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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痕：一个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陈益南 著

◎ 香港中文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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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10）：962–996–297–7

国际统一书号（ISBN-13）：978–962–996–297–5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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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bel Worker’s Lif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inese)

　　By Chen Yin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10: 962–996–297–7

ISBN-13: 978–962–996–297–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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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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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青春无痕：一个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作　　者：陈益南

版 本 号：V1.0

最后更新时间：2012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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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益南，自由撰稿人。文革发生时刚好十七年岁中学毕业，随即加入工作单位的工人造反组织。现独立从事文革历史研究，曾发表有《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等十多篇文革史专题文章。

「文革」为何结束？——代序

韩少功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由此追溯到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推广，纵有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都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一九七六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一九七三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一九七四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着《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力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着《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一九六八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五十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模板。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着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一九六七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本书中描写的那样，在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二十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政治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军区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级干部中的57名。六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亚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连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1]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熏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层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95%」，「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同样是20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度尼西亚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度尼西亚，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项目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而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着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还是使「下放」不太像单纯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结乃至嫉妒。他们仍然构成了潜在的社会主流，不过是在重获权力之前，经历了一次冷冻，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层的短期教育。当局似乎想以此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强迫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融合，尝试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经失败的民主大跃进以后，这无异于又来一次削尊抑贵的民粹大跃进，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同样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当局的估计相反，民众对革命并无持久感恩的义务，倒是对极权弊端日渐厌倦与不满，物质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强国路线尖锐冲突。民众不但没有使「下放」者受到拥护「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给他们输入了怀疑和抵触现实的勇气。「下放」所带来的丰富经验，更使他们在日后的抗争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学为例：作家们在批判「文革」的文学解冻中，大多有「为民请命」的姿态，即便是个人化的表达，也大多与农民、工人、基层干部心意共鸣，显示出广阔的人间关怀和社会视野。即便这种视野也有个人情绪滤镜下的某种变形，但它至少把下层民众始终当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对象，就像电影《牧马人》所表述的那样。这与九十年代以后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自恋和冷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还在继续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学精英一旦把「下放」过程中所积蓄的思想情感释放完毕，兴冲冲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厨房，顶多再回望一下门弟和权位，比如对「最后的贵族」一类话题津津乐道，比如在报刊上制作出喜儿嫁给大春是错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社会等级制重建当作辉煌目标，与民众的阶层鸿沟正在形成。事情到了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众紧密结盟的下放者相比，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变味、走形乃至南辕北辙？倘若他们所向往的阶层鸿沟进一步扩大，倘若摆脱极权主义的结果只是要让社会中、下阶层落入极权主义的囚笼，民众对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冲动会不会如期到来？

执政当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众的不满，更低估了精英们在表面服从后面的不满，以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下放」运动加速了自己的失败。当精英从民众那里一批批归来，当他们的名字开始陆续重现于报刊和会议，「文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已经出炉成剑，已经形成了体制内的力量优势，而且遍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岗位。此时新思潮已经入场，新中有旧。旧营垒已经复位，旧中有新。各种社会条件出现了复杂的重组，貌似强大的「文革」已成残破的蛹壳。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力不从心，到处受到阳奉阴违的抵制，已经预示了一个朦胧若现的结局。一旦时机到来，改革领袖就可以顺从和借重民意，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为号召，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实践牌，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化的巨大道德威权和政治攻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利用现存制度资源和制度路径。比方逮捕「四人帮」和挫败上海方面的割据图谋，是利用「下级服从上级」的集权原则——华国锋是当时最高领导，全党全军全国都得服从。比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依据「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凡是派」当时尽管掌握了党、政、军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但不得不尊重全会多数人的意志，向务实改革派交出实权。

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时而集权时而民主的弹性做法，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时甚至是非制度的应急运动。如果说它曾被有效地用来应对过救亡和革命的难局，但并没有阻止过「文革」灾难的发生，最终还出现了强权化和极端化的恶变，让人们余悸难泯和暗虑难消。因此，旧营垒在成功结束危机以后，如果还要继续往前走，如果要承担一个人口大国全面振兴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对制度改造和制度创新的巨大难题。

这个难题留给了未来。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对「文革」的简单化叙事几乎积重难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国人被某些「伤痕」式作品洗脑以后，说起中国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摇头瞪眼地惊叹「不可理喻」。这恰好证明当今主流性「文革」叙事的失败。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认识。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正是因为自然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现象解说得可以理喻。我们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决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

「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只要不强加偏见，只要不扭曲记忆，一个贫穷大国急切发展中的多灾多难，就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种爱或者恨更难于理解，不会比我们身边任何一位亲人或邻居更难于体会——从根本上说，他们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这些活生生的人来参与和推动，并最终予以终结的。今天，「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牵就于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长长十年中与极权关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创制和建设），对极权给予磨损、阻滞、演变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启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为连同病毒一起灭亡的宝贵生命，而结束「文革」的生动过程和历史意义就会永远空缺。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偏执论竞赛并不光荣。它不仅会给某些空幻和夸张的红色「怀旧」之潮伏下诱因，更会使人们在西方冷战意识形态面前未战先乱，自我封嘴，盲目跟潮，丧失自主实践的能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革」长久处于不可理喻的状态，就会成为一截粗大的绝缘体，无法接通过去与未来。这块绝缘体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前半个世纪的革命——「文革」就是从那里逐渐生长出来的；也一定会妨碍人们认识「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文革」是后续历史不可更换的母胎，孕育出后来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来的危机。

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热门话题之际，「文革」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应成为二十世纪以来国情认知迷宫前的一把锈锁。

二〇〇五年九月

[-1]见澳大利亚《悉尼晨报》一九九九年七月间Mike Head的连续报道文章及档案材料公布。

前　言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发生过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匪夷所思的事情，产生过许多五花八门的口号与思潮，更出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群体。而所谓「造反派」，就是文革中出现的一支最为奇特的政治群体。

说他们奇特，就奇在他们本是由文革的发动者扶持起来的，照理讲，他们应是一种得宠的「御用力量」，但偏偏在整个文革期间，在他们身上却又发生屡遭整肃、常被镇压的故事；那顶「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威胁，更是数次伴随着他们；最后，他们还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与「四人帮」的垮台，彻底完结。

说他们奇特，还奇在他们说是坚决忠心的拥护毛泽东与当时的党中央，但他们却又大造各级地方党委（省、市委）的反，还几乎冲垮了党的所有地方组织，使其处于全面瘫痪状态。而且，这些造反举动，一时竟得到了毛泽东与中央某些领导人的首肯、支持与赞扬。

有史以来闹造反的人们，历来是既反贪官昏官，同时也会反那皇帝。不管自己的力量如何，「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而直捣「龙庭」以图取而代之的祈望，都或多或少是造反者们的梦想。而唯有文革中这些也贴着「造反」标签的人们，却是铁定持有「保卫中央、只反地方」的方针与观念。哪怕是在造反派势力处于高峰、并都拥有了不少独立的武装力量的一九六七年夏季，也绝没有哪一个造反组织或造反派头头会设想、会胆敢去反对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相反，他们都坚定地将自己当成毛泽东与中央最忠实的「革命力量」，甚至，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观念和言行，当时都会遭到他们的严厉批判。

因此，「造反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就变得非常扑朔迷离，给人以多种形象。

在文革中被造反而遭到挨批挨斗的党政官员们眼中，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而造反派就等于是犯上作乱的「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难了的社会贤达人士和社会最底层所谓「黑五类」的人们眼中，造反派却又是极左路线的纳粹冲锋队式的罪恶势力。

到了远距离观察文革运动的外国人眼中，以及今天相当多不熟悉文革历史的年轻人眼中，不是将整个造反派当成文革十年的受益者和权力新贵外，就是认为造反派纯是一种胡搞蛮来痞子无赖式的社会破坏性力量。

这一切，都是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其曲折复杂的、且史无前例的状况所致。

实际上，因种种原因，不少的人，对文革历史的了解都有着一种片面性，其中更有着很多想当然。由于他们的种种见闻局限，因此，使他们看到的、「摸到的」那段历史之「大象」，都只不过是「大象」的或尾巴或鼻子或耳朵而已。

笔者是一个曾卷入文革十年全过程的前造反派工人，《青春无痕》这部书，讲述了三十多年前，自己亲身在社会底层，所历经的造反所有阶段与主要过程的情况及其细节，以此向一切有兴趣全面仔细了解与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与视野，展现出那个年代的某种复杂性。

陈益南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六日

插　图

文革中参加武斗的大多是青年人，这是1967年8月间，作者所在造反组织「青年近卫军」总部的部分警卫队员，他们都是中学生与青年工人。当时，由于军队造反派的支持，这些青年人都被用枪械与真正的军服武装起来了。

1967年的国庆节，参加了造反派的「长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小伙子们，依然不失浪漫，也有兴致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极力欲将自己扮成一个真正的军人形象，以实现心中有过的梦想。

1968年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一个新高度。这是作者与他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同事，在长沙天心公园（时改名为向阳公园）的一次合影。游览公园，每个人手中都不忘携带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至，照相馆在每张照片上都会印有忠于毛泽东的口号。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照像馆的职员竟被打成「小三家村」

文革开始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学徒工，现实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目睹了几名无辜的普通群众与小干部，成了文革运动的受害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文汇报》上，刊出了一篇大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叫姚文元。

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几乎没有人知道姚文元是谁，是干什么的，也没有几个人去搭理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字，即算是稍稍关心一点时事的人，也不过认为又是文化人吃了饭没事干，互相打笔墨官司。

当时，谁也没想到，接踵而来长达十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这拉开序幕的。

接下来，又开始在报上批判一本叫《燕山夜话》的书，据说那本书是在用「黑话」放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一来，便使许多人着了慌，赶忙翻箱倒柜，将自己保存有的《燕山夜话》一书寻出来，偷偷于半夜三更付之一炬。还有些胆小而又老实的人，则将自己拥有的这本书规规矩矩地上缴给单位的领导，以示与「黑话」划清界限，且向党表示忠诚。当然，也有些人怀着强烈的好奇感，偷偷找来那本书，细细品读，看那本书中的黑话、反党言论究竟是些什么内容。但，谁也没弄明白，类似「一个鸡蛋的家当」、「女人的头发」等等的文章，怎么能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上钩的。然而，党报上大块大块的分析批判文章，又不能不使这些好奇的人，只能怨自己水平低，觉悟钝。

很快，又掀起了批判「三家村」即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个人的热潮。

这一下，连最普通的中国人也会有惊讶了：乖乖，北京市的共产党书记、副市长都是反党分子，这还得了！

更让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紧接而来的竟是中共北京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整个儿垮了台，国人皆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市长也是个「反党分子」、「黑帮人物」了。

这一切，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讲，确实是极度出人意外的大事。

从这个时候起，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们，就连普通的工人、农民，甚至街道居委会老太太们都感觉到，这「文化革命」看来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事了。

然而，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尽管异常出人意外，但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共产党组织，还是很自然又熟练地将这场运动纳入了原已有过的模式——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的轨道，使其在党组织掌握控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除了最高领袖及很少一些人之外，全国上上下下，包括中央的部长，各省的省委书记，大概都以为，这场什么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一场新的、更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吧。

一九六五年秋，我于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初中毕业后，当一所中专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之前，在市综合商业公司工作的父亲为我到市商业局汽车队谋到了一个职业：做一个汽车修理工。然而，当我决定弃学后，不知何故，我的工作又改成为去一家大型国营摄影社做摄影师学徒工。我当时不喜欢摄影师那种文质彬彬的职业，而向往到大型国营工厂去当一名身着蓝色工装的产业工人，做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但木已成舟，无法改变，我只好进了国营胜利摄影社，以它作为从学校踏入社会的第一站。

其实，胜利摄影社是我所在的城市乃至全省都很有名气的高级名牌照像馆，它地处市中心广场，仅店本部就有八十多名员工，加上它的附属店及一个工场，总共有一百多人。持有商业部颁发证书的高级摄影师有好几位，其中有三位摄影师甚至有过曾专为来长沙视察路过的毛泽东主席拍摄照片的光荣经历。胜利摄影社的店堂、设备器材在当时全省也都属一流。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和一道风景（当然，它现在变得更为高雅、更为漂亮了），可惜，我当时是全然感受不到这些光彩，而是在不少人的羡慕眼神中，反倒勉勉强强成了它的一名小员工。

然而，我的文革之路，其起点便是在这座令人难忘的名牌老店之中。

那年，我十六岁。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市委派驻我们胜利摄影社的社教工作队李队长，召集包括我在内的十多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加上摄影社的党支部成员和团支部成员，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

所谓「社教」，即当时全国各地各单位先后在进行的一场旨在让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清理人事与经济账目的运动，它的全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主持过一次很有名的「社教」工作，被中央命名为「桃园经验」，而向全国各地推广。

从这一天起，我便丧失了一名「观众」的身份，而被卷入到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中，并为之耗费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当时，我不到十七岁，是属于「解放牌」即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青年人。照讲，一名学徒工，既非党员亦不是团员，那是远远不够格进入「积极分子」圈子的。但由于我的父亲是一个在解放前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老党员，这样光荣资历的家庭背景，在管辖摄影社的市综合商业公司系统内，尚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在那时，家庭出身，即父母的政治状况如何，对于子女可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当我参加工作一来到胜利摄影社，社党支部便将我确定为「革命接班人」之一，党支部康书记曾单独召见我，严肃又不失亲切地向我宣布：「你是革命的后代，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将来就靠你们这些接班人来守了，在『胜利』，有些人表面看来老实肯干，但我们心里明白，无论那些人怎么积极，『胜利』的班，我不会让他们接！如果真让他们接了班，那岂不是会让他们那些当资本家、地主甚至国民党反动派军官的老子高兴得跳起来？！因此，无论他们表现得多么积极，始终只能作为我们团结引导的对象，而不能让他们接班，至少在没有经过重大考验之前，不能将他们列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但像你这样的青年，则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胜利』的革命事业，将来就靠你们来继承，发展咯⋯⋯」康书记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兴奋，也感到非常自豪。社教工作队进驻胜利摄影社后，接管了全部政治权力，党支部亦要受工作队指导，因为它是市委派来的。工作队的任务是到摄影社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恰正逢文化革命运动在全面铺开，因而工作队又兼了领导文化革命运动的任务。自然，我依然被他们列入到「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名单中，虽然我还只是一个不到十七岁的小学徒工。

秘密会议是在摄影社三楼的社教工作队办公室召开的。

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表情严肃，没有人敢喧哗，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各自找到的位置上，聆听李队长的讲话。

李队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市人，听他的话自然不费力。他精精瘦瘦，但声音却异常宏亮，如果你不看他的嘴唇，怎么也想象不出，那铜号般的声音是出自那单薄的身躯。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说话时不时瞟几眼摊在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并且不时地用手势增强他语言的力量。

李队长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几个月了，批判「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口诛笔伐斗争也搞了一段时日。现在，根据市委的布置，运动已到了「上挂下联」打活靶子的阶段了，什么叫「上挂下联」呢？就是要根据「三家村」那些黑帮分子的反动思想、方法、手段等等，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具体情况，挖出本地区单位存在的「三家村」，黑帮分子的小爪牙。

李队长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今天找大家来开会，就是要你们每一个同志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者说寻找寻找吧，在我们胜利摄影社一百多号人中，有没有像邓拓、吴晗、廖沫萨那样的黑帮爪牙呢？」

李队长说到这里顿住了，并且诡秘地笑了笑，他瞟眼看了看桌上摊开的笔记本，又抬头扫眼看了看与会的人，大概这个问题太突然，又太具体，而且也不知道李队长是不是要求大家回答，所以到会的人没有一个敢吭声。

办公室里顿时寂静无声。

打破这寂静的只能是李队长。他又端起茶杯，并没有立即喝，而是继续扫眼望着大家，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说，在『胜利』，会不会有『三家村』的应声虫、小爪牙？」

「恐怕也会有。」团支部书记怯生生地轻轻说。

「不错！」李队长忽地放下了还未喝的茶杯，以赞许的眼光笑着对年轻的女团支部书记说。紧接着，他收敛了瘦脸上所有的笑容，而换上了严肃的面孔，铿锵有力地对我们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分成左、中、右，一万年以后都会是这样。』大家想想，胜利摄影社并不是处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那么，阶级斗争难道不会反映到这里来吗？！『三家村』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既可以钻到了我们伟大祖国首都的领导机构里，钻到了文化界各个单位、系统里，那么，他们难道不会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各条战线都寻找、培养他们的代理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吗？！同时，一些日思夜想复辟资本主义，希望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人，难保不会去主动地与反党黑帮挂钩参加反革命的同盟！阶级斗争严峻的形势向我们表明，每个地区、每个单位都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右派分子！不会有例外！」

李队长瞟了瞟笔记本，抬头接着说：「大量情况表明，在我们『胜利』，也存在着左、中、右，存在着左派、中派和右派！谁是左派呢？就是今天参加会议的同志们！」

听到这里，我不由挺直了自己的腰。我相信，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顿生无比的骄傲之情。

「中间群众嘛，是『胜利』的大多数职工。只要我们的党支部领导正确，我们的左派同志能作出表率，大部分职工群众都是能听党的话，忠心耿耿跟党走，而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作斗争的。前一段，口诛笔伐写大字报、小字报批判『三家村』时的热潮，便已证明了这一点。」

李队长顿了一下，一字一句般地继续说：「那么，有没有右派呢？刚才有同志说『恐怕会有』⋯⋯」他忽地又站起来，斩钉截铁地接着说：「是的，在我们『胜利』，确实有那么几个右派！」

我的神经不由一震。啊，真在自己的周围会有右派！是谁呢？我从来只在电影、书报上看到过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模样，而现在，在我的单位也会出现活生生的右派分子了。

李队长望了望坐办公桌旁边的摄影社党支部书记康国珊，用平静了的而又依然严肃的声音说：「下面请康国珊同志给大家摆一摆情况，然后，再给大家布置工作。」

第二天，胜利摄影社的职工一早上班，就感到了气氛的沉重。在职工食堂内，出现了近百张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挂在临时拉着的绳子上，连食堂那扇破烂的门上，也给糊了一张，正好将烂门的丑像遮住。

大字报的内容是揭发批判三个人：摄影社党支部委员甘可旺，一个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且待人和气的汉子，可惜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因而成了这次运动的对象。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证据呢？啰啰嗦嗦有一堆，反正只要将「地主阶级孝子代理人」这帽子先一戴，那他说什么做什么，就真像哪味儿。例如，他平时在工作上批评过一些出身好的青年职工，则可以被说成是「屡屡打击革命后代」；明明是鼓励出身不好的青年积极追求上进，就被说成是「妄图拉拢他们，组织他的阶级队伍」。他自参加革命工作后，几乎没回过乡下的老家。一九六二年，他母亲死了，做儿子的自然要回去吊唁，这次丧事之行，就被说成：「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特地回家查看他们地主家的田地、房屋，以图记下变天帐。」他在摄影社负责技术业务方面，社里有个技术很高明的职员，是个资方人员（摄影社是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的企业，因而有十来个原来的「资本家」在此工作。），他曾向甘可旺提过一次建议，说要重视摄影社店橱窗的作用，要选放一些各有特色漂亮的人物照片，以作业务宣传，甘听后采纳了。对此，大字报就说「他对资产阶级的话百依百听，将一些散发着腐朽气味的妖艳女人照片，占据了我们社会主义的橱窗」，结论自然是：「他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大字报针对的人，是一个资方人员，五十来岁，叫袁坤同。所谓资方人员，即原来的资本家（现在叫「私营企业家」），在五十年代实行了企业「公私合营」后，他们便以资本家方面的代表留在合营后的企业中，当时被称为资方人员。袁坤同这个人技术高明，业务上有一套，做起事来非常认真，肚子里也喝了不少墨水，业余时尤喜爱读诵唐诗宋词，自己也少不了涂涂抹抹。他最大的毛病是三杯酒下肚，就非要找人论诗，不管人家爱不爱听。对这样的人，只要先给他戴上一顶「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再断章取义地弄他一大筐材料都不难办。大字报写他的最多，他随便吟的一句诗，就可以从中挑出一大堆「问题」，写满十大张大字报。如：有一个同事恭维他技术高明，他回敬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同时连连摆手说「老了老了，我不行了」，对此，大字报就说他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老了」、「不行了」、「是已近黄昏」、「其语言与三家村如出一辙！」有次，一个青年对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片名不懂意义，向他讨教时，他便洋洋自得吟起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诗来。对这点，大字报怒责：「袁坤同一有机会就向青年人宣泄的哀愁，是什么呢？就是他借此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只有忧愁，以极力丑化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而怀恋他那已消失了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就是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第三个挨批判的是一个青年人，仅21岁，叫瞿凯旋，为什么叫「凯旋」呢？因为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投降后那阵出生的，正逢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抗战胜利，所以父母给他起了这么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而这「胜利」摄影社也正好是他的父亲与人合股在抗战胜利之际开办的。一个「资本家的儿子」，用的是资本家父亲起的有目的的名字，又在这家曾经有股份属于其父亲的摄影社工作，这样，瞿凯旋便「天然」地成为了大字报或社教工作队批判的目标了。瞿凯旋挨批的内容中，他那「凯旋」一名，就占了相当份量，因为当时这个城市从日寇手中光复后，是国民党军队来接管的。所以，大字报很自然就批判说：「请大家想一想，瞿凯旋他纪念的究竟是谁的胜利？」「瞿凯旋不是纪念我们共和国的胜利，不然为什么他的名字不是『瞿建国』呢？他纪念、怀念的是国民党的所谓凯旋！」瞿凯旋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性，也是大字报的一个突破口：「他对我们的党是仇恨的，这从他在前段批三家村时几乎一言未发中可以窥见一斑！」「但当他那资本家的父亲一来时，他与老资本家却又多么有话谈，又多么热忱啊！可见他的心里装的是什么！」过去有一次在别人问他：胜利摄影社的原来股份是不是他父亲占了大部分？瞿凯旋点点头：「当然，不然招牌名称『胜利』不会由我父亲拍板」，仅此而已。但大字报的推理能力却使瞿凯旋全身冰凉：「他叫瞿凯旋，摄影社则叫胜利，现在已是社会主义的天下，解放已十七年了，但他的心里却无时无刻不在记着那本变天帐：『胜利』，是他瞿凯旋的。这是何等的反动！何等的嚣张！对这样的复辟妄图，我们能够容忍，能够答应吗？！」

大字报大都是昨天参加会议的政治积极分子们写的，内容由康书记介绍，行动由李队长部署。连夜写好、贴好。在贴的过程中，一些职工见了，为了以示划清界限，保护自己，也马上跟着写了起来，他们写的都是大字报已有的内容，无非是多骂几句，多加几顶「帽子」而已，但这样，火药味倒显得很浓很浓了。

我也写了几张，不过都只写袁坤同一个人的。为什么呢？甘可旺的爱人英姐，是我们摄影社的政治宣传员，她平日对我很关照，像姐姐对小弟弟一样问寒问暖，有时下晚班还帮我做倒痰盂、扫地、洗地等属于徒工们的事，因而，我不忍心伤害英姐，不敢写甘可旺的。而对瞿凯旋呢？他平日就待人很客气，在我面前更从未摆过师傅牌子或师兄架子，反而视我为小弟一样，经常带我去看电影什么的，在工作时，我俩还经常斗嘴开玩笑，互相挖苦嘻笑哈哈连天。虽说他是资本家的儿子，可我看他却根本不像一个右派分子，这么开朗，这么年轻！右派分子应该是老谋深算呀！所以，我也避开了写瞿凯旋的，我想，我帮不了他，但也勿去「踩」他。那么，对袁坤同呢？我就不同了，一则，我来摄影社不久，袁坤同却因负责外照组，经常出差在外，我几乎不认识他；二则，我想，他是个老资本家，不批他批谁？又是资产阶级，又是老家伙，很符合右派分子特征，康书记对他分析句句在理，我就集中「轰」他吧。批判他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句的大字报，我就足足写了三大张，把康书记的分析，李队长的总结全化成了墨字，涂上了大字报。就是这些浓淡不匀的墨，这些薄薄的纸，顿时将「胜利」的空气凝固了。整整一天，摄影社的职工，不论是工人还是资方人员，个个都显出一副表情严肃的样子，见面不谈话，即使有业务上的事也决不多讲，连走路也轻悄悄的，惟恐会踩着地雷似的。

甘可旺上班后（昨天的秘密会议自然没有他的份），他倒仔仔细细地将所有的大字报看了一遍或几遍，什么话也不说，脸上当然没有一丝笑容，但却也并未愁眉苦脸，只显出淡漠的神情。

瞿凯旋却如霜打了一般，脸色青灰，双眼剎时有些呆滞了，他草草看了几张大字报后，便一头埋进了他工作的暗房，呆呆地坐着，或机械地冲印着照片。

我看着他的模样，很是同情，但我不敢做什么，我也不知应该做什么。

袁坤同是下午被人唤来的，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仔仔细细地将大字报看了个够，没有讲话，但保养得很好的脸却依然泛着微微红光，嘴角还有浅浅的几丝好似嘲意模样。

我想，这老家伙倒真顽固啊。

不料，下班前，袁坤同就贴了一份长长的大字报，食堂的外墙全被占用，标题是四个漂亮的魏碑大字：「我的检讨」。

袁坤同检讨的内容，一是拼命的给自己头上戴帽子：「我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的资本家本性未改」，「我是三家村的应声虫」等等，另一方面，却对他的挨批判的诗句、吟诗动机、背景大作详细的解释。使人读了感到他完全不是大字报批判的那种对象。

我看了之后，顿有迷惘之感。

据说，袁坤同在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中，都几近险地，但终于脱身，安然无恙。想来，他对这政治运动倒有一套经验了。

对于政治上的检讨书，我这是第一次看到。没想到，这种在痛骂自己的大帽子下面为自己解释的检讨书，竟然是文化革命中风行的检讨模式，谁被迫作检讨，谁就用这一套。当权派如此，保守派如此，造反派也如此。我后来当造反派挨几次整，被迫写检讨时，也是这个八股。很奇怪，没有人宣传，不需要人教，事到之时，便无师自通会用这手法。想来，这检讨八股，不是哪个聪明人发明，而实是由于解放后那些偏左的政治运动环境所造就。

被「陪」着瞿凯旋挨大字报点名批判的还有二个青年职员：修饰照片的技工黎军与青年摄影师秦宇庐。

这二位之所以也被社教工作队列入「另册」，一是因他们平日与瞿凯旋关系密切（同是师兄师弟），二则是他们二位的家庭出身也不属工作队认定的「根正苗红」之列。所以，在决定整瞿凯旋之时，捎带将黎、秦二位也圈进去了，顺便也凑出一个年轻的「小三家村」，大概也想造作某一种典型。

黎军与秦宇庐两人也都是二十四、五岁上下的未婚青年，摄影技术上都各有一套过硬本领，也是店里的技术骨干，同时，业余又爱好文艺，喜欢唱唱歌排排节目。平日与同事的关系都不错，对我这个小弟弟也挺关心，常对我说：「你不要将我们当什么『师傅』看待，只当我们是你的哥哥，你有什么难处，可以找我们。」大概是由于家庭出身原因（其实也不过就是什么「工商业者」之类成份），他们很久都被排斥在共青团组织之外，只到社教工作队进驻之前不久，黎军才好不容易被接纳为共青团员。然而，没几个月，他一下子又成了「小三家村」嫌疑分子，他与秦宇庐俩人平日的闲谈，被他人分割成一句句的只言词组，然后上纲上线，任意解释而遭批判。那些大字报还对他们充斥了种种警告：如「黎军：再不与瞿凯旋划清界线，你就将做他的陪葬品！」「秦宇庐：你何去何从？！」之类。

而对这突如其来的厄运，黎、秦两人当然也紧张万分，不知所措，剎那间，两人没有了平日那种乐呵呵的青春劲，而像石人一样紧闭住自己的嘴，不再敢同人说什么，更不敢再唱什么了。

他们也完全处于了一种沉重的精神高压之下。

社教工作队不管甘、瞿、袁三人各取什么态度，而是照上级的既定方针布置运动的进行。几天之内，所有的职工，包括资方人员，都向他们三个人开了火，捎带着也指向了黎军、秦宇庐两人，大字报贴到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实在贴不下了，就由工作队队员抄下内容，将老的换下，贴上新的。

一个星期的斗争下来（实际是只有「斗」，并无甘、瞿、袁等人的「争」），李队长宣布：甘可旺、瞿凯旋、袁坤同三人，就是隐藏在胜利摄影社的小「三家村」！并组织了一个亲由他和康国珊书记挂帅的项目组，整理小「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书面材料，上报了市委社教兼文革工作队总团，只待市委社教总团批示下来，就将正式开除甘可旺的党籍，给他们三人都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下工资级别，监督劳动。李队长有次还透露：袁坤同这次不但再滑不过去了，说不定还会送他去蹲大牢。

我很为瞿凯旋叹息，也为甘可旺可惜，为英姐难过。但我却没有一丝同情袁坤同，相反幼稚地认为，这个「老狐狸」，原本就是一个资本家，又这么多扎扎实实的反党言论，还一脸狡猾像，该斗该批。

其实，我那时倒真是可笑，我懂个什么！

甘可旺、瞿凯旋、袁坤同三个人面临如此险峻的风浪，他们料想一定是「此生完了！」尤其是刚涉世不久的瞿凯旋，一定更悲哀、更痛苦。

然而，谁也没料想到的事却发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泽东针对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和他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分歧，下令原驻在学校指导文革运动的工作组，一律撤出，还批评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

这个指责工作组的指示，很快被传达下来。

省委、市委很机敏，不仅驻大学、中学、小学的文革工作组很快撤出，连派往工商企业的社教工作组也一并迅速撤了，工作队的「战果」全部封存「冻结」，不撤消也不办理。

李队长率工作队撤出胜利摄影社时宣布：甘可旺、瞿凯旋、袁坤同三人的问题，一律不再批判，也不作处理，甘可旺则继续参加党支部工作，所整材料全部封存，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再作结论。

我衷心为瞿凯旋、甘可旺他们庆幸，当然，也觉得袁坤同「走运」。

我想，瞿凯旋一定长长地舒了口气，尽管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吓」，但毕竟有惊无险了。

斗转星移，现在，当年21岁的瞿凯旋也过了知天命而到花甲的年龄，他如今已做了多年管辖国有胜利摄影社的市综合商业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不过，他在三十多年前，则是压根没想过自己要夺「胜利」的权，现在的总经理位置，也仍然不是他想「夺」的，而是由上面发了文件正式任命的，并且他还是以中共党委书记的身份兼任的那总经理，决非依据他父亲的什么股份才担当此任的。他与胜利摄影社的命运之奇妙变化，真是应了「人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俗语了。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间发生的批「三家村」，抓小邓拓、小吴晗、小廖沫沙的「上挂下联」的整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挨整的人，省、市一级大都是些文化名人学术权威（如我省的历史学家马积高、羊春秋，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前不久，四川省前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就详细描述了他在这个阶段时，如何被中共西南局打成「三家村」一类「黑帮分子」的情况）。而在城市的工厂、商业、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则大都是些所谓「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普通干部与群众，如上述甘可旺、袁坤同、瞿凯旋这样一大批人。如果不是因为前面所述毛泽东主席对驻学校文革工作组的不满，而导致撤消所有以「工作组（队）」名义专事政治运动的机构这件大事发生，瞿凯旋他们恐怕早就消失，而不会有今天的「瞿总经理」了。

从以后发生的事态表明，这次「上挂下联」抓「小三家村」，显然并不是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因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不在这个方面。而在距此时仅四、五十天后的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则专门有一条决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鲜明地表示了当时毛泽东对此类问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次短暂并且没有结果的整人运动，看来完全是各省、市委及其下属党政机构组织，因对毛泽东与党中央发动的文革运动目的尚不清楚时，自以为是地熟练地沿用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类的套路与做法所导致的，所以，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此事便以不了了之告终。

文革初期这次整人未果的阶段性运动，给普通的群众留下了「工作队也会犯错误」和「被党组织批判斗争的人，也会出现冤枉」的强烈概念。而在此以前，是谁也不敢这么认为的。

顺便要说的是，这些在批判所谓小「三家村」运动中莫名其妙便被批判斗争的受害者，随着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骤然兴起的造反派，其中，有不少人甚至还是造反派组织的发起人和领导者。

甘可旺、瞿凯旋日后也成为了造反派，并且是很坚定的成员。甘可旺虽然有着共产党支部委员的身份，但这并没妨碍他一心一意到造反组织中担任负责人。

袁坤同，一则他有一个始终无法伸直腰的资本家「资方人员」的帽子盖在头上（这顶「资本家」的灰色帽子在整个文革期间都始终存在，虽说不算「反革命派」，但也轮不上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份），二则他年纪大，见识多，所以，即便他对社教工作队与单位党支部无端组织人批判他而深深不满，但他始终也没有去当造反派，虽然，他是同情造反派的。不过，尽管当时我只是随潮流写了他几张大字报，但由于在心里也同意了将他入「另册」，因而日后对此也深感内疚，故后来在我当了革委会头头时，每每见到他时，我就主动喊他「袁老师」（本市照像行业对高级摄影师不叫「师傅」，而尊称「老师」），以暗表我对他的歉意。

第二章　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一个受信任的「革命接班人」，后来却做了一个造反派，为什么？照讲，文革中，我应该会参加保守派一方的。

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其实，我逐渐偏向了「造反」，是对一些大学生红卫兵因最初的造反活动而遭镇压的境况，有过一些目睹与同情后，才产生的。但是，很多最初有些「造反」行为的红卫兵，后来并没有成为造反派，而反而是去做了所谓「保守派」或逍遥派。所以说，文革中的「造反」，红卫兵虽是率先的始作俑者，然而，他们却并非就一定是长久的造反派。

所有的工作组都消失了，却出现了「红卫兵」。

红卫兵都是由大学生和中学生组成。毛泽东主席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遍了全国的学校。于是，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起，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忽地一下子冒出了成千成万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

刚开始组建的红卫兵，都要求成员家庭出身是属于「红五类」，即父亲必须是工人，或贫农、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否则不允许参加。因而，红卫兵又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成了青年学生羡慕不已的对象。尤其，最初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大都是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子女，他们身着父辈那儿弄来的无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再佩上当时珍贵「的确凉」做的红袖章，率领着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在大街高唱「拿起笔杆作刀枪，齐心合力打黑帮」的歌曲游行时，更令社会各界惊讶赞叹。

长沙市的红卫兵组织叫「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简称长保军），中学生的长保军司令，是解放军省军区一位副司令的儿子，大学生的「长保军」总指挥则是湖南农学院的一位姓刘的女大学生。他们仿效军队组织，将每个学校的指挥机关都称为「红色政权保卫军××学校军分部」，总部则设在省政协大楼里面。他们的来头，他们的背景，以及他们势不可挡的锐气，使省政协的老头们躲都躲不赢，哪里还敢说个「不」字，因而一幢大楼便成了红卫兵的司令部。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有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动态部，甚至还有「作战部」，各类办公机构的牌子都挂起来了，俨如解放军的一个军区司令部。

红卫兵在学校的活动，开始主要就是斗老师、斗校长、斗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抄老师、校长们的家，抄出身不好（即父母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员、军官、地主、富农等所谓四类分子与资本家、右派分子等身份）的同学的家等等。

红卫兵之所以在学校里向老师，特别是向那些个人历史上曾有过多多少少一点「政治问题」（如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做过国民党政权的职员等等）的老师「造反」开刀，实际是受到当时的中央政策的指使与鼓励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尚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一次关于文革运动的会上，甚至也就明确地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当然，刘少奇讲的审查方式与程序，并不是这种红卫兵的造反形式，可是，只要有了「审查老师」这道旨意，由青年学生们组成的红卫兵，便对自己的师长演出了一幕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怵目惊心的大暴行，使成千成万曾被誉为「辛勤培育祖国新一代的园丁」的老师们，惨遭批斗、抄家、关押、刑罚，甚至迫害致死，无数的老师被逼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随着文革的发展，最大的被打倒的对象，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但是，在文革之初，也的确是刘少奇，却试图将文革纳入原有的「反右派」与「社教」那种阶级斗争模式，因而，文革之初的许多整人之责任，也就与他有些关联。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的「八一」中学（一所学生大部分为高级干部子女和军队领导子女的学校）红卫兵及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西安的红卫兵「红色恐怖队」，他们迫害自己的老师的暴行，其程度是当时红卫兵这类暴行中最为登峰造极的：红卫兵可以任意批斗每一个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动不动就是用军用皮带劈头盖脑的猛打，不少有所谓「政治问题」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国民党政权官员的老师，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西安「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甚至将一个老师淋上汽油活活烧死。相当多的老师则被红卫兵集中关押囚禁在教室或杂房中，所谓「牛棚」一词，即是此时由红卫兵「创立」，当时是专指关押老师的场地，有所谓「问题」的老师，被红卫兵视为「牛鬼蛇神」，囚禁老师的场地就被简称为「牛棚」了。

后来，这些红卫兵的暴行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学校附近的街道，很多属于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居民，也被迫害致残致死。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北京日报》说，在一九六六年的八、九月间，仅在北京被打死的无辜者就达1，772人！

西安市红卫兵「红色恐怖队」所进行的大量令人发指的暴行，传到了北京，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儿，历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不禁拍案而起，在几次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时，都愤然宣布：「西安『红色恐怖队』是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予以取缔！」

将一个由「红五类」特别是革干、军干子弟组成的、当时还未卷入派性斗争潮流的「老」红卫兵组织，中央领导人宣布定性其为「反动组织」的事，这在整个文革中，实属罕见。由此可见西安「红色恐怖队」迫害老师的暴行是何等地残忍和严重。

我当时已是一个工人，没有处在那场惨剧的中心（学校）里，但从我那些往日的同学、街邻伙伴们的言谈中，从几个月后就被揭露出来的惊心动魄血淋淋的大量事实而写成的大字报与传单上，我深深地感受和体会到了红卫兵那场「审查老师」风暴所具有的恐怖和惨烈。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也是最早成立的所谓「老」红卫兵。

我有一天去自己原就学的市一中，与几个尚在该校读高中的老同学聚会。当我与王文烈、吴侯成等同学站在学校操场内等其他同学时，突然，由一个姓石的女红卫兵带着十几名男生冲了过来，指着吴侯成吼道：「你这个狗崽子，今天跑到学校来干什么？！」吴的脸剎时变得雪白，他连忙小声回答：「是我们初中同学⋯⋯」话还没有说完，那女红卫兵就指着吴厉声说：「你他妈有什么资格进一中的校门！」随着，那几名男红卫兵迅即冲到吴的跟前，将他拖走，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吴侯成同学血流满面。我见此情形，便欲上去制止，王文烈同学却一把拖住我，并说：「他们都是军区子弟，惹不得！他们经常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吴侯成家里出身不好，在学校常受他们的欺压。」王文烈虽也没在一中读书了，但因其父是一中的教工，也为所谓政治问题在挨整，故十分清楚「红五类」红卫兵欺压老师与所谓「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黑帮分子、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这类践踏人权的暴行。

我虽然也属所谓「红五类」子弟，但目前显然斗不过那帮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军干子弟，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此时又势单力薄，因而只能忍气吞声愤怒地喊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并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那帮「红卫兵」大概还有什么事去干，当将吴侯成打得跪在地上后，便几声口哨扬长而去。我与王文烈赶紧跑过去扶起吴侯成同学，深怀歉意地询问他的伤情。吴惊恐地对我们说：「这辈子我再也不到一中来了，这一中，已不是我们这些学生的了。」可见，那帮红卫兵对他的伤害有多大。

长沙市红卫兵杀向社会的头几件事，就是大破四旧，例如砸所谓「封、资、修」的店铺、招牌（「封、资、修」一词是当时流行的政治缩语，封，即指封建主义；资，指资本主义；修，指修正主义），勒令交通岗将红灯改为允许通行，绿灯改为禁止通行，理由是红色是最革命的颜色，怎么红色反而禁止人们前进呢？通令各饮食店、饭店，今后一律不给顾客端面、粉、饭菜，而必须由顾客自己去端，因为在社会主义的饮食店、饭店中，人人应平等，顾客不能像资产阶级一样由服务员服侍，而应该自己劳动。再有，就是逐家进行检查，敦促没有在墙上用红色油漆写刷毛主席语录的企业单位，必须马上补写制作，否则，你不革命，红卫兵就开队伍来造反。⋯⋯

我已不是中学生了，否则我也会是一个最初的红卫兵，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当时也是硬梆梆的。

胜利摄影社从抓小「三家村」的恶梦中脱出来后，人们来不及反思总结或品味前段的风浪，红卫兵在大街上的横扫运动，便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每天上班议论的事就是红卫兵，都说她将值得我们学习，说她们思想如何如何敏锐：省里的《湖南日报》上一个什么政治问题——头版有一个毛主席头像，而二版在那头版毛主席像位置，却正好印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口号中的「打」字，这还了得！——别人都没看出，而红卫兵察觉了，马上涌到报社去问罪，并迫使报社的社长、总编乖乖出来低头认罪。或说她们有魄力，使我们胜利摄影社所处的广场周边，到处树起了鲜红的毛主席语录碑等等。这一来，再没有人议论甘可旺、瞿凯旋、袁坤同他们，大家也敢与他们三个人搭起话来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康国珊书记见了甘可旺，居然也能笑着打起招呼来，对瞿凯旋的称呼又由批判那阵充满火药味的「瞿凯旋！」硬梆梆三个字，改为平平的「小瞿」了。但每个人的心理，却仍有条警戒线：李队长不是说运动后期再给他们作结论吗？谁知运动后期会有什么结果呢？因此，谁也不敢安慰甘可旺他们，因而，最妙的方法，就是谁也不提前段的批判斗争。

我，当然也不敢在这件事上公开向瞿凯旋表示同情。

不过，在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风潮中，胜利摄影社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招牌。当砸招牌的学生们得知这「胜利」是资本家老板取的店名后，不由分说，便冲进摄影社内，从二楼窗口处阳台上，将招牌上「胜利」二个凸字砸得粉碎。当时我们摄影社内部对「胜利」这一招牌是否属「四旧」之列，曾有过一番自发的议论，绝大多数职工（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胜利」是庆祝抗日胜利而取名，不应算「四旧」。然而，来砸招牌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丢下一句话：「资本家取的店名，还不算『四旧』？！」却又驳得我们哑口无言。「胜利」终究给砸了，改为了「人民」摄影社。

过了十二年，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一片「拨乱反正」的呼声中，「人民」又走下了舞台，「胜利」招牌重新登场，直至今天尚屹立于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

一九六六年八月，公司属下的机修厂扩大正需加强力量，公司就从各单位包括胜利摄影社调了一些人去。我喜欢那儿的车间，而很不愿呆在这根本不像做了工人阶级的照像馆，觉得只有到那工厂，才更像一个工人，于是也要求调到那儿去，改当了一名机修钳工学徒。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上，是很重要的。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决定》（即十六条）；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向朝他欢呼的群众发出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一百万红卫兵；

八月卅一日，毛泽东再次在北京接见上百万外赴京红卫兵。

长沙市满街都是操着不同地方口音的红卫兵。各式各样的传单，随着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也都涌进了长沙市。墙壁上到处贴着「造反宣言」「××红卫兵司令部通告」「一个革命的倡议」等等五花八门的传单。

古今中外绝没有的、史无前例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

不用上课，不用读书，允许到全国任何地方去，坐火车、汽车、轮船一律免费，到处有政府指定设立的「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需要零花钱，凭一个学生证或红卫兵证件，即可随时向接待站借到。北京，曾是一个谈起来都会令人骄傲向往的地方，而现在，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都轻而易举地去了⋯⋯我有几个过去的同学，他们在没有带一角钱的情况下，只揣着自己的学生证与红卫兵证，借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机会，花三个月时间，居然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各省，虽然路途上他们也累得够呛。

对此，我羡慕得要死，真后悔不该放弃已考上的中专学校而参加工作的，不然，我去那座中专学校报到，那现在不也可以穿上绿军装，佩上红袖章，全国到处去看看吗？真可惜，一步失误千古恨！

不过，懊丧的心情并没有多长时间，红卫兵冲向社会的政治浪潮，一下子震动了长沙市。

八月中旬，威严的中共长沙市市委大门围墙上，贴出了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坚决打倒三相信！」旁边写了注释：「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还有一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署名的五个人都是以「长沙市十二中学共青团员」的名义，其中有一位，后来还成为了长沙市中学红卫兵的一位造反司令。

居然反对相信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还要「造反」，真是骇人听闻！

一下子市委大院门口围满了人，先是观看，然后就是悄悄的议论，再后就是互相之间的辩论。有人说：「这是反动标语！」「不相信省委市委，就是不相信党！」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红卫兵写的，总会有什么理由吧！」一批红卫兵则在人群中慷慨激昂地演说，说「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省委市委，就是不能相信！」

我一下班，就挤到那儿去看，去听人们之间的辩论，听这一方，我觉得有道理；但听那一方一讲，也觉得没有错。我好恨自己水平低：怎么我就分辨不出谁对谁错呢？

一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演说的一句话，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红卫兵操着一口很好听的普通话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哪一级党委，我们只看你的言行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符合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就能决定是该相信你，还是该打倒你！」

这个北京红卫兵的讲话，可以说代表了从那时的红卫兵运动到以后的造反运动中的一切激进分子的政治观念。

我似乎也发现了分辨是非的钥匙所在。

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很有道理的是非标准，在后来的文革实际中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对立的各派、观点不同的每一个人，在为自己辩护或指责对方时，谁都能搬出一些毛泽东主席在不同时期说的话或语录，来作自己的武器，并用它去攻击对方。所以，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大字报战、大辩论、传单战等等「文攻」范畴内，没有谁不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谁都认为自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都认为真理是在自己手里。故此，「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个检验是否革命派的理论尺子，在复杂曲折的文革中并没有什么效用。

不过，在文革之初，在以前那种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话，都被认为是「党的指示」、都不容人民群众有任何疑义、更不能有丝毫反对的观念而普遍存在之时（顺便说一下，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致「罪」原因中最重要的一条，往往就是因他有过冒犯党的干部的言论），现在，红卫兵突然提出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能代表党！」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判断是否革命的标准！」的这个理念，实际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文革之前，每一个党支部书记及担任这个职务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普通的老百姓眼中，都具有「神」一般的绝对威严而不容冒犯，那么，红卫兵提出的这个新口号、新标准，就在观念上帮助老百姓们，将原来视所有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是「神」的那种地位，给予了彻底的摧毁，使人民群众从那以后，心中只装着毛泽东这个「真神」，而不再在心中参拜其他众神，甚至还会视他们为应该打倒的「走资派」了。而到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连毛泽东这位「真神」也被请下了神坛，恢复了「也会犯错误」的人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卫兵运动，在客观上也曾起过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市委大院墙上的这几幅标语轰动了整个长沙市以至全省，搞得每一个市民都来议论甚至互相辩论。

紧接着，八月十九日那天，湖南大学土木系二百多个大学生红卫兵排着队涌进了市委大院，就工作组问题找一个市委书记，要求接见和辩论。因为那个市委书记曾与驻大学的工作组有关。同时，大学生们还将很多写有毛泽东语录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一个文件即「十六条」中的章节，用大字报形式，贴在了市委大院内外的墙上，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市委领导人慌了手脚，说是「右派学生要翻天了」，「会发生匈牙利事件了」，在向省委汇报后，除了动用公安人员暗中准备外，随即又在一些工厂企业调集了几千名工人，迅速组成了「工人赤卫队」，来到市委大院内，意图保卫市委。

可想而知，佩着「工人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和佩着「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双方一接触会发生什么事。果然，工人和大学生的互相辩论，态度很快恶化、升温，最终发生了工人殴打学生的事件，一批学生或轻或重挨了揍，并被轰出了市委大院。

对于大学生红卫兵到市委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与请市委书记接见，很多人都似乎觉得没什么错误，因为中央各种传媒关于「红卫兵是革命闯将」的舆论，早已被人们接受了。我当时也认为，用这么多任务人去对付仅只喊喊口号贴贴大字报的学生，实在是没有道理。

接着，市委又向全市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发布指示，指责发生在市委大院门口的事件是「右派学生企图向党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号召人们同右派学生作坚决的斗争。

于是，原来支持学生的工人、干部，赶快紧闭了自己的嘴，剎时出现了「声讨右派学生」的一边倒气势。在街头，解释宣传市委大院事件的大学生遭到了不停的围攻，甚至遭到一些工人的殴打。

为了加大反击「右派」学生的舆论力度，省委与市委又在我市的集会场地东风广场，召开了数万人的辩论声讨大会，还安排三名颇有声望的省级劳动模范到会上控诉「右派学生」的反革命行为。其实，这几名劳动模范并没有看见大学生做了什么，因为他们当时都不在市委大院内，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来做控诉发言的事，实为服从省委、市委的指示。

正当人们在议论如何斗争「右派学生」，正当持不同意见的工人、干部愤懑不平但又担心自己的言行被人检举之时，几天之后，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如春雷巨响，一下子扭转了风向。这份党中央权威机关报在这篇观点鲜明的社论，特地明确指出，有些地区党政领导在「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还说「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十多天后，毛泽东于九月初在他的一个批示中，还专门就当时学生红卫兵遭到镇压之事，点了长沙、西安、青岛三个城市的名。

很快，成千成万的大学生红卫兵涌上了长沙市的街头欢呼，高喊口号，拥护《人民日报》社论，庆祝自己的胜利。原来就支持学生观点的工人、干部也自发扛着红旗，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到湖南大学去慰问学生们。对此，市委不敢再有什么镇压之举了，听任人们又重新涌到市委大院，甚至听任人们高呼「改组长沙市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均是这次出头指责大学生红卫兵的省委书记或候补书记）的官！」的口号了；原来反对学生的人，看到党中央是支持学生的，也成批成批转到了同情学生的行列。

在中央的精神与下面成千成万红卫兵和市民的压力之下，根据已在北京担任中央常委的陶铸的意见，中共中央中南局便决定，由省委真的作出了一个没有前例的决定：基本接受群众的要求，撤免前任市委书记的职务，重新任命了一个市委书记，同时真的改组了长沙市委的班子。

随后，已于六月时上调中央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的原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又在八月底回到湖南，重新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这次是他自己向毛泽东要求回来的，他大概是看到自己上调仅仅两个月，湖南在文革中就出了「八・一九」事件这样的大乱子，心里不安，于是主动向毛泽东请缨重回湖南主持工作，以亲自领导好湖南的文革运动。一回到长沙，张平化立即前往湖南大学，向那里的大学生红卫兵们表示他支持「造反」的态度，而且，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他对「八・一九」事件与「三相信」问题，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大会上，都作了出人意外而类同造反派红卫兵观点的评价。

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详细收录了张平化的那次讲话：

张平化说：「八・一九」事件的详细情形我还调查得不够，但从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违反了十六条。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其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这样的事件是决不能容许的！除此之外，也还听到了其它一些严重情况。比方有许多学校的同学们要到北京去，受到重重障碍。我接见过的一些同学，就叙述了他们来北京，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想方设法把他们堵住、挡住，想方设法把他们追回去，使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这种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封锁的做法是非常恶劣的，是非常错误的！做这样的事的人一定是自己心里有鬼，见不得人，害怕人家上北京去告状。你自己没有鬼，你怕什么？这样的事不止一起，接二连三的发生。

张平化还说：另外，和「八・一九」事件相联系的所谓「三相信」这个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利用这个口号来镇压学生运动，这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唯一的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唯一的最高准绳。不管你是谁，你忠实的执行毛泽东思想，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拥护你，就相信你。如果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你，打倒你。有些荒谬的说法：什么「反对省委、反对市委、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些说法是非常荒谬的。甚至有人反对党支部书记，也叫反党、反中央。党的领导是什么？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一个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群众，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同样也是实现了党的领导。相反的你是党员，是党的组织，是党的领导机关，你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应当反对你。如果不反对你，我就反了党；我反对你，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我们把是非界限弄清楚了，我们就不会盲从，我们提倡组织性、纪律性，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之下，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个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建立在我们高度的革命自觉的这个基础上。什么是高度的革命自觉，就是要人的思想革命化。什么是革命化的标准，还是毛泽东思想！

张平化书记还郑重地对湖南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说：我回来是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请罪，请罪！向大家检讨，承认错误，并且希望大家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第二个任务，就是造反！就是要跟同学们，跟所有的师生员工们一起来造反。

张平化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了与会的红卫兵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

会场上，张平化甚至欣然佩上了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赠送给他的「红卫兵」袖章。

张平化当时之所以会这样评价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造反行动，自然是有当时的中央指示精神做背景。因为，甚至连刚调到北京而成为中央常委、中央第四号领导人的陶铸，于「八・一九事件」后，他在接见湖南赴京的红卫兵代表时，也说了：挑起「八・一九」事件，是代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延春，因「怕」字当头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湖南大学同学拿了几桶浆糊到市委贴大字报是好事嘛！「八・一九」发生以后，中央认为王延春犯了严重错误⋯⋯

刚从北京返回湖南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这种态度，不仅使听到或看到这个讲话内容的广大红卫兵学生与市民们感动万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书记对下面群众表示出如此诚恳的态度，何况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呢！当然，更也深深使人们感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可真是了不得：连省委书记都说要「造反」了！这文化大革命，可真是有些「革命」的火药味了！

我当时从红卫兵的传单中看到张平化讲话全文及有关情况的内容后，也非常震动！乖乖，连省委第一书记这么大的干部都能认错作自我批评！这件事，真是不仅使人感动万分，更让人倍觉惊奇。

这个被称之为「八・一九事件」的前后仅一个星期，但却使长沙市的市民，感受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街头发生的第一次有反有覆的、而反差极大的气氛。

我们公司的机修厂是一个小厂，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职工，但也由一个叫杨金河的年轻复员军人领头，很快，几乎全由青年人组成的一支三十多人的游行队伍，也上了街头，呼喊着口号，举着自制的标语，敲锣打鼓，举着红旗，汇入了游行的潮流。我们一直走到了湖南大学，向那儿的大学生红卫兵递交了一张用红纸写成大字报形式的「声援书」，表示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待我们的红卫兵们一边激动地不停地握我们的手，一边不停地振臂高呼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气氛非常热烈。

我扛着一面红旗，又走在队伍的前排，自然很是兴奋、激动，看到自己同情的学生们，一下子就从被压制的状态中翻了过来，非常的高兴，好似自己憋在心膛里的气也全吐了出来一样。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都会将其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以局部当成了全体。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便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先锋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

但是，随着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此，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

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则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十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与农场，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年多时间，文革却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了，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第三章　学徒工成为了造反派头头

十几岁就做了单位造反组织的头头，还领着几百工人跟你一道「造反」？这事，现在听来好像是故事而不是历史！凭什么人家会相信你这个毛头小子？！凭什么老工人也会跟着你闹「造反」？

其实，开初谁想做什么「头头」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一下就成了什么「头头」。也许是应着了那句「时势造」什么的话吧！我不是什么人物，但那被形势推着走的味道，算是尝过了。另外，对被无端打成「右派」的同事的同情，则是被卷入造反浪潮的一个具体导因。

《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与长沙市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示威，终于导致了省委作出决定：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

这个结果致使红卫兵以及支持同情他们的人民群众异常高兴，连续几天不断的游行庆祝，像过节一样。游行的队伍很多都游到湖南大学校园驻地，向湖南大学的红卫兵表示祝贺，锣鼓声、鞭炮声也响个不绝。批判原市委的大字报也如春笋一般涌了出来，贴满了市委大院的外围墙。其中最令人注意的，是原市政府的一个警卫员所写的题为「奔命记」的大字报，揭露了「八・一九」大学生红卫兵涌进市委后，害怕发生长沙市「匈牙利事件」的市委要人们，是如何仓惶出逃，离开市委大院躲到乡下去的事情。这份大字报很快被印成铅字传单，广为张贴，以此表示对原市委领导人的鄙视和批判。

湖南大学的红卫兵成了不少长沙市民心目中的英雄，整个大学的红卫兵也成了相当多长沙市人崇敬的对象。然而，原已建立并由高干子弟为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却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湖南大学红卫兵的行为是「右派翻天」，改组长沙市市委，撤免市委领导人的决定是不公平的。这样，红卫兵队伍开始分化了。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以外，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以支持湖南大学红卫兵的「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己的队伍。

所谓「红五类」子弟，即其父亲是革命干部、解放军军官、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四九年前的城市贫民这五类「无产阶级阵营」的某一类成员。

在不少长沙市民们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或新奇的气氛之时，在各级党的组织负责人对时局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之际，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却突然于九月二十四日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报告的主题用词，是从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天安门对百万受检阅的红卫兵时讲话中借来的：「一小撮牛鬼蛇神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至今也弄不懂当时林彪为何讲了一段这样与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战略相违的话，也许他是为了体现同时注意两个方面的辩证法，或是就北京发生某些炮打中共中央的大字报而言。但这个方面的精神很符合党的各级领导人揣摸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概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的想法，于是，短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在下层群众中抓「右派」、抓「黑鬼」的政治运动。

长达十年的文革，实际是由一连串不同内容、不同对象的、曲折复杂的「小」政治运动组成，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大陆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从省会长沙市开始，全省在省委第一书记九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之后，工厂、机关、公社、学校等等各单位便开始了轰轰烈烈地抓「右派」、抓「黑鬼」的行动。省委第一书记在布置抓「右派」工作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用洋洋自得的口吻说：「前段是引蛇出洞，现在蛇已出洞，是打蛇的时候了！」「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名词，而且还准备套用一九五七年的作法。至于对自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大学生红卫兵所说的「请罪」、「造反」那态度，则轻描淡写的解释为是一种策略了。

省委第二书记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部署：

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

二、开展大辩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

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

四、这个运动搞三个月；

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

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顿时，风向又变过去了，仅仅相隔一个月时间，湖南大学红卫兵到市委大院去声讨的「八・一九事件」，又从「革命行动」变成了「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在那场风波中有过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以至农民，都是应抓的「右派」或「黑鬼」。

在这里，「黑鬼」一词并不是官方文件的语言，而是人们从前段批判「三家村」时的所谓「黑帮分子」一词延引过来的，它只具有民间性质。但「黑帮」一词则是官方媒体的正式用语，而对「右派」的称呼，更是这次省委书记们的报告或指示的明确定义。

成千上万的「右派」、「黑鬼」被各自所在的单位揪出来了，或被批判，或责令写检讨，以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或被企业机关等单位非法禁闭「停职反省」，甚至有的很快被投入监狱。

拥有数千工人的一家国营大电机厂，它的党委宣传部长被宣布为全省的「第一号右派」，然后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以前曾写了揭露市委领导人出逃内容「奔命记」大字报的市政府警卫员，被关进了监狱，另一位执笔者则在被批斗中自杀身亡。

每一个单位都有人表示过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支持或同情，因而每一个单位都有「右派」可抓。加上前段批「三家村」时所「抓」定的「小邓拓」「小三家村」一类的名单中的部分人，「右派」数目迅速膨胀。

各个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终于庆幸自己没有被前段「造反」的热潮弄昏头，一句「引蛇出洞」使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前段为什么会出现那局面，于是，胸有成竹，驾轻就熟地执行省委指示，在本单位大抓起「右派」来。

然而，抓「右派」却不会抓到红卫兵头上。支持、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工人、干部、农民成了「右派」，湖南大学红卫兵却安然无恙。因为中央早有指示，在《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亦有明确规定：「即使是真正右派学生，也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才能酌情处理」。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红卫兵学生拥有被赦免权。所以，即使兴高采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贴出「拥护九・二四报告」和「强烈要求惩罚」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大字报，省委、市委仍然没去动一动湖南大学红卫兵及其红卫兵盟友。

我们厂里在一、二天之内，很快贴满了大字报，带头领着人上街游行的杨金河，自然是第一个靶子。另外还有三、四个人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其中包括年已五十岁的副厂长，因为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行动；还有一个姓潘的老工人，也因上街游了行。游行中的老工人不多，在单位领导人的心目中，年轻人犯错误情有可原，但年纪大的人参加游行，则肯定动机是「不可告人」。

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支持了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再就是数落你自出生以来的每一句可以抓到毛病的话、每一件可以演绎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事。杨金河除了被扣上一大堆「反革命」罪名外，还有一条是这样批判他的：杨有次对旁人指着大街行驶的一辆「红旗」轿车说，坐一坐这种车子，那一定是很舒服的。于是，这句话这件事，被说成是杨早有「妄图夺权想当中央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因为「红旗」小轿车只有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才可以坐，杨羡慕想坐这种车子，那不是有政治野心又是什么呢？等等。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字报，不论是哪一派写的，一开始，就是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演绎批判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这种模式肯定不是文革特有的，至于起源于何时，不清楚。但现在已可以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那些被打成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定案材料」，也都是出自这样同一个辙式。

我对这突来的风暴，很有些紧张，因这次面临的大字报风暴与我在胜利摄影社那次是截然不同了。那次我在革命的进攻者队伍之中，而这次，我却是已被扣上「反革命」「右派」罪名的受攻击者的盟友了。幸好，因我是刚调来此不久，人们并不很熟悉我，况且只不过扛了扛红旗，还不是领头人，只有三十几分之一的份，没有大字报会涉及到我。但，我却很为杨金河等人担忧，因为我平时对当过解放军的人很崇敬，杨是一个从部队复员不久的青年人，为人随和热心，字写得漂亮，还有不错的口才。他长我几岁，况且是属于「师傅」之列，却对我这个学徒工从无轻视之举。所以，我极不想看到他倒霉，而是希望他能碰上瞿凯旋那样的好运，虽然大字报批判了一阵，但最后却能安然无恙。实际上果然如此，后来，在距此还不到一个月之时，中央真的又来了新的「紧急指示」，致使杨金河等人平安无事，虽然单位党组织已决定将杨金河定为了「右派分子」。

然而，在当时，一个年轻人在本来满腔热血之际，却突然遭遇能使他「下地狱」的命运打击，并且他还有口莫辩，一下子也被孤立起来，没有人再敢同他像平日一样热热闹闹的或开玩笑或互相说什么了，加上还有几位原一起商量去湖南大学搞声援的同事，也被迫写了揭发他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等等这一切，顿时使杨金河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一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将要戴着「右派」帽子、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蔑视自己、欺侮自己的「人下人」时，杨金河就深觉不寒而栗。在厂里抓「右派」运动进行高潮之际，一天，他独自一人去了城外那风景秀丽的岳麓山。

「我本想最后一次看看岳麓山的名胜，然后，跳湘江河自杀。每当我想到自己今后将会像『四类分子』一样生活，我就没有了再活下去的勇气。」杨金河后来几次对我讲了那一段令他深感恐怖的日子。

为何他却又终于没有走至绝路呢？

「是『爱晚亭』救了我，或者说是『爱晚亭』的历史唤醒了我！我想，毛主席他们当年在这里学习时，也就是像我这般年龄，区区几个青年人却敢有一种『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情和勇气。我的人生也才开始，我为何要去自己死呢？」杨金河这样反省了自己，因而也由此挽救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年，地处我们这座城市郊外的岳麓山及屹立于山腰的「爱晚亭」，不仅风景秀丽迷人，不仅因有唐代诗人所遗下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可以吸引历代文人骚客来欣赏，更由于毛泽东等人曾在年轻时常聚于此处读书、讨论、交流思想，留下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革命浪漫故事，便使这儿长时期成为了年轻人极其崇拜的精神「圣地」。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那一天，这「圣地」也就解救了杨金河这样一个正直、无辜的青年，因而，使他还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演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大学的红卫兵虽然没被划入被斗争批判的「右派」行列，但他们却并不只自顾自保，而是组织了向中央反映报告湖南省抓右派抓黑鬼运动情况的活动，甚至弄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九・二四报告」的录音，送往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抨击了这个报告及这个报告带来的整人运动。一些工厂、机关的被划入「右派」黑名单的工人、干部，在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也冒着被捕被抓的危险，一批批溜到了北京，配合大学生红卫兵，将一迭迭申诉材料送给了中央文化革命接待站。

无疑，这样大规模的整基层群众的做法，不符合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构想。显然，各省的领导人再一次误会了文化革命的意义，因而也又一次套用了一九五七年的做法。于是，很快，十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为这些被斗被批的「右派」分子平反的「紧急指示」文件。于是，一场以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高潮，迅速被掀起来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开始，主要是清算各级党政部门领导人在前段文革运动中，以「右派」、「反革命」等罪名，打击了那些反对过他们的群众与干部之错误。之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含义，则更被扩展视为官僚主义者对群众与基层干部的所有不当行为。

十月十二日，省委第一书记发表了一份检讨，宣布他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报告内容作废，并决定停止抓「右派」的斗争，而且要求给被斗的人恢复名誉，全部销毁这次整人时搞的一切材料。

这份检讨不仅作为文件传达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企业单位，而且还被红卫兵印成传单，在长沙市全城广为张贴。

对于这个突然而至的好消息，在长沙市产生的震动，在表面看，远远不及前段《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那样，令人欢欣鼓舞，除了造反的红卫兵在街头刷了无数大字报和标语，以示庆贺中央「紧急指示」的到来和声讨省委第一书记的「九・二四报告」外，再没有如潮般的游行队伍，没有红旗，没有锣鼓。而实际上，企业机关的工人、干部，对省委书记的九月报告仍心有余悸，「引蛇出洞」这句名言阴魂远未消散。因而，人们除了庆幸之外，基本不敢有什么动作。企业、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对于销毁前段整理的整人项目材料和宣布给被斗被批的人平反这些工作，一般都很勉强，有的干脆就不予销毁材料，甚至不予宣布给人平反，仅仅只是停止了整人的斗争而已。在这些党组织负责人的心目中，实际也仍认为目前恐怕又仍还是「引蛇出洞」，前段斗争大概又是时间搞早了一点而已，斗争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厂党支部书记苏中原，由二名党支部委员陪同，在他的办公室，分别召见了杨金河等人，向他们宣布了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然后说：「你的问题不再搞了」。至于被整的材料，告诉他们：「党支部会清理后销毁的」。

整个平反过程就是在党支部办公室，并没有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来予以公开宣布，虽然批斗他们时，曾动员了全厂职工上阵写大字报。

杨金河等人一方面很高兴党支部为他们平反，但心里却始终有一个阴影，因为从党支部那没有热情的平反中，他们总感到心里不踏实，害怕在某一天，又将自己投入到九月下旬那段恐怖的日子里。要知道，一旦成为了「右派分子」，那自己这一辈子就算完了，一辈子将永远像那些四类分子（从前的地主和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样低着头过日子。厂里原有二个四类分子，一直就是战战兢兢的工作和生活，文革以来，不但被勒令必须佩一个用墨写上「四类分子」的白袖章，而且每天一清早，厂里的几个厕所他们都必须在工人上班前打扫干净，他们每次外出或回家，都必须报告厂里的保卫人员，而保卫人员凭他个人的情绪好恶，则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批准或不同意。这二个四类分子，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厂里哪怕是一个小学徒工，若不高兴，就可以无缘无故臭骂他们一顿，甚至扇他几耳光，他们也只能自认倒霉，根本不敢争辩。这二个人，真是可怜得很，但谁也不敢公开对他们表示同情。杨金河多次对我说，一想到自己有可能也跌入那两个四类分子行列，心里就充满了恐怖。所以尽管已平了反，但杨金河的心情依然非常沉重。我多次安慰他，劝他乐观些，然而，他却再也没有了往日雄辩的口才，那枝能写出漂亮文章的笔也不敢再拿，唯恐惹出新麻烦。他对我说：你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就知道为什么乐观不起来。

极其年轻的我，在当时确实还体会不到那政治压迫的滋味，因我家庭出身好，自己也从未被政治上攻击过。

长沙市的工人造反运动，却在这股阴云下，悄悄地滋生和发展起来。

点燃这个火的，是北京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即著名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北航红旗」）的红卫兵，他们在省民政厅大院内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煽风点火」的机构——「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市联络站。他们与湖南大学等湖南各高等院校红卫兵一道，深入工厂机关进行宣传，将北京文化革命的最新动态向工人们传播，由于他们的组织与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因而很多所谓「小道消息」即报刊上不刊载的情况，都通过他们传了下来。这些北京红卫兵拥有特殊的背景（获得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中又有很多能说会道、气宇轩昂的干才，因而，在湖南省长沙市各单位，尤其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对他们都有几分畏怯，唯恐他们来自己单位造反。

现在人们谈及到「红卫兵」时，总将红卫兵归入造反者的行列，甚至还以为红卫兵就是造反派，造反派就是红卫兵。其实，红卫兵只有在「破四旧」时、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时，才是一致的，而一旦杀向社会卷入具体的政治观点时，红卫兵就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概念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此，所以，才会有所谓红卫兵的「第一司令部」与「第二司令部」以及「第三司令部」，这样一些并非数字序列区别而是表示政治主张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组织。在湖南省长沙市，最开始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保军」）红卫兵，由于是站在保卫省、市委的立场上，因而，以湖南大学造反学生为代表的红卫兵，则另起炉灶，在十月份成立了「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以示造反，并马上投入到批判省、市委的斗争中。随即中学里面的一些红卫兵，也竖起了与「红保军」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组织的旗帜，加入到「高司」的阵营。

在北京红卫兵和「高司」红卫兵的鼓舞与帮助下，长沙市工人中那些前段被打成「右派」的人，聚集在一起，也成立了跨行业、跨单位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大都是为了使他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工人、干部能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迫使自己单位的领导人（时被称为「当权派」，当时是一种中性名词，并无倾向性）真正销毁原来所整的所谓「右派分子」材料和公开的宣布给被错整的人平反。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发展，这些被动地被推上政治舞台的工人造反组织逐渐壮大，并慢慢成为了左右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的重要力量。

长沙市先后出现了「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国际红卫军」等工人造反组织，他们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工厂企业的青年人，早就盼望也像红卫兵那样，佩带一个红袖章到社会上去「抖一抖」，现在机会出现了。

在我们机修厂，我是第一个佩上造反派袖章的人，参加了一个自称为「国际红卫军」、以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

有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份「国际红卫军工人总部」的成立宣言，对其经过一番研究思考后，就跑到设在省总工会干校的「国际红卫军」组织那儿，要求参加。

「你当不当造反派？你造不造反？」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接待我，问。

「造⋯⋯什么反？」我有些迟疑。

「造反，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大学生慷慨激昂地向我作宣传。

「那我也造反！」我肯定的答复他。

「现在首要的造反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工人兄弟，向他们单位的当权派造反，帮助他们将那些整人的黑材料弄出来，烧毁，真正销毁，不让当权派留着秋后算账。」大学生继续说，「你敢不敢去？」

一想起我们厂里冤枉被整的杨金河那几个人，我顿时激奋起来，一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情感占据了胸膛：我愿第一个去！

我马上被接受为一名「国际红卫军」战士。

这个名为「国际」的造反组织并非真是什么国际组织，而只是几个北京与湖南的红卫兵试图让红卫兵运动冲向世界的异想天开，谁知这个天方夜谈般的主意，居然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一下子在全国各地都有人竖起了「国际红卫军」的旗帜，尤其在我们这座城市里，竟很快发展为一个拥有数万人的主要大造反组织。开初，甚至还真有两名在一家大国营工厂实习的新西兰女青年也参加了这「国际红卫军」，还让她俩跟着去造了几天反，只到后来不久中央来了文件明确指示，不能让外国人参加造反组织，「国际红卫军」负责人才将那两名新西兰女青年劝退。

我佩着「国际红卫军」红袖章大摇大摆走到了厂里，同事们都用好奇新鲜的眼光看着我，并且围着我问长问短，我则趁机将从「国际红卫兵」那个大学生处听来的道理，一一又贩给同事们听。

「过几天，我们组织会派人来，要苏书记交出整了杨金河他们的黑材料呢！」我还自感气宇轩昂并自作主张的宣布。

将党支部整的材料称为「黑材料」？还会来人要找苏书记！

同事们都很吃惊，也有的眼中露出很佩服的神色。

我一个人还不敢去找苏书记，我只首先找了杨金河和那个姓潘的老工人，劝说他们造反。有造反组织为他们撑腰，解救他们，杨、潘两人非常高兴，叫我带他们去那「国际红卫军」总部，经我介绍，他们马上也被批准加入，并马上领来了红袖章。

这一来，十来个青年工人也纷纷找到我，要求介绍他们参加，能够佩上「红袖章」，实在是当时我们年轻人追求的时髦。我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并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国际红卫军」的一个头头便委任我为我们单位小分队的负责人。实际上不用委任，厂里这些同事都已公推了我为头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还是学徒工，但因我家庭出身硬梆梆的好，又有文化（那时厂里青年人大都只是小学文化，而我是长沙市重点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尤其是他们认为我敢说敢干，所以，连杨金河都心悦诚服而恳切地推举我这个比他小六、七岁的小青年当队长。

正当我们得意扬扬，商量着如何请「国际红卫军」总部支持，拟在某天去找党支部苏书记，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出厂党支部所整杨金河等人的「黑材料」之时，厂里原负责批判杨金河等人的「项目办公室」的两个人，居然也佩着红袖章在厂里出现了。他们参加的是「工人赤卫队」，一个由市委支持指示成立的工人社会组织。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感到，如果不尽快借助社会上的造反力量，那我们将无法帮杨金河等人讨回所整他们的「黑材料」。但我去「国际红卫军」总部求援时，发现总部要实施的「抢黑材料」行动计划太多，因为每个单位挨整的「右派」都希望赶快帮助自己。看来，我们这个小厂一时还排不上号。

这时，一个青年人到厂里找了我，他建议我参加他所在的另一个工人造反组织「湘江风雷」。这个青年叫钟有新，年仅二十四岁，其貌不扬，但当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大哥。他是一家国营洗染店的漂洗工人，与我同属一个公司系统。他告诉我，他也是省委第一书记「九・二四报告」的受害者，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现在中央有指示要给这些人平反，但他那个商店党支部的负责人，丝毫没有替他平反的意思，还威胁他「不要乱说乱动」。他便揭竿而起，在一个姓朱的大学生红卫兵的帮助下，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湘江风雷」造反组织，并成功地在几个商店内建立了五个人组成的小支队。而且，他接受那个大学生红卫兵的忠告，决定将全公司被打成「右派」「黑鬼」的人和造反观点的人，都统一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那朱姓大学生告诉他说，然后再集中力量，向本单位当权派们索讨「黑材料」。

那个姓朱的大学生红卫兵，后来成为了中央指定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之一，曾一度也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名人。可是，他虽然在组织造反队伍一事上帮助启发了钟有新，然而，遗憾的是，在那个文革阶段中，他最终却没能在自己所在的大学高校范围内，在自己的同学中间，建立与发展起自己的强大组织力量，团结大多数大学生，而始终只能在学校内做一个造反的少数派红卫兵「司令」。由此也可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确存在有很大的差距。自己懂了并还能以此教育他人的道理，有时，自己却并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做到它，实行它。

我当即接受了钟有新的建议，决定改而参加他领导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并表示接受他的领导。钟则建议「红色支队」应由我来当队长，因为我的父亲是众所周知的中共老党员，而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小商人，说由我当队长，对外更容易吸收人员参加，「红色支队」也不怕别人抓辫子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组织」。但我说服了他，因为，他的魄力、见识、办事能力显而易见地比我强多了。我同意担任支队的唯一的副队长，并组成了一个有五名成员的支队委员会：一个理发店的小伙子小罗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一个旅社的青年工人小李担任宣传委员，另外一家冷饮店的一个姓易的老工人，则被钟有新任命为支队的组织委员，因为老易不仅热情高干劲大，而且对全公司的人员情况略知一二，有利于我们组织的发展。

我与钟有新一块努力，很快在全公司每个基层单位都建立了「湘江风雷」的小分队，统一由「红色支队」领导，不到一个月，便已拥有一百多名成员，并在一个洗染店的楼上设立了专业性的支队办公室。我们厂的「国际红卫军」小分队便改组为「湘江风雷」的小分队，我请杨金河与另一个青工侯川江分任正副队长。

一个仅仅十七岁的小青年，还是一个小徒工，偏偏就有人相信你，拥护你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耐，而实在是当时文革的特殊形势所造就。当时那些领导上万人的红卫兵司令们，大都也就十八、九岁，或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和大学生。

此时，社会上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向各单位领导用强硬手段索取「黑材料」的事，便时有发生。

经过我们一番秘密策划，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钟有新和我带领公司「湘江风雷」各小分队共一百多人，分别冲进公司下属一些单位党支部办公室，一下子将所有办公室内的桌、柜、屉统统用盖有「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的封条贴死，并宣布：如果这些党支部不派专人与我们红色支队协商，共同清理、销毁和退还各类「黑材料」，那么谁也不准打开抽屉、柜子，否则，我们将采取现在不透露内容的「革命行动」！当时，「造反」之火已渐成燎原之势。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朝，批判「走资派」如何镇压革命群众的文章大字报，一篇接一篇。报刊上、电台中和中央文件里，虽然始终只批判「一小撮走资派」，但，它所列的那些「走资派」特征，在基层群众看来，在造反派看来，却几乎是全部「当权派」的特征，因而由中性的「当权派」变为贬义的「走资派」，并不隔着万重大山，相反是轻而易举。故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虽然从组织上依然大权在握，但在精神、舆论上却已开始垮了。因为，他们实在搞不清这文化大革命到底将会如何发展下去。

因此，我们薄薄的一张纸封条，竟可以封住了原来据有无上权威与权力的党支部办公室的桌、柜、屉，真的谁也不敢动。

胜利摄影社党支部的办公室当晚也被我们封了。当我带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人去时，睡在办公室的康国珊书记非常吃惊，尤其看到我是这次行动的领导人时，更觉得困惑。我想，他一定想不通，一个他本着意信任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为何几个月之后，竟然造起他的「反」来了。

我见了康书记，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他曾是我的好领导，虽然，我对他整瞿凯旋等人是颇感不平的。开始，我想回避他，让支队其他人去与他周旋。但一般成员却唬不住有着多年政工经验的康国珊，大概也是康见我这个当头头的，原本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小青年，因而对我们要封办公室的行动拒不买账，相反，还略带威胁地说：「你们好好的冷静想一想，你们要封的办公室，是什么办公室？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办公室！这样的行动将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后果！？」

几名造反队员来到在办公室外等候的我的跟前，向我诉说了里面的窘境。我一听，火了。立马冲到办公室，冲到康国珊面前，说：「康书记，销毁黑材料，这可是中央的指示呀！你莫阻挡我们的革命行动为好！」

「中央没有指示直接到我这里来，我只能遵循组织原则，公司党委和商业局党委没来指示前，我不能销毁任何材料！」康国珊并不示弱地回答。

「党中央的指示，走资派不执行，那是当然咯！所以我们才造反，我们来执行！」我说话的声音故意大起来，以图气势上占便宜。

但康国珊仍不买账，坚持我们无权封他的办公室。

我见此，便拿出杀手锏，指着康国珊第一次直呼其名大声吼道：「康国珊，你莫嚣张！你在『胜利』整甘可旺、瞿凯旋的老帐，整了那么多人的欠账，我还冒（没有）同你算，你今天若是还这样搞，明天我就把我们红色支队的人，还有一批大学红卫兵，都带来！彻底跟你算一算，看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有几时！」

康国珊本来皮肤白皙的脸，剎时惨白。数百的人涌到他治下的单位来，他能受得了吗？终于，他退让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大印盖下的封条，牢牢地封住了他办公室的每一个抽屉、柜子。

各个党支部都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司党委，祈望公司党委给予指示。但党委除了向上级局党委请示外，并无任何办法。

钟有新与我商量，认为不向公司党委「开炮」，下面各单位党支部便不会有主动为「右派」们平反的动作。于是，我们几个人找到公司党委会，扬言如果公司不下令让各单位党支部给被整为「右派」的人平反，我们就要封掉公司的各个办公室。公司党委书记章忠全，一个南下老干部，却平静地说：「你们封就封吧！如何开展平反工作，我们作不了主，上面还没有具体指示。」

章忠全书记的话，激怒了我们。第二天，我们带了「红色支队」所有能来的的人，涌进公司机关，除了业务科室外，将所有的办公室的桌柜一股脑全封了，迫使全公司机关党政工作停摆。

对此，机关干部们不论他们心存何种想法，在行动上却一律听任我们「封」。而且几十名机关干部还趁机成立了一个「东方战斗队」，刷出大字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干部中，有三名也是「九・二四报告」后被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

同时，我们在公司机关内外都刷满了大字报标语，其中有第一次写上的「打倒我司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章忠全！」的横幅大标语。

打倒党委书记！公司上上下下都震动了。不仅公司机关干部，而且下面单位的干部、群众都跑来观看这些大字报、标语，看一看我们这些被视为「吃了豹子胆」的青年人。

我的父亲也慌了。他当时在我们公司机关做一名勤杂工（一个中共老党员为何只当了个勤杂工，这事后面再说），他马上找到我的支队办公室，要我退出「湘江风雷」，不愿在这商业公司工作，可以回家，或再想办法调到其他单位去。他的看法是：你这不是反对共产党吗？！写大字报打倒党委书记，把下面党支部的办公室用封条封了，还骂了康书记，这还了得！文化大革命再怎么搞，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呀！你带头反对共产党，那不会变成反革命？！

我用中央两报一刊的话反驳和说服父亲，他怔怔地似懂非懂，父亲只有初小都不足的文化，他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起，就习惯了别人指挥他干这干那，他反正认准了，照党的领导人的话去干就是对的，至于其中有什么道理，他不大搞得很清楚。他坚决不允许我「造反」而反对公司党委，但当我说这是党中央号召我干的，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他却又不知该怎么说我了。但他最后拿出了父亲的权威，用硬梆梆的口吻对我说：「不管你讲什么道理，我反正不准你去反对公司党委！」

果然，他跑到公司机关，一口气将几间办公室上贴的封条，全部扯下、撕掉，并且还与我们「红色支队」的人闹了起来，幸亏钟有新认识他，才不致于被红色支队的造反派群众当作「保皇派」而打了起来。当我闻讯跑去时，父亲怒气还未消，我也火了，冲上去对父亲说：「你这样做，是甘心做一个资产阶级保皇派吧！」

当时不论中央报刊，还是红卫兵的大字报传单，都将保护「走资派」的势力称之为「保皇派」，而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后，中央与地方媒体奉中央指示则不再使用「保皇派」这个称呼，而改称为「保守派」。记得是有某位中央领导人发了话：不要再说什么「保皇派」了！保皇，现在哪有什么皇帝呀？人家无非是观点保守一点，跟不上文革形势而已吧。因而，从那时起，「保皇派」一词便悄悄在媒体与造反派的大字报传单中消失，而换成为称「保守派」了。不过，不论是指为「保皇派」还是称其为「保守派」，对造反派来说，这在十年文革中，其含义都是同样的意思。

「我就是保皇派！不准你们这些人造反！」父亲一边吼一边冲过来要打我，钟有新等人连忙劝住他，把我拉走。后来，不知钟有新同我父亲讲了些什么，竟然使我父亲能平静下来。

以后，父亲见我们「封」公司办公室的事，没有哪级党委和部门追究，并且党委书记却反而对我表现出罕见的谦恭，况且，又见社会上外单位为抢「黑材料」的事比比皆是时，他便不再作声了。只是，有一天，当我们在支队办公室商量如何斗争批判公司党委书记时，他又来找了我，把我叫到门外悄悄地说：「小毛，章书记、江书记他们都是好人，就算做错了一点事，他们也不是走资派，你千万莫冤枉了人家」。

「小毛」是我的乳名。「江书记」即公司党委副书记江山，一个长沙市土生土长的干部。

我说，我知道的，只要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的。

父亲听罢，有些欢喜了。他从大的形势上，似乎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恰恰是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不仅没有成为「反革命分子」，反而一下子从一个学徒工而成为全公司近三千名职工与干部注目的人物，成为了一个能「一呼千应」的「领导」，这一切不仅驱散了压在他心中的恶梦，而且使他也有些高兴起来。

一迭迭将普通群众、干部打成「小邓拓」和「右派」的所谓「黑材料」，在我们的猛烈压力与整个社会造反形势高涨的敦促下，公司政治处和各单位党支部终于被迫将其交了出来，分别召集大会，公开当众予以烧毁。

对此，不仅那些因莫名其妙的一些言论、文字便被打成了「小邓拓」「小吴」的人，那些因支持过湖南大学红卫兵八・一九行动而被打成「右派」的人都非常高兴，而且，使整个公司的干部群众都非常关注了。他们觉得很新奇也很意外：一贯是神圣不可侵犯、威严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居然被我们这些年轻人「镇住了」，从来就不敢说也不敢想，说在共产党领导下还会「出现冤枉人的事」，居然也由我们说出来并敢这样轰轰烈烈地逼迫党委予以纠正了。这一切，使人们都一下子对我们肃然起敬或起惧了。一批又一批的老工人公开的找到我们「红色支队」或下面「小分队」办公室，诉说他们曾经有过的、或感觉上心理上存在的冤屈，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讨回公道。一个老工人声泪俱下告诉我，由于他为一件小事曾与单位经理吵了架，结果，那位经理兼党支部副书记竟然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要将他打成「坏分子」，幸好那次运动历时短暂，没有斗坏分子的任务，他才幸免，但在一九六二年动员一部分职工离开城市下乡去当农民时，他的妻子则在他们夫妻自己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被强辞工作，列入到「退职下乡」的名单上，致使他妻子至今没有工作，家庭生活困难至极，全家五口人没有一件衣不打补丁。还有几个老工人向我控诉，他们因为平时打牌、喝茶等娱乐较为密切，他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看不顺眼，则在职工大会上严厉指责为「组织小集团」，扬言要叫公安局的人来侦查，结果，吓得他们数月战战兢兢。诸如此类的内容很多很多，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的十七年中，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无疑在工作方法或工作动机上，会有不少的失误，或的确就是错误，由于体制的原因，那些由此而遭受某种不同程度伤害的普通群众，或只是自我感觉到由此而心理受到伤害的群众，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申诉与发泄不满的环境和渠道，而只能长期压抑在心里，现在有了文化大革命，有了「造反有理」这个大气候好机会，终于，十七年中积集下来的怨气，一下子喷了出来。只要是批判「当权派」，是造「当权派」的反，相当多的群众此时便天然地站到了造反派的一边，即便自己不敢出面参加，从心底却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

我顿时成了一个受崇敬的人，许多是属于我的父辈的老工人，都对我表示出种种亲切感，也非常的尊敬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商店去参加那儿由十几个老工人组织的会议，我一进会议室，他们竟「刷」的一下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鼓掌欢迎我，使我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当他们就如何发动全体职工群众以图举行一个批判他们单位党支部书记的大会的问题，在做法策略上有分歧时，便请我为他们「作出指导」，在我谈了自己支持他们中某一方案的意见后，原持有其他方案的人，马上声明放弃原有方案，而全力服从我表示赞成的方案。看到这种局面，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我始终并不以为自己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只是愿意认真干点事而已，所以，每当处于这种受人崇敬，尤其受父辈般的老工人的崇敬时，在得意之余，也没有忘记「时势造英雄」那句千古名言。

烧毁那些「黑材料」的行动，一九六六年底是第一次，我以为从此再不会有无缘无故整人为「右派」「反革命」而置人于死地的作法了。岂不知这是我大错特错了！在这以后的十年当中，整人的所谓「黑材料」顽强得很，烧一次，又整一次，又再烧一次，却又再整一次⋯⋯弄了好多次，直到如今还塞满了很多人的档案袋，有的竟厚达近尺。可见，尽管是令人早熟的年代，十七岁的人，毕竟还是很幼稚的。

不过，第一次烧毁「黑材料」的「壮举」，一下子提高了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威望，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初，我们支队已拥有近千名成员了，支队办公室配备了扩音器、高音喇叭、油印机等宣传设备，还弄了几辆当时还非常贵重的自行车，作支队委的交通工具。当然，这一切全是逼迫公司党委书记签字批钱买来的。我刚参加支队时，还是利用业余时间来活动，而现在，我们五个「支队委员」则全部是「职业造反派」了。由红色支队写一个「借调令」，盖上大印，交到我们厂里党支部苏书记手中，我便不用再去厂里上班，而一心一意来造反了。而由一个自行组织起来的群众团体开具的这种「调令」，居然也有了一种行政效力，各单位管理部门也予以了默默认可，这真应了恩格斯与列宁都说过说的那句名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

与此同时，公司系统先后还成立了几个造反组织。在当时社会上有多少造反组织，各厂矿、公司、机关甚至学校里，就会有多少他们的分部。一个单位的群众，全部参加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事，是没有的，多多少少总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名称的组织同时共存。我们公司除了「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外，第二大的组织就是「东方红总部」的分部，其亦拥有几百名成员。我们公司机关及各单位办公室的一些干部，则是竖起「市级机关干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分部的旗号。我们这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经过一番协商后，又在公司系统内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联合协议中注明：几个组织在本公司内部都隶属于这「联合指挥部」，服从统一指挥；但若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则不受「联合指挥部」的约束，而各自听从各自组织的调遣。钟有新被推举为公司「联合指挥部」的主任，因为我们「红色支队」不仅势力最大，而且是最先揭竿造反的组织，颇受其他组织的尊重。我亦成了「联合指挥部」一名「常委」。那个时候，所有的造反组织仿照中央领导机构的模式，都设有一个「常委会」的机构，也许是觉得「常委会」，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吧。

第四章　我们是初次较量的胜利者

文革，从字面上说应是有关文化的事，可是后来怎么却变成了什么「造反」？又还有什么两派斗争、夺权什么的。而且，搞来搞去，那文革似乎还变成了一场大戏，文的、武的、闹的、打的都演出来了。而一旦卷入两派争锋，人就像吃上了什么药，痴迷得难以退出。

这一切，对不曾经历过文革而隔着时空的人们，也许会产生很多迷惑与不解。

一九六六年十一、十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是有组织的造反派们的第一次「蜜月」时期。

由于当时「中央文革」对全国造反派的扶持，中央报刊、电台等舆论机构（主要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赞扬，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湖南省与长沙市标榜「造反」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除了「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革命工人造反军」、「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旗军」、「青年近卫军」等几个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大组织外，还有几百个人数只有几百人、甚至几十个人的小「造反」组织也应运而行。

省委受到了造反派的猛烈攻击，省委书记们也受到造反派的不断围攻。市委则几近瘫痪，市委大院一片狼藉，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市委各办公室穿来穿去，而无人问津。而「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一个「南下兵团」，将一批「质问刘少奇」「向刘少奇开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了大街上，则像爆了一颗原子弹，使「炮轰省委」的造反行动推上一个高潮。省委机关已不再有清静的气氛与几近森严的权威，从此陷入了造反派们的包围之中。

但，最开始建立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却不赞同炮打省委，不赞成造反，相反，他们刷出了「保卫省委、市委！」「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标语和大字报，并组织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八・一九」事件中临时组成的工人赤卫队，也串连统一组成了指挥部，站到「红色政权保卫军」的立场上，接着长沙市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又建立了「红色政权保卫军工人总部」，各工厂企业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其他原被视为「政治积极分子」的人们，几乎都成为了「工人赤卫队」或「红色政权保卫军」的骨干力量。数万名复员转业军人还组成了「八一兵团」，一批妇女则单独建立了「三八红色娘子军」，他们都一致站到了以「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的保卫省、市委的阵营。保卫省、市委的战线很快组成，并与造反派展开了唇枪舌剑和大字报大标语的斗争。

在文革最初阶段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在组织人员的构成上是各具非常各具鲜明特征的。

造反组织一般是由家庭出身「没有问题」（即其父母亲也是所谓「红五类」），并且本人在前段抓「小邓拓」和抓「右派」运动中挨了整的人，担任主要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其一，是为了使自己的组织不被上上下下误视为有非革命的「阶级异已势力」嫌疑；其二，觉得自己被冤枉而挨过整的人，其「造反精神」就会强硬些。因此，造反组织的成员中，自然会有很多是前段的「小邓拓」和「右派」分子。但是家庭出身好否，本人是否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是否党、团员，都再不会妨碍一个人成为她的一般成员或一般头头，造反组织欢迎一切拥护造反观点的人参加，而不再论其家庭成份如何了。当然，为了不致被对立派别抓到攻击的口实，那些曾经有过刑事罪案记录的人，一般则被造反派们予以拒绝。

当然，新中国十七年中，凡受到了冤屈，或自认为自己受到了冤屈的人，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九年被整成「右倾」的人，等等，那时都是支持造反的。因为，造反派们提出的「批判（包括解放后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一些有所谓「摘帽右派」即原来是「右派」后来给摘了帽的人，还积极参加过各种造反组织，《湖南日报》社一批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人，甚至还组织在一起，出报纸出专刊，要求为他们的问题平反，其根据就是他们被「走资派」迫害了，其力量来源则是当时的造反形势之热潮。还有不少自认为过去是受到了冤屈而挨过各种惩处的老干部，单独成了他们的组织，如「反对打击一大片湘江战团」，也积极参加造反活动。甚至，还有一个全部由一支原中共地下武装人员组成的组织，叫「湘中纠察总队」，也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原因是，他们这支在解放前原本就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纠察总队」的队伍，在新中国建立后，上面却不承认其是共产党的武装，而被认为是土匪部队，除了承认几个负责人的党籍外，几百人的部队被勒令解散。对此，他们当然很是不满，并归罪于解放初时的省委领导人；文革造反风云一起，这些曾经为中共事业出生入死过的人们，便也开始造反，要求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他们的造反成功了，文革结束后，他们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湘中纠察总队」被确认为是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

从城市下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则是天然的造反者。文革前，便已经有大批的中学毕业生下放到了农村，在那个广阔天地中劳动与生活。但，对于下乡，应该说，除极少数理想主义青年外，绝大多数学生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及他们的家长，对于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安置到一个陌生而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显然都不会诚心同意。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压力及种种其他原因，这些中学毕业生只好当了「知识青年」。但是，人在乡下，他们的心却始终在城里。所以，文革造反浪潮掀起后，知识青年们便几乎全部迅速趁机返回到城市，并且，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如「湖南红一线革命造反司令部」，或者成批地参加社会上的造反组织，如「湘江风雷山鹰战团」。知识青年的组织，无一例外，全是造反派，因为，不造反，当时他们怎么可能解决他们的回城问题呢？

保守组织在其成员的构成上，则基本上是自认为具有先天优越的那部分人，如：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政治积极分子、劳动模范等等。一切原来一个单位或整个社会的骨干力量，大部分都自然地进入了保守组织的行列。吸收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参加，有一段时间甚至是不允许的。他们具有很好的纪律，但却缺乏政治上的远见，而「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常常压倒了其与人处世的同情心，一大批自己周围的同事、同志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严酷事实，并未能震动他们。相反，他们始终傲视造反的群众，视其为「牛鬼蛇神」。所以，每次集会，每一轮新刷的标语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始终是保守派高呼的一曲主旋律。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后来保守派组织的人员构成也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政治上的目标都出现了转变。但，很奇怪，谁一当保守派，或原是造反派，后来倾向稳定希图维持某一阶段现状时，他们就会对呼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有了极高的热忱。

一九六六年底，造反与保守两派的较量主要还停留在「口诛笔伐」阶段：互相组织力量游行集会，一方「炮轰省委！」另一方就「坚决保卫省委！」一方说省委书记是「走资派」，另一方就高呼省委书记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一方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则喊「坚决镇压反革命！」针锋相对，火药味很浓。互相对立的大字报、标语大战，则天天发生，有时甚至是你贴好标语大字报刚离脚，就被另一派的人用相反观点的大字报覆盖在上面。

但拳脚相交的武斗，在两派互相辩论或两支不同观点游行队伍相遇时，也开始出现了，不过这种武斗比起以后真刀真枪大炮坦克齐上阵的武斗，那还是「小儿科」。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

社会上两派力量较量的结果如何，显著地影响了造反派在各自单位的造反威望。所以，没有一个单位的造反派不卷入社会上两派斗争。

我们「湘江风雷红色支队」，也无例外地参加了由「湘江风雷」总部举行的各种集会、游行与标语大战。而且，在支队办公室靠马路的窗台上，还安置了一个高音喇叭，由自愿参加我们支队的两个中学生每天广播攻击省委，抨击保守组织的传单、大字报，然后，轮番播放毛泽东主席关于「造反有理」语录歌的唱片。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夕，两派斗争达到了高潮。

在省委机关内刷批判省委的大字报的造反派人员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发生了冲突，很快冲突演变成武斗，双方都有人被拳打脚踢弄伤。获得信息的双方的总部，马上增调了自己的援军。事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长沙市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的头头们，都将这场省委机关大院内的冲突，看成了决一雌雄的契机。于是数万两派各组织的人员，被召到省委机关大院内，一场大规模的文革前期的以拳脚、石块为武器的武斗，就展开了。

湘江风雷总部通知我们红色支队派出人员，前往省委机关内助战。电话是夜晚来的，钟队长回家去了，支队办公室只有我及三个青年正在抄写大字报。我考虑晚上到各基层单位去调人，恐怕没什么结果，我们公司不是人员集中日夜三班倒的工厂，没有哪个商店夜晚会有人上班。于是，我决定先去省委看一看。

我们四个人骑着自行车，一进入公园似的省委大院内，只见黑压压的到处都是造反派的人。几个执行纠察任务的造反派拦住了我们，用手电筒灯照了照我臂佩的「湘江风雷」字样的红袖章，说了声：「噢，造反的。」就客气地让我们进入纠察线内。

几幢办公大楼灯火通明，「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工人赤卫队」的红旗从几个窗口中伸出来，很多人影则在窗内灯光下晃动，并且不时有石块、痰盂等从窗口抛下来。

旁边一些人告诉我：「保字号」（那时，造反派管叫保守派为「保字号」），全被围在大楼里了。

果然，几幢大楼外全是竖着造反组织的红旗，成千上万名臂佩造反组织袖章的男男女女，尤以青年人为多，围住那几幢大楼，不停地喊着、骂着，有时则捡起一块石头朝大楼的窗口掷去。七、八辆架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不停地播放毛泽东著名的一首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列地行动⋯⋯」有的则在起劲地播读敦促「红色政权保卫军」从省委大院「滚出去！」的最后通牒。

此时力量的对比，显然造反派占压倒优势。其实，当时长沙市两派按人数计，保守组织的人数在开始时是超过造反组织的，但每逢这种交锋、冲突，造反派往往容易占上风，因为造反派中青年人多，活跃分子多，容易召之即来。

有一幢大楼的门被冲开，一股人流迅速涌了进去，我们几个人赶过去，也随着进了大楼。一进大楼，我们几个伙伴便冲散了，我一个人则蒙蒙憧憧直朝楼上冲去。我上到三楼大厅时，发现十来个「红色政权保卫军」袖章的人，手握椅子、木板、痰盂等，倚靠一扇墙，虎视耽耽望着我。

当时我觉得无论是谁，搞武斗总是违反党中央《十六条》规定的，虽然，大家观点不同，毕竟还都是「阶级兄弟」，何必要流血呢？

于是，我站住对他们喊：「喂，你们为何还不走？！你们一走，大家就都没有事了。」

「你们围住我们，怎么走！」对方一个穿旧黄军衣的人怒气冲冲说。

我左右一看，一层楼就一个楼梯口，不从我这站立的楼梯口下去，除非跳窗，否则确实没有路可走。

「我们协商协商吧？」我一时没想出主意，随口说。

「怎么个协商法啰？」对方又有人喊。

但此刻，不等我答话，楼梯上又上来几个青年，一看到大厅对面的「红色政权保卫军」人员，即刻朝楼下大喊：「快来人呀！这里有老保！」

顿时涌上来数十人，有的还拿着断了腿的椅子，握着石块。

我连忙朝他们说：「请大家静一静，我正在同他们谈判。」

「谈个屁，打！」有人喊。

「叫他们投降！」有的则高呼。

没有人认真听我的讲话，只有一片激昂的喧哗。不知是哪一方的石块先挥出了手，剎时，大厅里就是「乒乒乓乓」的石块、瓶子、痰盂、花盆等物的交战。我当时一下子不知怎么想的，突然掏出口袋里的红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本，冲到大厅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不停在旋转并高喊：「用文斗，不要武斗！请大家冷静⋯⋯」喊了不到两声，一个大概是搪瓷痰盂之类的东西朝我飞来，只见眼前金星一冒，就摔倒在地板上，人事不知。

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正待启动的救护车上，一个同样佩着袖章的白衣女护士，正在为我在头上涂药包纱布，她告诉我，是我的左耳根被打裂，流了不少血，需要到医院去缝针。

一个有着淡淡小胡子，佩着同是造反组织的「青年近卫军」红袖章的青年则站在救护车边，微笑着对我说：「你真有蛮蠢！那时候了，还喊什么文斗武斗的。」

我本欲说什么，女护士却告诉，是这个青年人将我从楼上背下来的。于是，我顿时只有了感激之情，可惜，我没有看清楚他的模样，救护车启动了。

省人民医院中由于造反派占优势，省委机关大院武斗中受伤的人就都被送来了这里。于是，这儿不仅成了「造反医院」，也简直成了一个「战时医院」。

我在这个医院躺了一个星期。

长沙市的保守派方面自从在省委机关大院的武斗中失利后，他们便从社会上逐步丧失了阵地。借着武斗「胜利」余威的造反派，扫荡了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特设的宣传栏，撕下保守派所贴的一切大字报、标语，并且换上自己一派的。一些上街试图张贴大字报的保守组织人员，还没等他们贴上几张，顷刻就会被造反派的青年人围住，以辱骂开始，而却会以踢翻浆糊桶、墨汁瓶，抢走纸笔，甚至拳打脚踢，致使保守组织人员落荒而逃告结束。这样，几天之内，街头的大字报舆论基本是清一色的造反派观点了，特别是进入一九六七年元旦，《人民日报》与《红旗》联合发了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猛烈的斗争」「彻底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使造反派大受鼓舞。而保守组织则精神大挫，因为一顶「保皇派」或「保守派」的帽子，原本是他们颇以为荣的骄傲，所以，开口闭口就是「老子就是要保！」「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你这狗崽子休想翻天！！」而如今，党中央却号召向「党内走资派」进攻、造反，使他们不知所措，理论上想要坚持的东西，在大势所趋中，也变得软酸酸的了。尽管「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的头头们，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后，调整了他们的斗争口号，也刷出了一批「打倒省委内的走资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标语，但，这些早已人所皆知并不新鲜的口号，从他们口中喊出已太迟了，帮不了他们多大忙。造反派已经在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们了，在东风广场的数万人批斗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逼戴上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弯腰静听一个个造反派对他「九・二四报告」及其后果的控诉和抨击。文化革命的形势迅速朝有利于造反派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造反派。因见党中央的声音都是支持造反的，而造反派势力也越来越大，各单位的党组织领导人、「当权派」都开始对其唯唯诺诺了，同时，很多本无所谓造反不造反的人也都随了潮流，佩上了造反派的红袖章。

在理论上、实力上、精神上，都已没有了优越感的保守派组织，并且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

一月十六日，党中央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员文章，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在这篇评论中，正式点名并指责说「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并说它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的御用工具」。随后，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赴京群众组织人员的大会讲话中，点名指责了一些红卫兵组织，说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其中包括了北京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还有就是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

这等于是两颗重镑炸弹！

「红色政权保卫军」及其盟友「八一兵团」「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的人员，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士气一落千丈。

造反派从电台广播和报纸上听到读到《红旗》评论文章，则无比欢欣高兴。拥护、庆祝《红旗》评论员文章发表和「摧垮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标语口号，一下子刷满了全长沙市大街小巷。一月十七日下午，长沙市各大造反组织联合行动，数千造反派人员一举将驻在省政协大楼内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查封，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作人员驱散，全部物资都被各造反派组织抄去，「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军旗、印鉴，不是当场被扯碎、砍烂，就是被人当作战利品带走了。几辆宣传车同时广播了由各大造反组织联名的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立即解散的「通牒」。对此，没有哪个保守组织的人出来反对，也没有人出来申辩。而只有造反派人员的欢呼声。

随后几天，「八一兵团」、「赤卫队」等保守组织也相继被造反派查抄、摧垮，大势所趋，没有人能反抗，没有人会反抗。

文化大革命是出出长达十年的「戏剧」，这个戏剧在社会底层的演员队伍基本变动并不大，但不同的形势气候，演员们却会自然地扮演胜利者或失败者的角色。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都是这样。今天你是胜利者，你会感到周围的人都是赞同你拥护你的。明天，你成了失败者，你又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反对或不利于你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作为个人，在历史的波浪中，真是渺小得很，可怜得很，真正起作用的，是那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外在表现的所谓「形势」。

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长沙市的保守组织势力全部分崩离析，基本垮台。长沙市是省会，而省会作为政治中心，是影响领导全省的。因而全湖南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及其一派的所有组织，均先后被一一摧垮。

造反组织则迅速发展、壮大、膨胀起来。最大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社会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全称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竟然一下子在全省拥有了百万之众，不仅工矿企业，还伸展到了机关、学校，甚至连街道居民，也有「湘江风雷」小分队的组织。

「湘江风雷」的一号人物叶卫东（文革前的名字叫叶冬初），是一名时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学教师，他的本职原来是面对课堂上几十个稚嫩的中学生，然而，文革风浪在几个月中，就将他推上了面对数千数万的群众而能施展他演讲才华的宏壮舞台。打垮「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有一天，他甚至面对麦克风主持召开了一个全省造反组织负责人的电话会议，他的讲话声迅速传至了湖南省的每个角落。

