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字：01-2009-5510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by Kevin O'Connor，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an imprint of ABC-CLIO，LLC，Santa Barbara，CA，USA, Copyright © 2008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LLC．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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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罗的海三国史／奥康纳著；王加丰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0-8241-5

（世界历史文库）

Ⅰ．波…　Ⅱ．①奥…②王…　Ⅲ.①爱沙尼亚-历史②拉脱维亚-历史③立陶宛-历史　Ⅳ．K51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6948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5千字

印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序

我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Baltic history）的兴趣源自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研究新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德国（Weimar Germany）和苏俄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不像许多生于波罗的海地区或与该地区享有某种家族联系的历史学家，我第一次造访这个地区是在2002年夏天，那时我刚刚完成一篇关于俄国史的博士学位论文。所以本书不是出于一个关于波罗的海地区史的专家之手，而是由一个研究俄国史的历史学家写成的，笔者对俄国（及前苏联）关于民族身份的看法感兴趣，并在这种语境中，对俄罗斯与帝国西部边界地区的关系感兴趣。

但这本书不是关于俄国的。其主题是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及过去上千年间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然而，更明确地讲，本书描述的是处在遥远的东北欧洲的一个角落上的三个小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里的斗争，是为了创造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及获得和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我在考虑这种种发展和变化时，试图既不通过圣彼得堡的或莫斯科的镜头，也不通过塔林的、维尔纽斯的或里加的优越位置，而是从一个西方大学里工作的主要为普通读者而写作的教师的视角出发。尽管我喜欢设想我的“外来者”的身份对我用一种平衡和公正的方式来看待这个地区的历史的主张提供了某种可信性，就此而言，最好还是让读者来评价。

我想感谢在写作书稿过程中曾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首先，我要感谢许多学者，正是他们的学识使面前的这本书的各个方面都充满生气。为我访问波罗的海诸国的部分资助是斯波尔丁（Spalding）大学和位于拉脱维亚瓦尔米耶拉（Valmiera）的维泽梅——奥古斯茨考拉斯学院（Vidzeme Augustskolas）提供的。我向波罗的海国际暑期学校（Baltic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的理查德·贝卢格（Richard Bærug）和全体教职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瓦尔米耶拉他们向我提供了有刺激性的教育体验。我也极大地受惠于波采娜·梅可夫斯卡雅（Bozena Meckovskaja）和拉皮斯卡（Lapicka）家族，还有我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旅行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与我分享自己的种种经历和见识，所有这些的确使我对当代波罗的海地区历史的观察更加充实。我也非常感谢马尔科姆·斯旺斯顿（Malcolm Swanston），他为本书制作了地图。格林伍德出版社的编辑弗兰克·撒克里（Frank Thackeray）和凯文·奥赫（Kevin Ohe）在我写作本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支持和鼓励着我，并关注本书的及时出版。

我也要对所有花费时间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不同草稿的人表示感谢，包括埃米莉·弗里茨（Emily Fritz）、布赖恩·麦吉（Brian McGee）和我的爸爸里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我现在才开始充分意识到他们对我的智力发展的影响。还有我的妈妈玛丽安娜（Marianne），我这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她总是给我无限的鼓励和支持。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关于名称和拼音方面的。对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的词，我保留了所有的变音符号：所以用Sąajūdis（运动）而不是用Sajudis，用Rīga（里加）而不用Riga。俄语到英语的音译遵循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方式，但一些熟悉的名字例外，如用Yeltsin而不用El'tsin，叶利钦）、Yakovlev（而不用Iakovlev，雅科夫列夫）。我也为诸如Oblast'（地区）、glasnost'（公开性）等单词保留了软音符号。名词的复数形式遵循俄语的规则，所以用了kulaky（富农），而不是用kulaks，用gubernii（行政区），而不是用gubernias。城镇通常都采用当代地方指定的名称，其他用名在紧随着的圆括号中予以注明，如Tartu（德语里称Dorpat ）。所有重要人物都附有生卒年代。

缩略语

历史年表

目录

Contents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序

缩略语

历史年表

第一章　欧洲未被人知的地方

一、地理、气候和居民

二、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

三、变化和展望

第二章　早期历史

一、波罗的海人是谁？

二、北方十字军

三、波兰—立陶宛联邦

四、立陶宛的犹太人

五、德意志人的统治

六、俄国的扩张

七、波罗的海地区的路德教

八、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的竞争

九、北方战争

第三章　俄国人的统治（1721-1905）

一、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俄国政府

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

三、农奴解放及其后果

四、宗教生活

五、民族觉醒的根源

六、拉脱维亚的觉醒

七、爱沙尼亚的觉醒

八、俄罗斯化

九、波兰—立陶宛

第四章　革命年代（1905-1920）

一、城市化和工业化

二、新的政治运动

三、1905年革命及其后果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人的占领

五、1917年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

六、十月革命

七、独立战争

第五章　独立（1920-1940）

一、重建和改革

二、早期的民主实验

三、威权主义政府

四、经济发展

五、少数民族

六、社会与文化

七、对外关系

八、丧失独立

第六章　苏联的统治（1940—1985）

一、苏联占领初期

二、奥斯兰

三、苏联化和抵制

四、集体化、工业化和俄罗斯化

五、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

六、文化和宗教

七、社会经济发展

八、民族主义与持异议者

九、波罗的海地区衰落了吗？

第七章　再度觉醒（1985-1991）

一、波罗的海地区的开放性

二、共产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群众运动

三、主权还是独立？

四、僵局

五、解体

第八章　后苏联时代的波罗的海三国

一、政治和政府

二、公民身份与少数民族

三、经济改革

四、社会和环境问题

五、往事（苏联时期）纠葛

六、妇女和女权运动

七、与俄国的关系

八、加里宁格勒

九、与西方的关系

十、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合作

十一、结论

波罗的海三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文献综述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欧洲未被人知的地方

一、地理、气候和居民

本书的主题是3个处于东北欧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国：从北到南分别是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因为它们位于波罗的海东北部沿岸地区，所以11世纪德国的编年史家们最初称其为“波罗的海”（Mare Balticum ），通常它们被称为波罗的海诸国（the Baltic states），或简称为“波罗的海”（the Baltics）。三国中最小的爱沙尼亚的面积大体相当于合并起来的佛蒙特（Vermont）和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立陶宛只比拉脱维亚略大一点。每个国家都与西弗吉尼亚的面积差不多。波罗的海三国的位置，隔海与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相望，处于西欧与俄国之间，西欧与俄国曾对他们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发生过深远影响，并继续影响着他们的安全感。

除了2750英里的海岸线和1000多个爱沙尼亚的岛屿，该地区的地理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特征。总的说来，波罗的海地区海拔不高，地势平坦，那些最高的地方勉强达到1000英尺。立陶宛拥有最适于耕种的土地，因而最依赖于农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更浓密的森林，木材和木制品成为它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波罗的海气候温和。爱沙尼亚是海洋性气候，但往南到立陶宛，就接近于大陆性气候了。在这整个地区冬天温和，夏季凉爽，但不管在什么季节，波罗的海地区常常很潮湿。在黑暗的波罗的海的冬天太阳很早就落入地平线下面去了，而在仲夏，爱沙尼亚一天享有19个小时的太阳光。

1989年，波罗的海各国，那时是苏联的3个共和国，加起来不到800万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或乍得（Chad）的人口。然而，20世纪90年代不利的人口流向促成了人口衰退，令人担忧。到2002年人口下降到750万以下。迁出这几个国家的居民，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近年来已经逐渐减少，而且男性居民平均寿命下降的趋势可能得到了克服，但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的低出生率好像没有扭转，只有立陶宛近年来出现了积极的人口增长。

二、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

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半个世纪，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波罗的海三国是一个不熟悉的地区，而且西方人常常把它与同样不熟悉的巴尔干混淆起来。这个错误是令人遗憾的，但除了“波罗的海”（Baltic）和“巴尔干”（Balkan）这两个词的发音在讲英语的人听来有些相似这一明显的事实，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犯这种错误，还有各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地区都处在欧洲的十字路口上，就这一点而论，它们都曾经既是文化的传送者，又是更大、更强有力的邻居们渴望得到的牺牲品。此外，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像东南欧的巴尔干各民族一样，都存在种族上、宗教上的多样性，其结果是所有的民族都不断地与身份问题作斗争。

然而，在他们的历史经历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把这两个人们知之不多的地区的民族区分开来：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而土著的波罗的海人（Balts）近600年间总体上一直保持着相互和平的关系。确实，一度构成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各个国家在那里的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就陷入战乱，而在苏联的统治结束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即使严格地讲并非享有普遍繁荣，也曾享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统治而“回归欧洲”后，波罗的海各族都决心保持他们在10多年前的独立斗争中形成的合作和团结精神。

波罗的海地区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特征是民族流动，外国人进入这个地区，常常通过流血的征服。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被称为Baltische）于13世纪时凭武力在该地区立足，此后6个世纪间构成了该地区的精英，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到1940年，德国人的存在几乎消失了，紧随着苏联征服而来到这个地区的是大批俄罗斯移民。犹太人在立陶宛一度很显眼，较小的程度上在拉脱维亚也是这样，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被杀。除了俄国和德国，瑞典和波兰在该地区的历史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居住在爱沙尼亚的数量不多的瑞典人在1944年红军到来前逃走了。同时，相当数量的波兰人把维尔纽斯（Vilnius，有20年间是处在波兰人的统治下）看成他们的家园，继续住在那儿。

在3个波罗的海国家中，只有立陶宛可以声称在20世纪以前自己曾享有一段时间的国家主权。确实，在中世纪末立陶宛是欧洲最大的国家。然而，到16世纪时，它的历史紧紧地与波兰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到18世纪末波兰—立陶宛国家曾从地图上消失过，立陶宛统治过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俄罗斯帝国。另一方面，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各个独立的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是相对后起的国家。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建立起新的国家，此前，他们先是在德意志男爵的统治下度过了5个世纪，然后是近300年的俄罗斯的统治。在1918－1940年这段简短的时期中，德国和俄国的国力虚弱，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从1991年开始，当苏联突然从内部解体时它们再次享有自己的独立。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一直热烈地依恋于他们自己的家园，为守护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骄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享有某种共同的历史体验，但他们中每一个民族都是独特的。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历史上属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他们说的是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但是至少自13世纪以来立陶宛人在人种上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而拉脱维亚人是中世纪里由几个波罗的海地区的部落汇聚而成的。另一个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是古代普鲁士人，但随着德意志人的征服，他们大半被同化，不再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而存在。

爱沙尼亚人，不像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具有芬兰—乌戈尔族（Finno-Ugric）的起源。爱沙尼亚语与芬兰语密切相关，与匈牙利语的关系更加疏远。爱沙尼亚人语言上的亲属还包括立窝尼亚人（Livonians或Livs），他们住在拉脱维亚的西北部，但逐渐被附近的拉脱维亚诸部族所吸收。只有少数立窝尼亚人保持不变，其中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像普鲁士人一样，他们也是将要消失的。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宗教上的联系几乎如种族那样多种多样。爱沙尼亚人和西部拉脱维亚人倾向于加入路德宗，而拉脱维亚东南部（拉脱加尔地区）的许多人和几乎所有的立陶宛人是天主教徒。所有这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俄罗斯人通常都信仰东正教。犹太教几乎消失了，这个地区只有几千个犹太人残存下来；而在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中伊斯兰教也未能以任何方式站稳脚跟。“赞美克利希纳派” (1) （Hare Krishnas）和其他与众不同（至少对波罗的海人来说是这样）的教派，在苏联统治时期完全不为人所知，现在偶尔能发现他们在诸如塔林（Tallinn）和里加（Rīga）这样的大城市中唱歌和跳舞。

三、变化和展望

像“赞美克利希纳派”这种又跳又唱的外来景象的出现，证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地区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列宁和当地共产主义领导人的铜像消失了，所有这一切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被推翻，苏联政权的此类标志被那些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英雄的雕像和纪念碑所取代。这些民族英雄大部分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而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波罗的海各国人民为摆脱外国侵略者而进行斗争的标志。维尔纽斯（人口580000）、里加（人口796000）和塔林（人口408000）这些历史的切片或“古老的城市”，目前正在经历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变：天主教堂和其他历史建筑正在恢复重建，同时许多新建的和整修过的宾馆、饭店、酒吧和俱乐部在迎合来自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欧和北美来的不断增长的游客。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某种油画的光亮的外表，而是远远更为深刻。从1991年以来，这个地区已经恢复了民主，有了民主，人民就有了选择的自由。

站在塔林市政厅的钟楼上可以看到这座迷人的、色彩明亮的汉萨城（Hanseatic town）的全景，游客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健康的而繁荣的“欧洲”城市；当然，这座城市已经既受益于成千上万来自芬兰的度假者的信用卡，又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投资商的乐观主义。然而，这座爱沙尼亚的大城市的繁荣与爱沙尼亚东南部的停滞或拉脱加尔（Latgale）的赤贫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拉脱加尔是拉脱维亚东部的一个农业区，那儿日益老化的人口仅仅靠几美元一天来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存。确实，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放弃了前景暗淡、没有变化的乡村，来到城市寻找他们所希望的机会。这些年轻人离开后，留在他们身后的既有成千上万英亩荒芜的农田，还有那些不太有能力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人，包括老弱病残者。但即使生活在城市里，那儿虽然有整洁的公共空间和琳琅满目的店铺，也有自己的种种缺点：收入颇丰的职业远非得到保证，无数人仍然生活在苏联时期的衰败的住宅区里。

尽管有这些消极因素，近年来波罗的海人在改变他们的经济结构和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曾有人提出，在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爱沙尼亚人拥有最发达的民族身份意识，在着手大规模转变他们的社会的计划中，正是爱沙尼亚人行动最为坚决，并取得了最迅速的进展。爱沙尼亚人最早关闭他们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并使其余工厂私有化。他们眼睛凝视着西方，切断与俄国的大部分经济联系。爱沙尼亚人喜欢想象他们自己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毫不犹豫地指出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经历了最彻底的转变。过去10多年来政治稳定也成了爱沙尼亚的伟大福祉之一。虽然几十个政党在争夺权力（议会的代表来自6个政党），众多的总理来了又走了，某种持续感是由爱沙尼亚的总统职位来提供的，从1992-2001年间伦纳特·梅里（Lennart Meri）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

1990-1991年间立陶宛这是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最大胆地与莫斯科做斗争的国家，它是在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层次上进入后苏联时代的。开初，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虽然不愿实行决定性的自由市场的改革取向，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进展。在21世纪开始时，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排名表上，立陶宛的位置排在拉脱维亚前面（但处在爱沙尼亚后面）。立陶宛人虽然可说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民族主义倾向受到以下事实的限制：在波罗的海3个国家中他们感到自己所受的少数民族的威胁最小。而在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占65％，“说俄语的人”（该词指居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人口）占30％。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国中人种上最同质的国家，将近80％的人口自认为属于立陶宛族。立陶宛人比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的土著更有安全感，他们积极采取措施整合国内说俄语的居民，并积极发展与俄国的关系。

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多样性的国家。相对繁荣的里加给人一种民族富足的假象，但拉脱维亚某些地区的生活水平比俄国或乌克兰民众的要好一些。拉脱维亚确实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家：其居民中只有56％的人自认为属于拉脱维亚族，而其余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说俄语的人”。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里加，70％的居民是“说俄语的人”，尽管如此，如在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一样，人们看不到使用俄语的街道标志。然而，并不缺乏俄语的电视、无线电广播或印刷媒体。对许多拉脱维亚人来说，这常常是感到惊恐的一种根源，他们想知道这些俄国人什么时候或是否终将完全被整合进拉脱维亚的社会中。

尽管有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与其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不过，波罗的海地区最让人惊讶的生活特征之一，是这些波罗的海人相互之间的了解是多么贫乏！对拉脱维亚人来说，爱沙尼亚邻居在他们的眼中的形象，属于那种智力迟钝但无害的乡巴佬。而爱沙尼亚人，则把自己看成是北方的芬兰人的亲属，他们与芬兰一样享有某种文化和语言的联系。此外，由于爱沙尼亚已设法与其北方和西方的邻居发展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常常感到爱沙尼亚人放弃了他们而亲近斯堪的纳维亚。

立陶宛人对拉脱维亚人，犹如拉脱维亚人对爱沙尼亚人一样，并不见得有更多的了解。立陶宛人的文化是向着波兰的，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化是在德国的监护下发展起来的。此外，虽然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语言享有类似的起源，但它们相互间无法理解。在苏联统治下，它们的共同交流用语事实上是俄语。确实，在波罗的海人（还有其他前苏联的民族）中有一种共同的主张，即，在一个10人的房间中，即使只有一个俄罗斯人在场，那么他们都会用俄语交流。虽然这可能是一种夸张，但在这种主张的背后有一个重要事实：在苏联时期，波罗的海人和其他非俄罗斯人都被要求学习俄语，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少数俄罗斯人控制着该地区的语言。

这种情况变化得很快。俄语在今天的波罗的海各国的学生中后退成第二外语，英语已经取代了它原有的地位。在爱沙尼亚较大的城镇里，英语知识相当普通；拉脱维亚或立陶宛的较大的城镇里也一样，找到说英语的本地人一点也不困难。确实，上一代人的说俄语的世界，受来自莫斯科的人统治的世界，正在消失，而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为了进步而需要英语知识的世界正在取代它的位置。

当然，这不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将很快会为了英语和异己的西方传统而放弃他们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远不是这样：维护和取得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权利是太艰难了，不可能再予以放弃。现在是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必须学会说官方语言，并由此融入波罗的海各国的社会。所以，无须感到惊讶的是，住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许多说俄语的人把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和公民政策看成是歧视，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特别是这样。

时代真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政权处于巅峰时期，学者们认为波罗的海人的命运就是其他那些被同化因而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命运，如立窝尼亚人和古代普鲁士人，这样想并非不寻常。波罗的海人的幸存和复原，证明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这最初引起世界的注意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歌唱革命”时期。许多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内战、独裁和贫困，波罗的海三国不是这样，它们是和平的、民主的、相对繁荣的。在那种动荡的历史和纵横交错的地形的条件下，这几个国家居然生存下来，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惊异的。

波罗的海诸国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从狂暴的20世纪里幸存下来？这些是本书的主要话题。在充分表达对波罗的海人反对外国侵略的勇气的赞赏时，作者在本书中还试图平衡地、真实地描述波罗的海诸国从中世纪走向20世纪的不平凡的旅程，希望以此来唤起读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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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赞美克利希纳派：印度教的一个教派。——译者注

第二章　早期历史

一、波罗的海人是谁？

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欧的低地和俄罗斯北部，都覆盖着巨大的冰川。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冰川逐步退却和消融，最初的人类开始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可能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要了解这时期直到公元后约1000年该地区的史前史及其居民的情况，其下限正是涉及该地区的文字记录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依赖考古证据而不是历史文献。学者们已从稀缺的证据中得出结论：该地区的居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看成是某个单一的、相同的民族，倒不如说，他们在语言上和人种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

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间，属于芬兰—乌戈尔（Finno-Ugric）语族的狩猎—捕鱼人从伏尔加河（Volga）地区来到这儿，他们是当代匈牙利人、芬兰人、英格里亚人（Ingrians）、卡累利阿人（Karelians）和爱沙尼亚人语言上的祖先。芬兰—乌戈尔语族与印欧语系无关，而斯拉夫语、德语、罗曼语（Romance）和波罗的海诸语言均属于印欧语系。所以，当代爱沙尼亚人及其芬兰—乌戈尔族的祖先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不是波罗的海人，虽然在地理学的意义上今天他们作为波罗的海诸国的居民与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结合在一起。

不像爱沙尼亚人，波罗的海人是印欧语系的居民，是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普鲁士诸部落共同的祖先。爱沙尼亚人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从黑海北部的欧亚大草原的某个地方迁徙到波罗的海地区，在许多世纪里居住在从波罗的海岸边向内陆延伸的广阔的区域中。学者们曾基于河流的名字得出结论说，波罗的海人生活在今天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Belarus）、乌克兰（Ukraine）的西北部、俄国的西部。确实，在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到来前，史前时期说波罗的海语的居民所居住的那些地区可能有现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面积总和的6倍，虽然他们是否一度占领过整个地区或是否曾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已经难以搞清楚了。在公元后第一个1000年间，来自德意志和斯拉夫人各部落的移民的压力迫使波罗的海人、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迁居到他们今天所居住的地理区域内。

像其他早期的欧洲人一样，沿波罗的海居住的各种居民尚未形成为“民族”。原始爱沙尼亚人分成各个说不同的芬兰—乌戈尔语的克兰（clans，也译为“部落”），这些克兰通过融合而构成了现代爱沙尼亚人的基础。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500年间，可能存在过一种共同的原始的波罗的海语，但演化成西波罗的海诸语言（古普鲁士语和雅特温语 (1) ）和东波罗的海诸语言（立陶宛语和拉脱维亚语）。古普鲁士语和雅特温语在德意志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中消失了。

瓦伊纳河构成了说芬兰—乌戈尔语的居民与说波罗的海诸语言的居民的分界线。 (2) 立窝尼亚人（Livs）在这里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们是芬兰—乌戈尔族的一支，聚集在今天拉脱维亚的北部，但在中世纪里，他们大半被原始的拉脱维亚各部落所同化了。

原始的拉脱维亚人包括库尔兰人（Couronians）、沙米加尼亚人（Zemgalians）、拉脱加尔人（Latgalians）、瑟罗尼亚人（Selonians），到9世纪末，这些不同分支的居民已经划分了各自的版图。 (3) 总的来说，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拉脱维亚。立陶宛人聚集在更南面的地方，在涅曼（Nemunas）河流域偏僻的森林和沼泽地带。立陶宛人的西面，在今天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和波兰东北部的地域内，居住着普鲁士人，但后来他们要么灭绝了，要么是被征服者德意志人所同化。若干世纪间许多部落的出现和消失，表现了现代波罗的海诸民族敏锐地意识到的关于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古代波罗的海人中缺乏某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我们拥有的早期原始资料都是异族观察者留下的。最早一份提及波罗的海人生活在东北欧的可靠的资料，见之于罗马历史家塔西陀（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志》（The Germania ）。该书写于公元1世纪后期，塔西陀称那些居民为埃斯蒂人（Aesti），很可能他所指的就是古代普鲁士人（Prussians）。

波罗的海人为地中海文明所熟悉，不仅仅是由于波罗的海人在地理上分布得很广泛，而且也与他们在沿波罗的海岸边居住的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琥珀有关。琥珀是一种坚硬的、微黄色的树脂的化石，它在古代受到珍视是由于它充满魅力的种种特性，由于它所谓的医药上的种种用途，特别是它的各种观赏价值。对古代波罗的海人来说，琥珀本质上就是货币。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的祖先与罗马人进行琥珀贸易，从罗马人手中买回金属制品，包括各种武器和装饰物，这些波罗的海人遂成为金属文化进入罗马帝国以北和以东地区的重要传播者。波罗的海人与德意志诸部落交换皮毛，这是芬兰—乌戈尔族各支居民所占据的北方森林地区很容易得到的。在北欧的皮毛贸易中波罗的海人一边做中间商，一边也与自己的邻居买卖琥珀、熊皮、马匹、牛、蜡和奴隶。

然而，波罗的海人与他们的斯拉夫人邻居一样大多是农民：他们生产小麦、黑麦和粟（millet），同时饲养山羊、绵羊和鸡，还饲养牛和马。他们也种植亚麻，纺织亚麻布。与他们的斯拉夫邻居不同的是，斯拉夫人倾向于建立更具有公社性质的乡村住房，波罗的海人居住在独立的农庄（farms）里，非常像早期的西欧人。

但波罗的海人不像他们的东方和西方的邻居，直到13世纪以后他们仍然是异教徒，崇拜各种森林的、高山的、田野的和水的精灵（spirits）。在波罗的海诸部落中虽然可能曾存在某些不同的宗教实践，但他们都对大地怀有某种独特的敬畏，大地是生命和生计的给予者；他们敬畏的还有各种神祗，天神（拉脱维亚的Dievs，立陶宛的Dievas）、雷神（拉脱维亚的Pērkons，立陶宛的Perkūnas）和命运或幸福女神莱玛（Laima）。天神和命运女神莱玛后来被基督教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所吸收。被认为属于波罗的海人的“神灵”的还有其他一些，但正如波罗的海学学者安德尔·博伊塔尔（Endre Bojtár）所指出的，很可能这些神灵是后来的神话学者创造出来的，他们把波罗的海人的各种偶像和精灵转变成不同的神祗。 (4)

中世纪早期波罗的海诸部落的一个致命特征是他们缺乏政治统一性或政治组织。只有立陶宛人试图创造一个联合王国。爱沙尼亚人缺乏任何集中的权力，他们是一些自由的农民，居住在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教区和行政区里。拉脱维亚人的祖先——沙米加尼亚人、拉脱加尔人、瑟罗尼亚人和库尔兰人——生活在许多独立的小王国里。在等级制度的顶端缺乏一个像封建的西欧那样的君主，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接受了能够为他们装备马匹和武器的军事首领（warlords）的领导，并支持向他们的农产品及其贸易征税的尚武的贵族。统治者显然很少关心获取领土或征服各个种族；他们满足于表面上的服从和他们的封臣缴纳的贡品。

立陶宛人在13世纪第一次创建了自己的国家，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直到20世纪才这样做。他们周边的邻居比他们人口更多，而且组织得更好，其中有几个邻居着手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国家，如瑞典、波兰和莫斯科公国（Muscovy，正在形成的俄罗斯人的国家的核心）。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方向波罗的海东岸的殖民发生在650-850年间，一直持续到11世纪维京时代（Viking Age）的结束（800-1050）。斯拉夫人从东南方向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扩张开始于5世纪以前，并一直持续到最近的时期。

波罗的海地区对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很重要，是因为它的资源，它高涨的经济活动及其地理位置。当然，其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过境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似乎不明显。但实际上，早期罗斯国（Rus）最重要的贸易路线就通过波罗的海地区，把俄罗斯北部与黑海和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联系起来，途经涅瓦河（Neva）、纳尔瓦河（Narva）、道加瓦河（Daugava，俄语称Dvina）、第聂伯河（Dniepr）。然而，波罗的海人没有控制这种贸易，它落入了更强有力的维京人（Vikings）及其统治着罗斯人诸公国的留里克（Rurikid）的后裔手中。 (5) 为了获得得安全，一些波罗的海地区的酋长甚至向诸如西部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和普斯科夫（Pskov）诸侯国纳贡，结果是东正教开始在这个地方传播。到12世纪，波罗的海各地也开始吸引德意志商人及天主教会的注意。

二、北方十字军

波罗的海诸部落的西边是德意志的武士，在中世纪里转变成欧洲的骑士。他们怀有传教的激情，要让其他人皈依他们的信仰。德意志人试图使基督教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异教徒中传播，这开始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约1160-1216）于1198年授权往北方发动的一场圣战，这是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的十字军（Crusade）冲动症的表现。反对东北部异教徒的十字军，其目标与较早时期发生的往近东的十字军的目标一样：保卫基督徒的共同体，拯救人们的灵魂，为教皇的收入创造新的来源，以便教会应付和实现日益增长的义务和野心。特别让德意志传教士关切的，是俄罗斯人可能使波罗的海的异教徒皈依东正教。

像那些向耶路撒冷进军的人一样，驱使北方十字军的动力，也是对教皇的忠诚及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同时他们还知道，自己的罪行会因为自己的服务而得到宽恕。既然将来能够进入天堂，这说明在传播信仰的过程中即使犯下什么错误也是必要的。不管他们最终是否会得到酬报，往东北的十字军为战斗的成功而喜悦，在13世纪最初几十年间他们征服了波罗的海西部异教徒居住的大部分地区。

立窝尼亚（Livonia）最初是德意志人对沿海岸的各个立窝尼亚人（Livs）的定居点的称呼，是一种拉丁化的称呼形式。对该地区居民的征服和使其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开始于创建圣剑兄弟骑士团（Brothers of the Sword或Swordbrothers）的1201年。这个骑士团的成员都穿着白色斗篷，斗篷上装饰着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和剑，创建人是不来梅的阿尔贝特·冯·布克斯赫夫登（Albert von Buxhoevden of Bremen，约1165-1229）。他也是立窝尼亚的主教和里加城的创建者，建立里加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各地并使之基督教化。虽然该骑士团只对教皇负责，但主教阿尔贝特希望继续完全控制这个骑士团。事实是，不论阿尔贝特或教皇都很难控制那些圣剑兄弟骑士。这一事实，再加上这个骑士团对使人皈依的过度热心的（即狂暴的）态度，成为他们内部摩擦的一个重要根源。

十字军到达里加后不久，波罗的海诸部落中最弱小的立窝尼亚人和瑟罗尼亚人很快被征服或成为十字军的同盟者。阿尔贝特与圣剑兄弟骑士们分享被征服的领土，后者要求获得所有被征服土地的1/3。然后土著居民接受洗礼，从属于占领了他们的土地的那些精英教士和地主。接着，为了与北边的爱沙尼亚人斗争，圣剑兄弟骑士与东边的拉脱加尔人结立了联盟。尽管爱沙尼亚人与俄罗斯诸部落结成了联盟，其所在地区还是于1227年被征服，并被置于罗马的直接控制下。

对普鲁士人的征服留给了另一支以条顿骑士团（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闻名的十字军。该骑士团是1190年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普鲁士人比居住在立窝尼亚的居民更加众多，有更好的领导，更有能力抵抗条顿人（Teutons）。但在经过近60年的战斗后，1283年他们也被打败了。大部分普鲁士人皈依了基督教，臣服于征服者，为他们服兵役和劳役；同时这些新的统治者则把种种特权授予那些受宠的精英。

使北边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臣服后，1236年圣剑兄弟骑士团在南方被组织得更好的立陶宛人（与一段时间内仍未被征服的沙米加尼亚人结盟）击败，其领袖大部分被杀。结果圣剑兄弟骑士团瓦解，只留下条顿骑士团在北方的一个分支。先前的圣剑兄弟骑士，现在被称为立窝尼亚骑士团（Livonian Order），继续统治着单独的立窝尼亚国家（state），其领土相当于现代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和爱沙尼亚北部。与该骑士团相抗衡的力量是里加大主教，这位大主教的权力把几个较小的国家（states）结合起来了，包括库尔兰（Courland）主教区（现代拉脱维亚的西部）、塔尔图（Tartu）主教区和萨雷—拉纳（Saare-Lääne）主教区（均在现代爱沙尼亚境内）。

同时，丹麦人占领着爱沙尼亚北部，直到一次农民起义的爆发，这次起义以圣乔治之夜起义（St. George's Day Uprising，1343-1345）而闻名。结果是1346年这个地区被出售给立窝尼亚骑士团。 (6) 只有居住在这些被征服领土的西南部的波罗的海人才设法（暂时）避免了外国人（和基督教）的统治，保持了自由。在13世纪中，他们团结起来在国王明达哥斯（Mindaugas）的领导下，建立了立陶宛国家。

所以，从13世纪以来，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部落都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所统治的基督教世界所吸收，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军队就是立窝尼亚骑士团。但虽然这些部落残留下来的首领和上层阶级事实上德意志化了，北部和东部的波罗的海人的语言和习俗却被已沦为农奴的农民保留了下来。在近6个世纪中，这里存在着两个集团：一个是外来的上层的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Baltische，最初由200或300个骑士及教士、商人及受邀来这里的殖民的德意志贵族构成），另一个是被征服的土著农民（Undeutsche，非德意志人）。这两个集团相互共存于一种本质上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中。但尽管普鲁士被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German Holy Roman Empire）所合并，东波罗的海地区各族居民对中世纪时的西方人来说，依然几乎一点也不熟悉。

三、波兰—立陶宛联邦

波罗的海沿岸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居民政治组织程度低，很快处于德意志人的权力控制之下，立陶宛人则不一样，1230年左右，抵抗入侵者的斗争驱使他们在一个名为明达哥斯（？-1263）的残忍的部落首领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明达哥斯凭借与德意志人结盟成功地避开了他们的入侵。在条顿人的压力下，他正式接受拉丁基督教，于1253年被授予立陶宛的王位。然而，他与条顿骑士团共存的政策疏远了他的贵族。10年后这些贵族杀死了他们的国王，回归异教信仰。在明达哥斯的时代立陶宛是一个大约只有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可能只有30万—40万居民生活在这里，但尽管基督教的扩张在这儿受挫，立陶宛继续扩大，因为它吸收了波罗的海地区其他部落的土地和附近的东斯拉夫人的土地。

抵制了天主教的西方后，立陶宛的统治者在下一个世纪里决定与东方的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建立联系，这部分地是通过政治联姻来实现的。此时基辅罗斯（Kievan Russia）已经失去了对它相邻的各斯拉夫公国的影响，因为13世纪时蒙古人的入侵已把它转变成一个蒙古人的附庸国，许多公国不知不觉落入了立陶宛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到14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格季米纳斯大公（Gediminas，1316-1341在位）治下的立陶宛是莫斯科公国为控制俄罗斯领土而斗争的主要对手。同时，立陶宛国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对十字军骑士团（Knights of the Cross）是一个威胁，该骑士团是其前侵入相邻的普鲁士的另一个德意志人的军事传教团体。由于1263年明达哥斯死后立陶宛人重归异教信仰，该骑士团对此感到不安，仍希望使欧洲这块最后保持异教的土地皈依基督教，于是不断袭击立陶宛的领土，至少每年一次。这种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反对立陶宛人的战争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在这段时期，立陶宛统治者强化了与相邻的斯拉夫各公国的联盟关系，并在东方继续把新的领土加入自己的版图。

立陶宛的扩张（1430年前）

格季米纳斯大公尽管与东正教的东方合作，但他并不拒绝与天主教的西方的联系所带来的政治的、物质的利益，他在波罗的海地区与德意志商人之间有极好的商业关系。此外，格季米纳斯还鼓励西方的贸易商、工匠和土地所有者来他的王国定居。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维尔纽斯（波兰语称为维尔诺，依地语称为维尔纳 (7)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的社区，这座城市也于1323年成为立陶宛的首都。当然，与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城市（诸如里加、塔林）相比，立陶宛的城市发展水平仍要低得多，而且市民中大部分不是外国人而是立陶宛人，还有数量不多的德意志和俄罗斯的殖民主义者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

格季米纳斯的统治依赖贵族们的支持，而这些贵族是坚定地反对基督教的，但他还是同样为居住在立陶宛境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提供保护，同时继续允许所有的居民崇拜他们自己的神。确实，格季米纳斯自己甚至曾企图皈依，为的是此后能避开条顿骑士团的袭击，但直到1341年去世他仍保持异教徒的身份。只是到了1386年才有一个叫约盖拉（Jogaila，1348-1434）的立陶宛的君主皈依基督教。到此时，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是欧洲最大的王国，皈依基督教前异教的立陶宛精英统治着的居民大都是东斯拉夫人和东正教的教徒（可能占这块领土上的900万居民中的800万）。立陶宛占有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间的大部分领土，包括现代的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地方史前一度为波罗的海东部诸部落所占有，但后来属于俄罗斯帝国。

这样，从14世纪以来，立陶宛人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这也是从那时以来波罗的海各民族一直面临的难题：为获得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依靠俄罗斯和东正教的东方还是依靠天主教的西方。由于约盖拉受到自己那些诡计多端的亲戚的威胁，他们想夺取他的王位而与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 Donskoi）结盟，于是这位立陶宛大公选择了西方。 (8)

约盖拉（Jogaila，波兰人称为Jagiello）是格季米纳斯的一个孙子，他为了保全王位被迫与条顿骑士团缔结了一份领土协定（1380），允诺使立陶宛人基督教化。然后他接受了联姻的提议，与波兰实行政治上的联合。波兰是个天主教的国家，但德国也是它的敌人，这是与立陶宛一样的。 (9) 1386年在与10岁的波兰女王雅德维加（Jadwiga）结婚后，约盖拉受洗入教，加冕为瓦迪斯拉夫（Wiadyslaw）二世，由此开始了一个延续2个世纪的王朝。随后而来的是这个国家很快基督教化，并由此奠定了天主教在立陶宛优势地位的基础，因为除了受到法律保护，它还接受了大量的土地赠与。

但尽管约盖拉取得了初期的胜利，他与立陶宛大贵族（以及与德意志人）的斗争仍在进行，1392年他被迫把他的立陶宛大公的称号让与他的表兄弟维陶塔斯（1350-1430），后者是14世纪80年代继承权斗争中的一个对手，但他自己保留了波兰国王的位置。后来，在1410年，约盖拉和维陶塔斯一起领导了一支立陶宛人、波兰人和捷克人的联军，得以在坦能堡（Tannenberg，又称格林瓦尔德［Grünwald］）战役中击败条顿骑士团，由此阻止了德意志人进一步向东扩张。确实，一般都认为维陶塔斯·马格纳斯（Vytautas Magnus）是中世纪立陶宛最重要的统治者，在他治下，该大公国达到了领土扩张和影响力的顶峰。然而，在立陶宛的东面，横亘着扩张主义的莫斯科公国，在15世纪里它摆脱蒙古人的控制，获得了解放，专心致志于收拾俄罗斯人的领土，而其中有许多领土是处在立陶宛的统治下。

虽然波兰与立陶宛的王冠统一在一起，但近2个世纪间立陶宛的行政管理是单独按一部名为《立陶宛规章》（Lithuanian Statute）的法典来进行的。按照约盖拉与波兰人的协议条款，立陶宛大公必须把立陶宛与波兰“连接”（adjoin）起来，由此保证立陶宛将永远是联盟中的较小的伙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种联盟妨碍了立陶宛国家和立陶宛文化的发展。因为在立陶宛—波兰合并时期，立陶宛的社会结构尚未像波兰的社会结构那样坚实地建立起来，这也许是立陶宛未能较早地采纳基督教的缘故。这样，由于吸收由波兰教会和贵族所传播的语言和文化，立陶宛的精英基本上被波兰化了。同时，绝大多数立陶宛的臣民——农民沦为农奴，被束缚在贵族们的地产上。

莫斯科公国的扩张主义冲动对这个二元国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对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做出反应，1569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签署了卢布林条约（Treaty of Lublin），废除了国家同盟结构（state's confederate structure），用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或Rzeczpospolita）取而代之。按照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图斯（Sigismund II Augustus，1548-1571在位）的命令，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从此以后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拥有一个共同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卢布林合并（Union of Lublin）后的2个世纪间，该联邦是欧洲面积最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每一方都保留自己的领土、军队和国库。但尽管在联邦内保留了自己的国家地位（statehood），实际情况是立陶宛的地位与波兰并不平等。波兰贵族相对于立陶宛贵族来说占有优势地位，因为他们在立陶宛占有土地和职务。此外，因为它的君主通过选举产生，立陶宛人通常受来自其他国家的国王的统治，这些国家包括法国、瑞典（瓦萨［Vasa］王朝，1571-1668）和萨克森（韦廷［Wettin］王朝，1696-1763）。

立陶宛与波兰的结合的另一个后果，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一起衰落了，由此带来的是立陶宛的农民大体上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省的农民更贫困。此外，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掠夺性的国际风气中，软弱的和权力分散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能力与其侵略成性的邻居竞争。与莫斯科公国的关系从15世纪以来恶化了，那时莫斯科公国的君主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开始对立陶宛大公国所属的俄罗斯领土提出要求。1654-1667年间是一个特别残酷的时期，瑞典和俄罗斯的军队横扫立陶宛的领土。这些战争的结果，是丢失了大部分乌克兰，俄国则获得了这些土地。

由于经常性的战争、饥荒和时疫，立陶宛人居住的地区日益野蛮化，人口也不断减少。1648-1697年间，该大公国的人口减少近1/2。在北方战争（1700-1715）中，该地区进一步受到破坏。这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军队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的军队的一场战争（放在下面讨论）。

波兰—立陶宛人的命运进一步恶化，因为联邦发现自己正横亘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野心勃勃的君主们扩张的道路上。这3个国家连续3次共谋瓜分这个国家，分别是1772、1793和1793年。在第一次瓜分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在位）获得构成现代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拉脱加尔（Latgale，人种上属于拉脱维亚人的地区，其居民大多为天主教徒，政治上是波兰化的）。在第二次瓜分中，俄国兼并了今天白俄罗斯的其余部分、乌克兰西部和立陶宛本土的许多领土。在1795年的最后一次瓜分中，俄国获得乌克兰和立陶宛（大部分立陶宛族人口居住的地方）的其余部分，还有库尔兰（Courland，德国人称为Kurland）公国。这样，一个多世纪间，立陶宛和波兰真的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了。

同时，如前所指出，在波兰的长期控制下，由于立陶宛精英的波兰化，立陶宛的文化停滞不前。然而，在小立陶宛（Lithuania Minor）——分属东普鲁士的德意志人统治的部分——立陶宛文化比在大公国时期发展得更有生气。1547年，第一本用立陶宛语写作的书（作者是M·马齐达斯［M. Mažvydas］）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日俄罗斯联邦的加里宁格勒）出版，稍后又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圣经》译本。确实，1578—1831年间，在普鲁士立陶宛（Prussian Lithuania）出版的书籍比立陶宛本土出版的书籍多出将近2倍。

四、立陶宛的犹太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陶宛的犹太人社区几乎全部被毁灭；此前犹太人在立陶宛的历史漫长而丰富，始于14世纪格季米纳斯大公邀请商人和工匠来这儿定居。 (10) 在15世纪初，格季米纳斯的孙子维陶塔斯授予犹太人各种特权，包括宗教自由，及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结果，在维陶塔斯治下期间，在立陶宛的犹太人的数量增加到6000人。随着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西欧各地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到16世纪时波兰—立陶宛已成为欧洲犹太人文化生活的新的中心。立陶宛的犹太人被称为“利维克”（Litvaks），开始时集中在扎姆特（Zamut）地区（包括维尔纽斯及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最后在该大公国的西部到处建立起共同体。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犹太人享有相当大的自治，他们甚至分配和征集犹太人的人头税，征税的级别由色姆（Sejm）决定，其实，色姆是一种显贵们的集会，相当于后来的议会。尽管立陶宛贵族的支持使一小部分富有的犹太人（他们甚至可以拥有不动产和农奴）得到了好处，但立陶宛的大部分犹太人生活艰难，靠小商业和专门由王室下令保留给犹太人的职业——借贷为生。虽然中世纪欧洲需要某种银行体系，但天主教会禁止基督教徒借贷生利；所以犹太人要为社会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为欧洲的王室提供这种服务。尽管这意味着许多犹太人在为他们规定的居住区内是感到安全的，是受到保护的，但1648年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Bogdan Khmelnitskii）率领哥萨克（Cossack）武装举行反波兰的起义时，他们仍受到了冲击。在这场起义中，犹太人的社区是起义者的破坏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致残或被奸。

尽管有前一世纪的大屠杀，到1765年至少有仍12万犹太人生活在立陶宛族居住的地区，在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有近75万犹太人。在较大的城市中他们构成了约20％-30％的居民，在某些较小的城镇中超过70％。此时，维尔纽斯已成为立陶宛犹太人的最重要的中心。然而，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立陶宛人都已屈从于俄国，在俄国统治下犹太人的法律和社会经济地位恶化了。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界，包括立陶宛，成为建立“犹太人的栅栏区制度”（Jewish Pale of Settlement） (11) 的一部分。居住在栅栏区内的犹太人被禁止在俄罗斯的内陆定居，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对犹太人生活的各种限制都在加强。

五、德意志人的统治

作为18世纪瓜分波兰的一个结果，俄罗斯帝国兼并了立陶宛。当被兼并时，立陶宛人可以声称他们曾长期享有独立的地位，作为欧洲心脏的一个巨大的王国的统治者，他们是伟大的。落入俄国人治下的波罗的海其他地区决不曾有这样一种民族独立的记忆。在一系列外国政权（包括瑞典、波兰和俄国）的统治下，爱沙尼亚、立窝尼亚和库尔兰的土著总是隶属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上层阶级德意志人，正是这个阶级支配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

在立窝尼亚联盟（Livonian Confederation）境内，受邀来到这儿定居的德意志贵族，加入了13世纪时获得土地后成为新贵族的德意志骑士的队伍。这些骑士在领土控制权的问题上继续与主教们发生冲突。原先分配新获得的土地的规则是1/3归立窝尼亚骑士团，2/3归教会（以里加大主教为首，他支配着自己的附庸组成和军队），但这一规则渐渐废弛，因而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骑士团手中。然而，教会控制着立窝尼亚人生活的许多公共机构，诸如堂区、宗教集会、神职人员和礼拜场所。只是到1330年，经过长期斗争后，里加主教才承认了骑士团的宗主权。

地图2　中世纪的立窝尼亚（约1500）

商人构成了精英统治阶层的其余部分，他们通常也是德意志人。随着对立窝尼亚的征服，汉萨（Hansa：“众多”）商人涌入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在12世纪中组成了汉萨同盟，当200年后这个同盟达到顶峰时，它正在整个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100多个城镇和边远居民点之间培育起商业联系。这些城镇中包括里加，它是该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商业中心，还有塔林（Tallinn，德语称雷瓦尔［Reval］）、塔尔图（Tartu，德语称德尔帕特［Dorpat］）、柯尼斯堡（Königsberg，今天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和俄国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作为自治的政治体，汉萨的城市国家的运转独立于周边各个公国和王国，在3个多世纪中相互间和平相处。

汉萨同盟开始时是一个德意志商人的组织，并一直保持这一特点。非德意志的商人在波罗的海地区面临着种种严厉的限制。所以，德意志人不仅支配着波罗的海地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也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这是一个向西欧供应谷物、蜡、毛皮、亚麻和木材的地区。其输入品包括呢布、金属制品、武器、食盐和各种奢侈品。由于在东西欧贸易中发挥着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东波罗的海地区被整合进欧洲的经济生活中，其农产品和自然资源贸易依赖于西欧的需求。

虽然在波罗的海诸城市，特别是在里加，大量居民都是德意志殖民主义者，但这些城市也是吸引负债（因而出逃）的农民的目的地，而这些逃亡者大都不会与他们的德意志大领主引入的各种制度和组织绝缘。确实，逃往城市的非德意志人（Undeutsche）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们特别关注的一种资源，因为农民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到16世纪时这种经济制度大半是基于农奴制而建立起来的。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地主期望农民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耕种土地。然而，地主中也有非德意志人。紧随着征服而来的是被征服的波罗的海诸部落的首领成了德意志精英的封臣（并由此渐渐德意志化），并以服军役为条件得到一小部分土地。某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也有少量土地，但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他们在大庄园的土地上承租或持有小片农田，但必须为庄园服劳役，（以货币或农产品的形式）向庄园交纳租金。然而，到15世纪时日益增加的租税沉重地压在这些小农场身上，导致它们被周边的地产所吞没。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其结果就是债务的积累和世袭的农奴身份；其余的农民则移居城市，成为工匠和手艺人。

德意志的地主们生活在与土著的农村共同体分开的庄园里。结果是土著的波罗的海人生活在一个远离说德语的精英的世界中，说他们自己的语言，日益以体力劳动的形式向他们自己的地主交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直到19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而这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省份中，农奴制已经被取缔。在立陶宛，精英阶层大部分是波兰人（也有18世纪被瓜分后前来的俄国人），但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类似的。

六、俄国的扩张

14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5个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教区和封建领地（bishopric-principalities）成立了立窝尼亚联盟（Livonian Confederation）。然而，教会与骑士团的不团结，加上汉萨同盟的势力衰落，削弱了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1561年，当瑞典、波兰和俄国为控制波罗的海而大动干戈时，该联盟终于解体。最终，俄国始露峥嵘，成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15世纪末，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将从这里形成）最后从蒙古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国家，其统治者热衷于高举东正教的大旗兼并邻近各斯拉夫诸侯的领地。到16世纪中，莫斯科公国的势力延伸到了俄罗斯人的全部土地，吞并了诺夫哥罗德（Novgorod）、特维尔（Tver）及其他公国。这一“收拾俄国”（gathering of Russia）的过程开始于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治下时期，他的继承人继续推行这项政策。

在蒙古人统治俄国时期，立陶宛公国（princedom）的扩张曾深入东斯拉夫人的领土，现在立陶宛公国成了莫斯科公国收拾俄国领土的对手。但立陶宛的君主并不像莫斯科大公那样享有绝对权力，而是像他们的波兰同行一样渐渐变成通过选举产生的立宪君主，他们得留意贵族精英阶层（szlachta：施拉赫塔）的建议，他们向这个阶层授予的权利和特权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当立陶宛的大公们变弱时，莫斯科公国的独裁政府的权力在伊凡四世（Ivan IV）时期（“可怕的伊凡”，在英语世界通常以“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而闻名）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是俄国第一个真正的沙皇。东正教的俄国正成为一个严重的竞争对手，立陶宛却仍然是天主教波兰的一个小伙伴，而这正是一个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不断进行战争的时期。

沙皇伊凡四世治下时期（1547-1584）几乎所有钱财都耗费在战争上。主要的威胁来自大草原——南方和东方的各个汗国。1552年打败喀山（Kazan）汗国是俄罗斯往传统的“俄罗斯人”的领土以外扩张的第一步。在东方，向未知的西伯利亚（Siberia）的道路已经敞开；在西南方，伊凡四世仍在发动与立窝尼亚联盟的战争。由于只控制涅瓦（Neva）河口的一小片海岸线，俄国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十分有限，1558年伊凡四世试图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改变这种现状。战争初期的成功导致立窝尼亚联盟于1561年解体（其大部分领土落入波兰—立陶宛、瑞典和丹麦手中），但这场战争拖延了25年，俄国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在战乱中，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只能自我谋生。在遥远的北方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这是爱沙尼亚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开始于1560年，但次年被镇压。尽管大部分农民继续耕种土地，但有些人放弃农业加入了雇佣军或以抢劫为生（或两者都干）。结果是普遍发生了饥荒。

从长远看，伊凡四世试图往波罗的海地区扩张是灾难性的，不仅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来说是这样，对俄国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到1569年它既面对着日益强大起来的瑞典，又面对着联合起来的波兰和立陶宛，这两个对手对制止俄罗斯公国扩张的关注甚于对立窝尼亚命运的关注。此外，俄国往北方的扩张战争转移了人们对来自南方和东方的鞑靼人（Tatar）威胁的注意，资源也被转往北方。1584年去世前不久，伊凡四世与波兰和瑞典签订条约，放弃俄国在战争初期获得的所有土地。一个世纪后，俄国的统治者将再次把眼光瞄准波罗的海，但其间波罗的海地区各族大半是在西方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继续发展的。

七、波罗的海地区的路德教

在西欧和中欧的历史上，一个清楚地规定的时期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保证了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永久地倾向于西方。在条顿骑士团崩溃后不久，该宗教运动抵达波罗的海地区，它对该地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并对该地区发生了巨大影响。出于对德意志人强迫人们皈依天主教的愤慨，该地区的居民从未完全改变自己的异教信仰。

欧洲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正式开始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向教皇和罗马天主教会提出挑战。路德是德国的一个修道士，反对教会向堂区居民出售赎罪券（即向人出售赦免状，买这种赦免状的人因此而可以得救）的习俗，同时他还在许多神学问题上挑战教会的权威。天主教世界很快分裂成敌对的阵营：那些仍忠实于教皇的人陷入了斗争的漩涡，既要反对那些路德的真诚的追随者，又要反对那些不想再向罗马纳税的人。

到16世纪20年代宗教改革的思想进入立窝尼亚联盟，路德教（Lutheranism）在该地区的城市中成为占优势的宗教，但立陶宛仍忠实于天主教会（普鲁士成了一个路德教的国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来说，宗教改革的重要信息就是：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这确实是对欧洲的封建等级结构的一个严重挑战，动荡很快就随之而来。当然，立窝尼亚的农民对关于他们将遵守什么形式的基督教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权，这种决定是由该地区说德语的贵族做出的，这些贵族中的许多人开始时反对各种形式的改革。到16世纪30年代，大部分贵族都已皈依新教，但此后几十年间，天主教的主教们、立窝尼亚骑士团和大多数修道院仍十分活跃。

宗教改革家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的运动推动了波罗的海地区向新教的转变，因为这使得的该地区的新教会众更容易理解新教。与欧洲转向新教的其他地区一样，把《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无疑是宗教改革在波罗的海地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对农民来说，不管它是罗马天主教的形式还是路德派的形式，仍然不是一个宗教确信的问题，而是某种从外部强加于他们的东西。尽管他们外表上服从已确立的宗教权威，许多农民继续遵守自己的异教习俗。

尽管路德教控制了立窝尼亚的居民，但该地区再度落入罗马天主教的掌控之中。作为接受保护免于莫斯科公国侵略的代价，1561年立窝尼亚领土的大部分开始处于波兰—立陶宛的统治下。 (12) 立窝尼亚联盟随着解散，立窝尼亚骑士团的骑士成了土地贵族，该地区接着以库尔兰和沙米加尼亚公国（Duchy of Courland and Zemgale）而闻名，效忠于波兰。虽然立窝尼亚的许多地区并入了国王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图斯（Sigismund II Augustus）统治下的天主教的波兰，该地区（在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称为因弗兰提省［Inflanty］）并非完全天主教化。该地区的许多居民设法保留他们新获得的路德宗教徒的身份，同时还保留他们古老的异教信仰。

在立陶宛的领土内，宗教改革的影响要小一些。新教确实设法在这儿扎根，它常常以新教的变体加尔文教的形式出现，16世纪中期在立陶宛的贵族中已经很流行。 (13) 然而，加尔文教在这儿很快传播开来，又很快衰退；1569年维尔纽斯主教邀请的耶稣会士来到这儿，天主教开始恢复自己原有的地位。 (14) 耶稣会士（Jesuit priests）在立陶宛到处建立传教点和学校，他们使人们皈依天主教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以下事实有助于他们的成功：起初皈依加尔文教（Calvinism）的立陶宛人并不是在深信不疑的情况下皈依的。虽然天主教信仰在立陶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第一批用立陶宛语写作的书籍的出版，从而还有立陶宛民族文学的开端，都要归因于新教的宗教改革。

八、俄国人、波兰人和瑞典人的竞争

立窝尼亚被瓜分后的几十年间，波罗的海地区仍然是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争夺的一个目标。1583-1600年间是一段相对和平的简短的时期，接着是剧烈冲突的时期。17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关系十分紧张的世纪，在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中达到高潮。波罗的海地区将成为天主教与新教两大教派的战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波兰和瑞典的王朝纽带使它们的面目有些混合，但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呈现为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在1600-1629年间达到顶峰。结果瑞典人成为战争的优胜者，于1629年最终征服大部分波罗的海地区（除了拉脱加尔南部地区和库尔兰和沙米加尼亚公国，波兰依然对它们拥有宗主权）。瑞典控制了波罗的海东岸那些最重要的城市——塔林、里加和纳尔瓦，从这个结果看，波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在退缩。对瑞典来说，波罗的海各地区是谷物和税收的一个来源；统治这些领土也使瑞典人控制了欧洲和俄国之间的贸易。

