把日本军队培养到了同样的水平。确实可以这样说，对此，我们深感自豪。”他喝了一口啤酒，吃了些盐拌的海带，抹了抹嘴唇上的啤酒沫，带着煞有介事的神情，好像还有更重要的话题要说：

“是的，先先先……生，您是……是德国人，可我要实话实说，德国军人和日本军人之间确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个短暂的、充满期待的停顿……

“这个区别在于……”我听得十分真切。

“在于在战斗中的德国军人缺乏同情心，而日本军人却很很很……有同情心。”

我愣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该提醒提醒他注意语言表达中的错误了。

在新开放的西公园里

起初，我还以为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关于民族服装的节庆活动呢，五彩缤纷地充满着过大年逛集市的热闹气氛，不是寻常日子有的景象。

西公园是一个完全按欧洲风格修建起来的公园，今天游人格外多，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拍照、有的坐在公园的凳子上休息闲聊。人们享受着灿烂的阳光，恢复着精气神。

日本女人穿着宽大的绘有图案的彩色和服，一条宽宽的缀有珍贵刺绣的绶带围在胸间，人称欧比（Obi）。有的游客穿的是四分之三长短的欧式便装，还有不少身着蓝色校服的日本女学生，远远望去像一群水兵，她们都留着布娃娃般的齐耳短发。不少中国男人和日本男人穿着休闲上装散步，手上还拿着一根粗细相宜的文明棍。在公园里，你有时能见到穿着中式旗袍日本女人，得体合身，尽显女性优雅迷人的身段。大多数东方女人都拥有苗条、纤细和轻盈的身材，体格强壮的女人在这里很少见到。公园里，还能见到身着普通日本服饰的艺伎们在正午的阳光下跑来跑去，高高梳起的发髻在她们的脑后盘起，看起来像一个大的用彩色丝带交叉编织在一起的黑色皇冠。

正午的太阳当空高悬，投下的阴影很短很短。绿水依依的宽大湖面波光粼粼，不少游人正兴高采烈地在湖面上摇桨荡舟。围绕湖边种着一排还十分年轻的垂柳，阳光下，翠绿的柳条随风戏水，倒影在泛起涟漪的湖面上更显婀娜多姿。

幽雅宁静的绿水、简约清新的景致，犹如世外桃源。当然，公园里的湖塘不可能正好呈圆形或椭圆形布置，多个小湖泊错落有致地呈链条状连接在一起。湖泊最窄的地方架有小小的拱桥，连接着两岸。我虽然没有看见在湖里戏水的鱼儿，但我看见远处游人在不断地往湖里扔着喂养鱼儿的面包渣。

孩子们在公园里跑来跑去，有些还骑着四个轮子的小童车，与欧洲的小朋友完全一样。阳光下，孩子的妈妈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照看着他们，以免孩子玩耍时不小心滑进水里。我从一个年轻的妈妈身边走过，她正好坐在公园的条凳上敞着胸乳给最小的儿子喂奶，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则嬉戏在周围。孩子们将小石子扔进湖里，兴致勃勃地观赏着石子在湖面上荡漾起的一个个水圈和波纹。

在中国，你能经常见到日本女人穿着中国旗袍，但反过来，在公开场合你根本就见不到中国女人穿日本和服。我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女人只爱穿属于她们自己的长旗袍，从脖子到脚踝，紧紧地裹贴着她们苗条别致的体形。旗袍有丝绸的，也有棉布的，式样繁多，颜色华丽。确实，旗袍才是中国女人最简约也最合身的装束。大多数旗袍都开有边缝，有的开一侧，有的开两侧，边缝从脚踝一直开到膝盖以上。

人们不单从衣着上可以将中国女人从日本女人中区别开来，气质上两国女人也不尽相同。中国女人显得更加端庄矜持，甚至可以说更有教养。行走时，中国女人迈着庄重而又缓慢的步子，像一个缄默不语、不动声色的小公主，行为举止给人的印象是冷漠而又孤傲的。而日本女人却恰恰相反，活泼好动，看得出，她们年轻的时候均有过良好的体育锻炼。

公园的黄色路面保养得很好，路两边长着小草，有一个小小的喷泉，甚至还建有一个猴笼，吸引了不少感到新奇的游客在此流连忘返。游客逗着笼子里的猴子，猴子也冲着笼子外逗着游客，互为对象，两相成趣，难分彼此。

这个公园是“满洲帝国”成立那天作为大众游乐设施兴建的，因此，对民众免费开放。不过，穿破衣烂衫的贫穷苦力则不允许踏进。人们可以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来公园走走，或下班后来公园散散步消除疲劳。在这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惬意地享受休闲时光。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与其他类似的地方一样游人太多。“新京”暂时还只有这么一个公园，今后应该会更多一些。

为男人哭丧的中国女人

太阳仍当空高照，西公园里依旧是五彩缤纷，休闲玩乐的游人不减，我却已经溜达在回酒店的路上了。

太阳渐渐西斜，阳光甩在地面上的投影越来越长，一辆满载货物的驴车从我身边隆隆驶过。由于车载过重，在驶过一个雨水形成的大水洼时，车轮陷了进去。可车夫此时却扬起了手中的鞭杖，毫无顾忌地开始拼命抽打可怜的毛驴。毛驴使劲拉车，但无济于事，车轮在泥里陷得太深。无奈，坐在车上的两个车夫不得不跳下来用手推，车子这才在车夫的帮助下和不断的叫骂声中继续向前行驶。

只要你留心，在中国你能天天见到这些虐待动物的现象。动物必须满足人类往往是过分的要求，太过分——在我们看来太过残酷——难以想象的过分。

此时，从旁边的小巷子里传来了一阵阵伤心的哭泣声和诉苦声，还伴随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哭喊声。离小巷越近，那种抽泣哽咽的声音就越发清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哭诉声和叫喊声怎么让人听起来觉得有些过于放纵、过分做作？

一般而言，人们不会在痛苦时采用这种在大街上丢人现眼的形式！人们哭泣，是因为无法控制自己悲伤的情绪，会独自关在自己的家中。

我急忙赶了过去，见到了巷子里四个正在哭天喊地、神态举止显得癫狂绝望的女人。她们披头散发，用拳头互相捶打着对方，扑倒在地上，在积有灰绿色肮脏雨水的坑洼里翻滚、痛哭、叫喊……浑身上下糊满了令人恶心的臭泥。四个女人哭喊着一曲悲歌，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似乎在争相着哭诉、互赛着要将自己内心的痛苦发泄出来。

此情此景，令耳闻目睹的人心悸、难受。

来远东的时间一长，人们就会对一些离奇的现象慢慢习以为常，陌生的民族有陌生的风俗和习惯。我站在那里，观看着这场悲情表演。尽管这惨景、这哭喊声使我感到有些战栗、甚至有些毛骨悚然，但伴随而来的新奇感还是勾起了我驻足观看的欲望。

一会儿，男男女女地围过来了不少看热闹的民众：游手好闲的懒汉、剃头匠、富人、穷人、儿童、车夫以及挑着担子的各类手艺人……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大街小巷里一下子涌了出来，街道交通也因此受到阻碍。所有的观众都沉默着，似乎完全被哭丧的剧情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睛盯着这四位号啕大哭的妇女，看她们悲痛欲绝地一阵阵抽搐、哭泣、咳嗽，看她们是怎样穿着衣服在脏兮兮的泥水里打滚的、怎样散乱着一缕缕长长的黑发的、怎样让痛苦的眼泪从眼睛里、鼻子里、嘴里流淌出来的……

我感觉到，她们哭诉的目的意在给围观的民众造成一个印象，即我们正在为一个刚刚死去的亲人哭诉。她们要让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死者最亲近的人在悲泣、在伤心。

这，就是这里的习俗。

生离死别是人世间痛苦之最，是一种难以抚慰的情感，是任何一种其他的感受都难以类比的情愫。这是上帝使然，是传统风俗的要求。尽管在大街上哭天喊地是那么令人难堪，但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行吗？！活着的人有义务对死者的灵魂负责，因为灵魂是永存的。

围观的人们也都心知肚明，他们不会取笑，但也不会被感动。他们围观，就像围站在一个活动的露天舞台前，来看一看热闹，来感受一下这些女人们的哭诉表演！他们知道，不会有那么伤心，这只是风俗习惯的要求，真正的痛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有钱的人家如果不愿意为死去的亲人亲身站在大街上大哭大闹丢人现眼，他们可以花钱雇男人或女人以他们的身份哭丧。当地有这种所谓的“哭丧中介机构”，标出价码提供这种哭丧替身服务。替身们熟悉这一“行当”，了解当地的习俗和顾客的要求。他们在家里对着镜子反复地研究过、练习过哭泣和哭诉。逼真的哭诉表演也是需要天赋和勤奋的。如果眼泪一下子流不出来，中国的药店里还有专门的催泪药卖。除此之外，替身们还得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杂技摔打的身手。因为，在并不是因为自身的伤痛和苦楚的情况下，要做到自然而然地、出于职业的需要情绪化地扑倒在地的同时，使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任何伤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替身们穿的那身破烂衣裳也体现在价格里面。

事情就是这样，真正应该哭丧的人坐在屋子里高兴地搓着麻将。雇人哭丧只是因为习俗，因为要保全自家的“面子”。

而现在这四个哭丧的妇女却是真的，她们是穷人，雇不起“职业哭手”。站在我旁边的一位看热闹者客观地告诉我说：

“他们是我的邻居，男人刚刚去世，妇女们在为亲人哭丧。在水洼里号啕大哭的那位年轻女子是死者的妻子，站在电线杆旁边的那位年长的是死者的丈母娘，披头散发的那位是死者兄弟的妻子，另外一位则是死者的女儿。嗯！”他自己径直地往下说，还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哭得确实很感人，但也不至于伤心到如此地步。死者生前是一个酒鬼，一个无所事事的废物、饭桶，从不为家里哪怕赚上一个铜板。正因为没有钱，女人们才自己出来哭丧。”

“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哭诉一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我问道。

“两到三个小时，只要有人围观，就得哭下去。围观的人一般是不可能一直站到深夜的。”

“你难道不相信她们真的十分痛苦吗？难道她们的哭诉是假的吗？”

“唉！”他惊讶的神情就好像我把一只狐狸当成了小猫，他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一种习俗。难道你听不出来吗？当然也有伤心的成分，但不会伤心到这种程度。说到底，只是一个人死了、一个近亲死了——人都是会死的。”

年老的丈母娘站在电线杆旁，像一个神经错乱的疯子摇晃着双手，极度绝望地哭喊道：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哭喊又转为大声的抽泣：

“呜呜呜……！我的宝、宝、宝……呜呜呜……宝贝儿啊！苦、苦、苦……命的女儿啊！让我去死、死、死……吧！呜呜呜……”

“妈妈……扯住我的头发呀……我是最可怜的人啊！”年轻的女子在水洼里挥着手，咯咯地吞咽着嘴里的脏水。

哭丧的女人还在扯着沙哑地嗓子叫喊、哭泣，声音一阵高过一阵，酷似一场原生态合唱……渐渐地，我似乎感悟到了什么，莫不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死者幽灵正左右着这场悲情表演。

悲情在空气中弥漫着，我又想起了看热闹者刚才的那句客观的评价：“不会伤心到这种程度……”

我们窥探得到远东人的心灵世界吗？

“到底还是一个人死去了……”

“……当然会有所触动的！”

告别宴

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我终于来到了那家中餐馆，一些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们正在那里等着我共进晚餐。餐馆坐落在一条狭窄但十分热闹的小巷子里，巷子里餐馆一家挨着一家，从简陋的小饭铺到雅致的大酒楼，应有尽有。

只花10个分币我就打发了奔波了20多分钟将我拉到这里来的黄包车夫，流着大汗、喘着粗气的车夫微笑着向我道谢后，拉着车离开了。

餐馆的进口处灯光明亮，我刚一露脸，站在周围负责接待的10位迎客生就一起拉长了大嗓门：

“Ko——”这吼叫声，与其说是在欢迎我，还不如说是在吓唬我。我下意识地迅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Ko”意即“客”，中国人的习惯，每一位客人光临都得这样大声预告。叫唤声越响越好，要让楼上的跑堂也知道，餐馆里又迎来了一位顾客。

邀请我的日本主人以及其他客人们都已经在楼上的一个单间里等着我了，他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在座者众多的名字就像大圆桌上小碟子小碗里盛装的众多菜肴一样，弄得我稀里糊涂的。王先生、吴先生、鲍先生、桑先生、梁先生、黄先生、张先生，接着又是王先生、孔先生、蒋先生、山本（Yamamoto）先生、原口（Harakuti）先生、寺鸠（Terahato）先生、华地（Hanachi）先生、入我岛（Irigato）先生……麻油酱拉面、朱红色佐料的虾片、熟蟹肉、燕窝、海带、北京鸭、有名的“发酵”皮蛋、小春卷、鸡肉粥、鱼翅汤、腌萝卜……以及其他更多的种类。谁说得清是些什么菜？谁又记得住这些人名呢？

一个从没闻到过、品尝过中国饭菜的人是全然体会不出中国烹调的美妙之处的，它是世界上最为高雅的文明饮食中的一种。

席间还特意请来了窈窕妩媚的花苑（旧中国妓院的一种别称——译者注）女郎，她们也同席共餐。每一位食客身旁都安排了一位：丁香红描画的朱唇、红扑扑的脂粉脸蛋、长长的丝衣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彩。她们用洁净的、精心保养过的小手握住筷子，不停地往客人的菜盘里夹菜，尽量地让客人吃好，自己却不吃。这也是习俗。同样，小酒壶在小姐们的手中一轮一轮地传递着，不停地为客人们斟酒，客人面前的小酒杯从来就没有空过。席间，举杯敬酒不停。小姐们逗弄着，开着刺激诱人的玩笑，女人的笑声与男人吧唧吧唧的吃喝声响成一片。跑堂们一声不响，像传说中的侏儒，一个劲地上菜上酒。娇小玲珑的“丝绸小姐”们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她们频繁地交换着座位，交换地侍奉着男人。

桌子的一角开始了一项热闹而又有趣的饮酒取乐游戏：两个男士如此郑重其事地相对而站，手臂伸开置于桌子的上方，每一个人都用力地喊叫着一个数字，并同时伸出两个手指。一个喊“8”，伸出两个手指，另一个喊“5”，伸过去三个手指。第二个则是这一轮的胜利者，因为他叫出的数字正好是他的手指数和他对手的手指数的总和。不是胜者、而是败者要罚喝酒，这个游戏就是要求对手“酗酒”。中国人称这个游戏为“划拳行令”，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石头——剪刀——布”游戏，但“划拳行令”游戏变化更多。

“划拳行令”的游戏使围坐着酒桌的人都活跃了起来，邻座与邻座之间或与对座之间都竞相划起拳来。就这样一杯又一杯地喝，没有人顾及到底喝了多少杯，边喝还边在这个或那个盘子里夹菜吃，有时候筷子伸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当然，大多数菜还是陪吃的小姐夹到盘子里的。

在中国，一个大的餐宴一般要吃上三到四个小时，每次就吃筷子能夹住的那么一点点儿，边吃边聊天，席间一般都十分热闹。大声喧哗是中国餐宴的一个特色，你可以与坐在大饭桌上的任何一个人聊天。

陪吃的小姐不称呼所陪客人的名字，而是像亲人一样地称陪客为“大哥、老爸、大爷、表兄”等。这是一种习惯，一种礼貌，食客之间会显得更有信任感、彼此之间更容易交际，也更加亲密。

席间，一位日本人兴致勃勃地提出了在西公园游船上度过这个快乐夜晚的建议，大家都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分乘4辆出租车出发，当然带上了所有陪酒的小姐，在第5辆车上还放上了饭菜、酒壶和酒杯。

别具一格的西公园湖心夜宴晚会充满了东方特色。没有人工照明设施的整个西公园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中，停在岸边的游船上没有掌灯，一个白天人流如织的公园到了晚上竟是如此的冷清寂寥。

真是一个诱人的、悠闲的、令人浮想联翩的公园之夜。

我们相继登上船只，个个都带着点醉意。船工在尾部摇橹把舵，一个小姐怀抱着一只琵琶琴，另一个小姐吟唱着响亮甚或有些刺耳的歌曲，小船缓缓地驶向月光流泻的西公园湖心。

月色中，湖岸边成排的大树影影绰绰，浓墨重彩，书中描画的古老中国又一次生动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欣赏着恬静优美的公园夜色，开始与邻座的客人们聊起天来。

“鲍先生，您右手3个指头上留这么长的指甲有什么意义吗？”我问道。

鲍先生的指甲长约15厘米，弯弯地长长地长着，末端很尖细，看起来像鹰爪。怎样才能留这么长而不折断呢？这个问号一直都像个谜一样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在一些古老的中国人肖像画上见到这么长的指甲了。

“当然有意义，”他一边回答一边叉开手指观赏着：

“要知道，留这么长的指甲需要多年的时间，还得经常爱护和保养，才不至于在不注意的时候被折断。在家里，我会戴上保护指甲的银制金属指套，整个手指都套了进去。以前的皇帝和高官显贵们都留有长指甲，最后一位皇太后慈禧也留有长长的指甲，她的指甲长47厘米。我的指甲还可以长得更长。”

“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指甲呢？”我又问。

“习俗，一种高贵的象征。你能相信，一个下层的苦力会留有这么长的指甲吗？一桩小小的活儿就可能把指甲折断。”

“难道你们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折断指甲吗？”

鲍先生笑了：“当然也会折断，但我们工作从来都是不用手的。”他提高音调简短地回答道。

一位旁听的日本人此时插嘴了：

“这种长指甲已经使中国退化了，因此，你们现在……”他带着些许挑衅的口气继续对鲍先生说道：

“……所有的都乱七八糟了，你们的观点就是不屑于工作。”

“他一定是喝醉了。”刘先生带着调侃的语气悄悄地对我耳语道，刘先生也同样留有长长的指甲。

“我们日本人从来不会让手指甲长这么长的，”日本人提高了声调：

“在我们那里，德高望重的武士才会被视为高贵杰出的人，而他们拥有的是长矛和刀剑！”

人们常常会注意到，日本人在略有醉意的时候，就会表现得近乎粗鲁，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来不会失去自己心目中日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一信念。几乎在所有高兴的场合，他们在结束时都会三呼天皇万岁。

话不投机，刘先生和鲍先生相继起身离开，坐到了弹奏琵琶和唱着小曲的小姐身边，互相议论起在中国历史上充满诗情画意的那些美好年代里发生的一些名人轶事去了。

“您知道我们的大诗人李太白是怎么死的吗？”我旁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

“在一次皇家聚会中，也如今晚之夜色，皇家画舫悠闲地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诗仙李白像平常一样喝醉了酒，快活恣意、灵感勃发、兴致勃勃，高兴地在皇家聚会上吟诗助兴。当皇家画舫行至湖的中央，船舷边明镜般的湖水正好倒映着皎洁的月光，沁人心脾的丁香花芬芳一下子迷糊了诗人的神志，幻觉中的诗仙请求回到底舱待上一会儿。他下去了，却长时间不见上来，待人们下去寻找他的时候，看见的只是放在桌上的一首绝美动人的抒情诗章，人却没了踪影。诗仙掉进水里了，淹死了，无影无踪、神秘地消失了……”

说到这里，刘先生和鲍先生都出神地望着深深的湖水，似乎是在寻觅李太白的身影。

醉人的米酒、月夜清新的空气和船上喧闹的人们，使我渐渐感到有些疲惫，开始不由自主地打起盹来。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周围竟是一片寂静，几乎所有的客人都已经离开，只有我还待在已经拴在岸边的小船上。不过，日本主人还在，还留下了三位小姐。

“嗨，你一定做了一个忧郁伤感的梦，是吗？”他笑着对我说道：

“你睡了很长时间，我不忍心把你叫醒，好在现在还不太冷。瞧，多么浪漫，我特意为您留下了三位漂亮的女神，您更中意哪一位呢？”他意味深长地向站成一排的小姐们打出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皓月当空，月光投射在我睡眼惺忪的脸上，眼花缭乱的我不停地眨巴着眼皮，我似乎还沉浸在梦中的世界……

难道这就是我告别“新京”的凌晨吗？

乘“观光”列车前往奉天

我坐上了从“新京”向南开往奉天的列车，列车上的最后一节车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豪华观光车厢。

车厢里明亮可人，大扇的车窗上镶嵌着精心打磨过的玻璃，地板上铺着一块柔软的地毯，车顶上一盏冠状水晶花吊灯，靠窗是一排厚实的、用漂亮的丝绸布包裹起来的软座椅。车厢后壁是一整块落地玻璃幕墙，透过玻璃幕墙可以看到车后不断向后延伸的铁轨线，车后的风景一览无遗。列车向前行驶，车后方映入视野里的风景则渐行渐小。

车厢里搁着一个小书橱，摆放着最新的报刊和杂志。一张小书桌上搁着信封、信纸和明信片，信笺题头都标有大写的S.M.R.（South Manchuria Railway——南满铁路）字样，乘客可以随意使用。每过半小时会过来一个Boy-San（日本列车上的侍应生）为你斟茶，当然，茶水也是免费提供的。

南满铁路是目前远东大陆上最好最快的铁路线。在中国，几乎整个铁路线都十分糟糕，像南满铁路这样的铁路线和列车非常之少。

南满铁路是一家日本企业。

当我来到这节车厢的时候，车上已是座无虚席，好不容易在后面的角落里才得到了一个加座位置。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身材细长干瘦、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的中国男士，衣服的翻领上缀着一个大红菊花饰物。一台电风扇保持着车厢里的凉爽。列车的减震性能很好，乘坐如此舒适的列车出行，乘客们自然是非常乐意的。乘客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列车正在以每小时96公里的速度飞驰在农田山岗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列车现在经过的地面，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满洲国”，而属于日本，是日本人的租界，即所谓的“铁路专属区”。

“铁路专属区”为铁路沿线左右几百米的范围内，现在完全成了日本人的领地。为了保证铁路不受土匪的侵扰破坏，“铁路专属区”内规定不允许种植高过50厘米的植物，只可以种植大豆、花生、小米、萝卜等，不允许种植玉米、高粱、树木等庄稼和植物。这一规定旨在保证土匪无法在铁路经过的地面藏身，无法埋伏在原野里袭击列车。因此，在对付土匪袭击方面，与其他不属于日本辖管的铁路线相比，南满铁路线是最最安全的。

这种感觉真好，能够无忧无虑地坐在豪华的列车观光车厢里，而不是冒险行驶在荒野的北美西部。

“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抵达奉天？”我问旁边穿燕尾服的中国人。

“3个半到4个小时。”他很肯定地回答道。

“您是去大连还是……”他问我。

“不，我想先看看奉天，然后……”

“您觉得我们‘满洲国’怎么样？”

“很好，所见所闻都令人深感兴趣。”

在我看来，这位穿燕尾服的中国人很健谈，他是车厢里唯一一位可以与我用中文交谈的人。其余都是日本人，大部分是身穿军服挎着军刀的军官。除了两个在打盹以外，其他人都在翻看杂志、聊天、出声地喝着茶水。

身临其境，我都怀疑是不是置身于日本军队的司令部了。

列车在原野上向前疾驰，我的思绪却在回顾踏进“满洲国”后的所见所闻。随着旅行距离的逐渐增加，我更加确信，在这形形色色的、陌生少见的、看起来随机得到的印象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政治严峻性，车厢里坐着的这些军官们可不是来这里度假的！

日本人在“满洲国”投下巨资，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了“满洲国”对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国——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吗？同样，日本的政客们会让这数十亿的巨额投资没有保障吗？

新铁路干线上的豪华观光快车“亚洲号”，这是当时亚洲大陆上行驶得最快的列车，平均时速高达约100公里。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世人皆知，日本人在目标意识上是极其审时度势的。他们计划周密的政治行动表现得既坚决，又非常谨慎和警惕。他们的大政方针保证了包括那些看起来甚至是不重要的和无关紧要的行动，他们善于利用每一个微小的机会。日本就是这样逐步称雄世界的。

在未来几年里，远东的发展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日本人的企图，如果现在人们还不愿意正视这里发生的一切的话。日本人在长期谈判没有达到目标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权衡考量和尝试，于1931年稳步地从一个岛国跳跃到了亚洲大陆。如果日本在实施其政治意图时没有成功的把握，那么，它在满洲（或对满洲）投入的大量金钱就是一个风险，而善于经营的日本人是冒不起这个风险的。

尽管整个世界都已经知道，日本的声音对于今日世界之政治已经是举足轻重了，但在现实表现中，人们在将日本与欧美实力作比较时，还是低估了日本的地位和真正的实力。今天，日本施加给国际性会议上的巨大压力，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欧洲内部、包括美欧内部意见不一致带来的后果。当然，内部不团结也起到了部分作用。

对此，精明的日本人完全知道，也清楚这种对他们有利的局面有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难道警觉的日本政治家会对此视而不见吗？难道针对可能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他们没有早就准备好应变措施吗？他们难道会让形势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吗？回答是否定的！日本人是清醒的，他们在行动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在战略上精心地权衡着、策划着，他们只干那些没有风险的事。

最不显眼的事实恰好最能说明日本政治眼光的高度警觉性。一个例证：自从“满洲国”“独立”以来，中国反对日本的声浪很高。在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扩张，侵占中国的其他领土，对日本人的目的来说则是极不明智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此期间，中国和日本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松懈，双方都承受着压力。日本按兵不动，中国愤慨但又无能为力。

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会晤是彬彬有礼的，日本人通过机敏的谈判手段，终于又进了一步：横贯中国关内和“满洲国”的铁路交通得以运行，邮路也终于恢复，尽管附上了日本人不希望见到的“中国不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的条款。无论如何：“满洲国”属于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努力地让人民大众和国际社会理解眼前这一引人注目的不合逻辑的现象。报纸上如是说。

铁路的贯通和邮路的恢复，使中国在此之前不断上升的反对日本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不再上升了——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广大的中国民众对政治事务的漠不关心。利用这一情形，日本人继续迈出了很小、啊，如此小的一步。

“贵国的宋哲元（Sung Chi-yuan）将军擅自占领了‘满洲国’领土，三天之内他必须撤走，不然我们将发起进攻。”日本关东军下达了最后通牒。

在短暂交战之后，中国屈服了。

中国必须让步，因为，日本的军队和飞机击败了宋哲元600至700人的军队，中国军队退守到了长城的另一侧。

这里，人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即便是中国的宋将军确实带领他的军队在那些天或者只是在最后的时刻越过了边界，占领了“满洲”的领地，这一行动也是合理合法、无可非议的。

实际情况是，热河的西部边界直到现在也没有清楚地界定。为什么没有？日本人知道。宋将军根本就没有在最后时刻率领部队开拔到那个地区——一个日本人不希望他在的地区，一个宋将军长期驻守的、统治的、也一直以为仍属于中国的地区。这一点，日本人也清楚。但为什么日本人还是要执意在这一区域推行他的占领政策？难道不在意这一军事行动会引起更多的仇恨和不满吗？难道不顾及这一军事行动会给正在进行的重要谈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吗？

其实，日本人是在等待有利的时机。既然已经与中国政府签订了通车、通邮的协定，时机就成熟了，日本人便开始迅速地、令人吃惊地、全力以赴地开始完成其他的“小事”！

“宋将军的军队占领了属于‘满洲国’的领地！”快！快！趁中国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日本军队就开拔到了这一地区。经过交战，赶走了中国的军队，升起了日本国国旗！

现在，边界又应该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划定了，两国的外交官们又坐在了一起：所有的又都会按通常的惯例来处理、理顺。得到的结果当然是：中国又丧失了一块土地，日本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日本人已经吃到口的东西，再让他吐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京与南京之间随之而来的所有会议，看起来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日本人得到了，还不用承受道德上的损失。这就是日本政治眼光的警觉之处和日本政治手腕的灵活之处。

军队作为后盾，时刻准备着。

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无异：目标的大与小、远与近——灵活地掌握和运用每一个难以预估的瞬间优势就可能赢得一个良好的局面。日本对外显示出来的强大和实力正是通过这种政治手腕赢得的结果。

尽管日本的政策经过了深思熟虑，但在日本国民的眼中，它仍不具建设性，仍过多地依赖于直觉。从这点而言，日本的国家政治与新德意志帝国有着共同之处。日本国民也很清楚这一点。

第三章　奉天

魔术师先左右挥舞着一面丝绸面料的硕大中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揉成一团，合握在空空的两掌之间，然后询问观众们：“你们猜，将会变出一面什么旗帜？”“日本国旗！”土肥原贤二将军竟令我们深感惊讶地叫喊了起来，音量之大令在座的人难以置信。魔术师慢慢将两手打开，谜底终于揭开，一面约4米长的日本国国旗出现在我们眼前。

在古老的中国城市

黄包车拉着我一路小跑，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前往古老的奉天城，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老城像一幅年代久远、古香古色的中国刺绣作品。

300年前，这里是满洲的京都，满人统治中国后，统治阶层才迁居北京。更值得一提的是，“满族”后来不再是一个入侵了汉人的种族部落，而成了大中华帝国的统治阶层。简言之，中国的贵族。满族，作为贵族阶层的意义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成立，而作为一个种族部落的名字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

微风带着古城的气息迎面扑来，人们仿佛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置身于古老的中国神话世界中。今天的奉天城仍保留着从前古老的景致，当然，新的商店以及欧洲、日本式样的公司招牌也随处可见。

