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

——关于协助越南防空作战问题的访谈录、档案文献与学者研究(李丹慧)

[关键词] 批判口述史学；恽前程访谈录；援越防空作战

[提  要]

本文介绍了美国“批判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此方法，以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为案例，对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空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访谈录、有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了综合整理和学术评估。

关于“批判口述史学”问题

“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的乔·奈（Joe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首创的，其最初的定义为，两个或多个前竞争对手或敌手对以往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性思考的方法。自1990年以来，美国布朗大学托马斯·J·沃特森国际问题研究所(ThomasJ.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University)成为应用这种新的观念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基地。[1]

与传统口述史学注重于单纯向受众叙述往事不同的是，“批判口述史学”要求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特点，使得口述历史已不仅局限于史料学的范畴，而且还具有了方法论的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言之，它的定义应当更为宽泛，即，可以超越对手和敌手回顾与思考的限制，推及口述历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无论由狭义还是广义上观之，都更有必要引入这种观念。

可以说，“批判口述史学”方法的运用，是当事人回忆、档案文献考辨、学者评估三者之间的一场智力游戏，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勿庸置疑，游戏的结局是史学研究的深化。据笔者了解，近几年来，美国从事越战史研究的学者即颇为重视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会同前越战政策的制定者多次与其越南对手举行会议，就战争各阶段政策的出台、越美和谈等问题进行再探讨，辨明了一些史事，解决了不少存疑问题。这不仅对于越南战争的探赜索隐十分有利，而且对于我们所承担的外交口述历史课题也颇有借鉴意义，毕竟无论中美、中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倘若经费允许，分课题组织昔日对手中的见证人和研究人进行小规模的对话活动，势必大有裨益于此项目的深入开展和完成。[2]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中苏关系口述历史”课题组在进行采访、综合整理及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十分重视使用“批判口述史学”的方法。2001年11月，笔者与季萌同学就中苏关系与援越抗美问题访问了曾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恽前程同志[3]，他的谈话内容有不少涉及到中国方面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问题，笔者即以此为案例，做了一次互动尝试。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本课题组成员沈志华最近所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049-1960）》一书（即将出版），也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完成的。该书稿充分利用了课题组对中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西方学者对苏联专家的采访资料，以及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并在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评估。

有关当事人的回忆

《恽前程同志访谈录》节选[4]——

恽老：1961年美国插手南越。越南北方部队经“胡志明小道”进入越南南方。1963年，我们支援越南的基本上是轻武器装备。到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中越双方领导人共同商量了抗美斗争问题，主要的，一是为了越南北方部队到南方作战后，我们要帮助填补空当；二是要防止美国轰炸海防，进攻河内。如果发现美国军队入侵北方，我们马上就过去。

当时我们的一个高炮师部署在中越边境地区，空军派去了一个防空专家组，成员有广州空军司令员、空七军军长、高炮部队参谋长、福州空军副参谋长、雷达兵部副部长等几个人。1964年5-6月，专家组同周总理一起赴越。行前陈毅同志接见了专家组。陈老总对参加接见的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

专家组在越南北方考察情况。那时，越南的雷达发现不了目标，高炮打不了，防空空军没有经验。专家组了解情况后向国内汇报，我们国内又派出100多人的高炮、雷达、司令部指挥系统、机场以及飞行方面的专家。其中司令部这一组实际是包罗万象的。其他的高炮、雷达等组，帮助越方训练人员，历时半年。这样，敌机来了，越南的防空部队可以看到了，高炮知道怎么瞄准了，机场知道如何维修了。

此后，我们准备派兵，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南、广西。当时考虑的是，如果美机轰炸越南北方，可能会入侵中国。我高炮三师、一师进入中越边境地区，我方做入越准备；防空三师、一师、十八师、九师等进入云南各机场，备战；还有地空导弹部队。我方与越方的雷达、气象、飞行等部队情报往来，互相通报消息，建立系统关系。那时我们考虑，美国如果轰炸我们，一是炸云南、广西，一是可能使用原子弹。空军当时做反轰炸准备，做反空降、拦击准备。地面部队，陆军部队也做准备，修机场等等。

1965年2-3月，空军专家组撤回国内。防空作战部队真正进入越南是在1965年的8月份，高炮三师先进，实际上是6个团，任务是保卫从河内到友谊关等地的铁路交通线，保卫沿线的重要目标。高炮部队入越打了3年零7个月的仗，击落、击伤敌机100多架，活捉150几人。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一是从南越，一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我们打下来十几架。美机进入我们领空的次数很多，真正打到的有一二十次。美机主要是侦察机，轰炸机没有来过。美国的B-52从南越起飞不了，一般是从菲律宾、关岛起飞。1965年美国的B-52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是地毯式的炸，子母弹，杀伤力大。

机场修好后，原来我们的飞行部队要进去，因为越南的飞行队伍只有几个团，力量不强。毛主席没有同意，说，飞行中一通话，美国就知道了，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直接作战了，而我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的空军只在中越边境地区候着，一旦我们的陆军决定入越作战，我们的空军就跟着进去，否则不进。

我高炮8个师入越，以后轮换，功劳不小。航空兵7个师在中越边境地区做准备，也很好。部队需要打仗，军事指挥员也轮战。

1964年我到云南边境检查战备情况，去了蒙自机场等处，也到广西，南宁等地走了一趟。因为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已经将战争扩大到了那里，我们不能不考虑战争对中国的威胁问题。派我去检查时，上级指示说，如果见到不行的地方、有漏洞，就采取补救措施。

印象里，那时我们在云南的祥云、保山建有航校，越南空军有40-50名飞行员在那里接受培训。训练结束后，这些飞行员驻在蒙自机场。这两个航校实际就是专为培训越南飞行员的，越南的飞行团当时从我们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

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的“百舌鸟”导弹，杀伤力很大，我们就研究对付它的办法，后来，它只发挥了3%的作用。又如我们打下U2飞机后，进行研究，找到打它的方法，美国就改造，我们打下来再研究、再打，美国继续改造…，如果这样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电子作战技术不会比美国的差。不打仗，就没有了研究的对象。

1964年部队搞防突然袭击，空军是重点，就是要顶住敌人的三斧头，要保证国家有半年的时间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空军当时的任务是保卫首都，对可能发生的突袭要保证从几线进行抗击。第二是反空降，空军有这个准备。中央提出防突后，空军专门做了研究，估计敌人会从什么方向来，认为美国人会由菲律宾、泰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过来。记得五几年我们打下一架进入我东南沿海上空的美国飞机，特别高兴，起草了一份声明稿，写明一架美机被我击落，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后改为：不明飞机入我领空，被我拦击后向东南方向逃窜。当时，我们打下美国飞机后，美国200多架飞机在我东海的上海一线飞行示威，这可能会引发大的事件，上海有遭到轰炸之虞。而经总理修改过的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再打下美国入侵的飞机，他就退了。我们变被动为主动，这就是总理外交策略的高明处。

恽老：当时苏联对越南主要是重武器援助。地空导弹、高射炮等装备。一些重武器我们还没有，或者较少，如，那时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只有几个营。当时河内周围是苏联的地空导弹部队，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是我们的高炮部队保卫，分工就是这样，避免双方发生矛盾。苏联是否派有飞行员在越南，我不知道。

1965年越南也想要重武器，苏联要求我们给两个机场，要在中国建立空中航线，我们没有答应。我们说，你们可以从海上开过去嘛！越南在这个方面对我们很不满。越南不了解中国的总体战略意图。苏联始终要在中国建立基地，我们不能同意。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意识非常强。

回顾与思考

关于中国在援越抗美期间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历史，有关档案文献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的情况：196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2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奉命入越，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和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首批援越高炮部队为61和63支队，于8月1日分别由云南、广西入越。此后至1968年2月止，先后赴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和配属各援越工程支队的防空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独立高炮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1968年5月13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谈判。从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陆续回国。

据9个支队统计，在援越期间的机动伏击作战中，共击落美机125架，约占击落美机总数的20%。中国援越各高炮支队和各工程支队的防空部（分）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5]

随着中国高炮部队的源源到达，全面展开防空作战，越南北方的防空力量大为加强。美军飞机在连续遭到打击之后，开始改变战术，投入了众多新式兵器，对中国防空部队实施更加猛烈的攻击。其中，一度对中国防空部队造成重大威胁的是“百舌鸟”导弹。这种导弹，是一种利用目标辐射的无线电波被动导引，专门攻击炮瞄雷达的空地导弹，一般在30-20公里的距离上发射。由于美国飞机大多利用云层掩护对地面目标攻击，中国防空部队主要靠炮瞄雷达测得射击数据，这就给美机发射“百舌鸟”导弹提供了机会。在初期作战中，中国高炮部队曾连续遭受损失，后经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很快找到了对付“百舌鸟”导弹的方法，这就是，如果美机向中国援越防空部队阵地炮瞄雷达发射“百舌鸟”导弹，雷达发现后，立即关机，使其失去攻击目标，各门高炮随即依靠光学瞄准设备迅速捕捉住美机目标，连续集火射击，击落之。这种防范措施的有效施用，令美军“百舌鸟”导弹的命中率急剧下降，只有6%。[6]

通过对口述史料和档案文献材料的综合整理可以看出，前者虽然在时间、数字等方面存在欠缺，却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细节，诸如防空专家组赴越、越南防空部队在战争初期时的状况、中国空军的备战情况、培训越南飞行员等等，由此进一步丰富了后者的内容，使这段历史变得鲜活了起来。除此之外，这段口述史料还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根据恽老的访谈录，中国空军较早介入了越南战争，在越战还处于“特种战争”阶段的1964年初中期，中国即在中越边境地区部署了高射炮师，空军一方面先后派出由高级干部组成的防空专家组和100多名专家，考察越方的防空能力和帮助越方训练人员；一方面在云南建立航校，培训越南飞行员，并允许越南的飞行部队从云南的蒙自等机场转场作战。与此同时，将两个空军师部署在云、桂边境地带，做入越准备，四个防空师进驻云南各机场备战，地空导弹部队起用，特别是空军最初还有派飞行部队入越的打算。

这种军事部署情况与中国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密切相关，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分析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才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7]1964年6至7月，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再次以志愿军的形式开过去。周恩来则在中、越、老三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8]为美国划出了十七度线这条战争升级的界限。中国政府并于8月通过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的声明指出，美国侵犯北越，中国不会坐视不救。[9]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美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一信号，并把它与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反对美军靠近鸭绿江时发出的警告联系到了一起。[10]

总之，中美发生热战的第三种前景是中美两国都要竭力避免的，而且在中国方面看来，通过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此前景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1]由此，中国将防备的重点放在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行动上。访谈录中关于毛泽东不愿造成中国与美国直接作战的态势，因此反对派飞行员入越的细节，实际为中美双方接受朝鲜战争教训，寻找消弭危机途径的史事，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而周恩来修改空军方面所拟的打下美国飞机声明的内容，还从一个角度表明，事实上从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注意谨慎从事，避免由某种突发事件导致双方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谈到1964年夏中国空军专家赴越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由于苏联在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阶段对越采取消极回避的“脱身”方针，使得此期越南平衡与中苏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积极援越的中国一方倾斜，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乃至到是年11月，越南国防部直接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离开越南，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替换人员。[12]可以说，越南方面这时对中国军事专家的倚重，实际也助长了越方对苏联专家的排斥心理。因此，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中国对越影响的加深，以及苏联面临退出东南亚地区舞台的趋向，成为促使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即调整对越方针——改“脱身”为“插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访谈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中苏协助越南防空作战的分工：苏联地空导弹部队保卫河内周围地区，中国高炮部队的护卫范围为河内外侧100公里以外地区。这种分工存在以下内涵：

其一，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13]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4]此后，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幅度，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这种状况使得越南方面要把苏联防空部队安置在河内的中枢部位，从而确定了苏联在协助越南防空作战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两国同时援越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场对手之间的竞争，而中苏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实际已决定了中国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苏联在越南地位的提高和苏越关系趋向密切，已成为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趋势。越南领导人就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即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15]

翌年3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16]

其二，尽管越南方面这时已十分倚重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中国的援助毕竟更为直接，也更为快捷，越南需要中苏两国持续不断地伸出援助之手，以对付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为此，他们时时注意减少中苏双方发生矛盾冲突的机会，以免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对中苏援越防空部队的分工安排，即可见他们的这种用心。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无论从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需要出发，还是在国家安全上感受到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使然，保持对苏联的敌意已是不可逆转的态势，因此，中国既不会与苏联携手共同援越，也不愿与苏联在援越问题上发生更多的接触。这样，越南方面做出的这种安排，是中国方面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其实，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同居一个屋檐下，而且连运送援越物资都不愿与苏联同走一条公路。即如1972年夏，中国方面在建议越方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时就曾要求说，中国援助的导弹应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17]

至于访谈录中提到的苏联想在中国建立“空中航线”问题，指的是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柯西金访越结束后制定的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的一段事情。该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18]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并指责说：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19]

对此，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由苏联领导人特意在3月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还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20]

对于苏联的指摘，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21]

上述事件，从一个方面反映了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行动上被动配合，双方矛盾尖锐、冲突不断的实际状况。[22]

三、1964年5-6月陈毅接见赴越防空作战专家组时对在场越方人士说，你们希望的没来，不希望的来了，因为有政治问题。对于这条回忆材料，笔者后来曾再次询问恽老。恽老认为，陈毅的意思是，越方以为周总理来接见，结果陈毅来了。但据笔者的分析，倘若如访谈录中所言，周恩来是与专家组一起赴越的，[23]那么陈毅的言外之意实际应是，越南希望中国支援作战人员，而中国顾虑自己对越南问题的“过分热心”[24]会加重越方的戒备心理，故此只派出了专家，没有满足越方的需求。毕竟，由于地缘政治、历史、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中越之间始终隐含着某种程度的隔阂，而这条材料则表明，即便在双方关系密切的时期，隔阂也不会完全消除。

随着中苏关系的分裂、敌对乃至对抗，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而且态度强硬，这实际助长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25]即如黎笋后来谈到的：虽然越南能够同时与中国和苏联进行联系，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很难，因为我们当时在很多事情上依赖中国。中国迫令我们与苏联疏远关系。黎笋认为：如果苏联和中国不是相互争吵的话，美国就不可能这样猛烈地打击我们。在中苏双方彼此对立的情况下，美国人就毫无顾忌了。如果中国人和苏联人彼此联合的话，说不定美国人就不敢对我们动武了，不敢以这样的方式进攻我们。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过老挝，美国很快就同老挝人签订了条约，他们不敢再派遣军队，而且还允许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就不再和老挝人打仗了。[26]

特别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之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事实上，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总之，通过对中国援越防空作战这例个案的互动式研究，笔者颇有收益。在这场充分调动思维，用档案文献对回忆材料提供的史实、线索进行条分缕细、考辨剖析的智力游戏中，笔者的研究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

[1] 参见Robert K. 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prepared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University ofHong Kong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p.1.

[2]199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共同举行了“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除研究人员外，还有中俄两国的中苏关系见证人，大会特意组织了一次学者与他们的对话活动，收到很好的效果，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2001年中央党校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1969-1979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两国的有关当事人到会，他们所作的回顾与思考不仅有趣，而且有价值。尽管这两次会议都不是以“批判口述史学”的思路召开的，但其间的互动效应却是显而易见的，可资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借镜。

[3] 恽前程同志（1920-），1958-1966年，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74-1983年，任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1983年离休。

[4]访谈时间：2001年11月30日；地点：恽老家；参加人：李丹慧、季萌；记录整理人：季萌。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越南方面有关当事人关于此问题的回忆材料。

[5] 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0、553、552页。

[6]参见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5-96页；《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52页。

[7] 参见前引曲爱国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84页。

[8]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9] 《人民日报》，1964年8月14日。

[10]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Indochina, Ann Arbor1975, p.175.

[11]关于中美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4-38页。

[12] 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DRV”, November 19,1964.SCCD, f.5, op.50, d.631, p.253. 转引自 The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pp.16-17.

[13]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February3, 1965. NSA, V-16, box3;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Relations Committee,1965, p.275.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p.24；另见1965年2月9日《真理报》，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中文版，第437-438页。

[14] Memorandum, “Value of Soviet Military Aid to North Vietnam”,October 26, 1965. Harriman Papers, Special Files, Subject File:Vietnam. General Box520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p.59.

[15]参见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SD08116。（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档案编号。）

[16]1966年3月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关于中苏两国援越的情况，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36-148页。

[17] 1972年6月25日、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8月22日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

[18]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7页。

[19]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20] 参见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SD08116。

[21]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

[22]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23]关于1964年5-6月周恩来与防空作战专家组共同赴越一事，目前尚未见到档案文件记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等文献中，也无此记录。

[24]1966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黎笋、阮维桢时谈道：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25]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李丹慧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64-170页。

[26] 参见黎笋1979年在越劳党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越中关系的长篇讲话，转引自Comrade B: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Stein Tønnesson, “Le Duanand China 1979, and 1952-79”, 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s”,January 2000, Hong Kong, p.5,11. 该文件由法国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夫·高沙（ChristopherGoscha）从越南人民军图书馆获得，经越南政府许可而公开，并将其译为英文。文件署名“B同志”，未注明日期。根据文件内容判断，“B同志”是黎笋用过的化名，讲话时间在1979年初中越战争之后。另，关于50年代后期至1964年美国对老挝的干涉和1961-1962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情况，详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9页。

第2篇 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李丹慧)

本文对中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做的考察，是放在中苏关系演变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说明，毛泽东对苏联实力和目标的认识以及对苏外交战略和方针的调整，是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援助和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方针；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61—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初期。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二）1965—1969年中国援越抗美中期。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持续紧张，此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并非不重要的消极影响；（三）1970—1973年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苏两国这时已走向全面对抗，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并避免越南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但是，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尽管黎笋口头上仍然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向越南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1]而实际上越南却已经投入了苏联的战略势力范围。

一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遭受战争威胁之时，中苏双方并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团结起来，携手援越。但由于两国在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越南的抗美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从而使越南平衡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略向中国一方倾斜。如此，在此期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中，中苏关系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2]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3]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6]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7]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8]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0]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赫鲁晓夫继续实施同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脱身”政策。苏联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北部湾事件”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由于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使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的是中国的援助。

从越南方面来说，为避免中苏矛盾过分激化而影响双方的对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苏分歧中保持中立，并尽力充当调解双方矛盾的润滑剂。但是面对中国的援越优势，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尽管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11]11月，越南国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苏联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12]

总之，在中国援手，苏联“脱身”，越南平衡对苏对华关系时以中国为主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间在对苏共领导集团及其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歧，但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抗美方针和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之后，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美国直接参战的时期。此时的中苏关系未能因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出现转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关系进入持续紧张阶段。从1965年初美国发起大规模侵越战争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影响。考察其原因，可见三条线索交织其间：

其一，面对越战升级后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基于对越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而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在对国际关系的格局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始终认为美国并未将中国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敌人，因此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美国。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并由此分析说，缓和与美、英、法的关系是可能的，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联手对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特点“不是热战决裂打仗”，而是“‘冷战’共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手段”罢了。[13]

当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时，入主白宫不久的肯尼迪却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微小的缓和措施，如表示愿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陈毅接触等等。对此中国虽然没有回应，但是并非没有感受。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却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4]1964年1月17日，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德乐等美国客人时，毛泽东特意提出了两个问题：“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探讨中，他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并认为“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毛泽东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17]

1965年初，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战争，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将战火烧向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于这种扩大战争的举措，美国方面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声明说：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请叶海亚·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时，特意说明：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18]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总之，中美双方在相互制约之中，都在进行自我克制，小心谨慎地处理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认为，中国此时大力加强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线建设，[19]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其目的和基点并不是要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而主要是以备万一，防患于未然。即如周恩来所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故而“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0]

其二，1960年下半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两国关系也随之急剧恶化。毛泽东开始注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逐步由南向北转移。

1960—1964年是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中苏边界争端的肇启，随后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加强对印军事援助。不久，苏联又先后两次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指责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持“特殊立场”，宣称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并进而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巩固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束缚其他国家的手脚。更为严重的是苏蒙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事务的军事协定，重新派军队进驻蒙古。同时以保卫苏联领土不为中国夺回为由，向中苏边界大量增兵。至此，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而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当中苏之间发生国家利益的冲突时，毛泽东愈益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联系到了一起。1964年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与此同时，这种认识更加促使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转到了苏联方面。在十三陵水库的这次谈话中，他还详细述说了他的战略防御思想，即关于一旦战争爆发，敌国军队将可能从哪一个方向入侵中国，中国如何部署兵力、构筑工事，在何处重点设防等等的设想。根据所见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的战略防御重点主要针对的是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设想与他提出的战略方针有分歧后，联系到毛泽东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1]这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实行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的同时，事实上已在密切关注着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196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即反复询问说：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是第一线。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你们看，有可能没有可能？[22]是年，他还提出：敌人也可能走八国联军老路，进渤海，从天津登陆。[23]尽管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大规模地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却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4]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就不仅是针对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方向的美国的威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入侵。从60年代中期始，解放军开始每年抽调大量工程兵和步兵部队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尽管这种部署是基于中国南部和北部周边地区同时出现的紧张局势，但中央军委在部署战备工作时特别做出决定，要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25]1963年7月，随中苏关系的紧张，为加强中国东北部的边防，总参谋长罗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率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团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视察。[26]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27]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是月，罗瑞卿又赴延吉、长春、牡丹江、绥芬河、沙尔图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964年9—11月，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还特意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召集会议作了具体部署。[29]其间，针对当时苏联有人散布中国以长城为界的言论，9月22日至28日，罗瑞卿偕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人特意到张家口、承德等地区进行调查，为应付苏联的威胁做准备工作。[30]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实现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种种迹象表明，从60年代中期始，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主要威胁来自何方问题的考虑中，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逐渐小于苏联，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重点防御的对象。甚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考虑中，也融入了对苏备战的意识。1966年10月初，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31]

随中苏边界流血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来自北方的苏联威胁。周恩来1968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32]是月，国防工办等部门在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为了适应将来华北、中原地区大规模作战，以及必要时支援东北地区作战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线，加强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陕西地区轻兵器工厂的建设，以利战时补给。[33]中苏关系似乎已走近战争的边缘。

基于上述对美、苏威胁的认识，6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探索缓和对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了较明确的改变对华关系的意向。因为，美国已认识到，苏联远比现在的中国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就军事-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苏联却可以。所以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34]尽管这时中美双方还都是在投石问路，尚未最终构成联合抗苏的新战略，而且两国领导人的谈论与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已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基础。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转而对越南抗美战争实施“插手”政策，加强援越，特别是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964年11月27日，莫斯科发出了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第一个声明。翌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苏方宣称说，苏联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35]1965年4月，黎笋访问莫斯科，对苏联履行该协定条款的情况表示满意。此后至1973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援和20多亿美元的军援。[36]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在1965年一年内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此比例贯穿至越战结束。[37]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以后，苏对越援助不断增强，至1968年时已超过了中国的援助。[38]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

应该说，中苏共同援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述三条线索构成的历史背景下，中苏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期的援越抗美方针，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越关系变化的一个基点。

三

在1965年至60年代末中苏同时援越期间，由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考虑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战略策略问题时，苏联因素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所以不可能再与苏联共同联手援越抗美。而越南此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得到中国，特别是苏联尽可能多的援助，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趋向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中越之间的矛盾便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39]

由此，中国援越抗美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而且还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这种情况着重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对苏联提出派志愿军援越的反应。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的谈话中，主动表示了中国派志愿军援越的意向。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便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同年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的第一批军队入越，由此开始了中国军队援越抗美的军事行动。到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计32万余人。[40]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执掌政权后，对美国的越南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1965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目前许多苏联公民志愿奔赴越南为自由而战。他同时强调说：苏联将履行自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声明一度引起美国官方的不安，为苏联有可能直接入越参战而担忧。[41]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是对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援助请求（包括派志愿军问题）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是月26日，越南副外长黄文进在与苏驻越大使谢尔巴可夫会见时曾透露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感谢苏联要派志愿军参战的这种支持，但是目前他们还不需要，必要时他们会提出此项请求的。[42]4月18日苏越就黎笋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越成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依然宣布：应越南请求，苏联政府允许那些志愿为越南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战的苏联公民开赴越南前线。[43]在这里，派志愿军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其政治意义实际已大于军事意义。

然而，苏联的表态对中国却是一种刺激。当越南方面对苏联派志愿军的承诺表示感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即对此表示了不满的看法。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的会谈中提出：我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彭真、罗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见。1966年3月23日，他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特意提醒说：苏联可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敌人。你们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23日，周恩来又以中国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44]

[1]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81页。

[2] 《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3] 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记录。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新解密档案，即将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7/1998年冬季号。

[4] 《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5]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文进勇的谈话记录。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5页。

[7]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记录。

[8]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的谈话记录。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9]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0] 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记录。

[11]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2] 1964年11月19日苏驻河内使馆给莫斯科的绝密信：“关于南越的政治形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631，第253页。转引自I．V．盖杜克：《苏联与越南战争》（The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芝加哥1996年，第16—17页。

[13]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12日毛泽东与拉美十五国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14]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记录。

[15]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3、514页。

[1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记录。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记录。

[17]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3页。

[18]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440、442页。

[19] 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按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1964年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办汇报时指出：关于一、二、三线的划分问题，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有二线、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等地。（《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62页。）据此，第一、三线之间的省、区为二线地区，而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称为小三线。1970年9月国务院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将三线确定为“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2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442页。

[21] 参见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71—472、476—477页；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48、250页等。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之一来电话指出：据他们所阅的档案材料，1964年6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十三陵水库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战略防御设想、方针的分歧主要在于防御地点问题，而非假想敌的不同。林彪在1962年时曾提出“北顶南放”的设想。毛此时则提出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这里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在6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最近，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军方的有关专家，更为详细地了解到，自5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只是其实施的基础在于“以苏联为依托”。1964年6月毛泽东与林彪在战略防御设想上出现的分歧是，毛认为，此时苏联已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而林尚未摸清毛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笔者觉得，后一说更符合毛当时的思想实际。它表明这时毛已在注意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考虑其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上述两说，笔者虽未能见到相关的档案材料，但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及意见非常有益，其启发笔者在研究此问题时应进一步掌握材料，作更深入的分析论说。

[22]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的谈话记录，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

[23] 《罗瑞卿传》，第385页。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来电话指出，毛泽东此处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详见前注）。笔者这里材料的使用应有误。

[24]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另，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

[25]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65、54页。

[26] 《罗瑞卿传》，第385、668页。

[27]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见普罗霍罗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12月版，第211页。

[28] 《罗瑞卿传》，第669页。

[29]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页。

[30] 《罗瑞卿传》，第385页。

[31] 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2] 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接见越南范雄、黎仲迅等人的谈话记录。过去普遍认为中国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的，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误解。

[33] 1968年6月20日国防工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34] 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35] 1965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记载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此类消息。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24页。

[36]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03页。

[37] 1965年10月26日备忘录：《关于苏联对北越军事援助的评估》，美国哈里曼文件，特卷：越南，总卷第520盒。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59页。

[38] 盖杜克前引书，第247页。

[39]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1968年4月29日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会谈记录。

[40] 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2页。

[41] 盖杜克前引书，第37页。

[42] 1965年3月26日谢尔巴可夫与黄文进会谈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721，第117页。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38页。

[43] 盖杜克前引书，第39页。

[44] 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二）中国对苏联提出的共同援越要求的反应。

第一， 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

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访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分歧撇在一边，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但是，坚持“反帝必反修”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苏联搞什么“联合行动”。中共中央批驳说，“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1]

第二，关于建立“空中走廊”和军事基地的问题。

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了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3、在中国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2月27日，苏政府又通过驻华使馆提出：要派45架安-12飞机运送援越高射武器从中国过境，希图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于3月10日予以拒绝。

第三，关于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问题。

1965年4月3日，苏联提出了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中国没有接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为此来信指责中国。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回函予以驳斥，指出：我们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在政治上同美帝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军事控制，把我们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2]

第四，关于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问题。

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2、中国开辟2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3]

第五，关于通过中国领空转运苏联飞机的问题。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不过，越南在传达苏联这个要求的时候，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并获得同意。[4]

第六，关于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物资问题。

1969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都是通过中国铁路免费转运的。根据中国的资料，从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5]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根据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材料，中国方面于1969年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6]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总之，中国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7]

（三）中国对越美和谈问题的认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援越，并不意味着其改变了与美缓和的外交方针。1964年底和1965年初苏联开始大力援越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促使越美双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2月，柯西金在莫斯科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演说时即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8]苏联官员还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9]1966年1月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访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坐到谈判桌旁来。[10]随苏越关系的发展，美国也进一步认为苏联可以作为越美和谈的倡导者和积极斡旋者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苏联作为越南的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能够迫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11]这样，在苏联的秘密调停下，经黎笋决定，越南政府于1968年4月3日宣布同意派出代表与美国谈判。5月，越美两国政府进行预备性会谈。10月，约翰逊政府宣布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1969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的四方谈判在巴黎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对于越南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和谈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因此，从1965到1967年，中国始终认为举行和谈的时机还不成熟，提醒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12]特别是到1967年末，当毛泽东认为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13]中国对越美和谈筹划的进展就更为不满了。

在谈判进入切实操作阶段时，1968年4月至10月，中国领导人多次对越南领导人提出了指责：一是越南政府4月3日的声明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二是改变过去以美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条件的立场，接受美国部分停止轰炸的条件，并且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是向美国妥协了两次。三是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四是急于同美国谈判而没有摆出一个高姿态，这将使越南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境地。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斗争本身，胜利是由斗争决定的。五是落入作为美国帮凶的苏联的圈套内，使约翰逊掌握了主动权。为此，中国方面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因此我们两党之间、越中两国之间对此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14]

巴黎和谈正式开始后，面对苏联的插手，中国又一再告诫越南，苏联和美帝都是帝国主义的头子，因此我们应当警惕。中国领导人指出：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施加压力。所以，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5]

（四）中越之间裂痕加深。

从1965年始，中越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带有了利害冲突的性质，并且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中苏关系的因素：一方面，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另一方面，苏联决定加强援越，但又不愿因此而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故想利用中国的铁路和空中航线给越南提供物资。中国方面当时已难以接受苏方提出的“空中走廊”、“联合行动”等要求，苏联即以此攻击中国阻挠其援越物资过境，从而加深了中越之间的不和。

此外，这里还应提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事实上也不无干涉他党事务之嫌。这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国际主义原则，特别是在越中关系这个问题上。[16]以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

此期，越南的报刊杂志开始发表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中国支援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越以主权问题要求中国支援部队的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其联络组进驻等等。[17]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18]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当时党早已决定与苏联结盟。之所以没有公开发表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9]

在越南逐步转向依靠苏联，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也采取了某些强硬态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20]另据邓小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21]1966年，邓小平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2]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可以认为，中国的强硬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五）中国援越方针的微妙变化。

此期，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时日益明显地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国于大方针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23]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24]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25]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26]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27]

四

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两国走向全面对抗。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从两面出击到联合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重又开始倾全力援助越南。1971—1973年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28]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这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29]这种战略部署的变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苏联随其军事实力的增强，走上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气势咄咄逼人。尼克松政府为此急于从越战中拔足。事实上，这种局面早已为毛泽东所预见。他指出，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我看他们继续打下去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都没有参加，这同朝鲜战争不同。毛泽东还分析说，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封锁海防、轰炸河内市区；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多人在越南工作，但却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会回事似的。可见他是“留了一手的”。[30]为此，70年代初，美国又想借中美双方探索缓和关系之机，通过中国向越南施加压力，以使其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中国在争取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拿原则作交易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反复向基辛格、尼克松指出，结束越战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撤出自己的军队，不留任何尾巴。美国越早退出印度支那越好。如果战争打下去，中国将继续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力。[31]

与此同时，尼克松要退出越战的政策，使越南认为美国有可能抛弃阮文绍政权，南越伪军将面临单独作战的前景。这对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时机。因此，越南这时强调要在南方猛打，迫令美国及早撤兵。对越南劳动党的这种策略，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对前一阶段中国援越方针发生的一些变化表示不满，他曾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32]根据毛泽东的这类意见，中国领导人重又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33]

上述变化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其外交政策转向务实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外交思维的基本内核，即坚持把世界革命、国际共运的目标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的原则。对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总是热情地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面，则还是中苏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此期，毛泽东联美抗苏的战略构想已基本成熟。在越战问题上，他采取了以打促美撤兵、助尼克松从速脱身的策略，以求能及早实现其战略构想。由此，对于越美之间的谈判，中国领导人在毛泽东外交方针的指导下，开始提醒越南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要让美国佬尽快走掉。同时，与美国恢复轰炸、试图迫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的举措针锋相对，支持越南“要在南方猛打”的方针，希望越南搞运动战，歼灭敌人，通过打取得谈判桌前的有利地位，尽快签署和平协定。[34]

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终于在巴黎签署。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

其二，面对苏越关系的顺利发展，美从越南撤兵后苏将填补其空白的趋势，中国大规模援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拉住越南，避免其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然而，苏联也在不断加强对越南的影响。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在望时，苏联一面通过其对越南的影响，使越南成为其利益的代表，打开影响东南亚的通道；一面继续分离越中关系，提出对越南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要支持、鼓励，要使越南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苏联还特别注意在中美关系缓和问题上作文章，评说所谓“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的特征”，挑拨越南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激化中越矛盾。[35]

其时，中越之间的分歧已日益明显。越南的敌人只有美国，而中国已经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苏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越南领导人建议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并极力宣传此阵线的意义时，自然遭到中国方面的婉拒。中国领导人的理由是，如果建立的这条阵线包括苏联，他们就将控制它。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36]同样，中国为排斥苏联的插手，曾试图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也未能实现。

越战结束后，美国对越南的威胁已经消除。越南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统一南方的需要，更加依赖于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1973年8月，中共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结果，尽管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盟友。

（原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补注与校订。）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7月10日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4—395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94页。

[3] 1967年4月7日、4月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4] 1967年5月13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会谈记录。

[5]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0页；《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0页。

[6] 克利斯廷·奥斯特曼：《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

[7] 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1月8日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8] 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1页。

[9] 盖杜克前引书，第27,31-32页。

[10]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51页。

[11] 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8，案宗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12] 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13] 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记录。

[14] 1968年4月13日、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8年5月7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24页；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与范雄会谈记录，1968年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

[15] 1969年4月20、21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16] 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黎笋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7]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8] 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与范文同、武元甲、黎笋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966年11月8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9] 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20] 1966年4月13日越中代表团会谈记录。

[21] 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记录。

[22]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23] 1966年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24]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2页。

[25]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02、528-531页。

[26] 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另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5页。

[27] 1969年8月15日苏军情报总局给克·弗·罗沙库夫的报告。

[28] 《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

[29] 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

[30]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1] 《当代中国外交》，第161页。

[32]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3]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4]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60页。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回忆说：林彪的战略思想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第919页。

[35] 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驻越大使谢尔巴可夫的报告：《关于越劳党解决印支问题的政策与我们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36] 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记录。

第3篇 三八线与十七度线

——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李丹慧)

[摘 要]

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将战争的界限控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着重考察、比较了中美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并对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中美信息沟通；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而且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但是，对抗的表现形式及其结果却有很大差别。在朝鲜战争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导致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军事较量；而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一直将战争升级的界限控制在十七度线以南，中国也即只是以派出支援部队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双方始终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两种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同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之间对战争底线，即三八线和十七度线的把握，及其信息沟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的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过程中，信息的沟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升级的历史进程即可发现，中美双方在信息沟通渠道、信息传递方式，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差异决定了中美之间爆发危机和冲突升级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本文试由此角度入手，对比中美两国在这两次战争中信息沟通的状况，并对其影响做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朝战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的建立，本来是朝鲜民族内部的事务。然而，由于战后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和世界冷战格局的出现，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便具有了浓厚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由于南北朝鲜分属两个不同且对立的营垒，使三八线这条美、苏两军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和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最终变成了划分两大阵营在东亚势力范围的长期政治分界线。[1]

1948年夏秋在朝鲜半岛分别建立起来的两个对立的政府都认为只有自己能够代表朝鲜民族，此后，双方都主张以武力完成朝鲜民族的统一大业。不过，在冷战的背景下，朝鲜南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自实现其政治目的。当时美苏两国对抗的焦点在欧洲，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无意于远东地区引发一场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战争，因此对南北朝鲜的军事统一计划分别采取了不予支持的政策。进入1950年后，苏联的远东政策首先发生变化，莫斯科对金日成军事统一南朝鲜的行动开放绿灯，朝鲜战争爆发了。[2]

中苏同盟的建立使华盛顿感觉到美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继苏联之后，美国也改变了其远东政策。更由于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做出了全面干预朝鲜战争和遏制中国的决策。然而，正是白宫采取的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率先将中国摆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从而迫使中国开始考虑介入这场对美国的战争。

从毛泽东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出发，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必须在台湾海战和朝鲜陆战这两个战场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显然，对中国有利的选择只能是在朝鲜半岛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到1950年9月初，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军事部署，在中国东北地区集中了五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出国作战。[3]

不过，就建国初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战，的确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因此，毛泽东心中是有一条底线的，这就是美国军队是否越过三八线，是否真正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这个问题最早是周恩来7月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提到的。[4]

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在毛泽东看来，三八线到鸭绿江只有400公里。如果美国人就在鸭绿江那边，鞍山、旅大、沈阳、抚顺、哈尔滨就都在美国军队的威胁之下了。我们真的是睡不着觉啊！[5]

当战争在洛东江一线进入僵局时，毛泽东又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6]

这个“时机”，指的还是上述的战争底线问题。

实际上，美国在战争初期非常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会出兵援助朝鲜。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作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行前杜鲁门交待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与大陆中国的战争。[7]

同时，美国还采取措施向中国传递这种信息。在8月27日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领空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立即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美国还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给予满足。[8]

为了进一步表示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没有恶意，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撤离台湾。[9]

美国总统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仁川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人的确是想告诉中国人，他们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华盛顿不知道，中国出兵的底线根本就不在鸭绿江，而是在三八线。事实上，美国最初决定越过三八线时是有条件的。杜鲁门政府在9月27日授权麦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时，其先决条件是“没有大规模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军队进入北朝鲜，没有准备进入的声明，也没有在北朝鲜对抗我们行动的威胁”。[1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11]

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公开宣布出兵，就很可能避免战争的升级。

当然，中国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条件，而且为了制敌先机，也不可能公开宣布自己的出兵计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开警告的方式，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出兵的这条底线。8月末，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民生工业公司的经理陆少夫。他谈到，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人民在满洲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军事上的帮助，中共不会忘记并应有所报答。同时特别强调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他本人“将处于派遣中国军队去营救北朝鲜的极大压力之下”。因此，毛泽东请陆少夫提供帮助，使美国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件事当时被报告给了加拿大驻联合国的官员。加拿大人提出，毛泽东可能会利用印度驻北京的大使，或者荷兰、英国驻京代办作为同华盛顿联系的渠道。[12]

此信息加方是否传达给美国，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不过，中国确实在利用上述渠道设法进一步与美国沟通。

当9月15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之时，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急剧变化，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与此同时，为了争取中国最终不必介入战争的前景，中国领导人反复向美国发出警告性信息。9月21日，华盛顿便已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称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军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13]

22日，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承认“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有权力回去保卫祖国”，表明了中国坚决支持朝鲜与美国斗争的决心，也暗示性地对美国进犯朝鲜北方的企图提出了警告。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也“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14]

周恩来则于30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大会时，更为严正地告诫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5]

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正在安排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中国的警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这样，在中国的安全利益已经受到实际威胁，以及苏联和朝鲜也明确请求中国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出兵的决心。鉴于多数中国领导人对于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是否能够取胜没有把握，对出兵持有异议，毛泽东一方面决定再次召开高层会议商讨，一方面向美国发出了最后的信号。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潘尼迦，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在谈话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美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换言之，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潘尼迦表示，他将把中国的这一立场立刻报告尼赫鲁。[16]

当日，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从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等许多地方发来的报告周恩来召见潘尼迦的电报。但是，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只传声筒。在美国人看来，潘尼迦是一个过于同情共产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9月的短短几个月中，他不是预言共产党很快将进攻台湾，就是忽而认为中国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鲜事务，忽而报告说中国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17]因此，其人绝非可靠的信息报告者。至于周恩来的话，美国方面则把它当作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而发出的恫吓。国务卿艾奇逊虽然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却又说它“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18]

尽管当时荷兰方面已有情报通知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19]

中央情报局也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有关共产党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的明确警告，[20]

但此时北进的联合国军已如脱缰之马、离弦之箭，这些意见和信息，都无法再改变白宫的决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最后决定。10月7日，美国开始了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直到这时，美国仍然希望传递口信以制止中国做出激烈反应。美驻印度大使曾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向中国方面传话，表示希望与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举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释美国的行动并无对中国的敌意。而此时中国已经做出了决策，毛泽东不再需要美国人的任何信息了。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呈送的报告上批示：不要见美大使。[21]

毕竟，美国政府已突破了中国的底线，从反击北方进攻、重新恢复三八线分界，到进击北方、抹掉三八线分界，彻底改变了它以前确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至此，中国只能背水一战。美国的军事行动将朝鲜战争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越战升级时中美之间的信息沟通

1959至1960年，越南劳动党在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大力支持和领导南方的武装斗争，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22]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美国担心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将会导致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故而反复强调，如果北京和河内继续支持南越的武装斗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61年末，为阻止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后，美国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对越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东京湾决议案，国务院并经加拿大驻印度支那国际监督委员会首席代表布莱尔·西博恩转告范文同，美国将仔细观察北越对此事的反应。[23]但是，华盛顿方面观察到的是中国对北越的支持和中越协同作战的决心，这就使得经历了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美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实施军事介入的问题。

在1961年至1964年美国进行的所谓“特种战争”期间，中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北越签署中越两军协同作战的有关文件和中国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战争进一步升级、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此时中国党和政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美国强化侵略越南的行动，第一步可能是扩大“特种战争”的范围；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轰炸北越；第三步则是进攻北越，打朝鲜战争式的局部战争。[24]1964年6月以后，毛泽东明确了中国方面的战争底线，即：如果美国冒险打倒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如果他们轰炸或登陆，我们就要打，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中国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25]周恩来则在7月召开的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党的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当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时，中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26]这样，中国领导人以17度线[27]为雷池，给美国划定了升级战争的范围。8月，中国政府针对东京湾事件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28]从而公开亮出了中国方面控制危机升级的底线。对此，美国人的反应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反对美国军队靠近鸭绿江时所发出的警告”。[29]

由此，中美双方开始围绕17度线上的进退问题进行信息沟通，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尤其是中国方面，当毛泽东已经决定要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更要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的危机之中。所以，在发出信号、沟通信息方面，中国表现得也更为主动和积极。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30]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袭击美军基地，取得波莱古大捷后，约翰逊下令实施“火箭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猛烈轰炸，战争进一步升级。这时，中国政府一面发表声明提出警告：“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备的。”[31]一面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军队并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32]

而且由周恩来借2月27日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采访之机提出：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33]向美国方面传递信息。

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此后，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34]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35]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行为，中国政府3月12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36]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37]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38]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39]

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40]

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41]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4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4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44]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45]

中美双方频繁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1] 关于三八线划分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2] 关于战争爆发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来自俄国解密档案的新材料》，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0年第2期。

[3] 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 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转引自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 1995/96, №6-7。

[5]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苏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

[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7] Frances Heller ed.，The Korean War: A 25-YearPerspective，Lawrence 1977，p.26。

[8] 爱德华·马丁著：《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04—205页。

[9]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10] 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第307-308页。

[11] 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第731页；约瑟夫·格登著：《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26页。

[12]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50, Vol.7, Korea, GPO., Washington D. C., 1976, p.742.

[14]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战争》第一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28页；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31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16]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83页；《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7页。

[17]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8] 《杜鲁门回忆录》，第431-432页；麦克阿瑟著：《麦帅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中文版，第307页。

[19] 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20] 约瑟夫·格登前引书，第326页。

[21]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外交部报告上的批示。

[22]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43-44、67-68页。

[23] 《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289-291页。转引自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24] 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4页。

[25] 毛泽东1964年6月24日与文进勇等人，7月27日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26] 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27] 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

[28] 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29]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Indochina, Ann Arbor 1975，p.175.

[3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页。

[31] 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中册，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

[32]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33]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14页。

[34] 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Volume 3 (Boston: Beacon Press,1971), 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meeting on February 10, 1965, and at NSC meeting, March 26,1965, inFRUS, 1964-1968, vol. 2, pp.223,482. 转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35]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36] 郭明等编前引书，第561页。

[37]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19页。

[38]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页。

[3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40]《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页。

[41]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7页。

[42]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页。关于口号问题，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的。见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43]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Mr. Hopson) to FO（英国外交部),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1965;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Peking(Mr. Hopson) to FO,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FO371/180996, 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另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44]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1965(d.0240,2 June 1965); Washington(Sir P. Dean) to FO, No.1466,4June 1965, FO371/180996,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FO371/180996,PRO.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45]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36页。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国以派出防空、铁道、国防工程、筑路等支援部队形式介入战争，而且不公开宣布，并将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越南北方。6月9日，中国第一支支援部队入越，此后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1]而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军事任务，也不予公开点破。这表明，约翰逊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在决定扩大战争时，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越雷池一步，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划出的界限之内。当然，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对立、隔绝之中，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毕竟双方此时都在寻求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防止再次发生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在这里，克制是首要的，因此，中美双方都继续互发信号，避免相互之间的猜疑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危机的发生。

1965年7月，当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强烈要求约翰逊向南越增兵时，约翰逊担忧此项举措可能引致中国和苏联参战。军方文职首领对此持乐观态度，约翰逊却指出：麦克阿瑟当年也认为他们不会。尽管军界人士说这同朝鲜不一样，约翰逊还是表示：我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参战。但是，约翰逊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规模增兵的决定。7月26日，约翰逊向南越增派5万美军，使那里的美军总数达到125000人；并提出将进一步增兵等等。这些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美国要再次在亚洲打一场地面战争。[2]美国要扩大战争的新动向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8月20日，周恩来就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同时重申了上述中国的四点立场。[3]9月29日，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那些反动派们跟他们一起来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线了。[4]以此更加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了中国方面准备抵抗美国侵略的信息。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这篇讲话很重要，把问题摆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面前，使他们有所准备。[5]在新的战争形势面前，中国的态度没有退缩，仍然是：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6]

1966年初，针对中国报刊和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和言论，美国方面在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声明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7]对于美国方面做出的姿态，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周恩来再次于4月10日对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详细地复述有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段话，而陈毅则向西方记者指出，“美国侵略者多次重复讲，它‘无意进攻中国’和要避免造成进攻中国大陆的印象”，是积极准备进攻中国的烟幕。[8]不过，此时中国报刊杂志上关于美国施放烟幕一类的宣传，应该说已不仅是针对华盛顿，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发出的，以维持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政治声势，同时渲染紧张气氛，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事“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方面的底线，已是心中有数。

翌年2-4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了第二次战略反攻。其间，美国飞机曾多次侵入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方面担心中国会因此而中断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此，国务卿腊斯克特指示美驻波大使：在预定于6月7日举行的第133次会谈中，一方面要强调美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种会议，认为它使美中之间能够有机会就双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国飞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一方面要告诫中国，如果冲突扩大到越南之外，将导致美中两国都不希望看到的严重危险发生。[9]133次会议结束后，中国方面没有终止以后的会谈，保留了这条沟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又在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周恩来并在6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特别提到：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10]借以回应美方的告诫。

总之，在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的几个阶段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17度线，中国也没有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派出志愿军直接赴越参战。

三、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到冷战形式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发生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十分尖锐，敌对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越南战争则发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势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形成，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双方开始谋求势力均衡，既争夺又妥协，争取将对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和危机之中，避免将有限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机制逐渐成熟。

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尽管到60年代初，这个会谈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使中美两国于互不承认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已进行过比较有效的沟通。

由此，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就更深层的意义考虑，即从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的角度，从在消弭危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沟通的要素方面，比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握冲突、控制危机的变化过程，总结冷战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开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冷战的敌对状态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环境中，冲突双方通过发表警告性或威慑性的社论、声明或宣言，公开传递信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处在严重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下，这种单一的沟通方式虽被认可，但是其内容却往往遭到冷落。本来是有意要转达的信息，结果却被对方看作是一种恐吓或要挟的手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多次通过公开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国介入战争的界限，就是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认真对待。而美国在报刊上不断表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无非是欺骗性的宣传。

第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及时互通信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敌对或对立的双方只有平时在政府间或领导人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并经常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起到及时互通信息，从而缓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联络的过程说明，对于解决危机来说，这种方式事实上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鲜战争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这样一条渠道，又不能保证临时寻找的渠道畅通无阻，结果中国既未能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也未能阻止中国跨过鸭绿江。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把出兵底线的信息及时地、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美国方面或许能够把握住这次避免重大冲突的机会。相反，当对方的决策已经做出，迟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经为时晚矣。

第三，选择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保证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敌对双方之间，要开辟私下或秘密沟通的渠道，对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人必须是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在转达最具威慑性的意图时，却选择了一个遭到美国排斥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结果自然令中国方面信息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照，在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之间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进行接触，一方面在启用非正式渠道发送消息时，选择的信息传递者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美国的盟友英国人。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保证了口信的迅速送达，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有效率。

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须明确，以免对方在解读信息时产生误解和迷惘。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信息的表达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则便难免由于对方的误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应。比较周恩来在越南战争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国的四点立场，那么，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说法，的确还不够明确和强硬，再加上美方对信息传递者的不信任，这一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对于信息的解读应该从实际出发，避免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

对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比信息的传递更为困难。在冷战年代初期的冲突双方，本来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双方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也不相同，特别是在审视对方时，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状况使得对立双方往往无法客观地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于是，盲目的认识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判，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即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先是把朝鲜战争爆发看作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发起总攻的开始，既而做出全面干预战争的决策；后是把中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视为恫吓性宣传，因而无所顾忌地大举进兵北朝鲜。而到越南战争时，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而中国也始终同美帝国主义者这个多年来被视为战争贩子的头号敌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样，中美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新的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的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可能削弱冲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沟通的阻断，则会导致危机的升级，乃至陷入战争的泥淖。特别是在敌对或冲突的国家之间，寻求和保持较高层次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关系恶化或出现危机时，为双方沟通信息、缓解危机、消弭战争提供机会。

当然，过分强调信息沟通对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充满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左右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战争动机的多样性和战争目标的专一性，也不是完全凭借信息沟通就能理解，就能将纠纷化解的。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1] 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 Kahin George McT.,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Vietnam, New York 1986, pp.379-386，390-391. 转引自时殷弘前引书，第210-211页。

[3]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50页。

[4] 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5] 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版，第153页。

[6] 196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69页。

[7]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8] 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5-16页；《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7-28页；1966年5月17日陈毅副总理答北欧四国访华记者提出的问题。外交部编：《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谈话参考资料》，福建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宗56,第17页。

[9] 参见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 Volume XXX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8,pp. 575-577.