当然，立窝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和波兰—瑞典之争的主要牺牲品是波罗的海各族人民，他们不仅遭受在这个地区发生的激烈战斗的折磨，而且也遭受疾病（主要是瘟疫）和饥荒。爱沙尼亚的历史学家估计，在波兰—瑞典战争期间爱沙尼亚的人口从25万以上减少到只有10万人；某些地区蒙受的人口损失多达75％。 (15) 所损失的人口部分靠大范围的移民来补充，这些移民来自俄国（包括受迫害的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改革的反对派，17世纪末他们开始在佩普西湖的北岸和西岸定居 (16) ）、芬兰和其他邻近地区。

后来的时代中，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往往罗曼蒂克地把瑞典的统治看成黄金时代，即使这不是很确切，但至少这是夹在更长、更压制人的德意志人和俄国人的统治之间的一段改革的和相对自由的时期。这时期虽然未触动德意志人的种种特权，他们仍然构成现在我们所指的立夫兰（爱沙尼亚南部和拉脱维亚北部）和埃斯特兰公国（爱沙尼亚北部）的地主阶级的主要部分，但瑞典人控制了地方行政管理和议会（Landtage或diets或assemblies of notables），而且一些瑞典官员和将军也接受了土地。同时，分别从前立窝尼亚的统治者波兰人和在爱沙尼亚的俄罗斯人（Muscovites）所支持的罗马天主教和俄国东正教也在退却，因为路德教的信仰享受着瑞典君主们的保护。

国王查理十一（1672-1697）通常被看成是波罗的海地区瑞典统治者中最有改革头脑的人，甚至被看成是波罗的海地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像他那个时代的其他君主一样，他专注于在自己的王国内集中权力，这意味着抓紧对强大的波罗的海地区贵族的控制。一个相关的目标是在他控制的波罗的海地区改善征税系统，1681年他开始致力于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政策。结果，埃斯特兰的贵族交出了他们控制的1/3的土地，而他们在立夫兰的同伴则放弃了5/6的土地。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许多德意志贵族都获准保留他们自己的地产，甚至包括那些被认为属于国有的地产，因为瑞典王室的统治继续依赖他们的支持。这一政策是否真的大大改善了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处境，如有时所说的那样，是有争议的。但不管情况如何，德意志的男爵们保持了对瑞典王室的忠诚，继续在该地区对各方面的生活施加影响。

当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立夫兰和埃斯特兰在瑞典统治下发展时，库尔兰和沙米加尼亚公国（其农民大部分是拉脱维亚人），是处在波兰人的松散的控制下。不像波兰人统治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库尔兰和沙米加尼亚拥有信仰路德教的居民，他们曾经追随库尔兰的第一任大公哥特哈德·克特勒（Gotthard Kettler，1517-1587）的领导。从他治下开始，库尔兰的贵族对自己的地产和靠这些地产为生的农民曾真正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不像瑞典控制下的立夫兰和埃斯特兰的领土上的情况，在那儿许多农民受到王室的保护（王室名义上拥有许多地产），库尔兰的统治者从未考虑过着手任何改革以减轻那些农奴制最坏的方面。

经济上，虽然农奴制仍然是基础，但被波兰和瑞典的统治者分裂开来的波罗的海地区仍然有些多种多样。农民在庄园中劳动，生产农产品，然后用车把这些产品运到沿河道而建的商业中心的市场上。里加是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到17世纪中，它已成为瑞典王国中最大的城市，17世纪80年代人口可能达到了1万，他们中至少50％是拉脱维亚人。 (17) 谷物、木材制品和船舶补给品从波罗的海各地海滨运到里加，里加的商人则向这个地区提供从外面运来的各种制成品。随着1699年汉萨同盟的解散，波罗的海的商业比以往几个世纪更加开放，瑞典、丹麦和英国的船只竞相运载波罗的海的产品。

也是在瑞典统治时期，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开始发展成文学语言。这大半要归功于路德派教士们的努力，他们为影响自己教区的居民，需要使用当地居民自己的语言来传教。早在16世纪第一个25年，就有少数用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的书籍出版，大多是宗教性质的书。17世纪里，约有40本书，大都是讨论神学问题的小册子，用爱沙尼亚语出版；而这时期，特别是该世纪下半叶，可能有60本新书是用拉脱维亚语出版的。 (18)

格奥尔格·曼瑟琉斯（Georg Mancelius，1593-1654）是用拉脱维亚语出版书籍的最重要的先驱之一。他是一个路德派教士，也是德尔帕特大学（现在称塔尔图大学）的神学教授。他出生在立夫兰一个父母都说德语的家庭，但他认识到通过布道与拉脱维亚农民交流的能力的重要性，因而学习了他们的语言。曼瑟琉斯不仅出版自己的圣歌集，还出版了一本名为“Lettus ”（1638）的了拉脱维亚语一德语词典，此后一个多世纪中人们一直在使用这部词典。值得注意的还有厄恩斯特·格吕克（Ernst Glück，1651-1705）翻译的《新旧约全书》。尽管这些作家对拉脱维亚语文学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直到19世纪后期地方文化代代相传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口头传授，传授的内容包括各种民歌、民间故事和其他口头表达的材料。

直到这时，除少数例外，接受教育的人仍限制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还有瑞典、芬兰精英们的孩子。1632年在塔尔图（德语称德尔帕特）建立了第一所爱沙尼亚大学；它为这个地区培养未来需要的牧师、医生、教师和国家官员。基础教育开始于17世纪80年代，这时在爱沙尼亚建立了各个教区学校，由此向少数爱沙尼亚农民——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提供了通向知识的道路。大约在同时期，在立夫兰的维泽梅（Vidzeme）也开放了第一批堂区学校。然而，在几乎所有这些学校中，都是用德语授课，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俄国统治时期本质上没有变化。

九、北方战争

瑞典对立夫兰和埃斯特兰的统治的结束，是莫斯科公国重新成为该地区权力竞争者的直接结果。前面已提及，在立窝尼亚战争中莫斯科公国的势力扩张到波罗的海地区的首次尝试是灾难性的，它严重削弱了这个国家，使它易于蒙受北方和西方的邻居的掠夺性攻击。在大动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1598—1613）的动荡中，莫斯科公国几乎遭受了成为波兰的一个省份的命运。此后这个国家逐渐恢复过来，并建立起一个新的统治王朝——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该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

1672年，这个王朝生下了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Peter Alekseevich Romanov，1689—1725在位）。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喜欢战争游戏，梦想建设一支伟大的海军。1689年他被加冕为彼得一世，但在历史上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闻名。这位新沙皇的眼光凝视着波罗的海，这时的波罗的海仍然是瑞典的一个内湖。同时，彼得的终身敌手查理十二（Charles XII，1697—1718在位）15岁时登上了瑞典王位，并很快使自己赢得了天才的军事统帅的名声。很快，这两个军人国王卷进了一场控制波罗的海各地区的战争，通常称为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

波罗的海再次成了大破坏的场所，由于彼得采取焦土政策，饥荒和瘟疫造成人类生命灾难性的损失：在拉脱维亚的土地上多达40％的人口被夺去生命，在爱沙尼亚死去的人可能占当时总人口的60％或70％。 (19) 直到1721年才签订一份和平条约，规定俄国获得立夫兰、埃斯特兰和该地区的其他领土，随同归附的大约有30万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新臣民。随着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俄国正式成为一个帝国，其新获得的土地成了它的新的省份。

由于俄国沙皇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投降条件，所以尽管北方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统治阶级显得比以往更强大了。彼得一世把17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瑞典王室征用的土地归还给地主，同时确认路德教会的权利及把德语定为行政部门和法庭用语。16世纪时由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贵族组织起来的法人团体（Ritterschaften）保留了自己的特权，德意志人还控制着埃斯特兰和立夫兰的省议会（Landtage）。

后来俄国的沙皇和女沙皇们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护贵族特权，贵族们得以强化对波罗的海诸省的政治控制，同时德意志的商人们则控制了这些地方的城市经济生活。然而，俄国人统治这个地区的第一个世纪中，维护这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土地精英的特权，也意味着恢复这里许多农民的农奴身份，并支持这种做法。下一章里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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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普鲁士语和雅特温语，英语分别为：Old Prussian和Jatving。雅特温人曾是西波罗的海诸部落中的一支。——译者注

(2) 瓦伊纳河（Väina），即道加瓦（Daugava）河。——译者注

(3) 这些原始拉脱维亚部落的名字，也可以写成kurlanders、Zemgals、Latgals、Sels等。

(4) 见Endre Bojtár，Foreword to the Past：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altic People ，（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Press，1999），307-317.

(5) 维京人留里克（Rurik）是最早的罗斯国的创建者，其中心在基辅，时间在9世纪。他的后裔统治着波罗的海地区东部众多的罗斯人的诸侯国。

(6) 圣乔治之夜起义（The St. George's Day Uprising）通常被爱沙尼亚的历史家描绘成一次为了自由的战斗。

(7) 依地语（Yiddish ）：犹太人使用的国际通用语。以上维尔纽斯（Vilnius）的两个别称的英文分别为：Wiln。和Vilnao——译者注

(8)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原名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由于1380年在顿河流域的库里科沃一带大败金帐汗国的军队，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尊称为“顿斯科伊”，意为“顿河英雄”。——译者注

(9) 约盖拉拒绝了他母亲提出的他与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 Donskoi）的女儿的婚姻安排。人们只可能推测：如果与东正教的俄国的实行王朝结盟，立陶宛的未来将可能怎样。

(10) 一些历史家曾假设说，犹太人大概在10世纪后期基辅罗斯国家信奉东正教时来到立陶宛。按照这种理论，曾居住在罗斯各公国的犹太人随后被驱逐；许多人迁往那时属于立陶宛的城镇。见Masha Greenbaum，The Jews of Lithuania: A History of a Remarkable Community 1316-1945，Jerusalem：Gefen Books，1995，2-3。

(11) “犹太人的栅栏区制度”（Jewish Pale of Settlement）：俄国处理犹太人的制度，强迫其居住在规定的栅栏区内。1792年出现，1917年废除，因其四周多围以栅栏而得名，奠定了俄国犹太人的主要居住模式。——译者注

(12) 虽然立窝尼亚的大部分领土落入波兰—立陶宛手中，但库尔兰的部分地区和奥塞尔岛（Ösel，今天的萨列马岛［Saaremaa］）割让给了丹麦，而爱沙尼亚北部则处于信奉路德教的国家瑞典的控制下。

(13) 加尔文教的基础是法国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提出的神学理论。

(14) 耶稣会士（Jesuits）是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成员，耶稣会是一个致力于国外传教和教育的天主教教士和僧侣的团体。

(15) Rein Taagepera，Estonia：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24；Toivo U. Raun，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Stanford，Cal.：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28.

(16) “旧礼仪派”，英文为Old Believers，又译“老信徒派”。佩普西湖（Lake Peipsi），即楚德湖（Chudskoye）。——译者注

(17) Andrejs Plakans，The Latvians：A Short History ，（Stanford，Cal.：Hoover InstitutionPress，1995），52-53.

(18) Raun（1987），32；Plakans（1995）55-59.

(19) 北方战争紧随着1695—1697年间爱沙尼亚的一场饥荒而爆发，估计这场饥荒夺去了7万人的生命，占当时爱沙尼亚人口的20％。到战争末年，爱沙尼亚人口从约35万下降到10万。Taagepera（1993），26。

第三章　俄国人的统治（1721-1905）

上一章讨论了北方战争的一个后果，是俄国如何从瑞典手中得到了波罗的海地区的立夫兰（拉脱维亚北部和爱沙尼亚南部）和埃斯特兰（爱沙尼亚北部）这两个省。这些安排，后来通过《尼斯塔特条约》（Treaty of Nystad，1721）予以确认，使俄国有了一条波罗的海的每岸线，因而极大地改善了俄国在东北欧的战略地位。该地区构成当代波罗的海诸国的其他地方仍处在波兰的控制下，直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波兰三次被瓜分为止。奥地利和普鲁士得到了某些波兰的领土，但大部分被俄国吞并，包括东边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地区，还有库尔兰和拉脱加尔（一起构成当代拉脱维亚的南部）。

因为立夫兰和埃斯特兰处在俄国人统治下要早得多，而且其统治阶级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所以俄国人对这个地区与对立陶宛人领土的统治是有区别的。后者是1795年合并进来的，其持有土地的阶级是俄罗斯—波兰人。总的说来，俄国政府对波罗的海诸省（包括1775年获得的库尔兰）和对波兰—立陶宛诸省的政策是区别对待，一方面确认波罗的海诸省中忠诚的德意志精英阶层的各种特权，但另一方面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波兰诸省的精英，在波兰1830年起义以后特别如此。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政府都鼓励使用俄语，并更小心翼翼地使当地居民皈依东正教，企图把这些边界地区整合进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和法律的架构中。

地图3　俄国斯帝国的波罗的海诸省（约1850）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俄国化”政策极大地加速了，这是对包括波罗的海地区各省在内的帝国边缘地区的民族运动做出官方反应的一部分。然而，在这整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对俄国政府来说更重要的与其说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民族的“觉醒”，不如说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是否保持忠诚。我们将首先讨论这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

一、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俄国政府

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是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国家所构成的地区的统治阶级。如前所述，德意志人是作为商人（汉萨商人）和十字军战士（条顿骑士团）来到波罗的海地区的，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在这里定居，使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窝尼亚人、普鲁士人和其他部落屈从于自己。他们带来的制度非常像那时存在于西欧的制度——小部分土地所有者精英统治着交纳租税的农民大众的那种封建制度。但不像西欧的是，波罗的海地区的精英和农民是基于人种来划分的：德意志的贵族拥有大部分土地，德意志的教士构成了宗教方面的权威人士，而德意志的商人则控制着城市商业活动。土著居民，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保护着他们自己各自的文化，用自己的劳动支撑着这个说德语的精英阶层。这种划分在16世纪和17世纪里变得特别显著，因为土著农民这时已沦为农奴。

虽然中世纪德意志人的十字军是罗马天主教徒，但把马丁·路德的思想带进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并使许多土著农民加入新教的，也是德意志人。所以，在宗教问题上，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享有某些共同的东西。然而除了这一点，在几乎每一个方面他们的关系都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这表现为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对土著一般都怀着优越感，也通过他们拥有严厉地对待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名声而反映出来。这些非德意志人（Undeutsche）被禁止进入各种城市职业（urban professions）并面临着其他种种限制。

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是一个受到信任的甚至是得到赞赏的精英阶层，俄国的沙皇们允许他们拥有的自治程度很不一般。这些省份是帝国中最西方化的地区，其地方政府和法庭本身就被视为是俄国其他地区的模范，有助于彼得一世按照欧洲方式来推行改革的努力。18世纪彼得的改革力图创造一个更理性、更有效的俄罗斯政府，对此德意志人拥有必要的技术能力和政治才华。沙皇们不仅允许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管理波罗的海诸省的地方政府，还要他们在圣彼得堡服务，担任外交官员和行政官员，填补这个国家正在膨胀的官僚制度的各种职位，并常常取代这个政府此前所依赖的说德语的外国人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俄国军队的军官团（officer corps）中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特别多，这是因为他们熟悉西方的技术和作战状况，彼得一世十分器重他们接受的教育和经历。如在政府中的服务一样，他们也取代了俄军从17世纪以来所依赖的外国军官（包括出身于苏格兰、法国、德国、波兰和瑞典的人）。在18世纪30年代俄军的整个军官团中，可能有多达1/4的军官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俄国政府也需要德意志人的服务，以便实现其在欧洲的外交和经济发展目标。俄国驻不列颠大使几乎总是由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担任，因为德语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中欧的混合语（lingua franca），所以来自埃斯特兰和立夫兰（这两个地方被认为是处于俄罗斯—德意志人的统治下）的贵族，在促进俄国在欧洲的外交政策目标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服务对维护和发展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与西欧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是俄国与欧洲说德语地区之间有用的中介人，18世纪上半叶特别是这样。

作为对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贵族的忠诚的回报，从彼得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Aleksandr II，1855—1881在位）的每一位俄国沙皇都确认他们在俄罗斯帝国内的特权地位；只有亚历山大三世（Aleksandr III，1881—1894在位）及其儿子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894—1917在位）拒绝沿用这一传统。尽管这些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Baltische）忠心耿耿，还是有许多俄国统治者非常关心波罗的海诸省和一般而言的西部边界地区的反常的、模棱两可的地位。女沙皇安娜（Anna，1730—1740在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1740—1762在位）非常赞赏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允许他们在管理波罗的海地区的事务上有极大的自治权，但1762年德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继位，预告了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及其所统治的各省区地位的某些变化。

受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致力于使帝国的法律和政府达到高度统一、合乎理性和集中，同时保持她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基础。启蒙运动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是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注意力转向了帝国农民的困境，特别是相对落后的波罗的海地区。1764年她在埃斯特兰和立夫兰等省参观了一个月，这使她有机会熟悉地方的情况，特别是农民的情况，她希望改善他们的命运，把这作为帝国其他地区的一个模范。虽然在这方面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但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视察而发生的官方的讨论有助于为50年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奴的解放铺平道路。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注意力转向帝国各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功能，她颁布改革法令，重新把帝国以省（gubernii或provinces）和地区（uezdy或districts）组织起来。1795年最后一次瓜分波兰后，她的儿子保罗一世（Paul I，1796—1801在位）对此略加更改，包括今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区域被分成以下几个省来管理：埃斯特兰省、立夫兰省、库尔兰省（1801—1876年间合起来由一个总督管理，此后分开管理）、考纳斯省和维尔纽斯省（后两个省构成了现代立陶宛）。 (1)

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和她的继承人实行了俄罗斯化的措施，企图把这些新合并进来的地区整合进帝国的法律和政治架构中，但在埃斯特兰和立夫兰，俄国统治者实施这种政策时较为谨慎——这大半是出于对地方贵族统治制度的赞赏，也因为他们担心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可能对圣彼得堡形成某种有组织的抵制。尽管如此，叶卡捷琳娜致力于帝国的统一必然给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的特权带来某种损失。然而，在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一世统治时期，这种损失很快得到恢复，同时他要求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做出回报，即向俄国军队提供新兵。叶卡捷琳娜以后的俄国统治者一直赞赏和支持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维护他们的自治，直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俄罗斯化政策，他废除了贵族特权。

从中世纪到瑞典人的统治和俄国人的2个世纪的统治时期，除了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贵族对该地区的社会和文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前所述，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机构中最著名的是1632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建立的德尔帕特（Dorpat）大学。虽然在北方战争中它被关闭，但在沙皇亚历史山大一世统治时期（Aleksandr I，1801—1825）重新开放，一直以来它从德国吸引重要学者，是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大学之一。

从13世纪和14世纪以来，波罗的海地区的城镇中就存在中学，19世纪在俄国统治下中学有相当大的扩展。波罗的海地区的教育制度几乎纯粹是德意志人的：授课的语言是德语，由德意志的老师教育富有的德意志人的孩子和少数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虽然由于缺乏自己的教育资源，中央政府鼓励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在向各省年轻人提供基础教育的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但到19世纪中，一些俄国官员开始认识到教育制度中种种固有的危险，因为它表现出引诱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转向德意志文化而不是俄国文化的预兆。

尽管德意志人支配着波罗的海地区各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德意志人总是占波罗的海各省人口的1/10以下，到19世纪末大概还少于波罗的海地区总人口的6％。比如，在19世纪中，说德语的居民大约总共为125000人，而立夫兰、埃斯特兰和库尔兰的总人口有160万。直到19世纪中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市中占优势的同时，在该地区的农村德意志人居住在孤立的庄园里，周围是许许多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确实，许多地主是“不在地主”，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城市里。

正是这种安排，或许比任何其他理由都更有助于说明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贵族对俄罗斯政府的忠诚。圣彼得堡为这些德意志人少数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支持，使他们得以维持对波罗的海诸省的统治。虽然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一直在培育特色鲜明的德意志人（与简单的“非德意志人”形成对照）的种族身份，但他们按3个省份而划分开来，而且物质上和政治上都独立于他们精神上的故乡。所以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团体，不怀有各种“民族的”渴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捍卫他们的种种历史权利和特权（包括不必学习俄语的特权，虽然这些德意志贵族能够与他们的俄国同行用法语交流），但他们是沙皇的忠实仆人。同样，大部分俄国统治者都把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看成忠诚的、特别有用的臣民。1871年后这一点开始发生变化，这时中欧德国人的领土实现了统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新生的德国发展成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之一。随着欧洲心脏出现的这种发展态势，俄国当局怀疑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精英正在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引向德国文化圈，因而试图削弱他们的权力。

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

爱沙尼亚人是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北部占优势的种族。在18世纪初，经历过1695—1697年的饥荒和北方战争的灾难后，大约只有10万人生活在爱沙尼亚的土地上；然而，到1782年，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北部的人口达到将近50万，到1858年或许有75万之多，其中60％以上的爱沙尼亚人集中在立夫兰北部。 (2)

拉脱维亚族居住在立夫兰的南部、库尔兰（1795年合并）和拉脱加尔（1772年合并，后来并入维捷布斯克［Vitebsk］省）。18世纪初，居住在说拉脱维亚语地区的人口大概有46.5万人，到该世纪末增加到87.3万人。 (3) 西部各地的种族混合程度是最低的，只包括说拉脱维亚语的农民和德意志贵族。库尔兰的东南部种族混合居住的程度要大得多，构成这儿的居民的有拉脱维亚人、德意志人、波兰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

在13世纪德意志人入侵前，爱沙尼亚人就形成了自己的种族群体，拥有可以识别的语言，但与爱沙尼亚人相对单纯的情况相比，拉脱维亚人是什么时候成为“拉脱维亚人”的问题显得复杂。在第二章中曾谈及，现代拉脱维亚人的祖先是拉脱加尔人、库尔兰人、沙米加尼亚人、立窝尼亚人和瑟罗尼亚人。情况可能是这样：在13世纪入侵的德意志人的影响下，古老的政治精英，因而还有部落身份逐渐消亡，古老的部落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拉脱加尔人（因此成了“拉脱维亚”这个名字的来源）开始支配其他部落。也有可能是这样：未经邀请的外来侵略者的存在促进了这些从属的群体的统一，从而有助于他们以“拉脱维亚人”的面目出现。不论哪种情况，到1500年左右，各种古老群体的身份已经被淹没并演变成一种更广泛的（虽然不一定是很深厚的）拉脱维亚人的身份。像其北方的爱沙尼亚人一样，这些拉脱维亚人都是农民，仍然隶属于德意志精英阶层，他们通常视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其他它从属的居民为非德意志人（Undeutsche）；瑞典人的统治和俄国人的统治的整个时期都是这种情况。

随着北方战争的灾难及被俄国兼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的状况稳定下来，一个多世纪间其农奴身份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不管他们在瑞典人统治时期得到过什么权利，现在都失去了，因为农民们再次依附于庄园。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依然绝大多数都是德意志人，常常喜欢离开自己的地产来到城镇，他们不愿在庄园上过离群索居的生活。

到19世纪中叶，仅在爱沙尼亚各地就有1000个以上的庄园，但波罗的海地区的庄园虽然众多，却没有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庄园那么大。不像立陶宛，那儿的庄园拥有几千个，有时是上万个农民，在立夫兰和埃斯特兰，拥有200个或300个农民家庭以上的庄园相对稀罕。每个贵族持有的土地都分成两个耕种区：贵族的地产，是一个单独的、合并在一起的土地单位；“农民”的土地，是一块块散开的长条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持有这些土地，并定期重新进行分配。农民们在“农民”的土地上劳动，但必须向地主交纳各种税费；有时这些税费用现金支付，但通常的规定是提供劳役服务，在地主的地产上劳动。直到17世纪中，庄园的大部分收益来自谷物贸易；此后，特别是从18世纪第二个25年开始，他们日益致力于蒸馏烈性酒，向俄国出口。

在农民和农奴制的批判者看来，这是一种剥削制度，地主习惯于以此向农民榨取越来越多的劳动量，而农民不可能离开。确实，波罗的海地区贵族们控制下的农奴制，为了向西方出口越来越多的谷类产品而强化了。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农民在贵族地产上服劳役的义务增加，这些省份中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的骚动很可能是由此引起的。

三、农奴解放及其后果

波罗的海地区大部分农奴的解放，领先于俄国其他地区的农奴解放近半个世纪，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造这个地区的经济，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也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影响。农奴解放既不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农民努力的结果，虽然由于经济十分贫困确实偶尔有农民骚乱的发生；也不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主动承办的，他们几乎感觉不到变革的需要。当然，确实存在各种例外情况，也有诸如教士约翰·乔治·艾森·冯·施瓦岑贝格（Johann George Eisen von Schwarzenberg，1717—1779）这样的人，他们提出有必要废除农奴制，用一种有利于货币地租的制度来取代封建庄园经济。但更通常得多的情况是：德意志的地主们总是批评此类改革的努力，而不是予以实施。

解放农奴的过程不是出于德意志人的某种进取心，而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出自俄国政府对农民境况的关心，而且对圣彼得堡来说农民是增加税收的潜在来源。1764年她在访问埃斯特兰和立夫兰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主对待他们自己的农奴的“专制和残暴”感到震惊，于是敦促这些贵族进行改革，以免由帝国政府强迫他们实施变革。这位女皇指示立夫兰议会（landtag）通过决议，保证农民拥有动产的权利及提供其他保护性的措施，但几乎没产生什么结果。然而，叶卡捷琳娜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在统治这个国家（1801—1825）的初期是一个热心的改革家，更坚决地要求改善农民的处境，不仅指波罗的海诸省的农民，而且还包括整个帝国的农民。比较先进和有效率的波罗的海地区成为试验田，他期望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采取主动，提出改善农民境况的详细计划。

最终这位沙皇得出结论：当地的议会无法跟上形势，难以接受改革。这件事遂由帝国政府来处理，帝国政府为立夫兰起草了一个新的农民法，强制贵族们执行。虽然农奴制没有废除，但1804年的《立夫兰农民法》（Livland Peasant Law）使农民的持有地世袭。当然，这里的贵族们视之为蚕食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专有权利。该法律还规定创建农民司法机构，对地主们处置其领地上的农民生活（lives）的权利进行限制。但尽管俄罗斯帝国在其西部边缘地区改革农奴制的早期尝试有其重要性，《立夫兰农民法》从未充分实施过，直到10多年后波罗的海诸省农奴全部得到解放。

埃斯特兰的农奴得到解放是在1816年，这里的农民境况是波罗的海诸省中最坏的，库尔兰的农奴得到解放是1817年，立夫兰是1819年（拉脱加尔的农奴到1861年才获得解放）。解放农奴的法令的各项条款是由各地代表地方贵族的委员会制订的，以递增的方式来实施，以便把过渡时期的动荡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大概花了14年时间。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法庭；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土地，土地仍保留在地主手中。政治上农民仍处于德意志贵族的控制下，贵族保持着司法权和警察权，包括执行肉体惩罚的权力。

尽管地主保持了对农民的传统控制，但农奴解放意味着地主放弃了照管农民福利的传统义务。一些历史学家把农奴解放到1860年前后的几十年间看成一个延长农业危机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无地农民向贵族地主交纳田租（劳役租或尚不太流行的货币租），这些贵族地主在世界农产品价格波动起伏时力图维持他们高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认为这对向上的社会流动是必要的），从而深陷债务之中。许多地主继续依赖于蒸馏酒精，把这作为增加自己收入的最可靠的手段，80％以上的立夫兰的地产卷入了这种活动，但甚至酒精市场也不可靠。对农民来说，最坏的时期是1845—1846年冬天，这时坏收成导致饥荒，数千农民乞求让他们搬迁到俄国内地去。

虽然直到19世纪60年代，农民的自由活动仍有各种极大的限制，但解放意味着波罗的海地区更多的农民现在有了进入其他职业的自由。然而，大部分人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在德意志地主的庄园上劳动。这种局面到19世纪60年代有了一些变化，这是随着新的法律的制订而产生的，新的立法旨在推动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和促进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同时还迫使德意志贵族废除劳役地租及让农民有更多的土地可以使用。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货币地租开始取代劳役地租，获得乡村地产的农民日益增加。到1877年，在立夫兰农民拥有40％以上的农业用地；在农民相对贫困的埃斯特兰，该过程要缓慢得多。但这两种情况没有一种能解决农民问题，因为许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继续遭受无地（部分地也由人口膨胀所造成）和债务的折磨。数千人漂流到俄国内地，在那儿寻找土地或在工厂里工作。

农奴解放的另一个后果是姓氏的采用。直到那时，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通常只知道自己的教名（Christian names）和他们的庄园和父亲的名字。由于新的姓氏通常是由德意志地主给农民定下来的，所以许多被解放的农民接受的都是德语的或听起来好像是德语的名字，到20世纪初姓氏本土化后才不再这样做。

当然，农奴解放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乡村生活中开创了许多变化，但19世纪里引种马铃薯，虽然显得静悄悄，实际上是一件大事。库尔兰的农民在17世纪时就开始种植马铃薯，但迫使波罗的海其他地区的农民种植这种作物的努力失败了。只是到了19世纪初才有突破性的成就，在许多地方马铃薯很快成了最重要的农田作物。由于收益好，亚麻种植也在立陶宛、拉脱加尔和爱沙尼亚南部很流行。在所有的波罗的海地区的省份中，饲养奶牛和猪很平常。

四、宗教生活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生活像他们的德意志地主的生活一样，与路德教会密切相关，这除了控制波罗的海地区居民的精神生活，还向在农奴解放前几乎不存在任何教育的人们提供了许多东西。虔信派（Pietism） (4) 是发端于德国的一场运动，强调《圣经》研究和个人的宗教体验，也在18世纪20—40年代间侵入波罗的海地区，特别是在爱沙尼亚，但由于它基本上只是一场神学圈内的活动，所以从未真正威胁路德教信仰的支配地位。然而，游动的德国手艺人也把虔信派的分支摩拉维亚教（Moravianism）带进这个地区，从而带来了更加接近普通农民的虔信派的观念。摩拉维亚教强调谦卑、道德和平等，在农民自我意识日益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和教士未能控制住这场运动，但1743年到1764年间它被俄国政府所禁止。尽管如此，一股新的摩拉维亚教的浪潮又出现了，它重新强调公民权利，于19世纪初在爱沙尼亚各地传播。到1839年波罗的海地区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的成员超过6.6万人；然而路德教会设法根除这场运动，到19世纪60年代几乎达到了目的。

虽然俄国政府支持路德教的立场，但帝国的法律仍偏袒俄国东正教，要求波罗的海各省的混合婚姻的后代接受洗礼，作为东正教徒来抚养，同时不准路德教牧师劝诱沙皇的正教臣民改宗。政府对该地区宗教生活的影响1832年后有所强化，这时埃斯特兰和立夫兰的教会组织被置于普通宗教法院（General Consistory）的监督之下，该法院是为福音派路德教会（Evangelical-Lutheran Church）而建立的设在圣彼得堡的一个机构，然而路德教的教堂仍然处在该地区德意志贵族的影响下。

1836年在里加设立了东正教的主教区，但直到19世纪后期俄国政府几乎未作什么努力来鼓励波罗的海地区的居民皈依俄国东正教，其所关心的主要是满足波罗的海诸省现存的各个小小的东正教共同体的需要。尽管俄国政府一般都不愿意劝诱波罗的海诸省的居民改宗为东正教徒，但1841年形势出现变化，这时几千农民突然要求东正教会接受他们入教。许多农民由于蒙受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减产和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错误地相信只要他们表达采用君主信奉的宗教的愿望，沙皇就会把比较温暖的俄罗斯南方的土地赐予他们。出于尊重波罗的海诸省自古以来享有的权利和特权，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不愿接受更多的请愿书；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出结论说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皈依东正教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这是基于宗教确信，而不是基于可以预见的物质报酬，后者是俄国政府原先从未允诺过的。

1845—1848年间，在立夫兰至少有7.5万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改宗，尽管政府反复断言：不用任何物质利益来奖励改宗。到该世纪40年代末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吸取教训，很快失去皈依东正教的热情。东正教教徒皈依另一种信仰是非法的问题，虽然仍然存在，但1865年颁布的一个秘密法令部分地并逐渐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该法令提高了混合婚姻所生的孩子作为东正教教徒来抚育的条件。至于想要重新改宗的成年人，他们只能希望沙皇当局会故意视而不见，19世纪70年代数千人再次拥抱路德教就是这样实现的。因为这种竞争，还有各种世俗思潮的兴起，波罗的海地区的路德教会本来应该更多地关注于满足其成员的精神和物质的种种需要，但直到20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精英继续支配着这个教会，绝大多数教士依然是德意志人。

五、民族觉醒的根源

俄国人统治的最初100年，见证了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发展，这种进展虽然沉重缓慢但其意义重大。在最初的几年里，很少有拉脱维亚语的书出版；然而从1722年到1835年，拉脱维亚每10年平均出版近10本新书。 (5) 爱沙尼亚语的出版物相对发展较慢，18世纪下半叶平均每年出版3.2本书，19世纪30年代上升到每年出版13本以上。 (6) 宗教书籍继续占优势，但18世纪末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文学中对世俗题材的兴趣变得明显起来。直到19世纪，用本地语言出版的书大部分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写的，他们曾学习过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那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传统上虽然曾怀着某种优越感对待在他们庄园上劳动的农民，但到18世纪后期，这种心态渐渐消失，转而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文化感到好奇。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欧洲民族认同的发展中一种普遍性思潮的一部分。后期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对农民的态度、表达方式和传统的观察产生了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种种线索。同时，对农民的研究还推动了对欧洲各民族各自特有的民族特点的构建，尽管这里有人为的成分。

在德国的领土内，知识分子强调人民（Volk），强调他们的口头传说、寓言、歌曲的传统，把它们看成理解德国文化精髓的关键。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也开始“发现”当地的农民，把他们确认为拥有他们自己的种种特征和传统的人民（Volk）。对波罗的海地区农民采取这种科学态度的最有名的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他在波罗的海地区住过一段时间，18世纪60年代后期在里加教过书。赫德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语言和民间故事感兴趣，在1787年出版的《人民用歌曲表达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 ）里就收录了几首爱沙尼亚的民谣。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戈特哈德·斯滕德尔（Gotthard Stender，1714—1796）开始出版他为拉脱维亚农民写的童话。

19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讨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语言的学术著作也随之出版。1824年，立夫兰和库尔兰的14个路德派牧师建立了拉脱维亚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Latvians），其目的之一是研究拉脱维亚语言和民间传说。接着是1838年建立的爱沙尼亚学术协会（Estonian Learned Society），其成员同样都是对研究爱沙尼亚民间传说感兴趣的人。

其间，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在用本土语言出版报纸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拉脱维亚语的周报《拉脱维亚报》（Latviešu avīzes）在立夫兰的农奴获得解放后开始出版，时在19世纪20年代。虽然该报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出版的，但拉脱维亚人为其写文章。大约在同时，《乡下人周报》（Marahwa Näddala-Leht）出现在爱沙尼亚。确实，直到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人几乎垄断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语的新闻业。大部分德意志知识分子相信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最终将被德意志文化所同化。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引起了圣彼得堡当局的关注。

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出版物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具有读写能力的农民的兴起。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在库尔兰可能有多达1/3的农民能够阅读，此时立夫兰的大部分拉脱维亚青年是有文化的人。 (7) 爱沙尼亚的农民相对落后，虽然生活在立夫兰北部的人比在埃斯特兰的爱沙尼亚人的进步要快得多。尽管如此，到该世纪中期所有10岁以上的爱沙尼亚人中能读写的人已接近90％。 (8) 所以，在19世纪农奴解放后的几十年间，随着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知识阶层的出现，一个意义重大的有阅读能力的公众群体的出现，及拉脱维亚语和爱沙尼亚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发展，这些都为波罗的海地区诸民族的“民族觉醒”提供了前提。

在民族发展的大部分领域，立陶宛人落在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后面。立陶宛人的居住区被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分割开来，分属边界两边的国家。但在400多年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的过程中，立陶宛的精英大部被波兰的文化所同化。这一事实对立陶宛的民族意识发展更有害得多。虽然某种独立的立陶宛文学语言是存在的，16世纪路德教牧师就开始出版宗教文学读物了，但直到1861年俄国农奴解放及波兰和立陶宛的起义过去两年后，立陶宛的民族思想仍然淹没在波兰的民族思想中。

六、拉脱维亚的觉醒

波罗的海诸民族的民族“觉醒”必须从19世纪整个欧洲民族意识兴起的大背景来审视。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诞生地法国，该现象受到了1789年大革命的激发。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开始把法兰西看成一个拥有某种特殊命运的民族。紧随着拿破仑试图把欧洲从君主和贵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欧洲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开始考察并界定他们自己的民族共同体。一般而言，这些“想象的共同体”——欧洲各个新的民族国家——是在共同的祖先及共享的语言，一整套习俗、神话、宗教和领土的成员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9)

在西欧，19世纪的民族觉醒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样，到19世纪60年代，各种各样的意大利人的国家统一成现代意大利，同时大部分说德语的地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成现代德国。在中欧和东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问题更多一些，因为这些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居民是奥地利、奥斯曼（Ottoman）和俄罗斯帝国的臣民。对19世纪中的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来说，他们不存在德国、荷兰或希腊所碰到过的问题，即不存在把他们的各个省份重新组合成一个分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作为沙皇的臣民，他们的身份似乎是不变的，在大帝国的时代这完全是自然的事情。激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产生民族意识的，不是某种独立的愿望，而是觉察到自己继续从属于异族的德意志贵族是不公平的。

在拉脱维亚，如在波罗的海诸省其他地方一样，各种抱怨都是文化上的和经济上的。晚至19世纪中期，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仍然支配着拉脱维亚语的新闻业。然而，在农奴解放后几十年间，拉脱维亚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使拉脱维亚人有可能控制他们自己语言的使用。结果是到19世纪60年代末，拉脱维亚语的文本作者有一半以上是说拉脱维亚语的土著，这些文本的大部分都是小说和诗歌。然而，《圣彼得堡报》（Pēterburgas avīzes）这份周报的发行人想得更多的常常是政治事务，该报是1862年创办的。拉脱维亚的作家使用这份报刊嘲笑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自负，嘲笑他们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但三年后，这家报纸受到指控，说它煽动暴乱而被关闭。

如同许多其他处于胚胎期的民族，拉脱维亚的民族意识是通过意识到不公正而形成的，这种意识特别集中在不平等的土地持有制度，及德意志人把拉脱维亚人看成乡下人、下层阶级等问题上。不像中欧的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各地的民族运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不是独立或甚至自治，而是承认拉脱维亚民族的尊严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拉脱维亚人希望得到承认，承认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的民族；他们希望告诉世人，他们所居住的省份存在着一种反映大多数人生活的文化和经济。

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个“民族”所面对的是其领土的不统一：说拉脱维亚语的人居住在立夫兰省、库尔兰省和维捷布斯克（Vitebsk，包括拉脱加尔，作为俄国的一个省来管理）省，他们都倾向于根据地方的条件来思考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向上流动的拉脱维亚人倾向于被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德意志的或俄国的文化所同化。所以对拉脱维亚的知识分子来说，克服这些困难的关键是培育这样一种观念：所有的拉脱维亚人都是一个民族（tauta in Latvian），他们共有一种集体的身份，有共享的历史体验和共同的命运。其实现，需要教育拉脱维亚农民，及把拉脱维亚的语言从一种农民的口语发展成一种与其他文学语言同等的文化的语言。

对诸如像经济学家和《圣彼得堡报》（Pēterburgas avīzes）的编辑克里斯雅尼斯·瓦尔德马思（Krišjānis Valdemārs，1825—1891）这样的拉脱维亚的激进主义者来说，这还意味着更接近政治上强有力的俄国政府。许多拉脱维亚知识分子领导人仍然忠实于这个政府，同时日益离开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后者是他们愤恨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常常怨恨德意志人，但德意志人并非总是被看成坏心肠的人。拉脱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承认有许多怀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德意志人，这些德意志人同情波罗的海各族人民的觉醒。尽管如此，反德意志人的情绪是大部分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典型特点，而且大部分拉脱维亚人明白他们作为俄罗斯帝国臣民的地位是永久性的。

19世纪下半叶，拉脱维亚出现了许多组织，这些组织向沙皇当局保证说其目标和特征是非政治性的。这些组织中最大、最富有的是里加拉脱维亚协会（Rīga Latvian Association，简称RLA），表面上是作为一个帮助灾民的救济组织而于1868年成立的。事实上，这个组织积极参与文化发展事业，甚至有它自己的报纸《波罗的海使者》（Baltijas vēstnesis），积极提倡拉脱维亚人的事业和思想。拉脱维亚人还建立了众多的农业的和自助的协会。到1887年，各种各样的拉脱维亚人的组织早已超过200个。虽然妇女的生活仍集中于家内，通常很少卷入与民族觉醒有关的重要活动，但仍有一些让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比如，1818年建立的里加妇女协会（Rīga Association of Women），目的是向穷人提供帮助。50年后，里加拉脱维亚慈善协会（Rīga Latvian Charity Association）建立，妇女们在其领导和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俄罗斯化时期（将在下面讨论）这种觉醒都在进行，拉脱维亚学者的眼光转往农村，希望以此来界定“拉脱维亚”（Latvianness）的共同特性。受瓦尔德马思（Valdemārs）青睐的弗里西斯·布里弗泽姆涅克斯（Fricis Brīvzemnieks，1846—1907）是一个督学，他认为某种程度的俄罗斯化是抗衡德意志文化影响的一种必要措施。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本着大家都通晓民间传说将会增加拉脱维亚人民的民族归属感的信念，收集拉脱维亚的民间传说。雅尼斯·齐姆泽（Jānis Cimze，1814—1881）是一个作曲家和音乐教师，他组织人们系统地收集拉脱维亚的民间音乐，为该项活动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为安德烈斯·尤雁斯（Andrejs Jurjāns，1856—1922）所继承，20世纪初在拉脱维亚民间音乐的研究中后者成为最重要的人物。还有克里什亚尼斯·巴隆斯（Krišjānis Barons，1835—1923），他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据称他曾收集了约3500万首民歌（dainas）——传统的拉脱维亚四行体民歌，大约有20万种变调（variations）。

也是在这段时期，安德烈斯·普姆普尔（Andrejs Pumpurs，1841—1902），出版了《猎熊者》（Lāčplēsis 或The Bear-Slayer ），很快被公认为经典。该史诗自如地化用了拉脱维亚异教时代的一个传说，讲述一个英雄战胜一个个保卫羊皮古卷的怪物的故事（经过普姆普尔的重写，这些怪物就好像是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羊皮古卷里含有拉脱维亚人的智慧。1888年该诗的出版有助于形成关于历史上拉脱维亚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对那时的读者来说也是当代的）斗争的民族意识，影响着后来那些继续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斗争的作家和政治家。

从该世纪中期以来尽管立夫兰南部和库尔兰的拉脱维亚人经历了一次民族觉醒，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拉脱加尔人大都不知道上述知识分子的活动和流行的思潮，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徒，生活在俄国的维捷布斯克省。俄国曾把拉脱加尔作为俄罗斯的一个省而不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个省来统治，拉脱加尔人的历史偏离了他们西面的同胞们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农奴的解放晚了40年（1861），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在后面，拉脱加尔的精英倾向于成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而不是成为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因为这种孤立性，也因为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省的种族上的多样性，拉脱加尔人中的民族特性也没有立夫兰和库尔兰地区的拉脱维亚人那样发达。直到20世纪，他们与西部拉脱维亚人的文化联系仍然非常小，只是在1905年的革命动乱中，拉脱加尔人才被带进初生的拉脱维亚“民族”的围场中来。

七、爱沙尼亚的觉醒

爱沙尼亚的民族觉醒大体上与他们的邻居拉脱维亚的同时发生，都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相对自由的统治时期相吻合。如拉脱维亚人一样，爱沙尼亚那些指导创建爱沙尼亚民族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一边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和另一边是俄国人之间踩出一条道路，前者在经济上、文化上占支配地位而后者拥有政治权力。

第一代爱沙尼亚知识分子中的两个领军人物，是内科医师罗伯特·菲尔曼（Robert Faehlmann，1808—1850）和弗里德里希·赖因霍尔德·克罗伊茨瓦尔德（Friedrich Reinhold Kreutzwald，1803—1882），这两个人都是德国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即他们是德意志化的爱沙尼亚知识分子），都对爱沙尼亚民族意识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克罗伊茨瓦尔德是爱沙尼亚民族史诗《卡列维之子》（Kalevioeg 或Son of Kalev ）的编者，对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有特别深远的影响。《卡列维之子》出版于1857—1861年间，它向人们允诺：这位神话中的英雄，古代爱沙尼亚的统治者，将有一天回来把大家引入一个幸福的时代。该故事反映了克罗伊茨瓦尔德的信念：爱沙尼亚人能够克服自己社会经济的不利条件，他们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并维持爱沙尼亚民族的完整。另一方面，菲尔曼认为爱沙尼亚人不太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他坚持说他们更可能被德意志文化所同化。 (10) 他论证说，这种命运比俄罗斯化的命运要好，俄罗斯化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将更加困难，此外，俄罗斯化还会终止他们的进步。

在尼古拉一世强制性的政治统治下，这些知识分子对爱沙尼亚人所居住的那些省份的民族生活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确实，只是在几十年后《卡列维之子》才拥有广泛的读者。对爱沙尼亚人来说，这种局面发生变化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于在这个民族主义的世纪里，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政府害怕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可能谋求使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民德意志化，开始更多地关注波罗的海地区的发展问题。这种关注与爱沙尼亚人的利益存在某种巧合，因为爱沙尼亚人为反对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既有权力，正在寻求沙皇政府的帮助。1864—1869年间，爱沙尼亚农民的各个代表团出现在圣彼得堡，恳求政府把俄国的改革扩展到波罗的海地区，他们明显地把这作为一种手段，以求减轻他们所意识到的德意人的经济、行政和文化统治造成的有害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曾指出，爱沙尼亚农民有着类似于俄罗斯农民的脾性，他们期待“好沙皇”把他们从坏贵族那里拯救出来。 (11) 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民来说，这确实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先前各个时期波罗的海地区改革的动力都来自圣彼得堡。所以，事情似乎是这样：19世纪60年代向沙皇请愿的爱沙尼亚农民在行政管理上谋求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包括引入俄国的司法改革和建立地方政府机构（zemstva）。他们又说，他们也欢迎在爱沙尼亚的学校中把俄语作为重要的外语，取代德语的位置。自然，其后果不仅是缩小德意志文化对爱沙尼亚学生的影响，也向他们提供了在帝国中提升职务的机会。

诸如卡尔·罗伯特·雅各布森（Carl Robert Jakobson，1841—1882）和约翰·科勒（Johann Köler，1826—1899）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持有这些农民请愿者的亲俄见解（与菲尔曼的亲德意志倾向相对照）。作为爱沙尼亚社会的领导，他们甚至牵头组织了一个代表团，于1881年向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备忘录，要求进行有利于俄罗斯化的土地、法律和教育改革。在雅各布森这样的教师和作家看来，只有俄国沙皇的仁爱才能打碎德意志人对爱沙尼亚人的控制。同样，圣彼得堡美术学院（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Fine Arts）教授科勒也把沙皇政府看成爱沙尼亚民族生活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冒出来的其他爱沙尼亚知识分子质疑这种倒向政治权力的倾向，更乐于接受德意志共同体的领导，如罗伯特·菲尔曼在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约翰内斯·扬森（Johannes Jannsen，1819—1890）是一个教师、新闻记者和爱沙尼亚语报纸《派尔努信使》（Perno Postimees，1857—1864）和《爱沙尼亚信使》（Eesti Postimees，1864—1880）的编辑，他认为爱沙尼亚人应该继续在现行制度内工作，因为爱沙尼亚人还不足以发展成一个民族，不足以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任何重要的首创精神。 (12) 雅各布·胡特（Jakob Hurt，1839—1907）也一样，他是一个神学家和民歌收集者，或许还是爱沙尼亚民族觉醒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敦促人们在爱沙尼亚人和德意志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解关系，使前者接受后者的政治领导。虽然胡特相信俄国政府的善意无可厚非，但他看到这个地区文化上俄国化的前景几乎不存在。他坚持说，爱沙尼亚人应该集中在自己的精神和文化使命上，让大国去追求政治和军事的伟大。

还有其他一些人，如莉迪亚·科伊杜娜（Lydia Koidula，1843—1886），她是扬森的女儿，既拒绝亲德意志人又拒绝亲俄国人的观点，她害怕的是与这个或那个结盟只能导致爱沙尼亚失去民族独立的资格。她提出，爱沙尼亚必须把眼光转向芬兰，芬兰是民族发展的一个榜样，它使自己离开日益增长的俄—德对抗。然而，所有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亲俄的、亲德的或对这两个统治民族都不相信的，都认为在教育中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爱沙尼亚语，爱沙尼亚语至少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利，与作为政府部门用语的俄语一样。

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最深远的表现，是全国歌唱节（Song festivals）的传统。第一次歌唱节是1869年6月1—20日在塔尔图举行的，有来自爱沙尼亚不同地区的1000个音乐家和歌唱家参加，其他参与者有2万人。如同4年后举行第一次歌唱节的拉脱维亚一样，这一事件象征着这个民族的再度觉醒和团结。歌唱节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波罗的海人于1987—1991年间为摆脱苏联统治获得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爱沙尼亚人受教育的机会不曾有极大的增加，19世纪后期爱沙尼亚的民族觉醒就不可能发生，在埃斯特兰特别是这样，因为它的发展长期以来落在立夫兰北部后面。此外，随着出版社和期刊新闻业的成长，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受过教育的爱沙尼亚人已经可以读到更多用爱沙尼亚语写的文章。

尽管有这种进步，爱沙尼亚公民生活的组织落后于较为发达的拉脱维亚，部分原因是城市化和现代化来到这个地区稍晚一些。晚至1881年，90％以上的爱沙尼亚人仍居住在农村，任由城市里的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管理着爱沙尼亚的大部分文化和社会生活。虽然爱沙尼亚人确实组织了歌唱节及属于他们自己的各种地方协会和俱乐部，但德意志文化的影响仍然强大，甚至在世纪之交时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还倾向于用德语进行相互间的交流。爱沙尼亚市民社会的发展只是在1917年革命前的20年间才真正达到繁荣。在这段时间里，爱沙尼亚的城市进入了俄罗斯帝国最现代化和最城市化的城市行列，而爱沙尼亚人本身也变得更习惯于城市生活，更富有。然而，即使有了这种发展，爱沙尼亚人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殖民地的民族，处在一批外国精英的监护下。

八、俄罗斯化

俄罗斯化是圣彼得堡试图进一步集中中央权力并促进俄国政府现代化的手段，所以尽管俄罗斯化有不可否认的沙文主义的成分，但该政策还是得到了较好的评价。然而，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俄罗斯化的种种政策不仅没有减弱日益增长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是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觉醒。

波罗的海诸省曾从属于一种相对温和的俄罗斯化形式，大半是行政上的，这从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就已开始；到亚历山大二世治下期间的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各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向该地区延伸。亚历山大三世实施了一个规模更加广泛的俄罗斯化浪潮，在这个欧洲民族情绪到处上升的时代，亚历山大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虽然波罗的海诸省肯定是该项政策的目标，但其在这儿的影响却不像在波兰（包括立陶宛诸省）那么大，后者的居民在圣彼得堡看来特别具有煽动性，特别是在1830—1831年和1863—1864年起义以后。

1865年在波罗的海地区开始实施一种新的政策，目的是把这里的各个省整合进俄罗斯帝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架构中来，这时正处在“伟大改革”（Great Reform）的顶峰。最重要的是1867年的命令，要求波罗的海诸省的官方文件用俄语书写。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侵蚀了德意志大地主的某些权利，在土地改革的事务上现在他们被迫采取合作态度，放弃对农民使用体罚手段。这样，许多普通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欢迎在波罗的海地区采用俄国的行政规则。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化的确是受到邀请而进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如前所述，19世纪60年代爱沙尼亚的农民恳求沙皇把俄罗斯的改革往波罗的海地区延伸，这大半是为了抑制德意志人的影响。同样，1882年里加拉脱维亚协会鼓励农民向在里加的沙皇官员陈述自己的冤情，来自拉脱维亚农民的成千上万份陈情书寄往这个省的省会。一些人要求以俄罗斯的方式改革司法制度和地方政府；他们还要求把三个波罗的海省（埃斯特兰、立夫兰和库尔兰）在行政上重组成两个省，这样可以承认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这两种主要居民的优势地位。请愿者还要求乡村学校把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权利。

1881年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接替了他的位置，斯拉夫派知识分子对圣彼得堡官员的影响增强了。 (13) 同时，1885年为波罗的海诸省任命了新的总督，这些总督与其前任的区别是极大地改变了亲德意志人的态度，这似乎预示着要更彻底地把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不像此前试图使这个地区俄罗斯化的做法，那时大都专注于行政的集中和现代化，现在沙皇政府日益关注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德意志化，其野心包括争取这些民族，让他们站到俄国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一边。

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化计划的强化集中在俄罗斯文化上，特别是集中在地方行政管理和学校教学中使用俄语的问题上。1885年埃斯特兰、立夫兰和库尔兰的所有小学都纳入设在圣彼得堡的教育部的控制下，从而削弱了德意志贵族和路德教会的权力。两年后，规定俄语为教学语言，只有小学中的低年级除外。德尔帕特大学是德意志人办的大学，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曾把使用俄语作为一项必具的能力，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俄语成了授课语言，大学也改用俄国的名字，叫尤雷夫（Iur'ev）大学。说俄语的学生很快流入这所大学，这反而促使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去德国的大学求学。

俄语也被定为波罗的海地区各政府部门与设在圣彼得堡的上一级部门之间的交流用语。到1889年，语言上的俄罗斯化延伸到波罗的海各市政府，这些市政府中终于有少数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获得了参与管理的权利。然而，骑士（Ritterschaften）和各省的议会（Landtage），还有农民的共同体组织，仍免于语言上的俄罗斯化。这些改革从未触及波罗的海地区各省的行政部门，意味着这种俄罗斯化既不系统也不彻底。

俄罗斯化政策也影响了波罗的海诸省的司法制度。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把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转变成欧洲最自由的法律制度之一；与之相对照，波罗的海诸省原有的司法制度现在看起来过时了。1889年，随着俄国司法制度的引入，波罗的海的法庭开始隶属于圣彼得堡的法庭。俄语成为波罗的海地区法院的用语——所产生的交流问题无疑使法律实施成为一项困难的任务，但陪审团制度没有引入，因为说俄语的人仍然太少，无法为陪审团提供相关的人员。政府考虑了把地方政府（zemstvo）机构（地方自治政府）引入波罗的海诸省的问题，显然是要削弱德意志人的权力，但在这方面从未全力以赴地贯彻过。

