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

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序言

1　引言

2　机制和过程

3　立陶宛，1940—1941年间

4　城市社区的抗议：领导才能和集中化的作用

5　德军占领立陶宛

6　战后的立陶宛

7　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比较

8　改革时期的抵抗

9　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

10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

本书阐释了普通民众是如何卷入反对强权的抵制与反抗的。本书显示了一系列的因果力量——社会规范、焦点事件和理性的谋划——是如何驱使个人进入消极抵抗角色，并在下一阶段参加以社区为基础的反抗组织的。本书将这些运行机制和可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何种类型的社区和社会最有可能形成和维持抵制与反抗活动做出了推论。

实证材料以20世纪40年代和1987—1991年的立陶宛反苏抵抗运动为中心，以立陶宛经历为主线，通过与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反苏情况进行比较，来说明其推论的适应广度与深度。

本书不仅能促进对政治暴力和抵抗活动的一般研究，还能促进对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

罗杰·D.彼得森是芝加哥大学国际安全政策项目的助理研究员。他和约翰·鲍恩合编了《政治与文化的批判性比较》（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并在几个期刊——包括《欧洲社会学期刊》和《政治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暴力，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分析。

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主编：乔·埃尔斯特、迈克尔·S.麦克弗森

编委：弗雷德里克·巴斯

阿马蒂亚·森

亚瑟·L.斯汀奇库姆

伯纳德·威廉斯

本系列书目：

彼得·赫斯特洛姆、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合编）：《社会机制》

乔·埃尔斯特：《解释技术变迁》

乔·埃尔斯特、阿南德·海兰德（合编）：《社会选择论基础》

乔·埃尔斯特（编）：《多重自我》

詹姆斯·S.科尔曼：《个体利益与集体行动》

亚瑟·L.斯汀奇库姆：《社会阶层和组织》

迭戈·甘贝塔：《迫不得已还是欣然接受？》

迈克尔·泰勒：《合作的可能性》

乔·埃尔斯特、鲁内·斯莱格斯塔德（合编）：《宪政与民主》

乔·埃尔斯特：《社会凝聚力》

乔·埃尔斯特、约翰·罗默（合编）：《人际福利对比》

卡雷·斯特罗姆：《少数政府与多数统治》

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

乔治·爱因斯理：《微小经济学》

杰拉尔德·马维尔、帕梅拉·奥利弗：《集体行动的临界量》

谨以此书献给丹妮拉

序言

本书力图解释普通民众在面对巨大风险时，是如何抵抗、有时甚至是暴力反抗强权统治的。在理论上，本书将界定一系列的机制，就是那些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了这些现象；在实证上，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讨论立陶宛抵抗苏联的四个阶段（1940—1941， 1944—1950， 1987—1988和1991年1月）。立陶宛的案例是和其他几个反苏、反共产主义、反纳粹的案例进行比较的基线。

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本书在我读研究生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了。那时，我在芝加哥向南斯拉夫移民出售家居用品。卖家具时，我和移民们经常谈论二战时南斯拉夫发生的暴力事件。这些谈话导致了本书两个重要见解的形成。首先，该时期幸存者的记忆是极其深刻的，有利于再现战争年代的社会生活。其次，很明显，南斯拉夫那些参加了反德抵抗运动的人以及暗中参加了塞尔维亚游击队—南斯拉夫游击队冲突的人卷入这些暴力事件，通常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而是因为社会网络关系才被卷入的。在抵抗运动参与者和地方社会规范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也是贯穿全书的主题。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科学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充分利用我以前的经历来写20世纪40年代的南斯拉夫，尤其是波斯尼亚。1990年，我开始认真计划自己的研究。不用说，千头万绪，让我忙乱不已。由于种种原因，研究20世纪40年代的南斯拉夫变得不太可能。但我还是想研究地方上持续的抵抗运动，便转向了最有价值的替代者：立陶宛。北美立陶宛移民中心位于芝加哥马凯特公园附近，距离芝加哥大学只有几里远。为了熟悉立陶宛的移民社区，我在研究生院的最后几年便搬到这里居住。我1990年开始和移民们访谈，持续到整个1991年。我旅行了两次做类似的采访。第一行程不算非常成功。我第二天（1991年1月13日）在立陶宛作田野调查时，经历并目睹了苏联的攻击行动，该事件导致超过12人死亡。这些事件是第9章的中心。我1992年夏天作的第二次旅行更为成功。立陶宛的案例证明是非常丰富的。1940年代的三次连续占领在很多关键维度上显示出了差异。改革时期的事件，和1991年1月的事件一样，也能让我们对抵抗行为有更深的了解。尽管我不能说立陶宛语，但是这并不会给我和芝加哥的久居移民之间的交流带来太大的问题。在立陶宛，我找到了一位既是专业的翻译家，又是社会科学家的人作向导。读者将在书中看到这些访谈和经历的结果。

本书的出版时间要比那些访谈时间明显滞后，这是因为我的访谈、亲身经历和本书写作开始那几年收集的二手资料形成了第二个写作计划。本书阐述的问题是弱势群体如何持续抵抗强势政权。第二个计划讨论的问题是强势政权为什么和什么时候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和实行歧视政策。由于两个写作计划的内容相互交叉，我便同时进行。在我写本《序言》的时候，第二本书《恐惧、仇视与憎恨：引发东欧种族冲突的途径》（Fear， Hatred， Resentment：Delineating Paths to Ethnic Conflict in Eastern Europe）的手稿也即将完稿。

我的研究（尤其是本书）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成果。能成为政治科学系的一名研究生，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更为幸运的是，我能够和我论文委员会的四位老师一起共事。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在他的教学与研究中，引导我如何将理论与实际的田野工作相结合。我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新思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戴维·莱廷（David Laitin）教给我许多比较研究的方法。他善于抓住核心问题的超人能力对我有着非凡的价值。我从本科时就认识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不仅拥有职业的洞察力，而且一直支持我的研究。他鼓励我探讨重要问题，不回避有争议的话题。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观点和学识帮助我形成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和熟悉他著作的人交流显然也让我受益匪浅。此外，他的耐心、建议、偶尔直率的批评，这些对本书的最终定稿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还要作些其他方面的鸣谢。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MacArthur Foundation）为本项目关键的几年研究提供了资助。感谢西德劳斯卡斯（Sid‐lauskas）一家的善良好客和草莓脯。感谢阿维达斯·雷尼克斯（Arvydas Re‐neckis），我早些年在芝加哥和1991年冬在维尔纽斯的田野工作，都多亏了他。我深深地感谢维吉尼·瓦兰塔纳维修斯（Virgiene Valantanavicius）。他是我在1992年调查期间的向导和翻译，我们当时要走过狭窄的泥土路，穿过昏暗的森林，深入到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进行采访。他的语言技巧只是他的贡献之一，他的社交技巧和他的机智为我们深入立陶宛社区大开方便之门，而这单靠我自己是办不到的。我最感谢的是那些被采访者，是他们使得这项工作变得可能。他们的回忆通常是痛苦的，我希望本书能公正地评述他们。

朱莉·斯通（Julie Stone）、约翰·金克尔（John Ginkel）和盖尔·科里根（Gayle Corrigan）帮忙笔录了许多采访的录音带。汤姆·科拉萨（Tom Kolasa）提供了电脑方面的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妻子丹妮拉·斯托亚诺维奇（Daniela Stojanovic），谢谢她始终如一的支持！

1　引言

本书论述了在抗议和抵制强大统治政权时期，普通民众以及他们充当的角色。攻击这些统治政权的暴力运动是如何组织和进行的？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接受巨大的风险？为什么会接受？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暴力和杀戮，另一方面则是社交组织、农业实践、宗教和文化规范（日常社交中最基本的东西）。在动乱时期，人们充当政府的抗议者还是投靠者，杀戮者还是受害者，英雄还是懦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动乱及其先前时期的日常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性质。显然，人们在特殊阶段的表现与普通时期的属性是密不可分的。

读者将会发现，对于激发和煽动人们参与抗议的过程，本书提供了详尽的理论框架。本书在最重要的论题中具体阐述了不同的社会结构是如何改变战略框架和激发不同的因果机制的。本书举例说明了社区规模、同质性以及集中化等变量有可能影响规范的存在和运行；考察了在利用规范和威胁来发动并维持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率先行动者”（first actor）或主要行动者的作用和结构性定位；试图确定一种机制（理性的、标准化的、非理性的）极有可能取代另一种机制的条件。

而本书的另一方面也许比理论发展更为重要。本书尽可能从农民、学生、工人的角度来叙事。虽然大部分是建立在档案和第二手资料基础上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对将近40名立陶宛老人进行的采访，以努力重建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的经历和当时他们所在社区的历史。除了理论之外，我力求精确地呈现这些人在家乡被占领状态下的生活以及他们所作出的决定的本质。如果本书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努力将是值得的。在探究理论之前，我希望从这些口述的历史中提供一些例子来阐明本书的疑问、主旨和方法。

立陶宛在20世纪40年代被占领了三次。1940年，苏联与立陶宛合并；“二战”时期，立陶宛绝大部分时间由德国占领；“二战”临近尾声时，苏联又重新占领了立陶宛。本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拥有少量武器且人数不多、势单力薄的人们如何且为何要发动并持续对抗强势力量的暴力抗议。1940—1941年间，立陶宛被苏联占领期间，立陶宛人发展了一个人数约为其人口数量1%的地下组织。1941年6月，这股地下抵制力量想竭力赶在德军入侵并控制政权之前重新使国家独立，于是发动了暴力抵抗，数以万计的、无组织的立陶宛人参与其中。这场抵抗是如何组织的呢？口述历史表明，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战略框架。在苏联第一次占领之初，立陶宛人面临一系列发动小规模抵抗的机会，诸如认可非法的地下报刊，抵制苏联选举，参加公共场合的宗教仪式。在这一阶段，人们为了精确估量风险以决定如何行动，普遍对社会持观望态度。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些小规模的反抗中，那些期待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抵制的人们信心大增。很快，地方性的抗议组织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立陶宛。此时，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面临着另外一个抉择：是否同朋友、邻居一道支持社区的抗议组织。重要的是，随着风险增加，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人际网络，即个人所在的社区成，为个人获取信息和受到影响的关键。

在第二阶段，抗议运动向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发展，是一个有着普遍重要性的问题。要反对一个强武精兵的政权，持续的抵抗要依赖大量的人在武装机动抵抗力量和固定人群之间进行联络。一些地下组织必须存活和发展，让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侵略统治者无法对其渗透。没有这种形式的组织，对残酷的政权（本书指的是苏联和纳粹）进行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联络者的重要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他们提供食物和信息，为军事行动提供流动的储备，打击报复地方上的通敌者以威慑其他的通敌活动，而且他们还是补充未来流动部队的基础。

要说明地方组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的例子唾手可得。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或许是为什么要发展地方组织的最好解释。尽管美国在军事战场上获胜，但却从来无法充分找出或孤立地方性支持网络，虽然美国在这方面花了大力气。战略村计划（the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实际上是力图铲除地方谋反者，因为这些谋反者能使越南共产党（Vietcong）屹立不倒。《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和其他公开文件记载了该计划的目的和失败过程。“二战”时期，德军在占领立陶宛期间为地方组织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霍斯帕蒂森（Hauspartisanen）或国内游击队（home partisans）。德国装甲部队司令、陆军上将伦杜里克（Lothar Rendulic）对南斯拉夫形势是这么陈述的：“如果对手不是分散的，德军的生活和任务就会轻松很多。国内游击队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所有的敌对行动都源自于他们。这使德军仅仅是保护自己就要经历极大的困难，并为此蒙受最大的损失。然而，他们却很少被抓到。”(1)在圣战（the Intifada）和北爱尔兰的案例中，抵抗几乎全是在当地秘密发起的。爱尔兰共和党军（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实际只有500名战士，“但在他们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支持网络，农民、市民和青少年时刻准备着响应号召，把他们的住所变成庇护所，献出他们的汽车，藏匿战士——主要是为了不被英国人发现。他们在每个城镇、每个窗口、加油站、邮局、咖啡厅收集情报和放风。”(2)