[10]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61、163页。

第4篇 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丹童)

 小 引

1998年4月16日夜11时15分，曾经叱咤一时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因心脏病发作，在柬埔寨北部柬泰边境地区去世，终年73岁。其遗体于18日按柬传统习俗在当地火化。有关波尔布特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正在欢度传统新年的柬埔寨人有的表示怀疑，毕竟波氏之死的消息已传出过多次，但结果证明都是假的；有的为波氏未能因其红色恐怖行为接受审判便先行死去而遗憾不已，他们认为波氏应该活着给人民一个交待。柬政府方面则由于此消息尚未得到彻底证实，迟迟没有做出正式表态，只是由政府发言人，新闻国务秘书乔卡纳里出面表示：不管波尔布特是死是活，都应该将其移交政府处置。当年在中国影响下与柬共合作抗美，并且支持过波氏政权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则对记者坦言：波氏的去世是使人民感到宽慰的事情。他说，波尔布特之死结束了柬现代史上最恐怖的一章。翌年初，西哈努克又宣布：如果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领袖，他愿意放弃自己在宪法上，以及皇家身份所享有的豁免权，出庭受审。

至于波尔布特的死因，也有人提出了“被谋杀”之说，称此谋杀的目的在于确保波氏不落入金边政府之手，以避免其被送上国际法庭，引出诸多麻烦。一位亚洲外交官谈道：杀了波尔布特，什么都解决了。如果他接受了国际法庭的公开审判，他与金边、中国，甚至泰国现领导人的关系就会彻底曝光，这样将令事情复杂化……

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舆论如何繁复，波尔布特之死，确实标志着在柬埔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红色高棉最终走向消亡。那么，在过去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与这位柬共领袖和曾一度在其政权中担任国家元首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本世纪60-70年代，中国始终与西哈努克亲王和由他所代表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其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政府，保持了特别紧密的关系。在柬共与西哈努克亲王联合抗美，中国不以牺牲印支三国利益作交易缓和对美关系，中苏对抗及“文革”后期中越关系出现裂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显露地区霸权主义倾向的大背景下，中柬关系的稳固发展，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显得十分突出。

周恩来对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说：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

西哈努克亲王于1941年继任柬埔寨王国国王。1955年3月他放弃王位，让位给自己的父亲，同时宣布“永远不重新登基”。同年9月，他在柬埔寨大选后出任首相。西哈努克多年来一直奉行和平、中立政策，敢于抗衡美国的摆布，不与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体系”，并于1963年下令拒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1965—1969年一度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重视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亲王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爱国行动，一直十分赞赏。中柬两国于1958年7月正式建交，周恩来特别指示中国首任驻柬大使王幼平“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是年8月，西哈努克亲王率代表团访华，周恩来陪同他到东北、天津、河北等地参观访问，其间还带他参观了保密性很强的项目——中国第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中国政府对柬的援建项目也于此期启动。

1960年4月，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病逝。原定于5月上旬访柬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面临着一种选择：按期访问，接待规格会因柬正居国丧而受到影响；延期至国王火葬之后，则将得到隆重的礼遇。对此，周恩来经考虑后决定：如期前往金边，亲自吊唁苏拉马里特国王；并请柬方接待从简，表示中柬友谊深远，不在乎接待规格的高低；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安排给代表团成员每人制做两套丧服。5月5日上午，周恩来一身缟素出现在金边机场。市区欢迎的人群将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乘坐的汽车挤得寸步难行，他们于是下车步行，接受人们赠送的花环。当晚，柬摄政委员会主席在克玛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国代表团。次日，西哈努克亲王又邀请周恩来以主人身份主持柬皇家电台开幕式，以示柬中两国领导人的兄弟情谊。

柬国王逝世后，西哈努克拒绝继任王位，柬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因此联合选举他为国家元首。是年12月，西哈努克亲王以元首身份偕夫人莫尼克公主访问北京，中柬双方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恩来与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和夫人乘专列赴南京、杭州观光，泛舟西湖，欢宴楼外楼……。西哈努克出于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还在60年代初将他的三个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中柬关系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小国平等友好相处的一个范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驻柬人员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为此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并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面对遭到破坏的中柬关系，1967年9月，周恩来及时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同时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劝说和挽留柬驻华使馆人员，使西哈努克撤消了此项决定。同年10月，周恩来请来华访问后准备赴柬埔寨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捎去几点口信，表示中国对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中国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随后又就柬方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向张岗进行解释，指出：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想到共同的敌人，是会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并请张岗转告西哈努克亲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中柬关系由此较早得到恢复。

周恩来在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时重申：“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

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

中国政府一直十分关注柬埔寨政局的变化，1970年3月14日午夜金边政变发生之前，周恩来在紧急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乃·瓦朗丹时就曾提醒说：中国政府对最近金边出现的一些情况感到不安。听说西哈努克亲王准备16日离莫斯科，17日到北京，我们更要采取措施注意亲王的安全。并表示：我们支持亲王坚持和平、中立、独立的政策。3月18日朗诺集团的政变，将西哈努克亲王推到了抗美斗争的最前沿，中国政府率先公开表明了支持亲王斗争到底的立场。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时，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周恩来、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与西哈努克亲王同乘一辆汽车，一路陪送至钓鱼台国宾馆，并专门对他们下榻的5号楼，从陈设、布置到起居、安全等等，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了西哈努克亲王作为国家元首抵达北京的消息，并报道了到机场迎接亲王的各国使节的名单。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举行会议，专门商讨柬埔寨问题。毛泽东批准了会议关于协助西哈努克在京进行各项活动的决定。

3月22日，周恩来在与西哈努克会谈时重申：“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给西哈努克以极大的鼓舞，他表示：有中国的支持，我一定坚持斗争，决不后退。次日，西哈努克即在北京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此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着手协助西哈努克筹备召开柬、越、老印支三国四方会议。4月24—25日，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印度支那当前局势及印支三国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联合声明》。周恩来专程赶赴广州，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并先后同“三国四方”领导人会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完全支持会议通过的联合声明。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持续紧张，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1970年初，中国已着手与美国进行缓和关系的接触。但是，在柬埔寨局势变化之初，中国政府即以自己的立场明确表明，中国不以原则作交易换取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4月30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次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即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西哈努克和夫人。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预定的放焰火计划为此而推迟。当西哈努克感谢中国政府在他最困难之际给他以支持时，毛泽东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表示：柬埔寨需要什么，只要中国有就给。中国所给的东西，同西哈努克亲王领导柬人民斗争给予中国的东西，是无法相比的。西哈努克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同一个小国国家元首的谈话使人们多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的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此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和扩大印支战争的行动，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要求世界各国人民声援柬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呼吁。5月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由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这个新政府是代表柬埔寨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宣布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并从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反美斗争、印支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请毛泽东和林彪出席北京群众大会，请西哈努克讲话。声明稿经毛泽东审定后，周恩来还将其法译本送西哈努克征求意见。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强调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败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次日上午9时，毛泽东、林彪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林彪说：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世界。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宣读了毛泽东的《五·二○声明》，西哈努克发表了讲话。会上，西哈努克情绪高昂，先后用华语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也说：“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在城楼上休息时，毛泽东又和西哈努克进行了友好交谈。当西哈努克谈到柬埔寨有中国作可靠后方，一定会胜利时，毛泽东表示：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毛泽东还说：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此后一周内，中国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拥护毛泽东声明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参加人数达4亿几千万人次。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再次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

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周恩来不但亲赴河内和平壤，与越、朝两国领导人谈中国方面同基辛格举行会谈之事；而且还在7月15日晚从平壤一返抵北京，就与叶剑英前往西哈努克住处，向他通报基辛格访华的情况，以示对亲王的特殊礼遇和尊重。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以后，对于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依然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我们只有支持印支三国进行抵抗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

中国的这种态度与苏联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时，苏联为避免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西哈努克亲王提出在苏成立流亡政府的要求，迟至亲王登上去中国的飞机前两三小时，才向他通报政变的消息。其后，苏联仍与朗诺政权维持外交关系，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仅表示予以支持，但同时又继续向朗诺集团提供政变前答应给柬的军事援助。直至1975年3月18日，柬人民斗争即将取得胜利时，苏联才承认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是柬的唯一合法政府。

毛泽东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到他们。”西哈努克说：“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

在柬埔寨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反抗朗诺政权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柬埔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是骨干队伍。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抵达北京后，当时正在河内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曾随范文同总理来华。虽然他在北京始终没有露面，但却从范文同与周恩来就柬埔寨问题及印支局势举行的会谈情况中，了解到了柬民族统一阵线成立及如何开展抵抗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协商过程。由于中国和越南坚决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抵抗斗争，柬共中央作出决定，停止攻击西哈努克亲王，与之联合起来，打击朗诺政权。柬共领导人乔森潘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毫无保留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3月23日在北京发表的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至此，柬埔寨左派力量集合到了西哈努克亲王举起的抵抗旗帜下；乔森潘等柬共领导人也成为柬第一届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

1970年6月美国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的方针后，以柬共领导的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为骨干的柬埔寨爱国力量开始集中打击朗诺集团，在短短几年内，即使朗诺政权陷入了政治上孤立、军事上难以自保的境地。1974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乔森潘、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时，双方已谈到了柬埔寨解放后的政权建设问题。

这次会见是在既轻松又不无沉重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在座的人闻言都笑了起来。乔森潘连忙回答：“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西哈努克则隐含深意地点出：“主席阁下是指将来。”参加会见者于是又都笑了。当英·萨利解释说“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时，毛泽东指出：“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同时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说：“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并要乔森潘与英·萨利直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的；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西哈努克表示：“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接着，他又多少有些无奈地说：“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毛泽东听后赞许道：“这样好嘛。”西哈努克只得一面表示“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一面不失时机地强调指出，柬共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随即他又表白道：“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并保证“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会见中，英·萨利深有体会地谈道：“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毛泽东指点说：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十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他还特别向西哈努克建议：“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说，“我总是希望你进步”。并嘱咐道：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在西哈努克表明自己“是亲柬埔寨的”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此后，柬埔寨抵抗力量对朗诺政权的攻势日趋强大，到9月末，领导抵抗运动的柬埔寨共产党已能够充满自信地，在距金边仅20英里的地方举行庆祝柬共成立23周年大会了。庆典结束不久，柬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尔布特即发出了总攻的动员令。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爱国力量收复金边。新政权的电台宣称：柬埔寨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发去贺电，宣布：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波尔布特说他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

当柬共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以哪种模式为样板建设新政权的问题摆到了柬共领导人的面前。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进行访问，并一直逗留到次年的2月。这时正是毛泽东酝酿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波尔布特说，在此期间，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等一些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但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理论和经验。可以说，对于波尔布特而言，毛泽东的理论、中国的斗争经验实际在那时即已成为他心中的治国依据。

1975年4月19日柬埔寨全国解放后，在新政权领导层的会议上，波尔布特提出：我考虑了很久。我想了两句口号，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方向，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是不是可以用“建设国家，保卫国家”来概括我们今后的任务。波氏绘成的这一建国蓝图就是，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

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并告诫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8月26日，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谈道：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其后，毛泽东也于8月27日晚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希望乔森潘能够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希望西哈努克不要辞去柬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毛泽东说，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之间只有一点分歧，但是却有四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对此，西哈努克礼貌性地微笑着没有作答。不过，当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西哈努克亲王都没有想到，西哈努克一家回国后即遭到软禁，被迫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周恩来病逝后，西哈努克不能获准前往北京与他的老朋友做最后道别；毛泽东逝世时，他更是连一封唁电也发不出去。波氏政权甚至还将他与自己的子孙分开，在他的14个孩子中，即有5个死于红色高棉执政时期。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但是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要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尔布特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

1977年，波尔布特政府于取消货币、市场，实行供给制等一系列违背国情的举措之外，又开始实施一项“四年计划”，其核心就是走农业集体化、合作化道路，并提出了“超大跃进”的口号。8月，波尔布特在柬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只要实行了这个计划，我们就能通过集体化运动在四年之内实现大规模的粮食出口，从而进一步发展农业、轻工业甚至重工业。为实现柬共领导人所描绘的“到1977年，人们每星期可以吃两个水果。到1978年，将会是每两天一个水果。到1979年，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越往后走，情况会越变越好”的美丽前景，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在全国全面推开，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都定得过高，难以完成。于是浮夸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民口粮的减少，饿死人的事情频频发生。中国“大跃进”运动的悲剧在柬埔寨重演了。

与此同时，波尔布特为防止柬埔寨如毛泽东所提醒的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着手在其革命队伍内部挖“病菌”，揪“叛徒”。他告诫全党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病菌在何处还不能确定，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我们寻找病菌的努力还没有获得成功。它们隐藏在党的肌体内部，如果我们听之任之，这些病菌就会产生真正的危害。在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看来，要保证民主柬埔寨始终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清除革命队伍中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是当务之急，毕竟革命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于是，一个纯洁党组织的运动应运而生，党内、军内一次次的大清洗，来势凶猛，颇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揪“走资派”、揪“叛徒”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结果许多柬共元老、民柬政府高级官员以“叛国”、“反党”等种种罪名被捕入狱，十余万人遭处决。一些军队干部和党的干部逃往越南寻求政治避难，这其中即有后来另立炉灶与民柬政府相对抗的韩桑林。

1977年10月27日，波尔布特在庆祝柬共成立17周年大会上宣布，柬埔寨共产党从此在国内和国际上正式公开。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问题，指出：敌我矛盾的存在，是由于“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在暗地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这些人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据此统计，全柬埔寨敌特的数量应还有14万人左右。

此后，西方反对柬共的势力谴责波尔布特说，在民柬执政期间，被处死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人达200万之众。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为恐怖和杀戮的代名词，而其领导下的民柬社会则被称作“杀戮之地”。至于柬埔寨国内，许多人已将红色高棉等同于波尔布特，甚至把他看作是实行“种族灭绝”的罪魁祸首。对此，柬共领导人的回答是，从1975到1977年，由于民柬政府的错误，导致大约3000人死亡，另有1.1万人的死亡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越南人的特务。

波尔布特推行极左路线的初衷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违反客观实际，超越国情，强化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波尔布特四面树敌，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这即注定了它的短命。

尾 声

1975年4月越南南方解放以后，越南在苏联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扩张政策，力图全面控制老挝，同时向柬埔寨施加压力，出兵侵占柬的威岛，并不断派兵进犯柬境。翌年，越南在同柬埔寨举行边界谈判时，进一步向柬提出了领海和领土要求。1978年12月，波尔布特的老部下韩桑林背叛民柬，成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中央委员会”，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英萨利叛徒和暴逆集团”。越南军队随即大举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撤离金边，诞生仅三年的民柬政权陷落。波尔布特后来回忆说，“1979年，我们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也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2月13日晚，他偕夫人莫尼克从美国纽约飞抵北京。邓颖超与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机场迎候。邓颖超安慰西哈努克说：我们之间不是才几年的朋友，而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请亲王相信，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对朋友是讲信义的。西哈努克则激动地答道：我完全相信。我热爱中国，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祖国。当邓颖超允诺说“中国永远是亲王的朋友，亲王可以长久住在中国”时，西哈努克感激地表示“完全听从中国人民和邓颖超夫人的安排。”

随着70年代的结束，柬埔寨进入到了一个以韩桑林、洪森等人为首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宋双等人为首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和以乔森潘、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几种政权机构并存的，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

第5篇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李丹慧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即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援助越南进行反美、抗美战争之时，[1]

正是中苏关系从分裂走向破裂、敌对乃至对抗的时期。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援越方针，并导致中越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他的中国分手，而与苏联结成了同盟。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2]

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3]

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这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此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二）1965-1969年援越抗美中期；（三）1970-1972年援越抗美后期。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中苏两国援越抗美、双方矛盾冲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情况，以及越南在中苏两国夹缝中寻求援助的尴尬处境等问题，做一个历史考察。

背景：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

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1964年；特别在1964年6月，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4]

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5]

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6]

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7]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8]

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9]

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10]

一面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11]

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1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1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14]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15]

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16]

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17]

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18]

其中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175起。[19]

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20]

此后，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著作一些教科书、学术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21]

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22]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23]

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24]

虽然毛做出这一表示的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从而“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25]

但这个讲话却在国际上引起了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6]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7]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8]

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的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2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3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毛泽东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曾谈到，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1]

1964年1月他还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32]

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33]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4]

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5]

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36]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37]

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38]

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9]

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0]

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41]

中国自5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42]

毛泽东此时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43]

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44]

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5]

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46]

当时“三五”计划中最主要的新建项目钢铁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省的酒泉，毛泽东就认为该地距苏联太近，是一条通道，苏军直接就开进来了。[47]

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48]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49]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50]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51]

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52]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60年代中后期，中苏双方在同时对越进行援助中，只能是被动的配合，并且矛盾尖锐，冲突不绝。中国不愿苏联通过援越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和影响，为苏越走到一起的前景而担忧。进入70年代，毛泽东在最后完成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时，谋求尽快结束越战，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由此，中国加强援越，中苏之间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也趋向缓和，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转而居于了次要地位。

较量：中苏两国同时对越南的援助

越南战争期间，中苏两国对越援助的力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此间发展变化的情形，于很大程度上同中苏关系的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苏越关系和中越关系演变的因素交叉、纠缠在一起，从而给中苏同时积极援越的行动，涂抹上了某种利益冲突的色彩。

一、1961-1964年援越抗美初期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党、两国关系趋向破裂。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对越方针的不同——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使越南平衡与双方关系的砝码实际上向中国一方倾斜，中越关系较苏越关系密切。因此，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

出于国际主义义务以及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抵抗美国、统一南方的斗争，一开始即采取了坚决支持、积极援助的政策。1961年6月，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接见他时称赞道：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53]

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54]

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55]

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并就“中越两军协同作战计划”和“中国支援越南主要军事装备和后勤物资计划”达成了协议。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56]

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

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58]

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59]

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60]

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30万到50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61]

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2]

与此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63]

随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64]

[1] “援越抗美”的口号是在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中首次提出的。此前，周恩来在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说：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页。

[2]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和越南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见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22, May 1998,Washington D.C. 以下不另注。

[3] 据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回忆：“我知道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然而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因为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4]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

[5]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10月7日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7] 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3、674页。

[8]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9]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1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11] 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关于“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见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12]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4、731页。

[13]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国方面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Mr. Hopson) to FO（英国外交部),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Peking(Mr. 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PRO（英国伦敦档案局）. 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另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23页。

[14]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1965(d.0240, 2 June 1965); 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4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FO371/180996, PRO.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15]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736页。

[16]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

[17]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18]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19] 1963年7月10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SD08109。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档案编号，下同。

[20]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1页。

[21] 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以及绘制的地图中不正确阐述苏联与中国边界确定的历史决议》，俄国档案SD10399。

[22]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三联书店1979年中文版，第294页。

[23] 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24]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25]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9月10日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26]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27]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等问题，详见笔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8] 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两国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参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编写组编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

[29]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0]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1] 参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32]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3] 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毛泽东发此议论所针对的问题是，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以及李维汉在提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层次、两个同盟，即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爱国者同盟时，没有讲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既有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又有阶级斗争关系。

[34]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

[35] 《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36] 参见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472页；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0页。

[37]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4页。

[38] 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9]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40]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5页。

[41] 1999年9-10月，笔者曾与徐焰等军方学者探讨过毛泽东的军事防御战略设想，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受到很大启发。谨在此表示谢意。

[42] 参见《罗瑞卿传》，第472页。

[43] 参见1998年6月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44] 参见《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45] 《十年论战》，第778页。

[46]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47] 1999年9-10月笔者对军方学者访谈记录。

[48]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8-1769页。

[49]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除上述引文外，其他的解释为，“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9页。

[50]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51] 有学者根据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指出：毛泽东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1964年提出战备问题，更改“三五计划”的指导原则，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空前紧张的综合性产物。参见李向前提交2000年1月香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64：越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52] 关于此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3] 1961年6月1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

[54]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55] 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

[5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57]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文进勇的谈话。

[58]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55页。

[59]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

[60] 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见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的谈话；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61]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

[62] 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

[63] Memorandum of the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lavnoyeRazvedyvatel’noye Upravleniye (GRU) for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July 14,1967. SCCD（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f.5, op.59, d.416, pp.119-122.

转引自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1996, p.16.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第6篇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李丹慧)

1965年初至1972年末是美国派遣美军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南的入侵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继而又实行“战争越南化”方针；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与美国进行军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较量的阶段。此期苏联调整其对越政策，改“脱身”为“插手”，不断加强援越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苏联在越南的地位随之大大提高，苏越关系趋向密切。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时却未能出现转机，苏联新领导集团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至1969年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进入70年代后，中苏关系逐渐由敌对走向对抗。此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苏联军事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成为中国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和调整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基础，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苏两国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动。面对越苏将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国在大力援越的同时忧虑与戒心倍增，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应该说，中苏两国携手援越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从苏联方面来说，要向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实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苏联必须紧紧笼络住越南这个盟友，才能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全包围态势，以保证自己在中美实现和解后不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就中国方面而言，要让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1]而对于越南来说，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决定与苏联结盟，[2]但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援助，还是在中苏对峙中一直努力维持表面上的中立态度。

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携起手来共同行动，而且还注入了相互较劲、争夺越南的利害冲突的成分，从而使中苏双方在同时援越的过程中摩擦不断，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根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对这种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做一个历史考察。[3]

一、毛泽东关于外患与内忧的思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时期矛盾斗争的发展，是与毛泽东对外患与内忧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外患，即外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美国入侵中国的估计；二是对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性的估计。关于内忧，则是从意识形态上的防修反修，发展至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纯洁与否、无产阶级专政稳固与否的关注。而毛泽东表述这种认识，以及开始思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问题的关键年份，是1964年；特别是1964年6月，是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对外患的认识

其一，关于美国侵略中国问题的思考。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将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却并不认为美国视中国为自己的首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4]1964年1月17日，他又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时特意询问：“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5]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7]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认识与本文下面要谈到的，他对苏联威胁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的设想联系到一起，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争，一方面又向美国发出信号，为实现双方之间的克制寻求某种默契。

1965年2月初美国对北越境内的若干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实施空袭后，中国通过第三者示意华盛顿：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在南部中越边界地区集结。[8]而美国则于扩大越战，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同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9]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一面于是年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10]一面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11]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并于5月19日向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解释“准备大打”问题，说：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12]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13]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P·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14]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15]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方面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

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约翰逊政府在决定美军卷入越战，对南越进行地面战争，对北越实施空中袭击的同时，有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允许美国的战争行动越过中国所划出的界限。[16]1966年3月16日，美方在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17]美国做出的种种姿态，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威胁问题的判断；而面对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这种分析和判断又使他开始不断地权衡，究竟是美国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其二，关于中国受到苏联威胁的忧虑。

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300余公里；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苏军从1962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后开始大量进驻该国。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中苏之间，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至1964年9月止，两国边境事件已达2792起。[18]其中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据苏方材料记载，计有175起。[19]是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又照会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条约问题。这引起苏方的密切关注，11月21日苏联外交部复照询问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现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看来，中国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20]此后，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教科书、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不确切，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的版图里。为此，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21]是年，苏联并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22]

毛泽东则于1964年开始明确提出了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是年2月，他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23]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24]虽然毛的这一表示，意图在于“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以期在当时进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掌握主动，“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25]但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特别是苏联的强烈反应。其后，毛泽东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6]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7]

1966年1月，苏蒙又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8]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进一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3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宫本显治时，于提到准备美国人从东海岸，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地方打进来之后，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指出苏联“在外蒙古设立了原子弹、氢弹阵地，运来了原子弹和氢弹，驻扎了两个师。在中亚西亚的新疆那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参崴增加兵力”。并表示还要“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29]

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这种估计，不仅不断坚定了他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30]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

（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毛泽东在1964年1月就曾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31]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1964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32]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1962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33]并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6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34]6月14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35]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36]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37]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65年1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8]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9]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40]

中国自50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62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友好，中苏同盟稳固，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1964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提出了疑义。[41]毛泽东此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42]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43]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44]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45]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46]

此外，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47]

总之到1964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48]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49]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

中苏在对越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开始于1965年苏联大规模援越之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已将两国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于1965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后，7月，中国方面即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50]

1966年2月末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51]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决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52]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别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国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

[1] 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和越南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见Odd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No.22。以下不另注。

[2] 据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回忆：“我知道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然而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因为仍然需要中国的援助。”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3] 整个援越抗美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越美和谈。在这一问题上，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对此，笔者将另文论析；本文着重论说的是对越物质援助中的中苏关系。

[4]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

[5] 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10月7日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7] 1964年10月6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3、674页。

[8]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The Sino-Vietnamese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9June 1965,RSS No.0008/65,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NSF-CO),box19,folder”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LyndonB.Johnson Library(LBJL),Austin,TX. 转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提交2000年1月香港 “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VietnamWar”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Informing the Enemy: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the Vietnam

War,1965”。关于“第三者”，该文作者注释说：中情局报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联想到了是年2月北京当局组织外国记者赴中国东南地区参观考察，以示中越边境附近并无任何中国军队集结一事。

[9] 参见1965年4月2日周恩来与阿尤布·汗的谈话，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1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0-44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3页。

[11] 1965年4月4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的一则报道：“朝鲜人民热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词；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连报道说：“亚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潮”，“朝鲜、印度尼西亚人民踊跃要求志愿抗美援越”。关于“援越抗美”的口号，则是在5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首次公开提出。见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

[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4、731页。

[13] 关于四点意见，其内容除上述周恩来归纳的三句话外，第四点为他所说的：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另，1965年6月2日当英国外交官将霍普森给英外交部的电报交给约翰逊政府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P·邦迪时，得知华盛顿已从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内容基本相同的口信，只是没有英方转达的清楚和详细。参见Peking(Mr.Hopson)to FO（英国外交部),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1965;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 1965;

Peking(Mr.Hopson) to FO,No.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FO371/180996, PRO（英国伦敦档案局）.转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文；另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23页。

[14] Peking (Mr.Hopson)to FO,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1965; FO to Washington,No.4546,priority/confidential,1 June1965(d.0240,2 June 1965); Washington(Sir P.Dean)to FO,No.1466,4 June1965, FO371/180996,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WilliamP.)Bundy,“subject: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MEMORANDUM “,3 June 1965,NSF-CO,Box238,LBJL. Peking(Mr.Hopson) toFO,No.750,confidential,8 June 1965, FO371/180996,PRO. 参见前引Jim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36页。

[16] 参见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17]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18]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196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19] 1963年7月10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SD08109。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档案编号，下同。

[20] 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文版，第210、211页。

[21] 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教科书和学术书籍，以及绘制的地图中不正确阐述苏联与中国边界确定的历史决议》，SD10399[22]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三联书店1979年中文版，第294页。

[23] 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24]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25]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9月10日与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

[26]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

[27]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重新提出、中苏边界冲突升级的缘起等问题，详见笔者《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8] 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两国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参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编写组编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0页。

[29]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0]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与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的谈话。

[31]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

[32] 参见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毛泽东发此议论所针对的问题是，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以及李维汉在提出统一战线有两个层次、两个同盟，即工人与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盟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爱国者同盟时，没有讲明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既有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又有阶级斗争关系。

[33]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

[34] 《十年论战》，第778、779页。

[35] 参见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472页；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0页。

[36]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4页。

[37] 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38]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

[39]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5页。

[40] 1999年9-10月，笔者曾与徐焰等军方学者探讨过毛泽东的军事防御战略设想，对此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受到很大启发。

[41] 参见《罗瑞卿传》，第472页。

[42] 参见1998年6月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

[43] 参见《罗瑞卿传》，第476—477页。

[44] 《十年论战》，第778页。

[45]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46]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除上述引文外，其他的解释为，“除了攀枝花以外，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东南沿海，舟山是最前边，东南几省是第一线。对东南亚来说，南边几省是第一线。对印度来说，西藏是第一线”。“但是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是二线三线。比如，西藏有事，内地都是三线。”转引自《周恩来传》下卷，第1769页。

[47]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48] 有学者根据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指出：毛泽东提出战备与三线建设的意见，同当时的越战战况之间无明显的因果关系。与其说从南方来的战争压力要大一些，不如说当时人们还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北方。1964年提出战备问题，更改“三五计划”的指导原则，是国际反帝反修和国内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空前紧张的综合性产物。参见李向前提交2000年1月香港“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and the Vietnam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64：越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的变动？》。

[49] 关于此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94-395页。

[51] 1966年3月28、29日毛泽东与宫本显治的谈话。

[52] 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说：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嘛！

二、1965-1969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1965-1969年是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与此同时，随苏联对越军事、经济援助的不断加强，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升温。

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至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之前，中国的援越方针在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于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他国的军事援助，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适当地使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1969年半年内仅完成中越援助协议的31.4%；直到1970年末外贸部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还拖欠有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尚未执行完毕等等。[1]当然，导致此微妙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在于中国对越苏亲近的不满，其中有对越施加压力的成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越总方针的改变。

二是中苏两国围绕援越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斗争。

（一）中苏在实现苏联援越军事行动计划上的纠纷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定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2]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例如，苏方要求紧急空运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却直到3月8日才将这批飞机和高射武器交给中方，中方于当日两天内全部起运交付越南。为此，中国方面认为，如果苏联真的那么急于运，何以拖延8天才运来呢？[3]苏联的行为令中国疑虑重重，感到在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下，苏联提出这些要求，实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作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4]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进行驳斥，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5]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6]

（二）中苏在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纠葛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物资比较便利和现实的途径是通过中国的领土，因此，在整个援越抗美期间，中国铁路成为免费转运苏联和朝、蒙、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至越的一条重要通道。[7]此期，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其纠葛过程复杂，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中苏之间在援越中的矛盾冲突。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8]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1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布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他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他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并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9]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10]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去越南；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从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11]

但是苏共中央于196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给越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12]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能否说清呢？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26日，苏联方面向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1965-1967年补充供应越南的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办理，通过中国驻越大使于9月2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苏方申请之事，并在是月17日、27日和10月7日连续催请越方答复。同时由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于9月18至10月18日接连5次向苏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和驻华武官说明情况，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复，即与苏方商谈签订协议之事。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对外经委代理代表请中国对外经委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以及为了接受这些技术装备在技术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到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13]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在中方人员质问其用意何在时，苏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图。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作反华文章。[14]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作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9月2日，中国对外经委副主任李强约见苏对外经委代表，指出：苏联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种形势：如果我们接运你们违背协议运来的物资，你们就可以任意打乱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如果不接运，你们就造谣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李强表示坚决反对苏方的这种做法。苏代表则保证说，今后一定采取措施，按协议办事。只是此后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仅9月一个月内，苏联方面无计划和不按计划发车数即占总批数的72%。为此，中方从9月18日至10月23日，先后10次向苏方提出这一问题，声明此事如不加以解决，误了运输时间，一切责任完全由苏联方面承担。苏代表一面感谢中方“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的工作障碍所表现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结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面恳请中方“不要把我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15]

但遗憾的是，以后此类事情仍有发生。如是年11月25日，一批由中国代越储存的苏联、波兰炸药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货，给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带来困难。1966年4月上旬，一批从波兰发往越南的炸药、雷管由苏联方面换票发运时在手续上造成了紊乱，运单与货物名实不符，如未发现即办理换装和发运，又会成为中苏之间的一场过节。[16]

1966年4月末，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访问匈牙利期间谈到，由于苏联同越南没有共同边界，苏的援越物资非经过中国不可。如果中国不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这种援助会更加有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旋即于5月4日发表声明驳斥说：苏联交运的援越军事物资，中国方面均优先、迅速、免费转运给了越南。至1965年底，中国已转运苏联援越军用物资4.3万余吨。声明指出：苏联援越的军用物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的。所有武器都是过时的，有些还是破损的。数量也很少。1966年第一季度，苏联要求中国准备1730个车皮的运输力量，中国方面予以同意，并备好了车辆。但苏联方面实际交运的物资只装了556个车皮。苏联与古巴没有共同边界，而且距离遥远，但却可以把火箭核武器运过去又运回来；为什么对离得并不那么远的越南，连常规武器都运不过去呢？苏联同印度也没有共同边界，但苏联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资运去，帮助印度打中国，为什么苏联不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资运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国主义呢？[17]

7月初，《人民日报》又特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苏修制造谣言”，宣称：“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军援物资，中国方面一律同意协助转运，从未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到达中国边境，中国铁路都立即以特快的军运办法予以转运，从未拖延，也根本没有发生过积压的现象；中国铁路对所有军援物资的转运都是免费的，我们从来没有向苏联政府收取过一个卢布、一块美元、半个格兰姆黄金，更不用说什么地对空导弹之类的实物了。”[18]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他们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19]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并在1967年2月28日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20]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到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对外经委代表为通告据1968年2月苏中协议而发出的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对外经委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调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激情。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他们给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21]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有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东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去越的。

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与有关用货部门协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22]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你们援越的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23]

现在看来，中国方面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确实比海运省时、安全，而且优先、迅速转运援越军事物资也是越南方面的迫切愿望，所以，苏联才提出用中国铁路运送其军援物品。此外，苏联亦并非完全依赖中国的陆路和海运能力，除军用物资外，1965年下半年苏联、东欧计划运往越南的一般物资总量为52.29万吨，其中未经中国港口直接海运越南量为44.79万吨，分别约是此期计划铁路过境中国的一般援助物资（7.5万吨）及军事物资（5.5万吨）的6倍和8倍，其比重不可谓不大。[24]其实，如果中苏之间没有矛盾，无论铁路还是海路运送苏联的援越物资，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

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约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只是苏方海运部报告说，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船只越多，该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却有意识地让苏联的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水雷。[25]为此，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海运任务。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2、中国开辟2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26]

[1] 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1968年8月1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援越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8月14日李强与李班关于成套设备问题会谈纪要，5月22日李强、李班四月二十三日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运局1968年，卷号379，第31、29、15页；1969年8月15日苏军情报总局伊万舒金给鲁萨科夫的报告，SD01840；1970年11月14日外贸部关于下达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3页。关于这个问题及此期中越关系的变化，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7页。

[3]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4] 1965年3月26日苏斯洛夫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的总结报告，SD08116。

[5]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

[6] 1967年5月13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的谈话。

[7] 中国方面规定，这些国家经由中国运送的援越物资，均免收运杂费，对内由铁路向外交部结算。参见1965年9月30日铁道部关于“苏联、东欧和朝鲜各国经我国铁路运送援越物资的运送手续和计费结算办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665（无页码）。

[8] 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7-38页；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7页。

[9] 据2000年1月笔者采访有关人士记录。

[10] 此批过境物资中另有越南的贸易进口物资1.85万吨。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2、7、3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5-268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页。

[12] 1965年7月初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8页；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页。

[13] 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月5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6、3、2页。

[14] 1965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1月5日中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3、6页。

[15] 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4页。

[16] 1965年11月25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关于代越储存炸药和爆破器材收货人到货站的通知，1966年5月3日外贸运输总公司对越储运工作的情况反映，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1966年，卷号664，第33页；卷号680（无页码）。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8、269页；另参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2、4、5页。

[18] 1966年7月7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是否向苏联索要过转运费及军火，及苏联是否散布过此类言论，笔者目前尚未见有中苏两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

[19] 1966年3月24日对外贸易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6年，卷号680（无页码）。

[20] 转引自郭明主编：《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21] Christian F.Ostermann,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of 1969:New Evidence from the SED Archives, Appendix: Document No.1,2.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 Hongkong, January, 1996.

[22] 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3页。

[23] 196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见1965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4、5页。

[24] 1965年7月26日对外贸易部《中国运输代表团和越南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7页。

[25] 1966年7月18日苏联海运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SD06763。

[26] 1967年4月7日、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三、1970-1972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1970-1972年是中苏关系由敌对开始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对抗的阶段。此期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

在此背景下，这一阶段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显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劳党的领导权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1]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2]

由此，早在1969年9月末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3]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4]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5]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6]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只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7]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8]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此期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中国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972年3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此阶段中国不仅同意苏联大批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而且还主动让越南催促苏方尽速发运货物过来。1972年1月和3-4月，中国分别与苏、德、保、罗等国签订了关于1972年转运特种物资的议定书。[9]此后不久，周恩来在5月20日晚会见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时即提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答应通过铁路提供的物资，凡得用的，越方应催他们快点运来。中国给予免费过境运输。”8月下旬，中国方面又要越方催促苏联将原定在该月海运但仍未见到货的5万吨面粉，赶快通过铁路运来。[10]另外，中国还为加速运送苏东援越物资事积极出谋划策，向越方建议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中国援越导弹与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资也可通过铁路联运的办法运来等等。[11]

其二，中国方面同意苏方押运特种物资人员随车从中国过境，并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允许的数额从不超过46名，增加到不超过60名，直至由周恩来批准苏联400名军事人员不带武器随物资过境。[12]

其三，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向黎德寿表示同意苏联、古巴及东欧各国的过境物资船在中国港口卸货后，中国方面重新对苏联打开了由海运转送援越物资之门。对此，越劳党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谢，认为这是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极其巨大的援助。其后，中越双方于7月10日就此事达成协议，确定通过陆路或海路转运苏方海运至中国港口的粮、钢、油、糖及袋装化肥等几种物资。[13]8月初，李强旋即又对越方表示，苏东物资除个别品种如黄铁矿、土豆种、鲜活商品外，中国方面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鸡的机器设备也不例外。[14]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已不是战争所急需的了。此时，中国不只是准许苏联利用中国的港口卸货，甚至还同意苏供越的“米—6”直升飞机海运到湛江港后，在湛江机场安装并试飞。[15]1965年时的“空中走廊”之虞，至此似已大大减弱。

其四，恢复代越储存苏联等国援越物资。[16]1972年6月，黎清毅担心因美国4月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5月布雷封锁越港口，苏东各国有可能以1972年援越协议尚未执行为由而不同越方进行1973年援助的谈判，特指示李班与李强商量，并报李先念批准，请中国同意将越南非常急需的苏东国家援助物资运来并寄存在中国。同时表示，这些物资（主要是粮、钢、油）可请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运时，用中国的物资运交越南。另外，越方还要求中国恢复1966-1967年的做法，提供仓库寄存苏联运来的军用物资。对此，中国方面均予以同意，并向越方提交了储存物资换文的草案，获其首肯。[17]

关于越南让中国先使用海运至中储存的援越经济物资问题，主要出于对苏联方面能否及时供货一事的担忧，如越方希望苏提供的26万吨粮食在三个月（9-11月）内全部运抵中国，但是倘若这些物资不能尽早运来，苏方便有可能因适逢粮食歉收而交不了货，故而请中国帮助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1972年苏联援越物资共100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100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18]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19]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20]

上述状况尽管表明此阶段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之事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罢了。下面，略举数例：

1、中国对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举措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向美国作姿态、向中国施压力，既而做出强烈的回应。例如，1972年5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要求在中国港口卸货，然后通过中国铁路运越；出席巴黎和谈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和河内也就此事向中国传话或作了通报，希望中苏之间能达成这个协议。此意向原本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塔斯社报道了中国驻苏大使到机场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来在5月14日会见春水时即尖锐地指出，苏联是想制造一种空气，使人觉得此协议可能已经达成，苏的援越物资可以避开美国的水雷进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国人来轰炸铁路吗？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压中国同意吗？到底是要认真商量事情还是放空气呢？为此拒绝重新向苏联开放港口。5月20日周恩来又继续对李班强调说：“苏联船我们仍不同意进来。”[21]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才答应让苏船驶入自己的港湾。

此外，1972年6月苏联援越的导弹运至中国，由于盖的是油毛毡而未如以往那样用篷布遮蔽，到中国境内时都破了，苏方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盖。中国方面认为，凭祥铁路越忙，苏联就越要增加过境运输，而且还放风说给越南新的军援，要运导弹过境；且不蒙结实的篷布，这不仅是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过境的是什么东西，更是“让美国人看的，美国的地球卫星可以看到”。从而质问苏方：为什么发运时不盖篷布？！[22]

2、中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接运援越物资的商谈和安排等项活动。当1972年7月27日苏联海运部副部长要求由河内乘机来京商谈有关问题时，李强断然表示：“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只同越方谈。我们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货。至于说货到中国境内如何运，他不能管。”并且告知李班：“今后转运物资都在北京谈，我使馆不办理。”[23]以此将该项谈判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国，避免苏越之间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并提议与越南采取联运的办法处理苏东等有关国家经海运从中国过境的援越物资，即这些国家的船只到中国港口后就无须再管他们的货物，余事均由中越双方解决，运抵哪个港口由中方决定。越方表示明白并赞同说，船到港后“这些国家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们别再问货物到越南了没有，到了多少等等。他们的货物交到中国港口后所发生的费用、损耗、运输等问题，由越南方面负责”。“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双方知道，不对他们说”。[24]这样，中国通过此种防范措施严格地将苏联排斥在该项事务之外，有关转运的时间、地点等诸般细节苏方皆无权过问。

3、苏联对中国也是小心提防。1972年8月越方通知中国：在中方同意接运的苏供越4条小船问题上，苏方不愿意按军事物资过境办理手续，建议越方派人到海参崴接货，然后由苏方负责与越方人员一起用三艘大船将小船运到中国南方港口，并在大船上安装完毕，请中方将之吊下水由越方接运，苏船随即办理离港手续，人员不上岸。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对此，中方答复说：“须研究一下。他那么怕中国人，连上岸都不上了，以后运导弹怎么办！？”[25]

4、中国极力反对苏联政府官员插手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72年11月中国批准转运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400名人员过境后，苏联提出拟准备6个专列运送，列车上武装警卫的吃、住全部由苏方负责，而且苏驻华使馆将派代表上车。为便于联系，也请越、中干部上车。对此，中国方面认为此项要求不合理。“苏联妄图整个武装专列不受监督、不受检查地通过我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拒绝让苏驻华使馆派代表随行。对于苏驻华使馆派代表去湛江港参与接运苏供越导弹艇的要求，中国告诉越方准备在快艇被接走后再答复苏方：“不同意他们派人去。”[26]

5、中国在重新启用海路转运援越物资之初，对海运物资的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坚持规定只运送粮食、钢材、油料、糖四种。1972年6月27日越方提出，除安排运来60万吨粮钢油糖之外，考虑再增加包括黄铁矿、石棉瓦等在内的30万吨物资；中方当即回绝说：周总理同黎德寿同志讲可以多运一些来，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种）物资，其他的以后再具体谈。[27]对于海运来的四种之外的货物品种，中国还坚持须经越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卸。这种做法耗时很长，致使波、捷、匈三国抵黄埔港的船只迟迟未能卸货，招致苏东方面的指责。对此，中国一方面指出这是造谣生事，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种物资的限制，决定不论苏东国家运来什么物资，越方急需与否，全都接下来。[28]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越方要货多多益善，故没有向苏东方面强调海运过境只限四种物资；二是中方不愿让非越方急需物品长期积压在中国，造成存储困难；三则为苏东国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办。这里前两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简要结语

在1965-1972年末越战期间，中苏两国援越抗美的进程是在中苏分裂，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到敌对，进而转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展开的，加之中越、苏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交织其间，致使这一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是被动的配合，双方矛盾尖锐，纷争不断。中国强调援越物资运输的计划性，苏联则强调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中苏之间无法良好地进行沟通。中方强烈的反苏情绪，苏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不高和对中国的不满，以及苏联争取越南，而中国要防止越南向苏联倾斜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双方各执己见，矛盾冲突由此而生。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运输通盘规划确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时期是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在关系恶化后才构成了严重的事端。这其中，无论中苏双方是无意而为，还是有意为之，都有通过此事项做反苏或反华文章的成分在内。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并未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两国援越抗美进程的发展。

其二，70年代初，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针调整逐步完成；中国随越南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加强援越，帮助越南抢运物资到南方，促进战争及早结束，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顾及到苏越关系的发展将使自己在中苏越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过度反感；以及中苏开始边界谈判，两国边境形势趋向平稳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苏联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之60年代中后期有所减低，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尽管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问题上矛盾根深蒂固，冲突接连不断，但是两国的援助量都是相当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而且，无论中苏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到何种程度，最后的受益者却是越南。

其四，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29]由此，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题进行的激烈争执和斗争，即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而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在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间的矛盾也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随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地区霸权主义思想的日益膨胀，中国实际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1] 1972年10月16日李强在答复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关于越方请中国发运军事物资的要求时提出：属于南方要的，尽快运去，不是南方要的，是否可以慢一步。11月13日李班向李强转达越副总理黎清毅的意见：希望中国发运重武器。因重武器的生产需要时间，故建议中方先从各单位借来交付越方，待供越重武器生产出来后再予归还。如不这样办，一旦停战，国际监督一实行，运送重武器到南方去就有困难。现在未实行国际监督，又是旱季，要抢运重武器到南方去。李强在指出越方有货接不过去，压车的军事物资很多等情之后表示：建议还是想法多运些军火，正如李班同志说的在实行国际监督之前，抢运军火到南方去。参见1972年10月16日、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4、147、149-150页。

[2] 参见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

[3] 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128页。

[4]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毛泽东对1970年11月外交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67-1971年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的批示，长春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7页；1970年11月14日外贸部关于下达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清单的通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3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1页。

[6] 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上述问题详见笔者《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一文。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约为50万美元。参见USSRForeign Ministry Memorandum, “Vietnam-China Relations”, July 4,1973. SCCD, f.5, op.66, d.71, p.88. 转引自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Vietnam War, p.231.

[7] 1965年中共中央确定的援越方针、策略中即有“鼓励越方向苏欧要”一条。对外经委指示各有关部，要坚持此项策略，“以揭露苏修假支持，真出卖的面目”。参见1965年9月24日对外经委关于中越经济会谈初步总结和今后执行的部署函，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293，第51-53页。

[8] 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谈话记录，11月13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2月25日李强与吴船、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8，151，165页。

[9] 所谓“特种物资”即军需品。1972年6月6日、5月27日、6月2日、6月10日中方致该四国的议定书确认函，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85，第38-39，34-37，40-41页。

[10] 1972年5月22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10期；1972年8月22日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8月26日与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53页；卷号53，第126-127，131页。

[11] 1972年6月25日、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1972年8月22日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95-96，117；126页。

[12] 1972年6月6日中国外经部致苏外经委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7月29日李强致苏驻华临时代办萨福隆关于确认中苏双方协议函，11月28、29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四百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85，第38，42，1-2页。

[13]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会见黎德寿谈话记录；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同李班等谈话记录，7月1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21-22页；卷号53，第78、99，98-99页。

[14] 中国此时做法改变的目的一是为了不至影响港口卸货；二则是由于可以自己使用这些物品。如李强对李班所说的：“你们运不回去我可先使用。我们希望越方能多运，快运回去，运不过去的，我们就使用掉，当然我使用的物资是以后能够归还的。”1972年8月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5-116页。

[15] 1972年10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45页。

[16] 60年代代越储存援助物资的情况为，1965年6月，李先念批准了越方关于由中方代为储存苏东各国援越物资的要求。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商定了关于在华设仓库四处、物资编号“869”、仓库代号“869-1”……、运输、仓储手续及结算办法等具体事项。1966年3月，越方向中方正式提出，他们已同苏东国家达成协议，以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港口，加之越铁路改轨后接运能力增大，今后暂不再在中国储存“869物资”。此后至1967年，中国只代越寄存苏联的援越军用物资。参见1965年6月21、22日外贸部关于越南要求我国代为储存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物资问题的请示及李先念批示；1965年7月26日中越运输代表团会谈纪要；1966年3月24日外贸部等四部关于越南退回借用四处“869”仓库和撤走派驻有关口岸和仓库的人员的通知；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国际联络局1965年，卷号664，第41-42、45页；物资局1965年，卷号409，第4-5页；国际联络局1966年，卷号680（无页码）；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9页。

[17]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8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3-64，69；卷号52，第19、21、23页；卷号53，第117页。

[18] 1972年8月16日、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8，64页。

[19] 1972年6月25日、7月1日、7月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91-92，82，86-87页。

[20] 1972年7月24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07页。

[21] 1972年5月14日周恩来会见春水谈话记录，1972年5月22日交通部《外交活动简报》特第10期，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4-6页；卷号52，第54页。

[22] 1972年6月16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68-69页。

[23] 1972年7月27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11、110页。

[24] 1972年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80-81页。

[25] 1972年8月20日晚李强与李班、吴船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24页。

[26] 1972年11月28、29日援越小组关于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四百名人员过境运输问题的请示及周恩来批示，11月30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85，第1-2页；卷号53，第153-154页。

[27] 1972年7月6日、7月1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84-86，81页。

[28] 1972年7月24日下午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06-107页。

[29] 参见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第7篇 印支战争与中国在两个三角游戏中的外交地位(李丹慧)

本文所说的印度支那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援越抗法战争（1950年初至1954年7月）和援越抗美战争。

关于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后者，美国学者已经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探讨这个曾经使美国社会感到困惑的问题。[1]至于中国参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情况，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范畴。[2]本文的切入角度不在于战争本身，也不简单是中国与战争的关系，而是选择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视角，即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外交游戏中，中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和变化，及其最终结果。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持续的近30年，恰恰是冷战发生和发展，并且其重点逐步转向亚洲的年代，而在国际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局势的演变还展示了冷战状态下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是绝不可以忽视的，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

（一）

论及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其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矛盾游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需要首先讲明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三角关系形成的背景。

在两极对峙的冷战年代，亚洲在美苏的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战后美国直接参与、苏联暗中和间接参与的两场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亚洲。这从某一个角度表明，美苏竞争、乃至争霸的矛盾焦点，实际就是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当他们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基本确定和稳定之后，即将目标转向了亚洲。而东南亚地区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咽喉部位，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中印度支那半岛更是控制此东西方战略通道的关键一环。由此，东南亚特别是印支地区，作为大国利益和大国彼此间矛盾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自然成为争夺的热点。换言之，美苏若想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就须取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双方为追求此目标都要培植各自的势力集团，以相互抗衡。于是，印支半岛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环节，而越南又作为印支地区的重点，便成为美苏争夺的首要目标。

此外，对于美国而言，东南亚地区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桥头堡，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寻找楔入的契机。这样，越南作为东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也即被美国纳入重点对象之列。对于苏联而言，要在中苏分裂后达到抵制中国反苏战略的目的，插手印支事务，拉拢越南抗华，是其最现实可行的途径。而对于中国来说，支持并抓紧越南，不仅是抵御美国侵略威胁的需要，而且更是防止苏联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进而与之对抗的需要。至于越南，出于上述安全利益、地缘政治，以及历史的原因，一直是各大国战略考虑中所注重的一个因素，故而也始终受到大国间关系好坏的直接影响，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

这些就是20世纪50-70年代，美、苏、中、越之间三角关系发生的基本原因。其中冷战前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美苏在亚洲尚不处于直接对抗的位置，仍为盟友的苏联和中国在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目标虽然一致，但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外交政策要旨，对援越保持低调，而中国则因朝鲜战争被推到了亚洲反美的前沿。中国对美国干预越南的估计过为乐观，[3]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美国则高估了中苏插手越南事务的风险，不断加紧军事介入的步伐。这样，印支战场即为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从区域性到全局性的发展变化，以及三角外交中的矛盾游戏，提供了舞台。

第二，这种三角外交的实质。

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三个主权国家之间，都会发生具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利害关系。但是，不同时期组合而成的三角关系，就其三边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而言，却有着不同的实质和内涵。具体到中、美、苏、越交叉构成的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是如此。

在整个50年代，中美苏关系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意义上的关系，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双边关系，即以中苏为一方展开的对美外交活动，其所强调的是一种由于观念、制度上的水火不容而造成的割裂和敌对。而中苏越更是同一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彼此不分你我。此时，社会主义国家以意识形态确定自己的战略取舍，这从某种意义上言之，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其以意识形态结盟为主体，相互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压抑或隐蔽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因素自然就大大削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和中苏越关系，还处于一种定式的凝固状态，尚未形成任何两边都可能相互联盟对抗第三边，而每一边的政策变化都会引起另外两边相应变化的动态的三角格局。

由于政治毕竟不存在温情，民族情感也总要超越意识形态，留下的实际只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和力量对比的总趋势，故而，建立在相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往往是脆弱的。60年代初期以来，中苏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呈瓦解之势。与此同时，美苏缓和，不结盟运动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出现了分化和改组。无论是戴高乐1965年关于世界存在美、苏、中、西欧、亚非拉第三世界“五大实体”之说，还是尼克松1971年关于美、西欧、日、苏、中“五大力量中心”之论，抑或毛泽东1974年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其反映的现实就是，50年代僵化的两级结构已经开始动摇，世界出现了多极化趋势。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还导致各种国际政治力量之间越来越具有依赖性，各种不同形式的三角关系开始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上形成，并且不断发展和变化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挥剑断袂后两国关系一度走到战争的边缘，以及苏联实力膨胀对美转守为攻、展开全球性争夺的现实，赋予了中美苏、中苏越关系以新的含义。在印支战争的舞台上，中美苏越之间的三角外交开始注入战略利益因素。尤其是中美苏关系完全突破两极结构，进入到单纯以大国政治为基础的三角外交的进程中。虽然中国在三边中是最弱的一方，其力量、地位和作用都还无法与美苏比肩而难以构成三角均势，但就其外交政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而言，这种三角外交应该说已纳入到了国际战略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战略三角关系。与此相对应，中苏越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定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其关系也带有了某种三角战略的色彩。

在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期，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互动影响，交叉重叠，敌友转化，扑朔迷离，既有相互制约，又有相互依赖，外交游戏做得复杂而多彩。就美国方面言之，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对三角外交战略的最初运用，便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从苏联方面来说，其亚洲政策的主旨不仅在于与美国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遏制中国。为此，它不但将对越政策由脱身改为插手，而且还极力拉拢越南，联越抗衡中美之间的联合。对中国方面而言，苏联已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首要敌人。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战略联美抗苏，并竭力避免越南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就越南方面来说，它要获取中苏最大的援助以抵抗美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反苏政策及对美政策的影响下，又要依靠苏联抵制中国的压力，最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中美。

尽管在这两个三角关系中，各国力量的对比并无均势可言，中国、越南相应都是三角中最弱的一边，但是，美苏两国毕竟也受到这两种小三角格局的制约，不能左右逢源。中美苏越四方虽然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却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自己的战略利益。此外，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美苏走向全面对抗。由此，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变化中又增加了争取第三世界国家的因素，这即使中美苏三角外交超出了地区的、局部的性质，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全局性意义。

（二）

在50-70年代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美苏越各国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外交主导方针，四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相互转化，进行着不同的组合。其间，无论是中美苏还是中苏越，都试图通过各自的外交活动确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不过，美国凭借其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在各边的相互关系中始终处于关键地位，保持着最大的机动性；苏联次之；中国和越南相对而言则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第一，抗法战争时期（1950-1954）。

对于越南的抗法斗争，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开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0年1月18日和30日中苏两国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2月初胡志明即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共同商讨越南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项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并明确表示要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此后，中国不仅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而且还给以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同时具体协助越方组织和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4]在中苏两国的道义支持，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援助下，抗法战场上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发生了有利于越南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但是，美国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就从未安逸地作壁上观，而是不断地进行支持和干涉活动。[5]尤其在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争。这样，越南的主要对手，从表面上、近期看是法国，但从实质上、远期观之则是隐身在法国背后、一直跃跃欲试的美国。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已成为美国的一个既定目标。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而新的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虽然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处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令苏联拥有了较过去强大得多的对美外交实力，但是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作为“一边倒”的苏联的忠实盟友，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这样，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打破了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的僵局。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

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

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他们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能力解放全国，由此而对中国迫其退让一事久久不能释怀；更困扰着毛泽东，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作自我批评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庭艳就开始杀人。我跟范文同同志讲过，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16万人的生命代价。[6]

第二，抗美战争前期（1961-1964）。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和越南的政治、军事目标就同美国在印支寻求的目标产生了抵触。中越努力实现印支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保住整个越南北部，将之作为基地，完成下一步统一国家的大业。而美国的既定方针则是要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实际决定了中越两国要在越南问题上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当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渗透，扶植傀儡政权，为其侵略扩张确立军事基地时，中苏两国则在共同帮助越南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实力。从1955到1958年，苏联和中国对越经济援助分别为5.31亿卢布和11亿元人民币。[7]恢复任务完成后，1959年初越劳党在二届十五中全会上开始强调主动进攻的思想，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认为如果美吴集团挑起战争，即是越南统一祖国的机会。随即加紧准备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翌年3月，越劳党三大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8]此时，中国也开始热情关注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1961年5月美国派出“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实际启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此后至1964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前期，面对越南南方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的革命信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在美国的战争威胁面前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中国于1962年夏开始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提供援助，同时积极支持越南在南越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9]中越同心协力，矛头一致向美。

与此同期，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大力缓和对美关系的现实，使中苏越三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苏联为了寻求西方对其缓和政策的理解，尽量将对越南的支持限制在舆论宣传的范围，竭力不卷入战争。而且，随中国对越南影响的持续增长，苏联对印支地区的兴趣也相应减弱，它认为中越两个盟友给苏联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要比利益多得多。为此，赫鲁晓夫对越采取了“脱身”政策，有意避免与受中国影响的越南共产党人打交道。[10]苏联不愿意为支持越南党的抗美斗争，尤其在南方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而牺牲与西方的关系，丧失同美国合作的前景。这样，中国成为越南的唯一靠山。面对中苏关系破裂的趋向，越南虽然态度暧昧地从中斡旋，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中越关系进入最亲密阶段。

而中国方面，为了维护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在对越外交政策中加入了排斥苏联的成分。如1960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来自第三国的援助。[11]邓小平还以中国向越南提供1亿元为交换条件，要求越方拒绝接受苏联的任何形式的援助。[12]此外，中国对越南在中苏分歧中的调和立场，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13]

此期的美国还并未充分意识到中苏分裂的真正含义，而且由于中国继续保持对美的敌视态度，使中苏离异的迹象没有成为美国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美国这时注重的依然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在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既如腊斯克所反复强调的：如果北京和河内舍弃南越地区，我们将打道回府；否则，我们就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仗要打了。[14]终于，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爆发，美国加速了将战争升级的步伐。

[1] 中国学者的著作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俄国学者也根据最新解密档案加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行列。见Ilya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6。

[2]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参见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旅美华人学者翟强（QiangZhai）刚刚出版并在美国获得一致好评的著作：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3] 事实上，毛泽东在60年代初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时认为美国把苏联而非中国看作自己的主要敌人。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他于1963年12月时仍然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装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964年他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即便在东京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领导人分析形势时还认为，美国、中国、越南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如果要打中国，须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参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6-47页。

[4] 参见Igor Bukharin，Moscow and Ho Chi Minh,1945-1969,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4-25页。

[5] 到1954年5月，法国投入印支战争的经费70%左右是美国供给的。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45页。

[6] 参见Stein To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 and1952-79，提交“新证据：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0年1月）；1968年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的谈话，《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296页；1963年6月4日毛泽东与黎笋等人的谈话，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等。

[7] Bukharin前引文。

[8] 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67、68页。

[9] 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0] 参见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torage Centerfor Contemporary Documentation（SCCD）, f.4, op.18, d.582,p.5。Telegram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to France. SCCD, f.4, op.18,d.582, p.5,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July25, 1964. SCCD, f.5, op.50, d.631, pp.163-164.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9-11页。

[11] Minister-Counselo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MitrophanPodolski to Moscow, December 17, 1966. SCCD, f.5, op.59, d.327,p.7。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16页。

[12] 此材料出自中越关系极度恶化时越南方面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越中关系真相》（Truth About Vietnam-ChinaRelation），目前尚未见有中方或其他方面的材料予以支持。参见同上。

[13] 1963年3月19日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吉林档案馆，全宗1,目录1-19,卷号244,第9、10页。

[14] 转引自Gaiduk前引书，第20页。

第三，抗美战争中期（1965-1969）。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赫鲁晓夫的“脱身”政策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军中的影响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清退苏联军事专家的地步。[1]面对此现实状况，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越南是苏联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的一个主要通道，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为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即调整苏联的对越政策，将单纯的道义支持转变为物质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此外，为了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的战略，苏联在实施对越“插手”政策的同时，就积极谋求通过磋商解决战争问题。

此期毛泽东已愈益关注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开始不断权衡苏联和美国的威胁何者为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苏联这个北方的威胁更邻近也更直接；而从意识形态上评判，其对修正主义的敌意实际比对美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毛的认识中，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得多。由此，他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寻找打破几十年与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向安全意识转变。

这时，中苏分裂的事实已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向西方显示了中苏关系已处于战争的临界点。中苏冲突的升级为美国实现同中国和解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条件，美国随即转入从决策上具体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的过程，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信息，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其对华战略意图，目的都是一个，即在推动越美和谈、政治解决战争问题上获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1968年底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对和谈转而采取赞同态度的事实，实际即反映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因应。而苏联更在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斡旋中，发挥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2]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3]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这一阶段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三角关系成为一场三方都参加的游戏，战略因素更为突出。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局面，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疑虑，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4]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就美国方面而言，随基辛格的访华，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公开化。美国一面告知苏联，其不断援助越南、强调战争的做法正在危害业已改善的美苏关系；一面以美中关系制约苏联，通过拉中国刺激苏联对越施加压力，帮助美国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拔足。而美国从越南撤兵的事实对其自身并无损害，它正可留下中苏两国去争夺对越问题的主导权，增加中苏之间的矛盾，促使苏越联合对抗中国，进而推动中国倒向美国，双方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同时既通过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利用苏美缓和之势制约中国，使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在中美苏的三角外交中，美国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战略意识。

而越南则是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在此过程中，中越分歧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找到了苏联这个新的靠山。

纵观这一时期中美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动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苏两国分道扬镳的始作俑者殊为不易，究其根源，还应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意识形态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国际共运为国家交往的形式这种构架的不合理性。这种框架以两党关系取代两国关系，为实现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总体战略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感、统一的政治步调、共同的阵营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此类不合理因素，其实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终将四分五裂的命运。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实际都未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苏联对华遏制和包围的政策将中国推向美国，而中国压越反苏的方针又把越南推给了苏联。

总之，在两个三角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对美国形成的咄咄逼人势头，使中美两国具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而具备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基础；美国摆出与中国联手的姿态，推动苏联为避免两面受敌而助美劝说越南在和谈中让步，以求及早摆脱越战梦魇，同时通过中国牵制苏联力量，以遏制其上升趋势；中国打破对美关系僵局，两国枪口一致对苏，促使苏联与越南结盟对付中国；而苏越联手的前景又推动中国加快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借助联美之势予以抗衡。这种三角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因中美的联合而于二战后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在苏联夺人的气势面前，美国只能退保东盟，借对东盟国家的控制，在东南亚与基本由苏联掌握的印支国家相抗衡，转而力求与苏联分享地区舞台。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四国中力量最弱的越南，虽然对苏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但就实际利益而言，战争结束，美国撤兵，越南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越南从此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三）

在20世纪中叶印支战争持续的20余年中，以美苏为主要角色的、代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集团之间的冷战，也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在亚洲，50年代,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及至70年代,中美联合对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的第一线，而将美国推到反苏的最前方，由美国与苏联进行直接的对抗，冷战由此而转型。

在亚洲冷战的上述大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

最后，对于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据笔者个人意见，中国学者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关于中苏关系的反思。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保持睦邻关系。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或者说中国对外战略中反苏主义原则的贯彻，虽然取得了打开中美、乃至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大外交成果，但也给中苏、中越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苏越结盟使中国最终陷入了更为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对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和越南对苏联，事实上都存在着较大的战略依赖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精神与为对抗苏联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的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性。尽管在实现对美和解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开僵局的主动性来自于中美双方，但是中国力量的弱小，及以后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依赖性。应该说，加入国际社会和独立自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各大国间奉行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避免成为别人手中的一张牌；同时也不因与某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而损害到与另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生存空间。此外，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东盟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极强的戒心，他们欢迎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地区驻军。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特别是发动越战对中国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自50、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鼓吹世界革命，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这种做法无疑将一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从而实际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三，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1] 1964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通报苏联驻越武官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参见Top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November 19,1964. SCCD,f.5,op.50,d.631,p.253. Gaiduk前引书，第16-17页。

[2]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3] 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4] 1971年4月苏共24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劳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24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中心所存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SD01829）。

第8篇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简评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李丹慧)

2000年1月，笔者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Tønnesson博士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这份文件。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份材料。两年来，关于此份文件，中国国内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笔者这里予以推介，并就有关问题，略述己见。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B同志》一文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这股怨气，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由于需要维护越中关系以获取中国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只能隐忍不发。而二十余年后，当越中之间濒临大规模战争的边缘时，黎笋通过“B同志”的讲话，向其党内同人宣泄了出来，他说：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6]可以说，黎笋的这种积怨是导致他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黎笋在“B同志”这篇谈话中，反复指责中国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阻止越南北方开展统一南方的武装斗争，说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当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时，周恩来却表示，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国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越南，并且压越南停止战斗。在越南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周恩来曾经又一次向河内施加压力，要越劳党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根据黎笋的回忆，当时越劳党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待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可当越方提出要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时，毛泽东立即回电说，“越南不能这么做。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黎笋说：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做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夺取权力。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7]按照黎笋的说法，似乎中国反对河内走武装统一道路的态度贯穿于1950和1960年代。但事实上，中国此期的对越方针有一个变化过程。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8]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9]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10]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11]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2]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3]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4]

[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3-288.