一如中国其他的大城市，高大、厚实、牢固的灰砖城墙也环绕着整个奉天城。城墙是抵御入侵者强有力的屏障，是远古的勇士壮汉们以弓、箭、弩、石块以及火焰投掷器为武器的时代遗迹。对比现代战争中的武器，这种坚固的工事是显得有些笨拙，用来对付重型贝尔塔（Berthas）火炮、战斗机、毒气弹……城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但尽管如此，城墙仍像一位忠诚的守卫者，使城市居民们有了安全感和信任感。

数百年风雨侵蚀的墙砖，已经打上了岁月难以定义的、浓浓的、灰暗的色彩，部分渐垮渐塌的墙体严肃庄重地记忆着世纪沧桑。城门上的塔楼像一尊石化了的龙首，依稀闪耀着黄、蓝、绿各色彩陶釉的光芒。塔楼上还根据传说立着一些陶瓷做的动物图腾雕像，远远望去，有点像风格化了的龙、狮子，甚至像缩小了的苏格兰尼斯湖（Loch-Ness）里的大水怪，毕竟塔楼有四五十米高。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黄包车夫。在即将到达城门的时候，他突然将车停了下来，要我下车步行。

“不能再往前走了，您必须步行进城，今天的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车辆进城了。瞧！警察……在那……”从我手中拿到工钱后，他很快就溜之大吉了。一个警察手持着令人心悸的皮鞭已经走得越来越近。

今天是中国的一个节庆日——秋季中的一个日子，按照传统的风俗会相当热闹。人们像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了中国城区，街道上人来人往，人与人之间就像沙丁鱼一样紧紧地贴在一起。街道两边的商店门面都装点得十分抢眼，进口处悬挂着明亮的、绘有彩画的油纸灯笼。橱窗里也是五彩缤纷，屋檐板上缀着一溜彩灯串成的光环，闪闪烁烁，分外耀眼。主街道上人山人海，人们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只能亦步亦趋地顺势向前挪动，想超过前面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个头高高的我，此时像一个销子一样无助地插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挤着中国人，朝前走不行回头走也不行。

“臭虫现在可以放肆地从一个人的身上跑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听到这样的议论，我感觉浑身上下顿时痒得不行，可人又不能动弹，根本无法挠痒，那难受劲儿。

十字街头，拥堵的人群就更多了。谢天谢地，我终于费劲地爬上了一个临街窗台，背贴在墙壁上艰难地站在窗台上，注视着满街攒动的人头。

爆竹噼噼啪啪，五彩缤纷的焰火飞向夜空，舞出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夜幕中，“月亮”在我的头顶上绽放、爆炸，燃尽的纸屑碎片飘摇着缓缓落下。忽地，一道明亮的镁光划破夜空——来自某一个烟花弹，镁光刹那间将数十万张黄色的脸照得煞白——一个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深感恐惧的瞬间。试想，如果这数十万张不客气的脸密谋反对一个人，群起愤而践踏之，那……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东亚意味着什么：人！除了人还是人！四万万、五万万，以至更多、更多！地球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如果他们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下反抗什么，激发出来的力量将是令世人难以想象的！

所有这一切如一幕幻景：脸，黄色的、富有光泽的；脑袋，光秃秃的……像伦勃朗（Rembrandt，荷兰现实主义画家 ——译者注）画笔下的题材：从黑暗中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是这些黄色的、发光的脸在蒙古首领忽必烈汗（Kubleikhan）的率领下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难道不是吗？！

我像一尊肩扛横梁的大力神站立在窗台上，人群中散发出来的体臭自下而上升腾，与浓烈的火药味混合在一起冲进我的鼻腔，臭烘烘的。餐馆里飘出来的熟食香味也随着晚风一阵阵掠过鼻翼。啊哈，哪里又飘来了一阵芬芳醉人的茉莉花香，哦！原来窗台下正好走过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姑娘的发辫上插满了象牙色的花瓣儿。

追随这迷人的香味儿可要胜过继续待在这臭烘烘的地方！我赶紧跳下了窗台，想追随茉莉花姑娘而去，可刚一跳下来迅即又被拥挤的人群团团裹挟住了，完全迈不开前进的步伐。看来，追上茉莉花姑娘已不可能，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她像仙女下凡一般地隐入茫茫人海中，渺无踪迹了！

突然，尖利刺耳的哨声响起，急促响亮的警铃划破了繁星闪烁的夜空。人群里开始躁动不安起来，拥挤着、推搡着、吵嚷着，反掌之间现场呈现出一片混乱失措的局面。我的脸感到灼热、发烧，这算什么欢庆的焰火，我暗自想，得赶快离开此地了。在拥挤的人群中，我被推来搡去，不停地有人踩踏着我的脚。我当然也一样，推着他人，踩踏着他人的脚。正当人群中一个调皮鬼，欲使出全身力量踩踏我的时候，我迎面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可他不仅没有发怒，还赔着笑脸拉着我的手臂说道：

奉天火车站的正面。

——恩斯特·柯德士　摄

“跟我来，跟我来，这里你根本无法通过，够你等的……你看，前面完全堵住了，警察还在用棍子打人呢。”

他边说边迅速地拉着我的手就近钻进了一个狭窄阴暗的拱形门廊，门廊里还回响着街面上传来的阴森可怕的咆哮声。急走几步后，我们右拐，转过几个黑暗的角落，终于进了一个小小的侧向胡同。胡同很窄，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两边黄色的纸糊窗户透出煤油灯微弱的灯光。胡同里小饭馆一家接着一家，是贫穷的苦力和叫花子们聚集就餐的地方。我本想赶快离开这里，昏暗莫测的一切使我感到恐惧，甚或毛骨悚然。

可又一转念，我这不正好置身于古老中国典型的氛围之中了吗？一如上百年、数百年前。这里没有悬挂那些印有欧洲字母和日本文字的黄铜招牌，过于狭窄的小巷也不会有摩登的小汽车驶过，在豪华舒适的“大和酒店”下榻的那些贵宾们也不会光顾这里。这里不是法国的蒙特玛（Montmartre，蒙特玛高地是游客流连忘返的旅游地——译者注）、不是游客们的观光场所，没有刻意粉饰的、人为艺术加工的中国浪漫，有的只是“黄色的污垢”。这里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实景，是没有掺假的中国。

这一想法唤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我就不能待在这里，要逃避这里的肮脏和阴暗呢？那位质朴的、拉着胳膊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野蛮和危险的样子，反而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良好印象。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向他打听。

“Chiän schoeng（先生），如果您笔直往前走，向左拐过一个角落后再一直沿着城墙，就会见到一个城门，从那儿您就可以出城了。您一定是要再回到日本人的居住区，我可以带您去，我的黄包车就停在城门口。您要知道，如果还挤在人群中，您根本就走不了，没准会一直待到明天早上。在这种鞭炸炮响、乱七八糟的局面下，您说不定还会遇上什么倒霉的事。人群中有骗子、也有流氓，他们会利用这种混乱的机会行窃。这里的人都觉得外国人很有钱，我了解我的同胞。我……”

他继续说道：“我今天也是正好来这里赶热闹。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祭祀祖先的节日，因此，会燃放焰火和鞭炮，为的是将空气中妖魔鬼怪赶走。我也常来往于日本人居住区，我住在那里。我是一个黄包车车夫，我的车位就在‘大和酒店’门前，您还经常坐我的车……”

他说得越多，我的安全感就越强。

“一会儿我们到小饭馆里去坐坐，怎么样？”我边问边用手指着饭馆透着灯光的纸糊窗户。

“不行！不行！”他拒绝了我的要求，迟疑不决地说：

“不，不行，您不能进去，那里面太脏。那只是贫穷的苦力们和街道上的小贩子就餐的地方……”

“没关系！我请你吃晚餐、喝酒，你想吃什么就点什么。”我热情地邀请着他。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们走了进去。

“原来是这个样子！”走进饭馆我这样想着。

这是一个极其简陋的小木棚，来这里就餐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穷人中的穷人了（欧洲人根本想象不出中国广大民众中的穷人到底有多穷，同样想象不出他们有多顽强、多乐观、多知足）。他们在这里吃饭、喝水和享受，在这里补充能量以对付一天的艰辛劳作。为了家庭、为了缴纳国家的税款、为了他们的后代，为了保证黄种人的繁衍生长……他们年复一年地面对所有：自然灾害、战争、瘟疫、严寒和饥荒……没有哪一天他们的生活费用会超过5到13个芬尼。这个破旧的小木棚，这个人在里面甚至无法直立、呼吸困难的小木棚，不就是偌大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小饭馆里，精疲力竭、裹着脏兮兮的、满是油污的破衣烂衫的苦力们正坐在板凳上，胳膊肘支撑在肮脏且不停摇晃的木桌上。他们在吃饭，端着饭碗，用筷子往嘴里扒拉着热腾腾的干米饭，时不时喝上一小口高粱酒。高粱酒是一种劣质烈性的粮食酒，酒精含量在90%左右。桌子上还放着几小碗菜肴，每碗菜的价格均在0.25芬尼、0.5芬尼或1芬尼之间。

这就是中国，真正的中国。

这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小油灯燃起微微泛红的火苗。没贴墙纸，没铺地板，人们就直接站在长年累月被脚踩踏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地上，泥土地里还踩进去了不少陈年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这里是毫无忌讳的，也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人的食欲。饭馆的某一个角落还可以干一些其他的事——具体啥事，在这里我就不便继续往下描述了。

一个原始的土灶垒在房间一角，上面架着一口做饭、炒菜用的大铁锅，下面是烧火的灶口，一个人正在往灶口里塞小树枝、小木块和一些黑色的、花生米粒大的小泥球。一个外表看起来同样令人倒胃口的中国伙夫正在炒菜，他那个脏，就像长城修建以来就没有洗过一样。

尽管我一再产生要离开的念头，但终究还是留了下来，我试图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克服那种因环境恶劣而产生的恶心感。

“我是来干什么的？这里不是很随意、无拘无束吗？这才是真正原本的生活环境，原本就这么脏，这么臭。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完全没有理由要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心存成见呢？真正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四万万中国人都是这样生活、这样劳动、这样长大、这样延续下去的。你难道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就不行吗？”我这样说服着自己。

我和车夫朋友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我坐在一个简陋的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木板凳上，木板两端由木腿支撑着，没有扶手和靠背，人坐在板凳上还得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

奉天城街景。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点菜吧，按你的习惯。”我对坐在对面的车夫朋友说道。

我十分好奇，跃跃欲试想干点什么，充满着浪漫遐想。我人为的不断强化的意识，不再是一种怕被这里的苦力们一口吞噬的莫名恐惧，而是不自觉地、慢慢地融入到了一种愉快惬意的、无拘无束的情绪氛围中。在哈尔滨夜间低级娱乐场所和下等酒吧里产生的那种不安全感在这里完全没有。

店老板走了过来，端上了满满的一盘葱蒜炒肉片，还放上了一壶烈性高粱酒。这是一个狭长肚小的铁皮酒壶，其形状像传统意义上的烛台。粗糙的瓷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把筷子和几小碟腌咸菜，阵阵菜香扑鼻而来。

我们开始吃饭，味道真是好极了，其细腻爽口的感觉完全不亚于享受一个正式的中国大餐。坐在对面的车夫朋友吧唧吧唧地吃得很香，吃饭的声响可算得上是“震耳欲聋”。地道、自然、不受拘束，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在这里就餐，席间的吧唧声、吮吸声、咕嘟声是完全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和害怕的。

喝上第一口高粱酒，我的嗓子眼马上就像火烧一般，这酒辣得也太邪乎了。看着我脸上被烈酒烧出来的那副痉挛抽搐的怪相，车夫朋友忍不住笑了起来。他告诉我说，开始喝酒只能小小地抿上一口，然后必须马上吃点饭菜压一压，待咽喉逐渐适应了、“润滑”了，才能大口喝。

喝酒也是一门学问！几杯烈酒下肚，残留在我头脑里的、对于中国的那些令人畏惧的、阴暗肮脏的不好印象也随之一扫而光。我是不是应该说，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呢？车夫朋友先前的拘谨神态也逐渐释放开来，说话间的语音语调也更显亲密了。

“让我们来玩划拳游戏，好吗？”他对我提议并伸出了右手，我们高兴地玩了起来，两个拳头一来一回地伸出，高声地叫喊着数字。碰巧的是，前面的七个回合总是我赢。划拳是一项十分讲信誉的游戏，输者得认罚喝酒。我的车夫朋友不得不一再地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又一口。脸喝红了，两眼也开始放射出混沌的浊光。在这里，人世间用以区别你我的标识消失了，没有人会问你来自何族何方，有的只是人与人相互开怀的畅饮。

我入乡随俗地与车夫朋友大声地“划拳行令”，不一会儿，其他桌上的食客们也围了过来，人人都要求与我这个外国人比画比画。这个夜晚我的运气也实在太好了，几乎每个轮回都是赢者，在这些黄皮肤的小伙子中间，我有了一定的名气。我心里暗暗思忖，此时，孩子们对动物园里猴子的兴趣大概也比不上这些苦力们对我的兴趣了。

渐渐地，小饭馆里挤满了人，人人都似乎喝高了，喧哗声也越来越大，划拳的手臂在房间贫弱的光线中异乎寻常地挥舞着。室内污浊的空气简直令人难以呼吸，炎热把汗水从毛孔里逼了出来，好几个人已经脱掉了上衣继续与对手玩着划拳的游戏。苦力们赤裸着上身，俯腰躬背，兴奋的脸颊开始发热、放光，也更加清晰地映衬出中国人典型的亚洲式颧骨和眯缝着的小眼睛。

其间，一位苦力给我介绍起他的家庭，另一位苦力对我诉说起他艰难曲折的生活经历；一位苦力谈起了在风月场上与姑娘们调情的风流轶事，另一位讲述了跟随张大帅戎马生涯中的惊险传奇……语调和主题都显得十分真实、粗糙和粗俗。无所谓了，反正我们之间也不会过于亲密和充满信任，这里的氛围对我来说已属少见。

瞧！对面已经有人开始把玩我的礼帽了，将它戴在了肥胖的秃顶上；我的手绢从裤兜里露出来一个角，一个好奇的小伙子竟顺手将它拉了出来，问都不问我这个主人一下，好像我的裤兜理所当然地就是他的裤兜。手绢在这里作为“稀有的精品”令人好奇；我结实的怀表也被他们拿在手上传来传去……饭馆的角落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响声，有人在撒尿吧？瞅过去，还的确如此！

伙夫们收了工也都围了过来，众多苦力像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围着我，压得我越来越紧，这里可没有动物园里的那种栅栏能将我与好奇的他们隔开。

“嘿，嘿，嘿……你的腿已经压着我的大腿了，你这腿可是又硬又沉的。”

我想转移话题，不再泛泛而谈，改变改变与这些苦力们交谈的兴趣点，或许他们还能离我稍微远点。

“你们在‘满洲国’感觉如何？”我问道。

“嗬嗬嗬、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

“我们蔑视‘满洲人’，蔑视日本人！”

“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身份，也会保持住我们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人干的所有一切，关我们屁事。‘满洲国’又算什么呢？”

“我们过去就这么穷，现在还是这么穷，将来也还会是穷。就这样了……但……”

话匣子一打开，大家就七嘴八舌愤怒地嚷嚷了起来，那阵势，像一个小小的抗议示威团队。

我到底开了一个什么头？问了一句什么话？使得这帮苦力回答的言辞越来越尖锐，也越来越激动，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充满恶意的。

说到底，政治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像其他事情一样随意、寻常。政府是位于“新京”、还是南京，是位于东京、伦敦或其他什么地方，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最关心的是——也包括关心政治——雇他们干活，给他们一个美金还是剥削他们拿走一个美金。他们关心的是钱，挣钱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的价值和活动目的所在。这些从来就没有更多钱的穷人，总是想挣点钱维持今天到明天在吃、穿上的最低生活所需。

中国人在生活上知足不奢求的态度是欧洲人根本无法理解的。

除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大都反对日本人，但很少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人性、人情、人道方面的原因。因为，在我们看来，差不多一半的中国人对政治都是一无所知的。

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们被一个世界隔开，可谓：此“黄”非彼“黄”。中日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清楚的证明，即深层的根源在于：本性差异！

但“满洲人”，人们也秉持异议。什么是“满洲人”？“满洲人”只是一个文学表述上的词汇。“满洲人”与中国人是无法区分的。今天，没有一个这样的标志，即生活着一个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种族和部落，根本就没有！尽管也有公开的宣称：在满洲还生活着一二百万“满洲人”。其实应该说，是生活着200万中国人！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群情激昂的氛围在慢慢缓解，渐渐上劲的高粱酒酒精作用使人趋于疲倦。一个苦力已经趴在桌上鼾声如雷，我的车夫朋友也蹲在一块木板上打起了盹。我想，时间不早了，该与老板结账了。

我与饭馆老板商量着结账，他竟理所当然地认为，我要为在场的所有人埋单。我想，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店老板长时间守在我身边的进一步原因吧。饭菜钱、酒钱、茶水钱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14个苦力继续喝的酒水钱，另加75%上涨费（因为是由我这个外国人付账）共3.63元。75%是额外支付的部分，老板将它分摊给了苦力们。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分摊的份额足够支付他们明后两天的生活了。

难道就因为这样，你就认为这些苦力是一群不好的、不会言谢的人吗？你付了钱就感觉受骗了吗？不！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应该来到中国，来了你就会成天生闷气。其实，中国自古如此，不是他们人不好。

我付的不是3.63元，而是5元，折算下来是整整4个德国马克，将近18个人的酒饭钱！今晚，对苦力们来说，对我来说，都像是一次特别的节日盛宴。只是到了第二天，我的胃都还在咕噜咕噜地响，不得不烦请一位欧洲医生来帮我杀菌治病了。

黄包车夫拉着我在阴暗的、泥泞的小巷里奔跑，古老的城墙森森然耸立在路的两边，回去的一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三刻钟不停地小跑，才来到一条宽阔空荡的大马路上，已经是深夜三点了。经过了一个日本保安警察，不过，前面是奔跑的车夫，后面是坐在柔软豪华车座上的外国人，自然是用不着盘查的。

我已经看见远处高大的、灯火辉煌的水晶般宫殿——“大和酒店”了……

走过宽大的扇门，我回到了下榻的“大和酒店”。酒店大厅仍然灯火通明，还有人坐在里面悠闲地喝着威士忌酒、鸡尾酒。在这里，一杯饮料的价格几乎就是今晚我为苦力们付掉的整个餐饮费。

这是另外一个世界。

“Good evening（晚上好），张小姐，您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用调侃的语调开心地向几天前在舞厅里认识的张小姐打着招呼。人就是这样，从一个世界迅速地转换到另一个世界，马上就能装扮出另外一副嘴脸。如同从黑暗中一下子登上明亮刺眼的舞台，我滑稽地、迟钝地眨巴着双眼。

张小姐浓妆艳抹，身穿晚礼服独自坐在沙发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可神色则显得有些疲倦。她身前的小铜桌上搁着一杯流溢着金色光泽的饮料：纯净的威士忌。

“我正在思考问题。”她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同时倦态般地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我落座。

在Boy-San（对“大和酒店”侍应生的称呼——译者注）那儿，我要了一杯上等的摩卡（Mokka）咖啡。

烟灰缸和痰盂

张小姐是那种十分国际化、基本根绝了传统意识的中国女人。这类女人在服饰上十分讲究，且善于交际、举止傲慢。在生活形式上，她们尽可能地效仿着半上流社会的欧洲女人，或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女人。她们身在远东，混迹于“人世间”，或出没于貌似高雅但实质糜烂的“风流社会”。中国人一般称这类不正经的小女人为“野鸡”、“蝴蝶”或“摩妓（摩登女郎）”……形形色色的称谓，在赞美和蔑视之间，亦褒亦贬。但不管怎样，“野鸡”在这里所转嫁的道德行为是含混不清、无法确切定义的，也可能这种伦理道德上的转嫁有它一定的道理。

在远东的每一个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哈尔滨，特别是在大都市上海和东京，你都能见到这些迷人的女人在卖弄风骚，靠姿色挣钱。她们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她们的社会地位摇摆于高贵夫人和其对立面下贱女子之间——以她们拥有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上的优势和劣势。“变幻无常、率性而为、难以捉摸”这些词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在她们身上。

张小姐没有想要与我交谈的意思，在我擦拭眼镜的时候，她很快就又沉迷于杂志的阅读之中了。我坐在一旁痴迷地打量着她，端详着她是怎样独坐角落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看杂志的。

她是多么美丽动人！周身洋溢着黑豹一般的悠闲与自在，就像穿在身上的那袭修长、深色的彩绸衣裳！她又是多么温柔可爱！精心描画的樱桃红小嘴儿匀称可人！长长的、闪亮的睫毛像是眼睛里闪射出来的一道道迷人的光线！细腻柔嫩的两手像白鸽子的两只翅膀，光滑油亮的刘海儿一如黑色的丝帘，垂挂在她秀丽的脸庞上。

约摸15分钟过去了，她还没有再次注意到我。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故意将桌上的摩卡咖啡杯弄出响声，还煞有介事地站起来在棕褐色的地毯上来来回回地踱着小步。我时不时地搓搓双手，还轻轻地咳上一下，试着走近她，又怅然若失地离开她。可张小姐还是不动声色地、冷静自若地翻看着手中的杂志，只有靠墙的大座钟在滴滴答答地响着。这里倒是应该放上一台漏斗式的沙钟，涓涓下淌的细沙与这富有情趣的寂静倒是蛮相吻合的。

在来来回回的踱步中，我心有所仪地偷偷瞥了张小姐一眼。我发现，她翻看着并沉迷于其中的竟是一本德语杂志。这不是德国《贵妇人》（《Dame》）杂志吗？时髦摩登的照片精美鲜亮地印制在平滑光洁的纸上。我瞥到了：这是一本刊号过期的旧杂志。是啊，远在东亚，怎么会有新出版的德国杂志呢！我想着，思绪也禁不住一下子飞到了柏林。

“您也会说德语吗？”我大胆地问了一句，像一个不谙世事、冒失莽撞的小伙子。她抬头望了我一眼，莞尔一笑，那笑，简直莞尔极了！

“是的！”她轻盈盈地回答道。声音似乎很远——发自她心灵深处。

“我曾经在德国待过。”像低吟浅唱的大提琴声。

此时的我，虽不敢说已经爱上了她，但无疑，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情愫。

“我刚才正在思考一个问题，相当奇怪和滑稽！”她带着些许羞涩、温柔且真诚的表情继续说道：

“放在这里的烟灰缸似乎从来就没有够用过——这样的一篇小‘论文’，当然只会由一个女人来写——尽管房间里放上了20个、30个烟灰缸，但人们还是觉得不够，烟灰被弹得到处都是：窗台上、地上、花盆里、沙发上。翻看杂志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了这种相当滑稽的想法，并不由得联想到了我们中国一件类似的东西——痰盂。你们欧洲有烟灰缸，我们中国有痰盂。”她笑了起来，脸上飞起了一片红云，手指轻柔地拨开了额前的刘海儿，好像马上就要登上舞台似的。

她的神情是若有所思的，她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

张小姐是一个现代女性，见多识广，去过很多地方，思考过一些问题：诸如善良与邪恶，自身、自己的同胞和她的朋友。

看到我面带询问的笑脸，她也笑了：

“是的，很对不起，我确实想到了痰盂。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痰盂，吐痰……”

她为什么会感到不好意思？

“嘿，”她掩饰着卖弄风情的眼神说：

“您不要笑嘛，本来如此。您想想看，如果20个中国人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这地毯会脏成什么样子？这类完全不讲究的人一次还用不上20个。不是吗？尽管大厅的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放有一个痰盂，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入口、书柜的旁边、书桌的两侧……可以说处处都放有痰盂，就像你们欧洲，处处都放有烟灰缸一样，可人们还是习惯随地吐痰！您会感到惊讶吧！”她突如其来地发问，还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不，不，根本不。”我热情地回答道。

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眼神。

“看来，中国人不可能放弃吐痰这个习惯，”她继续说道，“我们不得不平静地原谅这个事实，即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错转嫁给了本地的气候环境，随地吐痰是因为中国有满天的灰尘。对一个像我这样为了学习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以后又回来了的中国人来说，也感觉到随地吐痰有些恶心！”她坦诚且真诚地强调道。

“但要对此感到愤慨又是十分愚蠢的，一个民族的生活要顺其自然。持续了三千多年并没有认为不好的习惯，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改掉的，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间。您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她舔了舔樱桃色的嘴唇，踌躇地试图赢得些许时间。因为，她想讲的这些话，都像是一种自我认可式的表白。

我保持着沉默。

“无论你乘坐哪一个等级的车厢，到处都在吐痰……只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座位旁边放上了烟灰缸……不不不，是放上了痰盂！到处都有，或放在狭长的地毯旁、或放在……”她笑了，就像说这话十分难为情似的，“难道以前就没有人由于疏忽将痰吐到了您的鞋子甚至您的裤子上吗？”

她笑起来了！

随后，我们两人都笑了。

如果张小姐没有将德语中的“r”念成“l”，听起来就会像一个地道的德国人在说话。

“有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她继续说：

“人们是不是把吐痰也当成了一种享受、一种快乐的源泉，您知道吗？就像人打哈欠、打喷嚏和伸懒腰一样。”

此时，她的想法表现得十分自然，两眉间甚至拢成汉字中的一个“川”字，朝着前方，一副正在注视什么的样子。

“我认为，吐痰，应该是有目的的，会轻轻地，吐出口中的唾沫。但是在中国，人们吐痰没有什么目的，甚至可以说：吐痰就是目的的本身，享受的是吐痰的过程。难道您没有注意到那些吐痰者们痴迷的状态吗？不管是否有陌生人在场，对吐痰的享受者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们一点也不害臊。先是大声‘嘿嘿’地咳上一阵，把喉咙里粘连着的痰使劲地‘哈’出来集中在口腔里，然后再吸一口粗气，‘嗬’地一声将集中在口腔里的痰疾速地喷吐出去。你再瞧那吐痰人的神情！惬意得就像是美美地打了一个哈欠！吐完痰后，一般还会笑着用手抹一下嘴，那神情似乎在说：‘嗨，多美妙呀！’”

“如果谁认为一口痰吐了之后至少会安静一个小时，那就错了。3分钟以后，又会‘嘿……哈……嗬’地重复吐上一次。当然，也可能是5分钟以后。”张小姐的话十分风趣，令人忍俊不禁。

“几乎一整天都会如此，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途中、是在火车上还是在街上、是在朋友家中拜访还是在商店里购物。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人们简直可以为吐痰列出一些类型来。”她最后这样说道。

张小姐结束了她的谈话，又开始翻看那本大杂志了。

我吸着烟，还在思考着吐痰这个话题。

沉默了一会儿，张小姐突然抬头冒出了一句：

“您不也一样喜欢恶作剧吗？”一下子打断了我的思绪：

“这里有许多烟灰缸，但尽管如此，您还是将烟灰弹到了地上……甚至是这么漂亮的地毯上！”

我能对此说什么呢？只有暗暗立誓，以后一定要注意将烟灰弹进烟灰缸里！

拥挤的舞厅

巴士车来了，张小姐从车上款款走下。我与她有约，今天晚上一起去日本舞厅玩玩的，这些场所对她而言，熟悉得就像一条鱼儿在水里一样。

她今天的模样与昨天可大不一样！脸略显倦意，浅白苍凉。两片薄薄的、柔软的嘴唇描上了湿润的口红，嘴角呈弧形微微向下弯曲着。尽管如此，当她不经意间若有所思地进入一个人内心生活世界时，展现出来的就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固有的那种富有魅力的容颜相貌了。

走近我的时候，她的两眼正瞅着地上。一双油黑发亮的秀眉弯月般对称地挂在光洁的额头上，披着一头黑色的、轻柔的短式烫发，修刮过了的后颈婴孩般细嫩。见到我时，她眼睛里蒙上的那一抹孤独的光泽消失了，马上殷勤地、友好地笑了起来，咧开的小嘴露出了几颗闪光的金牙。她把手伸给了我，一阵浓烈的香水味儿云雾般地袭了过来。

日本“大和酒店”——高度现代化的豪华酒店，在“满洲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能见到。它是亚洲大陆最大的日本企业“南满铁路”的分支企业。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我们来到了一家灯火通明的舞厅门口，入口上方是用红色霓虹灯管拼接成的大写外文名称“BROADWAY”（百老汇）——一个对我而言，城市味十足、全然没有异国风味的名字。这里与奉天的老城区又有什么区别呢！进口处停了很多辆小轿车，还有马车以及一眼望不到尾的一长溜黄包车。两个日本年轻人穿着严格地讲不完全是“亚麻白”的工作制服站在入口两侧，不时地将玻璃门打开，弯腰挥手毕恭毕敬地将客人迎进屋去。

当我正站在大穿衣镜前整理领带和梳理发式的时候，站在我身后的两位穿着欧式晚礼服的日本小姐正在用笔描画口红、涂脂抹粉。不一会儿，她俩就收拾得漂漂亮亮，没有将外衣交到存衣处就一阵风似地跑进了舞池，随意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正当我的目光既惊讶又开心地追逐着这两个日本小姐的时候，突然与张小姐愠怒责备的眼神遭遇，她也正好在这里存好了衣服。很自然地，我马上向她装出一副笑脸，狼狈地搓着双手，就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抓住了把柄一样。可张小姐却认为这不算什么，很正常，表现出一种从根本上就对这两个日本小姐不屑一顾的神情。