文革之后，有次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去当一个风云人物，他倒是经常做当一名优秀教师因而桃李满天下的美梦。然而，学校党总支在文革之初，将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这样，使他这一辈子再难圆那桃李甜梦，却将他那屡遭苦难的名字，嵌入了湖南省的文革史志显眼的位置中。——如果今后真有这么一部史志的话。

造反派胜利了，我们高兴得很，真有点那个所谓「盛大的节日」来临了的味道。

按照党中央宣布的战略部署，下一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

大权一夺，造反派们心想，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定很快就会结束，会以革命造反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谁知，我们却是太天真、太幼稚、太无知了！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并不是什么胜利和结束，而是长达十多年的无休止斗争及苦难。文革只进行了十年，对很多造反派分子来说，却是十几年，因为，「四人帮」被打倒后，他们的苦难却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我们公司各单位前段也都分别建立有「红色政权保卫军」或「赤卫队」、「八一兵团」的分队组织，我所在的机修厂有三十来个人，在党支部暗中支持下，也搞了一个「赤卫队」分队组织，队员大都是原来厂里政治部门的干部或政治积极分子，推了一个文化不高却敢于说话的锅炉工人当队长。厂里的「湘江风雷」小分队和「东方红总部」小分队造反派的人同他们偶尔有些小辩论，或在大字报上用笔墨斗一斗。一方面，无论是写还是讲，他们都不是杨金河等人的对手；另一方面，双方主要关注的还都是社会上两派的较量，因而在厂内表面还算相安无事。省委机关那场武斗，我去了，以支持我们造反派。他们暗中也派了三个人去了，支持他们的「赤卫队」，只是我们没有碰面罢了。那个时候，双方都认识到本单位政治势力较量的胜负如何，绝对是要靠社会上两派势力较量的结果来决定。因而，我们双方在单位内，基本还没有大的冲突。

当「红色政权保卫军」一垮台，我们厂里「赤卫队」的人马上慌了，不待我们行动，他们的队长已签名写了一张「退出工人赤卫队」的大字报声明。但他们的组织却仍存在，只是改了个名叫「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杨金河和侯川江等人到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办公室找到我，向我讲述了这个情况。对厂里「赤卫队」组织中的几个人，我们本已有看法，尤其杨金河更有积怨，因为那几个人自文革以来，不是抓「小邓拓」运动的骨干，就是九月抓「右派」的积极分子。本来，搞政治运动是由党组织指挥布置的，参加者并无个人责任。但在那些运动中，那几个人对杨金河等讲有太多不实之词，急欲将人置于死地的心态很明显，而在中央下紧急指示要为「小邓拓」、「右派分子」平反后，这几个人却从未因此而向被他们整过的人道歉赔不是。所以，杨金河等人心中是有气的。我很同情杨金河的遭遇，当然看不惯那几个人。现在，保守组织都垮了，他们居然还不解散，我自然不能容忍。

我以「湘江风雷红色支队」名义，写了一个「勒令」，由杨金河他们抄成大字报，贴到了厂里宣传栏上。「勒令」原「工人赤卫队」组织立即解散，将赤卫队组织的公章、旗帜、袖章等物资统统缴出来，并将原「赤卫队」办公室腾出来，均移交给厂里由「湘江风雷」和「东方红总部」组织的「造反联合办公室」，其头目必须公开写出检讨（我们不知他们真正的头头是谁），并且，不准改头换面，继续成建制的保持他们的组织等等，并威胁，如果不照办，我们将如何如何，要对他们采取「革命运动」云云。

第二天，「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便贴出大字报声明，宣告自动解散。杨金河等人顺利地接管了原赤卫队占用的办公室和他们的公章、旗帜等。那个锅炉工人身份的原「工人赤卫队」分队长，也贴出一张题为「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的大字报，承认他们「站错了队」，另外二名政工人员身份的队员，也贴出了题为「反戈一击」的大字报，声明自己过去是「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蒙蔽」，表示「今后一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等等。

对此，我心里满意了，杨金河也很高兴，他说：只要他们表一表这样的态，我也就没有气了，也不再恨他们了，过去的事，我不再想了。

但是，远比我们成熟、富有政治运动经验的他们，却并没有忘记我们，没有忘记杨金河这个「右派」。以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不过，当时凭一张大字报，就能促使一些比我们年长，并且有着党员、甚至党支部委员身份的人，不得不向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人作检讨，可见，那阵造反的气势有多大的威力。

随着造反派们的得势，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越来越多。一则是因为他们看到造反派受到了中央的赞扬与支持，二则是在那个天天都在喊着「造反」口号、唱着「造反有理」歌的疯狂年月，很少有人能做一个不问世事的陶渊明的，你总得加入一个什么组织才会安心，而现在「红色政权保卫军」与「工人赤卫队」都已垮台，当然只有参加造反派组织才放心。

我们公司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成员也猛增，从一百多人发展到近千名群众，占了全公司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当时全公司造反组织中力量最大。钟队长自然高兴得很，自己的组织人多势众，他在公司的地位无疑也就更有权威。看他在公司机关用不容谈判的口气，同公司党委的书记们说话，我就能感受到他那份得意劲。想想也正常，以往一个终日只在生产车间劳作的漂染工人，一个原没有几个人能知道他姓甚名谁的年轻工人，凭借造反的东风，竟然一下子成为了全公司说话最有份量的权威人物，你让他如何能不骄傲不得意？我自己尽管尚幼稚，但那份高兴，无疑是明显的挂在了自己的脸上，因为，那一段日子，我觉得过得真舒心。

人的运气来了，开心的事就会接着跟来。我们「红色支队」的扩员还没忙过来，有人又来动员我去做「更大的负责人」。

一月下旬，省药材公司的「湘江风雷」组织头头袁平泰，找到我们的办公室，说他已取得「湘江风雷」总部头头的允许，拟将全省财贸商业系统的「湘江风雷」组织，都集合在一个他称之为「湘江风雷财贸战团」的构架内。袁平泰约三十来岁，他原本是一个干部，也是因在去年「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才奋而造反的。他极力邀请我们、特别是邀钟有新支队长去同他一起搞此事的筹备工作。对这件事，钟有新经过一天的思考后，跟我商量说：「袁平泰想搞『财贸战团』这事，我看可能会有点搞头，说不定还真能搞成，若真搞成了，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益处。」

我当时对拿大主意的事是根本没有把握的，全凭钟有新定夺，我只负责执行。见钟对搞「财贸战团」有兴趣，便支持他说：「那好呀！你就去同袁平泰一起干，支队这儿的具体事情都由我来撑着，大事情我再找你定盘子。」

「不！我不去。」钟有新胸有成竹的对我挥了挥手。

「那⋯⋯」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去！」

「我去？」我一时懵了，「我不行！谁会相信我这个学徒伢子啰？」

钟有新便详细地向我讲了他的想法：第一，我们红色支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背景，这「财贸战团」有可能成为我们最直接的大靠山。第二，由我去那儿搞，比他去要好些。一则，这公司红色支队的事他还不能撒手，很多事非得他出马；二则，组织越大，其负责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情况就越要「硬扎」，不能让别人抓到什么小辫子，而在这一点上他认为我比他强。

我听他一说，也觉得有理，也就打算去开辟那新天地了。

钟有新又嘱咐说：你不用天天守在那里，只做一点能掌握权力的事就行了，平日有时间还是常回支队来管点事。

「湘江风雷财贸战团」的牌子只用几天时间就挂出来了。在省商业厅内，我们向厅里管行政的人要了四间大小不一的办公室，并分别钉上了「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和「后勤部」的小牌牌（那作法很有点如今开公司的味道）。办公室自然不要租金，袁平泰只拿着一张「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出具的借用函，找到省商业厅尚能找得到的一个副厅长，让他批一下，便将办公室搞定了。

有天，袁平泰找了我及其他七、八个人开会，宣布「湘江风雷财贸战团」成立，并宣布了据他说是已经总部同意的「战团」领导组成人员：老袁自然是「司令」并先兼着「政治部主任」，另一位医药公司的老罗则任「组织部长」，「后勤部长」一职，老袁说：由小陈搞吧！于是我便成为了一名「部长」。

其实，在那阵，弄个什么「司令」、「部长」干干，容易得很。那些脑子灵活又有此意愿的人，常常就是纠集十来个人，跑到省委大院里的一个叫「省文革接待办公室」的机构内，递上几份要求成立某某造反组织的报告，那些已被红卫兵与造反派搞得头昏脑胀了的省委工作人员，就会很快批给你一笔大小不一的活动经费和允许你的组织成立的证明。拿着这证明与经费，你就马上可以去刻制什么「司令部」、「政治部」之类印鉴，订做你那组织的红袖章了，如你能很快找到「办公」的房子，你的组织也就可以开张，你也就立马能过过「司令」、「部长」的瘾了。到后来，就更容易了，甚至连找谁批准都不需要了，只要你能找得到愿意同你一块干的人，自个儿树旗立杆子就可以成立什么「司令部」。在文革造反初期，的确有那么一小批人，他们并不认真去造什么反，也对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心思，但对打着「造反」的旗号，纠集一些人，乘机耀武扬威抖抖「司令」牌子玩玩却是颇有兴趣。不过，这种人并不多，而且，表面上的一些造反活动，如集会、刷刷标语之类的事，他们也得做做，一则应付应付，凑凑热闹；二则，不干点事，那「司令」的瘾顶多三、五天他就会腻了，因那时没有什么其它娱乐活动可供他们去玩的。

当然，像「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井冈山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红卫兵」、「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这类正儿八经造反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成立，其过程和理念还是比较正规的，其成立组织的政治目的也比较明确些。而且，工人造反组织一般都得到过大学生红卫兵们的指导与帮助。像「湘江风雷」这类工人居多的造反组织，其领导人开始大都是一些前段时期被打成了「小邓拓」、「右派」的干部和工人（「湘江风雷」总部的几个头头，有教师、基层小干部、工人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有被其本单位党委宣判为「右派」的短暂经历）。在中共中央为这类「右派」平反而下达了「紧急指示」后，他们既感到欢欣鼓舞，为自己庆幸，同时却又觉得很茫然，不知今后该怎么办。此时，北京与湖南本地的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便以先行者的地位，给予了这些工人、小干部们以极大的支持、指导与帮助。甚至当这些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工人、小干部们还在北京向中央文革的「接待站」申诉自己的冤屈之时，大学生红卫兵们就指导与帮助他们仿照「红卫兵」的形式，建立起了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湖南最初成立的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便就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由一小批教师、工人、干部在北京首先成立起来的，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甚至还帮刚刚搞起来的「湘江风雷」，请到了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当时党中央的第四号领导人陶铸，来做这个组织的「顾问」，而且陶铸还真的欣然接受了「湘江风雷」红袖章。

当时造反组织的发起人，大多以后都成了这组织的头头。但是，以后十年的历史表明，这些因被整成「反革命」、「右派」而造反、继而又因此当了造反组织头头的人，相当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领导人的素质，他们不会有效的驾驭握在手中的权力，不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不懂得所谓「面子」与「实质」的辨证关系，不知道经常要会「妥协」、要会采取经常与不同的对象结成联盟的战略，甚至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部下。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时，往往就又是造反派们的分裂、打内战之际。所以，相当多的人能坐到头头的位置，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潮流，将其推到了那造反组织领导人的地位，而并非他们的才能所致。甚至，他们自己都坦率地承认：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当「官」。

不过，这之中也确有一些造反派头头是具备大将之材，甚至有着做领袖的才干与素质。例如，在那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派别林立、时事一片混乱之际，这些造反派头头硬是用种种手段，协同中央的「战略部署」，平息了种种乱源，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局面，竟而做到了短暂的「一统天下」。

顺便说说王洪文这个人，我并不认为他具有大将之材，更别说领袖素质了。否则，中国近些年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滩威风十年，还能达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这完全是因张春桥、姚文元将上海视为他们不容动摇的根据地、而毛泽东又极欣赏支持张、姚这一特殊原因所致。

当然，这种有大将之材的造反派头头并不多。据我观察，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领导人的学习与训练，也没有担任较大的领导干部的经历。但是，他们为何能够在那乱世中、在那一大批造反派头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呢？

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在文革中能当上一个造反派小头头，后来还做了公司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等，自然也不是我有什么才干，而完全是当时我们单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又家庭出身特「硬扎」、并且还年轻这种种条件；因为，都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太少了，故确属有「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确，那时候，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懂得个什么啰！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是还有一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吗？由于自己当上了一个造反派头头，便在文革十年中受尽磨炼与磨难，深深体会领略了人生的冷暖，也迫使自己从那以后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此生虽未能「成」什么，但也从没有过虚度光阴的感觉、而始终觉得自己人生也还充实。记得有个名人说过：「非常时期的一段人生，其内容之丰富，能超过安稳时候人的几辈子。」对这话，我能有共鸣。

老袁在宣布「湘江风雷财贸战团」成立后，他又到处上上下下为扩大这「战团」的力量奔波去了，并不在这「战团」坐办。实际上当时「战团」也没有多少要忙的，因为，理论上属下的各「湘江风雷」基层组织，尚在自行运转，而与「战团」还没有完全磨合。我作为「后勤部长」，除了有天从「组织部长」老罗那里接受了几百元现金和一大迭购置了「办公」用具及新做的红袖章、旗帜的发票外，再也没有其他事可做了。老罗移交这些钱、发票给我时说：「领来的经费总共是贰仟元，除了这几百元现金外，还有之中已购置了东西的发票，这发票你一张都莫弄失了啰！到时要对账的。」我不敢一个人管这么当时看来是一大笔的钱与发票（当时我的学徒薪金每月仅20元钱，一般工人月薪也不过几十元），老罗就将他的女儿派来给我当助手。那小罗本是一个中学红卫兵，不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那一边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本来就没有多强「保」与「造」这观念的她，也就被她父亲老罗给动员来当了「湘江风雷」的成员，做了我的助手。于是，我将那些钱与发票又转交到小罗手中，并让她放进一个铁保险柜里，同时，又「委任」她专职负责管「战团」的钱与物资，保险柜自然也交她保管了。比我还小的中学生小罗，对我分配给她的任务，看来倒很高兴，也许她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或者同我一样，从没有见到过的一大笔钱竟交由她保管，这本身就令她有了肩负重任的神圣感吧。

本来这「战团」就没多少事，呆在那儿使我深觉乏味，当我有了小罗这个助手常驻「战团」后，我就又回到公司的「红色支队」办公室来了，加上那阵正好公司造反派在商量「夺权」的事，钟有新也希望我回来助阵，因此，直到十多天后「湘江风雷」被省军区摧垮，我就再没有去那「战团」了。

几个月后，「湘江风雷」的成员们纷纷在暗中集会，商量要为自己的组织平反之事时，我才遇到老罗，得知在二月五日凌晨，省军区的解放军包围了我们那个所谓「财贸战团」，以为是「湘江风雷」的一个大据点，结果冲进去后，竟空无一人，便只将那里面的「湘江风雷」旗帜、袖章、印鉴以及那个还装有几百元钱与发票的铁保险柜给抄了去。

好险！我当时如果按老袁对我的要求，每天晚上睡在那「战团」，我就倒大霉了。幸好那时造反派们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观念」并不强，我可以自行其事，这一点，倒是帮我躲避了一次灾难。

第五章　上京「告状」，中央商业部给了我一张护身符

上北京告状这一法，看来并非是现在才有，而是「渊远流长」啊！

确实，我们那时不是已在造反吗？有的是发泄机会，还告什么状？

是没有什么状好告！对于那些高层造反派头头们可能还有些向中央报告情况的动机，可对我们这群挤上北京的年轻男女，则纯是将其视为了一个能免费逛北京的旅游机会。前段，红卫兵可以免费串连，国家对其包行包吃包住，他们则不花一分钱，全国满天飞，曾让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好眼热好羡慕啊！

我在省委机关大楼的那次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方面的武斗中，被打伤了耳朵，因而，被人送进了时称为「造反医院」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在这场武斗中，造反派方面有五、六十人被打伤。实际已掌握大权的医院中的造反派，将我们这些伤员集中安排在同一层楼病房治疗；并且，负责治疗的医生和护理的护士一律都是造反观点的，脱下白大褂，他们的臂上都佩有造反组织的红袖章。凡是观点为保守派一方的，一个都不要他参与治疗和护理。所以，我们又戏称这一层楼病房为「造反病房」。同时，「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组织还派出了专门的「纠察」人员，负责保卫这「造反病房」的安全。

我的左耳朵缝了几针，医生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休养几天就会康复，我便放心下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休养。

各造反组织送来了大量的水果和鲜花，表示对我们这些伤员的慰问。我们公司和厂里的造反派同事，也送来了一篓篓的苹果、甜柑，钟队长、杨金河他们则几乎天天来看我。那些为我们治疗和护理的医生、护士更是特别地亲切对待我们，不论我们这些伤员怎么要求，怎样询问，他们总是用甜甜的笑脸迎着我们，或照办，或解释、答复，尤其是那些护士小姐，更是对我们满面春风，细致入微而耐心照看护理。与我同病室的一个青年，因一只眼睛受伤，双眼就被药纱布蒙住护疗，有一天，他烦躁得睡不着午觉，大声叫唤，唉声叹气，结果，两个护士小姐奔来，耐心地劝慰他，一个给他削苹果，喂他吃，一个护士则在一旁念一本小说给他听，使这个青年很不好意思，但安安静静地享受。今天，我无论到哪一家医院去治病或陪小孩治病，却再很难看到那种令人怀念的笑容了，尤其，同样还是穿着天使般白大褂的护士们，现在脸上挂着的经常是冰霜，足以使病人立马感到心寒。

我在医院休养的一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时期之一，我甚至暗自庆幸自己受了这么点伤，才有资格来享受这人世间的温情。那个时候，「派别」已成为了一种凝聚魔药。它竟然可以使不同性格、年龄、资历的人们，在一个派别的旗号下，互相之间能异常的团结、温情、亲切，而超过一般人的友好关系。有时两个互相陌生的人为件什么事争吵，但只要在争吵中知道双方都是同一个派别，事情就马上会起变化，不仅争吵停止，而且还能互相彬彬有礼，握手言欢。当你在大街上骑自行车不慎摔了跤时，只要你佩着造反袖章，能让人识别你的派别身份，于是，周围马上会有许多陌生却热情的笑脸来关照你，帮你推自行车，将你从地上扶起来，还不停地问「要不要紧？」，安慰你，然后，又互相友好地告别，也许你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们。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操，它虽然来源于政治观点的启动，但它已远远超过政治观点的范围和内容，这种难以忘怀的人之间的情感，已多年体会不到了。只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夏那场风波中，才又短暂地目睹了几天。

住院住到第三天，「湘江风雷」总部来了一个人，向我们宣布：长沙市各大造反组织联席会议已决定，要将省委机关大楼武斗事件向党中央、中央文革报告，以控告「湖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挑起群众斗群众，以让他们坐收渔利」云云。直接的原因是，因为「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从省委大院打出去后，已派人上京，控告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为了不致使自己被动吃亏，长沙市造反派头头们便决定针锋相对，也决定组织力量上告。文化大革命是中央号召搞起来的，谁错谁对也全由中央裁决。于是，长沙市各造反组织联席会议，除了决定马上整理汇报材料，交由「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长沙联络站」送往北京，让他们「三司」总部转递中央外，还同时组织由这次武斗中受伤的人员搞一个「控告团」，到北京去以活证据向中央告状。因此，我们这几十号伤员需马上组织起来，过二天即乘车上北京。

上北京！我们这些伤员顿时欢呼起来，高兴得不得了。本来，当时那种仅以拳脚、石块、木板为「武器」的武斗，实际并不很厉害，所以也没有几个受重伤的，无非是流了点血、破了点皮而已，伤后已舒舒服服在医院享了几天福，而现在又可以上北京去，怎么不令人高兴呢？北京，当时是国内多少人梦寐以求一睹风光的圣地，虽然已有成百万的红卫兵借大串联之便轻易地进过北京城，但是一般的工人，却还没有几个人去过。中央只让红卫兵学生大串联，却没有允许工人、农民、干部也搞大串联。现在，有机会上北京了，至于告状不告状，那是头头们考虑的事，只要能上北京，做什么都可以。

我自然也欣喜极了，早几个月，看着红卫兵学生们不读书不上课，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串联，上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心里真是羡慕得不得了，现在，居然好运也落到了我头上。

父亲知道我去北京，一喜一忧，高兴的是我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忧的是害怕我又会卷入「打架」事件中去。母亲去世，他只有我这个儿子，我真出了什么问题，他会心碎的。我却满不在乎，安慰了父亲，接过父亲给的二十块钱，便喜滋滋地准备上京了。

我们这批上京「控告团」共一百来人，除六十几名伤号外，还有三十多名医生、护士、纠察保卫人员。我们这些人分别属于几个不同旗号的造反组织，但由于「湘江风雷」人员最多，于是统一由「湘江风雷」总部组织，派了二个人为领导。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早上，这一百来号人，打着一面写有「湖南省革命造反派上京控告团」标记的红旗，浩浩荡荡涌进了长沙市火车站。

火车站内的造反派早已得到通知，他们将我们安排到站内等候，并暗暗告诉我们，等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一进站，就马上涌进列车的卧铺车箱，让伤员们尽量全集中到软卧席包厢，凡是空位地方就去坐，他们会上车同列车上的造反派讲明情况，让列车乘务员将软卧席的旅客，集中到几个包厢。

我头上仍包着纱布，因而轻易地坐进了一个四个床位的软卧包厢，里面包括我共坐了六人。列车乘务员怀着歉意，告诉我们，因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座位不够，只能请我们挤一挤。我们高兴还来不及，谁还会有意见呢？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上的卧铺，这软卧包厢更是见都没有见过，只听说，那是大干部、首长们才能有资格去坐，而现在居然让我也坐上了，那心里真是比蜜糖浸着还要甜。我们这六个人，大家都是头一次坐软卧包厢，年龄最大的是城北纺织厂一个姓胡的，二十三岁。还有一个是杂技团的演员，姓杨，能说会道，他一个人说话就弄得包厢内笑声不绝。当火车启动，徐徐离开长沙车站时，我们包厢内，以至整个软卧车箱内，愉快地欢呼起来，庆祝我们这次特殊神圣的旅行。

下午二点多，火车在武昌车站停了下来。前面就是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见过长江大桥，因而极盼火车赶快开动，以目睹那传闻已久的大桥风貌。然而，一个列车乘务员通知我们：前面的路轨被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的人横在轨中堵住了，这个「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人多势众，湖北省的造反派与他们斗争得很辛苦很吃力。现在，武汉的「工总」等造反组织也派来了人，双方正在谈判。「职工联合会」意欲拦火车上北京，「工总」则想表示自己顾全大局，不准「职工联合会」冲击铁路。反正那时，毛泽东主席的一条语录「凡是敌人反对我们的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经常是两派各自制定斗争策略和目标的一条原则。那个列车员还告诫我们：火车不知什么时候能开，大家要耐心等待，但一定要关紧车窗门和包厢门，凡不熟悉的人千万莫让他进来，否则，「联合会」的人一爬上来，我们就有被轰出去的危险。听他这么一说，我们连忙紧闭窗户，只留一点点缝进空气，包厢门也扣上。

果然，一会儿，车窗外就涌满了人，看他们佩的袖章，都是「职工联合会」的。他们不停地敲着窗户玻璃，在外面做手势。叫我们打开窗子。我们非常紧张，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这一百号来人，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他破窗而入，那我们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乖乖「滚」下车去。我们面对窗外的叫喊，隔着玻璃有时笑着讲几句他们听不懂的长沙话，有时干脆装瞎子、聋子，不看不听，躺在软席上。幸亏，那时武斗水平还是「低级阶段」，终究没有人想用击碎玻璃的方法进车厢。杂技演员杨大哥说，也许「职工联合会」的人还弄不清我们这些也佩红袖章的外地人到底是哪一派的，不敢贸然砸进来。但「联合会」的人还是从列车门上来了，不断仍有人猛敲我们的包厢门，用响亮的湖北话叫我们开门。我们则仍然装聋子，不答话，不吭声，更不开门。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清静下来。这门窗我们始终没敢开，忍不住要小便了，也不出去，而是站在坐席上朝窗上留的那点缝径直朝外喷去。

夜晚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已入睡了，突然火车头一声长鸣传来，列车居然启动了。我连忙朝窗外望去，只有凄风惨惨一个空站台，那些「职工联合会」的人不知何时全撤走了。列车缓缓开出武昌站，历经了一场小风险的我们，又振奋得欢呼起来。虽然经过长江大桥时，车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威武的长江大桥留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个铁柱铁梁，使我很有些遗憾，但一想到终于脱离险境，能继续向北京进发，心里便还是很高兴的。

火车一路停停走走，在第二天夜晚九点多，才到了北京站。

北京到了！我兴奋得想跳起来。我们整队出了车站。

车站广场停了很多大客车，都是来接人的。大概出了误差，我们这一百号来人，一下子被分散了。我们六个人经过二天二夜同行，都很熟了，于是相约与有些人一起，上了一辆自称是来接「湖南省来的人」的大客车，结果这车子将我们送到邮电部在南礼士路的一个代号为313的招待所，司机才发现他接错了人。我们开始有些慌了，好在那招待所有一个专门负责接待来京来访的邮电部门人员的文革接待站，听说我们是来北京告状又事关文化大革命的，于是便热情地安排了我们这一车约三十多人的住宿，而且每人免费发了十天的饭菜票，还说吃不够随时可以去领。吃饭有餐厅，睡觉有暖气，这一来，我们可乐坏了。我们向招待所的负责人深表感谢，他却笑容满面地说：「不用谢，不用谢，你们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客人，我们理应欢迎！」那时，外地人友好地称呼我们湖南省人时，总略带羡慕地说我们是「毛主席家乡来的」。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确实使湖南省人连带沾了不少光。

在北京的第一夜，虽然户外寒风凛冽，但我却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在暖洋洋的房子里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纺织厂年轻的「老胡」（我们都这样称呼他）自愿地担负了我们这三十来个人的集体的「头」，带了几个不是伤员的人，出去寻找联系湖南省来京的造反组织和我们「控告团」其他人员的下落。当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均在北京设有「驻京联络站」，负责办理本组织来京人员事宜和搜集北京、中央文革动态情报信息，报告给本组织总部。

晚上，老胡回来了，他神色紧张地召集我们这三十号人在寝室里开会，报告他的收获。

老胡说，他见到了「湘江风雷」驻北京联络站的头头，也找到了其他「控告团」的人员，但，现在发生了「重大事件」：党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现在已被「揪出」，现在，陶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我们大家一听，全惊住了，顿时全室鸦雀无声。这消息太突然，太离奇了。如果不是老胡那严肃的表情，以及他继续讲的情况，我说什么也不会相信的。要知道，陶铸是早几个月才提升到中央，并一下子受到毛主席信任，担任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位领导人，前一阵还经常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代表中央讲话，这一下子，怎么又成了「保皇派」呢？党中央的人事情况真是不可捉摸。

老胡又告诉我们，陶铸曾于二个多月前，即去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接受了「湘江风雷」代表送的袖章，并表示同意做「湘江风雷」组织的「名誉队员」。当时，总部的头头欣喜若狂，到处宣扬。现在，陶铸出了问题，总部头头慌了，第二天连忙作了一个决定，宣布「开除」陶铸的「湘江风雷」的「队籍」，并表示拥护「中央端出陶铸」的英明决策。同时，总部已电话指示驻京联络站，赶快在北京组织刷一批「打倒陶铸」的标语，表示与陶铸划清界限。驻京联络站的头头就要我们协助搞这件事。老胡还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一时不会有人来接见我们「控告团」了。反正汇报材料已转递上去，我们「控告团」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直接向中央文革领导人当面告状，展示我们这些活证据了。

听说我们不可能像原来来京的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代表团一样，争取受到中央首长的接见，期望趁机看一看中央首长尊容的企求，成了泡影，大家顿感非常遗憾。我的心里也骤降凉意，心想，这个陶铸，怎么早不倒，迟不倒，偏偏我们来北京，他就被打倒了，弄得我们失去了一个见中央首长的机会，真不走运。

老胡又布置说：明天白天我们设法弄些笔墨浆糊，晚上，「湘江风雷」驻京联络站会来汽车接我们，统一去北京大街刷标语。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来了一辆大卡车，不知联络站的人怎么弄来的，照讲他们作为在北京的外地人，不可能有汽车，也许在京时间长了，跟北京的造反派混熟了，找人家借的。我们三十来人全出发，汽车上已备有笔墨和一卷卷的新闻纸，加上我们从邮电招待所要的纸与浆糊，足够我们忙上整个夜晚。

汽车像羊拉屎一样，一批一批地将我们丢到不同的街道，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尽管天空墨黑，但广场四周灯光明亮，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辽阔的广场和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下子使我这个几千里之外赶来「朝圣」的小青年兴奋得几乎会晕厥。汽车在中山公园附近停下，我清醒过来，连忙要求在此下车，趁在这里刷标语之际，好好地瞻仰瞻仰天安门广场这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但早已有四、五个人跳下了车，他们的反应远比我快，老胡说：「够了。」于是我只能又吞下几丝遗憾。

我干脆跟着老胡，最后一批五个人，老胡带队在一条至今我都没有搞清楚街名的大街上，下了车。在一堵长长的灰色围墙边，老胡叫停下，带领我们贴、写标语，那标语内容全是打倒陶铸的。据说这口号是由「湘江风雷」总部人员用电话从长沙市传过来的，总部的头头对于自己曾宣传陶铸是「湘江风雷」组织的「顾问」一事，既怕长沙市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派组织抓到这根「大辫子」来攻击自己，更害怕万一党中央真的发生误会，以为「湘江风雷」是陶铸的什么力量，弄得中央某个领导人讲一句话或作一个什么批示，将「湘江风雷」弄成有问题的群众组织，那就会喊天而天不应了！所以，他们紧张极了，赶忙采取一切措施，洗刷陶铸与「湘江风雷」实际上并不存在多大关系的痕迹。除了通过「首都三司」的人向中央转递有关材料作解释外，这个北京的「标语仗」，也是重要一着。其实，那时刚开始成立的那些人数众多的群众组织往往都在成立之初，请一些级别高的中央或省委领导当「顾问」，无非是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的组织壮胆或增威风。长沙市的群众组织中无论保守或造反的，刚开始时，有几个都请了省委第一书记作顾问。「湘江风雷」是在北京成立的，由一些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后而跑到北京来告状的工人、干部、教师，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大学生红卫兵帮助下组织起来的。成立之初，又在首都红卫兵的帮助下，受到了中央常委陶铸的接见。陶铸当时是中央第四号领导人，但他在此之前是管辖包括湖南省在内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湖南省的事，他自然还得问一问。说良心话，陶铸对湖南的造反派还是很支持的，去年十月以后湖南的工人与学生造反派代表跑到北京时，陶铸就两次接见了他们，而当有人说「『长保军』（即红色政权保卫军）代表想见陶铸」时，陶则坚决地说「不见他们！」而且，旗帜鲜明地在接见中，批评了张平化与「九・二四」报告，还说了张平化如果不改变其态度，他都要举手打倒张平化。由此，刚刚建立的「湘江风雷」，沾了被接见的殊荣。在去年十月三十日的接见中，「湘江风雷」的头头又趁机送了一个袖章给陶铸，并请陶当「顾问」，陶铸接了袖章，也随口说了句「可以做个队员」，就转而询问了解湖南省文革的情况去了。以后，既不可能「顾」，也没有来「问」。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他一天到晚忙还忙不过来，不可能真能来当一个地方上的群众组织「顾问」的。事情就这么简单。但现在，陶铸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黑干将」，这个「顾问」问题，也就可能变得复杂起来。总部头头那些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当初积极要人家来支持来当「顾问」，人家答应后，你们是那样欢喜若狂，大吹大擂，而此刻人家倒了霉，虽然你帮不了他的什么忙，大势所趋，你也得高喊「打倒陶铸！」但，总部头头们总不应该变得这么快，总应保持一下自己应有的风度才是，既然当时沾了人家的光，现在就应坦然承受应有的责难，这样内心才能平衡呀！我一边用浆糊将标语糊在冰冷的墙壁上，一边细细同老胡讲我的想法。老胡浅浅一笑：「你真是个细伢子，咯是搞政治，不是交朋友哩！」他见我似乎还不明白，又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政治，你，还有我，还有我们这些人，哪个真正能弄懂它？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懂得，所以，我们只有一条，听毛主席的，听党中央的，不，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听毛主席司令部的，毛主席党中央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才不会出错误。」他帮我贴好了手中的标语，又笑着对我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们造刘少奇的反，我们就造反，现在又要端出陶铸，我们就又打倒陶铸！说不定明天又要打倒什么人，我们都拥护」。顿时，我又觉得老胡说的话似乎也有道理，我一下子很佩服起老胡来，到底比我大几岁，看问题比我全面透彻。

我们刷了十几幅大标语，竟然花去两个多小时，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我们的手脚都冻得发僵了。北京的冬天可不比长沙市，那北风真像刀子一样割人。尽管我们「全副武装」，手套、帽子、围巾全用上了，但那脸没地方躲。因而，隔一会儿，我们就得蹦蹦跳跳一阵。但，怎么跳，也还是冷，特别，我的那受了伤的左耳，更如刀割，我用围巾上下一裹，也顶不了多少事。还剩几幅标语没有贴，老胡把手一挥，果断地说：「不贴了！他妈的，快冻死了，就是这个倒霉的陶铸，害得我们跟着受罪。」

我们收拾好剩下的标语，准备动身回那暖和的招待所。然而，怎么回去呀？汽车说会来接我们，现已快夜晚十点了，汽车却连影子也没有，大家都傻眼了。我说，干脆去坐夜班公共汽车。有人反驳说，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谁能搞清？搞不清怎么去乘公共汽车？老胡却老练的将一卷标语朝他腋下一夹，说：「跟我走！见公共汽车就上，转来转去都行，最后总有一路车可通南礼士路我们住的地方，坐在车上总比这站在马路上吹北风强。」

换了三趟车，谢天谢地！我们五个人总算回到了温暖如春的招待所。其他的人早已回来，仍是那辆大卡车接回来的，唯独忘了接我们。

耳朵的伤口痛得厉害，我和一些同样被北风吹痛了伤口的人，一连几天不敢出门，呆在寝室里看报听广播、聊天。

一月十一日晚，招待所的人叫我们上他们会议室去看电视，说会有中央重要新闻报告。

电视，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品，我们这些长沙市来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它的模样。于是，大家兴高采烈地去了。

一台黑白电视机，在今天抬八人大轿请我去看，我也懒得去，可在当时，一下子把我们都吸引住了。不管什么节目，从头看到尾，只到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关机后，我们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那天，新闻节目是播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上海造反派联合致电，称赞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的内容。

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视，也是第一次看电视新闻，记得那个新闻播音员是一个男的，好像是现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著名播音员，只不过，那阵，他年轻多了。

这条新闻顿时使我们乐开了花！因为，这是党中央第一次这么隆重地在公开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称赞支持一批造反派组织。

第二天，便有人提议：赶快回家去，这么好的形势了，还不如回长沙市造反，呆在这里犯不着了，既轮不上中央首长接见，又出不了门，天实在太冷。

有人附议：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等等名胜地，现在因搞文化革命，全部不开放——幸好，还能到天安门广场上开开眼界，站到那宽阔的广场中，领略这圣地中的圣地之风光——所以，既然看不到什么，不如这次早点回去算了，反正，只要文化大革命胜利了，不怕没机会再来北京。

一下子，三十来人居然统一了思想：回长沙市去。

邮电招待所文革接待站的人真好，听说我们准备离京回家，马上给我们办理了「车票」——一种免费的、因文革问题离京的乘车证，还问我们回家路上吃饭或买点纪念品之类有没有钱，如果没有，可以借给我们。

我带来的二十块钱，这一路自己吃、喝酒，又互相请吃，已用去大半，仅剩四块多了，决定借拾元钱，以备买些什么东西带回家去，也算是到了北京的纪念。借钱手续非常简单，在招待所接待站的一张表格上，自己签上名字、写好自己的单位名称或家庭通信住址就行了，不用看你什么证件证明，你要借多少，他们就发你多少，——那样的好「世道」，真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

我填好表，拿了拾元钱，无意中瞟瞟那张表格，凡是熟悉了的人，没有哪一个写假名字，假地址、单位，全是老老实实填的，连老胡，也是规规矩矩填了「长沙市××纺织厂」，借款拾伍元整。

现在看来，那明明是一个做假的绝好机会，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弄虚做假，而且我们大概想都没有想这样的问题。

这借的拾元钱，我回家后一个星期，便从邮局汇还了去。二年多后，招待所清理文革物资小组，又来了一封催还款的函给我。我马上写了一封信去，将我早已寄还的情况申述了一番，半个月后，又来了一函，说是他们工作不细致。现已查明我已归还借款，所以，特向我道歉致谢。

真不好意思！借了钱给我，还向我致谢。

离京的车票是三天后的，我趁有天太阳出来而风停之际，上街去转一转，不料在天安门广场上遇到了厂里的杨金河、侯川江、彭建国等人，我很惊奇也很高兴，在人流如海偌大的北京城，居然碰到单位上来的同事兼造反战友，真是令人开心极了。

杨金河告诉我，自我离长沙市上京后，公司系统的造反派又一次「封」（用纸封条）了公司机关办公室，因为根据一个举报，造反派在公司武装部办公室中，又搜到一部分所谓「黑材料」。原来以为整人的「黑材料」全被烧毁，没想到竟然还有秘密存藏，尽管党委书记出面解释说：「那些材料放到武装部里没有销毁，确是工作疏漏。」但造反派没人相信这话，于是再次将公司各办公室「封」了，虽然「封」了三天后，又启封，仔仔细细再次搜查了一遍，确实再没有发现新的「黑材料」，但将党委办公室「封」了三天，这事不知会有什么后果，钟队长他们还是有点担心。加之，当时很多单位都在刮「上京告状」之风，一些造反派弟兄们也极想到北京去开开眼界。因而，公司造反派的「联合指挥部」就决定派二十多人也上京「告状」，但钟队长没来，他坐镇家里，到北京的路费，全是找公司党委书记批的，章忠全书记大笔一挥：「同意按出差借款、报销。」在造反派强大压力下，章书记不能不同意，他不愿意出更大的麻烦。有些单位，造反派与当权派对立非常厉害，弄得单位的局面很僵，章书记不希望出现那情况。

杨金河等人自然异常高兴，欢欢喜喜来到北京城，住进了商业部招待所。

我们找了一家饭店，喝酒畅谈各自来京观感。杨金河告诉我，下午他们准备去中央商业部，到那儿去告状，因我们是商业系统的，同时，在那儿去开一张证明函，以便今后厂里党组织不会因这次来京而又整自己。杨还说，这点子是他一个在百货公司的造反派朋友告诉的，很多人都这样做了。

我觉得也应该去一去中央商业部。

中央商业部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接待了我们，我们几个人分别轮流对她讲述了个人和单位文革以来的情况，这位女干部非常耐心地听我们在她听来显然已乏味了的叙述，而且还不停地在一个大记事本上记着什么。

当我们自己觉得已没有什么再好讲了时，女干部便和蔼地说：「我会将你们反映的情况向部领导汇报，」又说：「你们今后可以放心，中央有规定，文化革命中是不允许整群众的。」

我们听了觉得很舒心。

当那位女干部似乎准备让我们离开办公室，以便接待下一批来访者时，杨金河终于记起了「证明」的事，便向女干部提出。女干部一听，非常爽快地说：「行！给你们开个专函，免得今后又为这事出麻烦。」

她手脚非常麻利，拿出一迭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用笺」红字的材料纸，「刷刷刷」一下子就给我和杨金河、侯川江、彭建国等人每人写了一张专函，然后，她又将这几份专函拿到一个什么办公室，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鲜明大印。

我接过自己的那份专函一看，上面工工整整写着：

「长沙市×公司×厂：

你单位陈益南同志来部反映，他到中央文革小组控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根据中央《十六条》规定，该同志在京期间，工资应当照发，车费按制度报销，今后不得因来京反映问题进行打击报复。

　　　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章）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

看到商业部的鲜红大印和这份竟与自己有关的专函，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离开商业部那间办公室时，再向那位女干部说：「谢谢您！」

但这份专函我一次也没用上。回家后路费问题不用我们说，公司财务科见有党委书记的批示，一律照出差报销。而以后，因造反挨了几次整，哪一次又都不是这份专函保护得了的，哪怕是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大印。但是，我始终忘不了商业部那位女干部和蔼的笑脸及与人为善的亲切态度。

一月十六日，我与杨金河等人分手，独自随我们「控告团」的朋友们乘火车离开了北京，从而结束了十来天的所谓「告状」活动。火车行进途中，列车上的喇叭广播了当天《红旗》杂志的一篇评论，其中清清楚楚明白无误地点名批评了「红色政权保卫军」，并说它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御用工具」，听到这消息，车厢中的湖南省造反派顿时沸腾起来，欢呼起来，不停地高喊：「呜啦！」

我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随着大家一齐喊「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口号，同时，恨不得真能马上就回到长沙市，投入到那可以想到的热烈洪流中去。

但回长沙市的火车，我们可没有什么软卧包厢了，也没有卧铺，甚至连座位也没有，三十几个人，只有十来个座位，必须轮流挤着坐。火车上拥挤不堪，中间过道上全站着或坐满了人，甚至行李架上也坐了不少人，若想上一趟厕所，非得拿出「过五关，斩六将」的气概，否则，你就憋着吧！我断续站了十几个小时，直到汉口时，下了不少人，才正式坐到一个属于我的座位。从那时起，我对乘火车就丝毫没有了旅行的愉快感，相反，觉得是一种「受罪」。到如今，已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火车座位状况依然是紧张异常，车上拥挤得令人难以喘气，唉，真盼望这难受的乘火车难局面早日改观！

第六章　一月风暴中，父亲退回了2000元补发的薪金

在所谓「一月风暴」中，除了上海以外的各地，例如在湖南，造反派的「夺权」，只是像一场简单、短暂而可笑的儿戏；倒是那阵伴随造反而起的「经济主义」浪潮，却是让很多群众获得了许多意外而实在的物质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连传来几道重要战略部署的指示：号召进一步展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元旦社论」，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支持贺电，严厉点名批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派组织。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公开号召造反派，「自下而上地夺权」，更是使造反的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峰。

上海的造反派率先掀起了夺权风暴，所谓「一月革命」就从那儿开始了。他们很快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将原市委市政府的陈丕显、曹荻秋等老干部一下子打入了地狱，接着成立了造反派为主体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称为「上海人民公社」，后因毛泽东反对使用「公社」这个名称，才改了「革命委员会」），造反派头头们一跃而成为掌握上海市大权的新贵，并且长达十年之久。

但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全国各地，情况却远远不是像上海那样。「一月革命」是上海造反派急风暴雨造反斗争的基本终结，以后的十年，他们只是当新贵而已。而对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一月风暴」却仅仅还是他们多磨多难的造反派生涯的初级阶段。

对于这一点，很多关于文革内容的作品都忽视了，或根本没有弄清楚。在那些作品中，往往都以上海造反派状况的模式，来描绘其他省份、地区造反派的情形。而那种描绘，无疑是脱离了历史的真像。

中央发号召后，长沙市顿时也掀起了夺权浪潮，但这样的浪潮只分别发生在各单位。由于造反组织的内讧和分化，以及军队的介入，湖南省的造反派当时想乘机夺省委大权的计划，却始终没有像上海那样独自实现。

我们市综合商业公司造反派的「联合指挥部」，迅速改名为「夺权委员会」，宣布公司的一切党政财大权，统统从公司党委和各部门夺过来，一切权力归「夺权委员会」。

钟有新队长被公司各造反派组织公推为「夺权委员会」主任。

我是红色支队的副队长，又是「联合指挥部」成员，自然，「夺权委员会」中有我的一把交椅。

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夺权委员会」涌进公司，命令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能找得到的党委委员们，以及各科室负责人，都到公司会议室开会。在那种强大的舆论和声势下，没有哪一个党政负责人会违抗我们的「命令」，均规规矩矩参加了会议。

钟有新主持了会议，由一位机关干部造反派宣读了「夺权委员会」的「夺权声明」。

「从现在起，长沙市综合商业公司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钟有新兴奋激昂地向在座的党委书记、党委委员和科室负责人宣布。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包括「夺权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对钟有新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有趣的是，属于被夺权者的有些党委成员和科室负责人，甚至包括党委书记章忠全，也跟随着鼓起了掌，虽然他们的掌声是稀稀落落的。这样的「夺权」，没有流血，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点儿争吵，这场面很令我们「夺权委员会」感到意外，也使我们心里浮起了疑云：这夺来的权，是真的吗？

其实，道理很明白，党中央号召造反派夺权，就等于是要各级党政部门交权，既然如此，党委服从照办就是。我们的章忠全书记深深明白这点，所以他率党委成员为造反派夺权鼓了掌，而我们这些夺了权的造反派却反而感到「太顺利了！」

夺权后的具体事宜，双方简直是在协商中进行的。夺了权的我们，既不知这「权」如何运用操作，也不愿意独自承担权力将带来的责任。为了体现「夺权」这一标志，公司党委及各部门的印章，自然统统交给「夺权委员会」。但怎么使用这些代表「权力」的公章呢？「夺权委员会」成员们意见各一。我提议：公司党委的大印，由「夺权委员会」主任即钟有新掌管。不等别人表态，钟有新立即坚决拒绝。事后，他悄悄告诫我：「你莫蠢！如果把什么事都压在自己身上，有些责任我们是担不起的。」

协商的结果是：公司党委及各部门的公章，统统给一个是共产党员的机关干部保管。今后公司一切公文、指示，均以「夺权委员会」和党委共同签署，没有「夺权委员会」盖印的任何文件均无效。公司各科室则继续照常运转，但原科长与部门主任们则必须接受「夺权委员会」指派的负责人领导，有什么事得签字批示，原科长、主任们仍须签上自己大名，但要送「夺权委员会」指派的负责人审查决定可否。

这个「权」，就这样「夺」了。于是，公司内除了原有的党委、科室班子在继续运作外，还又多了一套「夺权委员会」的班子在相机便宜行事。

公司各基层单位也都照公司这个「葫芦」画「瓢」，统统搞了一个或商店、或工厂的「夺权委员会」，夺权及用权方式亦一样。

夺了权，以后怎么办？这样一个单位两套班子的局面要维持到何时？「旧」党委要不要解散而建立新的？这一后来才想到的问题，当时谁也不去想，更不用解决了。实际上，那时正处在大动荡的形势中，每天都会出现新花样，人们跟上那形势都唯恐跟不上，造反派们那里还会去考虑这问题那问题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却当了个造反派，本身就很出人意外；至于夺什么大权，还要掌权，这事，恐怕是绝没有几个造反派会想到有这么一手的。身为「夺权委员会」主任的钟有新对我说：「这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来搞去，竟让我们夺起权来了？」他觉得很困惑。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新鲜。

不过，夺了权，我们还是高兴的，我这个按工龄算还不过是一名小小学徒工的「夺权委员」，竟可以在一片敬畏的眼光中，大摇大摆进出公司机关，初次尝一尝「办公」和「当干部」的滋味。钟有新就更高兴了，原来在他心目中是神圣的，甚至不敢正面去看一眼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现在，竟然每天要恭恭敬敬地到他「夺权委员会」办公室来商量工作，一些标有「长沙市综合商业公司文件」红字的公文，均要由他龙飞凤舞签上一个大名，方才可以生效。对这一切，无疑，钟有新开初很有些惶恐，但搞了几次，显然，他就能轻车熟路而只会暗暗得意了。

机修厂的杨金河，当然也参加了夺权行动，而且是厂「夺权委员会」主任，我到厂里去向他表示祝贺，他也很有些飘然了，激动地对我说：「这以后，再没有人会说我是右派分子了！」

所谓「一月风暴」，除了是演出「夺权」这出戏外，还伴随有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党中央一月十一日给上海造反派发贺电，支持原因之一，就是因上海造反派制定了一个旨在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所谓「反经济主义」，其背景是，由于中央号召支持造反运动，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领导在造反派的压力之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后，都或多或少地对造反派予以了妥协，至少表面上得敷衍造反派，亦有一些是真正的支持。这首先是放开批给各群众组织大量物资，以示并不压制群众造反。随后，当一些造反派和一些普通群众，就历史上的某些牵涉到经济方面的问题，如某某曾被降过工资，某某曾应发某项奖金因故未发，某某曾被无故开除使之至今无生活收入等等，向单位的「当权派」造反，要求「改正」时，很多党政领导人为求迅速摆脱这些「造反」压力，便慷国家之慨，大笔一挥，有来「造反」者，则必答应，批给钱物，或同意补发工资、奖金、或同意收回几年前开除某职工的决定，并补发几年工资以示安慰等。反正只要有点理由，全然不管过去所做决定是否正确是否错误，现在则一律予以「改正」，满足造反者的要求，只求这些「造反」的人不要再来纠缠。这样，只要开了一批先例，其他群众便峰拥而来。建国十七年中处理了多少人的经济问题，也存在有多少事关经济的问题，谁不想自己的问题能按自己的要求来解决呢？见人家一「造反」，便领回了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的钞票，在那人平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谁不眼热眼红？这样，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这些人便汇成了一支大军，形成了一股潮流，冲向了人民币。当时不少人愿意参加造反派组织，也就是想凭借造反的威风，压迫「当权派」们迅速按他们的要求批条子给发钱。在我们长沙市商业局系统内，就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横眉兵团」，都是由一批于一九六二年被下放至农村的原商业单位的店员组成，「司令」原是一个卖肉的小贩。他们造反的要求很简单明了，将他们恢复原有工作，补发自「被迫害」下放以来的全部工资。这些人因事关个人生计，故造反热情很高，也很厉害，商业局几个正、副局长都被他们弄得鸡犬不宁，不仅白天办不成公，晚上回家还未坐定，这「横眉兵团」的人就找来了，死缠活要。结果，他们「造反」成功了，每个人都被宣布恢复工职，并补发了一些工资。

开始，我们这些自觉是因「关心国家大事」而造反的造反派，对这些「造经济反」的人，还是抱有同情的，因为觉得这些人过去受了冤屈，经济上受了损失，现在要求「平反」，补回一些钱，也属情理之中无可非议。加之这些人也是支持造反，对「当权派」们也算一点压力。因而，起初造反派并没有视这些人为异己力量。但是，随着这股「造经济反」的潮流越来越大，甚至干扰起造反派的政治行动之时（例如，他们常常围住了公司与商业局的书记、经理与局长们批字给钱，不批不放人；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让书记经理局长们参加包括造反派的批判大会在内的任何会议，我们去说也不放，等等），我们这些自诩为政治上清高的造反派，就不再喜欢那些开口闭口只要钱的「造经济反」的作法了。所以，上海便出现一个造反派的《紧急通告》，党中央当然也不希望这些造经济反的潮流干扰甚至扭曲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因而，中央很快就发贺电支持上海造反派「反对经济主义」的作法。

中央指示一下，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各造反组织，甚至保守组织，以至「当权派」们的欢迎、支持。因为这三个方面的人，都自视清高，都对那些我们认为是「只顾自己搞钱，而不考虑国家大事」的行为表示鄙视。于是，各银行宣布「冻结」一切拟照支票单而发给的款项，要求各单位重新加盖造反组织公章并说明该款项非「造经济反」所得，方能领取。各单位造反组织也均纷纷宣布：「当权派」今后不得再批准同意解决一切有关经济问题，谁批了，找谁算账，所有经济上面的问题不论错与对，均按中央要求：「到运动后期再酌情处理」。对此，「当权派」们自然都乐意执行，这样，他们便有了一个「挡箭牌」，自己能恢复一点相对安宁，甚至还能将造经济反那些人的怒火挡开，而引向造反组织。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实力上，和整个造反组织比，和整个社会力量比，造经济反的人，毕竟是少数人，况且是只有个人利益而无集体目标的散沙一盘。所以，这个「反对经济主义」运动，很快就取得成效，几天之内，长沙市就基本没有人还能「造经济反」，还能找「当权派」批钱了。我们商业局那个「横眉兵团」，见得不到造反组织的支持，大势于其不利，加之他们的经济目标已争取到了，于是也就自动解散，偃旗息鼓，小贩「司令」也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造经济反的人们中，还是不少人沾了便宜，不管他们过去是否遭受冤屈，反正这次还是扳回来了。中央的指示是「停止」造经济反，却并不追究以前造经济反的事。所以，造经济反，造得早的人，钱已稳定当当进了腰包。而迟「造反」的人，因「时间已到，哨子一吹」，中央指示一下来，钱还没有到手，却被命令「停止」。因此，这些迟到者简直是捶胸顿足，懊悔不已，痛恨自己动作迟了。我们公司有五十几个老工人，六〇年困难时期，单位上将他们每人约二百来元的一笔什么提成工资挪用了，曾说过是「暂借」，后又动员他们捐献，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当时这些老工人敢怒不敢言，照理讲，这笔钱确应退还他们。文革一造反，有几个老工人想造一造这笔钱的反，但有些犹疑，没有动作。但后来一见不少人都造反成功，领回了一迭迭票子，他们才带头去找公司党委书记、经理们。经过一番「造反」，事情大概很有些眉目，只待党委书记签名，批示同意，他们就可以到公司财务科领支票去银行取款了。不料，一夜之间，中央反经济主义指示到了，一切「停止」！几个老工人捏着他们与公司党委论理的会谈记录，长叹短嘘，连连摇头，懊丧极了。我安慰他们说：「你们这个问题造反还是合理的，现在不行，但留着这份会谈纪录，将来在运动后期应该还是可以解决的。」懊悔之余，这些老工人只好期望那「运动后期」了。结果呢？除了他们这几十个人外，谁也没有再去关心过这事了，他们的企望及那些血汗钱则永远被历史掀起的尘埃掩盖了。

在那场造经济反的「经济主义」热潮中，到底有多少人趁机占了不该占有的便宜，发了一些小财？又到底有多少人确确是应该得到本来便属于他们的那份利益，结果却一无所获？再还有多少人只是敏捷地抓住了那个机会，讨回了他们应得的东西？

这一切，自然都是无法弄清了。

文化大革命以来，恐怕就是那次造经济反与反经济主义情形中，出现了「早点办，占便宜。去迟了，便一场空」的现象以后，人们对中央的政策，便产生了一种观念：只要是于己有利的，便一定要抢先去实行，唯恐「过时无效」，一步迟成千古恨！而再不相信什么「逐步、慢慢解决」的教育了。这种心理，可以说，贯穿于自那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每个阶段。而且，至今尚如此。

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经济问题」需解决。但在开初，总还是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崇高目标才造反的，现在又当了造反组织头头，因此，即便要造经济反，也应排在普通群众后面，等大家问题都解决了，自然自己也可以得到解决。当时，有一条马克思语录，确是一些造反派头头的「座右铭」，或者是他们不能无视的某种政治操守。那条语录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对于当时面临的造经济反的形势，不少人便确是真心真意套用了这条语录的原则。不然，自己带头造经济反，便会被人攻击为「造反有利」的。我们举的是「造反有理」的旗帜，保守派则常常攻击我们是「造反有利」，因而，我们觉得在这类事上，应常抱警惕，莫给人以口实把柄。

造经济反的事，也牵连到了我的家里。

我的父亲当时是我们公司一个通讯员兼传达，虽是个普通工人，却是一个于解放前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老党员。在我们公司系统，他的资历是屈指可数的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几个人之一：公司党委书记，一个公司副经理，再一个就是我父亲。然而，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勤杂工，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块钱。按党的组织标准衡量，父亲并未犯过什么错误，但相比之下，地位为何这样低微呢？

这其中，除了湖南省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普遍被成建制进城的南下军队干部视为陌生人，一般未能得到重用等大局面因素外，父亲本人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之前，父亲实际是以一家旅馆服务员身份，在为国家某部门执行秘密工作，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则并不公开。而这家由我母亲出任经理的旅馆，是由该部门投资搞的。公私合营后，父亲的党组织关系才转到商业部门，并停止了为某部门的工作。大概是关系交接过程中，出了一点什么差错，商业部门有关管理单位，只接受了父亲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事实，而忽视了应调整父亲原为某部门工作时的待遇。那时，经济上，父亲是能领取一份工作津贴，以补父亲公开身份服务员工资的低微。但人事关系转到商业部门后，这笔工作津贴就理所当然停发了，而且不是干部，只有工人身份。然而，到商业部门直至几经辗转到市综合商业公司工作，始终没有人关注这件事。那时，父亲对此似乎也不很在意，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虔诚的共产党员，对生活既容易满足，更是相信「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信条的，加之，母亲也有工资收入，全家生活还算可以。故，父亲从未谈及过这事，更不用说向单位党组织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变服务员待遇了。他常说：「我没有文化，当个服务员、通讯员也要得。」

文革造经济反的高潮中，公司机关政工部门的一位姓谢的造反派干部告诉我，我父亲的情况他很熟悉，说：「一个在一九四八年入党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老党员，又冒（没有）犯过错误，却只拿四十来块钱工资，当一个通讯员、勤杂工，太不合理！」他帮我愤愤不平。

他自告奋勇，没有告知我，便领着我父亲找了公司党委书记，也算造了一个经济反。事情很明了，道理也很简单，不论出于什么考虑，党委书记马上表态，应该改正父亲所受的待遇，召开党委会也决定了，按原国家某部门津贴标准，先适当补发一笔钱，约2，000来块钱。党委书记签发了一张同意补发工资并同意着手为我父亲补办干籍关系的文件，并将领钱的支票（当时叫「付款委托书」），很快送到了父亲的手上。

父亲大概看到我是公司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要注意影响，所以，他并没急着去银行领取，而是把我唤到家里，将条子及支票拿给我看，同我商量。

我一看，可以领到2，000块钱，心里大大震动了一下，要知道，在那种低工资的年代，贰仟块钱可是巨款呀！谁见了谁都会欢喜的。

我考虑了一下，却劝父亲暂不要去领这笔钱。

「是我自己去造的反，没有人会怪你的」。父亲明白我暂不领钱的心思，他解释说。

我确实打心底里很想认了，去领到这笔对我们家庭有极大帮助的款，况且，母亲已去世，父亲年纪又这么大了，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享用这笔确应属于他的钱，身份也正式转为国家干部，更利于帮助他安度孤寂的晚年。但年仅十七岁而热血沸腾的我，却更想当一个优秀的造反派头头，「不为财，不为利，只为国家不出修正主义！」做一个硬梆梆的革命接班人，希望自己能时时事事严于律己，做一个表率。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一代青年，都是在学做黄继光、雷锋、保尔・柯察金、牛虻等英雄主义的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论你信不信奉，至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不能轻视而应追求的境界标志。因此，我害怕一旦领了这笔钱，会影响自己的形象，会影响我们「湘江风雷」造反派的形象，会被人讥笑「造反有利」。因为无论如何，别人都会认为我为父亲造了经济反的。

我据此说服父亲，要退还那支票。

「是章书记主动给我批的，我又冇找他，更冇压他，」父亲认为我委屈了他，又解释。

我跟父亲说：这笔钱先退回去，您的问题是明显的不合理，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组织上一定会给你解决的，中央文件上讲了到运动后期会处理原来历史遗留的问题。到那时再领钱，就没有人说闲话了。

我们父子俩都舍不得这一笔巨款的退还，但，父子俩却又都有自己的道理：儿子为了国家的事，父亲为了儿子的事，一咬牙，将支票（付款委托书），退还！

父亲找党委书记说暂不需办理自己的转干手续与退回支票时，章书记说：这与造不造反无关，是应该给你补办、补发的。

父亲对章书记千恩万谢，但还是将支票退回去了。

此事，没有人夸奖我，也没有人表扬父亲。那种形势下，自己的事都顾不过来，谁还会来评说这一类事呢？是你自己不要钱，又没有人压迫你，再说，你不要钱，别人难道不要？夸你干什么！

以后，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倒了大霉，而关于改变父亲待遇的决定，始终不再有下文，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真的是「运动后期」了，却不再有人提起，那贰仟多块钱更与我们无缘了。结果，一九六八年父亲退休时，依然是勤杂工，仍每月领四十一元伍角，其退休金远远低于大多数退休工人。这个四十一元伍角一直伴随着父亲离开人世。一九八〇年，公司给离休退休老干部每人发一个液化气罐，以示关怀「老同志」。父亲虽是公司系统中参加共产党时间最长的几个人之一，但液化气罐不会发给他，因为他只是一个工人，而不是干部。为此事，我向党的省委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父亲的情况，询问在四九年建国前便早已是共产党员的父亲，应不应该享受一点「老同志」待遇。省委组织部很快回信，信中对父亲的情况表示同情，但又说按政策要干部才能算「离休」，父亲是工人，虽说党龄比那些退休、甚至「离休」的干部干龄还长，但，很抱歉，既然不是干部，就无法享受「老同志」待遇。后来，中央又规定，只要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不论是不是干部，都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但那时，父亲却已去世了，他始终没享受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待遇，虽然，他比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对党的事业所作的奉献都要多。

现在想来，我也不知是不是应该悔恨自己曾有过的浪漫或愚蠢！

有次，那位曾为父亲鸣不平、并「拔刀相助」的公司政工干部冷冷地笑着对我说：「你为了自己，却委屈自己的父亲，养你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我无言以对。

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倒是有一位朋友，在那时扎扎实实造了一下经济反：他的爱人原也是公司下面的一个商店营业员，因在早几年前的学徒期间便与这位造反派头头谈恋爱，加之，与商店领导关系未处理好。结果，那商店领导便抓住这辨子（有「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不仅不让她到期「出师」，反而将熬了三年的她开除了工职。那时找一个工作是很难的，后来在结婚后，夫妻俩和孩子只能够靠丈夫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文化大革命一造反，丈夫当了造反派头头，又正逢「造经济反」的狂潮，这位朋友便乘势也造了一下经济反。很快，公司党委便批准让她爱人恢复工作，并补发了几百块钱「经济损失」费给他们。这件事在我们公司造反派头头中引起了一些非议，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这样为自己的事造反，似乎不很体面，影响不好。不过，大家认为纠正她爱人的问题，恢复她的工作，还是应该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异议，认为应该耐心等到运动后期再办。但，那位朋友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既然是可以平反纠正的事，而现在又办得通，为什么硬要等运动后期呢？何况，他只是寻求弥补失去的东西，并没奢求新的财富。

后来，这位朋友自然也倒了霉，他既然是个造反派头头，就没法逃脱厄运。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丢下妻子与两个小孩，走了。这位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一份家庭收入的妻子，在悲痛中，只好靠自己一个人及自己那份薪水，支撑着这不完全的家，含辛茹苦将孩子抚养成人。今天，他的两个孩子，都比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还要结实高大。他们兄弟俩自然应感谢千辛万苦抚育他们长大的母亲，然而，我想，他们难道不同样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勇敢地夺回他们母亲的荣誉和饭碗吗？

第七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纪事

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将湖南的一个大造反派组织也打成了「反革命」。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不是到处在鼓噪号召老百姓「造反」吗？他们为何又会将造反派视为「反动分子」呢？

我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震动。不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似乎有些「反常」的事，至今我也不清楚其原故。也许，高层的文革与社会底层的文革，终究不是一码事，而只是在某些方面的表层看似合一而已吧。十年文革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多事，而不仅仅是用「动乱」一词，就可以说明白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公开号召造反派，夺所谓「走资派」的权。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的浪潮又掀起了一个高峰。

但此时，湖南省长沙市的造反派在成功地打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纯官办的保守的群众组织之后，却面临着一场内讧。

胜利了的造反派逐渐分为两个阵营：以「湘江风雷」为首的一派和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高司」为首的一派。

「高司」是当时长沙市全部八所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有两万多名大学生。在著名的长沙市委大院「八・一九事件」中充当了造反先锋的湖南大学红卫兵，便是她的一支劲旅。这些大学生红卫兵是最先点起湖南省的造反烈火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是他们鼓动、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们能说会道，尤其擅长宣传，只要他们愿意，一夜之间，整个长沙市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可以全部是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标语，在与「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派红卫兵的宣传战争中，他们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按照造反的观点看，这个「高司」确实是湖南省造反派的功臣和先驱。因而，「高司」的头头们当时便很有了一份做湖南省造反派首领的架势。

「湘江风雷」的正式名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虽说其有「红卫兵」三个字，但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学生组织，而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更有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教师、学生、街道居民、下乡回城知识青年等）参加的混合性群众团体，它与「东方红总部」等工人造反组织一样，其头头也大多是工人或工厂的干部。在「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头头的心目中，当然也是承认大学生红卫兵的功劳的，但若讲到担任领袖，他们则搬出了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再加上：「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所以，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中，都并不承认「高司」的首领地位。相反，已经羽翼丰满、人多势众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已在发挥自己「天然的」领导阶级作用了。

这大概就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后，湖南省长沙市造反派发生内讧，分化为新的两派的重要因素。

而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的介入，更加速了这种分化。

中共中央于一月中旬下指示，让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省军区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袖手旁观的，尽管他们很有些同情保守派。在中央允许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并命令军队去「支持左派群众」时，判断谁是「左派」、并支持谁的权力，就留在了军队自己手里。

经过周密的侦察，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选择了支持「高司」为首的一派，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理由大概是发现「高司」全是纯洁的大学生，赤诚单纯，而「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组织人员复杂，「造反动机」复杂。

围绕着怎样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方法和策略，曾经是在一个战壕并肩战斗的「高司」与「湘江风雷」，终于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白热化了。新的两派都宣称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而又攻击对方是「保」省委第一书记。结果，张平化就有了挨不完的批斗。

一月中旬，刚刚将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击垮；下旬，新的派别斗争就开演了，并且愈演愈烈，从标语大战，大字报大战，宣传大战，一直发展到新的拳脚石块交加的武斗再次发生。

支持「高司」的省军区，先是成功地利用了一次「湘江风雷」派方面的一个复员军人造反组织「红旗军」与「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冲击省军区机关大院的事件，向上面送了报告，竟然使四大首脑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署，于一月二十日凌晨下达了一个「一・二〇」指示，即「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该指示中说：「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一月二十日当天，湖南「红旗军」的几名头头即被军区抓捕，但是，对整个「红旗军」组织则尚未采取行动。

一方面，这个来头很大的「一・二〇」指示，当时不仅受到了「湘江风雷」派方面所有造反组织的公开抵触，没有一个组织表示拥护，而倒是很多「红旗军决不是反动组织！」「红旗军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组织！」等标语，迅速上了街；并且，更质疑该指示的真伪，要求省军区出示指示原件，同时也向北京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询问以求证实。

另一方面，省军区在抓捕了几名「红旗军」头头后，对这个明令指示说的「反动组织」，也没再采取什么行动；对各造反组织公开抵制甚至对抗中央「一・二〇」指示的言行，也未作任何追究。

抵制甚至对抗中央指示的行为，竟然没有受到省军区甚至中央的任何指责，这在当时是极反常的。进而引起了造反派组织对这个指示的怀疑。后来，这个指示，果然被证明是一个「悬案」。

然而，此段时间，省军区并不是没有作为，相反，更大的计划在悄悄进行。

终于，利用发现「湘江风雷」组织拥有枪支（其实是省展览馆的展用旧武器，由展览馆的「湘江风雷」支队保管）、「湘江风雷」派人员在武斗中殴打了大学生红卫兵等证据，省军区迅速向中央汇报，并胜利地赢得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具体的批示，在这个有名的「二・四批示」中，显著明确地使用了「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这个名词，并命令省军区对其「采取专政措施」。

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批示是二月四日早晨下达的，当天拥有百万之众的「湘江风雷」组织却还蒙在鼓里，准备组织对「高司」发动更大的进攻。而省军区司令龙书金将军则亦不动声色，让二月四日的大白天，仍在「湘江风雷」这一派的欢呼声中平静渡过。

二月四日晚十点，我与我们公司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宣传委员小李，在支队办公室誊抄完一批大字报后，感到有点儿饿了，便决定上街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到街上遛达遛达。

虽然已近午夜，长沙市的五一大街等处仍热闹非凡，不知疲倦的人流，一峰又一峰地在大街上涌腾，或围观趁夜刷出的新标语、大字报，或挤围在「湘江风雷」一派或「高司」一派的宣传车旁，对慷慨激昂的宣传车广播，或以鼓掌欢呼表示赞同，或以嘘声甚至掷石块砸宣传车表示反对。

由于驻长沙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航红旗」等北京红卫兵是支持「湘江风雷」一派的，加上造反派中的工人大都是属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因而，在大街上的实力较量，「高司」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劣势。他们新贴上的标语大字报，很快被人撕掉或覆盖，声音宏亮的宣传车喇叭，不时遭到石块的掷击，有时周围群众起哄的嘘叫声还会压过宣传车的广播声。

此时的大学生红卫兵的状况，竟似乎又跌回到五个月前的市委大院一九六六年的「八・一九事件」时那种景象。不同的是，虽然都是遭到工人的围攻，但「八・一九事件」中围攻他们的工人，是市委调来的「赤卫队」，而此刻围攻他们的却是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了他们的工人，也是他们曾千方百计呼吁为其平反，唤醒他们帮助他们举起「造反有理」大旗的工人！

每每目赌和回想这种情景，便令人有一种历史的悲哀感。

在围观中、在欢愉中或唏嘘声中，不知不觉，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与小李觉得疲倦了，便从五一大街往回走，想回我们「红色支队」队部办公室去睡觉，那儿有三张床，供我们休息之用。突然，一辆从湘江西岸驶过来、在车头上挂着「高司宣传车」牌的宣传车，沿着五一大街，在缓行中以异常宏亮的声音广播着一条令人惊骇的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中央文革今天来电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受蒙蔽的群众。全军文革办转，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大街上的人们，全被这条消息镇住了。一时，没有了鼓掌欢呼、也没有了唏嘘喊叫，大家全静静地在听这辆宣传车不停在重复广播这「最新消息。」

我站在马路上，像被钉住了，惊愕得好半天还回不过神来。中央文革批示？！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乖乖，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真的？」小李满脸困惑，神色紧张在问。

「不可能吧？」我也不知该怎么判断这事。

大街上「高司」的宣传车随即用洋洋得意的标准普通话，大声地反复播送这条消息。

几分钟后，沉默的人群突然又爆发出喊叫声：「『高司』在造谣！」「『高司』胡说八道！」

随即这些喊叫声迅速扩展为如雷鸣般的呼喊：

「『高司』造谣！」

「『高司』造中央文革的谣，罪该万死！」

「打倒『高司』一小撮坏蛋！」

「打！打！！打！！！⋯⋯」

那辆最先广播「最新消息」的宣传车，一下子被愤怒的「湘江风雷」派群众围住，咒骂声，石块声直冲宣传车，甚至有些人已爬上了汽车，扯断了喇叭电线，使宣传车广播顿刻哑了。

我很高兴，心想，说不定真是「高司」造谣，不然，早上七点就来了批示，怎么一整天还没有见什么意外变化。

「过去看看！」我朝小李说。

在我们正准备跑过去看那被愤怒的人们猛砸的宣传车时，一辆辆解放牌绿色军用卡车却突然驶来，在五一大街十字路口处停下。随即，从车上跳下一批批红领章红五星的解放军士兵，荷枪实弹，五六式步枪的刺刀一律打开，寒光闪闪。

像一股强大的寒潮，顿时将五一大街的热闹气氛冻住。大街上的人，都惊骇得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停止了一切行动，停止了一切声音。

我又一次惊骇得立住了僵硬了的腿。

大街上彷佛只剩下士兵们列队荷枪跑步「蹬蹬蹬」的声音，打开刺刀和枪栓的「哗哗」响声，以及军官们下命令的威严叫唤声。

「真的抓人了！」好一会人群中终于才有人敢低声说话了。

这低低的话音，亦如一股寒流，剎时将周围人们的心灵迅速冰冻。

荷枪实弹的士兵并不理大街上的人群，只是显然有计划地朝各自的目标奔去。五一大街两侧凡驻有「湘江风雷」组织分部、战团、支队等基层组织的招待所、机关、饭店，统统被士兵包围，然后，冲了进去。大街侧有几条通往「湘江风雷」总部所在地的巷街，全部由士兵们封锁，不准任何人再进。五一大街临街有一座旧教堂，现已是由「湘江风雷」派的一个青年组织驻住，威风凛凛的士兵们很快将旧教堂包围，在大街对面，甚至布有几挺轻机枪，对准教堂的大门。一会儿，冲入教堂的士兵，将十几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人押了出来，在枪刺如林的教堂大门前，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一辆早已等候的囚车。

一个年龄比我大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工人，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把正目瞪口呆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一幕的我，从麻木中唤醒。「快到那里去！」他轻声对我说，同时嘴角朝大街边一座公共厕所翘了一下，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与小李随他一道迅速跑进了厕所。

厕所里，已有不少人，大家相互并不讲话，有的人则只自个低声地咒骂着，但都在做同一件事：将自己臂上佩的「湘江风雷」袖章或胸前的「湘江风雷」布符号迅速取下，塞进自己口袋里，有的则干脆将袖章、符号统统扔进了厕坑里。

「丢不丢？」小李拿着已取下的袖章问我。

我有些舍不得，同时也觉得将袖章丢入厕坑太损我们的形象。

「藏好！」我对小李说。

我们将袖章塞进里衣的口袋，然后装着若无其事似的走出厕所。

突然涌来的数辆「高司」的宣传车，欢快地在大街上转来转去，那辆被围观群众扯断电线的宣传车，喇叭也恢复了宏亮的声音。此刻，回荡在大街夜空下的声音，只剩下了一种音符：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批示！」

「打倒反动组织湘江风雷！」

「绞死叶冬初！」（湘江风雷一号头头）

「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

「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致敬！」

⋯⋯

几辆「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被解放军士兵扣押，临时改作了囚车。属于「湘江风雷」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则都停车熄火，一声不吭地停在马路边，车上的宣传人员围站在车头前，闷声不响地看着「高司」宣传车劲头十足在大街上抖尽威风。

一个个「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被捣毁，一批批「湘江风雷」的人员被拘押，推上不断增加数量的临时囚车。看着这一切，我异常的痛苦，也非常紧张，更有一些害怕。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面对的都是像自己一样的普通群众，或学生，或工人，或干部，却从来还没有面对过解放军，而且是这样杀气腾腾荷枪实弹的士兵。此刻，这一切都如从天降，不仅出现了军队，而且枪口、刀尖都是对准了我们「湘江风雷」，甚至是由我们无比崇敬的中央文革小组下的命令！

我的脑子显然一下子容纳不下这一连串突然出现的问题，于是乎，我只感到晕沉沉、昏乎乎的。

大街上围观的人群中，也出现了热烈的口号声，不断地重复着「高司」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并向「高司」的宣传车和跑步而过的解放军士兵，均报以热烈的如雷震天的掌声。这些群众，除了少数是支持「高司」一派的造反派工人外，大多数则是原已瓦解不复存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成员，看到自己的老对手「湘江风雷」一下子变成了反动组织，他们顿时觉得出了一口恶气。十多天前，当「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借着《红旗》杂志那篇点名指判「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评论员文章之强势，踏平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之时，他们只有愤恨，却又不能反抗。而此刻，他们竟突然间找到了这样一个发泄愤恨的机会，如何能不兴高采烈呢？在「高司」派的口号中，他们自发地加二条：「坚决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决定丢弃暗藏的「湘江风雷」袖章。因为，不知什么原因，大街上已有士兵在开始盘查普通的群众。但是，我现在还不是躲的时候，我试图通过一条只能并肩走两个人的狭窄巷子，插到我们支队部办公室看一下，因我们支队部是在一个商店楼上，外面没有明显标志，而唯一一面悬挂在窗口的显示「湘江风雷」组织的红旗，在傍晚已被收了进屋。因而，我想，现在大概军队还不会发现它，趁天亮前，我们可以将那儿的扩音广播设备和一些物资转走。

我和小李悄悄乘人们不注意时，将袖章塞进了大街边的一个邮筒里，然后，如释重负地走开。

小李建议先去大街附近的胜利摄影社打个电话，探一探支队部的情况，以防万一。我觉得考虑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先到了那摄影社。

熟门熟人，瞿凯旋开了店门，亲热地迎接了我们。

虽然瞿凯旋他们没有参加「湘江风雷」，而是属于「东方红总部」组织辖下的摄影专业造反兵团，但由于我是公司系统最早参加造反的负责人之一，又是「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头头，特别，我还曾是这家摄影社的学徒工，并为摄影社曾被打成「右派」的瞿凯旋等人的平反，出过力。因此，我每次去那儿都会受到他们热情友好的欢迎。

像瞿凯旋这样睡在店里的人不多，大家都没有睡，正坐在宿舍里议论今夜的事变。我的到来，使他们更没有了睡意。

我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筒，一听，奇怪，没有一点声音，我对瞿凯旋说，是不是这电话坏了？

「那不可能吧」。瞿凯旋说着拿过话筒听了听，也一脸困惑。

我们又到营业厅那个电话机旁，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寂然无声，我使劲用手拍打话机，依然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想，怎么这么巧，电话都坏了？

架着一副黑宽边眼镜的庞达明走过来，拿起话筒听了听，便断然地说：「不是电话机坏了，而是电话被切断了！」

庞达明也是这摄影社的一名摄影技师，比我大七、八岁，现在他是「东方红总部」摄影造反兵团的一个头头。他的话一下子使我顿悟。既然今夜军区要采取这样大的一个行动，他们还会让「湘江风雷」的人使用现代化通讯工具以通风报信而逃跑吗？显然，电信局接到了军区的命令，截断了市内全部电话。

我无可奈何，丢下了黑色的电话筒。

当我决定仍冒险去支队部察看一下时，庞达明、瞿凯旋他们坚决劝阻了我。认为这个险没有必要去冒，不如在这里休息，待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这样，我就于这摄影社营业大厅内舒适的沙发上，躺着渡过了二月四日夜里（实际是二月五日凌晨）的最后几个小时。从而躲过了个人的一次灾难。因为，凡是当天夜里在「湘江风雷」组织所在地方被军队捕捉的「湘江风雷」人员，一律被投入了监牢或临时拘留所。

第二天，恐怖依然笼罩在「湘江风雷」组织人员的头上。大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不时地穿来穿去，进一步地查抄「湘江风雷」组织。高大一点的建筑物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如临大敌般的武装士兵。街、巷中的封锁虽已解除，但捕人的汽车停在马路边，仍到处可见，不时还可见到一队士兵押着一、二个已被五花大绑的显然是「湘江风雷」头目的人，走向那囚车。

大街小巷的标语，几乎已全部更换成「高司」派的了。在「坚决拥护镇压湘江风雷反动组织！」的标语上，「湘江风雷」字上已被划了几个大红「×」，以示判其死刑。「高司」一派的宣传车继续兴高采烈地欢叫着，庆祝他们的胜利。「湘江风雷」的宣传车自然已不复存在，就连「湘江风雷」同一派的其他造反组织的宣传车，亦不见影子。

除了公开的「湘江风雷」总部及几大分部、战团的地点外，对于各单位的「湘江风雷」组织，军队似乎并不太清楚，连「高司」的大学生也不清楚。但，各单位却曾有过「红色政权保卫军」或「工人赤卫队」组织，这些垮了台的保守组织人员，眼见向包括「湘江风雷」在内的造反派报仇雪恨时机来临，于是，不用号召，不用鼓动，他们都自动积极地去为军队的士兵充当耳目，反映情况，甚至带领士兵们到本单位一一指点「湘江风雷」人员。这一来，很多「湘江风雷」基层组织负责人都这样被抓了去，有些其他造反组织的人，也被原保守组织人员领士兵抓了来，因为他们被说成是「湘江风雷的外围」。幸亏，负责收容的军队指挥官严格执行只抓湘江风雷头目的命令，才当即被甄别释放。军队大白天所捕捉的人，甚至超过了昨夜突然行动的数量，以至长沙市各类监狱都再关不下人，只好将两座电影院征用，临时改作监牢。

后来的数据表明，那一天，省军区已在湖南省全省同时行动，共抓了上万人。

我与小李一早便离开了那摄影社。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多少是个支队负责人，应该到支队部去看看，与钟队长他们商量一下，我们该怎么办。虽然一路上还见军队在抓人，但我仍抱着侥幸心理。一则，中央文革批示说是对「湘江风雷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我们几个虽也算小头目，但自信不属「反动」之列；第二，马上逃跑一法，似是不能采用的，否则，当了个逃兵，今后你还有什么可以号召人的形象资格呢！

一进支队办公室，时年二十四岁的支队长钟有新，及其他几个支队委员都已在了。一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互相问安，并告诉各自昨夜的惊心动魄经历。

支队办公室依然如旧，并没有人动过的痕迹，显然军队士兵还没有光顾过这里，大家不由很有些庆幸。

对于中央文革的批示，我们很是愤愤不平，认为一定是省军区汇报了假情况，才导致这个结果。同时也抱怨「湘江风雷」总部的头头们，为何没有积极向中央文革反映，使中央对我们有客观了解。

钟有新说：「事已如此，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赶快想办法，看我们怎么办？」

组织委员老易建议，我们赶快发声明，退出「湘江风雷」。

钟有新点点头，表示赞同。

我同意老易的建议，同时提议，声明退出「湘江风雷」后，再成建制地将我们红色支队去参加「东方红总部」。「东方红总部」是我们一派的，中央文革批示没有牵涉到她。这样，我们公司这支造反力量就不致被摧垮。

支队委员们都赞同我的提议。但钟队长摇头。他说：「今后难保『东方红总部』不受牵连，这些社会上的大组织，对总部的头头的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万一他们出了问题，又会牵连到我们，我看，我们一个也不参加，马上声明退出『湘江风雷』，我们这千把人的造反队伍，就在本单位独自搞一个组织，反正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精神造反就是，这样，谁出问题都牵连不上我们」。

钟有新队长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至少，目前是可行的，大家都赞同他的方案。

老易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我去把办公室外那块『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取下来再说」。说罢，他就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一队红帽徽红领章草绿军装的士兵，突然威武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像从天而降似的，挡住了老易。

我们都惊住了，火烫了屁股似的从坐位上忽地站了起来，不知所措。

士兵们冲了进来，刺刀尖和枪口对准了我们，并连声高喊：「一个也不准动！」「谁敢动，就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当然不敢动。

一个军装有上下四个口袋的青年军人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的是手枪，显然，他是一个指挥官。他威严地怒目横扫了我们几个一眼，大声问：「你们是不是『湘江风雷』的？！」

「是『湘江风雷』下面的一个支队。」钟有新队长答。

「『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你们知道吗？！」那个军官又厉声问。

「已经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钟有新说。

「知道了就好！」青年军官满意地手一挥，并朝周围的士兵命令：「先押到外面去！」

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押到办公室外面站着，三个表情严肃的士兵仍用他们手中的枪口和刺刀尖，对着我们。

在被押出办公室的一瞬，走在最先的老易和我，看到了二个熟悉的人，他们是我们公司原「赤卫队」的负责人。他们正准备下楼离开这儿，不料我们很快被押出办公室，看到了他们，一见我们出来了，他们稍有些面显尴尬，连忙「蹬蹬蹬」急促下楼走了。显然，士兵是这二个人领来的。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搜查的士兵，在青年军官的带领下都从办公室出来了，「湘江风雷」的旗帜、袖章、印章、名册宣传数据，以及那块还未来得及取下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的牌子，都是他们的战果。二个士兵还将扩音机、喇叭都抬了出来，我对他们低声说了一句：「扩音机、喇叭是借了我们公司的，不是『湘江风雷』发的。」

青年军官扫了我一眼，便扭头对那二个士兵说：「不是属于『湘江风雷』的东西，就不要拿！」

二个士兵又顺从地将扩音机、喇叭抬回办公室。

青年军官命令我们五个人站成一排，逐一审问我们。

「你是什么职务？」他问老易。

「支队委。」老易答。

「你呢？」青年军官又问我。

「副支队长。」我连忙答道，心脏则「扑扑扑」猛跳起来。

他上下细细打量了我几下，没有吭声，又走过去问钟有新：「你！？！」

「支队长。」钟有新沉着地说。

钟有新的话刚落音，青年军官扭头手一挥，同时厉声命令：「把他捆起来！」

二个士兵闪电般冲过来，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一下子就将钟有新紧紧地捆住了，推到另一边。

钟有新并不反抗，因为深知反抗也无益。

青年军官在问过了小李和支队联络委员小罗后，又转脸朝我们四个人扫了一眼，并问：「你们中谁姓易？」

「我姓易。」老易连忙答。

「是不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是。」

「把他也捆起来！」青年军官又指示身旁的士兵。

「请你们告诉我堂客一下，要她莫急⋯⋯」老易连忙对我们喊。

「叫什么！不准讲话！」一个士兵用枪托朝老易腰上就是一下，并吼道。在士兵们捆绑老易之时，我更觉紧张，同时也有些羞耻的感觉，因而竟然向那青年军官说：「我是副支队长，请问，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们去？」

青年军官望着我，好半天没有吭声，只管上下打量我。

「你多大了？」他终于问，但口气明显温和。

「十七岁。」我诚惶诚恐地答。

「算了！你可以不去！」青年军官微微抿嘴一笑，用手朝我一掸说。

在将钟有新和老易押走时，那青年军官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说「你们的支队要马上解散，再不能参加『湘江风雷』的活动了！否则，你们会倒霉的，听到了吗？！」

「听到了！」我们连忙答道。

看到钟队长和老易被士兵们押走，小李长长的嘘了一口气，我则既觉一身轻松，但又时而心情沉重，心想：老易只不过队委，我却是副队长，结果，没抓我倒抓了他，人家会怎么看我呀？

议到老易被抓的事，我们都认为肯定是公司里有人告了密。

「不然，为什么那个解放军单单问我们谁姓易？」小罗分析说，「肯定是那二个带路的家伙点的『水』！」

我想，大概老易因为是老工人，在我们「红色支队」负责人中年龄最大，无疑，公司里对立的保守派人员会认为老易是真正左右我们支队的主要人物，因而把矛头刺向了他，而实际上，老易在支队委中，却基本都是听从钟有新和我的。将老易抓去，实在是冤屈了他。

我们的「红色支队」顷刻垮了。支队部被公司机关造反派「东方红战斗队」接管，「夺权委员会」也张贴了拥护中央文革打倒「湘江风雷」的标语，同时，宣布将钟有新和我「开除」出「夺权委员会」。

我的同事杨金河、侯川江也被他们机修厂「夺权委员会」开除。他俩也险些被抓。告密者带来一队解放军士兵，面指杨、侯是「湘江风雷反动头目」，士兵们绳索都准备好了，幸亏为首的军官问清了杨金河，他们机修厂的「湘江风雷」组织不过是支队下面的一个小分队，而军官们得到的命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因此便使杨、侯幸免。

二月五日那一天亲历的事件，使我对军队介入政治的能量与态势，有了一个深深的认识与体会。所以，从那以后，每每从报纸或电视中看到某某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新闻，看到电视画面上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占领了城市的各制高点、或在大街上戒严的情形，我便能从对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那天发生的事件之记忆中，找到对这类新闻的深刻感觉。

由于「湘江风雷」的垮台，「高司」猛烈的舆论进攻，原属于「湘江风雷」这一派的各造反组织元气大伤。相反，各工矿企业商店机关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一派的保守组织则纷纷复燃，不过，他们也变换了组织方式。一则是不用「红色政权保卫军」那已被判死刑的名称，二则吸取「红色政权保卫军」和「湘江风雷」均吃了被中央点名的亏，保守派的人员便不再组织大的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性组织，而是以各自单位为基地，组成一个个不同名称但互相保持紧密联系的组织，向造反派发动了反攻。

「高司」开始是不愿同这些保守组织打交道，因为毕竟她认为自己是造反派红卫兵。而这些今天热烈拥护她支持她的人，却都是曾被她参与斗争并打垮了的对象。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势力毕竟单薄的「高司」，不得不在大力发展，建立她的农村支持力量外，同时也小心翼翼地接纳工厂里的前保守组织作为自己的盟友。

当斗争进一步白热化，最初的「造」与「保」的痕迹在社会组织的斗争中，表面似乎越来越淡。因为，到后来，已没有哪一个组织会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保守派」，也没有哪一个组织的名称不冠上「造反」二字。因而，最终，大量的原保守组织的势力，便很快站到了「高司」一边。因为，在工厂商店、机关里、在工人中，尽管组织的旗号已发生变化，但互相较量的基本力量却没有根本变化：一方是一九六六年「九・二四」抓右派、「黑鬼」之报告的受害者为代表的一般工人，另一方则是九月份抓「反革命黑鬼」、打「右派」的积极分子们为代表的党、团员和党组织认可的政治骨干人员。

我们公司的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人员，很快成系统的建立了一个名为「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他们对外拥护省军区，支持「高司」，对内则宣称：「反动组织湘江风雷」以外的造反组织亦均为「造反动机不纯」的组织，「夺权委员会」必须解散等等。

公司党委成员们与这个「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有天然的联系，他们或明或暗却是真正支持她的。在此情况下，加上毛主席党中央来了最新指示，说凡夺权的地方，必须组成有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组织三方面人员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使中央一月号召的只由造反派夺权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因此，公司「夺权委员会」，便像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夺权机构一样，面临这种不利形势，不得不宣布自行解散，而以「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活动。

尽管原保守组织所组织的新队伍，冠上了时髦的「造反」徽记名称，但，我们造反组织，仍称其为「保守派」，这使他们很恼火。因此，在他们使用的各类宣传品中，便愈加高频率地使用「我们造反」的字眼和名词，希望人们抹去过去历史的痕迹。然而，当真正的造反派在后来倒了大霉时，这些保守组织的人员便将「造反」这个词抛入了粪缸，而很得意洋洋地诉说：「我们保守派」当年如何如何坚定「保皇」、「保守」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斗争，历时长达十载春秋，尽管队伍的旗号，组织的攻击目标经常发生变化，但，其中互相对立和较量的势力，大致上没有根本变化。国内外有些作品和文章之所以将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校长老师，抄高级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的家；采用项目组方式迫害文化人或老干部等等文化革命中一切整人的佩红袖章的打手，都归罪于造反派，都视其为造反派所为，就是因为那些作品的作者，实在是不清楚文革中两派斗争的历史过程所致。他们弄不清开始那些佩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虽是「造反精神」的始作俑者，但他们相当部分，却并不是后来才形成的造反派，因为，有了红卫兵时，起初却并没有什么造反派；甚至佩着「造反」字号红袖章的人，也并不一定都是造反派。有些坏事是造反派干的，而也有不少的，则是佩着红袖章的有组织的保守派所为。

「湘江风雷」垮了，我这样有着「湘江风雷头目」身份的人，是不好去参加别的造反组织的。为了不致被人抓口实，别的造反组织必将谢绝我的投奔，我也不好意思，于是，我决定回机修厂去上班，还是当我的钳工去。

看到我居然安然无恙，有些人心里无疑是不甘心的。大街上已没有解放军士兵，但，公安局有警察。那时，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也有了群众组织，但大都是倾向于「高司」派。省军区的影响，以及公安人员特有的组织观念，使他们大部分自然都站到了反对「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的保守倾向一方。

我回厂上班后不久，一天，公司保卫科属于保守派方面的一个干部，通知我去公司保卫科，没说什么事，他的态度也很和气。

到了公司保卫科办公室，除了保卫科的两个干部外，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板着脸看我。

保卫科的人说：这是公安厅的同志，他们找你问一些事。

公安厅的人？我一惊。

文革前，有谁摊上了让公安局来找的事，百分百是证明他离其人生危险已很近了。

公安厅两个人中的那个大个子，未等我惊魂安定，便对我威严地喝道：坐下！

我下意识地连忙在他们面前坐了下来。

另一个年纪较大的人，则冷冷地说：叫什么名字？

我报上。心里却想：你们不是找我吗？怎么还问我的名字？

接着，那人又问：年龄、文化、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等等。

我一一回答。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实际已进入了公安审讯程序。

随后，讯问我的那个人，向我说了一大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话，然后，就要我「交待参入湘江风雷后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

开始，我的确很害怕，甚至身子都有些发抖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与警察打过交道，而公安局历来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让人不敢正视的威严的机关。然而，当他们说到湘江风雷这类文革事情后，我慢慢恢复了神情从容的正常，而且，我也想起了，公安局也是有两派的，这两个公安厅来的人，会不会也是保守派方面的呢？一想到他们有可能也是戴着「市政法公社」、「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与「省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文革中省市公安厅、局支持保守派的警察群众组织）红袖章的人，他们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所具有的警察威严与心理压力，便逐渐不复存在。虽然对他们的讯问，我不能不回答，因为，毕竟是中央文革下了批示，要对「湘江风雷」的头目采取专政措施，但，在心理上，我已在相当程度上只视其为是两派的较量，而不再是一个被专政机关审讯的对象了。再说，即便「湘江风雷」有问题，我却坚定的相信，我们公司的「红色支队」与我本人，绝对没有做什么反革命的事，大不了，也是属于所谓「受蒙蔽」而已。因此，我坦然地向公安厅的人，诉说了我参入「湘江风雷」与我们红色支队的活动情况。

他们两人边听边记录，当我说到我曾担任过几天「湘江风雷财贸战团」的后勤部长时，他们忙说：「你是『战团』级的头目？比支队长还要大呀！」

言下之意，我为何逃脱了被捕的命运？

我细说了解放军来抓捕时的情况。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反复覆详详细细地向我讯问那个没有抓我的解放军军官表示的情况，并且他们两人又细声地交谈了些什么。

随后，那个年纪大的警察便说：像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要去参加反动组织呢？！就是要造反，也应该参加革命组织嘛！不是看你出身是共产党的家庭，看你还年轻，今天，我们就要将你拘捕，你是「战团」级头目，上面规定了，支队长以上头目就要拘捕，你就属拘捕对象！

我心里顿时一紧，背脊上剎那蒙上了冷汗。

那警察却又转了口气，继续说：不过，我们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悔改机会，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不带你走。但是，今后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在单位工作，做一个好工人，而不能再出政治问题，你若再参入「湘江风雷」这类反动组织的活动，我们那时再找你，就不会是在这里了！

我好半天才松了一口气。

最后，他们让我在他们的几张讯问笔录纸上签名，第一次，我的名字出现在公安机关的档案里。

从公司回厂后好几天，我的心里都仍有紧张感，那两个警察虽然没有穿制服，但那两副冷峻阴沉的面孔，那些不容你不害怕的眼神，还有那黑色横格的「讯问笔录」纸，以及那两个警察最后对我的警告，都在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

好在，文革造反还在进行，社会上一阵接一阵的群众组织造反浪潮，终于也慢慢将我心底里的恐怖，逐渐洗净，使我又回到造反的热潮之中。

几个月后，中央又撤消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给「湘江风雷」平了反，并且宣布她是「革命群众组织」，让省军区释放了所有被捕的「湘江风雷」人员，造反派也战胜了「高司」与保守派。一天，一辆小轿车来到我们公司门前，接了我与刚出狱不久的钟有新、老易三人，驶向了公安厅大院。是公安厅的老冯——即那个到公司里讯问我的年纪大的警察，接我们去的。不久前，老冯也参加了公安厅的造反派组织。当初，他与另外那个警察原来是奉命负责审理商业系统的「湘江风雷」人员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仅要讯问我，在狱中，更审问过钟有新与老易等人。现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了反，他作为个人，原本是没有责任的，但他与另外那个警察，却认为他们对我与钟有新、老易做错了，因而有疚，于是专程电话联系后，驾车接我们三人去那儿，在办公室内，他们两个警察诚恳地向我们一再道歉，并要请我们三人吃饭。对此，我们三人都十分感动，见了面后，连连对他们说，这不怪你们，不怪你们！这是路线斗争，下面的人是没有责任的。当然，我们也不好意思去吃他们的「请」，那时，谁都只有那么一点粮食供应指标，故只在那儿喝了茶、吃了几个桔子。

老冯给我们说了他为何到公司里来找我的事。他说，听我们公司有人报告，说我是「湘江风雷」的一个「战团」后勤部长，是支队长以上头目，但现在还逍遥法外，没有被抓去。他当时也很奇怪，居然还有「战团」级头目能逃脱被捕，便连忙来了。但一见面，「原来是个细伢子」——老冯说，又得知我的父亲还是中共原地下老党员，加之听我说了那天解放军军官不要抓我的情况，便当即作了决定：连解放军都不抓他，我们抓什么！因此，他们便只讯问了我一些情况了事。

其实，我没有被公安厅「补」抓入狱，完全是老冯他们两个警察的为人善良，而不忍抓我。否则，若按当时省军区制定的抓捕级别规定，我这个所谓「湘江风雷财贸战团」的「后勤部长」，无疑是入狱之列。因为，当时的确也有不少单位的「湘江风雷」头目，是在二月五日的军队大搜捕后几天，才被公安局的警察补抓进去的。

老冯，是给我留下了最好印象的一个警察。

文革中，被打成为「反动组织」或「非法组织」的群众造反组织，并非「湘江风雷」一个，每个省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江西的「大联筹」等。但是，那些组织一般都是在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时期，由各省的省军区自作主张将他们打成反动组织的。而由中央文革直接点名为「反动组织」的却不多见，尤其是由中央批示将一个省的主要大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的事，大概也就这个「湘江风雷」事件。

虽然，后来在当年八月十日，中央对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中，曾批评了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并撤消了它，在中央文件即「八・十决定」中承认：「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

甚至，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段话，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做事的轻率：「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但是，文革造反的浪潮中，作为曾经热烈号召、极力主张、坚决支持，拼命策动广大群众「造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当初，为何却突然下达一条旨在摧毁「湘江风雷」这个明牌造反组织的批示？为什么在文革尚处在白热阶段之时，却这么轻易地对一个省的最大的造反组织开刀，还竟指示动用军队抓人，而之中，又还有些什么内情？此事，一直令湖南的造反派们迷惑不解。

也许，是因为「湘江风雷」已拥有了上百万成员且还在继续膨胀发展，而导致中央对其产生了顾忌？或者，再加上据省军区报告称这么大一个群众组织竟然还拥有了武器，（实际并没有，而是将省展览馆的革命历史展品枪支，作为「湘江风雷」的罪证拍照上报的，理由是当时省展览馆已经为「湘江风雷」的一个支队管辖）而使中央有了担心和愤怒？要么，是因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及其上级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都是林彪系统的战将，当时使中央文革视其为「自己人」而言听计从，便匆匆按军区的报告下了有利于省军区的批示？

但，这一切都只有猜测。

真正的实质原因，要待将来的历史学家们才能探查清楚了。

不过，这种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下批示镇压一个造反派组织，而后又由党中央与中央文革宣布予以为其平反的事，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却似乎只发生有湖南省的这个唯一的案例。

而那个什么「一・二〇」指示就更离奇了。

始终对这个「一・二〇」指示心存疑惑的湖南造反派方面，后来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过程中，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这个指示的事。然而，周恩来总理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支左部队与群众组织负责人的赴京代表时，却说「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周总理说：「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我们委托黎原同志（在湖南支左的47军军长），请回湖南继续调查。」

但是，最后却始终没有查出或公布过此「指示」的来龙去脉真实情况，因而，「一・二〇」指示便成了一桩历史悬案。

第八章　从「等着抓」到「炮声隆」战斗队

有人说：那时的你们怎么会热衷打什么「派仗」？从现在的眼光，看你们当时的举动，的确很像是神经出了毛病。

我想，那么多人都同时脑子进了水？不能这样说吧。早些年有一首诗说：「我们应忏悔犯过的错误，我们也珍惜有过的追求。」人，总是会有一些精神追求的，不论在什么时代。

一九六七年的二、三月份，是文革中的长沙市街头最为热闹的时期。在这期间，既贯穿了互相争斗的狂热派战，也常常洋溢了最诚挚的友好情感和难以忘怀的自我献身精神。

「高司」的大学生红卫兵头头们，没有利用「湘江风雷」垮台这一于她极有利的时机，来团结统一其他和她曾并肩战斗、而此时出现了对抗意识的工人造反组织，相反，她试图借助这个形势和省军区的支持，彻底摧垮「东方红总部」等造反组织。她拟定了一个得到省军区首肯的口号：「彻底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在这个口号的指导下，她将不情愿来、但又不敢违背中央文革指示精神、而勉强来参加批判「湘江风雷」的数万人大会的「东方红总部」等十来个工人造反组织，赶出了大会会场，并在大会上暗示，「东方红总部」等造反组织，就是「湘江风雷的流毒」。她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在军队士兵的参加下，将「湘江风雷」头头们挂牌铐手，并像批斗「走资派」那样的游斗全城。接着她又组织人员整理「东方红总部」等几个造反组织的材料，向省军区和中央文革反映，希望「东方红总部」等造反组织，也像「湘江风雷」一样遭到被摧垮的命运。

这一切，使「高司」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更加对立，也使「东方红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异常愤怒。文革运动在那个阶段，武斗还不是主要斗争形式，因而对立和愤怒主要体现在「文攻」上，即大字报标语战和宣传车大战上。

造反组织中的工人很多，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便涌淌着由工人组成的人流，流向那一辆辆宣传车，围观或起哄。由于形势的突然逆转，失势的造反组织在二月初那几天，几乎没有自己的宣传车出现在大街上了，大街上除了是不时荷枪实弹在巡逻的一队队军队士兵外，就只剩下哇啦哇啦叫个不停的「高司」一派的宣传车。

我也是一个几乎每天夜晚必在大街上的活动分子。我不甘心自己组织的失败，尽管我不了解「湘江风雷」总部头头那些人的情况，但，将我们这近百万人的造反组织说成是「反动组织」，我死也不相信。白天，我有自己的钳工活要干，但夜晚，却是我的希望和快乐：互不相识但却有着同样观点的朋友们，在大街上，碰到一块，倾吐心中的不满，发泄积郁的愤怒，憧憬同样也可能会突然出现的前途，这一切都令我全身舒畅，并感到自己彷佛一下子充满了力量。

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即「湘江风雷」遭到镇压后约半个月时，一辆由人力脚踏三轮车装饰成的宣传车，突然出现在繁华的五一大街，一下子，成百上千的人流被它所吸引，涌向了它，围住了它。

这辆简陋却装饰精巧漂亮的宣传车，是由几名中学生操持。三轮车上拥有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和一套扩音设备，虽然宣传车要靠中学生们推着前进，但安装在车箱板顶上的那个大喇叭发出的声音，却震撼了宽阔的五一大街：

「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谁镇压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

我作为一名围观者，顿时被这辆宣传车感动了，甚至激动的泪水都涌出了眼眶。

围观的人们，起初也都被这辆宣传车的口号震惊了。一时，人海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寂静。很快寂静被打破，人群中发出了掌声，开始是零零落落，随即便化成了暴风雨般雷鸣般的掌声，接踵而来又是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我使劲地鼓掌，双手拍红了，拍酸了，也不想停下。

宣传车上的中学生亦被眼前这情景激动，他们将车停下，也站了出来举起双手，不停地鼓掌。

这时，我看清了宣传车前那块被大红纸装饰的木板上，是几个这样的浓墨大字：「湘江中学红卫兵等着抓战斗队宣传车」，其中，「等着抓」三个字特别的大。再看那几个红卫兵所佩的红袖章上，也是「等着抓」三个大字。那几个中学生，年龄与我不相上下，他们那充满青春气息的脸上，却透出一种庄严的神圣感。

我顿时全身热血沸腾，面对着这些可敬的同龄朋友们，我觉得我也应该做一个巨人。

宣传车的喇叭，开始广播一篇抨击省军区的文章，十多个显然是造反派的工人，自动在宣传车四周组成了一道纠察线，以防这人力三轮车改装的宣传车被激动的人潮挤坏。

广播的声音宏亮激昂，抑扬顿挫，使包括我在内的围观的人们深觉过瘾，或万分惊异，因为，自「湘江风雷」被摧垮以来，还没有人敢批评省军区，敢指责省军区是「镇压造反派」，更没有人敢说「湘江风雷不是反动组织」。因而，当时这辆宣传车的广播，骤使造反的人们得到很大的精神满足。

人流中有一些人，突然高呼：「打倒湘江风雷的变种！」「坚决镇压反革命！」

但这不和谐的喊声没能持续多久，暴风雨般的唏嘘声就将它压住，接着「打！打！打！打倒保皇派！」的有节奏的口号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破坏革命坏、坏、坏！⋯⋯」的那首几乎造反派们人人都会唱的、专门攻击保守派的歌声，取代压住了那少数人微弱的口号声，迅速成为大街上的主旋律。

那些敢于公开与这辆宣传车广播对抗的几个人，很快被激愤的造反派轰走，人群中即便还有不同观点的保守派，也只能被迫保持沉默。

文章还没广播完，大街上突然驶来了「高司」派方面的宣传车，其中有两辆打着公安局的「红色公安造反军」旗号，几个在橄绿色警服上亦佩戴着红袖章的警察，居然挥舞着手枪，冲了过来。这些有着双重身份的警察，最令造反派痛恨。一方面，他们是群众组织，可以无法无天地任意攻击其他造反组织；一方面，他们是国家的专政机关，可以莫名其妙地将人送进监狱，如果你反对他们的话。

成百上千的像我这样的造反派工人、干部、学生立即自动组成一堵厚厚的人墙，挡住了「高司」和「红色公安」的宣传车，挡住了那些气势汹汹的警察兼保守组织成员，以让「等着抓战斗队」宣传车继续广播。

