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公元1954年5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郑州区专员公署副专员马豫真签发通知，奉省转中央内务部一月二十三日内户五四字第三二号函示：兰封、考城两县合并，定名为兰考县，县人民政府驻兰封县城。

1954年6月6日，中共郑州地委组织部发出通知，经省委批准，程约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提兰考县政府县长。

1956年8月26日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省委组织部通知，张钦礼任兰考县委副书记。

这次两县合并，是这个豫鲁交界地区历史上无数次切割、调整中最近的一次。

这个地区历史上曾叫过东昏、谷县、甾县、兰阳、兰仪、兰封、考城、东明等十来个名字。兰考这个名字就是由历史上的兰阳、仪封、考城三县迭分递合而成的。清道光五年（1825年），仪封县与兰阳县合并为兰仪县。宣统元年（1909年）避帝讳改称兰封县；考城县古称葵丘，隋称考城。县治多迁，后设于堌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县治迁张君墓。这些名称中，尽管东汉章帝二年（公元77年）东巡过这里，以“甾县”其名不善，“取其光烈考之义”改称考城，但最能概括这里频繁迁合主要原因的仍然是这个“甾”字。“甾”，祸患、灾害也，以“甾”作地名者古来罕见。不过，汉章帝仅仅改了这里的县名，却丝毫不能改变这里“多灾多难”的现实。

早在上古时期，开封作为天地之中、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虽是三皇五帝居住之所，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天下之枢，但“四渎”环绕，河湖纵横，一旦发生洪涝灾害，便会江河横溢，泛滥成灾，人或为鱼鳖。于是就有了大禹治水，有了昭示人们要生存必须同洪水灾害斗争的不少禹王治水遗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考城县有“簸箕城，在县北四十六里。按《城冢记》：‘禹治水时所筑’。”这个记载，既标志着这里水灾之久远、危害之严重、状况之难治，也矗立着当地人民战胜灾害的精神丰碑。

然而，治灾谈何容易！经过数千年的地壳变化，开封东部海拔逐渐升高，“四渎”的灾害方式也逐步演变为风沙、盐碱、内涝，对灾害的有效治理也已经不再是大禹时期的“疏”与“堵”的问题了，需要的是治灾的意志、智慧和科学的方法。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大禹那样的治国者，面对灾荒，几千年不是“逃”就是“救”！至于“治”则鲜有记载。于是，在各种志书上，“一年三灾”“三年大旱”的记载不绝如缕。“中州水患，莫过于兰、仪、考”似乎成了历史定论。据史料记载，1644年至1949年间，洪灾发生90多次。1785年（清乾隆年间）的一次决口，这里曾经成了一片泽国。仅因河患，兰、仪、考的县治曾迁徙十多次。旱灾最严重的是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连续大旱，春尽干枯，秋季无望，田野一空，出现了三人同行，二人同食一人，有“人死不葬，煮而食之”的凄惨景象。风沙灾害之烈同样触目惊心。自咸丰到新中国成立不到百年时间内，被风沙掩埋的村庄就有63个。

进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继而日寇入侵，对于灾荒，不仅无人治理，甚至连“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加上日伪政府苛捐杂税，地主奸商压榨盘剥，劳动人民更是苦不堪言，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有一首民谣这样写道：

冬春风沙狂，

夏秋水汪汪。

一年劳动半年糠，

役税匪霸似虎狼。

扶老携幼去逃荒，

卖了儿和女，

饿死爹和娘。

这就是当年的历史写照。

这里“穷”名远扬。然而，特殊的生存环境锻造了兰考人独有的性格。那憨厚朴实、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秉性，那对旧世界的破坏力和对新世界的创造力，那超强的忍耐力、承受力和愤怒爆发时的摧毁力和震撼力，都会让人感慨万千，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为了生存，兰考人在“三害”的困扰下，苦苦地挣扎着、奋斗着……

这里的人民需要彻底治理“三害”，人民共和国需要给这里的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在大政方针上把“救灾”改为“治灾”，写下新的根除灾荒新篇章。

这次区划调整也许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它是不是新中国决心在这里根治水患、造福人民的标志呢？

新中国选择年仅27岁的张钦礼担任第一任县长，他的品格、意志和智慧能够经受住这个考验吗？

这个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年年救灾年年灾”的“救灾”定律，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能够得到彻底扭转吗？

这个伟业，需要几代人坚韧不拔、以身相许，张钦礼能够做到吗？

目录

引言

目录

第一章 进京告“御状”

兰考县的第一任县长

新中国领袖的嘱托

初探治灾路

祸起说真话

生死老君营

周总理的第一次解救

第二章 风雨治灾路

焦裕禄来了

兰考不能在我们手里解体

根治“三害”的法宝

治灾离不开科技人员

田菁馍别叫焦书记吃

决战贺李河

焦裕禄最后的日子里

第三章 灾区有“金矿”

王维群慧眼识珠

积怨初爆发

周原找到了“金矿”

艰难的送审路

他感动了全中国

第四章 历史的颠倒

发祥地的惊天大逆转

你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

覆巢之下无完卵

行侠仗义大寨集

第一次大清洗

周总理的第二次解救

坦荡定乱局

“五湖四海”安四方

第五章 劫后的奋起

打造共产党人永久的精神丰碑

“江南”三义寨

把引黄灌淤推到全县去

哪个都不能落下

办大事也不能让群众“窝心”

从零起步办工业

第六章 调虎离山计

软禁大别山

第二次大清洗

周总理的第三次解救

把他们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第七章 丰收的金秋

黄河故道变新颜

兰考的大寨

阎协崇与上海知青

走不出的农桐间作林

希望就在这里

第八章 黄河不解缘

把引黄灌淤工作做圆

从黄河口中夺粮

为黄河打造铜墙铁壁

抗洪救灾没有省内省外

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共存亡

第九章 现代“莫须有”

要来的还是来了

欲加之罪

第三次大清洗

先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的大队支部书记的下场

再看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根治“三害”的战友们的遭遇

这次大抓捕中，张钦礼的亲属也是在劫难逃

第十章 患难见真情

大年初一得让他吃上团圆饭

儿女探监

淡如水，浓于血

走出高墙

张钦礼再次含冤申诉

不忘初心

再看看那片土地

第十一章 英灵归故土

见他最后一面

民众十万迎英灵

“一让三改”的葬礼

十年之祭

绵绵不绝的哀思

第十二章 身后任评说

如此“看人下菜”

大情大爱福利院

难以割舍的底层情结

与一个叫花子的旷世情缘

家门口当官只能六亲不认

他是党的人

越过千山万水的阳光

第一章 进京告“御状”

兰考县的第一任县长

1954年6月的一天，新组建的兰考县政府。眼看已过中午，一直在等新任县长上任的政府秘书卢凤岐心急火燎：这里距原考城不过几十里路，怎么还没到呢？

卢凤岐40多岁，文化人，戴着一副近视镜，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他祖籍河北，随军南下留在兰封工作，1950年担任县粮食局局长，1953年担任县委秘书，同年4月担任县政府秘书，兰考县组建后，继续担任县政府秘书。自己以后要服务的这个张县长什么模样？什么脾性？听考城传过来的口碑，人不错，对人也好，也很有能力，还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跟着这么一位老革命当秘书，应该是一件幸事！

卢凤岐正想着，大街上走来一个白白净净的高个子小伙儿。他打着绑腿，束着武装带，肩上挎着大木匣子二十响手枪，精神抖擞，眉宇间透着英气。这大概是张县长的警卫员吧？看来，张县长马上就要到了！

卢凤岐热情地向小伙子打了招呼，问：“小同志，跑累了吧？张县长来了吗？我去接接他。”

小伙子还没顾得上搭话，只见又一个小伙子跑过来对他说：“张县长，行李都搬到屋里啦。”此时，卢凤岐才恍然大悟，连忙说：“你就是张县长？没认出来，真不好意思。快到屋里休息休息吧！”

“没关系。你领我先看看各个部门安顿情况吧。”张钦礼说罢，就让卢凤岐陪着他先到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安顿住新县长，卢凤岐就问张县长的通信员：“你们搬家的车呢？赶紧安排大家吃饭！”

“我们是坐‘11号’来的。张县长我们先到，大部队在后面，马上到。”通信员笑着说。在这里，大家都把徒步行走戏称为坐“11号”汽车。

原来，这是他们的“老抠儿”县长拍的板。

考城县城位于现在的兰考县张君墓镇。距离新县城70来里，全是土路。当时虽然党政机构都很精简，但一个县级政权，人员也不算少，加上行李包裹、办公用品、档案资料，还有锅碗瓢勺一大堆，搬家谈何容易！

大家想，这次不是一般的搬家，而是两个县合并。老百姓搬家还放鞭炮呢！太寒酸了让人看不起！不少人猜，这次搬家，县领导一准会找两部大汽车，起码也得是几辆胶轮大马车，风风光光、排排场场搬到新县城。

想不到的是，指挥搬家的“老”县长除安排银行、公安等需武装押运的特殊部门以及年老体弱的人员先期乘胶轮大马车搬迁外，县委、县政府搬家一是不找汽车，二是不雇胶轮马车，三是不找民工帮忙，全都是自己打捆装箱、装车。有人一时有些不理解，但看到县长跟大家一样肩扛手提，搬运装车，忙里忙外，一身汗水，自然也就没什么可说，都甩开膀子干了起来。一切就绪，张钦礼笑着对大家说，“艰苦奋斗是咱的传家宝，啥时候都不能丢。今天大家辛苦一下，拿出战争年代徒步行军的那股子劲，把这次搬家当作迈好到兰考工作的第一步吧！”

接着，张钦礼大手一挥，说了声“出发！”大家紧跟着迈出了这第一步。

这一步必将写入新中国的历史。

1927年农历三月初七，张钦礼出生于豫鲁交界处的张庄村。当时隶属于山东省曹州桃园区，新中国成立后又划入河南省，现在为兰考县南彰镇苏庄行政村辖下的一个小自然村。这个小村庄一共20来户，除了一户冉姓的大户外，其余全部姓张，来自山东的一个大张庄，基本上都是给这户姓冉的打工的。这家姓冉的很有钱，买了很多的土地，以相对优厚的条件让这些张姓农民耕种。

人说：“山东出响马。”响马，当地指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在长期的兵荒马乱的年月，这里，特别是豫鲁交界处更是山头林立、匪患猖獗之地。匪患猖獗不但是村村防范严密，而且促成了民间浓厚的习武风气。地处这个环境的张庄，自然也把防匪患列为村庄布局的首要因素。村里一条大街贯穿东西，构成一条主路。一条南北街与主街相交叉，随又分出若干胡同。村子周围，挖了一条小河，村民们都叫它为海子，实际上是一条寨沟，是防备匪患的一道屏障。寨沟东西设两个出口，另有两个胡同小出口。一旦出现匪情、战乱，村里敲锣打鼓，寨沟封堵出口，以避战乱匪祸。平时，这里也算得上风景秀美。一条小河环绕四周，垂柳依依，绿拂两岸。一到夏天，天气闷热，蛙叫蝉鸣，年轻小伙儿就来到这里洗澡纳凉，游水嬉戏，自然又是一番景象。

张庄靠西的一条胡同的南端路东的一户人家，几间瓦屋，一棵老槐树，这就是张钦礼的家。

爷爷张景宽，是远近闻名的种菜把式，良善，勤劳，仗义，好打抱不平。在日本鬼子扫荡时，因挺身而出保护乡亲们遭到日本鬼子的残酷殴打，不治身亡，年仅66岁。奶奶是附近蔡联九村人，吃斋念佛，与爷爷情投意合，经常接济穷人。有危难的借米借钱不用打条子，特别困难的连还都不用还。奶奶享年97岁高龄。

父亲张元谋，跟爷爷学得一手种菜的本事，也是有名的种菜行家。受党的影响，他早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参加由吴芝圃领导的睢（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曾掩护过吴芝圃。抗战时期为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母亲师华清，出身武术世家。外祖父师景义是鲁西南有名的拳师，为人豪爽仗义，在江湖上名望很高。舅舅师化方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大举进攻中国时，他号召带领武林人士，习武卫国，建立鲁西南抗日武装，后任我八路军抗日武装教导员。师华清自幼习武，性格刚强，勤劳勇敢，疾恶如仇。她仇恨剥削压迫，赞同妇女解放。在当时那个女孩子人人裹小脚的年代，她那一双无拘无束、自然长成的大脚，很是令人称奇。大革命时期，师华清支持自己的丈夫参加睢（县）、杞（县）、太（康）农民暴动，后跟随丈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她当选为张庄村抗日联合会会长，后任乡政府主席。

张钦礼这一代，兄弟姊妹七个，他排行老二，乳名随老大钦俄之后叫二俄。他从小就懂事、勤快，又长得浓眉大眼，白生生的，十分讨人喜欢。见爷爷推个独轮车到南彰卖菜，他就在小车前头拴根绳子帮助拉车，爷爷很喜欢，爹娘也很高兴，南彰街上的熟人都叫他“小白孩”。爷爷每次卖完菜，就买些高粱、黄豆、食盐家用，偶尔也会给钦礼买个热烧饼吃。在张钦礼记忆里，好面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

张钦礼的性格最像爷爷。当地一个大户人家有个柿子园，一到成熟季节，一个个鲜亮的红柿子就像精致的红灯笼挂满枝头。这时，这里就成了村里孩子们眼巴巴张望的地方。一天，有几个小孩子去偷柿子，不小心被主家发现了，一吆喝，孩子们撒腿就跑。张钦礼没参与偷摘，自然就没跑。这个主家就把他当作小偷大声叫骂，并打了几个耳光。无端遭打，张钦礼气愤至极，就用手里的粪叉把人家的腿叉伤了。爷爷为了息事宁人，赔了10块大洋，请了两桌酒席才算作罢。

这个三世同堂之家，虽然人多地少，但家里仅有的三亩多地全部用来种菜，另外再租种富人家一些地以增加收入，家境还算殷实。经过这一折腾，家境开始败落。为了生计，张钦礼六七岁时就着篮子下地割草，或者挑着粪箩头捡柴拾粪。八九岁就给村里有钱人放羊放牛。一年到头，身上是破衣烂衫，脚上是咧着嘴的单鞋。一到冬天，寒风刺骨，兄妹们常常是双脚红肿，疼痛难忍，痒得钻心，大家只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

孩子们盼望的春节到了。按当地习俗，家家都要贴对联、门神，图个红红火火福寿安康。张家祖孙几代都不识字，就求邻村苏庄的私塾先生崔庭贤写了副对联，结果被父亲贴了个头朝下，闹了个笑话。舅舅师化方见状就给张元谋说，你们和苏庄的教书先生那么好，我看不如叫二俄跟他学认字。这孩子又懂事又聪明，准行。父亲觉得有道理，趁着正月十五的热闹劲，就叫张钦礼拜师上了私塾，成了张家第一个文化人。

崔庭贤，人称“老夫子”，是农村里的穷秀才。他品端行正，爱国睦邻。他看张钦礼晚上点个油灯上课，白天着个篮子下田，几乎书不离身，十分喜欢这个学生。只要有空，就给他讲岳飞、杨家将、包公的故事，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这些，对张钦礼幼小的心灵影响极深。岳飞、杨家将、包青天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和崇拜的偶像。崔老夫子84岁的那年秋天与世长辞，街坊四邻十分痛惜，共同为他料理了后事。张钦礼和他的同窗弟子们为敬爱的先生披麻戴孝，守灵送终。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张钦礼参加了八路军。自此，不论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或是在全国解放后，只要路过苏庄一带，张钦礼都会拐个弯，到崔老夫子坟前深深地鞠上三个躬，以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恩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的国土上实行着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惨无人道地制造着大大小小的无人区。一时间，中国大地狼烟四起、尸横遍野。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同胞奋起抗战，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我八路军老八团、老七团和冀鲁豫军区教导第七旅相继来到了冀北、豫东和鲁西南。他们打击日寇，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展抗日救国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抗日救国民众团体，青抗先、妇救会、自卫队……以党组织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和各阶层民主人士，组成声势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感召下，考城县徐宗儒、徐锡朋、李绪山、张安祥等率先参加了共产党。其中徐锡朋是张元谋的外甥、张钦礼的表哥。他开了个小药铺作掩护，利用串亲戚买药卖药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张钦礼家是红色堡垒户之一，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掩护八路军的伤病员和我党我军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考城县抗日政府民教科科长蔡修府的家属就住在张钦礼家。蔡修府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蔡新志、一个叫蔡新俭。都随上张姓钦字辈，认张钦礼的父母为干爹、干娘。那时，党组织对于暴露身分的党员干部，立即让堡垒户护送到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事只要交给张钦礼的父母，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长期的革命思想影响，使张钦礼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道理。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走村串户，宣讲抗日主张。逢集赶会，他会拿出崔老夫子传授的功底，学着地下党讲演的样子，当众给人讲演。讲演前，他还会自编自演地唱上几句：“不打鼓、不敲锣，听俺唱个八呀路歌……”“黄河儿女，挺起胸膛，拿起刀枪，奔赴战场，打败日本，赶走豺狼……”他这一招还真管用，常常引来众人的喝彩和掌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父母夸他学会了革命。

一次，他听说大寨集有人宣传抗日，就和哥哥张钦俄跑了6里多路听演讲。赶到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演讲者看样子50开外，但仍然充满激情，把抗日救国说得让人心里起热。哥哥对他说：“这个老头讲的话，都是为了救国家、救穷人。回家给咱爹说说，咱俩当八路军去吧！”“好哇！”张钦礼高兴地说：“大哥，告诉你吧，我早就想当八路军了。”

回到家，他两个连说带比画地给父母来了个鹦鹉学舌，什么抗日多么重要呀，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当亡国奴呀，等等，让父母同意他们参加抗日。他们不知道，父母亲早就是地下党员了。父亲问他们演讲的长什么样子，弟兄俩一比画，父亲就明白了，告诉他俩：“孩子，那是咱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伯伯呀！我们当然支持你们抗日！”

很快，兄弟两个，大哥当上了村里的抗日自卫队队长，张钦礼参加了抗日青年救国先锋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的时期。日伪顽杂、租税匪患、散兵游勇欺压百姓，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这时期，有女孩子的家庭整天提心吊胆，总担心受到坏蛋的祸害。于是，张钦礼的婚姻大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张钦礼和刘秀枝的婚姻是两家的爷爷敲定的。两家的老爷子关系十分要好，老哥俩有事没事爱凑到一起，谈天说地。一次，说到高兴处，二位老人家做主，给他俩定了娃娃亲。

刘秀枝1925年出生于距离张庄一里多路的蔡庄村。这是一个农民家庭，姊妹三人，刘秀枝排行第二。她小小年纪，漂亮能干，心灵手巧，特别是她的纺花和刺绣技术，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谁家娶媳妇生孩子，都少不了邀请她做些针线活。父母亲又勤劳能干，是种菜行家，又开有油坊，当时家境还算可以。

双方老人眼见着俩孩子也长大了，都想尽快给俩孩子把婚事办了。阳春三月初，张钦礼和刘秀枝完了婚。这一年刘秀枝17岁。聪明俊秀的秀枝谨记娘家的教诲，在婆家敬老爱幼，干在前吃在后，很让公婆一家喜欢。

娶了媳妇，还要考虑闺女。给大闺女找的女婿是山东二里寨裁缝李金轩的儿子李宝堂。李金轩是八路军被服厂出了名的裁缝，他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气。一天，张家正在说这个事，李宝堂突然跌跌撞撞闯了进来，未进门就大哭不止。原来，日军大扫荡时，将李宝堂的母亲和大部分家人活活烧死了，多亏当时不在家，李宝堂才躲过一难。这个才十多岁的孩子是一路要饭来到张家的。李宝堂的哭诉，把张钦礼压在心中的怒火“砰”的一声点了起来：“明天我就去当八路，不打败小日本我誓不为人！”全家人表示，要拿起刀枪，跟日本鬼子拼了！第二天，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张钦礼，头也不回地投奔八路军去了。这一天是1942年4月14日，他刚满十五岁。

张钦礼先是投奔舅父师化方领导的曹县抗日武装工作队。由于他上过几年私塾，又机智勇敢，军分区调他当通信员，后调到20团当作战文书。

20团是一个敢打善打恶仗的英雄部队。当时一个流行说法就是：“参加20团，活不到一年”。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张钦礼到这里不久，就因作战勇猛，又有文化，善于做思想工作，被调到考城县王志新游击队任指导员。

王志新、张钦礼所率部队英勇善战，到1948年已发展到近千人，拥有轻重机枪20挺，迫击炮两门，发展成考城县游击大队，王志新任大队长，张钦礼任政委。张钦礼参加和组织了无数次战斗，为豫东和鲁西南一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3年农历九月，夺取王府桥、全歼日伪守敌；1943年5月1日，徐堤圈伏击日寇骑兵；1943年底，在老牛圈打鬼子；1944年，粉碎鬼子九九大扫荡；1946年8月15日，激战崔园子；1946年8月21日，白茅集阻击战；1946年9月15日，大杨湖歼灭战；1946年10月，王凸村追击战；1946年，深入虎穴考城县城，智取军用电话线；1947年11月，解放考城县，活捉伪县长；1948的兰封战役、白楼合击。还有吴河村地道战等等……

最令他终生难忘的是白楼合击突围战。那是1948年4月，敌交警部队、新五军和地方顽杂两万余人将我军重重包围在红庙区的白楼村。我军分区独立团、冀鲁豫边区五地委及所属的考城、菏泽、民权、兰封等县的党政机关和革命武装，在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柱安和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的指挥下奋勇突围。

这真是一场恶战。从拂晓交火一直打到天黑，枪炮声、拼杀声惊天动地。我军突破一层包围圈，又陷入另一层包围圈。张钦礼带领100多人冲杀了100多里，终于突出重围，进驻埽怀村。还没等喘口气，就接到村长报告，村西南黄河故道的芦苇滩里，有几个骑马的老八路。张钦礼立即带人赶了过去。一看，正是戴晓东他们！劫后相逢，含泪相拥。

“钦礼，带出了多少队伍？”

“不算挂彩负伤的有一百八十六个。”

“钦礼，好样的！这些家底可是太珍贵了。志新和大老潘咋样？”

“突围时打散了。不过我们约定了联络暗号和会合地点。”

“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真是弹尽粮绝呀！”戴晓东说着，拍了拍腰间的盒子枪说，“我这贴身伙计连一粒‘米’也没有了。”

张钦礼连忙把随身的八音手枪和五十发子弹交给了戴晓东，并说：“回头我再给你的贴身伙计配些子弹。”

戴晓东高兴地接过枪和子弹，说：“钦礼，下一步咋打算？部队的士气如何？”

张钦礼一边汇报，一边领着戴晓东向村里走去。乡亲们已经给他们烧好了十几锅萝卜糊涂粥。可大家谁都不肯吃，急得村里的百姓团团转。村长对戴晓东说：“你快下令让大家吃点东西吧！听说你们九死一生冲到这里，村里的老少爷们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全扒了出来，说一定叫咱队伍上的人吃个饱。”

“咱们只有吃饱饭才能冲出去，再打回来，回报乡亲们！”戴晓东看了看饥肠辘辘的战士，极力劝说，但挂彩的伤员就是不动碗，他们要把饭留给能战斗的同志们吃。谁都知道，这时的一碗饭可能就是一条命啊！战士们这是在用生命保大局，保战友。张钦礼看得心疼，但又不得不命令道：“都别让了。西边有追兵，东边三里地许河集就住着敌人，我们必须快吃快走。”

大家吃过饭，戴晓东对张钦礼说：“你们往东北我根据地方向撤退。沿途做好白楼战场突围出来人员的救护工作。可退中设伏，有退有攻，不可恋战。我们速赶到鲁西南向上级报告，搬兵接应你们。”

就这样，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随戴晓东向鲁西南革命根据地进发；一部分由张钦礼带领插往赵庄。国民党军队143旅对我突围出来的部队穷追不舍。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我军大部分转入地道中。

敌军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在安乐村、琉璃阁、许河、黄集、黄庄、谢集、韩庄、黄水口、吴河村一带扒我方的地道。敌409团一个营将琉璃阁村地道口扒开，烟熏火烧，将五区区长张明德和通信员程广学等五人熏死在洞中；另一拨敌军在吴河村发现了地道口，放火在地道口熏烧，将三区区长杨绪钦等27人烧死于洞中。

敌人在赵庄也发现了地道口。他们在洞口喊话劝降。回答敌人的是一排排子弹和一颗颗手榴弹。敌人往洞中扔炸弹，放毒瓦斯，进行火烤烟熏。张钦礼沉着应战，果断指挥。他吩咐一些人开挖排烟道、防水坑；自己带一部分人将地道中存放的衣物、棉被、木板等物品浸湿，沿地道设置一道道防火门。然后，自己带领一个尖刀班，逐门防守。滚滚浓烟加上毒气，呛得人头晕目眩，泪水直淌。尖刀班的战士大都被呛个半死，预备队员马上又补充上来。同志们多次要求替换张钦礼，都被他坚决拒绝了。他用湿毛巾捂住嘴，对大家喊道：“快捂上湿毛巾往后撤。坚持到天黑，我们从新地道口突围，到谢滩村、黄庄一带找老潘和志新联络。”

天色将晚，敌人以为张钦礼等人都被熏死了，加上害怕我军趁夜色突袭，就收兵回去了。张钦礼带领大家出了地道口。张钦礼的眉毛都烧光了，眼睛熏得通红，肿得像大红桃。其他尖刀班的战士也都是烧得黑黢黢的，鼓起不少燎泡。

劫后余生，跳出敌人包围圈，部队作暂时休整。尖刀班的战士笑着说：“今天真是熏懵了、憋疯了。想着肯定是‘光荣’了。当时真恨不得跑出来跟他们拼了。”

“多亏钦礼这个地道战的高手。要不然，我们死在地道这个阴曹地府里，太窝囊啦！”有战士感叹道。

“同志们，你们看，吴河村也是浓烟滚滚。”大家屁股还没坐稳，就听张钦礼又喊了起来，“咱们快去看看吧。”

部队赶到吴河村，只见全村50多户人家，房予全部被烧。几十名战死的同志倒在血泊中。有的战士睁着仇恨的眼睛，死不瞑目。他们迅速把大火扑灭，并和村长吴玉春等人一起，将战死的同志掩埋好。他们握着拳头，在烈士坟前流着泪说：“你们合上眼，放心地去吧。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为你们报仇雪恨。”

分头突围的另一支队伍由县长马豫真（建国后为郑州区专员公署副专员——笔者注）带领，也是伤亡惨重。马豫真的警卫员是张钦礼的三弟张钦芳。张钦芳给身负重伤的马豫真包扎好伤口，背起他突围。

马豫真说：“钦芳，你别管我了。你背着我，咋能冲出去啊!”

张钦芳咬着牙说：“马县长，咱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我在你在!”

张钦芳背着马豫真，浴立拼杀。敌人逼上来了，他把马豫真安放好，用双枪回击敌人；激战稍停，他就敏捷地背起马豫真，乘着战火的硝烟，猫着腰继续向外冲。一连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马豫真看敌143旅又追了过来，情势十分危急，就对浑身是血的张钦芳命令道：“钦芳，你真的不要再管我了，不然咱俩都活不成!你给我一一颗手榴弹，我跟他们拼了!这是命令，我不能拖累大家!”

张钦芳坚定地说：“我是你的警卫员，死活我绝不会丢下你!”

张钦芳背着马豫真突出重围后，由于超负荷奔波，身体严重透支，在经过南彰乡王茂店村时，一头栽倒在赵家坟地里。

这时，突围出来的李本初队长也赶过来了。他看着极度虚弱的张钦芳，说道：“把马县长和钦芳背上，快走!”

钦芳一听，急了，说：“你们别管我，照护好咱马县长最要紧。我歇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去撵你们。”

李队长带领战士们一路护送马县长等到达我军根据地。而此时的张钦芳脸色苍白、牙关紧咬，睾丸严重下垂，已经动弹不得。多亏被早起干活的农民赵华山救回家中。经过赵华山一家精心护理，才使他得以康复。

有几支分头突围的部队陆续赶到了根据地。首长问到张钦礼的情况，一些亲眼见我方人员在赵庄地道口被敌人烟熏致死惨状的战士说，张钦礼已经牺牲了。根据地就为他搭了灵棚，开了追悼大会。消息传到张庄，张家悲痛万分。爷爷奶奶为张钦礼设了灵堂，举家哀祭。一天，部队路过张庄，张钦礼绕到家报个平安，让爷爷奶奶放心。一敲门，老奶奶问：“谁呀？”

张钦礼说：“奶奶，我是二俄。”

老奶奶说：“二俄，奶奶知道你死得惨！一定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地走吧……”

张钦礼见奶奶不开门，就大声说道：“奶奶，我真的是二俄，我没有死。”

老奶奶打开门，见真的是他心爱的孙子，一把把张钦礼揽在怀里，哭了起来。

这是第一次被误以为牺牲开追悼会。第二次是在白茅集阻击战中，因负伤昏死过去被误认为牺牲。这次战役，仅考城干部就牺牲了74人，其中区以上干部11人。周柱安副司令员壮烈牺牲。考城县委书记徐宗儒在突围中受伤被俘。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后在杭州敌集中营英勇就义。

这些在豫东、鲁西南展开的无数次的大小战役，在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历史长卷中有着灿烂的一页。这里有着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太多的故事——

1947年，他们穿越70里敌占区，将鄂豫皖4700名伤员安全送达根据地；黄水口村掏心战，他们巧夺敌人六挺轻机枪、三千发子弹，受到《冀鲁豫战报》表扬；他和王志新化装成国民党军官进入考城县，将盘踞考城守敌眼皮子下停放的两汽马车军用电话线运出，送到我军根据地，并顺势缴获敌人一挺轻机枪。我根据地军分区首长一起出来迎接，并伸出大拇指对他们大加赞扬……

淮海战役，张钦礼任考城县支前团长兼政委。全县先后组织担架6000余副，大小车辆近万辆，民工3万余人，运送粮食上千万斤。有3000名民工、400副担架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运送给养、弹药等物资，协助部队作战。

渡江作战，我考城县成立了江南作战支前指挥部。张钦礼在动员大会上说，“救兵如救火，支前如添兵。前方将士为革命能舍命，我们支前就不怕掉几斤肉。”为了支援前方打胜仗，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昼夜奋战，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史料统计，考城县支援南下大军粮食27.6万斤；柴草55.2万斤；油6900多斤；盐6100多斤。还组织群众做军鞋、修公路；在交通要道、村头路口设置茶水站、转运站和粮草物资供应点；组织文艺团体和学校师生敲锣打鼓，为南下大军慰问演出；还深入开展送子参军、民工支前、干部南下和地方武装并入主力部队渡江作战……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它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王朝更替，而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新中国的诞生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着旧社会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显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也不可避免地遇到崭新的巨大的挑战。

这是另一个战场。诱惑多了，情况更复杂了。新的条件下，需要的是与战争时期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方式方法，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更超常的智慧。对于从战火中走来的领导干部来说，这都是全新的挑战。

这一时期，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相继开展了剿匪反霸、拥军支前、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开展生产互助、成立互助组、成立农民协会、宣传贯彻新婚姻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紧接着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巩固红色新政权……等各项斗争。张钦礼表现突出，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鲁寺以西是新解放区，土改工作难度相当大。那里的群众顾虑重重，生怕遭殃军（即国民党军）、土匪恶霸卷土重来，反攻倒算。给田不敢种、分粮不敢要。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张钦礼带领土改工作组走村串户，关心群众疾苦，与他们广交朋友。除分配给他们土地、组织他们开展生产互助外，还想了很多办法，资助他们种子、生产工具、救济物资，帮助他们开展多种经营。张钦礼让供销社拿出棉花，每户分三到五斤，组织大家纺花织布。公家只收个本钱，赚的钱都是百姓的。按当时的行情，加工利润可达50%以上。农民们看到土改工作队是真心为老百姓服务的，慢慢地就由敬而远之变得亲热起来，后来就把他们看成了自己的依靠、贴心人。

土改划成分关系着每个农户的命运，为了尽可能弄准确，1951年底，张钦礼带领工作组到红庙区土岭乡进行土地改革复查。该乡樊庄村有人反映，有一户佃中农是漏划的佃富农。经过深入了解、调查取证，实际情况是：为避土匪祸患，他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全家搬迁到外地。他租种的地，比出租的还多。他剥削佃户的量，还没有被剥削的多。在调查属实的基础上，张钦礼召开农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认真学习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对照标准核定这一户的阶级成分，仍然确定为佃中农。

1952年，张钦礼已是考城县副县长。县东北部杨桥一带是刚解放的新区。一天，杨桥民兵队长王国玉向一区区长和新民报告，说这里迟迟不交公粮。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不交公粮怎么得了？和新民听了汇报，马上带着人气呼呼地跑去催缴。张钦礼听说和新民是带着枪去的，知道这个老革命是个火爆脾气，不放心，火速赶过去一看，双方正僵持不下。张钦礼大声说道：“大家先听我说两句。咱先不说欠债还钱、种地纳粮的老黄历，先说说国家大事抗美援朝。我们的子弟兵在前线豁出命来保家卫国，咱们交点公粮支援前线还不应该吗？眼下朝鲜战场上就有咱这一带的子弟兵。这样吧，咱们分别举举手，表达一下意见吧。”

“是贫下中农的举手。”张钦礼环视了一下，看到举起手的一大片，接着说，“你们现在翻身解放了，分了房子分了地，有吃有穿了。交个翻身解放粮，中吗？”

“中！”贫下中农们异口同声。

“下面中农、富裕中农举手。”张钦礼说罢，又有一些人举手。

“你们过去虽然有吃有穿，有地种。但是过去战乱，土匪横行，你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他们不是拉你们的牛嘞，就是抢你们的粮嘞，睡觉都不踏实。现在咱们过上太平日子，交个太平粮，该不该？”

“该，该。”中农、富裕中农也表了态。

“地主富农举举手。”张钦礼最后说，个别人举了举手。

“你们交个摘帽粮，行不行？”

“行，行。”地主富农连忙说。

结果，公粮当天就交齐了。几十年过去了，和新民回忆起当年张钦礼叫“三举手”的事，仍然十分佩服地说：“钦礼工作那真是胆大心细。点子新，办法多。”

张钦礼正是带着这些印记奔赴新的岗位，迎接新的使命的。

新中国领袖的嘱托

新中国对兰考的关注，可以从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次视察上窥之一斑。

第一次视察，是在共和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时候。毛主席放心不下黄河的安危。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他利用中央批准的休息时间，出京对山东、河南、平原三省境内的黄河决口泛滥最多、危害最大的河段，进行现场视察。

10月29日下午5点多钟，毛主席的专列停在兰封车站。郑州铁路局局长刘建章从车上走下来，把前来迎接的河南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平原省省委书记潘复生、省政府主席晁哲甫、军区司令员刘致远，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等带到车上，会见了中央随同毛主席视察的罗瑞卿、滕代远、杨尚昆、黄敬、李烛尘等。

张玺等说：“今天我们想请毛主席住到开封。”

“不，主席的计划就是先看兰封，再看开封。”跟随毛主席的负责人说道。

“今晚住开封，明天再回兰封视察不行吗？”

“这个不必提了。主席是从来不走回头路的。主席怕打扰，原来不让通知你们，我们商量还是临时告诉你们一下好。这次主席重点是看黄河，请你们做好准备给主席汇报。今天主席在徐州游了云龙山，很疲劳，已经休息了，让我转告你们，今晚不见你们啦，明天早晨，主席请你们吃饭。”

随后，毛主席的专列离开兰封车站，驶进兰（封）坝（头）黄河防汛专用铁路上，停在许贡庄村旁。当晚，毛主席就住在专列上。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走下专列，健步向许贡庄走去。一会儿，毛主席的秘书走向另一节列车，告诉省委负责人说：“毛主席下车了，请你们陪同一块去。”省委负责人走下列车，朝着主席走的方向赶去。

在村边打谷场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正在和贫农王廷选谈话。省委负责人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说：“谢谢你们！”接着，毛主席继续询问王廷选：“你家啥成分？”

“贫农。”

“你村有几户地主、富农？”

“没有地主，就有两家富农，中贫农有19户。”

“你这里土改没有？”

“改罢啦！”

“每亩能收多少粮食？”

“每亩合一百来斤。”

“花生每亩能收多少？”

“好的合两石，雨水不调，合一石多收。”

“一亩地一年交多少公粮？”

“按土质说，一百斤交十多斤。”

毛主席指着村南边的盐碱地说：“按南边这地，一亩能交多少？”

“一年交七八斤。”

“打公粮公不公？”

“公，人人都有一份。”

毛主席亲切地拍着王廷选的肩膀，笑了起来。

这时，贫农董宪亭、贫农老大娘王常氏、曹邱氏和十多岁的刘丙堂向打谷场走来，围在毛主席身边。大家都高兴地望着毛主席笑，毛主席笑着向他们打招呼。毛主席走着看着问：“恁这里都没有粮食囤呀？”

几位群众说：“俺这里地孬，打的粮食少，今年豆子收成薄。”说着，抓了一把豆子让毛主席看。十多岁的刘丙堂望着毛主席说：“俺家有他的像。”大家一看是毛主席，都惊喜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

毛主席笑着向他们点点头，从打谷场上向贫农董宪德家里走去……董宪德家的院墙很低，住着三间坐北朝南的草房，老两口过日子，老头进城买东西了，老伴李桂香忙着在院里收拾豆子，院子里有一个豆秸垛，几口熬盐锅。毛主席说：“这一家好一些。”

贫农陈万册借用董宪德家的这口锅正在熬碱，毛主席走到跟前，问：“这是啥？”陈万册回答说：“熬碱咧！”毛主席拿着搅碱锅的秫秸疙瘩，又搅搅碱锅。

陈万册说：“俺这里全靠这（指熬碱）吃饭咧！”毛主席说：“你们熬了碱可以到集市上去卖嘛。”陈万册说：“就是打税太厉害！”毛主席说：“农民卖点盐碱还纳税吗？”

董宪德的老伴李桂香见毛主席进来，后边还跟着一群人，就笑着迎上前去，把毛主席让到屋里，一面让毛主席喝水吃饭，一面说：“俺的日子好过了，不愁吃，不愁穿。”

说着，顺手取下馍篮子，还指着床上的被褥请主席看。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来看看你。”接着，毛主席和李桂香谈起家常来。毛主席问：“家里几口人？”

“三口，老头进城赶集去了，儿子参军在海南岛。”

“你家收多少粮食？”

“收的不少，这里是豆子。”

说罢，李桂香捧一捧黄豆叫毛主席看。毛主席说：“这里黄豆咋跟辣子籽样呀？”

“今年生蝗虫啦！”

毛主席环视一下屋内陈设：北墙边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桌子上有一些生活用具。正面墙上的上方贴着毛主席像，下边还有一幅观音菩萨画像。看着这不协调的陈设，毛主席笑了笑。李桂香给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毛主席像。”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李桂香又指着观音像说：“这是老奶像。”

毛主席说：“在旧社会我家也挂过，现在不兴挂啦！你就是挂上也没有妨碍，他不吃你嘞，也不喝你嘞！”

毛主席看了屋内陈设和床铺后说：“怎么连个柜子、箱子也没有哇？”

毛主席从屋内来到院中又问王廷选：“你是干部吗？”

“不是。”

“住瓦屋那家是啥成分？”毛主席指着另一农户的房子说。

“是贫农。”

“贫农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呀？”

“他家烧砖瓦窑。”

毛主席看到身边有两个小孩，就问：“叫啥名字？”

“我叫陈百祥。”

“我叫曹广先。”

“多大啦？”

“十二啦！”二人齐答。

“上学没有？”

“上啦。”

“上的几年级？”

“三年级。”

毛主席正要离开董宪德的院落，董宪德背着褡子赶集回来了。看见毛主席往外走，就上前拉着毛主席的手热情地说：“别走啦，再坐会儿，歇一歇，在我家吃饭。”

“不坐了。”毛主席笑着问他：“你们这里都是盐碱地吗？”

“都是盐碱地，地不少，就是不收多少粮食。这盐碱地能治吗？”

“能治。”毛主席肯定地说。

毛主席离开许贡庄时，董宪德老两口和聚集在门外的人，一直恋恋不舍地送到村边。毛主席含笑向大家招手。当群众知道毛主席来了的消息时，都跑出来看望主席，边跑边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微笑着向欢腾的群众招手致意，大家望着毛主席，直到登上专列才回去。

早餐后，毛主席的专列向东坝头徐徐驶去……毛主席问治理黄河的工作情况和对治黄有什么打算。黄委会负责人王化云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黄河的自然情况、几年来的工作和治理打算。

“邙山水库不是说迁几万人吗？为什么又说要迁几十万？想是你们把伊洛河漏掉了。”毛主席问道。

“是。”王化云回答。

“三门峡水库倒说要迁移一百万人？”

“那个数字不准确。如果三门峡大坝修到海拔350公尺的高程，初步估计要迁62万人。”

“这个大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了，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100万千瓦，通航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考虑的。”

上午11点左右，毛主席的专列来到了东坝头。毛主席走下火车，换乘汽车向黄河边疾驶。下了汽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黄河大堤。

毛主席站在大坝上，望着东北奔腾的黄河，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字叫铜瓦厢。”王化云答。

“什么叫铜瓦厢？”

王化云作了解释。

黄敬说：“这个口子，据民间传说是咸丰皇帝为阻挡太平军扒开的，和蒋介石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情形差不多。”

“咸丰五年，太平军到了黄河吗？”

“太平军到了黄河。”吴芝圃回答说。

接着，毛主席详细地察看修的石坝和大堤，问：“像这样的大坝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堤近5000道。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时代，这些埽坝都是秸秆做的，很不坚固，现在都改成了石坝。”王化云答道。

“黄河六年来没有决口泛滥，今后再继续把大堤和埽坝修好，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黄河涨上天怎么样呢？”毛主席笑着说道。这里有个背景：在火车上，王化云曾经向毛主席报告过，陕县有民谣说：“道光二十三，黄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走万金滩。”

“不修大水库，光这些埽坝挡不住。”

“你们现在除了下游防洪，还做了些什么？”

“过去黄河下游没有开闸引过黄河水灌溉农田，我们为发展下游灌溉，取得经验，帮助平原省兴办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这项工程已经灌溉农田40多万亩，还有一部分水送入卫河，保证卫河航运。”

“那你们就可以多做嘛！”

“由于黄河泥沙多，干旱时又常常遇到黄河枯水，防洪和灌溉都需要修水库。现在我们正研究修建三门峡或邙山水库，如果能成功，就可以解决防洪、灌溉、发电，为发展农业、工业服务。”

“那很有希望嘛！”毛主席高兴地说。

由坝上下来，走进杨庄村，毛主席看了场上晒的花生，垛着的谷子、豆子，又来到杨庄小学一座教室窗口听教师讲课。教师高选超正在给学生讲朝鲜停战宣言，他痛斥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我国领土台湾的种种罪行。

毛主席在窗口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高选超继续讲课。讲了一阵后，他让同学先回忆一下，然后提问：“今天咱们能在学校里安心学习，过上幸福生活，是谁给咱的？”

同学们举起小手，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共产党、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课，对随行的同志说：“这位青年教师正在骂美帝，他讲的还不错。”

下午1时20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走进餐车。毛主席含笑招呼王化云：“‘黄河’坐这边。”王化云高兴地坐在毛主席对面。桌上已摆好了白菜、咸鸭蛋、青菜各一盘，另外还有一小盘鱼，一碗汤，一碟辣椒……饭后主席没有休息，继续询问黄河的各种情况。

王化云向主席汇报了勘察队行走万里勘察黄河源，同时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也勘察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毛主席笑着说，大家都笑了，主席继续说道：“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这里的临背河悬殊不明显。”毛主席说。

王化云向毛主席说：“这是决口处，原来的河床已是现在的背河，所以两边高差不大。开封柳园口背河比河床低四米左右，悬河就可以看出来。”

随后，毛主席到开封就去了柳园口。毛主席在柳园口黄河大堤上看到河床比背河地面还高时说：“这就是‘悬河’。”

10月31日早晨，毛主席离开开封去邙山和人民胜利渠，张玺、吴芝圃、王化云等前来陪同。毛主席不让去。他们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毛主席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主席第二次来兰考视察是1958年。

8月7日下午6点多钟，毛主席的专列从陇海线上开进兰（考）坝（头）支线上，停在许贡庄附近。县委书记程约俊、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钦礼等得知毛主席到这里视察工作，想横渡黄河，都激动万分。

随即选调优秀党员干部做保卫工作，并分工由张钦礼负责供应物资，了解黄河水情和选拔船工、水手，为毛主席横渡黄河作好准备。

当晚8点钟，程约俊来到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随同毛主席视察兰考的河南省委何秘书长对他说：“毛主席来了，你在车上等候汇报工作。”

8日一早，程约俊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吃了早饭。9点钟，一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来到他们住宿的车厢说：“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跟我来。”他们三位立即跟随前往。

经过一个车厢，走进了毛主席的办公车厢。毛主席看到他们几位来了，就站起来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三人含着激动的泪花，千言万语不知说什么好，只想到了一句话：“毛主席，恁老人家好！”毛主席亲切地给他们让座。

毛主席在车厢右边面南而坐，程约俊坐在毛主席对面。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地委书记张申分别南北而坐。毛主席和蔼地询问了张申、程约俊的名字、年龄。问他俩在地、县工作多少时间了，他俩各自作了回答。

接着，毛主席又问河南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建立情况。省委副书记史向生详细汇报了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建立、规模、管理机构、分配制度和社章等。

毛主席又问开封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地委书记张申汇报告了开封地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经过和由高级社合并为大社，也有的叫集体农庄的做法。

毛主席问程约俊：“兰考搞点了没有？名称叫什么？”

“我和县委的同志在红庙搞了试点，建立一个5000人口的集体农庄。”

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毛主席问河南“大跃进”情况，史向生汇报了全省“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农业生产高潮、当年夏季产量和全年计划。

毛主席又问开封地区农业生产情况，张申作了回答。

毛主席又问：“兰考县今年小麦亩产多少斤？”

“兰考盐碱、风沙、内涝，自然条件较差，土质又不好，今年小麦增产了，亩产才只有一百多斤。”程约俊答。

“群众生活怎么样？”

“群众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定计划要敢想敢干，既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留有余地，有实现的可能。”

毛主席非常关心黄河修防工作，询问黄河的治理情况。张申、程约俊说：“解放前在这里多次决口，解放以来，特别是毛主席1952年来这里视察，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以后，对黄河进行了治理，未出现过问题。”

“你们采取什么办法使黄河没有出问题？”

“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宽了。汛期洪峰来临时，干部带领群众严加防守。”

“黄河大堤上掏洞的狐狸还有没有？”毛主席怕程约俊听不懂，又解释说：“就是吃鸡子那个东西。”

“已经发动群众把狐狸消灭了。修防段在黄河大堤上钻深，灌了泥浆，把隐患空洞、缝隙淤实，大堤就牢固了。”

毛主席听了很满意地说：“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十分关心兰考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治理沙荒、盐碱，改变面貌的情况。在汇报中间，毛主席隔着窗指着许贡庄兰坝线西侧一片荒地问：“这地长庄稼不长？”

“这片是盐碱荒地，我们正在三义寨开挖修建一个能放出400个流量的大闸，把黄河水放出来淤灌成好地，就能长庄稼了。”程约俊答。

“荒地一淤能长出庄稼，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办？”

“我们过去对黄河水光怕它出来，只注意防守，不注意利用。自从主席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后，我们从黄河上开口建闸。县城东边仪封，原来是黄河故道，沙荒不长庄稼。解放后，先植树造林，防风固沙，1952年栽种的苹果树，现在有3000亩树结果了。”张申、程约俊回答说。

毛主席听后高兴地笑了。程约俊把兰考淤灌水利建设规划蓝图呈上请主席看。毛主席很仔细地看了以后说：“你们县这个规划实现了，就和江南兰溪县一样了。”程约俊接过蓝图表示：“一定遵照主席的教导，把主席的期望变成现实，誓将兰考变江南。”

毛主席非常关心兰考大地园林化。毛主席说：“有很多地方报已经绿化了，经过那里，有的看不到多少树。”毛主席对于当时那种弄虚作假的浮夸作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隔窗眺望市皓（现在城关乡一个村）南地一片茂密的树林说：“那个地方是已经绿化了。你们要把绿化工作抓紧抓好。”

上午1l点钟，汇报结束。毛主席又一次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时，毛主席说：“谢谢你们。”

为了给毛主席横渡黄河做好准备，8日上午九点钟，张钦礼奔赴黄河渡口，与随同主席视察的首长和船工水手们一起考察渡河地点和安全措施。水性极好的张钦礼和水手们腋窝里系着两个大葫芦，在黄河里反复试游。黄河水泥沙浑浊，漩涡多，十分凶险。无风三尺浪，风大浪急。

张钦礼和水手们把能游到的、能探到的都游到、探到了。终因黄河泥沙太多，水急浪大，漩涡多险，建议首长不要游。随毛主席视察的首长又请示中央。中央复电说：“劝主席不游为好。”毛主席听到后说：“大家都这样认为，我服从大家的决定。”上午11点钟，毛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连续两次亲临兰考视察所蕴含的重大意义不可估量。

虽然第一次，兰封和考城尚未合并，张钦礼还在考城担任副县长，没有条件亲耳聆听毛主席的亲切教诲；第二次视察，又因为毛主席横渡黄河探路而失之交臂，但是毛主席“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两次提出治理盐碱的庄重承诺和大力植树造林的重要指示，已经指明了兰考工作的主要方向，提出了根治盐碱的重托，这些都牢牢地扎根于张钦礼的心里。

程约俊呈给毛主席看的那张蓝图，是以程约俊、张钦礼为代表的兰考县委，贯彻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为战胜兰考风沙、盐碱、内涝，改变兰考贫穷面貌而制定的根本措施和规划。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程约俊、张钦礼受到莫大的鼓舞。

初探治灾路

新中国的建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也使兰考人民看到了根除灾害的希望。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治理风沙、盐碱、内涝，搞好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经过战争洗礼的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心中更是奔涌着改变穷困面貌的强烈愿望和火一样的热情。干部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的结合，如同干柴烈火，一个有计划、上规模，治理风沙、盐碱、内涝的斗争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对待灾荒的问题上，中国以“救灾”为主的路子走了几千年，如今要变“救灾”为“治灾”谈何容易，特别是此时的兰考一穷二白，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老百姓肚子都是瘪的，怎么治理？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领导者的意志，也许更需要魄力与智慧。

建国后，张钦礼从考城县供销总社主任到考城县副县长、代县长，又到合并后的兰考县第一任县长，职务无论怎样变化，他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对变“救灾”为“治灾”的探索。

白手起家时期，也是张钦礼政治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时期。那时，为了尽快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搞好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党和政府实行了“休养生息”政策，农民负担很轻。上交公粮，平均每人每年不到10斤。县政府每年都出布告，不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任何名义加重农民负担。约法三章，让农民休养生息。

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第一届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农村金融工作方针。

时任考城县供销合作社主任的张钦礼听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找到县委秘书樊哲民，高兴地说：“这可真是及时雨呀！排涝抗旱、挖河修渠，没有资金不行；改良土壤、治沙治碱，没有资金也不行。眼下把握墒情农时，保证粮食种子，可谓是当务之急。”

“是啊。俗话说，有钱买种，无钱买苗！在这当口，有国家银行大力扶持，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呀！”樊哲民也是喜形于色。他们合计一下，让张钦礼到县银行看看，能不能做些文章。

张钦礼来到县银行，这里正在召开营业所主任会议，研究怎么积极帮助农民发放贷款，解决生产难题，促进农业生产问题。张钦礼趁热打铁，风趣地说：“你们都是营业所主任。‘主任’二字啥意思啊？主任就是主要任务，不仅仅是个官衔，更主要的说你们担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

大家哄堂大笑，还没笑完，张钦礼就开始商量落实中央会议精神的一揽子鲜点子了。

为了发展牲畜，政府实行“养牲畜不交公粮”的奖励政策。每一头牲畜不分大小，都除一亩地不交公粮；养公畜除三亩地不交公粮。为了发展棉花，政府实行棉田奖励政策。凡种棉花的土地，夏季免交公粮，秋季可用棉花顶抵，一斤皮棉可顶六斤公粮。

兰考沙地适宜种花生。他们就与银行合作，在全县开展积极为农民办理花生种实物贷款活动。由乡政府组织各户联名贷款，为农民办理花生种贷款《契约》，契约上加盖乡政府方印公章，农贷员审核后，给农民开具到考城县粮食局仓库领取花生种的条子，银行每天下午与粮食局电话对账，将贷款契约移交会计股会计记账。

到十月份花生收获后，农民用木轮车推着花生到粮食局仓库归还贷款。此时称为‘贷实还实’。”正是巧借东风，使一穷二白的农民们及时种上了花生，推进了花生生产。到1956年，兰考年产花生就达到2332万斤。

为了锁住风沙、治好盐碱，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徒步考察，深入调研。他们问计于老农，召开“诸葛亮会”；遍访于行家，求证于实践。老农告诉他，“沙区不造林，有地不养人”；“要想富，养牲畜、栽桐树”。

行家告诉他：“水碱是一家，治碱须治水。河道通，盐碱轻。”这些他都一一记下，落实到他的治理“三害”伟业之中。

为了锁住风沙，张钦礼想出了又一个新点子：开展由政府出资买种苗、农民出工出力的协作造林模式，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沙荒土地上，大规模地开展植树造林运动，并根据树木习性，科学种植，加强管理。

沙丘种耐旱的洋槐，沙滩洼地上种耐涝的杨柳。三年时间营造防风固沙林22.6万亩，使光秃秃的沙丘有树有草，遍地的沙滩杨柳摇曳，成了豫东防护林带一颗耀眼的明珠。

老支书柳青林带领社员见缝插针栽泡桐取得了明显成效，张钦礼就认真总结、大力推广，大会小会宣讲大栽泡桐的好处，说现在栽泡桐就是给后代种上“绿色银行”，“栽下幸福根。”

张钦礼把大家说得心里直痒痒，都想干一番。但有人说，栽泡桐是好，没钱买种苗还是办不成事。张钦礼马上宣布，大家不用担心，种苗由政府负责提供。一句话解除了大家的疑虑，大栽泡桐也就成了兰考当时的一个风潮。

张钦礼巧妙利用银行资金发展泡桐的事感动了银行计划股长兼办公室主任张清鲜，这个能写会算的小青年马上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主办的《金融通讯》（1958年第16期）上。

真正的硬仗是排涝治碱。张钦礼知道这是治理“三害”最难啃的骨头。他的第一仗就是开挖茨蓬河，并以此拉开治理黄河故道、向碱地开战的序幕。

这是第一次组织动员全县人民向“三害”开展的大战役。工地上，他既吹哨子指挥，又挥锹挖土，筑堤打夯，他喊哑了嗓子，肩膀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泥里水里，吃住工地，夜以继日，如同战场。

为了给大家鼓劲，张钦礼又拾起当抗日文化教员时练就的基本功，领着大家喊起了他编的劳动号子：“挖好茨蓬河，吃上白面馍！”

“旱可浇、涝可排，生活富裕乐开怀！”

勤劳稳重的壮劳力高兴地附和着，充满朝气的年轻小伙子则扯直脖子，对着姑娘们高喊：“粮仓满，衣服新，娶上老婆有信心。”姑娘们听了羞得脸色通红、心花怒放。那时的干群之间没有什么等级观念。干部是在为群众出力流汗，群众是在为美好的生活、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而掏力大干。

人们的劳动理念是崭新的，劳动的心情是舒畅的，劳动场面更是感人至深。在张钦礼的带领下，考城1.6万民工连续奋战，疏通茨蓬河，全长30华里，挖土方200多万立方米，受益面积六七万亩。

张钦礼呕心沥血的奋斗赢得了丰厚的回报。从他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到1959年被打成右倾、下放到老君营劳改，共计6年多时间。

兰考县志和中共兰考县委1966年4月25日《有关除“三害”重要资料汇集》记录了这几年的变化：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1.76亿斤，比1949年增长一倍多：耕地面积由97万亩扩大到116万亩；全县人均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不足300斤增长到524斤。

政府实行“养牲畜不交公粮”的奖励政策，全县牲畜增长到57611头，比1949年翻了一番；年产花生2332万斤；棉花219万斤；水果700万斤；桐木收购3705立方米；蜡条收购140万斤。

花生、棉花、大枣、泡桐、水果等经济作物均创历史新高。横贯全境的三条黄河故道，沙滩、沙丘变成了绿洲。还在黄河故道上营造了近4万亩效益很好的仪封园艺场。兰考进入了被誉为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祸起说真话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党中央号召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目的是：“解决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帮助党整风阶段，兰考的大字报主要是揭露党的个别领导干部喜新厌旧、蜕化变质问题，并由此发生了一个数百名干部卷入的大字报事件。事情的起因是时任县委副书记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与原来的农村妻子离了婚。

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时，几个知情者以孙前妻口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了县委门口：

众同志您且坐细听我讲，

我本是孙某某离婚前房。

俺二人结婚已过十余载，

俺夫妻互敬爱孝顺爹娘。

自从他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也曾为工作帮过他忙。

自从他当了官有了地位，

他和那张某某就勾搭上。

张某某本是军人未婚妻，

孙某某破坏军婚夺新娘。

既然有新式陈世美出现，

咋不见新包公打鼓升堂。

随后，红庙乡参加会议的干部就贴出大字报响应：要求新包公张钦礼打鼓升堂，红庙乡全体干部愿当王朝、马汉。南彰乡写出的一张大字报，上边画个旧县官漫画，头戴一顶两边带锅铲的县官帽，身穿官袍，上面写着张钦礼名字，下边写着四句话：不是我不升堂，不是我工作忙，只因我的官职小，请您去找王部长。

大字报上面写的王部长，是指负责领导兰考运动的地委组织部长。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求张钦礼当新包公。这个头儿一开，很多参加会议的乡领导干部也带着人成批成批地涌进县人委大院，强烈要求张钦礼当新包公。

此举当众受到张钦礼严厉批评：“你们要我当包公，你们知道包公是干啥的，包公是封建时期的旧官僚，他是为帝王将相统治阶级服务的。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

当时有人提意见，说张钦礼不接受大家意见，就是不支持大鸣大放。地委组织部长听到反映后大发雷霆，他批评张钦礼说：“全县运动大鸣大放才发动起来，你就那样批评大家，是给运动泼冷水，起到了压制鸣放的作用。你应向大家作深刻检查，否则后果自负。”无奈，张钦礼去北关大会院内作检查。

随即就有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

对于这个事，张钦礼是支持的。但问题尚未来得及处理，这场全国性的整风运动便于1958年初转为“反右”斗争。于是就有人开始在这些贴大字报的同志身上打起了主意，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将这些干部划为右派。

对此，张钦礼难以理解。他气愤地对通信员许清刚说：“净胡来，咋会有这么多右派？”许清刚压低声音说：“我的县长哥耶，你也不看看这是啥时候，可别乱放炮。

叫人听见了轻则说你立场不稳，重则说你对抗政治运动，包庇右派，小心把你也打成反革命。你是县长，主管农业生产。运动上的事有人管，你可别往里瞎掺和，也没人把你当哑巴。”

许清刚是孟角村人，家境贫寒。可他生性善良，勤奋好学，小小年纪打了一手好算盘。最难打的狮子滚绣球，他眼睛不看算盘都能打成。他任村会计，经他管的帐从来都是分毫不差。他关心群众，热爱集体。

除干好会计工作外，他还下地干活。队上奖励他，他都不要。实在推不开，他就送给村里的五保户。一次，张钦礼下乡，听到不少社员对许清刚的赞扬，又见到小伙子聪明伶俐，就想到县里正在为他物色通信员的事，觉得自己亲自挑选更好。

就问：“小许，你想跟我到县里工作吗？”许清刚忽闪着乌黑的大眼睛，连声说：“想，我想跟你去。”许清刚当上通信员后，工作积极、勤快，不仅给张钦礼当通信员，县里所有领导有事他都跑前跑后，大家都喜欢他。

他见张钦礼一天到晚顾不上管家，父母有病也没时间回去探望，就不辞辛苦地跑去问寒问暖，关心备至。加上他人品好，有头脑，心地善良，久而久之，他与张钦礼就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同志加兄弟。所以，在这风头上，也只有许清刚敢这样直白说话。

后来，张钦礼又对程约俊书记说，

“咱县咋会有那么多右派？他们大都是咱并肩打仗的好战友，一块工作的同志，他们咋可能反党？”

“咱俩的想法一样，咱就来个软抗暗顶吧。”

“好！明面上最好由我来顶。你是一把手，千万不能倒。”张钦礼说。

“你如果要顶，一定要注意场合和方式方法。不然，不但救不了别人，还会把你搭进去！”

对于程书记的提醒，张钦礼听懂了，并且十分感激地点了点头。然而，随后发生的事说明，对于老战友的提醒、同志的劝告，张钦礼并没全放在心上。

说来也巧。研究“反右”工作时，恰好全省“反右”斗争的负责人之一、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来兰考指导工作。对于“大字报事件”的签名者该不该划右派？划多少？县委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意见。

在这涉及二百多人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部长一锤定音：“全划！”张钦礼一听就懵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这200多名干部的结论他不能接受。这些干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怎么可能呢？

他当面辩驳说：“兰考干部绝大部分都是经过战争考验，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俺县哪会有这么多的右派？”此言一出，部长勃然大怒：“你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当场对张钦礼内定中右，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并开始组织对他的批斗。

开封地区反右斗争负责人之一的地委常委、宣传部长认为孙跃堂有错误，不便在兰考继续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任职。张钦礼没有戴右派帽子，是因为当时一般还不涉及领导干部，他是县长，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这里要特别提一提省委这位“反右”斗争的负责人，他和以后张钦礼的冤案有直接关系。

当时省委办公厅的干部易平告诉新华社记者陈健，起先全省划的右派没有后来的那么多，这位负责人到下边巡视一番，回到省里右派数额增加一倍，原因就在于他的指导思想：凡是在大字报上签名者一律划为右派——不论是发起者还是追随者。

河南省反右派时，和别的省不一样，从1957年反到1958年，名曰“补划右派”，全省抓右派之多为全国之冠；反右派时间之长，堪称全国之最。而按比例，兰考又是全省之冠。这里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就划了366名右派。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张钦礼最初为被错划的右派鸣不平，这似乎确实是性格问题。但到最后顶浮夸、战“五风”，被打成右倾，则又不像是简单的性格问题，而是做人的准则，或是敢不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了。

1958年夏，河南省委在省会郑州召开全省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张钦礼作为兰考县县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下午是分组讨论。地委领导通知，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要专门到开封组听取讨论，要求大家做好准备。

对吴芝圃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并不陌生。他知道他是个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他担任豫东特委书记的时候，张钦礼的父亲就在他领导下工作，还曾经掩护过他，相互都很熟悉。

张钦礼心里说，这个浮夸风不刹不行，要不就把老百姓坑苦了！吴书记是河南最大的领导，能够直接向他汇报不是最好的机会吗？

可惜这个只知道在基层实干的小小芝麻官哪里知道，他尊敬的这位大领导恰恰是浮夸风的主要风源！也许是这位老革命“建功”心切吧，1957年春，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

但到了8月，在省委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和粮食问题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

省委全会决定停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

自此，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思想路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吴芝圃升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副书记杨珏和省委代理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集团”，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

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总结说，批潘复生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为愈演愈烈的河南浮夸风进一步推波助澜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渐渐地，共和国领袖也察觉了河南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明里暗里对吴芝圃进行提醒、批评。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半开玩笑地对吴芝圃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

4月29日，毛泽东《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

在11月初召开的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问新乡地区有多少人参加炼钢，吴芝圃答曰：“120万（其中40%是女人）”，占总人口八分之一的人投入炼钢，毛泽东不无嘲弄地问：“有多少是铁，有多少是铁渣？”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吴芝圃和王任重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泽东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他们在经遂平、信阳到武汉参加武昌会议途中，毛泽东又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继续说：“水利任务，今冬明春全国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或者十分之一。”对吴芝圃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

1959年2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针对当时谁反对“共产风”就被批判为右倾时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已经提出“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直到1960年2月4日，吴芝圃在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题目仍然是《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方针仍然是继续反右倾。

这时，吴芝圃已经坐在高高的数字上面下不来了。不论是共和国领袖的质疑和提醒，还是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都没能阻止他进一步的变本加厉。

1958年，浮夸风席卷神州，中原一带最“烈”。这年夏收，在信阳地区的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镇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西平县城关公社就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更高产量。

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不相信，派地位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张树藩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

此后，谁要说是假的就要挨批斗。信阳地区为此挨批斗的就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甚至出现了亩产万斤水稻的大卫星。

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

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这个大背景张钦礼是不可能知道的。

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热口号，张钦礼这个种过地、扛过枪，从小和农民、土地打交道的人，压根就不相信那些无知的神话。

当时，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定的粮食上纲要的目标是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要求粮食亩产四百斤，长江以北五百斤，长江以南八百斤。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能实现这个目标已经很不容易了。

轮到他发言了，他还在理直气壮地说：“粮食产量必须如实汇报。亩产小麦5000斤，红薯亩产20万斤，都是胡说八道！一亩小麦能打多少斤，一亩玉米能打多少斤，谁都心知肚明。粮食产量是多少就应该报多少。

胡吹乱报，一害国家，二害人民，三对自己也不好。层层加码报产量，高产量、高征购，购走的是实粮，留下群众吃的是数字，这就难免不出问题。

如果虚报产量，并按此数字征购，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即春秋两季我们向农民要粮食，征购透底；冬春两季农民又得向我们要返销粮。如此下去，得不偿失。粮一乱，人心就乱。搞不好还会出大问题……”

省委第一书记的脸色已经快要拧出水来了，他却仍然滔滔不绝，甚至公开指责浮夸风的责任在省委，建议省委领导赶快刹住这股歪风。

张钦礼的发言，说出了专员、县长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也让大家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吴芝圃雷霆大怒，指着张钦礼说：“我看你张钦礼右得不轻，公然与大跃进唱反调，干扰省粮食征购会议。”

吴芝圃的态度张钦礼是想不到的。但生性执拗的他竟毫无惧色地说：“俺作为一县之长，决不能虚报产量！俺不能只顾自己的脸皮，不管老百姓的肚皮。”

有人说，张钦礼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小小的县长竟敢当面顶撞省委领导，得罪了掌握他前程命运的上司。群众最后吃到啥“果儿”还不知道，他张钦礼肯定是要吃苦果了。

果然不出所料，当天下午五点来钟，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参加会议的资格，遣送回兰考。命令兰考县对张钦礼展开批判斗争。

张钦礼回到兰考，见了程约俊，说：“在省里开会我闯了大祸了。”

“这事我都知道了。看在咱多年战友的份上，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不论走到哪一步，你都得活下去。”

面对着老战友的叮咛，他感到了战友的情意，也感到了即将到来的后果的可怕。

在省里派员的督导下，兰考县委召开大、小会，批判张钦礼反对“大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和顶撞领导的野蛮作风。这一批就是九个来月、265天。在批判会上，张钦礼不服气，说：“我不是右倾保守，我只是说了实话。”

这让大刮“五风”的官老爷们更为恼火，又给张钦礼加上“死硬派”的帽子，决定给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三级，交农村劳动改造的处分。

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挨批斗、受处分。隔离审查不准出屋，出屋就要大会小会批斗；大字报的肆意攻击和批斗会上恶意的侮辱，花样翻新的体罚伤害，每天无休止的批判斗争，这连“四类分子”都不如的生存现状，让他痛不欲生。

他常常反思：我十五岁抗日，立过那么多战功，建国后一心一意带领群众挖穷根，治“三害”，这不都是毛主席要我们做的吗？我怎么跟不上趟了呢？难道把牛皮吹上天，最后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挨饿受穷也是党中央要求的吗？

如果这样，我们还治什么灾？前一段毛主席来视察时不是还严厉批评搞浮夸吗？到下边怎么就变成要浮夸了呢？他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党中央声音，但这些话确确实实是那些抓反右的省委、地委领导大会上讲的呀！他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不堪。

他想不通，战争时期同日本鬼子拼命，同蒋匪军拼命，那时心里清清亮亮，义无反顾；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与其糊糊涂涂地被自己的党整来整去，还不如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许清刚见他情绪反常，就多次劝他想开点。张钦礼说：“我是想想开点，可我想不通！要杀要剐痛快一点！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没怕过死，我就怕屈辱窝囊地活着。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要是哪天不在了，你就帮我给家里报个信吧！”张钦礼的脾气心思许清刚最了解。他预感到不妙，想着得赶紧叫张钦礼的家人过来劝劝他，做做工作。

这天一大早，张钦礼不动声色来到黄河边。他坐在黄河大堤上，看着滚滚东流、奔腾不息的黄河，自言自语道：“黄河，咱俩有缘啊！投身到你的怀抱，那是最好的归宿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少了许多的麻烦。

我以前说自己不会死在病床上，要死一定是死在战场上或是工作岗位上。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死在黄河里。”想着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也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母，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

他朝着家乡的方向跪下，放声大哭：“爹，娘，孩儿不孝，可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不就是说了些实话吗，我错在哪儿呀？凭什么把我当成坏人天天批斗？凭什么这样对待我？凭什么？凭什么呀？”

他用紧握的双拳使劲捶打着地，全然忘记了疼痛。那悲凉的哭声伴随着黄河的呜咽声，在空旷的大地上显得格外凄怆。

这么多天了，人前人后，他把哭的权利都深深地压在心底。他不想让善良的人们看到他软弱的一面，更不想让那些整他的人看他的笑话。今天，他的心麻木了。

上对天，下对地，他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宣泄一番了！哭罢，他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向黄河边走去……

“这不是张县长吗？”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一位头顶粗布头巾、慈眉善目的大娘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干咳了一声，反问道：“你是……”

“我是前面金庙村的，抗凌汛时见过你。你救过俺村好多人呀！”大娘看着双眼红肿、神情疲惫的张钦礼，轻轻地回答。在这个当口被人认出，张钦礼多少有点尴尬：“大娘，你干啥嘞？”

“我一早到这儿搂点柴火，烧锅用。孩子，你没事早点回家，省得家里人惦记。”一句暖心的话，张钦礼的泪“唰”的又下来了。大娘见他掉泪，心疼地说：“你是个好人，会有好报的。你的事俺村都传遍了。你都是为了俺老百姓，俺村的人都说你好！”

张钦礼心里“咯噔”一下，敞亮了许多。是啊！他们说我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百姓说我好，说我做得对。想到这里，张钦礼擦干眼泪，对大娘说：“老人家，谢谢你，谢谢咱村的乡亲们。我现在就‘回家’！”

张钦礼赶回去，发现许清刚已哭得像个泪人，一见他回来，扑到他怀里，哭着说：“二哥，你可吓死我了，我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了。”经过这次经历，许清刚看护张钦礼更小心了。他还背着张钦礼，悄悄把张钦礼的父母和妻子叫来了。

父母带着儿媳和大孙子赶来，见到张钦礼，一下都惊呆了。过去那个活泼、帅气、精神抖擞的人不见了。他像变了一个人，蔫了，瘦得不成个样子。母亲拉着他的手，心疼地说：“听说你受屈挨批斗，俺们不放心你呀。”

秀枝噙着泪将九岁的战停推到钦礼面前，儿子搂着爸爸的脖子，说：“爹，你咋老不回家呀！我们都想你了。”家中亲人到来让心如死灰的张钦礼感到了希望和安慰。他抱着虎头虎脑的儿子，捧着他的小脸儿亲了又亲。

过去张钦礼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家。这几天不同了。只要不是挨批斗，就可以和父母妻儿在一起说说话。母亲亲切地叫着他的小名，安慰他说，“二俄呀，从你参加革命以来，打仗、工作一直都很顺，经常是领导表扬，同志夸。

今天突然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肯定受不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又没有干啥坏事，心里不愧。老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啥呀！不就是挨批斗吗？有啥委屈咱先兜着，总有咱说理的那一天。

可是，如果你想不开，到那一天你人不在了，没有嘴说话了，谁来为你洗清冤屈呀？”母亲顿了顿，用手指了指外面的大字报，接着说：“那算啥呀！比起战争年代天上撂炸弹，地上子弹飞差远了。

人在难处不能灰心泄气，要挺直腰杆。你记住，你要做好汉。叫人看着你是个爷们，是个压不倒、打不垮的男子汉！”

母亲的一番话让张钦礼茅塞顿开。他将自己最近的遭遇说给母亲听，又把自己在黄河边上碰到老大娘的经过告诉了母亲。

“我就是因为听了大娘的话才活着回来的。”

“对呀！他们说你坏不算坏，老百姓说你好那才是真好。你再想想，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有那么好的两个儿子。就冲他们，你也不能走绝路！咱就是回家种地能咋着，一家老小也饿不死！”

“娘，你的话我记下了，也想明白了。我到啥时候都得挺直腰杆和脊梁，咬牙活着，不能寻死。死了就没有嘴了，人家再冤枉我也不能申辩了。”

张钦礼静静地听着母亲的劝导，回味着母亲的话。自小到大，母亲的话在他心里就有分量。是母亲教会了他说话，教会了他怎样做人。

“你看咱这么好的两个儿子，啥时候也别做傻事。只要不被打死，你就好好活下去，到头来咱还是一家好人家。”妻子也劝说道。

“你放心吧。你在家带好孩子，孝敬好爹娘。我保证，不论他们今后如何处理我，我都扛得住。”张钦礼看着一脸泪水的妻子，郑重地表了态。

看到张钦礼思想情绪好转，父母妻子一直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生死老君营

1959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张钦礼来到老君营，开始了他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劳改生涯。从一县之长沦为被监督改造的人，从让人羡慕的党员干部到没人敢接近的右倾分子，如此大的反差给张钦礼心灵造成的伤害和打击可想而知。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望见天上一群大雁。群雁过后，一只孤雁在后边追，还不时发出一声声哀鸣。他的心头猛地掠过一阵伤感，提笔写道：“失群孤雁夜南飞，悲声鸣在天空里。你是无伴过路鸟，我在河边独自己。”

此时的他特别思念昔日的战友，思念自己的亲人。如果谁能过来看看他，说几句宽心话，对他都是莫大的安慰。

一天，几只喜鹊在张钦礼住的瓜庵前叫。张钦礼心想，喜鹊叫，客人到，谁会来看我呀?一会儿，果然听到了脚步声。县委书记程约俊带着警卫员李富国来看他了。

“钦礼，你可瘦多了，在哪儿吃饭睡觉啊?”程约俊关切地说。

“我就住在这儿，吃饭在公共大食堂。”张钦礼指了指旁边的瓜庵，又指指远处的生产队食堂说道。

“这草庵八面透风，蚊虫叮咬，住在这里咋能行?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一顿就一个菜窝窝，你咋受得了?钦礼，不是我说你，你咋那么心闷嘞?你每月30来斤粮食标准，十来元的伙食费。你拿着粮票和钱买着吃或自己做饭吃，也比在公共食堂一天啃仨窝窝头强!”

“再说，群众一天半斤粮食标准，一家老少打在一起，大人孩子还可以匀匀。你一个人咋弄?你还有饿伤病(当地对糖尿病的俗称)，时间长了会垮的!”

“社员都没有锅做饭，我就更做不成了。再说，我把伙食标准交到大食堂，和社员一起打饭吃，心里也踏实。我现在能为大家尽的只有这点力了。”

程约俊心想，都到这份上了，还想着口攒肚挪帮群众，咳，也只有他了，“我知道你很冤、很苦，可我现在也没有能力救你回去。你恼我吗？”

“我走到这一步又不怨你，是我得罪了省委领导。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这是对我的一次党性锻炼和考验。毛主席来视察时嘱咐我们的话，还记得不？我如果只顾个人得失，在会上跟着虚报产量，那就不是治灾，而是给老百姓添灾！那才真是上愧于党，下愧于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张钦礼笑了笑，接着说：“恁俩能来看我，我太高兴了，只是觉得不是时候。万一被人汇报上去，那不是冤枉路上又多一个冤枉鬼吗?”

“这俺不怕。大家心里都清楚，夏秋粮食产量你报的没错。亩产120多斤的小麦，有的报到500斤、800斤。结果咋样?上边按上报的数字一征购，全都傻了脸。”

“高指标压出来的高产量，加上随之而来的高征购，弄得群众苦不堪言呀!你顶了他们，落到如此地步。我现在也被逼到了墙角，没有退路了，也得顶……”

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五风”所造成的恶果逐渐显露出来。

吹牛皮、放卫星之后的高征购，使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老百姓又过上吃糠咽菜的日子。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们面黄肌瘦，肝炎和浮肿病人越来越多。迫不得已，饥饿的人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四处逃生。

“钢铁元帅升帐”，兰考也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兰考没有矿山，就派2500人跑到巩县大炼钢铁。为了引火烧柴，大砍滥伐树木，把张钦礼他们花费多年心血营造的防风固沙林带都砍光了。有的连树疙瘩都刨了出来，风沙灾害又重返兰考大地。

河南“五风”之烈，外地人是难以想象的。这里党员干部人人自危，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五风”的始作俑者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将恶果转嫁到抵制其错误的干部群众身上。

据当时在胡集大队搞整社工作的李五祥回忆，在上面的猛压下，胡集大队把6亩粮食产量当作1亩产量往上报。为防止露馅，就在粮食囤上做文章。上边一层是粮食，下边全是麦秸糠。公社按上报的数字搞征购，交公粮。

交不上就以私分瞒产处理。当时有8个生产队长因交不上公粮，都被打得长期卧床不起……李五祥因看不惯，对“浮夸风”展开斗争，并写信向上边反映实情，也被打成右倾，开除了党籍。

看着自己带领广大群众辛辛苦苦取得的治灾成果付诸东流，程约俊和张钦礼双手紧握，四目相对，热泪盈眶。基层干部那无助的泪水和对未来命运难以把握的惆怅交织在一起，让他们格外伤感。

果不其然，看望张钦礼后不到三个月，程约俊也因抵制“五风”被打成右倾，撤了职，行政降一级，到杏花营林场任副场长去了。说是当个副场长，实际上天天喂猪、放羊、挨批斗。

程约俊被撤职后，又调来一位书记。这位书记一来，就把张钦礼叫回县城，对他说：”程约俊是兰考右倾保守的总后台。

你被打成右倾分子，是程约俊舍车马保自己。明天县委召开揭批程约俊大会，安排你第一个发言。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你只要对程约俊揭发批判的好，你的问题可以重新研究处理。”

夜深人静。张钦礼在屋内来回踱步。心想，让我揭批程约俊，算是你们看走了眼。他知道，程书记是抵制“浮夸风”的好干部，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积极，诚恳待人。一句话，程书记没有错，我没什么可揭发、批判的。

张钦礼想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又觉得明人不做暗事。随即展开纸张，写了如下文字：“玉柱折断换木桩，赤心怎肯害忠良。有话当凭良心讲，自欺欺人理不当。”写完，趁着夜幕，扬长而去。

许清刚见他要走，二话不说，跑到食堂包了几个馍，往张钦礼手里一塞，说：“二哥，赶快走吧!要打不死也叫你脱层皮!”

张钦礼把馍揣在怀里，高一脚、低一脚，连夜赶回了老君营。见到看场的张立法，说明了原委，并交代说：“立法，我需要在场里的花生垛里躲几天。你帮我弄罐子水，我身上带的有馍。”立法给张钦礼打了一大罐子水，说：“老张哥，你是个好人。我给你望风，你就放心吧。”

三天过去了。立法告诉他，大队支书回来了，说批判程约俊的大会已经结束。张钦礼估计不会再找他的麻烦了，才从花生垛里出来，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事后，张钦礼对张立法说：“立法，战争年代，我钻过青纱帐和庄稼垛。没想到和平时期，我又要钻青纱帐和庄稼垛。你说说，这究竟因为啥?”

立法咧着大嘴笑着说：“为了啥，这你都不清楚。为了让俺体会一下咱老百姓咋救你们老八路呗!你为俺们丢了乌纱帽，俺不保护你谁保护你呀!”

不揭批程约俊，使他的处境更加困难，对他的管制也更苛刻，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一个又闷又热的老阴天，大队买了两台农用机器，放在村头的一个棚子里。晚上怕丢了，要派人去看管。社员怕夜里下大雨，把机器淋坏，负不起责任，都不愿意去干。于是就派张钦礼去。半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盆。

张钦礼为保护机器，先用砖头把机器垫起来，又将自己的雨衣脱掉，搭在机器上盖严实。还怕机器被人偷走，硬是戴着个破草帽，在大棚里守到天亮。乡亲们看到张钦礼淋得像个落汤鸡，冻得嘴唇发紫，机器却安然无恙，又是同情又是感动。他们说：“老县长人好着嘞。”

长期的接触，他们对张钦礼认识得越来越具体了。张钦礼劳动积极，平易近人，有着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渐渐地，他们不再避讳这个劳改分子，亲切地叫他“老张哥”。老君营村风沙、内涝灾害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百姓生活很苦。

张钦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踏沙丘、看河道、查涝水。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理方案。在他的倡导与带动下，全村百姓在商丘干渠南堤上植树造林，锁住了沙丘。

又在干渠上兴建了提灌站，在村南开挖了耿老沟。做到旱可浇，涝能排，有力地促进了老君营村农业的发展。村里的乡亲们越来越敬佩这位身处逆境的老县长。

野地里的瓜庵难抵隆冬刺骨的寒风。经监管人员同意，张钦礼搬到社员陈景道家居住。陈家腾出一间屋，家里唯一的一个暖水瓶也拿了过来，热情地迎接“老张哥”的到来。那时，张钦礼虽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仍保留着干部身份。

他在村里的大食堂吃饭，交的是每月三十来斤粮票，十二元的干部伙食标准。而他每天吃的是半斤粮食的群众标准。管伙的觉得他太亏了，吃饭的时候就多给他个馍。张钦礼说啥都不要，说：“社员一顿一个馍，我领两个，我咋能咽得下去呀!”

伙上的人没法，就给他把馍做得大一些。他发现了，说啥也不吃。伙上的人说：“你交的是一天一斤的标准，却吃半斤，太亏了。”张钦礼说：“干部群众要同甘共苦，没有啥亏不亏的。”管伙的感慨地说：“在见了馍比见爹都亲的灾荒年，老县长还想着百姓，真难得呀!”

长期的饥饿，张钦礼得了浮肿病，两条腿一摁一个坑。头肿得戴不上帽子，眼肿得眯成一条缝，已成为三度浮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穿靴”就是指脚腿肿，“戴帽”就是指头肿。

意思是，一个人只要出现这个情况，那就是得了重病，甚至会有生命之忧。张钦礼是头脚都肿。乡亲们见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情急之中，他们想出高招，给张钦礼分个“点”花生的活。

心想，他饿极了，兴许会往嘴里撂几粒花生吃。谁知道这一招也不灵。点花生时，他捂个口罩，说，“饿死也不占公家的便宜。”乡亲们是一点辙儿也没有了。

张钦礼终于倒下了。他饿昏了，病倒了，高烧不退，生命垂危。赵忠义、左玉文等人骑自行车跑到50里外，给他的妻子刘秀枝报信。秀枝一听，二话不说，匆忙中带了几个干鱼片，坐上他们的自行车就往老君营赶。

快到村头，见老君营半道街的人来接她，秀枝顿时紧张起来。心想，“孩儿他爹可能不中了。”她强忍着，不让泪流下来，快步来到张钦礼的住处。推门一看，张钦礼用条被子围着，半躺在床上，双眼紧闭。额头上搭着一条退烧用的凉毛巾。

起了满嘴燎泡的嘴片，一张一合地说着胡话。秀枝哭着扑到张钦礼床前，轻声呼唤：“孩他爹，你醒醒吧，我来看你了。”晕晕乎乎的张钦礼拉着秀枝的手，使了半天劲，喊了一声“娘”。秀枝流着泪，晃着他的胳膊，说：“咱爹娘都在家，我来了，我是秀枝啊!你快醒醒吧!”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张钦礼总算睁开了眼睛，少气无力地说：“秀枝，你来了，咱爹娘和孩子还好吧?”他的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我想着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秀枝见丈夫醒来，提着的心稍微放下一些，说：“咱爹娘都好，孩子也好。孩他爹，你这是饿的了，我给你带的有干鱼片，一会就做给你吃。你会慢慢好起来的。”

这时，一位老大娘将一碗红糖水递了过来，秀枝一勺一勺地喂丈夫喝下。这位大娘是村里的接生婆，俗称“拾小孩的”。给谁家接生，人家都会送她一包红糖答谢。

秀枝没来的时候，她和乡亲们已经在张钦礼床前守候几天了。她对秀枝说：“你男人是饿过了头，得了浮肿病。你悠着点喂，调养几天会过来的。”

秀枝将带来的干鱼片掏出来，准备给丈夫烧点鱼汤。可转了三圈也没有找到锅。人们告诉他，各家的锅都砸了，弄去大炼钢铁了。这时，邻居冯大娘找来了一个锅碴子，洗涮了一下。秀枝用几块砖头支起来，添上水煮了点鱼汤。然后，一勺一勺往丈夫嘴里喂。

一碗鱼汤喝完，张钦礼感到好多了。秀枝扶着丈夫坐起来，劝他再吃点鱼。说：“这是咱停小(战停的乳名)从河里摸的鱼，舍不得吃，让晒干了捎给你吃。你就强着吃一点吧。”听着听着，张钦礼的泪珠就滚落下来……

在那个年代，有粮食就等于有命啊!与张钦礼情同父子的卢大爷跑到地里，用手一粒粒拣，小笤帚一点点扫，弄了一点粮食籽儿。

回家洗净捣碎，熬成粥，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全给钦礼端了过来;冯大娘把家里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杀了，做好，端了过来;还有人四处为张钦礼找来草药和乡医，煎汤喂药，呵护治疗。

几天过后，张钦礼竟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张钦礼起死回生，乡亲们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秀枝在老君营照护丈夫7天，眼见着钦礼能下地走路了，她才放心地回去。

张钦礼差点饿死在老君营的消息传出，张钦礼的同事、亲友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是他一同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战友，他和许清刚来到老君营，望着病危的张钦礼，想着他那饱受磨难的坎坷人生，拉着他的手泪流不止，再也说不出话来。

后来，许清刚隔三岔五地往老君营跑。一天，许清刚骑着自行车，将一罐炖好的肉送到老君营。一进门，他就高兴地对张钦礼说：“二哥，你看我给你送啥来了?”张钦礼打开一看，呀!香喷喷的一罐肉，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还有热乎气呢。

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不沾荤了，肚里早就没了油水。张钦礼高兴地说：“清刚，先盛一碗，给房东送去。剩下的咱俩好好解解馋。”清刚站着没动，说：“不用了，也不是啥好东西。”

他知道，那是一罐野猫肉，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逮住的。当地人一般不是饿极了都不会吃它。他不是舍不得，是怕房东吃了恶心。张钦礼说：“送吧，大家一块解解馋。”

“二哥，平常你让我干啥我都没有打过你的别。今天咱就别去送了。”

“为啥?”

“等咱俩吃完了，我再告诉你。”

他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张钦礼忍不住又好奇地问清刚：“你这炖的是啥肉呀，还怪香嘞。”

许清刚一直等到吃完，才神神秘秘地说：“这是地老鼠肉。”

“穷不择妻，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嘛!这地老鼠肉好吃着咧!只不过我觉得有点野腥味。”张钦礼听了，大笑起来，饶有兴致地问道：“你咋把它逮住的呀?”

“这年头，能吃的都快吃光了。榆树皮、棉籽皮、花生壳、槐花、槐树叶，啥不吃啊!你听说过没有，还有人生吃蝼蛄嘞，别说吃了，想着都恶心。”

许清刚皱了一下眉头，接着说，“地老鼠在庄稼地里偷吃粮食，肥嘟嘟的。它们除了吃，还在地里打洞，往洞里拉粮食。掂个铁锨，顺着洞口往里挖。不但能逮住老鼠，还能从老鼠洞里挖出些粮食嘞。你要是吃着好吃，下次我再给你弄。”

张钦礼听了，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又过几天，许清刚笑眯眯地又送来一罐肉。张钦礼打开一看，是几只麻雀。张钦礼说：“清刚，真有你的。这地下钻的、天上飞的你都弄到了。你真是个机灵鬼、能逗猴。我的身体多亏你了。”

“二哥，听我一句劝，你可千万别太死心眼。这“大跃进”式的收庄稼，催的是时间，图的是进度，要的是数字，丰产不丰收。花生秧子一拔，地里留下不少花生果，是个人都知道用抓钩搂点扔嘴里，挡挡饥。这不偷不抢的，你拣几个吃有啥不可以呀!坏到地里不是怪可惜吗?”

见张钦礼听得专心，他又接着说：“你要是不活道，饿出个三长两短，亲人伤心不说，你那一身的冤屈谁来给你诉?你给我说的那些雄心壮志谁完成?饿死了只能是个屈死鬼，你搞的治灾只能半途而废，只要活着，还有说不清的理，不能干的事吗?”张钦礼听了，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在老君营，也有让张钦礼非常开心的时候。那就是他的老上级、人称刘歪把子的新乡军分区刘司令员，还有远在武汉的老战友王志新赶来看望他。老战友在此相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张钦礼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刘司令他们对张钦礼太了解了。他和王志新结伴来看张钦礼，就是想和张钦礼说说心里话，教育教育这个死心眼的榆木疙瘩。

“你打仗的时候鬼点子最多，人称‘小诸葛’。这到和平年代了，你咋就变成榆木疙瘩，不开窍啦。这小鸡还有两只爪儿，还知道刨食吃。你咋会饿得全身浮肿，差一点去见马克思呀!”刘司令既是批评又像是埋怨，说着说着眼泪就滚了下来。

“老伙计耶，光吃上边给你规定的伙食标准，你也不至于饿成这样!从明个起，咱不去大食堂了。我给你买齐锅碗瓢盆，你就自己开火做饭吧!咱八路军连老娘们缝缝补补的活都会干，我不相信你连饭都做不熟。”王志新也在一旁忙着开导。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心疼中有教诲，指点中含关爱，让张钦礼开窍不少。

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张钦礼面露难色：自己的老领导、老战友来了，总不能领到大食堂，去啃个菜窝窝吧?正在为难，只见左玉文、瓦斗、满场几个年轻人端来了三大碗好面面条，每碗里还卧着一个荷包蛋!张钦礼不由得一愣。

左玉文笑着说：“俺村里人听说，八路军的刘歪把子司令员和王志新来了。大家一合计，凑了三碗好面条让你们吃。这鸡蛋是冯大娘给的。”张钦礼一听，苦笑了起来：知心知肺的乡亲们哪，你们“老张哥”会永远记着你们的!

在战友、同志、乡亲们和家人的劝说下，张钦礼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他和群众一起到收获过的地里拣花生、搂红薯，跟着群众去挖野菜，到河里摸鱼。他摸鱼的技术最在行，摸得也最多，常常分出来接济别人。

1960年的六七月份，兰商干渠开闸放水，引黄灌溉。有不少鱼顺着闸门冲了过来。一些鱼在水面上乱蹦乱跳，引来许多人下河打捞。

兰商干渠又称商丘干渠，是一条引黄灌溉的大干渠，开挖于1958年初，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河南、山东两省联合开挖的跃进干渠之一。河面最宽处约四五十米，渠水深三、四米，流量二百多立方米每秒，是一条人工大河。

这一天，十几个小孩子到兰商干渠摸鱼。两个叫张立省、张志江的不慎跌入深水处，挣扎了几下就被河水冲走。其余儿童惊恐万状，扯着嗓子大声哭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快淹死了!”闻讯赶来的人，不习水性，怯于河宽水深，水流湍急，无人敢下。

正在干渠南岸劳动的张钦礼，听到呼救声，飞身赶来，看见一个小孩一沉一浮的在激流中挣扎。他猛地吸一口气，纵身跳入水中，迅速游到孩子的身边，一把抓住了小孩儿的胳膊。强烈的求生愿望，使那个被水呛蒙的孩子在水中胡扒乱抓。

张钦礼随即一个水中调位，转到孩子的背后，并迅速反抓其手，也将他拖上岸来。岸上的人赶忙跑过来接住孩子。张钦礼迅速抠开孩子的嘴，清除口中的淤泥;又头朝下给孩子空水。

张钦礼一边给小孩空水，一边大声问：“水里还有人没有?”现场有人说，“有!”张钦礼二话不说，又一头扎进水里。一会在水面焦急地寻找，一会又扎个猛子潜入水中，在水底摸捞。一连几个来回，不见孩子的影子。张钦礼知道，这孩子已凶多吉少。可能是被水冲走了，也可能陷进淤泥里了。

然而他不甘心，继续寻找，当他找到这个叫张志江的孩子时，孩子已经没了呼吸。他也累得浑身发抖，胳膊腿不听使唤，躺在水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人们连拖带拽地把他从水里拖上岸，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栽倒昏了过去。惊吓的人们赶快对他施救。老君营往地里送饭的卢大爷听说后，赶紧提了一罐面汤喂了下去，他才慢慢地醒了过来。

数天后，被救儿童张立省的父母带着孩子到老君营拜谢救命恩人。这才知道张钦礼为救他们，回来后大病一场。张立省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从此对张钦礼夫妇以爹娘相称。张钦礼去世，他身着重孝、哭倒在灵前。2006年农历十月初一，张立省携全家为张钦礼立碑。

周总理的第一次解救

河南浮夸风越刮越猛，进而发展到“五风”盛行。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致使社会动荡，人怨鼎沸，经济滑坡，民不聊生。缺吃少穿的农民外出逃荒要饭，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据说河南信阳就饿死不少人。老君营的群众无奈地说：“饿得团团转，穷得底朝天。缺吃又少穿，生活似黄连。掂棍去要饭，又怕挨批判。这种日子可咋办？”

耳闻目睹的社会现状，使张钦礼寝食难安。想想自己无端受冤，看看“五风”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他决意按照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向党中央直接反映下面的实情。他说，这也是治灾！这种灾一点也不小于风沙、内涝、盐碱！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表心志：“天高久旱不下雨，耕夫忍看禾苗死；一片诚心去求雨，越过‘五台’到庙堂。”

他清楚，在河南告状是告不赢的。直接到北京告状，风险极大。巩县县长刘魁芳去北京告状，半路上被抓回，被打得死去活来。……前车之鉴，不胜枚举。他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他想，万一在半道被打死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也不行呀！他觉得应该给家里打个招呼。

一天，他获准回家看老婆孩子，如影随形的监管眼线也跟到了南彰。晚上，张钦礼在儿子熟睡后，对妻子说：“我想去北京告状。”

“那得告。不告咱太冤。”

“告状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人还没到北京就被截住打伤或打死了。”

“那咱就别告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孩子咋办？爹娘咋办？”妻子担心起来。

“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回我是豁出去了，万一我死在外边，你清楚是咋回事就行。”张钦礼说。

“你告状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一路上多加小心。我和孩子盼着你活着回来。……”秀枝害怕失去丈夫，但又感到丈夫做得对，抽泣起来。

“你也别太难过。这人哪，早晚都有这一天。用我一条命能换来那么多群众的命，值！”张钦礼又说，“为了告赢这一状，我想去征求一下蔡希州的意见。”

次日晚，张钦礼摸黑来到蔡希州家。蔡希州是备受张钦礼敬重的老革命，住在离南彰乡6里多地的城子村。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办事果敢稳健，颇有长者风范。俩人一见面，百感交集，说了一夜掏心窝子的话。蔡希州听了张钦礼的想法，表示坚决支持，并帮助他分析，认为有八九成的胜算。这对张钦礼鼓舞很大。最后，蔡希州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眼下你已是戴罪之身。在这个风头上再去告状，风险很大。你必须小心谨慎，机密行事，而且对可能遇到的情况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张钦礼一一记下。

第二天一大早，张钦礼回到了张庄，他要在告状前再见见爹娘。一到张庄，看见父母苍老不少。拉着父亲的手，一手老茧；望着母亲的头，缕缕白发；他没有勇气再告诉父母准备进京告状的事，只是颤抖着从兜里掏出10元钱和20来斤粮票，塞到母亲手中。说：“这点钱你们买点吃的吧。”母子相对而泣。张钦礼说：“我在家不能久停，看看你们二老就得回去。”二妹张瑞芝送了他很远。张钦礼把进京告状一事告诉她，让二妹代他好好孝敬爹娘。二妹是中学教师，很有正义感，说：“‘武死战，文死谏。’你是为民请命，就是死了也光荣。河南无日月，北京有青天。你放心地去吧，家里的事交给我。”

再次回到南彰与妻子告别。想到这可能是与丈夫的生离死别，秀枝拉着儿子依依不舍地送了又送。张钦礼摸了摸儿子的头，说声：“你们回去吧。”转身大步离去。“爸爸！”战停凄厉地哭叫了一声，拼命地追着他。张钦礼回转身，将儿子紧紧地搂在怀中，流下泪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泪。

事后，张钦礼说，自己当时颇有几分生离死别之际“怜儿心中苦，离子腹内酸”的味道。看到妻儿远远地在向他招手，那牵肠挂肚的亲情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张钦礼回到老君营不几天，被打成右倾、下放到红庙公社小李庄劳动的蔺永沛来看他，张钦礼将“为民请命、上书总理”的想法告诉了他。蔺永沛操着浓重的河北口音说：“钦礼，我完全同意。在‘为民请命书’上也签上我的名字吧！”

“上次你因为支持我反对浮夸被打成右倾；这次再和我一起签名告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咋办？还是保留一个为好。”

蔺永沛祖籍河北，打一手好算盘，人称神算盘，是管家理财的好手。兰考建县之前担任兰封县政府财政科长，并入兰考县后先后担任县财贸部长、县委常委、副县长，是张钦礼左膀右臂式的人物。张钦礼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使他十分感动。他含着热泪，点了点头，无言离去……

亲人的鼓励，群众的期盼，同志的理解支持，更加坚定了张钦礼进京告状的信念。他冒着危险，白天下地干活，打着腹稿；夜里用一块黑布遮挡着，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此时，胸中的千言万语、字字情、声声泪凝于笔端，他用大量的事实，诉说河南浮夸风给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因抵制“五风”所受的冤屈和迫害，表达了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经过一夏的辛勤努力，4万言“为民请命书”终于完稿。他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一时兴起，写下打油诗一首：“黑布遮灯怕透亮，挡住监视眼一双。为民请命泪千行，身家性命放一旁。”

张钦礼写完后，又十分认真地细看。每看一遍都用很长时间，感到很累。他想，周总理日理万机，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看哪？又把文字压缩了一多半，仍觉得太长。最后压缩成了一百多字的顺口溜，觉得再短就说明不了问题了。于是，他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为民请命书”作为附件附在后面。这封信几经修改，大意如下：

尊敬的总理：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不准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许多抵制吹牛、浮夸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我这个被打成右倾的兰考县县长，冒着天大的危险，来向总理报告河南省天灾人祸的严重情况。

河南放卫星，百姓掉火坑。多少好党员，被批挨斗争。党籍被开除，帽子是右倾。粮食大减产，国库空荡空。多少好社员，饥饿丧残生。为洗本人冤，为救黎民生。冒死来上表，一路到北京。怀揣万言书，泣诉灾害情。

万望总理拯救河南人民！

河南兰考县张钦礼含冤泣诉

1960年10月18日

一切准备停当。1960年12月初的一天，张钦礼看准时机，把给总理的信和“为民请命书”抄了两份，一份藏在衣服里，一份放在提兜里。冯大娘给他包了几个糠菜窝窝头，叮嘱再三：“告赢了你就回来。告不赢你就远走他乡，千万别再回兰考……。”

乡医张立学和当地农民朋友鲁德仁、赵银领、张立法等执意护送他到火车上。他们一行五人，趁着夜色，逃难般向25里外的民权县内黄集火车站奔去。

张钦礼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次日到达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中央领导机关办公的地方。

新华门内屏风墙上红底金字，“为人民服务”五个毛主席手书大字熠熠生辉。门口两旁站着威武的哨兵。张钦礼向哨兵说明了情况，请求通报一声。一会儿，从新华门出来一位军官，问：“你是兰考县县长？带证件了吗？”

“有。”张钦礼忙应着，同时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军官仔细看了看，把工作证还给他。问：“你来干什么呀？”

“我有重要事情要面见总理报告。”

“总理忙得很，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这时，张钦礼听出来，这位军官说话是河南口音。就反问道：“听你说话的口音是河南人吧？”

“俺是河南洧川人。”

“你了解咱家乡的情况吗？”

“了解一些。”军官说完，扭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张钦礼觉察到军官一定有难言之隐，就顺势说：“我这次冒死来反映咱河南的灾情，这可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呀！请你一定帮忙让俺见到周总理！”

军官感动了，对张钦礼也热情起来，他悄悄告诉张钦礼：“我这就去里边报告首长。但总理确实很忙，不一定能接见你，即使能见，也不一定等到哪一天。我没法和你联系，你就坚持每天都来，有啥消息，我再告诉你。”

“谢谢！谢谢！”张钦礼连声表示感谢，心里想，“总算有指望了，这一趟没有白来。”

尽管知道，不可能马上就有结果，但他仍然坚持到华灯初上，都下班了再离开。随后接连几天都是天未亮就赶到新华门等消息。1960年12月8日，张钦礼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来到新华门大门口。先是在上班的人群中寻找那位军官老乡，没有见到，稍有失望。八点一过，他又瞪着眼睛一直往里瞅，盼望奇迹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大一会儿，那位军官老乡和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军官介绍说：“这位是办公厅首长。”又把张钦礼向首长作了介绍。

首长简要询问了一下情况，张钦礼一一作了回答，并当即把给周总理的信和“为民请命书”一并交给了首长。首长看着一身农民打扮、冒死前来为民请命的张钦礼，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爽快地说：“我负责把你的报告转给周总理。这工作证你拿好。在什么地方住？留个地址，好找你联系。”

“我还能有啥地方住呀！就是街头。干脆，我就蹲在大门外候信吧，你们也好找我。工作证就先放在你那儿吧。”

12月的北京，天气很冷。饥寒交迫的张钦礼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首长诙谐地说：“你啥都交给我，不怕我给你弄丢了？”

“我要是告不赢，小命都没有了，还要那干啥？！”

首长的眼圈红了。他拍了拍张钦礼的肩膀，说：“你跟我来吧。”

首长把张钦礼安排到一个休息室，里面有床铺、桌椅以及暖水瓶等用品。一直紧绷的神经，极度的疲劳、紧张、饥饿，冻得发僵的身子，张钦礼真想躺下好好睡上个几天几夜，然而，能够见到周总理的希望，使张钦礼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久久难以入眠。他喝了杯开水，吃了个自带的窝窝头，心里热乎了起来，乘兴写下一首打油诗：

悄然入京城，

喜泪满面盈。

怀揣万言书，

申冤表民情。

身系万家命，

舍身救苍生。

旱苗盼甘霖，

饥民盼救星。

一心见总理，

雪冤救百姓。

写完之后，倒头就睡，一觉大天亮。

第二天上午，首长来到张钦礼的住处，微笑着说：“张县长，周总理在百忙中要抽出时间见见你。”

“啥时候？”听到这天大的好消息，张钦礼惊喜万分，急忙问。

“现在。”

张钦礼掂着自己的提兜，跟着首长来到了总理办公的地方。张钦礼一进门，见到总理，他竟有些不知所措。这毕竟是他第一次与中央领导面对面。来前，他有一肚子冤屈苦水要向总理诉说，可是在这一瞬间，他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咚咚直跳。好在总理先开了口：“你就是兰考的张钦礼同志吧？”

“是，我叫张钦礼。”张钦礼含着泪，拘谨地回答。

“别拘束，随便一点好！”总理握住张钦礼的手，亲切地说。

看着总理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钦礼同志，你的报告我看了。我想看你还有啥需要补充的，再谈谈。”总理说。

“河南搞浮夸、刮‘五风’，粮食征购透底，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呀！我就是因为抵制浮夸风被打成右倾的……”望着总理那慈祥的面容，张钦礼的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他定了定神，又卷起裤腿，在腿上摁了一溜坑，让总理看。“你得浮肿病了，是吧？”总理说道。

“我现在是全身三度浮肿。我们这些吃商品粮标准的人尚且如此，那些一天半斤粮食、粮菜掺半的农民就可想而知了。”张钦礼越说越激动，最后，他再次恳求说：“十万火急呀！总理，你快救救他们吧！”

总理看着这个农民打扮、全身浮肿的县长，听着他声泪俱下的补充汇报，心情格外沉重。他起身踱步，沉思了一下，说：“你的报告很重要。你是第一个敢向中央如实反映灾情的县长。我们会尽快派人解决河南问题的。”

张钦礼感动得泪流满面，河南的天终于要晴了！

时过中午，周总理招呼工作人员安排张钦礼去吃饭。张钦礼扬了扬手里的提兜，说：“谢谢总理，不用麻烦了。我带的有干粮。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什么干粮，让我瞧瞧。”总理说。

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才慢慢地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糠菜窝窝。

“这是社员吃的，一顿几个？”

“一人一顿一个。”

“我能尝尝吗？”

张钦礼忙用双手捧着递了过去，总理伸手去接，因窝窝头太松散了，周总理只捏着一小块，其余的一下子掉在地上，碎了。张钦礼赶忙将窝窝头渣捡了起来，放进提兜里，对总理说：“这是用糠菜、花生皮掺一点面蒸熟的。粮食少，不紧。味道又涩又苦、又酸又碜。就这也不管饱。”

“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周总理把手中的窝窝头放进嘴里，嚼了嚼，泪水流了下来。见总理落了泪，张钦礼也在一旁哭了。他心里直后悔，他不该让好总理伤心落泪。

这时，总理拿起一部电话，拨给中共河南省委：“兰考县县长张钦礼来找我反映河南情况。情况很严重。他回去后找你们，你们要亲自听听，认真解决。”随后告诉张钦礼：“我给河南省委打过电话，再让国务院给你写封信，叫省委领导听你的情况汇报。”

张钦礼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

张钦礼告别了总理，揣着国务院给他写的信返回河南。他没敢直接去河南省委，而是悄悄地回到了他劳动改造的地方——老君营。满腔的心血、多日的奔波劳累总算没有白费。他闯过了一个天大的关，他预感到他告赢了。他自身的冤屈、兰考人民的苦难，甚至河南省的有关问题都有望得到解决。他感到自己进京告状这一步走对了。

张钦礼一回到老君营，张立学、冯大娘和几位知情人马上跑了过来。大家听张钦礼讲了进京告状的经过，高兴得无以言表。冯大娘说：“孩子，你走这些日子，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见你平安回来，俺们的心才放到肚里了。”张钦礼激动地说：“大娘，咱告赢了！总理还吃了你给俺带的糠菜窝窝嘞！总理都掉泪了。”冯大娘鼻子一酸，也流下泪来。张立学说：“眼下咱们还要多提防着点。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县官不如现管’。老张哥，你得罪的是省委要员，你又进京告了他们的状，他们必定怀恨在心。万一他们在你出头之前害了你，人去事灭，那你就真成了庙里的屈死鬼了。”张钦礼感激地点了点头，说：“眼下这当口，俺要么从鬼变成人，要么从人变成鬼。我一定会小心的。”

这段时间，他们就像久旱的禾苗，苦苦期盼着天上的甘霖。张钦礼来兰考的第一位秘书、1959年初担任兰考县财政局长的卢凤岐没能等上迟到的甘霖，戴着“右倾”的帽子自杀身亡。

很快，中央派人赶赴河南查看灾情、进行赈灾。命令重于山，灾情急似火。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受命参加河南赈灾的刘建勋便直飞郑州，赶赴河南救灾。7月，中央将刘建勋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

随后，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老君营找张钦礼。有人飞一样给张钦礼报信，并说：“看样子不像坏人。”张钦礼打算亲自过去看看。卢大爷和两个社员执意相随，以防不测。他们给张钦礼戴了个大草帽，帽檐压低到眉眼。并叮嘱张钦礼最好不要开口说话。他们来到那两个人面前。张钦礼一见，果然像上面来的干部，自己都不认识。就问：“你们两位是从哪里来的？”

“郑州。”

“哪单位？”

“省委办公厅。”

“找张钦礼有啥事呀？”

“有要紧的事，必须见到张钦礼本人。”

“一会儿，我们帮你们去找找。”张钦礼没有急于亮明自己的身份。

“请你们费心，省委新来的书记有急事找他。”来人对一身农民打扮的张钦礼说。

张钦礼他们找个僻静处，商议道：“就说没有找到，让他们先回去。咱不能轻易跟他们走。”张钦礼说，“他们隔着地、县，直接来这里找我，不知道是否有诈。听他们说，省委新来的书记急着要见我，估计是好事的面大。很可能是那些搞浮夸、刮‘五风’的省委大员被撤了。”但实际情况究竟咋样，让在偏远地方劳改的张钦礼吃不准，历经磨难的他不敢轻举妄动。

其实，在他“吃不准”的这个时候，河南大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9—1960年河南连续大旱灾，吴芝圃的浮夸风造成的灾祸终于彻底败露。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广大农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信阳地委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甚至高征购不退，仍维持征购72.58亿斤。1960年一入春，公共食堂就陆续断粮。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慌张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饿死人问题，吴芝圃却鼓励他挺起腰继续干。

这时，毛泽东再次来到河南视察城乡，吴芝圃对此一字不露，隐瞒不报。信阳地区甚至出现了向农民、干部逼粮，对饥民批斗吊打的情况。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全区竟因此逮捕1774人，拘留10720人。固始县一个村庄已饿死许多人，三个党员去郑州给省委写血书，请求救救村民，竟被省委秘书长戴××将血书扣压置之不理。直到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他们又对中央严加封锁河南的实情，不准群众外出逃荒，不准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全省仅信阳地区邮局就扣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一万二千多封。从而造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引爆了河南隐藏数年之久的严重问题。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于1961年7月，改组了河南省委，撤消了吴芝圃第一书记职务，将其调出河南。任命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何伟为第二书记，纪登奎为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新省委领导下，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纠正“五风”的各项指示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省委立即向中央写报告为潘、杨、王及全省因向党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抵制“五风”而受到打击和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从而很快纠正“五风”，使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全省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

张钦礼不知道，省委新任第一书记约见他，正是落实中央精神和周总理指示的具体步骤。当张钦礼一身农民装束，从老君营来到郑州，一路打听，知道了中央正在纠正“五风”错误，并从省委开始，进行了组织人事调整，河南新来了省委第一书记，叫刘建勋……这时，他已经预感到，他的出头之日就要到了。

他来到省委办公厅，迎面碰到吴芝圃，他想避开，但吴芝圃先开了口：“钦礼，你来了？”

“啊！”张钦礼想不到这个时候碰到他，只得应道。“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了？”

“我去了，连你也告了。”

“你爹好吗？”吴芝圃一时语塞，岔开了话题。

“不好！饿得浮肿。”张钦礼说着，用手按了一下自己的腮帮，腮帮马上显出来一个坑，说，“我也浮肿。”

毕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两人客套几句就分开了。

接待他的是新任省委书记的秘书黄松高。黄秘书说：“国务院打来了电话，表扬了你。说你抵制‘五风’错误，到北京告状，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真不简单。”黄秘书又告诉他：“省委刘建勋书记知道你受了冤枉，要找你了解情况。前些天省委办公厅派人去找你，也没有找到。听说国务院给你写了信，你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张钦礼把信交给黄秘书，黄秘书看过后还给了张钦礼，当即派车把张钦礼送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一早，黄秘书对张钦礼说：“省委刘建勋书记要见你。请你和他一起吃早饭。”刘建勋书记此时还不认识张钦礼，他见黄秘书领着张钦礼走来，就热情地迎了上去：“你是张钦礼同志吧？我叫刘建勋，是新来河南工作的。国务院打来电话，要省委尽快解决河南问题，还要省委听你的汇报。国务院不是给你写信了吗？”“信我带来了。”张钦礼一边回答，一边掏出信交给刘建勋。“你咋不早点儿送到省委呢？”刘建勋埋怨道。

“刘书记，当时我怕送错了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搞不好连命也搭了进去。”张钦礼连忙解释道。

刘建勋说：“省委搞浮夸、刮‘五风’的责任人都在写检讨。你张钦礼顶浮夸，战‘五风’做得对。这几年你受苦了。走，我们一起吃早饭。我请兰考人民也请不了那么多，我请你代表兰考人民吃顿饭吧！”

当日，中共河南省委在省委北院大礼堂召开会议，由刘建勋亲自宣读平反决定，张钦礼仍担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

1961年秋，张钦礼平反回县工作。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行李被褥和四季换洗衣服等全都送给了老君营村的困难户。他把左玉文叫到跟前，说：“新志（左玉文的小名），这个褥子你留着用吧，算个念想。”说着，又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脱了下来，披到他的身上，“你身上的衣服太旧了，我这件衣服你留着穿吧。”

“老张哥，俺知道你把你的东西全都送给困难户了，现在就剩下这身衣服了，你就是说破大天俺也不能要。”左玉文噙着泪说。

那天晚上，他们俩睡在一个床上，说了半夜的话。

第二天，许清刚来接张钦礼。老君营村老老少少一街筒子人出门送行。送出村老远，还舍不得分手。一位老大娘抚摸着张钦礼的脸说：“孩子，以后常回来看看啊！”此时的张钦礼在他们心中，亲切的如同一家人，老君营的人们有说不完的故事。

2005年4月20日，亲历张钦礼为民请命，赴京告御状的兰考老君营的乡亲们隆重为张钦礼树立刻碑铭文，缅怀他当年冒死进京反映河南灾情、大义救民的壮举和“位卑不忘忧国，含冤犹念奋进”的事迹，盛赞他“德高功显、万世轸念”。

“五风”正烈之时，也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人祸，河南最甚。为消除“五风”带来的严重后果，刘建勋临危受命。他不负中央重托，宵衣旰食，“解干部于倒悬、救灾民于水火”，保护了无数的干部，解救了上千万的生灵。

为解燃眉之急，刘建勋上任伊始，必须首先尽快解决河南五千万人的吃饭大事。但仅靠中央紧急调援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刘建勋趁到北京开会之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求援。周总理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就是挨门向住在北京饭店的几个省委负责人去‘磕头’……”

于是，刘建勋使出浑身解数，通过闯上门、打电话、写求助信等各种方式，四处化缘、八方磕头。他先后找中南、东北、华东、西北的许多省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借粮”、而且是从米面到红薯干、马铃薯……，只要能够让人民群众充饥度荒的，统统来者不拒。

一天早起，在北京参加会议的东北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林池听到有人敲门，刚打开个门缝儿，刘建勋就推门进来了，双手抱拳说道：“闲言少叙，实在没有办法了，求求你，救人要紧，能给多少粮就给多少。饿死人了呀！”

“你先进来坐一下。”张林池与刘建勋是连襟，他让刘建勋坐下，“慢慢说。”

“不啦，你先答应给我多少粮食？”刘建勋双手合十，不断拱手作揖道。

“行，给你1万吨。”张林池答。

“太少了，杯水车薪。3万吨，就这么定了。”刘建勋得寸进尺，不等答复，他就抽身扭头，来匆匆、去匆匆地又跑到隔壁，继续敲门“乞讨”去了。

那个非常时期，以刘建勋为首的新省委还作出了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算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即要求全省范围内的大小火车站，对无钱购票外出逃荒或投亲靠友的灾民，一律不得阻拦或扣留，统统给予放行。50年后，杨贵提及此事时曾感慨道：“哎呀！就这一条，刘建勋真不知道救了多少河南的黎民百姓啊！”

亲历当年天灾人祸的河南人说，刘建勋可积大德了。毛泽东对他评价说，“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河南流传至今的“跟着潘复生，馒头吃不清。跟着吴芝圃，人民白受苦。来了刘建勋，一天吃一斤”的民谣，就是河南的父老乡亲在灾荒年景对他的感激和赞誉。据统计，河南自1961至1966年的五年间，年粮食总产量由684.5万吨，恢复增加到1227.5万吨。1965年财政收入由1962年的7.6亿，增加到10.2亿，年递增10.4%，从而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河南的“五风”造成全省死亡200万人，最厉害的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为此，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1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吴芝圃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病死于1967年。