“她们是很特别。”张小姐对我说，“她们只是两个舞女，还不太懂得外面娱乐场所的规矩。她们只是应客人要求陪舞的女郎，跳完舞后客人会塞给她们几张‘陪舞票’。每张陪舞票在收银处可以换回0.25日元（约22芬尼），陪一个舞也就这些，应该说是一份令人可怜的职业！”

当张小姐注意到我对这两个陪舞女郎的兴趣更多的只是想做一些客观了解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表现出来的轻蔑神情感到有些后悔了。接下来谈论两个舞女的语调和口气就显得友好多了，似乎想借此弥补一下。

“不过，其中的一个舞女是相当出色的。”她说。

“为什么？”我问道：

“不是很多舞女都很出色吗？特别出色的那位舞女又是谁呢？”

“不，不能这么讲，高贵典雅的风度和仪态万方的举止并不是每一个舞女都具备的。她的舞姿好极了，您会见到，有多少男人争着要与她共舞。在整个奉天城，她是最负盛名的。”

我们找了一个能环顾整个舞厅的座位坐下，我点了一杯啤酒，张小姐自然还是点喝鸡尾酒。不言而喻的是，侍应生也将一打12张陪舞票放在了桌上。

舞厅不算太高，黯淡柔和、非直射的光线使整个空间的色彩低调且昏暗，明亮的晚礼服在其间熠熠生辉。一个缀着数块彩色反光玻璃的大彩球挂在天花板正中央，光球缓慢地旋转着，将投射到反光玻璃上的光线再以红、绿、黄、白各色光斑反射出来。小小的彩色光斑跳跃着，在半明半暗的舞厅里，毫无顾忌地追逐着亮丽的晚礼服下舞女们半遮半掩、时隐时现的性感部位。

这是一个真正的星空，一个将光和影投射到舞伴身上的星空。

舞厅里两个小乐队轮换着伴奏，乐队分别坐在舞厅墙壁两个凹进去的壁龛里面，反复地演奏着探戈、华尔兹、狐步舞、莱茵舞、英国华尔兹、布鲁士、伦巴等舞曲。每一个舞曲大约持续4至5分钟，中间没有停顿，还未等舞伴们喘过气来，下一个舞曲就又开始演奏了。就这样不间断地，从晚上9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30分。

与舞客们所在位置相对的舞厅另一侧，一长溜靠墙坐着三四十名衣着鲜艳、色彩斑斓的伴舞舞女，舞客走过去随意选择邀请一个，然后双双手挽着手步入舞池。娇小玲珑的舞女们总是那么亲热地、高兴地依偎在舞伴的臂弯里。

在我们看来，日本女人的平均个头要小一些，但都相当窈窕可人。不可否认的是，她们都有着令人赞叹的伴舞能力。此外，值得钦佩的还有她们顽强的毅力和耐力。因为，每天六至七个小时连续不断地陪舞是相当需要体力的。你再瞧瞧，紧搂着她们跳舞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男人！

日本人是舞厅里最主要的客源。在舞场上，他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我们看来，他们热衷的舞步都相当怪诞和滑稽，动感特别强。忽而跨步、忽而跳跃、忽而旋转，忽而又像杂技般地歪斜、扭动；忽而叫喊，忽而滑行，忽而向前俯仰，以至于女舞伴的躯体都不得不像一座桥似地仰弯着。最逗乐的还有，两个人突然跳起，在空中将两腿猛地劈开。

日本人在这种场合是最放肆的，他们不拘泥任何约束，女舞伴自然也都得乖乖地附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付钱。舞场上，经常会发生舞伴双双跳滑步时，猛然“吱”的一声滑倒，双双长时间地躺倒在舞池地板上，然后又在其他人的哄笑声中爬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跳舞。在这里，人们对这些怪诞滑稽的舞步也不会感到惊讶，每一个好一些的舞厅都是如此。尽管跳舞的日本人都是西装革履，但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德性如此。

在正规的社交场合中，有些我们认为不得体和根本不应该出现的行为举止，日本人却敢于为之。有人说，日本人的羞耻感与我们不同，看来也确实如此。有一次，一个日本学生跳累了，他竟能在舞曲暂停的间隙站在舞池中央解开皮带、在众目睽睽之下若无其事地整理扎在裤子里的那半拉子衬衣。尽管裤子已经滑到了膝盖的下面，但他却没有半点难为情的样子。

一个日本人不讲究地穿着衬衣、深筒长靴、无领上装在舞厅跳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同样十分寻常的是——就像现在坐在邻座的日本人一样，突然将自己的鞋子脱了下来，使劲地用手揉搓着因跳舞而疲惫的双脚，还将脚高高地搁在桌子上，让脚上的热气、臭气散发出来。此种不雅之举，除了像我这样新来的人会感到惊讶外，张小姐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你再瞧瞧对面，一个日本人正含着一口啤酒水咕噜咕噜地漱口，然后再大声地吐到旁边放着的水盆里。如果你觉得旁人会因此感到惊讶，那你也错了。如果一个日本人喝醉了，那难堪的情景更是令人难以描述。

相对日本男人放荡不拘的举止行为，日本女人却是十分讲究礼仪的，她们已经被调教成了男人的佣人。在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情况下，她们都会深深地鞠躬。当她们受邀跳舞时，首先会送上一个感人的深鞠躬，然后才会将自己的小手递过去挽住男伴的胳膊。一曲终了，拿到了陪舞票，她们又会再一次深鞠躬答谢。而日本男人对此却不屑一顾，他们只顾自己转身径直回到座位上，根本不会考虑跳完舞后要礼貌地将女舞伴送回到她们的座位上。你再瞧他们走路的样子！地球上大概不会有第二个民族的男人会像日本人这样不拘礼节、不讲究尊容，走路时拖拖沓沓。

“您看看这里，”张小姐轻轻敲了敲我，并用手指了指刚才对我介绍过的那两个日本舞女中的一个：

“您看看，她是怎样感受音乐的，肢体是怎样随着节奏摆动的，是以怎样出色的礼仪和张弛有加、训练有素的舞步，舒缓优雅地在舞池的镶木地板上移动着、滑动着的。一步随着一步，动作是那么轻松随意、无可挑剔。这是一种合着音乐，在节奏的控制指挥下的肌肉群运动，周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自然矜持地收敛着自己的肩胛，尽管腰胯下意识地在摇摆、扭动，但却没有半点卖弄风骚的做派。古埃及女郎般的发式轻盈飘逸地向后甩动着，一副多么高傲自负的姿态——贵族派头，公主风范！”此时的张小姐，目光穿透纱幔一般地紧盯着潇洒自如的舞女，自言自语般的独白让我深感惊讶。

“她的脸像一个面具，展现出永恒不变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有那些内心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才会具有。”张小姐好像还沉浸在梦中，不过，她马上又清醒了过来，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魔鬼般的，不是吗？我很痴迷、很喜欢这上帝的灵物！喜欢她表现出来的严肃和真诚、悲情和自信以及些许感觉得到的无助。”她继续说着，看起来似乎有些激动。

“那她到底是谁呢？”我问道。

“噢！”我得到的回答是，“她是舞女中大名鼎鼎的明星，这里的人都认识她，她叫茜莉（Cilly）。”

两个星期以后，当我外出旅游重返奉天城时，收到了一位久居奉天的美国记者留下的一张纸条：

“茜莉今天回东京！她得了严重的肺病，长期的辛劳摧残了她。我昨天还为她拍了几张照片。她几乎不可能再康复了，也不可能再回奉天了。你今天能去火车站吗？6点10分发车，奉天市将倾城送别。”

人见人爱的茜莉！

我去了火车站，又见到了她。完全是另外一种装束，像要去旅游。一袭长长的紧身中式旗袍像舞厅里的欧式晚礼服一样合体漂亮，蓬松的短发今天梳理得十分光滑。

“像个小男孩。”站在我旁边的美国记者说道。

茜莉倚靠在车窗旁向外挥手，与来车站的数不清的朋友们告别。张小姐也站在其中。茜莉看起来与平常无异，看不出半点病容。她微笑着——一个奉天人熟悉和喜爱的笑容。

“Good bye（再见）。”她的声音仍柔和明亮，可这一次却没有平时那么沉稳，有些微微地发颤。因为，她的内心在哭泣！她不想走，满怀离别的痛楚——真诚的、孩子般的！

茜莉女士——奉天城里最摩登的日本舞女。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空空如也的宫殿

薄薄的、油汽般的雾霭模糊了视野，蓝色的雾霭后面是落日彩绘出的橘红色天幕，衬托出了灰色平顶房突出而又清晰的剪影。不少商店已经华灯初上，招牌上生动活泼的中国文字和日本文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宽阔的街道在高吊着的、安装坚固的路灯照耀下显得亮堂堂的。现在正是悠闲逛街随意溜达的好时光，街道上人来人往。黄色的、灰色的公共汽车不时地在身边隆隆驶过，拉客的马车把马路碾压得嘎嘎作响。如果没有车夫的叫唤，那么，黄包车就是大街上唯一噪音最小的交通工具了。

大街上有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有穷困潦倒的白俄人、身穿欧式或传统日本服装的日本女人、穿着修长蓝色旗袍的中国妇女以及欧洲人、美国人。欧、亚两个人种在这里都能见到。

这是奉天城里日本区的一条主要街道。

在“新京”成为“首都”之前，所有一个“首都”应该拥有的标志几乎都集中在奉天。前满洲未加冕成为皇帝的君主、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军阀张作霖的政府权力机构就设在这里。张作霖一心想称帝中国，但在最高目标尚未达到之前，就于1929年死于列车谋杀（应该是1928年6月——译者注）。到底是谁导演的这桩列车谋杀案，至今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只是猜测：是日本人、或是土匪、或是反对张作霖的其他阴谋家们。但不管是谁，在此之后不久，“满洲国”就宣告独立了，来得十分突然。

除了“首都新京”，奉天现在是“满洲国”最大的城市，有70万市民，人口还在逐年增加。

虽然，日本和“满洲政权”统治奉天已经好几年了，但几年前的情景至今还像乌云一样地笼罩着部分市民的心。

奉天原为金融中心，在张作霖军阀政府统治时期，金融机构用没有价值保障的纸币大量骗取满洲人民的劳动和收成，其收益均流进了罪恶的“巴比伦（Babylon）”（寓意为繁华的都市，罪恶之都——译者注），流进了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张氏家族及其同党的手中。奉天五光十色的繁荣是用压迫、欺骗和谋杀等罪恶繁衍出来的异花毒草装扮起来的。在这里，平地而起的是将军们、省长们、大买办和金融寡头们的豪华宫殿、官邸和别墅。不断地征兵，使张氏家族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型兵工厂的建立，使不少人、包括外国的贸易商们找到了真正的快感。那些十分容易地、肆无忌惮地、不负责任地从民众中榨取钱财的政府高级官员们自然不会知道，靠诚实劳动挣钱有多么不易。为了个人的福祉，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他们大把大把地挥霍着钞票。下级官员也只为私利，以至于政府的钱都极不经济地付了出去。在奉天，谁善于“行贿”，谁给的钱多，谁就能得到合同，就能赢得官司。

这样的故事，这里的每一个贸易商、军火商、包工头都能从自己得意的经历中讲出很多，他们个个都发了大财，变成了大亨。从上至下，官员们、大亨们都在挣钱，在挥霍、在极尽奢侈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对家境贫寒的农民，却没有人去过问。他们甚至还天天在盘算着，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将人民盘剥得只剩下一张皮。他们想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收获季节让政府从农民的手中将所有的粮食买下，国家银行付给农民在当时还具有正常黄金兑换价值的现钞。而一旦粮食差不多全部收购进来以后，政府银行则马上暗地策划通货膨胀，导致现钞迅速贬值至原价值的2%，是的，降至2%！农民方面，面对手持武器横行霸道、连最后一点家当都恨不得要抢走的政府士兵，只有无可奈何哀求的份儿。而政府方面，则将搜刮来的、农民全家辛苦劳作一年的收益再予以转卖——转卖给中国关内，专卖给日本、美国、德国……以换取稳定的货币。所有的钱财都通过这种方式流进了统治者的腰包。人们都知道，那些在奉天城里兴建城堡、宫殿的钱财都是这样昧着良心、通过欺骗、谋杀的手段获取的。这是所有民众——农民、苦力以及那些没有分到赃物或战利品的下层和中层政府公务员的想法。

几年时间过去了，被欺骗了的民众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丑恶。善良的中国人是很健忘的，很快就会忘记过去了的苦痛和折磨。中国的民众是如此的俭朴、知足和勤奋！这些年来，他们又开始为自己那点微薄的生活所需辛勤劳作了。尽管数百万人由于不堪忍受饥饿、严寒、洪水、疾病以及其他不幸的灾害折磨而丧失了生命，但是，这个顽强的民族并没有低头，总是前赴后继地用自己的双手继续与命运抗争。

尽管城堡、宫殿、别墅还在，但已是人去楼空，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城中。宫殿的主人们已经在他们的主子张作霖被谋杀之后、在日本人携“满洲人”进城之后就逃之夭夭了。

如今的奉天城，是一个众多宫殿空荡的城池。空空如也的宫殿就像一个个被掏空了的畸形怪胎矗立在那里，见证着昔日拥有的华贵、奢侈、妻妾成群，见证着流氓兵痞们纵酒狂欢时的鸦片大烟，见证着挥霍无度、放荡淫欲以及残酷丑陋的权力争斗……现在，别墅里几乎都没有了主人，“满洲国”已经将别墅没收，部分作为公务员和“政府机构”的住宅公寓、学校、博物馆以及展览厅。

不过，最富丽堂皇的、张作霖大帅儿子的豪华别墅庄园还完全空着、闲置着、荒芜着。作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别墅将会被拆掉，包括拆掉那道能将一个大型公园整整围上三圈、为防止不受欢迎的外人擅自闯入特别装上了高压电线的围墙。昔日的张家别墅庄园，今天看起来则更像一个墓园。

巧克力炸弹和酸味水果糖子弹

沙尘暴咆哮着横扫大地，只有几天时间，飘落下来的细细黄沙就覆盖了整个大街小巷，一阵微风吹过都能将马路上的粉尘高高卷起。在欧洲，一般每半个星期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但在远东，你每天都得更换。黄色的粉尘到处都是，只要是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有与黄沙打交道的亲身体验。

城里人都躲在家里或待在商店里，大街上几乎见不到来来往往的人。在不少建筑物的墙角根下，你能见到聚集在一起的一群群乞丐和流浪儿。他们衣衫褴褛，嘴里嚼着乞讨来的食物，黄沙在齿间咬得“嘎吱嘎吱”地响，无家可归的他们自然没有逃避风沙的去处。

少数黄包车夫还在黄色的尘雾中奔跑着，呼吸困难的他们喘着裹挟着黄沙的粗气，宽大的棉裤裹着不断移动的罗圈腿，在铺满黄沙的街道上留下了一串串艰难的足迹。

一个身穿灰色皮毛大衣的俄罗斯女人正沿街一溜小跑，她是无家可归、祖国不再、有着不幸记忆的众多白俄人中的一个；是苏联革命众多打击对象中的一个；是对皑皑白雪中金碧辉煌的有着洋葱头穹形顶教堂、对遥远得再也无法涉足的家乡土地充满了思念的众多流亡者中的一个。

人们每天都能遇到这些人，已经习惯了他们，不再视他们为“另类”。今天，在风沙肆虐的寂寞中，我竟莫名地产生了一些关于她的思考。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迎面跑来的俄罗斯女人。

干脆，就叫她安娜丝塔茜娅（Anastasia）吧。

安娜丝塔茜娅的嘴唇涂得鲜红，手中抱着两个用干净白纸包装好的小盒子，是“生日礼物”吧，我思忖着。啊，生日礼物——我的思绪不自觉地搜寻着回到了记忆中的儿时。我知道，那是遥远的过去，是孩提时代留下的记忆碎片、是一个能给孩子心灵带来激动和快乐的童话。儿时的生日憧憬，是一个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是沐浴着明亮的灯火，兴奋地接过父母和兄弟姐妹们赠送的五颜六色的生日礼物的美妙时刻……

抱着盒子的俄罗斯女人早已从视野中消失了，只有黄沙上留下的高跟鞋踏过的足印，我的想象也随着这清晰的足印一步步走进了她的寓所。

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安娜丝塔茜娅居住的那个温暖的小房间，房间里有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子们都在这里出生长大，压根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祖国。我想象着：妈妈正在给孩子们介绍家乡俄罗斯雄伟的金色教堂，孩子们正睁大双眼聆听着深情的讲述，带着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带着被唤起的浪漫无邪的遐想，走进了成年人为他们营造的童话世界。

如果一个人不再拥有家乡，才会倍感家乡的重要。只有远在异乡的人才会真正理解，来自家乡的一些日常消息都是弥足珍贵的。

“安娜丝塔茜娅，”我自言自语，任浪漫的思维自由地驰骋，“你的孩子们娇小玲珑，十分可爱。请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快乐吧。”

我可以给孩子们买点玩具，可我上哪里才能这么快地找到孩子们的玩具呢？

尽管这里的日本玩具商店很多，一家接着一家，我也经常从商店的门口走过，但到底有些什么玩具，我从来就没有认真地留意过。玩具的大致造型我有些许印象，包括红、绿、银、蓝、黄等诸多颜色，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商店里挂着的那几个彩球。难道我就不能走进其中的一个玩具商店看看吗？但又以什么为借口呢？我没有孩子——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报社记者去逛儿童玩具商店，人们难道不会笑话吗？

作为一个记者，你不应该热衷于儿童玩具，而应该去关心经济、政治、外交会议；关心军备、碉堡工事、大炮、飞机、炸弹和海战舰队；关心流血的示威游行和皇帝的伎俩；去关心北满铁路的出售；去关心裁军会议、政治谋杀以及大的丑闻事件；去关心数字表格以及选举……简言之，去关心所有的、有关这个世界的动荡局势以及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不过，我现在为什么就不可以自己破格地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呢？我自言自语道。你可以这样去想，世界是太平的，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做，你尽可以随心所欲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既然已经赢得了安娜丝塔茜娅的孩子们的爱，那你就去给他们购买一些玩具吧。

我要从我的职业忧虑中、从世界大事中解放出来。我要忘掉天下的诸多不太平；忘掉新的“法律”、庞大的军费开支、海军实力的较量；忘掉石油、鸦片、军火垄断以及国际政坛上的尔虞我诈和挑拨离间，让自己的思维活跃在美好的记忆中，奔跑在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的金色原野里。

但是，现实的拳头又野蛮地迎头痛击了过来，大概是对我脱离现实无端幻想的惩罚。要知道，今天的现实是不会给你幻想的时间和空间的。

在日本玩具店里，我又见到了什么呢？什么礼物能给安娜丝塔茜娅的孩子们带来快乐呢？不！不！这里只有给成年占领者的玩具——或许只有日本儿童可以用它来消磨些许时间。

我的梦醒了！像肥皂泡一样爆裂了。

商店里的大桌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玩具：最现代化造型的小坦克、大炮、机关枪、轰炸机、水雷和毒气弹、战列巡洋舰、鱼雷艇和潜水艇、望远镜、弹药箱、枪支、军马、军服、军用口哨、军靴、背囊、军用瓶、军用铁铲、铁镐以及绑腿……一个大的水晶玻璃容器里放着糖果，凑近一看，也都是一些充满战争气息的包装，上面绘有飞机、迫击炮和轰炸机炸弹的画面，表现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战斗中的士兵，是熊熊燃烧的大火。可以想象，当拥有这些图案的糖果在孩子们的口中溶化，孩子们受到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日本的绘画作品、儿童用来描摹的图画本难道就是这个样子吗？临睡前，当孩子们钻进被窝，日本妈妈会给他们讲述些什么？会给他们吟唱些什么样的摇篮曲呢？

商店的墙壁上挂着金属壳的收音机、野战电话机以及记录战争必需的一些表格本。

商店的售货员是一位身穿和服的漂亮日本女人，她带着微笑在夸耀、推销自己的商品，列举众多小军用品玩具的名称和价格，一点都没有贬低、弱化这些玩具的意思：

“炸弹糖果——半磅2角5分、舰船糖果——4角5分、歼击机水果卷糖——1角8分。这里是大地雷球糖——3角、半打原装毛瑟枪造型的小巧克力左轮手枪——3角5分。”等等，等等。她还向我介绍：怎样使用步枪和机关枪，模仿着枪“嘎嘎嘎”的响声，子弹匣是怎样拉开的，望远镜的三脚架是怎样架设的，小炮填装的“糖果口径”有多大，军用水壶甚至是可以装满水的。她还向我展示急救箱里的所有医疗用品，告诉我如何教孩子们佩戴防毒面具……

数百个各国士兵模型摆放在靠墙的柜子里，不言而喻的是，中国军人还都留着长长的辫子，一副刻板滑稽的模样站立在后面。欧洲军人的表情是愤怒的，只有日本军人显得高贵而又富有英雄气概。

日本的儿童们，你们将如何成长？你们知道谁是懦夫、谁是敌人吗？如果这些年没有学过，以后在学校里还会继续学习的。胜利的日本国旗目前还滑稽可笑地飘扬着！

女售货员向我展示大大小小的各国国旗，她将卷着的旗帜逐个打开，以便我容易识别：

“世界各国的国旗我们这儿都有，每面国旗售价1角5分。有英国、苏联、美国、中国、法国、意大利、‘满洲国’、巴西、德国、拉脱维亚、波兰、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希腊等国的。”甚至还有一面标有纳粹双钩交叉图形的纳粹党旗。

“您这儿有田中（Tanaka）全球占领计划的儿童读本吗？”我问女售货员，此时的我又像一位头脑清醒的记者。

她毕恭毕敬地向我深深鞠躬，礼貌地回答道：

“很遗憾，全部脱销。”

“太遗憾了！那么，请您给我一个已经炸开了的‘地雷’，并在地雷里面塞进四分之一磅、口径为9.6的‘子弹’、四分之一磅歼击机水果卷糖、八分之一磅冒着杏仁泥烟雾状的巡洋舰巧克力。是的，还有这些，六把糖制刺刀和两打面包里有酸料食品的手榴弹。”

售货员细心地将所购糖果整整齐齐地包好。

“我该付多少钱？”

“请付2.43元。”

“Arrigato（谢谢）！”

“Ssajonarra（再见）！”

街道已经完全被黄沙覆盖了，被风卷起的黄沙仍在空中飞舞着、旋转着、肆虐着！

日本人心系战争

奉天城里矗立着世界上最大的一颗“步枪子弹”，其实，这是一个旅游观光景点，矗立着的实际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子弹造型雕塑，这是一座独特的、十分引人注目的、能唤起人们战争记忆的纪念碑。

“子弹纪念碑”修建得既不漂亮又不具有特别的艺术魅力：只是一枚被夸张放大的普通步枪子弹，这个约有20至25米高的杀人武器竖立在一个宽大坚固的基座上，子弹垂直，弹头向上，像一个伸直的手指威胁恫吓似的指向天穹。

“子弹纪念碑”是为纪念日俄战争中在满洲阵亡的日军将士建立的，矗立在铺有鹅卵石的广场上，纪念碑后是以宗教形式修建的阵亡将士墓碑。这里每年都会举行凭吊纪念仪式。

为什么是一枚硕大的步枪子弹？难道是要让人联想到，正是这枚子弹射杀了无数的日本军人？或者正是这枚子弹帮助日本人赢得了这场日俄战争吗？但不管怎样，这个创意源自日本人的头脑——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只关注战争、抵抗和冲锋的头脑。

纯粹从外观上看，这个纪念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审美情趣和欣赏价值，它甚至使人想起的不是死去了的“烈士”，倒是射杀这些“烈士”的屠夫。这里的景致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映入眼帘那满地核桃般大小的鹅卵石都能给人以类似子弹的联想。

我不甚惬意地摇着头慢慢走过，溜达着前往一所满洲中学的运动场，运动场位于日本总领事馆的对面。数天来，来自各个城区的人们都涌向那里。运动场上搭有临时帐篷，飘扬着各色彩旗，入口处还建起了一个高大的弧拱形门檐，门檐上斗大的标题题字：

“巡回战争展览——毒气保护”。

它昭示着帐篷里的内容，也吸引人们前往。入夜，白炽灯把展览题字照得通亮。

为了这个展览，从日本本土运来了一系列的战争物品，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干练的解说员队伍。其目的是向这里的居民展示：现代战争的表现形式？未来战争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危险？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这些武器又怎么使用？战争中，人们应该怎样自我保护和预防……

买上一张2角钱的门票就可以参观展览，学生免费，对学生的宣传是义务的。几个妇女正站在昏暗的展厅前院分发着讲解资料，真正的展览在一字排开的六个大帐篷里。

第一个展厅的门前摆放着一架轰炸机，机身被切成剖面状，以便人们能了解飞机的内部结构，诸如炸弹投射装置是如何运行的？雾化装置是怎么工作的？机关枪是怎样安装上去的？借助一个扶梯人们还可以登上飞机，近距离地观看驾驶舱。扶梯旁站着一位日本女子，帮助幼小的学生，以防止登梯时出现意外。飞机是双舱盖的，机身涂成灰色，机翼的下方绘有一面日本太阳旗。

一个身穿飞行制服的飞行员站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不停地讲解着：

“炸弹是这样填装上去的，它的作用是……”，等等。日本人说话特别快，只有熟谙他们语言的人才能完全听懂。

帐篷的内部灯光通明，墙壁上挂着宣传画、图表、漫画和数据——数据、接下来还是数据，每一张挂图前都有一位日本男性讲解员在热情洋溢地解说。只见一位解说员的拳头不时有力地在空中挥舞，那气势似乎是要砸碎眼前并不存在的来犯之敌。他身后的挂图描绘的是一幅大的地球平面图，图的正中央是日本帝国岛，一条“大蛇”蜿蜒环绕在地球平面图上，蛇头与蛇尾在日本岛上汇合相遇。向上喷吐着毒舌的蛇头来自东方、来自美洲和太平洋；鞭子一样的蛇尾来自西方，来自亚洲大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欧洲。该挂图极具象征意义地勾画了日本帝国所处的困难境地。

第二个帐篷里的灯光布置得十分神奇，红色、紫色和蓝色的光线在黑色的夜幕中魔幻般地交织在一起。通亮的壁龛里正以最残酷的形式演绎着恐怖血腥的战争场面：飞机在城市的上空盘旋，城市里大火熊熊燃烧。一群群市民倒毙在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在一个灰色的窗口里，可以看到突突燃烧的火苗，看到儿童、妇女们哭喊嘶叫的惨状：炸弹闪电般地在空中爆炸，几近疯狂的人们在四处逃命，双臂僵直地伸向天空，眼神惊恐万分，嘴大大地张着。天空烧得通红，摩天大楼被炸得四分五裂，街道上铺路的石块被炸得四处飞溅。所有这些场景，构思之缜密，设计之精巧，场面之惟妙惟肖，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个画面：团团毒气云雾般地在街道上缓缓流动、蔓延，慢慢地侵入房屋。无助的市民们在四下逃窜！刺刀捅穿了他们的躯体！

下一个壁龛：正在演绎一场令人胆寒的海上战斗。

接下来是战场上的掩体和战壕，日本士兵、士兵、士兵，穿军装女军人：日本帝国的“英雄”。

再下一个壁龛里，展示着一个野战医院的内部情景，一张环形的宣传画上书写着这样的口号：

为在“满洲”阵亡的日本军人的“荣誉”修建的世界上最大的子弹纪念碑。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拯救你们，为未来战争做好准备，你们将不会像胆小的老鼠那样死去。”

解说员正在宣讲这句口号的意义。只有少数几个壁龛画面配有解说员。解说员的话语很轻、很单调，但很能引起听众的联想，大家都在为未来战争而感到莫名的战栗和惊恐。一个年幼的男孩依偎在母亲的臂弯里哆嗦着，他就在我的旁边，一只小手紧紧地拽住了我的外套。

我继续前行。

在第三个帐篷里，我看见了一位站在讲台上、身穿制服、头发塞进军帽里的日本女解说员。她解说得很慢，像对着一群孩子们，对最小的细节部分也不厌其烦地进行反复解释说明，很有说服力。我走过去的时候，她正面对墙上表现毒气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的巨幅照片讲解毒气战争。画面上一具赤裸肿胀的躯体，一张被毒气腐蚀过的脸庞，一双布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水疱的手。这幅人中毒后抽搐痉挛、窒息而死的大幅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挥之不去。宣传员边解说边用手中的小棍指指这张图又点点那张图，听众们沉默着，注意力相当集中地倾听着，体会着……

讲解员身边站着的另外一位妇女正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派售防毒面具，不仅便宜，还能分期付款。

第四个帐篷里陈列的是地面火炮、轻型和重型机关枪、直至一人高大小的空投炸弹、探照灯以及飞机部件，诸如螺旋桨、厚胶轮胎、安装在飞机上的机关枪、飞行员佩戴的眼罩、机械师工作服、无线电台、雾气制造与喷射装置，等等。除此之外，还陈列有大小水雷、小潜水艇的横截面实物、口径不同的炮弹和各式各样的钢盔，甚至还有老式武器——日俄战争时期留下的纪念物。陈列的各类武器旁都贴上了写有说明文字的小标签，对该武器的用途和产生的作用都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

倒数第二个帐篷里贴着一张大的世界地图，日本国在地图上用红颜色标示了出来。红色的箭头从日本国发出，直指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奉天、哈尔滨、满洲里以及苏联的赤塔（Tschita）、哈巴罗夫斯克（Habarowsk）、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westschensk）、符拉迪沃斯托克（Waldiwostok），甚至指向了蒙古，如多洛诺尔（Dolonor）、乌兰巴托，还继续延伸至黑海边的城市、阿富汗和喀什噶尔（Kaschgar）……射线有粗有细，每条射线上都标上了数字：距离和飞行需要的时间。