[2] Christopher E. Goscha目前在美国大学和巴黎国际学院教授历史。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85.

[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273.

[4] 参见《本报评论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6]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p.279、280.

[7]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p.279.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6、37页。

[9]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1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43、44、48页。

[11]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1-55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12]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14]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4、35页。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2]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3]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4]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5]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6]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7]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当提到1960年代中期中国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的情况时，黎笋将谴责的重点转向指斥中国领导人对越南的觊觎和扩张企图。他把越南战争期间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视为是中国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认为毛泽东表示将派中国部队帮助越南修路的实质目的是要摸清越南的情况，以便以后能够实施攻击，并且再从越南向东南亚扩张。根据黎笋的述说，越南方面当时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予物质援助，但是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不断地施加压力”。“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黎笋以此提醒道：“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8]

黎笋的这种观点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支援部队入越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而该项协议是根据越方的迫切要求达成的，黎笋本人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代表。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9]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10]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11]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12]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13]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1] 参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2]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567页；《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3]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6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4]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105页；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36页。

[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FRUS),Vol.1:Vietnam,(Washington,1992),p.991.

[6]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

[7]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76页。

[8]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p.279-280.

[9] 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9-70页；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0页；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10]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Indochina,1964-1977,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11]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101页。

[12]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p.282.

[13] 分别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291页；《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第9篇 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以下公布的这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译自越文原件的英译本。该文本由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Research Institute, Oslo）所长Stein　Tønnesson在2000年1月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New Evidence on China,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china　War”）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Tønnesson博士并向会议提交了关于该文件的研究性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LeDuan and China 1979,and 1952-1979）。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1]以《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为题（Le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发表了这两份材料。

据Tønnesson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为Christopher E.Goscha[2]，他作为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文件原件为口述式的，既像是黎笋对秘书口授的讲话底稿，又似出席高层会议的某位人士对黎笋讲话所做的详细记录。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名记录或撰写的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更具体一些，可能是于1979年3月15日中国做出从越南撤军的决定之后仓促写就，但又应在1979年7月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叛逃中国之前。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3]

纵观黎笋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发表的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这一点，事实上也证实了Tønnesson博士关于“B同志”其人的分析。

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对此，我们既有需要正误之点，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下面，就几个问题简要谈一点看法。

其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就在暗中进行支持法国的活动，并于1953年7月朝鲜实现停战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印支战场，试图拖延和扩大战争，使印度支那问题国际化，进而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介入，乘势将东南亚国家完全纳入自己的军事条约体系。如此，朝鲜停战后，中国与苏联，特别是中国，事实上面临着再次与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而在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就力量对比而言，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居于弱势。由此，赫鲁晓夫执政伊始即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寻求同西方缓和，发展国力，以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近期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加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国防现代化。这样，在同美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面前，作为苏联的忠实盟友，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革命性与现实性发生了矛盾，其支援世界革命的强烈愿望不得不暂时让位于对国家安全和建设的考虑。于是，中国转而在日内瓦会议上密切配合苏联，竭力说服刚刚取得奠边府战役重大胜利，军事上处于进攻势头的越南党，牺牲局部利益以争取全局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以获取长远利益，采取积极的谈判方针，做出让步。在苏联遥控指挥，中国大力推动下，越南与苏联和中国进一步协调了看法，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最终达成。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

对于越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及会议成果，越南党和领导人于会后曾多次予以高度评价，胡志明在1954年7月发表的文告中即表示：“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1960年9月越劳党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指出：“我们赢得了签订日内瓦协议的胜利，恢复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完全解放后，越南革命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越劳党中央并曾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方的“全力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会见毛泽东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4]

不过实际上，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对越南的许多领导人，特别是对1956年8月根据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5]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永久的痛，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只是在中国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其结果是为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镇压和屠杀制造了条件。此点也应是导致黎笋较早成为越劳党中亲苏派人物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而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结束了法国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分化了美英法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美国，打破了其制造东南亚紧张局势，争取对东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的计划，推迟了美国对印支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步伐。但是，从冷战的角度，或者说以冷战思维观察，就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而言，抗法战争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更多地只是满足了苏联实现与美国缓和的意图，并为中国提供了得以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而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会议结束不久，美国即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建立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将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军事集团的“保护地区”，将南越直接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这不仅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而且实际上也预示了美国同中越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反复就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劝越妥协一事向越南领导人做自我批评，承认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了错误，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其二，关于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的对越方针问题。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至1950年代末期，中国领导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建设方面，并掀起“大跃进”运动，希望大踏步地实现“超英赶美”，而且更为实际的是超过苏联，以期比老大哥先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中共中央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既定目标就是维持该区域的中立化。而越南方面在1956年通过大选的和平方式实现南北统一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开始计划重走武力统一的道路。1956年6月越劳党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当前南方革命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全国的斗争形式是政治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这并不等于说在特定情况下都绝对不允许采取自卫斗争形式”。分工负责指导南方革命运动的政治局委员黎笋则在8月份撰写的《南方革命提纲》中进一步明确表示，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6]1958年夏，越劳党中央就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问题征询中国方面的态度。中共中央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向越方强调，越南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7]1959年1月，越劳党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做出了在南方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决定，再一次肯定解放南方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黎笋并在2月召开的总军委会议上提出：“我们不采用战争统一国家。但如果美—吴集团采用战争，我们也必须采用战争，敌人挑起的战争将是我们统一祖国的一个机会。”其后，北越派遣军队到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开始加紧进行。是年秋天，茶蓬武装起义爆发。[8]但此时，中国方面在越南南方组织并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问题上，尚未明确转变态度。

以此观之，有关中国在1950年代中后期阻止越南加强南方武装斗争的说法确是事实，中国这时更多地关注了自己本国的利益。这种方针从中国所需要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来看，应是合理的。但是，如若就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而言，则又有不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之嫌。这种状况，其实反映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无法排解的矛盾，它为“兄弟关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进入1960年代后，越南南方的武装斗争形势不断发展。1960年初，越劳党中央开始在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发动总奋起。5月，周恩来、邓小平在与越南领导人商谈南越斗争方针问题时即提出：总的说来，要搞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在城市里，一般地说是搞政治斗争，但最后要搞垮美吴集团，没有武装力量不行；南越农村有广泛的群众运动，有武装斗争，但武装斗争中也有政治斗争。[9]这表明中国的对越政策此时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数月后，越劳党三大就进一步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战略任务。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率先予以承认。翌年2月15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宣布将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0]5月美国便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所谓的“特种战争”随之开始。一个月后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即赞扬越南南方人民开展的武装斗争，说：你们工作做得好，北方好，南方也好。看来南方形势比停战以前好多了，地区也比那时大，美国人没办法，是南方人民自己搞起来的，人民要革命，美国人有什么办法。[11]其后，1962年夏胡志明和阮志清到中国，要求向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政府一次就援助了各种枪支9万支。在这以后的几年中，中国在更大的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提供了各种枪支、火炮、弹药、军用品、布匹、粮食等物资。[12]

因此，说中国在1960年代初期仍不支持越南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却是有悖事实的。

谈到此期中国对越方针的变化，其基础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开始逐步加强对南越的军事干涉，使中国领导人感受到来自美国的潜在的战争威胁，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认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3]另一个则是中国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国际国内政策愈益向左转。1962年，王稼祥提出的在老挝和越南问题上，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中国“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援外工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等正确意见，被康生等人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即把所谓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作为中国党内有修正主义的主要例证，反复点名批评，[14]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周恩来也宣称：“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15]中国领导人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如此，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成为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的首要盟友。

重新考察美国对越军事卷入的过程可以看到，它是与越南南方武装革命规模的扩大同步进行的。1961年是越南南方由局部起义转入革命战争的一年，越劳党中央决定从北方向南方派遣3-4万经过正规训练的战士，南方革命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是年末，美国派遣支援部队直接参战，到1963年底在越进行特种战争的美军人数已近2万，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的集结部队则有4万进入战场。南方武装力量已明显地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特种战争开始迅速朝彻底失败的方向发展。[16]不过，肯尼迪直到其遇刺前都还没有接受他的一些幕僚的主张，向南越派出地面战斗部队，美国政府在越南的目标仍然是竭力维持住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未迅速选择迈出这一步，即如国务卿腊斯克所言：如果河内和北京放过南越，我们就将打道回府，反之，我们便处于一种严重的局势之中，就有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打了。[17]但是此时，越南领导人和毛泽东为越南南方战场的有利形势所鼓舞，显然低估了美国大规模介入战争的可能性，即便在1964年8月“东京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同黎笋等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18]同期，美国却过高估计了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威胁，担心南越政权的垮台将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这样，当美国国会乃至公众面对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快艇群攻击的情况，转而一致支持政府对越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时，[19]战争大规模的升级已经注定不可避免。中国背负着对越南做出的支持承诺，担子也势必更重了。

其三，关于中国想控制越南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黎笋的谈话显示了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把中国部队入越帮助修筑公路等行动，都看作是要控制越南的阴谋或企图。而事实上，中国派出支援部队是在执行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1965年4月初，当越战升级的紧急关头，黎笋受胡志明委托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主要为志愿的飞行人员，志愿的战士，以及其他方面的必要人员，包括公路、桥梁等方面的人员。4月8日，刘少奇在中越两党会谈中，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明确表示：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这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中国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去，我们哪一部分去”。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这次会谈，中越两国签署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随后，两国政府和军队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援助越南的协议。4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做出相应决议，宣告：在美国继续扩大侵略战争，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中国将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赶走美国侵略者。[20]可见，在派遣支援部队、志愿人员入越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以越方提出要求为前提条件的。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就提醒过中国领导人不要“过分热心”。1966年4月，邓小平在与黎笋、阮维桢会谈时即曾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目前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任何这种企图。邓小平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中国将立即撤走自己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1]此后，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起开始撤出在越支援部队，至1970年7月止，自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先后入越的中国支援部队32万余人全部撤离越南回国。1972年5月美国恢复在越南北方的大规模轰炸和在北方主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雷以后，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再次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赴越执行任务。这些人员也在完成使命后于1973年8月回国。[22]

可以说，由于地缘政治、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等因素的影响，越南对中国的戒心始终存在，这即需要作为大国、相对强盛的中国格外去注意维护与越南的关系。但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在对越交往中的某种大党、大国主义倾向，实际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情绪。这样，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着手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时，越南方面对中国的抵触情绪愈益强烈，加上苏联的离间作用，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中国在越南明显倒向苏联之后“忍辱负重”加强援越的结果是，越南全身心地投入苏联的怀抱，并且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23]苏联则及时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的空白。苏越结盟，使中国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另外，关于黎笋所说的，如果中苏两国不是相互争吵、彼此对立的话，美国就会受到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牵制；而如果中苏双方联合起来帮助越南，美国也就不可能如此猛烈地打击越南，即中苏关系对援越抗美斗争的影响问题；美国从中国方面得到可以进攻越南的消息，即中美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进行的信息沟通问题；以及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和方针等问题，可见笔者文章：《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等，[24]这里不再多谈。

1990年代以来，随着柬埔寨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冷战宣告结束，美俄相继减少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这一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力量真空”。面对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积极争取重返印度支那，以期获得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保持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趋向，维护和发展与越南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十分必要。中国应汲取历史的教训，尽力修复1979年那场战争给两国造成的创伤，消除相互间的猜疑，避免越南再把中国作为填补真空的主要威胁。不管怎样，中国和越南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两国毕竟曾经共同战斗过多年，因此，双方应当客观地重新审视以往两国关系的好坏、曲折及反复，以战略的高度和从大局出发，花大气力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加大合作力度，巩固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发表这份文件，目的在于供同行学者研究利用；同时配发Tønnesson博士《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一文节选（据作者提交2000年1月香港会议文章：《黎笋与中国1979,和1952-1979》译出），以利大家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对黎笋此篇谈话的认识。

李丹慧 2002年6月

《B同志谈中国反动集团对越南的阴谋》[25]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26]

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27]

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28]

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29]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1975-1986年任国家主席）。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30] 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张闻天）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那样做（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国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他（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他们[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他们（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他们（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以维护美国利益并减少美国的失败的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31]（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32]

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指在日内瓦分割越南）上错了。”[33]

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他（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他们（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我根本不害怕。双方（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他（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后他（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他们（中国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指中国和越南）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方面）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34]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35]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36]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37]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

——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毛问）

——（我回答）大约300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毛问）

——大约4,000万！（我回答）

——我的天！（毛说）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1]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odrow Wilson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p.273-288.

[2] Christopher E. Goscha目前在美国大学和巴黎国际学院教授历史。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p.285.

[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273.

[4] 参见《本报评论

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越中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著：《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6]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6、37页。

[7]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43、44、48页。

[9]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1-55页；《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7页。

[1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56-59、68、6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5页。

[12] 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4、35页。

[13] 参见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514页；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

[14] 参见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65、567页；《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页。

[15]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9月26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16] 参见《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79、73、105页；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36页。

[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FRUS),Vol.1:Vietnam,(Washington,1992),p.991.

[18] 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

[19]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176页。

[20] 参见《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69-70页；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0页；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233页。

[21] 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Indochina,1964-1977, 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 pp.94-96.

[22]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91-97、101页。

[23] 参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pp.282.

[24] 分别见《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26-291页；《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25] 本文件及注释译自CWIHP,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2001, pp.279-288。该英文本由Christopher E.Goscha根据越文原件翻译，注释也为其所加。英译本原标题为：“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文件中方括弧内的文字[…]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

[26] 文中的全部省略号为越文原件所有；译者的省略和注释以括弧（…）表示。

[27] 根据下文，这好像是指周恩来。

[28] 1954年日内瓦协议允许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紧密结盟的巴特寮暂时停留在老挝的丰沙里和桑怒两省。对在抗法时期与越南结盟的高棉人，却没有做出如此的让步。

[29] 在《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一书中，中越关于老挝问题的高层会谈被指发生在1961年8月。

[30] 张闻天当时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B同志发言时在场。他后来还担任过副外长，而且1950年代一度担任主管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31] 英文为Hau Nghia，现今越南查无此省名。——中译者[32] 指对将南方干部撤到北方一事进行解释。黎笋有意不提是中国人帮助越南人赢得奠边府战役的胜利。

[33] 参见1979年越南外交部编写的《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60页。书中称1972年11月越南人对中国人说：“越南是我们的国家，同志，你们不能就越南与美国进行谈判。你们已经承认了1954年的错误，现在你们不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34] 参见《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43页。在书中越南人称，邓小平为了换取越南拒绝苏联的全部援助，答应把越南放在中国对外援助的首位。

[35] 参见《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第43页；另见Tran Quyen [陈权]著，Souveners of LeDuan(Excepts)。

[36] 在1966年11月，苏联指责中国已经背弃了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通过的世界共产主义路线。

[37] 《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称这番话是毛1963年在武汉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所说。书中越南人援引毛的话为：“我将是5亿贫困农民的主席，我会派部队直下东南亚。”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1]

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国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2]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3]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4]

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5]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非常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6]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同志们。”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国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7]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他（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那么这样（大的现役军队）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我们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B（原始文本中这个“B”的含义不明）——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借口。这太危险。”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他（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但是越南不害怕。越南继续前进、战斗。如果越南不战斗，那么南越就不会解放。一个没有解放的国家将会是一个依附于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半是自由的，这个国家就是不独立的。直到1975年，我国才最终实现了完全独立。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自由。自由应该是对整个越南民族的自由……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人民战争。后来苏联、中国和我们自己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三个国家在（人民战争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有亿万人民，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中国也谈论人民战争，然而，（他们的主张是）“敌进我退”。换句话说，防御是主要特征，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以乡村包围城市，而（主力）只留在深山老林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处在防御之中，而且非常虚弱。以4亿人民对日军30万到40万部队，中国人仍然不能打败他们。[8]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9]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这是我第一次出国。[10]

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他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他们（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武器来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了相当长的时期，以驱使他们降级。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不能。当美军进攻广知（QuongTre）时，政治局下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们不害怕。在这之后我到中国见周恩来。他告诉我：“这（广知的这次进攻）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两次。没有人敢于像你们那样做，同志们，你们做了。”

……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敢讲话，他更坦率。他告诉我：“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所谓长征是什么呢？在长征开始时有30万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万人。27万人损失掉了。这样做事，真是愚蠢透顶……（我）这样说，就是使你们，同志们，知道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胜利……然而，说真的，如果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越南）对中国作战，他们能不能像这样（像越南一样）获胜，就不清楚了。

……如果过去苏联和中国相互联合起来，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如果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我们，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采取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的那种方式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他们一开始就会退缩不前了。他们就会像肯尼迪时期那样退缩不前。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老挝，美国就立即和老挝签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不敢把美国部队送到老挝去，他们立即让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再也不敢攻击老挝了。

后来，当两国（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执时，美国人就被（中国人）告知，他们可以径直攻击越南而不必害怕。不必担心（中国的报复）。周恩来和毛泽东告诉美国人：“如果你们攻击我，那么我就会攻击你们。你们愿意派多少军队到南越都可以。随你们的便。”[11]

……（现在）我们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为邻，与一个有扩张主义企图的国家为邻。如果他们[中国]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从侵略越南开始。这样，我们就得肩负起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责任。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逃避过我们的历史任务。以前，越南履行了她的任务，这次越南也决心不允许他们扩张。越南保持了她自己的独立，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下定决心不允许中国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最近（与中国）的战斗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现在，他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里做准备。然而，无论他们准备到什么程度，越南都会胜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100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50万到60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中国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6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德国纳粹）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我们可以使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应该有两个东西。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当今时代不像旧时代。在那时候，这只是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的事]。现在整个世界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还完全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即使）在小岛上，人民也要独立和自由。人类现在全都是这样。这与旧时代是非常不同的。在那时候，人民对这些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胡伯伯的话，“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是当今时代的一个观念。攻击越南就是攻击人类，就是侵犯独立和自由……越南是一个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不得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所做的事情。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AnhBa][12]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13]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14]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15]

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在生产上将是最好的和最高的典范，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16]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5,000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国？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国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国，[17]只有我替中国辩护。[18]

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国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50年内，或者在100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怀疑了。但是五年前我肯定没有同志会怀疑中国会攻击我们，但是还就有这样的同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件事。[19]

但是我们（黎笋和领导层）就不这样。[20] 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牛可 译

[1] 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我也将打败你”或“我也能打败你”。

[2] 译者尚不能确定当黎笋谈及“军队”时，具体指的是谁。

[3] 这里应指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共有75个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而非80个。会议通过了主要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和共产党、工人党和一切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在会议主要文件上签字的有66个党，其中6个持保留意见。会议还通过了《保卫和平呼吁书》，以及有关越南、中东、希腊、印尼和海地等问题的文件。参见夏义善编著：《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556页。——中译者

[4] 这似乎是指1965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周年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人转达的话。潘自力大使对苏联人说：“……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进攻苏联，中国人民将毫不犹豫地履行条约义务，将会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并肩战斗，直至最后的胜利。”转引自DonaldS. Zagoria, Moscow, Peking, Hanoi, (New York: Pegasus, 1967),pp.139-140.

[5] 彭真1951-1969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6] 李强在1965年至1967年任国务院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在1968年至1973年间任外贸部副部长，从1973年开始任外贸部长。

[7] 指黎笋在1977年11月的访华。

[8] 黎笋忘了这个事实，即直到1940年3月，更少的法国人能够统治越南而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9] 关于中国顾问，参见Qiang Zhai [翟强], China & the Vietnam War, 1950-1975(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以及Chrisotpher E. Goscha, Le contexte asiatique de la querre fronco-vietnamienne : Reseaux, relations et economie (Paris, thesis, Ecole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La Sorbonne, 2000, section chinoise).

[10] 虽然抗法战争时期黎笋经常到北越去，但他当时通常被认为是留在南越的，为党的南方分局的首脑。译者怀疑黎笋曾在1952年去过中国。胡志明去过，但黎笋没有。

[11] 关于这一点，参见Jian Chen[陈兼]和JamesHershberg在2000年1月香港举行的“中国、东南亚与越南战争”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Sino-AmericanSignaling”。

[12] 这证实“B”同志与“三哥”是同一个人。我们知道“三哥”是黎笋的别名，那么由此推断，B同志就是黎笋。从文中谈及的事件来看，这也是确实的。TranQuyen，Souveners of Le Duan(Excepts)，可证实这一点。

[13] 这可能与黄文欢有关。关于此对立的观点，须查阅黄文欢：《沧海一粟》（革命回忆录），越南消息出版社1986年版。

[14] 参见Tran Quyen，Souvenirs of Le Duan(Excepts)。

[15] 也许是在暗示苏联。

[16] 这种战争类型在中国，以及其他从事游击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过。

[17] 1960年6月24-26日，在布加勒斯特先后召开了12国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24日）及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25-26日），苏联组织了对中国党的集中批评。参见《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第522页；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92页。——中译者[18] 这件事发生在1960年6月。关于黎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详情，可参见Tran Quyen, Souvenirs of LeDuan(Excepts)。在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后，苏联就地召集与会各国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举行会议，会间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中国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毛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他被斥责为“教条主义者”。参见AdamB. Ulam, The Communists: The Story of Power and Lost Illusions,1948-1991(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 211.

[19] 这似乎是对黄文欢的批评，但肯定还包括其他人。

[20] 这可能是指黎笋讲话时在场的领导人，而且这也说明，上文提到的亲中国的同志并不在场。参见Tran Quyen, Souvenirsof Le Duan(Excepts)。

《黎笋和与中国的决裂》

（节 选）

Stein Tønnesson

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此文件作以下三点分析：A 黎笋的思想和态度；B 1979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C1952—1979年这一阶段黎笋和中国关系的记录。

从学术的观点来看，将本文用于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是最安全的，严格地说，它揭示了越南高层领导在1979年危机中的观点和态度，也揭示了那个特殊的转折时期社会阵营形势的某些方面。而将此文用作1979年前黎笋和中国关系的历史资料则会发生问题，因为黎笋在1979年所说的话深受暴怒的影响，因此，他有可能破坏史实，甚至凭空杜撰。所以，使用此文件作为1952—1979年这一阶段发生事件的史料时必须极为小心并且应和其它可获得的史料相互印证。

黎笋的态度

黎笋1979年的文章表明，他把一种极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作为具有特别善于斗争的越南人民在世界革命斗争中扮演前锋角色的思想结合起来。文中从未对越南以外的民族表达过任何钦佩和尊敬，但是，它却对所有人的、大大小小的民族独立战争深表钦敬之意。他的自豪感在此文中的第一段中表现出来，他在该段中说，在“我们”打败美国人之后就再没有帝国主义国家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一些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这个词在这里好像是作为这一大国的自称。

黎笋所持的是一种道德的天性，他的道德世界基本上被恐惧和勇敢一分为二。他似乎曾经蔑视过那些不敢“斗争”的人。他声称，如果不是越南人的话，世界上至今也没有任何人敢和美国人打仗，因为当时越南人正和美国作战，而越南以外的世界却“惧怕”美国人。同样的道德自豪感在黎笋对他和周恩来在河内的一次会谈的评论中也显示出来。当时，后者刚刚在北京接待过基辛格。黎笋说，他告诉周恩来，中美达成新的谅解后，尼克松将会更加猛烈地向“我”进攻，但是我“毫无所惧”。他后来在文章中反过来断言：只有越南不怕美国人。他还辨别出了那些胆小怕事的人。他声称，第一个害怕美国人的人就是毛泽东。文中没有出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经常惧怕美国人并阻止越南人民进行斗争。如果给越南的援助危及中美关系，他就拒绝给予援助。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不是一种勇敢的象征，他们只是保卫他们国家的利益。

黎笋对勇敢的钦佩在下面一段话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不怕任何人。因为我们站在真理一边，所以我们不害怕。即使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怕。我们也不怕我们的朋友。即使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不害怕。我们已经打败了他。我是一个人；我不怕任何人。我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基于勇敢和恐惧的基本道德区分，黎笋声称，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越南人民遵循的军事战略之间也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防御性的，后者是进攻性的。越南人民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向中国人学习任何东西。中国经常十分软弱。他们几乎未和日本人作战。在黎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他声称此次访问是在1952年），胡志明问他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而他们毫无勇敢可言”。从那一天开始，黎笋就了解到了中国人和越南人的根本区别：“我们和他们完全不同。越南人的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我们没有防御性的战术。每个人都斗争。”

虽然俄国人给他带来的担心较小一些，但是，同对待中国人一样，黎笋在文中也几乎没有对他们表示任何钦佩和尊敬。他对中苏分裂表示不满，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中苏分裂加强了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他抱怨说，他必须每年都去中国两次，“向他们解释许多事情”。接着，他补充说，苏联就没有这样的麻烦了，因为他几乎避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至于苏联，我未置一词……我只是泛泛而谈。”[1]

黎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对中国人所做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反动派”的区分。如上所述，他对中国人总的来说没有什么敬意，但他并不想因他们领导人的侵略政策而批评全体中国人：“我们仅仅把他们称作一个小集团。我们并不是指他们的民族。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对我们不好。我们说，这样做的是反动的北京集团。”

黎笋也在中国方面的个人之间作了区分。这里区别人的标准是他们对越南的了解程度。对越南了解最少的是毛泽东，黎笋看上去对他完全没有好感“……最不守信、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想霸占东南亚的人主要就是毛泽东。”他更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点。黎笋说，周恩来在本世纪60年代曾同意，有必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阵线去支持越南的斗争，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周恩来还曾经帮助黎笋去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并且还安排了许多给越南的援助：“我欠他的人情。”华国锋不了解越南，但邓小平的了解要比他多一些。1977年10月，黎笋告诉苏联驻河内大使说，华国锋是属于那种不了解我们的中国领导人，但是，邓小平对我们“非常体谅”。当时，黎笋曾预测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权斗争中获胜，而且，这一点将会导致中越关系的改善。[2]

考虑到邓小平曾下令入侵越南北部这一事实，黎笋在1979年仍对邓小平持有一定的积极态度是令人吃惊的。黎笋声称，当1975年越南在民族重新统一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时，邓小平曾真诚地对越南人表示祝贺，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态度勉强。而且，邓小平在1977年同意了就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的要求。黎笋认为，邓小平处于其他那些对越南不甚了解的中国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因此不得不在涉及越南的问题上显示出决心，以避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现在，他鲁莽而愚蠢。因为他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他曾经更为猛烈地打击过越南。他确实做过这件事并让他们攻击越南”。[3]

这里要指出的是，黎笋最后一方面的态度是他的坚定而可靠的国际主义信念。考虑到他的几近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这一点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他认为，越南是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说，这并不像古代，越南仅和中国相邻。现在，全世界都紧密连接在一起：“……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伤害越南就是伤害人类，就是对独立和自由的损害……越南是一个象征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1979年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可用之处是能反映出当年的形势。1979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1977—1978年之前是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的顶点，全世界约有30个马克思主义政权。后两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使12年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数目从30个减少至5个（中国、北朝鲜、老挝、越南和古巴）。

当然，就1979年而言，黎笋和其他领导人还不可能看到即将发生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于成功并且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满怀激情：社会主义代表比资本主义先进的人类发展阶段。越南外交部1979年10月发表的白皮书声称，“今天，革命的力量增长了，并且正处于有利的地位。”[4]越南革命的胜利还未在他头脑中淡忘，非洲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接着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白皮书声称，“帝国主义正在每下愈况，最终要导致一场不可救药的总危机。它甚至不能在它的看来是稳固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据点稳住阵脚。”[5]苏联和越南的共产党领袖无疑把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麻烦、中国市场力量的引进、中国和美国的联盟解释为社会主义总的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挫折，而这个总的发展过程必定会进一步加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才开始意识到，全球的政治趋势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

黎笋的文章揭示的越南领导人对1979年总的形势的评价及对未来的预测是什么呢？文章表明，河内的领导人正在准备一次对中国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黎笋确信，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将被迫部署到中苏边界，所以越南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黎笋为他的同志们准备了一场新的旷日持久的民族抵抗战争，并且把越南视为整个东南亚抵抗中国扩张主义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他打算把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北部省份的传统根据地义安、河静和清化(绝大多数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来自这些地方)作为北方斗争的后备部队的基地。黎笋声称，“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进攻中国，我们决心赢得胜利。”这番话极有可能是在中国惩罚性的入侵进行之后说的。为了坚定自己和其他同志的决心，黎笋将自己对于本民族的善于斗争的自豪感作了歪曲：“……实际情况是，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和他们（中国）作战，还不能肯定他们会获得这样的胜利……我们从不逃避我们的历史责任……通过保卫自己的独立，越南也在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决心不让中国成为一个扩张主义的民族。最近的战斗仅仅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即使他们用100万或200万军队来攻击我们，我们也毫无所惧。我们刚刚和60万军队交过手，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须和200万军队作战，那也毫无问题。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将使每个地区成为一个堡垒，每个省成为一个战场。我们有足够的人。我们能以多种方式和他们作战……我们能用两个至三个集团军猛烈地攻击他们以便使他们受到震慑；在通过这种方式使他们的意志动摇的同时，我们仍将保卫我们的领土。如果情况紧急的话，每个士兵都必须训练出一个士兵，每个班都必须训练出一个班。

看来，邓小平在1979年3月做出了一个明智的估计。当时，他决定撤出中国军队。

黎笋与中国关系的记录

对黎笋文章的第三个更为困难的利用是作为1952至1979年这一阶段作者同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关系的资料。由于可信的档案和资料的缺乏，作这样一个尝试是诱人的。但人们不应对黎笋所述言辞的准确性抱有幻想。

黎笋说，他首次去中国疗养是在1952年。据他说，他被他访问的地区（很可能是广东或广西）尽管人口众多却不在日本占领期间进行任何游击斗争这一事实所震惊。文中根据这一情况做出了越南人勇敢而中国人懦弱的基本区分。黎笋声称，胡志明证实了他的这种印象。这种叙述可能更反映黎笋1979年时对中国人的态度而非他首次去中国时的真实印象。我们甚至根本不能通过其他材料证实他当时去过中国这一点。

相比之下，黎笋关于自己对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反应的叙述更为可靠一些。[6]

但是，更不能确定的是他是否在1954年就已经指责中国的错误。当时，中国、苏联和北越的领导对日内瓦协议都是坚决支持的，所以，黎笋可能还是埋怨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犯了错误。黎笋很可能是在花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周恩来在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接受北纬17度线作为越南南北分界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最有可能告诉他的人是范文同，他是越南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团长。[7]

黎笋对中国消极隔阂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可能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他努力去获得苏联和中国对在南越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支持。那个时候，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后来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大跃进运动，因而影响到对国际主义义务的履行。黎笋无疑看到了这一点。

在他的文章中，他几次回忆了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是怎样试图阻止越南人在南越再次发动武装斗争的情形。但是，他没有提到下面的这个事实：当时苏联也相信日内瓦协议并阻止越南人做任何可能使法国和南越政权更易于违反协议的事情。[8]

黎笋的文章免不了自相矛盾。首先，他引用了周恩来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如果越南要继续战斗，必须自力更生。接着，他指责周恩来曾“压我们停止斗争”。第一个表述和陈兼的学术结论非常吻合：“……北京领导人在1962年以前既不阻止，也不鼓励河内用军事方式‘解放’南方的努力。”[9]黎笋的第二个表述看上去更为可疑。黎笋声称，他蔑视中国人的建议并继续进行在南越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这里，黎笋故意忽略的一点是，当时南越干部和一些北越领导人的意见分歧。

当提到1963—1964年的事情时，黎笋笔锋一转，改变了谴责中国的内容。他不再谴责中国领导人试图压制越南斗争的迫切希望，而是谴责中国人向他们施加影响，如修建道路以便利中国政权向东南亚的扩张，输送军队去铺设控制越南的道路等等。[10]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我们知道，黎笋和毛泽东会见过三次。第一次是1953年在武汉，毛泽东在那里（据越南白皮书）接见了一个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黎笋声称，在那次会见中，他了解了毛泽东的真实打算并且警告他，越南能够打败中国军队。据说，毛泽东问他：“同志，你们的人民是不是真的抗击并打败了元朝的军队？”黎笋回答说：“不错。”“同志，你们也真的打败过清朝的军队吗？”黎笋回答说：“不错。”毛泽东问：“你们也打败过明朝的军队吗？”黎笋声称，就是在这个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不错，换了你们的军队也一样。我曾经打败过你们的军队。你明白吗？”黎笋声称，他就是这么对毛泽东说的。毛泽东说：“知道，知道！”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杜撰的谈话。一方面，毛泽东似乎有可能提问上述的问题。毛泽东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人开玩笑。但是，看上去极不可能的是，黎笋曾以他说的这种方式公开地挑战毛泽东。[11]我们从《77次谈话》[12]中了解到，黎笋在另外两次同毛泽东的谈话中（1964年8月13日和1970年5月11日）表现得像一个在主人面前低眉顺眼的奴才一样，他在1964年说“中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并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想把我们当作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1970年，他向毛泽东请求指示并把越南的胜利归功于这一点：“我们遵循毛主席过去给我们的三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敌人”。[13]黎笋在《77次谈话》和1979年叙述中的表现判若两人，但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记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别人当时的观察有着天壤之别。

黎笋和越南白皮书关于1963—1965年中越关系的描述和中国方面不得不做出澄清的材料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黎笋的描述，是毛泽东想要修建通往越南的铁路并派兵去那里，但是他自己仅想要物质援助。在所有基于中方资料的叙述中，修路和志愿军的请求都来自越南方面，而且，这个要求是黎笋和胡志明提出的。[14]这一点在《77次谈话》的部分资料中获得了证实。黎笋声称，“我们仅仅要求他派遣人员，但是，他带来了枪支和弹药”，这一点看来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在中国工程兵部队和高炮部队抵越后，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在柯西金1965年2月做出苏联大规模援助越南的决定后，越南人采取了一种更为独立的姿态。从那时起，越南人在《77次谈话》中的口气也明显不同了。

黎笋关于20世纪

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叙述和中方资料的描述更为一致一点。黎笋声称，在1969年以前，他就几次召集军事干部并警告他们，中国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联手。因此他们要研究诸如准备在将来和中国发生冲突这样的问题。关于中国对美国的新方针，黎笋作了和越南白皮书同样的谴责：“那段时间里，中国发表了对美国的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他们就能使美国在越南增加力量了。”当然，这么说也有其道理。中国确实强调了自己的大国利益而损害了北越的利益。

黎笋所说的和周恩来（很可能是1971年11月）在河内的会谈是他文章中修辞最为精彩的部分。黎笋说，在尼克松访华前，他的目标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把美国赶出越南的同时怂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和美国针锋相对。据说，周恩来当时告诉黎笋：“现在，尼克松即将访问我国，双方将主要讨论越南问题。因此，同志，我必须来和你见面以便交流一下看法。”

黎笋声称自己是这样回答的：“同志，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仍然不会听你的。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们的，根本不是你们的。”黎笋再次声称，自己曾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疾言厉色。这一次，他的叙述看起来更为可靠一点。1971年在河内对周恩来疾言厉色要比在1963年在武汉对毛泽东这样做容易得多。如果在周恩来关于1971年11月河内会谈的报告中含有谈及黎笋民族主义的蛛丝马迹的话，那就有的好看了。

关于需要档案研究的一点评论

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善。1979年是双方关系最坏的一年，而双方在整个80年代都是相互敌对的。双方在边境地区陈兵，铁路无轨，交通断绝。两国关系从80年代中期起渐有改善。越南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标志着双方关系前进了一大步，并为1991年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99年新年前夕，两国外交部长成功地在河内签定了一项边界条约，而且，他们现在准备在2000年结束前在东京湾划出航海区域。这完成了黎笋和邓小平在1979年为自己定下的没有多大希望成功的任务。现在，铁路再次开放，边境贸易繁荣。两国、两党、两军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边境省份在促进商业和文化关系中一马当先。中国和越南的研究机构现在也开始交流了。这一点可以在1998年河内的大型研究会上得到证实。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和越南的社会科学家于其他国家学者在场的情况下，甚至讨论了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如两国边界地区的民族集镇问题。

这对当代中越关系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情况下，当两国关系改善时，对于他们过去遗留问题的研究也会连带着得到改善。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们将怎样对他们的曲折历史关系进行研究呢？一种可能是，每个国家独立地进行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档案，用汉语写中国对越政策；越南的研究者使用越南的档案，用越语写出有关越南和它的北方强邻之间的曲折关系的专著。第二种可能是采用双方相互合作的方法。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非常正式的、密切的方式去实现。中越双方的历史学家组成有关的团体共同工作、共同探索中越关系的历史。最好是用两种语言出版双方的联合著作。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一种非公开的方式实现：由双方可靠的党史学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并获得使用那些被两党领袖隐藏的资料的特权。[15]

第三种可能是一种开放思维的方法，即所有感兴趣的读者都有权使用双方的原始资料。许多著作和论文用越语、汉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竞相出版或发表。

所有这三种可能都以这个假设为前提：中国和越南当局变得比过去更为自信，勇于放弃对独立研究的恐惧，允许人们使用关键的历史资料。目前，两国的思考氛围看起来反而更为艰难。这可能会延长当前的矛盾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和越南的学者能够比两国以外的同行们更好地接触资料并可以自由地撰写和出版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唯一可以确保中越两国学者在研究双方关系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方法是，允许存在一种更为开放的思考氛围，不再对原始材料保密，举行联席会议、鼓励学术研究。

刘作奎 译

[1] Pierre asselin claims that Le Duan “epitomized vietnamesedisrespect for the overlordship of both those countries ” (the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that his death in 1986 open the doorfor improving vietnam’s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China, but withthe Soviet Union as well. Pierre asselin, “Le Duan and theCreation…”, p.8. This seems an exaggeration in view of vietnam’sheavy dependence on the USSR between 1978 and 1986, but there may bea grain of truth in it. Soviet archives will show.

[2] Stephen J Morris ,Why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 Political Cultureand the Causes of War ,Stanford CA: Sat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81.Morris bases this information on Soviet archivalsources.

[3] There may be some truth in Le Duan’s impression .Although DengXiaoping had personally ordered the Chinese “self-defensive counterattack” against Vietnam, it was also he who blew off the operationin March, after the Chinese had suffered more than 30000 casualties.

And Deng came under criticism afterward for not having broken thefingers of the Vietnamese, but merely hurt them. See Richard Baum,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0.

[4] “Aujourd’hui, les forces revolutionaries ont grandi et occupentune position des plus favorables.” La verite sur les relationsVietnamo-Chinoises, p.58.

[5] Ibid.

[6] In the 77 Conversation there are short excerpts of minutes fromthree meeting between Zhou Enlai and Le Duan in 1971 (7 March inHanoi, 13 July in Hanoi, and November in Beijing). None of theexcerpts include references to Geneva, but both Mao and Zhou hadallegedly admitted earlier, when talking with Ho Chi Minh and PhamVan Dong, that a mistake had been made in Geneva. See the 7September 1971 conversation,77 Conversations, Working Paper No.22,p.180.

[7] See Francois Joyaux, La Chine et le reglement du premierconflict d’Indochine, Geneve 1954 (Paris : Publications de laSorbonne ,1979).

[8] See Mari Olsen, Solidarity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The SovietUnion and the Vietnam Communists 1954-1960, (Oslo: Institutt forForsvarsstudier 4/1997), and 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9]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69”,China Quarterly 142(June 1995), pp.356-387, especially p.357.

[10] 这里作者理解有误。黎笋所说的中国军队入越修路等事，是1965年以后的事情。由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组成的中国筑路部队，1965年9月开始入越，1969年2月全部撤出。参见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9-100页。——李丹慧[11] However, according to Bui Tin, Le Duan told his officialbiographers in an interview in 1983 that he had been better thanUncle Ho. Ho always said “Yes” to what Stalin and Mao told him “Asfor me, I dared to argue with Khrushchev and Mao.” Bui Tin,Following Ho Chi Minh, p.43.

[12] 指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 Working Paper No.22.——李丹慧[13] 77 Conversation, pp.74(note 117),163-164.

[14] Chen Jian,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pp.368-369. See also 77 Conversation, p.85, where Le Duan tells LiuShaoqi on 8 April 1965: “We want some volunteer pilots, volunteersoldiers… and other volunteers, including road and bridgeengineering units.”

[15] The Comparison may perhaps be far-fetched, but an open kind ofco-operation between Norweigan and Swedish historians has beeninitiated in preparing for the 100 year’s anniversary in 2005 of thebreak-up of the Swedish-Norwegian Union.

第10篇 苏联与印度支那战争

——来自近年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

所谓印度支那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战场为主体的两次局部战争，即印支三国抗法战争（1946年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5月至1973年1月）。这里公布的主要是苏联与第二次印支战争有关的材料，其上限起自1954年7月关于恢复印支和平的日内瓦协议签署后国际委员会对《关于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等协定的监督和监察，下迄1973年6月越美两国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履行情况的会谈。之所以选录日内瓦会议结束至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之前这个时期的档案文件，是由于在此期间，美国力求维持越南南北的分裂局面，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积极为统一南方做准备，越美战略目标的不可调和，使此期成为双方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酝酿阶段，苏联和中国作为越南的盟友，不可避免地要对越美的不同举措做出反应，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因此，这批材料可以说为初步勾勒印支战争中苏联形象的全貌提供了条件。

关于第二次印支战争，一般即称越南战争，美国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相对比较丰富，除了《美国外交文件》·《越南》卷已出版至1968年外，19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还不断有新的有关的档案材料解密，或在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中披露，诸如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温斯顿·洛德档案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关于越南战争、越美和谈问题的文件；另外，1999年10月，尼克松档案馆还向公众开放了新的白宫录音资料，内容包括尼克松在其任期内与基辛格和其他人员关于外交政策的谈话，关于越南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谈话等等。这些材料的解密时限，实际已至1970年代中期。

与美国相比较，1980年代末期，苏联也迈出了解密档案和对外开放档案馆的步伐。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上个世纪末俄国历史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公布并外流，却是在苏联国家解体这一特殊环境下实现的，即如有的俄国学者所言，那是由当时俄国档案管理的无序状态造成的。因此，随着俄国新政府的确立和良性更迭，俄国的档案管理也逐步走上正轨，档案的利用范围，特别是对外国人的利用尺度明显收缩，其进程逐渐滞后于美国。

从现代史料研究中心收集的苏联和俄国解密历史档案的总体情况观之，在1917年初至1980年代初的浩繁材料中，有关印度支那战争的文件所占比重较轻，而且就笔者看来，其中涉及苏联对战争的政策，以及对越政策的核心档案也不多。不过尽管如此，这批材料对于研究苏联与印支战争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有趣的是，俄国收紧档案利用进程的举措恰恰就缘起其中。据有关人士披露，1994年，西方学者从大量俄国解密档案中获得了关于第二次印支战争期间在越美国战俘问题的文件（见本期所发俄国档案第01835、01844等件），其中提到1972年11月，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美国被俘人员总数为1205人，而越方正式公布的战俘名单仅为368人，其余的人没有公布。对于越南政府公布的战俘人数与美国被俘和失踪人员实际数量不符的问题，当年的美国政府十分清楚，但是由于越方对战俘数量严格保密，使得美方只能根据兵员损失情况进行大致推测，而无法获悉战俘的准确数字。这种状况，不但将美国置于无法在谈判中充分维护自己利益的尴尬境地，还令该事项成为美越之间的遗留问题，长期悬而不绝。正是有此历史上的过节，这份文件为美国政府获悉后，即委派前国防部长赴越盘诘。越方为此对俄方深表不满，进而引发了两国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纠纷，其嫌隙一度难以弥缝。俄国政府以此着手整顿档案管理部门，亡羊补牢的结果是档案文献的公布与利用进入收缩状态。

目前，中国国内关于印支战争中美国战俘问题的研究基本阙如，有兴趣者可以利用这批俄国档案中的有关文件，联系中国对越美和谈中越方战俘政策的态度、意见及其影响，再结合查找美国方面的有关解密档案，诸如在1992年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听证和克林顿第12816号命令发布后，美国行政机构向研究者公布的关于美国战俘和失踪人员的文件，以及相关的越美谈判档案材料，做几篇扎实的文章，以填补这一空白。

除了上述战俘问题，此64个文件涉及的主要方面还有：苏联和中国在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后对越南的援助；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问题的协议签署后，苏联对越南统一南方计划和行动的态度及方针；1960-1963年老挝问题的背景资料；苏联援越抗美情况；苏联及华约成员国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的背景材料；苏联对越美和谈的方针策略，以及苏越关系、中越关系和苏中关系等等。其中值得注意考察的是，越南在苏联和中国两个大国的无形压力下日益增长的独立自主倾向，其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援助而竭力平衡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方略，以及这种状况对苏联和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这其实展示了冷战状态下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是绝不可以忽视的，因为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

另外须提及的是，关于1969-1973年这一阶段莫斯科与河内及华盛顿关系的俄国文件，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所编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曾经公布过一些；而盖杜克所著：《苏联与越南战争》(Ilya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6)一书，则是笔者所见的俄国学者利用俄国新解密档案材料研究越南战争的首部重要研究著作。这两种读物所公布和引用的文件，不少为本期公布的俄国档案所无。

这部分档案的原件出自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原档馆藏号附于各件之后，个别馆藏号缺失。每件件首文献编号（SD＊＊＊＊＊）系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为方便保管和查找而制定。目前，此批档案材料的复制件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5层，可供读者自由查阅。

本组材料由沈志华收集并整理，彭兴中、王宏达、刘明等人翻译，李丹慧、方琼校对和编辑。对于人名、地名，特别是越南的，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核对，凡音译者，一般注上俄文原文。个别文件暂缺，无法校核。这里一并说明之。

李丹慧 2002年6月

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俄国档案

（1954-1973年64件摘录）

SD12403

诺维科夫就范文同谈及的问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4年7月28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此呈上关于范文同7月27日与我谈话时所触及到的问题的建议，请您审批：

一、关于黄文欢、胡文利（Хо　Ван　Ло）等人前往德里参加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工作会议的行程问题。

8月1日前夕，这些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能抵达德里，因为获得经欧洲前往印度的中转签证就需要几天的时间。除此而外，根据以往的经验，飞机经罗马飞行本身的行程就需要5-7天的时间。如此一来，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上述同志也只能在8月7-10日才能抵达德里。

由于这些情况，可以预先采取如下两个步骤之中的一个：

1、请求印度政府将会议改为8月7-10日召开。可以预料到，这个请求将会遭到拒绝，因为这会耽搁成立国际委员会的工作。

2、越南同志应尽快准备好自己关于国际委员会工作问题的建议（如：委员会所在地，委员会成员的数量，委员会代表的级别，监察小组人员的数量，三个国家在这些委员会中的代表的数量和级别，总负责人等等），并将这些建议交给波兰同志，请波兰同志在德里会议上坚持这些建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就黄文欢、胡文利等人前往德里事宜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也可能，这些同志能够在大会工作结束之前赶到德里。

二、关于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从越南南部向北部地区调动提供船只的问题。

我们认为，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提供苏联船只是不合适的。可以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尝试向印度、法国、英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租赁船只。也可能，波兰能够提供自己的船只。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支付运费。

三、关于派一组苏联军事顾问前往越南的问题。

认为近期派这样的顾问小组前往越南是适宜的。昨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谢光宝（Та　Куанг　Быу）向Ф.А.费坚科将军提出了请求，请求在维护和管理近期即将转归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有的一批大型飞机场的事务中，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帮助。此外，在执行停战协定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需要我们的忠告。为了避免与中国同志产生任何矛盾，这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可作为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官，立即出发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

四、关于帮助越南同志制定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需要的计划。

请通知范文同，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按合适的价格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供应它所必须的货物方面，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协助。

К.诺维科夫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归档

1954年7月28日第759/ювам号

АВПРФ.ф.06,оп.13a,п.35,д.156,лл.1-2.DA0760,SD12404

诺维科夫就范文同声明事宜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54年12月29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范文同就美国和南越政府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事宜致您和А.艾登的声明中，在附在该声明之后的越南人民军最高指挥部于今年的12月5日致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备忘报告中，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众多的群众组织反对美国在南越的阴谋和吴庭艳政府的抗议书中，以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中，总是把吴庭艳政府评定为“集团”、“傀儡集团”、“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走狗”、“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美帝国主义的奴仆”、“吴庭艳集团是由美国武装干涉者的代理人组成的”等等。

在日内瓦会议上已经作出了关于在1956年7月期间在越南进行普选的决定，会议还补充说明了，“自1955年7月20日起”将就这个问题“在两个地区的权威代表机构之间”进行磋商，而美国有可能借此机会从事阴谋活动，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适宜的是：以谨慎的方式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论是对于吴庭艳，还是对于由他领导的政府，不要采取给其起各种外号的方法。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 К.诺维科夫

АВПРФ.ф.079,оп.9,п.6,д.8,л.51.，DA0760,SD11439

苏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致莫洛托夫函

（1955年3月19日）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长比内今年3月1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关于召开三大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外长印支问题会议这一问题已经解决。

根据比内的声明，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参与实现日内瓦协议的国家，讨论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撤出海防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即将举行的选举。

根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这次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北约理事会会议期间在巴黎举行。

美国、法国和英国达成的协议，单方举行讨论海防问题和越南选举的会议，无疑是企图撕毁日内瓦协议。

据此，我认为指示马立克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分别拜会艾登和比内，请他们解释举行这次单方面会议是适宜的。

这一措施将向法国和英国政府表明，苏联政府对它们违反日内瓦协议持警惕立场。

指示草案发给马立克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4SD11440

关于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批示（1955年4月17日）

与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向越南朋友在其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际地位，在民主和完全履行关于印支问题协议的基础上统一越南，迅速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事业中提供援助。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实现日内瓦协议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执行协议的军事条款，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满意。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强调，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一贯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并宣布，苏联政府将与中国朋友一起，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给予必需的援助。

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某些问题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执行日内瓦协议

指出协议关于实现越南停火的军事条件已经胜利完成。同时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准备全力协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准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政治部分——1956年7月准备和举行全面选举，1955年7月26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当局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准备选举的有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在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打算提出几个大国必须支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依据日内瓦协议政治解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了解越南朋友准备的“关于在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党的总路线、策略和政治纲领的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中所指出的在南越斗争的目标和策略总体上都是正确的。

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打算为在南越成立政府而斗争持肯定态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日内瓦协议，举行全越南选举。

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关系有关的问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南越尽可能与法国人和亲法国分子建立更加广泛的反美联合阵线给予积极评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保障法国大型工业和农业企业在南越的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进行文化合作。

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越南朋友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社会和实业界人士的联系。

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拟发表声明，为了便于统一国家，在南越统一之后，有可能保留某个时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经济、慢一点实行民主改革的共和制度)。这样做是否合适?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与北越的速度相比，就策略上考虑在一定时期有所减慢，原则上是允许的。

三、关于反对美国的印支计划

由于美国针对印支国家的行动是破坏日内瓦协议，要发表意见，必须建立印支进步力量的广泛阵线，进行反对美国干涉印支国家事务的斗争。应当强调，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朋友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南越所有阶层居民的工作，抵制美国的影响。建议广泛地利用印支宗教流派。考虑到宗教界领袖人士对美国傀儡吴庭艳政策的不满，要加深他们的反帝，首先是反美情绪。

四、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柬埔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强调老挝问题政治解决的最正确的途径是王国政府与寮国直接谈判、互相让步。

考虑到1955年5月16日美国和柬埔寨缔结的军援协议明显对抗日内瓦协议，受到柬埔寨某些政治集团的反对，建议越南朋友采取措施，组织柬埔寨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军援协议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违背印度的利益，建议采取措施，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反对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扩大影响。

希望越南朋友们考虑以上所指出的形势，并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加强对这些国家民主力量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动，即为别人提供口实，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日内瓦协议。

五、关于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广泛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与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闭幕公报第一章第11节——建议各国政府向该会议的参加国派出代表，交换信息，千方百计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六、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联系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在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越南同志更应当经常地与中国朋友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中国朋友更了解越南的形势，越南政府现在致力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不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中经济和军事使团，那就可以向胡志明解释这一做法欠妥。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越南和中国朋友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且行之有效。

当然也不排除，苏联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七、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将拥护越南和平、统一和独立纲领的各阶层居民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给予积极评价。不仅在解放区，还应在南越，依靠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新组织的方法使其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地使用统一祖国的思想是适当的。建议胡志明同志考虑成立群众性的为越南统一而斗争的组织是否适当，有无可能这一问题。该组织能够吸引南方和北方广泛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同时在形式上与民族统一战线又无联系。从策略上看，成立这一组织的倡议应由南方提出，首批这样的组织先在南方成立较为有利。

八、关于土地改革

发表这样的意见：进行土地改革，是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胜利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劳动党关于在1956年7月的选举前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表示欣赏。告诉越南朋友，劳动党中央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有可能将越南大多数居民团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周围，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的想法，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九、关于天主教徒撤至南越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将天主教徒从越南北方撤到南方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许越南朋友最好不要阻挠个别的后撤事件，即使是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对宣传，称在难民问题上搞投机，我们认为，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当致力于与南越当局，在居民从南方撤到北方问题上求得类似的解决方法。

建议越南朋友在天主教徒中间多做解释工作，对天主教会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对抗敌对势力在天主教徒移居南方问题上的宣传。

苏联关系问题

1.关于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苏联政府在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之后，决定提供无偿援助，在1955-1956年使用3亿卢布，恢复共和国的经济，根据越方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将3亿卢布用于：

1.25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设25个工业企业和公共设施，其中包括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年产10万吨的超大型磷酸盐厂，年开采能力6万吨的黄铁矿，年产3000部各种机械产品的机械厂，总发电量18-22.5千瓦的发电厂6座，2个鱼类罐头厂和2个茶叶厂。

列入以上项目开支的还有通过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费用。专家们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沙眼、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援助。

1.25亿卢布用于提供国民经济和居民急需的商品。

5000万卢布留作备用，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贷。

同时应当通知胡志明同志，下列协议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А)“关于苏联提供无偿援助，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协议”；Б)“关于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支付条件的协议”；В)“苏联和越南政府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的协议”。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草案，那就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第三个协议，由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3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商务处。关于这一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于今年5月18交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那就请他发指示将其签署。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议。

3.关于向越南人民军提供物资和提供贷款

通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决定为此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在1955-1956年使用的长期优惠贷款3000万卢布。其优惠条件是：只偿还提供产品的一半价格，年息2%，从1960年开始分8年还清。通知胡志明同志，如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苏方将授权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有关备忘录。

4.关于提供在苏联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5年苏联的教育机构可以收300名越南公民。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由无偿援助费支付越南大学生1955-1956年的学费，可以同意这一要求。

5.关于俄语顾问的教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从苏联派遣6名顾问，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学校组织教学，还同意派遣给越南民主共和国5名大学俄语教员。

6.军事问题

由于胡志明同志要求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给予援助并为此而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会议，可以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这种援助，并按以下程序实施该援助：

А)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会同中国军事顾问，制定出初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必要时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给予帮助。

Б)苏方向北京派遣2-3名担负领导职务的苏联军事专家，与中国和越南军事干部一起讨论在越南准备的初步国防计划。

7.关于联合公报

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需阐述苏越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保持和巩固和平的愿望，执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政治解决印支和平的部分，还要提到苏方为恢复越南经济提供的经济援助，苏越贸易协议等。

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SD11441

给苏驻越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18日）

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向他通报尤金同志和比勃罗夫斯基同志谈话的内容(通报已专电发给您)。

谈话得让胡志明同志明白，根据比勃罗夫斯基的报告，大张旗鼓地利用越南当前的形势，巩固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美立场和支持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为此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朋友认为采取哪些补充措施是必要的，是否需要我方提供什么援助。

告诉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在南越做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最好能得到他们关于南越形势尽量全面的信息。

告知他，我们现在正在采取措施，准备在报刊上发表一些国家揭露美国在越南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集团，反对南越爱国和反帝力量活动的文章。

告诉胡志明同志，已经向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发出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和比勃罗夫斯基同志谈话的内容。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12SD11442

莫洛托夫就南越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5年5月19日）

当前，美国人在南越加强了将法国人从越南排挤出去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频繁做工作，将法国人从军队中赶走，在一些最重要的岗位上任命自己的顾问；不仅广泛收买某些政治活动家，还收买许多团体，巩固其政治影响。南越政府军和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发生的许多著名的军事冲突，都反映出美国人和法国人矛盾尖锐，国内某些政治集团内讧加剧。

南越当前的形势，有利于加强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国家、站在反美立场和主张国家民族独立的南越社会力量。越南劳动党中央根据南越的形势，已经在今年4月1日通过专门决议，对国家这一区的党的地方组织的活动做了指示。

但是，我们也发现，特别是根据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报告和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代表比勃罗夫斯基的谈话，南越在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的指示方面有严重的缺点，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露很差，也不彻底，与此同时，美国却在大肆进行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

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利用南越目前的形势，在国家的这部分做一些必须的工作，特别是1956年7月即将举行的选举，显得很不得力。

根据以上形势，我们认为建议越南朋友特别注意在当地开展工作，活跃和团结那里的爱国和反帝力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认为，宜委托尤金同志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同志谈一次。委托波诺马连科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希望通过他们驻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得到定期的、尽可能全面的关于南越形势的信息。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SD11443

莫洛托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5年5月26日）

今年5月19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电苏共中央。来电称，今年5月16日法国军队的最后一批分队从海防周围撤出，越南人民军部队从南越向北越的调动也同时胜利结束。日内瓦协议关于越南问题的重要阶段因此也宣告结束。

为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深切感谢苏共中央在这一困难时期所给予的全面援助并希望在苏共中央的帮助下，克服在下一个斗争阶段执行日内瓦协议政治条款中的困难。

考虑到随着海防撤军标志执行日内瓦协议军事部分已经结束的重要性，苏联外交部认为宜给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来电发一个复电，但不发表越南朋友的来电和我们的复电。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8SD11444

外交部给苏驻华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27日）

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5月23日谈话的内容(这次谈话的全文已经专门发电给您)。

告诉周恩来同志，我们认为越南朋友为了在南越建立广泛的反美战线和在1956年7月进行的全民选举，打算由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缔结条约的初步想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可能表示准备保障法国人在南越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框架内，对法国人在越南境内企业的活动不予阻挠。

至于建立联邦，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政治制度不同的条件下实现统一，在一定时期内在南越保留部分法国远征军等问题，建议越南朋友视谈判进展情况，等法国人完全表明自己对协议条件的立场后再进行审议。同时我们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同志通报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并没有主动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意见的立场。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之后，我们将向苏联驻河内大使发出指示，将我们的意见告诉越南朋友。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8SD11445

外交部给苏驻越大使的指示

（1955年5月27日）

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事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了为在南越建立广泛的反美战线和在1956年7月进行的全民选举，打算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人缔结条约的初步意见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有可能表示准备保障法国人在南越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框架内，对法国人在越南境内企业的活动不予阻挠。

至于在目前，由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合并、建立联邦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在南越保持部分法国远征军等问题，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进行到完全搞清了法国人对协议条件的立场以后再返回来考虑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的立场是，也就是范文同同志所言，法国人本身并没有提出在政治和军事上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在这个问题上将采取哪些措施，能坚持多久。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9SD1144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

（1955年6月10日）

我认为，不宜在河内成立苏中混合军事代表团，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经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悉该国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的建设、部队的训练和教育问题上有多年帮助越南同志的经验。

至于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帮助，越南同志可以像现在这样，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取得我们必要的协商。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32SD11449

苏驻越大使齐米亚宁与越劳党中央书记处成员阮维桢谈话备忘录（1956年4月27日）

我与大使馆参赞索科洛夫一起拜会了阮维桢同志。他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今年4月19-24日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九次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工作情况。

阮维桢同志指出，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和越南劳动党的任务。全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中央总书记长征同志的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全会决议发表在4月27日的“人民报”上，长征同志的报告发表在4月28日的报纸上。——齐米亚宁注)。

他，阮维桢奉命就全会的工作情况向我们通报。

全会开幕前十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将党员和非党人士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搜集并上报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想加深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认识、向广大党员做解释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二种是那些水平不太高，随着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打算分析自己的错误并在这方面求得帮助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三种是那些政治修养不高，对批判个人迷信不理解，思想认识混乱的广大同志提出的问题。至于非党群众，许多党外人士说得很坦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尊敬斯大林，但现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他。他们认为，党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点的。

此外，还应当指出敌对分子的宣传。他们企图用攻击性的论断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员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不能相信他们。

越南劳动党中央必须考虑这一切。

全会在准备时决定只从整体上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不把个人迷信问题突出出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长征同志介绍了大会的总结，从总的方面报告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读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其后果”的报告。

全会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1.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同时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2.全会在苏共二十大决议，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越南劳动党集体领导实践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由长征同志宣读。报告分析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提出了劳动党内有无个人崇拜实践活动这个问题。

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它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强大，巩固了国际安全。全会在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的总结报告时，还同时讨论了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革命的文件(它们已发往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全会一致指出，越南人民为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也反映在祖国战线的纲领中。全会特别关注实现巩固越南北方、巩固越南和平任务的意义。全会指出，美国在南越的影响增大，必须提高警惕，反对美国的阴谋。

全会分析了越南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会考虑了这一形势后得出结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同时，应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柬埔寨、老挝和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扩大东南亚的和平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

全会特别重视讨论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等问题。

全会理解，苏共二十大讨论党的工作时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大会指出，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们党应当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学习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原则。因此也有必要检查越南劳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党内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是否正确。

……

涉及党的政策的所有原则性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党的领导遵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

全会经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全会决议已经指出了上述缺点。至于党、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待领袖，具体地说对待胡志明同志的态度，这样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是尊重领袖或是个人崇拜?