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章 风雨治灾路

焦裕禄来了

1961年7月，张钦礼参加完河南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回到了兰考。当时主持兰考工作的是浮夸风的鼓吹者王金碧。王金碧时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这个人颇有些不管不顾的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被称为“三排排长”。

他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他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碧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讽刺他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第四，他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这样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还很会“政治正确”。他认为，浮夸风是工作方法问题；而右倾保守是思想立场问题，想在张钦礼的平反问题上留一个小尾巴，并迟迟不通知他上任到职。眼看两个月了，张钦礼看他一拖再拖，一气之下找到省监委书记刘名榜。

刘名榜爽快、正直。他说：“根据刘建勋同志的指示，对因抵制浮夸风受处罚的干部，应该一律平反，不留尾巴。什么右倾保守呀！跟不上形势呀！都不存在。”刘名榜亲自给张钦礼办好了平反手续，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职务，并补发了工资。

在当时那个工资极低，人均月生活费不足十元的年代，一千多元可不是小数！然而，张钦礼一没给年迈的父母，二没给饥饿中的妻儿，而是全部交成了党费。

当他的亲友们提及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有周总理救我，没有老君营的百姓保护我，哪儿有我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党员，这就算我在这特殊时期交的党费吧！”

回到兰考，张钦礼感慨万千。这里是他出生、成长、战斗过的地方，也是他含冤受屈、九死一生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心热过也凉过，但从来没有凉透过。

他曾与原县委书记程约俊相约，拼上命也要完成毛主席要我们治好盐碱、风沙，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重托，要把毛主席肯定的蓝图一一落实，把兰考变成江南。

现在，他回来了，特别是在周总理关怀之下获得平反、恢复职务的，他觉得自己肩上无形中又多了一份更重的责任。他暗暗下定决心，为了毛主席、周总理，我张钦礼把这一生就交给兰考的治灾事业了！

反“五风”遭受的磨难，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的现状，他清楚当前最重要的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逐步为根治“三害”打下物质基础。

1961年冬，河南省委为防止人员外流，土地荒芜，提出可以“借地”给农民的救灾应急措施，每家借三分左右的土地耕种，打的粮食归自己。这是一项确保耕地不荒、人有饭吃的关键性措施。

张钦礼对蔺永沛说，“省委刘建勋书记的主张好。现在碱重、地荒，群众生活很苦，借给社员耕种是个好办法，得民心，合实情，是“拴”住人不外流、召唤人回乡搞生产的好政策。关键是行动要快一点，借地要尽可能多一点，时间尽可能要长一点。”

他拉着副县长蔺永沛深入到各社队督促检查，使全县借地面积高达16万多亩，对解决群众疾苦、阻止人员外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2年初，国家允许给社员分自留地了。针对部分社队给社员分的地不够数，专拣差地分的情况，张钦礼说，“都啥时候了，还这样剋苦群众。现在是极为特殊的情况，不能按常规办事！种地的都饿趴下了，这地还有啥用？！告诉大家，分地丈量时，要找个子大的、腿长的去步量。要挑好地、肥地去分。啥叫替群众办事，啥叫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具体体现。”

1962年6月，张钦礼在兰考县二中作报告。有人向他反映，逮住一个贩卖烟叶的，准备没收他的烟叶、提篮，再进行批斗。张钦礼说，“我看你这是没事干了。人家不偷不抢，种点烟叶到集市上卖，有啥大不了的。你没收人家的烟叶、提篮，还要开批斗会。你不怕坏良心遭报应，咱政府还怕失民心嘞！现在群众生活这么苦，你要多理解他们，多做善事。”

一次，市管会为了规范、美化市场，向张钦礼提议，县里回民做生意，要给他们定个条条，加以限制。张钦礼说：“限制回民做生意，他们吃啥？回民种地不如汉民，做生意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出路。你限制他们做生意，这不是扎他们的喉咙吗？他们一家老小谁给养活呀？弄不好会影响民族团结嘞。”

老君营几位农民要到郑州卖小鸡挣几个零花钱，火车站说这是“投机倒把”，不让上车。乡亲们找到张钦礼，张钦礼深表同情，当即给商业局写信，让他们给开个通行证。商业局的同志说，按政策就是投机倒把，不敢开。张钦礼一听，急了，说：“你们不开我开。”最后，老君营的农民拿着县长写的信才登上了火车。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确实应该变通。张钦礼做了，老百姓高兴了，但也招来了各种各样的微词。

他想了这么做可能引来的各种后果，但一想到共产党不就是要为人民负责么？于是也就释然了；他想了这个政治氛围，没有一个铁心为老百姓挖掉灾难根子的县委领导核心，重又猖獗起来的“三害”能够治理下去么？想到这些，一直自以为意志坚定、坚忍不拔的他又有些隐隐的不安。

面对兰考大地，他要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场“五风”，将他和战友们带领兰考人民用心血浇灌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风沙、盐碱、内涝死灰复燃。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被全部砍光，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一些经济作物连种子都没有了。

1962年全县工农业产值1621万元，比1956年下降54.5%；粮食产量下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总产量6151万斤，比1956年减产11400多万斤。人均粮食只有170余斤；耕地面积下降到89万亩；林地下降到6万亩；牲畜下降到23475头；花生下降到71万斤；棉花下降到3万斤；水果下降到311万斤（不包括仪封园艺场）；桐木收购仅63立方米，降到最低点；白蜡条几乎绝收。

一个更令张钦礼揪心的是干部队伍问题。“五风”不但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的发展，也使兰考很多干部受到了伤害。1957年，兰考的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师加起来千余人，被打成右派的就达三百多人。由于张钦礼这个县长被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的中心，那些积极投入治理风沙、盐碱、内涝斗争的骨干队伍遭受重创、尚未平反，恢复元气谈何容易！

最为担心而又无法言明的是县委一把手的态度问题，这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病。现在需要面对和共事的则是坚持要给他“留尾巴”的县委第一书记王金碧。他不敢奢望这位第一书记会像程约俊那样与他同心同德描绘兰考美好的蓝图，甚至连会不会支持他治理“三害”都是问号。

当前制度下，“县长”在老百姓那里是“一县之长”，但实际上则是在县委领导下、具体点说是在县委书记领导下工作的执行者。他知道，以后的治灾之路必定是一条十分艰难、充满危险的道路。

也许是上天对兰考的眷顾，历史性的转机终于出现了……

1962年12月6日，兰考正在召开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一把手参加的工作汇报会，会场西头的空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上了一个身穿中山装、头戴火车头帽子的中年人，他十分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着。

听到各公社书记汇报的救灾情况，他眉头紧锁，一边用心记，一边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抽完一支，他会十分熟练地将烟头与下支烟对接好，瞅都不用瞅。刚刚参加完县残废军人代表大会赶过来的张钦礼见状，以为他是上级派来的检查生产救灾工作的干部，也没去打扰。

一会儿，县委办公室干事张思义匆匆来到会场，给主持会议的县委第一书记王金碧递了一张纸条，王金碧一看，立即站起来环视一下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这个中年人身上，并向大家宣布：“这位是新来兰考工作的县委第二书记焦裕禄同志，请焦书记作指示！”

这时，与会者的目光才投向这里。中年人合上笔记本，走到主席台的位置，简要地表态说：“我刚到，不了解情况。谈不上指示，算表个态吧！希望大家多支持工作。”

焦裕禄简要的表态，简朴的工作作风，给张钦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县委副书记潘子春说：“焦书记处事简洁低调，看来是个能干成事的人。”

潘子春比张钦礼年长10岁，是一位1940年入党、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区武委主任、区长，解放战争中历任区委书记、县大队副队长，作战英勇，不怕牺牲，一次与日寇作战时，曾智夺机枪一挺，被冀鲁豫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建国后，又与张钦礼同在考城县工作，任武装部长。兰考县成立后，又来兰考担任武装部长。二人可谓生死之谊。

对于焦裕禄，潘子春也有同感。

第二天，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为了配合、支持好新任书记的工作，张钦礼打夜把工作情况总结了一下，准备开会时给焦裕禄汇报。但讨论开始了，迟迟不见焦裕禄的身影。一问才知道，焦裕禄一早就和县委办公室的张思义去灾情最严重的胡集了。张钦礼二话没说，骑上自行车就直奔胡集。

张钦礼赶到胡集，只见焦裕禄和张思义正在胡集村南地对着一片涝洼地指指点点，张钦礼走过去，握住焦裕禄的手说：“焦书记，你好。”

“你是？”焦裕禄问。

“他是咱县的县长张钦礼。”张思义连忙作了介绍。

“你的名字早听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你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找你了解情况嘞。”焦裕禄高兴地说：“咱先转转、看看，再好好聊聊。”

他们顶着寒风，一会儿看涝洼地，一会儿踏沙丘。见到涝凹窝，焦裕禄说，这里可以养鱼种蒲。见到沙丘，他说，种上树就能变成绿林。累了，他们就席地而坐，听张钦礼介绍兰考县的现状和历史。

焦裕禄看得仔细，听得有味，一会儿掏出笔记本记录，一会儿插话细问。偶尔碰到拾柴禾、挖茅草根的社员，他们就主动打招呼。大家都被焦裕禄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所感染。

这儿没有办公桌椅和茶水，只有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飞尘黄沙……他们俩，一位是新来的急于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县委书记，一位是刚刚平反、立志完成毛主席重大嘱托的县长。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使他俩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两位新搭档，兰考的当家人，在兰考贫瘠的田野上开始了对兰考未来美好蓝图的初绘。

“来前，我听地委组织部王部长介绍，兰考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县，老百姓逃荒要饭出了名。听说你到北京为民请命，周总理接见了你。还听说省委为你平反，下边还遇到了点阻力。”焦裕禄关心地说。

“是想给我留点尾巴。”

“这个问题，我会做工作的。哎，钦礼同志，我听同志们说，你战争年代就在这一带打仗，是解放兰考的功臣。解放后又一直在这儿工作，对兰考非常熟悉，群众威望高，是有名的兰考通。咱们要好好合作，尽快改变兰考面貌。”

“这没啥说的，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你是咱县委一班人的班长，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说到哪儿我就干到哪儿……”张钦礼自被打成右倾、贬到农村劳动改造以来，第一次听人赞赏他，十分感动。

两人越说越来劲，早已过中午吃饭时间了，大队支书胡安民为他们在社员家派好了饭，已经催叫三次了，他俩还有说不完的话。张思义说，“一会儿饭都凉了，你们可以边吃边谈嘛。”

吃饭中间，焦裕禄、张钦礼还在谈论着如何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话题。胡安民也时不时地插话说：“咱兰考是沙区。老话说得好，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咱群众的经验。”

“安民同志说得真对，”张钦礼接着说，“在沙地和沙丘上种树种草，可以防止风起沙飞打毁庄稼，吞食农田。这是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治理沙害的好办法。只要咱们依靠群众，育好种苗，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就一定能把沙荒变成绿洲。如果再适时发展经济林，那咱兰考不愁林茂粮丰，成为富裕县。”

“俺兰考虽说穷，可有三件宝，花生、泡桐、大红枣。”房东老大爷也过来发表意见。“还有条子少不了。”张思义笑着补充道。

焦裕禄又把这“四宝”记在了本子上。

大家边吃边唠，吃饭变成了讨论会。

焦裕禄感到这一天的收获特别大，好像找到了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办法和开启致富门的钥匙。焦裕禄激动地说：“要把咱兰考建设好，还得大家多出点子，多掏力。”

临别，张钦礼交了他们的饭钱和粮票，焦裕禄和随行的张思义也争着抢着交。房东大爷说：“你们是来帮助我们挖穷根、过好日子的，吃顿饭咋能收你们的饭钱呢？”说什么都表示不能收。张钦礼说：“大爷，收下吧。咱政府有规定，你不收，我们下次没法来了。”老房东这才勉强接住了钱和粮票。

回去的路上，焦裕禄、张钦礼、张思义三人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心愿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一天晚上，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干脆下床不睡了，披上棉衣，敲响了张钦礼的房门。张钦礼开门一看是焦裕禄，连忙让进屋里，又给他倒了杯开水。

“天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你的身体能撑得了吗？”张钦礼关心地问。

“你不也没有休息嘛！我看到你屋的灯还亮着，才来敲你的门。钦礼同志，这么晚不休息，在想啥呢？”焦裕禄笑着问道。

“在想你呀！”

“哟！想我？我这不就来了。”焦裕禄风趣地回答，“钦礼同志，你是出了名的‘兰考通’。说说看，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在于人的思想改变。”张钦礼思索了片刻，说道。

“对，你说得很对。我看在人的前边再加两个字——领导。我觉得，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你想想，没有抗灾的干部，哪有抗灾的群众。要想改变兰考的自然面貌，首先县里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起精神，树立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

“太对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老焦啊，你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

“一个贫穷落后地区的面貌改变，首先是人的思想改变，而领导干部的思想改变又是最关键的。我看，要治好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首先必须除掉思想上的病害，对干部进行抗灾思想教育，克服领导干部头脑中等、靠、要的消极情绪。”焦裕禄点了一支烟，继续说道。

“这和过去打仗一个道理，要战胜‘三害’，必须有一支能打敢拼的干部队伍。”张钦礼说着，看了看焦裕禄，说：“眼下就有一个关键问题急需解决。”

“什么问题？”焦裕禄问道。

“尽快给抵制‘浮夸风’的党员、干部彻底平反，让他们甩掉思想包袱，挺起胸脯，有一个干事的心境。”张钦礼看焦裕禄在认真地听，就继续说道：“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拧成一股绳，就能尽快恢复被‘浮夸风’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彻底战胜‘三害’，改变兰考贫穷面貌。”

“是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焦裕禄接着张钦礼的话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就是这个道理。”两个人越说越有劲，越说越兴奋。不知不觉已到深夜。这时，县生产救灾办公室主任吴思敬下乡回来，见张钦礼屋里有人说话，就走了进来。看见焦裕禄和张钦礼兴致正浓，不想打扰，就随口说道：“你们俩还没有睡呀！”

“老吴，有啥事？”张钦礼迎上前问道。

“刚下乡回来，有点渴。有水吗？”

张钦礼忙给吴思敬倒上水。焦裕禄递给吴思敬一支烟，说：“老吴同志，你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吴思敬点上烟，说道，“都啥时候啦，你们俩还这么大劲，唠啥咧？”

焦裕禄、张钦礼哈哈大笑起来，焦裕禄高兴地说：“又来了个夜猫子。来，咱们三个一块儿谈。”

吴思敬向两位领导汇报着他所看到的生产救灾情况，焦裕禄边听边问：“老吴，你说说你的看法。”

吴思敬看了看张钦礼，张钦礼说：“焦书记想听你的看法，你就一五一十地说。”

“我觉得，救灾是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治灾才是解决贫穷的根本。只有把兰考的“三害”治住了，才能刨去穷根，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是呀！光救灾不治灾是越救越灾。咱们不能只撒胡椒面，得带领群众挖穷根。”焦裕禄对吴思敬的话深表赞同。

“咱县的群众对治‘三害’有着极大的积极性。他们一不愿意两手向上伸手要，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也不愿意外出要饭度灾荒。要是有法子，谁想离乡背井去拉棍要饭呀！只要咱们善于引导，只要咱们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带头干，把群众潜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钦礼同志，怪不得你心中有数，原来我们已经有了治灾骨干队伍了。”焦裕禄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咱们说干就干。为反对浮夸而蒙冤受屈的党员干部平反的工作，我们马上就着手进行，钦礼同志，把你肚子里的招数都拿出来吧！代表县委起草一份治理风沙、盐碱、内涝的规划。时间不等人啊！”

“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焦裕禄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这个时候，王金碧因犯错误调离，焦裕禄任县委书记、主持兰考县委全面工作（此后兰考县委没再设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县委把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全部请到县里来，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大张旗鼓地为他们平反，坚决不留一点尾巴，让他们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向前看。

在会上，焦裕禄还开诚布公地对那些在浮夸风运动中错误整过人的同志说，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投入到除“三害”工作中去。做出成绩，仍然是好同志。对他们一律不批判斗争、不开除党籍、不关监狱，按其能力和专长正常安排工作。这样，大家气顺了，顾虑消除了，包袱甩掉了，一个团结一心向前看、轻装上阵治“三害”的局面初步形成。

张钦礼根据焦裕禄的建议，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很快起草了一个《中共兰考县委关于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三五年治理好〈三害〉的规划》（草案），并呈报给焦裕禄审批。焦裕禄在这个规划上划掉了“五”字，变成三年规划；把“治理好”三字改成了“除”字；然后签上“同意”。

另外，加上通过召开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将这个规划赋予表决，作出正式决议的建议，并要求报送开封地委、河南省委备案。在报告最后，焦裕禄又着重加上了“完不成‘除三害’任务，我们死不瞑目”的誓言。

几天的接触，焦裕禄推诚置腹的高度信任、委以重任的器重、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深深折服了张钦礼。他突然感到那个最大的心病不翼而飞了。

上天不会亏待兰考人民，党终于为他派来了可以依赖、可以共同奋斗的主心骨、带头人！他和程约俊相约以身相许的治灾蓝图一定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把兰考变成江南的“兰溪县”！他想象着，到了那一天，他一定在焦裕禄带领下，去北京向毛主席汇报！

兰考不能在我们手里解体

“五风”的人祸，加上三年的天灾，兰考再次成为一个重灾区。兰考能挺过来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南省委领导同志的心。

1963年初，《中共兰考县委关于治风沙、治盐碱、治内涝，三年除三害的规划》送到了他们面前。看了兰考的“三年”规划，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何伟等领导同志十分高兴，看来焦裕禄、张钦礼还没有被压垮。然而，对能否如期实现这个规划心里还没底。于是就商定由何伟到兰考实地考察。

如果兰考能依靠自力更生奋起，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可顺势给兰考的同志再加把油、添把火。如果兰考依靠自力更生摆脱穷困实在困难，那就从实际出发，再次启动区划调整，把兰考县一分四份，划归周边几个较富裕的县，以解兰考群众燃眉之苦。

1963年3月，何伟到兰考视察，同时把兰考周围的杞县、开封、民权、东明等县的领导也请了来。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县长张钦礼参加了会议。

何伟向大家说明了来意，他说：“兰考是豫东的贫困县、重灾区。这里的百姓生活很苦，工作难度很大。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是把兰考划分到周边几个县？还是让兰考依靠自身力量来振兴？我今天是先给你们吹吹风，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更好。”

邻县的领导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愿先说，都想先听听兰考同志的想法。

兰考面临着解体的危险。新的抉择摆在焦裕禄和张钦礼面前。

焦裕禄瞅了瞅身旁的张钦礼。悄悄耳语道：“我不忍心看着兰考就这样解体。你的意见呢？”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老焦，我先发言，对错我兜着，你最后表态。”

“好，你放开胆子讲。你说完了，我再补充表态。”

简短交换意见之后，张钦礼首先发言，他说：“旧中国兰考非常贫穷落后。解放后，兰考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日子逐渐好起来。1954年到1956年期间，兰考生产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并不缺吃少穿。现在的灾害这么严重，兰考的百姓离乡背井、逃荒要饭，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也不是兰考干部没本事，而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灾难。直接原因是天灾，根子却在‘浮夸风’。兰考干部和百姓治理风沙、盐碱和内涝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带领群众干，三年时间兰考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六年吃穿不愁的水平。”

张钦礼看大家听得很认真，又简述了兰考1956年的黄金时期，重点讲述了新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同心同德、大干快上的干劲和兰考的新气象。最后，他当众立下军令状：“如果三年内改变不了兰考穷困面貌，实现不了预期的目标，我这个县长不劳省委给我分配工作，我会自动辞职，回老家种地当农民！”

张钦礼有根有据的发言，使与会的同志很受启发，也赢得了何伟的由衷赞赏。

焦裕禄接着说：“我完全赞同钦礼同志的发言。不过要再加上一句，三年改变兰考贫穷面貌，那只是我们留有余地的宽限时间，力争提前。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提前完成三年规划所定的各项指标。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大家看着兰考这两位当家人，一个拿乌纱帽、一个拿命担保的豪情壮志，十分感动，霎时全场掌声一片。

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烧起底火：“老焦啊，三年时间要改变兰考的贫穷面貌，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到时候，你们如果摘不掉兰考的穷帽子，可别怪上级摘掉你们的官帽子。我看省委想把兰考划分给我们周边几个县，那是怕你们太作难，是对你们和兰考百姓的关心。我们是咋着都中，你们可要慎重考虑呀！”

“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嫁给兄弟县！”焦裕禄接了上去。

其他几个县的领导也都先后发了言。他们表示既尊重兰考县委领导的选择，也表示了最后要服从上级决定的意见。

何伟听了大家的发言，十分高兴。他不失时机地使用激将之法，说：“大家讲得很好。我希望兰考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早日实现三年规划。现在你们当着大家的面，许下了诺言，立下了军令状，以后就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

会议结束了，何伟并没有走，他要到重灾区亲眼看看那里的灾民。他首先视察了兰考县城关公社许贡庄村。该村房屋墙体大部分是土坯，由于潮湿和盐碱的侵蚀，坑坑洼洼，又破旧又不结实。当听说有的社员因房屋倒塌，无处安身，挤在村西的旱窑洞里时，他急忙赶了过去。

何伟看着这些面黄肌瘦、挤在破窑洞里的男女老少，心情格外沉重。他握着村里贫农代表孙玉堂的手，说：“老人家受苦了，我代表省委来看望大家了。你们村的男劳力哪里去了？”

“都外出逃荒要饭去了。”孙玉堂少气无力地答道。

“那谁来种地呀？”

“村上哪有啥好地呀！不是盐碱窝就是涝洼坑、沙土堆。费气巴力种上，有的连种子也挣不回来。”

“今后打算怎么办？”

“啥法子，逃荒要饭呗！”

焦裕禄见状，赶忙上前安慰道：“孙大爷，省委何书记看你们来了，来帮助咱们了。我们会想办法战胜眼前的困难，让大家尽快过上好日子。到那时，不但大家能吃饱，还能吃上白面馒头、大米饭。”

这时，一个小孩怯生生地走过来，用黢黑的小手扯住何伟的衣角，问：“啥是大米，好吃吗？”

“大米好吃，可香了。到时候，我们管你吃个饱！”何伟将孩子一把抱起来，含着泪说。

“我好饿，你听我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孩子可怜巴巴地说。

何伟这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老共产党员再也问不下去了。他放下孩子，急忙催问救灾物资何时到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樊哲民说：“救灾物资是来着发着，后续的很快就到。缺口部分我们蔺副县长到四川、云南、广西和省内富裕县采购了不少代食品。有木薯片、粉条、山芋头、粉渣等。眼下正组织劳力给他们修倒塌的房屋。”

“请何书记放心，救灾物资白天到我们白天送；夜里到我们夜里送！救灾如救火，我们保证一点都不耽搁。”张钦礼含着泪向何伟保证着，转过头来又对孙玉堂说：“困难是暂时的，你多宽宽大家的心，发挥贫农代表的作用。组织大家调剂余缺，开展好群众自救。”

“这省城的领导都来了，这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吧？”孙玉堂认识张钦礼，他紧紧地拉住张钦礼的手，泪巴巴地说。

“你放心吧！有省里领导关心、支持，有焦书记领着咱干，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过上好日子的。”

“那我信。那我信！”孙玉堂哭了，他握着张钦礼的手，连声说。

接着，何伟一行又到爪营公社张庄看了封闭的沙丘；到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看了翻淤压碱。回到县城，何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灾区人民的痛苦牵动着他的心。他对焦裕禄和张钦礼说：“看到你们的决心和群众的干劲，感觉兰考有希望，也感觉到群众的生活苦难。你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尽管说。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焦裕禄、张钦礼和樊哲民等都是不向上叫苦的硬汉子。一时间你看看我，我瞅瞅他，都不好意思张口。何伟说：“都啥时候了，还爱面子硬撑着。等你们以后日子好了，再支援别县嘛！”

“封沙压碱、挖河排涝急缺工具；群众生活也需要安排，省里能不能支持40万元救急钱？”焦裕禄他们商量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提了这个要求。

“这没问题。我向省委汇报，保证给你们尽快解决。”何伟书记动情地表示，“我就是砸锅卖铁，当了这衣服、鞋袜，也要支持你们兰考早日脱贫致富。”

河南省委听了何伟的汇报后，认为兰考这么严重的困难县，已经燃起“除三害"熊熊大火，省委应该为他们再添一把柴，再浇一桶油，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

不久，河南省委就把40万元拨给了兰考，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会议讨论，决定拿出20万元，购买架子车、铁锨等工具，扶助生产队；拿出20万元购买代食品，用于以工代赈和安排群众生活。

何伟书记走了，但他对灾区群众的关心却深深地感动着兰考的干部群众。焦裕禄、张钦礼立即召开会议，向县直和公社领导传达贯彻省委何伟的指示精神。

会后，县长张钦礼立即召集副县长蔺永沛、县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救灾办公室主任吴思敬等研究，就如何将有限的救灾物资分配到最困难的群众手里，对如何彻底根除“三害”进行了具体安排——由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带领县生产救灾办公室人员和供销社、土产公司人员，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购来粉条、粉渣、木薯片、菱角等。救灾办公室对全县灾情要精准掌握，确保救灾物资及时分发到受灾群众手中；“三害”最猖獗的时候，也是最能发现问题的时候，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要抓住这个时机，进一步摸准“三害”规律，发动群众，为下一步的治理做好准备。

蔺永沛带队出征时，爱说爱笑的卓兴隆对蔺永沛说：“老蔺哪，你这次出去是化斋呀还是要饭哪？兰考登大轮（火车）外出要饭的多，那可是穷名远扬啊！你一县之长到外地，感情就是个大‘要饭的’。”

“俺是为兰考老百姓外出讨饭化斋的，不丢人。”蔺永沛回应道。

“你这叫积德行善，而且积的是大德。顾住一张嘴，就是呵护一条命。恁弄来的代食品越多，救助的人就越多。不但不丢人，而且是大功一件。”张钦礼笑了笑，又对老蔺说，“放心去吧，有啥问题我给你担着。”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全县人民有了饭吃，还能按每日出勤干活多少领到代食品。在外地逃荒要饭的群众，也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

1963年5月，正当兰考“除三害”轰轰烈烈、紧张进行之时，开封地委决定，调程世平到兰考任副书记兼县长职务，要把张钦礼调到外地工作。地委领导打电话征求焦裕禄的意见，焦裕禄说：“我和张钦礼很合得来，配合得很好，我看还是别把他调走，张钦礼同志对兰考情况很熟，改变兰考穷困的面貌，我离不开他。”

“地委已经下过调令，调程世平去啦！”电话那头说。

“张钦礼可以不兼县长，光当县委副书记，主抓“除三害”工作。”

“如果这样，张钦礼就不再是二把手，成了三把手了。”

“张钦礼这个人不会计较权力大小和名利地位，只要提治沙、治碱他就兴奋，就来积极性，好像早就和沙碱较上了劲。只要让他主抓除“三害”工作，他会同意的。他的工作我来做，我看没有问题。”

接过电话，焦裕禄过来做张钦礼的工作。张钦礼毫不犹豫地说：“共产党的干部不应讲究名利地位，应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

程世平来自荥阳，那里的经济要比兰考好许多，到兰考工作并不能适应。也许是对于机关干部的同情吧，到任后，他就搞了个鲜点子，就是用代食品换粮票，为县委机关干部每人分了20斤粮票。这一下惹了大麻烦，省委发了通报，对此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头一炮没打响，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了。

程世平来后，张钦礼由县政府大院内搬到县委院内，专抓除“三害”工作。自此，兰考县委根治“三害”的领导核心才真正稳定下来，这个刚刚建立的兰考县才算没有被再次解体。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挥戈上阵，拉开了向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全面开战的序幕。

根治“三害”的法宝

根治“三害”的领导核心稳定下来以后，县委立即成立了由领导干部和农林水技术人员、老农代表等130余人参加的除“三害”工作队。工作队下分三个组，县委除“三害”办公室的人员分配到各组，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他们往返5000余里，足迹踏遍了兰考大地。

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们不辞劳苦地追赶风沙和涝水的去向，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为止。为查明二号风口，一直追到杞县的阳堌公社；查贺李河排涝，追到了民权县的李馆和山东曹县的魏湾。

他们把“办公桌”支在了田间地头，需要记录，就往下一蹲，腿就是桌子。需要绘图，一个人伏在另一个人的脊背上，那脊背就是办公的桌面。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口干粮，困了席地打个盹。

很快，他们就摸清了“三害”的具体分布情况、形成的具体原因、造成的具体危害，并以不同的颜色进行编号、绘图，为根除“三害”，实现焦裕禄要亲手掂一掂兰考“三害”的分量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经勘查，全县共有沙荒地24万亩，其中：国有荒地11.6万亩，集体荒地12.4万亩；大沙丘261个；沙丘群63个；沙龙17条；大风口86处。危害耕地30万亩，其中绝收的12万亩，减产的18万亩。

全县有大的阻水工程164处，长达289公里。其中：高路基6处，高底河9处，格子堤11处。淤塞河渠44条，废干渠29条，公路13处，堤围14处，控制涵闸38处。受灾面积22.2万亩。

全县有盐碱地26.2万亩，其中重碱地8万亩，中碱地5.7万亩，轻碱地6.5万亩，碱荒6万亩；碱类有：牛皮碱、瓦碱、马尿碱、卤碱、白不咸碱等十来种。

适宜深翻压碱的5万亩，适合起碱、刮碱、冲沟躲碱、沟蓄台田、种耐碱作物和降低地下水位的14万亩，适合以沙压碱的1.2万亩，适合种三椿柳的6万亩。

他们坚持边调查边安排治理，边拍板设计，边备料组织施工。使兰考除“三害”工作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着。

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治理“三害”的措施和办法，还发现了许多同“三害”作斗争的先进事迹和典型。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高粱穗。在这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拖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27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8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7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深翻土地大干时，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节。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锨，就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双杨树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集体经济，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也富到一块。”

赵垛楼是张钦礼蹲的点。1963年秋，连阴40天，一连九天暴雨。张钦礼带领干部和群众，冒雨挖河渠、排水沟，实现了三沟配套。在外队一片汪洋时，赵垛楼一片压塌地的庄稼。在七季基本绝收之后，第一次取得好收成，卖了8万斤余粮。

张钦礼向焦裕禄汇报后，焦裕禄立即派县委副书记孟照芝带刘俊生组织文章给河南日报，并亲自给文章取名叫《七季受灾，一季翻身》。入冬，张钦礼又在赵垛楼搞翻淤压沙，造林固沙的试点。焦裕禄知道后，亲自查看，对大队支书赵培德总结的“贴上膏药扎上针”大加肯定，并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

赵垛楼的群众称赞张钦礼领的好，张钦礼对群众说，是焦书记的班长当的好。不是他的支持，哪来这些成绩？

人民群众治沙、碱、水的经验和先进事迹，使焦裕禄和张钦礼又感动又兴奋。他们从中看到了根除“三害”的希望和力量，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信念。一次碰头会上，焦裕禄风趣地说：“钦礼同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下一步你打算如何用兵布阵呀？”

张钦礼答道：“我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要战胜‘三害’，需全县人民齐上阵，打一场人民战争。咱们要认真总结推广群众治沙、治碱、治水的经验，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全县掀起向‘三害’进军的高潮。”

焦裕禄拍手叫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开个群英会，总结推广先进经验，表彰树立先进典型。号召全县社队向先进学习，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1963年深秋，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大会。这是一次交流除“三害”经验、从根本上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誓师会。

会上，张钦礼作了除“三害”工作汇报，焦裕禄作了总结讲话和部署。焦裕禄把城关公社的韩村生产队、堌阳公社的秦寨大队、张君墓公社的赵垛楼大队、红庙公社的双杨树大队的经验，概括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将他们树为抗灾夺丰收的“四面红旗”。

把爪营公社的张庄，堌阳公社的黄口、大付堂，城关公社的许贡庄，红庙公社的东南村，南彰公社的孙桥和三义寨公社的南马庄五队等命名为先进典型，着力宣传表彰一批先进个人。

焦裕禄亲自为英雄模范人物披红戴花，请他们到主席台上就座，介绍经验。大力表彰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并颁发了由县长张钦礼签发的《兰考县人民委员会奖状》。会场上不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会议的人们热血沸腾，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焦裕禄在会上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先进，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服洪水、战胜盐碱，夺取除“三害”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

会后，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和卓兴隆等战友们意犹未尽，焦裕禄问张钦礼：“你看着有没有人民战争的味道？”

“有，有，太有了！众志成城，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四面八方齐参战呀！太谢谢你了，焦书记。谢谢你对俺分管工作的大力支持。”

“谁谢谁呀！你知道改变兰考贫穷面貌的关键在根除‘三害’。我把除‘三害’这副重担交给你，是让你给我分担担子。如今你和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把工作开展得这么有成效，要说感谢，我得感谢你们呀！”

“我看你们俩应该互相感激，你们俩都应该掏钱请客，我老潘作陪。热烧饼大油条，说好了，可得管饱！”潘子春打趣道。

“我看你们说得都欠准确。咱们这不都是为了兰考穷苦百姓，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呀！你们三个都得掏钱请我大老卓。”卓兴隆一说，逗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焦书记给指点指点。誓师大会后，咱们如何打好除‘三害’斗争的纵深战。”张钦礼问道。

“你们的想法呢？”焦裕禄来了个反问。

“坚持以前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当前应借大会的东风，让典型经验在全县开花结果。”卓兴隆说。

“抓两头，带中间。领导下乡蹲点，宣扬好点，巩固成果，帮助老大难打开局面。”潘子春说。

“咱就是要乘群英大会的东风，趁热打铁，把除‘三害’工作推向新高潮。跑面的要搞好检查督促指导，现场办公；蹲点的要‘解剖麻雀’，干出成效。让典型经验在面上开花结果，让面上的好做法在点上安家落户。要坚持因地制宜。

另外，治理‘三害’有严格的科学性和时令性。因此，我们应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沙、碱、水每一害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考察，科学分析。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更好、更快、更省的治理办法。

再一点，我建议除‘三害’应建立县社队三级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全县除‘三害’工作搞不好，焦书记拿我是问。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拼上这一百多斤，才能打好除‘三害’的纵深战、攻坚战。”张钦礼说。

“你们的想法太好了！”焦裕禄十分高兴，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是这个理呀！我可就按你们的建议调兵遣将了。老潘年纪大，守大本营；我和钦礼、老卓兵分三路，蹲点跑面下基层。”

造林防沙是个好办法，但要两三年后才能起到防风固沙作用。当年的麦田怎么避免风沙危害呢？挖防风沟、打防风墙，只能解决平地流沙问题。沙丘怎么办？为此，他们遍访老农。

一天，张钦礼从爪营公社张庄大队社员魏铎斌的口中得知，他娘的坟年年被风刮得露出棺材。自从他在二尺深的地下挖出淤土封上，风就再也刮不动了。

张钦礼连忙把这件事向焦裕禄做了汇报，焦裕禄十分高兴。

焦裕禄说：“一个人一个坟，一个早上就能干成功。我们运用集体的力量，一千人、一万人、十几万人干一年、两年、三年，算算看，能封住多少沙丘？”

张钦礼激动地说：“这个账算得好！”

经商议，他们在爪营公社张庄大队和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搞试验。沙丘封闭后，正遇上持续九个小时的七级大风，封闭的沙丘岿然不动，沙丘前面的麦苗没受风沙危害。他们高兴极了，立即组织全县54个沙丘大队的支书现场参观，推广翻淤压沙经验。

“如果说植树造林是给风沙扎针的话，那这翻淤压沙可就是给沙丘贴膏药了。”焦裕禄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为防止暴雨冲掉压在沙堆上的淤土，咱们再在上面种草栽树，那样效果会更好。”张钦礼提出了新建议。

“造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治理沙害，我们又破解了一道难题呀！”焦裕禄说。

“咱们这是一举两得呀！一是保护了当年的麦苗不受风沙侵害；二是让沙丘这个黄脸婆变成了充满生机的俊姑娘。”卓兴隆的话则是充满诗意。

事后，随着点上的经验在面上的推广，全县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危害农作物的大沙丘全部封住了。焦裕禄和张钦礼联名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根除沙碱水“三害”，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大计》，将这些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这一年，张钦礼亲手写了四份中共兰考县委关于除“三害”的工作报告：一是关于阻水工程的普查报告；二是关于对沙荒、沙丘、风口分布情况和对农作物危害程度的勘查报告；三是关于盐碱、内涝地的普查报告；四是关于一年来除“三害”斗争的报告。这几个报告都经焦裕禄审阅、修改后定稿，上报开封地委和河南省委。

治灾离不开科技人员

兰考根治“三害”的“人民战争”中，有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人员不多，但作用不凡，成效巨大。在焦裕禄、张钦礼看来，根治“三害”必须坚持经验与科学相结合，把经验上升到科学。这支能使经验变科学，提升“人民战争”层次，关键时候可以“四两拨千斤”的队伍，就是他们精心呵护的宝贝疙瘩——科技队伍。

这个队伍最早的成员应该是农业技术员“老韩”。

老韩，韩庆云，长垣县人，建国前参加革命，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他作为懂农业的科技人才被分到兰考县农业局工作。他生活简朴，为人忠厚，工作扎实能干。特别是在引进优良品种、科学种田、改良土壤等方面颇有建树。早在兰考刚刚建县的时候，县长张钦礼就把他当作得力助手，经常带他一起下乡，检查指导，出谋划策。

1962年底，焦裕禄到兰考。经张钦礼介绍，两人又一起登门拜访他，还多次邀请他一块下乡。这让老韩十分感动，干起工作更是拼命。后来，老韩积劳成疾，得了肝硬化。焦裕禄、张钦礼等领导经常前往探望。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催他到医院治疗，劝他在家歇着。可他就是不听，一有空就下乡跑基层。

农业局的领导劝他注意身体，他说：“我这个人闲不住，闲着比啥都难受。”没办法，焦裕禄、张钦礼和局领导商量，叫他去食堂当司务长管伙，他说：“伙我可以管，这乡我还得下。我是农业技术员，是研究如何种好粮食的，不是研究咋吃粮食的。”

韩庆云长期的带病工作，导致病情加重，必须住院治疗。出院带药时，医生给他开了治疗肝病的药和两袋葡萄糖粉。他到药房取药时，药房的人员告诉他，葡萄糖粉没有了，等有了再来取吧！老韩抬头看看药架上明明摆着葡萄糖粉，就指了指，说：“你让我来回跑个啥呀？那不是有的吗？”

“那是凭特需证供应县委领导和老红军的。每人两袋，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随便挪用。”

老韩听了，鼻子一酸，扭头走了。

说来也巧，第二天，焦裕禄和张钦礼下乡回来，一起去看老韩。得知此事，焦裕禄生气地说：“有病的人治病不能用，留给没有病的人保健用，我看这个规定得改。”

“焦书记，你的看法俺举双手赞成。”张钦礼说，又转过头来安慰老韩道：“老韩，气伤肝，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我那两袋葡萄糖粉归你了。”

“钦礼，今晚就召开县委常委会，废掉这个规定。另外，告诉通信员，把分给咱俩的葡萄糖粉马上给老韩送来。”

“焦书记，你的肝病也不轻啊，我咋能吃你那份呀！再说，这规定也不是你们俩定的。现在物资这么紧缺，绝对平均也不行。关心照顾老同志和领导也是可以理解的。”听到焦裕禄的话，老韩十分感动，边流泪边说。

“老韩，你放心，我不会批评任何人，也不否定这个规定有其合理性。我是说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取消特需证，有利于防止干部特殊化。”焦裕禄笑了笑，说道。

根据焦裕禄的安排，张钦礼及时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会上，焦裕禄以取消特需证为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张钦礼等常委们一致响应。会上，大家还围绕干部革命化定了“干部十不准”。

会后，通信员将县委领导的葡萄糖粉送给了老韩，并告诉他特需证已经废掉的消息。老韩感动得像个孩子，“呜呜”地哭了。

朱礼楚，江西省赣州地区崇义县人，1960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林业系（现为中南林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林业部，后随苏联专家在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继续深造。中苏关系破裂后，在华专家撤离返苏，他重新分配到洛阳林校任教，随后又调到兰考。

焦裕禄事迹发表后，电影、电视《焦裕禄》中，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两个大学生之一的生活原型就是朱礼楚。朱礼楚这个曾被焦裕禄生前多次表扬过的大学生，初到兰考，有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兰考自然环境那么恶劣；二是没想到兰考人民那么穷；三是没想到兰考干部群众与‘三害’抗争那么顽强；四是没想到焦裕禄、张钦礼同志对他如此的关爱与器重。

这四个“没想到”，前两个曾使他一度后悔来了兰考；后两个则使他坚定信心，留下来积极参加到根除“三害”的斗争中来，在兰考辛勤工作近50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1962年8月18日，是朱礼楚到兰考报到的第三天。正在破烂不堪的县委招待所休息的朱礼楚忽然听到有人“朱礼楚”，“朱礼楚！”地叫他的名字，就赶忙从房里跑出来，边跑边答应：“我就是朱礼楚，你是谁？”

找他的两个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是咱县的县长张钦礼。”一个年轻些的开了口，指着另一个高个子、样子很和善的人说，“我是张县长的秘书，叫曹庆瑞。我们刚从乡下回来，张县长说要来看看你。”

“欢迎你呀，小朱。”这时，张钦礼满面笑容地握住朱礼楚的手，连声说：“听说你是林业大学毕业、林业方面的专家，俺兰考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呀，你来得太好了。”

张钦礼那个热情、那种求贤若渴的劲头，顿时让朱礼楚心里感到暖暖的。朱礼楚赶忙把张钦礼让进屋里。他告诉张钦礼，自己刚从洛阳调来，并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张钦礼说：“兰考是个苦地方，风沙、盐碱、内涝特别厉害。你不嫌俺兰考穷，从大城市来到重灾区，真不简单呦。你来到咱兰考，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张钦礼与朱礼楚唠起了家常，不由得又讲起战争年代考城县白楼合击一战，说到考城干部就牺牲74人，其中区以上干部就有11人时，张钦礼的眼圈都红了。张钦礼既是对朱礼楚，又像是对自己说：“今天的新中国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烈士们并没有因为兰考穷而不去解放它，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建设好它。”

朱礼楚说，张钦礼这些的话对他触动很大，教育很深。他能够立志在兰考扎根，就与这段话有关。几十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这次谈话。

1962年12月，焦裕禄奉调到兰考任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

上任没几天，一个大风天，焦裕禄叫上张钦礼一起到老韩陵张庄泡桐园，看望朱礼楚和魏鉴章。焦裕禄头一句话就问：“生活习惯吗？”“慢慢会习惯的。”朱礼楚说，“生活上是与我们南方不一样。我们南方人大都吃米，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沙天气。”

“南方米，北方面，山东人爱吃葱和蒜。初来乍到，生活的确有个适应过程。”张钦礼笑着说。

“你们是南方人，远离家乡，阔别亲人，这是为了革命，这是党的需要。”焦裕禄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兰考是个沙区，现在又有特重的灾情，生活是苦一些，但这是暂时的。只要咱们在兰考沉下心，在群众中扎下根，就一定能锁住风沙，把沙荒变成绿洲。有可能的话，配给你们一些大米。以后生活上、工作中有啥困难或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县委想办法帮助你们解决。”

这时，焦裕禄笑着指了指朱礼楚，对张钦礼说：“老张，我和小朱有缘哪。他从洛阳调来，我也是从洛阳调来。目标相同，时间也差不多。小朱是今年8月份，我是12月份，前脚跟后脚。不同的是，小朱是林业老师，我是小朱小魏的学生，今后林业上我还要向你们常请教嘞。”

“你是领导，俺是你手下的兵。”朱礼楚和魏鉴章一听，脸就红了，拘谨地说。

张钦礼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真是捋着胡子过河——谦虚过度(牵须过渡)了。焦书记是除‘三害’的主帅；你们俩是治理‘三害’的精兵良将。俗话说‘要想富，种桐树；’‘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只要咱们上下一心，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咱兰考风起沙飞的黄风，就会变成四处飘香的清风，沙荒就能变成绿洲。”

焦裕禄说：“泡桐是兰考一大宝，很有发展前途，很值得研究。特别是农桐间作，这是劳动人民在与风沙斗争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经验。你们将自己所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群众的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大有作为。这里关键是要使思想感情在群众中扎根。”

说到这儿，焦裕禄意味深长地指着一棵泡桐树，说：“就像这棵桐树，树干这样粗，树叶这样茂盛，没有扎得很深的根是不行的，根深才能叶茂呀。”

“焦书记、张县长，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在兰考扎根，搞好封沙育林、农桐间作，为兰考走向富裕出力。”朱礼楚和魏鉴章连忙表态。

张钦礼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改天换地的重要力量。”焦裕禄接着说，“小朱、小魏，兰考是多么大的林木科研基地呀，你们一定能干出成就来！”没多久，焦裕禄和张钦礼用自行车各驮着一袋大米又来到了泡桐园。朱礼楚和魏鉴章见状，赶忙跑了过来。焦裕禄说：“小朱、小魏，快来看，我和钦礼给你们送啥来了？”“大米！白生生的大米。”朱礼楚和魏鉴章是又惊讶又高兴。

在那瓜菜代粮的年月，谁吃过大米白面呀！一位书记、一位县长驮着这么多大米，亲自给他们送来，怎不叫他们受宠若惊！

“县委研究了，今后你们俩按全细粮供应，全是大米。”焦裕禄此话一出，朱礼楚和魏鉴章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是啊，这在当时是多么大的关怀和鼓励呀！当年，除老红军外，地专级领导干部还不能享受全细粮呀！另外，焦书记、张县长和兰考人民都吃的是啥呀！粗粮占一多半，加上青菜和代食品，食不果腹。

“兰考面貌不彻底改变，我们誓不离开兰考。”朱礼楚他俩哽咽着、发誓般地说。

1963年元旦将至，张钦礼、卓兴隆到林业科了解情况，接待他们的是科长刘寿岭。

“朱礼楚是专门搞林业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一个南方人，从大城市来到重灾区工作，难得啊！”张钦礼对刘寿岭说。

“伙计，我们一定要留住朱礼楚。如果留不住，说明咱们无能。出了问题拿你是问！”卓兴隆笑着对刘寿岭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刘寿岭从张钦礼的话里听出了朱礼楚他们在县委领导心中的分量，当朱礼楚从张君墓田砦林场劳动回来后，马上找他作了一次长谈。关切地询问了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转达了焦裕禄和张钦礼对他们的关怀备至。最后，刘寿岭问，“你还想不想离开兰考了？”朱礼楚说，“我已经爱上兰考了。”

朱礼楚嘴里是这样说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他真的把自己融入兰考的工作中去了。后来，朱礼楚在兰考找了一个美丽、善良、德才兼备的回族姑娘，结婚生子。卓兴隆跟他开玩笑：“咱朱礼楚是搞两个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兵是一个结合，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娘子，回汉结婚又是一个结合。”朱礼楚听了，高兴地“哈哈”大笑，心里充满甜蜜。

兰考县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张庄村有一个20多亩、以泡桐为主的农桐间作林。上有郁郁葱葱的泡桐，下有长势喜人的小麦。朱礼楚他们的观测站就设在桐林中间。

说是观测站，其实就是用秫秸搭成的“草庵”，庵内用麦秸铺了个草铺当睡床。一次，张钦礼、卓兴隆、曹庆瑞骑车去红庙公社，特意拐到桐林“草庵”看望朱礼楚。卓兴隆围着“草庵”转了三圈，弯腰钻进“草庵”，摸摸铺盖、掀掀地上的麦秸，笑嘻嘻地说：“好，这是天然的床铺，郑州、北京找不来。可就是密封不好，要注意防寒。将来兰考变富了，叫你们住楼房。楼房肯定比草庵密封要好。”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张钦礼说：“泡桐研究至关重要，在解决风沙危害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改变农业小气候、确保农业生产，而且还是兰考一大财富。群众说得好，‘要想富，栽桐树，十年变成富裕户’。你们研究泡桐的价值就是改变兰考面貌，使兰考人民走出困境。”

2009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到兰考深入采访了朱礼楚、申显魁、刘俊生等，并以“荒漠治理——中国在行动·兰考的启示”为题，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采访中，已是兰考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的朱礼楚深有感触地说，兰考实现农桐间作，“第一就是它有直接效益，就是桐材；第二个就是生态效益，改变了农田小气候。它降低了风速，增加了空气湿度。风速减低了，湿度提高了，……对农业生产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又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正是朱礼楚他们的研究，使农桐间作由民间经验上升到了科学认识，得到了扎扎实实的推广与普及。截至1978年，兰考县完整成方的农桐间作林面积达47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8.2%；农田林网面积3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37.9%；经济林12万亩，固沙林1.5万亩。

光农桐间作林和农田林网面积就占耕地面积的86.1%。全县林木覆盖率已达到20.1%。全县耕地处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保护之下，风沙长期肆虐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既确保了农业生产的高产，也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同时这些经验也走向了四面八方，全国农桐间作面积超过1亿亩，还漂洋过海引种到阿根廷和日本等国。

在根治“盐碱”和“水患”斗争中“四两拨千斤”的还有申显魁。

这个兰考县水利工程师毕业于河南省水利学校（现华北水利电力学院），1959年分配到兰考，是张钦礼、焦裕禄在任时的水利技术员。他在兰考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不但见证了兰考的历史，而且为治理“三害”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他的足迹踏遍兰考大地，对兰考每道河、每条渠、每座桥梁涵闸，熟悉得如数家珍，对兰考的地势、土质、海拔、比降、气候、水情等了如指掌，常常通过他的计算，有效地降低了“治灾”成本，实现了治理效益最大化。

当时兰考的技术人员很少，每项水利工程，他都在开工前，搞好勘察、测量、设计、画表绘图，算出所需人力物力及达到的质量标准；开工后，他都跟班作业，逐段逐项严格把关；工程完工后，他还要搞好检查验收。县水利局的同志说：“每个水利工程下来，申显魁都得扒一层皮。”

河南水利厅豫东管理局副局长孙明槎夸他：“申显魁一个人能顶两个大学生。”

焦裕禄组织的兰考“三害”调查队队员肖百孝说：“申显魁乐观豪爽，啥事一点就透，干啥都中。”

老百姓说：“水碱一家。河道通，盐碱轻。申显魁是盐碱的克星，降伏涝灾的行家里手。”

贺李河的治理，申显魁一个“裁弯取直”，不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提前了工期，提高了排涝能力。焦裕禄、张钦礼表扬申显魁是治理“三害”的先锋虎将。

正是这样一个英雄群体，使兰考根治“三害”的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入了科学元素，着眼长远，避免浪费，节省了治理成本，实现了治理效益最大化。

田菁馍别叫焦书记吃

兰考的灾情不仅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困难，许多干部家庭同样困难重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可以从上级拨给的福利款中对生活确实困难的干部家庭予以适当的救济。

1963年夏，考虑到焦裕禄家中人多，生活困难，县直机关党委就将焦裕禄也列到了干部救济名单之中。县委办公室审批时，认为情况属实，通过了这个名单。县委办公会研究时，焦裕禄恰恰下乡检查工作了，大家知道他家的困难情况，没有征求焦裕禄意见，就批准了。随后，机关党委派人把钱送到他家里。

焦裕禄回来后，听家里人说了救济款的事。晚饭后就让通知县委全体党员开会。在党员会上，焦裕禄说：“我看到餐厅墙上贴的干部救济名单上，有焦裕禄60元。备考栏中写着：由个人申请，组织批准。请你们拿出来我的申请，给同志们读一读。”

看焦裕禄认真了，机关党委的同志不好意思起来，小声说：“焦书记您没有写申请。”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是十四级干部，每月120多元。在县委机关我的工资最高。况且我爱人也有工资，我没有理由吃救济。救济对象应是工资低、家住灾区、家有病人等困难干部，让他们感到党组织的温暖。”焦裕禄表情严肃，一字一句地说着，又掏出60元钱，当着大家的面数清，交给了机关党委负责同志。

在焦裕禄的感召下，不少同志也把自己享受的困难救济款当众交了出来，救济生活最困难的同志。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得差不多了。一天，省纪委李祥林处长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兰考，找到张钦礼，问：“最近，上级发给你们兰考一笔福利款。有人反映，你们县委书记焦裕禄多吃多占60块钱，有没有这回事啊？”

张钦礼听了，赶忙将事情的原委作了汇报。李祥林说：“如果焦裕禄真的像你说得那样做了，改变兰考面貌可就大有希望了。”

随后，李祥林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核实，证明张钦礼说的情况真实可信。李祥林感到自己也很受教育，说：“焦裕禄是一位不谋私利的好同志。他对问题处理得很妥当。他没有批评任何人，却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不久，省委秘书长专门给焦裕禄打来电话，说：“省委相信你们，你们做得很好，就放心大胆地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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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焦裕禄对张钦礼说，“党员干部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反之，党组织没有监督，人民群众不敢监督，迟早会出大事。”

张钦礼说：“你说得对。党管干部、领导置于群众监督之中是党的光荣传统。权力不能失去监督。我们应从组织上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培养造就一批能征善战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对于这件事，张钦礼想了很多。焦裕禄的坦荡、豁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确应认真学习。没有大的胸怀，不可能团结大多数同志一起工作，除“三害”斗争也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

同时，他又觉得这件事有令人起疑的地方。这件事完全是公开进行的，里面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东西。焦裕禄处理得光明磊落，使许多同志受到了教育，为什么还有人反映到省委呢？如果反映情况的人属于不了解情况，正常的民主监督，那是正常的，但如果是某些人出于其他目的呢？他们要干什么呢？

张钦礼越想越害怕，他不是怕人家对他下黑手，而是担心焦裕禄中了暗箭。如果那样，兰考除“三害”的工作怎么办？没有焦裕禄这个主心骨，根除“三害”工作岂不再次半途而废？！最后，事实证明，写信人正是焦裕禄的前任，其目的就是要把焦裕禄赶走。

通过这件事，他弄明白了一个道理，保护焦裕禄就是保护好不容易形成的根治“三害”的骨干队伍，保护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保护他以身相许的根除“三害”事业。

这一点，他牢牢记在了心里。

这年秋天的一天，焦裕禄、张钦礼带领农业局副局长张子田、农业技术员韩庆云和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盐碱地区搞调研。他们出了县城，朝着仪封公社的方向走去，边走边查看。

行走中，他们看见前边有一个人。张钦礼指给焦裕禄说，前边是仪封公社吕拐大队，不远处的那个人就是大队支书陶云彬，我喊他。

陶云彬听到喊声赶了过来。大家找了一片高地坐下。焦裕禄询问吕拐生产救灾和群众的生活情况，陶云彬一五一十作了回答：“我们大队用搞副业生产赚的钱，把社员的统销口粮都买回来了，眼下生活还过得去。”

陶云彬又说：“俺村西北碱地上长有不少一人多高的青棵子，七股八杈，结的角儿像绿豆角。村上人都说不认识，可这东西耐碱呀！”

“走，老陶，咱去看看。”

焦裕禄一听，顿时来了兴致，跟着陶云彬，踏着湿漉漉的盐碱地，走了一里多路，远远地就看到有茂密的植物在微风中摇动。到跟前看了看，直摇头，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张钦礼把目光转向韩庆云。

“老韩，你再仔细辨认辨认，看是啥植物，有啥用处？”

韩庆云端详了好大一阵子。又用鼻子闻闻、手掐掐、嘴尝尝，然后高兴地说：“想起来了，这种植物，书上叫田菁，它的产地在江苏启东一带。籽实能榨工业用油，皮可当麻用，拉力很强。秸秆可以当柴烧。”

“籽实人能吃吗？”焦裕禄问道。

“不知道。”韩庆云回答。

张钦礼说：“这田菁能在盐碱地上长得这么旺盛，说明它是耐碱性植物。说不定它有治碱、改良土壤的作用。这田菁籽要是人能吃，或者可以喂牲畜，那今天咱可找到宝贝了。”

为了慎重起见，焦裕禄和张钦礼商定，先在干部中试吃一下。为了对后果负责，自愿试吃者必须个人签名。8名参加试吃的人是：县委领导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治碱组长聂泽廉、治沙组长曹庆瑞、治水组长黄振民。

张钦礼让称5斤田菁籽，稍加一点粮食拌均匀，磨成面粉，交给县委食堂炊事班长刘鸿慈，按10个等份，做成20个窝窝头。规定每人只准吃两个，下余4个喂给一头老母猪。

吃晚饭时，大家每人领一份吃了。刚吃完，焦裕禄到了。

“我那一份呢？”

“你问钦礼吧。”卓兴隆说。

“我们身强力壮，抵抗力强。你身体太弱，我们一人一口替你吃了。”张钦礼对焦裕禄说，“再说，你是一把手，万一有个好歹，这工作还咋干，那损失就太大了……”

“焦书记，这是钦礼同志对你的关心。你身体不好，肝病又常犯，我们咋能让你做试验？！”卓兴隆指了指张钦礼，说，“他专门强调说，这田菁馍不能叫焦书记吃。况且多个人少个人也不影响试验效果。”

焦裕禄听了，眼里噙满泪花，他没再说什么，只是要求大家，“从现在起，你们要注意有没有什么反应，必须集体行动，不许单独外出。咱们在办公室学习《纪念白求恩》吧！”

细心的焦裕禄，同时通知县人民医院随时做好准备，以备不测。

晚上8点钟左右，这7个试吃的人个个上吐下泻，浑身瘫软，就像散了架。焦裕禄立即通知县人民医院来救护车把张钦礼等人接走抢救。经过检验，说是氢化物中毒，必须马上抢救！县医院的医护人员全都忙活起来，消毒的，输水的，洗肠胃的，打针喂药的，一直折腾到深夜12点多钟，才转危为安。

第二天，7个人都恢复了精神头。喜欢说笑的卓兴隆说：“差一点见马克思！”

“为人民利益而死，见了马克思也光荣。”潘子春接着话茬说。

“你们两个真是阎罗殿里骂阎王一一不怕死的鬼呀！”蔺永沛笑着说。

“见马克思？看来咱还不够资格。除‘三害’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会收咱们的。”张钦礼也与大家一起调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病房里活跃起来，好像不曾发生过昨天那场生离死别。

中午时分，大家都出了院。刘鸿慈向张钦礼报告说：“我看了看那个老母猪，喂它了4个，嘴里吐了一堆，屁股后面又拉了一大摊，直喘粗气，拽都拽不起来。看来，田菁这东西，人、畜都不能吃。”

大家在医院救治时，焦裕禄给开封地委打电话作了汇报。地委对此事提出严肃批评，焦裕禄主动承担责任，并表示要写出书面检查。

大家闻讯对焦裕禄说：这事哪能怪你，这是咱们商量着办的。我们是党员干部，有危险当然我们要上。况且现在我们全都好了。如果要写检查我们大家一起写。事后，兰考县委集体向上级作了深刻检讨。

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又发出紧急通知，将县上食用田菁中毒的事件通报给群众，晓喻全县人民，田菁含有氢化物毒素，人畜都不能食用。

兰考群众听说县领导试吃田菁中毒，险些丧命，都很感动。有的老年人流着泪说，哪朝哪代有这样好的官呀！事事处处替俺老百姓着想。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做得到啊！为了灾区群众，他们把命都豁上了，咱还有啥说的？

田菁事件感动了灾区的老百姓，鼓起了他们战胜灾害的勇气、决心和信心。张钦礼也暗自庆幸。

最早发现焦裕禄有病的是他的秘书李忠修和县委办公室的张思义、通讯干事刘俊生。他们多次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但焦裕禄总是说工作太忙，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不去医院检查治疗。没有办法，他们悄悄告诉了张钦礼。从此，焦裕禄的健康问题，就成了张钦礼的心头大患。

1963年的春天，焦裕禄、张钦礼和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到城关公社高照头村参加劳动。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铁锹，来到村东头。见社员群众正在翻地，就把自行车一扎，取下车子上的铁锹，就和社员们有说有笑地干了起来。高照头社员们兴奋极了。

“焦书记、张县长来咱村帮咱翻地来了。老少爷们，刮劲干哪！”队长一声呼喊，社员们更是来了精神，一个比一个干得欢。这时，村里一个小青年来到地头，大声喊道：“水来了，大家歇会儿喝点水吧！”

“小顺，你今天送的水有啥名堂呀？”张钦礼认识他，知道他父亲张宏臣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

“有，有。俺爹叫我放了不少菊花。说是春天干燥，喝这水又解渴又去火。”

“好，真有恁爷俩的！给我来一碗。”

张广顺倒了一碗菊花水送了过来。张钦礼接着，随即又轻轻地端给了焦裕禄，说：“老焦，歇会，喝点菊花茶吧。”

焦裕禄品尝一下，高兴地说：“在这田地里能喝到菊花茶，不容易，真舒坦哪！”

“那个正在喝水的就是焦书记？”张广顺用小手指了指身穿蓝灰色制服的焦裕禄，悄悄问道。他看张钦礼点点头，就走到焦裕禄面前，怯生生地问：“这水好喝吗？”

“太好喝了。你小小年纪来给大伙送水，不简单哪！”

听到焦裕禄的鼓励，看着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张广顺消除了初次见面的紧张。他忽闪着大眼睛，上下打量着焦裕禄，又瞅了瞅张钦礼，觉得他们穿的衣服有点特别。上前一摸，又软又滑溜，就好奇地问道：“叔，你们穿的这是啥衣服啊！上面还有字呢。”

张钦礼笑道：“小家伙，眼睛真尖。这不是啥好衣服，是包装袋改做的！”

张钦礼说的没有错。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十分艰苦。不少干部把一些进口化肥的包装袋洗净，用颜料染成兰、黑、灰色，做成衣服穿。因为上面的字不好洗掉，染后仍依稀可见。当时豫东一带曾流传的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穿的都是料子裤。前面是含氮量，后边是尿素。”就是说的这个事。

张广顺听了，惊讶地伸了伸舌头，说：“想不到你们当官的还穿包装袋。”

在大家的笑声中，张钦礼向焦裕禄介绍道，“小顺的父亲开着诊所，还种了不少中草药。他行医几十年，医德医术都很好。”

焦裕禄感慨道：“毛主席叫咱关心群众疾苦，这疾就是病。这苦就是有没有吃和穿。咱应该很好地发挥老中医的作用。”

“眼下群众买点盐，看个病，大都是靠养几只鸡，喂头猪。要是没病没灾，逢年过节还能见点荤，解解馋。如果一害病，大医院看不起，多数人是硬挺着不去看病。如果能把老中医的作用发挥出来，那可挡大事了。这乡里的土专家，说不定有时候还能超过城里的洋大夫嘞。”卓兴隆在一旁也有意无意地插着话。

“钦礼，劳动完咱们去看看这个老中医。”焦裕禄说。

张钦礼点了点头，随即走到张广顺面前，问道：“小顺，你爸爸在家吗？”

“他背个包，一大早就出诊了，现在不在家。”

“啥时候回来？”

“这可说不准。有啥事啊？”

“咱县焦书记想见见你父亲。”

“你要急着见，我现在就去帮你找。”小广顺说着，撒丫子就往家跑……

张钦礼本想借此机会让老中医给焦裕禄瞧瞧病，但又不能明说，怕说明了焦裕禄不去，只能如此，可惜又如此不巧。

隔了几天，他和焦裕禄下乡回来，路过县医院。张钦礼提出想绕到医院看看病，要焦裕禄和他一块去，焦裕禄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俩一起到了医院，张钦礼挂了个内科号，焦裕禄一看名字，就连忙说：“钦礼，错了。这上面咋写的是我的名字呀？”

“不错，焦书记，我就是给你挂的号。”张钦礼说，“看着你一天到晚带病忙工作，大家都揪心地难受。没法子，你自己不来看病，我只好带你过来了。”

“我还以为你工作忙晕了头，把名字都写错了呢。”焦裕禄恍然大悟，十分感激。

“我这一晕头，就治住了你不爱惜自己身体的犟脾气。焦书记，快让大夫给你看看吧。”张钦礼开玩笑说。

经检查，焦裕禄得的是肝炎，而且时间不短了。医生劝他一定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定期检查治疗。张钦礼听了心里直担心，焦裕禄却不当回事。他笑呵呵地说：“我这毛病早知道，不碍事。疾病这个东西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

然而，焦裕禄的病总不见轻，肝区疼痛时常发作，而且越来越厉害，焦裕禄就开始用钢笔顶、用茶缸压、用手按止痛。久而久之，他办公坐的那把藤椅被顶破一个洞。看着他身体明显消瘦，仍拼命地工作，大家又感动又心疼，都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

大家建议他加上中药，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药方，焦裕禄吃后，病有好转。但吃着吃着，他嫌中药太贵，就不吃了。他对县委办公室秘书李忠修说：“咱兰考是个灾区，群众的生活很艰苦。一服中药要花去30来元，我怎么咽得下去？”执意不再接着吃。

李忠修再三劝说，焦裕禄就是不听。李忠修知道他听张钦礼的，就去找张钦礼汇报。张钦礼说：“你该去取药取药，我去找老焦做工作。”结果，焦裕禄又接着吃中药了，大家的心里也跟着轻松了些。

这时，焦裕禄的病情虽然有了一些好转，但张钦礼心里还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一种超自然感应吧，在张钦礼的潜意识里，他和焦裕禄，还有那根除“三害”的事业，已经成了“三合一”的命运共同体了。

决战贺李河

1963年7月下旬，兰考堌阳、小宋、红庙、阎楼一带大旱，并程度不同地出现大面积虫灾，有几万亩秋庄稼面临虫吃旱死的危险。

焦裕禄召开县委常委会。会上，焦裕禄说，“抗旱治虫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会议决定成立抗旱治虫指挥部，焦裕禄主持全面工作，点将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任正副指挥长，蔺永沛兼管后勤保障工作，樊哲民任抗旱治虫办公室主任。

接着，焦裕禄亲自召开公社书记电话会，对抗旱治虫进行了部署。焦裕禄还决定从县直机关抽调100多人，带着农药、喷雾器，分头到灾情严重的社队进行抗旱治虫。

根据焦裕禄的指示，张钦礼立即组织指挥部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他对樊哲民安排道：“这是一场与旱魔较量、与虫抢粮的战斗。几万亩秋庄稼，群众快要到嘴的粮食决不能丢。眼下，抗旱治虫保收成就是头等大事。你们办公室要和全县各社队、县直各局委密切配合，完成好抗旱治虫任务。”

樊哲民迅速和农业局、商业局、水利局等部门的领导进行了协商安排。农业局派技术员到灾情严重的社队设立旱情虫害测报站，一天两次向指挥部汇报情况；商业局迅速组织农药和喷雾器等治虫用品的供应……

一场抗旱治虫的战幕迅速拉开。张钦礼布置完毕，随即就带着潘子春、樊哲民赶到受灾最重的阎楼。

真是触目惊心呀！大片大片的秋庄稼旱得叶子打卷发黄，一眼看不到头的田地裂开了缝，地面升腾的热气就像冒起的青烟，虫子吞噬庄稼时“唰唰唰”的咀嚼声清晰可闻。

当时学校放假，师生全部投入抗旱治虫。他们住在学校，晚上睡在门板上。白天顶着烈日，和阎楼乡的干部群众在庄稼地里除虫、打药、挑水浇地，日夜奋战。

豆棵子挤满虫子，密密麻麻，看着瘆人。看着辛辛苦苦种的庄稼被虫子吞食，大家心急如焚。潘子春一边捉虫，一边骂：“我就不信这五尺多高的男子汉斗不过小虫子。”

他背着喷雾器打药，累得汗流满面；他蹲在大太阳地里捉虫子，嘴里还念念有词：“掐死你个害人虫，东洋鬼子狗汉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小学生们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捉虫子。

很快，焦裕禄检查受灾情况也来到阎楼，看到那场面，感叹道：“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啊！”随后对张钦礼说，“我和老蔺转了一圈，数大付堂、茨蓬、阎楼一带的灾情严重，务必想办法解除旱情，制服虫灾。”

“老焦，你说的很对。如果不尽快制住灾情，这里的庄稼就保不住了。我刚才数过，一棵豆棵子上，黏虫就有40多条。这一带受灾面积多达1.5万亩，任务重，时间紧。要想尽快治住灾情，我提议，向部队求援，派飞机前来喷洒农药。”

焦裕禄一听，连声叫好。并说：“事不宜迟，钦礼，你今天就给开封军分区打电话，请求部队支援。我明天去地委开会，再把这件事给地委、军分区领导汇报反映。”

根据焦裕禄的安排，张钦礼给开封军分区打电话，找到老首长杨世山司令员，陈述灾情，请求支援。杨司令员和军分区领导研究决定，派飞机前来喷洒农药。让张钦礼他们做好准备，插好小红旗指示方位，第二天开始行动。张钦礼他们高兴极了，并打电话向焦裕禄作了汇报。

也许是考验他们的治灾意志，当天晚上竟下起了瓢泼大雨，降雨量400多毫米，虫子被暴雨冲掉了，但大面积的庄稼又被淹没在积水之中。兰考大地水天一色，一片汪洋。这场大雨持续七八天，兰考被水包围的村庄100多个，积水面积35.1万亩。一夜之间旱灾变成涝灾，抗旱治虫指挥部随即改为防汛指挥部。

兰考县大面积的涝水，须通过贺李河经山东曹县往下排。但山东曹县方面自身涝灾严重，排水都很困难。他们筑堤阻挡兰考涝水入境。纵观这一地带，历史上一遇大雨成灾，两省交界处的群众上扒下堵，经常发生持械群殴的情况。

面对这多年不遇的大暴雨和洪涝灾害，张钦礼、潘子春、樊哲民商议，樊哲民留守阎楼，协调安排全县的抗洪排涝工作；潘子春火速先行赶往山东赵楼，协调排涝一事。张钦礼随后出发，先去山东界牌，再赶往赵楼与潘子春会合。

让张钦礼和潘子春去啃去山东协调排涝这个硬骨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潘子春老家在山东赵楼，张钦礼的舅家在山东界牌，两人当八路打游击时就在这一带活动，有很高的群众威望。

“硬骨头”确实“硬”，不好啃。

这里也是一片汪洋。当地群众纷纷将上游来的水堵住，先排当地的积水。潘子春到了山东赵楼，对他们说了兰考的灾情，请求他们说：“兰考的父老乡亲请你们帮助，让涝水从你们这里往下排。”

“俺们的涝水还排不出去嘞，再加上你们的涝水，不是更灾了？”

“剥兔子剥皮、剥腿，还不剥脸嘞。你们看在我大老潘的脸面上，让兰考的涝水从咱赵楼排吧。”潘子春诚恳地请求道，“咱得会算个大小账吧。咱赵楼才多少地呀？咱这里过过涝水，兰考几十万亩的庄稼保住了，这可是大账啊！”

“再说，因兰考排涝给咱造成损失，兰考也不会不管。俺从小在这儿长大，和咱村上的人亲着哩。乡亲们给俺个面子，俺在兰考当县长也好工作啊！说好，兰考涝水先从俺家的地里挑沟往下排。如果碰住谁家的地，损失俺赔，大家看咋样？”赵楼的群众看到抗战老英雄大老潘把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就爽快地答应了，说：“给老潘个脸，让兰考的涝水从咱这里往下排。”

张钦礼带着张杰一人拄根棍子，趟着齐腰深的水，从阎楼来到张君墓，又从张君墓赶到山东白茅。走到白茅村边，张钦礼的饿伤病犯了，头晕得站不住。张杰让他在树下歇一会儿，自己到白茅集看看能不能买点吃的。

张杰到白茅集会上一看，散会了，集上就剩一家卖油条的正在收摊。他赶忙走过去，问：“还有没有吃的？俺买点儿。”

“卖完了。”

“那不是吗，卖给俺吧！”张杰眼尖，一眼瞅见还有几个凉油馍头，说。

“不卖，那是留着俺自己吃的。”

“我和兰考张钦礼县长到这里查灾情嘞！他饿得犯病了。”

“谁？张钦礼？是在兰考当县长的张钦礼吧？俺知道他。你都拿走吧，不要钱。”卖油条的说道。

张杰兜起油馍头，把钱撂到桌上，走了。卖油条的提着一壶开水也跟了过去。张杰问：“你咋过来了？”

“不见见张县长我不放心。”来到张钦礼跟前，张杰用开水把油条泡热乎，和卖油条的一块喂张钦礼吃下。不大一会儿，张钦礼就缓过劲来了。

张钦礼和张杰来到界牌，找舅父师化方说明来意。师化方与当地干部群众商议，大家一致赞同。

几位老年人说，“打游击那会儿，张钦礼舍命为咱保田保粮，这情分咱还没报呢。再说，咱外甥在兰考当县长，这点情面都不给，外人会咋看咱？”张钦礼、张杰做通界牌的工作后，直奔赵楼。

快人快语的潘子春一见他们，张口就问：“通没有？”

“通了。”张钦礼高兴地说：“这儿嘞？”

“早通了！”潘子春自豪地大声回答。

就这样，兰考的涝水顺着山东河道排到下游，保住了当年的收成。社员群众说，“今年这季儿收成真是来之不易啊！”

事后，张钦礼高兴地对潘子春说：“恁俩给咱县的涝水找到了出路，大功一件。”性情直爽的潘子春说：“俺的老脸只能用一回，用多了就不灵了。”听了这句话，张钦礼深有所悟，他找到焦裕禄，说：“焦书记，要从根本上解决涝灾问题，咱还得开挖贺李河！”

焦裕禄接受了张钦礼的建议，拍板开挖贺李河，打响根治盐碱和内涝的决定性战役！这也是焦裕禄生前根治“三害”的最后一次重大决策。

兰考县地处黄河冲积扇的中部豫东平原，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程在57—74米之间，地面坡降为l／5000。河流分属两大流域三大水系。即：黄河流域的黄河水系、淮河流域的万福河水系和惠济河水系。兰考境内的八条河流，都是境外主干河流的末端支流。

一到雨季，尚未过境的客水四处漫溢，与兰考的涝洼积水汇合，使这里灾上加灾。所以，解决内涝的关键，就是给涝水找出路。开挖疏通河道，修桥建闸，变内涝水患为水利，是根治兰考“三害”治本之策。解决一条贺李河，就可使整个东半县安然。

贺李河的重要地位赫然凸现在焦裕禄的面前。

这条位于兰考县东南部的兰考第二条大河，全场38公里，流域面积240平方公里，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4，涉及耕地30余万亩，约占全县耕地的1/3。

降水自西向东，经民权县进入山东。1962年前，由于山东境内河道排水不畅，贺李河流域内的涝水往往无法及时排泄，张君墓等地多年出现大面积涝灾，部分地区秋季作物颗粒无收。

焦裕禄来到兰考之后，经多方努力，把贺李河流域治理列入小流域治理的省办工程。1963年春节一过，焦裕禄就派申显魁到河南省水利厅参与贺李河治理的规划设计。

规划设计过程中，张钦礼提出，在民权县李馆村修建节制闸，汛期水大时关闸，待山东涝水排完之后再把闸门开启排泄兰考的涝水，有利于兼顾上下游的利益。这个想法得到省水利厅的高度赞扬。

贺李河治理，1963年6月设计完毕，治理标准为30年一遇。计划秋后开工，力争春节前完成土方工程，1964年汛期到来前桥、闸等建筑物完工。工程资金由省财政出，粮食补助由省里供应，建筑材料有省里分配。

即便如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仍然面临十分复杂难题——它牵涉周边几个县、其中包括山东省曹县的切身利益，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一天，焦裕禄到北沙河造林工地上找到张钦礼，说：“贺李河是咱东半县的主要排涝河道。一条故堤、一片高滩挡住涝水出路，积水成灾，历来是水利矛盾的焦点。要治理好这条河，牵连着山东、河南两省的三个县（山东曹县、河南兰考和民权），困难不小呀！”

“钦礼同志，从战争年代你就在这一带打仗、工作，群众关系好，周边地区熟。我想让你到这几个地方跑一跑，谈谈咱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人的关系一通，水路也就通了。”

“焦书记，你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我明天就去山东菏泽地委，回过头来再去商丘地委。”张钦礼说。

“钦礼，你就放心地去吧。这北沙河的造林任务我保证完成。”在一旁的刘永松也跟着鼓劲。他是驻地在兰考的开封造纸原料林场场长，抗美援朝时期，曾担任志愿军高炮师副师长，是保卫鸭绿江大桥的战斗英雄，他那军人的气质和男子汉的豪爽让人敬佩。刘永松用手指了指北沙河林区，说：“这植树造林对俺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焦裕禄、张钦礼听了哈哈大笑。焦裕禄握着刘永松的手，说：“老首长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呀！”又转过头来对张钦礼说：“只要咱们把圈子跑圆，把话说到，把工作做到家，就有成功的把握。说干就干，事不宜迟……。”

第二天，张钦礼就带着董建军、黄振民、郭明武、曹庆瑞等来到山东菏泽地委。

菏泽地委秘书长问：“有啥事？”

张钦礼说：“来给菏泽地委汇报工作。”

秘书长一听，笑了，说：“兰考是河南省，怎么跑到山东来给我们汇报工作呀？”

张钦礼说：“兰考是县，菏泽是地区，是上级。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是应该的。并且我们还有问题请地委领导指示。”

秘书长将情况告诉地委书记狄生同志。狄生马上通知专员、秘书长和水利局长岳光庭、曹县县长张志强，一块儿听取张钦礼的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

张钦礼详细地介绍了焦裕禄到兰考后的工作情况、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以及兰考除“三害”的规划和具体意见。

他诚恳地说：“贺李河的水需要经过李馆、曹县往下排入赵王河。为了做到上下游兼顾，不使水灾搬家，互惠沿河人民，我们建议：在兰考、曹县境内同时开挖河道，并在李馆村后建一座节制闸。”

“如遇特大涝水，可以关闭节制闸，先将下游坡地涝水排出，再开闸泄上游的积水，让水顺河道往下排。李馆节制闸由兰考投资修建，节制闸以下河道由曹县负责开挖。”

菏泽地委领导同志听了后，很受启发，也很感动，认为建议很好，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他们爽快地表示：“一定要把上游兰考的涝水欢迎进来，再欢送出去。”并指示曹县与兰考密切合作，成立两县治理贺李河指挥部，进一步勘察设计，制定施工方案。

辞别了菏泽地委领导，张钦礼一行立马赶到商丘，见了地委书记纪登奎，说明了来意。纪登奎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规划，这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同时，我也佩服你们的工作方法。向山东菏泽地委汇报工作，你们也真能想得出！这招棋高。”

“我的意见是：成立民、兰、曹三县治理贺李河指挥部，让我们民权县金明远县长也参加进去。”最后还特别叮嘱张钦礼一行，“此事要抓紧，免得夜长梦多……。”

张钦礼等人立即返回兰考，向焦裕禄汇报了菏泽、商丘之行的情况。焦裕禄又是高兴又是激动，连声说：“纪登奎书记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抓紧，尽早开工。”他与张钦礼当场商定，兰考上民工1万人，由潘子春任指挥长。

接着，张钦礼、潘子春约好民权县县长金明远、曹县县长张志强，在菏泽地委召开治理贺李河指挥长联席会，确定了开工、竣工时间和有关事宜。菏泽地委狄生书记还亲自到会作了指示。

开挖治理贺李河拉开了序幕。

这次合作治水，三县共出动民工近3万人，各负责开挖本县所辖地段。宋庄、尹道口、李馆三座桥闸由兰考负责完成，建桥闸物料由兰考负责。三路人马互相配合，连续奋战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贺李河的治理工程。

在贺李河李馆节制桥闸施工期间，焦裕禄、张钦礼、潘子春等县领导一起到工地参加劳动。他们和民工一样挖土、拉车、背水泥。这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经出现恶化，但他谢绝了同志们的劝阻，仍背着一袋袋的大沙、水泥在工地上没明没夜地忙活。

虚弱的病体使他不堪重负，一下子摔倒在地，晕了过去。正在拉架子车的张钦礼和肩扛水泥的潘子春见状，连忙跑了过去，将焦裕禄搀扶到工棚躺下，让他喝了点热水，稍事休息，就轮流背着他到附近的公社医院抢救。

医生检查后说，焦裕禄的肝病非常严重，已经有了腹水，建议赶快送回县医院治疗。焦裕禄坚持不回去。张钦礼这个历经枪林弹雨和各种磨难、轻易不掉泪的铁汉子，此时不禁泪流满面。

他望着焦裕禄那苍白的脸色和深情的目光，用近于哀求的口吻说：“老焦，你回去住院吧，这里有我和老潘呢。”

“我是一把手，怎么能离开第一线呢？我的病我清楚，一会儿就好了。我留在这里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拿个主意总还行吧！”

张钦礼、潘子春再三劝说也没有用，只好叮嘱医生仔细照顾，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他们。然后就返回了工地。在工地上，张钦礼召集在现场的县委成员开会，商讨焦裕禄的病情。

大家一致认为，焦裕禄的病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住院治疗。张钦礼向焦裕禄宣布了组织决定，焦裕禄无奈地离开了他心目中这个如火如荼的关键战役……

为了让焦裕禄放心，早日完成贺李河的治理工程，张钦礼和潘子春拼命奋战在工地上，兰考的机关干部和社会团体也到工地上参加会战，从贺李河工程的勘察、设计、准备到工程保质保量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月。

自此以后，贺李河流域再也没有遭过水灾。几百年的水利纠纷、群殴械斗彻底解决了，开创了两省三地三县团结治水，互惠互利，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局面。

治理好贺李河，疲惫不堪的张钦礼回到家中。三岁的女儿看见他问：“你是谁呀？”问得他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妻子看着一身泥土、瘦了一圈的丈夫，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但此时的张钦礼，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焦裕禄的身体。

焦裕禄最后的日子里

张钦礼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64年元月下旬的一天，积雪盖地，寒风刺骨。一大早，焦裕禄就叫上张钦礼，领着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们下乡传达贯彻地委会议精神，没多大一会儿，张钦礼就发现焦裕禄不大对劲儿。

平常焦裕禄骑车大都跑到前面，喜欢文艺的他谈笑风生，有时候还亮起嗓门唱上两句，给大家鼓鼓士气。可这一天，他骑了不大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

在一个上坡的地方，焦裕禄骑不上去，不得不下车蹲在了地上。只见他双眉紧锁，牙关紧咬，用手使劲顶压肝部，蜡黄的脸上渗出一串串冷汗。

大家急忙围了上来。李忠修赶紧取出备用的止疼药叫焦裕禄服下。张钦礼则焦急地说：“老焦，你还是先回去吧。把任务交给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焦裕禄却坚定地说：“我能行。那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办，我咋能回去？”

他吃力地站起来，推起车子，艰难地向前走。张钦礼直率地说：“老焦，你的病都这么重了，还这么硬撑着。万一出了问题咋办？你可不能太犟不识劝。兰考人民需要你，根治‘三害’的工作需要你呀！”

“老张，看你急得脸都红了。我没有那么娇气，现在我感到好多了。”焦裕禄一听，竟笑了起来。也许是他乐观幽默的缘故，也许是他的疼痛减轻了，他说道：“再说，我一个人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党和兰考人民才是改变灾区面貌的力量嘛！”

晚上回到县城，大家劝焦裕禄住院治疗。他说啥也不干。说：“病人最好不要住院。一住院耳朵听的、眼睛见的都是病。人进到病圈子里，轻病也得重三分，倒不如坚持工作，工作的乐趣可以驱除疾病的痛苦，这样对战胜疾病反而有利。”

就这样，百忙中的焦裕禄只要病情减缓，就又投入到永远忙不完的工作中去了。但从此以后，焦裕禄的病犯得越来越勤了，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1964年3月21日，那是焦裕禄最后一次骑车下乡。在去三义寨的路上，他肝疼发作，自行车都骑不稳了，左右乱摇晃。张思义连忙扶住他，慢慢蹲在地上，随后就着军用水壶的温水吃了止疼药。张钦礼、李忠修劝焦裕禄回去看医生，可他就是不同意。他指指前面说：“都快到了。”

说完，艰难地站了起来。自行车不能骑，他就弓着腰，扶着自行车把一步步向前走。

十分艰难地走到三义寨公社，焦裕禄不让同志们说他有病，而是坚持认真听取公社书记的汇报。公社书记看他脸色不对，知道他的病又犯了，劝他休息一下再谈工作。焦裕禄说：“我不是来休息的，还是先谈工作吧。”

就这样，一直谈了两个来小时。期间，几次病痛袭来，疼的他头上直冒汗。握笔的手颤抖着，钢笔几次滑落。听完汇报，他又提出到侯寨看拉沙盖碱、南马庄副业生产、孟角村碱地深翻的情况。

然而，刚一出公社大门，一阵剧疼，使他几乎晕倒，没办法只好返回县城。大家劝他直接去医院住院治疗，焦裕禄坚决不同意。焦裕禄回到家，又加班整理下乡的情况，病情进一步加重。但仍带病参加了第二天的县委扩大会。就在这天，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找到张先志，说：“老焦病得很厉害。他用手摸到肝部长了个东西。”

张先志立即通知县医院郑万顺、王进楼、汤建国三位最好的大夫给焦裕禄会诊。他们认为，焦裕禄不是一般的肝炎，建议到上级医院住院检查治疗。张先志马上把焦裕禄的病情向张钦礼作了汇报。张钦礼心急火燎地来到焦裕禄跟前，力劝他到开封医院检查治疗。

“老焦啊，你的病可不能再拖了。千万不能再耽误了。我看你最好今天就去，开封医疗条件比咱县好。”

“老张啊，我真舍不得离开咱兰考。除‘三害’斗争正热火朝天大干的时候。我作为县委一把手，咋忍心离开第一线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本一丢，啥事都干不成了。你只有先把病治好，才能更好地把除‘三害’斗争开展下去。”张钦礼劝道。一旁的张先志和随后赶来的潘子春、蔺永沛等县委领导也都苦苦相劝。最后，焦裕禄点头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但他坚持要把工作安排好后才走，他还要做最后的冲刺、拼搏。

焦裕禄详细地将工作安排部署好后，又伏案疾书。他要写一篇老早就想写的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天，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走进他的办公室，焦裕禄正伏在桌子上，左手拿着一个茶杯顶着疼痛的肝部，右手执笔在写这篇文章。

见刘俊生来到跟前，焦裕禄就放下笔，侧着身子说：“俊生呀！看样子，这篇文章我完不成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肝部这一块硬得很，疼得支持不住……”

刘俊生看着焦裕禄那清瘦、蜡黄，因疼痛已经有些走形的脸，又瞅见他为了压迫止疼肝部把藤椅顶的那个大窟窿，一时不知如何才好，就为难地问：“那怎么办？”

“我的文章让张钦礼书记写吧，他一定能写好的。”焦裕禄交代道。

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去开封治病。出发这天，大家为他送行。由于肝疼得厉害，焦裕禄是弯着腰走向火车站的。

临上车前，他对张钦礼和卓兴隆说：“除‘三害’是兰考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你们一定要领导群众做好。我看好病回来的时候，还要听你们汇报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

卓兴隆一脸泪水地点着头，张钦礼拉着焦裕禄的手说：“老焦，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除‘三害’工作搞好，完成好各项工作计划，给组织上和咱县百姓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让你满意。”

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情系兰考的焦裕禄离开了兰考。令人痛心的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焦裕禄住到开封医学专科学校医院后，张钦礼就和李忠修冒着雨前去探望。当时医院正给焦裕禄作进一步的检查化验，以确诊病情。张钦礼、李忠修和徐俊雅一起，提着心等待着医院的检查结果。

这时，一位女医生拿着病例夹过来了。张钦礼急忙上前，问：“医生，焦书记的化验结果出来没有？”

“切片化验结果出来了。”女医生说，“家属是谁？”

“是我。”徐俊雅连忙说，“老焦他咋样？”

“初步诊断为肝癌。”

他们一听，如雷轰顶。徐俊雅差点昏倒，张钦礼和李忠修也惊呆了。他俩一边安慰徐俊雅，一边求大夫再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治好焦裕禄的病。张钦礼想到了省城大医院和北京权威医院，并向组织上提出了建议和具体安排。

鉴于焦裕禄病情的严重性，开封医专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河南医学院进一步诊断治疗后，确认是肝癌后期，病情十分严重，又把焦裕禄转到北京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陪同焦裕禄去北京的有焦裕禄的爱人徐俊雅，县委统战部长苏清善，县委组织部干事赵文选。张钦礼还特意提出，让民政局长袁汉琪跟着去。袁汉琪当年护送过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万一有啥情况，可找卓琳帮忙解决。

在北京医院，经专家会诊，焦裕禄的病情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医生建议赶快回去，说焦裕禄的生命最多还有二十来天时间。

送焦裕禄去看病的赵文选放声大哭起来，央告说：“医生，我求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医生说，“焦裕禄的工作情况，在他入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我们一定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就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张钦礼和张先志最早前去医院探望了他。看到焦裕禄病成那个样子，还仍然关心着兰考的生产和灾情，张钦礼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张先志见状，赶忙用身体挡住焦裕禄的视线，并示意张钦礼不要哭。张钦礼急忙擦去泪水，拉着焦裕禄的手再三安慰，叫他安心养病，不要挂心兰考的工作。

这时，张先志向焦裕禄汇报了他的干部履历表贴照片的事也已办好，并拿出多洗的照片交给焦裕禄。焦裕禄看着照片，满意地点了点头，感慨地说：“那时候身体、精力多好啊！”

探望过焦裕禄，一出病房门，张钦礼就对张先志说：“焦书记的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咱再找中医想想办法吧。”张先志说：“中，也只好这样了。”

于是，两人就直奔河南省中医研究所（后改为河南省中医研究院），把老中医张海臣所长请过去为焦裕禄诊断治疗，他们寄希望中医能把焦裕禄的病治好。

回到兰考后，没停几天，张钦礼放心不下，就又和刘俊生、曹庆瑞等人赶到郑州看望。见焦裕禄用药后不见轻，就又去找中医张海臣，请他一定想想法，救救焦裕禄。张海臣说，“焦书记是癌症晚期，我已经尽力了。我只能开个药方维持着走，看能不能出现转机。”

张钦礼回到兰考后，向县委其他同志讲了焦裕禄的病情，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第二天，张钦礼和蔺永沛又到郑州看望焦裕禄，这时焦裕禄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看到他俩来了，就强打精神抓住他们的手，眼角滚出大颗大颗的泪珠。

“老焦，大家都很想你，都想来看你，都盼你早点好！”张钦礼说。

“谢谢，谢谢，我也想大家。”焦裕禄感激地点了点头。

“焦书记，你可要安心养病呀。家里的工作请你放心，啥工作都不会掉地下。等你看好病回兰考，我还想听你拉二胡、唱南泥湾呢。”蔺永沛说。

“我怕没有那个福分了。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钦礼、老蔺呀！改变咱县穷困面貌的工作全指望你们了。”焦裕禄的嘴角露出了笑容，眼角淌出了泪水，语气仍然平静地说。

“焦书记，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再说，”张钦礼握着焦裕禄骨瘦如柴的手，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稍稍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起好的题目：《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篇文章咱还没有写好呢！马克思是不会叫咱去他那报到的。”

“钦礼，这篇文章就交给你来完成吧！”焦裕禄深情地望着张钦礼，用力地握了一下他的手说。

“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张钦礼实在控制不住悲痛的心情，他转过脸，擦去泪水，说：“咱可说好了，你一定把病治好。等文章写好后，咱就开个大会，你来念给大家听。”

焦裕禄点了点头，笑了……

张钦礼、蔺永沛出了病房门，心情十分沉重。一回到兰考，张钦礼就找到张先志，说：“先志，你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去郑州陪护老焦吧。咱焦书记的病咱要尽最大的努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万一有紧急情况，你好及时通知我们和焦裕禄山东老家的人；另外，你们组织部门代表大家多陪陪咱焦书记。下步咋治疗，也好和老焦的家人及时商量。”

事隔不几天，张先志突然给张钦礼打来电话，哽咽着说：“焦书记已经病危了，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张钦礼放下电话，立即赶了过去。病房外，张先志一见张钦礼，急忙问道：“万一焦书记不中了，咋办？啥时候通知老焦山东老家的人？”

张钦礼一边往病房走，一边说：“你和老徐（徐俊雅）先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家人的意见，我先去看看老焦。”

张钦礼来到病房，急步走到焦裕禄病床前，握住焦裕禄的手。此时，焦裕禄瘦得完全脱了形。极度衰弱的他在生命垂危之时还挂心着兰考。他深情地望着张钦礼，一字一顿地问道：“钦礼，听说咱兰考下大雨了，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淹。”“这么大的雨能会不淹？你可别不告诉我。”

“咱们挖的排涝工程都发挥作用了。上面下着，地下排着，庄稼没受淹。”张钦礼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向焦裕禄汇报了全县人民抗灾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说完，张钦礼再三安慰焦裕禄安心养病，并告诉他兰考面貌的改变比原来预想的要快一些。焦裕禄会心地笑了。

这时，焦裕禄肝部又是一阵钻心般地疼痛。他强忍着疼，问道：“我的病咋样？几次转院，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医生不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不忍心告诉焦裕禄他得的是癌症。但在焦裕禄的一再追问下，张钦礼不得不对他说：“这是组织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啊，我明白了……”

稍停，焦裕禄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交给张钦礼，说道：“钦礼同志，这张照片留作纪念吧。现在有句话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在一起工作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

“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强忍悲痛，看着焦裕禄那充满信任、期望、亲切的目光，听着焦裕禄那感人肺腑的临终嘱托，他连连点头，泪水止不住地一串串往下掉……

这时，在外面和焦裕禄家人商量后事的张先志回到病房。见焦裕禄、张钦礼伤感的样子，连忙劝慰。医生护士进来要给焦裕禄治疗了，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的好书记。临迈出病房时，张钦礼又望了望焦裕禄，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悲痛，鼻子一酸，就哭泣起来。

他怎么会料到，这就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他、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先志，”张钦礼心情沉重地把张先志叫到身边，做了进一步的安排，“看来咱焦书记快不中了，咱们要有思想准备。我这就回兰考，把老焦的病情告诉家里的常委们。你在这儿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按照焦书记家人的意见做好后事的准备工作。送老衣、棺木要按最好的办理；二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你要立即告诉我们，通知省、地委的领导和山东老焦的家人。”

1964年5月14日上午9点45分，焦裕禄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42岁。

张先志一边通知省、地、县委的领导，一边通知焦裕禄的子女和远在山东淄博的焦母和兄长焦裕生。棺材是张先志和凡世炎到郑州市西大街路北一家棺材店买的，价值400元，是当时最好的棺材，但是棺材底是横板拼凑的。

衣服是白衬衣、蓝呢子中山装。根据省地委领导的意见，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郑州黄岗寺公墓。

上午10时，张先志从郑州打来电话，开口就对接电话的通信员张世堂说：“快去叫钦礼接电话。焦书记去世了……”张世堂急忙去找，看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长友，两人随即告诉了正在主持县常委会的张钦礼。张钦礼立即决定停止开会，全体去郑州，为焦书记送行……

送葬那天，省、地、县委很多领导同志都去了。安葬后回到兰考，在大礼堂开的追悼大会，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第三章 灾区有“金矿”

王维群慧眼识珠

焦裕禄的丧事尚未办完，张钦礼就接到通知，要他5月16日赶到民权参加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

这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河南省落实“以农业为基础”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把造林作为扭转沙区风沙肆虐局面、改善生存环境、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措施进行推进。兰考因防风治沙、植树造林成果突出，作为四个先进典型之一向大会介绍经验。

给大家介绍什么呢？沙区造林是他与焦裕禄携手并肩亲力亲为的事，本可以不拿发言稿，如数家珍般来个精彩汇报，但参加完焦裕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兰考后，张钦礼彻夜难眠。

焦裕禄和他推心置腹、共商根治“三害”方略的深夜交谈，狂风暴雨中手拉手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相互鼓励，焦裕禄看望老贫农时“我是您的儿子”的深情问候……，这些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反反复复在他头脑里闪现着……

“老焦没有走完的路，不能半途而废！根治“三害”斗争，必须进行到底！”他暗暗下了决心，“对焦书记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下决心要做，但没做完的事情彻彻底底做好！”

但是，下一步怎么走？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心里也没有底儿。

从15岁参加抗日战争开始，游击队指导员、县支前团政委、县供销社主任、副县长，27岁就担任了县长。年龄不大，可也算是老革命了吧？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自己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却不会工作了呢？反“五风”时跌了个大跟头，不是周总理出面搭救，现在什么样子也说不了！

对于这个问题，他并不后悔：我那是同“五风”做斗争，是为民请命，难道我们闹革命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是为了吹牛搞浮夸，还让老百姓拉棍要饭吗？那么，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吴芝圃书记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难道真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他又想到在周总理关怀下被平反、恢复职务的情况。

1961年7月，省委公开为他平反，恢复职务，但拖了两个多月才真正落实。其原因就是，省委明确不能留“尾巴”，地委领导却非要给他留个“尾巴”不可。最后还是他找到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62年，正是兰考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急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时候，地委发现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王金碧有经济问题，为什么不考虑他这个“兰考通”、曾经以命相搏告“御状”、坚持党的原则、捍卫农民利益的老县长接任县委书记，而是调来了对农村、农民并不十分熟悉的焦裕禄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呢？

多亏焦裕禄同志不是那种只会当官、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里的官僚，而是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善于抓主要矛盾的真正共产党人，他与张钦礼一拍即合，很快就把根治“三害”当成了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兰考形成一个根治“三害”的领导核心，培养了敢打硬仗的骨干队伍，摸清了“三害”的根源，全县精神为之一振，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但在这个时候，开封地委又要把他调走，从丰收地区调来一个县长，在焦裕禄极力挽留下，为了根治“三害”，张钦礼甘愿从二把手降为三把手，只留了一个负责根治“三害”工作的县委副书记职务，直到焦裕禄同志逝世……

他想不通。曾有人帮助他分析原因，说他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主要活动区域在鲁西南，参加的是八路军；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是吴芝圃的老下级，主要在豫东一带活动，带领的是新四军，论与吴芝圃的个人关系，张钦礼比张申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无论是反浮夸时公开顶撞吴芝圃，还是最终把吴芝圃告下台，都不可能使张申对张钦礼产生好的印象，不穿小鞋就算不错了。

对此，他并不相信。新四军也好，八路军也罢，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个人关系有亲有疏也算正常，但总不至于带到工作中来吧？能够治好盐碱，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搞好植树造林，这些可都是毛主席来视察时发出的伟大号召呀！

他与程约俊制定的兰考淤灌水利建设规划蓝图，是经毛主席看过，并热情鼓励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吴芝圃、张申这些老革命怎么会拿来开玩笑呢？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不说提拔、重用，焦裕禄来到兰考，正需要他这个“兰考通”与他同心同德根治“三害”的关键时候，为什么非要把他调走，即使不走也要从丰收地区派来一个新县长呢？

这时，他也对自己过了过“电影”，一年多的相处，他深深感到焦裕禄的理论水平确实比自己高了不少。

同样是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一般人眼里，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为什么焦裕禄却能看出来除“三害”，发展生产，让人民安居乐业，也是在为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而斗争，除“三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就是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在本质上与党中央精神是一致的？有了这个，就能心里亮亮堂堂地除“三害”了！

而自己呢，反浮夸，只知道是为老百姓说真话，怎么就认识不到自己正是在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党的宗旨呢？

他越想越多，问号也越来越多，甚至越想越有些不寒而栗了。焦裕禄这个“主心骨”走了，地委领导同志对他这个态度，使他越发觉得根治“三害”这个路必定越走越艰难，没有一把手的坚决支持，他这个三把手还能兑现诺言，完成焦裕禄的未竟事业吗？

他甚至想到，也许焦裕禄的去世，也是他毕生追求的根治灾害、使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梦想彻底破灭之时……

会议安排的典型发言是四个，张钦礼是第二个。张钦礼走上发言席，抬头看了一眼“全省沙区造林工作会议”的会标，一个“沙”字顿时像一股电流传遍全身。睹物思人，引起他的无限感慨。他的脚步略有些踉跄，在与会代表们异样的目光中开始了他的发言。

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向与会代表介绍兰考县造林防沙、翻淤压沙、封闭沙丘、贴膏药扎针等情况和经验，说着说着，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与焦裕禄并肩治理“三害”时的一幕幕情形，涌出没有了焦裕禄这个的主心骨，他这个三把手还能不能完成焦裕禄未竟事业的担心。

慢慢地，泪水开始在他眼中滚动，讲稿上的字模糊起来，发言主题也偏离了会议要求。张钦礼声泪俱下地讲起了焦裕禄为兰考人民除“三害”带病工作，活活累死，献出了他42岁年轻生命；讲起了焦裕禄与兰考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代表们都被深深感染了。不知不觉间，会议安排的一个小时发言时间到了，他回头看看大会主持人，正要表示歉意，王维群副省长说：“你不受时间限制，继续讲。”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最后，他讲了焦裕禄的临终遗嘱：“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不要多花钱，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我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这时，会场已是一片哭声。王维群副省长宣布：“会议暂停以后的发言，分组讨论学习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经验。”

全省性会议因一个人的发言而改变会议议程，这是很少见的。

从王维群副省长的果断决策中，张钦礼看到了省里领导同志对焦裕禄精神的高度重视。他想，焦裕禄不就是我们除“三害”斗争的旗帜吗？只要这个旗帜不倒，焦裕禄就永远和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就有主心骨，除“三害”斗争就能进行下去，并取得最后胜利。

于是，张钦礼与焦裕禄精神从此就有了生死相许的默契，有了坎坷一生而不怨不悔的坚守。

会议尚未结束，参加会议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就找到张钦礼，开始了对焦裕禄事迹的深入采访。

民权会议结束后，张钦礼回到兰考第一件事就是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写出来，宣传出去。他亲自执笔写了一份《关于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焦裕禄先进事迹的报告》，8月29日直接送交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

这份报告引起了省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省委常务书记文敏生在全省生产救灾动员大会上，谈到灾区干部思想状况时激动地说：“有一位县委书记叫焦裕禄，他活着抱病治理‘三害’，临死又要求死后将他埋在沙丘上，看着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把沙丘治好。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

河南省“四清”（“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到1966年5月先后在大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总团发简报称：“焦裕禄活着的时候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死了还不忘工作。”很快，河南省委发出《向模范共产党员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向焦裕禄看齐。

在民权会议上采访过张钦礼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也被深深地感动着，他回到分社以后，就建议抓住这一重大线索组织宣传报道。不巧的是，当时恰遇分社领导班子调整，人心浮动，事情被搁置下来。

到了10月份，总社派张应先到河南分社任副社长。在张应先主持的记者情况汇报会上，鲁保国详细地介绍了民权会议上发生的一切，高飞、戴德义两位记者也把间接听到的有关情况作了介绍，焦裕禄很快成了热议的焦点。

作为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谁没有看到过自然灾害的肆虐，谁不了解群众改变落后面貌的企盼？不用讨论，大家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一线索是我们分社发现的，也应由我们分社去完成这一报道任务。”

张应先副社长为组长，鲁保国、逯祖毅两位记者为成员的三人报道小组，开始着手紧张的宣传报道准备工作。

“我可把你们盼来了……”张钦礼是最先找来的，他一见面就握住张应先的手，眼泪汪汪地介绍焦裕禄带领县委一班人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故事，说：“老焦虽然去世了，但他那同兰考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革命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闻讯赶来的还有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他主动陪记者们到焦裕禄生前树立的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四面红旗”去采访。在村里，不少群众主动介绍情况，提供线索。

一些人眼含热泪，动情地说：“焦书记是我们的好书记啊！他来到我们这里，就领着我们治沙、治碱、治水，等到我们这里自然面貌稍有改变时，他却离开了我们……”

走到一棵泡桐树下，刘俊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焦裕禄的照片给记者看。他指着这棵泡桐说：“这张照片就是在这棵泡桐树下拍的，当时焦书记肝部疼痛，走不动了，他用手撑着腰部在这里停了一会儿，我抓住这一机会给他照了这张照片。现在他去世了，但他带病工作的情景，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焦裕禄的形象令记者再也放不下手中的笔，张应先执笔，含泪连夜写出一篇报道，一面送审，一面将稿件传给总社。总社于11月18日播出，《人民日报》次日在二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

肩题是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为《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副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河南日报》总编辑刘问世、副总编辑翁少峰对此事抓得很紧，先后派出农村部主任李光照、黎路、记者部主任安孚林等人赴兰考采访，对焦裕禄事迹作连续报道。省电台也派出编辑、记者前往采访。

在各方面配合下，全省迅速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民权会议应该记入史册。正是张钦礼这个发言，正是副省长王维群的临时改变议程，正是新华社记者鲁保国的第一次采访，使一场声势浩大、经久不衰的中国共产党党性宣传教育活动拉开了帷幕，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他的战友们一道根治灾害、改变中国救灾史的中共领导干部的丰碑深深矗立在了亿万人民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永久记忆。

同时，与人们的思维大相径庭的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也因此陷入了生死荣辱跌宕起伏的“怪圈”。

积怨初爆发

张钦礼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1965年5月，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这时，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已经初步显现出喜人的成果，小麦长势很好，个低穗大，籽粒饱满，丰收在望。不久，地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

在这个各县只有县委书记和县长参加的会议上，周××觉得心中有底气，没让县长张维新发言，而是主动大包大揽了400万斤的征购任务。兰考由长期吃统销，一下子变成了“贡献户”，自然少不了大家对周××的一番赞扬，周××自己也觉得很露脸，颇有些踌躇满志。

会议一结束，周××就兴冲冲地回到兰考，召开县委扩大会，布置夏粮征购工作。周××首先动员说：“今年小麦生产形势很好，群众都说今年的小麦喜死人、气死牛，是个丰收年，多征购点儿，没有问题。”

“任务是多少？”大家关切地问道。

“400万斤。”

“400万斤？”大家都感觉任务太重，都把目光集中到张钦礼那里，想听听他这个最“把底”的是什么看法。

“今年的小麦确实长得好。这是事实。但是有个特殊情况必须注意到。”张钦礼说，“去年秋季下了70天连阴雨，种麦时不少洼地积水，一脚踩下去一个坑，抬脚一坑水，根本没法播种。就是勉强种上，也基本没有出苗。今年实际收获40多万亩，要比往年少收7万多亩。就是说，今年是单产高，总产少。”

第一次布置夏粮征购就被驳了面子，周××心中十分不舒服。他觉得张钦礼是有意和他作对，就不耐烦地说：“你别说了，现在是抗美援越，多征购点粮食是政治任务。”

既然是政治任务，大家不好再说什么，就说：“既然是政治任务那就完成。”

县里把任务分解到各公社，各公社又逐级分配到大队、生产队。为确保任务完成，专门将长期实行的“先算账，后入库”改为“先入库，后算账”，要求7天完成入库任务。

随后，周××又命令县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乡督促检查。

“先算账，后入库”还是“先入库，后算账”，这是关系到能否确保农民利益的关键问题。“先算账，后入库”，是先算账，按政策标准留下口粮、种子、饲料，然后再确定应交的公粮和余粮入库数量。周××把这两个先后顺序一颠倒，导致不少队入库之后，除了种子、饲料，已经没有口粮了。前边交公粮，后边要统销粮。

仪封公社耿庄大队是兰考县有名的好地区、余粮队。往年夏季社员口粮每人留120斤。1965年夏季完成征购任务后，留下种子、饲料，社员口粮最多的生产队平均不到90斤。有的生产队人均不到50斤，不得不吃返销粮。

结果，这一年全县征购400万斤，返销800万斤。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使周××脸面尽失。他既怨天，又尤人，心里充满无名火。有人问及此事，他一下子推到了张钦礼身上：“我新来乍到，不了解情况。都是张钦礼同志没有把好关。”

很快到了秋季，兰考“四清”运动开始，县领导除了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留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大部分都参加了“四清”工作。

这场以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桃园经验”为标志的政治运动，基本特点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人过关。首先是“洗澡放包袱”，接着是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

在对敌斗争这一阶段，出现大量冤假错案，特别是让基层干部“洗澡”互相“搓澡”，搞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更是令人发指。据《抚宁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统计，四清运动使抚宁县1939名党员、干部中受错误处理270人，全县非正常死亡2007人。

有了“桃园经验”，秦××、周××也就有了尚方宝剑，有了整人的底气。周××在胡集蹲点，不但把大小队干部全部打倒，连生产队的记工员也不放过。村支书胡安民是老土改干部，旧社会苦大仇深，焦裕禄曾让他到县大礼堂诉苦会上诉说家史，在他村搞泡桐育苗基地，后人看到的那棵“焦桐”就是胡安民在任时由焦裕禄亲自栽种的。

这时，自诩体验生活、写焦裕禄电影剧本的任彦芳也临时跟着周××在胡集蹲点。根据任彦芳编的顺口溜“胡支书，李支书，砍桐树，盖瓦屋”，周××停止了胡安民的职务，对其进行清理，并将其全家6口赶到两间破草房中度日。

半年后，没查出任何问题，又宣布他为“四清干部”，仍任党支部书记，但胡安民和其他大小队干部伤透了心，坚决不再担任干部，使该村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村的泡桐很有名，不要说路旁，即使田里，也随处可见挺拔、粗壮的泡桐。

对于这些桐树，焦裕禄看成了宝贝疙瘩。他在胡集搞路林规划时，就强调，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眼看成材，挪死可惜，散长在农田的不能挪动。一朝天子一朝臣。周××的要求则是农田里散长的泡桐统统移栽到路两旁，结果挪死了300多棵。于是，就有了“文革”初期胡集农民拉着300多棵碗口粗的死桐树到兰考大街控诉周××的一幕。

素昧平生的胡集干群被折腾得如此不堪，对张钦礼、蔺永佩、潘子春等自然不能放过。名义上是让他们留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把他们当作了“四不清”对象。所谓“四不清”，指干部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个方面不清白、有问题。

秦在“四清”动员会上讲：“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不过是个县委副书记……”秦还对县直机关“四清”工作队长、开封地区粮食局局长崔立书交代说：“对张钦礼他们要深查、深揭、深挖、深批。”

“钦礼，看这阵势，来者不善呀！你得罪过他们吗？”潘子春悄悄地问道。

“没有啊？除了反右时在孙跃堂安排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外，我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呀！”钦礼想了想，说道。

“你再想想，在其他地方得罪过秦部长没有？”

“秦部长在一次种红薯会上，提出每亩至少种5000棵。我当时说，‘种多少棵得根据地力，我看一亩地种3000棵就不少。如果种5000棵，连红薯秧也拖不成。’是不是我的发言刺激了他？可这都是为了工作呀！当领导的总不能小肚鸡肠去计较吧？”

“新来的周××呢？我看今年夏粮征购的事他是记在心里的。”

“按说，这些都不应该呀！”

不应该归不应该，要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张钦礼等的调查还是像筛子一样展开了。经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崔立书向秦××汇报说，张钦礼、蔺永佩、潘子春没有“四不清”的问题，并建议解放他们出来工作。

“没有问题？”秦××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是不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发动了，但就是没揭发出什么问题。”崔立书辩解道。

“张钦礼在兰考一二十年，我就不相信会没有‘四不清’的问题。有人反映，张钦礼家的茶叶都是用麻袋装的。”秦××有点急了，大声对崔立书说，“要发动群众深挖，找知情人个别谈。”

再深挖还是没找到张钦礼的“四不清”问题，秦××遂以崔立书“右倾”为由，将其工作队长撤了。秦××对任命的新队长面授机宜：“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都是冀鲁豫边区过来的铁头老捻子，要把他们挂起来好好地查！”

新队长派人到张钦礼家询问茶叶的事，刘秀枝说：“不怕恁笑话，长这么大俺也没有见过茶叶是啥样儿哩。那麻袋里装的是老家带来的红薯叶。你看看，下面条放点可好吃了。你要想吃我给你抓点……”

秦××、周××一无所获，就想从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对潘子春展开了车轮战。潘子春实在受不了了，便使个缓兵之计，说自己有男女关系。工作队长喜出望外，让他交代。潘子春说：“你们让我回家吃点饭，睡一觉，我再告诉你们。”

潘子春回到家，吃饱喝足，美美地睡了一大觉。回来后向工作队交代自己的男女关系问题。说：“就有一个，是俺孩儿他娘。”这一下可惹恼了他们。有人大叫：“敢耍我们，打这个老家伙。”一个工作队员挥拳打来。潘子春一闪身，一个顺手牵羊，就将那人按倒在地。接着大吼一声，“想打架，我帮你们一窝子。”

秦××听了汇报，火冒三丈，说：“翻天了，敢打四清工作队。这是对抗党中央，把他逮捕法办！”工作队长自知理亏，忙劝道：“算了吧。当时我在场，是工作队的人先动的手。”秦××说：“那也不能便宜了他。把他挂起来，再深揭、细查、猛批……”

省委对焦裕禄精神的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对张钦礼，对兰考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自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应对秦××、周××的清查，张钦礼考虑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引导全县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焦裕禄遗志，发扬焦裕禄精神，根治兰考“三害”。

按照过去的习惯，到了冬天，农事结束，延续到来年开春，都是“冬闲”。这个时候，农民们就外出要饭，既能省点家里的粮食，同时又能有点贴补。

张钦礼认为，在焦裕禄领导下，兰考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初步具备了“冬闲”变“冬忙”的条件。这时应该乘着学习焦裕禄的东风，改变一下全县人民的精神状态，尝试着变“冬闲”为“冬忙”，掀起一个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打响根除“三害”的人民战争。

1965年深秋，张钦礼在仪封公社吕拐大队召开长达6天的全县三级干部会，实际上是一次治理盐碱、挖沟洫台田的现场会。

吕拐大队是全县出了名的重碱区。早先，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成。一年到头地里总是湿漉漉的，就像盖着一层白霜。

负责会议食宿安排的鲁继云当年二十刚出头，是县招待所管伙的会计。张钦礼问他：“你会管伙？乡下开会的食宿管理可比不得县城，你以前没干过吧？”

“没干过，这是头一回。”鲁继云说，出于好奇，他反问道：“张书记，为啥不在县城开嘞？”

“咱这个会是治碱工作会。吕拐大队治碱搞得好，在这开是对他们的一个鼓舞。最重要的是，盐碱地咋治，实地看一遍，比在外地听一遍好。吕拐大队的好做法，现场看看、现场体验体验，印象就更深了。”张钦礼还说，“可是有一条，这乡下开会，比县城条件要艰苦一些，你们要麻烦一点。没别的要求，一句话，你们一定要把会议的吃住安排好。晴天、雨天都要考虑到。最主要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扰民。”

张钦礼在报告中，讲了焦裕禄的遗愿，又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要有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要以焦裕禄为榜样，改天换地，根除“三害”。

他深情地说：“焦书记临终时，还说要看着我们把沙丘治好。同志们，焦书记在看着我们，全县人民在看着我们。会后，各社队有沙的治沙，有碱的治碱，一定要让咱焦书记的在天之灵能够高兴、满意、放心。”

这个会议是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召开的第一次全县最大规模的根治“三害”动员大会，也是“文革”前最后一次根治“三害”动员大会。

小宋公社龙庄大队的肖园子村北有两个大沙丘。风起沙扬，昏天黑地，祸及群众，危害庄稼。有的一连种几茬都捉不住苗。社员群众没粮食吃，集体牲畜没饲料喂。一到青黄不接，就拖儿带女，逃荒要饭。

队长何进海回到村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发动社员群众准备大干。为了寻找淤泥封住沙丘，何进海等队干部挥锹挑沟。沟挑到一米来深时，便发现了红彤彤的胶泥，再往下挖，又是黑胶泥，厚度竟达一米多深。