“世界是如此之大，作为一个日本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谁，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解说员用这句话结束了整个讲解，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都在不停地解说着。

出口处有一个桌台，上面堆放着供参观者带回家的传单、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以及给孩子们拿在手上的小纸旗。外面昏暗的院子里还能见到一尊高射炮，长长的炮筒像伸出的食指在告诫着人们：

“不要很快就忘记你今天在这里见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这是十分严肃也是十分紧迫的事情。”

展览的组织者考虑得十分周到，甚至还想到了人们参观完这个展览后的疲劳程度。孩子们在出口处能得到糖果，成年人可以喝到茶水。出口处还专门搭建了一个供参观者休息的小屋，当然，所有的花销均来自宣传经费。

这个展览还将在其他“满洲国”大城市巡回展出。

玲鹿（Sussuka）——小巧玲珑的日本军妓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日本军人？”我询问坐在身旁的漂亮日本姑娘。只要有人来日本咖啡厅品尝咖啡，一般就会有一位坐在桌旁作陪的日本姑娘——军妓。她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除了自己的母语，她不懂任何外语。

参观巡回战争展览确实让人感到十分疲劳。因此，结束参观后我迅速找到了一家咖啡馆稍事休息。

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小型的咖啡馆在“满洲”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上百家、上千家不等，现在处处可见，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中国人和“满洲人”一般不会来，他们完全不熟悉这种场所，来的只有日本人，偶尔会有不清楚这一习惯的欧洲客人来此落座。

五彩缤纷的灯箱广告向路人显示着咖啡馆的存在，咖啡馆的窗户用厚厚的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人们一般会做如此猜测，窗帘遮住的一定是一个供人纵酒作乐、放荡狂欢的场所。其实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人们走进咖啡馆，要上一杯啤酒，与军妓聊上半个钟头，如此而已。大多数咖啡馆里还会有一台留声机，不时地播放着日本歌曲，但按规定不能跳舞。

“你爱那些军人吗？”我继续与那位军妓交谈。

人们不可能长时间沉默地坐在那里，或只是出于礼貌礼节性地相视笑一笑，这样未免太过尴尬。况且，一般男士都有兴趣与军妓聊天。由于她并不懂我的语言，我不得不试图凑合着使用大家常用的肢体语言与她交谈，又伸指头又扮鬼脸地比画着。

啊哈——她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她爱那些军人，边点头边用手指了指邻桌坐着的、一些正在饮啤酒的日本军人。她用手捂住胸口，意味深长地表达着她无尽的爱意。为了让我更加明白她对军人们的心意，她从和服的胸带里掏出了一封邮自战场的信封，取出了里面的一沓照片、明信片——全是军人肖像和前线战斗的画面。

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告诉我，这是她的男朋友——一位军曹中士穿着军装站在一幅秀丽的人工绘制的风景画前。画面背景是一棵大柳树，纤细的柳枝上栖息着一只玲珑的小鸟，小鸟正滑稽地不自然地张着小嘴，很可能是“啾啾啾”地在唱歌！军曹一副严肃甚或野性的表情，两只手臂拿破仑式地交叉着，优雅亦不乏呆板地倚靠在一尊仿制的岩石上。

“Soudesuka”——我说出了我唯一能说的一句日本话，意思是：

“哦！是这样——我懂了。”

是的，她现在爱着他。

小巧玲珑的军妓——名叫玲鹿——又拿出了另外一张一个日本士兵穿着陆军军服的照片。我问她：这些照片是不是在奉天城拍摄的，她回答（当然是用肢体语言）道：

“远得很，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前，不，一年、两年半前（用手指表示），当时嘣！嘣！嘣！（步枪射击发出的响声）……”

她拍起手来了，多么温柔可爱的一对小手啊！她高兴得不得了，滔滔不绝地想要把所有的都告诉我。对她来说，那一定是一个十分特别的经历。

留声机音乐又响了起来，一首日本舞曲：拉长的、沙哑的声调，忽而声高近乎尖叫，忽而低吟近乎沉闷——伤心抑郁的、多愁伤感的，这就是日本的本土音乐。听着听着，人们的神色就会不自觉地凝重起来。

陪我的日本军妓此时也陷入了沉思，她不停地给我斟酒，你喝上一口她就斟上一次，我的啤酒杯里总是满满的。一瓶空了，她不会问你就会又拿来一瓶，突然间满满的一瓶酒就又放在桌上了。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况且日本啤酒不仅可口还极其便宜，一如所有其他日本出口商品一样。日本货便宜，世界闻名。

突然，玲鹿表现得又活跃起来，“哈”，她笑着将一张照片递给我。她终于找到了：一张她穿着军服在战壕里拍的照片，在一个真正的掩体战壕里。在激烈的战斗中，她正歪戴着军帽，端枪瞄准。

“这是你吗？”我惊诧地问，她自豪地以笑作答。

“我……热河……和士兵们在一起……很多、很多其他的军妓也在……嘣！嘣！嘣！嘣！”她的激情在燃烧。

我又一次注意到她那纤细修长的手，是那样的娇嫩而又柔软，这是一双能采摘紫罗兰花朵、却折不断玫瑰花枝条的小手。

Soudesuka——我明白了：每一个地方，只要有日本军人，就有日本军妓。玲鹿女士讲述的不是一个童话，她参加了真正的战斗。“嘣！嘣！嘣！”她是多么地憧憬和向往着战斗！

玲鹿女士看过一场欧洲电影，她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形象兴奋地说道：

“我在这里，像电影中的玛塔·哈丽女士（Matahari——荷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是巴黎红得发紫的脱衣舞女，更是一位周旋于法、德两国间的美女双料间谍，人称‘谍海女王’。她的生平多次被搬上银幕、出版成书——译者注）。”

“那边坐有那么多日本军人，”我想提醒她，“既然你那么爱戴他们，为什么不坐过去陪他们呢？”

“欧洲人——”她对着我说：

“都是军人——所有的、所有的——你也是！”

Soudesuka——我明白了。

按照我们欧洲人的眼光标准，玲鹿女士应该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她留有一头短发，脑后发髻形成的漂亮弧拱给人的印象好极了。她穿的是蓝色丝绸料制作的和服，宽宽的黑色胸带上缀有白色的图案。玲鹿女士的坐姿总是笔直的，举止优雅。她没有穿鞋，脚蹬一双普通的日本木屐，如果走过石板路面，总会吧嗒吧嗒地作响。玲鹿女士月薪约150元（约130马克），她是众多爱戴军人的小军妓中的一个。

我的朋友刘先生

“Hallo! Mr. Liu, how do you do?（哈罗，刘先生，你好吗？）”在酒店大厅里，我遇到了中国朋友刘先生。

“Very good（很好）！”刘先生殷勤地、颇为恭维地回答道。

刘先生喜欢在酒店侍应生面前表现自己的英语，尽管他英语、法语、德语……简言之，所有的外国语言都不会说。如果用英语将问候之类的话说过之后卡了壳、再也说不出一句讨人喜欢的话来时，他就会主动将自己这种语言上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来，马上说道：

“我是中国人，让我们还是说中国话吧”，他习惯这样说。不言而喻的是，他这样说的前提，是要给人以印象，即要使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事实上是能说英语的。其实，酒店的侍应生也了解他的语言能力，他所掌握的、被他喻之为“高雅”的外国语言，比“Boys”还要少。

在这里，人们习惯称呼酒店侍应生为“Boys”。

刘先生是一个有个性特点的人：中国摩登青年类型。实际上，他只是在装模作样，故作高深。他的思想很狭隘，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但自我感觉却始终十分良好，总觉得自己是青年才俊，是“优秀”的典范。如果他在看一朵花或嗅一朵花，其真正的目的其实不是在赏花，而是带着刻意表现自己的意识，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份虚荣和自尊。他还喜欢在镜子前左顾右盼，拉拉衣角扯扯袖口，像一个爱慕虚荣的小女人。

不言而喻的是，刘先生的着装也是刻意西化的。他那身不伦不类的打扮，的确叫人不敢恭维。他穿的裤子要么不合身，要么就到处乱起褶子，上衣和坎肩也是如此，连脚上的鞋都不合适。看见刘先生外表，或无意识地注意到他，给我的那种不舒服、不自然的感觉，就如同在听他说蹩脚的英语和用英语与他磕磕巴巴地对话一样。

有时候，他一个人低着头在吸烟室里来回踱步，但又完全感觉不到他是在思考什么；有时候，他晃动双脚，踱着舞步，但夸张的节奏与他刻意表现出来的动作又完全不合拍；他的头总是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感伤的、多愁善感的样子，面部表情是那么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时，一朵红色的纸花总是插在他上衣扣眼里，一副金丝边眼镜总是架在鼻梁上，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既不弱视、近视，也不远视。他有一双长、窄、呈褐色、欠生动、无一根汗毛的手，手指上套着好几个粗大的、彩色的、嵌有宝石的金指环。

看到他摆出一副若有所思来回踱步的样子，我主动向他打招呼：

“嗨！刘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嘘，”他做出一副奇怪且做作的样子：

“我的舞步好看吗？像一个地道的Gentleman（绅士）吧？”

“Gentleman”这个词，从他嘴里吐出来，那音调就像在中餐馆里点的一道菜肴——“鸡特焖”。然后，他又煞有介事地整整自己的上衣衣领，故作细心地掸了掸插在衣服扣眼里红色纸花上根本就不存在的灰尘。

“前不久，为了熨帖裤缝，我在一个日本商人那里新买了一块熨衣板。”说着说着，他微微地向前弯下腰，欣赏着他裤腿上笔挺的、刀切一般的裤线。

“怎么样，漂亮吗？”他自鸣得意地问我，带着一副不容置疑的眼神。

他向后滑了几个舞步接着又向前踩了几步继续说道：

“我很喜欢跳舞，所有的‘鸡特焖’（Gentleman绅士）都喜欢跳舞。”我又能说什么呢，刘先生给我的印象就好像他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贵人似的。

尽管刘先生已经结了婚，但家人却仍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看太太了。他今年34岁，有三个孩子，分别是15岁、9岁、3岁，最小的孩子他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今天，我问他：难道你就不思念你的家人吗？他的回答是：不！他觉得自己的老婆太土气也太老气了。他的三个孩子就像某一天自己来到人世间一样，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生下他们，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的竟已经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了。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是他最恼火的。3年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他回去了一趟，就那么一次又降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他压根儿就不回去了。

“你应该清楚，就我这个样子，一个‘鸡特焖’（绅士），我那家庭实在太土气了。”刘先生说。

“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问。

“我的朋友，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老相识，现就职奉天，相当于一个市长，日本人抬举他。一次我来这里玩，这位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职位。我现在是奉天市市政厅采购处的处长，这就是我的工作。”说到这里，他探身向前，用两只细长的手指从上到下又捋了一遍两条笔挺的裤线。

“我的父亲是一个豆油厂的老板，日本人破坏了他的生意，反正生意也不好。现在我的兄弟管理着榨油厂的生意，并替我养着老婆和孩子们。他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人，我与他也合不来。”刘先生小心地用手指摸了摸油光水滑的头发，像是在检查发式是否还那么油光水滑、井井有条。

今天，刘先生穿着一身带条纹的褐色西服，配的是一条艳丽的红色领带，这种搭配在我们看来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此时，他取下了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哈上一口气，然后再从裤兜里抽出一条并不十分干净的手绢，不慌不忙地擦拭着镜片。他刻意模仿着美国西部片里引人注目的男爵的样子，眼睛微闭，作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不久前，我做了一个带预言性的梦。”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我一个当大将军的亲戚，让我当上了有权有势的省长。”那认真严肃的神情，似乎完全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一个不熟悉他的人，还真能被他唬住，会真以为哪一天他就当上省长了。

突然间，他又变得像一个工业界的企业家了，好像分分秒秒都有重要事情要办似的。他看着手腕上的表说：

“哦，我得去厅里了，有重要会议！”说着就急匆匆地离开了，我目送着他的背影。

刘先生就像这里的某些年轻的中国人：越是私下不承认，就越是表现出了他们骨子里深藏着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本色。他们追求、强求一副没有内涵的令人可笑的、空泛无聊的欧式外表，没有自己的脊梁骨，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志气、也没有干劲去干点自己想干、该干的事。

三年来，刘先生一直住在一家欧式酒店里，在这一段长长的时间里，他哪怕有过那么一次认真地下决心干一件事，至少可以学点英语吧！没有！根本没有！

看在眼里，真令人感到痛惜！不仅仅是为刘先生感到痛惜——他个人能否成为有作为的青年实际并不重要——而是为举世公认的伟大中国深感痛惜。遗憾的是，刘先生还不是个例，这样的青年人还不在少数，中国不少富家子弟都是这样。他们的病是中国的病。在中国，没有比年轻人已经变得老态龙钟更加糟糕的境况了。因为，年轻一代肩负着责任，是中国未来的栋梁。

当然，令人感到宽慰的是，中国还是拥有一批严肃认真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是，这些人家里的墙壁上一定不会挂有那么多用来孤芳自赏的穿衣镜。

在计较刘先生英语或日语知识水平时，刘先生就成了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私底下他却是“满洲国”政府的官员，尽管他并不需要去工作（工作由日本人去干），但工资照拿。刘先生没有任何个人的内在价值，因此，他也总是爱吹嘘自己的外表。在佣人面前，他总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而又不乏宽容友善的主子姿态。他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小人，也不是工于心计伪善欺诈的伪君子。他相信所有，即所有他想到的和他自以为是标榜的一切。他具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泛艺术化的虚幻、浪漫和神秘情调。他的这种生活趣味还能延续多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严峻的现实一旦来临，需要他实实在在地付出干劲、担起责任、作出个人牺牲的时候，简言之，需要他的意志和专注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像一个束手无策的小孩子。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耐、没有活力和毅力、没有内涵，对古老的传统既没有认识、也没有经历，又如何能形成对这一传统的热爱呢？在这里，聪明才智只是一种没有血色的、苍白的纯理性的存在，是与社会集体、个性与民族共性没有任何关联的。

“满洲国”的独立与刘先生的表现一样，是不伦不类的“鸡特焖”。

我又想起上个星期与刘先生共进早餐的情景，他看起来像没睡醒一样，睡眼惺忪的。因为，头一天晚上与日本舞女在街上溜达的时间过长了。

“刘先生，情绪不好吗？”我问道。

他没有立刻回答，正切着荷包蛋并“吧唧吧唧”地吃着。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对我的问话回过神来：

“不，不！我正在思考。”他随口回答并径直往下说：

“吃饭实际是吃药的一种形式，因为人的身体会生病，不吃饭就会死，吃饭就会防止疾病产生，延续生命。人病了，要康复，想不死，就得吃药。吃饭也是一样，因为身体自己会病，要不然就用不着天天吃饭了。”他边说边在烤出来的面包上抹着黄油。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他转过头来问我。

不过，没等我回答，他马上又转移了话题，对话完全是根据他个人的需要。稍稍停了一会儿，他抓住刚刚用来切了煎荷包蛋的刀叉，独自出神地打量着，好像第一次才见到这刀叉一样。

突然，他又中断思绪继续说道：

“其实，欧洲人吃饭的方式是很危险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与一位商界朋友共进晚餐，而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之间互存芥蒂，久有宿怨。一开始，我们会十分客气、彬彬有礼地谈话、喝酒。但一旦其中一个喝醉了，内心真实的感觉就会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就有可能丧失理智、失去控制力而利用这两样餐具，”说着说着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和叉，狠狠地说道，“面向客人，刺死对方。”

刘先生显得十分激动，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刀和叉在他的手上似乎已经变成了两件杀人的凶器。

“我说得不对吗？”他问我，自己也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我只能是笑笑而已，因为，我无法对这种问题作出回答。此时的刘先生，嚼着松脆的白面包又开始琢磨其他的话题了。

红果子和青果子

一如所有的东方人，中国人也很喜欢“灯光”，但很少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如有了灯光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而是出于对五彩缤纷的光线的一种纯粹的乐趣。

人造灯光是相当奢侈豪华的，是有钱人的专利，是富裕的象征。

此时，黄包车拉着我快速地奔跑在灯火明亮的大街上，大街上的各家店铺已经点亮了红、绿、黄、蓝五光十色耀眼的电灯光。街道上人来人往：破衣烂衫的穷女人、绫罗绸缎的贵夫人、商人、女售货员、闲逛的人、水果商贩、黄包车苦力、穿着艳丽服饰的儿童和豆蔻年华的少女……餐馆里不时传出有节奏的吆喝声，叫卖着热气腾腾、刚起锅的新鲜肉馅包子和饺子：

“一个铜板一个啰！”

还有穿着传统和服的日本女人，有的脚踏木屐在大街上“呱唧呱唧”地碎步行走，有的不厌其烦地在与商贩们讨价还价。

大多数商品是日本进口：手绢、布料、玩具、皮带、衬衣、长筒袜、灯罩、瓷器、丝绸、毛线织品、网球、帽子、卫生用品、宝石以及宝石仿制品、橡胶管、手表、凉鞋……可以说，应有尽有，且全部来自“大日本帝国”。

这是一条夜市街，每天晚上8点开张，11点结束，出售的商品比白天商店里的要便宜1到2个铜板。就连日本原产的留声机和照相机，也能很便宜地买到。

离夜市不远处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风月场所。妓院、娱乐场馆分布在大约300米长的街道两旁，也是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与夜市不相上下。这里的妓院一家接着一家，家家都有一个诗意般悦耳的名字，诸如“飞云坊”、“清香馆”、“金花园”、“西天堂”、“柳烟巷”、“茉莉香”，等等。家家门口都挂着彩灯，年轻人面带笑容，成群结队地进进出出。

黄包车车夫将我拉到了一家妓院的门前，妓院门是一个大的拱形门廊，直接通向幽暗的前院——一个阴森得令人感到有些恐惧的前院！前院潮湿的地上或坐着或躺着一些年龄大约在8到10岁间的孩子，他们是一群贫穷的、没有爹娘的小叫花子。

白天，他们沿街乞讨，晚上，随便找一个角落栖身睡觉。春夏秋冬，四季如此。衣不蔽体的他们，叉开双腿背躺在地上，暴露着营养不良、消瘦柔弱、满是油腻的黑污污的躯体，两只小手还紧巴巴地攥着拳头。他们干瘦的身体从来就没有用水和肥皂洗过，脏兮兮的样子令人感到恶心。他们的头普遍过大，超过了与身体的正常比例。每年冬天，这里都会死数千个这样的儿童。孩子的尸体要么长期躺在某一个完全没人注意的角落，要么，就被人扔进了垃圾堆。

中国人对此情景已经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到处都是如此，他们不会正眼去瞧这些孩子们。如果黑夜中被躺在地上的小乞丐绊了脚，他们最多会不耐烦地咒骂上一句，然后径直走进院子里的某一个房间寻欢作乐。

走进妓院的大堂，客人们就会遇到姑娘们。大堂里，还有几个上了年纪、太监模样的男人正蹲在板凳上抽着烟斗。如果嫖客来了，他们会客气地、皮笑肉不笑地咧开嘴，嘴缝里露出满口的黄牙。他们是姑娘的监管人，姑娘们是不允许随便离开妓院的。

这里的姑娘都是买来的，很小的时候就被无钱抚养的父母卖给了皮条客或女童贩子，10元、15元、20元就可以让人贩子将一个女孩带走。在人贩子那里生长到12岁、13岁至14岁，就会被带到这些有着诗情画意名字的风月场所，然后在这里根据所谓的“商品质量”，即美貌的成色——姑娘“可用的”本钱——与妓院老板以50至300元成交。

最近几年来，中国已经公开禁止了对幼女和儿童进行贩买贩卖的行为，但并不是说，私下的、实际操作中就不存在。没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特别丑恶的，就连姑娘们自己也根本不以为耻，大多数反而还以能送进妓院为福。在这里，除了没有人身自由之外，她们几乎什么都有。有吃的、有穿的，还能被体面地、礼貌地对待，有时候甚至能得到一些零花钱。这里的姑娘们看起来也很幸福、很满足。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处境不会差过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故也完全不需要特别的怜悯和同情。

我被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领着，弯来拐去地走过了好几个过道，才进了一个房间。接下来是姑娘们形体展示：十几位姑娘轮番来到我房间的门前，像时装模特一样站在门框处露露脸、转转身、扭扭腰，然后离去。

被我选中的姑娘名叫翠兰，意即“纤细柔嫩的兰花”。

翠兰身材窈窕纤细，穿一身长长的丝绸罩衣，一双小巧精致的绣花布鞋。翠兰脚小，约10至15厘米，是闻名的中国女子裹脚。涂脂抹粉的脸蛋上一对整整齐齐、细长弯曲的蛾眉，长长的耳环在耳垂下摇晃着，玫瑰色口红描画出性感饱满的一对嘴唇。尖细的、精心保养过的指甲点缀在白白的修长的手指上。杨柳般的腰肢盈盈可握，油亮光鲜的短式黑发，像粘贴在头上抛过光打过蜡的乌檀木，发髻在脑后裹成漂亮的弧拱状，显得格外妩媚动人。我猜测，翠兰的年龄大概也就在十七八岁上下。

房间简单整洁，布置得不算讲究，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格。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旧的欧式五斗柜，上面放着玻璃杯和茶杯，一个玻璃杯里还插着一只牙刷，旁边是粉盒和各式化妆用品。房子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个大炕占据着，炕是中国一种没有弹性软垫的睡床。炕上铺着白色的床单，炕沿上方从天花板往下垂挂着至少一人高的帘子，墙上贴着几张香烟广告画。

每一个这样的妓院里都住着30至40个姑娘，年龄均在17岁至22岁之间，每一个姑娘都有自己的一间私房。如果来的是一位熟客，就会免去姑娘形体展示这个环节，他也不用再看其他姑娘而直接被领进“他的”姑娘的房间。如果这位姑娘正在接客，那他就会立即转身再去别的妓院。在同一个妓院里不会有两个“他的”姑娘，这是一种习俗，以保护姑娘的“面子”。中国人说的“面子”应该就相当于欧洲人常说的人的“礼节”。

翠兰笑盈盈地来到了房间，一个殷勤的深鞠躬，对我表示欢迎，然后坐到了椅子上。那位年纪大、为房间服务的仆人，将茶和茶杯放到桌子上就离去了。姑娘斟上茶并抓上一大把瓜子递到了我的手上，这也是好客的一种表示。我们嗑着瓜子，吃着瓜子仁。瓜子其实没有什么好吃的，有些咸，中国人一般在无所事事、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嗑嗑瓜子，让自己有点什么事可干。我和翠兰边嗑瓜子边聊天，瓜子壳则随意地吐在地上。

在此期间，时不时会有年幼的小女孩光顾我们的房间，这些女孩子被称之为“青果子”，是童贞未失的处女，芳龄约在12岁至15岁之间，每个妓院都有一些。她们是妓女的后继者、接班人，是妓院的新生力量。她们大都长得玲珑秀气、孩子气十足，对职业的认识还暂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只是听年长的“姐姐”们——被称之为“红果子”的姑娘——口头传授过。如果客人与姑娘进了房间，那么，外人就不得擅自闯入了，但这些“青果子”们除外。她们会出人意料地走进房间，露个脸，笑一笑，喝点茶，以她们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举止为房间里的交谈增加点趣味，然后再离开。所有的“青果子”都穿戴得十分鲜艳。

“青果子”被照管保护得很好，不能有半点闪失。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即到了十四五岁，女孩有“幸”被一位有钱的客人相中了，客人就会与女孩的主人就“处女权”进行交涉。在一份书面契约中，老板必须向客人做出这个女孩子仍然是“青果子”的保证，不然就要将钱退还给客人。现金交易，价格在200至800元不等。定下一夜契约，这一夜里双方都应该感到“大幸”。根据客人的要求也可以马上商定“婚礼”，然后“未婚夫”要付钱操办婚宴，高高兴兴地庆祝，办一个形式上中规中矩的中式婚礼。

客人此时有权不付报酬地将女孩作为妻子一样地拥有2至4个星期，这段时间，他可以将女孩带回家，当然，会有一个监护人陪伴随行。

年轻的女孩对这一切协定都不得提半点疑问，一般也不会感到伤心，只能顺从，最多有那么一点心灰意冷、听天由命，毕竟隐藏其后的是刺激和诱惑。大部分“青果子”都高兴地盼望着“大幸”。

到了约定的期限，女孩子则被送回妓院，成了“红果子”。

如果客人确实爱上了这个女孩，欲娶女孩为妻或纳女孩为妾，则必须再与妓院的老板交涉，继续缴纳800至2000、3000或4000、5000元的赎金，金额的多少是不确定的，正所谓情人是无价的，付上1万元都有可能。如其他同命运的女孩们说的：这个女孩有了“很大很大的幸运”。

如此这般，女孩成了太太，一个花钱买来的太太。

一般来说，带出去的女孩最后还都又回到了妓院，不是客人富得还不够，就是客人不愿意再养第二个老婆，其中的原因太多了。不过，即便是回到了妓院，命运也有可能改变。一旦哪一天又被有钱人相中了，要赎她，付四五百元的赎金就够了。不少有钱人的二房都是这样娶来的。

如果身为妓女的姑娘到了30至35岁的年龄，妓院老板会给她们自己为自己赎身的机会。老板会先确定姑娘的身价，然后再告诉姑娘，要赎身还得交多少多少钱，这笔钱一般不会超过500元，但从即日起到离开妓院期间吃、穿以及所给的零花钱等费用就得从姑娘的收入中扣除了。有可能的话，临走时，姑娘会从老板处得到40至80元的礼金。这样，姑娘就有了自由身，尽可以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多姑娘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好，她会马上搬到相好的男人家中去住。回自己娘家不太可能，因为姑娘们从小就离开了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有些姑娘会作为女佣继续待在付出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妓院，有些姑娘会去找一个端盘子的跑堂工作，有些姑娘也会找一个穷人，如黄包车夫这样的苦力嫁出去。有些就可能一辈子靠沿街乞讨为生了。到了这个时候，她们才会真正体会到，自由的生活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过去了。

坐在我房间里的翠兰姑娘给我讲述这些历史，讲述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她很高兴，能和一个对她们的身世感兴趣的人待在一起。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自古以来都是如此，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她们的命运不怎么为人们和社会所关注，就像四分之三的中国儿童，像那些在饥饿中挣扎、躺在门前潮湿地上睡觉的小叫花子，像一群行将倒毙的小猫。

这样的一个姑娘又能挣上多少钱呢？

在大众的嘴里，她们被称之为“花女”或“花苑女”。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宴请通常都不会在自己家中举行，而是在一个大的餐馆里以吃喝开始，最后在这种“花苑”——妓院里结束。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大型宴会是男人们独享的机会，一般都不会携太太参加。宴请结束以后，主人会将客人们带到“花苑”这种风月场所，让客人们继续与妓女们聊聊天、喝杯茶、吃点水果、也调调情。在没有外人参加的内部聚会时，人们也会选择去“花苑”，每个人都有一个姑娘陪伴着。男人们脸上堆着笑，姑娘们削苹果、斟茶，与男人们坐在一起。如果客人们有进一步的要求，姑娘还会倒在他们的怀里。客人们快活乐意，也可以对姑娘们动手动脚。一两个小时以后客人们离开，每一个客人会完全随自己的意愿给上1到3元。

社交女、陪聊女是“花女”的本职所在，其他的活动都只是附带的，所谓其他的活动对中国人来说也完全没有心理上的负担，不存在有伤风化一说。很多在中国理所当然的事，在欧洲人看来则是不怎么理所当然的。你想，在朋友和熟人的引领下走进这样的风月场所还会有什么“秘密的事”可言呢。

如果客人对一个有着诗意般好听名字的姑娘中意，那他可以再来，明天、后天或任何有兴致、有欲望的时候。他来了，再点姑娘的名，再一起坐在房间里，嗑嗑瓜子、喝喝茶（顺便说一句：有时还可喝到新式饮料——啤酒），嘻嘻哈哈、吧唧吧唧地调情、接吻、开玩笑。

男人为所有的消费只需付10元。

学抽鸦片第一课

时间已经不早了，翠兰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待在这里，我回答说，不，我不能待在这里，在另外一个地方我还有约。实际上，我有其他考虑。

她恳请我留下，那就再待上一会儿，我也愿意。

“我们可以快点……”她边说边把大拇指放在嘴里吮吸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抽鸦片。”

我不能抽，但诱惑太大，很想尝试一下。我装模作样地、似乎有所顾虑地看看手表，摇摇正在权衡利弊的头说：

“可以，不过我只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满洲国”，鸦片买卖由“国家”垄断，没有私人交易。只有“国家”才能经营鸦片贸易，鸦片生产商也必须按垄断集团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国家”。对“国家”而言，鸦片交易是一笔很大的进账。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抽鸦片在这里不被禁止。所谓的鸦片馆以及其他一些抽鸦片的场所，如大多数中国的酒店或这种“花苑”妓院，均持有特别的许可证。许可证花钱就能买到，至于是否有利于大众卫生、健康之类的观点在这里是不用考虑的。鸦片馆的老板有责任每月向“国家”垄断机构上交最低款项，这是一笔相当高的款项（钱），这笔钱必须事先预付。鸦片馆是否、如何将负有义务的这笔款项转让给他人，“国家”垄断机构是不会过问的。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获得设店开馆、经营鸦片吸食生意的许可。