「高司」派宣传车无法靠拢「等着抓」宣传车，手执武器的警察也没法冲进手挽手的已无畏惧的人群，因此，「高司」派的宣传便改变策略，他们一方面让一辆宣传车开走欲增调力量或者请军队来，一方面五、六辆宣传车同时用更宏亮的声音播送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凡是错误的思想，则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既是干扰也针锋相对，使「等着抓」宣传车的广播被压住。

见到这种情况，「等着抓战斗队」的红卫兵却不急不躁，借助人墙堵住「高司」宣传车的机会，推着自己的脚踏三轮车，向「高司」宣传车相反的方向走了，而无法前进的「高司」宣传车只能眼睁睁看着「等着抓」跑掉。

果然，一会儿，两卡车全副武装同样佩着袖章的警察赶来了，显然，他们是为抓捕「等着抓」这几个公然宣布「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的「反革命」而来的。看到这些警察，我们组成人墙的造反派，非常气愤，一下子围住他们，使他们无法下车，面对这汹涌如潮的人群，警察们无可奈何。互相僵持了很久，只到我们估计再抓不到「等着抓」那些红卫兵了，才慢慢散开去。

第二天、第三天夜晚，「等着抓」宣传车都出现在大街上，毫无畏惧地宣传自己的观点。整个长沙市都轰动了，人人都知道了这辆不怕去坐牢的宣传车，知道了这几个「等着抓」却坚持抨击省军区的红卫兵。工人里的工人造反派互相传诵，以此互相鼓舞，同时，更多的人在夜晚都涌上了街头。

「高司」及「红色公安」均无法抓到这受成千上万工人造反派保护的「等着抓」战斗队。省军区出动的宣传车，虽然也不断发出警告，指责「有人企图为湘江风雷翻案」，但军队这次终究没有动手来抓人，大概省军区的龙司令员觉得动用军队来对付这几个还是中学生的红卫兵，会太损军队的形象。

显然，「等着抓」战斗队的无畏行动以及夜晚大街上的人心所向，鼓舞了各造反组织的头头。「首都三司」与「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也乘着一辆从工厂借来的宣传车，在「坐牢算什么⋯⋯」的悲壮歌声中驶向了大街。「东方红总部」的宣传车也开出来了。长沙市几家大工厂的造反派，也组装好宣传车，参加了这不寻常的夜战。最令人振奋的是，驻长沙的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的「红色硬骨头」造反兵团的宣传车，也上了街，这些由教员和学员组成的军事院校造反派，清一色也都是现役军人。当看到同样也身着绿军装红帽徽红领章的「红色硬骨头」成员高呼「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真正的左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而与「东方红总部」宣传车并肩战斗时，我们这些围观的造反派，顿时心里高兴得乐开了花，激动得不断欢呼，庆贺「我们也有解放军！」

「首都三司」联络站的宣传车前面，安着一块写了「红色堡垒」的红色木牌，联络站的红卫兵都是北京的大学生，一口能令人肃然起敬的标准普通话，广播着一篇又一篇指责「高司」、抨击省军区的文章，像炸弹一样，在人群中激起异常热烈的反应。他们在与「高司」宣传车和省军区出动的宣传车「对仗」中，显示出很大的魅力。这一方面是他们北京红卫兵的身份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围观的人们倾向鲜明造成。当「红色堡垒」领着呼喊「镇压造反派，决无好下场！」口号时，应者如雷，而「高司」宣传车高喊「肃清湘江风雷流毒！」口号时，却被人群中起哄的声音盖住。

显然很为恼怒了的「高司」宣传车，决定采用「以数量对质量」的战术，有次调来七、八辆宣传车，试图团团围住这辆「红色堡垒」。但是，我们这些「红色堡垒」的支持者却不会袖手旁观。当发现「高司」宣传车逼近时，总有一批年轻的工人造反派便会「刷」地一下横躺在马路上，组成一道谁也不敢逾越的路障。面对这种壮观场面，「高司」宣传车无可奈何只好后退。有一次，我也参入了这种路障的「筑构」，看着「高司」宣传车驶来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横下心随着一批青年人往马路中一躺，静静地等候汽车轮子的逼近。终于，「高司」的宣传车不得不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用骨肉之躯阻住了对方隆隆车轮的进攻；

以不畏死的决心保卫了我们造反派的声音；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有点「英雄」的味儿，也感到了悲壮的冲动。

自然，在那气势汹汹的车轮猛冲过来时，我也曾想到成为车下鬼的可能，剎那的恐怖感，顿然而生的紧张感，均迅速地笼罩过我。但，一切还来不及等我细细思量，事情却又很快地结束了：停止的不是我的思考，而是逼过来的滚滚汽车轮子。

在那段宣传战中，白天是「高司」的天下，论写标语造舆论，哪个组织也不是「高司」二万多大学生红卫兵「秀才」的对手，加之，还有军区、公安做他们的后盾。而一到晚上，面对陆陆续续从工厂下班后涌上街头又依靠夜幕掩护的造反派工人，宣传战的天平，则明显偏向了「东方红总部」等造反派。

不过，军队和军警在那场宣传战之初，还是抓去了一些敢于在舆论上抨击省军区的造反派。长沙市一中的几个红卫兵组成了一个「夺军权」战斗队，写传单贴大字报，严厉地指责省军区司令是「镇压造反派」，并号召「夺省军区走资派的权」，结果，警察冲到学校里，将这几个红卫兵都抓了去，关进了公安局的监狱。这之中，有一个红卫兵，就是后来成为了国际有名、但于二零零四年辞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当时，他还叫杨曦光，年仅十八岁。

但到后来，面对大街上成千上万与省军区和「高司」唱反调的人潮，军队和警察显然无可奈何了。毕竟，他们不能抓走所有反对他们的人。

我和杨金河、侯川江几乎每天夜晚都上街，参入那激动人心的宣传战。有一天夜晚，当我主动充当了「等着抓战斗队」宣传车一名保护者，和其他十来个造反派工人围护着「等着抓」宣传车时，让我们厂里的一个前「赤卫队」的人看见了。第二天，厂里宣传栏中便出现了一张不点名的大字报，说「我们厂里有个漏网的湘江风雷头目，反动本性不思悔改，竟然又明目张胆地去参加什么『等着抓』战斗队，你就等着吧，会有抓你的一天！」

对此，我很愤怒，本想马上写张大字报攻击一下那个前「赤卫队」成员，但，杨金河劝我不必同那个人计较，说「谁笑得最后，谁才笑得最好。」我想亦对，好，我们就等着看吧，看他有没有能耐而将我抓了去。

我们机修厂「东方红总部」分队中有不少老工人，则偷偷地劝我，今后再莫去上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嘛」，面对他们的好心，我报之一笑。

我想，谁也不能阻止我要去上街，去呼口号，去鼓掌，去躺在马路上拦汽车，除非谁能解除罩着我的「湘江风雷反动头目」的阴影，或者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又发号召，停止造反，停止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中央文革的要人们在北京二月的「怀仁堂事件」中，因打击老帅们而赢了分而洋洋得意之际，当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陈阿大们正为跃上了权力宝座而喜悦万分之时，湖南省长沙市的造反派却处在了较为艰难的时期，由于「湘江风雷」的被摧垮，使造反组织势力大大削弱。而「高司」这个红卫兵老造反派组织不仅站到工人造反派的对立方面，并且她还使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得以重新复燃并向造反派展开了新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历来受到人民群众尊重热爱崇拜的解放军。却由省军区为代表，成为了批判造反派的强大压力，做了保守派的坚固后盾。因而，在这期间，造反派除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活动和频繁的地下串连活动外，基本没有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有组织的造反行动，从而就更谈不上联合起来去夺省委、省政府的大权了。

而有意思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却在此时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我对「湘江风雷」的揭发与对我所犯错误的检讨》，由「高司」红卫兵贴了出来。在这张大字报中，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对「湘江风雷」这样一个群众组织的问题，能有「揭发」，还有控诉，控诉「湘江风雷」迫害了他。

「湘江风雷」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被镇压下去后，「高司」的头头们便计划夺取湖南省大权，他们将在「高司」旗帜下联合、接纳的各种大小派别组织，组成为了一个「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简称「省红联」），以「高司」为首。其成员中除了极少数工人造反组织外，大部分是原「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成员重建的组织。另外，在省军区与各地县军队武装部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将原文革前的各级官方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也都成建制地接纳，组成了「贫下中农造反军」，从而大大为「高司」派增添了力量。

不过，这时「高司」派的派别属性变得复杂了。

「高司」的红卫兵头头们仍自称自己是「造反派」，但他们统率的却又大都是在骨子里并不赞成造反的原「红保军」、「赤卫队」旧部成员；他们的斗争矛头依然没有放过省委，但他们却又与同情省委的省军区站在了一条战线，并号称自己是「拥军派」；他们在理论上无疑仍赞同「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方针，但在派别斗争中却又视「东方红总部」等工人造反组织为死敌。

因此，工人造反派便开始将「高司」红卫兵也管叫「保守派」了，将他们与「红保军」、「赤卫队」已等同看待了。虽然，这些大学生红卫兵曾是长沙市湖南省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与先锋队。

「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后，「高司」派某些头头捡起文革中造反派甩给他们的「保守派」帽子，作为显示功勋的桂冠顶到了自己头上，并当成自己在文革中并非反对党委而「一贯正确」的标志。然而，后来，清算造反行为的过程，追溯到了文革之初的红卫兵点火煽风的造反起始阶段。终于，这些凭在当年「八・一九事件」中大发造反宣言而登上风云舞台的前大学生红卫兵，也遭到了必然的否定。虽然，「高司」派头头们的政治结局，比「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等倒霉的工人造反派头头们，固然要好得多，幸运得多，但其政治前途，却是远不如那些文革中的逍遥派们红火的。

就在「高司」为首的「省红联」决定指控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与省委另一位候补书记为「三家村」，并宣布坚决予以打倒，然后依照上海夺权经验，准备一举夺取湖南省大权之际，不料，原在一月二十二日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发号召，叫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的党中央，却在二月中旬又修改了这个夺权方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等一系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提出并强调了要由「三结合」方式才能夺权的信息，并且在随后三月底《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中，传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样，单由群众组织夺权掌权的梦想必须抛弃，而必须让原有政权中的部分领导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参加夺权后的「革命委员会」，并且，群众组织代表的地位已从为首，降到「三结合」中的第三位。

由于省委的三位书记均已被宣布为「打倒对象」，这样，「高司」只能让剩下的几位省委书记和一位候补书记来参加未来的「革命委员会」了。

就在「高司」派忙于筹备夺权后的「省革命委员会」班子人选的过程中，一连串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却极大地鼓舞了处于受压制状态的工人造反派和其他造反组织：

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署名，下达了关于对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二月二十三日指挥军队向青海「八・一八」造反组织开枪镇压，造成三百余人伤亡的严重问题的处理决定。中央的决定中还宣布恢复被青海省军区打成「反动组织」的八・一八造反组织。

也是一个省军区！

也是把一个造反组织打成反动组织！

不失时机的「东方红总部」、「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立即在长沙市全市发动了一场标语战，一连串崭新的标语口号很快刷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坚决拥护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处理决定！」

「打倒军内走资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赵永夫！」

「向青海八・一八造反派战友学习！」

「打倒湖南省的赵永夫！」

无疑，这个青海事件大大震动了湖南省的各种政治力量，包括省军区和驻湖南省的野战军部队、军事院校，没有谁愿意做另一个赵永夫。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军队形象也出现了裂缝。这样，省军区原拟在夺权建立省革命委员会前，再宣布几个造反组织为非法组织的计划，立即被放弃了，并且对日益威风起来了的造反组织活动，也只好予以容忍。

另一个消息更鼓舞了造反派：二月份大斗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均受到了批判，尤其是之中严厉地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中央并给老帅们的那次行动定了一个「二月逆流」的性质，北京街头，「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谭震林！」等大标语已铺天盖地。⋯⋯

二月，时间的吻合！

逆流，性质的吻合！

虽然，北京怀仁堂发生的斗争，与湖南发生的镇压，这二件事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性质也根本不同，甚至，对湖南造反派组织发出的「专政」指示还来自于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在二月中备受摧压的湖南造反派们却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在迅速刷出了一批照北京的口号依样画葫芦的标语外，同时，暗中也行动起来，策划着一场反攻战。

而省军区与「高司」方面，其组织的「省红联」，由于没有能包括湖南大部分造反组织，特别是没有包括有代表性的大型的工人造反组织，因而，他们所拟定的「夺权」、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计划，便始终未能获得中央的批准。相反，中央文革派来的一些联络员，以新华社记者之类名义，却不停地秘密活跃于各工人造反组织之中，调查了解情况，并不断地向中央文革小组送去报告。与此同时，「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的那些红卫兵，虽然已按中央要求「北京红卫兵不要再参入各省文革运动而全部撤消所有的驻外地『联络站』」的指示，不再设联络站了，但他们却仍有很多红卫兵在湖南，帮助工人造反派向中央反映情况，或将北京的有利消息迅速转告湖南的工人造反组织，使工人造反派在与省军区的较量中，不致犯盲目而孤立的错误。

形势在向左转。

造反派如同经过了冬眠一般，都动起来了。

青海八・一八造反组织在当了一个月的「反动组织」后，又被恢复名誉，重新登上了文革舞台，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得很。当即，我找杨金河、侯川江商量，也要重新出山，再组造反队伍。「湘江风雷」目前一时还不能恢复，我们先不能用这个旗号，根据毛泽东诗词「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二句，我们决定组织一个「炮声隆」战斗队，杨金河说，我们「炮声隆隆」之时，便是「走资派」、「保守派」们「消遁」之时。对这个名词，我自然很喜欢。

经过串连，只有七、八个青年人愿意参加。杨金河见远远低于他原来的「湘江风雷」分队人数，便有些急躁不安。我劝他说，不要紧，打头阵的总是少数人，一旦局面打开，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我们，跟我们走的。

「炮声隆」战斗队，我们推杨金河当队长。杨推辞，说应由我来当。我说，在机修厂，造反派的头头应该是你。杨比较稳健，而我是个活跃分子，不会安份于厂内的事的，一旦有机会，恢复公司系统的「湘江风雷」组织，营救被捕的钟有新、老易他们，必定少不了我。

我们在厂里贴了一个「成立声明」，宣布我们又组织造反了。「东方红总部」分队马上写大字报，表示「欢迎」。

「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成员则一声不吭。「欢迎」之举自然不会有，但，再骂一句「湘江风雷的变种！」我想，此时谅他们也没有这份胆量了。青海八・一八的事，北京谭震林的事，已通过贴满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告诉了每一个长沙市人。不论是谁，都能或多或少掂量出那二件表面互不关联的事的份量。

我们还找了党支部苏书记要钱，要办公室。对形势极为关心的苏书记，二话没说，马上批条子给钱买旗帜、纸墨等，并仍将原「湘江风雷」分队所用的办公室拨给我们。看到苏书记对我们的要求都能给予满足，杨金河很满意，笑着对苏书记说：「老苏，将来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推选你为『三结合』之一的领导干部，只要你真正支持我们。」苏书记也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

当时，我们厂的权力，在「湘江风雷」被镇压后，主要是由厂里「东方红总部」组织为主体的「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联委会」）监管，苏书记虽然在「一月风暴」高潮阶段，受过造反派的几次大会批判，但行政权力却未完全被剥夺，只是大家不再喊他「书记」，而唤「老苏」，同时也不再由他单独掌握，而须由厂「联委会」监管、副署。

在公开场合下，苏书记仍扮演着他不反对也不说支持的角色。而暗中，我们发觉，他关心的仍是「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并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

对此，杨金河很恼火，说苏书记这个人太狡猾，将来搞三结合，恐怕还是不能让他进去。

我说，保守派那些人，都是他培养起来的，刚造反时，他们都死心保他，他怎么不会对那些人有感情呢？什么三结合，到时再说吧，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有了这个「炮声隆」战斗队，我们造反便又有了阵地。但这个「造反」，在厂里已基本无反可造了，至少目前无反可造。对党支部书记、厂长，在前段造反时，该批的也批了，该斗的也斗了，老工人要发泄积愤，也发了不少，「右派」黑材料也没有了，而夺权，此时又不成熟，起码「三结合」要军队代表，哪儿来？找军区的人来？打死我们也不会干。打派仗呢？厂里这个什么「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除了背后咒骂我们以外，当面他们已根本不敢说什么，大字报他们更写不出水平。然而，他们也并不解散他们的组织，也并不发声明说同意我们的观点。相反，他们天天有人上街去看大字报，去为「高司」的宣传广播鼓掌。

我想，还是那个老道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厂、我们公司的造反派能否取得胜利，一切的一切都在于湖南省长沙市的造反派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还得以先参加社会造反活动为主。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

我自行决定，又不去干那钳工活了，而专心专意去做「职业造反派」。每个月二十块钱的学徒工资，不怕厂里不发给我。

我找到苏书记，说：今天起，我作为「炮声隆」战斗队的脱产人员，不再上班，请你批准。

「老苏」连忙说：可以，可以。

我又说：杨金河、侯川江有时需要去参加一些造反会议和活动，因而经常会要请半天、一天的假，请你也同车间打个招呼。

「老苏」仍然不失热情地说：行！行！

他不反对、不卡压，但也绝不赞扬我们的要求。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由我多进行社会联系，而杨金河则在厂里主持「炮声隆」战斗队组织。

不用去车间上班，我的活动时间就宽裕多了，不必等到夜晚，大白天，我也可以到各造反组织去串联，了解情况，以便组织参加各种造反行动。

四月七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与组织，长沙市的造反派终于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而选择的反攻突破口，是将仍在运行、但却已只听命于省军区的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予以封闭。

封报那天我没有在现场，只是事后听人描述了颇有些浪漫的那一幕：

当天上午，几百名中学红卫兵，举着各自造反组织的旗号，暗中携带着准备好的数百张封条，提着浆糊桶，挟着大捆大捆的白纸，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的毛泽东语录歌声中，游行到《湖南日报》报社大门前，突然停下。

这批中学红卫兵大部分属于「井冈山红卫兵」组织。他们的「司令」是一位十九岁的女中学生，姓谢，中共预备党员，文革之初，却被她所在中学的党组织无端打成了「反革命」，于是，她跑到了北京，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时，她有幸被邀请上了天安门城楼，直面毛泽东，告了一次「御状」，并且，还请毛泽东在她的一个笔记本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一来，谢「司令」更加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造反派红卫兵，她回长沙后立即组织了这个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以造反派左翼的形象，活跃于湖南文革的舞台。后来，不到二十岁的她，还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并做过第一届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十多名红卫兵，突然举起了一支支铜号，「达达达第⋯⋯」的雄壮进军号顿时响彻云霄。

「冲啊！」几百红卫兵举着红旗、挟着纸墨高呼着向报社大门跑步涌去。

早已得到通知的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红色新闻兵」的成员，立即走出办公室，走出印刷厂车间，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井冈山红卫兵」的到来，报社的领导和保守组织的人员则一时不知所措。没有反抗，没有争吵，眼睁睁看着红卫兵用早已盖好十几个造反组织大印的封条，将一间间办公室，一个个印刷厂的车间锁上门后封死，偶尔有几个保守组织的干部，试图阻止，也均被报社的造反派同事吼开。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斗志高昂的红卫兵们不用半个小时，便已将整个报社大楼封住，使报社一切工作停止运转。

由十几个造反组织署名的「关于封闭《湖南日报》社的严重声明」贴了出来，那「声明」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在落款处已盖有圆的、方的十几个鲜红的大印。

「声明」在历数了《湖南日报》的种种「罪状」之后，单方面宣布了几条规定，其大意是：

「一、自即日起，《湖南日报》（还包括有「高司」与「省红联」在报社印发的《追穷寇》报）不得出版；

二、但每天出一张《新华社电讯》，只刊北京新华社发来的国内外重要消息、新闻；

三、何时启封恢复出报，需我们的同意；

四、我们立即将此事，向党中央汇报。」

这「我们」，自然就是参与封报社的这十几个造反组织。

报社的社长、总编们，经历了大半年文革，故对这类事，并不显得很慌张。况且，他们也明白，这红卫兵，这造反派并不是冲他们来的，他们用不着同红卫兵顶牛，也知道那样做实际没有用，何况，当时他们本身还是群众批判的对象。唯一可做的事，便是向上面汇报、请示。

向谁汇报？

省委书记们今天不是被造反组织搞去批斗，明天就是被「高司」属下的组织弄去检讨、请罪，到哪儿去找？找到了，又有什么用？

省委宣传部？整个省委都瘫痪了，省委宣传部还管什么用？何况，省委机关大院内都分成了两派。

但社长和总编以及临时掌管了报社大权的保守派组织的头头，仍有可以汇报的地方。

省军区司令部宣传处长便接到了他们打来的电话。

宣传处长火速向省军区司令员作了汇报。

宣传处长希望司令员立即下令。大概，他会想，派出一个营的部队就够了，他相信，红帽徽红领章绿军装的解放军，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虽也身着褪色军装但只佩有红袖章的红卫兵，赶走他们，夺回报社。

我没有在近处见过省军区的龙书金司令员。但，从湖南文革当时发展的形势，可想而知，当时他显然不能轻易地打这一仗。青海赵永夫的下场，北京老帅们的结局，像浓浓的阴影，沉沉地罩住了他。

龙司令是一个老革命，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就参加农民赤卫队，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一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几十年南征北战，他都没怯过场，始终敢打敢冲也善防善守。然而，文革一来，他没辙了，相信他的确不知这场仗该如何打了，因为，在文革运动中，他弄不清敌人在哪儿。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自然，这也是文革运动的首要问题。党中央要军队支持左派，命令下得似乎很明确，可谁是左派呀？后来，龙司令稍稍明白了一点，左派应该在造反派之中，因为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是，问题又来了，「湘江风雷」与「高司」可都是造反派呀？然而，他们两家却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省军区应该支持谁？大概，龙司令想来想去，研究的结果是似乎应该支持「高司」红卫兵，因为他从军区侦察部门报来的情报资料中分析，「湘江风雷」人员复杂，其组织中什么人都有，而且那几个头头的来历与家庭出身也有可疑这处，而「高司」就不同了，全是年轻人大学生，全是红卫兵，组织人员非常单纯，他的头头有几个还是共产党员；更重要的是，「湘江风雷」那一派，是经常与军区发生冲突的，甚至在一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他们还来冲击省军区，还差一点冲到了军区作战室，这可是犯法的大事。「湘江风雷」一派的人说，他们是怀疑省军区藏有省委的「黑材料」，所以他们要进来搜。他娘的！他们忘记了这是军队！军区岂能由你老百姓来逛来搜？！中央军委不是也已下达了命令，不能允许群众组织冲击军队吗？！可见，这个什么「湘江风雷」值得怀疑。而「高司」红卫兵可就好多了，他们造反的干劲也很大，但是却只对准省委——本来嘛，走资派只是在地方党委之中，与我们军队没有什么关系——从不与军区发生冲突，而且还主动与军区保持联系。这样看来，「高司」的确是左派！中央文革在北京支持的左派，不也是蒯大富、韩爱晶那些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嘛！而对「湘江风雷」不仅不能支持，相反，还要整整他们的材料，向广州军区与中央报告他们的问题。这不，很快中央就下了批示，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组下的，支持省军区的观点，还要军区对「湘江风雷」与「红旗军」的反动头目采取专政措施，摧垮这两个反动组织。

对省军区的举措，龙司令显然有过一阵高兴。

但是，没过多久，显然他发现，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他与省军区党委的预计，镇压了与军区唱反调的的「湘江风雷」后，地方上的造反派不仅没有来主动改善与军区的关系，相反，除「高司」派外，其他造反派对军区的反感却越来越大，而军区欲希望通过「高司」，来强化军队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融洽友好氛围的设想，也落了空。因为，「高司」毕竟只是大学生，看来他们还没有左右局势的能力，甚至，「高司」与北京的左派大学生红卫兵「首都三司」、「北航红旗」都发生了观点对立，而不能站在一起。

这一来，在湖南文革运动的态势中，省军区便不知不觉陷入了某种被动。原本军队因为是「支左」，故很受地方上造反派们的欢迎，而都想与军区拉上关系，使军队能支持他们。可是现在，由于急于支持「高司」，而将「湘江风雷」打了下去，结果却导致湖南大部分造反派，特别是工人造反组织与军区产生了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越来越强烈，连「炮轰省军区！」「油炸龙书金！」这样明明白白针对军区的大标语，都已不顾中央「坚决不能冲击军队」的指令，而公开被贴上了街。现在，竟又组织大批人员来封闭《湖南日报》社，不让出报，说报社自二月以来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喉舌！」

怎么办？是坚决回击，甚至再打他几个「反动组织」，杀杀这些造反派的威风？或者，还是找工人造反派组织做工作，争取他们？

面对如此大事，龙司令无疑会慎重地将问题摆到军区党委会上。

终于，省军区除了向广州军区等上级报告情况外，没有采取其他反击行动，只是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也许，经过讨论、研究，一生戎马征战的省军区首长们只能排除武装夺回报社的任何方案，而选择他们并不擅长的战斗方式：文攻。即采取一切只靠嘴巴和笔墨纸张、广播器材为武器的方式。也许，他们不得不佩服：这狗日的造反派，真会选择时机！要是早一个月敢这么搞，非把他们全关进监狱不可！

可是现在，省军区不能这样了。

因为，前几天，即四月二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文章中说：「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播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此刻，省军区不能不细心地思考研究《人民日报》文章的目标所指，更不能忽视《人民日报》文章的份量。毕竟，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中央的「文化」内容，就是下面的行动指南针！

军区不能给报社以明白的支持，还要做事的报社总编们就只好按造反派的命令办事，《湖南日报》封了，就出《新华社电讯》吧，总不能让报社来个集体放假。

「井冈山红卫兵」将《湖南日报》封闭后不到一小时，一批批「《湖南日报》封得好！」「坚决支持井冈山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大标语便刷上了长沙市街头。一队队举着各自组织名称旗帜的造反派纷纷朝《湖南日报》社开去。在报社内外一片口号声、鼓掌声、甚至还有鞭炮声音的齐鸣中，成千成万的人流涌进了报社，冲上报社四层大楼的最高露天平台，将自己组织的旗帜插上，加入到已插上了的井冈山红卫兵等几十个造反组织的红旗之林中，以示参入对报社的占领。

封闭《湖南日报》社的第二天，即四月八日，省市公安、检察、法院支持「高司」的保守派组织，却搞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几千人的武装游行，游行者一方面戴着群众组织的红袖章，一方面又身着警服佩着手枪，举着红旗打着横幅，开着宣传车，高喊支持「高司」与「封《湖南日报》是反革命行为！」、「坚决镇压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游行到《湖南日报》社大楼前。对此，造反派方面则也针锋相对，借欢呼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迅速组织了一次全市大规模的反击性游行，依靠人多势众，在气势上，压倒了「公检法」方面的武装示威。

后来，在造反派战胜了省军区与「高司」派时，长沙的省市「公、检、法」系统的干警，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多「公、检、法」人员被打伤，有数名公安警察甚至被人打死。这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中央领导人发出了「彻底砸烂旧公检法」指示的大局所致；另一方面，则的确是因他们以群众组织面貌来介入两派斗争，却又穿着警察的制服、佩着武器来威胁造反派，而导致了造反派群众对他们的极度反感所致。

当然，也有一些是原来的劳教人员，趁乱而对他们施加了的报复。例如，有一个几乎全部由原劳教人员与正在劳教期间时逃出来的劳教人员所纠集的组织，叫「长沙青年」，约有上百名成员，其「司令」是一个原被劳教过的年轻扒手。他们趁文革动乱之机，也造起了反，但其造反的重点，却不在于什么政治观点，而只是捕捉报复曾管教过他们的公安警察，也确实打死打伤了一些警察，并趁机搞打砸抢、发横财。一九六八年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个「长沙青年」组织的「司令」，被当局予以逮捕，不久即予以枪决了。对于「长沙青年」这类流氓组织，造反派们对其也很恼火，因为其打着的也是造反旗号，却又「不按政策办事」，且专门在「造反有利」；因而，造反派们认为这是在败坏「造反有理」的政治声誉。所以，对于当局打击与镇压这类组织与人员，也都是持肯定与支持态度。甚至，后来，造反派们自己还联合成立了一个「治安指挥部」，而这个有半执法权力机构建立的起始初衷，便是为了清剿这类害群之马。

三天之后，「高司」派实在不能容忍了，让肆无忌惮的中学生红卫兵及支持她的造反组织，继续占据在省报大楼耀武扬威，实在是个大大的挑战。

中午时分，游弋在省报大楼的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几个人了。一则封报已封了几天，省军区与「高司」、「省红联」都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乎，高昂警惕的斗志已疲了下来。二则，午饭午休之时，本是人去楼空之际。不料，数百名「高司」大学生及支持他们的保守组织人员，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冲进了大楼，一下子撕下报社内所有贴的封条，驱赶、殴打那些敢于阻挡他们的中学红卫兵，并且气冲冲地跑到大楼顶上，将那数百杆象征各造反组织的旗帜，一古脑都拔了起来，扔下了大楼。随着大学生们一阵阵欢呼声、一杆杆红旗都倒栽下来，横躺到了地上。

然而，「高司」派的人员却不敢久留，要知道，在人数势力上讲，「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等工人造反组织，加上原「湘江风雷」人员，是占据绝对优势，除了获得省军区的支持，否则在动「武」方面，他们不会是赢家。所以，他们在迅速刷出一批「封《湖南日报》是反革命行动！」「牛鬼蛇神翻天，坚决镇压！」之类的标语后，便得意洋洋呼着口号凯旋而去。

不过，「高司」派的这次突袭的胜利，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很快，闻迅而来的造反派又如潮水般涌来，封条又被重新贴上，一杆杆红旗又被插上原处。而且，各造反组织决定成立一个「前线指挥部」，组织一批强悍的工人和学生，长期驻守在报社，以抵御随时可能来撕封条的「高司」派。

这一「封」，就「封」了几个月，《湖南日报》始终出不了。对此，造反派高兴，反正每天发《新华社电讯》，国内外大事的新闻不会耽误，而造反派找到了省报这个突破口，并以此为契机，向省军区和「高司」派展开了声势愈来愈大的反攻。

《湖南日报》被封的消息，我们厂里的人都知道了。那阵，不管你关心不关心，只要你稍稍认得几个字，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可以迅速地让你知道长沙市发生的一切大事。

我们「炮声隆」战斗队不隶属于社会上的哪个造反组织，因而没有人通知我们去参加「封报」的行动。但，我一从大街上得知这个消息，便马上与杨金河商量，决定立即加入支持「封报」的行列。

《湖南日报》社大楼顶上数百杆飘扬着的红旗中，又有了一面我们机修厂「炮声隆战斗队」的旗帜。旗帜插在了那儿，不知会要多久，但我们不能期望它马上能取回。那样做，会造成误会的，别人会以为我们撤回对封报的支持，因此，我们便又重新定做了一杆新旗。

我们「炮声隆战斗队」的旗帜，也插上了省报大楼，厂里有人看见了，于是，厂里的人也知道了。

我想，知道了就好！我就是要让「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那些人知道：我们人还在，心不死！

厂里的「东方红总部」分队有几位老工人，则劝我：「你们造反精神强，我们佩服，但，『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是中央文革批的，你们还是要注意点，要策略点咯。」

但，我不是什么「反动头目」，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我要注意什么！？

不过，我还是感谢他们的好心。何况，他们毕竟是我们的长辈，只是不必全听他们的，而只管走自己的路就是。

「东方红总部」分队的老工人，打心里是支持封报的，口里也为此事大唱赞歌，但始终，没有将自己组织的旗帜插到报社大楼上去，也没有正式组织了自己的队伍去表示声援。

然而，我们都毫不犹豫的做了。

这也许就是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区别吧，哪怕同样都是扛着一面造反的红旗。

第九章　我们居然推翻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造反派连中央文革的批示都推倒了，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文革中，没有谁敢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较劲，我们社会底层的造反派更没这个能耐。中央的「二・四批示」之所以后来能被否决，应该说是因当时湖南造反派的影响，已强大到使中央高层不能不认真关注其实际情况、并做出最有利于实质维持文革路线的举措了。

将《湖南日报》封闭后竟然安然无恙的造反派，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已开始变得对自己有利，于是，便威风凛凛乘势进击了。

四月中旬，由几个大工厂的造反组织头头串连商议后，长沙市各工厂、公司、商店内原来各自组成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很快被统一组织起来，成为了一个新的、能有力量左右湖南文革形势的社会组织：「长沙市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成员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

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红色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也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数十万工人的、湖南最强大的工人造反组织。

「工联」的第一号头头叫胡勇，湖南省湘潭县人，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中专文化，时年三十一岁。文革初，因为他曾游行支持了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八・一九」事件，结果被厂党委打成了「反革命」、进行隔离审查，后来，他便奋而造反，与几个伙伴一起，组织了厂里的「造反有理总队」，并积极参入社会活动。在二月份「湘江风雷」被省军区镇压后，他便串连长沙市一些大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联合而组成了这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联」造反组织。

后来，胡勇被中央指定成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高潮中的一九六八年十月，由同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国锋与四十七军李副政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已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一九六八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别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询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按当时的湖南造反派一号头头资格，被中央指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一九六九年四月，本可像王洪文一样，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当时胡勇也确已列在中央拟定的中央委员候选初始名单中。但，大概由于他一则党龄太短；二则，毛泽东在「九大」中一次会上也发了话：「我那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员了吧？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从此便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毛泽东发话后，周总理就让原广州军区司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到胡勇住处，给胡勇做安抚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员候选人的事。

因而，最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湖南工人造反派头头，就换了「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党员，一九六八年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从此便与中委资格无缘了。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职务，并拘押审查，后于一九八六年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从一九七六年被拘押审查时算起）。刑满后，已五十五岁，他仍下海办了一家工厂，也搞过一阵公司，赚了一些钱。后生意不好做了，他就干脆停业，彻底退出江湖，在家颐养天年，每日或到公园打打太极，或与几个好友搓搓麻将玩玩扑克，或钓钓鱼等，补享天伦之乐，。

四人帮倒台后，香港一些报刊说，胡勇是华国锋的人，将会得到华的保护。

实际上，这是局外人的观察有误。因为，自一九七〇年起，华国锋就从未对胡勇施泽过什么恩惠，更谈不上在四人帮垮台后指示要宽待胡。如果，当时已是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真想保一保胡勇，那么虽说职务不能不撤，党籍也许难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则还是能让胡勇免了的。然而，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能免除。

华国锋与胡勇，毕竟是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骨子里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虽说，文革让他们碰到了一起。

数十万人一下子聚集到一个旗帜下，顿时，「工联」成为了长沙市最有力量的造反组织，她与「东方红总部」、「井冈山红卫兵」、「中学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造反组织一起，不时便组织动则数万、十多万人参加的大示威大游行和集会，斗争的矛头不仅对着「高司」派，更指向了省军区，「揪出湖南省的赵永夫！」「炮轰省军区！」的大标语，甚至刷到了军区的大门。

对此，省军区显然无可奈何，像二月份那样直接出动军队去镇压的做法，显然已不再可能。近来，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所发的舆论中，批评军队「压制了造反派」的内容却越来越多。而在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上，驻长沙市的野战部队和军事院校，如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解放军三四一部队（工程兵学院），与省军区也已开始有了分歧。几支由军事院校组织的调查宣传队，进入长沙市几家大工厂后，居然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工联」造反组织，而抛弃并谴责了那些工厂内党、团员占优势的保守组织。甚至，省军区大院内，也出现了反对派，以「丛中笑战斗队」的名义，暗暗上街张贴大字报，批评军区司令员们支持「高司」大学生而排斥抨击工人造反派的「一边倒」做法。而且，军区大院内传来的消息还说，省军区谭政委与一名林副政委，也不同意目前这种与工人造反派对立的方针。

接着，也是由中学生红卫兵领头，六月中旬，在堂堂省军区的大门前，举行了绝食抗议，抗议湘潭地区军分区镇压湘潭「红造联」造反派，声援已开始绝食活动的湘潭造反派，要求省军区罢免湘潭军分区司令的职务。几百名红卫兵，与随后跟进参加以示支持红卫兵的几千名造反派工人，都静静地坐在省军区大门前，将军区大门口与在门前的那条马路，都塞得满满的，使那儿变成了一个大会场。时值夏初，天气已热，静坐绝食的人，故不断有人晕倒，现场的绝食活动指挥部便安排医护人员将其撤出，换上新的绝食者。其实，这绝食是假，示威才是真。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赶去观看。但是，还离军区大门很远，就已是人山人海来看热闹的人群，使后来者几乎无法靠近绝食静坐现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好不容易才挤到军区大门的马路对面，占据了一个观察位置。正在绝食的红卫兵与造反派工人，都秩序井然地在静静坐着，几千人居然都不说话不吭声，能听到的叫喊声，则都是来自旁边的围观者，或组织绝食活动的工作人员及医护人员。我想，这是由于参入绝食活动的工人，都是「工联」组织的产业工人，他们有着良好的守纪律听指挥的传统特点，所以，即便在这种场合下，也能做到步调一致，进退有序。如果全部是那些红卫兵来搞，或由「湘江风雷」这类成员混杂的社会组织来搞这活动，那恐怕搞不了多久，现场就会出现自行其是的事而最终现场会乱成一锅粥。

绝食静坐搞了三天，就自动停止了。因为，中央文革来了电话指示，要造反派头头做好绝食者的工作，不要绝食了，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为此，「工联」组织便一声令下，绝食队伍就立马从省军区大门前一个不留地撤走了。

虽然绝食静坐活动没能迫使省军区做出什么退让与承诺，但是那三天的绝食示威，已搞得军区无法正常办公，因为，大门口堵着几千造反派，不仅车子、人员无法从此进出，而只能从其他侧门出入。而且，面对着造反派这样公开的挑战，作为一个省军区，却无可奈何，不能反击，更不能又抓人，而只能忍着。因此，这件事的本身，就已证明在形势上，军区已大大的失分了。

不久，军区大院的地下造反派传来了一个信息：脑筋伤透的省军区龙司令员，这位据说是在长征中最先抢渡泸定铁索桥而幸存下来的红军勇士，此时产生了一个与工人造反派实行「和平共处」的想法：继续支持「高司」，但不再排斥占工人群众多数的造反组织。

然而，长沙市的造反派，此时却在制定一个会让龙书金司令尴尬万分的大胆计划：要为被摧垮的「湘江风雷」鸣冤叫屈，使其得以平反恢复。

「湘江风雷」问题是罩在长沙市造反派头上的一块沉重的阴影。造反派头头们都互相告诫：不解决这个问题，说不定「湘江风雷」的昨天，就是自己组织的明天！

成迭成迭的为「湘江风雷」鸣冤的材料，被送往北京，通过「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转送给了中央文革。

同时，在长沙市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活动，也一步一步展开起来。

「井冈山红卫兵」的李「眼镜」，是个中学生，我的熟人，有天，他把我带到省人委的一个招待所，说介绍我去「参加一个机密活动。」

当时，只要是造反，什么公开、秘密的事，我都愿干。

在招待所二楼的一间客房里，李眼镜把我介绍给已在客房里的人，指着我说：「他也是『湘江风雷』的铁杆分子！」

这句话，顿时使我与客房里的十来个人处于亲切气氛中。据李眼镜说，这些人原都是湘江风雷的骨干，其中有二个人，还是刚从监牢里出来的。

有个人喊着我的名字，热情地走到我跟前，同我握手，我一看，原来是曾找我筹组「湘江风雷财贸战团」的袁平泰。

我很高兴，大劫之后，老友相逢。

老袁至少比我大十岁，但他和我都似乎不觉得有这个差距。

「你也出来了？」他高兴地问我。

他坐了牢，可我，没有。对此，我有些尴尬，连忙向他讲述了二月五日的经过，惟恐他会发生误解。

「那你的运气好！」他却笑着为我庆幸说，「那天晚上我要不睡在办公室就好了，不然，我也可免受这场牢狱之灾。」

他告诉我，他是二月五日凌晨，从其单位「湘江风雷」组织办公室内的床上，被解放军士兵抓走的。结果，被关进了省公安厅的监狱，过了二个半月的牢狱生活。十天前，被警告一番，才被放了出来。

我告诉他，我们支队的钟队长和老易却还给关在公安局看守所。

老袁很有信心地说：「放心，不用多久，都得放！我们的状早已告上去了，不怕军区不放人！」

他的态度大大鼓舞了我。

老袁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人若昏昏糊糊过，比人大十岁二十岁，或比人小十岁二十岁，彷佛都无所谓，感觉差不多。但真正要干点事，有时，大你几岁，那几岁可就是一个大大的差距，这在文革中，尤可体现。分析事情看问题，水平就要高你一大截。如那个「井冈山红卫兵」的谢司令，就仅比我大二岁，还是个女学生，可是，听她那雄辩的演说，看那有板有眼的指挥员神气，我就觉得，自己恐怕一辈子也追不上她。

老袁召集这十几个原「湘江风雷」的成员来，是想搞一个「湘江风雷」的地下组织，专门在长沙市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活动推波助澜。

他说，不能光依赖其他造反组织为我们鸣冤，我们「湘江风雷」的人自己也应该上阵。

我觉得他的话很对。

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名叫「卷西风」兵团的组织，展开活动。

有个像水手一样穿海魂衫的青年人提议，不要搞什么「卷西风」，干脆就直接打出「湘江风雷」的旗帜，叫「湘江风雷地下游击队」，震一震省军区和「高司」。

对这个主意，我也赞成，那样多痛快！

但老袁笑着说：「莫性急，湘江风雷的旗帜我们迟早要打出去，但现在打，还早了点。一来会搞乱长沙市造反组织的统一行动步子，二来，莫让省军区抓辫子，毕竟，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点了头的。等到中央文革的领导们都清楚知道『湘江风雷』是受压的造反派时，再公开就可以了。」

于是，在省人委的招待所里，十几个人组成的「毛泽东主义卷西风造反兵团」便宣告成立，名曰「兵团」，实为小小战斗队。老袁很实在，不让大家叫他「司令」，「叫老袁就行」，他说，「我先负负责，等『湘江风雷』恢复了，我们的组织便完成任务，大家各自归队去。」

「我们厂的『炮声隆』战斗队全部加入『卷西风』。」我对老袁表态。我想，杨金河他们会同意的。

「不用。」老袁摇了摇头，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说，「我们不要搞基层组织，你们厂里的战斗队还照旧，只是『卷西风』搞行动时配合一下，为『湘江风雷』翻案，有风险，莫让太多的人给卷进来。」

回到厂里，我同杨金河说了这事。杨很激昂地说：「不怕！只要是为『湘江风雷』翻案，我们都去。」

但，我们还是照老袁的意见办，在厂里，不说「卷西风」的事。

「卷西风」兵团第一次活动，就是半夜刷标语。

按老袁的安排，我们十几个不同单位的原「湘江风雷」成员，于夜晚十一点到省人委招待所那间房间，即我们的「兵团司令部」集合。「卷西风造反兵团司令部」大印倒是刻了一颗，但全部办公地点也就这间房，是省人委招待所造反派借给的，老袁同这里造反派很熟。

老袁将拟好的一张标语口号稿念给我们听：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头一条就是这个？老袁停下来解释说：「镇压『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的批示，但我们要避开这点，中央文革反不得，只能提军区搞假汇报欺骗中央。所以，我们的言行千万注意这点。因此，要写拥护中央文革这条，不然，省军区和『高司』又会抓辫子，说我们为『湘江风雷』翻案是反对中央文革。写上这条，就堵了他们的口。」

老袁继续念：

「『湘江风雷』决不是反动组织！」

「湖南的赵永夫镇压『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

「『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

这口号真痛快！

「老袁，这后一条是不是会被军区抓辫子？」市房地局邹老头有些把握不定地问。

「不怕！」老袁信心十足地说，「中央文革的批示上也没讲『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就算有少数反动头头，并不能说这个组织就是反动的。你看，党中央出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坏人，还是大头头，谁能说谁敢说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不好！」

「对！对！」邹老头眼睛一亮，高兴得连连点头。

我很佩服老袁的分析水平。

「我们就是要刺激省军区，只要不反中央，不搞打砸抢，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再说，我们组织这个『卷西风』，为的就是先造强烈的舆论印象，好为『湘江风雷』翻案充当急先锋，当然，口号要提尖锐些，有份量些咯。」老袁激昂地给我们解释。

夜十二点出发，我们十几个人推着自行车，带着纸、墨、浆糊、木梯子这些文化革命的「常规武器」，来到了五一大街广场处。老袁说，就这儿摆战场，长沙市的中心，明天看的人多。

尽管天气已开始热起来了，夜晚十二点后，大街上走着的行人，毕竟不多了。因而，宽阔的广场，显得格外空荡。

对于像老鼠一样，半夜时分出来刷标语这搞法，我开初心里总觉得有点「那个」，为何不在大白天堂而皇之来干呢？

老袁微笑着向我解释：「我们这些标语火药味特浓，影响极大，你想，省军区、「高司」会容忍你存在吗？说不定，你前面刷，他们跟着就会覆盖，使我们白费精神，而现在刷上，至少，明天早上，甚至一上午，能保留住，他们来不及覆盖，那样，长沙市就会有很多人可以看到了。」

他每做一件事，都考虑得很细致，我顿时觉得，老袁，乍一看，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公司干部，然而，他身上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学习的。

有七、八个在大街上溜达的人，看到我们在刷标语，也围过来看。

当我将「『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口号中最后一张标语糊在大街边的建筑物高墙上时，围观的人惊讶得叫起来：「乖乖，胆子好大！」

「佩服，佩服，兄弟佩服！」有个蓄小胡子的高个儿青年，朝我翘起他的大姆指，拿腔捏调一半调侃一半诚挚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便想起了昨天的「战绩」，决定去看看，看那些标语还有没有。

广场的四周建筑物墙上，都刷上了我们的标语，现在依然牢牢地粘在墙上，显出一副挑战的姿态。尤其是那副架着木梯子贴在高墙上的「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造反组织！」标语，宽阔的白纸、巨大的墨字，格外醒目。

过路的人，纷纷驻足，四处一一观望，显得非常兴奋，像在欣赏一个书法展览似的。停下来的人群，使广场显得陡然缩小了许多。

看到标语能引起这么多人的观看，我非常高兴，也挤在人群中，假作看标语。实际上，我在欣赏看标语的人们，享受一种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的乐趣。

五月中旬，钟队长和老易都被释放了。

我高兴极了，连忙去看他们，并通知了原红色支队的小李、小罗，约了钟有新和老易到烈士公园的湖边茶厅内聚会、畅谈。

被囚禁了三个多月的钟有新和老易，脸色白得泛青，不过，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

他们给我们讲了被囚禁后的遭遇。开始，他们都很害怕，谁也没想到，搞这文化大革命，却摊上了坐牢的份，并且是「反革命犯」。关进监牢后，心反而定了，因为他们所在的公安局看守所，给关了几百「湘江风雷」的人。照看守所规矩，同案犯是不能关在同一号子里的。但，面对几百个「反革命犯」，看守所远远没有这么多监房，只好一个监房关十来个「湘江风雷」的人。这样，大家不会有孤独感，也没有了害怕。

「里面打不打人？」小李问。小李最害怕的是受刑。有次，他同我讲，如果受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那样的刑罚，如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披麻戴孝」撕肉皮等等，他宁愿去死，不然，肯定只好当叛徒了。

「人倒是不打」。老易苦涩地一笑，说，「只是那日子不是人过的。」

我将这几个月来的形势，简要地向他们作介绍。

「难怪会放我们出来」。钟有新开心地笑着说。

「我那个号子早一个多月，就放人了，上个星期，从铁窗外还传来了造反派的广播，隐隐约约听见什么，『镇压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的口号。我就想，只怕外面形势对我们有利了，不然，坐在牢里能听到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对着看守所哇哇叫？」老易兴奋地说。

我同他们谈了「卷西风」的事。

老易听了，连连说好，还不时捋捋袖子，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

钟有新的脸上却有些漠然。

「还是小心一点好」。他说。

我想，我也太性急了。人家坐了三个月牢，是应该先好好休养才是，到时候，自然大家都会「上」了。

我不再提要他们像老袁一样，来参加「卷西风」的活动。

六月二日，老袁召集我们在「兵团司令部」开会。

老袁脸上红光闪闪，嘴角、眼梢都是笑。我猜，一定有好消息。

果然，老袁告诉我们，后天，「湘江风雷」的人，都到市体育广场去开大会，由原「湘江风雷」总部一个姓柳的头头主持，柳也是刚出狱不久。

「从后天起，『湘江风雷』正式公开打出旗号，恢复活动！」老袁激动地宣布。

听到这消息，我们不由得鼓起掌来，老袁也跟着拍手。

掌声中，我觉得全身热血在沸腾。

老袁说，各个造反组织已开联席会议商量决定了这件事，一致认为，在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后，让「湘江风雷」公开活动的时候到了。这样，既可以向省军区和「高司」派示威，也可以让中央知道湖南文革运动中的这个既成事实。

「后天的大会后，就到全市主要街道游行示威，沿途各造反组织都已准备好了标语、广播和鞭炮。」老袁说，「我们关键的任务是要组织尽量多的『湘江风雷』人员去，那样才显得出威风。」

大家七嘴八舌，说人员不是问题，可以动员本单位「湘江风雷」的人都去。

「莫过于乐观，我看，我们每个人能动员十个人去，那就算可以了，当然，你有本事，拉上几百人去，那更好。只是，目前恐怕还不现实。」老袁朝手舞足蹈的我们泼了一瓢凉水，微笑着说。

我也觉得，只有对将我们「炮声隆」战斗队全带去参加，才能有十足的把握，而再叫其他的人去，则说不定。

「还有一件事」老袁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散坐在椅子上、床上、桌子上的我们十几个人环视了一眼，动了感情地说：「我们『卷西风』兵团，搞了一个多月，为的是使『湘江风雷』重见天日，现在，『湘江风雷』的大旗马上就可以公开飘扬。因此，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卷西风』兵团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所以，我想，我们的『卷西风』兵团可以解散了，从后天起，我们大家都归队去，回去组织本单位的『湘江风雷』去！」

我们都为老袁的话震动、感动、激动好半天，没有一个人吭声，房间内静悄悄的。

「大家同意不同意？」老袁诚挚地望着我们问。

「同意！」商业厅的老罗首先表了态。

「同意！」「赞成！」要得！一片欢叫。

接着又响起急骤欢快的热烈掌声。

我望着老袁，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敬意。

后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老袁当了一名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我也为他高兴。

当然，不可避免，老袁后来作为一个造反派头头，也是逃脱不了倒霉的挨整厄运的。

杨金河、侯川江听说后天「湘江风雷」要公开亮旗，立刻热血沸腾，恨不得要我马上就带他们去参加大会。

我决定不通知钟有新和老易，让他们再休整休整，后天，也让他们吃一惊。让那可以想见的宏伟气势，补一补他们的精神。

六月四日上午，我们「炮声隆」战斗队十来个人一早便赶到了体育广场。那里已集聚着不少人，到宣布大会开始时，已有五、六千人。虽然宽阔的广场，几千人队伍站在里面，显得有些空荡，但那一面面在摇晃的写了「湘江风雷」字样的旗帜，却已使我们激奋得要跳起来。

「我们应该也带一面写了『湘江风雷』的旗帜来。」侯川江很有些懊悔。

我点点头，同样的叹息。

我四处搜索，寻找可以表达今天的感情和气氛的东西。

大会主席台上，一面有普通旗帜四倍那么巨大的崭新红旗，悬挂在主席台后墙上，「湘江风雷总司令部」几个金黄大字熠熠闪光。

老袁微笑着坐在旗帜下面。

有了！

我去同侯川江咕咙了一下。

侯川江一脸都是笑，像鸡啄米一样顺从地点头。

出狱不到一个月的柳姓头头，原「湘江风雷」总部的「常委」之一，今天的大会主席，一个精精瘦瘦的小个子，扯开喉咙，宣布：「湖南省『湘江风雷』恢复战斗誓师大会，现在开始！」

主席台一侧，响起了鞭炮声。

大炮竹、小炮竹、电光炮⋯⋯一齐响起来，顿时震耳欲聋，硝烟弥漫。

由港务局一班海员组成的管乐队，则吹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曲子威武、雄壮，给人很有一种庄严感。

不知谁带头，掌声也掺了进来，先是炒豆子一般，继则迅速转变为暴风雨般的雷鸣。

几千人都欢呼起来。

能不欢呼吗？

做了整整四个月「反动组织」的成员，一百多天的怨气，终于，遇到了这个发泄的好时机。能不欢呼吗？

省军区至今仍口口声声在批判「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

「高司」现在还在咒骂「湘江风雷」是「湘江疯狗！」

而中央文革那里，压在我们头上的那个「批示」，并未宣布撤消。

省军区说今天的大会是「非法」的，「高司」说，这是「反革命复辟」「对抗党中央」。

我们不管这些，偏偏要开，还要开出气势来！

热泪涌出来了，我不时地挥舞着我们「炮声隆」的旗号。

「湘江风雷总司令部」代表讲话，一个我不熟悉的中年人。

「井冈山红卫兵」，那个声名赫赫、英姿飒爽的女司令致词，她代表长沙市各大造反组织，向重登文革舞台的「湘江风雷」祝贺。

最后，柳姓头头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示「向伟大领袖倾诉」，说「湘江风雷」战士对他的无比热爱，对他的革命路线坚决的拥护。

这一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文化革命中常常要搞，动则就要「电」。一个什么组织成立啦，一个什么大会啦，一个什么纪念活动啦，都少不了发这个「致敬电」。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到电信局去用电报发出去？我也很怀疑，真的大家都「电」去，全国这么大，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岂不会堆成「致敬电」山？因此，轮到我来搞这个「致敬电」时——一年多后我们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按通例也写了一张「致敬电」——我就没有去电报局，而是到印刷厂，将「致敬电」印了几千份，广为散发，唯独没有送给「致敬电」的收电人毛泽东主席。我想，除了少数极重大的事件，恐怕所有的「致敬电」都是像我这样处理的吧。

但，今天这个大会的「致敬电」，倒真的是送到了电报局，到没到老人家案头上，这就不知道了。

老袁后来遇到我时，说过这件事。

也许，这份「电」是发出了。毕竟，一个已被中央文革「批示」摧垮了的组织，要重新活动，若不向中央陈情，不向老人家汇报，或者说，不向老人家打个招呼，那后果，想有多严重，它就会有多严重。

大会安然无恙，圆满结束，解放军士兵没有来干涉，「高司」一派的人也没有来冲击。对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我们都有思想准备。

老袁布置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时，已传达了各大造反组织制定的统一应变方案：真的来了军队，大会照旧开，如果抓走大会主持人，我们也不要激动，暗中准备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批大会主持人，坚持将这会开下去，也不同解放军对抗，任他抓人。但大会开完，马上将这情况派专人上北京汇报。「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告诉说，中央文革已在重新研究「批示」问题和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如省军区现在还敢抓人，那就将是军区司令「搬起石头砸他自己的脚」，只会加速中央文革下定解决湖南省军区问题的决心。

如果「高司」一派来冲击？

「那正好，让我们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君子动口也动手』，他来冲，我们就反冲，他动武，我们也动武。只记住，莫打死了人！若打死了他们的人，那现在对我们会不利，『高司』那帮家伙会趁机大造舆论，影响中央的态度。」老袁传达说。

有了这个底，我们坦然无畏地参加大会。

大概，军区、「高司」一派，也都明白了此时的形势，深知此时的棋子，不能随便走的。

大会快结束时，我对杨金河说：「老杨，这『炮声隆』旗帜就请你扛着⋯⋯」

「你呢？」杨金河不知我要干什么。

「我去扛那面大旗。」我指着主席台上悬着的「湘江风雷总司令部」旗帜说。

「定了你去扛？」杨金河有些困惑。

我点点头。

其实，还须我去努力。

我带了侯川江，挤到主席台边，找了老袁。

「那好呀！老柳正准备找几个小伙子来扛这面旗帜。」老袁高兴地说。

包括我和侯川江，一共七个腰圆膀阔的小伙子。「由你们负责护卫这面大旗」柳头头交待我们说。

游行开始了。示威开始了。

我们七个清一色年轻人，分三方托扯着「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这旗帜太大了，没法用杆子坚着扛，而且，这样由七个人托扯着，旗帜可以平平全部展开，使老远的人，一眼就能看到旗帜中的字。

管乐队就在我们后面，乐曲便时刻能令我们最先振奋。

几十名佩着「湘江风雷纠察队」红袖章的壮汉，则分别在我们两旁半米远的地方，列成长长的两行，像两道城墙一样，护卫着我们这支示威队伍的「头部」。我分别打量了一下那些壮汉，猜想，他们不是搬运工人，就是码头工人，动武，在他们看来，恐怕比写大字报容易多了。

我心里更踏实了。

又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为我们送行。在管乐队「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支著名的雄壮乐曲声中，我们托着大旗，出发了。

列宁说，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

我觉得，现在开始过「节」了！

游行队伍沿着长沙市主要大街行进。沿途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而观看的人，如林如山。马路的两旁都挤满了热情、冲动的人群，有的干脆爬到人行道上的梧桐树上，坐在树干上不停鼓掌、欢呼。

一路上，鞭炮声不断，口号声不断，游行的人和两旁观看的人，共同组成了示威的力量。

「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

「向湘江风雷的战友学习！」

「⋯⋯」

「⋯⋯」

我也拼命地跟着喊，跟着叫，只到发觉自己已喊不出声音，我才罢休。转过来听别人喊。听成千万的人喊，尽情地享受这「节日」般气氛的快乐。

我们走在最前面，又护卫着这面特殊的旗帜，最觉风光，最令人注目。造反派小报的记者们，横在我们前面不远，或站在一旁，端着照像机，不停地「喀嚓」「喀嚓」，换了一批又一批，只到游行结束，前面还有几个人用镜头对准我们和我们托扯的大旗。这情景，好让我开心得意。

被人家摄了那么多影，照了那么多像，但没有人送一张给我，我也不知找谁去要。曾经有过到一家造反派报纸去要照片的念头，但很快又忘了，层出不穷的新鲜事，更吸引了我。直到一九七〇年，即二年半后，我被关进单位上专整造反派的「学习班」中时，项目组的人有次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打垮我，他们洋洋得意地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以证实他们无处不有的精明，并用神气的口吻对我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你看看这照片！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有铁证！」

那是一张我与其他六位朋友托着「湘江风雷」大旗的照片，照片上，我正傻乎乎似地笑着。

这样的照片、应该有几十张、上百张，但我这是第一次看到。

我不知道，公司里项目组的人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结果使他们比我本人还先看到并拥有了这张应该属于我的照片。

项目组里一个人神秘兮兮闪烁其词地说，是他们那阵当场拍的。

我冷笑，我不信。

他们没那个能耐！

游行至中山路时，我的确看到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两张熟悉的面孔，是我厂里原「赤卫队」的保守派成员，他们没有跟周围的群众喊口号，但脸上非常尴尬。他们一定看见了我，但他们也许认为，我并没有看见淹没在人群中的他们。

其实，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而且，我脸上肯定露出了洋洋得意或耀武扬威的神色，因为，我的心在讲话：哼，老子又上街了，又等着抓，而且是托着明摆的「反动组织」旗号，你们敢抓吗？！

无疑，他们不敢抓我，连在他们的意念中，也不敢来抓我。因为，此时此刻，周围的人都在兴奋的呼口号，这两个缄口不语的人，似乎感到威胁。

我目睹，他俩转身钻出了人群，顷刻无影无踪。

那阵，他们敢堂堂正正或偷偷摸摸用照像机对着我吗？！

除非他们装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苏联「克格勃」专用的间谍微型照相机。

由于长沙市几十个造反组织的一致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吸纳了长沙市大部分工人群众的造反派组织「工联」的强大支持，加上数万「湘江风雷」成员，事实上已进行了公开的有组织活动，这样，是否撤消中央文革的的二・四批示，使「湘江风雷」恢复名誉，恢复全部组织的问题，便突出地摆在中央首长们的面前。

中央决定召见湖南省的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与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到北京去，当面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中央作最后的决定。

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均被两派列为了打倒或靠边站的对象。

「高司」早已将二位省委书记与一位候补书记定成了「三家村」，而这个「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滔天罪行」的材料，「高司」也将它整理得有板有眼，上送中央，下发广大群众，只等中央定性，便大功告成。

但，未来的「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是不可缺少「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的，「高司」再不敢打倒剩下的省委书记了，相反，她必须得到至少一名省委书记的支持，否则，即使是人民解放军省军区作她的坚强后盾，也只有「二结合」，三缺一。由她组阁的省革委员会就将永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

「工联」为代表的造反派，虽然还没有时间认真去整哪位省委书记的「反党材料」，但，她不想被「高司」攻击为「保皇派」，便也将省委的第一、二书记凉在了一旁。

中央来电，让那些有可能被群众组织接受的省委书记向中央首长汇报。

这一来，剩下的尚未被哪一派宣布打倒的省委书记们便迅速选择了自己支持也被其支持的组织，「亮相」表明自己的态度。

其他几位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个是湖南地下党出身的一位老人，还有一位是管政法的，但都患病在身，他们基本不管什么事，影响也小，故两派对他们都不太在意。

而有一位书记，已「亮」在了「高司」派一方。

一位候补书记，则坚定站到「工联」造反派一边。

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派性」不同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积极支持造反，却还联名写了一张揭发批判自己同僚的大字报，公之于众。那大字报的题目，就叫《打倒湖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平化、王延春》，那张、王二人，则分别是省委第一、第二书记。

另一位书记，则在思考，在分析，在犹豫不定。

历史，此时却选择了这位省委书记——华国锋。

去北京前夕，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终于选择了支持「工联」造反派的政治立场，发表了一个观点鲜明的《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字报，宣布支持「工联」造反派，并指责「高司」派，批评省军区，然后，以「工联」派方面的省委领导干部身份，应召赴京。

正在狱中的「湘江风雷」一号领导人叶卫东，也是应中央召见之列。出狱的第二天，他就乘上了赴京的火车。随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一道，接受中央首长的召见。这位本是中学教师的造反派头头，坐了四个月牢，原以为此生完了，不料形势来了个大逆转，他由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党中央邀请的贵客，从地狱上了天堂。

终于，中央领导人在经过与湖南省各方面领导人一连串的会见与当面调查之后，作出了撤消中央文革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平反，承认「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决定。

在「湘江风雷」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予以过问。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你们要批什么东西，应把人家找来了解情况，要调查研究」「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

中央对湖南省文革问题的决定，形成了一个中央文件，于八月十日下达，并迅速被传到长沙市，省军区很快作出了检讨，承认他们打击「湘江风雷」与反对「工联」等造反派是「犯了错误」。这个检讨被印成传单，广为张贴、散发，从此省军区退出了湖南省文化革命的漩涡。奉中央命令，野战军第四十七军进入湖南省，负责保证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长沙市的造反派们获知此喜讯，欢喜若狂，连连举行大会庆贺，那几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响过不停的炮竹，欢乐的游行队伍都是表达着同一个心情。

在欢天喜地庆祝的同时，「湘江风雷」组织也成建制地恢复起来了，原来被抓被关的「湘江风雷」各级头头、头目，均被胸戴大红花，坐上专门为他们召开的平反大会主席台位置，喜滋滋地听一个又一个的大会发言人，为他们抱不平和歌功颂德。

我们的「湘江风雷」红色支队也在庆贺平反的炮竹声中宣布恢复，钟有新和老易，戴着红花端端正正地坐在主席台上，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一切。有时，他们的目光却又会变得呆滞似的，大概，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之中，因为，坐监牢的黑暗日子，离此时并没有多远。

会后，我们「红色支队」召开队委会，拟恢复领导机构。当然，支队长还得钟有新来干，他本就是支队长，何况又为此坐了几个月的大牢，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

不料，钟有新却摇着头谢辞。

为什么？

是精力不行、身体也不太好，干不了了？

也许是坐牢坐垮了身体，我想。

既然如此，休息一段也应该。

我建议他先当一个名誉支队长，具体事由我来做，待他觉得身体适应之时，再正式接掌支队大权。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方案不错，既无误工作，又照顾了钟有新的身体。

然而，钟有新却苦涩地笑着说：「谢谢大家的厚爱，我确实现在什么职务都不想担任，只想好好地休养休养，请各位弟兄，放我一马。让我做个『湘江风雷』普通成员算了」。说罢，他站了起来，真还双手抱拳向我们作揖。

大家都楞住了。

我想，钟有新的心里，大概有什么想法，此时不好问他，待以后慢慢来解开他心中的谜，再说服他继续担此「大任」。

我决定，把钟有新任支队长一事搁一搁。建议支队长人选暂缺，由我这个副支队长暂时主持支队工作。

没有人反对。也许，大家同我一样，相信时间的力量，能把钟有新拉回到支队长的位置上，我们都觉得，红色支队不能没有他。

更出人意外的事发生了。

几天之后，钟有新找了老易，说他要退出「湘江风雷」。

「那怎么行呢？」老易望着这位红色支队的创始人，慌了，目瞪口呆。钟有新说，他不好意思来同我讲，因此请老易转告我一下。

我听老易一说，顿时火了：「你暂不当支队长，可以，就是硬不愿当队长了，也好商量，然而你怎么可以退出呢？！怎么可以退出这个由你创立并且是由你劝我们参加的组织呢？！

我决定去找他钟有新。

钟有新做的，比他同老易说的还要远，他不仅要退出「湘江风雷」，而且，他还要去参加「工联」。我们公司的「东方红总部」与「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的分部等组织，均成建制转而参加了「工联」，这样，公司的造反派就只分为「湘江风雷」与「工联」两大支队伍了。

同是造反派，为何不搞「湘江风雷」，却投入「工联」旗下？

放着「湘江风雷」组织的头头不当，却甘愿去做「工联」的小兵，这究竟是为什么？！

面对我怒气冲冲的质问，钟有新好半天不做声，只是宽容地望着我，而他的脸上，藏不住苦涩的尴尬。

最后，他只好悄声向我吐露了客观的与内心的真情，否则，他知道，无法摆脱我。

钟有新他是敢于带头造反，原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虽然他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早几年去世的，但他一直认为自己虽不是硬梆梆的「红五类」子弟，但却也不属反动家庭之列，故基本上能无所畏惧。不料，这次，他因「湘江风雷」问题关进大牢后，审讯他的警察却对他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说是解放前他父亲曾参加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外围，「有特嫌问题」，公安人员恐吓钟有新说，「你造什么反？！你想翻天吗？！」「你父亲有特嫌，你现在又来造共产党的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会有什么后果，不用我们讲，你自己也不会不明白！」

听钟有新这样一说，我顿时楞住了。

「我根本冇听我父亲讲过有历史问题的，也从冇听我父亲单位上的领导讲过，但，现在公安局的人斩钉截铁地这么说，弄得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了。我父亲的档案，我又从来看不到，晓得里面还装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咯？」钟有新显得很丧气地诉说。

「那我们可以到你父亲单位去查一查档案。」我连忙说，只要查一查，就一切都水落石出。

「查了！我问了我父亲单位一位政治办公室的造反派干部，同我很熟，他偷偷查了，并告诉我说，里面有一张信，还是五五年『肃反』运动时写的，说我父亲好像参加过一个什么茶役人员训练班，办班人是个军统特务⋯⋯」

所谓「茶役人员」，即茶楼酒馆饭店旅社中的跑堂伙计、帮工、雇员。本来，这些人都算「无产阶级」，是属「红五类」的，但这「训练班」沾了一个军统特务的边问题就有点麻烦了。

「有没有旁证？」我问。

「没有，就那一张信笺纸写的检举。」

「没有证据，光凭一封检举算不了，不怕！」我觉得问题并不严重。

「可是，万一，万一又找到了哪个人写一张证明呢？」钟有新抬起了头，问我。

「⋯⋯」我哑口无言。

「你想，只要我还当造反派的头头，那就保不定会有人找我的渣子，从我父亲档案袋里那张检举信开刀，到时，说不定，捏都要捏一个人来证明。为了搞垮红色支队，就必然搞垮我。为了搞垮我，就必然要把我已去世的父亲打成特务，起码打成特嫌！你不信有这么严重？原来我也不信这个邪，但，你看，这次军区整『湘江风雷』，向中央汇报时，不就是搞了一些虚虚假假的材料，你说没有一点根据，也未见得，都还是有一点影子、起因的。例如，说我们『湘江风雷』窝藏了枪支、弹药，而实际上，是省展览馆的湘江风雷支队保管的革命斗争史展览品，那些根本打不响的破三八、七九枪，但，军区就硬是把这批展览用的破枪，栽到了『湘江风雷』头上，说是你『湘江风雷』窝藏的，你说他办到了吗？不是就搞来了二・四批示吗？！」

「⋯⋯」

「因此，我想来想去，只有不当『湘江风雷』的头头，免得既害了你们大家，也害了我自己，那个牢，可不是人坐的哩！我一辈子也不想再进去二回了！还有，也莫害我那九泉之下的父亲。唉！」

钟有新很有些哀伤，仰天长叹。

「那你不当支队长，是不是当一名『湘江风雷』普通成员呢？」面对他所说的一切，我只有退守了。

他摇了摇头，说：「咯件事请你们大家谅解谅解我。我想，无论什么时候，你，老易他们都不会来整我的『驼子』（长沙方言：整人的意思），我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但，其他人呢？那就难讲了，只要我在『湘江风雷』一天，就难保公司『工联』的那批人中不会有人想找我的渣子。前段镇压『湘江风雷』时，他们中有些人对抓我，还是蛮幸灾乐祸的哩！因此，我想，现在退出文化大革命，又办不到，总得还要寻找一个躲雨的地方。咯样，我觉得不如到『工联』里面去，当一个『兵拐子』，这总会清静下来，冒（没有）得为搞我而去挖我祖坟的价值了吧！」

钟有新的一席话，使我第一次领略到了做人的艰难。想不到，一个人，除了要和无数迎面而来的客观困难斗争外，还同时要避开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

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语了，但，我感到了一种悲壮的气氛。

握别时，钟有新充满感情地对我说：「老弟，你不用怕，谁也撬不翻你，好好干，你会干出个名堂的！做老兄的我，尽可能会帮你，会为你烧香的。」

我们将「红色支队」扩充为「红色战团」。因为「湘江风雷」被中央下文件平反后，很多中间观望的群众，都参加了进来，公司下面各基层单位，统统改组为支队一级。

我担任一把手，不叫司令，叫「战团政治部主任」，老易当副手，并组成了一个战团「常委会」，即战团的领导机构。

我不到十八岁，老易却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常委」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但，我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任何重大问题，他们都愿意听从我的意见，即使大家意见不同，也总是尊重我的决策。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一想起那段我们互相融洽和睦、彼此信任的岁月，我就要深深地感谢老易他们这些年长的父兄辈，是他们培育了我，懂得了应尊重朋友、爱朋友的做人情操。

钟有新发表了退出「湘江风雷」并加入「工联」的声明，引起了公司各类人物的种种猜测和惊讶。尽管，我已明白了个中一切原因，但对此，心里仍有几丝苦涩。

「二・四批示」省军区没有能摧垮我们的「湘江风雷」，但，毕竟夺去了我们红色支队的支队长。

从那以后，钟有新便退出了造反漩涡，而做为一个旁观者，较为平静地渡过了余下的文革岁月。

而我，却依然懵懵懂懂地在继续朝前冲。

第十章　参加神秘的「青年近卫军」

这个组织的名称，也许会让读者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近卫军」。但是，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是可以公开活动的，为什么说这个「青年近卫军」却是一个神秘的组织？难道它是只进行地下活动的吗？

实际上，这个「青年近卫军」，是当时湖南造反派组织中以「武卫」即武斗见长的青年突击队、敢死队，是一个强大的造反派准专业武斗组织。因而，外人对她的活动，常常不能知晓。

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斗开始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场戏，武斗的形式也逐步升级，拳打脚踢的武斗演变成了梭标棍棒的冲突，再升级为真刀真枪的战斗。到了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号召造反派「不要天真烂漫」，而要「文攻武卫」后，长沙市的武斗几乎已成为坦克大炮齐上阵的现代化战争了。

在六月四日，「湘江风雷」举行公开恢复活动示威游行之后两天，长沙市中心地区的原中苏友好馆大楼，便发生了一场流血武斗。最初，「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高司」总部便设在哪儿，后因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他们的逆转迹象，「高司」便将总部搬迁到湘江西岸的大学区去了，而将这儿改为了他们的一个大宣传站。六月六日凌晨起，围绕着这个宣传站的激烈「文斗」，演变成了血腥的武斗，以「工联」方面下属组织「六号门」为主体的造反派及围观群众，开始发动了对「高司」宣传站的进攻，力图夺取「高司」的这个据点。「六号门」全是由市搬运公司的青年工人组成，身强力壮，论打起架来没有人不怕他们，因此，后来，他们也成了「工联」及造反派中的一支颇有名声的准专业武斗力量。「六号门」发动的原本只想夺取「高司」宣传站的进攻，但很快便失控而演变成了一种血腥的暴行，并导致了几名「高司」大学生与一个造反派中学生被打死及打伤的惨案。后来，虽然「六号门」的头头多次争辩说，他们并没有想要打死人，也没有打死人，他们只是想将「高司」宣传站从中苏友好馆那儿赶走。然而，武斗之火一点燃，后面的事便不是由始作俑者可以控制得了啦。

文革中发生的两派武斗事件，据我了解与观察，应该说，从实际中一般是不存在多少主观蓄谋或故意挑动的，而往往是由于当时缺乏法制与法制观念，两派群众的激烈相争，最后总会要导致出动手动脚、甚至动枪动炮的武斗。这之中，除了两派群众容易产生不能控制的激动情绪外，更是由于每次争辩中，都会有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喜欢闹事的无组织暴民，卷入其中而推波助澜，客观上制造所谓「打响第一枪」、点燃武斗之第一把火的事件。在那次发生在中苏友好馆大楼内外的惨案中，那些将「高司」大学生打死打伤的凶手，事后查明，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六号门」组织的人，而是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原本是来看热闹，最后却成了杀人凶手。

文革后，在一九八九的那场风波开初，与一九九九年抗议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游行示威者中，也都发生过有一些青年人无端砸毁商店、放火焚烧汽车之类激烈却违法的举动。幸好当时产生并「允许」这类事情发生的思维背景时间很短，才没有导致出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暴行的产生。

那场被双方都称之为「六・六惨案」的武斗事件，是长沙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惨烈的一次。长沙市的武斗，真打死了人，也是从这儿开始。

那些被汽枪、棍棒、石块砸死的牺牲者的照片，被双方刊登在自己一派的小报上，并作了大量文字上的渲染，使人看了，不由不感到毛骨悚然，充满恐怖意味。有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红卫兵，死得尤其悲惨，不仅面部被砸得血肉模糊，甚至他的生殖器也被人捣烂。看了登在报纸上的他裸露尸体的照片，我很长时间，夜里睡觉都会有恐怖感袭来。这个红卫兵的母亲，恰恰是我们公司「胜利」摄影社的一名职员，当她得知自己疼爱的儿子的死讯时，急得当场晕倒在营业大厅里，经过抢救，才清醒过来。同事们也吓得要死，因而赶忙藏起了刊登有他儿子死容的报纸。无疑，那惨不忍睹的照片会更给这位母亲以刺激和打击。这个红卫兵是属于一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的成员，他的母亲也是「工联」造反组织的成员。母子俩做梦也没料到，这「造反」，这场冠之以「文化」的革命运动，会给她们家庭带来这无可弥补的惨烈横祸。

然而，大部分的人，不会有这种直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感受。因而，「六・六惨案」的血腥结果，不是武斗的终结，相反，在「血债要用血来还！」、「复仇！」等充满火药味和疯狂劲的口号中，「工联」、「湘江风雷」等造反派与「高司」及保守派双方，都迅速地加强完备自己武斗的队伍和力量。大捆大捆的尖尖的雪亮的铁梭标，被很快地制造出来；成千成万顶的本是建筑工人用的柳条安全帽，被戴到了武斗者的头上；原本整洁漂亮的办公大楼，被改造得不伦不类：楼梯口堆起了沙包，窗子加上了粗粗的铁栏杆，门口修建了碉堡似的掩体⋯⋯

武斗阴云，越积越浓，新的流血事件，随时可能爆发。靠用强大的舆论，用笔杆子就可以战胜对方的观念，已被视为「书生气十足」，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则越来越被两派组织的头头和积极分子拿来作此时的座右铭了。

那个惨死的红卫兵的照片，曾使我好几个夜里，久久不能入睡。但，大白天，那些激愤的大字报，铿锵的誓词般的内容，造反派朋友摩拳擦掌时的愤慨，却又激动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我已深知不是什么只牵涉到「文化」了。毛泽东在一月风暴中就已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既然如此，「革命」当然就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了，当然也「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了！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距当时四十年前写的语录，此时却反复被抄上了大字报，刷成了大标语，被从宣传车的广播中一遍又一遍的播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理智上，我觉得武斗不可避免，尽管那些惨死的人，曾使我有些害怕。

有人告诉我，公司里有些保守组织的成员，与「高司」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人已可能参加了「高司」一派中据说擅长武斗的组织「红色怒火」兵团。

「红色怒火」兵团本是由「红色政权保卫军」中的坚定分子组成，但他们现在又是支持「高司」的铁杆分子，在武斗方面，非常有名气。尤其是他们不按常规出击，而是神出鬼没专门抄砸造反派方面的总部，有几个组织的总部便被他们光顾过。因此，当时，长沙市的造反派便都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了。然而，这「红色怒火」兵团到底有多少人？谁是头头？总部在哪儿？对于造反派来讲，都是谜一样的问题。因而，免不了出现草木皆兵、风声鹤泪的情形。各造反组织都互相告诫：如出现了「红色怒火」的人，请互相支持，以免遭「红色怒火」的袭击，造成大损失。

听说公司里保守派已有人暗中参加了那个同样是很为秘密的组织，我想，大概他们是想引导「红色怒火」的人来袭击我们？或者，以此作为一种威慑，从气势和精神上遏制我们造反派？

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带几个青年去参加「青年近卫军」。

我想，公司里的保守派不是想借参加「红色怒火」兵团，来威慑我们造反派吗？不管此事是真是假，反正，有备无患，让我们也来威慑威慑他们！

当时，「青年近卫军」是被视为造反派的铁拳头，因为，她与「红色怒火」一样，也是一个被视为敢于武斗的组织，只是「红色怒火」属于「高司」派，而「青年近卫军」是站在「工联」、「湘江风雷」造反派一边。她的成员清一色是年轻人，组织名称也很别致，全称叫「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誓死」二字，使人联想到敢于拼命的「敢死队」。「青年近卫军」一称，其实是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一本着名小说中搬来的。那本小说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中一支全由青年人组成抗击德国兵的敢死队的故事。很多中国青年，都读过那本会令人对书中主人公们赞叹不已的小说。奇怪的是，在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对立紧张的年月，苏联已被我们称为「苏修」之际，居然会有人移来这样一个苏式组织名称，将它作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字，并且一下子获得青年人的喜爱，而从没有人想到过要「批判」这显然不符合潮流的做法。只是到了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湖南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时，发现了这个青年造反组织的名称，她才很气愤地命令：「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她到苏联去吧！」

「青年近卫军」其实并非在武斗中产生，她早在「湘江风雷」于二月被摧垮之前，就已存在了，并且是属于「湘江风雷」一方的盟友组织。镇压「湘江风雷」时，因她与「湘江风雷」关系密切，很多「青年近卫军」战士，同时拥有本单位「湘江风雷」组织的身份，所以，她在那场大镇压中，实际亦被同时摧垮。仅只剩下由二十几个坚定强硬分子组成的队伍，撑着这面旗帜。并且，也像「红色怒火」兵团一样，成为了一个人员、数目、总部驻地、领导人名称都不对外公开的秘密组织。由于是清一色的青年人，火气自然不会小，因此武斗一开，「青年近卫军」便显示了她的特点，成为了一支与「红色怒火」针锋相对的近乎专业的武斗队伍，长沙市造反派的「铁拳头」。

我将准备去参加「青年近卫军」的意图，告诉了正在忙于恢复「湘江风雷」组织事务的老易和杨金河等人。

我说，公司里「湘江风雷」的事，就拜托你们各位了，但，你们需要我时，我会随时回来。

老易劝我：专心在公司搞「湘江风雷」，莫去参加社会上的「青年近卫军」，因为，你在公司「湘江风雷」的地位很重要。

我则说服他说，还是那个观点，社会上造反派的气势若不能取胜占优势，那我们在单位的造反派劲头再大，也不可能获得胜利；我去参加「青年近卫军」，就是为社会上的造反派气势，增添一份力量；再则，我的行动也可为你们大家起一个安全保护作用。公司的保守派，哪怕是真的悄悄参加了「红色怒火」的人，晓得我带人去了「青年近卫军」，他们也就不敢对公司的造反派轻举妄动了。

我相信，我的道理说服了老易他们。

公司的「工联」组织的头头们，得知我将去参加「青年近卫军」，他们也都非常赞赏，有的还当面翘起大拇指，表示钦佩。

其实，当时去参加「青年近卫军」，就等于是报名上前线一样，是一种近乎悲壮的献身精神之体现。因为，长沙市的任何人都知道，「青年近卫军」是处于愈演愈烈的武斗第一线的，而当时的武斗，已不再仅仅是动动拳脚，而是有可能会出现被打伤打死的事了。

然而，到哪里去找「青年近卫军」这个也像谜一样的组织呢？

有一个建筑公司的朋友，给我介绍来一个「青年近卫军」的小伙子，叫申自来，二十岁，中等个儿，理着小平头，脸上却显透着英气。他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

他得知我准备去参加「青年近卫军」，便很热情亲切地与我握手，高兴地连连说：「欢迎！欢迎」

我马上召集了本公司的侯川江等六个青年工人，准备随申自来一道，去「青年近卫军」总部报到。

然而，申自来却说：「我是总部海司令派来，专门负责筹建『青年近卫军第一纵队』的。海司令要我这个『第一纵队』公开组织和打出旗帜，以扩大我们『青年近卫军』的威望。因此，你们就不必去总部了，而直接同我一起组织这个『第一纵队』吧」。

「海司令」是「青年近卫军」的一号首领，我在此前虽未见过他，但，久闻其赫赫大名。

不去「青年近卫军」总部，而只是在申自来手下加入，我很有些失望，看着申自来，好半天没有吭声。

申自来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我看，并说：「你看看总部给我的委任状，你就晓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那张已揉得尽是皱折了的白纸上，确实写着：

兹命令：由申自来同志负责筹备我军第一纵队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

×月×日（印）

有这个东西，再望望申自来尽管有些尴尬了的脸上，并未找到一丝虚假或狡诈的痕迹，我决定，听他的。

我在处于五一大街广场的长沙市商业局楼上，不费吹灰之力就弄了一间在二楼而临街的办公室。那儿很多造反派的人都认识我，听说我准备在这儿设一个「青年近卫军」的纵队司令部，他们都很高兴，马上热心地给我腾了间办公室。大概，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在这儿给他们的组织当「保安」了。

申自来自任「第一纵队」司令，任命我当「纵队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而我们这个「青年近卫军第一纵队」，全部人马仅仅是申自来加上我，与我带来的我们公司的六个青年人。

不过，我并不怕人少。我想，只要手中有真理，自己又努力，队伍很快会壮大起来的。

这个「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后，办了二件事：

首先，我们弄来一面红旗，用墨笔就直接在上面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第一纵队司令部」，然后将这杆旗帜从窗口伸出去，使大街上的人老远就可以看到它。

果然，当人们从这杆旗帜上，发现了神出鬼没行踪不定的「青年近卫军」，居然有个「纵队」公开驻扎在市中心的广场，都异常惊讶。我把旗帜伸出窗口不到半个小时，窗下很快就骤集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他们望着这杆旗子，不停地指指点点，在议论著什么，有几个小伙子，甚至还朝我鼓起掌，并喊着什么。

这情景，使我很开心，很自豪。

第二，申自来不知找了哪家刻字店，一下子刻来了一堆木头圆章，什么「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纠察部」等等，应有尽有。

申自来很得意地对我说：「这『司令部』的章子就由我掌握吧，你拿『政治部』的，你是政治部主任，就是政委啰！其他的章子，先锁在抽屉里，到时任命几个人后再说」。

我接过「政治部」圆章，闻一闻，那木头好清香，章子上的字也刻得很漂亮工整，尤其是「青年近卫军」那些字，格外显目，我朝申自来点点头，便将「政治部」印章锁进了我的抽屉。

接着，申自来同我商量「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事，并要我写一张「征兵启事」。他说，他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文化方面的事，均由我这个具有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学历的「政治部主任」来负责。

扩充队伍，我很赞成，这「青年近卫军」可不比一般「战斗队」，不是写几张大字报、标语就算完事，不管你在标语后面落款为「兵团」也好，「总部」也好，都无所谓，但，真的要动武，那就得实对实了。我们六、七个人，号称「纵队」，万一真的「高司」或「红色怒火」来几十百把人，攻打我们这个挂着「纵队」招牌的组织，把我们当大老虎打，那就惨了。

我想，我们这个「第一纵队」，至少要拥有百把人，才名符其实。

我用墨笔写了一张「吸收新战士公告」，并将它贴在了商业局大楼的大门口，申自来说的「征兵启事」那名目，我没用，我觉得我们无权去「征」人家，而「吸收」一词倒可能有吸引力。

果然，这个「吸收新战士公告」贴出不到半天，下午，就有二十多个青年小伙子找到我们的「纵队司令部」办公室来，要求参加青年近卫军。他们中有学徒工、年轻的技工、中学生，还有二个小学六年级学生。热情都异常高，态度也非常诚恳。

申自来和我自然都很高兴，我连忙给他们每人发一张我事先油印好的表格，让他们填写自己个人的情况，然后，告诉他们，要他们回去准备准备，有单位的，先向单位领导打个招呼，三天之后，全部上这「纵队司令部」来集合，领取我们发的「脱产调令」，去交给单位，以后，就正式算我们「青年近卫军第一纵队」的战士了。

开一纸脱产「调令」，是当时各群众组织一份并无中央政策规定而自行拥有的特权，各单位领导，不管是「当权派」，还是已掌权了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只要是来了本派任何大组织开来的「调令」，让某某人脱产搞运动去，工资照发，都得要买账，否则，那个组织弄不好就会来一帮人找麻烦。当然，一些无名小组织的「调令」，则不一定有用了；因为，单位上的造反派对其一般是不予理睬的，也不怕那些小组织的人。

这些与我差不多年龄大小的青年人欢天喜地，听完我的布置后，高高兴兴地走了。大概，他们也同我早几天一样，能找到并参加这长沙市赫赫有名、却又神秘异常的准军事青年组织，心中那涌起的高兴劲，一定是很浓很浓的。

队伍眼看就要扩大，我们的「纵队」领导机构必须赶快健全起来。除「司令」和「政治部」外，组织部和宣传部是必须马上设立的，不然，这么多人一来，就要专人组织管理，并且要开展舆论战即写大字报、标语什么的，根据我的提议，决定小侯任组织部长，小李任宣传部长，小刘任「纠察部长」。

「部长」们都任命妥当，我们就召开「纵队司令部」会议，实际也就是我们七个人，准备商量队伍扩大后，我们将干些什么。

不料，却发生了事变。

在我们正劲头十足讨论这「第一纵队」的事时，几个穿海魂衫和蓝色运动衫的青年小伙子，突然冲进我们的办公室，气势汹汹，进门就直嚷：「他妈的，你们是哪路『近码子』的？！」

「近码子」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口头语，专指「青年近卫军」。

我一看这阵势，来者不善，便赶紧站立，靠在一张椅子边，如有不测，这椅子可做武器。

然而，申自来认识他们，他厉声朝那伙人中一个矮胖子说：「水宝，干什么啰？是老子，你还不认得！」

矮胖子一见申自来，便哈哈一笑：「是你呀，申自来！原来咯个『第一纵队』是你搞的呀！」

「才把杆子『屯』（长沙方言：树立）起来。」申自来平缓了口气。

「哪个同意你搞咯个什么『第一纵队』的？难怪一向冒（没有）看见你的人影子了」。被称为「水宝」的矮胖子瞪着眼问。

「刘『迷糊』同意的，他开的介绍信。」申自来的脸一下涨得通红，辩解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外号叫刘「迷糊」的人，是「青年近卫军」的组织部长，或者说，总部一次会上，分了工让他管组织，并且，总部各类印章，全由他保管。

「海司令不晓得！」水宝趾高气扬地大声说。

「海司令怎么会不晓得啰？」申自来急辩。

「海司令来了，就在下面，你去同他当面讲吧！」水宝摇头晃脑，很有些得意的说，「今天不是看见你申自来，我们可就会要把这个什么『一纵队』砸过稀巴烂，外面有些人打着『近码子』旗号，冒充我们『近码子』瞎闹乱搞，海哥很气愤，下令要砸烂所有咯些王八蛋的牌子。」

听说大名鼎鼎的「青年近卫军」海司令来了，我们几个为之一振，因为我们很希望目睹一下这位长沙市造反派都崇敬的「英雄」。但，水宝所说的那些，又使我们头上像浇了一桶凉水。

难道我们也属「冒充」之列？

申自来对我说：「不要紧，海司令来了，我下去见他一下，把我们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会同意我们搞『一纵队』的。」

我点点头。心想，既然申自来本人不是假「青年近卫军」成员，那我们也应该不算是假的、冒充的「青年近卫军」吧。

申自来随水宝他们下楼，去见海司令申辩。

我们几个人则呆呆地坐在办公室，静静地等候回音，像听候宣判一样。

小刘问我：「这『一纵队』会不会让搞？」

我摇摇头：「难说。」

小刘滑稽地做了个怪样，笑着说：「如不让搞，那就惨了！」

我望着他，不解。

小刘说：「我从读书起，到参加工作三、四年了，从冇当过官，连路队长、小组长都冇试过，好不容易在这个青年近卫军『一纵队』，当上了官，还是个纠察部长，可这一下，连官味还没来得及『韵』（长沙方言：品味），眼看又吹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

申自来一个人回来了，脸上没有快乐。

我连忙问他：「怎么样？」

他很有些丧气地说：「海司令不同意我们搞这个『一纵队』⋯⋯」

好似一大桶冰水从头上浇下来，我们几个人顿时呆若木鸡，盯着申自来，不想吭声。

「要我们清理好东西，一起撤回总部去。」申自来继续无精打采地说：「好不容易，拉起了这支人马，却又要收归总部，他妈的，海哥不知听了哪个王八蛋的馊主意！」

「我们也都去总部？」我却觉得眼中一亮，连忙问。

「都去！海哥讲，你们几个人都去总部，新招的人就不要去了。」申自来说，「明天上午，会来汽车接我们去总部。」

我顿觉松了一口气，承认我们是「青年近卫军」的人，还让去总部，这倒是好事了！不让搞「一纵队」就不搞吧，到总部还好些。

几位仅仅当了几个小时「部长」的弟兄，一听能去「青年近卫军」总部，不由得也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起来，至于什么「部长」不「部长」，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刘伢子，这一下你那『纠察部长』真的完蛋了。」我笑着调侃小刘。

「哼，那算什么，今后，老子在外面可以拍胸脯说了：兄弟是『青年近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啰。」小刘却乐哈哈地说。

申自来见我们都很高兴，他便也有了些笑容。

我对申自来说：「老兄，到总部，我们还是在你手下当兵。」

申自来挺高兴，连忙说：「那不敢当，不过，到总部，我们还是可以抱成一团的。」

我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午，总部果然派来了一辆中型吉普车，专门接我们去。

临走之前，我将一张「重要启事」贴在办公室门边墙上。那「启事」是向我们招收的那些青年人说明，我们因「重要任务」，暂撤离这儿，因此，暂时不能接收他们为「青年近卫军」了，但，今后有机会通知他们，向他们道歉致意。「启事」后面落款处，盖上了「第一纵队司令部」大印。有了这盖的印，那些青年人就不会猜测我们是冒充「青年近卫军」的骗子了，免得我们无端挨人咒骂。

申自来恋恋不舍地看了几遍我写的这个「启事」，还一再说我几个「暂」字用得好。确实，他很舍不得这个眼看就会兴旺起来的，由他创立的「第一纵队」。

我这个「纵队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仅仅当了二天，就完了，有点点遗憾；但，能去「青年近卫军」总部，却更高兴。

「青年近卫军」总部设在一个水电勘探设计院里面。那设计院面积很大，有十几幢楼房，包括办公楼，职工宿舍什么的。「青年近卫军」总部在其中一幢三层楼的办公楼里面，那幢办公楼已被他们设计院造反组织「孙大圣挺进军」征用。第三层楼，全归「青年近卫军」使用。这个设计院，大部分人员是知识分子，不知怎么搞的，这些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却挺欢迎「武化」的「青年近卫军」驻扎在此。大概，那些知识分子造反派，觉得有「青年近卫军」这个强悍的造反组织作后盾，他们对外也无所畏惧了。

海司令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我们几个。

见到赫赫大名的海司令，我们真有那么一些激动，因为社会上，早已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传奇故事，例如，说他有次到北京，在中南海门口，凭一身好武艺，只身就击退了十几个冲击中南海反对中央文革的北京「联动」分子；还有故事说，有一次，「红色怒火」二百多人，袭击海司令的住地，但海司令无所畏惧，操起二把砌刀，带领十几个弟兄，便将「红色怒火」那些人「杀得」人仰马翻，大败而逃。

眼前的海司令，却是一个鼓鼓墩墩、唇上留有淡淡胡子而挺和气的青年人，一个平凡的老大哥模样的人。

他只有二十四、五岁，是长沙市建筑公司的一个青年泥水匠，文化大革命前，凭他一手好手艺，曾获过「优秀建筑工人」称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了造反派，最开初的「青年近卫军」并不是由他当司令，但经过二・四批示镇压「湘江风雷」的那股风暴后，「青年近卫军」土崩瓦解，几乎不再存在，那些个原来的司令、副司令们也销声匿迹，而他却坚持将这杆旗帜扛了下来，因而理所当然地被重新推举为「司令」。

他其实是姓谭，但弟兄们习惯称他为「海哥」，而传到社会上，也就自然成了「海司令」，人们倒都以为他姓「海」了。甚至，连国务院周总理在接见他时，也称他为「海司令」。我们公司有人议论到他时，还很疑惑：「这姓里面还有姓『海』的？真没听说过。」

谭海清（海司令）为人豪爽，颇讲江湖义气，当然，胆子也不小。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熏熏地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楞，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三天就会倒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持激进观点的造反组织湖南「省无联」时，那位说话历来随意性很大的「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活时，插进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英雄团体「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苏联修正主义」是无关的。可是，江青的话语中，却明显地是厌恶任何来自苏联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还是恶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青年造反组织。

一九六八年二月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

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一家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先后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十年，却又只能判七年，对这多关押的三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一件怪事）。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一九九七年去世。

海司令对我们几个倒挺客气，说话的口气也很温和。

他显得挺随便地问了问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后，便微笑着说：「我很欢迎你们来参加『青近』」。

「青近」，也是社会上人们对「青年近卫军」的缩称。

这使我彻底放了心。

「但是，我也要跟你们讲明，当一个『青近』战士是有危险的，现在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难保不被卷进去，而一卷进去，被打伤甚至被打死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这一点，你们可要先想清楚，考虑考虑二、三天，觉得自己不适合干，就不要霸蛮来搞，回单位去，你还是当造反派就是。」他又很严肃地同我们打招呼。

对此，我们早有考虑，不然，我不会放弃单位造反派头头的身份来加入「青年近卫军」。「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一条毛泽东主席的语录，不仅被当时的人们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很多青年人真的确也将它溶化在自己头脑中。那时，打心底里都确确实实认为，我们造反，我们参加武斗，都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不变颜色，不变修正主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人民的利益。现在，有的青年朋友对我们那时玩命的举动评价说：「你们那时真有蛮蠢，连自己的命都愿意去送！」确实，那时，我们是有股蠢劲，但那蠢劲真的不是为了个人，而真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已被扭曲了的「乌托邦」。

海司令又同我们谈了不赞成搞「第一纵队」的事。

他说，「青年近卫军」是个特殊造反组织，全部是由青年人组成，而青年人一成团，就少不了出麻烦，耀武扬威，逞强好胜，甚至还会逞凶霸道，欺压别人，为此，总部想重建这个组织的队伍，原来垮了散了的一律不再承认，现在留存的，也准备好好整顿一下，再正式予以批准，要做到总部能控制他们，掌握他们。否则，基层组织就会各自为大，像占山为王的土匪一样，加上那些冒充「青年近卫军」的人一起，会大大败坏「青年近卫军」的声誉，「第一纵队」的成立并未通过他，从刘迷糊那儿弄走的总部介绍信已不知多少份了，他已狠狠骂了刘迷糊一顿，责令他今后再不能开具这一类介绍信、证明或委任书。

「我并不希图『青近』能发展多少多少人，只要求『青近』组织人员比较纯洁些，总部能掌握统一行动，而不能允许下面的人自行其是乱搞。『青近』人少一些，还好些，免得那帮王八蛋败坏我们好不容易挣来的荣誉。」海司令很有些激愤的对我们说。

「不是这么卡，任他们乱搞，到时候老子坐了牢，还不晓得是为了什么事！」他圆睁着眼望着我们补充说。

我觉得海司令讲的道理很对，一个组织应该有它的纪律，而队伍的发展也要能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统一行动和纪律就是空话了。

然而，海司令后来终究还是失控了，「青年近卫军」还是迅猛的发展了，并大大超出了他意欲掌握的范围。结果，他终于被他的部下害了：某个基层组织的几个人，在一次残酷地拷打两个武斗中被「俘」的保守组织成员中，致使之中一个「俘虏」不幸死亡，那几个凶手为减轻自己将受到的惩罚，将海司令拖入了这个案子，因而，使他为此坐了几年大牢。

「青年近卫军」总部原只有二十几个人，发给我一张新证件卡，上面编号是第二十八号，加上我们同来的几位弟兄，总共也不过三十二、三个人。海司令是头，还有几个人也算是头头吧，因为，海司令经常与他们商量事情，基本算是海司令的亲密助手。但，那种「商量」，只要我们愿意去参加，也随时可以参入，并没有严格的等级。而在总部，大家只知道海司令是「头」，至于，后来又冒出一批「副司令」，那全是由于那些人敢于并愿意挑起组织的一些「担子」所致。七月初，中央和中央文革通知湖南省长沙市造反派组织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见。长沙市各造反组织均是去了自己组织的一、二把手的头头。但，「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并未去，他觉得当时自己不能离开这正在发展的组织。于是，召集了一个会议，我们都参加了。他在会上说，中央催我们「青年近卫军」去一个代表，参加北京的谈判，我不能去，你们谁去？大家一时不知如何作答，只有一叫熊玉林的青工自告奋勇，最先表示愿去当这「代表」，海司令便指定熊玉林为赴京代表，去北京接受召见。不料，中央让湖南省造反派代表签署几个关于解决湖南省文革中武斗问题的文件，熊玉林便以「青年近卫军」第二号头头、「副司令」衔头签了字。熊玉林其实当时在「青年近卫军」总部也只是海司令的一个助手，并非什么「副司令」，但，人家组织都是来的「司令」，熊深感「代表」一衔地位太低，恐中央首长和其他人轻视，便灵机一动自封了这个仅次于海司令的第二号头头身份。当北京签署的那些文件，以传单形式传到我们「青年近卫军」总部时，大家看了熊玉林署了「副司令」衔时，均有些惊异，微词也不少，但了解情况的海司令，却宽宏大量，表示予以承认。后来熊玉林便真的作为「青年近卫军」第二号头头身份，进入了长沙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机构。

有位哲人说过：真正的权力，往往会落到那些敢于负责勇于挑担的人手中。

确实不错，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组织中，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我们到「青年近卫军」总部后，便各领到了一顶柳条安全帽，一根新的铁梭标。

柳条帽戴在头上，确实给了我一种安全感，那根梭标拿在手里，也觉得自己有了几分威风。但一想到，有可能要用梭标去戳人家的肚子，自己马上就会一阵颤栗，恐怖顿生。

小李捏着那根梭标，盯着它呆呆地看了很久，问我：「我们难道真的用它去戳人？」

「平白无故戳什么人，自卫吧！」我自宽自解。

「自卫，我也不敢用它去戳！这一戳，人家肚皮都会戳穿，血一冲，会吓死我的。」小李说着将梭标朝地下一丢，看也不看它了。

我没有丢下它，心想，吓一吓对方，这家伙还可以，真用它去对付人，那只怕我也没有那胆量。

「真打起来，远远的扔几块石头，我还可以，拿这刀呀梭标呀，我不敢。」小李连连摇头说。

果真，以后我们每次乘汽车外出「巡逻」，柳条帽铁梭标「全副武装」在大街上转，以威慑「高司」派时，小李只戴柳条帽，从不拿那根可怕的铁梭标。

然而，铁梭标还没来得及用，很快就被淘汰了。

长沙市终于发生了抢工厂里民兵训练用的枪支弹药的事，这事到底是由哪一派开先河，谁也弄不清，反正都是指责对方先动手抢枪，以证明自己一方「抢得有理」。

大约是七月十几号的一天，海司令召集总部全体人员在大楼会议室内，紧闭房门，并派人守在门口不让外人进入，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会上，海司令宣布了一个抢枪计划。

海司令说，「高司」有军区支持，专门组织了搞武斗的「武工队」组织，现在「红色怒火」又开始抢民兵用的枪，以后，恐怕是枪对枪的武斗了，我们也讲不得客气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也去抢它一批枪来，武装武装，不然，到时候人家有枪，老远就可以干掉我们，我们就只会有挨打的份了。

能弄一支枪来玩玩，不论什么想法，反正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这次所谓「抢」枪行动，实质是去平平安安的取枪，没有任何风险。

一家糖果食品工厂的武装部内，平日就存放着几十枝枪，因为该厂是一个重点工人民兵训练单位，因而长沙军分区批准了在该厂武装部设置了一个武器库。现在，抢夺单位上民兵枪支之风已露头，已经实际掌握了该厂大权的造反派，惟恐这批武器被厂里参加「红色怒火」的保守派抢去，便决定先下手为强，邀我们「青年近卫军」去抢。但是，为了不致被保守派方面抓到口实而日后遭攻击，便与海司令商量了这场假抢真送的把戏。

按照事先安排，我们几十个人乘汽车一冲进那家糖果食品厂，就兵分二路，一路冲到存放武器的仓库，砸开门锁，搬枪支弹药；一路则冲到该厂造反派头头的办公室，用铁梭标指着早已等候在办公室装着在开会的那些造反派人员头上，大声喝令他们交出厂里的枪支，说我们「青年近卫军」要征用，那些头头假意诉说了一些难处，不同意将武器交我们，我们便开始砸他们办公室的东西，以示威胁，并故意扯高喉咙大嗓门，责骂他们不支持「青年近卫军」，以让大楼里所有的人都听见。

我的任务是在冲进这间办公室时，负责砸烂办公室的热水瓶和茶杯，因为这些东西砸在水泥地上，会发出很清脆又易刺激人神经的响声。果然，当我按事先导演了的步骤，在双方争执声中，猛地用梭标砸那铁壳热水瓶，然后使劲将一个个白瓷杯狠狠地砸到地上时，办公室门口，已围满了该厂看热闹的人。

我们这一行的负责人，是个姓易的矮个子，也是个建筑工人，因脸上有些麻点，大家便都叫他易麻哥。

易麻哥见已惊动了大楼里其他人，便知道这戏已演出了效果，也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他握着一枝梭标，对办公室内该厂那些造反派头头大声说：「你们不同意，也没有用，这批枪，我们『青年近卫军』借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我们归还就是」。

那些造反派头头当着门口那些厂里人的面，便仍装出坚持不同意我们「借」枪的样子，无力的争辩。

这时，负责抢枪的那一路，来了一个人，对易麻哥打了个手势，易麻哥和我们便都知道他们已全部得手，于是，易麻哥便朝我们一挥手：「撤！」

这次抢的枪，一下子使我们总部几十个人全部真正武装起来了，有步枪、轻机枪和十几箱新崭崭的子弹，每个人都领到了一枝枪，大家欢天喜地，像小孩子过年得了压岁钱一样高兴。唯独海司令和几个已成为他的副手的头头，并不十他满意。海司令在命令我们将那些墨绿色木箱全撬开后，发现全都是子弹，便失望地咕咙道：「他妈的，没有一枝手枪。」

糖果食品厂的造反派头头，悄悄地又来到「青年近卫军」总部，察看被我们抢到手的枪支，心里无疑是痒痒的，自己单位的武器，自己却不敢拿去用，只能送给我们，让我们来耀武扬威。他们有个人熬不住了，便对海司令说：「海哥，这批枪，你们是不是还留一点莫动用，到时候还是让给我们算了？」

海司令嘻笑着说：「你们这些破枪，有什么稀奇，不是『三八』，就是『七九』的，都老掉牙了，连我用的都冒（没有）一支，过几天我们换了新的，全退给你们，一枝不少！」

那些造反派头头很高兴，一再说：「海司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你讲的，到时候可莫食言啰！」