他们高兴极了。何进海把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召集过来，指着沟里的淤泥说：“摆在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胶泥埋得太深，掏力大，群众生活又苦，不干；二是迎难而上，做当代愚公，改天换地，应了咱焦书记说的‘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男劳力说：“老何，你领着我们干吧。咱挖出一锨是一锨，盖住一片是一片。愚公能移山，我们就能换地。”

妇女们说：“俺少吃点，把粮食省给壮劳力吃。”老人们也表示，俺干不了重的干轻的，抬不动大筐我们可以用手搬。

很快，肖园子男女老少齐上阵，打响了翻淤压沙的战斗。张钦礼、潘子春到龙庄大队检查工作，看到社员群众生活这么苦，干劲这么大，张钦礼想起了下乡时遇到的情况。

一次，他遇上一个五保户老太太，一边走一边说，这政府给了购粮本，不给钱怎么买呀？

还有一次，他遇上一个人，他领了救济款，又埋怨只卖给红薯干，不卖给麦子，说：“国家有那么多钱，不兴多给几块？有印票子机器，多印点不就行了？”

张钦礼觉得这是救灾指导思想有毛病，单纯救灾越救越灾，把人都救懒了。这样下去，就慢慢变成了五保户、五保队、五保社、五保县。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以治为主，救济为辅，把国家有限的救灾资金与根除灾害条件结合起来，在确保社员群众能够安全度过灾荒的前提下，搞以工代赈。

想到这里，张钦礼悄悄地给潘子春说：“老伙计，咱能不能变个法儿，调剂一部分救济粮款实行以工代赈呢？”

潘子春说：“恐怕不行。弄不好要犯挪用救灾款物的错误。”

张钦礼说：“我看，咱只要确保受灾群众能够安全度过灾荒，只要不装进咱自己的腰包，就用在治灾上，我看犯不了什么错误。就这样吧，先弄一部分试试，好了就推广。出问题，我负责！”

潘子春说：“说到这里，我也支持！领导追究，也有我的一份。”

两人一商量，决定给肖园子拨救灾粮款，以工代赈。社员群众十分感动，要求两位书记讲话。

“俺不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干活。”潘子春站在土墩上，扯开大嗓门喊道。一句未了，社员群众都哭了。稍停，他又说道：“这么冷的天，你们翻淤压沙，老老少少齐上阵，好啊！你们这是在挖元宝、刨穷根呀！今天，俺和钦礼跟你们一块干，晌午还不让你们管饭。一个心愿就是，你们有吃有喝，家家吃上白面馍、住上大瓦房，俺们就开心了。俺就说到这儿，还是叫钦礼给你们讲两句吧。”

他的话音一落，群众又是欢呼，又是拍巴掌。潘子春讲话朴实、生动，群众喜欢听。

张钦礼接着说道：“老潘说得好啊！咱是在刨穷根，给咱子孙后代置家业啊！一锹淤泥一把粮，治好沙丘住瓦房。你们挖一人来深才找到淤泥，少见哪！你们干的好啊！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咱们上下一条心，勒紧裤腰带大干几年，咱就能吃上白面馍，穿上新衣服，住进大瓦房。”

张钦礼、潘子春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龙庄大队干部群众的干劲。在翻淤压沙的现场，张钦礼发现有个十五六岁的年轻孩子，大冬天穿着背心，在一人来深的地沟里，汗流满面地挖着淤泥。就走上前，弯下腰，问道：“小伙子，你叫啥？”

“我叫何芳君，俺爹是队长，叫何进海。俺们全家都来了。”

张钦礼看着头上直冒热气的何芳君，又问道：“小何，这大冬天的，你穿个背心，冷不冷啊？”

“俺不冷。这地沟里温度高，你看，俺还冒汗嘞！”

张钦礼看着这个招人喜欢的年轻孩子，接着问道：“像你们这样全家出动的，有几家呀？”

“有不少嘞。俺队里的干部都这样。”

“这上阵还是父子兵啊！小伙子，好样的！”

经过几年艰苦奋战，肖园子从1米多深的地下翻淤压沙220亩，两个方圆216亩的大沙丘全部封上了胶泥，种上了洋槐树。肖园子村终于制服了沙害，种一葫芦打两瓢的沙岗地变成了单季亩产上千斤的良田，全村群众过上了好生活。

肖园子村是整个兰考的缩影。这一年，在焦裕禄精神的鼓舞下，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正式打响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人民战争。也许张钦礼并不知道，他们这里焕发出来的同灾害做斗争、敢于改天换地的精神，正是当时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时代精神；他提出的改“救灾”为“治灾”的思想，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区别于历史上任何统治集团的治灾思路。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高度一致所决定的。

由此，焦裕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楷模载入了中国当代史册，同时，河南兰考围绕着焦裕禄精神是“砍”还是“树”展开了数十年的尖锐斗争。张钦礼作为这场斗争中的核心人物，连同他跌宕起伏的命运一起也将记入史册。

周原找到了“金矿”

1961年到1965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逐步进入复苏时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五风”的阴影就像一个幽灵，长期盘旋在人们的心头。这已经成了新中国复苏与建设必须打掉的拦路虎。

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通过发掘、宣传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打破这压抑的沉闷空气，提高人民战胜困难的斗志，就成了其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

这个重任落在了穆青身上。这不仅因为他是负责国内报道的副社长，更重要的是他的新闻思想的主旋律就是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吹“进军号”。这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新闻自觉。

从穆青的新闻作品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及其先进代表人物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多少上，最根本的是他善于捕捉足以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代表人物，并通过他那如椽之笔，充分展示其时代意义，讴歌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性作用。

他笔下人物的集合，就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奋斗史。1942年，他与张铁夫合作采访、写作了报告文学《赵占魁同志》，这不仅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第一次把普通工人作为英雄大力表彰，而且是在我抗日军民极端困难时期树起的时代英雄。

其后，穆青又先后写作或与人合作了《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工人的旗帜赵占魁》等通讯、报告文学和特写。

1943年采写的塑造农民抗日英雄群像的《雁翎队》，激励千千万万抗日志士慷慨悲歌，英勇杀敌，以致成为新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必修教材，被各大学新闻专业一再翻印，成为我国新闻史的“保留剧目”。

可以说，他的这些作品影响、促进和推动了一个时期千万人参加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对于巩固边区和根据地，壮大抗日力量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1965年12月5日，穆青和冯健参加总社在西安召开的讨论报道计划的分社会议，专门绕道河南，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先找到一个突破口。

把目标先瞄准河南，既有他们两个对河南浓浓的家乡情结，又有对河南灾情的痛切了解和认识。

穆青祖籍河南周口，出生于安徽蚌埠，成长在开封杞县。193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他与几位同学相约赴山西投奔抗日第一线。当时，天下着大雨，舅舅用三轮车把他们送到杞县西关，他们又搭车去山西，在临汾参加了八路军。此后，一别数十年，很少回过老家。

那毕竟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来自河南的每一条好消息都能让他热血沸腾。1958年4月，穆青由新华社上海分社调到总社担任国内部主任。这里作为全国“卫星”“收发”中心，他每天都被各种大好消息冲击着、感动着。

1958年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出于对老家人辉煌成就的感佩，穆青就带人到这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参观。这里满街住着来自全国各地参观的人，早饭烧饼、油条、豆浆，白面馍随便吃；脸盆、香皂、毛巾都是新的，不要钱；南瓜、茄子、西瓜个大鲜亮，一派诱人的丰收景象。

穆青看得激动不已，随后去上海还在上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受他报告的感染，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立刻组织大批人员到嵖岈山参观，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小地方一时竟成了大上海的“跃进”明星。直到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上看到老家杞县小麦平均亩产5000斤的消息，穆青才开始意识到这些“卫星”的“虚头儿”太大。

杞县，那是他的老家呀，那些盐碱地最好的年头小麦也不过亩产100多斤，怎么一下子就生产那么多呢？肯定是瞎说。此后，他渐渐地由欣喜到怀疑，最终确认这是严重的浮夸，挺身而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有一天，他收到山东分社又一条“钢铁卫星”上天的“特大喜讯”，就找到中央主管钢铁生产的领导说：“不能再发了，再发，没人相信了。”

浮夸风造成的灾难逐步爆发出来之后，穆青也深为不经调查为家乡“卫星”推波助澜而内疚。河南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方，也是为害最烈的地方，人民生活最艰难的地方，如果能在这里发现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灾害，努力建设新生活的典型，就再好不过了。

冯健，原名樊煦义，1925年生，河南新野县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小学教师，他自幼就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中央大学政治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时，他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连夜乘火车北上，经河南开封辗转到了豫西解放区进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被分配到刚创建的新华社开封分社，开始了新闻生涯。

驱使两人先在河南找典型的，还有他们的共同记忆。这里，特别是他们熟悉的开封地区是全国有名的重灾区，更具典型意义。

他们对家乡的记忆，眼见的、听说的，基本上都是水、旱、蝗、汤四害肆虐，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象。

1942年中原大旱，赤地千里，在龙王庙前，老百姓祈雨。人们齐刷刷地跪了一片，低声泣诉，高声哀号，有的甚至用刀砍自己的胸膛，用脚踩烧红的铁链，祈求老天落雨，救人活命。黄水、旱灾之后是蝗虫。

一日中午天突然黑了。原来是蝗虫席卷而来，遮天蔽日，盖地尺余，田间庄稼，一扫而光。农民颗粒无收，只得以蝗虫为食，在场头地边，支起大锅，把蝗虫煮熟晒干，以备食用。煮蝗虫和烧蝗虫的异味，恶臭难闻，多日不去。有人说榆树皮晒干磨面能充饥，转眼间，村里的榆树全被生剥活刮，一眼望去，一片雪白。

而人们的脸，也张张肿得小盆一般，手指一捣一个坑儿，整日流不尽的黄水，遍地是饿死者的新坟，到处是哀哀的哭声。集市上新添了“人市”，大闺女、小媳妇头上插根草，只要有人扔下几块烧饼，半袋粮食，就跪别父母，哭别丈夫，跟着人家“逃活命”去了，后面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一些饿极了的人专抢刚买到手的蒸馍或烧饼，一抢到手立即吐上唾沫，一个馒头三口两口就吞进了肚里，任凭追赶者劈头盖脸的拳打和凶狠异常的脚踢。

逃荒，对于河南人来说是常事。那是一幅幅活的“流民图”，一幕幕离乡背井、抛妻卖子、生离死别的悲剧！

先是豫东沦陷区流亡的难民，黄泛区逃黄水的难民，再后是豫西当地的难民及旱灾、蝗灾和汤恩伯的兵灾逼出来的难民，他们就像扯不断的草绳一般，沿着山沟向西蠕动，现在西安的一个区的人口构成，主要还是来自河南特别是开封的逃荒人。

地处豫东黄河冲积扇上的开封市，有史以来就是多灾贫困地区。黄河的多次决口改道，遗留下大量故道、洼地、沙地和沙丘。降雨量，夏季3个月，占全年的60.58%，极易形成涝灾；冬季3个月仅占全年的3.13%，往往形成旱灾。

打开有关史料，开封市春旱秋涝交错，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风起沙灾。从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26年）到1937年间，重大水旱灾害982次。史书上充满灾荒饥饿、十室九空的记载。即使新中国建立之后，这里仍然是全国12个重灾区之一。

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穆青和冯健来到河南分社会议室。分社记者坐了一屋子，两人高兴地与大家见面。

这是穆青的老习惯，他最喜欢听第一线的记者们谈基层的情况。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穆青不时插话，想挖一些记者可能漏掉的东西。但他很快注意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的周原从头至尾一言未发。穆青直接点了他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周原，河南偃师县人，原名乔元庆。穆青对他很了解。父亲乔秋远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

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均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到开封做地下工作，1948年开封解放后，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成为新华社开封分社的一名记者，时年20岁。

1952年，周原结束随军南下的采访任务后，组织上安排他留在总社做记者，可他向组织申请：“我热切向往基层的新事物、新空气。”说当记者就应该到基层去，只有在那里才能采集到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新闻。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1956年他携妻带子回到河南分社，一头扎进了建国以后我国第一个大型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道中。

周原是一个一接触生活就会迸出火花的人。进入采访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一连给中央写了三篇内参，反映问题。他在内参中尖锐地指出：“铺张浪费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这激起有关当权者的暴怒，旋即在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受批判。

性情刚烈的他不甘受辱，举刀断指，写下“血书”，表达对革命的忠诚，结果又招来更为惨烈的批斗。河南分社领导胡敏如见此情景，偷偷托人把他送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那里，杨贵又把他送到了一个山村的农民家里，终是九死一生。直到1962年春节前，周原才作为“摘帽右派”回到河南分社，恢复了记者工作。

这次在穆青参加的座谈会上，他之所以一言不发，自有其中缘故。因为在某些领导眼里，“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属于另类。

所以，他事先没有被安排发言。但穆青一直佩服这条硬汉子，喜欢他的率直，知道他对生活依然保持着特别灵敏的嗅觉，能够和着时代的脉搏看问题，特别是有深入群众、善于在基层采访的本事。

正是这个周原，在回到河南分社后不久的第一篇作品就是通讯《刘庄的道路》，《人民日报》用作头版头条并配发了社论。这是他从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的发言中捕捉到信息，深入刘庄采访了一个星期写出来的。

这篇歌颂刘庄人大公无私，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将余粮余棉自觉卖给国家，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稿子紧紧扣住了时代的主题，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使刘庄走向全国，成了名扬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史来贺的名字从那时起响遍全国，成为优秀共产党员典范。其后，他和冯健一起采写的另一新闻名篇《管得宽》，被选进中小学教材。

“没有指定我发言。”面对穆青的发问，周原来了个实话实说。

“座谈会本来就要畅所欲言，不需要指定。周原，你说。”穆青口气不容置疑。

现在还有不嫌弃“摘帽右派”的领导？周原心头一震，于是，他就把半年多来在豫北原阳、延津、封丘等灾区采访的情况倒了个底朝天。他说：“灾区的确困难重重，但也有积极因素，关键在于地县两级领导只看到消极面，有的甚至放弃领导。”

接着，周原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穆青听着听着激动起来，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东西吗？他深深地感慨道：“在河南当记者，不去灾区采访，就不是一个好记者！”第二天，穆青一行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色几个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8年右派，身背黑锅，受尽屈辱，不少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但穆青不仅信任他，还给他压重担子，直令周原这个硬汉心里发热，唏嘘不已！几十年之后，周原谈及这一幕往事依然泪眼婆娑：我感激穆青。在感情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周原在穆青走后的当天就直奔豫东灾区。

他坐上长途汽车第一站先到穆青的老家杞县。县里正在开公社三级干部会，县委书记派了个水利局局长接待，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这样，熟悉农村情况的周原已经十分清楚，在这个地方很难挖到“金子”，就决定不在这里停留。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跑到汽车站，只见一辆汽车正在启动，就“噌”地跳了上去。

“这车是去哪儿的？”他问道。

“兰考。”售票员冷冷地回答。心想，这个人真怪，不知道往哪里就上车？想着，奇怪地又扫了他一眼。

“兰考就兰考，反正还在豫东圈里。”周原想着，心里踏实了。

到了兰考，周原摸到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县委办公室新闻干事刘俊生。刘俊生把周原领到办公室。周原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

“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刘俊生抢过话头就说。

“谁？”周原一愣，忙问。

“焦裕禄！俺的县委书记。”

刘俊生指着旁边一把破藤椅对周原说，藤椅是焦裕禄坐过的，焦裕禄患了肝癌自己却不知道，肝痛难忍时就用根棍子一头顶住肝部一头顶住藤椅，久而久之把椅子都顶破了。就是带着这样的疼痛，焦裕禄坚持工作，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说着，刘俊生从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袜子、破衣服。说这些都是焦裕禄的遗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说这是焦裕禄临终前准备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

周原摸着藤椅和刘俊生一起哭了。

周原到兰考的时候，焦裕禄已去世一年半了。开封地委又派来周××担任县委书记，同时也是兰考“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按照当时的采访程序，刘俊生首先向周××作了汇报，周××说，“我刚来兰考不久，情况不熟悉，你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吧，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找我。”

周原与张钦礼一口气谈了18个小时，一直聊到下半夜。张钦礼详细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积极改善兰考贫困面貌的事迹，谈话经常被两人抑制不住的抽泣打断。

然而，张钦礼如泣如诉的诉说并没有影响到周原的独立思考。周原觉得，张钦礼这个人，一张铁嘴，能言善道。他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我还要再深入了解。

为了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拉着张钦礼去了张庄，他要从张钦礼身上做最后的验证。

张庄有一个大沙丘名叫九米九，焦裕禄提出的封沙丘办法在这里最能看出成效。另外张庄也是张钦礼蹲点的地方，在点上最能看出他的为人、做派和群众关系，能进一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从而便能推断出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信。

走到张庄村口，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大娘，我来看您。”张钦礼招呼道。

“哎，听声音像是张县长吧？”老人颤巍巍地伸出手，“老张，你走近点，我想摸摸你的脸，瘦了……”

张钦礼伏下身子，就像儿子贴在母亲的怀里。

周原心中不免一震。

中午吃饭，有人端上来一只鸡。周原见状，心里一凉，认为张钦礼搞特殊，一下子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张钦礼自己也很惊讶，连忙要求把鸡端下去。这时，谁也不吭声，只见在场的五位老贫农哗哗地淌眼泪。

“你们咋了？”周原问。

那个拿鸡来的老人抹着眼泪说：“张县长在俺这里蹲点，和俺们一起封沙丘。吃‘派饭’时，没有吃的，那时家家都在外面要饭，他就顿顿和俺们一起吃那要来的‘百家饭’。他走后，俺们大哭一场，发誓等生活好转了，一定要煮只老母鸡给县长补补身子。可他……”

周原心里酸酸的。他踏实了。他又在张庄住了几天。白天采访群众，把张钦礼对焦裕禄的介绍向老百姓求证。晚上和张钦礼住在一间草屋里，继续聊。

在兰考马不停蹄地采访了五六天，周原又到民权、柘城、虞城等地，对“豫东”做了个整体调查。回到郑州，穆青一行也正好已从西安折返，住在河南省委南院。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知道：周原发现了“金矿”。

不等了，现在就写省委南院实际上是省委的内部招待所，中央来的部级以上干部都住那儿，门卫森严。穆青住下后才得知，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过张应先、鲁保国等人写的焦裕禄人物通讯，《河南日报》转载了这个通讯，并配发了社论。

穆青让找来那份《河南日报》，读了一遍，略作思索，就挥挥手：“计划不变！”然后说：“焦裕禄逝世已近两年，现在再做大的文章，需要新闻由头出现。我们先去下面看看，等焦裕禄迁坟时再写。”

第二天，省委派了一辆北京吉普送穆青去兰考。除了穆青一行，分社社长朱波也要陪同。临上车，朱波对周原说：“周原，你不用去了。”他认为周原的任务已经完成，“摘帽右派”不适合和社长同车。

穆青见状，接过话头儿说：“我汇报还没听完呢。你坐前排，我们几个在后面挤挤。”结果后座上挤了穆青、冯健、杨居人、周原四条汉子。

车子开动了，穆青再一次发话：“这一次到豫东采访，时间是半个月，由周原提问，你们只管做笔记，咱们这个采访组，秘书长是周原。在哪些县停，停留多长时间，不在哪儿停，统统由周原统一安排。”

车子在寒风料峭的中原大地上飞奔。开封—杞县—睢县—宁陵—民权，穆青一行乘坐的吉普车一路走过。按照周原的安排，他们在这些地方只有短暂停留，最后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兰考。

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一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大院里有两排破旧的平房，白花花的盐碱就像是尿渍，洇漫在墙头、窗台，只有被剥蚀得凹进去的墙砖裸露出红色的粉末，给人一种惨痛的亮色。

县委会议室内正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西面墙上一只老式挂钟在“嘀嗒嘀嗒”慢条斯理地走动着。中间是一个破旧的长方形木桌，上面摆了几只破旧的茶杯，两面对摆着两条用窄木板钉起来的连椅。

兰考是个穷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的记者。张钦礼、刘俊生，还有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都有些紧张。张钦礼把周原拉到一边问：“前几天都跟你谈过了，怎么你又带了个副社长来？还要谈什么呢？”

“你上次怎么跟我谈的，这次还怎么跟他们谈，可以更细致些。但是，要是啥说啥，一句不要夸大。”

“讲焦书记还用夸大？”三个人的眼圈红了。

他们拿出了珍藏的焦裕禄的三件遗物，一双旧棉鞋，一双破袜子，一把破藤椅，还有焦裕禄生前仅有的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位县委书记清癯、消瘦，有一双沉静而深邃的眼睛。

起初的拘谨过后，张钦礼越谈越开，穆青也几次泣不成声。看着大家哭成一团，穆青不能自持，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眼泪抹了一把又一把。

中午，炊事员做好了饭，谁也没去吃，一个个都在哭。

下午继续谈，更不行，一开口就哭，伤心得连钢笔都捏不住。

晚饭热了又凉，无人动筷，咽不下。

夜幕降临，呼呼叫的北风直往屋里钻，张钦礼生了一盆炭火为大家驱寒。穆青望着红红的炭火，心里怎么也静不下来。这时，周原推门进来，穆青指着他大声说：“写！现在就写！立即写出来！”

“谁写？”

“你写！”

“不等迁坟了？”

“不等了。马上写！”

“怎么写？”

“就原原本本地写。这么一个县委书记很少见到。他这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又这么热爱他，怀念他。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全部的优秀品质。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他全做到了。"

"我们一定要把他写出来！再笨也要把他写出来！不把他写出来，我们就对不起人民！”穆青接着说：“今晚继续召开座谈会，把县委了解焦裕禄的人召集起来继续谈。”

当晚，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张钦礼、刘俊生、李忠修，还有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经常跟焦裕禄下乡的张思义、陪焦裕禄看病的赵文选等。哭声、谈话声一直持续到深夜……

穆青一夜无眠。他蜷缩在被窝里，一闭上眼睛，焦裕禄的面孔就在眼前晃动，泪水洇湿了枕头。许久以来积蓄在他心底的那种寻找、期待、思考、情感一下子奔涌出来：“焦裕禄，好同志，好兄弟，我们有太多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太多共同的责任，我们有太多共同的感情！然而你更忘我，更纯粹，更高尚！”

第二天，在与县直和各公社负责同志座谈之后，穆青一行与周原兵分两路，周原继续去基层采访，穆青一行则由张钦礼陪同，先是去了黄河拐弯处的险段东坝头，之后又去了韩陵、张庄等村子。

在韩陵他们到了老农肖位芬的家。肖位芬正在吃馍，一提焦裕禄，一口馍就是咽不下，吐了出来。

他流着泪讲述了焦裕禄坐在地铺上和他扯了三天三夜的情景。焦裕禄正是听了这位老人的建议，在兰考大栽泡桐，取名“兰桐”。肖位芬指着屋前大片的泡桐林说：“焦书记要是活着，看到这些林子，他该多高兴……”

张庄是焦裕禄提出“贴膏药扎针”封沙丘办法的第一个试验点。这里原是清朝的黄河故道，“九米九”不远还有一个下马台。据说，这里原是一座方圆50里的沙岗，一条“官道”正穿其中。

一遇飞沙肆虐，莫说一般行人，即使文武官员路过，也要落轿下马。所以人称下马台。不知从哪辈子起，下马台就成了这里挖不掉的穷根子。

每到冬春风起，它扬起黄沙，遮天蔽日，来回流动，搅得方圆200亩良田颗粒不收，在路北播下的种子，一场风就能刮到路南。碰上好年景，一亩地也不过收一二十斤红萝卜。这里过去有一个彭庄，就是被沙丘掩埋了。

看林人赵发财对穆青说，他爷爷想发财，穷死了；爹爹也想发财了，生了他就取名赵发财，结果还没发财。

焦书记来了，他领着大家把下边的胶泥挖出来，盖在沙丘上，再栽上洋槐树，取个名叫“贴膏药”、“扎针”；他又领着俺把封住的水井挖出来，把淤住的河流挖开了，又种上了果园，现在真要发财了！

……

从张庄回到县城，穆青当晚拍板：“材料已经够了，立即动手，就是把素材堆在一起，也是篇感人的通讯！”鉴于兰考已经成了穆青一行情感难以承受之地，穆青决定离开兰考，去距此地最近的开封写稿。

在开封宾馆，穆青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周原写焦裕禄这篇通讯，冯健写另一篇通讯介绍豫东抗灾全景，杨居人写社论，朱波写短评。要求第二天一早交稿。

怎么写？大家要穆青拍板。

第一个问题是写不写灾荒？

这个问题，现在打开电视机，几乎每天都有，国内的、国外的，水灾、旱灾，什么飞机失事、山体滑坡等等，都已成家常便饭。

但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个不可轻易触碰的宣传禁区。当时媒体少且都属于党媒，报纸上、广播电视上的东西，老百姓都会认为那是党中央的声音，会深深影响他们的判断与行为。

所以，当时的媒体宣传，必须考虑宣传的实际效果是不是有利于社会稳定，是不是有利于鼓舞人民战胜灾害、夺取胜利。对于这一类事件，基本上是可做不可说。就是说，党和政府要积极去做，比如及时组织抢险抗灾，安顿人民生活，尽快恢复生产，等等。但是对外则不事声张。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给社会造成了恐慌，即使如实地反映了灾情，上面说是违反宣传纪律，下面叫作“给社会主义抹黑”。

焦裕禄通讯里面写不写呢？这对于一直强调“主旋律”的穆青来说，更是一道难题。穆青思忖良久。他想到，焦裕禄上任的关口，正是兰考灾难最严重的时候，兰考火车站，天天挤满了外出逃荒要饭的灾民，见什么车扒什么车，夏天回来了冬天又走了，兰考在河南被称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

这都是事实啊！焦裕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来到兰考，带领兰考人民顽强抗灾，喊出了“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誓言。如果不写灾荒，又哪来的焦裕禄呢？

“写！”穆青果断拍板：“我们写灾情，不是简单地描述灾情，而是要反衬焦裕禄领导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意志，这与中央的要求并不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写不写阶级斗争？这又是一条犯忌的问题。

党的八大以后，明确要搞经济建设。毛主席还提出在党内整风，主要是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结果整风放出许多比较偏激的意见，毛主席一看，觉得不行，认为思想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解决，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所以，到了八大二次会议，国家从主要搞经济建设又转为搞阶级斗争。

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写阶级斗争，风险很大。

这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穆青再次陷入沉思。他想，这些年，兰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饿死人还是靠双手改造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

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在污蔑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时时刻刻盼望我们垮掉，焦裕禄所做的，不正是对敌对势力推翻人民政权的阴谋的最好回击吗？这也是阶级斗争，但不是那种直接的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这是由当时兰考的主要矛盾决定的。直接的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确实没有，没有的东西怎能乱写？

想到这里，穆青再次拍板决定：“焦裕禄的主要事迹不在那个方面，我们可以不写！”

两个拦路虎被一一扫除，大家按照分工，开始夜战。

大家各自在屋里写稿，穆青在不同房间走来走去，像个“监工”。半夜时分，他走进周原的房间，看到稿纸上周原写的“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时，穆青拍着桌子说：“这样的句子多来几句！”一个通宵下来，周原写出了长篇通讯的草稿。

大家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吃过早饭就起程回了郑州。周原到家后继续补充完善，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写出了一万两千字的初稿。随后，穆青通知他去招待所向省委汇报，并且要他在汇报会上读了初稿。

当晚，穆青、冯健带着这份初稿回到北京。

穆青回到北京后，把一万两千多字的通讯初稿打印几十份，分发国内部的同志征求意见。然后，向吴冷西汇报。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那天很忙，他对穆青说：“没空。”

“只要半个小时。”

吴冷西拗不过，只得听穆青汇报。半个小时的汇报，吴冷西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站起来，连声说：“写！发！”同时，吴冷西让他先在新华社内部做个报告。结果不出意料，台上穆青泣不成声，台下听众哭声一片。

下面稿子的修改，都是先由冯健修改，然后再交穆青修改。

稿子改到第５遍，他们拿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看了稿子，一边流泪一边对家人说：“多少年没有看过这么感人至深的作品了。”但是他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太压抑。他建议：“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

尽管穆青还舍不得删那段动人心魄的结尾，但认为吴冷西的建议是正确的，只能忍痛割爱。

第7稿改好，穆青再拿给吴冷西看。吴冷西通过。

艰难的送审路

穆青让人把稿子打出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1966年1月14日，周原打电话把刘俊生叫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转达穆青的意图。周原说：“……焦裕禄事迹已向中央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同意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新华社打算，要像宣传雷锋和王杰那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地、突出连续地宣传报道焦裕禄……。穆青让你做好三件事：一、征求县委、地委对树焦裕禄这个典型有什么意见?二、焦裕禄的报道将会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兰考县委、开封地委应有个思想准备，要先走一步，组织学习焦裕禄。三、搜集焦裕禄的遗物和照片……”

刘俊生立即回到兰考找县委书记周××汇报。周××反问道，“咱兰考能树典型?白茫茫的盐碱地，大片大片的沙荒，洼地遇雨成灾……。作为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啥?这事我做不了主，你去向地委宣传部秦部长汇报吧。……”

刘俊生立即赶到开封，找到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汇报。他说：“新华社记者说，要把焦裕禄同志树立为全国县委书记的典型来宣传。……”

他刚汇报这么一句，秦××立即截断他的话，不耐烦地说，“别说了，别说了!焦裕禄到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了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啥呀?看你的沙荒呀!看你的盐碱呀!看你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同意!你去给地委书记汇报吧，我不听!”

刘俊生找到地委抓宣传口的副书记延新文，将老话重说了一遍。延新文高兴地说，“那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现在我就去找张申书记。下午开常委扩大会，你直接到会上汇报情况。”

地委常委会上，刘俊生汇报后，秦××第一个发言。他说，“我是驻兰考‘四清’工作分团团长，我最了解兰考的情况。大片大片的沙荒、盐碱、内涝，农业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很苦，人口大量外流，工作没有什么起色，算不上什么典型。……”接着，又把上午他对刘俊生说的那一套不同意宣传焦裕禄的理由又说了一遍。

地委书记张申针对秦××的观点，说，“不能那样说吧!兰考的现实还很困难，但人民正在改变这种局面。自然面貌不好，焦裕禄精神很好嘛!”

“这样的好干部，中央、省委都同意宣传，我们开封地委为什么不同意呢?这是好事情。”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大多数都表示，“焦裕禄的确是一个好书记嘛!是应该宣传的。”

最后，除秦××持不同意见外，其余常委都同意以地委的名义发一个文件，《关于学习焦裕禄的决定》。

第二天，刘俊生赶到郑州，向周原如实作了汇报。周原将这些情况报告了穆青。穆青感到气味不对，让周原亲赴兰考核稿。

周原到兰考，正好赶上县委常委扩大会，张钦礼主持会议，周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宣读通讯稿。只有张钦礼在周原读到“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时提出要通讯去掉他的名字外，县委常委们经过审查、讨论，通过了此稿。

随后，张钦礼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给干部们听。刚一念就泪流不止，念不下去了。卓兴隆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无语。就这样，一篇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两千多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致举手通过。

周××因在“四清”分团，没有参加县委审稿。周原又让刘俊生去“四清”分团找他汇报。周××说：“同意发表，但稿子需要再修改。稿子前半部写得太凄凉……，兰考新貌有点过分……。”

“怎样改呢?”刘俊生小声问道。

“怎样修改?用三句话六个字就可以概括。”周××说：“三句话。就是：党领导十多年都没有改变，焦裕禄一年多就改变了面貌，他比党的本事还大吗?写兰考面貌改变，是宣传县委集体领导和全县人民，还是只宣扬焦裕禄一个人?焦裕禄说了这、讲了那，兰考县委是集体领导还是焦裕禄一个人领导?”

周××最后用六个字作了总结：“灾、难、病、苦、死、逃，充满全篇文章。”

最终，长篇通讯还是被兰考县委和开封地委通过了。开封地委做出了《关于学习焦裕禄的决定》。兰考县委成立了以张钦礼为组长的学习焦裕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卓兴隆任主任，同时决定筹办焦裕禄革命事迹展览馆。

但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25日，张钦礼接到县委书记周××的通知，到“四清”分团驻地开会。一见到张钦礼，秦××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我是地委的宣传部长，把焦裕禄当作全国性的典型宣传报道，新华社一点也不重视我的意见。究其原因，就是张钦礼你们这些人向新华社瞎喷、胡吹的结果。你瞅瞅兰考现在的实际情况，沙荒、盐碱、内涝到处可见。大批出外逃荒要饭的人，叫都叫不回来。兰考穷到这种程度，还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来宣传，不知道新华社是咋想的，叫我可不敢树立这样的典型。再说了，焦裕禄从上任到死，一年多的时间。除掉他到山东探亲和在开封、郑州、北京住院治病的时间，他在兰考实际工作时间不足一年三个月。他就是不吃饭、不睡觉，又能干多少工作?做多少事情?他就是条龙又能吸多少水?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说他做了这，干了那，改变了兰考穷困面貌，谁能相信?鬼都不信!我看张钦礼你们向新华社介绍的情况有假，水分不少。你要向大家说清楚，你内心到底是咋想的?是不是也想借机出名呀!他新华社不是把你封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了吗?”

“……你们压根就不该在县委会上通过那篇稿子。”秦××话音刚落，周××也开始埋怨，然后对张钦礼说：“事到如今，只得求你给新华社穆青打电话，请求他们文章就别发了。不然文章一见报，就不好办了。”

“电话我不能打，要打你们自己打，我当不了新华社的家，人家也不会听我的。”面对顶头上司的责难与逼迫，张钦礼心平气和地说：“再说，通讯是县委常委会通过的，周书记事后也同意发表。你们现在又叫我打电话不让发，这不太合适吧?这不是否定常委会的决定吗?这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呀!”

周××恼羞成怒，说：“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我这个书记在兰考说了还算不算?”

“周书记，我可不敢目无你这个领导。”张钦礼说道：“记者来采访焦裕禄事迹时，你借口工作忙，不见记者，叫人领着找我接待。我照你的指示办了，你又指责我介绍的目的不纯，有野心，你这叫我咋做人哪!再说，谁也没有不重视你的意见。那天新华社周原带着稿子来兰考征求意见，正赶上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我们就在会上通读了那篇文章。大家都认为事实准确，一致表决通过。会议是我主持的不错，可我并没有强迫谁!那是常委会的集体决定，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再说，你因‘四清’分团的工作忙，通稿时未参加常委会，这能怪我吗?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你不在家由我主持会议，处理日常工作，这也是你事先明确过的。况且，常委会一开过，我就让刘俊生拿着稿子找你汇报，征求你的意见。这咋说我不把你的意见当回事，目无领导呀!”

“看来这个电话你是执意不打了。”周××听到这里，气急败坏地说：“其实，我早就料定你会如此。因为这篇文章一见报，焦裕禄出名了，你作为亲密战友也能跟着风光，穆青他们又能拿到一大笔稿费，可以说有名有利呀!我呢?你们考虑过我吗?我就是三头六臂、累死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兰考有了成绩，那是焦裕禄的功劳;兰考穷困面貌改变不好，那是我无能。这好事是你们的，背黑锅的是我，做你的好梦吧!别以为我咋着不了你!”

“考虑你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被打成右倾平反还不到两年，我们也不想为难你。”秦××见状，软中带硬地说：“如果你执意顶牛作对，可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我现在就可以叫你停职反省，接受‘四清’检查。”

“我咋了?!叫我停职反省，我犯啥错了?”张钦礼听到这里，实在忍无可忍，说：“我是党组织任命的干部，不是别人手中的抹布，想用就用，不想用就扔掉!我张钦礼不是吓大的，你看错人了。我告诉你们，我宣传焦裕禄没有错!我介绍的焦裕禄事迹没有假!焦裕禄是我的同志、战友。我宣传他的事迹，实现他的遗愿，这有啥不对!这对党对人民都是一件好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所谈的焦裕禄事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请问，有哪一点不对，有哪一点宣传错了?再说，新华社的记者在兰考采访了那么多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也不是我一个。文章登不登报，发不发表，我有资格阻止新华社发稿吗?至于亲密战友一事，早在县委常委会通稿时，我就提出不要在我的名字前冠以亲密战友的称号。这亲密战友一词既不是我想起来的，也不是我加在自己名前的，这是事实。如果说我宣传焦裕禄目的不纯，是为了个人捞名誉、图风光。兰考那么多干部群众都在宣传焦裕禄，怎么解释?当年我是被打成‘右倾’，在兰考老君营劳改，差一点没死在那儿。但我当年讲的是真话，没干亏心事，即使被打成‘右倾’，我也没有屈服过、后悔过。我也知道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反、复职，也知道得罪上级领导没有好果子吃。但我这个人向来是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我可以告诉你们，焦裕禄我宣传定了，我要宣传一辈子!”

张钦礼将憋在心里多日的话，一气说完，拂袖而去。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事后，张钦礼还是给新华社打了电话，不过内容不是秦××所要求的，而是再次强调通讯中一定要去掉自己的名字。

这次地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设障，想方设法阻止大通讯发表的企图未能得逞。这场谁也没有说服谁的思想交锋，有人称之为拉开了《焦裕禄大通讯》40年论战的序幕。张钦礼也由此被卷到风口浪尖上，开始了他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

北京。

稿子终于完成了。在穆青的感觉中，就好像是随着这位死者、这位优秀的共产党人、这位心灵的至交重新活过一遍，他心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焦裕禄的身上找到了。

正像他后来与青年记者谈心时说过的：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写的。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我们三个人是含着热泪写这篇文章的，我们把全部的思想感情都融入焦裕禄的事迹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体现了我们的思想。

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吴冷西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对于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仍然觉得难以做主。于是，他找到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当面陈述他们的观点。

彭真对穆青是了解、欣赏的。1964年北京通县搞“四清”，穆青是新华社的带队人之一。当时，穆青将农村调查研究写了一篇文章《四清散记》，登在了内部刊物上。彭真看了，非常欣赏，说写得好，打电话让穆青到他家里去了两趟。第一次是汇报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感受。第二次是给穆青布置调查研究的任务，讲“四清”的总目标。鼓励穆青好好研究理论，搞好“四清”。

彭真认真看了穆青写的这篇通讯后，果断拍板：发!

他感动了全中国

1966年2月6日下午4点半，正在家休假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求他马上赶回台里录音。齐越立即动身往台里赶。十几分钟急匆匆赶到机房，同事们已经打开话筒，备好磁带。通知有重要任务，赶到电台播音室，一个长达1.5万字的稿子，只能看一遍，就得开始录音。

齐越，新中国第一位男播音员，从业20年，播送过许多重大新闻稿件。新中国开国大典就是由他和一位女播音员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然而，这次录音却几度中断。他播着播着眼泪就下来了，后来就索性放声痛哭起来，录音员和编辑也都是泪眼模糊……

2月7日清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到处回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齐越那铿锵有力、饱含激情的声音：“焦裕禄……你没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焦裕禄，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播撒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这时，在一版头题刊载有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社论的《人民日报》也摆放在邮局和大大小小报亭报摊。人民日报发行部早在凌晨就开始向全国各地转运、投送……

此时的兰考，与焦裕禄的名字一起瞬间成了全中国的热点。

《人民日报》除了在通讯发表当天已经配发社论外，不到一个月之内，又连续发表了7篇社论。

穆青再次亲临兰考，新华社河南分社暂迁兰考现场办公。

其他新闻、出版、文艺单位也紧紧跟上，纷纷派记者、作家、画家，到兰考采访、报道，最多时达300多人，一时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观。

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大中央局，中央军委各总部，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地市县，都分别做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全国各地到兰考参观学习的干部、工人、学生更是成千上万。因为兰考是一个普通县城，途经快车不在这里停靠，滞留在郑州等候慢车的乘客人山人海。为此，铁道部做出特别决定，所有途经快车一律在兰考站短时停靠，同时增开郑州至兰考的专线列车。每天早晨六点开始从郑州发车，最后一班于下午六点从兰考返回。

为了一个先进典型，新闻机关搬到现场办公，铁路运行秩序作出调整，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根据穆青的建议，1966年1月31日，中共兰考县委颁发《关于动员全县人民，进一步掀起学习焦裕禄同志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决定》，成立学习焦裕禄生前革命事迹委员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决定张钦礼为主任;赵玉岭、卓兴隆为副主任;程爱云、樊哲民、张明常、柴朝山、翟振海、王朝森等为委员。

焦裕禄的老同事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卓兴隆、樊哲民等深深地为这个大好形势所鼓舞。他们看到，焦裕禄精神已经成为兰考人民脱贫致富、根除“三害”的强大动力;他们看到，大力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就会赢得天下人对兰考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为改变贫穷面貌带来良好的契机和外部环境;他们看到，大力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就能培养造就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就能充分调动全县人民群众积极性，尽快实现焦裕禄的遗愿;他们认为，大力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既是对焦裕禄的最好怀念，又是弘扬正气、树立新风，更好地贯彻党的宗旨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举措。他们坚信：只要焦裕禄这面旗帜不倒，他们根治“三害”的斗争就不会停，就一定能够赢得最后胜利!

面对每天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张钦礼决定：1.抽调出一大批服务热情、熟悉兰考情况、了解焦裕禄事迹的干部，组成“学习焦裕禄接待站”，由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卓兴隆负责接待工作。2.开展全民接待。招待所住满了，机关、工厂、学校要腾出房子来，打扫干净让客人住。凡是和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焦裕禄调查、访问、劳动过的地方的社队干部、党团员、民兵、妇女、老贫农、饲养员，要带头热情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和参观的人们，介绍好焦裕禄的事迹。一次，前来参观者听完张钦礼的介绍，十分感动。他们问道：“焦裕禄同志最后嘱托，要把他埋在沙丘上，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请问，焦裕禄的墓在沙丘上吗?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一句话问到了张钦礼的痛处。他说，焦裕禄的墓现在还在郑州烈士陵园，还没有迁回兰考。这个问题，兰考人民也有这个要求，穆青、周原也多次建议，请相信，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好。

回到县委，张钦礼就以兰考县委名义向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把焦裕禄墓迁回兰考安葬的报告。他带上卓兴隆，把报告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建勋当即同意了兰考县委的请求，对纪登奎说：“给他们办一办吧!”纪登奎当即就批准了兰考县委的请示。并派人通知郑州铁路局密切配合，备好火车专列。

省委同意后，省政府一位秘书长专程来到兰考，为焦裕禄选择墓地。根据焦裕禄的遗愿，大家选了两处沙丘，但都距离县城太远，不便于人们祭祀悼念。

张钦礼提出：“对焦书记的遗愿，要从本质上理解。焦书记要求将他埋在沙丘上，那是要看着咱把沙丘治好。继承焦书记的遗志，就是要根治‘三害’。这才是关键。不必拘泥于沙丘。”

省政府秘书长问道：“钦礼，你就说说你的意见吧!”

“县城北门外有个土牛，那是清乾隆47年时的黄河大堤。有一次，焦书记和我来到这里，兰考的风沙起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焦书记十分高兴，对我说，这个地方站得高看得远，我死了，埋在这里多好呀!”

“这样好!定在这里更符合焦裕禄同志的遗愿。”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焦裕禄烈士陵园。

2月26日上午，郑州市烈士陵园举行了起灵仪式。刘建勋亲率参加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各地市、县负责同志，参加了起灵仪式并讲了话。

随后，焦裕禄的遗骨装上四节车厢组成的专列。

这是省委书记刘建勋、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纪登奎批示，经郑州铁路局特批的运送焦裕禄灵柩的火车专列。一节是省、地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节是灵柩和护灵的焦裕禄家属等人员;一节是郑州国棉三厂的军乐队;一节是花圈和工作人员。火车头前边挂着焦裕禄的遗像，系着黑纱。车厢两旁贴着“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巨幅标语。

灵车到达兰考后，中共兰考县委在焦裕禄墓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大会。参加安葬大会的有五六千人。墓前搭起了牌楼，牌楼两边写着：“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横额写着“焦裕禄同志永垂不朽!”会场上还飘扬着四面红旗，红旗上分别写着：“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这四面红旗，是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起来的，在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提振信心、引领示范作用，也是以后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榜样。

安葬大会上，张钦礼致悼词。他语调悲怆，时不时泣不成声。当他郑重宣布：“除‘三害’三年规划胜利完成了。焦书记，你可以瞑目安息了!”顿时会场一片欢腾，一片哭泣。“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焦裕禄精神永垂不朽!”“焦裕禄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安葬大会筹备时还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斗争。张钦礼交代卓兴隆：“会场的挽联一定要写出全县人民对焦书记的感情，还要体现出我们一定要发扬焦书记的精神，继承焦书记的遗志，实现焦书记遗愿的心声来。”

卓兴隆一番思考后，拟了这个挽联。张钦礼十分满意，就让卓兴隆他们写好，挂到会场两旁。

这时，秦××也来看会场了，他看看这副挽联，念了一遍，说“谁封焦裕禄是壮士啦?他是病死的，咋能称为壮士呢?把它去掉!”

忙会务的同志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好。张钦礼上前说道：“秦部长，焦书记临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兰考，要求把他埋葬在兰考的沙丘上，他为兰考人民死得这么悲壮，怎么就不能称壮士?!这个不能换，有问题我担着!”

看着张钦礼急红了眼睛的样子，秦××没有再坚持什么，但心中的不快还是显而易见的。

焦裕禄逝世以后，宣传焦裕禄事迹，弘扬焦裕禄精神成了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焦裕禄事迹宣传到哪里。白天他们不辞辛苦地工作，晚上他们满怀深情地写回忆文章。

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张钦礼题为《我们的好班长》的回忆文章，文章分六个小标题：1.一个乐观而豪爽的人;2.先做调查研究，不开无准备的会;3.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4.同志间的谅解和友谊;5.他坚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无穷无尽;6.焦裕禄同志学习你，做你的后来人。文章全面记述了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点点滴滴，是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重要补充。

《河南日报》也于2月18日，发表兰考县妇联主任程爱云的《他心里装着咱这一半人口》;爪营公社书记王启德的《为革命忠心耿耿，为人民廉洁奉公》的文章;2月21日，发表焦裕禄亲自树立的“四面红旗”的文章，深切怀念焦裕禄。它们是：韩村贫下中农代表、贫协组长杨青山的《全靠自己一双手》;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的《决心要比困难大》;赵垛楼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培德的《看准了就抓住“死不丢”》;双杨树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发祥的《在毛主席著作里找到了道路》。

随后，张钦礼的《回忆亲密的战友焦裕禄同志》《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做群众的小学生》;卓兴隆的《焦裕禄同志教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和焦裕禄相处的日子里》;张思义的《焦裕禄同志的二三事》;朱礼楚的《要使思想感情在群众中扎根》;魏鉴章的《为兰考人民献出一切力量》;赵培德的《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肖位芬口述的《照着他领的路子朝前走》……还有李忠修、李国庆等写的文章，都先后被报刊媒体刊发。尤其是通讯干事刘俊生，不但报刊文章发表的多，还撰写、出版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的故事》等书。新华社社长穆青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一书题写了书名。《焦裕禄的故事》成为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推荐图书。刘俊生还多次带队到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巡回报告焦裕禄的事迹。

焦裕禄精神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1966年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并合影留念。

1966年2月，董必武同志为焦裕禄题词：“吾爱焦裕禄，毛公好学生，利人如不及，忘我若无情，路线依群众，方针是斗衡，一心为革命，敢与困难争。”

1990年5月4日，陈云同志题词：“向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学习。”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为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书名。

1990年6月16日，李鹏同志题词：“让焦裕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1990年6月，李瑞环同志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尽心为人民。”

1991年2月9日，江泽民同志题词：“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91年6月19日，温家宝同志瞻仰焦陵。

1994年3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同志参加焦裕禄纪念馆落成暨焦裕禄铜像揭幕仪式。

1994年5月，乔石同志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廉洁自律、勤政为民。”2009年4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兰考视察时，瞻仰焦陵并接见焦裕禄工作时期的老同志，重申学习焦裕禄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把兰考县作为他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联系点。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他说：“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他的事迹永远为人民传诵，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的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他还特意朗诵了1990年7月15日读了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人民呼唤焦裕禄》所填的词：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习近平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随着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传播，中国大地掀起了一个持续最久的宣传、学习、教育热潮。焦裕禄已经成了矗立在亿万人民心中的丰碑，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优秀领导干部的光辉榜样!

第四章 历史的颠倒

发祥地的惊天大逆转

张钦礼对于焦裕禄去世后的担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焦裕禄通讯一发表，张钦礼主动到兰考“四清”分团向周××和秦××请示汇报，看如何组织收听和全面深入学习宣传焦裕禄事迹的问题。秦××不屑地说：“我们是来搞‘四清’的。我的‘四清’工作队员每天都忙得很，没有时间收听和学习。”

秦××、周××的消极态度，也令许多记者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纷纷向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作了汇报。穆青听了，十分生气，说：“不像话，一点也不像话！这是在干扰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的工作。”

穆青将此事告知了河南省委。刘建勋立即通知开封地委书记张申和秦××、周××等到省里开会，汇报学习焦裕禄的情况。

周××找到张钦礼说：“这下可好了，你把天捅了个大窟窿，省委叫汇报学习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情况哩，改变兰考面貌，谈何容易。我得要点东西，给焦裕禄补窟窿，我给省委写报告要500台八匹马力柴油机，5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

周××首先发言，他说：“焦裕禄是个好同志，但是他改变兰考的计划才开了个头，他就死了。……兰考这么穷，又没啥成果让人参观学习。咋办呢？我们急需上级的扶助、支持。不然，我可没本事来填这个坑。”说完，把向省委要的物资申请报告递了上去。

接着，秦××发言，内容仍然是焦裕禄来兰考时间短，能做出啥成绩？兰考人穷得两人伙穿一条裤子，张钦礼的介绍有水分，新华社的报道不真实……。

同去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明常在一旁默默地做着记录。

刘建勋说：“目前，学习焦裕禄有三种情形。一是带着深厚的感情，积极认真地学……；二是随大流，搞形式，走过场；三是不但自己不学，还散布流言蜚语，说长篇通讯《焦裕禄》的坏话，干扰新华社的工作……。

焦裕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从来没叫过苦，从不向上级伸手要东西。你们可倒好，张口就是500台机器，50万斤粮食，100万元钱……全省那么多县都像你们，省委怎么受得了？告诉你们，省委没有这些东西给你们！”

刘建勋继续批评道：“你们说，焦裕禄的计划只是才开了个头。省委认为，这个头开得好！万事开头难，开好头就不得了。焦裕禄改造兰考的计划都完成了，要你们去干啥？躺在人家功劳簿上享清福？有的人老说人家穷的两个人伙穿一条裤子。

这种现象即便是有，也是个别现象。只要我们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努力去工作，我相信这种个别现象是会很快解决的。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当县委书记的应带头宣传学习，应看到这是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强大动力，现在全国都在学习。

省委下了通知，做了决定，身为开封地委宣传部长自己不学，还指责长篇通讯，干扰别人学习，干扰新华社宣传焦裕禄的工作，这可是严肃的政治态度和组织观念问题。”

这时，张申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刘书记，兰考县出现个焦裕禄典型，是我们开封地区的光荣，请省委领导放心，回去马上组建学习焦裕禄领导班子，把学习情况及时报告省委。”

汇报结束，出了省委大院。周××回过头来对随行的张明常说：“今天的事你都知道。回去后不要给任何人讲，你要拿党籍担保。”秦××和周××认为是穆青和张钦礼向省委告了他们的状，才使他们挨了批评。对张钦礼的仇恨又进一步加深。

随后是穆青一行到兰考采访、长篇通讯发表、引发全国学习焦裕禄热潮，这中间，秦××、周××等虽然做过一些干扰或阻挠，但毕竟起不到大的作用，只好暂时蛰伏起来。

1966年5月16日，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形式的运动，既给了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的平台，同时也给那些居心叵测者浑水摸鱼的机会。

7月份，尚属“文革”前期，“文革”仍然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秦××说：“兰考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秦××、周××在县直机关干部中划“四类”干部，73个为“黑帮”，张钦礼是黑帮头子。

在“四清”工作队的操纵下，各机关都有“黑帮”，给他们开花脸，戴高帽子，敲锣打鼓拉着游街示众。正在引黄工地忙活的张钦礼，也被揪了回来进行批斗。

为了彻底解决张钦礼的问题，秦××亲自召开科局长会议进行动员，说：“县委目标很明确，张钦礼‘四清’没问题，也是黑帮。大家不要怕，要敢于摸老虎屁股，敢拔钉子，怕什么？顶多不过是个县委副书记”。

接着，秦××又把“四清”分团和工作队中的县委机关干部抽回来，专门揭发张钦礼，周××也回县委坐镇指挥。

一时间，还未被批准开展“文革”的兰考，围剿张钦礼的大字报已经纷纷上墙上街了。标题内容不外“张钦礼是该划未划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是该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张钦礼是黑帮头子”、“张钦礼是三反分子”等等。

他们还把张钦礼从三义寨引黄工地叫回来进行批斗，组织人到郑州要求省委罢张钦礼的官。

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秦××、周××等人认为这是把焦裕禄问题弄到全国去的大好时机。

9月l5日，他们把北京来串联的大学生，请到地委大院，密谋策划，以学生的名义写出一份污蔑焦裕禄通讯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

9月16日上午，这张大字报公开贴在兰考大街上。同时，一份以机关干部名义写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几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的大字报，并与北京大学生的大字报并排贴在一起。

兰考县委又出资铅印成大字号传单数万份，散发到兰考城乡及全国各地，一些地方甚至动用了飞机向农民散发。

两份传单，一个内容。矛头直指大通讯、大通讯作者和积极宣传焦裕禄事迹的张钦礼。

传单说，《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是修正主义大毒草，作者穆青是已揪出的黑帮，周原是大右派，向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人是混蛋王八蛋，是政治扒手、骗子。

这株大“毒草”有三宗“罪”：

一是只报道生产斗争，抽掉阶级斗争这个纲，是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二是夸大灾情，把社会主义兰考写得凄凉悲惨，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

三是大通讯写焦裕禄去世后，在他枕头下发现两本书。

其中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替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张目……

兰考成立了赴京揪斗穆青战斗队。他们把大字报贴到穆青的家门上，呵斥穆青承认大通讯是大毒草，面对恐吓、批判和质问，穆青态度坚定，毫不屈服。他说：“大通讯不是大毒草，历史是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穆青知道，大通讯不仅关系他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命运，同时也关联着新华社和给焦裕禄题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望。

“张钦礼介绍焦裕禄是政治投机，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是一个政治扒手！”这个战斗队的成员说。

“焦裕禄这面旗帜是毛主席树立的，是党中央肯定的，张钦礼宣传焦裕禄是对的。如果谁积极宣传模范英雄人物，就说人家是政治扒手，想捞取稻草，那么，先进人物谁还敢去宣传呢？”穆青大声反驳。

由于新华社的坚决抵制，把穆青揪回兰考批斗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就到郑州揪斗周原。他们扭住周原的胳膊，准备揪到兰考批斗。

周原想：“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我抓到兰考，不然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在他们扭送周原往火车站行走的途中，周原急中生智，向街上的群众大声呼喊：“我就是写‘焦裕禄’的周原。他们要打倒我，要否定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群众一听，一拥而上，将他们驱散了。

趁机逃脱的周原有家难归，不得已逃到兰考爪营公社，找到了公社贫代会主席黄高昌，黄高昌告诉他：“周记者，你放心，你宣传焦裕禄，是俺兰考的大英雄，你来到这里，我们拼上命也会保护你的！”

黄高昌将周原安置好，就告诉了张钦礼。张钦礼嘱咐他：“一定要像当年对待八路军那样保护好周原。”

保护周原的不是黄高昌一个人，而是众多乡亲们。风声一紧，黄高昌就领着周原住在高粱棵里，啃口干粮，喝口凉水，过日子。村里的乡亲们则争着站岗放哨，送百家饭。

周原经过的脚印和自行车印，细心的群众都要用扫帚扫掉，生怕留下痕迹。为了保证周原的人身安全，他们制定详细的计划，做好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转移的预案，他真真正正是“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起来的。

秉性刚直的周原忍不了这些人身攻击，更不能忍受对大通讯的污蔑，在农民的草庵里，他奋笔写下了7000字的长文，详尽有力地驳斥了那些信口雌黄的诬蔑。作为大通讯主笔之一，他想澄清事实的真相，以正视听。

周原的文章一公开，顿时在兰考引起很大震动。后来，有人把这篇文章传到北京，张贴在西单的报栏里。

穆青的安危，也是兰考百姓揪心的事。听说那些人去北京揪斗穆青了，肖位芬、张传岭、孙玉堂几位老农民在一起商量：“咱上北京去吧，去找毛主席说说，他是愿意听老百姓的话的，咱给穆青讲个情。

不能当官，就回咱兰考种地吧！老穆没一点儿官架子，一说起焦裕禄他就哭，没有感情，他能流泪？他是和咱焦书记一样的好人啊！”为此，他们托人四处奔走，直到后来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焦裕禄女儿焦守云，他们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些。

穆青、周原如此，张钦礼更是他们直接打击的对象。这个“战斗队”白天拉张钦礼游街，晚上开会批斗，迫使张钦礼东藏西躲，处于流亡之中。

与此同时，焦裕禄展览馆封了馆，凡是带有穆青、冯健、周原和张钦礼名字的资料统统被销毁。

这两张传单还是发挥了作用。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鲜花还是毒草，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引起了国务院的注意。1966年秋，国务院办公厅领导指示河南省委尽快调查落实通讯所写事情的真伪情况。河南省委把这个调查工作交给了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学院又将这个工作交给了杨捍东。

杨捍东，驻马店地区确山县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品学兼优，思想活跃，组织能力强，热衷社会活动，又有一笔好写，被推选为学生会干部兼校报的主编。

出发前，河南省副省长王维群专门召见了杨捍东，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这是国务院交给的任务，事关重大。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翔实再翔实。”

杨捍东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翔实。”

回到开封，杨捍东把另外三个同学叫到一起，传达了王维群副省长的指示，共同举起右手宣誓，保证遵照领导指示，客观、翔实，完成任务。

10月10日，杨捍东和另外三名同学到了兰考。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都要调查访问到。杨捍东4人分头跑了24个村庄，和210个人交谈，记录了原始笔记13本，历时33天。

他和兰考县委书记、副书记等县委领导以及焦裕禄的老同事多次交谈；他们走城镇，跑乡村，同与焦裕禄密切来往的乡村干部群众座谈了解、调查取证。

如：针对指责长篇通讯把马福重由叛徒写成烈士一事，杨捍东等人到山东曹县调查取证。行程100多里。

在亲眼见到曹县民政部门出具的关于马福重是烈士的证据材料后，他们还跑到曹县小杨口村，亲眼看了上级发给马福重家的烈属牌，又连夜赶往曹县界牌村南地找到马福重的坟茔。划亮火柴照看墓碑，上写“马福重烈士之墓”。杨捍东流着泪告慰先烈：“你可以安息了……”

杨捍东根据他们调查的原始笔记，整理完成了9000字的调查报告，及时向上级党委作了汇报，并说：大通讯“报道翔实无误。并且由于篇幅有限，焦裕禄同志许多感人的事迹还没有写进去。”

杨捍东小组的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偏见与私人恩怨。遗憾的是，由于张钦礼和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到外地巡回介绍焦裕禄事迹去了，直到调查结束，杨捍东也没见到张钦礼这个最重要的人物。

倒是反对焦裕禄和张钦礼的人有许多机会。但他们倾泻的反对大通讯的观点都被杨捍东等在调查中一一否定。

杨捍东是个敢刨硬地、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到见解的硬汉子。他认为，焦裕禄的先进事迹是通过长篇大通讯报道出去的；焦裕禄的英雄形象是由焦裕禄一个个感人事迹作为基石的。

如果把大通讯说成毒草，如果把焦裕禄一个个感人的事迹说成是假的，那和欲倾大厦先刨其砖石又有什么两样？这不是砍焦裕禄这面旗帜又是什么？在这事关焦裕禄旗帜的当口，他要站出来以正视听！

他随即用调查来的大量事实材料，对污蔑攻击大通讯的谎言进行了有力地驳斥，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张钦礼是革命干部，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要为名扬天下的长篇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打抱不平；这个地位卑微的穷学生，却要为新华社的大记者讲公道话，一时在兰考传为美谈。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捍东的名字迅速传遍兰考千家万户，兰考广大群众为他的正义行动欢欣鼓舞。杨捍东在兰考街头，高举张贴的资料版慷慨陈词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广为传诵。

为维护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给长篇通讯讨回公道，杨捍东这个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兰考这场政治斗争。至于这场政治斗争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他没去想，也压根就不想去想，完全是出自对焦裕禄的敬仰。

杨捍东的调查报告发出之后不久，河南省委正式批准兰考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候，事实真相已经不再重要了。

你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

1966年11月25日，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县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个时候，仍然强调“文革”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哪个地方能不能开始，需要上级党委批准。驻在当地的“四清”工作团也随即转为当地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秦××为组长，周××为副组长。

在兰考这个地面上，谁是走资派？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定性、定案的权力都在他俩的掌控之中。

12月4日，省委批准开展“文革”的第九天，开封地委四大部（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地委办公室）印发一个传单，标题是“剥开张钦礼画皮”，企图为张钦礼定性。

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秦××、周××领导下进行，张钦礼清楚，他们不可能不对他打击报复。

但他始终抱有一定的幻想：自己是个老干部，在“四清”运动中没有任何问题，文化大革命来了又能咋着他？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面对许多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被打成走资派、戴高帽、游街、批斗，他有很多不理解，但也不过多计较，毕竟经历过那么多挫折了。

运动搞一阵子就过去了，几十万人吃饭可是大问题。他无数次被拉到街上挨批挨斗，受尽皮肉之苦，但他更多的牵挂是农业生产和除“三害”会不会受到影响。一有空儿，他就跑到乡下，和那里的干部、社员一起搞农业生产。他认为抓生产不会有错。

他万万没想到，这恰恰“坐实”了人家精心为他罗织的罪名。他亲手拟定的《中共兰考县委关于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概要》，竟成了他以生产压革命的罪证。

“张钦礼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是以生产压革命，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把躲到农村、对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漏网右派张钦礼捉拿归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使张钦礼感到，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分歧，而是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了。

然而，令秦××、周××想不到的是，“文革”并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志一直进行下去。他们诋毁焦裕禄、打倒张钦礼、反对治“三害”斗争的行为太过露骨、卑鄙，终于犯了众怒。

1966年12月，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简称“卫焦”），明确提出保卫焦裕禄、支持张钦礼。

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公开发表，“卫焦”的几个负责人建议县里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

这时，周××等县委领导都躲在开封地委大院不敢出来，“卫焦”的建议得到县贫下中农协会两位副主任的支持，通知到各公社、大队选出3-5位代表到县里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会议于1967年1月8日至11日在县大礼堂举行，做出三项决议：一、选举兰考县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二、遵照中央指示，坚持就地闹革命；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秦××、周××见状，也急忙让部分县直机关干部成立了“卫东林焦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卫东林焦”），与“卫焦”针锋相对。

上海夺权的“一月风暴”传到兰考后，县委农工部的干部率先夺权，随后“卫焦”联合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等66个群众组织，于1月23日宣布再“夺权”。周××、刘呈明跑到地委说：“兰考大乱了，反革命夺权了。”

1967年1月29日，在开封地委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带兵进驻兰考，并通过广播宣布：夺权是打砸抢，张钦礼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同时逮捕了“卫焦”的十几个成员。

这一天，他们与兰考县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秦××、副组长周××圈定抓捕名单。名单中，张钦礼排在第一位。罪名是事先定好的“兰考县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当晚开始抓人，目标是张钦礼。由于张钦礼当晚不在县城未被抓住，副县长蔺永沛和11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投入监狱。

第二天一早，群众在兰考街头看到了洋洋得意的周××之后，突然明白了过来，消息传出后，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游行，农村的贫下中农也涌进县城进行声援。仅张君墓等几个公社就有2万人进城，要求放人。

30日，在人民群众巨大压力下，军队把人放了。

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他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

2月10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宣布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13日，又以同样的名义，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

20日，开始在全县大逮捕、大镇压，从机关到学校，从工厂到农村，凡是和张钦礼站在一起的干部，凡是支持张钦礼的人都抓。在农村抓的人不敢公开往县城送，他们就将人装进麻袋，然后拉往县城，投进监狱。谁反对他抓人，他就抓谁。

更令人不齿的是，他竟然对曾经的战友下手。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原是高炮师副师长，当他看到李地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就对李地山提出批评并与之辩论，李地山恼羞成怒，遂将刘永松逮捕入狱。

这些天，张钦礼和潘子春、蔺永沛等几个黑名单上的人就在小宋公社。

一天，他们走到小宋南地，一个小青年急急赶来，将他们拦住，喘着气说：“张书记，现在他们到处在抓你，各公社都撒了便衣侦探，县里还成立了武装抓捕队，昼夜执勤。……前边就有抓捕队的人，你们不能往前走了！”

张钦礼一看，来人是小宋公社办公室主任王平心，说：“谢谢你了，平心，你咋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平心说：“咱县的人都知道你们是好干部，也知道他们来者不善，大家自愿成立了保护你们的情报队。不光俺公社，好多公社都有，大家都操着心嘞！你今天就是不碰到我，也会碰到其他人。”

张钦礼等人被深深感动了。张钦礼对他说：“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和你们公社的干部商量商量下一步引黄灌淤和今冬明春营造防风固沙林的事。现在他们张网设卡阻止我们，是绕开他们去别的公社，还是你去把公社干部叫来，就在这儿商量一下？”

王平心急了，说：“都啥时候了，还安排工作？张书记，你们在这儿多停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你们没见过他们有多孬孙。

抓人怕被村民看见，就将人装进麻袋里；怕被逮的人呼救，先把人打懵，再塞住嘴。他们捂着大口罩，戴着墨镜，拎着警棍，拿着手铐，逮着人都是照死里摆治（方言，指整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还是赶快躲一躲吧。”

“老子打日本、打老蒋都没怕过，还怕他们这些龟孙。……”潘子春听了一跺脚，挥挥拳头说道。

“老潘，别发火，消消气。他们要是小日本、蒋匪帮，咱们冲上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现在这些人是打着革命旗号的狼，跟过去不一样。还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好。”蔺永沛比潘子春想得更复杂一些。

“我和老蔺、老潘商量了一个意见，你回去给你们公社的干部说一下，供他们参考。我们从袁庄北地到曲楼东打一个拦河坝，开渠修闸。把黄河水引过来，将水屯在唐砦、徐堂、茨蓬、王府桥等村之间，就能把这一带的盐碱地都淤成良田。”

张钦礼将王平心拉到身边蹲下，用手将地上的土扒拉扒拉，捧成一道岗，随后又顺手捡起一根柴火棍在地上比画着说：“平心同志，弄明白了吗？我们的意见是这样的……”

张钦礼边说边用小棍在地上划着草图。一点一点交代清楚后，他把手里的柴火棍往地上一扔，拍着手上的土说：“今冬明春，你们如果能把这两个任务完成，对全社粮食丰收、林木成材、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起到关键作用。”

蔺永沛和潘子春又接着作了一些补充，随即，张钦礼一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王平心噙着泪说：“张县长，你们就放心吧，这个意见我一定转达到。”

1967年2月26日凌晨，张钦礼等被逮捕入狱。秦××、周××知道张钦礼的群众威信，怕兰考百姓半路上把他们劫走，就绕道民权、杞县，转来转去，持续十来个钟头，才把张钦礼从农村押解到兰考县城。

一到县城，抓捕队立刻上报表功，并请示将张钦礼押解到什么地方。

“送监狱！”周××当即吩咐下去，并特意提醒：“先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杀杀他们的威风……。”

张钦礼被捕入狱，一些人喜不自胜：“你张钦礼把焦裕禄吹上天，我们把你送进监；你把长篇通讯看作宝，我们把长篇通讯打成大毒草；新华社给你戴上焦裕禄亲密战友的大帽子，我们给你这个亲密战友带上脚镣手铐子。叫你张钦礼好逞能，能来能去把自己能到监狱，能来五花大绑一条绳。”

第二天，他们把身负手铐、脚镣的张钦礼带到审讯室。主审人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张钦礼，跪下！”

“不能跪。现在破‘四旧’，跪下就是‘四旧’。”张钦礼回答。

“低头！”

“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张钦礼身边的两个打手见状，劈头就打，并使劲地把他的头按下去。

“张钦礼，快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审讯人员喝道。

“我不是反革命！”张钦礼昂首回答。

“你还敢嘴硬。你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到农村鼓动农民以生产压革命，你还能抵赖吗？”审讯他的人厉声说道。

“我从来没有说过以生产压革命的话。我只是觉着县城太乱，和社员群众一起治沙治碱不会有错。民以食为天，不劳动搞生产，吃啥？谁也不能喝着西北风干革命。”张钦礼说。

“你张钦礼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给你点颜色，你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主审人听了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站在张钦礼身边的那两个打手顷刻对张钦礼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

“谁是你的后台老板？”主审人又问。

“我没有后台。”张钦礼忍着痛，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朗声回答。

“刘建勋就是你的后台。只要你能揭发他，我们就放过你。”

“放不放过是你们的事。刘建勋来兰考指导、帮助我们工作，没啥可揭发的。我们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他不是我的什么后台。”

“张钦礼你顽固到底，就是死路一条。”主审人气急败坏地吼道，然后给那些打手使了个眼色。

打手们又是一阵劈头盖脸的殴打……

张钦礼在兰考监狱关押5个多月，被拉出去审讯批斗100多场。每一次审讯批斗，张钦礼就像过一道鬼门关。牙被打掉了，腰被打伤了，手被打骨折致残了，一只耳朵被打聋了。历经多次磨难的张钦礼有着坚定的信念：只要打不死，就得活下去。

因为只有活下来，才有洗清一身冤屈的机会，才能完成根治兰考“三害”、造福百姓的事业。

这次大抓捕，兰考先后被捕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竟达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就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

3月7日，在军队的支持下，兰考成立了以周××为首的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持兰考政务。从3月份开始，在兰考轮流批斗张钦礼及其成员。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批评了军队在支左工作中大规模抓人捕人的作法。

覆巢之下无完卵

为了抓住张钦礼，秦××、周××挖空心思，用尽了脑筋。当时的情景，张钦礼家人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那是1967年1月29日凌晨，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将张钦礼的妻子、儿女吓醒。刘秀枝惊恐地问：“谁呀？”

“少啰唆，快开门！”

外面传来砸门者不耐烦的吼叫。刘秀枝慌忙把门打开，领头的气势汹汹地问：“张钦礼嘞？他在哪儿？”

“他一个多月都没回家啦。”刘秀枝说。

“搜！”领头的把头一摆，一声令下，顷刻间，屋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没找到张钦礼，就骂骂咧咧地说：“龟孙子，还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等老子抓住他，再跟他算账。”

这伙人没有抓住张钦礼，就将张钦礼的妻儿轰出家门，贴上了封条。饥寒交迫的一家人紧紧地抱成一团，心惊肉跳地躲在屋檐下。孩子们依偎在妈妈身边直哭：“妈妈，我可冷，可饿……。”

是啊，家被封了，一家人住哪儿？吃啥？想到这，刘秀芝抱起一岁的三妮儿，找到领着抄家的人，说：“你封了俺的家，叫俺和孩子咋活呀！你们要真想整死俺，就明说了，俺现在就死在你面前！”

领头的见刘秀枝要豁出去拼命，忙说：“你先别急，我也是奉命办事，这就把封条去掉。你想开点，这都是上边让干的，俺们是官差不自由。啥都不是，钦礼得罪顶头上司啦！”

刘秀枝领着孩子回到屋里，懂事的儿女帮助妈妈收拾着凌乱的东西。

刘秀枝心里牵挂着丈夫，想起有人“要对张钦礼斩草除根”的传言，她浑身打个冷战，拉着二儿子军建的手，叮嘱道：“晚上去找你凤台叔，让他把你和你二妹送到南彰老家躲起来。”

又对大女儿爱真说：“你出去找你大哥，让他千万别回家。天下大着嘞，叫他赶快跑，越远越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爱真这个6岁的小姑娘像是突然间长大了，把二哥和二妹送走后，她四处打听大哥的下落。

一天傍晚，一个提着菜篮子的中年妇女，见四下无人，对爱真说：“你大哥在俺家哩，叫你妈放心。得机会我让他回家看看。”

爱真听了眼睛一亮，一溜烟儿地向妈妈报告去了。这天半夜，大儿子悄悄溜回家里。秀枝又惊又喜，摸着儿子的头，泪汪汪地说：“孩子，你是咱家的一条根，他们啥狠事都能做出来。你隐姓埋名，快逃命吧！听妈的话，带几个馍，连夜走。”

爱真忙把馍筐里的馍全都端了过来。战停把馍往怀里一揣，擦干眼泪，一跺脚，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秀枝看着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逃命般地离开家，她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哭了一声：“我的儿呀！”瘫倒在床上。只有六岁的大女儿陪在她的身边，一遍遍地哭着叫妈妈。……

这天，战停到了南彰他三姨家。正在焦急等待消息的三姨一把将战停搂住，急切地问：“你爸爸妈妈咋样？我们都快急死了。”

战停把家里的情况说给三姨。三姨听了直抹泪。战停对三姨说：“我不能在这儿久停。俺二妹寄养在王庄，我想去看看她。”

到了王庄，战停见到了照护二妹的那位老奶奶。战停把三姨给的那一大包吃的全送给她，老人家说啥也不要。

“我妹妹小，让你费心了。就算给我妹妹吃的总行了吧？”

正说着，二妹从屋里跑了出来。当时妹妹害眼病，两眼又红又肿。见到大哥，她先一愣怔，接着，伸着两只小手扑了过来。战停强作笑脸对她说：“咱爸咱妈让我来看看你，你在奶奶这儿，要听话，啊。”

“哥，我想妈妈，你带我回家吧！”二妹紧紧抱住大哥的脖子，大哭起来。

看着两眼红肿的二妹，战停心里难受极了。他用温水给妹妹洗了洗红肿的双眼，尽量哄她开心。

天已擦黑，战停该走了。二妹一听到哥哥要走，扑上来紧紧抱住大哥的腿，任凭咋说，就是不松手。

“自己亡命天涯，带着她也是受罪。”战停心里想着，狠狠心，掰开妹妹的小手，就向外跑去。二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哥，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她一边哭喊，一边跑，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战停回过头看见倒在地上的妹妹，一边爬，一边伸着小手哭喊自己。他心一酸，真想回身抱起妹妹一块走！可他知道，这根本不行。他咬住牙，拼命地往外跑。跑出很远，还依稀听到妹妹沙哑的哭喊声。

从这里到老家有12里路，战停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几乎是一口气跑回来的，早年入党、投身革命的爷爷奶奶，见到自己最疼爱的大孙子跌跌撞撞跑回家，十分心疼。爷爷搂住战停，一个劲地念叨着战停的乳名：“停小，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们到家一个，我放心一个……”

“停小，别怕，咱家啥事没经过？你爸当八路军的时候，那可比现在厉害得多。敌人来抄家捂你爸，那可是机枪扫、炸弹炸呀！你爷爷拿着快枪在堂屋，守住通往村外的地道口。我和你大伯、三叔房上房下与敌人对着打。多亏你王志新大爷带着队伍赶到，才把敌人打跑，救了咱一家。”

奶奶用革命家史安慰着她的小孙子。

听了爷爷奶奶一席话，战停顿觉长了胆识。没承想，还没消停几天，村里就开来了宣传车。十几个武装人员荷枪实弹，气势汹汹，车上装的高音喇叭对着张钦礼老家的家门，广播着张钦礼的“反革命罪行”。

张钦礼的爹娘忍无可忍，跑出来跟他们评理。他们对两位老人恶语相加，连推带搡：“你那反革命儿子跑哪儿了，快说！如不交代，就把你们这两个老反革命抓走……。”

“你凭啥说俺儿和俺老两口是反革命？你们眼瞎了？耳聋了？还讲不讲良心？你们十里八村打听打听，俺全家舍命参加八路军、共产党，是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红色堡垒户。你们咋能昧着良心说俺们是反革命呀！”张钦礼的母亲厉声质问道。

老人家越说越气：“你们到底安的啥心！你们跑到俺村上，对着家门吆喝俺，你们是想逼死我们呀？我们老两口就这把老骨头，你们想抓抓，想杀杀，我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丧失人性的打手们恼羞成怒，抡起枪托，拳脚相加。可怜这位革命的老妈妈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张钦礼的父亲以身相护，大声喝道：“住手！你们有没有爹娘，对一个老太太咋下得去手！有种的，你们就冲我来！朝我开枪吧！！”

闻讯而来的街坊四邻和周边村庄的村民，见状纷纷围住宣传车为张家打抱不平：“我问你们，张钦礼父子参加革命时，你们在哪儿？张钦礼一家十几口共产党员，他们为啥要反党？怎可能反党？！俺这儿大人小孩都知道他们是革命家庭。说他们反革命，没人相信！”

乡亲们把宣传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纷纷向车上的人抗议质问。就在这时，山东界牌、杨口、大寨集等村民也黑压压地呐喊着向这边赶来。宣传车上的人一看势头不妙，连忙关了大喇叭，灰溜溜地跑了。

这次，张钦礼的母亲为了维护自己和儿子的清白，惨遭毒打，大病了一场。

张钦礼终究没能躲过秦××、周××的抓捕，张家立即陷入灭顶之灾。

张钦礼的工资停发，经济上的艰难不言而喻；而政治上的压力更像一座山，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县城里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张钦礼的大标语、大字报；县广播站一天到晚播放张钦礼的所谓“八大罪状”。

与此同时，刘秀枝的工资也停发了，而且还被勒令与张钦礼划清界限，停职反省写检查。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刘秀枝用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

刘秀枝面临着人生的又一场磨难。丈夫和孩子是她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大难临头，她必须选择坚强。她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想法活下去！丈夫需要她，这个家不能没有她！

一天，县里来人指责供销社对刘秀枝批斗不力。供销社的领导说：“她一个门市部的营业员，又不是领导。平时工作又好，啥问题也没有，批她啥？”

“批她啥？批她是张钦礼的老婆。”来人一听就火了，“要从她身上打开缺口，找出张钦礼的问题。”

按照县里来人的安排，供销社开了批斗刘秀枝的大会。会场上贴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戈一击有功，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和“打倒张钦礼”等大标语。

刘秀枝怀里抱着三妮儿，来到批斗会场。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磕磕巴巴地念道：“现在我来批判俺孩儿他爹。”

会场上有人“忒”地笑了。监督批斗刘秀枝的人站起来说：“你的称呼不对，应称张钦礼是反革命。”

“是你批，还是我批。要不，你上来批吧。”

“你批，你接着批。”那人忙说。

“我文化低，识字少，不会批。我想批的都写到这张纸上了，你们拿去看吧。”刘秀枝索性不发言了，把她写的批判稿递了过去。

“你这算啥批判材料？巴掌大的纸写了十多行字，还都是‘不该给他洗衣服、不该给他做饭’的话，一点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揭发。”那个人接过去一看，大为恼火，说：“照你这个态度，休想蒙混过关。要不是看你的孩子小，现在就把你关起来！”刘秀枝怀里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连十多天的批斗，身心疲惫，两腿发麻，头晕得快要站不住了。

她心一横，照孩子的屁股上使劲拧了一把，怀里的三妮儿惊吓得“哇哇”大哭。孩子一哭闹，本来就对批斗刘秀枝不满的群众也都跟着起哄，会场上乱了套。

监督批斗刘秀枝的人一烦，就叫刘秀枝“滚”！

刘秀枝趁机抱着孩子赶快走。虽说滚字不好听，总比站在那里挨批斗强啊！

政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艰难接连压在刘秀枝身上。她的精神快崩溃了，她又一次想到了死。

但一想到被关的丈夫和怀里的孩子，她再次打消了这可怕的念头。但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和伤害。她有时不能自制地用双手拍地痛哭；有时会两眼发直看着人傻笑。

供销社的干部职工斗着胆子向监督批斗她的人求情：别再批斗她了。再批下去，要出人命了。监督批斗她的人也没了章程，甩下一句：“你们对刘秀枝要严加看管。”便悻悻而去。

为了活下去，她白天领着孩子顶着烈日砸砖渣，一方砖渣能挣八毛钱；夜里就坐在纺车前接线头，一锭能挣两毛多。为了多挣钱，她砸起砖渣就不停手，一干就是一整晌；接起线头不知道累与困，一干就是二半夜。

懂事的大妮儿把小妹妹哄睡着，就守在妈妈身边，给妈妈打个下手。太困了，大妮儿在纺车边睡着了。一觉醒来，见妈妈还在接线头，大妮儿哭了，催妈妈快点休息。看着女儿这么懂事，刘秀枝苦涩的心才感受到丝丝宽慰。

家里饭少了，她紧着孩子吃。衣服破了，补补缝缝接着穿。即使有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她也不向任何人叫一声苦。

一次，她正在砸砖渣，头一晕栽倒在砖堆旁昏了过去。吓得大妮儿拉着妈妈哭喊。路上的行人和街坊邻居听到哭声赶了过来，一看，她是连饿带累，中暑了。大家一阵紧张地救治，刘秀枝才慢慢地醒了过来。

最让张家难以忍受的是对他们骨肉亲情的摧残。

一天，刘秀枝领着大妮儿去砸砖渣，正赶上他们沿街批斗张钦礼。张钦礼站在最前头，身后是一大溜所谓的“走资派”、“反革命”、“保皇派”。全部是绳捆索绑，胸前挂着大牌子，步履艰难、踉踉跄跄地跟在张钦礼的身后。

张钦礼脖子上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的牌子，名字被倒着写，还被打上重重的红叉。

他戴着兰考监狱最重的脚镣手铐，脚脖子磨出了血，动一动就钻心地疼，身上被一根勒到肉里的细绳五花大绑着。由于被反复捆绑，胳膊肿胀得像个木桶，青一块紫一块，破口的地方冒着脓血，稍微一紧绳子，就是一阵剜肉般的疼痛。

张钦礼几个月没理发，头发大长。随着一声“叫张钦礼低头认罪”的叫喊，他们就抓住他的头发猛地往下按；随着又一声“看看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嘴脸”的嚎叫，他们就揪住他的头发猛地向上掀。张钦礼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天，女儿爱真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不由得抬起头，揪心地看着游街的人们。在看到父亲的那一瞬间，她惊呆了，吓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蓬头垢面，痛苦万状，被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人，就是她日夜想念的父亲吗？

久别的丈夫就在眼前，刘秀枝想看又不敢看；不看，又怕再难相见。她看了，用她泪水模糊的双眼看到了那个受尽折磨的丈夫，浑身一颤，她的心碎了……

大妮儿不顾一切地从人群中冲出来，发疯般地哭着追赶着：“爸爸呀！爸爸。等等我，爸爸！……”

听到那撕心裂肺地哭喊声，街上的人没有不掉泪的。张钦礼听到女儿的哭喊声，忍着疼扭头看了一眼心爱的女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这时，一位好心的大婶儿拉住爱真，把她搂在怀里默默地掉眼泪。街上的人们见此惨状，议论纷纷。不少人叹着气说：“嗨，革命一辈子了，落了个啥？！太惨了，太惨了！”

“亲者痛，仇者快呀！”熟识的人们一边落泪，一边扶着刘秀枝劝说，“你可要挺住，一大家子人全靠你啦。快带着孩子回家吧，别吓着孩子。”

刘秀枝拉着女儿的小手，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了家。她真想一死了之。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必须咬着牙往前闯！她擦干眼泪，心想：“哭没有用，眼泪救不了自己的亲人。

与丈夫一起游街示众的那么多人，光县委领导就有十来个，哪家不是和我一样在受苦受罪？！他们都是好人，是好人就有希望、有盼头！”

第二天一早，一个在监狱做饭的南彰老乡趁赶集买菜来到家里，一见秀枝就说：“我姓王，叫王世聪，在监狱管伙做饭。我来家就是给你送个信。他们那些人没安好心，是下狠手向死里摆治张书记。你们家要经常送点吃的、穿的，让张书记垫垫饥、换换衣服。”

“他们让送吗？钦礼能收到吗？”秀枝警觉地看着来人，问道。

“这一段比前一段管得松了，能送到。”王世聪说。

秀枝感激地点了点头，急忙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又倒了一袋花生米，求王世聪带去。

“给钦礼再找两双袜子吧，可以护护脚脖子。”王世聪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合烧饼夹油条让刘秀枝看：“这是我从集市上给张书记买的。咱兰考老百姓都知道张书记是个好人。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他的。”

王世聪的到来，让秀枝心中燃起了希望，心想，“我一定要撑起这个家，等到钦礼平反的那一天。”

张钦礼被逮捕入狱后，他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胞弟、共产党员张钦芳也被打成走资派，扔进了监狱。为保住孩子的性命，张钦礼年迈的父母亲噙着眼泪合计着：现在天太热，炒面、花生籽、花生饼挡饥又耐放，就连夜准备了两份，装在一个大布袋里，由老父亲背上往县城监狱送。

张庄到县城将近百十里地。当天要把东西送到，必须四更天动身，先徒步走20里赶到孙营，再搭上孙营到兰考的早班汽车才能到达。

老人念子心切，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摸着黑，心急火燎地往孙营赶。走累了也不敢在路边多歇会，怕误了车。双肩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

老人家紧一步慢一步地赶到孙营，见等汽车的人都在，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毕竟岁月不饶人。他一屁股坐到路边，浑身像散了架，汽车来了，老人家顿时有了精神，掂起东西就往车上挤。乘客们见他年纪大，就让他先上。

“到县城多少钱？”老人颤颤巍巍地掏出钱，问售票员。

“不用了。”售票员指了指一位中年人，告诉他说，“他替你买过了。”

“大爷，你家里的事我们都听说了，你这是去县城看张书记吧？”老人看看那位替他买票的中年人，并不认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又有一个人说着把十元钱塞到他手里，说：“这你拿去，是俺的一点心意。”

在那月工资才几十元的年代，十元钱就是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呀！张元谋说啥也不要。

那个人的眼圈红了，说：“大爷，俺家是南彰孙桥的。闹灾荒时，俺家里穷得叮当响，灶里几天没冒烟。是张书记带人访贫问苦到俺家，救过俺全家的命。现在俺的日子好过了，他落难了。你要不叫俺尽点心，俺心里不好受啊！”他执意将钱塞到张大爷手里，说，“到县城，你就算替俺买点好吃的给张书记捎去。你对他说，俺村里的人都问他好。”

一时间，车上都念起张钦礼的好来。司机对老人说：“俺的车每天都在山东庄寨停。以后你去看张书记，就搭我开的车。我给你免票，捎带管饭。”

老人到了县城，立刻前去探监。在履行完检查手续后，老人被领到犯人接见室。一会儿，关在不同号里的两个儿子先后来到父亲面前。三儿子钦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爹，你咋来了？俺娘咋样？”

“恁娘好。我从孙营坐车过来的，一路上净碰上好人啦！”

“爹，孩儿不孝。平常我和钦芳忙于工作，很少回家照顾你们。现在又让你和俺娘担惊受怕……”看看苍老的父亲，张钦礼心里充满内疚。

“爹不怪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老人急忙打断他们兄弟两人的话，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让自己的孩子心里难受。

兄弟俩望着须发渐白的父亲，看着父亲肩上勒出的一道道血印子，鼻子直发酸。

正是这位老父亲，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军粮和弹药，扛起一家老小的吃穿！战争年代的战火吓不倒他；和平时期的逆境压不垮他。如今，他明显地老了，背也驼了，脸上原有的光润已完全被皱纹代替。张钦礼深情地摸着父亲肩上的血印，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为了节省路费，老人步行往家赶。他找了根木棍儿，拄着借借力儿。见到了两个儿子，路上又碰到那么多好心人，他来了精神劲，走到孙营，天刚擦黑儿。这时他才觉得口干舌燥，看到路边有个小饭馆，就进去寻口水喝。

“这不是张爷爷吗？我是杜楼的小兰呀！”刚进门，一个女青年就迎了上来，热情地告诉他：“这是俺家开的小饭店。当初俺家难，是俺钦礼婶子叫我到南彰加工厂工作，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

小兰边说边扶着张元谋坐下，倒好水，又弄了些好吃的。吃好喝好，小兰又送给张元谋10斤花生米，并叫饭店的伙计蹬上自行车把张元谋送到家。

几十年后，刘秀枝提及此事，仍感动地说：“人在难处，情义无价。先别说10斤花生米值多少钱，它温暖着我们全家人的心哪！”

行侠仗义大寨集

周××心里十分清楚，论群众威信，他根本无法同张钦礼相比。也知道在老百姓那里打倒张钦礼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心这个东西，光靠权力是不好整的。要打倒他，必须先批臭他。

于是，就开始了对张钦礼一轮又一轮的旷日持久的批斗。

老百姓看着他们朝夕相处的好县长受苦受罪，眼中噙泪，心里流血。批斗会上，常常出现意外：“给老县长松绑，给老县长弄把椅子坐！”“有理说理，不许打人骂人！”那饱含民心民意的呐喊，那举着镰刀、铁锹的怒吼，有时也真管用。

主持游街批斗的人怕激起民愤出大事，有时也会给张钦礼送把椅子。而张钦礼刚一落座，台下就是一阵叫好声。有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地跳到台子上，给张钦礼送上吃的、喝的；大热天给他戴上个草帽；还有人打着批判张钦礼的旗号，上台为张钦礼评功摆好……

有一次，县城召开批斗张钦礼大会，主持人一遍又一遍地吆喝张钦礼是反革命、政治扒手；宣传焦裕禄是为了个人出名，捞取政治资本；声嘶力竭地鼓动人上台揭批张钦礼。

在焦裕禄展览馆工作的李国庆实在听不下去了，走上台说道：“今天我来批判张钦礼。我们办焦裕禄展览馆，同志们是连天加夜，下了很大功夫。好不容易规规矩矩把版面整理好了，交给他来审查。就因为有一张他领着群众挖河的照片，他就用钢笔圈掉，还在图片上打了个叉。说，‘宣传栏上别宣传我，咱自己别出自己的像。’同志们对他这个做法很有意见。因为版面还得重新整理，这不是浪费人力财力吗？这不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吗？……”

李国庆还没有批完，就被撵下台去。主持人气愤地说，“你是揭批张钦礼嘞，还是给他评功摆好嘞？去你的吧！不然打你个‘双料’反革命。”

张君墓是他们精心选择的批斗会地点。这里是原考城县的县城所在地，用他们的话说是张钦礼的“老巢”，可以先在这里把他批臭，然后推向全县。

这天，批斗大会一开始，主持人就动员大家上台批判张钦礼。谁知好大一阵子没人上台发言。主持人十分尴尬，下不来台。他求救似地用眼睛盯着张君墓公社副书记郝安居，示意他带头来批。

“张钦礼，今天我来批判你。”郝副书记走到台前，清清嗓子，说：“战争年代你就在这一带打游击，这一带的老百姓都了解你。你仗着一早参加革命、入党，是老资格，不会被打成反革命，你想错了。你昨天革命不等于今天革命。现在我批判你三个问题！”

主持人看下边出现骚动，就站起来，用手做着让人安静的架势，说：“大家要认真听听郝书记的发言，看看他是怎么揭穿张钦礼的真面目的！”

“第一，人家都轰轰烈烈参加文化大革命，你却跑到乡下搞生产。轻者可以说你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消极逃避；重者可以说你以生产压革命。

第二，你以为你下乡劳动，根治‘三害’不会有错，你咋就没想到这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大罪。

第三，你也太没有人情味了。你大妹的公爹是八路军被服厂有名的李裁缝；你大妹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给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做军鞋，现在求你找个工作你都不安排，叫她在家当农民。”

郝安居继续批判着，随后指了指会场上的一幅标语，说：“你看见了吗？‘张钦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你咋就不投降嘞。你一投降，不就可以不灭亡了吗？太实心眼……。”

主持批判会的人感到有点不对味，但碍于面子也不好停止他的发言，就让他继续说下去。想不到他越说越激动，在最后喊口号时，竟将“坚决打倒张钦礼”喊成“坚决保卫张钦礼！”气得主持人恶狠狠地叫道：“你这是发的哪门子言，滚！”抬腿一脚将他跺到了台下。

头一炮没打响，主持会议的人十分窝火。就在这时，一个叫李玉合的跳到台子上，大声喊道：“张钦礼，你叫俺们没明没夜地开挖贺李河，可把俺累得不轻！虽说涝能排了，庄稼不淹了，俺也有啥吃了，可俺不能再吃国家返销粮了，不批你批谁？”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包熟鸡蛋，说：“这就是你的流毒。张书记，饿了你就吃几个。”说完，跳下台子跑了。顿时台下一片叫好声。

在张君墓的批斗会没成功，他们就把地点又改在了张钦礼的老家——张庄。在这里，可以让张钦礼在老家丢人出丑、杀灭张钦礼的威风，可以让张钦礼的父母家人看看张钦礼的狼狈相，可以击碎张钦礼正人君子的形象。

为了防止张钦礼家乡的人闹事，他们出动几十人，全部荷枪实弹。最前面是装有大喇叭的宣传车，车头上架着机枪，车厢两边是“打倒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大标语，武装押解车紧随其后。他们给张钦礼砸上重镣，又用细绳捆紧。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的大牌子，张钦礼三个字倒着写，打上红叉。

他们耀武扬威，一路鸣着警笛，杀气腾腾地向张庄开去。

闻讯的张庄村的长辈们劝村民们不要乱来，让大家护着老人孩子，赶快离村以避锋芒。村里就剩下几位年长的老人留守。他们搬个凳子，当街一坐。有人磕着烟袋锅，气愤地说：“今天豁出去了，我看他们能有多厉害！”

一会儿，批斗张钦礼的车队来到了张庄村。4辆宣传车对准张钦礼的父母家，用刺耳的高音喇叭广播张钦礼是反革命的批判稿。广播一阵子后，不见动静。他们将张家大门砸开，一看里面空无一人。他们问当街的那几位老人：“张钦礼家的人去哪儿了？”

“他们都跑了。”几位老人回答。

“跑哪儿了？”来人追问。

“跑哪儿都可能，很可能跑到山东大寨集了。”几位老人不紧不慢地回答。

批斗总指挥一时没了章程。这时，一个手下向他建议道：“山东曹县大寨集是张钦礼打游击时的老根据地，他在那儿的影响很大。咱要去那儿宣传宣传张钦礼的罪状，那咱就把张钦礼批到山东省了，能在那里把他搞臭，也算没白来。”

“对，这主意不错！咱现在就去山东大寨集！”批斗总指挥转过头，问那几位老人：“大寨集咋走？”

“你让我们看看二俄（钦礼的小名），给他送点吃的，我们立马告诉你咋走。让带路也行。”一位老人回答。

批斗总指挥同意了。

“二俄，你受苦了，咱村里的人都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没有给咱村丢脸，你是好样的！”几位老人来到张钦礼身边，强忍悲痛，说道。

“俺爹娘咋样？你们可别让他们来看我，他们见了我会难受的。”张钦礼含着泪说。

“你的爹娘都不在家，你放心吧。他们让我给你带个话，只要打不死，咱就得咬着牙活着……”

张钦礼流着泪点了点头。

批斗总指挥按着老人们的指点，领着向山东大寨集开去。为了先声夺人，造出声势，还没进大寨集，4部宣传车上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一边呼喊“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钦礼”的口号，一边广播着张钦礼的“八大罪状”，很快引来许多人驻足观看。

张钦礼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站在第一辆武装押解车上，被左右两个人扭摁着。他们一会抓着张钦礼的头发让他抬起头；一会又拽着他的头发往下按。张钦礼的头在车帮上磕来碰去，不一会儿，鲜血就顺着脖子往下流。

“这不是在兰考当县长的张钦礼吗？人家可是个老革命了，咋拉到咱山东来批判呀？！”

“这班人心太黑，下手这么狠。你看把人打成啥了？”

路人议论纷纷，很多人要为张钦礼打抱不平。很快，大寨集的群众围了上来，大寨集周边的群众也闻讯赶了过来。当他们听说车上押解的这个蓬头垢面、被折磨得头破血流的人，就是当年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抗战英雄张钦礼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他们发怒了。他们将押解张钦礼的车子围得水泄不通，与他们辩论。

大寨集一个叫张海山的军队转业干部认识张钦礼。看到张书记被折磨的惨状，心如刀割。

他振臂一呼，大声说道：“乡亲们，他们是河南的，跑到咱山东来批判张钦礼，这是啥意思？……张钦礼是个老革命，为咱山东、河南老百姓做过很多好事，是有名的大清官。我看来人存心不良，他们是来咱这儿捣乱来了！”

一位姓马的农民也站到一条凳子上，高声质问：“张钦礼和我父亲都是出生入死闹革命的老八路。说他是反革命，谁相信？”

又有一个人站出来气愤地说：“他们把一个老革命打成这样，凭啥？今天不说出个小鸡叨米，休想出俺山东！”

有人振臂高喊：“把那两个打人的凶手从车上拉下来！下了他们的枪，放了张钦礼！”

批斗总指挥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他们本想来山东大寨集给张钦礼来个“黑虎掏心”，不料惹得天怒人怨，大有一触即发，群殴火拼之势！他被眼前的阵势吓蒙了。

此时，他只想后车变前车，尽快离开这里。没承想，一急慌，一辆车碰倒了一个挑水的老汉。乡民们更加恼火。

“老乡们，他们也太张狂了，竟跑到咱山东开车撞人！”有人喊道：“叫他们治伤，叫他们赔偿！”大家齐声助威，“不能放他们走！”

人们把宣传车围得铁桶一般，一个个攥着拳头，挥动手臂，大声抗议着。批斗总指挥彻底软了。如果在山东发生群体性的殴斗，出了人命，那他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反常态，对周围的群众点头哈腰，满口答应赔偿。但大寨集的群众感到他们太嚣张、太狠毒，对张钦礼这个老革命太残忍，围住车队就是不让他们走。一直到下午三点多，他们仍然不能脱身。

大寨集有个开饭店的叫李五辈。他拿了两个烧饼夹肉，一个小水壶，来到张钦礼面前，说：“你吃点东西吧，喝口水。”又对扭按张钦礼的那两个人说：“你们还不快点给张钦礼松松绑，没听见大家喊着要把你们两个拉下车吗？把大家惹急了，没恁俩的好果子！”

“人家给你，接住吧。”那两个押解张钦礼的人赶紧就坡下驴，连忙给张钦礼松了绑，并有点讨好地说道。

张钦礼感激地向李五辈点头，表示感谢，接过烧饼，不客气地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又提起水壶喝了口水，不对，是酒！是大寨集的特产——名流酒！！酒足饭饱，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张钦礼渐渐来了精神。他看着大寨集的乡亲们，想着自己遭受的非人待遇，不禁潸然泪下。

这时，押解张钦礼的人走不能走，留不敢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下属，悄悄地对批斗总指挥说：“要不，叫张钦礼帮帮忙？”

“他能帮咱啥忙？”批斗总指挥一时转不过弯来，说。

“张钦礼一早参加革命，他在这一带威望高。咱要想解围还得靠他。”

批斗总指挥如梦初醒，连忙跑到张钦礼面前，满脸堆笑地对张钦礼说：“钦礼，请你劝劝乡亲们，让开个道，放我们回去吧！”

“你看我这副模样，他们会听我的？”

“听！他们肯定会听你的！”批斗总指挥连连说，并命令立即给张钦礼解绳开镣，去掉脖子上挂的大牌子。

“那我试试看吧。”张钦礼说。

张钦礼活动一下被久绑的筋骨，看了看四周的乡亲们，百感交集。他刚喊了一声：“乡亲们！”就泪流满面，讲不下去了。

从昔日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到今天无端受辱的现场，他再次感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感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感受到革命老区群众的鱼水深情。

他定了定神，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张钦礼谢谢乡亲们对我的关心。请大家放心，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党组织肯定会还我一个清白。今天时间不早了，离兰考还有很远的路。再说，他们也是奉命办事。我替他们求个情，放他们回去吧。”

“不能放他们回去，必须让他们赔礼道歉。”挑水老汉说。

“对不起，我赔礼道歉，我赔你钱。”批斗总指挥连忙对挑水老汉说。

挑水老汉见状，挑起水桶对批斗总指挥说：“谁稀罕你的钱！只要你们不再折磨张书记就算烧高香了……”

接着，张钦礼向周围的群众深深鞠了一躬，说：“就算我张钦礼求你们了！”

围观的群众闪开一条道，众乡亲挥着手说：“老县长，路上小心，一路保重。”

张钦礼与大寨集的群众洒泪而别。押解他的车队此刻也没有了来时的张狂。批斗总指挥拍了拍那位提建议人的肩膀，说：“这回我算领教了，张钦礼真是虎死三分威呀！多亏你的建议，让他帮咱解了围。不然，还不知道结果会咋样嘞。……”

第一次大清洗

1967年4月2日。这个日子，对于杨捍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自从受省委委派来兰考搞调查，并被卷入兰考这个政治漩涡以来，杨捍东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未能同调查任务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张钦礼见面。而张钦礼也对杨捍东敢于仗义执言，勇于捍卫真理、捍卫焦裕禄旗帜的精神深为感动，也很想见见这个年轻人。但是，就在这一天，他们两个以极其奇特的方式，了了各自的心中缺憾。

这一天，那伙人要在张钦礼蹲点的赵垛楼大队批斗张钦礼，并要杨捍东“作陪”。

一早，那伙人把杨捍东、张钦礼等从各自的号里提出来，五花大绑捆上绳，连骂带打地分别推上武装押解车。来到赵垛楼，张钦礼说：“我自己下。”身子刚往下一蹲，就被一脚跺下车，重重摔倒在地。

轮到杨捍东下车时，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恶狠狠地从卡车上跺了下来。他双手反绑在背后，一头栽倒在地，牙齿磕断，鼻嘴窜血。嘴唇被戕破，嘴片耷拉下一块肉，血条子直往下流……

在批斗会的现场，那伙人用干草夹着枣硌针，往张钦礼他们脖子里面塞。杨捍东挨着张钦礼站着，两人脖子上都架着两把刺刀。那天刮的是西南风，杨捍东的血不时地吹到张钦礼血迹斑斑的衣服上。

张钦礼转过脸，看了看身边这位不认识的年轻人，问道：“小同志，你受苦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捍东。”杨捍东回答着，盯着张钦礼看了又看，又反问道：“你就是张钦礼？”

“对，我叫张钦礼。你看，咱俩的血流到一起了。”

杨捍东这个面对着枪口连眼都不眨的硬汉子，此时看着张钦礼泪如泉涌。他想，能见到自己舍命保护的人，死也值了。

杨捍东是被以“国民党中校”身分被捕的。

当时他只是一个年轻学生，与兰考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交际、恩怨。但在周××眼里，这个杨捍东并不一般。让你来调查就来调查呗！你为什么非要在街头高举什么资料版，还要慷慨陈词为焦裕禄和张钦礼说话？！你既然要充这个愣头青，那就该吃你该吃的苦！审问一般“犯人”，堂堂的县委书记、“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不会亲自坐堂的，但审你杨捍东，你就可以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了。

在那人间地狱的大牢里，杨捍东尝到了绳捆索绑、脚镣手铐、毒打审讯、失去自由、受尽残害的滋味。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多次昏死过去。

审问杨捍东的是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周××坐在他旁边，身披绿色的军大衣，得意地冷笑着。

当杨捍东被押到他们面前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个20多岁的年轻学生与“国民党中校”联系在一起。但李副司令仍然厉声命令杨捍东跪下，杨捍东不跪，那些手下上去就是一阵暴打。

“为什么要抓我？”杨捍东拼死从地上爬起来，质问道。

“因为你是国民党中校，反动军官。”

“我是确山县一个农民的儿子，今年23岁，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怎么可能是国民党中校？”

“你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

接着又是一顿毒打。这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打得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如同泥团血人，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当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脚戴重镣、光着上身躺在在冰冷的地上。他嗓子渴得冒烟儿，就挣扎着往洗脸盆前爬，想弄口水喝。牢房里的人急忙劝阻说：“伤重喝水，很快会死的……。”

“我是不是活不成了？”

大家沉默着。谁也没办法回答。

当时，杨捍东觉得这大概就是结局了。只是想想自己为焦裕禄和张钦礼这两个未曾谋面的人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和目前的生不如死，心里涌出无限的无助和悲哀……

这次能在监狱里同张钦礼相见，也是了了自己的心愿。能和张钦礼在一起，也不再有什么遗憾了。

好像那伙人也心领神会，从这天开始，凡是将张钦礼从监狱拉出去批斗，大都少不了让杨捍东陪斗。他们在县城和所有的公社被游斗了一遍。

因为杨捍东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难以找出实质性问题；而张钦礼又操守极廉，“为什么捏造事实，欺骗全国人民？”就成了对两人批判斗争的不变主题，两人不承认，就下死手紧绳子，直到把五花大绑的两人勒得昏迷过去才算批斗结束。

一次，在小宋公社批斗他们时，因时间比较晚了，夜里他俩被撂到一间小黑屋里。杨捍东问：“这咋睡呀？连个铺盖、枕头都没有？”

“这好办。把鞋脱了，两只鞋一扣，就是枕头，往地上一骨碌就是床。当年我们打仗，不扰民，就是这样睡在地上。”

“这保证咱俩谁也不会掉床。”受张钦礼乐观情绪的影响，杨捍东也渐渐地开朗起来。

时间长了，张钦礼发现，被关起来的还有不少与他一同奋战在根治“三害”第一线的战友们。他们拥挤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喝拉撒睡。整日蚊虫叮咬，闷热难熬，屋内腥臭难闻。只有在放风时才能在高墙内的枪口下活动一下身子骨。

稍有交头接耳，就会遭到严厉的呵斥。狱内的提审、关禁闭和刑事犯殴打政治犯的惨毒，叫人尝到了人间地狱的滋味。同时，他们也和杨捍东一样，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潘子春是一位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干起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原则性强。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他担任县监委书记。焦裕禄逝世后，他和张钦礼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根除“三害”，造福百姓。

就这么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他们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遭受着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摧残和肉体上的非人折磨。

一天，那伙人恶狠狠地提审潘子春。一进审讯室，他们就大声喝道：“反革命分子潘子春跪下！”想给潘子春一个下马威。

潘子春哪肯受辱，冷笑一声没搭理他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打手冲上去，强行扭住潘子春使劲往下按。可潘子春身材高大，粗壮结实，又是习武出身，他们虽用尽力气，却奈何他不得。其中一个打手恼羞成怒，抬手照潘子春的脸上使劲扇了一耳光。

这一下惹恼了大潘子春，只见他身子一甩，两手一摆，那两个人就被甩到了一边。潘子春怒喝道：“日本鬼子、狗汉奸听到俺大老潘的名字都吓得腿肚子转筋，我看你们今天是想领教领教俺大老潘的厉害。想打架，我帮你们一班子！”

别看这些人平日里耀武扬威，此刻顿时傻了脸。潘子春指着他们，怒斥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们睁开眼看看，到鲁西南打听打听，我双手夺过敌人的机关枪，打鬼子除汉奸俺怕过谁？就你们这几个娃娃蛋子，打骂俺一个老八路，算什么本事？说俺是反革命，俺当八路、干革命的时候，你们还在娘肚子里没生下来呢！”

大潘子春一通怒斥，使这些原本张牙舞爪的打手顿时成了稀泥软蛋，再也没敢靠近他半步。

兰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他家是双烈属，父亲张安仁，共产党员，1948年3月与国民党200师遭遇战中壮烈牺牲；叔父张安祥，1944年被敌人杀害，临刑时还高喊：杀了一个张安祥，今后会有更多的革命者站起来。张先志早在抗战时期就和张钦礼一起战斗。

1967年2月22日晚上7点来钟，突然有五六个人闯进他家，宣布将张先志逮捕。理由是：“你和张钦礼是一个思想体系。”张先志被五花大绑押到兰考监狱6号牢房。两个小青年上去把他胸前的焦裕禄像章揪下扔到地上，又把腰带抽掉。多亏领队说了句“他年龄大，身体不好”，张先志才免去入牢“三关”之苦。

6号牢房是两间房，一个大地铺，关押着2个刑事犯和16个政治犯。刑事犯监督他们这些“政治犯”，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毒打。他们被关了43天后被全部释放。

但释放后，张先志等30多人不准回家，而是集中到他们私设的另一个地下监狱——县车队的修理车间，名曰“集训队”，打地铺睡觉，门口有人站岗，不准外出，不准与家人接触，人人一边写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边揭发张钦礼。各机关随时可以将他们拉回去批斗。

一次，监狱放风。和张钦礼关在同一监狱的吴思敬悄悄靠近张钦礼，说：“张书记，我想好上中下三层九孔闸的施工方案了！”张钦礼因耳膜被打坏，没听太清，就凑到吴思敬跟前，说：“老吴，你大点声！说详细点。”

吴思敬加大声音说：“咱们引黄灌淤修建九孔桥闸，分上、中、下三层。上边是桥，让群众过路；中间放黄河水淤地；下边退清水。顺流而下，排水到四明河。这种施工方法既省工、省料、省时，又便于管理。这样，就可以把牛营以北、赵王河流域的沙碱涝洼地全都淤成肥沃的良田。你看中不中？”

张钦礼高兴地说：“老吴，真有你的！我看中。”

说到兴奋处，两人蹲下，在地上划来划去。一时间竟忘记了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你们在干什么？想越狱逃跑吗？”随着狱警厉声呵斥，他俩这才警醒。

吴思敬说：“这高墙铁门，趟着脚镣，戴着手铐，越哪门子狱呀！我们是在研究引黄灌淤，修建三层九孔闸工程。”

狱警说：“你们也不看看这是啥地方？还研究修桥建闸。走！你们两个跟我们班长说去！”

一起被关进大牢的张先志等为他俩捏了一把汗，说：“这俩人研究工作也不长眼，肯定得挨‘修理’。”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两人没挨打，笑眯眯地回来了。张钦礼笑着说：“他们的班长叫姚振喜，早就同情我们的遭遇。他亲口对俺俩说，今后只要他值班站岗，咱们咋研究都中。”

1967年初发生在兰考县城的这场大逮捕，无论是在抓捕的人数上，还是对人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上，都是举国罕见的。凡是焦裕禄、张钦礼组织的除“三害”骨干分子，皆被认定为与张钦礼同属一个“思想体系”而入狱。甚至同情者也概莫能外。

张邦兴，杞县人。1965年9月，开封地委调他到兰考任县委副书记。上任之前，开封地委领导给他说，“张钦礼这个人很坏”。组织部长说，“张钦礼够修正主义分子”。

到任第二天，县委就贴出了写张钦礼的很多大字报。“张钦礼这个人不行”已经成了张邦兴先入为主的印象。

根据县委分工，张邦兴抓农业，这就不得不与张钦礼较多地接触。这位与张钦礼素不相识的外来干部，在与张钦礼一起工作相处中，亲身感受到张钦礼是一个深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

1967年1月15日，张钦礼考虑到当时县城已经无法工作，就通知在家的有关同志到三义寨开会，安排生产。但许多县委成员都躲起来了，只有潘子春、卓兴隆、张邦兴和樊哲民及时赶到参加了会议。张钦礼说：“今天就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站出来大胆工作。”

“现在这么乱，怎么抓呀？”大家有畏难情绪。

张钦礼想想，觉得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张邦兴说：“你刚来，大家都不认识你，不会找你的事，你可以大胆工作，要担重任！”

张邦兴也有些为难，但考虑到张钦礼他们的处境一个比一个艰难，就没有再推，表示一定要把工作抓起来，不能让生产受损失。

这五个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在研究如何把农业生产工作抓起来的同时，一张大网正在向他们撒来。

29日，张钦礼正在与潘子春、张邦兴、蔺永沛一起研究农村工作。突然有人报信：“县城已经开始大逮捕，来势极其凶猛。”

“要抓谁？凭什么？”张钦礼他们问。

“抓了很多人，特别是你！”报信人回答，又指了指张钦礼说：“他们扬言，对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绝不心慈手软。抓不住活的，就要死的。”

“我看，还是由我先回县城，看看情况再说。”张邦兴建议。

“我看行。”蔺永沛说着，看了看张钦礼，意思是让他拿个主意。

“我看只能先这么办了。”张钦礼也没有好的办法，说：“邦兴同志刚调来不久，估计他们不会咋着邦兴同志。”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张邦兴一到县城，就被抓了起来，关进小黑屋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张钦礼等人的行踪和与张钦礼一起犯下的罪行。那伙人轮番找他谈话，逼他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张钦礼的罪状。

1967年3月1日，他们在县委机关召开大会，对张邦兴进行大会批斗。说他是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同时，大字报围攻，体罚亮相，审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

3月7日，那伙人再次找张邦兴谈话，逼他在3月8日大会上揭发批判张钦礼。张邦兴既不愿意诬陷张钦礼等，又不甘心受辱，更忍受不了他们的轮番迫害，于当天夜里上吊自杀。

3月8日，发现张邦兴自杀后，秦××说：“张邦兴死了也是叛徒，轻如鸿毛。”并发动对张邦兴的继续批判，张邦兴家人申冤和哭诉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周总理的第二次解救

1967年6月30日晚上，在兰考县车队修理车间被“集训”的一个县委委员、两个候补委员结伴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

他们是县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卓兴隆，县委候补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县委候补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樊哲民。他们趁黑夜逃出监狱，顺着河沟，越过铁路，一路东南直奔民权县卓寨——卓兴隆的老家。

父母早已入睡，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卓兴隆的父亲披上衣服，打开门一看，是儿子领着两个陌生人来了，连忙问：“这么晚了，咋回来了？”

“别问了，我们是逃出来的。”卓兴隆一边回答，一边指着张先志和樊哲民说，“这个是张部长，那个是樊部长。我们要到北京告状！”“去北京告状可不是玩的。千万要小心。我给你们先弄点饭吃吃。”

“不用了，这儿离兰考太近，还是早点离开好。”

老人知道不能让他们久留，就把家里的半坨花生饼拿出来，让他们带着路上吃。

三人出了卓寨，不敢走大路，就走坡地，照着民权县的野鸡岗火车站方向走过去。走到沙河滩里，张先志实在走不动了，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咱歇一会儿再走吧？”

“不行。”卓兴隆说，“万一被抓回去就没命了。走不动，俺俩架着你走。”

三人相互搀扶着，经双塔，过人和，后怕人追，前怕人截，提心吊胆地整跑了一夜，才赶到野鸡岗火车站。客车还没到。他们找个偏僻茶社，坐下来休息。

他们不敢到车站买票，问老板有啥办法？老板看他们不像是坏人，就说：“不买票也可以。一会儿火车进站了，我领你们从小门进站台，上车再补票。”

火车到徐州，又转车北上，天刚亮就到了北京。

三人一算，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一霎时，各种委屈、伤心一一涌了上来，他们抱头痛哭起来。一会儿，卓兴隆说：“别哭了，来到北京，就是来到了毛主席身边，就是来到了党中央身边。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是呀！我们相信党中央一定会为我们做主！张书记一定能够平反昭雪！”樊哲民响应道。

张先志说：“我想到一个故事，给你俩说说吧。”

他的故事是，1946年的一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队偷偷进村，包围了张钦礼家。张钦礼不在家。他的大哥和弟弟爬到房顶上，他的父母守住地道口和敌人激战。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团，子弹、弹片乱飞，邻居家的东墙外边都是弹痕。

张先志当时是抗联通信员，亲历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说来也巧，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驻城子部队赶到，他一家才幸免于难……

“现在与那个时候像不像？危急的时候，党不会不管我们的。”故事讲完，张先志问道。然后提议，我们来到了毛主席身边，应该到天安门照个相，也算是给毛主席报到了。

大家一致同意，照过相，他们就到北京政法学院找到张先志在北京读书的四弟，弄来纸笔，开始写申诉材料，重点是张钦礼问题，这也是兰考的核心问题。

下午，张先志的弟弟领着他们到中央接待站，填写登记表，注明姓名、职业、职务、单位、反映什么问题等等。他们递交材料，接待站不收。说是这里只管签到、安排食宿，反映问题有专人找恁谈。