一个托盘放在炕的中央，托盘里有一支点燃的烛火、一根长烟枪、几包用纸卷起来的烟膏和一根长约20厘米的长针，这是抽吸鸦片必备的工具。烟枪是一根长约45厘米的竹管，烟枪的一头是白玉质料的烟嘴，在靠近烟枪的另一头管壁处固紧的是葱头形状的烟斗，烟斗是用来充填鸦片的。

吸食鸦片是一门技艺。首先，要在小小的烛火上方烘烤，要调和、配制烟膏，然后由抽烟者自己将烟膏放进烟枪。两者所具有的困难程度都必须在亲身尝试之后才会知道。

翠兰躺在炕上，将纸卷的烟膏展开——其实鸦片量很少，最多只有5到6克。她先用长针挑上这些黏稠的、呈棕黑色的烟膏团放到烛火上烘烤，待烟膏团溶化、沸腾、产生小泡后，再用手指将还挂在长针上的烟膏团捏揉成小小的颗粒，将揉成的小颗粒再次放到烛光上烘烤。这一过程重复两三次。最后，用手将烤得软软的、黏稠的烟膏团从长针上剥取下来，压成约1厘米宽、3厘米长、2毫米厚的烟膏条，再用长针将还没有完全冷却的片状膏条折叠成6块。

在这个准备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不能产生灰烬，以避免损害烟膏的纯度。待6块片状膏条冷却、硬化后，再在大膏条的折痕处将其切开，分成5到6个小膏块。一个这样的小膏块就可供抽吸一次了。

翠兰将小膏块再次插在长针上，放到烛火上再次烘烤，使其软化，将软化了的烟膏块揉捏成小颗粒塞进了烟枪的烟斗。塞进去以后，翠兰又用长针戳了戳被烟膏颗粒塞满了的烟斗口，以方便烟枪通气。如此这般，烟斗填装完毕，可以吸食了。整个准备时间大约需要10至15分钟。当然，翠兰已经是训练有素，职业使然，这是她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门外汉不仅需要的时间长，还毫无疑问地会将烟膏烧糊、损坏。

翠兰将装好了的烟枪递给我抽，我谢绝了。我请她先抽，做个示范，她害羞地接受了，毕竟吸食鸦片在这里被视为是一种不好的放荡行为。此外，作为女人，让她先抽，也会使她感到难为情。

在中国，男人是主人，女人是仆人，先男人、后女人，连进门都很少让女人走在前面的。大男人高人一等在前，小女子卑微谦恭在后。如果一个男人在自己未做一件事之前破例让一个女子优先做，对女子来说，则是一个莫大的恭维和客套，一种少有的敬意。尽管翠兰知道，欧洲人的习惯不同，但对我请她优先仍心存感激，同时也觉得有些羞怯难当。

填满烟膏的葱头形烟斗放在烛火火苗的上方，在烟膏煮沸燃烧的过程中，翠兰以独特的方式短促地、不间断地迅速对着烟嘴一口一口地吸着，深深地吸进肺部。烟雾在吸进肺部的同时又从鼻孔里喷了出来。将小小的烟膏球吸尽，大约需要足足一分钟。抽吸不能间断，不然的话，煮沸的烟膏团会将烟斗内细小的烟流通道堵住。

翠兰就这样连续吸食了三泡鸦片烟，她将准备好了的第四泡烟递给了我。看来，第一个回合吸食三泡已经足够了，现在轮到我了。她仍然躺着，目光虽有些呆滞、混浊，但看起来还很清醒，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

翠兰，你现在感觉如何？微亮的烛光映照着她的脸颊。我躺到了油灯的另一侧，我们面对面地躺着，中间是吸食鸦片的用具。我很激动，心跳在加快：

“抽吸鸦片！陶醉鸦片！鸦片天堂！”

翠兰姑娘耐心地教我，教我如何呼吸，如何不间断地、深深地吸进肺里，又如何同时将肺里的烟雾从鼻子里喷吐出去，等等等等。

烟斗又一次放到了烛火火苗的上方，烟膏沸腾了。我开始抽吸。一个生手开始总是会显得急促、神经质的。烟雾渐渐飘进了口腔，我尝到了一丝丝令人回味的清甜，一阵适意愉悦的酸涩，一种难以定义的混杂着糊味的中草药香味。我琢磨着、抽吸着——由于吸食的方法不甚得当，烟雾没有吸进肺叶。出现故障，我呼吸急促，像刚刚跑完了100米的赛程，烟斗里的烟流通道被堵住，我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翠兰再一次耐心地解释说明，教我在吸食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在吸烟的同时呼气的方法，婉转的声调轻柔动听。

烟斗的通道又打通了，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这一次强多了，好几口都吸进了肺叶。但又是一次不自觉的、欠灵活的呼吸停滞，烟斗的烟流通道又被阻塞住了。

不过，我的第三次尝试近乎成功。

这次，翠兰满意地笑了，笑我的成功，也笑我表现出来的笨拙和愚钝。她的面部表情是幸福而又平和的，她的眼睛放射着光芒，眼神清醒而又动人。她是多么的幸福啊！无忧无虑地平躺着，伸展着四肢。

“啊，生活真是上天的一个美好恩赐！”她梦呓般地自言自语道。鸦片已经融进了她的血液，开始发作了。

不过，我的感觉还没有上来。好，再吸上一泡，翠兰为我又装上了一杆。这一次吸食可以说是完美无瑕了。翠兰姑娘在自我消遣，我在不断地抽吸、吸着、吸着……还太清醒，还很费力，慢慢地、慢慢地轻松了，抽吸自如起来了，白色的雾团浓浓地从鼻孔里喷出。鸦片烟雾深深地沁进肺叶、融入血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浓烈。

再抽第四泡，姑娘能做到的，我几乎都可以做到了。

我继续抽吸，越来越简单、熟练，自如得竟像一个老烟膏子了。我的肢体在梦游中徜徉、在催眠术中飘飘然，我沉浸在愉快的、浪漫的、对已经逐渐远去的过去的回忆中。

我瞅着翠兰，她变年轻了，更年轻了……我们像是老相识，她完全信赖我。我认识她已经很久很久了，从学生时代起……我认识她所有的亲人、所有的女伴……我感觉是如此的好，飘飘然，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烟膏烧完了，我把烟枪放到了一边，继续躺着。就这样躺着吧，长久的、永远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满足、那样的幸福……就像躺在德国北海细软的沙滩上。我的心灵此时正随着白云在自由地翱翔，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我没有昏迷、没有恍惚，我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想象还十分活跃，甚至有些自主，有些放纵。人和事、情与景在我脑海迭出。我一下子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忘记，包括儿时读过的寓言故事，我现在都几乎可以凭记忆完整地复述出来了。

我没有醉，只是失去了重量，没有了忧愁……

我的思辨力还完全正常，还十分理智，我分得清大和小，没有糊涂。一个杯子掉到了地上，下落得并不快，地上是打碎了的瓷片，一如平常。我说话的语音语调也完全与平时一样，不轻、不重，没有像发高烧那般胡说。只要我想讲，我就可以讲，可以长时间地讲。讲述久远的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中的所有细节，而且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但我没有讲述，甚至连话都很少说。

翠兰还在安静地、认真地吸烟，她给自己又装上了一泡。我的思绪仍萦绕在脑际，我的理智甚至还十分强势，十分清楚我现在的处境。

我站了起来，一点没有晕乎的感觉，走路也与平时一样，只是稍稍有点儿轻飘感，要稍微用点劲。我发现，我完全正常。房间门框的绿色令我心旷神怡，因为它是那么的美丽，能使我想起在德国图林根（Thüringer）森林散步时见到的鲜亮的绿苔——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绿苔位于何处，是和谁一起散步时见到的……那是一个春天。试想，如果一个人丧失了理智，还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对绿色产生好感吗？

我还知道，我要离开了，我似乎有了些许恐惧和担心。

我叫了一声：“翠兰，叫你小家伙也同样好听，或叫你丁香嘴、或其他什么名字，让我……我想回家了。我想……我会再来的。谢谢了……再见！”

翠兰笑了，我会再来，她很高兴，我要离开，她也很高兴。她领着我穿过过道，直到大门口：

“再一次，再见！”又一次告别。

我给了看门人5毛钱的小费，他谢过并笑开了，露出两排难看的黄牙。

我站在昏暗的前院，小叫花子们还三三两两地躺在潮湿的地上，一个孩子蜷缩着身子正在一个大空筐里睡觉。来时的思绪又浮现了出来，我想给几个小铜钱，好让孩子们明天吃上一顿早餐。但是，他们都熟睡着，我又不忍心惊醒他们。好好睡吧，我跳过睡着孩子的筐子，轻轻地……

街道上仍灯火通明，彩色的人流木偶般地来回移动，生动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知道，我人在中国——悬浮在中国的大地上。我的身躯，在异国他乡，出于纯粹的高兴，带着轻快的、飘飘然的步履，融入到了耀眼的五光十色之中……

“嘿！黄包车……”

一个苦力死了

一个年纪较大、面容慈善的老人坐在花园的藤椅上，惬意地沐浴着阳光。一条牧羊犬温顺地躺在老人的身边，犬的口鼻平置于交叉着的两只前腿之间，闭着眼睛，同样舒适地沉迷在午后温煦的阳光之中。除此之外，花园里别无他人，静悄悄的。

靠墙边直立着一排结着硕大石榴的石榴树，石榴果长得像一个个大洋葱头，果尖已经开裂。花园的门前停放着一辆辆黄包车，车夫们坐在车的踏脚板上等候着从酒店里出来的客人。几个车夫正靠在车上闭着眼睛打盹儿，还有几个正端着烟袋抽旱烟，一个车夫买了一个大西瓜，正埋头出声地吸吮着那水分饱满的红色瓜瓤。

坐在花园藤椅上的是酒店老板凯宁格（Keining）先生，牧羊犬就是他养的。以前，牧羊犬常陪着“主人”赴兴安岭捕猎豹子、雄鹿、野猪等野兽。现在，牧羊犬老了，加上山里强盗出没越来越多，或者如当地人习惯说的土匪团伙日渐猖獗，危险性太大，凯宁格先生也已经多年没有进山打猎了。当然，牧羊犬不知道这些，它还没有放弃进山的希望，还期待着能有一天再与“主人”进入自由野生狩猎区。牧羊犬训练有素，只与野生动物搏斗，从来不对人狂吠，罗尔夫（Rolf——牧羊犬的名字）是一条既勇敢又忠诚的猎犬。

劳工居住区的街道，在我们看来，他们贫穷的生活难以言表。

——恩斯特·柯德士　摄

我正好出席了一个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回来，这个发布会是日本官方机构专为外国记者举办的，在发布会上能知道一些公开的最新新闻。

“您好，今日的发布会上有什么新闻吗？”见到我，凯宁格先生问道。

“您好，凯宁格先生，都是一些寻常的新闻，诸如令人担忧的生存环境，猖獗的土匪活动……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颇令我吃惊的是方才在回酒店的路上见到的惊人一幕……”

“是的，是的，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们就像坐在火药桶上。如果哪一天苏联的轰炸机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下一颗颗‘鸡蛋’，我是一定不会感到奇怪的。很快将这座城市……”凯宁格先生没等我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接过了话茬。

“啊，说什么呢，我说的不是政治性的匪患事件……我说的是酒店前面那个墙角垃圾堆旁发生的事儿。平时我们经过垃圾堆时都得屏住呼吸，今天却不同寻常地围着许多人。有男有女，还有孩子们，大家都围成一个圈子，那个角落里到底有什么我开始并没有看清。只听见人们在笑、在喊叫，还说出了不少痛惜怜悯的话。一个茶水贩子，还端着一大壶热水在那里叫卖，只要是人群聚集的地方，他就指望能卖茶水赚上几个铜板。”我说道。

凯宁格先生点点头又说道：

“是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卖茶水的，即使是待上几分钟。在中国，喝茶就像美国人吃口香糖一样。中国人每天、每时、每分钟、甚至每秒钟都在喝水，要不然，为何中国人会有这么多的口水呢！只能这样解释，中国不仅是一个微笑的国度，而且也是一个多痰的、多唾沫的国度。”

我接着往下说：

“好奇心往往会大过来自神经谨慎的告诫和警告。尽管从垃圾堆方向飘过来的空气难闻——虽说还谈不上有令人作呕的恶臭，但我还是一步一跳地踩在咯吱咯吱作响的烂泥地去了那围站着许多人的垃圾堆边上。垃圾堆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厨房里扔出来的污秽之物、破烂的衣服、坏掉了的草帽沿子、各种不同的破碎盆钵、腐烂了的西红柿、一堆堆切下来的瓜皮……围观的人带着浓厚的兴趣到底在关注什么呢？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人们没有被那‘美好的气息’熏倒而能在此长时间地逗留呢？是垃圾堆上爬行着一个奇怪的动物？还是有一个不寻常的大昆虫？您想想看，凯宁格先生，说不定是一个中国巫医正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吹嘘他神药的疗效，久病衰弱的穷苦病人没准正欣喜若狂地站在那里喝着巫医叫卖的‘可口的康复药水’呢。在中国，这种吸引人的场景我见多了。当然，我没有半点贬低中国医生的意思。中国医生‘原始蒙昧’的经验疗法往往能够收到奇妙的效果。”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凯宁格先生强调。

“我终于完全靠近了围观的人群，我询问人群外蹲在大茶壶前的卖茶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这都是一些没事干的人，那里躺着一个快要死了的人……先生，您想来一杯茶吗？一个铜钱一大杯完全沏好了的茶。’他竟不失时机地做起了我的生意，五六个盛满了茶色水的杯子就放在他身前的地面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面！尽是些肮脏垃圾和腐臭食物。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臭气算不了什么，在这点上，中国人显得十分不可思议，讲究卫生不太符合中国人的特点。”

“我十分清楚这一点”。酒店老板赞同地点了点头。

“那个行将死去的人难道就没有亲戚了吗？我继续问卖茶人，我的神情甚至有点尴尬。因为我想争取点时间，我不想这么快就走过去揭开人们围着的‘谜底’。我克制住出于本能的反感，要继续向前走。我设想了最坏的结果，见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怎么说都是有点不吉利的。

‘谁知道，死人是否有亲戚，亲戚又在哪里呢’？卖茶人回答道。

‘警察也不管吗？’我又问。

‘警察来干什么！警察有别的事干！人都要死了，他们还能帮上什么呢？帮不上什么了’。说到这里，卖茶人看起来也不想再接话茬了。他转过脸去，对着围观的人群又开始有声有色地吆喝起来：

‘滚烫的热茶啰，一个铜钱一大杯啰。’那吆喝声像是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凯宁格先生插上一句。

“我拨开众人，拓开一条路继续走近‘谜底’。在经过了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孩时，孩子啃着苹果抬头看了看我，眨巴着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笑咧着嘴对我喊叫道：

“他死在那里了！”边喊还边用小手指着前面的坑。

围观的人都哄笑了起来，笑这位孩子的俏皮活泼，笑他这么迅速地就与一位‘陌生的鬼佬’搭上了腔。凯宁格先生，接下来的情景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我真切地看见了：一个用破布裹着的人躺在那里，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人的身体周围是垃圾、腐烂发臭的水果、石块、破碎的陶罐以及装过杀虫粉剂的马粪纸盒子，我看到了纸盒上贴着的绿色商标。皮包骨似的干瘦躯体从头到脚都是肮脏的，双脚光着，手臂上一个糜烂溃疡的大毒疮正流着脓水，数不清的苍蝇正叮在上面。同样的一个毒疮从左腿的踝关节一直延伸至小腿肚上，已经完全腐烂掉了。一只手因疼痛紧紧地插进了潮湿肮脏的泥土，另一只手则痉挛抽搐地将一条脏兮兮的旧麻布毛巾盖在头上。

我看见了人行将死去的这悲惨的一幕，悲惨的模样完全超出了我之前最坏的想象，我无心待在那里，得马上离开，您怎么都想象不出我惊讶的程度。小孩还是笑逐颜开地在啃着手中的苹果，围观的人们还在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甚至还有一位怀里抱着孩子哺乳的妇女，卖茶人仍隔一段时间就吆喝上几句。一个人——还活着的人——就在众多围观者的眼前腐烂！没有人考虑该做点什么。这可是一个人就要死了啊！”

“是的，是的……可谁又能够探究到中国人的心灵呢？中国人民是亲切善良、有人情味、期盼和睦、勤劳努力的人民，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人民、有无限创造力的人民。但这里的这群中国人，面对一具行将腐烂的活人躯体竟无动于衷，像是在围观一条令人感兴趣的、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蠕虫……这种情景在这里我见多了。”凯宁格先生说道。

“还有更让人寒心的。我给卖茶人一个铜钱，指望他能端上一杯热茶给那位躺在垃圾堆上的病人喝。可他，很快将钱塞进口袋说道：

‘那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喝水了，况且，谁又愿意走过去呢！’说话间还笑了起来，嘿！他竟笑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就会死的。’他还在我的身后喊。可我已经走远了，我逃跑似地离开了垃圾堆和那个已经腐臭了的、但还活着的人。”

“之后，我急急忙忙跑到了在不远处执勤的警察身边，想请他去看管一下那个病人。可他十分友好地笑了笑对我说：

‘我已经见到他了，但我必须待在这里。我的主人现在正在他的私人墓园里，他的第六房太太安葬在那里。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号，是我们祭奠死去亲人的日子。人们在坟堆上焚烧金、银纸钱。’他十分风趣地继续夸夸其谈：

“许多豪华的美国轿车停在街边。‘瞧，那是他的车。’

‘他与他的三房太太今天都在这里，儿子也在。我的主人是一个相当有钱的人，他的私人住宅连同花园就像一个豪华的宫殿。’

每年都有大量的苦力（主要来自山东省）来到这个新建的“国家”，他们期盼着能在这里得到工作和较好的生活条件。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但那是什么？”我用手指了指离这里不足30米远处垃圾堆旁围观的人群说道。

‘嘿，嘿，那只是一个穷人死了！’他不解地边说还边笑。”

“对此，您也说得太可怕了。”凯宁格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我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个钟头了……阳光明媚，石榴马上就要成熟了。走，我们进去吧，去酒吧掷骰子喝上一杯，我想给您讲一个更加有趣的故事。”

不思考危险、不思考战争、不思考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在花园里，人竟莫名其妙地联想起了毫无关联的石榴。

即将成熟的石榴在厚密的绿叶丛中呈现出金黄色和红色的光芒。

奉天城里的神树

我们穿过酒吧大厅，牧羊犬罗尔夫慢吞吞地在前面走着。

大厅里，几个坐在那里的客人都纷纷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打招呼：

“How do you do？（你好吗？）”

互致问候是这里有钱人一个十分寻常的礼节。此外，他们也都是常住酒店的熟客。

坐在皮沙发上的是郭将军，“满洲国”的“副军政部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从“首都”“新京”来这里开几天会，并下榻这家酒店。

坐在大堂角落沙发上的两位老人是“皇帝”溥仪的叔伯，他们刚到奉天，用过午餐，正坐在这里短暂休息，以解除长途旅行的劳顿。今晚，他们还得乘坐夜间特别快车去“新京”见侄子——“皇帝”溥仪。其中的一位“叔伯”，其生动的形象与一张传统中国画中的老叟形象别无二致：高高的额头刻下了长长的弧状横皱纹、长且浓密的白胡子、稀疏的头发像是人工插在毛孔上似的。

在绿色沙发上半躺着的是一个矮个子日本人，我们这些当记者的都很熟悉他——一个日本秘密警察。平时他总是表现得那么和蔼和友好，一小撮黑胡子点缀在他鼻子下面，我们“欣赏”他都得十分小心谨慎。只要见到他，我一般都会请他喝上一杯。

“Hello, have a drink？（哈罗，喝一杯吗？）”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有的是时间。

几位中国女人带着孩子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透过酒店妇女休息室的门，我看见里面坐着好几个人。一位正在翻看杂志的妇女是大帅张作霖的太太，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了。她正在与日本人交涉，要收回那些被没收的别墅和地皮，也就是那座“空空如也的宫殿”。这位过去的“中国无冕皇后”看起来还是那样高傲，黑色的中国式旗袍很好地展示出她窈窕的身段，亮闪闪的钻石插在黑色的头发上。尽管日本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丝毫也看不出一点受穷的迹象。

几位德国妇女也坐在这个房间里，她们正在一张小桌子上玩着扑克牌。经过房间的时候正好听到其中一个在唠叨：

“今天晚上，我先生从哈尔滨来这里出差，真希望不要再遇到偷袭火车的土匪了！”

在酒吧间里我们坐了下来，日本秘密警察也跟了进来。

“那位去北方采访的德国记者是您的同事吗？”秘密警察问我：

“为了对苏联边境的局势进行报道，他去了‘远东的凡尔登’黑龙江，几个星期一直都没有音讯。他回来了吗？我们有些担心，那个地方经常有土匪出没，不安全。如果有绑匪……以及这……”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自从他出发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

“今天，您想喝点什么呢？啤酒？苦艾酒？或来一杯杜松子酒？”我问他。秘密警察开始讲述一些日常新闻——大概他感觉到有义务要说点什么，因为我们在掏钱请他喝酒。

“今天下午有两个欧洲人在柏岭（原文为 Beiling，根据原文音译——译者注）遭到了土匪袭击，作为人质被抓起来了。绑匪索要赎金2万美金，不然不会放人。”秘密警察说。

“如果不交赎金，土匪会把他们二人怎么样呢？”

“怎么样？”凯宁格先生插进来说道。作为一个“老东亚”，他经常接触这样的事，深知这种情形。

他介绍说：“绑匪抓住这些人质以后，一般都会先寄上一封写有期限的通牒信函，令24小时内交出赎金。反之，就会把人质‘干掉’。难道您完全没有听到过有关绑匪劫持人质的事件吗？”凯宁格先生带着些许德国威斯特法伦方言激动地继续说：

“可怕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过！这可不是开什么玩笑！您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

在这期间，日本人已经将酒喝完，想离开了。不过，他还是三言两语地很快将他的故事讲完：

“一个美国人，顺便说一句，是一个犹太人。”日本人一张笑脸对着我们。

“犹太人正想与他的俄罗斯籍女朋友在公园里举行野餐，可就在他们将地毯在草地上漂漂亮亮地铺好的时候，灌木丛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对他们说道：

‘天气真好，是吗？跟我走吧！’说话间手枪已经掏了出来……算了，还是不说了……让我们做最好的设想吧。”秘密警察言简意赅地评论着。

“美国领事馆反应比较激烈……对不起，我有急事，得走了！Many thanks! Good bye！（多谢了，再见！）”

付之一笑，秘密警察走了。

“再来一杯啤酒，好事成三！”凯宁格先生提出建议。他好像已经在思考另外的问题了。

“OK！”我附和着。

凯宁格先生掷着骰子，滚动的骰子发出骨碌碌的响声。

“好，凯宁格先生，好事成三！”我们都会意地笑了。

“我差点忘记了，我说过要给你讲一件有趣的事，你一定很喜欢听。”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在座，老板凯宁格先生也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

“您一定知道‘大和酒店’前面的一个大广场吧，‘大和酒店’是我的竞争者。那里兴建了一些现代化的砖房建筑，日本警署、横滨正金（Yokohama Specie）银行和朝鲜（Chosen）银行都坐落在那里，斜对面是‘满洲铁路总局’，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人们经常经过那里，除了建筑物，广场上没什么可看的了，只有几个石头堆和一棵高大年迈、叶子几乎都掉光了的大树，巨大的树冠在背景天空衬托下形成的黑色剪影像奇特的海底植物。没什么特别之处，过路的人不会特意关注广场或广场上的这棵老掉牙的枯树以及那些石头堆的，人们只是为了抄近路才横穿广场。

昨天，当我偶然地再次经过广场时，您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吗？那棵老掉牙的大树已经被数百人围起来了，整个广场上都是人。人们拥挤着、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地用力往大树近前靠。我暗自思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概是一条狗陈尸树下吸引了围观凑热闹的中国人，也可能是一个日本商人为做商品广告在向中国人免费派发手巾什么的。这种商品促销宣传在这里已经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我继续前行。

五个小时以后，当我返回再次经过广场时，不得不深感惊讶！嗬！广场上竟人山人海，比先前要拥挤多了。我想，这下该走近探个究竟了。

广场上甚至还临时支起了卖水果、香烟、茶水、副食品的摊位，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挤在一起，穷人、富人、叫花子、久病不愈的、咳嗽的、哮喘的、嗓子嘶哑的，有坐黄包车来的，也有坐小轿车来的……都在往广场中心的那棵老树近前挤。老树上已经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红色布条，布条上书写着黑色、银色、金色的中国大字，熠熠生辉。

我试图挤进去，但终因人太多、人墙过于严实而没有成功。在人墙外围，我与近旁的一位中国人聊了起来：

‘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一棵神树。’他告诉我。

‘什么？神树……怎么突然间就变成神树了呢？几天前还没有人理睬它。’我说。

中国人耸耸肩回答道：‘嘿，我也不知道，就是如此。如果人对着神树祈祷作揖，就可以消灾祛病。只要你供奉祭品，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也正因为如此，树上挂满了红布条，人们在布条上写下了自己的愿望，在树根处摆上了祭品。你难道没有看见，人们在树下的火堆旁干什么吗？’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疑惑不解。

‘这是一棵神树，’更多的，中国人也说不出来了。

一棵神树！对相信迷信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理性解释的，特别是对那些狂热的‘信徒’。

我继续向前挤去，推着、搡着，夹在这群体弱多病、受痛苦折磨的人中间动弹不得。吐痰的、咳嗽的、喘气的、呻吟的……人人都有病痛，都需要神树显灵。挤在这些不拘礼节、举止随意的病人和体弱者中间，一个健康人的难受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止不住要咳嗽起来了。一个人将痰吐到了我的胳膊上，站在我后面的一位患红眼病、正在流泪的妇女，由于在拥挤的人群中无法抬起手来揉眼睛，为了止痒，她竟将红得发烂的眼睛使劲地在我的背上磨蹭，真令人恶心。我站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受到了挤压。我想，一个人即使没病，在这里也可能什么病都染上的。

“在人群的簇拥下，我几个小时后才靠近了大树。暮色已经降临，树底下的燃烧的火焰更显明亮，黑暗中，大树树冠闪动着红色的火光光斑，像一只传说中的阴森可怕的神秘动物麒麟仰朝着天空。火堆前的树根旁跪着体弱的叫花子、病魔缠身的苦力，也有生活富裕、受病痛折磨的别墅拥有者和政府公务员。他们双手合十，磕头跪拜，一遍一遍地，口中念念有词，吟诵着虔诚的祈祷语，怨诉着、哭泣着。他们用手将火堆中已经燃尽的、冷却了的灰烬小心翼翼地拨成小堆，然后在灰堆前再磕上几个头，为的是能用纸袋将灰烬包好带回家中。”

“为什么？”我问。

“在家里，他们将这种神化了的灰烬作为治病的药粉撒进汤里、茶水里或任何一种煮开了的水汁里喝掉。神灰可以治疗所有的病痛、可以将空瘪的钱包填满、可以给信徒重新开始和取得成功的勇气。这种迷信目前在中国还很盛行，不仅一般的平民百姓、就连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甚至包括在欧洲留过学的人都深信不疑。

“群众的狂热情绪往往会排斥少数人理性的逻辑思维而直接创造奇迹。这也是事实，人们虔诚接受的这种迷信有时候还真能解决问题。例如，我就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喝了数年撒有这种灰烬的汤汁后，瘫痪的双腿竟突然间痊愈了。他只认可‘这是神的力量’。

“可以理解的是，这种个别成功的例子证明了神树的神奇，也就能不断地吸引善男信女们前来朝拜。神树的轰动效应直接显示出了它存在的意义。一个小小的建筑场地很快就无法容纳来自各地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了，人们不得不挤到邻近的大街上，因此也很快给街道交通带来了不便。报纸也开始关注报道这一突发事件。狂热的情绪使人们聚集成团，人人都在奋力地往神树近前挤靠，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事故的发生，体弱患病的人被挤死，小孩被踩在脚下……

“每一个有病的人都听到了偶尔成功的病例：失明的人重见光明、瘫痪的人站了起来、久不怀孕的妇女突然挺起了肚子、贫穷的人一下子中了六合彩，等等等等。报章杂志上的白纸黑字、新闻照片报道的成功例子，都极为有效地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眼球。

“事情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造成了这里的交通瘫痪不说，围绕着神树，狂热的信徒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打架斗殴，叫骂连天，事故一个接着一个。很快，一个有着70万居民的奉天城迅即陷入了混乱之中。

“警察不可能长时间坐视不管，日本宪兵队也赶过来了。宪兵队将愤怒的人群分开，警察则把神树围了起来。报纸也按官方的要求统一了口径：说这是胡说八道的迷信。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二天还是涌来了大批民众，与警察对峙，试图冲破警察防线靠近神树。

“怎么办？警察局的头儿在会议室里寻求良策。如果将神树砍掉，则无法面对狂热的民众，将会带来更大的地方暴乱，这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一旦失控，它甚至有可能蔓延到中国各地，引火烧身，形成反对日本人的暴动。民众起哄事件是不能简单地靠武力镇压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报纸仍在连篇累牍地进行疏导宣传，神树仍由士兵们守护着。为了禁止人们靠近，在离神树20米开外的地方还拉起了一道铁丝网。不过，神树还是站立在原地！”

说到这里，凯宁格先生在座位上往后靠了靠，又要了一杯威士忌酒。

“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我思索着，“是何迷信？怎么产生的迷信？怎样产生的谣言？”