全会一致指出，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表现是正确的。胡志明同志是党的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在过去(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都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我们党。在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刻，胡志明同志表现正确。在中央，胡志明同志尊重集体的意见。胡志明同志关心人民生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教育党员倾听群众呼声。胡志明同志非常谦虚，对此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胡志明同志非常朴素，堪为人师表。最终可以说，党对胡志明同志没有个人崇拜，胡志明同志也没有自我吹嘘和抬高自己。

但是，全会还是认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个人崇拜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亦有表现，尽管不具有任何严重的、系统的性质。例如，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夸大胡志明同志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做法正确。但在同时，我们对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不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经常说，有了胡伯伯，才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意识到还有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斗争。某些工作人员有时使用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场合不当，有滥用的现象。文学作品经常把胡志明同志当成神去描写。一首诗中写道：胡志明同志命令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胡志明同志说我们必胜，那必然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光荣归于领袖”之歌是这样唱的：“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农村举行的一些活动挂胡志明同志的像就跟神像一样。官方的招待会，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胡志明同志身上。

全会认为，如此个人崇拜现象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特别是在南越，当然，全会认为存在个人崇拜现象并决定纠正这些做法。否则，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强调。危急关头(领袖逝世)人民将不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而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表现时应当强调，胡志明同志是领袖，不能否认他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应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我们的胜利中的作用，培养正确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应当提高集体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尊重领袖与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全会决议已经谈到了。

阮维桢同志接着谈到，全会十分关注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全会前刊登了一些文章，如《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全会指出如下观点：斯大林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巨大的功劳。但在实际活动中，斯大林犯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自我吹嘘，由此导致了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斯大林背弃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将自己置于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这就为贝利亚及其走卒混进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推行其破坏活动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在晚期，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实际，在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犯了许多大错误。全会认为，斯大林同志最严重的错误是错误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干部，首先是在1934-1937年间，毫无根据地迫害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关于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消息激起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的极大愤慨。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和进攻期间，在保卫苏联问题上麻痹大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也犯有错误。苏联共产党与南共联盟，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而变得不正确。尽管铁托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也是可以改正的。由于斯大林不正确的决定和贝利亚的中间作用，两国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遭受破坏。斯大林在指导国内经济中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农业上。斯大林无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人民生活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关心。除了上述错误之外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全会在讨论斯大林错误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和米高扬同志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的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也列举了一些事实至于斯大林同志的理论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尚无关于这些错误的足够材料。全会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当越南劳动党中央有了所需的材料之后再向全党传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决议对越南劳动党非常有借鉴。我们党应当检查自己，我们是否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有重大意义。例如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发展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不是减少了，而是尖锐了。

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斯大林，他的功劳大还是错误大?全会认为，不能机械地评价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客观地对待他的功过是非。在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全会在讨论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领袖，怎么会在二十年期间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呢?这一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全会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斯大林的巨大功劳，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热爱。但他将这种感情用于建立个人崇拜和自我吹嘘的氛围，因此而犯了大错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苏共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氛围，致使任何人也无法指出他的错误。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和消灭贝利亚敌对帮派之后才有可能这么做。苏共中央从1953年就应当检查这一点，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才能保障集体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苏共中央在准备了问题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代表大会做了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及时的、正确的。当然，做得早些更好，但这只是主观愿望，从前实现它没有客观条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认为，在苏联内政和外交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才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典范，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所有兄弟共产党带来好处。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不应当看作只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越南国动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还注意到敌人的宣传。他们企图歪曲全部事实，并在今后歪曲现实。全会一致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敌人不可能这么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犯的错误更多，但他们永远不会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将苏共二十大解决这一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胜利，我们敌人的失败。敌人特别希望兄弟党和人民不相信苏联共产党。他们想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巩固剥削者的统治。但众所周知，每当共产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敌人总想利用这一点，但敌人总是失败。这次他们也必定失败。

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应当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

我们全会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全会一致并热烈拥护苏共二十大决议。全会的所有决议被一致通过。决定全会之后先在河内随后在各地和各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向非党群众传达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制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的计划。

我们对阮维桢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

由于他在谈话中提到越南劳动党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我方提出要求，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内容讲得具体一些。阮维桢同志通报了以下情况。

……

阮维桢同志在中国期间，中国同志告诉他，受到处理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审判)的比例不能超过5%，而我们越南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米高扬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开除出党应当特别谨慎。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准备措施，检查这项工作和纠正错误，同时检查土地改革是否搞得正确。这两个问题——关于整顿党组织和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已经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提到。……

我们还请求他同意向莫斯科通报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的情况，阮维桢同志表示同意。会谈持续3小时。

АВПРФ.ф.079,оп.11,п.13,д.5,л.84—95SD11450

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0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齐米亚宁同志提出建议，要我们向越南同志提出意见，加快地方选举进程，以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权力机关与人民的联系，使南越不再有可能发表声明，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民主自由(9月29日发自河内的电报)。

齐米亚宁同志还认为，与中国和越南同志举行会谈是适宜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的代表一起讨论南越形势，制定统一越南斗争的计划和策略等问题。

苏联大使指出，他没有与越南同志讨论过这些问题。

考虑到与越南国内形势有关的一些问题刚刚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十中全会上讨论过，并做出决议纠正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目前我方主动就越南国内形势向越南朋友提出任何建议都不合时宜。

在目前形势下，加快选举未必正确。

苏联外交部认为，应当给苏联大使发出指示，请他以个人的名义就他所提出的问题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SD11453

葛罗米柯、科瓦利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56年11月1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年8月27日在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实现1956年国家计划过程中，遇到了居民日用品不足的困难，请求在今年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4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越南政府原来打算将这笔贷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筹措资金项目在1957年向苏联政府提出。越南政府建议在政府间今后的长期贷款谈判中讨论结算的期限和方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拟将上述4000万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棉布、面粉、食糖、医药、化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同时还使用其中的500-600万卢布，为军队购买物资(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等)。

苏联大使、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商务处的代表支持越南政府的请求。

我们在讨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上述请求之后特报告如下：

1955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4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卢布的贷款。贷款用于支付向越南军队购买设备和材料，只偿还一半的价格。

此外，根据苏联政府1956年6月6日的决定，苏联已经无偿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军队提供了总价值2400万卢布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在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4亿卢布无偿援助中，已经有1.93亿卢布用于供应设备、在28个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建设中给予技术援助。截至1956年年底，已经提供了约6500万卢布的设备和技术援助，这笔资金的剩余部分除了从前已经拨出用于建设鱼类罐头厂，但越南政府又认为不宜建设的500万卢布外，其他的将留作1957-1958年使用。

2.02亿卢布用于提供商品，其中食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料占了65%。在无偿援助账号内提供的商品，除了原定于1957年提供的价格1100万卢布的挖泥船之外，其余的已经在今年结束提供贷款。

今年内，依据贷款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无偿向军队提供的物资也将全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提供了1.5亿卢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朋友提供的资金中，截至今年9月1日仅使用了1.4亿卢布。

据范文同同志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力向居民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手工业原料。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又无外汇从国外进口商品。由于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从今年年初以来工业消费品上涨了20-25%。由于完不成商品的销售计划，对国家预算和货币流通也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三年计划尚未结束，目前考虑向其财政提供信贷问题为时尚早。如果在制定三年计划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那么这个问题宜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为妥。

苏联外交部和对外经经济联络总局认为，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3000万卢布的商品贷款，供其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用于购买日用品。此外，还可以提供500万卢布的日用品，由在荣市没有建设的鱼类罐头工厂经费中支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大部分尚未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的人民生活必需品。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9—21SD11455

齐米亚宁与中国驻越临时代办李志敏谈话备忘录（1957年9月18日）

今天我拜会了李志敏。

我简单向他通报了胡志明同志苏联之行。

李志敏问：苏共中央代表与越南同志在统一越南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

我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分歧。越南同志建立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是正确的。当然，未来这一斗争的策略应当仔细考虑，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必要时可以改变形式，例如，目前不能不考虑到两个越南国家的存在，越南分裂成两部分将会保持一段时间。有些越南同志有时疏忽了这一现实。例如，有些在南越工作的越南同志表现出简单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有些越南同志尚未注意到政治斗争的主要火力应当对准美国。他们在大骂吴庭艳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北方和南方建立实际联络的方法。

李志敏还对苏共中央与越南同志在接纳北、南越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感兴趣，我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

李志敏同志说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根据的。部分越南同志过去不同意苏联的立场，主张接受两个越南国家参加联合国。总之他认为，越南同志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间接承认南越的做法非常敏感。特别是他们对苏联政府的决定，向南越出席国际气象组织地区会议的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未必能正确理解。

我对李志敏回答说，越南同志应当正确理解已经做出的向南越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的决定。

我认为，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

李志敏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指出，必须提高越南同志反对吴庭艳政权的宣传水平。

武元甲在答新华社记者就吴庭艳七月公报的提问时，仍然是充满了谩骂之词，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中国同志迄今拒绝发表答记者问。

后来谈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在胡志明不在国内期间的活动时李志敏说，越南同志在国内的政治和生活中没有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他认为，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推迟了，也没有对纠正土地改革所犯错误的工作总结，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越南同志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水灾做斗争上。他认为，越南劳动党最近搞的最重大活动之一，是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以巩固军队人员必须进行长期的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就地了解纠错情况。纠错推迟了，看来某些地区将拖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结束。最大的困难是退还被恢复名誉的农民的财产。此外李志敏指出，在越南劳动党领导干部中，迄今对纠错活动是否正确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谈及胡志明同志访华，李志敏说他尚不了解胡志明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只向他通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际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还向他通报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进程的谈话内容，他已经就此事通报了苏联大使馆。李志敏认为，胡志明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老挝问题的反应非常积极。回到河内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苏发努冯，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天与李志敏谈过话的清顺（ТханьШон）认为，由老挝同志准备的关于老挝形势报告草稿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很好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明白了作为保持亚洲和平共同问题的一部分，老挝问题应当解决。

胡志明同志在北京讨论的问题之一，系非越南族系，特别是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侨，加入所有国的国籍。为了研究对侨民工作的经验，越南同志打算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新疆派遣代表团，当地生活着大量的侨民。

李志敏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说，根据最近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精神，在越南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国人员，今后的工资将不以越南盾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放，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这里包括住房和伙食。这一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中国专家，其生活水平不应当高于越南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1956年秋季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谈过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079,оп.12,п.17,д.6,л.69—72SD11456

卡迪莫夫与越南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苏木谈话备忘录（1958年4月14日）

1958年4月4日，在匈牙利驻河内代办为庆祝该国国庆节“苏军解放匈牙利日”而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木（Тхум）同志，他向我介绍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4日，国家安全部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文件的讨论结束。这次讨论中对越南统一问题的争论尤为热烈。国家安全部有许多从南越撤回来的同志。他们在学习上述文件时就越南统一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据苏木同志介绍，在国家安全部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大量南方人，对在不久的将来用和平方法统一越南已经丧失信心。某些同志在学习兄弟党会议文件时直接宣布，他们不相信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能性，因为南越当局不想这么干。与此同时这些同志也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唯一能够接受的政策是用和平手段解决所有有争议问题的政策。

因此，某些从南越来的同志一方面认为南越当局不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对越南原则上可以实现统一丧失了信心。与此同时，大部分从南方来的同志，其妻子、儿女和父母亲仍然留在那里。抵抗斗争期间他们很少见面，现在则丧失了在任何时候见面的希望。类似的处境使他们产生了用武力解决统一祖国的想法。正如苏木同志所说，为此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在讨论上述文件时有些南方人表示愿意将自己派到南方去，活跃当地的地下斗争，推翻现政权并统一祖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特别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黎笋同志对这一要求回答说，他们在南方的兄弟已经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大大改进了自己的斗争方法，身居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南方人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新方法，因此这样的建议不现实。“所有这些”，苏木继续说，“侮辱了身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南方人的心，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没有目的，没有前途。他们的精神状态变坏，开始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针对南方的宣传持批判立场，对提出的问题无言对答。此外，他们认为南越当局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在政治方面吴庭艳的阵地很薄弱，这就为他们动员越南北方和南方各阶层的居民，开展反对吴庭艳政府的斗争提供了机会。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习生卡迪莫夫(签字)

АВПРФ.ф.079,оп.13,п.20,д.10,л.202—203SD11457

苏副外长给苏驻越南大使的指示

（1958年4月16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Л.И. 索科洛夫同志：

根据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向帝国主义国家议会的呼吁，苏联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活动，肩负着促进顺利实现苏联和平倡议使命的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同样适用于苏联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在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斗争，将它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等问题上，必须求得完全的相互理解和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从一些主要原则出发。

苏联和全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保持和巩固越南和平，继续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经济地位，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是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向南越居民显示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和平统一国家任务的完成。

摆在使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苏越友谊的继续巩固和发展，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精神，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时，还必须经常促进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扩大和加深。必须毫不动摇地实现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必须做到完全平等和相互理解。潜心研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措施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使馆应当对为实现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指示所做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促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活跃，正确协调国家对外经委代表机关、商务处和武官处的行动，经常关心它们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与中国驻河内代表机构保持友好接触。

特别需要巩固大使馆和其他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党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联系。为了继续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地就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须关心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代表团，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苏越友谊。

对于收到的关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人民生活和成就的信息，大使和大使馆外交工作者首先必须注意与朋友交换和在其国内予以传播。为此必须给越苏友谊协会以必要的帮助。

大使馆在进行要求越南方面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工作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全力促进越南对外政策阵地和国际威信的巩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国际联系的增长，使其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关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和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执行和平和中立政策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

由于老挝人民革命党和其他进步势力与越南朋友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协助下实现对老挝形势的监督并在必要时与越南和中国朋友联合提出建议，就此采取措施十分重要。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方面，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越南北方和南越阶级力量的阵容和对比，同时考虑到由于越南暂时分裂状况而造成的国内形势这一特点。

研究越南劳动党的形势及其政策，越南祖国战线，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主党和其他组织的活动，以及与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转入选举制度有关的问题。

使馆面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深入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建设。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建设与外国经济援助的联系，特别是财政状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由于以暂时分裂为特点的越南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南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印度对南越的政策。大使馆应当系统地研究南越和老挝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大使馆应当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关于南越的信息。

必须仔细关注南越为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认真分析南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纲领和行动，查清其领导者的政治面貌，以及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而使用他们的可能性。大使馆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报送中央参考：如何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揭露并且孤立越南南方执政集团中反对统一越南的人物所采取的措施；对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主张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力量加强其影响等等。

您应当仔细关注国际监督和监察越南委员会的活动，与委员会内的各代表团保持工作联系，通过波兰代表影响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朝着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采取措施，化解委员会内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利用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总部迁至西贡这一时机，对南越社会各界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南越执政集团的某些人物；寻求在共处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越南北南方逐步接近的步骤。上述做法都非常适宜。在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的前提下，研究与南越执政集团建立接触的可能性和逐步与“越南共和国”建立实际联系的好处。

大使馆应当根据得到的材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老挝的形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定期向苏联外交部呈送全面的报告，及时对苏联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是否合适提出建议。

大使馆领导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的同时，每日还应关心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苏联派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构的人员，用无限忠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理解自己所担负工作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党的原则性，严格要求自己行为正确，与当地居民相处时谦虚谨慎、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法令和地方习俗等精神教育他们，使其行为和举止有助于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必须保证政治学习的高质量和系统提高使馆人员的业务水平。

АВПРФ.ф.079,оп.13,п.20,д.3,л.15—19SD11458

范文同致赫鲁晓夫电

（1960年12月15日）

主席同志，世界舆论已经认识到当前老挝的形势十分复杂。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干涉老挝王国内政的直接后果。

老挝爱国军队和各阶层居民为了不使自己的国家遭受奴役和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在1960年8月9日奋起斗争，发动政变，结果成立了以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的政府，奉行和平和中立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违背老挝人民的意志，与甘愿充当其走卒的某些国家，首先是泰国和南越一起，开始疯狂地加紧干涉老挝王国的内政。美国一方面利用经济封锁，用中断援助威胁，向梭发那·富马亲王的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它们向富米·诺萨万暴乱分子供应武器，帮助其在老挝南方建立基地，并在西恩科霍贡、卢瓦拉巴和万象搞政变，以推翻梭发那·富马的合法政府，成立反动政府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尽管王国合法政府已经多次提出抗议，美国仍然向富米·诺萨万的军队供应坦克、大炮和飞机。美国顾问、泰国官兵、南越和蒋介石的军官直接参加了富米·诺萨万反对王国政府军队的军事行动。

美国在采用上述军事干涉性行动的同时，建立了以文翁和富米·诺萨万为首的傀儡政府。这个政府仅仅是美帝国主义在老挝行动的工具。它背叛老挝人民利益，阻挠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梭发那·富马政府奉行的和平和中立政策。

1960年12月13日，富米·诺萨万叛乱分子开始进攻老挝王国政府的首都万象，显然有美国和泰国参加。富米·诺萨万在泰国领土上调动其部队时曾经得到大量援助。他的部队从泰国方面越过湄公河，与泰国部队一起在越南登陆。南越部队也加入了进攻万象。目前老挝形势相当危险。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再次面临威胁。1954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国家的残酷破坏。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干涉与他们对南越和其他亚洲、非洲(如刚果)、拉丁美洲(如古巴)地区和在其他地方的干涉如出一辙。美帝国主义利用各国反动势力，以便在那里进行干涉、侵略和破坏活动，将这些国家变成附属国和准备热战的冷战工具。不言而喻，这些国家的人民与全世界人民一样，决心团结一致，反对美国侵略者和战争贩子。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面对美帝国主义在老挝的无耻干涉及其后果，感到深深的不安。越南民主共和国始终不渝的对外政策是保持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巩固与各国人民、首先是与邻国人民的友谊。在对待老挝王国方面，我们多次强调严格执行日内瓦关于老挝问题的协定。至于我们方面，我们一贯遵守这些协定。我们不能无视美帝国主义及其所支配的国家侵犯老挝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我国安全的行动。我们认为，老挝形势在此时将把我们大家置于可怕的战争危险的境地，其规模还有可能扩大。每个善良的人的职责是寻找能够熄灭战火的所有手段，而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法是停止美帝国主义对老挝的干涉，让老挝王国自由地沿着老挝人民选择的和平和中立的道路前进。

我们向您——1954年日内瓦协议参加国的领导人呼吁，希望您积极而有效的行动能够促进老挝当前局势的解决，保障老挝王国政府能够按照老挝人民的愿望自由地奉行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并保障世界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

АВПРФ.ф.079,оп.15,п.14,д.1,л.79—81SD11459

苏驻越大使关于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动向的报告（1961年10月17日）

大使馆此政治信函的宗旨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和观察，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自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尤其是这封政治信函分析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的态度，越南劳动党对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准备苏共二十二大的宣传和评价，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经验的态度，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等。

这封信特别指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越南劳动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遗憾的是，大使馆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越南劳动党的活动进行比较详细和全面的分析。这封政治信函只依据大使馆最近几个月所积累的一些材料、观察和印象草拟。今后我们将对使馆这方面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

越南劳动党在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越南国内的其他政党——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也承认越南劳动党的威望和领导。

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改造，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实现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的决议，越南人民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在建立和继续发展工业，社会组织和发展农业，发展文化和巩固越南北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尽管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各阶层的广大居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国内经济和文化落后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深信在今后几年，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会改善。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积极拥护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越南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其国家和社会制度呈现继续稳定和巩固趋势。

越南朋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大劳动群众，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旨在巩固和平和各民族安全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消灭可耻的殖民制度、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关于在和平的基础上统一越南的立场，苏联巩固国防的果断措施和其他活动，在越南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得到完全的理解和热烈的、积极的反应。

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鼓舞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完成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和统一自己祖国的任务。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协作，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越南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一致。

越南劳动党中央及其领导干部，高度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兄弟般援助。多年以来，越南劳动党在用热爱和忠于苏联的精神教育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南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热爱和尊敬的感情。

自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和其他渠道的往来继续扩大。越南的报刊和电台对苏联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报道不断加强。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在讲话和谈话中比从前更加强调苏共的活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榜样对越南人民胜利实现自己面前任务的意义。胡志明同志1961年2月在越南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为有许多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在内)出席的第三次青年劳动者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必须学习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克服困难的经验。他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青年应当向苏联青年学习。他在九月初结束的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参加的国际大学生研讨班的讲话中也包含同样的内容。

最近以来，朋友们主动提出就各种问题向苏联派遣代表团、专家、青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小组较前相比呈增长趋势。据大使馆所知，大多数越南朋友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传播苏联经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今后继续巩固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意义重大。以阮维桢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团从苏联回国以后，越南朋友决定向苏联派遣一个领导干部小组，研究计划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问题。

前不久，胡志明同志在谈话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训练以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为首的越南军官表示热烈的感谢，并再次请求苏共中央同意再派遣一个军人小组赴苏联留学。

以范文同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61年夏季的苏联之行意义重大。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事，由越南报刊和电台做了广泛的报道，在人民中间得到积极反应。赫鲁晓夫同志关于统一越南问题的讲话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界的好评。声明中所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前哨阵地，对东南亚国家和前不久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所有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产生了特殊影响。

苏联共产党，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巩固苏联威望，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始终不渝的原则性路线，过去和现在都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总结，越南劳动党中央在1961年1月举行了中央全会。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会上做了报告。黎笋同志的报告以及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根据黎笋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都阐明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列举的主要理论原理和结论。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同意苏联共产党对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国际形势评价的观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拥护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要求越南劳动党各级组织学习它们。

越南劳动党党的报刊发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一系列文章，解释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要点。1961年1月1日《人民报》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开端》的社论，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它已经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宣言是全人类为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旗帜。”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同志在回答莫斯科电台记者问题时说，去年在越南最重要的事件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上是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越南朋友在文章和讲话中，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材料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可以看出，越南朋友极力强调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的理论原则和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全会之后，国内大部分企业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让劳动者了解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1961年3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在全国开展春季政治运动，所有干部和党员、军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越南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指出，开展政治运动必须与实现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实际活动相结合。还提出了培养劳动者国家主人翁感情、集体主义精神，为生产服务，勤劳节约品德，加快越南民主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在春季政治运动期间，特别注意与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挥霍社会主义财产行为和保守主义作斗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建议学习胡志明同志的讲话，党中央关于在越南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具体问题的决议，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党的报刊系统报道了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局委员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在企业、机关、农业合作社做报告。报刊和领导干部的讲话，系统地强调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苏联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公开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1周年材料断言，越南人民正在沿着列宁指示的苏联的道路前进。

研究越南劳动党中央解释莫斯科会议文件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不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同意苏联共产党路线、莫斯科议声明的同时，顽固地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意义表示沉默。还在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苏共党的代表团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座谈。代表团团长、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穆希特季诺夫同志在谈话中坦率地告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不理解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已经公开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只字未提。胡志明同志不等穆希特季诺夫把话讲完就回答说建议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并将纠正这个错误。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从未反驳胡志明同志，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1年1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就是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改正其错误的好机会，但在这次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在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似乎是故意删去了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端这样的内容。众所周知，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对自己不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理论结论也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如此举动是不真诚的表现。我们有这样的看法，也许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向苏联派遣政府代表团之前决定稍许修正自己对莫斯科会议声明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先锋作用的提法。1961年6月9日，在苏联大使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范文同同志首次称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他在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过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次讲话都重复了这一提法。他之所以用了这一提法，大概是不想说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据我们所知，在企业、机关和军队党组织的党课上，在谈到莫斯科会议的总结时也只是笼统地提一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任务的章节上，对其他理论问题一般很少涉及。例如，正像河内市委书记阮林（НгуенЛам）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该市的党组织会议上，党员只根据越南劳动党一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向党员介绍了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一般内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许多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上的如此表现，显示出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处理它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上所持的不一贯的立场。

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活动过去和现在都给予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与它们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乃至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每当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会晤苏共中央领导人或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事先都要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他们磋商。我们的某些观察还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经常专程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会见从不公布。

我们认为，中国和越南朋友有些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地理)位置和两国历史上形成的联系的意义，夸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的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越南人民抵抗运动的命运发挥过巨大作用，这使越南朋友感到彷佛欠了中国共产党的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打得火热。中国同志在声明中强调中国和越南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血缘相近，无节制地吹嘘越南劳动党领导人等等。但我们认为，主要在于越南劳动党部分党员与中国同志在当代和对待苏共二十大决议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一致。

所有这一切，使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贯彻其路线上产生一定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思想工作和越南劳动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立场施加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的观察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层的许多同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倾向于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由于苏联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对越南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历史环境多少与越南近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合适。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层事实上倾向于吸取中国的经验，在越南许多问题上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的许多方面，实际上采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只是根据当地的环境，在形式上做了某些改变。特别是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朋友们的这种立场导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犯了重大错误。在农民经济的合作化上也犯了重大错误。由于追求数量(“大跃进”)，忽视在增加农业产品的生产中对社员物质剌激原则的重要性，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供给方面都遇到严重困难。

越南劳动党中央借用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对党和国家建设的组织形式不做大的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党和国家机关职能不分。许多地方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行政委员会的主席，而在企业就是厂长。除了县委和省委之外，所有较大的党委都直属于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基层组织事实上孤立于地方党的组织，不受河内市委和区委的领导，这就为国家和经济机关及其党的基层组织脱离党员和劳动群众创造了客观条件。自然也使它们脱离了下级的监督，同时剥夺了这些机关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的独特经验来丰富自己的机会。

除了具体措施以外，朋友们还模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诸如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各种会议，研讨会、全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等等。因此将广大群众的注意力，连续几星期束缚在会议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ТоХыу）同志指出，越南人有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会议。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事实上同意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观点。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批判И.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却对此保持沉默。

越南朋友对苏联电影《晴朗的天空》的反应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经过长期争论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专门审查之后，承认它不适合越南观众，不能租片。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说，这部影片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分渲染，可能在越南劳动者中间对当时的苏联产生错误的感觉，对共同事业造成损害。他说，我们担心，这部电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对越南劳动党在土地改革时期所犯错误的争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看过此片的许多同志也都有同感。

已经很清楚，越南劳动党中央不同意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路线。胡志明同志说：“今后不能再这么干”，“应该做点什么”。尽管他在过去扮演了不成功的“调停者”的角色，但仍然决定出面干预。越南朋友不大愿意向我们谈他们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回答说，他们应当再次研究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文件。胡志明同志只说，恩维尔·霍查“表现软弱，这种软弱从1959年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并不明确表明自己的想法，只让人觉得他们“可怜”阿尔巴尼亚人。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仿效中国共产党的榜样，夸大笼统口号的作用，而没有采取具体措施来发展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制定出在生活中切实可行的政治口号。这也是他们在领导国家国民经济中所犯的大错误之一。但生活迫使朋友们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某些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困难之后，开始看到由于不正确的口号(大跃进)和工作方法(行政命令)所造成的后果，今年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关于会议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全会的决议尚未发表，报刊和领导人的讲话也从未提起。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进（Туен）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第四次中央全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谈到对农业的不正确指挥，表现在对农民赤裸裸地行政命令和无视物质剌激的原则，他认为，结果导致农业社社员对增加农产品生产失去兴趣。我们还了解到，全会广泛批评了片面追求农民经济合作化的百分比。据进同志介绍，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是越南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他还说，第四次中央全会之后，这些中国方法支持者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工作放任自流。他强调指出，目前这些同志尚不构成多数。在中层机关，只有为数不多的干部坚持这些方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黎德寿同志(1961年7月25日谈话备忘录)也有这种看法，他未提越南劳动党第四次中央全会，但表示不同意某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采用像苏联这样先进的国家的经验为时尚早，应该建议吸收中等发展国家的经验(可以理解为这里指的是中国)。朋友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缺点。他们稍许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调整农业社的领导，培训农业干部，采取某些措施提高农业社社员的福利。拟召开越南劳动党改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业工作的中央全会。

1961年7月底，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会，讨论五年计划(1961-1965年)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任务。中央全会确定了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前景、任务和方向。全会特别注意巩固农业合作社，提高所有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牲畜和禽类存栏数，开垦55万公顷荒地(先前的五年计划规定20万公顷)，兴修水利，改进对农业的领导等等。

遗憾的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对如此重要问题的决议，竟然没有对领导农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进行足够的揭露，采取的措施尚不具体。其中有许多一般性的提法，连农民，甚至党员也不明白。全会决议在谈到领导农业严重缺点的原因时称：“我们了解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太简单，因此经常表现出主观主义。由于没有充分发现我们的能力，时而出于对我们国家现实形势不完全清楚而犯保守主义，时而又犯教条主义。”

越南民主共和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某些品种的农产品。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农业落后的原因是价格政策不正确。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些同志到底是谁，也许其中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不排除“悲观主义分子”中间还有领导干部。他们认为，越南劳动党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解放越南南方，同时将南方视为整个越南的粮仓。有些越南领导干部在与我们谈话时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就是指越南南方的财富，这绝非偶然。

从黎笋同志的答复可以看出，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认为现阶段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仅仅满足国内的需要。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北方的农业可以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品，甚至更多一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旨在保障热带和亚热带作物(茶叶、咖啡、可可、香蕉、菠萝、胡椒、柑桔等)的继续发展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意义保持沉默。

谈到价格政策时黎笋同志认为，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冒进只是对“某些方面”有影响。全部问题在于“应当改变省、县级的领导”。看来朋友们打算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搞的那样，大量调动地方领导干部。

应当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国际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某些内政问题上，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相同。某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企图依照中国的模式在越南成立公社但没有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支持。最近以来，越南朋友对“大跃进”的口号也非常动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最终结论为时尚早。

通常，朋友们不大愿意向我们通报他们对越南南方采取的步骤。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有一次在同我们谈话时答应每月系统地向大使馆报一次越南的形势和他们采取的措施。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看来朋友们认为，他们如果坦率地阐述解决南越问题的观点，将得不到苏联方面应有的支持。10月1日，在黎笋、范文同同志在场的与我们的谈话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范雄说，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问题是南越问题，包括老挝问题在内所有主要问题都得围着它转。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政策，在解决老挝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观点一致的同时，对这一问题的某些观点事实上还有所不同，达到目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解决老挝问题上首先是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的利益出发。看来，这才是朋友们犯错误和苏共中央多次指出的错误的根源。

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组织抵抗和平息老挝叛乱，有利于召开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战斗期间，由贡勒领导的老挝政府军一共只有20人被打死，约80人受伤。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却伤亡800人，其中300人被打死，500人负伤，尽管国家面临许多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是向老挝送去了大量给养，武器、车辆和其他物资，承担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老挝物资的大部分运输任务，而且是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

同时，朋友们无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议，无视梭发那·富马政府，通过自己的代表扩大自己的权限。当军事行动尚在进行时，老挝人似乎“没有发现”这一不正常的形势，但在停火之后梭发那·富马、贡勒及其支持者开始对越南军事当局在老挝表示不满。

甚至在苏共中央8月31日信件和我们多次会见越南领导人，强烈要求消灭转交苏联援助老挝物资中存在的令人发指的缺点，改善越南人对待梭发那·富马政府的态度之后，越南朋友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克服自己的缺点。只是在9月25日与我们谈话之后胡志明同志才说，他们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和缺点的危害并将此坦率地告诉梭发那·富马，决心扭转形势。当天在午宴上范文同同志说，在老挝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犯了严重错误。看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最后才认识错误的。他还说在老挝问题上，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朋友们撤换了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老挝犯了严重错误。所有这一切有理由认为，朋友们对老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的发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党的刊物上刊登了党纲摘要和解释党纲某些章节的一系列文章。8月1日的《人民报》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为苏联开辟了共产主义社会光辉未来》的社论，其中说，越南人民和工人阶级企盼苏共第二十二大和了解党纲草案。胡志明同志还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的天堂》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苏联二十年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同志还就这个问题在电台发表了一篇不长的讲话。

越南劳动党的鼓动员在许多企业和机关就苏联建设共产主义问题在工人和职员中做了讲解工作，党员、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完全拥护党纲草案。他们特别满意地讨论了经济建设计划和“当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这一部分。同时许多人强调，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为向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创造更多的条件，加速它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还在8月，某些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苏联援建的企业，如磷酸盐厂、河内制药厂等，学习了党纲草案后为迎接苏共二十二大而承担了社会主义义务。今年9月1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做出决议，为迎接苏共第二十二大而开展竞赛，以新的劳动成绩迎接它。决议说，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都是一个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建议所有党组织开始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向领导干部和各阶层居民讲解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介绍，9月初政治局决定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所有党员将开始学习苏共纲领草案，然后再学习党代会的其他文件。高级领导干部将根据特别计划学习苏共二十二大材料。

使馆方面，我们已将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党纲和党章草案等问题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委员(胡志明、黎笋、黎德寿、阮志清、范雄、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等同志)，以及工会联合会、青年劳动者联盟，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及其一些区委、越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谈了话。根据与朋友们达成的协议，使馆工作人员和许多苏联专家做了关于苏共新党纲的报告。有的会议有上千人出席。会议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全部参加竞赛，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苏共二十二大。今年9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所有党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大会，有1千多人出席。我们就苏共纲领做了报告之后与会者要求回答许多理论问题：苏联前十年和后十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怎样克服越南农业的落后状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公民的觉悟水平都很低，在越南北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或多或少同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奔向共产主义；关于发展和由集体农庄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道路，以及关于国家的消亡等等。10月9日，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新的决议，建议党的所有组织继续宣传苏共二十二大的材料，大会期间将全体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大会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指出在宣传苏共二十二大问题上的某些缺点。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关于召开苏共二十二大和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之后，几乎所有兄弟党都刊登了这一决议的全文，同时强调了即将在全会上审议苏共纲领的历史意义。越南朋友们八天之后才刊登了召开会议的消息，同时对会议的日程只字未提。只是我们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同志谈话之后，1月24日的《人民报》才发表了H·C·赫鲁晓夫讲话摘录，其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将审议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迄今为止，朋友们并没有像其他兄弟党那样，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苏共纲领草案做出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原则性评价。可以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今年9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发表声明，评价苏共纲领草案并表明自己对待这个文件的态度，但这样的声明将在代表大会之前发表。这次谈话过了一周，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素海同志在谈话中说，越南劳动党中央将不就这个问题发表正式声明，认为今年8月1日《人民报》的社论和胡志明同志的文章《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够了。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朋友们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其他材料的了解，表明它们只刊登了苏共纲领草案和《真理报》发表的材料，声明欢迎党的代表大会等等，但越南劳动党对纲领草案，特别是对新的理论原理的评价就没有了。8月上旬，《人民报》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摘录。胡志明同志当时就告诉我们，全文将于最近几天刊登。但是，仅仅在过了两个月之后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发表在理论杂志《学习》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新纲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做过报告。

从越南同志就苏共纲领草案向我们的报告人所提出的问题和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许多越南同志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否克服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的落后状态，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何时达到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目前他们尚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当然，越南朋友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一样，为苏共纲领草案所欢欣鼓舞，感到激动。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正在进入共产主义之际，他们也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位置。

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更加巩固了朋友们情绪的转变。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苏联之行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苏联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今年夏季在莫斯科和乌兹别克斯坦休假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了解了当地党的工作经验之后更加巩固了朋友们的这个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书记阮林认为，此行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苏联的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许多朋友也表示，要按照苏联的榜样改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与中央代表团今年夏秋在苏联一起休假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黎德寿同志坦率地表示，苏共的经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头等意义，应当以苏共为榜样，在许多方面进行改变、改革和工作。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特别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光齐（КуангТи）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此次苏联之行的主要结论是借鉴苏共经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H·C·赫鲁晓夫同志体现了新的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学习。越南工会联合会总书记进同志在与我们谈话时发表的见解更值得注意。他说，越南工会在其活动中将遵循苏联工会的丰富经验。可以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地运用中国经验而带来的挫折感到失望。中国同志在越南内政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和大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越南劳动党党员的情绪，从而导致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和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系统地完成根据相互协议的经济义务，这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可能对部分同志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大使馆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其活动中旨在更加紧密地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兄弟党合作的路线已经明显加强并得到巩固。越南朋友开始更加注重宣传苏联的成就和研究苏联的经验，以便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他们正在逐步克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的缺点。

2、现在在许多党员，其中也包括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始意识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工作、国家和经济管理、工农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工作，必须更广泛地采用苏共和苏联的经验。考虑到当前面临的扩大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扩大苏共和越南劳动党联系的大好形势，大使馆认为必须支持朋友们更加广泛地研究和采用苏共和苏联经验的愿望，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党、政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团的交流。由于越方在资金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因此朋友们也经常难以向苏联派遣各种代表团，我们认为对越南人前往苏联必须寻求提供优惠的可能。

3、不能过高地估计以上所说的部分越南同志情绪变化的意义，因为中国朋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千万不能将我们影响的加强和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对立起来。

4、应当注意，尽管胡志明同志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的影响减弱，但他仍然是苏共和苏联的一位伟大的朋友，为了继续巩固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正在做大量工作。他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对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今后，我们更应当巩固我们与胡志明同志的私人联系。

5、正如今年的实践所示，越南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赴苏治病和休假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事先考虑明年夏季邀请50名越南同志赴苏休假是适宜的。如果这些邀请是由全苏总工会、全苏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委，许多部委和团体(中央消费合作社、创作联盟、科学院等)发出最好。还应当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党的代表团，就地了解党组织的活动和交流经验。

6、我们认为必须邀请越南劳动党理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座谈，以及就苏共二十二大材料，苏联共产党新纲领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联合出版刊物等交换意见。

7、正如所见，由越南朋友出版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文件将会大大推迟。大使馆认为必须解决在苏联用越南文出版苏共纲领、H·C·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报告、苏共章程和Ф.Р.科兹洛夫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等问题。

8、由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及时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条约中承担的义务(专家、设备和文件不能及时到达)，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大使馆认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有关机构的监督。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务必采取应有措施，及时而高质量地结束由我们援助越南的企业、电站和国营农庄的建设工作，同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

9、大使馆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今后继续扩大与越南领导人的个人联系，特别是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联系，深入研究越南劳动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经常和全面地掌握越南劳动党及其中央和政治局活动的信息。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С.托夫马相(签字)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1,д.3,л.35—57SD11460

莫利亚科夫致苏驻越大使托夫马相电

（1961年11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С.А.托夫马相同志：

复您1961年10月18日第292号电。

大使馆准备的反映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政治信函无疑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值得给予良好评价。

大使馆在分析越南劳动党的活动及其与兄弟党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能在今后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大使馆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怎样对待苏共二十二大的工作和决议；越南社会各界对这些决议反应如何。还应注意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在传播和宣传大会材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兹通知，政治信函中第2、5、6、7点所列举的建议，现正在考虑之中。

至于建议中所提的以国家渠道交换的代表团，最好是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提出1962年交换代表团的计划。

关于在1962年，由全苏总工会、中央消费合作社、国家计委、苏联科学院及其他团体(第22页第5点)系统出面邀请越南同志代表团夏季赴苏休假的建议，已经送到有关单位考虑。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Н.莫利亚科夫(签字)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1,д.3,л.58SD11461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关于南越形势的报告

（1961年12月22日）

关于越南形势(调查报告)

1961年，南越内部的政治形势十分尖锐，对吴庭艳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一样，美国政府在解释南越当前形势的原因时，主要归结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益加强的游击运动不断增加支持，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吴庭艳政府的地位更加不稳固。

的确，南越的民族解放运动在1961年得到明显加强，在该国的许多地区，爱国力量和吴庭艳正规军的冲突更加显示出武装斗争的形势。根据现有资料，仅在1961年10月爱国力量就进行了500次战斗行动，消灭敌人2000名，破坏地方和正规军队143个哨所。据越南朋友提供的资料，在南越最南部的南坡（Намбо），368个基层行政区单位中，就有36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组织。南越1290个基层行政区单位中，就有92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组织。

南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与越南朋友多年来所做的大量的、全面的工作有很大关系。

越南朋友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和各方力量重新部署以后，采取措施保留了越南劳动党在越南南方的根据地，并将在群众中继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它们。据朋友信提供的消息，1954-1958年越南劳动党在南方的总路线是开展旨在破坏现政权的政治斗争，广泛利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方法，扩大城乡革命运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南方的地下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战斗力，允许他们必要时将武装斗争当作自卫手段。

众所周知，执行日内瓦关于越南问题的协议，受到南越当局的强烈反对。它们在美国的支持下，站在极其消极的立场上，系统否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所有建议。既不就统一祖国、组织全越南选举进行协商，也不愿意两个地区实现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关系的正常化。

越南劳动党第15次中央全会(1958年12月-1959年2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的。全会在讨论了当时的形势之后通过决议，要求南越的地下组织加强任何形式的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已经被当成在时机成熟时能够和应该采取的形式之一。越南朋友同时还从以下现实出发：到1959年年初，南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大有组织的力量——吴庭艳的军事警察机构和越南劳动党的南越地下组织。它已经拥有3万名积极分子和15万名同情者。

因此在南越领土上开台组建武装小分队。它们愈来愈频繁地与政府军开展了武装斗争。由越南劳动党干部领导的爱国力量，在偏远地区展开了“清剿”工作、消灭忠于吴庭艳政府的人士并用自己的干部取而代之。1960年1月游击队在西宁地区(南越中部)缴械南越军队的一个团，由此可见军事行动的规模。

在取得成绩的影响下，越南朋友开始出现发展武装斗争的倾向，尤其是朋友们在筹备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开始出现这一想法。1960年5月与越南朋友就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的口号与苏共中央、中共中央进行了协商。报告中提到的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口号，实际上直接提出了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吴庭艳政权。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立解放区，并在那里成立人民政权，这场斗争被宣布为抵抗战争(1946-1954年)的继续，而建立解放区系“逐步实现祖国统一的形式”。

莫斯科提请越南同志注意，在当时的条件下，放弃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和平统一越南的口号未必合适。朋友们同意这一点，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仍然表明和平统一祖国的立场。

越南朋友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计划中，就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工作，其宗旨是团结所有反对吴庭艳集团的爱国力量。成立这个阵线对在越南南方各阶层居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具有积极意义。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吴庭艳政权，组成以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为首的越南南方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国家。

爱国力量的行动对吴庭艳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也引起了将越南南方当作自己居东南亚的前哨基地的美国极大关注。

在美国的倡议下，南越的严重形势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曼谷会议讨论的议题。据现有情报，讨论了6/61计划，规定在遇到北越武装力量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发动进攻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可以理解为包括不是该集团的成员，但领土被列入集团“防务地区”的老挝和南越)。

为了了解当地的形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许多著名的军事和国务活动家先后出访了南越。他们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中央情报局专家兰德斯泰尔准将，美国副总统约翰逊，美国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穆尔门少将等。

约翰逊访问南越期间(1961年5月11-13日)，与吴庭艳当局就加强与爱国运动斗争的实际措施举行了会谈。随后美国政府向吴庭艳提供了4100万美元的补充军事和经济援助，并表示愿意在本财政年度将援助额增加到4亿美元(1960年美国对南越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向南越当局制定了一系列总体和局部方案，特别是命名为“安抚计划”的18个月内“绥靖”南越的计划。1961年6月，美国承担了南越(约5万人)的军事地区武装(约6万人)的薪水和训练任务，并指导该国与游击队的斗争。

截止目前，美国已经改组、换装并从实质上组建了南越的陆、海、空三军。南越的正规部队约有17万人，装备有150辆坦克，170辆装甲汽车和装甲运兵车，1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约150架飞机和300艘战船。

为了制定在南越的活动的共同建议并报请美国总统批准，1961年10月以泰勒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往那里。泰勒的代表团在给总统的报告中，以军方的观点在评价吴庭艳政府的形势时称“坏透了”。代表团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将南越正规军扩大到20万人，向南越提供大量军事援助，首先尽快提供飞机和大炮；向该国派遣大量的各种专家和工程兵分队，以及为了保障工程兵的安全，需派出1万名正规部队；为了巩固吴庭艳政府的地位，必须在南越进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等。

但是，在东南亚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磋商时，英国和法国的代表断然拒绝向南越派遣美国军队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一步骤势必恢复老挝的军事行动，将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将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复行动并最终破坏吴庭艳政府的地位。考虑到这一点，肯尼迪政府暂时局限于增加军事供应，向该国派遣大量的军事专家和开展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

目前，在南越大约有2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南越军队营、连级以上的司令部、部队和分队都有美国顾问。

第13空军集团司令部一个作战小组从菲律宾被调到岘港市。1961年10-11月期间，作为常驻兵力和兵器，向南越派遣了8架В-26飞机，2个直升机大队和400多名美国飞行-技术人员。1961年11月，波来古地区(越南中部)开始组建新的步兵师，专门准备在山区条件下与爱国力量作战。1962年初，还计划着手组建2个这样的步兵师。为组建新的部队和兵团，1961年10-11月间，征召了20万人，主要是青年和大学生入伍。还大规模地开展了保障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边界线的警卫工作。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美国有一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在菲律宾地区处于常备状态。航母装备有携带核武器的强击机39架，歼击机28架，侦察机3架和远程雷达发现机6架。此外还有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带有巡航导弹的旗舰1艘，直升机登陆舰1艘和第7舰队的运输登陆舰若干艘，舰上驻扎有约1500人的1个海军陆战营和20架直升机。

在这样的条件下必须注意越南朋友的某些行动，这些行动违背了朋友们先前在南越制定的政治路线。这表现在越南朋友不是在南越居民中间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为群众性的反对吴庭艳集团准备条件，而是看来不是没有受中国同志的影响，在1961年采取了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当前的大好形势也促进了这一方针：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由寮国力量控制的老挝南方部分省而通往南越的一条公开道路已经建成。越南同志经过老挝领土(特切波涅-阿托佩地区ТчепонеАттопо)组织部队、武器、弹药装备和给养的调动。为此目的，广泛使用了援助给老挝的伊尔-14飞机和交付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里-2飞机。还开展工作，巩固南方现有的游击队基地，建立营、团级的大型军事部门。1961年夏季的几个月，朋友们向南方调动了三个满员步兵营和大量军官，他们计划以这些军官为骨干，依靠当地力量，在南越组建20个营。

越南朋友组织的向南越游击运动的广泛援助，已经影响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据某些材料可以推断，越南同志希望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保持老挝目前的不稳定状态，因为他们担心经过该国向越南南方补充物资的运输线会封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在美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向吴庭艳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下，越南朋友不对群众进行有关的政治教育而继续加紧在南方搞武装斗争，可能对国内和国际形势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由于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得不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有可能使南越的革命力量受到打击，同时，还可能使该地区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将南越变成国际紧张的新焦点。

(此报告依据苏联外交部、苏军总参谋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有材料起草)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Н.莫利亚科夫

1961年12月22月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2,д.20,л.102—108SD11466

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

（1965年2月6-10日）

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今年2月6日-10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有：苏共中央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苏联民航部长Е.Ф.洛吉诺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空军主帅К.А.韦尔什宁，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Г.С.西多罗维奇上将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И.С.谢尔巴科夫。

1965年1月31日，苏联报刊关于苏联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刊、电台和官方宣传立即开始广泛报道关于苏联和越苏人民友谊等方面的各种材料。

2月6日，苏联代表团抵达越南的当天，所有中央级的报纸都在通栏标题“热烈欢迎由А.Н.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的客人访问越南”(用越南文和俄文写的)下，发表了社论，柯西金同志的照片、简历和其他材料。

数千名河内居民的代表，来到装扮一新的嘉林（За-Лям）机场，与范文同、黎笋、长征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欢迎苏联代表团。范文同和柯西金先后发表了讲话。

在从机场到苏联代表团下榻的主席官邸，沿途有首都的10万居民欢迎代表团。到处都挂着苏联和越南的国旗，欢迎苏联代表团访问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标语和口号。

代表团到达驻地后受到胡志明的接见。

当天晚上，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欢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2月7日，为庆祝苏联代表团来访，河内中央广场举行了首都8万人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河内市长陈维兴（ЧанЗуи Хынг）向代表团致欢迎词。А.Н.柯西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当天早晨，由А.Н.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向英雄公墓献了花圈，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浏览了河内市容。

2月7日下午，由柯西金和胡志明同志分别率领的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继续在2月9日进行，最后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1965年2月10日)。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阮维桢、黄文欢——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阮文镜——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黄文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2月8日，代表团参观了河内郊区的合作社，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群众集会。А.Н.柯西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К.А.韦尔什宁及其陪同人员当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武元甲举行了会谈。

2月8日晚上，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苏联代表团下榻处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

2月9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参观了河内机械厂。

越南少先队员在主席官邸拜会了苏联代表团。胡志明也参加了拜会。

晚间苏联代表团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官员，此后胡志明设晚宴。

2月10日早晨，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此前柯西金与胡志明举行了长时间的告别会见。

在嘉林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苏联代表团仪式。范文同、黎笋、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

苏联代表团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逗留期间，范文同一直陪同代表团。胡志明出席了所有招待会、会见和音乐会。

企业集体、社会团体和一些公民向苏联代表团发来100多封贺信、贺电。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为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向柯西金同志发来电报。А.Н.柯西金复电阮友寿。

SD11468　

苏海运部就向越南运送物资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6年7月18日)

苏共中央：根据苏联大使从海防发来的第690-691号电报，海运部将报告海上航行的态势和海防港的工作条件。

海军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20-22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了保障。截至7月18日，向越南运输的形势特点如下：在越南各港口停泊有8艘船只，载货总量约4万吨。正在开往越南各港口的船只有8艘，载运各种货物约有5万吨。在苏联各港口正在装货运往越南的有3艘船只，货运总量有2-2.5万吨。有4艘船只在从越南返回时，部分运载碎石，另一部分运载越南的货物开往日本。

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10-15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只越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月7日，“苏维埃”号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350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100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5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比如：7月13日，当“印古尔”号冷藏船开出东京湾的时候，一群飞机在其60-80米高的上空直接进行长达20分钟的观察飞行和俯冲。在中国的海南岛和越南的海岸间，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有2-3艘航空母舰在值勤。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在围绕着这些航空母舰连续不断地航行着。苏联船只实际上是被迫在飞机连续不断地观察和舰艇不断跟踪的情况下通过被航空母舰、驱逐舰封锁和飞机从空中封锁的海域的。