第二天中午，一位同志到他们住处了解情况，听取反映的问题。

其实，张钦礼被抓之后，兰考老百姓就没有停止过为张钦礼鸣不平。他们一次又一次向北京不断写信，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实情，为张钦礼鸣冤。

1967年7月，秦寨大队贫农代表李占荣，受兰考百姓的重托，独自一人，背上焦裕禄画像，搭上北去的列车来到北京。

他没有门路找什么人，就跪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前，一边哭，一边诉说：“亲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啊！您为俺兰考人民申冤，为俺兰考人民做主，救救焦裕禄的好战友、兰考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吧！”

李占荣的哭诉声惊动了天安门前站岗的解放军同志。消息也很快传到中南海，传到了周总理的办公室。

兰考的情况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八年前，就是这个张钦礼向他汇报河南的浮夸风问题。河南是有问题的，兰考可能就是一个缩影。周总理当即安排驻河南的联络员到兰考进行了明察暗访。

同时，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派记者到河南、到兰考调查情况，直接向他汇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记者星夜赶到兰考进行暗访，没有惊动当地党政要人。他们按下快门，记录了张钦礼等上千人被游街示众的场面，目睹了兰考群众为捍卫焦裕禄宁愿献身的不屈精神，写下了《向英雄的兰考贫下中农致敬》的报道，急速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1967年7月28日放风时，班长姚振喜悄悄告诉张钦礼：“这两天可能有事儿，两种说法，一是可能要放你出去，二是可能要害你。”

“你咋知道的？”张钦礼一惊，低声问道。

“你就不要问了，消息可靠，但他也说不准。”姚振喜有点儿着急，“不管怎样，必须有准备。”

“我在这里面，手无寸铁，咋准备、准备啥呀？”

“实话告诉你吧，从那一天看到你和那位同志在监狱里还研究修渠方案，我就认定你是个好领导。我必须保护你。你有个心理准备就行了。我有冲锋枪，一旦他们要害你，我就掩护你越狱！”姚振喜说着，用眼神做了个暗示。

张钦礼没有说话，深深地点了点头。

姚振喜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1967年7月26日，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务必于7月30日前，把张钦礼从兰考监狱救出来，安全护送到北京，不准出任何差错。河南省军区接到周总理的指示，由陈桂昌副司令员负责迅速展开营救工作。

营救工作由军方组织，时间定在1967年7月28日夜。

“当！当！当！”时钟敲过三下，此时已是7月29日凌晨三点多钟。

两位军人进入兰考监狱，拿出证件，对监狱值班人员说，首长要提审张钦礼，你们都暂时先离开、休息。值班人员看了一下来人的证件，上面盖着河南省军区的大印，开具的确是提审证。值班人员交出钥匙，离开了值班室。

随后，两位军人与兰考中队负责人迅速进入昏暗的牢房。

姚振喜说的话使他翻来覆去，彻夜难眠。半夜三更突然来人，他马上想到，看来是要对自己下毒手了，最后时刻到了。他顺手抓起一只鞋，厉声问道：“半夜三更，你们要干什么？！”

“别说话，快跟我们走！”参加营救的开封军分区参谋张海泉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说道。

“你们不是要害我吗？就在这儿动手吧！我死也要死在兰考！”张钦礼紧紧攥住手中的鞋，对来人大声喝道。

此时的张钦礼只穿着个大裤头，赤着双脚，手里拎着一只鞋，紧贴牢房里边的墙，无论如何不肯离开。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马上离开，请你相信我的话。”张海泉说道。

营救行动刻不容缓。张海泉一使眼色，他们不由分说将张钦礼架起来就走。

“他们要秘密杀害我了，同志们，我先走了！”张钦礼扯着嗓门喊了起来。

那悲怆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空中显得分外悲壮凄凉。难友们闻声而起，有的摇动、拍打着牢门，愤怒地呼喊：“放开他，你们为啥要害他？加害好人，会遭天打雷劈的！”

张钦礼拼命挣扎着、踢腾着。然而，他已经掌控不了自己。两名军人用大而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架住他，将他塞进吉普车，全速向城外开去。

车上全是军人，车速开得飞快。一会儿，汽车明显颠了一下，有着“兰考活地图”之称的张钦礼知道这里已是兰考与杞县的交界处，马上就要进入杞县境内了。他愤怒地说：“你们放开我，要死我就死在兰考！”车上的军人用力地拽住他。

张钦礼急了！只见他突然跃起身子，扒开身边的人就往车下跳，被眼明手快的战士紧紧拉住。他又猛地用头使劲向车边撞去，又被早有准备的战士死死按住。

此时，张海泉告诉他：“你这是干啥呀？我们是奉部队首长的命令，把你从兰考监狱里救出来。首长叫我们一定保护好你的安全。”

为了安全，护送他的军车在路上绕来绕去，绕道杞县到达郑州。张海泉给满腹疑惑的张钦礼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还带了一套洗漱用品，然后到了紫荆山宾馆。

“钦礼同志，你受苦了！我们是奉命救你出狱的。”一直在此等候的陈桂昌握着张钦礼的手说道。

直到这时，张钦礼才明白，他获救了，他真的获救了！！张钦礼含着泪说；“谢谢！谢谢！”

当天下午，省军区派军车护送张钦礼到郑州火车站，在部队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张钦礼乘火车于次日凌晨到达北京。

在京等候的周总理的联络员老谢把张钦礼安排在北京西苑旅社，等候周总理的接见。

1967年7月30日晚上10点钟，由周总理的联络员陪同，张钦礼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安徽厅外边的大会议室）已经有不少人。参加接见的刘建勋见张钦礼进来，热情地向他打招呼，示意张钦礼在他身边坐下。

张钦礼刚落座，周恩来总理就走到张钦礼跟前，和张钦礼亲切握手。刘建勋在一旁关切地问：“听说你的手指被打断了。”

“是的。”

“控诉他们！”刘建勋气愤地说。

周总理随即拉着张钦礼的手，走到会议室旁边的休息室，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室内有杨成武、戚本禹等。这时，刘建勋带着焦守凤进来。刘建勋向中央首长介绍说：“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守凤。”

周总理站起来和焦守凤握手，并示意她坐在张钦礼身边。周总理关切地问张钦礼：“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他的耳朵被打坏了。”张钦礼因耳朵被打坏未听清，焦守凤对总理解释道。

“你给他当翻译。”周总理对焦守凤说着，又问道：“你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

“2月26日夜里四点来钟被抓的。”张钦礼回答。

“他们什么时候将你放出来的？”周总理问。

“7月28日早晨3点来钟。”张钦礼答。

“兰考逮捕了多少人？都是什么人？你在哪个监狱押着？”周总理关切地问道。

“我在兰考监狱押着。兰考监狱关押了200多人，听说杞县、开封、东明等地也押有兰考的人。兰考大概逮捕1000多人。这个数字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捕和外界隔绝了。”张钦礼回答说。

“他们抓的都是什么人？”周总理又问。

“有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张钦礼回答说。

“在监狱里他们怎样对待你？”周总理生气地问。

“脚上戴脚镣，手上戴手铐，胳膊上绑绳子。绳子捆得很紧，捆得胳膊都出血了。最毒辣的是制造内伤，用折骨残刑。”张钦礼一面说着，一面伸出两个被折断的手指头。周总理抚摸着张钦礼的手指看了又看。

在监狱饱受摧残的张钦礼近半年没理发，蓬头垢面；手、耳、腰多处挨打致残，伤痕累累。周总理难过地对工作人员说：“你对联络员说，找个医生给他检查治疗。”

“是谁抓你的？你在监狱里押了多少时间？”周总理接着问道。

“在监狱押了156天。逮捕我时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副司令员李地山带部队抓的。”张钦礼说。

周总理记下了李地山的名字。周总理又问：“开封军分区有人支持你们吗？”

“在提审我时，开封军分区的杨司令员和徐副司令员是同情我们的。兰考中队的一部分战士同情我们。”张钦礼回答。

“对他们，你们要区别对待。”周总理又嘱咐张钦礼、焦守凤说：“回去你们要艰苦奋战。”

周总理和在座的其他中央首长又关切地询问了焦守凤家中的情况。最后周总理和张钦礼、焦守凤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出休息室，步入会议大厅。

这时，中央其他首长和张钦礼、焦守凤也相继回到了会议大厅。

会议开始，周总理让张钦礼坐在主席台上，身边紧挨着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时，张钦礼才注意到，台下坐的全都是河南的军政要员，还有驻豫野战军首长以及河南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周总理针对河南的情况讲了话。接着，招呼张钦礼到他跟前。周总理拉着张钦礼的手在会场主席台前走了个来回。张钦礼前两天还戴着脚镣手铐蹲在大狱里，双脚被磨伤、刺烂，伤口还在化脓流血。

他硬着头皮走了十来步，突然一个趔趄，几乎站不住，周总理赶忙上前一把拉住他。张钦礼看着总理，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行。”这时，张钦礼看见总理两道浓眉紧皱，眼里闪着泪花。

“同志们，请你们看一看，把一个县长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是面黄肌瘦、三度浮肿、为民请命的县长张钦礼，今天，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蓬头垢面、遍体鳞伤、衣不遮体的，还是那个张钦礼，就是带领群众除‘三害’，为民造福，刚刚从监狱里营救出来的张钦礼！同志们，此情此景，你们有何感想？”

会场寂然无声。

周总理拉着张钦礼回到主席台，大声问：“张钦礼同志，你说，是谁抓的你？”

张钦礼回答：“是开封军分区政委陈久安。”

周总理以命令的口气严厉质问：“陈久安，你站起来！你为什么抓张钦礼同志？”

陈久安战战兢兢地答道：“我是执行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何政委对我说，抓张钦礼是中央批准的。”

周总理命令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站起来，严厉质问：“中央什么时候批准叫你抓张钦礼同志？你拿出中央的批示来！”

何运洪脑门子冒起了汗，连忙向总理说：“中央没有批示。我是假冒中央名义，欺骗下级，压制群众。我有罪！”

周总理十分气愤地说：“你不够军人资格，摘掉你的军帽，脱下你的军装……”

在北京期间，张钦礼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地关怀，不仅给他安排好食宿，还让谢联络员陪同张钦礼理发、洗澡，陪同他到北京医院检查治疗被打伤的耳朵，到北京反帝（协和）医院检查治疗被打折的手指，到昌平硫磺泉疗养院治疗被打烂的皮肤……

在身体逐渐好转后，周总理的联络员又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张钦礼在北京给首都人民做报告，宣传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新指示，宣传焦裕禄的事迹和加强团结，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重大意义。

张钦礼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张钦礼在北京医院疗伤期间，一连做了18场报告，听众达30多万人。一时间成了京城一大新闻亮点。

张钦礼在北京期间，周总理还让他的联络员陪同，观光北京市容、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八达岭长城……空军部队给他送来一套空军军装，开封军分区杨子雅司令员给他送了一套军装，还有50元钱和50斤全国粮票；河南省军区颜安心也送来一套军装和一些药品。

坦荡定乱局

7月中旬，兰考问题已经逐步得到上级的重视。

17日，河南省军区通知：释放张钦礼。

18日，开封军分区党委研究时，李地山提出，如果释放张钦礼，兰考会出现大的反复，要大乱。他仍坚持认为，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要系统整理材料上报。并于20日，将张钦礼的材料整理好，上报到省军区。

28日，张钦礼从狱中被省军区接走，在兰考引起很大轰动。

7月30日，周××等人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副县长谢清渠举着省军区开具的张钦礼提审证，信誓旦旦地说：”张钦礼被军区接走是提审”，“张钦礼绝对不会平反”，并再次重申：“有谢清渠就没有张钦礼，有张钦礼就没有谢清渠，如果张钦礼平反了，我就不会活着见他。”

31日，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张钦礼的消息就传到了兰考。没过几天，一个该吃晚饭的下午，通信员送报纸，发现谢清渠已经在自己的宿舍上吊身亡。

周总理将张钦礼从狱中救出，正在北京医院治疗的消息，很快传到兰考。刘秀枝想亲眼看看丈夫的情况。同样历经这番风雨的蔺永沛感同身受，自己又何尝不想马上见到那个身经万般磨难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呢？他当即决定由肖百孝和王其命陪同刘秀枝赴京。

刘秀枝一行人在西苑旅社见到张钦礼，百感交集。张钦礼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能相聚在北京！他一边激动地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关切地询问兰考的情况，又详细介绍了周总理亲切接见他的全过程。大家无不热泪盈眶。

这时，肖百孝说：“我在北京不能停，明天就走。兰考现在说啥的都有。秦××、周××他们造谣说，你不是到北京了，而是被抓走提审了。我想赶快回去把这里的实际情况告诉大家，让咱们那些受尽苦难的同志们放宽心。”

肖百孝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通过穆忠明案件，他对那伙人用心之歹毒有了更深的体会。

肖百孝的归来适逢其时。他向潘子春、蔺永沛等做了汇报，大家都很高兴、振奋。潘子春迫不及待地说：“那咱们还等什么？赶快召开大会，让百孝给大家传达。”

“好！”蔺永沛当即表示同意。

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兰考群众聚集在兰考县大礼堂，听取肖百孝传达张钦礼被周总理接见的情况和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肖百孝一开口就激动地说：“我在北京亲眼见到咱张书记了！咱张书记得救了！咱兰考得救了！咱们胜利了！”

肖百孝说到这儿，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一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稍后，肖百孝将周总理接见张钦礼的详情给大家做了介绍。他激动地说：“咱张书记现在正在北京医院检查治疗。治疗间隙，正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给首都人民做宣传焦裕禄事迹和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指示的报告。”

大家对肖百孝的讲话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967年8月底，张钦礼从北京回到河南，受到河南党政军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省委书记刘建勋握着张钦礼的手说：“钦礼同志，欢迎你从总理身边归来。”

张钦礼在郑州小住。刘建勋在百忙中前去看望他。张钦礼握着刘建勋的手说：“刘书记，我就要回兰考了，你还有啥指示？”

“你到兰考后，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落实好周总理的指示，抓紧成立革命委员会。先取得经验，然后在全省推开。”刘建勋就兰考下一步工作做了指示，然后进一步强调说：“省委研究，你到兰考主持县委工作，并参加省革委会的筹备工作。”

“刘书记，你就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1967年8月12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镇压了兰考的卫焦派群众。

声明称：“我们在介入兰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左工作中……错误地把同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一起战斗过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当成了反革命分子；把同张钦礼同志站在一起的革命干部统统视为反革命。使他们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

“我们郑重声明，现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8月13日，武汉军区、河南省军区让李地山副司令员到兰考检讨错误。兰考在县人委召开大会，会议由县人民武装部阎副政委主持。消息传到北京，纪登奎和周总理的联络员老谢告诉了在北京疗伤的张钦礼。

张钦礼马上给兰考打电话，接电话的人是县委干部赵宗正。

“要赶快把李副司令员送回开封。”张钦礼提出要求，并电话传达周总理关于“要多说部队好话”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指示。

李副司令员随即被送回开封军分区。

1967年8月，兰考的支左部队撤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7249部队奉命进驻兰考。张钦礼被任命为空军7249部队第一政委。

部队需要新建营房。张钦礼亲自给他们划定营房驻地，并指示将县新建的河渠砖瓦厂，连厂房、制砖设备和土源一并让给部队烧砖建营房。节约了国防开支，使7249部队很快顺利完成了营建任务，受到了武汉军区的表扬。

部队在兰考建设实弹射击靶场，杨捍东和部队一名姓王的首长多处察看地形选址，最后定在蔡楼。张钦礼说：“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要无私支援！”具体经办的杨捍东说：“空军部队要哪一块儿地给哪一块儿，无偿使用，不计代价。”

兰考呈现出军民团结如一人，革命生产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后来，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到开封驻军一军视察时，到开封地委见了张钦礼，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张钦礼同志，保护了我们军队干部。”

“杨司令员过奖了。那是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张钦礼回答说。

张钦礼回到兰考的当天就召集县委一班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和省委领导的指示，与大家共同商议兰考脱贫致富大计。他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以生产为重。对自己受到的屈辱、迫害他只字不提；谁批斗过、捆打过他，也从不向任何人提起。

他对反对过自己的人照常信用。对担心遭受报复离开工作岗位出走的人，他交代组织部门按月将工资送到家。他教育拥护自己的干部群众，要搞“五湖四海”，向前看。有利于团结的话和事要多说多做；不利于团结的话和事不说不做。

由于周××在1967年初对干部、群众摧残极重，一些受害者在1968年4-6月间的反击“‘二月逆流’翻案”运动中，对周××和一些镇压群众比较凶狠的干部施以拳脚报复。

张钦礼知道后，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严厉批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并于1968年冬举办“拆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号召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谈心交心解疙瘩，达成谅解、和好，共同努力，为建设好兰考做贡献。

一天，开封军分区打来电话说，经和开封地委商量，要把当时整张钦礼等人的黑材料全部退回来，交兰考自己处理。

“把材料拉回来，看看都是谁揭发陷害咱们的？”有人说。

“拉回来传看，会结怨气，影响工作！”也有人不同意。

“一、他们是上级，咱们是下级，这些材料怎么处理最后由领导来定；二、这些材料我不看，建议你们也别看。我提议，咱派人前往军分区说明我们的意见，由双方交接签字后，就地销毁。”张钦礼一锤定音。

在武装部副政委徐道伦的带领下，肖百孝、金克仁、杨洪山、任富信一行赶到开封军分区，汇报了兰考的建议，军分区领导十分赞赏，表示同意。他们对张钦礼豁达、坦荡深为感动。

这个时期，兰考出现了空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拥护他的人说：“咱张书记受的迫害比谁都大。他还不计较，咱还有啥说的？”反对他的人说：“张书记不计前嫌，不计较个人恩怨，叫人信服。”1967年10月，开封军分区把所辖10个县民兵的武器都拉到兰考保存就是很好的证明。

1967年10月30曰，经武汉军区党委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批准，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钦礼任主任，王德庸（县武装部部长）、黄日振（7249部队政委）、蔺永沛任副主任。

47名成员中，革命领导干部17人，军队干部代表6人，工农学生代表22人。

这是河南省成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委员会。

兰考县革委会成立那天，省、地委领导和周边各县的领导亲临大会祝贺。省委领导王庭栋向大会致贺词并宣读了“关于兰考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文。中国人民解放军7249部队首长代光宇代表驻兰、驻汴和驻郑等部队讲话祝贺。

张钦礼主持的县革委第一次全会做出八项规定：

一、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

二、各项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和有关全县人民的大事，都必须由常委会或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决定，个人不得决定重大问题，未经革命委员会批准，不得以组织名义对外表态。

三、禁止给革命委员会成员歌功颂德，革命委员会成员外出不要迎送，一律以同志相称。

四、革命委员会成员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在委员会值班工作的时间外，要坚持原来的工作生产岗位，坚持劳动生产，模范地带头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

五、革命委员会成员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六、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反对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革命委员会成员不得以机关或个人名义请客送礼，不得接受别人礼物，不购置新设备，办一切事情都要厉行节约。

七、革命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八、发扬民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革命委员会成员每过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小整风，根据需要每次整风都要吸收一定数量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

县革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若干制度的规定》。张钦礼以身作则，带头落实。到了冬季，依照惯例，县领导机关科室都取暖生炉子。

张钦礼说：“我的办公室不用生煤火了。战争年代与敌人开展地道战，眼睛落下毛病，怕烟熏。”在张钦礼带动下，县革委和县直机关以及各公社的干部都纷纷表示不生炉子。由于领导带头厉行节约，到年底结余资金61.3万元。

与此同时，修复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并对外开放、为焦裕禄重立功德碑、兴建兰考工业体系、大力开展引黄灌淤彻底根除“三害”等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出大力、流大汗、操大心、作大难，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再次成为全县人民的共识，一场新的的战斗再次在兰考大地打响！

“五湖四海”安四方

兰考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全县的动荡局面很快安定下来，各项工作也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省委书记刘建勋决定用兰考这个典型，去指导全省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早日实现全省的安定团结。

一天，刘建勋把张钦礼叫到省里，说：“钦礼同志，兰考在全省率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说说看，有哪些好经验？”

张钦礼汇报说：“成立革委会，关键是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派性。教育大家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胸怀，不计前嫌向前看。……兰考把工作重点放在前一段受迫害的同志身上。他们大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过的老干部，识大体、顾大局。

虽说有些干部群众受冤遭迫害，有情绪，有怨气，但只要引导他们学习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大讲加强团结搞好生产的重要性，他们就会高姿态地团结迫害过他们的人。”

“钦礼，接着说。”刘建勋十分高兴，“有啥高招全说出来。”

“我们一方面制定了不准打击报复的政治纪律；一方面充分发挥受迫害最深、姿态最高、团结工作做得最好的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你张钦礼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你受的苦比谁都深都大，可你的姿态又是最高最好。”刘建勋赞许地看着张钦礼，插话说：“对！你还有周总理接见的强劲东风，所以，你们才能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钦礼呀！你们起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

这时，刘建勋突然话锋一转，说道：“河南有几个地方派仗打得厉害。一个是平顶山地区，有几万名工人的大煤矿生产停顿，打派仗；另一个是开封化肥厂等工厂，停工停产打派仗。我想派你去解决这两个地方的问题。这两个地方的问题一解决，河南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就成熟了。”

张钦礼说：“我愿意去试试，尽力做工作。能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更好！”

“周总理多次来电话催促，要河南抓紧解决群众组织大联合的问题，尽快成立革委会，结束无政府状态。”刘建勋看张钦礼同意了，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钦礼！我可是给总理都打了保票的呀！这次你去不是试试，而是要保证完成任务。”

“刘书记，你放心吧！”张钦礼也赶紧站起来回答，并解释说：“我说的试试，是觉得咱一个外地人，到人家那里，说说做做工作可以，人家未必听咱的。”

“你别忘了你是省革委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张钦礼话音一落，刘建勋就接了上去：“你代表的是省革委，他们会听你的，你马上给我挂帅出征吧！”

次日早8点，张钦礼出现在刘建勋的办公室。刘建勋问张钦礼：“你是先去开封呢？还是先去平顶山？”

“先去开封吧！开封情况熟。”

“是否给你派几个人一块去？”

“省里工作忙，就不用了。我想请你邀请开封驻军一军的政委杨立勇协助开展工作。我和杨政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认识了。周总理接见时，杨政委还为我说了话。”

“好！开封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刘建勋满口答应。

张钦礼和杨立勇共同商讨了工作计划与方法步骤。邀请陈红兵、申红玉等开封市群众组织负责人一起，驱车来到了兰考仪封园艺场。

这个地方，原是明代黄河故道，堤内是飞沙不毛之地；堤外是沼泽盐碱不长庄稼。解放后，通过治沙治碱，苦干十多年，终于使这里由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变成了绿洲，成了花果园、米粮川……。

这时，仪封园艺场面积3.5万余亩，有近2000名园林工人，是兰考的财税大户。

园艺场内苹果树、葡萄树等一望无际，枝头硕果累累，处处鸟语花香，到处是职工们欢声笑语的劳动场面。他们一行人离开了城市的喧嚣，远离了打派仗的硝烟，在场革委会主任耿守谦、党委书记张绍烈的带领下穿行于果林之中，自然别有一番体味。

第二天，工人代表孔令勋介绍情况：“我们园艺场干部职工有两千来人，来自四面八方。旧社会我们都是穷苦人，受剥削，受压迫，如今成了国家主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毛主席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就照着党中央、毛主席说的去做。我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打派仗影响生产，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不能只看眼前那巴掌大的一块地儿，应该放眼全国……。”

耿守谦也通过介绍园艺场的今昔，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这些成就，全靠大家团结一致、努力生产，不然，哪有眼前呀！”

工人代表的话直来直去，感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老工人申红玉点着头说：“批评得好！批评到家了。我们应向仪封园艺场的工人兄弟学习！”

党委书记张绍烈说：“杨政委、张书记、耿主任都是从战争年代炮火硝烟中过来的人。过去打仗那是对敌人，现在打派仗是对谁呀？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搞团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执行！工作不干窝里斗，停工停产，国家受损失，叫人心疼啊！”

杨立勇为张绍烈的讲话带头鼓掌。张钦礼、陈红兵、申红玉等人也都跟着鼓起掌来。

第三天是参观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张钦礼给展览馆的李国庆打了招呼，让他讲解时有所侧重。李国庆精心准备，将焦裕禄的事迹讲解得有声有色，一行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申红玉拉着另一位群众组织负责人的手说：“我们太幼稚了，还争什么正确。跟党走、听毛主席的话才最正确。我们应当学习焦裕禄同志，当毛主席的好工人，集中力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此时，张钦礼别提有多高兴了，接着他们的话说：“我代表兰考人民、兰考县革委，祝贺你们实现大联合，搞好大生产！”

张钦礼又邀请他们去兰考的“四面红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参观。大家很受教育，表示立即回开封发动工人上班生产。上交武器，拿起生产工具，搞好大生产，实现大联合。

回到开封的第四天，开封化肥厂、电厂等停工停产的八大工厂都开足了马力生产。工人三班倒，机器24小时不停。张钦礼和杨立勇高兴得开怀大笑。

接着，陈红兵、申红玉等陪同张钦礼、杨立勇和开封市的军代表何俊德、市委书记卢贤扬、市长谭枝生等先后到发电厂、化肥厂、空分厂、仪表厂、印染厂、衡器厂、开关厂、试管厂视察一遍。每个厂的大门口都挂着“实现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等标语。

张钦礼不失时机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尽快把开封市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然后再把各辖区的革委会也建起来，咱就一好到底了。这对咱开封的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大有好处！”

张钦礼、杨立勇一同到郑州向刘建勋汇报了开封之行。杨政委说：“钦礼同志善于借东风，不动声色便消除了开封市的派仗。从去到回他没有批评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钦差大臣。我杨某佩服。”

“杨政委，我是借你的军威。没有你在场，我也是孤掌难鸣啊！”张钦礼连忙说道。

“开封的工作，你们都是大功一件！”刘建勋十分高兴，又看着张钦礼，说：“下一步是解决平顶山的问题。钦礼同志，你有什么打算？说说看。”

“平顶山我不熟，只有到那儿看情况再定。我明天就去平顶山。”张钦礼说。

“钦礼同志，这次我给你派三个助手。一个是省军区的王东升处长；另外两个同志是保护你们安全的。”刘建勋郑重地说。他担心张钦礼对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又特别强调说：“平顶山那儿刀枪相向，武斗激烈。动乱之下，注意安全不是小事。”

“解决平顶山的问题，可能会比开封时间长一些。不过，我会尽力去做工作，请刘书记放心！”

次日，张钦礼、王东升一行4人来到了平顶山。

张钦礼、王东升首先听了孔勋、杨展、唐国蕴等平顶山特区领导的意见，找了平顶山武装部长，让他谈了平顶山的形势，又让平顶山驻军炮二师师长蔡铎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和工作意见，最后找了平顶山矿区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和支持两派的领导干部，听了他们的意见。

听过多方意见，张钦礼心中有数了，就决定单刀赴会，深入虎穴探究竟。

平顶山两派群众组织都有武器，大约有一千多支步枪、冲锋枪在他们手里。高大的建筑物上架着机关枪以示威严，时不时响起的枪声，让人心惊肉跳。张钦礼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把两派群众组织手里的枪支收缴上来。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张钦礼、王东升等深入到两派群众组织据守的各个据点，开展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当这些群众组织负责人看到眼前站着的就是张钦礼时，肃然起敬。他们为张钦礼不辞劳苦、不顾危险前来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而感动，又为能见到被周总理亲自搭救、平反的张钦礼而自豪。

“毛主席号召实现大联合，我们就应该摒弃前嫌，尽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打派仗、停工停产、社会动荡，受害的是国家，吃亏的是咱老百姓。咱们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既然大家都表示要团结、要联合，首先就得把枪支交出来。”

张钦礼诚恳地说，他看看大家听得进去，就进一步劝说道：“我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那时候打仗枪口对的是敌人；现在咱对面就是自己的工人兄弟！再说，谁家没有妻儿老小。掂着枪在这儿对峙着，谁家的亲人不揪心？”

张钦礼的话，句句说在大家的心里。不少人响应道：“人家张钦礼大老远从兰考来到咱这儿，图个啥？还不是为咱好！”

“我认为张钦礼说得在理儿。唯一叫人不放心的是，俺们交了武器，万一对方不交，再来进攻俺咋办？”

张钦礼笑着对他们说道：“俺都给对方说好了，他们巴不得马上和你们团结起来搞生产嘞！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张钦礼就留在你们这儿当人质。”

一句话说得他们不好意思起来：“这哪儿能呢？你说的话俺信！”

张钦礼又接着说：“现在你们双方都有了上交武器、不打派仗、搞好生产的诚意，下一步就看谁先带头了。”

“我们带头上交！现在就交！”这一方激动地表态说。

张钦礼见状，随即又趁热打铁将了一军：“那就好！你们马上把所有的枪支集中起来，我这就让部队来车把枪支运走。”

工人群众组织的工作做通后，张钦礼又来到学生组织当中，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很快，一千多条枪支和数以万计的大刀、长矛全部交到了当地的武装部，为平顶山地区的社会稳定消除了一大隐患。

接着，张钦礼一行又引导他们识大体、顾大局、解疙瘩、消误会、高姿态、向前看，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经过艰苦不懈地努力，平顶山特区于1968年3月撤销，同时成立了平顶山市革命委员会。很快，八大矿区都建立了革委会。

平顶山的派斗、内乱解决了，张钦礼一行高高兴兴地向省委书记刘建勋交差。

刘建勋书记拉着张钦礼的手，感叹地说：“想不到啊！钦礼，这么快你就解决了这两个老大难地区的问题。你既不是省里的大员，又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能说服他们，真是不简单哪！这一下可消除了我一块心病。咱河南不会拖‘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后腿了，你张钦礼立有头功啊！”

“总理救了我的命，你在我遭难时帮助我。我不求你给我记功，我这是知恩报恩呀！”

“那好！我想让你再辛苦一下。”

刘建勋书记笑着说：“林县、兰考在全国都是很有影响的县。现在有人抓住修建红旗渠时的一些失误不放，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迟迟不能‘解放’出来，现在仍在挨批斗、靠边站。你做做工作，尽快让林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以推动、加快河南省革委会的建立。”

“我明天就出发，保证完成任务。我曾带领兰考三级干部到林县参观学习，杨贵同志热情地接待过我们。我和杨贵是好朋友，老相识了。你放心吧！”张钦礼再次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

张钦礼先到安阳，见了地委书记焦祖涵、副书记崔光华，说明了来意。安阳地委对杨贵大加赞赏，给予充分肯定。

来到林县，张钦礼分别找各个群众组织了解情况。张钦礼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有的放矢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张钦礼讲述了当年他带领兰考干部来林县参观学习的感受体会，又和他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红旗渠给林县人民带来的巨大好处以及红旗渠精神的伟大作用。

他说：“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得最清楚。红旗渠的修建，给林县人民的子孙后代带来不可估量的功德。红旗渠精神不仅是林县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修建红旗渠上，杨贵功不可没！”

张钦礼有根有据的分析使大家心悦诚服。在认识逐步统一之后，张钦礼又因势利导，说服大家联合起来，求大同、存小异，尽快成立革委会。他说：“林县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当率先派代表团前来祝贺！”

张钦礼回到郑州后，向刘建勋做了汇报，并提出建议：“杨贵是个好同志、实干家，魄力大，能力强，群众威信高，对林县工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省委应当请杨贵同志出任林县革委会主任。再说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林县红旗渠那么浩大的工程，不付出一点代价，神仙都不可能！如果求全责备，那么，今后谁还敢大胆工作呀！”

刘建勋完全赞同张钦礼的意见。

不久，刘建勋将杨贵叫到省委，支持杨贵以五湖四海为指导思想，尽快建立林县革命委员会，完成红旗渠的配套建设，促进林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林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那天，兰考县革委副主任蔺永沛带队，带着锦旗、贺信前去祝贺，让林县的同志们着实感动。从此，太行山上的林县和黄河故道上的兰考县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刘建勋感念张钦礼为河南的大联合、大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团结所作的努力与贡献，在他的提议下，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张钦礼被选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并兼任省贫代会主任。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为全国省、市、自治区中第12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河南原本动荡的局面逐步走向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与发展，各项经济指标也位居全国前列。

第五章 劫后的奋起

打造共产党人永久的精神丰碑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张钦礼主持第一次全会做出八项规定，同时将被关闭的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修复整理，对外开放，作为首先要做好的几项重要工作之一进行了安排。任务落实给了县革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王保华、刘俊生。两人请示张钦礼，问展览馆具体怎么办？

“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办个临时性的，以应急需；第二步，县革委研究后再办个正规的。”张钦礼说。

“怎么个临时法？”王保华问道。

“就是把最主要的、基本的、现成的先弄出来，先解参观者的燃眉之急。”张钦礼说，“我让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绘一些图表，统计好数字。你们搜集些焦书记的遗物，汇总焦裕禄的事迹、报刊、文章等资料……咱先办起来，再完善。”

“我们就先搜集焦书记的遗物和资料吧！”刘俊生说。

“这方面你可是主角。”张钦礼对刘俊生说：“你拍的咱焦书记的照片太珍贵了。还有你拍的那么多治理风沙、盐碱、内涝的照片，写的那么多纪念文章，都能派上用场。那是焦书记带领咱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的真实写照，都搜集起来。”

张钦礼一走，两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夜以继日找资料、翻箱倒柜找照片。

兰考当时摄影者少，照相机又不普及，展出的绝大部分照片都是刘俊生拍的。特别是给焦裕禄拍的那几张照片，真是太珍贵了。人们说，刘俊生拍的照片是展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焦裕禄在花生地里劳动的照片，国家邮电部后来还作为纪念邮票在全国发行。

焦裕禄事迹临时展览馆设在县机械厂十多间厂房内，讲解员是十多位从县、社机关抽调的女青年。大家齐心协力，很快修复、充实了原有各个展室的内容，另外又增加了“毛主席在兰考”和“兰考县地图模型”两个展室。

这样，一是把焦裕禄领导人民除“三害”斗争同毛主席视察兰考时答应农民治好盐碱、号召“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大背景联系了起来，揭示了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正是落实毛主席伟大号召，实现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伟大实践。二是可以使参观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当时除“三害”斗争之艰难，更好地体会焦裕禄精神的伟大。

开馆的第一天，张钦礼和卓兴隆最早来到展览馆听讲解员们试讲。张钦礼在肯定、鼓励后，提出要求：“你们介绍焦裕禄事迹，首先要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讲。二是要着装整齐。三是要讲普通话。说咱兰考的土话，外面来参观的人听不懂。”

卓兴隆说，“咱兰考把‘明天’说成‘赶明儿’，‘现在’说成‘要会儿’，连翻译都听不懂，翻不出来。”

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焦裕禄临时展览馆的开放，一传十、十传百，引起人们的热情关注。虽然土些、简单些，但毕竟是全国第一个啊！

张钦礼知道，办好“第一个”不容易。办馆初期，他是最热心的一位，也是讲解最多的一位。

讲解员们也最喜欢他的到来。他们说：“俺最喜欢张书记来了，他往前一站，认真听我们讲解，那是对我们工作多么大的支持啊！再说，他来了，还能及时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在张钦礼的带动下，讲解员介绍焦裕禄事迹时，都是满怀深厚的阶级感情，不怕苦、不怕累，不论参观者人多、人少，也不分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不少工作人员嗓子哑了，仍坚持工作。

那时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有的是从千里之外来的，赶上哪拨是哪拨，他们都会认真讲解，耐心解答，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是家常便饭。

为了使展览办得更加有声有色，县革委分工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主抓，又选拔了一些政治素质高、熟知焦裕禄事迹、有业务专长的人员充实到展览馆工作，组织到外地参观学习办展经验。同时在距县委百米远的一片12亩大的空地上，着手筹建比较规范的展览馆。

展览内容是按照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的版本组织的。

这个时候，广州美术学院画家恽沂仓（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侄子）带领学员来兰考实习，出于对焦裕禄精神的敬仰，精心创作了《焦裕禄到兰考》《焦裕禄与老农肖位芬》《焦裕禄带领除“三害”调查队下乡》等10多幅油画，全部充实到展室。

很快，焦裕禄事迹展览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不仅吸引了省内外各行各业广大群众及各级领导前来参观，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新西兰、越南、日本、智利、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几内亚、印度、老挝、柬埔寨、苏联等20多个国家的代表、联合国的官员也纷至沓来。他们都想亲眼看看焦裕禄生活工作的场所、亲耳听听焦裕禄的同事对焦裕禄先进事迹的介绍。

很快，兰考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就小有名气了，全国不少地方请刘俊生他们过去办焦裕禄事迹展览，他们就走出兰考，先后参加举办了郑州“焦裕禄革命事迹展览馆”、北京“焦裕禄精神变兰考”展览，后来还帮助阿尔巴尼亚创办了“焦裕禄事迹展览”。

焦裕禄事迹走出兰考，办到了省内外乃至国际上，不但使焦裕禄迅速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考虑到对外宾接待关系着国家的形象和国际影响，凡是国际友人，基本上都由张钦礼亲自接待。张钦礼也自觉地把它看作一项十分神圣的事，每次向外宾介绍焦裕禄事迹时，他密切配合语言翻译，把焦裕禄的事迹讲述得有声有色，使国际友人感动不已，赞不绝口，有的甚至激动落泪。还有许多人在留言簿上写下观后肺腑之言。

来兰考参观次数最多的国家，是越南。他们曾四次派出代表团来到兰考参观学习，看望焦裕禄的家人。介绍焦裕禄事迹，他们认真记录；瞻仰焦裕禄陵墓，恭恭敬敬献上花圈。

对全国各地来兰考参观学习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也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是小范围座谈，或是大场面报告，张钦礼只要能够分开身，都尽可能亲自宣讲。没有节假日，经常一场报告接着一场报告，很少休息时间。

还有很多时候是刚下乡回来，就被许多人围住介绍焦裕禄事迹；连身上的土都没来得及拍打，骑上自行车就赶去作焦裕禄先进事迹报告。

一次，张钦礼有病发高烧，接待办的工作人员婉言谢绝了参观者想请钦礼作报告的要求。

张钦礼知道后，说：“人家大老远来咱这儿学习焦裕禄精神，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待好、不介绍好。”

“你发烧发到这个样子了，我们担心哪。”接待办的同志解释说。

“这点病算啥呀，要满足人家的要求。咱可不能让人家带着遗憾离开兰考！”说完，就拖着病体来到会场介绍焦裕禄事迹。听着他声泪俱下、动人心魄的介绍，看着他额头直冒的虚汗，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看来宣传焦裕禄也得有焦裕禄精神呀！”许多听众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张钦礼就是在用焦裕禄精神来介绍焦裕禄事迹。”

焦裕禄去世后，最初安葬在郑州烈士陵园内。当时，在墓穴的北端立了一块8公分厚、40公分宽、80公分高的石碑。上面写着：焦裕禄同志之墓。没有生平简历。

随着焦裕禄事迹的远播和学习焦裕禄高潮的兴起，张钦礼代表兰考县委起草报告，请求省委批准将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回兰考安葬，同时追认焦裕禄为烈士。

河南省委批准了兰考县委的请求。省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批准给焦裕禄重新刻了一块碑，并刻写了碑文。这个墓碑是青色大理石的，碑高1.25米，碑文174字。与最初的碑相比，高大可观了不少。然而，随着学习焦裕禄活动的深入开展，到兰考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许多参观者仍认为焦裕禄的墓碑低，碑文比较简单。他们说：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党的好干部，这就是最高的级别。纷纷提出建议，请兰考县委为焦裕禄树立一座高大的墓碑。

兰考县革委成立之后，张钦礼将重新立碑之事作为宣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他召集有关人员商量研究，形成一致意见后，当即明确卓兴隆、杨捍东起草碑文，并向省委写了请示报告。张钦礼拿着碑文和请示报告，亲自向省委书记刘建勋汇报。

刘建勋觉得提议很好，随即叫来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说：“老纪，你阅批一下这份材料。”纪登奎接过请示报告和碑文，仔细阅读后，挥笔写下“同意”二字，并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张钦礼回到兰考后，明确由县妇联主任程爱云负责，由李国庆具体经办，为焦裕禄重新立碑之事。

程爱云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办事果断有魄力。李国庆对焦裕禄是情有独钟，而且任劳任怨，办事细心周到，还写有一手好书法。让他俩负责此事，可谓知人善任。

他们请来省设计院陈玉林总工程师，按照“凸”字形进行了设计。墓台由25公分提高到52公分，墓中有20公分钢筋水泥层，墓盖改为拱形汉白玉，墓碑由1.25米的青色大理石更换成2.75米的汉白玉。

根据张钦礼的要求，李国庆两次赴京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观瞿秋白、任弼时墓；到石家庄华北军区革命烈士陵园，参观白求恩墓；去山东泰山看冯玉祥墓……然后，博采众长，精心设计出用49块石料组成“汉白玉石外椁”的焦裕禄烈士陵墓。49块石料分别为：墓碑4块、墓盖1块、阅台石6块、压面石14块、斗板石14块、土沉石10块。

为了选择汉白玉碑的配料和墓穴陵椁石材，程爱云和李国庆可谓是呕心沥血，千里奔波。李国庆亲自去河北曲阳县西羊坪大理石厂和北京市房山县尚乐公社石窝大队选石购料，并在墓后屏风墙上放大制作了毛泽东手迹：“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在给焦裕禄陵园选择石料时，李国庆总忘不了在上面写下“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陵园墓碑用料”这样一行字。石料选好后，7249部队派出汽车，由县革委办事组陈春和带队运回。

在修建焦裕禄墓碑过程中，兰考以“四面红旗”为代表的社员群众提出，为焦裕禄立碑不要政府出钱，由百姓自筹，以表兰考人民的一点心意。

张钦礼知道这些刚刚从劫难中走出来的社员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艰难，他深深地为他们对焦裕禄的深情厚谊所感动，但他知道，焦裕禄已经不单单是兰考人民的好书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理所当然应该由国家出资兴建，他婉言谢绝了全县人民的心意。

经省委秘书长苗化铭批准，墓碑碑料由郑州烈士陵园无偿支援，随后，河北省石家庄市华北烈士陵园白求恩纪念馆又无偿捐赠了汉白玉墓碑石料……

在整个修墓立碑的过程中，张钦礼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请新华社对卓兴隆、杨捍东起草的碑文进行了修改敲定；聘请郑州市著名书法家石荫亭书写碑文；从河北省曲阳县西羊坪请来技术精湛的石匠镌刻……。

碑的正面是“焦裕禄烈士之墓”；背面是700来字的碑文；落款是：兰考县工代会、贫代会、红代会。历时半年，全部完工。墓地焕然一新。

1968年3月，给焦裕禄修墓立碑的任务完成了，了却了张钦礼的一个心愿，也了却了兰考人民的一个心愿。

在党中央历届领导同志关心支持下，学习焦裕禄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基本内容，焦裕禄墓地正式命名为焦裕禄陵园，面积73.5亩，以等高线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为焦裕禄烈士陵墓，下层建有19.64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中间一层为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发展而成的焦裕禄烈士纪念馆，展馆面积2100平方米。

“江南”三义寨

在把引黄灌淤推向全县之前，“三义寨”是张钦礼下这个决心的关键所在。没有成功的试点，他是不会盲目下令全面推广的。

三义寨公社紧靠黄河，是兰考自然条件最差的地方之一。既是盐碱窝，又易遭风沙、内涝灾害。解放前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见收，冬天去逃荒。”

解放后，三义寨面貌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由于盐碱、风沙、内涝等自然灾害没有彻底根除，每年都得吃国家近300万斤统销粮，是县里出了名的缺粮穷社，也是县里少有的没有摘掉“双吃”（吃统销粮、救济款）帽子的重灾区。穷则思变。三义寨的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

然而，采用引黄灌淤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却是过去从没想过的事。一想起那汹涌咆哮的黄河，人们就心里发怵，疑虑重重。从林县回来之后，张钦礼立即赶到三义寨召集社队干部、党员开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

蔺永沛说：“我们有现成的六百个流量的三义寨黄河大闸可供利用。如果我们引来黄河水，挖河建闸修围堤，有计划地把黄河水引到大水坑、涝洼窝、沼泽地、沙碱荒地里，沉淀后将清水放走，黄河泥留下。周而复始，将沙碱涝荒地改造成为良田，叫黄河老老实实为我们‘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服务！”

“这个提议好！是根除‘三害’的好主意。在沙碱荒地上厚厚压上一层黄河泥，那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张钦礼十分赞成，鼓励蔺永沛继续说下去。

“用黄河泥压沙治碱的重大意义，关键是发动群众。”蔺永沛接着说道。

“有焦书记精神鼓舞着我们，我们要趁着年轻力壮，拼命大干三五年，让咱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潘子春说起话来雄风犹在。

当然，也有人顾虑重重，主要还是心里没底。

“老辈人说过，‘千年龙王住河中，触怒龙王河堤崩。’引黄灌淤，虽说比翻淤压沙治碱快得多，可风险也大得多，黄河出问题怎么办？”

“要是不要命，情淤了！”

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张钦礼提出了安全引黄和科学引黄的思想。他满怀信心地说：“战争年代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打仗；和平时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搞建设。前面的仗我们都打得很好。这一仗我们也一定会打赢。”

公社社长赵家余和党委书记李凤良坐不住了，当场立下了“不治好黄河就跳黄河”的誓言。

张钦礼说：“我们党员干部就是要动员、带领群众向林县人民学习，打好引黄灌淤这一仗。黄河就在咱身边，我们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引黄灌淤，咱三义寨要打冲锋，当排头兵，使咱三义寨公社早日成为地肥水美的米粮川、富裕社。从今天起，我张钦礼就和咱三义寨干部群众并肩奋战。我们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作大难、创大业。’大干实干，让林县的先进经验在咱三义寨首先开花结果！”

这个会上，还讨论并拟定了当年引黄灌淤3000亩，并拿出800亩试种水稻的奋斗目标。从此，拉开了兰考人民引黄灌淤治沙碱、根除“三害”造良田的序幕。

张钦礼说：“在你们三义寨搞试点，这叫典型引路。试点能否成功，引黄灌淤能否首战告捷，事关重大。你们千万别放个哑炮啊！”

三义寨成立了由公社领导、贫下中农代表和水利技术员参加的引黄灌淤、稻改指挥部。他们在工地上搭起棚子，立起锅灶，吃住在田间，办公在地头。

他们从信阳请来种水稻专家和技术人员传授种稻技术，并讲述水稻生长发育成熟的条件和种植成功的要素。他们说：“张书记，你就放心吧！地啥时候淤好了，稻子啥时候归仓了，我们啥时候回家。”

引黄工程需要砖。资金紧缺，买砖没有钱，临时建窑烧砖不解燃眉之急。公社领导一声令下，扒掉公社的院墙，把砖送到工地建桥闸。一下子感动得各村纷纷效仿、全民献砖。很快筹集了一百多万块砖，解决了修桥建闸用砖问题。

三义寨的男女老少那是全拼上了。康寨大队第七生产队81岁的贫农老大爷蔡文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往工地上送茶水，二里来地歇了好几歇。一见张钦礼就说：“孩子，喝点水吧。”

“大爷，你咋来了，可别摔着了。”张钦礼急忙上前搀扶他，说道。

“听说你们要在俺这儿引黄种水稻，俺高兴啊！没想到，临老临老，俺还有望能吃上大米，想起来就开心。俺这么大年纪了，添不上力了，俺心里着急呀！”

“大爷，引黄大业靠群众起步啊！”张钦礼感动地说。

“关键是书记领头！没有你领兵挂帅，哪有这千军万马大干呀！”旁边忙着干活的社员也过来插话。

就这样，三义寨的社员群众每天一大早，打着红旗，扛着毛主席语录牌，唱着歌，开进引黄工地。三伏天，烈日当头，他们不怕晒；数九寒天，他们顶风冒雪不怕冷。

南马庄大队过去是穷得出名的地方，历来是扶贫照顾的重点。严冬，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地冻一尺多厚，公社为了照顾社员的身体健康，通知挖河暂停。

南马庄的社员们说：“我们是焦书记、张书记树立的硬骨头队，地再硬也硬不过林县的石头。”每天照样打着红旗，顶着寒风继续大干。

繁忙的插秧季节到了。上面日头晒，下面泥水泡。社员跳在泥水里插秧，累得腰酸腿疼也舍不得上来歇一歇。腿泡肿了，不少社员腿上还裂了许多血口子，疼得钻心。

但谁都不叫苦，不喊累。他们说：“张书记叫俺搞好试点，引好路。就是拼死俺也要争口气，打赢这一仗。”

有一天，张钦礼到三义寨大队第五生产队看平整水田。队长王登营发着高烧跳到泥水里，带病坚持工作。张钦礼就劝他回家，等病好了再回来干活。社员也都劝他回家歇歇。王登营说：“不能歇，不能歇。我已经给村里人立过誓，夸下海口。如果稻改不成功，我的王字倒着写。”

“俺队长有这个决心，今年的稻子非丰收不可。”社员们说。

“王字倒着写还是‘王’，你这誓等于没立。”张钦礼笑着说道。

大家一听，都笑了，非吵吵着叫王队长再重立个誓言。张钦礼笑着说：“重立就不用了。如果稻改不成功，你们就别叫他王登营了，就叫他‘王逞能’吧！”

“张书记，如果我真的叫‘王逞能’了，你就离戴上‘劳民伤财’、‘瞎胡来’的大帽子不远了。到时候咱们又该挨整遭难了。”王登营接过话茬说。一句话说得大家哭笑不得，心里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引黄灌淤工作做好。

让人高兴的是，三义寨公社引黄灌淤首战告捷，圆满完成引黄灌淤3000亩的目标。王登营也没叫王逞能，张钦礼头上也没扣上新的大帽子。

他们在淤好的沙碱地上试种的800亩水稻，获得好收成，最高亩产1080斤，最低亩产500余斤。三义寨公社村村锣鼓响，队队庆丰收，一举摘掉了“两吃”的帽子。这年一次给国家上交粮食100万斤。

1968年8月19日《河南日报》以《喜看稻菽千层浪——记兰考县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为题、10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纪实》为题，分别对兰考县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作了突出报道。

李沟村一位李奶奶，掂着沉甸甸的稻穗，高兴对张钦礼说：“俺盐碱地上见稻子啦！见稻子啦！我80多岁了，也能吃上自己地里种的白生生的大米了！”“大娘，有你享的福。明年这大米饭上，再给你浇上肉浇头！”张钦礼和干部们也笑了。

老人家瞅了瞅他们一个个布满血口子的腿，噙着泪说：“为了俺们能过上好日子，你们一个个伤成这样。要兴立碑，俺们就给你们立，叫子孙们知道好日子是咋来的！”

为了以点带面，张钦礼根据三义寨公社引黄灌淤试点情况，总结出五条好经验：

一是科学引黄。密切观测气象，把准时机，抢在汛期。

二是安全引黄。要严密组织，充分准备，达到万无一失。首先是筑围堤、建桥闸，干渠堤防一定要坚固；同时要疏通开挖好河道，设置好排险泄水滩地，建立二十四小时堤防巡查队；对放水退水、流量流速、闸门守护、桥闸监测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警惕。

三是划片分区，统筹安排，全县一盘棋。哪些是地势低洼的自流灌淤区，哪些是地势过高的提灌淤区；西半县几个淤区，东半县几个淤区。各淤区都要责任到社，每项工作都要落实到人；对于一个淤区分属两个公社管辖的沙碱地，要强调团结协作，齐抓共管。

四是深坑大洼可闸门大开，加快流速，加大流量，用大水猛灌，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平川沙碱地，要适度开闸，控导流速流量，缓水淤成。放水是科学，退水要适时，早了胶泥带走淤不成，晚了存水泡堤增加风险。

五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万众一心打人民战争。

这五条经验，为全县的推广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1969年，三义寨公社再接再厉，再扩大种稻1万多亩，又喜获大丰收。轰动了兰考县，震撼了新闻界。

1969年8月7日，兰考县在三义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毛主席第二次视察兰考十一周年。在大会上，命名三义寨公社为“兰考的江南”。

这时，张钦礼特别高兴，默默地在心里说：毛主席呀，你要程书记和俺把兰考变成江南兰溪县的期望，今天俺终于实现了！

刘俊生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时他想到了新华社记者周原、陈健夫妇对他提出的忠告：“我们来兰考采访多次，历经很长时间，接触很多人。耳闻目睹感到，张钦礼的事迹和焦裕禄的一样感人。焦裕禄生前留下的照片太少，你要不失时机，尽量给张钦礼多拍一些照片。”

看到张钦礼神采飞扬，就忍不住端起了相机，对好焦距就要拍照。就要按下快门时，只见张钦礼给他摆着手说：“俊生，不要给我照了，要把镜头对准基层干部和群众。你都瞧见了，你每次对着干活的干部群众拍照，他们都激动地喊口号，拼着命地干活，那对他们是多大的鼓励呀！你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和手中的相机，就像战争年代的冲锋号！”

引黄灌淤试点成功了，稻改见效了，如同春雷迅速传遍兰考大地。三义寨公社南马庄第五生产队，把碱地上收的稻子，挑最大个的稻穗打出大米，装入木箱，寄到北京。说是让党中央、毛主席尝尝。

41年过去了，三义寨李沟村那位老奶奶的话竟变成了现实。2007年清明，三义寨乡的干部群众在张钦礼灵前树起纪念碑。上书：

原三义寨公社明故堤之南的三万亩背河洼地，沙碱不毛、涝灾频仍。一九六七年始，在张钦礼书记的主持下，大力引黄种稻，收到当年丰收、逐年改土的奇效。昔日灾区遂成鱼米之乡。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县革委会颁发奖状，命名我公社为“兰考的江南”。

今索句献于张书记灵前，以记其盛，权代祭文。

盐碱窝，百姓苦难堪。冬春茫茫似铺雪，夏秋涟涟水无边。何时改旧颜？

旧颜改，呕心办引黄。豫东惊现江南景，喜看稻菽千重浪，伟业谁能忘？

1968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引黄灌淤工程，有感于兰考人引黄灌淤的壮举，亲切地对张钦礼说道：“钦礼，你们治理沙碱涝有气魄，是大手笔。焦裕禄说得好哇，‘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把引黄灌淤推到全县去

几千年来，桀骜不驯的黄河，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儿女来说，就是一头凶猛的怪兽，基本上是有害无利。使其“变害为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

早在1952年，毛主席视察兰考时就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8年初，经国务院批准，河南、山东兴修人民跃进渠，两省11个县，出动民工75万人。河南由副省长彭笑千担任指挥长。这次治黄工程中，豫东地区第一座大型引黄渠首闸——三义寨渠首闸，在兰考三义寨西北黄河大堤上建成。它的建成，对当时豫东和鲁西南地区的开封、商丘、菏泽三地的农田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涉及面积高达132平方公里。

时任兰考县县长的张钦礼深知这一工程在治黄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但亲自指挥了兰考三义寨渠首闸建设与开挖河渠任务，而且号召全县人民把它当作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全力支持。

施工期间，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地上，挥锹拉土、打夯喊号，忙得像个“陀螺”团团转。为资助战斗在工地上的部队工兵营，在粮食同样紧缺的情况下，他决定主动挤出几万斤粮食给子弟兵吃。

工程总指挥部设在夹河滩村旁。兰坝铁路线开来一列火车，载着发电机组发电，供工程和数万民工使用。由于发电用煤量大，卸下来的煤渣堆积如山。一天，张钦礼路过这里，看到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在拣煤核，就停下来，问，“谁叫你们来拣的？”

“你是干啥的？”一位小学生反问道。

“俺是来给黄河‘戴笼套’的。就是给黄河戴个笼头，牵着它为咱老百姓办好事。”张钦礼笑着说，还捏着自己的鼻子往前拽了拽。

“是刘校长让我们来拣煤核的。”学生们顿时欢笑起来，指了指老文小学校长刘俊生。原来是刘俊生发现煤渣里有不少煤块没烧透，就带领师生拣煤核、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你治校有方呀！”张钦礼见了刘俊生校长，连声称赞说：“发动师生拣煤核，既减少了浪费，减轻了学生负担，又以便宜的价钱卖给工地烧火做饭，支援三义寨渠首闸工地建设。更主要的是你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好！”

如何让黄河变害为利，能不能利用它大规模治理灾害、改善生产条件，使兰考人民早日甩掉贫穷帽子、轻装上阵，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呢？这是张钦礼一直魂牵梦绕的问题。

1964年5月，焦裕禄逝世后，兰考县委由县委副书记、县长程世平主持工作。9月，开封地委决定在中牟搞“四清”工作试点，把程世平抽调到“四清”工作队，留张钦礼在家主持工作。

1965年春，中牟县“四清”工作结束，程世平没有再回到兰考。5月，开封地委任命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张维新副书记兼县长。此前半年多的时间，兰考县委的工作一直由张钦礼主持。

这段时间，省委已经开始重视焦裕禄这个先进典型，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媒体已多次对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兰考的工作进行突出报道，焦裕禄领导兰考人民除“三害”斗争的成果也开始显露出来。一部分人也产生了想歇歇脚的念头。

1965年5月初，兰考县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张钦礼在会上提出了“全国学兰考，兰考怎么办”的议题，并建议大家到河南林县参观学习“红旗渠”精神。

17日，参加县三级干部会的一些同志，在张钦礼的带领下奔赴林县参观学习。

林县人民在杨贵的带领下，劈开太行山，修建“红旗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此时红旗渠的主干渠等主要工程已经修通，林县人民正热火朝天地大干配套工程。

兰考的干部看到“红旗渠”这条人工天河，无不称奇、敬佩万分。

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红旗渠指挥长马有金、县长李贵给兰考同志回忆了过去十年九旱、吃水贵如油的情景，介绍了开挖红旗渠、引漳入林后，生活得到改善，人民安居乐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杨贵那句“引来漳河水，誓将林县山河重安排”，使张钦礼一行既受到很大的震动，也有很大的启发。

林县人民利用漳河水利资源，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呢？

红旗渠精神把大家的心都烧得热烘烘的，开凿兰考的“红旗渠”，引黄灌淤，根除“三害”，已经形成共识。

8月，就在兰考改天换地斗争就要打响之际，兰考县“四清”工作开始了。工作队员有开封地直机关和兰考、巩县抽调的2000多干部组成。县委主要领导干部大多参加了“四清”，只留下张钦礼、潘子春、蔺永沛主持日常工作。其实，这个时候，对张钦礼所谓“四不清”问题的调查已经开始。

11月25日，经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县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随后就进入了张钦礼和他的除“三害”战友们被批斗、坐监狱的艰难岁月。引黄灌淤也随之由县委大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变成了当地的“自选动作”。

历经各种磨难，现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条件重新安排兰考大地了，张钦礼自然要把它作为重中之重，重新扬帆起航。

全县形势安定下来之后，各公社、大队很快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使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县革委迅速给受冤枉的广大党员干部平了反，使大家能够心平气顺地做工作。

县领导班子重新作了分工，潘子春、卓兴隆、樊哲民、张明常主管农业，张钦礼点将潘子春担任引黄灌淤指挥长；蔺永沛、赵甫坤、蔡尚裕、王玉明等主管工业，要求工业建设要上新台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为引黄灌淤和工业建设做好了准备。

张钦礼重新组织一支由干部、技术员和老农参加的“重新安排兰考大地”调查队，对兰考除“三害”的成果和现状，再次进行实地考察。出发前，调查队在焦裕禄墓前宣誓。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各领一队，打着“重新安排兰考大地”的红旗出发了。

这次“重新安排兰考大地”与当年除“三害”调查队不同的是，上次是顺着洼地给涝水找出路。这次是沿着等高线，给引黄灌淤探路子。调查队所到之处都召开群众会，宣传利用黄河水利资源，治理沙碱涝，造福子孙后代的意义。并弄清楚了哪里是提水灌淤区，哪里是自流灌淤区，哪里是打井灌溉区，以及水量流速、淤区面积、灌淤进退水时间、桥闸建设、人力物力的投资等。使上上下下做到心中有数，众志成城，拧成一股绳。

七、八、九三个月，正是天气最炎热的季节。调查队早出晚归，踏沙趟河，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测量着各种数据，绘制着一张张图纸，规划着一个个施工方案。饥了他们啃几口干馍，渴了他们喝几口河水，困了就坐在地上打个盹。

调查队无论到哪里，都是一路高唱《焦裕禄之歌》：

星移斗转多少个冬夏春秋，

万古不变的是那黄河滔滔东流，

黄河岸边依然是他在披衣而行，

行走着他的向往他的追求，

啊！

焦裕禄啊焦裕禄，

你仍在查封口，

焦裕禄啊焦裕禄，

你仍在锁沙丘……

社员们一听到这歌声，就知道县调查队来了。爱说笑话的“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办公室主任张明常说：“打着旗，背着馍，沿着河。渴不着，饿不着。”

吴颂平、孙明槎都是南方大城市长大的水利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跟调查队员一样整天在烈日下奔波，白净的脸晒成了“红脸关公”。

“颂平、明槎同志，你们受得了吗？”张钦礼问他们。

“俺这是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俺的脸由白变黑没有啥，兰考由穷变富最重要。”吴颂平、孙明槎大声回答。

“你们这些白面书生，变成革命的铁疙瘩了。”卓兴隆听了，“哈哈”大笑。

潘子春率队行进在兰东干渠上。没承想，他眼前一黑，一头栽倒，从大堤上滚了下来。裤子摔岔了，身上几处受伤。曹庆瑞连忙往潘子春嘴里塞了几粒仁丹，他才慢慢醒了过来。

潘子春本身有糖尿病，早饭让给一个生病的挖河民工吃了。加上天热劳累，一不小心，摔倒晕了过去。张钦礼闻讯赶来，劝他回县城，找大夫看看。潘子春说：“这点伤不碍事，一会吃点东西就好了。”

“潘书记，裤子摔破有裤衩，没有裤衩闹笑话。钦礼应当赔给你一条新裤子。”张明常在一旁逗笑说。

“这好事我就别想。当年打张笔彩那一仗，我爬梯子往上冲，裤子挂破一拃多长。钦礼说，等抗战胜利了，奖励我一条新裤子。可到现在也没有兑现呀！”潘子春咧着嘴笑道。

“这回咱就新账老账一起算，叫钦礼赔你两条裤子。”张明常笑着打趣，逗得大家都笑了。

调查队是边调查、边设计、边定方案、边备料、边施工，一遍过去“五定”。调查队圆满完成任务后，三路人马会师于黄河大堤。这天正好是国庆节。他们就在黄河大堤上召开国庆节纪念大会。张钦礼、潘子春分别讲话。

张钦礼讲的是政治，他说：“引黄灌淤、造福百姓的工作打响了。我们要以辉煌的成果向国庆节献礼。”

潘子春讲的实惠，他说：“今天是国庆节，我请大家的客。到堌阳集上，一个人两个烧饼、两个糖糕，外加两碗胡辣汤。”潘子春话音刚落，大家高兴地齐声欢呼。

调查队走一处、考察一处、宣传一处，召集老农开“诸葛亮”会，总结经验，商讨措施。发动和组织群众，坚定引黄大业千难万险不回头的信心。

一天，他们走到与民权县交界的张油坊村，天已经黑了，群众已吃过晚饭。调查队的同志跑得又累又饿。老贫农代表张传岭闻讯赶来，说：“马上给大家安排饭。”

“天晚了，不要麻烦群众再做啦。谁家有现成的剩馍剩菜，端出来就行，大家实在太累太饿了。”张钦礼说道。

张传岭老人在当街一吆喝，社员们都把馍、菜、汤从各家端了出来，送到调查队员的面前。一会儿，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并各自付了粮票和饭钱。

这支调查队由县西到县东，再由县东到县西，来回往返，历时70天，步行5000里，踏遍了兰考的每一块土地，每一条河道。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摸清了现状，总结了经验，为根除“三害”、完成引黄大业取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总结的典型经验有：三义寨公社引黄灌淤，改土压碱种水稻的经验；仪封公社吕拐大队和南彰公社史庄大队盐碱地上种棉花获高产的经验；大付堂大队在贫瘠的土地上建稳产高产田的经验；胡集老韩陵实现大地园林化的经验；仪封园艺场在黄河故道上建果园的经验……

张钦礼据此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第一个五年规划设想》中，对全县引黄工程的建设及完善作了详细的考察、规划和部署，提出了土、水、路、林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引黄灌淤造良田。

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庞一农来兰考采访。听说张钦礼带着调查队下乡了，顾不得休息赶了过去，一路跟随，现场拍下了不少镜头。

1968年春节刚过，兰考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张钦礼讲林县、说三义寨，宣讲《中共兰考县委关于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概要》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第一个五年规划设想，宣布引黄灌淤在兰考全面展开。

全县10万大军上阵，分布在总干渠、兰杞干渠、兰东干渠、兰商干渠、五干渠、北沙河、黄蔡河等15条大中型干渠河道，清淤培堤、修建闸涵。一个冬春完成土方520多万立方米，修建闸涵300多座，为汛期引黄做好了充分准备。

潘予春高兴地说：“过去打仗讲战机，食堂炒菜讲火候。我看咱抢在桃花汛前做好准备，那可要过个肥年了。放开肚皮吃白面馍就有把握了。”

“引黄灌淤治沙碱比翻淤压沙来得快、效果好。只要上上下下认准这个理，就一定能成功。俗话说得好，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张钦礼点你的将，让你挂帅出征。这一仗一定能打赢。俺老蔺学萧何，保证给你当好后勤兵！”蔺永沛看着干劲十足的潘子春，接着说：“可我也得提醒你两句。过去你打仗，指挥的是士兵；现在你号令的是黄河。让它按照人民的意志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不说别的，光修桥建闸用的砖就不是个小数呀！”

“你们说的都很对。三义寨已经总结出经验了。”张钦礼如此这般地一说，又回到蔺永沛的提醒上了：“老蔺提醒的对。这引黄灌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哪！毛主席说过，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有困难，找社员。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咱成就千秋大业的保证。”

潘子春、蔺永沛听了直说好。潘子春说：“钦礼，你真是个有心人哪！听你这一总结，俺信心更足了。”

蔺永沛说到砖，砖的问题就来了。各公社领导到县里开会，都反映砖困难。张钦礼领着大家到县革委院，说：“你们看，这路上铺的是砖，屋里地上铺的也是砖，都可建闸、修桥。我动员机关人员连夜把砖掀下来，你们明天派车来拉。”大家一听，说，“我们明白了，还是自力更生好！”

三义寨公社首先扒掉了公社围墙和屋里地上的砖，并召开大小队干部会、社员群众会进行动员。社员们说，“引黄灌淤工程是为造福俺老百姓修建的。我们再穷的人家都能找出几块砖。”

于是，院墙上的砖扒下来，猪圈上的砖替换下来，垫床腿、桌腿的砖拿出来，车拉肩抬送到工地，分文不取。一下子解决了修桥建闸用砖的困难。

堌阳公社领导吴思敬、赵新祯召开干部会一讨论，一致同意把公社院墙砖扒掉，支援引黄灌淤建闸门，自扒自运到工地。

堌阳供销社主任张景春是个老同志，一看到公社的围墙都扒了，他就动员供销社的职工也把本单位围墙上的砖扒掉送到引黄灌淤工地。淤灌区的社员群众深受感动，院里屋里、犄角旮旯的砖都找出来送到了工地。

爱动脑子的吴思敬吃住在工地，坐镇指挥。为了节约物料，他和技术员、老农、干部反复商量、琢磨，把四个淤区的进水闸建在一起，又连接豫鲁国道，形成连体的九孔闸。既省工省料，又便于管理。他的设计受到省水利专家的称赞。

为了保证引黄灌淤工程用砖，县、社、队三级修建了24门大型新轮窑制砖厂17座，日产砖144万块，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解决了大量用砖的需求。

解决了砖的问题，钱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引黄工程、农田基本建设、打井、架电、建氨水厂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国家投资有限，公社、大队积累很少，怎么办？

张钦礼说：“这还得靠我们自己。可以发动大家把手里的闲钱集中起来使用，中间环节让银行、信用社的同志去办。只要群众认识到这关系着以后能不能过好日子的事，他们就会踊跃参加爱国家、爱集体的储蓄存款活动，用行动支持引黄工程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这个办法好。一是社员满意，钱存入信用社既保险又有利息；二是信用社满意，可以扩大存贷业务；三是公社和生产队满意，可以得到贷款解决困难。”银行的同志也很乐意开展这项业务。

县银行先在红庙公社大李庄大队搞试点。大队副支书兼妇女队长赵凤兰推迟盖房，带头存款200元；支书卞西山把卖树的钱储蓄200元；女青年陈建华推迟结婚储蓄150元；社员王中海刚盖起三间新瓦房，钱不多，就把卖鸡蛋、卖鸡的30元钱存入信用社，很快形成了群众性存款热潮，全大队一天就存款3000多元。

1973年11月初，兰考县委在大李庄召开储蓄存款现场会。樊哲民和地区中心支行行长魏铁柱到会讲话，推广大李庄的经验，表扬爱国家、爱集体的先进典型。

会后，各公社、大队储蓄存款形成高潮。张君墓公社万土山大队贾马口生产队一个社员就向信用社存款4080元。全大队社员共储蓄存款60861元。全县半个月动员群众储蓄存款244.62万元，有效地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

1975年12月，开封地区在兰考县召开农村储蓄工作现场会，推广兰考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各县的生产指挥长、银行行长和营业所主任二百多人。

省人民银行农村金融处及各地区银行领导光临指导。开封地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刘璋讲了话，兰考县委副书记樊哲民介绍了经验。兰考自力更生解决发展农业资金的困难，在当时的贫困县可算是个奇迹。

兰考的经验对开封地区和全省都有借鉴意义。随后，省分行在全省给兰考县人民银行批款购配越野吉普车一台作为鼓励。为了解决高岗地的引黄灌淤和高地枯水区的浇灌问题，1968年，爪营公社在东坝头建设一座提灌站，安装两台大流量的水泵，直接从黄河里抽水，灌溉改良坝头、雷集、张庄、高寨、爪营以西的土地。

1975年，在省河务局的支持下，又在城关公社的二坝寨南，红庙公社的土岭、关东，葡萄架公社的董庄，张君墓公社的三营，南彰公社的刘桥、吴河等引黄渠道上建起了16座大型提灌站，安装的都是半个流量的低扬程水泵，配套60马力的柴油机。一个站两台水泵可浇灌改良土地1万多亩，三营提灌站4台水泵可灌溉改良土地2万多亩。

哪个都不能落下

引黄灌淤是一项解决沙碱土壤的根本性措施，它需要的是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但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张钦礼告诫大家，在全县，引黄灌淤是主要矛盾，排涝是次要矛盾。但在个别地方，排涝很可能就是主要矛盾。不能一刀切，对于特殊灾情，要采取特殊办法解决，哪个都不能落下。

兰考县爪营公社谷营、坝头，特别是张庄、朱庵、雷集、常胜寨一带沙害涝灾最为严重。有首民谣这样形容风起沙飞、天昏地暗的情景：“春来北风起，平地堆沙墟。即逢日当午，家家灯不熄。”

谷营一带地势低洼，四面排水不畅，遇雨成灾。当地人称：“夏秋水涟涟，积水连成片；鱼虾到处游，藻棵漂村头；庄稼被水淹，涝水泡宅院。”

遇上阴雨连绵或瓢泼大雨，村里地里到处是积水，给社员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每逢阴天下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雨水、河水汇集于谷营，最深处达一人多深。为了那保人活命的庄稼，逼急的人们上堵下扒，自古以来水利纠纷不断……

这个地方的灾情一直挂在张钦礼的心上。

这么多涝水往哪儿排？为了给涝水找出路，张钦礼与他们一道，踏着垡子，查找原因，寻找治本之策。跑一个来回就是七八十里，累得大家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沉得拉不起来。

有一年夏天，张钦礼他们顶着烈日搞调查，上边太阳晒，脚下泥土烫，口干舌燥，嗓子直冒烟。路过一个瓜园，已经成为公社主抓水利副主任的黄高昌提出买个甜瓜解解渴。

张钦礼说，“买个酥瓜就行了，又挡饥又解渴。”

瓜园的付老汉说啥都不要钱，说，“生瓜梨枣，谁见谁咬。你们整天为俺老百姓吃苦受累，慰劳恁个瓜算个啥？还能要钱？”

张钦礼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干部白吃白拿老百姓的口子一点也不能开，这是咱党的纪律、焦书记定的规矩。”

付老汉只好将瓜钱收下。张钦礼顺势和付老汉聊上了。

“大爷，这儿每年闹水灾，水往哪儿排合适呀？”

“涝水咋排？这村排那村，那边排这边，经常发生纠纷。因为堵排水持械斗殴，也伤过不少人。谷营这一带的群众历来喜欢习武，特别是四明村的。俗话说，‘喝了四明的水，谁都会使枪弄棒打个滚儿’。如果能从根本上治好涝灾，那可是个大好事啊！”

付老汉知道了张钦礼一行的来意，十分认真地说，“我琢磨着，要解决这个难题，一是要大家齐心协力；二是要摸清地势的高低和水的走势。用四明这一片群众打拳的行话，叫‘四两拨千斤’。就是根据水的禀性，牵着水魔头的鼻子走。”

“说得好！我们调查，就是要找水的禀性。”张钦礼听了很受启发。他和黄高昌拄着个棍子，又往东北继续考察。走着走着，被一条连绵不断、又高又宽的清故堤挡住了去路。

张钦礼登上故堤，南北眺望，一眼望不到头；他迈开步子又仔仔细细步量步量故堤的宽度，然后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儿就是爪营连年涝灾的根子！”

“俺都来这儿看过多少回啦！这清故道大堤又高又宽，水从这里根本排不出去。”黄高昌说。

“高昌啊，排谷营大堤以南这一带的涝水，北边是黄河大堤，往北排绝不可能；往南排入兰商干渠，太远，而且地势复杂，排水不畅；往西地势高，一下雨都是往咱谷营一带汇集；现在只有朝东北，可又有这清故堤挡道。我觉得，只有劈开这清故堤，将涝水排入四茨河，经四茨河进入黄蔡河，最后流到山东的南四湖，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钦礼说道。

“这主意你也真敢想，那得多大的工程量啊！”黄高昌豁然开朗。

“这都是叫涝魔给逼出来的。劈开这清故堤，虽然费工费力，可这打开了涝水向东低处流的通道，是根治涝灾的唯一途径。‘人心齐、泰山移’。你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感动上帝，创造出奇迹来。”

张钦礼接着说：“我们还要再来一次，进一步摸摸情况。”

“还需要摸什么情况，我们做就行了。”

“我说的‘下一次’，是要雨中再考察。到时候天上下着，地上流着，我们就能确定涝水流经的路线，给涝水找好出路。”

“这事就交给我吧。到时候我准备好干粮、自行车，再叫上张庄看风水的赵老三跟着，你说啥时候看咱就啥时候出发。”黄高昌高兴地说。

“自行车就不用了，到时候骑着的时候没有扛着的时候多。听你的，叫上赵老三。”张钦礼笑着说。

一天，张钦礼听广播说第二天有大暴雨，就连夜骑车赶到爪营，会同公社领导吴令全、张思义、黄高昌、胡东阳等，叫上赵老三，做好雨中考察的准备。

果然，第二天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下面很快汇集起齐腰深的水。他们每人拿着一根棍子探着路，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在水中前行。

赵老三是一名退伍军人，对这一带地理熟悉，略通风水，而且经验丰富。他备好几根刻有尺度的长木棍子，对大家说：“我给你们的木棍，可是又当尺又当船。哪儿高哪儿洼，用它一捣就知道。真有紧急情况拉着它还能抵挡一阵子。”

瓢泼大雨越下越大。黄高昌在雨中喊道：“当心，这是白帐子雨，一下起来就是好几天，谷营一带的庄稼又该遭殃了。”

“我们雨中考察，就是要尽快摸清水的流向。今天看不完，明天接着查。你们几个咋样？”张钦礼说。

“我们没问题，你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吴令全大声回答。

“钦礼，从咱脚下到那边这一段地势低，离民房远，可作河道。”张思义从水中拔出木棍，比画着说。

“快撑好雨伞，让思义在图上做好记号。”黄高昌一听，就急忙对胡东阳喊道。

就这样，他们边走、边查，时不时停下来在图上做着标记。20多里路下来，已是筋疲力尽。张钦礼看大家累成这个样子，心里也很过意不去，就指了指横在前面的清故堤说，咱爬上大堤休息一会儿。

大家又鼓劲向上爬，好不容易爬上清故堤，都纷纷跌坐在大堤上喘粗气。稍事休息，他们把几个雨伞撑到一起，让张思义根据水的来龙去脉画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张钦礼站起身，环顾四周，只见水天一色，一片汪洋，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涝灾猛于虎，谷营一带的百姓苦啊！”

待他们回到谷营时，天已黑透。又累又饿的他们找到支书张发凯，胡乱吃了些东西，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又沿着水路继续考察。大约中午时分，张钦礼犯病一头倒在雨水中。他们急忙派人让爪营卫生院主治大夫杨洪厚火速赶来急救。杨大夫冒雨赶到，一量体温，三十九度五。

经诊断，张钦礼是被水泡雨激、着凉感冒发高烧，加上突发低血糖而导致的昏厥。他急忙给张钦礼打了一针退烧针，急切地说：“快，叫县里派救护车来。”

张钦礼在县医院急救室抢救了4天，终于转危为安。没等病痊愈，张钦礼就又赶回爪营。吴令全他们见张钦礼脸色焦黄，心痛地说：“你这回把我们都吓得不轻。你不好好在县里养病，咋又跑回来了？”

“涝灾没解决，到马克思那儿报到马克思不要我，叫我回来接着好好干。”张钦礼开玩笑说。

这天，张钦礼对黄高昌说：“你是主抓水利的公社领导，今冬明春农闲时节，给我挂帅，开挖大堤南沟排涝河！明年开春前完成。”

“你就放心吧，张书记。不把谷营涝灾根治好，你把我一撸到底。”黄高昌看着带病前来考察的张钦礼，握着拳头说道。

“这次开挖排涝河关键有两点：一是让大家树立全社一盘棋、以大局为重的思想；二是重点、难点在于劈开清故堤。”

张钦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只有劈开清故堤，将涝水顺畅排入四茨河，谷营大堤以南这一带的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沿河各村分段包干，按20年一遇的标准开挖。”

这年秋罢，吴令全、张思义、黄高昌等率领群众展开了开挖大堤南沟的战斗。黄高昌亲自带领党员干部、基干民兵战斗在劈开清故堤宽约60米的关键处工程，其余各段由沿河各村开挖。

谷营一带百姓听说老县长要领着他们开挖大堤南沟，都把劲儿提到了头顶。全公社铁业社打钢钎千余根，工地上昼夜轮班奋战。叮叮当当的打钎声、推土抬筐的号子声响个不停。谷营一带能搬动土坷垃的小孩上了，能走动路的老头、老太太也上了。

一个名叫黄彬的残废退伍军人，身患痨病，咯血，也来到了工地上。他说：“咱谷营这么大的工程，我在家里坐不住啊！”谷营朱兰英大娘，每天冒着寒风给工地上送开水。工地上的人亲切地称她是“送水妈。”

谷营大队长黄佐真抡着十二磅的大锤打钢钎，胳膊肿的老粗，两手血泡，鲜血染红了锤把。大队支书张发凯一抹光脊梁喊道：“当愚公、学林县，不战胜涝魔非好汉。”他创造的铁锹掏、钢钎打、大锤砸的破冻土办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张钦礼和潘子春一边在工地上指挥，一边和社员一起甩开膀子大干。身边一个叫黄天妮的民工一边往上撂土一边问：“都说张县长、潘县长也在工地劳动，我咋没见着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张钦礼。”张钦礼听了呵呵大笑，又指了指潘子春说：“那边那个拉着架子车、头上直冒汗的大个子就是潘县长。”

黄天妮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一带是涝洼地，收成很薄。你们能帮我们治好涝灾，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活菩萨。”

张钦礼摆摆手说：“活菩萨不敢当。只要将涝水排入四茨河，你们能吃上好面馍，我们就满足了。”

黄天妮听了，高兴地对大家喊了起来：“张县长说了，这次我们将涝水排入四茨河，大家就能吃上好面馍啦。”

霎时间，这句话不胫而走，成了工地上鼓舞人心的口号。

爪营公社干部群众从1968年12月开工，历时两个月，把清故堤劈开了一个宽60余米，深六七米的大口子，挖好了一条长达20来里的排涝河道，动土67万立方米，将谷营大堤以南的涝水按预定方案排入四茨河，彻底解决了谷营、坝头一带的涝灾和水利纠纷。

黄高昌说，给这条排涝河定个啥名字呢？大家齐声喊道：“就叫大堤南沟吧！张书记就是这样叫的。”

过后，大家说这个名字不错。

其一是这条沟开挖艰难，又位于黄河大堤以南，‘南’、‘难’谐音。取名大堤南沟既是方位，又蕴含艰辛，准确形象。其二开挖这条沟是张钦礼他们反复考察定下来的，张书记常叫它大堤南沟。定名为大堤南沟，记住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给老百姓留个念想。

办大事也不能让群众“窝心”

张钦礼有个关于“大”与“小”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引黄灌淤，是根治“三害”的根本性措施，是全县工作的大局，必须切实抓紧抓好；而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具体问题，看似小问题，但这个小问题并不小，具体到每个群众身上就都是大问题。

对这些具体的群众利益问题视而不见，那就违背了党的根本宗旨，必须引起各级干部的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一天，张钦礼和张明常一起，查看爪营公社引黄提灌“军程河渡槽”（后改称大堤南沟渡槽）工程试水。军程河是爪营公社开挖的由军李寨到程场的引黄提灌河道，与通向官庄、贾砦、朱庵、南北庄等干渠构成五指河。

从坝头东方红提灌站引来黄河水，主要用于爪营南边一带地势高亢的区域灌溉灌淤，计划受益面积1万多亩。

淤过地后，再将清水排入兰商干渠。当时修建的60米长、10米宽、6个流量／每秒的“军程河渡槽”，是这条引黄干渠的咽喉工程。其坚固程度、安全指标、流速流量、控导设施都十分关键。

张钦礼和张明常来到“军程河渡槽”看试水。他们都是兰考水利上的土专家，眼睛毒得很。眼下，张钦礼最关心的就是渡槽的质量和安全程度。他对张明常说：“渡槽上面水流得挺顺当。咱俩再到下边瞅瞅，看看下面的情况咋样。”

从坝头东方红提灌站、沿东方红干渠过来的黄河水奔涌而来。两人在渡槽下面仰着头一点一点地细细查看。爱说爱笑的张明常说：“俺娶老婆也没有瞪着这么大的眼，这么认真地看过。”

“看渡槽和看老婆可不一样。渡槽的安全程度不光关系着爪营公社引黄灌淤改土，还关系着来往社员群众的安全，咱可得看仔细了。”张钦礼笑着说。

两人说着说着，突然发现渡槽东南角有一小片洇湿了，接着一滴一滴往下漏水，渐渐流成一条线。张钦礼大声说：“不好，渡槽漏水了。”说着举起一把铁锨，顶住渡槽漏水处的大石头，回过头对张明常说：“你快去通知上面停止放水！”

渡槽下的口子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而张钦礼还只顾在那里用铁锨顶大石头。这时，张明常见一块大石头开始晃动，大喊一声“张书记，危险！”随即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地向后拉了张钦礼一把。

说时迟，那时快，一块大石头夹杂着碎石块和黄水，呼呼啦啦掉了下来。大石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张钦礼刚刚站着的地方，随石头下来的泥水溅了他俩一头一身，两人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回过神来，不约而同地惊叹，“好险哪！差点被砸死。”

两人赶忙来到渡槽上，通知停止放水。张钦礼恼怒地喊道：“快把你们爪营的‘总理’叫来！”

张钦礼说的“总理”是指爪营公社主抓水利的黄高昌。大家一边通知停止试水，一边打电话让黄高昌赶快过来。

黄高昌火速往渡槽赶，提心吊胆地准备接受最严厉的处罚。

“你们是干啥吃的？干的这是啥活？”

“我知错，我知错。第一我接受处分，咋处理都应该；第二接受教训，以利再战。我黄高昌以命担保，一定保质保量把渡槽修好。”黄高昌连声说。

黄高昌说着说着，难过得眼泪都下来了。张明常知道，黄高昌工作一向积极认真，干起工作来就像拼命三郎，深受张钦礼器重。他真可以说得上日理万机，要不然，张钦礼咋会戏称他是爪营公社的“总理”呢。

渡槽出了问题，黄高昌不是直接责任人，充其量负领导责任。他笑着对黄高昌说：“在你的地盘上出了这么个烂眼子工程，光哭就拉倒了？你知道吗？咱张书记差一点被砸死，你想谋权害命啊！我和张书记被砸死了，轮八轮也轮不到你。”

张明常云里雾里一通乱批，张钦礼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呀？气随之消了一半。他向黄高昌一招手，说：“过来。”黄高昌抹了一把泪，跟着张钦礼来到渡槽下。

张钦礼手里拿一根麦秸葶，对着渡槽下的一个蜘蛛网，只见一只硕大的蜘蛛趴在一张精心织就的网上。张钦礼用麦秸葶朝网上一戳，网破了，慌忙中蜘蛛不知去向。过了一会儿，蜘蛛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所到之处又结成了网。

张钦礼指了指渡槽上的窟窿，又指了指蜘蛛，冲着黄高昌说：“你就学它，亲自带人赶快把渡槽给我连接好。人命关天。你一定要确保安全，将功补过。”

“明白。十天后见！到时候张书记你再来看，叫你抡起八磅锤也砸不开！”

第10天头上，黄高昌请张钦礼再次到“军程河渡槽”检查验收。张钦礼和张明常一同前往。在黄高昌的带领下，上上下下又检查几遍。只见渡槽下的石柱增加了；渡槽底部用钢筋水泥加固加厚了，结实得像钢板。

张钦礼开心地笑了。

“张书记，试水成功，咱敲锣打鼓放鞭炮；不成功，你摘掉我的乌纱帽，将我一撸到底。”黄高昌说。

“高昌，够爷们！一言为定。”张明常附和着说道。

这时，“军程河渡槽”上上下下站满了人。人们屏住呼吸，瞪大眼睛注视着。随着黄高昌一声“试水！”只见黄河水奔涌而过，渡槽安然无恙。

霎时间，渡槽边上锣鼓齐鸣、鞭炮骤响，一派喜气洋洋。黄高昌看了看张钦礼和张明常，又看了看欢呼的人群，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悄悄地来到渡槽边一个无人的土堆旁落下了眼泪。

“黄书记，你受委屈了。”老支书尤孟昌跟了过来，劝说着。

“我一想起张书记为了咱爪营百姓，差一点叫石头砸死，心里就后怕，就难受。”黄高昌摇了摇头，抽泣着说。

“张书记吉人自有天相，他又没有怪罪你，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我没有想那么多。渡槽修好了，张书记高兴，群众满意，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张书记为了咱百姓舍命地干，将咱这一带的沙荒、涝魔一块块根治好。他这么多年受的罪、给老百姓带来的好俺心里最清楚，他确确实实是一心为老百姓着想的大清官！”

“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要不是张书记被抓进监狱，几次被打倒，为啥咱们都拼了命保他？就因为他对咱老百姓好啊！”

军程河工程全线胜利完工，爪营公社又有1万多亩荒沙涝洼地被淤灌成旱涝保收田。

1969年初，引黄灌淤工作在全县卓有成效地展开。黄河灌淤用水属春季最好，俗称“桃花汛”。那时候黄河上游冰川融化，流经黄土高原，黄河水最肥。大家大干一个冬天，就是等这一茬好水。这年安排淤区较多，战线拉得比较长。

按照当时规定，小宋到南彰老牛圈这一路先淤南彰老牛圈一带，再往上淤其他区域。小宋公社有800来亩盐碱地在计划灌淤的范围。但按照灌淤时间要求，只有等南彰淤过后，才能放水灌淤。

一天，小宋淤区巡查值班的干部来到闸门口。看闸门的社员指着滚滚东流的黄河水，眼馋得乱嚷嚷：“多好的黄河水呀！放进咱们淤区，就能治好沙碱，长出好庄稼。咱也是计划内的淤区，早晚都得淤，提闸放水吧！”

“不行，没有上级的通知不能开闸。”队干部不敢当家。

“没事！咱公社主任张钦芳是张钦礼的弟弟。提前开闸淤地，这点面子会给的。”

队干部觉得也有些道理，就同意了。看闸门的社员一拍大腿，说：“好！这个时候的水最好了，早一天淤好早一天放心。整天看着这盐碱地，头都是大的，种啥啥不成，烦透了！”

霎时间，浑浊的黄河水奔涌而出，流向小宋公社唐砦、徐堂、王府桥和阎楼公社茨蓬等村的盐碱地。当时，张钦礼的三弟张钦芳在小宋公社任革委会主任。

这时，张钦礼等在南彰老牛圈淤区等水。水是来了，但流量、流速明显不够。张钦礼马上蹬着自行车，顺着干渠一路查了过来。到小宋一看，闸门大开，一股怒火直冲脑门：“这是谁干的！把钦芳给我叫过来！”

“二哥，你消消气。群众治理盐碱地的心情太迫切了，俺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张钦芳赶紧跑了过来。

“先得月？我叫你先得个停职反省！”张钦礼恼恨地说。

“快去落闸，赶快落闸！”钦芳一见二哥真恼了，赶紧叫人落闸。

“你们这是典型的本位主义！引黄灌淤是一门科学，要想保质保量淤灌好，必须保证一定的流速、流量，淤到一定程度才有效果，而且必须全县一盘棋。如果都像你们，咱县的引黄灌淤工作还咋搞！”

张钦礼气愤地说着，并当场宣布：“钦芳，你不要再干了，马上停职反省。”

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看到张钦礼认了真，就纷纷求情。队干部说：“开闸放水，钦芳书记不知道，是俺们自己当的家。俺们做错了，坚决改正。”

“别说了，这事我有责任。二哥，等我把这一期引黄灌淤工作干完再处理我行不行？要不，我们等所有淤区全部淤完，再淤我们这八百亩！需要俺向其他地方支援的话，我带队，出义务工！”张钦芳说。

“给你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下次再这样决不留情！”张钦礼看着他态度诚恳，也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就撂下句话，说完，骑上车子扭头走了。

“这么好的水，……咱们将闸落半截，把咱那几百亩地接着淤完咋样？”有位队干部心有不甘。

“一寸也不能提。谁再提闸，不等俺二哥处理我，我先处理你！”张钦芳一听，大急，下了死命令。

“钦芳书记说得对，谁也不能提闸！我就在这里站岗！”那位队干部一伸舌头，打了个立正，做了个鬼脸后，郑重表了态。

没几天，这片地按原定计划淤成了好地。

这个事情的处理，对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也是一次集体主义教育。在随后小宋公社大面积灌淤的时候，唐砦等村干部群众根据需要，毫不犹豫地在淤好的土地上开挖引黄灌淤渠道，确保了小宋公社引黄灌淤任务的顺利完成，《河南日报》还为此刊发了消息。

在张钦礼的严格要求下，在抓好引黄灌淤这个大工程的前提下，很少出现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一些关心群众的小事也很为人们称道。

北沙河60多里长的引黄灌淤渠道挖好了，黄泥糊涂般的黄河水滚滚而来，干部群众看着黄河泥盖住黄沙、白碱，高兴得不得了。美中不足的是群众过河种地得绕三四里路，很不方便。基层干部就决定先修个麻绳桥，以解决群众过路的困难。

麻绳桥两头栽上水泥桩，十几根粗麻绳用机器拉紧，上面铺上木板，固定结实。行人、过架子车都很方便。虽说这是解决燃眉之急的穷对搭（当地方言，意思为凑合），群众却很满意。第二年就修了钢筋水泥桥。

贺李河的一条支流，叫阮寨沟，这是为排涝开挖的。沟挖好了，正赶上雨季汛期，修桥一时来不及。排涝很顺利，不淹庄稼了，群众很满意。但刘岗等地的群众赶会上集，大小车辆过沟很困难。

当地社队干部就在河沟过路口处开个槽子，填上炉渣、白石灰，夯实在，上边浇灌上水泥。炉渣是烧锅做饭用过的废渣，发动群众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起来，送到工地上。一斤炉渣可换回一斤煤，群众对此很满意。

河底硬化了，积水一排完，就能过架子车、汽马车，行人就更没有问题。第二年这里也修了钢筋水泥桥。

从零起步办工业

兰考是十足的农业县。

翻开兰考的历史，可以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兰考的工业充其量只是一些有着鲜明的小生产标志的手工作坊。

随着时代的进步、视野的开阔，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也必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以规模化取代手工化。

这如同引黄灌淤代替翻淤压沙，使生产效率提高几倍、几十倍乃至百倍千倍万倍一样，农业县的经济发展也需走出纯农经济的老框框，逐步发展工业，搞活商业，坚持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发展思路。

张钦礼认识到了这一点，决心在工业生产基本为零的基础上，采用国营和集体企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工业，为兰考经济的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1968年农历大年初一，大家还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忙着走亲访友、亲朋相聚之时，张钦礼一个一个地登门，叫上在县城的几位县革委领导，到县拖拉机站开会，讨论工业问题。

这是兰考县历史上第一次发展工业的会议。

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没有成熟的看法，更没有经验可谈。只能就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兰考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可能性、有利条件、注意问题，等等，由浅入深开展讨论。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形成了五点意见：

一、所有拖拉机，下放到各公社。公社建立拖拉机站。县拖拉机站改为农机修造厂，负责全县拖拉机的大修，研制新的农业机械。

二、兴建化肥厂。

三、改民权葡萄酒厂兰考发酵站为兰考葡萄酒厂。

四、办好县机械厂。

五、大力兴办社办工业。

正月初六，张钦礼召开县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决议。

接着是全县公社书记会议。张钦礼在会上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没有农业不稳，没有工业不富。我们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多新鲜呀！兰考人不但要战胜“三害”，种好地，还要兴办大型工业，创品牌。大家既兴奋，又觉得困难重重，没基础、没资金、没技术，发展工业岂能是一句话的事？

面对大家的畏难情绪，张钦礼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兰考发展工业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符合当地实际，与农业生产相得益彰的好事情。他问大家：“我们现在轰轰烈烈干的是什么？”

“引黄灌淤！”

“对。引黄灌淤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资金！”有人这样回答。

“用砖！”也有人那样回答。

“我再问你，”张钦礼听了听，继续问道：“横贯全县的三条黄河废堤是不是我们的拦路虎？”

“当然是。”

“把这些拦路虎挖掉，烧成砖是不是可以卖钱？”

“当然可以。”这时，大家就开始悄悄议论开来，“是啊！这用它来烧砖，不但不用来回‘搬家’，干那些没任何效益的无用功，而且原料丰富，不用花钱，可以创造比种庄稼高得多的经济效益。这当然可以干啦！”

张钦礼因势利导，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

一、每一个公社建一座砖瓦厂，大批量烧砖，满足灌淤工程的需要。有条件的大队也可以建砖瓦窑。我们引黄灌淤、修桥建闸大量用砖。

二、各公社在手工业社的基础上，建一个小型机械厂，生产铁制农具和进行农业机械维修。

三、根据原料资源和产品销路有条件地办厂。

四、办工业要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办厂。要稳妥，不要一哄而起。我们底子薄、经济困难。办工厂，只能盈利不能赔。至少得做到不赚不赔。

县革委一声令下，各公社齐声响应。

建砖瓦厂，用料少、成本低，有劳力就可以办到。各公社都是当年动工，当年建成，投入生产。全县一下建成24门的大轮窑17座，日产砖100多万块。

各公社机械厂在原有生产的基础上，都上了新产品。如红庙机械厂生产电焊机，张君墓机械厂生产小钢磨，葡萄架机械厂生产步犁双铧犁，仪封机械厂生产球磨机，小宋和南彰等公社生产的花生脱壳机、打夯机、潜水泵和小四轮拖拉机，销路都很好。

仪封园艺场有苹果、葡萄，资源丰富。他们建成了果干果脯厂、葡萄酒厂，一年上缴利润40多万元。

红庙公社根据技术条件建一个氧化触媒厂，产品由省内统一调配，供不应求。

把面上的发展布置好，张钦礼就把重点放在了县化肥厂的建设上。他任命张先志为化肥厂厂长，县妇联主任程爱云任副职，共同负责建厂筹备。

张先志、程爱云果然不负众望。两人硬是凭着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学会了兴办工业，成了管理的行家。

一次，张钦礼来厂检查指导工作。看见张先志脸上身上沾满油泥，说：“你照照镜子，唱戏都不用化妆了。”

“不沾油泥，咋了解工人，咋熟悉流程啊！”张先志笑着说道。

“老程，你是‘三中’。战争年代打仗中；搞农业生产中；这干工业也中。”张钦礼看见程爱云穿着工作服，像模像样地指挥着生产，也十分高兴。

“你还少说我俩‘中’。我抓妇女工作‘中’；我伺候你老婆生孩子也‘中’。”程爱云笑着回答。

一句话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张钦礼笑着说：“老程呀，你们辛苦了，也真是难为你们了。”

“有啥苦不苦的。只要有战争年代那股子劲，就没有闯不过去的难关。”

“当初看中你们的，就是你们那股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工作态度和拼命精神。”

张先志、程爱云带领全体工人，白手起家，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实现了当年动工、当年建成，当年生产合成氨3000吨。

焦裕禄去世前，曾对刘俊生说，《河南日报》约的那篇文章他是完不成了，就“让钦礼写吧，他一定能写好的。”

这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张钦礼的确把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随后，那拔地而起的12家县办大型企业：兰考县第一化肥厂、第二化肥厂、磷肥厂、化工厂、造纸厂、预制厂、毛板厂、葡萄酒厂、农修厂、塑料制品厂、农业机械厂和两座大型砖瓦厂，还有规模稍微小一点的兰考面粉厂、食品加工厂、服装厂、钢木家具厂、皮鞋厂等，以及69家颇具规模的社队企业，工业总产值4000多万，税利800多万，标志着兰考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的精神标志，就是那股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拼劲。

第六章 调虎离山计

软禁大别山

三年的引黄灌淤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1970年，兰考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1164万公斤，比1969年增长24%。

兰考县革委会颁布了一个决定，对生产成绩显著的先进集体进行奖励。对小麦亩产达到500斤（包括人均产量500斤）、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者关系处理得好的生产队，县里奖励马车一辆，骡马三匹。对达到这个标准的大队，奖励东方红75马力拖拉机一台或解放牌汽车一辆。

同时，这个决定报送开封地革委和河南省革委。

正是这个决定，又把张钦礼送上了悬崖。

这个时期，正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实施篡党夺权阴谋的时期。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打击拥护毛主席的领导干部是其阴谋手段之一。

林彪死党王新利用他窃取的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权力，以整顿为名，在河南发起一场以“揭盖子”、“踢摊子”、“动班子”为主要特征的整顿运动，残酷打击拥护毛主席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

王新曾经有一次被称为“豫东大扫荡”的工作大检查，每到一处不听全面情况汇报，只问抓了多少人、开除了多少党员、整顿了多少领导班子。兰考的张钦礼和林县的杨贵是重点打击对象。

1970年8月，兰考突然来了一个由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和开封地革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带队的是省军区张成川副参谋长，还有5个处长，开封军分区杨士山司令员和开封地革委主任高明山，共计20多人。任务是揭兰考县革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这些人既不找张钦礼，也不找其他领导，而是直接通知各社队革委会负责人到县里开会。张钦礼有种预感：来者不善。

很快，张成川找张钦礼谈话，直截了当地批判张钦礼那个奖励决定是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是以生产压革命，是标准的刘少奇的生产党，甚至比刘少奇还刘少奇……

张成川把张钦礼批得一头雾水：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说不让搞生产呀？这里最多就是一个“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处理得好不好的事，怎么也用不着军队来处理这个事呀！

张成川斩钉截铁地批着，高明山这个开封地区革委会主任在一旁一言不发，这使张钦礼渐渐悟出，这应该不是地方上要怎么着，而是军队这条线有人找事儿。而军队这边，杨副司令也是很少说话。

这说明，问题出在省军区。问题是，我跟省军区也没什么关系呀？他想，与其这样瞎猜，还不如据理力争，看他们能怎么着？想到这里，他似乎胆也壮了，勇气也有了。

在随后的一次批判会上，张成川把批判张钦礼的那套理论又说了一遍，质问张钦礼是不是事实。

张钦礼心平气和地说：“我有个问题想先问问张副参谋长，你们批判我以生产压革命，是标准的刘少奇的生产党，甚至比刘少奇还刘少奇……，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抓革命，促生产’怎么理解呢？不搞生产就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了？不搞生产，全县人民吃啥穿啥？你们吃啥穿啥？”

“我们没说不能促生产，你为什么以生产压革命，还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见张成川一时语塞，一位处长就赶紧帮腔说。

“这明明都是地方上的事，怎么让军队来处理地方工作呢？你们就这样处理军民关系吗？”张钦礼仍不服气。

“你张钦礼就是嘴硬。不怕你不承认，你搞的就是刘少奇的生产党！”省军区的又一位处长也动了怒，开始呵斥了。

“我是兰考的一把手，要对全县几十万人民的吃饭、穿衣负责。不抓生产，让人民喝西北风？”张钦礼不温不火，仍然没有动高腔。

这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反“浮夸”时只会意气用事的张钦礼了，也不再是“文革”初期被秦××、周××随便抓捕的张钦礼了，他是省地两级革委会常委，是兰考党政一把手，是一个必须对这里的工作负责、也要对自己个人负责的领导干部，不必动高腔，但必须坚持原则。

对于张钦礼的反驳，省军区的张成川居然无言以对，看看弄不出什么名堂，在兰考待了28天后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了。临走时撂了一句话：“我们还会回来的！”

送走不速之客，张钦礼又继续推动他的发展规划。为了消除这个把月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他召开县、社两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强调引黄灌淤，强调发展工业生产，继续为大家鼓劲。

“张书记，别干了！你没听见他们临走时撂下的那句话？”县委副书记王启德好心地劝说道：“下一步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这我也有预感。但是人家是飞鸽牌的，说走就走了，可兰考百姓走不了啊！咱也走不了啊！”张钦礼有些伤感地说：“咱还是干咱的吧，引黄灌淤正在节骨眼上，早一天把地淤好，离咱那规划目标就近一天。”

“张书记，我是担心你呀！”

“放心吧！有毛主席在，周总理在，天塌不下来。我是一把手，兰考有什么事，我兜着。”

张钦礼稍停一下，又做了几句补充：“启德呀，咱没法停下来呀！咱好不容易找到了引黄灌淤这个路子，那就一天也不能耽搁。这要比过去那种翻淤压沙不知快多少倍、好上多少倍！焦书记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了，也会高兴的。以后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早干一天是一天，早淤一亩是一亩。为了焦书记，为了兰考人民不再受苦受罪，咱只能这样了！”

王启德听了，紧紧握住张钦礼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无言胜有言：作为焦裕禄的战友，作为兰考根除“三害”的核心成员，我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天塌下来，我们共同扛着。

1971年春节刚过，张钦礼突然接到省革委政工组的调令，调他任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任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并要求立即赴任，不得有误。

从15岁参加抗日以来，他从没有怀疑过党组织对他下的任何一次命令。再苦再艰难的地方，他都认为是党组织对他的考验，对他能力的认可。但这一次，他却是带着对组织任命的忐忑和不安，乘火车南下赴任。

张钦礼对防空一无所知，让他到大别山出任防空指挥部指挥长，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张钦礼不得而知。但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

来到任上，他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这里没有热情，只有冰冷的脸色。没有人迎接，也没法做具体工作。他分工管农业生产，但不让他到农村去。兼任的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也没人给他汇报，他也不能给任何人安排工作，一些本该他参加的重要会议也不准他参加，被“晾”到那儿了。

更想不到的是，他在信阳落户的家也竟然被抄了。他也不明就里，反正是来人把他家翻了个乱七八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悻悻而去。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之后，大概是因为他不是“林副主席”的同路人才被抄的吧！

再后来，终于有几个军人打扮的人，叫他上山视察防空工作。他一阵欣喜，暗自庆幸那恼人的无所事事的状况终于要结束了。他在那几个人带领下，在大别山金刚台珠峰下的灵山寺住了下来。

门口、周边都有岗哨监视，吃饭送到房间，不得外出自由活动。实际上被软禁了。直到一天清晨，他突然发现周围的岗哨不见了，送饭送水的人也不来了，整个金刚台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他自己摸着下山，找到一个驻军团部，说了情况，人家才派人把他送回到信阳地区革委会机关大院。

从此，张钦礼与外界隔绝，外界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人在何方？

第二次大清洗

1971年1月，张钦礼调离兰考之后，王新就迫不及待地通知开封地区的领导同志到郑州，研究解决所谓的兰考问题。说是开会研究，实际上是他给兰考问题、张钦礼问题定调子。

“兰考是独立王国，是派性掌权，是资产阶级专政。”

会议一开始，王新就先给兰考问题定了性质，然后又恶狠狠地说：“张钦礼私心太重，私心这样重的人是少见的，他阻碍兰考几十万人民革命，把群众引到邪路上去，他不是刘少奇，但他散布的东西都是刘少奇的黑货！要是部队干部，我早就把他拿掉了。”

王新马上任命省军区军宣队的庞传文担任县武装部政委，兼任兰考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同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省地宣传队进驻兰考。宣传队成员有：省军区支左办公室抽调的20人、开封军分区抽调的52人，此外，地区公安处军管会还派出11人协助工作。2月6日正式进驻兰考。

王新对兰考问题、张钦礼问题要大开杀戒了。他说：“张钦礼在兰考根子很深，要开大会，该杀的杀，该捕的捕。”要求省军区副政委陈端立即给开封军分区司令员、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打电话，传达落实这个指示。

为了向他们的“林副主席”效忠、讨王新的欢心，他们在焦裕禄的墓碑屏风上，刻了“林副统帅”题词：“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为了醒目，又专门将题词涂了一层红漆。

这时，中央决定将《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长篇大通讯再版印发成书，向全国发行，并附加有穆青叙写的前言。发行后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在兰考则不准发行，兰考新华书店购进的“大通讯”全被县委宣传部查封销毁。

2月7日，庞传文根据王新的指示，召开县革委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扩大到县革委全体成员、各公社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共计426人。

主题是：兰考转向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考是生产党，是以生产压革命，需要进行路线教育，需要认真整风，集中围绕揭发批判张钦礼进行。

会议开了52天，简报出了300期，庞传文认为可以了，就以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县武装部党委名义给开封地委、河南省委写了报告，其中列举了张钦礼四条错误：

一、大搞资产阶级派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我划线，任人唯亲，支持违法乱纪，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派性整党，吐疏纳亲，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二、对抗中央指示，为四不清翻案。三、生产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四、骄傲自满，一贯正确，个人崇拜，一言堂。

王新听了汇报十分恼火，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简报出的不少，张钦礼的要害问题还没有揭出来，这仅仅是个前哨战，只揭了些表面东西，核心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根本没有揭出来、触及到。要通过‘一打三反’、‘深挖5.16’大揭深挖，彻底弄清内幕。”

这个整顿，就是王新所说的揭盖子、踢摊子、动班子。核心是发动全县党员干部背靠背地揭发、批判张钦礼以生产压革命，搞比刘少奇还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流毒。

从思想批判入手，揭开张钦礼组织的各级领导班子的盖子，对于揭发出的问题党员，该开除党籍的开除出党，有问题的领导班子，该整顿就要整顿，该换人就要换人，该抓的就要抓起来，该杀几个就杀几个。

整顿的基本形式是办学习班。一个是“爬坡”班。参加人员是县直机关、公社、工厂、学校等各单位领导成员，地点在县委第一招待所，主题是路线教育和思想爬坡，揭发张钦礼反党乱军的反革命罪行。28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坡来。

“爬坡”班没能“爬”出王新所要的结果，他就一催再催，要求兰考抓紧再办县革委整风学习班。

说是学习班，实际是特训队集中营。他们把人拉到距离兰考一二百里的尉氏县，理由是张钦礼流毒太深，在兰考有干扰，学习不好。

这个学习班成立一个连，由两个县武装部的领导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又从宣传队中选了三个武装部的科长担任排长，20个干部当副排长、班长。副班长配地方干部。

从9月24日开始，参加学习班的兰考县、社和县直机关以及工厂等领导班子成员，共140多人，被关在一个大院里。锁上门，站上岗。不准外出，不准向外界写信，不准家属探望。每天的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文章。

院里屋内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的标语。时间没有限定，直到林彪叛逃摔死后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才被放回到兰考。历时123天。这些学习班的学习流程基本上是一个套路。

首先是让大家站到毛主席、林彪巨幅画像前致敬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是恭读毛主席语录，每次两条，一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再下来就进入主题，即批斗反动分子。

一次，他们批斗蔺永沛和刘永松。他们把蔺永沛和刘永松拉到会场前的一块空地上，一边高喊：“打倒蔺永沛、打倒刘永松！”，一边恶狠狠地按住他俩的头，叫低头认罪。蔺永沛虽然因病身体偏瘫，却仍硬挺着就是不低头。

那些打手们十分恼火，立刻掐住他的脖子，连推带搡，把蔺永沛推倒在地上。蔺永沛吃力地爬起来，依然昂首挺立。打手们见状，骂道，“你这老顽固，顽抗到底，就是死路一条。”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瞬间，那些事先准备好的、类似于今天啦啦队的积极分子们就会站起来高呼口号，为打手们助威。

“学员”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半喊半议论地嚷嚷：“蔺县长身体都偏瘫了，你们还不放过他。万一有个好歹，看你们咋交代！”

“你们迫害一个身体有病的老干部，不怕坏良心吗？”

众怒之下，打手们胆怯了，但他们不肯就此罢休。于是，他们又上来两个拧着刘永松的胳膊，让他坐“土飞机”。刘永松仰天大笑，笑得那班人心里直发毛。

“这个老家伙是不是在这里被困神经了？傻了？”那班人心里正在犯嘀咕，只听刘永松喝道：“你们也不打听打听，俺刘永松是干啥的？俺是当年抗美援朝高炮师的副师长！保卫鸭绿江大桥，老子打下过敌人多少架飞机。今天让我坐‘土飞机’，真是瞎了你们的眼！一班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对张钦礼揭不出多少有分量的东西，他们就把矛头对准了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说他是“刘少奇的生产党”在兰考的二号人物，必须承认罪行，接受批斗。王启德坦然地说：“张钦礼是地区领导干部，兰考县委书记是挂名，兰考的事情我负责。要批就批我吧。”

“那你就先交代一个问题。”同时身兼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庞传文终于抛出了他的撒手锏：“兰考架电还没完成，你就给山东曹县送电，人家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必须交代清楚！”

在张钦礼身上没能找到多少实质性问题，能在你王启德身上找到也行，说不定还能牵出张钦礼的什么事呢！

兰考人民建起的11万千瓦的高压输电线路，确是王启德领着干的。除保证本县用电外，还给山东曹县楼庄、庄寨送电。这也是事实。只是对于兰考人民与相邻的山东人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庞传文不了解而已。

“你说的是事实。”王启德毫无畏惧地反驳说：“按你们的逻辑，不仅我得受批判，连白求恩也得受批判。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国家并没解放，他就来中国帮助抗日战争就错了吗？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不是也错了？山东曹县是我们的近邻，楼庄、庄寨是革命老区，支援他们有什么错！至于说我个人捞到什么好处，我只收到一封感谢信。他们信中说，晚上照明不再用煤油灯了，用上电灯泡了；有了生产用电，丰收有保证了。……感谢兰考人民的无私支援……这封信是我收的，但那是感谢兰考县委和兰考人民的。”

一番话说得庞传文哑口无言。台下参加批斗会的人们却为王启德鼓起掌来。

张钦礼被打成刘少奇的生产党，兰考各公社书记都被打成小生产党，城关镇党委书记王冠瑛也不能幸免。他天天挨批斗，批斗完了常常拾个“会尾巴”（当地指会议临结束的短暂时间）布置工作。

主持批判会的人说：“你都被撤职了，算老几呀？还布置啥工作？”

“我上任有兰考县委的正式公文，是组织任命的书记，你嘴一吧嗒，就算撤职了？一天不见正式文件，我就要布置一天工作。”王冠瑛从容地回答。

很快，王冠瑛的免职文件下发了，并在批斗会上当众宣布。王冠瑛说：“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你们啥事都做得出来。咱明人不做暗事，来的明去的也明。”

说着，他又淡淡地甩出一串顺口溜：“掌了几年权，没给党丢脸。工业有进步，农业有发展。沙碱地变成粮食囤，群众生活有改善。无辜免职下台去，无愧于民心坦然。”

王冠瑛的离职演说一讲完，群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离职演说至今还在兰考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为了给张钦礼罗织出像模像样的实质问题，他们动用专政机关对张钦礼的胞弟、开封地区柳林福利林场场长张钦芳、县一中党委书记和新民、县化肥厂生产科长谢廷彦等10余人，定为张钦礼包庇重用的坏人逮捕入狱，作为全县典型，轮流批斗。

张钦芳所涉的柳林福利林场致死案，是一起事实十分清楚、与张钦方毫无关系的案件。死者赵荣是当时林场内的两个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且这两个群众组织都是支持张钦芳的，因为一个具体问题发生纠纷，动了手脚。

事后，受伤的赵荣要水喝，就有人给他递了水，结果因被冷水“激”着而死亡。当时张钦芳并不在林场，两个群众组织发生纠纷的事情也与张钦芳无关。这件事当时由军代表处理，做过结论。

谢廷彦所涉化肥厂锅炉爆炸案，是1971年6月份的事。经查证落实，也属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亦构不成刑事犯罪无法定罪处理。

7月15日，省军区副政委陈端打来电话说，王新政委听了汇报后，对你们很不满意，很生气，一个反革命事件，是有意破坏，要立即破案，不能等，该逮捕马上逮。

1971年7月底，开封地区公安处军管组和兰考县军管会到省军区汇报这个案件，省军区就给他们传达了王新的指示：“该杀的杀，该捕的捕，不能下不得手。”

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审批死刑案件时，王新再次一锤定音：“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和反革命破坏，二者没有绝对界线，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实质上都是反革命破坏，都要查办。”

结果，此案对张钦芳、和新民等分别逮捕法办，拘捕生产组副组长1人，工人2人，10名国家干部被开除，十几个临时工被解雇。后来康克清老人亲自参加了张钦芳等人平反昭雪大会。这是后话。

这次整顿，县里搞，公社以下也搞，人人揭发，个个检查，人人受检查，人人受审查，历时9个多月，株连党员干部1200多名。县革委几个大组负责人、全县10个公社、8个中学的领导成员全部调整，有几名县社领导干部被排斥到外县工作。86个整建党的大队撤换支部书记70多个。张君墓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守德经开封地委同意，并报省委批准，可以出席全国人大四次大会，王新知道后，又派人来兰考检查，硬是把他换掉。

在这次大清算中，王新不但抄了张钦礼的家，而且还把广播车开到张庄村张钦礼老家门口，对着门口广播张钦礼是反革命。张钦礼70多岁的老母亲一气病倒，含愤去世。张钦礼回家探望母亲，还专门出了一期《敌社情简报》。

这段时间，兰考大地人心惶惶，风沙、盐碱、内涝“三治”工程全线下马；修建的桥闸、河渠、提灌站、围堤等工程被当成张钦礼的流毒破坏了。群众看了十分心疼。他们悄悄地把工地上的建筑材料收集起来拉走，好生保管起来。希望张钦礼有朝一日能够平反归来，领着大家再干，这些材料还能派得上用场。

周总理的第三次解救

面对林彪死党严酷的批判斗争和政治迫害，兰考广大干部群众在奋力地抗争着。

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向省委、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军区军宣队也开始出现思想混乱，大家议论纷纷。他们说，我们来半年了，省委不表态，刘建勋也不说话，到底是谁叫我们来的?我们的做法对不对?