“这个故事是如此的不寻常，它还有续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力量。”

“什么，这事还没完？”我饶有兴趣地插话。

“至少还有一个真正关心‘神树’的人——一个中国人，他本是神树所在的那片广场的拥有者。由于广场地段好，他本想在这块闲置的土地上建一座大楼，使资本升值。可中国人的计划落了空，日本人不仅不给他发放建楼许可证，还要求他必须将这块地转卖给另外一个日本人。

“当然，这个中国人相当气愤，他对日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怎么办？无计可施！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广场上的树是一棵神树。他把这个梦说给周围的朋友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很快传遍了全城。民众的骚乱就是这样引起来的。

“现在，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棵树是不能砍了。鉴于目前这种局势，日本当局也不会给买下这个广场的日本人发放兴建大楼的许可。神树一天不移走，这里就一天不许大兴土木。神树不能砍，这个日本人暂时也只能干着急，他的投资就只能冻结在这里，不能动用，不会产生利息。

“‘Chué-gei（活该）！’中国人这样诅咒并暗自拍手称快。”

有着丝绒般眼睛的男人：土肥原贤二

“哈罗！这样进去是不行的！”当我站在日本餐厅的进口正要越过门槛走进去的时候，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把我给拉住了。

“您是不能穿鞋进去的。”他告诉我，“这是日本人的习惯，进屋之前要脱鞋，在屋子里只能穿袜子行走。”

不穿鞋？这未免也太难堪了吧！如今，谁穿的袜子上不会有几个破洞呢？不管怎样，当我把两只始终保持着无可指责的外表的鞋脱下来的时候，我的两个大脚趾头就像两只大蜗牛似的不安分地从袜子洞里钻出来了。幸运的是，这位在东亚生活了24年的英国记者，针对这一习惯已经做了准备，他总是善解人意地随身携带着几双完好的备用袜子，以便在必要时能给自己的同事穿上。他笑着从外套里掏出一双给了我，我轻声地向他道了谢。

我穿着新袜子轻轻地走在打了蜡的光亮地板上，沿着餐厅里曲曲弯弯没完没了的狭窄走廊，走进了一间屋子。主人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日本人的屋子里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能落坐的唯有铺在地板上的草席垫子。

在遍访中国关内各省之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Doihara）先生又回到了奉天，今天利用招待外国记者吃日本餐的机会接受采访。正如大家心里所想，我们每一位记者都对他甚感好奇。在远东，土肥原贤二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最著名、也是最令人敬畏的人物。

有关土肥原贤二先生的这次访问旅行已经在不同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了，他拜访和接触了中国关内各省地方大员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甚至与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也进行了接触并举行了私人会谈。人们私下议论他的这一重要的试探性的访问活动，其目的是想为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赢得中国支持，或者在必要的时候用武力迫使中国东北部与中央政府分离，再渐渐地过渡到其他日本直接感兴趣的地区。

早在1931年以前，土肥原贤二就已经逗留在中国了，他一直在暗中阴谋策划溥仪的“满洲国”政变。土肥原贤二先生还是1931年将“皇帝”溥仪偷偷劫持到“满洲”的当事人，是他一手操纵了这一行动，正是这“多事之秋”使土肥原贤二名声大振。

作为东京委任的临时全权代理，他处理事情十分干练——但他从来不直接以军方的名义出现，在事件双方中，他总是以秘密间谍、特别外交官、新闻发言人、行政官员、咨询人、私下的说客、牵线人等身份出现。哪里要做点什么，土肥原贤二就会以合适的角色出现在哪里，但都是暂时的。例如，1931年，他突然就被任命为奉天市的“临时代理市长”，在这个紧要时期，管理着“满洲”这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也就短短一段时间，局势稳定后，他又退到幕后，隐入暗处，回归他的特务本行。

日本大陆政策的灵魂人物：土肥原贤二将军（左）。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土肥原贤二的能量、作用在于不公开，他是日本“满洲”政策的精神领袖。他的人格力量总是短暂地在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上显现一下，以便日后再次隐身于神秘沉寂的黑暗之中。如此人格，会特别地招来很多议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土肥原贤二现在是“日本南满军事顾问团”团长。“日本南满军事顾问团”是一个分支相当缜密的秘密情报机构，分支机构遍及“满洲国”各省的重要地区，甚至还分布在边境地区。当然，是作为非官方的机构存在。人们把土肥原贤二的情报机构形象地称之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精神网络”。

关于土肥原贤二的传闻可以写上厚厚的一本书，他的人格特点一直都是人们乐意追逐的热点。只要事件一发生，不管在什么地方，土肥原贤二都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如果他出现在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马上就会发生什么，就会受到攻击。因此，人们送他外号“风暴之燕”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还根据他的性格特征送给他了一些其他特别的绰号，如“满洲的劳伦斯（Lawrence）”、“血钢两面人”、“披着羊皮的老虎”，等等。现实中，他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与扮演战争使者的角色一样多。人们常说：“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或长或短地成为日本的领地。”

土肥原贤二先生是日本人中的“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大多数人都很畏惧他。

土肥原贤二的政治主张，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机智灵巧地将它隐藏在慈善的笑脸后面。他的政治主张是形成日本亚洲大陆政策的一种隐秘的思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所谓的东京内阁、陆军部以及关东军起关键作用的维护者。尽管他拥有日本军衔以及全权代表的身份，但这些特殊的官方身份他从来就不显现出来。他更像一个中间人物，像一阵“阴风”，一个“不可捉摸的隐身人”，忽而这里，忽而那里。中国大陆上15年以来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都与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其目的就是要努力使中国屈从日本。就在他跨上座驾的时候，车里发现了一枚炸弹，但没有爆炸。

一走进屋子，一个身材魁梧、腰圆背阔、像一尊佛似的双腿交叉、盘坐在榻榻米上的男子站了起来，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就是邀请我们来的主人土肥原贤二先生——一个和蔼亲切的人，举止礼貌、态度诚恳，一对深邃的黑眼睛柔软得像黑丝绒。他几乎一直面带微笑，这是一种具有嘲讽意味的笑、一种令人费解的笑，但尽管如此，给人的感觉还算良好。

一个简短的、就日本礼节而言并不讲究的、笑比说多的日本式欢迎仪式结束以后，我们被土肥原贤二先生领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吃的东西已经摆在房间里低矮的饭桌上了。三个小饭桌，四人一桌蹲坐着，长时间蹲坐在榻榻米上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十位娇小玲珑的歌妓穿得花枝招展，轻盈地像蝴蝶一般在桌子边飞来飞去地为我们服务。每个桌子的中间都放上了一个小炉子，炉子里燃烧着通红的木炭块，歌妓们拿着精美的小扇子不时轻轻地摇着。摊在桌上的不同菜肴都将直接放在架在我们眼前炉子上的锅里烹煮。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生菜的情形，以及从生到熟直至美味可口的全部烹饪过程。

日本餐的品种大多是鱼类，如蚌、金枪鱼片、龙虾、鳌虾。还有小的去刺鱼片、不同种类的蔬菜以及类型独特的熟面食。小巧玲珑的歌妓夹所有的菜都用筷子，一次接一次的，以一定的、合乎日本烹饪艺术的顺序要求，将生菜夹送进木脚架上汤汁沸腾的锅里……

值得一提的是，蹲坐在榻榻米上也并不像刚开始那样觉得难受了。人甚至可以不坐，舒适地半躺或全躺着，还可以脱掉外衣，解开衬衣扣子，以便使自己躺得更舒适一些。敞开衣领、挽起袖子在这里是没有什么不合礼仪之嫌的。

很快房间里热了起来，热得使人立即想到，要么放点新鲜空气进来，要么自己再脱掉一件衣服。这个念头还没来得及从我的头脑中冒出来，就看见一位正欲脱衣解带的日本人，他大概也有我这种想法。只见这个日本人走出了房间，大约一分半钟后又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可令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个日本人脱掉的不是上衣，竟是裤子！他穿着内裤就这么随意地坐下来了。我自然是感到十分惊讶，可其他客人，包括土肥原贤二将军却都是一副毫不在意、熟视无睹的样子，漂亮的歌伎们对这位只穿内裤的客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刺激和恼怒。此情此景，我不得不接受：这也是一个习俗，无伤大雅，没有什么不得体的。

锅里的菜肴慢慢熟了，在将军和歌伎们礼貌的要求下，我们开始一块一块地吃了起来，一小块一小块的，就筷子能夹住的那么一点点。我使用筷子的技术还不到家，无法大口大口地享受。我们端举着精巧的小瓷杯，品尝着被日文称之为Sakki的日本清酒，频频举杯欢饮，对酒畅谈。

慢慢地，气氛营造起来了，大家可以开始交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吗？”一位记者向土肥原贤二将军提问。

“在中国的北方、南方和中部地区，民众是怎样欢迎您的？”

……

“这些问题嘛……”土肥原贤二先生说着，并令人捉摸不透地笑了起来，那是一张变形的、感情冷漠的脸。丝绒般黑色的、沉静的、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一直盯着地板。此时，土肥原贤二将军正好在费劲地下咽一块金枪鱼片。

“民众我倒没怎么注意，但所到之处的政府官员对我都表示了衷心的欢迎。我的这次访问实际只是在表达一种礼节性的姿态，几乎没有举行真正的政治性的会谈。就我从公开的报刊中了解到的……”举着筷子，他又夹了一块玫瑰红的蚌壳肉扔进嘴里，边嚼边说道：

“……中国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我总是在不断地强调：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未来。就我的感觉，中国人现在也开始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了。”

说到这里，走进来了一群手抱琵琶的女子和一位穿着燕尾服的男士，一个魔术表演团进来为客人们的交谈助兴。魔术表演的招式十分老套，其目的还颇具政治意味。

魔术师先左右挥舞着一面丝绸面料的硕大中国国旗，随后将国旗揉成一团，合握在空空的两掌之间，然后询问观众们：

“你们猜，将会变出一面什么旗帜？”

“日本国旗！”土肥原贤二将军竟令我们深感惊讶地叫喊了起来，音量之大令在座的人难以置信。

魔术师慢慢将两手打开，谜底终于揭开，一面约4米长的日本国国旗出现在我们眼前。

魔术师的表演赢得了客人们的热烈掌声和满堂喝彩，最开心的笑声还是出自土肥原贤二将军自己。他生硬地咽下一口沙拉菜后就不停地咳嗽了起来。

“沙拉菜似乎都要从两只耳朵里喷出来了。”有人这样小声地议论道。必须得马上有人过来给他捶背，以免窒息。可未等咳嗽完全止息，他蓝红色的脸上又堆起了干笑，并说：

“对！对！对！就是这样，一点没错！这也就是你们记者——咳！咳！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答案！”

一席话又引起了一阵满堂的笑声。

休会，干什么呢？人们开始品尝水果，并有所谓的义务，即一对一地与蹲坐在一旁的歌妓们娱乐消遣，让小巧玲珑的歌妓们拿着小牙签插上水果块送进我们的嘴里。

音乐歌伎们坐在对面演奏着，舒缓、清脆、悠扬的音乐带着袅袅的尾音从长脖子似的琉特（一种形似琵琶的拨弦乐器——译者注）乐器里飘逸出来。器乐演奏的时间难以想象的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则像一尊佛似地蹲坐着，静听着，黑丝绒般转动的眼睛追逐着雾气般空气中的任意一个点。

他又在琢磨什么呢？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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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热河去北京

承德现在是日本军队最南部的军事要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此外，还驻扎有两个师团。

这里到底屯集了多少兵力谁都不知道，日本人不说，谁也甭想打听得到。日本人将这里作为起点，一丝一缕地与中国北方以及蒙古结网成片。

承德的街景也充斥着极其明显的军事气氛，昔日梦幻般僻静的角落现在成了一个孕育着未来紧张关系的摇篮。

土匪猖獗的省份

一年半以前，要从奉天前往热河（Jehol）省的省府承德（Chantee），得在路况极差的商道上颠簸行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里，土匪横行霸道，匪害无人可敌，大量强盗团伙明火执仗地掠夺民众手中的财物，被视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当地的“政府主管部门”不仅没有组织农民来抵抗这一地域性的人为祸害，即便成立所谓的“主管部门”，其所作所为往往也与强盗团伙无异。

以前，面对土匪袭击的消息，如游客沦为人质、妇女惨遭奸污、村庄被烧毁、老少被杀绝、留下的儿童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老百姓们只能是顺天认命，就像一个人被突然降临的雷电击毙一样，无可奈何。没有人去想，这些强盗土匪其实是一些可以消灭的乌合之众。

当地“政府部门”对待农民，也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自以为“天赋很高的”官员们挥金如土的生活费用都摊派到了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头上，摊派到了当地农民、小商贩、手工业者以及来此旅游的外地游客身上。强盗团伙与“政府官员”毫无二致，他们是一群肆无忌惮、不顾廉耻、没有职业的游民，专靠抢劫弱势的同类为生。一路上农民们还告诉我，其实省府豢养的军队最坏，他们没有军饷，政府允许他们在老百姓的头上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吃农民的、向农民征收粮饷，还随心所欲地虐待农民。一个农民被杀，在这里是无人问津的，因为他不在官方的名册上，不需要“销账”。至于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亲戚们以后的生计更是不会有人过问的。

热河省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归并的第四个省，现在，日本人占领该省正好一年零四个月（时间段应为：1933年3月至1934年7月——译者注）。

目前，“新政府”正在扩建交通道路，锦州（Chinchow）通往承德的铁路干线即将兴建。锦州是奉天——山海关（Schanghaiguan）铁路线上的一个中型城市，是日本军队攻进热河省的大门。锦州——承德铁路线全长约400公里，一年之内已经建成了一半。1934年5月1日，锦州经（锦州东北）（Ku-pei-jing-tse——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朝阳（Tschau-jang）抵达凌源（Ling-juan）的铁路干线将全线通车。从凌源再经三十家子平泉（Ping-tschüen）和（San-schö-djia）前往承德的最后一段也将在来年年初建成，铁路路基已经部分完成。铁路沿线堆集着大量的建筑材料，数千民工在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劳作。如果不计列车车辆和沿线车站的兴建费用，兴建1公里铁路线大约要耗资8万至10万元。

沿着铁路，还临时修建有一条应急的公路线，以便铁路建成之前交通不至于中断。公路上，人们经常能见到大型的货运汽车。凌源至承德的后半段公路大约有200公里，现在有定点客车往返，早晨7点发车，下午2点抵达。客运公路只有一小段还算平坦，大部分路况都差得难于言表，车有时候干脆就开进了干涸的河床。客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走峡谷、过山坳，有的地方狭窄得只有一辆车身勉强挤过去的宽度。一般总是两三辆客车与几辆货车同时出发。由于很多必须交叉跨越的河流上没有架桥，所以，在雨季的七八月份里还不能发车。

在飞机上鸟瞰热河省的山川，山上寸草不生。

——恩斯特柯德士摄

总算还有飞机航线，“满洲航空公司”每个礼拜都有两个航班、安排一到两架飞机由锦州飞往承德（作为与奉天城里火车的连接）。早晨7点飞机起飞，在承德停留10分钟后再返回锦州。由于机票相对昂贵，一般很少有平民百姓乘坐飞机。我两次飞承德，在飞机上碰到的都是日本军人——军官和军邮差。

翻越热河的山峦前往承德

我前往热河省南部的旅行就要开始了，奉天至山海关的快车此时正停在奉天火车站，已经做好了发车前的一切准备。

车站上人口密集，叫唤声此起彼伏。到处都是一样，只要是中国人成群，就一定热闹非凡，像一年一度的庙会。他们从来不低声细语，只要开口，就是大声喊叫。车站上，中国人肩扛着大包大包的行李，日本女人穿着木屐迈着碎步“喀拉克、喀拉克”地行走着。遇见熟人，日本女人会俯身行礼，直板的上身会尽可能低地弯下去，保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再直立起来看人，并发出可以听得到的表示友好的“哧哧”的笑声。

火车车厢里人头攒动，乱七八糟。在长时间地拥挤、碰撞和站立之后，我才好不容易在普尔曼（Pullman）豪华卧铺车厢里找到自己的床位。我真希望现在自己身体里没有肺叶，不用费力地呼吸，因为车厢里的空气实在污浊得令人难以呼吸！差不多人人都在厉声咳痰，并且还毫无顾忌地将痰喷吐到车厢的地板上，好在车厢的走道上没有铺设地毯。

晚上11点，车站上铃声终于响起，火车缓缓启动。尽管躺在卧铺床上的我还总在想：噢！无论如何要打开一扇窗户透透气！但后来还是因疲倦过度沉睡了过去。

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当卧铺车厢的乘务员将我叫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车窗窗帘向上收起，晨曦流泻了进来。

火车还在疾驰，窗外的大地一块一块地向后迭移，一望无际的农田上，覆盖着大片大片嫩绿的庄稼，衬托着嫩绿的是一片片深褐色的土地。接近6点，西部开始出现光秃秃的圆形山丘。山势向南部、西南部延伸，越来越高，直至向南400公里外的长城。长城一带山势雄伟，陡峭险峻，约2500米高的山峰直指长空。列车现在行驶在开垦过的田野上，远方则是经过漫长岁月风化裂变的一大片无人涉足的、原始的荒原山区……

6点钟，我在锦州火车站下车。一出车站，黄包车夫和马车夫们就围住了我，都叫嚷着要为我提供租车服务。

我登上了一辆摇摇晃晃的、有着车篷的老式四轮马车。这种马车已经不多见了，在我看来，似乎是日俄战争时期留下的遗物。一匹年老体衰、一看就使人心悸的瘦马拉着这辆旧车。车座也是脏兮兮的，满是渍迹，是臭虫在座位上被压死留下的血痕？还是几天前运送的中国乘客将痰吐到了座位上呢？一想到这里，我的身上就开始痒痒了。

马车夫坐在前面高高的驾驭座上，手上挥舞着一根长长柳条鞭子，不停地抽打着这匹老马瘦骨嶙峋的脊背。车夫还以为，他这样下功夫地鞭打牲口，驱使这匹长期以来已经被他几乎榨干了油水的老马持续卖力，一定会使我这个外来客感到满意的。

车夫赶着车，不时地一左一右喷吐着口中的痰。令人十分气恼的是，我们的车是迎风前进，唾沫随风就吹到了我的身上。我请求车夫不要再吐了，可他不仅要继续吐，还幸灾乐祸地嘲笑、嘟嘟囔囔地责骂，他以为我压根就听不懂他的语言：

一个从前的、经日本人改建过的中国院落。屋檐加宽了，日本风格的栅栏将院子分为两个部分，大门上方是典型的日本防雨檐板。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真是怪人！竟然不让人吐痰！以后干脆不让人吃饭好了。”

两分钟后，他又开始继续吐起痰来，这一次他竟然迎着风吐，吐到瘦马的脊背上。我又劝说了他几次，希望他至少再坚持20分钟，到了目的地以后再吐。可还是无济于事，一两分钟后他又喷吐起来了，把我的劝诫抛到脑后，我也不得不放弃继续劝说的希望。

他继续鞭打着、喷吐着……我们的车颠颠簸簸地向前行驶。道路实在是太糟糕了，如此剧烈地、大幅度地颠簸下去，马车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散架的。

我四处观望着，周围的山岗上有一些日本人修建的经过伪装的碉堡工事，离机场越近，工事就越多，马路两侧都有，渐渐地，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四周都是已经开垦了的耕田，耕田里有不少大大小小堆积起来的土包子：农民的坟墓。每一个农民都将死去的亲人安葬在自己的庄稼地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中没有坟墓安葬时间过长、年久失效这一说，大量的耕田也因此被占。这里的习俗是，即便是一座有400年历史的祖先坟包，如果为扩大耕田将其夷为平地都是不孝的举动，坟包要世世代代地保存下去。死一个人，堆一座坟，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耕地就会越来越少了。可以想象，如此延续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严重的耕地短缺问题的。

我已经看见前方飞机场上的风向标了，紧挨着机场右侧的是一个日本军营。包围着机场和军营的是两三道防御工事，工事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个水泥砌成的射击孔。防御工事的墙外还拉上了一道密密匝匝的铁丝网，铁丝网可以通电。在街道穿过防御工事进入军营的路口处，左右两侧都立有一座坚固的炮楼。这种牢固的工事结构在日本军营内部也充分体现出来了，每一个营房的进口处都堆着沙包掩体。营房小部分是新建的，大部分是从中国政府手中接管过来的旧房子。

飞机场是一个宽阔的绿地，机场楼是一个木制连体房，连体房旁边是用铁皮波纹板围起来的候机厅。

我的名字早已被告知了机场。虽然日本军事顾问团设在奉天，但“满洲国”所有战略要地都设有军事顾问团的分支机构，土肥原贤二将军是顾问团的头儿。将军已经向下属打了招呼，以至于我人还没到，锦州就已经收到了我要到达的电报。没有他的帮助，飞机上是不会有我的座位的。

7点一到，飞机马达声轰然响起。飞机开始滑行，摇摇摆摆地行驶在凸凹不平的跑道上。升空，急转弯，划出一个向南、向西南方向的飞行弧线。机翼下，万顷耕田像一块块宽大的、精心编织的美丽地毯。

飞机飞过锦州，远方是巍峨的群山……

飞机飞过平原进入了丘陵地区，山坡上耕田犁沟勾画的线条清晰可见。几分钟后，丘陵渐显平坦和圆滑，一道道纵横交错、清晰明丽的水渠线条使山坡表面富有生机。山头是光秃秃的一片，宽宽的、干涸的河床蜿蜒逶迤、弯弯曲曲地盘卧在低洼的山谷里。

飞机上的高度指示仪显示飞机正飞行在千米的高度。这一带山脊陡峭，林木绝生，巨大的峭壁千奇百怪，形成独特的山峦风景。如果笔直地向机翼下方看，就会发现新建的铁路干线是怎样曲曲弯弯地沿着峡谷盘绕延伸的，很多桥梁上还涂抹着起保护作用的铅丹色。飞机不时会飞近危险的悬崖峭壁，冷不防就会有一块巨大的、令人害怕的、长满苔藓的灰暗绝壁突然出现在飞机前方，似乎就要迎头冲撞上去一样。日本飞行员稳健地操纵着方向杆，灵活地驾驶着飞机安全地穿行在一道道狭窄的峭壁之间。

飞过一道1400米高的山脊后，眼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山谷，沿着山谷又继续滑行了几公里。此时，飞机马力减半，低飞滑行，越过一片如画似锦的农田后，又在大约10米的高度上掠过了一个村庄的一片褐色泥土建成的房顶，最后飞过一条小河在朝阳机场降落。

仅仅停留了数分钟，卸邮件，装邮件，飞机又继续飞行。

由于峡谷过于狭窄，飞机不可能长时间地贴着地面飞行，很快又提升到了1600米的高度。山势不再圆滑，风景也越来越险峻、越来越原始和天然。看得出，眼前的山峦完全是由石头组成，嶙峋陡峭的石崖，表面长满了深暗色的苔藓，十分抢眼。只有山脊上部是巨大的、呈灰色且尖利有光泽的石块，形态千奇百怪，造型生动。这里自然是无法耕种的，就像站在月球上，地球呈现出未有人类之前的最原始的自然状态。

继续向前远眺，深深的山谷间，一大片灰色的屋顶呈现在了眼前，热河省的首府——承德到了。

远东未来的瑞士

小小的承德夹在光秃秃的两个山脊之间，如同藏在峡谷里一般。但不管怎样，承德是这个小山谷崇高庄严、充满激情的标志。这里的山势算不上太雄伟高大，四周只是一些驼峰似的畸形山岗，大概也就两三百米的高度。但由于山头光秃秃的，给人的感觉似乎高过了2000米。除了山坡上些许收割后呈棕绿色的庄稼地外，山岗上什么也不长。

这里山势魅力独特，不受时间流逝、四季更替的影响。尽管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但依旧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呈现出一种夸张的、非同自然的、超越自然的亘古不衰。

山间凹处坐落着许多庙宇建筑，错落有致，与自然山川浑然一体。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这样集中了如此多的庙宇，庙宇的存在决定了这里独具一格的风景特色——就像有些地方可能生长着别致的树种一样：冷杉树、山毛榉、橡树、云杉或桦树，等等。这里的特色就是那些与岩石、山脊搭配协调的庙宇建筑物，浑然天成，犹如从地底下长出来一样。宝塔、寺庙、亭子和围绕它们的围墙大多建在半山腰，也有的建在石崖上方一个避风的山间夹缝里。

放眼望去，建筑物灰色的屋顶在狭窄的山谷里密密匝匝。有时候，海水般起伏的屋顶间，你会见到一根高高的杆子，像深色的食指指向天空。这可不是什么无线电天线杆，它是做祷告的庙堂顶上伸出来的幡旗旗杆。类似的旗杆在城里面也能看到，只不过现在旗杆上已经没有什么幡旗可挂了。只有一支旗杆例外，还立在一个小小的僧人院落里，由于日本军人住在里面，旗杆顶上飘扬着的是一面小小的日本太阳旗。

小小的热河流经山谷的中部，数公里后并入滦河，热河省的省名就是来自这条小河。滦河在滦州（Lan-dschow）注入渤海。滦河直到现在都可以行船，是日本人一条十分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他们所有的弹药箱、水泥袋、爆炸物品和建筑材料都由这条速度虽缓慢但价格极其便宜的水道运输。

承德现在是日本军队最南部的军事要塞，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此外，还驻扎有两个师团。这里到底屯集了多少兵力谁都不知道，日本人不说，谁也甭想打听得到。日本人将这里作为起点，一丝一缕地与中国北方以及蒙古结网成片。承德的街景也充斥着极其明显的军事气氛，昔日梦幻般僻静的角落现在成了一个孕育着未来紧张关系的摇篮。

与过去相比，承德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了，西方文明的气息随着军人的步履也吹到了这里。这里开始有了日本酒吧，有日本人安家定居。城市街道两侧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和办公楼舍，相当多的商店门面上都挂上了写有欧洲字母的铜制招牌。日本人在殖民地开的食品店里飘溢出浅浅的香味，有冷冻的罐头食品以及其他所有可能的食品，如贝类、鱼类等水产食品以及蘑菇、水果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市场上穿行着脚穿木屐的日本女人。到了晚上，经常可以见到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士兵在大街小巷里摇摇晃晃，嘴里哼唱着日本小调。日本军妓穿着彩色的和服，带着来自家乡的微笑。来自日本的啤酒在这里销量很好。

这里的中国人在干什么呢？看起来似乎也都有事干，因为，到处都在兴建。干活的苦力们和上班族要吃要喝，所以餐馆和熟食店的生意也不错。中国人的酒店总是客满，来自奉天、哈尔滨乃至北京的商人都想为开创承德的未来做一番事业，城里也新开了不少商店。揣钱来的外地游客逐月增多——尽管大部分是军人——促使着这里货物的销售额日益增长。日本商人们在这里销售他们便宜的袜子、毛巾、化妆品等。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在这里流通。

以承德为出发点，面向四面八方都在修建铁路和公路。一年里，这里的居民人口就已经从2000人上升到了6000人，而且今后还会逐月、逐年地增长。移民们将来自中国的北方、蒙古、日本国、朝鲜国以及北部“满洲国”各省。

承德以前是热河省的首府，现在仍然是，用不了几年工夫，城市规模就会3倍于现在。届时可能会减少一些驻军，军队将继续向南、向北京、向西部的蒙古开拔。今后，承德将会成为一个外来人的旅游胜地，成为病人和疗养者们修身养息的疗养胜地，成为四面八方旅游者们向往的地方。这里将要兴建大的疗养院和宾馆，因为，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好，有从海面上不断吹过来的带盐的微风，冬暖夏凉，胜过了“满洲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也会繁忙发达起来。通过植树造林，周围光秃秃的山岗到时会绿树成荫。

一位来自“新京”的日本商人几个星期前对我说：

“我会很快迁居热河省，那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地方，它将成为东亚地区的瑞士。请注意，在这方面，我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热河拥有健康的气候条件和迷人的风景，现在到处都在建设、建设……人们甚至已经在考虑围堤造湖，一个大的人工湖将会出现。”

草场上的骆驼。骆驼仍是今天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喜爱的驮货牲口，草场后面的山峦看起来也像一匹大骆驼。

——恩斯特·柯德士　摄

事实上，还没有一个省像这里这样在修建如此多的新公路和铁路。

小小的热河省省会承德，今天，它还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明天，它就将成为“远东的瑞士”。

在“瑞士”的新公路上

能行驶汽车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公路已经快速地修建完成，人们现在可以乘车前往热河省的任何一个地方。从承德往西经平泉、凌源、热簰丘（Jeh-pai-tschow——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可以去朝阳。从朝阳出发，公路西行经建平（Tschien Ping）可到达小城赤峰（Schi-fong），从赤峰再向南——西南方向可抵围场（Wei-tschang）。在围场公路分叉，一路直接向西前往多伦诺尔（Dolonor），另一路拐向南又回到承德，整个公路环形相连。承德还有多条公路连接周边的乡镇，如西边的丰宁（Fong-ning）以及滦河，还有一条公路越过山口古北口（Ku-bei-kou）直接进入北京。

在交通建设上，首先要连接的是地理位置最重要和规模最大的城镇，主干线上新修的旁支公路也在逐月增加。与此同时，铁路建设也很迅速。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锦州（或锦西）至承德450公里长的铁路线就会建成，不久也会通车。连接叶柏寿（Je-bei-chu——中文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和赤峰之间（150公里长）的支线也将全部完工。要不了几年时间，整个热河省就不再是不知名的地方了。热河将是“满洲国”诸省中风景最美丽的省，将成为所谓“新国家”的样板省。