通过对苏联船只最近在海防地区工作条件的分析，海运部认为必须报告如下情况：

1、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因此，6月25日就已抵达海防的“古利阿”号轮船实际上是7月12-13日才开始卸货；运载1万吨汽油的“共青团”号油轮自6月20日起就停泊在海防海域，至6月28日仍未卸完货，自6月28日至7月5日卸了3500吨货，7月5日起再次未卸货并停在泊地，说是卸完货不会早于7月底。

其他船只的情况也是如此。

2、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河岸边的防空炮连旁，这显然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

3、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还有停在旁边的中国船只用自动步枪开火的情况。

4、在一次空袭时，一些不明物从美军飞机上被投到海防水域。可以认为这是深水水雷。我们请求越南朋友进行检查。越南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冷淡，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检查。同时7月10日越南导航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而7月11日却有意让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直通过危险水域，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检查是否真有或没有这种深水水雷。这明显地使苏联的船只置于危险之中。越南引水员并未通知苏联的船长是否有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公海自由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了威胁。

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海运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通知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不会停止向越南各港口派遣满载货物的船只，同时提请越方注意必须不让海运当局和港口当局延误苏方船只并对它们构成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快苏联船只的卸货和装货。

2、委托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向越方讲明，在当前战争条件下那些不可能使用的货物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运送，以便减少海防港不必要的负担。现在，从苏联运来的大量货物堆放在海防市内的公园里、街道上，并没有被利用。

3、鉴于美国正不断加强通往北越的海上通道上的侵略行动，可通过专门的照会，或通过联合国要求美国停止在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军事挑衅行动，以便把美国这个无端挑起并不经宣布就进行战争的，在法律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国家，置于世界舆论面前。

海运部长维·巴卡耶夫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38-41

SD11469

苏外交部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的背景资料(1966年7月9日以后)

7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同苏联驻河内大使谈话时说，根据越方的意见，希望能将下述条文写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声明：

华沙条约成员国声明自己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如果越南人民表示同意的话。

范文同认为，这一条文可以这样写：

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

范文同在说明这一建议时指出，关于志愿人员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曾发表过声明。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空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同以前一样，他继续说，主要是指政治目的：以最有力的形式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斗团结——声明准备派遣志愿人员。至于这一点的实际实行情况，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同其他兄弟国家讨论这一点。

关于可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列·伊·勃列日涅夫1965年3月23日在红场庆贺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最先说过。列·伊·勃列日涅夫声明：“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感情。”

后来，这一思想在1965年4月17日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得到了反映：

“如果美国强化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斗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1965年4月29日在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向世界各国议会的呼吁时也有类似的话。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苏方的官方声明中，关于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一问题又提了两次：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阿·阿·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提起过。

比如阿·阿·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为了回答美国黩武主义的强盗行径，有数千人及一些部队的人员都要求：随时准备作为志愿者去越南，为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中指出，“代表大会以苏联青年的名义声明：如果需要，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国家的千百万志愿者决心挺起胸膛同越南兄弟肩并肩地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政府也发表声明，准备派志愿人员去越南。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公报(1965年9月)指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同越南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侵略。”

无论是越南领导人的讲话或是越南政府及外交部的声明一般都未提及外国志愿人员的话题。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无疑经同河内协商后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1965年3月22日提出有名的5点建议的阵线声明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1965年6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名义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擅自授权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在南越的军事行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就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呼吁北越和各友好国家派志愿军来南方抵抗美国的侵略”。

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曾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志愿人员。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82-85

SD12448

苏共中央关于越南问题给苏驻国际组织代表的指示（1968年4月6日）

关于为争取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轰炸而开展的全民运动问题。

批准给在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中的苏联代表的指示（见附件）。

苏共中央书记

抄送：葛罗米柯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

……

责成你们采取必要的补充措施，以便继续进行和活跃为争取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行动而开展的全民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就进行共同行动的问题与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广泛接触的同时，应该表明：约翰逊的声明是不得以的步骤。这是越南人民对美国的侵略行动进行英勇抵抗的结果，是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对越南给予有利帮助的结果，是美国反战情绪空前增长的结果，是美国政府所遇到的社会和经济困难不断严重的结果，是全世界一切进步的和爱好和平的社会力量不断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

与此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约翰逊所宣布的措施，并不符合越南人民和国际社会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全面地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行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绝不能允许在国际社会各个阶层里出现某种幻想，因为这将会削弱国际社会继续和不断地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重要性。这种大规模地施加压力的做法，其目的是：停止美国的侵略行动，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条件，从政治上妥善地解决越南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出发，全世界爱好和平者的运动，青年、妇女和学生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一切国际和民族民主组织，都应该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年4月3日发表的声明，如同支持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一样。

在目前的条件下，是能够并且应该进一步加紧有力地开展要求全面和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轰炸和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行动的世界性运动，以便为开始就解决与越南问题有关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做之所以尤其必要还因为，尽管有约翰逊的保证，美国空军仍然继续对自非军事区域向北200-300公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实施轰炸，这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国政府“热爱和平”的保证是口是心非的。

在这方面所有国际民主组织的任务是：对于美国新的军事行动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继续开展支持越南人民的运动；实现以前所通过的决议；全面发展今年3月23-24日在斯德哥尔摩磋商会晤时，在协调热爱和平组织的行动和支持越南人民、阻止美国在越南进行侵略行动的运动方面所获得的政治成果。在这次会晤时所通过的一切文件，尤其是呼吁书，是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共同行动的良好基础，是吸收广泛的社会阶层参加这些运动的良好基础。

你们应该采取措施，使你们所在的国际组织，从自己一方面表示支持斯德哥尔摩会晤通过的决议，以及磋商会晤就继续开展支持越南的运动所提出的建议（首先以呼吁书为基础），同时对自己的民族组织发出号召，强调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利用所有的渠道和手段来散发这些文件，使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威力。在准备这些文件时应该遵循上述所阐明的意图。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应该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组织广泛地参与其中，更广泛地开展为争取结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的斗争。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11篇 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李丹慧-

美国在1965年升级越南战争时所寻求的政治、军事目标就是要使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以此直接遏制中国，间接打击苏联。因此，伴随着不断增兵、轰炸越南北方等军事行动而来的，是一次次谋求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的活动。对于美国的和谈意向、各方的斡旋，以及越美巴黎谈判，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10月的这段时间中一直坚决反对。中国此时之所以坚持这种立场，除了革命理念——高举反帝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防止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半途而废；革命经验——根据中共过去与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只有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才能拥有谈判桌上的主动权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利益问题。由于苏联以斡旋越美和谈为杠杆，力求实现对美关系的缓和及稳定，同时掌握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得美苏在和谈活动中的密切合作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越南逐渐亲近苏联和苏越结盟的前景，给中国的安全态势造成了新的潜在性威胁。中国对此十分敏感，故而坚决予以抵制，并且极力阻止越方在和谈活动中有任何让步的意向。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是关系到此项定位问题的关键。[1]由此，对待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也成为中国调整对美、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事实上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看法及战略考虑的发展脉络。或者可以说，中国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也突出体现在这一变化中。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有忽略，而理清这段史事，进一步考察1968年11月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将有利于从一个侧面阐释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对美政策转变的实现。

一、苏美在越美和谈问题上的接触

苏联开始加强援越、插手越南问题的战略考虑在于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以响应美国和谈意图为机缘，缓和及稳固与美国的关系，同时掌握对越问题控制权，寻找应付中国的盟友。苏美之间在通过政治磋商解决越南问题上目标的相近，使得美国主要借助苏联的力量，努力将越南战争纳入和谈的轨道。这样，在越战开始升级至1968年3月31日美国宣布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的过程中，约翰逊政府关于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就越南问题在巴黎进行谈判的一系列重要呼吁活动，主要都是通过苏联政府发起的；而美越之间的各种接触实际也都是通过苏联的斡旋实现的。[2]

事实上，1965年2月美国开始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后，苏联在拟定援越军事计划的同时，真正感兴趣的就是和谈问题。2月16日，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1、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或五大国、九大国会议，讨论越南问题，美国停止轰炸数周以为会议做准备。2、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为：南越中立化；其他国家保证不干涉越南事务；不向整个越南运送武器等建议。[3]柯西金并在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的演说中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4]随后，苏联方面即展开和谈活动，在越南表示反对和中国尚未答复的情况下，于是月23日由其驻法大使向戴高乐递交了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备忘录。法方旋即提出该项建议，旨在由苏、法两国协调努力，通过国际会议实现东南亚的和平。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一面将其绝密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内容泄露给西方记者，一面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从2月下旬以来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政治途径一直是敞开的”，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不挫伤第三国的和谈试探。4月7日，约翰逊宣称美国愿意同“有关政府”就实现越南和平进行“无条件的讨论”。7月28日又表示“可以讨论河内的建议”，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越南的四点主张“可以成为美国和北越谈判的基础”。[5]

1966年1月，在约翰逊政府提出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计划的次日，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即奔赴河内，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只是没有成功。[6]接着，柯西金就同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和国务卿腊斯克在新德里举行会谈，详细讨论了美国关于政治解决越南冲突的设想和做法。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掌政权后苏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接触，美方认为会谈结果令人鼓舞，美苏关系能够并且应该得到改善。[7]此后，当美国于夏季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二次大反攻时，苏联支持印度政府拿出了在越南实现“和平”的七点建议。[8]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白宫举行会谈。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认为，美国首先应该停止轰炸北越。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取决于美国的政策。这次会面双方虽然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约翰逊强调说美苏之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9]

随着美国对越南南方人力、物力的投入和付出愈来愈大，约翰逊急于同越南经谈判结束战争，维系住南越政权。而苏越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看重苏联作为和谈倡导者和积极斡旋人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希冀其凭借是越南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的身份，促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也要竭力避免“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和美国两线作战的局面，从而十分强调苏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10]美苏两国由此就实现越美和谈问题更趋频繁地进行接触。1967年6月23、25日柯西金两次会晤约翰逊时讨论了越南问题。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讲话，提出新的和谈方案，表示希望与越南进行“导致有成果的讨论”。苏联随即做出配合，在9月到12月第二十二届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开会期间，葛罗米柯反复强调越南问题久而不决的危险性；苏联方面并表示不会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要求美国政府设法让安理会“讨论”越南问题的决议，从而实际上支持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插手干预越南问题。12月19日，柯西金还在莫斯科同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美国密执安州州长罗姆尼就越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1]

和谈斡旋活动到1968年初形成了紧锣密鼓的气候。1月下旬，柯西金与英国首相威尔逊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把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态度向其交底。双方并分别派人到东京同佐藤政府商谈。与此同时，柯西金还到新德里同英迪拉·甘地和访印的铁托联络，威尔逊则于其后赶往华盛顿向约翰逊报告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和结果。对于莫斯科的积极配合行为，美国及时予以补偿：建议联合向苏联的盟友印度提供核保护。投桃报李的是，苏联也一再建议美国“听取理智的呼声”，“抓住机会”，下决心“利用”目前存在的“走出（越南战争）死胡同的可能性”，“停炸和谈”。美苏的接触在2月份可以说进入了蜜月的状态：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接见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三天后，即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官方身份出面呼吁“停炸和谈”。15、16日，接受指令刚刚返任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连两次同腊斯克会商越南问题。同一时间，苏驻英大使拜会访美归来的威尔逊，听取“美国目前对越南问题的态度”。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后，6月4日，约翰逊于葛拉斯堡罗发表演说指出，在美苏关系上取得了“看得见的”“希望和成就”，在“推进两国合作方面”，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这个时期“更有成果”。[12]

上述美苏之间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的交往，不论是双方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深刻的分歧”也好，还是在安排“和谈”方面，约翰逊和柯西金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也好，[13]在中国看来，其密切接触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的潜在性威胁：这种合作酝酿着进一步反对中国的大阴谋。美苏正联合行动，企图在中国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一道反革命的“遏制墙”。其间令中国更为敏感的是，美国要加入对印度的核保护、鼓励苏印合作的态度，不啻于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反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力量。[14]总之，中国领导人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15]这种态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如果越南让步，抗美斗争半途而废，美苏联合的现实将使中国陷入双重包围之中；而如果苏联掌握了解决越南问题的主导权，使河内愈益倚重莫斯科，其结果依然相同。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地缘政治反应，事实上成为除革命理念、革命经验外，决定中国此期对越美和谈问题立场，以及将批判和谈活动的重心放在揭露美苏勾结，特别是斥责苏联出卖越南人民利益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国对苏美和谈活动的应对方针

此期中国对苏美就越南问题进行政治调停活动的因应方针主要为以下两个步骤：

其一，集中揭批苏联并明确部署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

莫斯科通过斡旋活动与河内和华盛顿的接触，对于中国来说，实际预示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将拥有主要发言权的前景。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在响应苏联提出的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时，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的利益，[16]则造成了仍然以苏联为首的现状。中国不能容许这种局面的发生，故而将斗争的矛头集中在揭露苏联为促成越美和谈同美国的合作，以及这种合作的目的和性质上。如揭露苏联千方百计地为美帝国主义的和谈阴谋服务，是妄想胁迫越南人民放弃抗美救国斗争，听任美国侵略者永远霸占南越；而“在美帝国主义拒绝全部撤退它的侵略军队、加紧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兜售任何方式的‘和平谈判’只能是出卖越南人民的利益，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7]指责苏共领导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因此“绝不能把他们包括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之内，更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帮助他们欺骗世界人民，粉饰他们假反帝、真投降，假支持、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的叛徒面目”。“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划清界限”，等等。[18]通过这种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舆论批判宣传，进一步削弱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抵制重新奉苏联为首的呼声，防止苏联把对越问题主导权纳作自己的禁脔。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196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首先要改变难南粮北调，不吃‘进口粮’，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19]毛泽东则在3月28日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人时又具体谈了他的设想：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20]60年代中期，毛泽东还曾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21]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重点逐步完成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其二，对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不予理睬并予以严厉驳斥。

美国在越战中寻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政治解决越南问题，鉴于中国坚定地实行援越抗美反对和谈的方针，华盛顿不得不努力地试图在对越政策和对北京政策之间保持一种平衡，谨慎处理对北京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导致强化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的强硬政策，干扰越美和谈的进程。根据这一思路的指导，美国在约翰逊政府初期就已向中国发出了种种缓和关系的信号。

继1965年放宽允许去中国大陆旅行的美国公民的种类[22]之后，1966年3月16日，美国方面在华沙第129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亮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即一、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美国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没有敌意，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以便缓和紧张局势和减少恐惧。二、重申通过和谈解决越南问题。希望中国利用它的影响把“斗争”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称美国愿意在大使级会谈，别的会议或任何一级会议中同中国讨论越南问题并且完全同意回到日内瓦协议上来。三、强调增加中美双边接触。认为先从小问题着手，就有可能解决大问题。除重申允许美国记者、医生、科学家访华外，又提出一系列“小步骤”，诸如中国科学家访美、交换两国气象书刊和资料、允许中国宣传品（如《北京周报》、《中国建设》）在美发行、赔偿美国飞机和轮船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物质损失等等。美大使还主动同中国大使握手寒暄，邀请吃饭，并在发言时首先对中国发生地震表示同情。刻意制造“和缓”气氛。[23]约翰逊则在7月12日关于亚洲的讲话中申明，“相互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和解”是亚洲和平的基础之一。美国的立场是“打开封闭的观念和封闭的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思想、人民和商品的资源流动”。以此透露出某种在最高层次上改变对北京政策的意思。[24]

时隔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递交了一项关于放宽美国对共产党中国贸易禁运的动议，试图通过这一行动赋予政府“坚定而灵活”、“遏制而不鼓励”、“和解”等新口号以实际内容和意义，向中国大陆内部那些奋力争取实用主义政策和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政策的分子发出新的、鼓励性信号。[25]为了进一步阐明华盛顿的态度，国务院还特于8月31日电示美驻波兰大使在即将举行的中美第131次会谈中，重申停止中美两国冲突的手段是相互减少敌对态度的意向，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中方提出的任何建设性建议感兴趣。当讨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时，美国的研究委员会的提案中甚至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此时，美国政府在考虑于局面允许的前提下，继续静悄悄地、周密谨慎地推进尝试缓和关系的计划，包括试图进一步取消对前往共产党中国旅行的护照的限制，表示要将这种措施，以及美国在华沙的努力和对扩大与共产党中国和平关系的兴趣，作为对中国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26]

在1966和1967年两年中，华盛顿一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的行动计划，强调面对越南问题的局势，美国不寻求和鼓励扩大战争的任何行动。要求蒋介石避免采取给中共发出错误信号的行动，保证赋予解决越南问题以比反攻大陆更为优先的地位。[27]一方面主张静观待变，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尽可能不在美中接触中注入任何新的特殊因素，包括任何可能被理解为对中共直接或间接威胁的军事行动。针对1967年初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领海的问题，腊斯克指示美驻波大使在美中第133次会谈中，要说明美国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尊重中国的领空和领海，否认美机的侵犯行为是有意的；再次保证美国在越军事行动不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无意对华采取敌对行动，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28]

美国频频发出的各种和缓美中之间紧张对峙的信号，是建立在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保证越美和谈能够实现这一基础上面的，可以说它只是一种消极的权宜之计，并不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质的变化。[29]加之上述的美苏密切接触对中国构成的新的威胁，使得北京只是通过与华盛顿的信息沟通就战争界限问题达成某种默契，对美国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这一点基本心中有底，[30]从而安心开展文革运动外，对其示好姿态的基本立场却是：“最近，美国官员纷纷表示要同中国‘和解’，要同中国‘搭桥’，要同中国实行‘和平合作’。美国政府以为它们讲了这么几句漂亮话，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会被迷惑住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既不害怕美国的威胁，也不相信美国的谎话。十七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要‘和缓’中美关系的说法是一文钱也不值的。”[31]

在对美国上述种种表示不予理睬并予以驳斥的同时，中国所做的是大张旗鼓地进行揭批美国“和谈阴谋”的舆论宣传，以及从道义和物质上对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积极支持和援助。

三、中国对越南和谈意向及让步倾向的反对

在1968年11月以前，中国关于越美对话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对越南的战争，无论是升级或降级，都是侵略战争”。“越南问题的核心”，“决不是什么战争逐步降级的问题，而是美国侵略者立即、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的问题”。“美国政府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32]不过，中国据此基调所确定的对越美谈判的方针，在和谈调停和开始的两个阶段中，依据越南方面态度的变化和发展而有所不同。

第一，在谈判开始前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中国方面主张，越南可以同美国谈判，但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33]此方针的基点在于，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

事实上，越南政府早在1961或1962年就曾探寻过以谈判方式解决与美冲突的途径。即便到1965年初约翰逊将战争升级，河内也没有关死和谈之门。[1]翌年初，美国在越南南方战场发动第一次战略反攻，同时扩大轰炸越南北方，并干扰北越的导弹弹道，使保卫河内的导弹营发射的60%的导弹失去控制和自毁。面对美军现代化的装备技术和新的轰击手段，越南的一些部队感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此后，随着美国不断向越南南方战场增兵，加强轰炸北方，直至1968年初，越美实际进入一种拉锯战状态，双方的伤亡和损失都很大。越南方面不得不准备在持久战的基础上，争取扭转南方的战争局面，从根本上改变战场上的力量对比。[2]由此，河内不断通过苏联等第三国尝试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据美国官员统计，1968年以前关于美越和谈的大小试探共达2000余次。[3]

在越美之间断断续续相互试探的过程中，越南政府曾多次发出过让步的信号，如1965年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五点宣言，提出只有在美军撤出南越后才能谈判。北越在刊登此宣言时即作了若干改动，暗示只要美国事先保证撤军，谈判就可开始。4月13日，北越政府宣布了关于美国从南越撤军和停止对北越轰炸等解决越南问题的四点立场，并正式解释说：这是“最健全的政治解决的基础”，而不一定是美国必须全盘接受的和平协议的条款。只要美国承认它们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即可开始。翌年1月4日和6月初，北越又通过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和外长等人的谈话表明了承认四点立场不是越美谈判先决条件的态度；并于是月下旬向印支国际监督委员会代表表示：越南方面不想干预西贡政权的构成问题，也不会提出南越中立化，而且愿意就美国撤军问题讨论一个“合理的日程表”。同时希望预备性会谈通过苏联绝密地进行，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对。1967年1月28日，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维桢发表讲话提出，只要停炸就可以和谈。半年后，范文同于7月24日会见衔约翰逊之命到河内调停的法国人R·奥布拉克时再次表示，没有美国官方的正式宣布，只要实际停炸，河内即可接受谈判。以此降低了接受和谈的条件，不再坚持以美军全部撤出为谈判前提的要求。9月29日约翰逊在圣·安东尼奥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停炸、“导致有成果的讨论”的和谈新方案后，越南方面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同本国政府开始谈判的基本条件十分接近，预示了越美对话已成为可能。故此，当10月北越因美国恢复轰炸越南北方而拒绝这次呼吁和谈的所谓“宾夕法尼亚行动”时，是以一种“模糊”的、“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的，借以作为向美国发出保持巴黎谈判渠道畅通的一个标志。阮维桢并在12月末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当轰炸停止时，“会谈就将开始”。这与一年前他所说的，随着轰炸的停止，“会谈可以开始”相比较，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4]

尽管直到1968年初，越南政府在和谈斡旋活动中最终没有为实现对话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目标，但他们所表露的上述和谈意向，以及为此而做出的让步迹象，则一直令中国十分不满。尤其是他们绕开中国请苏联出面做调停人的做法，更加重了北京对河内的反感。中国领导人这时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由此，中国方面在通过发表谈话、声明阐明自己立场[5]的同时，一方面针对越南对美国停止轰炸行动的关注，启用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大力揭露批判所谓美国“停炸诱和”、“以炸迫和”的诡计；一面反复向越方强调自己对和谈问题的看法，力行劝阻。

对于河内在战争升级伊始就为政治解决冲突留出余地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10月20日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提醒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6]陈毅、周恩来等人也不断告诫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苏联插手越南问题，给越南一些武器，是企图取得在越南问题上的发言权，以便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总路线的轨道。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7]

这样，进入1966年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地关注越南南方战场形势的变化，并直接就作战计划等问题向越南领导人提供参考意见，以此排除他们在和谈时机问题上的犹豫及动摇。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即与越方共同设想作战方案。毛泽东建议越方在越南最南边的金瓯半岛发展一点主力军，以吸引一部分敌人主力。他指出：经验是打出来的，信心也是打出来的，信心越打越高。你们抓到了规律，主要的经验是你们找到的。从60年到66年，7年了，逐步扩大，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胜仗。从很少的几支枪一下发展到了几十万军队。美国为什么要增兵?那还是因为你们的力量厉害。当周恩来谈到中越双方这次设想第一期作战计划两年半，直到1968年底两个旱季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会打出一个明堂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再有两年半我看情况会起变化。他甚至曾向胡志明提出：我要去打，不仅去北方，而且去南方，走胡志明小道，不一定要死在中国，被美国打死很好。

1967年3月底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与中方就越南形势交换意见。在4月7日至1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有所接触。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但同时又阐释了中国对于这时的政治斗争内容的理解，即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他并告诫说：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8]当越美双方在“宾夕法尼亚和谈活动”中的接触失败后，10月5日，毛泽东又对越南人强调指出：你们是在前线，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并指点说：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的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

特别是到1967年末，在毛泽东看来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周恩来也认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展现在越南人民面前了。[9]这种关于战争时局的认识，使中国对越南在和谈活动上表现的让步倾向就更不能理解了。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的贺电中即明确表明了中国这时对和谈问题的立场：“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10]当1968年初河内决定在发动春季攻势后与美国谈判，迫使其降级战争，从而再次考虑接受美国重新伸来的橄榄枝时，中国驻越大使又致函越南方面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应该诱敌深入再围而歼之。”[11]

第二，在越美和谈正式启动后，中国方面进一步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此态度的基点在于，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拒绝威斯特摩兰关于要求再增援20万远征军的建议，通报华盛顿决定将限制美国在越南的活动，停止对越南北方北纬20度线以北领土的轰炸，同意派代表到巴黎与越南方面谈判和宣布不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4月3日，越南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响应，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确定美国无条件停炸越南北方和停止其他一切战争行动的问题。5月13日越美巴黎谈判正式开始，至10月15日初步达成协议，河内接受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政府和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议。10月31日约翰逊政府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空军、海军、炮兵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袭击。[12]

此期，尽管中国方面表示同意越南政府分步骤地同美国接触谈判，走一步看一步，但基本认识仍然是和平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因此指出：我们觉得你们答应得太快了，太急了。这可能给美国人一个错觉，你们急于要谈。认为：美国、仆从国和伪军三方面现在有100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不会认输，不会走的。[13]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这时突出批判了越南方面的四个行为，即1、指责河内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是一种妥协行为。认为约翰逊3月31日的声明只是一个欺骗性的计划，他只是为了要渡过难关，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而其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表态，也不过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常用的把戏。越南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助约翰逊解决了难题，并给整个形势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甚至将4月4日美国黑人领袖路德·金遇刺的责任也加在了越南的身上，说如果越方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2、批评河内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在提出的以金边为会晤地点的意见遭到美国拒绝后，没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做了第二次妥协。3、责备河内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打算只运送武器过去，不再进行人力支援。对此，尽管越南方面解释说是误会，但北京实际已认定河内有此项举措，而且认为这是又一个妥协行为。4、严厉斥责河内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的让步等于是承认南越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越南方面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妥协了四次，尤其第四个妥协行动是最实质性的让步，它使美国帮助其西贡傀儡谋求到合法地位，而却使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为此，北京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而削弱中国的立场，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4]

总之，对这一阶段的越美接触，中国批评越南的调子升高了，或者说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加强了。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此言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妥协让步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的性质。

中国的种种做法，使越南领导人认为是向他们施加压力，不仅极为困惑，而且十分反感和抵触。他们表示：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但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在所谓妥协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并重提当年日内瓦协议的签署，北越就是因为听了中国的劝告撤走军队，结果让南方人民遭受杀戮。在越南方面看来，每当中国人这样指手划脚时，都非常令人讨厌。[16]

[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Qiang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这里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Zhai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参见《关于越美接触的情况（1971年9月1日）》，Исдочник（《史料》） No. 1997.1, pp.54-57。

[3] 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2页；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

[4] 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5] 参见1965年4月1日外交部“请审批辟‘中国阻苏援越’谈话提纲的报告”，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7，第38页；Ilya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1996,pp.27、31-32；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81页；1965年8月3日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越南问题的“和谈”活动等三个问题的通报，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31，第60、61页。

[6] 参见Gaiduk 前引书，第84页。

[7] 参见19

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52页。

[8] 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

[9]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页。

[10] 参见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 5，оп.58，дд. 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 5，оп. 61，дд.558；《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4、179-180页。

[11] 参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88、191页；《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05页；1968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12] 参见《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第129、130页；《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94、195页；1968年3月15日、2月5日、6月8日《人民日报》。

[13] 《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105页；196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14] 参见1966年2月7日中共中央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复信。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25-27页；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

[15]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Working Paper No.22,p.130。

[16] 参见1965年4月吉林省第九次外事工作会议文件之六：《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宣传口径》，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8，卷号42，第96、94页；1965年12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中共中央函，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4，卷号501,第32-33页。

[17] 参见1965年5月3日吉林省外办《外事工作简报》第二期，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1，卷号25，第79、80页；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2，卷号45,第7页；1966年7月12日陈毅在朝鲜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金在淑为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30-31页；1968年3月15日、6月8日《人民日报》等等。

[18] 参见1966年8月12日刘宁一在首都各界欢迎维护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运动光荣传统的各国朋友大会上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3页；1966年7月28日周恩来致第12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贺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2-23页；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2-13页，等等。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0] 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第一次谈话记录，Masaru Kojima edited, TheRecord of the Talk between the Japanese Community Party and theCommunity Party of China,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Japanese Community Party at Tokyo,1980, pp.206-210.

[21] 参见刘志男采访有关人士记录。转引自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42页。

[22] 这项措施使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符合了去中国的条件，不过只有约300人进行申请并被许可发放护照。见1966年12月1日美国远东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8, pp.471-475。

[23]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发第129次中美会谈情况的通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77，目录12，卷号1，第129-132页。

[24] 参见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8月31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 pp.364-366、375-378、471-475。

[25] 1966年8月4日小詹姆斯·C. 汤姆森致罗斯托备忘录，FRUS,1964-1968, Vol. XXX China,pp.364-366。

[26] 1966年11月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9月6日阿尔福雷德·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2月1日邦迪、法律顾问、安全和领事事务局代局长致腊斯克行动备忘录，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 pp.375-378、437-440、380-382、471-475。

[27] 参见1966年9-10月腊斯克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美国务院致美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pp.402-403、539-540。

[28] 参见1966年11月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加拿大大使馆电，11月15日、1967年5月29日美国务院致美驻波兰大使馆电，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 pp.420-424、436、575-577。

[29] 1966年12月1日邦迪等人在致腊斯克的行动备忘录中即特别强调：全面放弃对中国大陆的旅行限制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更为重大的政治行动，而且被认为是意味着美国对中共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我们相信，当前美国在越南的强有力的姿态为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可以避免冒被误解为对共产党侵略立场正在发生变化的危险。参见FRUS,1964-1968,Vol. XXX China, pp.471-475。

[30] 1966年6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对多勃雷宁强调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第162页。另，关于中美之间就战争界限问题进行信息沟通的情况和材料，详见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1] 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16-17页。

[32] 1966年9月7日王国权大使在131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主要发言，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6，目录1，卷号56，第29-30页。

[33] 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4页。

四、毛泽东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

当越南战争开始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时，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切实地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方面，不仅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而且由于美苏以和谈活动为机缘频繁接触，关系明显趋向密切，使得中国又将面对美苏两大国联合起来的更大的压力。一方面，越南对中国的指责已经厌倦，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对北京的离异情绪加深。加之文革极左思潮对外交领域的冲击，中国事实上已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困境，必须寻找契机予以摆脱。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的事实，则已从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威胁。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从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反映出来。

此时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外交战略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却似乎将他的抗美激情暂时沉寂下来，除了发出一封强调的重点实际在于反对苏联的贺电[17]外，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这种状况事实上从某个角度表明，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11月14日，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18]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同他在1965至1967年时坚持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态度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19]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20]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21]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他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他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22]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做出了初步结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并且开始琢磨，中国的这种姿态是因忧虑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及苏侵捷事件的影响而寻求借助西方建立一种抵销政策呢？还是直接就是对《外交季刊》1967年10月号上尼克松文章中倡议扭转对华关系迹象的直接反应。但不论怎样，在极为复杂而又精深微妙的外交棋局中，中国走了开局的第一着棋。国务卿腊斯克当时就认为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建议，只是决定权现在掌握在继任人尼克松的手里。过渡时期尼克松的对外事务代表罗伯特·墨菲获悉这一消息后及时予以通报，尼克松当即指示他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23]

继毛泽东通过在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变化显示出对美对越关系新的战略思考之后，周恩来于11月30日会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时谈到了对帝修反的斗争策略：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24]这实际已是对毛泽东此时战略考虑的一种诠释。

总之，到1968年11月，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指导方针随毛泽东态度的转变而做出了重要的调整。此后，在中美试探性接触，谋求高层会晤，最终实现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关系每遇反复，中国都会在越美和谈问题上做出或反对、或赞成的反应，而对越南的道义、物质支持和援助则基本没有大的变化。[25]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于思考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客观上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而就美国方面言之，事实上也已将北京在此问题上态度的变化看作是中国对越、对美政策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动向了。

[1] 1965年8月外交部的一个通报中谈道：越南人关于和谈的做法与我们不同。北越从来没有完全将和谈的门关死，这就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制造了机会，助长了他们压北越进行和谈的幻想。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124,卷号123。转引自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 p.169。

[2]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177、183-184、186、191、227、202、194页。

[3] 越美之间尝试接触的情况，详见时殷弘著：《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2页；《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第177-178页；RobertK. Brigham, “The Search for Peace in Vietnam”, prepared for the 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the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4] 参见《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第245、249-251页；Brigham前引文。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9-40页。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

[7] 参见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WorkingPaper No.22,pp.91、92-93；1965年11月9日中央关于印发我党中央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的通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21，卷号135，第5页。

[8]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4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9] 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1967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0日。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11] Stein Tønnesson, “Le Duan and China 1979, and 1952-79”,prepared fo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nd HongKong University Conference: “New Evidence on China, Southeast Asia,and the Indochina Wars”, January 2000, Hong Kong.

[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1-42页。

[13] 1968年5月7日周恩来接见越南外交部长春水时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33页。

[14] 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No.22, pp.123-129,138-140。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

[16] 参见1968年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Working Paper No.22,pp.129,139；Stein Tønnesson 前引文。

[17] 1968年9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出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指出：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49页。

[18]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19]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如前所述，1967年4月周恩来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

[20]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21]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Alfred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

此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23] 参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24]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7页。

[25] 关于1969-1973年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变化情况，笔者已在另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所论述。

第12篇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李丹慧)

 　提　要：

1968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与美国和解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处理并存的援越抗美革命外交方针与缓和对美关系务实外交方针这对矛盾时，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及对越物质援助的方针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中国以越南问题为轴心推动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中美关系解冻，随着越战的结束，双方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但与此同时，中越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关键词：中美缓和 援越抗美 越南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本文拟从这种历史现象入手，分阶段考察和分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这对矛盾的，如何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的，以及中国这一时期外交方略的最终结果如何等问题。

新战略确定后以越南问题促美高层对话

（1968.11-1970.6）

随着越南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都各自开始着手新的战略定位。其中，越美和谈活动成为此项定位的关键。[1]就中国方面来说，对打开中美关系机会的最初把握，即突出体现在1968年末中国领导人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翌年初尼克松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南越阮文绍政权参加的四方谈判在巴黎正式启动，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此时，中美双方都看到了改变以往僵硬立场的必要性，尼克松开始将调整对华政策的目标建立在通过改善关系，拉中国助其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做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新的战略抉择，中美关系出现转机。只是由于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及冷战造成的双方之间的相互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此期中美之间的呼应及接触磕磕绊绊，一度出现反复。中国在以务实精神实现对外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尤其注意不放弃自己革命外交的原则，并以越南问题为轴心，促进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

对于越美谈判问题，中国在1965年初至1968年初的越美对话试探期间，一直主张谈判的条件、时机和决定权要掌握在越南手里，时机不到就不应与美国方面谋求接触，尤其不能降格以求。[2]当1968年4月3日越南政府宣布随时准备派代表团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越美巴黎谈判于5月13日正式开始[3]后，中国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越美和谈活动的干预态度，明确将反对和谈的重点放到了反对投降妥协上，强调越南不应对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使自己丧失谈判桌前的主动权。[4]

但是，中苏边界冲突加剧，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现状，特别是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使中国切实感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战争威胁，以及摆脱与美苏两大国同时对抗的不利境地的必要性。而美国收缩其亚太战略的趋向，以及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从11月1日晚8时起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5]的事实，则从客观上减轻了中国南部的压力。于是，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这种动向，首先反映在他对越美和谈态度的变化上。或者可以说，毛泽东在对越美和谈态度的把握上已经融入了战略考虑的因素。

此时，毛泽东不仅一直没有就越南的让步倾向发表意见，而且还在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关于与范文同会谈情况的汇报后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接着，他又在11月17日会见范文同时明确提出：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6]这种态度与他以前所坚持的越南不能降格以求、防止受欺骗的意见相比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变化的要点不是在形式上赞成边打边谈，[7]而是从内容上有所突破，其突出反映为两个层次，其一，中国不要再过多干涉越南方面与美国的谈判。其二，越南可以做出让步或妥协，上些当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它向越南人明确表示北京已决定不插手越美和谈问题，不再反对河内的让步政策，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如果中国方面发生这种变化的信息能够反馈到美国方面，则不啻于向其下一届总统尼克松发出了信号，使之看到借助中国力量解决越南问题的希望。[8]

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主动向美方提出了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并在通过新闻广播发布这一消息时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9]次日，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又在就第135次会谈会期问题发表的谈话中再次提出，中美两国应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10]中国这时对美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问题，真实的意图应是在美国对越战的降级趋势将对中国安全态势产生影响的情况下，进一步试探美国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考虑，以切实解决南顾之忧问题，为迈出转变对美政策的步伐做铺垫。事实上，这种姿态确实引起了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反应，根据他们的回忆，中国人公开援引这一“原则”还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由此认为北京发出了一个准备返回国际舞台的信息。即将就任总统的尼克松则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其对外事务代表，要求国务院通知中国人，新政府将欢迎2月份的华沙会议；一俟就职便会采取行动。[11]

时隔数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也特别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个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12]以此进一步诠释了毛泽东这时关于对美对越关系的战略思考。此后，由于华盛顿在考虑结束越战问题时一开始就希望中国能够影响越南在谈判中让步，故而，中国方面于考虑中美和解与越战之间的关系时，实际已把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当作了一个重要筹码。

1969年1月，毛泽东在打破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常规之后，对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松动美中关系的暗示做出了第一步回应：批示“照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并指示“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3]以此，通过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方式，向美国发出了微妙的呼应信息。

2月初，尼克松致函基辛格，指示要充分鼓励政府“探索恢复与中国人关系的可能性”的态度，而且着手在私下进行；并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各组研究对华政策及其目的和利益，包括可供选择的政策取向，以及价值和风险等问题，3月1日前提交报告。[14]此时，中国方面尽管因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叛逃美国一事决定推迟原建议于2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5]毛泽东却并没有为此终止他的战略思考，而是于2月19日指示陈毅等四位元帅研究国际问题。[16]

对于中美双方政策变动的迹象，越南方面已敏感地觉察到了。3月22日，春水在同美方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告诫说，美国想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分歧决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中苏争论已持续将近十年，但他们多年来都在援助北越，而且将继续这样做。[17]不过到4月以前，中美关系实质上仍然冻结在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对状态。尼克松这时虽然具有了走向中国的意向，但就其外交政策而言，尚未实现“革命性”的转变。3月初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发生后，是月上旬，尼克松向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的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18]可事实上，美国这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苏关系的恶化程度。3月14日，尼克松于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批准“卫兵”反弹道导弹计划可使美国在中国的核进攻面前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还进而暗示在遏制、反对中国方面，美国与苏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19]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忧虑。

面对越美两国的这种反应，中国一方面通过新华社电讯谴责美国“同苏修勾结”“在军事上合伙反华”，“共同保持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核威胁、核讹诈”，[20]重新提醒越南领导人警惕被美国和苏修的对越策略所欺骗，主张“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强调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部署。表示中国“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并在6月14日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时立即致电承认和祝贺；[21]一方面由林彪在经同毛泽东讨论确定[22]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宣称：毛主席指出：“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号召：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强调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争，打核大战。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23]以此将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文章做大，既使美国彻底明白中苏关系已进入战争的边缘，又向他发出信息：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同等威胁，而事实上苏联已被视为更主要的敌人；中国不会主动在印支战场上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4]

中国方面的上述举措，以及苏联方面对中国威胁的深切担忧、探寻华盛顿对苏中冲突态度的急切之情，及其以进攻迫令中国臣服后恢复苏中结盟打破全球均势的恶劣前景，[25]使美国看到了实现美中苏三国战略性三角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特别是当美国要求苏联在解决越战方面给予合作，苏联以自己对河内的影响极为有限为由，给华盛顿碰了个软钉子之后，一直支援越南、对越南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中国实际成为可供美国争取的结束战争的另一大助力。而且在尼克松看来，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还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26]这样，从1969年6月开始至1970年初，尼克松“联华遏制苏”的战略构想逐步成型，美国方面在对华关系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更为主动的步骤。[27]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做出战略性调整的大思路也基本确定，中国加快了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步伐，以集中力量对抗苏联。[28]

随着越美和谈的运行，在与美国为打破双方关系僵局进行的探索和呼应中，中国一方面根据越方的要求于10月25日发表了周恩来同范文同会谈公报，声明：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是，美帝国主义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军必须无条件地、全部从越南南方撤出去，由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重申：中国人民将永远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教导，坚决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29]一方面则把对越南的援助着重放在了经济援助上，[30]开始向越南方面强调，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应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表示：过去建议越南应组织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这个建议是不可行的，[31]着手陆续撤出在越南的中国支援部队，[32]并将对越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较1968年减少了近一半；[33]对于越美和谈，也再次表达了不干预的态度。9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时谈道：关于越南问题，越南继续抗战也好，搞巴黎会谈也好，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至于巴黎会谈，我们从来不过问，一则由于越南是主人，再则苏联插了手，我们更不愿参与。会谈进行快慢，我们不予注意。[34]

当然，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仍然抱有怀疑态度。毛泽东即曾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35]由此，尽管1970年初中美双方在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探讨时气氛空前的缓和，但是，当3月柬埔寨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成立亲美政权；美国增派泰国正规军入侵老挝，强化侵老战争，并于4月30日出兵柬埔寨，将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之后，中国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支持由民族统一阵线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声明七亿中国人民誓做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全力支援柬、老、越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36]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再次提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表示“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37]5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下一次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毛泽东予以批准。[38]5月18日中国正式将推迟会谈的决定通知美方，[39]接着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会谈之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中国中断中美会谈，使两国和解进程实际上停滞下来，以及毛泽东在“五·二○声明”中没有延续中共九大将打倒美帝和打倒苏修并列的提法，而是只号召打倒美帝，以此对美国出兵柬埔寨的行动做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其目的主要有三点，其一，向美国方面表明中方的立场：中国在做出与美和解新的务实的战略抉择时，不会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人民的革命方针。美国要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其前提必须是逐步减少对印支地区的介入，而不是扩大其侵略和干涉行为。其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而且它把如此多的军队集中在另一个国家的边界上，是二战以后所没有过的，由此，客观形势已使苏联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40]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使得中国要加快对美缓和的步伐，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显然已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如周恩来后来谈到的：中美双方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16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根据中国内战时期的谈判经验，只有直接同蒋介石谈，才能解决问题。[41]这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同尼克松谈，通过中美高层会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实质性障碍。[42]由此，中国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以此促进美国及早与中国进行更高层次的对话、更实质性的接触。其三，明确了上述的立场和态度以后，中国接下来就是静观美国方面的反应，并由美方的态度试探其缓和美中关系的诚意和决心。

对于毛泽东“好战”的声明，虽然基辛格认为它不过是虚张声势，[43]尼克松却还是感受到了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在盛怒之下一度下令凡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但他很快即醒悟到，毛泽东还是留有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将其全部堵死对美国毫无益处。[44]这样，一番较量的结果是，在中美会谈中断期间，基辛格做出了华沙这条渠道太“受约束”的结论。[45]而且，美国在6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尼克松并于6月30日宣布从柬埔寨撤军。美国的这种反应，正好符合了中国预想的目标。于是，中国政府也着手考虑恢复与美国的联系。[46]

[1] 关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中的越南因素问题，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最近有关的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牛军：《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载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2-220、221-250页；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98-116页；翟强著：《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北卡罗莱那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Qiang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1950-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2000.）等。其中牛军的文章就此议题提出了较重要的论点，即中国与北越关系的变化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中国来说，援助北越主要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支援越南民族革命的考虑，只有“和谈”才是真正涉及到双方的战略考虑的关键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观点，但牛文强调的是和谈实现的结果，而笔者则侧重于分析、阐释中国领导人对和谈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与调整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另外，翟书在述说和谈问题时没有涉及中国对和谈态度的变化究竟在哪里等问题。沈文也未落墨于此。

[2] 如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说：“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的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1966年10月5日周恩来在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时指出：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4] 如周恩来和陈毅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突出批评了河内的四个行为：改变过去以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基础的立场，接受华盛顿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接受阮文绍政权作为一方参加和谈。指责说这是四次妥协，尤其第四个让步行动是最实质性的，它使西贡傀儡政权谋求到合法地位，而令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认为河内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中国的立场。1968年9月2日周恩来并在越南庆祝独立二十三周年招待会上公开提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处的责备之意已十分明显，在中国方面看来，越南的让步行为无疑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投降妥协的性质。参见1968年4月13、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奥德·阿恩·韦斯塔、陈兼等编：《中国与外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77次谈话记录，1964-1977》，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编：《工作报告》第22期，第123-129、138-140页（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ønnesson, Nguyen Vu Tung and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1964-1977,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ed., Working Paper No.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6页。另，关于中国对越美和谈的态度问题，详见李丹慧：《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

[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2页。

[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6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0-583页。

[7]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并不反对越南“边打边谈”的方针，周恩来在1967年4月7-11日与范文同会谈时就曾表示，越方提出“边打边谈”原则上可以成立。只是中国方面对政治斗争的理解与越方的有所不同，强调的是时机，以及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分化敌人并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而非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3页。

[8] 中国领导人后来即曾检讨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自己对形势不理解，对毛主席关于谈判的思想领会不深。越南同志在巴黎会谈，开始我们也不太理解。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5页。

[9] 关于经毛批准中方主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的情况，参见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1页。另据美方材料记载，中国接受了美国建议的1969年2月20日恢复美中会谈的日期，并且提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共政策灵活性的新证据。见艾尔弗雷德·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968年12月2日（AlfredJenkins to Rostow Memorandum, December

2,1968.）。凡本文直接引用的美国解密档案材料，因原件馆藏号缺失无法注出。笔者存有原档复印件。下同，不另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450-451页。

[11] 参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

[12] 1968年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音译）的谈话，《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7页。

[13] 1967年3月—1971年3月毛泽东在中办、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文电上的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号21，第65-66页。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同时全文转载了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

[14] 总统致亨利·基辛格，1969年2月1日（The President to Henry Kissinger, February1,1969）；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14，亨利·基辛格致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1969年2月5日（Nation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NSSM)14,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of State，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for CentralIntelligence, February 5,1969）。

[15] 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版，第178-179页。

[1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1页。

[17] 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小布朗有限公司（加拿大）1979年版，第173页（Henry Kissinger, White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anada) Limeted, 1979）。

[18]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版，第628页。

[19] 《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白宫岁月》，第170页。

[20] 《人民日报》，1969年3月17日。

[21] 参见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58-160页；1969年6月4日周恩来与中国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的谈话，云水著：《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4页。

[2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86、288-289页。

[23] 《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24] 林彪报告“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仅用一段专谈美帝，而且说其“越来越走下坡路”；专谈“苏修”的篇幅则有七八段之多，并强调其“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另，美国方面对林彪报告的分析理解，见《白宫岁月》，第176页。

[25] 关于多勃雷宁向美国政府通报珍宝岛事件及美国方面的分析情况，参见《白宫岁月》，第172-173页；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26] 参见《白宫岁月》，第266、164页。

[27]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17，亨利·基辛格致国务卿、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9年6月26日（National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17, Henry Kissinger to the Secretary ofState, Defense, DCI, Chairman of JCS, June26,1969）；《大外交》，第667-670页；《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第149-16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349页。

[28] 1969年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等三项任务。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人：毛主席交给你们研究国际形势这个任务，是因为他认为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在毛泽东对调整外交战略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中，陈毅等四帅于7月和9月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恩来。陈毅进而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设想。此后，中国对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动向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01-302页；熊向晖：《历史的脚注——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位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版，第184-20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46、349页。

[29]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6日。

[30] 毛泽东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闻风而动”，相继成立了援越小组，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集中在农业、畜牧、养殖、种植、水利、土壤化验等几类上；数量分别为：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

[31] 参见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等人会谈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56-157页；4月21日周恩来与范雄、黄文泰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32] 从1965年6月开始至1969年3月为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团83个营，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1969年2月，筑路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9月入越）；3月，防空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8月入越。1966年2月至1969年3月，先后派出五批高炮轮战部队共15万余人）；11月，国防工程部队全部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个支队另1个团）；1970年6月，铁道部队撤出（1965年6月入越，总兵力3万余人）。经中越双方协商，在越中国支援部队完成既定任务后，于1970年7月全部撤出越南回国。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1-97页。

[33] 枪（支、挺） 炮（门、具） 枪弹（万发） 炮弹（万发） 坦克（辆） 汽车（辆）

1968年 219899 7087 24792 208.2 18454

1969年 139900 3906 11917 135.7162

资料来源：参见李可、郝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16页。

[34]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538-539页。

[35]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1969年9月1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36]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3月24日、5月5日。

[37]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会谈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63-169页。

[3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39] 参见《人民日报》，1970年5月19日。

[40]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55页。

[41] 参见1971年11月20日周总理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3页。

[42] 参见《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3页。

[43] 基辛格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空洞的声明，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承担什么义务，对尼克松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也避免表态。见《白宫岁月》，第695页。

[44] 参见《白宫岁月》，第695-696页。

[45] 参见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等译：《1945年以来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46] 中美双方联系情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页；《白宫岁月》，第696页。

以坚持对越基本方针促中美和解

（1970.7-1971.12）

这一时期，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由于两国隔绝已20余年，中国方面并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而是认为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解决问题。[1]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方面以坚持对越外交基本方针，重新大规模援助越南，并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来促进美国打破在台湾问题上的僵硬立场，迈出与中国和解的关键一步。

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后，以1970年7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在押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为起点，中美双方重新寻求靠拢，就举行高级会晤问题互致口信。美国并暗示中国美从台湾撤军是与结束越战相关联的，试图引起中国对此问题的关注。[2]此间，中国方面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谈道：我看你们能进行外交斗争，你们做得不错。起初我们有点儿担心你们会上当，现在不担心了。[3]是年，中国对越南主要武器装备的援助与1969年比继续减少。[4]

中美两国向着高层对话阶段前进时，1970年末，美国为迫使越南接受其谈判条件，出动数万美军、西贡军队等武装入侵老挝，同时进攻越南南方所属的9号公路地区，对越南北方进行海空袭击，将战争又一次升级。这次，中国没有中断中美之间的联系，而是采取了务实而不屈从、革命而有限度的更为灵活的步骤。

其一，12月11日，中国在越南政府发表告全国人民号召书的次日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严厉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行动。[5]并于次年3月8日在尼克松通过发表外交政策年度报告重申美国渴望与北京改善关系，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6]后，同越南共同发表联合公报，指出美国的行动不但直接威胁了越南的安全，而且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支援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强调说：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公报还提出，越南人民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并坚信台湾必定会得到解放。[7]这样，既明确向美国做出不惜与美国一战来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警告性回复，又间接向美国重提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以此对美国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在3月3日召开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随后，周恩来访越，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8]

其二，与此同时，中国又注意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1971年2月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挪威驻华大使的谈话中谈到，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并表示特别希望同基辛格会晤，还特意要求他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9]

美国方面注意到了中国方面发出的这个信息，不仅在一个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而且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10]此后不久，毛泽东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4月21日，周恩来适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美方发出邀请，重申中国政府“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11]美国官员也建议尼克松抓住乒乓外交的机遇做文章，把欢迎访华归国的美国乒乓球队同欢迎从越南战场撤回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安排到一起，随机提出总统计划中的撤军比例，以显示其寻求亚洲持久和平的良好形象，并消弭国人的反战情绪。[12]这其实也是想将改善对华关系问题与越战问题相联系，通过美国国内的舆论宣传向中国方面示意美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对北京的期望。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召开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问题，确定了有关台湾问题等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关于越南战争问题，会议报告提出：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报告最后并专门提到中美会谈是否将有碍印支抗美战争和越美和谈，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13]可见，中国领导人在为会谈做准备时，已考虑到要在和谈问题上帮助越方做美国的工作。其后不久，周恩来7月5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时，表示北京现在赞成召开包括非亚洲国家参加的解决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4]这实际表明，中国方面此时设想通过中美高层接触和举行国际会议，来促进越南问题的解决。此点从几天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突出反映出来。只是中国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过于乐观，而且低估了越南方面的抵触情绪。

当7月9日基辛格秘密飞往北京时，根据美国的议程安排，他的使命除了向中国人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外，另一个重要的谈话内容就是越南战争。这样，在一开始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基辛格就特意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告诉中国人，美国准备从台湾撤军，但这是与结束印支战争相关联的；强调说这个战争的结束将加速美中关系的改善，而战争继续下去将会干扰美中关系。[15]试图以此压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谈进程。对此，毛泽东在7月9日当晚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美国应当重新做人。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16]这样，周恩来在次日的会谈中即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唯一的问题。但是，尽管你们现在占着台湾，那里却还没有战争。越南则仍在打仗，在死人，而且每天都有人受伤。为此，如果印支局势不能缓和下来，我们就必须继续援助印支人民，首先是援助越南人民。[17]

会谈中，对基辛格关于美中之间现在已不同与1954年相互敌对时期，而是在良好意愿的基础上、在合作的基点上来解决越南问题的说法，周恩来没有予以否认，但随即强调：美国想要体面地结束战争，其实这么做的最好的途径就是直接撤军，把你们所有的兵力统统撤走，将问题留给印支三国人民自己去解决，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指出：越南人民只有两个前景，第一个是美国撤走它的全部军事力量，第二个就是继续战斗。接着，周恩来便就是以美国推翻西贡现政权为实现和平的条件，还是以越南承认阮文绍政府为美国撤军的条件，这个使和谈陷入僵局的主要问题之一，顺势做基辛格的工作，谈道：西贡政权如果得不到你们的帮助，早就垮台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件事上留一个尾巴，而且不愿意放弃呢？当基辛格解释说，如若不谈判，美国最后也将撤军，但是时间会拖得长一些，阮文绍政府将在美国的支援下得到加强，以此示意西贡在将来越南南北两方一决雌雄的战斗中胜券更大时，周恩来即表明态度：你们计划撤军时要越南人同意保留阮文绍政权或是有其参加的联合政府，同时还要维护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的统治，越柬人民不会接受，他们宁愿打下去。[18]而中国支持印支三国人民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当然，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政权的同时，中国方面也表示了在具体问题上不介入越美谈判的态度。例如对于基辛格想讨论的停火时间、撤军和撤出所有军事基地的期限、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军队也应作为外国军队撤出等问题，周恩来都以不容商量的口吻答复说：我们不能考虑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不是越南人。这是你们同越南人磋商的事儿，而不是与我们来谈有关他们利益的事情。我们不干预。[19]由此实际表明了中国不会帮助美国对越南施加压力的立场。另外，为了避免使河内方面认为中美拿越南问题作交易，在讨论准备发表的基辛格访华公报的内容时，中国方面反对写入美方提出的“这次会谈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产生有益的影响”一句话，[20]并最终被美方所接受。

中国通过中美之间的第一次高层晤谈，一方面亮出了北京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一方面又特意点明中国没有派出一个战士去印支战场打仗；同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提醒说，如果尼克松访华期间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他的访问成果是什么？表示中国方面不是以此为总统这次来华的条件，但是作为访问的成果，中美双方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21]以这种方式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迈出与中国和解的步伐。

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中美双方在10月20-26日的会谈中，讨论了尼克松访华结束时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就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次会晤，虽然仍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更加突出了双方共同的立场——都反对霸权，即苏联的扩张主义；都承诺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22]

中美两次高层接触的结果是，其一，双方在各自的主张中看到了共同点。会谈时，美国表示从越南撤军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则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23]中国不会放弃援越的革命外交方针，为已同美国谈了15年多的台湾问题而牺牲越南的利益。两者虽然初衷不同，但客观上都已把解决美国撤军问题放到了首位。

其二，中国方面看清了美国在阮文绍问题上不会让步，于是，为推动撤军的实现，尽快结束越战，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转而劝说越南方面先解决撤军问题。7月13日，周恩来赴河内通报中美会谈情况时说：越南应利用每一个机会先解决美国撤军问题，而推翻西贡傀儡政权则需要时间。[24]委婉地劝越南领导人不要再坚持搞掉阮文绍。

其三，中美双方互相摸清了各自对苏联威胁的认识，不仅明确了在反对苏联的霸权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事实上还通过讨论印巴冲突时达成的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一致意见，[25]迈出了联合起来间接对抗印度背后的苏联的第一步。美国方面由此基本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担心。中国方面则从基辛格关于美国不要求中国停止援助越南、在军控问题上不会迫于压力提出反对中国的方案，以及准备不断向中国通报关于核问题情况[26]的承诺，增强了坚持援越抗美与寻求中美和解同时进行的信心。

其四，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后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中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使河内更加亲近苏联。[27]的确，越南方面对中美接触的态度，始终是中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消除河内的疑虑，基辛格离京次日周恩来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7月13、14日连续与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情况。只是，当周恩来谈到尼克松访华将讨论越南问题时，越南领导人的反应十分强烈。据黎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即表示：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你们的。你们无权就越南问题说三道四，无权和美国人讨论这件事！[28]随后，北京注意到河内《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影射中美会谈，[29]而且对中美同时发表的关于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保持沉默，直到1971年末才向国人宣布，[30]显示了极为抵触的情绪，但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大局已定，不可能再为越南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针。因此，当11月22日范文同在与毛泽东的会见中要求中国拒绝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回绝了。[31]

面对越南的不满及越苏接近的趋向，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妥善解决转变对美政策中的务实与革命的矛盾问题，更加迫切起来。由此，中国一方面通过周恩来反复对国外新闻界发表的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声明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2]还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33]在11月25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中重申：支援越南和印支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是中国人民不可推诿的国际主义责任。只要美国侵略者一天不停止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干涉，只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神圣的民族权利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并且重新肯定越南方面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两个基本点：美国必须全部和无条件撤走其一切军事力量；必须放弃对阮文绍集团的一切支持和保证。[34]特别是当12月美国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对北纬20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强硬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后，中国方面以外交部12月29日发表的声明作为回复，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外交部18日和26日两次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并再次强调指出：中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和印支各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35]一方面以大规模援越为补偿，通过具体行动表明中国决不会以原则做交易的立场。是年，中国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经济、军事援助协议，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中国该年度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6]这个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此时对援越问题的重视。