在西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乌克兰和波兰地区，官方对俄国东正教的支持日益加强，也在19世纪80—90年代的俄罗斯化政策中发挥了作用。俄国政府采用新的宗教规章，试图在波罗的海地区创造各种条件，以便在削弱路德教会的同时更有利于将来东正教的传播。1885年后，没有来自圣彼得堡的圣议会（Holy Synod）的允许，不准建立新教教堂，在混合婚姻中，要求路德教徒的一方皈依东正教。在撤销较早的一份法令时，规定他们的孩子要作为东正教徒来抚养。违抗俄罗斯帝国宗教法规的路德派牧师，比如为混合婚姻生下的孩子洗礼，使其成为路德教徒，要遭受惩罚。结果，在立夫兰几乎每一个路德教牧师都卷入了犯罪的诉讼程序。在这段时期中，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或可能是出于憎恨路德教的牧师，东正教会设法吸引了几千个路德教徒改宗，皈依自己。然而沙皇统治下的任何时期，东正教的信徒都未超过这些省份总人口的10％。

尽管有俄罗斯化的新文化的冲击，但沙皇政府是否真有一个认真的计划，要把拉脱维亚人或爱沙尼亚人转变成俄罗斯人，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德意志化正在威胁俄国对这个易受攻击的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在1871年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情况下，俄国政府确实希望减小这种威胁。近年来学者们曾小心翼翼地指出，在波罗的海地区（如同其他地区一样）的俄罗斯化政策被夸大了，俄国并没有认真实行这些政策，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政府已经失去俄罗斯化的决心。 (14) 1895年后俄国政府只是在教育方面才继续追求俄罗斯化政策，尽管10年后它就做出让步，允许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小学中使用地方语言。

看来很清楚，俄国政府特别关心的，是生气勃勃的德国对俄罗斯帝国最西部诸省的文化吸引力，而不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的民族觉醒。然而圣彼得堡的官员们感到失望的是，波罗的海各民族更关心自己民族的文化，而不是被俄罗斯文化所吸引。不管政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到19世纪80年代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的发展程度已经相当高，不可能再被任何其他性质的文化所同化；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政府使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化的热情已经衰退。

自相矛盾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对波罗的海各民族的影响，更强化了他们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或“立陶宛人”的身份感。虽然向上流动的拉脱维亚人早就懂得向德国人学习的必要性，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俄罗斯化的到来是学习俄国人，但他们归属于拉脱维亚民族的意识没有减少。波罗的海诸民族觉醒后，开始抵制德意志和俄国统治者的文化同化力。对这一代人来说，社会地位的上升不再需要失去他们的土著的民族性，因为到世纪之交时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力已经极大地减少了。现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知识分子相互间日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虽然沙皇政府企图把俄罗斯文化强加给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但当地的知识分子阶层已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

九、波兰—立陶宛

在1772、1793和1795年波兰被瓜分时，立陶宛的大部分被俄国所获得（其余的置于普鲁士的控制下）。立陶宛的发展有些不同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省。由于立陶宛被分成几个省（gubernii），立陶宛人从未经受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在19世纪初尝试过的那种实验。俄罗斯政府授予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各种特权，还让其所属的各个省在帝国内享有自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被帝国兼并的波兰各地区的精英没有自治权或相当的权利和特权。然而，像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一样，立陶宛的精英远离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的农民的文化生活。确实，受教育的阶层中大部分人甚至不会说立陶宛语，立陶宛语几乎是农民的专有语言。如同200多年前的情况一样，立陶宛的上层阶级生活在波兰人的文化世界里，其中心就是1803年重建的维尔纽斯大学。

波兰—立陶宛领土上的贵族阶级大概有几十万（hundreds of thousands），比已得到确认的俄罗斯本土上约15万俄国贵族要多得多，尽管俄罗斯的居民总数明显比波兰—立陶宛人多许多倍。然而不像他们的俄罗斯同行，许多立陶宛贵族事实上是贫困的、无地产的。在帝国里他们的机会受到相当大的限制：立陶宛的贵族可以到沙皇的军队中服役，这反过来又是在行政事务中获得一个职位的先决条件。然而在立陶宛，比较重要的职位总是任命俄罗斯的官员来担任。

同时，随着国家被瓜分和俄国的占领，拥有地产的立陶宛贵族（立陶宛的地产一般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地产大得多）经受过成千上万立陶宛农民迁往外地的打击。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圣彼得堡的政策的一个后果：要求贵族征募农民加入俄国军队。邻近的华沙大公国（Grand Duchy of Warsaw，不置于俄罗斯控制下的波兰领土），这个1807年由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804—1815在位）创建的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也吸引了很多逃亡的立陶宛人。

1812年春天，拿破仑不满足于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征服，还企图征服俄国，而在此前他根据协议已经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共享了5年的和平。要进攻俄国，需要把华沙大公国当成一块跳板。在立陶宛法国占领军虽然口中说着自由，事实上把这个地区看成被征服的领土，他们夺取粮食供应，并企图为拿破仑的大军（Grand Army）征募新兵。在俄国的冬季进攻开始前，拿破仑未能实现军事目标，其军队在撤退过程中迅速瓦解。成千上万的士兵掠过立陶宛的土地，到处纵火，带来饥荒和时疫。这些士兵中约有4万人葬身在维尔纽斯。拿破仑战争及俄国人的重新占领所导致的人口损失的程度，可从1817年的人口普查中看出来。普查结果表明：1811年以来立陶宛损失了1/3的人口。

法国人撤退后，俄国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波兰—立陶宛的领土被重新并入帝国。虽然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士兵的口号“自由、博爱、平等”在许多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中流行开来，但俄国政府并没有革命的兴致。尽管如此，作为对波兰臣民的一个让步，181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波兰王国（Kingdom of Poland），他自己做王国的君主。波兰王国拥有欧洲最自由的宪法和一院制议会，是作为俄国将来改革的模式来运作的。然而，该王国（常被称为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Poland］）不是波兰—立陶宛的恢复，因为它集中在华沙周围地区，只包括其领土和居民的一小部分。当波兰国家的复活向某些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提供未来的希望时，大部分人决不接受与俄国结盟或对波兰主权的任何限制。

1830年11月底波兰人策划了一场注定要受惩罚的反对俄国人的起义，到次年3月，骚乱已经传到立陶宛。在帝国军队的镇压下起义失败，波兰宪法被废除，维尔纽斯大学被关闭，整个地区被更紧密地与俄国本土联合在一起。在立陶宛，大部分属于天主教会和贵族的地产被没收，随后转让给俄国地主。同时，由于沙皇尼古拉一世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到俄罗斯帝国的各个部门手中，他的政府实施的波兰政策着眼于压制波兰人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结果是1863年发生了另一次波兰起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要恢复以1772年的边界为基础的波兰—立陶宛国家。起义的失败进一步导致了俄国的镇压和俄罗斯化的措施。但尽管俄国试图进行土地改革，以便赢得波兰（和立陶宛）农民的忠诚，波兰的各个阶层却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应付共同的敌人。

总的说来，在波兰—立陶宛俄罗斯化比在北部的波罗的海诸省的俄罗斯化更为严厉。1863年起义后，波兰和立陶宛所有省份内的天主教修道院和教堂都被沙皇官员视为叛逆活动的温床而被暂时关闭，俄语成为所有省（guberniia）和县（uezd）的政府机关的官方用语。此后，法庭的诉讼程序就用俄语进行（虽然可以用波兰语作证）。到19世纪80年代，在波兰和立陶宛的小学中俄语成为必修课。

立陶宛人虽然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中获得了自由，但对结果感到失望，也参加了1863年的起义。虽然他们没有提出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主张，但也像波兰人一样受到了残酷镇压。作为圣彼得堡致力于解决“波兰问题”的一部分，沙皇政府试图把立陶宛人与波兰人分离开来，承认立陶宛人拥有单独的文化，希望立陶宛人会因此而被俄罗斯民族所同化。立陶宛语学校被关闭了。沙皇政府试图使立陶宛人使用西里尔字母，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立陶宛语的书籍（然而，用拉丁字母来印刷波兰语的书籍仍是允许的）。直到1904年这些禁令一直有效。尽管如此，在普鲁士属立陶宛（也叫小立陶宛，大部分人都是路德教徒的地区）继续用老办法来印刷立陶宛语书籍，再从那儿把这些书籍偷运进俄属立陶宛。俄属和普鲁士属立陶宛人之间这种语言上的联系最终成为民族思想的集结点，那些书籍走私商现在被当作民族英雄来赞美。

在立陶宛民族思想的复兴中，立陶宛的教士发挥了某种关键性的作用。在起义被镇压后的时期，立陶宛的农民成了天主教士补充新成员的一个来源，这有效地巩固了教会与普通立陶宛信徒之间的纽带，并创造了立陶宛知识分子阶层的基础。这就是芒特吉斯·瓦兰丘斯（Motiejus Valančius，1801—1875）的背景，他是一个作家，自1849年开始任沙摩吉堤亚（Samogitia）主教，他从立陶宛农民中涌现出来，成为立陶宛民族觉醒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专注于农民问题，把农民看成是立陶宛未来的关键因素，他还敦促立陶宛人奉持戒酒的美德。他在这方面的成功对依赖酒精饮料税的政府收入来说是一场灾难，他还积极地抵制俄罗斯化的政策，因而他不可能获得圣彼得堡当局的偏爱。这位主教还倡导他的教士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并使他们用立陶宛语写作的书籍从东普鲁士非法偷运进俄属立陶宛。 (15)

在立陶宛民族复兴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内科医生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ávičius，1851—1927），他被许多立陶宛人看成是该民族的元老。虽然巴萨纳维丘斯进大学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神甫，但他从莫斯科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是医学学位。1883年巴萨纳维丘斯居住在布拉格时开始出版一份叫《黎明》（Aučra）的报纸。3年间该报纸在普鲁士印刷并偷运进俄属立陶宛，发挥了立陶宛民族运动智力中心的作用。它收集和出版关于立陶宛历史和立陶宛人民的信息，目的是唤起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识。然而，对巴萨纳维丘斯和许多其他立陶宛知识分子来说，立陶宛民族的主要危险是波兰语和波兰文化的传播；立陶宛在俄罗斯帝国内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beyond question）。

确实，此时立陶宛受过教育的阶层被迫进行以下选择：是把自己看成波兰人还是看成立陶宛的“人民”——农民。特别是1863年后，某些贵族追随日益自信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领导，努力把自己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协调起来。但只是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随着一个新的、提倡民主的知识分子阶层（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出现，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思想——摆脱俄国人的统治及与波兰分离——才开始成熟。

尽管立陶宛内部发生了这种变化，由于严厉的内部控制和大量居民移居国外，刺激立陶宛觉醒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立陶宛以外的地方。在1867-1868年的饥荒后，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移居到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包括西伯利亚、拉脱维亚和乌克兰，还有大不列颠和加拿大。到美国的人数最多，去美国的移民集中在诸如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等东海岸的城市中，及内陆诸如芝加哥这样的工业城市和宾夕法尼亚的产煤区。大部分立陶宛移民都被吸引向工业中心，少数人从事农业劳动。到1900年每年来到美国各城市的立陶宛人有1万以上，到1907年增加到每年2万人以上。 (16)

显得荒唐的是，在美国的各个立陶宛人的共同体享受着做一个立陶宛人的极大的自由，结果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立陶宛人的文化生活在立陶宛国外比在国内更有活力。美国的第一份立陶宛语报纸《立陶宛人报》（Gazieta Lietuviska）的出版比巴萨纳维丘斯的《黎明》的创刊早了4年。立陶宛裔美国人的其他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戏剧和音乐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立陶宛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在美国各城市中繁荣时，立陶宛自身的民族发展直到20世纪初却一直处于停滞当中。只是到了1901年立陶宛人才终于获准拥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即维尔纽斯的圣米迦勒（St. Michael）教堂，该教堂很快成为立陶宛民族主义者活动的一个中心。大约在同一时期，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得以建立了一个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份新的报纸《维尔纽斯新闻》（Vilniaus Žinios）。他们还建立了立陶宛科学协会（Lithuanian Scientific Society），并组织各种立陶宛艺术表演。

到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不准使用立陶宛语的命令已经废除，立陶宛的新闻和文学事业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从经济上看立陶宛人仍远远落在帝国西部地区诸民族后面。根据1897年俄国的人口普查，在立陶宛大多数地区93％的立陶宛人是农民，只有一小部分人声称自己是商人，在立陶宛人的地区，居住在城镇里的立陶宛族的人口只占非常小的比例。其他大部分是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曾经是波罗的海各民族中文化上、政治上最先进的民族，但在俄国统治下停滞不前。

对立陶宛的犹太人来说，这幅画面显得稍微更有希望一些，至少在人口统计学的意义上是这样。在1847年和1897年间，立陶宛诸省的犹太人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总数达到75.5万。他们构成了考纳斯省（Kaunas，依地语称Kovna）43.3％的人口（在这儿，立陶宛族的人口只占11.2％），同时还在许多小城镇中构成人口上的多数。 (17) 这部分要归因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位农奴的解放者所采取的措施，他撤销了对犹太人的某些限制。此时，已经允许犹太人接受高等教育，犹太人可以在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以外的地方居住，进入各种职业，承担文职岗位，并在公民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到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登基时，政府同化犹太人及最终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一贯目标远未实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也是俄罗斯化的热烈支持者，应该为颁布以《五月法令》（May Laws）而闻名的各种反犹措施负责。这些措施中，除了其他各项规定，还对俄国犹太人的经商活动施加了各种新的限制，要求在栅栏区内建立真正的栅栏（Pale）。

19世纪最后几十年，犹太人遭受自发的集体暴力迫害事件日益增加，许多犹太人开始离开这个国家：一些人逃到了邻近的普鲁士（在许多情况下，是去西欧或美国时途经普鲁士）；其他的则到了俄国南部。仍留下来的通常以手艺为生，大部分人是裁缝和鞋匠，还有工业工人和商人。此外，到19世纪末犹太商人在农产品的配置中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无论如何以务农为生的犹太人很少，比如，在考纳斯省，刚好有1％的犹太人是农业劳动者。

立陶宛族的居民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经历了一次文化上的复兴，同样，犹太人也享有一次犹太族的启蒙运动，表现为对希伯莱语的兴趣日益增长，而此前希伯莱语几乎完全是宗教研究的语言。某些立陶宛的犹太人也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运动感兴趣，该运动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许多犹太人热情地为这项事业捐款和募集资金，少数人开始向圣地（Holy Land）迁移。其他那些对改善犹太无产阶级的工作条件和经济状况更感兴趣的人，则被社会主义阵营所吸引。1897年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立陶宛建立“崩得”（Bund），这是一个要求改善工人状况，为犹太人争取民权和文化自治的组织。其影响在1905年革命前后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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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为拿破仑战争的一个结果，（此前一直处于普鲁士控制下的）立陶宛的新领土并入俄罗斯帝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这个地区设为苏瓦乌基（Suvałki）省。

(2) Raun（1987），49—50．

(3) Plakans（1995），87—88．

(4) 虔信派，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派别。——译者注

(5) Ibid.，67．

(6) Toivo U. Raun：“Estonian Attitudes Toward Russification before the Mid-1880s”，in Edward C. Thaden，ed.，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 ，1855—1914，（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293．

(7) Plakans（1995），68．

(8) Raun（1987），55．

(9) 短语“想象的共同体”是贝内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里程碑式的同一标题的书中创造的，见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London：Verso，1991）。

(10) 菲尔曼在德尔帕特大学拥有一个职位，是1838年爱沙尼亚学术协会（Learned Estonian Society）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研究爱沙尼亚民间传说。

(11) Raun（1981），292．

(12) 据称扬森曾接受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机构的金钱，由此败坏了他作为爱沙尼亚民族觉醒领导人的名声。

(13) 斯拉夫优越论（Slavophilism）是一种思想流派，它强调假定的俄罗斯的价值观和传统，诸如东正教的灵性（spirituality）、俄罗斯的道德优越性，视之为俄国未来的关键。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斯拉夫派常常与西方派形成对照，后者试图通过采用西欧的某些观念和制度改善这个国家。

(14) Hans Rogger：Russia in the Age of Modernisation and Revolution ，1881—1917（New York：Longman Publishing Group，1983）；Astrid S. Tuminez：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39—42．

(15) 立陶宛民族觉醒的一个早得多的先驱是作家西蒙纳斯·道坎塔斯（Simonas Daukantas，1793-1864），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编写了第一批用立陶宛语写的历史著作。1863年起义失败不久后去世。

(16) 1869年到1898年间，从立陶宛移居美国的总人口约5万人，从1899年到1914年又有25万人前往美国。Dov Levin: The Litvak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s in Lithuania （Jerusalem: Vad Yashem，2000），29。

(17) Ibid.，77，80.

第四章　革命年代（1905-1920）

一、城市化和工业化

到世纪之交，波罗的海地区处于俄罗斯帝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列。 (1) 作为生活标准的提高和人口状况得到改善的受惠者，此前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家庭从未享受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那样的繁荣。识字、自信及日益使自己与德意志和俄国统治者的各种制度结合起来，在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内作为沙皇的臣民，波罗的海人有充分理由期待未来的繁荣。

按照1897年的人口普查，拉脱维亚领土上的人口是190万，其中约2/3是拉脱维亚族。拉脱维亚人绝大多数是一个农业民族，但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在1897年时只有28％的拉脱维亚人生活在城市中，到1913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0％。有28.2万居民的里加（1913年增加到51.7万）是最重要的都市区，也是俄罗斯帝国第六大城市。它也正成为一个越来越拉脱维亚化的城市。居住在里加的拉脱维亚人的比例，1867年时占城市人口的23.6％，到1897年上升到接近45％。虽然里加也是数量相当多的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家乡，但德意志人的影响始终是最强大的。然而，随着每年几千拉脱维亚农民的到来，德意志人在城市居民总数中的比例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迅速下降。到1897年德意志人只构成里加居民的16％，而在1867年时他们占有43％。

爱沙尼亚地区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变化趋势。1881-1897年间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北部的人口从88.1万增加到98.6万，这些人中90％以上属爱沙尼亚族。爱沙尼亚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相对说来并不突出，这部分地可以归之于爱沙尼亚人越来越多地往帝国其他地区移民，包括向伏尔加河（Volga River）地区和高加索（Caucasus）的移民，但内地的俄罗斯人不断向发展中的爱沙尼亚城市的移民起了弥补作用。到1897年爱沙尼亚城市人口上升到占总人口的19％，两个最大的城市是塔林（6.4万）和塔尔图（4.2万），两个稍小一些的城市是纳尔瓦（Narva，一个早期的工业中心）和派尔努（Pärnu）。如同在里加一样，爱沙尼亚城市里德意志人的比例在该时期开始下降：1897年埃斯特兰和立夫兰北部的城市居民中只有16％是德意志人，而爱沙尼亚人构成了城市居民的68％，俄罗斯人有11％。 (2) 由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城市中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数量不断增加，土著居民的经济力量也不断成长，加上该地区长期以来所处的殖民地的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波罗的海人（Baits）开始把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看成他们城市中存在的外国人。

立陶宛的领土仍然分属俄国和德国，所以情况相当不同。在世纪之交时虽然立陶宛的全部居民达到了270万，立陶宛的城市很难说有什么发展。维尔纽斯在世纪之交可能声称有20万居民，但它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此外，该地区的少数城市甚至看不出有什么立陶宛的特点：1897年时，立陶宛族只占在维尔纽斯人口的2.1％，在考纳斯是6.6％。立陶宛人绝大多数仍然是一种乡村和农业的居民，而在3个立陶宛的省会城市（维尔纽斯、考纳斯和苏瓦乌基）则住着许多波兰人、俄罗斯人和许多犹太人。确实，1897年犹太人占维尔纽斯人口的40％（波兰人占31％），所以这座城市被看成“立陶宛的耶路撒冷”——东北欧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中心。

部分是因为立陶宛诸省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结果是极少数立陶宛农民有读写能力或能够流动，工业化很晚才到达这个地区，而且一直保持在低水平，在俄国统治的整个时期都低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所以，虽然立陶宛的城镇享有极大的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不像波罗的海北部地区的那些城市，在沙皇的统治下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发展。

尽管立陶宛诸省保持着压倒性的乡村特征，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现了这些省份对俄罗斯帝国的重要性。在最重要的增长领域中有布匹制造和酒精蒸馏，还有食品加工和烟草、皮革、金属、木材和造纸工业。到19世纪末，铁路把波罗的海地区的主要城市与俄国内地联系起来了，这些城市经营着俄国30％的对外贸易。确实，从圣彼得堡的眼光来看，库尔兰、立夫兰和埃斯特兰的海港城市对俄国的经济成就是必要的，它们在帝国中的地位被看成是永恒的。

然而，在波罗的海地区，与经济进步明显并列发展的，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其所属省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到1900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农村已发生了社会分化，新的地主阶级正在巩固对中小地产甚至对某些大地产的控制，大半以损害负债累累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为代价。在城市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中发展起来。然而他们所缺乏的是政治影响，这仍然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俄国政府所垄断。

二、新的政治运动

1896年维尔纽斯产生了波罗的海地区第一个政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缩写为LSDP）。由于在立陶宛几乎完全不存在一个城市无产阶级，该党的存在可能是反常的。原则上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着帝国内波兰和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团结；然而，它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的政党，这是立陶宛几乎所有未来成立的政党的一个共有的特征。这个党为立陶宛的国家地位而努力的最早证据是其1904年的纲领，该纲领包括这样的要求：建立一个“自治的、民主的共和国，以松散的联邦为基础，由立陶宛的波兰（Lithuanian Poland）和其他国家构成”。 (3)

即使在这个阶段，创建一个真正独立的立陶宛仍然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更让人困惑的仍然是如何用国家的术语来界定一个立陶宛国家的问题，因为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居住在那儿。其他立陶宛的党派，诸如立陶宛民主党（Lithuanian Democratic Party，1902年成立）和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联盟（League of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1905年成立）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任何一个党的目标都只限于在民主的俄罗斯国家内实现立陶宛族的自治，没有进一步提出其他要求。

里加在工业化过程产生了很多工人阶级，所以它对社会民主的诉求比立陶宛要大得多。从1891年起，马克思的观点就不断出现在拉脱维亚的报纸《日报》（Dienas Lapa）的专栏上。该报工作人员在拉脱维亚大城市的非法工人团体的成立中起领导作用。1897年，即里加和里堡（Libau）发生一系列罢工的第二年，该报全体职员与某些左派学生团体成员一起被捕并被投入监狱，有的暂时被驱逐出波罗的海诸省。结果许多拉脱维亚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分子醒悟过来，不再相信他们的政府，此前他们曾依赖这个政府保护他们反对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地主的斗争。现在拉脱维亚的知识界的愤恨不仅针对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专权，而且也针对这个剥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制度的最上面站着俄国的沙皇。在他们看来，正如工人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拉脱维亚人是一个被剥削的民族。到1904年，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Latvian Social Democrats），这是由被放逐的人于一年前在苏黎世（Zurich）建立的，准备公布他们的要求：

我们要求作为俄罗斯帝国成员的每一个民族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个民族应该有权维护它自己的文化和发展它自己的精神力量；每个民族都应该有权在学校、行政机关和地方法庭上使用自己的语言。 (4)

虽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同意这种立场，但该宣言像《立陶宛社会民主纲领》（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一样，意味着到1905年革命爆发时波罗的海诸省中的民族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其立场不仅表现为一个文化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建于1903年的拉脱维亚社会民主联盟（Latvia's Social Democratic Union）甚至走得更远，它提倡各地的拉脱维亚人（包括拉脱加尔，当时属俄国的维捷布斯克［Vitebsk］省的一部分）的统一，并彻底与俄国分离。

19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比如像雅安·托尼松（Jaan Tõnisson，1868-1941？）这样的人，倾向于更乐观地看待他们与沙皇政权的关系。托尼松自1896年起任第一份爱沙尼亚日报《信使》（Postimees）的编辑，后来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他倡导忠于沙皇政权（虽然他反对俄罗斯化）及爱沙尼亚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合作（虽然他憎恨他们的特权），以便促进波罗的海地区发展的共同目标。爱沙尼亚新闻界的许多批评都是针对俄罗斯化的教育制度的，因为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要求所有的小学和中学都用爱沙尼亚语授课。

然而，到20世纪初，代表爱沙尼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号召进行更激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些号召开始出现在《新闻》（uudised）、《先驱》（Teataja）等报纸上。后者是未来的爱沙尼亚总统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 Päts，1874-1956）创办和编辑的。在爱沙尼亚较大的城市中一些工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同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简称RSDWP）。比如，塔林成了孟什维克（Menshevik）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虽然那儿也有布尔什维克（Bolshevik）。 (5)

三、1905年革命及其后果

紧随着农奴制废除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ksandr II）“伟大的改革”的几十年间，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1905年革命就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工业化过程，新的社会阶级涌现出来，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每个阶级都在这个僵硬的政治制度内寻找自己的地位。对许多新的自由职业者来说，解决办法就是在某种君主立宪制下实行自由主义。1905年温和派组织了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或Kadets）。然而，在帝国的工业化地区劳工运动的出现为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准备了条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这是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年后它为支持俄国的激进派，开始与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缩写SRs）对抗，因为社会革命党鼓吹建立基于俄罗斯传统的农民社会主义。20世纪初，俄国蒙受了罢工、学生抗议和农民骚动的困扰。当社会革命党引导一场反对政府官员的恐怖运动时，1904年这个国家无意中卷入了一场与日本的战争，战争的失败几乎动摇了沙皇政权的统治。次年一月圣彼得堡的警察向一批工人示威队伍开火，杀害了130个人，起义因之爆发。这场以“流血的星期日”（Bloody Sunday）而闻名的屠杀使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与人民之间形同水火，群众像受到电流刺激似地开始支持革命运动。到夏天，新一波的罢工和农民起义在帝国到处开展起来。

1905年革命揭示出波罗的海诸省对现状的深刻不满。当年1月，塔林、纳尔瓦、派尔努、里加和其他大城市都爆发了同情革命的罢工。农村很快被暴力吞没，大部分都是针对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到暴力消退时，有184个庄园的房子被烧毁，82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被杀害。俄国军队站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一边，用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了这场农村和城镇的起义。最坏的事情发生在塔林，在那儿，10月16日沙皇的军队向一群和平居民开枪，打死94人，打伤200多人。然后很快在立夫兰、库尔兰和埃斯特兰颁布戒严令。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沙皇签署了《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向人们允诺各种公民自由，包括组织政党的权利，及允诺召开议会。

这些让步虽然使少数人感到满足，但波罗的海诸省的激进派利用这些新机会，通过各种召集起来的代表团体讨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的命运。11月下半月在塔尔图召开了所有爱沙尼亚人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反映了爱沙尼亚民族运动中改革派和激进的革命派之间的分歧；一些激进分子走得很远，甚至要求没收大地产。然而有一个问题把温和派和激进派都团结起来了，这就是爱沙尼亚的自治，虽然甚至在这个问题的细节上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拉脱维亚也同样组织各种会议讨论拉脱维亚民族的命运。不管拉脱维亚的知识分子在1905年事件发生前的倾向如何，随即发生的对数千拉脱维亚人的惩罚（包括2700多人被处死）大半摧毁了那些此前曾以各种方式支持过沙皇政权的人的信念。

在立陶宛的各个省中，无产阶级相对弱小，也没有波罗的海诸省那么激进，在1905年革命中显得比较和平，虽然紧随着也有近3000立陶宛人被捕，还有许多人逃亡。由于立陶宛人更多关注的是民族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所以农村的动乱较少直接指向俄罗斯—波兰地主，而是指向俄国政府。1905年11月，在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ávičius）博士主持下召开了维尔纽斯议会（Vilnius Diet），讨论立陶宛的将来问题，有2000个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提出了俄罗斯帝国内此前任何民族均未曾提过的最激进的要求：立陶宛的代表希望在立陶宛族的边界内实行完全的民族自治，及建立一个民主选举的议会。这次议会还呼吁在中小学和地方政府中使用立陶宛语。

俄国政府试图从革命的冲击中恢复过来，但它发现除了让步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选择，要做出的让步中包括允许在学校中使用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然而这个政权把对民族主义者妥协和对他们的镇压结合起来。许多革命者被囚禁、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驱逐出他们的祖国。沙皇政权不仅不允许波罗的海各民族获得他们所谋求的那种政治自治，而且还再次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勾结。但德意志人却处于一种进退两难之中：在1905年革命前的几十年中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已经蚕食了他们的许多权力，然而与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结盟反抗圣彼得堡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大部分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圣彼得堡捆绑在一起，希望在沙皇支持下他们在波罗的海社会的传统地位会得到加强，但其他一些人却拒绝沙皇政府的好意而移居德国。陷在腹背受敌之中，对许多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来说，不论与沙皇和解还是与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和解都不可能。

1905年革命后，波罗的海诸省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受限制。随着1906年预备性审查制度的取消，期刊新闻迅速扩张，新闻业享受着极大的表达自由，包括自由讨论俄罗斯化问题。然而，审查制度并非完全取缔，诸如爱沙尼亚语的《先驱》和《新闻》此类的激进派报纸被关闭了。

波罗的海人也可以表达他们对国家杜马（State Duma）的关心。随着该帝国议会的建立，波罗的海人也第一次向圣彼得堡派出自己的代表。尽管他们的代表数量不多（特别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杜马中，由于选举法的变化有效地减少了进入杜马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从波罗的海诸省来的代表一般都很温和，谋求改革而不是革命。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主要谈论农业改革，结果是在波罗的海诸省建立了国有农民土地银行（Peasant Land Bank）的支行。

在1905年革命中，虽然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自治没能得到批准，但接着的10年中议会政治为他们提供了各种领导技巧和必要经验，以便应付大战将要提出来的种种挑战。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人的占领

1914年8月1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向他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俄罗斯帝国宣战。这场战争延续了4年多时间，在缔结和约时欧洲地图得到了根本修正：东欧、中欧和南欧的多民族的大帝国都崩溃了，取代它们的是许多面积不大、继承人不太强悍的国家。在1917-1921年间，沙皇的俄国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一场内战，失去了西部边境地区，被彻底改造成一党制的国家，即苏联。

虽然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结果，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实现了独立，但在1914年8月，民族自治甚至在最野心勃勃的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者看起来也好像是一个遥远的景象。当时的观察家只能推断：德国人的胜利将意味着把波罗的海诸省合并进德意志帝国；另一方面，俄国人的胜利将同样加强圣彼得堡与这些省份的现有的关系，因而带给这些作为帝国臣民的民族的好处将会非常之少。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开始时全力支持沙皇，加入他的军队作战。然而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来说，在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之间做出选择是极其痛苦的事情。在战争的最初6个月里，他们只能试图让多疑的圣彼得堡当局相信他们始终不渝的忠诚；但到1915年秋天，随着俄军失败和德国占领立陶宛和库尔兰（拉脱维亚的西南部）的许多领土，许多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开始与德国人合作。

德国占领这些地区的主要后果是使大量居民陷人混乱：有57万拉脱维亚人，大约占其人口总数的1/3，及库尔兰的许多工业，疏散到邻近地区。在4年的战争中，总共有260多万来自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领土的难民为了安全离开故居进入俄罗斯本土，这里包括约75％-80％的立陶宛的犹太居民。

物质和经济的损害同样巨大。1915年秋天，后退中的俄军搬空工厂里的设备，烧毁当地的桥梁。当里加和爱沙尼亚几个较大的岛屿（萨列马岛［Saaremaa］、穆胡岛［Muhu］、希乌马岛［Hiiumaa］）被德国人夺取时，虽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东北部直到1917年9月一直设法避免被德国人占领，但居住在未占领区内的人们仍然遭受痛苦——主要是因物资缺乏、失业及俄国为支撑战争大量印刷货币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折磨。

在德国占领区内的军事行政管理部门称之为“奥伯罗斯特之地”（Land Oberost）， (6) 由德军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Field Marshall Paul von Hindenburg）和他的第二把手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Erich Ludendorff）领导。虽然德国军事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坚信：有必要环绕俄国西部边界建立一批国家，作为阻止俄国往西扩张的屏障，以便永远削弱这个国家，但战争爆发时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目标并不完全清晰。 (7) 一个可能性是兼并立陶宛和库尔兰，另一种选择是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变成德国人的殖民地，后者得到一些波罗的海地区的流亡者的支持。1916年4月在一次对德意志帝国国会（Reichstag）的演说中，贝特曼—霍尔韦格总理（Chancellor Bethmanri-Hollweg）清楚地表明：德国不会把波兰、立陶宛或拉脱维亚的领土还给俄罗斯帝国。

不管“奥伯罗斯特之地”的最终命运是什么，这片土地上暂时是由德意志帝国专门管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行政单位。至少波罗的海占领区要向占领军供应食物和原料；此外，他们还要向帝国发送农产品和工业品。除了不得不提交各种所需要的东西，“奥伯罗斯特之地”的近300万居民（战前有500万）还面临着对他们的活动自由和通信自由的各种限制。此外，德国人分割和征服的目的是使各民族集团互相对抗（诸如使立陶宛人反对波兰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反对犹太人），这项政策与把德国文化（Kultur）带到立陶宛和库尔兰的目的结合起来，这是鲁登道夫特别关心的事情。在被占领地区，立陶宛人构成了最大的民族群体，受到的压制也最厉害，他们的许多领导人遭到了逮捕和监禁。

五、1917年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

随着战争形势日益不利于俄国，饥饿威胁着俄国的城市，反政府示威于1917年初爆发。最大规模的抗议发生在彼得格勒（Petrograd，1914年重新改名，因为圣彼得堡是德语发音），15万工人举行罢工。由于彼得格勒抗议强度升级，沙皇尼古拉二世命令镇压动乱。他的最后手段是企图通过解散杜马来挽救王位，但没有成功。这只表明沙皇的权力在衰退，他无计可施，只得宣布退位。1917年2月23日（新历3月8日），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交出了王位。

革命沿着自身的程序发展。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称为苏维埃（最初是在1905年革命中形成的），很快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特别是在彼得格勒。同时，在旧国家杜马的基础上建立了临时政府。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派继续贯彻正在失败的反对德国的战争受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占优势的机构，体现了推翻了旧政府的群众的力量。这种以“二元权力”而闻名的政治安排恰当地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瘫痪和不确定的未来。对帝国内非俄罗斯的民族来说，沙皇政府的崩溃为他们提供了追求政治自治的梦想的机会，因为新成立的临时政府除了承认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领导人日益增长的权力及与他们建立伙伴关系，可能几乎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对俄国西部边境各民族来说，尽管某种程度的自治成了一种现实的目标，但形势远非完美。除了德国人占领所带来的各种明显的麻烦，对立陶宛人来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波兰的重建造成了威胁。占领立陶宛的德国当局对立陶宛无论采取什么计划，都必须考虑大多数波兰人的愿望；而对波兰人来说，立陶宛的独立，无论是以恢复立陶宛大公国的形式还是一个由立陶宛族人组成的较小的立陶宛国家，都是令人不快的，甚至威胁着他们重建一个波兰人国家的计划。但同时德国人对波兰人的任何让步——诸如德国政府1916年11月5日宣布的恢复独立的波兰王国，都会严重威胁立陶宛人摆脱波兰的文化统治的希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立陶宛的领导人费力地取得占领着自己土地的德国人的正式承认。不过，仍有一些立陶宛人怀疑德国人的意图，因为德国人对从属于他们的同胞实行放逐、强制劳动、种种征用、虐待等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人把希望寄托于俄国人的胜利，认为这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民族目标。

俄国胜利的前景随着反对沙皇的二月革命几乎消失了。然而，这场革命创造了种种条件，有助于拥护自决原则的民族运动的自发成长。1917年5月，这正是沙皇退位后几个月但又完全处于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权力之前的时刻，经过选举产生的立陶宛各政党的320个代表在彼得格勒开会，讨论立陶宛的未来。这次代表大会分裂了：尽管立陶宛政治上持左派立场的党派呼吁在俄罗斯联邦内建立一个自治的立陶宛，但持右翼和中间立场的大多数代表得以勉强通过一个决议，号召立陶宛完全独立。俄国临时政府仍然不能对立陶宛人的民族自治提供明确保证，而这是战争爆发初期俄国政府曾向波兰人允诺过的。

尽管在彼得格勒的俄国政府不愿提及民族问题，但德国人懂得“自决”的口号可以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的目标，即把波罗的海各地的领土并入德意志帝国，或至少是把它们从俄国那里分离出来。在德国人的允许下，1917年9月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组织了一个20人的立陶宛民族委员会（Taryba或Lithuanian National Council），主要代表立陶宛的资产阶级，该委员会全体一致投票赞成建立“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国家”。作为回报，未来的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1874-1944）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模糊地同意说：未来的立陶宛国家将与德意志帝国建立紧密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联系。这一安排的后果，是更接近于实现德军最高统帅部（German High Command）的目标，那就是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转变成德国的属地。

尽管立陶宛的政治家们最终试图从德国人的占领中取得好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形势却并非那么有希望。因为它们（德国占领的库尔兰除外）仍处在俄国人手中，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前景。确实，拉脱维亚人对德国入侵的最初反应是组织起拉脱维亚人的军队来保卫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阵地。然而到1917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拉脱维亚人面临着新的机会来实现自治论者的目标。二月革命发生后苏维埃马上在里加和其他未被占领的拉脱维亚城市里出现，它们诉诸工人和士兵，向他们允诺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同时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1877-1942）和米克尔斯·瓦尔特斯（Miķelis Valters，1874-1968）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农业联盟（Agrarian Union），以吸引拉脱维亚农场主的支持。

公开的政治活动终于成为可能，3月底立夫兰南部的拉脱维亚人组成了临时省议会（Provisional Provincial Council），以取代旧的贵族的地方议会（Landtag），但就像拉脱维亚的政治中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样，这个机构为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两种力量的对抗所困扰。尽管在德国占领下的库尔兰未建立此类省议会，但关于一个独立的拉脱维亚国家的各种想象却在互相竞争，拉脱维亚诸省都有人在争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可能包括立夫兰南部、库尔兰和拉脱加尔的国家。一些拉脱维亚的激进派要求拉脱维亚族在其所居住的边界内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其他一些人甚至走得更远，呼吁拉脱维亚完全摆脱俄国的控制而独立。然而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拒绝承认一个自治的或统一的拉脱维亚。对拉脱维亚自治来说，一个大得多的障碍是拉脱维亚人内部不统一，许多农民和工人日益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吸引，更关心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

如拉脱维亚一样，爱沙尼亚也作为沙皇的忠实臣民加入了战争，但最终开始懂得俄国的衰弱为他们提供了实现他们自己民族抱负的机会。随着1917年2月帝国政府的垮台，爱沙尼亚人，与大部分芬兰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一样，眼见已没有什么理由继续保卫旧秩序，而且事实上他们是最早利用这种新的形势的人。二月革命在彼得格勒发生，雅安·托尼松（Jaan Tõnisson）就呼吁爱沙尼亚实行自治，并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同意在波罗的海北部地区重建自治政府。随着3月底爱沙尼亚议会（Maapäev）的建立，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和俄国人控制的各地旧政府机构被废除。最重要的是，随着立夫兰北部和爱沙尼亚行政上的统一，彼得格勒同意承认“爱沙尼亚”的存在——这种让步既没有授予拉脱维亚人，也没有授予立陶宛人。

爱沙尼亚各政党迅速涌现，以便占据爱沙尼亚议会中的席位。议会选举在5月和6月进行。大部分代表并非敦促彻底脱离俄国，而是承认爱沙尼亚应该成为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然而，到了1917年夏天，真正的权力不是在议会手中，而是在社会主义者控制的苏维埃手中。在苏维埃里，俄罗斯的水手、士兵和工人占优势。在8月的地方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显得很顺利，这是爱沙尼亚政治中一支上升的力量，在代表爱沙尼亚发言的问题上向议会权威提出了挑战。但随着8月中德国人往前推进并占领里加，看起来似乎爱沙尼亚也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块延伸地带。

六、十月革命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彼得格勒的权力时，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已经在民族独立的方向上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这3个国家的民族事业已经得到巩固，虽然在与一个民主的俄罗斯结成联邦的问题上，每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一般而言也是国际主义的）左派比资产阶级右派和中间派更愿意顺从。但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同时，也终结了俄国与初生的波罗的海诸国建立一个联邦的任何可能性。

随着临时政府权威的衰退，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的布尔什维克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激进派，抓住时机在彼得格勒成功地实行了一次政变。像彼得格勒一样，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城市自沙皇政府在2月垮台以来也见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不断增加。到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在爱沙尼亚的苏维埃中已经是一支蒸蒸日上的力量，并曾在某些拉脱维亚的苏维埃中获得过多数（确实，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本身的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结果，随列宁的政变而发生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各地的苏维埃直接宣布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则声称代表苏维埃发表意见。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权力只能在短时间内存在。为了加强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布尔什维克不顾一切地需要结束这场与德国的失败的战争。1918年3月3日，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和德国代表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按照这份条约的规定，布尔什维克结束了战争，为此同意把大片边境领土交给德国人，包括库尔兰和立陶宛。这些领土的命运要经过“其居民的同意”来决定。后来，在8月，布尔什维克放弃了俄国对立夫兰和埃斯特兰的主权。

当德国当局与布尔什维克就决定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命运进行交易时，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的临时议会的决议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正在利用俄国的混乱所造成的机会来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1917年11月中，拉脱维亚国民议会（Latvian National Assembly）在未被占领的瓦尔卡城（Valka，在爱沙尼亚边界上）召开，宣布：“拉脱维亚”，包括立夫兰南部、库尔兰和拉脱加尔，是俄国内部的一个自治的单位。2个月后，1918年1月15日，国民议会进一步宣布成立独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

同时，1917年12月11日，立陶宛民族委员会（Taryba），事实上是德国—立陶宛傀儡政府，宣布“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首都设在维尔纽斯” (8) 。德皇威廉二世在得到立陶宛民族委员会（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已取代安塔纳斯·斯梅托纳任该委员会主席）关于它将来与德国密切合作的必要保证后，于1918年3月25日决定承认独立的（但实际上在德国占领下）立陶宛国家。

至于爱沙尼亚人，虽然在波罗的海诸民族中他们最早向俄国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治政府，但他们是宣布自己完全独立的最后一个国家。随着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2月24日退出爱沙尼亚，爱沙尼亚长者委员会（Estonian Committee Elders）行使了被驱散的爱沙尼亚议会（Maapäev）的职权，宣布该国独立，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但从脱离俄国到实现独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次日德国军队就进入塔林，并一直在那儿呆到1918年年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初生的波罗的海地区诸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曾向世界宣布它们存在的事实，但他们的将来仍是不确定的。

七、独立战争

1918年春天，德国人在东线取得一系列胜利，在西线的一场战役也很成功。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威望正空前高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宣布独立其实与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是德国敲诈被战争严重削弱的俄国的产物，它成功地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西部从俄国分离出来，但那时几乎整个波罗的海地区都处在德国人的占领下。尽管柏林承认一个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存在，但它期望这个国家永远与德国捆绑在一起。

虽然德意志帝国国会里的改革家们迫切要求让波罗的海地区诸民族实现民族自决，德军最高统帅部继续操纵该地区的局势，最坏的情况是希望永远剥夺俄国的西部边境地区，最好的情况是把波罗的海诸国并入德意志帝国。实现这一点的最有效的途径，是依靠该地区的传统的地主，即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让他们来表达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民众意志。该计划的原型是在德国人占领的库尔兰创造出来的，那儿有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组成的议会（Landesrat）。它谋求与德国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于1918年3月8日决定把库尔兰公国的王位德皇威廉二世。按照德国兼并主义者的推理，德国人在为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维持治安”，为什么不可以在立夫兰和爱沙尼亚重复做这种实验？ (9) 尽管表面上遵守自治的原则，但德国当时喜欢看到波罗的海诸国（Baltikum）全部落入自己掌中。

几乎不用怀疑，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贵族对整个地区德国化的前景感到十分喜悦；立夫兰和埃斯特兰的贵族甚至准备向来自德意志帝国的殖民主义者提供土地。然而德国人最近在战争中的好运未能持续太长时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反抗，与来自德国国会的异议相结合，有效地毁灭了德国皇帝的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波罗的海人的命运控制在协约国（Allies）——不列颠、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人的手中。但这时期协约国在该地区主要关注的，除了重新打开东方战线和战胜德国，是维持俄国的领土完整，他们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很快退出人们的视野。协约国不愿承认波罗的海诸国完全独立，但仍鼓励它们抵抗德国人。

然而，德国的战争努力的崩溃不是发生在东方，而是在西方。尽管德国在春节攻势中迅速获得成功，但美国新鲜力量的注入使协约国恢复了元气，有能力挡住德国人的进攻。到1918年秋天，德国面临协约国军队侵入祖国的威胁，鲁登道夫将军谋求停战。接着，11月在柏林的一次革命很快废黜了德国皇帝，新政府宣布就职，签订了停战协议。苏俄废除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结果波罗的海地区再次陷入混乱。

随着德国的垮台，在爱沙尼亚，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 Päts）领导的临时政府复活。然而这个政府不得不与社会主义者占优势的塔林苏维埃争夺权力。这种混乱状态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往西方传播革命的机会，这些布尔什维克指望德国人撤退也许会在德国引发一场革命。在此前曾流亡苏俄的爱沙尼亚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1918年11月22日俄国人开始入侵爱沙尼亚，由此点燃了爱沙尼亚独立战争。开初，爱沙尼亚的防御失败了：一个星期内红军征服了纳尔瓦，并宣布成立由雅安·安韦特（Jaan Anvelt，1884-1937）领导的爱沙尼亚工人公社（Estonian Workers' Commune），作为苏俄的一个自治区。

同时，在12月，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回到了未被德国人占领的拉脱维亚地区，建立起临时苏维埃政府，由其为时甚久的领袖彼得列斯·斯图茨卡（Pēteris Stučka）领导。 (10) 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很快与1月初夺取里加的红军汇合。如在爱沙尼亚一样，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许多敌人投进监狱和处决。11月成立的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领导的拉脱维亚临时政府（Latv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被迫逃亡到德国人占领的库尔兰，在那儿暂时能得到德国人的保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奇怪的后续故事：德国人在西线失败了，实际上却获准在东线继续进行斗争。随着红军往西移动，致力于从退却的德国人手中“解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协约国决定援引停战协定第12款，要求德国人只有在协约国认为合适的时候才把他们的军队从东方往西撤退。虽然在德国皇帝11月逃亡后新成立的魏玛（Weimar）政府希望与波罗的海诸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它仍然断定：如果它参与波罗的海地区反击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它将得到较为有利的和平条款。

1918年12月，俄国人声明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后2个月多一点，德意志自由军团（Freikorps或German Free Corps）在吕迪格·冯·德尔·戈尔茨将军（Rüdiger von der Goltz，1865-1946）率领下进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则任由他们自己来组织防御。几千忠于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拉脱维亚士兵加入了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他们希望维护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特权地位）和德意志自由军团（Freikorps，被获得土地的虚假允诺所诱惑）的联盟，与他们的共同敌人——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打仗，这更增加了混乱。这些力量的联合得已把拉脱维亚从脆弱的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推翻了乌尔马尼斯的政权，并于1919年4月与冯·德尔·戈尔茨合作，建立了一个安德里埃夫斯·尼德拉（Andrievs Niedra，1871-1942）领导的傀儡政府。 (11)

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压取了波罗的海诸国后，1919年春末冯·德尔·戈尔茨继续率德国人向里加以东进军。然而协约国现在坚持要德国人尽快撤出里加，离开这个地区。为强调协约国的意图是用本土军队取代德意志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协约国的援助很快开始流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所以或许无意间刺激了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者的雄心。由于德国人支持的尼德拉政府已经变得无关轻重，7月乌尔马尼斯重新主张他领导的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但他想创造一座波罗的海桥（Baltic bridge），把德国与重新建立的“白俄罗斯”（White Russia）联系起来的计划失败了。1919年10月，冯·德尔·戈尔茨将军最终被召回。然而此后几个月中，流散的德意志自由军团（Freikorps）的成员继续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征讨。

不管人们如何理解波罗的海地区的这种奇怪的出征，它有助于清除侵入拉脱维亚共和国的苏联（和白俄罗斯）的势力，并有助于形成一支拉脱维亚的国民军。 (12) 然而，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军事组织（Landeswehr）的行为及在拉脱维亚拖延日久的军事行动，对在新生的共和国内改善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与其拉脱维亚主人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的政府的统治下，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认识到，他们除了终结自己的优势地位，接受现实，别无其他选择。

爱沙尼亚设法从苏联的统治下解放自己，不依靠德意志自由军团的任何“帮助”；事实上，1919年6月，爱沙尼亚人在拉脱维亚边境上与冯·德尔·戈尔茨作战并将其击败。然而他们确实受惠于芬兰人、白俄罗斯人（他们保证要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战，无意承认旧俄罗斯帝国内任何民族拥有自决权）、拉脱维亚人和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军事力量，还在来自协约国各国的援助。到1919年春天，在爱沙尼亚的苏联军队也被清除，临时政府已经安全，足以有能力选举出一个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它反过来又投票一致承认爱沙尼亚独立。然而，与俄国的关系仍成问题，因为这个破碎的巨人在继续进行内战。尽管如此，到1920年初，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苏俄的新首都）关心这样的问题：如果爱沙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加入一个统一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阵线，那将为白军的胜利提供机会。于是，他们乐于与爱沙尼亚实现和平。 (13)

按照1920年2月2日签署的《塔尔图和约》（Tartu Peace Treaty）的规定，苏俄承认爱沙尼亚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永远放弃对爱沙尼亚领土提出要求的权利。同样，拉脱尼亚在前一年夏天击溃冯·德尔·戈尔茨的军队后，乌尔马尼斯政府重新掌权，也与苏俄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随后于1920年8月11日，又签订了一份和约，苏俄承认拉脱维亚独立。奇怪的是，1919-1927年间虽然有22万以上的拉脱维亚难民从俄国回国，但至少有15万拉脱维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深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决定留在苏联。 (14)

立陶宛也包容了一个苏维埃政权——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Lithuanian-Belarussian Republic），是在1918年12月德国军队草率撤退后宣布成立的，但布尔什维克却设法占领了这个国家约2/3的地区。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立陶宛未曾产生过一个本土的组织，这是它与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立陶宛人反对红军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而不是内战。一个个志愿兵团建立起来为了国家的独立而战。到1919年8月后期，立陶宛人把疲惫不堪、装备很差的红军赶出了自己的领土。

在立陶宛独立战争期间，维尔纽斯无数次地易手。直到1918年后期这座城市一直被德国人占领着，然后是布尔什维克的立陶宛政府，自1919年4月以来是波兰军队，他们声称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是波兰人的。同时，帕维尔·贝尔蒙特—安瓦罗夫（Pavel Bermondt-Avalov）统帅的掠夺成性的白俄罗斯军队（事实上大部分由德意志人的士兵组成）于1919年夏天出现在立陶宛北部，其目的是重新把立陶宛与君主制的俄国合并。所以，1919年立陶宛人在不同的地方都面对着敌人的攻击：东边是布尔什维克人，西边是波兰人，北方战线是白俄罗斯人（和德意志人）的军队。

9月11日，苏俄提议和谈，如它曾同时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和谈一样。和约于次年7月签订，俄国放弃所有对立陶宛领土的要求，同时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主权。把红军赶走后，到12月立陶宛人在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下成功地挡住了贝尔蒙特—安瓦罗夫的军队。现在主要的威胁是波兰，波兰于1920年4月发动了一场反对苏联的攻势，希望重新取得一度属于旧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领土。虽然波兰人最终未能创造一个更大的波兰，但他们设法保留了立陶宛人声称历史上属于他们的维尔纽斯和其他一些土地。考纳斯（Kaunas）成了新建的立陶宛国家的临时首都，但此后若干年间维尔纽斯问题仍然是立陶宛—波兰关系中的一个痛处。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不再是俄国的一部分，摆脱了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精英的统治，以很高的期望着手创建独立的国家。对波罗的海诸国来说，要在完全独立于强大的邻居和其他大国意志的情况下来追求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不可能的。确实，归根结蒂正是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大国的崩溃，波罗的海岸边的三个小国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在波罗的海诸国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虽然协约国愿意向他们提供某些物质援助（这是必须偿还的），但只是到了1921-1922年间，即在俄国内战的结果确定以后，这几个国家才能获得协约国的承认。协约国放弃了在白俄罗斯的事业，支持“防疫带”（cordon sanitaire）的设想。这是一条由一系列国家组成的隔离带，把布尔什维克限制在东方，并把俄国与德国分开。在战后时期，大国的种种要求在决定波罗的海各族人民命运的过程中将再次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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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所使用的统计数字有几种来源。比如，见：Plakans（1995），88，108; Raun（1987），71-73；Andreas Kappeler，The Russian Empire （Harlow，UK：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1）397-407。

(2) 总的来说，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的人口状况有点惨淡。从1881-1897年在埃斯特兰、立夫兰和库尔兰的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总人口从180243人下降到152936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俄罗斯化，部分地是一些德意志人移居其他国家。

(3) Alfonas Eidintas，Vytautas Žalys，and Alfred Erich Senn：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The Years of the First Republic ，1918—1940（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8），17.

(4) Thaden（1981），260.