本书中的口述历史能让人深入细致地考察社区组织的发展过程。在本书第3章，读者将会了解到1940年至1941年苏联占领立陶宛期间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在一些城乡社区是公开的。这些社区的某些地方出现了地方性抵制力量，但是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在乡村社区，立陶宛老人被要求画出他们村庄的地图，列出战前地方上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成员，并描述抗苏运动的性质。在许多情况下，从这一过程中搜集到的详细信息是不同寻常的。例如，许多受访者能描绘出该村庄在“二战”前夕错综复杂的地图。受访者描绘的地图如图1.1所示，该图即是第3章中所描述和讨论的一个村庄。1940年至1941年期间，抵抗运动在此村庄发展起来。正如我们所见，受访者能描绘出每一个农场及其屋舍，并标明农场面积的大小，还能列出政党和社会组织的成员。最后，还能生动地叙述该社区的抵制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对于试图还原20世纪40年代波罗的海地区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对老年幸存者的采访，尤其是对乡村社区老年幸存者的采访，往往是唯一可接触到的信息来源。这些口述历史不仅对研究是必要的，更能使这些老年幸存者的生活富有意义。

而本书要分析的不仅仅是乡村地区。第4章讲了有组织的抵制运动在一个联谊会——考纳斯大学天主教工程联谊会（the Catholic engineering fra‐tern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Kaunas）——成员及前成员中的发展。本人采访了这个社区的7位成员（G1—G7），其中一个人做了一张表（见图1. 2），表中包含着每个成员的姓名和命运。面对苏联的困扰和监视，有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如此庞大的抵抗组织是如何在该社区而不是别的社区发展起来的？该社区以什么特征或特点来促进该组织接受行动中的风险？

第6章也讲述了社区抵抗运动的困惑，这里主要针对“二战”后反苏抵制运动（anti‐Soviet resistance）的组织情况。苏联在“二战”快结束时重返立陶宛，当地的抗议组织再次成立。实际上，立陶宛人控制着乡村的大部分地区（至少在夜晚是这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这里提出一个特别的例子。1944年12月底，苏联重新占领立陶宛南部以及摩金的周边地区。在平安夜那天，他们在一个名叫克勒波凯的小村庄屠杀了村里的大部分人口。随着浓烟从燃烧的克勒波凯升起，数以百计的邻近村庄的人逃入树林中。他们当中大多数年轻人惧怕被征入红军队伍（the Red Army）。在短短的时间内，许多逃难的人又回到他们原来的社区，使得大量社区发展成为逃难抵抗者的支持网络。事实上，一些村庄建立了完备的地堡，这些地堡由社区群众来提供食物和信息。在当地这些支持系统的支持下，一场抵制苏联统治的游击运动在乡村地区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几年。

图1.1　从前的一位居民画的斯万尼凯村的地图

图1.2　一名前成员绘制的格兰蒂斯联谊会的成员关系表

第6章的其中一节讲述了五个（M1—M5）来自摩金周边地区的人的战前经历，摩金是立陶宛南部的一个小镇。其中一个受访者曾经是当地投靠苏联力量的成员，负责安抚乡村。另一个人则试图对冲突避而不谈。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一个流动的小型游击队（很快被俘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他两人参与了社区的抵抗运动，但他们各自社区的抵抗运动发展情况不同。在另外几次采访中，这两个受访者画出了社区地图，列出了社区人员名单，并叙述了社区历史。

采访中，受访者能回忆起许多细节。其中一位受访者在一张大硬纸板上画出了12个农场的位置，是他们部队经过梅尔基斯河时所见的。他还列出了每家农户的农场面积和人口。在右边的空白处，他列出了各种社会或政治组织成员，家族历史的具体细节写在各个农场下面。例如，托马斯·巴瑞萨斯（Tomas Barysas）农场面积大小为40公顷，有16位家庭成员。乔纳斯·巴瑞萨斯（Jonas Barysas）在参加游击队时牺牲；维拉达斯·巴瑞萨斯（Vladas Barysas）从前是一名立陶宛军人，他为了对苏联隐瞒自己的背景而改名；赛扎里斯·巴瑞萨斯（Cezaris Barysas）则做了苏联的线员。该村庄发展成为战后游击队员提供广泛且有组织的支持网络。那些年，立陶宛抵抗者都藏在地堡里，那些藏身之处在地图上是用方块标出的。在附近村庄，虽然有包括受访者在内的一些人为外地的游击队做联系人，但这些社区却没有形成广泛的支持网络。

对摩金地区各种案例的简要论述表明，如何创建一系列相关函数变量，是理解抵制和反抗强大政府的关键。首先，人与人明显不同。五位来自摩金的受访者在战前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通敌者，中立者，联系人，地方抵抗者和流动游击队员。此外，社区与社区也明显不同。正如前面讨论的案例一样，一些社区建立起完备的地堡体系来藏匿本国的抵抗者。在集体制或重大驱逐措施在村庄全面实行前，这些社区一直坚决支持游击队。此外，其他社区也都做好准备支持过往的游击队，还可能为过往游击队派选一到两名联系人，但这些行动都未以正式形式来组织。然而，同一区域的其他社区却仍是保持中立的。

需要解释些什么？

知道了这些简要情况后，问题转变为：如何诠释对强大统治政权的抗议。对此有三个方法论观点可以诠释。第一，分析的单位不应为“民族”（nation）或者“民众”（people），因为这些大单位的抵抗活动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在社区和个人层面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第二，个体在持续抵抗中所扮演的角色类型也有很大差异。就像摩金的例子，人们分别成为通敌者、中立者、当地抵抗者、游击战士，或介于前后两种角色之间。在大多数关于抗议运动的论著中，个体往往徘徊于两种选择或双重角色（“抵抗者”或“非抵抗者”）之间。因此，分析者试图用收益结构来解释抵抗者的选择。尤其要声明的是，诸如用“选择性动机”来解决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问题（Olsonian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之类的论著，就是以收益结构为其典型特征。然而，这种观点对抵抗过程中要作的实际选择解释不清。第三，相同的人在抵抗过程中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正如在对苏联第一次占领立陶宛进行讨论时所提到的那样，个体往往经历一个分为两阶段的过程，首先从中立到进行非暴力抵制，然后再参与社区抵抗组织。

总之，最基本的抵抗运动，包含个体经历好几种可能的角色的过程。因此，社会学家必定由此得出这样的观点：可以把抵抗表述为一个能够产生大量变量的过程。由此观点，本书的抵抗行为便参照图1.3中的个人角色来论述。其中，0代表中立，表示个体对统治政权和抵抗行动既不支持也不反对。＋1代表非暴力和无组织地反对现有统治政权。参与群众集会或进行反政权涂鸦的行动是＋1的典型行为。＋2代表直接支持或参与地方性的武装组织。最后，＋3表示流动的武装组织，意味着参与游击队或反叛军队。图1.3中0左边的内容与右边的内容相对应，但左边表示支持统治者或统治政权，即成为侵略者的联合者。判断这些角色要根据可观察的行为而不是态度，这点非常重要。例如，一个人要么加入地方抵抗组织（＋2），要么不加入。

图1.3　个体在抵抗中所扮演角色的坐标图

这种操作方式有许多优点。首先最重要的是这样能抓住现象的真实本质，它能考虑到多种角色并区分地方性组织（＋2）成员扮演的主要角色。也许将该坐标图应用于被外国势力控制的人口与地区是最合适的，但它也适用于许多抵抗运动的情形。

其次，图1.3考虑到了个体和地区差异。除了辨识个体的行为，该坐标图还分析了社区机制影响个体的方式。在先前的例子中，社区趋向于发展自身的“平衡”（equilibriums），即社区中的成员往往集中在坐标图上的某个特定节点。所以，就此观点而言，社区层面的差异也应在这一概念下进行讨论。

社区层面的差异是理解抵抗运动的关键。为什么同一区域中两个村庄的人们会呈现不同模式的抵抗行为？一个区域的差异难以用地形、历史、文化，或是政权和抵抗者的整体力量和资源的差异来解释，因为上述要素在该区域中的所有社区大致相同。用态度因素、相对贫困或意识形态也很难解释这种差异。有超凡魅力和信仰的个人是抵抗运动的催化剂，而且这些人是按概率分布在社区。事实上，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我很想展示一些更为有趣复杂的东西——社区结构间相对较小的差异能带给潜在的抵抗者不同信号，反过来又产生不同的抵抗动力。通过在此层面上具体阐释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辨识推动高风险抵抗的基本机制。当停留在这个大的集合层面或相对模糊的概念，例如“体系”或“意识形态”时，驱使个体行动的实际因果力量就难以琢磨了。而这些个体层面的因果力量才是本书所关注的，本书把这些因果力量归入机制的部分来分析。

机制

机制是解释各种场景中个体行动的特殊因果模式。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把机制概括为规律和表现形式的中介。(3)托马斯·谢灵（Thomas Schelling）用了“模板”（template）这个词来强调确定的因果模式的一般性。(4)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把“机制”定义为“对人的行为有意义的假设因果模式”(5)，他把重点再次放在了个体层面的具体因果关系上。一些学者认为，机制型方法是一种理论化的方法，虽然可以随手举出几个例子，但却不能被精确定义。甘贝塔列出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认可的几种既有机制。(6)

1.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2.焦点事件（focal points）。

3.有偏见的推理过程（biased inferential processes）。

4.认知失调的减缓（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

5.自我证实的信仰（self‐validating beliefs），例如不信任。

6.情感（emotions），例如嫉妒。

7.热情（passions），例如自重与自负。

8.关于利他主义（altruism）、性或儿童等不断进化的天性与意向。

9.特殊的认知双关语（cognitive quirks），例如天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我想就这些列出的机制，再加入一些特别典型的或与本书的理论和主旨相关的例子：

10.互动原则（norms of reciprocity）。

11.基于阈值的行为（threshold‐based behavior）。

12.网络传播（network diffusion）。

13.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

思考一个特别的例子：沉没成本陷阱（tyranny of sunk costs）。一辆旧汽车老是出故障需要维修，车主却可能不会丢掉它，尽管可能要支付昂贵的维修费，这就是沉没成本陷阱。虽然最理想的选择可能是把车丢掉，但车主拒绝作理性的预算，因为他（她）承受不了之前为修车所作的努力打了水漂的事实。与此同理，这样的情形也许会出现在不良的人际关系或婚姻关系中。一种关系中的单方或双方也许会对对方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争吵不断，几近离婚。然而，他们并不离婚，可能会选择继续在一起，并忽略了问题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对婚姻的付出白费了。沉没成本陷阱机制很普遍，因为它可应用于多种案例（例如汽车和婚姻）；同时，沉没成本陷阱机制也很特殊，能反映出因果关系，因为它能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机制型方法的优点之一。另一个优点就是机制能包含尽可能多的行为。非理性的心理过程，例如沉没成本陷阱或认知失调的减缓都是机制，而理性的适应和社会规范也是机制。关注机制可以让社会学家去研究现实中受多种复杂力量影响的行为者；关注机制使得社会学家去探索越来越具体细化的因果解释。

机制型方法与一般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基于变量的处理方法经常用统计来预测因果影响，在这种方法中，预测成为基本目标。相反，机制型方法则是对预测作出解释。埃尔斯特提出一个例子，其预测结果很容易由变量（例如价格）得出，但却不能由任何单独的机制得出：(7)

如果要预测价格上涨时商品会买得更少，这根本不需要对人类的行为作假设。不论个体会突然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理性的、传统的或仅是任意的——我们都能预测到人们将会买更少的商品，只是因为人们用与原来相同的钱能买到的商品更少了。在这里有几个机制也必定会导致相同结果，所以为了达到预测的目的无需再对它们进行抉择。然而要达到解释的目的，机制很重要。机制能使人理解，而预测最多只能控制。(8)

此外，如果统计方法有赖于集合体，那么这里应用的机制型方法是在个人层面操作的。

机制型方法包括了理性选择。一些实践者指出，理性选择并不是基于对规律的探索，而是把机制具体化。(9)在前面提到甘贝特列出的那些机制中，工具理性只是众多机制中的一种。为了简洁，理性选择的理论家把他们的分析仅限于工具理性机制。显然，这种方法拒绝将抗议的潜在原因和过程过度简单化。这是因为理性或工具性的行为很明显是事件的一部分，但规范与非理性心理机制同样包含在事件中。

主要问题的重述

本书的主要问题可以根据图1.3改写为：“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个体从坐标图上的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图1.3标出了关键性的位移及其伴随的机制。“触发机制”（triggering mechanisms）首先推动个体从中立走向反对，进而进行“有组织的”反对活动。(10)走向＋2这个批判性位置的位移无疑在本书中是举足轻重的。当然，抗议运动若要继续进行的话，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一定要维持组织性的状态。阻止个体脱离有组织的叛乱的各种不同机制被称为“维持机制”（sustain‐ing mechanisms）。本书运用大量的篇幅考察了使个体从0位移到＋1，再从＋1移到＋2的两套触发机制。至于坐标图上的其他位移，例如从＋2到＋3的位移，以及走向通敌者的位移，本书只是放在后面的章节简略探讨。