一次，兰考干部群众上访指名要见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建勋听了一天的意见反映，感到兰考问题确实严重，就拉着王新一起听群众意见。

王新听了半天，没说一句同情群众的话，只是叫人家回去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大讲“加强党的领导”，讲“加强纪律性”，进一步强化他的所谓整顿工作。

为了稳定军宣队的思想情绪，王新把庞传文等人叫到郑州，自己躲在幕后，让陈端副政委和张成川副参谋长出面传达王新的最新指示：

“解决兰考问题是省里定的，省里认识是一致的，什么这个不知道，那个不表态，省里派了那么多人的宣传队就是最好的表态。难道解决兰考问题是某一个人搞的?是私货?你们胡乱怀疑，你们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告诉你们吧，张钦礼的案是翻不了的，永远也翻不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反党集团随即进入土崩瓦解的末日。

1972年深秋，一位女青年坐上南下的火车，直奔河南信阳，经多方打听，找到了张钦礼的家。这是张钦礼从大别山回到家的第二天，惊魂未定又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心中更是七上八下。

张钦礼打开门，见是一位女青年，问：“你找谁?”

来人没有急着回答，而是仔细、认真地端详了一会儿，才说：“你是张钦礼叔叔?”

“是。我是张钦礼。”“穆青，你认识吧?”女青年问道。

“当然认识。我们是老熟人啦!”

“他让我给你送一封信。”女青年说着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了过去。

这是穆青派人送来的一封绝密信。他告诉张钦礼，周总理近日在接见外宾时，严厉批评河南的林彪死党要砍兰考、林县这两面红旗。看来，我们距离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几乎与此同时，康克清受党中央和周总理委托来到兰考。

康克清深知此行的分量和查清事实真相的重要，她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公社、大队，甚至是社员群众家中了解情况。

她的任务就是要实地调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兰考的恶劣罪行和对兰考的种种破坏，还被迫害人以清白，维护焦裕禄这面红旗。她专门来到焦裕禄亲手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的秦寨大队，到当年常被焦裕禄表扬的大队干部赵新祯家去看望，并和赵新祯的母亲合影留念。

她从群众愤怒、泪水和无奈中，感受到了张钦礼和人民群众之间深厚的感情;耳闻目睹了张钦礼和他的战友们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果，又亲眼查看了兰考“三治”工程几上几下的遭遇。

特别是兰考1000多名党员干部被抓、被关、惨遭迫害的情景，更让她义愤填膺。她怒不可遏地说：“这简直是无法无天!这里还有没有党纪国法?还有没有好人的出路?”

“有些人迫害张钦礼，光想砍倒俺兰考这面红旗!”肖位芬哭着，向康克清诉说。

“兰考红旗是毛主席树立的，谁也砍不倒！谁砍这面红旗，就把他埋在这面红旗下！”康克清拉着肖位芬的手说，告诉他：“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康克清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协调有关方面，解放了被林彪死党关押的大批兰考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旨在迫害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学习班。

康克清离开兰考之前，庞传文已经得知康克清来兰考的事，他找到兰考县委招待所，见到了康克清。

“我叫康克清，是中央政治局派来、奉周总理之命来兰考调研的。”

康克清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分和使命，接着说道：“我已经来兰考多天了，没顾上找你谈，一些被你关押的好同志，我没给你打招呼先释放了。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你在兰考的所作所为都是执行林彪路线，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我有罪，我坦白……”此时的庞传文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吓得浑身发抖，语无伦次。

“你在兰考抓了1000多人，他们都是好党员、好干部、好群众代表，你为什么那么仇恨他们呢？在你的眼里，兰考就是你自己的兰考，想抓谁就抓谁，说谁坏就是谁坏，你就是党纪？你就是国法？”

康克清愈说愈气，口气也愈来愈严厉：“你不要往林彪死党身上靠，那是没有出路的。你把这里的教训总结一下，够你受用一辈子。”

康克清在兰考明察暗访回京后，立即向政治局汇报了兰考情况。中央决定召开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

1972年10月，经周总理点名，河南林县杨贵、兰考张钦礼先后到京，参加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两人住在京西宾馆同一个房间。这个时候重逢，两人无不激动万分。

河南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前一天晚上，李先念副总理先与大家座谈。李先念对王新说：“总理让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这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

汇报会召开的那天夜里10点钟，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火通明。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在京参加批林整风的人员。

被接见的有：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领导;河南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刘建勋等领导。杨贵、张钦礼以河南省革委常委的身份参加了接见。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也被叫到会议现场。

周总理还是那身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银灰色中山装，所不同的是，总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矫健与挺拔，头发已经花白、稀疏，褐色的老年斑也已悄悄爬满了脸颊，憔悴、消瘦中透着极度的疲惫……

看着日理万机的总理，张钦礼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他强忍着，尽力避免哭出声来。

刘建勋陪着周总理接见与会代表。介绍到杨贵时，周总理握着杨贵的手，指着王新质问道：“你为什么非要打倒他?”

介绍到张钦礼，总理又看了看王新，说：“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

叶剑英也在旁边说：“焦裕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

周总理肯定了武汉军区在“九·一三”事件中所做的工作之后，严厉地斥责王新：

“你在河南干了不少违反民心的事。你为什么要将杨贵、张钦礼打倒?!他们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一个在平原黄河故道上除‘三害’。他们两个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先进典型。他们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人民的爱戴。你为什么迫害他们?”

“我有罪，我有罪!”王新连连说。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当众给张钦礼、杨贵平了反，正了名。

王新最后交代了迫害张钦礼的原因，要害就是因为林彪题词没能刻在墓碑上而迁怒于张钦礼，并欲置之于死地。把他调任大别山防空指挥部，就是要弄个“不小心坠涧而死”，随后开个追悼会，说几句好话了事。

不久，王新被捕入狱。

把他们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1973年1月，张钦礼被河南省委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潘子春、王启德为书记，樊哲民、杨捍东等为副书记。

“谢天谢地，可算回来了!”张钦礼一进家门，妻子刘秀枝就迎了上去，高兴之情无以言表。稍后又关切地问道：“志新大哥找到你了吗?他到处找你。”

“见到了。”张钦礼回答着，继续说道：“在北京期间，周总理接见我之后，他去宾馆找到我，我们谈了很久、很多。”

刘秀枝说的志新大哥叫王志新，抗日时期，张钦礼担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游击大队政委时，他是大队长，两人是老搭档。王志新是孤胆英雄，当年飞行爆破、长途奔袭、炸日本鬼子的军火库、袭击敌据点，常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他弟兄排行老二，抗日军民就送了个雅号给他：“王二好汉”，是个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人物。解放战争中，这支游击队发展壮大为一个团的建制，随着解放军一直打到海南。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又荣任防空大队大队长，组织了120人的排除定时炸弹的敢死队，立下赫赫战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等功。

他对张钦礼的种种遭遇时有耳闻，作为肝胆相照的老战友，常常为张钦礼的厄运而难过、而不平、而无奈，这次听刘秀枝说张钦礼又被弄到北京了，不知是福是祸，心里一直揪着。

好不容易在京西宾馆找到了他的好战友，他想了许多天想一下子都说给张钦礼听的话，一见面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抱在一起，抽泣起来。稍后，王志新擦擦眼泪，说了一句：“钦礼，咱回老家种田吧!有我吃的也有你吃的。”

“老哥!一辈子了，我还不了解你呀!啥时候你会亏待我呀!”张钦礼动情地说：“我何尝不想哪?只是那么多的工作在等着我，那么多贫苦农民在等着我领他们除‘三害’，我不好下这个决心呀!”

“不是老哥不想让你走仕途，是你性子直，不会拐弯抹角，心术不正的人总会抓到你的把柄，运动一来，他们想给你戴个啥‘帽子’就戴个啥‘帽子’，批判斗争、撤职罢官、甚至蹲监坐牢，全都由不得你!虽说中央一次次给你平了反，你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可是无法挽回呀!全家老小跟着受罪，亲戚邻居也受株连，这啥时候是个头儿呀?!”

王志新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张钦礼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王志新说，来京前，他去了张钦礼在信阳的家。看着张钦礼6个孩子，两个老人，只有全靠刘秀枝40多块钱的工资养活，真不知道这日子是咋过来的。孩子们正在长个儿，却因吃不饱，个个瘦得皮包骨头。

他对刘秀枝说，让我把两个孩子领走，家里少两张嘴吃饭，你也少做点难。刘秀枝同意了，把孩子拉到跟前，对孩子说，你们跟王伯伯走吧，到他家里能吃饱饭，等你爹回来了去接你们。王志新带着孩子出了门，刘秀枝站在门口流泪，孩子们回头一看，哇的一声都哭了。

“老哥，我的好战友，现在实际上把我也弄糊涂了。”张钦礼擦擦泪说：“我就弄不清楚，咱都是打心眼里要跟党走，要为人民服务，那咋就老是成为革命对象，甚至被人往死里整呢?那些喊着‘革命’口号整干工作的人就真的是干革命?”

张钦礼说着摇摇头，继续对王志新说：“你知道兰考的情况，那‘三害’把老百姓坑得够苦了!除‘三害’不就是为老百姓挖掉穷根吗?这不是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之一吗?他们怎么也要反对呢?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吗?那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王志新也想不通。于是，他就说：“我说嘛，还是回老家种地算了!”

“问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既然已经开了革命这张弓，再说回家种地也没可能了。除非党不要我们了。周总理三次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救了我的命，亲自给我平反，对迫害我的人也作了严肃处理，如此大恩大德，不倾力相报，我做不到啊!”

张钦礼一席话也深深感动了王志新。王志新说：“既然你认准了，我也不能强求，你还是听组织安排吧!”

与王志新这一番谈话，既是老战友之间的互诉衷肠，也是对他半生坎坷的思考。这次谈话奠定了张钦礼后半生的人生行路坐标。回到家后，许多前来看望他的人好意相劝：“钦礼啊，急流勇退吧，你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立过不少功，调个新地方，到时候离休手续一办，衣食无忧，安享晚年，多好呀!”

“树挪死，人挪活，运动时常有，你能否闯过来不说，跟着你的人可是再也折腾不起了呀!”

这时，历经风刀霜剑，已是两鬓白发的刘秀枝说：“他早把自己交给党了，别再为难他了!”

老妻一句话，使张钦礼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看来，我这个人是不会死在舒适的安乐窝了，为个人想退路，上对不起周总理，下对不起兰考人民，有老妻作伴，咱就认准回兰考这条路吧!”

正式上任前，刘建勋把张钦礼叫到省里，问他：“你有啥想法没有?”

张钦礼说：“我想好了，打算豁上老命也要把兰考建设好!”

“钦礼，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回到兰考主持工作之后，有一天，一位在县委工作的干部匆匆来到张钦礼跟前，流着泪，直说：“对不住，对不住了，我错了。”他指的是他跟着批斗、打骂过张钦礼。

张钦礼听说过在林彪死党批张钦礼是生产党、搞物资刺激、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时，这个干部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看他伤心后悔的样子，就笑着握着他的手说：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哪有锅碗不碰瓢勺子的?都是党内同志，哪能斤斤计较?何况一场政治运动，开始谁能看得透?说句错话、办件错事，不奇怪。送你一句话，‘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从这件事上，张钦礼认识到，要把林彪反党集团耽搁的时间抢回来，摆在张钦礼面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收拢人心，解决好干部队伍问题。他要把和他一起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的干部重新组织起来，同时正确对待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时期上台的干部。

为解除林彪反党集团干扰破坏时期上台的干部的后顾之忧，消除他们的心理阴影，张钦礼在全县大会上公开宣布：

“我们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搞我上你下翻烧饼，要团结大多数干部一道工作。林彪反党集团干扰时期上台的县、社、机关、工厂领导干部86人，除调出一人、有病不宜工作的一人外，全部留下，继续工作。被整下台的干部，采取补台的办法上来工作。”

他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而奋斗!

为了重新培养焦裕禄时期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全县上下一心干事创业的氛围，张钦礼给县委常委和公社党委委员、各科局驻队干部发放记工本，要求常委每年参加劳动不得少于l00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得少于l20天，大队干部至少250天，年终逐级检查记工本，并抽样向生产队记工员核实。

在张钦礼主政时期，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两件东西，一件是铁锨、粪筐，是随时用来拾粪、垫路的;一件是钢卷尺，是随时拿它研究科学种田的。

张钦礼自律甚严，要求属下也严。为尽可能多地深入基层，他本人坚持不开会、不检查工业不进县城。

他的家就在离县委200多米远的老十字街两间平房里，多年来没人见过他在家吃饭、说话，他在县城想吃家里饭，都是老伴用瓦罐给他送到工作地点去的。即使最恨张钦礼的人，都从不怀疑张钦礼有经济、作风问题，也没人指责他消极不干。

在他的带领下，县委和各公社、科局领导干部，不论能力大小，都能廉洁自爱，不拉七大妗子八大姨进机关、进工厂，不吊儿郎当混日子、吃白饭，大家谁都很少过年、过节，更别说星期天休息。

由于张钦礼和县委一班人的身体力行，被林彪反党集团弄“散”了的干部队伍与几十万兰考人民很快恢复了鱼水难分、亲如家人的关系，凝聚为一股令人神往的合力。

l975年兰考第二化肥厂土建阶段，为了节约有限的资金购买设备，县委一声令下，全县百姓争相拆自己院墙、地板、锅台上的砖送到厂区，盖成厂房，又上演了一幕千家万户齐动员，“车轮滚滚支淮海”的历史活剧。此剧的遗迹，现在还依稀可见。

为了把兰考发展蓝图接着绘下去，张钦礼把县委分成两套人马，一半抓工业，一半由他挂帅抓农业。

他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表示，党中央、周总理再次为我们平反，我们必须拼命工作，把全县尚未改造好的20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世代可耕的良田，把全县90%以上可耕地达到50年一遇的排涝标准，建成人均半亩到8分稳产高产田，在56万亩宜林地上实现农桐间作。

引黄灌淤，彻底埋葬沙荒盐碱，实现焦裕禄的遗愿，是张钦礼的重头戏，也是拿手戏。

1973年冬，张钦礼带领县委和武装部党委，把农村青壮年2万人组成民兵师，开赴引黄灌淤工地，坚持民兵训练与引黄灌淤相结合，一鼓作气开挖河渠160里，动土300万立方。

1974秋汛，利用建成的兰杞、兰东、五干渠引黄大灌，一年大见成效，西半县临河八个公社的低洼沙碱土地，普遍淤上一层黄泥，最浅的也在30公分以上，深的达几十米。

谷营公社的四明堂潭坑紧靠黄河大堤，水深莫测，是黄河上有名的暗险工，一遇黄河大汛，黄水漫滩，大堤腹背临水，防不胜防。这一次全部引黄淤平，而且都是胶泥，1975年、1976年黄河大堤加固，就是临近取的这坑好土。

1975年，在西半县灌淤胜利完成的基础上，张钦礼召集常委研究决定，分三路引黄水向东，改变东半县土壤。经75、76两年连续淤灌，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

加上1967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兰考26.8万亩沙荒、盐碱地基本普遍盖上一层淤土，淤一遍不行就淤两遍、三遍，最多的淤了四遍，直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农业生产条件。许多老灾区、贫困队，因此成了余粮队、富裕村。

2011年，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安排，中央电视台专门对兰考的盐碱治理和陕西榆林的风沙治理进行了总结和报道。张钦礼引黄灌淤彻底改造盐碱地的经验逐步显示出日益重要的普遍意义。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1973年夏季开始，兰考又从河北河横城大队引进了间作套种的科学经验，先在有条件的社队试点，第二年普遍推广，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加大复种指数，成倍增长了收成。

为了适应间作套种，全县又加快了以水利建设为龙头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水利局组建了两支技术队伍：工程队负责大、中、小型引黄自流工程、提灌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打井队负责井泉建设。

各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力平整土地。县里对土地建设也规定了标准：地成方，河成网，路成线，树成行。每方地播种前的要求是：地平如镜，土碎如面，埂直如线。对井泉建设的要求规定为：70亩地一眼井，每眼井上一间房、4棵树，机、电双配套。

根据县委要求，各公社党委白天关门闭户，人人下队蹲点;晚上灯火灿烂，开会汇报战果，总结经验。各队社员天不亮下地，天黑回家吃饭。全县干群经三年披星戴月苦干，到1976年底，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7分旱涝保收田。

工业战线也不甘示弱。王启德日夜战斗在建厂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到1976年底，兰考又崛起第二化肥厂、磷肥厂、桐木加工厂、化工厂、钢木家具厂等5座国营大厂，各社镇也陆续建起50多家集体工厂，形成了轻、重两大工业体系。

各厂又分别成立了由领导、工人、技术员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

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水泵、潜水泵，成为省内的领先产品，行销20多个省区；县机械厂、张君墓公社机械厂、南彰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大厂多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

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该厂每年上缴利税双百万。

第七章 丰收的金秋

黄河故道变新颜

引黄灌淤治理沙碱荒地，老灾区变成鱼米之乡的成功，使兰考很快成了新闻单位的关注热点。

三义寨公社稻改成功，被誉为“兰考的江南”，兰考人吃上大米饭了；大付堂削平村北2000多亩“火沙岗”，改造村南3000亩盐碱地，把5000亩“望天收”变成了旱涝“双保险”，向国家交售爱国粮百万斤，被命名为“兰考的大寨”。如此等等，经报纸、电台报道，很快引起河南省委的重视。

刘建勋为兰考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大而惊奇。他派农委张子英、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赵玉昂到兰考调查“鱼米之乡”、“锦绣江南”一说。如果属实，以点带面，推而广之，对河南农业生产的推动将不可估量。

张子英、赵玉昂没有层层通知、自上而下地“调研”，而是一竿子插到底，到社队、村庄、田间亲眼查看，在兰考一连调查了8天。可谓是见人就问，遇事就记，满载而归。

那时，对于上边来的干部，全部是在社员家里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按照一家一家轮流，轮到谁家是谁家的办法解决上边来的干部吃饭问题。下一个来了，接着“轮”。如此循环往复。

一般情况下，村干部家不参加“派饭”，也不与上边来的干部一起吃饭。原因是，这样社员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上边的干部反映情况，有利于听到真实的声音。

一天，二人来到赵王河淤区的刘楼大队。中午吃“派饭”时，房东给他们端上了大米饭、白面馍，还炒了两荤两素四个菜。二人很不好意思，还担心是不是大队干部特意安排，就说：“你给我们做这么好的饭菜，不合适。”

房东说：“张书记领俺有白天没黑夜地干，把俺的盐碱地都淤成了良田，现在大米白面已经不算啥稀罕东西了。不信，吃了饭我领你们到各家走走看看，谁家都有吃不完的粮食，生产队还专门留了储备粮。”

8天下来，二人由衷地感叹：“千真万确，兰考确实大变样了。”

临走前，他们找到张钦礼，说：“兰考这么典型，你咋不向省里写个报告呢？”

张钦礼说：“通常有两种工作方法。一是先报后做；二是先做后报。先报是设想、规划，不是现实；先做后报，是现实不是设想。设想带有很大估计性，又怕与河南的浮夸风沾亲带故。所以我们就采取了先做的办法。”

“张书记太谦虚了。不过也有些自私了。”张子英卖个关子说：“谦虚也不能把兰考人民创造的经验当作自己的私产，捂住不对外宣传，你是怕人家学会超过你呀？”

一句话把张钦礼说的大笑起来，连连说：“哪里，哪里！主要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二人回到郑州后，向刘建勋作了汇报。刘建勋高兴得连连叫好。他要亲自看一看兰考的巨大变化。

1974年9月初，商业部部长姚依林要到兰考检查工作，刘建勋说，我正好也想到兰考看看，我陪你一起去。随行的有省委副书记王维群、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周泉、黄河河务局局长刘一凡、省林业厅厅长张自修以及农业厅等负责人。

刘建勋说：“钦礼带路，我们先看陇海铁路两侧淤区，从西头开始往东看，看到与民权县交界。”

张钦礼说：“我给你们当向导，到哪里查看你们定。”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首先来到三义寨公社。社员们正在忙着准备秋收。一望无际的稻田金黄金黄的，粗壮的稻子穗大粒饱，压弯了腰，一派丰收景象。队干部和社员群众见到上级领导，热情地鼓掌欢迎。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走过来，跟社员群众握手、了解情况。刘建勋问一位老农：“哪村的？你们这里以前都是啥地？”

“俺是朱庄村的，这里原先是盐碱地、沙土窝、苦水坑（内涝坑里是碱水，一股苦味）。”

“过去你们主要靠什么生活呀？”

“靠晒盐、熬碱过日子，很多人外出逃荒要饭。”

“现在呢？”

“现在好了。自从引来黄河水淤地，涝坑淤平了，沙荒碱地上厚厚压上一层黄河淤泥。在上面种庄稼可好了，地壮得很，头一年不用上粪。”

“黄河泥淤有多厚？盐碱能不能再泛上来？”

“平地淤两尺多，涝洼坑有大腿深，大水坑更深，盐碱泛不上来。”

“如今粮食够吃不够吃。”

“够吃够吃。如今是大米、白面吃不完。家家都有余粮，队里还有储备粮。干渠一放水，带来不少鱼活蹦乱跳。一捞一大筐，大人小孩吃个够。老几辈子，也没有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刘建勋、姚依林开心地笑了。

刘建勋问队长：“你这稻子一亩地打多少斤？”

“俺这稻子亩产都在六百斤以上。有的能打一千多斤。”

“种稻技术都能掌握吗？”

“自从张钦礼书记从信阳找来技术员，给俺们传授种稻技术，从育苗、插秧、田间管理到收割，俺队种稻能手全拿，一路通。”

“公粮重不重？”

“俺这儿是老灾区，没多少公粮，不重。”

“当前农民还有啥要求？”

“想要麦稻脱粒机，想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解决忙不过来的困难。”

“我记下了。兰考人民干得好哇！只要你们大干，省委就大力支持。”

姚依林和省委领导们拿着稻穗，掂量着、查看着。情系兰考百姓的姚依林极为感动，对张钦礼说：“钦礼，兰考变了，你们这个老灾区变成鱼米之乡了。经验值得推广。”

这一天，刘建勋、姚依林等，顺着明代黄河故道南大堤，视察了三义寨、城关、仪封等地。所到之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好庄稼。

他们来到仪封公社圈头大队的李寨，地头扎着自行车，在田里干活的男女青年，精神焕发，喜笑颜开，见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热情地倒开水，留吃饭，问长问短……姚依林触景生情，问道：“建勋同志，10年前咱一起走过这条路吧？”

“对，姚部长的记性真好！”

那是1963年的秋天，刘建勋、姚依林一同来兰考视察，焦裕禄、张钦礼等人带路。当时，兰考除“三害”工作刚刚开始。他们看到，这一带到处是盐碱窝、沙荒、沼泽地。

家家户户破屋陋院，百姓缺吃少穿、面黄肌瘦。见到上面来的人待理不理、表情呆滞。10年过去了，兰考变了，变得美好起来。这不正是由精神变物质了吗？不用听汇报，前后一对比，一切一清二楚。刘建勋、姚依林边走边谈，交口称赞。

第二天，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视察了92里长、5至10里宽、横贯兰考东西的清故道淤区。

在这个淤区里，兰考人民修建和改建了青龙岗、茨蓬、曲楼、梨园、水牛叫、李家滩六座桥闸，利用600个流量的三义寨渠首闸、15里长的总干渠，有计划、有秩序地引出黄河水，浑水进去，清水退出，周而复始，在这个清故道的主航道上，造下了9.2万亩良田。

第三天，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视察了赵王河淤区。赵王河以前是一条排涝河。1932年6月21日，黄河洪水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在四明堂村北决了口，冲了千亩大的一个大潭坑。群众的传言是：六月二十一，黄河漫大堤；先淹考城县，再淹小宋集……洪水过后，这一带成了飞沙不毛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号召沿黄人民修堤筑坝，保证了黄河几十年的安澜。但汛期一到，这里仍然是堤里堤外腹背受敌。河床高、滩区低，漫滩水上来，就会把黄河大堤淹没半截，连取土都没有地方取，是黄河大堤有名的暗险工。如果黄河再在这里发生意外，不但兰考首当其冲，更重要的是山东省40个县的人民生命财产将付之东流。

这个淤区位于兰考至山东东明两县交界处。在兰考境内西起四明堂，东至吕堂，30里长；南起官庄，北至东明的三春集，18里宽。兰考境内面积4万来亩。如今这里到处是农桐间作、稻谷飘香。

姚依林感慨地说：“1963年我来到这里，是焦裕禄、张钦礼带路。当年，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沙滩，风沙刮得睁不开眼。村边有稀稀拉拉的几株葛条，没看见庄稼。

10年后的今天，沙荒不见了，如今是一眼看不到边的好庄稼。兰考自然面貌变了，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群众有了吃、有了穿。丰衣足食，人民就会拥护共产党。兰考县委为党、为人民立了大功！”

张钦礼说：“兰考的变化，是上级正确领导的结果。省委刘建勋书记、王维群书记多次亲临兰考指导工作，关心支持兰考，给了兰考很大帮助。”

刘建勋笑着说：“兰考的成绩和焦裕禄同志分不开，和钦礼同志分不开。省委当然是支持先进的，党中央、国务院也是支持兰考的。周总理亲自接见你张钦礼，这不是对你的支持？”

“钦礼，你先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吧。”姚依林说。

“我们利用兰东干渠放几十个流量的黄河水，先淤四明堂大潭坑。不到一个月时间，四明堂大潭坑变成了大土堆；后来，我们用黄河淤泥在黄河大堤打了个100公尺宽的子堤，加固了黄河堤防；再往后，我们准备用自流放淤和提灌放淤两种办法，在这里淤个三里宽、五里长的人造高滩。造上林、住上人，黄河就再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张钦礼介绍了兰考的做法和以后的想法，接着说道：“这样，虽说不是一劳永逸，也算得上百年大计。”

姚依林听完张钦礼的介绍，激动地说：“你们干得好！不但关心兰考人民，还想着山东百姓。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

当天下午，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又视察了明故道准备淤区。张钦礼详细地介绍了准备改造这一淤区的设想方案。

他说：“明故道在兰考境内，西起二坝寨，东至民权县的坝窝村，全长45里，宽14里，在兰考境内面积6万多亩。明代黄河在兰考境内行洪百余年，河床泥沙沉积形成悬河，故道河床高出故堤外地面10余公尺，无法自流灌淤。我们本着先易后难再攻坚的方案，把明故道的改土工作放在最后，准备直接从黄河里提100个流量，日夜兼程，昼夜苦干，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个沙荒地改造任务。这个计划完成下来，可以平均压上一至半公尺厚的黄河淤泥，让飞沙永远飞不起来。”

“提灌站你准备放在哪里呢？”刘建勋原来在广西工作时就是水利方面的专家，有的放矢地问道。

“提灌站的站址选在了王善人庄。这个地方提水方便，用水有保证。”

“明故道六万亩的改土任务，用不着一百个流量的提灌站吧？”刘建勋又问道。

“我们主要是想快一点。这里的群众看到人家淤区长出了好庄稼，大米白面吃不完，都说眼里馋、心里急。他们常找到县上，问啥时间轮上他们。物资设备啥都准备好了。”张钦礼解释道。

接着，他又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况且，运动时常有。运动一来，给苦干的人安上一个罪名，砸上脚镣、戴上手铐、绑上绳子斗得死去活来。到时候就是想干也干不成了。所以，我们只想往前赶，快点干。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

刘建勋听了，点了点头，深深地为张钦礼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姚依林对张钦礼说：“钦礼同志说的有道理。你们的想法太可贵了，按你们的计划干吧！我们支持你们。”

兰考的大寨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离开黄河故道继续前行，张钦礼指了指前面一个村庄，说：“前面是堌阳公社大付堂大队。”

大付堂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大队，1500多口人，5000多亩土地，人均3亩多，高于全县人均占有土地指数。只是这地不争气，其中2000多亩是不成庄稼的沙岗地，人称火龙岗；另外3000亩为盐碱洼地，社员叫它是老龙腰。

引黄灌淤之前，这5000多亩土地，只占土地指标，不见农业收成。解放前，大付堂的一年四季，基本上都与逃荒要饭有关。即使解放后，也基本上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贫困队。

“就是那个被誉为‘兰考的大寨’的大队吧？”刘建勋说。

“是。变化最大的应该是这个村子了。”张钦礼回答说。

“那就介绍介绍你们兰考的大寨吧！”王维群饶有兴致地说道，“让大家听听是怎么‘变’过来的。”

随行的樊哲民给大家做了简单介绍。

这个大队的变化是从引黄灌淤开始的。看到其他社队通过引黄灌淤把沙碱地变成良田，大付堂不论是队干部，还是普通社员，都是眼见心热，悄悄打听他们的“火龙岗”、“老龙腰”能不能也淤成良田。

老支书陈玉忠说，有啥能不能的？关键是看咱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干劲。只要以大寨为榜样，大干苦干，没有办不成的事。时任党支部书记杨世森拍板：向村北的火龙岗、老龙腰开战！

开始时，也有人感到岗高、沟深，工程量大，提出能不能弄台推土机？

老支书陈玉忠说：“推土机，人人有，就是咱全队男女劳力一双手。”

他们是农闲时大干，农忙时见缝插针干。冬天地冻一尺多厚，铁锨挖不动。杨世森到铁业社定制20把20多斤重的大抓钩，掀开冻土层干。前头挖岗填沟，后边跟着平整土地打机井。

经过两个冬春，硬是把“火龙岗”建设成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过去几十斤，一跃达到上千斤。随后又挖河筑坝、修桥建闸、引黄灌淤，把村南的3000亩盐碱洼地，淤成了肥沃良田，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由缺粮变余粮。

这年一个麦季就向国家交售公余粮48万多斤。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集体经济也不断壮大，实现了农林牧副全面发展。1968年8月7日，兰考县委、县革委在大付堂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命名大付堂大队为“兰考的大寨”。

刘建勋瞅瞅姚依林，说：“咱们去看看‘兰考的大寨’吧。”

姚依林连声说“好！好！”

“钦礼，‘兰考的大寨’这个名起得好，我们就是要用先进典型引路来指导工作。”刘建勋说。

张钦礼见刘建勋、姚依林对“兰考的大寨”很感兴趣，接着介绍道：“这个大队通过学大寨，不但生产条件得到彻底改善，解决了吃的问题，而且国家、集体、社员群众三者关系处理的也很好。去年全年向国家交售爱国公余粮100万斤。社员平均口粮500斤，储备粮30多万斤。他们还在可分配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三作为合作医疗费，大队有保健室，生产队有保健员，百姓有个小病不出村就可以医疗，而且全免费。”

“这个大队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还有什么？”刘建勋问道。

“那他们可就多了。”张钦礼回答说，“队办工业有日产6万块砖的24门大轮窑一座。还建有面粉厂、桐木加工厂、畜牧场。畜牧场养马100匹，个个都是膘肥体壮。工牧业的收入与农业收入持平。”

“钱多了，分配问题就容易突出起来。这个大队的分配工作做得怎么样？”刘建勋问道。

“这也是杨世森十分注意的问题。”张钦礼回答说：“大付堂收入分配的办法是：粮食按人口，钱按工分。社员们感觉公平，就没那么多‘事儿’，心齐，更好办事。这个大队连年没有一起刑事案件。干部是吃饭靠劳动，工作尽义务，是俺县脱贫致富的一个好典型。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加上干部群众革命化。”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听了介绍十分高兴。他们见到60多岁的老支书陈玉忠。

陈玉忠介绍说：“咱脚下原来是啥庄稼都不长的盐碱滩，现在可是标标准准的淤土地呀！这3000多亩，稻麦两季每亩至少能见1000多斤，这是在手心里攥着哩！好的稻子一季亩产就1000多斤。那2000多亩沙岗地现在是水平梯田，农桐间作，实现了园田化，也是亩产千斤以上的稳产高产田。光这，每年粮食总产不能低于500多万斤！我们还大力发展队办工业、畜牧业，实行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县上命名俺大队是‘兰考的大寨’，大家伙的劲头更大了。”

刘建勋、姚依林越听越高兴。刘建勋说：“听说你们队养了一百匹马，能领我们瞧瞧吗？”

陈玉忠说：“好！咱这就去。”

来到大队畜牧场。那么多高头大马，真壮观哪！刘建勋高兴地数了起来，1，2，3……99。

刘建勋说，“不够100匹呀！”

饲养员王天福说：“有一匹母马，刚下驹，在饲养室里没牵出来。”

刘建勋到饲养室一看，果真不假。刘建勋高兴极了，笑道：“现在是101匹了。你们把这些马养好，再把民兵训练好。打起仗来，可以武装一个骑兵连哪！”

姚依林握着陈玉忠的手，说：“大付堂大队农林牧副各业兴旺，不愧为兰考的大寨。”刘建勋说：“报社应大力进行宣传。”

陈玉忠说：“宣传了。俺大队8月7号命名的，8月19日《河南日报》就宣传了。表扬俺队三年大干，还清了以往欠国家的贷款，超额完成了国家粮棉油征购任务，成倍地增加了公共积累，还向国家提供了240多万斤商品粮。那篇文章俺村上不知道学了多少遍。连《人民日报》和广播上也都宣传了。俺队现在是报上有名，电台里有声，可抖气了。”

刘建勋瞅了瞅杨世森和陈玉忠，又瞅了瞅张钦礼、潘子春等人，说：“老陈、小杨呀，你们成了大寨式的大队了，钦礼给你们披红戴花发证书；如果兰考成了大寨县，我们省委给你们县领导披红戴花发奖状……”

快人快语的潘子春说：“刘书记，俺打保票，不出十年，俺准把兰考建成一个大寨县。戴不戴光荣花都可以，只要管住孬人不给俺们带脚镣手铐就行了。”

潘子春的话尽管有些不合时宜，但并不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这是兰考县委这班人历经多次磨难总结出的心里话。他们要求不高，只要能为党工作就行了。他们希望一直关心支持焦裕禄和兰考人民的刘建勋书记管住那些整人专家们，以便让他们放开手脚，把兰考建设好。

1978年，因受张钦礼“莫须有”罪名的牵连，大付堂老支书陈玉忠被批斗致死，杨世森被撤销了公社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开除了党籍。

阎协崇与上海知青

接着，刘建勋、姚依林一行来到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这里因一个“阎代表”而知名。

“阎代表”，名叫阎协崇，六十来岁，因当贫下中农代表时间长，人称阎代表。干农活，他是行家里手；当干部，严于律己，从不损公肥私。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论到哪里开会，他从来不到队里报销路费。

他身上有着浓浓的农民气息，既有与时尚格格不入的“土”气，更多的则是质朴、善良、刚直与热情。可在大事上他却从来没有糊涂过，而且还特别“死心眼”。能够令人感动到国外的，就是他省吃俭用、捐献粮食，支援越南兄弟打胜仗的事。

有一次，越南同志向张钦礼提出，要到小宋公社看望一个叫阎协崇的老人。

原来他听说，这个人称“阎代表”的人，为了支持越南人民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教育自己的子女吃粗粮，省细粮；多吃菜，少吃粮。全家人省出200斤小麦，用架子车拉到公社粮管所交公粮，说是要支援越南兄弟。

“这是真的。我领你去看他！”张钦礼陪着越南客人一路赶到小宋公社唐寨大队。

阎协崇听说张钦礼带着越南客人来看他，十分高兴，急忙给越南客人准备礼物。

他的礼物有两件：一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他认为中国人民就是靠着毛泽东思想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支援越南兄弟，也要给他们送毛泽东思想；二是300斤挑好的小麦，这是让越南兄弟吃饱饭，更好地打美帝。

越南客人来了，阎协崇俨然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表，他让老伴忙着烧茶，知青们忙着打扫院落，自己是忙着递烟、点火，里里外外忙个不停。

他的“礼数”都到了，但忙中出错，把他精心准备的两件礼物给忘了，客人走后才想起来。第二天天还没亮，他拉着架子车，装上300斤挑好的小麦，揣着《毛泽东选集》径直奔县里来了。

走了50多里路，来到县委招待所，越南兄弟还没有起床，他就蹲在门口等。越南兄弟觉得门外有动静，就起床开门。

阎协崇走向前去，紧紧握住越南兄弟的手，又指了指架子车上的东西，说：“越南兄弟，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礼物，请您转交给胡志明主席。这是我阎协崇的一点心意。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要人俺出人，要粮俺出粮，坚决支援越南兄弟打胜仗！”

一席话，使越南同志泪流满面，他掏出手绢，让阎协崇打开口袋，捧了两捧小麦，系好，深深地给阎协崇鞠了一躬，说道：“谢谢！我一定把你的礼物和心意带回去，亲手交给胡志明主席，说给越南人民！”

越南同志回国后向国家主席胡志明作了汇报。胡志明十分感动，亲自写文章发表在越南《人民报》上，并为文章冠上《中国经验》的大标题。

后来，刘俊生的一位文友给他寄来一份剪报，那是一个名叫洪右君的同志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胡志明赞焦裕禄》。文中书写了当时的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对焦裕禄的高度评价和由衷赞扬。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听了介绍，深为惊奇与感动。刘建勋说，“想不到！这个阎协崇啊，不比那些专业外交官差！”于是，他们更想早一点见到这位传奇式的老农民。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见到阎协崇，紧紧握住他的手，表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接着，他们又让阎协崇领着，看望了正在田间劳动的上海知青。

当时，先后到兰考的上海知青有20多名。安排在唐寨的9人是1969年2月1日来的。这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一到兰考，就来到焦裕禄墓前宣誓：“焦书记，你安息吧，擎旗自有后来人。你未完成的事业我们一定完成。”

张钦礼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说：“你们看得起兰考这个穷地方，我们欢迎你们！我建议你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奋斗、去创造。困难的环境、艰苦的条件，能够磨炼一个人的革命意志，培养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唐寨大队是我县最困难的地方，‘革命先锋”阎协崇就战斗在那里。你们到那里安家吧！”

青年们听说要到最困难的唐寨大队和革命先锋阎协崇一起奋斗，高兴得跳了起来。阎协崇和唐寨的贫下中农，一听说上海知青要到这里安家落户，几次敲锣打鼓到村头迎接。

阎协崇说：“知识青年大老远从上海来到咱乡下，离开爹妈，跟咱老百姓吃住在一起。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来农村锻炼的。我们一定要像照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把他们带好。”

由于阎协崇的言传身教，上海知青成长很快，思想感情上也拉近了与当地农民群众的关系，他们由原来的五谷不分，成了种田能手；由原来的一见农民的饭菜就“饱”，不想吃，到现在吃起农家饭格外香甜；由原来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现在自己炒菜做饭，一提比穿戴讲排场就反感。

知识青年樊颂贤撵着队长去县城拉沙子，队长怕他累着说啥也不让他去。缠得队长没有办法，给他派了个去县城拉柴油的轻活。可他半路上追上拉沙子的车，软缠硬磨地跟队里拉沙的老唐换了活。

一架车沙子千把斤，他轻车重车来回拉130多里路，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樊颂贤在兰考参军入党，成了小宋公社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还作为知青代表，和农民代表阎协崇、杨世森到北京参加1969年国庆观礼。国家恢复高考后，他以全地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大学。

有医疗知识的女知青小蔡和小张，积极协助大队办合作医疗。她们特地给上海写信买来《针灸手册》等卫生知识小册子，和当地“赤脚医生”一道，为贫下中农服务。

一位老大娘患气喘病，无人照顾。她们就搬到老大娘家里，和她住在一起，端吃端喝，倒屎倒尿，不嫌脏、不怕累。大娘的病慢慢地好了，直夸她俩，说：“妮呀，你们俩就像俺的亲闺女呀！”

这九名上海知青，在阎协崇的关怀教育下，成了唐寨大队脱贫致富、改天换地的闯将。村里的贫下中农称赞他们说：“他们干起农活，就像下山的小老虎，一个赛一个……”

1969年，小宋公社为彻底改造全公社的盐碱地，引黄灌淤，需要在唐寨淤灌好的300多亩麦田上挖河筑堤。阎协崇就和知青们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全局观念的教导，社员群众从整体利益出发，大力支持，确保了小宋公社引黄灌淤工程的进行，大面积盐碱地改造成了良田。

知青的心与农民拉近了，农民也把他们当作了自己的孩子。那时进城当工人，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凡上边来招工，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知青先走。1970年，开封地区招工，他们推荐了朱学勤。

朱学勤到开封地区设在巩县（现为河南巩义市）的一个厂子上班，一位从来没有出过门的老大娘为了看他，着一篮鸡蛋，还有一些粉条之类东西，硬是扭着小脚，几经辗转倒车，来到远在数百里外的巩县，这件事使朱学勤极为吃惊，久久不忘。

刘建勋、姚依林一行顺着田间小渠，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知青干活的地方。见他们高高地挽着裤腿，赤着脚，拿着锨，满身是泥，干得热火朝天，就笑着走上前和他们握手，关心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校的，想不想家，生活适应不适应，有啥困难没有……

知青们一一作了回答。他们说：“县里张书记和社里的领导常来看望我们。队里的社员群众对我们很关心。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已经习惯了……”

刘建勋、姚依林鼓励他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健康成长。

阎协崇和知青带路，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又查看了淤区。淤区的大豆长势喜人。知青们将煮熟的毛豆角端上，请各位领导品尝。刘建勋剥了一个，把豆子放进嘴里，说：“很饱！这一亩大豆能收多少斤？”

阎协崇说：“一般都收四百来斤。”

刘建勋又问：“你们队有多少淤好的地？”

“有千把亩。还准备再淤四百来亩。”

王启德插话说：“阎支书已升任公社副书记了。《河南日报》表扬他是革命先锋。”

刘建勋瞅了瞅和上海知青亲切交谈的张钦礼，问道：“钦礼，你们县外来知青有多少？”

张钦礼回答：“外来的知青有六百一十名。其中有北京新华社穆青的孩子穆继红、解放军报社尚立科的孩子尚敏。他们对兰考都很热爱，为兰考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建勋说：“钦礼，兰考人不但生产行，上去了；这培养教育知识青年也行。不简单呦。你把上海知青交给阎协崇这样的先进人物来培养，好啊！这叫革命先锋育新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呀！”

张钦礼被捕后，阎协崇也被整得死去活来，一病不起，不久就含恨离世了。

在兰考的经历，上海知青至今仍念念不忘。40多年后，朱学勤等还不远千里两次到唐寨看望、并资助村民李凤官，并给阎协崇敬献了花圈。

2013年，25名上海知青联名给张钦礼树立了纪念碑，上书：“怀念张钦礼”。

走不出的农桐间作林

第四天，刘建勋、姚依林提出要看看56万亩农桐间作林。

早上8点，一行从县城出发。

先看三义寨公社的西马庄、老文、杨疙瘩和大堤以北农桐间作区，回头再看胡集、老韩陵、盆窑等地的农桐间作区；向北看了爪营、范场、双井、张庄寨农桐间作区；向东看了张君墓、土山、东西官路农桐间作区；拐过头来看赵垛楼、马庄、杨庄农桐间作区；最后看了分别位于东、西、中三个地方的老君营、耿庄、二里寨农桐间作区。

以前，黄河在兰考多次改道决口，给兰考境内留下11条故道。故道里面套故道，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不是在黄河故道里。兰考100多万亩土地，仅沙荒、盐碱就有26万亩，是历史上有名的沙土国、“烂眼子”县。这里的林业，从无到有，几起几落。

1952年，张钦礼担任考城县长的时候，就由县政府出资购买种苗，发动群众在沙荒地上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三五年就连片成林，可以发挥防风固沙、保护农田的作用。

1956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8860万斤，增长到17600万斤。耕地面积由97万亩，扩大到116万亩。1958年，河南刮“五风”，大炼钢铁毁林烧炭，乱砍滥伐防风固沙林。农田失去了护卫前哨，田间禾苗被风沙打死、埋没，加上盐碱、内涝加重，1962年，耕地面积减少到89万亩，粮食产量下降到6825万斤，减产67%。

1962年底，张钦礼刚刚恢复工作。在省里开会时，听说轻工业部在河南要建造一个国营造纸原料林场，主要是栽杨树，生产造纸原料，他就想引进到兰考来。他找到有关领导汇报，说兰考有20多万亩沙荒地可以造林。

其中国有荒地10多万亩可以划拨给林场。经过轻工部来人考察，最后定在了兰考。

1963年元月，开始在兰考建造纸林场。总厂下设王里集、田寨、杨庄、冯庄、曲楼等分场。林场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队转业的老干部。张钦礼热情接待，并亲自召开有关会议，选择场部地址、划定边界。

同时安排各公社、大队苗圃，大量培育杨树苗，供应造纸林场。两个冬春就完成了4万亩造林任务。接着，又和周边社队合作造林3万多亩，形成了覆盖兰考全境的三条宽幅防风林带，对兰考的防风固沙起到了巨大作用。

兰考林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桐间作，给兰考带来了一片新天地。这里还曾发生过一件卖小鸡的迷路的事。

说是一个外地人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小鸡，看见前面一片茂密的树林，他误以为是村庄，就走了进去，结果迷了路，转了半天没能走出林带。最后还是遇到了护林员，才被引着走了出来。此后，一天走不出农桐间作林，也就成了兰考农业发展之好的形象说法。

行走在绵长的农桐间作林里，他们不走重复路，整整看了一整天。间作林区，都是田成方、树成行，纵横有序，十分规则。不但庄稼长得好，林桐长势格外喜人。刘建勋、姚依林一行看得心旷神怡，连连说好。

一会儿，刘建勋若有所思地说：“钦礼，咱坐车走了一天了，怎么没有见到兰考的泡桐上有笼蛋病，也没见害虫吃桐树叶子。豫南许多县，桐树叶子都快被吃光了，你这儿有啥经验？”

“这个功劳归卓兴隆同志。”张钦礼说，“卓兴隆和林业技术员朱礼楚、魏建章仔细研究过这种病，一是遗传基因，二是病菌能够随风传播，很讨厌人。”

“你们采取了哪些办法？”

“说来也简单。一是只要生了这种病的桐树，不论大小，一律刨掉，把笼蛋集中烧掉，以根除病源。二是育苗时选500米内没这种病的桐树做种子；三是苗圃建在方圆500米内没这种病害的地方；四是连续坚持三年以上。这样，就可以使这种病害绝种。”

“看来，你们还真有研究。”刘建勋继续问道：“吃泡桐叶的害虫是怎么防治的？”

“专吃泡桐叶的害虫学名叫大袋蛾，秋后结个茧，吊在树上过冬。群众叫它们‘吊死鬼’。春天温暖季节繁殖，繁殖力强，20多天一代。还特别能吃，能把泡桐树上的叶子吃光，严重延缓桐树的生长，有的还会慢慢枯死。至于治理办法，现在主要还得发动群众，靠群防群治。”

“你说说，怎么个群防群治？”

“这也是卓兴隆与朱礼楚、魏建章他们想的点子。”

张钦礼说：“他们发动群众，讲明道理，在秋季让群众动手摘‘吊死鬼’，高价收购，一斤一块钱。按当时的价格，小麦每斤一毛一分四，杂粮七分，大家一算，觉得很合算。卓兴隆召开教师大会、学生大会，发动学生放学回家后摘‘吊死鬼’。头一年就收购了1.5万斤，既解决了虫害，又解决了学生的学杂费。连收三年，第二年只收了200斤，第三年就收不起来了。‘吊死鬼’就是这样绝迹的。”

“这钱哪里出？”

“县里出。看来是支出一些钱，但那是小钱，比起它发挥的作用，那是小拇指头。”张钦礼说这，伸出小拇指比画了一下。

“兰考对林业的发展十分重视。他们把林业看作是沙区的命根子。去年我在全省考察林业，转到兰考。我就感到兰考树木不但长势好，而且病虫害极少。”刘建勋对姚依林说。

“应该把兰考的经验总结一下，宣传出去。”姚依林说。

“是呀！我看，兰考发展林业有三条经验。”刘建勋越说越兴奋，他告诉姚依林，“一是领导重视抓得早，二是措施得力管得好，三是善抓机遇，全民动员干得好。”

“沙区没有林，有地不养人。沙区毁林等于自杀。这也是钦礼同志总结解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樊哲民接着刘建勋的话说：“但捡起来，关键就是管。”

张钦礼强调的“管”，不是嘴里说说完事，而是抓住不放。既要大造舆论，更要有具体措施。造舆论就是宣传发动群众，造成爱护树木、人人有责，护林有功、毁林可耻的社会风气。措施就是要有一支坚强的护林专业队伍。

选拔复员退伍军人、老党员、劳动积极分子担任。每人发有国务院颁布的《森林保护条例》、县委《护林布告》，佩戴县革委制发的“护林员证”，还有一个红袖标。要求“三证齐全”。

红庙公社樊庄村的樊运昌，是原来的生产队长、共产党员。他不当队长，自愿到沙丘上护林。挖地窖、搭窝棚，住在那里日夜看护，冬夏不离。一直看到树木成林，沙地变良田。

他们来到张庄的“下马台”。樊哲民指了指大家面前的一片树林，说：“这片树林就是焦裕禄和张钦礼搞翻淤压沙试验的第一个沙丘。试验成功后，县委组织全县有沙丘的54个大队支部书记参观，开现场会。

这个沙丘的护林员王新茂是残废军人，曾参加过延安保卫战。他当护林员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把沙丘管理的像花果山一样。”

这时，一位护林员迎上前来，双脚并拢，“啪！”地一下，向各位领导行了个军礼：“报告首长，欢迎到下马台林区检查指导！”

“你当过兵？叫什么名字？”刘建勋问。

“我叫王新茂。参加过延安保卫战。”

刘建勋认真地询问他如何护林的问题，王新茂如数家珍。从冬天防火、夏天防淹，从如何防止畜啃虫蛀到如何施肥浇水、育苗修剪、巡查看护，汇报的头头是道。

刘建勋高兴地说：“护林员就是要选王新茂这样的老同志。”

张钦礼说：“刘书记，兰考的护林员都是群众开大会选出来的。觉悟高、责任心强。”

离开下马台，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又来到九米九沙丘上。

这里原来是村庄，村周围全是沙堆。风起沙落，村里沙土越积越厚。村上的人家逐渐都搬走了，沙土掩埋了村庄，最后成了这么高的大沙丘。焦裕禄当年和大家一起给它贴膏药扎针，种上了刺槐，沙丘滚不动了，渐渐成了一片好树林。

姚依林惊叹道：“这沙害能吞没村庄，赶走大活人，真是祸害不浅呀！”

刘建勋说：“在这里立块石碑，告诫后人：风沙害人。沙区毁林，等于自杀。”

休息的时候，姚依林对刘建勋说：“像卓兴隆这样的同志，扎扎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为群众办事，应该提拔，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把兰考经验传播出去。”

“我也有这个想法。”刘建勋答道，然后说：“张钦礼这里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樊哲民也是个林业通。”

“老樊去年参加国务院林业部在山西运城召开的全国造林工作会议，都被省农林局和林业部的领导看中了。”张钦礼说道。

“钦礼呀，”刘建勋听了，不觉一笑，说：“去年我挖走你一员大将卓兴隆。这次我再调你一员大将樊哲民，你会放吗？”

张钦礼连忙回答：“放、放！干部那可都是党组织的。人民拥护与爱戴，是最能吸引人才、团结人才、培养人才的吸铁石。咱共产党有这优势。只要我们真正坚持为人民办好事，办大事，自然有人才涌现出来。”

刘建勋、姚依林听了，点头称是。

时隔不久，卓兴隆调到商丘地区，任柘城县县委书记。他没有辜负刘建勋和姚依林的期望，把焦裕禄精神和兰考好的工作经验带到柘城县，大干三年，政绩显著，深得民心，柘城百姓有口皆碑。

全国林业工作会议在商丘地区召开，卓兴隆在会上介绍了农桐间作和根除林木病虫害的经验。新华社资深记者陈健参加了这次会议，还对卓兴隆进行了专访，并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了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

希望就在这里

1974年9月6日，这是刘建勋、姚依林一行在兰考视察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

听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各厂都想让领导前来指导。张钦礼把大家的意见一说，刘建勋笑道：“咱也来个兵分两路。我和姚部长参加焦裕禄精神座谈会，你领着维群去工厂参观。”

在车上，王维群对张钦礼说：“钦礼，你们农业抓得不错，工业咋样?无工不富呀!工业抓好了，可以支援农业，兰考农业就跨上千里马了。”

张钦礼汇报说：“我们县兴办工业已尝到了甜头。从县里到社队都已引起重视。县里分出两套人马。一套抓农业，一套兴工业。县委书记王启德主抓工业，县里还成立了乡镇企业局。目前，全县工业已形成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比较好。增加了财政收入，支援了农业发展。”

王启德补充说道：“我们县目前有9家县办大型国营企业和50多家社办企业。目前正在筹建第二化肥厂。从当前情况看，社队企业发展势头很猛，不少已超过农业收入。县办企业也运营正常。县一化因设备陈旧，原材料不足，化肥已满足不了农业生产的需要。机械厂生产的十二型四轮拖拉机，群众叫它‘小铁马’，犁、耙、播、收全能干。农闲时还能跑跑运输，一机多用，很受群众欢迎。它造价低，生产队都能买得起。”

“我们先去机械厂看看。”王维群说。

在张钦礼、王启德的陪同下，王维群来到了机械厂。技术员给王维群介绍了拖拉机的性能、成本价、出厂价、零售价，还有免费保修一年等情况。王维群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工厂的工艺流程，又看了“小铁马”的操作表演，并询问厂里还有什么困难。

“主要是原材料短缺，目前只能小批量生产。”厂长说。

“如果原材料满足供应，一年能生产多少台?”王维群问。

“原材料不缺的话，一年能生产三百五十多台。”厂长答道。

“好，原材料回去我给你们解决。”王维群表态道。

上午8点，兰考县委招待所会议室，省委书记刘建勋、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召开的座谈会正在进行。

刘建勋说：“兰考、林县都是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先进典型。在革命者面前，压力会变成动力。穷则思变，困难会转化为力量。兰考人民的压力来自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大自然灾害;力量来自焦裕禄精神的源泉。”

“焦裕禄领导的除‘三害’很有号召力。你们挥泪继承壮士志，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而是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继续前进。现在又及时展开了引黄灌淤、‘重新安排兰考大地’的大业，同样很有号召力。”

“因为这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壮举，所以兰考人民最积极;因为你们是按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干的，所以，我代表省委坚决支持你们。我也坚信你们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实现。”

姚依林在讲话中说：“河南人民好福气呀！一个是兰考焦裕禄和他带出的干部队伍，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和林县山河重安排的精神；一个在山区治山治水；一个在平原治沙治碱。都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造福人民的好榜样。焦裕禄说得好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你们为河南的发展带个好头。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随后从机械厂赶回来的王维群说：“我和省委各厅局的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又请示了建勋同志。决定：一、给兰考建一个11万千瓦的变电站，让兰考人民跨上千里马；二、批准兰考县农业机械厂制造拖拉机的原材料纳入省里计划;三、黄委会、河务局帮助兰考建一个100个流量的大型提灌站。并无偿支援100台轴流泵，确保引黄大业目标，两至三年全部完成。四、批准兰考自力更生建立第二化肥厂项目，满足兰考农业发展的需要。”

会议结束后，大家要送刘建勋、姚依林回郑州。刘建勋上车以后，张钦礼也拉开车门上坐了上去。刘建勋说：“钦礼，省里给你配的有车，怎么不见你坐，总是挤在我这个车上呢?”

“卖啦。”

“为啥卖了?”

“还不是为了扶持穷困队。”

“卖了多少钱?”

“省里给的卖了两万五，地委给的69吉普卖了两万，总共四万五，扶持了42个穷困队。”

“你可真有办法啊!”刘建勋说了一句，不知是批评还是表扬。

张钦礼把这话当成了表扬，又向刘建勋汇报了卖汽车的情况。

他说：“全县2724个生产队，其中有42个队缺粮，7000多口人吃不饱饭，我这个县委书记下乡还好意思坐小汽车?不能让那层玻璃把我们和群众隔开呀!再说，俺这儿都是土路，汽车一跑，尘土扬多高，行人、农民都得闭住眼睛、捂住嘴，影响多不好呀!反正兰考就那方圆百十里，我们年轻力壮，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又有利于联系群众，真是两全其美。不瞒你说，这样我们每年还能节省上万的费用哩”

刘建勋听了，没再说什么，暗暗点头。又顺势问道：“你给我说说这钱是咋用的?让我听听。”

“刘书记放心，我绝对不敢乱用。”张钦礼说：“我们扶持的对象是五个字‘穷、硬、明、纯、快’。穷是长年吃统销粮、救济款的穷队;硬是人穷志不短，一扶一帮就起来了；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明确；纯是领导班子纯洁、精干；快是扶持当年就能见成效。”

“具体办法是：县委选拔有农村工作经验、清正廉洁、干劲足的干部，下到每个生产队驻队蹲点，责任到人；再者就是明确目标任务到生产队。我们把这42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贫下中农代表集中到县里开会，专题讨论，明确目标、任务。”

“给他们讲明：县委卖掉小汽车，帮你们每个队打一眼机井。给你们配上水泵、柴油机，再派技术员安装好，并教会你们使用。你们生产队要负责平整好100亩好地，盖好机井房。旱天浇地，农闲时磨面、榨油、轧花搞副业。只要你们集中力量把这100亩地种好，每亩夏秋两季达到千斤粮、万斤菜，一年自给有余，就能打个翻身仗。”

“这个办法好!你们扶贫扶到点子上了。”刘建勋高兴地说：“以后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挤。”

在兰考视察期间，姚依林也听到不少小故事，机关大院拆院墙、支援引黄工程修桥建闸呀，麻绳桥、铁底河呀，等等。当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他激动地说：“太感动人了，太好了！我回到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向周总理汇报。兰考人民干得好！”省委和中央部委领导到兰考检查指导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兰考的干部群众。张钦礼立即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会，传达贯彻领导讲话精神，布置下一步工作。开封地委书记高明山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他们随后又到“兰考的江南”三义寨公社召开现场会，让淤区的社队干部介绍引黄灌淤和稻种改良的经验教训，商讨更好地利用黄河水利资源的计划。他们会内会外相结合。

会场上，大家知无不言，热烈地讨论、交流;大田里，认真地查，仔细地看。细心的人发现，淤区的干部一个个腿上都是光光的，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血口子。有的干裂了，有的还红红地浸着血。

这是因为黄河水含泥沙量太大、黏稠似胶，他们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膝盖骨以下由于长时间被黄河水浸泡，保护肤膜泡掉了，腿上就干裂成一个个血口子。血口子裂开、长住，又裂开、再长住，无数次地重复，造成皮肤掉毛、满腿血口子。

有人开玩笑说：“稻米长出来了，腿上的汗毛掉没了。一群光腿汉，一溜电线杆。”

还有人说：“你看看咱张书记的腿，那不是不长毛的电线杆，而是布满血口子的老树皮。”

张钦礼说：“为了群众能大碗大碗地吃上大米饭，能敞开肚皮吃上白面馍，咱腿上粘掉汗毛、裂些口子也值得。叫我说，谁的口子越多、汗毛越少越光荣，老百姓就越佩服他们。”

三义寨公社李沟村一位八十来岁的李奶奶，看着赵家余、李凤良满腿是血口子，还下稻田干活，心疼得哭了，说：“要兴立碑，俺老百姓就给你们立碑。”

张钦礼说，“老百姓这么称赞、认可咱们，苦点、累点咱心里甜哪！”

地委书记高明山把正在稻田里劳动的赵家余、李凤良叫上来，想亲眼看看、数数他们腿上的血口子。赵家余、李风良来到高明山的面前。高明山小心地洗去赵家余腿上的泥。呀!腿上全是血口子，大大小小布满腿。

有的干裂了，有的还浸着血。加上伤口感染，腿肿的老粗。高明山从膝盖往下一个一个地数着。还没有数到一半，血口子就已经一百多个了。数着数着，高明山数不下去了！感动得热泪直淌，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多好的同志啊！兰考大有希望！”

“高书记，我们一定不辜负领导的重托、群众的期望，把兰考建设好。”张钦礼也十分感动地说。

“钦礼，你们有焦裕禄的榜样，有一心为人民除“三害”的团结战斗的英雄群体，即使汹涌咆哮的黄河也得让你们三分。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高明山激动地说道。

1974年国庆节，兰考县在三义寨公社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庆丰收大会。

省委副书记王维群和地委领导参加了会议。大会主席台两边的明柱子上，贴着红纸金字的醒目对联，上联是：多少血、多少泪，不知受了多少罪；下联是：庆丰收、开大会，开天辟地第一回。横批：共产党万岁。

王维群指着对联，深有感触地说：“写得好啊!这是兰考人改天换地的真实写照。”

张钦礼说：“庆丰收的对联，其内涵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第八章 黄河不解缘

把引黄灌淤工作做圆

张钦礼做工作有一个特点，凡是对农民群众有好处的，不能留空白点;好事一定要做好，尽可能不留遗憾。在他心中，引黄灌淤这个彻底改变兰考落后生产条件的全局性工程，同样不能留下遗憾，留下空白。

1976年，张钦礼带着已经担任县直武装部长的何芳君来到小宋公社梨园淤区，公社党委书记肖广绪、指挥长王永西闻讯也赶了过来。

梨园是小宋公社比较大的一片淤区，面积有1万多亩，全是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涝洼地。当地说这里是“夏秋水汪汪，遇涝成灾;冬春白茫茫，神鬼犯愁不长粮。”为了把这方荒地改造成可耕良田，张钦礼已经算不清考查过多少遍了。

张钦礼和相关人员就何时开闸进水，多大流速、多长时间沉淀淤泥;啥时候开闸放走清水及其如何归入河槽等问题逐项研究，科学定位。特别是围堤所定位置，长、宽、高和阻水能力，万一围堤开口其流经路线、所归河床等问题，都和水利技术人员、富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实地测量和反复研究。

群众得知要把这一片盐碱涝洼地淤成良田的消息后，就像过年、办喜事一样高兴。一时间，引黄灌淤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不少社员向社队领导表态，修堤建闸，俺大人小孩齐上阵;物料不够俺来兑，出工掏力俺志愿。

梨园淤区在确定修筑南北阻水围堤时，遇到了一个难以绕开的大水坑。填平吧，动工量太大;绕弯吧，又怕阻水围堤在这里崩口。张钦礼带着肖广绪他们下到坑底实地测量，踏着湿漉漉的盐碱地，对水坑周围的地形、坡度、土质软硬度认真地进行考查分析。

走着，走着，张钦礼突然眼前一黑，差一点栽倒。何芳君知道这是张钦礼长期夜以继日的操劳，导致了糖尿病的发作，就立即将口袋里准备的干粮拿出来，让张钦礼吃。

看着张钦礼苍白的脸色和头上渗出的汗珠，肖广绪一阵心酸。他悄声对王永西说：“张书记为了咱都累晕倒了，今天说啥也得叫他吃顿好的。”

王永西说：“你放心，这事交给我。”

张钦礼缓过劲来，招呼大家边走边说：“咱灌淤进水流速虽然不大，但如果不把土坑填平，上边来的水到坑边流速会突然加大，产生一种冲击力。加上你们筑的堤是新堤，不瓷实，那就不保把(不保把，当地方言，指“没把握”)。要确保阻水堤坝万无一失，就必须下决心把土坑填平，把拦水坝打直。”

肖广绪他们豁然开朗，连连称是。“张书记，俺这方淤区碱重，最好多给两遍水，淤厚一些，盖住盐碱爬不上来。”肖广绪趁机提出一个请求。

张钦礼说：“放心吧。咱既然淤了，就淤个成品，让这盐碱窝变成粮食囤。”

“老肖呀，你这个粮食囤可不小呀!少说也有三四百万斤。”何芳君指着肖广绪，笑着说道。

“张书记，到那时生活好了，社员群众都吃一块面了，你再想喝玉米糁糊涂那可就难了。”王永西也跟着打趣。

“那你就请我们吃蓝扁食(蓝扁食，当地对韭菜面片的形象称谓)。”何芳君接着说。

“芳君呀，你跟着张书记就没有吃过好的，卯大劲要求吃个蓝扁食。”肖广绪笑道，“你就不会要求吃顿薄皮大馅肉饺子?”

中午回到公社吃饭，通信员端上四个菜。张钦礼一见，脸立刻沉了下来，问：“谁叫送来的?快端回去。”

“我们五个人四盘菜，不多呀!”肖广绪一看张钦礼发了脾气，急忙红着脸进行解释。

“咱当干部的一点不能搞特殊。咱特殊一点，就会离群众远一点。尤其是我这个当书记的。不然，上行下效，怎么得了？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可这特殊饭不能吃！”张钦礼说完，从饭桌上拎起一个饭碗，到食堂排队打饭去了。

肖广绪十分尴尬。他看看何芳君，何芳君说：“老肖，你知道咱张书记从来不搞特殊。你还来这一套。咱别在这儿发愣了，快拿上碗，到食堂吃饭吧。”

“那炒好的四盘菜咋办?”

“你自己吃呗!浪费了怪可惜嘞。”何芳君开玩笑说。

“拉倒吧!张书记都不吃，我才不能吃咧!”肖广绪急忙说。

“给你说着玩哩。快叫通信员端给五保老人，张书记说不定会表扬你们。”何芳君笑着说，一句话说得大家全都笑了。

一天，张钦礼正在县委食堂吃饭，突然接到引黄灌淤办公室通知，梨园淤区南北阻水堤坝决口了。张钦礼把饭碗一撂，叫上旁边的何芳君说：“芳君，快!通知上游有关单位关闭水闸，组织救援抢险。叫小崔开车，赶快到现场。你负责帮助他们堵决口，小崔负责联络。”

到了决口处，场面让人震惊。只见肖广绪和王永西各率领一班小伙子，在浑浊的黄河水中手挽手拉起两道人墙。肖广绪嘶哑着嗓子在水中大声指挥着。周边村里的社员群众人拉肩扛，蜂拥似地往决口处一袋袋填着土。村中儿家盖房子的村民，把家里的沙子全都运来堵口子了。

肖广绪看到张钦礼来到现场，在水中扬起头，喊了句：“张书记，我……”眼泪就“哗’’地下来了。

“老肖，现在啥也别说，赶快把口子堵住!”张钦礼大声说。

何芳君带领一班小青年脱掉外衣，跳到水中，抡起大锤把一个个防汛桩打好。接着，又将一个个麦秸捆用绳子拴在防汛桩上。用身子和麦秸捆挡住来水冲力。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决口堵住了。肖广绪、王永西、何芳君等从水中爬上岸时，个个累得精疲力尽、冻得浑身直打战。肖广绪对张钦礼说：“张书记，我失职，你处分我吧!”

张钦礼上去一把拉下他身上的湿衣服，随手将自己的外衣裹到他的身上，说：“老肖，快去那边喝口姜汤，到火堆边烤烤火。”

等到水中的人员全都换上干衣服，喝上热腾腾的姜汤水时，张钦礼叫肖广绪通知在场的干部，马上过来开会。

张钦礼极为严肃地说：“咱梨园淤区要想不失时机在今年淤好，可不敢再出一点差错了。根据当前的状况，一是进水闸不要开得过大，以缓解水的冲力;二是要往大坑里继续填土，在放第二遍水前填平;三是在堤坝土坑前，再筑一道阻水屏障，把阻水桩打密，系上阻水物，可呈八字布防。公社干部要昼夜轮班守堤，确保万无一失。”

后来，考虑到肖广绪腿不好，调任县物资局任局长。一天，肖广绪专程来到小宋梨园淤区。看着那淤过的一万多亩淤地，红里透黄的湿胶泥在太阳光下泛着金光，情不自禁地蹲下身子，顺手捡起一根棍子插了下去，够不着底。“啊，淤得真厚!”他开心地笑了。

我国黄河下游滩区，约有180多万人民群众在那里繁衍生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他们生活十分艰难，且极其危险。

早在1966年5月，张钦礼亲率县部分三级干部赴林县参观学习归来，兰考人民即以林县为榜样，拉开了“引黄灌淤造良田，誓将兰考大地重安排”的序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兰考滩区的群众是又兴奋又眼馋。

他们说：“我们祖祖辈辈和黄河睡在一张床上，啥时候能把俺这沙地也淤成胶泥地就好了。”

还有人说：“黄河又有凌汛又有伏汛，说不定啥时候危险就会突然降临。发凌汛我们提心吊胆，但到夏秋洪峰大汛，滩区村庄进水，我们又得上房、爬树、登船逃生。地里的庄稼就更别提了，眼看着它们顺水东流，连个庄稼杆都留不住。解放后，虽然党和国家对俺滩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十分关心，给我们修筑了避水台，备下了木船和救生圈，还让我们免交部分公粮。但俺们还是赶不上河堤外边的生活水平。因为我们秋季基本上是打水漂。……”

兰考当年防汛的重点就在坝头和谷营公社。尤其是谷营滩区代寨、金庙、蔡集和马寨4个大队19个自然村，1万多口人，生活最为艰难。每当滩区临水，张钦礼都会不顾个人安危，亲率防汛突击队，奋力守护、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每年访贫问苦，他都强调要到滩区去查看。

1971年初，张钦礼和“除三害”办公室的曹庆瑞、爪营公社领导吴令全、张思义、黄高昌一起到蔡集查看，碰到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蔡李氏。

蔡李氏说：“堤外灌淤，群众都吃上大米、白面馍了。俺们离黄河这么近，白天起床能见到黄河的面;晚上睡觉能听见黄河打呼噜。啥时候也叫黄河为俺滩区百姓造造福，别让俺成了灯下黑。”

老大娘的一席话像是种到张钦礼的脑子里，久久挥之不去。他开始盘算，咋能用好黄河水，改良兰考滩区的土质问题。然而，这个设想刚刚开了个头，就随着王新将他调离兰考而作罢。现在他回来了，利用黄河水造福滩区群众的想法，重新提到他的议事日程。

兰考河滩好地仅占1万来亩，其余六七万亩都是荒地。其中，开封造纸林场国有荒地3万多亩，上面种的树，由于土地贫瘠，很多成了小老树;坝头和谷营的河滩地4万多亩，大部分都是飞沙不毛之地。

怎么将滩区沙荒地改造成良田?这一带咋种植?种啥品种能保收?

张钦礼把目光瞄准了早熟作物和高秆作物。绿豆70天返仓，春天种上，黄河汛期前就收割入仓了;高粱属于高秆作物，高产，秋天收获时，只要不是太大的水，都能见点粮食;苇子芦竹是造纸编苇笆的好原料;田菁耐碱耐涝，能长一人多高……

总之，张钦礼和黄高昌他们绞尽了脑汁。

黄河水是紧沙慢淤，水流急时是沙，慢时是淤泥。河水呈现红黄色时表明含胶泥多;河水呈现青灰色时表明含沙量大。张钦礼眼力准得很，手往河水中一伸就知道是淤泥多还是含沙多。淤灌打围堤，每方围堤多高多宽及走向，他要求必须认真核查敲定。

他说，淤地时不但要将自然环境勘察好，还必须将滩区群众的思想把握好，让大家树立大局意识。明白“有得就有失”的道理。为了得，必须舍;为了造好一方世代可耕良田，就要舍得一季庄稼。为了整体长远的利益，就必须勇于牺牲局部和眼前利益。

为了改造好西至王小庄、东至西张集、北至姚寨的河滩地，四明大队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开渠筑堤，逐方改土，分片淤灌。特别是金庙、韩庄、王里集一带的改土，时值深秋，天气变冷，最受罪。

张钦礼他们和群众一起打围堤、搞淤灌，吃住都在河滩里。雨衣往地上一铺就是床，蚊虫叮咬，一身疙瘩，痒得钻心。顺河风刺骨的冷，冻得浑身关节疼。小青年夜里冻得受不了了，就顺着河堤来回跑。早上醒来，大家都笑了，人人一头白霜，都变成了白胡子老头。

张书记看着大伙的模样，笑着说：“这真像伍子胥闯关，一夜白了头啊!”

经过大家的昼夜奋战，这方约有5000余亩的飞沙地，当年就淤成了好地，成了丰产方。

兰考人在河滩里战黄河，改土种粮创高产，水沙交换固大堤的事迹传到了省、地委。省、地委领导十分高兴。

1974年秋，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亲临兰考滩区查看，看到兰考正准备在河滩生产堤上建提灌站，而且地基都打好了，就提醒道：“国务院要求废除生产堤，刚下达正式文件。如果废了生产堤，你们的提灌站还能有什么用?”

“老领导提醒得太及时了，我们立即停建。国务院关于废除生产堤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张钦礼十分感激，想了想说，“我们分两步走，咋样?一是传达上级关于废除生产堤的指示，讲清道理，做好滩区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根据生产堤形成时间久远、工程量大的实际情况，我们力争明年完成。”

“你们可以先扒那些地已经淤好的生产堤，再扒那些准备淤地的生产堤。”

“你算说到俺心坎里啦。这淤地打围堤可真不容易啊，还没有利用就扒，那也太浪费呀!如果有可能，我想将王小庄以北的荒地淤好，再把这段生产堤扒掉。”张钦礼说。

王维群点头同意。

不久，开封地委副书记杨建升陪同黄委会的领导来兰考，专门对滩区生产堤的情况进行检查。

杨建升提醒道：“废除黄河滩区生产堤，上边现在已不是一般性的号召了，而是要坚决废除。1974年国务院27号文《关于破除黄河下游生产堤的决定》已颁布下发。今明两年你们一定要彻底废除任何形式的生产堤。”

张钦礼说：“我们一定贯彻执行。我们打算，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分期分段做好这项工作。”

“钦礼，废除生产堤可拖延不得，不然你会犯错误的。”

“我以党性向上级保证，坚决废除生产堤。”

“好。明年我们再来检查你们废除生产堤的情况。”杨建升高兴地说道。

1974年秋汛好水，张钦礼带领爪营公社的干部群众，利用生产堤、围堤，又淤好2方土地，足有3000亩。滩区群众眼看着灰沙地变成了泛着红光的胶泥地，高兴得眉开眼笑。种上麦子，不用上肥，麦根粗壮，长势喜人。

蔡大娘喜盈盈地逢人就讲：“如今咱可不是灯下黑了，成了粮食囤了。俺马上要添孙儿啦，名字俺都想好了，就叫满囤。”

在滩区沙荒地上植树造林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高兴地对张钦礼说：“改土淤地，俺林场的树木跟着沾光。改变兰考穷困面貌有用得上俺林场的，你尽管吩咐。”

黄高昌更是高兴得心里像扇扇子，说：“俺爪营公社谷营、坝头一带的河滩地，现在是种啥成啥。一年一季玉米亩产1000斤;一季小麦又是亩产千把斤，一年两季亩产近吨粮。俺滩区群众富都富到这上啦!”

20世纪90年代，原兰考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因病在开封住院，张钦礼常去看望。老哥俩到一起，聊得最多的是他们走过的峥嵘岁月。特别是引黄灌淤，给他们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引黄灌淤治沙碱是前无古人、造福百姓的千秋大业。咱们在悼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书写了‘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挽联。实践证明，这化宏图可是蘸着血汗和着泪呀！”

爱说爱笑的卓兴隆语重心长地说着，稍停，他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钦礼，你已经三次被打倒了，咱们的引黄灌淤工程也跟着三上三下。咱们每一次都是差一点到阎王爷那儿报到，想起来真是累死人、伤透心呀!钦礼，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后悔吗?”

“不后悔！咱们把那一片片沙碱涝洼地淤好，给兰考百姓留下世代可耕良田，想起来我就高兴，就有成就感。特别是一到兰考，亲眼看着那一片片好庄稼，听着乡亲们那充满感激的话，我心里就特别快活。”

张钦礼说着，充满自豪，“我最近去兰考好几趟，见到咱淤的地种啥成啥，壮得很，亩产早就‘上纲’、‘过江’了。群众见了咱亲得不得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老百姓没有忘记我们，都说咱好。你说说，咱还想啥？！”

卓兴隆听了，竖起大拇指，两人会心地笑了。

从黄河口中夺粮

坝头公社坝头大队在黄河劈心滩里有1万多亩荒滩地，是常年淤积的上好地块。它之所以被以“荒”冠名，是因为一到汛期黄河涨水时就漫滩，被淹没，汛期过后方能露出水面。眼睁睁地看着这块好地儿不能耕种，坝头大队也只能带着大大的遗憾站到缺粮贫困队的行列，每年都要吃国家的统销粮。

1975年腊月初，张钦礼和张明常到这里检查工作。坝头公社党委书记张广顺和坝头支书杨普云告诉他们，劈心滩有一大片红胶泥地，太阳一照直泛红光。张钦礼一听到“胶泥地”，心里就痒痒。他们叫上贫农代表老梁，带上铁锹和镐头，来到了劈心滩。

隆冬腊月，河滩冻得像一块钢板。他们找个地方，镐刨锹挖，一量，红胶泥将近半米深。

“多好的土呀！”张钦礼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这片地要是种上庄稼，不用上肥，也准是个好收成。”张明常接着说道。

“我们想趁黄河睡大觉的时候，在这上面抢种一茬庄稼。可我们是有心无力呀！”张广顺的话中有话。

“劈心滩这块地有万把亩，光靠我们的力量弄不成事……”杨普云也附和着说。

“那咱就来个千军万马大会战。”张明常也在帮腔。

此时，张钦礼已经听出了两人的弦外之音，他看着这一望无际的红绸子似的胶泥地，兴奋地说：“情况我们已经实地考察了。广顺，你负责通知县里老樊他们和公社、大队的干部、会计、贫农代表，晚上七点到公社开会，专题讨论。”

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热闹非凡。

“黄河从十月到下年，有八个来月的时间睡大觉。我们如果抢种一季庄稼，就会有很好的收成。”梁代表说。“我合计过，如果这一计划顺利完成，至少能收100万斤粮食。”大队会计眉开眼笑地说道。

张钦礼瞅瞅樊哲民，想听听他的意见。

“从黄河嘴里夺粮，这是一个很好的大胆想法。”樊哲民经过一番考虑，做了表态，“关键是要选对种植的品种。它的生产周期要与这里的汛期相适应。”

“这是关键。咱往哪里找这种作物呢？”

大家的情绪，很快又由兴奋转入了低沉。

“有了！”樊哲民一拍大腿，说道：“我听说河北省有一种春麦，成熟期短，春节前种上，六月上旬就成熟了。这与我们的条件正好匹配。不过，选对了品种，还必须做到抢种抢收。

现在是腊月初，必须立马买种子抢种。再一个问题是，上万亩土地，光靠坝头大队不行的。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打一场黄河口中夺粮的人民战争。”

张钦礼也被人们的兴奋所感染，面对着能给群众带来百万斤粮食的诱惑，当即表态，县农业局和种子公司负责到河北购买春麦种；坝头公社备好库容并妥善保管、按时运送；调集仪封园艺场、造纸林场、柳林林场、西关农场和坝头公社拖拉机站共20台75马力东方红拖拉机，带上圆盘耙、播种机，到劈心滩集结；县石油公司保证油料供应；每台拖拉机要选配三名优秀驾驶员，人歇机不停，昼夜大干；每个驾驶员配发大衣一件，大头鞋一双；公社卫生院准备好药品、医疗器械，组织好现场救护队。这些任务由张明常具体检查落实。

就这样，兰考县社队三级齐心协力，一场声势浩大的虎口夺粮战斗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打响了。

腊月二十，20台拖拉机轰鸣上阵。张钦礼、张广顺和杨普云三级书记吃住在黄河里的一条大船上。张明常带领“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办公室的人员，指挥着有关部门，竭尽全力配合着这场大战。他们顶寒风、战冰雪，肩扛背驮往船上运麦种，送往劈心滩。经过整整八天八夜的苦干，他们终于完成了抢种春麦1万亩的任务。

年三十了，张钦礼让大家回家过大年了，自己还在忙活。张明常就对他说：“一年365天，年头忙到年尾，你也该休息一天了。”

张钦礼笑着说：“休息，有时间。到同志们往我身边一站，脱帽默哀说，安息吧。到那时候，躺在那儿好好休息了。”

张明常笑着摇摇头，回县城了。快到家了，才想起答应妻子过年的饺子馅忘买了。等折回头去买时，发现街上所有门市部早已放假关门。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家。妻子看着他疲惫不堪的样子，赶忙扶他进屋。他确实是累坏了，加上感冒发高烧，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妻子问他：“你买的羊肉饺子馅呢？”

张明常苦笑着说：“还羊肉饺子馅嘞。在黄河滩里除了西北风，连个卖肉毛儿的都没有。我感冒发高烧，命都差点丢那儿了，哪儿还顾得上饺子馅！”

妻子赶紧让他躺下，一边熬姜糖水，一边心疼地自言自语：“没见过这样干工作的。简直是不要命了，都是神经病！”

别人都放假回家过年了，张钦礼信步去找孙义勤了。

孙义勤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负过伤，是位革命功臣。现在煤建公司坝头村的煤点上班。说来也巧，这老兄假期值班。俩人一见面，又是亲热又是惊奇。

“呦，大黑天，你咋来了？”

“我想老朋友了。”

“你还没有吃饭吧。”

“没有，肚子饿得咕咕叫。”

“露馅了吧。啥想我了，你是想我的饭了吧！一县之长，大年三十饿肚子，真少找！你咋不回家咧？”

“老伙计，你先少说两句，快给我弄点吃的，饿坏了。”

“好，好。今天是大年三十，我这儿有包好的饺子，现在就给你下。你看，这儿还有咸花生仁和老白干，咱哥俩喝两盅去去寒。”搛着小菜儿，抿着小酒儿，是从不喝酒的张钦礼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人间乐事。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惬意地“奢侈”着。老哥俩谈天论地，无话不说。说着说着，孙义勤就开始唠叨起张钦礼来。

“张书记，我不是说你嘞，你儿子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再忙，春节你也得回家陪孩子吃顿饭，和家人团圆一天。你这样妻儿老小会咋想？”说着说着，老孙生气了，“要和你一样，我这顿饺子就不该让你吃，你太不像话。……”

“老伙计，我不是木头人，俺也知道孝道亲情，但我有我的难处呀！”张钦礼听着，泪水不自觉地掉了下来。他将两杯老白干倒进嘴里，说：“你想想，我冒着风险组织那么多人力物力，不就是想叫滩区群众多见点粮食嘛！可这万一弄砸了，对不起群众不说，运动一来，那又是一条大罪呀！什么劳民伤财呀，瞎指挥呀，给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呀。到那时候，你想不起来的大帽子都会砸得你头晕，哪儿有你说理的地方啊！”

一席话说的老孙也泪巴巴的。……

正月初二一大早，放假回来的张明常找到张钦礼，把回家后妻子要羊肉馅一事，活灵活现地说了一遍，乐呵呵地递给他一饭盒饺子，说：“我就怕你过年连个饺子也吃不上，专门给你捎来一盒。”

“真对不住了，大年初二又把你拉回来。”张钦礼接过饺子，苦笑着说。

“没事。咱们从老虎口里夺粮，不付出点代价哪能行！”张明常挺大度地摆摆手说道。

5个多月后，劈心滩里万亩麦田麦浪滚滚，金黄色的春麦就要成熟了。在农民的眼中，那可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啊！社员们有空儿就站在大堤上看那即将到手的庄稼。看到坝头的人们流连忘返，喜上眉梢的样子，临近的山东人也跑过来看稀罕。

其实，这会儿的张钦礼也不那么淡定，抽空就来到劈心滩，兴奋地在麦地里趟过来，走过去，心里估算着产量，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对张广顺说：“咱们黄河口里夺粮成功了！你们要密切注意汛情和天气变化，麦子一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齐上阵，确保颗粒归仓。”张广顺等人连连点头，说，“你就放心吧。我们决不让到手的粮食叫黄河水冲走。”

这年，坝头大队一下子收了100多万斤春麦，20多万斤扁豆，打了个大翻身仗。村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粮食，兴奋地笑啊，跳啊，走路都脚下生风。社员们分足了口粮，留足了种子、饲料。剩余部分，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积极要求交公粮。

张钦礼说，“政府有政策，开生荒地3年免交公粮。劈心滩是生荒地，不用交公粮。让群众补补元气，明年争取更好的收成。”

村贫农代表老梁说：“天寒地冻，冰天雪地。张钦礼书记和俺一起住在黄河滩里，一起往船上背麦种，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俺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永远不会忘。”

公社干部说，“没有县委的好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就没有今年的好收成。村里干部群众说了，不交公粮可以，但要多卖余粮，为国家多做贡献。”

公社粮管所第一次有了坝头大队卖余粮的记录：50多万斤。

为黄河打造铜墙铁壁

新中国成立后，确保黄河安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悬在心头的重大问题。这一点，在黄河边长大的张钦礼心中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强力推进的引黄灌淤、变害为利，是张钦礼对黄河理解的一部分，而对于黄河不驯性格的防范，则是他时刻不敢掉以轻心的重中之重。无论历经多少坎坷、磨难，他只要回到兰考主政，黄河马上就会回归到他心中无与伦比的位置。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东西跨越了23个经度、南北相隔10个纬度，穿越九省，全长约5500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特别是其中下游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河”、“大河”是它在中国古代的专用名词，“中华母亲河”则是中国56个民族对它共同的敬称。

黄河含沙量居世界之首，“九曲黄河十八弯，一碗河水半碗沙”，就是对它的形象比喻。黄河下游冲积扇平原由此而形成，行洪河道也因常年淤积抬高而成为高出两岸的“悬河”奇观，一旦发生大的洪水就极易决溢泛滥，改走新道。黄河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为全世界所仅见。

据文字记载，黄河河道变迁的范围，西起郑州，北抵天津，南达江淮，纵横25万平方公里。每逢伏秋大汛，若防守不力，轻则漫口决溢，重则河道改徙。在1946年以前的三四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3次，改道26次。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东坝头以西的兰仪铜瓦厢决口后，改道入渤海至今。

纵观大河行程，地形地貌相差悬殊，各河段径流量与流速变化甚大。受气温、河道地理位置与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每到夏秋季，随着雨量大增，河水暴涨，号称地上“悬河”的黄河防汛形势就极为严峻。冬季，黄河又会结冰封河。

而到春季融冰时，低纬度的河段先解冻，而高纬度的河流仍然结着冰，上段已解冻的冰水流至处于固封状态的下段，就会冰凌壅塞，水位陡涨、漫滩偎堤、冰积成坝、水鼓冰开，从而引发严重的凌汛灾害。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多次战胜严重的凌汛和伏汛，取得了60年安澜的伟大成就。

兰考地处黄河下游，河南黄河段的最下端。上接开封市，下至山东东明县，所辖堤防31．8公里。黄河千里东进、奔腾而来，到兰考形成一个S弯，直冲兰考东坝头，骤然折向东北。

人称黄河“铜头铁尾豆腐腰”，兰考就处于这个“豆腐腰”旁，一旦发生凌汛或伏汛，这里历来都是险工地段与防护重地。稍有疏忽，便可能洪水泛滥，吞噬农田，夺人生命，将城乡变成一片泽国。

张钦礼就任兰考县第一任县长后，打的第一个硬仗就是亲率防汛大军战黄河凌汛。

那是1955年正月，黄河在兰考与东明交界处结冰成坝。一夜之间，冰坝突出水面并迅速升高。兰考县东坝头以下河水暴涨，洪水夹着冰块横冲直撞，奔向滩区。前后金庙、霍寨、代寨等14个村庄、1.4万多人被围困在冰水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黄河修防段艾段长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火速向正在南彰检查工作的张钦礼报告：“黄河在咱县东坝头地段暴发凌汛，冰塞成坝，冰水漫滩，群众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你立即报告开封地区黄河修防处和省河务局，请求火速带破冰船前来支援；我立马赶到。”张钦礼命令道，“你要听好了，一要密切监测汛情，保证通讯联络；二要搞好现场技术指导，协助防汛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克冰坝、破冰块，战胜凌汛。”

接着，张钦礼又给县委书记程约俊和副县长何志忠打电话，决定立即启动黄河防汛一级预警方案，并命令沿河区、乡干部亲率防汛突击队一万多人迅速奔赴大堤抢险。同时组织好抢险第二梯队。

这时，何志忠带领县直机关抢险突击队员赶过来了，沿河区乡的防汛突击队员赶过来了，开封黄河修防处、省河务局支援的破冰船也到位了……张钦礼、何志忠和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樊哲民与黄河修防处甘主任、修防段艾段长现场研究抢险方案。

张钦礼说：“时间就是生命。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由甘主任、艾段长、樊哲民率领，乘破冰船去攻克冰坝；一路由我和何志忠率领到滩区村里救群众，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时值数九隆冬，天寒地冻。群众情急之中有的爬到树上，有的爬到房顶。呼救声此起彼伏，哭喊声撕心裂肺。张钦礼指了指对面的群众，大声喊道：“同志们，咱们的父老乡亲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我们怎么办？”

大家纷纷应道：“趟水过河，抢救群众！”

“大家掂上木棍，挽住手；三人一组，照我的样子脱衣下水。”张钦礼随即命令道。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共产党员带头，跟我来。”何志忠看张钦礼第一个脱掉棉衣，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里，也高喊着跳到冰河中。

张钦礼、何志忠手挽着手走在最前头。遇到大的冰块，他们就用木棍拨开；遇到深坑，他们就提醒大家绕开。抢险突击队员喊着口号，奋力向遭灾的群众那里冲去。他们一个个冻得脸色铁青，上牙直打下牙。

越往里走水越深，水到腰间时，人在湍急的冰凌水流里就开始觉得头重脚轻，难以站稳。这时，一个大的冰块突然冲过来，把何志忠压到水里。张钦礼急忙推开冰块，拉何志忠站了起来，何志忠的衣服已全部湿透。

“快救命啊！”躲到房顶、树杈上的群众看到张钦礼、何志忠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大家，流着泪呼喊：“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救了！”

抢险突击队员们听到群众的呼救声，在滩区党员干部的引领下，分赴各村各家抢救灾民。他们趟着冰水，嘶哑着嗓子，挨家查看、喊话。

“有人吗？”张钦礼听到两间危房中有哭泣声，大声问道。走进去一看，发现一位老太太躺在床上发高烧，旁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趴在老人身边哭。张钦礼二话不说，背起老太太，扯上孩子就往外走。刚一出屋，那家的房子就塌下一角。

赶赴霍寨村救灾的何志忠，撑着竹筏子，往外抢运老人和妇女儿童，结果被急流中的冰块撞翻，筏子上的人全部落水。何志忠带人将他们一个个抢救上岸后，他自己被冻僵昏倒在冰水中。县供销社副主任李益斋、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永义冻僵后也倒在救人的路上……

积凌水还在上涨。张钦礼只好将指挥电话架到了房顶上。在这危急时刻，甘主任等乘破冰船率队赶到。樊哲民报告，冰坝告破，冰水开始下泄，破冰船沿河道已靠近滩区村头。

“太好了！太及时了！”张钦礼眼前一亮，连声说着，又立即下达命令：“通知抢险突击队员，火速将何志忠和李益斋、李永义等冻僵休克的同志护送到爪营乡医院进行抢救。通知所有机帆船、木帆船赶到滩区，先将老人、孩子、病号送走，搞好救护……”

“张县长，我这就去办！”樊哲民说。

“哲民，千万记住，冻僵的人，都不能用火烤，也不能用热水泡，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可以放在屋里，让青壮年脱了衣服暖。”张钦礼不放心，又一再叮嘱道。

这时，张钦礼发现樊哲民衣服上有不少血，就拉开他的上衣，只见他身上、胳膊上划了一道道血口子。很明显，那是在抡锤挥棒破冰时被冰凌划破的。张钦礼感动了，抓住樊哲民的肩头说：“好样的！你辛苦了。”张钦礼看着昏迷的何志忠，命令艾段长立即将他送到开封职工医院抢救。

“何县长是好样的，我要他活着回来！”张钦礼含泪说道。

“保证完成任务。”艾段长向张钦礼行了个军礼说。他是部队转业下来的营长，关键时候仍然是在部队时的做派。在开封职工医院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何志忠脱离了生命危险。张钦礼再三向医生表示感谢，并以兰考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写了感谢信。医生拉着张钦礼的手，说：“何志忠起死回生，那真是生命的奇迹呀！”

张钦礼这个兰考县第一任县长，上任半年，便以无一人死亡的“战绩”赢得战胜特大黄河凌汛的第一个硬仗。

1958年秋的黄河大洪水，进一步把确保黄河安澜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这一年的7月14日至19日，黄河三花区间的干流区间以及伊河、洛河、沁河流域持续暴雨，笼罩面积达8.6万平方公里，其中200毫米以上的强暴雨区1.6万平方公里，300毫米以上的有6500平方公里，400毫米以上的有2000平方公里；平均最大1天雨量69.4毫米，最大3天雨量119.1毫米。

受暴雨影响，7月17日10时至18日0时，沿程次第出现最大流量，从而形成干支流洪水在花园口同时遭遇的极为严峻的局面。黄河花园口站7月l8日出现洪峰流量2.23万立方米每秒，东坝头以下全部漫滩，大堤临水，堤根水深一般2—4米，个别水深达5—6米，高水位在高村至洛口河段洪水持续了34—76小时。

面对建国以后最大黄河洪水的冲击，黄河堤防虽经多年大力培修加固，险情仍不断出现。

据不完全统计，险工坝岸出险1998坝次，堤防发生渗水59.96公里，塌坡23.879公里，裂缝1392米，管涌4312个，抢堵大漏洞18处，有的险工坝头被洪水漫顶。

为确保黄河大堤安全，中央和河南、山东两省立即召开了防汛紧急会议，进行全民动员，组织动员了200多万军民上堤防汛，有的河段，每公里上堤人数高达三五百人。

7月18日，周恩来总理亲临黄河抗洪前线，视察水情，指挥抗洪，总署防守。广大军民坚持“人在堤在，水涨堤高，保证不决口”的战斗要求，仅一夜之间就加修子埝600多公里（子埝为防止洪水漫溢决口，在堤顶上临时加筑的小堤），防止了洪水漫溢，保住了大堤安全。即便如此，这次大洪水，使京广铁路停运14天，山东、河南两省的黄河滩区和东平湖湖区，有1708个村庄被淹，74.08万人受灾，淹没耕地304万亩，倒塌房屋30万间。

殷鉴不远。1975年，“文革”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国家决定对黄河大堤普遍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工程。

这对于正处于黄河“豆腐腰”的兰考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兰考境内，黄河大堤长达31.8公里，按照平均加高两米、加宽五米计算，预计工程土方量为280万立方米以上；要使黄河大堤的抗洪能力达到2·23万立方米流量／每秒的质量标准，做到复堤、农活两不误，预计须分三期，上民工2万余人。

工程的艰巨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为确保加固黄河大堤任务的圆满完成，张钦礼及时召开了县委会研究部署。樊哲民首先发言：“黄河称‘悬河’，在咱兰考‘悬’得尤为明显，且险工较多。必须充分估计到工程的复杂、任务的艰巨，做好充分的动员，高效的协调，才能保质保量，万无一失。”

“复堤取土量那么大，土源咋办？”组织部长张先志觉得土源就是一个大问题，插话问道。

“土源没有问题。这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这两年的引黄灌淤。”樊哲民有板有眼地分析道：“1973年以来，我们的引黄灌淤，已为复堤打下了很好的土源基础。黄河在兰考段临堤原来有深不可测的大潭坑三个，是有名的险工地段。堤里是高滩，堤外是洼地深潭。一遇黄河大汛，大堤腹背临水，极其危险。像谷营公社四明堂大潭坑、三义寨大潭坑和红庙大潭坑，现在全都淤成了胶泥地，面积都在一千亩以上。不但巩固了堤防，解决了黄河大堤暗险工，而且为这次大堤加宽加高培土提供了丰富的土源。我们可以就近取土。可以说，复堤土源全段取土都没有问题。”

听樊哲民一分析，大家心中最大的疑虑烟消云散，会议气氛马上活跃起来。喜欢坐快车的潘子春恨不得马上开工上阵。他说：“这就好办了。我们必须想办法提前完成。不然，一来运动再挨整，咱又干不成了。”

张钦礼看到大家意见统一，个个摩拳擦掌，信心百倍，就郑重提出，这次复堤工程由县委副书记樊哲民出任复堤指挥部指挥长，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他说：“老樊，将由你点，兵由你调，老潘和先志给你做好后勤供应。我和捍东、启德书记给你做好服务与后勤。你就择日挂帅出征吧！”

“张书记放心！我们一定鼓足干劲，加大民工投入，提前完成任务。”樊哲民胸有成竹地说道。

张钦礼最后表态说：“加宽加高加固黄河大堤，是国家的重大决策，也是对兰考人民的关心与支持。这是人命关天的工程，是考验我们对党、对人民责任心的政治任务。我们不但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干劲，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团结协作精神。我们要不怕脱掉三层皮，力争今年动工，明年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经过层层动员，社员群众的热情也被点燃起来。没过几天，樊哲民就带领6000多民工浩浩荡荡开进了黄河滩。一场声势浩大的加宽加高黄河大堤的复堤工程全线拉开了序幕。古老的黄河滩，堤上堤下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白天是歌声号子声阵阵，干得热火朝天；夜晚灯火通明，加班加点夜战，谱写了人定胜天的壮丽篇章。

樊哲民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严。大堤每垫一层土（约30公分），他都要求夯实轧平。人工打夯，要把夯墩高高举起，反复重砸。打夯机则一遍遍锤打，履带式拖拉机是来回碾轧。他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

复堤战斗中，樊哲民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吃在工地，睡在工棚。挥锹装土，双手磨出血泡；运土抬筐，双肩勒出一道道血印。白天他像民工一样拼命干，夜里提着马灯来回巡视，看进度、查质量，熬红了双眼。

他可真的是脱了三层皮，瘦了一大圈！感冒发烧，咳嗽得痰里带血丝，他不下火线；急性肠胃炎，胆汁都吐出来了，他擦了擦嘴继续干。

“来人，把樊书记送医院。”张广顺见状，急忙喊人过来，要送樊哲民去医院。

“不碍事。”樊哲民笑着说道：“指挥长哪能离开工地呀？一会儿弄点药吃吃就好了，这点小病我能抗得住。”

那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在工地传扬着：“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干劲大不大，比比老樊再说话。”

这时的张钦礼，已经是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了。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做“后勤”，而是常常跑到一线工地察看工程情况、同民工一样干活。在工地上，每次见到老樊，他都有一份惊喜，同时又有一份心痛。喜的是工程进度快、质量好；痛的是老樊的身子骨日渐消瘦。

“哲民，你回家歇两天吧，我先帮你招呼着。”张钦礼实在不忍心，担心樊哲民身体会垮掉，就想替替他。

“那怎么行？你不但是兰考的县委书记，更是开封地委书记，负着更大的责任。不一定有什么事，你随时就得走。你放心，我毕竟比你年轻，挺得住！”樊哲民说啥也不肯。

“这你得听我的！”张钦礼终于对他的老战友下起了命令，说道：“你就是个机器也该膏膏油了。今天你无论如何也得蒙着头在工棚里睡上一天。你照照镜子，都瘦成柴禾棍儿了。”

张钦礼说完，就叫人把樊哲民拽走了。樊哲民哪里歇得住啊。他一回到工棚，就把前一阶段复堤情况及经验简要总结一下，又将下一阶段如何提前完成任务作了安排。

张钦礼干起活来还是那个劲儿。抬大土筐，他让装得冒尖儿；拉车运土，他一溜小跑；打夯固堤，他扯直嗓子喊号子。不熟悉的人怎么也想不到他就是开封地委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

张钦礼扎在民工堆里，如鱼得水。可他毕竟是50出头的人了。加上多次蒙难，身体已大不如前。一天，他眼前一黑，一头栽倒昏死过去，樊哲民叫来救护车将他直接送到开封淮河医院。

在急救室里，他心跳骤减，瞳孔扩散，生命垂危。妻子刘秀枝流着泪给千里之外的儿子发电报：“父病危，速回。”

战停接到电报，给部队首长请了假，就急忙往家赶。几经转车，回到了兰考。进家后，只有妈妈刘秀枝在家。

“我爸呢？”

“那天可把我吓坏了！差一点要了你爸爸的命。”刘秀枝说：“淮河医院抢救了几天，总算又把你爸爸救回来了。这不，他还没完全恢复，就又去工地了。”

张钦礼回到工地，让樊哲民既放心又担心，说：“你那一天可把我们吓得够呛。你不在医院好好养病，又跑回来干啥？”

“你放心吧，我结实着呢。过去我只知道有饿伤病．这次才知道是糖尿病，发作起来真要命！”张钦礼答道。

张钦礼病好重返工地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人们说，指挥长樊哲民为了加固黄河大堤累得脱了几层皮，张钦礼书记累得栽倒在工地，差一点送了命。咱们还有啥说的。大家纷纷将比、学、赶、帮、超的挑战书、决心书，敲锣打鼓送到指挥部，决心打好复堤大会战。

战停跑到工地看了一眼父亲，又匆匆赶回了部队。

这一期工程完成土方量80余万立方米。

1976年初，指挥长樊哲民不等冰雪消融，就开始了复堤的组织、物资准备和思想发动，随后再次亲率1.1万复堤大军奔赴黄河大堤，奋战120天，完成土方量190多万立方米，提前保质保量完成黄河大堤兰考段全线加高加厚工程，受到了开封地区和河南省复堤指挥部的表扬。

为了加强堤防管理，他们还加强了黄河修防段的力量，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沿河群众在大堤上植树种草，开展治鼠洞、灭獾穴等护堤活动，为加固黄河堤防建设交了一份圆满答卷。

正当复堤大军准备凯旋时，张钦礼接到上级复堤指挥部的指示，让兰考帮助兄弟县完成复堤任务。

在兰考县和开封县交界处，有一段复堤任务分给了杞县。当时杞县两派打派仗，无法施工，工程一直在那停着。河南省和开封地区复堤指挥部的领导与张钦礼商量，叫兰考把杞县的复堤任务完成了。张钦礼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

考虑到当时已到农忙季节，再大批上劳力，怕影响农业生产。张钦礼向省里提出要一些大型拖拉机带推土铲，用机械化复堤代替人力。省领导很支持，将洛阳拖拉机厂库存的100台75马力东方红拖拉机带推土铲全部供应给兰考。

张钦礼让用复堤工程款185.5万元把机械买回来，县农机局从各社队抽调拖拉机驾驶员到复堤工地，组成了一个机械化施工队。一台拖拉机顶百十个民工，大大提高了工效，节省了劳力，加快了工程进度。

帮助兄弟县完成复堤任务后，张钦礼考虑到，黄河滩区住着数万农民，汛期黄河流量一旦超过8000立方米／秒，这些农民就有灭顶之灾。每年汛期将至，总要兴师动众，迁安救护。

于是，他就把队伍又转到黄河滩区，帮助群众推土修建避水台，使滩区农民在黄水上涨时有个栖身之所。避水台高固如堤，一个村一到两个。避水台的修筑，对滩区人民生命财产的救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黄河大堤整个加宽加高工程结束后，按照各社队完成复堤任务应得的工程款，把100台拖拉机和工程款全部分配给各社队，全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由此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后来的“揭批查”运动中，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从指挥部账上发现报销了一瓶香水，就说张钦礼、樊哲民不但可能有经济问题，而且有生活腐化问题。但最后找到经办人才弄明白，因为大家来来往往都是骑自行车，车胎扎破了，都是大家自己粘补。这瓶所谓的香水，是用来粘补自行车胎的胶水，根本不是什么香水。

抗洪救灾没有省内省外

张钦礼学问不大，但从小就听崔庭贤老先生讲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他也曾对历史上那些清正廉洁官吏崇拜有加。但参加革命以后，特别是成为领导干部之后，他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了新的理解。

首先，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能是“官”，应该是保护人民利益、领导人民奔好日子的责任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再一个，是对“一方”的理解。他认为，“一方”是自己的责任区，把“一方”的事情办好，是自己的本分与职责。

但并不能局限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被“一方”圈起来、成为眼中只有“一方”而没有全局的本位主义者。换句话说，没有全局，也就没有“一方”。为什么长期以来，水“利”少而“害”多，就在于你扒我堵的局部利益之间的博弈影响着全局的治理，最后谁也得不到“利”。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胸中必须有全局。

1975年，黄河汛情来得早、来的大、来的猛。流量高达1100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7500立方米／秒。黄河滩区所有的村庄全部进水，土地全部被淹，生产堤全部冲毁淹没。河南兰考和山东东明两县滩区几万群众被水围困，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在黄河大堤指挥抢险的张钦礼、杨捍东等，带领全县抢险突击队夜以继日地奋战着。指挥之余，他们便亲率抗洪防汛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驾着橡皮船、筏子、木船等，从房顶、树杈上抢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爪营公社党委书记黄高昌带领爪营公社抢险突击队，坚守岗位、昼夜值班，随时准备完成县抗洪抢险指挥部下达的各项命令。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黄高昌抓起电话，张钦礼嘶哑的声音裹着一阵尖利的风吼一起传了过来：

“高昌，我命令你马上完成三项任务。一是派出300人的抢险突击队员，带上刀、锯、斧头，沿河伐运防洪树枝和网装石料、沙袋上堤，确保黄河大堤安全；二是要确保爪营通向黄河大堤的咽喉要道畅通无阻。请注意，那段路是土路，要速派精壮人员，携带工具，日夜看护，随时维修，防止大雨冲毁冲垮道路，确保运送防汛抢险物资畅通；三是要保证受灾群众能吃上饭。动员大家多蒸馒头、烙饼，火速送过来。”

说完，张钦礼大声喊道，“听清了没有！”“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黄高昌答道，随后又顺势问道：“张书记，你是咋打来的电话呀？”

“我是顺着电线杆子爬上去，将电话线挂到防汛专用线上打的。”张钦礼一边说，一边交代：“高昌，黄河防汛，人命关天。一旦出事，咱都掉脑袋！告诉大家，保护好黄河大堤，责任大如天。赶快行动吧！”

根据张钦礼的指示，黄高昌立即组了三套人马，一队由携带铁锹、镐、杠、筐等工具，火速赶往指定路段，确保抗洪抢险道路畅通；一队组织社直各单位食堂全部开火蒸馍。公社面粉厂、粮管所、市管会、储备粮库拿出10多万斤粮食用于蒸馍等。

蒸好后用塑料袋装好，集中到供销社，用供销社的汽车一车一车送往西张集集结，然后再送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兰考、山东的灾民手中。黄高昌则亲率一路由精干民兵组成的抢险突击队携带刀、锯、斧，冒着瓢泼大雨，跑步前进，直扑黄河大堤。

在严峻的黄河防汛形势面前，兰考在坝头、谷营设两个防汛指挥部，投入基干民兵1万多人，沿黄河村民腾出房屋上千间，全县干群日夜蒸馍、烙饼，先后将10余万斤食品迅速送到了灾民和抢险队员手中。

兰考县的灾民安顿住了。这个时候，洪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张钦礼往东望去，只见毗邻地区的山东东明县还有1万多灾民没有脱离险境，许多被困在避水台上，等待救援。

张钦礼用不可置疑的口气对杨捍东说：“捍东啊，咱不但要救兰考灾民，也要救山东灾民，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弟兄。告诉大家，我们救灾民不分省内省外。就是再难再险我们也要把山东的社员群众一起抢救出来。”

张钦礼与杨捍东商定，随即将兰考抗洪抢险指挥部设到了兰考、东明交界处，指挥对东明被困群众的救援。

杨捍东亲自带领肖百孝、张杰等，带着兰考坝头航运站、兰考河务局（当时为修防站）等单位的十来条船，装上县直、各公社送来的馍、花卷、油条、烧饼等，分头到山东东明县焦元公社大黄庄、甘堂、南张庄、东里占村等往返救助受灾的村民。

他们每条船上带着两千来斤食品，带着慰问信，分头慰问逃到各个避水台和滩区高处的受灾群众。

发着高烧的肖百孝也带一条大船，来到了东明县焦元公社大黄庄。他咳嗽得嗓子出血，眼珠子往外冒，大黄庄的群众看得心疼，噙着泪说：“谢谢！谢谢！你病成那个样子，还来给我们送吃的，接我们走，真让我们过意不去呀！”。

“咱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肖百孝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连连摆手，示意不用谢。

张杰领的大船来到甘堂大队，迅速把救灾食品卸下船，给灾民发送。大队党支部书记曹富昌高兴极了。

“兰考县的张钦礼书记派人来救我们了。给我们带来了吃的馒头、花卷、烧饼，还有慰问信。”曹富昌大声喊道，他瞅了瞅饥寒交迫的乡亲们，泪流满面，“真是洪水无情人有情啊！”

焦元公社革委会王主任紧紧握着张杰的手，连声说：“谢谢啦，谢谢啦！你们真是及时雨呀！太好了！我和你们县张钦礼、王志新都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生死与共的好弟兄。”

焦元公社驻队干部老冷指着王主任说：“俺王主任绰号‘王麻子’，和你们县王志新是有名的‘二王’老英雄，河南、山东这一带的老人没有不知道他们的。”

被救助的受灾群众、特别是老人们，感动得都哭了。一位老人拉着张杰的手，指了指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烧饼、油条的小孙子，感激地说，“这两天，眼看着小孙子饿得直哭，我心里难受的够呛。你们救了我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叫我们咋感谢是好呀！”

“那咱们更是一家人啦。”张杰一听，连忙说：“俺县张钦礼书记、杨捍东指挥长动员沿河村民腾出房屋上千间，安置受灾群众；西张集搭有救助灾民的大帐篷，有医生、食堂，并有医护人员负责给有病的灾民看病治疗。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你们。”

焦元公社王主任说：“张书记带领人民战胜特大洪水，既救了兰考灾民，又救了我们山东灾民。保证了人堤安全，真了不得呀！”

张钦礼、杨捍东指挥着将一船船、一筏筏东明的父老乡亲送到安全地带，给他们送上葱花油饼、大馒头和热汤热水。

一旦发现伤病人员，马上组织医务人员诊治、照护。抢险工作紧张有序、卓有成效。随后，兰考空降团、开封军分区、济南军区派来的指战员也火速赶到，他们并肩战斗，将灾民全部救出，妥善安顿。

这次抢险，张钦礼和杨捍东指挥1万多抢险队员，在积水两米多深的河滩里救出兰考灾民2万多人，山东东明灾民1万多人，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在抗洪救灾总结大会上，开封地委领导握着张钦礼的手，说：“钦礼呀，你们辛苦啦。这次抗洪救灾干得漂亮。‘救灾民不分省内省外’，山东人民都感谢你们呀！你们是抗洪救灾的英雄、人民的功臣哪！下一步黄河防务工作重点就是废除生产堤，你们也要走在前面哪！”

“走在前面那是肯定的。”张钦礼说，随后解释道：“我们应该感谢黄河。这次黄河大汛，滩区的生产堤全部冲垮、自然报废了。”

“你是说这次黄河发大水，冲垮了生产堤，帮助你们完成了废除生产堤的任务？”

“大汛过后，我和鲁继云、黄高昌、张广顺三位公社书记顺河到滩区看了一下，从坝头的王小庄以西一直跑到山东的王夹堤村。滩区大大小小的生产堤几乎被冲刷殆尽。黄高昌边走边数，最长的那道生产堤，被冲开了36个几十米、几百米长短不等的大口子。其他生产堤就更不用说了，全部冲毁。如果不是黄河帮忙，这破除滩区生产堤还真够我们忙活一阵子嘞。”

“钦礼，你简直是个‘黄河通’。”

“‘黄河通’不敢当。我只是觉得老百姓说得在理。要治理好黄河，利用好黄河，就必须摸清它的脾气和变化规律。这样，才能让黄河水按照人民的意志变害为利。”

会上，黄高昌见到张钦礼，就说：“这次抗洪救灾，冒雨爬树伐树、给灾民送吃的，真险哪，我差一点没被摔死、淹死。”

“哟！你高昌不是好好的吗？”张钦礼笑了笑，说：“你这回可沾了个大光嘞！”

黄高昌不解地看着张钦礼。张钦礼笑着说：“这次黄河发大水，生产堤、围堤全部漫滩、冲毁。你们滩区余剩的几万亩引黄灌淤任务，黄河一下子帮你完成了。你说说，你这个光沾得还小吗？”

“原来是这回事呀！”黄高昌恍然大悟，笑着，感慨着说：“这么说，可省了我们的大事了！咱这一片黄河滩，地势高，不好灌。过去灌淤打围堤，可没少让我们作难费劲。这一回好了，大水全部漫滩，而且汛期长，等于帮我们自然灌了淤。这黄河呀，在横冲直撞逞凶发威后，还真给我们帮了个大忙啊！”

造化弄人。1977年，张钦礼被再次被捕入狱。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这位将黄河安危视作生命、致力于黄河变害为利的他，在最初以中共河南省委名义发布在河南日报上的决定中，被定的主罪竟然是扒了黄河大堤。

2005年的一天，在郑州公交车上，张钦礼的孩子遇到了原开封地委副书记杨建升。

杨建升说：“看见你们，就像看见钦礼一样。钦礼为保护黄河大堤出了大力了。污蔑他扒开黄河大堤淹老百姓……太冤枉了，我都可以为他作证。钦礼根本没有扒黄河大堤，而是按照1974年国务院文件、周总理和省、地委关于废除任何形式生产堤的指示，在我和黄委会领导亲临兰考督促下，破除的生产堤。这是功，不是罪。如果需要，我可以出庭给他作证……”

杨建升敢于直面历史，他也必将被历史所记住。

党员干部要和群众共存亡

张钦礼爱堤如命。他常说，黄河无小事。战争年代是宁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备；黄河防汛是宁可千日无汛，不可一日无防。他对黄河修防段提出要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黄河大堤必须搞好经常性的巡查养护，消灭鼠洞獾穴。要天天巡查，段段养护，及时维修，年年加固。小到雨水冲沟，大到险工加固，不能留一点隐患。一定要将黄河大堤建设加固成铜墙铁壁。”千里大堤怎么防？黄河修防段就那几个人，他们为怎样落实张书记的指示做了难。

“我知道你们的难处，就你们几个人，累死也做不到这几点。”张钦礼知道他们的心思，就告诉他们：“关键是动员人民，上下同心。这是咱共产党的法宝。”

“我们修防段没有那些职责呀！”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在思想上和工作中都要有这个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就能经常性地宣传教育周围的社员们，使大家认识到养护大堤是大家的共同责任，涉及到大家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想明白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张钦礼说着，一会儿，又像是自言自语，说：“当然，要想上下同心，最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要与群众共存亡，只有共存亡，才会有一条心。”

1975年7月，刚刚担任谷营公社党委书记的鲁继云在尉氏县参加全区三级干部会。一天晚上八点多，接到通知，张钦礼要他一起坐车回兰考。

走到开封后，张钦礼要车一直沿着黄河大堤走。他对鲁继云说，咱这么晚回去，我想给你说说谷营公社的特殊性。咱县防汛，这里任务最重。黄河大堤在谷营境内有5公里，四明堂险工地段就在其间。这里土地四分之三在黄河滩区，光北滩就有17个自然村，12000多口人。还有开封造纸林场王里集一个分场的工人和东明县焦元公社的一个自然村，叫辛庄，也有300多口人。

每年七、八、九三个月，是黄河主汛期。黄河水极易漫滩和塌滩，做好防汛抢险是这个公社的首要任务。冬季有时还会出现凶险的凌汛，这防汛和抢险的工作一年会占去一半时间。你千万要记住，每逢花园口预报14000立米／秒流量时，在洪峰来到之前，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天气再恶劣，你都要亲自察看水情、坚守大堤。一旦出现洪峰漫滩和塌滩时，你一定驻守在北滩一线，和干部群众在一起。重大险情要立即报告县委和我，一定要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张钦礼还特别交代，救护时不要分河南山东。山东辛庄离他们焦元公社比较远，夹在咱们几个村中间，千万不要忘记这村里的几百口人。如果因我们的疏忽大意、擅离职守，就是死伤一个人，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