(5) 孟什维克（Mensheviks）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是成立于1898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派别。两派都声称马克思主义是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孟什维克（少数派）比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传统，后者赞成使用暴力，把它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在1917年前的俄国，该党的这两个派别都是不合法的。

(6) “奥伯罗斯特之地”是音译，意译是“德军东线总司令部管辖之地”，大体上包括立陶宛和库尔兰。——译者注

(7) Fritz Fischer在Graff nach der Weltmacht （1961）这本经典性的但有争议的著作中论证说，德国扩张主义者的野心激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其在1939年的领土目标是一致的。该书的英文版名为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1967）

(8) 总的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立陶宛人把这份决议看成是在更有利的形势出现前这个国家宣布独立的第一份草案。立陶宛民族委员会于1918年2月16日宣布的另一份独立宣言，表明：新的立陶宛国家“正在把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间曾存在过的任何国家间的纽带关系分离开来。”所以，立陶宛人通常把后一个决议看成是这个国家的“正式的”独立宣言。1918年3月德国承认立陶宛国家，是基于立陶宛民族委员会1917年12月的决议（确认立陶宛国家与德国的联系）来决定的，不是基于1918年2月的决议。

(9) 由于立陶宛缺乏一个德意志人的精英阶层，不存在一个可用来实现德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目标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议会。尽管如此，在1918年夏天，立陶宛民族委员会玩弄了一个主意，把Herzog Wilhelm von Urach公爵放在立陶宛的王位上，称之为Mindaugas二世；但在德国崩溃后使用这种策略已无必要，于是又回到了共和国的政府形式，实行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领导的三人总统（three-man presidency）制。

(10) 在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中，拉脱维亚的来复枪卫队（Rifle Guards）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关于这次不寻常的战役的著名论著，是Robert G. L. Waite的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

(12) 人们参军并与布尔什维克和德意志人作战的一个动机，是拉脱维亚临时政府允诺向独立战争的老兵分配土地，把这作为一场普遍的土地改革的一部分。对拉脱维亚人来说，私人拥有农场的制度比布尔什维克所偏爱的国营农场制度更有吸引力。

(13) 自然，波罗的海诸国的领导人参加任何致力于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活动，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白色”的统治也曾意味着他们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的终结。

第五章　独立（1920-1940）

中欧、东欧和南欧诸帝国的崩溃形成了众多的“继承国家”（successor states），此类国家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属于被外界了解得最少的国家。确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西方人来说，把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看成是构成俄国本身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就像在圣彼得堡沙皇的官员一样，这很平常。在该帝国西部边境以外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民族的独一无二的语言和传统。然而，1917年俄国的崩溃为波罗的海诸民族提供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机会，可以离开并独立于帝国来追求他们各自的命运。

在战争中，协约国尽管赞成民族自决原则，但它们并没有计划在东北欧的地图上加上3个新的主权国家。波罗的海诸国虽然因自己的独立未得到西方各国直接的、无条件的支持感到失望，但它们确实接受了西方的某些援助，以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扩张。但该地区的布尔什维克的根子不深，红军忙于3条战线上的内战，抗击形形色色的反共产主义的军队，不可能在波罗的海地区成为一股决定性的力量。为了挽救俄国革命，列宁决定有必要进行截肢。他的政府，现在位于莫斯科，承认3个共和国的独立，3个和约分别是1920年2月2日（爱沙尼亚）、7月12日（立陶宛）、8月1日（拉脱维亚）签订的。然而，正是在1921-1922年间，协约国关于建立一个民主的俄国，而其中波罗的海诸民族将享受民族自治的希望破灭后，这些新的国家才被接受为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成员，其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协约国的承认。

西方各大国的战略意图使这几个新的国家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地位。出于关心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国以外地区传播的可能性，协约国的领导人才把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和中欧、东欧的各个继承国家放在一起考虑，把它们作为“防疫带”（cordon sanitaire）的一部分，这是由一系列国家组成的带状的缓冲器，把德国与俄罗斯分开，把布尔什维克主义限制在东边。否则，这几个新建的国家就会无人过问，任由他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包括它们与其邻居的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难以克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自都面临着让人畏缩不前的任务：在克服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独立战争中所承受的物质和人员的非常损失时，建设一个能维持下去的、持久存在的国家。它们必须构建起新的政治制度，改造自己的经济，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及它们与波兰、德国和俄国这些强邻的边界问题。此外，由于这些新的国家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多数派建立起来的，每个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曾一度控制着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俄罗斯人和德国人，将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新的形势。当波罗的海诸国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获得独立时，显然它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与20世纪20年代时的依然相同。

他们在议会民主方面的试验虽然最终失败了，到20世纪30年代每个国家都屈从于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政府形式，但波罗的海各民族都设法创造了能生存下去的民族国家。甚至在第二次世纪大战中开始的苏联的半个世纪的统治，也不能抹去20年独立的历史记忆。

一、重建和改革

发生在1914和1920年间的战争，对波罗的海三国中的任何一国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和经济损失。1911年，后来称为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土地上的人口将近108.6万，到1920年降至105.9万。 (1) 战争中，数千爱沙尼亚人，其中许多是共产党员，离开爱沙尼亚去了俄国，在那儿他们加入了已在那儿生活了几十年的成千上万爱沙尼亚侨民中。

爱沙尼亚遭受的苦难虽然非常大，但拉脱维亚的人口伤亡及其人民的损失令人惊愕，远远超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地区的人口战前约有250万，到1920年骤然下降到158万。下降的人口中大半要归之于流亡，可能有75万逃亡到俄国或其他地方。奇怪的是，最终决定回来的只有约23.6万。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拉脱维亚1/10的房屋被毁——还有里加长期被围困，伴随着各城市居民的大量逃亡，1914年和1920年间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0％下降到不足24％。 (2)

立陶宛在1914-1920年间几乎一直忍受着外国军队的占领，像拉脱维亚一样蒙受了巨大的物质破坏和生命损失。1923年立陶宛共和国的人口，除了克莱佩达（Klaipeda，德国人称梅梅尔［Memel］）和维尔纽斯地区，约有203.5万，而在1897年时有267.6万。留下来的人中，约84％是立陶宛族人；其余的大都是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 (3) 同样，爱沙尼亚族人（88％）和拉脱维亚族人（约75％）在各自的国家内显然也是占优势的。

严重的经济破坏对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共同的，这是战争再加上协约国1919年对俄国的封锁造成的结果；还有独立战争期间因不列颠、法国、美国和芬兰（后者只限于爱沙尼亚）的帮助而向它们欠下的债务。拉脱维亚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经济形势特别凄惨：战争中大部分主要的工业和运输设备被运往俄国内地，许多农用地被毁坏，处于休耕状态。以下事实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波罗的海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对俄国的依赖程度很深，而俄国现在正遭受着它自己的经济灾难，事实上切断了与波罗的海诸国的联系。结果波罗的海地区各经济部门都必须重新导向，建立与西方的联系；自然，西方的企业也把波罗的海地区看成通往潜在的俄罗斯市场的一座天然桥梁。

由于许多乡村地区被毁灭，在独立战争结束时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最迫切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目的是把土地控制权从相对富裕的地主转向贫穷的土著农民手中。1918年时，爱沙尼亚所有农用地的58％在大地产所有者手里，而这些大地产中的90％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所持有。同样，在拉脱维亚，57％的农业用地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所持有。 (4)

在立陶宛，传统上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都是波兰人，但1830年和1863年起义后，许多土地转到俄罗斯人手中，沙皇认为这些俄罗斯人比叛逆的波兰人更忠诚。由于许多土地控制在非土著的精英手中，1918年时很大一部分立陶宛农民（可能有20％）、拉脱维亚农民（40％—50％），特别是爱沙尼亚的农民（超过60％以上）依然没有土地。现在从俄国统治下获得了独立，共和国的新任领导人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机会：纠正这种失调，打破该地区贵族若干世纪以来享有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此外，随着波罗的海各族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土地再分配具有良好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会减弱共产主义对成千上万波罗的海地区农民的吸引力。

在这3个国家中，争论的主题与其说是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倒不如说是将如何进行土地再分配，将采用哪种补偿方式。波罗的海地区第一个进行土地改革实验的是爱沙尼亚，这里的土地改革也是最广泛的。1891年夏天，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提议政府拿走他们1/3的地产，但爱沙尼亚制宪议会（Estonia's Constitutional Assembly）拒绝了这个提议，同时还拒绝了其他温和的建议，它赞成一个远远激进得多的解决方案。按照1919年10月通过的农业法的规定，96.6％的持有地被划为大地产，予以无偿没收，这些大地产共构成整个共和国50％以上的领土。 (5) 然后这些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小农，独立战争的老兵有优先权。爱沙尼亚土地改革的一个结果，是1920年代爱沙尼亚全部农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爱沙尼亚人对土地的渴望基本上得到满足，然而，这些新的小面积的持有地要变得有利可图尚需时日。

拉脱维亚也与爱沙尼亚一样，大地产所有者提出来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妥协方案被否决。1920年9月，拉脱维亚领导人深信需要进行激烈的改革，提出了农业法。按照该法律，超过110公顷以上的私人拥有的所有地产均要实行国有化，并被置于一笔土地基金中，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议会（Saeima）勉强投票通过了这部农业法，对地产所有者将没有任何赔偿。然而，拉脱维亚人决定允许被剥夺的地产所有者保留多至50公顷的土地。在拉脱维亚乡村，债务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在1922年—1935年间农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农业生产力稳步得到改善。

与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相比，立陶宛是一个乡村风味远远明显得多的国家（按照1923年的人口普查，84％的立陶宛人生活在2000居民以下的小城镇中）。土地改革法的要点是：要求留给每个地主的土地不要多于80公顷；其余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老兵和农民：交出自己财产的地产持有人（一些人曾在战争中支持波兰人）将在36年后得到补偿。实际上，几乎不曾明确地偿付过任何东西。 (6)

20世纪20年代初，外界所知的波罗的海地区各民主政府做过的事情中，最大的、最彻底的肯定是土地改革。然而，人们不应忽视该地区独立前的几十年中土地持有类型的一般发展轨迹：农民持有的土地的持续增长，是以传统的土地所有者的削弱来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波罗的海诸国的领导人在继续实行20年前由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制定的俄国农村改革计划。像斯托雷平一样，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人要求造成尽可能多的个体土地持有者，希望这会为经济发展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并向每个公民传授他们在社会中都拥有某种个人利益的意识。在波罗的海诸国，这方面的目标大半得到实现时，它们也实现了另一个目标，那就是打破了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政治、经济权力。

二、早期的民主实验

对波罗的海3个国家来说，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民主的阶段，这时期，在建立起各种国家机构的同时，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优势。第二阶段是威权主义阶段，立陶宛开始于1926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开始于1934年。这是在面临国内外威胁的情况下，担心议会政治的不稳定性，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更好地追求民族目标的名义攫取行政权。大部分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学家都把这种政体描述为“仁慈的专政”，这种专政持续到1940年该地区被苏联军队占领为止。

然而，在转到独裁者（dictators）的统治前，波罗的海三国被公认为属于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行列，其成年公民享有普选权（包括妇女的选举权），在法律面前平等，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战后初期波罗的海三国忠实于反威权主义的精神，采纳了议会制的政府形式，在这种政府形式中行政权很弱。宪法是根据魏玛德国（Weimar Germany）的模式来制订的，这种模式以政党名单为基础规定在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其结果都是分裂，政党激增，政府经常翻覆。

爱沙尼亚共和国不存在独立选举出来的总统来平衡立法机构的权力，是教科书中关于某种政治不稳定的一个例子，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个新建的民主政府都受着这种不稳定的折磨。爱沙尼亚的宪法是1920年6月15日正式通过的，规定设立一位政府长老（Riigivanem或State Elder），实际上是首相，由有100个议员的议会（Riigikogu）选举产生。议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受惩罚地解散政府；然而，政府长老甚至缺乏对议会的基本的否决权，议会只能通过群众性的公民投票才能解散。在立法机构的权力高于政府的情况下，结果不会令人吃惊：爱沙尼亚的内阁平均执政时间不到9个月。

在自由民主时期，支配爱沙尼亚政治的通常有三个党。主要的左派政党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劳工党，1923年由社会民主党（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主义者（Independent Socialists）合并而成。 (7) 20世纪30年代，几个中间派政党合并成国民中间党（National Center）。这时期的爱沙尼亚虽然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守党，但农民党（Farmers' Party）占据了右派的位置，它主要由这个国家实现独立前获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1925—1926年后，农民党开始与拓殖者党（Settlers' Party）会合，拓殖者党的成员主要是那些土地改革后持有地产的人。 (8) 爱沙尼亚的少数民族因为人数少，在议会中几乎没有什么代表，结果在这个国家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尽管可以说形成了某种三党制，但议会中其他许多小党的存在使建立联盟的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政府经常垮台，首相走马灯似地轮换：农民党和联合农业党（Farmers' and United Agrarian Parties）的康斯坦丁·帕茨先后5次任政府首脑，而雅安·梯孟特（Jaan Teemant，农民党和联合农业党）和雅安·托尼松（Jaan Tõnisson，国民党和国民中间党［National Party and National Center］）则各有4次。

在自由民主时期，即1934年前，政治上的中间派与中间偏右的派别往往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虽然从1926到1932年间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是爱沙尼亚议会里最大的政党（1928—1929年间社会主义者甚至在7个月内领导着这个政府）。极左民众的要求因20世纪20年代初广泛的土地改革而有所缓和，而其公信力则由于1924年12月1日共产党员试图发动政变而受到了破坏。 (9) 爱沙尼亚共产党在企图夺取权力失败后被禁止，甚至其继承人的组织用了各种新的名称也未能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什么影响。

如爱沙尼亚一样，拉脱维亚在1922年2月通过的宪法建立了一院制的议会（Saeima），由100个议员组成，每个当选的议员任期3年。然而爱沙尼亚不同的是，拉脱维亚有一个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但该职位大半是礼仪上的。所以拉脱维亚蒙受着同样的政治分裂和政府不稳定的困境，有一个事实能说明这一点：12年的议会民主制产生了14届内阁。令人不安的还有常常伴随着内阁构成的腐败。

1922—1934年间这个国家的政治的特点是极端分裂（比如，1925和1928年间有不少于27个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但还是能分辨出几个集团。左派的领导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但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主要关心的是工会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其影响逐步下降，虽然它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有所复苏。中间偏左派的领导力量是民主中心（Democratic Center），是中产阶级的3个政党的联盟。虽然民主中心选入议会的代表很少，但它在左派和右派政党之间起某种微妙的平衡作用。有点偏右的派别，是农业联盟（Agrarian Union）领导的一个关注农业利益的集团（Agrarian bloc），主张促进农业，把它作为拉脱维亚经济生活的支柱。在拉脱维亚所有各届政府中，农业党人（Agrarians）往往占有优势地位：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这个国家的4个总统中有3个，13个首相中有10个都来自他们。拉脱维亚的少数民族在议会里也有代表，他们经常与社会民主党人（Social Democrats）结盟反对农业党人，这些少数民族包括相对强的德意志党人（German Party），还有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的党派。

立陶宛花了2年时间制订宪法，像其北方的邻居一样，这个于1922年最终形成的制度的特点是强有力的立法机构，软弱的行政部门，按比例代表制组成议会（Seimas）。 (10) 然而，立陶宛与其邻居的制度的不一致之处，是天主教会在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立陶宛实行自由民主制的这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直到192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coalitions）占支配地位，其领导是亚历克桑德拉斯·斯图尔金斯基斯（Aleksandras Stulginskis，1885—1969），他是该党创建人之一，是继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之后的立陶宛第二任总统（1920—1926）。

因为强调天主教在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中的作用，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缩写为LKDP）遇到社会上其他成分的反对，否则这些成分本来是会支持该党的民族主义、反波兰人、反共产主义的立场的。农民倾向于享有这些观点，但大部分人要么加入立陶宛社会主义平民党（Lithuanian Socialist Populist Party），要么是加入了立陶宛农民平民联盟（Lithuanian Peasant Populist Union），1922年12月，这两个党派合并为立陶宛农民平民联盟（Lithuanian Peasant Populist Union，缩写为LVLS）。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在某些方面对教育和国家行政部门的过度影响，但这些平民联盟的人士常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在联合政府中一起工作。然而，1926年这两个集团之间对这个问题的一场争吵，有助于为在立陶宛建立民主主义的专政铺平道路。

当20世纪20年代中间派和右派支配着立陶宛的政治生活时，持极左立场的小小的秘密政党共产党在与莫斯科密切合作。虽然一些立陶宛的领导人对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变忧心忡忡，但事实上在这个乡村生活压倒一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非常有限。确实，由于无产阶级人数不多，甚至较温和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缩写为LSDP）也缺乏较大的社会基础，赢得的选票从未超过17％（1926年达到这个数字）。

同时，在立陶宛政治生活中极右派的边缘，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和奥古斯丁纳斯·沃利迭马罗斯（Augustinas Voldemaras，1883—1942）领导的民族进步党（National Progress Party，缩写为NP）的影响在增长。独立初期，也就是这个党建立的早期，由于它反对土地改革，强烈地抵制舆论的潮流，结果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1924年8月民族进步党建立了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或Tautininkai），发起一场只向立陶宛族人开放的运动。尽管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关于“民族团结”的观念在许多立陶宛族人中引起了共鸣，但在议会统治时期，它仍然是政府外的一个批评者，而不是一个政府的参与者。随着1926年12月的军事政变，它的机会到来了。

三、威权主义政府

1926年初毕苏斯基（Pi sudski）将军在波兰成功地领导了一场政变，立陶宛效仿波兰，成为波罗的海三国中第一个求助于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的国家。 (11) 主要政党之间持续不断的憎恨和行政权力因制度上的原因而造成软弱无为，使许多立陶宛人感到愤怒。对他们来说，放弃自由主义似乎是拯救这个国家，使它不致落入极端主义者手中的唯一出路。确实，立陶宛的暴乱者声称——或许是伪称——他们已经从共产主义者的政变中拯救了这个国家。基督教民主党人（Christian Democrats）和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都支持这一步骤，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的领导人声称，他们所以支持这一步骤是因为担心爆发内战，而民族主义者这样做，恐怕更多是出于各种机会主义的理由。最终，从中得利最多的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虽然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开始时也参加了政变后的政府。1926年12月17日，年初选出的总统卡季斯·格里尼乌斯博士（Kazys Grinius，1866—1950）被软禁并被迫退位，以便为斯梅托纳让出位置。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直到1934年才屈服于专政，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为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与欧洲许多国家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在爱沙尼亚，这种团体中最流行的是原生的法西斯主义的独立战争老兵联盟（protofascist League of Independence War Veterans）。该联盟成立于1928年，领导人是安德列斯·拉克（Andres Larka，1879—1943）和阿图尔·西尔克（Artur Sirk，1900—1937）。成立初期，该联盟主要关心的是该国战争年代的老兵的物质福利。出于憎恨腐败、共产主义和议会政治，而且喜欢军服、纳粹式的举手礼和街头游行，30年代初该联盟开始取得群众的支持，农民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则开始衰退。 (12)

由于感觉到爱沙尼亚群众中反自由主义的情绪，该联盟于1932年秋天提出这样的思想：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首席执行官，他独立于议会而且有权颁布法令实施统治。尽管其反对者声称该联盟企图造成这样一种安排，以便于它自己取得权力。而联盟的拥护者则反击说，这是为了抵消政府的不稳定性的一个必要措施。由于日益失去人心的托尼松领导的政府镇压这些日益大胆的老兵们，1933年6月和10月按照宪法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该联盟的建议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获得这一胜利后，1934年1月，一部反映该联盟偏好的新宪法开始生效，宪法规定设立一位大众选出的总统，必要时他有权颁布法令实施统治。康斯坦丁·帕茨（联合农业党人）成为代理总统，他本来是前一年10月以来的联合政府的首脑。

爱沙尼亚摧毁议会民主制的下一步发生在1934年3月，这时帕茨声称老兵们正在阴谋筹划一场武装政变（此前他们已经在这个国家3个最大的城市——塔林、塔尔图和纳尔瓦赢得了地方选举，接下来他们的候选人安德列斯·拉克有可能赢得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于是他宣布戒严法，在这个国家禁止所有的政治活动。老兵联盟被取缔，其几百领导成员被逮捕（西尔克设法躲过牢狱之苦，逃往芬兰），这开创了拉脱维亚人所说的“沉默的时代”（Era of Silence），一直延续到1940年苏联军队的到来。

在拉脱维亚，为威权主义的政变作辩护的理由是对左派的担心（如同在立陶宛一样），不是（像爱沙尼亚那样）担心右派，但类似的形势——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急剧衰退、失业增加、政治不稳定、失去对议会的信任、拥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的极端主义党派的兴起——都有助于赞成某种威权主义的解决方法。大约从1932年以来一场政变逼近的谣言就已流传，但农业联盟（Agrarian Union）的领导人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直到1934年5月15日才采取行动，比帕茨攫取爱沙尼亚的权力晚了两个月。如同在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政变是在一次宪法危机中发生的，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反抗，本质上是不流血的政变。政变领导人允许原来的总统阿尔伯茨·科维耶希斯（Alberts Kviesis，1881—1944）服满任期，直到1936年，同时乌尔马尼斯以民族团结内阁（Cabinet of National Unity）总理的身份进行统治。最终乌尔马尼斯亲自把总统与总理的职位合二为一。

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威权主义政府的基本特征是迅速推行：戒严法、新闻检查制度、严格限制政治活动。波罗的海各国议会从属于一个权力极大加强的政府，不能公开表达明显反政府的言行。遵循其他东欧—中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榜样，议会被忽视或最终被一起关闭。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波罗的海诸国的人民是多么乐意屈从于威权主义的统治。确实，要证明这一点很困难：普通立陶宛人，还有普通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在他们国家里消灭民主制并不清楚。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加剧了政治上的幻灭，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此前的民主国家这么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政体。拉脱维亚学者和外交家阿尔弗列茨·比尔马尼斯（Alfreds Bilmanis）有一个恰当的评论：“人民开始认为自己全都被他们的政治家们出卖了，这些政治家是他们选出来的，但他们无法控制政治家们在极端自由主义的议会中的行为……一个对紧急事件拥有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威，对混乱一团的政治感到困惑的人民拥有强大的吸引力。” (13)

立陶宛的爱国者倾向于把这种国家的威权主义转向视为一种不受欢迎但属必要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面临着政府的不稳定性、共产主义的种种危险性和各个邻居的领土收复主义的（irredentist）威胁。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的统治时期通常得到肯定的评价，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本人也被说成是一个有高度修养的哲学家，能够超越政治冲突，很轻松地履行他自封的民族联合者的角色。从1926年12月政变到1928年垮台，斯梅托纳与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利迭马罗斯（他领导着法西斯主义的团体铁狼协会［Geležinis Vilkas或Iron Wolf Association］）密切合作。不过，经过一次权力斗争后，1918年9月后者被解除职务，斯梅托纳成了唯一的独裁者。 (14) 1928年5月通过新宪法，总统不再由议会而是由该国的“特别代表”（extraordinary representatives）选举产生，这些代表于1931年及1938年再次选他为总统。

在这三个国家的独裁政府中，立陶宛在企图建立一种统一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走得最远，它从立陶宛文化而不是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在这方面，该政权相当成功，因为除了某些天主教的组织，几乎没有人反对斯梅托纳的政权。无论如何，只允许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与相关的各种青年组织拥有广泛的行动自由；无关的政治党派和组织要么被关闭，要么发现其种种活动急剧地受到限制。议会被允许运转，但它的作用降级，几乎相当于一个咨询机构。

同样，康斯坦丁·帕茨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后不久，爱沙尼亚所有的政党活动都被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报纸被关闭，包括雅安·托尼松的《信使》。1935年3月帕茨企图把议会撇在一边，通过创建祖国联盟（Isamaaliit或Fatherland League）来集中权力。这是一个亲政府的党派，意在促进稳定和民族团结。对这个政权来说祖国联盟其实就是一个宣传工具，未能引起群众的幻想。

1937年1月，帕茨企图使他的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合法化（他的辩护者说他事实上正在废除他的独裁权力）：采用新宪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并把议会分成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上院有40个成员，叫国务委员会（State Council或Riiginõukogu），其作用是代表爱沙尼亚诸如军队、教会、工业和地方政府部门等各种社会机构，是它们的总体机关（corporative body）。下院称为代表院（Chamber of Representatives或Riigivolikogu）由普选选出的80个代表组成。尽管有这种政府的全面革新，但不允许任何党派从事政治活动。到1938年，爱沙尼亚的紧急状态似乎很快就要结束，各项民主权利将要恢复，但直到1940年苏联占领，情况均未发生变化。

如斯梅托纳和帕茨一样，拉脱维亚的乌尔马尼斯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真正的全民族的人物，超然于普通的政治冲突。许多拉脱维亚人相信，而且仍然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深深扎根于民主理想之中，激发乌尔马尼斯行为的动机与其说是个人对权力的贪婪，不如说是当他的国家需要时他始终不渝地献身于这个国家的福利。虽然在他的统治下，所有的政党都被解散（包括乌尔马尼斯自己领导的农业联盟），但没有出现恐怖，没有大量囚禁这个政权的政治反对派。拉脱维亚确实拥有某种政治警察和新闻审查制度，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乌尔马尼斯效仿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试图在拉脱维亚创建一种集体的（corporative）政府形式。按照这种政府形式，一系列新建立的委员会要与它们各自的政府部门合作。 (15) 随着政府在经济上起带头作用，拉脱维亚会走上繁荣的道路——这是乌尔马尼斯获得大量群众喝彩的一项成就。不同于帕茨的是，乌尔马尼斯于1938年2月结束了拉脱维亚的紧急状态，这时还远未出现苏联人占领这个国家的可能性。

尽管1934—1940年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是从1926年开始）缺乏基本的政治自由，但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其他许多威权主义政权相比波罗的海各国的政权还是温和的。断言帕茨政权把爱沙尼亚从独立战争老兵联盟潜在的暴政中挽救出来，乌尔马尼斯把拉脱维亚从共产主义手中挽救出来，此类常见的说法确实值得计论，但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初议会制政府无效的情况下，与1939年8月将决定波罗的海人的命运的令人恐怖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政权相比，帕茨和乌尔马尼斯的温和的威权主义政府更为可取。

四、经济发展

波罗的海诸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战争中开始的，这时该地区的大部分工业都被毁坏或搬走，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而俄国在1917年前曾是该地区的主要市场。为弥补这种巨大的损失，波罗的海诸国必须扩大自己的国内市场，发现新的国外市场，而实际上这意味着该地区的贸易必须重新导向，即向西方发展。在10年中，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在欧洲的体制中获得了一个位置，同时还设法发展起它们自己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如前所述，与后苏维埃（post-Soviet）时期的比较令人惊讶，那时波罗的海诸国再次失去俄国市场，国际贸易重新导向，寻找西方市场。

三国中，爱沙尼亚率先从6年战争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中走出来，它在这些方面的损害最轻。20世纪20年代它的经济稳定恢复，部分地有赖于苏维埃政权支付的战争赔偿金1500万金卢布，还有相当大的国外投资，大部分来自不列颠。从1929年的情况看，爱沙尼亚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纺织、食品、纸张、冶金和木器。然而，随着芬兰湾（Gulf of Finland）和佩普西湖（Lake Peipsi）之间地区的油页岩矿床的开发，石油工业迅速得到推进，有助于经济从1930年代初的萧条中恢复过来。

由于天赐的工业原料很少，爱沙尼亚必须通过贸易输入工业增长所必须的各种金属制品、化学制品、染料和油漆。然而像其他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一样，爱沙尼亚仍然主要地是一个农业国，约有2/3的劳动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这一比例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工业扩张期间才开始减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爱沙尼亚的主要输出品是食品（黄油、肉类和家畜）、木材、亚麻、纸制品和纺织品，其主要贸易伙伴是德国和大不列颠，接着是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和西欧。然而，因为波罗的海各国的经济互相竞争（而不是互相补充），所以爱沙尼亚与其南面的邻居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贸易量少得可怜。

拉脱维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发展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缓慢而稳定地增长，1929—1933年间进入萧条，及1933—1939年间得到恢复和工业扩张。拉脱维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1935年时它的农业使用了拉脱维亚60％的劳动力。同一时期，拉脱维亚的工业，主要是金属制品、木工制品及食品加工和纺织品，雇佣了全国劳动者的13％。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的每一个国家，政府通过税收、价格和信用政策，在指导国家经济发展中起了领导作用。但该地区中没有那个政府像乌尔马尼斯统治拉脱维亚时期那样热心地介入私营经济活动，他的政府在追求这个国家的工业化时，通过向拉脱维亚的农场主和合作社提供农业信贷来加强农业发展。政府还着眼于国外市场来调节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拉脱维亚的主要输出品是黄油、咸肉、蛋类，还有毛皮和亚麻，木材和木器制品也很重要，后来又有小麦和黑麦。过去小麦和黑麦曾从国外输入供拉脱维亚人消费。如同在爱沙尼亚一样，拉脱维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是德国，大萧条后是不列颠；然而，拉脱维亚继续从德国进口更多的货物。到1935年，与苏联的贸易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它在1922年曾占拉脱维亚贸易量的25％。

由于开始时基础更加薄弱，立陶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展得更缓慢。在独立的第一阶段立陶宛仍然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具农业特色的国家。晚至1936年，立陶宛3/4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而在制造业中工作的只占6.4％。国家的经济政策大半要为这种发展——或低度发展——负责，因为政府对工业扩张十分谨慎（曾有人提出，或许这部分是由于许多较大的工业企业都控制在德意志人、犹太人而不是在立陶宛人手中），几乎未采取什么措施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如同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样，立陶宛人的理想是小小的家庭农场，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来支持农业（这是一种有利于立陶宛族人的政策），特别强调乳品业的发展，以便促进关于乡村繁荣的幻想。

尽管政策是这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立陶宛的工业生产能力还是增加了一倍以上。然而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造纸厂、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不是为了出口。立陶宛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包括乳制品、咸肉、蛋、加工食品、亚麻和木材——这些产品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产品一模一样，并与之竞争。立陶宛产品的买家也曾与其他两个国家一样：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德国，1932年后是不列颠，这是经济衰退及立陶宛与德国在政治上发生异议的结果。

五、少数民族

自从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来，每个国家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是其少数民族与爱沙尼亚族、拉脱维亚族和立陶宛族的多数派如何和解。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时期，在一个复杂的、有时是敌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各少数民族都享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获得和维护社会自治权。在这方面，德意志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等少数民族获得某种成功，他们在波罗的海诸国的立法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至少在自由民主制的初期对政府政策发挥着一点点影响。然而，各地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民族—种族的种种偏见和麻烦，对各共和国内占优势的民族与有时他们不信任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很大的破坏性。但总的来说，波罗的海地区少数民族所处的情况，并非比中欧和东欧其他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更差，事实上常常要好得多。

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主要的民族问题涉及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这些德意志人是土著怨恨的首要目标，1919年后他们的地位很不稳定。在拉脱维亚，他们构成了全部人口的3.7％（5.8万人），在爱沙尼亚只占1.5％（2.6万人）。随着古代的骑士（Ritterschaften）的解散，没有人支持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他们的大部分土地都被没收，这些几百年来统治着波罗的海地区的社会的德意志人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这种被颠倒过来的命运。

在战争中失败的德国正蒙受“战争罪人”的恶名声，这样的身份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德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各种文化组织，并试图维护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商人阶层的经济联系。在独立战争期间，有2万波罗的海地区德意人移居德国，但由于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已经很高，魏玛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更多的难民到德国定居。为了恢复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包括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魏玛政府希望有尽可能多的移民返回原先的故乡，并忠诚于他们新成立的政府。在1920—1921年间，可能有一半移民回到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那儿，他们必须与那些一度曾被他们统治的人居住在一起，形式上地位平等。

根据新政府的宪法，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主得到保证，包括建立用母语授课的学校的权利。没收土地可能摧毁了许多德意志人的财富，但在波罗的海地区诸城市中，德意志人的资产阶级仍然很强大；然而某些德意志人发现他们的职业生涯（特别是在行政事务和军队中）受阻，20世纪30年代他们选择移居德国。形势无疑需要慢慢加以适应，但总的说来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接受了议会民主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议会中有他们的代表。

不像德意志人，俄罗斯人（Russian minorities）作为少数民族之一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生活中过得并不舒服。俄罗斯人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最大的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在整个两次大战中间的时期他们占的人口比例刚好超过8％；而在拉脱维亚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数量从1920年的7.8％增加到1934年的12％。在拉脱维亚，俄罗斯人的社区集中在这个国家经济最不发达的拉脱加尔地区，大部分人都从事农业经营；而在爱沙尼亚他们更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国家中。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人组织了许多互相竞争的微不足道的小党派，在政治上从未能达到与他们日益增加的人口实力相当的表现。不像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或犹太人，俄罗斯人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人数比例也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可能是因为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说拉脱维亚语或爱沙尼亚语。

犹太人是波罗的海地区居民中一种人口相对较少但经济上生气勃勃的成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爱沙尼亚的犹太人人口仍然稳定在一个很小的数字上，即占总人口的0.4％，他们中约有一半人住在塔林。在拉脱维亚，犹太人占总人口的5％（可能不到一半的人住在里加），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有数千犹太移民从苏联来到这里。在立陶宛犹太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1923年占总人口的7.6％。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犹太人在工业、商业和银行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样。如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犹太人也拥有文化自治权。但随着民主制度的崩溃及政府采取意在改善主体民族经济地位的种种政策，犹太人的社会地位逐渐受到侵蚀。此外，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犹太人几乎完全被排除于各种行政事务的职位之外，他们的职业集中在贸易、工业和各种需要大量训练和专门学习的行业中。尽管任何一个波罗的海地区的政府都未曾正式支持反犹太义，但该地区的犹太人仍忍受着对他们日益增长的愤恨，这种愤恨往往是由极端主义的团体煽动起来的。

在波罗的海诸国中由于少数民族问题在爱沙尼亚最少发生，所以它是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最宽容的国家。犹太人是爱沙尼亚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法律（1925）承认的4个种族集团（其他3个是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之一，可以建立希伯来语的教育网络。然而，犹太人并不在政府管理部门服务，很难得到信贷。随着政府接管谷物贸易，这方面的贸易所雇佣的大量犹太人失去了生计。到20世纪30年代中，在爱沙尼亚的犹太人如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成为日益增长的反犹太主义的牺牲品，这反映在塔尔图大学中犹太人学生数量的减少，1926年时有188人，到1934年是96人。对拉脱维亚的犹太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在这儿，犹太人的自治在乌尔马尼斯统治时期完全被取缔。

1923年立陶宛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这个国家共有153332个犹太人，虽然很可能真实的数量要比这大得多，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被划出去的维尔纽斯地区（1939年归还给立陶宛）的犹太人的话。在各个较大的城镇中，犹太人约构成人口的1/3。无疑，许多立陶宛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立陶宛族的民族国家，在这些人看来，说依地语（Yiddish）的犹太人的存在很惹人注目，是使他们感到愤怒的一种根源。尽管如此，犹太人的自治从一开始就通过建立犹太民族委员会（Jewish National Council）而得到了保证，该委员会与犹太人事务部（Ministry of Jewish Affairs）一起管理犹太人自治的各种机构，如扩大希伯来语和依地语的中小学教育网之类的工作。

然而，如同其他波罗的海地区的共和国一样，立陶宛政府的政策有效地破坏了犹太人的经济地位：鼓励控制农产品输出贸易的合作社的发展，由此剥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支配着该地区对外贸易的数千犹太人的生计。此外，1924年7月颁布的《节日法》（Festivals Law）禁止在星期天和其他基督教的节日劳动，这一点对犹太人特别有害，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许多犹太人在星期五只工作半天。 (16) 。

立陶宛犹太人的正式自治随着1924年犹太人事务部的关闭而终结。此后不久，即在9月，警察驱散了犹太民族委员会。1926年12月的政变后形势恶化了，这场政变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者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Tautininkai）的上台。但不像波兰和罗马尼亚，这里不存在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尽管如此，偶尔发生的排犹示威突现出20世纪30年代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中某种挑衅性情绪在不断增长，这代表了立陶宛人中数量不多但口无遮拦的一些人的情绪。虽然犹太人设法维护象征性的自治，包括控制犹太人的教育制度和犹太人的银行网，但反犹太人的经济歧视在20世纪30年代加深了。结果从事商业、工业和各种手艺的犹太人持续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情况可能并非比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更坏，但在1920—1940年间，3万犹太人迁出了立陶宛。这样，40年间，犹太人在立陶宛人口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从1897年的13.8％下降到1939年的6.2％。 (17)

波兰人是立陶宛第二大少数民族，1923年占总人口的3.2％，虽然波兰人声称正确的数字是将近10％。立陶宛的波兰族人的生活由于这个国家与波兰的混乱关系而变得很复杂。由于这个原因，有组织的波兰人的活动在立陶宛是受到限制的，虽然他们确实向议会（Seimas）选出了自己的代表。由于官方的限制，20世纪20年代波兰语的教育逐渐衰落。20世纪30年代颁布的法律规定，只有双亲都说波兰语的孩子才可接受波兰语教育。

总的来说，在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对民族多样性的容忍衰落了。比例代表制的终结意味着政府中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更少了，这发生在民族文化自治被剥夺的时候。在立陶宛，民族主义是特别针对波兰人的，而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民族主义敌意的目标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共同体，通过1934—1935年通过的关于语言的各个法律表现出来，如禁止在街道标志牌上使用德语，允许政府剥夺某些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教堂，关闭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各个农业协会。1933年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提供补助金，局面更加恶化；随着来自纳粹德国的帮助，该地区的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 Socialists）开始对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的各类现存的机构发挥极大的影响。 (18)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1939年秋天，希特勒在与斯大林签订协定后，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撤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在半个世纪间有效地排除了德意志人对这个地区的影响。

六、社会与文化

不再被沙皇的独裁统治所抑制（然而即将被苏联所兼并）的20年间，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文化繁荣兴旺。在每个国家中，政府在剧场、表演艺术、交响乐团、广播站和其他文化媒体的组织和资金供给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波罗的海地区的艺术界走向繁荣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因文学团体的扩大和报纸、杂志及职业类、科学类和学术类期刊的激增而丰富起来。

这种文化高潮的出现基于教育体系的扩大，这也是波罗的海诸国传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手段之一。比如，强调非俄罗斯化和慢慢灌输爱国的态度，就明显地在拉脱维亚一个称之为《土著土地研究》（Native Land Studies）的计划的设想中表现出来，该计划包括关于这个国家的工业、政府、其他与“土著土地”相关的题材的经验和教训。在所有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虽然允许少数民族在各自的学校网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土著的语言被提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从独立开始，所有的爱沙尼亚儿童从8岁开始都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时间从3年扩展到6年。中学教育是自愿的，为此爱沙尼亚人必须交纳适度的学费。这一教育网极大地扩大的结果，是爱沙尼亚的识字率，独立时就已经相当高，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接近全民普及。同时，不仅小学和中学教育取得成功，大学层次的教育也一样：1919年12月1日塔尔图大学作为爱沙尼亚人自己的大学重新招生，这座大学是德意志人建立的（称德尔帕特大学），然后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俄罗斯化。虽然开始时大部分教员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课程都用爱沙尼亚语来授课。到1926年，爱沙尼亚人上大学的比例（1/280）高于德国人、瑞典人或芬兰人在各自国家里上大学的比例。 (19)

拉脱维亚经历了类似的成功。拉脱维亚的小学的数量在1920—1933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学从36所增加到96所。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到1926年文盲率降到14.3％，到20世纪30年代又进一步下降。同时，被认为比波罗的海许多其他地区要落后的东部的拉脱加尔省（其居民说一种独特的拉脱维亚方言），接受了巨额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表现出使该地区完全与拉脱维亚实现一体化的努力。

拉脱维亚的高等教育也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展。1919年前不存在特定的拉脱维亚语的高等教育机构，从处于俄国治下以来，塔尔图大学是为波罗的海地区的所有省份服务的。在民族独立时，这种缺点马上得到了纠正，开设了拉脱维亚国立大学（Latvian State University），到1933年招收了8000多大学生。 (20)

如同在国家发展的大部分领域一样，立陶宛在教育事务上的起点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要低。1923年时将近1/3的立陶宛居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政府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教育网，目的是改变这个国家教育上的落后面貌。在1919年和1931年间，小学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虽然义务教育是1931年才实施的。由于维尔纽斯大学曾随着该地区被波兰人攫取而归于波兰，1921年在考纳斯（Kaunas）创办了立陶宛大学，1930年以维陶塔斯大帝（Vytautas the Great）的名字来重新命名这所大学。 (21)

在整个独立时期，天主教会继续在立陶宛的基础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教会的功能并不限于提供精神和教育的营养，因为在立陶宛，天主教在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常常处在这个国家最紧迫的政治问题的中心。尽管天主教是立陶宛绝大多数居民的宗教，但这个国家第二重要的宗教是犹太教。立陶宛也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和东正教少数派，他们中许多人是旧礼仪派（Old Believers），其祖宗是在17世纪俄罗斯帝国禁止他们的宗教习惯后来到这个地区的。

在拉脱维亚，福音派路德教（Evangelical Lutheranism）是半数以上居民的宗教。然而，独立时期拉脱维亚人对教会的依恋似乎在减弱。虽然这部分地反映了欧洲普遍存在的世俗化趋势，但这也可能与拉脱维亚人意识到以下问题有关：路德教是由德意志侵略者输入的，这个教会历史上曾由德意志的教士所控制。拉脱维亚族的教士拥有支配地位，新编的拉脱维亚语的赞美诗取代旧的德语的赞美诗，《新约》译成了现代拉脱维亚语。关于其他的拉脱维亚居民，近1/4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大部分住在拉脱加尔。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构成拉脱维亚东正教信徒的大多数（约占全部居民的9％）。犹太人约占这个国家人口的5％，集中在拉脱维亚几个最大的城市中。

在爱沙尼亚，路德教仍占优势。按照1934年的人口普查，78％的爱沙尼亚公民称自己是路德教徒。此外，东正教徒和旧礼仪派，大部分是俄罗斯人，占19％。爱沙尼亚也有数量较少的浸礼会教徒（Baptists）、福音基督教徒（Evangelical Christians）、罗马天主教徒、耶稣复临论者（Adventists）、卫理公会派教徒（Methodists）和大约4300个犹太人。

七、对外关系

波罗的海诸国在最不稳定的形势下开始建立的，它们是两个战败的、充满愤怒的然而被国际社会所遗弃的（pariahs）德国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国，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遏制在东方并把其两个较大的邻居分开的一条防疫带的一部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长期存活的前景想必显得很黯淡。它们对波兰的从属地位使它们的安全进一步受到了破坏，波兰也处在防疫带上，是国联的薄弱之处。这种情况使它们在反对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t）的邻居时几乎无法得到什么保护。此外，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什么远见，他们未能在经济、政治和防务问题上以一贯的、系统的方式进行合作。

在独立初期，三国都宣布：创立一个波罗的海联盟是优先考虑的大事。该联盟要包括芬兰、瑞典和波兰，把它们作为可以接受的伙伴，但这一目标从未得到充分实现。一个较大的波罗的海联盟没有建立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该地区发展起来的联系倾向于双边性的安排。某些联系是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间发展起来的：1921年7月，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署了一个双边条约，提倡建立军事和政治同盟。该同盟于1923年11月继续延长。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中一般总是持中立立场，但它们还是倾向于被波兰的领导所吸纳，而波兰则企图在该地区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不过，北边的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是现状的保护者，它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的生存问题，主要目标是避免被拖进大国邻居间的各种斗争。

然而，立陶宛对独立后的领土安排并不满意：这个国家的古老首都维尔纽斯和克莱佩达（Klaipeda）地区被交给了波兰。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它们处在德意志人的统治下，构成小立陶宛（Lithuania Minor）的一部分。由于正在酝酿着与其邻居，特别是与波兰的冲突，立陶宛在外交政策中采取的方针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更具独立性，它不可能是任何包括波兰在内的波罗的海联盟的一个完美的伙伴。同时，立陶宛寻求该地区大国的支持，即寻求德国和苏俄的支持，这两个大国都对波兰怀有恶意。

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使波罗的海各国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很困难，妨碍了这三个共和国形成任何真正的联盟。只是在1934年9月才缔结了一个有限的“波罗的海协定”（Baltic Entente），然而甚至这个协定都没有涉及共同防御的条款。确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里，波罗的海诸国相互间都视为外国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依然很薄弱。

对立陶宛来说，主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是领土及克莱佩达和维尔纽斯这两座城市。在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立陶宛的代表提出证据，要求把克莱佩达地区（1100平方公里）包括在他们新建的国家中。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立陶宛居民的比例相当低，但立陶宛人相信他们仍然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要求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德国将要失去领土，而且如和会主席（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所指出的，克莱佩达应该成为立陶宛唯一的出海口。尽管如此，和会仍决定把克莱佩达及其14万居民从德国分离出来，并将该地区暂时置于法国的行政管辖之下。

立陶宛人发动了一场宣传运动，警告说波兰人的接管正在逼近，然后于1923年1月组织了一次起义，在法国人几乎未作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这座城市。他们显然认为一旦他们取得这块领土，世人将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立陶宛造成的既成事实。人们相信，事实上的控制，将必然导致法律上的控制，事情很可能就是这样。由于在克莱佩达的德意志人大都保持顺从态度，魏玛政府当时最关心的是西部的问题（法国军队正占领着德国的鲁尔［Ruhr］地区，迫使德国人偿付战争赔款），并没有反对立陶宛的占领，或许还认为克莱佩达归立陶宛可能比归波兰更好。最终西方各大国使立陶宛的行动合法化，把克莱佩达领土的管辖权正式转让给立陶宛。现在，立陶宛至少有了一个重要的港口和工业中心，但维尔纽斯的问题仍没能解决。

在第四章中讨论过，在1914—1920年的战争中维尔纽斯曾多次易手，但最终于1920年8月被波兰军队夺取。尽管立陶宛声称它是自己历史上的首都，但人口统计的情况并非对它有利；确实，该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大多是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人数不多，一点也不突出。波兰在维尔纽斯的行政部门拒绝放弃这座有争议的城市，于1922年1月举行选举，产生了一个临时立法机构，该立法机构通过投票以压倒多数赞成维尔纽斯与波兰合并。立陶宛拒绝承认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向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提出诉讼，但该法庭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协约国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于1923年3月承认波兰对维尔纽斯的主权，只有苏联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的主权要求。

在20世纪20年代，波兰与立陶宛的关系越来越糟。1927年11月，战争似乎即将发生。维尔纽斯的波兰当局限制立陶宛人的学校和各种机构的活动，而立陶宛当局则用这种“关怀”来回报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波兰族人。立陶宛陷入了民族主义感高涨的漩涡，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波兰人被视为内部敌人。虽然1927年12月波兰总统毕苏斯基（Pi sudski）与立陶宛总理奥古斯丁纳斯·沃利迭马罗斯（Augustinas Voldemaras）举行了直接谈判，但毫无结果。这两个对手于1935年准备再次商谈，但毕苏斯基的去世使这次倡议夭折了。

波兰可能曾是立陶宛的主要复仇对象，但德国和苏联，这是欧洲两个潜在的最强有力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t）的国家，是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最严重的威胁。大半归之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苏俄罕见地衰弱，来自它们的危险近20年间没有成为现实，而以后的形势是很不相同的。确实，尽管这一点很明显，即与其更强大的邻居们建立合作关系符合波罗的海诸国的利益，但不这样做也是正确的：德国和苏联，至少是在魏玛共和国存在期间（1918—1933），尊重波罗的海诸国的独立，并试图与它们建立建设性的外交和经济联系。

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俄的精力都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专注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积极地在外国人的领土上煽动革命。在1926—1933年这段时期苏联与它西边的大部分邻居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它与立陶宛的互不侵犯条约是1926年9月签订的，与拉脱维亚的及与爱沙尼亚的是在1932年签订的。对苏联来说，这些协定是打算保持东欧国家的分裂状态，对波罗的海诸国来说签订协定的目的是与强大得多的苏联建立和平和稳定的关系。只是在1933年魏玛共和国崩溃后，波罗的海诸国的安全才严重地受到两个重要的领土收复主义国家的威胁。出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关心，这是由纳粹夺取政权和随之发生的德—苏关系的衰退而产生的，波罗的海三国于1934年9月签署了一个迟迟到来的结盟协定。

在这整个时期，波罗的海诸国的领导人深信万一有必要，可以指望不列颠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的国家，虽然英国外交部（British Foreign Office）的正式声明与此相反。如历史家约翰·希登（John Hiden）和帕特里克·萨蒙（Patrick Salmon）所说，“它们［波罗的海诸国政府］患有可以理解的光幻觉（optical illusion），认为对它们至关重要的某种关系对大不列颠也是同样重要的”。尽管与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是重要的，但不列颠拒绝为保卫这些国家承担义务。确实，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其外交部仍深信：他们将最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再次并入苏联。 (22)

八、丧失独立

欧洲经历的10多年的和平，大半归之于两次大战间的大部分时期德国和苏联反常的、罕见的衰弱。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发端颠覆了原有外交关系的格局，此前容许波罗的海诸国与德国和苏联共享普遍和平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作为坚持对该地区经济发生影响的一种努力，德国与波罗的海诸国签署了贸易条约，以确保得到诸如爱沙尼亚的页岩油等原料，这是德国的战争机器所必须的东西。更不吉祥的还是纳粹支持感到失望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要求，他们中一些人认为如果各共和国并入德国，他们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保证。

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1934年9月三个波罗的海三国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这是三国协约的基础。然而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的协约远未达到正式的军事同盟的地步，因为立陶宛与波兰和德国关于维尔纽斯和克莱佩达地区的争端尚未解决，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希望被拖进这种争端。即使可能建立起一支50万人的联合国防军，这3个共和国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不可能阻止来自任何大国的攻击。所以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继续强调它们的中立立场，强调他们不妨碍欧洲诸大国间的斗争的愿望。

欧洲的稳定，也就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随着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而遭受了严重挫折。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满足希特勒对欧洲的领土要求，西方各国同意把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交给德国，从而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居住着相当多的德国人，而希特勒声明要保卫这些德国人的权利。情况很快就变得清楚起来，这位德国人的领袖（Führer）还要提出新的领土要求，目的是要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其他地区，比如但泽（Danzig，波兰人称格但斯克［Gdansk］）、波兰“走廊”，还有立陶宛占领的克莱佩达。1939年3月德国军队进入布拉格后，柏林随即要求立陶宛把克莱佩达交给帝国。因害怕德国占领整个国家，在考纳斯的立陶宛政府顺从地照办了。波罗的海诸国依赖西方国家保卫它们的安全，但西方各国所做的只是含糊不清地表示一下抗议。确实，一贯采取安抚希特勒的政策的不列颠不久后就从法律上承认了德国夺取克莱佩达的行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导人明白，他们必须做的要么是宣布中立，要么是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做出选择。

对伦敦和巴黎来说，波兰的而不是波罗的海诸国的安全是维护欧洲和平的关键。寄希望于避开德国的进一步侵略，1939年3月底，不列颠和法国向波兰共同做出保证；然而，其有效性将需要苏联的支持。同样，从德国的眼光看，一场反对波兰的战争只有在苏联保证不介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地进行。所以，西方各国和德国都向斯大林献殷勤，但出于不同的原因。

最终，法国和不列颠所能提供给苏联人的东西真的不如德国。对西方各国来说，与苏联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保证波罗的海诸国（包括芬兰，但不包括立陶宛，立陶宛与苏联没有共同边界）的主权；然而对苏联来说，波罗的海诸国的港口和海军设施对保卫列宁格勒是必不可少的，列宁格勒是这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 (23) 西方与苏联互不信任，部分是出于斯大林对慕尼黑协定不满，部分是出于西方长期存在的反共产主义立场，这阻碍了它们缔结一个反德国的同盟。于是波罗的海诸国仍然在两大国之间进退两难，这两个大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德国摆出波罗的海独立的友好支持者的姿态，迫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1939年6月7日与它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由于不列颠和法国似乎无力影响东欧发生的事件，波罗的海诸国领导人明白他们的安全不是取决于苏联就是取决于德国，他们选择了向他们做出保证的国家。然而，这些条约的签订似乎意味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现在成了德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这肯定要引起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尽管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迫与德国签订了条约，但立陶宛试图维护自己的中立，并始终在考虑收回维尔纽斯的可能性，认为只要波兰与德国间爆发冲突，这一点就能做到。

期间，1939年夏天，苏联、不列颠和法国之间的讨论毫无结果。然而，苏联与德国之间的秘密谈判却导致双方于8月15日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为表示对签署人的尊重该条约常称之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iacheslav Molotov）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People's Commissar of Foreign Affairs），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时任德国国防部长（German Defense Minister）。 (24) 对希特勒来说，该条约意味着苏联将保证不会介入即将到来的德国—波兰战争。对斯大林来说，该条约给了苏联一些西方国家不可能给的东西——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同时还为加强苏联的国防赢得了时间。波罗的海诸国的命运在8月23日缔结苏德条约的补充协议时定下来了。按照该协议，波兰将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将纳入苏联的范围，而立陶宛将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随着这一“秘密协议”的签订和伦敦拒绝给波罗的海诸国提供安全保证，波罗的海人的选择权，即接受德国的保证而反对俄国或相反，被排除了。

德国成功地使俄国中立化后，于9月1日进攻波兰。立陶宛在德国的压力下进攻波兰并占领了维尔纽斯，但斯梅托纳（Smetona）总统或许是对德国人的胜利缺乏信心，立即颁布一份宣布立陶宛中立的法令。同时，随着苏联军队从东边进入波兰，9月28日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一个关于苏德边界和友谊的条约。按照该条约，德国将获得更大一片波兰的土地而立陶宛将被转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占领波兰东部后，莫斯科迫使波罗的海三国及芬兰缔结“互助条约”，这些条约将使红军有资格占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战略要地。在这种强制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别无选择，只能按苏联的要求行事。9月28日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条约，允许苏联在爱沙尼亚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并驻扎2.5万苏联军队；10月5日与拉脱维亚，10月10日与立陶宛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条约同意把维尔纽斯地区（2569平方公里）及其457500居民转归立陶宛控制。这样，把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范围的过程开始了。这一过程的一项不可少的工作是在1939—1940年冬天把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人“遣返”回“祖国”，包括从爱沙尼亚遣返的13700人，从拉脱维亚遣返的52583人，这些人大都定居在不久前波兰被德国占领的地区。 (25)

斯大林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尽力兼并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以便建立旧俄罗斯帝国时的西部边界吗？或者他只是试图在东欧拉起一条防线，以便将来得以保护苏联抗击德国的入侵？或者用另一种思路来考虑：如果德国在1941年6月没有进攻苏联，那么波罗的海诸国与苏联在1939—1940年间的安全安排会在其后若干年间或甚至几十年间继续成为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基础吗？1940年春天，离德国入侵苏联还有整整一年，苏联的各种扩张行为使人认识到情况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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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un（1987），90，129.

(2) Artis Pabriks and Aldis Purs：Latvia：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16；Plakans（1995），112，124，131—132.

(3) Eidintas et al.（1997），16；Georg von Rauch，The Baltic States：The Years of Independence：Estonia，Latvia，Lithuania 1917—194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85．

(4) John Hiden：The Baltic States and Weimar Ostpoliti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36.

(5) 虽然爱沙尼亚政府后来决定向曾被没收地产的地主提供补偿，但数量很少。按照一个历史学家的说法，只及地产真实价值的3％。von Rauch（1974），88.

(6) Eidintas et al.（1997），45—48.

(7) 更左的政党是小小的爱沙尼亚共产党，它是一个与莫斯科密切合作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

(8) 1932年，两个农业党合并，重组成联合农业党（United Agrarian Party），但次年再次分裂。

(9) 感觉到在一个经济不确定的时期，可以信赖塔林的工人会服从自己的领导，雅安·安韦特（Jaan Anvelt）的爱沙尼亚共产党在第三国际（Comintern，共产国际，一个全世界的共产党的组织）的指导下试图发动起义。后来死于斯大林清洗的安韦特此时住在彼得格勒。这场政变的领导人预见塔林街头会有很多人支持这场暴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几乎不费气力，头目们都被逮捕。

(10) 立陶宛议会（Seimas）的起源，可以从“会议”（Seim）中看到，这是15、16世纪里给予立陶宛的波雅尔（boyars，即贵族）极大权力和影响的最高立法机关。

(11) 1926年5月，约瑟夫·毕苏斯基（Jozef Pi sudski，1867—1935），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国家的创立者，实行了一次政变，因为他认为政府没有能力解决众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模式在整个中欧和东欧不断出现。

(12) 见Andres Kasekamp：The Radical Right in Interwar Estonia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

(13) Alfred Bilmanis：A History of Latvia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51），357．

(14) 1934年，沃利迭马罗斯（Voldemaras）试图通过一次政变的努力重新获得权力，但失败了。1938年被释放后，他在法国定居。

(15) 1936年成立政府文化委员会（State Cultural Council，由各职业理事会［Chambers of Professions］和文学艺术理事会［Chamber of Literature and Art］的全体委员组成）和全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由商业、工业、农业、工匠和劳工新理事会［Chambers of commerce, industry, agriculture, artisans, and labor］全体委员组成），目的是更好地协调拉脱维亚政府和社会各个不同部门的工作。

(16) Greenbaum（1995），253．

(17) 这种下降主要归之于1920年失去维尔纽斯。然而，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维尔纽斯的回归，有7万犹太人回到了立陶宛。Levin（2000），134—135。

(18)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各政党都纳粹化了。见Hiden（1987），36—61。

(19) Raun（1987），134；von Rauch（1974），128—129.