持续性抗议由一套有顺序的机制生成，或者说一个过程。通过现场调查或二手材料所得的知识，本书对持续性抗议产生过程的哪一个阶段运用哪一种机制作了假设。接下来的章节详细概括了这些机制及其内在的逻辑和含义。为了阐述一些基本的方法论问题，我在这里简单地总结一下关键的机制。

从0到＋1（第一阶段，触发机制）

1.憎恨情绪的形成。

2.用社会范围内的参照对象计算安全阈值。

3.把地位考量与地方社区相关联。

4.焦点事件。

从＋1到＋2（第二阶段，触发机制）

1.基于社区参照对象的安全阈值计算。

2.基于社区的互动原则。

停留在＋2（维持机制）

1.威胁。

2.非理性心理机制：

（1）小胜利的价值；

（2）沉没成本陷阱；

（3）不切实际的幻想。

基于机制的叙事是为了使事件具有普遍性。没有一个具体机制或其他假设顺序对于任何民族、国家或文化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机制的后果可以并将作为一种模式来比较各种抵抗案例的发展情况。

从本质上来说，本书讲述了一个详细的故事，类似于玛格丽特·李维（Margaret Levi）、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及其他人的分析性叙述。(11)这些分析性叙述的作者“设法探索具体的历史案例”，他们“希望考察人们在具体背景下的选择”，“希望追踪一系列行为和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和结果”。(12)此外，分析性叙述是一种机制型方法，它并不设法掩盖规律，而是寻求“表象和规律探索之间的、复杂的中间地带”。(13)同样，虽然我阐述的是各种职业和抵抗活动的各个阶段，但即使叙述的目的相同，分析的口吻也是不同的。例如，李维、温加斯特、格雷夫等人几乎把他们自己的分析完全建立在理性选择与通过博弈论确立的机制上。与之相比较，在先前的一系列事件中，机制的范围则广泛得多。虽然理性选择与博弈论在随后的案例分析中非常重要，但要解释是怎样的重大行动才生成和维持抵抗，以及武力反抗残暴政权，这些手段显得过于有限。处理这些事件的任何实际方法还必须要依靠由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确立的机制。

处理方法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简洁和可证伪性毫无价值。考虑到研究主题的复杂性，所列出的这些机制已经是很简洁了。抵制和暴力反抗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之前列出的十种机制。此外，这十种机制按顺序排列，形成一个普遍的程序。埃尔斯特说，机制型方法是规律和表现形式的中介。本书并未对叛乱的规律进行探讨，但书中并不仅仅是给读者呈现各种案例。本书的目的，是用相对简短且前后联系的机制，来提高读者对重大暴力事件的理解。这一系列具体的机制还提供了一种可证伪性衡量。在抵抗运动早期，如果非理性心理机制推动着个体的行为，那么假设的机制顺序就无用武之地了。这对于威胁或其他机制来说也是一样的。

关于持续抗议强大政府的运动发展，机制顺序还作了大胆的假设。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人们前往关键的＋2的机制被假设为基于社区的标准和阈值。若没有强大的社区提供条件触发这些机制，暴力叛乱将一无所获。接下来的一章将会提到，大多数推动人们从0到＋1的机制并非是依托于社区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大社区，社会可能会出现消极形式的抵抗，但很有可能产生地方性组织的抵抗机构，这些机构将促使对抗强大统治政权的暴力行动持续下去。显然，社区是本书的主角。

社区

叛乱，或者是坐标图上向右的位移，都涉及风险承受。强大的统治政权为＋2有组织的行动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在之后的案例中，这些惩罚制度基本是死刑或驱逐出境。强大的社区能够产生促使个体去担任危险角色的机制，即使这样代价会很高。换而言之，强大的社区是通过提供有效信息、降低通讯代价以及增加新兵招募来推动叛乱的。之前所列出的具体的社区机制，即地位考量、互动原则和基于阈值的行为，都与这些普遍性特征有关。本节概括了社区的三个方面：普遍性特征、具体机制和社区结构。

社区的基本定义和一般特征

社区是人群互动的常规场所。本书中最常见的社区类型是乡村，而其他社区，例如工厂、邻里和高校联谊会，亦有提及。如果单单考虑“社区”（com‐munity）可衡量的方面，它将是一种高层次的面对面交流，反过来，这意味着相对较小数量以及稳定的成员间的社交关系。照此定义，伦理、宗教和公民团体就“不是”社区。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在《社区、无政府、自由》（Community，Anarchy，Liberty）(14)中给“社区”下了一个更为详细实用的定义。泰勒列出了“社区”的五个要素：

A.成员间的直接关系（这意味着建立关系的成员数量相对少）；

B.多重关系（社会与文化的、经济的）；

C.相互作用；

D.物质条件大致等同；

E.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

这些要素涵盖了其他领域衡量社区的方式，即网络关系的密度(15)，社区心理学家的“社区意识”（sense of community），(16)以及各种关于“团结”（solidarity）概念的定义(17)。

本书基本上采用了泰勒的定义，但认可“物质条件等同”（equality of material conditions）的作用除外。(18)社区的“优势或劣势”（strengths of weakness）是一种结构性的区别，将在本书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泰勒定义的这些特性的存在或缺失有关。

图1.1描绘的村庄与图1.2列出的联谊会都显然具备作为强大社区的资格。事实上，这些图证实了个体的基本互动以及他们之间直接关系的本质。在大量的章节中，人们的多重关系与互动原则皆源于口述历史。个体农场属于非正式的农业合作生产，村民也常常属于相同的社团或宗教团体。由图上的公顷数可以看出，当时大家的物质条件大致等同。这些社会团体也可被看做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此外，这些社区在历史上闻名，且源远流长。图1.1里的许多家族在公元6世纪就定居该村。

强大的社区之所以有利于抵抗运动，是有现实原因的：方便互通消息和人员招募。当大多数人与统治权力（在＋1）敌对时，政权统治者经常试图制定一套控制人口的措施来阻挠有组织的行动，以便对发起这些行动的社区斩草除根。作为惯例，政党、出版和集会权利都被取缔。政策的管制范围包括身份证的发行、秘密警察和线人网络的发展，以及为恐吓有组织的抵抗运动而使用严厉的惩罚制度（也许是死刑）。政府的一个经常性目标就是孤立社区并阻挠社区间的联系。地下组织成员需要大量且不定期的信息交流。当出行受到管制，地方性网络很有可能就是最安全有效的。蒂利在符合常识的情况下总结道：“通讯由于距离相隔而必要。通讯代价越大，人们越有可能围绕着共同的领土组织行动（如果真的行动的话）。”(19)很明显，若是统治政权能有效孤立社区并阻挠社区间的联系，那么各自居住的地区可能就是组织唯一的基础。

其次，社区能降低潜在抵抗者的招募高风险。人们不大可能招募从来没见过的人，也不愿被从来没见过的人所招募，尤其是在群众中潜伏着告密者的情况下。(20)如果新兵招募不是直接强迫的话，抵抗者可能还会对人们进行劝说。共同的社区历史让人们对于信任谁、劝说谁（并且用什么方式劝说最好）、孤立（或铲除）谁看法一致。大多数人不大情愿做这种高风险的行为，特别在成败未定、生死未卜，甚至可能叛国的情况下。

最后一点是关于社区更为普遍的问题，以及战略性行动中的期望协调问题。当个体面对命运攸关的抉择时，在风险高、信息有限、前途未卜的条件下加入有组织的叛乱活动，这样的决定是很有策略的。也就是说，个体作的决定依赖于他人期待的选择与行动。只有毫无信心或没有太大压力的极端分子才加入专制的统治政权军队。在被占领或压制的情况下，一个社区作为一整套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交互动模式与体制，是能够提供信息和压力来保障或推动人们从＋1移动到＋2的。

请思考以下这段出自奈特（Knight）的文字，是关于社会机构和战略决策的：

通过树立社会期望，社会机构影响着战略决策。社会机构依靠两种机制，提供决策信息和制裁。通过这些机制，社会行动者能获知必要的信息来明确表达他们互动的期望。带着这些期望，社会行动者会选择他们认为使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策略。社会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去影响战略选择，继而影响社会的未来。(21)

奈特模式的要素可能需要稍作改变才能运用到抵抗主题，但这些要素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社区确实是一整套社交、家族、经济、政治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共同的互动历史。该历史包含了关于奖惩措施在抵抗期间如何运作的信息和期望(22)。

许多参加抵抗和集体行动的学生都认可强大社区的这些基本特征。(23)然而，对于这里的分析来说，仅仅列举这些一般特征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强大的社区中筛选出更为具体的机制。

强大社区的机制

憎恨的形成、焦点事件、非理性心理力量这些机制能出现在任何社会，但这四种关键机制和强大的社区密切相关。

一是地位奖惩。地位奖惩，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在社区中的分量都很大，因为面对面接触的程度高。这里的社区是指互动程度高，又有共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强大社区。你有多介意别人把你看做英雄或是懦夫，很大程度取决于你和这个人的接触频率。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或者紧密团结的社会，被看做懦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人们很难在陌生人面前觉得“羞耻”。

思考一下不同社区的人在“二战”早期对两种占领的反应，其中一个来自弱小社区，而另一个来自强大社区。首先，从法国“我听说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呼吁，想在蒙波利埃创建一个小团体开展活动。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找其他人一起谋事并不容易。大多数人只会找个借口：‘到时候我们会跟你一起的，但……’”(24)其次，相比之下，看看黑山（Montenegro）人民如何反应。当利捷瓦·里耶卡（Lijeva Rijeka）的一位军营成员在侵略早期被枪杀后，利捷瓦·里耶卡的其他成员做出以下宣誓：“军营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向人民发誓自己会不惜生命去维护人民的荣耀和幸福，并以十倍代价为利捷瓦·里耶卡的任何一位逝去的成员报仇。”(25)也许法国人和黑山人都憎恨自己的地盘被占领，但黑山人会做出具体的行动和宣誓。互动原则为黑山人的行动和誓言增添力量；如果宣誓没有履行，地位与荣誉将丧失。在紧密团结的黑山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力是自发的，人们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那些立即站出来支持抵抗行动的人地位会提高，因为他们是对抗敌人的率先领导者。在法国的案例中，人们可以不怕惩罚和丧失尊严而原谅自己。人们没有对地位的追求和当英雄的强烈欲望，也没有可靠的约束力去束缚那些拒绝配合自己率先行动的同胞。这里研究的立陶宛社区，地位奖罚的分量可能不如黑山社区，但是也不会像法国人那样不在乎地位奖惩。

除此之外，强大的社区既有积极的地位奖惩又有消极的地位奖惩。在物质条件大致等同（泰勒定义社区的五个标准之一）的社区内，成为“伟人”的唯一渠道可能就是做出一些勇敢的举动。这对于年轻男子尤为如此。(26)

二是互动原则。互动原则是不言自明的：作为社区成员，如果你的朋友或邻居正在推销一种公共物品，其他人会认为有必要加入到这个行动中。或者说，若一位社区成员遇到困难，则其他成员应该帮助他（并且，其他成员以后也可以根据互动原则获得帮助）。互动标准多种多样。在第2章将会详细讨论三种具体的互动原则。这里讨论的更为广泛的社区效应最类似于一种普遍化的“公平原则”。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 “以牙还牙”的行为原则很难界定。(27)在社区生活中，很难在生活场景中区分严格的顺序。在多样复杂、互动的社区关系中，背叛或合作的价值很难比较，二者或许并不能被严格量化。尽管存在诸多复杂因素，依旧有大量关于公平原则的有价值的著作(28)以及大量关于公平原则如何促进抵抗的著作存在。(29)此外，许多在社区层面叙述抵抗的作品主要讨论的都是规则的本质和力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30)和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31)已经就此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案例。本书以多角度的切入贯穿全书。

对于抵抗来说，关键问题是社区规则如何促进或阻碍人们接受风险。在抵制和反抗时代，这种抵抗初期就在经济和社交圈中建立起来的长期互动关系，能否在危机四伏的抵抗时期继续合作下去呢？在社区规则是否延伸的问题上，皆有证据证明人们既可能参与行动又可能不参与。(32)接下来章节中的证据明显支持这样的结论，即规则化的惯性确实对抵抗的可能性有影响。

三是基于社区参照对象的安全阈值计算。“如果有一定比例的人去抵抗，那么我也会去的。”这是潜在的抵抗者面临反对强势政权或统治者时的逻辑。一定比例抵抗者的数值代表着抗议的“转折点”，或代表着人们获得足够的信心或感受到压力而行动的时候。(33)近年来，许多参与抵抗、叛乱和变革的学生已经用阈值分析和紧密相关的信心博弈去解释对抗统治政权压迫的集体行动。(34)所有这方面的学者认为阈值价值代表着一个“人多安全”（safety in numbers）的方面：有越多的抵抗或抵制同伙，就越不可能受制于统治政权。