「说到做到！」海司令斩钉截铁地说。

海司令真像胸有成竹。果然，几天之后，我们手里那些日本三八、汉阳七九和苏式七六二步枪，那些比我们年龄还大得多的破枪，一下子全部被换成了当时最新式的五六式冲锋枪、步枪、机枪。

那后不久的一天，大约是七月二十二号，或二十三号，来了几个真正的军人，到总部找海司令，他们是驻长沙市的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的。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大部分军官与教员，都是不同意省军区的做法，而已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工联」为代表的造反派。

经过一番密谈后，又悄悄地走了。

海司令立即召开总部全体人员紧急会议，并派人去通知已整顿建立好的几个基层组织负责人来。

原来，由于长沙市两派抢枪之风，越来越大，不仅抢工厂单位民兵枪支，而且，有二个军分区属下的区武装部枪支也被抢了。解放军政干校的造反派，担心「高司」派会来抢他们学校中一个武器库的枪，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干脆把枪交给我们「青年近卫军」等造反组织。

第二天早晨，我们「青年近卫军」几百名青年人，便分乘汽车，一批又一批涌进了解放军政干校。在政干校内穿军装的造反派悄悄指引下，砸开那座武器仓库铁门上的锁，冲了进去，然后将那长的方的墨绿色木箱，都一一抬了出来，迅速装上汽车，一车一车地运出干校，驶往自己组织的驻地。

我们总部的人员，则在仓库的地坪里，当场撬开那些木箱，取出里面还封着黄油的枪支，迅速地擦拭干净，在两个干校的造反派军人指点帮助下，一一组装好，便被派往仓库四周和干校大门，担任警戒，以防枪支落入不明身份的人手中。

我撬开一个长条形木箱，取出一枝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解放军，热情耐心地教我怎样擦拭，怎样拆装，怎样使用，并告诉我要记住自己枪支的号码，以免与他人弄错，说这是一个军人对自己武器起码的爱护和了解。我把枪上的黄油全部擦尽后，果然看见枪栓旁及木枪托上均有一个相同的号码：041949。这号码一下子被我记住了，终生不忘，因为这号码是由两个特征组成：04，是当时的电话询台号码，1949，则是新中国诞生或我出生的年份。

那年武斗期间，尽管我先后拥有和玩弄过几枝枪，但这枝041949号五六式步枪却始终伴随着我，直到中央「九五」命令来后，才缴上去。

侯川江、小李他们却没有要步枪，他们都弄了枝五六式冲锋枪，认为冲锋枪一扣板机，便可像机枪一样连发射击，过瘾些。然而，我嫌当时的冲锋枪上还不能装刺刀（后来的五六式冲锋枪才有剌刀），缺少一种寒光闪闪的凛凛威风。二月四日夜晚，军队抓「湘江风雷」的人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士兵手中步枪上打开的雪白刺刀。想不到，自那以后只几个月时光，我手里也端上了这样一枝闪亮的带刺刀的钢枪。

开始，我们搬枪还是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政干校附近工厂的造反派一见我们都换上了最新式的枪支，眼一下子热了，于是，全涌了进来，纷纷也为自己的组织抢起枪来。人一多，又互不认识，这样，政干校造反派原希望枪支被有组织的弄走的想法落空了，枪支的流向也无法控制了。

我与几个「青年近卫军」伙伴被分配到政干校大门执勤，背着新弄来的步枪，负责不让不明身份的人进来。但，一车车，一队队各工厂造反派涌来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他们都佩着造反派袖章，从道义上我们无法阻止他们，而任何人当时要弄一个袖章戴戴，根本不算回事。所以，我们也只好听之任之，有造反派袖章的人，都任其进出。

只有两个小学生被我拦住了。不知他们是怎样进到了政干校的，居然每个人背着一枝比他们个子还高一截的新枪，乐哈哈大摇大摆想通过大门出去。

我喝住了他俩。

「你们是哪里的？」我端着打开了刺刀的枪厉声问，但枪口不敢朝他们，尽管已关上了保险，但我总不放心，唯恐枪走火。

「我⋯⋯我们是××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生被我一吼，紧张得很。

「谁叫你们来搞枪的？！」我又问。

「我们自己来的，我的一个同学拿了一枝枪回去，我们看见了，也就来了。」一个小学生怯生生地答。

「你们是细伢子，怎么能玩枪！快把枪放下！」我命令他们。

「我们红小兵也是造反派，怎么不能玩枪？」「我们那个同学可以拿，为什么我们拿不得？」

两个小学生很不情愿，细声细气反驳我。

「不管你们说什么，就是不准细伢子玩枪，快把枪放下，不然，我就叫那边的叔叔把你们抓起来，关进牢里去！」我指了指大门口我的执勤伙伴，威赫他们。

小学生终于被我吓住了，恋恋不舍地将枪丢在我的脚下，怏怏不快的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没有几天，省军区、军分区及一些军用物资仓库，都给抢了，一大批武器流入了民间。两派的斗争工具不再是笔墨纸张，而是真正的枪炮了。那一阵，长沙市到处是背着长枪、挎着手枪的老百姓，以湘江河流为界，河东市区是「工联」、「湘江风雷」造反派的天下，河西学院区则是「高司」派武装的控制区。此时，真正的军人、解放军干部和战士，却反而成了徒手，不能带枪，以防被抢。

作为解放军的一个军官学校，那儿的造反派军人为什么敢于引领我们去抢那儿的军用仓库？敢于用真正的现代化军事武器，将地方造反派武装起来？当时表面的理由，是他们唯恐「高司」派来抢夺，是派性使然。但是，作为军人，他再有派性，他也不会忘记军队纪律的森严，而引领地方的人来抢夺枪械，你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是犯死律的。然而，驻长沙的军事院校造反派为何能有这天大的胆子呢？

原因就是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前后，毛泽东依据下面报送的情况，对全国文革形势有一个判断，即他认为：全国大多数军分区、武装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镇压了造反派，因此，必须「武装造反派工人」、「武装学生」。对广东省率先发生的造反派抢枪事件，他不仅不指责，相反，还认为没有什么不对。所以，在毛泽东作出这个论断之后，江青便于七月二十二日接见河南的造反派代表时，公开提出了造反派应「文攻武卫」的口号。而这也就是湖南发生抢夺军事单位枪械武器的大背景，既然伟大领袖与中央文革领导人在其指示讲话中，都提出了要武装造反派工人，那么作为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当时对迅速武装地方上的造反派工人，又还会有什么顾及呢？

第十一章　亲历真枪真弹的武斗

文革运动，号称「文化大革命」，之中却演变而发生了那么多武斗，很让今天的人们觉得那真是不可思议！我经常回想，那时，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真发疯了？然而，事情的确不是现在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明白。当时，影响我们的，不仅仅是文革中产生的「派性」，其实也包括了过去长期受到过的某些教育与思想的熏陶。

湖南省两派之间的斗争，即「工联」、「湘江风雷」派与「高司」派的斗争，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已经是你死我活的白热化阶段了，而武斗，此时则几乎成为了两派之争的主要形式。武斗不断，且愈演愈烈，逐步升级，从棍棒梭标发展到真枪真炮，甚至坦克也被弄上了武斗战场。

使用武力，是人数加武器的较量。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高司」及其少数工人保守派盟友，自然不是以人数众多的几十万工人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即「工联」与「湘江风雷」的对手。自从武斗成为此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后，「高司」派便逐渐失去了长沙市市区的阵地，而只能退守到湘江以西的大学文化区域，固守以待北京正进行的湖南省两派代表谈判较量的结果。

北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是关于制止湖南省武斗的两派互相约束的内容。这个冠冕堂皇的协议，很快获得通过，湖南省两派代表都欣然在上面签了字，并被印成了成千上万份传单，散发全湖南省。但是，这个「制止武斗」的协议，其作用却几乎等于零，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它，更不用说按协议执行了。

「高司」派希望借助这协议，能解除「工联」、「湘江风雷」派的武力优势，而自己尽量发挥有省军区支持、而大学生又很会造舆论的天然优势，去影响中央对湖南省文革问题的处理。但，同时她却也没有放弃已获得的各种武器，相反，她继续加强扩充自己一派的武装力量，组织各种「抗暴指挥部」，修筑碉堡，赶走湘江西岸的造反派，以使整个西岸成为她的天下。

「工联」、「湘江风雷」派则只是为了不愿被人扣上「挑起武斗」罪名而签署了那协议，但对自己已取胜站稳了的阵地，却决不愿放弃。造反派头头们相信，自己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要想获得中央的支持，除了「造反」这一方针外，拥有强大实力的既成事实，则是唯一可靠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那样，少数的造反派仅凭造反口号就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认和支持了。因那时是号召造反的阶段。而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斗争的两派不论其实质是造反还是保守，各派的旗号却均已全冠上了「造反」徽记。现在，中央仍是支持造反派，但只是支持能拥有实力能左右或稳定该地区局势的那些造反派了。因此，长沙市的造反派没有谁将那「制止武斗协议」当一回事，他们不相信「高司」派会放下武器，更没有想过自己应解除武装。

长沙市湘江西岸有两座大工厂，武斗一起，首当其冲，弄得厂里的工人们无法上班。最后，「高司」派在「清扫」西岸造反派时，占据了它们。

造反派头头们不能容忍长沙市有造反派力量的大工厂，却被「高司」派占据，因而，制定了「收复」那两座工厂的计划。

「青年近卫军」则是执行长沙市造反派联席会议所制订的计划的先锋队。

七月二十六日，晚，天气炎热，暑气逼人。

「青年近卫军」总部集中了上百名年轻人，分别扛着崭新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腰缠金灿灿的子弹带，在海司令的一名副手易麻哥的带领下，乘车到江边，再改换渡江轮船（当时湘江上还没有架桥），向西岸的那座已为「高司」派占据的纺织厂进军。

现在，湘江之上已有起了几座跨江大桥，城市两岸已被几座大桥连接为一个整体，往日人们过江需乘的轮渡航船也退出了城市，过江一事，已简单到如同从这条街走到另一条街。然而，文革中，过江可还是很不方便的，而要乘船去武装进攻西岸，那更是很危险的事，因为，船到江中，船上的人便处于暴露在西岸武器火力的射程圈了。

我与申自来及小李、小刘等当然是参加者，自换上了新式的五六式步枪后，都有一种去尝一尝「打仗」滋味的欲望。

在船上，小李问我：「这去打仗，你怕不怕？」

我毫不犹豫地说：「这有什么好怕的，这么多人手里还拿着枪，怕什么！」

小李摇了摇头说：「我问的是，你怕不怕死？」

死？我没想过。

「不怕。」我说。

「真的不怕？」小李脸一变，瞪眼看着我大声问。

我望着他，笑了，但不答话。

这么多人，偏偏会轮上让我去死？没有那么巧！就算该死，死就死，反正会要人去死，这样死，也是死得其所，是光荣。不过，总不相信，死神会寻我，我觉得，死，是好遥远的事。

脑海里浮起从大字报看到的「林副主席」的一段话：「今天下定决心，枪一响，老子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

好英勇！好悲壮！

完蛋就完蛋！

就是死，也不过如此！怕什么！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突然豪气十足地对小李说。

「真的？」小李逼问。

「当然。」我点点头。

「妈的，我有点怕。」小李坦诚地说。

在一旁擦枪的申自来，抬起头朝小李说：「怕什么啰？」

「我想，今晚如果我们被打死了，就太划不来了，我二十岁还冇得，人家一辈子可以活六七十岁，我却二十岁还不到就被打死，那还不可怕！」小李冲着申自来几乎嚷起来。

「怕死，你就不要去嘛！」申自来脸上露出了轻视的样子说。

「你不怕死？」小李领略了申自来话中的味儿，便质问道。

「我怕过×，打参加『青近』那天起，老子就打算玩命。」

「死了，你怎么办？」

「死了就死了哩，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问你，你死了，你家里人，你的爹娘，会怎么办？你知道吗？他们也会急得死去的！」

「家里？哼，我有什么家！『青近』就是我的家。」申自来说完，不再理小李，而只管使劲用一团棉纱擦他的冲锋枪。

我们后来才听说，申自来的父母不知何故，反正没有抚养他，而他是住在了他一个姑妈家里，大概，姑妈也没有给他多少温暖。

「我若真的给打死了，我的娘老子肯定会急疯。」小李低着头又咕咙。

我蓦然想起了父亲。

如果我真的被打死，那父亲会怎么样呢？

我不敢想。

我不能想这问题，这问题会令我⋯⋯发疯！

「小李，你老是念着这个『死』字，弄不好，今晚你真的就会死！我看，你今晚莫去算了。」坐在一旁闷声不响的小刘，平心静气地对小李说。

「我并不是怕死⋯⋯」小李解释。

「那你怕什么？」申自来插嘴问。

「我是怕我死了的后果。」小李挺认真的回答。

「人死了，还怕什么？人一死，×朝天，什么事你都不用操心了，还管什么。」申自来斩钉截铁地说。

小李宽容地笑了笑，不再言语。

轮船在江上悄悄地前进，天上没有月亮，江面墨黑墨黑，江东岸闪烁着黄色的灯光，星星点点，而大江西岸却像被一块巨大的黑绒布罩住了，没有一点儿光亮。

小刘挨到我的身边，点着一支香烟，并递给我一支，我不会抽，谢绝了。

「喂，我问你，如果我们有人被打死了，算不算因公死亡？」小刘猛吸了几口烟，突然问。

「当然是因公呵，咯又不是自己的私事去死，死了，就是革命烈士。」申自来向小刘要了支烟，一边抢着说。

「会算烈士吗？」小刘还是问我，毕竟在他心目中，我是公司里造反派的头头，也是他的头儿。

「我想，应该是算烈士。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只要是为革命而死，应该都算烈士。」我谈我的看法。

「如果算烈士，那死了倒还有点想头，起码，家里爹娘老妹可以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别人不能轻视家里的人了。」小刘脸上透出心满意足的浅浅笑意，他叨着烟说。小刘是一个理发店刚刚出师的理发员，比我要大二岁，但，大概因我的文化当时比他要高一点（他只读过四年初小），又是公司造反派的头头，所以，他反而将我当成了「大哥」一样尊敬。

「我不希望当烈士，不要求沾那个光。」小李则打着哈哈说。

我忽地想起一个问题，欲开口说，但又没说，然而申自来却说了：「不过，他妈的，如果毛主席路线冒（没有）搞赢，那我们死了，就不是什么烈士了，只怕是连死狗都不如啰。」

这一说，大家剎那便沉寂下来。

这后果，好可怕！

比死都可怕！

这后果的情景，也不敢去想。

我终于从那个可怕的沉寂中复苏，说：「这不大可能吧？毛主席这么伟大的领袖人物，没有稳握胜券的底气，会轻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那是的，我们造反派这么大力量，又有毛主席党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肯定属于我们。」小刘也连连点头，有些激昂地说。

申自来将枪擦好，一把挎在胸前，浅浅地笑着对我们说：「唯愿你们讲的是对的。」

「肯定是胜利」小刘似乎不满意申自来对前途的信心，便铿锵有力大声说。

「那好，小刘，你死了，我亲自动手给你砌一座烈士纪念碑。要晓得，我在单位，砌墙可是头几名的能手。」申自来打趣。

「那我们订个合同，我死了，由你砌烈士碑，你死了呢？我也给你砌一块纪念碑。」小刘开玩笑也不愿服输。

「真的？」申自来依然乐呵呵问。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刘斩钉截铁。

我也愿意参与他们的玩笑，便在一旁说：「好，你们两位的事，我作证人。谁违约，我负责罚他。」

我们都乐了，彷佛这是去出趟差，而不是去玩命。

不幸，这是一个悲惨的玩笑。

大江西岸的纺织厂附近，是一座船舶修理厂。我们在船厂码头靠岸，原以为到船厂附近便有可能交上火，所以在船上，我们就作好了开枪的准备。但，一直到我们进入船厂，都平安无事，到处静悄悄的，既无光亮，也没有声音，只有已返回厂里的一些船厂造反派工人在迎接我们。

船厂的造反派告诉我们说，「高司」一派的武装人员只在白天出现在船厂，晚上就不来了，但，邻近的纺织厂里却可能住着「高司」和「红色怒火」武装人员。因为纺织厂的造反派基本都是女工，远不是「红色怒火」们的敌手，而且大多数工人又都为躲避武斗而撤离工厂回家去了，所以，「高司」、「红色怒火」便在纺织厂长驻了武装人员，也许还有他们的一个指挥部。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一百多「青年近卫军」武装人员被分成几队，分别由船厂的造反派带路，从不同的方向朝纺织厂悄悄摸去。

申自来是我们这一行十几个人的队长。我们的任务是突进纺织厂内，迅速占据厂中心的那个瞭望火警的塔楼，以控制最佳制高点，用火力俯瞰全厂。

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一个紧跟一个，静悄悄地缓慢前进。按照事先的命令，我们都已将子弹压舱上膛，并打开了枪上的保险，提着枪，作了随时可以开枪射击的准备。

天虽然漆黑，毕竟天上有星星，走着走着，我们的眼睛慢慢也模模糊糊能看到前面的人或什么东西了，这样，走路的速度也加快了。

接近纺织厂的大门时，我们顿时紧张起来。便紧握着枪，撑着腰，尽量使自己符合电影中那些战斗场面里战士们进攻突袭时的姿式，慢慢地轻轻地前进。

我悄悄地轻轻地打开枪上的刺刀，双手握枪，跟在申自来后面。

在船上，我们的「军事教练」，一个姓王的复员军人，也是「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头头之一，他告诫说，在夜晚行军时，枪上的刺刀不应打开，以免刺刀上反射的白光暴露目标，要到准备战斗时，才能打开刺刀。

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凡持步枪的人，枪上的刺刀都已打开。

大家都是第一次进入这用枪对枪的「打仗」气氛，虽然个个紧张万分，但居然却又没有人忘记使用武器的步骤。真怪。

进入纺织厂，仍然是一片寂静。我们沿厂内水泥路，贴着路边房屋的墙壁，一步一步前进，眼睛则警惕万分瞪着前方。

看到那立柱般的塔楼时，申自来回头轻轻说：「到了，停下。」

申自来与我商量说：「不晓得那塔楼上有没有『高司』的人？」

我说：「我们先一个个悄悄摸到楼下去再说，怎么样？」

申自来点点头：「我先去，你们再来。」

我说：「你是队长，让我先去。」

申自来说：「什么队长不队长，让老子去打冲锋，你们跟着来就是。」

突然，我发现塔楼顶上，有一个人影似的东西，动了一下，又隐没了。忙拖住申自来，告诉他这情况。

我们「剎」的一下，手中的枪口，全对准了塔楼。我想，不需要也不习惯等候谁的命令，只要那塔楼上的人影再出来动一下，我们手中的枪，便会一齐朝那上面开火。

好一会，那人影没有出现。这时，却来了个传令的「青年近卫军」战士，他说，易麻哥让我们不要攻占那座塔楼了，因为，早在我们之前，「工联」的武装力量「抗暴直属兵团」已有一支队伍，占据了那塔楼。

好险！我松了一口气，放下了本已端起瞄准的步枪。

申自来对那个传令员说：「咯个情况易麻哥怎么早不晓得？」

传令的小伙子忙说：「『工联』的人才同他碰头，等一会，『工联』的人就会来。」

我也有些不满，说：「这些头头，应该事先就统一好嘛！刚才，你来晚一步，我们就要向塔楼开火了。这一来，『高司』人的冒（没）打着，先会要打自己人的！」

传令员无奈地笑了笑：「你这话，莫对我讲，讲了也冒（没）得用。」

申自来气冲冲地说：「我回去是要同海司令讲，咯个易麻哥来指挥打仗，只怕还不是料！」

这一说，我们对易麻哥都颇有微词了，互相悄悄咕咙。

其实，群众组织搞武斗，动动拳头踢踢脚，倒不用学什么练什么；然而，真要真枪真炮干起仗来，则基本上没有哪个头头真会有指挥作战的本事，往往都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办事。易麻哥也是建筑公司的青年泥匠，砌砖墙抹泥灰他是高手，若论打仗，他却也只从电影上领教过。但是，当时，却就是由这样一批指挥官，在带领我们这些同样是外行的士兵去「作战」！

一队头戴绿色钢盔身穿蓝色工作服而全副武装的「工联」的人来了。他们的头头同申自来和我亲切地握手，并连连说：「欢迎！欢迎『青近』的战友与我们并肩战斗！」

看着他们整齐的服装、头盔，再望望我们十几个人三不六齐各式穿着的样子，我好眼热「工联抗暴护厂直属兵团」的人。我决定这次回去后，一定要向海司令提意见，要求我们「青年近卫军」这些人也应统一服饰，有自己队伍的特征。

「工联」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比我们早二个小时到这儿来的，原准备打一场「大仗」，结果，进了纺织厂，却像进入一座空城，没有一点动静，看来只有大家分头先据守一点地方，待明天再说。

「工联」的人又说，他们的人也不多，所以纺织厂后大门现在是个空白，而那后大门面向的是一条通向山坡的小路，不知会不会有「高司」方面的武装从那儿突进来，因此，希望我们能去人守住那儿。

这问题用不着向谁汇报请示，我们十几个人便来到纺织厂后大门。

既然「工联」的人说这儿没有一点情况，因而我们便大摇大摆，在大门口晃来晃去。工厂门边有个宽敞的传达室，我们商量着轮流让两个人在门口警戒放哨，其余的人就在传达室内的桌上或地下睡觉。正商量着，突然，「叭⋯⋯」一串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静静的底夜。我们连忙提着枪，迅速地跑出传达室，四处观察。

枪声是从厂门外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在门口，我们沿厂外那条石子路望去，可以看到二、三个火星点，随着火星点出现，跟着就是「叭」「叭」的枪声。

有几发子弹显然是朝纺织厂大门射来，我们听到了大门水泥墙上「扑扑」的子弹撞击声，头顶上，似乎也有子弹的呼啸。

大家顿时慌了，端着枪，站立着，就朝厂外那出现火星点的地方，一阵猛射。

首次这样开枪，那声音好响好响，但很开心，觉得这比放炮竹好玩多了。

突然，大家又感到了这样不对劲，站在大门口打枪，这可不是在汽枪摊那儿，花两分钱玩射击小红球的游戏而可以安心乐意、无忧无虑的开枪。这儿，随时也会有对方射来的子弹打中自己的。

申自来连忙招呼我们，从厂大门旁边一座房子里堆着的棉纱包里，搬来十几个一米见方的棉纱包，堆到厂大门口，垒成一道白色的掩体，然后，我们躲在这棉纱包后面，不时从纱包之间的接缝口，再「叭叭叭」地朝外开枪。

这时，到处都响起了枪声，既不知是什么地方打的，打往什么地方，也不知是谁在开枪。反正，一时枪声就像炒豆子一样，响过不停，似乎是除夕夜的炮竹声。

我们也不晓得厂门外对方开枪的是什么人，准确地说，我们根本没看见人，只看见一溅一溅的火星，只听见头顶上「呜⋯⋯」的子弹飞流声和棉纱包前面闷闷的「扑扑」声。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三、五个人一批，轮流朝外放一阵枪，至于有没有什么结果，全然不去想。

开始，听那头顶上子弹的呼啸声，我还有些害怕，心想，这可是真打仗了！到棉纱包后去射击，也不敢瞄什么，把枪管朝棉纱包外一搁，就扣板机，「叭⋯⋯」一阵打过之后，心脏才不疯急的跳了。打过一轮后，见没发生什么事情，第二轮开枪时，则从容多了，敢于慢慢地用眼睛寻找远处的那时有时无的火星点，再静静地瞄着瞄着，再不慌不忙地扣动枪上的板机了。

这样，糊里胡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对面的火星点不见了，四周的枪声也稀了下来。我们已瞌睡全无，仍警惕地监视着厂外的前方，只希望远处的火星点再出现，我们的射击才有目标，开枪方有味道。

一夜未睡，熬到天空微明。

肚子饿了，但没有人送饭来。总部的头头大概根本没想到这一点，毕竟，我们不是军队，没有专门做饭送饭的炊事班。

申自来说，你们回船厂去，那儿的食堂总会有东西吃。

他让我领着一多半人去船厂吃饭，他则带三个人继续守在这厂门口。

我说，要去就都去，怎么能留下你们四个人呢？

申自来憨厚地笑笑，说：「搞了一晚，都冇看见一个鬼影子，难道天亮了，鬼还多了？」

他仍要我们去，他说：「快去快回，好换我们也去吃饭。」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微微清凉晨风拂面，远处还隐隐约约传来鸟叫声，彷佛这里不是一座纺织厂，而是寂静的山林。

我想，申自来说得也是，「高司」派的人肯定晓得造反派已来了，昨晚那激烈的枪战，虽不知结果，但密密的枪声，也可能将他们镇住，现在快大白天了，岂敢向我们进攻？

我们十来个人撤离那堆棉纱包，去解决肚子问题去了。

在船厂食堂，美美地喝了二碗绿豆稀饭，几个馒头。食堂里的人，都是该厂「工联」组织的，见我们是武装人员，又佩着「青年近卫军」的红袖章，便热情地说：「你们是来支持我们的，请多吃点，一律免费。」

吃饭不要钱，又管尽饱，这使我们很高兴。

吃免费餐，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放开肚皮，所以我们开始都只要了一、二个馒头。船厂里负责接待我们的造反派便说：多吃点啊！不要你们的钱，全部由我们厂里报销！你们是来支持我们的，岂能还让你们饿肚子！

这一说，我们立马很为高兴，连忙加餐猛吃起来。

然后，扛着枪，腆着胀得鼓鼓的肚子，慢腾腾乐哈哈地返回纺织厂。

不料，刚一进纺织厂，就听到了恶耗：申自来给打死了！

我陡然只觉得目瞪口呆。

真的会打死人？！真有这么巧？！折腾一晚，十几个人皮都没伤着一小块，怎么一顿饭功夫，就让申自来给打死了？！

我不相信。

大家也不相信。

但，很快，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

申自来的遗体已被抬到了纺织厂一间办公室内，他安详地微闭双眼，脸上仍一副浅浅显著酒涡的憨厚像，像睡着了一样，胸上却血糊糊的，让人沉重地感觉到，他真的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看着自己熟悉、亲密的朋友，陡然一下子就由活蹦蹦的小伙子，变为再也不会说话的尸体。我的胸，顿时像塞着了什么东西，闷得透不过气。

面对着这突然离去的朋友，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虽然，我在脑海里也闪过「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名句，但，泪水却仍热乎乎地涌出来，流到脸颊上。

在场的人告诉说，在我们吃饭去后不久，申自来从棉纱包后站了起来，四处观望，察看情形，突然，一阵密集枪声传来，申自来来不及蹲下，二颗子弹便穿透了他的前胸。吓得其他三个人，赶紧卧倒。幸亏，对方只开枪，并没有人冲过来，过了一阵，他们便背着死去的申自来，悄悄撤了下来。

申自来是被谁打死的？我们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对方」，但究竟是「红色恐火」的人，还是「高司」的人，至今我也不晓得。总之，那次武斗，我们都只听见枪声，看见开枪时的火光，但活生生的「敌人」，我却根本没见到一个。

申自来是「青年近卫军」的第一个牺牲者，也是长沙市自使用真枪真炮的武斗以来，造反派的第一个在武斗中的牺牲者。因而，长沙市造反派组织联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在申自来所在省建筑公司的大礼堂里，摆上了数百个花圈，数百条祭帐，挂满了催人泪下的挽联，会后，由数十辆汽车载满了人，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不断对天的鸣枪声中，为他送葬。

在长沙市南郊一座不荒凉且有些绿茵的小山上，长沙市造反派组织联合为他建了一座漂亮的仿大理石坟墓，并在墓前建了一个高高的纪念碑。

这座小山，后来陆续安葬了上百名在武斗中丧生的造反派，我们曾口头称这座山为「烈士陵园」。申自来是第一个躺在这里的牺牲者。

我不由想起了轮船上，小刘与申自来互相打赌为对方建纪念碑的玩笑，想不到，这戏谑的玩笑竟然成了悲惨的现实。

第二年七月，申自来忌日那天，我与小刘等人，来到了山上申自来墓碑前，献上了我们采摘的殷红鲜花和我们的悲伤。

第三年，我们再去看望静躺在那儿的朋友时，那块写着「申自来烈士之墓」的白色纪念碑，已被砸得粉碎。

这次，我们没有鲜花可送，只送上了我们更为浓重的悲哀。

再以后，申自来的墓堆全部被人炸开铲平，棺材亦被挖了出来，然后将他尚未完全烂掉的尸体从棺材里钩出来，再赤裸裸地丢进墓坑里，胡乱掩上土，踏平，让人怎么也猜不出，这下面埋着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人。

那黑漆的棺材，自然被砸烂、烧掉，宁肯让其变成灰，也不准成为死者的「屋」。

那座小山上，后来，大概建过一座大大的仓库；现在，则已推平山坡，开发成了一个住宅小区，当年那个「烈士陵园」的所有痕迹全都无影无踪了。

不论文化大革命性质何如，让一个已死去的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年轻人，来悲惨地承受它的后果，竟然真落到「死无葬身之地」的境况，这个事实，使我一想起，心里就感到无比的沉重。

申自来的死，使我们感到了哀伤，但却并没有使我们害怕。一方面，我们似乎总觉得，死神毕竟不可能老是再找我们这些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我们又以为，让我们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是一种壮烈，一种光荣。

我的父亲却从申自来的死中，看到了危险。他已明白，我们的造反已不仅仅是写几张大字报了。大字报带来的最严重后果，也不过是在政治上栽跟头，而荷枪实弹地去参加武斗，却有可能整个儿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父亲只有我这个相依为命的儿子，他不能失去我。

那天，我在「青年近卫军」总部正与几个伙伴聊天，父亲却找上来了。他将我叫出总部，然后在路边对我说：「小毛，咯个文化革命搞不得了，搞来搞去拿起枪来打仗了，你快同我回家去，不要搞了。」

小毛是我的乳名。

我不肯回去。

父亲着急地说：「小毛，这枪会打死人的！你还去搞，真的让枪子给打死了，那怎么办？」

我安慰父亲：「爹，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再小心，也是危险的。」父亲仍一脸焦急。

「这点危险我不怕，搞革命总会有点危险。爹，当年你搞红军赤卫队时，不也扛过枪，打过仗吗？」我突然记起父亲的历史：他于一九三〇年在江西老家时曾参加过红军赤卫队，还是红军十六师五大队的一个连长，后因队伍被打散，他避难才逃来湖南省的。

「那时情况不同，那是跟国民党打。」父亲不为我的理由所动，反驳我说。

「那有什么不同？毛主席讲，现在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就是反动阶级，我们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也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一样。」我更振振有词。

「现在都是共产党⋯⋯」父亲继续说。

「共产党里有走资派，有修正主义，毛主席为什么号召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因为共产党里出了刘少奇那样一批坏人。」我越讲越有劲。

父亲终于哑口无言了。他怎么说得过我呢？我搬出了「毛主席号召」，搬出了「党中央指示」，证明了这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革命性」，作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当然无法说动我这当了造反派的儿子。

最后，父亲使出父亲的权威，硬性命令我回去，否则，我以后就不要再认他这个父亲。

这，果然使我蓬勃的革命热情顿时降了温，看着日益苍老的父亲，心里非常犯难。「爹，你这是不让我革命了。」我难过得眼泪都涌出来了。

「你回去还是可当造反派呀！」父亲看着我，口吻平和地安慰说。

「人家岂不会笑我当了逃兵？」

「⋯⋯」

「我一走，跟我一起来的小刘、小李他们会骂我的。」

「⋯⋯」

也许我的窘境使父亲的心，迁就了我；也许是父亲回忆起了当年他当红军赤卫队连长时的英勇豪情；也许我搬出的大道理使父亲寻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也许⋯⋯

终于，父亲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说：「那你就再搞一段吧。」

「爹，您放心，我会万分小心的。」我顿时转忧为喜。连忙笑逐颜开地对父亲说。

「千万要细心一点，枪子打来了是飞快飞快的啰。」父亲又说。

「我知道。」我说。

「隔几天，就回家来一下，让我看看你，心里才放得下。」父亲悲凄凄地轻声说着。

「您放心，爹，有空我就会回家。」我不由也有些哽塞。

父亲走了，从他离去的背景中，我知道，他在擦抹也许已流出的老泪。

我望着远去了的父亲，泪水不由溢出眼眶，静静地流了下来。

母亲早逝，我又不在家，现在，父亲只能孤零零一个人过日子。而且，也许，他今后真的永远只能一个人过那凄凉的孤独日子，如果，我成了明天的申自来的话。

我真想追上去，对父亲说：「爹，我同你一块回家！」

然而，革命；毛主席号召；逃兵；自尊心⋯⋯这一连串的想法，又止住了我。

我噙着酸涩的热泪，望着父亲越来越远的背影，只有在心中默默祈求：「爹，请你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子⋯⋯」

第十二章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的「文革」

文革中那可恶的武斗，造成了多少人的悲剧啊！可惜，当时，我们以及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将此看成了勇敢的革命行为。一腔热血，胡乱洒了。

纺织厂的武斗之后，「青年近卫军」名声在长沙市愈加大振，「向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学习！致敬！」的大标语和宣传画在城内到处可见，各造反组织对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人，都格外的热情和客气，平日在街上，若发生什么小事导致的矛盾，一听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别人便会主动退让，并连连致歉。这之中，一则是尊敬，二则却是畏惧。

这，使我们的虚荣心大大地获得了满足。

物资装备也得到了重视。

一批崭新的草绿色军服，由解放军三四一部队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提供，送来总部。这批军服、军鞋、挎包、水壶，除了没有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外，其余都是正宗的军用品。还有一批灰色的海军军服，大概是青年近卫军下属的「闪电兵团」，自行从什么军用仓库中弄来的，结果，他们那「闪电兵团」一下子成了「海军」。几千名「青年近卫军」战士全部被打扮起来，使杂七杂八颜色服装的游击队般组织，一下子被改造为近乎正规面貌的军队。换装之后，我们组织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清一色的军装，崭新的钢枪，整齐的队伍，充满朝气的脸庞，若不是队伍前面打着一面「青年近卫军」的红旗，长沙市的市民真的会以为一下子来了几个团的解放军支持造反派。

穿上真正的崭新的草绿军服，我高兴得要死，因为我从小梦寐以求的，就是想当一名军人。尽管天气已是暑季，热浪逼人，但我们这些人却一改往日短袖衣短筒裤的穿著。草绿军装的长衣长裤，工工整整的穿在身上，扣子一粒也不撇下，全部紧扣，甚至连那不习惯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的扣着；头戴军帽，脚穿军鞋，除了脸和手裸露以外，全身都被密密地遮闭着，旁边的人看着我们这穿着，头上就会冒汗，但，很奇怪，我们倒觉得凉幽幽的，还说：「今年热天不怎么热。」

总部邀请了一些解放军造反派，都是军队院校的教员，为我们上军事知识方面的课。因而，懒懒散散的习惯，很快被新鲜的军事生活方式取代。军事教员们不仅教我们怎样使用武器，爱护武器，怎样在战斗中保护自己，攻击敌人，而且，对我们的作息方式，也灌输了军队的内容。

睡觉时，将枪支放在枪架上，这本是军事教员告诉我们的枪支放置规则，可是，这点，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军营。况且，枪离开自己，很容易被别人拿走，那时，枪支并无严格管理，你拿什么枪，拥有几支枪全是你自己的事，总部并不管。枪遗失了，也得由你自己去想办法弄一枝来。自统一在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搞到那批枪后，总部就不再发枪给下面的成员。于是，那个军事教员因地制宜，让我们睡觉时，将枪放在自己枕边，但一再嘱咐，不论什么搁枪方式，不用时，一定要将枪内子弹退出膛来，使其成为空枪，并关上保险，以免发生事故。

这说来是极简单的常识，做起来也很容易，然而，我们毕竟不是正规的军人，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结果，为这，差点出了个大事故。

有天晚上，我们睡在总部所驻矿山设计院三楼的一间大房间里，十来个人就在水泥地上铺上报纸，以报纸当床，军用挎包做枕头，便一字儿横躺下睡了。枪，自然横放在挎包下。

半夜时分，突然，「叭」的一声巨大的枪响，使我们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大家连忙爬起来，吓得要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除了房间内枪响的余音与略有硝烟外，并未看到什么样什么其他动静，打开房门看，其他房间的人也都在伸出头，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四周却安安静静的。

折腾了一阵，最后大家从小刘的枪上嗅出了名堂：他的枪管有硝烟味，并是热的，而且，骇人的是，他的枪居然压了子弹，上了膛，还没关保险！还有一个金黄黄的子弹壳，就在离他睡的地方不远处呆着。

无疑，是小刘开的枪。

大家一下子围住了他，怒声质问他：想搞什么名堂？！

小刘窘得要命，开初，他还问：「真的是我开的枪？！」直到他被事实震住，便半信半疑状的连忙解释说，他似乎在做梦，梦中有几个什么人向他扑来，白晃晃的刺刀就会要戳到他了，他便端起了枪，好像是开了枪。

梦中扣响了枪！

枪枕在头部处，为了怕被别人偷去，我们经常习惯地在睡梦中，或半夜偶尔醒来时，先用手去摸一摸枕下横着的它，看它是否还在。

小刘的手，无疑是睡梦中习惯地伸向了枕下的冲锋枪，而且扣动了板机，而这天夜里，他又恰恰忘记了将枪内的子弹退出或关上保险。

子弹顺着我们几个与他并排而睡的人的头顶上面一点点之处，直射出房间，穿透了房门。子弹在走廊墙壁下边，留下了一个白灰孔。幸亏，小刘他睡的位置头部超出了我们这几个人头部的位置，幸亏，他那冲锋枪的发射方式是拨在「点射」位置，否则，他那颗子弹，或连发的子弹，就将使我和小李他们的脑袋开花。

第二天，海司令知道了这件事，他又气又笑，传下话来，让我缴掉小刘的枪，叫他离开「青年近卫军」。小刘知道了，连忙找我好说歹说，要求莫缴他的枪，也莫赶他走。我自然也不愿让小刘走，因而也只是训了他几句，也就不了了之，并未去执行海司令的命令。毕竟，我们是群众组织，没有军队那么严格的纪律和习惯。此事，海司令以后也没再提起，大概，他也忘了自己下过的命令。

进入八月，北京的两派组织代表的谈判和中央首长的接见讲话，已明显有利于「工联」、「湘江风雷」造反派方面。因为，中央领导人对于「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一派已实际左右了长沙市局面的情形，已有精确的了解。而支持强大的足以稳定该地区局势的造反派组织，似乎是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丧失了省会阵地的「高司」派，于是想采用毛泽东主席有过的绝招：「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在农村，一方面迅速武装原来文革前就已存在的「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进入城市；一方面，在省会长沙市周围的几个城市中，拼命与造反派展开争夺战，以获取有份量的筹码，使北京谈判的局面能出现逆转。

结果，离长沙市45公里的湘潭市，便被他们全部控制，湘潭市「工联」观点的「红造联」等造反派，则统统被他们赶了出来，一部分逃到了长沙市。

湘潭的情形与省会长沙大不一样，那里的老造反派有一大半都是支持「高司」的。湘潭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恰恰是于「九・二四报告」后，在全湖南省被打成的头一个「大右派」、「大黑鬼」的湘潭电机厂的原党委宣传部长。而后，这位厂党委宣传部长得以获得平反，得以成为湘潭市工人造反派的首领，「高司」的大学生红卫兵是出了大力的。因此，一月风暴中，不忘别人恩德的他，诚心诚意地拥戴「高司」为全湖南省造反派的领袖。当「高司」与省会长沙市「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以及后来的「工联」等工人造反派闹翻后，这位前宣传部长却带领湘潭市的大部分工人造反派坚定地支持「高司」，站在了「高司」一边。随着局势的演变，虽然有相当多的工人造反派分裂出来，站到了「工联」「湘江风雷」一边，但，他还是成功地使受其影响的湘潭市「革命造反派联委会」（「革造联」）拥有很大的优势，加上由于他支持「高司」，因而获得了省军区的支持，而省军区的支持，又使湘潭市原来的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人员纷纷归顺到他的旗下。这样，湘潭市「工联」、「湘江风雷」方面的造反派，以及他们联合组成的「红色造反者联委会」（「红造联」），便明显的处于了劣势。

文化大革命中的派别斗争，虽然造反与保守是其斗争主线，但，局势在演变过程中，却又错综复杂。旗号形形色色，且又不断地分化、组合、再分化而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动，使局外人、特别是使后来的人，一下子是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的。有时候，双方都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但在某一阶段却可能会展开激烈的争斗；有时候，双方都是造反的旗号，却又确实有一方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在十年文革的漫长岁月中，可以说，只有在其最开初被打成「小邓拓」、「右派」而渴求平反揭竿而起奋而造反的那批人，和在最后阶段仍在闹造反却随「四人帮」的覆灭而一同垮台倒霉的那批人，才肯定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很不幸，这被十年长河隔开了的两类造反派，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同一批人。只是他们在十年的曲折历程上，演出了一些互有差异的戏剧而已，但这出长剧的开初和结尾，却使他们都处于了同样角色的位置。

由于上述原因，一九六七年二月之后湘潭的工人老造反派组织「革造联」，从当时的形势讲，他们的确也像「高司」本身一样，虽然自身原本是造反派，但在那一段实际的政治博弈中，却又站到了保守派的位置上了。

显然，长沙市的造反派不能容忍湘潭市落在「高司」派的控制之下。要知道，湘潭市只隔长沙市45公里，沿宽阔的柏油公路，汽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尤其意义重大的是，湘潭市是毛泽东主席最准确意义的「故乡」。「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岂能让保守派得意猖狂？！」长沙市造反派头头们一致发誓，要帮助湘潭市逃亡的造反派，夺回湘潭市或曰「解放湘潭市！」他们深知，控制湘潭市，不仅是精神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夺回一块有利于北京谈判的最有份量的筹码。

据传，湘潭市「高司」派方面的「革造联」，出动了坦克，封锁住通往湘潭市的一座大桥。因为在湘潭市，有几座大型兵工厂，那儿生产的坦克，还没有被送往解放军的军营，却先被开上了大街，开上了柏油公路，并将炮管指向了长沙市方向。

支持造反派的军队院校，对「高司」派使用坦克上阵，并不感到意外，他们马上组织训练班，要「青年近卫军」成立反坦克队伍，去上那儿学习爆破坦克的技术。据说，那个军事技术学习班就办在三四一部队大院内，总部一个姓罗的头头原本要派负责总部警卫的我们去那儿学习，可是新发生的一场武斗情况却更吸引了我们，因而，便我们便都没有去学那军事技术，而直接上了武斗战场。

局势日趋现代战争的味道，这情形不仅没有使我们这些懵里懵懂的青年人害怕，相反，大家居然感到很有乐趣，而只要不直接目睹那鲜血淋漓的场面，就什么也不管了。

骄阳似火的八月中，一天傍晚，总部下令，部分基层组织（番号则五花八门，如有称「闪电兵团」的，有称「钢三连」、「红九连」的，还有自称「决死纵队」的，而且各单位人数不一，多则有几百人，少者仅几十人）立即到总部集合，分乘十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向湘潭市方向进军，攻打湘潭市，「解放湘潭市！」

我们是总部的警卫武装，当时被组成为一支称为「红色尖刀排」的建制，头儿是省建筑公司一个叫「牛哥」的青年工人。但，大家都渴望上「前线」，根本不管总部同意不同意，纷纷爬上汽车，随着大队伍也一道向湘潭市前进。

一路上，我才发现，向湘潭市进军的汽车，远不止我们「青年近卫军」这一个组织的人，有几十个造反组织的旗帜出现在一辆又一辆飞驰的汽车上，都是荷枪实弹，情绪高昂。此起彼伏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语录歌声，飘荡在长长的公路上，久久不息。

武装的车队，在离长沙市二十多公里的一处高山边停下来，这时，天已全部黑了。我站在自己所乘的解放牌卡车上，回头一望，只见长长的车队，像一条乌龙，汽车灯光组成了两串平行的星链，从我面前，一直向后延伸，弯弯曲曲，直伸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汽车突然都被命令停下，而一些吉普车或摩托车，却像疯了一样，从车队旁驶过来又驶过去，大概，头头们在商量什么。

夜幕，高山，车队，灯光，荷枪实弹的队伍，摩托车急促的行进声，这一切，使我彷佛进入到那大战在即决战前夕的电影场面中。

那时，我觉得这一切，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而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我压根儿没有去想它。

我突然发现，有二辆摩托车上，坐的是红帽徽红领章的真正军人，顿觉惊奇，连忙指给同车的伙伴们看：「你们看，解放军也来了！」

大家纷纷朝那飞驰的摩托车望去。

「是帮助我们打仗的吧？」伙伴中有人发问。

「帮我们搞侦察。」有人答。

「省军区亮相了？」又有人问。

「你做梦！军区不会支持我们，这是军事院校的，要不，就是四十七军的野战军。」又有人自动解答。

「你怎么晓得是四十七军的？」

「总部易麻哥讲的，中央派四十七军来支持我们。」

「真的？」

「骗你有什么用？！」

「那我们就不怕军区了！我们也有解放军做后盾。」

「早就不怕它了！」

「⋯⋯」

亲眼看见解放军跟我们一道上「前线」，虽然仍不确切他们究竟是哪支部队的，也不知他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但我心里仍非常高兴，也感到愈加踏实。这一来，「解放」湘潭市就更容易了。

车队又前进了，其实，并没有人送继续前进的命令来通知我们。反正，只见前面那辆汽车开动了，后面的汽车马上启动，跟了上去。这样，一辆接一辆，而且并不一定是同一个组织的汽车，却自动都接着向前开了。

走了不到十分钟，在路旁一座大型农药厂旁又停了下来。车队上跳下一些人，涌进了那农药厂，好一会儿，又涌了出来，说这厂里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又到处弥漫着难闻的农药味。

车队再不动了。

同样没有人来告诉我们，是该休息，还是在车上待命，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大约到午夜——那时，没几个人能有手表，因为一块上海手表的价格要币120元，对于月薪仅三、四十元的青工来说，还是很昂贵的东西。我们一整卡车的人，居然没有一块表，谁也不知几点几分了，只是猜想，大约夜十二点了。仍然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瞌睡来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先后跳下汽车，各自寻一块地方，或路旁，或树下，躺倒休息。

我没下车，抱着步枪，睡在了车箱板上，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

事后想，如果那夜，「高司」派来袭击，肯定我们会遭受重大伤亡，尸横遍地，血淌长路。很幸运，「高司」派的军事指挥水平，亦同我们一个样，脑子里同样只有「武斗」的概念，而没有「战争」的观点，尽管我们口里平日嚷着的是「打仗」。

第二天，清晨。柏油路上又热闹起来，人们的喧哗声、汽车的喇叭声，使长长的公路彷佛成了一个集市。

还是没有人来下指示。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指挥官是总部一个姓罗的头儿，可是，此刻谁也找不着他，不知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都烦燥起来。

这「仗」还打不打？起码，我们得吃早饭呀？而此刻，早饭的影子在哪里？

太阳升起到半空时，车队突然启动了，也不知谁下的命令，乱哄哄的人们只互相传话：到前面的板塘镇吃早饭。

板塘镇是湘潭市郊的一个小镇，到了那儿，离湘潭市就只咫尺之遥了。

反正看不到指挥官了，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就只能以前面那辆车的动或停为命令，车队的头既已启动，大家就都跟着上。

一无具体命令，二不见指挥官来动员，加上饥肠辘辘空肚子，坐在汽车上，大家都无精打采，懒得说话，昨天傍晚出发时那股高昂士气，已无影无踪，心里只想着赶快到板塘镇，好美美地吃喝一餐。

我抱着枪，坐在车箱靠近驾驶室的地方，微闭着眼，任凭清早的晨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扫着，耳朵却在品味那不时从公路旁山林、稻田里飘来的鸟叫声。

大概行进了十多分钟。突然，公路旁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枪声，不是一、二声试探，不是间断的零星，而一上来就是「叭叭叭⋯⋯」密集连续震耳的枪声，像喜庆的人家放连珠似的鞭炮一样。

汽车「嘎」的一下紧急剎车，我们车上的人被这陡然的袭击吓懵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动作。还是那个跳出驾驶室的司机朝我们大喊：「还不赶快跳车，等死呀！」车上的人才活了起来，连忙纷纷跳车。甚至有人匆忙跳下去，却忘了拿搁在车上的枪，但不敢再爬上汽车，只好先乖乖地卧在路边的水坑里再说。我正准备跳车时，发现有一个人竟然像驼鸟，埋头蹲在车箱板上，大概也是吓胡涂了。我顿觉好笑，上去朝他屁股就是一脚，并大声说：「这有什么用，赶快跳下车去？」那个小伙子被我踢了一脚，似乎清醒了，抬起头连连说：「我跳车，我跳车！」

边说边爬到车箱边，跳了下去。

我跳下车后，蹲到汽车后轮处，靠这汽车和轮子给我挡着可能射来的子弹，因为，我已搞清，子弹是从同一个方向射来的。

一会儿，枪声就没有了。我们的人便逐一站了起来，远远看去，只见公路一侧很远的一座山包上，有一些带枪的人在晃动。不知谁喊了声「那是『怒火』的，追上去打！」于是，一大批人便朝那山包涌去，「冲啊！」的喊声，骤然响起。

我随着人流，也横过公路，踏入水田，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冲，手里端着枪，口里也随着高呼口号。没有了子弹「叭叭」声，而只有我们几百上千人漫山遍野的呼喊声。大家的劲头陡增，恐惧一下子全扫，只顾倾尽全力追跑，以图抓住那山包上的「敌人」，全然忘记了危险，好像这是一场只有胜利而不会有伤亡流血的游戏。

突然，枪声又「叭叭叭」响了起来，那是从前右方向另一个山包上打来的，子弹呼呼地飞过我们的头顶。有的也打中了正在冲锋追跑的人。我的周围，陡然倒下了三、四个人，有的哇哇叫着，有的一声不响，只「扑」的一声扑倒在水田里。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他，是勘探设计院的一个汽车司机，姓罗，他的额头被打了一个洞，鲜血喷出，糊满了他的脸，他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离开了人世。他的冲锋枪还没来得及打一枪，就掉在身旁。

不知为何，这次突袭来的枪声，和这一个个倒下的伤亡者，却并未能吓住正在冲锋的人们。相反，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是直朝前跑，愤怒的口号声愈加愈震天价响。看来，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胆大或胆小的，到了一定的处境中，某种氛围就可以使最胆小的人也毫无一丝恐惧感的。

对方无疑被我们这气势吓住了，毕竟，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军队，也不敢用机枪大规模的杀人，否则，我们方面将会有更多的牺牲。他们后退了，退守到另外一座山上。

我们冲到了与对方对峙的一个山头上，也就不再冲锋，而是各自找一个可作掩体的地方卧下来，朝对面山上开枪射击。猛烈密集的射击，直朝对方泻去，没有什么瞄准之类规范射击动作，反正朝对面山上放枪就是。此时，简直不是在「打仗」，而是像小孩子玩枪似的。尤其那些持冲锋枪的人，一扣板机，三十几发子弹就「叭叭⋯⋯」一下子报销了，反正有的是子弹，从挎包里拿出弹夹，换上又打。我不知道这种射击，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程度的伤亡，但是，我们终于没能冲到对面那座山上去。

我与十来个人卧在一条浅沟里，横着组成了一条散兵线。大家并不是一个组织的，反正看袖章知道是造反派的，就互相间表示亲热。我的旁边是一个佩着「红旗军」袖章、年岁显然比我大很多的青年人，他开枪不像我这样，一扣板机，就近乎连着扣，让一夹子弹很快全打了出去，而是不慌不忙，一发一发慢慢的打。「红旗军」是由复员军人组成的造反组织，因为，保守派方面原来有个全由复员军人搞的「八一兵团」组织，所以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便针锋相对，成立了这个「红旗军」。后来，中央下令这一类由复员军人单独组成的组织一律解散，因为这些人只要拿上枪，就完全可能是真正的军队。因此，「红旗军」后来也被命令解散了，尽管她也是造反派。

我打完了二夹子弹，正在蹲着将一夹子弹压入弹仓时，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到我的前面，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旁边那个「红旗军」的青年人，猛烈大喝：「快卧倒！」随着他的吼声，他迅速又扑了过来，将我推倒，并扑在我身上，用他的身躯盖住了我的头。一切我都来不及想，只觉得像是被打了一闷棍，晕呼呼的。

过了十几秒或几十秒，反正，没有听见爆炸声，那个压在我身上的「红旗军」，毕竟有经验，他慢慢从我身上移开，却伸手抓起了那颗手榴弹，并大声笑了起来，说：「他妈的，算我们命大！」

我怯生生地看了看他手中的那颗手榴弹，也不由笑了起来。原来，那颗手榴弹并未拉导火索，甚至连后盖也未拧开，便囫囵着扔了过来，根本就不会爆炸。

周围的人都为这突然事件吸引，纷纷跑过来看，看这没拉开盖的手榴弹，笑着，骂着。

那个「红旗军」朝前面望了望，然后站起来，端起手中带刺刀的步枪，厉声朝周围的人喝问：「他妈的，这手榴弹是谁丢的？！」

我们都惊住了，一时不解他的意思。

「『红色怒火』的人隔那么远，前面田里又冒（没）得一个人，这手榴弹不就是你们这些人中的哪个王八蛋丢的吗？！」「红旗军」青年人继续说。

我想，对呀！「高司」与「红色怒火」的人，哪怕是世界投弹冠军，也没法从那边山上掷到这边山头上来的。

「是谁？！快说，坦白从宽，不然，莫怪老子不客气，一刀捅死你！」「红旗军」圆瞪着眼，一边朝周围的人扫着，一边厉声吼道。

在众人也都带火的眼光互相逼视下，一个背冲锋枪的瘦小个子哭丧着脸，站了出来，轻声说：「是我，是我甩的，⋯⋯」

「妈的，你瞎了眼，用手榴弹来炸自己人！」「红旗军」怒气冲冲骂道。

「不知怎么搞的，我想朝前面丢手榴弹，一出手，却横着飞到你那儿去了⋯⋯」瘦个子此时一脸煞白。

我想，这家伙平日一定不会扔手榴弹，加上又是卧着扔，这一来，右手一使劲，手榴弹没有向前，却朝左边横飞过来了。

「你是哪个组织的？」

「是不是保皇派？！」

恰巧，这个家伙又没有佩袖章，周围的人便都朝他吼了起来。

瘦小个子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袖章，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是造反派，我也是造反派⋯⋯」

这「捍卫军」是一个人数不多的造反小组织。

「妈的，幸亏没拉盖，不然，我们今天要死在你小子手上。你这样子，还佩打什么仗，带什么枪！把枪缴出来，滚回家去！」「红旗军」又厉声朝那家伙喝道。

「好，我缴枪，缴枪⋯⋯」瘦小子连忙把枪放在地上，并取下胸前的子弹袋，也放在地上。然后，他战战兢兢地问：「我可以走了吗？」

「你走吧！」「红旗军」口气平和了一些。

瘦小个子踉踉跄跄地走了。

我对那个「红旗军」说：「谢谢你保护了我。」

「谢什么，一个死手榴弹。」他淡淡一笑说，「我们俩都命大。」

他高高兴兴地捡起瘦小个子缴出的枪，不再同我说话，而只顾专心拨弄那枪去了。

我感激地望着他，心想，这世上，好人真不少。

一个人能下意识地在危险之刻，不顾自己而去保护一个陌生人，这个人难道不是一个有崇高质量的人吗？

这位「红旗军」老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当时也没问他姓甚名谁。只是从年龄上推算，他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知他在何方？我衷心祝愿这位在内心深处有着黄金般高贵质量的老兄，能是人生的幸运者，此时正愉快称心地安享晚年！

双方对射了一阵，对方又退了。

我们这一方的人便又蜂拥而上，又是一阵阵漫山遍野地「冲啊！」喊叫声。

我端着枪，冲到一个山坡腰上时，看见一个穿背心的青年扑躺在地上，大声唤叫喊痛，两个佩着「红中会」红卫兵袖章的女中学生蹲在他旁边，正轻声的安慰他。我停下一看，只见那个青年人背右侧被打了个板栗那么大的洞，鲜血从那个洞口直往外涌，一块还连在背上的皮肤，随着涌出的血流，缓缓地上下漂荡着。

我问：「怎么搞的？」

一个女学生答：「刚才冲锋时打伤的！」

「冲锋？」我有些纳闷，这个人怎么会背上受伤呢？冲锋应该伤前胸呀！难道是后面人开枪打的？

我回头一看，果然，我们在冲锋，可后面山上仍有些人蹲在那儿开枪，恐怕还有机枪，因为，头顶上「呜呜呜」地不停地响着子弹啸叫声。

我连忙朝后面山上挥动两手，同时，扯开喉咙大声喊道：「后面不要开枪！后面不要开枪！打了自己人呀！⋯⋯」

旁边几个正在冲锋的小伙子，看到这情形，也同我一起，举枪挥手，向后面大声喊着。

喊了一阵。大概没有人开枪了，因为枪声明显减弱了，山上的人，也陆陆续续地冲了下来。

我想，那场武斗中，凡是后面中弹伤亡的人，八成是让自己人打的。有些家伙只喜欢开枪，而不愿跑步冲锋，又没有人指挥，结果，冤里冤枉使一些人丧生，或落下残疾。

我又回到那个伤号旁，两个女学生正用她们带的毛巾在包扎他的伤口。但，血仍流不止。

我脱下军衣，再脱下里面的白纱背心，然后，用这背心加上从伤号身上脱下的背心，扎在一起，作绑带，捆压住那堵着伤口的毛巾。

我问女学生：「你们知道救护车在哪吗？」

一个女学生说：「在公路上就有。」

我看了看伤号，又看了看这两个女学生，伤号佩着「湘江风雷」袖章，女学生又是「红卫兵中学革命委员会」（「红中会」）的，心想：都是造反派，没办法，这事只该我干了，不然，这个人会死在这儿。

我穿好军衣，将自己的步枪与军用挎包交一个女学生拿着，嘱咐她俩跟着我。然后，我在她俩的帮助下，将那伤号背起，然后，朝山下公路奔去。

从山下到公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又都是田埂路，累得我气直喘。尤其，受伤者那伤口的血也流到我的军裤上，湿漉漉的，很不好受。

总算捱到了公路旁，但救护车还在公路前面那段路上。实在背不动了，我看到公路对面卧着一些佩着「湘江风雷」袖章的人，便朝他们喊道：「喂，我是『青年近卫军』的，这个伤号是你们『湘江风雷』的人，你们快来几个人，背他去到救护车那儿吧。」

「喂，小心！『红色怒火』会从山上开枪，他们想封锁公路。」那边有人对我这样说。

我不管那么多，首要的是要他们接受自己组织的伤员，因而仍喊「这个人很危险，快来人背过去吧！」

「你把他背过来啰！」那边有人大声说。

「我们掩护你，你背他过来吧！」他们居然都这样说。

我很气愤：这班王八蛋，看我累成这样，不快来帮忙，还推三拉四。

我真恨不得将伤员一摔，扭头就走，摔给他们看，你们一个组织的人还不管，我管什么！

但一看那面色蜡黄的伤员，还有那两个急得要死的女中学生，我又不能那样做，况且，我在我们公司里也是「湘江风雷」的人啊！

我一咬牙，对那两个女学生说：「你们在这等我，不要过去。」

一个女学生问：「为什么？」

我说：「你没听他们讲吗？『红色怒火』会从山上朝公路开枪。」

我反手将伤员搂紧，咬一牙，就背着他跳上了公路，朝斜对面那些人奔去。果然，有「红色怒火」或「高司」的武装人员在封锁公路，我背到公路中间时，枪声响了。子弹「叭叭」地打了过来，在我前面的柏油马路面上「崩崩」直响。我很是紧张，然而也顾不得想什么了，只是加快了奔走的步子。

斜对面那些人也开枪了，不知他们朝哪儿打，因我也不知「高司」派的人从哪儿打来的枪，但是他们显然是在掩护我。

算我命大，把伤号背到「湘江风雷」那些人之中，我没有任何伤着的地方，除了那伤号的血，染湿了我的军裤一大片地方。

把伤员往他们一交，我又弯着腰猛跑过公路。因为我的枪还在那两个女学生手中。

这一回，子弹只在头上「呼呼」作响，没打在路面上。后来想，穿过被封锁的公路时，纯粹是运气好，不然，哪怕我弯着腰，也会是人家一个大大的活靶子。也许，对方那些开枪的人，也是我们这种「玩」枪的水平吧。

那个伤员也命大，当初看那涌血的架势，我很为他担心，觉得凶多吉少。不料，第二年，我有天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又遇到了他，他是一个什么工具厂的青年工人。在无意闲聊中，他知道我就是把他从山上背下来的人，很对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同时，还搂起背上的衣服，让我看那个已结长了圆圆一块硬肉的伤口。我很惊异人的自身恢复能力，那涌出的热血，使背上的那块皮在伤口洞处上下翻腾的情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而不到一年功夫，这个伤口就结结实实给长弥合了，这个原来的伤号也仍是一副雄纠纠的结实样子。按照相术的观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那以后，我再不曾见过他，此时，不知他是否已享上了大福，在弥补当年他身上那如泉涌般喷出的热血？

我从女学生手中拿回自己的枪和装了子弹的军用挎包，陡然便觉得自己很累很累了，随便找个地方一坐，便不想动弹。

其时，已过中午，没吃早饭，也没看见中饭，又这样闹腾了一上午，岂有不累之理？

这「仗」我不打了，该回去歇息歇息。我想。

我与这两个女学生便往回走，她们的肚子也饿得够呛，当然同意我的提议。

我们一同来的几个弟兄，都冲散了，不知谁向何方。到了公路上，才遇到一些「青年近卫军」的弟兄，正在拦住一辆往长沙市方向的卡车，不由分说爬了上去。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爬了上去。

这卡车是「工联」属下一个工厂造反组织的，刚刚送了一卡车武装人员到这「前线」，正准备返回长沙市，我们正好搭这车回去。

车上一下子上来三、四十个人，什么组织的都有，都是昨晚出来的，都没有吃早饭、中饭，精疲力尽。幸好，那阵并没什么「战场纪律」，谁愿去打，只管往前冲就是；不想干了，要退下「火线」，自己撂开腿走也就是，没有人用枪逼着你不准退，也没有人指责你；只是，你若受了伤，你若没吃饭，你若没有子弹了，同样也几乎没有人来及时抢救你，或及时送给你。

回长沙市的途中，看到了几辆专门送饭和面包之类食品的汽车停在路边，车上的人正向围着车箱的人分发小钵饭和面包，谁要吃就挤上去领就是。可是，这食品车离「前线」起码四、五华里路远，而且，它是做「等人上门」的「买卖」（当然还是免费供应），并没有想要去「上门服务」，没有像电影中常有的那种炊事班挑饭上前线阵地送吃的情景。我也不知这些送饭与面包的汽车是属于哪个组织的，看情形，大概是「工联」方面的，因为，食品车上面的人统一都身着机械工人常穿的那种蓝色工作服，他们分发食品也不管对象是谁，只要是来领者，一律发给。

我们都想停车去领点饭或面包来吃，以对付一下正在「闹革命」的肚子，可是，运送我们的汽车司机不高兴，他说他的「工联」组织要他快赶回厂去，不能耽搁，不能停车等我们。没办法，就再坚持一会吧，回长沙市再说。下午回到长沙市后，我连忙跑到我们厂里，在食堂弄了点冷饭冷菜，饱餐一顿之后，便在澡堂干干净净将自己身子和军装洗净后，换上了便装。因为，军装只有一套，洗了，就没有替换的，只好在装着上，从「兵」再退回到老百姓。

我这一身殷红血迹，使厂里的同事都大为吃惊。我便绘声绘色的将这次武斗中的事，讲给他们听，同事们听了，有佩服的，有赞赏的，也有怀疑的，这从他们的问话与眼光中都可以看出。

二年多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这身被血染的军服，使我遭到了不小的麻烦。项目组的专家们，根本不想听我营救伤员的往事，而只希望从中「挖」出我是个杀人凶手的证据。幸好，那个伤号没有死，相信是他为我作了硬梆梆的活证明，最终，使项目组妄图罩我一顶杀人凶手帽子的指控，冰融雪化而落了空。

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只想回家。

父亲见我平安无恙的归来，非常高兴，进攻湘潭市的大武斗，消息已传遍了整个长沙市。我想，父亲一定在家为我担心，尤其，「青年近卫军」是此次大武斗的「先锋敢死队」，我们在「打头阵」的说法，被市民有声有色的传播，一定更使父亲心焦。

父亲连忙为我洗抹一块床，让我好好睡一觉，当他听我说一夜没睡好时。

我确实感到困了，于是就舒舒服服倒在床上。

父亲在床旁，一边为我用蒲扇轻轻扇风，一边怯生生地轻轻问我：还去打不打？

我说：「懒去得了。」这时，父亲便露出了喜悦轻松的笑容。

打湘潭市的这场武斗，我没有再去。

据说，在我回来后，「前线」打得更激烈更凶了。对方，出动了几辆真正的坦克，沿公路冲过来，「工联」、「湘江风雷」方面，则一方面用十几辆大卡车横堵在公路上，一方面，调去了反坦克炮，六〇炮等等。

结果，对方的坦克没有能冲过来，而我们方面的大炮也未能打烂他们的坦克，但互相的炮击、枪战，却使双方不少人丧生、受伤。一批批的伤员被拉了下来，送进医院。那几天，长沙市几家大医院都被动员起来，重点保证造反派伤员的医治，同时，在那几天，各造反组织都先先后后举行追悼会，为自己组织中丧生的人送终。

现在想来，为那武斗而牺牲自己，真是死得花不来。尤其，有的人死得更冤枉，令人难过，痛心万分。

据说，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造反组织，弄了几门打坦克用的平射火炮上「前线」。那平射火炮又叫无后座力炮，每当开炮时，炮膛后会喷出一股强大的火焰和气体，以平衡前面出膛的炮弹头，使其能以较为平直的路线飞驰前进，而不会成太大的拋物线飞行。这种炮，在「青年近卫军」总部时，军事院校的解放军，曾给我们讲解示范过其性能和操作过程。军事教警察告我们说，开这种炮时，一定要站在旁边按那撞针钮，否则，炮膛后喷出的火焰和高压气体会伤人。然而，这个中学生组织中的一个红卫兵，却忽视了这一点，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这一点，因为，那阵，没有上任何武器常识课，便抱着兵器玩上了的人，是成百成千。结果，在「前线」开炮打那对方的坦克时，他竟站在炮膛正后方，去按撞针钮开炮，于是，悲剧发生了，炮弹没打中对方坦克不说，可怜的是这个红卫兵在「轰」的炮声中，剎时没有了影子，后喷的火与气，将他冲得老远，烧得稀烂。找到他的尸体时，其双腿已烧焦，面容则更令人惨不忍睹。

长沙的造反派终究没能用武力攻下湘潭市，「高司」派也没能从湘潭市反攻成功。最后，是四十七军的解放军进驻了湘潭市，才平息了双方的武斗。

湖南在文革中究竟伤亡了多少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但后来在读了四川、山西、广西等地的武斗情况数据后，有一个感觉：湖南的武斗规模，相对于那些省来讲，却还是要小得多，进行武斗的时间上也要短些；湖南真正动刀动枪的武斗高潮，大约只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十月那几个月中，以后就没有什么开枪开炮的事了。而上述那些省，却断断续续打了一、二年，四川大规模的武斗从一九六七年一直打到了一九六八年十月，甚至到了一九六九年七月，重庆万县地区还发生两派又抢枪开战，而死伤六十多人的武斗。湖南之所以武斗高潮的时间不长，我想，主要是因为湖南的造反派势力强大，特别是有以大部分产业工人造反派组成的「工联」在主导左右，故一旦有行动，便能迅速压倒「高司」及保守派，甚至压倒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分子，而有力地控制住局势。

武斗中被打死的人，一般是在两派对阵时，而死于乱枪乱炮之中。据我参加的几次武斗情况看，武斗中，实际上往往双方都没有看清对方人的模样，而隔着很远就朝那模模糊糊的人群开枪开炮了，唯恐自己先被人家打中，死伤人的情况也就是发生在这种时候。而武力小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打不过对方，则不会有什么「坚守」一说，却会很快撤离逃走；武力强的一方，虽也会追对方一阵，但一般是追不到那些逃离者的，逃跑总是要比追击上劲；而追赶不到也就算了，不会有什么人下死命令让你去紧追的。

枪杀对方「俘虏」的事，也有发生，但不多。这是因为一则当时能抓到「俘虏」的机会很少，双方接火一阵乱打后，打不赢的一方早早就会逃走，而不会待对方冲上来抓他们；二则，对枪杀「俘虏」的行为，即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双方也都公认是犯规犯法的。然而，在对待偶然被抓到的「俘虏」中，还是有遭到被杀害的，这是因为，双方都总有一些情绪冲动的人（一般是青年人），在某种氛围纵恿下，干出了枪杀「俘虏」的暴行。例如，我们青年近卫军一个基层组织的头头罗某，就带人将一个「高司」派的「俘虏」活活打死了，人被打死后，他们才想到事情性质的严重，于是又将那死者抛进了湘江，以毁尸灭迹消除罪证，但，不久便让人揭发，予以逮捕，最后，这个罗某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判处了死刑。「高司」派一支武装，在湘潭抓到八个从长沙去的造反派工人，他们为了「报仇雪恨」，结果，将这八个造反派「俘虏」全部杀死，以「祭」他们武斗中被打死的人。后来，这些凶手（其中一个还是大学生）也被公安机关军管会逮捕、法办。

文革中湖南的武斗，大多发生在城市内，但农村也有过。不过农村的武斗，主要是城市里两派的派战，向乡下的延伸，去「打仗」的大多都还是城里人，而很少是农民为主。

我参加过一次为支持其他造反组织武装而「下乡征讨」的武斗。虽然没能赶上那场武斗，但目睹了那场「下乡征讨」武斗的惨烈后果。当时，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在内，有很多造反派组织为了支持「湘江风雷」在长沙附近的乡下进行的一次武斗，都纷纷派出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也跟进到了那乡下。结果，待我们经过一整夜累得要死的行路，在第二天晨曦刚露而赶到那「战场」时，武斗已经结束多时了。武斗的结局，是「高司」派方面的一支武装——「红联抗暴指挥部」，丢下他们十一具被打死的尸体而撤走了。造反派方面据说也被打死了几个人，但我们赶到时，却只见到那十一具「红联抗暴指挥部」人员的尸体，着装各异，横一个直一个或仰面向天，或扑面朝地，而没有见到造反派方面的死者。比我们先赶到的「湘江风雷」的武装人员告诉说，那几个被打死的造反派，已由造反派的救护汽车拖到城里去了，准备开追悼会。我问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些「红联抗暴指挥部」人员的尸体呢？他们说，我们不用管，待我们一撤走，到时侯他们「高司」的人自然会来收尸的。当时虽还是清晨，但由于是暑天，那些死者的身上却已隐隐发出了臭味，让人不敢久久细看他们。有一具尸体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因为，据「湘江风雷」方面的人说，那个死者叫李××，是长沙市××局局长，更重要的还有，这位李局长，就是反映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的电影《停战以后》中的那位八路军李连长之原型！我问他们怎么知道这死者是李××，他们告知说，有人在想搜寻他身上的手枪时，发现了他的一个工作证，上面有他的工作单位、职务与姓名。我不知道他们的说法是否确凿？其实，我以前看那电影时，是很钦佩那位机智的李连长的，然而想不到，当年的一位英雄，此刻却亡命于这两派的武斗，真令人叹息！我特地到「李连长」的遗体前，静默了数分钟，表示我对他的过去之尊敬，也对他的这种死法深为悲叹！——如果那些人告知我的话是准确的，真的是李局长的话。当时的武斗参加者，两派大多都是情绪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或者即便年龄大一点玩上了枪，也往往只以「守」为主；但是，很少有领导干部来直接上阵参加武斗的。这位李局长支持「高司」派，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省市厅局的领导干部们，基本都各自选择了他们要支持的群众组织。问题是，从政多年、人生经验应该很丰富的李局长，干嘛非得亲自来介入这「红联抗暴指挥部」，介入这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呢？可惜了。

至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在湘南道县等地的农村，发生了残杀「地主、富农分子」及其亲属的惨案，则已不是什么两派的武斗，而地地道道是疯狂的屠杀事件了！那些杀人者及其指挥，基本都是农村原有体制的掌权者和追随者与基干民兵，他们以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旗号，之所以要肆无忌惮地残杀那些本已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分子」，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那些人是属于随时可以施行专政的「牛鬼蛇神」。而在当时，由于同样被保守派指控为「牛鬼蛇神」的造反派，在城市中已取得了胜利，因而，得到县武装部支持的农村原有的掌权者，除了唯恐农民中也形成强大的造反势力，也害怕那些已戴了十几年「地主、富农分子」帽子的人们及其亲属，借造反浪潮进行「反攻倒算」，于是，屠杀的悲剧便发生了，几千名「地主、富农分子」、「牛鬼蛇神」及其子女，不幸做了那个时代极左路线与观念的牺牲者。道县「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杀人的消息，很快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省会长沙，使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领导都深感震惊，赶忙采取措施派部队前往，予以制止，并宣布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是非法的。

道县「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杀人方式，实际上，与文革初的北京「红八月」即第一批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残杀事件、北京大兴县发生的无端屠杀农村地主、富农分子的惨案，其思想根源完全一样，就是那两个颇有代表性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右派翻天，坚决镇压！」

对于道县发生的惨案，城里的造反派们，当时便是坚决给予谴责的，对被残杀的人是给予了同情。因此，大街上凡报道这些惨案的大字报，都受到了造反派方面的保护，有些了解详情的下乡知识青年造反组织，还就此事发表了声明，强烈指责「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杀人的犯罪行径。

第十三章　卷入造反派的流血「内战」

造反派不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可是一搞起争权的内讧来，就很快也会冒出一个个小小的再版杨秀清、韦昌辉与石达开们来，从而互相大打出手，彼此间发生流血的武斗。这类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使我们这些基层的钢杆造反派分子当时都很为吃惊。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解决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定，宣布撤消中央文革原来下达的二・四批示，承认「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支持「工联」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批评了省军区，指责了「高司」派等保守组织。并指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为组长，以原省委书记华国锋，候补书记章伯森和「工联」头头胡勇、「湘江风雷」头头叶卫东为副，组成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接掌全湖南省一切大权。

造反派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而「高司」及其保守派盟友的组织，则纷纷土崩瓦解，不攻自垮，他们或反戈投降，或自动隐退解散组织。在北京，未能获得中央支持，在长沙市，用实力较量他们又只能败退，面对这不可抗拒的大势，他们别无选择。

看到这造反派取得大胜利的局面，我自然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将那个解决湖南省文革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读了又读，看了又看。心想，我们终于胜利了！这一来，离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伟大时日」想必也很近了。我作出了离开「青年近卫军」，带着自己单位几个弟兄，回我们公司去的打算。大局一定，本单位的事就靠我们去干了。俗话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此时虽不完全已达那境地，但，从大形势上讲，对我们可以是这样说了。

然而，在庆功会还未来得及举行之际，造反派却打开了内战。这内战除了舆论上的外，本来是一致打「高司」和保守派的机枪大炮，也被用来了对付昨天还是同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的兄弟。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天京内讧的血案，被化成一个个小型折子戏，移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身上。

这造反派的内战，是如何打起来的，是什么本质上的原因所导致的，那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研究的事，我只能猜想到一点，那就是：造反派头头们都想「以我为中心」！

「工联」派认为，他们为帮助「湘江风雷」平反出了大力，中央文件中的文字词句又明确了「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而「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这个细微的差别，在讲究政治用语遣词造句背后真正含义的那时，当然地被「工联」方面认为中央是确定自己为正统造反派组织，地位是高于「革命群众组织」的「湘江风雷」。

而「湘江风雷」方面，却认为自己是比「工联」资格「老」的老造反派组织，是湖南省造反派的旗帜，因而，应以「湘江风雷」为湖南省造反派首领。有人甚至提出，湖南省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全部取消自己的名称，包括「工联」在内，而成建制地统统加入「湘江风雷」，使全湖南省的造反派只有一个名称、一个组织，那就是「湘江风雷」。就像全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一样。

思想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头头们政治野心的互相碰撞，一步步演变为言语、方针上的分歧，又一步步变为公开的行动上的冲突和分裂，最后，再次发展为枪炮对枪炮的内战。

看到「工联」与「湘江风雷」两大派造反组织发生内讧，我感到很难过、很痛心。觉得这一来，大丢了造反派的面子，让保守派的人在一旁笑话，「看了险」。我想不通，大家都是风风雨雨中过来的造反派，有什么事情不好商量，有什么事情不能互相体谅，而非得这样互相咒骂，以至兵戎相见？

当然，我那时其实是幼稚得很。陆游有句诗说：「早岁哪知世事艰。」很对。毕竟，当初我还不到十八岁。

「工联」和「湘江风雷」一分裂为新的两大派，自然，双方都有自己的拥护支持者，或者说对分裂推波助澜者。长沙市乃至湖南省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便依据自己的利益和观点，分别又站到「工联」或「湘江风雷」的旗帜下。

「青年近卫军」是站在「湘江风雷」一边。

海司令实际上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知道了这一点。社会上的传说中将他描绘成耀武扬威的凶狠模样，那完全是胡猜。他之所以在造反派的分裂中，感情倾向了「湘江风雷」，完全是他对备受折磨出狱不久的「湘江风雷」头头们的同情，认为他们不应该再受贬斥。但是，他在争执中，也并不很坚决去反对「工联」，他始终认为「工联」仍是「造反派兄弟」，只是他不满意「工联」一些头头摆出的老大哥神气。

然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要海司令对「工联」有一丝不满，下面「青年近卫军」的弟兄们就会变成十分愤慨，以至自动卷入造反派的内战漩涡。

八月下旬，即中央宣布支持「工联」与「湘江风雷」后不到半个月的一天，「工联」与「湘江风雷」各自的一些基层组织，为几辆汽车归属等小问题，最终竟演导成一场伤亡不小的流血武斗。

「青年近卫军」总部是在长沙市当时还属靠近郊区的地方，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内「工联」与「湘江风雷」的内战，开始并未卷入。甚至，他们已打了两天多，我们都还按兵未动。

我们总部这些不是头头脑脑的武装人员，虽说主要任务是负责总部的警卫与安全，但平日其实没有什么事做，就是打打靶，练练自己的枪法。城里的内战打响后，海司令下令保持中立，「青年近卫军」人员一律只旁观，不许参入。于是，我们便只好爬到总部所在的矿山设计院大楼顶上，观看城内隆隆硝烟，静听「叭叭」、「轰轰」的枪炮响声。

听了两天，看了两天，大伙不由心痒痒的，很想进市内去走走，甚至去帮帮「湘江风雷」的忙，但海司令不准，大家也只好作壁上观。

「机会」却来了。

据说，「湘江风雷」一号头头叶卫东，此刻被「工联」的武装围困在城内解放路一个省人委招待所大楼内，十分紧急，招待所大院内甚至落下了六〇炮的炮弹。这位叶头头急得到处打电话求援，其中最重要的电话，就是请海司令赶快「出兵援助」。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海司令考虑了很久，终于下令：出兵，援助「湘江风雷」！

总部的青年们欢呼起来，高兴万分，并立刻行动起来，背上枪，带足子弹，雄纠纠气昂昂地集合在设计院大院空坪里。明明又是去玩命，弄不好就有去无回，然而，我们却像过节一样喜欢，我至今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经常从电影中看到，每逢激烈战斗之前，战士们往往是积极请战，士气高昂，要求去玩命，中外军队，概莫除外。对此，有些人说，这是导演胡编的，不可能，然而，对此我却坚信不疑，并小有体会。只是始终不明为何都是这样。

海司令的「出兵」命令却有补充规定。他说，我们的任务，只是解救「湘江风雷」，解救那个叶头头，希望只打「有限战争」，目的一达到，就「必须立即撤退」。

这一点，我们都能接受。

矮矮敦敦的易麻哥，又是「前线总指挥」。当「青年近卫军」属下的各「兵团」、「纵队」、「连队」都来了人后，他便率领我们浩浩荡荡地向城内开发了。

我们总部这些武装人员组成的「红色尖刀排」，仍由省建筑公司的「牛哥」负责，沿小巷，直插到被「工联」武装围困的那个省招待所的对面，只隔着一条柏油马路即解放路。

招待所大楼隔马路正对面，有一排居民住房。我与四、五个伙伴，从一家居民家的后门进去，爬到二楼上，从二楼那个小窗，正好可以看到对面招待所大门。大门敞开，却空无一人，冷冷清清，但却不时传来不知哪儿打来的枪声。

我们几个人商议，怎么才能冲进那招待所，去救那「湘江风雷」的头头。想来想去，觉得除了这一排居民房屋必须控制外，还得控制面前这条柏油马路。但此刻，不知我们的人是否已做到这一点。

我走到窗口，伸出头朝马路左右看了一下，发现马路上也是空无一人，心想，说不定「工联」方面已经撤走，如果是这样，我们冲过去，便可顺利完成解救任务了。

刚想到这里，陡然，「叭⋯⋯」响起一阵枪声，朝外开的一扇窗子被子弹打中，一块玻璃「当」的一下，破碎、掉下。我吓得赶紧将头和身子一缩，并赶紧卧倒，卧在楼板上，好半天心脏还「咚咚」直响。

其他几个伙伴也都卧下了，大家不再吭声，只是静听窗外密集的「叭叭」枪声。

一会儿，外面又安静了。看来，马路上不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工联」的人，刚才那阵枪，无疑就是发现了伸头出窗外的我而扫来的。幸亏，老天保佑，他们的子弹只打烂了窗上的玻璃，而未伤及我。一想到这点，我就心有余悸。那窗口，我再也不敢去了，离它远远的，我还要卧下而不敢再站立。

又上来二个人，一个是小吴，株洲市一家机械厂的一名女青工，也是我们「红色尖刀排」的人，年龄比我还大一点，但不到二十岁，长得很漂亮，尤其笑起来时，更加美，小伙子们常常为她而失魂落魄。然而，看看她可以，而当谁真有超常举动，她却会不客气地掏出经常别在腰上的那支勃朗宁手枪，用似乎随时可能会冒烟的枪口，迅速驱散某种贪婪的冲动和陡然滋生的邪念。

小吴见我们都卧在楼板上，忙问：怎么样？

我告诉她，马路上有「工联」的枪手。

她脸上有些狐疑：外面挺安静呀，「工联」的人躲在哪儿？

我说：不知道。

她说：不搞清「工联」的人在哪儿，我们怎么能过马路冲到招待所大楼去呢？

我们都不知道。

有人说：小吴，卧下，当心冷炮子！

小吴不怎么为然地说：光卧在这里有什么用？

我们也都不知道。

我想，光卧在这里确实是没有屁用，不如退出去，从其他小路插到马路一头去，就可以发现「工联」的人，至少，可以方便控制马路吧。

小吴此时却轻轻走到窗子一侧，握着手枪，静静地侧窗口外。

我见她这样，连忙喊：窗口那里危险！

其他人也喊她卧倒。

她朝我们抿嘴一笑，没有吭声，又转脸侧窗口外。

「叭叭叭」突然又一阵枪响，来势很猛。

我下意识地将本已卧着的头一埋，彷佛子弹已打到了我的头顶上。

「咚」的一声。待我抬头一看，只见小吴已仰面跌倒在楼板上，她的手枪被抛得好远。

看这模样，我顿感不妙，连忙喊：小吴！小吴！

没有回答。

大家都喊起来：小吴，小吴，怎么啦？！

仍没有回答。

挨小吴较近的人突然说：小吴被打中了！

我们连忙从楼板上腾起来，跑到小吴身旁蹲下。此刻，我们忘记了窗外呼啸的子弹，彷佛一场游戏已玩完，大家可以随便了一般。

小吴的后脑处，已血糊糊的，她乌亮的秀发，已被暗红的鲜血染着了一大块。

完了！我惊恐地想。

小吴不再答应我们，不再给我们那迷人的浅笑了。

子弹是从她前额打进后脑炸出的，美丽苍白的脸庞，已被血污遮掩。她太大意了，以为只要不将头全伸出窗外，就没有危险，岂不知，站在窗侧也会要命的。

我们几个人已没有了恐惧，而只有悲愤、难过和深深的惋惜。

迅速将小吴的遗体抬了出去，让负责医护的人赶快将她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虽然已没有了意义，但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不认为这是没有必要。

我们也默默撤出了那倒霉的民房，没有人还愿意呆在那儿，也再没有人愿意进去。

我们几个人呆呆地坐在这幢民房的后门边，不断的叹息，不断的发出自疚之言，都说悔不该没去拖住小吴，而却任她停立窗侧。我想，只要我们态度坚决一些，让小吴卧下，本来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悲剧的发生。可是，我们为什么没做到这极其简单的一点呢？！

我初次猛然感到：人生，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都会导致天壤之别的不同命运和结果。

我只能以深深的长叹，抒发内心的自责。

撤出那幢民房后，我们「尖刀排」奉命沿小巷，去插到柏油马路的一端，以便控制这条马路，让困在招待所里的「湘江风雷」头头能安全撤出来。

我端着打开刺刀的步枪，领先冲入马路端的一个百货商场。

商场已空无一人。我沿营业厅搜索前进。如果这儿没「工联」的人，我们就可以此为据点，布置火力，警戒前面的马路。

突然，前面柜台处有几个穿蓝工装的武装人员，我连忙卧倒，举枪对准他们，高声喊：「你们是哪个组织的？」

对方不吭声，却都躲在柜台下去了。

我又高喊：「我们是『青近』的，你们还不报组织名字，就莫怪我开枪了！」

「『近码子』，莫开枪！咯里柜台内都是手表，打烂了柜台，手表就都会被坏人抢走的。」对方终于有人说话了。

「近码子」，是当时其他造反组织对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一个亲畏相间的称呼。

手表？我一惊，这百货商场内商品琳琅满目，我进来时根本没注意，此刻才意识到。而手表，在那时，可是极贵重的商品了，一个工人，往往要节衣缩食积攒一、二年，才能买一块手表戴上。我参加工作近二年，却从来没尝过戴手表的滋味，甚至想都不敢想，认为那对我来说，还是遥远的奢侈的事情。现在，前面柜台就陈列着闪亮的手表，只要一开枪，那些手表的命运就会「危险」，难保不会让坏人趁火打劫。

我犹豫万分。

但对方是什么人呢？我不放心，又问：「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近码子』，我们都是造反派，造反派莫打造反派啰！」对方又喊。

知道我是「青年近卫军」的，却始终不报出他们自己的组织名称，无疑，对方就是「工联」的人！我想。

我赶紧回头高喊：「快来人呀！这里有『工联』的人！」

「『近码子』，千万莫打罗！我们就撤走，不挡你们的路，但是，咯个手表柜台也交给你，你们要负责保护好啰！」对方仍大声说。

只见，几个人撑着腰一个个从柜台后钻出来，又飞快地从一扇侧门跑走了。

我想，只要我一扣扳机，肯定至少要打倒他们一个人。二十来米远，半自动步枪威力是足足有余。但，我不敢扣扳机，宁愿眼睁睁看着他们跑掉。

朝离这么近的大活人，我根本没有勇气开枪，何况他们也都是造反派，虽说现在是打内战。

再则，手表！

我不能开枪。

我们「红色尖刀排」的人跑了过来，直问我：「『工联』的人在哪？」

我指了指前面那扇侧门说：「从那儿跑了。」

大伙顿时朝那门涌去。

我走到置放手表的玻璃柜台边，一看，真的好多手表，白的、黄的、大的、小的都有，闪闪发亮。

一脸黝黑的牛哥端着冲锋枪过来了，他是我们推举的「红色尖刀排」的头儿。我对他说了这手表的事。

「牛哥，我们看来得派人保护这手表，不然，出了事会怪我们的。」我建议。

「那是的！搞不好又会造我们『近码子』的谣，说我们抢手表，趁火打劫。」牛哥点点头。

他让我带三个人守在这儿，还挺神气地说：「不准任何人靠近柜台！谁不听，你们就开枪，打死人由我负责。」

我们都笑了：牛哥，这个责你负得起吗？

我们不需要开枪，有我们几个手持武器、赫赫有名的「青年近卫军钢铁战士」在此，谁还敢靠近柜台？

牛哥又说：「我去向海司令报告，你们千万莫走开了啰！」

他走到我身旁，悄悄地嘻笑着在我耳边低声说：「要是海哥批准，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手表，那就好啰。」

我笑着摇了摇头说：「你莫做梦！」

「他妈的，让牛哥我也韵一韵戴手表的味罗！」他捋上左手袖子，露出光光的手臂，继续说。他已做了五年建筑工人，但还没买上一块表。

一会儿，牛哥就回来了。他根本没去向海司令汇报，却从街上带来了三个四十七军的解放军战士。

造反派打内战，可急坏了解放军四十七军黎军长。他一方面火速向中央打电话报告情况；一方面派出大量徒手的解放军，上街劝阻两派造反组织，力图制止住这愈演愈烈的武斗。

牛哥指着那三个解放军对我说：「我喊来几个当兵的，把守柜台的责任交给他们，光我们『近码子』的人守，别的组织的人会怀疑，说我们想独吞这些手表，交给解放军，我们就可以脱身了。」

牛哥平日一副草莽状，不料，他也有考虑细微之时。

我顿时对他很添了几分佩服。

牛哥对那些满脸笑容的解放军说：「就是这些手表，麻烦你们看管，我们可冇得责任了！」

一个解放军问：「你们现在⋯⋯」

「另有任务！」牛哥将背在背上的冲锋枪往胸前一勒，故作神秘地大声说，「弟兄们，走！」

我们便朝那几个解放军点点头，随着牛哥离开了手表柜台。

离开那百货商场，我顿然觉得非常轻松，也有一点自豪感，彷佛自己做了一件什么大事。

文化大革命那激烈的动乱年月中，人们在政治上斗得死去活来，唯独在经济上，却显现出能令今人惊讶的慎重。在武斗期间，不知是否有人趁那混乱局面，发了横财没有？但，我普遍看到的是，人们，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对金钱财物的疏远，与其保持应有的距离，惟恐金钱财物玷污自己的名誉。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这种现象的背后由什么原因支撑，我不知道，我唯一能说的是，这些事实，都是千真万确。今天，不少青年人听人讲述在那混乱年代，青年们、红卫兵们居然在金钱财物面前，采取了「坐怀不乱」态度的事情，都笑我们那一代青年「真蠢！」还说，如果今天又发生了那样的的局面，那他们一定会比我们「聪明」，不会让金钱从他们手里溜走。

我对他们取笑我们「真蠢」的态度，深表宽容，我对他们今天所说如何不让金钱从他们手中跑掉的心态，也完全相信，只是我同时也坚信，真让他们进入那种环境，只要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精神的追求感，他们就决不会去做一名打劫犯！他们今天之所以说得那样充满拜金感，主要是他们此刻暂时还没有精神的追求。而文化大革命不论其发动者主观愿望何如，当时，对我们那一代相当多的青年来说，宣传中的文革运动之目的，确是一个诱人追求的革命乌托邦。

天黑之前，我们撤出了那场流血的武斗，原因有二个，一则，「湘江风雷」被围困的头头已解救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事，也是海司令命令我们参战的目的。第二，则是件哀丧事，我们的「前线总指挥」易麻哥不幸阵亡。他是乘坐嘎斯吉普车前往「湘江风雷」一派的武斗指挥部驻地时，在马路上被一颗流弹打中头部死去的。

易麻哥也是个建筑工人，他的个人情况我不甚了解，但他平日为人甚为和气，作了「青年近卫军」的头头、海司令的副手，没有任何架子，一些危险的事情，都是由他来领头，充当随时可能丢命的「总指挥」。相反，那些上北京当谈判代表呀，担任驻京办事处头头呀，或与解放军四十七军军部充当联络官等等「美差」，他都从来没沾过边。凭这些，我就充满了对他的敬意。

他的死，也是一个悲哀。

这场武斗，使「青年近卫军」付出了几位年轻人的宝贵生命，却不知道获得了什么。

夜晚，我们坐在总部所在的设计院大楼顶的平台上歇凉，一边继续倾听城内零星响个不停的枪声。虽然我们已撤了出来，但城内的武斗并未完全停止。

最终，一颗燃烧弹击中了长沙市中心的湘绣大楼，致使大楼忽地腾起熊熊大火，燃红了半边天。我们在远远的青年近卫军总部大楼顶上，都可以看见城中火光冲天。

这颗燃烧弹毁了国家上百万元的财产，但它燃起的大火，却奇迹般地中止了两派的战斗，两派都主动停了火，两派都有人主动随同解放军参入了救火的行列。

事后，「工联」与「湘江风雷」两方都攻击对方是这场大火的始作俑者，攻击燃烧弹是发自对方的小钢炮。

最后，却查明这枚造成国家大量财产损失的炮弹，是一个由从劳教所跑出来的劳教人员们组成的集团的武装人员打的，这伙人的头头是一个资深扒手与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当然，那个「司令」，最终为此受到惩罚，很快就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逮捕、审讯、宣判，予以枪决了。

「青年近卫军」与「工联」方面也直接发生过一场伤亡惨重的大武斗，如果当时不是正恰好碰上毛泽东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刚刚到过了长沙市，才得以使战火熄灭，那武斗发展下去，肯定将会使更多的人白白丧生。

九月中旬，由市搬运公司搬运工人组成的「工联」属下组织「六号门」兵团，有天夜里为小事争吵，而缴了大街上几个「青年近卫军」所属的「钢三连」成员的枪，「青年近卫军钢三连」方面于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六号门」兵团交涉，要求归还枪支。开始，双方代表在「六号门」的办公室内谈得尚顺利，不料，在谈判后，当「钢三连」代表走出「六号门」兵团大楼的大门时，「六号门」方面的武装人员却突然开起了枪，将「钢三连」的负责人及几名青年打伤在地，还将他们乘坐的小轿车打得稀烂，自然，坐在车里等候的司机和另一名贺姓青年，当场毙命。

对这个突发的流血事变，「六号门」方面的人后来解释说，高度神经紧张的「六号门」武装人员，在「青年近卫军」代表一到之时，他们就在大楼里严密注视了，一触即发的枪口通过窗口，暗暗地瞄着大楼外等候的「青年近卫军」小伙子们，唯恐小伙子们会有什么高超阴谋。谈判途中，不知是谁开了第一枪，至今，也弄不清那第一枪是怎么打起来的。是故意挑衅？还是枪走火？始终未搞明白。反正，「六号门」的人一听见枪响，就发生了连锁反应，统统下意识般扣动了他们手中的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的扳机，飞蝗似的子弹，便暴雨般地随着「叭叭叭」的枪响，射向了大楼外那几个可怜的青年人。只到发现「青年近卫军」人员并未还击，而被打死打伤了，「六号门」的人才感到有点不对头，枪击才停止。

消息传到正在市第五中学校内组织军事训练的「青年近卫军」临时总部，海司令和其他头头，都万分震惊，短暂的碰头会后，向「六号门」进军的命令，立即下达给正在参加军事集训的各「兵团」、「纵队」、「连队」，几千名全副武装的「青年近卫军」战士，便迅速开上了又一次造反派内讧的战场。

解放军四十七军负责组织给「青年近卫军」上军事训练课的军官们，见到这情形，急得要命。连忙一方面派人赶紧向黎军长汇报；一方面他们围住海司令，力图说服他撤消开战的命令。

本来怒火填膺的海司令，被几个解放军军官一讲此事后果将会产生的利害关系，慢慢又有些犹豫了。但是，操场上正在迅速列队集合、上车的青年们及其所发出的震天响的口号声，却又感染了他，鞭策了他：

「『青近』战士不可侮！」

「还我战友还我血！」

「以命偿命，以血还血！」

「血债要用血来还！」

「⋯⋯」

听到这火热发烫的口号声，我也被感染得热血直涌。

海司令朝站在四周的我们这些总部武装人员望了一眼，回头对跟在他身后正费尽口舌劝他的四十七军军官大声说：「你们不要劝了，这一回，要如何就如何！反正，这仇非报不可！」然后，他朝我们手一挥，大吼道：「都给我出发！」

于是，我们都涌上了汽车，一车接一车开上了又一个「前线」。

「六号门」的搬运工人，虽说都是人高马大的壮汉，但其武装人员并不多，何况，他们之中，有家有室、有儿有女的人占了不少，不像我们「青年近卫军」，个个都是无牵无挂的年轻人，而且人人手握钢枪。照讲，相当于军队几个团的兵力扫过去，足可以踏平「六号门」兵团那座大楼。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军队，海司令也毕竟不是将军，头头们也没有一个真正懂指挥打仗，甚至，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六号门」是「工联」属下的的一个组织分部，我们只想到打「六号门」，却没有防范「工联」全体对我们的袭击。

几千人上阵后，还没有挨到「六号门」大楼的边，沿途便被「工联」一些单位零星袭击，被打伤几十人，打死七、八个。

面对这一连串的伤亡，「青年近卫军」上上下下都发疯了，不顾一切地玩命。几个小时后，便逼近了「六号门」大楼。在占据了的省报报社楼顶上，甚至架起了几门六〇炮，准备开炮轰击「六号门」大楼。只是试了两炮后，炮弹离目标偏差太远，一时不敢再打，而到处去找当过炮兵的复员军人来掌炮。

我们总部「红色尖刀排」这些人，确实是「尖刀」，几插几拐，我们便占据了湖南医学院（现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一幢高楼，在那高楼上便可居高临下俯看「六号门」大楼。我们几个人守一个窗口，伸出枪管，朝那「六号门」大楼就「叭叭叭」一顿扫射，也不管「战绩」如何，只图痛快地扣扳机。

后来才知道，「六号门」的人，他们全躲起来了，那是一座几乎无人的空楼。

我们见开枪对大楼无损，又没看见里面的人，便商议去找一、二门六〇炮来，想用炮弹轰垮那座大楼。

到哪儿去找六〇炮呢？牛哥胸脯一拍：我去找海哥。

正在这时，几个解放军来到我们这儿，他们说他们是四十七军的，是奉黎军长之命，来劝我们停止武斗的。

我们不理他们。

牛哥对他们大声说：「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无缘无故打死了我们的谈判代表？！」

我也说：「我们要报仇，你们莫管！」

那几个解放军却不动气，只是仍一个劲劝我们下楼撤走。

这时，又来一个解放军，看他穿四个口袋的军服，年纪也较大，一看就知道是个军官。

这个军官对我们说：「你们谁是负责人？」

牛哥指着我说：「我们两个就是，你要干什么？！」

那军官显出挺严肃的面容说：「请你们跟我到外面去一下，我有重要情况要同你们说。」

牛哥看了我一眼。

我说：「去就去」。

在大楼走廊里，那个军官才悄悄说：「你们赶快撤退，不然，你们会吃亏的。」

牛哥说：「不撤！吃亏就吃亏，老子反正今天不要命了。」

那军官又说：「你们的海司令已下命令让你们都撤退。」

「真的？」我不信，望着那军官说。

「海司令撤了，我也不撤！」牛哥怒气冲冲。

那军官左右环顾了下，然后凑近我们低声说：「我只能告诉你们，现在出现了极其重要的情况，你们必须撤走，你们的海司令真的已下令撤兵，你们也赶快撤走为好，我不能具体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撤回你们的总部，就会清楚。」

看那军官极为庄重严肃认真的神态，好一阵，牛哥对我眨眨眼，问「你看⋯⋯」

「那⋯⋯就先撤吧。」我有些犹豫地说。

也许真出了什么大事。我想。

撤回总部的路上，大街上再听不到枪声，也没有看见我们组织的其他人了，看来，真是全撤退了。

在总部，终于打听到了「青年近卫军」全线停火撤退的原因。

有人告诉我，解放军四十七军副军长找到海司令，先是劝他无论如何下令撤兵，至于「六号门」枪杀「青年近卫军」代表的事，四十七军负责处理，海司令开始自然死活也不下令，这位副军长只好露出了一点底牌压海司令：「我告诉你海司令，最近二天，中央有人来到湖南省视察了，你们『青年近卫军』如果不停止武斗，到时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海司令从这个副军长带威胁的话中，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平日，四十七军的军长、副军长对海司令都是客客气气的，今天，这位副军长却说话句句软中带硬，一反平常。

海司令与总部几名「常委」商量了一会，终于决定忍痛撤兵，但对部下发布命令时，还留下了一句话：「等中央来的人视察走了之后，我们再打！」

海司令的嗅觉是准确的，他的停火命令也是下得正确的。几天之后，全湖南省的人都听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传达的重要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七日，视察了湖南省的长沙市，接见了四十七军军长和省革筹小组中的原省委书记等人，并发表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重要指示。

「青年近卫军」与「六号门」发生武装冲突的那一天，正好是毛泽东主席到长沙市视察后的第三天！

不停火，行吗？！

本来对海司令下令撤兵的做法极为不满的青年们，听到这消息，一下子对他又佩服得五体投地。

毛泽东主席的到来这件事，就千真万确极其有效地平息了一场流血武斗事件，而且是一场将会继续扩大，致使更多人伤亡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就在那天，「湘江风雷」这一派的上万名武装人员都已摩拳擦掌，正从各军事集训驻地集合，准备前来援助「兄弟的青年近卫军」，这一仗若打起来，将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当「湘江风雷」一派的各路武装人员正待出发时，却得知了「青年近卫军」撤退的消息，他们都感到极其困惑：一贯敢打敢拼的海司令，今天怎么啦？

事后，大家才明白，海司令并不全是一个只有匹夫之勇的「迷糊」。

武斗一停，剩下的事就是开追悼会，几副黑漆棺材摆在灵堂里，由上百个花圈簇拥着。

追悼会场设在一个电影院大厅里。电影院反正不放电影，那时也没有电影可放，于是，在长沙市，一场武斗下来，造反派总会在一家或几家电影院开追悼会，哀悼自己组织在武斗中丧生的人。

「六号门」兵团却给「青年近卫军」总部打来一个电话，说这次武斗，纯属误会，他们的张司令准备带人，前来参加吊唁，一来赔罪，二来说明情况，希望重修于好。

总部开会，大多数人都反对让「六号门」的人来参加追悼会，还说，只能同他们「在战场上见！」与他们又握手言欢，对不起伤亡的弟兄们，对不起在灵堂里静静躺在棺材里的几个弟兄。

海司令却说：「桥归桥，路归路，血债当然是要清算，但人家口里讲和平，我们不能拒绝，就让他们来吧」。

毕竟，双方终究是造反派。

电话打过去，「六号门」却又提出，为避免沿途和追悼会场周围的「青年近卫军」袭击他们的张司令，请「青年近卫军」派代表去他们那儿，陪同引导他们一块出来参加追悼会，以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个要求更激起了「青年近卫军」总部与会人员的愤怒：来就来，还提什么条件！

有人气愤地说：「上次去代表，就给他们打死打伤了，还能派代表去？」

有人分析说：「这是圈套！是想等我们又派代表去，扣了做人质，好要挟我们。」

但海司令与总部熊玉林等头头商议后，决定答应「六号门」方面的要求，派一个全权代表去商谈他们参加追悼会的事，因为觉得这安全问题，在当时那种氛围中，「六号门」方面的顾虑并非凭空捏造。

派谁去呢？

这可不是美差，前面没有鲜花，没有祝词，有的，只可能是危险。

没有人愿意去。

一则是感情上的抵触，二则也是因前次代表被打死打伤的前车之鉴。

负责追悼大会的头头熊玉林，问了几声，无人响应，他有些焦虑了。

我决定，去走这一趟。

从感情上，我真不愿意与「六号门」的人握手，但若真的没有人去那儿，「六号门」的人岂不又会耻笑我们被他们「打怕了」。

见我挺身而出，熊玉林等头头都很高兴，见我背的是步枪，便要我换一枝五九式「将军牌」手枪去，他们说，手枪便于自卫。

我不要手枪，到那场合，真出事，手枪顶屁用！

我拿了两颗手榴弹，分别插在左右腹处，用军用腰带卡住。

我说：「让他们看到我带了这家伙，晓得我们的决死精神，就行了。」

大家都用钦佩的眼光看着我，有人还喊：「是条好汉！」有人甚至鼓起掌来，引得大家都鼓掌为我送行。

熊玉林问我还要带什么。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个敢同我开车的司机。虽然，那阵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在学着开汽车，但，我却还不敢任意在人流如涌的大街上驾驶它。

有个小伙子自告奋勇，来当我的司机。

我就这样别着两颗手榴弹，乘一辆嘎斯六九吉普车前去「六号门」大楼。途中，我真有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情，似乎真是去完成一件什么伟大的任务。

到了那儿，司机照例留在车上。但我嘱咐他，车钥匙千万别拨下，随时作好准备，如果大楼内有什么动静，你只管开车赶快跑，不用管我了。

我自觉威风凛凛，至少是装作威风凛凛的样子，挺胸昂首大步跨进了「六号门」大楼。

「六号门」兵团的人，毕竟年龄比我们「青年近卫军」的年轻人要大，没有小伙子们随便，而是十分谨慎。一进那大楼，只见他们都荷枪实弹，煞有介事地一派紧张的样子，大门、走道、楼梯口，到处都站着拿枪的人，而且，手指头都放到了板机处。