(20) von Rauch（1974），131—133；Plakans（1995），138.

(21) 指马格纳斯·维陶塔斯大学。马格纳斯·维陶塔斯（Magnus Vytautas，1350—1430）大帝统治时期立陶宛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张，1930年是他去世500周年。——译者注

(22) John Hiden and Patrick Salmon：The Baltic Nations and Europe：Estonia，Latvia and Lithu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73—74.

(23) 直到1915年列宁格勒都以圣彼得堡而闻名，这一年它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它获得列宁格勒的名称，然后到1991年，它恢复了传统的称呼圣彼得堡。

(24) 这里原文应该有误，里宾特洛甫时任德国外交部长，不是国防部长。——译者注

(25) Hiden and Slmon（1991），115．

第六章　苏联的统治（1940—1985）

一、苏联占领初期

尽管学者们认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代”正式结束的准确日期是1940年6月，但早在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附属的秘密议定书就已决定把东欧分成德国和苏联两大势力范围，从而事实上决定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命运。对斯大林而言，与西方在提供任何东西时总是显得犹豫不决相比，这是一桩更好的交易，因为它向苏联提供了机会，使苏联把自己的战略存在（strategic presence）扩展到那些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丧失的东欧地区。这些地区包括波兰东部（半个波兰）、芬兰、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现为苏联解体后的摩尔多瓦国家的主体）、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是1939年9月后期转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德国获得随意处理波兰西部的权力；就在与莫斯科订立协议一个星期后，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

接着苏联占领了波兰的另一半领土（波兰东部），然后强迫波罗的海诸国接受“互助”条约。苏联在波罗的海三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但是允许他们继续管理其内部事务，不受苏联干预。芬兰（Finland）也被迫接受了互助条约，但在是否允许在其境内建立苏联军事基地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芬兰人的抵制促使苏联于11月30日入侵该国，并很快建立了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为首的亲苏的傀儡政府。

地图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波罗的海地区

芬兰动员了16万军民保卫1200公里长的东部边界，苏联军队几乎是芬兰人的3倍之多。尽管红军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在冬季战争中还是遭受了40万人员的伤亡，由此向世界，特别是向希特勒明显地展示了苏联军人的虚弱。尽管如此，1940年3月，苏联还是有能力强加给芬兰一个和平协定，要求芬兰放弃10％的领土，但允许它保持自由。

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小心翼翼地遵守与波罗的海各国签订的和约的各项条款。然后在1940年春，当世界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在丹麦、挪威、法国的全线胜利时，莫斯科开始对其西部各个邻居逐渐增加压力。5月末和6月初，克林姆林宫指控波罗的海三国政府对苏不友好，共同阴谋反对苏联。在宣称三国没有能力执行“互助”条约的有关条款时，莫斯科向每一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们组成新政府，新政府将对苏友好并将有能力完成条约规定的义务。这种指控显然只是苏联把真实意图伪装起来的一个借口：接管波罗的海三国，获得有战略意义的港口以及获得进入波罗的海的直接通道。

5月下旬苏联指控立陶宛绑架了几个红军士兵，他们是在苏联不久前占领的一个军事基地周围因迷路而被绑架的。6月14日，立陶宛成了第一个收到最后通牒的国家。立陶宛总统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试图以书面形式澄清事实，阐述立陶宛对苏联的善意，但是克林姆林宫无视他的辩解。随着入侵的逼近，斯梅托纳转而努力说服他的内阁和军队，强调至少要对苏联军队组织象征性的抵抗和战斗，但次日他的建议被否决。30万的红军立即进占了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苏联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边界集结更多的部队，6月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Soviet Commissar of Foreign Affairs Vyacheslav Molotov）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大使发出同样的要求。在彻底明白军事抵抗不会有任何结果后，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如在立陶宛的情况一样，随后苏联马上占领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在战后出版的历史书籍中，苏联在为这种占领辩护时忽视了自己在这些事件中表现的好战性，而是强调当时在波罗的海各个国家内发生的所谓的“阶级斗争”。正如一位苏联历史学家这样描述拉脱维亚的形势：

1940年6月，拉脱维亚到处弥漫着革命形势。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在国内外事务上面临着各种危机，从深层次上看，是被压迫阶级陷入贫穷和灾难的结果。法西斯政府企图维护他们的权力，6月17日在这个国家实行戒严状态，并强化对工人的血腥恐怖统治。这一天，在里加，警察对工人恢复使用残忍的惩罚措施，工人们走上街头欢呼红军的到来。 (1)

苏联官方宣称波罗的海各国人民“自愿”同意并入苏联，成为近50年间苏联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几周之内，当局就组织了议会选举，其目的就是为了确认波罗的海人自愿接受社会主义和自愿加入苏联。为了阻止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形成，波罗的海各国很快被苏维埃化。在里加，这一进程由莫洛托夫的副手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i）负责监督，维辛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组织对“人民敌人”的审判，这是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审判。在塔林（爱沙尼亚首都），由政治局成员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掌控，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德卡诺佐夫（Deputy Foreign Commissar Vladimir Dekanozov）则被派往考纳斯（Kaunas）。他们的职责就是迫使合法内阁辞职，由苏联任命的人取而代之。

由于新的“选举”时间定在7月14-15日，当局立即对波罗的海各国的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和其他机构进行清洗，例如，在立陶宛，就在大选举行前几天，2000名政治反对派被逮捕。这场选举尽管投票率低，但绝对有利于新近合法化的各地的共产党；接着，7月21-22日，波罗的海各国的新议会都发表决议，宣布它们自己为苏维埃共和国。立陶宛于8月3日获准加入苏联成为加盟共和国之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于8月5日和8月6日加入。

一旦德国施虐欧洲大陆，波罗的海各国的独立问题就很难成为英国或者美国的主要关注对象。尽管如此，194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但在这种情势下，美国的声明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没有影响，因为此时苏联还不是英国和美国的盟友，它们成为盟友要到1941年中才开始，直至战争结束。相反，从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斯大林和希特勒是瓜分和征服欧洲的合作伙伴。而且，甚至在纳粹入侵苏联后，英国和美国成了苏联的盟国，它们对该地区仍采取务实的做法，接受既成事实；即使不是从法律上予以承认，也是从事实上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各国。

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Ulmanis）、爱沙尼亚的总统帕茨（Päts）被废黩，与数十名独立时期的著名领导人被流放到苏联（立陶宛的斯梅托纳设法逃到了美国，1942年死在那儿）。波罗的海各国确定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选自同情苏联的土著或者土著中的机会主义者，另外还有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输入的干部。 (2) 输入管理干部是必要的，部分是因为在苏联占领前夕，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国的本土的共产党员非常少：立陶宛共产党从地下走向公开时只有1500名党员；1940年初拉脱维亚共产党能自称为党员的只有500人；爱沙尼亚共产党在波罗的海各国的共产党中最小，在1940年春只有133名党员。此外，波罗的海地区的共产党员不能指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苏联生活的数千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帮助，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被消灭了。所以，直到各地的共产党队伍（现在并入了苏联共产党，简称CPSU）得到补充之前，数量不多的共产党员从其他加盟共和国（主要来自俄罗斯共和国或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40年夏天来到波罗的海各国的首都，这对波罗的海各国的苏维埃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新成立的波罗的海各国政府马上开始调整政策，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流行做法相一致。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必须被摧毁，这样才能在原来的地方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由忠诚苏联的公民来管理。重新组建的议会很快宣布大型工业企业、交通、银行、私人住宅、商业普遍实行国有化。尽管土地现在被认为是人民的财产，但是苏维埃政权暂时限制对它的拥有量，拥有30公顷或30公顷以上土地的被没收；没收来的土地存在共和国的土地银行里，然后把部分没收来的地产分配给无地的农民（peasants）和拥有微不足道的土地的农夫（farmers）。苏维埃政权创造大量无法独立生存的小农场的目的，是削弱土地私有制，以便后来可以把集体化说成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集体化是苏联在10年前实施的一项农业合并的计划。尽管大规模的集体化尚未开始执行，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推行的农业政策已经普遍产生消极影响，许多农夫害怕被打上富农（苏联的词典叫Kulaky）的烙印，或希望避免自己的羊、牛、猪可能被没收的情况，只得屠杀牲畜。

随着红军到来（他们很快吸收了波罗的海各国的武装力量）的，是苏联内务部（NKVD），接着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新闻控制。也许是苏维埃政权不愿使西方舆论反感，或更有可能的是不想因此刺激当地人转而同情希特勒，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布尔什维克致力于摧毁宗教生活的做法相比，在波罗的海各国实行的反宗教政策显得相对仁慈。不过，在每一个新的加盟共和国中教堂和教会财产都实行国有化，宗教教育和宗教出版物都被禁止，神学院和修道院被查封（经常成为红军驻扎的军营），许多教士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最明显的敌人而被捕。

波罗的海各国的教士，无论是新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的，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发生在1941年6月中旬，这时大批神父和牧师被遣送到苏联的偏僻地区。根据苏联内务部准备的名单，这只是同时侵袭波罗的海三国的大规模流放的一部分，这种规模流放针对所有类别的人群，而不仅仅是恐吓个别人。这份名单包含前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雇员，被各国共产党开除的人员，在独立时期积极参加活动的非共产党党派的成员，以前的警察和狱吏，以前的大地主和企业主，工会领导及其积极分子以及前武装部队的官员。 (3) 从6月13-14日夜里开始，仅仅持续了几天时间，该行动就流放了约20000个拉脱维亚人、10000个爱沙尼亚人和18000个立陶宛人。 (4) 他们被塞进棚车，经历长达数周的跋涉，运往俄罗斯北部或西伯利亚，许多人死于途中。

二、奥斯兰

在苏维埃驱逐波罗的海三国文化界、知识界、政界人士仅仅一个星期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了与斯大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发起巴巴洛萨军事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苏联军队尽管在新近合并的边境地带已经驻扎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清洗造成了许多高级将领的毁灭，现在仍未回过神来，对这场战争没有准备。德军很快突破了苏联西部边境地区，7月1日进抵拉脱维亚的里加，7月5日占领爱沙尼亚。很多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如西乌克兰人和其他那些苏联新近获得的边境地区的居民，开始时对德国人的入侵感到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作为“解放者”而来到这里的，会使他们摆脱苏联的压迫。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曾这样描述爱沙尼亚人：“苏联当局一年的统治，达到了使一个民族在几个世纪间形成的态度完全颠倒过来，从反德意志主义转到反俄罗斯主义。” (5)

当德国国防军（Wehrmacht）抵达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时，各种土著的团体已经组织起来，希望他们的国家恢复独立。在立陶宛，反抗苏联当局的起义是6月23日开始的，在考纳斯起义的队伍占领了警察局和几个军火库。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爆发了起义。一批批的起义军在各处战斗，怀着德国将会承认他们国家独立的希望。然而，当苏联政权的官员逃往俄罗斯内地，而德国军队占领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时，事情已经很清楚：纳粹对这一地区有自己的盘算。

德国占领政策总的来说是混乱的，因为过于专注管辖权之间的竞争，而忽略了一个统治的政治计划的必要性。不过，在其毫不掩饰的主张中，其基本目标就是根除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的欧洲部分为德国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第三帝国的计划中，波罗的海地区与乌克兰或俄罗斯本土是不一样的，后者仅仅是作为食物和苦役的来源地，而波罗的海人则将被授予某种特权地位。德国人把波罗的海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联结起来，建立了一个名为奥斯兰的德国政府特派员辖区（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简称RKO）的民政单位，首府在里加，由欣里希·洛泽（Hinrich Lohse）领导。希特勒的东方占领区（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事务大臣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他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纳粹的思想家。根据罗森贝格的计划，波罗的海地区最终将并入德意志帝国。但目前德国暂时建立本地的管理机构，允许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享有行政上某种程度的自治，而苏联被占领的其他地区不能享有这种特权。 (6)

因为各个民族都是根据种族标准来对待的，所以波罗的海各民族避免了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人”（Untermenschen或subhumans）的种族灭绝政策。根据纳粹的种族理论，处在波罗的海种族等级的顶点的是爱沙尼亚人，罗森贝格认为他们大半已经日耳曼化了。一些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可以被同化，但是其余的人将必须被转移到俄国的偏僻地区或者加以消灭，由此造成的真空由从事殖民的德国人来填补。这造成了数千德国人从德意志帝国来到这里，在某些没收来的农场上定居下来。数千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加入了德国的殖民者的队伍，这些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是1939年底离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

当然，在占领区纳粹德国关于种族问题的议事日程的顶峰，是消灭犹太居民。在波罗的海地区较大的城市中，特别是在维尔纽斯和立陶宛的其他城市，被屠杀的犹太人数量庞大。这个任务由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来执行，这是一个个流动的杀人机构，随着推进中的德国军队进入苏联领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在苏联占领期间“犹太人共产党员”的负面形象被强化（尽管事实上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和流放的人中有数千犹太人），特别行动队A支队得到了当地警察部队和一些热心的个人的某种帮助。到1942年1月，拉脱维亚的8万-8.5万犹太人中大多数被杀害，而其余1万-1.5万人逃往苏俄。在德国入侵之初，爱沙尼亚近4500个犹太人中有许多已被各地的苏维埃流放或者选择了撤往苏俄，留下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处决。最严重的恐怖行为发生在立陶宛，到1941年底约有18万犹太人被杀害，相当于德国入侵时这个国家的犹太居民总数的80％。

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剩余的犹太人挤住在封闭的犹太人区，在那里通常允许犹太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许多犹太人被迫成为奴隶劳工，为德国的战事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犹太人区被废除，其居民被处决或转往其他占领区的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在德国占领期间，虽然非犹太人，主要是没有逃往苏联的共产党员也被杀害，但对他们的屠杀与有计划地消灭犹太人是有区别的。

这样的命运肯定不是波罗的海人民所期望的。许多人的确曾欢呼德国入侵者的到来，把他们看成自己摆脱苏联统治的解放者，并迫切地期望着恢复正常秩序。然而占领当局辜负了这一过高的期望。当犹太人成为根除的目标时，苏联制定的经济集中制、严格的劳动政策依然在起作用：没收的工商业企业依然是国有化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工人仍然被束缚于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被剥夺了罢工权），以前的地主想重新获取被没收的土地的努力成效甚微。此外，采用了有助于德国人管理地方居民的食物定量供应制，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被遣送到帝国境内的工业部门劳动。这些政策的结果是波罗的海地区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德国当局很快就使当地人民最初的美好意愿趋于破灭。

尽管期待波罗的海地区的工业企业为德国的战争需要作贡献，但德国也需要波罗的海地区的男人们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苏联俄国的斗争，特别是在1942年下半年德国入侵的势头减缓的时候。起初，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征收非德意志族的人入伍的，1942年8月创建了一个称为爱沙尼亚军团（Estonian Legion）的爱沙尼亚党卫军（Estonian Waffen-SS）组织。但是到了10月中旬，只有500名应征者。战况开始变得糟糕时，德国转而实行强制性动员手段，1943年征募了数千爱沙尼亚人，并把他们送往东线作战，但是可能约有5000人得以躲避征兵，逃往芬兰。尽管如此，当1944年2月红军再次威胁着要穿过爱沙尼亚边境时，爱沙尼亚民政管理部门的首脑（前亲法西斯的独立战争退役军人联盟的宣传员）雅尔玛·梅（Hjalmar Mäe，1901-1978）征募了3.8万爱沙尼亚人，让他们为“新的独立战争”而战。他们加入了已经在德军服役的2万名爱沙尼亚人的队伍。德军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动员也同样取得成功：3万名立陶宛人自愿与苏联作战（但与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不同的是，立陶宛人没有加入纳粹党卫军），还有15万拉脱维亚人也被动员入伍。 (7)

虽然这些数字确实很重要，但是这些数字还是使人想起几十万青年有能力抵抗征募，这只是德国在波罗的海地区采取难以想象地严厉的占领政策所激发出来的众多反抗形式之一。但是由于该地区的精英大部分在1940年前被流放或被处决，这些小规模的地下抵抗运动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效果。

尽管形势显得毫无希望，但当德国的战争努力开始崩溃时，一些波罗的海地区的爱国者为使他们的国家最终恢复独立而开始做准备工作。他们期待着西方的同盟国会像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那样前来帮助他们。1943年后期，立陶宛各抵抗力量统一组织成解放立陶宛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Lithuania），该组织设法出版地下期刊并组建了小规模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1943年8月拉脱维亚的抵抗者组建了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Latvian Central Council），但是该组织的领导阶层于1944年秋被逮捕并被放逐到德国。1944年秋爱沙尼亚共和国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Estonian Republic）也过着一种躲躲藏藏（furtive）的生活，但很快许多领导人被逮捕。一些逃离德国安全部队逮捕的成员于9月设法组建了爱沙尼亚临时政府，但是该月底他们也被逮捕了——这次逮捕他们的是苏联人。

三、苏联化和抵制

1944年初，向西挺进的苏军遇到了波罗的海各国士兵的猛烈抵抗，直到该年的夏秋时节他们仍然在设法推迟自己的祖国被占领的日期。但到9月末，苏联红军几乎占领了整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然，如果没有同情红军的土著的努力，这场胜利不会来得如此迅速：正如德国人能够招募当地人抗击红军一样，苏联在1941年和1944年也常常通过强制动员组建当地军队。到战争结束时，共有3万爱沙尼亚人、5万拉脱维亚人和8.2万立陶宛人被编入红军。 (8)

1940-1941年间经历了1年的苏联化之后，大部分波罗的海人确切地知道第二次占领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1944年夏至1945年初，至少有25万人选择逃往西方，而不愿意在重建的苏联政权的统治下生活。这些逃亡者包括该地区的许多知识分子、财产所有者以及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领袖，他们得以逃脱紧随着苏联占领波罗的海地区而来的大规模杀戮和放逐，表面上的罪名是与德国合作。当许多人逃亡时，成千上万正值战斗年龄的人退却到森林中，在接下来的10来年中在那里继续抵抗苏联当局。

苏联的再占领除了造成人口的混乱，还导致各加盟共和国（SSRs）被迫同意对它们普遍不利的边界调整。然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变更，必须置于在整个东北欧划定的新疆域的背景之下来观察。德国被迫将东普鲁士的大片领土即现在的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 oblast）割让给苏俄。波兰的边境向西推移，也就是说，波兰在合并了东德大片领土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东部地区，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三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所兼并。

与德国和波兰的大调整相比，斯大林的蓝铅笔并未剧烈地改变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加盟共和国的版图。爱沙尼亚将东部领土，位于佩普西湖（Lake Peipsi）的北边和南边，割让给俄罗斯共和国（RSFSR），包括彼得瑟里玛（Petserimaa）地区的大部分以及纳尔瓦河（Narva River）以东的所有领土。这些地区约占爱沙尼亚共和国战前领土的5％，是大约7万居民的家园，其中大多数是俄罗斯族。拉脱维亚则被迫将东北部的一块狭长的领土阿伯热内地区（Abrene）割让给俄罗斯共和国。

立陶宛因合并了克莱佩达（Klaipėda）和维尔纽斯（Vilnius）地区而扩大了疆域，因而是波罗的海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中领土调整最大的国家。与此调整相关的是该国在1940-1945年的种族同质化。由于立陶宛境内曾经存在的很大的犹太人群体几乎完全被毁灭，1940-1941年5.2万德国人被遣返回国，以及超过20万波兰人（他们对自己的称呼）在苏联再占领后迁往新波兰，战后立陶宛这个加盟共和国，尽管有过（或者说因为）悲惨的人口损失，但在领土上有所扩大，而且与战前的状态相比，种族同质化有极大的提高。

苏联（1941年的撤退）和德国（整个1944年）所实行的焦土政策的结果，使波罗的海各国的建筑、工业和基础设施广泛受到破坏。爱沙尼亚的城市遭到尤为残酷的蹂躏：纳瓦尔几乎所有的建筑以及塔尔图（Tartu）和塔林（Tallinn）几乎一半的建筑都被毁坏。此外，各种族的全部社区都被根除或毁灭，包括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犹太人的社区，波罗的海地区的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大多丧失殆尽，损失的还有这一地区许多最有教养的、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成员。损失的总人数难以估计，但基本上可信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向西的逃亡、领土的丧失、流放以及战争和占领所导致的死亡，这些原因共同致使波罗的海三国约失去了20％的人口。

由于波罗的海三个国家都蒙受了毁灭性的人口损失，苏联当局面临着为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和经济管理招募人员的挑战。最紧迫的是各国共产党的问题，需要恢复它们在这些再苏联化的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尽管它们的力量当时很微弱。由于在战争期间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被杀害，1944年后期，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都只有几千个共产党员。从其他加盟共和国输入干部再次成为比较方便的解决方法。

由于干部的输入，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CPs）的队伍中许多人来自外地，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立陶宛共产党（LiCP）最好地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后果：1947年，其成员中只有18.4％是立陶宛人，到1953年上升到38％。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情况稍好些：1946年，爱沙尼亚共产党（ECP）的党员中爱沙尼亚族所占比例是48.1％，经过一次清洗过后，在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5％；1949年，拉脱维亚共产党（LaCP）中拉脱维亚族的党员可以声称占大多数，达到53％，但10年后这一比例急剧下降。 (9) 尽管在苏联统治初期土著党员的比例低，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构成开始更紧密地反映出这些共和国的种族构成状况。不过在早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主要为俄罗斯人和其他在两次大战期间居留在苏俄的共产主义者所控制。实际上，第一书记通常是俄国培养的当地人，在整个苏联时代，这些加盟共和国中的第二书记则总是俄罗斯人。

由于斯大林不相信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干部的可靠性，对东欧卫星国的共产党当局更是猜忌重重，清洗的威胁一直存在。对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最严厉的一次清洗，是1950-1951年清洗爱沙尼亚共产党（ECP）中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取代这些人的是被称为“耶沙尼亚人”（Yestonians，对爱沙尼亚这个词的俄语发音的戏称）的爱沙尼亚人，这些“耶沙尼亚人”的家庭都是在1920年前的几十年间从爱沙尼亚移居俄罗斯的。在战争爆发前，耶沙尼亚人就在苏联开始了自己的政党生涯，但随着苏联吞并爱沙尼亚，他们看到了在自己故土晋升的机遇。最著名的例子是，从1944年以来一直担任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从1941年以来就开始行使第一书记职责）的尼可莱·卡罗塔姆（Nikolai Karotamm，1901-1969）在清洗中被约翰内斯·卡宾（Johannes Käbin，1905-1999）所取代。卡宾生于爱沙尼亚本土，但在苏俄的党的官僚机构中得到升迁，只是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才返回祖国。

与爱沙尼亚相比，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本土成长的领导人更少得多，其共产党领导成员的组成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从1940-1959年，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是雅尼斯·卡恩伯吉斯（Jānis Kalnbērzi š），他与卡宾一样，1940年前一直居住在苏联。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层更加稳定，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尼古斯（Antanas Snieckus，1903-1974）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1974年1月去世都稳居该职。这些领导人，尤其是斯尼古斯，有时被认为捍卫了他们本国的利益，他主要通过保护本土文化免于消亡而使苏联统治的一些最严酷的方面有所缓解。然而，必须记住的是，正是这些领导人执行了莫斯科的集体化、工业化和俄罗斯的殖民政策，他们也要为20世纪40年代的镇压和流放负部分责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中，尽管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逐渐被苏联同化，但反抗苏联再次占领的战火也在森林中持续闷烧。人们将会想起，在1940-1941年时波罗的海各国因为过于弱小、过于分裂，难以抵抗苏联的第一次占领。然而，纳粹的3年多的占领为波罗的海各国提供了时间和资源，使他们发展起更大规模的抵抗力量，反对另一轮的苏联化。许多反抗者都曾在1943年德国人的好运将要终结时组建起来的党卫军军团中战斗过。在1944-1946年其发展的顶峰时期，反苏的游击队员——人称“森林兄弟”——控制了波罗的海各国的乡村。尽管要确定在任何具体时期有多少游击队员在活动是困难的，但据估计有多达3万立陶宛人以及数量稍少的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拿起武器反抗苏联当局。 (10) 这些游击队员从森林的隐匿之处出现，袭击穿着苏联军服的人员和党的干部，并对建筑物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建筑物造成了较大破坏。为了鼓励当地人民反抗苏联统治，“森林兄弟”们还印刷和散发地下出版物，并处决了几百个被怀疑的通敌分子。

虽然势单力薄、供给不足，且孤立无援，但一些游击队仍然拒绝了苏联一再提出的特赦，在森林中坚持战斗，一直坚持到1955年。毫无疑问，到这时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期望把苏联人驱逐出去。许多人曾为这样的希望所激励：可以预料在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将爆发战争，或许在战争爆发后西方盟国会帮助他们恢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国家地位。尽管如此，到1948年游击队的主力兵团，立陶宛最强大的反抗力量被击溃了。到这时，由于随波罗的海地区农村集体化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流放，游击队失去了兵源和食物供给。

四、集体化、工业化和俄罗斯化

在1940-1941年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虽然波罗的海各国农民避免了大规模的集体化，但第二次占领期间有力地实施了20世纪30年代初最先强加于苏联农民的毁灭性的农业政策。由于波罗的海各国的重点，尤其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放在快速工业化上，因此莫斯科的计划者相对忽略波罗的海各国的农业。然而，一旦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集体化将会服务于多重目的：原则上，集体农庄（kolkhozy）通常配备有超出普通农户家庭承受能力的拖拉机和其他设备，能使波罗的海地区的农业实现规模经营，从而能使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新的工业部门。然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的好处可能要远远重要得多，因为集体化也是一种手段，可以结束波罗的海地区农村中游击队的抵抗。

经过几年的延迟后，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土地改革加速进行，完成了1940-1941年间留下的工作。在1944-1947年期间，苏联继续消灭大于30公顷的农场，同时没收所谓的“富农”（kulaky）的土地、家畜和财产。它还对原本属于德国殖民者和逃往西方的土著地主的农场实行国有化。直到1947年，波罗的海地区战后第一批集体农场才成立；到1948年底，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已经有500多个集体农庄，但爱沙尼亚的集体农庄不足这个数字的一半，因为该国的集体化速度最慢。

尽管苏联努力鼓励集体农庄的发展，但大多数农业用地仍然控制在家庭农场手中。由于自愿的集体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该政权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主要是提高税率，高得使家庭农场不可能继续运转。许多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加入集体农庄。同时，富农——这肯定是一个政治意义多于社会经济意义的词——被视为一个阶级而遭到清算。许多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通常意味着必然死亡。1949年3月末，在集体化运动的高峰时期大约有10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农民，其中超过半数是妇女和孩子，被放逐和疏散到苏联的不同地区。 (11)

集体化到1952年接近完成，随着这一成就而来的是苏维埃政权可以欣喜地看到：波罗的海各国乡村中的游击队抵抗活动几乎完全被消灭了。同时，苏联成功消灭私有农场的一个结果是，在1948-1955年间，以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标准来衡量，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生产都还是出现了明显下降，虽然波罗的海地区的农民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乌克兰农民那样大规模屠宰家畜。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波罗的海各国的农业才开始复苏。

由于波罗的海地区拥有熟练工人的储备和现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苏联在该地区，尤其是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发展工业。立陶宛也是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对象，但由于其工业基础与北边的邻居相比仍然相当薄弱，这个国家的工业获得的资金投入少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工业。然而，总体而言，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要比苏联其他地区快得多。苏联政府的目的是使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融入集中化的苏联经济体系，这样它们将为苏联其他地区提供能量和一系列工农业产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恢复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现有的工业。到1950年时，这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德国战俘的劳动，在爱沙尼亚尤其如此，及输入苏联在东德占领区拆卸下来的工厂设备，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实行。

拉脱维亚的工业集中在里加（Rīga），主要生产钢铁和农用机械、电动马达以及柴油机。在爱沙尼亚，苏联的计划人员强调要扩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爱沙尼亚最为成功的行业之一油页岩工业。爱沙尼亚的油页岩生产很快就被置于全苏煤炭工业部（All-Union Ministry of the Coal Industry）的直接管理之下，为苏联西北部地区提供燃料。随着1948年联结爱沙尼亚油页岩产地和列宁格勒的管道的修建，爱沙尼亚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开始流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

在战后第一个10年中，苏联对立陶宛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集中于重工业的集约的工业化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才开始，而这部分地得益于立陶宛第一书记安塔纳斯·斯尼古斯的努力。虽然斯尼古斯是一名共产党的职业官员，极度忠诚于莫斯科的党的权威，但人们也常常认为他使自己的祖国避免了集约的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及避免了发生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那种大量俄罗斯移民入境的问题。

俄罗斯人迁入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部分是因为工业化所驱使的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毫无疑问这一迁移也有政治动机，因为一个很大的说俄语的群体的存在，会加强苏联对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控制。实际上，正如在集体化运动中众多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流放到东边的苏联腹地一样，在工业化的驱动下，几千名苏联公民也向西迁移进入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在这些国家的恢复元气的和经过扩展的企业中工作。这些移民包括为数众多的爱沙尼亚—俄罗斯人（Estonian-Russians）和拉脱维亚一俄罗斯人（Latvian-Russians），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生活在苏俄；然而，移民中占最多数的是斯拉夫人，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

虽然人口流入的高峰时期是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但移民浪潮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仍然持续不断，只不过没有1945-1747年那样密集。由于1945-1959年进入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的移民（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超过了50万人，拉脱维亚人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45年的约84％，下降到1953年的60％，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还在进一步下降。在苏联统治时期，可能共有400万人经过拉脱维亚。不过，纯粹从数字上来看可能会产生误解，因为在拉脱维亚移民的流动有循环交替的倾向，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和其他斯拉夫人的共和国之间经常发生移民运动。而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迁入波罗的海各国的人中，除了斯拉夫人，还有成千上万刚刚从苏联东部的拘禁营地中释放出来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他们在先前的流放生活中设法生存下来了。

历史上爱沙尼亚的人口大约为拉脱维亚人口的一半，在1945-1947年接受了近18万移民，接着是1950-1953年间又一波超过3万人的移民潮。在爱沙尼亚的殖民先行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来自于俄国的曾被判过刑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定居在爱沙尼亚东北部和诸如纳瓦尔这样的城市中心。这种大规模移民入境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爱沙尼亚人被挤出本国资源丰富的边境地区。正如在拉脱维亚的情形一样，在苏联统领的几十年中，爱沙尼亚人口中本地人的比例急剧下降，从1945年初的约94％（在把爱沙尼亚主要居住着俄罗斯人的一些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后）下降到1953年的72％，最后到1989年则只占61.5％。 (12)

如前所述，立陶宛的俄罗斯移民虽然规模较小，但仍有相当规模。1939年，俄罗斯人占立陶宛总人口的2.3％，而到1989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9.4％。和其他地区一样，由于许多移民都是政府和政党官员、工厂经理、工程师和职业工作者，在分配稀缺的城市住房时他们都是优先考虑对象，这导致当地人憎恨说俄语的外来者的到来，认为俄罗斯人正把他们的祖国变成殖民地。

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伴随着工业化和大规模移民而来的是快速的城市化。从一开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就处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列，而且在1945年后其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根据苏联的估计，从1940年1月1日到1953年1月1日，在爱沙尼亚，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6％上升到52.5％；从1944-1955年，该加盟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塔林的人口几乎翻了一倍。同样，在拉脱维亚，居住在城镇中的人口比例也从1939年的刚好超过35％，上升到1950年的52％。在立陶宛，城市化的进程速度稍慢，直到1970年，其城市人口才超过了其乡村人口，而到那时，爱沙尼亚已经成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有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中，许多城市人口都是说俄语的移民，他们在里加和波罗的海其他城市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13)

当然，工业化、俄罗斯化和城市化是互相紧密联系的过程：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化和俄罗斯化服务于莫斯科的计划人员所希望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城市化则是这些变化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而且，农业集体化产生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城市化。尽管要从集体化的负面效果中恢复过来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到1953年，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都已接近于完全融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之中。波罗的海各国人民在接下来的30年中别无选择，惟有在努力保持其种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使自己适应苏联生活方式的现实。

五、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

作为控制的工具以及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共产党成为整个苏联统治时期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党在将服务义务（service obligations）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教育其党员的同时，也为其党员提供了身份地位和职务晋升的机会。虽然一个人通常能够选择是否加入这个党，但他或她却不能回避党对其个人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从接受高等教育、住房和消费品到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个人道德心等都是这样。那些希望取悦于莫斯科的马列主义者领导着当地的共产党，当地的共产党不仅是波罗的海人的管理者，也是波罗的海人与更大的苏联共产党之间的中介。

尽管共产党实行铁腕控制，但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与整个苏联一样，生活变得比以往宽松。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在与政治局的对手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赫鲁晓夫时代以“解冻”（ottepel）时代著称，这是一个知识界的非斯大林化和苏联经济的非集中化的时期。尽管苏联政府用作社会控制工具的专政政策大大地削弱了，但赫鲁晓夫对地方民族主义的不信任就意味着政治权力仍然集中于莫斯科。但即使苏联共产党拥有权力优势，解冻仍然为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试图阻止实施那些他们认为有害于他们共和国的政策，即非常极端的工业化和俄罗斯化政策。

20世纪50年代后期，拉脱维亚共产党内部那些追求共和国更大自治权的人和较正统的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人之间开始了争论。自治论者的领袖是爱德华兹·伯克拉维斯（Eduards Berklāvs，生于1914年），他是里加一个党组织（gorkom）的书记，并在1956-1958年出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Latvian Council of Ministers）副主席。克里姆林宫正统派的代表人物是阿尔维兹·佩尔斯（Arvīds Pelše，1899-1983），他是拉脱维亚人，1918年离开祖国，在苏联度过壮年，然后在苏联占领期间返回拉脱维亚并负责宣传工作。伯克拉维斯及其支持者通过一些法规限制移民入境（主要针对说俄语的移民），并计划限制发展那些需要使用拉脱维亚以外的劳动力的产业，而佩尔斯则常常谈论在历史上俄罗斯人与拉脱维亚人之间的联系，并批评上述地方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这场争论在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问拉脱维亚里加后结束，此后佩尔斯取代雅尼斯·卡恩伯吉斯（Jānis Kalnbērzi š），出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此后不久，苏联政策的官方喉舌《真理报》（Pravda）指责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扬地方利益，将其置于整个苏联利益之上，由此预示了一场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的到来。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几千个党员因为同情“民族共产主义”（national communism）而被开除出党（但在这一事件中，与斯大林时期的清洗，如与1949-1951年对爱沙尼亚的清洗不同的是，这些受害者没有被杀害）。伯克拉维斯被流放到俄罗斯，此后拉脱维亚共产党成为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组织中最强硬的正统派。 (14)

随着拉脱维亚共产党内斗争的激化，逐步本土化的趋势被遏制，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拉脱维亚人（Russian Latvians）继续把持着该党的领导权。在20世纪60年代初，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拉脱维亚人党员比例比较稳定，约35％左右（从未超过4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居住在其共和国境外的拉脱维亚人——与许多爱沙尼亚人和立陶宛人一样——是苏联共产党党员。

爱沙尼亚共产党和立陶宛共产党的本土化过程要顺利得多。1963年，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出身爱沙尼亚族的党员第一次超过了50％；立陶宛共产党中立陶宛人的比例从1953年的38％，上升至1965年的61.5％（在该党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本地人的代表不成比例）。 (15) 随着1960年代非本土干部的影响渐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大半由那些在共和国内有坚实根基的人所控制。

除了本土化，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也日益壮大，这说明到这一时期，许多波罗的海人不仅开始接受苏联的统治的持久性，而且把参加共产党作为实现职业目标的一种手段也合法化了。实际上，由于别无选择，波罗的海各国人民越来越倾向于在苏联的制度内工作而不是反抗这一制度。

在斯大林去世后的几十年中，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共产党的相对稳定性，或许在其党的高层领导人的延续不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约翰内斯（伊万）·卡宾在近30年（1950-1978）中一直领导着爱沙尼亚共产党；他的后继者卡尔·瓦伊诺（Karl Vaino，生于1923年）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爱沙尼亚人，从1978-1988年一直领导着该党，虽然他从来没能够娴熟地掌握他祖先的语言。立陶宛的安塔纳斯·斯尼古斯由于对斯大林、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忠心耿耿，享有的任期特别长（1936-1974）。在斯尼古斯去世后，立陶宛的最高领导人是彼得拉斯·贾斯科维修斯（Petras Griškevičius，1924-1987），担任这一职务直至他去世的1987年。在拉脱维亚，1961年的清洗结束后，政党领导层再次稳定下来。1966年，在佩尔斯调到莫斯科升任党的监察委员会（Party Control Committee）主席（他同时也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奥古斯茨·沃斯（Augusts Voss，出生于1916年）出任第一书记，直到1984年，沃斯在这一职位上一直执行其前任的亲俄政策。

虽然卡宾和斯尼古斯坚定不移地忠诚于莫斯科，但他们两人都显示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尤其是这样，有能力在克里姆林宫的水域中游刃有余，至少为他们各自的共和国的人民提供某些保护。当然，苏联共产党没有哪位领导人会把自己看作其祖国人民的代言人。实际上，斯尼古斯并不是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而卡宾也远不是爱沙尼亚的爱国者。尽管如此，他们两人都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和平共处，都容忍地方民族感情中某些不具有威胁性的表现方式。

六、文化和宗教

在1940-1941年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艺术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就开始受到种种限制。1941年1月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艺术事务管理局（Administration of Art Affairs）收到的一份文件最好地体现了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控制，该文件列举了120条希望苏联艺术家特别注意的事项，包括：

主题第27项：1905年俄国革命。一场集会。工人们用手将演说者高高托起。许多红旗。

主题第120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视察一座很大的新建筑。 (16)

毫无疑问，政府在战后再次发布了类似指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再占领破坏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文化生活，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独立时代许多最有才华的作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文化界人士都逃往西方而不是留在国内等待苏联当局的统治。那些留下的人则冒着被指控诸如“异端”、“形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等罪名（并为此而受到惩罚）的危险。

该地区各民族文化最沉寂的时期是1948-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这时期在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下，要出版任何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围的作品均不可能。而且，只有那些政治上可靠的作家才能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出版，因为人们通常不得不成为党员或成为正统的文化艺术的监护者即作家协会（Union of Writers）在各共和国分支机构的成员，才能出版作品。同样地，艺术家和音乐家也发现他们的创造性的生活被艺术家协会（Union of Artists）和作曲家协会（Union of Composers）所控制。另一方面，苏联的艺术家们的物质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因此，虽然苏联的统治对于波罗的海各国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们来说是不愉快的，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但这一制度给那些合作的人提供了保障。而且，就像拉脱维亚的艺术馆馆长兼艺术批评家海连娜·德玛科娃（Helēna Demakova）对她的读者所说的：“那些合作的人占据了大多数。” (17)

至少在战后的10年中，流亡的作家比那些留在自己国内的作家更多产。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解冻开始，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或者苏联的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出版过什么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20世纪40年代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作家协会驱逐的许多作家返回家园，很多情况下是从西伯利亚返回的，波罗的海各国的作家们才开始出版更多更好的作品。也许更重要的是，波罗的海各国人民获准恢复他们的某些过去的文学作品，几千册被禁止出版的1940年前的书籍现在得以刊印。

一旦从最严厉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波罗的海各国的艺术和文学生命就开始恢复生机，并在2世纪60年代发展至顶峰，不料在保守的20世纪70年代又经历一次寒气。波罗的海各国文学生活恢复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鲁道夫·西尔吉（Rudolf Sirge，1904-1970）在解冻时期出版的《土地与人民》（The Land and the People ，1956），描述1941年的放逐事件。此后不久，1958年雅安·克罗斯（Jaan Kross，生于1920年）首次出版诗集《煤矿集中营》（The Coal Concentrator ） (18) ，由此奠定了他作为爱沙尼亚最重要的文学天才之一的地位。此后，在20世纪70年代，克罗斯转而撰写探究爱沙尼亚重要历史人物生平的小说。音乐则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爱沙尼亚古老民歌传统的复兴而重获生机，而在20世纪60年代，试验音乐作曲家阿尔沃·帕尔特（Arvo Pärt，生于1935年）开始了享有世界声誉的创作生涯。

和在爱沙尼亚一样，在解冻中立陶宛的诗人也走在了前面。其中最有名的是尤斯蒂纳斯·马辛柯维修斯（Justinas Marcinkevičius，生于1930年），他是一名党员，在1956年出版的诗集《第二十个春天》（Twentieth Spring ）中试图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僵化。20世纪60年代，他转向写作关于立陶宛民族历史的剧本，其中最重要的有《明达哥斯》（Mindaugas ，1968），考察中世纪立陶宛国家缔造者的生活。到这一时期，米科拉斯·斯卢基斯（Mykolas Sluckis，生于1928年）已经因其所创作的小说而获得认可，其特点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诸如意识流叙述体的试验性文学形式结合起来。虽然斯卢基斯的作品通常都以立陶宛知识界为写作对象，但他于1963年发表的小说《走向天空》（Steps to the Sky ）则因其对立陶宛乡村生活的悲惨叙述而引人瞩目。少数立陶宛作家，包括乔纳斯·迈克林斯卡斯（Jonas Mikelinskas）和罗穆阿尔达斯·兰考斯卡（Romualdas Lankauska）都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限制，但他们的散文常常受到苏联评论家们的冷遇。

在拉脱维亚，早期作家如弗里西斯·巴达（Fricis Bārda，1880-1919）和诗人阿斯帕吉亚（Aspāzija，1868-1943）的作品在1956年出版，而一些当代作家如奥加斯·瓦西提斯（Ojārs Vācietis，1933-1983）和维斯瓦尔蒂斯·埃格龙斯—拉姆斯（Visvaldis Eglons-Lāms，生于1923年）则利用当时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出版了对苏联经历持某种批评的作品。在共产党管制的近10年中，拉脱维亚的文化生活一度驻足不前，巴达和阿斯帕吉亚的名著再次被禁，只是随着拉脱维亚文化生活的恢复到196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到此时，阿尔贝茨·贝尔斯（Alberts Bels，生于1938年）出版了一本探讨斯大林时代拉脱维亚民族经历的短篇小说《调查者》（The Investigator ，1967），该书使贝尔斯确立了作为一个重要作家的声誉。

和波罗的海各国的文学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波罗的海各国的民歌传统也得以复兴。1959年7月，在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举办了拉脱维亚民歌节，共有5000位歌手参加，吸引了7万听众。1965年和1969年，爱沙尼亚各城市还举办了规模更大的民歌节。对于波罗的海人来说，这些节日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以莫斯科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民族自豪感。例如，在1965年爱沙尼亚民歌节上，12万听众要求一再演唱爱沙尼亚人民的非官方国歌《我的祖国我的爱》（My Homeland is My Love）。

一方面，后斯大林时期允许知识生活和文化生活一定限度的复兴；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苏联政策在短暂的松弛之后而来的是进一步的压制。1954-1956年，130名（约占总数的1/3）被驱逐的神职人员返回祖国，由此带来宗教生活的复兴，但在1957年，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反宗教运动导致众多教堂又被关闭。只是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这场反宗教运动才趋于缓和。虽然苏联反宗教措施对个人信仰的影响难以估量，但显而易见，在20世纪60年代，如参加教堂礼拜活动等虔诚的各种外在的表现方式有所减少。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在这方面尤其如此，他们缺少能举行宗教仪式的教堂、新教牧师和《圣经》。立陶宛人的民族认同感与天主教紧密联系，更能培养年轻人担任神职，延续他们的宗教传统。

当然，对于“新苏联人”来说，宗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迷信，是一种应加以抛弃的旧时遗迹。个人的苏联身份，即作为一位得力的工人和共产主义的捍卫者，要替代他的宗教和民族的身份。为了建立这种苏联身份而常常采用的一个手段就是体育。当苏联参加国际性体育竞赛时，如195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员是作为苏联国家队队员而参赛的，因此波罗的海各国运动员个人取得的成绩都被视为苏联制度的成就。虽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加盟共和国不能派出本国运动队参加奥运会或其他大多数国际性比赛，但这些共和国的运动队有时确实也能与苏联阵营的成员如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的国家队进行比赛。

七、社会经济发展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物质生活水平上比苏联其他地区要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已经是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加盟共和国，在20世纪60年代，立陶宛也开始迎头赶上。到20世纪50年代末农业已经普遍得到恢复，而且按照苏联的标准，波罗的海地区的农业已变得相对有效率。与苏联其他地区相比，在后斯大林时代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在绝大多数方面都享有更优越的生活标准，拥有相对高的收入，更容易获得消费品。在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民族看来，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在工业和教育中都提供了富有吸引力的机会，因此成千上万的人迁移到苏联西部。

1959年采用的新的教育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移民运动的一个主要后果，即文化的俄罗斯化。 (19) 此后，在波罗的海地区那些并未把俄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俄语成了一种“自愿”的科目。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波罗的海人被迫成为使用双语的人（实际上这对那些希望进一步深造或从事职业生涯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移民则可以继续只说俄语。这种政策的后果反映在1970年苏联的人口普查上，它表明：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中俄罗斯化最严重的是拉脱维亚，居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中只有18％能说本地语言，而近一半的拉脱维亚人能说俄语。

试图将苏联各少数民族凝聚在一起（sblizhenie或“drawing together”）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苏联高等教育制度。苏联有500多所大学（Universities）、专科学校（academies）和学院（institutes），招收来自15个加盟共和国的学生，而进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中有数千人来自其他加盟共和国。同样，在3个共和国以外地区（通常在苏联境内）学习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学生人数与波罗的海地区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大致相当。1974-1975年，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有6个高等教育机构，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分别有10个和12个。与整个苏联的情形一样，这里的绝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专科学院或专科学校而不是大学。此外，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科学院，这些科学院成为各共和国的主要研究中心。

移民（主要是俄罗斯人）与当地人通常选择不同的教育和职业道路。移民倾向于集中在诸如工程等技术领域，而波罗的海人除了学习农业和经济学外，更有可能选择教育、文化和艺术学科。这说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土著和移民的生活存在更为普遍的分化。正如一位俄罗斯记者在1988年所观察到的：“这里的人按照语言界限进行划分，爱沙尼亚人有他们自己的幼儿园、学校、企业和活动范围。俄罗斯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一切。”的确，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俄罗斯人的集中程度高于立陶宛，社会分裂为当地人和移民两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机构、教育偏好、工业分工和地理集中范围。 (20) 波罗的海精英只控制较薄弱的和规模较小的经济部门，而俄罗斯人和其他斯拉夫移民则建设和管理许多更强有力的全苏经济部门并在其中担任职员，这些部门与在莫斯科的苏联当局有更密切的联系，并从中获益。

在后斯大林时代，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一直处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位，并完全陷入一种极端集中的经济网络中。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地区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y）的建立预示着向经济分权化的转变。这种新政策意味着每个加盟共和国的计划者将享有更大的自主权，更少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干预。这一改革的效果在立陶宛最为突出，因为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强调工业发展。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情况不同，莫斯科当局为了帮助其他加盟共和国而协调这两个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在立陶宛，地方当局能够以一种与该共和国资源状况相一致的方式来规划工业项目。不过，到1962年又恢复了集中化的经济规划，并在几年的时间内取消了地区经济委员会，中央各部的权力再次扩大了。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生产速度略有减缓，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工业继续发展，仍快于苏联其他地区。波罗的海地区的经济也以其相对重要的轻工业和食品加工业而闻名。波罗的海地区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出口能源、机械、工业设备以及某些消费品和农产品。不过，除了油页岩和肥料，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它们也是许多最不可少的工业生产原料如煤、铁和棉花的进口国。尽管有这种不利因素，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生产能力相对较高：20世纪60年代末，其人口只占苏联总人口的2.8％，但其产值占全苏国内生产总值的3.6％。 (21)

由于生产率较高，波罗的海诸国，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工资和收入远远超过苏联的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集体农庄农民的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农民的收入，包括从非常多产的私人地块上获得的收益，常常超过城市产业工人的收入。尽管对于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来说，较高的收入转化为较高的生活水平，但波罗的海各国的生活标准仍然远低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西欧的标准，而且按照某些标准来衡量甚至低于波罗的海人在1939年达到的水平。确实，在消费品生产匮乏的苏联经济中，人均的高收入也不一定转化为购买力。在1968-1975年苏联消费主义的高峰时期，波罗的海地区的消费者过得还不差。对拥有小汽车、避暑小别墅、洗衣机、高档家具或到国外旅行的前景，更是加强了大多数波罗的海人表面上对现存制度的接受程度。

波罗的海人拥有其他大多数苏联公民所没有的特权。尽管爱沙尼亚能够收到的大部分苏联电视节目是俄文的，但爱沙尼亚人能够收看西方（芬兰）的电视，收听芬兰的广播，数千人可以从塔林乘渡轮游览芬兰。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实验室，通常是基于西方的模式在应用于苏联其他地区前可以在这里进行小规模的实验。此外，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西方娱乐和时尚的热心的消费者，后者对他们的吸引力要比俄罗斯文化的吸引力还要大一些。由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苏联最西方化的地区，它们能够与西方各国进行科学和文化交流，这无疑促使波罗的海人意识到西方和苏联的生活质量的差异。文化交流也导致苏联一些人才流入西方，波罗的海各国最有名的移民代表就是1980年离开爱沙尼亚的作曲家阿尔沃·帕尔特。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地区的社会发展趋势反映出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危险，而苏联统治下生活所特有的一些因素加剧了这种趋势。总的来说，与经济发展一样，立陶宛的各种社会指标，如经济发展，倾向于遵循盛行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模式。例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出生率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一直来总是处于最低之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跌至最低点。在信仰天主教的立陶宛原本拥有较高的出生率，但20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此后持续下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婚的古老传统助长了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但较高的流产（1955年合法化）率、离婚率与住房不足也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拉脱维亚的离婚率大大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几近50％；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离婚率则较低。同时，由于没有其他可靠的办法，流产成为苏联最常用的计划生育手段。结果，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整个苏联更为普遍）所登记的流产数已超过婴儿安全出生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负面的社会指标：20世纪70年代，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犯罪率的上升与西方犯罪率的上升不相上下，而这些国家酒精消费的增加也是苏联总趋势的一部分。到1970年，爱沙尼亚人更偏好烈性酒而不是葡萄酒或啤酒，其人均消费的酒精要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或美国的居民多50％。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情况也是如此，都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在拉脱维亚，酒精是造成一半车祸、绝大多数溺水和犯罪的一种因素，肯定也是离婚率日益上升的诱因。除了上述负面的社会发展问题，还可以加上工作时生产率下降，这是习惯性的旷工、工作时酗酒、高度的人工周转率（labor turnover）和偷窃的结果。

但相比较而言，最让波罗的海人头痛的趋势是俄罗斯人和其他移民继续流入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这自然加剧了人们对俄罗斯化的担忧。尤其是拉脱维亚，它一直吸引移民迁入。结果，到1970年，拉脱维亚人在该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到不足57％，而在所有城市定居者中拉脱维亚人还不到一半。同样，到1970年，爱沙尼亚的本土人口只占该共和国总人口的68％，而立陶宛相应的人口比例则是80％，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稳定不变。 (22) 立陶宛第一书记斯尼古斯关于移民减少的观点，看来可能比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领导人的类似观点（如果他们有的话）更站得住脚。但立陶宛从来就不是俄罗斯移民的首选之地，因为立陶宛的城市不够发达，没有大的俄罗斯人的社区，所以这些城市对斯拉夫移民的吸引力就不如里加和塔尔图等城市，后者在沙皇时代就已经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

八、民族主义与持异议者

众所周知，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包括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知疲倦地推进真正的“苏联”人的想象。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此后近10年中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民族政策仍然模棱两可。然而，在1972年下半年举行的苏联成立50周年庆典，标志着向赫鲁晓夫的民族团结（Sblizhenie）路线的回归。虽然勃列日涅夫宣称共产党反对强制推动这一过程，但该党“认为任何阻止民族团结进程，以任何理由或人为地增强民族分离的企图都是不容许的”。 (23)

这种强硬的民族政策构想与整个苏联不断上涨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同时出现，也是对这种表现的反应。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就属于这种政策的冒犯者。20世纪60年代初，拉脱维亚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被揭露，各种创建爱沙尼亚民族主义政党的尝试，导致了1970年的一系列政治审判。然而，与其说此类活动是持之以恒的反苏联的抵制活动方式，不如说它们是现实中的一些限于小团体和个人的插曲。

波罗的海各国的民族主义与俄罗斯本身的民族主义一样，通常与对民歌、文化和地方史的兴趣相联系，政治上的挑衅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一种惯例。但是，由于苏联国家致力于赢得国际尊重，它已不可能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通过恐吓来使人民服从。到1970年，枪杀或流放不可靠的人的老办法不再使用，代之以将其囚禁在精神病院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则将其流放国外。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因素的下降与各种期望的上升及对国家身份、独立的难以抹去的记忆相结合，有助于20世纪70年代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和持异议者的运动的兴起。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对于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和持异议者，以及对许多流亡国外反对苏联入侵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试图创建“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许多人把这一主张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富有吸引力的替代物，但莫斯科认为该运动威胁了它在共产主义集团中的权威地位。华沙条约组织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动坦克，其用意的确就是为了向苏联帝国的其他成员表明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可走。 (24) 在向其东欧卫星国展示自己的意志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在苏联内部，尤其是在令人棘手的立陶宛，掀起了反击“各种民族主义背离”（nationalist deviations）的运动。

经过近20年的顺从，大多数立陶宛人学会了与这种制度共生存，但一些小规模的持异议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变得明显起来。许多持异议者捍卫天主教会和普通宗教信徒的权利；有些持异议者促进了人权事业；还有一些人要求民族权利和民族自决。虽然这些运动相互重叠，对立陶宛人而言天主教和民族性的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立陶宛的持异议者中宗教倾向是最强有力的。

持异议者的活动通常是平和的，然而1972年5月14日，19岁的罗马斯·卡兰塔（Romas Kalanta）当众自焚后，在考纳斯引起了两天的动乱和公众游行，表明立陶宛反苏情绪的强度。但这种爆发是一次例外。大多数持异议者通常强调合法和非暴力的抗议方法。自助出版（samizda，或self-publishing）是持异议者通常采用的抗议方法，尤其是立陶宛的宗教活动家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显著效果。1972年3月这些活动家模仿莫斯科的人权出版物《当前大事记》（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 ）开始出版《立陶宛天主教会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 Lithuanian Catholic Church ）。克格勃试图镇压立陶宛的宗教活动分子，结果只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苏联宗教信徒的困境的关注。

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立陶宛其他持异议者团体中，最成功的是公开的民权组织，如天主教保卫人权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和立陶宛赫尔辛基观察团（Lithuanian Helsinki Watch Group）。以恢复立陶宛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民族主义持异议者开展地下活动，与天主教运动不同，他们缺乏领导阶层和组织机构。他们的思想，从自由主义的到民族主义的，从天主教的到世俗的，从反马克思主义的到新马克思主义的，都反映在诸如《黎明》（Aušra ，根据19世纪末出版的一份爱国报纸而命名）、《金钟》（Varpas 或The Bell ）和《视野》（Perspektyvos 或Perspectives ）之类的出版物中。与前一个世纪的民族觉醒相呼共鸣，《黎明》试图将立陶宛人从“精神的沉睡”中唤醒。

在10多年的时间里，官方对立陶宛持异议者的反应摇摆不定，有时相对温和，有时态度强硬。逮捕后是审判而不是流放或枪杀。20世纪80年代初克格勃对持异议者的镇压使许多批评者缄默不语，他们唯有等待，直到再次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 ）政策。1978年卡罗尔·沃伊蒂拉（Karol Wojtyla，一位曾经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波兰主教）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尽管有官方的压制，但立陶宛的教会也受到了鼓舞，他们继续藐视当局并捍卫苏联宪法赋予信徒的权利。

立陶宛的持异议者比波罗的海其他共和国的持异议者更加直言不讳，部分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天主教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爱沙尼亚享有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充当桥梁的特殊地位，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爱沙尼亚反对派的活动缺乏立陶宛持异议者的那种毒性（virulence）。爱沙尼亚人的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一宗教导向的，不如说民族一民主是其典型的特征。完全顺从苏联政权的路德教会在爱沙尼亚的持异议者运动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然而，如在立陶宛一样，爱沙尼亚持异议者的主要武器也是示威活动，大多是学生的示威活动，和出版秘密读物（Samizdat'）。另一种方法是让西方国家注意到他们国家的困境，就像爱沙尼亚民主运动（Estonian Democratic Movement）和爱沙尼亚民族战线（Estonian National Front）所做的那样。他们在1972年10月给联合国的联合呼吁书中，列举了他们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受到的伤害，要求恢复爱沙尼亚的独立。

拉脱维亚持异议者的活动不如立陶宛甚至不如爱沙尼亚那么引人注目。在受到信任而缺乏民族感情的共产党官员的领导下，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最受压制、俄罗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该国为数不多的持异议者强调人权，并通过地下出版物传播自己的观点，很像他们的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同伴所做的那样。拉脱维亚持异议者最值得注意的文件是《17个共产党员的信》（Letter of the Seventeen Communists，1972），它呼吁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共产党帮助拉脱维亚共产党员改正苏联共产党的错误，尤其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Great Russian chauvinism）官方政策的错误。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持异议者之间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并不存在。不过，在197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40周年时，这3个共和国都有所行动。为了纪念这一时刻，一批波罗的海活动家，绝大多数是立陶宛人，还有一小部分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向外国政府、苏联和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公开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他们要求公布条约内容以及关于分割东欧的秘密附属条款。下一章中将要讨论到，这一文件是波罗的海人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关键。

九、波罗的海地区衰落了吗？

1980年，人们很少有理由认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会很快获得独立。到这个时候，除少数例外（尤其是立陶宛的天主教徒），克格勃对整个苏联境内持异议者的镇压已经有效地抑制了民族主义或民主思想的公开表达。15万以上苏军官兵驻扎在这一地区，更阻碍了任何被误导的独立思想的发展。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深受石油紧缺、经济停滞、政治丑闻和外交政策受挫之苦，美国尤其是这样；而苏联的强大达到了似乎足以容忍任何挑战的境界。很早之前苏联的核力量就已经达到了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当时共产党集团（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除外）仍然牢不可破，而社会主义革命在非洲和中美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西伯利亚油田新开发的石油源源不断地往外流，这有助于延迟对苏联经济的真实状态的清算。

尽管人们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热情到这时确实已经减弱，但苏联领导人对苏联的全球地位和苏联的未来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各地区的领导人维持着自己所管辖地区的秩序，该地区相当于他个人的封地（fiefdom），各共和国相对宁静。即使1980年克格勃的镇压未能彻底窒息持异议者的活动，但在1983年苏联共产党新任总书记和前克格勃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Iurii Andropov，1914-1984）的监视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清除显得更为彻底。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创建一个真正的“苏联”民族并不是乌托邦梦想，而是一个可证明的事实；新苏联人——完全抛弃民族和宗教身份，忠于苏联国家，致力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即将诞生。尽管新苏联人的语言和文化将是俄罗斯的，但他的世界观将完全是苏联的。在这种情况下，波罗的海各民族还有可能作为独特的民族而存在吗？

1978年，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苏联民族的学者埃莱娜·卡雷尔·当科斯（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提出了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民族可能有的三种命运：（1）同化；（2）幸存和发展；（3）衰弱并可能消亡。根据这一分析，在苏联的欧洲民族中，白俄罗斯人属于第一类；乌克兰人属于第二类；波罗的海人尤其是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属于注定要消失的第三类。 (25)

人口统计的事实似乎证明了这种结论。波罗的海地区的出生率是整个苏联最低的：在1980年，生活在各自共和国中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加在一起也只勉强达到500万人，而苏联总人口有2.62亿人。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波罗的海各国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移民的结果。尽管如此，当科斯悲观的预言仍然低估了波罗的海各民族的生命力，也过高估计了苏联的持久性。虽然确实处于防御地位，但波罗的海各国的民族社区仍然努力坚持使用本土语言，而且事实上，正如立陶宛专家V·斯坦利·瓦迪斯（V. Stanley Vardys）所驳斥的，这些社区是“强大的、竞争性的，非常自觉。” (26)

正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将证明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苏联化是肤浅的。波罗的海各民族努力保持对独立时代的历史记忆，在独立的20年中它们是欧洲政治和文化的坚实的一部分，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他们在遗产和生活方式方面是最西方化的共和国。最终，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将为他们提供利用该遗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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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Y. Stradins，ed.，Istoriia Lativskoi SSR （History of the Latvian SSR）（Rīga：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Latvian SSR，1955），481。可见I. Joseph Vizulis，Nations under Duress （The Baltic States ，Port Washington，N. Y.：Associated Faculty Press，1985），46。

(2) 在立陶宛的苏联行政机构中犹太人尤为突出，这种安排立陶宛族人也注意到了。尽管如此，犹太人拥有的企业与立陶宛人所拥有的企业都被国有化。

(3) 关于流放“反苏”分子的计划最初是1939年10月起草的。该文件的复制品，见Vizulis（1985），99-101。

(4) 被流放的确切人数将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上述正文中引用的数字是保守的估计，来源于波罗的海地区一个历史学家小组所编写的一本教材。参见Zigmantas Kiaupa，Ain Mäesalu，Ago Pajur，and Gvido Straube，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3rd ed.（Tallinn，Estonia：AS BIT，2002），169。

(5) Tönu Panning，“Nationalism in Soviet Estonia since 1964”，in George W. Simmonds，ed.，Nationalism in the ЦSSR and Eastern Europe in the Era of Brezhnev and Kosygin （Detriot：University of Detroit Press，1977），118.