对于基于阈值的机制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参照团体，即多少比例的人。此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类型及其固有的风险。如果采取的行动是一次性参与反对统治政权的游行，个体也许只需知道：人群足够壮大，以至于把防暴警察人身攻击的可能性降到自己可接受的最低程度。在这样的案例中，参照团体也许是一个城市或国家参与游行的全部人口。若初级风险是因为参加示威而失去工作，那么参照团体可能是该工作单位的员工数量。政府可以解雇一小部分不同政见者，但却无法解散大部分工人而导致该单位的正常运作被打破。

图1.3上从0到＋1的位移表示无组织、较低风险、一次性的行动，例如涂鸦，在公共汽车上唱反政府的歌曲，或参与游行（如果统治者允许的话）。这些行动通常是为了测试有多少人强烈反对统治政权，有多少人愿意加入某些形式的抵制运动。获得信心的主要形式是使参与者保持匿名，在整个行动中受到一些保护而不被逮捕。

当从＋1位移到＋2时，参照团体发生了变化。在这阶段，强大的统治政权虽掌控着外部世界的大部分，但却不能轻易渗透到社区；当世界变得更小，战争便蔓延到乡村或工作场所。个体为行动寻找着战略线索。当统治政权强大时，相关性最强的测量标准“人多安全”，也即是其他社区参与地下活动（＋2）的成员的比例。人们有行动的欲望，但潜在的抵抗者认为“如果社区里有一定比例的成员行动起来，那么我也会行动的。若社区内一定比例的成员团结并组织起来的话，人越多越安全，就不怕告密者了”。在立陶宛的案例中，苏联切断了区域和城市的联系，但其力量却还不足以渗透这些社区。

四是监控和报复：威胁的理性谋划。强有力的威胁和报复告密者是发展地下组织的关键。如果潜在的新兵认为一个地下组织很可能会暴露，他们就不可能加入。因为强大的社区数量少、稳定、互动广泛，所以这些社区能有效地进行报复和监控。抗议者知道他们社区同伙成员的历史和情感，知道告密者很可能是谁，也知道用什么样的威胁对告密者最有效。潜在的告密者知道自己正受到监控并几乎避免不了报复（在接下来的案例中，这些报复常常包括杀死告密者）。(35)

社区结构

社区结构大体上讨论的是社区的优势和劣势。“弱小社区”（weak com‐munity）的特征与前面泰勒提出的社区特征相反，即成员之间的间接关系、单边关系、互动缺失、多样化的信仰和价值观、物质条件不平等。在弱小社区内，个体行为较少受规则、呼吁以及其他社区成员的威胁影响。“强大社区”（strong community）有泰勒所概括的广泛结构性特征，这进而会产生之前提到的那些机制。

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指出，并非所有强大社区都能使人移动到图1.3上的抗议位置上。强大社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与那些强大社区的具体结构形式有关。当一个社区的优势与这些机制的出现可能有关时，社区的具体结构和因为这些具体结构而产生的社区内战略互动也越多。这些均可能与这些机制产生的效率相关，即表现为促进个人沿着坐标轴移动，尤其是朝着关键性的＋2的位置移动。

社区由各种互动子关系和各种子机构构成。这些子关系和子机构有不同类型的互动规则，对地位及其价值有不同的概念。此外，还有或多或少有效果的排斥和放逐规则。在这些方面上，家族团体与经济团体不同，而经济团体与社交、宗教团体也不同。这些团体更为精细的运作会根据其自身具体的子团体的规模和团体间重叠的成员地位而变化。要预测哪个社区可能出现有组织的抗议组织而哪个社区不会出现，就必须了解社区子团体，即“社区结构”（the community structure）的分布。

社区是分析的关键层面

持续抵抗的产生离不开重要机制，而社区对重要机制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社区是分析的关键层面。几乎每种关于政治暴力的研究都在四个分析层面讨论，如图1.4所示。从理论上说，箭头能从每个方框的两边伸出；然而，实际上，关于因果关系的明确或含蓄的假设，以及四个层面直接的因果关系总体上都包含在图1.4呈现的模式中。以下讨论的因果顺序建立在本书的框架之上：社区结构产生影响个体行为的机制，这些机制促使个体沿着图1. 3的坐标图进行角色转换；这些个体行为可能反过来改变社区结构，最重要的是在坐标图上＋2形成组织；如果在＋2形成足够多的组织的话，那么国家或民族层面的抵抗也许会持续下去。因此，在个体和社区层面解释抵抗行为的变量，也是解释国家或民族层面的集体行为。这样的层面也许是学者们分析政治暴力的最常用的偏好层面。

图1.4　叛乱与革命研究的分析层面

为什么这个顺序（6 5 4）是解释叛乱和抵抗像德国和苏联政府这样强大统治政权的变量之最好方式呢？前面提到，一个强大的统治政权具有切断或减少政党或全国性组织的影响力；实际上，1、2、3的联系是很少的。在1945年后苏联的案例中，这些联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统治政权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全国性组织就有生存的机会，但这些组织和社区的联系还有待考察。然而，与许多理论家的假设不同的是，全国性和社区层面的联系的优势取决于社区结构的类型，以及该结构能多大程度上使全国性组织的目标转变为社区和个体层面来付诸实践。

评价这个理论：比较法

比较法指引着研究设计。这里给出的机制顺序为比较法提供了一条基线。接下来的案例试图控制某些变量并使其他变量变化。从大致的程度来说，先比较最相似的设计，再比较最不相似的设计。第3章到第6章考察了立陶宛在20世纪40年代连续三次被侵略。第7章在4个20世纪40年代东欧国家的案例中研究抵制和抗议。第8章拓展了研究的时间跨度，研究的是改革时代的抵制。实际上，这几个章节的目的是延伸了机制模式，以此评价该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分析的灵活性和有用性。总的来说，引言部分简短地叙述了各章内容，并解释了各章（第3章到第8章）如何构成了可控制的比较研究。

章节概况

第2章是理论性的，通过形成抵抗过程的机制顺序一步步地展开论述。这种叙述模式为比较接下来的六个章节奠定了基础。第2章详细鉴定了决定性的触发机制和维持机制，这两个机制分别先后阐述了从0到＋1、再从＋1到＋2（触发机制）的位移以及阻碍从＋2回到＋1（维持机制）的位移。该章内容建立在已知的概念上，概述了有利的和无利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的固有动态，列出了理想社区的类型，这些社区将会提供推动个人前往＋2的机制，但是或许情形相反。该章将详细讨论倡导者精神、社会规则、同质性、密度以及集中化的效果。而对于维持机制，主要是性格上的心理维持机制，则概括得简要多了。

第3章的内容包括1940—1941年苏联第一次侵占期间，抵抗行动是如何在立陶宛形成的。该章的目标是改变社区的类型。通过强弱社区的比较，以及不同结构的强大社区的比较，形成了分析的基础。本章还包括一小部分对苏联占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叙述。

第4章讨论了地下抵抗者在考纳斯大学工程学专业学生的天主教联谊会这样一个城市社区产生的渠道。该章通过追踪两个关键的抵抗组织者间的互动过程并概括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关注结构有利的社区的一个方面——集中化行动者的影响。

第5章的内容包括德国对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的占领。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抵制和合作是否普遍缺乏。

第6章与第3章类似，对立陶宛当地居民在战后顽强抵制苏联统治进行解说。

为了证实本书所采用手法的可靠性，第7章阐述了另外几个20世纪40年代东欧的案例：夹在纳粹和苏联之间的乌克兰中部和白俄罗斯，战时的黑山和阿尔巴尼亚，战后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战后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第8章讲述了改革时代的抵制案例，包括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些案例中都没出现强大社区。

第9章和前面各章的比较性分析不一样，讲述一个令人困惑的、用阈值模式无法回答的问题。使用阈值模式时，如果行动是被动的，则必须假设一个阈值为0的“率先行动”组织（“first‐playing”group）。无论率先行动组织是否占总人数的1%或3%，它对于引发抵制和反抗都是关键的。该章探索了一个社会的“率先行动者”（first player）比其他社会更多的原因。

比较分析

立陶宛内部的比较：1940—1941年间和1945—1952年间苏联统治的比较。本书的经验研究核心部分，是由实证的三个章节组成，包括1940—1941年间和1945—1950年间这两个阶段立陶宛的反苏抵制运动（第3、4、6章）。苏联在这两个阶段对立陶宛的统治非常适合本书的研究，原因如下：首先，苏联统治的性质倾向于从外部影响力来切断社区，尤其是乡村社区。在苏联统治立陶宛的两个时期，苏联有足够的实力阻止村与村的简单联系，而这样的实力却不足以渗透当地的社区。因此，这些社区被称为隔离的“微型世界”（mi‐crocosm），用于研究和比较。

其次，立陶宛的发展状况使得社区有多种类型的结构。到20世纪30年代，立陶宛的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近代的社会结构尚有残存。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形式相互交融产生了强弱有别的社区以及结构多样化的强大社区。

再次，尽管社区结构各不相同，但是其他宏观因素在立陶宛各地却是一样的。文化、相对剥夺、统治政权和抵抗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地形和很多其他因素在邻近的各个村庄差别并不大。

最后，正如摩金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社区随着图1.3坐标图上的位移而不同；这些社区试图在参与抗议的人数上寻求不同的平衡。

作为上述四个原因导致的结果，使得隔离成为可能，至少是部分减弱了社区推动抵抗的动力影响。

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比较。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一样，经历了三次同样的侵占和多次相同的一般性事件。第3章和第7章会简短叙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两个国家的经历。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统治政权的战略和优势基本上完全一致，但这三个国家不同的是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社区结构的不同，从另一种程度上说也是坐标图上的位移不同。立陶宛比其他两个国家有更多进入＋2处的位移。立陶宛和其他两个国家的不同往往源于立陶宛浓重的天主教文化，人们认为此文化可以使人疯狂并为之牺牲。上述比较挑战了该观点。

不同时期的立陶宛的比较。20世纪40年代，立陶宛在三个不同时期被占领，使得一套更为宏观的因素产生变化。虽然“文化”是不变的，而且没有一个政府允许全国性的组织存在，但全部的政府战略和优势却有很大不同。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说，统治政权的战略应该在暴力和残忍的层面讨论。在立陶宛第一次被占领时期，苏联的战略要从包含“心灵和头脑”（hearts and mind）要素的角度叙述；在后来的阶段，苏联基本上依靠暴力。到20世纪40年代，苏联能够并确实把所有村庄和社区的人驱逐到西伯利亚。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德国对于立陶宛人民的统治方式却是相对温和的。

比较不同时期的立陶宛，就有机会考察在不同的更为宏观的环境中相同类型的社区结构。即便政府的能力和模式有所不同，但这些比较可以证明：相同的机制结构和机制类型有利于在苏联占领的两个时期往＋2位移。此外，不同时期的比较可以考察统治政权战略、社区结构变化以及抵抗触发机制这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很明显，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的集体化和驱逐手段把强大、结构合理的社区变成了弱小、结构不合理的社区，或完全摧毁了社区。

立陶宛的案例包含在改革时期的案例分析中，其中有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反苏抵制的比较。

在国家、在民族和在社会中的比较。第7章把机制模式运用到20世纪40年代东欧的一系列案例，这些案例为研究反对强大统治政权的抗议带来了其他的重要因素。立陶宛的案例中只有一个统治者，而战时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中部却有两个势均力敌的统治者，即纳粹德国和苏联。并且，纳粹德国和苏联，这二者在同一片领土上交战。残暴政权间的斗争如何影响图1.3坐标图上的位移呢？在战时的黑山，宗族社会仍然控制着社会生活，在乡村社会尤其如此。以强大的社区和“部落”（tribal）联系为特征的碎片化社会，是如何影响抗议发展呢？此外，第7章还考察了战后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抵抗行为的显著不同点，尽管这两个乌克兰地区有不同历史背景。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用来拓展理论的概念范围。这些比较有利于判断理论界限并明晰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时期的抵抗比较。第8章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各国以群众集会为形式的被动抵抗的发展。共产主义（与此同时还有现代化）对东欧、尤其是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社区。迅速的城市化和集体化是破坏社区的一把双刃剑。国家介入提供集体物品，而以前的物品是由社区相互提供的。国家扩大提供集体物品的规模，消除了从前物品提供的直接、多边的关系。最终结果就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冲击及其衰落侵蚀了人们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这导致社会变成弱小社区。

尽管存在这些特征，大规模、被动的抵制（＋1）发展起来了。第8章探索了这种抵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解释为什么抵制以被动的形式发展，以及不同的案例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变量。这些问题通过分析1987年8月到1988年10月的立陶宛和1989年秋季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状况来考察。

在此重申一下本书的最基本方法论，每个案例和每章都把机制的假设顺序作为比较的基线。后面一章会更加详细解释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的逻辑上进行扩展并具体说明其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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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Robert Aspray，War in the Shadows，Vol.1（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6），pp.525 526。

(2)“The Belfast Connection”，Village Voice，February 8，1994，p.30.