我从电影里看过正面人物到敌方阵营去谈判什么时，会有什么样的形象的举动，因而此刻，我尽量在脑海里搜索那些画面，并随时溶化到自己的举止上。

「六号门」兵团的「司令」张某等，在楼梯口便满脸堆笑迎接我，把我带进他们的办公室后，又是茶又是烟，敬过不停。

我一边同张某等人讲话，一边警惕地张望办公室内外。

幸好，一切正常，一切顺利，没有枪声，没有炮响，我陪同张某等「六号门」的吊唁代表，一道乘车来，安安全全的参加了追悼大会，献上了他们的致哀花圈，也恭恭敬敬行了以示赔罪的跪拜大礼。

追悼会吊唁一完，却又差点出了事。

「青年近卫军」那些牺牲者的家属们，听说打死他们亲人的「六号门」头头来了，便哭着前来要找张某等人算账，在场的青年人都被感染了。于是，上百名「青年近卫军」战士冲进灵堂，荷枪实弹杀气腾腾，高喊着「讨还血债！」的口号，要抓张某等人。

幸亏总部的头头早有准备，张某的吊唁活动一完，便拒绝了张某留下会谈的要求，而要我赶快从电影院后门带他们出去，送回「六号门」。

果然，当我把张某等送上汽车时，一大群青年近卫军弟兄们已从电影院后门追了出来。如果迟一步，张某等人恐怕就会横尸街头，要知道，在那种气氛中，杀死人的可能性的确非常大。

「青年近卫军」与「六号门」之间的武斗，以后没有再起，至少，这场流血武斗终于平熄，没有扩大继续。这种值得欣慰的结果，公道的说，有一条，应归功于双方的「司令」，他们在事件发生后，终于能用冷静的理智，战胜当时自己人时刻在高涨的疯狂。可以说，「六号门」张某冒死的危险前来参加「青年近卫军」的吊唁，确是一个勇敢的举动，理智的举动。这一招，对两个组织之间的武斗趋于平熄，应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再加上，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等头头在事后几个关键时刻，终于显示了冷静的理智，压下了本组织小伙子们的「复仇」情绪。因此，才得以最终避免了那种只会导致灾难的流血扩大与继续。

第十四章　省军区的大门竟由我们持枪站岗

中央专门下文件支持造反派、而批评省军区，那省军区怎么办？当时，的确至少有十天时间，省军区大院不能正常运转了。当然，这是在表面上，军区实际还是会工作的，毕竟，中央军委、广州军区还在运转。只是我们不知道当时他们在哪儿指挥，那属军事秘密了。

中央关于支持湖南省造反派的决定，实际在七月二十七日，即正式下文的「八・十」决定前，便已作出了。消息传来后，省军区便成了造反派的众矢之的。八月上旬一天，成千上万造反组织的群众，终于在喊着「打倒龙、刘、崔！」（省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等三人的姓氏）的口号声中，冲进了军区大院，并将攻击省军区龙司令的大字报、标语，刷满了大院内的每一堵墙。然后，又在宽阔的大院内举行一个接一个的示威集会，人山人海，人来人往，省军区大院顿时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公园。当时，人们似乎忘记这是个省级军事机关，也忘记了它是一级军事指挥的司令部。

省军区警卫连的战士，已没有了武器，枪支都给收上去了，这是上面的命令。当时，中央对解放军下了死命令，「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唯恐带枪的军人同老百姓发生武装冲突，也为防止老百姓来抢军人手中的枪。徒手的警卫连，面对汹涌而来的造反派群众，无可奈何。造反派已获得了中央的首肯，连省军区司令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普通的战士还能干什么呢？于是，他们虽仍奉命坚守岗位，但已只是一个象征，他们不能阻止任何进进出出的人，甚至，连盘问一下那些大摇大摆进入军区大门的人，都已不可能。否则，新的冲突马上会骤起。

中央关于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后，省军区内部原来支持外面造反派的「地下党」，便也公开亮相，相继也成立了「从中笑」造反兵团、「八一风雷」革命造反兵团等军区机关干部的造反组织。不过，省军区干部造反可以，夺权可没他们的份，省军区的大权归谁统领，决定权仍在中央，并未授给造反派，哪怕是军区内的造反派。所以，军区内的造反组织，其造反，顶多不过是可以发发声明，贴贴大字报，批评、批判原来的军区司令、政委们，而没有什么实质权力。甚至，对军区警卫连，他们也没有权力去掌握领导。

由中央指定而新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省革筹小组（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大概感到省军区大院这状况实在太不象话，但是，任何地方上官方色彩的命令，此时已没有什么权威，连奉命支持造反派的解放军四十七军在长沙市城内都只能徒手活动，谁还有能力制止自称为造反派，且手握武器的人流涌入省军区大院呢？

有人想到了所谓被誉为「钢铁战士」的青年近卫军。

于是，大概在经过一连串的商议与命令后，总部头头易麻哥，让我带十几个人，去协助军区警卫连守卫省军区的大门。

易麻哥给了我一道坚决异常的命令：「今后，没有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发的通行证，任何不是解放军的老百姓，不管是哪个组织的人，都一律不准进去！」

我问：「人家硬要冲进去呢？」

「开枪！」易麻哥毫不犹豫地手一挥。

我还楞眼望着他时，他又补充说：「当然，先对天开枪警告，硬不听，硬要冲，那就对不起了，你们可以开枪！」

对也是造反派的普通老百姓开枪，这，能行吗？

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易麻哥连忙又说：「这事你放心，这个规定是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认账的，大家都要约束自己下面的人，不要再去冲军区，军区已败了，还冲它干什么！硬有人不听劝，还有一些流氓组织，可能会还要冲，那我们是执行省革筹的命令，坚决回击，冒得（没有）客气！如果真是造反派，他们不会再去冲的。」

有省革筹撑腰，有各大造反组织头头买账，我陡然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也硬起来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打死了人，怎么办？」

我问。

「只要他是强行不听警告冲军区的，打死人，不要你负责，归总部承担，归我负责！」易麻哥挺自信拍了拍他的厚厚胸脯。

我领着二十来个弟兄，乘着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省军区进发时，易麻哥又跑来找我，悄悄地凑在我耳边说：「还是尽量莫开枪打人，打死了人家组织的人，反正会惹麻烦的，我们犯不着为军区去背这黑锅，得罪其他造反派的朋友，你们还是坚持多做做工作算了，到那儿去吓吓人就行了」。

我笑着问他：「改变方针了？」

「海哥讲，我们莫去做那得罪人的蠢事，军区又不是我们的，帮他们维持维持秩序就蛮可以了。」

大概，总部头头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觉得那个各大造反组织头头的「公约」靠不住。「公约」虽硬梆梆地说对那些继续强行冲击军区的人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开枪射击，但，若真出现了那事，没有哪个造反组织会听凭自己组织的人被打死打伤而无动于衷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几件白纸黑字的「协议」、「文件」真正起过作用？都是利益第一，自己组织利益至上。

海司令统领长沙市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开初，在一片「向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学习！致敬！」的赞誉之声中，他无疑很有些飘飘然了，大概他也有过自己俨如真是一支军队的「司令」的得意之情。然而，后来，周恩来总理特地在武汉的一次接见中，当面告诉他：「你这个海司令，总比不过人家（省军区）龙司令吧！你总说人家不行，但人家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的锻炼，经验毕竟比你丰富吧，如果现在把省军区交给你，让你当军区司令，恐怕你还不行吧？！让你去当军区司令，起码，我就不放心啰！我看，你用不了三天，就会垮台！」

自那以后，海司令大概冷静多了，知道当「司令」的本领，不仅仅是敢于身先士卒不怕死，而那运筹帷幄、全面考虑、机智决策也都还不是一天二天可以学会的。可惜后来导致海司令被关进监狱的案子，是在此召见以前发生的，在那个事件中，海司令如能像以后那样冷静、慎重，就根本不会被真正的杀人凶手有咬上他而牵连的机会。

随同我们一行进驻省军区的，还有解放军四十七军的一个排，这样，警卫省军区各个大门的任务，便由省军区警卫连、四十七军这一个排和我们青年近卫军三方面的人共同担负了。但是，对于四十七军与我们青年近卫军进驻到军区协助守卫大门一事，军区警卫连的官兵在开始时，却是有反感的，大概，在他们看来，这守军区大门的任务，天然是他们的，而现在让四十七军、特别是竟让一个群众组织也开进来把守大门，这显然像是对他们的蔑视，是在夺他们的「权」。因此，在态度上开始时，也是不那么友好，问他们什么事，他们都说不知道，要么，就说「你去问中央吧！」「我们是二等兵，你问黎军座（47军军长）去吧！」。当时，在省军区党委按中央批评作了检讨后，警卫连很多战士竟然就同时请假回家去了，以示他们对中央支持造反派的不满。对此，四十七军的官兵却很为克制，对军区警卫连的人说什么，他们都不还口反击，而只是微微一笑，而且，还嘱咐我们，不要与军区警卫连战士顶牛。文革中如何对待失败者，我早已有点经验，就是所谓「高姿态」对待他们。这「高姿态」主要特征，便是不计较失败者的牢骚，任他们说什么，只要不否定他们是「错了」的大原则。

我们与军区警卫连的战士进行过几次「交锋」，当然，双方都还是很友好，毕竟他们是正规的解放军，不像群众组织那样冲动。有天晚上，有些警卫连战士在一个小会议室，召开他们的一个什么会议，我与几个伙伴因好奇到处在军区大楼内遛达时，闯到了那会议室。那些战士便邀我们几个进去，还有战士大声笑着调侃说：「热烈欢迎革命左派青年近卫军的领导来给我们上路线教育课！」会议室里顿时一派笑声，搞得我们几个很不好意思。但是，警卫连的战士大概看我们几个，也都不过是像他们一样年龄大小的青年，所以，调侃归调侃，对我们却是真心友好，笑了之后，就是鼓掌欢迎，接着又是让座，又是为我们倒茶。在半真诚半调侃的氛围中交谈，我向他们说了工厂里面，自「九・二四报告」被抓的右派、到军区镇压湘江风雷时被抓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工人群众，还向他们讲述了我们机修厂杨金河被打成反革命的事。对此，警卫连的战士们都静静地听了，特别是当听说杨金河也是复员军人时，他们便向我详细了解他的事及其结果。我不认为我这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有什么能耐会给人做思想工作，我也不认为那些战士就能被我说的话打动。但是，我却相信，认真的对话，的确可以化解很多原有的误解。我记得，在我说这些事后，有个战士问我：「照你这样说，那『湘江风雷』被抓的人中，有很多就是真正的工人啰？不是坏人？」还有个战士说：「听说你们青年近卫军全是由社会上无业的流氓阿飞组成，你真是一个工人吗？」当我说，我不仅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工人，而且，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老共产党员时，所有的与会战士的视线便都聚焦到我的身上。打那晚上交谈后，军区警卫连的战士对我们这些青年近卫军的人，便有了真诚的笑脸，打饭时，常常叫我们去他们那儿就餐。不管他们还是会如何认识当时的局势，但，显然，他们却已接受了我们这些人，至少不再认为我们是一批坏人了。

警卫连和四十七军的战士，都只能赤手空拳，这是上面的规定，他们要做的就是劝阻老百姓不要再进入军区大院。而我们，则威风多了，手中有枪，全副武装，对不听劝阻的人不仅可以骂，而且还可以动武。我们本身就是造反派，对老百姓根本不用顾虑什么「军民关系」。所以，当我们一出现在省军区大门，大门前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再没有人敢同警卫大门的解放军争吵，闹着强行冲进大院，也没有人敢随随便便一队队人马闯进大院内示威游行了，尤其是那些来到军区「看热闹」的人，看到我们臂上佩的是「青年近卫军」袖章，更是不敢靠近军区大门，而只敢远远地站着指手划脚了。

我叫人将二样可以起「驱邪」作用的东西摆在省军区大门口。不用我们做什么，许多人便自然悻悻离去，省去了我们不少口舌。这二种东西，一是写的公告牌，上书「奉省革筹命令，凡没有省革筹、四十七军、省军区所发通行证的组织和个人，自即日起，不得任意出入此大门。」这是我们把守大门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并没有见过省革筹这道指示，也不知是否下过这命令，但既然总部头头同我讲了这意思，我就不妨自作主张公而告之。第二，我们又将一面「青年近卫军红色尖刀排」的红旗，展开横挂在军区大门口，使人一下子就晓得手执武器站在徒手的解放军旁边的是什么人，以打消那些想凭借武力闯进军区大门的组织和人员的意图。那时，谁都知道，「钢铁战士」青年近卫军是不好惹的。

第一天，我们就像一个闸阀，迅速地切断了军区大门进进出出的热闹人流。几天以后，军区大门前，便已清清静静门可罗雀了，以至使我们站在那儿都感到了无聊。

不是所有的造反派都服从我们的劝阻和拦截，有少数从不晓得什么叫大局和纪律的人，还是跟我们冲突了起来。

有次，一伙打着「卫东彪造反兵团」旗号的人，开着一辆嘎斯吉普和一辆大卡车，气势汹汹硬要冲进军区，解放军战士上去好言劝说，根本没有作用，汽车甚至驶到了大门之内。我与几个正在执勤的弟兄，见这伙人这么蛮不讲理，气焰嚣张，便冲了上去，用枪指着他们，大声喝道：「任何人不准进去，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那伙人仗着两辆汽车上的人多，又都是荷枪实弹，一下子并不买我们的帐，见我们用枪口对着他们，他们便也都迅速将枪口朝向了我们，顿时响起一片「哗哗」地子弹上膛声。同时他们还恶声恶气地骂道：「你们瞎了狗眼，敢拦你爷爷的车！」「他妈的，就算你们是『近码子』又怎么样，想动武，来吧！」

我见这阵势，真打起来，这班家伙人多势众，我们肯定会吃亏。

我压住了火，朝那嗄斯吉普车上的人问：「请问你们哪一个是负责的？」

「老子就是，怎么样？」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矮胖子，瞪着圆眼对我说。他神气十足地坐在车上，并未像其他那些人一样端起了手中的枪，他的手枪仍别在腰上。看样子，他是这班人的头。

「不是我们不让你们进去，这是省革筹的规定，你们去办个通行证来，就随你们进进出出。」我仍耐烦地平心静气对他说。

「办个鸟通行证！老子又不在这里留歇，只进去看看，兜兜风，」那个矮胖子不屑地朝我翻着白眼说。

「那对不起，没有通行证，就请退出去！」我口气慢慢转硬。

「喂，『近码子』，你莫不懂味呵，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说不定你什么时候会撞到老子手里来啰。」矮胖子冷笑着威胁。

「懂味」或「不懂味」，是当时长沙的流行语，即「识相」或「不识相」的意思。

忽地一下，矮胖子的话音还未落，站在我身旁的小刘，突然冲到吉普车边，用他手中的冲锋枪，几乎顶着矮胖子的圆脑袋，同时大声吼道：「妈的，你找死呀！退不退出去？！不退，老子就了你！」

矮胖子被小刘这一手，吓得好半响没能开声，而只是楞楞地看着小刘。

汽车上那班人也一时没反应过来，都呆呆地望着小刘。

我见此情景，便心生一计，转脸朝站在另一旁的小黄，用命令的口吻大声说：「快！到里面去，喊『闪电兵团』的马司令来，咯班人要同我们动武。」

小黄楞了一下。

我又催他：「快去呀，喊『闪电兵团』的人快点来！」

小黄一下子明白了。他一边指着车上的人大喊：「有种，你们在这里等哒！」一边转身迅速朝大院里跑去。

「闪电兵团」是青年近卫军属下最有名气的一支队伍，他的头头姓马，社会上那些下三烂的二流子都怯他的火，这位马司令对付他们最拿手，平日动不动，他就敢随意用手枪指着别人，同时一口江湖腔，左右开弓镇住对方。

不过，此时，军区大院内并没有「闪电兵团」的人，我看矮胖子那流腔流调，心想，只有拿「闪电兵团」来吓他，他才会识相。

「闪电兵团」是青年近卫军的一部分，矮胖子当然明白这一点，果然，他畏怯了。

「兄弟，何必这样呢？」他居然嘻皮笑脸起来，对我和小刘说。

「你自己要找麻烦嘛。」我开始板起了脸。

「你退不退？再不退，我这枪走火，就莫怪我了！」小刘乘势威胁。

「好，我们不进去了，咯总可以了吧？」矮胖子维持住尴尬的笑脸说。

「你马上退出去！」小刘却仍不放松。

「算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兜风去！」矮胖子回头朝车上的人挥了一下手，又转身对旁边的司机说：「倒车，走！」

小刘的冲锋枪，一直待矮胖子的吉普车退出军区大门，他才突然一下放下，迅速跑进军区大门的值勤岗内。

那班家伙乖乖地走了后，躲在远外的小黄才吃吃笑着走了回来。我们都很高兴这场戏的演出成功。尤其，我钦佩小刘的胆识。

站在一旁的四十七军姜排长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还真有一套啰。」

军区警卫连的一个战士也笑着说：「这叫一物降一物，没有你们在这里，我们这些白手板，来一个营，恐怕都堵不住这大门。」

姜排长说：「就是我们手里拿了枪，也没有用，谁敢开枪？现在，枪只有在你们手里，才能起作用啰。」

听到他们的夸奖，我们自然很高兴。

我们进驻军区大院后，就由四十七军的姜排长安排我们同他们睡在同一栋楼里。反正天气热，有张草席就解决问题，吃饭也由他们负责供应。并且，由姜排长安排我们这二十来个人的值勤班次，与四十七军与军区警卫连的战士配套，白天，两小时一换，晚上一个小时一轮，谁该值勤了，由他们负责来喊。但是，早上，他们要出操，我们可没有人愿意去，嫌那做操太枯燥、无味。

头几天，大家对在军区大门站岗，都还兴致勃勃，劲头十足，省军区这平日何等荣耀威武的地方，现在居然由我们这些人来守卫，这本身就很有新鲜感，很令人高兴。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般老百姓远远在指指点点我们时，愈加感到了自己的神气。加上，间或还要与想冲进来的造反派们调调口味（即调侃调侃），对他们颐指气使一番，心里更觉得意。

但，搞了几天后，新鲜感没有了，也没有人敢来冲军区与我们发生争执了，军区大门真出现了门可罗雀的清静境况，我们对这守卫工作便也有些乏味了。尤其，对于在半夜三更被从梦中叫醒，背着枪，去无声无寂地陪着解放军战士呆在那冷静黑暗的门岗内，已有十二分不耐烦了。特别是晚上在军区那个侧小门站岗，更是深觉时间过得慢，二个小时，似乎比一个星期还要长。

大家对守卫没有了兴趣，按时上岗的劲头也就淡了，常常有人该到上岗值勤时，却找不到他的人，使我只好无可奈何地临时找人顶替，或自己去顶班。心想，总不能让在大门口站了两个小时的人，继续呆呆站着，也不能让那大门口，没有了我们的人吧。

我也感到了烦躁。

有天，易麻哥来了，我赶忙向他诉说这里的弟兄们不想干了，希望他另调一批人来换班。

易麻哥想了一下，说：「明天，你们就回总部去，我派车来接你们，这儿，就算了，我们『青近』帮他军区守了这么久，也够了。」

我们很高兴，欢欢喜喜站了最后一班岗。

姜排长却舍不得我们，他说：「怎么？不想干了？嘿，莫走啰，有什么困难，我给你们解决。」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搞烦了，大家都想回去。」

「那，你们会不会再调人来？有你们配合，这里的安全度会大些。」姜排长很认真的问我。

我说：「冇得人来了。」

「那怎么行？这是你们的司令决定的？」姜排长眉毛一扬，说。

「是的，你硬要我们来人，我可以帮你同总部海司令讲。」我也挺认真地说。

想了一会，姜排长手一挥，说：「算了，我不好向你们的司令去说什么，我去向我的上级反映反映，随他们怎么办。」

姜排长是个很友善的军人，我们同他一起生活了十来天，他一直将我们当成他的兄弟和客人看待，生活上尽量满足我们，晚上查铺查哨时，经常关注我们这班人，压好蚊帐罗，点蚊烟罗，无微不至。那十来天，是极为愉快的一段美好日子。

有天，姜排长找我说：「奉上级命令，省军区的图书馆要全面清理一下，将刘小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书，一切『有问题』的书和一切『有问题的人』写的书，都清除出去。」他让我代表群众组织，也一道去参加清理，或监督清理。

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的人，共有七、八个，加上我，将那图书馆的书，一本本一册册翻了个底朝天，搞了整整两天，终于清理出一大堆「有问题」的书。

看到图书馆内成千上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书，我很激动，真想背他一捆回去。但我不敢，我带头一背，我们那二十来个弟兄也绝不会等闲视之，这一来，图书馆的藏书肯怕又会在已遭清理的基础上，再受到一次劫难，我也会成为一个「首恶」。

姜排长问我：爱不爱看书？

我点点头说：爱看。

姜排长说：「那你选一点去看吧，我帮你打借条。」

我没有找姜排长去借，通过他，一切都将麻烦。我趁大家不注意时，选了二本书，偷偷带出了图书馆。

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上中学已读过二遍，都是借阅的，但我很想拥有它。

另一本书，是法捷耶夫写的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纯粹是好奇，觉得好玩，自己是青年近卫军，来读读这同名的书。

这二本书，是我唯一从省军区大院中捞的「油水」。但，我并未保住它们，撤回总部第二天，就让人给偷走了，而且没有一个人认账。我也无可奈何，「偷书不算偷」，中学课文上的孔乙己早有言在先，我偷了军区的，别人又偷了我的，谁也不感到不好意思。

易麻哥同我讲话的第二天，果真派来汽车，接我们撤回总部，大家如同获得大赦一般，连忙爬上了车，告别了十来天的「军营生活」。

姜排长在我临走前，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很郑重地送给我一副真正的解放军的红领章和一个红五星帽徽，还有一根帆布军用腰带，他握住我的手说，真舍不得我们走，但他会记着我们的，特地向我赠送这一套当时我们年轻人都羡慕不已的东西，给我留着纪念，纪念这一段愉快相处的难忘的日子。

此情此景，我好感动。

而且，至今不忘。

我以后几经磨难，红领章与军用腰带已不知去向，但那个鲜红的五星，至今仍保留在我抽屉里。

尊敬的姜排长，你此时在何处呢？

第十五章　造反组织总部来了两位红军老将军

老将军也住到了群众组织的总部，这似乎有点奇怪。

其实，文革那时情况的复杂局面，远不是现在有些人以为的那样黑白分明，因为，文革毕竟是以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名义发动与领导进行的。既然政治局中的人都是观点相左，那地方上的党政军首脑对当时的形势看法，自然也会是各别不一。

「青年近卫军」虽然都是年轻人，也都穿上了绿军装，手握崭新的钢枪，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军队。作为头头的海司令也毕竟不是真正的军事司令官，而只是率领一大群朝气蓬勃锐气十足青年人的团体首领。当然，也不能说是乌合之众，毕竟，这个组织是有中央的政治路线在指挥，而且，成员的构成比较单纯，其参入目的的政治性也很强。

不过，「青年近卫军」背后，有一段时间确实有过两位真正的解放军将军在帮助指点。

长沙市的武斗一开，「青年近卫军」便成了造反派赞誉的英雄，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注意。

不知是谁牵的线，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起，曾经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省级军区副司令，有着老红军资格的蔡将军和吴将军，居然成为了「青年近卫军」总部最受欢迎的常客。

有一天，我奉命到总部所在大楼的楼梯口执勤，一个姓王的头头嘱咐我说：「今天会来贵宾，千万要提高警惕，尤其不准任何非『青近』的人进来。」

什么贵宾？值得这么嘱咐，平日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来来去去，我们都不在意，也没有什么特别警戒。

临近中午时分，海司令等一班头头，簇拥着一个光光脑袋、满脸笑容像弥勒佛一样，身穿白衬衣裉色黄军裤的胖老头，有说有笑地走上楼来。看得出，海司令和头头们都对那胖老头非常尊敬，一口一个「吴老」，甜甜亲热地叫着。

「吴老」？他是谁？

有人告诉我：这是吴将军，原湖南省军区的副司令，一九五五年授的少将军衔，还说，这是位在红军时期便颇有资格的老革命，参加过平江起义，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退休在家。

我一听，便立即肃然起敬，一个老红军、老革命、一个当将军的军区副司令，此刻离我这么近，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幸运感陡然而生。

吴将军虽退休赋闲在家，但国家大事他却一刻也无法丢开。长沙市的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纷争一起，上至省委书记，下至街道居委会老奶奶们，自然而然都也站到了两边，连离休退休的老头子们，包括吴将军在内，显然也无法避开。

吴将军不满现任省军区龙司令用军队的力量镇压「湘江风雷」这样一个群众组织的举动，因而，他便发表私下谈话，表示同情支持造反派。

吴将军是解放军的将领，饱受省军区压制之苦的长沙市造反派，见有解放军的将军对自己表示同情和支持，当然非常高兴。于是，各大造反组织便纷纷邀请他来讲话，说要请他当「顾问」。

对此，赋闲已久的吴将军也很愿意。能活动活动，又是关心国家大事，总比呆在家里闷得发慌为好。

海司令他们请吴将军来，一则是各大造反组织近来将「青年近卫军」总部视为此时最安全的地方，便常常在此举行造反组织头头联席会议，吴将军在此，大家便于随时求教；二则，「青年近卫军」已是一支准军事队伍，海司令他们大概希望身经百战的吴将军，能给予指点帮助。

吴将军是一个很爽快的老头，他自认为看准了的事，便认真来做，不遗余力。有一段时候，居然住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家也不回，天天同海司令等头头聊，调教他们如何管理队伍、组织战役的经验。

有天，我到吴将军住的房间去，见他正在同几个人聊红军时期的故事，他见我背了一枝苏式旧762步枪，便指着枪说：「你们可别嫌这枪旧啰，我们那时，有支破『汉阳造』，几发子弹，就高兴得不得了。」

一个人问：「吴老，您参加革命那时，还没有多大吧？」

吴将军呵呵一笑：「小得很，还没有枪高，还刮瘦的，可不像现在这副胖和尚样子啰！」

我们都笑了。

吴将军细细打量打量了我，亲切地问：「小家伙，你今年多大？」

「十八岁。」我连忙答。

「噢，当年我参加革命，也就你这个年纪上下，可是你个子比我当年可威武多啦！」吴将军依然乐呵呵。

受到将军的夸赞，我非常高兴。

「好好干！说不定，将来你也当个带兵的将军的。」吴将军拉拉我的手，又继续满面笑容的打趣说。

「是！」我真的有些激动了。

吴将军又从我肩上拿过762步枪，问我：「会使这枪了吗？」

「基本上可以了。」我回答。

他看了看枪，又用手拨弄了几下，抬起头望着我说：「小家伙，这枪你怎么没有擦哟，这可不好啰。」

「几天都没打过子弹，我想，冇用，就不需要擦吧？」我剎时脸色也红了，赶忙解释。

「哎，枪，天天都应该擦，不管你打没打，一天不擦，弄不好就会上锈，你看，你这枪膛边就上了锈啰。」吴将军一边说，一边将步枪递到我眼前。

我一看，果然，枪膛附近生了薄薄一层黄铁锈。

我愈加不好意思，呆呆地站着。

「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小家伙，千万千万要记住这点，你不爱护它，在战场上它就无法保护你，」吴将军对我说完，又转头向旁边我们总部一个头头说：「这个枪械使用护理知识，你们可要认真搞一下啰。」

「是，是。」那个头头连连应诺。

吴将军转脸一边将步枪还给我，一边又笑眯眯地问「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工人。」我说。

「上过中学吗？」

「初中毕业。」

「哪个学校毕业的？」

「一中。」

「呵，不错，我有个儿子也在一中，你认识吗？」吴将军说了他儿子的名字。

「认识。」但我原来并不知道他儿子的父亲就是吴将军。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有文化有见识，比我们当年强多了。」吴将军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会有出息的。」

吴将军大概把我想象成他的当年，把我当造反派，参加「青年近卫军」，想象成他那时做红军闹革命一样。

受到这个老红军、老革命、老将军的热情鼓励，我自然兴奋不已。因为，从来还没有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前辈，是这样面对面地亲切教诲我。

我愈加尊敬吴将军，每次他来总部时，我都愿意去聆听他的谈笑，并心甘情愿地为他倒茶搬椅子。

然而，一个多月后，吴将军却因靠近了造反派而倒了大霉。

吴将军是一员骁勇战将，很有仁义之心，可惜，他不太懂当时中国的政治。他的失误并非从文革才开始，而是庐山会议后不久，好心却就招徕了非议与惩处。

与吴将军一块经常来「青年近卫军」总部，而后又一块倒了大霉的，还有一位蔡将军。

蔡将军也是一九五五年授的少将，退休前原是山西的省军区副司令，老家是湖南省人，所以退休便回湖南省长沙市定居。

蔡将军之所以同情造反派，愿意帮助造反派，除了他本人同吴将军一样，不满意湖南省军区抓了那么多「湘江风雷」群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他的夫人亦卷入了造反怒潮，居然还做过一段一个造反组织的宣传部长，后来中央军委来指示，让部队领导的夫人们，一律退出任何群众组织，并不得再参加，他的夫人才从造反漩涡中退了出去。不料，蔡将军却又卷了进来，最后，导致他吃了大亏。

蔡将军显得比吴将军精干一些，他的个子又高又瘦，与吴将军矮胖胖的弥勒佛形象正好相反。蔡将军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胆有魄精明强干的指挥官。

开始，我不敢接近蔡将军，因为他不苟言笑，常常是一副紧锁眉头的沉思状。后来，混熟了，我才晓得，他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那平日严肃的神态，只是他认真干事的一个习惯性模样。

蔡将军办事真不含糊，长沙市武斗一升级为枪炮对阵，他就让军事工程兵学院的造反派，弄来了一个长沙市地形模型，摆在我们青年近卫军总部，根据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讲述了他设想的一系列应变军事计划，还拿了一根教鞭，指着那有山有水有房屋的长沙市模型，给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讲解。

有人告诉他说：省军区在湘江之中的那个长长的桔子洲岛上，布置了一个营的部队，以准备阻止湘江以东市区的造反派，向河西区的「高司」等保守派发动武装进攻。

蔡将军皱着眉头，在那凸凸凹凹的模型上比划比划后，抬起头说：「不可能吧！这洲上怎么可以放上一个营呢？龙书金（省军区司令）可是一个很会打仗的人啰，他不会干这蠢事的。」

事后侦察，果然，那个情报是假的，省军区根本没在桔子洲岛上放一兵一卒。

不过，蔡将军亲自介入造反派组织活动的事，让中央知道后，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有天，我正好奇地凑在那个长沙市模型边，细细地看长沙市熟悉的街道、住地，蔡将军来到我身边，微露笑容，但很亲切地说：「小鬼，是不是想当一个军事指挥员呀！」

我不好意思，抬起头说：「我冇得那个本领」。

「哎，怎么这么说呢？本领都是学的嘛！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打仗。」蔡将军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仍笑着对我说。

「不过，蔡老，我确是很想当一个解放军。」我忍不住谈了自己的理想。

「那好啊！从来的将军，都是从当兵开始。」蔡将军依然很开心地乐呵呵笑着。

他又和蔼地询问我的情况，当听我说我在本单位内，是一个领导了几百个人的造反派头头时，他不由有些惊讶地说：「呵，看不出，你还真不简单啦！」

他问我在「青年近卫军」总部干什么工作？

我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战士。

「小鬼，不错！将军下连当兵，部队上也搞过。你从领导几百人的头头，转到这里当个兵，还能认真干，不简单！」蔡将军竟然翘起他的大拇指，很认真在夸奖我。

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看来，造反派里真还有一批人材。」他自言自语。

「蔡老，您能帮助推荐我到部队去吗？我确实很想当一名解放军，从小就想。」我又恳求说。

「放心！像你这样的小伙子，部队最需要。」蔡将军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不过，现在还不行，等这文化革命结束了，那时你若真愿意放弃你那头头不当，我保证负责送你去部队。」

「真的？」我惊讶万分。

「不假！」蔡将军挺干脆地笑眯眯答复我。

「只怕那时，你又不愿意当个小兵了啰。」蔡将军又拉长声调戏谑般说。

「不，蔡老，只要能让我当兵，什么我都不要，从小，我就最崇拜董存瑞、黄继光，还有王杰、欧阳海，我当上了兵，肯定也会跟上他们的。」我一口气报出一串有着敢于舍身牺牲精神的英雄名字，急切地想证明什么似的。

「你会是个好兵的」。蔡将军点头赞许。接着又说，「小小年纪，能领导几百工人，到部队好好干，你也会成为将军的。」

蔡将军说得很认真，玩笑之中似有真情。

我也不认为蔡将军全是对我说笑话，虽然至今，我并没有当上一名什么将军，甚至，连真正的军人也没能沾上边。

人们常常讲，小官难应付，而大首长往往却充满人情味。从吴、蔡二位将军身上，我初次体会到了。

我常常盼望吴将军、蔡将军多来我们总部指点，使我能多接受一些言传身教的营养。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把「青年近卫军」放入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而两位将军的霉运，恰恰就是从「青年近卫军」开始。

八月上旬的一天，「青年近卫军」在北京的谈判代表，给长沙市的总部来了一个紧急长途电话，告诉说，中央几位重要领导人在接见包括「青年近卫军」代表在内的湖南省造反派头头时，指责了吴将军蔡将军，说他们是「彭德怀的亲信」，是伸向造反组织的「黑手」。事后，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甚至直接将电话打到了「青年近卫军」总部，查询蔡将军是否呆在这儿，并再次警告说，吴、蔡是「心怀不满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青年近卫军不要上他们的当」等等。

总部的头头接获此讯，顿时翻了手脚，连忙举行了紧急秘密会议，商量对策。

其实，吴将军曾是彭德怀元帅的部下，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吴将军也从不隐讳，甚至，他曾促成拍摄了后来大受批判的著名电影《怒潮》一事，也是众所周知。但是，尽管在那种年月，大家却仍并不认为这二件事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彭德怀元帅部下的将军多如牛毛，只要他本人不是已定了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能歧视他昵？何况，所有的解放军，都是毛泽东主席的部下哩。而电影《怒潮》虽因被指责同情彭德怀元帅而受批判，但，我们都认为，电影是电影，吴将军是吴将军，他写的是过去的革命回忆录，过去革命的历史难道也不能写？何况，吴将军过去虽因此而在党内军内受了撤职处分，但他却也并未公开被宣布成什么「敌对性质」的人。蔡将军的情况，我们更不以为然，虽然他也是跟着彭德怀元帅当红军走向革命的，据说也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是，那只是传说。而在公开场合下，别的都不说，蔡将军退休回湖南省后，湖南省委、省军区特为他专门建了一幢有着精致楼房的漂亮别墅，安排他舒舒服服度晚年。对革命如果不是有大功劳，如果他当时就是个反党分子，能享受这殊荣和待遇吗？

然而，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此刻，谁敢对抗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

总部的头头们迅速作出了抉择：揪出吴、蔡两位，进行批斗，以示「青年近卫军」与他们划清界限，从而扫除中央领导人心目中「青年近卫军」同情吴、蔡的印象。

所谓「揪出」，是一种政治姿态。其实，当时，吴将军已不在青年近卫军总部，而是在前一段，由青年近卫军派人将他护送到北京去了。当时护送吴将军去京的目的，是湖南的造反派想通过吴将军在中央军委方面的旧友关系，向中央报送有关湖南军区镇压造反派的问题材料。不料，当中央领导人知道后，对此反应非常敏感，马上严厉地批评了湖南造反派，还说「青年近卫军小将上了他们的当！」结果，在北京的「湘江风雷」等组织的人，便立马将到京的吴将军给抓了起来，送交中央。

但是蔡将军却还不知道北京发生的事，仍住在青年近卫军总部。

决策迅速定下，然而谁来出面执行呢？青年近卫军头头们对此互相颇玩了一阵心计，因为，大家以往同吴、蔡的关系实在太好，此刻，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一下子撕破脸皮，他们感到很为难。毕竟，他们大都还不是老练的政客，而是一批稚心尚存的年轻人。

一个年近三十岁姓朱的头头，揽下了这个出头露面的任务。他的理智和他在「青年近卫军」头头中尚浅的资格，大概促成了他坚决的态度，也许，他觉得这是一个让其迅速冒头的机会。

朱头头第一个指令，就是发给我的，让我通知总部的警卫人员，并带着他们马上将蔡将军扣起来。

这样的事，我怎么能好意思干呢？但反驳朱头头的命令是没有意义的，我深深也知道，周总理的联络员电话指示的份量。

当我得知朱头头还准备派人去印刷一份青年近卫军批判吴、蔡的「声明」时，我灵机一动，说我在印刷厂有朋友，可以马上免费印刷这纸「声明」。因而，我便毫不费力地推掉了那件要用枪口对着我尊敬过的蔡老将军的尴尬苦差。要知道，此时此刻，只要面对一下那个老头，对我都会是一种刑罚。我想，人，总不能没有良心。

我捏着那纸「声明」的草稿，赶快离开了总部。

当我慢腾腾在印刷厂印好这个「声明」，在朱头头二次电话催促下，带着这「声明」返回总部时，大楼前已集合了数千人，朱头头不厌其烦地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将「青年近卫军」属下大部分人员，都调来了，他的计划是要带领这数千荷枪实弹的部下，将蔡将军在全长沙市游行批斗，以让中央与全市的人都知道青年近卫军与吴、蔡两位将军并不是一条船上的。

蔡将军此刻已被押上了一辆嘎斯敞蓬大吉普车，胸前给挂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的「头衔」是「反党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自然，蔡将军的姓名不会遗落，而且，几个大红叉，沉重地粗暴地划在他的姓名上。几个牛高马大的「青年近卫军」小伙子，神气十足地从左、右分别揪住他，站在后面的那一个小伙子还使劲按住老将军的头。

我从这辆吉普车跟前匆匆走过，我只飞快地望了一下车上的蔡将军一眼，便赶忙离开了。我害怕自己被他看见，如果是那样，多不好意思。

我在人群中找到了我们公司的小刘、小黄等人。小刘悄悄对我说：「咯样做，『青年近卫军』岂不是出卖朋友？」

我苦涩地笑了笑，说：「总部头头也是冒（没）得办法，中央的命令，哪个敢反对！」

小刘却仍愤愤然说：「垮台就垮台，要是老子当司令，坚决不干这出卖朋友的事！吴老、蔡老那样早就出来支持我们，现在我们『青年近卫军』却过河拆桥，真丑哩！」

小刘的话，是对的，我默默无语。

小刘又对我说：「我们这一班弟兄，你是头头，我问你，这个批斗会，参加不参加？」

我说：「莫去出风头，跟在队伍后边走算了。」

「随潮流我也不去，我现在同你讲了，算是请假，要去你们去。」小刘把枪往肩上一背，说完就要走。

我一把拖住他，让他同我一起去撒那「声明」的传单。

「好，我们几个都不去游行，但总得做点事，一块去乘车兜风吧。」我说。

「要我拿这个臭『声明』，坐飞机我也不去！」小刘瞟了一眼我塞给他的一份传单，气冲冲地说。

小刘真的走了。三天后才回到总部，那时，再没有人说吴、蔡两位的事了。

我选择了自以为算干净的事，印刷、撒发青年近卫军批判吴、蔡的「声明」，而避开了碰上蔡将军会有的尴尬处境。其实，现在想来，那同样亦是不光彩，是少了一点骨气！我当时应该学小刘，一走了之，坚决不干违心事。何况，当时，谁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过是小兵一个。

蔡将军遭「青年近卫军」的批斗后，便被解放军四十七军奉中央命令扣押起来，此后又遭受不少磨难，最后含愤离开人世，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元帅的冤案予以昭雪，吴、蔡两位老将军的名誉，也才被彻底平反恢复。

第十六章　我做了一个星期公安局的「监狱长」

怎么让造反派管起监狱来了？公安局的人呢？

中央明确下文件支持湖南造反派后，因湖南的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人员大多是反对造反派的，加之，当时中央文革又多次说要「砸烂公检法」，所以，公检法机关短时期内成为了真空地带。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小组）与解放军四十七军，为加强对长沙市社会上武装人员的掌握和控制，决定将「正统」的各造反派组织的武装人员一律整编，统一在一个名为「长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准军事组织中，由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直接领导。同时，对那些没有能编入「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武装分子，则进行清理和收缴枪支弹药。由于省革筹小组中，工联、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大造反组织的头头，都已占有席位，并且占革筹小组成员的很大部分，因而，他们对于这个以「文攻武卫」名义，保留各大造反组织的武装，而同时扫荡社会上那些杂七杂八打着造反旗号组织的武装力量的计划，非常热心。很快，「长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就宣告成立，各大造反组织的武装力量经过一番清点造册，便也很快编入了「文攻武卫」系列。

我们青年近卫军理所当然的也属于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成员。但是，直接指挥我们的，却仍是总部的头头。不过，总部的头头也参入「文攻武卫」的领导机构，并参入制订和执行「文攻武卫」布置的计划、行动。

八月下旬，有一天夜晚，我们总部的武装人员突然被奉命紧急集合，总部一个姓罗的头头是召集者。他说：社会上有一个叫「八二六造反纵队」的组织，其成员全部是一个劳教单位跑出来的、有各种偷扒犯罪前科的劳教人员。本来，他们正在那儿接受处罚和改造教育，但，现在「公、检、法」的机构基本瘫痪，于是他们便趁机逃了出来，还夺取了枪支弹药，组成了这个「八二六造反纵队」，以「造反派」名义在社会上趁机打劫，胡作非为。因此，长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决定将其扫荡摧毁，具体执行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听到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振奋，觉得这任务不错，既可以去抖一抖威风，甚至过过枪瘾，又为自己是在执行一种自认为崇高的使命而高兴。本来，对社会上一些流里流气的人，都挎上了枪，佩上了造反袖章，我们心里本就不舒服，觉得这一来，连自己也被那班家伙玷污，现在，有机会去干他一家伙，实在是大好事。

「八二六造反纵队」的人并不多，只有五、六十个人。不过，他们的武器却不差，据侦察来的情报得知，他们每人除了配备了长、短枪以外，还有几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甚至，还有火箭筒，六〇炮，只不过，这火箭筒、六〇炮他们会不会使用，还不清楚。

午夜二点，我们一百多人，分乘几辆汽车，悄悄来到「八二六」所驻扎的市水电局招待所。一下车，就又悄悄摸了进去，对付这一类人，根本不用什么军事上的包围战术，冲进去就行。

「八二六」本还是放了二个哨兵，在大门口传达室值班。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半夜三更会有人来收拾他们的，摆上二个哨兵，也许纯粹是一种从电影上搬来的模仿。此刻那二个哨兵早已呼呼入睡，靠在两个竹睡椅上鼾声扑扑。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便将那两个哨兵解决，使他们在迷迷糊糊时就当了俘虏。

前后不用一刻钟，「八二六」的人便全部被我们活捉。他们的头头，搂着一个年轻姑娘，赤条条地睡得正香，被我们的人，一顿枪托，打得他猛跳起来，还不等他清醒，一根绳索便将他结结实实给捆紧了。

基本没开什么枪，「战斗」就结束了，五、六十个「俘虏」，经过粗粗甄别，将不是劳教人员的十多名其他人，予以释放了，剩下的四十多名「八二六」组织人员，则一律给绑了双手。所缴获的一百多枝崭新的长、短枪、机枪，还真有火箭筒、小钢炮。这一大堆战利品，使我们大伙高兴得合不上嘴。尤其，还发现了十几箱「光荣」牌香烟，更使那些吸烟的伙伴们乐呵呵的。罗头头当场作主给每人发了五包香烟，以示犒赏，剩余的则运回总部。我不抽烟，但也给发了五包，小刘是根烟枪，我便送给了他。

那些缴获的武器，谁先拿着了，就可以归谁，剩下的才缴给总部。然而，大家手里都有枪，而且都还是新的，因而也没有换的价值，只是，都想弄枝手枪玩玩。可是，手枪只有十来枝，早已被分光。我在那堆武器里翻了一阵，始终没看到手枪，也就死心了。

这四十多个「俘虏」，关到那儿去呢？

有人说，关什么？每人狠狠地打一顿，放了算，不然，关着他们，还得给他们饭吃，花不来。

罗头头却胸有成竹，他微微一笑，命令汽车启动，出发，让大家乘的汽车和押着俘虏的汽车都紧跟上他的车。

在夜幕下转了一阵，车队在一堵高墙前停下了。罗头头下了车，朝高墙下那扇大门走去。我们隐隐约约看见，那大门边，站着几个解放军，但可不是徒手，他们手中握了枪。

这是到了哪里？谁都不熟悉。

大家纷纷猜测，有人说，这是一个军事仓库，可能是把「八二六」的人都关到这儿；还有人说，这是四十七军的司令部，不然，其他地方的解放军都是徒手，这儿的解放军却能握枪站哨？

罗头头一会儿就返回了。他一上车，车队就又启动，一辆接一辆驶进了那大门、那高墙内。很快，汽车又停下，我们都奉命下了车，「俘虏」也全被押了下来。

我跳下车一看，这儿倒宽敞，可以停十多辆汽车，但，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到处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罗头头跑来找我，交给我一个任务。

原来，此地是长沙市公安局的看守所！一座专门关押待审人犯的监狱，一个大家都听说过，然而鲜能有机会目睹过的地方，即那时长沙市老百姓常说的「四科」。为什么叫「四科」？我原来也不明白，到这儿后才知道，所谓「四科」，就是市公安局预审科，以前这预审科被排为市局第四科，因此，「四科」便成了预审科的代称；而这看守所当时可能归预审科管辖，所以，外面的人便又将此地称做「四科」了。

罗头头告诉我，根据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计划，我们解决了「八二六」之后，决不能将他们又放走，而是先将他们关在这个看守所，待那劳教单位秩序恢复后，再转押过去。但是，这个看守所，因为公安看守人员大都是「高司」派的，「高司」派一垮台，他们害怕遭到造反派的报复，便早已弃「所」而逃跑，只剩下二个老看守坚守岗位。为此，四十七军便派了一个排的解放军。荷枪实弹接管了这儿。然而，手持武器的解放军，难免和有可能来这儿的群众组织发生矛盾，而解放军手中的枪，依然基本只能是聋子的耳朵，做做样子，却仍不能随便开枪的，一旦有群众抢枪，他们还得让人抢，还得要保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作风。所以省革筹小组便让长沙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调一支武装力量，来协助解放军守卫这个看守所。现在，我们又抓捕了这么多外逃的劳教人员即「八二六」的人，给关到这儿，一下子增加看守所很大的安全压力，因此，要由我们青年近卫军担负这儿的守卫，更是没有话说了。

罗头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带十几个弟兄，来这儿当警卫，让我做一名「监狱长」。

「要干多久？」我问。

「到时候会有人来接班的。」罗头头说。

这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给我们以极大的新鲜感。把「八二六」的人全关进了监狱后，我便在高墙内到处看看。监狱，这就是人们所讲的「牢房」，我想。一讲起牢房，人们心里就要打颤：可怕的地方！一个千万去不得的地方！而此刻，我却来到了这里。不过，我不是被人捕进来的，相反，我倒是捉了人进来的。而且，我一下子还成了这儿的大半个主人，那些解放军，只负责看守所的警卫，负责别让剩下关着的犯人或人犯打洞翻墙越狱跑了，其余的事，什么提审、训话啰，如何管理这看守所啰，统统是不关他们的事。而且，凡外面有人要进来，不管是送犯人或送莫名其妙的「俘虏」来，不管是因好奇想来参观或真的是要办什么公事，总之，一切想要跨进大门地面上那道白色碎瓷做的警戒线，都得经过我的同意。解放军战士忠于他们的本职，在部队他们服从上级首长的命令，在地方，则服从地方首长的安排。此时，我成了看守所的「地方首长」，因而，受到了他们的尊重。

我们一驻下来，解放军那方面负责的是一个姓贺的副排长，他主动找了我们，自我介绍的，并说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首先，他以先来者的身份，给我们安排解决了住宿与吃饭两大关键性问题。吃，就在看守所食堂，公安看守干部都跑了，食堂的炊事员却留下来了，大概，炊事员知道，无论是谁来了，都离不开他们，谁也都会欢迎他们。另外解放军也有做饭的，合在一起。所以，根本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我们十几个人加进来，也无非是多蒸几钵子饭，早上酸菜汤里多舀几勺水就够了，有吃就行，我们不挑剔。但是，我们没有钱粮交，即算有，我们谁也不会交，解放军吃饭有国家负责，难道我们现在干这种事，吃饭还得自己掏腰包？不沾国家的便宜，不去发不义横财，但，也总不能让自己吃亏，尤其，我们没有多少本钱可以吃得起亏。我那时还是一个学徒工，每月只领得二十块钱工资；而还有几个弟兄，是中学生，平日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在家还得吃父母的。这些饭菜伙食费，让总部也好，省革筹小组也好，或者就是国家也好，总之，由他们去负担吧，我们不管，不掏。

这问题，不用打招呼不用说明，弟兄们都心照不宣。饿了，进食堂去领饭领菜。不说「买」，而说「领」，这微妙的中国汉语，一下子将事情的性质分得清清楚楚。我不晓得是谁最先发明使用这个「领」字的，反正，我们运用它，都十分得心应手。

睡觉，是一排平房，有七、八间房子，水泥地面空空的，只有总共二、三张旧办公桌，椅子都没有，更没有什么床铺了。看守所那个没有跑的老看守告诉我，这里本是提审犯人的办公室，本来还有一些椅子，还有桌子，但让人给搬走作别的用去了。我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多审讯室，电影里看那国民党监狱里审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就只是一间审讯室，只是多了些老虎凳之类。老看守回答说，这里是供外单位，例如法院、检察院或企业单位保卫部门，来办案提审犯人用的，公安局自己的审讯室，除了预审科的，都不在这里，而在各分局。他还说，看守所的责任，就像是个仓库，犯人就是仓库里的货，这些货并不是看守所自己的，而是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或其他有权送「货」存「货」的单位的。看守所，就是「看住」「守住」「锁（所）住」。我觉得这话挺有意思，哈哈大笑。然而，那个老看守，却始终脸上没出现过笑容，一直漠然得很，但，有时，却显出一点慈祥神态。

解放军贺副排长给我们弄来了十几铺草席，还有几块竹板床。我们将这些东西，往地上一铺，行了，睡觉问题便全部解决。七月流火，八月酷暑，有铺席子便不愁没办法睡觉。

吃、睡问题弄妥，接下来总得做点事。

我很高兴，在这个本来令人恐惧害怕的地方，我却成了主宰者。二月份湘江风雷遭镇压那阵，我常常觉得，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被捉住关进监牢里去。上街去闹时，以为自己是胆大包天，但每当寂静之时，监牢，常常会像一个阴影，沉沉地闪现在自己的脑海中。那阵，我常常感到，造反，继续造下去，说不定，明天就会走上通向监牢之路。

现在，我真的来到了长沙市闻名的监牢。不过，心境却没有那种梦魔般的痛苦，相反，我很觉得荣幸。

老看守告诉说，他现在最头痛的，是开门给监房内的人犯送饭时，那些人犯气焰之嚣张，使他担心不已，个人的安全倒没什么，就是怕人犯们乘机暴动冲出来跑掉。前一段，解放军还没来得及到来时，就已冲出门跑掉了一些，看守所只有二个看守了，他们弹压不住。

我问：「犯人们怎么这么大胆？难道他们已晓得外面的情况？」

老看守说，「哎，怎么不知道咯！早一晌关进了那么多『湘江风雷』的人，高墙外，造反派的宣传车又天天在广播，骂军区骂『公检法』，这一来，咯些人犯跟着什么都明白了，胆子也都大起来了。还不是，也就跟着造起反来了。」

「他们不是造反，是翻天。」我纠正说。

「对、对，这些人犯是真想翻天哩。」老看守连忙也纠正说。

「昨天，你们又关进几十个人来，这些新来的人，对社会上的事都晓得，肯定会闹事的，你们可得有准备咯。」老看守掏出一张纸条，慢腾腾地说，然后，又掏出一个铁扁盒，里面装着烟丝，他熟练地用纸条卷着一撮烟丝，卷成了一枝喇叭筒状的烟，看也不看我，就只顾眨吧眨吧吞云吐雾了。

我想，这事是得当心点。

「他们怕不怕解放军？」我又问。

老看守眯着眼，吞吐了一口白雾般的烟，才缓缓地说：「如果关的都是犯人呢，不用解放军进去，我都可以镇住。但是，现在，里面人犯很复杂，又都清楚社会上的事，他只要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冤枉，是文化革命问题关进来的，那解放军就冒（没）得办法了，不晓得该不该动用专政措施。那些人犯也晓得解放军有政策，对群众要『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所以，他们就借机敢嚣张，实际上，解放军一时哪里又分得清，哪个人犯是刑事犯，哪个人犯是运动犯、是群众啰。」

难怪文攻武卫指挥部要调人来守这里，我想。

我决定来个下马威，整治整治，以保证我们在此看守任务的顺利，不致出什么事。

中午，开饭时，我带几个人，荷枪实弹，陪着老看守进入监房大院。

监房大院内很宽敞，几排监房组成一个长方形口字，三方是监房，一间连一间，一方是入口，中间则是一个大草坪。入口处有两扇门，靠外的是铁栏杆内，靠里的是木门。

为防万一，我让我们全部的两挺轻机枪，架在外面铁门前，派四个人卧地作好开枪准备，一旦人犯暴动冲出来了，就开枪。

「在咯里打死人我们冒（没）得责任吧？」一个还是中学生伙伴问我。

「打死越狱的犯人，有什么责任！还要表扬你哩。」我信口答道，「千万要小心，犯人一冲出来，可就凶啦，莫大意啦。」

「怕他个卵，老子有枪，出来就打！」

「只要机关枪一响，保证犯人们就要缩进去。」

「可不可以丢手榴弹？」

「丢什么手榴弹？机枪、冲锋枪就是可以了。」

「⋯⋯」

几个伙伴们七嘴八舌，讨论「作战」方案。

我对他们守住这个唯一的口子，很有信心。只要这点保证了，我们到里面去，就更不用担心，一个犯人也跑不掉的。

不过，开枪打死了犯人，我们到底有没有责任呢？虽然我斩钉截铁答复了那个中学生，但自己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底，唯一感到的是，打死犯人和打死一般其他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但这区别到底有多大呢？是不是大到足可以让我们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后果呢？

我决定请教那老看守，他肯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清二楚。

不过，得拐个弯问他，不能直接问。毕竟他是一个「公检法」，听他口气就知道，他并不支持造反派，而倾向保守派，他之所以没跑掉，能留下来，并不是欢迎我们，而是出于他强烈的职业责任感。我若明摆摆向他讨教，一则他难保不做出一副傲视我的大架子样子，二则，他说不定还会「当」（骗）我们，使我们做出越轨的事。

也许我的担心是过分，但稳当一点为好。

我假作闲聊，问老看守，以前这儿是否逃跑过犯人？平日那些公安武装是怎么制止这类事？公安武装如何追捕跑的犯人⋯⋯

老看守很好，他一一在那些故事中，将政策、界限讲得清清楚楚的。

这样，我相信，犯人若越过了铁门外那条白色的警戒线，将其击毙，我们不会有责任。虽然还要有先对天鸣枪警告和第一枪不能打犯人要害部位等程序，但在此非常时期，制止犯人越狱，是一切问题的核心，程序问题可以淡化。

于是，我将那道白色警戒线的要害意义等，向弟兄们讲了，让他们掌握开枪与否的政策界限。

老看守捏着一串叮当直响的钥匙，走进了监房大院，我则与五、六个弟兄，紧握武器，随着跟了进去。

在第一个监房门，我们都停下。

盛着人犯饭菜的木桶早已摆在监房门口，老看守熟练的一下子打开门上的铁锁，并微微推开了一扇门。

门却突然被里面的人猛地全拉开，几个一色留着青皮光头，面容如白纸的男人犯，站立在门口。

我们几个弟兄连忙将枪口对准了监房门口。

大概，看到我们虽然穿着军装，但并没有帽徽，却佩着红袖章，监房内的犯人一下子呆住了，只管直盯盯的看着我们。

「快，端饭进去！」老看守朝监房内喝道。

这才出来两个人犯，一老一少，在门口一边端木桶，一边却偏着头看我们几个。

「是红卫兵！」那个老人犯顿时面带诌媚般的微笑，他端着饭桶进去时，竟大声说道。

监房里顿时出现了一阵喧哗。

老看守等那两个犯人一进去，便迅速地「啪」地一下，关上了监门，并飞快地栓上、锁上。

我们就这样，跟着老看守，一间监房接一监房，开门，让里面的人犯出来端饭，然后，又关门、锁门。有些监房门一打开时，会窜上五、六个凶气横溢的人犯，大概想要有什么动作，但一看见门口不仅仅是老看守，还多了几杆带着寒光闪闪刺刀的枪，多了几个穿军装的我们，他们便顿时凶气一挫，乖乖地退进了监房。

轮到关「八二六」那些人的监号，我们愈加小心，几个人先成扇形散开，用枪口对准监门，作好随时开枪的准备，我才让老看守去打开监门，叫里面的人出来端饭。

老看守把门打开时，我非常紧张，紧握手中的步枪，指头就放在了扳机上，一旦有什么不轨事件发生，下意识地会扣动板机。

幸好，一切平安，「八二六」的人大概早就受到过蹲牢房的训练，而在社会上混时，又知道青年近卫军不好惹，所以，三个专关他们的监号，竟都平平静静地领了饭端进去，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

全部让各监号开门领了饭菜后，老看守脸上显出了一点点笑影。我问他，平时监房里就是这样吗？他说，今天秩序不错。再没有多话，他就自顾自地又掏烟丝，卷他那呛人的喇叭筒。

我想，这里的情况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顿时，我觉得全身绷紧的肌肉，都松弛下来，一阵舒适的轻快感，油然而生。

不料，下午，监房里却出了事。

监房内的人犯，不知是谁领头组织，突然唱起歌，喊起口号来。

他们唱的是我们造反派常唱的毛泽东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还有「团结就是力量」那支歌。唱一遍歌，就跟着喊一阵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等等，然后就是：「我们受了迫害！我们要平反！我们要自由⋯⋯」

这些歌，这些口号，本不足为怪，我们自己就不知唱了多少遍，喊过多少回，然而，我想，此刻从关在大牢里的犯人唱出，喊出来，就显得特别滑稽，不伦不类了。

这些人犯怎么会这样呢？

我马上明白了，这里，在二月份，关押过上百的「湘江风雷」造反派，那时，我们就常常听说，他们曾在监牢里唱歌、喊口号，尤其是高墙外来了造反派的广播宣传车，那高音喇叭一叫时，监房里就唱得更欢，喊得更勤了。想不到，被关押的造反派获释出去后，这「革命传统」却留了下来，留给了真正该关该押的刑事罪犯们。

我跑进监房大院，只见那歌声、口号声，从一间又一间的监号内传出，此起彼伏，真有一种轰轰烈烈的味道。

老看守跟了进来，大概，他怕我会因此而有什么举动，便在我身边谈谈地说：「莫理他，他们天天都要来咯一套。」

犯人唱唱歌，我本也无所谓，人都关起来了，只能在那二十多个平方的小天地里生活，确实令人烦躁，他们爱唱爱闹就让他们唱吧、闹吧。但，我气愤地是，这些家伙怎么能唱「造反有理」！怎么能唱「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刘小奇！」这类口号呢？！这岂不是将我们造反派贬到他们这些刑事犯罪分子的位置？！这些歌，这些口号，岂是他们这些人唱的、喊的？！尤其，现在这个看守所在由我们来「看守」时，这些家伙公然还这样嚣张，岂不是向我们示威？！

我双手叉腰，瞪眼朝那唱歌喊口号的监号一一扫去，心里则在考虑，要不要制止这种近似滑稽，又近似示威的声音。

我自言自语：这些歌，岂是你们这班犯人唱的！

老看守叭了一口烟，仍淡淡地说：按监规，什么歌他们都不能唱。

我连忙问他「哦，有这个规定？」

老看守说：咯是起码的监规，不然，这么乱轰轰，还能叫监狱？

我顿时打定了注意。

「不过，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老看守说完，又自顾自猛吸他的喇叭筒。

我说，这不关文化大革命的事，中央也没允许犯人可以搞文化大革命，既然早有监规，就要按规定办。

老看守望了我一眼，没有吭声，仍只自顾吸烟。

「等我来办！」我说。说完，我就转身朝监房大院内外走去，我要召集弟兄们进来。

「老弟，莫性躁，多想想办法⋯⋯」老看守在我背后，忽然大声说。

「我晓得。」我头也不回，答道。

有些伙伴进城上街去了，能召集到的只有七、八个兄弟。解放军贺副排长也不在，但听说我要来制止监号里那闹哄哄的歌声、口号声，三个不值勤正闲着的解放军战士，也跟着我来了，不过，他们没拿枪。

老看守也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十来个人，分两批，依监号一间间各自去制止。哪一间还在唱歌、喊口号，我们就敲门，大声喝令里面的人犯停止。有几间监号，我们一敲门，一喊，里面就不吭声了。但有的监号，我们怎么喊，怎么敲门，里面都还是有人在唱在喊，只到我们猛地打开监门，人犯们才乖乖地闭上嘴。

我们一边制止人犯唱歌喊口号，一边向他们颁布今后不许再唱歌喊口号的规定，并说，谁违反了，我们将会不客气地惩罚谁。

很快，歌声口号声全部被制住，监房大院内又呈现一派常有的寂静，空荡荡的大院内，只偶尔回响着我们这些人的说话声。

我很高兴，甚至很得意起来，老看守不是说原来天天都会出现这唱歌喊口号的闹哄哄局面吗？现在怎么样？不到三十分钟，便被我们成功地制止，闹哄哄已变为了鸦雀无声。

那几个解放军战士，也夸赞我们说：还是你们造反派厉害，我们原来也喊过，他们就是不听，而你们一喊，他们就害怕了，不敢唱了。

为什么？

这夸奖，并不会使我飘飘然。在这点上，我倒还冷静：不是解放军不行，而是他们不能来「真的」，有政策束缚了他们，而我们，为所欲为，无所顾及，只要自认为目的纯洁正确，就敢打敢骂，还敢开枪，犯人们能不怕吗？

就在我以为大功告成，「班师回朝」，与大伙一块正准备跨出铁门，走出监房大院时，里面却又传来了「造反有理」的歌声，而且，声音很浑厚、宏亮，一下子又打破了监房大院的静寂的氛围。

哪个王八蛋，这么大胆？我一下怒火冲胸。

我马上带着大伙又返回监房大院内。

歌声是从17号监房传出来的，还好，其他监号还雅雀无声，不过，每个监号上方的那两个小铁栏窗前，都布满了一张张白哲面孔。我知道，不把17号监房的「火」扑下去，不一会，在全监房大院又会「燎原」起来的。

敲17号监号的门，大声喝令他们，都没有效果，「造反有理」还在一遍又一遍，越来越有劲。

我让老看守打开监门。

门一开，歌声倒嘎然一下停止了。

监房里十几个青皮光头，因为天热，而几乎赤裸着上部，全身肌肤灰白的人犯，呆呆地望着我们，坐的、站的都有，不动，也不吭声。

我们十来个人，七、八杆枪堵了监房门口。

我大声问：「刚才，是谁领头唱的？」

人犯们互相看了看，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增强了语气的威严，又喝问：「是谁领头唱的歌？有种，给老子站起来！」

一个身躯鼓鼓敦敦，脸形方阔，约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犯，终于用不大的声音答话：「是我唱的。」

站在我身边的老看守悄悄对我说：他是犯的流案。

流案？什么流案？！

后来，我才懂，「流案」，就是强奸之类流氓犯罪案的简称。老看守说的是他们公安干警术语，他告诉我，那个方脸青年人犯的案情，大概是让我掌握对方的身份、特点，以便决定我的攻击方法。其实，这些我根本不予考虑，随他对方是什么角色，我只想着达到目的，应该采用什么手段。而老看守呢？他冲口而出的提醒，大概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职业本能吧。

我装出一副恶狠狠神气，问那方脸人犯：「你为什么要唱歌？！」

方脸人犯说：「唱唱歌，又不犯法，又冒（没）唱反动歌、黄色歌。」

这家伙又恢复了唱歌时那阵的嚣张劲。

我说：「毛主席语录歌，是你们唱的吗？」

方脸马上反驳：「对毛主席语录歌，你敢反对不让人唱吗？」

这家伙，肯定是没关进来多久，单位上、社会上的那些禁忌，他都晓得，抠人也厉害。我咬着牙暗暗打量他。

「你们是犯人，不能唱歌，这是规定！」我不同他讨论什么歌可以唱或不能唱的问题，硬梆梆丢给他一道命令。

「我们唱语录歌，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不违反监规。」方脸人犯脸上竟然露出得意的神色说。

我吼道：「你别跟我嚼舌头，再一次告诉你，在这里唱歌，就是违反监规！」

方脸人犯却甩给我一副傲然模样，还将头一偏，振振有词：「谁也不能剥夺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权利。」

这家伙显然真忘记了这不是在外面社会上，不是在他原来所在的单位里，而是在监牢中！

他妈的，我同他啰嗦什么，这又不是在外面搞辩论。我猛然想起。

我指着他，喝道：你出来！

「摆事实，讲道理，我出去干什么？！」方脸人犯居然敢顶撞。

我让三个弟兄，冲进去拖他出来。当然，也让进去的弟兄，先将手中的枪，交给那几个解放军战士，徒手进去拖，免得进去后让里面的犯人将枪给抢了。

三个强壮的弟兄，冲进去二话没说，抓住那个方脸人犯就往外拖。

里面有几个人犯却在一旁鼓噪喊：「不要打人啰，要讲道理啰！」

「喊什么！谁喊，也将他一起抓出来！」我连忙用手着那几个鼓噪起哄的人犯，大声喝道。

这些人毕竟不是外面闹文革的群众，而是有罪案在身的人犯，我一吓，他们便又乖乖闭住了嘴。

我命令那几个弟兄，将方脸人犯押到监房大院草坪中央，迫使他跪下，以让有所监号的人犯，都能从那各自监房的小铁栏窗中看到。

我问老看守：「有绳子吗？」

我想五花大绑捆起这个气焰嚣张的方脸人犯。

「有手铐。」老看守平静地说。

「手铐？更好。」

这手铐却远没有电影里警察常用的那种漂亮潇洒，没有光亮，只有二个灰黑的铁圈，没有上铐时那优美的「喀嚓」声，只有一把弹珠锁挂在上面。老看守解释说，这叫土铐，看守所没有必要用那精致的「洋手铐」。

土手铐却非常厉害，一铐住那方脸人犯的双手，他的双掌就再不能动弹。

但，那个方脸人犯却并没因此而老实起来，相反，他大叫大嚷：「我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们为什么铐我！我抗议！抗议！！喂，大家来看呀，他们不让我学毛主席著作呀，还迫害我呀⋯⋯」

方脸人犯的叫喊声，震动了整个监房大院。

我们一个弟兄，用枪托朝那方脸人犯背上，就是一下，并对他喝道：「你叫，你叫，打死你这个臭流氓！」

方脸人犯被枪托打得朝前一扑，但他仍不收敛，扑在草地上，却敞开了更大的喉咙喊叫：「打人啦，打人啦！要文斗，不要武斗，咯些人对我搞武斗啦！大家都看呀，他们不按『十六条』办事⋯⋯」

看这家伙哇啦哇啦，没一点认输的样子，我顿时气冲牛斗，冲上前去，哗拉一声，将手中的步枪推上膛，枪口指着那个方脸人犯的脸。大吼道：「闭住你的口，不然，老子一枪打死你！」

老看守连忙追过来，到我身边，扯了扯我的衣袖，并用手掌朝我左右晃了晃。

他的意思，我明白：不能开枪打犯人。

我心里有数，子弹虽「哗啦」响着上了膛，但扳机保险却给关上了，我是要吓吓这个犯人。

恐吓战术并没有成功，大概，躺在地上的方脸人犯看到了老看守朝我摆手，他料到我不敢开枪。因而，他在停息了片刻后，又大喊大叫起来：「救命啊！他们要杀人了啦⋯⋯」

我气得要死，这家伙怎么这样顽抗、嚣张？

突然，我记起有次海司令对我们说过：对那些冒充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二流子，不要同他们讲什么道理，他若服道理，就不会冒充我们青年近卫军去做坏事！对他们这号人，只有打！真正的打，让他们皮肉受些痛苦，才能解决问题。

我想，眼前这个家伙，显然，也不是位可以用道理降服他的主儿；看来，也得用海司令说的办法。

我便叫几个弟兄，用力按住扑睡在地上的方脸人犯，然后，由另外二个弟兄，解下他们的帆布军用皮带，朝方脸人犯只穿一条短裤，而裸着的背上、腰上和屁股上，一顿猛抽。

方脸人犯被打得只有哇哇叫了，他的背上陡然出现一条条红色伤痕。

我们那两个弟兄一边抽打他，一边大声骂道：「打死你这个牛鬼蛇神！臭流氓！看你还闹不闹！」

一会儿，方脸人犯就求饶了：「我不敢了，我不闹了，求你们莫打了啰⋯⋯」

毕竟，他还是晓得皮肉的痛苦不好受。

我非让他认输不可，不然，这看守所的看守任务，不知会有好多麻烦事冒出来。此刻，我知道，监房大院内每一个监号的小铁栏窗上，有无数正在注视的眼睛，在静静观察事情的发展，以决定他们以后该怎么办。

我让人将方脸人犯提起来，叫他仍跪着。此时，他的脸上已没有了一丝神气的影子，而只有显著恐惧的抽搐。

老看守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不动手也不吭声，但我注意到，他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

方脸人犯哆哆嗦嗦开始了检讨和保证：「我唱歌，是违反了⋯⋯监规，今后，保证，不再唱了。」

这家伙今日总算领教了，监狱里面不是个可以搞辩论显示嘴皮水平的地方。大概，犯流氓案前，在社会上他是个能说会道的歪才。而前段，看守所没有人管他，连解放军也只是劝一劝、吓一吓他而已，使他胆子大起来，得意而忘形了，然而，只要跟他来一顿「真的」，一阵军用皮带的抽打，却也就能克住他。

我已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没有必要再理会其他人犯，方脸人犯手上的铁铐，我也让人给他松开取下，只要他认输了，就不想再为难他，他已一身青红紫绿的伤痕，再让他仍铐住双手，似觉过份。再说，铐住双手，他怎么吃饭，大小便呢？

这场风波终于让我们用「武斗」方式，给镇压下去了。

走出监房大院时，那几个解放军战士都笑着对我说：三句好话，顶不上一马棒！还是你们造反派本事高些，一顿打，就解决问题。

我也笑着对他们说：这叫各尽所能。你们会干的事，我们不会干，你们不能干的事，我们却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干上，没有人来捆住我们的手脚和思想的。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自那以后，监房大院内便平静了，没有了喧哗，更没有了歌声，一走进监房大院的铁门，只见绿茸茸的大草坪，偌大的大院内，鸦雀无声，安静极了，如果是一个不知情的人进得大门，他决不会相信，这静悄悄的大院内竟关押着一、二百个犯人。

每天开饭之时，我仍派几个弟兄陪着老看守进去，以防不测。但事实上，已安全得很，顺利得很。以至，大家都觉得腻了，甚至，还盼望起那个监号内能有人出来捣乱，使大家有点事可干，但，没有犯人冒这个险。

除了警卫送饭，晚上轮流值勤，陪解放军站岗以外，没有其他事可做。老看守说，以往，每天都有公安局的、法院的或检察院的人，来提审犯人，监号的门，一天至少要响上十次，而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公、检、法机关又都垮了，便没有人再来提审犯人，看守所的任务，实际简单多了，每天就是送送饭、锁锁门而已，当然，只要犯人不闹事。

现在，回想这件在看守所毒打那个方脸人犯的事，按现代文明观念，我们那样做是错误的，是违反人权，然而，当时既没有这方面的理念，也确因情况实在太特殊了，我们犯错，实难避免。

有天，我同老看守站在监房大院的草坪中，闲着而瞎聊。

我问他，这看守所里面关着的人，会不会也有确属搞错了受了冤枉的？就像在外面单位上，出现的那种将好端端的群众给打成了「反革命」的事一样。

老看守看了我一眼，说：难说。

我突发奇想，便对他说：我们反正没有多少事，你看我们能不能将这些犯人一个个都仔细审查一遍，将那些确是受了冤枉的人甄别出来，为他们平反，再请示省革筹小组，释放了他们？

老看守却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好半天没吭声，最后才说：老弟，你有那份能耐？

我连忙说：我们反正呆在这儿事也不多，你牵头，我让弟兄们，包括我自己，全听你指挥，还有那些解放军，全上阵，一个个来清理，好不好？

老看守却奇怪地笑笑，说：老弟，不要说是你，是我，就是你们再加上几百人都来，这个甄别都难于做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犯了法的人，从我们这个地方想要出去，难！但是，你们却不晓得，一个人要进这儿，也难！为什么？你知道一个人被抓进来时，要经过多少人的工作，经过多少人的手啊！光是审讯材料，一个人犯就有一大迭，有的甚至有尺把厚。仅仅是看材料熟悉案情，这里面的二百多号人，就能将你们这班弟兄搞晕⋯⋯

一听这内行话，我就知道自己刚才在发梦了，赶紧打住这话题。

这样搞了六、七天，我们全腻了；刚进看守所时的那种新鲜感好奇心，全部都消失了。平平静静单调乏味的看守警卫生活，使我们呆不下去了。几个弟兄都找了我，要我向总部提出换班，否则，他们会自行不干了。实际上，已有两个弟兄，都是中学生，不等我答应，便不辞而别，出去后不再回来。

我托人给总部去了两次口信，罗头头要我耐心守二、三天，说马上就调人来换防。

大约守到第九天晚上，总算来了一拨人，奉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命令替换我们。谢天谢地，我们倒像是犯人被解脱一样高兴，乐呵呵地将一床床草席子移交给他们。

接防的不是青年近卫军的人，全是「工联」组织的，一色蓝工作服，他们见我们全是身着军装，很有些羡慕。但，此时，他们像我们初来时一样，对自己能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充满了很高的新鲜感和热情，很高兴地规规矩矩地听任我带他们到各处察看，交待守卫任务。

我们脱了身，看着「工联」那些人欢欣的神气，我心里却笑道：只要里面没有犯人再闹事，不用三、五天，你们就会不想干了的。

当晚，我们便乘总部派来的汽车，离开了公安局看守所，那个令人好奇却不能久呆的地方。

我望着夜幕下愈来愈远的监狱高墙，默默地在心里说：再见，「四科」——看守所！

大概不该说「再见」！

十年后，造反派大倒其霉的一九七七年，我真的「再见」了它，这长沙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不过，这第二次进入看守所，我不仅没有了新鲜、好奇感，而且，我已没有了自由。我不再是一时大权在握的「看守所长」，相反，在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运动中，成了市委下文件批示「拘留审查」、让两个警察押着关进来的「清查对象」。旧地重游，景色依旧，却心情迥异，待遇反差，令我百感滋生。

第一次，我在这看守所当了八、九天「主人」。

第二次，我却在这里当了二十个月的「人犯」。

人生如梦，漫漫长路，起伏总不平，实在不能由我自己。

捏着一串钥匙，让我们握枪陪着警卫去开监房门的老看守，在我第二次光顾他的工作单位时，他仍在那儿，并且是真正的经过任命的看守所的一个副所长了。不过，他没能在一大批被关进来的造反派中认出我。毕竟，事隔近十年，他也不会想要从我的脸上，去搜寻当年那个还充满稚气的十八岁青年的影子。

我也不想对他重翻那有过的一页。只是隐隐觉得，人生，真有一些奇妙之处。

第十七章　交枪与收枪

那么多武器落在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手中，后来是怎么解决了的呢？

至少在湖南，是中央的一纸「九・五」命令的文件，便搞定了，基本将那些武器收缴回军事机关。对此，有些读者可能觉得似乎不可能？可能觉得那些个造反派草头王们应没那么听话？然而，你只要弄清造反派其实并无真正独立性的本质，就会明白最终要缴枪，是一种必然。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小组）成立不到一个月，中央便发出了「九・五」交枪命令。这个以「命令」为称呼的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共同签署的，口气相当硬，要各派群众组织将一切已掌握的军用物资，包括枪支弹药，全部予以封存，限期上缴给当地军事机关。

然而，当时手握枪支的造反派，却并没将这个「命令」放在心上。因为，大家觉得，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发了那么多文件，有通令、有决定，但执不执行，特别是按不按期执行，都好像无所谓，「法不罚众」这个词，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但这词的意思，大家都相信。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枪，真能做到「限期上缴」吗？

在两派还在进行激烈的派战武斗的地方，例如，那「天下已定蜀未定」的四川，那正打得天昏地暗的山西，那还不断在抢夺援助越南的军用物资以装备自己派别组织的广西等地，中央的「九・五」命令，当时便只能是一纸空文，没多大效力。那些地方的造反派或保守派，派战正酣，他们恨不得还要抢夺一些军用物资才好，以加强自己派别的实力，战胜、打垮对方，此时，怎么会想什么「交枪」呢？

不过，文革造反风潮，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并异步或同一个模式。

湖南省的情况是，两派大战基本告一段落，造反派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并且，由中央任命的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个临时的省级权力机构已建立。而在这个临时权力机构中，造反派头头们能像省长一样发号施令的初步尝试，便足使他们陶醉不已了。因此，消除混乱，建立秩序，便成了造反派头头们此时的心愿。而中央「九・五」命令，限期收缴群众手中的枪支，这一举措，正符合了造反派头头们借此消除混乱、建立秩序和稳定社会的心思。因此，进入了省革筹小组的造反派各大组织的头头们，都赞成执行这项收枪命令，以铲除社会上「有枪便是草头王」那邪风的物质基础。于是，得到各大造反派组织头头支持的省革筹小组与解放军四十七军军部，便依据「九・五」命令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全部收缴老百姓手里的军用物资，特别是收缴枪支弹药方案与措施的步骤。首先，将各大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整编到各地市统一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并将「文攻武卫指挥部」武装人员的枪支弹药，予以登记注册，持枪者发给一张由省革筹小组认可的「持枪证」。然后，由「文攻武卫」人员出面，收缴那些没有握有「持枪证」的组织及其人员的枪支。最后，又宣布将「文攻武卫指挥部」解散，除另组一个以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的「市治安指挥部」可以拥有少量武器外，「文攻武卫」大部分人员的枪支，不管有否「持枪证」，也统统一律上缴。

这样，最后除由少数造反派人员组成的「治安指挥部」拥有少量并一一注册的武器，而且得以维持较长一段时外，社会上各派群众组织，包括各色「散兵游勇」、流氓阿飞之类，均可手握枪械武器的局面，便不复存在，而进入了历史。

但是，尽管有中央的「命令」，有省革筹小组和陆军四十七军的周密布置积极执行，还有各大造反组织头头的尽力支持，这个收缴枪支任务，在十月间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收枪活动后，对零星散落的大量枪支，特别是对手枪，却收缴得非常缓慢，其过程经历了几个月。

之所以要这样长的时间，是因为造反派内部出现了「要不要继续造反、继续革命」的争论，而缴不缴枪，则是这争论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一部分造反派，主要是一批思想激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不满那些进入了省革筹小组的造反派头头有着志满意得的神态，不满省革筹小组中原省委书记仍执掌大权，他们也不满「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中要有「三结合」的组成形式，而主张建立「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真正经过选举的「巴黎公社」政权形式，主张让一切「旧官僚」靠边站，不让他们进入新的权力机构，甚至，他们还试图重新评价当时中国共产党这整个组织，设想再建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长沙市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红卫兵——杨曦光，即后来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在他写的长达数万言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等大字报文章中，令人惊骇地系统地表述了这些观点。自然，这些激进的大学生、中学生红卫兵的「继续革命」思想，既不符合党中央最高统帅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战略部署，也超过了一般造反群众当时所能接受的观念范围。甚至，一些很勇敢的造反派中坚分子，也只能对这些激进的大学生、中学生红卫兵提出的口号和写出的文章，表示自己的困惑。

激进的大学生、中学生们那些「继续革命」的理论，未能获得数十万工人为主体的「工联」组织等大部分造反派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提出的旨在对抗「九・五」命令的「交枪等于自杀」的口号，却在造反派武装人员中博得了一种公开或隐蔽的共鸣。手握武器的造反派，不管他是哪个组织的，不管他具有什么样的观点，但，对于将自己手中的枪支交出来，总是很舍不得，总是很不甘心的。谁都希望自己能永久拥有一枝枪，这愿望既包含了保护自身安全的想法，更包含了种种个人的某个意愿和追求，例如，将它视为纪念品，或精巧的艺术品，或今后狩猎的工具等等。因此，即便不能完全对抗中央交枪的「九・五」命令，但，大家却总是想方没法采取「拖」的手段，能拖一天算一天，迟一天交比早一天交，心里则多舒服一天。在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实施了几个大的收枪措施后，那些零星、隐蔽的枪支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也没有人认为不交枪，就是有什么「大逆不道」的错误，反而，都认为，谁手中能继续握有枪，谁就是有「块方」（能力），而谁的枪支被收缴去，则被视为他的一件憾事。

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后，即中央「九・五」命令四个多月后，中央与中央文革的大批重要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在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四十七军军首长和造反派头头们时，不仅严厉地斥责了激进的大学生、中学生红卫兵以及他们写的文章、大字报，下令镇压由激进分子组成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而且怒气冲冲地指责了湖南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执行中央命令「手太软」，而不敢镇压「省无联」，「没有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

于是，随着「省无联」几名头头与一些激进的大学生、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被省革筹小组下令逮捕，关进了监狱，判处徒刑——包括那个写了《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文章的中学生杨曦光，他被判了十年刑。彻底搜缴枪支弹药的各项命令和措施，也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厉起来，对收枪一事已不再是缓和的「动员」，而是「通谍」了。继续拥有武器，不仅不允许，而且被宣布为一种「罪行」了。经过这一搞，枪支武器便没有公开出现在老百姓手中了，一批又一批零星被人们拥有的枪支，都限期予以收缴，没有收缴到的，大概不是被悄悄扔进了江、湖、塘、井里，便是可能被拆散破坏了。自那以后，既没有老百姓手里还可握有武器的事了（除省革筹小组特许组织的「治安指挥部」少数造反派），也没有发现在后来这么多年时间中，有刑事犯罪分子是握有文化大革命中抢夺的枪支。可见，那个「九・五」收枪命令，尽管执行缓慢，但在湖南，终究还是很有成效的。

十月间，我们青年近卫军总部武装人员全部正式被编入了新改组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序列，每人领到了一个「文攻武卫」的黄底红字袖章和一张「持枪证」。对此，我非常高兴，陡然生出不少优越感。本来，对于社会上什么人都可以拥有武器，我就很看不惯，尤其那些蓄着小胡子，穿着白球短裤，满口流里流气的家伙，居然也在腰上别着新崭崭的五・九式漂亮的手枪，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更使我气愤。但，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他是流氓阿飞？他却能掏出一个也是「造反」的袖章或红布胸章，证明他握有武器，也是合法。虽然他们自称的那些个「造反」组织名字，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实际上，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也不会去参加造反派的集会和活动。他们只是借着这个「造反」的旗号，明里能大摇大摆，暗中则可胡作非为，抢偷财物，追逐女人。因为，他们手中有了枪，干坏事更容易了。现在，如果能借「九・五」命令之威，专门缴掉那班家伙的枪，那就太好了。本来嘛，哪些个二流子，怎么能让他们也有手握武器的资格呢？！

「持枪证」和「文攻武卫」袖章发下来的当天，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上街缴枪。七、八个人或十来个人为一组，到处设关立卡，见到带武器的人，就上去盘查，如果没有「持枪证」，便予以强行收缴。

我带了七、八个弟兄，都全副武装，佩上「文攻武卫」袖章，拦住一辆路过的卡车，都乘车到城内一条繁华马路，选择一个路口，下车，然后威风凛凛地在那路口设了关卡，专门注视过路的人们中，是否带有枪支。

头一批撞进我们这个「网」里来的，是二个中学红卫兵。他们每人背着一支冲锋枪，骑着自行车，说说笑笑不知要上哪儿去，被我们拦了下来。问他们要看「持枪证」，那二个中学生傻了眼，没有。

「没收！」我下令。

两杆冲锋枪顿时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我们也是造反派⋯⋯」其中一个高个儿中学生连忙申辩，并掏出了他那个红卫兵组织的身份证件。

看那证件，发现他们的红卫兵组织是长沙市有影响的正规造反组织，不是属于乌七八糟之列。

问他们为何没有「持枪证」。

他们支吾了一阵后，说「持枪证」还没领到。

看那样子，八成这二杆枪不属于他们的组织，而可能是他们另外独自拥有的。因为，「持枪证」已统一发下，何况，早几天，总部就已开会告诫，这几天，为避免不必要麻烦，没领到「持枪证」之前，一、二个人千万不要带枪出去，否则有被其他组织收缴的可能。这个告诫，也是各大造反派组织头头联席会议上共同约定的。

「没有『持枪证』，就要收缴！」我告诉那二个中学生。

「我抗议⋯⋯」那个高个儿中学生突然大声叫嚷。

「你闹什么？！想挨打？」不等我开口，几杆带刺刀的枪便已指向了他，我们几个弟兄围着，并朝他厉声吼道。

那高个儿吓住了，不敢再吭声。

我想，这二个中学生毕竟是红卫兵，不是我们想捕获的对象，用不着太为难他们。

我对他们说，枪，暂时没收，但可以给他们开一个收条，三天之内，他们可以凭这收条和「持枪证」到青年近卫军总部领回去。

但，这二个中学生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相反，只好无可奈何怏怏而去。

以后，我们根本没再看见过他们，无疑，他们没能有「持枪证」，所以，也不敢来找我们。

首战虽然告捷，但我们几个却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们主要是想缴那些二流子的枪，而却实在不愿与真正造反派的人为难；加之，这冲锋枪，步枪什么的，我们大家都有，多弄一枝，也没有什么用。况且，「文攻武卫」指挥部规定，每个成员只能拥有一枝枪，我们就有几枝长枪，也没法藏，更没法再领「持枪证」。我们来设卡的目的，除了欲要缴掉那些不三不四家伙的枪外，每个人其实都是想趁机缴到一枝五九式之类高级手枪玩玩，而那些二流子们拥有的枪，则基本都是各色手枪。这手枪易带易藏，没有「持枪证」也不要紧，现在「九・五」命令下来，今后，想再去搞枪就不会有机会了。

我背了几个月步枪，也想弄枝手枪挎挎，不去打仗，只在街上逛逛，这手枪当然要神气些。

很快，猎物就来了。

一个剪平头蓄小胡子圆圆胖脸的青年人，手挽着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姑娘，嘻嘻哈哈走了过来，他只顾与那姑娘逗乐，压根就没注意到我们这几个穿军服、佩「文攻武卫」黄袖章的人。

那年头，男女之间手挽手或互相靠着依偎在大街上走，本来就是让人看不习惯，容易被视为「品性不正」。故而，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待他们走过我们时，突然发现，那个平头小胡子青年，在他的右腰上，竟然别着一枝手枪。

「站住！」几个弟兄同时喝道，并很快围了上去。

七、八个持枪的人迅速将平头小胡子和那个姑娘团团围住。那个姑娘顿时显得惊恐万分，小胡子也不知所措，张开嘴望着我们。

「检查！你的枪有没有『持枪证』？」我问那小胡子。

「么子『持枪证』？」小胡子莫名其妙。

不用说，这家伙不是正规造反组织的，连要发「持枪证」的事都不知道，无疑，是一个不三不四的「散兵游勇」。

他的手枪，连同枪套，系枪的皮带，统统被缴了过来。

小胡子还想挣扎，大声说：「哥儿们，我也是造反派哩，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吃自己人啰？」

他也掏出了一个红本本给我看。

那红本本里的纸卡片写着：×××，男，二十六岁，家庭成份：工人；职务：副司令；发证单位：毛泽东思想全无敌造反兵团司令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还盖了个鲜红的大印。

一看就知道，这家伙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组织的人，什么「全无敌造反兵团」！？从来没有在哪次造反派组织发表的联合声明、公告或集会参加的行列中，看到过这个组织名称。

我将红本本捏在手里，并不退还，却仍厉声问：「这个不上算，要有『持枪证』，才能佩带武器，这是省革筹小组的规定，你的『持枪证』呢？拿出来检查」。

小胡子想了想，夸张地耸了耸双肩，摊开双手，嘻皮笑脸地说：「我忘了带，哥儿们，请你们高抬贵手一次，好不好，老弟我今后再感谢你们。」

他比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其实都大一截，却自称「老弟」，真令我恶心。

「不行！没有『持枪证』，就要没收手枪！」我摇摇头，斩钉截铁告诉他。小胡子说：「何必呢？小老弟，你抬抬手，我们就是朋友了，手一拦，我们就会成仇人啰。」

我不怕他威胁，现在，没有哪个流氓阿飞王八蛋能把我们青年近卫军的人怎么样！这家伙，刚才还叫我「哥儿们」，此刻，又换了腔调：「小老弟」！哼！该给他一点硬的。

「不要啰嗦了，没有『持枪证』，就走开！不要耽误我们的工作。」我一边把他那红本本退还他，一边做出不耐烦的样子大声对他说。

小胡子好半天不吭声，只恶狠狠地盯着我，眼睛里闪着凶光。

我朝旁边的弟兄作招呼：「不要看了，大家去继续我们的工作。」

小胡子的手枪，是被我们中一个姓张的小伙子缴下来的，他喜滋滋拿着那枪，朝天晃了晃，笑嘻嘻地显得很开心。

小胡子咬着牙点着头，朝我凶狠地说：「要得，今天你们咯样做，明天，我会记得你的！」说完，他便又怒气冲冲拍了拍他身旁那姑娘，大声说：「走！今天算老子倒霉，被狗咬了。」

一听这话，一想小胡子那不甘罢休的样子，我也火了，把肩上的步枪迅速取下端着，朝那小胡子喝道：「站住！」

小胡子真的站住了。

「你刚才说什么？！」我怒问。

我们几个弟兄都围了上来，小胡子的话，大家都听到了。「我，我没讲什么呀！」小胡子一看气势不妙，便先怯了火，连忙矢口否认。

我想，一不做二不休，这家伙不教训他一顿，不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不让他晓得什么叫「害怕」，那日后，难保不被他欺负报复，虽然他那个什么鸡巴「副司令」，我不相信会有什么能耐，会有什么大靠山。

我下令，将小胡子捆起来，带回总部。卡也不设了，先治治这个小胡子，说不定，他那个什么组织里，还有一些可以缴的枪。

当晚，在总部，我们几个将小胡子一顿拳打脚踢皮带抽，不仅使他连连磕头求饶，而且他还供认：他那个什么「毛泽东思想全无敌造反兵团」，仅十二、三个人，「司令」是社会上一个有些名气的流氓，他们趁前段抢夺军区武器的风潮，也搞到了一批枪支弹药，而且，大多是手枪，他们并不去参加派战武斗，只在大街小巷茶楼酒馆影院剧场显威风，逞霸道。

我将这个情况向总部罗头头汇了报，要求派人去抄查那个「全无敌」兵团，还说，我们可以借此又缴来一批手枪。

罗头头在亲自审问了那个小胡子后，确信「全无敌」兵团人数不会很多后，决定总部武装人员全体出动。近百人的队伍，分乘几辆汽车，押着小胡子，来到了「全无敌」兵团所在的省商业厅大楼。

没有经过什么战斗，仅仅只在冲进「全无敌」兵团占有的那几间办公室时，朝天花板开了几枪威慑一下，就解决了问题。

「全无敌」兵团真只有十几个人，其中还包括四、五个女的，都是年轻姑娘，我们冲进去时，甚至有几个男男女女正在淫乱，被我们的弟兄抓住，一顿饱打。在「全无敌」兵团，我们缴获了三十几枝枪，一大半是手枪，我也弄了一支五・九式手枪，几夹亮晃晃的子弹。

「全无敌」兵团的办公室内，除了枪和子弹，香烟、瓶装白酒和啤酒，竟然堆放有十几箱，也不知他们是从那儿抢来的，而且，地上空酒瓶，烟蒂到处都是，唯独没看见一部油印机、墨汁瓶和毛笔这些群众组织中起码要有的文化设备器材，白报纸倒有几捆，但他们不是用来写大字报，而是垫在桌上打牌用。可见，这班家伙根本不是要参加什么文化大革命。

那个「司令」可惜没抓到，当时，他正好不在，外出未归，不然准让他受一顿扎实的皮肉之苦。

弄到了手枪的人，都不像「九・五」命令之前那样公开炫耀了，而只是小范围内偷偷互相欣赏，暗暗藏着。因为，这些手枪都已不可能再获得「持枪证」。

缴获到的冲锋枪、步枪、机枪等长武器，则一律交由总部封存，准备再上交省革筹小组和解放军四十七军。

省革筹小组和解放军四十七军在长沙市设立了若干个「收枪点」，号召除「文攻武卫」人员以外的群众，将他们拥有的武器送往这些「收枪点」上交。这些「收枪点」则由解放军和「文攻武卫」人员共同把守。

我被奉命与十来个弟兄，到设在长沙市第十一中学的「收枪点」执勤。那所中学当时还在市区边缘，周围不怎么繁华，但有不少工厂和机关，因而每天来交枪的人还是不少。大都是有组织集体来交，甚至有的单位还敲锣打鼓，扛着「坚决拥护九・五命令」横幅，热热闹闹将成捆成箱的武器送来。因为各大造反组织头头已有协议，除编入「文攻武卫」的少数武装人员外，其余人员的枪支都要上交。所以，「工联」、「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的下属单位，都是成建制集体来交枪。当时，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尤其是中学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对「九・五」交枪命令很为不满，认为这是削弱造反派的力量，认为手持武器的造反派应该向九十六年前的「巴黎公社」学习，让自己变为强大的足以与政府的常备军抗衡的无产阶级「国民自卫军」，而现在向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交枪，就「等于是自杀」。因此，他们到处贴标语、发传单、写大字报，反对交枪。激进分子甚至批评我们所在的「文攻武卫指挥部」是「被官方利用」的武装组织，他们则酝酿成立造反派独立的、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式的「民办文攻武卫指挥部」。激进分子的舆论攻势虽然很猛烈，他们的一些观点也受到很多造反派的同情和产生共鸣。但，毕竟他们人数不多，自身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对抗势力，而统领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造反派的「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的头头，已是省革筹小组的重要成员，他们没有理会，也不会听从激进分子的宣传。相反，他们命令自己属下的基层组织，均要积极执行交枪命令和规定。从而，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造反派都整整齐齐将武器送往了各个「收枪点」。

我们在「收枪点」的任务是担任警卫，以防意外，枪支并不由我们接收，而都由四十七军的解放军负责受理、登记、保管。不过，看到别人都要将自己手中的枪依依不舍地缴出来，而我们却可以仍得意扬扬地背着枪，莫名的优越感不由陡然而生，尤其，当从那些来交枪的造反派的眼中，看到他们的羡慕之光时，更觉神气不已。

在「收枪点」，我们守了一个星期，每天都目睹大批的武器被送交来，冲锋枪、步枪、机枪、甚至还有几门迫击炮、六〇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但我注意到，交来的枪中，却没有多少手枪。只到我们最后二天执勤时，才看见有人交了十几枝，而且都是大而笨的驳壳手枪。我想，像我们一样，造反派们确实都想拥有自己的枪支，长枪藏不住，大概就留下了小小的手枪吧。

「收枪点」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总部就让我们撤离，全部到总部参加集训，说是各造反组织都将成建制参加统一的「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或「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农民造反派则成立了「农代会」。以后，再慢慢逐步削平「山头」，将各造反组织均解散，而都统一到「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旗帜下。这是北京来的经验，中央号召各地造反派予以学习。而「文攻武卫指挥部」则也统一再整编为二十个武装连，这些武装连就不再属于哪个造反组织，而直接属「文攻武卫指挥部」统辖，由省革筹小组领导。我们这些「文攻武卫」人员也将予以精简裁编，因为，此时省革筹小组已不同意整个青年近卫军都进入「文攻武卫」序列，而必须只能让一定比例的成员，作为将来的「文攻武卫」人员。新的「文攻武卫」组织总共只能有二十个连。而仅青年近卫军一个组织的武装人员，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更不用说其他造反派还有那么多武装人员了。因此，各造反派组织的「文攻武卫」力量，都面临了「裁军」的问题。

这个消息使我们青年近卫军的弟兄们深感沮丧，也很愤怒，弄了半天，自认为出生入死有汗马功劳的弟兄们，也都将遭到被缴枪的厄运。早几天，还趾高气扬的我们，一下子像跌进了冷水缸，好半天还喘不过气来。

不满、抗议、喧闹、牢骚在总部发泄了一阵，但谁都看到，形势已不可逆转。因为，这个方案虽说是由省革筹小组官方名义颁布，但，实际上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大部分都是这个方案的附议赞成者，甚至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头头们。这些头头们或已经在市革筹小组中有了交椅，或也想在未来正式的省革命委员会中弄一个位置，因此，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当然不会等同于下面成员的见识。

牢骚发够了，大家也只好听从命令，毕竟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总得要有些组织观念。

总部的头头安慰说，我们青年近卫军会争取多进一些人到新的「文攻武卫」组织中去，大家先安心训练，届时，挑选集训得好的人员，去搞专业的「文攻武卫」组织，当解放军的「后备部队」。

然而，这些话已没有了多大作用，我们都隐隐觉得，这变来变去的形势，使人已不能相信今天的任何诺言。当初，说各造反组织都要有武装力量，要武装造反派，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而后，又说要交枪，只能一部分武装人员在统一的「文攻武卫」旗号下活动，现在，却又要裁减「文攻武卫」人员，谁知，明天这新搞的「文攻武卫」也能不能搞下去呢？

当造反派的「民兵」，作解放军「后备部队」的梦想，顿时，像肥皂泡一样，虽说还未破，但，已使人感到，破灭，只是时间问题了。

集训了个把星期，果然，新的方案又传来，「文攻武卫指挥部」也不搞了，除了协助公安机关军管会打击刑事犯罪的「治安指挥部」，可以留有少量武器以外，其他所有的造反派，都必须交出武器，一粒子弹也不允许留存，而且，可以拥有少量武器的造反派「治安指挥部」，也要转而变成接受公安机关军管会的领导，而不是再由省革筹小组与各造反组织的直接领导了。

总部头头作了交枪动员和布置，让大家交枪。

沮丧已极的弟兄们，都知无可奈何，手中的枪，是保不住了，于是，便拼命地打枪，当放鞭炮一样朝天打，练枪法朝酒瓶、砖头打，无缘无故地打，莫名其妙地打，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闷。那几天，长沙市到处都是一阵阵「叭叭叭叭」的枪声，其他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也都不约而同这样打起来。开始，一般老百姓以为又是哪儿在展开武斗，吓得要死，后来，才明白是造反派在发闷气。于是，老百姓们，不管大人小孩都不怕枪响了，反而，一听见哪儿响枪，便奔到那儿去看热闹，小孩子则跑来捡子弹壳。

子弹打光了，或打得差不多了，大家才恋恋不舍地将那热乎乎的枪支，丢到那统一存放的地方。

当那枝伴随我几个月的041949号步枪，在枪膛里还散发浓浓的硝烟火药味时，我恭恭敬敬地将它放到了总部封存枪支的临时仓库，看着那支从此不再属于我的钢枪，很有些惆怅、遗憾。

漂亮的五・九式手枪，我却隐藏了下来，这种手枪，大家称之为「将军牌」，小巧精致，射击时没有多大后挫力，我很喜欢它，将其视为一件宝物。当时，青年近卫军的很多弟兄，都弄到了手枪，而没有被登记，我这枝也是这样。因此，我们都可以悄悄留下。我想，弄枝手枪，日后既可作防身，又可作纪念。人家有了，我不能没有。当时，交枪的命令虽越来越严，但毕竟还是造反派的天下，我是个造反派，留下一枝枪，即使日后被发现，别人也不至于对我怎么样，硬要我交，到时交上去得了。我这样盘算着。

枪支弹药上交，派战武斗也基本停止，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青年近卫军，也没有了什么用武之地了。虽然，总部的头头们还秘密存留了一些武器，他们也还在为自己能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而奋斗，但我感到，我应该「复员」了。社会上的造反形势已绝对获胜，但我自己的单位上，还需要我去奋斗。

我悄悄带着「将军」手枪，告别了今生难忘的青年近卫军，回到了我所在的公司里。

「将军」手枪却在我回单位后没有几天，就离开了我。原来，我打算至少玩它一年半载。

基辛格说：赞扬别人不需付出代价，而同情别人却要作出牺牲。

我的「将军」手枪，就是被人利用我的一念同情，而弄走了。

我从青年近卫军回来后，即回到了家里，使我的父亲放心、高兴，他看到他的儿子已完完整整一根毫毛未伤地回家来了，而且，也不会再去「打仗」了。

有个在铁路上工作的张师傅，三十多岁，是离我们家不远的街邻，他也是个造反派，是他们铁路局的「工联」成员，平日同我也还谈得来。因此，我将自己的手枪给他看了，也是想向他炫耀炫耀。张师傅拿着我的枪，一边翻来覆去察看，一边连连说：「好漂亮，好精致啰，这比我用的那枝驳壳枪帅多了。」对此我自然很得意。

不料，第三天晚上，他将我找到他的家里，先是又递茶，又倒酒，客客气气招待我，然后，又愁眉苦脸对我说，要请我帮他一个忙。

我不加思索，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帮你。

他就告诉我，他原本只有一枝驳壳枪，但有次在单位上吹牛，说他在家里还常常藏着一支五・九手枪，以防万一用的。结果，现在要交枪，他只有驳壳枪上交，有人向驻铁路的解放军军代表检举，说他还有一支五・九手枪，军代表便找他谈话，动员他交出来。他说他是吹牛的，反复向军代表解释，但，军代表不信他的话，反而一个劲向他作说服工作。现在，一则他被军代表缠烦了，二则，他想这真是个问题，如果没有枪交上去，日后，恐怕人们永远会怀疑他还藏有手枪，甚至记上档案，那就麻烦了。

「我想请你老弟，帮我一把，把你那枝手枪送给我，以解救我。」

张师傅最后苦着脸对我说，「你帮了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老弟的好处的。」

我听他一说，呆了。心里则后悔不已，不该让张师傅看我的枪！

但，一望他那几欲落泪的愁眉苦脸，我又生出几分不忍。

「不交一枝手枪上去，这辈子恐怕我就会要背上这个窝藏枪枝的罪名，成为一个历史问题。」张师傅又是叹气又是摇头。「只怪我当初不该乱吹牛！」

我有些鄙夷他：这号劲，你当初做什么造反派啰！

算了，给他！

不要让我再看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但，将来若有人问我追查这枪呢？

「我帮你做证，是给我了！」张师傅连忙拍胸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当晚，张师傅就将我的手枪，交到驻在他们铁路上的军代表手里去了。还连夜到我家给我看了他那张交枪收条。

「老弟，你帮了我的大忙！」他乐呵呵地对我说。

他倒是轻松了，我却无端失去了一枝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的手枪。

只是，当初我还觉得，毕竟，我比张师傅年轻，活动范围比他大，社会上朋友比他多，不怕再弄不到一枝手枪。

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已再没有可以弄枪的机会了。以后很久，我还后悔，不该一时心软，让张师傅将枪要了去，他吹牛，本该受点小小惩罚，我何必去同情他呢？后来，我从铁路上其他人口中得知，张师傅要枪根本就不是什么吹了牛要交差，而是为了在单位，在军代表面前，显示他会做工作，有「块方」（能力），连赫赫有名的青年近卫军的成员的枪，也让他说服给上交了。

我气得要死！

张师傅却一再向我表白，他绝不是别人所说的那样，甚至，他当我的面发誓：如说了谎，愿遭雷打火烧。

不论如何，我不再搭理他，从此一刀两断。

不过，以后在我挨整之时，我们单位的项目组找到了他，以追查落实我这枝五・九式手枪下落时，他倒是态度鲜明，虽然他自己也正在挨整，但仍毫不含糊一口承担责任，手枪是他从我这里要走了的，并且，又重述了他如何吹牛，如何要我帮忙，问我要了手枪的情节，还反复说我是个「肯帮忙，懂道理」的青年人。

当项目组的人日后在向我讲述，找张师傅去调查时的情节时，我顿然又很感激起他来，甚至，我想，也许别人讲他的那些，是属于不实之词？

第十八章　旁观「省无联」事件与反「三右一风」运动

批「省无联」与反「三右一风」这二个事件，都是局限于湖南省内的运动，但之中牵涉到的一小一大两个中心人物，后来，却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都进入了中国的历史。

少的叫杨曦光；长的便是华国锋。

一九六八年那一年的湖南文革过程中，先后有过内容不同的二个阶段型小运动：批「省无联」；反「三右一风」或「炮打三红」事件。

这二个阶段型小运动，与此前的派性争战有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即虽然造反派们都关注事情的状况，但实际卷入的人却不多，而主要是不同意见的那些社会型群众组织头头之间的争斗，以及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理论大战。当时，造反派工人的重点，基本都已转至忙自己本单位的造反事务了，对社会上新发生的争战，兴趣明显大大减少。所以，在那二次派性争战中，便很少能像前段批判反击保守派时那样，经常举行召集动辄十万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也较少出现严重武斗与打砸性质的大行动，而多限于以大字报大标语及各种小型会议为形式了。