(6) 关于德国占领期间政策的经典著作仍然是Alexander Dallin：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A Study in Occupation Policies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7）。

(7) Kasekamp（2000），138；Romuald Misiunas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59.

(8) Kiaupa et al.（2002），176.

(9) V. Stanley Vardys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6；Raun（1987），170；Plakans（1995），153．

(10) 虽然活跃于波罗的海各国的反苏游击队员有相当数量，但其人数也常常被夸大。Misiunas和Taagepera认为“卷入”立陶宛抵抗活动中的有10万人，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森林兄弟”也可能分别多达4万人和3万人（第46页）。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们在Arvydas Anušaukas编的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3rd ed.（Vilnius Akreta，2001）一书的文章中，使用了最新的资料，他们都认为这些数字偏低。

(11) 从1944-1952年这整个时期，Vizulis（1985）宣称有多达50万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流放（第107页）。然而，Kiaupa等人（2002）提出的数字则小得多，认为在1945-1952年期间被流放的有13万人。

(12) Misiunas and Taagepera（1993），112.

(13) Raun（1987），183：Misiunas and Taagepera（1993），364.

(14) 伯克拉维斯后来返回祖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积极投身于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

(15) Misiunas and Taagepera（1993），359-360.

(16) Helēna Demakova，Different Conversations. Writings on Art and Culture （Rīga：Visual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of the Latvian Academy of Art，2002），205-207.

(17) Ibid.，207.

(18) Coal Concentrator的原意是“煤粉浓缩器”，由于译者无法了解该诗集的内容，这里译成“煤矿集中营”，仅供参考。——译者注

(19) 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保持11年制的教育，而苏联的标准是10年制。

(20) Gershon Shafir，Immigrants and Nationalists：Ethnic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Catalonia，the Basque Country，Latvia，and Estoni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157，159.

(21) Misiunas and Taagepera（1993），184.

(22) Ibid.，353．

(23) Pravda ，December 22，1972.

(24) 华沙条约组织，或称华沙条约，建立于1955年，是共产党集团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建立的回应。1968年，该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有独立思想倾向的政权。

(25)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Decline of an Empir （New York：News-week Books，1979），267.

(26) V. Stanley Vardys，“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Soviet Union”，in Alexander Shtromas and Morton A. Kaplan，eds.，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Vol. 3，Ideology，Cultureand Nationality （New York：Paragon House，1989），440，451．

第七章　再度觉醒（1985-1991）

20世纪80年代早期，波罗的海地区人们的普遍心情是既不充满希望也不绝望，或许最好是说成听天由命：大多数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顺从于经济停滞不前与供应短缺，顺从于日益增加的俄罗斯化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顺从于苏联的统治。这个政权很少关心其公民的切身利益，却在波罗的海地区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境采取强大的警察手段杜绝任何群众性不满情绪的表达。情况已经很清楚：苏联政策由共产党单独制定。

尽管如此，市民社会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沉默下来；尽管对苏联的过去或共产党现在的地位进行坦诚地公开讨论在戈尔巴乔夫继位之前是基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直言不讳的公民——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公开谈论生活质量问题时，能够在抗议与屈从之间操纵这块小小的灰色领域。到1986年，对表面上非政治题材的生态学的关注，成为把苏联社会的不同部分联合起来的一个原因，而不论其各自的政治信仰如何，不论在俄国还是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都一样。在越来越开放的政治氛围中，随着对环境的关注让位于对民族的关注，波罗的海共和国开始了恢复民族活力的进程。充分利用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政策给予他们的政治空间，波罗的海各民族开始了这样一个政治征程：在短暂而混乱的几年内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地位。

捷克人把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描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而波罗的海人把这段时间的运动称之为“歌唱革命”（Singing Revolution）。复兴传统开始于19世纪民族觉醒时期，波罗的海人用他们传统的歌唱节来展示他们的团结、决心和民族的爱国主义。在1948年的里加的歌唱节上，拉脱维亚人民吟唱的那些苏联的旧圣诗，比如《拉脱维亚人民歌颂斯大林》（Latvians Sing Praise to Stalin）、《祝福苏联这块荣耀的土地》（May the Land of Soviets Be Glorified），是“被迫”的。在时间过去40年后，氛围已彻底改变：1988年9月估计有25万人（占爱沙尼亚总人口的1/4还多）齐聚在塔林歌唱节广场（Tallinn Song Festival Grounds），上演一场激动人心的演唱——《我们自己的土地》（My Native Land），高唱被苏联政权明令禁止的爱沙尼亚国歌。对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民来说，变革并不是产生于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通过歌曲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

一、波罗的海地区的开放性

波罗的海地区民族生活的复生必须在苏联发生的更广泛的变革背景下来理解，这场变革开始于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生于1931年）带到总书记职位的苏联高层领导人的变化。与他之前那些迟钝的、年老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64-1982在任）、尤里·安得罗波夫（Iurii Andropov，1982-1984在任）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1984-1985在任）相反，戈尔巴乔夫相对年轻、精力旺盛、充满魅力。然而，他可能是最后的苏联统治者、最后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甚至作为一场激进的改革计划的设计师，在1985年4月一点也还不明显。

由于既要与地方腐败势力作斗争，又要强化自己的地位，在他执政的第一年，戈尔巴乔夫就开始了一场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清洗共产党“精英”的运动。保守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员第一批被清洗。尽管立陶宛的第一书记彼得拉斯·贾斯科维修斯和爱沙尼亚的卡尔·瓦伊诺设法躲过了最初的清洗，然而他们的党的机构很快受到了彻底检查。在拉脱维亚，高层的变化先于戈尔巴乔夫：1984年第一书记奥古斯茨·沃斯（Augusts Voss）就被推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USSR Supreme Soviet's Committee for Nationalities）主席，取代他的第一书记职务的是鲍里斯·普戈（Boris Pugo，1937-1991），后者是俄罗斯化的拉脱维亚人（Russian Latvian），自1980以来一直担任拉脱维亚克格勃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的长期计划在他掌权的头两年并不明了，在将近20年后仍旧不清楚。改革（Perestroika或restructuring）这个词在1987年开始流行，旨在振兴停滞不前的苏联经济；然而超出这个主要目标，改革的范围是不明确的。的确，改革大半是一项临时政策，它开始时是试图使苏联人民的活力与才智释放出来，但是最终发展到了不受控制的地步。为了克服官僚政治对改革的阻碍，政府强调公开性（glasnost'或openness或publicity）政策，目的是鼓励对不愿改变的“精英”阶层展开批评。公开性，狭义上说，是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不久后公开性也超越了它的建筑师的设计。

俄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首先抓住公开性所提供的机会，因为他们支配着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的公众辩论。起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环境保护，尤其是关于苏联计划着手的一项庞大工程，即计划把几条北方的和西伯利亚的河流引到干旱的中亚，这项计划在苏联官方印刷物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于1986年8月暂时停了下来。发生在该年春天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的这场胜利，鼓舞着拉脱维亚人努力行动，他们担心计划在拉脱维亚的最大河流道加瓦河（Daugava）上的普拉维纳斯（Plavinas）建造水电联合体可能对环境有影响。环境保护俱乐部（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lub）领导的以写信的方式抗议，成功地迫使当局于1987年11月中止建造。

同样，整个1987年爱沙尼亚的知识分子也在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即在卡巴拉—图尔斯（Kabala-Toolse）地区加强磷酸盐的挖掘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该项计划还将需要好几万劳动力移民。爱沙尼亚人的压力最终迫使苏联领导人在10月份放弃该计划。在立陶宛，环境的争论集中于伊格纳利纳（Ignalina）核电站，这是个坐落在离维尔纽斯仅80英里处的切尔诺贝利式的工程。扩充或反对这项计划成为1988年春天动员立陶宛人参加大规模集会的首要原因之一。波罗的海人，不久后还有苏联的其他民族，在这种新的、更加宽容的氛围中很快抓住了潜在的变革的可能性。

到1987年中，戈尔巴乔夫从上面引导改革的尝试产生了预期不到的后果，造成对苏联各项政策的挑战，这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演变成民族抗议。波罗的海各民族中拉脱维亚人首先公开与苏联当局对抗。6月14日，与1940年6月苏联占领和1941年6月大量流放的同一天，数千拉脱维亚人参加了在里加自由纪念碑（Freedom Monument）附近举行的示威，示威的组织者是很小的人权小组“赫尔辛基86”（Hel-sinki'86）。随着这次示威的成功，其他的示威相继展开。1987年8月23日，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之际，民众分别在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都聚集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里加。然而，1987年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发生在11月18日（也是在里加），这是1918年拉脱维亚宣布独立的周年纪念日。

克里姆林宫对这些含蓄地挑战苏联统治合法性的示威的反应，是中央当局努力弱化这些事件的意义，阻止新闻界报道这些事件。然而，莫斯科决定不再继续实施镇压抗议者的计划。这样，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都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容忍的政策只会鼓励更多的政治运动，然而镇压又将会和莫斯科的公开性方针不一致，并会危及他们自己的合法性。这种矛盾心理的结果是：地方共产党开始分裂。

二、共产党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群众运动

波罗的海人挑战莫斯科的核心是历史真相问题。官方口径（见第六章）称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大多数波罗的海人认为他们的共和国是被占领的领土。在公开性的情况下，第一次有可能提出苏联统治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真相——1940年的占领与吞并，1941年的流放和后来的强制集体化。

拉脱维亚作家协会中的知识分子，迄今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和控制拉脱维亚的作家，站在最早向苏联的1940年事件的标准解释发出挑战的人的行列。1988年6月1-2日，拉脱维亚作家协会全体会议对该问题进行了辩论，不久又为读者大众出版了本次会议的演讲集。在全会的众多决议中，有斯大林强迫拉脱维亚并入苏联、拉脱维亚语应该成为共和国的国语、政治和税收的权力应该移交给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必须公布《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

这些拉脱维亚作家已经决定性地走到了改革边缘，他们在几周后建立拉脱维亚人民阵线（Latvian Popular Front，简称LPF）的建立中起了作用，随后是在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类似组织的创立，所以这些组织表面上都拥护改革。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建立后不久，一群先前的政治犯、人权提倡者、环境和文化方面的激进主义分子宣布：他们的意图是建立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Latv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简称LNIM），这将是一个比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更具对抗性的组织。由于共产党维持其对权力的垄断，拉脱维亚无法通过任何途径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然而拉脱维亚人民阵线和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活动，甚至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表明到1988年中期拉脱维亚人的“再次觉醒”正在进入高潮。

然而，1987-1988年在爱沙尼亚爆发了对苏联正统信仰的最大胆的挑战。1987年秋天，在成功迫使苏联当局停止开采新的磷酸盐矿的计划后，已经有了自己组织的爱沙尼亚改革者更加大胆地公布了一份计划，要求共和国实行经济自治。该团体建议：当前被苏联当局控制下的企业和资源应该置于爱沙尼亚人的管辖之下，在各加盟国之间和对外贸易中引入市场原则和价格机制。该观念实际上是将爱沙尼亚共和国引向“自我管理的经济区”（self-managing economic zone）。经济自治权要求被爱沙尼亚共产党所拒绝，但它广受欢迎，预示着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的成长。到1988年春天，战前爱沙尼亚国家的国旗再现在遍及全国的示威队伍中。

出于对戈尔巴乔夫鼓励创立支持改革的“非正式”（informal）组织的回应，1988年4月，包括体制内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爱沙尼亚改革者建立了“支持苏联改革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Support of Restructuring in the USSR），它很快又改成爱沙尼亚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of Estonia，简称PFE）。埃德加·萨维萨尔（Edgar Savisaar，生于1950年），前一年秋天提出的经济计划的签字者，建议建立人民阵线，并成了它的领导人。人民阵线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爱沙尼亚族人，但是成员资格并非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爱沙尼亚的经济主权，更多地关注环境及对移民的限制。

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卡尔·瓦伊诺很快成了爱沙尼亚人情绪变化的牺牲品：1988年6月17日他被免职（为此超过10万以上的民众第二天上街庆祝），取代他的是土生土长的爱沙尼亚人瓦诺·瓦杰斯（Vaino Väljas，生于1931年），他是爱沙尼亚人民阵线论坛的温和的拥护者。瓦杰斯希望爱沙尼亚共产党和爱沙尼亚人民阵线能够一起工作，用某种莫斯科能接受的、克制的方式做出必要的改变。在爱沙尼亚社会的带领下，到1988年秋天整个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层都站在改革派一边。但尽管这个党自身在改变，它仍落后于人民阵线，后者在11月份呼吁仔细检查苏联的联邦结构，目标在于使各共和国获得更大权力。

到这时候，爱沙尼亚其他更激进的组织提出了更大胆的要求，如爱沙尼亚遗产协会（Estonian Heritage Society，致力于修复苏联统治前的历史遗迹）以及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党（Esto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就是这样。他们希望重建1940年的爱沙尼亚国家。舆论毫无疑问站在这种变革要求一边。1988年9月11日，25万多人齐聚在塔林的歌唱节广场，在那里，要求民主化的标语和要求恢复国家独立的标语并列在一起。

这次事件标志着1988年夏天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歌唱革命”运动的顶点，但这年秋天带来了更大的成功。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一个日益亲爱沙尼亚的机关——宣称共和国拥有主权（这实际上已经得到苏联宪法的保证），并拥有否决违反共和国主权的苏联法律的权利。这个宣言，尽管离宣布完全独立还很远，但是为后来苏联帝国其他地区的主权宣言树立了一个先例。

在这个革命阶段，爱沙尼亚远远跑在它那些更加谨慎的波罗的海地区的邻居前面。在立陶宛，忠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书记彼得拉斯·贾斯科维修斯领导着这个国家直至1987年11月去世为止，然后正统的林高达斯·桑盖拉（Ringaudas Songaila，生于1929年）又统治了一年。在这期间，形势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88年5月23日一个新的群众组织立陶宛改革运动（Lithuanian Movement for Restructuring）的诞生，该组织后来简称为“改革运动”（sajūdi）.。不久它就成为立陶宛民族主义最受欢迎的力量。

起初，“改革运动”是一场团结立陶宛社会不同阶层的运动，包括来自考纳斯的民族主义者，来自维尔纽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党中的改革派。改革运动独立于立陶宛共产党，但开始时并非必然与其为敌，由于它要求为“主权”下一个富有深意的定义、经济独立及展开对斯大林主义和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讨论，很快就获得民众的认同。立陶宛另一个民族主义者组织——立陶宛自由联盟（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简称LFL）提出了更大胆得多的要求。与更加谨慎的改革运动不同，它要求彻底从苏联独立出来，也不愿意同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1)

在立陶宛民族再次觉醒的早期阶段，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与改革运动的合作失败了，于是转而容忍那些令人不悦的示威。不像在爱沙尼亚，在那里党的领导者努力去配合人民阵线，而在立陶宛，共产党和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尤其是在1988年夏天，民族主义者的示威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这项不合作政策使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它对群众的感受不顺从也无反应，结果立陶宛共产党发现它自己日益被边缘化。的确，正是改革运动而不是立陶宛共产党，将在苏联时代的残余日子里为共和国界定政治议事日程。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快认识到他们不能依靠克里姆林宫的帮助，在那里，戈尔巴乔夫也被保守派和激进派抓住不放，前者谋求击退改革，后者敦促他进一步改革。即使当时自由主义的氛围更加浓厚，但关于未来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谁也无法确定改革和开放性是否只是最后一个“苏联沙皇”的最近的心血来潮。尽管如此，莫斯科的改革者容忍甚至常常支持各地的人民阵线和改革运动，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人可以成为反对苏共内部顽固派的有用的盟友。

为了阐明当前党的路线，1988年8月戈尔巴乔夫派他的政治局里的支持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去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传达一个信息：莫斯科将不会无条件地支持那些拒绝适应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的人。雅科夫列夫建议，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员应该和各共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共同致力于实施改革目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坚守底线：波罗的海人关于独立的思想只是愚蠢的梦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单独的互相依存的经济制度，不能拆开。

随雅科夫列夫的访问而来的是拉拢新的群众运动的努力，同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共产党施加的压力也维持不变。改革运动甚至在官方媒体上也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当然增加了它的公众可见度。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周年纪念日里，立陶宛自由联盟在维尔纽斯组织了一场群众性示威运动，但被镇压了。随着这场可耻的镇压，9月底，改革运动在与立陶宛共产党打交道时变得更加大胆。改革运动要求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这是它第一次和更激进的立陶宛自由联盟有了共同的目标。同时，这也使立陶宛内的顽固派明白他们已经失去了莫斯科的支持。10月20日第一书记林高达斯·桑盖拉接受劝说离职退休，取而代之的是在立场上更加灵活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生于1932年）。他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物，自6月起就成为共产党与改革运动的联络人。此后，立陶宛共产党将感到自己只是对改革运动的主张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地进行自我变革。

在其他波罗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层也发生了类似的即使是较不深刻的变革。尽管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鲍里斯·普戈试图适应民众的立场以保证自己的政治生存，但是他仍无法跟上克林姆林宫改革者的多变的政策。1988年10月4日，他被调往莫斯科领导共产党的监察委员会（Party Control Commission），原来的职务则被一位主张妥协的候选人雅尼斯·瓦格里斯（Jānis Vagris，生于1930年）所替代，后者是土生土长的拉脱维亚人。现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的改革派领导之一的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Anatolijs Gorbunovs，生于1942年）担任了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虽然高层中有了这些变化，说明波罗的海各国共产党正在明确地向着改革方向转移，但他们可能不希望紧随各种组织的改革步伐，这些组织包括各国的人民阵线、改革运动（Sajūdis）及其他常常较不妥协的组织，如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党和立陶宛自由联盟。

1988年10月改革运动和波罗的海各国的人民阵线举行成立大会。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权力，但此时他们已是各共和国内的首要政治力量，使各国共产党黯然失色。如前所述，开始时莫斯科容忍了这些组织，因为克里姆林宫的改革者认为它们是为改革而斗争的潜在的盟友。然而，这些组织因官方改革步伐缓慢而感到希望破灭，开始采取更加激进的姿态，包括最终实现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独立。这时，莫斯科对他们的支持消失了。即使各国人民阵线在其成立大会上提出的温和要求，比如经济自治，及在和平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的架构内苏联“从一个正式的联邦国家转变为一个基于联邦原则的事实上的主权国家（actually sovereign states）的联盟”，也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愿意退让的范围。 (2) 对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来说，改革的目的是加强联盟，而不是摧毁它。

同样地，在共和国的层面上，由于人民阵线的要求越来越激进，共产党内的强硬派变得不太愿意与其合作。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说俄语的居民新建的政治组织的影响下，一些改革派组织的声誉在下降。这些说俄语的居民新建的组织有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于1988年7月建立的国际工人运动（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Workers，后来称国际运动［Intermovement］），及拉脱维亚在10月建立的一个相应的组织，叫国际阵线（Interfront）。立陶宛说俄语的居民在11月建立了爱丁斯托夫（Edinstvo，即统一党［Unity］）。由于担心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的兴起会侵蚀俄罗斯人的利益，这些组织倡导“国际主义”（意思是苏联的统治），要求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坚定地支持它们。

的确，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如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地区民族主义的再次觉醒常常以威胁非土著居住者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初，说俄语的居民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提出来的一个主张，即他们宣称本地语言是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各自的国语。这当然会危及俄语传统上拥有的首席地位，它是唯一一种大多数定居者都熟悉的语言。立陶宛在1988年11月通过了一项语言法，随后是爱沙尼亚在1989年1月，拉脱维亚在次年5月也通过了类似法律。有某种意义上，这些法律相当严厉，如果完全执行的话，将会使许多俄罗斯移民失去完整的公民身份。例如，爱沙尼亚的法律规定，所有的政府和行政机构的会议以及司法审判程序都用爱沙尼亚语来进行。而且，它把职业类型为分6大类，规定了每类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掌握的爱沙尼亚语的水平；政府和政党官员以及工厂管理人员都必须十分流利地掌握爱沙尼亚语。 (3)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语言法要宽松一些，爱沙尼亚法律最终也放宽了要求。

当然，说俄语者的组织强烈反对通过这些法律。他们中的一些领导者甚至采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为了在帝国的范围内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他们要求莫斯科坚定地恢复对这些共和国的控制。当他们的主要对手人民阵线开始支持独立的思想时，各种说俄语者的组织的战斗呼声就越发尖锐。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俄罗斯人深信：如果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脱离出去，那么，他们将会突然发现自己是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易受攻击的少数派。所以，国际阵线、国际运动以及爱丁斯托夫均与克格勃和苏联共产党内的强硬分子产生了共同目标。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组织可能并不代表居住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内的大多数俄罗斯人，那儿的许多俄罗斯人实际上是支持人民阵线的目标的，只不过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既守旧又胆小怕事。

三、主权还是独立？

随着1989年3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代表大会（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简称CPD）新的选举的展开，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争取主权的动力发生了重大转折。戈尔巴乔夫创建人民代表大会，意在为难以驾驭的苏联共产党建立一种制度上的平衡物。尽管在2250个议席中的1/3保留给共产党及其青年团（共青团［Komsomol］）这类公共组织，以确保该机构本质上的保守性，但其余的席位来自群众投票选举出来的各个地区的代表。

虽然共产党支配着选举（议席中的87.6％都来自其成员），但人民阵线和改革运动极大地影响了波罗的海地区的代表选举。在42个选举出来的立陶宛代表中，有36个是由改革运动提名的。拉脱维亚第一书记雅尼斯·瓦格里斯几乎输给一个来自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候选人，到该年秋天该组织已是拉脱维亚规模最大的群众团体。对于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来说，他们的成功毫无疑问证实了他们日益富有对抗性的态度是正确的；然而，对于波罗的海各国的共产党来说，这次选举则证实了他们正在失去对各自共和国局势的控制。

通常，对苏联而言，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可以更开放地讨论全苏及地方问题的论坛；但是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代表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则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借此明确表达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主权要求。大部分代表加入地区间的代表团（Interregional Group of Deputies），这是一个民主派，支持改革（perestroika）但挑战代表大会中保守的多数派。除了要求经济自主权，波罗的海地区的代表常提起的另一个问题是波罗的海诸国并入苏联的历史，即苏联统治的合法性所依据的理由问题。甚至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也无法回避提出这个问题，在该代表大会初期的一次会议（5月31日）上强调，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暧昧态度削弱了他自己的党的力量。他是一个温和派，所担心的是改革运动走得太快了。 (4)

在波罗的海地区代表的压力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1989年12月代表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它证实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的存在，但此时关于这个问题苏联政府已经发展起一套新的解释：即使该条约曾经侵犯了波罗的海各国的主权，但它的运转，即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的过程是通过其议会的自愿举动来完成的。克里姆林宫宣称，该条约和各共和国的合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5)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9月19日所说的：“没有理由质疑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决定及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做的抉择。” (6) 因此，整个1989年苏联政府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日益为不同的目的而努力：前者致力于为巩固一个经过改革的由拥有主权的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的联盟而斗争，而几乎所有波罗的海地区土著组织的目标，都已主张恢复自由的独立的国家。

不像20世纪30年代，那时波罗的海各国未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行合作，从1989年起，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把合作看成是他们努力摆脱苏联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联合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与西方建立相互间联系，从而减少了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镇压的可能性。1989年7月成立的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理事会（The Baltic Council of Popular Fronts）实行定期碰面的制度，讨论及协调他们的行动。最著名的是1989年3月23日人民阵线组织的“波罗的海道路”（Baltic Way）示威游行，运动中多达200万人手拉手形成人链穿过塔林、里加、维尔纽斯。或许与任何单独行动不一样的是，这次团结一致的游行示威使世界注意到了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困境及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此外，此类示威运动（正如成千上万波罗的海人参加的歌唱节一样）不仅促使波罗的海地区的人民群众，而且也促使他们的领导人的意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意识到了自己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

当然，波罗的海地区并不是唯一受到苏联伤害的地区，所以他们国家独立的愿望应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观察：20世纪80年代末各共和国都展开了反对“中心”（莫斯科）的更全面的斗争。与波罗的海地区相对和平的局势相比，哈萨克（Kazakh）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阿拉木图（Alma-Ata）在1986年12月发生了动乱，原因是其第一书记被一位俄罗斯人取代；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Georgia）的第比利斯（Tbilisi）苏联军队镇压了一场和平的游行示威，造成20多人死亡。更糟糕的是，亚美尼亚（Armenian）共和国和阿塞拜疆（Azerbaijan）共和国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地区（是亚美尼亚在阿塞拜疆境内的飞地）存在争议，有爆发内战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是来自白俄罗斯、摩尔多瓦（Moldovan）及乌克兰共和国的挑战。同时，1989年末在苏联的西方界线之外，“天鹅绒革命”横扫东欧，废除了把苏联及其先前的卫星国联系起来的军事和经济结构。但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者走向独立的目标时想采用的，正是后来波兰（团结运动中采用非暴力策略的典范）、匈牙利及捷克斯洛伐克采用的非暴力的道路。

确实，东欧革命的成功鼓舞了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其他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者的勇气，使他们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他们的努力还进一步受到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鼓励，整个1989年他们反复声明莫斯科将不会使用武力来解决他们和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者的争端。然而，与处理东欧前卫星国的宽大的政策相比，戈尔巴乔夫不愿为这个联盟“内部”（inner）瓦解负责。这位苏联总统坚持说，必须保护这个联盟。因此在苏联的“边缘”反对“中心”（center）的斗争展开时，戈尔巴乔夫保持中间立场，既鼓吹强大的共和国又鼓吹强大的中心。1989年8月17日的苏联共产党关于《目前形势下党的民族政策》（The Party's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esent-Day Conditions）计划草案阐述了这一思想。该草案说道：“没有一个强大的联盟，就不可能有各个强大的共和国；而没有各个强大的共和国，就不可能有强大的联盟。” (7) 对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来说，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

随着人民阵线的领导及其他新的运动的展开，到1989年末，波罗的海各国的共产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处境中：认可他们的共和国的独立，尽管是以一种渐变的和受到控制的方式。他们还发现：如果自己不疏远苏联共产党，他们似乎就是在冒着失去与人民的联系的危险。考虑到计划于1990年初举行的地方选举有可能输掉，而这是一场将要决定谁控制立陶宛政府的自由的、多党的选举，立陶宛共产党成为第一个试图与其母组织（mother organization）分离的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于1989年12月1日首先把这个计划告知戈尔巴乔夫，时距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投票消除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不到一周的时间。布拉藻斯卡斯推断：立陶宛共产党从苏联共产党分离出来是其政党在这次选举中保持群众的充分支持以获得选举成功的唯一办法。戈尔巴乔夫对共产党在改革中没有发生变化的指责很敏感，他希望能说服他的立陶宛的同志留在苏联共产党内，同时他正在为预定于下一个春天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一个新的计划。

尽管有戈尔巴乔夫的恳求，12月20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立陶宛共产党地方党代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投票赞成他们的组织从苏联共157产党中分离出来。其余的人（1033个代表中约有160个）决定继续与苏联共产党结盟，支持苏联共产党的计划并组成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对抗。（1990年3月爱沙尼亚共产党发生了类似的分裂，4月拉脱维亚共产党也发生了分裂。然而，拉脱维亚大部分共产党员，实际上通常不是拉脱维亚人，保持对莫斯科的忠诚并选举了强硬的阿尔弗列茨·卢比克斯（Alfreds Rubiks）为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始终认为党内分裂是可以愈合的，大部分立陶宛普通人民是真心支持苏维埃制度的，遂驳回布拉藻斯卡斯的理由，并于1月份去维尔纽斯（他是这样做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为他的论据辩解。在对立陶宛共产党的左右两派的讲话中，他承诺“党（苏共）的运转的大变化”。他宣称：“党将在代表大会全会上考虑问题、研究工作，就苏联的各种重大事情、政治问题及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做出决定。期间布拉藻斯卡斯将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我们做出了什么决定，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立陶宛的命运将是怎样的。” (8) 然而对布拉藻斯卡斯而言，立陶宛共产党的退出已成定局。

在维尔纽斯期间，戈尔巴乔夫也向立陶宛人民阐述他的理由。在对工厂工人讲话时，他强调把所有加盟共和国捆绑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及国防的纽带，并警告立陶宛人要他们不要卷入种族冲突甚至流血的种种威胁。“目前”，他坚持说道，“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能在离开其他共和国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现在我们都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9) 。但尽管他保证说，我们正在创建“一个羽翼丰满的联邦，这个联邦将在民主化及地方分权的条件下由各拥有主权的共和国及统一的苏联共产党构成，苏联共产党是一支强大的、融合成一体的政治力量”，立陶宛人民拒绝接受他的论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意图相反，他对立陶宛的访问暴露出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的立陶宛人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巨大的鸿沟，后者日益站在改革运动一边，支持其领导的独立运动。

尽管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人数一度恢复，但正是那时接近其声望高峰的改革运动主宰了1990年3月初的地方选举活动：该运动支持的候选人在议会的141个议席中赢得了98席，其他的议席大部分归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党员。 (10) 新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主席（“苏维埃”这个俄语的词很快被“委员会”［Council］所取代）和国家首脑是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生于1932年），他是一个音乐学者，自1988年11月以来担任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兰茨贝尔吉斯是一个直率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戈尔巴乔夫即将当选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立陶宛必须在他有能力积聚起更大的力量来阻止各共和国脱离之前，直接宣布自己独立。 (11) 因此，在兰茨贝尔吉斯当选的同一天，即1990年3月11日议会宣布立陶宛共和国脱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独立。尽管苏联现存宪法保障共和国退出的权力，但莫斯科的官员们，包括很多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认为立陶宛政府违背了宪法，因而该法案是非法的。

与立陶宛一样，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于2月和3月进行了选举。支持拉脱维亚人民阵线的纲领及独立的候选人在拉脱维亚轻松地获得了胜利，正好超过控制最高苏维埃所必需的2/3的多数。拉脱维亚共产党中的强硬派实际上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在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时，虽然当选的议员中支持独立的人占了101个议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但这些爱沙尼亚人分裂成两派：激进派（主张立刻独立）和温和派（主张日后独立）。他们都强烈意识到苏联对立陶宛宣布独立的严厉反应，因此认为妥协是必要的。所以，3月30日爱沙尼亚议会（5月初改名为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宣布共和国处于一个“走向独立的过渡时期”。同样，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批准的目标是：通过某种过渡阶段来恢复拉脱维亚共和国的独立。戈尔巴乔夫很快宣布这个决定无效。

到1990年5月，所有这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家都已正式宣布它们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独立出来的意图，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这个阶段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仍处于把接近独立看成一件需要与莫斯科谈判的事情，而立陶宛则将其独立看成是已完成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四、僵局

随着1990年春进行的地方选举，阿诺尔德·吕特尔（Arnold Rüütel，生于1928年）被选为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礼仪上的国家首脑，这样他保持了自1983年以来一直拥有的位置。 (12) 同样，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现任主席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Anatolijs Gorbunovs）保持了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的最高职位。尽管吕特尔和戈尔布诺夫都支持他们的共和国的主权独立，但他们都是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发迹的，其职业生涯都曾是苏联的政工干部（apparatchik）。立陶宛与北部邻国不同，它选择了更有对抗性的道路：尽管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个人深孚众望，但1990年3月立陶宛最高委员会还是选择了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教授为国家首脑，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在许多普通立陶宛人的眼中，兰茨贝尔吉斯是个傲慢的学究式的人物，与布拉藻斯卡斯塑造的“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人”（man of the people）的形象形成对照；但在立陶宛知识分子眼中，兰茨贝尔吉斯是完美无瑕的。正如记者阿纳托尔·利芬（Anatol Lieven）所说的，他是这时期关于波罗的海政坛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很多立陶宛知识分子充满激情地认同某种立陶宛的民族文化观。他们爱兰茨贝尔吉斯，因为他是这种认同感的完美象征。” (13) 兰茨贝尔吉斯的曾祖父在1863年起义中与俄罗斯帝国军队打过仗；他的祖父是一位作家并曾在近代立陶宛国家的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他的父亲被任命为由反苏战士组成的立陶宛临时政府的一个部长。就像他的祖先曾勇敢地抵抗莫斯科一样，在1990年春天，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是立陶宛爱国主义的活化身。

兰茨贝尔吉斯从一开始就和共产党处于冲突之中，从1988年11月20日他成为改革运动的首领时就宣布：“只有立陶宛才能制定并实施它自己的法律” (14) 。3个月后他要求充分恢复立陶宛的主权，把这作为这个国家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我们很久以前就决定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为我们的独立而战斗”。1989年8月，作为回应苏联共产党的警告，兰茨贝尔吉斯这样宣称：“我们不是极端主义分子，不使用暴力，但我们决心已定。” (15) 6个多月后，他担任主席的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宣布：完全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独立出来。这个决定部分地基于对美国的误解，即流亡在美国的联络人员鼓励他们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将会提供支持，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 (16) 尽管很多议员对宣布立即退出感到不安，但独立的原则已经在立陶宛得到公认，几乎没有人愿意反对投票。

维尔纽斯的宣言引起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强烈反应，他直接称之为“无效并违法”。一些观察员，包括布拉藻斯卡斯和爱沙尼亚总统吕特尔相信苏联总统的谴责只不过是供公众消遣罢了，他关于立陶宛最终独立的私下观点比这更有弹性一些。不管情况怎样，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公众（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批评家）清楚地知道他打算阻止立陶宛走上独立的道路。

直到此时，或者可能更长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都真诚地认为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人民并非真的想要从苏联分离出去。他坚定地认为波罗的海人明白：如果离开联盟他们在经济上将无法生存；这位总书记还确信可以说服他们不要那样做。和很多俄国人一样，戈尔巴乔夫还肯定地认为：从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没有人比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获益更多的了；而且为波罗的海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付钱的主要是俄罗斯人。的确，正好是这个观点——联盟正在榨取俄罗斯白人（Russia white）的钱，在1990年春天说服很多俄罗斯人集中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生于1931年）周围，要求建立俄罗斯人的主权国家。

然而，当波罗的海地区争取独立的斗争加速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更充分地领会了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性及这种不稳定性对其他共和国可能造成的多米诺骨牌的效果，对此，几个月来他的持强硬态度的同僚一直在警告他：首先，立陶宛将要脱离，接着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样，不仅将失去苏联沿波罗的海展开的范围广泛的军事部署，因而会危及苏联保卫它自身或向欧洲投射兵力的能力；而且波罗的海地区立下的先例最终将触发整个联盟的崩溃。由此，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必须制止立陶宛独立。

为了迫使兰茨贝尔吉斯废除独立宣言，这位苏联总统向立陶宛持续施压。苏联军队的飞机和直升机开始在共和国上空不定期地举行演习；内务部（Interior Ministry）的军队占领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占据的大楼，并把它们移交给忠诚于莫斯科的人。同时，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制订一部关于脱离的新的法律，并在1990年4月7日获得通过。根据这部法律，立陶宛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必须越过一系列法律障碍才能获得独立：必须举行公民公决，而且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处理妥当后，5年的等待期将是必要的。戈尔巴乔夫声称已经根据宪法创立了一种退出机制，这时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各共和国背离苏联。

不顾戈尔巴乔夫的这些策略，兰茨贝尔吉斯仍然深信苏联法律不能运用到立陶宛这样一个被非法侵占的国家。这就激怒了戈尔巴乔夫，4月中旬他对这个脆弱的共和国采取了部分禁运的措施，由此切断了对立陶宛的大部分能源供应。这些，尽管布拉藻斯卡斯和立陶宛总理卡济米拉·普隆斯克涅（Kazimiera Prunskiene，改革派的共产党员，也是改革运动的领导人）敦促和解，但兰茨贝尔吉斯拒绝屈服。甚至当改革运动及其领导人的的声望开始下降时，大多数立陶宛公众继续支持兰茨贝尔吉斯抵制莫斯科的政策。

尽管兰茨贝尔吉斯拒绝废除独立宣言，但是6月底，当维尔纽斯和莫斯科进行协商的时候，他和最高委员会同意100天内暂停执行该宣言，同时维尔纽斯和莫斯科负责协商一个解决办法。由于立陶宛议会赞成暂停的提议，戈尔巴乔夫同意取消制裁。然而，此时戈尔巴乔夫必须处理另一个可能更具威胁性的危机：1990年6月8日，鲍里斯·叶利钦任主席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其法律领先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法律，由此造成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的游离”（parade of sovereignties）。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与戈尔巴乔夫激烈政治对抗中的叶利钦已经同意他的政府将与立陶宛合作。叶利钦无疑是这样推断的：我的敌人的敌人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朋友。

叶利钦寻求与波罗的海各国交朋友，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每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都建立了双边关系，这时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和立陶宛政府的谈判毫无进展。苏联政府和其他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协商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反复强调各自的立场，但是结果证明不能发现共同点。各共和国和“中央”的斗争陷入僵局。

同时，波罗的海的反抗已经蔓延到军队，在波罗的海地区及在其他诸如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西乌克兰等反叛地区，春季征兵是一场灾难。在各种赞成独立的党派的积极帮助下，波罗的海地区的士兵甚至已经开始逃亡。随着军队崩溃和联盟面临以民族为分界线而分裂的危险，戈尔巴乔夫面对前所未有的强大压力，他的那些强硬的同僚们主张控制局势。

1990年秋，戈尔巴乔夫的统治风格急剧地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转变。11月，这位苏联总统获得新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使自己置于以反动分子闻名的内政和国防各部首脑的地位。称之为“沙塔林”（Shatalin，或“500天”）的苏联加速经济改革的计划被抛弃了。在立陶宛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将和忠诚于苏联的共和国人士合作，比如与米科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Mykolas Burokevicius，前一年夏天进入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合作，而不会和兰茨贝尔吉斯和布拉藻斯卡斯合作。

当然，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仍不允许借助暴力手段解决这个事情，而使用暴力正是他周围的强硬派常常敦促他去做的。虽然戈尔巴乔夫曾使用军队镇压1989年在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发生的示威，制止1990年1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发生的种族对抗，但与前任不一样的是，他反对应用野蛮的暴力。此外，这位苏联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对立陶宛的镇压将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这将会危及他的整个改革计划和他的政治生存。正如1990年春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雅佐夫（Dmitri Yazov）与一个美国官员所说的：“如果一个加盟共和国脱离了联盟，戈尔巴乔夫就完了。如果他必须使用武力来阻止成员国脱离，那么他也完了。” (17)

五、解体

尽管戈尔巴乔夫长期来承受着来自其政治局同僚的压力，要求他就波罗的海地区的局势做点什么，但正是残余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忠于莫斯科的人最终使他相信炫耀一下武力是必要的。1991年1月初，随着拥护联盟的爱丁斯托夫（Edinstvo）集团（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分裂后成为亲莫斯科的组织的一个分支）领导一系列游行示威，反对在维尔纽斯的民族主义者的政府，苏联军队开始占领有战略价值的建筑物。普隆斯克涅政府和莫斯科关于价格问题的争论只是加剧了街头的紧张局势。由于维尔纽斯淹没在危机的气氛中，1月10日普隆斯克涅政府辞职。拥护联盟的军队利用立陶宛的政治混乱，很快采取了行动。

1月12日和13日的夜里，局势变得激烈起来，一个神秘的“国家拯救委员会”（National Salvation Committee）宣布自己已经夺取立陶宛的权力。同时，苏联伞兵部队和克格勃阿尔法（Alpha）特种部队成员袭击了维尔纽斯电视塔，然后被数千立陶宛青年包围。结果15人被杀，数百人受伤。兰茨贝尔吉斯深信这是袭击议会的前奏，因而呼吁立陶宛人民聚集在独立广场，保卫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欢迎以任何消极抵抗的方式进行攻击。尽管本来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在波斯湾的冲突上，但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还是见证了这一场景。的确，可能正是这个因素，即世界舆论和西方记者在场，阻止了莫斯科最终发动一场致命的攻击。

与此同时，在里加，一场类似的攻击迫在眉睫，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大街上，在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周围匆忙地设置起路障。1月20日苏维埃特种部队在攻击属于内务部的一座大楼时，杀死了5个拉脱维亚人。如在立陶宛一样，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民族拯救委员会”（National Salvation Committee），由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弗列茨·卢比克斯领导，并得到拉脱维亚国际阵线（Latvian Interfront）的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党人害怕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将是下一个遭镇压的对象，因此在莫斯科组织示威，要求苏联总统辞职。

戈尔巴乔夫不想站污他为西方人的欣赏趣味小心培养起来的自由派形象，拒绝对在维尔纽斯的攻击和在里加造成的死亡负责。同时，1月13日，紧随着维尔纽斯的攻击事件，鲍里斯·叶利钦，那时正指挥着他自己反对苏联“中央”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命运和波罗的海地区领导人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飞到塔林提议帮助的问题。一回到莫斯科他就呼吁在波罗的海地区服役的俄罗斯士兵不要对人民开火。尽管危机很快就过去了，但此后几个月间莫斯科都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继续实行一种低水平的压制政策。

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都不听劝阻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由于兰茨贝尔吉斯处于声望的高潮时期，2月9日立陶宛举行了关于独立问题的全民公决，90％的投票人赞成独立。同样，3月3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举行了公民投票，分别有78％和74％的人投了“同意”票。苏联领导层拒绝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公决的合法性，计划在3月中旬组织自己的全民公决。

对独立问题有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积极反应，很明显甚至许多居住在这些共和国的非波罗的海人也投了赞成票。的确，这个时期常常受忽略的一个方面是非本地人常常对独立做出积极反应，这些非本地人通常是说俄语的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来说，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居民的一部分。1990年12月拉脱维亚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47％的非拉脱维亚族人支持独立（包括59％在立陶宛出生的非本土人）。在3月的全民公决中可能有30％的非爱沙尼亚族人投票支持独立。 (18)

到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又一次转变了策略，放弃那些不再信任他的强硬派，转而追求一种更灵活的更有利于共和制的主权国家的立场。这位苏联总统现在计划举行一次全苏联的全民公决，决定“是否愿意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把它作为一个由主权平等的各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来重建”。这次全民公决在3月17日举行，但是现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拒绝参加，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是独立国家。整个1991年春天，莫斯科都在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协商一个新联盟条约（Union Treaty）的各项条款，但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前身是摩尔达维亚）一样，拒绝参加。

与9个参与公决的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这个新联盟条约计划在1991年8月20日正式签署。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开始了他一年一度的克里米亚半岛海滨度假之旅。恰恰在两个星期后，一群强硬派分子来到他度假的房子，试图说服这位总统同意他们的计划，宣布苏联处于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拒绝附和他们的阴谋，接着在福罗斯（Foros）的房子中被软禁，同时一个自称紧急状态国家委员会（State of Committee on the State of Emergency）的组织于8月19日凌晨宣布接管政权。这是一个由克格勃、军队、内务部和党务机构的势力组成的联盟。他们期望不会遇到严重对抗。

叶利钦在莫斯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标志着他作为叛逆者的生涯达到了顶峰。设法躲避了逮捕后，他宣称这次接管是违法的政变，被唤醒的民众正在进行抵制。当波罗的海地区军区司令宣布他正在控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时候，波罗的海地区的3个政府积极地宣布支持叶利钦，并号召举行总罢工。随着政变的流产——接管者已经没勇气实施大规模的暴力，这想必是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在8月20日和21日宣布完全独立。立陶宛虽然有一些伤亡，但他们认为自己在1990年3月就已经独立了，苏联军队迅速撤回了自己的营地。

在整个苏联，这次糟糕的政变企图完全破坏了共产党在8月19日之前享有的普遍合法性。当戈尔巴乔夫于8月21日回到莫斯科时，他成了一个从所有方面来看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共和国的总统。由于苏联其余加盟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宣布独立，9月6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独立，11天后波罗的海各国加入联合国。虽然在官方意义上，联盟又缓了几个月，但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他在1991年6月被正式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和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决定在12月31日正式解散苏联，并在这块地方建立起一个较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简称CIS）。波罗的海各国现在完全独立并且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他们决定不加入独联体。他们一致认为自己的命运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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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陶宛自由联盟”（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是20世纪7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此后它曾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1987年重新出现。它很快就成为更加温和的改革运动（Sajūdis）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2) Walter C. Clemens：Baltic Independence and Russian Empire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1），99.

(3) Shafir（1995），175．

(4) Rolf H. W. Theen，ed.，The U. S. S. R. First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Vol. 1（New York：Paragon House，1991），244.

(5) 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开始还维护这个协定，但是1989年12月24日，他公布了文件文本并抨击秘密协议和斯大林主义。然而，他仍将协定问题与波罗的国家合并的非法性问题分割开来。

(6) Clemens（1991），235．

(7) Ibid.，232.

(8) TASS，January 14，1990.

(9)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42：2，（February 14，1990）：3．

(10) 每一个共和国都选出两个机构：第一个是新的人民代表大会（CPD），然后是现存的立法机构，叫最高苏维埃。与较大的下院不同，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较小的最高苏维埃是能够批准法律的常设机构。

(11) 3月14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主席。该职位将使他拥有宣布紧急状态从而阻止任何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的权力。此外，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的脱离法将阻碍而非促进立陶宛的独立进程。

(12) 爱沙尼亚的真正的国家首脑是爱沙尼亚总理埃德加·萨维萨尔（Edgar Savisaar），他组建了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政府。

(13) Lieven（1993），25.

(14) Richard J. Krickus：Showdown：The Lithuanian Rebellion and Breakup of the Soviet Empire （Washington and London：Brassey's，1997），64.

(15) Clemens（1991），126，195．

(16) 华盛顿认为，倘若在外交上承认立陶宛，将导致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被剥夺，而这将是苏联改革和已得到改善的国际气候的一个挫折。此外，国务院宣称自己在1922年就已经承认了立陶宛国家，并从未撤销过这一承认。

(17) Michael R. 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At the Highest Levels ，Boston：Little（Brown，1993），195.

(18) Shafir（1995），183.