劝越美结束战争以促联美抗苏大战略实施

（1972.1-1973.5）

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之间实现了和解。此后至1973年5月双方互设联络处，结束通过秘密渠道进行沟通的方式，建立起正式的直接的联系机构，中美双方一直从实现各自战略构想的大方向上，谋求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但是，越南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仍然希望北京能够影响河内的谈判方针，以助其尽快摆脱战争梦魇。由此，从中国这时对越美方针的变化情况看，此期可以分为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年1月至5月。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抵制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华打苏联牌的念头，突出强调对美方针的原则性，即采取不干预越美和谈的态度，拒绝帮助华盛顿向河内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大规模援越。

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抵达北京。在1月4日同周恩来的会见中，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几点口信，其中有关越南问题的是：美国政府最近决定对北越领土进行空中袭击。美国已经做了种种让步，而越南还在袭击。“对所有这些行为的解释只能是，河内努力要侮辱美国，而这种侮辱是任何大国都不能接受的。”口信还特意将越战与苏联对华威胁联系到一起，说“我们的结论只能是：东南亚战争的继续进行只能给莫斯科提供机会，使它得以加强它在河内的影响，从而发展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计划。”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能力必须得到维护。”这个意见实际是在曲折地施加压力，以使中国能敦促越南对和谈条件做出让步。对此，周恩来当时即表示：苏联插手南亚次大陆和印支问题是由于中美要接近。中国已准备承担这个后果，并不感到有什么意外。[37]

对于美国向中国打苏联牌的意向，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指出：“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并肯定《对美方口信的答复》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这些美国人啊，“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在毛泽东看来，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38]对抗苏联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更不能为此放弃对印支人民承担的义务。此后，周恩来在第二次会晤黑格时即回复说：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对北越大肆轰炸，越南是受害者，中国当然支持。事实上不是河内侮辱美国，而是美国侮辱了河内。大国可以任意侵略小国，小国进行自卫却成了“侮辱”，这是什么逻辑？美国这种政策不仅动摇不了越南决战决胜的意志，而且为美国自己撤军和谋求释俘制造了障碍，也给总统的访华带来了不利因素。关于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问题，中国认为，任何国家绝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中国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由此，向美国方面明确表明了中国不会在外交战略的调整中牺牲越南利益，以及尼克松不能以保护者的姿态来中国的态度。不过，周恩来同时也表示，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做出自己的努力。中美双方总要向远处看，中美关系总要走向正常化。[39]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并与苏联和中国联系，说明美国的让步已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做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措辞尖锐地致函指责美国想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去，表示中国不了解越美和谈内情，中国自己也没有就越南问题对美国做出过任何许诺。[40]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乔冠华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讨论越南问题时，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说：最紧迫的是印支问题，如果印支战争不停下来，中国只有援助他们。“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利，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利。”而毛泽东则在会见尼克松时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41]以此进一步示意：中美双方目前只有一个敌人，即苏联，为对抗共同的敌人，两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对于中国不向河内施加压力、不干预谈判的立场，美国方面虽然有些失望，但只要北京采取不卷入的姿态，而非重新鼓励河内穷追猛打，他们就满意了。基辛格并且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却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击退越方攻势的威胁性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北京毕竟迂回表述了不会武装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国政策的延伸的意向。这种克制态度使华盛顿认为：我们是互相了解的；越南战争不会影响我们关系的改善。[42]

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双方在台湾问题和共同反霸问题上正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为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后，周恩来于3月初再次亲往河内通报情况时，一面首先追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错误看法说，“关于越美和谈问题，当时曾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后来毛主席作了肯定”；一面表示：“如果印支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无法实现的。”[43]以此既迂回地表明了中美关系打开后，北京希望巴黎谈判能够谈出成果的态度，又以自我批评的姿态，以及中方在中美和解与援越抗美的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安抚了越南领导人。只是在河内看来，中国与美国结束敌对状态，即如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因此，黎笋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们会谈过了，不久，他们就要更猛烈地进攻我们了。”[44]中越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3月底，越南军队在越南南方战场发起全面进攻后，尼克松政府一方面采取报复行动，大规模恢复对越南北方的空中轰炸和海上布雷，一方面向苏联和中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苏中两国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面对美国的压力和越南的离异倾向，中国方面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问题的立场。4月3日，基辛格秘密致函中国，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提醒说，美国在印支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北方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于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45]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表态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46]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越南外交部部长、出席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会谈时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越南以帮助。随后，余秋里即在国家计委、军委工办18-25日召开的全国援越任务动员会上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中越双方在5月至8月的几个月中频繁进行会谈，商议和解决了一系列援越的具体问题。[47]中国政府并决定再次派出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根据中越两军总参谋部达成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于5月开始派出汽车运输部队、海上扫雷部队等，入越执行援助任务。[48]正是在中国的帮助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越南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了近一倍。越方与中方谈判援助问题的代表、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即曾表示：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49]

不过，中美双方对共同利益的确定和重视，使得中国在越南问题上强硬的政治立场和军事行为已不会再破坏大门已开的两国关系。尼克松4月18日在白宫接见访美的中国乒乓球队时即表示：尽管河内发动攻势，美国以轰炸北越进行还击，但是，美中关系仍在沿着恢复邦交的轨道前进。[50]

第二阶段，1972年6月至1973年5月。此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由于美苏于5月份签署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使中国认为，美苏有接近的趋向，其将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另外，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关键是台湾问题，而解决之的先决条件是越南问题，这已是北京和华盛顿双方都坚持的一个基点，因此，中国希望美军及早撤出越南，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中国联美抗苏的既定战略目标。而且，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的结束实际将更有利于越南以后统一南北两方的军事行动。这样，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一方面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野蛮军事行为，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为越南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基础，一方面积极劝告越南和压美国适时结束战争，同时继续保持中美之间的接触。

1972年6月19-23日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时，虽然在寻求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帮助上面依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实质性进展，却感觉到中国方面对实现越美停火的兴趣更大了。[51]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已有所不同。美苏5月最高级会谈之前，周恩来还向河内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并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52]此后，中国则开始示意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在会见春水和李班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几天后，他即建议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还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53]当范文同8月份来中国云南昆明休假时，周恩来专程前往探望，就越美谈判问题交换看法，随即又派人去向范文同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关于越美谈判，军事和政治问题不能分开解决，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交换战俘。成立联合政府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需要时间，谈不成再打，估计美军不可能再回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是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周恩来并于8月18日在京会见了黎德寿。[54]在河内放弃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对越南领导人强调谈判的正确性，明显具有提醒越方恢复谈判的意思。鉴于越南始终坚持以美国撤换阮文绍为停战的条件之一，周恩来的建议和毛泽东的意见，实际已表明北京不赞成河内继续在这一政治主张上僵持下去。毛泽东还进而明确了这种提议的策略性理由，即先“送神”，再休整军队，然后于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一举完成统一大业。[55]此后，8月下旬，黎德寿在巴黎提交了关于谈判问题的新的建议，主张联合政府的建立将既包括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也包括阮文绍政权。这是河内首次表示接受西贡政权。越南领导人并对此做出解释说，美国人一撤走，阮文绍将更容易对付。[56]越南方面的这种转变，显然表明中国方面的影响是起了作用的。

与此同时，为了加速向各自的外交战略目标靠近，美国方面竭力驱散美苏首脑会谈给美中关系投下的阴影，并请北京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中国则在劝说河内之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8月4日，基辛格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时，针对北京关于美苏签署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悖《上海公报》反霸条款的指责，以及对美苏重新接近的警觉，特意指出：美国将抵制莫斯科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的企图。表示希望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这样，说对中国的攻击牵涉到美国利益就更有说服力。强调美国这届政府把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北京所说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保证美国不会参加任何孤立或针对中国的协议。[57]以此继续突出美中的共同利益，打消中国方面的顾虑。此后，基辛格又在10月份向黄华表述了请中国对越南施加影响，劝其以明智态度恢复谈判的意见。而中国方面则乘势于10月25日巴黎和谈恢复以后，由黄华带信给美方，明确责备西贡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11月13日基辛格宴请乔冠华时重提让北京说服河内让步的问题，乔冠华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58]

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国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也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尼克松决定对越南做最后一击，在从12月18日开始的12天里，出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中力量，轰炸河内、海防和北越全境。越南方面难以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同意重新与美会谈。中国方面这时也不能容忍在越南问题上再出现反复了，于是劝告即将赴巴黎谈判的越方代表促进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巴黎和谈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时隔一天，周恩来也劝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的是要谈成。并在翌年1月3日再次示意黎德寿战争结束已不会影响越南下一步的统一问题，指出：“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59]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中美双方都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2月初，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包括4架飞机等装备在内的8套惯性制导系统。[60]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应该是中美之间在军事上初步合作的开始。不久，基辛格于2月15日第五次访华，再次向中国领导人强调双方所面对的共同威胁；毛泽东则在会见他时特别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第一次明确向美方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61]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5月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和北京互设联络处，两国共同朝着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此时中越关系却逐渐走入低谷。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以及中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下，河内衡量与北京和与莫斯科关系的天平逐渐向苏联方面倾斜，中越之间的裂痕加深。越南最终还是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1] 参见1971年8月5日周总理同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52页。

[2] 1970年7-12月中美联系情况，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0-351页；《白宫岁月》，第697-703页。

[3] 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78页。

[4] 1970年援助枪（支、挺）101800、炮（门、具）2212、枪弹（万发）2901、炮弹（万发）39.7、坦克（辆）无、汽车（辆）无。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49页。

[6] 黑格将军致汤姆·查尔斯·休斯顿备忘录，1971年2月25日（General Haig to Tom Charles HustonMemorandum, February 25,1971）。

[7] 《人民日报》，1971年3月11日。

[8] 1971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在河内市人民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9页。

[9] 《白宫岁月》，第706页。

[10] 参见《白宫岁月》，第706-707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3页。

[12] 约翰·A·斯卡利致德怀特·蔡平备忘录，1971年4月12日（John A. Scali to Dwight ChapinMemorandum, April 12, 1971）。

[13] 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14] 一年多以前，中国方面曾坚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类似建议。参见翟强著：《中国与越南战争，1950-1975》第197-19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7页。

[15]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第20、25页。

2001年6月初上海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联合举行了“中美苏关系演变和冷战的转型”学术研讨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主任奥斯特曼先生与会并特意提供了美国最新解密的1971年7月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等档案材料复印件，这对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16] 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17]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下午12:10-晚11:20，第13、25页。

[18]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 –晚11:20，第28、29、19、32、33页。

[19]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第34页；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下午12:10-晚11:20，第22-23、25页。

[20]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1日凌晨12：00-1：40；上午9：50—10：35，第2页。

[21] 参见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9日下午4:35-晚11:20，第24页；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下午12:10-晚11:20，第5页。

[22] 参见《白宫岁月》，第783页。

[23] 1971年8月外交部在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中阐明中国的对美方针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页。

[24] 来自越方的消息。见S·T·鲍尔著：《冷战：国际史，1947-1991》，格拉斯哥大学现代史讲义，纽约、伦敦1998年版，第140页（S.T.

Ball，The Cold War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1947-1991，Lecturer inModern History，University of Glasgow，N.Y., London 1998.）。

[25]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1日凌晨12：00-1：40；上午9：50—10：35，第17页。

[26] 会谈备忘录，1971年7月10日下午12:10-晚11:20，第26、29页。

[27] 参见威廉·伯尔编：《基辛格文件》，纽约1998年版，第41页（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Transcripts,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8.）。

[28] 《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2001年秋冬号，第280页（ComradeB: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CWIHP,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Winter 2001.）。

另据中方材料，越南领导人听到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将于明年初访问中国，感到十分惊奇，但并未表示反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4页。

[29] 对于《人民报》影射中美会谈的社论，周恩来7月20日批示张春桥和姚文元说：“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30] 参见翟强前引书，第197页。

[31] 参见赫什1979年8月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Nguyen CoThach（其人1971年11月曾随范文同访问北京）的记录，转引自翟强前引书，第198页。

[32] 参见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外交部编：《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对外政策》，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48、52-54页。

[33] 11月20-27日范文同率团访华。《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范文同的大幅照片，并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访，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参见当时《人民日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

[34] 《人民日报》，1971年11月27日。

[35] 《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0日。

[36]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1971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43100、炮（门、具）7898、枪弹（万发）5719、炮弹（万发）189.9、坦克（辆）80、舰船（艘）24、飞机（架）4、汽车（辆）4011。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37]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38] 参见魏史言前引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8-79页。

[39] 参见魏史言前引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9-8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59-360页。

[40] 参见《白宫岁月》，第1102-1103、1052、1104页。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4页；《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

[42] 参见《白宫岁月》，第1052、1086、1073、1087页。

[43] 参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38-139页。

[44] 参见《出使七国纪实》，第138页；前引B同志文。

[45] 参见《白宫岁月》，第1113-1115、1118-1119、1123页。

[4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工作报告》第22期，第181-182页。

[47] 参见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会见春水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2-10页；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关于此阶段援助情况，详见沈志华、李丹慧：《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8-110页。

[48] 参见曲爱国前引文，《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01页。

[49] 参见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著、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人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3-79页。另据苏联方面估计，1972年中国对越援助额为5亿美元。参见苏联外交部备忘录：“越中关系”，1973年7月4日。转引自盖杜克著：《苏联与越南战争》，芝加哥1996年版，第231页（Ilya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1996.）。是年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为：枪（支、挺）189000、炮（门、具）9238、枪弹（万发）4000、炮弹（万发）221、坦克（辆）220、舰船（艘）71、飞机（架）14、汽车（辆）8758。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50] 参见翟强前引书，第203页。

[51] 参见《白宫岁月》，第1304页；《信赖》，第296-297页。

[52] 参见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36页。

[5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4页；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谈话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82-184页。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6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下卷，第642页。

[55] 如前所述，周恩来在一年前的7月13日即曾向越方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只是当时态度尚不够明朗，而且为了消弭河内对中美高层对话的抵触情绪，中方迅即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说服越南的打算。

[56] 翟强前引书，第204、263页。

[57] 参见威廉·伯尔前引书，第70-73页。

[58] 参见《白宫岁月》，第1396、1403、1413页。

[59] 1972年12月2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谈话记录，《工作报告》第22期，第185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571页。

[60] 亨利·基辛格致国务卿、国防部、商业部备忘录，1973年2月6日（NSDM 204, Henry Kissinger toSecretary of State, Defense, Commerce Memorandum, February6,1973.）。此份档案1994年5月解密，但其中一些涉及武器装备的内容，如飞机型号、装备的技术标准或水平等等，均予删除。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367页。

结 语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面对苏联的威胁，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现实基础。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越战暂时降级，则为中美接触提供了机会。中国适时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的大棋局，既走出了转变对美政策的务实的一步，又不放弃援越抗美的革命步调，具体而言就是，始终把握住了坚持既定援越的立场、绝不拿原则作交易的中美关系调整的界限，并由此取得了以小国关系带动大国关系发展的效果。

在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中，虽然苏联因素是首要的，并且是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此期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在解决务实与革命两种外交方针的矛盾中，越南问题也是中国在调整对美政策期间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中国虽然为了避免破坏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为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而采取激烈的措施，但是也没有如某些越南领导人所认为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有时可能会牺牲小国并压垮它”[1]那样损害越南这个盟友的利益。实际上，1971-1973年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经济、军事援助协定的金额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2]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勃列日涅夫政府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将安全利益放在首位，重视维护与中国在反对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以及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对北京支持和援助河内的立场及行为表示了谅解。中美和解的进程没有因越战问题而遭到破坏。

就此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言，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反帝及世界革命的一面旗帜，援越抗美即是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具体体现；另外，真心实意地援助越南，也是对苏联修正主义叛卖行径的有力反击。事实上，在中美两国寻求缓和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始终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尼克松和他的谋士们改变对华政策并不是因为对中国有什么好感，而是其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持自己既得利益和霸权地位的目的使然。推迟世界大战，促进世界人民革命，实际依旧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这种务实与革命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3]由此，支持越南抗战和取得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援越的方针、目标也是贯彻始终的。越战结束后，中国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完成统一事业。[4]尽管1973年6月中国方面没有同意越方提出的1974年援助80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但是该年一年的援助总额仍然达到了25亿元人民币，其中还包括1.3亿美元的现汇。[5]1975年春，越南南方解放，越南继抗美救国战争之后，又赢得了民族统一战争的胜利。

而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此期中国在对美苏和对苏越两个三角外交中政策的定位和变化，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从大的趋向上看，中国外交方针的侧重点这时已开始了由革命向务实的转变。因此，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虽然实现了自己打开与美关系的基本目标，看到了联美抗苏的前景，却未能继续保持住同越南的友好关系，并且还不得不在排除了美国的威胁之后，面对来自南方的苏越联盟的新的挑战。

第二，大国、强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冷战格局构成的主要因素，但小国、弱国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在两个大球对抗的天平中，小球的滚动方向往往会使力量对比发生重要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变化。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后开始联合对抗苏联，越南则同苏联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中国。

第三，在亚洲冷战的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

第四，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50年代的亚洲冷战中，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始终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进入60年代，中苏同盟的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及至70年代初，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而中美联合对苏，美苏重新站在冷战的第一线，则使国际冷战格局出现了继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二次转型。

[1] 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转引自翟强前引书，第201页。

[2] 参见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第51页。

[3] 参见1972年3月23日乔冠华：《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号77，第112—114、117页。

[4] 此期中国援越部分主要武器装备物资情况如下：

枪（支、挺） 炮（门、具） 枪弹（万发） 炮弹（万发） 坦克（辆） 舰船（艘） 飞机（架） 汽车（辆）

1973年 233500 9912 4000 221 1205 36 1210

1974年 164500 6406 3000 139 806 506

1975年 141800 4880 2006 96.520

资料来源：《“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416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5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8页。

 第13篇 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等问题的谈话[1]

 毛泽东与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宋西的谈话1964年9月4日，北京[2]

毛泽东：……你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你们是在前线，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前线。你们学会了走群众路线，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同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和群众一样。要跟群众交朋友，首先就要同他们的精神一样。然后就是穿衣服一样，他们穿什么衣服，你们也穿什么衣服。吃饭要一样，他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你们还要同他们一起劳动。不然，他们要怕你们的。你们是知识分子，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就搞不清。如果你们是他们的朋友，你们穿衣、吃饭、住房子、劳动就得同他们一样，有一两个月就熟悉了。你们这样就可以团结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

我不是单讲你们文工团，军队也一样。你们能做到，帝国主义就不能。反对派尽是剥削群众的，压迫群众的。你们的军队要作战，也要做群众工作。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我们搞了几十年，订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各干各的就不行。你们文工团有组织纪律吗？听指挥吗？

连贯：他们的纪律很好。

毛泽东：没有纪律，文工团就搞不好嘛！第二条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军队该怎么办？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你们不能到工人、农民那里去要哇。除了向敌人要以外，我们的政府还要收一点税，收点粮食税，收点商业税。不收点税我们就没法生存。收来后一部分归军队，不部分还要归老百姓，给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党，是工人、农民的政府，是工人、农民的军队。……

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也犯过几次错误。比如右倾错误就犯了两次，左倾错误犯了三次。你们好，你们没有犯我们犯过的错误。

宋西：因为我们吸取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的经验，所以就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毛泽东：犯错误的时候，重要的是看犯什么错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损失就大。比如1927年，我们党犯过大错误，损失很大，5万党员剩下不到1万了。要纠正错误，就是拿起枪来打仗，这样我们就有活路了。我们开辟了几块根据地，拥有了30万军队。但是这个时候头脑发昏了，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丢了。我们开始万里长征。当我们到达北方时，30万军队就剩下两万多，这个时候就舒服了。为什么舒服了？就是犯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了。我们用说服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也没有丢掉。最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你们到中国来时，看到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错误你们也要看到。不了解我们的错误，对你们不利。我们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15年，我们的文化界还是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有，电影界也有。现在我们又开始整风了，他们受不了了。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

毛泽东：……你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以为是小国。小国又怎么样啊？小国同样出英雄。你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叫什么名字吗？

宋西：艾地。

毛泽东：是这个同志。我曾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他是苏门答腊西南一个小岛上的人，是个少数民族。你说，地方那么小，为什么能当印尼党的主席啊？他对我说，你不要看我们的地方小啊，印尼的语言是以他那个地方为标准的，那是印尼共产党最活跃的地方。马克思就是少数民族，他是个犹太人。耶稣也是个犹太人。过去犹太人就是个少数民族。中国的孔夫子住在鲁国，也只有几十万人。他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校，但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他到各国去找工作，人家也不理睬他。他没有办法，就只好流浪。他宣传封建道德，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效力。那时候人人都说他是个圣人。[3]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是我们没有抓紧。

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创立的苏联，四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15年，将来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

请你们回去向你们党中央转达，我们是有希望的。赫鲁晓夫不是个好人，但他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认识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他不仅帮了中国人的忙，也帮了你们的忙，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忙。世界上有三种坏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第二种是修正主义，第三种是各国反对派。

毛泽东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

1964年9月28日，北京[4]

毛泽东：美国在8月5日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基地，你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超过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如你们，他们跟美国人交朋友，讲友好，你们跟美国人作斗争，只有作斗争才能生存。要作斗争，就要依靠广大的人民。同美国人讲团结，怕美国的人，最后是要吃亏的。

……我们同英国建立半外交关系，他们第一次要求交换大使，由代办处升为大使馆，我们不赞成，就是因为两件事情：一是，他们说台湾的地位还没有确定，一是他们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

美国人净做些蠢事。大约要过几年、十年，他们不能不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联合国，现在倒不一定能做到，但是，你们可以说要马上赶走，实际上可能还要经过几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和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在那些年里，我们和蒋介石打了14年，和日本打了8年，在北朝鲜和美国人打了3年。

美国军队是可以打败的。开头，我们的干部战士有20%的人有信心打败美国人，另外有20%的人不愿意过江去打，说美国人打不得，美国人可了不起。60%的人是中间派，去打可以，不去打也可以，结果都去了。

西哈努克：他们在那里时，百分之百的人打得好。

毛泽东：相当不错，但是也犯了一些错误，因为指挥的将军政治上是落后的，这就是彭德怀。为什么派他去，不派别人去呢?因为那时候他的身体健康，又是元帅，别的元帅身体有病，身体不如他。大体上打得不错。如果是一个更高明的将军去领导，还可以打的高明些。打仗，重要的是准备。一旦你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来了。如果他来，就能很容易地解决他。

……

我28岁才学马克思主义，28岁以前学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我相信过康德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28岁以后，以前也不会学，是俄国人教的，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教的。1917年以前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不知道。那时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卢梭和穆勒，中国方面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孔夫子、孟夫子等等，还有资本主义的东西。

上次说请亲王看一本书，就是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的一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际。

西哈努克：是的，我已经读了那本书。

毛泽东：如有兴趣还可以看一本，叫《共产党宣》，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本书。

西哈努克：我知道这本书。

毛泽东：知道这个东西，不过要是不下决心不行，要站在大多数人们的方面，这有点困难。我那时就有这个困难，我就是这样转过去的，后来转到学打仗。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打仗没有学过，也没有教过。我的老师是蒋介石，因为他杀人了，他一杀人，我就学，一学就学了十年，也差不多了。后来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又合作了，那是1937年。(毛泽东问王光美：那时有你了没有?王光美答：有了。)我们和日本人打了八年。日本人一走，蒋委员长又打我们。打走了蒋介石，美国人又做我们的老师，他的兵到了我国边境鸭绿江边，我们的兵出去打了三年才讲和。

现在美国同我们是对头，但是又在谈判，在华沙谈了九年。过去是一星期谈一次，半个月谈一次，一个月谈一次，现在是两三个月谈一次，谈的还是那些老话。我们的第一句话是，美国把第七舰队撤走，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你别管。他不干，他要求释放几个在我们牢狱里的美国犯人，要求派记者来。我们说不行，犯罪的特务不能放，要按中国的法律办理。新闻记者一个也不让来。美国首先把队伍撤走，我们宣布，我们的领海是12海里，他不承认，他故意来侵犯。我们警告，也不打。现在已警告三百多次，准备警告三千多次。

毛泽东与范文同[5]、黄文欢[6]的谈话

1964年10月5日晚7：00-7：50，北京[7]

毛泽东：黎笋同志[8]说，你们打算派去一个师，可能现在还没有派，何时派，要看时机。[9]美国打不打北方，现在还没定，现在单单南越还解决不了，打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美国说了许多吓人的话，又说要追击，要追击到你们国家之内，还要追击到我们国内，要打我们的空军。我看这个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大打，我们的空军不要去打他们的军舰，不去打他们的军舰，就不发生追击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美国的心里有鬼。

范文同：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美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扩大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们考虑，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之内，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战胜敌人，力争不让美帝把南越的战争变成为局部战争，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北越。我们必须采取很巧妙的做法，不要去惹他。我们中央政治局曾就此做出决定，今天向毛主席报告。我们认为，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毛泽东：可以。

范文同：如果美国发动局部战争，我们就要打，而且要打胜。

毛泽东：可以打胜。南越有几十万军队，你们能够打他，消灭他一半，直到全部消灭他，都有可能。美国不可能派很多兵到南越，他共有18个师，国内一半，9个师，国外9个，这指的是陆军。在国外，欧洲一半，太平洋亚洲一半，亚洲不到一半，3个师，其中南朝鲜一个，夏威夷一个，另外有一个整师，或是不到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在日本冲绳。现在在南越的美国军队都是海军系统的，是海军系统的一些部队。不过，在海军方面，西太平洋的比欧洲的多。在地中海有第六舰队，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檀香山和你们那里，是第七舰队。现在有四艘航空母舰在你们附近，但是8月2日，他们被你们吓跑了。

……

毛泽东：至于美国冒险把战争扩大到北方的问题，如何打法，我和黎笋同志谈过。当然，沿海要建工事，最好先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们打不进来。第二，如果美国决心打进来，也可以打进来，你们打法要注意，不要用主力跟他拼，把主力留着。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范文同：黎笋同志已经把毛主席的意见向我们中央作了报告。我们曾把南北越问题通盘作了讨论，与毛主席的意见一致，南越要打，北越要做好准备，但要慎重。

毛泽东：我们的意见一致。人们说我们好战，其实，我们是谨慎的。但这句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

毛泽东：你们把他们打的越彻底，他们就越觉得舒服。比如，你们打败了法国，他们就转而愿意和你们谈判。阿尔及利亚狠狠打击了法国，法国就变得愿意同阿尔及利亚实现和平。这就证明，你们把他们打得越狠，他们就越舒服。

……

毛泽东：不是说，请你们到联合国安理会去吗?

周恩来：这是秘密的，是通过吴丹[10]提出的。

毛泽东：吴丹通过谁?

范文同：通过苏联。

毛泽东：通过苏联拉皮条。

范文同：据苏联驻越南大使说，一方面见吴丹，一方面见腊斯克。

毛泽东：谈一谈也有好处，你们已经有谈判的资格了。谈成谈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取得了谈判的资格，我们正在和美国谈判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地点在华沙，已经谈了9年了。

周恩来：已经谈了120多次。

毛泽东：还要继续谈下去。在日内瓦会谈时，有一次，他不想谈了，把他的代表撤回了，留下了一个负责通讯联络的人。我们整了他一下，去了一封信，叫他们派代表来谈，给他限定时间，后来他还是来了。不过，他不按我们规定的时间，晚了几天，说我们是最后通牒。那时，我们内部也有人说，不必限定时间了，限定时间就是最后通牒。也不必说那些厉害的话，不来，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做了，而且美国人也来了。

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与黎笋、阮维桢的谈话1966年4月13日，北京

邓小平：你们既说了顺利，又讲了实际情况，那么，你们还怕什么？为什么你们害怕惹恼苏联？那中国呢？我要坦率的告诉你们我现在的感觉：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你们并没有告诉我们。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参加毛泽东同志与黎笋同志北戴河会谈的中国官员——在越南问题上“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毛泽东同志是有远见的。

黎 笋：你们现在又谈到这件事，我清楚了。当时，由于翻译得太差，我没听明白毛泽东同志说的话。

邓小平：我们理解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即周恩来同志、我和其他人的批评。这当然不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就不尽他最大的努力帮助越南了。你们全都清楚，我们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了你们提出的所有的要求。现在看起来，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远见的。近年来，我们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我们的过分热心确实已引起越南同志的猜疑了吗？现在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里。除了铁路建筑和东北地区的军事工程是我们提出的项目外，我们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此外，我们还讨论了战争爆发时参战的可能性。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你们怀疑我们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任何外交辞令。如果说我们犯了一个引起你们猜疑的错误，那么这表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有远见的。

另外，目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名声不好：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中国是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希望你们遇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你们在前线，我们在后方，我们要尽力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不应该太过热心了。

东北岛屿的建筑工程已经完成了。我们双方经讨论决定，沿岸的建筑工程将由我们的军队承接。最近文进勇同志[11]建议，东北的建筑工程完成后，让我们的军队帮助你们建设中央三角洲地区的火炮点。我们还没有答复。现在我提一个问题请你们考虑：你们是需要我们的军队干这个，还是不需要？

周恩来：（这个建议是）在靠近苏联导弹基地的地方修建45个火炮点。

邓小平：我们不知道派10万人去越南，对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就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完成任务后立即回国更好一些。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任何不良企图，可是结果却不是我们双方想要的。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事，我认为不是偶然的：一艘要到鸿基加煤的中国船被禁止进港，它不得不在海岸边滞留了4天，上岸打电话的要求也遭到拒绝。这艘船是在执行一项贸易协定的任务，不是战舰。

黎 笋：我们不知道此事。

邓小平：我们外交部送给你们一个备忘录，但是越南政府还没有给予答复。过去10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周恩来：甚至连中国船只提出的进港躲避美国飞机、补充新鲜水和打电话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后来，我们一名主管外贸的干部不得不几次去与港口当局商谈，这艘船才得以进港。CAMPHA

的负责人甚至说：这是我们的主权，你们只有在获得允许时才能进来。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说，所有的越南船只和飞机，如果遇到美国飞机的追击，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入中国的港口和机场。

邓小平：现在，我要谈谈我们两党、两国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目前在你们国家的10万中国军人中，有些人可能犯了错误，而你们方面有一些人要利用这类事情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制造分裂。我们应该直言相告，现在，我们的关系不仅是蒙上了阴影，而且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这不只是由于我们对苏联援助的评判问题，你们是在怀疑中国帮助越南有自己的企图吧？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帮助，希望能直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在国内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

黎 笋：我愿意表示一些意见。困难在于我们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根据我党的经验，要使不同的意见达到一致，需要时间。

我们不公开谈咱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因此，我们既不问苏联是否会出卖越南，也不说苏联在援越物资运输的问题上诋毁中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么说，问题将会更复杂。这是我们的处境造成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定苏联。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而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关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我们非常清楚，并且毫不担心。现在有10万多中国军人在越南，不过对我们而言，无论何时，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5万多人是必须的。这是来自于一个兄弟国家的援助。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帮助我们。我曾与赫鲁晓夫争论过同样的问题。赫鲁晓夫说越南支持中国拥有原子弹，以使中国能够攻击苏联。我说这不是事实，中国决不会进攻苏联。

今天我要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涉及到越中关系时。在我们抗法战争期间，如果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越南的革命也将难于成功。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援助是最直接的和最广泛的。

如你所说的，每个民族都应当保卫他们自己，但他们也需要依赖国际援助。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认为你们的热心是一种伤害。而且与此相反，你们越热心，对我们就越有利。你们的热情帮助有助于我们保护两三百万人的生命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高度评价你们的热心。像越南这样的小国家，非常需要国际援助。这种援助可以使我们少流许多血。

越中关系不仅在抗美战争时期，而且到将来也要继续发展下去。即便中国不再大量援助我们，我们仍然要保持与中国的紧密关系，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保证。

对于苏联，我们仍将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如果苏联接受我们的批评的话，我们还会批评他们。

在我们两党的关系中，一致的地方越多越好，一致的地方越少，我们就越担心。我们不只是关心你们的援助，而且还关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两国的关系。我们党中央一直在考虑如何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关于中国船难于进入越南港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13万军人在我们国家我们都不担心，怎么会担心一只船呢？这是港口负责人的错误，此人很可能是一个挑拨分子，或者是受到其他内奸的利用而犯了这个错误。这是个人的错误，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决不会改变。

我们认为，在你们面前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我们应该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我们将继续进行反美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依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精神，越南南方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就是推迟个三四十年也没关系。

我还愿意再谈一些我个人的意见。目前，世界上，不只是在西欧，而且还在东欧和苏联，有一个强大的改良主义主义运动。许多民族主义国家不是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就是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的。因此我认为，一些像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当与这些改良主义国家打交道，批评他们，同时，与他们合作，而后指引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反革命，这便是我们之所以要批评他们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反帝，这又是我们能够与他们合作的原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你们做过同样的事情，毛泽东同志与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国在高举革命旗帜的同时，应当同改良主义国家合作，以帮助他们进行革命。这是我们的看法，也是我们的路线，它未必就正确，但却是出自于我们对革命的真诚信奉。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如你们所说的，在一个党里甚至都会有左、中、右三派，更何况是在一场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呢。

由看法的不同而带来的困难，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得到解决。为了达到认识上的一致，我们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联系。

我们并不担心中国正在试图控制越南，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倒真的要担忧了。我们相信，中国同志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宗旨来帮助我们的。

……

邓小平：关于“热心”的问题，请对毛泽东同志的话有更多的理解，它与我们两国之间，以及同志之间的关系不够坦率的事实有关。

[1] 本谈话记录由李丹慧、杜蒲选译自 Odd Arne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onnesson,Nguyen Vu Tung and James G.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22, May 1998,Washington D. C.. 其中部分谈话记录由李丹慧根据中方记录进行了校订，并将比较重要的不一致处注出。

[2] 据中方记录，此次接见时间为：1964年9月4日下午2时30分至4时15分。地点：湖北武汉。参加人有，老方：团长宋西·德沙坎布、副团长巴色·西沙诺及文工团主要演员；中方：连贯、曹瑛、周而复。

[3]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这里的原话为：他是宣传奴隶主阶级的道德，那时候人人都说他是个圣人。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

[4] 据中方记录，此次会谈时间为：1964年9月28日下午6时至晚8时。地点：人大会堂。参加人有，柬方：西哈努克夫人、宾努、蒙达那亲王、努呼和夫人、恩蒙、西里克·玛塔克、杨森安、张岗；中方：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王光美、章汉夫、陈叔亮、姚广、戴平。

[5] 范文同（1906-），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后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

[6] 黄文欢（1905-1994），1960-1976年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7年任越南驻华大使。1969年胡志明去世后，黄的影响日益减少，1979年叛逃中国，1986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沧海一粟》。

[7] 据中方记录，此次会谈的地点：人大会堂。参加人有，越方：潘英、陈子平；中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李富春、罗贵波。

[8] 黎笋（1908-1986），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南方分局书记，曾写信给越劳党领导人反对1954年日内瓦协议。1956年起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副书记，1957-1959年是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1960年起一直担任越劳党中央第一书记。

[9] 东京湾事件之后不久，1964年8月13日黎笋即访问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两位领导人交换了有关两次事件的情报。黎笋向毛泽东证实说，8月2日的第一次事件是由越方指挥员现场决定的结果。毛泽东则告诉黎笋，根据北京方面得到的情报，8月4日的第二次事件“不是美国人的有意进攻”，而是由“美国人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所致。至于说到战争将扩大到北越的前景，毛泽东认为：“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黎笋说：“中国的帮助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苏修拿我们做交易，这是很清楚的。”

[10] 吴丹（1909-1974），缅甸外交官，1961年11月任联合国代理秘书长。1962-1971年连任三届联合国秘书长。

[11] 文进勇（1917-），越南民主共和国仅次于武元甲的军事领导人。1953-1978年任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1972-1986年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以后退休。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7年4月10日，北京

周恩来：……关于海上运输问题，达成的协议限额是每月运1万吨。现在，他们想增加到3万吨。不过，他们没有提到具体货物。所以我们不想用含糊方式作出回答。……关于新的苏联军用物品，苏联应该首先通报越方，越方要考虑自己的设施是否可用和有效。这意味着你们不可能全部接收。然后，你们通知我们（数量）。最后，我们要检查。如果一切无误，我们将增加限额。

现在，海防港还没有被封锁。所以，还没有考虑使用中国港口的问题。苏联方面曾说过美国不会攻击苏联船只。当然，假如海防港被封锁了，越南没有其他港口可用，到越南的外国船只就不得不经由中国港口。我们对这种情况有过一个协议。但就苏联对越援助使用中国港口来说，我们将考虑实际情况和环境，然后再就达成另一个协议进行谈判。苏联想使用中国港口，不仅仅是为了运输援越物资，还有其他更复杂的目的。

……

周恩来：还有另一个战线，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对法国的依赖就如老挝和南越对美国的依赖一样。西哈努克有时生气就骂我们，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争取他的同情，但同时，我们要了解他的本质。关系是这样的：因为法国不会放弃柬埔寨，后者也不会放弃我们。如果柬埔寨放弃我们，就将与南越联合政府——亲法国的派别应邀加入这个政府——发生矛盾。如果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法国在远东的影响就会缩小，进而削弱法国在与美国关系问题上的影响力。美国在柬埔寨开辟另一条战线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给柬埔寨施加压力能让其同意我们的政策。最近，澳大利亚首相访问了柬埔寨，他问西哈努克是否帮助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西哈努克没有完全拒绝（这一点），他说，他在运输方面帮了一点儿忙。我认识西哈努克有十几年时间了，他比苏加诺聪明。苏加诺大概害怕群众运动，可西哈努克不怕。

赢得西哈努克同情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考虑到封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雨季的物资运输不能仅限于这一年，还应该包括下一年的需要。我们应该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

武元甲：现在，美国想利用柬埔寨的亲美势力搞破坏，发动政变。你对此怎么看？

周恩来：我们不能排除政变的可能性。西哈努克为了掌权把各种势力都纳入麾下，在这一点上与苏加诺相似。不过，他不像奈温[1]，奈温掌握着军队。但同时，奈温在缅甸也愈益遭到许多派别的批评，因此越来越不受欢迎。我曾与他就统治策略问题谈过几次，劝他少树敌。我通过吴丹知道，美国认为他是可以接受的，英国和法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他。他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着关系。

范文同：缅甸的内战形势怎么样？

周恩来：那里的革命运动发展很快，缅甸党的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条件和形势都不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革命没有发展。

范文同：你觉得朗诺[2]怎么样？

周恩来：他不值得信任。

范文同：他与我们谈到中国时说得都是好话。

周恩来：他跟我们谈也是这样。他还说他有中国血统。富米·诺萨万[3]也说过他有中国血统。但他们的血统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陈 毅：朗诺是亲美的，西哈努克知道这一点。

周恩来：朗诺曾经访问过中国，他有一些印象。如果我们在他身上花钱，也可能在什么时候能利用他。西哈努克的母亲也搞政治，就像中国的女皇那样。母亲和儿子有矛盾，不过他们也互相利用。西哈努克的不利是，他不像奈温那样掌握着军队。

……

周恩来：对战争前途的估计，的确应该是两种或三种。一种可能就是战争继续下去，并且扩大起来。战争的规律常常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仅不以我们的意志，也不以敌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有它自己的规律，敌人欲罢不能。所以我们从前途上着想，应该为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做准备。另一种可能是，敌人封锁海岸。如果它是全面封锁，它一定准备扩大，准备全面战争；如果只以封锁海岸迫使你妥协，你不妥协，它怎么办？因此，它一定有下文，全面封锁海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布置很多舰队，是一个很大的行动，会使得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第三种可能，正如你们两位所说的，在明年旱季是关键性时刻，可能把敌人打下来，迫使它不得不承认失败，撤出越南。至于说战争又不结束，又不扩大，就这么耗下去，不可能。战争总是要结束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不可能永远不死不活地这样耗下去。关于政治斗争问题，政治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进行，这是没有问题的。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

毛泽东、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7年4月10日，北京

周恩来：越境到越南去的多数红卫兵是好的。他们到越南是想与美国战斗。但是他们不尊重两国的规定，引起混乱，对此我们表示歉意。

毛泽东：一些红卫兵不懂国界是什么意思。去的人多数是从江西去的，还有一些是从云南去的。你们没必要照顾他们，跟他们解释一下，然后把他们送回来。

毛泽东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

1967年4月11日，北京

范文同：毛主席，看到您身体健康我们很高兴。

毛泽东：还行吧，不太好……你们谁是从南方来的？

武元甲：范文同同志是南方人。

范文同：我老家在广义省（越南中部），那里的人民与敌人战斗得非常出色。

武元甲：仅一年时间里，广义人民就击落了100架直升飞机。他们与傀儡军、美军和南朝鲜军都打得非常好。

毛泽东：你们在战斗中吸取经验，你们已经有了经验，而且懂得战争的规律了。如果你们不打仗的话，就不会有经验，就掌握不了规律……这同你们抵抗法国人时的情况差不了多少。

范文同：我们比那时好多了，仗现在打得更激烈了。

毛泽东：所以我说你们掌握了规律。

范文同：我们刚刚开始掌握。

毛泽东：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变化总会有。最困难的是1956到1959年……1960年情况就好多了。从1960到1961年，军队还很小。但是到了1963和1964年，形势变了。现在，1965和1966年，你们已经更好地掌握了战争的规律。有了与法国人、日本人打仗的经验，现在又与美国打仗。你们还与日本打过仗，对吗？

范文同：是的，打过，不过不大，小规模的游击战。在与美国人打仗时，我们总是记住您的话：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稳扎稳打。

毛泽东：我们有句谚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美国害怕你们的战术。他们希望你们让正规军作战，这样他们就能消灭你们的有生力量。但是你们不上当。打消耗战就像吃饭一样，一口别吃得太多。和美军作战，你们可以一口先吃一个排，一个连，或者一个营。和伪军作战，可以一口吃一个团。就是说，战争就像吃饭一样，得一口一口地吃。打仗并不是那么难懂的。打仗和吃饭是一个道理。

……我听说你们要建100公里的铁路，我们中国的同行答应帮助你们了吗：

周恩来：我们还没讨论这个问题。将派一些人去（越南）做实地调查。

毛泽东：这不算太长，比从北京到天津距离短。

范文同：我们会跟中国同志一起进行实地调查。

毛泽东：好的，为了战争。粮食供应的事怎么样了？

周恩来：我们与李先念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提供10万吨大米，5万吨玉米。

范文同：这样，光今年一年，中国就帮助了越南约50万吨的粮食，这种援助是巨大的。

毛泽东：我们能帮助你们。去年我们是大丰收。

范文同：谢谢您，毛主席。

毛泽东：如果你们要谢，你们应谢我们的农民。……等会儿你们与周恩来同志吃晚饭时，你们可以问韦国清同志红卫兵是怎么批判他的。我认识韦国清同志，因为他对越南进行完工作访问后，常到我这儿来汇报。谁是新（越南）大使？

周恩来：吴明鸾同志[4]。

毛泽东：（鸾）是哪个字？

朱其文：像凤凰那样。

毛泽东：这种鸟很强壮。

范文同：鸾同志会尽最大努力继续陈子平同志[5]的工作，就是加强两国的友谊。

毛泽东：我对陈子平同志的去世表示哀悼。

范文同：我们对他的去世也很难过。

毛泽东：他得的是什么病？

范文同：他得的病与他回家前后得的病是一种，他太忙了。

武元甲：他是在得了一场重感冒后去世的。他和朱其文大使住的是同一个医院。

朱其文：是友谊医院。我还有高血压记录。

范文同：今天，我们对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其他同志作礼节性拜访。再次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

毛泽东：你们在北方和南方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范文同：这是因为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毛泽东：没必要。没有我的军事思想，你们也能胜利。你们过去与日本人、法国人都打过仗。现在又跟美国人打仗。

范文同：这归功于我们党的军事路线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

武元甲：我记得，在我们抗法斗争中，周恩来同志给胡主席发过一封电报，上面写道：“现在时机不适于和平解决。你们应继续战斗。”

周恩来：那时，法国正准备承认我们。但因为我们承认越南，他们就不理我们。正像列宁教导的，大国有责任促进世界革命。那时俄国的革命已经胜利，所以列宁指的是中国和印度。现在，列宁的愿望有一半实现了：中国革命已经成功。不过，现实还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一些小国更早地获得了胜利。朝鲜胜利后接着的是越南。

越南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的会谈

1967年4月11日，北京

周恩来：……所以，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越接近胜利，我们与苏联的斗争就越激烈。因为你们快要胜利了，美国就想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停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南越保住一块地盘，而不是全丢光。现在，法国对美国持批评态度，但当你们快胜利时，法国就会向美国靠拢。其它想妥协的民族主义国家也可能向着美国说话。

中国有句俗话，行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90里路，最后剩下10里，更困难。爬山也是这样，比如爬喜马拉雅山，最后一段路是最难爬的。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而苏联一定要你们半途而废。这类事斯大林时期就搞过。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支持蒋介石。那时，苏联打得损失很大，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苏、美战后划分了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是有错误的。作为策略是可以的，但作为政策就不对了。特别是美国两颗原子弹的爆炸震动了斯大林，使他急于达成和解。因此他与宋子文签了协定，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最大的势力范围，换取美国对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以及蒙古势力范围的承认。

斯大林打了个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中共应该同国民党合作，不能发动内战，如果发动内战，中华民族就会灭亡。这显然是已经被原子弹吓倒了。那时，陆定一最支持苏联的建议。斯大林还建议毛泽东去重庆与蒋谈判。随后不久，蒋就给毛泽东同志发来邀请。当时，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因此也就谈不上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不过我们考虑到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应服务于这一总的事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我们认为，内战不会毁灭中华民族。我们也能证明，内战是由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挑起来的。但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应不应该去重庆？如果不去，那么他们就会把内战的罪名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所以，你们看，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有渊源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杀了印度人，所以中印边界冲突是中国人挑起来的。当然，斯大林没有这样说。因此，毛泽东同志决定去重庆。当时，全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央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反对谈判的信函。但是毛泽东同志、王若飞同志和我已经出发了。当时，毛泽东同志任命刘少奇代表他主持工作，这是22年前的事了。

我们重庆之行的结果是，一方面，蒋介石在协议上签了字，另一方面他又开始发动内战。签字以后，毛泽东同志回到了解放区，谈判组包括三个人，张治中、马歇尔，还有周恩来留在重庆。谈了好多次，也签了不少协议。但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首先进攻在江苏北部解放区陈毅同志指挥的部队。蒋介石军队占领了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张家口、安东……。他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撇开我们召开了伪国大。我们这些谈判代表就返回了延安。1947年初，胡宗南进攻延安，不到6个月时间，到1947年7月，他占领了延安地区所有的城镇。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指挥游击战，同时指挥全国战场。我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斯大林通过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苏联医生[6]传话，让毛泽东同志去莫斯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想着是讨论如何指挥这场战争。不过，由于国内局势，毛泽东同志不可能去。不久，我们得知刘伯承同志指挥的部队跨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这时内战才开始一年时间。在此以前，所有被解放（从日本）的城镇都被蒋介石军队占领着。所以，蒋介石军队陷在新占领的城镇里。刘伯承部队挺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心脏。蒋介石慌了，又耍花招。他通过宋子文——宋庆龄的弟弟——见了费德林，他当时是苏联方面有关事务负责人，要求莫斯科传话给中国共产党，说他愿意谈判停火。当时蒋介石虽然连吃败仗，但还占着优势。苏联向我们传递了这一信息，暗示我们应该谈判。对蒋，我们并没有关上谈判大门。

1946年10月底我离开南京时——董必武是1月离开的——，我说，是蒋介石关上了谈判大门。不过，我们感到如果在1947年7月开始谈判对我们不利，正如你们说的，力量对比我们不占优势。结果，我们继续战斗，直到1949年，我们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当时，蒋介石退下来，让李宗仁代表他谈判。可以！人们接受谈判，提出谈判原则。张治中率国民党代表团来到北京，谈判进行了20天。我们提出了8条24款协议草案。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做好了渡江准备。如果签了协议，就按协议执行。如果签不了协议，我们就渡江。国民党代表团同意签订协议。但是，协议传回南京，美国大使拒绝了协议。随后，李宗仁下台。我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在渡江战役中，林彪同志指挥的部队攻占了武汉。

有一个戏剧性的插曲。谈判还在进行时，李宗仁把政府迁至广州，国民党大使也跟他走了。然而，美国大使却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美国大使还在那里。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就不从中国撤走大使馆，甚至会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且还愿意向中国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大使想买通我们。但人民解放军不理这一套，进入（使馆）驻地，美大使只好逃走。英国人更蠢，派炮舰向我方开火，我们消灭了它。

我们说斯大林不愧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因为，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到莫斯科，斯大林含蓄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1945年8月他打给毛泽东同志的电报是否妨碍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进行？刘少奇回答说没有，并且没有再说别的。江青同志可能也在场，因为她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病。在一次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酒时说，他老了，他很担心这些同志——指在座的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会怕帝国主义。但是，也许在当时1949年核武器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5年结束。中国革命也已结束——但美国并没有使用核武器。现在证明斯大林这种预见已经实现。

说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你们越接近胜利，苏联修正主义就越会设置障碍，背信弃义，他们根本不能同斯大林相比。也许我有些夸张，事实证明我说的错了就更好。但我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说的，提醒你们保持警惕。

武元甲：据说人民解放军到长江后，斯大林劝你们不要向南进军，是真的吗？

周恩来：我们军队在1947年中旬挺进大别山，1949年打过长江。苏联大使跟着李宗仁政府到了广州。当时，蒋介石在宁波，美国大使还在南京。

美国大使留在南京，因为他明白蒋介石是无法阻止我们的。苏联大使去广州，是因为苏联情报部门判断人民解放军不可能跨过长江。他们认为，解放军渡江的话，美国就会干涉，就会使用原子弹。所以他们认为，长江是分界线：北方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南方由国民党统治。美国人的看法不同：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形势不会有根本转变。如果他们干涉的话，在欧洲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又得背上新包袱。

……

周恩来：现在我谈谈第二个问题。你们大概听说了最近发生在马德望省的事件。据说这是由（柬埔寨军队内的）赤色分子挑起来的。不过，也可能是由美国支持的势力挑起的，目的在于分裂我们的力量。[7]

范文同：有可能。这个地区受从泰国来的山玉成[8]武装的影响很大。

陈 毅： 不受柬埔寨党影响吗？

范文同：关于柬共，我们很难说他们在这一事件中是否起了作用。

周恩来：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柬埔寨给你们的武器被柬共给了（住在柬境内的）中国人？

范文同：不会。也许是些旧武器。不过我们还不肯定。回河内后我们了解一下再通报你们。

周恩来：9月30日，柬埔寨副首相杜拉西（DoucRacy）说，朗诺有可能改组内阁。西哈努克有一次说过，朗诺应该邀请一些赤色分子进入内阁，按这个说法，珠申（Chau Seng）

将被任命为主管财政的副首相，山玉明接替杜拉西担任计划大臣。也许山玉明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所以他被拒绝了。珠申属于西哈努克阵营。不过据说他也是个左派。他还说朗诺内阁应该改组。他提出了一个改组名单，但朗诺不同意。这个情况是迈耶[9]透露的。如果朗诺内阁垮台，西哈努克会邀请中立的宾努[10]组阁。

1967年4月4日，柬国民大会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授予西哈努克特别权力的决议。一些人在王宫外示威游行。示威者后来被请进王宫，受到王后接见。西哈努克宣布了国民大会的决议，说他决心保持中立，既反对右派也反对左派。我们在那里的使馆认为，他主要是反对左派。但是他为什么任命宾努建立政府？这里有矛盾。后来，王后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敌人。在干丹省，有左派反对可能也是左派的金岑清（Khimsanthan）。在磅湛(KompongChom)和斯伦河，有支持西哈努克反对左派政策的示威游行。

概括来说，马德望事件后形势还在变化。在柬埔寨有两个内阁：一个官方内阁和一个影子内阁。影子内阁说：“我们国家受到威胁。越南在马德望开辟战场。我们必须对付两条战线的敌人：自由高棉和赤色分子。过去，柬埔寨只是与美帝国主义者作战，现在还要与共产帝国主义者作战。我们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一直是善意的，他们为什么向我们进攻？”为什么柬埔寨对民族解放阵线采取这种态度？我认为原因是：南方解放阵线试图把美军拖到柬埔寨过境，以挑起柬军向美军射击，进而让柬卷入这场战争。解放阵线有意命令2000多人作为难民进入柬埔寨。这些人中有7个医生，他们在行医的同时也影响柬埔寨人。左派指责朗诺，他也不高兴。朗诺说，由于形势严峻，他暂时停止帮助南方解放阵线。不过，他没有提到已到达柬埔寨的武器问题。他还中止了大米的运输。此外，朗诺下令对威胁到南方解放阵线的边界走私实施更严格的控制。然而，这只是做做样子，没有实质意义。

武元甲：最近在南越和柬埔寨边境发生了一些事，其中包括一营美军越过边境作战。我们的解放武装力量帮助柬武装力量反击。美军那个营不得不撤回。在美军发动的联合城市战役中，越南平民和部队撤到了柬埔寨。

范文同：一些越南医生也到那里帮助救治柬埔寨人。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十分小心。

周恩来：这是对的。因为误解都是因小事引起来的。根据我们的消息来源，解放阵线的代表受前线命令，与柬埔寨的“人民”派代表接触，就柬局势交换了意见。分歧主要是在关于如何同朗诺打交道的政策问题上。我们希望得到朗诺的同情，但他们是反对朗诺的。斗争会是激烈的，但没有必要在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在目前局势下，越南的胜利是当务之急。如果越——柬过境地区遭到封锁，南越的武装力量就面临困难，那么柬埔寨的革命力量就无法发展。越南的斗争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越南斗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种局势下，柬埔寨的斗争，即使是武装斗争，目标也是局部的。因此，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是局部的胜利，没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用说他们很可能失败。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应该懂得要把整体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然而，如果斗争是由人民发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样，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民要站起来反对压迫。他们将受到镇压，但人民会汲取教训。革命党的工作是领导斗争。总之，如果南越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就有希望。要把这层关系向柬埔寨“人民”派讲清楚。

范文同：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服他们，今后还会这样做。

周恩来：对，因为每个党都是独立的。

武元甲：但得到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之后。

范文同：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组织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被敌人逼的。

武元甲：我们在南方的同志已派人去与“人民”派谈。

范文同：关于南方解放阵线与“人民”派接触的情况是准确的，我们曾问过与该派有直接联系的南方分局（越劳党中央）。

周恩来：阮通同志[11]说有必要与柬埔寨发展友好关系。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西哈努克利用这种形势向柬革命力量施加压力，平衡左派力量和右派力量。这是他常用的手法。第二种是，为表现他的中立立场：所有在柬埔寨的军队，无论是亲华的、亲越的，还是亲美的，都由他来控制。总之，正如我原来跟你们说的，我们要争取他的同情，同时，当形势允许时，做好通过柬埔寨运送物资的准备。因此，要与中国总参和交通运输部经常进行联系。

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

1967年4月12日，北京

周恩来：……在过去10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阶级斗争。不过，在我们的将军中，有一些人，不是全部，他们善于打流血的战争，但现在不知道怎么打不流血的战争。他们甚至轻视群众。那天在飞机上，我跟你说到，我们这次的文化大革命，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破四旧，破除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

林彪同志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17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壤。过去17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原计划参观山西，但天公不做美，只好取消。不过如果你们访问大寨也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同志立场坚定，因为他始终坚持公有制。这是大寨的特点之一。大寨不仅发展了农业技术，而且把政治活动放在重要地位。陈永贵同志领导的生产队在过去14年里只向国家贷过一次款，那还是在1953年。但是他们第二年就把贷款还清了。即使是在遭大灾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救济。这个生产队只有不到400人，自然条件也比较差，但他们每年都向国家上交100到150吨左右的粮食。如果全国都像这样的话，国家每年就会有大概40亿吨粮食了。

大寨最显著的特点是破除了个人主义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集体主义，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参观了大寨，肯定了大寨的做法。

在像大寨这样有300到1000农民的生产队里，依然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问题十分复杂。全国有80万到90万个生产队，你可以想象问题范围有多大。每个生产队大概有200户人家，全国有大约160万户人家。城市还有许多工厂。所以，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运动，就没法发现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是资本家的代理人。