鲁继云认真地听着，最后，郑重其事地对张钦礼表示：“张书记，你就放心吧。你的话我一定记在心里，切实办好。”

张钦礼担心鲁继云刚到这里任职情况不熟悉，心里有压力，又嘱咐道：“灾情发生时，只要咱心里装着群众，处处依靠群众，你就会有千方百计。”

张钦礼叫司机把车开到大堤以北的黄河滩区。他们先到了蔡集大队，他向大队干部了解了黄河水情，确认没有什么问题后，又再三叮嘱大队干部，要轮流值班。发现险情，立即报告。

直到夜里12点多，他们才回到县城。

8月中旬，黄河突发特大洪水，冲破生产堤，滩区17个自然村的群众全部被洪水围困，直到11月底才渐渐退去。谷营全体社队干部，一直坚守在黄河滩区，连续奋战100多天，做到了群众没有因洪水围困而挨饿，也没有一个人伤亡，房屋倒塌的都能及时得到安置。

县直各单位、各公社都向谷营伸出援助之手，各种救灾物资、粮款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受灾群众手里。

洪水退后，滩区被毁、高低压线路中断、机井被埋、河道桥闸损毁严重且又过了小麦播种期等重重困难、诸多困难一一摆在了谷营干部群众眼前。

张钦礼来到谷营，和社队干部、社员群众一起日夜苦干，迅速抢修了高、低压线路，解决了群众生产和生活用电；修好了淤塞的水井，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抢修了倒塌的民房，加固了避水台；四条主要干道拓宽、加高了路基，特别是通往滩区的一路两沟，重修得坚固平坦。这年冬春，仅疏通河道、拓宽加高路基、高筑避水台等就动土254万立方。

为了来年的群众生活，张钦礼率领大家对堤北尚有的1.5万亩可抢播晚麦的土地及时播种，对剩余的近2万亩改种春麦。他和公社全体干部一起住在公社，大年三十、过春节不回家，苦战半个来月，将能种植春麦的1.6万多亩土地全部种上春麦。

这一年春麦长势良好，每亩好的地块能达到五百斤左右，光滩区春麦就收三百多万斤，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防止了粮荒。

麦收季节，张钦礼骑着自行车来谷营参加麦收。鲁继云领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凡集村。中午吃饭时，大队支书肖五问：“中午吃啥？”

鲁继云说：“给咱张书记擀好面条吃。你放心，他肯定不会说你叫他搞特殊化。”

果然，张钦礼听说是用春麦面做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连连夸好。

1976年秋，根据国家气象部门预测，这年黄河流域将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必须立足抗大洪、抢大险。张钦礼紧急部署相关公社抓紧向黄河大堤运送石头、沙袋、铁丝、木桩等抢险物资，各社队闻风而动，迅速行动起来。

部署完毕，张钦礼和何芳君坐车向黄河大堤奔去。几十位民工拉着装满石头的架子车，正“嘿呦”、“嘿呦”地喊着号子，一步一步吃力地往堤上运送防汛用的大石头。

司机崔连新见状，连连按喇叭，示意他们让道。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张钦礼，拍了拍小崔的肩膀，说：“小崔，按啥喇叭呀，走！快下去推车！”

黄河大堤堤高坡长，拉着1000多斤重的大石头，上起坡来十分吃力。拉车人肩搭攀带拉，另一个人还要在旁边扶着车把，架子车两边车帮上还得三四个人帮着推。张钦礼他们三个人跳下车，就用力帮助民工推起车来。

“哎呀！这不是咱张书记吗？伙计们，张书记帮助咱们推车啦！”汗流浃背的民工中有人认出了张钦礼，惊喜地喊了起来。这会儿，拉车的民工不知哪来的劲，竟能一口气将车推拉上堤顶。张钦礼他们推完一辆车，又下去推另一辆车。来来回回，衣服已被汗水溻透。民工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

何芳君一边弓着腰，用力地帮助一位年纪较大的民工推车，一边说：“老哥，你要累了，咱就换换，我来拉，你在后边推。”

“不用啦，我这身板硬实着呢！黄河防汛，上边紧急调运茨蓬大闸闲置的石头，俺是带头报名来运石头的。运到这儿，俺可没让小青年落下一步。”这位民工自豪地说，“年轻人，看你累得像水洗的一样，你这是和张书记去哪儿呀？”

“张书记是上堤查看加固黄河险要工程的进展情况。”

“张书记对黄河防汛抓得真紧，对俺民工真关心。”拉车人瞅了瞅正在起劲推车的张钦礼，感动地说。

“那是呀！黄河防汛关系着咱群众的命，连着咱群众的地。保住大堤就是保住咱群众的家啊！”何芳君擦了把汗，接着说：“就说今天吧，张书记一早就催我们出发。到现在连早饭还没有顾上吃呢。”

“你咋不早说呀！快，叫张书记别再推车了。”年长的民工一听就急了，没等何芳君回话，他就对民工们喊了起来：“张书记连早饭还没有吃嘞。他忙的是大事，叫他们快走吧！”

民工们齐声响应。

张钦礼他们刚一上车，民工们就拍起巴掌，夹道相送。司机小崔加大油门，汽车呜呜叫着开上了大堤。民工们感动地说，“张书记哪像个当官的。帮我们民工推车，一点架子也没有。”有的民工还两手举过头项，冲着张钦礼大声喊道：“放心吧，张书记，我们一定把防汛的石头提前运到地方！”

黄河洪水如约而至。从上游来的洪峰一个接一个奔涌而至，最小的流量就达7000多立方米／秒，最大的流量高达10000多立方米／秒。

由于常年的泥沙淤积，与1958年相比，这个时候的黄河河床已经高出许多，对于黄河大堤承受力来说，7500立方米／秒的流量足以与1958年22300立方米／秒的流量相当。

洪峰、水势越来越大，东坝头下边河水出槽，生产堤被冲开了个口子，窜沟进水，激流奔涌而下，瞬间冲入黄河滩区，滩区所有村庄全部进水，并直接威胁大堤安全。滩区群众惊恐万状，有的爬到树上、房顶，有的扶老携幼逃到避水台上。他们眼看着洪水节节上涨，呼天喊地，盼望着救星们的到来。

这个时候，张钦礼、杨捍东率领着全县抢险突击队员正战斗在抢险第一线。张钦礼闻讯，当即命令樊哲民带领复堤民工火速赶来，参加抢险。樊哲民组成一支临时抢险突击队，跑步赶到生产堤决口处，紧接着，河务局、修防段的同志和坝头公社党委书记张广顺等人也跑步赶到这里。

洪峰越来越大，决口也不断向外扩展，樊哲民一边高声命令道：“大家快跳到水里，拉起人墙，挡住洪水！”一边抱起一捆稻草率先跳入水中。张广顺、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普云和抢险突击队员，也争先恐后跳入水中拉起了人墙。他们几次被冲得东倒西歪，仍顽强地挺直身子坚持着。

“樊书记，你上去吧，你身子骨比不得我们，你到上面指挥着我们干就行了。”杨普云对年近半百的樊哲民劝说道。

“这个口子必须尽快堵住。这里离村子太近，离大堤也不远。一旦洪水偎堤，就会对大堤造成极大危险。你不用管我，咱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樊哲民坚决不上岸，坚持在水中指挥大家打桩垒堰堵决口。

“时间就是生命。大家快点抡捶打桩，下草捆树枝、垒沙袋，坚决堵住决口！”张广顺见状，也大声喊道：经过3个小时的拼命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了，滩区的群众得救了。

待张广顺、杨普云扶着樊哲民最后一批上岸时，发现他只有一只鞋，另一只已经找不到了。他的腿脚也已不听使唤，身上被树枝和装满石头的铁丝网挂了很多口子，有的还在流血。张广顺他们赶紧找来消炎药，给他上药，樊哲民笑着说：“不碍事。你看看你们，哪个没有伤？只要决口堵住了，咱们的血就没白流。”

决口堵住后，樊哲民光着脚丫子来到张钦礼面前汇报，杨捍东见他赤着双脚，一身泥水，笑着说：“老樊哪，你的鞋弄哪儿了？咋成了赤脚大仙啦？”

张钦礼扶着樊哲民的肩膀，心疼地说：“看看累得成啥样子了？以后可要注意点儿！”

樊哲民说：“你不要管我了，你不比我们累得更很？大堤上哪会儿离开过你？”

张钦礼他们率领防汛大军与洪水激战之际，其大儿子战停和儿媳叶留阳从部队结婚回来探家。刘秀枝见千里迢迢回家的儿子儿媳，十分高兴。

“俺爸嘞？”战停问。

“你爸带着县上的党员干部和抗洪抢险突击队员上黄河大堤了。”

叶留阳时任开封团地委副书记。其父亲叶从善是1932年参加革命，在腊子口战斗中被打断腿，拄着双拐爬雪山、过草地，建国后第一批受党中央邀请赴京参加中央领导接见的老红军，开封地区人民银行第一任党委书记。此时为开封地直机关党委书记。深受父亲影响和教育的叶留阳十分清楚关键时刻，公与私的天平应该向哪里倾斜。

她知道，黄河兰考段正处在险工地段上。今年的黄河防汛任务特别大，随时都可能有险情发生，就对婆婆说：“爸爸是县委书记，必须战斗在第一线。你和俺弟弟妹妹们都到开封去住吧。今年水势那么大，弟弟妹妹都还小，黄河防汛你们也使不上啥劲。我们住在一起，相互也好有个照应。……”

“那可不行！”秀枝打断留阳的话，说：“你爸爸说了，在黄河防汛的危急关头，我们干部家属要与兰考人民共存亡！你爸爸临上黄河大堤前还专门交代我，要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大街上走走，稳定人心。”

“爸爸做得对！”叶留阳说。

“县委你爸他们都下死命令了。党员干部要奋战在黄河大堤防汛第一线，任何人不准擅自离开。包括家属子女，严禁以投亲靠友为由到外地躲灾，而是要与群众一起抗洪救灾。”秀枝缓口气，接着说：“我也是个党员干部，你爸爸又是县里的一把手。我是哪儿都不会去的。”

一席话，说得留阳连连点头。

“我想到黄河大堤去一趟，看看我爸。”战停说。

“你去了我不又多一份担心呀！再说，你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你一去，你爸爸肯定又让你留在那干又苦又累的活。”刘秀枝劝说道。“我是军人，不怕苦不怕累。”

战停当天傍晚就赶到了黄河大堤。这时，黄河“母亲”已全无昔日的安详，只见洪峰连天，惊涛骇浪，雷霆万钧，一泻千里。那滔滔东去的洪水，咆哮着，卷着浑浊的大浪，像一条巨龙在人们面前尽情地炫耀着它的威猛。滩区一片汪洋，险工段顺堤行洪。黄河两岸灯火绵延数十里。

防汛用的草捆、石头、沙袋、铁丝网等堆积如山，指挥部里的几部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响着，指挥员们脸色铁青，抢险队员牙关紧咬，拖拉机、架子车轰轰隆隆，将一个个装满石块的铁丝笼推下黄河。整个大堤笼罩着大决战的紧张气氛。

张钦礼正在和大家一起拧装石头的铁丝网。一见战停，用满是血泡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惊喜地说：“停小，你咋从这儿冒出来了。快过来让爸爸看看！”

战停看着爸爸手上的血泡和布满血丝的双眼，一个“爸”字还没出口，泪水就流了出来。

“都是部队的军官了，还掉金豆，让人笑话。”张钦礼“呵呵”一笑，又扬了扬手中的老虎钳，说，“来，咱边干边说。”

战停接过爸爸的钳子，一边干活，一边汇报自己在部队结婚的情况。

“我们听你的话，办了个革命化的婚礼。留阳在婚礼上唱了《焦裕禄，我们的好书记》的歌。我们没收一分钱的礼，没办一桌酒席。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好，好。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就应该带个好头。”张钦礼听了，十分高兴。

“妈妈让我给你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你快换上吧。”战停掂着带给爸爸的衣服说，接着又问：“防汛啥时候能结束？”

“那可说不准。你要想爸爸，就留在大堤上一起干吧。”

“中。我就在这干几天。”战停说，“不过，俺刚结婚，我还得回开封看俺岳父岳母。”

“你代我向你那老红军的岳父问好。”张钦礼十分理解地点点头，接着说：“可有一条，你们这次不能带你妈和你的弟弟妹妹们走，我们有纪律。”

“我妈都对我说了。”

“那就好。”张钦礼说，“明天去给你老潘大爷当通信员吧，他可喜欢你啦。你潘大爷顶风冒雨运送防汛物资，脚扭伤了，肿得黑紫烂青，拄着个棍子还干嘞。……”

战停深知，爸爸此时是无心顾及家人和私情的。他心里想的是黄河防汛的头等大事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危。

张钦礼与之“缠斗”了几乎一辈子的黄河，终于被驯服，实现了变害为利的转变。滔滔黄河水，在兰考人民心中也不再单单是凶猛的怪兽，而成了大家眼中的香饽饽。焦裕禄和张钦礼总结的“贴膏药”、“扎针”（即，翻淤压沙和栽植树木）经验，对于“封沙丘”、造林居功至伟，几年时间，基本上消灭了兰考的风沙灾害。

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断断续续主政7年多，他于1965年提出并强力推进“引黄灌淤”，尽管随着他的命运几上几下，最终还是建起大型提水灌溉站16座，开挖引黄灌渠350多公里，动土2000多万立方，引用黄河水1亿多立方，原来的沙荒、盐碱、低洼土地，除了许河公社老牛圈等地尚有5000多亩没有灌淤外，其他26.8万亩全部淤成了良田，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延缓了黄河河床的升高进程。

对于不适宜淤灌的土地，则打井配套6870眼，建成旱涝稳产高产田48万亩，适宜农桐间作的56万亩土地全部农桐间作，彻底治好了沙丘，除掉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

张钦礼提出的引黄灌淤、改良土壤之路，与“贴膏药”“扎针”相比，其根治“三害”的规模效应与彻底性，明显高出一个时代层次。这固然与时代的发展进步有关，但张钦礼对于根治“三害”的矢志不移和积极探索精神则是其很重要的内在动力，功不可没。

这是一个更具先进生产力性质的根治“三害”之路。对于兰考，近则是实现了焦裕禄的遗愿，远看则是对毛泽东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伟大号召的卓有成效的实践，各地随之而起的引黄灌淤热潮就是有力的证明。

第九章 现代“莫须有”

要来的还是来了

1976年的1月，特别冷。

9日凌晨4点12分，北京的天空尚被夜色笼罩着，怒号的寒风也没有止息的迹象，人们蜷缩在被窝里还在熟睡。突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裂人心肺的哀乐，以极其沉重的心情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中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于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伴随着连续播出的哀乐和讣告，整个中国瞬时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多少人悲痛欲绝，放声大哭。

对于兰考人民，对于张钦礼来说，周总理的离世，更多着一层特有的含义。这何止是悲痛，更是晴天霹雳！

噩耗传到兰考。张钦礼先是一愣，仔细一听，马上就如五雷轰顶，重重劈在他的心头。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总理呀总理，……”他在家设了灵堂，以供全家人缅怀、祭拜。

那些天，他下班后就一直守护在周总理的灵前，回忆周总理对他的三次营救、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殷切期望，感念周总理对他的再生之恩。

周总理最后一次解救他是1972年底。当时，张钦礼从总理那坚毅的目光背后，已经能够感受出他日理万机的疲惫。感动之余，总有一丝莫名的不祥之感。

然而，仅仅三年哪，这个预感怎么就变成噩耗了呢？他守在总理的遗像前，嘴里不停地喃喃说道，总理啊总理，国家正在危难之中，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兰考没有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北关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就成了人们寄托哀思、悼念祭拜的场所。人们纷纷涌向那里，分别为周总理献上了花圈，写下催人泪下的祭词……

这时，兰考也有一些传言：周总理去世了，我看以后还有谁去救你张钦礼！

这些传言既像是在预测什么，又像是有人幸灾乐祸的诅咒。

不过，1976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天塌地陷的一年。

3月8日15时1分50秒左右，一颗重约4吨的陨石在吉林市郊区附近县镇的19公里高空爆裂，3000多块陨石碎块散落在方圆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吉林陨石雨，造成的震动相当于1.7级地震。

7月6日，全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12秒的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致死242769人，重伤16.4万人，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之首。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天塌地陷的一年，是中国人民大劫难的一年。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辞世，对于张钦礼来说，更是把他的命运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生死荣辱都不可预测。

是毛主席两次视察兰考，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向人民承诺盐碱可以治，肯定他们引黄灌淤根治盐碱的做法，鼓励他们把兰考变成江南鱼米之乡；是周总理三次解救于他，给他平反，鼓励他继续革命，为改变兰考面貌努力奋斗；是朱委员长夫人康克清在他被林彪死党王新迫害的关键时刻，不顾年事已高，受周总理委托亲赴兰考调查，把他和兰考上千干部群众解救出来……

三位伟人，每一位离世，都像是万里雷霆重重击打在兰考人民心头、击打在张钦礼的心头！

悲叹之余，张钦礼也不时揣摩那些传言的寓意。不过，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什么名堂，自己就笑了：老党员了，怎么还相信这个？！张钦礼呀，即使出现那种情况，你就不干了？你对得起谁呀？

最后，他拿定主意，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了，就得干到底。既然答应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老班长焦裕禄，把兰考“三害”治理好，那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就得干好，往前赶！至于以后出现啥情况就不想它了，想来就让它来吧！

想明白了，决心也好下了。张钦礼与潘子春、蔺永沛、杨捍东等立志于根治兰考“三害”的一班人，带领兰考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了更加紧张的除“三害”战斗。

这个“更加紧张”来自张钦礼他们的“紧迫感”，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他们根据兰考政治斗争的几次大反复做出的不确定判断。

大家既然把根治“三害”、挖掉穷根当作了奋斗理想，那就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在自己能够主导政治局面的时候抓紧往前赶，能提前一天是一天，能多淤一亩良田就多淤一亩，以致在没有条件干的时候没有遗憾。

1977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3.2亿斤，人均800多斤，上交国库粮食3000万斤，皮棉100万斤，油料80万斤，还建成县办工厂16个，社办工厂60个，并完成了黄河加宽加高复堤工程和陇海铁路铺复线的土方工程。

然而，在那些妄图置他于死地的人看来，这些历史性成就除了被当作张钦礼“生产党”的罪证外，什么也不是。

怕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准将兰考县划入商丘地区管辖。这样调整张钦礼的职务也就顺理成章。在张钦礼被判刑入狱后，实行不到三年的行政区划调整完成使命，1980年8月，兰考县从商丘重新划归开封地区。

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被免去开封地委书记、地革委副主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职务。

对此，张钦礼并没有十分在意，他继续忙碌在治理“三害”的工地上。

24日，他和往常一样，与坝头公社党委书记张广顺一起搞引黄灌淤工程。眼瞅着工程就要完工了，他才极度疲惫地从泥水里拔出双腿，走到地边儿席地而坐，与张广顺对视了一下，开心地笑了。

这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传来。接着，一前一后两辆警车，闪着警灯、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刚刚坐下来歇息歇息的人们又站了起来，一个个屏住呼吸，杵在那儿一动不动，整个工地静得出奇。大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警车戛然而止。车上跳下来六七个荷枪实弹的人，冲着张钦礼快步走来。这时，张钦礼轻蔑地瞅了他们一眼，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动手了。该来的都来了，我要走了。”

来人带着枪，走到张钦礼面前，问道：“你是张钦礼吗？”

“我就是。”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来人拿出一张拘留证，说道。

“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啥罪了？”张钦礼愤怒地大声质问道。

“我们也说不清。上面说你犯了反革命罪。我们只是奉命办事，请你跟我们走吧！”来人边说边拿出一副手铐，准备给张钦礼戴。

工地上顿时炸了窝！人们看不下去了。他们手握铁锹、镐头、钢钎，迅速围了上来。

张广顺上前一步说道：“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张书记是省革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领着我们天天苦干，你们凭啥抓他？”

“张书记是周总理救过几次的人，凭什么又抓他？不说清楚，休想把老县长带走！”围上来的群众纷纷喊叫起来。

“都离远点！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谁敢阻挠，我们就不客气了！”来人见状，急忙端起枪，慌忙喊道。

“吓唬谁呀？哪次抓老县长不都是说执行公务。我看你们还是挡不住咋抓咋放！”

这时，一位留着白胡子的老人，端着一碗水走到张钦礼面前，说：“张书记，你喝口水吧。”然后扭过头对来人说：“我是坝头张庄的赵老三，经常陪着张书记下去探察河流走向。张书记是个好人，俺心里跟明镜似的。今天你们不说清楚，别想把张书记带走！”

来人见是一个老农，大为恼火，连讽带刺地说：“你还怪孝顺嘞！有本事你把他带到家！”

“你敢把他放了，我现在就把他带回家。就是养起来也愿意！”赵大爷毫不示弱。

“你别倚老卖老，惹我们急了连你一起抓走！”来人在众人面前受到奚落，恼羞成怒。

赵大爷往警车前一站说：“俺是建国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复员军人，会怕你？我今天豁出去了，不说清楚，我就不让你们把老县长带走！”

围观的群众也都护着张钦礼，对来人怒目而视。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张钦礼分开保护他的人群，走到来人面前说：“我跟你们走。”说完伸出两只手，来人顺势给张钦礼戴上手铐。工地上的人们急了，纷纷喊道：“张书记，你不能跟他们走！周总理不在了，谁再来救你？！”

“他们心太毒，你去了肯定要吃大亏！”

“张书记是好人哪，那些龟孙咋就不放过他呀！”

愤怒的呼喊，随着凄凉肃杀的寒风，在工地上空飘荡。

“乡亲们，再见了，我张钦礼谢谢大家。工地留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守住、建设好，那是咱留给子孙的百年基业呀！”张钦礼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忍着泪，对大家笑着说。说完，他扭转身，就要跟着来人走。

“等等，张书记！”张广顺叫住了他。看着眼前的张钦礼，衣服上溅满泥点子，裤子卷过膝盖，光着脚，腿上还裹着厚厚的黄泥，张广顺泪流满面，他哽咽着，指着张钦礼的腿说：“看，你腿上的泥。……让我给你洗洗吧。”

工地上有人端来一盆水，拿来一个马扎，放在张钦礼面前。张钦礼慢慢坐下来，张广顺蹲下身子要给他洗脚。张钦礼不肯，刚想挣脱，张广顺就抓住他的双脚，按到盆里，眼里噙着泪说：“你就让我给你洗吧！我想伺候你！”

张钦礼的眼泪夺眶而出，周围的乡亲们也在抽泣。一连换了两盆水，张钦礼的腿上才露出肤色。

那是两条什么样的腿呀！满腿没有一根汗毛，那是在引黄灌淤时被黄河泥粘掉的！双腿皮肤粗糙得像树皮，那布满腿脚的一道道裂纹，新伤痕压着旧伤痕。有的已经干裂成了硬疤；有的还裂着口子、浸着血……

洗着洗着，张广顺的手颤抖了，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头扎在张钦礼怀里，抱着张钦礼的膝盖“呜呜”地哭了起来，直哭得浑身乱抖，泣不成声。张广顺边哭边说：“张书记，你吃苦了。你为兰考老百姓出了一辈子力，做了一辈子好事，我们到啥时候都忘不了你！”

一时间，工地上张广顺哭，赵大爷哭，围观的群众哭，就连抓捕张钦礼的人眼睛也潮湿了。

张钦礼向在场的群众深深地鞠了一躬，愤怒地高喊：“苍天有眼，焦书记在天有灵！兰考所发生的一切，您都看见了吧！今天是1977年11月24日，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日子！我相信，被颠倒的是非，一定会再颠倒过来！我走了，我们跟焦裕禄的人都走了！我们是戴着手铐走的，到本不该我们去的地方去了！”说罢，回转身毅然上了警车。

张钦礼被拘押在兰考县委招待一所。没两天，就又被火速押解到郑州。

当时，不知是什么人放出口风，说是上级要调张钦礼到省委党校任职。听说张书记要走，成千上万的兰考百姓自发地守候在县城的各个路口，从县委一所到西关农场以西，十里路程挤满黑压压的人群。

这里有带着干粮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有风雨同舟的老同志和县城四街的居民，有当年焦裕禄树立的红旗队、样板村的社员群众，还有老师、学生、干部、工人、商人……

人们涌在一起，相互问候着，诉说着，交流着。很快大家就明白了：他们的张书记并不是要提拔，而是被抓起来了。他们想再看看老书记，想为老书记送送行。然而，他们连张钦礼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的张书记已被悄悄地押解到郑州了。

大家认为被愚弄了。这个说，张书记是好人、好干部，这好人咋就没有好报嘞？那个说，周总理一逝世，就有人说张钦礼再倒霉了，看谁还能救他！看来是有人早就操着心哪。

黄河滩区一位叫金李氏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那一年黄河洪水漫滩，俺家屋里院里都进了水。我当时躺在床上发高烧，是老县长背着我，扯着俺孙子往外跑，刚一出门，房子就塌下一角，俺们才没被砸死、淹死……。老县长是俺的恩人哪！在兰考咋就不兴好人哪？”

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尽管他们连张钦礼的影子也没见到，张钦礼却因此罪加一等：张钦礼煽动群众搞“地震”，干扰“揭、批、查”运动。

张钦礼的被捕，在兰考引起了巨大震动。兰考百姓焦急地四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张钦礼被关押在郑州看守所。于是，他们选了来自贺李河灌区的张传领、清故道和赵王河灌区的阎协崇、陇海铁路两侧灌区的史占卿三人为代表，到郑州探望他们的老县长。在省城看守所，张钦礼被狱警带了出来。三位代表跑上前去，用淳朴的兰考人的最高礼节，齐刷刷一字儿跪在张钦礼面前，泣不成声地说：“张县长，俺们受兰考人民的委托，来看望您来了……”

他们还是习惯地称张钦礼为张县长，他们觉得这样叫亲切。

三人哭作一团。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前些天张县长还带领他们引黄灌淤，各淤区的工作都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转眼，老县长怎么就被抓进监狱，受此大难呢？

张传领拿出备好的酒，斟满一杯，哭着说：“俺知道你不会喝酒，也从不喝酒。可今天不同平日，这是咱兰考百姓的心意，请老县长喝了这杯酒吧！”

此时，张钦礼“扑通”一声也跪在地上，伸出戴着手铐的双手，从张传领手中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说：“我张钦礼今天落难，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我，咱们够交情。谢谢你们三位代表，谢谢兰考人民！”

“张县长，快过年了。你喝口酒，就算我们给你提前拜年了。”阎协崇抹了把泪水，抽泣着说着，又递上一小包葱花油饼，史占卿也递上一小袋炒好的花生。阎协崇又说：“俺知道你有饿伤病（糖尿病），一犯病就头晕，出冷汗。你啥时候饿了就吃两口，垫垫饥。”

史占卿流着泪说：“你的病都是为俺老百姓累出来的，修堤打坝，挖河建闸，没明没夜地干，这俺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你可要自个照顾好自己，健健康康地回到咱兰考。我们还等着你回来，再领着我们一起大干哪！”

跪在地上的四个人紧紧地搂在一起……

来来往往的过路人无不为之动容，狱警也流下了热泪。张传领感激地对狱警说：“世上还是好人多，感谢狱警同志给我们方便，我们才有机会跟我们老县长说这么多心里话。”

回监的时间到了，狱警押着张钦礼往里边走。三位代表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放声大哭，不住地哭喊着：“老县长，你冤枉啊！”张钦礼听到了他们的哭喊，回转身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走进了监狱大门。

张传领、阎协崇、史占卿拍打一下身上的土，迈着沉重的脚步，围着省城看守所的高墙转了三圈，最后，无可奈何地流着泪，离开了郑州。

这次先后被捕被关的，还有跟随焦裕禄、张钦礼一同除“三害”的1207位县、社、队的干部群众。

欲加之罪

这次抓张钦礼是以“揭批查”名义进行的。这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在全国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

“揭批查”是指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反革命面目与丑恶历史”、“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揭批‘四人帮’的反动理论”，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此时，“文革”前要将张钦礼打成“四不清”而未逞、“文革”开始后又以反对“文革”之名将张钦礼打成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的秦××、周××都摇身一变，又成了被迫害的老干部，分别升任为开封地委副书记和商丘地委副书记。

这个区划调整是否专为张钦礼而设，只有天知道。但事实是，张钦礼专案组仍在开封地区，由开封地区提供罪证，最后由商丘地区进行审判。

负责河南“揭批查”工作的两位领导同志与张钦礼都有些“缘分”。一位是1960年张钦礼到北京告“御状”时的省委秘书长，他对张钦礼去北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的实际情况并指责河南掠夺农民一事恨之入骨。

另一位则是曾与张钦礼直接打过交道的，那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前去兰考指导“反右”，张钦礼曾为一张大字报上的200多名干部鸣冤叫屈而顶撞过的省委组织部长。这时，前者已经成了省委书记，后者也已升任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了。

张钦礼被捕前，这位副书记把张钦礼叫到省委谈话，说是为了挽救他：“钦礼，我知道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和纪登奎。你揭发他们吧。只要你揭发了他们，就说明你站过来了，啥事都好办。”

“他们是我的领导，我和他们是上下级关系。刘、纪在上层活动我不了解。”

“你不揭发刘建勋、纪登奎，就是没有站过来，站不过来矛盾的性质就转化了。”

看张钦礼没有“揭发”的意思，副书记话题一转，厉声说道：“张钦礼，你这个人，傲得很，以焦裕禄亲密战友自居，谁都不放在眼里。有人揭发你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挖空心思编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你要好好检查，争取从宽处理。”“书记，你只说对一半，心思挖空了，但没有捏造。焦裕禄事迹哪一条是我捏造的？请您明示。”

副书记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说：“就你这态度，矛盾要转化。”

张钦礼的性质果然转化了。

为了完成省委领导交给的“转化”任务，将张钦礼这个屡屡“遇难呈祥”的对手置于死地，秦××不惜采用先逮捕、后整罪行材料的非法手段。

当办案人员告诉他，目前所有的材料都算上，张钦礼也不够逮捕法办时，秦××恶狠狠地命令道：“下去再查，我就不相信他不够逮捕法办！”

办案人员连忙去找，但第二批材料收集上来后，反而比第一次少了许多。秦××见状大怒，问其原因，办案人员告诉他：“上次收集的材料中，有一些证人改口说那是在‘高压’下的信口开河、道听途说。这次落实时，很多人的证词又收回不算了。”

秦××恼羞成怒：“说不算就不算了？没门儿！把两次的材料有用的都用上！”

办案人员告诉他，就是把两次的材料都算上，张钦礼仍构不成犯罪。秦××气急败坏，又将办案人员痛斥一顿……在签署逮捕命令时，因案件承办人认为张钦礼构不成犯罪不予签字，他们就另找他人代为签了字。

在他们罗织的罪名中，最要命的是“擅自扒堤决口”。历朝历代都把黄河的事情看作足以影响国家安定的大事，自古就有“黄河无小事”之说。如果这一项罪名查实，就足以判其死刑。

他们动这个心思来自对引黄灌淤的臆测。

引黄灌淤是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领导兰考人民根治“三害”斗争中，持续时间长达数年、受益区域覆盖全县的最为重大、带有决定意义的工作部署，终使兰考已经基本消灭了“三害”的主要根源盐碱、涝洼土地。

这项工作已经成为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兰考人民心中。要彻底打倒张钦礼，最要紧的就是将引黄灌淤变成致人死罪，彻底消除张钦礼的影响。

怎样将引黄灌淤由“功”逆转为“罪”？

这些根本不关心兰考人民根治“三害”斗争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引黄灌淤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知道早在1958年张钦礼和程约俊就已开始了引黄灌淤实验，建成了三义寨引黄大闸，而是臆测：引出这么大流量的黄河水，不可能不扒黄河大堤，只要扒黄河大堤，那就是死罪。

但是，说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张钦礼没搞过“决口”，但“扒堤”之举还是有的。不过那是指废除黄河滩区生产堤。1974年国务院发出27号文，要求破除黄河下游生产堤。

在这之前，张钦礼曾经利用这些生产堤引黄灌淤将沙碱地改造成了良田；国务院文件下达后，张钦礼又为落实国务院《决定》精神，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前提下，分期分段做好废除生产堤的工作，抢在行洪之前，又通过灌淤，使滩区10000多亩地和黄河大堤的临河洼地变成了良田，并有效提高了防洪能力。

到了1975年秋季，黄河汛情来得早、来得大、来得猛，生产堤全部冲毁淹没，自然消除了生产堤影响泄洪的隐患。

1978年11月16日，在拘留审查长达一年多、找不出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张钦礼终被以“扒黄河大堤”为主罪，由河南省公安厅对张钦礼宣布实行逮捕，关押于郑州市看守所。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以“中共河南省委决定，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为题发布消息，称：“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经将三犯依法逮捕。”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煽动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治，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经历过三次大磨难的张钦礼，对于这次被捕似乎有些预感。

被关押之前，他郑重地对妻子说：“孩儿他娘，我看他们来者不善，又要对我下手了。看来，他们是非要把我整倒不可，是死是活你不要太难受。我没有任何积蓄留给你，再难你也要把咱的孩子拉扯大，难为你了。……我这一百多斤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交给党了，大不了一死，还能咋着？”

秀枝说：“你别一说话就死呀死的，净说晦气话。你也听我说一句。只要人家打不死，你都不能去死。我和孩子在家等你。”

“好，我记住了。我也托你办一件事，你记住。”张钦礼紧握一下老妻的手，说着，又拿出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本，说：“这是我的党费证。我的党费交给地委办公室的陈建起和田文庆同志了，已交到年底。不管他们怎样对我，我永远都是党的人！”

刘秀枝牢记丈夫的话，一直把丈夫的党费证妥善保管，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虽几经抄家，党费证安然无恙。她一直保存到丈夫出狱交给丈夫，至今仍像宝贝一样珍存着……

张钦礼的这些罪名是怎样罗列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多次来河南视察，对戴××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十分了解。杨贵告诉新华社记者陈健：“最后给张钦礼定案的就是戴××。”

在他们罗织的罪名中，除了“擅自扒堤决口”和“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其他都是不好上刑的“思想罪”。

“擅自扒堤决口”，毕竟事关重大，省委决定后没几天，省司法部门便派员到兰考提取“扒堤决口”的罪证。这些大员们到实地一看，大跌眼镜，这原来是一个功罪颠倒的假证、伪证！

对于引黄灌淤这个被兰考人民铭刻于心的丰功伟绩，久居庙堂之高的两位省委领导不了解下情尚情有可原，但对于后半生的命运紧紧与兰考联系在一起、多年担任兰考主官的秦××、周××来说，居然不知其是功是罪，是作风不深入，还是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根治兰考“三害”这件事？

这不仅太让人尴尬难堪，而且把自己在兰考问题上所有的自诩全都变得一文不值。

人们的疑问是，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这两位省委领导为什么就这么轻信秦××、周××的编造呢？

把未经调查落实、违反基本常识、功罪颠倒的所谓“罪证”赫然提交到省委会议上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随后又堂而皇之地刊登于省委机关报之上，这是来自于拥有几十年领导工作经历的“火眼金睛”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呢？

至于“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其罪证是“谢清渠之死”。

任彦芳在其经过秦××、周××审阅的《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中对此事做了如下描述：谢清渠回家探亲到巩县，在家里听到张钦礼“胜利”回兰考又开始残害干部的消息，他心如油煎要回兰考……

忠诚的谢清渠没有想到，他到兰考迎他的是张钦礼给他制好的“特号”帽子——“走资派”、“三反分子”，被监禁了。

8月31日上午，张钦礼策划了“玩活猴”的一幕：走资派“亮相”大会。谢清渠胸挂“走资派”大牌，从容挺立在囚车上……上来人把谢的头往下按，只撞得车板当当响，接着便是拳打脚踢，枪棒齐捣，他满脸流血，头部打肿，眼睁不开了……

就在这天夜晚，谢清渠以死对张钦礼的残暴进行了抗争。……当夜，冒雨把谢清渠背到黄河边在乱草丛里埋掉了。

然而，兰考人都知道的是7月28日，张钦礼从狱中被省军区接走；7月30日，在县委礼堂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谢清渠举着省军区开具的提审证信誓旦旦、赌咒发狠，但在周总理接见张钦礼的消息传到兰考没过几天，谢清渠已经在自己的宿舍上吊身亡。

上吊前几天还在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在大会上信誓旦旦地讲话，怎么可能参加一个月后的走资派“亮相”大会？怎么可能“胸挂‘走资派’大牌，从容挺立在囚车上……上来人把谢的头往下按，只撞得车板当当响，接着便是拳打脚踢，枪棒齐捣，他满脸流血，头部打肿，眼睁不开了”？

最关键的是，此时，张钦礼正在北京在周总理安排下，检查治疗，并给中直机关巡回做焦裕禄事迹报告，直到8月底才返回兰考。

于是，“谢清渠之死”又成了天方夜谭。与“擅自扒堤决口”一起，都没再列入张钦礼罪状之中。

1978年12月，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变。”

1979年7月初，新华社受权公布我国第一部《刑法》。这是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后开始起草，先后修订过38个稿本，于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7月6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命令公布的，开始施行时间为1980年1月1日。

随即，河南要求此类案件务必赶在《刑法》施行时间之前审理完毕。看来，河南此类案件并不在邓小平所说的必须加强的“法制”范围，还属于“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的范畴。

1979年12月下旬，经过两年多的搜集、整理，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急急忙忙地对张钦礼进行公诉。

庭审时，法官问张钦礼：“你为不为自己辩护？”

“辩护。”

“找人辩护还是自己辩护？”

“我不用找人辩护，也没钱找人辩护。”张钦礼义正词严地说，“你们给我定的所谓罪名，都是无中生有，借题发挥。1967年，以‘反对文革罪’把我关入大牢；现在又以煽动文革罪将我判处重刑，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中央下发的有文件。你们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参加。我一个县里的芝麻官，咋能煽动文化大革命？我不敢领这个衔。定我为‘反革命分子’，并以‘扒开黄河大堤’罪名逮捕我，还在《河南日报》上大肆宣扬。请问：我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举家投身革命，家中亲属党员几十名。我为什么要反党？有何目的？说我扒开黄河大堤，有何证据？黄河大堤我一个人能扒开？同伙是谁？作案工具是啥？这连黄委会、河务局都不认同、沿河百姓都没有听说过的大罪，强加在我的头上，这不是‘莫须有’的再版吗？说我搞‘打砸抢’，我本人或指使他人打过谁？砸过谁？抢过谁？……”

一连串的驳斥、反问，弄得审判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最后，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再辩了，再辩会判你20年。你要知道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只是办个手续。……”

张钦礼听了，仰天大笑。他笑审判长在法庭上给法律开了一个大玩笑。

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小个子，大人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反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这是张钦礼的第一次来自人民法院的正式判决。“反革命罪”是他第一个由人民法院认定的罪名。

这个判决，尽管把虚构的东西写得言之凿凿，但公然用“××××”代替具体罪证，恐怕在中外法律界都是首创！

此后，张钦礼被押送到位于豫西新安县的河南省第四监狱服刑。

第三次大清洗

1977年11月，张钦礼被带走之后，秦××、周××开始了对焦裕禄、张钦礼带出来的党员干部队伍的第三次大抓捕。第一次大抓捕是在1967年元月，主使者仍然是秦××、周××。

第二次大抓捕是在1971年元月，主使者是林彪死党王新。

这三次大抓捕，也可以说是三次大清洗。其对象基本上为同一个群体，即坚定跟着焦裕禄、张钦礼根治“三害”、积极宣传、坚决维护焦裕禄精神的党员干部。

这次大抓捕中，全县机关干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长和学校校长、教师、工厂车间主任、班组长都不放过，被开除、免职的达5000余人，党员被开除和取消党籍的2000余人，职工、干部、教师被开除、解雇的达1500多人，动用专政机关逮捕拘留70余人，被判刑的50多人。

县委七名常委和十六名公社书记，大部分被逮捕、关押、判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为什么他们敢于三次对这个群体大加挞伐？这个群体除了捍卫焦裕禄、积极除“三害”外，还有一个称呼，即“ｘｘ”中的群众组织。

这就必须交代一个背景。

中国的“ｘｘ”，以中共中央“5·16”通知为标志，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最初，“ｘｘ”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的，但时间不长，就逐步失控，“天下大乱”。直到1968年前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社会形势逐步安定下来。

电影、电视剧里那些红卫兵造反的镜头基本都是“ｘｘ”开始到1968年各地革委会成立这段时间的情况。

河南也分为对立的两派。一派叫“十大总部”，一派叫“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还有一个中间派叫“河造总”（全称为“河南省造反派总司令部”）。他们中原逐鹿，难分胜负。1967年7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点半，周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代表中央接见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队要支持保护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新闻，中央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一版头条刊出。

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纪登奎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河南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在周总理指示后，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

兰考县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河南省委于1966年11月25日批准的。“ｘｘ”一开始，张钦礼就被当时的“ｘｘ”领导小组正副组长秦××、周××定成了“反对ｘｘｘｘｘ的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兰考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

但因在批斗张钦礼时诋毁焦裕禄、打倒张钦礼、反对治“三害”斗争的行为太过露骨、卑鄙，秦、周犯了众怒。1966年12月，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联合成立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简称“卫焦”），明确提出保卫焦裕禄、支持张钦礼。

秦××、周××见状，也急忙让部分县直机关干部成立了“卫东林焦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卫东林焦”），与“卫焦”针锋相对。并于1967年1月29日，动用军队大抓捕“卫焦”的党员、干部、工人、农民、学生1207人，兰考监狱关不下，不惜转到杞县、民权、东明等地的监狱关押。

周总理表态支持郑州的“二七公社”和开封的“八·二四”之后，“卫焦司令部”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于是，张钦礼自然而然地成为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

“ｘｘ”初期，无论全国、全省还是兰考，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共同口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和“坚决打倒ｘｘｘ！打倒ｘｘｘ！”双方在这些口号下都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即使说错了，也不犯法。

具体到兰考，张钦礼和秦、周各支持一个群众组织。双方斗争的实质，张钦礼说是捍卫和砍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为焦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关注兰考情况的新华社记者陈健认为“这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

张钦礼的判决书上写周××遭受迫害，他所受到的批斗与张钦礼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张钦礼被总理解救翻身后，他虽然兼有诸多职务，但并不能使支持他的群众组织不批斗秦、周。客观上秦、周始终受到兰考支左部队的保护，对他们的批斗是有限度的。

张钦礼平反、主政后，开展的是“拆墙、平沟、解疙瘩”，做的是团结工作，而秦、周主政后则是大开杀戒。在“ｘｘ”中，张钦礼几次被关押，而秦、周等人既没有进过监狱，也没有遭过软禁。秦、周一派所受到的“迫害”远远小于对另一派的加害。

这是基本的事实。拿着自己一派受“迫害”的事实去“迫害”另一派群众组织，既不符合当时实际，也有失公平公正。所以，秦、周以被迫害的“老干部”自居，是不具有道义合法性的。

新华社记者陈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兰考“ｘｘ”的与众不同之处还有，这三次大清洗，所涉及的人员姓名、数量几乎相同相等。

如果更精确计算，应该从1957年开始，斗争了20多年，同样的原班人马、对立的双方，一方的人却步步高升，而张钦礼从1957年的“控制使用”到1958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ｘｘ”中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成为一名“囚犯”。

在这位老新华社记者看来，真正的极“左”，不是张钦礼及其所代表的那些干部群众，而是从未真正关心过兰考根治“三害”斗争、没有真正关心过老百姓死活的秦××、周××们。

将焦裕禄大通讯发表前后开始的两种不同看法、不同态度的斗争与这三次大抓捕综合起来看，特别是从他们大抓捕的对象和对根治“三害”的态度上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兰考的两派斗争不同于全国全省的情况，其他地方多数是发端于对毛主席的号召、党中央的决定积极响应，目标大多是本地本单位的领导同志，而兰考则直接发端于对焦裕禄这个典型是树还是砍的问题，这说明，张钦礼对他与秦、周之间斗争性质的判断是准确的。

先看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的大队支部书记的下场

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桢，本是国家干部，自愿到秦寨大队任大队支部书记，是党的“九大”、“十大”代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建交后，他参加了由王震带队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和大寨的郭凤莲等一起到日本参观访问。

这次被开除公职、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判刑7年。在狱中，他得了水肿病（老百姓称气臌病），肚胀腹水，肿得难以动弹。第7个年头，才允许保外就医。但出狱不久，即含冤而死！

赵垛楼大队支书李运兴，被无辜判刑7年。在狱中瘫痪，刑满出狱不久，含愤而死！

双杨树大队支书王发祥，被撤职审查。因“罪证”不足无法宣判，一直关在隔离室审查。在轮番批斗、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悲愤交加，含恨死在隔离室。

韩村大队支书杨素兰，是一位被人交口称赞的女劳模、好党员。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于生活极其困难，亡命天涯四年。

被抓的农民党员，他们在ｘｘ中既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组织武斗。当焦裕禄的墓碑展览馆遭破坏时，他们自带干粮、铺盖，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遭破坏。

他们最大的“罪状”就是：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保皇派；他们是农民，进城造秦××，周××的反，就是反革命。他们在狱中都受尽酷刑，同案的120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交了党费后自杀。

再看与焦裕禄、张钦礼一起根治“三害”的战友们的遭遇

当年那位奉命调查核实焦裕禄事迹的大学生杨捍东，1967年被秦、周以“国民党中校”名义投入大牢。平反出狱后，因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兰考县委副书记。这次又是故伎重演，找个理由先把杨捍东抓起来再说。

在找不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判刑五年。出狱后，家在外地的他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他先后摆过地摊、卖过鸡蛋、炸过油条、种过地、喂过羊，饱受折磨，穷困潦倒一生！

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与焦裕禄并肩战斗、改变兰考贫困面貌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后来，他调到通许县任县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

他走到哪里，把焦裕禄精神带到哪里，为通许的工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许的人民群众评价他是：“抓农业，粮食增产；抓工业，工业发展。”他亲手建起的三个大型工厂，是通许多年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

在几经审查找不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被免去其党政领导职务，被降职到基层任职。

刘俊生是现存焦裕禄生前在兰考照片的唯一拍摄者，也是当年跟着焦裕禄根治“三害”的战友、焦裕禄精神的主要宣传者、传播者。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秦××一句“此人不适合做宣传工作”，就将其撤销职务，调离县委宣传部。

先后被以“宣传焦裕禄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罪名关入兰考、杞县监狱，其年迈的爷爷也惊吓而死。出狱后，无论调级、涨薪、职称评定，无论多么符合条件也没有他的份，仍住着破旧的平房和用着老掉牙的旧家具。

县妇联主任翟秀兰，是位多次受到焦裕禄等领导表扬的、深受兰考广大妇女拥戴的好干部、好党员。1967年那场大逮捕中被抓进监狱，后被宣布无罪释放，重见天日。因其刚正无私，德才兼备，政绩突出，1973年提拔为开封地区妇联副主任。

在这一次大抓捕中，翟秀兰又惨遭迫害，被第二次逮捕入狱。

另外，焦裕禄组建的除“三害”办公室主任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治沙、治水、治碱三个组长全部撤职，有的被开除党籍。

在这次大清洗中，秦××、周××坚持的原则可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犯我秦周，虽远必诛！

卓兴隆，大跃进时在兰考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一位优秀的基层干部。他不仅被焦裕禄欣赏器重，从公社提拔到县里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被到兰考视察工作的时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中，认为是个人才。

后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根据姚依林的建议，将其提拔为商丘地区柘城县县委书记。

卓兴隆不仅是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得力助手，他还是焦裕禄提倡农桐间作的积极推广者，还发明了一种土办法专治桐树“布袋虫”。随后又把农桐间作的经验带到了柘城；再后，商丘地区推广了柘城经验。

ｘｘ期间，中央有关部门在商丘召开过全国绿化和农桐间作会议，新华社记者陈健参加了会议，专门采访了卓兴隆，为《人民日报》采写组织过整版商丘地区农桐间作的文稿。至今，商丘地区还流传着：“看见布袋虫，想起卓兴隆。”

与张钦礼一样，卓兴隆也是小学文化，但很聪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禄的影响，懂得尊重知识，用心读书，加强自己的文化素养。焦裕禄逝世后，他写的三四千字的怀念文章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他因为喜欢泡桐，临终前写了一首小诗《桐花赞》：“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红，圣洁溢清，你胜过八月的桂，腊月的梅；桐树啊，桐树，你木质洁白，昂首挡风，所有的诗都该把你赞颂。”

河南清查工作开始时，商丘地区两任地委书记孙玉尊、李景堂都保卓兴隆，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卓兴隆在文革中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继续留任。但荣升为商丘地委主管政法副书记的周××则抓住他不放，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一点点把他割死。

一天，周××发现会场上一个肩背草帽的人很像卓兴隆，就专门从台上跑到台下，走到卓兴隆面前，阴阳怪气地笑了笑，说：“这不是老卓吗？几年不见了，还不错吧！在这儿比在兰考强吧！”卓兴隆顿时有种不祥的感觉。

很快，卓兴隆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降到地区水利局任副局长。卓兴隆并没有因为降职而消极。他分工管引黄灌溉，多次带领民工到兰考境内清挖渠道，吃住在工地。干旱季节他到兰考协调放水，风餐露宿、实地勘察堤坝水流，忙得不可开交。

但这些都不是周××所考虑的问题。没多久就又将他再次免职，成了一般干部；再后，又开除了他的党籍。

卓兴隆咽不下这口气，最终因肝癌英年早逝。临终前，卓兴隆在病床上写道：“两袖清风归天去，哪怕阎罗问短长！”

得知卓兴隆病逝，兰考的群众乘满六辆卡车，在商丘市卓兴隆的平房前搭个大灵棚，供兰考、柘城和商丘地区的群众吊唁。挽联上书：“满腹经纶离世早，一腔热血沸腾止。”横批：“清廉勤政为民。”

许多群众带着干粮从农村来到卓兴隆灵前日夜守灵。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顿足，离休的水利局局长王昭奇半瘫痪，他边爬边哭在灵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

当卓兴隆的灵车开往公墓经过市区大街时，柘城、兰考、商丘的干部群众胸戴白花，臂戴黑纱，哀声动地，后边跟的大车小车洋车土车有几里长，街两旁的行人止住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商丘地区解放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此悲壮隆重的送葬队伍。

地区电视台有位大胆者自愿为这个葬礼拍了录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动人的群众场面没有拍下来。

卓兴隆开除党籍一事，他生前没有告诉妻儿老小，怕影响他们对党的看法。丧事过后，他的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被开除党籍的通知和病中写的申诉书与《桐花赞》。

申诉书上说：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突然之间逐步升级，原因是60年代他同开封地委个别领导，在宣传焦裕禄的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他现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诉书中要求：公正审查他的问题，平反、恢复党籍。

卓兴隆临终前在病床上写道：“两袖清风归天去，哪怕阎罗问短长！”一腔浩然正气跃然纸上。

周××第一次把张钦礼投入监狱时，卓兴隆跑了，没逮住；第二次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时，卓兴隆已经离开兰考去了柘城。

从20世纪60年代宣传焦裕禄时他俩的斗争算起，到周××去商丘任职，他们已经12年没有见面来往，况且，卓兴隆这时已经是他属下的一位优秀的县委书记，即便如此，周××也没有放过。

陈健认为，极“左”思想已经成了周××、戴××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这种信念和权力结合，他们就会特别偏执，特别残忍。

卓兴隆含冤去世后，他的儿女带着录像带和父亲的申诉书到北京，见到了一生为正义呐喊、享誉中原大地的新华社记者陈健，哭诉了父亲的冤情。陈健看了录像带和申诉书，凭着对卓兴隆的了解，奋笔直书，写了一篇稿子，登在了新华社的内参上。

至今，豫东的人民群众至今仍传颂着陈健仗义执言的感人故事。

张守德，兰考县东岗头村人，在部队入党、提干，1963年转业回兰考，安排在兰考县财贸委员会任秘书。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基层工作，1964年调到张君墓公社任团委书记。

他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各项工作中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工作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受到了公社党委和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1967年10月，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张守德结合为兰考县革委成员，后任张君墓公社革委会主任。

1969年8月，张君墓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公社党委，张守德任党委书记。他要求把原来的郝安居、陈营贤两位老干部保留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把全公社分为两大片，让郝、陈二人各管一片，坐镇抓农业生产。

凡遇挖河、打堤、修路等动用大批劳力的艰苦任务，张守德就亲自带领团员青年突击队和基干民兵去干。每次参加县里工程建设都被评为先进，全公社的各项工作都有了很大发展。1975年，张守德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次，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在和张钦礼说到宣传部长人选时，刘建勋说：“张守德那可是天生的宣传部长的料……”1973年8月，张守德被提拔为兰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1975年3月，省委又将他调到到登封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县委日常工作。

到登封后，他把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带到了登封，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平易近人，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受到登封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揭批查”运动开始后，登封县委和广大干部都认为张守德没有啥问题，都想留他继续工作。但秦××两次去登封，大会小会点张守德的名，说他是兰考调去的，和张钦礼是一伙的，要免除他的县委副书记职务。

免职后，秦××又借口张守德没有参加登封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说他态度不好，对抗“揭、批、查”运动，要开除他的党籍。叫他签字时，他质问道：“我是‘双突’的党员干部吗？”

“不是，你是在部队入党提干的。”

“我违纪犯法了吗？”

“没有。”

“那为啥开除我的党籍？！”

“因为你跟了张钦礼。”

“这就是开除我党籍的理由？！”张守德这个爱说爱笑、人称“活宝”的老同志，气得满脸通红，气愤地对他们甩了一句，“我永远都是党的一员，张钦礼和我都是党的好干部！”

这次大抓捕中，张钦礼的亲属也是在劫难逃

张钦芳，张钦礼的三弟，十多岁参加儿童团，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张钦芳勇武过人，屡建奇功，人称“拼命三郎”；又因他深入虎穴，奉命夜袭开封城，生擒大肆残杀我八路军战士和家属的日伪汉奸、国民党保安头子有功，被鲁西南军民誉为虎胆英雄。

历任考城县公安局股长、开封专区柳林农场场长、开封专区运输公司经理、新乡地区人民银行副行长等职。

1967年，第一次大清洗时，张钦芳因是张钦礼的胞弟，被以“走资派”、“反革命”的罪名，关押到兰考监狱；1971年2月，第二次大清洗时，张钦芳又被以三年前已经结案的赵荣死亡案，于1971年9月21日被拘留审查。

在历经一年零三天的审查后，没有找到任何问题，1972年9月23日被宣布无罪释放。10月18日，时任开封地委书记曲光藻、兰考县委书记庞传文在兰考县城开封地区汽车运输公司三车队召开万人大会，对张钦芳予以公开平反并赔礼道歉。

康克清老人在翟秀兰等陪同下参加了这次平反大会。

这第三次大清洗时，1978年11月17日，秦××、周××为了给张钦礼强加上“包庇重用坏人”的帽子，再次将张钦芳逮捕。1979年10月20日，被兰考县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关押到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

对于这个案件，张钦芳在庭审中指出了如下事实：一是1979年9月21日，我被以“打死人命”为由，遭到拘留。在看守所里，我如实陈述了事情的经过，据理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经过一年多的审讯、侦查、落实，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认定赵荣是我打死的；或者是我唆使他人打死的。

因此，赵荣之死根本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所以，1972年9月23日，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庞传文等人将我无罪释放，并在兰考县城召开万人大会，为我平反昭雪。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求实性。

二是赵荣先用砖砸谢松清的头，厂医孙庆桂等人把谢松清搀扶起来，由两人架着去医务室包扎治疗。途中赵荣又打质问他的颜廉。三是，我没有打赵荣，也不在打人现场。四是，夜间看守赵荣的人不是我派的。

另据夜间看守赵荣的人证明，夜间没有人打过赵荣。只是半夜赵荣要喝水，他给赵荣弄了一盆水喝。

张钦芳指出的这些事实，连当时的判决书都是没有否认的。

面对这样的判决，张钦芳义愤填膺，对判决书逐条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说：“判决是歪曲事实的错误判决。我根本无罪！”

最后，性情刚烈的张钦芳病恨交加，患了尿毒症。他喊着冤、叫着屈，惨死在开封河南省第一监狱之中，时年59岁。张钦芳走的那天，开封市本来是大晴天，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送行的人们说：钦芳太冤了，老天都哭了！

秦××、周××们为何一直对这个案件处心积虑，原因就是为张钦礼判重刑的“有分量”的材料太少了，如果把这个案件算到张钦芳头上，那就可以给张钦礼定上一个包庇重用杀人犯的罪名。

当时张钦礼还软禁在信阳，直到周总理第二次营救后，于1973年2月才从信阳地区调回兰考。这个时间段不仅不在兰考，而且正是挨整之时，他能威逼比他职务高的开封地委第一书记？尽管这是最明白无误的基本事实，但张钦礼的一审、二审判决书仍然将其列为罪状。

一审判决称：（张钦礼）“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二审判决则称：“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委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

两级法院判决居然都罔顾事实，公然说谎，可见他们为置张钦礼于死地内心是多么空虚！

张军建，张钦礼的二儿子，按照当时推荐加考试的方式上了四川外语学院。秦××、周××等人派人跑到重庆，找到学院领导要求将军建退学，理由是军建是“走后门”上学的。学院领导严词驳斥，明确表示：张军建的入学完全符合当时招生政策，不可能将其退学。

张瑞芝，张钦礼的二妹，共产党员。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兰考二中教学，后任团委书记。由于她工作积极，工作能力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模范共产党员。就因为她是张钦礼的胞妹，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张钦礼倒霉一次，她就跟着倒霉一次。

而每一次受株连都是苦不堪言。审查、被抄家、挨批挨斗、停发工资。最后，竟无辜撤销了她党内外一切职务，被迫到外地自谋了一份工作。

张凤芝，张钦礼的三妹，兰考二中的一介教书先生。郑州大学本科毕业，是个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也是家中少有的党外人士。她是兰考二中最优秀的数学教师，带高三毕业班。她带的学生升学率最高，不少人考上名牌大学，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但由于受到哥哥的株连，该调级的时候不给调级，该晋升的时候没有她的事。她三岁的大儿子在路上被人打得满脸青肿；丈夫李广增被人截住打骂，用大扫帚往头上拍，原因都来自二哥张钦礼。

1984年春天，她偶尔看到了一则湖北省十堰市一高招聘老师的广告，就想去应聘，以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到张君墓公社截了二尺方块布，做了一个小背包，然后只身一人到十堰去试讲应聘。结果，试讲成功！

十堰市教育局和一高的领导对她赞不绝口，说：“张老师，你讲得太好了！”当场表示录用，并说：“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我们帮你，我们都答应你！”张凤芝说：“我要来任教，就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的丈夫必须调过来，我的孩子得跟来，我们一家四口得团圆在一起。”

十堰市一高的校长问：“你的丈夫是干啥的？”张凤芝说：“我丈夫是一个军队转业医生，现在兰考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教育局的领导和校长说：“你叫他过来吧，我们给他联系到十堰市人民医院上班。”

李广增前往医院试刀做手术，一试，中。当时就被医院决定录用，在十堰市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

夫妻二人回到兰考家中，悄悄地收拾东西。把带不走的东西三分不值二分地卖了。在一天深夜，找辆大卡车，将东西一装，拉着全家就走了。一家人逃难般地到了湖北省十堰市后，张凤芝接手送了一届高三毕业班，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学校高兴，家长喜欢。然而，张凤芝的大儿子因水土不服，得病失学一年。这使她继续留在十堰市教书的决心产生了动摇。为了孩子，她想返回兰考二中。十堰市一高再三挽留，不舍得让她走，但她去意已决。她给时任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部长随即给她回信，说：“你快点回来吧。你走后兰考二中高三毕业班的升学率一下子就下来了。你啥时候回来，我们派一个欢迎小组去接你。”随即，兰考二中校长刘超凡、张君墓乡的乡长和兰考县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前往十堰市，把她们全家接回兰考二中。

三年后的1987年，张凤芝仍受不了周围环境的困顿，第二次出兰考，举家迁往驻马店。张凤芝也是先到驻马店一高试讲，一炮打响。驻马店教育局、一高的领导和教师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讲得太好了．就差没有电视台来报道了。”

随即，就叫她带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班和理科班的补习班。她带了一年以后，业务校长刘衍华激动地说：“你带的这个毕业班升入大学的比例占61.2％，是驻马店一高有史以来升学率最高的。”

1988年，也就是张风芝到驻马店教学的第二年，她被评为驻马店地区的高级教师。全地区获此职称的只有两个人。

秦××、周××等并没有把“大清算”停留在整人上，还要在“焦裕禄”这个兰考根本问题上做文章。

他们以清理张钦礼流毒为名，把学习焦裕禄发行的报纸、书刊、学习资料数万册以带有张钦礼的名字为由，全部销毁；

焦裕禄先进事迹展览馆，以清除张钦礼的流毒更换版面为由，停展多日；

焦裕禄、张钦礼带领除“三害”调查队，费尽千辛万苦跑遍全县调查积累的各种资料和绘制的“三害”分布图及除“三害”工作计划改变兰考面貌的设想蓝图等都被他们当成流毒销毁；

焦裕禄、张钦礼在一起工作期间，积存的工作日记本、上报下达的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安排等资料也被毁灭一空……

1995年6月2日，河北作家殷云岭、山东作家陈新经请示中央领导同意合写的《焦裕禄传》出版发行后，很受群众欢迎，但是兰考不准发行。朱礼楚从外地购进200本《焦裕禄传》在焦裕禄陵园散发，被兰考县委宣传部全部没收销毁。

为了从根本上把“焦裕禄”改变成他们要求的样子，秦××、周××们可谓挖空心思。

张钦礼被关押之后，秦××、周××等即写报告，并联系22人联合签名，要求穆青道歉，并纠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重新修改焦裕禄大通讯。这个报告分别送给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和中纪委、中宣部。

随后，兰考县委派县委常委陈承兴等人代表县委去北京又直接找到穆青，说：“张钦礼已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是敌我矛盾。当时采访焦裕禄大通讯主要是靠张钦礼提供的素材，内容也不真实，对焦裕禄大通讯必须彻底修改，重新发表”等等，穆青严正以对：可以对个别字句做些技术性处理，其他地方仍然维持原作。

1980年秋，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重新发表，但只是张钦礼的名字换成副书记，大通讯内容一字未动。他们一见大为恼火。

9月9日，以中共兰考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发出《关于要求纠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中失真情节的报告》（兰宣[1980]9号文），报送开封地委宣传部和省委宣传部，主要反映新华社负责人穆青顽固坚持不修改焦裕禄长篇大通讯内容的错误立场。

1980年10月，兰考县刚又划回开封地区管辖，秦××即以开封地委名义，向河北省文化厅发函称：为了拨乱反正，纠正在以前宣传上的失误问题，开封地委拟成立调查组。鉴于你处任彦芳同志熟悉兰考情况，故想借调他参加调查工作，请给予大力协助。

这个任彦芳心领神会，马上赶到了开封。秦××十分热情。用任彦芳的话说，“他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半天不松开”。秦对他说：“欢迎你来呀！这回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地委和兰考县委一致决定，就穆青的《焦裕禄》大通讯中的失实问题进行调查，然后给中央写报告，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要恢复了。

一个报道的失实，给兰考造成多大的灾难呵！地委和兰考县委组织一个调查小组，要工作几个月吧。”任彦芳当即表示愿意参加这一工作。而秦××则当场给地委组织部打电话，要求作为“还欠账”为任彦芳“补办”入党手续。

秦××组织的调查组从1980年10月7日开始，进行到1981年1月5日，因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开封视察而中断。

6日，赵紫阳在开封。

7日，视察兰考。县委书记刁文当面向赵紫阳反映穆青支持张钦礼时，赵紫阳总理严肃地说：“你们为啥揪住穆青不放？穆青宣传焦裕禄有功嘛！你们不要再这样搞啦，这样做，不好！”刁文当场承认错误，向总理表态说：“不再告啦，回去我们把材料烧毁。”

公开的调查不得不停下来。但原计划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报告的计划都落了空，要把这次调查“成果”变成诋毁焦裕禄大通讯、诋毁焦裕禄精神的“炮弹”，那就只有靠任彦芳来实现了。

于是，也就有了《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以下简称《焦裕禄身后》）这些肆意歪曲、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作品（因后面附有兰考老同志对此书的批驳，这里不再细述）。

任在《焦裕禄身后》中的自我介绍说：“1966年3月，兰考四清工作队支部通过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实现了我从少年参加革命的愿望。我的入党志愿书上报四清分团党委后，党委讨论批准了。

我本来想回到长影，我的组织关系会立即转到长影的，没有想到由于兰考提前开始的ｘｘｘｘｘ，四清分团的档案在动乱中丢失，我便没有成为共产党员。”

按任氏所说，他在1966年3月已被工作队支部通过，并经四清分团党委批准，他最迟也应该在1966年4月参加入党宣誓仪式。没有对党旗宣誓，算是党员吗？他说回长影等着转组织关系，结果没等到。

他说，其原因是兰考提前开展了ｘｘｘｘｘ，使四清分团档案丢失。兰考的“ｘｘ”于1966年12月才开始，并且直到1967年7月26日周总理第二次营救张钦礼时，都是秦××、周××主政，怎么能造成四清分团的档案丢失呢？这一年多的时间连个档案都转不走吗？兰考“ｘｘ”中并没听说过一人丢失过档案，怎么单单丢了任氏一人的入党申请书呢？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焦裕禄身后》书在206页叙述了任彦芳终获党籍的来历：“开封地委和当时划入商丘地区的兰考县委专门研究如何还欠我的账，落实我的党籍问题。研究结果是：从河北重新调来我的档案，由兰考县委负责，把当时的入党介绍人李承业、王良志找来，重新填写入党志愿书，按当时的情况重新填写介绍人意见和支部大会决议。但四清分团早已消失，如何办？由中共兰考县委作出决议，说明这张表为何重填的原因，然后签署县委意见。”

“这样，我的入党时间，刻在记忆里的是1966年3月4日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何时批准就说不清了。县委研究决定为党的诞生日那天。党龄从1966年7月1日算起，没有预备期，我照党章，补交了从1966年7月1日至1980年10月的党费。”

一个在河北文化厅工作的人，被开封地委借调到兰考县委，当月就由兰考县委补办了1966年的入党手续，追认14年党龄，作为“还账”，在中共组织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

第十章 患难见真情

大年初一得让他吃上团圆饭

因张钦礼被捕判刑陷入灭顶之灾的是他的家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他生死相许、相濡以沫的老妻。判刑之后，刘秀枝一直悬在心头的是担心丈夫熬不过那漫长的13年。

不论再难，她都要撑起这个家，她要等丈夫回来了，让他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都出息了，让他知道这个家一直存在着。再难，她都不能让落难的丈夫在节日里感到孤独，都要给丈夫送去亲情和温暖。

一年有两个节气是雷打不动、必须要去的。一个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个是正月初一过大年。在这两个时间，她一定会带着孩子去探监，在监狱中和丈夫团聚。年年如此，从未间断。

她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前去探监时的情景。那天，她和大儿子一起到郑州看守所看望丈夫。看守所的人说：“张钦礼没在这儿，走了。”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娘俩吓了一跳，生怕张钦礼有什么不测。他们找到看守所领导询问，才知道张钦礼被遣送到新安县狂口村河南省第四监狱了。母子俩回到兰考，二话不说，打开河南省地图找到新安县。秀枝对孩子们说：“我们得快点去看你爸爸，知道他在那儿，我心里就踏实了。”有句话她窝在心里没有说，那就是尽快前往新安，看看丈夫是否还“活着”。

她连夜收拾好给丈夫带的换洗衣服和一些吃的，第二天一早就和战停一起赶赴新安。

16岁的大女儿领着弟弟妹妹送他们到火车站。火车开动了，孩子们扬着小手，哭着追着喊着，“妈妈，问俺爸爸好！哥，照顾好咱妈……”

战停将身子探出车窗，挥动着手对大妹妹喊道：“快！领着弟弟妹妹回去吧，注意安全……”

哭喊声被隆隆的火车声裹挟着，消失在远方……

战停作为一名军人，本不想在母亲面前流泪，怕让妈妈更伤心。而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趴在车厢的小桌上抽泣起来。是啊，父亲含冤蹲监，五个弟弟妹妹都在上学读书，最小的弟弟年仅十岁。

全家骨肉分离，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就像一座座大山，无情地压在已年老体弱的母亲心头！羸弱的妈妈能撑得住吗？性情刚烈的爸爸能不能活下来？弟弟妹妹能否上得起学？会不会饿肚子？……俗话说，长兄如父。我这个当大哥的必须撑起这个家。

来到河南省第四监狱，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刺鼻的硫磺味。新安有丰富的硫磺矿产，是当地一个重要的经济资源。战停领着母亲直奔监狱接见室而去。

随着监狱大铁门“咣当”一声响，身着囚服的张钦礼，跟着狱警走了出来。一直紧盯着监狱大门的战停一见父亲，喊了声“爸爸”就扑了过去，连声说：“爸爸，我可找到你了。我和俺妈来看你了。俺弟弟妹妹们都想来看你，都叫我问你好……”

“好孩子，好孩子。”张钦礼热泪纵横，轻轻地拍打着战停的肩膀，一个劲儿地安慰说。

“俺和停小到郑州去看你，没见着，把我都吓死了。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弄死了，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不会轻易就死的。”张钦礼强笑着说：“你不是对我说，死了就没有嘴了，就没法诉说冤屈了。只要人家打不死，咱就得活下去。”

“你只要记住这就中。家里你放心，不管多长时间，我带着孩子在家等你。”刘秀枝含着泪笑了，说道。

“以前我是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看书，更没空顾家。现在倒是有时间看书了，不过还是没法照护你们。唉，身不由己呀，秀枝，你跟着我净受罪吃苦啦。”

“受苦受累俺情愿。”

“秀枝，咱政治上不反党，经济上清清白白，又没有任何刑事犯罪问题，组织上早晚会给咱平反的。”末了，张钦礼给妻子擦了擦脸上的泪，又劝说道：“不要哭了。也不是头一回含冤蹲监了，前三次不是都给平反了吗？而且都是周总理亲自接见平的反。回去后挺起胸膛过日子，带好咱的孩子，别老是惦记我！”

刘秀枝，从小就是个能往大处想的女子。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与小她两岁的张钦礼结婚不到一个月，张钦礼就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

临走时，刘秀枝眼泪汪汪地对他说：“你放心地去吧，家里地里有我呢，我会照顾好爹娘和弟弟妹妹。得空来个信，别让家里挂念。”说完，拿出一双新鞋给丈夫换上，随手又把几个玉米饼子递给他，“这个带着，路上饿了垫垫饥。”

张钦礼接过饼子往怀里一揣，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战场。

这也是她对“嫁夫随夫”的理解。

从此，秀枝像变了一个人，比谁都关心八路军的消息。当地的妇救会组织拥军支前，她比谁都积极。要她给八路军送情报，她往脸上抹把锅底灰，站起来就走；冒着枪林弹雨往战场上送弹药，生死不怕；中原开展地道战，挖地道，她比谁都卖力。

妇救会干部万瑞芝对秀枝十分喜欢，常给她讲革命道理。刘秀枝觉得离革命越近，就跟丈夫越亲。她决心当一个革命者。很快，她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了妇救会的一名干部。

白茅集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为了给战士们送干粮，她往脸上抹了一把锅底灰，背上玉米面饼子和黏糕就往战场上送。她一身汗水跑到阵地上，张钦礼当头一句：“你不要命啦，赶紧走！子弹可不长眼睛！”她委屈的泪水“唰”的一下流下来了。

潘子春见状，打圆场说：“钦礼，你这是啥态度？军阀作风。”又转过头来安慰秀枝道：“弟妹，你别生气，回头我们给你出气，收拾他！”刘秀枝连忙解开背上的包袱，说，“俺没生气。快招呼大家过来吃点东西。”

战士们也不客气，一哄而上，拿着饼子黏糕吃了起来。只有张钦礼木呆呆地杵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刘秀枝瞅着啥也没有吃到的丈夫，心疼地掏出两个鸡蛋和一双鞋，往他手里一塞，转身跑了……

夫妻二人投身革命后，她张庄公婆家和蔡庄娘家多次惨遭敌人毒手。1945年的一天，日伪便衣队把她父亲刘文德吊到大树上，追问张钦礼的下落。刘文德咬紧牙关说：“不知道。”便衣队就凶狠地用沾着水的皮鞭抽打他，还在他的腋下点起蜡烛烧。

从刘文德身上得不到张钦礼的下落，他们就把她母亲的头发缠到树上吊起来毒打。为此，她的父母几经生死轮回……

还有一次，为了躲避日伪便衣队的追捕，刘秀枝藏在娘家的夹山里20多天，只有到夜里才可以出来透透气。那天天擦黑时，刘秀枝穿着母亲的衣服去厕所回来，不巧让便衣队的人看到了，那人就阴阳怪气地问道：“刘二姐啥时候回家啦？”

刘秀枝一惊，想，反正让他看见了，就说了声：“才回来”。第二天，无论母亲怎么求告，便衣队还是把刘秀枝带走了，并扬言道，只要张钦礼不出来，就活埋了刘秀枝。几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抓不到张钦礼，就把刘秀枝带到村外的荒地，挖了个大坑，一脚将她踢下去。

黄土埋住了她的双腿，她仍然是“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任凭便衣队怎么问，就是一声不吭。在便衣队恼羞成怒的紧急关头，一个报信的人说，便衣队长的父亲被张钦礼的队伍抓走了，条件是换人。刘秀枝这才得救。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志新闻讯后带着队伍把敌人的老窝端了，并活捉了便衣队队长的老爹。解放后，王志新还对张钦礼的儿女开玩笑说：“要不是我，哪有你们这些小孩儿麻娃子啊！”

1946年秋，国民党第二师伙同地主还乡团，在考城县大肆迫害、捕杀八路军村干部、家属和积极分子，手段极其残忍。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剜眼、卸腿、枪杀刀割、挖坑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

八路军游击大队队长、抗战英雄王志新的母亲惨遭敌人杀害；共产党员黄世杰一家四口被敌人活埋……。刘秀枝和一家老少10余口也被抓了起来，推到村口挖好的大坑里准备活埋。

千钧一发之际，王志新针锋相对，带着队伍将敌人的亲属30余口抓了起来，让一人回去传话：“我们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你敢杀我们十口，我就杀你们30口。”王志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救了张钦礼一家，粉碎了他们企图通过杀害八路军的家属，动摇我们军心、打击我们力量的阴谋。

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和一个接一个的血与火的考验，使刘秀枝习惯了艰险和失去，学会了勇敢和坚强。剿匪反霸，她夜间走路不怕敌人打黑枪；土地改革，她往台子上一站，向群众滔滔不绝地讲演。她这个连夜路都不敢走的弱女子，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

1954年6月，张钦礼任兰考县长后，可谓是踌躇满志。走马上任前，他对秀枝说：“我这就去兰考县工作了，你和咱孩子咋办？”

秀枝说：“有啥咋办的，你去哪儿俺就去哪儿呗！”张钦礼说：“万事开头难。兰封考城两县新合并，工作忙得很，困难也很多，光县领导的家属安排就有不少难题。我想让你带个头，留在乡下工作，暂时不跟着去兰考，你看咋样？”秀枝说：“俺听你的。”

就这样，秀枝留在南彰乡加工厂任厂长。这个从来没有抓过经济工作的工农干部，凭着一股子拼劲，硬是把加工厂的工作搞得很出色，被评为积极分子和优秀党员。

一天，张钦礼到南彰中心乡检查工作。一早，就有人告诉了秀枝，她喜不自胜地对儿子战停说：“乖，你爸爸马上要回来了，高兴吧？”没承想战停盯着她，冒出一句，“我爸爸长得啥样啊？”问得秀枝哭笑不得。她这才想起，丈夫已大半年没回家了。

丈夫工作太忙，自己早就习惯了。可儿子都五岁了，加上一直住姥姥家，很少见到爸爸。她忙找出丈夫的一张照片，对战停说：“你爸爸是兰考县县长，长得就这样。”战停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高兴地说：“我记住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爸。”

秀枝再三叮嘱他：“别打扰你爸爸的工作，别认错人了。”战停紧紧地护着父亲的照片，说：“我不会认错的，我有照片。”

战停一蹦三跳地来到乡政府大门口。眼看到中午了，他的小手小脚都冻麻了，也没见到父亲的影子。这时，乡政府的通信员走出来，吃惊地对他说：“战停，大冷天，你站在这儿干啥？”

战停眼巴巴地说：“我在等我爸爸。我想他了。”

通信员说：“县上有急事，你爸爸在这儿没停住。你快回家吧。”

战停一听，哭着往家跑。心想：“俺爸为啥不来看我？他肯定是不喜欢我了。”

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拿出父亲的照片，连瞅都不瞅就撕成了碎片。回到家，战停扑到妈妈怀里，哭着说：“爸爸走了，爸爸不要我们了……”刘秀枝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不知说什么好。

她拉着儿子的手，安慰道：“你爸爸肯定有急事才没回来看我们，你爸爸可喜欢你啦。不信，下次我们一起去县城，当面问问他，咋样？”

刘秀枝嘴上那么说，心里却直打鼓。

当时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婚姻问题一时间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热点。刘秀枝知道，自己和钦礼定的是娃娃媒，也属于包办婚姻。

自己没有文化，又年长丈夫两岁。凭丈夫当时的条件，年纪轻轻就当了县长，有文化、长得又帅气。要找个年轻漂亮、有文化的老婆没有一点问题。这个时候，丈夫会不会也思想发岔呢？万一钦礼真的变了心，她将失去心爱的丈夫，孩子将要失去父亲。

想到这里，她的心刀割般地疼，也暗自为莫测的婚姻前景担忧起来。

不久，刘秀枝就领着战停直奔县城，张钦礼一见，又是高兴，又是惊讶。见到自己虎头虎脑的儿子，高兴地说：“停小长这么高了，快叫爸爸！”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啦？”战停怯生生地看着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张钦礼丈二和尚一一摸不着头脑，他扭过头来问妻子，“你都跟孩子说啥了，这小子咋冒出这样的话？”

“你还问我嘞，问问你自己吧。你上次到南彰，离家一拃远，连拐到家看看俺都不看。害得孩子大冷天站在乡政府门口等你老半天，冻得跟啥一样……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俺娘俩？”

张钦礼恍然大悟，忙解释道：“你们不知道，当时县里送来急信，说黄河出现凌汛。我是一边调人，一边直奔黄河大堤。……当时别说去看你们了，就是死爹死娘也顾不得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那号人。”原来如此！这时刘秀枝又不好意思起来，满心欢喜地对儿子说，“停小，快叫爸爸！”

张钦礼一把将儿子抱在怀里，猛亲了一阵子，亲得战停直喊胡子扎。直到这时，战停心里的阴影才渐渐消退，爸爸是爱我们的！

多年来养成的要强性格使刘秀枝做好了自己抚养儿子长大成人的心理准备。来前，她就想好了，如果丈夫变心了，那就成全他。这次突然造访，不仅消除了儿子心中的隐痛，也消除了她心头的阴影。

临别，张钦礼把自己亲手书写的“贫贱之交不能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交给妻子，并讲解了此句的来历和意思，笑着说：“三国时诸葛亮还找了个黄脸大脚丑媳妇，你不比她强？回去后别胡思乱想，好好工作，照顾好孩子和爹娘，我是不会叫你‘下堂’的。”

秀枝收好丈夫写的字，像吃了颗定心丸，笑着说：“俺现在有字据了。你要让我下堂了，那你可是说话不算数呀！”

知道刘秀枝来县里找张钦礼的事之后，一直对“换老婆热”看不惯的潘子春问张钦礼：“老伙计，听说你给秀枝写字据了？”

“那不是字据，那是承诺。”张钦礼笑了笑，又指了指心口，说：“最关键是这儿！咱两个的都是包办婚姻，但并不是所有包办的婚姻都是错误的婚姻。老包公说得好啊！吃饭还是家常饭，穿衣还是粗布衣，知冷知热是结发妻。”

潘子春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说，“嗨！你算说到俺心窝里了，俺也是这样想的。”

潘子春回到家中，对老婆开玩笑地说，“孩他娘，人家都换老婆啦，咱换不换哪？”

“我不想让换。”妻子一听，哭了。

潘子春见妻子当真了，赶紧说，“别哭，别哭，逗你玩嘞！你不想换，我才不想换嘞。‘丑妻近地家中宝，’你就是咱家的宝，给个天仙我都不换。”

妻子听了这话，破涕为笑，随口回敬一句：“你才丑嘞，别说我。”

潘子春夫妻相濡以沫，和和睦睦过了一辈子。膝下三男二女，个个争气孝顺，事业有成。到了晚年，潘子春因屡遭迫害，心情郁闷，得了脑梗塞，好多年卧床不起。老妻端汤喂药，精心伺候。移干就湿，毫无怨言。

人们说，老潘不嫌弃没有文化、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老婆，算是积了大德，晚年也真享了老伴的福了。

不久，组织上调刘秀枝到城关供销社任副主任。张钦礼知道后，劝她不要当这个副主任，当个门市部的营业员就行了。对丈夫习惯于服从的她，笑了笑说：“只要有个工作干就行，俺听你的。”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张钦礼去北京参加大会。这期间，县委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提拔刘秀枝担任兰考县供销社副主任，主管人事工作。张钦礼回到兰考后，立即给组织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取消对刘秀枝的任命决定。

刘秀枝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又生气、又伤心地对丈夫说：“上级提拔我，是俺一滴汗珠摔八瓣干出来的，又不是沾你的光，你凭啥一次次地挡着。也不能因为你当县长，我就永远不能进步呀！”

刘秀枝一番责问，说得张钦礼哑口无言。这也是刘秀枝作为妻子，第一次挑战丈夫的权威。

张钦礼知道，自己这样做对妻子实在是太不公平。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要求自己到了近似苛刻的程度，要求妻子儿女和亲属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那都是为啥呀？一是因为咱是共产党的干部，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二是这么多年，政治上来回‘翻烧饼’。咱当权时为大家作出不谋私利的表率；咱倒霉时，就会少一点别人加害咱的罪名。”

秀枝看着丈夫诚恳的眼神，含着泪点了点头。

几十年的风雨，使刘秀枝与张钦礼真真正正成了一对儿夫唱妇随、生死与共的患难夫妻。为了丈夫，刘秀枝什么也不顾，死都不怕。1977年丈夫刚被抓走时关在兰考县一所，她带着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吃的前去探望。把门的人不让她进，她就据理相争。因受刺激太大，一股怒火上来，她立时疯了、傻了，躺在地上又哭又喊，披头散发，口吐白沫……那惨状让人心头发颤。看守人员这才急忙把张钦礼叫了出来……

1979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为了给张钦礼找到足以致死的所谓“罪证”，一帮人闯进了张钦礼的家，翻箱倒柜的搜查“罪证”，就连墙上贴的毛主席像也不放过，撕掉检查。他们拿走了家里仅有的十几斤粮票、二十几元钱，和战停从部队写来的信件。年幼的儿女吓得哭都不敢哭，躲在角落里，瞪着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随后，她把孩子们叫到身边，告诉他们，爸爸是冤枉的，爸爸是好人，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等爸爸回来。她要求孩子们放学就回家，好好学习，不要乱跑，不要乱说话。

从那以后，孩子们好像也突然长大了，姊妹几个再也不吵嘴，有好东西谁也不肯要不肯吃，都说要留给爸爸，等爸爸回来。除了上学、工作，他们从不离开妈妈，都会安安静静的在家。

一个冬季的深夜，爱英一觉醒来，看到妈妈仍然坐在那里接线头，就说：“妈，你咋还不睡呀，都几点了？”刘秀枝轻轻地说：“接完这一点就睡，你快睡吧，明天还上学呢。”聪明的爱英怕妈妈过度劳累，就故意探出头来和妈妈说话，问妈妈打仗时骑过马没有，日本鬼子、国民党长啥样，刘秀枝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还不如让国民党活埋喽嘞，不接了，睡觉吧。”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刘秀枝每晚每晚地接着线头，一斤一毛钱。爱英的书包是妈妈用破裤子剪剪缝缝做的，爱真的衣服是妈妈的旧衣服改的，姐姐穿小的再让妹妹穿，好多年全家没有添过新衣服。

那能不惦记吗？孩子们都争着要去看爸爸，刘秀枝只得答应下次带大女儿探监。

这是冬天，凄冷无比。路上，女儿饿了，秀枝说：“那咋办呢？又没有吃的。”女儿指了指两个大提包，那里面是给父亲带的吃的用的。秀枝明白了。她摸着女儿的头，说：“妮儿，忍着点。这是给你爸爸带的，咱不能吃。”

下了火车，没赶上长途汽车。她们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娘儿俩就蹲在路边，等着拉矿石的卡车或顺路的拖拉机，看能不能捎她们一段。又冷又饿的娘儿俩来到路边一家小饭馆，想寻口水喝。饭店的人见她娘儿俩怪可怜，就给她们端了两碗热水。

这时，秀枝看见旁边桌上有两盘别人吃剩的饭菜，犹犹豫豫地走过去，端了过来，对大妮说：“妮儿，吃点吧，还热乎着呢。”大女儿一把推开妈妈端饭的手，哭着跑了。秀枝提着提包，又只得拖着疲惫的双腿撵了出去。

那天娘儿俩忍饥挨饿，在冰冷的火车站待了一夜。大妮看着又黄又瘦、心力交瘁的妈妈，心疼地背过脸去，悄悄地流泪。她后悔，刚才不该吵妈妈，不该阻止妈妈吃那些捡来的剩菜。如果吃了，就能给妈妈添点力，暖和暖和身子……

看见女儿掉泪，当妈妈的心中不忍。秀枝拉开拉锁对大妮说：“要不你就吃一点，垫垫饥。”大女儿摇摇头，流着泪又把拉锁拉上。

张钦礼在新安的十多年里，哪怕再苦再难，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刘秀枝都会给丈夫留着、攒着，自己不吃，也不让孩子们吃。每年春节，她都带上和好的面和盘好的饺子馅，千里迢迢赶到新安，跟丈夫一起过春节，叫丈夫吃上她亲手包的团圆饺子。

这是她当时最大的心愿。每次监狱同意她在接见室的火炉上给张钦礼煮过年的饺子，她都是眼含热泪，连声道谢。

几十年过去了，那高墙中的团圆饭，那狱中亲人相聚时苦涩的笑，仍然一幕一幕不时地在她眼前晃动。那一桩桩伤心的往事如同烙进了她们心里，永远是她们心中的痛！

这才是真正的相濡以沫。

儿女探监

张钦礼在新安服刑这些年，探监已经成了孩子们的最大心愿。新安远在700里外，不但交通不便，而且来往一回也要花去不少钱。这对于他们这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家庭来说，绝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远在重庆外国语学院上大学的二儿子军建，一边艰难地打工，一边苦苦地求学。

春节到了，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哥，春节我不回去了。一想起咱爸爸不发工资了，妈妈一个月几十块钱，我就心疼这来回的路费。……哥，当我一个人走进这空荡荡的教室时，我眼泪汪汪，就拼命地去学习。哥，为了练好外语，我嘴片都磨破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哥，抽空我还去勤工俭学，尽量节衣缩食，完成学业，争取早点抓住个‘馍’（找个工作），减少家里的负担……”

军建确实很争气。他在学校品学兼优，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再后来，学校推荐、报重庆市教委和国家教育部批准，赴日本讲学。这件事让全家好好高兴了一阵子。

再后来，就是结婚。军建给妈妈写信说：“我们计划旅行结婚。妈妈，您啥都不用为我们准备，就帮我做两个裤头就行了。”他们的所谓旅行结婚，其实就是和新婚妻子一起探望蹲监的父亲。他们害怕妈妈听了难受，就告诉妈妈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

军建和他新婚的妻子登火车、转汽车，一路风尘地来到父亲面前。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和沉重的脚步，军建挺不住了，流着泪扑到父亲怀里，哽咽着说：“爸爸，我结婚了，你吃块俺们的喜糖吧！”

“好，好。俺二小长大成家了。你们结婚是喜庆事，可不兴哭啊！”张钦礼十分高兴，亲切地拍着军建的肩膀，又瞅了瞅一身军装的二儿媳刘红，连声说：“好，好，祝贺你们。”

儿媳刘红递过来喜糖，张钦礼填到嘴里，高兴地说：“真甜，真甜。”接着，军建告诉父亲，国家教育部已经批准他去日本讲学了。

张钦礼听了，顿时激动、兴奋起来，说道，“孩子，你能不受我的株连，出国讲学。这说明学校、国家教育部贯彻党的政策好，也说明我的孩子很努力。你记住，咱家祖祖辈辈念不起书，上不起学，人老几辈都是睁眼瞎，不认字。如今你不但上了大学，当了讲师，还能到国外讲学。这真是个大喜事啊！”

军建夫妻回到学校，收到了父亲从狱中拍来的电报。长长的电文、谆谆的教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亲情与期望。电报说：

吾儿军建，此番出国讲学，为父深感骄傲。虽居片屋，不能亲口叮嘱，但父子连心，见字如晤。永记党和人民的培养，多学先进，精忠报国。只身在外，注意安全。勿以母牵勿以父挂，多寄家书以免挂牵。

为父勤政于民，心无负债，海阔天空。虽居斗室，与儿互勉，再读马列，信党信国。你妈每月送来许多食物，工作人员对我也很关照，吾儿莫挂牵。

军建流着泪一连看了几遍。当时，他曾想，这么长的电报得花多少钱哪！父亲咋不知道用家里攒那一点钱来补贴自己的生活呀！然而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才是他的父亲所要做的，对于马上要远赴日本讲学的儿子，他最想做的莫过于嘱托了。

在狱中拍电报是要经过审查的。狱中领导审查后说：“这哪是一封普通的电报呀，这明明就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家书呀！发，马上就发！”

这封来自狱中的长长的电报，成了军建出色完成国外讲学的强大动力。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崎县立大学、经济大学执教时，其儒雅的风度、精湛的业务、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谦虚和蔼的处事态度令日本同行刮目相看。日本《读卖新闻》还对其进行了报道。

后来，军建选了个樱花盛开的季节，夫妻俩将母亲接到日本住了三个月，让母亲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小两口节衣缩食，在日本买了彩电、全自动洗衣机等电器，千方百计要让历经磨难的父母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再后来，军建回国，在长沙中南大学任教，成了业内著名学者，并荣获博士学位。

军建的旅行结婚只是开了个头儿。随后，弟弟妹妹成家后，也都是这样旅行结婚。他们不是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而是去看望含冤蹲监的老父亲。他们想给苦难的父亲送去一份安慰和快乐。

爱英，张钦礼最小的女儿。十几岁的年龄，没有成年人对前后左右的盘算和顾忌，对事物的判断多是好坏善恶的直接理解，尚属童言无忌的阶段。坐监，过去常被人看作羞耻之事，在她看来大可不必。如果是被坏人陷害的，坐监狱就不是耻辱，那就是英雄。

终于轮上妈妈带她看望爸爸了。此时此刻，她没有哥哥姐姐们那种兴奋，因为那种兴奋的深层是内心的极度压抑。而爱英的兴奋，则是带着对父亲的高度崇拜。她觉得，她不仅是去看爸爸，而且也是拜访人们都应该崇敬的大英雄。

1981年的一个早晨，爱英换上她最喜爱的那件绿色的军便服和那条深蓝色斜纹裤子，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前一后搭在胸前身后。难掩兴奋的她逢人就想笑。邻居孝根叔看她欢天喜地的样子，就问道：“三妮儿，咋恁高兴啊？”

“我要去看俺爸爸了。”

“哦，我说呢！代叔叔给你爸爸问声好啊，我们都很想他。”

“记住了，叔。我一定带到。”

韩村的曹大爷一大早来了，拿来好多炸好的黄豆，问爱英：“咋恁高兴啊？闺女。”

“哎！我妈今天要带我去看我爸爸了。”

“我知道，恁妈嘞？我给你爸爸拿的炸黄豆……”

秀枝接过豆子，把要带的东西整了三个大大的行包。随后，娘儿俩就出发了。

那时乘坐火车的人特别多，从车门上车很困难，秀枝把爱英推到车窗上，爱英爬进车里从车窗接过妈妈递过来的行包，就开始在拥挤不动的车厢里钻来钻去，寻找座位，同时又担心妈妈上不来，不时张望一下窗外的妈妈，人真多啊！

列车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一路向西奔驰，两边的绿树和田野唰唰唰地从眼前飞过。爱英和妈妈站在列车的走廊里。随着火车咔嚓、咔嚓的节奏，爱英脑海里想象着监狱是什么样子。电影《红岩》里的渣滓洞的情形浮现在眼前，爸爸像电影里的哪个人物呢？

许云峰、华子良、江姐的形象一一掠过。嗯，知道了，爸爸像许云峰，妈妈呢？像江姐？我呢？像小萝卜头？不，我不像小萝卜头，他是个男孩儿……，想着想着，她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儿。笑声引来了坐在旁边的一位老人的目光：“这闺女，笑啥呢？”

“我去看俺爸爸呢。”

“看你爸爸？你爸爸在哪啊？”老人笑嘻嘻地问道。

“在监狱里！”爱英爽快地回答。

“你爸爸是看监狱吧？他在监狱里上班呀？”老人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又问道。

“不是，我爸爸像《红岩》里的许云峰……”爱英一字一顿地回答道。

“妮儿啊，你家是哪儿的啊？”老人家表情有点凝重了，他皱着眉头微微的伸着脖子轻轻地说。

“兰考的。”

“那你姓啥啊？”老人又急切地问。

“我姓张啊！”

“你老家是哪儿的？你知道不？”

“知道啊，是南彰镇张庄啊！”

“你认识不认识张钦礼啊？”

“他是我爸爸，咋能不认识啊？”爱英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刘秀枝推了爱英一下。爱英知道自己话说多了，就不再言语。老人斜对面坐着一位年轻人，他和老人相对一望，站起来对刘秀枝说：“婶子，你坐会儿吧，我去那边儿转转。”

刘秀枝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不坐，你坐吧。”

老人急忙说：“哎呀，他婶子，快坐这儿歇歇吧。”秀枝推不过就坐下了，拉爱英坐在她的腿上。爱英怕把裤子弄皱了，就不肯坐下，老人见状抿嘴笑了笑。

列车终于到了洛阳，天已昏黑。秀枝娘儿俩在老人和他儿子的帮助下下了车，在挥手和两位好心人告别的一瞬间，大爷从车上丢下一个用蓝格子手绢包着的东西，大声说：“给老书记买点东西吧，让他多保重啊！”

那短短的一句话带着牵挂、带着颤音飘荡在秋天的夜风里，也永远留在了爱英幼小的记忆里。

开往新安县的汽车已经没有了，秀枝娘儿俩在候车室里，整整地待了一夜。肚子饿得咕咕响，身边三个行包里装的都是吃的，秀枝打开行包拿了两个炸好的羊肉块和一个苹果，对爱英说：“妮儿，饿了吧？给，吃吧。”

“那是带给爸爸的，我吃一口，爸爸都得多吃一口馊饭。”爱英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妈妈手里的东西，心里想，那是好不容易这么远带来的，坚决不能吃，就对妈妈说：“妈，我睡着了就不饿了，不吃了，给爸爸留着。”

这个夜晚是爱英幼小记忆里最长的一个夜晚。娘儿俩蜷缩在火车站硬硬的连椅上，秀枝坐在连椅的西头，爱英头顶着妈妈的身体，头枕着一个，两只胳膊抱着一个，在妈妈的看护下闭着眼睛，心里念叨着：爸爸，明天我们就能见面了。很快便在火车的鸣叫声和奔跑声中进入了梦乡。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刘秀枝叫醒爱英，娘儿俩提起三个重重的行包，一歪一歪地走到汽车站旁边的食堂里，先简单地吃点饭再赶路。爱英看到前面桌上的两个人吃的包子还剩三个没吃完就走了，就拿来给妈妈两个，自己吃一个。这是她们离开家吃的第一顿饭。她们紧赶慢赶，赶上了第一班从洛阳开往新安县的长途车。豫西山路蜿蜒曲折，颠簸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省第四监狱。监狱附近有家小旅馆，秀枝要了个房间，就提着行包到监狱请求接见。

狱警说，监狱有规定，一个月只允许接见一次，张钦礼已经有过两次接见了。爱英一听就急了，没等妈妈说话，就带着哭腔大声说：“那不是我和妈妈，我要见我爸爸！我要见我爸爸！”狱警冲爱英笑笑，说：“好吧，下不为例啊，我去通知，你们在这儿等着吧。”

爱英尾随着狱警走到警戒线，就站在警戒线外等着。远远的一扇铁门砌在一堵灰色的大墙里，那扇铁门离警戒线大概有两三个电线杆的距离。爱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扇铁门，焦急地等着爸爸的出现。此时此刻，幼小的爱英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百感交集，什么是悲喜交加，什么是泪雨滂沱……

许云峰、爸爸，爸爸、许云峰，这两个人在脑海里交替出现。渣滓洞里的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儿；还有那绝食、绣红旗、联欢会，这些原来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会儿，它们就像驰骋的列车唰唰唰地在她模糊的眼前驶过。

在爱英心里，爸爸和他们都是英雄，都是为民族的独立，为人民的利益，不顾个人安危的英雄，她不知道爸爸犯了什么罪，但是知道妈妈从不说假话，她说的都是实话，爸爸没有罪，他是好人。

既然爸爸是好人，为何又要把爸爸关在监狱里呢？那坏人是谁呢？是谁迫害爸爸了？正义呢？正义在哪啊？我要找谁去说理啊？吉鸿昌、方志敏的悲壮换来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可是爸爸呢？现在新中国已经成立这么多年了，爸爸的悲壮能换来什么呢？

要是爸爸的悲壮能换来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富强，那我一定也会随爸爸一起悲壮的。我要长大，我要快快长大，我要去找毛主席，找周总理，我要告诉他们，爸爸没有罪，他是冤枉的。可是，毛主席已不在人世了，周总理也不在了，那我要找谁呢？

爱英脑海里正在高度联想的时候，那扇铁门开了，爱英一眼就看到了，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不正是日思夜想的爸爸吗？啊！爸爸来了，爱英知道他一定也和自己一样，日夜思念着她们，牵挂着她们。

爸爸手里端着一个大搪瓷缸子，没有穿监狱的服装，还是他那件白得透亮的衬衣，非常整洁。他昂首挺胸，阔步走来了。爱英急忙擦干脸上的泪水，挥动着手臂大声喊着：“爸爸，爸爸，我在这呢，我在这呢，我和俺妈一起来的，爸爸……爸爸……..”

爸爸越来越近了，爱英多想跑到爸爸身边，让他看看长高没有啊，让他摸摸她的头，说一句爱英真乖！可她不敢越过那条警戒线，因为妈妈交代过让她守规矩。爸爸走过了警戒线，爱英冲过去，接过茶缸子说：“爸，爸，我们都想你了，爸爸，你看我长高没有？”

“哎哟！俺三妮就是长高了，还长好看了，快进去让你妈喝点水。”

爱英冲着接见室大声喊：“妈，快！俺爸来了。”

张钦礼看着刘秀枝两手掂那么多包包，心疼地说：“哎哟！战停她妈，你咋掂这么多东西啊，这不沉呀？”刘秀枝说：“反正是来一趟，多拿点，撑的时候长。”

刘秀枝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她把提包里的东西一一地给丈夫交代着，这是谁给你带的，那是谁送你的，还有那个火车上的老人用手绢包着的十块钱。听着妻子的介绍，张钦礼的表情里有安慰有感动有感激，他紧紧地抿着嘴，不停地点着头，眼泪在他的眼眶打着转转儿。

“喝点水吧，啥时候从家来的？”张钦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水送到秀枝手上说：“秀枝呀，让你受苦受累了。”

“不苦，也没啥累的，比着打仗那会儿强多了，家里你放心，我们等着你。我见你，就想跟你说一句话，你一定得听我的。”

“中，啥话，你说吧，我听。”

“只要人家打不死，你自己就不能死。”

张钦礼昂起头，眼睛里泛着泪光，一字一顿地说：“秀枝啊，这不知道是你第几次嘱咐了。你放心吧，我听你的，我不死。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有打死我，我一定活着出去。不会死的。”

秀枝微笑着对张钦礼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在家都很好，孩子很听话，一年一年的都长大了。你放心，不用介记，缺啥少啥你就说，我想办法给你弄，我就只当你还在外面工作，你只管照顾好自己，活着出来就中。”

张钦礼说：“现在不工作了，有时间了，我在这单独有间房子（国家规定立过战功、地委书记以上级别的，监狱要给一间房子，给个犯人照看），有空我就练书法，练绘画，看治病的书，现在我的高血压好了，慢性肠胃炎好了，颈椎病也好多了，你也不用老惦记我。”

刘秀枝说：“二小现在念研究生，大妮也上班了，明年二妮也毕业该上班了，咱家慢慢地都好起来了。孩子都很争气，家里你就放心，我让孩子们轮流来看你。”

爱英靠在爸爸的怀里，抠着他手上的老茧子。秀枝对丈夫说：“从家里来的时候，我带来了盘好的饺子馅，还有和好的面，托旅馆的魏师傅给包好，一会儿叫三妮去拿，咱和孩子一起吃个团圆饭。”

张钦礼和刘秀枝相互宽慰着，爱英甜甜地依偎在爸爸怀里听着、想着……

说话间，魏老板端来一锅热腾腾的饺子，上面还扣着三个碗，然后，从兜里掏出三双筷子，对着爱英说：“闺女，监狱里只有你爸爸的接见时间没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当地的人听说你爸爸在这儿，都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儿呢。”

这时，正值中午下班，接见室门前那个长长的斜坡上站满了人，有人低声议论着：“他家的孩子我见过，个个长得都好看，你看他这个闺女长得多像电影明星。”

“他还有一个在部队当兵的儿子，跟他爸爸一样，长得好。”

爱英看着爸爸笑笑：“爸，夸我呢！”

张钦礼笑着说：“俺三妮儿就是好看呀！”

这时，爱英突然想起脚镣，爸爸的脚镣、许云峰的脚镣、血肉模糊的脚踝，心里紧紧的。她下意识地蹲下来，撩起爸爸的裤腿，找留下的伤疤。她用手摸着爸爸的脚脖儿，问：“爸爸，还疼吗？”

“早不疼了！”

“江姐说共产党人是钢铁铸就的。爸爸不怕！”爱英说着，又天真地问道：“爸爸，这监狱和渣滓洞一样吗？爸爸是许云峰一样的英雄，爸爸要有红岩精神，党一定会来解救爸爸的。”

张钦礼摸着爱英的小脑袋，说：“爸爸听三妮儿的，发扬红岩精神。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多帮妈妈干点儿活。”

爱英站起身来看着爸爸，郑重地表示：“爸，我一定会为你和妈妈争气的。”

张钦礼用他温暖的大手抚摸着爱英的头，一遍一遍地说：“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接见时间到了。张钦礼给刘秀枝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刘啊，咱心底无私天地宽。”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爱英跑到监狱那个斜坡的最高处，看着爸爸出来的那扇铁门，对着下面那个大院子，使劲地喊着：“爸爸，我和俺妈回家了，我们等着你，你早点回家。”

当着丈夫和孩子的面，刘秀枝自始至终用微笑掩饰着她凄苦的心，爱英也学着妈妈的样子，用笑容宽慰着爸爸。她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掩饰、学会了克制。

这次看望父亲，爱英曾以“探监”为题写成短文，以对父亲清明之祭。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新安县那条路，张钦礼的家人不知走了多少趟。那是条充满辛酸的伤心路，令人不堪回首。

淡如水，浓于血

说到张钦礼，绕不过去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就是新华社著名记者周原与陈健。周原，本书前面已经做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陈健，早在1949年即为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对河南几十年来的政治“翻覆”有着很深的体味。

这夫妻二人不仅是张钦礼后半生坎坷命运的见证者，而且也是一直对张钦礼冤案仗义执言、奔走呼号者，更是从张钦礼问题切入、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入思考者。

周原、陈健和张钦礼之间的情谊不是私谊，而是在发现、塑造、弘扬、捍卫焦裕禄精神的激烈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友谊和战友之情。他们由相识到相知以至休戚与共、肝胆相照，全都出自公心，来自对人民的热爱与忠诚。

2016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发现焦裕禄》三集电视纪录片，片中再现了央视采访周原最早发现焦裕禄这个典型的过程：周原与张钦礼18个小时的长谈，并没有影响到周原的独立思考。

周原觉得，张钦礼把焦裕禄的事情讲得非常圆满，可信不可信，还要再深入了解。为了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拉着张钦礼去了张钦礼蹲点的张庄，验证他的为人、作风和群众关系，以证实他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可靠程度，从而推断出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以相信。

首先是在张庄村口，遇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能够通过话音听出是张钦礼，然后，周原目睹了老大娘颤巍巍地伸出手，让张钦礼走近一点，摸着他的脸，说他瘦了，而张钦礼则伏下身子，就像儿子贴在母亲怀里一样的感人场面。

接着是中午吃饭时因老百姓端上的鸡而发生误会，最终误会冰释，反而进一步证明张钦礼尤为可敬。

这次发生在张庄的“戏剧性”验证，是张钦礼赢得周原信任的基石。

而随后周原因焦裕禄大通讯被揪斗逃脱、东躲西藏时，在农民的草庵里奋笔写下了7000字的长文，详尽有力地驳斥那些信口雌黄的诬蔑，这种临危不惧、捍卫真理和正义的品格，又使张钦礼将其视为知己。从此两人就以“焦裕禄”为媒，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健与张钦礼的相识相知，虽然有周原这个桥梁，但高级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决不会取决于亲友、甚至丈夫或妻子的判断。与周原一样，同样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也算夫唱妇随，周原采访过焦裕禄之后，兰考也就成了陈健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常来常往。

当时，兰考条件很苦，风沙、盐碱、内涝严重，农民很苦，机关干部的生活水平也很低。张钦礼和她都是掂着饭碗到食堂排队打饭，大家吃啥他们吃啥，不搞一点特殊。

一天，有人提醒张钦礼：“新华社的大记者来了，再怎么着，也得招待一下，吃顿好饭。”

张钦礼点头答应，并告诉了陈健，准备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她。让人想不到的是，张钦礼给陈健端上了一盆蒸红薯叶，说：“这蒸红薯叶用蒜汁一调，滴两滴香油，好吃的很哪！你尝尝，咋样？”

陈健吃了，连声夸赞，“好吃、好吃。”

这顿饭成了陈健从事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次招待饭。

更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陈健采访离开兰考时，张钦礼陪她吃的竟是一顿忆苦饭，昔日兰考人在灾荒年景吃的糠菜窝窝头和能照出人影的瓜菜汤。张钦礼还振振有词地对她说：“你是人民的记者，为人民说话；俺是百姓的地方官，为群众办事。不论啥时候，咱们都要和群众心连心哪！”

光阴如梭，转眼40多年过去了，陈健每每谈起张钦礼那顿别具一格的饯行饭，就会忍俊不禁。

张钦礼与周原、陈健，正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恰恰是这种君子之交，在生死关头才可以将生命相互托付。

焦裕禄通讯发表时间不长，全国几百名记者、作家云集兰考，参观学习者不计其数。因为通讯中多处写了他，张钦礼就经常被采访者包围，询问有关焦裕禄的种种工作生活细节。而作为兰考一把手的周××却很少露面。

张钦礼觉得这不仅是他对焦裕禄的一种态度，很可能包藏有更深的心机。一天，他写了一张纸条塞到周原手里。当时陈健也在兰考采访，周原便把纸条拿给陈健看。纸条上写的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这马上引起了周原、陈健的警觉。张钦礼在最风光的时候，仍心存惊惧。是多疑？还是兰考的政治生态太过恶劣、周××等人太过阴险？

正是这张纸条，把周原、陈健的目光由焦裕禄事迹报道引向了长期关注兰考、关注张钦礼命运，并以此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

张钦礼的惊惧很快得到了验证。从“文革”之初的1966年下半年对焦裕禄大通讯的疯狂攻击，对穆青、周原、张钦礼的揪斗，到1967、1971、1977年三次对张钦礼所代表的捍卫焦裕禄精神的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清算，直到张钦礼被判刑入狱13年、出狱后又以“刑满释放犯”的身分悲惨生活13年，甚至到2004年张钦礼逝世，这个斗争仍未完结。

周原、陈健也一直近距离地观察着兰考政治漩涡的每一次波澜，持续不懈地为张钦礼的不白之冤、为屡遭迫害的兰考党员干部仗义执言、奔走呼号！

1981年，张钦礼入狱不久，陈健即对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进行调查并写成稿子，要向中央反映河南问题。她带着稿子来北京总社，内参部认为问题太过重大，要陈健手抄一份直接送胡耀邦。

手抄件内参是新华社诸多种类中等级最高的内参。

陈健反映，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数，开除党员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百分之六七十。

全国在清查工作中，据说，有13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河南省就占了10.7万。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无用）。有人根本没有起诉书，有的没有罪行材料。

张钦礼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判刑的，他对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认。审讯人员对他说，法律服从政治，我这里是过个手续，你再申辩，要加判。有人对主管清查工作的省委负责同志说：“某某不能够判刑！”他说：“先判了再说，错了以后再改。”

陈健指出，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实。即便没有这个事实，也应该是所有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清查坏人。因为，下边的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情况各异，更不同于中央。

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导清查工作，必然导致冤假错案。

1981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胡耀邦作了重要讲话。

其纪要摘要如下：会议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央有关“两案”定性处理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批示；

分析了全国“两案”定性处理的情况；讨论平衡了“两案”中受审查的属于中央管理、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和属于中央管理的拟开除党籍人员的名单；研究了“两案”定性处理的有关具体政策。

会议认为，这次清查运动，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和“冷”处理的措施，进行得比较稳妥。但是，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地区和部门对受审查人员的处理定性偏高了一点，处分偏重了一点，也有搞错了的；少数地区和部门也有该清查而没有清查的，有的“三种人”还在领导岗位上。

会议认为，……“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除了若干阴谋野心家以外，当时许多人说错话，办错事，或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有一些罪行，都要考虑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对“两案”受审查人员问题的处理，采取“从宽从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两案”定性处理中要留有余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处理过头或不留余地，就容易带来长久的后遗症。

只有这样认识和处理问题，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更有利。

会议认为，在“两案”定性处理中，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面要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

要判刑的，只限于参与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乱；直接策划、亲自参与阴谋篡夺省、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权的野心分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昭彰，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

就全国来说，在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之后，要把判刑的人数缩小到最低限度。

对于犯有一般罪行甚至比较严重罪行的，只要认罪态度较好，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作过一定贡献的，即应据情从宽处理：有的免予起诉；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暂缓处理，以观后效；有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纪律处分。

对犯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进行处理。

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一个同志，要重在现实表现。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作了检查，吸取了教训，就应从宽处理。对少数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品质很坏的人，则要给予应得的处分。

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行政处理不宜采取开除公职的办法。

会议指出，在“两案”定性处理工作中，要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防止派性干扰。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指出：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陈云的批件，对中央“两案”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深刻的阐述，《纪要》则进一步加以具体化。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按照胡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阐明的中央对“两案”处理的方针政策和《纪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审慎地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两案工作。

这个会议精神是不是与陈健的内参有关，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其基本精神应该是一致的。但正是这份大得人心的中央文件，又使多人遭遇厄运。在河南，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

王启德，已经开除党籍，降级下放，因为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在狱中罹患癌症，出狱后去世。这位在焦裕禄时代被提拔重用、文革中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的硬汉子，最后也没能虎口余生。

后来，胡耀邦曾当面指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杨析综，要求解决河南清查工作中扩大化和违法乱纪的问题，杨虽作过努力，因阻力太大，终无结果。

河南省一些党、政、军离休的老领导、老红军、中央委员，如周总理曾两次指示找到张钦礼送到北京的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维群等，曾联名上书党中央，指名道姓批评那两位领导同志在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王维群已经过世，他在弥留时的遗言，是恳求中央为河南这些老干部平反。

无独有偶。遭此劫难的还有林县修红旗渠的英雄们。兰考、林县是毛主席、党中央表扬过的两面红旗。1972年11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中就提出要保护这两面红旗，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于11月4日批转了这个报告。但在这次“清查”中，当年9个红旗渠特等劳模有4个被迫害致死，剩下几个仍然背着“三种人”的罪名。

穆青曾把遭到残酷迫害的任羊成请到北京，问寒问暖，热情款待。他得知任羊成被赶回老家后生活十分艰难，临走时送了一袋大米和一袋白面，让他与受迫害的劳模们春节包顿饺子。为此，遭到林县个别领导的不满和攻击。

穆青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我送给任羊成的一些米面，林县竟然有人不悦。我看后实在生气！这样一位修建红旗渠的特等劳模，生活有困难，粮食都不够吃，我帮助一下有何不可？而他们身为林县的干部却不闻不问。别说像任羊成这样的人民功臣，就是普通群众难道能让他们挨饿受冻吗？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穆青又专程到安阳接见过遭受打击迫害的红旗渠劳模任羊成、王师存、郭秋英，详细倾听了劳模们遭受迫害的诉说。

安阳市委宣传部为了获取中宣部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写了一本林县红旗渠的报告文学，要求穆青作序。穆青认为该书后半部分没有写出红旗渠及其修建者的真实现状。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问他（求写序言的人——笔者注）了解不了解林县的情况，知道不知道原来跟随杨贵建红旗渠的一大批干部劳模，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至今未能平反的事？他说不清楚。我给他讲了一些情况，最后说，此问题不解决，此序我不能写！”1999年1月5日，穆青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同陶鲁笳、杨珏、李琦等同志一起写了一封给江泽民、胡锦涛的信，主要是为林县红旗渠劳模们平反的事。

1978年秋，林县由于杨贵的问题，把一大批当年跟随杨贵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统统打成“杨贵帮派体系”，撤职的撤职，无职的开除党籍，当年最著名的特等劳模马有金、路银、常根虎都被迫害致死，活着的任羊成、郭秋英等至今仍含冤蒙屈。

前几年我写了一篇任羊成的文章（指“两张闪光的照片”——笔者注）引起林县当权者的不满，直到前年江泽民去红旗渠视察，指名要接见任羊成，才不得不使他露面。去年秋天，我同杨贵一同去林县，许多劳模要见我们，林县还在阻挠，除任羊成外，别的人就是见了也不许见报，不许上屏幕。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红旗渠的故事片。中央和河南省都在号召发扬红旗渠精神，而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干部和劳模还蒙受不白之冤，实在不可思议！

我上书中央，就是为了声张正气!