我不是社会组织的头头，当时也已回到本单位做了厂工代会副主任，因而，对那二个小运动，也仅只在思想与精神上关注介入，而无实质性的参加。不过，既处于那环境氛围之下，总还是多少接触感知了其中一些人和事。

中央作出了关于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八・十」决定后，湖南的造反派们，自然全都是高兴万分、欢天喜地的。然而高兴的后面，也出现了不满，出现了新的反对派。伴随着这些新的不满与新的反对意见，强大的「文攻」新派战也开始了。

造反派中出现了一批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的激进分子，他们从不满于「工联」组织头头的所谓「右倾」开始——指责「工联」组织的头头在为「湘江风雷」翻案时出力不够；进而不满于中央任命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中，原省委书记华国锋、候补书记章伯森居于了副组长地位，处于了造反派代表地位之上；特别更指责支持造反派曾很被动很勉强的华国锋，有人还公开贴出了「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的大标语；更有甚者，贴出大字报说「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和投机分子的联合夺权」。而在群众组织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革命尚未成功，造反仍须努力」、「文化大革命还仅刚刚开始」，湖南的群众造反组织尚不应按中央要求先予以解散、后进行以界别组织（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的大联合，而要以各原群众造反组织为基础进行联合；同时希望以「湘江风雷」组织为联合的核心。

这些激进分子的要求，显然不会被上至中央、下至省革筹小组及「工联」派系的造反组织头头们接受。而「工联」方面不接受，就意味着长沙市二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工人不会站在激进分子一边。就是「湘江风雷」组织本身，以叶卫东为首的高层头头，大部分也不敢参入或要反对激进分子的活动，即便他们在心中也许很赞同激进分子的某些观点。

这些激进分子当时被称作了「极左派」。对这个称呼，似乎各方面、包括激进分子们本人也都愿意接受认可。

「极左派」当时主要搞了两件事：

其一，「湘江风雷」等组织中的激进左翼人员与「高校风雷」、「红中会」等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体的十几个组织，违逆当时中央号召各群众组织要按行业联合的指示精神，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发表声明（声明上原印的是十一日，实际七日便对外公开了），却宣布由这些社会型组织为单元，联合而成立了一个名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机构，即「省无联」。还以《湘江评论》的刊名，办了一个「省无联」的机关报。

其二，先后组织撰写、发表了大批「极左派」观点的文章与声明，公开了他们对省革筹小组与「工联」派方面的种种反对意见与对文革运动的看法。那些文章大字报包括有《湖南必须大乱》、《长沙何去何从？》，以及《我们的纲领》与《中国向何处去》等等，显现希望继续进一步大搞造反运动的观点、及时称「新思潮」的令人很有些惊骇的看法。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红中会」组织属下的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与《夺军权》这两个战斗队，在八月十二日，张贴了公开「炮打」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与标语，指控周恩来是「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的黑主帅」。

这两件事，特别是那些「新思潮」的文章与大字报，最终导致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与姚文元等中央高层要人，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集体讲话。在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等赴京参加「学习班」的人员时，中央高层对「省无联」及其观点进行了极严厉的批判，当然，也宣判了「省无联」组织的死刑，明确指其为「反革命大杂烩」。随后，「省无联」的一些头头与上述有关文章的作者，先后被省革筹小组下令逮捕，随后，湖南全省开展了一个批判「省无联」的宣传运动。

实际上，「省无联」组织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联盟，而且基本骨干是以大学与中学生红卫兵为多。有些在「省无联」成立「声明」上签名的组织，包括「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等，后来其总部都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参加了，说那签字是总部个别人未经总部同意而所为。「湘江风雷」一号头头叶卫东、「东方红总部」第一把手刘定安、与「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先后表示了不承认那声明上的签字。

据我所知，「青年近卫军」成员虽然大都同情「湘江风雷」，对「工联」有反感（因为，我们曾在「九・一九」与「六号门」的武斗中被「工联」方面打死了那么多人），但是，总部头头中公开强烈持「极左派」观点的，的确也就是一位名叫戈枝紫的头头，平日，我们都称他的绰号为「猛子哥」。他不是长沙人，而是湖南郴州来的，他似乎是一个干部子弟，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北京的红卫兵有不少联系，加之他又老是理着一个近于光头的平头，因而，有人还怀疑他是一个北京「联动」分子。

戈头头在「海司令」表示了不同意参加「省无联」组织后，他便学了「湘江风雷」中的「极左派」成员搞了一个「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的方式，常常以「青年近卫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去参加「省无联」方面的会议。不过，「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确还真是由「湘江风雷」属下几个战团的部分「极左派」人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抄封了总部，第二天又宣布由他们成立了这个「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还真有那么一些人参加。可是，我们「青年近卫军」的这个什么「军事管制委员会」，则仅仅存在于纸上，顶多存在于戈枝紫头头的笔下，是个虚东西，并没有人员建制。

不过，在「青年近卫军」总部，戈枝紫却很有人缘，他为人随和热情，大家都喜欢他，就是不同意他主张的其他头头，包括「海司令」在内，都与他的私谊关系很好。对戈枝紫的所为，「海司令」虽然也公开指责了他，要戈「莫在外面乱签字！」，但却不像「湘江风雷」总部的一号头头叶卫东与二号头头张家政那样，为反对与支持「省无联」一事，公开闹得互相如同水火。后来，「海司令」因要为一件杀人案负责之罪嫌入狱后，戈枝紫则到处设法活动营救，还找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为解脱「海司令」罪嫌写证词。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时，「海司令」开始经商，戈枝紫专程来长沙帮他策划助阵，筹措经商资本。之所以能有这种情谊，也许，这也是全部由年轻人组建的「青年近卫军」组织，与其他成年人搞的群众组织的一个不同之处。

当时长沙的造反派，围绕着「省无联」问题，除了「工联」与「湘江风雷」两大派外，还有一个所谓第三势力组织群体，即既不热心参加另起炉灶的「省无联」，却也因认为「工联」常显现了「大国沙文主义」态势而对其不满。这个第三势力的代表，是中学生为主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司令谢若冰，当时，「海司令」确也试图让「青年近卫军」处于这种第三势力的地位。但是，随着中央对「省无联」进行严厉的批判、对「工联」组织的信任提高，第三势力组织群体的作用与影响，便迅速被边缘化。最终，不仅「海司令」被排除在省革委会成员的名单之外，就是原已是中央批准的省革筹小组成员的谢若冰，也只做了省革委会150多名委员中的一个普通委员，而原来，大家都认为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将会当副主任，至少是一个常委，因为，谢若冰是一个因造反而在全湖南省都很有名气的「革命小将」，又曾在天安门城楼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还是个女学生。相反，一个名气与影响远远小于谢若冰的大学生陈勇，以仅是其所在大学（中南矿冶学院）内的造反小组织「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身份，却进入了省革委会，并成了一名常委。

无疑，是「省无联」问题的险恶结局，影响了谢若冰等人当时在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命运。

文革后，我曾向谢若冰、「海司令」分别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都持此观点。「海司令」还对我说：「没有办法，（那时）两边都是朋友！」

文革初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不同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干部的所谓问题间接所致？反正，一九六六年的八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御状」了。

然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熏陶。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组织，在湖南省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学生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给人一种魅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解救与护送时年仅二十岁的谢若冰上京（当时谢若冰被「高司」方面抓捕），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省革委会成立时只让谢若冰做了个普通委员，实际上，就是她已被挤出了当时湖南文革的中心政治舞台。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造反派，对此很有些为她抱不平。然而，「塞翁失马」，因缺却安。当时谢若冰没能担上那副主任、常委等风云之职，其个人影响也被边缘化，结果，反使她得以不再陷于那文革活动的深渊，而能有此后的人生安宁。

一九七〇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一九七四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我与当时共青团省委、市委「批林批孔运动办」的一些青年人，曾数次找过她，很想要她出山来做湖南共青团的造反派旗手与头头，但她都微笑而坚决谢绝了。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朋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利用恢复高考的机会，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很早便具备了一名计算机工程师的资格。

后来，谢若冰做了一家大型计算机软件公司的老总，虽然，此时她在IT业的名声远不如她当年做「红卫兵司令」时响亮，但她却绝对是活得很有质量，且有滋有味。

在被逮捕的「省无联」人员中，有一个后来非常闻名于世的中学生，就是杨曦光。当年，他还只有十九岁，是长沙市一中的高中生，那时，他被捕以至后来被判刑的罪名，主要就是他作为「省无联」方面的「理论家」，写了《中国向何处去》等一批观点非常激进的文章，而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及后两日的接见中，多次被陈伯达、康生这二位中央要人点名指责。

杨曦光是文革前我在长沙市一中初中同届的同学，因为，我们当时同属所谓「三部分人子弟」（即父辈是革命干部、工人与贫下中农的学生），又处在同一层教学楼，故时常能由学校的政治辅导员召集而聚在一起。一九六五年时，他是学俄语的初78班的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校团委委员，算是个突出人物，因而，他在我们这些所谓「三部分人子弟」同学中，还能留下有一些青春的记忆。那时，他的父母都是厅级高干，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却是一个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模样，根本看不出是一个高干子弟，倒十足像是一个平民的后代。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一九六六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抱负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应该说，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那时，是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己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在一段时期内积极参加「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

文革一开始，杨曦光的父亲便因蒙冤，已被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打成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余孽」，成为了挨整对象。这种状况，自然使杨曦光文革之初，被划入了所谓「黑帮」子弟行列。

当时，一个所谓「黑帮」子弟的想法，显然不会等同于一般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弟们的想法，这之中，确有某种微妙的区别，虽然那阵他们似乎都是社会里的「贱民」。那「黑帮」子弟们，再倒了大霉，也可能会一时不满于中央某些领导人，但他们总体上却只是觉得自己与自己家里「受了冤屈」而已，潜意识之中只会将自己看成「一时落了毛的凤凰」暂栖「鸡」群，而当初还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文革前所接受的那些教育之信念。而他们所处的高干家庭状况与文革前的那些教育，就几乎会让每一个所谓「黑帮」子弟，在潜意识中仍随时不忘「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理念。

因此，文革开始之初的六月，他就卷入了学校里反对省委驻校工作组的活动，由此而受到批判，也不允许他参加随后成立的官方红卫兵组织。只是，这种情况，致使他那身背「右倾黑帮」身份的父亲极为不安，不得不冒险于当年八月三十日那天，将杨曦光找到长沙烈士公园内一个僻静亭子处，劝其不要再参入造反活动，因那样不仅有可能于他本人不利，而且有可能还会对正处于被「打倒」对象的父母产生不好的作用。对此，杨曦光的确也产生过听父亲的话的想法，离开长沙，到沈阳军区任参谋长的叔叔或北京中央纺织部的姑姑处住一段，暂时换个较为安宁的生存环境。然而，当时到北京是要身份证明的，否则北京的红卫兵很可能会找你的麻烦。杨曦光在学校没有红卫兵的身份，其父便欲请他所在的省农垦局以本单位干部职工子弟名义，给出具一份上京介绍信。可是，当时已由省委决定临时主持农垦局大政的副局长，却立即反对，说「你这个黑鬼崽子，还想去北京，不准！」

北京沈阳去不成，但随后不久，即十月间即骤然兴起的包括湖南在内全国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却让杨曦光的处境地位发生了逆转，他很快的当然地做了一个造反派红卫兵。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深入，没有进入官方「红卫兵」组织的杨曦光，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造反派阵营的红卫兵理论战士。从而，也使他不可避免且浓墨重彩地进入了湖南文革的历史画页。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央文革批示下令镇压「湘江风雷」时，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对象。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八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寒光闪闪刺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一个多月。

然而，这一个多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一个多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一个多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八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

就是这些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很多也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随着「省无联」被摧垮，他于一九六八年二月由省革筹小组下令，当作「省无联」骨干分子，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促使杨曦光第二次进入监狱的，还有一个后来成为了超级大人物的人，就是华国锋。

据杨曦光的父亲在其《自述》中说，在中央高层的要人们还没有点名指责杨曦光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的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前省委统战部长官健平：「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官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省革筹小组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当时，将杨曦光打成反革命的罪状有二条，一是他写的那些文章，二是说他是「省无联」的骨干。其实，杨当时虽然属「省无联」派观点，但他并不是「省无联」的骨干，也从未用「省无联」的名义写过文章贴过大字报，在「省无联」组织中确没有任何职务，很大程度上，他那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只是一个仅写写大字报与文章的极左派「独行侠」。文革后，原「省无联」的主要头头、已成为我的朋友的周国辉，曾对我说：杨曦光他是什么骨干分子！如果在「省无联」中搞选举，杨曦光只能得到三票，「省无联」中没有几个人与他打过交道，他写他的。

杨曦光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一九六九年十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湖南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他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一九七八年四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一九七九年，杨曦光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据杨第甫在其《自述》中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案件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一九八三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政府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获得平反却已过而立之年的杨曦光，作出了一个无疑是正确而新的人生选择，即转而投身于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并且改名为杨小凯。

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开端。一九八三年八月，已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杨小凯，获美国「福特基金会」助学金，由此踏上了出国留学与研究经济学的征途，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始，不断努力奋斗攀登，直至他作为澳洲莫纳什大学终身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时而不幸病逝。

文革中，我与杨曦光并无个人直接往来，我们虽都是在忙「造反」，在同一个阵营，但却是各忙各的。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与回国省亲的杨小凯，才在他妹妹杨晖家会见过一次。那次会见，杨小凯给我们几个在座的中学同学介绍了不少新鲜见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国外研究的「小」与国内研究的「大」之区别。他说，国内人搞研究喜欢动不动就从宏大角度出发，自称什么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越「大」越威风。而国外的研究则看重专业性强的「小」，认为越「小」的角度，专业性越强，人家就越相信你的研究。例如，中国人常常称搞「历史研究」，然而，历史的范畴又何其广矣！又岂是某一个人可以研究出成果的。所以，你如果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在国外，人家可能会认为你是骗子。但是，你若说你是研究中国「明史」的，人家这才会相信你的学问了；而你若还更专业些，说是专门研究「明史」中的「东厂」、「锦衣卫」问题的，那么人家则更会对你的研究成果有信心了。

二〇〇一年，当我在网上写了一篇介绍杨小凯如何历经文革苦难而仍奋斗不止、而终在经济学界创成大器的文章后，杨小凯从澳洲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邮件，并发来了他幸福的一家人的合影照片，并告知了他当时的工作情况，还让我将我写的几篇文革历史的文章，电邮发给他。后来，他患了肺癌，我应他的亲属嘱托，写了一篇从心理上治疗绝症的文章，发给了他。他回邮说，他对这篇文章的治疗新观点颇有兴趣，但他对之中的一些说法，尚未能理解，需要慢慢来想。不幸，二〇〇四年七月，他却终因肺癌折磨而英年逝去，使他所有的朋友们，都为此经历了一场悲痛。

谈湖南的文革历史，少不了要涉及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而说到「省无联」的事情，更不能离开杨曦光。杨曦光在湖南，是一个进入了历史的名人。

自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后，湖南批判「省无联」的运动，搞了几个月，并且还提出了「肃清『省无联』的流毒！」的口号。但是，「省无联」中许多人毕竟都是老造反派，而且其许多观点又都是从造反派立场出发，因此，包括「工联」组织在内的基层造反派们，对「省无联」也都没有穷追猛打的兴趣与心情。除了「省无联」头头及杨曦光等极少数人被斗被捕了之外，「省无联」组织旗下的其他成员，只要他们宣布退出「省无联」、或解散自己的组织，按界别加入到工代会、红代会之类新组织，一般也就相安无事。因为，鉴于前段「二・四批示」镇压「湘江风雷」一事错误的教训，省革筹与支左的47军也不愿或不敢对「省无联」问题的打击面扩得太宽。加之，「省无联」组织原本就没有多少正式成员，所以，「省无联」头头虽然是湖南造反派中最先倒霉的一批人，但批「省无联」这件事，终究只是极少数一批老造反派吃了亏，却基本还没有损伤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省整个造反派力量的元气。

只不过，「肃清『省无联』的流毒！」的口号，对湖南一些县级造反派冲击较大，导致那些地方的原保守派成员，在县武装部支持下，趁机重返了政治舞台，成为当地革委会的掌权者。在那几个月后的反「三右一风」运动初始，省革委主任、47军军长黎原在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会上的常委会议中就说了：「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大吃一惊，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的是否五十三个县？如是老保翻天，就要砸掉。」可见，在长沙等地市没有发生的事情，在县一级却发生了不少。

从感情上讲，我当时还是很同情「省无联」的，认为不论他们的说法理论正确与否，终究他们还都是老造反派，而且，特别之中很多还是为「湘江风雷」平反出过大气力的人。在「青年近卫军」总部解散前，我与市七中几个原也是「青年近卫军」成员的学生，有次聚在一起时，不满于「工联」方面的工人打压「省无联」中的红卫兵，便自发写了一些支持「省无联」的标语，贴在大街上，落款则临时用了一个虚构的「青年近卫军28团」的名义，以表示我们对「省无联」红卫兵的支持。写了，贴了，我们开心了，事情也就结束了，与「省无联」也就没有关系了，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单位或学校便是。但是，当时我们公司的「工联」组织方面，有人看见我在贴支持「省无联」的大标语，就以为我是「省无联」方面的，弄得他们有了些紧张，后来找我们厂里的「工联」造反派了解，才知道那只是我一时兴起而为的举动，并非真在搞「省无联」的组织，因为，那时我每天得在厂里管理企业。

实际上，当时在感情上同情「省无联」的造反派，是相当多的，特别是原「湘江风雷」的成员们。因此，「一・二四」中央领导讲话前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有人口头上支持一下「省无联」，刷几幅标语，谁也不太将此当回事，包括「工联」方面的基层组织的成员们也都是此态度。所以，这种状态曾使得中央高层的康生大发雷霆，在「一・二四」后的二十六日与二月一日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时，他说：「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省无联）《湘江评论》那样一期一期的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省无联）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看到那些东西怎么能够容忍呢？」康生还拿着一张一月二十五日（即中央的「一・二四」接见后之第二天）的《新长沙报》说：「你们反击（省无联）连名都不敢提，还是「ＸＸ联」，太软弱无力了！」

那时，自交枪回单位后，我被厂里的造反派推选为厂工代会副主任，就已不太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了。因为，当时，厂里虽尚未正式予以夺权，然在实际中，已基本由造反派的工代会在行使大权，而原来厂党支部与厂长们则早「靠边站」，一边间或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边下放车间里去参加劳动了。既然厂里大权在握，我这个厂工代会副主任，便自然被逼着要学习管理企业了。那阵，我大量的时间，便又用在了厂里。一个小厂，人仅百余，但麻雀小而肝脏全，什么生产、行政、人事、保卫等等职能，样样不能少，够我们这些非正式掌了权、而又无任何管理企业经验的造反派们忙的了。至于成立厂革命委员会，虽然知道是必然要做的事，但当时按规定，却是不能由各单位擅自宣布成立，而必须由省、市革委会这样的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来审批。当时，那事还远不是我们厂考虑的问题，因为，省与市都还没有成立革委会，还只有临时的革筹小组。

一九六八年三月底，中央出了「杨、余、傅」事件，原来经常以中央领导人身份出现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与北京卫戌司令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一道，突然倒了台。三月二十七日北京还为此举行了十多万人的大会，公开宣布了「杨、余、傅」的所谓问题。

其实，当时湖南正在忙于筹组成立省革委会，「杨、余、傅」事件原本同湖南也没有任何关联，然而，突然冒出的一个「三・三〇指示」，便将批「杨、余、傅」的事扯到了湖南，由此，也产生了一九六八年湖南的反「三右一风」运动。

三月三十日，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为湖南省革委会成立一事，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专程汇报的有关人员。接见中，除了确定湖南省成立革委会有关事情外，江青则特别强调了两件事：一是要查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问题，说湖南对张批判得还不得力；二是要湖南进行反击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的问题，说湖南的保守派右倾翻案风很凶了。

江青的这个讲话，省革筹与47军领导无疑只能立即照办，并且将江青的这个讲话，作为中央首长「三・三〇指示」，向全省传达了。很多先听了这传达的造反派单位，也很快用大字报形式贴到了大街上，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指示。因此，除了办成立省革委会那件大事外，湖南又掀起了一阵强大的「反三右（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一风（右倾翻案风）」的宣传与运动，由于中央对北京「杨、余、傅」事件的宣传定调中，也说了「杨、余、傅」有右倾投降右倾分裂的问题，所以，湖南的这个反「三右一风」运动便将「杨、余、傅」给联上了，说湖南的「三右一风」是受「杨、余、傅」的影响所致，就像原来地方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时，要将本地的炮打对象称之为中央谭震林的代理人、是什么「Ｘ老谭」、「湖老谭」一样。

只要有新运动，就会产生新分歧。

虽然，湖南的造反派们都很高兴进行反「三右一风」，但是，这反击怎么反？具体希图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已处于不同状况的造反派们，则显然各有了各的算盘。

这一来，又发生了新一轮派战。不过，这派战仍在造反派们之间，与原保守派们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轮几个月的派战，虽然在长沙以外的一些地县也发生了极少几次武斗冲突，但其规模是远远小于一九六七年间的那些武斗水平。在省会长沙市，则主要重在「文攻」，即用大字报大标语与各种会议辩论的形式，即便是我的中学同学文运解不幸被对方手榴弹炸死的「七・一九」事件的那次冲突，也真还只能说是「冲突」，而算不上武斗。

最奇特的是，这场以贯彻江青「三・三〇指示」的反「三右一风」运动，搞来搞去，其结局后来却变成了反击所谓「炮打三红」的胜利。「三红」者，即革委会、解放军、拥护革委会与解放军的群众组织（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等）。文革运动中情况的复杂曲折之特点，这事也算是一件证明。

这一轮派战不仅仍发生于造反派之内部，而且，更相当多的是发生在原「工联」派的人员之间。

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也很复杂，是各种要求与目的混合交错。之中，固然不乏有对权力分配的不满，有对自己现有地位的不平，也确有是因对当时形势看法的差异分歧所致。

「三・三〇指示」后，特别是四月八日成立了省革委会后不久，湖南省的造反派们一下子便又分成两大观点不同的群体：以胡勇、唐忠富、雷志忠等为一方（被人因胡勇所在工厂叫「长沙汽车电器厂」而简称为了「汽电」派），站在他们一方的还有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以叶卫东、周国强、刘炎生等为一方（也被人以常在其头头之一刘炎生所在的工厂「建湘瓷厂」开会而简称为了「湘瓷」派），同情他们的则有原省委候补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及常委梁春阳。

其时，胡勇与叶卫东也都已是大权在握的省革委会副主任了。

在叶卫东为首的这个新阵营中，周国强、刘炎生、余信谦（省新华印刷厂头头）等人，以及尚春仁为首的原省委机关的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却都是原「工联」派主要骨干。当时被卷入此次争端红卫兵，则主要是中学生，因为，当时，大多数大学生都因「高司」问题而靠边站成了「逍遥派」。而当时，长沙市一中新成立的「红三・三〇」红卫兵战团，则是叶卫东一方的重要骨干力量。

胡勇、唐忠富一方，指责叶卫东、周国强等人扩大湖南右倾翻案的现状情况，指责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在利用其处于各级机关工作的地位，欲实际掌控省、市革委会大权。

叶卫东方面则指控胡勇等人无视与庇护了右倾翻案，对前段批「省无联」时搞了扩大化情况没有反省。双方在六月间省革委会第二次全会等会议中，与贴到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中，都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其间，华国锋也成了一个双方争执不下的中心人物。

「湘瓷」派以省委机关「永向东」为先锋，提出了「炮轰华国锋！」、甚至「打倒华国锋！」的口号，认为华是原省委张平化的班底，是「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湖南右倾翻案风的后台」，是「变色龙」，极力要将华从省革委会中「轰」出去。

当时，由于「永向东」是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其出面「炮轰」华国锋，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加之当时「湘瓷」派借江青那要反右倾的「三三〇指示」之强风，取猛烈攻势，华国锋的状况，一时的确有岌岌可危之态。

而以胡勇为首的「汽电」派，则坚决维护华国锋，说华国锋是「毛主席批准进入省革委会的好干部」，而认为「炮轰华国锋！」就是想搞垮省革委会。胡勇的副手、省革委常委雷志忠更奋力上阵，维护华国锋，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说：你「永向东」要炮打华国锋，我们工人就要炮轰你「永向东」！的确，五月十三日，「汽电」派方面的几千学生与工人，就进入省委机关，一度抄封了「永向东」总部。

主持湖南工作的47军的领导们开初也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应站在哪一方才好。因为，「湘瓷」派有江青的「三・三〇指示」为据，何况47军军长黎原在听了一些汇报后，确也感到湖南的右倾翻案问题不小，但「汽电」派头头却又原是深得中央欣赏的人物，并且与47军领导层联系紧密；同时，对省委机关的「永向东」是否利用其地位暗中掌控省革委会大权之嫌，也很警惕。

不过，因为这次派战主要是用「文攻」与会议形式进行，而且很多是高层活动，所以，长沙市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们看热闹的观察者居多，实质组织介入的大工厂单位仅只有几个。我们公司原「湘江风雷」的老易，时已担任公司工代会副主任，「反三右一风」后，他找我，说要去参加叶卫东方面主持的报告会，毕竟叶卫东曾是「湘江风雷」的头头。我当时想，这种事，其实已不需我们下面的人来做什么了，现在造反派已实际掌了权，要反击右倾翻案风，由上面发文件下指示就行了，何况还有那个中央的「三・三〇指示」明摆在那儿了。因此，我就说，我们刷刷标语拥护就行了，那些会，能推就推掉，还是安心搞自己单位的事。不过，老易可能碍不过原上面「湘江风雷」某些头头的面子，还是去参加了一些会。

「汽电」与「湘瓷」两派似乎不可开交的争端之结，到八月份，却由中央对全国批发的几个文件，剎那间竟一下子给解开，而显出了胜负。

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使省革委会与47军得以敢于迅速解决了「湘瓷」派观点的衡阳「反右倾联络网」组织所阻止铁路通车的问题，并且，解决此事的工作经验报告，七月十九日还被毛泽东亲自批示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全国。此事，便使「湘瓷」派大大失分，军心动摇。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在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最新指示，紧接着中央又于八月十八日，按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名义，转发了上海市革委会派工人宣传队解决「老大难」问题单位的经验。在那经验之中，已不再强调什么反右倾翻案右倾保守之类意思，而是重在批「反动的多中心论」，强调革委会的权威。最后，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那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文章中又再次传达了毛泽东赞颂工人、贬指知识分子的最新指示。毛泽东在其指示中说：「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

「湘瓷」派的两位主帅叶卫东、周国强，恰恰一个是中学教师（长沙市一中），一个是机关干部（原市总工会干部），都不是工人，却显然能划为知识分子的行列；而胡勇、唐忠富等头头却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因此，毛泽东这些指示一下来，「汽电」派便在街上刷出了「打倒臭知识分子叶卫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大标语。

上面风向的天秤显然朝「汽电」派有利一方倾斜了。

前段原本还不知要如何处理「汽电」与「湘瓷」二派问题、而在内心有些偏向胡勇唐忠富等人的省革委会与47军领导，马上从毛泽东与中央的这一系列指示中，找着了北，便坚决地支持「汽电」派，批判叶卫东等。

面对这种情况，叶卫东等人也都自觉底气不足，而慌了阵脚，不打自垮，阵营顷刻瓦解。

「湘瓷」派之所以败得那么快（而原本他们「反击右倾保守翻案」的旗帜与强大宣传，不仅曾很有气势，并且也还是很得基层造反派同情的），主要除上述形势原因外，现在回头从人事角度来看，应该说，也是叶卫东与周国强这二位头头个人的性格特质，不适合搭配，或均不适合为帅所致。曾长期从事工会工作的周国强，是一个极好的参谋长式精明人杰，但教师出身的老叶，实践却表明，他显然不具进退断然的统帅之才——造反之初，老叶虽做过百万成员的「湘江风雷」之主要负责人，但那时是形势导致造反组织峰拥发展之故，而并非他一步步将那组织做强大的。在前段「工联」组织与「高司」、「省无联」争斗期间，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右」运动时期，周国强一直在胡勇、唐忠富集团中起着很重要的参谋长作用，不仅能为胡勇及其决策层予以有条有理的出谋划策，而且还能为那些一经确立的决策，迅速组织成功的实施方案与调派适合的执行人选。据我观察，周国强与进退都可做到绝不含糊的胡勇的合作，也许才是人事上的黄金搭配，而与在决断上常具优柔的叶老师配合，显然难成大事。然而。周毕竟也只是参谋长之能人专才，却并不具有可以统率一个集团或一群「乱世英雄」的王者气质，因而，他若处在统帅位置而全须由他定夺时，也许聪明的他，反而会不知所措。而当时「湘瓷」派阵营中的态势，不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使然，却就是让周国强处于了那个帅位之中。

八月三十一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议上，叶卫东便开始作检讨；九月十六日，支持「湘瓷」派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章伯森也作了检讨。在此前后，包括叶卫东、周国强在内、「湘瓷」派方面的一批省、市革委会成员，一一被宣布停职反省，其罪名便是「炮打三红」。但对于「湘瓷」派其他一般成员，则不予追究，算是跟着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造反派，一般是检讨检讨了事。

长沙市一中「红三・三〇」红卫兵战团，虽然只有几百名中学生成员，但她是「湘瓷」派的红卫兵主力，当时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市一中在长沙以至湖南，都是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她在文革中出了好一些「响当当」的造反派风云人物。

「红三・三〇」红卫兵战团的头头畲大川，是一个缝纫工人的儿子，属文革初期市一中反工作组的几位「革命小将」之一，并且也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那天，作为「毛主席家乡的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畲大川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人物，平日难得信服他人的一中的同学，都尊称其为「畲头」，至今同学相聚，说到他时，也仍是呼「畲头」不止。畲大川的处事能力，在反「三右一风」时，就已显端倪。当时中学红卫兵们几经造反折腾，都已显疲态，而市一中「红三・三〇」却依然劲头不减，其所搞的「文攻」声势之凌厉，几乎可以与原来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媲美。所以，在省革委会召开的「六・一八」反击右倾翻案的数万人大会上，「湘瓷」派坚持要省革委会在拟定的大会官方口号中，加一条「坚决支持『红三・三〇』革命小将！」的内容。「湘瓷」派失败后，畲大川虽然免不了要挨一阵批，但「红三・三〇」毕竟只是中学生，最后畲大川还算无恙。文革后，畲大川历经短暂的户口下乡回城，又以临时工的身份，做过一所市郊小学的体育老师，结果，他居然像后来的马俊仁一样，竟将那些郊区学生训成了全市的体育标兵，为此，很多学校都争相聘他去做正式的体育老师。后来，据说他做过一所区体校的校长，退休前的最后职务，是当一个辖区颇广的街道办事处主任。

在长沙市满街「红三・三〇」所写的大标语中，相当突出的，便是我的同学文运解的杰作。由他挥毫所写的那些工整有力气势恢宏的大字标语，经常出现于长沙市中心的大街。我几次在大街上看到文运解写刷标语，都要走过去在一旁观看，不仅是因为他的标语口号内容使我赞同，同时也是欣赏他的书法。我的字从来就没有写好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好，因此我很羡慕他的本事。然而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文运解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却成了这次反「三右一风」运动的一个牺牲者。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文运解随他那「红三・三〇」的一个宣传小队，到市郊的长桥中学去宣传他们的观点时，与该校不同观点的红卫兵「战恶风纵队」发生了冲突，之中，「战恶风纵队」方面居然有一个学生扔来的一颗自称是吓人的「臭弹」手榴弹，而那手榴弹竟又爆炸了，结果，文运解不幸被炸身亡。

文运解是长沙市在这个阶段运动中唯一的牺牲者。

「红三・三〇」与「湘瓷」派方面对此事当然很愤怒，也想以此向省革委会施压，然而，当时正好中央发来了毛泽东称赞湖南省革委会与47军解决了衡阳铁路通车问题的文件，因而，大大挫了「湘瓷」派的锐气，所以，文运解被炸身亡一事便无奈只能低调处理了。

我是在七月二十日接到一中同学的通知，上午便赶到一中去送别文运解的。奠祭的地方设在学校的小礼堂，文运解的遗体处于大堆的冰块之中。我初中时的许多同学都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了悲伤，尚很年轻的我们，居然班上同学中就有人先「走了」，此事此景，让我感到了人生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可怖。

文运解的父母好像都是读书人，在做教师。我们在一中初中同学时，他起初是我们的班长，会读书成绩好，且同学关系极佳，对人总是一副憨厚模样，唯情绪颇易激动。但后来学校贯彻「阶级路线」，就将他的班长给撤了，换上了一个干部子弟，让他改做了学习委员。

文革中，已进入一中高中、文质彬彬的文运解同学，也做了造反派。而且，还搞过一段「湘江风雷」的事。「二・四」「湘江风雷」组织被镇压后，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了文运解，他见我在刷要为「湘江风雷」翻案平反的大标语，便告诉我，他也是「湘江风雷」的成员，而且，还坐了一个多月的大牢。

他说，一九六七年元月底，「湘江风雷」总部派遣他带了几个都是「湘江风雷」成员的中学生，前往湖南新化的一个大矿山，去帮助那儿的工人组建「湘江风雷」的分部，结果，待有几百名成员的矿山「湘江风雷」分部司令部刚刚建立，「二・四」批示下来了，新化县的公安局便将他作为「湘江风雷新化司令部」的「司令」，给逮进了大牢。关押了一个多月后，新化公安局搞清楚了他不过是长沙的一个中学生，既不是什么新化县的「湘江风雷司令」，也不是什么「湘江风雷」总部头目，而正好省军区又已在释放被抓的学生们，于是新化公安局便将他放了出来。

我问他，抓进去坐牢，你怕不怕？

他说，怎么不怕？吓死我了，从没有想到过参加文化革命还会要坐牢。

他又说，只不过关了个把月后，反倒不太怕了，因为，他们审讯我做的事，没有一件是犯了法的，慢慢我想到，这会不会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了？

我说，还真的是新反动路线在作怪哩！

我又问他，这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活动，你参不参加？

他笑笑，说：你以为我会比你落后？

从他积极参加「红三・三〇」的情况看，无疑，文运解不会做「逍遥派」的。只是，不料，一九六八年的「七・一九」，竟成了他青春的忌日。

文运解的后事，办得很隆重，「红三・三〇」与叶卫东等「湘瓷」派头头们，原打算在城郊的那座「造反派的烈士陵园」内，为他建一座威武豪华的陵墓。但他的亲属却谢绝了，而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只同意将文运解的遗体埋到长沙市的一个公墓区内，并且，也只要以亲属的名义送葬下葬。大家当然只能按文运解的亲人意见办，安葬事宜一切从简。

几个月后，一九六八年的十月间，我与班上几个同学，一道去那公墓区祭扫文运解的坟，结果到他那坟墓前时，发现他那小小的普普通通的坟堆前，竟然连墓碑都没有，如果不是同去的周志嘉同学，事已先向文运解的家人问清了坟墓的编号，那我们就将无法知道文运解安息在何处。周志嘉告诉我们，原来做了个墓碑，但立碑者铭文有组织、学校的内容，并且上面写的是「烈士」之类，其亲属便不同意，而只要以其亲属的名义，为文运解立个普普通通的墓碑，所以，就须重刻那碑石。幸好周志嘉与文运解的家人关系密切，又知道全是文运解的同学前去祭扫，他们便将文的墓号告知了周同学，使我们一行的祭扫得以了结心愿。

后来，自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社会上指责造反派搞武斗的舆论越来越大，捣平造反派死者坟墓的事便开始发生了。而今，在整个长沙地区，你都是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在文革中不幸遇难的造反派坟墓了的！

早几年，听一中的同学说，文运解的坟墓却始终得以保全，仍安安静静地立在那公墓区。

此事，不能不钦佩文运解同学的亲人，其远见，其果断，其聪慧。

省革筹小组与47军原计划借批「省无联」的胜利之际，于二月二十五日就宣布成立省革委会，但上报给中央后，中央不同意，说有些条件还不成熟，成立时间要推后。无奈，省革筹小组只好让长沙市革委会于二月二十八日先成立，先让「儿子」出世，「老子」出世则推后。后来，总算经中央同意可以在四月份成立省革委会了，不料，江青却又横插进来一个「三・三〇指示」，要湖南搞反「三右一风」，于是乎省革委会在四月八日成立后，重点工作又只好放到反「三右一风」，使全省各单位成立革委会的事，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所以直到八月份，「湘瓷」派失败，叶卫东等人倒台已成定局，省革委会才又连忙向全省各地、市、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与支左部队发出《认真做好审批工作，迅速实现全省「一片红」的通知》，从而加快了在全省各地各企业迅速成立革委会的步子。

第十九章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只有十八岁

虽然当时中央规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三结合」，要有解放军的代表参加。但那个「三结合」原则，只是在政府权力机构中才实行，而在企业、事业单位中成立的革委会，则无须军代表参加，不过，必须有原来的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参加，而不能由造反派独自成立。

获得全面胜利的造反派，在大局已定后，便按照中央的布置，开始了夺权活动的最后阶段：建立「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打倒一批冠之以「走资派」帽子的领导干部，也选择一批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加上解放军的代表，造反派便按中央的规定，完成了「三结合」的新的政权结构。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革命」发源地的「新生红色政权」，是全国的样榜。尤其在那里，「三结合」的政权结构中，造反派的头头们，是革委会的统领和核心，是政权的主要领导者，原市委副书记马天水和解放军警备区司令，都只能是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的副手，屈居「三结合」中的第二、三位。这，更令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羡慕赞叹不已，因此，「走上海道路！」是各地造反派头头们的心愿和追求。

然而，不知为什么，极力号召与支持造反的毛泽东主席，在「一月革命」后，却又改变了主意和部署。除了上海之外，中央不再让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充当首领，而是将其降到第三位。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不是军人，便是原来那个地区、那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当然，这些领导干部都必须是拥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大权，却并不在造反派手中，中央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出任了市革委会主任、原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等领导干部，则做了副主任，因而，实际上是由他们这些老干部执掌了北京市的大权。在全国都赫赫享有盛名的「首都三司」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则不过只被封为革委会的「常委」而已，连副主任都没有份。这个革命委员会构成模式，被造反派称之为「北京道路」。

造反派头头们夺权之后，都渴望走「上海道路」，建立以造反派为主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但，中央却只让「上海道路」成为一个特例，而不让它成为全国的样板。相反，中央使「北京道路」的革命委员会构成模式，具有了典范和指导的意义，让除上海以外的各省各地区，都按这个模式组建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造反派头头们无可奈何，虽然他们非常眼热上海市造反派们那威风十足的地位，虽然在此以后的七、八年中，直至四人帮覆灭和造反派的全面垮台为此，他们始终都没忘记要「向上海学习」，争取「走上海道路」。然而，毛泽东的权威，谁敢藐视？谁敢不照办？！因此，夺了权的造反派只好在新政权中「屈居」末位，而且是极不稳定、充满艰险、几起几伏的末位。这种情况，在下面的文字中，读者将可以品味到一些。

很多关于文革的作品，在谈及造反派夺权、掌权后的情形时，都以上海市造反派实际控制了革命委员会大权这一点为模式，想当然的推套到各地各类造反派的头上，把其他地方的造反派也描绘成「抖」了十年威风的新贵。其实，那些作品的撰写者，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具体发展的历史，尤其不了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命运。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全国没有哪一个省或地区的造反派头头，能像上海的王洪文、陈阿大等那样，可以耀武扬威的在政治舞台上连续十年都一直春风得意。不论是北京的蒯大富、山东的韩金海、新疆的胡良才、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夏邦银、还是湖南的唐忠富、江西的涂烈，广东的刘继发、浙江的翁松鹤、江苏的华林森等等。虽然这批造反派头头的政治命运，最终都像王洪文们一样，彻底完了蛋。但，他们的倒霉，却在四人帮覆灭之前，早已有过多次，并非像王洪文们那样，只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才算垮台。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长沙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一把手是解放军四十七军的一个师长级军官。市革委会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全是解放军代表。有一位文革前便是共产党员，又是「劳动模范」的造反派头头，则在几把「市革委会副主任」交椅中，坐到了最后席。

接着不久，四月八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也正式成立，自然，在中央批准的名单中，解放军四十七军黎军长担任了革委会主任，支持了造反派的原省委书记华国锋、候补书记章伯森，则为第二、第三把手。中间还有几位军人，包括原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亦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单中，最后是造反派的两位头头胡勇与叶卫东，即「工联」和「湘江风雷」两大组织，各有一位。

原省委第一书记虽没有被宣布为「刘、邓、陶」的人，但被排除在省革命委员会之外，被中央召到北京去了。省委第二书记则惨了，他莫名其妙地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加上「刘、邓、陶」的代理人与「走资派」这二顶「帽子」，于是被公开点名予以宣布打倒。一场新的批判刘邓路线、结合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走资派」的运动，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便已展开得轰轰烈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欲确立「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权威。

但是，确定谁是「走资派」，谁应真正在政治上予以「打倒」，职务给予罢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喊喊「打倒」的口号，写写攻击性大字报方面，这种权力，造反派们并不拥有。

把哪位省委书记列入「另册」的真正权力，在毛泽东与中央。

在文革中，没有哪一位省委书记是真正由造反派「打倒」的。造反派不过是在实质上执行中央、中央文革的意图而已。有时候，当造反派企图按自己的意愿，欲「打倒」某个省级党政官员，而中央却无此指示时，造反派便会遭到中央的制止。

造反派原没有放在心上欲予以打倒的省委第二书记，竟被中央列予「另册」的首位，而造反派干了几个月，拼命想打倒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却由中央圈定为「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对此，造反派们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因为，这些做法，都属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造反派们对这「伟大战略部署」虽然莫名其妙，但，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都只有服从的份。否则，注定要倒霉的命运，会降临得更早更快。

貌似气壮如山的造反派，其为所欲为的程度，其实远远没有报刊电台宣传的那样威风、有力。表面上，造反派好像是历史上那些可以自行其是的起义者，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真正具备有独立性。他们每一个大步骤，都严格受制于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受制于中央的每一项规定和命令。当有些头脑发热的造反派们沉湎于确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乐观意境之中时，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曾对这些幼稚的想法，毫不含糊地挑明和告诫了，说红卫兵不能把毛泽东还是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那些语录，生搬硬套作为红卫兵今天行动的口号。显然，周总理的意思是说，今天的情况与二十年代初中国的局面是大不相同了，那时，是军阀混战割据，而今天，已经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了，哪怕就是现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在共产党自己发动和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而不能搞各自为所欲为的无政府主义！这个意思的大字报与传单，我曾看到过好几种，是不同场合下讲的，说法上文字也有不同。现在宋永毅所编的那套文革数据库中，也能找到二份这个意思的讲话。其一，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中，他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一九一九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有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其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在接见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中，周总理再次说了：「毛主席在一九二零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既要造反，又必须服从。这就是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应有的准则。

但，这是一个矛盾。

因此，造反派们从本质上，便注定了自己的倒霉命运。

我从青年近卫军回到自己单位时，公司里的各造反组织，已各自取消了自己组织的旗号，联合成为了统一的造反组织「工代会」。公司里原「工联」组织的头头庞达明，担任了联合的造反组织一把手，即公司「工代会」主任。而我们「湘江风雷」组织的老易，则成为了第二把手，「工代会」副主任。我回公司后，老易找了我，要把他的「位子」让给我，说我本是公司「湘江风雷」组织的一号负责人，前段，他只是代行我的职务，现在我回来了，就应该由我仍作为「湘江风雷」派的头头，进入「工代会」。老易还说了很多自我谦逊之词，却大大夸奖我的气魄和能力，极力劝我去接掌「工代会」副主任一职。

我看得出，老易的让位是真诚的，没有虚伪的成份。但，我觉得自己不能去坐他那个位子。自我离开公司，参加青年近卫军以后，公司里「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作，都是老易在兢兢业业地承担。虽然，我也不时回公司参加一些决策会议，但，大量的具体组织事务，都主要是由他在领导。而且他也领导、经营得很好，使「湘江风雷」始终在公司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相对而言，我对公司「湘江风雷」组织出的力，这一段，就远远不及他了。因此，无论从工作效果的角度，或是从做人的道理方面来讲，我都不能让老易离开「工代会」副主任位置，而由自己去替代。虽然，我曾是他的「上级」，但，此刻，局面已发生了变化，我应尊重这个变化。

我谢绝了老易的好意，坚持不再做他的「上级」，为了使他相信我的谢绝并非客套，我干脆又离开了公司，而回到了我所在的机修厂。

老易和我这段互相推让所谓「官职」的事情，那时既不是虚情假意，也不是我俩，至少不是我有什么高尚风格。最重要的是，我参加造反，从来没有想到会要去「做官」，或者认为做了「官」就荣耀。我觉得，我们那一代青年人，从生下来懂事起，便是受的要「干革命」，当「螺丝钉」做「英雄人物」的教育和熏陶。像拿破仑所说的「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的经典名言，那时，我们听都没听说过。即便有人读到过，肯定也会将它视为「封资修」的垃圾，不屑一顾。当时十八岁的我，压根儿就没意识到「做官」一事。平日造反时，虽也有这职务，那头衔，但，我始终认为，那不过是为了运动一时需要而已，并不是当什么「官」。当时，很多红卫兵造反组织，其领导机构的成员，往往自称为「勤务员」，甚至组织的总部名称，也不叫司令部，而叫「总勤务站」。又如，前面所述，青年近卫军总部派代表上北京谈判，这样重大严肃的事情，大家也都是随随便便就选了一个人去，并不以为这个人就是去当什么官，虽然，这个人最终的确当了「官」，进入了市革委会当了个「委员」。

我想，那时，尤其是文革运动的前期，除了一些思想上比较成熟，读过不少政治、历史书，并有过一定经历的造反派头头，自始自终，就认识到权力位置的重要之外，大部分造反派，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头头们，大概，大都没有想过文化大革命，搞来搞去，会与「做官」挂上钩，会是一个捞「官」做的什么机会，那时，相当多的造派者，的确大都并不太看重那些五花八门的职务地位的。

我回到机修厂，大家认为我是公司里的造反派头头，因而推举我当机修厂的「工代会」副主任，「工代会」主任则由原「工联」组织的一个忠厚的老工人担任，并拟筹组机修厂的革命委员会。当时，厂党支部苏书记实际已靠边站，大权已由造反派的「工代会」单独执掌。自中央关于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下来后，造反派获胜，保守派垮台大局已定，我们厂里的保守组织便又一次宣布自行解散了，其骨干人员纷纷写大字报，又一次表示他们的忏悔，说自己又一次「受了走资派的蒙蔽」，表示向造反派投降。尤其，当他们中的「赤卫队」队长因为逃跑出去，被怀疑他是参加了「高司」武斗队的公司造反派抓住，狠狠地用拳头、皮带打了一顿。此后，他们更是吓得要死，便更加起劲的向造反派表示「认错」，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找杨金河他们请罪，恳请杨金河原谅他们过去曾抓他「右派」的过错，原谅他们在二月镇压「湘江风雷」时又企图整我们的问题，只求杨金河高抬贵手，莫整他们，要他们干什么，他们都愿意。

打那位「赤卫队长」时，正逢我回公司办事，因此，在参与「审问」他外出几个月的情况时，也与他人一起，用军用腰带，朝他只穿一件衬衫的背上，狠狠抽了他一顿，打得他嗷嗷直叫，背上落下一条条红痕印，显然打得很痛。这次行凶事件，除了参加那些双方基本不见面的大规模的对阵武斗外，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在本厂内唯一的一次参入的派性武斗打人。虽然，在想到这位「赤卫队长」曾积极造舆论要将我与杨金河等人打成「反革命」、「关进公安局」等情况时，很是气愤，所以打了他。但是，后来，又觉得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工人，并不是「当权派」，而他外逃的原因后也已查明，并非是引导「高司」派武装来袭击公司造反派，而只是害怕而避难。因而，事后，我便找机会向这位做锅炉工的「赤卫队长」表示了道歉，承认不论他有什么不是，我动手打他，都是不应该，是一种错误。并有次在他乡下的家里发生经济困难时，极力促成厂革委会发给他一些补助金，并陪他一块到他的乡下，协助他们家解决困难，欲在心中弥补对他的过错。后来，对我曾参入打他一事，这位前「赤卫队长」宽宏地说：「那怪不得你，是那种形势，我自己也真不该跑出去。」似乎是原谅了我的过错，而且，在以后几年中整我的那些「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查四人帮的人和事」等运动中，他都没有再参入整我，也没有再提我当年曾打过他那件事。相反，那些原来曾极力向我表示过检讨与悔悟的人，却在新一轮整我们造反派的运动中，很快就翻了脸。现在想来，这位「赤卫队长」曾与我们发生观点对立，显然不是个人因素所致，而是他当时信奉「听党组织的话才是正确」的传统道理，而相信了厂党支部说我们造反派是「牛鬼蛇神」的指控。其实，他本人是个性格直爽而冲动的实在人，而并没有什么个人政治投机的意图。所以文革后，很多与我们观点相反的人，都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或入党，或提干，或升官。但他这个曾与我们造反派卖力对着干、还挨了打的「赤卫队长」，最后却仍只是做他的锅炉工，既没有能入党，也没有提干。

一九六七年八月，湖南造反派获得了中央支持、控制了局势后，虽然中央一再指示，不要报复保守派，但是，不少单位仍都曾发生过一些造反派殴打保守派头头或骨干的情况。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直接因素一般是由于那被打的保守派骨干，在武斗高潮期间逃离了本单位，而该单位的造反派则认定他们是去参加了「高司」派的武装，正如同我们外出参加了造反派的武装组织一样，因而，必不可少的「审问」，则必带来一场程度不一的殴打。而殴打保守派骨干的深层缘因，则是因为，很多保守派骨干，一般曾在文革前期一次或二次极力参入和支持过要将本单位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因而，他们早就深为造反派痛恨，而现在他们又外出有参加「高司」派武装之嫌疑，则对其更为切齿，故借此机会泄恨。

打人总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完全撇开这些被打的保守派骨干，的确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将本单位一些无辜的工人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这个历史背景，那么，对造反派出现过的这类打人事件，就难以做出公正的评判与有益的总结。

当时，杨金河以公司「工代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机修厂革委会的筹组工作。杨是一个不计人旧怨的人，面对已经垮台并表示忏悔了的对手，他想到了「宽恕」这个词。他跟我讲，只要那些人认了错，并吸取教训，今后不再有整人的念头和行为，我们就不应计较他们过去的过错。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他与那些保守派骨干人员还似乎有了很融洽的关系。甚至，与其中有些人，还互相有过家访活动。他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抹平我们与他们之间思想上的鸿沟，毕竟，他们也是「受蒙蔽的群众」，虽然他们曾是项目组专干，是党支部委员，是文革前政治地位都比杨金河「高」的人。杨金河说，我们现在是胜利者，胜利者应该高姿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革命。

杨金河的想法与做法，都是无可挑剔，一百年后，我也认为他当时并没有犯错误。并且，当看到保守派的骨干人员都轻松地放下思想包袱，不用担心我们会报复他们，并经常在我们面前表示他们的敬意和恭维，我就很为杨金河的做法而高兴。

那时，我，杨金河，都不懂得什么叫「韬晦」，不懂得有的人，可以有几张脸。

党支部书记苏中原的态度，始终像以往一样，不卑不亢。但，此刻我们已真的从他手里夺了权，他也知趣地不再管事，而自动下到车间去劳动。当时，我对他没有半点不好的印象，虽说他没公开表态支持过我们造反，但，也并不公开反对。我觉得，处在他的地位，这样做已属不易。因而，机修厂若成立革命委员会，对苏书记还是可以考虑让他被结合进去。所以，在筹组厂革命委员会名单时，我将苏书记列入其中。

但，由于苏书记在厂里当了很长时间的党支部书记，因制度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使他在工人群众中积怨也不少。很多老工人都找了我们，特别是那些曾在批判会上发言控诉指责过苏中原（如说苏过去对老工人不尊重，为一点还没弄清责任的工作过错，就将老工人骂得「狗血淋头」等）、在批判大会上当着苏的面表示过要「造他的反、坚决打倒」他的老工人，都不同意让他进入革命委员会，还说：这搞了半天，让「走资派」又结合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岂不是复旧？岂不是白搞了文化大革命？

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不考虑老工人们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能脱离他们，是他们的支持，才使我们有造反胜利的今天。

但是，凭良心讲，我们却又并不认为苏书记是个什么「走资派」。他虽有过错误，但离反党反毛主席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准，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准，实在太远。尽管，他组织过抓杨金河等人的「右派」，但，我们觉得那不是他这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何况，他已为此受到过我们几次批判。加之，苏书记自始自终并不与我们采取公开对抗的态度，尽管，我们听说他暗中是支持保守派而反对我们的，但，我们亦可理解，一个党支部书记当然偏爱保他的人，这属正常。

长沙市有句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觉得，苏书记就是这种「笑脸人」，要将他整成「走资派」，予以打倒，我们确实下不了手。

我与杨金河商量了一番，想了一个方案，决定先将苏书记专门再批判一番，让那些有怨气有牢骚的工人群众再出出气。大家无非都是憋了气在心上，只要气一出，我们便可与他们平心静气地做说服工作。何况，在让苏书记进厂革委会之前，是应该对他有一番刻骨铭心的触动。让他见识一下，他过去当厂里的领导时，曾给多少人带来过不同程度的灾难，包括精神上的灾难。这样，他今后在革命委员会工作时，便会吸取教训，慎重行事了。

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我们的方案，进驻公司的解放军支左代表把杨金河和我找了去，讨论公司筹建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所谓「支左」，就是指解放军来支持左派的意思。在当时，造反派就被认为是「左派」，所以，当时「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的意思。

我们公司的管理大权，早在年初时就随上海吹来的那个「一月风暴」，由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大权归了公司造反派的「联合夺权委员会」（「联委」）；后来，因为发生了军区镇压「湘江风雷」的事，加上保守派的反攻，「联委」就开除了「湘江风雷」，并将夺权改为了「监督权力」，即党委仍然有权，但须由「联委」一道协商，发文件也须「联委」副署。三月份以后，毛泽东与中央明确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谓「三结合」，即指由原领导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与造反派代表。因此，公司造反派「联委」便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方向努力。但因与「高司」派打了几个月的派仗，所以，大局落定之前，建立革委会的事便暂被搁下了。直至中央关于湖南文革问题的决定下来，我们公司的「湘江风雷」又已恢复组织，重新回到了「联委」，并作为主要造反派组织之一；随后，根据形势发展，湖南的造反派组织一一放下了自己的旗号，而实现联合，再分别归入「工代会」、「农代会」与「红代会」（红卫兵）三大新组织。我们公司的「联委」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工代会」，其主任由原公司「工联」的负责人庞达明担任，副主任则是我们「湘江风雷」的老易。

这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事便又摆上了议程。

根据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大型企业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必须有解放军支左人员参入研究。实际上，这个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便基本是由支左人员定夺，然后再上报省或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凡是有解放军支左人员圈定的名单，省、市革命委员会一般都照准，否则，就批不下来。因为，当时，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大多在支左的解放军军官手中。

驻我们公司的解放军支左人员负责人姓喻，我们叫他「老喻」，他是一个很和气却又政治原则极强的军人。支左前，他是解放军政治干部学校的一个政治干部，副团级，不久前，奉命参加支左工作，进驻到我们公司，帮助筹建公司革命委员会。

老喻告诉我们：公司「工代会」拟定的公司革命委员会名单，已送交他审阅了。有几个人选，他认为不行或不满意。革委会主任选定原公司党委书记章忠全，他没有意见，但四个革委会副主任候选人中，至少有两个，他不能同意：一个姓周的造反派头头，原在文革前曾犯有过经济问题的错误，文革中造反时，据检举，他个人生活行为也不甚检点。老喻说，这个老周，不能当副主任，否则，影响革命委员会的形象，但，考虑到老周是一个老造反派，是公司下属一个大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因而，可以让他还是进入革委会，作一个普通委员。

另一个人就是老易。

「不能让他进入公司革命委员会，更不能当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老喻表情严肃的望着我们说。

老易？他为什么不能进革命委员会？

我非常震惊，思想上也不能接受这个结论。我张开了嘴，急欲为老易辩护。但，老喻朝我扬了扬手，依然很严肃的说：「你先不要说，听我讲完，你们就会明白的，我知道，你们与老易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个组织的，你小陈还当过他的领导，今天我之所以特地将小杨和你找来，就是要专门向你们通报老易的问题。」

老喻不让老易进入公司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个理由，是老易前段卷入过社会上一批造反派「炮打」省革命委员会的运动，那个「炮打」运动，是一批造反派指责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有「右倾」行为，有「复旧」倾向而掀起的一场规模颇大、但对抗并不激烈的短暂运动。很快，省革命委员会平息了这个「炮打」运动，并将其定性为「错误的运动」，而且，从省革命委员会中开除了几名支持这场运动的成员。这次「整」造反派，还是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只有一小部分人倒了霉，不过，对基层成员，一般没什么追究。

对那场「炮打」运动，我因厂里工作繁忙，未积极去参加，但，我也是支持者，很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都支持过「炮打」，后来，也进入了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老易就不能进？！

我不理会老喻的制止，仍冲口说了我的看法和牢骚。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老喻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继续他的讲话，并且，大概，他看我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了，反而露出了和蔼的微笑。

一下子，他就征服了我，他不同我争吵，而只是平心静气地讲解，我还能同他争辩吗？

「老易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老喻说。

三青团？国民党的三青团？老易⋯⋯

杨金河和我顿时惊呆了。

这就是麻烦事了！如真是这样，老易进革命委员会的可能，就岌岌可危了。

「当然，这个问题，并还没有最后的证据，老易本人也没有承认过这事，档案里只有别人检举的一份材料，」老喻却又这样说。哦！

我不由松了一口气。这算什么呢！三青团与国民党的问题性质，本来就有差别。一九四九年前，参加过三青团的青年人并不少。现在的政策，只追究在三青团组织中担任过区分部书记长以上的职务的，普通的三青团员，只算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何况，老易是否真是三青团，还没有定论，怎么能以此阻止老易进入革命委员会呢？！

我向老喻谈了我的看法。

老喻却严肃地说：「『三青团』的问题，如果发生在一般群众的身上，可以不太计较，但，对于进入新生红色政权领导机构的人选，则绝不能忽视。我们支左部队的责任，是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选择你们公司革命委员会的人选，要知道，进入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执掌革命事业的领导权。我明白，老易在解放前也算是个穷苦工人，是属于无产阶级，现在又是造反派的负责人。但是，我上面讲的那些原因，使我们不能选择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坚持原则，而不能感情用事的。」

但我觉得，老喻是有些偏袒「工联」造反组织，而有些轻视我们「湘江风雷」组织的人，才这么看重老易的什么三青团问题，还上升到「原则」上，就像中央关于湖南省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称「工联」为革命造反组织，而称「湘江风雷」为群众组织一样。

老喻似乎看出了我闷在心里的话，他又微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怀疑我在偏袒『工联』方面，我只是按原则办事，在你们造反派中，我们支左部队不会采取偏一方疏一方的立场，相反，我们要做到一碗水端平。」

怎么个端平法？原来的四个副主任人选中，二个是「工联」造反派头头，另一个人选老刘虽说是原公司中层干部，但实际也属于「工联」组织的，唯一的「湘江风雷」组织的人选老易，现在却又要将他抹掉！

「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进入革命委员会。你们年轻，有能力，家庭出身又好，是接班人的好苗子，现在又是造反派头头，正是我们要选择的对象。」老喻突然分别用两手，搭到我与杨金河的肩上，非常郑重地宣布了他的意见。

这意见，又使我吃了一惊。我从公司回到机修厂后，就没再想过要再去公司。因为我觉得那里已有很多人在干事了。老喻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为好，只能静静地听他继续说下去。

「这样一来，对一碗水端平，也有好处，你们都是『湘江风雷』的，小陈还是这个组织在公司的发起人和负责人。还有，我顺便告诉你们一下，让小陈来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建议，还是『工联』方面的庞达明首先提出来的，你看，人家庞达明就做得很好，没有搞派性嘛！所以，你们要正确理解老易不能进入公司革委会这事。参加革委会后，四个副主任，你们『湘江风雷』和『工联』方面，便各有了两位，你们看，这既照顾了大家各自的『山头』，一碗水端平了。你们两个，还有庞达明，都是年轻人，又都符合革命接班人的条件，这不是最好吗？」老喻很有些高兴地分析给我们听。

一下子，我又觉得，老喻他真的是出以公心，觉得他这样做，并非有什么偏袒谁，不喜欢谁的派性，而确是实施革命的政治原则。毕竟，他是来自于解放军的一所高级政治学校，对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天然的求纯观念。在老易的「三青团」历史问题上，我与杨金河是无法同他争论的，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家庭出身如何，个人历史上清白与否，都是硬指标，没法争辩，只能缓退，另寻出路。

让我当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虽说并不是很令我十分激动，因为我觉得自己本就是公司造反派中最先造反的头头，而那时，对当「官」的确没有多少思考，而且，还认为这「官」就如做造反派组织头头一样，无非是「勤务员」，会随时上上下下，没有多大神秘感，而全然不知那「官」本位所具有的一系列实际与精神上的特权。所以，后来没多久，在文革造反后改名为「组」的各级政权与单位的办事机构，一下子又恢复为什么「局」、「处」、「科」，又出来了「局长」、「处长」、「科长」以及「经理」、「厂长」的称呼时，我有好一段时候，在观念上都还不能适应这种伴随有复旧痕迹的形态。

但，当时对老喻的这个安排，我还是比较高兴，而且，总算我们「湘江风雷」组织的人，在革命委员会中，能进入两个人做副主任，也有了与「工联」组织同样的地位。不然，一味只将老易从革命委员会人选中抹去，我会很觉不平的，不仅仅为老易一个人不平，也会为我们的「湘江风雷」而不平。

老易呢？总不能将他就这样甩开吧？我决心再为老易争一争他的地位。

我问老喻。

老喻早胸有成竹。他说，老易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有些功劳的，公司革命委员会他进不了，可以让他继续搞「工代会」副主任，这个「工代会」将来就是工会，他负责搞搞工会工作，还是适合的。另外，如果他愿意，你们公司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安排他到下面商店、工厂去做基层革命委员会的成员。

为什么不能进入公司革命委员会，却又可以参加基层商店、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呢？

我望着老喻，欲问，又终于未开口。

总算，对老易还有个安排。我在对他的同情中，总算有了几分安心。

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批准了我们公司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老喻安排的那样，杨金河与我先后都成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过，在第一份任命批文中，却没有我的名字。已经成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庞达明庞大哥，也是极力支持我进入公司革委会的，说若公司革委会没有让我进入，是对我的不公平。老喻见了我们几个却笑呵呵地说：「我不会骗人的，你们放心，小陈是放在第二批任命名单中的。」果然，没几天，任命我为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市革委会文件就下达了。

那一年，我只有十八岁。

有天，我从一本红卫兵编印的《伟大的文献》资料书中，读到毛泽东主席鼓励青年人的一段讲话，其中说「三国时，周瑜，也是年轻人，十八岁就做了水军都督！那个水军都督，就是『海军司令』，而那时，周瑜还不过是个『青年团员』，然而，他打了胜仗⋯⋯」

由此，我还想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另外的二句有名的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读后，非常振奋，我顿时以为，自己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可以干一番大事了，可以「指点江山」了。

我们为公司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大会。当时，每一个单位宣告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都要举行庆贺。所以，那几个月，天天街上都有一队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并不停放着震耳欲聋鞭炮的游行队伍，举着庆祝本单位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标语，欢快地喊着、叫着，像过节一样。

我们公司有着三千员工，因而我们这些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决定也要很好的庆祝一番。除了也精心搞了一份向毛泽东主席报喜的「致敬电」文章，并印发上万份予以张贴散发外（当然，虽是「致敬电」，却不需真要去发报，而只是一个舆论形式而已，那时各单位都是这样做的），还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庆祝大会。

我被推举为庆祝大会的总指挥，负责安排几千人的游行队伍。那时，即便是工厂企业，汽车都还很少，我们设法向别的单位借来了几辆汽车和一辆三轮边斗摩托，作为游行中的医卫用车和供应饮料的专车。时值八月盛夏，游行队伍要在城市内转一大半个圈。因为我们公司所属的商店、工厂，遍布全市，游行的路线基本要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基层单位路过，这样，没有饮料的供应和防止中暑的医疗卫生措施，是不可想象的。三轮摩托是我这个总指挥专用车，专门有一个驾驶员替我开车，我则穿着一整套草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穿着军用解放鞋，打扮得像一个军人一样，佩着「总指挥」的黄色袖章，坐在摩托边斗舱中，在游行队伍的前后，不停在驶来驶去，向各下属单位游行庆祝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布置各种庆祝事项。

我当然很高兴，甚至，几乎陶醉。要知道，此时，我的工资表上，还只能有一份仅二十元的学徒工薪金。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在公司近三千员工中，我也许是最默默无名的人之一，人们再热情的目光，也决不会光顾到一个小徒工身上的。然而，此刻，我却几乎成了上千人注视的中心，成了被人夸赞、被人谈论、被人钦敬的明星！

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在一九四九年前，便冒着被国民党当局杀头的危险，参加了共产党及其地下工作，为党的事业奋斗了，然而，一直到现在，他虽然是公司里党龄最长的几个老党员之一，却从没有享受过这种荣耀，至今，仍不过是一个人们并不很在意的通讯员、勤杂工；而我这个毛头小子，只不过造了一年多的反，却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的敬畏。这人生，究竟有什么奥秘呢？

得意之余，我便又有了些许惆怅。

庆祝活动搞了整整一天，我整天也都沉浸在欢快之中，沉浸在节日的幸福感之中。

我骤然生出了很多感慨，并且，头一次将造反与我个人的感受联系起来，我默默在想：造反，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陆放翁的诗说：早岁哪知世事艰。

确实如此。

十八岁的我，初涉人生的我，全然不知晓，一个小小的学徒工，之所以能成为位居数千人之上的头头，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也不可能有多大本事），却只是那种特殊的形势浪潮之偶然推举而已，而且，过了这一瞬刻的得意，横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便是长达数年的恶梦般的泥泞和沼泽了。

第二十章　公司「革命委员会」纪事

文革中，我们做了那「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说来真是「可怜」，虽然从理论上（任命与撤消此职的文件之时间）说，担任此职名义上有七、八年，而实际上真正在位能行使权力，先后断续总计不到二年的时间，几乎来不及做什么，没多久就不停地陷入政治反复之中。那事对我唯一的好处，只是让我历经了许多一般人难有的丰富人生。

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原公司党委书记章忠全，他是一个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以前在部队搞政治工作，转业后到我们公司担任党委书记。他是一个心肠善良、毫无野心但文化程度很低的领导，而且，显然他还远没有适应地方工作的灵性。选择他作为「三结合」的对象，既是支左部队老喻他们的考虑，也是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庞达明他们的决策。

庞达明比我大十岁，亦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是我们的大哥、长兄，然而，他在各方面都比我成熟得多，考虑问题，工作能力都远远在我和杨金河之上。他原是「胜利」摄影社的一名摄影师，造反后，由于他家庭出身是工人，自己又能言善辩兼有气魄，并擅长组织，因而，他自然成为了公司「工联」组织方面的头头。在社会上「工联」与「湘江风雷」两大派造反组织有一些分歧时，我、杨金河和庞达明亦免不了有略许不同政见的争执，但他并不由此而攻击我们，相反，在筹建公司革命委员会之时，是他在人选问题上，坚定了支左部队老喻的选择。

公司党委书记章忠全被我们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当然，他获得这种地位的前提，是必须支持造反派，至少，在公开的场合，要有这种表示。公司党委副书记江山，则被列入了「走资派」的另册，被我们宣布予以「打倒」。不过，这个所谓「打倒」，也就是不让他再在公司领导机构中有任何位置，同时命令他下到公司属下的商店去做普通工人的工作，至于他的党籍、干籍、党委副书记的薪水，仍一概未动。那时，中央从来没有下达一项要如何处理这些被我们造反派宣布打倒了的所谓「走资派」的政策，造反派也不能擅自处理这类事，所以，所谓「打倒」，只是一时不让他们掌权了，暂时搁着，原封不动。至于党籍，那时除中央与军队系统以外，全国基层的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所以，原则上既没谁能加入党，也没有哪个「走资派」会被开除党籍。工资呢？那时，造反派头头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升官不发财，粮食还要减下来。」我原来是工人，按国家规定的工种口粮标准每月可以有35斤。当了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则只能调为27斤的所谓「干部口粮标准」了，但工资却谁也动不了，因为中央早就下了文件宣布文革期间冻结所有人的工资，均不升不减。所以，我做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也仍然只是每月二十元的学徒工资。杨金河、庞达明他们每月也不过三、四十多元。但，不再做党委副书记的「走资派」江山，口粮可以因为下放做工人增为每月35斤，而他那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则照拿不误。

当然，在精神上，江山和我们则是完全相反的感受。我们即便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得利，但，我们觉得自己是胜利者，有了这一点，生活水平再下降些，我们也不会有怨言。

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为什么要打倒党委副书记江山呢？

江山是解放后入党的领导干部，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只是公司的二把手，为何要将他作为「走资派」而打倒？

我想，应该是这么几点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文革中「现行问题」。江山虽然对我们造反派也不取公开对抗，但却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的举动，而只是随大流，任我们造反派如何就是；然而，他与公司内的保守派方面的人士，联系却非常密切。当然，这种联系密切，就并非硬有什么反对造反派的活动，而多是原来上下级工作关系的所致。但是，公司保守派的种种反对造反派的行为以及江山与他们的关系，却不能不使我们造反派对其猜疑，而将江山列入「保守派」后台名单。加之，党委书记章忠全却是明确公开「亮相」表示了对造反派的支持，相比之下，江山自然难逃造反派攻击。

第二，江山虽只是第二把手，可是他在公司的资历，比后来从部队转业来的章忠全要深，而且，江山也算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的工作能力远比章书记强，章的文化很低，身体又不好，常休病，所以，公司出面主持工作的实际是江山。既主持工作，所以文革前那些年中，无疑总会或正确、或错误地打击一些人、伤害一些人，积怨不少。文革一来，那些曾受过他打击或伤害的人，自然要对他发泄不满，发泄积怨。所以，打倒江山的大字报与呼声，在公司群众干部中，比对章忠全的要多得多。这便成了打倒江山的所谓「群众基础」吧。

第三，按中央号召的文革造反运动，总得要有所结果，总得要对当权派们的什么问题在大字报中搞搞「上纲上线」，总得揪出与打倒一些什么「走资派」才行，不然，何来体现文革路线的正确与必要呢？我们公司的党委正、副书记与正、副经理（那时没有什么「总经理」一词，再大的公司，也是「经理」）几个领导中，休病的休病，「亮相」的「亮相」，而这「走资派」的帽子总得有人戴才行，于是，我们选来选去，觉得只有打倒江山最合适。实际上，他那些什么「走资派」罪名，积怨问题，并没有什么特色，只要是领导、官僚者，包括那些支持造反派的官员，十多年中每人都总会积累不少，因此，大字报所说的江山的那些个问题，根本不是打倒江山的理由，但却是一个必要的砝码。

实际上，文革中，基层各单位与各地方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其被「打倒」一段时期的原因，大体都是如此模式及原故。

但是，被中央要打倒的那些个「走资派」，情况却不同。

显然，中央有中央的「打倒」标准，即是中央自己的「人事异常变动」需要。

凡属中央管辖的干部官员，都不是造反派所能想如何就如何了，相反，只是中央想如何，才会如何。例如，湖南造反派，包括老造反派「高司」在内，当初都是一致要打倒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可是，搞来搞去，中央宣布决定的文件中，第二书记王延春却成了「刘、邓、陶在湖南的代理人，是湖南党内走资派」，而没有了张平化，让张留在了北京，以后又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又如，湖南造反派们天天喊着要「炮轰、油炸、打倒」的省军区司令龙书金，中央却只一个指示，就说服造反派，让他做了湖南省革委会的副主任，而不是被打倒。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了反文革小组的「七二〇事件」，因此，全国的造反派都游行示威，声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可是，毛泽东却在事后，又大笔一挥，下令公开称「陈再道同志」，于是陈再道便没有倒于造反派之冲击下，而造反派也就不再喊打倒陈再道了。相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的文革「英雄」王力，一个多月后却成了受审查对象，给逮了起来。而文革中虽「打倒」了那么多高级干部，但可以说，除了上海之外，没有一个是由造反派决定能打倒的，而都是中央所定的盘子所致，造反派顶多只是统统地大造了一番「打倒」的大字报一类舆论罢了。文革发生的造反活动，有群众运动的成份，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被中央文革在「运动」，而不是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样，能够是一些在文革中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意义上的造反者。

公司革命委员会有十五名委员，但，实际上，是由主任、副主任在执掌实权，其他普通委员权力并不大。只是在重大问题需要大家集体承担责任时，公司革委会才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让每一个委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参与决定与否的表决。大多数时间，便是由我们几个主任、副主任决定处理完事。

庞达明庞大哥实际是我们的核心，忠厚的章忠全主任并没有统率我们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的规定，非要原党委负责人在革命委员会中担任第一把手，那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肯定是庞达明的。

按照省、市革命委员会结构模式，我们公司革命委员会也是设置了四个职能机构，即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人民保卫组，而将原公司机关的各种科室全部予以撤消，科长们统统靠边站，而像普通干部一样，被我们安排到新的职能机构中，或下放到基层单位去做工人。撤「科」为「组」，当时似乎也是一种革命的象征，「科长」似乎就是旧官僚，而「组长」则像革命家。

我们四个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则各分管一个「组」。庞达明当然是执掌重要的政工组，我则由副主任兼人民保卫组组长，杨金河兼办事组组长，另一个原中层科级干部刘正湘，则负责公司的生产业务，做生产指挥组组长。

大家推选我当保卫组长，大概是觉得我在武斗期间，是一个喜欢舞刀弄枪的青年近卫军成员，算是对「武」行当熟悉一点吧。而我，对这个职务开始也是很满意，虽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文」的方面逊于其他人。公司里第一批「炮轰」党委的大字报，便是由我执笔。与保守派唇枪舌剑和标语大字报派战中，我也写过不少宣传广播稿和文章。但，让我专管保卫，就算是「全武行」，我也喜欢。特别，我觉得这职务有一点军事化味道，而我从小就梦想去做一个军人。

在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中央下达了精简机构并办「五・七干校」的指示。黑龙江省柳河县办了个「五・七干部学校」，将原县里的干部，凡未能进入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人，统统集中到「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际是安排大批被革命委员会赶出机关的干部们的临时场所。

长沙市还没有办五・七干校，再快的速度也跟不上中央的指示。但省、市革命委员会不敢怠慢，过去没有办，从此时起，则立即雷厉风行，到处选择办校的地点。当然，不会再选在城市，都统统办在农村里，不然，不能体现「革命化」。

五・七干校还来不及，但「精简机构」这一条却必须马上办。

我们公司机关原有一百多名干部，十多个科室。一下子，十多个科室只剩下四个「组」。显然，也确用不着这么多干部，加上我们自己还调了十多个造反派工人到了机关工作。

经过一番研究，这「精简机构」的最高指示是必须具体落实的。于是，由庞达明出面，大笔一挥，公司机关便只留下三十几名干部。其他的，不论造反、保守哪一派的，统统「精简下放」。

没有五・七干校，放到哪里？

公司下面有一百多家大小商店、门市部和工厂，我们就将三分之二的机关干部，「放」到了那些地方，让他们带薪保留干籍（干部资格）去参加劳动，当一般工人吧。但宣布，今后若公司机关仍需要增加干部，可优先考虑他们，抽调他们。

这一下，可把那些被「精简」的干部急坏了。当了几年、十几年共产党的干部，现在，突然一下子叫他们去做工人，当营业员，这使他们很觉难堪，认为大扫面子。解放十七年来，从来只有干部越做职位越高的，相反，如果从高职位上降下来，甚至降为普通工人的地位，那是很少有的事。即便有，也无疑是某人犯了错误，因此，他也会被人们瞧不起。而现在，正是让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公司机关下放到基层去做工人，这怎么不令他们心焦呢！

我是个工人，当时，我根本不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反而，我觉得这些人真奇怪，当工人，有什么不好？为何一听说当工人，就这么难过？真是莫名其妙！

由于是庞达明主持了这项工作，结果，他成了一个中心。很多机关干部都去找他求情，陈述自己不宜「下放」的理由。尤其是那些造反派的干部，更有怨气，说公司革命委员会「不分青红皂白」，竟然让他们也「下放」。

庞达明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谁也很难使他改变，何况，这「精简机构」，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的一项中央政策。结果，这项「精简下放干部」的措施，尽管遇到了不少麻烦，但终究办成了。三分之二的公司机关干部，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机关，到基层单位去上班，或做生产工人，或当营业员。

一年多以后，这批干部，大部分又陆续回到了公司，极少数没有回来的，也在基层单位担任了负责人。总之，没有谁再做工人，当营业员。但是，我们这几位革委会头头，尤其是庞达明，则由此而得罪了他们。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为了公司机关干部们众矢之的，并且，在日后每次挨整的时候，「精简下放」公司机关干部，便都是他的一大「罪状」。

其实，庞达明之所以那样坚定的推行「下放」措施，并没有自己个人的什么目的，仅仅是虔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而已。

虽然担任了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其实，当时，我对企业管理是一点儿经验也没有，甚至，对「领导」二字的意义都并不很清楚，对「权力」的观念也只局限于理论上的模糊理解，当时，自己的思维与处事方式，基本仍处在做群众组织头头的境地。

我所兼管的保卫组业务，包括了原公司保卫科和民兵武装部的职能范围。精简机构后，这个保卫组除了我，就只配备了一名专职干事。不过，当时，各基层单位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亦都配备有保卫人员，所以，全公司保卫人员的队伍并不少，都归我领导。因而，公司机关保卫组只配一名专干，负责上传下达，内务管理，也不觉得有什么紧张。实际上，那时，既不用训练民兵，也无民兵可训练，民兵组织还要不要，都是个问题。而保卫方面的业务，下面各商店、工厂革委会的保卫组，一般有什么治安方面的问题，都自行处理了，仅仅向我报告一下。我看也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无非是抓了小偷、职工打架之类，根本用不着我去插手，我也懒得去管。

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想组建一支类似文革前很多大企业单位都设立有的经济警察队伍，穿制服，佩枪支，像一个准军事组织。我召集下面单位保卫组负责人来开会，谈及这件事，他们都很高兴，非常赞成。无疑，能做一名经济警察，穿草绿制服，腰上别枝手枪，这形象很威武。

可是，这要市革委会批准。

市革委会人保组的人，基本上是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倒是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副组长及成员中，有造反派头头担任，我同他们熟，便找了他们，谈及我的企望，原「湘江风雷」总部的一个负责人，现在是市革委会常委的李铁哥笑着说：「怎么，枪还冒（没）玩过瘾？还想玩？」

我说，我不仅仅还想玩，而且，还想组建一支常备军。

对我的想法，他们无多大兴趣，也无法帮助，但他们介绍说，可以去市治安指挥部联系一下，现在造反派还掌握了枪的，就只有治安指挥部那批人了。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解散后，老百姓手中的枪支武器都已收缴，但，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了由造反派组成的市治安指挥部，让他们协同取代原公安局职能的「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持长沙市的治安。实际上，是利用他们「群众组织」的身份，干公安军管会不好干的事。例如，不要任何证据，就可以任意捕人，关押拘禁人，还有刑讯逼供，随便就打人、抄家等等违宪违法行为。当时，毛泽东有句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省革命委员会和公安机关军管会很快就将这个最高指示，具体化成了市治安指挥部这个机构。这个指挥部的头头，也是造反派，并且还是市革委会的一名委员，成员也全是造反派，有几百人，配备的长短枪支、汽车、摩托车，还有自设的临时「监狱」，威风得很。这个组织执行任务时，丝毫没有什么法制观念，只要对方没有硬的背景，几乎是可以任意抓捕谁。他们唯一能体现克制的观念只是：「莫把人打死了。」此外，则几乎全是为所欲为。因此，市治安指挥部一方面做了些好事，确实狠狠地打击了当时很猖獗的流氓、盗窃等刑事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因为它的「无法无天」，经常侵犯人权，却也招致了老百姓对它的恐惧和怨恨。

我找了市治安指挥部的一个头头，谈及了我想组建「经济警察」的设想，并表示可以同时属他们领导。这个头头说，他很欣赏我这个方案，他们这几百号人现在繁忙得很，如果各大企业单位都建立武装的治安队伍，那会对长沙市的治安状况有很大的好处。然而，问题是枪。

他说，省革命委员会不会再同意将枪支又发给造反派。现在，有些单位还藏了一些武器，上面一再在催促公安机关军管会和治安指挥部去清查收缴。甚至，连市治安指挥部的枪械，都要清理，多余的也都要上缴。因而，此刻这个建立「经济警察」的方案，恐怕有困难。

没有枪，一切都无从谈起。

没有枪，我也没有了建「经济警察」的兴趣。

于是，我便因此而有了清闲。

公司革命委员会内各自分了工，除了通知我参加革命委员会会议或主任、副主任碰头会，我不想去打扰庞达明他们的工作。于是，便到处寻了一堆书，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办公室，读起书来。当然，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能找到的、能读的全是毛泽东的书和马恩列斯的书，还有鲁迅的书。不过，这些书我以前并未认真读过，尤其是很多马恩列斯的书，我看都没有看见过，所以，此刻对我，全有新鲜感。

促使我对马列主义的书感兴趣，是因为前段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极左派们有很多文章遭到了中央领导人，包括陈伯达、康生等人的严厉斥责。而极左派们写的那些东西，确让我瞠目结舌。其观点新颖、大胆，且都是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贯穿其中。前文所述的那个十八岁的中学红卫兵杨曦光，是我一个中学的同学，他是一个著名的激进派活跃分子，他写的《中国向何处去？》震动了中央文革，甚至使康生那样的高级「党内理论家」也发了怒。这个同学虽然为他的文章，遭到了镇压，被判刑坐了十年牢，但，我却很为他那文章的水平折服。我想，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为什么人家懂那么多东西，甚至可以写出有俯瞰全面气势的理论文章，而我的知识却又这样贫乏呢？

我决心也「啃一啃」马恩列斯的书。

说来也好笑，在当时中国那革命口号震天响的时候，读马恩列斯的书，竟然也会受到怀疑和鄙夷，虽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

有天，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来了一个由解放军军代表为首的调研组，到我们公司了解一些工作情况，我们几位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奉命各别向他们汇报工作。轮到我时，我仍挟着一部正在读的《列宁选集》。那个军代表在草草听了我的一番汇报后，突然对我手中厚厚的书发生了兴趣。他拿过我的书，看了一下有列宁头像封面，随便翻了翻，然后抬起头，用充满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好一会，他才问：「你怎么读起这种书来？」

对他的问题，我好奇怪。

但还是回答了：「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嘛！」

军代表歪着脖子，乜斜着眼对我说：「研究马列主义？呵，是不是你对毛主席著作已经学得很透彻了，毛泽东思想已不够你学了？」

我闻出了他话中的味道，连忙说：「毛主席著作一辈子我也学不够，更谈不上什么透彻了。」

「那你，有时间为什么不去学习毛主席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呢？」军代表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神态，「却花时间来看这种书。」

「毛主席著作我当然也学，而且放在首位，但是，有什么规定，说不能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我的造反派脾气顿时上来了，立马进行反击。他不就市革委会一个军代表吗？算老几，他们四十七军的军长、副军长我都见过，谁给他权力，用这样傲慢的口气同我讨论问题？！

「毛主席著作是今天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经典，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在毛主席著作中，已包含了全部马列主义，所以，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真学好毛主席著作，全面领会好毛泽东思想，而不要别出心裁，又去钻研马列主义著作，至少，那样是多余的。」这个军代表却丝毫不让步，神色严肃地教导我。

「我偏要也同时学学马列主义著作，这是我个人的爱好，这，不犯错误吧？」我牛皮气上来了，也毫不客气顶着说。

「陈副主任，小心点！那些反对党中央的极左派，就是不相信毛主席著作，而去啃什么马列著作，从而跌进泥坑的。」军代表面已带怒了。

极左派的那些文章中，确是一堆堆的马列语录和名词。

我不想同他争了，只是突然想起了一句话：秀才碰了兵，有理讲不清。

我不是秀才，但对面坐的确切是个「兵」。

利用那段较为清闲的时间，我终于涉猎与粗粗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哲学笔记》等等马列书籍，使我得以开始补上了马列主义理论的课，大大充实了自己的头脑。

除了看书读书，我有天突然对「档案」发生了兴趣。

在中国大陆，一个人的人事档案，是个很神秘的东西。那个里面记录了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的一切经历，记录了这个人的父母、兄弟、子女，甚至祖辈、叔伯、侄辈的各种情况，也还记录了这个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对他的好或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被记录的这个人却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些档案记录，却会严重地，有时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决定这个被记录者一生的命运。

我想起了钟有新同我讲的他父亲的什么历史问题，也想起了老易，那个什么「三青团」问题。那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而至今，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在那些档案里到底记录了一些什么！

我几分好奇，几分自以为是的义愤，决定去遨游一下那个神秘的世界。

我让管档案的干部给我送十袋档案来，事先，我已将自己熟悉的十个名字列成单子，叫她按名单一一找到送我办公室。

管档案的干部是个中年妇女，原来是公司政治处的干部，文革中严守中立，不做造反派，也不参加保守组织，但思想上长期的政治干部的生活，使她有自己的铁一般的观念。

她只送了二袋档案给我。

我问她：「怎么只二个，我不是开了个名单给你我吗？」

「陈主任，你一下子要十个人的档案，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案子？」她口气表面谦卑，但实则可以感到有「绵里藏针」的味道。不过称我为「陈主任」，倒不是她个人的阿谀，而是大家的通例。没有人称呼我们这四个副主任时，使用「副」字，相反一律叫「某主任」，大概，人们总觉得给人送高帽子不会错。开始，我还纠正人们的称呼，说我不是主任，是副的，但久而久之，我也懒得去纠正了，也习惯了。

我告诉管档案的她，我不是办什么案子，只是了解了解情况。

「按规定，一次只能领出一个人的档案，」她却这样说。

「谁的规定？」我有些不快，问。

「档案工作规定已经很久了。」她说。

「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我问。

「文革前就有⋯⋯」她小心翼翼地答。

「旧规定，一律不算！」我当即斩钉截铁向她宣布，「按那规定，不是共产党员，还不许看档案哩。」

我虽然已是公司的掌权者之一，但我却不是党员，连共青团员的身份都没有。其他两位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庞达明、杨金河，亦如此，没有谁是党员、团员。这一条，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文革一来，造反一起，是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已变得无足轻重，重要的只是，你是站在哪一派的队伍里。

我的话以及说话的神情，一下子使这个管档案的女干部省悟了：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在掌权，而不是原来的党委会！

她不再说什么，而是很快从档案室里寻到我要的十份档案，诚惶诚恐地送到我的办公桌上。

我在此以前，虽早已知道档案的威严，但从来没有见过档案是什么模样，现在它们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并且可以由我任意翻阅，这使我既有新鲜感，也很有满足感。

一个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五花八门的一份份表格、材料纸，有履历表，有被档案记录者自己写的自传，还有各种各样的对被记录者有关生平经历的调查、证明材料、文件。这些档案袋，有「胖」有「瘦」，即有的被里面装的东西胀得鼓鼓的，有的则扁得像牛皮纸袋里没有装东西。「胖」者，大都是年纪大、人生经历丰富、曲折者，「瘦」者，则是履历简单的青年工人一类。

我一一将这些档案打开，仔细翻阅。这些档案的主人——不，不能称为主人，因为主人是应该拥有自己的一切的，而这些档案虽然点点滴滴记录了一个人的生平，可是，被记录者却全然不知档案里倒底有些什么记录，因而，这些被档案记录的人，大概只能称为档案的对象——都是我熟悉不过的同事，我了解他们。但，我还想知道，这些或诚诚恳恳、老老实实、或平日工作认真努力、负责的同事，在隐蔽的档案中，是否可以得到公开的那种评价。

在一个姓肖的老工人的档案里，我看到了一迭与他的命运举足轻重的材料。那迭材料之首，是一张黄色、粗糙的毛边纸，上面写着一份检举，说这个老工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于国民党一个兵工厂内，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检举是用毛笔字写的，寥寥数语，并不啰嗦繁杂，但内容主题却非常明确，检举的时间是一九五五年。

这张一字千钧的毛边纸下面，是一些盖有鲜红大印的组织结论，这些结论是由不同的机构名称，在不同的时间内写下的，但结论的内容却大同小异：在该人问题未能查清、确定是否之前，对其应控制使用。

然而，里面却没有调查这个问题的材料。大概，是没有时间去查，或者根本无法找人去调查，因为这个肖姓老工人在那个兵工厂只干了很短一段时间，认识的人不多，而那个兵工厂在抗战时就因为时局紧张早已解散。写检举信的人，并不是在兵工厂干过，他也只是听一个曾在此兵工厂工作过的人，说过兵工厂曾发展过特务组织的事，所以才写了这份怀疑性质的检举信，而那个在兵工厂干过的人却早已不在人世。

不论什么原因，反正，明摆着组织上并未对这问题去予以调查澄清，然而，却又并不放过，因而，蝉联留下了一个个「控制使用」的结论。

这个肖姓老工人是一个像黄牛一样勤劳老实的人。平日也一直是他单位的党支部可以任意支使的一个驯服工具，叫他干什么，他都去干，不怕脏，不怕累，不计报酬，也无任何怨言。他只有一个要求：想加入共产党，做一个党员。这个表达他唯一要求的申请书，早在一九五五年以前，便已向党支部呈递，这之后，几年一次，他又呈递了几份申请。这些申请书，也都留在他的档案里。然而，十几年的申请，并未使他如愿以偿，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为，那份毛边纸检举信和令人心寒的「控制使用」的组织结论，像大山一样，阻挡了他，压住了他，使他永远不可能获得「共产党员」这荣耀的政治身份。

然而，这一切，肖姓老工人都全不知道，他认为自己至今还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肯定是自己向党作的贡献不够，因此，他愈加努力愈加小心的工作，兢兢业业，听从单位党支部的安排、使唤。文革一开始，他就毫不犹豫地当了个铁杆保守派，保党支部，保支部书记。他想用他的实际行动，向党支部奉献忠心。

但是，此刻保守派土崩瓦解，党组织也没有了活动，这位老工人依然只能站在党的大门之外。虽然，肖姓老工人曾当过保守派，并起劲地反对过我们，但，窥到了他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了的秘密之后，我不由深深同情起他来，从而也开始痛恨起这种捕风捉影悄悄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秘密记录档案方式。

七年后，一九七六年春，肖姓老工人已年过花甲，要办理退休手续了，这时，他仍然只是一个「党的外围积极分子」，虽然，文革中与他一起保过党支部的人，一个个先后都成了共产党员，可他却依然只有一顶「老工人」帽子。幸好，新调来的党支部书记不忍心让这个老工人还懵懵懂懂地做老黄牛，就与我这个造反派的「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商量，希望在这个老工人退休之前，把他那个档案中存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包袱」解开，即算这个老工人已来不及入党，但至少可以使他的儿女不因他这所谓「特务嫌疑」问题，影响他们的政治前途。要知道，当时，一个有「特嫌」的父亲，其子女的入党、参军、提干等等好事，将可能永远与他们无缘。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和我一样，根本不相信档案里那封检举信所讲的事情，因为从各方面分析，都不可能有过。但，既然有了那份毛边纸检举信，谁又不敢扔掉它，或能不理睬它，唯一的办法，是找来一份与之对等的证明，否定毛边纸检举信的说法。

我的良心驱使我积极插手这件事。

受那党支部书记的委托，我首先拐弯抹角向肖姓老工人谈了那封检举他「特嫌」的事，然后要他提供抗战时在那兵工厂几个月工作时的证人，当这个老工人隐隐约约知道他被人当作「特嫌」看待了二十几年，并因此才入不了党的情况后，伤心得落下了泪。

幸好，早几个月，有个当年在那兵工厂一块干过的同事出差到长沙市，碰到了他，并留下了那个同事在四川某县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的通讯地址。肖姓老工人连忙将这个地址交给我，希望单位组织上能派人去调查、澄清他的「特嫌」问题。

凭这个地址，我带了一个本单位的党员（一九七四年后，我也曾成为了共产党员）持公司党委的介绍信，到四川省某县汽车运输公司，找到了肖姓老工人的兵工厂同事。

听说是「特嫌」问题，这个四川同事很是惊奇，也很有些害怕，唯恐牵累到他自己，他不敢写肖姓老工人「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的证明材料，而只一口咬定他「不清楚」。

「不清楚」的证明，等于是没有证明，肖姓老工人的「政治包袱」就还得背下去。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个长期忠厚老实任劳任怨、又没什么文化的老工人，会是什么「国民党军统特务」，问题是必须弄份可以推翻否定那份毛边纸检举信、能否定那份死无对证了的材料的文字证明。

我想了一个文字游戏般的办法。

第二次我找那个四川人调查询问时，对他说：「你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完全有可能，那时，你根本就没听人说过老肖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事，对吗？」

「对！对！我从没有听谁说过老肖当特务的事，我只是做工赚点钱填肚子，政治上的事，我根本不沾边。」那个四川人连忙附和我。

我抓住这句话，让那个四川人就写了一张在那个兵工厂期间，「从没听人说过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事」。至于四川人说他从不关心政治的话，我就让他免写。因为若说他这个四川人从不关心政治上的事，那他「从没听人说过」肖姓老工人所谓参加特务组织一事的否定证明，便没有了份量。

既然唯一可以证明肖姓老工人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兵工厂行为的四川同事，说了写了「从没听人说过肖××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证明，那么，我们便可以以此否定那份二十多年前写的检举信了。凭着我弄来的这份盖有中共四川×县汽车运输公司党委政治处大印的唯一证明材料，即一份有着文字游戏味儿的证明，肖姓老工人单位的党支部书记，便签署了一份内容大意为「此事虽有检举，经查不实，应予否定检举所言问题，并撤消原内定意见」的新意见，并将这盖了党支部大印的新意见放进了肖姓老工人的档案袋，而取出了原来那些检举信和各次单位党支部所作的「控制使用」意见材料。党支部书记还将这件事的结论，通知了肖姓老工人。肖姓老工人在退休时，握着我的手，很动感情地说：「谢谢你们帮我卸下了我背上的黑锅，现在入不了党，我都无所谓，只要我的历史不再影响儿女的前途，我就放心了！」

文化大革命现已成为了历史，改革开放后，个人的历史政治上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吓人之处了，现在，只要你不去从政，大家对这人事档案份量的政治意识已大大淡薄，甚至，还会以有亲人在台湾国民党军政界做高官为荣。这个在档案内秘密记录当事人情况的方式，估计也发生了大大的变化。

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便逐一又批准建立公司所属各商店、工厂的革命委员会。

这些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虽然都由公司革命委员会集体讨论，逐一研究决定人选，但，由于机修厂是杨金河和我的原工作单位，故该厂革命委员会的人选，主要由我与杨金河来确定。

机修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挑了原厂党支部书记苏中原。一则，由原来的领导干部担任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这是上面对「三结合」构成有这方面的意见，再则，我们也觉得苏中原虽说没支持过造反，但毕竟他也没有公开反对过我们的造反行动，既然如此，应该给他以机会。

但是，让苏书记依然做机修厂的第一把手，这引起了一批老工人的不安。因为前段造反时，在我们的鼓动与带领下，不少工人，尤其是在苏中原治下工作了多年的一些老工人，以自己过去一些受害或自认为受了迫害的经历，控诉、批判过苏中原，有的老工人情绪激动时，甚至当面痛骂过他。苏中原在机修厂当权多年，整人的事常有，自然积怨也很不少，过去苦于没有机会，工人们只有自吞自忍，奈何他不得，文革一来，天赐良机，于是趁我们领头造反之际，工人们便大出怨气，大泄积恨，那气氛之激烈、之火热，确实也弄得苏书记胆颤心惊，坐立不安。经过一年多的造反下来，现在厂里的职工，不论是造反的、保守的，还是随大流的，都已普遍认为，苏中原已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了，已是非被打倒不可的角色了。加之，杨金河和我这两个机修厂的工人，又成了上级公司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苏中原岂有不在政治上完蛋的道理？对于一个失去了权势的人，批判了他，痛骂了他，大家觉得批了就批了，骂了就骂了，斗了就斗了，没有什么了不得，何况，大家也并不觉得批错骂错斗错了。

然而，现在「新生的红色政权」厂革命委员会，又将让苏中原来出任一把手，只是将「书记」变成「主任」。「这怎么行呢？！」一些老工人跑来找我，激动地对我喊道。

确实，苏中原从被批斗的位置上走下来，若又一步跨上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依然官复原职，这不能不引起曾造过他的反、批斗过他的工人群众的惊恐，尤其是在以往政治运动中领教过苏中原厉害的老工人，更是担心异常。他们说，弄了半天，苏中原还是苏中原，官还是官，这文化革命又何必搞呢？他们想，前段原以为可以打倒苏中原，就不留城府地将积怨都泄了出去，批他斗他骂他，虽然并没有人想将苏中原送去坐大牢，或将他打入「四类分子」那半人半鬼的队伍，但，绝对也没有谁会想再让他来继续做领导、继续掌大权的。而今，偏偏苏中原又将执掌机修厂的生杀之权，这，他岂有不报复不整治前段批了他斗了他骂了他的工人们的道理？苏中原重掌大权之日，难道不就是造过他的反的工人们倒霉之时的开始？

不能不说这些老工人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

连我自己也常常觉得，把这些被我们狠狠造了一顿反，并且已被打倒在地的当权派领导干部们，又重新扶起来，并再将权力又拱手送还给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复旧」或「复辟」吗？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报刊上、中央文件中不是宣传说，文化大革命亦是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吗？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吗？不是说也要将「走资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吗？为什么这一切的宣传，现在都变得一钱不值，一切都变了卦呢？！

但是，新的舆论宣传，新来的中央文件，又告诉我们，现在应做的这一切，是「正确地对待干部」的原则大问题，亦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一！

对这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之详细内容或大体轮廓，谁也讲不出个道理。但，在你思想上有疑问有模糊时，只要用这个「伟大的战略部署」理论一罩，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任何疑问，任何不解都只怨自己属于「一叶障目」之见了。

「林副统帅」不是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反正，执行就没错。

凡是想不通时，我们就应该检查自己，为何我们跟不上形势？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几十年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这样思维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虽然斗争的目标，是除毛泽东与中央以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即所谓「当权派」与「走资派」，但，造反派却并不是与政府分庭对抗的起义者队伍，造反派也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不过组织上是只受中共中央这个「总司令部」领导；而思想上观念上，却全盘是接受党的理论的。因而，在对待中央的态度上，在对待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上，造反派的思维方式，实际同原来的共产党干部，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只能执行！

为什么不理解？那决不是错在中央，中央自然有中央的道理，我们只有检查自己为什么跟不上形势！

凡是自己的想法不同于中央的方针，就应该抛弃自己的观点，让思维努力靠近中央的宣传，并努力使自己的思维融入中央的理论，融入「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造反，本身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发动的，我们当了造反派，岂能又去怀疑、评论中央的方针、政策？！既不能这样做，就是连这样想想，也很危险。因为，「三结合」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让领导干部作为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首领，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只能执行。不执行，对抗，就是违背违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最后必将落得「犯错误」垮台的结局。前段有些人「炮打」省革委会，就是对抗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因为，中央不让乱造反了，他们却仍按前期向原省委造反的思维，来对待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结果，造反不成，反弄垮了自己，被戴上一项「炮打三红」的罪名，受到停职（省、市革委会成员）与挨批斗的下场。

庞达明也分析说，每一级革命委员会中，都有了造反派代表，这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监督力量，再则，经过文化革命这一番史无前例的风风雨雨，被结合进入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们，应该是有了教训，应该是不敢像文革前那样为所欲为而无视老百姓群众了的。

他的分析，听上去不是没有道理。

我也想，一下子将所有的老干部全部打倒，重新启用一批新人即我们造反派，似乎在情理上也讲不过去。毕竟人家老干部过去流血流汗干了几十年，翻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后，又南征北战，枪淋弹雨，历尽艰辛，才打下了这红色江山，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将这江山全交给才造了一、二年反的我们，而全部排除那些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呢？

我想，在「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中，文化大革命大概只是要教训教训这些进城掌权后滋生了官僚主义的老干部，让他们不要变成「修正主义」，发动群众造反的目的，大概也只是教育他们老干部，而并不是要全部打倒他们。当然，如果你真是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就还是要打倒。不过，绝大部分老干部是不会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没有反对的理由和思想基础。因而，毛主席党中央就也绝不会全部打倒他们，只是让造反派刺一刺，教训教训他们而已。事后，该掌权的，自然仍还是得掌权。

杨金河和我，在根本上讲，也从照顾老工人的情绪上讲，以及从我们最好的愿望讲，固然认为可以让苏中原不被打倒，仍做干部，但我们却不希望让苏中原继续当机修厂的第一把手。但是，机修厂党支部和正、副厂长那几个人中却又再没有合适的人选，不是能力极差，就是我们认为其人品不好，只有苏中原在个人人品和能力上可以适宜。选择的圈子太小了，不然，若可以在全机修厂职工中挑，选几个比苏中原行的人来当第一把手，倒并不是难事。可是，政策局限了我们，上面规定要原来的领导干部当一把手，我们就无法挑选工人来当革委会主任了。

有些描写文革的作品，将造反派写成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无法无天分子，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当时，造反派在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束缚，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们极不心甘极不情愿地决定了机修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人选。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二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们向造反的老工人反反复覆说明解释，并以我们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增强我们的说服力，尽力使他们相信，让苏中原当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苏中原经过文革这场风雨后，会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他不会也不敢报复曾造过他的反的工人，因为，那样做就等于他想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另外，也不怕苏中原调皮，因为，杨金河和我，都是他的上级了，他敢犯错误，我们可以随时罢免他的官。

老工人们不再说反对苏中原当主任了，他们默默听着我们的解释，脸上的表情都似乎是理解了，又似乎像是无可奈何。

实际上，他们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米还要多，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要长，文化革命的大道理他们可能不会明白，但，将一个狠狠批过骂过斗过的人又扶起来坐在自己头上，将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无疑比我要明白得多。

另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找苏中原谈话。一通大道理之后，要他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除了再作一个「深刻检讨」外，还要着重表一下态：他若被革命群众谅解，重新当了机修厂的一把手，今后，决不会打击报复曾批判过他的工人群众，而且，决不记恨，相反，应感谢工人群众「对他的教育」。

苏中原几乎是不加思索，便答应了我们要他做的一切事。

我们这些造反派，往往为了几句话，文件中的几个字，要争一番，抠一番，不获全胜，绝不甘心收兵。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当权派领导干部，却懂得事情有轻重缓急，他们不会为表面的一些言语小事，而耽误自己认定的人生大事。

我想，苏中原当时的想法，最急迫地莫过于使自己赶快从被批斗的泥坑里站出来，如有能重掌大权之机会，当然是更好了。前段挨批挨斗时，有些老工人的唾沫甚至都喷到了他的脸上，他都忍住了，现在只让他表一下态，作一个口头不再打击报复工人群众、造反派的讲话，就从此脱离挨斗处境并重返官位，他有什么不干呢？

一切都像文艺节目的彩排一样进行。

苏中原在全厂大会上，先「万分沉痛」检讨一番，而后，由杨金河代表公司革命委员会宣布对他的「解放」，并宣布了他担任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的任命，再后，苏中原又慷慨激昂地向大家作了一番承诺，还一次又一次地对「革命群众的谅解和信任」表示感谢。

一个月之后，机修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苏中原作为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喜滋滋地戴着一朵红花，坐在了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过去的几个月中，他在这个主席台上，通常只有站在前面挨批判的份，而现在，他却又成了全厂一百多号人的强有力中心了。

我们安排侯川江做了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是「三结合」中的造反派代表。小侯自然也是兴高采烈，喜气洋洋，造了二年的反，想不到还当上了「官」，这无疑使他，也使我们大家都高兴了一番。

此后，直至我们垮台，苏中原与我们的关系相处得还不错，尤其是苏中原，对我们既有热情之态，也常有亲切之举，彷佛，他从来就是同我们一块共事，彷佛过去他既没有整过杨金河，我们也没批判过他一样。

芥蒂、阴影、戒备、一切彷佛都没有了。

对此，我们当然很高兴。

然而，毕竟我们太年轻了。

在这一年多后，苏中原有天板着脸对已被关押在「学习班」的我，以教训的口吻说：「你以为造造反，就是搞政治？！你真是太幼稚、太自不量力了，不让你尝一尝政治运动的厉害，你长不大！」