(3)许多读者将会发现，本书关于“机制”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乔恩·埃尔斯特的一些著作而得出的。参见Alchemies of the Mind：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尤其是本书第1章，是对埃尔斯特关于“机制”的定义和使用的概要。我在“Structures and Mechanisms in Comparisons”一文中用更长的篇幅对机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见John Bowen and Roger Petersen， eds.， 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 61 77。

(4)Thomas C.Schelling，“Social Mechanism and Social Dynamics”，在Peter Hedstr9m and Richard Swedberg，eds.，Social Mechanisms：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7。

(5)Diego Gambetta，“Concatenations of Mechanism”，引自Peter Hedstr9m and Rich‐ard Swedberg，eds.，Social Mechanisms：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02。

(6)同上，见第103页。

(7)埃尔斯特详细地阐述过，机制无法预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个同样有效却对立的机制（例如，“距离产生美”【abse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和“眼不见，心不烦”【out of sight out of mind】）可能在同一时间运行，但观察者却不能预测哪个机制会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下对行动产生决定性作用。鉴于这些困难，我们可能会隔离机制，但我们却很少能知道“各种机制切换的必要和充分条件”。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9。虽然埃尔斯特明确表示并不反对对触发条件的探索，但他认为具备发现这些条件的能力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优先考虑把精力放在机制的逻辑和辨析上，而不是先去研究机制触发的条件并作出预测。

(8)同上，见第10页。

(9)关于把理性选择看做是基于机制的选择的最精辟的言论之一是由吉姆·约翰森（Jim Johnson）提出的。“How Not to Criticize Rational Choice Theory：Pathologies of Com‐mon Sense”，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6（1996）：77 91，especially pp.84 85.

(10)暴动、叛乱和变革之间要有所区分。暴动是非持续的暴力行动；叛乱是持续的暴力行动；变革被定义为一系列社会变化，且不一定是暴力的。这里的焦点是叛乱和暴力行动是如何持续的。我用“抵抗”这个词来涵盖积极的和暴力的反统治政权行动。

(11)参见Rober Bates et al.，Analytic 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12)同上，参见第9页。

(13)参见Rober Bates et al.，Analytic Narrativ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第12页。

(14)Michael Taylor，Community，Anarchy，Liber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5)“密度”（density）这个词一般指的是组织内联系的总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Reding，Mass.：Addison Wesley，1978）和安东尼·欧博斯切尔（Anthony Oberschall）的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s（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 Hall，1973）是使用这个概念的两本最著名的作品。Roger Gould，“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1993）：182 196；Pamela E.Oliver，with Gerald Marwell and Ruy Teixeira，“A Theory of Critical Mass I：In‐terdependence，Group Heterogeneity，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1985）：522 556；Pamela E.Oliver and Gerald Marwell，“The Paradox of Group Size in Collective Action：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988）：1 8；Gerald Marwell，Pamela E.Oliver，and Ralph Prahl，“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I”，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988）：502 534.这些都证实或叙述了网络密度和集体行动的关系。

(16)托马斯·J.葛林（Thomas J.Glynn），“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Human Relations 34（1981）：789 818.作为社区心理学领域作品的榜样，托马斯·J.葛林发现对一种“社区意识”最好的预报器是达到预期的居住时间、满意度和可以识别名字的邻居数量。对于如何使“社区意识”可操作化，以及在这里使用的心理学概念如何融合或分歧，为了便于广泛讨论，可参阅David McMillan and David Chavis，“Sense of Community：A Definition and Theory”，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986）：6 23；以及David Chavis et al.，“Sence of Community through Brunswik’s Lens：A First Look”，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986）：24 40。

(17)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用“团结”这个词来解释地方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如何解决的。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是一部经典著作。

(18)后面会提到，社会阶层的组织的存在促进了叛乱的发展，尽管这些组织有时是在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Charles Tilly，“Do Community Act？”，Sociological Inquiry 43（1974）：209 240.

(20)甚至是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从已经存在的网络和社区成员中征兵的几率都很高。参见Raymond V.Liedke，“Who Do You Know in the Group？Location of Organization in Interpersonal Networks”，Social Forces 70（1991）：455 474。他发现“新的组织应该出现在人际网络密度很高的时候”（第459页）。类似的内容再参见A.Booth and N.Babehuk，“Person‐al Influence Networks and Voluntary Associaltion Affiliation”，Sociological Inquiry 39（1969）：179 188。上述论述发现新组织是通过已经存在的网络联系形成的。告密者和风险的出现肯定会增强这种建立新组织的强劲趋势。

(21)Jack Knight，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

(22)参见Dennis Chong，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里面有关于预期的作用。

(23)参见马克·利希巴赫（Mark Lichbach）在对抵抗作品的回顾中关于社区的部分（第15—16页）：“Rethinking Rationality and Rebellion：Theori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oblems of Collective Dissent”，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994）：8 39；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Bonnell）在俄罗斯变革的具体案例中指出社区的重要性：Roots of Rebel‐lion：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Petersburg and Moscow，1900 191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24)引自H.R.Keward，Resistance in Vichy Fr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66。

(25)引自Milija Lasic‐Vasojevic， Enemies on All Sides：The Fall of Yugoslavia（Washington.D.C.：Nor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1976），pp.45 46。

(26)在大量的定量分析中，杰克·古德斯通（Jack Goldstone）发现经济来源固定的青年男子是抵抗和变革的主要因素。参见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这样的发现主要是结构性的原因，当然也有对地位追求的因素。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早期，苏联学者杰瑞·修（Jerry Hough）认为苏联避免民族主义崛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及政府机构改革取得成功，这为青年男子提供了一条经济出路，使他们不再无所事事混迹街头并重新振作起来。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关于规范的作品中叙述了狂热情绪的力量。狂热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位奖惩。科尔曼认为，封闭的社会网络（与这里用的社区概念相似）加大了对英雄行动的奖励，因为英雄确实在这样一个网络中感受着敬仰和感激，而这些是通过他的努力得到的。“因为这个原因，一个表演运动员、音乐家或演员可能会比一本书的作者感受到更大的激励，因为一本书的作者看不到读者的反映。”参见James Coleman，“The Realization of Effective Norms”，引自Randall Collins，ed.，Fo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171 189。 关于荣誉的作品通常在荣誉获得的方式上把社会分类。一个基本的两分法是建立在归因和成就的基础上的。地位被归类于以成就决定荣誉的类别。埃尔斯特列出了古希腊和17世纪法国的以成就决定荣誉的社会。

(27)这个观点不同于许多理性选择的理论家提出的结果论原则。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例如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28)参见Royn M.Dawes，Jeanne McTavish，and Harriet Shaklee，“Behavior，Communica‐tion，and Assumptions about Other People’s Behavior in a Commons Dilemma Situ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1977）：1 11；J.A.Piliavin and H.W.Charng，“Altruism：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1990）：27 65；Elster，Cement of Society，chap.5；Steven E.Finkel，E.N.Muller，and Karl‐Dieter Opp，“Personal Influence，Collective Rationality，and Mass Political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1989）：885 903。

(29)参见Gould，“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布鲁斯·费尔曼（Bruce Fireman）和威廉·甘森（William Gamson）也考察了流动资源协调一致和规范压力的效应。参见“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引自M.N.Zald and J.D. McCarthy，eds.，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Mass.：Winthrop，1979），pp.8 44。

(30)James Scott，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tiy Press，1976）.

(31)Samuel Popkin，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和 “Political Entrepreneurs 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Vietnam”，在Micheal Taylor，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9 62。

(32)一些学者质疑规范有惯性的观点。杰克·古德斯通在一部关于变革和集体行动的总结性著作中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简而言之，历史的和当代的集体行动研究都发现人们明显偏离古典理性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的一个假设，即人们像个体般地作出是否参加革命的决定和行动。相反，参与的决定是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中的一部分人作出的，因此他们会谨慎行事并决定以一个组织的身份来一起行动。”参见 “Is Revolution Individually Rational？Groups and Individuals in Revolutionary Collective Ac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994）：142。

(33)信心博弈逻辑是由阿玛蒂亚·森（Amarya Sen）首先发展起来的，“Isolation，Assurance，and the Social Rate of Discount，”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8（1967）：112 124。托马斯·谢灵在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New York：Gordon and Breach，1985）中的作品对任何信心博弈的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4)这些包括Mark Granovetter，“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1978）：1420 1443；Chong，Collective Action；Goldstone，“Is Revolution Individually Rational？”；Timur Kuran，“Now Out of Never：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World Politics 44（1992）：7 48，and Private Truths，Public Lies：The Social Conseque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Rasma Karklins and Roger Pe‐tersen，“The Decision Calculus of Protestors and Regimes：Eastern Europe，1989”，Jour‐nal of Politics 55（1993）：588 614；Valerie Bunce and Dennis Chong，“The Party’s Over：Mass Protest and the End of Communist Rule in Eastern Europe”，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an Francisco，1990；Jon Elster，“When Communism Dissolves”，London Review of Books，Jan‐uary 25，1990，pp.3 6；Susanne Lohmann，“Rationality，Revolution，and Revolt：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al Cascades”，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Research Paper no.1213，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lif；安东尼·欧博斯切尔（Anthony Oberschall）对信心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性讨论；参见 “Rational Choice in Collective Protests”，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994）：79 100。

(35)许多学者提到了较小组织的更高监控能力。Michael Hechter，Principles of Group Solidar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例如，详尽叙述监控的议题。

2　机制和过程

正如引言所概述的，对强大统治政权的抵抗包括多个阶段。相应地，抵抗需要多种机制，能驱使人们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也需要行动维持机制，以发挥行动的重要作用。本章详细叙述了对发动并维持叛乱至关重要的三套相互联系的机制：

1.驱使运动从中立发展成广泛抵抗（0到＋1）的机制，但是这种抵抗属于无组织、非武装；

2.驱使运动发展成有组织的武装抵抗（＋1到＋2）的机制；

3.支持当地有组织的抵抗（使行动保持在＋2）的机制。

从中立到广泛的、无组织的、非武装的抵抗

＋1行为的特点是进行反统治政权内容的涂鸦、在公交车上唱民族主义歌曲、进行或接受反对统治政权的演讲、抵制选举以及参与“自发”游行。这些行动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公众反对统治政权情绪的表现，因为每个行动都有受罚的可能性，而且这些行动为公众预言了群众中可能会接受风险的人数，以及这些行动可能会引起多少风险。(1)用毛泽东的话来说，＋1的行动预言了群众中哪些人是潜在的抵抗者和组织者。如果把抵抗运动比作大海，抵抗者和抵抗组织比喻成鱼，就恰如有多少鱼在大海之中。

为什么任何一个人会为了一个效果甚微的行动，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风险都要接受？对此可能有一种答案，那就是从0到＋1的位移不是很重要，也无需权衡利弊。然而，这种类型的个人行动，却是源于曾经挫败的经历和精神发泄的需求。在随后章节的案例中，由于统治政权惩治的威胁咄咄逼人，难以让人完全忽视它（受访者对此都很认同）。鉴于此，目前的方法借鉴了信心博弈（assurrance game）和隐含在博弈里的阈值机制。事实上，阈值机制以探讨其他0到＋1的机制为主。

当一定比例的人参与到＋1的反对统治政权的行动时，统治政权资源就会变得紧张，这样一来统治政权惩治的威胁也就没那么大了。人们发现“人多安全”。当然，因为不同的人对表示安全的数值持不同看法，所以安全阈值是呈分布状态的。阈值分布的复杂性会在本章最后详细讨论，但在这里要明确两个常识。“率先行动者”必须愿意接受高风险（低阈值）。当然，阈值越低（人们接受的风险越多），整个社会位移到＋1的可能性越大。这明显引出一个问题：是什么机制降低了低层次抵抗行为参与的阈值？最有可能的是这三种机制：憎恨情绪的形成、焦点事件、地位奖惩。