张钦礼的冤案不平，周原、陈健的奔走就不会停息。

2002年1月，陈健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经其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了中央。

陈健指出，为了能使张钦礼一案作为个案先予解决，也为了说明这一冤案的实质性问题，但又不便开宗明义说出真相，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拉长时间跨度，从1957年反右时张钦礼受迫害写起，写到清查三种人时他受迫害的必然性。

由于这一冤案发生在河南兰考县，牵连出六十年代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优秀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网打尽，有些干部死在狱中。张钦礼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却一生屡遭迫害，周总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陈健说，这篇申诉报告，不是文学作品，但它是第一个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所作的“解密”申诉。香港《中国焦点》的主编杨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这份申诉报告，立即拿去全文发表，并配发了社论。

我要求杨先生把这期刊物寄给河南省委，省委一位副书记反馈给杨先生的信息是：这位新华社记者写的申诉报告，把河南几十年来路线斗争的轮廓理清了。

张钦礼冤狱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在弥留时看到了《中国焦点》这期刊物。张钦礼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丝欣慰。兰考十万群众在他上下几代战斗过的故乡，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一些群众哭昏在灵车前送往医院抢救。

陈健欣慰地说，群众为他平反了。

周原、陈健夫妇送的挽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申诉》上网后，在得到广泛关注和转载的同时，一位署名“伍参哲”的网友则从另一角度对这个长达2万多字的申诉报告做出如此评价：这篇《申诉》以生动的笔触和催人泪下的情节，深情赞颂了张钦礼，首次点名揭露控诉鞭挞了那些当年的迫害者，其勇其情，感人至深，令人起敬。

但是，作者把英雄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为建国后毛主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就大错特错了，以至使整篇行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又令人十分遗憾。

这个网文，对《申诉》所表现出来的“其勇其情”评价至高，对《申诉》所涉及的基本内容亦充分肯定，批评意见只是在对造成张钦礼冤案的政治大背景的分析。孰对孰错，见仁见智，有兴趣者自可以自行探究。但周原、陈健夫妇与张钦礼之间的情谊则是有目共睹、日月可鉴的。

走出高墙

1981年，张钦礼的身体每况愈下，病情日益严重，几次晕倒不省人事。他躺在病床上，思念着亲人、战友和昔日并肩除“三害”的同志们，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难道真的该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吗？

他要来笔和纸，给家里亲人写信，交代后事。信中，他诉说了自己的病情，又安慰家人：“世上谁能不死呀！比起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我活的不算短。不要难受。……火化后，把我埋在兰考就行……。”

后来，他的病情更加严重，监狱看他已经奄奄一息，就给他安排一个小青年专门护理他。愈有人照顾，他愈感到自己真的快不行了。有一天，他对护理他的小青年说：“我不行了，你陪着我唱一首《国际歌》，好吗？”

小青年点了点头，说：“好，张伯伯，咱俩一起唱。”那一老一少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伴随着张钦礼的泪水，在病房中飘荡，传得很远，很远……

监狱给张钦礼的家人去信，让其家人陪同到洛阳市就诊治疗。秀枝见信如雷轰顶，一霎时六神无主，乱了方寸。待她从心慌意乱中清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远在部队的大儿子发电报：“父病危，速归。”

战停接到电报，立即找部队领导请了假，直奔新安看望父亲。监狱医院的大夫告诉战停，“你父亲的病很严重，高血压、糖尿病，加上并发症，能不能治好很难说，你要有各方面的心理准备。洛阳市的医疗条件好，到那里治疗也许还有希望。”

战停当即找到狱里领导，请求速派车前往洛阳市就诊。并哭着恳求道：“治疗费用如果监狱里出有困难，我们自己出。我必须尽全力让我父亲活下去！”监狱领导也十分重视，立即派车由战停和狱医、监管干部一起，护送张钦礼到洛阳市人民医院就诊。

一连几天的紧张抢救，张钦礼终于转危为安。随后，待病情稳定以后，就从洛阳回到监狱医院，继续治疗。战停趴在父亲的床头，拉着父亲的手在自己脸上抚摸着，嘴里念叨着：“爸爸好了，爸爸你可好了。”

张钦礼望着几天几夜没休息好，眼睛熬得通红的儿子，动情地说：“停小，多亏你啦，爸爸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经历过父亲上次病危之后，战停即向部队提出了转业申请。他要帮助母亲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要为父亲早日出狱奔走。部队首长对张钦礼的遭遇深为同情，同意了战停的请求。

战停知道，要想让饱受磨难的父亲活着回来，最根本的办法有三：一是为父亲告状申冤，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和责任；二是把当年突击判刑时，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给父亲折抵的刑期给折抵了；三是尽快给父亲跑保外就医。

这次死而复生，使张钦礼为自己申辩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不能给自己的身后留下不清不白。

1986年8月11日，他递交了生前最后一份申诉书。申诉书说：

我叫张钦礼，现年六十岁。1942年4月参加革命，1945年5月入党。历任区党委书记、兰考县县长、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1977年11月被免职，1978年11月以扒堤决口为由被逮捕，并在报纸、电台上作了大量宣传。

由于根本无此事，判决时就不再提了。当时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弄错了改过来就是了。却没想到又给我罗织了煽动打砸抢等四条罪状。这种先抓人再找材料，这个罪名不成立，又罗织新的罪名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程序的。

1979年12月30日下午3点，商丘地区中院给我宣读了判决书。商丘地区中院在新刑法实施前两天，匆匆忙忙以“反革命罪”给我判刑13年。上诉后，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原判决定性不对，改判为“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罪”。仍维持原判13年。现在河南省第四监狱劳改。

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的判决和河南省高级法院（80）豫发刑字第379号终审判决，都是无视事实根据的枉自动法的判决。如果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方针，进行公正审判，我是无罪的。今再次申诉如下：

一、关于所谓煽动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罪。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不理解的。只是出于对党对领袖的热爱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当时全国响应中央号召，从上到下都说的形势下，我也跟着说了些拥护文革的话，也表态支持了群众组织。

然而在文革中，我确实没有煽动策划打砸抢，更谈不上残酷迫害干部群众。判决书也没有列出任何事实证明我犯有打砸抢罪，也没有写明我怎样煽动打砸抢的条款。对此，我曾问过办案人员：“我亲自打过人没有？公开场合和私下煽动策划过打人没有？打砸抢过谁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我又问：“煽动打砸抢罪名从何而来呢？”他们说：“你在会上的讲话，间接地起了煽动打砸抢的作用。”

用这种牵强附会的理由给人定罪，怎么能服人呢？更何况我从来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煽动过别人去打砸抢。以煽动打砸抢的罪名，给我判处13年的重刑，实在是太冤枉人啊！

事实是，我一向是反对打砸抢的。我也从来没有打过谁、砸过谁、抢过谁。就是对打我或指挥打我的人，我也是以德报怨，从来不报复他们。如在文革中，我被批斗得无法工作，不得已躲到与山东交界的老家。

当时的公安机关在一些人的指使下，以张钦礼犯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被捕入狱，关押了半年。绳捆索绑，脚镣手铐，当时一只耳朵被打聋，手指骨折，牙被打断，腰被打伤致残，捆绑批斗百余场次。是周恩来总理将我救出苦海牢狱。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我，为我平了反。并派工作人员领我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还拍了骨折的片子。我从北京回来，对打我和指挥打我的县中队长高连学等人，连一句责怪他们的话都没有。并以德报怨，先到县中队对他们进行安慰。

当我听说高队长有所不安，怕其他人报复时，我特意将他叫到我住的地方保护起来，解除了他的思想顾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是执行者，不应过多的追究下面的责任。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我对亲手打我的人尚且如此，我怎么可能去打其他的人呢？

判决书上说：“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谁都知道，兰考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性的武斗事件，双方更没有构筑过武斗工事。那么多的死伤人数是怎样形成的呢？

此外，我也不得不问，数千人是几千人？数人是几人？数十人是几十人？数百人又是几百人哪？如系认真调查得来的，难道连个具体数字也拿不出来吗？如系估计的数字，恐怕也太轻率了。估计的“罪”行怎么可以印到法律文书上给人治罪呢？！用估计的数字来给人定罪，能不出冤假错案吗？！

文革中谁搞打砸抢，谁就应当承担打砸抢的责任。我没有搞过打砸抢，就不应负打砸抢的责任。如果说一个领导干部应当负间接责任的话，支持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兰考县第一书记周××还未承担任何责任，怎么能轮到当时作为副职的我呢？

再说，两派群众组织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几经反复，互相都有掌权的时候。有的领导干部支持这一派，有的支持那一派。在当权派挨批斗的年月里，我既左右不了群众组织，又管不了领导干部谁支持不支持那一派。文革中领导干部不表态支持哪派，就被哪派批斗。

都表态支持，要遭受两派批斗。在那个非常时期，我自身都顾不过来。如果把有的领导干部受批斗硬让我负责，那么我受批斗，被打伤致残该让谁负责呢？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有的领导干部支持群众组织无罪升官，我对群众组织表了支持的态就被开除党籍坐监，这样公平吗？这符合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精神吗？

在林彪集团发难时，当时林彪在河南的亲信发现兰考革委会下发了《奖励生产成绩昭著者的通知》，认为是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全省地、市、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会议上，批判我“比刘少奇还刘少奇”，“比走资派还走资派”。

会后就把我弄到信阳地区软禁两年多。他们抄了我的家，还把广播车开到我老家门口，对着门口广播我是反革命。

我70多岁的老母亲一气病倒，含愤去世。粉碎林彪集团以后，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了我，并为我平了反（当时被接见的有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等）。我又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获得了解放，让我回到开封地委任书记。

我明明受尽了林彪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可判决书却无视铁的事实，硬说我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这真是太荒谬了。

在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和“四人帮”及其骨干没有任何牵连，凭什么把我这个受尽极“左”路线折磨、跟着党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党员打入地狱呢？这样做既是对党员不负责，又影响不好。

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弄错了改过来就是了。1958年我因反对浮夸风，说了几句实事求是的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劳改三年。我就没有计较个人恩怨。组织上一给我平反，我就很快走上工作岗位，并把补发的1264元工资作为党费一把交给组织。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终身忠实于党的事业，只要能为党工作就满足了。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二、关于所谓包庇罪。

判决书第二款称：“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照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委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长，其他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判决书这样写，是十分冤枉我的。事实是：1972年9月23日，原开封地委第一书记曲光藻和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庞传文把张钦芳、和新民等人从监狱中放出来。并于1972年10月18日召开大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当时我还因受林彪路线迫害在信阳地区软禁着。这一事实，兰考人民有目共睹。他们释放不释放与我怎么相干呢？判决书既没有说我指使谁，又没能指出我威逼谁，怎样威逼的，用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给人定罪实在太荒唐了。

1973年我被任命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我回到兰考以后，因为张钦芳、和新民文化大革命前原是18级党员干部，经过县委决定并报地委批准，把他们安排在县公安局工作。

不久，他们就被地委调往外地了。按照级别安排工作，怎么算提拔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没有给他们平反，二没有提拔他们。刑法哪一条能定我犯了包庇罪呢？请法院明示。

三、关于所谓挟嫌报复罪。

判决书第三款称：“张钦礼对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原县检察长庞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到非法拘禁。”

在工作中秦××提过我的意见，我也提过他的意见，这在同志之间是正常现象。我根本就没有计较过。如果说我挟嫌报复秦××，那纯粹是无中生有。秦××当时是地委宣传部的领导，我是县委的副书记。我在基层是下级，他在上面为上级。

在文革中我一没有打骂过他，二我作为一个下级，也不可能降、撤他的职，更没有关押逮捕过他，根据什么理由说我挟嫌报复他呢？再说庞宝继、杨恒德、徐留根，我在政治上没有诬陷过他们，经济上没有侵犯过他们。既没有打骂过他们，更没有逮捕关押过他们。对他们挟嫌报复从何说起呢？四、关于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罪。判决书第四款称：“粉碎‘四人帮’前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参加者恐怕不多吧。我是随大流参加的，怎么能单独给我定罪呢？再说，中央部署安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全局性的，这个责任应由上边来负，不应过多地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

另外把我打成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他们；以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我定罪的又是他们。这种自相矛盾的定罪法究竟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之火。

他们不敢反对焦裕禄，就拿我出气，使我受尽了迫害。上边批判谁，就以我是谁的孝子贤孙来定罪，这种信口雌黄的定罪法实在少有。

判决书说：“1976年10月11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中的两处‘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这件事的真相是，当时县委的肖常太起草个拥护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发行毛选五卷的贺电，让我修改。

我看文长字多，近两千字，就圈圈画画，压缩了很多。后又考虑中央没有号召发贺电，省、地和外单位也没有先例，建议不发。大家觉得有道理，就不发了。于是这个电报修改稿就作为废纸，扔到纸篓里了。

万万没想到，肖常太把作为废纸扔掉的草稿拿出来，交给商丘地区中院，并从中挑选有我划掉的“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等字句，将我定为重罪判刑13年。就这样拿几张没有成文、没有发出、扔到废纸篓里的电报草稿，作为对我定罪的依据，作为他们保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实际行动。

恐怕今后写文章、写电报等只能一次写成，不准起草、不准修改、也不准不发了。这种定罪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辱骂、攻击华国锋为名给我定罪，是十分冤枉我的。试问，我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当着谁的面侮辱、攻击过他了。判决书用这种定罪法给我判以重刑，实在是荒谬之极。

至于诬陷我扒堤决口，使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更是“莫须有”的罪名。解放以来，黄河大堤没决口泛滥过一次，更谈不上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事实是，兰考县委带领兰考人民利用1958年建成的三义寨渠首闸，引黄河水灌淤，将20多万亩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这种功将罪罚的做法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尊敬的各位领导，我十多岁参加革命，至今已43年了。战争年代，我跟着党南征北战，多次立功。参加革命以来，我在经济上、作风上清清白白。凭什么把我这个跟着党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党员关进监狱呢？我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组织上怎么批评帮助都可以。但我确实没犯罪呀！

我多次受极“左”路线迫害，失去自由。1958年被打成右倾劳改了三年。文革初期以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关进监狱半年。受林彪路线迫害，被软禁到信阳地区两年多。文革之后，想着可以好好工作了。

可万万没想到又蒙受冤屈，被判13年的重刑。如今我在狱中熬了八年多了。不算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挨斗，多次短期受拘禁的时间，仅以上累计就已长达14年了。我现在年已花甲，身体伤残多病，骨肉十多年不能团聚。

我家先后被抄至少五次，父母去世喊着儿子的名字也不能见上一面，一心想为党工作而又不能，真让人痛心啊！人生能有几个14年啊！我多么希望能为党多做些工作啊！万望领导能派人复查，使我免受冤屈，我万分感激。

张钦礼再次含冤申诉

1986年8月11日战停拿着父亲的申诉书，开始了为父亲伸冤的艰难历程。几经波折，最后，开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调查核实后，将当时商丘地区中院未给折抵的刑期予以折抵，并给第四监狱下达了通知。

接着，战停又开始为父亲联系保外就医。监狱的领导说：“你父亲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一般的人我们就有权力批了。但你父亲必须省司法厅批准。”战停又跑到省司法厅。

司法厅说：“张钦礼符合病保条件，可以办理。但他曾任河南省革委常委、省贫代会主任，他的保外就医须经省委批准才行。”于是战停回去连夜给省委写申请。几经周折，省委领导收到了申请并引起重视。省委办公厅指示省司法厅和省第四监狱报告详情。

这个时候，穆青、周原也得知张钦礼病重的消息，十分焦急、不安。周原亲自找到省委杨析综书记，当面陈述张钦礼的病情和冤情，并请求放张钦礼提前出狱。周原说，“张钦礼目前病情危重，……从哪方面来说都应该把他从狱中放出来。如果需要作保，我可以为他担保。”

与此同时，穆青也给河南省委打来了电话。

河南省委领导听了穆青、周原的意见，又看了省司法厅和第四监狱的报告，当即决定，放张钦礼提前出狱。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综等常委们都签了字，批准了张钦礼病保出狱的申请。

一些领导看了给张钦礼定的“煽动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不觉好笑，说，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当时中央决定的，谁没有参加？路线问题不应由基层干部负责。这让张钦礼一家格外高兴，充满了希望。

张战停拿着省委领导们的批复，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一路绿灯，顺利办好了父亲保外就医的一切手续，踏上了接父亲回家的路。

1989年5月20日，极度憔悴的张钦礼，拿着一个小行李卷，步履蹒跚地走出了被关了10年之久的监狱大门。这时，战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闸门，急步跑上前去，紧紧地抱住父亲，说：“爸爸，咱们回家！”

张钦礼手中的行李卷滑落在地，和战停拥抱在一起，止不住的热泪夺眶而出。监管干部也对这个冤狱13年的老革命表示祝贺道：“老张，孩子接你来了。你自由了，好事啊，快回去和家人团圆吧！”

张钦礼点了点头，转身又看了看关押自己近10年的监牢，在儿子的搀扶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令人窒息的牢笼。

来到狂口的小旅店，魏老板老远就跑出来迎接。待他们父子在房间坐定，魏老板满面笑容地送来了茶水。战停端起水，对父亲说：“来，喝点水吧，爸爸。”张钦礼接过水，放在桌子上，深情地对战停说：“停小，过来，让爸爸好好看看！”

战停蹲在父亲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只见父亲脸色蜡黄，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布满了他的双鬓，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沟痕。张钦礼双手捧着儿子的脸，贪恋地看着，泪水无声地流着，半天说出一句话：“停小，爸爸没有死在大牢，我活着出来了！”

一语未了，父子抱头痛哭，那哭声在荒凉的小旅店中显得格外悲凄。好心的魏老板流着泪，给他们送来了擦脸的毛巾。战停怕父亲过于激动，影响他虚弱的身子，就劝说道：“爸爸，我妈妈和弟弟妹妹们都在郑州等着你嘞。

咱们在这里歇一晚上，明天一早就回去。”张钦礼说：“走，咱今天就走！我不用歇。”于是，父子俩连夜乘车赶到了郑州。

战停扛着行李卷，扶着极度虚弱的爸爸，两步一停、三步一歇地走出火车站。家人相见，哭成一团。小孙子紧紧地抱着爷爷，哭着说：“爷爷，你可回来了。我可想你了。”张钦礼蹲下身子，抚摸着小孙子的头，说：“爷爷到外地出差，时间长了点，想爷爷了吧？”

小孙子说：“爷爷，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自从俺三叔告诉我你在那里受苦后，我再也没有开心地笑过。”张钦礼一把把小孙子搂到怀里……

不忘初心

郑州布厂街一个普通的家属院是张钦礼出狱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大女儿爱真就住在这里。饱尝分离之苦的一家人，对团聚之甜体会最深，倍加珍惜。爸爸喜欢吃的，女儿买回来了。

爸爸想不起来的好吃的，女儿也买回来了。在女儿的精心照料下，张钦礼的身体日见好转，脸色也渐渐红润起来。给爸爸理发、洗澡、看病、买衣服鞋袜，张钦礼享受着家庭的温暖。

10多天后，战停接父亲回到了开封。张钦礼抚摸着小孙子，感慨道：“我走那年，俺孙子才一岁多，现在上五年级了，恍若隔世啊！”

一天，刘保问战停：“听说张书记回来了？”

“保哥，他是回来了。可他身体太虚弱，我怕他见到亲友过于激动，身体再出问题，谁都没给说，连我的叔叔、姑姑们还都没有说呢！”战停又压低声音说道：“他现在是保外就医，好不容易从监狱回来。如果稍有不慎，再遭人暗算，再受罪不说，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不一定啊！”

“你放心，我就想见见他，保证对谁都不说！我太想他了！”刘保说着，看战停没有松口的意思，又像自我解嘲地说道：“……不过，老头在兰考威望高得很。要是让兰考的群众知道啦，你家就成了招待所了……”

看着刘保心有不甘地离去，战停心里也十分难受。晚上，他将刘保要见他的事告诉了父亲。没想到父亲脸一沉，生气地说：“你还是送我回监狱吧！在那儿，亲朋好友、兰考群众去了，求求监管干部还能见上一面。你可倒好，不让我见任何人。”

“爸，不是不让你见他们，我是想你的身体还没有康复，还得安心调养一段。”战停看爸爸真的生气了，就赶紧做解释。

“我知道身体要恢复。但心情好恢复得也好。”

张钦礼也不愿伤了孩子的一片好意，就放低了调门，继续说道：“停小，知道我的最大痛苦是什么？不是吃孬穿好，而是与群众隔绝，不能为党工作。我不怕见任何人，包括迫害我的人，我问心无愧！那些整我的人如果天良未泯，他们见了我才心中有愧呢！”战停深深理解父亲心灵深处的伤痛。他连忙对父亲说：“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去找俺保哥。……”

对于刘保来说，张钦礼是有着大恩大德之人。兰考解放初期，他尚属幼童，就在兰考街头流浪。一天，张钦礼在上班的路上，发现几个孩子在打一个小孩子，原因是这个小孩子抢了他们的馒头。

张钦礼拉开他们之后，就给那几个打人的孩子付了馒头钱，然后问这个被打的小孩子。他竟然不知父母是谁，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一个存身之处。张钦礼就把他领到刚刚组建的县社会福利院收留起来。

根据张钦礼的指导思想，兰考社会福利院没有办成单一的救危济困的福利部门，而且它还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学校。刘保就是在这里长大成人。后来他与同在社会福利院长大的张枝结了婚。两人参加工作后，干得都很出色。

张枝被调到开封地区招待所工作；刘保则到开封地区民政局当了科长，后又调到开封油脂化工三厂任厂长。这个厂原是个年产值仅30万元、利润几乎为零的小企业。刘保走马上任后，立下军令状，签订了承包合同。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增收节支，很快扭转局面。工厂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年产值发展到1800多万元，年利润近30万元。由于工作出色，工厂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刘保连年获奖。当厂长期间，累计应发奖金近20万元。

可他一分不要，全部发给工人。刘保说：“是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人。努力工作、干出成绩是我应该做的。还向党要啥奖金呀，党的恩情俺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由于表现突出，他被评为开封市劳动模范，荣任开封市政协委员。

刘保见到张钦礼之后，看着他日夜思念的恩人衰老、消瘦的体态，忍不住失声痛哭。随后，他向张钦礼汇报了十多年来的工作情况、思想收获，张钦礼感到十分欣慰。刘保看张钦礼高兴，就请张钦礼抽空到厂里看看。张钦礼也高兴地答应下来。

过了些天，开封油脂化工三厂的门卫告诉刘保，刚才来了个老同志，个子挺高，白白净净，很文气，说是找厂长，但又不让引见你，老是找工人们问来问去。我们觉得可疑就给你汇报了。

刘保一听，马上猜出很可能就是张叔来了。就问几个见过这个人的老工人，他都问了些啥？老工人说，这老头也没问多少啥，主要就是问你对我们工人好不好？是不是你把年终奖一分不要全都发给了工人？

听到这里，刘保顿时明白了，那是他张叔来查“脚后跟”的，要看看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刘保猜得果然不错，那个“老头”就是他张叔。随后，战停转告他，爸爸说，看来刘保这孩子没有变坏，没有脱离群众，他说的都是真的。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缓和，1989年，一位名叫刘忠豫的台湾高级将领回到兰考寻找自己失散的孩子。

经辨认，这个孩子就是刘保。刘忠豫找到张钦礼，一见面，就深深鞠了三个躬，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在张钦礼逝世三周年之际，刘忠豫父子感念张钦礼的救助之恩，为张钦礼竖立纪念碑，赞其“宏恩百代，大义千秋”。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张钦礼回来的消息。人们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有工人、农民、老同事……几乎涉及各行各业。刘保一语成谶，战停家里真的成了“招待所”。

有一年，临近春节，一位70来岁的老人冒着大雪从兰考赶到开封，手里提着塑料编织袋找到家里。张钦礼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当年在县委食堂当炊事员的刘鸿慈师傅。

“你咋来了？下这么大的雪，路又这么滑。”张钦礼说着，连忙把刘师傅迎进屋里。

“张书记，听说你回来了，我那心思啊，天天想你、挂记你。不来看看你我都睡不好觉。”刘师傅说着，用手指了指放在地上的袋子，说：“你看，我给你带的什么？都是你最喜欢吃、又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啥好东西？”“我的绝活，扣碗和水汆丸子。”

张钦礼看着刘师傅冻得通红的手和挂着霜花的下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和刘师傅在一起待了三天，晚上就睡在一张床上。

有一次，三义寨滩区的一位老农民，提着一袋子藕和一桶鲜活的鱼，到开封找到张钦礼，一进门就说：“张书记，这鱼这藕，你要是吃不着，俺真过意不去。是你跟俺们一起开挖泥塘，把臭水坑变成了养鱼种藕种蒲的摇钱树。当年，你的腿划破、脚扎伤都不吭一声。我早就许下愿啦，这藕和鱼一定让俺老书记亲口尝尝。”

兰考人民关心着张钦礼，张钦礼也时时刻刻爱着兰考人民。一天，他想回老家看看。樊哲民、陈建民、张广顺等老同志与他一同前往。在从老家南彰回来的路上，车行至堌阳镇西口的公路上，有两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呼救拦车。前面几辆大小车辆没有理睬，飞驰而过。

张钦礼在车里听见有人呼救，忙叫司机停车。下车一问，才知道是两个小孩误食药物中毒，昏迷不醒，急需到县医院抢救。张钦礼当即让车上的人下来，留下陈建民、张广顺和司机，速送妇女孩子去县医院。

县医院急救室，张钦礼、樊哲民等人密切配合医护人员，对孩子进行抢救。住院需交押金，两位妇女匆忙中带的钱不够。

张钦礼和樊哲民等人都把身上的钱拿了出来，帮她们交上押金。闻讯赶来的县医院薛书记对张钦礼说：“请老领导放心，我们医院一定把两个孩子治好。”由于抢救及时，这两个孩子林高尚和林惠惠全部转危为安。

兰考小青年刘伟得了白血病。张钦礼知道后多次到医院看望，送去吃的、用的。……医院抢救时，他亲自到医院询问治疗方案、了解治疗情况，还向上海发急电寻医问药，并把珍贵的人参、灵芝草和救命钱送到病人手中。

随后，他又发动他的儿女筹集资金，以备急用……在张钦礼的关怀下，孩子得救了，他十分高兴，又多次到兰考看望，鼓励刘伟学习努力，要求进步。

在战停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前来看望的人实在太多，加上张钦礼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那些朴实的农民来了，话不多，但不定哪句话都能让人落泪。往往接待一个人，张钦礼的情绪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

这种状况也确实影响他身体的康复。于是，小妞爱英就找个理由，把父亲接到了她在翠园的家里。

一天，张钦礼隐隐约约听到街上有人在喊什么。把耳朵凑到窗户边仔细一听，那是老朋友周原在喊他！

原来，周原听说张钦礼保外就医了，因为战停他们封锁消息，他就一直没有打听到准确的地址。后来，他问兰考的老熟人，才知道张钦礼已经从郑州搬到了开封战停那儿。

来到开封，又听说搬到爱英那儿了，具体地址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叫翠园的小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找到了翠园路，就在大街上边走边喊：“张钦礼，张钦礼！你在哪儿？我是周原，我来开封访贤来了！”

挚友相见，相拥而泣……

周原走后，把张钦礼的地址告诉了穆青，穆青赶到开封，亲切探望。随后，张钦礼保外就医、住在开封的消息又在北京传播开来。

一次，穆青对张钦礼说：“北京不少老朋友听说你出来了，都想过来看你，我看，不如你干脆到北京住几天，也好与大家见见面。”

“这样也好。”张钦礼想了想，说道。

“五月份吧！五月下旬，《中华新闻报》创刊五周年，要开座谈会。你就作为特邀贵宾来参加会议。”这时，穆青已经从新华社社长任上退下来，担任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华新闻报》为中国记协机关报。

1998年5月25日，张钦礼应邀到京参加《中华新闻报》创刊五周年座谈会。当会议主持人宣布“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时，与会者向张钦礼致以热烈的欢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帖木尔·达瓦买提、全国政协常委、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爱泼斯坦分别亲切会见了张钦礼，称赞他“你宣传焦裕禄三十多年，让人感动。你无愧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穆青、冯健、周原一起看望了张钦礼。针对张钦礼遭受的不白之冤，穆青送给张钦礼两句话和十二个字：“相信群众，相信党”、“不怨天，不怨地，不攀比，不生气”，祝愿张钦礼夫妻二人健康长寿。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王晨、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肖东升、《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心华亲切会见了张钦礼。

《解放军报》原副社长尚立科与张钦礼一起回忆起当年在兰考采访、宣传焦裕禄精神、报道兰考人民改天换地的新篇章，仍然激动不已。谈起与兰考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历历往事，仍然令人动情。尚立科说：“钦礼，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我也想你呀！”张钦礼感动地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兰考。”尚立科用这句话与张钦礼话别。

与会期间，张钦礼在儿子军建的陪同下，联系到了第一次告“御状”时那位洧川老乡、当时中央警卫团营职军官张老，他们一起到毛主席纪念堂，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示深深的缅怀与敬意。

会议期间，《中华新闻报》专门发表文章《焦裕禄的发现者——张钦礼》，称张钦礼是发现焦裕禄的功臣。

报社秘书长王炳尧向大家介绍说：“张老是我们新闻界的老朋友，这次到北京开会，张老在出租车上还向司机讲述焦裕禄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者们无不为张钦礼几十年如一日宣传焦裕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会后，王炳尧秘书长出于对张钦礼精神的感动，千里迢迢赶到开封登门采访。一见面，王炳尧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宣传焦裕禄事迹长达34年，对焦裕禄感情这么深，这么真诚，学习宣传这么执着，叫我感动、敬佩！”

张钦礼说：“这是我的职责。焦裕禄是历届中央肯定的光辉典型，对加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意义重大。焦裕禄精神永不过时，我要宣传一辈子。”采访中，两个人白天谈，晚上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随后，《周总理三次亲切接见张钦礼》《张钦礼长沙行》《昔日兰考阶下囚，后成总理座上宾》等文章陆续在《中华新闻报》刊出。

1999年4月，张钦礼再次受中国记协之邀，到长沙参加会议。作为特邀代表，张钦礼的发言引起与会者7次热烈掌声。

会议期间，张钦礼又应长沙岳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邀请，为师生们做了焦裕禄事迹报告，使广大师生深受教育。29日返回河南时，大家赶来送行。当看到这位72岁老人行囊中只有几个河南凉烧饼和几件换洗衣服时，无不为之动容。

2000年9月15日，《中华新闻报》第三届全国工作会议在浙江余杭市召开。

张钦礼再次应邀出席会议，做了宣传焦裕禄精神的精彩发言。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组长、新闻局原局长刘祖禹高兴地会见了他，高度赞扬他几十年如一日宣传焦裕禄精神，亲切地称他为新闻界的老朋友。

2001年的大年三十，军建要回长沙。全家合计一下，决定全家都去送，在韶山过春节。一路上谈笑风生，张钦礼给大家讲了一个又一个毛主席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孩子们都听过或者在哪里看过，但从父亲那严肃、充满敬仰的神情里，孩子们都能感到一种十分神圣的气息，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他们首先来到毛泽东广场。

张钦礼突然收住话题，神情严肃地下了车，他牵着刘秀枝的手，声音颤颤地说：“老刘啊，你要感谢毛主席啊！”全家人走到巍峨的毛主席塑像面前，张钦礼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顺着他写满沧桑的脸颊滚滚流下。

他带着全家，在韶山冲冬日的阳光下，像他当年义无反顾地跟随毛主席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样，向他敬爱的革命领路人鞠躬致敬。

军建怕爸爸情绪失控，就大声对爱英说：“三妹，去买一个花篮，今天是春节，咱们给毛主席敬献花篮。”爱英快步跑去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大花篮和一大盘鞭炮，大哥挥毫书写“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落款是张钦礼和刘秀枝携子女敬挽。

战停、军建抬着花篮庄庄重重地放在毛主席铜像前边，向毛主席三鞠躬。这时，张钦礼难掩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跪在了毛主席铜像前，拉着妻子的手，哭着说着：“毛主席呀，我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

孩子们劝他注意身体，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我到这儿不哭，上哪儿去哭呀！毛主席呀，我一身都是冤哪！”

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当面哭过，看到父亲哭了，孩子们竟一时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跟着父亲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像父亲那样，虔诚地叩拜，默默地哀思。

到毛主席故居看看，这是张钦礼梦寐以求的愿望。2002年2月13日，这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再看看那片土地

走出高墙，待身体稍作恢复，张钦礼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兰考去，他舍不得那片故土。

围绕着焦裕禄精神是“树”还是“砍”的斗争，张钦礼可算是一生荣辱全系于此。但到了暮年，他仍然痴心不改，情有独钟。

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南彰和山东省楼庄出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张明友和王明杰，他便邀新华社河南分社老记者鲁保国从郑州赶往山东楼庄，驱车几百里，亲自采访、座谈。

看到焦裕禄为历届中央领导肯定，看到焦裕禄精神在国家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张钦礼格外高兴。晚年，张钦礼把珍存的有关焦裕禄的对联、中堂、诗画等挂满他居住的房子，每天看着。人们说：“张钦礼的家成了焦展的一部分。”

回到兰考，他先到焦裕禄陵园，为他几乎一生生死相系的老班长、同志与战友焦裕禄敬献了花圈，面对焦裕禄的遗像诉诉衷肠。随后，他要带着“老焦”一起去看看他们战天斗地的成果，看看曾经与他们共同奋斗的战友与同志。他拖着日渐衰老的身体，尽可能地争取多走走、多看看。

一次，年迈的张钦礼从郑州驱车回到兰考，和当年的老同事一起拜祭过焦裕禄后，来到了当年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的韩村，看望当年“四面红旗”中唯一活下来的韩村老支书杨素兰。

张钦礼说：“素兰，我想让你领着看看咱当年淤过的地。”

心直口快的杨素兰说：“你看你，连坐下来喝口水都没有，就去看地，恁急干啥？”

“年龄大了，来的次数不多了。看看咱们淤的地，不返碱我就放心了。”

杨素兰听了，心里一阵心酸。这时，村里的人听说老书记回来了，纷纷跑过来，将张钦礼团团围住。

人们拉着他的手关心地问长问短。他们回忆着和老书记一起挥镰割草、沟恤台田、翻淤压沙压碱、引黄灌淤的往事，赞美着彻底制服沙碱内涝之后的幸福生活，憨厚的农民不会花言巧语，只会说心里话：“俺老少几辈都忘不了你呀，张书记。你生活有困难，光俺村的人都不会叫你饿着，管你吃饱穿好！”

杨素兰领着他们有说有笑地来到当年淤过的地里，见庄稼长势喜人，稻麦飘香，十分高兴。

张钦礼问：“亩产多少？”

杨素兰答：“稻子亩产都是一千多斤。村民们都说‘这地种啥成啥。’淤泥老厚，盖住沙碱返不上来，日子好过了。”

年迈的张钦礼听着，蹲下身子，用手挖了一把黄河泥，瞧瞧，开心地笑了。

第二天，他又去了仪封公社吕拐大队。

吕拐过去是兰考出了名的老灾区，土地盐碱化严重，不成庄稼。人们调侃说，吕拐大队是“男的不好找（对象），女的往外跑（嫁到外村外地）。全大队光棍汉就有50多个。

那年冬天，张钦礼到吕拐大队驻队。他和大队干部一起，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制定战胜盐碱、内涝，改变贫困面貌的规划。大队支书陶云彬说，“我们这里三椿柳多，耐碱，又能编筐编篓，我们可用它编成苹果篓，卖给土产公司，挣钱度灾荒。”

队长徐广朋说：“我们可以组织劳力把各户的石磨利用起来，给粮管所磨面。”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张钦礼眉开眼笑。张钦礼对陶云彬说：“老陶，记住，有困难，找社员。小鸡还有两只爪挠食吃，何况我们人呢。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呀！”

于是，大队成立了三个副业生产小组。一是把所有会编筐编篓的社员组织起来，利用野生三椿柳，编筐编篓；二是把有石磨的人组织起来，给马庄粮管所加工面粉；三是把身强力壮的男劳力组织起来，给粮管所打轧花生油。

就这样，经过一冬的奋战，吕拐群众的生活有了好转。后来，张钦礼、潘子春又到吕拐蹲点，带领群众挖渠修闸、引黄灌淤，彻底改变了盐碱面貌。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吕拐，不仅棉花长得好，粮食作物也高产。

一听说张钦礼书记来了，社员群众都往陶云彬家里跑，院子里挤满了人。

村里的兽医徐相营和当年的老队长抱着张钦礼，放声大哭，说：“你可回来了，我们想你呀！”

一位姓陶的、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伸着手，摸着张钦礼，说：“我想起你就难受，就哭，眼睛都哭瞎了。孩子，你为俺老百姓可受大苦了……”

其他的村民有拿凳子的、有端好吃的，群众对老书记的热情劲儿无以言表。陶云彬告诉他：“自从咱们七六年灌淤后，土质好了，种啥庄稼成啥。社员收入增加了，生活条件改善了，青年人找对象再也不犯愁了，家家都是新院新瓦房。”

张钦礼说：“老陶啊，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时候是啥时候？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人民群众摆脱苦难，过上好生活。”

陶云彬说：“你说得对呀，张书记。群众富足了、幸福了，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2000年的春天，堌阳镇水驿村老支书张志学受全村群众委托，用柳条巴斗带着150个鸡蛋到开封看望张钦礼。

张钦礼留他住下，陪他到龙亭公园、包公祠等名胜古迹转了几天。临走时，张志学说：“全村人都想叫你再到俺那淤区去看看，淤区的麦子长得可好了！”

5月25日，张钦礼和爱人刘秀枝一同到了兰考。他们和樊哲民、陈建民等老同志乘车来到水驿村。

水驿大队，过去是沙荒盐碱内涝不长庄稼。人们常年靠割草、卖柴度日。1974年，张钦礼带领干部群众大搞引黄灌淤，彻底改变了这一带的自然面貌。

车子一进村，听说张钦礼书记回来了，人们涌上街头。40岁以上的人都认识张钦礼，老远就打招呼，“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你好哇！”一位老人拄着双拐走到张钦礼面前，说，“张书记，我们又见面了。你还认得我吗？”

“你是生产队的会计，我咋不认得？”张钦礼笑着说：“你们现在的生活咋样？”

众人回答：“自从引黄河水灌淤，地变好了，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张志学领着他们到淤区看麦子。一望无际的麦田，齐刷刷的麦穗，略略发黄。微风一吹，金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张志学说：“一亩地亩产五六百斤；好的能打七八百斤。”

从地里回到村里，张钦礼提出要到几户群众家里走走看看。亲眼看到户户都是新盖的宅院，屋里放着大囤的麦子，张钦礼心里十分满足。在张志学家，他的大儿子说：“俺家一年收获一万多斤麦子，5口人可以吃5年。”

张钦礼说：“过去讲耕三余一就是好家了，现在恁家都耕五余四了。”

一位老人风趣地说：“张书记，你再想吃红薯面拌野菜馍，可是没有了。有的就是麦子。你轮着吃，一家吃一年也没有事。”

第二天，张钦礼一行要去东半县看看。他们到了小宋乡小宋村。路上，见有四位老人坐着说话。一见张钦礼，老人们都站了起来，齐声问：“张书记回来了？”

“你们还认得我呀！”张钦礼笑着说。

“俺咋能不认识你嘞？你忘了，那一年你和通信员下乡，骑车子路过俺家。已过中午了还没有吃饭。到俺家给你做的南瓜糊涂粥，你一连喝了两碗。走时给我粮票和钱，我不要，你说，‘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不能多吃多占。’这到啥时候我都忘不了呀！”一位老人说。

出小宋村，他们又去南彰镇牛栏中村看望张登营。张登营原是史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大队是盐碱地区，改种棉花成功。1967年获得棉花好收成，张登营还应邀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

张登营穷苦人出身，工作积极肯干，不怕苦累，使社员生活水平提高很大，很受大家拥护。如今年纪大了，不当支书了，也闲不住，给村干部当参谋。他一见张钦礼，哭着说：“俺做梦都想你呀！……”

张钦礼说：“20多年没见面了，我也想你呀！你身体咋样？”

张登营说：“身体还好。”

提起当年治盐碱，他们有说不完的话。

从牛栏中村出来，他们又去许河乡吴河村看望吴玉春。吴河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是考城县游击区的堡垒村。张钦礼、王志新、潘子春、张先志等很多抗战时期的老同志就在这一带战斗。

这里的群众舍生忘死保护八路军的事迹特别感人。老支书吴玉春家就是堡垒户。解放后，吴玉春任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受到过焦裕禄的表扬。特别是在开挖治理吴河沟，解决与山东曹县的水利纠纷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

张钦礼一进村，年纪大一点的都认识他，跑过来围着他说话，亲热得如同自己的家人。在众人的引领下，张钦礼来到吴玉春家。

老支书90多岁了，眼也花了，耳朵也不好使唤。听清是张钦礼来看他时，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竟从床上坐了起来，向前伸着手，一句接一句地哭喊着张钦礼的名字。

当张钦礼答应着进屋，坐在他的床边时，他用颤抖的手在张钦礼的脸上、身上摸来摸去，“呜呜”大哭。半天说了一句：“孩子，你受苦了。咱村里的人都惦记着你。”接着，又问张先志在哪儿？马喜元、张爱民咋样？这些都是战争年代的老同志。

当说到“年纪大了，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和“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越来越少了”时，两人悲从中来，怆然泪下。在场的人对他们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无不感动万分。

1998年元月5日，72岁的张钦礼叫上刘俊生，冒着严寒来到他曾蹲点治沙的东坝头张庄村。

一下车，正好碰见史田庆。他一见是张钦礼来了，竟放声大哭，像疯了一般边跑边喊：“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

这个史田庆是个苦孩子。三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是个孤苦伶仃的放羊娃。白天，他拖拉着鞋片子给生产队放羊，夜晚就住在羊圈里。一年四季，羊下羔喂奶、治病防疫，他尽心尽力。

他每天拿根羊鞭，乐呵呵地哼着小曲下地割草放羊。每次去放羊，他都不让羊群祸害地里的庄稼。还挑着粪箩头，把羊屎蛋儿捡起来，上到生产队的大田里。村上的人都很喜欢他，夸他是一个聪明勤快、以队为家的好孩子。

一天，张钦礼和曹庆瑞骑自行车下乡，迎面碰到史田庆。只见他挑着粪箩头，哼着小曲，一边驱赶着羊群，一边时不时地捡着羊屎蛋儿，张钦礼向他打招呼：“小家伙儿，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史田庆，村上的人都喊我朗妞。”

“你今年多大啦，家里都有谁？”

“我今年十六啦。家里就我一个人，爹娘都死啦。”

张钦礼听了一愣，心想，你命这么苦呀！他把自行车一扎，问：“朗妞，那你现在咋过呀？”

“我现在每天给队里放羊。一边放羊割草，一边给队里捡粪积肥，队里还经常表扬我呢！晚上就住在羊圈里，跟羊过。”

面对着这个勤劳、善良而又无依无靠的孤儿，张钦礼顿生怜悯之心。想着县委正在选配通信员，觉得这孩子怪合适，就问：“你愿意到县城工作，去当通信员吗？”

朗妞睁大眼睛盯着张钦礼，喜出望外地说：“愿意呀！可这好事咋会轮到俺哪？再说，这事你说了算吗？”

“他是咱县的张书记，他说了算。”一旁的曹庆瑞笑着说道。

此时的朗妞像是在做梦。他咋着也想不到，这天大的好事会落到自己身上。是啊，在当时到县委当通信员，那就意味着“农转非”，成为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朗妞咧着嘴，傻呵呵地看着张书记，一个劲地说：“这事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不久，史田庆接到通知到县里去上班。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几经打听，摸到县委大门口。他在大门外转了三圈儿，才壮壮胆往里走。传达以为是要饭的，往外挥着手说：“去！去！这里是县委。要饭到别处去！”

朗妞壮着胆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当通信员的。”

“你是来当通信员的？”传达惊讶得瞪大眼睛，反问道。又对他上上下下打量一遍，接着问：“是谁叫你来的？”

朗妞挺了挺腰杆，说：“是张钦礼书记叫我来的！不信，你去问问他。”

传达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争着来这儿当通信员？你要是真能来，那可是鲤鱼跳龙门了！你先在门口等会儿，我进去问问。”

不大会儿，张钦礼就和传达一起来到大门口。他拉着朗妞的手，笑着说：“朗妞，咱又见面了。”此时的朗妞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鼻子一酸，扑到张钦礼的怀里，他边哭边抽泣着说：“张书记，我来上班了。”

这个朗妞，1977年也被赶回了农村。这次与张钦礼相见，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随着喊声，众乡亲像潮涌般把张钦礼围了起来：有的抱着他的肩头痛哭，有的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80多岁的老支书尤孟昌闻讯也赶来了，大家自觉地给他让开个路。他走上前去，拉住张钦礼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张书记，张庄村的群众光想你呀！”

张钦礼也激动地说：“我也想你们，才特意来了。”

不少人泪流满面，“呜呜”的哭声压住了说话声。张钦礼含着泪劝道：“别哭，别哭！见面多不容易呀。今天能在这儿见面，我们高兴才是！咱们坐下来，一起说说话吧。”

当年的治沙模范姬庆云，已经80多岁了，重病在身，卧床不起。听说张钦礼来了，他打起精神，从床上爬起来，拄着个棍子，一步挪四指地走过来。他拉着张钦礼的手，哭着说：“张书记，我可见到你了，天天想你呀！”张钦礼忙掏出手巾为他擦泪，扶他坐好，安慰再三。

午间，众乡亲留张钦礼吃饭，张钦礼和姬庆云坐在一起。看姬庆云不动筷子，张钦礼就问：“老姬，你咋不吃呀？”

姬庆云说：“我已经三四天汤水不进了，咽不下去呀！”

张钦礼说：“今天咱老哥俩相见，无论如何你得多少吃点。”姬庆云“嗨”了一声，说：“我连咽东西的劲儿都没有了。”

张钦礼用自己的筷子夹了一点熟烂的热菜，送到姬庆云嘴边。姬庆云张口吃下，嚼了嚼，一使劲将菜咽到肚里。他高兴地说：“咽到肚里啦，咽到肚里啦！我临死，能吃到张书记喂的饭，能见到张书记一面，心里就满足了。”

8天后，这位治沙劳动模范离开了人世。

第十一章 英灵归故土

见他最后一面

十多年的牢狱生活，长达数十年的精神摧残，躯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在张钦礼体内种下的种子终于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进入2003年，张钦礼经常出现咳嗽、胸闷胸痛，有时发热，进行一些抗炎性治疗就可以退烧，但好不了几天又会反复。随后又开始出现血痰……

12月6日深夜，张钦礼起床小解，突然晕倒在卫生间。孩子们急忙将他送到省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令人惊惧：肺癌。

随后根据陈健的建议，又转到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控制不住，有专家介绍，治疗这种类型的肺癌，条件最好的是省人民医院。于是又转到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张钦礼患病住院的消息牵动着众多好友和兰考无数群众的心，人们纷纷涌入河南省人民医院看望这位为了兰考人民操碎了心、吃尽了苦、受尽了折磨与摧残的老人。

陈健和女儿陈小妹，千里迢迢赶来探望，并转达周原的问候。张钦礼看到周原带病为他题写的对联，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躺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伸出双手，一遍遍地读、一遍一遍地看。

这副对联是：“苍天有眼欲落泪，万人有口皆是碑。”随后，轻轻折叠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中。稍停，又掏了出来，对儿女哽咽着说：“我怕弄丢了，你们要好好保管。你周叔是宣传焦裕禄的最大功臣，是我们兰考人最好的朋友……”一言未了，两家人哭成一团。

2004年元月，张钦礼的病情明显加重。他浑身插的都是管子。为防止痰堵和肺部感染，他已被切开了气管，不能讲话。前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有农民、工人、学生、干部、记者和在郑州打工的兰考民工，还有一些老领导和亲朋好友。不论哪一个来，张钦礼都会点头示意，表示感谢。

朱礼楚来了。张钦礼认出了他，伸出右手拉住他的手，张着嘴，浑浊的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他想动但无能为力，好像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着。他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脸憋得通红，就是说不出来。

护士见状，忙堵住他气管的开口处。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断断续续喊出“朱礼楚……泡桐”五个字。朱礼楚看着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样子，心都碎了，禁不住失声痛哭：“张书记，你会好起来的，兰考人民不会忘记你……”

10日上午，焦守云、祝红军、田金凤一行三人提着花篮、水果到医院看望。

此时的张钦礼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三天两头抢救。焦守云动情地对张钦礼说：“张叔叔，我爸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父亲……。前些天我上北京杨贵叔叔那儿了，杨贵叔叔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接着，焦守云拨通了杨贵的电话。张钦礼听到老朋友的声音，十分激动，流着泪水连连点头。过后，大女儿爱真拨通了杨贵的电话，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杨贵说：“孩子，要尽全力医治你爸爸的病，如果经济上有困难，我全力支持。”

穆青的家人来了，尚立科的家人来了……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面红旗队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村民来了；

许贡庄、大付堂等十个样板村的村民来了；

老君营、高照头村等地的村民们来了……

刘楼村的村民拿着慰问信在张钦礼床前哭着读，张钦礼流着泪水听。

谷营乡张庄村派来了代表，拉着张钦礼枯瘦的手，哭着说：“俺村的乡亲们盼你早点好！是你跟俺们一块干，把连草都不长的盐碱地淤成良田。如今俺都有啥吃了，你却病成这样。”

张钦礼含着泪，对着乡亲们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老队长葛绍荣的儿子葛奇兵拿出乡亲们对的钱以表心意，被张钦礼的儿女婉言谢绝。临别，葛奇兵对张钦礼说：“你给俺村里的乡亲们捎个话吧。”

张钦礼点点头，颤颤巍巍地写了三句话：“绍荣同志好。张庄乡亲好。兰考人民好。”简单15个字，已使他头上冒出了汗珠。但他仍然坚持把张钦礼、年月日落款写好。

张钦礼的病情在日益加重。几经化疗，头上的白发一缕缕脱落，苍白消瘦的脸上挂着泪珠，昏睡中还不时含含混混地念叨着灌淤、提灌站……

一位年过七十、白发如雪的郭大爷来了，医生担心影响对张钦礼的治疗，没让他进病房。他就抱着几斤点心，流着泪，站在病房门口，隔着门缝往里瞧，久久不愿离去。

这是妻子儿女最提心、最痛苦、最忙累的日子。一次次抢救，每一次都使他们惊恐万状，把心揪到了嗓子眼儿。为了让父亲好起来，儿女们变换着花样让父亲多吃点，千方百计让经历无数挫折的父亲尽可能开心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2004年春节，经医生同意，他们把父亲接到家中过大年，吃团圆饭，祝父亲早日恢复健康。

看着贤惠的妻子、懂事的孩子，此时，张钦礼颇有几分愧疚。

“爸爸以前只顾忙工作，对你们关心得太少了。”他深情地注视着儿女，无限眷恋地说，“爸爸陪伴你们的日子可能不长了。前两年我写了个告儿女书，你们闲时看看，就算是我的遗书吧。我走后，你们要心疼妈妈。我的后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收礼、不开追悼会，不给组织添麻烦，不给大家添负担。我是农民的儿子，哪里来，哪里去。就葬在父母身边、兄弟之间吧。”

儿女们紧紧地抱着父亲，流着泪说，“爸爸，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不让你走，我们离不开你。”

这一段时间，刘秀枝最怕听的一个字，就是“走”。听到丈夫与儿女们的对话，赶紧擦擦泪，说道：“钦礼，大年三十，别说不吉利的话。咱们吃饺子，吃年夜饭。”

这是张钦礼人生中最后一个与家人团团圆圆的年夜饭。

2月9日，他刚灌过肠，病房里、走廊里坐满了来探望的人。身心极度疲惫的他，听说兰考的老同志从几百里外赶来了，连忙说，“让他们快进来坐吧。”大家围坐在他的病床前，他睁大眼睛，缓缓地扭着头，将满屋的人一个一个地看了一遍。

“我的时日不多了，马克思催我去报到了。你们一次次前来看我，我心里高兴，想你们哟。”说到这儿，张钦礼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稍停，他又充满遗憾地说，“咱们引黄灌淤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还有老牛圈、黄蔡河下游没有淤好……”

樊哲民安慰他说：“那不是咱们不干，是他们不让咱干了。撇下一些盐碱地也好，可以让后人看看兰考盐碱地的真面貌。”

张钦礼说：“咱一次次被打倒，绳捆索绑关入大牢，想干也干不成了。可每次一平反，咱们爬起来还干。因为咱们知道给老百姓淤成的良田打不倒，没不了……”

张钦礼病重期间的探望者，至少在河南省这所最大的医院里突破了探望人数的最高纪录，而且很多是互不相识，慕名而来的。

2004年5月7日20时，病魔终于夺去了张钦礼的生命，享年77岁。

张钦礼与兰考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不仅感动了省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深深感动了一位在郑州开小商店的兰考人。

医院对面，有一家卖鲜花、食杂的小店。老板是一位忠厚的中年汉子，叫居铁良。他并不认识张钦礼，但在张钦礼住院期间，从熙熙攘攘前来探望的兰考百姓那里感受到这位张书记绝对不是平常他所见到的官员，他慢慢地由好奇到了解最后成为深深的崇敬。张钦礼病情的和缓或加重，渐渐成了他每天关注的焦点和心情悲喜的晴雨表。

这天，他从几位兰考人哭红的眼睛里预感到，这位深受兰考人民爱戴的“老书记”、“老县长”走了。得到确认后，他连夜到省人民医院太平间，默默地搭起一个简易的灵堂，敬献花圈，摆上供品，以供来人祭奠。挽联上写着：“兰考人民不忘您！尊敬的老书记永垂不朽”。

噩耗传出，人们从郑州、从开封、从兰考、从北京等地赶来哭祭，去殡仪馆送行，再见他最后一面。

8日，清晨5点多钟，省肿瘤医院院长邵井延就找到了省人民医院的太平间。

找地方存自行车时，两位工人指着太平间对面的一家鲜花、食杂店的门口空地说：“就放那儿，他们就是兰考的。”

居铁良看他是来祭拜张钦礼的，就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已经给张书记送了花圈，搭起了灵堂。”邵井延霎时对这位与张钦礼素不相识的兰考人肃然起敬。

在郑州打工的兰考人和省内外的亲朋好友、社会贤达等，接连不断地到省人民医院太平间悼念。一位老人说：“我早上四点多钟起来，有只鞋穿错了，不得劲。”大家都劝他回去换好鞋子再来。

父亲的离去，使尚不了解农村葬俗的儿女们一时手足无措。在医院太平间停放这段时间，在郑州打工的许多兰考年轻人天天守在太平间外，给他们的“老书记”、“老县长”烧纸，摆香炉，迎接成群结队的兰考人来这里向老书记告别。兰考的群众一拨拨来到郑州，四处打听，口口相传，也陆陆续续找到了这里，在老书记灵前痛哭哀悼。

老军属陈堂夫妇抱着孩子从兰考赶到郑州；黄河滩区一位姓孙的农民举家前来，在灵前放声大哭；一位老农手拿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书，流着泪说：“周原、穆青说出了俺们的心里话。这本大通讯我保存了几十年。在俺兰考人民心中，张钦礼就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就是俺兰考人民的好书记。”

当年，张钦礼被监督劳动时从激流中救出的落水儿童张立省，一直视张钦礼为再生父母。听说张钦礼去世，悲痛万分，举家哀悼。挽联上书：“哭我父，老书记舍生忘死相救，永世难忘您是我再生父母。”已经结婚生子的张立省让儿子代他为张钦礼守灵。

当年在社会福利院长大成人的孤儿和兰考烈军属子弟前来吊唁：“张叔！战争年代你和先辈们出生入死打江山；和平时期关爱烈士子弟和鳏寡孤独之人，办起敬老院、社会福利院，使孤独无助的人过上幸福生活。我们永远忘不了你！”

闻讯的兰考老工人、老职工接踵而来。他们忘不了当年老书记卖掉家中的缝纫机，又和妻子每人拿出两个月的工资，捐款办工厂；忘不了老书记大年初一去工厂看望，并替他们值班上岗……现如今，灵前一句“和老书记合个影吧！”顷刻就是热泪千行。

家人在张钦礼生前住所设置了灵堂。灵堂内外布满鲜花，诗词祭文催人泪下。张钦礼的遗像安放在灵堂当中。两旁是周原、陈健夫妇写下的挽联：“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心怀天下”。

这是病中的周原打来电话，特意嘱咐，将他前些天写的对联中的“人”改为“民”，用作挽联的。

公安部原副部长杨贵派人敬献了花圈，并含泪打电话，读了悼念老友的诗文：“盐碱地上建粮仓，万民齐声哭忠良……”；

原中共河南省委领导、山西省委书记王庭栋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深为惋惜和悲痛，打来电话说：“钦礼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写道：“张钦礼同志，全国人民都会永远记得焦裕禄和您。您是英雄，我们崇拜您。历史和人民会正确评价您。”

新华社原社长穆青的家人前来敬献花圈，挽联上书：“中华大地树焦君，引黄灌淤第一人”；

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发来了唁电并委托新华社河南分社敬献了花圈；

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彪挥泪写道：

兰考大地多英豪，

焦旗张公举最高。

执政为民虽蒙难，

君逝黄河泪滔滔。

解放军报社原副社长尚立科发来唁电，其子尚敏代表全家前来悼念，敬献花圈；

解放军报社陈先义发来唁电：

登黄河故堤，览中原沃野，看泡桐垂首悼张公：天若有情，应知百姓思钦礼；

留一抔净土，以光鉴日月，照兰考千家万户心；人谁不死，唯将千古让先生！

中华新闻报社原秘书长王炳尧发来悼念信函：“惊悉张老仙逝，深为悲痛。念及我和张老赴兰考、长沙、杭州及在北京开会的几次会面。他在长沙为小学生们讲革命传统；在北京出租车上讲焦裕禄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三鞠躬，仍历历在目。我亲眼见到兰考的老百姓在时隔30年后，对张老仍然像见到当年的八路军那样，亲如一家。一个人能够像张老这样受到群众超越世俗的拥戴，真不枉来此人间也。不要说领导干部，即使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该为之深思。暨此机会，附上一篇当年我写的、从未发表的一篇文章《张钦礼在北京》。让我们学习张钦礼对焦裕禄的真诚，学习张钦礼胸襟坦白地做人……”

原河南省轻工业厅厅长杜华平写下诗文：“赤心为民，无愧人生。”

焦裕禄的长子焦国庆出差回到开封，听说张钦礼去世，家都没回，立即和战友们从开封赶到郑州，向张钦礼敬献花圈，深切悼念。焦守云和弟妹孙兰玲也匆匆赶到张钦礼灵前祭奠。

周原的女儿陈小妹从深圳乘飞机专程赶来，哭祭守灵如同儿女。张钦礼告别仪式，她代表全家为张钦礼送行，并一路护送骨灰到故里安葬。

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刘殿臣夫妇从安阳赶来了。回忆起当年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厚谊亲情和张钦礼一心为公、全心全意干工作的件件往事，夫妇俩泪如雨下，连连摇头叹息。

张明常来到张钦礼灵前，看到张钦礼安详的遗容，1975年与张钦礼共同奋战黄河滩的情形又展现在眼前：那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张钦礼从各公社抽调23台东方红拖拉机，并亲自带领到黄河劈心滩里帮坝头大队种春麦。大年初一都是在黄河滩里过的。奋战8天8夜，种了一万亩春麦和扁豆。到了初二，张明常对张钦礼说：“一年365天拼命干，也该休息一天了。”张钦礼说：“休息？以后有的是时间。到同志们往你身边一站，脱帽默哀三分钟，说，同志，安息吧。到那个时候，你䞍躺下好好休息了。”

当时，张钦礼这句话曾引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是玩笑。想不到今天竟然成了残酷的现实！

想到这里，张明常嚎啕大哭，一遍又一遍地说：“大年初一我劝你歇一天你都不舍得呀！钦礼呀！你太累了，你歇歇吧，你安息吧。……”

许清刚，这位在当年张钦礼被打成右倾，在老君营劳改时，不怕跟踪，不怕株连，常去看望张钦礼的老同事，面对张钦礼的遗像，忍不住大哭失声：“二哥呀、二哥！我最清楚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心里没有自己，装的全都是兰考人民。当年‘五风’盛行，你冒死进京为民请命；平反后，你不顾妻儿老小正在挨饿，把补发的1264元工资作为党费，一把交给组织！第二次平反后，给你补发的工资，你又全数上交，并且动员你三弟钦芳也要上交。说你反党，谁敢去问问兰考老百姓？！”

张钦礼有病住院，姚振喜多次从新乡赶来探望；张钦礼病逝，他一路护送骨灰到故里。他说：“1967年，敬爱的周总理把张钦礼从兰考监狱救出，我是历史见证人。”

2004年5月17日上午8时，隆重的告别仪式在郑州殡仪馆举行。来自郑州、开封、兰考及省内外的老领导、老同事、人民群众，纷纷前来悼念送行。人们想再见他最后一面。

这天，兰考县来了600多人。他们自戴黑纱白花，天不亮就聚集在街头。其中有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面红旗队的村民，有当年治沙碱、排内涝、植树造林的十个样板村的村民……人太多了，有的人见挤不上车，就去火车站或汽车站乘车往郑州赶。更多的人买好烧纸、鞭炮在兰考等候老书记归来。这天，兰考第二运输公司经理赵方免费派出14辆大轿车。

河南省人民医院化妆师崔师傅仔仔细细地给张钦礼穿戴整齐，胸前放上鲜花送他上路。素昧平生的他感慨道：“我从事殡仪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隆重悼念的场面。看着这么一位老革命，盖着一床红棉被走了，我心里难受啊！”他亲临殡仪馆，将张钦礼的骨灰虔诚地依次收归骨灰盒，并一路护送骨灰到故里。

告别仪式在郑州市殡仪馆最大的悼念大厅进行，张明常主持。仪式尚未开始，大厅里已哭声一片。许多人一见张钦礼的遗容就热泪长流，一些老工人、老农民捶胸顿足，痛哭失声。

随着主持人在广播里宣布：“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顿时全厅内鸦雀无声，而随即进行的“三鞠躬”一结束，马上就打开了“闸门”，抽泣声推起的悲痛浪潮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

为了缩短时间，除了张钦礼长子的“答谢辞”外，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悼词和其他的发言，但这个“答谢辞”刚读了几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刹那间在大厅内多少人心中卷起了波澜！

参加告别仪式的老同志中，既有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又不乏“老市委书记”“老市长”，包括主持人按惯例介绍的送花圈名单中的人物，仅担任过省部级、市地级领导职务的，就有近百人之多。

郑州市20世纪50年代的老市长王均智和许多年过七旬的原省、市老领导，由家人搀扶着参加张钦礼的告别仪式。心脏三处支架的离休干部朱登山由老伴搀扶着，从开封赶来为张钦礼送行，还长途奔波15个小时，护送他的骨灰到故里安葬。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痛哭流涕，多次哭倒在地。

新华社著名老记者王彪，20世纪70年代，曾通过《内参》揭露过原河南省委的弥天大谎和河南实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阴暗面。1975年黄河发洪水，兰考、东明两县滩区十多万群众被困，命悬一线。他又在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了灾情，并目睹了张钦礼带领干群冒死从房顶、树杈上抢救群众、腾房屋、发动全县连夜加工运送食品10多万斤的感人情景。望着张钦礼的遗容，也忍不住怆然泪下。

兰考的农民还是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与他们的老县长、老书记告别：他们面对张钦礼的遗体，磕头拜祭，长跪不起，又有许多人则是哭得站不起来。

刘楼村的群众再次赶到郑州，哭着喊着为他们的好书记送行。他们说：“张书记呀，你走得太早了，你过得太苦了，你受的委屈太多、太大了。想起来就心痛啊！”

“你为俺兰考出了那么大的力，做了那么多好事，可你却一贫如洗，天地良心啊！你是个大好人。”

“老书记对党忠诚、对民亲，为官清正廉洁得人心。为啥让他吃那么多的苦，受那么大的冤哪？”

那位曾在张钦礼病重期间被医生拦在门外，带着遗憾离开省人民医院的郭大爷，徒步十几里，天不亮跑到兰考火车站，赶到郑州为老书记送行。

当年张钦礼收养的孩子们，在告别仪式上悲痛万分，呼天抢地，拉都拉不起来。

兰考人潘宪斌感怀张钦礼的人生，挥笔写道：

天地存肝胆，

江山铸忠魂。

丹心映日月，

浩气贯古今。

人民评功过，

风范传后人。

悠悠过往事，

青史定然存。

兰考李双德写道：

中原大地悲声起，

万民悼念张钦礼。

十五跟党干革命，

一生坎坷路不平。

呕心沥血治“三害”，

兰考旧貌换新颜。

树立焦君立大功，

兰考人民看得清。

书记功德谁评说，

群众心中有杆秤。

张公含笑九天去，

光辉业绩后人颂。

郑州殡仪馆悼念大厅，哭祭人员之众、哭声喊声之痛、悼念时间之久，让多年工作在殡仪馆的人也深感震撼。

民众十万迎英灵

根据遗愿，家人商定，把张钦礼的骨灰安葬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张庄村。按照当地风俗，安葬的日子应为去世的第七天，而这一天，恰好是焦裕禄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如果这天回去安葬，必然会影响到焦裕禄纪念活动；如果往后推几天，按当地风俗极不吉利。

大难题摆在了妻子刘秀枝的面前。思虑再三，刘秀枝在张钦礼灵堂前哭着说：“钦礼，为了他焦伯伯的纪念大会，你就在太平间多待几天，咱就破个例，改改日子吧！”于是，决定“闷丧”10天，5月17日回兰考安葬。

张明常等张钦礼的老同事闻言，齐刷刷跪倒在灵前痛哭失声：“钦礼呀，你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为什么在西行的路上还这么难哪！上苍为什么让你走在这一天哪！”

张钦礼魂归故里的消息不胫而走。17日一早，要给张钦礼祭灵的人们便纷纷往灵车可能经过的地方赶去。

兰考百姓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向开（封）兰（考）高速路口、兰考县城，还有他们猜想的灵车可能路过的路段。一时间，兰考敬迎张钦礼的人流绵延百里之遥。

开兰高速路口两侧，各种车辆越聚越多。装着花圈的大卡车、满载烟花爆竹的礼炮车、大汽车、小轿车、农用奔马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车前挂着黑纱、白花。人们渴了、饿了就啃口干粮，喝点水。他们期盼着，想再见见他们的好书记，送他一程。

刘俊生虽年过七旬，仍凭着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敏感，一大早就来到开兰高速路口。他不顾年老体弱，全程跟踪，拍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申显魁是焦裕禄时期的水利技术员，为兰考的水利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与焦裕禄、张钦礼结下了很深的感情。他虽年逾花甲，但听说张钦礼魂归故里，一早就跑到开兰高速路口，当起义务交通。

一位新华社河南分社老记者对路边的群众询问着、采访着。

“我们是四明的，早上六点来钟就来了。”当年谷营公社四明大队70多岁的老支书赵建青说，“俺村那一千多亩沙碱地，就是张书记领着淤成了好地。”

“张钦礼确确实实是个好干部。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从不搞特殊。他经常到俺村驻队、搞调查。从不抽烟、喝酒。给他炒个鸡蛋、做个好面馍他都不吃。”跟着赵支书的一个中年人也搭话说道。

“我先给张书记送点钱吧。”一个年轻人带着一大捆烧纸赶来，边烧边说，“张叔您拾钱吧！来时，俺爹娘说，您是个清官，一辈子受苦，没享啥福。咱可要多烧点、烧早点。咱老百姓啥时候都不能忘了他。”

在兰考街头，一班班盘鼓激情擂响，一群群老百姓站在大路两旁，秩序井然。他们自觉维护交通，相互理解关照。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祝老书记“一路走好”。

5月中下旬，天气已经热了起来。这天又恰逢大晴天，更是有点暑天的味道。等得久了，一位妇女怀抱的孩子哭闹，她怕影响大家，但又舍不得离开，就问：“老书记咋还不到呀？”大家说：“快了，快了。张书记魂归故里，一准经过这儿。”

一位身穿背心的老人一早就骑车赶到县城。他说，“想起当年与张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往事，我心里就特别想他。”

即将正午时分，张钦礼的送灵车队犹如一条长龙从郑州开来，驶出高速公路兰考站，张钦礼回到了他无限眷恋并为之奋斗、为之流血流汗的兰考大地。

“回来了，回来了！张书记的灵车来了。”

“老书记，我们迎接你来了！”

一大早就等候在这里的人们，一下子涌过来，把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声声深情的呼唤，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锣鼓、鞭炮声，震撼着兰考大地和人们的心灵。《周恩来“三救”张钦礼》一书的作者赵伟浩站在灵车前，捧起相机，进行着他又一次难忘的采访。

张钦礼的儿女身穿重孝，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哽咽着说：“爸爸，回到咱兰考了。”随即登上了三环木业公司备好的灵车。

人们自发地举着标语、打着横幅，点着烧纸拦灵路祭、跪拜叩首。自此，兰考进入了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十万民众为一个判刑13年的地方官遮道焚香、沿途拜祭、哭声百里不绝的历史画卷。

兰考的盘鼓、唢呐远近闻名。这天，盘鼓队、唢呐队分文不取，不顾炎热，在烈日下起劲地敲着、吹着，饱含深情的表演赢得了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由搬运公司退休工人组成的盘鼓队，最年轻的64岁。领队的李超群、王开山一声高喊：“伙计们，卖卖老，给咱张书记玩几路。”队员们跳起来一齐呐喊，鼓声震天！有两位老人连人带鼓累倒在地，爬起来，顾不上打身上的土，跟上鼓点再敲。兰考的出租车纷纷开过来。司机们面向张钦礼的遗像鞠躬叩首，回到车上喇叭长鸣三声，随即加入送灵的车队。“今天不挣钱了，来送送他老人家。”他们如是说，“凡是悼念张书记的免费乘车！”

兰考第二运输公司经理赵方派出几十辆大客车，免费接送前往郑州、张庄悼念张钦礼的人民群众。11路公交车，车前挂着“敬迎张钦礼书记”的横幅，也将线路延长至张钦礼故里张庄村，对前往悼念的民众免费接送。

迎灵的人和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开兰高速路口到纵贯东西南北的兰考大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头攒动，哭声连天。成千上万的人们簇拥着灵车，一字长龙向县城开去。

灵车行进到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的韩村，村民们手举“张书记，韩村乡亲想念你”的白布横幅，顶着烈日，拿着烧纸，将灵车团团围住。他们全村男女老少从早起5点多就集中在村头路口，翘首以盼。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张钦礼的灵车来了，村民们跪在发烫的公路上拦灵哭祭。他们哭喊着，磕着头，作着揖，汗如雨下，泪眼滂沱。拜祭后，挥泪起身，送了一程又一程。

灵车进入县城，此时的兰考，已是万人空巷，大街爆满，成了一座沸腾的城市。车站路的东西大街上人山人海。无论是正街还是人行道上，全挤满了迎灵的人们。甚至沿街的房顶、汽车上也站满了人，有的忙着拍照，有的忙着录像。迎灵的人们有的举着白布，有的举着白纸，上面写着“敬迎张书记回兰考”，“永远怀念张书记”等字样。还有一幅大白布横幅特别醒目：“张书记，兰考人民给你平反了。”

“张书记，你看见我了吗？我就是你当年救过的小印呀！”人群中有人哽咽着。事后，小印的父亲说，“那年俺小印害肠梗阻，人都快不中了，是张书记用车给送到医院，把俺小印救活了。现在俺小印家都住上二层楼了，俺啥时候能忘了他呀！”

“把老书记的照片举高些！”人们哭喊着。张钦礼次子军建将父亲的遗照举过头顶。“好书记呀，我可见到你了！”人们一脸泪水，热烈地鼓掌，激动地高喊着。

灵车经过兰考长途汽车站时，外地的乘客被眼前的情景深深地震撼了。

“太感动了！古今罕见！”一位来自东北的乘客说，“这么多人为一位离职多年的老书记悲壮送行。如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想不到这么隆重、这么感人！这场面让我终生难忘。”

“这么感人的场面我平生只见过三次。一次是悼念毛主席；一次是悼念周恩来总理。再就是这一次了。途经兰考虽然多停了会儿，但能赶上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值！”另一位东北乘客也难抑激动之情，说道。

“啥叫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张钦礼种的是爱民树，他收获的是民心果。”路祭的群众见状，纷纷对他们翘起大拇指。

这几位东北乘客，随后专门来到兰考张钦礼墓园为他们素不相识的心中英雄立了纪念碑。

灵车来到火车站广场，在成千上万的迎灵群众之中，就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缓慢地向前移动着。车上，张钦礼的儿女一身重孝，感动得一路哭泣，不停地向敬迎的人们鞠躬作揖。

成千上万的人围住张钦礼的灵车不让走。他们要求在灵前拜祭，想多看老书记几眼。悲怆的哭声和急风暴雨般的掌声感天动地。

“张书记，快拾钱吧，到了那边买点好吃的好穿的，别再刻苦自己了……”人们烧着纸钱，哭着，祈祷着。这边烧了，那边又点着了。“张书记，我们忘不了你呀！总感到你还活着，你在俺心里没有走啊！”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提着一袋供品和烧纸，想到张钦礼灵前祭拜，就是挤不进去。旁边一位双手合十的妇女说：“大娘，不能到跟前祭拜，就在这旁边许个愿吧。”

灵车进入建设路南北大街，又被一大堆正在燃烧的黄纸挡住了去路。100多个农民跪在火堆旁，对着灵车磕头。他们哭喊着：“拾钱吧，张书记！俺村的乡亲们让我们给你烧纸送行来了！”

一位从几十里外赶来的老农看着张钦礼的遗像痛哭失声：“张书记呀，你领着我们没明没夜地干，孬地变成了好地。现在俺们日子好过了，你却走了。你连俺一顿好饭也没有吃呀！”

“你老哥几时还能给你剪剪头哇！”85岁的理发师张振祥携全家四代人，抬着供品，和理发界的同仁跪拜哭祭。张师傅的儿女们跪在地上，拦着灵车，撕心裂肺地哭喊：“张叔，张叔啊，我们想你呀！”

顿时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张师傅的曾孙张天奇不满5岁。一位记者见他小小年纪，一脸泪水，问：“你来祭念谁呀？”

“来祭念俺老爷爷张钦礼。”

“你老爷爷咋死啦？”

“俺老爷爷病死的。他的病不好治，是冤死的！”

一位白发如雪的老大娘手持一枝花和一个拆开的烟盒，哭喊着扑到灵车前，长跪不起。烟盒纸上写着：“兰考人民怀念你！”

兰考四街居民高举“终身功德印民心，千古奇冤民自平”横幅，行进在送灵的人群中。横幅举到哪里，哪里就是暴风雨般的掌声，山崩地裂般的欢呼声。

“你是俺回民的好兄弟呀！”十几位回族群众挤到灵车前，拦路拜祭，他们哭着说：“张书记关心俺回族同胞，访贫问苦、逢年过节慰问、注重培养回族干部。为了我们的生计，他不怕人家的‘大帽子’，处处关心帮助我们。他是好人坏人，我们心里最清楚！”

一位小伙子不顾一切地爬上灵车，高举双手，拍着、哭喊着：“老书记把俺当亲人，我就要像孩子一样给他送行。”车上一席话，车下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把心声写在气球上，当街举起，表达着对张爷爷的敬仰和怀念。

张钦礼的灵车在人海中一点一点艰难地行进着。一队队、一拨拨、一片片的人们不时地将灵车拦下，摆供品、烧纸钱、行大礼。人们用华夏儿女最隆重的传统礼仪，表达着盼清官、爱清官、敬清官的民心民意。汽车司机一脚油门，一脚刹车，面对如潮人群，感动不已。

“不能走、不能走，让张书记拾完钱再走！”一位妇女用木棍拨拉着烧纸哭喊着：“这些钱都是干净的，你买点好吃的好穿的吧！”

“点几盘炮仗，送送俺的好书记。”24响的冲天雷，震耳欲聋。炮仗一停，人们马上拦灵跪迎。一个老农哭倒在地，人们赶紧去拉他，他以为是拦他，就哭着说道：“你们别拦我。俺全家托我到灵前拜祭，能耽误多长时间呀！求你们成全俺全家的心愿吧！”

这边烧着，那边又点燃。谁路祭都有一大堆理由，拦都拦不住。张钦礼的家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

“张书记呀，俺挤不过去，就在这儿给你磕头了。”一群群工人、农民、干部、商人等拦住灵车哭祭、叩拜。送灵的车多人多。挤不到灵车前的群众，只好见了挂白花的汽车就烧纸、磕头。

“我们的好书记！”

“他可积大德啦，好人哪！”

“张书记没有走，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声声哭喊，一片片拜祭，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大街两旁店铺的商贩，免费给迎灵的人送上吃的、喝的、用的。有的还大声吆喝着：来吧，这里的烧纸、香不要钱。悼念老书记，随便拿！有的走出店门，扛着一箱箱饮料，高喊着“义务、义务”，将一瓶瓶矿泉水免费送到人们手中。

年近80的老干部吴思敬，因病偏瘫，让家人用轮椅把他推到大街旁。他对人们一遍遍地诉说着：1967年，张书记一边挨批斗，一边还惦记着贫困队的群众过年能不能吃上饺子。我陪着他到了当时最贫穷的刘楼村。看到很多村民都外出逃荒了，心中很难过。就立即组织救灾物资、粮款，发放到群众手中。随后又说到张钦礼三进黄河滩，病倒在工地上的往事，老人实在忍不住，就“呜呜”哭了起来。

数以万计的人们站在焦裕禄陵园门口敬迎老书记。张钦礼的儿女热泪长流，不断将照片转向四周的人们。张钦礼的照片转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你为俺兰考忙碌了一辈子，好人哪！俺给您磕头了！”一位鬓发皆白的程姓老人，跪在灵车前声泪俱下：“老班长啊！老班长。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承认你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某些人为什么不承认呀？我们可都承认啊！我们兰考干部群众可承认！”

一位头缠纱布、在医院打吊针的病人，由家人举着吊瓶，搀扶到大街旁。他眼含热泪，抱病挥手给老书记送行。杨捍东见状，连忙走过去把他扶起，并还了一个磕头礼。张钦礼的家人十分感动，连连拱手致谢，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悲怆的哭声和急风暴雨般的掌声感天动地。一片片人长跪不起，有不少人哭昏过去。

在兰考百姓眼中，张钦礼的老同事们是造福兰考百姓的英雄群体。如今他们虽然年老体弱，白发苍苍，但仍不改英雄本色。为使张钦礼平安回到故里，他们不惧烈日高温、挥汗如雨，不停地在人群中劝导人们让道。兰考十里长街，他们徒步走了5个多小时。许多人眼睛红肿、喉咙嘶哑、腿肿脚疼、精疲力尽。但他们仍然顽强地坚持着。老同事李水田，眼见张钦礼的灵车被悼念的群众团团围住，一点也走不动，大声喊道：“快！手拉手，扯起人墙，不然半夜也难出县城。”老同事们迅速拉起两道人墙，不停地劝说着：“请让让道吧”、“心意领了”、“谢谢你们了”……

维持秩序的交警感动得哭了，他们和这些老人一起手拉着手扯起人墙，为灵车开道。他们说：“我们离得最近，看得最清。老百姓哭得那个痛劲，说得那个感人，催人泪下。特别是成群的人们咚咚咚的跪地磕头声，把人的心都要震碎了。”

面对一群群长跪不起的群众，他们齐声高喊：“快让道！乡亲们！咱得让张书记一路走好！”

话音刚落，人群中马上就有人喊道：“在兰考，哪里都是张书记的家！”

这时，天已不早。为了让老书记早点到家，人们闪开了路，张钦礼的灵车马上开了过去。当得知沿途中，中原油田驻兰考办事处东大门、爪营、堌阳、孟砦、孙营等地还聚集有几万人准备路祭时，张钦礼的家人和老同事果断决定：改走便道，直奔张庄。

南彰镇的几千父老乡亲，在通往张庄的小路上守望了一整天。终于在下午六点多钟迎到英魂归来。

南彰镇是通往张庄的必经之地，又是革命老区，当年张钦礼出生入死战斗在这里，和当地的群众有着血肉深情。张钦礼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见状，十分感动，说：“对不起！为赶时间，我们决定灵车不走南彰大街，绕道由城子到张庄。想不到你们会等在这里迎接老书记。”

南彰镇的乡亲们说，“钦礼德高望重，是有名的大清官。作为他的故里乡亲，俺也光荣！他回来走哪条路，我们操着心呢。你们改道不走堌阳、孙营我们早知道了。怕你们不走南彰大街，大家就在这个路口等。这是必经之路。”

大家放眼望去，这里人如潮涌，鼓乐喧天。老百姓举着标语横幅，急切地盼望着他们心中的英雄魂归故里。当年的八路军战士、老游击队员早已白发苍苍；当年的红色堡垒户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当年与张钦礼并肩战斗降伏“三害”的老劳模已步履蹒跚，他们都来了。还有数不清的工人、农民、干部、教师、学生……他们群情激动，热泪滚滚，来为张钦礼送行。

“看，钦礼的灵车来了！钦礼回来了。”南彰镇的父老乡亲出迎数里，敬迎张钦礼英魂归来。

一位老大娘擦着眼泪说，“张书记，你就在俺老百姓的心里。不论你走多远，你啥时候都在我们心里。”

一位中年男子爬上汽车，恳求张钦礼的家人说，“我想跟你们一起把张书记送到家。”

随着众人的呼喊，群鼓齐擂，锣镲共鸣。南彰镇各村和南彰寺院的鼓镲，面对英雄的遗像较着劲儿敲、比着劲儿擂。一个个套路和一声声呐喊，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张钦礼的老同事们见天色将晚，为尽快通过，他们再次在灵车前手挽着手，拉起人墙；张钦礼泪流满面的儿女们连连拱手施礼，请求大家让道前行。张钦礼的灵车，终于在太阳的余晖中驶进了他的归宿地——张庄。

十里长街，十万百姓，鼓乐声、鞭炮声、哭喊声，在无任何人组织、实际上任何人也组织不起来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发生任何大小事故，连一个吵架的、丢东西的也没有。十万情绪激昂之众，能够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关心、理解、照应，在兰考，前所未有，即使在今天管理有序的大都市也未必能够做到。

奇迹。人心使然也！一位叫陈焱的，写下《黄河颂》，送张钦礼：

步出昆仑曲折多，

一涛一声总是歌。

万难不改赤子心，

功业自有后人说。

兰考一位张老先生携全家敬献花圈，挽联为：

披风傲雪，

一生正气于民；

忠魂傲然，

一身铮骨于国。

一位郑州的老同志即兴赋诗《你是谁一一灵车路过县城有感》：

黄河呜咽，万人泪声随。灵车万民围。

驾鹤西去，您是谁？

翁泪染须，妇哭把地捶。嚎啕震天地。

众人哭着，您是谁？

鞭炮轰鸣，供品拦路祭。纸钱烧遍地。

外地游人问，祭的是何人？

一声张钦礼，万民泪满襟。

人们说，金钱买不到伤心泪。兰考人给了张钦礼万金难买的亲情。

“一让三改”的葬礼

张钦礼去世的噩耗传到张庄，全村的乡亲们悲痛之余就开始了张罗。5月17日一早，全村摆的花圈可谓满街满院；“树高千尺，叶落归根”“张钦礼，家乡亲人迎接你回家！”的条幅，路边的大树上挂了几十条；孩子们手持白花在村外路旁翘首以盼……

全村老老少少挂孝戴花，擂鼓奏乐，抬着供桌，出村几里，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儿子归来。

张钦礼10多岁走出农家柴门投身革命，一去60余载。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走时，英姿少年；归来，骨灰盒一个。不忍看啊，不敢想，心里忒难受！”

儿女们把父亲的遗像和骨灰安放在亲人们搭好的灵棚中。连声哭喊着：“父亲，到家了。”

众人随声高喊：“钦礼到家了！钦礼到家了！”

灵棚刚刚安排就绪，张庄村和四边的村民与郑州、开封、兰考等地的送灵人员汇合一处，就从各个路口向村中涌去。一时间，张庄的大街小巷，村里村外，人如潮涌，鼓乐齐鸣。

村委会主任张同相见状，连忙对一直忙着维持秩序的王其命说：“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村里根本装不下。让他们停在村周围的路上吧？”

这个王其命是“王二好汉”王志新的儿子，曾是优秀的公安局长，后因株连之祸被无端开除党籍、公职，现为兰考县著名企业家。他觉得张同相说的有道理，马上安排人通知，要求车不进村，人员就地下车。

孝子和护灵人员步行入村，动员外地人、车原地返回。申显魁手提小喇叭，不辞辛苦地来回通知、劝说，并一再代表张钦礼家人向外地来宾致谢。

外地宾客刚刚疏散走，原本在堌阳国道上等候的堌阳、孟寨、孙营等乡镇的群众，又不顾天黑路远，饿着肚子，开着农用奔马车行程数十里，赶到张庄哭祭。

老君营的乡亲们哭着给老书记行二十四式叩拜大礼。

堌阳刘楼村村民带来一桌供品。一盘小葱拌豆腐和一壶清水，是说老书记为官清正，一清二白；一盘白面馍和黑面窝窝，是说老书记带领他们引黄灌淤造良田，生活越来越好了。村民们向老书记三鞠躬，由村民代表深情地宣读献给老书记的祭词：

“今天见到张书记，千言万语向您提。鞠躬尽瘁几十年，群众冷暖记心里。美酒佳肴俺不用，家常便饭表心意。有黑窝窝白面馍，青丝黄瓜敬给你。还有小葱拌豆腐，清白开水摆上席。清正廉洁张钦礼，人民永远怀念你。”

一位当年的老队长，80多岁了，卧床不起，叫家人抬到路边，说要亲手给张书记点把纸。因灵车改道未能接到，他含着泪说：“我年纪大了，跑不了那么远啦，你们替我在灵前把纸烧了吧。”

原河南省委老干部葵生对张钦礼情深义重。他不顾自己年老多病，让孩子搀扶着参加完张钦礼的告别仪式，又长途奔波，一路护送张钦礼骨灰到故里，并写下《张钦礼颂》的长诗。

县城四街居民的代表李平安，驱车百里送来一百件啤酒，卸了就走。张钦礼的孩子闻讯赶到，执意付钱。

李平安说：“我知道张书记丧事不收礼，俺也没破这规矩。俺们送来的啤酒不是给你们的，是给为老书记送行和来帮忙料理后事的人喝的。”他流着泪一字一顿地说：“你们记住，张书记不仅是你们的父亲，他还是我们的老县长、老书记！”

张庄，这个位于山东、河南交界处的小乡村，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隆重时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张钦礼浴血奋战的主要战区，人们至今还传颂着他的战斗故事。这里又是他成长的家园，有永不嫌弃他的亲人。

2004年5月18日，老君营的村民们开着农用奔马车，带着花圈来张庄悼念。村支书郑合春上前迎接，发现车里坐着一位掂着双拐的老人，就叫上同来的村民一起把他从车上抬下来，扶到老书记灵前。老人一到灵前即放声大哭：“张书记，俺想你呀！……”

水驿村70多岁的老支书张志学由孙子搀扶着乘车到南彰，又从南彰步行12里到张庄。在张钦礼灵前，他悲痛万分，流着泪说：

“我们村原来是种一葫芦打两瓢，家家都有逃荒的扁担、要饭的棍。是张书记领着我们引黄淤灌，把沙碱涝洼地淤成良田。我们13个生产队的群众有啥吃了，每年还向国家上交几十万斤的余粮。”

“张书记指导我们养羊养貂，以副养农，改善群众生活。他关心百姓胜过关心他自己。俺村宋文彩家房子漏雨，过冬没棉衣。他亲自带人修房送棉衣。贫困户王留义有病，他亲自送往医院，救了他的命。如今好书记一闭眼走了，俺们心里咋不难受呀？”

被张钦礼救助的孤儿史田庆一身重孝，在灵前哭诉：“张书记，你是一块金子。就是埋到土里也仍然是金子。”

张君墓镇一位姓李的青年挂孝而来，并挥笔写下《兰考人民想老张，盐碱沙荒变粮仓》的长篇抒情诗。

年近九旬的荣复军人赵大爷，拄着拐杖，从百里之遥的坝头乡赶来祭念，回忆起当年和张钦礼查风口、探河流的岁月，仍激动不已。

两对夫妇来到灵前，跪倒在地，嚎啕大哭。他们是张钦礼生前最后一次回老家时，在路上送医院抢救的那两个孩子的父母亲，他们听说恩人去世了，四处打听才找到这里的。

他们说：“那天，两个孩子药物中毒，十分危险。是张书记和樊书记他们用车把我们送到县医院，还拿出钱来给俩孩子治病。这救命之恩俺啥时候也忘不了！”

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拄着拐杖也一步步摸到这里，在老书记灵前哭诉、哀悼。

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立了有张钦礼家人和老同事参加的治丧委员会。他们按照当地风俗，商量决定把安葬日期放在21日。但村委会不时接到各地电话，要来吊唁的群众与日俱增，21日来参加追悼大会的很可能达到10万人。

为维护交通安全，为保护老百姓的麦田，为让心系人民群众的张钦礼走得心安，家人提出，将原定安葬仪式提前到19号举行。根据当地习俗，葬期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何况已经改过一次了，大家对此都不同意。最后还是张钦礼二妹瑞芝拍板定了下来。

原先考虑到来人很多，悼念会场准备放在预制厂，现在日期提前了，以为来的人不会那么多，就又将会场改到张钦礼的大哥张钦俄的院子里。安排就绪，张家还通过兰考和山东庄寨电视台发布张钦礼已提前安葬的消息，劝慰大家不要再来。

这样，张钦礼的后事经历“一让三改”。即：在郑州闷丧十天，给焦裕禄四十周年悼念活动让时间。一改走便道；二改追悼会场；三改骨灰安葬日期。

张钦礼入土之时，这位为兰考人民操了一辈子心的官至地厅级的老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追悼会由樊哲民主持，杨捍东致悼词。杨捍东在悼词中，历数了张钦礼的光辉业绩，总结出张钦礼在兰考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对树立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的作用无人可比；清正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

村委会主任张同相哭喊着说：“钦礼虽然不在职已近30年，但兰考人民没有忘记他。我目睹了数万人迎灵送灵的场面。在兰考大街走了5个多钟头，成千上万的人磕头行礼、哭声连天……。我们张家出了一位清官！！为咱家乡和张氏家族争光了！添彩了！”

山东曹县庄寨镇白茅村的王和平在东北做生意，平时就深为张钦礼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所折服，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后，就急匆匆从齐齐哈尔赶来。他在火车上和着泪写下《沁园春·悼钦礼叔》：

斯任天钦，怀抱公廉，命系大河。忆兰考旧事，峥嵘岁月；“三害”横行，百姓失所。云荡黄沙，风摇白碱，赈济灾荒胜涝魔。举大义、树焦君榜样，功名怎可湮没。

云霞妩媚婀娜，带多少冤魂逝烟波。叹，解读旗帜，神州红遍。驮碑英雄，谁人评说。当代清官，人民公仆，万民哭祭泪如河。归魂兮，倾苍天大海，血泪滂沱。

追悼会结束。哀乐四起，鞭炮轰鸣。亲朋扶老携幼，同事泪流满面，儿女肝肠寸断。

“永别了，钦礼！”

“安息吧，父亲！”

人们向他鞠躬告别，为他洒泪送行。

张钦礼的骨灰安葬已经两天了，但人们仍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确保麦田和交通安全，张钦礼治丧委员会和家人在坟前三里之外的路口摆起灵桌，后边拦路停放一辆汽车，孝子分跪两边，以防悼念的人涌到坟前踩坏麦田。

21日，原定的骨灰安放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前来悼念的人们就从各个路口向张庄村涌来。上午10点，各地前来悼念的群众再次灌满了村，塞满了路。张钦礼的老同事和村干部张同相、郑合春满头大汗，耐心地疏导着拥挤的人群。孝子们全都起来和大家一起维持秩序。劝的人嗓子喊哑了，被劝的人们眼睛哭红了。

南彰镇宣传车开过来了，他们自编自演的民间小调《九哭张钦礼》，更是把人唱得哀痛欲绝。张同相就劝他们边走边唱，不要停车。

各乡镇的盘鼓队、腰鼓队来了，老同事们又劝他们可以声音再大些，但不要表演套路，一直前行。

所有前来悼念的个人，也由原来在灵前鞠躬叩首简化为在遗像前看一眼就走。

王改军作为刘楼村全体村民的代表，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来到张钦礼的灵前，用农民的方式，致悼念词《怀念好书记张钦礼》：“千万颗沉痛的心，千万双眼，兰考人民在期盼：来了！来了！张钦礼的灵车来了！来了！来了！我们的好书记过来了！你依然是那么安详和善。”

“眼泪呀！你不要止不住地流呀，让我把好书记呀，再仔细地看上一眼。啊！怎能忘，‘三害’间，兰考人民受饥寒。你顶风冒雪到俺村，挨家挨户来查看。摸一摸俺的锅热不热，又看俺床上暖不暖。亲手送来粮和被，亲切话语暖心间。”

“怎能忘，多少次，在田间和我们同劳动，席地而坐，倾听肺腑言。你真像我们的焦书记呀！又像我们庄稼汉。怎能忘，焦书记绘蓝图，是你亲手来实现。引黄灌淤是你的伟大创举，滚滚黄河水流过，留下万顷良田。昔日‘三害’无踪影，兰考大地换新颜！”

“你拿着俺的麦穗笑着说：‘不需请功咱心里甜。’怎能忘啊！好书记，你清清白白几十年。省城去开会，你带着黑窝窝，你何时何地都把兰考人民记心间。你说过，咱不能光要脸皮，不要老百姓的肚皮，你自己从来不搞特殊。”

“你顶浮夸、反瞒产，只要人民能过上好日子，你不怕自己受屈冤。张书记，你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周总理三次接见的好党员。你是俺们的贴心人，鞠躬尽瘁几十年。蓝天白云，铭刻着你那不朽的功勋。”

“滔滔黄河，诉说不尽你对俺们的恩典。啊！张书记，你安息吧，不要挂念。张书记！你没有死，你永远、永远活在兰考人民心间！”

老君营开来16辆农用奔马车，写下了感人的悼念词。然而由于人多，没念成。他们又提出几百人一起磕头行大礼，也没拜成。他们看着老县长的遗像，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哭着离去。

堌阳西关一位名叫赵天妮的老汉，家境贫寒、靠扫大街为生。听说张钦礼魂归故里，他花了一百多元钱，买好鞭炮，早早挂在堌阳大街旁的大树上，准备祭奠老书记。后因灵车改道没有祭奠成。

21日，在原定张钦礼安葬的日子，他又和弟弟一起赶着毛驴车，夜里十二点就往这儿赶。他们说：“路上紧一鞭慢一鞭，把鞭杆都打劈了。就是为了到这里给老书记送行，跟他再说几句心里话。”

一些妇女抱着孩子，不顾天热路远，提着供品，带着花圈和鞭炮，满身汗水赶来。王桂兰、李元明在挽幛上写道：“奉公为民中中忠，松竹辉映青青清。横批：廉正一生。”

左中孔、王淑梅敬献花圈，挽联上书：“风雨人生路，光辉到尽头。我们永远怀念你。”

张玲女士写道：

万枝春花沾血泪，

千条流水放悲声。

坎坷人生灯一盏，

永照后人奔前程。

一位兰考周易研究会的人写道：

抗沙治碱功盖世，

浩然正气心最赤。

英烈忠魂千古赞，

万民齐唱张书记。

一位老同事感慨之余，也写下悼念张钦礼的诗文：

壮哉张公，少年从戎。早年入党。投身革命。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驱逐日寇，打倒蒋匪。继续革命，马不停蹄。建立政权，基层做起。

乡区领导，主政县里。钻研马列，打牢根基。熟读毛著，彻悟真理。

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两袖清风。

调查研究，方针制定。治沙植树，治碱灌淤。抗旱排涝，打井挖渠。

树立榜样，高擎红旗。万众一心，战天斗地。根治三害，穷根拔起。

群众疾苦，牢记心里。排忧解难，无微不至。清正廉洁，从己做起。

三年困难，心急如焚。为民请命，不顾安危。直赴中央，痛陈民意。

民称包公，官清如水。落难之后，人民盼您。日夜祈祷，早平冤狱。

忽梦噩耗，驾鹤西去。泪透枕巾，捶胸顿足。魂归故里，哀声动地。

万民空巷，迎送书记。君之风范，永垂千古。君之情操，南山之竹。

君之功劳，有口皆碑。君之品德，巍峨耸立。呜呼哀哉，祝君安息。

悼念的人越来越多，通向这里的南北、东西各条道路人潮如堵。

为了确保安全，王其命对村干部说，“赶快派出人员设交通卡，一批人走后再放一批人过来。凡来悼念的不得在灵前拜祭，看一眼赶快劝走；一切车辆禁止入村；严禁燃放烟花爆竹；派出年轻力壮的人搞好巡护，确保老年人和孩子的安全。”

由于措施得力和悼念群众的理解配合，这个豫鲁交界的小村庄，虽然涌来三万多人，但却秩序不乱，未发生任何事故。

十年之祭

2014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按照习俗，张钦礼的家族宗亲应该为他举办祭祀活动。然而，这再平常不过的事，连平民百姓都可享受的民间祭祀，却让张钦礼的儿女犯了难。

不办，怎能对得起为兰考人民奋斗一生反被冤狱十多年、最终含冤而死的父亲？祭拜，则可能迎来上万人的集会，吃喝拉撒不说，会不会踩坏庄稼？会不会发生安全事故？思来想去，家人初步决定，只在家悄悄拜祭，对外则推托说不再举办纪念活动。

“五一”刚过，询问电话便接二连三地打来了，基本上都是询问十周年如何祭奠的问题。当然，答案也是统一的。一是表示感谢；二是今年不再举办纪念活动，请大家保重身体。战停作为长子，反复向来人表示，自己也只是在家祭奠，劝慰大家都不要去墓地了。

令张家儿女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方案根本进行不下去。张钦礼的老同事说：“就是你们子女们一个都不去，我们也要去。”

兰考的民众说：“张书记不但是你们的父亲，还是我们的老县长、好书记。纪念他于情于理、于法于传统都是应该的。”张家儿女又感动又无奈又惭愧，只得答应把十周年纪念活动继续办好。

5月7日，天刚蒙蒙亮。张钦礼的墓地就传来阵阵鞭炮声和哭祭声。祭火升腾着浓烟，哀乐由远而近。张钦礼的家族宗亲含泪挂孝，向前来祭奠的群众叩头致谢。

杨捍东书写的“深情纪念张钦礼同志逝世十周年”横幅，挂在悼念会场中间；他拟的挽联悬挂在会场两旁：

十易寒暑、十度风霜，音容宛然君真健；

万民送终、万家祭祀，草根百姓心中魂。

一班班身着彩服的盘鼓队、大鼓队，将鼓擂得震天动地。那雄壮激昂的鼓声、呐喊声，将压抑在人们心中多年的激情点燃、迸发，不时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喝彩声；唢呐响器队吹奏着时而激昂时而悲伤的调子；腰鼓队敲着动人心弦的鼓点；

那烈日下满头白发、汗淋淋的老年秧歌队舞着、扭着；工农群众自编自演的缅怀张钦礼的节目，全都是含着泪水唱、哽咽哭着说，一霎时，这些全都成了最能与人心灵沟通的世界上最美好的音符。而南湖军乐队高奏的军乐，又使悼念活动更增加几分悲壮与热烈。

早上7点来钟，数万悼念者，打着缅怀张钦礼的大字横幅、黑白挽幛，拿着烧纸、鞭炮、供品，抬着花圈，带着干粮和水，冒着烈日，成群结队奔涌而来，很快再次挤满了张庄的大街小巷和南北、东西各条道路。

他们有掂着马扎、拄着棍子或让子女搀扶而来的众多白发老人，也有怀抱着娃娃、手扯着孩子的农村妇女，还有众多举家前来悼念的老少几代；有兰考人，也有从开封、郑州赶来的老同志，还有山东鲁西南地区的老区人民和许许多多与张钦礼并不相识、只是慕名而来者。

兰考人中，有张钦礼的老同事，也有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张钦礼后来发展的十个样板村，还有在引黄灌淤中彻底改变面貌的村子代表和许许多多叫不出来名字的老农民、老工人。

为宣传焦裕禄做出卓越贡献、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的刘俊生来了。

他是刚刚从医院出来，不顾年老体弱，拄着拐杖，由老伴搀扶着赶来的。因大病初愈，体力不支，头上不时渗出豆大的汗珠，顺着两颊往下流。他靠坐在张钦礼纪念碑座边，看着张钦礼的遗像，止不住老泪纵横……

胸前佩戴着很多勋章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的荣复军人、烈属代表赶来了。他们身着戎装，打着10米长的大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兰考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同志去世十周年”，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军人模样。

一位身上至今仍带着弹片的残疾军人流着泪说道：

“钦礼啊，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你不怕死；和平时期呕心沥血你不怕累。我们记得最清楚，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伤残军人，在你亲自创办的社会福利院中安度晚年；多少年老体弱的烈军属父母、无依无靠的孤儿在福利院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今天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成千上万的人来悼念你，比什么文件都能说明问题啊！兰考人都知道，是你领着引黄灌淤，把几十万亩沙碱涝洼地淤成好地，丰衣足食遗子孙。做人得凭良心，咱兰考人咋能忘了你呀！”

被誉为“兰考的江南”的三义寨的父老乡亲来了，被誉为“兰考的大寨”、堌阳大付堂的父老乡亲来了，许贡庄、南马庄等十个红旗村的父老乡亲来了。

兰考县四街居民、回族同胞、谷营的张庄、仪封的吕拐、孟寨、小宋的梨园、葡萄架的何庄等村的村民们来了，兰考县磷肥厂的老职工、兰考一中80届同学等各界代表来了，小宋乡龙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南彰村委的代表也来了……

焦裕禄当年树立的“四面红旗”的干部群众打着横幅、抬着花圈、拿着鞭炮和祭品来了。

秦寨的村民说，一县之长、堂堂的地委书记，经常挑个粪箩头下乡，和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么好的官俺咋能不拥护？！千军万马看领家。张书记带头干，俺咋能决心不大？跟着张书记除“三害”、夺丰收，俺秦寨有劲头，有奔头！

赵垛楼的群众说，拿起白面馍，想起张书记。是他领着全县人民引黄灌淤，把几十万亩沙碱地淤成良田。生活好了，俺咋能不怀念他呀！

韩村的群众说，张书记，你放心吧。当年你带领我们引黄淤灌的沙碱地，至今没有返碱。全村各家各户都有吃有穿，大米白面吃不完。一位老农从怀里拿出一把白生生的大米，献到张钦礼的灵前，哭道：是您从信阳找来技术员，让我们学会了种水稻……

双杨树的乡亲说：我们忘不了把群众冷暖挂心上，大年初一顶风冒雪、拉着架子车给我们送麦种的好县长。一位年过七十的白发老人献上一束籽粒饱满的麦穗，深情地诉说着老书记带领他们改良土壤，给他们带来的好生活。

十个样板村之一的东坝头乡张庄村的乡亲们来了，他们打着“沉痛悼念张钦礼逝世十周年”的大横幅，前来悼念他们的好书记。村民代表翟茂钦在发言中说，我今年73了。我亲眼看见您带领张庄大队的干群封闭沙丘，翻淤压沙。

是您和焦书记共同想办法，发放救济粮款，让人民群众度过了灾荒。我就吃过您发放的红薯片、苜蓿面。1998年冬，晚年的您还挂心着俺张庄的百姓。您和当时参加封闭沙丘、翻淤压沙的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回忆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查看带来的巨大变化。

张书记啊，俺张庄，以前，大风一刮，沙丘上的尘土到处飞扬，天昏地暗。现在沙丘“贴上膏药”、“扎上针”，绿树成荫。以前的沙荒地产量很低，风调雨顺，一亩地也不过五六十斤，遇上灾害就会绝收。现在沙荒地变成了良田，夏秋两季，小麦、玉米各亩产1000多斤。

以前群众逃荒要饭，饥寒交迫。现在是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今年3月17日，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光临我们张庄村考察指导工作。这是对张庄干群的极大鼓舞和关怀。张书记，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认真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弘扬焦裕禄精神，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张庄的前景会更加美好！

老君营的众乡亲来了。他们的代表在悼词中说：

我们怎能忘记，当年您顶浮夸，上书中央反映灾情。是俺村百姓备好淀粉馍，一路护送您到民权县内黄火车站；我们怎能忘记，您在重度浮肿的情况下，多次下水救人；我们怎能忘记，您右倾平反回县城，身上的钱全掏光、身边的被褥衣衫全留下，救助俺老君营的穷苦百姓。

您为人民办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张书记呀，俺们怎能忍心看着您蒙受千古奇冤！……

老君营的乡亲哭着读，人们流着泪水听。

城关田庄高照头村的干部群众打着横幅、抬着花圈来了。村民代表张广顺声泪俱下，向大家述说张钦礼的生前事迹：1968年冬季的一天，寒风刺骨。张书记您从仪封吕拐大队到西岗头卫生所，座谈如何开展农村合作医疗，解决农民看病难。

大家见您还没吃饭，忙说去做。您说，不用做了，有啥现成的拿出来“垫垫”就行了。卫生所当时就有几块凉红薯。您说，就这都中。大家说，这么大冷的天，那也得热热呀！您说，没事，没事，吃到肚里就热了。说完，拿起凉红薯，连皮都没有剥就吃了起来。

您一边吃一边跟我们商量创办合作医疗的事。大家看着您大冬天吃块凉红薯，还关心着群众的看病难，都十分感动，说，张书记可是把咱农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了，像这样的好书记上哪儿找啊！

还是这一年，张书记指挥铁路以南地区的引黄灌淤。您领着队干部和技术员，从勘察设计搞规划，到挥锹运土筑围堤，从早忙到晚。到群众家吃派饭，队长想陪您到生活较好的户，您说：“社员吃啥咱吃啥。一不能搞特殊，二不用队长陪。”

一天，饭头上，队长来找您。见您喝完玉米糁糊涂，用一块红薯将碗边的玉米糁擦干净、吃掉。队长很感动，说，张书记，您真仔细呀！您说：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啊！

1973年，一场暴雨后，张书记到俺村检查工作，发现俺村西边有一个桥被冲塌了，立即让县水利局来人，勘察设计，帮助把桥修好。您一直把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俺老百姓能忘吗？

四明堂的悼念词是：四明堂村北原来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沙地。张书记亲自带领我们开挖河道，淤灌了整个村北的土地，现在变成了千亩良田。如今，引黄的河道依旧存在。它客观地印证了张书记的功绩永远留在四明堂大地。

堌阳刘楼、范寨、官庄、水驿等村的乡亲们，举着手写的悼念字样，泪如泉涌。

他们历数张钦礼在“三害”肆虐的年代，给他们送救灾粮款、盖排房、解决九户灾民没房住等往事，回忆当年老书记和他们一起挖河、修台田、引黄灌淤治沙碱、试种水稻、搞玉米试验田的情景，说：希望的田野上充满了欢笑，那是您留给老百姓最美好的思念……

77岁的老同志陈春和两次脑出血、一次心梗，胆囊全摘除。虽体弱多病，仍连年赶来祭奠他心目中的英雄。2004年张钦礼魂归故里时，他全家出动，迎灵路祭。他徒步行走5个多小时，累得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仍然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在人海中拉起人墙为灵车开道。

他的儿女见状也纷纷把经营的矿泉水，免费发给悼念群众。随后，每年5月7日，他都要亲自来到张钦礼的墓地吊唁。这次十周年祭奠，他不顾自己换掉股骨头的伤痛，又不远百里赶来。他和孩子还带来200件矿泉水免费发送。

事后，张钦礼的老同事登门结账，陈春和说：“张书记的事就是俺家的事。张书记为兰考人民啥都牺牲完了，悼念他俺咋能还收钱呢？这是俺应尽的义务呀！”

坐着轮椅、由儿女推着前来的白发老人，叫范玉和。灵前，他流着泪说：张书记，俺多想来和您说说话呀！俺给您备了几样供品。这小葱拌豆腐、莲藕竹笋和一碗清水，就是敬你出淤泥而不染的优秀品格和高风亮节……

山东鲁西南的众乡亲也来了，他们在志愿者的引领下，向在这一带浴血抗战、建国后不忘老区人民的老革命致以最高的敬意。

山东曹县县志办公室的徐子宏，登台含泪疾呼：张钦礼生前树立焦裕禄旗帜，实现焦裕禄遗愿，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并为焦裕禄建起纪念馆。我们鲁西南的乡亲们衷心希望兰考的老同志和广大兰考人民，也为张钦礼建起纪念馆。我们学习焦裕禄，不忘张钦礼。

徐子宏声情并茂的演讲，当即赢来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

来自兰考县报恩寺和南彰寺的僧人和居士，人人手执鲜花、巨香、金纸元宝等祭品，在方丈的带领下，身着佛衣，缓步走来。在张钦礼灵前，他们按照佛家规矩举行了悼念仪式。

众人议论道：连超凡脱俗的出家人都敬仰张钦礼，张书记真值了！佛家劝人向善，扶弱济贫、普度众生。咱张书记为群众办了一辈子好事，让兰考人丢掉了成上万根讨饭棍，谁说不是功德无量啊！随即，人群中有人喊道：张钦礼成佛了！一句戏喊，竟引来一片欢呼。

署名田园耕夫的张培栻在挽幛上用粉笔写下“沉痛哀念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先生仙逝十周年”祭辞两首：其一为《卜算子·吊忠魂》：

保宋岳家将，强楚屈子心。千古忠英多冤魂，后人敬为神。

冠罪莫须有，功德却永存。天道民心慰忠魂，茔前树碑林。

其二为《满江红·祭钦礼驾鹤西去》：

弹指间，匆匆十年。栽树防风、治沙除碱，甘当黄牛拉重车，定要兰考换新颜。为人民，鞠躬而尽瘁，心无憾。

迈双脚，路踏遍，呕心血，流热汗。访寒又问苦，走村入院。壮志未酬身先死，化作皓月照宇寰。好干部，声誉留千古，天可鉴。

兰考退休干部潘宪斌有感于张钦礼的人生经历和受万民拥戴的情景，也激情赋诗《想起了你》：

想起了焦裕禄就想起了你，

你的名字和焦裕禄永远在一起。

兰考人民执着地认定：

你就是焦裕禄，

焦裕禄就是你。

生，

你俩同除“三害”；

死，

同在五月；

魂，

同回兰考大地。

焦裕禄精神永放光芒，

你的名字却冤沉海底。

兰考人民一次次呼唤你一一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

兰考人民知道，

你的灵魂就在焦裕禄精神的光辉里。

山东省书法家葛富柱敬献、宣读了怀念张钦礼的墨宝：

志壮抛家为国强，

治沙除碱美名扬。

无私奉献万民颂，

捐命吁于山岳摇。

兰考裕禄书画院画家闫正升，亲自带领画师徐保江等，为张钦礼画了一幅画像，创作了一幅《周总理第一次接见张钦礼》的十米长卷。他们带着肖像与长卷绕县城一周，途径百里乡镇，挂到张钦礼灵前展出，见者叹为观止。

画，惟妙惟肖；文，生动感人，成千上万的人驻足观赏，成了悼念现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徐保江在悼念大会上说：我们敬爱的张钦礼书记逝世10年了。我从小就被他的革命精神、英雄故事所感动，对他十分崇拜。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我小时候就有一个梦想，长大以后一定要给咱们的好书记画一张像。今天，我的梦想在这里实现了。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兰考诗人王矜生，根据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创作《兰考苦乐曲》。书中颂焦赞张诗文400多首。该书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著名诗人王怀让在序中说：“一从兰考出老焦，便有诗情黄河涛。君在斯处常采撷，新体旧体俱妖娆。”为纪念张钦礼逝世十周年，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怀念焦裕禄、张钦礼的需要，王矜生无偿捐书五百本。

开封81岁的老干部张清鲜赞曰：

（一）

王矜生，新诗翁，几十年，观民生。

尊客观，写笔记，述民情。

求真实，赞焦张，颂双星。

苦与乐，诗成集，文耘耕。

功成名，国际文，传世人。

（二）

兰考县，有四公。

文图记，刘俊生。

焦张伴，樊哲民。

功勋讲，李国庆。

《苦乐曲》，王矜生。

颂焦张，爱人民，

兰考人，同心声。

十周年悼念大会，仍由张明常主持，樊哲民讲了话。他的演讲情真意切，说出了兰考人民的心里话，不时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张明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众宣读他写的条幅，以表达他们与张钦礼生死相依的革命感情：

兄等弟，弟随兄；

阳相伴，阴相随。

2016年9月29日零时33分，张明常去世。张钦礼次子军建特作诗以示纪念：

沉痛悼念明常叔

今天

您的战友、您的亲朋

为您奔赴新的战场豪迈壮行，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一个真正共产党人赢得的是民生的歌唱。

今天

万里长空五彩祥云铺满了您前行的路程，

九重天穹嫦娥起舞鼓乐齐鸣为您指引方向，

那是因为您

为民造福，践行一生，正义刚正，信念坚定，

上天给您的表扬。

今天

您告别了人间的旅行走向天堂，

您不会孤独，更不会寂寞，

因为天堂那边有迎接您的兄长。

请捎上一句话，

就说战友们从没有忘记共同的理想，

就说战友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世间的公平，

从不放弃，从不屈服，坚信春风必暖黄河长江。

兄等弟，弟随兄，阳相伴，阴相随。

您在天堂的兄长

为您高唱英雄的赞歌，

那是你们用自己的生命，

改变了贫瘠的土地，让鲜花开遍了每一个村庄。

你们，只有你们，

才能当得起英雄的称号，

才能体现出什么是：友谊常在，战友情长。

年已九十高龄的刘秀枝在感动之余，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你爸爸不在了，你爸爸的老同志就是咱家的亲人，兰考人民就是咱们的恩人。你们代我向他们磕头致谢吧！”

遵照老母亲的教诲，张钦礼的子女一齐跪倒在地，呜呜大哭，连连磕头致谢。张钦礼的次子张军建代表全家致答谢词。

有感于张钦礼深受兰考人民拥戴的场景，陈健也深有感触：“张钦礼的葬礼和他墓地的碑林，已经见证了他和群众之间绵绵无尽的感人事迹。张钦礼是兰考人民给立了起来，他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做透做绝，为兰考人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兰考有两处墓地，都很出名。一处是焦裕禄的，一处是张钦礼的。历任中央领导、河南省委领导及其他领导，还有群众都来过焦裕禄的墓地；千千万万普通群众由于仰慕张钦礼的品格，感叹他的人生，也来过他的墓地……”

“张钦礼和焦裕禄在兰考恰似‘一对孪生’，讲一个不能逾越另一个，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绵绵不绝的哀思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12年。这12年间，每年的清明、忌日、农历十月初一这三个悼念亲人的日子，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张钦礼的墓地，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怀念他。这已渐渐形成了根植于兰考人民心中的新的葬俗文化。

2005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一周年，人们不顾天热路远，打着标语、拿着鞭炮烧纸，自发地从四面八方前来纪念他。

村委会主任张同相协助张明常主持张钦礼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兰考老同志李仙海在会上满怀深情缅怀了张钦礼的功德和奉献精神。

一位从郑州赶来的老同志慷慨陈词：“张钦礼的名字将载入清官史册！为人民世代传颂。”兰考一位知识分子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真正的英雄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为人们所淡忘。”

远在日本讲学的次子军建不便归国为父亲祭奠，写了《爸爸一周年祭》，让从英国回国省亲的儿子张亢代为宣读：

春风带着花的芬芳，麦田飘着淡淡的清香，我仿佛看到了您在万花丛中慈祥的笑容，仿佛见到了您那伟岸的身躯在麦田中的移动。

您身驾五彩祥云，正在巡视您最感自豪的土地，正在看望您最亲的亲人。这是您多年如一日的习惯，因为您和这里的人民是鱼与水的深情；因为这里的人民用他们甘甜的乳汁养育了您，您是他们的儿子，您是他们的荣耀，他们是您心中的全部。

亲爱的爸爸，您不只属于我们这一个家庭，我们也从不自私地把您看作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慈父，因为您早就把自己的身躯融化在了兰考的大地。

亲爱的爸爸，一年前的今天，万家空巷，兰考人民汇聚在您经过的路上，沿途拜祭，以最原始、最质朴的方式把您迎回故里。您的遗像所向之处，掌声、恸泣声、鞭炮声一浪盖过一浪，蔚为壮观，此情，感天地，此景，泣鬼神。

世间罕见，天上难寻。谱写了共和国的壮丽篇章，也是张姓家族史上永远的辉煌。

亲爱的爸爸，在您出远门这段日子里，我们去了不少您过去战天斗地的地方，一次次从百姓口中得知您的高风亮节、奋斗不止和对人民的厚爱。一次次的感动，一次次的教育，让我们更认识了父亲的伟大。