第八章　后苏联时代的波罗的海三国

1918年，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民第一次宣布自己脱离俄国统治而独立时，外界对他们几乎一点也不了解。1940年被苏联军队占领后，这3个小小的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窘境几乎未得到西方国家的注意，这时欧洲正与纳粹的侵略作斗争。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在西方也几乎没有人质疑过这三个苏联内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各种流亡者的组织企图不让希望熄灭，在华盛顿和伦敦继续施加压力。然而，对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来说，为了在战争时代与斯大林结盟，波罗的海各国的苏维埃化是一个不幸的但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代价。虽然美国在法律上从未承认波罗的海各国被兼并，但丘吉尔的现实主义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因而在40多年间，美国的苏联政策以以下假定为基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将永远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

到1989年，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铁幕（Iron Curtain）降落，苏联关于波罗的海人“自愿”被苏联兼并的说法被曝光。波罗的海各民族在历史上从未像他们在1988—1991年间为独立而斗争时那样有力地吸引过世界的注意。然而，兴高采烈很快消退，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开始遭遇无数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国家面临的难题。

最重要的是，波罗的海各国的政治结构，原先是莫斯科为了维护这些共和国从属于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目的而设计出来的，现在必须重新加以改造，以便符合国家主权、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复活的需要。同样，波罗的海三国高度集中的经济，原先也是莫斯科的计划人员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创造出来并加以控制的，现在需要改组，给它赋予新的生命并使它重新导向，以便服务于民族的需要而不是苏联的需要。此外，由于每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再次申明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所以每个国家中公民身份的各种必要条件也需要加以确定，这对那些在几十年占领过程中大规模进入的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移民来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最后，波罗的海各国需要采取各种安全措施以保护他们新获得的独立：对它们中的每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意味着建立当地人的国防军，使留下来的苏联／俄罗斯军队撤回他们自己的领土，及这些新建的国家与欧洲和国际各种机构融合的问题。

一、政治和政府

1．拉脱维亚

1991年8月21日，随着莫斯科的苏联强硬派的政变失败，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Latvian Supreme Council）抓住这个机会宣布1922年2月15日的宪法为这块土地上的法律，未加改动或修正。新生的拉脱维亚国家的政治制度以1940年6月被苏联兼并前存在的制度为基础：议会（Saeima，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议会是为了强调重建的拉脱维亚政府与战前拉脱维亚政府的持续性）将基于比例代表制，由选出的100个议员组成，任期3年，所有18岁或18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总统由议会选出，任期3年（1997年议员和总统的任期延长到4年）。总统的职责包括任命总理，而总理则提名其他内阁部长。

由于选举一直到1993年才举行，拉脱维亚政府的结构在议会宣布独立的近两年间仍然是老样子。许多旧时的苏维埃政府和党派的精英（nomenklatura），除了被取缔的亲莫斯科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仍然在掌权；这些人与改革派、反共分子、政治新秀及那些在1988—1991年动乱期间仍未进入政府的野心勃勃的人一起分享管理政府的工作。

无需感到惊讶的是，一旦达到独立这个主要目标，拉脱维亚的政治家们就会在关于如何着手重建他们的国家的问题上走向分裂。在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中，总的来说都同意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但在改革的步调和细节上出现了各种分歧。拉脱维亚的“左派”，大半由俄罗斯族人构成，到1991年时他们已经抛弃了大部分（但远不是全部）苏式社会主义的东西，寻找一种逐步进行经济改革的方法，同时主张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充分保护说俄语的少数民族。“右派”倾向于拉脱维亚民族主义的立场，谋求把拉脱维亚重建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一般不相信共产主义者，特别不相信俄罗斯人；虽然赞成建立强大的国防，但开初时未能就经济改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像左派一样，在经济中及在保留（或创造）国家福利计划时，右派通常赞成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1993年6月5—6日，这个国家正处于毁灭性的经济危机的谷底时，终于举行了第五次议会选举，尽管这时还不存在剥夺许多非拉脱维亚族人的选举权的公民法。选举过程与苏联时代的选举显然不同：在毫无意义的苏联的选举中，只有一个政党即共产党，其候选人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而到1993年这个国家有了20多个政党或联盟，代表着多种多样的选民和利益，竞争议会中的席位。 (1) 在后苏联时代的第一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拉脱维亚道路党（Latvia's Way，36席），这是一个温和的、中间派的党。然而，缺乏绝对的多数，它必须与农业联盟（Agrarian Union，12席）结盟。农业联盟是一个右翼党派，谋求保护拉脱维亚乡村社区的利益。到此时，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1988—1991年间拉脱维亚政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已经瓦解，未能通过在议会中获得议席的门槛，即获得4％的选票。

这样，从1993年6月到1994年7月执掌拉脱维亚政府的是一个中右翼（right-of-center）的联盟，不过这个联盟仍确凿无误地显示了与共产主义时期的延续性，以下事实就表示了这一点：选入议会的33个议员都曾是旧的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的代表。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Anatolijs Gorbunovs，属拉脱维亚道路党）是从1990年以来的拉脱维亚政府的首脑，当选为议会的监选员（presiding officer）。议会选举冈蒂斯·乌尔马尼斯（Guntis Ulmanis，生于1939年）为总统，他是卡尔利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 Ulmanis，拉脱维亚战前最后一个总统）的一个外孙，也是农业联盟的一个领导人。乌尔马尼斯选择反共分子拉脱维亚道路党的瓦尔迪斯·比尔卡夫斯（Valdis Birkavs，生于1942年）为总理。 (2) 然而，1994年7月，在其3个成员因腐败指控被挤出内阁后，整个内阁辞职。

关于非拉脱维亚族人的公民权的辩论在俄罗斯人和拉脱维亚人的社区中激起阵阵热情，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脱维亚政治明确无误地转向民族主义方向：1994年5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导致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一边倒的胜利，大半以牺牲拉脱维亚道路党为代价。同样，1995年秋天在拉脱维亚最大的银行崩溃后举行的议会选举表明，群众对极左的党派（诸如人民和谐党和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党）和民族主义右派（主要是祖国和自由党与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联盟的合并而形成的政治集团）的支持惊人地增加了。 (3)

然而，到1998年，随着关于非拉脱维亚族的公民身份这个决定性的问题表面上得到解决，拉脱维亚的经济从萧条中恢复过来，走上正轨，政治又向温和的中间立场转变。1998年10月的议会选举后，形成了一个新的中间联盟，该联盟包括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拉脱维亚道路党、新党（New Party）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同盟（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Alliance）。 (4)

2002年，拉脱维亚有40多个官方正式登记的政治组织，这个国家的政坛仍然是支离破碎的，创造一个稳定的政府的尝试困难重重。仅在1998—2000年间，拉脱维亚就出了不少于4个总理（贡塔尔斯·克拉斯茨、维利斯·克里什托潘斯、安德里斯·什克莱、安德里斯·贝尔津什 (5) ）。不过，拉脱维亚政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1999年6月第七届议会选举中拉脱维亚道路党的瓦伊拉·维凯-弗赖贝加（Vaira Vī e-Freiberga，生于1937年）被选为总统，是中欧和东欧的第一个女总统。她生于拉脱维亚，许多年间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大学的教授，在那儿她写了各种关于拉脱维亚民间传说的著作，维凯-弗赖贝加当选后最初的举措之一，是否决了一份将有可能完全在拉脱维亚的公共生活中排斥俄语的议案。

2．立陶宛

在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民主国家中，立陶宛像它的北方邻居一样，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和障碍。然而，不像拉脱维亚，立陶宛没有简单地决定重新使用其战前的宪法，而是决定创建一部新宪法，一部将反映诸如美国、法国和战后的德国等民主国家的经验的宪法，尽管保留了某些苏式政府的成分，包括把某些立法和执法功能结合起来，还有提供诸如免费的医疗保健之类的社会权利的保证。新宪法在立陶宛最高委员会（Lithuanian Supreme Council）上经过2年的激烈辩论，又于1992年10月25日经过公民复决投票而获得通过。

如同在战前时期一样，立法机构是议会（Seimas），一个普选产生的141个成员构成的团体，其中70个是基于比例代表制（根据党派名单）选出来的，其余名额根据“简单多数票当选”（first-past-the-post）的原则从单一名额选举区（single-member districts）中选出来。执行部门由普选产生的总统和总理构成，总统的任期是5年，总理由总统挑选但经过议会批准。在国内事务中总统的作用大半是礼仪上的、咨询性的，但该职位在形成外交政策方面有相当大的权力。司法部独立于其他部门，但总统可以通过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任命法官来影响它。

在宪法生效前，旧的支配着改革运动（Sajūdis）的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统治着立陶宛，该委员会的领导是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然而，到1992年10月议会选举开始时，兰茨贝尔吉斯和改革运动已变得非常不得民心，因为政府未能有效地处理经济崩溃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包括通货膨胀失控、生活标准下降和失业。兰茨贝尔吉斯热烈的反共宣传和激情的说教姿态，在许多立陶宛人看来似乎显得过分；而他鼓吹要有一个强大的总统，并明显地不关心少数民族的权利，则使许多人与他疏远。

像其他东欧国家的后共产主义的政府一样，改革运动所领导的政府最终成了种种不断加强并受到挫折的期望的牺牲品，还有它自己缺乏统治经验也是一个原因。对许多立陶宛人来说，经验丰富的、注重实效的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提供了希望。他领导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Lithuanian Democratic Labor Party）是共产党的改革派的继承者，但已经抛弃苏式社会主义而赞成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随着1992年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复苏，立陶宛的政治很快显示出两派斗争的色彩。一方是改革运动的保守的立陶宛民族主义及其继承者，是右派；另一方是左倾但持调和态度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群众普遍认为该党拥有为减轻经济崩溃的痛苦所必不可少的经验。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经过自身重组，巩固了乡村和小城镇对自己的支持，在1992年10月的选举中胜出，在议会中赢得多数议席（73席）。这次选举使立陶宛结束了两年间政府的不稳定状态，在这段期间有5个总理组成了自己的政府。

在接下来的1993年2月14日的总统选举中，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布拉藻斯卡斯击败外交家小斯塔西斯·洛佐雷蒂斯（Stasys Lozoraitis Jr.，1924—1994），后者曾流亡国外许多年，被其对手描绘成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事务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关于总理的职位，布拉藻斯卡斯选择了前农业部副部长阿道法斯·什莱扎维丘斯（Adolfas Šleževičius，生于1948年）。他的主要工作是执行立陶宛的政治、经济改革，改善他的国家与俄国的令人不快的关系，因为立陶宛仍然依赖俄国的燃料。

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特别是对兰茨贝尔吉斯来说，前共产主义者的胜利令人震惊，这似乎是一个从民主和经济改革倒退的信号。这是某种模式的开端，很快就将为其他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所熟悉：不再着迷于曾领导他们走向独立的党派和运动，1993年波兰的投票人重新选举社会主义者，让他们掌握权力；同样，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赢得了1994年的议会选举。然而，立陶宛的社会主义者，像其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同行一样，已经向政治上的中间派（political center）转变，证明是献身于民主、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实施私有化的力量。立陶宛民主劳动党成功地领导立陶宛走过了过渡时期最困难的岁月，一直掌权到1996年11月，这时它在议会选举中被祖国联盟（立陶宛保守党，Homeland Union［Lithuanian Conservatives］），是改革运动的右翼的一个分支）击败。此前发生了一桩较大的银行丑闻，总理什莱扎维丘斯也牵涉其中，导致他在该年初被免职。

这样，在1996年钟摆又摆向保守党，他们占领了70个席位，比绝对多数只少一个。他们重新获得权力受到了人民党主义者（populist）竞选运动的推动，该运动专注于强硬的社会福利纲领，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加快与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融合的过程。右翼和中间派政党还受到了投票率低的帮助（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率是54％）。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大部分弃权者都是幻想破灭的原先支持立陶宛民主劳动党人。尽管如此，或许是1998年8月俄国的危机对立陶宛的深刻的负面影响，2000年10月的选举中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影响再次反弹，取得了51个议席，与社会自由主义者的党派新联盟（New Union）组成联合政府。

近年来，立陶宛总统已成为经济改革的坚定的支持者。在1998年2月的总统竞选中，中间和右翼党派支持的流亡者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Valdas Adamkus，生于1926年）击败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阿尔图拉斯·帕乌劳乌斯卡斯（Artūras Paulauskas）。 (6) 阿达姆库斯在苏联1944年入侵立陶宛期间逃往国外，是前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局长，也是一个流亡政治（émigré poltics）方面的激进主义者。1992年，他获得立陶宛的公民身份，领导了失败的斯塔西斯·洛佐雷蒂斯的总统竞选运动。尽管避免与左翼或右翼结盟，一段时间里生气勃勃的阿达姆库斯享有极大的声望，因为他反复宣布他致力于使这个国家融合进各种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的机构中。

2003年1月阿达姆库斯去职，前总理和维尔纽斯市市长罗兰达斯·帕克萨斯（Rolandas Paksas，生于1956年）取代了他的职位，这时立陶宛，还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其他几个前苏联的卫星国受邀加入北约和欧盟。年轻得多的帕克萨斯是商人和特技飞行员，被看成是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家，曾发誓要把立陶宛融合进欧洲的事业进行到底。

3．爱沙尼亚

如同在立陶宛一样，爱沙尼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时没有一部宪法。在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后，1992年7月最终开始实施的管理文件（governing document）是基于1922年版的原则来制订的，其重点包括各项民主自由和对少数民族的保护。然而，一个重要的不同，是新宪法的条款规定要进行清晰的权力分离，这在旧的版本中是缺乏的。迄今为止所举行过的4次议会选举（1992、1995、1999和2003年）及随后的权力的顺利过渡，证明新宪法的规则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在苏联解体时，爱沙尼亚的政治由埃德加·萨维萨尔（Edgar Savisaar）的人民中央党（People's Center Party）所控制，该党是以赞成独立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然而，随着政府地位的恢复，爱沙尼亚的政坛很快破裂了。到选举101个议会（Riigikogu，像拉脱维亚一样，它也实行比例代表制，有一份进入议会的政党名单）成员时，中央党的声望已经下滑；而爱沙尼亚的政治破裂也达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有多达38个政党参加选举。由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此时尚没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加国家大选（如在拉脱维亚一样），所以结果也不令人感到惊讶：选出来的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爱沙尼亚族人的议会，一个由保守的祖国党（Fatherland Party或Isamaa）、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党（Esto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和温和派（Moderates）领导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者的统治联盟。10月5日，议会选举来自祖国党的外交部长伦纳特·梅里（Lennart Meri，生于1929年）为这个国家的新总统，任期五年，很大程度上总统是一个礼仪上的职位。梅里又任命年轻的祖国党主席马尔特·拉尔（Mart Laar，生于1960年）为这个国家的总理，拉尔是一个历史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爱沙尼亚遗产协会（Estonia Heritage Society）的积极分子。

梅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儿度过了5年时光，他当选为这个国家的总统，代表了爱沙尼亚的当家人的真正的变化，因为他与过渡时期诸如埃德加·萨维萨尔和蒂特·瓦赫（Tiit Vähi）等政府领导人不一样，他与旧的统治当局没有联系。确实，对这个新的中间偏右的爱沙尼亚政府来说，未来繁荣的关键是迅速非苏联化，这意味着引入民主和法治来取代一种主要基于个人关系和密室交易的制度。梅里政府也致力于追求进取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在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中，爱沙尼亚在追求法律和经济改革中行动最为坚决。然而，爱沙尼亚政府的寿命不长，这使人想起政府献身于迅速的改革并非总是能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同。 (7) 确实，1995年的议会选举清楚地见证了向农业政党和左翼政党的转变，是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和中欧国家的一种典型模式，该转变大半以牺牲祖国党为代价。

到举行1999年的选举时，积极参与的政党比1992年时要少，但爱沙尼亚的政坛很难说不再那么分裂。尽管祖国党声望急剧下降，但它还是有能力与温和派及亲实业的改革党（probusiness Reform Party）组成一个中右翼的政府联盟。然而，这些政党各自的声望都被埃德加·萨维萨尔的恢复了活力的中央党所超过（1999年的选举中获28席），但直到2002年1月它才进入政府，这时它与改革党结成了一个中间偏左的联盟。同时，伦纳特·梅里仍然是一种稳定的根源，从1992—2001年一直任这个国家的总统。1999年，由于他在与欧洲各种机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被命名为“本年度欧洲人物”（European of the Year）。由于宪法不允许他谋求第三次担任总统，在2001年10月的总统选举后阿诺尔德·吕特尔（Arnold Rüütel）取代了深受欢迎的梅里。

在后苏联时代的第一个10年里，波罗的海三国所有政府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任何期限内难以持续得到群众的支持。虽然经常发生的丑闻、地方性的腐败和不受欢迎的政治和经济决策导致波罗的海各国内阁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但政治上的竞争者，包括重新组织起来的各国共产党，一直来都在证明他们在为实现各项民主原则而努力着。

二、公民身份与少数民族

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面临的最具决定性的问题之一，是非土著的，主要是说俄语的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问题。爱沙尼亚1992年2月通过的公民身份法，似乎传达了对进入这个国家的移民群体的不妥协的态度。它宣称这样一条原则：居住在爱沙尼亚的移民不能自动地成为这个国家恢复独立以来的公民；这一权利只属于那些战前的共和国的公民及其后裔（包括8万俄罗斯族的人）。移民及其后代，50多万人，构成爱沙尼亚约30％的人口，为获得公民权，他们将不得不设法达到特定的语言和居住标准，并将必须宣誓效忠爱沙尼亚共和国。不到1/3的移民准备做到语言达标，这种资格要求是基于1938年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公民法（Citizenship Law），大部分俄罗斯人未能参加1992年9月的议会选举投票。 (8)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中，许多爱沙尼亚人希望俄罗斯的移民会简单地选择“回到俄国去”。从1992年以来，爱沙尼亚政府甚至向那些希望重新回俄国定居的人提供财政资助。1993年夏天，议会通过《外国移民法》（Law on Aliens），迫使这些移民做出决定，它要求一切非爱沙尼亚公民的人进行登记，他们将获得暂时的居住许可或面临流放。到这时，成千上万说俄语的人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前往俄国或其他前苏联的共和国；其余的人最后被迫做出决定：他们将成为爱沙尼亚公民还是俄国公民？在两年的最终期限的压力下，大部分俄罗斯人选择了成为爱沙尼亚人，从那时起许多人设法达到成为爱沙尼亚公民的各种条件。到1999年初，大约30％法律上的非爱沙尼亚（在人种的意义上）居民成了爱沙尼亚的公民，20％的人是某个外国（通常是俄国）的公民，其余的是“没有国家的”（stateless）人。

如爱沙尼亚一样，关于公民身份问题拉脱维亚政府有两个基本选择：它可以承认当时所有拉脱维亚的居民拥有公民身份，即所谓的“零选择”；或者它可以要求苏联时代的移民履行入籍程序。然而，在拉脱维亚，人口形势对土著构成的危险甚至远远超过爱沙尼亚：1989年约62％的爱沙尼亚居民是爱沙尼亚族人，而拉脱维亚族的人只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居民的52％，在里加的居民中他们只占39％。所以拉脱维亚基本上采取了爱沙尼亚的做法：宣布占领前的共和国的公民及其后代拥有公民权，其余的人将必须等待议会表决通过各种入籍资格后再申请公民身份。

同时，拉脱维亚独立的最初两年中不存在关于公民身份的法律，这意味着那里大多数非拉脱维亚族的人未能参加第一届议会选举的投票。到这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拉脱维亚重新到前苏联的其他地区定居。 (9) 只是到1994年8月，议会才表决通过关于公民身份的新的法律，但像爱沙尼亚一样，该法律很复杂，倾向于限制入籍人数。这是一种定额分配入籍人数的制度，每年限制在约2000人左右，但西方的压力迫使拉脱维亚政府重新考虑这个方案，1995年议会通过了一个限制较少的5年定居期的资格规定。直到2002年夏天，虽然约有5.3万非拉脱维亚族的人通过法律渠道加入了拉脱维亚籍，但还有50多万拉脱维亚居民，大部分是俄罗斯人，仍是“没有国家的”人。

在对待少数民族方面，3个国家中立陶宛政府持最和解的态度，或许这是1989—1991年间立陶宛和莫斯科之间充满仇恨的关系状态所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立陶宛显得更包容的原因，部分在于其土著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对较大：不像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那儿土著认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苏联统治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的斯拉夫人移民浪潮的危害，而在立陶宛土著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始终稳定地维持在约80％（俄罗斯人只不过构成10％以下）。结果，立陶宛人不像他们的邻居那样严重关注俄罗斯化的危险。

1989年11月29日，在世界承认立陶宛摆脱苏联获得独立近两年前，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Lithua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就表决通过了一个《公民法》（Citizenship Law），推行“零选择”，允许永久居住在立陶宛的所有少数民族成员，不论其属于什么民族及使用何种语言，都可申请立陶宛的公民身份。该法律随后经过修正，这就是1991年12月表决通过的略为增加某些限制的公民法，这时还是改革运动（Sajūdis）在管理政府的时候。1995年更有弹性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再次对该法律进行修正。 (10) 到1993年初，立陶宛半数以上的俄罗斯族、波兰族、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居民获得了公民身份；然而其他4万人选择移居国外，这样立陶宛的俄罗斯族的居民减少到仅仅3万多一点，点总人口的8.5％。

不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政府对公民身份选择了一种包容的、基于行政区域来处理的方法。结果，外界对立陶宛在公民身份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一直比较少。尽管如此，成千上万俄罗斯人的离开突现出他们怀有被孤立的感觉及当局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各国独立初期那些比较困难的年月里，这种感觉更加平常。俄罗斯人集中在工业部门，常常发现自己是最早被解雇的人。此外，波罗的海私有化的计划比较起来有利于公民，对非公民是不利的。

在拉脱维亚说俄语的人的困境还因以下情况而更加恶化：他们感到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攻击俄语的使用。虽然俄语是某些城镇和乡村中唯一使用的语言，而且是里加的大多数居民使用的语言，但街道标志和商行禁止使用俄语。然而，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博物馆内和餐馆菜单上，看到俄语。这个国家的法律企图限制俄语对拉脱维亚的影响，要求广播公司用拉脱维亚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播音时不能超过每天播音总时间的25％。然而，在拉脱维亚说俄语的人，如同在其他波罗的海共和国一样，拥有接收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有线电视频道的有利条件。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说俄语的人与土著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种族紧张关系，而且所有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家都曾利用这个问题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说俄语的居民并不是波罗的海各国不稳定的根源。 (11)

除了“俄罗斯人问题”，在波罗的海三国中独有立陶宛还有一个“波兰人问题”。波兰族的人口约构成立陶宛居民的7％，集中在该国东南部和维尔纽斯周围，这个地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属于波兰。不像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大部分波兰人是土著，多个世纪来一直住在这里。由于在1988—1991年间立陶宛再次申明它的民族身份，所以许多波兰人站在莫斯科一边，加入抗议当局的说俄语的人的行列。波兰人对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城镇和村庄使用立陶宛语的名字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许多人相信1991年后这个国家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他们是受到歧视的牺牲品，因为许多人拿不出证据，因而无法证明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财产在战前拥有所有权。像俄罗斯人一样，在这个过渡时期波兰人在政治上倾向于保持消极态度。但尽管俄罗斯来的移民可能选择离开，立陶宛的波兰人却全体一致地把这个地区看成他们的祖国。

本书前一章曾说过，立陶宛曾拥有一个很大的活跃的犹太人群体。然而，90％的立陶宛犹太人在大屠杀（Holocaust）中被杀。1989年后，余下的犹太人中半数以上选择了移居他方，只留下一个小小的、人数日益减少的群体，到1993年约只剩下5000人。

三、经济改革

1991年夏天波罗的海诸国取得独立时，其经济处于不受控制地衰退：生产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则侵蚀着波罗的海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其整个经济体系的职责一度大半是为了适应于苏联的而不是地方的需要，现在波罗的海诸国必须彻底检查自己的经济：这意味着重组它们自己的银行网络，用地方的“硬”通货取代不能兑换的苏联卢布，用市场机制来取代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吸引西方投资的同时使外贸重新导向，与西方接轨。

必须摧毁苏联的指令性经济，这一点从未被怀疑过。争论不是集中在愿望上而是集中在向基于市场的经济过渡的步调上。“主张休克疗法的人”（shock therapists）赞成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经济改革，这些人相信必须迅速实现重新与欧洲融合，这是波罗的海人未来的繁荣和安全的希望所在。渐进主义者力促一种更从容的过渡方针，因为许多人担心休克疗法的各种负面的短期效应将会破坏政治改革，并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出于急于加入北约和欧盟，拉脱维亚，特别是爱沙尼亚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波罗的海三国都依赖于它的经济援助）的劝告，采纳了迅速进行经济改革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道路，而立陶宛开始时不愿贯彻这种方法。虽然这一过渡的早期阶段在波罗的海三国都产生了不幸和艰难，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改革正在结出果实。

对大多数经历过这整个充满痛苦的经济过渡时期的人来说，1992年和1993年是最困难的年份，当然最严重地感受到的是那些多孩子的家庭、残疾人和靠领退休金或抚恤金为生的人。当失业逐年增加时，波罗的海三国1992年通货膨胀接近或超过了1000％，毁灭了人们曾设法积累起来的任何储蓄；同时甚至最基本的食品，还有房租和各种服务，都变成让人不敢问津的高消费品。只有在1992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和1993年（立陶宛）采用地方货币后，通货膨胀才有实质性的下降，1994年下降到单位数。到1995年，每个国家的经济已转危为安：1994年，波罗的海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积极变化，而在1992年曾下降30％—40％（立陶宛甚至下降得更厉害）。

爱沙尼亚在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的大量资金的帮助下，最早并最坚决地实行了经济改革。结果爱沙尼亚取得的进步也是最快的：它采用紧缩的信用政策，限制政府消费（不幸的是包括老年人的养老金）和各种津贴，同时削减过量课税。到1994年，爱沙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一直到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除了1999年）都继续以高速度发展。虽然石油和天然气继续需要进口，主要是从俄国进口，这样爱沙尼亚的经济依附于它的东方邻居的情况永远延续下来了，但到1993年爱沙尼亚贸易已开始出现重要变化，转向西方市场。这种变化的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是：大部分爱沙尼亚的出口商品是加工品，大多基于木材、纺织品，还有食品，而不是重工业产品（这种情况与拉脱维亚或立陶宛不同，那儿，农业和自然资源仍然是外贸的基础）。俄国与欧洲之间的东西方过境贸易也使爱沙尼亚有利可图。爱沙尼亚在独立后向西方市场经济过渡的经历，通常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它与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一起，属于前苏联集团成员国中那些改革得最好的国家。到21世纪初，它的公民与拉脱维亚或立陶宛的相比，令人注目地享有某种更高的生活标准。

当爱沙尼亚政府追求迅速而持续地改革时，立陶宛开始时却选择局部的、阶段性的变革，结果是大大落后于爱沙尼亚。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几年中各种经济指数几乎完全是负数，立陶宛人的生活标准也垂直下降。不过，1993—1996年间立陶宛民主劳动党的政府遵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行事，同时试图避免各种突兀的变革，到1995年这个国家似乎已经转危为安。1995—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在3.5％—7.4％之间盘旋，此后是在1999年随俄国货币制度崩溃而来的经济衰退中急剧下降。虽然立陶宛仍然是波罗的海国家中最依赖于俄国市场的国家，但它也设法使自己的贸易重新导向，向西方靠拢。1999年它的出口商品的1/4以上输往德国和拉脱维亚。与它的北方邻居一样，立陶宛仍然依赖俄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然而它是波罗的海国家中唯一的炼油厂所在地（马热伊基艾，Mažeikiai），看来有很大的石油储藏量，或许有1200万桶。

像立陶宛一样，拉脱维亚没有立即做出关于经济改革的步调或范围的决定；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脱维亚转向了迅速的、决定性的改革。在过去10年中，它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发展起一个有活力的服务部门以弥补其制造业基地的衰落。虽然现在市场决定着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公众对世界市场的高价格和相对低廉的工资之间的差距的关注，迫使政府在管理某些经济部门时继续发挥突出作用。如阿尔迪斯·帕布利克斯（Artis Pabriks）和奥尔迪斯·普尔斯（Aldis Purs）所说，在拉脱维亚，“国有住宅（state housing）、能源、交通、电讯、公用事业和医疗服务的价格，都是行政决定的” (12) 。立陶宛也可说是这样，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爱沙尼亚。在外贸方面，拉脱维亚在与俄国及其他独联体（CIS）国家拉开距离时，继续稳步地接近其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邻居们。然而，因为拉脱维亚的制造业产品迄今都是为向苏联各共和国出口而制造的，没有能力在西方市场上展开竞争，所以其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原料，主要是木材和木工制品。

拉脱维亚转变方向的一个关键，对所有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也一样，是关于苏联时代的国有及国营企业和财产的私有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一般是在1994年后，先是小企业和农场实行私有化，随后是中型和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在这里，爱沙尼亚也是最坚决的，到1993年8月，所有登记在册的企业半数以上已置于私人手中。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公众对腐败和内部交易的关注，再加上该过程本身具有的绝对复杂性，产生了政治反对派，结果是这两个国家未能像爱沙尼亚那样迅速实现私有化，而是较缓慢地、更受折磨地向私人所有制过渡。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有两种主要的私有化的方法：通过现金交易把企业出售给核心投资者（core investors），许多人认为这是恢复经济生机的最有效的方法；凭证制度（voucher system），它基于某些标准让居民接受企业股票，这些标准包括（比如爱沙尼亚的制度）他们在经济机构中积极就业和服务的年数。然而，拉脱维亚采纳的这种制度证明了基于凭证的私有化过程的一个问题：拉脱维亚的计划于1993年着手推行，要求所有的居民接受证明他住在拉脱维亚的证书，一年一份，如果他们能证明1940年6月前拥有拉脱维亚的公民身份，再额外加上15份证书。对此，俄罗斯人自然视为歧视。

确实，在这3个国家中，私有化过程带来了歧视、偏袒和共谋的指控。在私有化的早期阶段一个常有的指控，而且常常是真实的指控，是管理人员和前共产党高级官员能够购买打折扣的股票，由此他们保持了对苏联时期自己管理的公司的控制。此外，随私有化而来的是追求效率和失业增加所产生的痛苦，还有适应私有经济部门具有的“风险与报酬”的心态等种种心理上的困难。许多公司在新的条件下放任自流，其管理人员常常指望政府能提供补助金来消除亏损，如同在苏联时期常做的那样。更成功的是转让给私有者的较小的企业，诸如餐馆、小商店和服务业就是这样，在这些行业中，业务规模较小，在管理方法上易于实行革新。

随着企业和公寓住宅的私有化，对各个新政府来说土地改革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必须设计出一种方法，使农地归还给合作化前的所有者。1991年，波罗的海各国政府都把这作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旧的集体农庄立即被分解成一块块土地并转移到私人手中。然而，这种转变远非顺利，所要求的土地面积超过了可得到的，转移到私人所有者手中的土地往往太小，经营起来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对同一份地产发生争执时，在许多情况下缺乏合适的官方文件来证明地产的真正所有人，使这个过程拖延了好几年。

尽管（或因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崩溃了，但1991年后波罗的海经济中农业所占的份额戏剧性地下降。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许多乡村居民希望，常常是出自必要性，到其他更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寻找机会。结果是成千上万英亩适于耕种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然而小农场也缺乏必要的设备（诸如昂贵的拖拉机）和基础设施（内外通道、私人运输工具）以适应于小规模农业的要求。 (13) 爱沙尼亚政府致力于贯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一步使其农业部门的状况恶化，因为爱沙尼亚农民被剥夺了关税保护和政府津贴的权利，如同欧盟的国家一样。

波罗的海地区的银行体系说明了这个地区经济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某些方面。的确，在每一个国家中如果没有银行网络的建设，将不会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恢复。然而与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经常出现的丑闻破坏了公众和投资者的信心。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95年5月拉脱维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巴尔基亚（Baltija）银行的崩溃，造成成千上万的储户失去自己的存款，几乎使拉脱维亚整个银行体系倾覆。同样，在该年末，立陶宛最大的银行中的两个宣布破产。结果，总理阿道法斯·什莱扎维丘斯（Adolfas Š1eževičius）被议会罢黜，因为有人报告他利用内部信息在银行暂停经营前取回自己的存款。

对波罗的海各国经济更为有害的，至少从短时期来看，是俄国在1998年8月爆发的财政危机。由于俄国卢布贬值和俄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随之暴跌，波罗的海地区向俄国输出的工农业产品引人注目地下降。结果，1999年每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都是负数。如同在俄国一样，经济于2000年开始恢复，但波罗的海的投资人，包括银行（特别是受到严重打击的拉脱维亚银行）仍然蒙受持久的伤害，因为它们在俄国失去的钱已经无法挽回了。

四、社会和环境问题

由于旧经济体制的崩溃和关于将来的不确定性，在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各国蒙受了许多扰乱社会和人口变化的趋势，包括常常是暴力的犯罪行为激增（1991—1994年达到高峰），酒精中毒、药物滥用、自杀率上升，已经很低的出生率下降，平均寿命急剧减少。 (14) 所有这些趋势在东欧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中都是相似的。尽管宗教生活的恢复有助于某些人应付过渡时期的精神创伤，但教堂的复活证明它没有能力根除失业、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及普遍的绝望造成的坏后果。

在过渡的最初几年间，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几乎未能就此做点什么。他们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办事，采用紧缩信用政策，因此没有能力向那些受影响最严重的人提供太多保护。领退休金和抚恤金的人发现政府的措施是厉行节约，使他们感到特别痛苦。在波罗的海各国中，这些人的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西欧的两倍。此外，随着国家对研究、教育和文化活动的补助急剧减少，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学和研究所、管弦乐队和剧院、期刊和图书馆都不得不大力削减预算，同时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

当然，从1991年以来波罗的海各国人民面临的许多问题，是苏联50年的占领的产物。这一点，或许哪儿也没有像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面对的生态挑战那样明显。众所周知，苏联的计划人员几乎不关心环境问题，他们在决定建设巨大的，布局杂乱、占地庞大的工业联合体时，几乎不考虑污染和废物处理。对生态的这种漠视使民众敏锐地意识到各种污染的危险，并留心生态保护的必要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主义运动中生态意识十分突出，正说明了这一点。

破坏生态的主要人员之一是苏联军队，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到处都有苏联的军事设施。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的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各国后，留下了已成为废墟的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比如，在爱沙尼亚，前苏联军队不恰当地处理有毒化学制品，把成千上万吨喷气燃料（jet fuel）倒进土地里，破坏了地下水供应和许多表层土壤。在一个基地上，一个爱沙尼亚清除工作队报告说，发现一块在面积为16平方公里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一厘米厚的石油。其他主要污染源包括爱沙尼亚磷和油页岩采矿企业，还有像爱沙尼亚的纳尔瓦（Narva）和拉脱维亚的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利耶帕亚（Liepāja）这样的工业中心。

虽然每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爱沙尼亚（相当大的财政资源被富裕的邻居所支配），已把清除环境污染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但许多河流和地下水仍然受工业废弃物、杀虫剂和化肥所污染。

五、往事（苏联时期）纠葛

在波罗的海地区清除环境污染总的说来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事业，而与处理过去有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惩罚过去与苏联安全部队勾结的问题，则额外造成分裂。波罗的海三国的政府都禁止前克格勃（KGB）特务参加议会竞选及在国家行政部门中取得高级职位。但在拉脱维亚，对过去的通敌行为的处理最具对抗性。这里，起作用的因素中包括拉脱维亚共产党在1991年政变中的活动，拉脱维亚严重的种族形势，及1991年后俄罗斯人仍然在国家和政府中拥有重要职位。 (15) 在拉脱维亚，甚至提出了一份禁止前共产党的官员和成员竞选议会席位的提议，但遭到了否决。

当对前苏联几个安全部队成员高姿态地举行战争罪审判时，拉脱维亚处理苏联时期各种事件的一系列法律程序引起了极大关注，这些被审判的成员包括阿尔方斯·诺维克斯（Alfons Noviks，是1949年在拉脱维亚实施流放的负责人，被指控犯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罪）、米哈伊尔·法尔布塔赫（Mikhails Farbtuh，1999年犯使31个被流放者死亡之罪）。迄今没有一个所谓的战犯与纳粹暴行有联系，这一事实在拉脱维亚或俄国均已引起人们注意。

在立陶宛，处理往事同样是一件敏感的事情，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前总理卡济米拉·普隆斯克涅（Kazimiera Prunskiene）和改革运动（Sajūdis）的创始人瓦吉流斯·策派蒂斯（Vagilius Cepaitis）的政治生涯因有人宣称他们与克格勃勾结而受到损害。然而，总的来说，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揭露过去的错误行为（虽然有几个纳粹战犯曾受到审判），或许部分是由于立陶宛民主劳动党人在关键性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总统并控制着议会。 (16) 1998年议会批准由维陶塔斯·兰茨贝尔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倡议的一个法案，准备限制前克格勃雇员的权利，但被总统阿达姆库斯（Adamkus）否决，理由是个人可以因其特定罪行而被定罪，但不应基于其组织的罪行来定罪。1999年11月，通过了另一个法律，对那些到2000年8月5日前承认过去与克格勃勾结过的人实行特赦（这样做的约有1400人）。然而，起诉数千未登记的与格勃合作过的人会使法院系统花费许多年时间，很可能是这个原因，立陶宛政府没有积极贯彻这一方针。

尽管存在种族间持续的紧张关系，爱沙尼亚人有责任进行和解。这样做之所以可能，部分是因为在这个国家独立的最初几年中苏联／俄国的精英们完全被免职了，因此爱沙尼亚民族主义者控制局面的自信心有了保证。因为本土人控制局面的问题在爱沙尼亚较不尖锐，所以它达到民族和解和舆论的一致要比拉脱维亚更加容易。结果，那儿追究前苏联往事所造成的对抗性的气氛也较拉脱维亚要小。 (17)

六、妇女和女权运动

从共产主义崩溃起，波罗的海地区的妇女就看到她们的处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与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相比，那儿两性之间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波罗的海地区的人们在这方面的态度远远落在后面。这部分要归之于50年来苏联统治的遗产，在苏联统治下对待妇女和家庭的保守态度普遍盛行。

在苏联时期虽然男女权利平等在法律上是有保证的，但这并没有转变成事实上的平等。大多数妇女全部时间都在外面劳动，但她们仍然大都要承担传统的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包括在惯常的排队和物质短缺的情况下每日从事耗费时间的购物劳动。除了全部时间用于工作，还要指望妇女做大部分家务。可以利用国家的儿童保育机构来减轻某些育儿的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把妇女从对男人的依附上解放出来。在苏联时期，妇女也享有追求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的机会：比如，在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妇女的作用特别突出。然而，与其男性同行相比，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工资和提升的机会都受到限制。

与妇女们的期望相反，在波罗的海各国，苏联政权的终结几乎未为妇女地位带来什么改善。在后苏联时代，在波罗的海三国中，与男人相比妇女在高等教育和优异的学术成就方面显示出更高的百分比。然而，在工资方面男女间的差距仍在日益扩大。因为在家庭内和在工作场所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固有地位的态度在持续倒退，不断迫使妇女处于次要地位，妇女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与男人竞争那些最有利的职务。此外，向市场经济过渡意味着蒙受失业的机会要大得多。的确，对妇女的经济上的歧视是老生常谈。同时，在这整个地区中，育儿中心的数量，这被看成是苏联遗产的一部分，急剧地减少。所以许多妇女经历了双重打击，即试图在家里扶养孩子而失去收入来源，这反过来使她们找工作的努力复杂化了。或许最让人不安的，至少对外国观察家来说，是波罗的海地区较大的城市的街头上乞丐激增，大部分乞丐都是老年妇女。

独立前，波罗的海地区的妇女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捍卫自己权利和促进自己利益的经历。当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西欧的妇女团体变得活跃起来时，波罗的海各国仍然处在苏联统治下，那儿此类活动是严格禁止的。所以除了传统的戒酒运动和妇联，在波罗的海各国决不曾存在任何促进性别平等事业的妇女运动。然而，改革（perestroika）时代的新的自由使妇女们有可能组织起来或创建组织来推进自己的事业。结果，到1995年立陶宛约有30个妇女组织，拉脱维亚有15个。这些协会中有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广泛的独立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其他的则是前苏联的各种组织的再生或重建，如拉脱维亚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联合会（Latvian Association of Academically Educated Women）和立陶宛大学妇女联合会（Lithuanian University Women's Association）。

尽管妇女们有组织起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新机会，但在这些国家中女权运动只取得有限的成功。的确，某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有一种反女权主义者的议程支配着公众话语。关于女权运动和妇女问题的讨论仍然限于大学、学术期刊和会议大厅，要影响仍然相当保守的公众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波罗的海国家中，虽然苏联时代的各种事实有助于维护传统的保守态度，但当代的反女权主义部分地也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对传统的怀旧感有关。特别是在立陶宛，存在一种思潮，重新强调妇女的作用是未来公民的再生产者（所以在天主教的立陶宛正在进行一场宣布堕胎为非法的运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没有这种运动）。

政治上，从1990年以来波罗的海地区的妇女的历史记载是混杂的，自相矛盾的。那以前，苏联实现性别平等的尝试可以在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中看到，那儿妇女代表的比例很高。然而，在这些机构中妇女并不享有任何实际权力，因为真正做出决策的高层领导人中几乎没有女性。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在新创建的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中，妇女代表大量减少，但在90年代后期这种趋势开始完全改变。比如，1996年，爱沙尼亚议会的议员中11％是妇女，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个数字分别是8％和17％。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18％、17％和18％，虽然与挪威的相差很大（41％），但在向着性别平等的方向上仍是一种相当大的进展。不过，妇女很少置于其所属党派选举名单的领导的位置上（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政党中，处于领导位置的妇女是极少数），这一事实使妇女很难进入议会。

尽管有这些持续存在的障碍，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有些妇女也曾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从1990年3月到1991年1月立陶宛总理是卡济米拉·普隆斯克涅（Kazimiera Prunskiene），这个国家的后苏联时代的第一届政府也是女总理亚历山德拉斯·阿比沙拉（Aleksandras Abisala）领导的。而在拉脱维亚，虽然在独立后的两届政府领导中没有妇女，但从1994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妇女已经占领了几个重要职位。最有意义的是，1999年7月，瓦伊拉·维凯-弗赖贝加（Vaira Vī e-Freiberga）当选为拉脱维亚总统。

在讨论波罗的海各国女权运动的失败时，需要记住：虽然波罗的海地区的社会仍由男性支配着，本质上是反女权主义的，但在这一点上，与西欧其他某些国家相比，她们并非必然要感到自惭形秽。人们将想起美国，它还从未曾有一个女总统，而拉脱维亚却有，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美国甚至连一个由多数党提名的妇女候选人也没有。

七、与俄国的关系

甚至在苏联解体前，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它成了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承认波罗的海各国独立，并与它们签署了双边条约。然而，这种脱离通常是一种单方面的事情。这一解决方案的众多方面不是直接做出决定的。来自俄国的种种矛盾的信号，与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散发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恐俄症（Russophobia）相结合，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各国与其巨人邻居间不时出现的紧张关系。

独立后的几年间，俄国与波罗的海各国的关系受两个主要的常常是互相联系的问题所限定：波罗的海人如何对待其俄罗斯少数民族（公民身份问题）和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大批俄国军队问题。尽管俄国反复抱怨，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追求严厉的公民身份政策违犯了人权，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都把俄军的继续存在看成一种威胁，要求他们撤走。然而，对俄国来说，撤回这些军队不是很快或很容易做得到的。俄国政府问：让这些军队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是现在生活在独立的波罗的海各国的成千上万的退休军官（及其家属）的结局？此外，还有关于军事设施所有权的争论：波罗的海各国把军事装备和设施看成是其所处的领土上的财产，而俄国政府认为这些是俄罗斯联邦的财产。最终，俄国人从波罗的海地区撤军时，搬走了所有有价值的军事装备。

还有领土问题。从一开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就坚持：1920年的和平条约及其所包含的领土条款应该作为当前它们与俄国间关系的基础。所以拉脱维亚有理由要求阿伯热内（Abrene）地区的权利，这一地区是1944年转交给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即Russian Soviet Federal Socialist Republic）的。1945年时许多爱沙尼亚人都希望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把这块2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给他们。然而，现在居住在那儿的几乎都是俄罗斯人，这一事实使得这种要求难以坚持，因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决定不提此类要求。为了反击爱沙尼亚可能提出的要求，俄国人提出自己拥有对爱沙尼亚东北部的纳尔瓦的权利，虽然这种要求是非官方的，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把它当回事。然而，莫斯科曾对拉脱维亚提出要求，坚持说斯克伦达（Skrunda）雷达基地是其反导预警系统的整体的一部分。在其与波罗的海各国的交易中，俄国拥有波罗的海人依赖其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优势，1992—1993年间俄国领导人偶尔会威胁着要停止这些资源的供应。

经过多年讨论，爱沙尼亚和俄国的边界争端最终以赞同现状的方式来解决，1996年两国签署了边界协议，然而未曾签署和批准过正式条约。俄国和拉脱维亚也未能缔结一份正式的边界条约；可是1994年4月两国达成了一份关于斯克伦达的设备的协议。拉脱维亚同意俄国人5年内继续使用雷达站，到期时把它拆除。作为回报，俄国同意加快从波罗的海地区撤军，最终在1994年8月完成撤军过程。就波罗的海各国而言，它们同意向成千上万的前苏联和俄国的退休军官授予居住许可证及其他保证。

立陶宛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一样，它被苏联兼并的结果并未使它失去任何领土。事实上，1939年在苏联的操纵下，立陶宛获得了维尔纽斯。虽然不像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它与俄国本土不存在共享的边界，但在独立的最初日子里，正是在改革运动（Sajūdis）和兰茨贝尔吉斯（Landsbergis）领导下的立陶宛与莫斯科的关系是最糟糕的。然而，随后的立陶宛民主劳动党领导的政府追求一种更实用主义的、更着重和解的关系。如前所述，立陶宛对其俄罗斯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最有雅量的；此外，俄国在那儿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对俄国来说恐怕是最不重要的。俄军完全撤出立陶宛比全部撤出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早了一年，所以与波罗的海其他两个国家相比，俄国与立陶宛的关系发展得更友好。尽管如此，仍存在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北约往波罗的海地区扩张问题，俄国继续有权通过陆路进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的问题，下面将分别加以讨论。

总的说来，从1992年以来俄国对待波罗的海各国的政策前后不一致。前已论及，在波罗的海地区为独立而斗争期间，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曾坚定地与波罗的海地区各领导人结盟，反对苏联“中心”（center）。然而，在其后的年代里，许多生活在波罗的海各国的俄罗斯人感到被叶利钦政府出卖了，它未能坚决捍卫散居在国外的俄罗斯人的利益。当然，随着俄国被极大地削弱及面对着它自己国内的无数问题，它几乎没有能力这样做。偶发的压力来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团体，著名的有言过其实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ii），他曾威胁说，如果当选为总统，他将用巨大的扇子把放射性废物扇进波罗的海各国。他力促俄国政府在对待“近邻国家”（near abroad）时采取强硬立场，因为它声称过对此负有特殊责任。幸运的是莫斯科的强硬措辞（harsh rhetoric）从未导致具体行动。俄国军事人员1994年撤出了这个地区，由于在车臣（Chechnya）的两次战争中陷入困境，俄国并不想通过使用军队的威胁来保卫自己（或者说俄语的人）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此外，尽管莫斯科偶尔（逐渐减弱地）提点抗议，在阻止北约向这个地区扩张的问题上俄国几乎难以有所作为。

八、加里宁格勒

加里宁格勒地区（Kaliningrad，95万人口）是俄国与包围着这个地区的未来的欧盟国家，即与波兰和立陶宛的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源。在1945年以前，加里宁格勒是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柯尼斯堡（Königsberg）就是它的首府。然而，战争结束后，东普鲁士被兼并，被波兰和俄国瓜分，立陶宛也得到了一小部分。德国的居民迁走了，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移民成为这个地区的居民。虽然波兰和立陶宛把加里宁格勒（该地区现在的称呼）与苏联隔开，但它成了苏联国内的一个地区（州［oblast'］）。苏联解体后，加里宁格勒成了俄罗斯联邦的一块飞地；但不像俄国的其他地区，加里宁格勒仍与立陶宛有很长的共同边界。

如在苏联时期一样，加里宁格勒也是高度城市化和军事化的地区。直到1994年，波罗的海船队的司令部仍设在加里宁格勒，此时约半数居民是士兵或相关人员。对立陶宛来说，加里宁格勒造成了一种军事威胁，所以摆脱苏联统治获得自由后，立陶宛拒绝允许俄国通过自己领土到加里宁格勒的过境权，因为它担心这可能成为将来被俄国人占领的借口。最终双方做出了一项安排：允许俄国人进出这个地区，无需签证；在跨越边界时他们只需要出示一份苏联内部的通行证（internal Soviet passport，许多俄国人甚至在21世纪到来时仍持有这种通行证），附有一份确认俄国公民身份的文件。然而，立陶宛迅速成为欧盟成员国并因而加入欧洲免签证区（visa-free zone）的希望使它不可能继续执行这一协议，因为通常认为欧盟扩大后（2004）加里宁格勒可能成为犯罪、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和非法移民的一个来源，所以会对欧洲安全造成严重危险。

虽然俄国长期来都强调其公民能在加里宁格勒和“大陆”俄国之间自由来去，但欧盟迫切要求那些坐汽车和火车穿过立陶宛的人采用签证制度。由于许多俄国公民不持有去国外旅行的护照，因而不可能取得签证，近来这增加了俄国与立陶宛和欧盟的紧张关系。最后，2002年11月，俄国和欧盟达成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希望从俄国大陆经陆路去加里宁格勒的俄国公民必须获得由在边界上的立陶宛官员发给的“易化旅行证件”（facilitated travel documents）。

与加里宁格勒地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立陶宛参加北约。立陶宛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关系使北约得以直接进入维尔纽斯，从俄国的眼光看，加里宁格勒被北约成员国包围起来了。如前所述，可以理解，俄国政府要把这一战略变化视为威胁。总之，加里宁格勒作为俄国在欧洲的一块飞地的地位在未来是不完全确定的。

九、与西方的关系

获得独立后，每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与其西方邻居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培养起紧密的联系，这些西方邻居包括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虽然从一开始，波罗的海各国就认识到也需要与俄国有一个友好的睦邻关系，但俄国仍然有士兵驻扎在波罗的海地区并控制着该地区的能源供应，所以它们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继续依赖这个欧亚巨人感到担心，这种担心迫使波罗的海三国尽快采用一种西方导向的战略。然而，它们“回到欧洲”的战略没有在西方各个机构中的成员关系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们相信这些机构将会向它们提供内部和外部的安全。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中，这整个地区的大部分政党都同意：真正的安全只可能来自在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关系。

波罗的海诸共和国中，在苏联统治时期爱沙尼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最密切。其语言与芬兰语密切相关，而且爱沙尼亚人能够看芬兰的电视，听芬兰语广播。到20世纪60年代，数千爱沙尼亚旅行者得以享受从塔林到芬兰的短期的渡船旅游（ferry trip），而多得多的芬兰人也得以参观过爱沙尼亚。这种文化上与芬兰接近的姻亲关系，及在苏联时期培育起来的联系，有助于爱沙尼亚吸引相当数量的来自芬兰的国外投资。到20世纪90年代中，瑞典的投资变得更加重要，大部分是投往塔林。虽然与俄国的贸易仍然重要，但芬兰已渐渐成为爱沙尼亚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进口货物来源国。通过与其北方邻居培养起这样一种联系，爱沙尼亚试图把自己“出售”给西方，有时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而不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不幸的是，这种倾向不时地惹恼了某些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虽然不曾像爱沙尼亚那样成功，但也曾尝试使自己的经济改变方向，离开俄国转往西方。尽管俄国仍然是拉脱维亚最大的单独的贸易伙伴，但到2000年拉脱维亚的大部分贸易是与欧盟国家进行的。然而，不像其波罗的海的邻居们，拉脱维亚不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和建筑物，所以使它难以吸引国外投资。

立陶宛的外资主要来自丹麦、瑞典和美国，在这方面，它获得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要比拉脱维亚大一些。然而，为了比较的目的，还必须注意的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外资的人均拥有量比其邻居波兰远远要低。波兰是一个设法从计划经济向基于市场的经济的过渡中取得相当成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立陶宛与西方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加，这可从它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量的日益增加上看出来：到2000年，立陶宛的出口商品近16％输往德国，（其次是拉脱维亚，12.6％）；然而，俄国仍是最大的进口商品的来源（近20％），其次是德国和波兰。

对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来说，最终的目标是经济、政治上与欧洲全面融合。到1995年底，随着年初欧盟与波罗的海各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每个国家都提出完全的欧盟成员国身份的申请。由于加入欧盟的主要标准包括民主政府、稳定的边界、法治、尊重人权和实行市场经济，波罗的海诸国还必须在这些领域符合西欧的标准。特别是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受到压力，必须解决它们的少数民族问题，即修改它们的严厉的语言法和公民身份资格要求。在拉脱维亚，这导致政府取消了地方选举和大选候选人必须精通拉脱维亚语的要求，因为这被许多人认为是不民主的。虽然批评家们会争论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要满足人权的标准还有一些路要走，但自1991年以来每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已在所有其他领域做出了巨大进步。

虽然提出了波罗的海各国是否有能力满足加入欧盟所必备的严格的标准和要求的问题，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仍属于10个国家之列，这10个国家已经于2002年12月接到了欧盟扩大的邀请。一旦扩张的条约得到批准，这些新的成员国将于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从而实现波罗的海人几十年来回到欧洲的长期追求。

同时，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罗的海各国政府强烈地进行疏通，要求加入北约。人们不会忘记（苏联肯定不会忘记）北约是1949年欧洲国家作为反对苏联的联盟而成立的，由美国领导。1994年和平伙伴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发起时，所有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加入了这项计划。这使得它们可以与北约的军队一起参加共同规划、培养和训练，包括北约在波斯尼亚（Bosnia）和科索沃（Kosovo）的维和行动。随着北约的扩张，1999年其成员国包括某些前华沙条约集团的国家，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波罗的海各国看到了加入某种协议的机会，它们相信这会向它们提供安全，以免一个不稳定的和不可预料的邻居的干涉。

波罗的海各国加入北约的前景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大不安，它反对任何前苏联共和国加入其他联盟。的确，反对波罗的海各国加入北约的一个论点是，这可能使俄国不满，并因此使欧洲的安全形势变得不稳定。加入北约的另一个障碍是这些小国家带进联盟的将会是什么：波罗的海各国将只是安全的消费者吗，还是它们将有能力对联盟的防务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此外，北约各国在防务上的花费平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波罗的海各国有能力达到或维持这样的标准吗？ (18) 波罗的海各国中鼓吹加入北约的人指出：他们能够贡献具有诸如扫雷等专门技能的部队。

虽然仍有人怀疑波罗的海各国是否有能力为共同的欧洲防务做出认真的贡献，随着2002年11月北约的第二轮扩张，它们被北约接受的目标最终得到了实现。这时，加入北约的正式邀请书发给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还有斯洛伐克（Slovakia）、斯洛文尼亚（Slovenia）、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样，把波罗的海各国纳入北约，北约的扩张到达了俄国本土的边界；此外，加里宁格勒地区完全被北约国家包围起来了。尽管俄国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并不完全欢迎这种进展，然而他的政府已试图使自己适应于东北欧的新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并承认任何主权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各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的权利。

非常奇怪的是，尽管北约这个组织产生于反苏，但它的东扩提出了俄国可能成为它的成员国的问题。自从2000年继承了不可预测的鲍里斯·叶利钦以来，普京一贯强调与西方的团结，同时对作为莫斯科的“近邻国家”内的俄罗斯少数民族的保卫者的角色轻描淡写。更近的情况是，由于俄国发动了一场反对车臣分裂主义的战争，它试图把自己刻画成共同的反恐怖斗争中的一个可靠的伙伴。现在俄国与北约享有某种形式的准伙伴的关系，其真正加入北约成为一个完全的成员的前景并非就像几年前看起来那样可能完全是荒谬的事情。自相矛盾的是，波罗的海各国可能发现，它们在军事上与它们认为对自己的存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同一只熊结盟。

十、波罗的海各国之间的合作

波罗的海各国间的合作日益增加，西方国家认为这为该地区的力量和稳定提供了更好的前景，因此它们间增加合作已成为它们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条件之一。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几个国家各自忙碌的，主要是与独立有关的许多活动，包括创建各种新机构，组成新政府，解决与公民身份有关的诸问题，颁布各项改革政策，寻求经济恢复和发展之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波罗的海人共同的政治抱负有助于形成某种团结的意识。

确实，对东方邻居的力量十分警觉，因为其潜在的力量可能十分强大，同时又享有与西方各种机构融合的共同目标，波罗的海各国几乎没费什么困难就找到了与安全和外交事务相关的诸问题的共同基础。1991年11月，他们组成了波罗的海国家议会（Baltic Assembly），由来自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议会的20个代表构成。开始时，成立该议会是为了讨论安全问题和外交事务，但它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包括与能源、金融、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相关的问题。该议会还积极而迫切地要求加入欧盟，同时致力于协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立法，目的是满足加入欧盟的各项条件。另一个合作机构是波罗的海部长理事会（Baltic Council of Ministers）是基于1934年的《友好理解和合作条约》（Treaty of Good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见第五章）而成立的，该部长理事会1994年6月成立，目的是协调3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关心的问题。其最高级的机构由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首脑组成，他们大概每6个月会面一次，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