憎恨情绪的形成

当其他条件都相同，一个人越痛恨统治政权，就越可能承受高的风险去采取＋1的行动。如果要发动叛乱，必须要有某些事物或某些人成为反抗的对象，即人们必须对敌人有一个概念。这个观点看似不起眼，但对不同的统治政权，实际上确实存在大量出人意料的不同情绪。就本书中的案例而言，在苏联和纳粹统治的案例中，人们对于“敌人”的感知可能很清楚；但在许多案例中，包括苏联和纳粹的一些案例中，关于敌人的感知却意外的复杂。例如，立陶宛的案例表现了人们对敌人感知的一些快速转变。立陶宛人在20世纪30年代把德国人当成掠夺者，但在1941年6月却把他们看成解放者；1940年夏天，立陶宛人怀着战争最初时期的矛盾情绪迎来了第一个统治者——苏联人，但很快就开始鄙视苏联统治政权；立陶宛人和犹太人相对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但许多立陶宛人在第一次苏联统治结束后却认为他们是叛国者。虽然关于敌人的感知问题或者这个概念的发明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但反对统治的动机问题却不容忽视。憎恨情绪形成的机制试图捕捉对具体统治者的憎恶情绪，因为憎恶情绪在各种案例中各有不同。

憎恨形成的机制建立在地位等级制度变化的基础上，这种变化是由统治引起的。(2)所有的统治都包括对政治—社会等级制度的重新建立。(3)等级制度最基本的元素要包括控制和武力。侵占一个地方后，新统治政权会重新规划控制和武力，并在警察、军事和政治官僚机构建立新秩序。等级制度可能带有民族或政治特色，但对于等级制度在这里的目的，尤其是对于其在东欧历史这一阶段的目的而言，民族团体的地位是最高的。统治者显然把自身置于该等级制度的顶端，而其他派别无论人数多寡，在等级制度内皆被置于统治者之下。在这些国家被占领后，等级重新排序将会影响到人们憎恨情绪的指向和强度，这反过来又为抵制与反抗提供了原始动机。思考图2.1中三个不同的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都是在由大部分人统治的独立国家被占领后建立的。

图2.1　一个被占领的多民族国家等级制度的例子

在等级制度1中，统治者同意与多数派共同治理国家。多数派作为优势明显的团体仍然掌握着一些行政、警察或军事职位，并控制着少数派。在等级制度2中，统治者夺取了大部分或所有的权威职位，把多数派贬到明显次要的职位，但仍有一些多数派高于少数派。在等级制度3中，统治者不仅给多数派降级，还在等级制度中把一个从前的次要团体置于他们之上。作为一条普遍原则，先前的统治团体不喜欢被置于一个新的、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等级制度。大多数人体验过在民族等级制度顶端的感觉后，把他们阶层的统治地位当成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顺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他们越觉得等级制度不公平，就愈发痛恨。以下一些情况可能会使不公平的感觉更加强烈：当统治者的政策把多数派完全排除在权威职位之外（等级制度1与2的不同）；当一个多数派感到自身的职位在一个曾经次要的少数派之下，或者相对而言，当一个传统上“较强的”团体（如统治集团或军事集团）发现自身处于一个“较弱的”团体之下（如等级制度3中所示）；当一个团体把自身受控制的处境，归因于一个其他不同种族的警察或军事机构。因此，多数派很可能在等级制度3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对统治者感到强烈不满，或至少对等级制度1不满。在等级制度3中，少数派有可能也会成为发泄怨恨的对象。我认为，苏联在1940—1941年间对立陶宛的统治可以理解为等级制度3，此期间犹太人少数派处于不公平的上层位置，而德国的统治却可以看成等级制度2。

强调两种观点。第一，占领会影响不同团体的地位，并且人们注重团体地位。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经济生活而言，这三种等级制度或许没什么区别，但团体地位和随后的不满情绪却有所不同。这种情绪使人承受更多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选择在＋1行动的阈值。这样的因素不仅列入立陶宛的案例，还列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案例。

第二，占领政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塑造左右了人们的憎恨程度并且会影响到从0到＋1的位移。虽然统治者和团体间的历史或文化关系挺重要，这些关系或是“古老的仇恨”（antient hatred），或是“文化姻亲”（cultural affini‐ty），但这些具体的占领政策对于引起抵制情绪的最初形成，可能十分重要或更加重要。(4)

憎恨转为行动：符号的关联性和焦点机制

如果没有诸如憎恨这样的情绪，人们不可能接受任何级别的风险；但若没有最低的安全保障，即便是愿意接受风险的人也会质疑行动的理由。动机和最小安全这两个因素，是使多数人从图1.3坐标图上的0处开始行动所必须的。很明显，东欧近年的革命有力证明了，反统治政权情绪或诸如相对剥夺之类的因素不足以使人们行动起来。大量学者和记者留意到，苏联卫星城的公民可能鄙视他们的统治政权，但只有看见其他人反对政权统治且不受严厉的惩处时，这些卫星城的公民才会有所行动。只要有一部分人证明了行动和成功的可能性，反统治政权行动才会如开闸的洪水般汹涌起来。对于行动摇摆不定的大部分人而言，一些人的行动是促使他们行动的必要信号。

行动是必须的。然而，哪种行动才表示抵抗者的意愿？并非所有行动的意义都相同。在这里就体现焦点机制的重要性了。(5)分开的两个人是如何找到对方呢？他们利用像钟楼或桥这样的焦点，这种清晰明了的标志具有协调功能。那些对强大统治政权不满的人，他们是如何找到彼此并相互交流抵制统治政权的意愿的呢？他们采取了清晰明了地体现反统治政权的焦点行动。反统治政权的概念因统治政权的性质而不同，该推论指出传递不满信息和风险接受的能力因统治政权的性质而不同。例如，吟唱或哼唱宗教圣歌是一种抵制无神极权主义统治的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他人立即辨认出这是一种抵制行为和接受风险的表现。在其他专制统治政权的统治下，同样的行为并不能传递相同的信息。统治政权与群众间的历史经历也为焦点行动提供了可能性。某一天去到统治政权总部前的城市广场，这在统治者甲的统治下也许毫无意义，但在统治者乙的统治下意义也许非同小可，尤其如果那天是统治者乙的前辈很久以前大屠杀纪念日的话。同样，墙上的涂鸦标语若与历史事件有关，那么这些符号便意义重大。

在本书中，大部分抵制行动都具有文化和历史上的渊源，都带有一定风险性。一些标志性的抵制行动可能并不是基于文化发动的，并且相对来说没有多大风险。例如，挪威人民“二战”期间进行抵制的一种共同方式便是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坐在德国战士旁边。人们戴着红色鸭舌帽，或在夹克上戴纸质回形针。当红色鸭舌帽被禁戴，人们便以不戴帽子来表现他们的抵制情绪，甚至在冬天也如此。(6)重要的是，虽然标志性的抵制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但却不能有效传达风险认可。低风险和零风险的行动有很大不同。文化、风险和风险承担的传达这三者间有重要联系。

若统治集团和统治者曾经有过漫长的专制统治历史，则到＋1的位移一般相对较快。虽然该观察结果通常是由团体与团体间“古老的仇恨”得出，但更为明确的一点是这样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标志、故事、标语，它们对低风险的行动赋予清晰的、共同的意义。东欧曾有过屈服于德国和俄罗斯的历史，因此有充分理由憎恨和惧怕德国和俄罗斯。然而，反抗与抵制俄罗斯和德国的标志和标语的数量和效果是不同的，行动的多少也传达出憎恨情绪和风险承担的变化。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与抵制德国和俄罗斯相比，立陶宛在反抗俄罗斯时采用了更大的、更不同的一系列抵制行动。(7)

对于精英战略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没有结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文化的延展性。许多政治学家倾向于认为文化是高智商精英的“资源”，是一套让精英协调大规模行动的标志。(8)在此观点中，强调人事代理中使用和塑造文化的角色。本书对待文化的方式与此不同。文化被定义为有共同含义的一系列标志和标志性行动，虽然文化可能确实是富于想象力的精英所运用的资源，但文化的延展性却比想象中的低。此外，在反抗强大统治政权的案例中，文化在精英缺席时也许是最重要的，而在精英自由行动时可能却最不重要。

为了理解上述观点，可以思考图2.2。虽然许多行动可以表示憎恨和接受风险，但只有一些行动与对峙和统治政权相关。正如前面提到的，因为立陶宛与苏俄、以及立陶宛与德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在互动上不同，与抵制相关的一套标志性行动也是不同的。两套行动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不同。精英们不能简单地创造出他们所期望的协调性和联系性标志；他们必须在现存的相关性标志中进行选择，而这些相关性标志都已通过了首次筛选和历史文化的过滤。

有文化觉悟的睿智精英能够在图2.2中间那套符号中进行选择。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民众代理是经过第二轮筛选的。如果统治政权相对弱势并且不能消灭民族政治组织或有效控制、惩处民众，那么精英们也许能够在第一轮筛选后选择可行的一系列行动。精英们在宣传反统治政权情绪和协调民众对未来行动的期望时，能鼓舞、组织、操纵那些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行动和标志。

图2.2　一整套可能的抵抗符号

然而，在本书描述的场景中，精英们常常不是被驱逐就是被杀害。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经营资源的文化并没有多大作用。当统治政权非常强大而且能够阻止精英们对行动的选择时，则经第一轮历史文化筛选后的整套行动的规模就可能变得很重要。相关行动数量如果越多，一些行动就越有可能发挥其象征功能，即便是在没有领导者的情况下亦如此。如果整套行动规模很大，那么甚至非常睿智强大的统治者也无法预期或回应每个行动所附有的象征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统治政权弱势，则第一次筛选后的整套相关行动的规模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即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可能引起一些规模较小而强有力的标志性行动，精英们也可能在规模较小的整套行动中挑选行动并造成大致相同的结果。总之，当统治政权强大而反对派精英弱小时，文化和历史的作用是最显著的。在强大统治政权的统治下，历史和文化必须扮演精英无法扮演的协调和联系的角色。

地位奖惩

社区结构对于产生有组织的抗议（＋2）很关键，但在抗议早期却没有那么重要。具体来说，强大的社区更可能使人地位提高从而推动原始的抵制行动。在一个憎恶统治者的社会里，小规模的抵制能够提升一个人在社区同胞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机制在之前讨论社区时曾描述过，回忆一下法国与黑山之间比较的例子。接下来的内容将探讨地位奖惩和阈值机制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在第一阶段的抵制中是如何影响战略行为的。

从0位移到＋1的战略环境

从0位移到＋1的变化可以被解释为憎恨情绪的形成、整套行动的本质以及社区地位提升的表现和动力。这些能够把阈值降低到实际能驾驭的程度。一套谢灵图（Schelling diagram）可以更加精确地表明这些概念如何在自身的战略环境下一起作用（参见图2.3、图2.4、图2.5）。(9)简单来说，要考虑的只有安全问题和社区相关的地位奖惩机制，且假设的条件是人们的憎恨达到了一定程度，并且整套象征行动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1行为的战略性质来源于这一事实，即地位奖惩和统治政权威胁的可信度，它们与从事＋1行为的公民同胞的比例相关。如果某人是参与民族主义涂鸦和为邻里演讲的极少数人当中一员，其被发现和惩罚的可能性，与所有人都是行动者相比更大。这样的事实被呈现在图2.3中。该图指出，许多决策的结果取决于多少数量的其他人作出了相同或相反的决定。该图反映出关于最早参与反抗活动的高度消极的结果。当越多的人加入反抗队伍中，统治者的资源就变得越受限制而被逮捕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当抵制这种类型的活动达到非常高的级别时，个体被逮捕的几率降至0。如果一个人保持中立，0的水平线则表示抵制的代价。(10)

图2.3　在抵制的开始阶段对安全的考虑因素

虽然图2.3描述了个体在人身安全这方面收益的一般变化状况，但该图并未说明安全因素在个体的整体运算中的权重，即安全因素和其他因素比起来有多重要。图中只包括两个因素：个体被捕的概率和惩罚的性质。统治的资源和效率，统治的残酷，这些决定了上述两个因素的状况。

收益涉及地位奖惩，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者与参加抵制行为的人数有关。如果有更多的荣誉或者成为英雄等收益获得，那么个体就会更积极地参加抵抗活动。根据对英雄的定义，英雄不仅非泛泛之辈，还是卓尔不群之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抵制活动，该活动就只是成为了人们所希望“做的事”，并不再能提高人的地位了。(11)以消极的状态应对或排斥反抗运动则适得其反。当几乎没什么人参与抵抗运动时，不参与者是不会受到轻视的；但是当大部分人都携起手来参与反抗运动时，那些仍游走于反抗活动之外的人则会遭受自己同胞的不屑。在图2.4中，两个谢灵图分别呈现了0和＋1的行为在两个不同社会的不同结果。对抵抗行为，社会A给予低奖励和轻惩罚，而社会B则给予高奖励和重惩罚。个体对于这种程度的活动有两个因素要考虑：统治者强加的成本和风险，以及社会同胞给予的利益和成本（记住一点：我们省略了憎恨情绪和标志的因素）。这两个因素的权重，依据案例不同而各不一样。在每个案例中，为了描述这些不同点，图2.4中把主观效用价值简单相加。这个总和呈现在两个假想社会里，该结果发现在图2.5中的谢灵图表里。