苏中原说得对。后来，很快，我就领会了政治运动的厉害。

第二十一章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耻辱与尴尬

虽然，搞「清理阶级队伍」的事，已有几十年的传统，但像在文革时那样在全体民众与干部中，作为一个大规模声势浩大的专门运动来进行，却似不多见，就是那延安整风，也只审干部嘛！可是，作为文革大运动中的一项阶段性小运动，「清队」之害则不同程度的波及到所有各个阶层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队」）运动，在长沙市，则完全是在掌了权的造反派首先主持参入下开展的。若说造反派在文革中也搞过什么整基层老百姓的事，那就是这个所谓「清队」运动。本来，造反派的「斗争大方向」一直是当权的「走资派」，即党的领导干部与政府官员，但一旦在自己进入了政权与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一些权力之后，便不能不以当权者的姿态，来执行中央的指示了。

「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环节。当年八月，毛泽东就工厂企业的文革运动任务，发出了明确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这个「清队」运动是从北京搞起来的。中央批转了一个「六厂二校」的「清队」经验文件，以「六厂二校」即北京六家大工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样榜，让全国各地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都照这葫芦去画瓢。

中央来了号令，又有这个「六厂二校」的葫芦，于是，湖南省与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很快作了部署，在全省全市展开了这场「清队」运动。

这项运动，一般都是由革命委员会的政工组负责，省、市政权机构，及各工商企业、学校、机关都是如此，我们公司自然也不例外。

庞达明是分管政工组的，这事因而该他负责。我是保卫组长，本来只负责公司系统的内外安全问题，「清队」不是我的职能范围。但是，运动一展开，「清」出了一些新「阶级敌人」、准「阶级敌人」或嫌疑分子，这批人需要人看押，于是，我也被卷入这项整人的运动中了。

按照上面的布置，我们要在本单位的干部和职工中，将公安部颁布的一个「六条规定」中所定的二十一种人员，首先从干部职工队伍中划出来，予以审查。这个所谓二十一种人，包括原国民党政府中的军、警、宪、特骨干分子，原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中的书记长以上人员，一些迷信宗教骨干，再就是曾被判刑劳改，判予劳教过的释放人员。当然，政治上定为过「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的人，更不能放过。运动一开始，首批遭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二十一种人」。

这批人真是可怜，文革中，不论保守派掌权，还是造反派得了势，若不是搞「路线斗争」（批斗「走资派」则属「路线斗争」），而是只强调「阶级斗争」之时，需要整人之际，首当其冲挨斗的，总是他们。虽然，我们造反派们也是经常被陷于「反革命」、「右派」的边缘，但是，在我们的观念深处，却总是不会同意让自己与这些什么「二十一种人」并列，而总是力图要与他们划清界线。在文革中，造反派们无论怎样的倒霉，也多少还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然而，这些人却永远是文革运动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另类」。要说文革中受害最深最苦也最久者，据我观察，既不是老干部，也不是文化人，造反派也排不上，而是这些所谓「二十一种人」中的大量无辜者！不论他们在文革前犯过什么事，或者也许本身早就是冤案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早就已为自己的过去偿付了很大的人生代价，而在文革中，更是不敢乱说乱动，在战战兢兢过日子。然而，文革自一开始，无论哪一种性质的斗争，各派政治势力却总是要拉他们祭刀，或让他们陪斗。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老」红卫兵与「红色恐怖队」、北京大兴县的农村党组织负责人、以及湖南道县的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凶手们，之所以竟然不怕犯法，一上来就敢对他们乱打大杀，不要任何理由就敢对他们施以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因为，这些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另类」，在那些行凶者的眼中，根本就不算是人，而是可以任人宰割的什么「东西」。确实，就算不是那些凶手，在当时社会的主流观念中，相当多的平民百姓，也都是视这些「二十一种人」的人们，为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对其取歧视之态。就是最激进的造反派分子，也不敢表白对他们的同情。《湖南日报》社有一批在该报社前身《新湖南报》社时，于一九五七年被错误打成右派的编辑记者，在文革中自发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欲平反他们的冤案，他们自然渴望得到社会上强大的造反组织支持，然而，他们的希望只能落空，没有造反派会敢支持他们，甚至有造反组织还说他们是「右派想翻天！」，勒令他们解散，在批「省无联」时，还将他们作为「省无联」的所谓「反动基础」对待，进行批斗。做过右派的报社编委柏原，当时还因此被《湖南日报》社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抓去，在批斗中遭到残酷的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几乎丧了性命。

一九六八年夏秋之交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更是湖南的造反派们参入践踏人权的一次相当规模的重大耻辱性活动。

当然，按照文件上的说法，这些「二十一种人」，还不过是浮在面上的、公开的「死老虎」，「清队」的目的，主要还不是他们，整治他们还完全是为了声势上的需要。真正的目的，是要求我们「深挖」隐藏得很秘密的阶级敌人，就是寻找那些还有着光荣身份然而实际是阶级敌人的人。「六厂二校」经验介绍中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就将二十二个已是共产党员的工段长一级的干部给揪了出来，因为这二十二个人在旧中国全参加过国民党的组织，而且有些还从未透露过自己原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一位解放军身份的副主任，在全省「清队」运动的动员报告中，就告诫我们，全湖南省，在一九四九年前夕，曾有过国民党的将级军官多少名，校级军官有多少名，尉级军官有多少名，说这些原国民党的军官，现全部生活在我们之中，因而要彻底查一查，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工作？是不是有混进共产党里，混进政府里来了？

所谓「清队」，实际就是清查一个人的历史，看他是否属于「阶级敌人」。

清查历史的步骤，就是从清查档案开始，因为，一个人的人事档案中，记载着他的全部历史梗概。查阅他的历史梗概，看有没有可疑的、不清楚的地方。

政工组的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大批的项目人员，一个又一个的项目组，顿时应运而生。

这段时期，便是项目人员满天飞的年月，这些项目人员背着当时时髦的黄挎包，拿着专门特制的外调介绍信，趾高气扬地在全国撞来撞去，调查这个，审查那个，搞出一股恐怖气氛，弄得大家都人心惶惶，唯恐自己或自己的亲人，有什么「辫子」让他们拽住。

公司里也被揪出了一批「阶级敌人」。一个是原公司里唯一的省级劳动模范的老年女服务员。不知怎么查的，把她弄成了一个在旧社会是当过妓院老板的鸨婆；欺压妓女的鸨婆，当然是属于「阶级敌人」之列。还有一个老工人，因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过伙夫，所以被戴上了「日本汉奸」的帽子。之所以安上这个罪名，道理竟很简单也很荒谬：日本人不相信你，会让你给他们做饭吃吗？受日本人如此信任的人，不是汉奸是什么！于是，便被关进了「牛鬼蛇神」待审室，交由我的保卫组看管。

这些人后来全部被平反，没有一个什么「阶级敌人」。

全公司包括明摆着的所谓「二十一种人」和被揪出来审查的有问题嫌疑的人，有一百多号。除了各基层单位分别管制了一些明牌的「二十一种人」外，大约还有二、三十名需要审查的人，由公司保卫组统一看押，关在了公司机修厂一间腾出来的仓库里，将这儿称为「牛鬼蛇神」待审室。我抽调了几名保卫人员，日夜轮流看守他们。但，他们的具体问题均由公司政工组管，保卫人员不插手。

这些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人，一类是所谓「二十一种人」之中还被认为有历史嫌疑新问题者；一类则是新揪出来的被认为是「隐藏的阶级敌人」的干部和工人。他们被我们关在待审室，不许回家，不许出去，不许亲人来探望，而且，还被勒令每人佩戴一个白袖章，白袖章上面用墨笔写着他们的「罪名」。如原国民党人员，就写上「反革命分子」，被怀疑是钻进干部队伍的国民党特务，就写上「特务」，被审查为「地主」者，就写上「地主分子」，总之，让外面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平日，他们就呆在「牛鬼蛇神」待审室，一方面被命令不停地写自己的「交待」和「认罪书」，一方面，接受项目人员的审问。有时候，则叫他们出来干一些清扫厕所、清除垃圾的脏活。他们当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整个政权机器可以说已不将他们视为社会的成员了，不断宣传的舆论，只是告诫人们要如何警惕他们，不要怜悯他们，不要同情他们，说他们是像「冬天的毒蛇」，目前只是一时冻僵，而他们一旦有了活力，则会随时来「咬」革命人民。

本来，我从小接受的便是仇恨国民党，仇恨地主、资本家，仇恨资产阶级的教育，因而，当时在理论上，我完全赞成铲除这些人，也觉得对这些人不能犯「心慈手软」的错误。但是，一面对这些当时显得极为可怜兮兮的真实的人，我却又常常极度的动摇。我常常怀疑，难道眼前这些几乎已弱不禁风的「牛鬼蛇神」，还需要我们去穷追猛打？他们真的是一些犯过十恶不赦滔天大罪的人吗？我们之所以对「走资派」、对「保守派」可以气壮如牛的作斗争，完全是因为他们整过我们，斗过我们，并且在精神上始终不服输于我们。而眼前这些「牛鬼蛇神」，十多年来，却从来没有丝毫的反抗，没有半点的骄横，全是一副惊恐不已，可怜兮兮的样子。对他们，不说去同情，至少「狠」，我是狠不起来的了。

我不想同那些弱者去作斗争，但，也不愿让人攻击我立场不坚定，因此，我尽量不去那「牛鬼蛇神」待审室，而将它交给手下的保卫人员去管理完事。

有次，是九月九日，全长沙市统一行动，刮所谓「红色台风」，即抄查「阶级敌人」的家。

实际上，在文革之初，这些所谓的「队级敌人」的家庭，还包括一些原资本家者的家庭，就已先后被刚刚兴起的「红五类」子弟红卫兵，与各单位组织的党、团员及政治积极分子们，进行过几次抄查。这一次的抄查，则是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组织的又一次为清理阶级队伍大造舆论而「震慑敌人」的大行动。根据公司所在行政区的公安机关军管会统一布置，我带了一批保卫人员于晚上闯进一个原国民党少校军官的家，将他们全家人赶到一间房内，然后，我们翻箱倒柜，想查出一点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反动罪证」，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会计。可是，折腾了一、二个小时，一无所获。按上面布置，我们可以将被抄查者带走，关起来再审查。我看了那个会计一眼，他倒显得很平静，面无表情，大概，此类事情他经历不少，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正想让人将他带走，突然，又瞥见他的一儿一女，正怯生生地站在他们的母亲身旁，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那男孩其实同我一样大的年龄，但比我瘦小多了，此刻，他的脸上布满了悲哀。

我想了想，把手一挥，朝手下的人说了声：「走！」

便迅速离开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不想带走那个原国民党军官，并非对他有什么怜悯，我同情的是他那与我同龄的儿子，我不忍给一个像我一样年轻的不幸者，再雪上加霜。

有一天，我在「牛鬼蛇神」待审室，忽然发现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江山也坐在了里面。

我好奇怪。因为江山虽已被我们造反派宣布为打倒对象，属于「走资派」，但，这只是我们造反派单方面的意见，而上面并没有予以肯定，而且，他的党籍、干籍，甚至他的公司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都没有人宣布或行文给予处理。虽然，此刻他已失去了权力，但理论上他却还是一个党员干部。再则，我觉得，中央虽然号召我们造反派要与「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但实际中，真正能定性的「走资派」的并没有几人，今天你说他是「走资派」，明天说不定上面就会宣布他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教育一番，又恢复官职，只要这个领导干部没有历史上叛变，做国民党特务之类问题，光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条没有明确标准的帽子，是难于打倒他的。像刘少奇那样的大人物，「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真正定他的也只是三个罪名：叛徒、工贼、内奸，却根本不沾「走资派」的边。这个「走资派」的帽子，只是一时剥夺当权派手中权力的一个弹性很大的虚标准，并不是可以定人终身的铁罪名。它与那些「叛徒」、「特务」、「地主」、「右派」、「富农」等等政治帽子，有着某种本质上极为微妙的区别。一个人一旦成为了「叛徒」、「地主」、「右派」、「反革命」之类，那就意味着他此生在政治上完了，此生将永远是低人一等的贱民。而「走资派」呢？今天也许是被斗争的主要目标，模样最狼狈，挨斗最厉害，但说不定明天，他就又可能神气十足地官复原职。像「七・二〇」事件中，上至中央文革，下至湖北上百万造反派，口口声声，坚决要予以打倒的「军内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却很快被毛泽东主席还了他的「同志」身份，调到北京，根本就打不倒。

「走资派」毕竟都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所以，在观念中，我们造反派终究还是将他们与「二十一种人」不列在一起，而是深知这种区别的。

而「地主」、「右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却是属于要被打倒扫除的阶级，是名符其实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后这个「走资派」帽子将完全消失，并对制定这顶帽子的做法给予严厉的批判。但，那时，我却也隐隐感到了，虽然在文革的政治理论上讲，「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之一，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斗争锋芒所向，但在实际中，「走资派」与「地、富、反、坏、右」们的地位，却是绝然不相同的。

原来在「牛鬼蛇神」待审室中，并没有江山的位置，只是在几次批斗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大会时，江山总是会有被斗的份，将他算作各类「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而批斗，有时还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写有「走资派」大字的牌子。但，批斗大会一开完，江山便可以回家，而不必像其他「牛鬼蛇神」，即所谓「黑五类」与叛徒、国民党特务嫌疑者等人员那样，被关进公司设置的「待审室」。他被我们宣布打倒后，像其他普通干部一样，只是下放到了基层单位劳动。那时，我们，至少我们对江山的处理目标，就是罢免他的官，撤掉他的党委副书记职务，也就完了事，让他从「官」削为「民」，而却并没有再让他下降到「鬼」的计划。他不是叛徒、特务，你想让他变成「牛鬼蛇神」，也是不可能的，江山是一九五三年才参加共产党的，他哪来的「叛徒、特务」罪名？！

不过，一下子从公司党委副书记高位上跌落下来，经常要挨批斗，即算不是「鬼」，江山的心情之难受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人们对那些地位下降的人，多少总有些市侩式的言语和鄙夷神情。

我问看守的保卫人员，是谁将江山弄进「牛鬼蛇神」待审室的？

他们告诉我，是绰号「洪司令」的看守组组长，早二天弄他进来的。

「洪司令」此时不在，我便先跑到「牛鬼蛇神」室内，找了江山。

「牛鬼蛇神」们看见我这个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组组长闯了进来，不知是灾是祸，「刷」的一下，全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望着我。

江山也跟着站立在一张木床边，木然地看着我。

我没有理其他「牛鬼蛇神」，只走到江山面前，问：「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洪司令命令我来的，」江山低声答道。

「胡搞！」我也轻轻自言自语。接着，我又一板正经似地对江山说：「这里是阶级敌人受审的地方，你虽然不是党委副书记了，但你还是党员，没有人开除你的党籍，所以，你现在并不是阶级敌人，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

江山的眼中泛着闪闪光亮，他听了我的话显然很激动。

我继续说：「你的任务是好好参加劳动，力争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接受他们对你的教育，总结教训，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江山连连点头称是，模样非常诚恳。

我又命令：「现在你就搬出去，你与这些人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呢！」

江山高兴地说：「我就搬，就搬。」

他正欲准备去清点他的行李，忽又回头对我说：「那洪司令⋯⋯」

「洪司令，我会同他讲的，他得听我的！你搬你的就是。」我大声说。一则我要显示一下我这个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组长的权威；二则，我对「洪司令」擅自搞这事并已二天了都不向我报告，很有些气恼。

江山挟着提着他的行李，摇晃着他肥胖的身躯，跟着我走出了「牛鬼蛇神」待审室。

事后，我将「洪司令」叫到我在公司的办公室。

「洪司令」也是公司系统的一个青工，先是跟着造了一阵反，后来大概觉得光跟着当个造反「兵」不够意思，就一个人跑到社会上，纠集了十来个人，独自扯起了一面「青锋造反司令部」的旗帜，自任「司令」，还刻了一个有一片豆腐干那么大的方形大印，占据了公司属下一个单位的一间办公室，优哉游哉地混了一、二个月。还背着一枝盒子手枪，耀武扬威了一阵。后来，「文攻武卫」指挥部缴了他的枪，他那个俱乐部似的组织也土崩瓦解了，无可奈何的他，便到了我的手下。

他虽比我长两岁，但我的气势显然比他强多了，因而，他在我面前往往是一副恭顺的样子。

他告诉我，那天，他见江山正从「牛鬼蛇神」待审室门前走过，大概是刚下班，江山显得很轻快，神情也没有以往的那副愁眉苦脸状。他一下子火就上来了。因为，在此之前，他听别人说，江山现在虽不是公司党委副书记了，但他百多元的工资却一分没减，现在的工作又单纯，只动手不用操心，那日子过得还蛮舒服，经常见他邀几个人，在酒店里猜拳行令，饮酒作乐。

「洪司令」工资每月也只有三十块还差伍角。他见「走资派」江山倒还过得比他快活，忌妒之情顿生。

「他妈的，老子辛辛苦苦革命，日夜不停，他这个『走资派』倒轻松自在，哼！」「洪司令」气恼地这样想。

于是，他一把喝住江山，以公司保卫组的名义，宣布对江山进行审查，并勒令江山搬进了「牛鬼蛇神」待审室，和那些「牛鬼蛇神」一样，没有了自由。

「洪司令」在公司本来已小有名气，何况他此时是负责看守的保卫人员的头头，江山不敢反抗，只好乖乖照办。

「老子就是要让江山这个『走资派』吃一点苦头！」「洪司令」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但是，我却训了他一顿，说他不懂中央的政策，又不守纪律，擅自作主，将江山这个有公司党委副书记身份的人随便处置。

对我指责他不守纪律不请示报告我这一点，他自愿作检讨，但对我批评他不该将江山与那些「牛鬼蛇神」混在一起，他不服。

「『走资派』不就是『牛鬼蛇神』的头子吗？把江山关到『牛鬼蛇神』一起，怎么就是不符合政策？！」他反质问我。

我只好耐心又给他谈了我的见解，告诉他在实际中，「走资派」与「牛鬼蛇神」是两码事，是不同性质的矛盾，虽然，从理论上讲，「走资派」是牛鬼蛇神的总头子。

「这，我就闹不清楚了，怎么理论上和实际上会不一样，」他眨吧着眼睛说。

「闹不懂？你就多学习学习吧！」我没好气地告诉他。

实际上，我也闹不清楚。

「清队」运动中，清出了不少「叛徒」，尤其是中央定了著名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之后，揪叛徒几乎成了「清队」中的一项大工程。湖南的许多原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所遭到的压力尤为突出。因为，当时正处于权力顶峰的「林副统帅」，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与驻湘部队的一些负责人时，在谈话中，作了一个所谓湖南有「三条黑线」的指示性讲话：「一是刘（少奇）、陶（铸），二是彭（德怀）、贺（龙），三是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多。湖南的这三条黑线，可以说是又粗又长。」

有林彪这个明确整人对象的指示压在湖南，湖南原中共地下党员们的日子，其所遭危难压力之大的状况，便可想而知。

在长沙市，有不少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被揪成了「叛徒」或「假党员」。凡是于一九四九年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成了审查对象。每一个项目班子都希望自己创造出一些骇人听闻的成绩，因而，他们对有可能出「叛徒」的那些历史，尤其有兴趣。

对此，开始我并不在意，我的父亲虽说也是中共地下时期的党员，但，他从未被捕过，只要没有被捕的历史，就出不了成为「叛徒」的漏子。

但，当父亲熟知的几个地下党同事，有几个被打成了「叛徒」、「假党员」后，我却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有个姓谢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很熟悉，解放前地下党时，是属于同一个党总支。「清队」中，他却被他的单位说成是「假党员」，说他是「真土匪、假党员」。

更为吃惊的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造反派中层干部秦某，也被公司政工组确定为假党员，不仅被从造反派的队伍中清除了出去，而且还被挂上了一个写着「假党员」字样的大木牌，进行批斗。

秦某是一九四九年前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秘密入党后，因其有文化，受领导派遣打入到国民党一个县政府中，做了军事科长，解放后，他被分配到省公安厅，却仍做了一名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特别公安——还开了一家私人名义的旅馆做工作掩护。后来，又被公开党员身份转到我们公司，做了一名副科长。文革后，他也坚决支持造反派，站到了造反派的队伍中。但是，由于他与公司机关的一些造反派干部意见不合，结果，在「清队」时，对方顺便清查了秦某的入党情况。在档案中，发现秦某在解放前做国民党县军事科长的经历，却没有人证明是受组织派遣，其入党也没有证明材料。于是，那些造反派便极力说服公司革委会政工组，将秦某列于了清查对象，于是，一顶「假党员，真特务」的高帽子被罩到了他的头上，并进行批斗，还将他关进了「牛鬼蛇神」待审室。这位秦副科长连连大喊「冤枉」，说到国民党政府中去任军事科长，系中共组织秘密指派，他当时的领导人，现还在省公安厅工作。可是，省公检法组织已全瘫痪了，根本找不到他的唯一证人。其实，秦某的那些情况都是有据可查的，只是由于秦某的特殊经历，使他的那些情况材料只存放到省公安厅，而没有转到我们公司。但在当时，省公安厅已经被支左部队军管，很多材料都一时没有办法查到，加之那种坚决「深挖阶级敌人」的斗争氛围，秦某便只有受冤屈而无法申了。

自然，四人帮垮台后，秦某又回到了省公安厅，不但恢复了党籍，也恢复了公安干部的职务。

当时，我将秦某与上述谢某的情况告诉父亲，他很惊异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还说，让姓谢的以匪霸身份去出面工作，是党组织派遣的。

我当然相信自己的父亲，一个性格坚强能吃大苦耐大劳的汉子，绝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叛徒」。但对于父亲的历史，却必须认真很好的清理一下，免得出现模糊不清的地方，让人钻了空子。我觉得，那时有些人的所谓历史问题，实际是一些不能下定论的模糊空白，而当项目人员就这模糊空白的历史，作出他们自行判断的历史结论时，当事人则只有喊冤枉，而无力反驳项目人员下的判语。

我将我的担心同父亲讲了。

父亲显得很难过，他说，怎么搞来搞去，搞到这些解放前的革命工作上来了，又没犯错误，也要查历史，翻老帐。

但父亲还是同意了我的做法。

他口述，我先听，然后，作好记录，将他的历史，从江西老家出生，年轻时、壮年时一直到解放，到现在的全部经历，详详细细记了下来。

父亲的历史，应该说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化的、硬梆梆的革命经历，尤其是参加地下党那二年，更无懈可击。

但，也有个纰漏。

不是地下党时期的「叛徒」嫌疑。

而是父亲在一九三〇年参加了红军后，只干了短暂时期，就又离开了那一段。

这个「离开」是怎么回事？

弄不好，不说清这一点，人家就可以给你罩上一顶「叛离革命」的帽子。要知道，在当时，多少人只恨自己没有生在那种大革命大动荡的年代，否则，参加红军熬到现在，不是成了将军就也会是高级干部，而父亲已当上了红军，怎么又离开不干了呢？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询问父亲。

父亲淡淡地笑了笑，说，那时当红军，就同你们现在参加造反派一样！苏维埃一号召，年轻人就都积极响应，一下子就都踊跃报名参加了，我们江西老家村子里，年轻的差不多都是红军的人了，不是红军，也是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妇女会，你的两个姑妈，都是妇女会、赤卫队的，你的叔叔也是赤卫队的。

啊！我似乎是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我怎么也无法将江西老家乡下那白发苍苍、缠着粗布头巾赤脚在稻田里劳作的叔叔，将坐在土灶前不断添柴、又不断被柴烟呛得直咳嗽的老姑妈，与舞台银幕上那些飒爽英姿的赤卫队员光辉形象联系起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

后来，我经常回江西老家乡下时得知，那儿的老人，在大革命时期，几乎人人都沾了一点革命的份，不是当过红军、赤卫队，就是搞过农会、苏维埃，或者，便是少年先锋队员。在家乡的县政府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中，有一本密密麻麻印着烈士名字的纪念册，上面竟有几千人，大都是红军时期牺牲的，可见，那时，家乡当红军、赤卫队的人之多。

参加红军的人，相当一部分牺牲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则像父亲一样，因种种原因，后又离开了，当红军只成了他们人生的一小段历史，他们从老百姓而来，又很快回到老百姓默默无闻的位置。当然，也有极少命大的人，使当红军成为了他们光辉生命的起点。原南京军区的中将衔政治委员，就是那时从我们家乡走出去、而唯一在日后当了将军的一个红军战士。

父亲是属于当时红军红十六师五大队的地方红军，由赤卫队改编的。开始，还红红火火热闹了一阵，后来，大概上面指挥失误，部队被打散，家乡苏维埃根据地也丢了，父亲既寻不到自己的部队，又不能回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家乡，于是只好亡命逃到了相邻的湖南省，从此，就在湖南省生活下来，只到一九四八年，才又重新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

听父亲这样一说，我顿然放下心来，这样的「离开」，抓不着什么辫子，要知道，我们家乡这样「离开」红军的，肯定是成百上千以上。队伍打散了有什么办法？这既不是逃跑，更不是叛变！何况，父亲以后还又找到了共产党，冒死参加了地下党活动哩。

但是，在看到地下党员秦某等人的情况后，我也曾有些紧张，几次问过父亲加入地下党的情况。父亲虽然很镇定，告诉我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兼领导人陈光烈尚在，有他作证的。但是，我知道，陈光烈他自己也因一件生活作风错案，早被整得呜呼哀哉，已处风烛残年贫病交加，随时可能去世；若他去世了，到时又能有谁来为父亲的入党情况做铁证呢？所以，十几岁的我，有段时间很是焦虑此事。

不料，有一天，穿着褴褛的陈光烈老人，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来到我家，一进门，他顾不上歇息，就告诉我们：市革委会政治部组织组的人，找他了解他所知道的长沙地下党历史及人员情况，并让他写份材料。他遵命写了后，想到，有些原地下党员并不完全了解地下组织的人员情况，现在正在搞清查运动，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自己过去所领导的地下党员作出证明，以使他们不致或因情况不明，或因记错了，或因被别人乱说与诬害时说不清楚，无辜导致被冤枉打成「叛徒」、「假党员」之类。因而，他就将他向市革委会写的情况，找人刻钢板油印了若干份，分送这些原地下党员，以帮助他们在需要时，能清楚说明自己在地下党的情况。今天，他就是特地给父亲送这油印材料来的。

陈光烈说着，就拿出一迭油印材料，扯出一份给我父亲。他说，他发展与领导的近百名党员中，是没有一个做叛徒的，更不会有一个假的，全都手续到了堂。他还说，其他的那些材料，他还要一一去分送，并约我父亲同他一块去。

我当时接过了那材料，只见开首写着：《解放前湖南省长沙市地下党工贫北二区的详情据我所知谨写如下》。在材料中，几十个党员解放前、后的各种情况，清清楚楚，使人一目了然。我父亲的情况也列在其中：「原老红军战士，出长征后，他被蒋匪帮迫害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他以前入过党，但在党期短，离党期长，只能作重新入党，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入党，本人是城市贫民，解放后搞旅馆的公安工作，现在本市综合商业公司工作。」父亲在参加红军时，实际也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只是那个组织关系像红军的关系一样，很短暂，又都「离开」而断了，不作数。

看了这份材料，我心里很高兴，心想，有了陈光烈老人的这份铁证，父亲参加地下党的事，就不怕别人来找碴了。陈光烈老人虽然当时已无任何职务，甚至，因那错案处理，连党籍都早没有了，但他毕竟曾是父亲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他写的证言无疑对我捍卫父亲的历史，是个很有力的武器。我珍藏着这份浸透着伤心与爱心的油印材料，像握住了一门迫击炮，随时准备回击那试图来伤害我父亲的「清队」运动。

陈光烈，湖南湘乡县人，是一个在一九二五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老党员；北伐革命时期，他曾担任过湘乡县总工会第一任秘书长、第三任委员长；红军时期，曾任黄公略部第三游击纵队政委，长征时，在过乌江时，因伤病严重，被奉命就地离开部队养伤。后转回湖南长沙，从事地下党工作。解放后，曾任长沙市文艺区区长，湖南烈士公园管理所所长。一九五七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周年纪念征文时，《解放军文艺》上还刊发了他写的《乌江南岸离长征》的应征回忆文章。后于一九六〇年被一件生活作风错案错误处理，开除党籍干籍与公职，至一九八〇年后平反，一九八二年病故。

我的父亲与陈光烈都已不在人世了，但陈光烈老人那天送这份油印材料到我家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令我感慨不巳。当时，一个年已六十六岁的老人，他自己都还一身是「难」，却还为他的地下党同志的安全操心，拼着老命到处奔波，到处援手。每每想到这，我的心，就要对逝去的他说：老人家，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果然，不知是不是陈光烈的这份证明起了作用，反正，父亲的地下党问题，便从来没有人来找过麻烦，至少，没有人来公开寻衅。加之，大概虽说父亲是个老党员，但毕竟只是公司一个小小的通讯员而已，无职无权，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吧；或者，即使有人暗中有所动作了，但终究没搞出什么名堂，而父亲又有一个正在当造反派头头和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儿子，一般人是不敢无事生非吧。但是，有次，一位在食品公司工作的原地下党员到我家，与父亲谈到陈光烈时，还连连说，搭帮这份材料，使他能躲脱了公司政工组对他的追问，他们看了抄了这份油印材料后，便没有再找他。可见陈光烈老人那份材料，当时，的确起了保护了他那些原来地下党同志们的作用。

长沙市的「清队」运动，虽然开始是在当了权的造反派主持下进行的，但其中却有一些特点。

第一，「项目组」之类专门负责「清队」的机构，大多让原保守派人员占据了。因为，所谓「清队」，主要是清一个人的历史，而执行清查任务的人本身，首先便必须要求是「历史清白」即其身份符合无产阶级标准者；省、市革命委员会下达的「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指示中，甚至提出了最好是让有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份的人，参加项目调查机构，做项目执行人员。对此，造反派们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方针，也是中央制定的。在当时，造反派中并没有几个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者做造反派的也不多。而原保守派的人员中，却拥有众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若以往只论造反，保守派地位在大势所趋中，无疑是显得脆弱而不堪打击，但此时重新启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个身份，他们便天然地占了绝对优势。加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中，原来的领导干部凭借其娴熟的从政经验，迅速地利用了上面的指示精神，便很快地将那些曾「保」过自己的党、团员和文革前的政治积极分子们，安排组织进入了「清队」项目机构内。随着「清队」运动的发展，逐渐，各类项目组、外调办，甚至连保卫组，大都成了原保守派人员的天下。最后，当「清队」运动又发展演变成什么「三清三反」、「一打三反」等名目的运动后，湖南省、长沙市所有的项目组，便基本不再有是造反派的成员了。

第二，造反派逐渐在「清队」中丧失了自己的权势。

开始阶段的「清队」，造反派头头们都还热情颇高，照北京的「六厂二校」经验依样画葫芦的劲头也还不小，又是跟着「红色台风」突然袭击，半夜三更统一行动去抄「二十一种人」们的家，又是组织批斗「牛鬼蛇神」们的各类批判会，哗哗闹闹、轰轰烈烈地名堂搞了不少。然而，当文革前的那一系列正统的项目工作的组织、理论、方针，逐一被悄悄恢复，尤其是逐渐强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种特殊身份的作用后，造反派们便也慢慢失去了气势立足的阵地。按照文革前的正统观点，不少造反派头头，总在历史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污点」，使其身份难以与正统的党团员们匹敌。我们公司有一个造反派头头，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其业务能力全省有名气，而且他为人极友善，人际关系也很好，文革造反后，做了公司革委会的委员。然而，他曾因在一九六二年时与几名青年职工一道，向本单位党支部提过一点意见，结果因此而被党支部定为所谓「反党小集团成员」，开除了共青团的团籍，并还拟进一步惩罚他，幸亏上级党委没有同意党支部的做法，才免陷重难。文革一造反，虽然他当了造成反派头头，但丢了团籍的历史，尚未平反，毕竟使他的腰杆子难于全部直立起来，而总有一些顾忌。这样，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的造反派头头，便从权力者位置上，或自己退了下来，或被甩了下来。当一九七〇年初中央发文件，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后，连我这样历史最清白最单纯的造反派青年，便也陷入了被动的困境。这样，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逐渐不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掌权者和动力，甚至，亦不再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而且，一步步又逐渐竟成了「清队」运动的斗争对象。

这个微妙的政权势力构成之演变，在进行了这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仅仅于几个月之中，便悄悄地发生了。虽然，「革命委员会」的红色牌牌仍高高悬挂在省、市机关及各单位的大门口，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仍赫然印在文件里、报刊上，响在电台广播中和各类会场上空，但，文革的重要主角造反派，却一步步陷入了自己设置的「牛鬼蛇神」集中营。

「清队」运动，原本算是造反派掌权的一个得意亮相，最终，竟却又成了造反派开始倒霉的一个信号。至少，这是湖南文革不同于上海文革情况的又一区别。

「清队」那段历史，对于造反派来说，确是一种耻辱。昨天还控诉「走资派」将自己打成「反革命」、「右派」，极为反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然而，今天自己一旦翻身掌权，却从来没有想过做过也要为那些社会「贱民」中的无辜者洗刷冤情，帮他们恢复做人的地位与尊严，而是反倒接过「群众专政」的棒子，同样去参入整治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们，整治那些早已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非法践踏他们的人权，从而使造反派的历史中重重涂抹了一段黑暗，也给了胡编历史的人以一种以局部概括全貌的口实。

但是，湖南造反派的这一段耻辱情况，却并非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而只是发生在造反派掌权后的、为时不到半年的「清队」阶段；至于在文革初与文革中、后期其他时候，所发生的各类批斗「牛鬼蛇神」、践踏公民权利的坏事，则是与造反派无关的。另外，「牛鬼蛇神」一词，在文革的各个不同时期，其所特指的对象也是有不同的。现在，很多作品，将文革中所有整人的坏事，全摊到造反派头上，则完全是在误造历史。

第二十二章　标志文革胜利的「九大」之后，我们却下了台

一般的看法是，中共「九大」是文革路线的顶峰之际，但当时，我们却真真切切反而开始朝倒霉的方向转折了。实际上，发动文革与参入文革的人们，其思想与经历的轨迹并非都相同，而是各有各的情况。基层老百姓被卷进「造反」的人，与高层发动文革的人，其实想法目的是不一样的；只是有时在文革某一阶段，他们行进的思想，重迭合到了一起。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毛泽东检阅与庆祝文革胜利成果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文革路线被再次肯定和颂扬，而高层的文革路线领导人（包括林彪军人集团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文人集团」）都一一进入了中央政治局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甚至像王洪文、王秀珍这样一大批因造反而执掌了地方权力的、在文革前却仅仅是一般工人或小小基层干部的人，也当上了原来令我们老百姓只能仰视的中共中央委员。这一切，不仅使我们欢欣鼓舞，认为从组织路线上肯定和保证了文革与造反的胜利，这样我们造反派便从此可高枕无忧，不用再担心被原来的当权派打成什么「反革命」、「右派」之类了；甚至我们还以为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而我们这些造反派则是这个「新纪元」中的有功之臣、「开朝元勋」。不然，仅仅只造了二、三年反的王洪文等人，为何竟可以当上中共中央委员这样的「大官」呢？而这是人家老红军通过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冒过无数次的枪淋弹雨九死一生后，才有可能获得的地位呀！

现在国内外很多研究或描写文革历史的人，大概也像我们当年的认识水平，以为造反派在「九大」后都变成了新的权贵，执掌了芸芸众生的命运，享受了新官僚的荣华。所以，至今为止的一切反映文革造反派的文学作品和电视电影中，造反派们都成了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并得意洋洋的家伙。

而实际上，「九大」竟成了一个转折点。

自那以后，造反派的厄运便一个接一个的开始了。在全国，除了上海造反派情形的特例，除了一些头面人物如王洪文、王秀珍及各省有中央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之外，「九大」后不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造反派们便先后开始一一被赶下了权力的舞台。

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是于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成立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文革夺权的成功：由市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原中共长沙市委与市政府（人民委员会），而成为了全市政权机构。

市革委会中虽然有相当多的造反派代表，如市革委会四大办事机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办事组——中，其副组长都有造反派代表。但是，组长们却全是军人，由支左部队派出的解放军军官担任。市革委会的主任也是一名军人，十来位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大多也是军人，或原老干部，造反派代表则只有一名工人与一个农民。

实际上，从省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的人员构成中，也预示了造反派们的好运，是走到头了。

在中共「九大」中，湖南的造反派工人代表唐忠富，也做了中央委员。这件事开始确也令我们造反派们高兴了一阵，大家都想，既然造反派都进了中央委员会，那造反派的的确确是革命派的结论，不就像铁铸一样硬梆梆的了吗？什么「右派、黑鬼、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就从此将被扔进太平洋，而永远与造反派无关了吗？

然而，美梦还只刚刚开始，厄运就已临头。

「九大」召开那天，市内各单位纷纷组织了庆祝游行活动，是市革委会统一布置的。其实，就是没有市里的布置，各单位也都会自发庆祝。因为，自文革开始，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中央的重要精神发布，下面单位就都要组织一番欢庆。这迎「九大」的活动，更是搞得早搞得久，在「九大」召开前的大半年中，各种迎庆就已有准备，专门的迎「九大」歌曲、舞蹈，早就被教唱、排练了。有一首迎「九大」的歌，传唱很广，至今还能记得几句：「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

我们公司革委会也组织举行了庆「九大」的游行，带着几千名职工打着红旗，扛着庆祝「九大」召开的红布横幅，敲着锣鼓，热热闹闹到街上游了几圈。只是，庞达明、杨金河与我，都不可能想到，这是我们组织的最后一次群众游行活动。

「九大」后不久，市革委会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到我们公司，说是作精简机构的调查，领头的是一名身着军装的团职军官。但他们一到公司，却不理会革委会，而却到处找人秘密谈话。

公司革委会的正、副主任们都有些紧张起来，不知道这个市革委会的工作组要搞什么名堂，但大家又不敢问。因为，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内查外调，已成了一件常事。被调查者，最好是做出一副「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的态度，否则，人家反而会更怀疑你有什么问题的。

与此同时，大街上不时张贴了一些大字报与标语，宣布某某单位的某某原造反派头头，被撤消其担任的各种革委会（从省、市革委会到基层单位革委会）内的职务，被宣布已将其隔离反省，甚至被宣布进行逮捕，关进了监狱。

因为什么问题呢？

大多是武斗中的事。或指控其指挥了某次死了人的武斗事件；或指控其是残暴的打人凶手，并毒打过多少多少党员团员；或指控在武斗中打死过人，或指控其是在武斗中批准了杀害保守派「俘虏」等。还有一些，则是或因其家庭出身不好的问题，便说其是混进新生的红色政权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揭发其文革前就犯过什么错误，不能做革委会成员，等等。总之一句话，是逐步将文革前的或正常状况下的人事标准，又当作了衡量革委会成员的尺度。

在战争时期，一个解放军战士若是在作战中打死过多少敌人，那是要做为战功来奖励的。文革中造反派的武斗参加者，开始以为自己也是如同解放军，是在响应中央「文攻武卫」的号召，便在武斗战场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武斗，还争着去送死，有的自己也确亡命于武斗中。谁知那结果，后来却是，若是知道你打死过人，则就是成了罪行，那就要请你坐牢、判你的刑，甚至还要被枪毙的。

一家街道工厂有一个在长沙市颇有名气、外号叫「玉米大王」的造反派头头，首当其冲，被撤消其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并以策划武斗杀人凶手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判了十几年的刑。

一家国营大电机厂的革委会委员李某，被人检举说，该厂一个保守派干部的死亡，是李某指使打死的。于是，李某被撤职、入狱，铁镣铐了几年，差点枪毙，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宣布是冤案，予以释放。

最让造反派们关注，也让我产生了焦虑的是，我原参加过的造反组织「青年近卫军」的头头「海司令」，也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以杀人罪，给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监牢，进行审查。

那时，我们公司杨金河刚刚新婚，他的岳父原做过一段国民党时期的小警察，因此，也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是「向国民党投降」，不应再做革委会副主任。

原以为只要是有中央指示做的事，就是革命行动，就是功臣；原以为造反派就是新干部，是文革新时代的元勋，可是，风向却在悄悄地的变化了，让人感到，判断事情的是非标准，又开始复旧了。

过了一段时间，传来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要将我们公司与另外一个商业公司合并，并且要调整公司革委会的组成人员。

很快，小道消息得到了证实，我们公司与那个商业公司合并，改为市综合公司，两个公司原有的革委会全部撤消。于是，我们公司革委会成立不到一年，便不复存在了。我头上的这顶「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职衔，仅仅戴了几个月，也就在所谓机构调整中，悄没落地。

新的综合公司革委会暂不成立，而由市革委会任命的一个七人领导小组负责管理公司，那个工作组的正团职军官，便担任这领导小组的组长，两家公司原来的革委会成员，只有二人进入了这个新的领导机构，虽说也是造反派成员，但都是文革前的中共党员、干部身份。我们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五人，则全部下台。其中，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章忠全，先是被调去学习，几个月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将其贬到市里一个汽车停车场守大门。庞达明、杨金河则被下放回原基层单位做工人，另一名刘姓副主任，因原是机关干部，便发配到市革委会办在外县的五七干校。我虽被留在公司机关，仍在人保组，但没有任何职务，新调进一个原做过保卫科长、参加过保守派组织的干部，做了临时负责人。

之所以没让我回机修厂当工人，而留在新公司的人保组，我想，大概是因我年轻，又是家庭出身好，尚可考虑做「革命接班人」的缘故吧。但是，为何又要撤消我的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也并不让我进入新的七人领导小组呢？甚至，连公司人保组的负责人，都没让我担任。想来，无疑，因我毕竟是一个铁杆造反派分子。

而这场合并，实为清理两个公司的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成员，将其赶出革委会。这是事情的本质，否则，合并重组，为什么要将两个公司绝大部分革委会成员予以撤职、赶回基层呢？甚至，连我们公司原党委书记、老干部章忠全也不放过，也撤了他的职，其原因，就是章是公开支持过造反派的。

这事，若发生在一年前，我们则会用大字报等手段，将那什么市革委会工作组「炮轰」得体无完肤，也根本不会对这合并公司的方案予以承认，甚至还会向省市造反派头头们请来救兵，向市革委会施加强大压力。然而，此时，听完市革委会来人（也是军人）宣读了这个决定后，我们两个公司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们，却只有一派寂默，没有任何公开的抗议举动。

为什么？大势所趋。

因为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支持造反的官方舆论逐渐弱化，而从观念、举措到组织方针等方面，恢复旧秩序的势力在迅速日趋上升。

杨金河的婚事，也被拿来说事了。杨结婚前，其实原已向支左的解放军作过通报，支左的解放军也对此事进行过审查，而认为杨的岳父那点事不算多大问题，便同意了杨的婚事。然而，这时市革委会那位工作组军官组长对此事的评价，却发生了逆转，指责了杨的这个婚姻，「存在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新的公司的七人领导小组，增加的成员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原党委副书记江山。

江山是被我们造反派已经打倒的对象，对其定不定「走资派」，我们倒是没有考虑过，认为这是上面决定的事。只是让他重回公司领导岗位，我们觉得那是绝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想法中，顶多是让他以一个普通党员与干部的身份，在公司工作。而现在，市革委会却一下子任命他做了新公司的领导小组成员，这不能不让我们，也让公司所有知道江山的人，都大吃一惊：这文革，这造反，怎么并不真是算回事啊！二年多来被震天价响的「打倒」口号所打倒的「走资派」，原来并不会真正倒下，而是一下子又能回到原有地位啊！

对此，在我们公司的造反派中，庞达明比我们谁都认识得透：造反派都要倒霉了！

当杨金河还在对我们公司革委会的造反派几乎全部被免职下台、而江山却进了新的领导班子一事而愤愤然，说市革委会是「右倾投降」之际，庞达明就给我们讲了这个观点，并且，用他所知的全国文革发展形势及各地造反派的情况，证明他的论说。

「你们看，蒯大富他们到哪儿去了？无影无踪了！」庞达明说。

杨金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是××公司在市革委会担任了常委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排挤我们公司的人。他说：「省里胡勇、唐忠富他们不照样还在省革委会？」

胡勇原是湖南省造反派的一号人物，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文革中造反并组织领导了湖南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联」，后于一九六八年四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且是中共「九大」代表。

唐忠富文革前也是长沙一家国营大工厂的工人。他早就是中共党员，因为这一条，所以，他虽原本只是省革委会的一名常委，但却在中共「九大」上被当选为中央委员，由此而成了湖南造反派的一号头头。

的确，当时，胡勇、唐忠富他们仍在省革委会中，并时有见报的消息。

庞达明却摇摇头：时间问题！他们下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你们想想，如果不是有某种指示精神下来，像我们这样两个公司的造反派怎么会同时一齐下台？全部被从革委会中踢了出来？搞了这么久的文化大革命，谁敢这样做，如果他们不是有某种指示精神依据的话？！还有，你们没有看到，现在长沙市不少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正在被一些七七八八的问题，陆陆续续被揪了出来，还有的又被关进了牢房？」庞达明说。

杨金河则认为：那是他们自己有问题嘛！

庞达明却气愤地说：「有什么问题？不就是打了人，指挥了武斗！打人，指挥参加武斗，为了什么？是什么背景下去干的？不谈事情发生的背景，撇开事情的背景说人家的问题，难道是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他们将人家打成反革命分子，现在人家造反了，报复了一下，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当然，打人是错误的，也应该批评或者批判。但，他们做的那些事情又不是暗藏隐蔽在什么地方，全是公开的，如果说是问题，当时在成立革委会时，为何却又能批准他们进入？现在却又以这个定人家的罪、甚至又将人家关进大牢，合理吗？那些当权派、保守派骨干那时要将人家打成反革命，将要伤害人家一辈子，还牵连子女，造反派却并没有要定他们什么罪，无非就是开开批判会，斗争一下了事，也并没有真正给他们定过什么罪，更没有记入档案；而现在人家打了他们一下，却就要将人家关进牢房，这公平不公平？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既然如此，革一下走资派、保守派们的命，即便伤及了一下他们的皮肉，又是多大的问题呢？为什么就不能宽容宽容一下，而非得又将人往死里整呢？还有，武斗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大家还不知道？不说别的，『文攻武卫』就是江青同志说的、号召的，这又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是中央的战略部署，参加文攻武卫不是哪个人自己的行为，怎么倒要算起造反派的帐来了？」

我与杨金河都无语。

杨金河说：幸亏我们公司还没有打死人的事，否则，我们就会脱不开干系了。

庞达明却摇摇头：事情的本质，并不是什么打没打死人，而是对文革对造反派的造反行为，是如何定性的事！如果说，还是认为在文革中「造反有理」，那么，从整体原则上说，评价造反派的所作所为，顶多就只有犯没犯错误的问题，是不是在按中央的政策办事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犯罪不犯罪的衡量尺子。即便对于那些在文革中违反中央政策，而打伤打死了人的造反派，也只应就事论事，是他本人犯了法，是个案行为，也应作个案处理，而与他是不是造反派无关；可是现在，你们看，每抓一个这样的人，都会说他借文革造反之机如何如何，要将他个人问题与造反联系起来，这正常吗？还不说那之中是不是有冤枉！而如果将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一些事，却以文革前的标尺来评价来处理，那，全国的造反派都将会无一漏网！没有一个不是右派分子，没有一个不是反党行为！

我听了很有些紧张，问：那我们今后的命运岂不是很危险了？

庞达明说：若照这个趋势发展，我们的前途确有些不妙！

我们三个人顿时面面相觑，无以言对了。

「只希望，这仅仅又是一次运动的反复，而不是戏已唱完，就好了。」庞达明最后叹了一口气，说。

一九六九年的下半年，对于我来说，是产生深感人生悲凉的起始。就是在那时，读到了秋瑾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并深有共鸣。

公司革委会撤掉了，我们四个造反派副主任也下台了，但是，地球仍在正常运转，历史仍在发展。

公司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却没有撤掉，只是它的上级换了一个公司名称，换了一批领导人；同时，大批原来的保守派骨干，借助逐渐复苏了的党、团员的地位优势，一步步被「补台」而进入了基层革委会班子，重掌他们原来有过或希望争取到的权力。公司基层单位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虽然暂还留在领导圈子中，但由于一般不具有党、团员的政治身份，因此，很多会议与活动便被排斥于外，不能参加，从而使他们在革委会中的权力大大削弱。而在日后几个月中的某月，他们则被召集集合到省粮食干校，一场全市商业系统的「反派性学习班」的小运动，更是很快在理论上剥夺了他们担任革委会成员的政治资本，待到一九七〇年春开始的全国范围的「一打三反」运动时，除了个别劳动模范型的老工人造反派，他们绝大部分便被冠以各种文革问题，「清除」出了革委会。

不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后，使我对文革形势新的发展前途，有了更多的关注。因为，文革在全国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湖南的造反派已开始从权力顶峰逆转迅速下滑之际，有的省的两派（山西）却还在枪炮的硝烟中武斗打得不可开交，致使中央都不得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直接发布「布告」，以平息那些地方的武斗，而有的省造反派（如湖北、山东）则正在举行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以抵抗文革前的某些政治秩序的复原；而上海市的造反派势力却依旧「固若金汤」，仍在革委会权力机构中耀武扬威。

湖南的造反派对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开始的、自己日益没落的局势，没有进行「反复旧」的抵抗。表面原因，是因为这时对造反派的打击，并不是全面、一次性的实施，而是借种种个人问题（武斗死伤了人等）、种种个别问题（所谓「捅马蜂窝单位」）入手，一个一个分别处理，从而慢慢逐步解决的。因而，在这个长达数月的过程中，最后才被打击的造反派们，开始时总以为是别人、别个单位有问题，而与自己无关，而不能像庞大哥那样透视到事情的实质，不能认识到在对待与处理那些人的问题时，所采用的标准已完全违背了中央初始提出并号召的文革造反路线原则。因此，一个一个的造反派头头倒了霉，一个又一个单位革委会被悄悄颠覆，新瓶换了旧酒，经过几个月的处理，直至最后来了个「一打三反」运动，才将造反派一锅全端完。像胡勇、唐忠富等省革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并非一开始就被搞下去了，开始并没有动他们，只处理下面那些原来都是他们部下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在「一打三反」刚开始时，胡勇、唐忠富还能有资格在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与副主任会议上，参与讨论各地市革委会上报的判处极刑犯人的名单，然而没多久，没有人身自由、整造反派的「学习班」就办到胡勇的头上了，他被单独一人，隔离到一个乡下的人民公社，进行审查。对此，有人以为，胡勇等省级造反派头头是「开始只顾个人」，而没能从出现整造反派的苗头起，就领导湖南造反派开展「反复旧」。其实，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毛泽东与中央对文革局势的设想框架，已与文革之初大不相同了，希望形势平稳而不再乱的观点，已取代了「不怕乱！乱，只会乱了敌人！」的战略。当时，中央文革与康生等领导人，将山东省「反复旧」的造反派头头韩金海等骂得狗血淋头的例子，与著名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红卫兵的头头蒯大富等人，已被打入「另册」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个大的态势。显然，抵抗只是徒劳的。正如，当初那些所谓「走资派」，想要抵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大造其反的造反潮流，也是只有徒劳的结局一样。当时，能采取的办法，的确也只有胡勇后来说的那样：「大家只好先自保了，能保一个算一个。」能保存自己，能逃过那些劫难，以后再说。保不住自己，是你倒霉；保住了，也不一定以后能有前途，还只能等待。一切，都要取决于中央的文革路线还要不要？「造反」的形式还是不是「有理」？因为，造反派的造反活动，原本其所获的第一推动力及之后的生存环境，就是来自于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指示号召与支持，而并非全是自身的情况所致。

没有了造反，也没有了革委会副主任，仅仅只是学徒工升级成了「出师」的青工，二十元的薪水，总算长成了二十九元五角。但，脑子里却留下了许多的问题，需要自个儿解答，因而，对知识的渴求，成了新主题。

对马列主义书籍的研读学习，有了更大的兴趣。在当时，思想上能够接受，在实际中只能读到的，除毛泽东的著作外，也就只有这堂堂皇皇的马列主义书籍了。连「省无联」那些激进的红卫兵、大学生读的都只有马列主义，我在当时自然也是不可能去读什么萨特、休谟与康德了。然而，的确，当时读马列的书，使我大大开了眼界，开始粗浅但真正的认识到了社会的政治、民主、自由等等道理。读了书，就要找人论说、交流与请教。一些有共同阅读兴趣的同学与朋友，便成了那段时期经常往来的人际关系，由此，我在知识学习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帮助与提高，但同时，一些不经意的学习争论心得之言论，给我在此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为，自读了马列的一些书后，自那时起，便对当时国家的政权行政模式，开始产生了一些从制度角度而不仅仅是以政策评价的疑问与看法。而之前，对这方面的问题，却是从来没有思考过的。

现在想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真是很奇特！可以说，斯大林的理论的确影响过中国的革命，虽然，效果并不好。但马、恩、列的学说，特别是马克思的理论，则从来就只被中国人搁在神龛上敬拜，却并不真正被人学习运用。

不说一九四九年前，就只看在文革以来，那时，人们虽然都天天念叨着「马列主义万岁！」，党章、宪法中它都是被摆在了重要位置，但其实，在实际中，的确又没有几个人真正认真读过那马列主义的书，就是那些已做了将军、做了中央委员的人，看来很多人也是如此。所以，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会深有感慨地说：「不读马列的书，几百个中央委员都被人骗了。」没有多少人读马列的书，倒也罢了，最奇怪的倒是，那时，你若读那书，别人却会怀疑你有不轨的政治动机，而遭到密切审视。所以，那个时候社会下层发生的许多后来被证明是冤案错案的悲剧，很多就是因这个读马列的书开始。那时对此的说法，便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军代表的观念：「现在有毛主席的书，你为什么还要读马列的书？什么动机！」，而全然不管马列主义的书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然而，到了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之初的现在，到了一个相对思想较自由的时代，读马列的书，却又变成了很多知识分子口中的笑料，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还根本不清楚，就可以任意挞伐，在网络与私下谈话中，将马列理论骂得狗血淋头，或自以为是的不屑一顾。其实，你若问他们，那马列书上写了些什么时，他们则会居高临下般抛过来一句话：读他们干什么！

一九九七年我到德国去旅游时，途经特利尔不远，是老马的故乡，我问那导游：可否拐进去看看老马的故居？那位曾是国内名校研究生而留学德国并兼职导游的年轻人，却像看乡下人一样瞧着我说：「那有什么可看的！不就是马克思嘛，一个让他的理论使千百万人头落了地的犹太人！」我一听，很是奇怪，还有这等奇谈高论，忙问那年轻的上海研究生：你读了马克思的一些什么书，而得出了这种结论？那导游则对我不屑地说：「读他的书干什么？有时间读他的书，还不如读《金瓶梅》！」我只能无言。一个根本不读马列书的人，怎么可能和他进行正常的对话、交流与讨论呢？如果说，一九七〇年庐山上的那些中央委员、那些将军们没读多少马列的书，是确因他们的文化程度不够所致；那么，现在许多的知识分子也不读马列的书，却敢大言不惭就全盘否定马列理论，则大致是因某种「过正」的偏见使然。马列的理论，不一定都是正确东西，但，读都没有读，就敢骂他们，这也太让人见笑了！太让人无言以对了！

现在很多人，以为「民主」、「自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才会有人说，才会提倡。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认真读过马列，特别是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书。有关人民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观念，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而且说得非常细致。例如，马克思曾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这一部份制约着另一部份一样。」他还说过：「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对于国家政权的形态，马克思还详细分析研究了巴黎公社工人政权的情况，得出了一些与后来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形态而不相同的结论。文革中，包括遇罗克在内的很多热血青年，之所以成为了民族的志士、英雄，当时引导他们的理论，其实，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东西，而不是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些西方民主观念。

马克思主要是一个学者，他不是斯大林。

一九六九年十月间发生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救集体财产而落水身亡的事迹，经报刊宣传后，我当时确为之感动过。一切具有献身为社会而自我牺牲精神，长期是我崇敬的方向。不论是战争年代的董存、黄继光、丘少云，还是苏联的马特洛索夫，他们都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英雄。到了文革时，我心中的英雄榜上，又增加两个新的人物。

一个是郭嘉宏。一九六七年初他在北京「告状」期间，见到一个工地失火，虽根本不关他的事，然而他却立马奋不顾身地参加灭火，以抢救国家财产，结果不幸牺牲。郭嘉宏也是一个造反派，他是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而下乡的知识青年，曾当过江苏镇江象山园艺场的生产队长。文革初，因造了当权派的反，被他的领导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了几个月，后来只身逃到北京来告状。郭嘉宏的事迹不仅与我们类似，是一个造反派青年，而且他的「无私无畏」思想境界，也与当时我的思想追求很为吻合。所以，当在三月份《人民日报》报道并高度评价了郭嘉宏的事迹后，他的形象便在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根，直到今天。

另一个便是金训华，一个下乡到黑龙江的上海知青。

金训华为抢救集体财产而落水牺牲的事情，固然值得钦佩，但，我更钦敬他的是，他作为上海市一个造反派的红卫兵头头（上海市「红代会」常委），却能够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毫无私心地第一批离开大上海，而下到遥远的黑龙江农场，后来发生的抢救集体财产一事，只不过是他某种精神的一次必然体现。

当我在报上看到有关金训华的报道后，便给金训华所在农场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对他的敬佩。不久，黑龙江逊克县革委会宣传金训华事迹办公室便给我回了一封信，并应我的要求，同时给我寄来了金训华生前与他们知青战友所谱的一首毛泽东语录歌《我们这一代青年》。那时，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所作的一段关于中国青年作用的讲话，曾在很多青年人中流传，也的确给了那一代不少青年人一个精神鼓舞。毛泽东说：「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将是多么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现在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一生中虽然犯过很多错误，他所说的话也不一定都正确，但他那些激励人们以努力奋斗为人生重要价值的言论，的确对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对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有着极大的影响。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虽然，最终一个人会怎么做，将要受到很多人生条件的制约与影响，然而，让人树立一种以国家、社会与人民为己任，为大事，为光荣，并努力为之终身拼搏奋斗的观念与无私的献身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一个人，应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个没有了信仰、精神追求的国家、民族、社会，即便拥有了丰富的物资，那处于这个社会中的人，则未必能真正获得幸福。遥远北国的知青金训华，之所以能感动湖南的一个青年工人，我想，是某种精神相通吧。文革有很多东西都不好，但之中，未必就没有一点可以留下来的？

第二十三章　「一打三反」运动使我尝到了挨整的滋味

经常有朋友戏问：原来造人家的反，后来则被秋后算账，感觉如何？

其实，既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你批了别人，现在别人也来斗你，这虽有点痛苦，但却属正常，是「礼尚往来」嘛！思想上还能想得通，精神上也能忍受。最让人难过的问题是，这下令搞「一打三反」运动的，却竟是那号召我们造反的同一个中央啊！

一九七〇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使湖南省的造反派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厄运，所有的头头与骨干分子，无一例外的都陷入了挨批挨整的境况。

至今，我都没弄清，中央当时为什么会搞这么一个几乎会置全国（上海以外）造反派于死地的运动？而这造反派，却又是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主席所号召发动起来的势力。

那一年年初，中央下发了三、五、六号文件，都是搞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指示。

所谓「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活动；「三反」，则是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而那运动的重点，或者说那运动实际进行的重点，却是「一打」，而且，在各地悄悄地演变成「打击造反派中的坏人」，甚至实际延申为「打击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但，什么是「造反派中的坏人」呢？在进行中，也就实际成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即一切与文革前的标准不符的行为。什么武斗与打人啦，蓄谋造党委的反啦、夺权啦、无政府主义啦，还有就是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可疑行为啦，等等。

总之，那场「一打三反」的现实，其受打击者，主要有二：其一是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分子，第二，则是所谓「历史反革命」人员，即解放前的国民党旧政权中的党政军警特人员。造反派是活老虎，历史反革命则是死老虎，所以，在实际运动中，重点便主要打在了造反派分子的头上。

「九大」后不久，形势确如庞达明所估计，上面的舆论一天一天于造反派不利了，而清查造反派问题的舆论，则越来越强烈，长沙市的大街上，经常有欢呼某某单位揪出了某造反派头头的标语出现，而且还说，揪出了那个造反派头头，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又一丰硕成果」云云。

组织进行「一打三反」运动的人，当然就是以军队负责人为首，加上「补台」——即革委会成立后又指定新成员再补充参入革委会——进入了各级革委会机构的原领导干部，及原党团组织骨干人员。所谓「三结合」即解放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与群众组织即造反派的代表，共同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慢慢便不再有造反派代表了，而将他们一一扫地出了门，并将其关进了各类「学习班」进行反省，有的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一打三反」运动的威风，可以说是「杀」出来的。这个「杀」，有二重含义：一是确是真正的杀人——一九七〇年的二、三月间，长沙市就连续搞了二次大型「公判大会」，组织了几十万人聚会观看，共判处了三、四十名死刑者，第三次，在三月十七日那天，又拟杀掉几十名，幸亏在行刑的前一夜，中央来了紧急通知，不让这样大开杀戒了，才停住了。第二，则体现在宣传舆论上。那时，市革委会的机关报连发数篇社论，欢呼「杀得好！」，说「就是要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那被杀者中，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分子有一些，罪名基本是武斗致死了人。另外的则是一些以言治罪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原省委机关报社中的一九五七年打成的右派分子。

虽然被杀的人，并非全是造反派，而且其中造反派分子所占比例很少，但由于杀这些造反派的理由罪名是文革中的事，而并不是什么历来意义上的「反革命」罪行，所以，对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分子，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鼓励了原保守派人员对造反派的反攻。实际上，正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完成了将造反派成员几乎全部从革委会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员补台入内的权力机构的组织人事变动。

「九大」之后，我虽仍被留在了公司机关内，也仍在革委会人保组内，但，却已远非往日的环境与气氛，原造反派的身份，则使我在那里已无法溶入人事与工作之中。昔日的党、团干部陆陆续续被调进了机关，他们大都是原来的保守派，自有他们原来的圈子与观念，对我这个已无形下台的革委会副主任，已没有了多少顾及。承蒙我父亲的中共老党员的情况背景，使他们尚还能容我几分，或许也抱有几分能改造我能过去之意，故不致公开为敌。然而，我却再没有兴趣在那儿呆下去，也无法呆下去，每天到机关见到那些面孔，便很难自在。

于是，我自己向新人保组的负责人辞职，回到了我原先的下属单位——公司机修厂，并仍做了名机修工，又重新拿起了钳工工具。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我确对其非常反感，认为是一场整造反派的复辟。单位里，有保守派人员知道我的看法后，便将几张类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语，故意贴到我所在的工作间墙壁上，让那标语醒目地对着我。我毕竟年轻气盛不黯世事，立马被那明显冲我而来的标语激怒，于是，哗哗哗将那几张标语一把撕下，搡成纸团，丢了。

虽然，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在那场运动中，是绝对难于逃脱挨整的命运的。但，应该说，确是由于我的这个冲动，让我做了那运动的第一批靶子。公然对抗运动的罪名，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整肃的锋芒也第一个朝我砍来。

二月十九日，下午，全厂部分职工被通知去公司礼堂参加一个大会。厂革委会一个委员通知我，让我也去。我说，不想去，那个委员就说：你原来也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做过我们的领导，怎么好不去参加公司大会呢？影响不好吧？我一想，也是，应该去，别让人说我人品的闲话为好。

到了公司礼堂，大会还没有开始，我就到处转转，想找找公司其他单位的熟人说说话。其间，我发现，厂保卫组的三个人竟跟着我转，我走哪，他们跟到哪，上厕所也跟了进来。我感觉有些不对，便问那几个跟我的人：「你们跟着我干什么？想搞什么名堂？」那几个人却只笑笑，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他们却又并不离开，仍跟着。我心一横：跟就跟吧！我又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你们手里！怕你个鸟！

谁知大会开始后，头一项内容，就是由已取代革委会执掌公司权力的公司「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宣布一个决定：将我及其他十五人予以停职隔离审查！

不等这个决定宣布完，那三个跟着我的厂保卫组人员，便立即将我围住，二人一左一右夹住我，另一个则扯住我的衣背，让我无法自由动弹，并让我跟着那其他的十五个被宣布审查者一道，由手执红白两色油漆相间木棒的「工纠」（当时各单位民兵组织尚未恢复，当局便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替代，简称「工纠」）队员押着，离开了会场。

停职审查的地方，是公司下属的一家旅社，已经停业了，专用作公司「一打三反」运动的反省室。

我们十五个被宣布「停职反省」的人，全被押到了这儿，并且，被告知：从此时起，我们没有了自由，每人一间房，一张床，一张桌子，由十多名「工纠」保卫人员轮流看守。没有公司「三号办」（当时普遍成立的负责「一打三反」运动的专门机构）的指令，我们都不能走出各人所住的房间，而只能在房内「闭门思过」反省，同时接受「三号办」人员的审查。当然，我们十五个人之间，也不能互相联系与谈话。

我到这「反省」后许久，思想上还没有适应。虽然，看到外面那形势，也想到过，像我这样的造反派，既是公司的头头之一，又参加社会上很多造反派的活动，特别是还拿枪杆子参加过武斗，在这场「一打三反」运动中，挨整的可能性会很大。但是，一旦这件事来临了，心中也还是很茫然，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过去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中央号召造反派们应做的吗？那「文攻武卫」不是江青号召的吗？为何真要整我们？！

二十岁的我，由于有这样的思想情绪，故虽在「反省室」，脾气也仍很不小。加之，我做过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也是这十五个被反省者中有过最大职务的人，因而，「反省」的前几天，那些原来是保守派成员的「三号办」的人，都不敢随便同我讲话，而是小心翼翼，也尽量不触发我，而任我大发牢骚与争辩。

但是，随着市里面「一打三反」形势的日益严峻，特别是一次开宣判大会，就宣布杀了三、四十个人，而其中也有造反派分子时，公司「三号办」的人对我的态度也就越来越恶劣，连我的父亲要来探视我，他们都不允许。

在「反省室」，我们被「三号办」命令写「反省」。

「反省」什么呢？就是让你写文革中，你都干了些什么事。

文革中那么多事，都写上，那岂不会写成几大本书？有人对「三号办」的人说。

「三号办」的人指示：那就写重点。第一，武斗、抢枪、打人的事；第二，在社会上参加过什么活动；第三，所有做过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

现在知道，当时，实际还处在十年文革的中期，整造反派，整人者也还不能从理论上否定「造反有理」，不能否定文革，所以，便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

打人的事，牵涉的人数还是不多；但以武斗、抢枪治罪，则几乎可以将造反派头头一网打尽。因为，长沙市发生了那么大的几次武斗事件，又有数万枝枪，从军事单位，连送带抢，落入到造反派的手中。在这二件事中，每一个造反派头目，都不可避免会直接或间接参入，染指此事。所以，表面看来，是查你的「打、砸、抢」问题，实际上，目的还在于，由此便可整住所有的造反派头头。而且，问题的指向也逐渐由清查「武斗」一项，演变成了对整个造反活动的审查清算，包括你那个造反组织是如何搞起来的，等等。

因此，「一打三反」运动对于造反派的实质影响，第一，就在于整人者是以表面看似有理的「武斗」、「抢枪」、「打人」等问题，来整治你，从而网住了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分子。然而，对这些「武斗」、「抢枪」、「打人」等问题，难道可以不论其是发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是由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更曾得到了当时中央文革路线的支持），以及属于什么样的性质，而来孤立地看待这些事吗？第二，由清查武斗等问题，却进而重点发展成为了对前段整个造反活动的实际否定，「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悄悄复辟。由此，在事实上让文革初的「右派」即后来的造反派，又一一重新沦为了阶下囚。第三，「一打三反」运动的主持者，基本就是前段文革造反高潮中被击败、并已曾经向造反派认错的保守派人员。

对此，我开始还同「三号办」的人争辩：我又没伤过人！凭什么审查我？

「三号办」的人则回击说：你没伤过人？你不是打过×××吗？！

×××即那个前「赤卫队长」、锅炉工人。

我知道自己思维错了，按打人问题，我确有一份。但，我不是已曾向当事人承认错误并道歉了、而且已获当事人原谅了吗？何况，我本人抽打他的那几下，也没给×××造成任何后果呀！用得着不考虑事情发生的文革背景，而这样兴师动众来整我？

「三号办」的人却转换了一个问题：你参加了几次社会上的武斗事件，不就是伤了人！

我自然继续争辩：那是文攻武卫，是中央号召的，还有江青同志号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的讲话，我们按中央的精神做，有什么错？如果你们强词要说有错，你们岂不是攻击中央做错了？！你们将中央文件给我看看，我不相信中央会要算「文攻武卫」的账！

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央的三号文件中，说了打击对象的特征：「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根本没有涉及到追查「文攻武卫」或武斗问题。可是，为什么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却能成功地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除上海市外）惩处造反派的运动呢？是不是中央还另外有什么特别的指示精神，没有在文件中体现，但却又在运动中予以贯彻了？近来读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风雨十年纪事》，他就说了他们市委在一九七〇年运用「一打三反」，将北京市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全国闻名的蒯大富、聂元梓等红卫兵五大领袖）「全都拿下」了。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七・二八」最后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还一再对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说，「你们不要整蒯大富！」然而，吴德和北京市委在二年后的一九七〇年，却能借「一打三反」整倒蒯大富等人，他凭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中央的特别精神下达，那么，就是文革前的原有体制的能量，起了作用。

「三号办」的人避开了我的反击，只像两派辩论时那样，专选有利于他们的话，而不管说那话的背景，回击说：毛主席党中央不是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参加武斗难道没有问题？！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毒打我们的党员、团员，难道不是搞阶级报复？

像我这样父亲是中共老党员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倒只能千方百计地来搜寻我在武斗有没有打死伤人的问题，以便由此整倒我，而还不能压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说话间也稍还有点点客气。而对那几个家庭出身或是国民党小官吏、或是小资本家、或是乡下地主的「反省」者，「三号办」的人则一开始对他们就是气势汹汹，吼天吼地的；不是指责他们参加造反，是「右派翻天」，就是威胁说：你不老实，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专对你这种人！

在「反省室」呆了约半个月，我坚决抵抗，一个字也不写。还有一个像我一样，出身硬梆梆的青年，姓周，是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儿子，他父亲还是乡下生产大队的贫协主任，他本人原也当过另一家商业公司革委会委员，不仅一字不写，还整天与「三号办」的人辩论。对此，「三号办」的人也拿他没辙，只能向上面反映。

半个月后，「三号办」的人将我们全部转往押解到另一家大旅社，说是改为进「学习班」。在那「学习班」不仅有我们这十五个「反省」者，还有一百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全都是我们新公司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包括了庞达明、杨金河等人，还有我们机修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侯川江等。他们是早二天前，被公司政工组与「三号办」指令来参加「学习」的。

所谓「学习班」，是文革中的一个特别事物。如果从「学习班」名称或它的全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看，后人无论有多么聪慧的思维，也是想象不出它是个什么玩意：不是「学习」、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吗？其实，虽然，也有专为学习的「学习班」，但更多的则是整人的「学习班」。自从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发出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后，「学习班」就不再是专搞学习的地方，而更多的是专为整人的场所了。这一套，在文革派性斗争高潮中，中央及中央文革就在北京举办过很多种「学习班」，有的用于解决各省的两派之争，将两派的头头召到北京，进「学习班」，按中央意图强行统一观念；也用于对与林彪系统有矛盾的军队高级干部的整肃，以办「学习班」名义，对其进行批斗。湖南省的派性大战中，在造反派内讧中，已大权在握的一方，也用过这「学习班」的办法，对另一方造反派，进行过批判。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学习班」，虽不是什么创新，但它办「班」的规模之广、时间之长，却是文革以来为最的。那时，各单位办的这种「学习班」，动不动就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参加；而一进班「学习」，少则二、三个月，长则近一年。

对这次「一打三反」，至今也不知，当时中央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为何既起初号召群众造反，却此时又要惩处造反派？当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由掌权的军方领导人与原来的地方老领导干部连手，大都成功地将「一打三反」变为了一次清理造反派的运动。因而，除上海外，各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便纷纷被从「新生的红色政权」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撵了出来，有的甚至还被送进了监狱。上述吴德的那本书《十年风雨纪事》中，就说了他与他的老干部同事们，如何利用「一打三反」运动，用处理武斗问题，作为突破口，将蒯大富、韩爱晶等闻名全国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全部「拿下」的同时，还成功地将已进入了市革委会的工人造反派头头，也赶出了革委会，或找个什么理由予以逮捕，或下放仍让其做工人，等等。

北京市发生的事，实际就是全国绝大部分省也先后发生了的事情之缩影。

唯有上海例外。因为，上海是当时仍在中央高层的张春桥、姚文元控制、而他人无法染指干预的地方，同时，毛泽东也仍是极相信张春桥、姚文元，还没有谁能撼动他们二人。

全市「一打三反」的「学习班」，都是遵照市革委会的统一布署，按上述北京「一打三反」那个模式进行的。因此，追查造反派在武斗中的事，便成了「学习班」的攻坚目标。因为，只要查出了你在武斗事件中负有责任，或打伤打死了人，或说过什么话，下过什么命令，能被推论成「主谋」，那么，就会让你进监狱，至少要受批斗惩处，在革委会有职务者，正好借此撤消解职。

由于文革的两派争斗，曾从写大字报刷标语打口水仗的「文攻」，发展到了真枪实弹大炮坦克一齐上阵的「武斗」——实际已是小型战争了，而且，还有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江青也都为此发过话，对武装造反派都持肯定态度。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都几次说过「要武装左派」、「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都武装起来？」。「文攻武卫」一词，最早也是江青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接见河南省的造反派时，公开提出来的。因而，这两派的头头与骨干，不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没有卷入者是不多的。

这样，如果以正常的司法标准，来衡量非常时期的所作所为，那就将有很多积极的运动参入者会陷入法网。

原本，在建立省革委会后，对于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有一个政策（当然也是按照中央有关指示），说对武斗中双方对阵枪战时被打死打伤者，不予追究是谁开的枪（实际上也无法查清），而只对在「和平」时即双方都无生命危险之时，如抓了对方一派的「俘虏」，或抓了对方一派的人进行批斗时，你却将对方一派的人打死打伤者，便要其负刑事责任。至于，两派的头头开什么会说了什么话，最后却导致了武斗这类事，则没有人认为要负什么责任，因为那是在打「派仗」，是文革的特殊情况，也没有哪位中央领导人及哪个中央文件指责这事。

当时，对于在上述「和平」时，你却将对方一派的人打死打伤者，就是造反派头头们也都认为是「犯法」，用最「江湖」的话说：打一个无还手之力的人，你算什么！何况，被所有的文革参加者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早明确规定了对「俘虏」都「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哩！

因此，在这一点上，造反派头头们是与省革委会的军方与老干部们能有共识的。

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却将打死人打伤人的问题范围，延伸扩大了，扩大到所有在文革中动过武斗的人与行为。动了拳头就有罪，握了枪弹就是问题，而且，即便你从未上过武斗场所，但所有「派仗」中，凡发生了武斗，主持「派仗」的派头头就是有连带责任。这是其一。

其二，由于当时各级地方政权革委会，基本是由军方老干部、或全为老干部为主而理事了，「公务员」即干部队伍，也基本「复旧」，基本由文革前的原班人马中保守派方面的人回位执政，因此，这个「一打三反」中清查处理武斗问题的目标对象，便就成了单方面的以造反派为主，而基本不触及保守派一方。

相反，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确犯过杀害造反派的「俘虏」的保守派头头与凶手，反而都一一在「一打三反」运动前后，得以填补了革委会中原由造反派坐着的「群众代表」位置，成为各级革委会的官员了。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一年，中央清查「三种人」时，向湖南派来了一个中央工作组，才将个别民愤影响很大、而有过重大杀人罪行的前保守派头头绳之以法。如原系文革中保守派头头、已做了国有大企业常德卷烟厂党委书记的段某，即予以清查、逮捕、枪决。

对待造反派们进行了武斗的事情，表面看，是一个不言而喻应该追究的问题。然而，若从当时之所以发生武斗的历史背景上观察，这个问题似乎就不能仅仅如此孤立地认识了。

人家打了你，伤了你的体肤，自然可以追究他。但是，你却曾经，而且是首先，在政治上将人家无端打成什么「右派」、「反革命」，要让人家（甚至包括他的家人）一辈子都生活于非人的地狱般状态之中，对此，你又受到过什么样的政治惩罚没有呢？没有。有没有人因曾将别人错误地打成「右派」或「反革命」而被开除过党籍，撤消过职务，开除过公职，或者被送上过法庭呢？没有！一个案例都没有！同时，不论是文革中，还是直到今天，又有哪一个曾将无辜群众打成为「右派」或「反革命」的人，曾因此公开作过忏悔？因此而受到过什么追究呢？也都没有。

因而，这三十多年来，所进行的追究文革中造反派武斗行为的实践与对此宣传的观念，在现实中，便成了只是一种有偏见的政治斗争，而不是道德与法律的真正评判。

所以，一九七〇年当时的「一打三反」，其结果，必然是造反派头头们纷纷落马，鲜能漏网。否则，北京市那几个并非武夫、而天天只开会的红卫兵学生领袖，为何也能被「拿下」来？

我们新公司的「学习班」大约是三百来人，主要是将全公司的造反派头头与骨干，以查你在武斗中是否有问题为由，全作为了审查对象，因为，这些人无一没在文革中拿过枪，也没有一个人的所属基层单位上，没发生过批斗当权派的大小武斗事情（包括让领导干部戴高帽子、动拳头打人在内），而此时掌握公司大权的又不再是造反派，故统统都被搞进了这「学习班」。其中，一百来人是造反派成员，被称为（革命）「对象」，另外的二百多人则是所谓（革命）「动力」，全是党员、团员，或文革前的政治积极分子，当然，按派别分，他们全是保守派成员。

「学习班」分为若干个小组，以公司下属的基层单位分组。自然，我被分到我们机修厂组，与杨金河、侯川江等会了面，也遇到了机修厂的老对手们即保守派的同事。厂革委主任，即原厂党支部书记苏中原也来了，他兼任了「学习班」的组长。他见了我，什么话也不说，板着脸，但还是点了点头。他早两年在被我们批判时的可怜模样、与被我们宣布结合他进厂革委会时的谦卑，已不复存在。不过，后来有次在一旁听别人在小组会上毫无道理地呵斥我时，大概他见我脸露怒容，便以长者的口气插话说：「你不要不高兴，你想想你们那阵批斗我时，你又是什么样的态度？我送你一句老实话：你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运动！你真是太幼稚、太不自量力了，不让你尝一尝政治运动的厉害，你长不大！搞政治，你还差得远！以后慢慢学习吧。我是过来人，不是拿空话来压你。」

当时，对苏中原的这番话，我自然是没有多大感觉，唯一觉得的只是他苏中原的得意；只是想：没办法，他们这番又搞赢了我们造反派。但是，后来，随着文革进程的演变发展，自己日后又经历了许多风浪，这才慢慢体会到了苏中原那番话的份量及意义。可惜，当时少年气盛，是很难听进一切被认为是「世故」之言的，故后来，便要多交出许多使政治观念成熟的学费。

在「学习班」，首先的一项，就是让被审查的人即「对象」，先是向「学习班」的「动力」们三番五次一遍又一遍的交待，有关他在文革武斗事件中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枪，枪来自何处，后来枪是否上缴等等情况，然后，又要交待所有的造反活动，以便让「动力」们从中发现可疑的问题。再后，又让「对象」写下他所述的问题，「动力」们也由此从中仔细地审查其所写材料。由于，当时市里的「一打三反」运动已用杀掉几十个人的人「公判大会」作舆论开道，所以，「学习班」里的气氛也很严厉紧张。最滑稽的是，市里在每次杀人公判之前，会将那重刑者的名单及其问题材料，先发到全市各单位评论，看那名单中的人，应判什么刑。在我们公司「一打三反」的「学习班」内，也照此规定进行。我们这些被审查者，也须在一旁听着「受教育」。于是，那些「革命动力」们，便在评论中一派喊「杀」声，要将那名单中人全部处死；甚至连别人还没有将那名单中人的问题读完，有的人就迫不及待大喊「杀！杀！杀！」了。其气氛所表露的仇恨之深、恐怖之极，大大增强了「学习班」的精神压力。加之，「学习班」中，又有二个据说涉嫌用武斗打死了保守派成员的青工，被公安局捕了去（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证明为冤案而给予了平反），对于被审查的造反派们来说，便更感受了些恐怖的氛味。原本以为自己根本不会有什么武斗问题的人，也都有些紧张起来，不知道自己会因为说了些什么，而会要对某种武斗事件负责并受到惩治。同时，被追查的问题范围，也由武斗扩展到了整个造反活动。「学习班」主持者们不说造反运动是错的，但却会强调受审查者的造反动机有问题，不是属「造反有利」，就是说其「造反翻天」（在受审查者家庭出身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所谓黑五类的），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党」一罪，则是哪个造反派也洗不脱的，因为，文革「造反」，就是反的各级党委及当权的「走资派」。最可笑的是，居然将每个参加造反的人，都说成是为「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还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别动队」！

「学习班」是没有受审查者的自由的，不能外出，更不能回家，也不许打电话，还不许受审查者互相交谈。再以日夜几乎不停的车轮战术进行逼供，白天晚上都开会追问，而且还瞄准「对象」特点，几个人、十几个人围住其作轰炸般逼供。你若晚上睡得好，他们便批判你在「故做轻松」搞对抗；但你若夜里因难过而失眠，他们则又不断地逼问，说你必须如「竹筒倒豆子」那样全部坦白交待问题，便才不会睡不着觉。在并不新鲜但却难受的「逼、供、信」过程中，有些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精神受不住了，便发生了胡乱招供的事。有一个青工张九宏，参入过一些社会上的两派武斗，经过一连串的精神轰炸，他终于「交待」说：在某次武斗时，他单独杀了一个「俘虏」，并将那尸体埋葬于城郊某处山上。「动力」们于是欣喜得很，认为终于挖到了一件大案，便连忙一边上报，一边组织大批人车，押着张九宏去杀人及埋尸现场。结果，自然是什么也没有。张九宏狠狠被批斗了一番，而搞逼供的「动力」们也受到了上级的训斥。

最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单位的「一打三反学习班」，居然对一些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了的造反派，也不放过，而进行毁棺扬尸。我的好友聂常茂及其原同一组织的十几名年轻同事，就被他们公司「学习班」的革命「动力」们手持「工纠」木棒押着，以怀疑藏有武器为名，到原来掩埋了他们组织里一个武斗中被打死的姓贺的青年的坟地，在「动力」的呵斥、逼迫与监视下，让聂常茂等同事挖开贺某的坟墓，撬开其棺材，并将已在腐烂的贺某遗体拖出来，然后清查棺内及贺某身上，没有发现什么殉葬的武器之类，便才命令草草再将贺某遗体丢入墓坑，胡乱填些土重埋了。那棺材，则打了个稀烂，丢在一旁。那些革命「动力」们认为，贺某是一个武斗分子，死得活该，也死得「轻于鸿毛」，死后是不配享用棺木的。

长沙市在文革武斗高潮中，造反派在南郊的一座山上，曾建有一块墓区，专为埋葬武斗中被打死的造反派成员，大约有二三百座坟墓，是各造反组织各自修筑的，每座坟还各别不一地修筑了半圆形水泥墓堆，并立有墓碑，供其造反派组织成员与死者家人悼念。然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个墓区全部被用推土机推平，所有的坟堆都不复存在，那些死者最后的悲惨结局，下落不明。

对于鞭尸毁棺之类故事，曾在历史书上领教过，中国、外国都发生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将军克伦威尔，最后也遭此厄，被保皇党人如此对待，才泄了复辟者的仇恨。「一打三反」中发生的大规模毁棺平坟之事，让人感受体会了历史的沉重。这样做，表明了什么呢？文革与造反是上面号召的，「文攻武卫」也是中央领导人号召的，这些参加者又有什么错？即便是犯了历史错误，他们也早已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代价做了偿还，对这些甚至上帝都能宽恕的这些青年人，为何连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安息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呢？！

我自然也被迫将文革中所有的事，包括参加文革武斗的过程，统统作了无数次的交待。开始，是以为可以凭此洗清自己的问题，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人家并不需要我的清白，而是希望我的「罪行」时，我多数时候便以沉默相对抗。支持我能这样做的因素有二点，一是坚信自己没犯过法，因为打没打死人打伤过人，自己最清楚，胸有成竹未做亏心事，不怕。二是，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好，只要自己没有问题，人家奈何不了。其实，那时，我还是很幼稚的，不知世界上会有冤屈一事，仅仅只是幸好没有冤屈之事缠上我而已。

「学习班」中那几个月的日子是很难熬的。没有人身自由，不能回家，不能见年迈的父亲，也没有人同我说话，就是有时被押到到食堂吃饭时，遇到庞达明、杨金河等人，大家也只能互相用眼神致意，而不许我们交谈。在机修厂「学习」小组中，侯川江等也不敢同我说话，否则他们就会遭到训斥，威胁要送他们到「小学习班」中去——即为个人单间反省。

只是，深感孤零的我，常常一个人在夜里掉泪，深觉自己有愧于自己的亲人。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从思想与神态上，是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抵抗的精神。从而使办我「学习班」的「动力」们，对我也从不敢大声呵斥，而他们对其他「对象」，则常常是吼天吼地的训斥。大概他们也担心这文革运动若有反复，真以个人得罪了我，唯恐我将来会对其施以严厉报复。

老实说，我最初为自己容易为伤心事掉泪的情形，很有些自惭：为什么要这样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我并不想这样啊！我实在自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啊！

后来，我清楚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科学知识让我知道，掉不掉泪，与人体的某种基因差异有关，而与人的性格之软弱或坚强与否关联不大。

大约五月底，「学习班」解散了，大部分的「对象」也获得了自由，因为，虽然没能查出他们什么问题，但在组织上（权力上）、精神上则足已将他们的造反派气势给灭了。原来还在公司基层单位革委会的造反派，如侯川江等人，便在「学习班」中被宣布撤了其机修厂革委会副主任一职。

我却仍没恢复自由，只是从公司「学习班」转到了机修厂，又坐进了单间。被要求继续「反省」。我几次问：既然没有查出我在武斗时有什么犯法问题，那为什么还不还我自由？

答复却是：你还有重大问题没交待，不是武斗方面的了。

我说：还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

答复：那你就还呆在里面好好反省吧！直到你肯交待之时，再找我们谈。

我气得要死，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在「反省室」的窗口，观看临街上的梧桐树叶，慢慢由青翠小卷长成深绿蒲扇。

后来，才慢慢从他们口中零星得知，他们说我有「反动思想」。因为，有人揭发，一是在我家里的一幅世界地图下面，贴着一条小横幅，上面写着「工人无祖国」！——这岂不是攻击我们工人阶级、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二是机修厂有人揭发，说我在向他们讲解为什么我们工人的工资会少于我们创造的经济效益时，说是「国家用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了工人」；还揭发我说了「只有实现工人民主选举的巴黎公社，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其三是，一个经朋友介绍认识、其在外地湘潭的某军工厂工作的袁某，因为他们在其厂里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后被打成了「反动小集团」，这个袁某因平时听我说过一些他看不太明白的马列著作文章的讲解，所以，他在他们的读书小组互相学习讨论时，便数次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我「有水平」云云。结果，他们厂里的主持「一打三反」运动的「三号办」便给我的单位寄来了这些情况通报，提醒让我们单位也查查我是不是也组织了什么「读书会」之类。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与当时的文革活动无关，而与文革前便有的「反动小组织」类案相似。从武斗问题方面查不到我有什么可陷我入刑事罪名的事情，单位的「三号办」便希望能从其他方面来在根本上打垮我。当时，整个社会的生活都是较严肃而无浪漫可言，像我这样年轻且又卷入了政治活动的人，自然不会有他们从生活作风上找碴子的缝隙；而经济方面更是没有可以藉以打击的理由。于是，「三号办」决定从「反动小组织」角度，来找我的新问题。后来从一个「动力」骨干告诉我的情况中得知，开始，「三号办」诸君一听我与「反动小组织」案有牵连，剎时大喜，以为这下可将我镇死了。然而，在同我拐弯抹角谈了许多次后，发现问题并非他们所想象那样容易定我的罪。因为，我说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反动话」，而都是有根有据的马列主义，是在马列书上都有来源的东西。并且，我的讲解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例如，对「工人无祖国」，我告诉他们，这是马克思说的话，并非我的纲领，并告诉他们此话是出自于《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某页上面，其意思就是全世界工人是一家，不分民族与国家。而将「工人无祖国」一语贴于世界地图之下，更是表示中国工人心怀世界革命。而什么「剩余价值」观念，是用于解释为什么工人不能得到全部自己的劳动所得时说的，却都是讲解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书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原话原义，等等。至于湘潭那个袁某读了些什么书做了些什么事，一概与我无涉。因为，我总共也只见到过那袁某几次，更没有去过他们那军工厂。

搞了几个月，原欲定我参加「反动小组织」之罪，显然不能成立，而定「反动思想」的事，也无法证实，相反，一查还都是马列主义的原话。公司与厂「三号办」便只好作罢。但是，既没有查出武斗中的问题，这个「思想犯」事情也难于立案，怎么办？他们大概也感左右都不妥：恢复我的自由？但若没有个说法，唯恐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将来会采取什么反攻事件；毕竟文革运动中一反一覆的周折，谁也不敢说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要整住我，却又实在没有过硬的材料，就是按当时省里市里对造反派最不利的政策衡量，也是没法整死我的，

于是，他们采用了最古老的法子：拖。以在「拖」中，看能否找到整住我的问题的办法。

不说我没有问题了，明确恢复自由，但「反省」却并不撤消，以使我还是只能以待罪之身，来无休止地偿还以前积极造反的「债务」；只是，对我的看管也不甚严了，有时我从「反省室」溜出去了，他们也装着没看见，不管了。实际上，有二个月中，我便处于了半自由状态。

但是，尽管如此，吃亏的仍是我：凭什么我仍要被置于这没有全部自由的状态之中？我若有什么问题，该整该抓该判刑，你们只管拿证据来就是；没有？那就应该放我出去！

「三号办」的人面对我的质问，却哼哼哈哈，说：你的问题快查清了，耐心等等，你若没有问题，急什么？怕什么？

至一九七〇年十月，按市里统一布置，公司在湖南大学借用了几座空宿舍与一些教室，又办起了「学习班」。因为那时大学生们都分配走了，新学生还没有准备招生，故整个学校都空空如也。公司这次搞的「学习班」，还是「一反三反」延续，只不过是以「三反」的经济问题为重点了。而且，为防止公司内部人员讲情面，市里还派来了一些由解放军军官与外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协助攻这类经济问题。一些原来进过「一反三反学习班」的造反派骨干分子，或因其被认为问题尚未全弄清楚，或因其前次出了「学习班」后，对自己那次交待过的问题不认账了，要「翻案」，就又被弄来了。大概我被列于了问题尚未弄清者内，故也从「反省室」又一次进了「学习班」。

不过，在这次「学习班」的日子，远比上半年那次「学习班」轻松。一则，重点已不在我们这些造反派的事上，而在追查进「学习班」者的经济问题（如贪污、偷盗国家财产）上面，而且其对象是不分派别了的。纯粹的文革造反问题者，则仅是陪「学」为主。第二，是老天救助我。十一月间，因为八、九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批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故上面传来了要学马列、读马列的书的「最高指示」。这一来，我原来读马列著作引起的问题，便成了正统故事，没有人再拿此事说话了。相反，连「三号办」人员，也要我在「学习班」讲解他们读不懂的马列著作中的话了。这一来，我成了「学习班」中学马列的时髦分子。当时，驻我们学习小组的一位「工作组」干部老熊，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我很有好感。他私下告知并劝我：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你主要是个态度问题，你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可是公司却又办了你这么久的「学习班」，你是不是还想要办你「班」的人，向你赔礼道歉？不可能的！我做了多年干部，知道得比你多。这是政治运动，没有什么道歉，即便真搞错搞得很大，要赔礼，也不可能在当时。写一个深刻检讨吧，争取早日「解放」回家。

我觉得老熊讲得很对，也感觉到了他的诚挚善良。

但是，我原来在上次「学习班」中也做过检讨呀？写了那么多页纸，连「做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马前卒」这样逻辑上极荒唐的帽子，都胡乱给自己戴上了。再写，他们会能通过？

老熊却说：那次与这次，环境不同了，这次「学习班」重点是挖经济问题，你们文革中的事是次要的了，何况你的马列主义又学得不错，家庭出身还是老党员，工作组对你的印象很好，你放心作好这次检讨，我保你可以通过。

老熊的话果然兑现，我将原来写过的那份检讨，稍作修改，多对自己扣一些大帽子，如承认自己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当了刘邓路线的马前卒、无形中做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运派）的别动队，云云。到小组会与大会上一念，即都顺利通过，并立即被驻「学习班」的工作组负责人宣布「解放」。到此，已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了。

自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九日被宣布「停职反省」失去自由，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底，将近一年时间的「一打三反」运动，总算才在我身上了结，自由才又回到我的身边。「学习班」完结时，我刚满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日子，使我见识领教了许多人世间的知识，也长大了很多。同时，也还无形中获得了一件副产品：对自己经历的文革事情之记忆，大大增强；加上后来在一九七一年抓「五・一六」运动及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又受审查再一次次又写那些事，所以，至今回想起过去的那段岁月，很多事情的细节，都仍历历在目，清清楚楚。甚至，我在文革中用的那枝半自动步枪的号码041949，都记得准确无误。因为，那「学习班」中无数次地被追问、逼迫回忆、「三号办」人员与我的无情核对，以及反复地被命令写自己的文革过程的材料，以供「三号办」人员从中寻找问题等，使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便永远留下了无比深刻的记忆。

第二十四章　差点被抓成了「五・一六」分子

抓「五・一六」运动，也是文革中一件离奇的事。可以让成千成万的红卫兵闹造反，但那几十个狂热极左红卫兵的活动，却不知何故，竟然导致了中央高层长久的关注，而且，为此事还在全国范围内搞得沸沸扬扬，并累及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们。特别是国内形势已趋向平静了的一九七一年中，却仍又在全国掀起清查运动，而且其声势更大、范围更广，真令人莫名其妙。

「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我获得了人身自由，回到厂里继续做我的机修工。可是，没几个月，又来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也是中央指示的。

所谓「五・一六」，起始不过是北京一个只有几十名激进「极左」、有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想倾向大学生的红卫兵小组织，他们于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在北京贴出了一批「炮打周恩来」内容的大字报与传单，尔后又在北京钢铁学院其「五・一六红卫兵团」总部里召开过有几名外地同观点红卫兵参与的部署「炮打」的会议，会上，又搞了一个筹备发展其组织的成立各路「方面军」（仿效红军时期的「方面军」建制）的人员名单。其实，那名单上的各个「方面军」，也就都是只几个、十几个红卫兵成员而已，如其所谓「第八方面军」成员，则不过就是串连到北京偶而参加了「北钢会议」的长沙市一中几个中学红卫兵。

在文革中闹造反与红卫兵活跃时期，那些什么「司令部」、「战团」、「兵团」之类红卫兵与群众组织的机构，相当多部份，其组织成员往往就只有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拉大旗披虎皮，就是文革中常有的作风，三个人一起就敢称「兵团」，五个人一集合就能自封「司令」。这所谓「五・一六红卫兵团」也就这么回事。

然而，后来毛泽东对「五・一六」公开炮打周总理一事，发了几句话，指责了「五・一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姚文元又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传达了毛的这个指示，反使这小小的「五・一六」在全国有了点名气。

而在实际中，这「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几十名成员，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再一次在北京张贴炮打周总理的大字报时，就被中央指示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派人全部抓了去，并将那些学生押到公安部看守所关了近一年时间，让其悔过认错后，才先后予以释放。因此，这货真价实的「五・一六红卫兵团」，其寿命也就这么几个月。

然而，北京却还是由此很早就搞了一场「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关于这场抓「五・一六」运动的起源与终结，据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

一九六八年的时侯，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泽东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是「五・一六」一起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却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章含之教毛泽东读过英语。毛泽东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找吴德去阅看毛泽东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泽东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这一来，谢富治很紧张。

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

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项目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六月二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六月十四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

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了「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运动中矛头曾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解放军、革命委员会的人）。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

「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问题。

「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幕后操纵者。毛泽东指定吴德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

但是，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

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

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帐。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

抓「五・一六」，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江青和谢富治出面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四十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

上述吴德的书中，将中央关于「五・一六」问题的来龙去脉，基本说清楚了。至今仍不清楚的问题是，这个什么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从一九六七年八月起，为何要折腾几年？中央也为此在几年中，经常有这个问题的指示文件下达，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还再次由毛泽东批示，发了一个13号文件，搞这件事。并且，中央还又建立了一个「五・一六」项目联合小组，继续清查。虽说强调清查的重点是在北京，实际上，这个运动已在全国所有地方展开。

到一九七一年四、五月间，根据中央的再次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各行各业包括军队在内都不例外，无处能免。结果，那场运动在全国「清查」揪出了数以十万计的「五・一六分子」。而这些所谓的「五・一六分子」，基本上都是不知「五・一六红卫兵团」为何物的无辜者。而之所以被当成「五・一六分子」，则完全是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为体现自己在执行中央指示，而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再戴上一顶「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而已。

这「五・一六分子」名词，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前，已成为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有问题」者，都往里「装」了。

长沙市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一开始，棒子就又一次落到了原造反派骨干的人们头上。因为，「五・一六分子」的来由，是以「造反」、「红卫兵」与「炮打」之类特征构成。于是，原来被弄进过「一打三反学习班」的许多造反派分子，又一次成了被审查对象，那些被审查的内容，也无非又是文革中造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

自「一打三反」运动结束，我获得自由，回机修厂上班工作后，不到半年，又成为了公司与厂里项目组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对象。这一次虽然没有办什么「班」了，但暗中对我的所谓「内查外调」则又开始了。后来知道，这次重点，是查我与北京的红卫兵有什么联系。因为平日，我在厂里说到文革红卫兵的事时，什么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什么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三司的情况，都能说得出，而单位那些党团骨干与政治积极分子们对此却又那么陌生，他们也从来不会知道，也不会认为，那些情况是能从红卫兵小报、传单等数据中，就可以获知。

查了一段，自然没查出什么他们需要的东西。但当时，全省的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升级，到处又是轰轰烈烈的大标语，宣传清查「五・一六分子」。已全部将侯川江等造反派分子踢出、而换成由文革前的党支部成员与政治骨干分子组成的厂革委会，也在厂里搞了几次批判大会，让我与侯川江等再次成为受批的靶子，那批判的内容，则仍是「一打三反」时批判的那一套，无非是说我们「造了无产阶级的反」之类。

市里还专门组织了一批专为清查「五・一六」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他们认为的重点单位分别派出这些「宣传队」，以领导被派驻单位的清查运动。这个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就是文革前传统的政治「工作队」，而不是其名称字义上的什么「宣传队」。我们小小的机修厂，据说成了工厂所在行政区里的重点，故也来了一支七、八个人的「宣传队」，与厂革委会一起，来清查我们厂里的「五・一六」问题。当然，重点又是我，并单独为我一个人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一群人围着我，天天让我交待「问题」。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那个原为一家工厂车间主任的「宣传队」队长告诉我说，他们在来我们厂时被告知，我是一个「非常的目标」，因为，据说我与北京的「五・一六」有直接联系，因为，人们从我口中听到过许多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而且，北京「五・一六」兵团的那个什么「第八方面军」，即是长沙市一中的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而我原来就是从长沙市一中初中毕业的，想必我与一中红卫兵会有紧密的联系；再有，那个写了《中国向何处去？》文章而被判了重刑的中学生红卫兵杨曦光，也是我的一中同学；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就是一个曾做过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还散布过什么「工人无祖国」的「反动观点」，等等。因此，那「宣传队」来攻克的目标，也就是我。

清也罢，批也罢，办我的「学习班」也罢，我当时也无所谓了，反正这又不是我个人做了什么坏事丑事，而是整个造反派的事，只要莫将我的自由剥夺，就随他去。何况对那批判，经过「一打三反」，也早听麻木了，不会对自己构成多大的心理打击。

没错，曾在长沙市文革中发挥过很大影响的长沙市一中红卫兵，有一些确是我初中时的同学，杨曦光也是我的同年级同学，对于他们当时的观点，我也曾有一些是赞同的。然而，同学归同学，可是，那阵我们的确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忙红卫兵运动，我忙造反派工人的事，能够进行交往的，只有在精神上对他们的关注了。所以，「宣传队」转弯抹角问我这些事时，我都坦然地全告知他们实情。当然他们开始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他们在经过调查后，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将我划到「五・一六」中去的。

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则恶化了我已不安宁的状况。

第一件事，不经意竟与中国乒乓球教练徐寅生的名字有点儿关联。

那年四月的一天，正值春光明媚之际，我与后来成为湘籍作家的韩少功的哥哥、姐夫及另外一些朋友，相约到长沙市城郊的岳麓山上去踏青，以享受春天的温暖。之中有一位贺卿华，是韩兄的大学同学，在益阳工作。我很喜欢同韩兄、贺卿华这些比我年长、又比我有知识的人交往，从他们那儿确也获得了不少知识与学习的方法。

那天，我们聚到了后来岳麓山顶的云麓宫前，坐在一块石碑旁海聊。

不知是谁说起了日本语的话题。贺卿华正在学日语，他一下子就成了话题的主人，旁人便只能成为向他提问的学生了。

我们正在说话间，来了一大群人，还有人打着小三角旗，边走边叽叽咕咕在说什么。

当那群人走过我们时，贺卿华正在解答韩兄说的一个问题。

有人还问：「听说，『巴格牙路』」并不是日语？」

贺卿华则解释：「巴格牙路」不是正式的日文，但是它确是一种日本方言，是一种骂人的地方语句。就正如，我们长沙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你妈妈」一样的粗痞话。

贺卿华在说这些之时，那群来人中有一个拿着照相机的瘦高个，正经过我们面前，他看了看贺卿华几眼，停顿了片刻，但也没表示什么，仍走了。

过了一会，当贺卿华还在给我们大谈日语知识之时，那个拿照相机的瘦高个，突然又来了。他走到我们面前，指着贺卿华，厉声问：刚才你在说什么？！

贺卿华一见，莫名其妙，便说：没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那瘦高个又问：刚才谁在说「巴格牙路」？

我们一见那人来者不善，便都不吭声，不搭理他。

瘦高个突然掏出一个本本，对我们扬了扬，说：我是新华社记者，你们刚才谁在说「巴格牙路」？必须给我讲清楚，为什么要说「巴格牙路」？你们不要想抵赖，我亲耳听见了的。

新华社记者！

我们顿时都懵了。

贺卿华「休克」了一小会后，连忙向那记者解释他说「巴格牙路」的来龙去脉。

那记者听罢，又问：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我们连忙告诉他：是工人。

其实韩兄等人是知青，但我们怕那人抓住知青做文章，缠着追问为什么知青不回农村，而滞留在城里。因为，那时，知青已成为了「乡下人」，按政策，农村「乡下人」不能随便进城，需要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以上组织的允许证明，才可以堂堂正正呆在城里。

那群人中有人在叫这记者什么，记者便对我们说：你们几个人都不要离开，等一下我还要问你们的。

他特别又指了指贺卿华：你更不能离开！

那记者说完便朝那群人跑去。

我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说，我们走吧。管他什么记者不记者，我们又冇犯什么事，他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离开？

韩兄也说：走！不管什么事，三十六计，走为上。

贺卿华却不同意。他说：走什么？我们光明正大，也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走了，倒显得我们好像。

韩兄则说：贺卿华，你莫天真浪漫！他是新华社的，谁知道他要搞什么名堂？我们凭什么要奉陪他？

贺卿华坚持不走。我与其他几位朋友也都又觉得贺卿华是正气，值得赞赏与支持。

见大家都不走，韩兄也只好陪同我们继续天南海北。

那群人又大概是观看了云麓宫后，又折了回来，朝原来的路走了。

这次，我们突然看到，那群人中，有一些像日本人，更有一个在电影与报上的照片中熟悉的人：中国乒乓球著名教练徐寅生！

我们几个都看清了，是徐寅生。

那群人想必就是与乒乓球运动有关的人了。

贺卿华高兴地说：看，是徐寅生！

言下之意，既然是徐寅生与他的乒乓球同行，那记者无非是陪同的，这会有我们什么事？

我们也都觉得安心了，因为，看到的是徐寅生，是乒乓球。

我们被中断的愉快心情，又慢慢回来了。贯穿着知识交流的聊天，继续又进行。

途中，有几个人要去厕所，则离开了。

不料，一会儿，二辆满载身着红领章与草绿制服的警察的边三轮摩托车，突然驶到了我们面前，五、六警察与那个新华社记者从摩托车上下来，径直走到贺卿华面前，记者指着贺卿华说：就是他！

两名警察立马将贺卿华反臂扭住。

贺卿华大喊：你们要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怎么乱抓人！

一个警察对他说：你不要闹，先跟我们到分局去，你就知道你犯了什么法！

另一个警察又对我与韩兄说：你们两个也不要动，跟我们走！

韩兄说：请问一下，我们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抓我们？

那警察不屑地说：到分局，你们就会晓得的。

那个记者四处看了看，问我：你们还有几个人呢？

我连忙说：他们早就回去了。

当记者还欲问什么时，一个警察过来，要向他说什么，那记者随警察就走了。

两个警察看住了我与韩兄，不让我们再说话。

一会儿，警察们便将贺卿华、韩兄与我三人，分别押上了三轮摩托车，我与韩兄在一起，贺卿华在另一辆车上。然后，三轮摩托风驰电掣般向山下驶去。

到公安分局后，我们三人被单独审问。

审我的是一个年长的警察，一脸职业冷峻，话不多，但说话还是很和气。

他问，我答。

他问得很简单，就是我们在山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答的全是事实，当然，重点是辩贺卿华说「巴格牙路」的来龙去脉。