尽管有这种合作，尽管加入了北约，波罗的海各国军事上还是容易受到攻击的。2001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现役军队（前者5000人，后者5400人）的联合大约相当于其邻居立陶宛的全部军队数量，这样，波罗的海三国保卫自己安全的现役士兵和边境守卫（border guards）不到21000人。由于俄军撤走时拆除并带走了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各基地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地方军队还缺乏装备。比如，直到最近拉脱维亚的军队和海军，才用他们的邻居提供的二手产品装备起来，包括来自瑞典的大炮，来自挪威的巡逻艇，及来自捷克共和国的3辆坦克。

由于国家面积小，每个个体都很弱，波罗的海各国发现共享它们拥有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是明智的。1995年，它们建立了一个联合维和营，即波罗的海营（Baltic Battalion，简称BALTBAT），作为和平伙伴计划关系的一部分，从那以来已经数次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次年创建了波罗的海海军中队（Baltic Naval Squadron，简称BALTRON）。后来，1998年，他们合力共建了波罗的海国防学院（Baltic Defense College，简称BALTDEFCOL），这是一个联合培养高级军官的教育机构。同一年波罗的海各国还建立了波罗的海地区空情监控网（BALTNET），一种空中监视网络，使用美国提供的崭新的装备，监控经过波罗的海上空和俄国西部大部地区的飞机；将来它很可能与北约的空中预警系统连接。

所有这些防务方案都来源于和平伙伴关系的决心，其实施基于北约的标准和规章制度。这些计划的独特之处，除了这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紧密合作，还在于它们接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包括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Iceland）、荷兰（Netherlands）、挪威（Norway）、波兰、瑞典、瑞士、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和美国。北欧诸国对发展与波罗的海各国的联系特别感兴趣。1992年丹麦在建立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BSS）中的首创精神为该地区在环境保护、地区安全问题、能源、犯罪和其他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论坛。这样，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作为各国间加强联系的一个机构来运行，不仅在波罗的海各国与其他北欧国家之间进行，而且也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自己之间进行。

尽管在外界看来，波罗的海三国具有统一的外观，而且外界还倾向于把它们作为一个单独的单位来对待，但在波罗的海各国之间也存在一些紧张关系。比如，爱沙尼亚曾关注立陶宛向市场经济过渡太缓慢的问题，担心这会成为它们加入欧盟的闸门。同样，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对爱沙尼亚融入欧洲的策略很生气，即它把自己出售给欧洲时是明显地作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此外，许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企业把他们中间的爱沙尼亚企业的成功运作看成是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关于波罗的海的水域也存在争执，包括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对爱沙尼亚的如诺岛（Ruhnu）周围海域捕鱼权的争端。同样，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关于波罗的海石油储藏资源的争论花了好几年才形成一份协议。

尽管这3个邻居之间都存在一些刺激性的问题，但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在共同的政策和制度发展上有了重要进步。它们已经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那时它们未能实现合作，成为失去独立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正在找到它们在欧洲的位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本身已经经历过一个经济逐渐统一的过程。半个世纪来在铁幕的另一边生存下来，波罗的海各国像东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受到鼓励，成为和谐的欧洲大陆上的正式伙伴，在那儿协调和合作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关键。

十一、结论

波罗的海各国进入新千年被看成是前苏联地区的成功的故事。尽管贫穷与独裁曾是许多从苏联的瓦砾中浮现出来的新国家的标志，但如果我们要把它们与欧洲相关国家比较一下，那么比较合适的是只需看一下邻近的白俄罗斯，这是一个似乎尚未走出苏联时代的僵化的国家，而波罗的海各国则是民主的、经济上朝气蓬勃的国家。的确，它们与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也不一样，而是与中欧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更为相似；因为它们享有共同的命运，实行民主制度，是北约的伙伴成员国。尽管如此，要充分评价波罗的海各国取得的进步，把它们与前苏联的另一个小小的共和国摩尔多瓦（Moldova）相比可能是有帮助的。

在面积（与马里兰［Maryland］相似）与居民（人口稠密，有430万人）方面，摩尔多瓦（其大部分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属罗马尼亚）与波罗的海各国一般是可以比较的，因为它也是在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签订后被苏联占领的。摩尔多瓦在种族的多样性上也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样：它的居民中约64％是摩尔多瓦族人（Moldovans），说罗马尼亚语的一种方言，而这个国家其他种族的居民中最多的是说俄语的斯拉夫人。尽管波罗的海各国经历了种族方面的紧张关系，即使并非总是能使说俄语的居民感到满意，它们还是有能力使之和平地缓和下来；而民族冲突，有时是强烈的冲突，10多年来一直是摩尔多瓦国家的一个特征。随着1991年该共和国从苏联统治下获得独立，住在德涅斯特河（Dniestr）东岸的斯拉夫人直接宣布成立“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共和国。接着是内战，俄军第14军帮助反对摩尔多瓦军队的分裂主义者。同时，摩尔多瓦的经济迅速下滑，还有待于恢复。不谋求改革的（unreformed）共产主义者弗拉迪米尔·沃罗宁（Vladimir Voronin）于2001年当选为总统，他发誓要结束这个国家普遍的贫穷。尽管政府声称经济状况有了某种改善，种族问题却因政府试图恢复俄语并与俄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而恶化了，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与波罗的海人一样，大都认为说俄语就是被苏联占领。

不可能再有比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更不同的了。立陶宛、拉脱维亚，特别是爱沙尼亚已经在完全的意义上回到了欧洲。但波罗的海各国的面积、地区位置及其强邻手中的牺牲品的历史使人确信，要维持这种独立将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确实，通过加入西方及其各种机构，某些波罗的海人发牢骚说他们被外国人支配的形式从一种换成了另外一种。此外，人口状况，特别是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前景不妙，即使这些国家设法完全同化大量说俄语的居民，也是这样。尽管加入北约将可以说使波罗的海各国的边界更加安全（而对同盟的责任来说可能几乎不带来什么好处），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居住在这些国家中的土著将会更少。

加入欧盟将对波罗的海各国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如它们的西方邻居一样，繁荣的（因而是有吸引力的）波罗的海各国将不得不着手接纳移民和难民，这可能导致某种文化的、种族的紧张关系，尼德兰、法国和德国都面临这些问题。人们想知道的是，种族和谐的（即使是种族多样性的）波罗的海人将如何处理这样一种必要性：调节、容忍将来的移民肯定会带来的文化的多样化？尽管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有理由为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但他们能够成为欧洲的好公民和地球的好公民吗？虽然大部分波罗的海人都拥抱融入欧洲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的好处，但他们是否愿意和是否有能力来肩负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各种责任？这个问题大半尚未经过检验。如本节的结论已经表明的：波罗的海各国对待说俄语的“殖民主义者”的情况，使他们的欧洲邻居有理由既感到乐观，又保持审慎。

更麻烦的是冷漠，这是波罗的海各国共有的普遍现象。虽然在改革（Perestroika）年月里成千上万的波罗的海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互相结合、一起工作，但这整个地区市民社会的发展仍然不牢固，对政治、宗教或甚至环境问题很少有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实质性的兴趣。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各种观察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立陶宛人，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爱沙尼亚人（但不是拉脱维亚人）表现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的信心日前增强。还有，在1998年和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选择了整个成年都在北美生活的候选人，这一事实无疑是对政治感到不满的一种实质性的表示。 (19) 波罗的海人对他们的新的精英阶层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怎么样？要对此做出任何准确的概括很困难，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没有什么人希望回到苏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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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月政变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不允许它参加1993年6月的选举。其成员在1992—1993年涌现出来的许多新的党派中找到了新的家园。

(2) 这个政府的13个部长中有3个是拉脱维亚散居在国外的人（diaspora）的代表，议会的100个议员中有18个也是流亡西方的人。

(3) 以上各党派的名称，英文分别为：Peoples' Harmony Party、Latvian Socialist Party、Fatherland and Freedom和Latv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Union。——译者注

(4) 由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人党（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组成的同盟，于1999年5月合并成社会民主工人党（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由尤里斯·包亚尔斯（Juris Bojars）领导。

(5) 这4个总理的名字，原文分别为Guntars Krasts，Vilis Kristopans，Andris Skele，Andris Berzinso。——译者注

(6) 布拉藻斯卡斯（Brazauskas）曾决定不参加竞选，理由是他年事已高和总统职位从制度安排上看过于软弱。然而，2001年夏天他取消了自己退休过宁静生活的计划，回到政府任总理。

(7) 总统梅里（Meri）一直有很高的声望，但总理拉尔（Laar）的声望只持续了两年，1994年9月议会的不信任投票使他最终被免职。从1999—2002年，他恢复了总理职位。总的看来，1992—2002年间6个不同的人担任了总理职务，有的人担任了几次，从而重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经历。

(8) 爱沙尼亚制宪议会（Estonia Constitutional Assembly）后来根据新宪法的条款使非公民拥有参加地方选举的权利。

(9) 拉脱维亚往国外移民的高峰是1992年，这年近47000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在随后的年份里，移居它国的人数突然下降。Pabriks and Purs（2002），87，n．21。

(10) 1991年12月以后到来的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俄国，其公民身份将不会自动予以承认，而是将必须满足某些必备的条件，包括语言和居住时间（10年）的条件。

(11) 社会学家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提出：在大部分俄国的“近邻国家”中，包括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威胁。按照莱廷的说法，在波罗的海地区，“说俄语的居民”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俄罗斯民族身份的意识；大部分人都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并选择与当地居民融合。见David S. Laitin，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12) Pabriks and Purs（2002），99.

(13) 一队爱沙尼亚和芬兰的研究人员在爱沙尼亚东南部考察了非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该计划概论上就被误导了，实施得很糟糕。他们论证说，爱沙尼亚的政治家的议事日程，即把独立的目标与把土地交还给其先前的所有者结合起来的做法，与这个国家农民维护大规模农业经营的愿望是冲突的。随着价格控制的废除和“农村中最重要的社会制度”集体农庄（kolkhozy，政治领导人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堡垒）的解散，农业生产崩溃了，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的苦难。“很小的一部分人发了一笔财，有的人能够维持普通人的生活标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过程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悲剧”。见Ilkka Alanen，Jouko Nikula，Helvi Põder，and Rein Ruutsoo，eds.，Decollectivization，Destruction and Disillusionment：A Community Study in Southeastern Estonia Burlington（Burlington，Vt.：Ashgate Publishing Co.，2001），pp. 97—98，390。

(14) 在波罗的海三国中，人口下降部分是由于若干万讲俄语的人迁出这个地区，但人员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从1989—2001年爱沙尼亚的人口从156万下降到约142万；从1993—2001年拉脱维亚的人口从260万下降到242万。在立陶宛，这个地方历史上的出生率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高一些，人口略有上升，从1989年367万上升到2000年的369万。

(15) 前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弗列茨·卢比克斯（Alfrēds Rubiks）因其在1991年8月的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而被判处8年囚禁。

(16) 有争论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屠杀20多万犹太人的责任问题。虽然纳粹绝对要为大屠杀负责这是对的，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的立陶宛也得正确理论立陶宛人犯下的暴行，少数战争罪犯受到了法律制裁。立陶宛历史上这种“空白点”的证据可以在维尔纽斯的种族屠杀博物馆（Genocide Museum）看到：该展览叙述了从1940年以来苏联统治立陶宛的恐怖事件，但几乎未意识到某些立陶宛人反对其犹太人邻居的行为。

(17) Anton Steen，Between Past and Future：Elites，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A Comparison of Estonia，Latvia and Lithuania （Brookfield，Vt.：Ashgate Publishing Co.，1997），93—107.

(18) 在1999年，国防费用约占爱沙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5％。在立陶宛这个数字是约1％，拉脱维亚的是1％以下。人均国防费用爱沙尼亚是48美元，立陶宛是28美元，拉脱维亚是24美元，而美国是1000美元，瑞典是600美元。Walter C. Clemens，Jr.，The Baltic Transformed：Complexity Theory and European Security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1），208。

(19) Ibid.，77-82.

波罗的海三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巴隆斯，克里什亚尼斯（Barons，Krišjānis，1835-1923），拉脱维亚民族觉醒的领军人物，拉脱维亚民歌的收集者，拉脱维亚语最早的报纸之一《圣彼得堡报》（Pēterburgas avīzes）的编者。

巴萨纳维丘斯，约纳斯（Basanávičius，Jonas，1851-1927），牧师、内科医生和立陶宛语报纸《黎明》（Aušra）的编者。立陶宛民族觉醒的领导人，在1918年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布拉藻斯卡斯，阿尔吉尔达斯（Brazauskas，Algirdas），出生于1932年，1991年把立陶宛共产党转变成立陶宛社会民主劳动党（Lithuanian Democratic Labor Party）。1993-1996年任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从2001年起任立陶宛总理。

菲尔曼，罗伯特（Faehlmann，Robert，1808-1850），民俗学者，爱沙尼亚学术协会（Estonian Learned Society）的创始人。

格季米纳斯（Gediminas，约1275-1341），立陶宛大公，也是这个国家最后几个异教君主之一，在14世纪上半叶试图与基督教的西方建立文化、政治和经济联系。

胡特，雅各布（Hurt，Jakob，1839-1907），神学家，民歌收集者，爱沙尼亚民族觉醒的思想家。

扬森，约翰内斯（Jannsen，Johannes，1819-1890），教师、记者，爱沙尼亚语报纸《派尔努信使》（Perno Postimees）和《爱沙尼亚信使》（Eesti Postimees）的编者。

约盖拉（Jogaila，1348-1434），立陶宛大公（1386-1392）和波兰国王（1392-1434）；接受与波兰王室实行王朝联合的提议；1386年接受基督教，从而结束了立陶宛作为当时欧洲唯一的非基督教国家的身份。

卡宾，约翰内斯（Käbin，Johannes，1905-1999），俄裔爱沙尼亚人，1950-1978年间任爱沙尼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

卡恩伯吉斯，雅尼斯（Kalnbērzinš，Jānis，1893-1986），从1936-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59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名义而被清洗。

科伊杜娜，莉迪亚（Koidula，Lydia，1843-1886），诗人、剧作家和报纸编辑；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期间的鼓舞人心的人物。

克罗伊茨瓦尔德，弗里德里希（Kreutzwald，Friedrich，1803-1882），爱沙尼亚民族觉醒时期的激进主义分子；爱沙尼亚民族史诗《卡列维之子》（Kalevipoeg ）的编写者。

克罗斯，雅安（Kross，Jaan），生于1920年，爱沙尼亚小说家和诗人，在后斯大林的“解冻”时期崭露头角。

兰茨贝尔吉斯，维陶塔斯（Landsbergis，Vytautas），生于1932年，音乐学者，反共产主义者，改革运动（Sajūdis）的领袖，该运动是驱使立陶宛走向独立的基本力量；从1990-1993年任立陶宛政府首脑；在该国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小洛佐雷蒂斯，斯塔西斯（Lozoraitis，Stasys，Jr.，1924-1994），立陶宛外交家，在苏联占领时期，他流亡国外，为使国际社会承认立陶宛的困境而工作。

马辛柯维修斯，尤斯蒂纳斯（Marcinkevičius，Justinas），生于1930年，立陶宛诗人和剧作家，在后斯大林的“解冻”时期崭露头角。

梅里，伦纳特（Meri，Lennart），生于1929年，从1992-2001年任爱沙尼亚总统。

明达哥斯（Mindaugas，？-1263），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立陶宛君主；在13世纪反击德意志骑士的进攻中把立陶宛人统一起来。

帕茨，康斯坦丁（Päts，Konstantin，1874-1956），爱沙尼亚第一共和国的创始人；从1934-1940年是这个国家威权主义政府的首脑；在苏联占领时期被流放到苏维埃俄国。

普姆普尔，安德烈斯（Pumpurs，Andrejs，1841-1902），《猎熊者》（Lāčplēsis ）的作者，这是比较随便地根据拉脱维亚的神话而写成的一首史诗。

萨维萨尔，埃德加（Savisaar，Edgar），生于1950年，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爱沙尼亚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1990-1992年任爱沙尼亚总理。

西尔克，阿图尔（Sirk，Artur，1900-1937），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极右翼组织独立战争退役军人联盟（League of Independence War Veterans）的一个领导人。

斯梅托纳，安塔纳斯（Smetona，Antanas，1874-1944），立陶宛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到苏联占领期间威权主义政府的首脑。

斯尼古斯，安塔纳斯（Sniečkus，Antanas，1903-1974），1940-1974年间任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虽然忠诚于莫斯科，但人们认为他有时减轻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经历过的苏联占领所造成的一些最糟糕的情况。

斯图尔金斯基斯，亚历克桑德拉斯（Stulginskis，Aleksandras，1885-1969），1920-1926年间任立陶宛第一共和国总统；苏联占领期间被苏联当局逮捕，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获准回到立陶宛。

梯孟特，雅安（Teemant，Jaan，1872-1941），爱沙尼亚第一共和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在苏联占领时期被苏联当局逮捕并被枪杀。

托尼松，雅安（Tõnisson，Jaan，1868-1941？），19世纪末爱沙尼亚语第一份日报《信使》（Postimees）的编者；后来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是该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乌尔马尼斯，冈蒂斯（Ulmanis，Guntis），生于1939年，拉脱维亚苏联统治结束后第一任总统（1993-1999在任）。

乌尔马尼斯，卡尔利斯（Ulmanis，Kārlis，1877-1942），拉脱维亚共和国创始人之一，1934-1940年苏联占领期间的群众性专制政府首脑。

瓦兰丘斯，芒特吉斯（Va1ančius，Motiejus，1801-1875），萨莫吉提亚（Samogitia）主教，积极地在农民中提倡禁酒；在民族觉醒初期他指导教士们研究立陶宛的历史。

瓦尔德马思，克里斯雅尼斯（Valdemārs，Krišjānis，1825-1891），经济学家和《圣彼得堡报》（Peterburgas avīzes）的编辑，该报是民族觉醒时期最早的拉脱维亚语报纸之一。

维凯—弗赖贝加，瓦伊拉（Vīķe-Freiberga，Vaira），生于1937年，从1999年起任拉脱维亚总统；波罗的海三国第一个女总统。

沃利迭马罗斯，奥古斯丁纳斯（Voldemaras，Augustinas，1883-1942），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领导人，后来是铁狼协会（Iron Wolf Association或Tautininkai）的领导人；1926年政变的关键人物，这场政变导致了安塔纳斯·斯梅托纳（Smetona，Antanas）的独裁统治。

冯·布克斯赫夫登，阿尔贝特（Von Buxhoevden，Albert，约1165-1229），立窝尼亚主教，里加的创建者；发动13世纪波罗的海十字军的主要人物。

沃斯，奥古斯茨（Voss，Augusts），生于1916年，勃列日涅夫时期任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1966-1984在任）。

维陶塔斯（Vytautas，1350-1430），立陶宛大公（1392-1430），约盖拉（Jogaila）的表兄弟，在坦能堡（Tannenberg，又称Grünwald）战役中击败条顿骑士团。他的统治代表了立陶宛大公国的政治高峰，地理上也扩大到最大范围。

文献综述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并不存在，所以关于该地区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都集中在20世纪，特别集中在20世纪末这段时间。Anatol Lieven的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是关于该题材的一本高质量的入门书，它生动地叙述了这几个国家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其中有几章叙述波罗的海诸民族早期的历史，有趣而又给人启迪。Zigmantas Kiaupa，Ain Mäesalu，Ago Pajur和Gvido Straube编写的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3rd. Ed.（Tallinn，Estonia：AS BIT，2002）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优秀的教科书，其中有许多有用的地图和图表。

有一些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史的最好的通史著作，集中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自的经历。长期来关于爱沙尼亚的一流著作是Toivo U. Raun的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Stanford，Cal.：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7），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集中在20世纪。然而，近来一本由一批爱沙尼亚历史家编写的教科书History of Estonia ，2nd ed.（Tallinn，Estonia：AS BIT，2002），用很大一部分空间来描述这个国家的较早时期的历史。像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一样，它叙事详细，含有丰富的照片和图表。关于拉脱维亚的一流著作是Andrejs Plakans写的The Latvians：A Short History （Stanford，Cal.：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95）。拉脱维亚的政治家和学者Alfred Bilmanis的厚重的A History of Latvia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51），很吸引人，仍然是有用的，但它不自诩为具有客观性。

不幸的是，近年来不存在用英语出版的关于立陶宛的杰出的通史。Alfred Erich Senn的名著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thuan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仍能很好地应付人们的需要。Albertas Gerutis的冗长地Lithuania ：700 Years （New York：Manyland Books，1969）很有用，虽然这是一本彻底反苏的著作。已故的V. Stanley Vardys的著作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与Judith B. Sedaitis合著的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

关于波罗的海最早时期的历史和史前史，见Endre Bojtfir的资料丰富的研究Foreword to the Past：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Baltic People （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Press，1999）。Marija Gimbutas的名著The Balts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1963）虽然有点陈旧，但仍然有价值。关于德意人征服波罗的海地区的历史，William Urban的The Baltic Crusade （DeKalb，Il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5）是必读之书。也可参看Eric Christiansen的The Northern Crusades：The Baltic and Catholic Frontier，1100-1525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0）。研究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优秀著作是Edward C．Thaden的Russia's Western Borderlands，1710-1870 （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和Ed. Thaden的Russification in the Baltic Provinces and Finland，1855-1914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这些著作的特色，是各个章节由关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几个顶级历史家所写成。更多地讨论俄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的。还可参看Theodore Weeks的Nation and State in Imperial Russia：Nationalism and Russ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1863-1914 （DeKalb，Ill.：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6）。

关于立陶宛犹太人的历史的文献很丰富。近来出版的最好的著作中，有Masha Greenbaum的The Jews of Lithuania：A History of a Remarkable Community，1316-1945 （Jerusalem：Gefen Books，1995）和Dov Levin的精细的插图本The Litvak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s in Lithuania （Jerusalem：Yad Vashem，2000）。

关于波罗的海诸国第一次建国的一流著作，仍然是Stanley Page的The Form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在第一次独立时期的文献非常有限，让人惊讶。由Georg von Rauch写的一本书，他是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称为The Baltic States：The Years of Independence. Estonia，Latvia，Lithuania，1917-194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仍然是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还可参看V. Stanley Vardys和Romuald J. Misiunas编辑的论文集The Baltic States in Peace and War，1917-1945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John Hiden和Patrick Salmon的The Baltic Nations and Europe：Estonia，Latvia and Lithu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对了解波罗的海地区在欧洲的外交地位，特别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是一本很好的指南。关于两次大战之间的立陶宛，见Alfonsas Eidintas，Vytautas Žalys和Alfred Erich Senn编辑的论文集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The Years of the First Republic，1918-1940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8）。关于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爱沙尼亚的文献，近来增加的一本重要的著作，是Andreas Kasekamp的The Radical Right in Interwar Estonia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关于德国占领波罗的海地区时期的著作，可参见仍然未有人超越的Alexander Dallin的研究成果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1945：A Study in Occupation Policies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57）。

关于苏联时期的著作，是Romuald Misiunas和Rein Taagepera的名著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很可能今后许多年间仍将保持一流著作的地位。实用的研究指南，有Tonu Pärming和Elmar Järvesoo编辑的论文集A Case Study of a Soviet Republic：The Estonian SSR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8）与V. Stanley Vardys的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Portrait of a Nation，1940-1965 （New York：Frederick A. Praeger，1965）。使人震惊的是，后者只用单独的一句话来应付发生在立陶宛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Joseph I. Vizulis的Nations Under Duress：The Baltic States （Port Washington，N. Y.：Associated Faculty Press，1985）已经被其他几本著作超越了，但它所引用的那些官方文献仍然是有用的。关于波罗的海诸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及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见Ludmilla Alexeyeva的Soviet Dissent：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Religious，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5）和Alexander Alexiev的Dissent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Baltic （Santa Monica，Cal.：Rand Publishing，1983）。后者包含着一个特别有用的参考书目。

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为摆脱苏联统治获得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文献并不缺乏。最优秀的著述中，有Anatol Lieven的The Baltic Revolution （前面已经提及）和收集在Jan Arved Trapans编辑的论文集Towad Independence：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1）中的论文。要在苏联崩溃的背景中来理解波罗的海人的斗争，见Autopsy on an Empire （New York：Random House，1995），作者Jack F. Matlock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

关于对各个国家的独立运动的研究，见Rein Taagepera的Estonia：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和Richard J. Krickus的非常容易懂的Showdown：The Lithuanian Rebellion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Empire （Washington and London：Brassey's，1997）。Vytautas Landbergis的Lithuania：Independent Again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也很有趣。

关于对拉脱维亚后共产主义时期第一个10年的权威分析，是Artis Pabriks和Aldis Purs的Latvia：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也可参看Julia Dreifelds的Latvia in Transi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Alexandra Ashborne的Lithuania：The Rebirth of a Nation，1991-1994 （Lanham，Md.：Lexinton Books，1999）告诉了我们后共产主义时期立陶宛的斗争历程，这是一本有用的但重复的地方太多并且常常写得很蹩脚的著作。Thomas Lane的Lithuania：Stepping Westwar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是一本好读得多的书，而且更透彻。关于爱沙尼亚，见David J. Smith的简明扼要的Estonia：Independence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该书像上述Lane和Pabriks（Purs）的书一样，是Routledge的给人深刻印象的“Postcommunist States and Nations”丛书的一部分。关于比较优势的（comparative interest）研究的是Anton Steen的Between Past and Future：Elites，Democracy and the State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A Comparison of Estonia，Latvia and Lithuania （Brookfield，Vt.：Ashgate Publishing Co.，1997）。

在后苏联时期和当代波罗的海地区研究中最流行的题材之一，涉及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内的道德紧张关系。David S. Laitin的迷人的研究成果Identity in Formation：The Russian-Speai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abroad（Ithaca，N. 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是任何对该问题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还可参看Vesna Popovski的National Minor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 in Lithuania，1988-1993 （New York：Palgrave，1993）和Gershon Shafir的有趣的比较研究著作Immigrants and Nationalists：Ethnic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Catalonia，the Basque Country，Latvia，and Estonia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关于其他历史的和当代感兴趣的题材，见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季刊。

索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A

Abrene　阿伯热内

Adamkus，Valdas　阿达姆库斯，瓦尔达斯

Agrarian Union（Latvia）　农业联盟（拉脱维亚）

Agriculture　农业

since 1991　1991年以来

under Soviet rule　苏联统治时期

也见Collectivization（集体化）

Alcohol，Production of　酒精的生产

Alcoholism　酒精中毒

Aleksandr Ⅰ　亚历山大一世

Aleksandr Ⅱ　亚历山大二世

Aleksandr Ⅲ　亚历山大三世

Allies（World War I）　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见各特定国家名下的条目

Andropov，Iurii　安德罗波夫，尤里

Anvelt，Jaan　安韦特，雅安

Art　艺术

under Soviet regime，苏联统治时期

Aušra（Dawn）　《黎明》

Awakening：in Estonia　觉醒：在爱沙尼亚

in Latvia　在拉脱维亚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B

Baltic Assembly　波罗的海国家议会

Baltic Battalion　波罗的海营

Baltic Defense College　波罗的海国防学院

Baltic Entente　波罗的海公约

Baltic Germans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as ethnic minority　作为种族上的小数派

and land reform　与土地改革

repatriation to Germany　遣送回德国

under Russian rule　在俄国统治下

during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Baltic Naval Squadron　波罗的海海军中队

Baltische 　见Baltic Germans

Banking　银行业

Barons，Krišjānis　巴隆斯，克里什亚尼斯

Basanávičius，Jonas　巴萨纳维丘斯，约纳斯

Belarus　白俄罗斯

Belaruss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Belarussians　白俄罗斯人

Bels，Alberts　贝尔斯，阿尔贝茨

Berklāvs，Eduards　伯克拉维斯，爱德华兹

Bermondt-Avalov，Pavel　贝尔蒙特—安瓦罗夫，帕维尔

Bible　《圣经》

translations of　《圣经》的翻译

Birkavs，Valdis　比尔卡夫斯，瓦尔迪斯

Birthrate　出生率

Bolsheviks　布尔什维克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Bonaparte，Napoleon　波拿巴，拿破仑

Book publishing　图书出版

Borders：changes during 1944　国界：1944年的变化

disputes　争端

establishment of　确定

“bourgeois nationalism”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Brazauskas，Algirdas　布拉藻斯卡斯，阿尔吉尔达斯

Brest-Litovsk，treaty of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Brezhnev，Leonid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

Britain　不列颠

interwar relations with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关系，与

trade with　贸易

and World War I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and World War II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Brothers of the Sword　圣剑兄弟骑士团

Burokevicius，Mykolas　布罗基亚维丘斯，米科拉斯

C

Catherine II（the Great）　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and education　与教育

and politics in Lithuania　与立陶宛的政治

Catholicism　天主教

conversion to　皈依

under Soviet regime　苏联统治时期

Center Party（Estonia）　中央党（爱沙尼亚）

Charles Ⅺ　查理十一世

Charles Ⅻ　查理十二世

Chernobyl　切尔诺贝利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国籍）

也见各特定国家名下的条目

Collectivization　集体化

decollectivization　非集体化

Commerce：and Baltic Germans　商业：与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in Estonia　在爱沙尼亚

and Jews　与犹太人

in Latvia　在拉脱维亚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在17世纪

and sovietization 与苏联化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　苏联共产党

and Balt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与波罗的海地区独立运动

也见Estonian Communist Party，Latvian Communist Party，Lithuanian Communist Party　（爱沙尼亚共产党、拉脱维亚共产党、立陶宛共产党）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USSR）　人民代表大会（苏联）

Constitution　宪法

of Estonia　爱沙尼亚的

of Latvia　拉脱维亚的

of Lithuania　立陶宛的

of Poland　波兰的

of USSR　苏联的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君主立宪制

Cordon sanitaire 　防疫带

Corruption　腐败

Council of Baltic Sea States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Courland　库尔兰

Bishopric of　主教区

Duchy of Courland and Zemgale　库尔兰和沙米加尼亚 (1) 公国

German occupation of　德国人的占领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的统治

Swedish rule　瑞典的统治

Couronians　库尔兰人

Crime　犯罪

Crusades　十字军

D

Daugavpils　陶格夫匹尔斯

Defense　国防

Democratic Center（Latvia）　民主中心（拉脱维亚）

Deportations：under German occupation　流放（放逐）：德国占领时期

under Soviet occupation　苏联占领时期

Dienas Lapa（Daily Paper） 　《日报》

Dissent　持异议者（持不同政见者）

也见各特定国家名下该条目

Divorce　离婚

Dorpat　德尔帕特

见Tartu　（塔尔图）

Dorpat，University of　德尔帕特大学

见Tartu（塔尔图）大学

Duma，Russian State　俄国杜马

E

Ecology　见Environmental concerns

（对环境的关注）

Economy：during interwar period　经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

during Middle Ages　在中世纪

of Moldova　摩尔多瓦的

since　1991从1991年以来

under Russian rule　在俄国统治下

in seventeenth century　在17世纪

under Soviet regime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

of USSR　苏联的经济

也见Agriculture（农业）和Industry（工业）及各特定国家名下的相关条目

Edinstvo （Unity）　爱丁斯托夫（统一党）

Education：under German rule教育：德国统治时期

during interwar era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during post-Soviet era　后苏维埃时期

under Soviet regime苏维埃政权时期

也见各特定国家名下该条目

Elections：in Estonia　选举：在爱沙尼亚

in Latvia　在拉脱维亚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in Russia　在俄国

in USSR　在苏联

in Vilnius　在维尔纽斯

Emigration　移民

of Baltic Germans to Germany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向德国

of Estonians to Russia　爱沙尼亚人向俄国

of Jews　犹太人

of Lithuanians to Russia　立陶宛人向俄国

of Lithuanians to America　立陶宛人向美国（美洲）

of Russian-speaking peoples　说俄语的各族人民

Environmental concerns　对环境的关注

Estland：acquisition by Russia　埃斯特兰：为俄国所得

and Baltic Germans　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

commerce in　商业

Duchy of　公国

and education　教育

and emancipation of serfs　农奴解放

and Eston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与爱沙尼亚独立运动

and Estonian national awakening　与爱沙尼亚民族觉醒

and Orthodoxy　与东正教

peasants of　农民

population of　人口

religion in　宗教

and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与1905年俄国革命

and Russification　俄罗斯化

and serfdom　农奴制

under Swedish rule　瑞典统治时期

Estonia，Republic of　爱沙尼亚共和国

agriculture in　农业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威权主义政府

citizenship laws in　公民身份法

economy of　经济

education of　教育

establishment of　建立

ethnic minorities in　少数民族

government of　政府

land reform in　土地改革

politics in　政治

population of　人口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relations with Finland　与芬兰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Russia　与俄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religion in　宗教

Estonian Communist Party　爱沙尼亚共产党

of CPSU　苏联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Esto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　爱沙尼亚国家独立党

Esto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

Esto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ultural life of　文化生活

dissent in　持异议者

population of　人口

religion in　宗教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in　说俄语的居民

Estonian Workers' Commune　爱沙尼亚工人公社

Ethnic minorities　少数民族　见各特定民族和国家

European Union（EU）　欧洲联盟（欧盟）

F

Faehlmann，Robert　菲尔曼，罗伯特

Farmers' Party（Estonia）　农民党（爱沙尼亚）

Fatherland Front（Latvia）　祖国阵线（拉脱维亚）

Fatherland League（Estonia）　祖国联盟（爱沙尼亚）

Fatherland Party（Estonia）　祖国党（爱沙尼亚）

Feminism　女权运动　也见Woman（妇女）

Finland　芬兰

and war with USSR　与苏联的战争

Foreign investment　外国投资

Forest Brothers　森林兄弟会

France　法国

Freikorps （German Free Corps）　德意志自由军团

G

Gediminas　格季米纳斯

Germany　德国

and Baltic Germans　与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interwar relations with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的关系

trade with　贸易

and World War Ⅰ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and World War Ⅱ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glasnost ，　公开性

Glück，Ernst　格吕克，厄恩斯特

Gorbachev，Mikhail　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

and Baltic republics　与波罗的海诸共和国

coup against　反对他的政变

Gorbunovs，Anatolijs　戈尔布诺夫，阿纳托利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见Britain（不列颠）

Great Northern War　北方战争

Great Russian chauvinism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Grinius，Kazys　格里尼乌斯，卡季斯

Griškevičius，Petras　贾斯科维修斯，彼得拉斯

H

Hansa merchants　汉萨商人

Hanseatic League　汉萨同盟

Herder，Johann Gottfried　赫德，约翰·戈特弗里德

Hitler，Adolph　希特勒，阿道夫

Homeland Union/Lithuanian Conservatives　祖国联盟／立陶宛保守党

Hurt，Jakob　胡特，雅各布

I

Ignalina Atomic Energy Station　伊格纳利纳核电站

Immigration　移民

Jewish　犹太人

Russian　俄罗斯人（俄国人）

也见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　（说俄语的居民）

Independence，declarations of　独立宣言

Independent Socialists（Estonia）　独立社会主义者（爱沙尼亚）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Industry　工业

destruction of　破坏

evacuation of　疏散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德国占领时期

in interwar republics　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共和国

nationalization of　国有化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under Soviet regime　苏维埃政权时期

Interfront（Estonia）　国际阵线（爱沙尼亚）

Intermovement（Latvia）　国际运动（拉脱维亚）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ron Wolf Association　铁狼协会

Ivan Ⅳ　伊凡四世

J

Jakobson，Carl Robert　雅各布森，卡尔·罗伯特

Jannsen，Johannes　扬森，约翰内斯

Jatvings　雅特温人（语）

Jews　犹太人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and World War Ⅰ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and World War Ⅱ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Jogaila　约盖拉

Judaism　犹太教　也见Jews（犹太人）

K

Käbin，Johannes（Ivan）　卡宾，约翰内斯（伊凡）

Kalanta，Romas　卡拉塔，罗马斯

Kalevipoeg（Son of Kalev） 　《卡列维波埃格》（《卡列维之子》）

Kaliningrad（Ger. Königsberg）　加里宁格勒（德国人称柯尼斯堡）

Kalnbērziηš，Jānis　卡恩伯吉斯，雅尼斯

Karotamm，Nikolai　卡罗塔姆，尼可莱

Kaunas ：city of　考纳斯：城市

Russian province　俄国的省份

Kettler，Gerhard　克特勒，格哈德 (2)

KGB　克格勃

and crackdown on dissent　镇压持异议者

local collaboration with　地方与克格勃的勾结

Khrushchev，Nikita　赫鲁晓夫，尼基塔

Klaipeda（Ger． Memel）　克莱佩达（德国人称梅梅尔）

Koidula，Lydia　科伊杜娜，莉迪亚

Köler，Johann　科勒，约翰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也见Kaliningrad（加里宁格勒）

Kreutzwald，Friedrich Reinhold　克罗伊茨瓦尔德，弗里德里希·赖因霍尔德

Kross，Jaan　克罗斯，雅安

Kviesis，Alberts　科维耶希斯，阿尔伯茨

L

Laar，Mart　拉尔，马尔特

Lāčplēsis（The Bear-Slayer） 　《拉奇普列西斯》（《猎熊者》）

Land Oberost 　奥伯罗斯特之地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Landsbergis，Vytautas　兰茨贝尔吉斯，维陶塔斯

Landtage　议会

Language law：in Estonia　语言法：在爱沙尼亚

in Latvia　在拉脱维亚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Larka，Andres　拉克，安德列斯

Latgale　拉脱加尔

and Latvian indepen-dence　与拉脱维亚独立

under Russian rule　在俄国统治下

Latgalians　拉脱加尔人

Latvia，Republic of　拉脱维亚共和国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威权主义政府

economy of　经济

education in　教育

establishment of　建立

ethnic minorities in　少数民族

politics in　政治

government of　政府

land reform in　土地改革

population of　人口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relations with Russia　与俄国的关系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religion in　宗教

Latvian Communist Party　拉脱维亚共产党

of the CPSU　苏联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Latv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LNIM）　拉脱维亚民族独立运动

Latvian Popular Front（LPF）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

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

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Union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联盟

Latv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人党

Latv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ultural life of　文化生活

dissent in　持异议者

language policies in　语言政策

population of　人口

religion in　宗教

Latvian State University　拉脱维亚国立大学

Latvian Supreme Council　拉脱维亚最高委员会

Latvian Writers' Union　拉脱维亚作家协会　也见Union of Writers（作家协会）

Latvia's Way　拉脱维亚道路党

League of Independence War Veterans（Estonia）　独立战争退役军人联盟（爱沙尼亚）

League of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s　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联盟

Lenin，Vladimir　列宁，弗拉基米尔

“Letter of the Seventeen Communists”　“17个共产党员的信”

Libau　里堡

Lieven，Anatol　利芬，阿纳托尔

Literacy　读写能力　见Education（教育）

Literature　文学

Lithuania，Grand Duchy of　立陶宛大公国

Lithuania Minor（East Prussia）　小立陶宛（东普鲁士）

Lithuania，Republic of　立陶宛共和国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n　威权主义政府

economy　经济

education in　教育

establishment of　建立

ethnic minorities in　少数民族

government of　政府

land reform in　土地改革

politics in　政治

population of　人口

privatization in　私有化

relations with Russia　与俄国关系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与西方国家关系

religion in　宗教

Lithuanian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LKDP）　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

Lithuanian Communist Party　立陶宛共产党

of CPSU　苏联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and secession from CPSU　脱离苏联共产党

Lithuanian Democratic Labor Party（LDLP）　立陶宛民主劳动党

Lithuanian Democratic Party　立陶宛民主党

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　立陶宛自由联盟

Lithuanian National Council　立陶宛民族委员会　见Taryba

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　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

Lithuanian Peasant Populist Union（LVLS）　立陶宛农民平民联盟

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LSDP）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Lithua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cultural life of　文化生活

dissent in　持异议者

population of　人口

religion in　宗教

Lithuanian Statute　立陶宛规章

Livland：acquisition by Russia　立夫兰：为俄国所得

and Baltic Germans　与波罗的海地 区的德意志人

commerce in　商业

and education　教育

and Latv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拉脱维亚独立运动

and Latvian language　拉脱维亚语言

and Latvian national awakening　拉脱维亚民族觉醒

and Orthodoxy　东正教

peasants of　农民

population of　人口

religion in　宗教

and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05　与俄国1905年革命

and Russification　俄罗斯化

and serfdom　农奴制

under Swedish rule　瑞典统治时期

Livonia　立窝尼亚

Livonian Confederation　立窝尼亚联盟

Livonian Order　立窝尼亚骑士团

Livonian Wars　立窝尼亚战争

Livonians（or Livs）　立窝尼亚人

Lohse，Hinrich　洛泽，欣里希

Lozoraitis，Stasys，Jr.　小洛佐雷蒂斯，斯塔西斯

Ludendorff，General Erich　鲁登道夫将军，埃里希

Luther Martin　路德，马丁

Lutheran Church　路德宗（派）教会

Lutheranism　路德教

conversion to　皈依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under Soviet regime　苏维埃政权统治时期

M

Maapäev （Estonian assembly）　爱沙尼亚议会

Mäe，Hjalmar　梅，雅尔玛

Mancelius，Georg　曼瑟琉斯，格奥尔格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见Industry（工业）

Marcinkevičius，Justinas　马辛柯维修斯，尤斯蒂纳斯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arxism-Leninism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Media　媒体

Memel　梅梅尔　见Klaipeda　克莱佩达 (3)

Meri，Lennart　梅里，伦纳特

Mindaugas　明达哥斯

Minorities，ethnic　少数民族　见各特定少数民族和国家名下的条目

Moldav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义共和国

Moldova　摩尔多瓦

Molotov，Viacheslav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

Molotov-Ribbentrop Pact《莫洛托 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Moravianism　摩拉维亚教

Munich agreement《慕尼黑协定》

Muscovy　莫斯科公国

mutual assistance treaties　互助条约

N

Napoleon　拿破仑　见Bonaparte（波拿巴）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

Narva　纳尔瓦

NATO　北约

expansion of　扩张

National Progress Party（Lithuania）　民族进步党（立陶宛）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and dissent　与持异议者

Estonian　爱沙尼亚人

Latvian　拉脱维亚人

Lithuanian　立陶宛人

Russian　俄罗斯人

Nationalities policies，Soviet　苏联的民族政策

Nazis，occupation policy　纳粹的占领政策

Nazi-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见Molotov-Ribbentrop Pact

Newspapers　报纸

Nicholas Ⅰ　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Ⅱ　尼古拉二世

Niedra，Andrievs　尼德拉，安德里埃夫斯

NKVD　格伯乌 (4)

Nonaggression treaties：with Germany　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

with USSR　与苏联

也见Molotov-Ribbentrop Pact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见NATO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Nystad，Treaty of　尼斯塔特条约

O

Oil shale　油页岩

Old Believers　旧礼仪派（老信徒派）

Olympics　奥林匹克运动会

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　见Teutonic Knights

Oxthodoxy　东正教

conversion of Baltic peasants to　波罗的海地区农民的皈依

P

Paganism　异教

Paksas，Rolandas　帕克萨斯，罗兰达斯

Pale of Settlement　栅栏区（制度）

Pärnu　派尔努

Pärt，Arvon　帕尔特，阿尔沃

Partnership for Peace（PfP）　和平伙伴计划

Partisans　游击队　见Forest Brothers（森林兄弟会）

Päts，Konstantin　帕茨，康斯坦丁

Pelše，Arvīds　佩尔斯，阿尔维兹

perestroika 　改革

Peter I（the Great）　彼得一世（大帝）

Piłsudski，Jozef　毕苏斯基，约瑟夫

Poland　波兰

after 1989 1989　年后

eighteenth century partitions of　18世纪的瓜分

during the interwar era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

Lithuania's relations with　与立陶宛的关系

Nazi-Soviet partition of　纳粹—苏联的瓜分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波兰—立陶宛联邦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wars with Sweden　与瑞典的战争

and Vilnius　与维尔纽斯

Poles，as ethnic minority in Lithuania　波兰人，作为立陶宛的小数民族

Polish corridor　波兰走廊

Polish revolt：of 1830　波兰起义：1830年起义

of 1863 1863年起义

Political parties and movements　政党与运动　见各特定政党和运动名下的条目

Pollution　污染　见Environmental concerns（对环境的关注）

Popular Front of Estonia（PFE）　爱沙尼亚人民阵线

Popular Fronts　人民阵线　见Popular Front of Estonia，Latvian Popular Front

Population　人口

according to 1897 census　按照1897年的人口普查

of Baltic Germans　波罗的海地区德意志人

of Estonian-speaking regions　说爱沙尼亚语地区

Jews　犹太人

of Latvian-speaking regions　说拉脱维亚语地区

of Lithuanian provinces of the Russian Empire　俄罗斯帝国诸立陶宛人的省份

losses in Great Northern War　北方战争中的损失

losses in Napoleonic wars　拿破仑战争中的损失

losses in Polish-Swedish wars　波兰—瑞典战争中的损失

losses in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

losses in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

of Moldova　摩尔多瓦

of Poles in Lithuania　立陶宛的波兰人

of Republic of Estonia　爱沙尼亚共和国

of Republic of Latvia　拉脱维亚共和国

of Republic of Lithuania　立陶宛共和国

of Rīga　里加

of Russian-speaking peoples　说俄语的各民族

of Soviet republics　各苏维埃共和国

of Tallinn　塔林

of Tartu　塔尔图

of Vilnius　维尔纽斯

Postimees（The Courier） 　《信使》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Protestant Reformation　新教改革

Protestantism　新教　见Lutheranism

Provisional Government（Russia，1917）　临时政府（俄国1917年）

Prunskiene，Kazimiera　普隆斯克涅，卡济米拉

Prussia　普鲁士　也见Lithuania Minor（East Prussia）

Prussians，ancient　古代普鲁士人

Publishing　出版业　见Books，Newspapers

Pugo，Boris　普戈，鲍里斯

Pumpurs，Andrejs　普姆普尔，安德烈斯

Purges：of CPSU　清洗苏联共产党的

of Estonian Communist Party　爱沙尼亚共产党的

of Latvian Communist Party　拉脱维亚共产党的

Putin，Vladimir　普京，弗拉基米尔

R

Red Army（USSR）　红军（苏联）

and Bolshevik advance　布尔什维克的进展

and Soviet-Finnish war　苏联—芬兰战争

and Soviet occupation of Baltic republics　苏联占领波罗的海诸共和国

and Tblisi demonstration　第比利斯示威

Deform Party（Estonia）　改革党（爱沙尼亚）

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RKO）　德国政府特派员辖区（按：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对所占领的部分东部领土建立起来的辖区，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等地）

Religion　宗教　见各特定国家名下该条目和特定宗教的条目

Resistance：anti-German　抵抗：反德国人

anti-Soviet　反苏维埃

Revolution of 1905　1905年革命　见Russian Revolution（俄国革命）

Rīga 里加

Archbishopric of　大主教区（Archbishopric）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经济发展

founding of　建立

German occupation of　德国人占领

and Latv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拉脱维亚独立运动

population of　人口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under Soviet rule　苏联统治时期

and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Rīga Association of Women　里加妇女协会

Rīga Latvian Association　里加拉脱维亚协会

Riigikogu （Estonian parliament）　议会（爱沙尼亚议会）

Riigivanem 　政府长老

Ritterschaften 　骑士

Rosenberg，Alfrēd　罗森贝格，阿尔弗雷德

RSFSR（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Rubiks，Alfreds　卢比克斯，阿尔弗列茨

Russian Federation　俄罗斯联邦

relations with Baltic countries　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关系

Russian Orthodoxy　俄国东正教　见Orthodoxy（东正教）

Russian republic（of USSR）　俄罗斯共和国（苏联的）　见RSFSR（苏联）

Russian Revolution：of 1905　俄国革命：1905年革命

of February 1917　1917年二月革命

of October 1917　1917年十月革命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RSDWP）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说俄语的居民

emigration from Baltic countries　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移民

in Estonia　在爱沙尼亚

in Latvia　在拉脱维亚

in Lithuania　在立陶宛

immigration to Baltic republics　向波罗的海诸共和国的移民

under Soviet rule　苏联统治时期

Russification：under soviet regime　俄罗斯化：苏维埃政权时期

under tsarist rule　沙皇统治时期

Rüütel，Arnold　吕特尔，阿诺尔德

S

Saeima （Latvian parliament）　议会（拉脱维亚议会）

Sajūdis 　改革运动

Samizdat' 　地下出版物（秘密读物）

Savisaar，Edgar　萨维萨尔，埃德加

Sblizhenie 　团结（起来）

Seimas （Lithuanian parliament）　议会（立陶宛议会）

Selonians　瑟罗尼亚人

Serfdom：abolition of serfdom　农奴制：农奴制的废除

under German barons　德意志贵族统治时期

Settlers' Party（Estonia）　拓殖者党（爱沙尼亚）

Sigismund II Augustus　西吉斯蒙德二世奥古斯图斯

Singing Revolution　歌唱革命

Sirge，Rudolf　西尔吉，鲁道夫

Sirk，Andres　西尔克，安德烈斯

Skrunda　斯克伦达

Šleževičius，Adolfas　什莱扎维丘斯，阿道法斯

Sluckis，Mykolas　斯卢基斯，米科拉斯

Smetona，Antanas　斯梅托纳，安塔纳斯

Sniečkus，Antanas　斯尼古斯，安塔纳斯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SRs）　社会主义革命者

Socialist Workers' Party（Estonia）　社会主义工人党（爱沙尼亚）

Song festivals　歌唱节

Songaila，Ringaudas　桑盖拉，林高达斯

Soviet Union　苏联

Baltic states' interwar relations with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与波罗的海诸国的关系

collapse of　崩溃

and occupation of Baltic states　对波罗的海诸国的占领

Sovietization　苏维埃化

sovnarkhozy 　地区经济委员会

St. George's Day Uprising　圣乔治之夜起义

Stalin，Josef　斯大林，约瑟夫

death of　去世

occupation of Baltic states　占领波罗得海三国

and pact with Hitler　与希特勒签约

and purges　清洗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Stender，Gotthard　斯滕德尔，戈特哈德

Stulginskis，Aleksandras　斯图尔金斯基斯，亚历克桑德拉斯

Supreme Council：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最高委员会：爱沙尼亚共和国的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拉脱维亚共和国的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立陶宛共和国的

Supreme Soviet：of Estonia SSR　最高苏维埃：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of Latvian SSR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of Lithuanian SSR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of RSFSR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

of U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简称苏联）的

Suvałki　苏瓦乌基

Sweden　瑞典

as rulers of Baltic area　波罗的海地区的统治者

Swordbrothers　圣剑兄弟骑士（团）　见Brothers of the Sword

T

Tallinn　塔林

as Hanseatic city　作为汉萨城市

under Soviet rule　苏联统治时期

and struggle for Estonian independence　为爱沙尼亚独立而斗争

and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and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

Tartu　塔尔图

Bishopric of　主教区

Treaty of　塔尔图和约

University of　大学

Taryba 　立陶宛民族委员会（Lithuanian National Council）

Tautininkai　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同盟　见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

Teataja（The Herald） 　《先驱》

Teemant，Jaan　梯孟特，雅安

Television　电视

Teutonic Order（or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团

Thaw，The　解冻

Tõnisson，Jaan　托尼松，雅安

Trade：in ancient times　贸易：古代

with Britain　与不列颠

with Finland　与芬兰

with Germany　与德国

and Hansa merchants　汉萨商人

and Jews　犹太人

with the Russian Federation　与俄罗斯联邦

under Russian rule　俄国统治时期

under Swedish rule　瑞典统治时期

with USSR　与苏联

with Western countries　与西方各国

U

Ukraine　乌克兰

Ukrainian SSR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Ukrainians，as ethnic minority　乌克兰人，作为少数民族

Ulmanis，Guntis

Ulmanis，Kārlis 乌尔马尼斯，卡尔利斯

Undeutsche　非德意志人

Union of Lublin　卢布林合并

Union of Writers：of Latvian SSR　作家协会：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

of USSR　苏联的

Union Treaty（USSR）　联盟条约（苏联）

United Agrarian Party（Estonia）　联合农业党（爱沙尼亚）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emigration to　向美国的移民

and Soviet annexation of Baltic republics　与苏联兼并波罗的海诸共和国

University of Lithuania　立陶宛大学

University of Tartu（Dorpat）　塔尔图（德尔帕特）大学

University of Vilnius　维尔纽斯大学

Urbanization：under Russian rule　城市化：俄国统治时期

under Soviet regime　苏维埃政权统治时期

USSR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见Soviet Union（苏联）

Uudised（The News） 　《新闻报》

V

Vagris，Jānis　瓦格里斯，雅尼斯

Vaino，Karl　瓦伊诺，卡尔

Valaneius，Motiejus　瓦兰丘斯，芒特吉斯

Valdemārs，Krišjānis　瓦尔德马思，克里斯雅尼斯

Väljas，Vaino　瓦杰斯，瓦诺

Valters，Mi elis　瓦尔特斯，米克尔斯

Vī -Freiberga，Vaira　维凯—弗赖贝加，瓦伊拉

Vilnius：Bishop of　维尔纽斯：主教

Diet　议会

city of　城市

and Jewish community　犹太人共同体

and Lithuan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与立陶宛独立运动

Lithuanian-Polish dispute over　立陶宛—波兰的争夺

under Polish control　在波兰控制下

population of　人口

Russian province　俄国的省份

transfer to Lithuania　转让给立陶宛

University of　大学

during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Vitebsk　维捷布斯克

Voldemaras，Augustinas　沃利迭马罗斯，奥古斯丁纳斯

Von Buxhoevden，Albert　冯·布克斯赫夫登，阿尔贝特

Von der Goltz，Rüdiger　冯·德尔·戈尔茨，吕迪格

Voss，Augusts　福斯，奥古斯茨

Vyshinskii，Andrei　维辛斯基，安德烈

Vytautas，Magnus　维陶塔斯，马格纳斯

W

War crimes　战争罪

Wars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

Warsaw，Grand Duchy of　华沙大公国

Wilhelm Ⅱ　威廉二世

Women　妇女

World War Ⅰ　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Ⅱ　第二次世界大战

Y

Yakovlev，Aleksandr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

Yazov，Dmtri　雅佐夫，德米特里

Yeltsin，Boris　叶利钦，鲍里斯

Z

Zamut　扎姆特

Zemgale　沙米加尼亚　也见Courland（库尔兰）

Zemgalians　沙米加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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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mgale，即Semigalia or Semigallia。——译者注

(2) 正文原文第27页不是这个名字，而是Kettler，Gotthard，也许是不同的写法。——译者注

(3) 德语称梅梅尔。——译者注

(4) 克格勃前身，全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译者注

译后记

本书作者凯文·奥康纳在写作本书时是美国南伊利诺伊（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大学的历史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王赳翻译了第六章、第七章，其余为王加丰翻译，全书由王加丰统一校对。译者虽长期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但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历史和经历却知之甚少，因此是一边翻译一边学习，书中某些地方的翻译若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