图2.4　在两个假想的社会中，在抵制的开始阶段对地位的考虑因素

图2.5　安全的实用价值和声望结合起来的两个假想社会

在图2.5的社会A里，每个人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保持中立，直到超过半数的人口参与初级抵制为止。当然，也有人参与抵抗并不是受“平均收益”（average payoffs）驱使的，他们会以不同的速度渐渐到达＋1。而在社会B里更大幅度的奖惩手段使得＋1成为一个理想的点，只有15%的人到达。考虑到个体处境和人格类型的多样性，以及甚至在零效用中的细微差别，＋1的低参与率很容易被诸如青年人、学生或理想主义者等拘束较少的行动者所超越。当他们越过了临界值，各自收益差距的扩大就预示着一场抵抗浪潮的来临。图2.5解释了在一个反抗统治者给予较少奖励的社会中，为什么可能会保持中立的原因。首先最为显著的原因是，在图2.5的社会A中，直至55%的抵制参与率，往＋1的位移才变得“理性”。其次，两个社会在最低层次的参与抵抗行动中的价值观差距非常大。社会A的价值观鸿沟是社会B的四倍。虽然人们参与抵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就这样的收益结构而言，解释率先行动者作出决定则难得多。最后，当越过临界值后，效用的差距则缩小了，因此抵抗浪潮突然爆发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总结评论

要解释坐标图上角色位移的不同，首要任务就是解释为什么中立状态下经常不会发生位移。三个因素被确定：憎恨情绪的出现和积淀，能把憎恨情绪和风险接受联系起来的标志性行动，以及基于社会地位的奖励和惩罚。并非所有的统治者都会动怒，并非所有动怒的统治者都去应对抵制。在下面章节的经验分析中，这三个因素解释了位移或不位移到＋1的变量，以及位移速度的不同。

在这部分内容结束前，应该再次强调在抵抗全过程中从0位移到＋1的意义。重点在于风险处理。个体从无组织的、非武装抵制的＋1，位移到有组织的、武装抵抗的＋2或＋3，这个过程涉及风险接受的一个巨大跨越。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风险，除非他们相信社会上大部分人在未来都是他们的强大后盾并支持他们的行动。看着反对统治政权的涂鸦，听着公交车上的民族主义歌曲，阅读着被分发的宣传册，经历着被动的游行示威……所有这些行动有利于打击人们的退缩心理、鼓励人们参与地下组织、准备大规模的暴力抵抗。一个社会是否位移到＋2并且能够把暴力抵抗持续下去，这取决于另外一系列的因素。

社区组织的发展

如果要持续抵抗一个使用暴力的强大统治政权，抗议行动一定要在地方上有根基。这些根基是否能生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存的社区类型。特定类型的社区比其他社区更有可能开启人们从＋1位移到＋2必不可少的触发机制。这一部分概述了什么类型的社区结构有利于抵抗组织的发展。

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给社区结构下一个实用的定义，并把社区结构具体化。再思考一下引言中提到的立陶宛社区。这些社区并不是统一的。一些成员从属于相同的社会或政治组织，而其他人则在农业生产时互相帮助。有些人从属于宗教群体，而其他人则被看做醉汉或“文盲”。社区结构由这些现有的和成形的团体类型来定义。反之，这些团体可以在图2.6的维恩图（Venn diagram）中描绘出来。

图2.6中的方框代表整个社区，圆圈代表社区内团体成员。在接下来的案例中，团体A或B的例子都包括了合作型经济团体、家族、社会爱国协会、青年组织、政党关系以及宗教组织。在先前的例子中，只有A和B这两个相关的团体存在。因此，A和B交集的部分表示同时从属于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图2.6中的社区内有四个与团体相对的子集：A、B、AB、OT。与社区内团体对立的子集，是接下来分析的基本单位。例如，子集AB作为限制和偏好的独特结合，与A和B都是有区别的。从专业术语上来表达，“子集”AB是A和B这两个“团体”的组成部分。在方框内但不在任何圆圈内的部分OT（局外人，被遗漏的人）代表受到整个社区影响，但没有受到任何子集的机制影响的那部分人的子集。回想一下，这里给出的社区的定义意味着社区的人数很少。大多数社区中只有一小部分子集会影响到抗议的决定。

图2.6　一个社区结构的例子

现在，想象一下这种特定的社区面临着被一个受到轻视和不满的新政权统治。通过遵行＋1的行动（接收传单、抵制选举、参与公共的宗教活动），社区成员会相信社会上大部分人和他们一样憎恨新政权，与他们有同样的态度。一旦有关于社区一些成员准备组织抵抗的消息传出，抵抗过程的第二阶段便开始了。在这一阶段，强大的政权控制了社区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但却不能轻易对社区进行渗透；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战争蔓延到了乡村或工作场所。个体寻找着战略行动的线索。人们期待着行动，但潜在的抵抗者认为：“如果社区内有若干人行动的话，我就行动；如果有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被团结并组织起来的话，人越多越安全，我就不怕告密者了。”当政权强大时，关于“人多安全”的标准，主要是指其他社区成员亦加入地下活动（＋2）的比例。照此假设，“全部社区成员在＋2参与抗议的比例则被定为安全阈值”。

在社区内，人们会有不同的安全阈值。急性子或英勇的人的阈值可能非常低，因为他们随时准备即刻行动，不需要多少安全保障。然而，其他的人群，只有在大量社区同伴已经行动后才准备开始行动。他们也是在朋友或邻居加入行动后才参与进来的。因此，社区的阈值呈分散状态。在阈值分布的状态下，低阈值的行动者数量也许足以达到中阈值行动者的安全要求，而这两类人又可以达到高阈值行动者的安全要求。这部分经典的内容在托马斯·谢灵（Thom‐as C.Schelling）、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和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的论著中都有记载。然而在本书中，对这部分内容的处理则在两个方面上超越之前这些作品。

首先，“阈值的分布与可观察到的社会结构有关”。此结论意味着阈值的分布可通过了解社区分支而判断。结构性的处理方式与其他的阈值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格兰诺维特与埃尔斯特两者相比较而言，前者假设阈值是正常分布的，后者则用了假设的人格类型分布。(12)库兰的作品似乎暗示着阈值的分布基本上是不可知的。(13)潜在的抵抗者都有抵抗的经历，都处在一系列的关系网络，都具有从这些关系中估计可能性的能力，以及回应抵抗事件的方式。当信心博弈的阈值逻辑引导着人们的抗议行为，进而作为研究这些抵抗事件的适当分析工具时，若不把个体在抵抗前的社会生活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的话，信心博弈就会失去其预测的能力和描述的有效性。若要充分认识到信心博弈的优势，必须要把政治学、经济学的原理同人类学的方法论结合在一起。虽然把社区次级组织与阈值联系起来需要有大量的实地调查，但这些工作是有益的。

第二，“阈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可能会受一个人的社区关系网产生的标准机制所影响。因为这些机制的缘故，个体可能会把自己接受风险的水平（他们的阈值），提高到超出这些反叛或抵抗事件的隐含的风险水平。下面来阐述这两个议题。

了解阈值的分布

大多数社区有着和次级群体的类型和数量相对应的阈值分布。在图2.6中有四个子集：A、B、AB、OT。每个子集中人们的阈值都与偏好、限制以及每个群体的相关机制有关。偏好的阈值和子集的限制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直接的。例如，若A代表一个要求成员宣誓对抗统治政权的民族主义组织（这是随后的实证材料中的案例），我们会认为，其成员在坐标图上有位移到抵抗位置的强烈偏好并会接受更高的风险，因此会赋予他们较低的阈值。如果B是一个非民族主义的经济组织，且行动因工作要求而高度受限，其阈值会相对高。AB的成员易于受到偏好、限制以及A和B这两个组织的机制的影响，所以AB可能会被赋予一个适中的阈值。

一些最普遍且最重要的社区次级团体会包括以下组织，至少在20世纪中期的东欧是这样的。

青年团体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青年团体一般和低抗议阈值普遍地联系在一起。首先，青年人比社区的其他成员更不受约束。他们用不着担心照顾孩子，或经营家族农场或生意的问题。其次，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男子的地位意识比其他年龄团体的人要强。对统治者或统治政权进行抗议显得很“冒险”，而且这种行为也是在较少经济发展机会的社区成为“伟人”的方式。(14)

社会爱国组织　在某些决心捍卫上帝和国家的社会组织中，也存在着低阈值的风险。最典型的是宗教和爱国组织，这些组织在之后的案例中被大量提及。宗教在抵制和反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作用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在当地社区的力量，因为宗教有营造和维持人们态度的能力。(15)读者在第3章会看到一个关于立陶宛“所利爱联盟”（Union of Sauliai）爱国组织的案例。该组织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由立陶宛统治政权建立并支持的，是为了汇聚爱国主义价值观和作为国民警卫队之用。该组织与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相应组织类似，所有的组织成员都誓死捍卫祖国。能够进入这种组织的人都意味着其有对抗统治者的雄心壮志。此外，这种类型组织的成员间没什么拘束，因为每隔几天大家就会开一场两小时的会议。

经济组织　因为经济组织是受约束的，且这种组织对风险或抗议并没有明显的偏好，所以比其他社区次级组织的阈值必然更低。在坐标图上，人们可能仍会位移到＋2的位置，但只有获得更高级别的保障时才会这样参与行动。也许最普遍最重要的次级组织，均是建立在经济互动基础上的。从属于合作型的工作单位便明确意味着，单位里个人的抵抗行动会受到严重束缚。(16)毕竟，单位里还有工作要做，若个体投入大量的时间参与抵抗活动而不是工作的话，工作单位的同事就不得不帮他收拾残局。通过规定成员要在收割时期出席并参与大家的工作，农业合作组织据此来约束成员。此外，统治者常常在确定某个工作小组为抵抗者后进行集体惩罚。因此，工作小组总是力图证明，单位里的某个人仅是在考虑要不要加入地下组织。通过把个体的行动级别保持在低级别，从而降低整个单位受罚的几率。当然，经济组织不仅容易在统治者的“棍棒”之下屈服，还易于受到统治者“糖衣炮弹”的轰炸。一个精明的统治者可能会给工作单位带来利益，但若一旦查出单位有成员是抵抗者，单位的利益则会被取缔。统治者的这种策略再次怂恿了工作单位制定成员规则来束缚成员。稍愚钝的统治者会把工作单位摧毁，但进而也摧毁了通过单位约束人们的可能性。

局外人　可能有社区次级团体因为参与当地有组织的抗议而使得自身的阈值非常高。这些社区次级团体可能是在最小程度上与社区活动有关联的人群，也可能是新来的，或者是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因为住在同一个地方，或有少量参与到社区社会与经济事务的经历，他们可能有普遍认同的互动原则。然而，他们不可能有提升地位的相同机会，也不可能有同样的爱国感情来引发强烈抗议情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受到集体排斥。只要社区的许多其他成员还未加入抵抗，被排斥的威胁就落不到他们自己头上。然而，若他们是最后一个加入抵抗的次级组织，他们就会急于证明自己是该社区的成员。正如在一些案例资料中所看到的，如果社区里已经组织起来抵抗的成员发现这些高阈值的群体不值得信任，那么这些成员就希望不要加入抵抗这些高阈值的群体。