即便是现在，在新修的公路上乘坐定点运行的客运班车都是一段愉快的记忆。从承德前往凌源，将近7个小时的车程，票价才8.75元。这种价格也只有在劳动力几乎是免费的中国才会有。当然，这里的公路质量还不能与欧洲的相比，由于建设得太快，且地处多山的地区，上下斜坡也给公路的修建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坚固的石子路面几乎还见不到，也正因为如此，在降雨季节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破坏，有些路段雨季根本就不能行车。

一路上，我都能看见数千劳作中的中国苦力，爆破、运送沙石、架桥、修筑路基，一群一群的望不到边。客车行驶在尚未完工的公路工地上，重型卡车就隆隆地在我们旁边开过去。尽管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我们乘坐的班车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疾驰。驾驶员是一名日本人，头上绑着一条白色的手绢，像一个从战场上下来还缠着绷带的伤病员。

客车忽而驶进宽宽的山谷，忽而在危机四伏的山道上盘旋爬行，忽而又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地。有时候，客车还得强行通过狭窄的山口，山口左右两边耸立着森严的岩壁，有的地方狭窄得只能硬生生地通过一辆客车，车子必须“摩擦”着石壁蹭过山口，所以，大多数汽车车厢的两边外表都留下了与石壁摩擦的痕迹。

公路穿过乡村。

只要客车驶进乡村，总会引起当地妇女和儿童们的围观。他们的感受与百年前欧洲人第一次看见火车一样，既难以想象地感到新奇又阴森森地感到些许恐惧。不过，这里的人们肯定要比我们的祖辈在初始阶段能更快地适应科技时代的先进技术。因为，在欧洲，技术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像器官的生长一样，是一个缓慢而又缓慢的过程。而在这里，眼前的新技术似乎一夜之间就拿了过来，强制性地。运用新技术是这个时代不可推卸的义务，是政治，是日本人——远东“美国人”的政治。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的农民是不可能推动这种技术进步的，他们对技术法则的一些基本概念都还一窍不通。即便是自己的语言，他们中也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读能写。因此，面对先进技术的突然而至，他们拒绝、恐惧，甚至表现出敌对的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何况这些发展还是他们不喜欢的日本人引进来的。不过，对于一个贫穷的、缺乏抵抗力的民族，不满意又有何用呢？

日本人在冷酷无情地推动着这一发展，他们投入到这个国家的资金和努力都要做到有利可图！中国人必须顺从、适应并习惯新的技术。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中国人也会甘于接受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一辆汽车和一列火车将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或敌对的产物了。

远东正在觉醒，会逐渐成长为一股强权势力，它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切地估量，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我们翻开远东的历史篇章、读到关于地球上这一地区众多伟大历史人物的表述。数百年前，不是有一位强权人物统治着这整个世界吗？他不一样没有掌握现代技术吗？在世人的眼中，他统治的这个帝国，难道不曾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的帝国吗？

不过……直到今天，这里的乡村一切都还是祥和安泰的。

为了加油，客车在一个大的乡村停留了约20分钟，很快，车旁就围上了一群深感新奇的人。商贩也跟了过来，畏畏缩缩地兜售着食品。我走下车来，来来回回地踱着步，活动着腿脚。几个孩子朝我走了过来，胳膊上还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鸡蛋。

“多少钱一个鸡蛋？”我问道。

“一个铜钱一个。”他们回答。

我花10个铜钱买下了10个鸡蛋，10个铜钱折算下来才8个芬尼！鸡蛋十分新鲜，一看就知道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土特产。如此低廉的价格我们又如何能与之竞争呢！

客车继续行驶，急驰在紧靠小河边的公路上。公路两侧绿柳成荫，垂挂着长长的柳条。又是上坡、下坡、进洼地、走峡谷，盘旋在令人发晕的坡道上。客车司机紧闭着双唇，像一个驾驭着云朵的骑手。

我们在热河省穿行，奔驰在亚洲大陆上。

暮色渐渐降临，风景也显得亲和了一些，尽管到处还都是光秃秃的没有人烟。我们真的是在公路上行驶吗？不是，此时我们正颠簸在干枯的河床上，接下来的季节里应该不会有雨水了。

乘客在客车的摇晃中，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好几个已经疲惫地低下了头，整个车厢了无生气。汽车马达仍在辛勤地劳作，对它倒不需要寄予什么特别的同情。同车的还有9个乘客，2个日本军官、4个士兵，随身携带着一挺机关枪。还有3个中国人，一男两女，女士一个年轻，一个年老。每个人的行李都放在车顶上的行李网袋中。

这种旅行两年前有可能吗？不大可能！那个时候，走不出50公里就可能遭遇土匪袭击。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滑稽，但确实没有错。

小小的罂粟种植园

在中国内地旅行，您不用匆匆忙忙。天上的太阳就是钟表，日子就像广袤的田野一样，一望无垠，没有尽头。久而久之，人渐渐地就会囿于这种命中注定的安宁，按部就班地打发时光。外来的游客也只有从这份与生俱来的安宁中学会理解这个国度：在他们深层的、真实的生活中，在他们乐观的、不气馁的性格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那些大部头的历史教科书、政治性社论或上海统计表中学到的东西多多了。纸上的东西，之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大众（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的现实，很多方面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我在一个名叫三十家子（Ssan-schö-djia——中文地名根据音译 ——译者注）的小乡村下了车。从这里开始，我将一个村镇一个村镇地继续寻访中国内地。或步行，或乘轿，或坐那种极为原始简陋的畜力车，或骑在灰色的驴背上，或坐在吱吱呀呀响个不停、“马力”就是苦力的独轮车上，或坐水筏、木船逆水、顺流上下……这里，有陡峭的石崖和光秃秃的山头，有经千年岁月风化侵蚀留下的灰白和苔绿……这里，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树林，只有近旁一条湍急的河流发出熟悉的轰鸣声，河水呈深褐色，像爽口的可可饮料……一切是那么平和、宁静，人们又像回到家乡一样，能倍感亲切地听到四野蟋蟀啾啾啾悦耳的叫声了……

一个身穿红色长裤、裤脚扎着的农村姑娘正站在一片大约有40平方米面积的白色花海中间，用响亮略带发颤的乡音，唱着一首山村夜曲。歌词的内容不外乎“天空”、“花朵”、“庄稼”、“皇帝”之类。

啊！原生态中国，天籁之音！

遗憾的是，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我竟发现了拳头般大小的白色花朵——罂粟花，人们能从这些花朵成熟的茎秆卷团中提炼出令人厌恶的成品——鸦片。花开时节，罂粟花十分漂亮耀眼，除了白色，还有朱红和淡紫色。不过，罂粟花的颜色并不能决定其花汁以及鸦片的成色。

迎着微风我悄悄地走近这位农村姑娘，当她发现我后，歌声戛然而止，带着惊恐的神色将身体蜷缩在齐腰胯高的花海里。我赶紧打招呼，叫她别怕，我只是散步经过这里，不想干什么，也没有任何不良的企图。

听了我的解释，姑娘这才站起身来，亭亭玉立地站立在随风起伏的花浪之间。她深感惊奇，为什么我会对她说一口中国话？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与乡下人模样完全不同、长相怪怪的人？还穿着一身古怪异常的衣裳。

由于没有语言隔阂，我和小梅姑娘（“梅”是她的名字）彼此间很快取得了信任，开始交谈起来。小梅显得相当腼腆害羞，甚至有些害怕。我的谈吐得特别小心，以免她像一只受惊的蝴蝶从我的身边飞走。

我先称赞她的歌唱得好，然后才慢慢地将话题引向罂粟花：

“什么时候这些花能成熟收割呢？”我问道。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挡在眼睛前面的这个东西。”姑娘说道，看来是我戴上的眼镜使她产生了几分恐惧。我得首先将眼镜摘下来。

四下无人，村子坐落在离这里约半公里远的、小山岗的半山腰上。长长的充满倦意的阴影从山那边漂移了过来，河水仍在欢快地流动着。

“花瓣，”她终于开始回答了，手指着一束罂粟花说，“一个月左右它就会凋谢，8月至9月之间，花头——这是雌蕊——将长大并越来越重，直到茎秆无法承受的时候，花头就会忧伤地低下来，到这个时候就成熟了。”

“然后会怎么样呢？”我问。

“然后就割破它，每一个花头每天用小刀割上3到4次，让稠稠的花汁滴下来，再将花汁抹到一张小油纸上。这样持续劳作10到14天，直到花头不再流汁为止。将这一小块地里的所有鸦片汁提取出来，是一个十分辛苦的工作，这段时间里，全家人都得跟着忙活。”

“你们家有几口人？”我又问道。

“哦，不是很多，8个兄弟、5个姐妹、爸爸和妈妈，还有祖父、祖母和一些亲戚，如姑姑、伯伯、表兄妹们……加在一起大概有23人吧。”

“这样一个家庭你还觉得小吗？”

她告诉我，中国人家庭成员多与少期待的意义是不同的，它与“福气”联系在一起，家庭成员越多意味着越有“福气”。

她觉得有趣，给我讲起了原始的民风民情，边说还边摘下一株罂粟花给我看。

“是的，这确实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一株罂粟花每天要割三到四次，而这块地大约有一万株花头。”她继续说。

“什么是真正的鸦片呢？就是流出来的那些花汁吗？”我接着又询问。

“是的。”我愚笨的问题似乎太多，她都显得有些不快意了，“不过，它首先得在阳光下干燥，晒成鸦片粉后才能运到城里去卖。”

“那么，这块地里又能收获多少鸦片呢？”

“很少，只能收一公斤半。不过，我现在得走了，全家正等着我吃晚饭呢。您也一块去吃吧。”她突然向我发出了邀请，还带着一脸羞涩的笑容。

我说过，我有的是时间。我四处闲逛，是想更多地了解中国。

跟着她，我也走上了山岗。

避暑山庄里的老和尚

这是一个疲惫年迈的老人，留着一缕长长的花白的胡须，迈着艰难蹒跚的步履。自打帝制时代、中国还是真正的“天子”之国时，老人就在热河的这座寺庙里操持着。现在，和尚老了，老态龙钟的样子超过了他实际的年龄，是在汤玉麟（热河省最后一任中国省长）当政的日子里，在他的敲诈勒索下，老和尚才熬成了今天这个疲惫年衰的模样。

一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热河省之前，汤玉麟就逃往南方了。

老和尚领着我沿着陡斜的石阶向上，一步一步向金殿走去，金殿是昔日康熙皇帝为宣慰蒙藏在世的王公贵族而修建的。

“现在，所有的寺庙厅堂都是空的。”老和尚无不抱怨地说道，“寺庙里最有价值的珍品现在都流落到了美国以及国外的一些王宫和博物馆里去了。老汤（汤玉麟）把它们都拿去换钱了。”

我们继续拾级而上，满眼残垣破壁。窗子框棂歪斜地挂着、参天古树遭到了砍伐、厚实的围墙垮塌、沉沉的砖瓦碎片散落得满地都是。一面面精美的陶瓷浮雕外表也被严重损坏变形。我问老和尚：

“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损坏得这么严重呢？这么厚重的围墙应该能承受住千年的风雨才是，又是谁把这千年古柏砍掉了呢？”

老人缄默不语，继续迈着蹒跚的步履，好像是在冥想沉思，也可能是年老耳背没有听见。

站立在围绕着古塔的大理石石阶上，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老人停在一个古老的石雕龙头旁——石阶护栏栏柱上众多龙头雕塑中的一个——倚靠着龙头喘着粗气。

我们的对面是起伏的山峦：光秃秃的山峦，褐色、淡绿色、灰色的山脊像一尊巨大的、石化了的骆驼身躯卧躺在那里，在我们站立的山岗与驼峰间是宽大的沙石河床，河床只是在雨季才会积水。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康熙皇帝授意修建的、令人感叹自豪的石头城堡——普陀寺山庄遗址（应为避暑山庄外围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之庙”——译者注），它是专门为接待朝拜清皇帝的蒙古王公侯爵的，昔日雄伟的建筑群现在却成了一个不幸的、令人伤感和悲哀的巨大废墟。

山庄的进口处还立着一个大理石石壁，石壁站立在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雕塑的背上，正面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下的历史年表数据。石壁是以前臣服清帝的民族叩拜皇帝时献上的贡品。现在，石壁前通往寺庙的进口处有日本士兵站岗，日本军人驻扎在这里。

老和尚在石阶上坐了下来，燃起烟斗，开始讲述山庄的过去和现在：

“乾隆年间，这里有80多位和尚，皇帝给我们发饷，生活比较宽裕，地位也不错。皇帝会带着高官显贵来这里祈祷祭拜——十分隆重的、吸引人的大型庆典活动。我还认识最后一个‘女皇’——慈禧太后，她可是一个高傲自负的女人。

“民国以来，我们这里的情形是每况愈下，只是偶尔接待一些对山庄感兴趣而对我们一无所知的游客。80多位和尚，大多都离开了寺庙，有的投亲靠友回到了乡下，有的进城拉黄包车或者干一些可怜的体力活糊口。他们荒疏了经文，信仰也……”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即便像我这样现在仍留在庙里的人，念经祈祷也没有以前那样多了。我们的宗教——如您所理解的——是一种全民式的宗教，可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它了。寺庙香火不旺，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寂寞。我们不再相信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我们的皇帝还活着、他是我们的上帝可见的象征。即便还留存下来的那么一点点信仰，现在也不值一提了，都成了迷信。”说到这里，他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

“我们这些做和尚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祈祷只是一种供他人看的装模作样，也确实是如此。但我们不会欺骗，因为，我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老了，还毫无意义地站立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我们理解这两个世界，但新世界我们却无法体验。

“现在，寺庙里只回来了25个和尚，我们的生活很艰难。从政府那里，每个月只能得到2.4墨西哥美元，也就是说，每天只有8个美分。您要知道，这些钱也就刚够买点小米和高粱。从以前的中国省政府那里，我们是得不到一分钱了。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为旧的政体不复存在而感到高兴。不过，我们也知道，现在是日本人当道。

“老汤（汤玉麟）把这里糟蹋得太严重了，对您这样一位外国人士说这些事，我都感到羞耻。您看看这一片废墟，以前该是多么华丽和壮观，现在都被残暴地毁坏了、拆除了，愚蠢地毫无意义地毁坏了。老汤亵渎了我们过去崇敬的东西，他拆掉了这一雄伟的寺庙群，用寺庙里的砖瓦来修建自己的别墅。他的士兵在寺庙里住过，里里外外都被这群兵痞子肆无忌惮地打坏了。您自己看看这些被砸坏的浮雕表面吧！”他垂头丧气地叹息着。

“这里，曾经有很多参天古树，但老汤将它们砍了、烧了。他掠走了寺庙里所有珍贵的东西，少数剩下的都是他不愿意要的土制品。由于他为人不正派，他的士兵也在愚弄他。”

曾经豪华、而今几近垮塌的城堡普陀寺。普陀寺在热河省省会城市承德附近。

——柏林Atlantie图片社提供

沉默一会儿，老和尚又说了起来：

“就像您在这里看到的，您明白吗，我们的内心也是这样一片废墟，民众的内心也是这样。”

老和尚站了起来，我们又继续向下走去。眼前这一切：大理石的大象雕塑歪歪斜斜地站立着，大象鼻子的一半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时值秋季，脚下石板缝里钻出了棕褐色的干草，被砍伐的树干躺在地上像一具具深色木乃伊残骸，一派肃杀的凄惨景象。神殿空荡荡地敞开着大门，供奉神像的壁龛也是空空如也，到处积满了一指厚的灰尘。

避暑山庄美丽的天空与中国各地一样，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特的、水一样的蓝色。微风吹拂，碧蓝的天空悬浮着的悠长的白云被风一缕缕地撕破，慢慢地飘移，像一条横空出世的巨龙。

“Chueii djien（回见）！”我向老和尚告别，并在他手中塞了5角钱的小费。虽然他高兴地接下了钱，但却又装出一副无所谓的、并非感兴趣的模样。对此，我也深表理解……

一群正在寺庙前玩耍的孩子们跑了过来，他们将一件件小瓷器递到了我的眼前，这些小瓷器都是原来寺庙里的装饰品：

“做个纪念吧——只要1角钱。”一个黄色的瓷器珐琅，黄色是昔日皇帝的色彩象征。

我骑着一头毛驴回城，要去采访日军的师团参谋本部。毛驴驮着我，走过一幢幢房屋建筑，房顶上的日本国旗在风中摇曳。

采访日本军队的师团参谋本部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宫苑，以前乾隆皇帝避暑的夏宫，可现在，已经不再对普通游客开放了。宫苑的大门口有戒备森严的日本岗亭，只有在日本军方的介绍或带领下，日本哨兵才会放行。高大的石门拱形门梁上日本军旗在肆无忌惮地、不无滑稽地飘动着。

受委派陪同我的日本军官与门岗说了几句以后，就带我走进了“宫苑”。我们走过了几处前院和几排房子，又经过几道岗哨，才来到真正意义上的园区——日本军营。在这里，陪同我的军官又把我交给了另外一位能带我直接去师团参谋本部的军官。

昔日的夏宫现在成了日本军方的师团参谋本部所在地，那些令人陶醉的一幢幢美丽建筑现在也成了日本军人的办公室、宿舍、大厅、医院、食堂，房子周围的地坪也用作运动场、训练场和射击场了。除了这些用途确定的设施之外，余下的就是皇家那些古老华丽的建筑了。

野战医院的后面耸立着一座30层高的亭阁，是乾隆皇帝登高望远环顾四周的瞭望塔。瞭望塔周身是大理石浮雕，彩色的陶瓷瓦盖在30层层层叠起的圆形亭顶上。当年皇帝的寝宫现在已经成了师团高级官员普通的住房。山岗上那座美丽的供皇帝散步后稍事休息聊天的亭榭楼台，现在也成了日本军官的食堂，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整个山庄——大大小小的池塘湖泊，不同的、修建精巧的小桥过道以及宁静森然的参天古树。山岗下则是弹药库所在地。

军官食堂前的平台上放有很多长凳和躺椅，中午时分躺在这里小睡一会儿，应该是一种十分惬意的享受。美丽的园林景致，给人的感觉如同在梦幻中的天堂一般。不远处，几只俏丽的鹭鸶在池塘里来回游荡，它们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活生生的见证。休息的时候，日本士兵们逗弄着它们，给它们喂点小鱼小虾或中午吃剩的饭菜（日本人午餐的主食大多是经特别调制过的生鱼片和蚌蚶类，有的很好吃，但很多都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被领进了军官食堂，军官们刚刚吃完午餐，三三两两地来到了平台上老槭树的树荫下。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们正卷着衣袖、脱掉了高腰军靴安逸地躺在竹椅上，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士兵为他们提供新鲜的冰镇饮料。一缕缕阳光在浓密的树叶中寻觅着缝隙。放眼整个皇家宫苑，夏日的湿气蒸腾起一抹淡蓝色的氤氲，好一个灿烂的、梦境般的夏宫。

当我走近的时候，好几个军官都站了起来。陪同我的军官将我介绍给他们。循着日本人的礼节，他们向我深鞠躬并礼貌地发出“哈依”的声音……

“您从北平来吗？”一位日本军官操一口德语问我。

“不，我来自北方，来自奉天。”我回答。

相当多的日本军官都能说一点德语，在日本军官学校，德语是他们必修的外语课程，差不多每一位日本军官的德语表达都达到了使人能够勉强地、正确地听明白的水平。

“这里真是太美了！”我感叹道。

“在这里，你们要干的事多吗？训练任务很重吗？”听到我的问话，他们都开始有了笑容。

静下来后，他们问我，不想来点啤酒吗？并说道：

“啤酒是你们德国的饮料，我们不仅接受了你们德国军人的气质和勇武精神，还学会了喝德国的啤酒。我们的朝日（Asahi）啤酒也是相当不错的，尽管我们不想吹嘘，但它确实与德国慕尼黑的皇家（Hofbraeu）啤酒一样好喝。”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大笑了起来。看起来他们十分开心，给我的感觉甚至还有些恣意放纵。

“你问我们要干的事多不多？”军官中的头儿开始答话了。

“很多！我们要时时保持住良好的临战状态。您一定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训练场，山头上还有我们构筑的小型工事。这里到处都是掩体包……必须管教、训练士兵，不能让他们变得懒散和松懈。您看，山头上的一支部队从早晨6点就开始训练，一直要到晚上6点钟才会结束。只有在休息日他们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每个星期要训练两天。”

我举起了手中的酒杯，邀请这些军官们：

“来，干杯吧！我很高兴，能在这有着梦境般田园风光、富有诗意的地方与你们见面！”

“我们在这里唯一拥有的就是美丽的风景、宜人的荫凉和可口的啤酒了，除了这些，我们一无所有。”

“不，我们还有温柔的军妓……”一位少校风趣地插话。

“只要不发生什么，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就会相当平静，在这里，我们只是待命。平静实际上会更令人感到不安，您懂吗？如果我们想要干什么，但又不被允许的话！要依照我们的愿望，今天就可以打到北平、天津去。唉——外交官们有外交官们的想法和谨小慎微的措施！他们只是在妨碍我们。”

“这个省大概布置了多少兵力呢？”我问。

“一个师团……”军官头儿说这话时显得有些迟疑，不仅看了看我，还看了看他的同僚们，接着说道：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布置多少兵力。两年前，我们仅靠28个日本军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这些军官们是如此地傲慢、自信，真令人感到惊讶！

如果说，数年前日本人是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来解决国内困境，那么，现在则是通过对外扩张。日本人在各个方面都要做主宰者，他们知道自己背负的责任。在对待天皇和宗教方面，军官们相当保守，但对于接受现代文明，他们却是走在前列的。

身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Minami）将军。直到几个星期前，他还是“满洲国”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日本驻“满洲国”大使，同时也担任关东军司令。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关于德国，他们谈及最多的是德国军队以及德国军队与世界大战。那位少校军官接着说道：

“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我正在德国军校学习。每天，我们都在追踪电报上传来的战地新闻。我还清楚地记得，听到德国军队胜利的消息，我们是怎样真诚地欢欣鼓舞、热烈鼓掌的。就是现在，我们也对德国的形势、德国的再次统一表示完全理解，也常常高兴地回忆起在德国的那段岁月，回忆德国在哪些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

时近傍晚，挂在西边的太阳已经开始泛红，公园里人工湖反射出绚丽的色彩。淡红且泛蓝的波光在湖面上闪烁，一派祥和气氛与这里时刻准备出击的森严军营难以协调。想到这里，令人既兴奋又伤感。休息中的日本军人，有的坐在小桥头哼唱着家乡小调，有的在一旁晾晒着刚刚洗净的衣服。

“服务生，”军官头儿对端酒水的年轻士兵叫唤了一声，“给我们再来几瓶啤酒，客人要在我们这里吃晚饭。”

很快，庞大的中国皇帝的宫苑沉寂安睡了，笼罩在黑暗的夜色之中。

在日本军队的秘密特务机关

揣着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片，我走到大院门口来回巡逻检查的哨兵身边。由于昨天与日本军官们聊得太晚，又喝了不少“东京——皇家”啤酒，到现在头还是晕乎乎的。

哨兵很快从我递过去的名片上发现，我是他们的最高长官介绍来的，特别是读了名片后面那几行引荐的文字之后，立刻就显得客气殷勤起来。他先是礼貌地将我引进门廊，用清楚的手势语言，示意我在此稍候，然后热心地走进去通报我的到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居家庭院，前、中、后三个院落由三排平房分别隔开。每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房也同时是连接前后两个院落的穿堂过道，左右均另有一间。站在门廊处，我可以看到前院，前院院落长约20米、宽约15米。一棵树干上布满节疤、身形高大的合欢树撑起了整个院落的一片荫凉，后墙边放有几个陶土做的花钵，里面栽种着几棵小石榴树。一根绷紧的绳子从左到右跨过整个院落，绳子上晾晒着军装。秋高气爽，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门廊前，另外一边有一条通道延伸到一个小广场，一辆锃光发亮的新雪弗莱轿车停在那里，司机正坐在司机座上打盹儿。对面院墙狭窄的荫凉处有一个流动的剃头挑子，理发匠正在为一位苦力剃光头。光头是普通中国人目前最流行的发式，长辫子早就被剪掉了，只是偶尔在中国内地不知名的地方还能见到。“流动理发匠”正用一把宽宽的、镰刀形状的剃刀修剪着那位穷苦力的头发，由于刮得太疼，苦力的脸都扭曲得变形了，样子滑稽得很。

哨兵又走了过来，他可以带我进去了。一个由土肥原贤二将军掌管的、布满全“满洲国”的神秘基层间谍组织的“特务头子”把我请了进去。

当我在哨兵的带领下刚走进中院，就听到了从后院传出的几近狼嚎般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叫喊声，伴随着气急败坏的斥骂声，随即又是一阵摔打东西的叮叮咣咣的撞击声。后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此时，哨兵也站住了，并示意我理解，我们要在这里等一等。我当然很想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陪我来的哨兵既不会说中文又不会说英语。况且，日本士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也都是沉默寡言的。

我们只好在第二个院子里等着。第二个院子的大小看起来与第一个院子不相上下，但院子里没有栽树，也没有绿色的植物，只有一口深褐色的、上了釉的陶土缸放在中间，缸里沉积着腐臭发绿的脏水。

后院的叫骂声又持续了好几分钟，待平息之后，我们才得以继续往前走。我被领进了设在第二排房子里的特务机关秘书室。三个公务员正在三个办公桌前写着什么，其中两个是日本人，一看身穿的军装就能知道。另外一个肯定是中国人了，不仅穿的是那种中国人常穿的长罩衫，还带着一副愠怒铁青的神色。一台电报机放在房间的一角，土肥原贤二将军的特务机构之间都是通过自己的通讯网络互相联络的，一个日本军人正在电报机桌上俯身发报。

特务头子的办公室设在后院，他是土肥原贤二安插在这里的亲信。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睡房。两间房布置得都十分简单朴素，只有必不可少的几件实用桌椅。

这个院落原来的主人是一个靠经商维持生计的中国商人，实际上做的是鸦片生意，将鸦片从这里卖到中国北方。不用说，商人早已经逃走，说不定现在正在上海的某一座小洋楼里过着优裕的生活，时不时地咬牙切齿咒骂着中国人的敌人——日本人呢。

“特务头子”在院子里候着我，他穿着一条长至膝盖、没打绑腿、连裤扣都没有扣上的裤子、袜子和拖鞋，正闲适地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着太阳。五短身材但体魄健壮，一看就是一个有野心有统治欲的人，无疑也是一个容易激动、脾气暴躁的人，从看到的那些摔坏的椅子以及之前听到的椅子摔到墙面上的噼啪声就能得出这个印象。虽然军纪严明，但在这里，这个小个子军官却是一个可以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

他向我表示欢迎，话不多，完全是一副就事论事的样子。他的神色凝重严肃，没有一点日本人通常带有的那种礼貌的微笑，我感到有些怅然所失。

“他只是一个‘特务头子’，除了这什么都不是了。”我这样安慰着自己。看来，我不快的情绪他自己都感觉到了，因为几分钟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您想参观热河，我可以为你提供一切便利，因为您是我在奉天的顶头上司介绍来的。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我的接待不周向您表示道歉。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在这里有条不紊地完成任务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和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您看，这个椅子就是我刚才扔向一个下属时摔坏的。一封电报来了，这个年轻人6分钟以后才送来。6分钟啊！我决不能容忍这种懒散的作风！如果这种不可靠的习气继续蔓延，我就会陷入困境。”

他自顾自地说着，看都没看我一眼。看来，他还得消消气。之后，他才将头转向我，问道：“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只想知道，你们机构在这里的任务——详细的。”我说，当我想继续说下去时，他却不听了，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我掌管着这个机构，我有6个文书、2个电报员、1个司机和4个勤杂人员，这是我的办公室。我的任务是观察监视从这里到蒙古边境以及相邻的中国关内，继续向南至北平。我经常开车前往这些地区，一天、两天、三天不等。我将我看到的、听到的、观察到的情报随时向我们位于奉天的总部报告。从总部我再得到进一步侦察、监视和出行的指令。我们的工作没有昼夜之分，随时随地都要写、发电报和打电话。我们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没有我不知道的。在某些重要的位置，我还安插有常年监视的特工人员，其中也有中国人……”说完又是一阵沉默。

“与驻扎在这里的司令部官员我们也有联系。这是我能告诉您的所有，其他的您只能自己看了，这里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想从这里去什么地方，可以用我的车。如果您今天中午没有什么安排，我请您在这里吃一顿便餐。我得先请您谅解，我只有20分钟吃饭的时间——从12点35分至12点55分。下午1点，我就得处理电报了。”他站了起来，非常正式地弯腰鞠了一躬就告辞了。

领我进来的士兵又将我领了出去，他一直都是毕恭毕敬、沉默寡言的。

在我看来，这位特务头子就事论事的求实作风还是挺令人佩服的，他的近乎冷面无情也并非是不懂礼貌，而是在执行他的任务、履行他的职责时表现出来的一种严谨态度。

日本人太不讲究，他的那身打扮——裤子都没有扣上裤门，穿着拖鞋和袜子、没有衣领的衬衣，倒也并没有使人特别感到厌恶。应酬、交际是在其他的场合，而不是在前线战场。

滦河边的小山寨

我正在从承德前往渤海海岸的途中，在滦河上航行已经是第二天了，目的地也快到了，我们都感到十分疲惫。因此，我们4人，即两个中国划桨船工、一个艄公和我作出决定，停船休息一个晚上。