我们要依靠谁来发动农民和工人呢？如果我们依靠党员和团员，有一个等级观念的问题，官官相护，我们的目标就会半途而废。

…………

周恩来：所以，我们发动学生和青年人来解决问题。他们渴望也更容易领会毛泽东思想。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这样，就发动起来了全国的青年学生。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创举。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用老方法。他们向各省派了工作组。结果怎么样？凡是领导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工作组接管了一切。工作组不知道被赶下台的干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此外，工作组又重犯了过去的错误，就是不依靠群众。群众不答应，工作组就镇压群众，说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这引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抗。因此，形势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群众站起来，但同时，代替了党的路线的新领导镇压群众。中央一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6、7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毛泽东同志知道这种情况后，马上返回北京。在事实真相大白以后，他决定撤销工作组，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他召开了有各省省委负责人参加的十一中全会。全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错误。在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大字报，陈伯达同志作了报告，扩大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没有采取其他措施。随后，又发表了十六条和全会公报。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接见了红卫兵代表。经过这些事件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发展，先是在中学和大学，后来发展到全社会。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却十分消极被动。28个省市的多数党的书记都参加过革命战争，也曾依靠群众。但是在和平年代，在掌握了权力以后，他们却害怕群众。

陈 毅：群众一批判他们，他们就镇压群众。

周恩来：他们没掌权前依靠群众。但掌权以后，把权力看成自己的，害怕批评，害怕丢掉权力。在8、9月里，所有省市的党委都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这一级的党的书记，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害怕。

韦国清：所有书记都害怕。

周恩来：这说明对他们来说，革别人的命容易，但却很难避免不把自己的特权据为己有。

1966年10月，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从理论上来看，现在问题很清楚。上次全会提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不同路线，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共同的敌人都是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两条路线自然就成了对抗性的了。

红卫兵领会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所以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同时，一小撮省、部级领导组织了保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工人中这些组织是准军事化的，在学生中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些事情。这些领导人大搞物质刺激，用钱收买人心，同时又制造经济困难，强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坚决捍卫正确路线，把运动深入到全社会，特别是深入到政府机关和农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上海的革命力量从2000人发展到100万人。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夺权斗争。运动发展的越深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越孤立。

今年年初以来，斗争的目标是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组成班子进行夺权。他们废除与走资派的任何关系，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就是省政府，在政府机关和工厂建立革命委员会。农村现在正忙于农业生产，夺权斗争还没有开始。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和我坚信，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经过17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受到了教育，知识水平提高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我们坚信解放军是支持我们的，他们是人民的了弟兵，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的。我们还坚信，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最终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当然，要消灭“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大联合，需要时间。要不断斗争，道路不是平坦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预计到今年2月至5月间，运动形势才会明朗，到明年的2月至4月，才会看到运动的结果。

首先，我们要懂得，一旦群众受到教育，觉悟提高了，一旦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就是无限的。仅去年一年，生产的产量非常高，超过了原定的指标，特别是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一方面，群众组织中有派性，使实现大联合还有很多困难。另一方面，那些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站在群众一边的革命干部，现在想官复原职。我们不能让他们官复原职，因为这样作，实际上就是旧制度复辟。因此，我们现在要反对两种思潮。

武元甲：哪两种思潮？

李富春: 一种是肯定一切，另一种是否定一切。

周恩来：群众中流行的一种思潮是鼓吹否定一切。他们认为一切与旧制度有关的事物都应该摧毁。干部中有另一种思潮，鼓吹肯定一切，全面复辟全面联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军队的作用。军队帮助群众生产、革命，帮助群众夺权。除此之外，军队还在学校、机关和工厂进行军训。所以军队的任务十分繁重。军队最近开了几次会，有些会还正在开，讨论这些任务。

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就能克服这些困难。发动群众工作的中心是宣传两条路线的区别，即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好宣传工作要树立典型。

自从去年5月和6月在杭州与胡主席会谈后，特别是去年8月党的十一中全会后，形势变化发展很快。运动深入进行，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我们对一些典型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我们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那一套，特别是刘少奇在过去犯的错误都公诸于众。他写的东西、起草的文件，是反对党的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我在飞机上已说过一些情况。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刘少奇也犯了错误。虽然他在口头上也反对大国、大党政策，实际上，他实行的就是这种政策。1963年他在越南访问时，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他的这种错误。在刘少奇领导下，彭真、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兄弟党间的平等关系。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的所有具体错误，不过刘少奇的错误现在已经很清楚。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刘少奇搞沙文主义，在与苏哈托的关系上，他搞失败主义。这类例子很多。

那么，这种问题会不会影响党的威信和领导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只会使党更加健康。我们现在更清楚地看到，人民代表着创造力量。

我们还要告诉你们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掌权以前，是在各地活动，党员也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发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胜利以后，在刘、邓领导下，党的组织机构对干部审查不严。现在，红卫兵发动起来后，发现了许多档案，涉及许多干部的历史。一些领导干部因历史问题而被撤换。

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审查过去会不会阻碍党的发展？回答是不会，只要党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你们知道，只要人民参加人民战争，革命就会前进，就能扫除旧制度的残余，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过去那些变节的领导人并没有能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后来成了托派和叛徒。然后是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后背叛了党。向仲发和李立三也实行错误路线：前者背叛了党，但最后还是被敌人杀了；后者一直坚持错误观点。王明是最坏的。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被苏联利用来攻击中国。他在叛变前，用笔名写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张闻天也是一个例子：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是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但他非常谦虚，建议张闻天担任主席。张闻天担任了十年主席，直到党的七大才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了党的主席。1959年，张闻天加入了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在内的反党集团。在党的45年历史中，除32年外，即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些人控制的，但中国革命仍然胜利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由林彪同志作为接班人，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由坏人把持着。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革命党人前进。因此，决定的因素是每个党有正确的路线，就像在人民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点已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不流血的革命所证实。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越南大使吴明鸾的谈话1967年5月13日，北京

乔冠华：我有一个问题想与大使同志交换意见，是关于苏联对越南援助的一个具体问题。

1967年5月6日，副部长严霸德同志[12]和范青和同志[13]分别在河内和北京向我们通报说，在1967年5月和6月，苏联将向越南提供24架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每种型号各12架），要求我们协助通过中国境内运到越南。

1967年5月9日，范青和同志正式向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通报，共有24架飞机将通过中国铁路运输。共分两批，每批装运12架。

然而，苏方就此事向我们的通报却不同：5月8日，他们的要求是，安-12运输机将于1967年5月16日至24日的10天内，通过中国领空运送这12架飞机。

1967年5月9日，严霸德同志在河内提出同样的空运计划。

我国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我们对苏方和越方的建议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大使同志，我谨代表中国政府通知您，我们同意范青和同志提出的通过铁路运送这24架飞机的建议，我们不同意通过空运。

通过空运这24架飞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大使先生所知，长期以来我们与苏联的观点不同。早在1965年，当苏联刚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时，他们曾多次提出，通过空运经中国领空运送其援助物资。总的来说，我们是不同意这种建议的。此前，越方也是不同意空运这种方式的，因为你们了解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此次，我想十分清楚地向越南同志说明苏方为什么想空运其对越援助物资的原因。

在过去几年里，苏联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宣传它对越南的大规模援助。我们认为，苏联这样作的目的是有意让美国知道它对越南的大规模援助，通过这样的宣传，苏联向美国透露了一些秘密。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用火车帮助运送援越物资，火车非常准时安全。越方对此一直非常满意。

那么为什么苏联这次要求空运？如果苏联还是用那种大张旗鼓的方式对待空运，那么苏联飞机一旦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经常飞越中国领空的美国间谍飞机马上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对越方来说是很清楚的：苏联人这样做是向美国炫耀（它对越南的援助），公开向敌人泄露军事机密。他们还利用对越援助来控制局势，与美国合作迫使越南接受和平谈判。西方媒体甚至报道说，苏联增加对越南援助是为了制造一种苏美直接对抗的态势，为妥协开辟道路。我阐述我们对此事的判断，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中方的立场。但是，我们无意把我们的看法强加给你们。简言之，我们认为：

一、苏联关于空运的建议是别有用心，是阴谋。

二、这批飞机的运送是一项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苏联未与我们协商，并想迫使我们接受。这是典型的沙文主义态度。

[1] 奈温（1911-），1962-1981年任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

[2] 朗诺（1913-1985），1966-1967,1969-1970任柬埔寨首相。历任省长、法官、军区司令、王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国防大臣、副首相、首相等职。1970年3月18日趁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之机，与施里马达发动政变，成立“救亡政府”，同年10月成立高棉共和国；次年称元帅，1972年任高棉共和国总统，并兼任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1975年在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前夕出逃，死于美国。

[3] 富米·诺萨万，老挝将军，1960-1965年老挝政府右翼铁腕人物。

[4] 吴明鸾，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1967-1969年任越南驻华大使。

[5] 陈子平（1907-1967），1957年继黄文欢之后任越南驻华大使。

[6] 指阿洛夫（？-1949），即捷列宾，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医生和联共（布）中央联络员常驻延安。1945年11月回国。

[7] 指1967年4月柬埔寨马德望省西部三洛地区发生的当地农民与省保安队的冲突事件。西方媒介称之为“高棉农民暴动”。

[8] 山玉成，30年代柬埔寨民主主义运动领导人，1945年8-10月曾任柬埔寨首相，60年代反对西哈努克亲王，1972年3-10月任朗诺政府首相。

[9] 查尔斯·迈耶，西哈努克的顾问。

[10] 宾努（1906-？），西哈努克最亲密的政治顾问，1948-1969年曾多次出任柬埔寨首相，并领导了1970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11] 阮通，职业外交家和律师，曾任越南驻几内亚大使，1966年以后任越南驻柬埔寨常驻代表和大使。

[12] 严霸德，1954年任越南副外长，1965-1975年为越南驻苏联和东欧的经济代表，此后为越南驻老挝经济代表。

[13] 范青和，1964-1973年在越南驻华使馆负责联系军事援助事务。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8年4月13日，北京

周恩来：……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前述立场，如果美国不彻底地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就没有对话可言。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4月3日的声明不仅让全世界人民感到吃惊，甚至连约翰逊的反对者都大吃一惊。尽管在你们的声明中，你们只用了“接触”一词。在有限轰炸以前，你们有过秘密接触。现在这个声明公开了这些接触。对世界人民来说，这部分地是你们的妥协，帮助了美国解决他们的困难。在1968年的新年攻势之后，美国试图掩饰它的困境。惠勒访问西贡后，返回华盛顿与约翰逊总统和威斯特摩兰举行会谈，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困难。……威斯特摩兰随后要求增派20万军队，被美国国会和政府拒绝了。……一些州的初选表明，约翰逊得到的票数只达到预期票数的38%。这说明约翰逊侵略政策的失败。全世界人民都要求约翰逊停止轰炸。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连戴高乐都承认这一点。美元危机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想到，就是路德·金在4月4日被暗杀，就在你们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如果你们的声明晚一两天发表，暗杀事件也许不会发生。就像印度的甘地一样，路德·金主张非暴力政策。就连像他这样的一个人都被暗杀了，更不用说其他黑人了。这说明了美国黑人运动的广泛性——遍及美国一百多个城市。因此，约翰逊不得不取消了他的夏威夷之行，推迟在（越南）南方再部署1万部队的计划。……在这种国际局势下，货币危机更加严重，走向绝境。在1968年3月底，美国在惠灵顿举行了一次澳新美会议。约翰逊原准备参加，但无法成行，只好由腊斯克代替。会上，美国要求其盟国派更多的军队到越南去，但却无人响应。美国甚至要求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下7个师，派至少2个师到越南。蒋介石没有同意，让他驻华盛顿的大使推迟宣布这一立场。增派军队、增加税收、增加越战开支等建议都被美国国会拒绝。

在这种局势下，约翰逊被迫发表了3月31日的声明。这是一个阴险的带有欺骗性的计划。事实上，完全没有打算结束战争。声明只是一个帮助他渡过难关的工具。约翰逊甚至宣布他不再竞选下届总统。这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一个常用的把戏。……但是，4月3日声明的结果是帮他解决了难题。整个形势由此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却是非常不利的。

康 生：约翰逊的选票从38%上升到57%。

周恩来：那么多的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越南同志这么急于发表那个声明。……这是世界人民的判断。

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约翰逊在他的声明中用了“会晤”一词，这个词的份量比“接触”要轻。他还声明美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会晤。他已经任命哈里曼为美方代表。……然后你们建议在金边。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能赢得西哈努克的同情，使美国尴尬。但美国拒绝后，你们没有针锋相对，又做出妥协。当然，你们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亚洲其他5个地方是对的。随后你们建议在华沙。我们理解你们提出华沙，是因为中美谈判也是在华沙举行的。你们任命何文楼[1]为谈判代表，但美国拒绝了你们的建议。情况说明越南同志轻易地做出了妥协。世界人民不得不想是因为你们的斗争遇到了困难。你们的立场变化给约翰逊拉了选票，使纽约的股市价格上扬，使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下跌。……你们看，你们为他们玩弄两面政策创造了条件。在这种局面下，他们没有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全境，但继续轰炸20度线以北地区，同时又拖延会晤。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

去年和前年，我说过好多次，战争期间可以进行谈判。谈判可以从某一点开始。毛泽东同志还提醒过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的是谈判应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上谈。但从你们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你们是处在不利的位置上，而不是有利的位置上。我们经常提醒你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出于对两党关系的考虑。我们将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你们。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8年4月17日

周恩来：你们要做好继续打两三个年头的准备，即1968年、1969年和1970年。毛泽东同志说过，问题不在于胜利还是失败，不在于是大胜还是小胜，而是你们怎么夺取伟大的胜利。在时机成熟时你们会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8年4月19日

周恩来：我们的看法是，现在，你们接受约翰逊关于在北越实行有限停止轰炸的建议，既不是时机，也不利。我们坚持我们的判断。对约翰逊来说，问题是怎么在大选年中获胜，怎么不被人指责要对一场失败的战争负责。他还希望被看成是一个“和平”使者，希望克服眼下国内国外的困难。这些才是他真正要的，他并不想让会晤有什么具体成果。

阮维桢同志去年1月28日的声明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不仅在非洲和亚洲，而且在西方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中也都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理解全面停止对北越轰炸的谈判的前提。因此，声明不但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包括戴高乐。

所以，当约翰逊面临最大困难的时候，且不提如火如荼的美国黑人运动，你们却接受了他的建议。这一行动使世界人民感到失望，亲美势力感到高兴，一贯支持你们全面停止轰炸主张的非洲和亚洲人民、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大吃一惊。你们接受了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接受了金边以外的谈判地点。所以你们妥协了两次。你们不是主动的，相反，却丧失了主动权。这样做，你们没有给约翰逊设置更多困难，反而帮了他的忙。所以约翰逊得寸进尺：他又提出一个有15个会谈地点的名单。腊斯克也提到这个名单，却没有提到东欧的任何地点，也不提金边。我不是说只有金边才是合适地点，但既然你们提出了金边，就应该坚持。既然你们从全面停止轰炸的立场退让到部分停止轰炸，现在你们就应该坚持金边（作为会晤地点）。

我们估计，这两次妥协会冲淡1月28日声明的调子。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只有当我方处于有利地位时再开始谈判，而不是不利时。约翰逊并不打算使谈判、会晤或是接触有任何结果。对他来说，现在开始公开接触十分有利。或者，你们打算在开始会晤后再加码，那为什么要接受部分停止轰炸？如果他们打算给会晤制造障碍怎么办？

我们不了解你们的全部计划，我们也不相信西方媒体提到的其他方案。从逻辑上说，只有一种计划可行。

范文同：什么计划？

周恩来：我曾说过，你们应首先要求全面停止轰炸再开始接触。但是现在，只要一实现部分停止轰炸就开始接触。以前，美国声明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你们谈判。但当你们提出金边后，他们又没有接受。我估计美国会选择华沙，但要他们要拖一拖：他们提出15个其它地方，等你们提出另外的地方后，再最后接受华沙。在华沙与你们会谈时，他们会建议，全面停止轰炸的条件是你们停止援助南方，你们当然不会接受。然后他们就可能提到来自北方的间接援助。那天，范文同同志说，（北方）将只运送武器到南方，不再派人过去。

范文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双方就此展开争论。最后，周恩来同意，误会是由于误译造成的。）

范文同：我想补充一点：我们派人和部队到南方，表现了我们全国与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我们的决心想钢铁一样不可动摇。我们曾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你们对此一直十分关心。但是我们决心前进，决不后退。我们全国将与美国战斗到底直到胜利。3100万越南人民将战斗到最终胜利。因为你们听错了，我不得不再说一遍。

周恩来：对北方来说，美国的轰炸和封锁是侵略行为。也可能是翻译问题，我还有一件事不清楚：美国要求停止（对南方的）间接援助，你们接受了（对北方的）部分停止轰炸。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承认对南方进行间接援助？

康 生：在1月1日、12月8日和12日的声明中都重复了这一点。

范文同：我不知道你们谈对南方的间接援助是什么意思？

（双方就此又展开争论，中方提出了“逐步降级”一词。）

范文同：你们想谈关于对南方援助的逐步降级？

周恩来：是的。

范文同：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抗美斗争的总战略。从1966年下半年我们一直跟你们谈这个问题。这一战略反映在下面这些誓词中：保卫北方，解放南方……。我们的战略分为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步，两个阶段，着眼于一步一步打败美国。我们遵循这种战略……

现在，回答你提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逐步降级？如果把逐步降级理解为少打仗，回答是决不是；如果把逐步降级理解为妥协，回答还是不。我们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做。相反，我们发动更大攻势，运用外交策略，把美国逼到墙角，发动世界舆论反对敌人。现在是我们升级并战胜敌人的时候了。决不是逐步降级。

周恩来：谈到南方，你们从小规模战斗发展到大规模战斗，这说明你们是升级。但是就北方来说，从要求全面停止轰炸到接受部分停止轰炸，这怎么能说是升级呢？

（范文同笑了）

周恩来：那天，你们接受我们的判断，即美国将集中力量轰炸17度到20度线之间的地区，给我们造成困难。此外，即使是他们在与你们接触时，他们还是什么时候想轰炸就什么时候轰炸。只要你们没有（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他们就恢复轰炸。总之，我们还是认为你们的声明帮了约翰逊的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坦率地与你们谈的。

……越南同志说你们的政策是把美国逼到墙角。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在他们提出部分停止轰炸时，你们就应该要求全面停止轰炸……。你们接受了部分停止轰炸，然后又同意接触，这即意味着从原来立场上的妥协。世界舆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你们还坚持把华沙或是金边作为会晤地点，如果他们不接受，再采取抵制立场，那接受美国建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对美国来说，他们打算只要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拖的办法。我们设想局面会是这样：你们将坚持全面停止轰炸，坚持你们的4点或5点立场，然后哈里曼完全反对你们的主张，拖延时间，提出更多的条件。你们拒绝后，进程就被拖下去了。你们抵制谈判，他们不会，他们是拖，这样就达到了解决今年大选年的困难的目的。所以，你们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未来的局势会证明这个判断。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而是我们中央的判断。在你们的外交斗争中，你们处在被动地位。你们可能怀疑我们的判断，但谈判开始后你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还有，关键问题还是战争本身。胜负最终是由战场决定的。但是，就谈判而言，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观点，即你们失去了主动，处在被动地位。假如你们坚持1月28日的声明，我们就已经把他们逼到墙角了；约翰逊的处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就会更糟糕；即使没有4月3日的声明，约翰逊也已经被逼到墙角了。你们应该分析接触的后果。我认为他们肯定会接受华沙或是金边，当然会附加条件。他们故意提出其他15个地方，不过是接受（你们提出的两个地方中的一个）前的策略。如果你们现在还看不到后果，以后你们会看到。

范文同：你们提出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会认真考虑它们。因此，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

非常感谢你们的意见。为了做得更好，为了战胜美国，我们将考虑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8年4月29日，北京[2]

周恩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实行半包围政策。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包围圈已接近完成。

范文同：我们在越南全部国土上战胜美国的决心更加坚决了。

周恩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们。

范文同：我们的胜利会在亚洲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的胜利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周恩来：应该这样考虑问题。

范文同：苏联同志怀着巨大的热情听了我们的介绍。他们想了解局势和我们的经验。阮文通同志[3]向葛罗米柯同志通报了有关国防的情况。苏联同志全力以赴支持我们，他们还表示了对我们获得彻底胜利的支持。不过，他们确实也谈到，如果进行大规模战役，会有更大的牺牲。

我们回答说，艰难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在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对大规模战役及其艰难困苦都要有更多的准备。我们必胜无疑。

康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考虑既出于理论又来自经验。经验说明，即使是在苏联，列宁的故乡，勃列日涅夫的党还是搞了修正主义。我们在过去20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近来发生在东欧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事件，也提出了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三年计划，从1966年6月开始。第一年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第二年是夺取重大胜利，最后一年是完成革命。像这样一场大革命，三年不算长，此外，根据毛主席的认识，这场大革命包括的不仅仅是一场或两场小一些的革命。

现在我谈谈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6月的准备阶段。舆论和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我们揭露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还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发表了两个重要的文件：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5月16日通知。后一文件为即将开始的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通知在发表以前给了胡主席一份。

现在我谈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反革命罪行。

彭真被蒋介石逮捕后自首变节。他不但是个叛徒，还继续和蒋介石的特务保持联系。他的岳父也是个大叛徒。彭的自首导致许多党员被捕。他利用秘密工作掩盖他的罪行。

罗瑞卿是个假党员，他后来承认他从来就没有被党接纳过。他还坦白他曾在武汉陆军学院学习，没有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他在上海，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员。他的历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揭露出来。我们还知道他在内务部工作时，利用反间谍工作盗窃国家机密文件送给敌人。我正好得到两个案卷：他向敌人报告了毛主席1949年对苏联的访问，还报告了范文同同志1950年对中国的访问。

陆定一是怀着消极和投机的动机参加革命的。1930年他回国后，恢复了与他在国民党的老朋友的联系。在1937年国共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驻南宁办事处工作，他保护他那个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家庭的利益。红卫兵抄他家时发现了关于这些事情的文件。他没有办法，只好交待他从1930年开始就是国民党特务。

杨尚昆把许多文件送给了苏联修正主义分子。

在准备阶段，除了揪出这些人外，我们还使人民群众对这场大革命做好了精神准备，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恩来：在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出色的报告，分析了毛泽东时代的特点，归结为一点：一切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个报告不但揭露了这几个人，而且还不点名地批判了从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我把林彪同志的报告送给了越南同志。

康生：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强调说，隐藏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分子和叛徒，还依然得到我们朋友们的信任。当时，许多干部不理解毛主席的意思，以为是指罗和彭。但实际上，彭已经被揭露出来。没有人敢想谁是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叛徒。

周恩来：不过毛泽东同志想到了。

康生：林彪同志的报告中有一句名言：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全国共诛之。

从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揭露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资产阶级反动分子。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决定在全国公开发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炬。他后来又写了一封支持红卫兵的信，推动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发展。从8月13日起，毛主席8次接见了红卫兵。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邓路线，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发表了全会公报。毛主席在全会期间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另一次会议，继续批判刘邓，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反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到这个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刘邓长期隐藏的反革命面目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查了法文的和国民党的档案，发现早在1925年刘少奇就投降了敌人。1927年，刘少奇下令武汉工人把武器交给国民党政府。根据日本档案，1929年刘少奇在满洲向日本人投降，银行账簿显示，从1936年起刘少奇从国民党那里拿钱。

我还想讲另一件事，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是美国间谍。我还记得当时批判罗瑞卿时，我说由于我们缺乏警惕，敌人能把坦克开到我们的床上——坦克是妻子的代称。我这样说的原因是罗与一个日本间谍结婚。当时罗瑞卿的坦克还是个小坦克。现在，刘少奇的床上有一个美国派来的更大更复杂的中国坦克。

至于邓小平，他在内战时就是内奸。他还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试图封锁毛主席，把他家里的人和坏分子拉入党内。我们已经揭露了隐藏在我们中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过去18年里，中央党校和各省市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刘少奇从1948年就开始控制中央党校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利用中央党校和苏联人交换情报。

周恩来：从1967年9月到现在，毛主席说已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在这个时期和谁斗争？和我们队伍中残余的反动分子。但总的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了产。除8个省外，其他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实证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党内的叛徒、内奸被揭露出来了。群众和干部提高了觉悟，通过整党，党的队伍也相对纯洁了。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宣读党的政治报告，其中有一部分是谈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上，这部分是别人为他写的，他利用这部分来欺骗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央，以获取党的信任。在七大以后，刘少奇再也不提毛泽东思想了，他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反到用这本书来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写了许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但他很谦虚，都没有发表。林彪同志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从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起已有40年时间。他已证明了自己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康生：解放后，刘少奇去天津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中国的技术基础薄弱，甚至不如专制时代。他甚至还鼓吹剥削不但没错反而有功。

从理论上讲，刘少奇继承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和赫鲁晓夫的衣钵。在中国，同样的人还有瞿秋白、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闻天和刘少奇。他们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十分有害的。

陈毅与黎德寿[4]的谈话

1968年10月17日，北京[5]

陈 毅：（1）自从你们4月份接受了美国部分停止轰炸的建议、与美国举行和谈以来，你们失去了与他们谈判的主动权。现在，你们又接受了四方会谈，再一次失去了主动权。因此，这会给越南人民、特别是南方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

（2）现在，华盛顿和西贡大肆渲染和谈，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们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你回国听取党的指示更向世界人民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四方会谈，等于承认傀儡政权的合法性，因而取消了民族解放阵线作为南方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所以，美国是在帮它的傀儡政权谋求合法地位，而你们却使解放阵线丧失了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你们的行动与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主席的教导是矛盾的，破坏了胡主席在越南人民中的威信。

（3）这次，你们接受了四方会谈，是帮助了约翰逊和汉弗莱[6]的大选，让南方人民继续生活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的统治下。你们没有解放南方人民反而给他们造成了损失。我们不想让你们再犯错误。我们相信越南南方人民不愿意投降，他们能打赢战争。但现在，取得胜利更困难，代价也更高。

（4）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不过，如胡主席所说，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因此我们将研究9月的形势变化，再发表意见。

黎德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等等看，现实会回答我们。1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许多经验。让现实来判断。

陈 毅：1954年，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我们签署了日内瓦协议。我们把军队从南方撤到了北方，听任南方人民被杀。当时我们犯了错误，这个错误有我们一份。

黎德寿: 因为我们听了你们的劝告。

陈 毅：你说在日内瓦会议上，你们是听了我们的劝告才犯的错误，但是这次，如果你们不考虑我们的意见，你们就会再犯错误。

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

1968年11月17日，北京[7]

毛泽东：你们已经来了几天了，是吗？我有点官僚主义了。

范文同：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不那么好，我已经咳嗽一些日子了。快上天了，要同上帝开会去。胡主席身体好些了吗?

范文同：好，比在北京的时候好一些了。主要原因是他在北京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回来后就一直很好。

毛泽东：北京的气候可能不大适合于胡主席。

范文同：非常适合。

毛泽东：我看，广州可能对他更好一些。

范文同：我们的胡主席、越劳党中央政治局要我转达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其他同志的最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谢谢。

范文同：今天，我们代表团里有两位刚从南方来的同志，一位是十菊同志[8]，一位是黎德英同志[9]。

毛泽东：黎德英同志是第一次来中国吗?（毛主席与十菊同志握手，并说他们在1966年时曾见过面。）

黎德英：1962年我来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毛泽东：你看我这个官僚主义，你来我都没有见。你们[10]大概要把我撤掉，因为我是官僚主义。我们快要开党代表大会了，我可能会给撤掉。这也可能是好事。但现在我只能吃闲饭，只能扫扫地，干这样的事情，最近我没有什么仗打。

你们想同美国谈判，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美国的事情相当困难。他们有三个问题要解决，即在美洲，主要是美国，欧洲和亚洲的问题。他们现在已卷入亚洲四五年了，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他再参加。只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他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他叫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是全力以赴。现在他对别国顾不上，例如欧洲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亚洲其他地方，还不是照样抽吗?他自己国家不是说有2亿人口吗?但他经不起打。他要动员几十万的兵力，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

（副本在这里有一段毛泽东与一个年轻女人的对话。这个女人进来，端给毛泽东一杯热茶。毛转向她。年轻女人说：请不要擦你的脸！

毛泽东：为什么不？毛巾是干什么用的？我不听你的。

毛拿起一盒烟。他累了，打不开烟盒，于是把烟递给年轻女人。

毛泽东：我打不开，你来打开它。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女人：梁枫。

毛泽东：夏天的凉风吗?

然后，他转向越南客人说：请偿偿这些烟！）[11]

毛泽东：打了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也不是打几年了，而是打十几年了。日本在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有23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你们同日本、法国打，现在又同美国打，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

范文同：对。

毛泽东：为什么召开日内瓦会议？（他问周恩来）过去，我说我们犯过一个错误，就是在1954年开了个什么日内瓦会议。那时胡主席不那么高兴，他舍不得放弃南方。现在想起来，我看他是对的。那时南方人民的士气高涨。那次会怎么开起来的我也不清楚，大概是法国人提出来的。

周恩来：是苏联建议的。那时赫鲁晓夫当政。1954年1月，苏联要解决这个问题。[12]

毛泽东：我现在记不起整个事情了。但是据我看，会议再推迟一年可能更好些，那样，北方的军队就能够到南方去，打败敌人。

范文同：那时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打，不分南方和北方。

毛泽东：一起扫掉。国际上有一些舆论要开会。就我看来，那时法国要撤，美国还没有来，吴庭艳面临着许多困难。[13]我认为，撤走我们的军队，是帮了他们一手。这我过去和胡志明同志讲过了，今天我还要和你们再谈谈。我的意见可能不对，但是，由于协议中有撤军这一条，因此我认为我们失去了一次机会。

周恩来：撤走武装部队。

毛泽东：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无非是杀人。杀人，就又打仗。打仗，美国人就进来了。开始叫顾问，后来又直接出兵，不当顾问了。但是现在又说要当顾问了。

范文同：这次他们不可能再当顾问了。

毛泽东：顾问他们还是要当的，我想。

范文同：那要问十菊同志的意见。

十 菊：敬爱的毛伯伯！这次胡主席、越劳党中央政治局给我们指示，命令我们在南方打到底，打到我们国土上没有一个美国侵略者为止。所以美国人再想当顾问也当不成了。毛伯伯，我们的血已经流了好几年了，难道我们还能容许他们呆在这里当顾问？

毛泽东：要他们不当顾问，恐怕还要一点时间。

十 菊：对，毛伯伯。我们要坚持打下去，直到我们南方完全独立和自由，直到实现祖国的统一才罢休。我们这样做是执行胡主席的指示，也是根据毛伯伯的意见去做，同时也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也是我们整个越南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那好。就是又打又谈。谈可以谈，把他谈走也困难。

范文同：他不会走的。他坐下来，不会走的。

毛泽东：打吧，美国主要是靠飞机。他在南越是9个到10个师，比朝鲜战争时多了。他在欧洲有5个师，20万人，实际上他的人数不全，飞机的数量也有减少。一些军队被派去增援第七舰队。至于他本国有多少师，我不大清楚。

王新亭[14]：还有9个师。

范文同：但他们最精锐的师团在南越。

毛泽东：可是不充足。一个是人不充足，一个是装备不充足，一个是有经验的人不充足。

周恩来：他们有6个师和6个团在美国。

毛泽东：但是在越南战区的有优先权。在那里，他们有9个师4个团。可据我的记忆，他们在那儿有7个师。

周恩来：后来，他们得到了增援。

毛泽东：我还是不了解，美国人把手伸到东南亚，对他们资本主义有什么大的利益?你说掠夺资源吗，当然有资源喽，印尼有石油，马来亚有橡胶。你们国家有橡胶吗？

范文同：有很多。

毛泽东：你们有橡胶和茶。不过粮食或植物我看美国大概不需要。

范文同：但是美国人打我们他是放眼更远。

毛泽东：打南方时它放眼北方，甚至更远，中国。不过他们还没有强大到放眼其他地区。

范文同：但是，他们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当然了，帝国主义必须有殖民地。像我们这些国家他是希望变为他的殖民地的。过去中国当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当了一百多年，他们究竟掠夺走了些什么东西?中国工业不发达，农业也不发达。

周恩来：他们掠夺原料。

毛泽东：什么原料?

周恩来：大豆。

毛泽东：英国开采中国的煤，美国不需要中国煤，他们说中国没有石油。他们自己是钢铁也不搞，机械更不搞。他们只搞了点纺织，不过日本和英国搞得最多。[15]因此，我看他们的目的就是灭火，你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为了灭火，灭火机械就要制造，就可以赚钱。他每年在你们那里消耗多少钱？

范文同：300多亿美元。

毛泽东：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4年左右。现在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

但另一派，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在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这个人叫李普曼。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1964年，我同胡主席谈了5个小时，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他们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现在他们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他们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都没有参加，这同朝鲜战争不同。

范文同：对。

毛泽东：朝鲜战争英国是参加了，土耳其参加了。

范文同：法国也参加了。

毛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很少。

范文同：有一个团。

毛泽东：我们对法国参战没有什么印象。

周恩来：总共有16国参战，包括南朝鲜。

毛泽东：但同越南战争一样，一个日本，一个蒋介石，都不参加。

范文同：他们是聪明的。那时，我们非常担心日本会参战。

毛泽东：日本大概不会参加。他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他是赚钱的。

我看过去美国人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大了。现在他们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他说，美国的兵力太分散了，不但把兵力分散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就是在亚洲兵力也集中不起来。在南朝鲜，有7万多美国军队，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两个师。在夏威夷有一个师。[16]他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也要有人守卫。你们也要为美国统治阶级打算一下嘛。叫你当美国总统，你怎么办?我原来不相信他会打北越，后来这话不灵了。现在他不轰炸北越了，这话又灵了。也许他又要恢复轰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有一天要灵的，他又要停炸。

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他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他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个时候是说要“穷追”，但实际上没有，所以他那是空话。

范文同：我们这些都注意到了。

毛泽东：后来，他们没有再发出什么警告。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他们根本不提。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但是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

周恩来：我们要同李班同志，还有我们的大使和武官商量。

毛泽东：如果他们再来，我们再出去嘛!这不是什么大事。

范文同：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你们再考虑一下，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如果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口号。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告诉他们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你们已经从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了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如你们所说的，美国人说话不算数。

范文同：他们非常可恶。

毛泽东：他们在好多场合甚至说，就是签订了条约也不算数。但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美国人不能一直这样。难道你们与他们谈判一百年吗?

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判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谈判的主要代表是你吗?

（问黎清毅[17]）

周恩来：是黎德寿同志。这是黎清毅同志。[18]

毛泽东：噢，都姓黎！

范文同：我们正如毛主席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是又打又谈。但是谈之前必须打到一定的程度，坐下来谈并不意味着就不打了，反而还必须狠狠地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高姿态，以一个知道如何战到底、知道敌人必败的战胜者、强者的姿态讲话。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还有其他想法，就不可能战胜敌人。与此相应，南方必须猛打敌人，同时要大力开展政治斗争。目前，南方的情况很好。巴黎会谈对我们南方的人民是个新的鼓舞。他们说，如果美国在北方失败了，那么他们在南方也必定要失败。

毛泽东：听说听到谈判以后美国兵欢呼，不知是真是假?

十 菊：我愿意告诉毛主席，美国人庆贺这一消息，他们成千的人聚集在一起收听关于谈判的新闻广播。当美国下令要打时，有的美国兵在帽子上写上：“我马上就要回美国去了，请不要杀我。”

西贡的军队也很泄气，许多人公开反对阮文绍[19]，说：“如果阮文绍先生要打，就让他到溪山来打吧。”西贡士兵和政府官员的情绪都很低落。我们南方的人民、干部和战士都受到鼓舞，并决心更猛烈地打。我们看到，因为猛打，所以我们能够迫使美国停止轰炸北方。现在我们要更狠地打，打败他们。这是我们南方人民、干部和战士的普遍愿望和斗志，毛伯伯。

毛泽东：美国兵欢迎谈判希望回家的人，是多还是少?

十 菊：很多。现在我们一方面加强战斗，同时也加强动员人民和瓦解敌人的工作。

毛泽东：那好。听说美国兵也住地道了，你们也住地道，雨季怎么办?

十 菊：下雨时，我们用不透水的布盖上。

毛泽东：雨季有几个月?

十 菊：每季6个月，旱季和雨季一样长。

毛泽东：那么长?

十 菊：雨最多时集中在3个月。

毛泽东：哪3个月？

十 菊：5月、6月和7月。

毛泽东：现在是旱季?

十 菊：现在雨季末旱季快开始了。

范文同：我们国家的气候不一样。

毛泽东：北方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不同，是吧？

十 菊：毛伯伯，这次和以前一样，胡主席和政治局要我们到北方来报告南方的情况，并接受新的指示。而后，胡主席和我们党中央让黎德英同志和我陪同范文同、黎清毅同志一起到中国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国其他领导同志们报告南方的情况。前天，我们从周恩来总理那儿知道毛主席表扬了我们，我们非常受鼓舞。

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谈的。

十 菊：我们知道，我们每取得一次胜利，毛主席都写信表扬我们，这对我们南方人民、干部和战士来说，实在是巨大的鼓舞。我们在南方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有中国人民和您，毛主席的鼓舞，有你们给我们的很大的援助。

毛泽东：我们的援助很小。

十 菊：是很大的，而且非常重要。

毛泽东：主要是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的国家是统一的，党是统一的，军队是统一的，你们的人民，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是统一的，这很好。[20]

十 菊：我们认为，中国的精神支援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中国这个大后方的支援，不管打多久，我们都能打下去。

物资援助也很重要，我们所以迫使美国下地道，主要是靠中国给我们的大炮。

范文同：确实如此。

十 菊：我们用中国的武器打西贡，敌人吓坏了。

毛泽东：看来你有点唯武器论。

范文同：我们的确是依靠中国的武器。[21]

十 菊：我们依靠我们人民的力量，但是没有中国的武器，将会更困难。

毛泽东：只靠两只手不行，手中得有武器。

十 菊：正如毛伯伯说的，我们应该用步枪加小米跟敌人打。

毛泽东：那我也有点唯武器论了。

范文同：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武器和粮食。

十 菊：当我们的战士知道毛主席非常关心他们的体质时，非常感动。中国除了给我们武器外，还给我们大米和食品。因此我们的战士能吃的比较好，身体也更强壮。

毛泽东：运到一些了吗?

十 菊：部分已运到了，如蛋粉、豆粉、味精。

范文同：都很好。

毛泽东：大概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我们还要感谢西哈努克。

范文同：我们了解这个西哈努克。

毛泽东：他就是要点买路钱。花费点买路钱可以，值得，值得。

范文同：我们已计算过，买路钱比美援的数字还大。

十 菊：在过去，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两千万美元，现在中国每年的买路钱已超过这个数字。西哈努克帮助我们是名利双收。

范文同：对他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保卫了柬埔寨东部与越南南方接壤的边界。

十 菊：加上中国又同情他。

毛泽东：至于他对政治的关心，有时候也令我们吃惊。最近，他似乎觉得被美国抛弃了，因此，他两次说到，美国应当撤一些兵，但是不要都撤了。最近是在巴黎讲的，说美国应该撤兵，不过不要让他们回美国，美国兵也不要驻在柬埔寨，可以驻在泰国、菲律宾这些地方，以免中国侵略他的国家。他常常用一种反共的腔调说话。不过他这话是一个迹象，就是美国人想撤。要撤，西哈努克就慌了，泰国和菲律宾也都慌了。在越南南方，第一个慌的是阮文绍。他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美国军队呆在那里。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很乱的世界。那么多国家自己没有力量，要靠强国来帮助，如西哈努克那样。就是日本的资产阶级现在也需要美国的支持。日本好像是欢迎谈判，实际上我看他不那么欢迎，因为有战争，他们资本家就能发财。美国的许多军火是日本制造的。

范文同：我们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奇怪，表面上看来日本人想为结束这场战争做出点贡献，但也要看他的实际情形如何。

毛泽东：有的人是说的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朝鲜战争一停火，日本许多工业企业倒台了，他是要美国兵打，他赚钱。

范文同：那是日本的上策。

毛泽东：这也包括菲律宾的资产阶级，他也不出几个兵，但美国兵以菲律宾为休息的基地，菲律宾的资产阶级可以发财。泰国的资产阶级也这样。

范文同：泰国的情况很清楚。但是做决定的不是他们，而是越南，是由我们决定要美国走还是留。我们全体越南人民决心打下去，直到把他们全部赶出去。我们正准备集中我们的力量在南方打美国，将要打一些大的战役，当然，战斗将会更激烈。

毛泽东：你们春季战役的打法比较好。我曾说过你们是否可以打奠边府式的战役。那时我们不知道你们的解放区是分割的，而且分割得很厉害。是不是每个省都分割的?

范文同：是的。但是这种情况不影响我们把敌人包围在西贡市内和其他一些基地和公路沿线。我们也考虑打奠边府那样的大战。但要打那样的大战，我们必须事先很有把握。

毛泽东：对，要有一片基地才好。没有的话要连续打集中兵力的仗就困难了。还有一个问题是，阮文绍政府非常害怕解放阵线，事实证明，在南方人民中有影响的是解放阵线，而不是阮文绍政府。他们的大众媒体这么说的，不是官方讲的，但消息来源是官方的。[22]

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还是阮友寿[23]?他们两个都姓阮。最近，阮文绍使劲儿装着说他不去参加巴黎和谈。但实际上美国看得非常清楚，没有解放阵线参加谈判，问题就不得解决。你看过这个材料没有?

十 菊：看过了，现在他们非常困难。

毛泽东：美国看得起的是以胡主席为首的越南党和政府，是阮友寿同志为首的解放阵线，看不起阮文绍那一摊子，因为它没有效力。

范文同：对。

毛泽东：美国给了他们许多钱，但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塞进自己口袋里去了。

范文同：阮文绍派到巴黎的代表说了一些反美的话。那时我们的代表问哈里曼，为什么你们允许他骂美国。哈里曼说，他说那些话是为了表明他不是傀儡。

毛泽东：是他们命令他表现出反美的，这就是为什么。哈里曼这个班子恐怕要换。尼克松要派新的人来。

范文同：这是肯定的。

黎德英：毛主席，我们南方的部队正在进行政治整训和军事整训。我们准备接收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提供的武器，准备今后打更猛的战役。在南方战场上把美国最精锐的部队打烂。这也是执行胡主席的指示。我们相信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今后必定能取得更大的战绩。

毛主席，今年初以来，我们使美国最精锐的步兵二十五师、步兵一师和装甲团受到严重的损伤。仅我们8月在西宁的一次战役中，就打死打伤他1万2千人，其中主要是美国人，打坏了1千1百辆装甲车和坦克。破坏了1百多门火炮。当我们的步兵冲锋时，美国人的坦克和装甲车赶忙逃跑。他们非常害怕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有毛主席给的武器，包括40火箭筒。

毛泽东：那个东西厉害吗?

黎德英：打坦克非常厉害。

毛泽东：我们以前有这些武器吗？（问王新亭）

王新亭：没有。

叶剑英：朝鲜战争中我们用过90火箭筒。

范文同：一打中，坦克马上就化了。

黎德英：驾驶员都被烧死了。

毛泽东：好。我们能多制造一些40火箭筒吗？

王新亭：行。但是制造火箭筒的弹药比制造火箭筒更困难。[24]

黎德英：敌人内部有矛盾，西贡军队批评美国胆子太小，他们对美军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信心。

毛泽东：他们看不起美国兵了?

黎德英：美国人和西贡军队互相不信任，他们都怕解放军。

毛泽东：大概是这么回事。

黎德英：最近，从10月25日到11月7日，美国第一步兵师的一个旅拒绝去打仗。今年8月战役期间，我们把这个师的师长打死了，打死后，这个师的美国兵喝酒开庆祝会。

十 菊：因为这个师长凶得很。

毛泽东：不文明。

黎德英：打西宁这一仗时，我们消灭了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的14个连。[25]这点美国人也承认。

毛泽东：西宁在哪里?

黎德英：西贡西北60公里，靠近柬埔寨边界。

毛泽东：对二十五师，我们比较熟，同我们在朝鲜打过。那时就是因为彭德怀犯错误，没有把他全部消灭。我们叶剑英指挥的第四十军初次与他交锋。[26]对第一师我们不太了解。

叶剑英：我们吃掉了他一个团。那时，第一师还不在朝鲜。

毛泽东：美国人的骑兵部队打的好吗？他们实际上是步兵，是不是？

黎德英：他们是支胆小的步兵部队。

毛泽东：在朝鲜的时候，他们很傲慢。但是现在你们打败了他们，他们也就变得胆小了。他们是驻扎在朝鲜的西部吗？（问叶剑英）

叶剑英：在朝鲜东部。

毛泽东：我们在朝鲜犯的错误是，每一仗我们都想吃掉他一两个师，但吃不下来，我们只能吃掉一个团。如果我们要消灭第二十五师，就得投入全部的兵力，而且还得打几个星期。

黄文泰[27]：那时没有40火箭筒。

毛泽东：那时，敌人一个师有八百门炮，我们三个军才有八百门炮，就是说他一个师比我们九个师的炮还多。

范文同：现在他们装备好极了。

毛泽东：当然，过去十八年了嘛。

黎德英：毛主席，我们的炮现在可以打到任何地方，就是美军防守再严的基地我们也能打到。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骂你们胡打，不分青红皂白乱打。好像美国人就分青红皂白似的。

十 菊：他们越失败，就越骂我们。

黎德英：现在西贡和其他城市的美国军队都没法休息，他们不得不呆在地道里。他们知道我们用中国的武器打他们。今后我们还要打，把主力部队集中起来打他们的主要基地和后方。我们将打得更好。

毛泽东：你们的部队进行政治整训是很有必要的。你们应该用谈判作掩护搞政治整训。在每次大仗之前，搞几个月的整训，总是有必要的。大仗一年只能打二三次，四次顶多了。正规部队应当用空余的时间进行整训。

十 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28]

毛泽东：我们打日本的时候，每年只打三两次仗。[29]这样我们还觉得不够时间搞政治整训。不可能每个月都打。部队需要时间进行军事整训，伤亡要补充，武器、弹药、粮食要运输，每次战役之间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十 菊：我们各方面都要好好准备，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部队有必要进行政治整训。

毛泽东：有必要。至少应该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政治整训。可以搞两三个月的，也可以搞几个星期的。两个战役之间的时间，就是整训时间。

十 菊：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部队正在总结经验，做好物质和精神准备，准备大打，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谈尽管谈，我们继续打，决定性的还是在战场上。在部队进行政治整训期间，我们要防止部队对和谈有幻想。

毛泽东：这类想法会冒头的。一个时期一种思想潮流。但这种潮流就一阵子，慢慢就过去了。

十 菊：这次我们到北方，胡主席和政治局向我们交待说，敌人给打败了，他不得不接受和谈，但他们仍然很顽固。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思想环节这一环，要坚持彻底的革命精神，要大打，要在战场上取得大胜利。我们要严格按这种指导思想行事。

毛泽东：这好。

范文同：十菊同志、黎德英同志，其他同志和我，都十分感谢您，毛主席，抽时间同我们谈话。毛主席今天的谈话和那天周总理和康生同志的谈话，使我们都受到更大的鼓舞。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话非常正确，非常符合我们抗美救国斗争的情况。

毛泽东 ：不过我讲的不一定正确，要看今后形势的发展。

范文同：最后要靠我们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和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做出决定。这也是毛主席曾对胡主席和其他几位越南志说过的。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们一定要坚决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这将是我们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兄弟的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谢方法。我们祝您，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我祝胡主席健康长寿。还有政治局其他同志们，祝他们健康。

范文同：谢谢您，毛主席。

[1] 何文楼，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越南代表团成员，1968-1970年为巴黎和谈越南代表团成员。

[2] 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后抵达北京。

[3] 阮文通（1918-），1967年以前在越南中南部地区指挥作战，以后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

[4] 黎德寿（1910-1990），1949-1954年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南方分局副书记，1954年成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2月开始在巴黎与基辛格秘密会谈，后任巴黎和谈越方首席代表春水的顾问。

[5] 黎德寿同志参加巴黎和谈返国途中在北京停留。他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向他通报谈判情况，并请陈毅征求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对于和谈的意见。10月17日陈毅再次会见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

[6] 汉弗莱，美国副总统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7] 这篇谈话的英文本与中方记录有一些出入。首先，时间、地点和参加会见的人员均有不同。英文本为：会见于1968年11月17日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进行，中越双方参加的人员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王新亭、叶剑英等人；黎清毅、十菊、黎德英、黄文泰等人。中方相应的记录为：1968年11月17日8时15分至10时15分，人民大会堂118室（即湖南厅），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十菊、黎清毅、黎德英、李班、吴明鸾、阮文广。其次，谈话内容也有差异。对此，译者只将同中方记录有大出入的和错误的地方注出，其他互有增删、出入者不注。另，该中方记录有一部分已发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80-583页。篇名为“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8] 十菊（1913-1998），即阮文灵，1957年黎笋到河内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南方分局的主要领导人。

[9] 黎德英（1920-），1963-1968年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副总司令、总参谋长，1969-1974年任第九战区司令。

[10]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这里说的是，他们大概要把我撤掉，因为我的官僚主义。

[11] 据中方记录，梁枫担任此次会见的翻译。上面一段对话，中方的记录为：毛（面向翻译）：你叫什么名字？梁枫：梁枫。毛主席：夏天的凉风吗？（众笑）你是小时候学的，在越南学的？梁枫：是。

[12] 据中方记录，周恩来此处说的是，法国也提，苏联也建议。1954年2月，苏联先提出解决奥地利问题，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上了台。

[13] 实际上，吴庭艳是在1954年6月16日日内瓦会议期间才出任越南保大政府总理的。1955年他废黜保大，成立越南共和国，自任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1963年10月在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14] 此处中方记录为黄永胜。后凡遇王新亭插言，中方记录均为黄永胜。不另注。另据中方记录，参加此次会见的中国军方人员为林彪、黄永胜、温玉成，无王新亭和叶剑英。

[15] 以上毛周的对话，据中方的记录为，毛主席：什么原料？有大豆，那主要是日本要。周总理：石油还没有开采。毛主席：他们说中国根本没有石油，钢铁也不搞，机械更不搞。日本搞了点纺织，英国人搞煤。

[16]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说的是，在南朝鲜，他还有4万多人两个师。就是说陆军，在夏威夷有一个师。

[17] 黎清毅（1911-），1960-80年代越南政府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

[18] 据中方记录，周恩来此处说：他是黎清毅同志。谈判代表是春水同志，现在是黎德寿同志。

[19] 阮文绍（1924—），将军，1967-1975年任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

[20]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说：你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党，统一的军队，统一的人民，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统一的意见，这好。

[21] 据中方记录，范文同此处说：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有点唯武器论。

[22]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说：这不是在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的报道，但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官方人士。

[23] 阮友寿（1910-），1960年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1969年任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1976-1980年任越南副总理。

[24] 以上毛王等人的一段对话，据中方记录为，毛主席：那个东西厉害吗？黎德英：打坦克非常厉害，一打中，坦克就着火，美国兵在坦克里死成一团，所以他们最怕40火箭筒。毛主席：过去我们打日本时没有这个东西。黄永胜：解放战争时也没有。周总理：朝鲜战争时也还没有。毛主席：现在和那个时候是不同了。范文同：一打中，坦克马上就化了。黎德英：坦克里的美国兵烧得同烤猪一样。十菊：41吨的坦克也着火。毛主席：那要多给你们一些40火箭筒了。黄永胜：运输有困难。火箭筒容易运，主要是弹药。

[25] 此处据中方记录，黎德英说：我们同美军第二十五步兵师的第一旅的16个连打，消灭了敌人14个连。

[26] 此处有误，叶剑英未赴朝鲜作战，第四十军军长是温玉成。由此至黄文欢插言的一段对话，据中方记录为，毛主席：就是因为彭德怀犯错误，没有把他消灭。那时温玉成同志你也在朝鲜，是哪一个部队？温玉成：四十军军长。那时美军第一师也在朝鲜。周总理：那是骑兵一师。毛主席：步兵一师没有去。骑兵一师也有相当的战斗力。黄永胜：是他们的王牌军。毛主席：那时我们打美国，我们有一个想法，总想吃掉他一两个师。但吃不下来，只能吃掉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集中兵力打第二十五师，还是可以逐步消灭他的，但也得打好几天，一两个星期。他当时完全孤立。黄永胜：那时我们的装备也不行。另据中方记录，越方参加会见的人中无黄文欢。

[27] 黄文泰（1906-1986），1964年任越南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1967年任第五战区司令，1967-1973年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力量总司令，1974-1981年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

[28] 据中方记录，这句话是范文同说的。

[29] 此处及以下毛与十菊的这段对话，中方记录为，毛主席：我们同美国打最激烈的是三次战役，一年打三次。周恩来：那是最激烈的。毛主席：不可能每天都那么打，没有那样的机会。部队要整训，伤亡要补充，武器、弹药、粮食要运输，问题多啦。十菊：要好好准备，把部队整训好了才好打。这是非常必要的，一年至少一次。

周恩来、康生与越劳党中央南方分局代表团的谈话1969年4月12日，北京

周恩来：我对形势清楚了。我还看到你们决心战斗到底，直到打败美国和西贡。我们非常高兴。尼克松面临很多困难，但他在南越的非殖民化问题上十分顽固。毛主席曾对胡主席和越南其他领导人说过：美军还有10万人在越南，不失败是不会撤走的。所以，康生同志和我很想了解南越的局势，你们面临的困难及你们采取的措施，这样我们才能对你们的问题做出全面的答复。

康 生：我们还可以向你们提供我们在战斗、生产和运输方面的经验。

周恩来：坦率地说，你们已经派了许多人到国外学习各种专业。以后，由于技术和思维的水平不同，会造成困难，使问题复杂化。如黄文泰同志说的，如果你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武器，弹药就很难供应。我们认为，在取得胜利以后，如果能很好地用政治思想武装学生，技术训练只要有半年时间就行。过去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依靠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当苏联停止援助，就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

康 生：现在，你们有大约6千学生在中国。如果他们在越南，他们能组成10个战斗队，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你们派他们出去两三年。等他们回去时，战争都结束了。这样他们的知识也用不上，很快会忘记。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一些知识分子没有了创造性，不能接受新事物，无论是思想方面的还是技术方面的。

你们向我们通报了你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介绍了你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研究。我们遵循毛主席对胡主席所说的：所有的计划和政策都应由南方人民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你们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毛主席从内战年代就一直这样教导我们。

康 生：越南劳动党和越劳党中央南方分局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方针是最正确的。上次，在阮文灵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南方局势后，我们建议你们应进行大规模战役。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后，我们认为这个建议不具备可行性。所以，在这场持久战中，你们还是应当严格遵循自力更生的原则。

周恩来：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在你们又打仗又谈判的情况下，南方局势发展的怎么样？

尼克松现在面临着从约翰逊那里继承下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困难。他没有兑现他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一些美国资本家到南越去，发现不但无利可图，连本钱都赔进去了。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明显的困难，形势就会不一样。不过，有人在帮尼克松，我说的不是英帝国主义，而是苏联修正主义。

谈了越南问题，我现在谈谈中东情况。尼克松想解决中东问题。苏联提出的、由法国支持的四强会谈现正在联合国进行。苏联支持美国提出的6点计划，阿拉伯国家则持不同意见。与此同时，苏联通过约旦国王侯赛因也提出了6点建议，这个建议提的要求比美国的计划还少。美国的建议就够糟的了，苏联的更糟。建议迫使阿拉伯国家承认被占领地区的存在。这样的话，巴勒斯坦力量就孤立了，他们在约旦河边的一些基地将会丢掉。

苏联还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叙利亚就是个例子。叙利亚想改组联合政府，但苏联说要削减援助，迫使叙利亚听命于苏联，维持原状。联合酋长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其他国家像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原来都是反以色列的，但当波德戈尔内[1]访问这几个国家，答应提供援助后，他们的立场就变了，支持美国的6点计划。苏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与美、英共同分享在中东和北非的影响及其石油利益。苏联靠近地中海，它一直要求使用埃及的亚力山大港，现在又想进入阿尔及利亚的海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这样一种帝国主义政策？很显然，苏联已不再是一个帮助民族解放运动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反，苏联出卖了这些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苏联的修正主义政策就是列宁说的“社会帝国主义”的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取代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赶出了主席团。这开创了允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先例。苏联还诱使蒙古加入华沙条约国集团。过去，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是反对他们的。但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失败了。蒙古事实上已加入了华约。北朝鲜不久也会加入。苏联修正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利用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是威胁中国，另一个是向西方国家妥协。结果，北约对华约的行动做出了反应。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70年3月21日下午4时20分，北京

周恩来：法国担心西哈努克倒向我们会使柬埔寨变成另一个战场。因而影响到法国的利益。法国还希望赢得西哈努克的同情。法国可能向苏联解释朗诺不是完全亲美的，是亲法的，他会恪守中立原则的。所以，可以承认朗诺政权。法国可能还会保证它会劝告朗诺政权不要进攻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过去两天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一点：朗诺政权保证继续实行中立政策，尊重柬埔寨过去签订的协议。他还特别下令采取安全措施保护中国和苏联驻金边大使馆。

我们现在应支持西哈努克，看他如何行动。我们支持他，因为他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因为印度支那国家在过去反对日本和法国，因为我们从万隆会议后一直支持他。在我们支持他以前，我们还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希望建立一个反美联合阵线。但他也可能因为形势而改变立场。不管怎样，能越多地赢得他的同情越好。这是我们的基本想法。

我认为朗诺的政变是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支持的。当然，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提美国，不提法国。但根据雷伊（Rayer）和中国作家韩梓（Hanzi）谈的，法国已不再相信西哈努克。所以法国和美国都支持政变。

西哈努克的战斗能力与你们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如果西哈努克同意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柬埔寨力量就会更强。但法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他让越南人进入柬埔寨，越南人就不会再离开。同时，法国认为西哈努克不完全听他们的，所以想让朗诺取代西哈努克。不过，西哈努克倒向中国和苏联，削弱了法国的影响。对朗诺来说，他不想触犯中国和苏联。3月18日政变后，朗诺没有在边界地区向你们的部队进攻，他也没有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解决这个问题。3月18日，他们捣毁了生活在柴桢省的中国人和越南人的住房。但这些行动在19日就停止了。20日，他们发布特别命令，不得破坏中国和苏联驻金边使馆。朗诺还害怕高棉人民会起来反对他，同时，他担心如果他进攻越南（在南方的部队），北越会反击，中国将支持北越。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将会扩大。老挝已被卷入战争。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柬埔寨。这样，印度支那的局势就会回到1954年日内瓦会谈前的状况。我相信你们还记得毛泽东同志告诉胡主席的话：印度支那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同盟。这种局面是法国造成的。如果局势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正是美国的行动引起的，印度支那将成为一个联合战场。

我不知道玉·沙玉石（Um Savuth）[2]的部队是不是到了腊塔基里，他们与越南部队有没有接触？

范文同：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已经到了。这些部队有可能反对朗诺。我们还得到情报说，在西里（Seam Reap）的部队反对朗诺。[3]

周恩来：你们与他会谈时，你们提到了高棉人民党（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力量合作的可能性。你们还谈到坚持不干涉柬埔寨国内事务的原则。我们感到西哈努克希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他。所以，在回答西哈努克前，我们非常希望听听我们高棉同志的意见。

范文同：我们说得很清楚，接触应该在双方高层和下层同时进行，以便于基层更好的合作。

周恩来：他怎么回答？

范文同：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他没有谈他希望我们做什么，也许他会问你。那也好，这样中国和越南都可以帮助。

周恩来：我们可以施加影响。但作为高棉人，他们之间应该直接打交道。

范文同：如果我们按这项指导原则达成协议，就不困难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要求双方合作。西哈努克现在正等着你们回答他的问题呢，是吧？

周恩来：是啊。因为我告诉他，我将在同你会见后答复他。首先，朗诺和西里克·马谢克（SirikMatak）[4]要与北越和南越进行磋商。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范文同：我来这之前，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最终还是要和我们打。但我们不会失败。那么谈判是为了什么？然而，现在我们还是与你们和西哈努克商量局势如何发展，我们让我们的同志等待，看他们的态度，争取时间。至于西哈努克，我们的态度是肯定的，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将以此为基础。

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

1970年5月11日下午6：45-8：15，北京，人民大会堂[5]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 笋：1964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 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 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美国海军军舰），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6]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越南人的鱼雷攻击)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 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 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16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 笋：是的，16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 笋：正是这样。单是在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23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 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8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1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 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 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 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17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9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 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

黎 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190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 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毛回忆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 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 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 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

黎 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7]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 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1千2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50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

毛泽东与凯山·丰威汉[8]的谈话

1970年7月7日下午3：00-4：00，北京，人民大会堂[9]

凯山·丰威汉：我们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向中国党通报了情况。根据目前的新情况，我们制定了今后三年的斗争计划，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大力推进我们的抗美救国斗争，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

毛泽东：打了这么多年，你们在人力、物力方面不感觉缺乏吗?