那警察还对我说：当日本乒乓球代表团的友人来了时，向他们说什么「巴格牙路」，可是破坏国际关系啰！

我连忙辩解：一，我们不知道路过的是日本乒乓球代表团的人；二，贺卿华说「巴格牙路」，并非针对那些日本人，而是向我们自己几个人讲解日语知识。

那警察听完我的辩解，眯着眼问：你是说那记者没听全姓贺的说的那话？

我说：正是。

那警察便不问了，让我在问讯记录上签名。然后，走了，让我一个人呆在那间审讯室。

约二个小时后，那警察又来了，对我说：你没有事了，走吧！

我下意识地问：我那几个朋友呢？

警察朝我一挥手：你走就是，别个，不关你的事，不能打听！

我说：我们几个一起来的⋯⋯

那警察脸一沉：你是不是还想留在这里？！

我连忙掉头，出门。

后来，韩兄也很快回来了，但贺卿华却没能回。

后来知道，贺卿华被押回他所在的益阳市公安局，关了半年，才放他回家。关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是犯事人，「巴格牙路」是他说的；二是因贺卿华自感冤枉，那态度自然始终不能令公安局满意。所以，虽然终于弄明白这「巴格牙路」事件是怎么回事，也还要关他几个月。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年月，警察无故逮人也是常有的，即便公安局完全搞错了，他们也不会认账认错的，而只会让受冤的人白白挨整。

贺卿华的这「巴格牙路」一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再后来打倒了四人帮后，均获得平反。他随即也考上了研究生，专攻机电，现在，他在一所重点大学做教授，并主持了大学牵头的一家年利润过亿的智能机械公司，任董事长。他的才华终于找到了施展的天地。

岳麓山上发生这一幕，我当然不想对人说什么，因为，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而人们听了，只知道你「被公安局抓了」，仅这一点，当时，就足以让人家害怕了。不如不说，反正苦难已经过去了。

至于我们厂里是如何知道这事的，我现在都还不清楚。也许，公安局当时就向厂里打了电话，查问我的情况，并向厂里通报了。

谁知，公安局对我没有再找麻烦的事，但是厂里的项目组欲作为一颗大炸弹，将我炸成一个「五一六」分子。项目组与厂革委会负责人，为此特在厂里召开了批判大会，给我定了罪名，指控我「参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社会小集团，在试图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时，被我公安人员当场逮住，并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还向厂里的群众这么宣布说：而「五・一六」，就正就是一个这样的阴谋集团。

对此，我当然作过争辩，可是，我说归我说，他们批判我时，却仍按他们项目组的说法讲；并且又整了我的材料，也不知上面写了些什么。后来到批林批孔运动为我的问题平反时，他们向我交出了这些材料，我懒得清理，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当众一把火烧了。

第二件事，则是我自己惹来的，现在想来，自己也确有些荒唐。

清查「五・一六」的高潮中，有天，国营食品公司的聂常茂——也是我们在做「青年近卫军」时的伙伴、好朋友，他带来他们单位的一个三十多岁的王某找到我，说请我帮王某一个忙。原来王某在文革高潮中，竟就有了收藏意识，特别喜欢搜集红卫兵与群众组织的袖章与符号，大概那时他就想到了它们会有文物价值。他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个「湖南五・一六兵团」的红底黄字符号，结果被他们单位的清「五・一六」项目组知道了，向他追问这符号的来源。可他是文革高潮时搜集的，谁知是哪个给他的，他也弄不清了。专案组则说：你弄不清，那就自己认罪吧，交待在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加入的这「湖南五・一六」的！

大龄青年王某在文革中，是聂常茂的单位同事，还是聂领导的「青年近卫军钢三连」之部属。由于他的家庭出身「成份不好」，好像是资本家之类，所以，若有什么政治麻烦惹上，他是很害怕的。而这个他说不出来源的什么「湖南五・一六兵团」的红色符号问题，就让他非常的不安与紧张，害怕自己会被打成为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五・一六」分子。为此，他便找比他年龄要小七、八岁却是他的头儿的聂常茂求救。其实，聂常茂的父亲，虽是工人，却在历史上也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员。因此，他虽是他那个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但在名义上，却只是副手，一把手则是一位出身无产阶级的青年工人。

聂常茂马上想到了我，因为他与我是在政治上与生活中都很接近要好的朋友，而我的父亲是中共老党员的情况，他们都知道。聂对我说：王某出身不好，这个「五・一六」符号问题，足可以让他倒大霉，弄不好还会成为「五・一六」典型给抓进牢房；你（指我）父亲是硬梆梆的老党员，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是不是你帮王某顶一下，让他说那符号是你这儿给他的，以让王某「脱湖」（解脱之意）？

我问：王某何许人？

聂说：是我的好朋友，也是钢杆造反派。

其实，当时我就不认为长沙会有个什么「湖南五・一六兵团」，也认定那不过就是长沙市有些对中央严厉指责「五・一六」甚为不满的激进红卫兵，在情绪抵触之下，故意搞出的一个表示对抗的虚构组织，之中，甚至还不排除不计政治观点却喜欢玩引人关注的「少数派」时髦游戏者的作为。因为，对当时文革运动发展形势比较关注的我，从没有在大街上见到过这什么「湖南五・一六兵团」的活动痕迹，甚至也从未听说过。相反，真正的北京五・一六兵团下属组织「第八方面军」的那几个中学生——长沙市一中的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则原来都是公开搞活动的，她们的旗号就是「一中齐卫东」，也不用什么「五・一六」。

至于，玩「少数派」时髦游戏却并不真是认真者，文革中是常有的。在文革初，湖南大学红卫兵造反刚刚获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局时，兰州大学附中一个姓王的中学生红卫兵，串连到长沙后，便出头做了一个当时反对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少数派」，写了一份名为《炮轰「湖大」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与湖南大学红卫兵和当时的主流观点叫板，而为省委市委作辩护。当时红卫兵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司令部」，可这位小将却反潮流要「炮轰」湖南大学红卫兵的「司令部」。一时，这位姓王的中学生立马成了省委市委领导心目中的革命红卫兵，不仅大力赞扬他，还为他的大字报变为传单张贴，无偿迅速提供印刷厂等服务，而且派员与他联系，使这个来长沙串连的中学生，出足了风头。但以后，湖南的文革却再没有了他的痕迹，因为他的游戏玩完了，走了。

文革造反高潮中，湖南大学也出过一位人物，就他一个大学生，却以「红色独战队」的名义，在市中心张贴过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字报与标语，那大字报称「据现有资料，张平化绝不是一个走资派！而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而在当时，「打倒」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不仅已是各派造反组织的共识，而且此举也已受到中央的支持，可是偏偏也有人来唱唱反调寻开心。当然，这位玩时髦少数派游戏的大学生，后来也并不真正搞什么文革反潮流组织，而是很快就销声匿了。

这类虚张声势的把戏，甚至我与我的青年近卫军伙伴也搞过。例如，前面章节中我说到的，为表示对「省无联」的同情与支持，我与市第七中学的几个红卫兵，一时兴起，也以「青年近卫军第28团」的名义，在大街上贴过几张支持「省无联」标语之事。而这什么「青年近卫军第28团」则纯是我们几个聊天时突发临时想法的产物，从未真正搞过，而且，标语贴完，这虚构组织的任务便告终。为什么起了这个「28团」的名字？是当时听说林彪副统帅在红军井冈山时期曾领导过红军第28团，故借来一用。后来，有人反映到青年近卫军总部，说大街上冒出了一个不在组织序列中的「青年近卫军第28团」，而且擅自支持「省无联」，总部派人一查，知道是我们这些原在总部「红色尖刀排」的人干的，便训了我们一顿。

由此，对王某持有的那个什么「湖南五・一六兵团」的红色符号，我便不以为是个什么大问题。

这样，对王某情况经过一番了解后，我就答应了聂常茂的请求，为王某的「湖南五・一六兵团」的红色符号来源，承担了责任。我当时想，反正厂里已立了我的项目，再多一个「虱子」也无所谓了，反正我的确不是什么「五・一六」，也不认为真有一个什么「湖南五・一六兵团」，假的真不了，就多一个符号的事，也不可能打我一个真「五・一六」。因此，在王某单位根据他的交待来找我调查时，我便说了那符号是我给王某的。

王某得以脱身，麻烦自然缠上了我。因为，单位上的人都知道我在文革高潮时，与社会上的红卫兵组织往来多，那阵谁给我红袖章红符号的事太多了，我手头上现在还有许多红卫兵袖章，如「井冈山」、「风雷师」、「红造会」、「红中会」等等组织的，都给人看过，有的也让别人拿去了，大家都是好玩，并不是那个组织的人。所以厂里的项目组问我时，我非常坦然地告知他们，那符号是王某从我这儿拿去的，至于是谁给我的，我也记不得了。项目组虽然一时拿我没办法，但此事却成了我一个悬案，入了我的档案，假如不是后来中央又否定了清「五・一六」的问题，那这事，将会如过去的所谓「特嫌」（特务嫌疑）一样，伴我终生。实际上，后来，项目组的人告知我，这符号的事，确也是我被厂里定为「五・一六」嫌疑分子的重要证据。

不过，在我们长沙，整个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相对比较「一打三反」运动，那还是要温和得多了，一则，这「清查」大多为项目组进行调查活动，「学习班」虽也办过几天，批判会也开了二次，但那气氛远没有「一打三反」紧张，也没有公开抓人捕人，更没有以此杀人。第二，「五・一六」涉及到的人，比「一打三反」要少得多；「一打三反」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骨干与头头，而清「五・一六」，重点只与少数如我这样既是造反派，又偶尔读些马列的书、并关心全国文革形势的造反派骨干分子有关。当然，其他的造反派骨干，运气不好者，也要做一下陪衬。例如，有些造反派骨干所在的单位，实在是找不出一个与「五・一六」有丝毫关联的事，便就拿了他们开刀，让他们重新交待原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已说过无数遍了的那些造反活动事情，或将一些捕风作影的事，上纲上线拿来做「五・一六」的流毒来清理批判。我们厂里有个青工，也做过造反派。不知他曾听谁说过一些香港的生活情况，于是就到厂里胡吹，说什么「在香港，垃圾箱里捡到的衣服，都要比我们这里的新衣服还值钱」等等，结果，一顶「美化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摇旗吶喊」的大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并将其列入「五・一六」的流毒，大会进行批判。

后来看数据得知，军队里面清查「五・一六」的情况，比地方上甚至还要厉害，许多高级军官竟也变成了什么「五・一六」分子，而被清查关押，尔后还被清出部队。由此可见，这个起初不过是几十个北京红卫兵闹出的玩意儿，在经过毛泽东身边的那个充当了「信息员」的女将的渲染报告后，却竟然最后弄成了这么一件全国大折腾的事，而让数以十万计的人们，无缘无故不同程度地深受了其害。

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总算还好，没搞几个月，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发生了比「五・一六」更严重的事情：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的林彪事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某天，有一位为省革委会举行的紧急会议当服务厨师的朋友，私下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朋友透露：中央出大事了！有一个大人物出问题了！

这出问题的大人物是谁？那厨师却不言及，只是笑笑说：你们翻翻近日的报纸就会明白的。

没过几天，人们都知道是林彪出事了。

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当时是严格按级别一层一层向下传达的。到了全体群众都可以去听那传达时，则就是已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可是，我却到至今也不知道那传达报告究竟是怎么说的，因为，厂里将我列入到不能听这传达的几种人之中：即什么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以及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

大概，我就是属于那「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子」之一。

那天，厂里开大会传达时，我原本也坐在会场中，厂革委政工组长突然宣布：下列人员不能参加这个会，须立即退场。接着他念了一些人的名字，包括所谓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及几个原造反派的工人。其中，就有我一个。众目睽睽之下，退场者自然都是显得灰溜溜的，极度难堪。我也难免此态，同时，很为气愤却无可奈何。

所以，我当时对林彪事件所听到的那个传达报告，都是同事或朋友们「二传」给我的，而并不是正统的原汁原汤。

林彪事件的发生，对许多文革中挨整而被打倒的老干部，的确是一个大好事，让他们的命运出现了一个大转折。实际上，林彪事件的出现，对我们造反派当时处于挨整境地的状况，也同样带来了一个重大转机，从而有了一九七三、七四年，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反攻。

林彪事件当时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真是如同晴天来了个大炸雷，那消息传来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相信。太出人意料了！后来，林彪问题的材料一批一批地下发传达后，大家才慢慢回过神来，在思想上确认「林副统帅」也变成反党叛国之徒了。

但是，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中，真正最令人惊骇莫名的，则是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那材料之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许多咒骂毛泽东、攻击国家当时社会制度的语句文字，甚至使照本宣科读文件的人，其声音也要吓得变小。

例如：《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明显地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还说「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而「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等。这些话，讲老实的，当时却博得了很多人，包括我们这班造反派分子在内的不少人，暗暗地认同，认为它说出了当时社会的某些现实。这一来，原本对林彪问题无所谓、认为与我们老百姓无关的人，相反倒还感觉了林彪竟还真有些「不同」了。虽然，在各种批判林彪的场合中，大家都还是要高喊「打倒林贼！」。可以说，不论林彪、林立果究竟搞了些什么名堂，犯了些什么罪，但那份《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一些话，则的确是让亿万人，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都同时看到了有人对当时那个社会、对毛泽东所做的公开赤裸地反对性表述，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对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严厉批判。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当时对社会制度问题在思想上的第一次大震荡，恐怕就是由这个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所带来的。

至今，我还没弄懂，当时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意让这样一份严厉恶毒咒骂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中央文件的材料下发，而让全国人民都看看的？要知道，当时，即便是要批判某些「反动」的文字，一般只是在批判文章中，选择性地偶尔没头没尾地露出几句，只使其作为批判文章的微微「陪衬」而已，这种让「反动」的文字全然并全部公布的事，以前是绝无仅有的。

有个研究毛泽东的历史学者说：毛泽东是一个多变的而又顽强的、极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高深莫测的历史巨人。

的确，竟然会让那份攻击他本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公诸于世，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特点。

林彪问题与造反派无关，《五七一工程纪要》也不可能给我们造反派带来翻身的信息，但是，林彪事件却带来了「批林批孔」运动，也的的确确带来了造反派们的再次回光返照。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文革中有些事，的确能让后人不可思议与困惑。例如，像「批林批孔」这场明明是高层清查林彪集团问题的运动。怎么就会变成了底层造反派的又一次「盛大的节日」呢？

看来，就像整个文革之所以发生一样，无疑是上面有上面的某种想法，下面有下面的某些要求，二者正好结合了，于是形成了一个起因并非单一的合力运动。

现在的人们，以为文革运动就是一派观点对另一派观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误解，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情况，既复杂交错，而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更特别的是，对于文革的理解与要求、愿望，上面与下面，往往想的是两码事，而仅仅只是在运动的某些过程形式上，好像显得是追求的同一个东西。

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极鲜明的体现了这个道理。

在高层，批林批孔，一则是为出现令人尴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后的补救说法，以证明林彪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欺骗了世人的。二则也是对于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复旧体制者，从理论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会底层，受压数年的造反派则利用这次高层「反复旧、反倒退」的机会，利用上海的王洪文这个造反派头头居然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别情况，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大反击，从而达到了又一次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现在很多人以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为一支产生于文革、也拥护文革的特别政治势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尽了荣华，抖足了风光。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人们的想象，很多情况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从整体上讲，给予造反派的苦难，远远多于风光。除上海那个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区），自从中共「九大」后，随着「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这二个运动的进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们便先后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压的境况，文革初期他们曾被戴上过的「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相当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专政对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运动而产生的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依然在行使权力，但它的构成，只剩下了「三结合」中的军队首长与原地方领导干部，而已将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并且，也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

可以说，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张春桥、姚文元特别庇护而能持续掌权外，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却先后陆续被整肃而垮台，至一九七四年初开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时，已陷苦难泥潭长达三、四年之久了。

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结反攻，以求获得再次翻身的行动，是从当时实际主政湖南的卜占亚因林彪问题而下台并受到批判的时机，予以开展的。

「批林批孔」运动之前，尚只是「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运动，而且也尚只局限于省市级的党政官员内部层次，与下面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湖南的造反派们却从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处境的机会，因为，曾经在这几年负责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卜占亚，在「批林整风」中倒了台。

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

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

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

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措施。在那里，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〇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他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

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

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

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

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出产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

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到远一点的边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

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

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竟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

作为个人，纪某确属冤枉；但是作为一种群体首领，他则却是搞错了方向，而未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在需要承认历史平台之时，却不能顺势，总欲凭个人的力量重建新队伍，逆势而为，结果，反遭同为造反派者打压。像这类因意见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头的事情，在文革群众组织活动高潮之时，是经常发生的，人们也不以为然。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气候，往往并不容易，也不能动摇原有组织。而到社会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乱」的形势下，不随大队伍而另立山头者，更是难以做出什么新成就，而往往还会遭到同性质的大组织势力的打压。文革高潮中湖南发生的「省无联」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初出现的纪某「小山头」事件，便是证明。

同室操戈，固属心痛，也为憾事；但，同室之内，各吹各号，不能统一，也确让人恼火，易使人生打压之心，出现历史悲剧。此类现象，不独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断。

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

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

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

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

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

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不从？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法。

一九七四年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

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

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

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能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

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

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隹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

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

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

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及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

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

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

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

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三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处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他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浮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

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

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

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

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

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24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

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

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停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剎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

剎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

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肖，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肖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肖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肖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肖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肖师傅说了。肖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肖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

对此，有一段时间，肖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肖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肖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肖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

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

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

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一九七四年底，有人从广州传抄过来了一份奇特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献给毛主席与四届人大》，说是这份大字报有点《中国向何处去？》的味儿，并在广州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并传说写这大字报的作者「李一哲」（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李一哲」是三个人），也曾被官方逮捕过，后来才释放了。在长沙，这份大字始终未能公开面世，即没有被抄成大字报而张贴于大街上，但是，造反派们私下看过这份大字报资料的人却不少。虽然，「李一哲」的大字报很多地方，都是为造反派说话，但是，湖南造反派的上层头头，却普遍认为它是属于「极左」派的东西，对其评价并不高。为什么呢？我想，湖南的造反派上层头头对于文革与造反，自始自终是抱有一种观点的，即是只在毛泽东与中央指定的范围内「跳舞」，而绝不思考做任何挑战此意识形态的事；这既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实践的总结。因为，凡是挑战当时主流基础意识的人，都不会有好结局；相反，只在指定的「舞台」——哪怕这「舞台」中也有变异与风险——上活动，自己才不会被毛泽东与中央视为「异类」而遭到贬谪，才有可能进入那个既属原有、却又已有某些变动的体制。「李一哲」的大字报，从文章的标题开始，就是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大问题，文章中又大谈了一些「体系」、「民主」与「法制」等理论评说，从而，使湖南造反派的上层头头们不仅从思想上，甚至从文句上就不敢接受「李一哲」的大字报带来的新思潮，唯恐其变成「杨曦光第二」、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再版。

然而，当时「李一哲」的大字报，对我们一些年青的造反派骨干分子，却有着某种程度的启蒙式影响，它第一次使我们对文革以来的事情，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而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派性」观点之中（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大字报也还仍有「派性」观念的痕迹）。其中，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更是受这大字报的影响，第一次在自己思想上给予了认识与确立。原来，至少我个人，可以说，对社会的「民主」与「自由」，多少还能有点认识与体感，但对「法制」及其意义，则真几乎是一无所识。当然，「李一哲」的大字报中还有很多精彩的论说，也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如说「五不怕」的那一段：「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这些话，当时确是让人振聋发聩，感慨万千啊！

第二十六章　「批邓反右」的一九七六年，使我深感矛盾与忧虑

一九七六年的所谓「批邓反右」那阵，那么多群众都很反感「四人帮」了，我们怎么还会做造反派呢？

有些时候，人是会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况之中的。

我们原本是坚决的造反派，可是，后来，为何却在某些政治观点上站到了天安门事件群众的对立面，竟而在实际中做了「四人帮」的保皇派呢？！

一九七六年是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也是造反派存在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在中国，一下子竟发生了许多大事：重新上台主政没二年的邓小平，又被宣布「打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历史巨人，竟先后在这一年中同时辞世；发生了矛头对着了四人帮与毛泽东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在瞬间即垮了台，中共中央的主席的位置出人意料的由华国锋接任了。

一九七五年底，通过造反派头头控制的省总工会——中共中央委员并任职省委常委的唐忠富，与有省革委会副主任头衔的胡勇，分别是领导这个机构的一、二把手，即主任、副主任——渠道，湖南的造反派们很快知道了毛泽东在批转一封清华大学的告状信中，又对邓小平发出了不满的指示，而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就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两校学生突然掀起贴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的情况，所发表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中更说，反击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深入与继续」。这一来，在去年（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针对造反派活动搞的「批派性」风潮中，受到省委冷遇嘲笑与压制的湖南造反派头头们，便又一次集聚工人造反派，以省总工会为指挥部，以市总工会为集合基地，发动并展开了新一轮指向省委书记张平化及省委的大批判高潮。当三月间中央向下传达了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发表的明确批判邓小平、号召有「走资派」问题的人「转弯子」的讲话后，造反派们亦感到要向邓小平的复旧路线进攻，才能保有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不败地位，而毛泽东与党中央批判邓小平反文革路线的明确态度，更让造反派们受到鼓舞，认为自己是与中央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

我又从机修厂来到了商业局的共青团团委办公室，并主持召开了一次团委会会议，除了表示要组织活动，批判邓小平的反文革复旧路线外，具体要做的事，便是想重续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未能完成的活动，其重点之一，就是想按造反派的观点，将商业局的团组织办成铁杆拥护文革造反路线的青年团队，并挑选、安排一批共青团员，到局属各公司团委担任书记。局里原来的团委专干，是个老实人，也很正派，高小文化，但是思想较循规守陈，观点也偏「保」，在他的周围便常聚集着原来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提拔上去的团委干部。不过，由于大势所趋，而我们在气势上常处进攻态，且我本人及家庭出身都无懈可击，并且我还是公司一级革委会的副主任，所以，观点保守的团委专干们，与我的关系基本能和平维持，对我的要求，大致他们还能一道推行。一九七六年五四那天，我为了体现局共青团组织的团结，还组织带领了一次有几百人的局属系统团干部的大队伍，乘火车前往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参观，从而更加强了我在全商业局数千名共青团员中的影响。

在整个长沙市局级共青团组织中，当时，尚只有我们商业局团委是完全掌握在造反派势力的手中，其他局的团委，以至团市委，对造反派的活动，则其本都是处旁观看风向态度，而只有下面单位一些团员青年在嚷嚷着「造反」。团省委的正、副书记——两名由劳动模范调上来的女士，且都是党的省委常委——自然更是暧昧不定，不公开反对，但绝不出面支持。由此，我们的团委，更加受到了湖南高层造反派头头的青睐与重视。后来，还传出了要提拔我去做团省委副书记、并进入新一届团中央的流言。

在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被迫参加的一次批邓大会上，我被指定作为青年造反派的代表，对张平化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发言。在会上，我指责张平化又在重犯「走资派」的错误，并督促他转变立场，来支持造反派。坐在我身旁的张平化，面对我的发言，却不怒不恼，反倒一副诚恳之态，认真地听我批判他。当然，后来四人帮垮台后，我为这次大会发言，付出了沉重代价。

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面临的形势，与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形势，表面看似乎差不多，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官方当权派来与造反派发生硬顶情况。因为，中央对保卫文革路线的强调态度，比一九七四年王洪文讲话时的情况，更加鲜明。甚至，毛泽东的讲话与中央的文件中，都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鲜明观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从而使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更加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根据。但是，奇怪的是，这一次，整个地方官方当局，反而却没有发生像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初的那种惶恐。虽然，没有当权者公开反对造反派，然而，对造反派的种种要求，却采取了一种装聋作哑的态度，你批判也好，贴大字报也好，开会冲击也好，他们反正整个儿就是消极抵制。在省、市总工会的指挥与组织下，造反派先后召开了三次有数万人参加的「批邓反右、促（省委书记）张平化转弯子」大会，张平化及省委领导却始终不予正面明确表态，最多也只是敷衍，但是各级权力机构，却仍由他们在执掌，弄得在野的造反派们毫无办法。最后，造反派头头们只好决定由中央委员唐忠富带几个人，到北京去向中央及王洪文汇报、告状，以争取中央训斥省委与张平化。

当时，中央虽然喊着要「批邓」，却并没有指责张平化，也没有能公开对湖南造反派予以明确支持。张平化则始终对造反派采取了一付不顶也不理的态度：造反派集会贴大字报，省委基本不打压；造反派要张平化表态支持同意湖南批邓反右运动的事，张则只哼哼哈哈，讲一些中央报刊上的大道理，具体却不谈。对此，造反派们当时对张平化是非常不满的，如果能够允许打倒张平化，大家也会愿意的。

可是，奇怪的是，后来我从《刘顺元传》一书中，看到一个内容，是文革后，中央有个部门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关于对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人的评价，之中，却说什么：「前任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一九七三年回湖南后，步步倒向造反派，离开湖南时未作检讨，干部群众反映普遍强烈。」

不知这个结论是如何来的？作为一个曾与张平化「对着干」的造反派，公道地说，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冤枉了张平化。

一九七三年张平化重回湖南工作后，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中，哪有什么「步步倒向造反派」事啰！张平化当时没有镇压造反派，不是他不想，而是当时的中央不想；可是，他从思想上行动上，都是没有倒向过造反派的。虽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省委允许为一些造反派头头平了反，允许一些造反派骨干入了党，那显然不是张平化的本意，而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使然。你想，连中共中央的副主席都可以由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来担任，那在地方上让一些造反派头头入党，又怎么不是「大势所迫」？但是，张平化在一九七六年硬着头皮在顶住造反派的批判、在等待一件大事的发生，则的确又是事实。所以，当时湖南造反派高层头头们评价张平化时是说：「这个平化老倌，表面哼哼哈哈，内心实际却恨不得能将我们造反派一脚踩到泥巴里，真是一个老狐狸！」的确，一九七五年五月批派性时，张平化就立即主动将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请来，在湖南株洲的铁道部直属田心机车车辆厂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派性」大会，在那会场中，铁道部长与省委书记一唱一合，就将田心机车厂的几个造反派头头批得灰头土脸，进而借此在全省大造舆论，大力批判造反派的派性——也就是所谓「造反精神」。

对于这种与前二次文革造反形势不相同的反常局面，我与庞达明、聂常茂等人经常予以研究分析，希望找出能解读形势的钥匙。但直到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及四人帮垮台后，我们才逐渐明白了：原来张平化他们在等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对于毛泽东的病危情况，实际上在省以上高层的党政领导人中间，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暗中知道了，而到七月份时，中央办公厅甚至还发了专文，向省级以上党政领导秘密通报了毛泽东病重的情况。所以，无论造反派怎么闹、怎么促，他们就是不动声色，既不「转弯子」，也不搞对抗，只是耐心地等待一件事情的结果，即等待毛泽东的病危变化结果。如果，毛泽东像一九七一年那次病危时一样，又化险为安，那末，他们就会按华国锋打招呼讲话精神等中央指示，大力认真「转弯子」而批邓、而支持造反派的活动；但若发生了另一种情况，则也就是另一种处事之态，即后来发生的历史那样了。

可怜造反派们天天喊着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然而，毛泽东的中央却没有任何人向他们通报一下当时真实的严峻形势，更没有在组织上采取措施让造反派们掌握到权力。相反，当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唐忠富，于七月间，带着一批人上北京，欲向中央汇报时，结果，华国锋自然没有见他们，甚至连王洪文都没有出来接见他们一下，而只是派了些工作人员接收他们的情况反映材料。华、王二位，一个是原来在湖南支持过造反派、又是从湖南调上去并还兼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人，一个则是全国造反派的总代表，可是他们都没有理会来自湖南的造反派的中央委员。相反，唐忠富等人在中南海大门前请求中央领导接见的事，四人帮垮台后，则还被华国锋指责为是「冲击中南海」。

一个已是第九、第十两届中共中央委员的造反派头头，专程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本省的批邓反右运动中省委领导的反常情况，而号召造反、号召批邓的原中央文革、「四人帮」那伙人，对此，却居然没有什么人予以重视。可见这些在理论中纸上谈兵时显得满腹经纶、在有毛泽东的权威存在时便常常执不可一世之态的领导人，其政治斗争实际操作的能力竟是何等低下！所以，后来，「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晚上，便被人能轻轻巧巧一下子就给全部逮捕，那又是多么的必然。

唐忠富等人上北京后十来天，却没有传来任何中央的信息，担任了省革委会成员的一批造反派头头们（多是工人，也有少数机关干部）聚会讨论，分析可能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力度还不够，认为还应一批又一批地派人上京，引起中央的重视，就像一九六七年两派武斗与夺权形势那阵，不断派人向中央汇报本省文革运动情况，争取中央的支持。于是，继唐忠富后，湖南造反派的第二个汇报团又进京了。汇报团由五名省革委会委员组成（四名工人、一名省直机关干部），由于我与我所领导的商业局团委，当时在造反派中已颇有些影响，因此，他们便邀请我，作为当时造反派少有的共青团组织代表，也参加这个汇报团。我提出，我的副手及挚友聂常茂也应同去，以便更有代表性。他们也同意了。于是，一行七人，也坐火车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我们几次去了处于太平街甲8号的中央接待处，向接待处的人出示了湖南省革委会委员的身份，当面反映了我们要说的湖南批邓反右情况，并提出想请中央领导人接见，以便当面反映。同时，也应接待处人的要求，向他们递送了文字汇报材料。接待处的人听我们谈事时，倒是很认真，不停的问，也不停的记录。随后，还安排我们住到国务院一个什么招待所，等候消息反馈。期间，我们又到了府右街，那里是中南海的西门，也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接待处，到那里也递送了同样的汇报材料。不过，那儿没有人同我们谈话，只负责接收材料。当时，府右街整个一条街都非常清静，基本没有行人，偶尔出现一个人走来，想必便都会被处于严密注视之下。我们在那儿行走时，寂静的空气使我们颇有些紧张，甚至，连说话我们也不敢高声了。虽说，我们这一行，在湖南省都是些自称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省委书记的造反派，可是，府右街的清静，却在我们面前显示了隐含不露的威严。

在北京呆了十来天，得到的反馈，却只是中央接待处的告知：你们的汇报材料已全部送上去了，目前，中央领导都很忙，看来不会有时间接见你们了，请你们回去继续搞好本省本单位的批邓反右，中央若有什么新指示，我们会及时通告你们。

在京期间，我与聂常茂抽时间去了一趟北京大学。

北大，在文革中就是全国造反运动的一盏指标灯。而这次「批邓反右」，又是起源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一封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且，中央这次所烧的这场批邓运动之火，也是首先点燃于北大，《人民日报》还发社论说是这次北大发生的「大辩论」、大字报，再次带来了北大的大变化。因此，我俩决定到北大去看一看。

然而，到北大之后，虽然北京大学的历史与地位，很让我们对其有一种仰望的神圣，但是，校园内那被《人民日报》吹得无比充满革命激情的大字报栏上，我们却只看到雕零稀落的景象，而远没有文革初期的那种气势；就是看那内容，也如同平日常见的那种纯为做做样子的街道墙上的「宣传」墙报，大多是口号般地「批判」、程序式的八股，没有任何值得细看的内容，也体会不到之中有什么真正的斗志。

这就是今日北大学生运动的风采？这就是北大体现文革继续与发展的雄风？

不安的心绪，越来越强烈地涌上我的心头。

陪同我们参观北大的，是一位姓蒋的女学生，她是聂常茂一个同事的妹妹，她正在北大读中文。我们问她：北大这大字报是不是就这些？

蒋同学告诉我们，原来多一点，但也多不到哪儿，远没有你们所想象的那样会贴满全校园。而且，写大字报都是由系里面向班上布置了任务，并没有多少自发来写的。她说：我们有什么东西要写啊？上面的事，我们又不知道，学校里的事，我们也还不熟悉。

当时北大的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是由各单位推荐送来的，而不是凭考试考进来的（文革中已取消高考）。所以，指望能看到这些与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的特殊的大学生们，闹出真正的学生运动，那竟是我们当时的奢求了。

时正七月盛夏，然而，北京大学校园中显露出的那股虚假的革命劲，却让我与聂常茂深感了寒意。

当时，我是第一次进入北大，虽然北大校园中有那么多散发着厚重沧桑的景观，有那么多令中国文化人都为之向往的读书仙境，可是，它们在我的脑海中却始终未能留驻，因为，当时那已雕零破败的大字报栏景象，已成了我思想中的一种重压与担心，从而冲淡了我对北大的其他记忆。

在北京民族饭店，我们见到了随中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正欲起程的胡勇，他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被中央点名，做了这个中国工人访阿代表团的副团长。他听取了我们的报告后，说唐忠富他们一行也未能获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看来，我们只有靠自己，先将湖南的批邓反右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搞出名堂，才能得到中央的认可。

回到长沙后，唐忠富将我与同去北京的另一位省革委委员召到他那儿（当时他患病住在医院），详详细细向我们询问了我们的北京之行后，颇有些丧气地摇摇头说：「连我都进不了中南海，你们又怎么会有中央首长出面接见啰！」

按政治地位讲，唐忠富虽然是中央委员，在湖南造反派中要算第一。但是，按实际能力与才干评，第二把手的胡勇，远比唐要强。唐忠富说话，各自拥有一股势力的造反派头头们，不一定大家都会听，但，胡勇说话做事果断坚决，造反派头头却一般不能不买账。而且，据我观察，胡勇也的确很有左右形势的大将之才。在我参加的一些会议中，每当有造反派头头们意见不一，而各自咕咕咙咙说话时，只要胡勇在主席位上或威或谐的发话，会场便能清静下来，意见也逐向胡勇的观点靠拢。因而，事实上，胡勇仍是湖南造反派举足轻重的一号人物。胡勇虽也不乏造反派脾气，但他考虑问题一般都比较稳健，处事也有板有眼，大体上都能揣摸准确而符合当时中央的意图，并能有效排除激进分子的干扰，而坚定地按中央的意图做。

胡勇原不过是一个工人，他的这种群众领袖才能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想，第一，也许是天生；第二，是文革乱世的锻练铸就。

文革中的湖南，造反与保守的两派斗争，十年中历经几起几落，反复不定。以胡勇为代表的造反派们，逐渐也练就出一副能适应政治形势起起落落、反反复覆境况的素质。落难之时，能以自己只是又遭反复偶遇浅滩的强龙，而自慰自励；发达之际，则始终能不忘天下未定，随时在警惕反复重来。困境中念念不忘有可能东山再起，得意时却不敢有大意松懈轻视对手之想。胡勇等湖南造反派们当时的心境，用今天商场上「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话说，就是他那句名言：必须警惕，微软公司离失败，永远只有十八个月的距离！

对比上海的王洪文一伙，就大不相同了。上海帮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而夺权后，便不再经历反复，而竟掌权可近十年。一次奋斗，便因深受毛泽东信任之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人的支持的这个偶然因素，而获成功，是王洪文们的幸运，然而，不经反复磨练者，又怎么可能会具有应对复杂局面的真本事？所以，即便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毛泽东去世后，便不可避免地要被对手击败，永陷不复。

我后来常常想一个历史并不存在的假设的问题：从政治斗争的操作角度看，如果一九七六年在中央做副主席的是胡勇这类在十年文革中几经上下磨难的人，而不是王洪文，那么十月六日那天被一网打尽的人，会不会还是「四人帮」？当然，历史没有发生这个什么假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后，胡勇与湖南的造反派们就立即紧张起来了，一连串对形势研究分析、并力争寻求最佳对策的会议，便在胡勇主持下屡屡召开。小道消息中流传说的毛泽东关于将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一段谈话，此时，更是被造反派头头们翻来覆去谈论。

而王洪文当时在搞什么？

忙着照标准像；让秘书向各省发通知，表示他将要执掌中央大权，等等，一副以为天下大势已定，权位稳归他们安坐的得意忘形之态，而却全然不知大灾大难即将临头。

显然，胡勇与湖南大小造反派头头们都已担心到了的事，那军装在身高高在上的王洪文们，却想都没有想。

中国这二十年来的进步，是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打倒四人帮，则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说，粉碎四人帮绝对是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但是从后来「凡是派」的政治观点上看，他们却并没有邓小平后来的那些推动中国进步的社会改革想法，他们掌权后的方针，却只不过除了否定了「造反有理」之外，其他方面，特别是坚持阶级斗争路线的政策，将继承毛泽东的错误。

因此，如果没有邓小平等人的努力，打倒四人帮，则顶多不过是一场政治事件。

最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后，很多当年激进的造反派，很多当年积极拼命要打倒邓小平的造反派，却居然都成了改革开放的拥护者与受益人，成了邓小平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虽然，邓小平是绝不允许文革中的造反派再来从政，但他却也并不再搞阶级斗争，也同样允许包括原造反派分子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可以参入经济活动，并走发财致富的道路。因而，原造反派们除了从政的大门对他们始终紧闭之外，其他的大幅度人生空间，却还是向他们开放，并且，不再有动荡，不再有斗争，相反，很多人还得以发了大财而过上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然而，如果邓小平没能复出，而由华国锋等「凡是派」继续执政，那么造反派则将彻底沦为新一轮「右派分子」、「四类分子」的非人命运。

很多人不明白不理解造反派分子发生的这种思想历史转变，是因为他们并不理解文革中的造反活动，不知其产生的原因及性质，而简单地将其归结于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支持者。

两批造反派的北京一行，基本空手而归，只好仍转过头来抓紧对张平化与省委的所谓「促转弯子」工作。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的攻势下，省委终于被迫后退，同意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准备将所有的省革委会常委及各地市书记、厅局长、书记，都召到一起，讨论如何在湖南落实中央批邓反右指示的具体问题。而长沙市委则按省里的精神，率先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同时，各局党组党委也先后照此葫芦画瓢，纷纷召开了同性质的会议。对于造反派来说，希望在这类会议中解决的问题，无非是两个：第一，承认以往整治造反派是错误的；第二，落实造反派入党与重新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路线」。

八月中旬，我们商业局在市郊一家饭店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有近百人。我以我们公司革委会党员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在会上，局党委从党委书记起到每个党委成员，都非常诚恳地表态，坚决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与邓小平路线划清界线，坚决地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并表示向造反派们学习，支持造反派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局党委领导，甚至找我谈话，「希望」我这个年轻人向他这个老革命，「多多提出意见」，以「帮助」他「提高路线斗争的水平」。我不知省里与市里的党委常委扩大会上是什么情况，但我们局里的这个党委扩大会，却是开得非常热闹，至少表面也非常友好，意见几乎是一边倒，即都同意与支持造反派的观点意见。

为什么几个月中始终装聋作哑而作壁上观的省委书记们，突然又改变了他们的不作为态度，而小心翼翼地与造反派进行了沟通，并同意召开有利于造反派解决问题的省委常委扩大会呢？从后来所知的情况分析，也许是当时他们已确知毛泽东已很快会离开人世，而在中央，文革路线派以华国锋、王洪文为首，似乎确已实际接掌了中央的大权，邓小平已经销声匿迹，似乎没有还能东山覆出的模样了，而支持邓小平的叶剑英元帅，则在年初便被以休病为名，夺去了其主管军队的大权。《人民日报》的「七・一」社论，甚至用了《在斗争中建设党》这样充满火药味的标题。因此，识时务为上，赶紧适当采取措施适应形势。以至，在毛泽东逝世后，省委书记张平化竟还特发了一份电报，强调「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深表慰问！」。其实，人们现在已知道，华国锋虽也是文革的受益者，但与四人帮并非是一家人。可是一九七六年的当时，下面省委一级的领导人却绝不会知道，华国锋与毛泽东的警卫长官汪东兴不仅与四人帮不同心，而且还早就在商量如何抓捕四人帮的机密哩！如果，张平化知道这一点，造反派就是逼死他，他也绝不会给什么「敬爱的江青同志」发慰问电，更不会同意召开什么批邓的省委常委扩大会的。

一九七六年八、九月的湖南，应该说，形势是朝有利于造反派的方面在发展。

但是，一九七六年中国的形势，又比文革中的任何一年，使造反派们无比担忧。因为，一九七六年虽然是造反派又占了上风的一年，但是，它却与同样是造反派处优势的一九六七年，显然大不相同！

第一，造反派的活动，在一九七六年基本变成了造反派头头与骨干们的活动，而大部分原造反派群众则只在旁观，而没有积极参加。相反，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造反浪潮，在城市中却是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群众被卷入，或踊跃参加，或热情支持，对批判所谓「走资派」即批判当权的党政领导官员，相当多的人，更是充满了「出怨气」的激情。然而，一九七六年，大部分人却对批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即主要强调抓生产将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不理解不支持，反认为「邓小平强调搞生产，有什么不对？」。而经过八、九年的文革折腾，党政官员们既已不再像文革前那样专横，而老百姓们原来受官僚主义压迫而有的怨气，也基本释放，因而，对什么「走资派」问题，也没有了一九六七年时的那种愤慨。因此，甚至原来很多的造反派群众，认为这一九七六年的再「造反」活动，只不过是「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们的事，而与他们关系并不大了。由此，一九七六年的造反，便已成为了少数人的「革命」。

这种变化，反映到实际中，便是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很难再一呼百应动不动就可组织数十万人的大型群众集会，而只能将重点放在各种会议上，与省、市委及各级党委交锋了。即便勉强组织的群众大会，也不过数万人，除少数造反派头头与骨干分子，与会者却大多只是来看热闹，而并无以往有过的斗志。

第二，一九七六年四月，以悼念周恩来总理起始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其鲜明矛头直指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甚至直指毛泽东的性质，其参入的老百姓群众竟达数十万、上百万之多的事实，无疑一下子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们震惊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造反派自以为是代表了下层人民的利益，自以为是在与官僚主义者在作斗争，所以要批判官僚主义者们的总头头邓小平，可是，为什么北京的群众却又支持邓小平，而像一九六六年造反时做的那样，以行动大力地反对中央的文革派领导人（当时不知有四人帮这个名词）呢？

我们不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不知道为何「批邓反右」的运动，却竟在首都批出这样一种境况。但是，从心理上，我们却又天然地站在了群众的一边，对出动警察与民兵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镇压，甚为反感。而且，对随后在全国又搞起了「追谣」小运动，以追查什么「周恩来遗嘱」为重点的种种抨击江青、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其追查的重点也是落到普通群众、甚至落到造反派的群众头上，还不惜动用了公安局专政机关来追查等情况，更令我们愤然。然而，从我们自身的经历与体会总结，我们当时却又是绝不可能支持邓小平，不可能支持一个整治造反派的所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可是，面对「天安门事件」，多种矛盾混杂在一起，我们真的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该如何做了。

也许，是北京的群众被邓小平派别的政治家们利用了？可是，上百万人爆发出来的激情，谁有这个本事去启动利用他们？！正如，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那阵声势浩大的造反风潮，若没有共和国十七年间在群众中积累的种种怨气，又岂能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号召而积极行动起来？

但是，我当时又觉得，「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却也并不能证明我们，至少不能证明我们湖南的造反派在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活动，就是错的。因为，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派性等运动中，造反派们的确是受到了当权者的大大的打击迫害，之所以支持「批邓反右」，支持文革路线，无非是希图自己能获得一个正常人的地位，而不至被入另册，摆脱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陷入如「四类分子」般的非人处境。

现在看来，一九七六年还在活动的造反派头头们，当时，实际是陷入了一种几乎不能作出或进或退的自由选择，而处在了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必然矛盾境地。继续干下去，有可能因与大多数群众意愿而不自觉地对立，陷进历史的反面，要知道文革也有十年，也足可以聚集众多的社会不满与怨气，而与当局发生一场大冲突了。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站在了毛泽东与中央一边，就等于是站到了「当局」一方。但，退出来，不干了，地方当局的党政领导们手中拿着的那顶「反革命帽子」，则随时又有可能找机会，像「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样，罩到我们的头上，以报复文革之初我们对他们有过的「造反」。

之中，最可悲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造反派头头的利益，已与广大的群众毫不相干了。当造反派头头们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人生安全而战之时，原来支持造反活动的群众，却因对所谓「走资派」们的怨气，历经文革数年已经出尽，新的造反运动，对他们便失去了内在推动力；而经历了文革的教训，「走资派」们也已不像文革前那样对群众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态度，因此，所谓「批邓反右」运动，再也激发不起群众投入的热情了。因此，一个单位中，人数很少的造反派头头，便成了重新当了权的党政领导们，一有机会便很容易随时予以「秋后算账」报复打击的靶子。只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之前，局势还扑朔迷离，不明不朗，甚至，从中央高层表面的信息看，似乎文革路线还占有优势。所以，所谓的「走资派」即省以下当权的党政领导们，在表面上还得讨好造反派，以免在这「批邓反右」中，真如同前些年的文革情形，又一次让造反派的「造反」而被赶下台。

在局党委扩大会议中，我与庞达明、杨金河，都以我们公司革委会党员副主任身份参加了，聂常茂也被他们公司党委作为党员中的特别代表，邀请参加。因此，我们得以在会议期间经常聚在一起，私下谈论时局。我们对局势的前途都非常忧虑。虽然表面上，我们搞得轰轰烈烈，局党委与各公司党委的书记们对我们都是异常的友好，大小会的发言几乎都是支持造反派的言论，但是，我们却深知，党委书记们在内心里并不会服气的，除非全国大局的形势长期维持目前状态，使他们无可奈何只能认了，否则，一有机会，他们甚至可以在明天就重新将我们打入地狱！

会议期间，有天晚上，睡不着的庞达明，对同样还在床上想事的我说：我总感觉得目前这种好形势不可靠。

我问：为什么？

庞说：你想想天安门事件！据说，不是报上说的十万人，而是有上百万群众参加啊！这不也是造反？那些群众的做法，不就像我们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一样啊？！矛头还这样明确，江青、张、姚，还搞到毛老人家的头上了，上街的有上百万人啊！

我说，我也为此担忧，这一来，我们岂不是倒成了保皇派？

庞说：真是保皇派，倒还不要紧，问题是我们所谓的「保」，只是站到毛老人家一边，站到文革派一边，可是在地方、在单位上，我们却又并没掌权，而还得在「走资派」的下面做人，在「走资派」面前，我们可不是保皇派，而是地地道道批斗过他们的造反派，是他们随时要向我们秋后算账的对象啰！

我说，中央的文革派怎么弄出这样一种情形？这一来，邓小平他们可高兴了，「走资派」也高兴了。

庞说：就是。过去我们造反，就是靠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代表群众的利益说话，控诉批判「走资派」，为群众出气。可是，现在，北京却倒过来了，丢掉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这么发展下去，局势会很危险，我们会随时有倒霉的可能。你想想，天安门事件中如果没有当官的支持，那些群众开始时能集合得起来？就像蒯大富若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光凭那些雄辩口水，又能起什么作用？

我想，也是。

我们都被这个沉重的现实，压得心头非常的郁闷。

庞达明又说：我们的确很危险啊！当官的「走资派」恨我们，若群众也不支持我们、不理解我们了，那么，只要中央官场的形势一变，我们就会立即重入地狱之门。说不定，哪天来个什么中央文件，像搞陈伯达、王关戚一样，也突然宣布「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罪行，将他们作替罪羊，那么，我们这里议定的什么党委扩大会决议，便会立即被推翻，对我们的评价，又会掉过头去，重新捡起「一打三反」那一套。

我想，的确是这样。

可是，既已上这条船，并行驶于历史的激流中已经十年，我们现在还下得了吗？

一九七六年，湖南的造反派分子之活动气势与能量已大大减弱，而保守派方面的活动却仍远远小于造反派阵营，仍是除了省下面的一些地区市、县，有着公开的反对造反派的组织活动外，在省会长沙市，贴标语反对造反派所作所为的保守派群众势力，也依然处于半地下活动状态，没有形成公开的有组织的反对潮流。不过，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大概是经过商量，由下面邵阳地区的一批保守派工人，一千人左右，突然进入长沙市，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刷标语，支持他们的长沙市战友，强烈反对造反派，并且，将其队伍开进了省委大院，向省委请愿施压，反对准备召开有利于造反派的、「批邓反右」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反对造反派进入各级党委与领导机构。对此，长沙市的造反派们当然立即进行了反击，除了组织大批造反派的工人也进入省委大院外，还动用了由造反派主持的工人民兵力量，将邵阳那些保守派工人予以包围，小型的冲突已经开始，而一场大的武斗似乎不可避免。但，这时毕竟是一九七六而不是一九六七年了，省委的权威在这时已是有相当的作用。最后，经省委出面与各方面协商，邵阳方面的人也看到他们所面对的人数悬殊之形势，确于他们不利，而且，他们的造反派老乡也有上千人即将「杀」了过来，便同意撤出了省委大院，而打道回府。

当时我从北京刚刚回来，也奉命率领一些造反派的共青团员，赶到了省委大院时，正遇上了在观察形势的造反派头头雷志忠，他告诉我，此时造反派的目的，一是将邵阳保守派赶出省委大院，二是将他们赶出长沙，以免他们干扰正争取召开的「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联席扩大会议」。当然，这二点要求，我们造反派很快便都实现了。

「四人帮」垮台后，这批来长沙进省委的邵阳人，便成了英雄，大受表扬，他们的头头还被提拔为一个什么局的局长。但到改革开放时期，后来的事，却有点儿戏剧性了。我听有些原造反派的朋友说，这位昔日的保守派头头却与那做过阶下囚的邵阳原造反派头头，竟握手言和而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常常一起饮酒海聊，说起那文革中双方的事，全没有了激情冲动，倒像是在说别人的历史故事一样了。大家说，这是他们邵阳人极豪爽的性格所致。

在「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右」那二场运动中，长沙市的保守派人士确没有邵阳人那种敢冲敢为精神，就是写那么几张反对造反派大标语，也不能堂堂皇皇公开来干，而是在人不多的情况下来贴，贴了就跑。当然，那时连省委也拿造反派没奈何，所以，也不能完全说人家胆小。而且，他们在「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正式传达后，便迅速组织了起来，几百人抄砸了造反派主持的省、市总工会，抓捕批斗造反派头头唐忠富等，动作倒还是蛮快的。

「四人帮」垮台不久，有次，在一位朋友的小圈子聚会时，我遇到了湖南保守派方面一位姓刘的头面人物，他是长沙市某工厂的工人，也做过群众组织的「副司令」。这位刘先生得知我是造反派分子后，很神气地对我说：「你这个小萝卜头，没有事！我担保！这次只搞大的，搞唐忠富、胡勇他们。」他还得意洋洋地说：「现在轮到我们『高司、红联派』吃香的时候了！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的位置，唐、胡他们肯定是没有份了，而是该轮到我们这些弟兄们来坐坐了！」

有长者笑说：「这么说来，刘老弟这次会不会⋯⋯」

刘先生笑而不答。

然而，刘先生的愿望却都成了水中月雾中花，什么都没有发生。唐忠富、胡勇等固然都垮了台，但那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位置上，补入的却再没有什么「群众组织的代表」，而全是「老帅归位」即原省厅级的领导干部们，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机制，又恢复了文革前的秩序。只有在基层，保守派方面人士才尚有被提拔的机会。而且，时代已在前进了，什么「派」不「派」的，已不再吃香，没有「派」的逍遥派，才最好，何况，提拔人才的标准，已逐渐变成了学历与知识。

第二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惊心动魄的最后时日

一九七六那一年真是很奇特，中国一下子竟发生了那么多的大事，而政局的变化结果，又是那样的奇妙与出人意外。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早已担心而极不想要发生的事情，终于成为了现实，而且，是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毕竟不是在上海，我们对发生的现实，的确纯只有「传统」束手待擒的基本态度，而没有对抗的任何打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我在家里吃过饭后，正准备午间小睡一会，突然，公司党委办的一位干部急匆匆跑到我家，向我传送党委书记的一个通知：下午三点前，上面将会有重要精神传达，请我下午二点前一定去公司，而暂不办其他事。因为，党委书记知道，我在局共青团主事，还与省市造反派头头常有联系活动，恐到时找不到我的人，便专门派人来告知。那时，电话只在单位上有，私人家里是没有的，所以，有什么重要事，也只能派人来通知传达。

我开始想，又有什么中央文件来了？但，又觉得不可能。因为，若是有新的重要中央文件传达，一般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便会事先知道，因为唐忠富、胡勇等人不是中央委员，就是省委委员，按党组织文件传达程序，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他们一般是会比市级单位的党委，知道得要早。凡有利或不利于造反派的中央的讲话与文件什么的，他们都会及时召集各大单位的造反派头头秘密通告，以让造反派们作好应付各种情况的精神准备。我经常参加这类会议，所以，猜想今日由公司党委通知下达去听的重要精神，即便是中央文件，也不会与造反派们有多大关系。

然而，这次听到的消息，竟如同晴天炸雷，骤然使我们造反派顿时全都惊慌不已，神思乱套，不知所措了。

下午三时，我们公司党委全体党委委员、公司革委会党员副主任，都集聚到了公司会议室。党委章书记说，局里又来了通知，下午四点正，让包括我们在内，公司全体机关干部都一齐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任何人不能缺席；同时也通知了公司基层单位党支部，让他们也组织所属单位的职工干部都进行收听。

什么广播，值得这么隆重？大家自然有些议论，问章书记，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他只是将局党委的通知照本宣科传达而已。

有人说：是不是有地震方面的重要消息？

的确，自七月间唐山发生大地震后，由于官方与媒体，都没有详细说明与报道后来人们才知道的事实真相，结果弄得那一段时间内，到处是地震的谣传。甚至，搞得我们湖南常德竟有很多人从家乡跑来长沙躲地震，说是他们常德马上就会要发生大地震了，直到省委省革委专门开会发通知制止这些谣言，人心才予安定。

但是，我想不可能是地震的事，地震毕竟只是局部问题，对这类事犯不着这么向全国广播。

杨金河说，是不是《人民日报》又有什么重要社论要发表？

庞达明当即摇摇头说，不可能！哪有什么社论用得着抢在下午来广播，而不放在晚上八点的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还这么兴师动众组织收听？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想的正是庞大哥这个思路，因而也说：是不是要打仗了？

庞达明又摇了摇头：现在有什么仗可打？要打仗，事先总会有些迹象。就是美帝、苏修搞突然袭击，事先也总会有大的形势先兆，当年德国进攻苏联，虽说是突然发动的侵略，但实际上事前双方都已有了不少战争准备。而目前，根本没有任何会发生战争的影子。

大家都觉得庞达明的话，很有道理。

但是，下午四点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会让我们听些什么呢？

四时正，谜底揭开：毛泽东去世了。

当收音机里，传来中央台男播音员沉重缓慢的宣读中央讣告的声音时，我们所有在党委会议室收听广播的人，都一下子惊呆了，谁都没有想到，发生了这种天大的事。在我的理智中，虽然明明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长命百岁，更没有什么万寿无疆，毛泽东也不会例外。但是在平日的意识里，则的确从没有考虑过，毛泽东也会有离开人世的一天。所以，听到广播后，我的思绪，好半天还在转动着播音员的声音。

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在收听广播后，奉命立即予以进行，悼念毛泽东的灵堂，在公司小礼堂中很快予以设立了；公司全体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全被召到公司，分配指挥悼念活动的种种任务，党委正、副书记与我们几个革委会副主任，则按二人一组，轮流在公司日夜值班，指挥处理各种悼念活动中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只是，人们对此事的感情、认识、理解各有不同或各有差异，特别是对毛泽东之后，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参入政治与关心政治的人们，则更是心慌神乱。

在悼念毛泽东期间，我与庞达明、杨金河三人，经常在一起悄悄谈论毛泽东之后的时代，将会是什么局面这类话题。当然，这些议论只能在我们三人中进行，因为，这在当时还是犯忌的。

那个关于毛泽东说「也许要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小道消息，很长一段时期，始终像恶梦般缠绕着我。因而，在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后，这个恶梦更强烈地闪现于我的脑海。有次，我与庞达明二人在一起时，我对他说了这个担忧。

我说，不知中央的文革派能不能接好这个班？也不知会由谁来继任中央主席？

庞大哥则叹了一口气，说：前途难卜！主席说的那段「要在腥风血雨中交班」话，恐怕不会没有由来。

「要在腥风血雨中交班」，就意味着流血、杀人，至少也是会有整人的事发生；而且，是发生在中央高层。想想那个情形，我都有些不寒而栗。

庞大哥又说：关键，就是看中央那班文革派有没有接班的本事。

不过，对中央高层的人事，我也还有点幻想，对庞大哥说：按现有十六名中央政治局人员的身份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汪东兴、陈永贵，还有许世友，应该都是文革路线上的，因为他们都是文革中才提升到今天这个地位的。虽然不知许世友是不是支持造反派，但他原来在一九七三年几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就向毛主席表过态，中央若出了修正主义，他是坚决无条件跟主席走的。其他几个人，刘伯承实际不管事，长期病号；「老右」的代表人物叶剑英，也休病、没有军权了，韦国清是镇压广西造反派的，显然不会支持造反派，但，对毛主席他可能还是忠的，不然，不会提拔他做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是个中间偏右派，不支持造反派，但也没有镇压造反派的记录，一心只抓生产；李德生是12军支左上来的，应该是支持造反派的，只是不知为何在「十大」上被选为了副主席，他自己却辞职说干不了，主席也同意他降为政治局委员？不过，无论如何，他是文革的受益者，应不会反对文革。这一来，中央政治局力量对比上，文革派是绝对优势，十六人中，至少有十名是文革派，而另外的许、李二人，则应至少不会反对文革派。而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吴桂贤、倪志福两人是劳模，像贵爹（陈永贵）一样，当然只会跟主席路线走，服从中央大多数人的意见的；而苏振华、赛福鼎两位，虽然面貌不明，但想必他们是不敢反对文革路线的。真正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恐怕也就只叶剑英一人了！就是叶剑英领头反对，顶多也不过可以争取李先念、韦国清、苏振华这几个人。力量对比悬殊，能起什么浪？何况，现在军权已从聂的手上转到了由陈锡联主持。

庞大哥说：你分析得是不错，照理讲，文革派在中央是占绝对优势。可是，你想过没有，文革派是团结一致的吗？文革派中会不会自己发生内讧？像一九六七年那阵，无缘无故，就将王关戚做了替罪羊，对王力，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还封他做英雄，可是没过几天，却又说他是反军乱军的罪人。

庞大哥说的这情形，的确是让我们担心。

庞大哥又说：还有天安门事件，我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好兆头。有那么多人支持邓小平啊！那班文革派秀才为何要去镇压群众，为何要挖自己的基脚啊？！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又怎么能掌得住这个权啰！

说到天安门事件，就使我的精神陷入迷茫、矛盾与担忧。

我想，还有华国锋，为何主席要选他做中央第一副主席？他在湖南可不是坚定支持造反派的啊！华国锋的「亮相」支持造反，是我们造反派推着走的，是当时大势所趋，在实际中，特别是在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并没有对湖南的造反派施什么仁政，讲什么感情，就是现在，他也没有说过专门有益于湖南造反派的话。如果由他接任中央主席位置，今后会不会于造反派有利？

庞大哥说：毛老人家让华国锋当了第一副主席，无非是想平衡一下中央的人事，同时，想必王洪文也还是嫩了火，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那阵，他只威风了几个月，就不再在台上活跃什么了，而让邓小平接了手。后来，邓小平下台了，却又是华国锋上，仍没有让他王洪文做一把手。可见，王洪文的能力，后来在主席那儿打了些折扣，所以，只怕他王洪文一时还当不上中央主席。不过，华国锋接任主席位置，对我们造反派，问题倒也是不大，毕竟他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便他不能支持湖南的造反派，至少，他是从文革这条路起家走上去的，既不能否定他自己，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何况还有王洪文、张春桥那班人在那里。问题就是怕他们之间出内讧，最后却又找个什么理由搞运动，危及我们下面的造反派，将我们造反派做了牺牲品。

我说：会不会是主席让华国锋临时在中央一把手位置上顶一阵，而后只是要他像周总理一样，去辅佐王洪文，最后仍由王洪文做中央主席呢？因为，华国锋显然是个事务主义领导，而不具一把手的领袖气度。在九月十八日的追悼大会上，王洪文不是负责主持吗？主席选王洪文到中央，应该看中的是王的观事眼光与处事魄力，不然，一个普普通通的造反派小干部，怎么能被挑到中央去做副主席？也许，王洪文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几把刷子吧？

庞达明笑笑说：主席的决策，从来都是「天难问！」也许你说的也有道理，也希望你说中了。

我也笑了：猜测猜测而已。

整个悼念毛泽东的时日，一方面我们忙着从事各种形式、各种组织进行的悼念毛泽东的活动；一方面，我的心中，却在不停地翻腾着对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种种忧虑。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的那些对我的黑暗岁月，实在太令我难以忘记，现在，发动文革、号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走了，这一来，我们造反派会不会竟也一道随之殉葬呢？

我与聂常茂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也像我一样忧虑，有次竟当着我的面，双掌合一向天祈祷：老天保佑我们造反派，中央千万莫让赫鲁晓夫那样的修字号人物掌了权！

九月十八日，北京举行了全国追悼毛泽东的大会后，虽然，悼念毛泽东的宣传仍没有停止，各种悼念标语、花圈也都没有撤走，但是，一度因悼念活动而几乎全部停摆的工作，则慢慢开始恢复进行了。电影院等文化娱乐虽然仍不能进行，但人们的饮酒作乐之类事情，也慢慢放开了。

国庆节后，庞达明要我随他一起去市郊一个镇供销社，准备过几天去参加我们公司在那儿举行的、旨在落实八月份局党委扩大会决议的公司党委扩大会。我说，局团委也要开这样的会，虽然团委书记一职的任命文件，还未正式下来，但局党委都已多次明确让我抓团委工作了，我得主持团委的扩大会，故不能参加公司的会。庞达明说，公司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商量，你最好是团委会开了就赶快过来。我说，有你庞大哥，什么事就可以定下，我去不去都没有问题。庞大哥忙说，你莫乱讲！记住，团委的会一完就马上过来。

谁知，公司的扩大会还没有召开，中央的文件来了。

十月八日，晚上九点多了，我正在家里读苏联什捷缅科写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公司保卫科的一个副科长坐车赶到我的家，说党委通知我，立即去公司开紧急会议。前不久，公司党委已决定我在公司分管保卫、民兵与团委三项工作，因此，保卫科的事他们开始要向我报告了。但是，那个副科长说，不是保卫工作方面的事，听说是有什么中央文件要传达。

我连忙想：现在的中央文件，会说什么事？

公司会议室内，党委委员与革委会的党员副主任们都已到齐，我是最后到会的人。

公司党委章书记说，现在请江山同志宣读中央文件。

江山现在是公司党委副书记，他虽然原来是我们造反与要打倒的对象，公司「一打三反」运动也是他主持下进行的，但是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后，他便与我们改善了关系，我们也不再攻击他。

江山宣读的中央文件，很短，只有几句话，但是非同小可：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听后，当即我就有个想法：中央七号的决定，今天才八号，就传达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次中央的文件传达得这么快，真有些不寻常！有点奇怪。

文件读完后，章书记说：对中央的这个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大家也表个态吧。

章书记说完，便让党委姚秘书记录大家的发言。

党委委员们发言很踊跃，都是表态拥护中央决定，每人发言虽有一大堆话，但却套话连连，很是沉闷乏味，没有任何激情，纯公事公办一样。唯我们三个造反派的革委会副主任，发言则力图想表示什么，但又不好说清楚，毕竟这是共产党的一级党委会，而不是造反派们可以海说胡言的造反会议。

庞达明说，中央的决定嘛，我们肯定要拥护，也只能拥护。我个人表个态吧，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完了。

我说：由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主席，个人还是有点意见，因为，他是湖南上去的，湖南过去有些事，如「一打三反」，他也多少是有点责任的。不过，既然中央已决定了，我组织上无条件服从、拥护。

杨金河则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央主席，我没有意见，只是希望他能够听毛主席的话，能一心一意真正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将这场批邓反右的运动进行到底，而不要做口头革命派。

对我们的发言，党委委员们脸上一派惊愕，大概他们是第一次最真实地看到，我们这些造反派在党委会上，就国家重大问题的发言，会有什么样的个性。

会后，私下，我对庞达明说：选举中央主席这样一件隆重的大事，你说，为何却只由政治局作一个短短的决定，就解决了，为什么不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热热闹闹隆重地选举决定，然后见报，庆祝一番，而却这样草草了事？按党章规定，中央主席应由中央全会决定呵，现在又不是没有时间，开一个全会还不容易？

庞达明说：是呀！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中央一个新主席任职。虽说不能像过去新皇帝继位一样搞得那么铺张，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这样大的政党，新的主席继任，也应该有些必要的过场仪式，显示庄重。可是，这一次华老板当主席，怎么就搞得这样匆忙？总应该开个什么大会再上台吧？这样一份几句话的文件，就做了主席，弄得好像不是正式的一样，说得不好听，比我们当年当这小小的革委会副主任的庆祝大会还不如。

我又说：我还有些奇怪，对毛主席的遗嘱，为什么不公布，却先连忙只宣布这个中央主席的人选？越南胡志明去世时，可是先公布他的遗嘱后很久，才确定新的中央主席的。

庞达明点点头，说：「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这句含含糊糊的话，看来不像是遗嘱。若是遗嘱，应有具体安排的说法。总之，这件事，是有点怪怪的。

不过想归想，我们也没有本事，没有信息来源，可以让我们想象这件事后来知道的真相。

庞达明与杨金河两人都去郊区供销社参加公司党委的扩大会了，我则到局团委，组织召开团委扩大会。团委扩大会开三天，十月十二日结束，请局党委一位老干部领导来讲话。这位老干部按时来了，也对与会的团委委员们，作了一番充满套话的例行鼓励讲演。

会后，局党委领导将我找到一旁，问我学没学习十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说：看了呀！

他便诡秘地笑笑说：看到了什么重要精神没有？

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我当然已看了，不就是欢呼中央关于建毛主席纪念堂与出版毛泽东全集这二件事吗？有什么重要精神？无非不就是多了几句什么要搞马列主义、要光明正大之类原来毛泽东的指示吗？讲老实话，我没看出什么。但是，难道这个读书学习都没有我干劲大精力足的老干部，会比我这个年轻人对如今的《人民日报》文章的理解能力还强？我不信。也许，是他故弄玄虚，以此在我面前卖弄。

我便回答：请领导指点，我学习得不好。我的确没看到社论传达了什么方面的重要精神。

局领导却只又诡秘一笑，说：嘿嘿⋯⋯那我建议你回去仔仔细细地再研究一下那篇社论，我相信，你会看明白的。

说完，他即刻转身，径直走了。

而在八月份的局党委扩大会期间，他可是对我恭敬得令我很不好意思，还口口声声请我帮助他提高路线斗争的水平。而此刻，为何一下子像变了个人？

我看着那局党委老干部的背影，不解。

第二天，十月十三日一大早，我就到聂常茂家里，同他说局团委扩大会的事，因为他忙于参加他们公司的党委扩大会议，没有来局团委会。谁知，他一见我，便说：我正要去找你！

我问：什么事？

当时他家里还有他的一个亲戚，在同他说其他事。他便对那亲戚说：你的事，过两天我再跟你讲。

送走他的亲戚后，他急急地对我说：你知不知道，「拐」大场了？！（长沙方言：拐，即出坏事了）

我奇怪地问：什么事？这么气急败坏。

他说：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江青被抓起来了！

我的头，顿时变大。

我忙问：你听谁说的？

聂常茂告诉说，他们公司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收听了「美国之音」，是那儿广播了。

当时，收听「美国之音」是不允许的，被指责为是「收听敌台广播」，一经查出来，轻则批判，作为政治错误记入收听者的人事档案，重则弄不好，还要被公安局找去审查。但是，即便这样，实际上还是有人经常偷偷地收听，以曲线获取国内很多不公开的信息。

聂常茂还说，他昨夜也特地去收听了，「美国之音」果然在不停地广播这方面的消息与评论；看来，这件事只怕是真的了！

我问：除了江青，还抓了其他什么人没有？是谁抓的？什么原因要抓？

聂说：「美国之音」只说是抓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是叶剑英他们来抓的。

一听是叶剑英来抓的，我立即想：完了！

我连忙又问：被抓的人中，有没有华国锋、王洪文？

聂说，具体详情还不清楚。

我想了想，对聂说：我们赶快到市总工会那儿去打听打听，一定要将这个情况弄清楚，才能判断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不过，「美国之音」既说了是抓江青，还说是抓文革派，那我们可能会凶多吉少了！

上午十点，我们赶到市总工会时，总工会的大院里已到处站着了人，都是造反派的工人，三三两两一堆，走过去一听，全是在议论北京抓江青的事，而说法的版本各有不同。有的说，只抓了江青一个人；有的则说，中央所有的文革派全被抓起来了，连华国锋、吴德都抓了。还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进驻了军队，迟群、谢静宜两人也被抓了，等等。但所有的说法中，有一个名词却都是一致认可的，即「是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所有的人，也都认为是叶剑英领头抓人的，因为只有他与军权有关，而只有他，原来就是鲜明支持邓小平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汪东兴会是这次抓捕的参入者与关键人物，因为，造反派虽从没有与汪东兴打过交道，但却都知道汪是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是毛泽东很信得过的人。

遇到了几个市总工会的头头，也是造反派的工人，已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都在互相核对听到的消息。有一个原来活动能力很强，也颇有名声的头头对我说：搞不好，我们会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去了！

我想，如果真是发生了抓文革派的「右派政变」，那我们的前途，的确就可能是毛泽东所预言的「腥风血雨」了。

市总工会内原来作为全市造反派指挥部的小会议室，已空无一人，我问那几个头头：唐忠富、胡勇他们呢？现在这种情况，他们为何不站出来给大家讲讲话？说明一下真实情况，也赶快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在找唐忠富、胡勇等人，省总工会唐忠富的办公室也都空了，到处找不到他们，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

但也有人说：你们慌什么？情况还没正式搞清楚，还只从「外台」那儿听到一点风声，就这么沉不住气！形势再坏，那无非就是毛主席说的，重上井冈山嘛！《人民日报》七一社论不早说了，要在斗争中建设党！

其实，是说这话的人，不懂得搞清楚情况，与什么重上井冈山，是两码事。说起来容易，上山，打游击，轻飘飘的，可是，实际上，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也许，他以为那仍不过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张大字报而已。

整个十三日、十四日两天，我与聂常茂两人，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四处打探消息，听「美国之音」、找一切可能知道北京情况的人，询问情况。谣传也越来越多，造反派们的心绪全都一派混乱，而且，慢慢传来了华国锋不但没有在被抓之列、相反还竟是「华国锋与叶剑英连手抓人」的消息，并且，抓的不仅是江青，而且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被抓了；同时，也传来了沈阳军区、驻河北的38军与许世友、陈锡联等人反对抓江青，并向华国锋、叶剑英发出了要求放人的军事通谍的谣言；还有说上海已进入紧急状态，贴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等口号，并已做好了军事对抗准备。

情况基本弄明白后，我对聂常茂说：这一下可真危险了！不知那几个人在中央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让少数的右派，搞出这个政变，反让人家一锅端了？

聂常茂则说：也许事情还没有完，抓张、姚，尚可行，但主席尸骨未寒，他们就抓江青，难道会得到下面军队的支持？我看，只怕会引发军事内战了。

我也认为有这种可能。

其实，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央高层的真实情况，根本不清楚江青那胡乱行事作风，在高层埋下了多少仇恨；更不知道处高层而尚能在权位的那些人，对毛泽东搞的这个冲击伤害了高层官员利益的文革运动，是有着极大的不满与反感。过去，高层的人不敢表示任何反对毛泽东做法的举动，自然也不敢得罪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然而，现在，毛泽东不在了，江青的靠山没有了，此时，那些南征北战的将帅们，谁还会买她江青的帐？！

十四日下午，省总工会造反派的一个专门负责联络的人，找到了我，传达一个指令：晚上，他带我去胡「司令」胡勇所在工厂的小会议室，参加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并说，只能我一个人去，并不得向外面透露此事。

晚上八点多，我随「联络官」到了胡勇所在工厂的小会议室，那儿除了胡勇之外，只有二、三个人，见我进去，胡很热情地让我坐下。所谓秘密会议，其实只是胡勇陆续先后找了各方面一些人，了解造反派们此刻的思想状况。无疑，我是他作为青年与共青团方面的代表，被找去的。

听在场的人一一讲了些情况后，胡勇没有说上面抓四人帮的事，只指示：第一，对抓江青他们，我们不要公开反对，因为，他们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动的手，我们从组织上先应服从。第二，不要主动将江青、张春桥他们，与我们造反派划等号。江青、张春桥就是江青、张春桥，他们并不就代表我们造反派。因为，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时，发生整造反派的事时，江青、张春桥也在台上，也并没有为我们造反派讲好话来撑腰啊！说明，他们与我们造反派并不是一码事。第三，其实华国锋也是文革派，虽然他在湖南时不怎么样，但至少他是因支持过文革路线、「亮相」支持过造反派才上到中央去的，所以，现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来处理江青张春桥，还不能说就是文革派垮了台，当年王、关、戚倒了台，却并不就是文革派完蛋之时。所以，对形势发展还要多看看。第四，组织稳定好自己的队伍，静观形势发展，不要未战，就先乱了套。第五，小心「保字号」借此反攻我们，思想上要有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胡勇说话仍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使我很为佩服。他说的这几条指示性意见，我们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很有道理。顿时，使我感到了在目前形势下的处事，有了具体可操作的方针。

但是，包括胡勇在内，谁要想在世人面前，将江青、张春桥，与我们造反派们划清界限，这恐怕是难以做到的事。因为，众所周知，江青、张春桥等人，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是支持造反派的，而且，他们本人也地地道道也就是靠造反，才到了中央的；特别是王洪文。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上海造反派头头。

因此，胡勇所说「不管人家如何认为，反正我们自己不要将这顶帽子朝自己头上戴。」一法，是文革派性大战中惯用武器之一。一九六六年底，「湘江风雷」成立时，有幸请时为中共中央常委的陶铸做了其组织顾问；但没过几天，陶铸被中央文革打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组织不是陶铸的队伍，「湘江风雷」总部连忙发表声明，宣布「开除」陶铸的顾问，赶紧划清界线，并还说自己的组织与陶铸曾作过激烈斗争，云云。现在，胡勇这样说，也是无可奈何硬着头皮来撑。实践证明，这次，这法子没有一点用处了。因为抓「四人帮」导致发展的结果，其意义已远不是文革中这个倒台那个上台的那类事了，而是整个儿将文革路线予以了颠覆，甚至，最后连抓「四人帮」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也没能站多久，而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五日上午，我决定到市郊那个供销社去，将江青、张春桥等人被抓的事，告知正在那儿参加公司党委扩大会的庞达明他们。由于当时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还只在湖南长沙官方上层与造反派头头中非正式流传，而且说法不一；并且，当时电话通讯非常落后，出了市区的电话联系，就得到邮电局去打长途，所以离长沙几十公里的那个供销社之人，便还处于世外一般。

一见到庞达明、杨金河，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已「拐下了桶」？！（长沙方言，意为「发生极为不利的大事了！」）

他们二人忙问：出了什么事？

我便将江青、张春桥等人被抓的消息向他们说了。

他们听得目瞪口呆。

庞达明长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恶梦竟成了真！

我知道，他是在说二个多月前在局党委扩大会期间，他曾有过的担心中央会弄出一个张春桥、姚文元反党集团的「第六感觉」。而现在，出现的情况，比他的预感担心还要严重。

杨金河不无忧虑地说：不会连累到我们这里来吧？

庞达明苦苦一笑：岂止连累？！用毛老人家在给江青那封信中的话说，我们准备被打得粉碎吧！

我们三人随即商议，一方面，向主持公司党委扩大会的党委章书记通报这个情况，同时，提议立即暂停这个扩大会，回家。因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公司的这个党委扩大会已没有了意义，什么研究如何提拔造反派新干部、如何发展造反派的新党员计划等等，全都将失去实施的政治形势基础。

历来支持造反派的党委章书记，在听了我说的情况后，好半天没有做声，最后，才缓缓地说：这一来，张春桥可就变成了张秋桥，而秋后，可是会要算账的啊！

章书记说的「张秋桥」，并非确指张春桥的弟弟，而只是一个比喻，意指命运，由「春」而「秋」了，到了将面临秋后算账的厄运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张春桥真还有个弟弟叫张秋桥。

当天下午，公司党委扩大会就宣布暂停，何时接着开，以后再说。章书记没有向与会者说北京发生的事情，而只说局里近期会有重要事情布置，公司党委负责人都需回公司待命。

坐公司的货运卡车回城后，市区中心广场已出现了「誓死用鲜血保卫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谁搞修正主义、搞阴谋、搞分裂，谁就不会有好下场！」的大标语，署名是「长沙革命工人」。显然是保守派刷的，因为，江青等被抓的消息还没有正式渠道传达下来，所以，这些标语也还只是影射影射，没有明说。不过，凡多少知道一些北京情况消息的人，都能明白这些标语后面的真实含义。

坐在货车厢里的杨金河，指着那幅「誓死用鲜血保卫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说：真恶心！这么快，主席的尸骨未寒，就将用在毛主席身上的语言来吹捧这个人！

庞达明对他说：杨老弟，这就是政治啊！你不会才懂吧？

我的心中则一直在想：这就是天安门事件带给江青那班人的报应啊！可是，这个报应的恶果，却会变为大面积的苦难，让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摊上一份，还不知这一份苦难会有多大。

十月十九日，正式的中央文件来了，一个是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中央通知，另一个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关于抓捕四人帮情况的几个讲话。

公司党委全体委员与我们三个党员革委会副主任，一起听副书记江山传达这些讲话，并奉命表态。

有关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与我们从各种渠道已知道的消息，内容相差不远。

有关我们造反派命运的二条信息，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叶剑英讲话中，说了「对文革中的事，不要全盘否定了，不要在倒脏水时，连盆子里的小孩也给倒掉了，文革的新生事物还是要保护」这意思；二是纪登奎与吴桂贤的插话中，点了也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河南造反派头头唐岐山与我们湖南唐忠富的名，说他们有问题。这二条信息，一好一坏。

文革中的二月逆流后，造反派便将叶剑英划入到了「右倾人物」的行列，在这场批邓反右运动中尤其是如此看待。但是，在这个讲话中，使我一下子觉得叶剑英可能倒是一个比较中性客观的人物，他不满而要反的是江青、张春桥他们，不满的是文革中出现的激烈事情，却并不一定是这样看待整个文革。

吴桂贤的插话对我们造反派的压力却是很大，因为她在纪登奎指责郑州铁路局的唐岐山时，插了一句「还有湖南的唐忠富」，言下之意，唐忠富与唐岐山的情况性质也是一样了。这一来，我们湖南的造反派面临的局势，便一下子变得十分严重起来。当时，我们只知道吴桂贤是由劳动模范提拔到中央去的，还有姚连蔚、李素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健（副总理）也都是后来调上去的，但对他们是不是造反派，却一无所知。湖南也有几个劳动模范做了省级部门的领导，之中，有支持造反派的，也有人是处于暗中对立的一方。

对纪登奎的情况，我们湖南的造反派并不很了解，大致上只知道他是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中由河南省调上去的，属所谓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但华国锋在湖南造反派的心目中，却打分不高，而总认为华对造反派只有表面支持，内心却并不是这样想的，与另一位省委领导人章伯森公然支持造反派的坚决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否则，湖南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就不会对造反派整得那么厉害，因为华国锋当时一直还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现在，纪登奎这样主动指责河南的唐岐山，则说明，纪与华是同样性质的所谓「亮相」干部。

宣读完中央文件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会议稍稍歇息一下，然后再对中央文件的例行表态。所谓表态，无非是各自说几句「拥护」之类。事已至此，又有谁能说什么其他。在场的人，其心情与表情，自然各有差异。除了党委章书记，其他党委委员都是公司与公司属下单位原来的领导干部，此时，他们显得既轻松，也很有按捺不住的兴奋，虽说正式的表态发言还未开始，但那脸上却早已露出了得意的神彩，互相地递烟、倒茶之际，他们的眼神嘴角全都挂出了欢笑。

唯我们三位革委会副主任只能努力保持一种不卑不亢之态。装做也很高兴，实在是表演不出来；释放失败懊丧之心绪，却又绝不想在这些原来的对手面前露怯。看着面前这些原本前段已至少在表面与精神上，向造反派、向我们认输「投降」，而似乎要「归顺」靠拢的人们，一下子却又突然轻易成为了胜利者，成为了将彻底压倒我们的大赢家，并公开在我们面前演绎弹冠相庆的成语故事，由此，我的胸腔剎时如同堵住了什么东西一样难受。

公司政治处的一名党委委员，终于忍不住那份狂喜，他突然高声对坐在他旁边的人快活地说：这一下，将上面的根子都彻底挖掉了，看下面还有什么人敢搞反党活动！

所有的与会者都听到了这名党委委员的话，相当多的眼光剎时就聚焦于庞达明、杨金河与我的身上。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此时，此情。

庞达明却自个儿哼起了不知他从哪儿学来的京戏：我坐在城楼观山景⋯⋯

十月二十日，我找到聂常茂，同他商量局团委的事。形势已出现了这么大的变故，我们原有的改造团委工作的计划，自然也无法再做，相反，很多事情，则需要我们做应变的准备了。

聂常茂自然心情也很沉重。他对我说：想不到，真有变天的日子！

聂常茂是一个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工人，正直、好学，更求上进，为人很讲义气。他的父亲虽也不过是个商店营业员，但由于曾在一九四九年前入过国民党，因而，致使聂常茂长期只能列于单位的「革命接班人」名单之外。文革中，他也是由于同情被打成了「右派」的单位同事，奋而造反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作为造反派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前不久，他们公司的党委扩大会上，党委已决议，准备提拔他做公司党委副书记；而局团委的席位中，他也将成为我在团委工作的伙伴，做一名副书记。然而，现在这一切，显然，都不会再有。而且，可以预料，事情还将不止退到「正负零」，而是将跌到「零」以下。

四人帮垮台后，造反派们所谓「打游击」一说，实际并不真正存在点滴的思想与实施基础。因为，造反派们的造反，并非是造共产党的反，造反派更不是反共的国民党，而只是造所谓「走资派」即当权的官僚们的反，并且一直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自己也都以做一个共产党员为荣。因而，造反派可以造许多高官的反，唯独从来没有对抗党中央的心理与思想，是典型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即便四人帮倒了，但由于抓四人帮是以党中央的名义进行的，即便造反派们对此有种种不满，但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人能主动走出「反对党中央」那一步的。除非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又有人另外打起了党中央的旗号，造反派们才可能作出新的选择。然而，连造反派十年掌权的上海，都表示拥护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那其他地方，又还有什么人能敢于公开对抗？当时，造反派们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做好包括思想准备在内的各种应变，设法减轻自己在不可避免的新一轮挨整中所将遭受的灾难。

我与聂常茂商定，决定召开一个局团委核心层会议。这个所谓「核心层」，其实就是团委中已具有造反派观点的部分骨干委员，我们两人当时本还属于青年之列，但这些团委委员比我们年龄更小，都只有二十岁左右。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让这些比我们更年轻的新造反派，作好可能挨整的思想准备。天天说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现在，便已到了让他们真正实践自己的口号而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会议是在当天晚上秘密进行的，地点也没在局团委办公室，而是在一个团委委员的家中。十多个人的会议，开得很有些神圣感，因为，面临即将来的风暴，那些团委委员却仍斗志不减，整个儿被营造出一种悲壮迎战的气氛。有个团委委员说，我要造反到底，谁要我作检讨？休想！我宁死也不会那样做的。

聂常茂说：话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召集你们来，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们去作无谓的牺牲，而是要你们作好精神准备，要设法低调行事，力争平安无事渡过这一难关，完完整整地等待这满天的乌云终于消散而去，以能再踏新的人生征途。

我也说：「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我们都作了检讨；不作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国民党，而都是有着共产党旗号的人，我们进行的只是谁是谁非的路线斗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批「走资派」时，他们也得作检讨，不作检讨，就表示你是对抗；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对抗，而一时的谁是谁非，也并不能证明什么。但是，要记住的是，不要乱说，特别不要出卖自己的同志。做检讨并不证明你怯懦，然而，乱说乱咬，却会表明你的卑下。对这些，过去已有人因此而丧失了他的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大家，在这场考验中，能比过去与日后的我们，表现得优秀。

有二个团委委员当即表态，说他们相信一定能比我们表现得杰出。

我与聂常茂当然很高兴，但也知道他们的这种表态，只说明了他们的幼稚；我们也用不着多说什么，人生的实践将教会他们的一切。

之中，我又对他们说，你们有顶不住时，就不要硬顶，被追问了什么事、什么责任，可全往我与聂常茂的身上推。一则，我们是头，本应承担责任；第二，我们也比你们会有经验，有承受力，去对付那些名堂。

二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过以往的那种党内文件传达的时间程序，公开直播了北京集会游行庆祝打倒「四人帮」的实况声音。湖南长沙便也随之而响应，由省、市委组织的庆祝大会与游行活动，很快一场接一场的热热闹闹地举行起来。

那几天，长沙市大街上天天是锣鼓声、鞭炮响，到处是欢歌笑语。省市各级机关，再加上各个单位，纷纷分别重复举行庆祝，大街上游行的人流滚滚，欢呼的口号不停。这情景，就如同前些年造反派们庆祝「夺权」胜利一般，都是如同进入盛大的节日。只是，虽然「萧瑟秋风今又是」，但却已「换了人间」。

虽然整个庆祝活动都是由官方组织的，与以前造反派的轰轰烈烈的造反与夺权活动的自发群众性质，并非一样，但是，此时广大群众的心情却绝非不情愿，相反，很多人的确已是不满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对邓小平的批判，尤其不满批判邓小平的「唯生产力」举措了。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时自己也已知道，并告诫中央领导人：「文革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但是，一九七六年又搞起了与整体人心背向的「批邓反右」运动，因此，导致了直接反对毛泽东、江青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因此，当华国锋与叶剑英合作一举打倒了江青等「四人帮」后，不仅得到了对造反动乱深恶痛绝的、几乎是全体的官僚阶层的拥护，而且，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群众的直接支持。同时，大多数群众对官方原有过的不满与怨气，早已经过前些年的造反热潮，发泄已尽；另一方面，由于造反派们不断地对官方当权者进行了造反冲击，故新的不满，则尚未在群众中积聚多少。因此，他们对「四人帮」的倒台，对毛泽东威望的实际受损下降，便也无所谓了。加之由官方组织的活动，属于每个人的「工作」性质，因而，对参加这种游行庆祝，都基本视为一种带薪的娱乐。我遇到一些原来是前期的普通造反派的青年人，见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在庆祝活动中大放鞭炮、大擂锣鼓，就像他们当年为庆祝造反派夺权、而成立我们公司革命委员会的活动一样积极卖力。

在这场连续进行了近半个月的庆祝活动中，社会底层中，最难受的就数我们这些造反派大、小头目了。因为，我们不仅在这场与官僚当权者新的较量中，突然败北，而且，显然是再无翻身之日的永远失败了！因为，原本已在我们的冲击下惶恐不安的官方当权者，竟一下子变为了大赢家！而我们这批人，原本企图通过自身进入官僚阶层而改变屡屡挨整状况之目标，也如同泡沫一样迅速破灭。之中，最大的悲哀，更是因为，我们这批人，这一次，成了失败的少数人！文革十年中，造反派虽屡处挨整境况，但由于造反派来自社会底层的群众，在不同阶段时总还多少代表过底层群众的利益与情绪，所以，在以往每一次挨整中，也仍总会得到群众或多或少的同情与支持。然而，这一次所谓「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们能代表的，却仅仅剩下了我们自己。

虽然，有些群众也还是理解我们争斗的本质，仍是为了能长远保护我们自己，也同情我们已只有攻而无法退的一条路。因为，历经十年的造反，我们已极大的得罪了整个官僚阶层，而号召群众造反的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却又仍让被造反打倒的官员们先后一一复位执掌大权；文革中的「造反」，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并不能真正打倒哪个「走资派」——实际上，文革中，一个官员能被打倒，都是来自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意愿，而不是喊口号的造反派——而只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利用造反派冲击与震慑一下原有的官僚们，因此，我们这些仅仅作为冲击与震慑官僚的民间监督力量，便不可避免要成为可以被「造反」、却始终不会倒的官僚们迟早要收拾的对象，只要发动、组织、支持造反派的因素一消失，厄运就降临于造反派、特别是首当其冲地降临到我们这批造反派大小头目的头上。

文革，也许是毛泽东的一场其巩固个人权力的希图与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试验的乌托邦而二者混合的产物。之中，毛泽东有时是为了其个人的权威而运动，有时则的确也是体现了他那天马行空前无古人的社会改革梦想。一个处于国家元首地位的领导人，纯为个人权力而争斗的人，是有很多官场武器可以采用，也很容易运用现成的官僚体制进行整肃。例如，斯大林曾进行过的那种运用国家机器，在苏共党内搞的大清洗。可是毛泽东却搞出文革动乱这种形式，竟然主动搞乱自己领导的国家，以此号召与运用社会底层的力量，来对付整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不仅仅是对付他认为的政敌。然而，显然，毛泽东却也并不是想要用造反派来替代原有的官僚们，他只是希望冲击与震慑官僚们，而不是要他们都下台，再由造反派来取而代之。相反，他对造反派的定位，大概也就是成为一种随时可以冲击官僚阶层的「反对派」压力团体，而不是让造反派全部进入执政者的行列，即便挑选极少数造反派代表登上官僚位置，也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初谈到掌权者由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人组成时，就明确说过：「『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而蒯、聂二人就正是文革造反派头头的典型代表。毛泽东抛弃他们，就是他对整个造反派作用的真实定位。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绝不允许别人否定整个「造反派」的含意，因为，文革「造反」，就是由他首肯并发动的，并且他还希望这种态势能保持下去，就像批林批孔与批邓反右那二场运动中，他随时可以启用造反派势力威慑官僚阶层一样。可是，屡屡挨整而却得不到权力长久保护的造反派，其势力又如何能保持长久？所以，毛泽东一去世，我们这批最后的造反派，便轻而易举地成了大权在握的党政官员们的刀下之物。

在举国庆祝打倒「四人帮」之际，原来早已溃不成军的保守派势力，学了造反派曾有过的方式，以「革命工人」的名义，立即迅速地组织集合起来，几百人冲进并抄砸了省、市总工会。因为，那儿是湖南造反派的指挥部。同时，将省总工会主任、中央委员、造反派头头唐忠富抓了起来，挂上「四人帮爪牙」的牌子，推上一辆大卡车，到大街上进行游斗。很多造反派都目睹了这一幕，但是，我们没有谁能前去阻止，在此倾巢之下，谁还有什么办法？相反，若是在一个月前，保守派们谁又有胆量敢做这样的事？可是，此时已不是彼时。保守派抄砸省总工会时，我特地去看了，当然不是去抵抗他们，我也没有哪份力量，而是骤然产生对历史画页的好奇，想看看保守派们会做些什么。因为，得知保守派抄砸省总工会的消息后，我立即联想到了一九二七年的长沙「马日事变」，那一年，省总工会也被反共的势力抄砸过，而那些抄砸工会的人，后来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被斥为所谓「工贼」的。经过十年文革，我明白了那些什么「工贼」，实际就是另外不同政治观点的工人，也同样都是实实在在身着工装的工人阶级，而并没有漫画中常常展示的那种脑门上贴着一块方形黑膏药的什么「工贼」。一九七六年在省总工会重演的抄砸情况，使我对一九二七年的那一幕，顿然有了历史的体验，虽然二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但那情景却确可以帮助我以后体会与解读历史。

十一月之后，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活动高潮渐渐退去，中国社会的一切活动，似乎又回到了原有按部就班的轨道。但是，像我这样的造反派头头们，却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可以预料的整肃，虽然还一时没有到来，但我们这批人却早已像囚笼中等待宰割的动物了。公司党委不再对庞达明、杨金河与我这三个革委会副主任分配工作，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而只让我们学习批「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公司党委自然知道，对我们三个人的新一轮整肃是不可避免了，他们等待的只是上级的统一指令。

第二十八章　我的文革，在接受二年审查后结束

对于我个人来说，文革是十二年。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后，我们三个人（庞达明、杨金河与我）在周围异样的眼光中，不死不活地过了几个月，但总算还在家里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渡过了一九七七年的春节。而那时，很多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早已被宣布「停职反省」而失去了自由，我们几个能捱过春节，已属万幸。

春节一过，让我们分别进「学习班」的通知就来了。

对这类「学习班」，我们与党委的领导们，双方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历经十年文革，对这美名其曰的「学习」内涵，大家都实在是太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却并非双方的争斗所致，所以，公司党委的朋友们对我们还是相当的客气，并无太多的怨恨。而对办这个「学习班」，我们三个人也知道，此次的确不是公司党委的意思，因为，前段，我们与他们几乎已成了「同志」，对很多事的处理，也达成了共识。

庞达明、杨金河与我，各自所进的「学习班」，分别设在农村乡下几个不同的地方。

在「学习班」的日子并不长，只一个多月。但是那几十天的日日夜夜，精神上所遭受到的车轮般逼供，却依然令我这个曾几次进过「学习班」的人，十分难捱，几乎使我觉得人生已再无望。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整治造反派的罪名，大多采用「参与武斗」之说法而欲套上刑律，以置人于死地；但只要自己没犯过打死人打伤人的事，心里也就不太惊慌。然而，这一次则是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第一号大罪，将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圈入了刑法追究的绝境。因为，当得知北京发生了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后，没有哪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说过那是「右派政变」之类言论，而这就是「恶毒攻击了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就是所谓「恶攻」大罪。按文革有过的案例，有「恶攻」者，对其惩治极严，甚至有人被予以枪毙。由此，短时间内，全市上百名造反派头头因这罪名，而被囚入狱。

我「有幸」也因此而领略了二十个月的监牢生涯，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部分特殊的感受与体验。

有意思的巧合是，我被逮进的监牢，竟然也就是在文革武斗高潮中的一九六七年时，我曾到那儿做了一个星期临时「监狱长」的地方。十年前，我曾是那儿的最高临时管理长官，而十年后，我却成了那里的一名阶下囚。十年的光阴，并没有给那儿带来什么变化，甚至，武斗高潮时那个没有弃职逃走的老看守，也还继续在那儿忠诚的工作。

监狱原本不是人们轻易能进、出的地方，而我居然能以全然相反的身份，二次进入那同一座监牢。真是人生奇妙，天意从来高难问。

庞达明随后也跟着进来了，杨金河则幸免了，而只办办他的「学习班」。三个革委会副主任二个入狱审查，不全弄进去，也算是体现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

将我从「学习班」而送入牢狱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司法机关，而是由中共市委的「决定」所决定。那「决定」上说：为清查「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市委决定对我进行「拘留审查」。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狱中接受审查的二十个月中，居然每个月还得交纳党费（当时尚未取消我的党籍）；当然，工资也能照发，分文不少。

一九七九年元月，也是春节前，又有人向我宣读了一份市委「决定」：经过审查，问题基本查清，决定予以解除审查。

于是，自由又重回到我的身边。

其实，审查我们的名义，虽然名曰「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但实际上，我们哪有「资格」攀上「四人帮」啊！批邓反右运动时，连货真价实的中央委员唐忠富到北京都受不到王洪文的接见，像我们这种造反派的小萝卜头，又能知道什么四人帮的问题哟！所以，「审查」的内容，仍是原来那些造反的活动，又是从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算起，让我们再次过过秤，再次翻来覆去地陈述与审查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当然，这次又多了批林批孔、「批邓反右」的活动。

这次，公司党委的朋友们，很是体现了他们的人道，原本解除对我与庞达明审查的市委决定文件，是要到春节后才会照办的，但他们说，既然是放人，那何必又让人家（我与庞达明）再在牢中「过年」呢？因此，除夕前一天，公司党委派了人和车，将我与庞大哥接出来，使我们有幸能及时回家，而度过一个人生最愉快的春节。

我重新回到了工人的位置。

又过了一年多，一九八〇年九月，市委下文件，正式处理我的问题，市委的决定说，我的问题，「属于严重政治错误，取消党员资格，撤消其一切职务，回生产劳动岗位。」

其实，我早已在工人岗位上有一年多了，党组织的任何会议，早就没有通知我参加。我自然知趣，事已至此，风风雨雨之后，能终点回到起点，平平安安做一个工人，不是「反革命」，已属万幸。

后来在一九八六年，据说是胡耀邦指示，要「正确对待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市委则指示，对我们造反派的问题又来了个「复议」文件，之中，将我的上述结论，去掉了「政治」二字。

据说，这是减轻处分。可是，我实在看不出，「严重政治错误」与「严重错误」这二者，对我们有什么区别？关键的「取消党员资格，撤消其一切职务」部分，却依然照旧。

一九八〇年那次，公司党委政治处将市委处理我的文档向我宣读后，要我在那文件后面签字。

我拒绝签字。

我向党委政治处的人说：我们参加文革造反，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响应当时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号召而为，每一步行动也都有中央精神作指导。现在既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左倾严重错误，而毛泽东主席负有主要责任，那么为什么还要追究下面参与者的责任、并处罚我们呢？！而在党的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不论那运动后来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不追究执行者的责任的，而为什么对我们明明也是响应党中央的号令才造反的人，却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受到惩处呢？！

党委副书记兼政治处主任笑着说：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但，这不是我们公司党委能回答与解决得了的问题，我看，你就将你说的这些话写上，也是你的态度嘛！

我也知道，说了、写了这些，都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政治处主任说得对，虽然没有用，但，这是记录一种历史。于是，我写了以上说的这些，在那份处理我的问题的市委文件的回调中。

对于我来说，文革，终于结束了。

不过，不只十年，而是十二年。

我们造反派的结局，最后能以这种形式告终，并且相当多的人，后来还能因「下海」经商赚了钱，而过上很舒适生活，应该说，是得益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方针；特别，首先是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政策的决定，而将中国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的英明举措。我想，若是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们继续掌权，那么，「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有效的方针，就将会使我们这批最后的文革造反派，都打入原来「四类分子」们所有的那种悲惨人生境地。

文革十年，我们喊了无数次「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文革之末的「批邓反右」运动，更是将邓视为死敌。然而，改革开放这二十年，我却经常想：幸亏中国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在毛泽东之后，真正左右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不仅国家由此兴旺强盛，人民生活大大提高，而且，我们也由此摆脱了人生之厄运。老天有眼！

历史发展的出人意外，有时真是妙不可言。

后　记

《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一书所叙述的事情，只是小人物的文革经历，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宏大历史事件（虽然之中的事情常处于那宏大形势的背景之下）；其次，基本是我个人的一种历史记忆。

大量实际情况已表明，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常常是会出差错、会有失误的，有的回忆甚至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那么，一个人对自己三十多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之记忆，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其叙说的事情，离真实的历史又会有多大的差距呢？

对这个问题的任何保证性回答，都是徒劳的，也是无意义的。

人不是神仙，只要是人的记忆，就难免不出差错。无疑，本书尽管努力想避免此弊端，想必却也是很难例外。

只是，我在这里想告知读者：

第一，文革十年中，我曾数次以受审查者的身份（包括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再次的受审查），被迫进入过所谓项目「学习班」，而在那些「学习班」中，又曾无数次地被追问、逼迫回忆、及反复地被命令交待撰写自己参入文革过程的材料，以供各个时期的项目人员从中寻找问题等，从而使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事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系统性记忆，所以，至今回想起过去的那段岁月，很多事情的细节，都仍能历历在目，清清楚楚。

关于我进入那种「学习班」的情况，读者可从阅读本书的内容中，予以详细获知。

相信，这种独特情况，是大多数叙说各种历史回忆的人们，所不具有的。

因此，也相信本书将由此而能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第二，本书是叙述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之中，对某些人事细节有可能记错，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定都正确。但是，由于我被文革运动席卷既久且深，又正值青春之际，因而，对当时的那种历史感受之叙说，对当时那些历史事件体会之描述，我自信，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

第三，最后，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尽可能的利用了一些历史数据，以帮助尽量核准其记忆叙事能符合史实框架，尽量避免时空错乱，从而力争保证所叙事情之历史背景的情况，基本不会发生太大的失误。

本书之初衷，并不是试图撰写文革历史，因那种宏大的著作绝非本书可以胜任。本书的目的，只是想将我自己的亲历与亲闻，即个人文革经历的个案之细节，予以尽可能真实准确的回放，以能些微再现当年文革在中国社会底层某种状况的历史氛围或画面，而让今天及今后的读者，能从这由小人物的若干「故事」组成的、某一个社会层面历史的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细节中，找到对那段历史的立体感受，进而有助于全面解读那段历史。

当然，由于现今众所周知的原因，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有必要回翻那段历史，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有必要向世人展示那段历史中的自己。因此，为了尊重他们，为了不因本书的面世也许会导致干扰他们及其家人平静的生活，本书中凡涉及到我周围的一些人物（包括朋友、同事），只要他们的身份不属进入了市级以上历史画面者（即今天所说的所谓公众人物），不是属宏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地方，本书对他们就大多使用了化名，对其所在单位名称也是用了代称。

对此，特予说明，并祈请读者理解、见谅。

但这种处理方式，相信只会加强而并不会导致本书可信度的弱化。因为，对书中所叙述之事，凡涉及者，均能从中看到他们有过的身影，回审他们有过的言行；因此，他们都能非常清楚的明白，书中所描绘他们的情形，是不是偏离了往事的真实？而任何胡诌的历史，必将在他们的面前，受到严厉的批评与指责。

借此机会，向所有与我一起走过当年那些岁月的朋友、同事们致以问候，祝你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晚年！

在写作过程中，湘籍作家韩少功先生曾予以我很大支持，并且，应我之请，韩先生还欣然为本书作序，他那冷静聪慧的文字与立论，必定使本书增色增辉。我特在此，向韩少功先生深表谢意！

更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稿，使我终于得以了却一件心愿。

陈益南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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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　页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文革」为何结束？——代序

前　言

插　图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照像馆的职员竟被打成「小三家村」

第二章　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第三章　学徒工成为了造反派头头

第四章　我们是初次较量的胜利者

第五章　上京「告状」，中央商业部给了我一张护身符

第六章　一月风暴中，父亲退回了2000元补发的薪金

第七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纪事

第八章　从「等着抓」到「炮声隆」战斗队

第九章　我们居然推翻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第十章　参加神秘的「青年近卫军」

第十一章　亲历真枪真弹的武斗

第十二章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的「文革」

第十三章　卷入造反派的流血「内战」

第十四章　省军区的大门竟由我们持枪站岗

第十五章　造反组织总部来了两位红军老将军

第十六章　我做了一个星期公安局的「监狱长」

第十七章　交枪与收枪

第十八章　旁观「省无联」事件与反「三右一风」运动

第十九章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只有十八岁

第二十章　公司「革命委员会」纪事

第二十一章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耻辱与尴尬

第二十二章　标志文革胜利的「九大」之后，我们却下了台

第二十三章　「一打三反」运动使我尝到了挨整的滋味

第二十四章　差点被抓成了「五・一六」分子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第二十六章　「批邓反右」的一九七六年，使我深感矛盾与忧虑

第二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惊心动魄的最后时日

第二十八章　我的文革，在接受二年审查后结束

后　记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作者简介

「文革」为何结束？——代序

新思潮的诞生

旧营垒的恢复

结语：不难理喻的「文革」

前　言

插　图

第一章　一九六六年六月：照像馆的职员竟被打成「小三家村」

第二章　首先进行「造反」的是红卫兵

第三章　学徒工成为了造反派头头

第四章　我们是初次较量的胜利者

第五章　上京「告状」，中央商业部给了我一张护身符

第六章　一月风暴中，父亲退回了2000元补发的薪金

第七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纪事

第八章　从「等着抓」到「炮声隆」战斗队

第九章　我们居然推翻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第十章　参加神秘的「青年近卫军」

第十一章　亲历真枪真弹的武斗

第十二章　坦克大炮都用上了的「文革」

第十三章　卷入造反派的流血「内战」

第十四章　省军区的大门竟由我们持枪站岗

第十五章　造反组织总部来了两位红军老将军

第十六章　我做了一个星期公安局的「监狱长」

第十七章　交枪与收枪

第十八章　旁观「省无联」事件与反「三右一风」运动

第十九章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只有十八岁

第二十章　公司「革命委员会」纪事

第二十一章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耻辱与尴尬

第二十二章　标志文革胜利的「九大」之后，我们却下了台

第二十三章　「一打三反」运动使我尝到了挨整的滋味

第二十四章　差点被抓成了「五・一六」分子

第二十五章　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第二十六章　「批邓反右」的一九七六年，使我深感矛盾与忧虑

第二十七章　一九七六年十月：惊心动魄的最后时日

第二十八章　我的文革，在接受二年审查后结束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