尽管有人警告过我，不要让船偏离主航道拐进不知名的乡村，但我还是一意孤行地做出了进村留宿的决定。当然，我是单枪匹马一人。谁会担保这两个船工不会在旅途中伺机袭击我呢？在偌大的中国内地，他们要这样做，是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

这里的山水风景既是英雄史诗般波澜壮阔的，也是阴森可怕、恐怖莫测的。置身于昏暗和朦胧的山水间，人就像困在一个闭塞的巨大洞穴里，与传说中的山妖水怪为伍。墨绿色的悬崖峭壁，笔直向上，一眼望不到顶。混沌中，峭立的山峰似与茫茫云天相接，融为一体。滦河——“乖张任性的河流”，在巨大的悬崖间咆哮着、怒吼着，发出雷鸣般的响声。

滦河水可怕，是因为水中游弋着的一种绿色的水蛇和盘子般大小的乌龟。只要天空一放晴，乌龟就会纷纷爬上岸来，在干燥的河岸处晾晒龟背。一旦有人走近，它们便会纷纷逃走，啪嗒啪嗒地跳入水中。更神秘莫测的是那种一般很难见到的颜色呈绿色的水蛇，在两天的航程中我都没有见到。当地村民一谈到这种爬行动物都十分敬畏，根据当地的风俗，这种神圣的水蛇掌有生杀大权，与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田里的收成、雨水、洪水灾害都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之内。此外，它还是一种剧毒动物。在每年夏天的某一个日子里，村里的人都要举行仪式来祭拜这种“神蛇”。

滦河的右岸是高耸的山屏，左岸河滩则比较平坦，约100米之后河滩才会形成坡度，直到渐渐地与高崖林立的山峦相连。山坡上，有一个叫齐南居（Chi Nan-jü，地名根据音译——译者注）的山寨。

粗糙的石板呈阶梯状层层向上，山民的房子建在阶梯上方的山坡上，形成一个山寨。山寨里的房子不是用黄泥糊成，而是用从石头山上凿下的不规则的石块堆砌而成。石块之间用黄泥塞住缝隙，以避免透风。山寨里的寨民一定不会超过50人，全寨人共一个姓氏。中国的村寨原本就只是一个大户人家，经过多年的繁衍才形成了今天这样大大小小的规模。一个寨子里的人是不能通婚的，除了那些有数千人口的大寨子。

山寨由10至12幢小房子构成，每幢房子有3到4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没有门。每幢房子的后面都是一个小院子，院子用一人高的石墙围住。天热时，全家老小都会坐在院子里，在那里吃饭、聊天，打发夏夜的时光。院子里还建有一个牲口棚，圈养着猪或者山羊，鸡群则在院子里自由走动。院子的前面是一垄垄窄长的庄稼地，地里种着高粱、黍子、玉米或者大豆。放眼整个山寨，即将所有的房子、院子和菜园子加在一起，面积大都也不会超过两三个并列着的网球场地。

一个欧洲人来到了山寨可是一个爆炸性的事件，前所未有，寨民们感到惊讶，也感到有趣。见识过文明世界的船工们一定不失时机地向寨民们介绍过“白色妖怪”，可不，一个“白色妖怪”现在就在眼前。寨民们围着我们，还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的行李箱，我身边的艄公流露出一副炫耀自夸的神采，十分得意地瞧着他的同胞，好像在说：

“瞧！我的旅行该是多么的高贵啊！”

当然，我是艄公家的客人，他接待我，我就得接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而这里又将怎样接待我呢？

艄公家有三间房，进屋首先进厨房。厨房除了做饭，同时也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逗留玩耍，从这里可以去后院的猪圈。

左边房住着年纪大的老哥和他的所有孩子们，5平方米是老哥一家全部的天地。一个大平炕占据了房间的一半，炕的宽度也就是整个房间的宽度。炕是全家十多口人共同的床，上面铺着草席，厚厚的棉被卷着放在炕的一头。

右边的房间住着艄公一家——父亲、母亲和7个孩子。房间里每一个小小的角落都塞得满满的，墙上、房顶上也挂满了东西：一串串葱蒜头、乌龟背壳、风干的蔬菜以及一些破衣烂衫。面向后院的墙面开有一扇大的窗户，实际上是嵌在墙上的一个有许多小四方格的大窗框，窗框内到处都是可见的缝隙，窗格上还糊着一些报纸、白纸或碎纸片。这些纸都是艄公出行外地带回来的，这一带是不可能有报纸的。

在再三的劝请下，我进了艄公老哥的房间，在炕上坐了下来。茶端上来后，人口众多的一大家子就围住了我。由于房间太小，不可能人人都能进来坐，其他人就只能倚门而立了。房间里跳跃着煤油灯微弱的光亮。

厨房里，架在灶上的锅里正熬着黄米粥，炉膛里干树枝烧得旺旺的，一位妇女正在煽火，整个房间都弥漫着烟雾。我所在的这间侧房也飘进了浓浓的烟雾，熏得我眼泪直流，而其他人却像没事一样。呼吸困难的我不得不边咳边往房外的院子里跑。

“乖张任性”的滦河两岸风景。

——恩斯特·柯德士　摄

眼前是一望无际壮观的山川景色，滦河水在山下哗哗流淌。薄雾渐垂，远处，传来“呱呱”的蛙鸣和几声蟋蟀“啾啾”的欢叫，偏远的山寨深深地沉浸在一派祥和安宁的气氛中。

近千年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自然与人在这个遥远的山寨里得到了永恒……

房子里的烟雾渐渐散去后，艄公一家人开始蹲在泥巴地上出声地喝粥了，晚饭是黄米粥加上拌了盐的咸菜。这里的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着这种饭菜，只是在极少的节假日里，他们的饭桌上才会有点猪肉或乌龟肉。中国的国食——大米饭在这里吃不到，因为土壤里石头太多，不长粮食作物，可种的地方很少。所以，这里的劳动力大多出去行船，或到外地给田多的地主家帮工，一年下来，可挣上约20元（约15马克）。从这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中，还得抽出3到4元交纳赋税。这是现在！在国民政府专制独裁的过去，农民不仅要缴税，当地省政府要钱时也得上交，一年之内，税务官要来4到5次。至于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是没有人去真正关心的。

政治上，这些农民是一窍不通，他们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里没有报纸，也从来没有火车经过，只有这条波浪汹涌、暗礁重重、水匪出没，处处隐藏着危险的河道与外面世界相连。很多人都不知道，满洲现在已经是“满洲国”了——“皇帝”又来了。

山民们根本无法想象，我竟能说他们的语言。随着谈话的深入，屋子里渐渐充满了信任的气氛，他们不再感觉到我是那么陌生了，不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白色妖魔”了。

“你确实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对艄公说，“你有7个儿子。”

“是的，”艄公回答道，“人们都这么说，但我要养活他们。今天，孩子是男是女对我们已经无所谓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现在都成了负担，女儿甚至比儿子还要好一些。”

“为什么呢？难道女儿也要干活吗？”我问。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把女儿送出去，送到城里的富裕人家，还可以得到一些钱。”他结结巴巴地，显得有些难为情，“世道不好，人活在世上太难了！”

“一个姑娘能换回多少钱呢？”我又问。

“不多，”他想了想，“就8到15元吧。”他沉默着，眼睛盯着闪闪晃晃的油灯，好像在远眺辽远无垠的平原。接着又说了下去，还是延续着这个话题：

“送出去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再也听不到有关她们的任何消息了……”

“那么，男孩又会怎么样呢？”我又问道。

“男孩在这里长大，帮家里干点活，以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帮工，为外地人拉拉船。他们也不会再回到家里来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我有两个儿子被抓了壮丁，当了兵，也不知现在在哪个将军的手下当差。如果将军完蛋了，他们就只有流浪街头了。他们不再适宜乡下的劳作，他们只学会了使用武器，只知道四处游荡。我不知道他们会靠什么生活。”

土匪团伙就是这样纠集起来的，我暗自思忖。

“有那么一次，”他继续说，“一个儿子回了家，但他已经不再能够长时间地忍受这穷乡僻壤的荒凉、穷苦与孤寂，不再能够尊重山村里的风俗习惯，对什么都看不惯。这里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过艰苦、简朴，他们已经习惯了自由的四处游荡的生活。圈守在家已经十分困难了，就又出走了，再也见不到了……”

时间渐渐晚了，我提议大家都上床睡觉。

大炕上躺满了人，我睡在打呼噜的男人和呼吸急促的孩子们中间。只有我睡不着，床上一定有“臭虫”，我总是这样在想。干脆不睡了，尽管人十分疲倦。我裹上一件大衣在房子前的山坡上上上下下地踱着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等待着接下来的航程。

热河省内一个典型的、坐落在半山腰的中国住宅区。

——恩斯特柯德士摄

夜深了，大山也已经沉睡，我却思绪万千，思考着耳闻目睹的一切，思考着在永恒的深邃和幽暗中隐藏着的奥秘和生活……

屋子里，船工一家仍在酣睡之中，一如3000年前。

行船前往长城

第二天一早……

两个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船工又站到了船头，开始有节奏地向前摇动着双桨。摇桨声嘎吱、嘎吱……船工们肌肉健硕的脊背一会儿前俯、一会儿后仰，扶桨的手臂一会儿伸直、一会儿弯曲……长时间持续不变的节奏颇令人感到单调乏味。船工们面朝前方，船在缓缓前行……

巨大的、造型奇特的悬崖峭壁形成了眼前一派雄伟壮观的山峦景色。山崖呈灰蓝色调，形似波浪冲刷而成的、栩栩如生的云朵。神工鬼斧般的壮观景致，直接诱发着人们编撰传说故事的冲动。面对大自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伟大业绩和英雄史诗。

这里造型各异的山崖怪石、深渊峡谷已经被人为神化，被想象成非凡的、史前洪荒时期不可一世的巨兽、自然界的庞然大物、妖魔鬼怪等等，它们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威严，一种神秘，一种超乎于凡人所能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巨大能量和本领。置身此景，就像孩子读到了汉斯（Häncel）和格瑞特尔（Gretel）在黑暗的森林里迷路的情节，会不由得打上一个冷战；就像有人在绘声绘色地给你描述神出鬼没的山妖（Rübezähl）而让你不寒而栗；看到它，人们会联想到北欧的故事、艾达（Edda）传说、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人物形象；想到诺曼人（Wikinger）、印度的食人水怪……恐怖的山景使人深深地感到战栗、震撼，也激荡着人们心中潜藏着的英雄主义情结。

不算太宽的滦河在这里也像寓言中的湖泊，山崖的倒影使湖水呈现出可可豆般迷人的色彩，一如画家笔下苦苦寻觅的生动题材。

小船忽而得紧挨着石崖边缘行驶，忽而要在河流中部翻滚起的巨大漩涡中摇摆，每一个河湾都关系着船上人员的生死存亡。在这里行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稍不留神，轻飘的小船就会滑进激流，要么加速冲向石崖撞得粉碎，要么毫无生还希望地被漩涡卷进浪底。

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山景会使人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和丧失自主意识，相对而言，山崖对面隐于茫茫夜色中的深邃山林倒是更值得人信赖的地方。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置身于遥远的宇宙天国。是与激流搏斗？还是被漩涡卷进浪底？它挑战着尘世间的英雄。大山充满活力，充满神秘，一种并非虚幻和空想的神秘。陡峭伟岸的石崖直冲云霄，像要从上天那里获得力量和威严——中国画常见的画面。不理解中国风景的人是断然理解不了传统的中国画的内涵的。

在巍峨陡峭的两山之间，船尾的艄公更显矮小了，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感觉到他竟会是这么的矮小。瞧他那副胆怯的样子：两只手——我甚至要说：两只小手——拽着船舵，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神情就像一个迷失了回家方向、心中充满恐惧的孩子。

天渐行渐暗，一种可以察觉到的凉意偷偷地裹挟着山川。

艄公的眼睛瞻前顾后，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我坐在船的中部，一种不安全的念头突然间掠过脑际，我也开始左顾右盼起来，恐惧感渐渐压过了先前的不甚确定的新奇感。

山水间到底隐藏着什么呢？人此时好像行走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阴森森的洞穴里，像听到了地球深处沸腾的声响，又好像嗅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为了打破此间的沉寂，也为了麻木失落的感觉，我开始与艄公攀谈起来：

“你们怎么啦？神色都显得那么奇怪，难道这里会有吃人的野兽或妖魔鬼怪不成？”

“哦！不可背后乱说！不可背后乱说！”他颇为担忧地说道：

“鬼怪听见了会生气的，这个峡谷里生活着形态如虎、豹、蟒蛇和乌龟的神灵动物，经常有船工因说错话或做了亏心事在这里受到了惩罚。但是，我不会受到……”话音未落，船身忽地一阵剧烈的抖动，艄公迅速抓住舵柄将船领进了右边河湾处漩涡聚集的角落。

“老天在上！”他带着颤抖的声调继续说道：

“刚才的抖动很可能就是一个警告。”

前面的两个船工开始扯起沙哑的喉咙有节奏地喊起了船工调子，听到这微微发颤的音调，人就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恐惧和颤栗。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经过这妖魔鬼怪出没的区域，瞧，前面水平线处，就是我们今晚停船过夜的地方。在这一区域夜间行船不够安全，可能会有土匪出没。以前更加糟糕，几乎每天都有土匪抢劫的事件发生。”艄公继续说道。

“你们遇到过土匪抢劫吗？”我问他，也希望他不要再去想那些妖魔鬼怪之事。看起来，他对妖魔鬼怪的畏惧超过了对土匪强盗袭击的畏惧。

“经常遇到。”他回答，“不过，土匪强盗不怎么对我们下手。他们知道，船上除了不属于我们财产的货物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对我们下手他们发不了横财。不过，如果我们载有客人，客人看起来又……”

“你是说我吗？”我强作笑脸，并产生了些许异样的感觉，“难道土匪会对我……”

伟大的长城！

——恩斯特·柯德士　摄

说到这里，我掏出了屁股裤兜里的左轮手枪。为了给自己壮胆，也给他人以威慑，对着峭壁，我放了几枪，枪声在空谷间回响。我要提醒船工们，我是有枪的。难道这三个船工就不会突然产生一个念头，要来袭击我、抢劫我、将我作为人质抓起来吗？这个想法使我极度地不安起来。不过，我没有说出来，相反，我显得十分镇定自若。我紧紧地握着手枪以防万一，手指一开一关地把玩着保险盖，咔——嚓、咔——嚓，附和着船工摇桨的节奏，可思绪却游移到了其他方面。我心里暗想：人要在这里消失可就太惨了！

面向东南方向，我们航行的前方渐显平坦，最高的山头已经被甩到了我们身后的北面。前方逶迤起伏的山脉隆起了山脊，山脊上呈现出一排呈锯齿状有规律排列的剪影，在朦胧的夜色中，像传说中史前巨龙脊背上的龙鳍。

“前面那很少见到的、有一排锯齿状剪影的景致是什么地方？”我指着远方的一排“龙鳍”询问后面的艄公，同时“咔——嚓”一声，又打开了手枪的保险盖。

“那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沿着山脊修建，你现在见到的呈锯齿状的剪影是长城城墙上端的垛口。长城从山海关海港的海湾起步，经数千公里直奔大西北内蒙古。”在他讲述的时候，我开始对我的担忧感到好笑。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恶意，相反还十分热情友好，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咔——嚓”一声，我关上了手枪的保险盖，将手枪又塞进了后面的裤兜。

又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我们完全靠近了长城。

现在，我终于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座举世闻名的中国建筑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多次耳闻的长城城墙，是数百年来将中国封闭、与外部世界以及所有发展进步隔离开来的长城。长城在这里断开，给出了一个河流通道——人们大概可以如此象征性地去理解。长城在河岸一边陡峭的石崖上断开，在河岸另一边悬崖上再继续延伸。在宽宽的河床上，长城断开处就像一个洞开的大门，左右两侧是笔直高耸的崖壁，长城屹立在高耸的山脊上。时而断开、时而顺着山势逶迤延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蜿蜒曲折地引领着人们的目光，一眼望不到头。长城的上端是墙的垛口，被上百、上千、甚至是上百万个宝塔状的小烽火台有规律地隔开。历经岁月沧桑，难以计数的墙垛上留下了累累疤痕。

长城有3000多公里长（3000多公里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据《辞海》，长城长度约为6300公里——译者注），是哪一个当权者的突发奇想？是谁修建的？在一个地势险峻无路可循的地带，用石砖堆砌了这样一座约3000公里长、7至9米高、10米宽的长城！

一个近乎荒唐、不可理喻的幻想！但尽管如此，幻想变成了现实，长城至今巍然屹立！

从中国的编年史里，我们可以知道长城修建的历史和年代。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互相防御，各在其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长城，公元前214年，秦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将秦、燕、赵三国的北边长城予以修缮，连贯为一。

长城的作用是抵御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入侵，也就是抵御在第一个世纪编年史上被称之为东胡（Tung-hu）和匈奴（Hsing-nu）的满洲人和蒙古人的入侵。据称匈奴是蒙古人（Hunnen）的祖先。

不过，长城也只能是暂时地抵御外侮入侵。4世纪，匈奴人抓住了两个中国皇帝，并强迫他们的继位者将京都南移迁至长江岸边上的南京，即今天的中华民国首都。4世纪至6世纪，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统治了中国北方，京都在今山西省的大同，后迁至今河南省的洛阳。之后7世纪、8世纪、9世纪又是汉族人统治的唐朝。在下一个世纪，满洲人的先人契丹人占领了中国至黄河边的大片疆土，建立了辽朝，京都设在北京。又经过两个世纪以后的12世纪，辽人被满族金人（女真人）推翻，国土面积延伸至长江边上。在此朝代之后，大蒙古建立元朝，统治了全中国，成吉思汗（Dschingis-Khan）的征战扩大了疆域，最后由他的儿子忽必烈汗（Kublai-Khan）完成了全部的统治。这是第一个蒙古人当上了中国皇帝。他的后代持续统治了这一偌大疆土134年，在世界历史上被视为最大的疆土。忽必烈汗曾入侵欧洲，他的部队曾经站在了欧洲疆土列格尼兹（Liegnitz）上。

我让小船靠了岸。

我终于站立在长城上了，两千多年的建筑现在还完好得与我们的海德堡（Heidelberg）城堡一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惊讶地摇着头，目光追随着逶迤延续的城墙、墙垛，时而上、时而下、时而左、时而右，极目远眺……

天渐渐暗了下来，当地一位收缴关税的中国税务官留我在他家里过夜，他家简陋的小房子就修建在长城另一侧的半山腰上。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天津人，胖胖的一副富态样，给人留下了受过教育、满意知足的良好印象。他的家只有一间房，整洁简朴。特别是干净整洁这一点，在中国是最难能可贵的。与其他中国家庭一样，一个大炕占了房子一半的大小。

税务官与我很快成为朋友，我们俩在一起聊大城市，聊汽车、交通，聊北平、天津的生活和繁华热闹，谈得十分投机。这里的山民很欠缺这些知识，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在交谈中我得知，税务官姓王，他在天津税务局以每年350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收税点。缴纳了这笔租金后，他就可以作为“公职人员”以当局的名义向每一条过往的船只征收10个铜钱的过境关税。他告诉我说，每年大约能征收关税约700到800元，这样他每年就能挣上350到400元。在中国，这个收入对一个一般家庭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他不再另有固定工资，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在这个山村，他很受人敬重，他没有理由不快乐、不高兴、不整天挂着笑脸。他的家庭在天津，每年回去上缴税收，也顺便回家一趟。

还得说明一点的是，这里的长城同时也是“满洲国”与中国关内的分界线。我所在的位置已经不属于“满洲国”了，我已经站在了长城以南的中华民国境内，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没有被检查旅行证件的情况下跨越了“国境”。

我感到很高兴，在这里，听不到在“满洲国”已经听得十分腻味的“请出示证件”的吆喝声了，我已经厌烦了这种吆喝，已经感到相当的不愉快了。尽管这里也是“边境”，但“边境”两边都没有安排检查证件和行李的边防官员，没有这种身份的中国人、“满洲人”和日本人，这里被视为自由通道。这里只有一个“公职人员”，一个收关税的官员，一个完全没有危险、只在这里安安静静收取税银的人。

10米厚的城墙分割了两个世界——今天仍旧。

当然，这里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是所谓的“中立区”、“非军事区”。长城左右两边50公里宽的区域，是所谓的“无人区”，实际上既不属于中国，又不属于“满洲国”，尽管在主权意义上，这个区域仍隶属于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长期以来的边境冲突，由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与中国南京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使这一带成为“非军事区域”，以实现边境安定。在这一漫长的、遍及整个“中满边境”的区域里见不到一个武装人员。不过，不难想象的是，到处都潜伏着的日本特务，他们在这里监视着、在做准备，寄希望于今后、也可能是很快就对中国北部发动进攻。北平离这里不远，对占领者来说也就250至300公里。

第二天下午我们的船抵达滦州，到了北京——山海关——奉天铁路干线上的滦州车站。滦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中国小镇，滦河由这里往下连接渤海。滦河上日益繁忙的航运交通使滦州成为河北省一个重要的转运站，尤其是拥有重要铁路干线上的滦州车站。

尽管滦州仍位于“非军事区域”内，但令我深感吃惊的是，在滦州火车站，竟看到了背着背包、戴着钢盔来来往往的日本巡逻兵。看来，日本方面并没有完全接受制订的“非军事区域条约”。因此也更令人不愉快的是，这里根本就见不到武装的中国士兵。这样做难道是对的吗？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无礼还是其他的什么意思呢？现在——什么也不是。日本军队驻扎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要遮遮掩掩的秘密了。在滦州，居住着一些日本居民，他们的存在是日本军队必须驻扎在这里的理由。日本军队要保护日本侨民不会受到土匪袭击，不会遭受来自其他方面的任何危险。

到底驻扎有多少军队？这可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问题，人们也不用去谈论这个问题。军营享有治外法权，是不可能去清查人数的。人们只能相信公开的数字，即驻扎在这里“保护日本国民的只有10个日本军人”。

在车站，我弯腰鞠躬与面对着我的日本士兵告别。其实，他根本就不再注意我了，他在注意观察那些下车的乘客。瞧，他已经跑过去了，似乎是发现了一个有嫌疑的人。

奉天至北平的快车在呼啸疾驰，载着我继续向西南进发，前往北平——中国永远的皇城。

站在北平的城墙上

权力、华贵、伟大、宗教信仰，这些持续了数百年的东西，现在都消失殆尽了，只有北平还见证着这些。北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人一口气叫出名字来的大城市，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城市可与之相比的要塞城池。北平之大，举世无双，她的魅力无与伦比。用“魅力”这样动听的词来形容一个城市是不多见的。

北平——一个巨大的文物、是权力与伟大的石化。

北平以前是作为皇家贵族、亲戚、王子皇孙和清王朝高官们的一处最高贵、最雅致的大庭院修建的。北京城的中央坐落着皇宫，皇宫里庭院连环相接，今天仍能见到皇宫里的人工湖泊、亭台楼阁、宝塔以及人工堆积而成的山丘。皇宫被称之为“紫禁城”，在皇帝当政时期，一般平民百姓随意闯入可是要处以极刑的。4米高的血红色围墙将这块圣地与中国普通的城区隔开，“黄色宫廷”内所有房子都覆盖着上釉的金色屋顶，所有的护栏都是大理石精心雕凿而成。在这个“兰花像野草一样”茂盛、唯一的布料是绫罗绸缎的地方，皇帝端坐在金色的龙椅上代表上天，统治着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

皇宫周围海洋般波浪起伏的一大片灰色平房建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平城，包括环城修建的城墙。北平城的城墙修建得像大型工事要塞一样，有27公里长、10米宽、9米高，全部用灰砖砌成，环绕着整个北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墙外向南的一片，也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区，远远近近地住着那些与皇城做买卖的商人。这个城区也相当大，也用灰砖高墙围了起来。在这个城区还建有两座雄伟的祭祀建筑：天坛和先农坛。每年，皇帝都要来这里，带上祭品，祈求上天赐福于他的皇座和他的臣民。

北平仿佛是中国等级制度中最高级别的一个象征，直到今天，这种集权制度仍能从辉煌卓越的城市格局中反映出来。北平城规模宏大、威严凛凛、冷漠无情、坚实有力，其建筑形式完全依据法度，极具象征意义，同时又处处借喻于、寓意于大自然。中国传说中的龙是“上天”万能的图腾，赋予皇帝合理的存在，成为皇帝的化身。

现在，北平的创造力和活力已经荡然无存，它已经死去，给游人留下的只是一个垮掉了的、被掩埋了的印象。今天，还能在生活中残存下来的只是一个所谓梦幻中的传统的北平形象、一个记忆中传说的北平形象——就像那条龙。

要说完全被掩埋也不甚确切，因为，数百年历史的城墙和城市还在，还十分完好，令人深感惊讶的完好，完好得人们至今仍然能够在宽宽的墙头上来回悠闲地散步游览。站在高高的城墙上，能够俯瞰整个幅员广阔的京都：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天坛仍伟岸屹立、皇宫仍壮观美丽，屋顶上蓝色和金黄色的琉璃瓦仍波光粼粼。

难道这光芒会有一天消失吗？它还能承载未来的希望吗？当我的眼睛扫过这逝去了的权势和华丽的世界时，问号就不由自主地浮上我的脑际。

我现在正与一位年迈的原清朝官员一同站在北平城墙上的一座塔楼下。这位清朝官员原在皇宫当差，现在靠领取一点养老俸禄勉强地生活。他的宅院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我们刚从他家出来。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谈论中国艺术。老官员对我讲述的中国艺术，内容上很有象征意味，他的表达形式或主题大多都很随机。在一块没有什么审美价值的礁石中，中国人却能窥探到整个宇宙，自相矛盾的悖论在中国的格言里并不是什么幽默和诙谐，而是体现了现实世界中缺失的、不充分的悲情和愉悦。中国艺术是通过解密宇宙的渴望来美化和神化日常生活、大自然、甚至是想象力的。

高贵的官员继续侃侃而谈：

“您还记得放在我桌上的那一尊修补过的花瓶吗？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花瓶由一小块一小块的陶瓷碎片组成，碎瓷片又通过一条长且结实的铜扣带连接在一起，以保持它雍容华贵的形象。应该说，花瓶本身并不特殊，形体像一个大的、对称的南瓜，上下均成平面，上面的平面瓶口连接着花瓶内腔，下面平面瓶底则可以直立地放在桌子上。

“实心花瓶就不是花瓶了，如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年迈的清朝官员继续说着。他那长且稀疏、呈银白色的腮胡垂挂着，两只眼睛在两个满是皱褶的眼袋上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北平城内威严雄伟、呈血红色的“紫禁城”入口处。

——柏林Atlantie图片社

“花瓶的釉色可以是漆红色或靛蓝色的，但这个花瓶却十分意外地呈葱绿色，有些部位还呈现出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红色。这个花瓶完全是我的象征，是我生命的象征。”昔日的高官显贵一副鉴赏家的模样，深思熟虑般地将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弯曲着留有长长指甲的其他三个手指。

“虽然破碎成了一块块瓷片，但花瓶的形状依旧。这个家传的花瓶已经有903年的历史了，它是皇帝的赏赐。花瓶经受住了沧桑岁月的考验，岁月将花瓶变成了碎片，但人却挽救了它。”老人交织着血丝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家里的那尊神秘的、心爱的花瓶。他接着说：

“其实，一个花瓶的真正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的实际存在，而在于它的形态和造型，在于它独一无二的形式，它只能是这个样子，是无与伦比的。这是天道、天意，人是无法探明其究竟的。生命本身不是鲜活的，鲜活的是形式。艺术就是这样，是关于形式的。艺术，供人们欣赏，它将事物的瞬间美化定格，与永恒的、无法探究的上天意志之法则，与‘宇宙的泡沫’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艺术道明了真理，但它本身却不是真理！

“只要人还没有放弃，没有意外地成为一块碎片，那他将始终拥有上天的本质和天性，他就是艺术品中的一个合适的、隶属的部分，是与之和谐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物质。这就是生命的智慧。

“对我来说，花瓶是我的象征。一个花瓶没有内腔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生命，一个花瓶没有瓶壁同样是不堪设想的，就像一个生命没有了活力一样。花瓶上的裂纹和裂口是我们命运的犁沟，将花瓶上的瓷片连接在一起、不让其散架的铜扣带则是我们意志力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

“嗬——嗬——嗬——嗬！”年迈的清朝官员笑了起来，笑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自豪甚或带着些许狂妄的滑稽情绪，笑自己以这种方式来介绍那尊古董——经过补缀的花瓶。

“但是请您相信我，我常常用心地注视着这个花瓶，有时候它能将绝望中的我解救出来，它是最理解最能安慰我的好朋友。只要花瓶还一直被一个中国人视为可以信赖的命运象征，我也就会一直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不会垮掉，不会失去意义，不会失败。”

我深深地感觉到，要真正理解这位年迈的、曾经为皇帝鞍前马后效劳的前清官员关于他心爱的花瓶的一席话甚至要比理解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的著作还难。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寂寞孤独的中国老人，寂寞得像穿过云彩高高在上的峰尖。

“回家吧！”老人催促着我。

落日像一轮红色的圆盘还悬挂在北平西山的上空，故宫屋顶上的琉璃瓦在余晖中闪烁着落日前的最后一道耀眼的紫光。

北平，梦幻般的“不朽之城”，在我的眼前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