亲爱的爸爸，您一生光明磊落，荣辱不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我们子女最完美的楷模。

亲爱的爸爸，我们把您的照片珍贵地随身而携，无论遇到困难，还是取得成功；无论意志薄弱，还是固步自封，您都会及时给我们警示并予以保佑。

您永远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漂洋过海，无论我们走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您的教诲，您的音容，您的笑貌，萦绕在我们的脑海，教我们做人，为祖国、为人类奉献，是我们一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

亲爱的爸爸，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您博大无私的胸怀，赢得了兰考人民给您的最高荣誉，您的丰碑高耸在兰考大地，与日同辉。著名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为了更多的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您的名字就是这样深印在人民心中，可谓心血换得民心在，胜过丰碑立高丘。

这一天，军建还写了一首诗，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

无题

写在爸爸一周年祭日

太平洋水作祭酒，

五岳三山声为琴。

大风自有生成日，

谁道乾坤总是云！

熊熊野火烧不尽，

煦煦暖风吹又春。

子牙七十初扶国，

重激壮志奋万钧。

这一年，前来为他扫墓、树碑、纪念者数千人，在墓地为他树起了6通纪念碑，还有人发起签字活动，在兰考街头签名纪念。

2006年，张钦礼逝世两周年。人们犹如川流不息的长河，再次向他的墓地涌来。

在悼念大会上，立碑代表、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发言：“当年我爸爸在兰考工作时，作为县委副书记的张叔叔，与我爸肝胆相照，亲密合作，患难与共，为改变兰考灾区的面貌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

“我爸爸病故后，张叔基于对我爸的真挚友情和深刻理解，主动向上级党和全社会宣扬、介绍我爸爸的事迹与精神。张叔对兰考人民有着深沉的爱，他艰苦奋斗了一生。七十年代带领全县人民终于制服了沙荒、盐碱、内涝三害，实现了我爸爸的遗愿。”

“现在，乡亲们自发地为他树起一座座丰碑，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好干部诚挚的热爱和怀念。”向人们澄清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传言。

兰考县部分职工、干部和外地友人为张钦礼树立汉白玉纪念碑。上书：

伟哉，钦礼同志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终生不渝，实乃人民功臣；树裕禄丰碑，竟裕禄遗愿，愈挫愈奋，无愧亲密战友；受万民仰戴、享万民祭祀，口诵碑铭，当列华夏人杰。

这一年，前来为他扫墓、树碑、纪念者仍达数千人，在墓地又为他树起了11通纪念碑。

2007年，张钦礼逝世3周年。按民俗，人去世三年是一个节点，这一年要有个仪式，拜祭一下，随后就一切简化，简单地烧烧纸，送个纸钱就行了。到第十年再来个仪式，算是祭祀活动的结束，一般情况下，以后就不再举行仪式了。

这年清明节，先后有河南省部分干部群众，许贡庄广大村民，当年科研兰考泡桐的江南大学学生魏鉴章、朱礼楚，原秦寨大队16个生产队农民，南彰镇张泽志等部分干部群众，双杨树村村民，赵垛楼全体干部群众，韩村部分党员、干部、村民，台湾刘忠豫，刘贵山并胞弟刘四军、刘贵忠，三义寨部分农民、干部，小宋集安兴才携全家，兰考二中老三届学生，兰考县搬运公司老工人，学生梁芳亭等为之扫墓，立碑11通。

三周年忌日举行了纪念大会。纪念会由张明常主持，樊哲民讲了话。樊哲民全面总结了张钦礼光辉的一生、崇高的精神、非凡的功德，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当年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抱病和家人一起从通许县赶来，他在张钦礼灵前泣不成声地向人们述说了关于焦裕禄与张钦礼关系的一段史实。

他说：“焦裕禄和钦礼关系好得很！地委想把张钦礼调走，征求焦裕禄的意见。焦裕禄再三要求留张钦礼在兰考，主抓除‘三害’工作。焦裕禄电话说此事时我就在场。张钦礼和焦裕禄亲密合作，除‘三害’工作搞得很有成效。他无愧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这一年，前来祭祀的人多达万人，立碑17通。

随后的四、五、六、七、八、九周年，每年清明、5月7日忌日、农历十月初一，前来悼念他的少则数百，多是数千上万，立碑23通。

2013年清明，焦守云和曲雅臣、祝仲铨、刘俊生、肖百孝等到张钦礼碑林扫墓，她一边烧纸，一边深情地说：“张叔，守云给你送钱来了，你该享受享受了。你和俺爸爸关系最好了，恁弟兄俩花吧。……张叔叔是最高风亮节的人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2014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十周年，应是家人最后一次祭祀活动。参加祭祀者多达3万人，墓园立碑达到71通，一座千古罕见的民间碑林初步形成。

有感于兰考人民对张钦礼的深厚情谊，兰考县退休教师许文胜长歌当哭，写出了3000多言的叙事长诗《怀念老县长张钦礼》，对张钦礼光辉跌宕的一生进行了全景式描述。

然而，人民对张钦礼的悼念并没有以此结束。

这年的农历十月初一，张钦礼的同事和兰考百姓仍然有数百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张钦礼的墓地祭奠、立碑。

2015、2016两年的清明、忌日、农历十月初一，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为其扫墓、烧纸、致祭、立碑。忌日这一天，照样有数千人涌入张庄、涌入墓地，锣鼓喧天，进行悼念活动。

张钦礼次子军建在2016年纪念大会上的答谢辞真实地概括了此情此景：

又是五月七，又是长势喜人的春麦吐着殷实的麦穗，没有相约下的潮水般的人潮，川流不息的如龙车队，不停地汇聚到这片不大的黄土地上。

又是喧天的锣鼓、挥洒的秧歌、催人泪下的豫剧清唱、宗教人士超度怨灵的诵经、退伍老军人深情厚谊的军礼、四方百姓墓前朴素的衷肠倾诉、离退休干部颤悠的步履、夺眶欲出的热泪，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我重新认识到、感悟到了什么是生的价值与意义，什么是死的光荣和伟大。丈量为官一任的价值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里。受人民爱戴的会获得永生！

今天，在这不大的墓地上，碑林又添11个新族：有王府桥村、袁庄村颂您的引黄灌淤治沙治碱变万亩良田的功德碑，有您长期蹲点的坝头乡张庄村为您立的根治沙荒一举翻身的亲民碑，还有当年与您一起挥汗如雨除三害、共握铁锹开河挖渠的坝头沙区和坝头村几位老支书们忆当年之情怀碑，还有与您有父子情深关系的兰考县福利院的子女们的亲情碑，还有小宋集北村全体群众、小宋乡张庄寨村的群众代表为您立的亲民碑，南漳镇陈寨村村民陈尚允颂您的作为人民公仆的高风亮节碑。

这片不大的老坟地上伫立着的一块块丰碑，刻着的是热爱您的人民和您叙说着的无尽话语。冲天的碑林证实了周原叔叔送您的“万民有口皆是碑”的评价客观而真实。

亲爱的父老乡亲，我从心里明白你们每年周年时来此祭奠我爸爸的心情，因为你们想为我爸爸呼唤正义的春天。

你们为了不让谎言继续掩盖真实，为了不让谬误继续取代真理，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片不大的黄土地上，为的是告慰我父亲在天之灵，说你们永远地怀念着他，说你们在以自己的行为为他伸张着历史奇冤。

我相信你们震耳欲聋的民声能上达天庭，因为你们坚信党和国家总有一天会发现一个人民的功臣竟然被一撮奸佞的小人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坚信历史必须记载真实，人为篡改的东西一定会像冰一样融化在阳光之下。

长达十二年绵延不断的场景，是兰考人民以自己无疆的大爱创造出来的惊世骇俗的永不断流的河，是百姓给我父亲最好纪念。面对数不清的亲朋好友，我内心深处的震撼无以言表。

爸爸，您应该非常欣慰。这里的人民颂您是亲民的功臣，人民的话是最有分量的。我为您活在人民心里感到无上的骄傲与光荣。

今天我也代表全体张氏家族向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这年底，纪念张钦礼的碑刻已达87块。

12年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习惯。每年祭奠的日子，都有一大批人不约而同来到这里。

李国庆，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焦裕禄展览馆功勋讲解员，如今已是八旬开外的老人了。一到这些祭日，他都会像候鸟一样如期而至，既是回忆他与张钦礼那阴阳难隔的情谊，又像是要对张钦礼倾诉。

他与张钦礼的初次相遇，已经整整过去60年了。但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是在兰考浴池。

张钦礼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李国庆，原来叫李培德。”张钦礼问：“为啥改了?”他说：“我上小学时很用功，成绩好，没到毕业县初中招生我就报了名。学校上报考生名单时把我的名字勾了，我便改名李国庆，考上了中学。从此就叫李国庆了。”

1957年整风运动，李国庆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取消入党对象资格，回农村监督劳动两年多。一天，他和妻子到城西推磨磨面，张钦礼在城西北角看见他，就大声喊“李国庆、李国庆。”

李国庆很惊奇，他想，怎么张县长还记得我这个小兵的名字?况且右派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敌我矛盾，再亲的亲友也不敢接近。两年多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竟有人敢这样喊他的名字。

不久，李国庆右派被摘帽，回县总工会当会计。虽然右派帽子摘掉了，但当时平反并不彻底。月薪由原来的45块5降到30块，人前人后还是低人一等，整天夹着尾巴做人。屡次运动都是“对象”挨整，不管树上有枣没枣都得挨三杆子。

“文革”中，又被押送到杞县监狱坐牢。张钦礼平反复职后，就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和刘俊生等创办焦展，宣传介绍焦裕禄事迹。张钦礼对他说，“咱们举焦裕禄旗没有错。我们要尽力把焦裕禄的事迹宣传好。”

在张钦礼墓前，李国庆说：“我约肖百孝去看过我选定的墓地了，老肖知道我百年后在哪儿。我都80多岁了，我相信张钦礼一定能平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张钦礼平反！如果我活不到那一天，请您们活着的人一定到我的坟前点把纸，把张钦礼平反的喜讯告诉我，我就能瞑目安息了。”

当年的林业技术员、已经成为兰考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的朱礼楚，为张钦礼立了碑，但仍觉得不能尽其意，在回忆录中呼吁：“我作为一名张钦礼的老同事，情不自禁回忆起了当年艰苦奋战、根治‘三害’的历历往事和在斗争中与张钦礼结下的深情厚谊。”

“我期盼着新闻媒体，期盼着所有主持公道、坚持真理的人把实情、把兰考人民的心声告诉给世人，反映到党中央、国务院。若能如此，我情愿向你们跪磕八个响头！”

“张钦礼确确实实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干部、大清官，是我党最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如果谁有质疑，可派人到兰考走一走，做一次实地调查，我愿当你们的向导。来回路费、食宿等一切开支我都全包下来。”

有人将这个祭祀活动设在了网上，在中华网、无尽的爱纪念网、天堂纪念网等网站建立了张钦礼纪念馆。

仅在中华网张钦礼纪念馆上2011到2015年间，短短4年，就有593万多人献花，80人祭奠，除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鲜有能与其比肩者。张钦礼纪念馆里的留言也十分感人。这里不妨摘取几个如下：

yingzi70214：兰考下雪了，您那里下雪了吗？我们今天聚会，还在说您对兰考的贡献呢，大家都说是您改变了兰考的自然面貌，您对兰考人民的贡献最大，说您是最清廉的干部。您知道吗？兰考人民对您最有感情，不管官方怎么说，怎么做，咱兰考人民心里最明白，您是好领导，好干部！这一点永远不会变，这是历史！

danghun20040507：他们可以给您判刑，可以拉着您在兰考县城游街示众，开批斗大会，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报纸，他们的广播，他们的电视上随时随地说您的“罪状”。

但是，十几万兰考人为您送葬，2004年5月17日在兰考发生的事实，却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谁都看得明明白白，即使他们也有口莫辩，无法否认。民心不是用撤职、判刑能压制的。手里拿着白馍馍，心里想起老书记！我们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minzujiliang0307：今天腊月二十三，是祭灶节，我们给您送去过年用的、吃的，您一定收下。这是咱兰考地里长的，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亲手为您做的，不是送礼，不是行贿，只是表达对您的想念。叔叔说，如果阴阳之间有条路，他一定会舍去十年的阳寿去看望您！

china_8287wqgd：不要说人走茶凉，不要感叹人情冷暖，不要说有奶便是娘，不要感叹金钱的万能。世上有大爱，人间有真情。兰考人民迎接老书记魂归故里的情景，感天动地，其伟大壮举书写在五千年中华历史长卷上，前无古人，后何时有来者？让你直呼--人民万岁！

zhenlichian1001：昨天来祭奠您老，写了几句实话，帖子被删了。唉，还是不让说实话啊！今天来看望您，是想告诉您，昨晚遇一位兰考人，我们谈起兰考，自然就谈起您。

他说您在兰考工作时，下乡去过他家，在他家吃过饭，因为他家是村子里最穷的（说您的习惯是去村里穷人家吃派饭，这样您的饭钱就能合情合理的留给他们），他爸妈只能用玉米糊糊和煮的一馍筐红薯来招待您，家里什么菜都没有。

您走后，他的父母心里很难受，哭着说：多好的人啊，他整天想的都是咱这穷老百姓啊！老乡回忆说：我爹对我娘说，等日子好了，咱一定上县给张书记送碗扣肉吃。老乡回忆说：2004年5月的一天，他从郑州回兰考老家，进门听见屋里有人在哭，原来是他上了年纪的爹娘。

爹带着哭腔对他说，张书记去世了，咱得去送送他啊，咱不能没良心呀，这咋去啊，去哪找他呀？爹急得团团转。后来经多方打听，得知5月17日张书记的骨灰要运回张庄他的老家，爹就上集割肉，买葱买姜，买八角大料，给张书记蒸了三大扣碗的肉。

娘流着眼泪一遍一遍地说着：没有吃上啊，张书记他没有吃上啊，咱不知道去哪找他啊，要知道，不管多远俺也会去看他呀！

5月17号那天，爹、娘，村里所有在家的人，一大早就在灵车要经过的路上等候，贡品各不相同，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越聚越多，在街上等候的每个人都能说出和张书记有关的故事。老乡说，这是他这辈子记忆最深、最为感动的事。

老乡说：六七十年代兰考自然灾害严重，说您下乡搞规划，修水利，挖河道，开动员大会，引黄河水灌淤盐碱地，整天风餐露宿，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他说，您带出来的干部都是好干部，因为您正！这故事，让我感动。

但是很遗憾啊，我没能赶上那个时代，没有机会遇见您。我想，假如我是您的兵，我一定会像您一样正的！我是兰考人，喜欢收集有关兰考的往事，您的事迹最让我感动！

经久不息的张钦礼悼念活动，已经突破传统的葬俗。

这些悼念活动，不仅有震耳欲聋的锣鼓、载歌载舞的表演，而且主题鲜明，一直围绕着对逝者的功德进行发自内心的倾诉，更有不断发展的歌唱逝者的多种艺术形式，如诗词、书法、美术、快板、清唱、民间小调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走出家族祭奠，为人民心中的英雄歌唱，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葬俗新文化。

这也许是张钦礼对兰考、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另一种贡献吧！

一位学者说，在《二十四史》中，中华文明五千年，记载地方官逝世的，只有明朝的海瑞。据《明史·海瑞传》载：海瑞灵柩经过江面时，民众穿戴白衣冠夹岸相送，洒酒祭奠挥泪送别的队伍绵延百里不断。

700年后的2004年，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

区别是：一是海瑞病故在任上，万历皇帝下诏南京、北京二都举行公祭；而张钦礼则已离任27年，且是“释放犯”身份。二是张钦礼的场面要比海瑞的大了许多倍。三是海瑞是当年之祭，张钦礼则是安葬十多年后，民众悼念不息，渐成民俗。

第十二章 身后任评说

如此“看人下菜”

人的命运与人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张钦礼逝世后，他的一些老战友、老同事也分析了他的一些性格缺陷。他们认为，张钦礼的荣光和悲剧，总能在他的性格里找到影子。他对自己、对家人、对下属要求很严，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夏天，女同志光脚穿凉鞋、坐坐男同志的自行车，他会感到不悦，觉得那是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不严谨；同志们工作之余，打打牌，他会很反感，认为那是时间上的浪费。只有生活上一丝不苟、工作上夜以继日，他才感到有意义。

他认死理，即使对方是直接领导，他也能不讲情面，不分场合；批评下级时常措辞严厉、语言尖刻，甚至让人下不来台。

原小宋公社办公室主任王平心回忆说，一次，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大早出发，赶到小宋时已是上午9点多钟，公社食堂已经封火关门。张书记说，为我拿个馍，倒杯开水就行了。公社的同志不忍心，就让通信员到街上找饭店炒了两个菜。

因风沙大，通信员怕刮到菜里沙尘，就找了张报纸盖着端了过去。谁知张钦礼一见炒的菜，勃然变色。他对着公社几位领导大发脾气：“说过多少次了，不能搞特殊，怎么还来这一套！这是谁的主意，端走。”

他越说越生气，语言也更加尖刻，“还用报纸盖着，这是屎啊！盖住就看不见了。见不得群众的事咱当干部的一点也不能干！”说完，饭也不吃，走了。

他最看重的是男女作风或经济问题。只要是女同志找他，不论年纪大小，公事私事，他都要门窗大开。县妇联主任程爱云是一位年龄比张钦礼还要大几岁的老革命，性格爽朗泼辣。一次她找张钦礼汇报工作。一进门，张钦礼就忙着去打窗户。

程爱云就抢白他说：“你看你那熊样儿，我是你大姐，还能吃了你？”不管人家怎么说，张钦礼一直对自己这种“坚守”信心满满。不管兰考政治运动折腾多少次，甚至把他送进监狱，可从来没人说过他有过男女作风问题，也没有说过他有经济问题。

老同志们公认他在这两个方面确实做到了严以律己。但对人同样严字当头，而且严得无度，让人不可接受。对这些干部，本来组织上已经依规依纪进行了处理，但张钦礼仍然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让人抬不起头。久而久之，自然生怨。对于张钦礼的性格和他的为人处世，卓兴隆在承认张钦礼这些性格弱点的同时，也说了他的不同见解。

他生前回忆说：“不能说张书记批评人总是不讲方式方法，实际上，只是在触及他认为是原则问题或使工作遭受损失时，他才会怒不可遏，出言不逊。但即使这样，他对领导干部和对一般群众也是不一样的。”

张钦礼抓工作有个习惯，每次听完汇报后，都要亲自到现场看看。有一次，南彰公社党委书记董建军汇报说，他们的河道在农闲时都修得畅通无阻，再有大洪水也不怕了。张钦礼一听，很高兴。

“很好！咱去主河道看看吧。”张钦礼说着，又交代董建军说：“明天早些吃饭，你带上馍。”

“带馍干啥呀？”董建军不解地问道。“咱说不定跑到哪儿去哩，再到村子里吃饭也麻烦。”

“你的车子打气不打？”“不用啦！咱是去看河，不用骑车子。”

董建军不好说什么，就跟着张钦礼看河了。一开始看到的河道疏通的还真不错，张钦礼直夸好。走了一会儿，发现有一点儿没挖。

董建军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就说：“这条河上就剩这一点儿了。”

张钦礼说：“好吧。再往前看看。”

走着走着，没河道了。

董建军面子挂不住了，生气地说：“这段属于裴寨大队，他们在电话中说都完成了，真成问题！”

张钦礼说：“问题在你光听汇报上。我们既要听，更要看。光看，你看不过来；可光听不看就摸不实。”

董建军说：“我到裴寨，去找他们支书，看他咋交代！”张钦礼说：“我们应该先批评自己。”

董建军叫来支书开小会。张钦礼先了解有哪些困难。支书说因为麦前生产任务紧，人力畜力不够，才耽搁了河道疏通任务的完成。张钦礼觉得有一定道理，就没有批评大家。大家说，保证三天完成。张钦礼说，今天不算，你们回去动员一下，从明天开始算，第四天我还来。

第四天，张钦礼又去检查，还有一个大队没完成。大队长说的理由是：该锄的秋庄稼还没锄完。张钦礼说：“你想想，如果河没挖好，水一来，你的苗不得全淹了？况且，你这一段没挖好，其他地方的都等于没挖，不但淹你们的，还要淹其他大队的。”

这个大队长连连点头。张钦礼就势让他去叫人，等人来了一起挖。董建军惭愧地说：“张书记，你走吧，我在这儿盯着，不挖好，我就不走了。”

秦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是国家干部，是主动要求来当支书的，县里决定扶持他们一些资金。

张钦礼告诉他们：“要以副养农。可以买一些架子车和耕牛，牛不容易生病。”

赵新贞连说“中！中！中！”

张钦礼又叮嘱公社干部：“可不能叫他们买了骡子马。”

张钦礼一走，赵新贞和其他干部一合计，还是用钱买来两匹马。买回来三天就死了一匹。张钦礼听说是买了马，很生气，就找到赵新贞问：“你那钱花得咋样啦？”

赵新贞十分愧疚，就说：“唉，别说了，买成马了……”

“走，咱去看看，看相中相不中。”

“唉，死了一匹。”

“为什么？”“不好养呗！”

“那为什么还要买马呢？”

“队里的社员不愿买架子车。”

张钦礼没再说话，让赵新贞跟着到地里去了。这时，社员们正在起碱土，一筐一筐地担土，肩膀压得红腾腾的，生疼。

张钦礼说：“大家咋不用架子车呀？”

“唉！那钱买成马了，哪还有架子车呀？”

赵新贞听着社员们诉苦，很受教育。十分愧疚地说：“这都怨我，我写检讨！”

张钦礼说：“你写检讨也不过是一张纸，可你把几百块钱丢了。以后要多听听社员的话，上面的话，也是从群众中来的。”

一次，大夏天，卓兴隆跟着张钦礼一块下乡。那天，烈日炎炎，又闷又热。张钦礼看见有头牲口拴在太阳下的石碾子上，就上前摸了摸石碾子，烫手。张钦礼问道：“老卓，你热不热？”

“热。热得有点透不过气儿。”

张钦礼指了指牲口，问：“那它热不热？”

卓兴隆“嘿嘿”一笑，说：“它热不热你问它呀！我感到这大太阳地儿，它热得也不轻。干脆，我把它牵到阴凉地儿吧。”

张钦礼说：“别忙，还是叫饲养员来牵吧。你牵，他会有意见的。思想不通不行。”

卓兴隆听了，忙去饲养棚找饲养员。饲养员正在阴凉处睡觉，卓兴隆把他叫醒，说：“咱县张书记找你，有事。叫你到石碾子那儿找他。”

饲养员说：“你叫咱张书记来这儿吧。那儿是大太阳地，太热了。”

卓兴隆说：“不热。队里的牲口不在那儿拴着吗？”

饲养员一听，全明白了，连忙赶了过去。老远，见张钦礼正在用他的草帽给牲口遮凉扇风嘞。饲养员走上前，不好意思地说：“张书记，我睡着了，忘了。我现在就把它牵到阴凉地儿……”

张钦礼说：“牲口是咱队里的半个家业。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精心饲养。它又不会说话，饿不饿、渴不渴、热不热、冷不冷，咱当饲养员的要时刻挂在心上……”

卓兴隆认为，这件事的处理，一是可以看出来，张钦礼处理问题是看人下菜的。就这件事来说，就因为批评对象是饲养员，口气要缓和得多，充其量只是正面教育。如果换成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会说得更难听、更尖刻。

二是他不是让转告饲养员，要把牲口牵到阴凉地儿，而是把他叫到现场亲自嘱咐，原因很清楚，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偶发性小事，而是看成了如何对待集体的核心资产问题，必须郑重地对相关人员明确应该怎么做。

难道对干部就能不分场合劈头盖脸地批评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绝不是张钦礼的优点。但张钦礼不记仇。事情一过，照样很亲。

对于张钦里的“看人下菜”，何芳君也有自己的体会。他说，张书记对反对过他的人，即使犯了大错误，也少见雷霆之怒。

1976年6月，许河公社老牛圈正在紧张地灌淤，突然，埽怀村西地水闸爆了，滚滚黄河水奔腾而下。公社分管水利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房化田当时傻得扭头就跑。下午5点左右，何芳君接到电话，张钦礼一听汇报，马上结束了会议，带着何芳君赶往许河。

这时，灌淤现场已有几百人忙着堵水。刚刚从开封看病回来的公社党委书记翟钦亲自指挥，几个副书记也全部投入到了堵水之中。几台东方红推土机轰轰轰地推土，群众把附近几十亩芦苇割掉也用来堵水，但仍然堵不住。张钦礼问道：“翟钦，你说说是什么情况？”

“放水时，应先小水，慢慢加大。值班人员也应该相应地把闸门慢慢提升。但水放到最大时，闸门却没有及时提上来。水流不及，就漫顶了。这时，因水的压力过大，想提闸门已经提不起来了，这就一下子憋爆了。”

很明显，事故系值班领导不负责任造成的。

“谁是值班领导？”张钦礼问道。

“房化田值班。”翟钦回答，并为房化田打着圆场：“老房主抓水利建设，为这个水闸没少出力。不过，现在他不在这儿。”

其实，房化田躲出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回来了。他知道由于自己的疏忽给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更担心自己因在“文革”初期和王新整人时反对过张钦礼而被报复。他蹲在公社院内抱着头放声大哭，说：“这都是我没尽到责任，我有罪，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怎样处理我都不过分。”

张钦礼一听房化田是值班领导，先是严厉批评，随后，口气就缓和了下来，对翟钦说道：“好了，你们要开个党委会、干部会，总结教训，把灌淤任务顺利完成。退水闸必须确保，不能再出问题了。”

对于张钦礼处事上的看人下菜，张钦礼的家人也有自己的看法。焦裕禄去世后，除春节带人到焦家看望外，他确实极少去看望徐俊雅，但却嘱咐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要时时关照焦裕禄的家人。

除“三害”办公室的治水组长曹庆瑞不断替焦家买面买米，办公室主任卓兴隆数次参加焦裕禄子女的学生家长会。后来，张钦礼又亲自过问，把焦裕禄的大儿子国庆、二女儿守云、三女儿玲玲送入部队。焦裕禄夫人徐俊雅工作努力，成绩突出。

1973年，张钦礼提议，经组织研究决定吸收其入党，后又提任县计委副主任。这是张钦礼一生中唯一一次就人事提拔问题给组织部门打招呼。焦国庆每年回家探亲，张钦礼都要带他下乡参加劳动、访贫问苦。这些情景，焦家儿女现在还记忆犹新，两家一直保持着亲切交往。

有一年，兰考县特招女兵，张钦礼的大女儿爱真应征报名。各项条件都合格，她被录取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张钦礼知道后，一脸严肃地对女儿说：“特招女兵名额少，县里规定领导让干部职工，干部职工让农民群众。咱得紧着工人、农民家的孩子。”

爱真当时就哭了。她梦寐以求就想当个女兵，可自己符合条件却当不成！她想不通，她对父亲说：“当兵又不是当官，我为什么不能去？”

“女兵是特招的，人数少，咱不能与一般干部职工争，更不能与农民群众争。”

“我不是群众吗？”

“你是群众，但你也是领导干部子女。你去了，人家看到的是，你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不是把你看做普通群众。这样，人家就会对县委有意见，对党产生不好影响。”

爱真知道说不过父亲，一气之下，瞒着父母跑到农村三姨家住了半个多月才回家。

大情大爱福利院

2011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6周年纪念日，在张钦礼墓园，一位来自山东曹县五六十岁的男子携全家为张钦礼立碑。他叫马太平，曹县桃园集镇马寨村马春茂烈士的儿子。说起立碑缘由，听者无不唏嘘。

马太平的奶奶叫万瑞芝，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原考城县妇救会干部，八路军都称呼她万大娘。万瑞芝家是双烈属，丈夫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她又送儿子马春茂上了前线。1939年，儿子在曹县马楼反扫荡战斗中又牺牲了。

她化悲痛为力量，又带着孙子小荒景参加了革命。只要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她都会想方设法去完成。

一次，组织上举行阶级教育，让万瑞芝在前城子村演穷人逃荒要饭的戏。戏中她扮演拉棍要饭的老奶奶。张先志当时的外号叫“二布衫”，就扮演她的小孙子。万瑞芝没啥文化，见谁请教谁。

每天起早贪黑地背台词、练动作。靠着她的勤奋和韧劲儿，演出取得成功，干部群众很受教育。解放后，万瑞芝带着孙子回到了山东老家，成了一名还乡生产的老干部。

1954年，兰封和考城合并为兰考县，作为兰考县第一任县长，张钦礼逢年过节必去访贫问苦、慰问军烈属、伤残军人。不论河南、山东，也不管隶属哪个部队，只要在考城、兰封工作过的干部战士家他都尽量安排慰问到。

一天，张钦礼到山东看望万瑞芝。家锁着门，一打听，才知道她领着孙子外出要饭了。

“要饭了？”张钦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能让一位为革命献出两位亲人的老革命、双烈属拉棍要饭呢？”

得到确认之后，张钦礼心中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他下决心，一定要把万瑞芝找回来。费尽周折，终于在庄寨集找到了正在要饭的万瑞芝。两人见面，悲喜交加。张钦礼一把抱住她，眼里噙着泪说：“娘，你叫我找得好苦啊！你和荒景咋难到这个地步了！”

“孩子，家里遭灾了，我和小荒景一害病就成这样了。”万瑞芝抚摸着张钦礼的头，说：“钦礼，不要紧的。国家管点、我和荒景出外要点，饿不死的。”

“娘！你跟我走吧，我不能叫你出去要饭了！”

张钦礼说着，拉起万瑞芝就要走。庄寨集有人认出了张钦礼，对万大娘说：“大娘，他现在是兰考县县长，对咱老百姓可好了。”

一手搀扶着万瑞芝，一手拉着小荒景，张钦礼从庄寨回到万瑞芝家。张钦礼执意让她收拾一下东西跟他走。万瑞芝说：“孩子，俺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你和秀枝都忙得很，我不想给你们找麻烦、给政府添负担。再说，烈军属也不是俺一家，这也不是个长法呀！”

穷家难舍。张钦礼左劝右说，万瑞芝就是不愿意走。张钦礼只好把她安顿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马寨村。

万瑞芝带着要饭的小孙子，就是携全家立碑的马太平。

离开马寨之后，这件事让他一直堵在心里，难以释怀。从此，他每到一地都会认真观察，见到面熟的人都会认真地看上一眼。

一天，张钦礼到曹县大寨集办事，看到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婆婆，觉得有些眼熟。只见她一只手拄个棍子，一只胳膊着篮子，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沿街乞讨。他走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在白楼突围战中牺牲的张照亭烈士的母亲。

张钦礼急忙上前打招呼，老人见了他，顿时老泪纵横，说：“孩子啊，看见你就想起俺照亭了。那时候，你们俩在战场上拼杀，打了那么多仗也没有事。咋着也没想到，临到解放了，俺照亭叫敌人给打死了。”

“大娘，你别太难过。”张钦礼连忙宽慰老人家，说：“照亭不在了，还有我们呢。”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老人家抬起泪眼，说：“听说你当县长了，一定很忙。哪能再让你管俺这闲事呀？”

“这咋能是闲事呢？”张钦礼说：“俺和照亭是出生入死的好战友。你忘了，当年你冒着危险到前线给俺送吃的？你的事能算是闲事？”

张钦礼把照亭的儿子揽在怀里，亲切地问：“告诉叔叔，今年多大了？”

“9岁了。”照亭的儿子泪巴巴地说：“叔叔，我可饿。”

“叔叔这就给你买吃的。”张钦礼看着光着脚、又黑又瘦的孩子，鼻子发酸，他把祖孙俩领到集市上的一个饭摊前，说：“孩子，今天叔叔让你吃个饱。再给你买双新鞋，咋样？”

祖孙俩高兴极了。孩子见了饭，狼吞虎咽地吃着。老人家则一边吃，一边流着泪诉说：

“俺照亭在吴河地道战中牺牲后，媳妇带着孩子要嫁人。我把这个大的孩子留了下来。我说，要给俺照亭留条根。媳妇通事理，把这个大孩儿留给了我。为了俺照亭，我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把孙子拉扯大。现在家中就剩下俺这个孤老婆子和小孙子了……”“大娘，政府不是定期给烈士家属发补助金吗？你咋跑出来要起饭来了？”

“发着嘞。该给的都给了。可就怕生病花钱呀！有个病呀灾的，那就作难了。孩子小，我年纪又老。只有要饭一条路啊！”

“那你咋不找政府救济呀？”

老人家擦了一把泪，说：“咱是烈属。老伸手向国家要救济，哪好意思呀！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我出来要两口剩饭，饿不死就行了。”

张钦礼强忍着泪，从兜里掏出15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说：“一会给孩子买双鞋吧。孩子如果能上学，就让孩子去上，别把孩子耽搁了。今后有啥难处，你们就来找我。”

吃罢饭，张钦礼又把祖孙俩领到庄寨区政府，讲明情况。区上给老烈属批了150斤救济粮，并派人把粮食给他们送到家。

两次与烈士母亲的际遇，使张钦礼陷入深深的思考。这个问题不只是万瑞芝和张照亭母亲两个人的问题。兰考吕庄村的郑尾巴，抗日战争时期在考城县六基干大队当班长，在战斗中负了伤，身上一直残留着两块弹片没有取出。

复员回乡后，孤身一人。伤口一复发，痛不欲生。南郭庄的郑起明是20团的老战士。老郑在与日本鬼子作战时负伤，双目失明。复原还乡后，独自一人，生活难以自理。一些烈士的子女和病故干部留下的亲属也有许许多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

这些人虽然有政府的定期补助，但他们大多无依无靠，生活能力差，经受不起生病遭灾等困难。

张钦礼决定召开县政府工作会进行专题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想法，决定在全县开展一次全面调查，并在兰考县城许贡庄村，建立兰考县幸福院（后改称社会福利院）。

开办资金由县政府拨给，让他们住有房子，学习有教室，并给他们划拨土地、菜园，配备劳动工具。所有入幸福院人员吃饭、看病、学习、就医费用全免；县政府派干部、教师和炊事员负责管理日常生活。幸福院设党、团支部。

凡入幸福院的人员，须由乡村推荐、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对入院的老年人养老送终，少年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长大成人后，根据实际情况分配工作。县政府要求，全县各部门、文艺团体招干、招工、参军等都要优先从幸福院中选拔。

对于这个决定，抗战老干部潘子春拍着桌子叫好，说：“咱就是要一包到底！”会议还决定此项工作由县民政局主办，县政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张钦礼点名由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和县委秘书樊哲民负责协调这方面的工作。这两人一个来自原兰封县，一个来自原考城县，都对原行政区的情况十分熟悉。

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工作认真、踏实、细致、积极。由他们两个负责，不至于出现遗漏，当是绝妙的搭配。

在蔺永沛和樊哲民的积极努力下，很快调查清楚了全县烈军属、残废军人、病亡干部家属的情况。

全县生活不能自理的烈军属、残废军人、病亡干部家属及其子女共有207人。蔺永沛、樊哲民协助县民政部门和有关单位，给上述急需救助的人员办理了入院手续，兰考县幸福院（后更名为兰考县福利院、社会福利院）就此诞生。

院长人选，根据张钦礼推荐，大家一直同意与山东曹县县政府协商，调万瑞芝来兰考担任院长。

1959年，“五风”的危害尚未得到纠正，持续三年的干旱又席卷而来。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新中国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全国进入极为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兰考原本就是有名的灾区，这次更是灾上加灾、苦上加苦。

这个时期，张钦礼已被划为右倾，在老君营监督劳动。被困基层更能看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特别是看到失去父母的孤儿四处流浪，他更是觉得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考虑问题有疏漏。

烈军属、残废军人、病亡干部家属及其子女必须照顾好，不然对不起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军属；但这些孤儿同样可怜，他们也是我们领导的人民。为人民服务，不能把他们扔到一边儿去，不管不问。

张钦礼恢复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的职务后，社会福利院的工作才又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不同的是又增加了对孤儿的关注，要让那些流浪街头的苦孩子过上吃穿住有人管，学习文化技术有人教的生活，直到把他们培养成人，参加工作。

1965年的一天，张钦礼到南彰公社刘桥村访贫问苦。大队干部给他汇报了老刘家小姐弟三人的困难情况。

这个家庭，父母死得早，撇下不满十岁的刘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无依无靠的姐弟仨年龄小，不会做饭。队里分了粮食，姐姐刘重就煮煮、炒炒，装在他们的小口袋里，当“料料豆”嚼着吃。无论冬夏，渴了都是提个罐子去井边打水喝。

一个冬天，冰天雪地，井台结着厚厚的冰，不时有人滑倒在地。连个能挡寒的棉衣也没穿的刘重来到井旁打水，本来井口就很滑，她又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不小心滑到了井里。她脚蹬手扒，哭着喊救命。

邻居四奶奶听见她的哭喊声，急忙叫人把刘重救了出来。这孩子很坚强。她说她不能死，她死了那俩弟弟谁管哪！

那时候是大灾年。老百姓都缺吃少穿，这姐弟三人更是苦巴巴的。饿极了，她们就爬树捋树叶吃，姐弟三人爬树的本领比谁都强，村里都说她们是“爬树猴”。到了春上青黄不接时候，她们就掂个破碗，赶集上会要饭吃。

夏天还好说，一到冬天，日子就特别难熬。姐弟三人的破棉衣，烂糊糊的，棉花套子都滚到了袖口和裤腿。没有棉鞋、袜子，拖拉个旧鞋片儿，脚冻得红肿、溃烂、流水，像猫咬一样疼。天一暖和又痒得钻心。

邻居四奶奶和村里的好心人见她们可怜，时常接济一些，有时还帮她们缝补缝补衣服。病了，姐弟三人挤在一起，只能干巴巴地受，没钱看。村里人说，这三个孩子如果再没有人管的话，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找不着了。

大队干部的介绍，听得张钦礼耳朵发热。他要大队干部立即带他到老刘家看看。不巧的是，这姐弟仨当时都不在家。大队干部说，这仨孩儿八成又去要饭了。

张钦礼对大队干部说：“这三个孩子怪可怜的。虽然不是烈属子女，但也是活蹦乱跳的三个小生命啊！现在咱县福利院也要扩招了。凡是无人抚养的孤儿、无人赡养的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伤残人都可以推荐去。”

张钦礼走后，刘桥大队很快写了申请，为这三个孩子办了入院手续。没隔几天，张钦礼专门派了一辆吉普车，把这姐弟三个接到了县社会福利院。

姐弟三个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能够坐着县长派来的小汽车来到县福利院，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到了福利院，夏发单、冬发棉，被子褥子全都是新的，吃穿不愁。逢年过节还炸油条、包包子，大锅炖肉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再也不用在社会上流浪了，再也不用遭人白眼了。

福利院院长万瑞芝，对这三个孩子就像对亲孙子、孙女一样，特别关心。给他们发了书包、书、笔和本，安排老师专门教他们学文化、学做工、学务农。

刘重学会了蹬缝纫机做衣服。城关供销社招工，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刘秀枝。她到福利院让符合招工年龄的十二个孩子站成一排接受测试，其中合格的就有刘重。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她学会了打算盘和基本业务知识，随后，就到城关供销社上班了。

刘重个子矮，够不着站柜台，刘秀枝就发挥她的特长，分配她编轧草帽。上班第一个月，就领了人生第一次工资和按人头发的布票。刘重当时就激动得哭了。

后来，刘重的大弟弟参了军，转业时分配到兰考县民政局，是共产党员、公务员。小弟弟在兰考县粮食局工作。

福利院的人是走一批来一批。很多人都是张钦礼下乡访贫问苦发现的穷苦人、孤寡老人或流浪孤儿。安顿住生活，掌握了特长，如有机会，就可能被招工、参军、上学。在张钦礼关心下，这里不仅是一个收容性质的福利机构，更是一个培养劳动能力、掌握文化知识的教育机构。

刘贵山、刘四军、刘贵忠三兄弟也是在刘重前后被张钦礼送到福利院的。刘贵山后来成了张钦礼的通信员。在张钦礼去世3周年之际，兄弟三人给张钦礼竖立纪念碑，上书：“党的阳光照我身，党的雨露润我心，世世代代报党恩。”

另一被救助的孤儿郑金城，在县社会福利院长大，参加工作后成为国家干部，任开封造纸林场公安派出所所长。张钦礼病重住院，他和妻子多次前往探望，端汤喂药；张钦礼去世，他们夫妻悲痛万分，敬献挽联，“哭钦礼叔：无父无母，党是父母；无依无靠，您是依靠。”

并在一周年之际携全家为张钦礼树立纪念碑：“世代怀念张钦礼书记”。碑中铭记：“少小迭遭失亲痛，兄妹伶仃似哀鸿。书记泪伸南海手，救我投入党怀中。含心养育慈父心，茹苦教诲严师情。寸草难报三春晖，世代衔环祭英灵。”

2016年5月7日，张钦礼逝世12周年纪念大会上，福利院长大的孤儿刘保大会发言，没说三句话，就悲从中来，嚎啕大哭，难以自已……

兰考社会福利院红红火火办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1年底，张钦礼受林彪死党王新迫害软禁信阳之后，张钦礼亲手创建的兰考福利院也被当作流毒“肃”了。留下来的则是太多难以忘却的记忆……

难以割舍的底层情结

张钦礼这种不能一碗水端平、看人下菜的处事方法，实际上来自他与生俱来的底层情结和对和平演变的担忧。工作之余，他时常对人说，当今我们的干部在和平演变，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一个政党取得胜利之后，如不注意是很容易变的。

谁不想舒服？即使贫农的子弟，上了学，参加了工作，他没有亲自体验过苦日子，他没有深刻印象，就会贪图安逸享受。只有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他才能有贫下中农的感情，才能为百姓办事。

卓兴隆说，张钦礼心底一直有一种隐忧，老是担心老百姓在党领导下获得的权利和利益得而复失。所以，他见到底层的老百姓，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怜悯。我跟他风风雨雨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他对老百姓发过脾气。

他对老百姓，哪怕不认识，他们只要有难处，他都会管，从不会摆县长的架子。这一点，在兰考民间是有共识的。

1955年一个秋天，张钦礼骑自行车到东半县检查指导工作。走到红庙集东边的王庄村头，听到有人又哭又叫，看热闹的挤了一大片。

一位年轻妇女伤心地哭着、数落着：“恁拿着钱，塞这儿掖那儿，这下可好了，烧成废纸了……”

一位老太太说：“不埋怨你就够好了，还怪恁爹嘞。”

年轻妇女说：“我咋着也想不到俺爹会把钱藏到竹筒子里呀！我做饭一时找不到拨火的东西，就拿着竹竿拨了几下，谁知道会把钱烧了呀！”

老太太说，“你就少说两句吧。你以为恁爹不心疼啊，他心疼得都不想活了。你看看这上吊绳，都挂到后院的树上了。亏我发现得早，要不然，这会儿你就不是哭钱，是该哭爹了。”

婆媳俩吵得面红耳赤，在一旁的老汉说：“恁俩别吵了，都怪我。都是我不好！”听着那少头没尾的争吵，张钦礼赶忙上前询问情况。

王老汉叫王兴太，一家辛苦一年，喂成了两口大肥猪，卖了一百多块钱，准备秋后翻修房子用。王老汉家里穷，把钱看得金贵，不知道到底放哪儿好。

最后他灵机一动，将钱卷成卷，塞到一根竹竿里，掖在床边。谁知儿媳烧锅做饭，急着找棍儿拨火用，就把它拿出来当烧火棍了。钱被烧了，王老汉心疼得不想活了。

张钦礼问明情况后，走到王老汉跟前，说：“把你的票子拿来，我看看烧成啥样了？”

“你就别凑热闹了。”王老汉无望地看着眼前年轻人，无奈地说道：“现在看烧成啥样还管啥用？”

这时，围观的人中有人认出了张钦礼，提醒王老汉说：“这是咱县的县长张钦礼，你还不快点去拿过来。”

王老汉一听，就把烧坏的票子拿出来给张钦礼看。看到这些钱四分之三的票面没有烧坏，还很清晰，张钦礼就安慰他道：“你们别哭了，也别吵了，我给你们想个办法。”张钦礼说着，掏出笔，又从笔记本上撕了一张纸，顺手写了一封便信，让跟他一起来的户献经领着王老汉一同到红庙集银行营业所，将残币兑换成新币。营业所主任看过后，认为可以兑换，随即把王老汉烧坏的钱兑换成了好钱。

王老汉连连道谢，户献经也十分感慨，说：“张县长咋懂这么多呀，连兑换残币的事都知道。”所长说：“他当过考城县供销总社主任，能不懂这？”

他们回到村里，张钦礼正在和群众拉家常，见王老汉和户献经一身汗水回来了，就问：“咋样？”王老汉说：“换了，全换了，你可救了俺的老命了。”说着，就要跪下来，张钦礼连忙把他扶起，说：“不用谢，以后有钱不要东掖西藏，应该存入银行，这样既安全又可以生利息。”

1961年的大年三十。天黑了，下着雪。张钦礼在县人委门口，看到一位妇女蜷缩在大门外，就上前搭问：“这么晚了，你找谁呀？”

那位妇女答道：“我找俺弟弟，他姓王，在粮食局工作。俺外出要饭，要了一大袋子馍头，赶着回家过年，没想到赶上下雪天。我想找着俺弟弟住下，明天再走，可俺不知道粮食局在哪儿。俺也没有力气了，在这歇歇。”

“不用担心，我送你去。”张钦礼说道。

那位妇女连冻带饿，大馍袋提了两提，没有提起来。张钦礼走上前去，替她扛着要饭的大馍袋子，向粮食局走去。一路上，那位妇女说：“俺就知道国家干部好说话，碰上你我算烧高香了。”

到了粮食局大门口，张钦礼对门卫说：“这位妇女找他弟弟，请你帮帮她的忙。”

门卫说：“张县长，你放心吧。”

那位妇女这时才知道，一路替自己扛着要饭袋子的竟是张县长。看着这位妇女激动万分的样子，张钦礼从兜里掏出几元钱，说：“回家过年包顿饺子吧！”

时隔两年，1964年的冬天，又有两个外出讨饭的人，背着要来的两袋子吃的回家过年。因天色已晚，就蜷缩在县委大门的过道里歇着。其中一人说，“天真冷啊，冻得够呛，现在要有碗热水喝就好了。”

另一位说，“俺有个办法。你去找咱老县长张钦礼，一准行。”

那人听了，就去找张钦礼。通信员刘贵山见是个要饭的，就不让他往里进。要饭的说：“我和张县长认识，你不信，咱俩一起去见他。”

这话把刘贵山说得一愣一愣的。从他跟着张钦礼这段时间看，这事也不敢说不可能。看这个要饭的说得言之凿凿，就硬着头皮领他去见张钦礼。谁知一见面，张钦礼竟能喊出他的名字，并热情地把他让到屋里，一边倒水，一边问候。

“你先喝点热水，暖暖身子。”张钦礼说着，又问道，”这大冷天，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到外地要饭，才回来。”

张钦礼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又问道：“你咋又去逃荒了？”

“没法子，赶上青黄不接，俺娘有病，吃药看病没有钱，只好到富裕的地方讨要点。”

张钦礼听了，忙着掏钱。几个口袋翻遍，没有找到钱，只找出一块老式怀表。张钦礼不好意思地说：“我这儿也没有现钱。你把这块表拿走吧，说不定能值几个钱，救个急。”

那人听了，说啥都不要。张钦礼急了，说：“你就别逞强了。你到外地讨要，人家还给你嘞。到咱家乡我这儿，还能让你空手回去？你快拿着，到堌阳公社供销社去找张景春，他心肠好，乐于助人，说不定能帮你卖个好价钱。”

仪封乡孟砦村陶建国回忆了几件小事，也能够佐证卓兴隆的分析。

在未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当年，牛、马等大牲畜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张钦礼最关心牲口的繁育情况。我父亲是饲养员，有一次，一头母驴发情了。为了发展大牲畜，必须用公马交配。牲畜发情有周期性，耽误不得。

我父亲一时作了难，这上哪儿去找公马呢？这事让在俺村驻队的张书记知道了。他立即骑自行车跑到县配种站，找到了技术员徐向恩。县配种站的同志亲自牵着公马到俺村给母驴交配。后来，母驴怀驹、下崽了，大家高兴极了。

1963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在村西北地给牛割草。早上露水大，草特别沉。我割了一大筐，跪在地上扛了三次都没起来。那年我12岁，上小学五年级。

这时，忽然看见在俺村驻队的张书记快步走来，叫着我的小名，说：“广田，不要急，我替你扛。”就这样，一个堂堂的县长帮我背着一筐沾着露水泥土的青草，一直送到饲养棚大院。

村里82岁五保老人陶振江，脖子上起了一个碗口大的脓包疮，疼得哭天喊地。张钦礼闻讯，带着张广顺赶来，自己拿钱派人到兰考有名的外科大夫朱广典那买来药，亲手给老人敷上。

几天后，脓包疮熟透了，按照大夫说的方法，张钦礼把针消毒后，往患处一点，脓血窜出多高。张书记再次给他敷上药，三天后，陶振江就能拄着拐杖下床，逢人就说：“我的病全好了，多亏张书记啊。”

张县长在俺村驻队，轮流吃饭，每户每天交一斤二两粮票、六角钱，一轮十天。轮到社员刘效增家，张书记因急着上县开会有一顿饭钱没交。会议结束后，他又拿着四两粮票、两角钱送到刘效增家。

在兰考民众中间，张钦礼关心最底层百姓方面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1975年5月的一天，张钦礼骑自行车到坝头公社，想看看张庄、高寨、孟坊一带封住沙丘后周围麦子的长势。在高寨村南边麦地旁，张钦礼发现坐着一个年轻人，就走了过去。

“你是哪村的？叫啥？大热天，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张钦礼问。

“俺是孟坊村的，叫沈金生。村里的麦子快熟了，我在这儿看麦嘞。”年轻人回答。

“你看麦应该来回跑跑，为啥老坐在这儿？”

“我的两条腿坏了，不能走路了。我是用两只手按着地，用膝盖撑着身子，一点一点挪过来的。”说到这儿，沈金生伤感地说：“村上有的小孩喊我小痿子，我这一辈子算完了。”“你身体这样，咋看麦子呀？”

“在家光吃饭不干活，那我就真成废物了。我出来给队里看看麦子，不叫小鸟叨、不叫牲口糟蹋，也算对得起队里分给我的粮食。”

沈金生无奈地说，看看这个人陌生人没啥恶意，似乎又来了一些自信：“我的腿不能走路，可我的眼睛中。你看，我在那边扎了个草人，往麦田里一竖。我在这边再掂个破铁锅‘当当当’一敲，小鸟、牲口都吓跑了。”

张钦礼被身残志坚、热爱集体的沈金生感动了。他弯下腰，关切地问：“你这两条腿是咋回事？能给叔叔说说吗？”

“我的腿是给队里干活时摔伤的。开始还能走，后来，出汗受了凉，慢慢就成这样了。叔叔，你看我的腿还能治吗？”

“我看能治。我想到你家，去见见你爹你娘。”

金生的爹娘一五一十地向张钦礼讲了孩子得病的经过。张钦礼说：“这孩子懂事，爱集体。趁年轻，得抓紧时间给他治。你们收拾收拾，咱们现在就走，我带你们给孩子看病去。”

到了县医院，张钦礼对一位老中医说：“他是穷人家的孩子，热爱集体。你要想办法把他的腿治好。”

老中医说：“请张书记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争取把他的腿治好！”

时隔不久，张钦礼、刘俊生下乡，专门拐到沈金生家看望他。看到沈金生能站起来、拄着双拐走路了，两人非常高兴。

1976年春，兰考县黄河复堤指挥部设在高寨村。张钦礼在紧张的复堤会战中，抽空儿又来看沈金生恢复情况。这时，沈金生拄着双拐，已能比较稳当地走路了。

“治病宜早不宜迟。”张钦礼说：“明天我带你到开封淮河医院看看，看能不能让你早点丢掉双拐。”

第二天，张钦礼亲自带着沈金生父子到了开封淮河医院。一位老专家说：“能治好，但必须住院治疗。”张钦礼帮他们办好住院手续。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沈金生真的扔掉双拐，独立行走了。

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能骑自行车了，还能参加队里的劳动。后来，经人提亲说媒，还娶了媳妇生了娃。沈金生心灵手巧，除种好庄稼，还开个自行车修理部，生活过得很幸福。

对最底层的民众如此，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样关心备至，很少把脾气发到他们身上。张钦礼的通信员刘贵山曾经一口气说了九件这样的小事。

1964年冬的一天，张书记下乡回来，已经很晚。刘贵山接过他的自行车，并随口问道：“张书记，你吃饭了没有？”“没有。”张钦礼回答说。

“我去叫伙上给你烧碗汤。”

“别！炊事员都辛苦一天了。再说，扎开火给我一个人做饭也浪费。我给你钱，你去街里随便买点啥，我垫一下饥就行了。”

刘贵山接过钱，在夜市上给他买了两块杠子馍送了过去。张书记在灯光下，啃一口凉馍就着一口白开水，一边吃，一边工作。

1968年的一天，机关搞困难救济，张榜公布的名单上有刘贵山的名字。张钦礼看到后，就找到刘贵山问道：“贵山，你申请吃救济了？”

“申请了，救济20元，想买床被子盖。我现在盖的还是公家的被子。”刘贵山回答。

“如果是这样，我看你就用不着申请救济了。俺战停去当兵了，他的被子给你盖，不就解决了？”

张钦礼看刘贵山点了头，就继续说道：“以后有啥困难给我说，咱能解决的就不给国家找麻烦。咱们是国家工作人员，要让国家的救济款用在更困难的同志身上。这也是为国家分忧啊！”

听了张钦礼一席话，刘贵山很受教育。当天就要回了救济申请。张钦礼让刘贵山去他家拿被子，刘贵山说啥也不肯去。他太了解张钦礼家了，他家也不宽裕。后来，还是刘秀枝把被子给送来了。

刘秀枝说：“贵山，你咋恁外气。在我眼里，你和战停都是我的孩子。”

此时，刘贵山满眼泪花，连忙接过被子，对刘秀枝说：“好，我盖，我盖！”

与一个叫花子的旷世情缘

2007年清明节，安小鱼携全家给张钦礼竖立纪念碑：养身父张公讳钦礼千古。一九五零年春，养父张钦礼、养母刘秀枝夫妇在小宋搞土改。访贫问苦中，发现我家靠讨饭度日。生母得结核病卧床不起。

我仅三个多月，无奶喂养，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养母养父商定，有口饭与我们同吃，婴儿当亲生抚养。从此，刘秀枝一边工作，一边伺候我母，给我喂奶。当时，刘妈亲子战停不到半岁，也在乳养中。

一母两儿，一奶双养；擦屎刮尿，移干就湿。历时八个多月。难以想象，二位老人家是如何挣扎过来的。土改结束，他们一家离开小宋时，我家已翻身做主，我也长成一岁多的健康幼儿。

生母在世之日，时常提起。没有张叔叔、刘妈妈搭救，我们早已家破人亡。我本人也早已抛尸荒郊。生身养身恩同重，世代感念救命人。

小宋集安兴才携妻王芝兰，子安显华、安显富，女安桂芝、安平、安爱荣、安凤娇、安凤梅跪泣。公元二零零七年清明立。

他们的缘分要从刚建国时说起。

1950年初，张钦礼被选送到武汉干部进修班培训。

一天课后，张钦礼到街上买学习用品。忽然听到前面有打骂声和惨叫声，就赶忙走了过去。这里围了许多人，一个光着脚丫子、衣服破烂的叫花子，被几个人打得鼻青脸肿，满地翻滚，嘴里还流着血。

张钦礼走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为啥打他？”

“这个穷鬼抢俺的馒头。”

“你们别打啦，多少钱我来赔！你看这个要饭的瘦得皮包骨头，不是饿极了，谁想这样！”

那几个人瞅了瞅这管闲事的，穿着旧军装、扎着腰带，一时估不清身份，悻悻地走了。

张钦礼上前扶起这个叫花子，关切地问：“你是哪儿的人呀？”

“俺老家是河南考城小宋的。家里太穷，跑到这儿要饭来了。”

“俺是考城南彰的，咱们还是老乡嘞！走，今天我管你吃个饱！”

他们俩来到一个饭摊上，张钦礼买了不少饭，看着他吃。这个叫花子含着泪对张钦礼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啦。”说着，头也不抬，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张钦礼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说：“你慢点吃，别噎着了。饿久了一下子吃太多容易撑着，吃不完的你都带走。”

小叫花子一边“嗯、嗯”答应着，一边还是吃个不停。张钦礼瞅着离乡背井、可怜巴巴的老乡，心里不是个滋味。

“你叫啥名儿？家里还有谁？”

“俺姓安，叫安永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实在难熬。听说这大地方饭好要，没想到在这儿要饭也这么难。”

张钦礼一边把身上的钱掏给他，一边对他说：“咱老家正在搞土改，开展互助合作，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你回家吧……”

安永先流着泪点了点头。张钦礼走了。安永先这才想起，忘了问救助他的人叫什么名字。

武汉培训结束，张钦礼回到考城，迅速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工作中。有一天，他和通信员在小宋乡搞访贫问苦，路上碰见一位挑着担子，走路东摇西晃的农民。只见担子的一头挑着一些破烂，一头挑着一个两三个月大的、不停哭闹的婴儿。

张钦礼觉得这人有点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那个人也瞅了张钦礼一眼，惊喜地说：“恩人，我又见到你啦！”张钦礼这才想起，他就是自己在武汉救助过的那个要饭的老乡安永先。

“你这是到哪儿去呀？”

“家里太穷了，俺孩儿他娘得了痨病（肺结核），没有奶。这是俺的儿子叫小鱼。他娘想着大小是条命，养不起，叫把孩子送人，俺是咋着也不舍得。眼见着孩子饿得快不行了，我就到处打听谁家有吃奶的孩子，给人家说点好话，让救救俺孩儿，能寻一口是一口……”

安永先说着说着，眼泪顺着干瘦的脸颊流了下来。安永先擦了擦泪，又对张钦礼说：“上次多亏你在武汉救了我。要不是我不被人打死，也会在外边饿死。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张钦礼说：“老乡亲，老乡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哪！快说说，家里咋这么难哪？需要咱政府帮助你就尽管说。”

随行的通信员指了指张钦礼，说：“他就是咱县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

安永先激动地说：“我听你的话从武汉回来后，家里分了地，日子也好过了。可穷人家害不起病啊。我都快急疯了，这日子可咋过呀！”

张钦礼安慰他说：“你可别泄气，咱们一起想办法。有咱共产党、有人民政府，决不会看着你家饿死人的。”

安永先说：“你的话俺信。我不泄气，不泄气。”

张钦礼蹲下身子，仔细看了看小孩。孩子瘦得不成样子。一双小手乱抓，哭声就像小猫叫，好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张钦礼心里像猫抓一样难受。

晚上，张钦礼回到家，就对妻子说：“唉，今天下乡，在小宋碰到一个人。家里穷得没法。他老婆有病，有个小男孩俩仨月大，没有奶吃，眼看就要饿死啦！咱应该帮帮他。”

刘秀枝说：“我的奶水好。叫他的孩子吃我的奶吧。”

张钦礼高兴地打个立正，说：“秀枝同志，你的觉悟真高，我代表组织给你敬个礼。”

秀枝嗔怪道：“你八成早就给人家许上愿了。”

张钦礼说：“我哪敢呀！现在是新社会，讲究男女平等。不征得你的同意，我哪敢擅自做主。”秀枝说：“那你还不赶快去把小孩抱来，救孩子这事耽误不得。”

从此以后，安小鱼（大名安兴才）就由刘秀枝喂养。小鱼特别能吃，眼看着胖了起来。小鱼的母亲患的肺结核是传染病，但刘秀枝也不嫌弃，对她也时常抽空给予照顾。

安永先一家千恩万谢，说张钦礼夫妇是小鱼的救命恩人，非叫安鱼认张钦礼夫妇为干爹干娘。张钦礼夫妇坚决不肯，说，俺俩是党的干部，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村里人也十分感动，对小鱼一家说：“恁家真是遇到活菩萨啦！”

一晃十来年过去了。张钦礼一家搬到了县城，安小鱼也慢慢长大。一天，安小鱼掂着一篮鸡蛋来到县城，找到张钦礼家，一进门就喊：“娘，我来看你了。”

秀枝高兴地说：“来就来呗，还拿啥东西。”

“娘，我不是想让你和俺爹补养补养身子呀！俺爹呢？”

秀枝说：“他经常不着家，在县委办公室嘞。”

小鱼说：“我想俺爹啦，咱去看看他吧。”

两人一起来到县委大院。一见面，小鱼就喊张钦礼“爸爸”。张钦礼摸着小鱼的头，高兴地说：“小鱼，咱公家不兴认干亲，你今后不要叫我爸爸了。”

小鱼说：“那我叫你啥？”

“叫叔叔啊！”

“那好吧。”

小鱼说完，跑到秀枝面前，对着秀枝说：“那俺叫你娘，到啥时候都不改口。”秀枝说：“好，好！不改口，你到啥时候都是俺孩儿，我到啥时候都是恁娘。”

一晃，又是多少年。

1989年，张钦礼出狱后，夫妇二人住在开封翠园小区。安小鱼经常背着好吃的前来看望。见二老体弱多病，就叫他的二女儿安平前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这一照顾就是两年多。

张钦礼有病住院，安平想着法子给爷爷做可口的饭菜，蹬着自行车来回送饭。见爷爷打着吊针吃饭不方便，就用勺子一勺一勺喂爷爷吃。不知情的人都以为她是张钦礼的亲孙女。张钦礼也常给她讲革命故事和做人的道理。

后来，安平长大成人，离开了张钦礼夫妇。她逢人就讲：“俺爷爷奶奶最好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说起张钦礼爷爷的故事，她一口气能说很多。她说，“俺钦礼爷爷最勤俭、最高尚，对老百姓最亲。我在翠园照顾俺爷爷时，前来看望他的人很多，最多的是老农民。”

安平最受感动，也是常常给人讲的就是她的钦礼爷爷与一位老农的故事：

一次，一位70来岁的农村老大爷前来看钦礼爷爷，扛来一袋子红薯。两人一见面亲得不得了。爷爷的记忆力特别好，连老大爷家几口人、孩子叫啥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提到治沙治碱，俩人格外激动。

“张书记啊，过去俺村是个盐碱窝，地里白花花的，种啥啥不成。没啥吃，只好登火车轮子，逃荒要饭。光俺家就有两根要饭棍，我这老寒腿就是那时睡路边街头落下的病。”

“后来，你带着俺们修台田、栽树固沙、引黄灌淤，俺村的孬地都变成了好地。我今天带来的红薯，就是俺地里见的。俺村里的人让俺带话了，都说要来看你。”

俺钦礼爷爷笑着对那位老大爷说：“老哥，你替我给乡亲们捎个话，就说我谢谢他们啦。”随后，他又拍了拍老大爷的腿，说，“我这里有一坛子人参泡酒，专治风湿老寒腿。你拿去喝吧。酒喝完以后，再续上酒，接着泡，接着喝。”

睡前，俺爷爷亲自给老农打洗脚水，晚上两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有说不完的话。临走时，俺钦礼爷爷捧出人参泡酒，坚持送给那位农村老大爷。

我知道，这坛酒是爷爷的大女儿爱真姑姑孝敬他的东北人参酒。玻璃坛子装着十来斤酒，中间泡着一根名贵的东北大人参，盖上还包裹着红绸子缎带，看着就十分珍贵。俺钦礼爷爷一直舍不得喝，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前来看望他的农村老大爷。

老大爷抱着沉甸甸的人参泡酒，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爷爷一直将老大爷送到汽车站，看着老人坐上车才转身回家。

在安平的记忆中，钦礼爷爷是最节俭的了。她说，俺爷爷的衣服破了，他自己缝。一件衬衣打了好多补丁。衣服瘦了，他沿着腋下一边拆开，加上一溜布条，缝好又继续穿。他喜欢书法、绘画。

没有压纸的镇纸，他就将别人装修房子裁掉的地板砖边捡回来当镇纸用。没有纸，他就买最便宜的草纸，或将旧挂历反过来用。

安平说，俺爷爷的儿女都很孝敬他，经常给他买鱼吃。每次做鱼，爷爷都不让把鱼鳞丢掉，都是让我洗洗熬成鱼鳞冻，说是吃了可以补钙。

爷爷对自己特别刻苦，可对穷人很大方。葡萄架公社王庄村有一个叫锁常的青年，家里穷，上大学交不起学费。俺爷爷一次就支援他800元。可我知道，俺爷爷这时候每月发的生活费才一百多块钱，再多，俺爷爷也没有更多的节余呀！那是他近半年的生活费呀！

晚年的张钦礼还挂心着安小鱼一家的生活情况。一天，张钦礼和老同事刘俊生等来到离县城70里的小宋集，看望安小鱼一家。安小鱼夫妻和女儿一看张钦礼来了，一起扑了过来，一个拉着他的手，一个拉着他的衣角，放声大哭。

安小鱼边哭边问：“爹，你回来了，俺秀枝娘的身体咋样？”

“她还好，不用挂念。”张钦礼答道，瞅了瞅屋里，没见小鱼的妈妈，就问：“你妈妈呢？”

安平哭着说：“爷爷，你来晚了，俺奶奶刚去世。临断气时还不停地念叨着你，‘恁张爷爷，大好人哪！恁张爷爷好……’你能早来三天，还能见俺奶奶一面……我夜里做梦你来了，今天你真的来了……”

张钦礼在安小鱼夫妻和女儿的搀扶下来到安小鱼生母的坟前三鞠躬。刘俊生望着70多岁的张钦礼与百姓亲如一家、情同骨肉的亲情和情景，含泪举起了相机，拍下了那感人的、让人难以忘怀的一幕。

张钦礼在郑州去世，安小鱼一身重孝给张钦礼守灵送终。

家门口当官只能六亲不认

张钦礼在兰考连任县长，后又担任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可谓有职有权。但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家人和亲朋好友谋过任何私利。

一次，张钦礼的父亲得了急性肠梗阻，十分危险。

当时在南彰工作的刘保找了一辆汽车，将他的父亲送到医院救治，老人家才转危为安。事后，张钦礼就追问找这个汽车是咋回事？刘保说：“那不是救急嘛！这一不挨你的事，二不挨公家的事。是我个人出汽油钱拉老爷子去的医院。”

“你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毛孩子能有几个钱？回头到我这儿把钱拿走！”张钦礼态度十分坚决。

张钦礼的亲属，除了一早参加革命和考上大学、参军出来工作的外，其余一律在家当农民。

他的弟弟、妹妹和侄女上大学，他和三弟张钦芳不让他们吃国家的助学金，由他俩按月供应生活费。他的亲属甚至连正常提拔都很难，即使组织上研究过了，只要他知道了，也得被“搅黄”。

张钦礼的兄弟姊妹6个，他们都有一肚子难以忘记的故事。

大哥钦俄和大妹瑞兰早年参加革命，无论抗日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为八路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是常事。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像他们这种情况的都安排了工作。但他两个一直在家务农。

瑞兰育有6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有人劝她，找找二哥张钦礼，看能不能参照有关政策照顾照顾。结果被张钦礼给回绝了。

一次，她有病住院，因交不起住院费，病没看好就出院了。公社知道她的情况后，十分同情这位老革命的遭遇，为帮她走出困境，就救济了她30元钱让她治病。张钦礼知道后，让大妹把钱一分不少地退了回去。

二妹瑞芝，大专毕业后分到兰考二中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省级模范班主任，后来被提拔为学校党支部书记。由于学校升学率高、校风好，兰考二中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列为河南省重点完中。

1969年，县委研究决定提拔她担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钦礼在北京参加党的“九大”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表示坚决不同意。

理由是，县委会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要求复议。在他的说服下，县委收回了任命。当县委组织部把这一变化通知张瑞芝时，她笑了笑，说：“俺二哥让俺留在基层是好意。”可这一留就是30年。

事后，张钦礼对二妹说：“我们家上几辈都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才翻身做了主人。你成了教书先生，我出席‘九大’到京城开会，几乎天天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这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啊！”

他怕二妹不理解，又专门打了个比方，说：“你想想，周总理都不让侄子留在北京工作，咱也不要当那个局长。”瑞芝说：“二哥，我听你的。”

三妹凤芝天资聪慧，品学兼优。当年她从农村考上郑州大学，按规定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张钦礼对她说，“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不要吃助学金了，我每月给你寄生活费。”她听了二哥的话。没想到，1967年二哥被打成走资派，锒铛入狱。害得她立即没了经济来源。

为了把学上完，她只好从几百里外的老家背窝窝头、咸菜，馊了也舍不得扔。她想申请助学金，学校食堂司务长对她说：“你现在再申请补办助学金，上边能批吗？到时候名额补不上，你再受株连，上不成大学了，那就更麻烦啦！”

“不能上大学，活着还有啥意思啊？”性格要强的凤芝绝望了，蒙着被子哭了一天一夜，还写下了遗书。二姐瑞芝闻讯，火速赶到郑州大学，百般劝说，使她鼓起生活的勇气，并以顽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

如今，原本认为对她们刻苦的二哥进了监狱，三姐妹聚在一起抱头痛哭。凤芝抽泣着说：“当年，二哥一句‘县长的妹妹不能吃国家助学金’的高调，我就……”

“都这么多年了，咱二哥都这样了，你们还抱怨他啥？”凤芝话还没说完，瑞芝就截了过来，说，“要抱怨，大姐不也是一肚苦水吗？”“我不是记恨咱二哥，我是想不通！我觉得像咱二哥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为啥命运还对他那样不公平！咱二哥太屈了！”大姐瑞兰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凤芝连忙摆手，哭着说：“平常我都恼咱二哥。但每次他一倒霉，我又特别难受，千方百计从生活上帮助他们家。我感到像他那么好的人，上哪儿找呀！人不能坏良心……”一语未了，姐妹三人又哭作一团。

大哥张钦俄和村里的人到县里拉电线杆，晚上就住在县政府北边的空地上，支起架子车过夜。同去的人对他说：“你在这儿睡，蚊虫叮咬，露水大。恁二弟在县政府当县长，就隔道墙，你咋不过去找他呀？”张钦俄说：“他忙得很，俺不想给他添麻烦。”

四弟张义斌，郑州大学本科毕业，分配到兰州窑街矿务局工作。他富有才学，为人善良宽厚。张钦礼的几次挨整，他都难免被牵连，陪斗、罚跪都少不了。结婚后，妻子在开封工作，生活十分不便。

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张义斌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二哥张钦礼写信，请求帮忙。张钦礼回信要他“四海为家”。张义斌哭了。随后又和妻子一起当面求他，他还是那句话：“在哪儿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不能通过私人关系向组织提要求。”

气得本来就有些口吃的四弟脸憋得通红，半天，指着他恨恨地说了一句：“你真是六亲不认哪！”

张钦礼的一个本家侄子，通过别人在县城找了个临时工，他发现后就毫不留情地给撵了回去。甚至岳父岳母、亲生爹娘临去世，他都没有到场。不是忙得走不开，就是成了运动对象去不成。

有的亲属气不过，说：“就是卖给公家了，也不至于这样呀！”有人气愤至极，说他“六亲不认”。此话传到他耳朵里，他颇有些自嘲地说：“只有六亲不认，我才能在家门口当个百姓信得过的清官、好官！”

但亲戚们也说，钦礼的“亲”没在嘴上，在心里。在第一次被捕入狱的生死关头，他将自己身上仅有的11元钱和用了多年的旧钢笔掏出来，让人帮忙转交给其上大学的侄女。说：“你告诉淑华，她是俺家的头一茬大学生，国家的宝贝蛋……以后不论再难也要把学上完。”

张钦礼六亲不认，他讲的大道理，家人都懂，主要是处理方式往往不好接受。其实，在对老亲家时，他也很会注意方式，甚至又“借力”为他服务的兰考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1973年春季的一天，他在地委开会时犯了病，身子颤抖，直冒虚汗。地委书记高明山见状，立即叫车送他到淮河医院看病。

淮河医院是专门为治理淮河工程服务，于1955年3月组建的医疗机构。其早期为河南省淮河医院，随后易名为开封地区人民医院，现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河南大学淮河临床医院，综合性三甲医院。

通信员王根善打听谁的医术最高，人家说刘院长最好。这个刘院长叫刘嘉颖，是该院创始人之一、业务副院长，医德医术享誉黄淮，尤其在豫东一带广为称颂。据说，多么厚的德国出版的医药典籍他滚瓜烂熟，问他哪种药，治什么病，他不假思索就能说出在哪一页。

王根善就挂了刘嘉颖的号。想不到挂刘大夫号的人特别多，队排得老长。为了不耽误张钦礼的病情，王根善挤到前面，说明原因，想让刘大夫提前给看看。

刘大夫瞅了瞅他，说：“到这里来看病的都是我的病人。我看的是病，不看职务。小同志，不是张书记让你求我提前看的吧？”

王根善点了点头。刘大夫笑着说：“告诉你吧，他是绝对不会插队搞特殊的。我太了解他啦！他还是俺的亲家嘞。你赶快给他弄个糖块先含到嘴里。他的症状是糖尿病犯了。”

王根善碰了个钉子，心想：“还是亲家呢，一点面子都不给！”想想他是书记的亲家，也不敢多吭声，就按刘大夫说的，急忙买了糖块让张钦礼含上。

张钦礼看着王根善气呼呼的样子，问道：“你这是去哪儿了？谁惹你啦？”

王根善如实相告。张钦礼笑了。他指了指排着长队的病号，说：“这排队的病人，哪个不是忧心忡忡、心急火燎呀！他们大都是农民，百十里地赶来，拖家带口的，不易啊！你咋想起来去插他们的队呢！你这不是让刘大夫作难、让病人反感吗？记住，咱和老百姓的肩膀一样高。”

好不容易排到跟前，张钦礼的病情已有好转。大概是含糖块起了作用。刘大夫一见张钦礼，歉意地笑道：“让你久等了。”

张钦礼说：“没事。老亲公，你快看看，我的病咋又犯了。”

刘嘉颖一边安排他做几项检查，一边拿着听诊器听。认真地看过之后，说：“你这是长期生活不规律，积劳成疾造成的。属于代谢功能紊乱，就是古人说的‘消渴病’。看来以后你到哪儿都要备点吃的，以防不测。”

张钦礼服气地点了点头。临别，张钦礼诚恳地邀请刘大夫带着医疗队下乡，给兰考的老百姓看病，以解除基层百姓的疾苦。

刘嘉颖笑着说：“钦礼，你这是挂了两个号啊！给自己挂一个号，又给兰考老百姓挂了一个号。”

不久，淮河医院的医护人员，由刘嘉颖副院长带队，来到了兰考夏武营村。他们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找了个空旷地，扯起“开封淮河医院农村医疗工作队”的横幅，麻利地摆好桌椅板凳和医疗设备。

他们身穿白大褂，手持听诊器，免费给社员看病治病。社员群众那个高兴、感动无以言表。他们说，麦熟一晌，耽误不得。平常三夏农忙，有个病啊灾呀，怕影响农活，都是咬着牙硬扛着。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收完麦、打完场再去看吧。

实在不行了，就把家里、地里活计丢在一边，拖家带口到城里找大夫。来回路费、挂号求医，步步作难。现在，刘嘉颖这样的大名医来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看病求医，那真是俺们老百姓的大福分呀！

刘嘉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到兰考，给社员群众看病，让张钦礼深为感动，也非常重视。他安排王根善全程陪同，协助医疗队开展工作。县卫生局局长许清刚闻讯兴奋极了，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得好好谢谢他们，向他们学习，把医院的大门开到贫下中农的家门口。”

“不能光谢。”张钦礼说，“你尽快挑选一些医护人员，到夏武营观摩学习，配合医疗。这谢谢他们的事我来管。”

张钦礼赶到夏武营，握着刘嘉颖和医疗队员们的手，高兴地说：“你们咋来了？欢迎欢迎。”

刘嘉颖调侃地说：“你都为老百姓挂过号了，我们能不来吗？”

张钦礼哈哈大笑。随即对在现场忙前跑后的王根善说，“你要给医疗队做好服务工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王根善为了配合医疗队的工作，起早贪黑，全力配合。医疗队没上班，他就早早到场，协助做好就医前的准备工作。医疗队看病不论有多晚，他坚持陪伴到底。给医疗队端水、送饭，忙得是团团转；照护病重的和老年病号，他不怕苦不怕累。

对刘嘉颖等老专家，他更是热情服务。刘嘉颖看病大都要到夜里十来点，王根善怕他饿，不是给他送个烙馍卷菜，就是送包花生仁。晚上，他还给辛苦一天的刘嘉颖打好洗脚水，感动得刘嘉颖直夸他“勤快”。

王根善说：“你对俺县的百姓好，俺张书记高兴，俺也高兴。俺张书记还说了，要请你们吃顿好饭嘞。”

兰考的百姓听说开封大医院的名医来了，一传十、十传百，三乡五里的群众都赶来请他们瞧病。

夏武营一位老大娘，多年来一犯病，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她一直以为是胃病。吃了治胃疼的药，虽然每次都能缓解，但总是除不了根。经刘嘉颖大夫一看，确诊为胆结石。经县医院配合治疗，困扰十多年的病一下子除了根。老大娘是走到哪儿夸到哪儿，感激不尽。

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眼睛不好使，走路有困难。刘嘉颖大夫就到他家为他诊断治疗。老大爷感动地说：“俺是五保户，眼睛不好使，到城里看病连门都摸不着。你来到家给俺看病，叫俺说啥好呀！”

乡亲们看着日夜忙着给群众看病的医疗队员们，又感动、又心疼。有的给他们倒开水，有的为他们送吃的，把兰考的特产花生、大枣端出来请他们吃，亲如一家。就这样，开封淮河医院农村医疗工作队在夏武营一直废寝忘食地工作了6天。

医疗队要回去了。一直在现场忙乎的王根善连忙打电话告诉张钦礼，并提醒他别忘请客一事。张钦礼满口答应，一连几个“请！请！请！”

刘嘉颖和医疗队的同志们听说地委书记张钦礼要请他们吃饭，非常高兴，还猜测着会请他们吃点啥。有人问许清刚，许清刚说：“这我可说不准。跟他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他说请吃饭。”

晚上，张钦礼如期而至。一人一碗热腾腾的好面面条，里面卧着两个荷包蛋。有的同志看看说张钦礼“真抠”。刘嘉颖却高兴地说：“张钦礼的面条真香啊！”

2003年，刘嘉颖大夫去世，豫东大地万家悲痛。成千上万的人前来送行。灵棚挽联高挂：“滔滔黄淮诉说济世恩典，悠悠岁月铸就一代医魂。横批：当代医圣。”张钦礼携子女前去吊唁。面对老亲公的遗像，他泪流不止，并于灵前诵诗一首：

东京医圣刘嘉颖，

全心全意为人民。

不论权贵与百姓，

照样排队不媚情。

医德高尚人敬仰，

悼念人民好医生。

亲朋好友十分感动，动情地说：“这老哥俩的感情真深啊！”

张钦礼被判刑入狱后，张先志掂着吃的到新安县省第四监狱去探望他，想起一件事，问道：“刘秀枝事事都把你的话当圣旨，记得有一段时间她不理你，这是咋回事儿呀？”

张钦礼一下子被问懵了，挠挠头，想了想，说：“唉！想起来了。那是她的救命恩人李随军，解放战争中救过你嫂子的命，他想让我给他批个条子买些化肥，我没给办。就这有半月不理我。”

“我也听嫂子说过。她说了好话几箩筐，你就是不开口。这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了。”

“那不是光对他的救命恩人，我的老战友也一样。”

张钦礼说着就给张先志讲了他的老战友马振清找他买自行车的事。

马振清，外号“马四毛”，两人那可是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情谊。马振清转业到山东曹县楼庄老家，总忘不了老战友张钦礼。时不时写个信、捎句话，隔段时间就找上门来叙叙旧。

20世纪60年代，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件，特别是加重永久、飞鸽，这两个牌子在农村特别时髦。看着人家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很神气的样子，马振清的孩子心里也直痒痒，就央求父亲给他也买一辆，永久加重的最好，飞鸽牌的也中。

马振清说：“现在自行车都凭票供应，这购车票难弄啊！你还想要个名牌车，恐怕不好办。”

孩子说：“你弄不来票，去找俺钦礼叔啊。他当县长的，弄个自行车票还不容易？”

马振清一听，说，“咳，我咋忘了这个了。找恁张叔，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要他骑的车，他都不会有二话！”

第二天，马振清兴冲冲地来到兰考县城，说明来意。张钦礼面有难色，说：“这是国家按计划凭票供应的商品，你让我到哪儿去找票嘞？我总不能把别人的票扣下来给你吧？”

马振清不高兴地说：“大老远跑来，求你办这么点事你都不办，我回去咋向孩子交代？”

张钦礼赶忙说：“老哥，你别心烦、上火。我知道孩子都很懂事，你只要给他们讲清道理，他们会理解的。啥时候俺家发了自行车票，俺送给你用，还不行吗？”

张钦礼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马振清也不好再说什么。为了不扫马振清的兴，临走，张钦礼给老战友买了一个粪箩头、一把铁锨。说：“老哥，我给你买了两件礼物，你千万别嫌不好，它主贵着嘞。你每天挑着粪箩头，来回转悠转悠，又健身，又能多打粮食。”

马振清听了，哈哈大笑，说：“本想买个自行车骑着回去。没想到你给俺买了个粪箩头，让俺拾着粪回去。亏你能想得出来！这粪箩头俺要了，这是一县之长给俺买的，新鲜、主贵、有意义。”

张先志听了，笑笑，说：“其实事情完全用不着这样生硬地去处理。完全可以变通嘛！”

张钦礼两手一摊，为难地说道：“咱县委会定下的规矩，我咋能带头打破呢？我这儿开个小口，那后边就是难以填平的大坑啊！”张先志吧嗒吧嗒嘴，没搭话。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钦礼，你知道你为啥老倒霉呀？一是你得理不让人，特别是得罪了顶头上司；二是你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你是水清则无鱼呀！”

张钦礼说：“我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来批我！你说我无鱼，为啥你每次都跟着我。别说我有没有鱼啦，我现在都成了笼中鸟了。”说罢，俩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他是党的人

对于张钦礼的“看人下菜”，他的家人有着更深的体会。有时甚至到了有失常情的地步。

1962年他被平反、官复原职后，国家给他补发工资1264元。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父母想用他这些补发的工资，把家里欠下的债还还。老父亲徒步百十里来到县城。对他说：“你看这几年，咱家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欠了不少外债。能不能帮家里点呀?”

“爹，我现在没钱了，等发了工资再说吧。”

“你不是补了一千多块吗?总不会这么快都花完了吧?”

“我都交成党费了。我用一个小手巾一包，全都交了，一个子也没有留。”

张钦礼的父亲“嗨”了一声，说：“不是爹说你嘞，三年自然灾害，咱县的老百姓苦，恁爹恁娘比老百姓还多一苦，那就是儿子被打成右倾，到农村劳改的苦。那时，咱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地里的野菜、房前屋后的树叶都吃光了，一家老少都浮肿。”

“你用补发的钱交党费，做得对，爹不怪你。可你想想，恁爹恁娘遭的灾、受的罪也不轻啊！你咋就一点都想不起来呀！”老父亲说着，又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三百多元的账单，说：“孩子，这债压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张钦礼接过父亲的账单，看着饱经苦难的父亲，含着泪说：“你回去跟俺娘说，叫她放心。咱家的欠债我一定还上!”

张钦礼有个习惯，工资、花费都由通信员管。当月买什么、吃多少、钱花到哪儿，都是通信员去办，凭手续到会计那儿记账。月底把支出部分从工资中一减，剩余部分几乎都用于帮助父母还债了。

他当时的通信员张杰说：“张书记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要看他平时穿得很干净、很整洁，但那都是烂了补，补了穿，穿的、用的基本不见新。一条被子补了十几处补丁也舍不得换新的。他把平反补发的工资交成了党费，可他的父母、妻儿也是灾民呀!”

“对于这一点，张书记不是不清楚、不孝顺，他是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哪！”

1963年正月初一，刘秀枝在家生二女儿挺真，县妇联主任程爱云闻讯赶来帮忙。刘秀枝强忍着一阵阵疼痛，感激地望着这位战争年代就在一起工作的老大姐。有她守在身边儿，她心里踏实多了。

当时，张钦礼一家住在县土产公司家属院的两间旧瓦房里。寒风刺骨正月天。程爱云先弄些柴火拢着火，去去屋里的寒气。接着又忙着烧开水，帮助接生婆为刘秀枝做临盆的准备工作。张钦礼惦念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回到家，见秀枝躺在床上，才知道妻子马上就要生了。

“你咋回来了?今儿是大年初一，不得慰问军烈属、看望五保户呀?”刘秀枝看到张钦礼回来看她，心里充满幸福。

张钦礼点点头。他俯身看了看妻子，说：“秀枝，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一声，不能在家陪你了。慰问军烈属、看望五保户，这是咱党的传统……”

痛苦万状的秀枝望着丈夫，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理解地点了点头，泪水悄悄地从眼角流了下来。

程爱云看不下去了，气恼地说：“你看望这个，慰问那个，你咋就不想着看看你的老婆孩子!关心她们娘俩是否平安!再说，这大年初一的，谁不在家团圆。你还到处瞎跑个啥?快和我一起照护秀枝生孩子!这是你当丈夫的正事。”

张钦礼说：“秀枝生孩子有你陪着比我强，我一百个放心。我说好今天去韩村慰问军烈属、给群众拜年的。我走了啊!”

程爱云恼了，随即撵出屋子，扯着嗓子数落道，“天底下哪有你这号当爹的?谁要是嫁给你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你就称打光棍，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在这个节骨眼上，张钦礼自知有些理屈，也不敢接她的茬儿，带着通信员一溜烟跑了。

程爱云回到屋里仍为秀枝愤愤不平，刘秀枝见状又反过来安慰起程爱云来。

“让他去吧。你硬让他留到这儿，也留不住他的心哪!再说，咱女人生孩子，他一个男人能帮上啥忙呀!”她强笑了一下，又说：“人家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呀！钦礼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他就没有在家过过一个春节。这个家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旅店！”

听了秀枝的话，程爱云笑了，说：“你都这么想得开，还护着他，俺还有啥说的。俺嚷嚷他一顿，是怕你月子里生气，对身体不好!”

秀枝忙说：“我早就习惯了。天天看他忙恁很，家里的事哪敢再分他的心呀!”

老话说，女人怀孩子那叫大喜，表明家中将要添丁进口，后继有人，这是对家而言。实际上，女人生孩子如同过鬼门关，一脚人间，一脚地狱。而此时的女人也是最得脸的时候。不光男人关心照顾、处处忍让，而且全家人都喜气洋洋，倍加疼爱关照，生怕出半点闪失。

一旦孩子落地，接踵而来的便是过九天、庆满月、贺百天……。然而，作为张钦礼的妻子，刘秀枝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这种感觉。她生育了6个孩子，作为丈夫的张钦礼竟没有一次守候在她的身边。

刘秀枝已经习惯了生孩子时丈夫的缺席，并无一丝一毫的埋怨。人说，她“理解”得让人都不理解。

刘秀枝生小儿子时，张钦礼已经担任河南省革委常委、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当时方方面面的条件都比过去好了许多。但这些对于刘秀枝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

这一天，她预感到自己快要生了。笨剌剌的她在家把孩子的小衣服、小棉被、尿布等收拾好，包在一个布包里，就要出门往医院去。这时，张钦礼带着通信员到西街查看农贸市场，顺道回了家。

一进门，张钦礼大声说：“秀枝，俺俩还没有吃早饭呢。快一点，有啥吃的给俺们弄点，吃过饭俺们还有事嘞。”秀枝看着粗心的丈夫，想埋怨几句，话到嘴边儿又咽了回去。张钦礼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也不再说什么，随口打了个招呼，带着通信员就匆匆离开了。

刘秀枝望着丈夫的背影，张了张嘴，又没说出口。

她挺着大肚子，掂着小包袱，一步一步往医院走。一路上她走走停停，不时地倚着电线杆或墙角歇一会儿，终于走到了县医院。医生护士急忙把她安置到产房，埋怨说：“从您家到医院这么远，你一个人来，万一路上有个闪失，那可咋办?”

院长许清刚闻讯跑来，说：“俺二哥当个县委书记，啥车调不来呀，咋不派个车送送你?”

刘秀枝说：“咱生孩子，让公家出车，我想都没想过。再说，恁钦礼哥也不会答应。”

许清刚说：“俺二哥正统得让人无法理解。只兴他去帮助别人，不许别人关心他。嫂子，不是我说你来，他不顾家都是你给惯的。”

伴随着婴儿一声响亮的啼哭，张钦礼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了。

他家住的这两间破平房，窄狭得很，还没有乡村农民家宽绰。其中一间加了半个隔子，放个小床，大儿子战停住。家里一来客人，战停不是跑到同学家住，就是跑到县委传达室，和县委的通信员刘贵山、陶伦挤在一起睡。

1965年冬天的一天，战停又来借宿。那天特别冷。传达室只有那个小煤火炉还能够给人一丝暖意。刘贵山担心战停冻着，临睡前往火里加了煤块，并且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天刚亮，县委食堂的司务长要到集市上买菜，叫刘贵山开大门。

但他在传达室的门上敲了几下，里面没人答应。他就趴窗户上往里瞅，闻见煤气味刺鼻，发现三人床上、枕头上、地上吐得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连忙砸开窗户跳进屋里，打开门窗通风，并大声喊人进行抢救。

张钦礼闻听也急急赶了过来。他把手指放在三个人的鼻子下，说：“还有气。快解开他们的衣扣，抬到溜风口，一会儿就过来了。”

刘贵山和陶伦中毒较轻，不一会儿就睁开眼，可战停还是昏迷不醒。张钦礼抚摸着战停的头，对大家说：“防止煤气中毒，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大家都要引以为戒。各科室要认真排查一下安全隐患，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必须确保安全。”

说完，他对刘贵山他们说：“贵山，你在这儿招呼一下。下边还有个会等着我嘞。”转身就要走。

“张书记，恁战停还没有醒过来，你咋就走啦?”刘贵山说。

“俺停小命大，不碍事。”

“说啥你也得等战停醒过来再走!你给下边打个电话说一声，大家都会理解的。”

“不用了。有你们在这儿，我有啥不放心的?”

张钦礼说完，推起自行车就下乡了。望着他的背影，刘贵山只觉得这个当爹的心肠太硬，儿子还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会不会留后遗症，当爹的拍屁股就走了……

最令孩子们不理解的是两次搬家。

第一次是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为兰考县，张钦礼担任兰考县县长，家属本应随迁到兰考县城安家，但张钦礼却因两县刚合并，工作忙，难题多，把刘秀枝和孩子都留在了远离县城近百里的南彰老家。

当初说的是暂时，结果一“暂时”就到了1963年初。前面提到的土产公司那个家，就是战停和军建兄弟俩骑车上百里到县城“抗议”的结果。

第二次是1973年。经周总理第三次营救，这年1月，张钦礼结束了在信阳的软禁生活，回到开封担任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随后，他的家也从信阳搬到开封地委大院。

开封地委大院是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院子后边有地委书记们的别墅式小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知要比兰考好出多少倍。大女儿爱真也安排在开封地区直属机关最好的小学——二师附小读书。

孩子们高兴。全家都很高兴。然而，这个家还没暖热，孩子们最快乐的童年记忆很快就被他们的父亲主动打断了。

中秋节，在部队服役的大儿子战停回开封看望父母。全家团圆之时，张钦礼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回来了，我给你们说个事。

大家都想听听爸爸又有什么好消息告诉大家。张钦礼说，我想把家搬回兰考去!这一说，立即炸了锅。孩子们坚决反对：“回啥兰考啊，留在开封多好。孩子上学、就医、文化生活可比县里强多了。”

随后又有一些老同志相劝。他们不仅说到开封的生活条件，还说“你在兰考多年，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有好处。”

张钦礼思前想后，孩子们说的有道理，老同志说的也有道理。

但身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却不住在兰考，老百姓会怎么看?领导干部，一纸调令就可以拍屁股走人，老百姓呢?不管谁当领导，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绝大部分永远留守在那一亩三分地的结局。老百姓不可能把心同飞鸽牌干部真正贴到一起。兰考的工作是大局，必须回兰考!

张钦礼一旦拿定的主意，就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向顺从的刘秀枝收拾好行李包裹、锅碗瓢盆，和孩子们一起坐在一辆大卡车上，从开封来到了兰考。

汽车停在了县委大院。县委的同志们见张钦礼搬家的汽车拉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就连忙招呼大家出来帮助卸车。

张钦礼闻讯跑出来，制止道：“别卸，别卸。我的家属不能住在县委大院，快拉他们到供销社去。”

曹庆瑞说，“张书记，县委主要领导的家属都住在县委大院。房子都准备好了，你上下班也方便。”

张钦礼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秀枝有她的工作单位，她们应该住在供销社。”

曹庆瑞说：“你看天这么冷，秀枝和孩子都在车上。不如让她们先在这住一段，等供销社找好房子再……”

张钦礼不等他把话说完，脸一沉，大声说：“不行，马上就走。小曹，你就是说破天，我的家属也不能住机关。”

在车上搂着孩子的刘秀枝，瞅了瞅面带怒色的丈夫，又看了看左右为难的曹庆瑞，说：“都别说了，俺不想住在这儿。俺带着孩子这就走。”

很快，供销社腾了两间平房，大家七手八脚帮助秀枝把家安顿好。这天晚上，张钦礼骑着自行车来到供销社安的这个新家。

刘秀枝气呼呼地说：“你的心思我清楚得很。你不就是怕孩子影响你们办公，怕家属到县委伙上占便宜吗!你也不想想，俺和孩子沾你啥光啦!别人搬家，大车小车，风刮不着雨打不着。”

“你的老婆孩子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又颠又冷不说，好容易到地儿了，你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往外轰我们，好像俺多稀罕住你们那个县委大院!再说了，跟你过半辈子了，你算算，俺啥时候沾过公家的便宜。”

“你当官俺们沾不着啥光;你倒霉俺全家跟着受罪……”说着，说着，秀枝委屈的泪水就流了下来……”

刘秀枝这话说得很对。张钦礼不管家，不管得过分;他管起家来又叫人刻骨铭心。1976年的一天，刘秀枝对张钦礼说：“咱战停快要结婚了。我想这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得多少置办点东西，总不能结到这两间平房里吧。”张钦礼说：“结到这儿有啥不可以，有地方住就行了。”

秀枝说：“咱家就这两间房。如果腾出一间做新房，剩下一间，俺和五个孩子也住不下呀!”钦礼说：“咱战停是军人，留阳工作在开封。到时候让其他孩子住到同学家，将就几天就过去了。不行你就买桶石灰刷刷墙，又干净又好看。”

秀枝笑着说：“好，就听你的。”张钦礼又说：“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到部队结婚。你记住，不能收礼!”

战停结婚，尽管给谁都没说，但供销社的几位同志仍然知道了，兑钱买了个红绸子被面表示祝贺。张钦礼知道后，让妻子退回去。秀枝说：“现在孩子结婚都兴送点东西表示祝贺，我也经常给别人家的孩子送，退回去不好看。再说，人家都买成东西了，咋退呀?”

张钦礼说：“咱孩子结婚绝不能收礼。人家多少钱买的，你退给人家多少钱就行了。”刘秀枝只得按张钦礼的要求按价退了钱。

就这样，张钦礼长子结婚这一辈子的大喜事，硬是没请一桌客，没收一份礼甚至门上连个喜字都没有贴。后来，程爱云知道了张钦礼大儿子结婚的事，打趣地问刘秀枝：“钦礼给孩子送点啥呀?”秀枝说：“他还能送啥，送给孩子几句话呗。”

程爱云一听，笑得弯下了腰，说：“孩子结婚一辈子的大事，就送几句话，真是个抠孙!……”刘秀枝脸一红，说道：“程大姐，你就少说两句吧!”

有一次，张钦礼、王德庸带着刘俊生下乡检查工作回来，正好路过张钦礼的家门口。王德庸提出，想到张钦礼家看看。刘秀枝正领着三岁多的三妮儿玩耍，看到丈夫领着王部长和刘俊生来了，连忙让三妮儿问叔叔好。

聪明、活泼的三妮儿头也没抬，连声说：“叔叔好，叔叔好!”王德庸弯腰问三妮儿：“你咋不问你爸爸好呢?”小三妮儿说：“俺爸爸上班去了。”张钦礼听了，在一旁发笑，问：“你爸爸上班了，那我是谁呀?”三妮儿随口答道：“你是叔叔。”

几个人面面相觑，开怀大笑。从张钦礼家出来，王德庸说：“俊生啊，你是负责新闻报道的，我给你提个建议。你一定要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我给你想好了：“张钦礼是个‘公家人’。”

张钦礼的六个孩子，如今早已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

但没有一个孩子的工作是张钦礼安排的。张钦礼从来没有给孩子过过生日。孩子们与他们的母亲一样，都有一个从不理解到习惯的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但最后九九归一，他们又从习惯进入了理解。那就是父亲的艰辛、不易和精神的高尚。

至于丈夫是个什么人，刘秀枝毫不犹豫地认为，“他是党的人！”

越过千山万水的阳光

从焦裕禄大通讯采访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与此同时，围绕大通讯展开的尖锐斗争一直如影随形，也已论战了50年。焦裕禄已经成了中共领导干部的典范矗立在中共党史之中，而焦裕禄精神最关键的宣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实际上也是焦裕禄生前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张钦礼却几次沉浮，甚至被判刑坐牢13年，直到2004年去世仍然没有恢复其党籍、平反其冤狱。

作为这场严重斗争的晴雨表，主流舆论也经历了与民意冰炭不同炉到尽力回避、逐步承认、正视事实的漫长过程。

最早为张钦礼打抱不平的媒体是我国最高级别、最具权威的两大媒体之一的新华社，记者是最了解张钦礼，也最了解兰考斗争，《焦裕禄》大通讯作者之一周原的夫人陈健。

1981年，张钦礼入狱不久，陈健即对河南清查工作严重违法乱纪和扩大化问题进行调查并写成内参，用新华社等级最高的内参形式——手抄件直接送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

当年1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陈云就“两案”审理工作写了重要批件，中央领导作了重要讲话。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

如果按照这个中央文件精神，不仅张钦礼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甚至河南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然而，没多久，这个文件被收回了。在河南，凡是偷偷传抄这个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逮捕法办。这样，张钦礼问题就似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天字号铁案。

1989年5月20日，张钦礼保外就医。不久，穆青即赴开封看望，称他宣传焦裕禄有功。

1990年，电影《焦裕禄》摄制完成，并在全国放映。影片中将当年张钦礼职务的角色化名吴荣先，对其极尽污蔑丑化之能事，将其刻画成了一个心理阴暗、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反对焦裕禄救灾工作，而且对焦裕禄背后放冷枪、后又借题发挥的阴谋家。

2002年1月，陈健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经其所在的党组织转给了中央。这个申诉报告，第一次通过张钦礼和兰考县这一典型，系统地对清查工作中的违法乱纪进行了“解密”。

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去世后，陈健将“申诉”改为《为张钦礼所作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发到了网上，引起强烈反应。

同年10月5日，任彦芳在其博客《任彦芳民心网》上刊发《张钦礼的悲剧》一文。文章开篇写“兰考空前的送葬”。这是第一次将张钦礼惊天动地的哀荣公之于世。

文章说：“2004年5月17日，我离开兰考刚一天，就接到兰考朋友的电话，让我快回兰考看看，说兰考又出大新闻了，那是兰考城里万人空巷，商店关门，烧纸摆供，百姓痛哭在为一个被开除党籍关押十三年的兰考原县委副书记张钦礼送葬。”

“从17日下午到18日一天，我接到兰考友人十多个电话，讲述了发生在兰考这一震动兰考大地空前的送葬经过。……一个从车站一直跟到县委门前的朋友来电话，说了他的所见。他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样隆重的送葬。到了兰考火车站，便人山人海了。”

“农民老婆婆在烧纸，不少人摆了供桌为张上供，哭声响，鞭炮鸣，哀乐奏，朋友说那场面真是太感动人。这么多烧纸上供的也是组织的吗，不大像啊。那感情是真的，他们哭诉的话是感人的。有个有名的剃头理发的张大爷，80多岁了，他给张县长理过发。他从一大早，就带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家来等，一直到下午才等来张书记，他哭着要对张说什么。”

“又有朋友来电话说了那灵车到焦裕禄陵园前的情况。说在这里竟停了二个小时才移开，那是在张钦礼的儿子三个向乡亲们跪下才让开路的呀。张的儿子对着父亲的遗像哭诉着：爸爸呀，焦伯伯的功劳里，也有你的成绩；你看这么多乡亲来迎你回家了，你可以安息了……这场景，让多少人都流下热泪。”

“灵车出城，本要从爪营路走，遇到了群众围住烧纸钱，摆供，哭拦灵车不能行，便改向红庙路，又是这里的民众拦住灵车，老百姓说要和张书记说说话，说当官的没有人能像张书记那样管他们了。骂当官的只会吃老百姓欺老百姓呀。这灵车到了南彰乡，有中学小学的队伍打出了条幅，表示深切悼念张书记。”

写了这万人空巷、催人泪下的送葬场景之后，任彦芳又假“兰考朋友”之口，说：“这活动肯定是有人导演的。导演者是在‘文革’中与张一伙的人。”

同时又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位貌似公允的“公知”，说：“我想这是人们对现实腐败不满的情绪的反映；与官方纪念焦裕禄四十周年活动搞了脱离群众的戒严相比，就更令人深思。也许是因为那官方的活动不让老百姓参加，让百姓感到心情压抑，才有了这天兰考几万人出来围观，壮了那组织者的声威。”

随后，又以很早就与张钦礼认识的作家自居，在承认“张钦礼在兰考工作三十多年，与百姓关系很好，且因曾为百姓说真话受到过下放的不公正对待，所以在百姓心目中有威信。况且那是一个艰苦而又廉洁的年月。他深入群众与百姓同甘苦，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你在兰考农民中调查会知道，全县知道焦裕禄是在宣传之后，而在这之前，更多人知的是张县长”。

最后以颇有点结论的意味说道：“那年月兰考主要工作是发放救灾物资，张县长就身带物资下去，一句话那农民就有了饭吃衣穿，对他感恩是自然的。……老百姓对当权者之间的争斗不管，他们只以自己实际感受看你。这就有了如上的一幕吧。”

结论明显别有用心。所以，兰考百姓在后来祭奠张钦礼时又有了“金钱买不到伤心泪”之说。因本传后面还要附兰考当事人的批驳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2007年、2009年，陈健先后加上“前言”或“补记”，两次将《申诉》发布于网上。

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在《新史学》丛书中，出版了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一书。该书不少材料来自1980年秦××安排的那次调查。这个调查虽因赵紫阳严厉批评而胎死腹中，但任彦芳还是把这些东西打扮打扮弄成《焦裕禄身后》一书，并冠之以《新史学》正式出版。

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封底批注：“作者通过个人在近40年时间里对焦裕禄事迹和兰考县变化的体验和观察，通过对当年许多当事人访问，比较准确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对兰考的破坏，对当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摧残。在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的同时，揭露和批判了张钦礼借宣传焦裕禄事迹进行投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

同时，作者比较细腻地记叙了自己在几十年中与兰考干部群众的广泛联系和深厚感情。书稿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这本书应该是所有对张钦礼肆意歪曲、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巅峰之作。

上述对张钦礼冰火两重天的评价，除了电影《焦裕禄》和各种早期豫剧版本《焦裕禄》明显是根据官方既有结论做出的解读外，应该说明显来自立场鲜明的双方对垒。对立双方可以说都是知情人，而且是各自代表了其中一方。尽管一方是施害者，而另一方则是受害者。

没有对立双方背景的文艺创作也正在逐步走向理性。2012年，正式播出的30集电视连续剧《焦裕禄》虽然仍对张钦礼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但与电影《焦裕禄》的污蔑丑化相比，明显少了敌意。在这前后，不少版本的戏剧《焦裕禄》，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回避态度。

2014年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创作排演了豫剧《焦裕禄》晋京展演，获得文华大奖。这部剧作始创于2011年，历经6年的修改打磨，终于成为一个比较尊重历史史实的剧作。该剧首次将张钦礼作为与焦裕禄共同治灾除“三害”正面人物刻画，职务是其当时实际职务兰考县县长，名字用的是谐音张欣理。

在张钦礼问题上，作为与双方当事人没有瓜葛的官方媒体，是自1990年开始回归理性，逐步做出自己独立判断的。

1990年9月28日，《解放日报》在第7版发表了该报记者熊能专题报道“泪洒中原”。这篇报道中，记者客观地叙述了焦裕禄大通讯采访过程，证实了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方面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8年开始，中国记协邀请刚刚出狱的张钦礼参加《中华新闻报》创刊50周年纪念会议，作大会发言，并于1998年5月开始，在其机关报《中华新闻报》发表《焦裕禄的发现者——张钦礼》。

1998年5月，《蚌埠日报•珠城周末》刊发署名“豫兰人”的“本报特稿”：《近访“焦裕禄亲密战友”》。随后《家态生活指南》《作家文摘》《生活文摘》《扬子江晚报》《洛阳日报》《郑州晚报》《中华新闻报》《河南商报》等十几家报纸转载。

1998年7月20日，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新闻阅评》（第62期）称：

近来一些报纸上借宣传焦裕禄“亲密战友”之名，东拉西凑为张钦礼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有许多不实和不当之处，也有不少杜撰的东西。张钦礼并非无罪释放，也没有平反一说，因此，新闻单位不宜炒作“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河南之外的一些媒体似乎没有理会河南省委宣传部的这个阅评。

1998年10月25日，《信息日报》刊发贺雁君长文：《离开焦裕禄的日子》。

1999年7月，《海外时报》刊发该报记者撰写的长文：《焦裕禄身后的故事》。《文摘周报》《信息参考》《商海周刊》等转载。

1999、2000年，中国记协又连续两次邀请张钦礼参加《中华新闻报》年会，并做大会发言。《中华新闻报》又陆续刊发《周总理三次亲切接见张钦礼》《张钦礼长沙行》《昔日兰考阶下囚，后成总理座上宾》等文章或特写。

2007年，全国优秀党史期刊、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主办的《党史文汇》在第12期作为封面文章，以11个版面刊发刘俊生撰写的长文：“兰考有个张钦礼——宣传学习焦裕禄的幕后故事”。

文章既写了秦××、周××等人对宣传焦裕禄的反对、抵制、破坏，也写了他们对张钦礼栽赃陷害，罗织罪名，冤狱十三年；既写了周总理对张钦礼的解救，又写了张钦礼把焦裕禄遗愿化宏图的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既写了张钦礼的蒙冤坐牢，也写了兰考十万民众感天动地迎英灵的历史画面。这是史学党刊第一次公开披露被媒体严重扭曲的、兰考围绕宣传焦裕禄所发生的严重斗争。

2013年10月11日，共青团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青年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文章《革命的老妈妈——刘秀枝》。按照正面典型报道了刘秀枝和张钦礼的先进事迹。

同年，国家级优秀期刊《农家参谋》第11期，以“无私奉献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妈妈——刘秀枝”为题，以6个页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刘秀枝一家的高尚革命精神、两个页面为刘秀枝祝贺90岁寿诞。

2014年，《炎黄春秋》第7期刊载陈健文章：《焦裕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遭遇》，这篇文章是作者为张钦礼写的申诉报告的“缩编本”。

2014年10月（下）河南省委主办的《党的生活》转载了陈健此文。

2015年7月19日20：00河南电视台“睛彩中原”播出《兰考往事——焦裕禄与他的亲密战友》纪录片，该片不遮不掩道出了张钦礼事件的真相：

张钦礼是什么样的人；张钦礼什么时候被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什么时候被抓进了监狱；他是什么时候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人民是以什么样的行动在呼唤、在抗争……

其解说词中说：“他是发现和举起焦裕禄大旗的第一人”“他三次被打倒，又是三次被周总理解救出来并委以重任”“人民最无私，历史最公正。活在人民心中就永远活在历史上。”

2015年8月9日上午9:25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丰碑——张钦礼的感人故事》，对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2016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连续三天播出三集特别节目《发现焦裕禄》，节目充分肯定了张钦礼在宣传焦裕禄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实再现了焦裕禄去世后，张钦礼继续带领兰考人民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的故事。

2016年10月29日，第26届中华大地之星征文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兰考往事——焦裕禄与他的亲密战友》荣获第26届中华大地之星征文特等奖。张钦礼获得“中华大地之星”“特邀新闻人物”荣誉称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铁农、国务院原稽查特派员刘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龚光新、中央电视台原副总编赵立凡、中国记协原国内部兼学术部主任阮观荣等出席颁奖大会。

张钦礼次子张军建受邀做了大会发言。他深情地讲述了两次参加媒体峰会的体会。他说道：1998年，我陪父亲参加中国记协和中华新闻报联合举办的中华新闻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父亲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并做了讲话，其情其景至今难忘。

因为他没有任何官员的光环，头上顶的只是刑满释放者的沉重的帽子。

那次会议对他来说是多大的精神慰藉，我相信与会的媒体工作人员和同志们能体会得到，能想象得到一个一生勤政为民、只有付出不讲索取的人，是怎样在受到极大冤屈而渴望得到应有的评价、是怎样在漫漫长夜中切盼光明再度其身的心情。

他多么希望得到来自于培养自己成长的党的一句话“孩子，委屈你了”。我父亲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都从未动摇过坚信党和政府会给他一个客观的结论。那一次峰会，我党的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敢于挖掘沉冤的大无畏精神让我感动，让我全家看到了一线曙光。

今天我又因我父亲第二次参加了相似的新闻工作者峰会。我似乎又感到曙光在向我招手，厚不见顶的乌云就要被吹散了。如果我父亲在世，看到今天这一场景，他不定多激动和温暖呢！

我父亲是带着对党的坚定信念走的，也是带着极大冤屈离开了人世的。从12年前回归故里十多万人为他焚香哭拜的迎灵到今天，兰考人民从未忘记他，他的坟旁矗立着的近百块块碑记是人民不忘他的见证。它让我认识到了“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不会忘记”的真理。

对于围绕张钦礼是功是罪的舆论交锋，第一次概括为“论战”的，是《时代周报》记者喻盈的文章：《“焦裕禄大通讯”四十年论战始末》。这篇发表于2009年6月的长文源自任彦芳《焦裕禄身后》一书的出版发行。

文章说，2009年1月，作家任彦芳出版了《焦裕禄身后》，书中一些观点，竟与43年前的两张大字报的定论惊人的一致。任彦芳写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节失实”的报道，新华社记者只用了三天采访，片面听取了张钦礼的汇报，没有深入调查核实，一个错误树立起来的“亲密战友”，间接导致了兰考在“文革”十年中的一系列惨剧。

该书的封底印着一段某权威机构的批注，认为它“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肯定评价，不能不引起注意。

喻盈正是带着穷根究底、查明真相的想法来兰考、郑州采访的。然而，当喻盈“向依然健在的亲历者、当事人求证时，却发现这本自称‘写历史真相’的著述，激起了许多老人愤慨，其中一些段落被指为不真实。”

令喻盈震惊的是：“任彦芳笔下那个‘靠说谎话爬上高位、擅自挖开黄河大堤淹没农田、胡乱指挥生产破坏生产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张钦礼，在经历了13载牢狱生涯、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后，竟获得了一个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的哀荣结局。”

对于《焦裕禄身后》第248页中所写的：“张钦礼确实在1967年7月见过周总理”，但1972年再次被周总理接见“只能是幻想”、是“制造的大谎言”，喻盈特意拜访了曾任林县县委书记、后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三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的副部级离休干部杨贵。”

杨老先生找出当年的红头文件和自己的日记，证明1972年10月张钦礼确实曾和他一起面见周恩来总理，“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让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到北京汇报批林整风，专门点名让我和张钦礼两个也参加这个会议。”这篇长达1.4万字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披露了兰考围绕焦裕禄的严重斗争的真相，也披露了张钦礼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为了兰考人民可以献出一切的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形象。

对张钦礼的功罪两极化评价、焦裕禄和张钦礼两人荣辱的云泥之别，不仅形成严重的官民对立，而且也在民众中形成严重的逆反心理，甚至影响焦裕禄精神的宣传与学习。

在兰考人民看来，焦裕禄和张钦礼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他们的事业、功绩、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共有的。张钦礼和焦裕禄一样，在兰考人民心中已深深扎了根，抛不开，忘不掉。

当年同焦裕禄张钦礼一起除“三害”的战友，现在在世的仅有樊哲民、张明常、刘俊生、李忠修、肖百孝、张守德、李国庆、申显魁、张世堂、杨素兰等人。记者或上级领导了解情况，他们老是问：“让说实话吗？让说实话就得说到张钦礼，兰考除‘三害’离了张钦礼就没啥可说了。”

由于一直对迟暮之年能不能把实话说出来纠结于心，这些同志都不愿接受采访。近几年来，县委的同志领着记者或上级领导找当事人了解焦裕禄事迹被闭门谢客的情况屡屡发生。

2013年六七月份，《党建》杂志一位副总编来兰考采访陇海铁路两侧盐碱地治理情况，找到焦裕禄时期的水利局工程师申显魁。

申显魁告诉她：“陇海路两侧盐碱地的治理，焦裕禄在世时提出了这个想法，可惜没来得及治理就去世了，是张钦礼领着治理的，从城关到仪封一共6.2万亩变成了良田。”

采访结束时，申显魁专门提出，你一定要如实写。结果文章发表时，仍然是张冠李戴，对张钦礼只字未提。对此，申显魁一直耿耿于怀：“这样写，兰考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睁眼说就话，兰考老百姓不骂我么？”

后来，又有一位新华社记者采访让申显魁，让他谈谈对焦裕禄精神的认识，他说：“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焦裕禄是个好人还是孬人呢？按理说，焦裕禄率领群众除‘三害’，为兰考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全国人民公认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的好公仆，历任中央领导都充分肯定他的英雄事迹，应该是个好人。”

“可跟着他干的骨干，不管干部还是群众开除的开除、判刑的判刑，他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判刑13年，至今没有平反。他如果是好人，这些人为什么都成了坏人？”面对反问，这位记者无言以对。

1990年6月，穆青、冯健、周原重访兰考。

他们既为兰考24年来的变化所鼓舞，也深为少数干部背离人民，违法乱纪，干群关系紧张而不安，写下了《人民呼唤焦裕禄》的又一不朽篇章，文中一句“‘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也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让人感悟犹深。

2009年4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兰考视察，在焦裕禄陵园亲切接见了焦裕禄、张钦礼的老同事刘俊生、李国庆、赵培德等。当天下午两点半召开座谈会，他说：“我和刘俊生同志已见过面了。他已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下面就请他讲吧。”

当刘俊生汇报到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开展除‘三害’斗争时，他插话问道：“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领导是谁？”

“县委副书记张钦礼。”

“这位同志还在吗？”

“不在了，他去世了。……张钦礼负责抓农业生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除‘三害’工作仍是张钦礼具体抓。”

“焦裕禄时期的领导班子现在还有准？”

“大都不在了。还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叫樊哲民，还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叫张先志。焦裕禄病危时是他守候在身边照护的。焦裕禄去世后，后事是他负责操办的。办公室还有一个经常跟他下乡的张明常……”

这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第一次称张钦礼为“同志”。

“同志”，这个曾经被无数革命先烈视为极其珍贵的称呼，现在已被渐渐淡化了、淡忘了。但对于被冤狱13年的张钦礼来说，多么难得、多么珍贵！

阳光，正越过千山万水，温暖兰考几十万为张钦礼喊冤的人民，温暖张钦礼那渴盼阳光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