凯山·丰威汉：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比较缺乏。

毛泽东：什么缺乏?

凯山·丰威汉：比如说人力方面，要补充兵员时，人却很少。由于人力少，搞生产也有困难，要搞好生产为前线服务，改善群众的生活也都感到有困难。

毛泽东：看来战争要延长。

凯山·丰威汉：我们也是这样分析的，战争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美帝国主义很顽固，而且在军事、经济方面的潜力也很强大。但虽然战争要延长，我们仍有决心打下去。

毛泽东：这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有决心。无非是困难嘛，人少嘛，物资少嘛。[10]

凯山·丰威汉：毛主席说得很好。我们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困难是失败中的困难。

毛泽东：对。上次我给你说，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因为泰国人打你们嘛。你可以来，我不可以去呀?

凯山·丰威汉：毛主席讲的这几句我记得很清楚。

……

毛泽东：他(指西沙瓦[11])是干什么的?

凯山·丰威汉：他是军队的总参谋长。[12]

毛泽东：你是管打仗的。你认识我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吗?

西沙瓦：我前几次见过黄永胜同志。我们的关系很密切。

毛泽东：靠不住。事实上是我们帮他们的忙还太少吧?

周恩来：他们提出来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了。现在就是运输比较困难。

毛泽东：不是修了一条公路吗?

周恩来：还没有完全通。

……

毛泽东：世界变了，从老挝来讲，也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自找灭亡。他的目的就是想占地方，找人来埋葬他。我们有经验，譬如日本占了大半个中国，占了很多地方，除了四川及其他一些地方以外，都被他占领了，结果帮了我们的忙，老百姓都起来反对他。到他投降的时候，我们的军队超过了一百万。开始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只有两万人。[13]

日本人教育了中国人。后头美国人又帮助蒋介石打我们。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同我们签订了和平协定，等他准备好了，他就开兵打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大相信什么条约，什么签字这一套，这也是有点原因的。譬如说，我们两家并没有条约，也并没有签什么字，但是我们讲的话算数哇!帝国主义讲话不大算数，包括美国的走狗梭发那·富马。有些东西，你说组织联合政府也可以，但是要准备另外一手。组织联合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联合政府。

凯山·丰威汉：对。

毛泽东：永远的联合政府? 没有那个道理。

……

毛泽东：越南也好，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缅甸也好，都是这样。现在缅甸、泰国的游击队都有发展，虽然规模还不算大。游击队是一个训练干部的学校。资产阶级决不会为我们训练干部。[14]

凯山·丰威汉：毛主席说得很对。

毛泽东：它的武装想消灭我们，那好，我们就打嘛。你打，就要有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就能够训练干部。我们应该首先说明，要有人民，要有军队的战士。但是人民同战士要干部领导，没有领导是散的。

……

毛泽东：历史上战争没有断过。我前次同黎笋同志说过，看来这个世界不那么和平。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要捣乱。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15]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

林 彪：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革命。

毛泽东：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资本主义，不然就要改名为帝国主义是上升的资本主义了。帝国主义也不那么舒服。你说尼克松就那么舒服吗?

……

毛泽东：什么经济、军事，你找他们几位。

凯山·丰威汉：我们向毛主席报告，经济援助小组、军事援助小组都进行了工作，我们彼此见了面，谈得很好。面临目前新的形势，我们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

毛泽东：是呀。你要提出来，你不提出来，谁理你呀?

凯山·丰威汉：我们是提出来了。

毛泽东：你提出来就有办法了。找他们就是了，你不要紧张(笑，面向邱会作)，人家在革命呀!

康 生：经济方面由李强同志负责，基本上解决了。他们提出来的东西，凡是我们有的，或者能做到的，基本上可以解决。

……

凯山·丰威汉：我们今天见到毛主席很高兴。毛主席今天给我们谈了很重要的问题，有老挝革命的问题，也有世界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所谈的这些话，对于指导我们的革命斗争是十分重要的。

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

1970年9月17日，北京

范文同：我们通常认为政治和军事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我想谈的问题是，在尼克松实行战争“越南化”以后，外交斗争将如何有效地进行。我们认为，尼克松越南化方针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在南越取得军事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就不考虑外交手段了。但是我们很清楚，他们在谈论外交、和平时，是要欺骗世界，实际上他们对外交并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派官员去巴黎，目的也是要欺骗世界。面对尼克松打的算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当然要坚持军事和政治斗争，并坚信这些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同时，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加强外交斗争。对于我们，也是对尼克松来说，外交只是个文字游戏。无论我们还是他，都不对外交抱有幻想。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外交斗争的一些好处。首先，我们须赢得南越人民，特别是城市人民的同情。进而，我们须影响美国公众，不仅是广大人民，也包括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宗教团体的反战舆论，以确保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国际舆论已经动员起来了。只是，如果能影响政治集团的舆论就更好了。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外交斗争可以作为另一条战线。因此，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正在发动一场新的外交攻势。

我们现在正关注以下两点：

——美国军队无条件撤军。此问题的新进展是，我们要求提供撤军的时间表。

——联合政府问题。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焦点在于要求阮文绍、阮高其[16]和陈善谦[17]下台。

这两点并不是新提出来的，在以前的“十点解决方案”中就已经提出过。但是我们关注这两点的原因是，想通过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影响，更加使尼克松走投无路。关注此两点的目的还在于支持南方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我们对其能带来的结果并不抱任何幻想。

周恩来：我想谈谈越南与中国的合作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体谅你们的难处，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要认识到我们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一定要基本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也考虑到了一些你们尚未提出的问题。从现在起，如果出现了新的困难，我们希望你们能告诉我们，我们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力帮助你们。你们所订的几种武器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改进了这些武器，使它们更有效，并且更轻便。所以我们建议你们考虑使用这些武器。大后方必须支援前线，而且为了解决问题，大后方还应当到前方去了解情况。方毅同志关于他最近越南之行的报告，是我们了解越南形势的一个很好的材料。我们是官僚主义，我们驻越南大使馆里的许多人都有这个毛病。毛主席曾对大使馆的报告很恼火，他说他不要看这些报告，因为这些报告是一些整天耗在办公室里的人写的。因此，我们要派我们的人到前线去观察形势。如果你们同意的话，作为备战的重要步骤，我们将不只派高级官员，而且还要派军队代表，革命群众和工人代表去越南。目前，中国被包围着，不过还只是在印度支那打。我们无法掌握我们的敌人，朝鲜还没打起来，与苏联的边界是封锁的。所以，我们要到越南前线去看看。

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的谈话

1971年3月7日，河内

周恩来：毛泽东同志曾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过，越南同志知道怎么打仗，怎么谈判。我也对春水同志和阮氏萍同志讲，谈判进行得很好。我以前也有一些谈判经验，但现在我要向你们学习。

……

泰国政府很害怕泰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它知道泰共武装力量的武器是通过越南和老挝运送的。它还知道中国还有一条路是直到中挝边境的。所以，泰国面临战争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威胁。我们认为，不能为了政府之间的关系而牺牲对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只有叛徒才这么做。[18]

如果我们站在苏联一边，他们将控制我们。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解决。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人民联合阵线，苏联就将控制这个阵线。所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主动。我们政府支持你们的8点和10点建议。苏联想建立一个让我们都听命于他的联合阵线。

我昨天已向你们转达了毛主席带给你们的话。这些话是真诚的。在抗美斗争中，需要感谢并向你们学习的是我们。不支持越南人民的革命无疑是背叛革命。同时，如果敌人扩大战争规模，我们也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

黎笋:

日本有一个关于东南亚的计划，它想控制这个地区。我们要粉碎美日同盟以及美、日和这一地区资产阶级的同盟。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联合阵线，这个阵线首先由一些核心国家组成，以后再扩大到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内。

范文同：世界人民希望反对尼克松主义，这意味着反对美日同盟。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建立这个阵线，谁有能力做这件事。除中国外别的国家都不能。所有人都知道印度支那最高级会议是在中国开的。因此，如果将来能在中国召开一个世界人民大会，影响会更大。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创议是为了反对尼克松主义，进一步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为击破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贡献。这不但对现在有利，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的。只有中国有力量这样做。

周恩来：这是一个新问题。东方是世界的一部分。亚洲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一直遭受美日反动政策的迫害。不过，关于建立世界人民联合阵线反对美日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时间考虑。在有的情况下，你们比我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有时我们比你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

1972年7月12日，北京

周恩来：一方面，有必要准备打。另一方面，你们应该谈判。中国这方面有些经验。我们与蒋介石就是一边谈一边打。朝鲜战争时，我们打了一年，谈判了两年。所以，从1968年开始，你们边打边谈的策略是正确的。

起先，当你们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选择的时机不对。我甚至对黎笋和范文同同志说，你们应当在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再开始谈判。不过，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当时进行谈判是对的，你们同时也做好了打的准备。只有你们才知道谈判应在什么时候进行。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也说明毛泽东同志比我们更有远见。

我们不承认作为美国傀儡的阮文绍政权。但我们可以承认他作为联合政府中三方力量之一的代表的身份。联合政府将就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和控制美军撤出后的局势进行谈判。美国要保证阮文绍分享政府权力，因而较易于接受政治解决。为防止三方谈判破裂，我们要准备再打。情况类似于克什米尔和中东。

黎德寿: 但我们仍然考虑一个排除了阮文绍的政府。

周恩来：我们正要求美国排除阮文绍。不过，如果我们暗示阮文绍是可以接受的，将使美方感到意外，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当然，阮文绍不能作为政府代表。但在谈判中，有个意外是必要的。

在亲美势力中，阮文绍是头。他出卖了自己的国家。不过，他在他的党中起决定作用。因此，如果我们与他那个党的其他人谈，而不是跟他谈，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你们的事情。但作为同志，我们愿意提供我们的经验。在内战期间，如果我们坚持跟蒋介石的手下谈，而不跟蒋谈，就谈不出任何结果。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与艾森豪威尔谈。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皮杜尔[19]十分顽固，站在美国一边，谈判无法进行。当孟戴斯—佛朗斯上台[20]后，对谈判有兴趣，问题解决了。这说明我们得跟头子谈。同样，我们与美国的谈判直到尼克松访华时才有进展。金日成同志试图与朴正熙直接谈判。在与日本的关系上，我们也是这样做。这些是历史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决定权在你们。

换句话说，你们可以直接与阮文绍和他的副手谈，在他倒霉时显示你们的大度。既然阮文绍还是右派的代表，还没有人能取代他，美国就会对他们的人还在台上感到安心。南方解放阵线也要提名自己的代表，这个人可能是阮友寿先生或者是黄晋发先生[21]，中立派也要有代表。不过，真正的斗争是在南方解放阵线和右派之间进行的。

黎德寿: 我们要求阮文绍辞职。如果他不辞职，我们就不与西贡政权谈判。

周恩来：如果他辞职，谁取代他？

黎德寿: 我们准备和别的任何人谈。

周恩来：这意味着没有阮文绍的阮文绍政策。

黎德寿:我们还没有提到普选。如果他们同意一个三方政府并承认这个政府的权力，那我们就同意举行普选。

周恩来：普选非常危险，可能比阮文绍作为右派代表还危险，更不要说国际监督和操纵选举了。

黎德寿: 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三方政府。政府的一个职责就是举行普选。自由选举需要实现民主权利。

……

黎德寿: 另一个复杂问题是关于中立派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必须讨论和定义中立的含义。

周恩来：可以接受杨文明[22]吗？

黎德寿: 这个问题很复杂，杨文明不完全是亲美的。不过，三方政府只是非常临时的。

周恩来：既然三方政府是临时的，我们最终还是要再斗争。

黎德寿: 由于美国的影响，法国也很难卷进来。

周恩来：所以，中立就是既亲法又亲美。

黎德寿: 杨文明正是这样。但重要的是如何让美国接受建立三方政府的原则。关于职务和权力分配应在解决这个问题后再进一步讨论。

周恩来：毛主席与我就三方政府问题谈了很长时间。他让我与你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经验的。联合政府是可以建立的，但后来我们不得不再战斗。问题是争取时间，以使北方恢复，这样就更强，而敌人则更弱。[23]

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黎清毅的谈话

1973年 6月5日，北京[24]

周恩来：现在天下大乱。在巴黎会谈后的一段时期里，印度支那国家应该利用时间休生养息，加强武装力量。在以后5到10年里，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要实现和平、独立和中立。简单地说，我们要争取时间，准备长期作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敌人。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有准备，就是增加生产，训练军队。如果不保持警惕，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如果有准备，那就能对付敌人的任何行动。

现在，停火得到有效实施。柬埔寨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经过20年的战斗，人民需要休生养息。所以需要恢复生产，有效利用劳动力。这是要做的大事。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在增加生产的同时训练军队。

黎 笋:

美国在越南作战的目标是政治目标。从战略上来看，他们使用的并不是前后一致的战略。相反，在这场新殖民战争中，他们使用了几套战略。从特殊战争到有限战争和战争越南化。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南越变成殖民地，还要在越南实现他们的全球战略。就是说，他们想控制南越，进而进攻越南北方，以此来破坏社会主义在东南亚的防线，威胁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周恩来：所以你们战斗，没有像林彪劝的那样去忍耐，忍耐是林彪的战略准则。别的他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些情报。美国希望西贡降低战事。沙利文[25]已就此事飞抵西贡，向西贡驻华盛顿大使陈文章[26]通报说：尼克松麻烦在身，西贡不要再使局势复杂化。此事属实，因为这能解释为什么基辛格想跟你们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我还想强调，美国必须要放弃朗诺，让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柬埔寨的内战，美国应该离开柬埔寨。至于说柬民族统一阵线，这场战争已经惩罚了朗诺。所以我们应与西哈努克亲王商议是否进行谈判。同时，我们不能代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黎 笋 : 柬埔寨同志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干得不错。

周恩来：局势还有不确定性。我记得上次朗诺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纪念活动，他还与范文同同志举行了会谈。他那时很自信。当时他还控制着所有运往越南的物资供应。

范文同：我们没想到后来事情变化得这么快。但他是罪有应得。

周恩来：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你们在柬埔寨还有军事和医疗基地，我们不知道，可朗诺知道。朗诺要求我们为通过柬埔寨运输的物资付道路费用，我们只好给。

黎 笋：我们想谈谈我们在南方的政策。在3到4年时间里，局势就会明朗化。不论怎样，南方政府应该是一个民主的、民族的政府。这个政府可以存在10到15年时间。然后就可以改换名称。所以我们不急于把南越变成社会主义。

范文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目标是独立和民主。我们不急于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我们应做的一件事情是发挥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

周恩来：主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

范文同：是的。列宁在他《两种策略》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根本问题在于领导权。我们将发挥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内国外政策方面的作用。

黎 笋:

在实行越南化的进程中，敌人很显然是在扩大战争。我们认为，美国力量强大，能接受一定限度内的失败。打败美国非常困难，因为它是一个强国。你们劝我们先解决美军撤离的问题，然后再解决西贡问题，我们认为是对的。

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黎清毅的谈话

1973年6月6日，北京

黎 笋：我们希望有一个具有多种加工提炼能力的、年产3百万吨的设备，能生产汽油、纤维和塑料等产品。上次周恩来同志说这套设备能生产数百种各类产品。我非常高兴，马上报告了政治局。这是一个十分珍贵的礼物，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后来却告诉我中国只准备帮助我们生产几种石油产品，我十分失望。我们不高兴。这次，我想再提出这个问题，希望毛主席能给越南这套设备。这套设备对我们太重要了。我希望这回你们能对此事持肯定意见。

周恩来：上次我说话太不谨慎了。我这样说是出于热情。我自己也上了东方红炼油厂的当。我还跟非洲朋友，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也这样说过。现在我发现没这么容易。这个项目的领导去世了。此外，我们还没有解决废料加工这个问题。我们在尽力而为。如果不成功，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学习。其他事情，像用这种废料养鱼、养鸭或灌溉水稻等都不行。据说在加拿大，他们把这种废料烧掉，日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比他们更先进呢？与这套设备相关的全部事情都是一些坏人编造的。

确实是我向你们提起此事的。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废料问题，不但害我们也害了你们，因为你们的海域比我们的要小。帮助你们建设炼油厂是没有困难的，这是个基本原则。所以你们不必就此事请求毛主席。在废料问题没解决之前，建一个或两个这样的工厂对渔业生产有害。

黎 笋: 我得告诉您，一个日本公司愿意向我们提供能生产4吨这种产品的设备，但我们宁愿同中国做生意。

周恩来：这个公司提到成本了吗？

黎 笋: 还没有。但他们说要派专家到越南来做可行性研究，然后建厂。

周恩来：它属于哪个集团？现在，我们是从荷兰进口两吨生产能力的这种设备。

……

周恩来：在美国轰炸期间，你们积累了如何维持生产的经验。不过，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不同。前者即使是在资源分散的情况下也必须集中。过去，在林彪路线的影响下，中国的工业生产十分分散。现在，叶剑英同志使局势有所改进。

你们还要改善海运、铁路和公路。运输是个紧迫的问题。你们应该考虑一个计划，把从河内到海防的铁路标准化。

……

你们要求装备另一个导弹营的设备，以根据标准达到4个营。我们接受你们的要求。苏联的标准是4个营，但中国的标准只需要3个营。我们现在不打仗，所以第四个营放在中国或越南都一样。没必要将这个营在越南的位置记录在案。

……

周恩来：我说我们至少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还要帮助越南。我希望所有在这儿的同志都记住这一点，因为到那时我可能就不在了。我不是说5年后我们就不援助你们了，我们还会援助，但数量可能减少。

昨天毛主席说，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应该感谢你们。他还说，我们应该尽我们的义务。[27]

[1] 波德戈尔内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2] 玉·沙玉石，柬埔寨王国武装力量的将军，1970年驻守腊塔基里省。

[3] 1969年初，柬埔寨爆发了几次反中央政府的起义。一些起义者后来加入红色高棉或越南军队。

[4] 西里克·马谢克，柬埔寨副首相，与朗诺交往密切。

[5] 据中方记录，此次会见地点在人大会堂118室；参加人为，越方：李班、吴船；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

[6]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说的是，后头也没有打着他，他自己紧张起来了……。

[7] 据中方记录，黎笋此处说的是，我们也是表达我们的真实感情。因为毛主席讲了，……。

[8] 凯山·丰威汉（1920-1992），1955年起一直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

[9] 据中方记录，此次会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参加人为，老方：西沙瓦、沙南、坎派；中方：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邱会作、申健。

[10]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这里还说道：人多也有困难。比如说，美国他就没有困难？泰国他就没有困难？他们的困难也许比你们还大。

[11] 西沙瓦，后任老挝国家副主席。

[12] 据中方记录，此句话系周恩来所讲。

[13] 据中方记录，此处与下句之间还有一小段对话。主席：我们开始跟日本打仗的时候你干什么？黄永胜：部队缩小以后当团长。主席：打日本初期，他不过是个团长。从井冈山到抗日，打了十年。他17岁当兵。林彪：现在我们的军事干部，数他的资格最老，秋收暴动他就当兵了。他比各大军区的干部资格都老。

[14]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说的是，资产阶级决不会为我们训练共产主义干部。

[15] 据中方记录，毛泽东此处还有一句话：各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

[16] 阮高其（1930-），南越空军司令，1965-1967年出任总理，1967-1971年为阮文绍的副总统。

[17] 陈善谦（1925-），1963年反吴庭艳集团的主要人物，1964年任南越驻美大使，1969-1975年出任政府总理。

[18] 这次会谈刚好发生在2月8日开始入侵老挝的南越军队停滞不前，北越部队重新获得主动权之时。

[19] 乔治·皮杜尔，时任法国政府总理。

[20] 1954年6月下旬，孟戴斯—佛朗斯接替皮杜尔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外长。

[21] 黄晋发（1913-1989），1969年6月出任新成立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1976年任越南副总理。

[22] 杨文明，1963年反吴庭艳集团的主要人物，1975年为南越政府最后一任总统。

[23] 在其1972年10月的和谈方案中，黎德寿事实上放弃了要阮文绍签字的要求，并立即组成了联合政府。

[24] 同日晚一些，黎笋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见。按：中方记录中无叶剑英）。据记录，他们有以下一些谈话：

黎 笋：毛主席的正确判断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

毛泽东：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就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我说，不一定。美国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呆在亚洲、太平洋。所以这次黎德寿同志去巴黎谈判，会有结果的。

……

毛泽东：林彪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

周恩来：我们指的是成建制的一部分。

[25] 威廉·沙利文（1922-），1969年任美国副国务卿助理，1973年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

[26] 陈文章（1903-），前西贡市市长，1964-1969年两次出任南越总理，后为阮文绍的副总统。

[27] 在这次访问的另一次会谈中，周恩来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对世界人民事业的伟大贡献。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感谢你们。黎笋回答说：没有国际上的兄弟般的援助，特别是没有中国的援助，我们甚至会面临饥荒。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回到越南后，要考虑把事情做得更好，不辜负你们的信任。

第14篇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沈志华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视、对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和美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与此同时，越美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或者说，中国是否因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而改变了援越抗美的一贯方针呢？

有研究者认为，在使美国人体面地结束越战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国担心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内达到其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占领南越并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亲河内的政权——之前停战。因此，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极力敦促河内与华盛顿和解，以使西贡政权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

这些说法似乎论证了越南领导人多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2]

笔者不同意这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结论。

在60年代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和美国都同时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敌对和一个虎视眈眈的苏联，而且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是第一威胁，是首要敌人。所以，中美双方在决定改变其外交战略，解冻双边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实力膨胀、雄心勃勃的苏联。当然，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目标是要体面地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中国则希望美国把更大的力量用于牵制苏联。

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克松政府对越战采取降温和撤军措施，以减少中国产生在其南部边界同美国发生朝鲜战争那种冲突的担心，从而促进中美和解；华盛顿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一些战略机会，以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压服河内，从而使美国尽快脱离越战；如果不能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就将失去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力量的价值，从而也难以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政府是怎样考虑的呢？中国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或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话——而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呢？从表面上看，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可以集中力量与苏联进行较量，中国也可以在苏联百万大军逼近北方边境时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简单的推论是中美在和解过程中必然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方针。

然而，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与美国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3]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其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关系松动到巴黎协定签字这一时期分三个阶段，分析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反对和谈，坚决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僵硬立场，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巴黎和谈正式启动。中国的外交方针仍然受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影响，为了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宁，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极力反对美越和谈，特别是在苏联参与斡旋的情况下。

1968年底尼克松上台执政前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迹象。[4]

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断地做出姿态和传递信息。[5]

尼克松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的确考虑了结束越战的问题。他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并将减轻美国“撤出东南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6]

此期苏联对越政策的基石依然是1967年初外交部提交政治局的关于未来政策基础的分析报告。与中国提倡世界革命的立场不同，该报告首先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缓和，“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越南问题，报告指出：“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7]

所以，苏联一方面加强了对越援助，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和谈建议表示积极支持。[8]

从美国扩大越战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抗战到底。[9]

针对1968年11月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巴黎会谈已经正式开始的新情况，中国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说法有些改变，但仍然坚持需要通过武力统一南方。11月17日毛泽东对范文同说，“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承认那时停火是犯了一个错误，失掉了一次机会。言外之意是劝告越南人不要再次错过统一全国的时机。毛泽东说：“你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党，统一的军队，统一的人民，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统一的意见，这好。”谈话的结果是越南人保证：“一定要坚持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这将是我们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七亿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谢的方法”。[10]

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态以后，中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时重申了林彪的话：最后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并告诫越南人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和部署。[11]

6月4日周恩来召见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国对越战的态度：“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12]

对此，美国是有体会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应在和谈问题上对河内压力时，谈到了他对中国立场看法。基辛格认为美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华盛顿“丝毫不能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执行一项更为和平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依然如故”。虽然“就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迄今中国“显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国仍然有所担心，基辛格认为，“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评估毛泽东的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对抗”中。[13]

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也有同样的担心。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1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尽管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但是当美国把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时，中国还是做出了强烈反应。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广州郊区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再次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5]

5月16日周恩来召集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着，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的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次日，毛泽东在会议的书面报告及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137次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6]

虽然基辛格从5月20日毛泽东声明的字里行间中寻觅出值得宽慰的信息，但尼克松对此却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舰队在越南以外的舰只在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17]

中国之所以反对和谈，在更大程度上是担心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影响。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告诫越南人，“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还说，中国过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依靠他国，特别是苏联，结果当苏联停止援助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你们应在长期的战争中，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针对苏联武器比较先进，适合于越南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中国领导人特意指出，目前组织大规模战役是不可行的。[18]

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劝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谈阴谋时，又特别指出依赖苏联援助的危险性：“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或许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苏联会施加压力，迫使你们在不需要谈的时候，或是在他们确认一个中立国政府并与之秘密接触时，进行谈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越南党和人民将处于何种形势之中？你们应该好好想想。苏联谈什么和平、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还是坚持早些时候我与范文同和十菊说的话，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9]

对于越南派学生到苏联学习，中国也表示不安。周恩来后来对范文同说，“我们认为在越南训练你们的学生比把他们送到欧洲去更好些，因为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轻人会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会在他们返回时给我们造成困难。因此你们不应该把他们送往国外。我们可以派教员到越南去对他们进行教育。”[20]

河内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固然满意，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并平衡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南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援越。[21]

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3月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越，专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如果我们站到苏联一边，他们就会控制我们。”同时，对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的建议，周恩来也未表示响应。[22]

这一时期，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中国没有因开展对美外交而减少对越援助。如果说前几年中国因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激进思潮以及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有所不满的话，[23]

那么在中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越南党内亲华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显加强。毛泽东在1969年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个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便“闻风而动”，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有：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24]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走向和解，中国的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而日益加强。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越合作关系时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了解你们的困难，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这些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你们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周恩来还告诉范文同，对于越南定购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武器，中国主动进行了改进。[25]

两个月后，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灾五省问题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援助额度增至500万元。[26]

同年11月，中国外贸部给所属各公司下达了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的清单，要求抓紧落实，其中急需的物资“应积极设法早日交货”。[27]

1970年下半年，美国在对越南北方海域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加紧轰炸作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每天仅向这里投弹就达3000至3500吨。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周恩来派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率工作组赴越，了解越南的战时需要。工作组回国后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凡中国援建的受到战争破坏的项目，应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恢复，恢复项目一定要抢时间，要在设备材料供应方面给以优先保证；对越方提出的确实急需的新项目，也要积极承担；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越方筑路急需的机械要配套供应。这些建议经中央批准，在以后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实施。当美国加紧轰炸“胡志明小道”，中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送到越南南方前线时，周恩来又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工作组于年底去越南，并深入到胡志明小道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强的汇报，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分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周恩来甚至考虑到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为了便于搬运，指示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28]

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30]

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31]

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系的发展让中越关系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老挝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32]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系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3]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34]

越南人对此却疑虑重重。尽管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13日和14日连续同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但河内还是在《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中影射了中美会谈一事。对此，周恩来心怀坦荡地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35]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6]

接着，北京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发表范文同的大幅照片，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同访问，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在会谈中，范文同通报了越美谈判的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则向越方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11月25日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37]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1971年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8]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39]这笔数字的确是可观的。仅就军事援助而言，近两年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数。[40]

此期中国加强对越援助主要是担心越南倒向苏联一边，正如周恩来曾向黑格指出的，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的恶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中国认为，如果它还想把苏联在河内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41]

临近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对此，北京采取了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不介入美越和谈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报纸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没有立即做出答复，[42]

但是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将带来不利因素。[43]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作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复信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44]

[1] 如见迈克尔·亚胡达：“1972年以来美苏中角逐对中国的对美政策的意义”，载倪孝铨、罗伯特·罗斯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米舍尔·塔久：《华盛顿-莫斯科-北京的三角关系》，转引自库利克：“冷战背景下的苏中冲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 в контекст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作者提交1997年10月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基辛格在尼克松的白宫》，第375-376页，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向前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2页。

[2] 1977年9月10日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转引自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33页。

[3] 关于越南战争期间中苏越的关系，李丹慧在“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已有论述，本文着重从中美越这个小三角关系出发进行分析。

[4]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在1968年11月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是双方关系解冻的第一个外交步骤。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载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0)”，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

[5] 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和平的幻想》上册，第149-164页。毛泽东虽然在中共九大上表现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但随后让四位老帅研究当前国际形势的事实说明，他已经考虑了调整外交战略的问题。此后，中国对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可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6页。

[6] 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217页；尼克松致基辛格，1969年9月29日，转引自迈克·夏勒：“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权冲击’”，载《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第222-223页。

[7]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8] 关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援越的情况，见李丹慧前引文。关于此期苏联参与和谈的情况参见《白宫岁月》第一册，第349、352-353页；《信赖》，第165、188-189页。

[9] 在越美巴黎非正式会谈前夕，尽管尼克松通过《外交季刊》已经发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暗示，1968年5月7日周恩来会见越南外长春水时仍然强调，现在越战的实质“是统一越南的问题”。至于和谈，周恩来认为，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0]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Odd Westad, Chen Jian, Stein Tonnesson,Ngoyen Vu Tung and James Hershberg ed., 77 Conversations betweenChinese and Foreign Leaders on the Wars in Indochina, 1964-1977.Working Paper No.22,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Scholars Washington DC, 1998, pp.140-154。

[11] 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60。

[12]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 1969年7月12日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会谈备忘录，ЦХСД（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61,д.558,лл.92-105。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15]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63-169。

[1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17] 《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47-348页。

[18] 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越南南方代表团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56-158。

[19] 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58-159。

[20] 1970年9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76。

[21] 1971年3月17日佐林与武文松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1830。由于辗转复印，笔者收集的部分俄国档案文件缺失馆藏及编号，这里只能标注笔者自存的档案编号（SD* ）；1970年9月20日范文同与王幼平的谈话，WorkingPaper No.22，pp.176-177。

[2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442页。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Paper No.22，pp.178-180。

[23]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此都有体会。另据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1969年8月的形势调查简报透露，因为越南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没有表现出以往那样“一贯的支持”，中共有所不满，并对越南领导人“支持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立场提出了指责。见伊万舒津至鲁萨科夫的报告，1969年8月15日，俄国档案SD01840。至于此期中国在援越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参见李丹慧前引文。

[24] 《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

[25]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74-176。

[26] 长春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宗21，第67页。

[27] 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1-3页。

[28]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出使七国纪实》，第180-181、183、186-188页。

[29]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51页；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8页。

[3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19页。

[31] 外交部、外经部关于越南要我提供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的请示，1971年4月14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7，第4-7页。

[32] 《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62-363页。

[33]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

[34]《白宫岁月》第三册，第23、30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罗伯特·罗斯著、丛风辉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4页。

[3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36] 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福建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48-49、52-54页。

[3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20-22页。

[38]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

[39] 此期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66个，比前一阶段增加了一倍多。见《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上），第57页。

[40] 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

[41] 《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64-65页。

[42] 基辛格认为这是“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做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白宫岁月》，第三册，第401页。

[43]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

[44]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5-6、65-68页。

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要比莫斯科之行轻松得多，因为美苏最高层谈判都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毛泽东对尼克松则大讲哲学，涉及到实质问题也只是在原则是谈谈。[1]

不过，在此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还是讲到了越南问题。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中方反复强调由于历史上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越南负有责任，因此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巴黎谈判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基辛格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但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2]

越南对中美接近和改善关系心存介蒂，他们在与美国进行和谈的同时，却不愿看到中美对话。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不满情绪，以至在2月21日中国使馆与越方举行传统的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3]

河内显然是抱怨北京没有在和谈问题上表明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采取如此克制的态度，当然主要是出于对调整外交战略、发展同美国关系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中国的有限实力也使它很难对美国进行有效的威胁。对于北京表明的实际上不愿介入的冷淡态度，美国只能表示接受和满意，虽然它本来是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的。[4]

鉴于北京的这种立场，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的确有限，美国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态度比较强硬的苏联了。然而，在周恩来巧妙地把美国的矛头转移到莫斯科的同时，也不得不任由越南与苏联更加靠近了。

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对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形势极为关注，专门就越南问题做出特别决议。勃列日涅夫在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也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会后不久，苏联驻越使馆报告说，越南劳动党近几年立场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其表现为“能够更加理解和接受苏共的政策”，并确立了“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的方针。报告认为，目前在越南“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报告还说，越南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而支持苏联的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对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表示疑虑，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在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坚持“捍卫自已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苏联应对这种独立性继续给以支持和鼓励。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苏联对越援助“由短期过渡到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5]

苏越之间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谈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谈中提出的把美国撤军与撤换阮文绍挂钩的新建议，就是事前与苏联协商并得到支持的。[6]

继续援助，同时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1972年4月至1973年6月）

此期，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和巴黎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没有因为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严重军事行动而中断双方的接触，中美在1973年3月互设联络处，迈出了双边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对于越战问题，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一方面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然而，和平协定签字以后，河内便不失时机地转而依靠正处于实力顶峰的苏联了。

1972年3月底，北越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7]

在越南看来，“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8]

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把北越的进攻归罪于莫斯科的支持，同时也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展开对苏外交。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建设性”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9]

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的立场。4月3日，洛德秘密去纽约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其正式事由是通知中国，美国海军将奉命不进入离西沙群岛12海里以内的地方，但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美国在越南的重大利害关系，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0]

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11]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12]

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春水会谈，商议由于美机轰炸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问题。除了拒绝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来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予帮助。[13]

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对于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个别重要的短线产品，经国家批准，采取措施，扩大生产能力，优先安排援越产品。[14]

余秋里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15]

根据中国档案的记录，5月18日至8月22日，中越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商议并解决了援助越南的一系列具体问题。5月18日确定了增铺两条从凭祥至河内的野战输油管道、抢运越南从香港购买的200吨钢板等问题。5月20日会谈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海军帮助扫雷、紧急增援300辆汽车、调拨抢修桥梁的器材、派遣导弹部队赴越由越南指挥等。6月8日双方确定开辟海上隐蔽航线，中方除同意提供越方货单里要求的100条50吨位货船外，再增加提供50条船，中方负责解决航船运输所需的食品、淡水、燃料供应以及船只修理，并提供打捞沉船的设备。6月16日确定中国派出公路运输代表团即刻赴越，商办开辟公路运输问题。6月18日周恩来答复黎德寿，同意将苏联、东欧各国1972年协议中尚未发出的140万吨援越物资暂存中国，以利于越南与之签订1973年援助协议；根据越方的意见，原拟派出抢修铁路和桥梁的两个中国铁道兵师不去了，但全部器材和物资调拨给越南。7月6日中方通知，应越南邀请赴越抢修铁路的40人专家组已经成立，10日内可以出发。8月22日中国同意了越南提出的增供3000辆运输车的要求，并争取在年内交货。[16]

此期中国越南最大的帮助可能要说是扫清海防港的水雷了。海运是援越物资进入越南主要渠道，而据美国的估计，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资是铁路运输的七倍。[17]

所以，当美国以7963枚水雷封锁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的所有港口和河口（其中海防港1000多枚）时，[18]

河内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为此，越南紧急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经商议，中国海军组织了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组成的扫雷队，自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扫雷队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万余海里，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清扫面积达201平方公里。越南海军对有关海区的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19]

由于中国的帮助，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20]

用越方谈判代表、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21]

然而，越南满足于中国物质援助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主张开始表示不满。尼克松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的确使北京感到不安。美苏接近无疑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军早日撤出越南，以加强在其他地区对抗苏联。北京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基辛格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后于6月19-23日再度访北京，虽然在越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不过，基辛格也感觉到周恩来对实现停火的兴趣更大了。[22]

事实证明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则略有不同。在美苏会谈之前，周恩来向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23]

此后，中国则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会见春水和李班等人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24]

几天后周恩来又告诉黎德寿，“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介绍中国内战时的谈判经验，指出应与其他方面的首脑谈，并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文绍仍然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25]

在越南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自然含有提醒越南恢复谈判的用意。鉴于越南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那么周恩来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谈判，显然就是暗示北京不支持河内的政治主张。

其实，北京的本意并非要迫使北越做出让步，而只是希望尽快在越南实现停火，避免越战问题成为联美抗苏大目标的障碍，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26]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巴黎和谈恢复以后，10月25日，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明确责备西贡在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并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又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美国再次希望莫斯科和北京说服河内让步。在11月13日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这一要求时，乔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27]

面对如此局面，尼克松决定冒险一搏，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12月18日，美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动用了包括几百架В-52轰炸机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军力量。越南无法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只是为了面子，以黎德寿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建议把重新会晤的日期从美国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迟到1月8日。同时，越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战争升级的新行动，迫使美国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并进行严肃的谈判以解决所遗留的问题，尽快签署协定”。越南还请求苏联驻世界各国的大使开展相应的工作，使这些国家也起来支持越南。[28]

中国也不能容忍越南问题再次出现反复了，因此劝告将赴巴黎谈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南越，而且北越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29]

12月31日，周恩来会见长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前是要谈成。[30]

应该指出，中国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并非为了保护西贡现政权。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结束并不影响越南政权的统一。1月3日周恩来提醒黎德寿注意：“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31]

2月2日毛泽东的谈话更明确表示了中国的态度：“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我们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巩固南越的局势，加强你们的武装力量。”[32]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战争结束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继续实现联美抗苏的总体战略目标了。在2月17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同时强调“苏联的威胁确实存在并且正在增长”。毛泽东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抵制苏联，并认为美国应更加积极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扩张，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33]

然而，此时中越关系却开始发生动摇。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越南战争中消耗很大，尤其进入7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经济方面也已经显示出来。实际上，从1971-1973年，即中美关系和解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在美国恢复轰炸期间，中国在越专家组58个，共719人。[34]

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项目与1965-1970年逐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别是棉布增加1.6倍，钢材增加1.25倍，煤炭增加17.1倍，动力油料增加17.85倍，汽车增加6.34倍。[35]

不过，中国确实已经无力再填满越南要求援助的越来越大的胃口了。[36]

在1972年底刚刚签订1973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的协议后仅仅半年，黎笋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签订1974年援越协定，而且提出了一个总值80亿元的大计划。周恩来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中国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应了25亿元的援助总额。[37]

河内当然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苏联，而且也看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不断增加，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了中国。[38]

显然，河内可以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同时向两边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离开北京一个月后，越南人便从莫斯科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苏联决定将过去向越南提供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并答应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亿美元的援助。[39]

实际上苏越之间的分歧并不亚于中越矛盾。越南对美苏接触，特别是对尼克松访苏表示了极大愤怒，而苏联对越南人的“黩武情绪”也颇为不满。[40]

但越南为了得到物质援助，还是积极向苏联靠拢，甚至向苏联提供了人民军总参谋部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包括许多绝密内容，如越南国防部和安全部执行暗杀西贡领导人的“巴·别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美国战俘的实际人数和关押情况等。[41]

无论如何，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越南的天平终于倒向莫斯科一边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而是坚持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的外交原则；尼克松政府对此表示谅解，因为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美国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中美和解没有因越战问题受到影响；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本身所处的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外交战略时未能满足越南方面的全部要求，从而无法对涉及中国安全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做到统筹兼顾。总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与美国的和解，却未能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甚至不得不在越南渐渐投入苏联怀抱时面对来自南方的新的挑战。

发表于《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1] 关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中国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596页），最近美国方面公布了双方会谈的完整记录。见William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1998, pp.59-66。

[2]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28-30、45-47页。

[3] 《出使七国纪实》，第138页。

[4] 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后向苏联人承认，他们没能就越南问题与中国人取得一致意见。《信赖》，第277-278页。

[5] 苏联驻越大使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1971年5月21日，俄国档案SD01829。

[6] 见谢尔巴科夫与阮基石会谈纪要，1971年7月1日，俄国档案SD01826；佐林与春水会谈纪要，1971年7月15日，俄国档案SD01827。

[7] 早在1971年5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决定在1972年向南方发起“全面军事进攻”，以夺取“决定性胜利”，迫使美国“在失败的态势中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一个月后，中央军委通过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75页。

[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82页。《信赖》，第280页。

[9]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78-82、86-87、121-122、183-184页。《信赖》，第285-286页。有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1970-1990年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国的因素”，载《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第230-233页），似乎缺乏说服力。

[10]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78-80、84-85、90页。

[1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谈话内容见Working Paper No.22，pp.181-182。

[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4页。

[13] 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2-10页。

[14] 援越任务动员会议纪要，1972年5月25日。国家计委档案，（72）计生字122号，第2-8页。

[15] 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5月19日。国家计委档案，20-0149。

[16] 1972年5月18日、6月8日、6月16日、7月6日、8月2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6-21、48-53、63-67、84-89、125-127页；1972年5月20日周恩来会见李班、吴船的谈话记录，6月18日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37-51、19-36页。

[17]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64—165页。

[18]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89页。

[19]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5页。另参见《出使七国纪实》一书（第142-147页）的详细描述。

[20] 《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92页。

[21] 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人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3-79页。

[22] 《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22-323页；《信赖》，第296-297页。

[23] 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36页。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5页。

[25] 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p.182-184。

[26]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72年10月1日社论。

[27] 当然，中国并不希望损害中美关系。基辛格注意到当他强调在柬埔寨问题上美中两国都希望看到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中立和独立的柬埔寨时，乔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希望基辛格在两个月后访华时会见西哈努克。见《白宫岁月》第四册，第439-441、449、462-463页。

[28] 谢尔巴科夫与越南副外长黄文进会谈纪要，1972年12月27日，俄国档案SD06768。

[29] 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85。

[3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页。

[3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1页。Working Paper No.22，p.186。

[32] 1973年2月2日毛泽东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 Paper No.22，p.186。

[33]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86-101.

[34] 《出使七国纪实》，第201页。

[35] 《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上），第58页。百分比是笔者计算的。

[36] 此时中国的大量援越物资是通过“清仓查库”运动挖掘的，笔者当年在工厂做工时就参加了这项工作。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5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8页。

[38] 详见李丹慧前引文。此外，在1972年春季攻势中，越南使用的装备90%是苏联制造的，而坦克和新型无后座力炮则全部是苏联提供的。见《信赖》，第280页；《白宫岁月》第四册，第59页。

[39]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40] 《信赖》，第282-283页；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1971年5月21日，俄国档案SD01829。

[41] 1972年11月27日伊万舒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国档案SD01835。

附录:

正义之剑

“开火！！！！”––—开火–—向着罪恶盈天的侵略者，射出中华民族复仇的子弹！！！！！图像

在同登被我击毙的越军。图像

“打呀！为同胞们报仇！”–––尽管从这个角度上看不到进攻的越军，但战斗的紧张与残酷依旧依旧撼人心弦！图像

“开炮！”–––-持续不断的火力有力地支援了步兵的作战。通常步兵要求火力压制的请求一到，我方炮火就能立即做出反应。这是正在射击中的我152mm榴弹炮阵地。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那种地动山摇，气浪席地而卷的那种气势的！图像

巍巍大山中的火炮阵地，根根炮管指向天空，气势宏大的背后却是沉重不已的叹息。有多少的钢铁从这里倾泻出去？有多少的愤怒从这里倾泻出去？不得而知，但弹雨之下，支离破碎的肢体满天飞舞却是不争的事实。每一声的炮响 ，也许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家庭的破碎；但有时候，我们却不得不为之……图像

怒弹喷射！！！！！图像

血搏

军人的气魄，朔源于长江、黄河；军人的品质，追踪于昆仑、太行。那所向披靡的一往无前精神，那英勇顽强的硬骨头作风，是中国军人的风度！因此，军人的胸膛，就是攻不下的祖国屏障；军人的枪刺，就是折不弯的民族脊梁。每一个士兵，站起来是一座摩天接云的山峰，躺下来是一座不可逾越的界碑。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写照！这就是中国军队的风采！

这些竹签一埋上，中国人来了肯定够受！嘿嘿！”–––越南人并不是宣传中的那么不堪一击；相反，经过几十年的战火洗礼，越军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战争经验，尤其是丛林战。战争初期，我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当然，也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的”丛林作战经验。图像

“跟上，小心越南人的地雷和竹签！”–––战士们，千万别忘了：还有那无时无刻不在打黑枪的越南特工和毒蛇！　　

 　“有敌人过来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炮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如果缺少了炮兵观测兵，就无异于失去了双眼。于是，自然而然，炮侦也成为越军狙击手重点“关照”的对象。炮观的日常是枯燥无味的，日复一日地监视同一个地方，而观察位置往往也是靠前的，死神随时随地会光临图像

“有情况吗？”–––炮兵某部七连在树上设立的炮兵观察哨：不但要随时留意越军狙击手，而且还要随时留意出现的任何目标。图像

“这枪怎么灰了？”–––擦亮枪，装好弹，随时准备好！图像

睡吧，亲爱的战士们————你们太累了！图像

可为了防止越军偷袭，为了能让战友睡得更安稳更安全，战友之间必须互相轮值图像

“手榴弹！”––-一旦有敌情，依旧生龙活虎，奋死杀敌！图像

“打呀！”–––-

虽然我看不见了，但我还能用我的手为战友压子弹！也许我会倒下去，但只要我还在，阵地绝不会丢！图像

战斗是残酷的，水也是残酷的！在战区，日常水的供应量仅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基本需要！在越军炮火封锁的最凶的时候，往往连口水也没有。有时，大地与胜利就是这样接吻的。图像

“给！”–––阵地上水比油还宝贵，战士就这样靠一壶水嚼着压缩干粮！图像

由于物资缺乏，一切就只能“因地制宜”：钢盔本来是为了防护的，但用来盛水又何妨？至于卫生，相比于栏裆、烂肉，这算得了什么？图像

水，还是水！水运不上去！当今天我们在家中把水龙头扭开，任那白花花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难以想像当时会为了一口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图像

血染的风采

“一二三，使劲啊！”–––水运不上去？千万别责怪我们的军工同志！他们早已尽力了————泥泞的小路，印记着他们的足迹；陡峭的崖壁，洒满了他们的汗水。他们头上是呼啸的子弹，他们脚下是一片雷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穿越“百米生死线”，建起一条摧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一步步，多么漫长的距离……图像

“弟兄们，再加把劲啊！”––—由于体力消耗巨大，有的人走不动了，就一步步爬着前进，双膝双肘皮肉都磨烂了；有的晕倒吐血了，仍咬紧牙关坚持着……图像

“我们也来！”––-在最需人力的地方，即使是首长，也放下架子帮忙卸下补给物资。图像

爱恨他们本可以和同龄人一样，在明亮的教室里聆听师长的亲切教诲；在花前月下和心爱的恋人喁喁细语；在热烈轻松的乐曲中旋转起舞……然而此刻，时时陪伴他们的，却是饥渴、酷热和疲劳，但是他们没有皱眉，更没有倒下。历尽了千辛万苦的士兵，何以这样豪迈乐观？何以这样热爱生活？请看硝烟中书写的对联

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战斗里的空虚，是极其空虚无聊枯燥的。于是吸烟成了最大的消遣，明知道每一根香烟都是在消耗自己的每一分生命，但在战争环境下，在卑微的生命与难熬地枯燥间，自然而然地有了选择。有谁知道前线的苦呢？士兵一个月的战斗津贴仅仅10元，猫耳洞费也不过5元，在当时连条像样的烟都不够，15元，令人慨叹的15元！图像

“长胡子了吗？”––—抹去的是硝烟，抹不去的是稚气。图像

“看，将你了！”––—老抽烟也总不是个办法呀！索性利用一片空地，下起了中国的国粹——象棋。图像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这位弹琴的战士不久就走了，没有再回来……只留下一把自制的用于为战友演唱的三弦琴，一封给妈妈的信和一只血染的军用水壶。在遗体转运站，一批批指战员自发地向他告别。战友们哭诉着他的事迹，为他请功；首长们也哭了；瑶族老大娘也哭了。盘龙江哭泣着，怒吼着，要去讨还他的灵魂。战友们痴呆地围坐左他曾住过的洞口，说什么也不愿意承认他就这样走了。昨天，他们还在一起修筑工事，一起研究进攻路线，一起……这次战斗前，他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哭瞎了双眼。他默默地把痛苦咬碎，坚决要求担任主攻任务。战斗中，他一直冲在最前面，指挥全排勇猛地扑向敌阵。罪恶的炮弹掀去了他的胸部，他用鲜血为战友铺平了胜利的道路。他父亲刚离开人间一个月，他就随同去了……牺牲前两天，他在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我就要去执行一项艰巨的战斗任务了，假如我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的话，有一笔抚恤金，望按此信照办：（1）伍佰元给母亲，作为我报答您老的养育之恩；（2）伍佰元给厂幼儿园建设用；（3）一千元给我的母校——子弟学校。作为我报敬母校的一点微薄之意吧！”他叫何吉勇。图像

“来了！来了！”––—

南疆的战火，震撼着多少人的心扉！血染的风采，牵动着多少人的情怀！一封封情真意切的慰问信，飞向前线；一件件寓意深长的慰问品，送往前线。也许，寄信人与战士素昧平生，可那烫人的话语情同父母兄弟；也许信封里只夹着一片红叶，可那是姑娘的心愿一片。图像

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纯洁的爱情能战胜一切风雨！图像

在那还散发着火药味的战斗间隙，战士们斜倚石头，在香烟盒上给远方的亲人写上几笔。图像

一顿简简单单的面条，在现在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在艰苦的阵地上，却是非常的不简单，比起压缩干粮来，面条已经是非常好的东西了。 可有了亲人的来信，有了亲人的祝福，有了幸福和喜悦，死都不怕，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图像

“驻守在西南边陲的军人们，在枪炮声中，向祖国和人民拜年！”––—图像

阵地上的春节，令人终身难忘。战士们——把彩门搭起来，把灯笼挂起来，把对联贴起来……

“好香啊！”––– 狭小的猫耳洞，恶劣的环境，随手可拾的手榴弹，都显示出这里是前沿阵地。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一顿饺子对于坚守在战地上的战士们来说，尤其显得珍贵。图像

“好兄弟。再挺一会儿！”–––当前线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靠近后面的地方，也同样进行着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同死神争夺时间的的战争。在残酷的战斗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倒下，为了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救护员拼了命似的 在弹雨中为伤员包扎。图像

“快啊！时间就是生命！”––-的确，时间就是生命！图像

“快点啊！”––—

根据实际情况，后方在运送伤员的卡车上，安装上弹簧床；虽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但却能大大减少伤员的痛苦。正是他们，挽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图像

巾帼不让须眉

看到旁边的窗口了吗？看到屋顶的圆弧了吗？这间手术室并非在什么大医院了，而是在列车车厢里。图像

“还疼吗？”–––-战地护士，并没有介意战士身上满身的血污，相反对待战士犹如对待自己亲人一样无微不至。每一口饭，每一口水，都包含着对将士的关爱。女性的柔情抚慰着士兵受创的心灵！图像

她们，不止在泪水里漂泊，

她们，同样在炮火里漂泊。

含泪的微笑，

不是女人的耻辱！

更不是怯懦！图像

谁说女子不如男！”

––-她们，不止是医疗队，还是宣传队和战斗队。她们把对自己家人的爱，倾注到前线将士身上——————冒着越军的炮火，送医送药到前沿阵地；冒着生命危险在阵地上抢救伤员；在帐篷搭起的简易病房里，她们精心护理伤员，喂饭喂水，满腔热忱。她们利用休息时间，排练了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阵地上为战士们演出，活跃了前线生活，鼓舞了士气。在战斗激烈和困难时，她们更为阵地搬运弹药，擦拭炮弹！.图像

“0303，呼叫01！”–––

某部电话班被称为“战地上的九姐妹”，荣立集体一等功图像

“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上有我们付出爱！”––––-

这是特殊舞台上的演唱会：在262阵地，女兵们用电话给前沿阵地战士唱歌。

嗓音好坏没关系，只需用心去唱。图像

太阳的金辉给群山抹上了一层金光，松更翠，水更清。一排排绿树舒展开翠绿色的叶片，生机勃勃。这群女战士就象这挺拔的绿树，她们在战火的薰陶下，正在茁壮成长！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图像

正义,眉宇间，凝聚着深沉的思考；锐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一代年轻的军人，战斗中展示着正义！ 他们有光荣的传统！靠的是有智又有勇！井冈红旗，雪山足迹，陕北转战，长江横渡……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每一页，都闪烁着正义的光辉，又孕育出伟大而杰出的军人！胜利，属于正义之师！

“谢谢解放军同志了！”––-芭蕉翠绿的山湾里，伴随着炮响，也飘着琅琅的书声，祖先创造的方块文字，映进了幼小的心灵；棕榈浓郁的竹楼旁，聚集着好奇的姑娘、小伙，李时珍的神奇本领，把他们领进了神圣的医学殿堂；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奔跑着汗水淋漓的战士，马达隆隆，新建筑的木椿直入底层……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网站：https://elib.cc

百万电子书免费下载

Table of Contents

第1篇 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

第2篇 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李丹慧)

第3篇 三八线与十七度线

第4篇 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中国(丹童)

第5篇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李丹慧

第6篇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李丹慧)

第7篇 印支战争与中国在两个三角游戏中的外交地位(李丹慧)

第8篇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

第9篇 关于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文件

第10篇 苏联与印度支那战争

第11篇 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李丹慧-

第12篇 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

第13篇 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等问题的谈话[1]

第14篇 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沈志华

附录:

正义之剑

血染的风采

巾帼不让须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