政党　当上述组织演变为社区层面的“单位”（cell）时，这些“单位”的地方成员的抵抗阈值可为任意值。最典型的是一个政治党派或政治组织的地方单位的案例。民族政党看起来是发动抵制运动合情合理的基础。成员关系被看成是强烈抵抗行动的衡量指标，而日复一日的统治与压制也比政治组织的影响更为微弱。事实上，政治组织可能会成为当地抗议组织的基础。然而，在实际行动中，政党有时在社区层面几乎没有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政党的大批资源和组织会受到统治政权或统治者的摧毁。政党的民族领导者在短时期内是广为人知并持中立态度的，而统治者入侵之前，更为优秀的领导者会离开国家。最重要的是，国家和社区间的联系通常是被深度切断的。毫无疑问，统治者会禁止开放式的政治聚会。虽然日渐式微的政党试图重建组织，但控制低层次成员的活动却十分困难。(17)社区中的人们大概都知道他们的党派是否鼓励对抗统治者的行动，但党派却无法引导或强迫其成员进行某项行动。如果当地一个新兴的抗议组织与党派毫无联系，则依据组织成员之前的党派成员身份，难以判断成员参与抗议的行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政治组织的确要保存实力，尤其是当与统治者讨价还价时，政治组织的做法对抵抗阈值的影响可能是消极的。若政党与统治政权或统治者做交易，其参加任何非政党抵制、与任何非政党合作、对抵抗的期待都会受阻。在案例中，当主要的组织实际上控制了社区时，领导层会发现，在短期内引导其成员对抗其他有抵制情绪的政治组织，相比对抗统治政权来说更能在政治上获利。这样的结果是，产生的内讧使得人们光顾着窝里斗而忽视了对统治政权的抗议。尽管人们可能会加入当地的暴力组织，但这对原本明确要打击统治者或统治政权的目的没什么帮助。

家族和邻里　最重要的社区次级组织也许是家族组织和邻里组织。家族和邻里无论是受强迫还是自愿，抵抗阈值从中受到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不能一味断定抗击统治者或憎恨统治政权的意愿仅仅出自家族或邻里组织。对这些组织而言，关键的考虑是规范化。

影响阈值等级的因素

强大社区的普遍影响

在那些拥有泰勒所说特征的强大社区里，所有社区成员通过更高程度的监控或报复，以及协调期望来降低了阈值。阈值和风险承受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人们如何看待抵制以及非参与者。如果非参与者的行动不易被监控且他们的行为不被人们看好的话，潜在的抵抗者在采取充满风险的行动前会要求更高的抵抗阈值（更少的非参与者）。如果人们希望非参与者保持中立或成为参与者，那么非参与者的人数就无需令人担忧，且非参与者在阈值更低时就可以采取行动。

在弱小社区里，高抵抗阈值是必须存在的，以作为告密者和通敌者的障碍。由于弱小社区的成员间缺少多边关系，而且抵抗也有潜在的代价，所以最坏的结果是弱小社区没有一个人参与抵制。甚至在一小部分非抵制者中，还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告密者，他们认为自己很难被发现而不被报复，所以他们无所顾忌地联合敌人。然而，在强大社区内，告密者被发现并报复的几率远高于弱小社区。潜在的抵抗者知道，潜在的告密者肯定对来自社区和统治政权的威胁一样害怕，或相比统治政权的威胁更害怕社区的威胁。所以潜在的抵抗者一样也不会畏惧那些不参与抵制的人。这样导致抵制阈值降低。

强大社区会在已经存在的互动原则基础上建立普遍的信仰，即社区会在统治者面前发展并保持团结。非参与者会被看成“未来可能的参与者”，而且社区成员在决定抗议时会接受更多的非参与者（更低的抗议阈值）存在。社区成员对待非参与者的方式是对各方期望的一种协调，这常常可以解决信心博弈的困惑。然而，当这种方式的成本很高时，对各方期待的协调既不能给予社区成员必要的信心，也不会使社区成员感到必要的压力而加入充满风险的抗议。

要理解前往＋2的位移，单单对比强弱社区是不够的。例如，尽管摩金地区两个相似的村庄都是强大社区，但有组织的支持者和游击队员在两地的数量却不同。要充分理解这些不同之处，就必须考察社区结构中细小的不同点。

社区结构的具体影响：规则的作用

一个社区多样化的次级组织不仅使抵抗阈值呈分布状态，还使得活跃的和潜在的机制呈分布状态，这些机制可能会更改那些阈值。要理解抵抗阈值如何减少到抵抗刚刚能够发起并持续的程度，就必须理解本书的三个基本概念是如何相互联系和分布的，即降低阈值和突发机制如何在低、中、高阈值的子集间产生转折。

互动原则是影响阈值等级的关键机制。规则作为社区成员中的机制用以降低或提高抵抗阈值。实际上，社区成员面临一个问题：我应该接受多少风险？该问题的答案不仅来自对形势的理性评估，还来自个体的同类组织的规则。在风起云涌的抵抗过程中，不同的规则在不同时刻启动。当一个次级群体的成员开始参与＋2的行动时，该行动会迫使他们的同伴也做出相应的行动。从生理反应上来说，其他成员这时可能会接受更多的风险，即降低他们的抵抗阈值。当一个社区次级组织进入＋2的网络时，其他的社区次级组织也会迫于压力而进行相应的行动。这样的过程会继续，接下来将会详述。

阈值减少的量取决于组织规则的本质。在本书中，我具体描述了三种一般类型的规则，并给它们界定为A、B、C三大类。(18)

A规则　假设A规则是无条件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下，一个或一些人会使得组织内其他接受风险的成员大幅度增加。家庭单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某位家庭成员有困难，则其他家庭成员就有义务去帮忙。(19)同样，在抵抗时期，某位家庭成员加入＋2的行动，那么其他家庭成员就很有可能会接受比＋2行动的风险高得多的风险去帮助那位家人，甚至在冲突开始时，他们不大愿意卷入反叛的情况下亦如此。就前往＋2的位移而言，家庭成员有可能会为了帮助他们的家人而“陷入”反叛组织。实际上，这种规则百分百能降低阈值。以前的阈值为80%的人们可能会做出与他们的家人相应的行动，即使这个家人是社区里唯一一个参与＋2行动的人。在第6章将会看到，“二战”之后，立陶宛对卷土重来的苏联统治进行长期抵制。这就是家庭组织起来藏匿并保护他们那些到了应征年龄的儿子的结果。为了避免被征入红军，这些到了应征年龄的人成为了游击队战士。(20)“A规则”也适用于宗族社会。一个宗族中的一名成员的死亡能使整个宗族投入到暴力行动中对抗入侵者。

B规则　B规则是关于荣誉的规则。B规则的逻辑与A规则的相似，但不完全一致。在许多社会—宗教—爱国组织中，率先反叛的人对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使得他们也去反抗。(21)这些组织一般会要求成员有捍卫组织或民族的誓约，第一批反叛者能够触发这些誓约和责任的规则性动力。那些不响应的人则必须反思自己事实上是不是懦夫。

在这里，规则的道德和理性方面都会起作用。率先反叛的人会把那些不反叛的人认作是懦夫，因为不反叛的人没有遵守誓约。如果这些非参与者受到声讨，他们可能会由于道德责任感或仅仅为了避免报复来回应。

立陶宛的所利爱联盟，它是两次战争期间的立陶宛统治政权建立的。该组织用来传播爱国价值观并捍卫民族不受侵犯。这个组织理所当然是实行B规则的例子。立陶宛的所利爱联盟与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国家的相应组织类似，联盟中所有成员都不惜以生命代价捍卫祖国。虽然B规则的组织的出现是发动和维持叛乱的关键，但这些规则的实际触发过程和总体影响还要取决于社区结构和特性。

C规则　假设C规则为协调一致的规则。(22)如果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反叛，那么那些没有反叛的成员会给予那小部分反叛者压力而迫使其不再反抗。这在事实上会提高反叛阈值。如果大部分人反叛，则反叛阈值会被迫降低，人们也迫于压力而去反叛。那些最喜欢跟多数人对着干的人受到的压力最多——他们可能是最初的“反叛者”（rebel），也可能是最后的“没有反叛的人”（nonrebel）。如果大约一半的人反叛而另一半不反叛，则基本上不会有格格不入的人，而C规则也不会起作用。

C规则可能是集体经济组织最典型的规则。一个工人一般都认为应该干跟别人“等量的工作”，很少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多干。因为多捆些干草或多做10%的工作都不会得到什么奖励。实际上，在一起工作的人可能会认为那些工作过量的人是在炫耀自己。本书的假设之一就是，叛乱前夕在社区成员间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规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叛乱时期。因此，就劳动力的分配而言，在协调一致规则下的工人，也愿意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作；考虑到叛乱活动的风险，在协调一致规则下的工人同样也会遵循这一制度。一个工作单位的人应该都同意为对抗令人憎恨的统治者有所作为，尤其是在统治者扰乱了工作单位的运作并侵犯单位利益的时候。然而，单位成员会扪心自问：“为什么我要成为第一个冒险的人？如果别人也这么干的话，那么我也会做跟别人同样的事，就像我工作时做的那样。”作为一条底线，这些类型的组织可能会对人们加入当地的叛乱组织起推动作用，但这只有在人们的大部分同伙成员因其他原因已经加入叛乱组织的情况下才有效。

规则、风险之间关系和案例的概括　当一个社区次级组织的成员加入当地的叛乱组织时，他们的行为将为组织的运行设立规则。没有参与叛乱的成员肯定会考虑自己是否应该也加入＋2正在发展起来的组织。他们肯定会重新评估在新环境和新压力下自己愿意接受的风险级别。在图2.7中描述的三种规则分别对个人的风险阈值产生了大致的数值效应。纵轴表示规则对阈值产生的效应——导致阈值降低或上涨。在 1，规则的效应是使阈值降低到0。为了对称，我在＋1对阈值上涨设了限制，这表明阈值可能会加倍，而阈值加倍又是触发行动所必须的。(23)在纵轴上，＋1到 1的阈值都是不稳定的；这个阈值是可以被改变的，反映了规则对阈值不同的权重效应。

重述一下，在A规则下，次级组织中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行动能够把阈值降低到0。

B规则虽然以相对没那么极端的方式降低阈值，但也同A规则类似。作为受到推崇的一种规则，B规则的效应将会把阈值减少的系数为：1 （1 次级组织抗议的%）2。因此，在B规则下，次级组织中25%成员的参与率会使得成员的阈值在波动中下降50%。实际上，这代表了一个坚持荣誉规则的组织成员所经受的社会压力。

图2.7　对阈值的规范效应

C规则既能降低阈值也能提高阈值，对在高层次和低层次参与行动且不遵从规则的人影响最大。从数学上衡量，C规则的效应为：＋/ 4（5 次级组织抗议的%）2（阈值）。(24)因此，参与率在50%处时，C规则就没有影响了，而参与率达到10%时，C规则的影响却使阈值上升到64%。

在社区层面对抗议进行结构性分析时只有三个基本要求，而这三个基本要求正好也被包括在内：相关次级群体的具体化；基于次级群体特点的个体抗议阈值估计（限制和偏好）；组织规则的功能和重要性能够改变阈值。这三个要求中的每一个都可以通过实地考察、人类学的方式或工作记录，把社区各种条件结合起来了解。

为了相对简洁性的观察方式，以及获取社区的互动机制和预测能力，接下来思考图2.8中描述的社区结构顺序。假设在每种结构的社区中共有100个成员和两个相关的次级群体（这些社区的特征与后面分析的20世纪40年代立陶宛的乡村社区大致相符）。实际上，唯一变化的结构性特征是两个相关的次级群体中重叠的成员关系。假设社区中的B次级群体的阈值非常低，或许一个民族主义组织都能够立即形成一个抵制单位。B可能会被分配到一个为0的阈值。注意，为了启动任何“转折性”的过程，一些0阈值的行动者是有必要存在的。(25)进一步来说，假设B群体遵循B规则（我继续以次级群体的规则来标记次级群体）。另外，C群体是一个阈值相对高的群体，或许是一个抗风险的经济群体，其成员在参与抵制前要求阈值为50%。为了说得明白点，C群体遵循的是C规则。同时属于B和C两个群体的成员亦属于BC子集，这是一个同时兼有两个群体特征的混合体，同时受到B和C规则以及25%的中间阈值影响。最后，社区内不属于任何次级群体的成员用OT表示，他们不受任何规则影响，并有70%的高阈值。鉴于之前形成的方法论，我们将在这三个案例中看到什么变化呢？我们又会预想得到什么样的平衡值呢？

图2.8　三个假想的社区

该研究分析了从最低阈值的群体到更高阈值的群体的连续过程。在图2. 8的上图中，当B子集中的每个成员的阈值都是0，成员会立即抗议。虽然社区30%的成员采取这样的行动为社区的其他成员提供了保障，但要超过C群体50%的阈值是不够的。由于C群体的成员不会遇到自己同群体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形中，没有相关的规范性影响。因此，只有B群体的叛乱者产生了30%的平衡值。(26)

在图2.8的中图里，阈值的变化变得更加有趣。0阈值的B群体再次启动了地方的组织。(27)现在问题变成了B群体成员的行动是否足以触发那些在中间阈值的BC群体中的成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BC群体的成员由于C群体的成员关系对其产生的限制和较高的阈值，所以不会立即行动。在这里，两套相互竞争的规则是已经投入运行的。首先，在B群体内，来自同群体成员的压力使得该群体的成员降低阈值，接受风险并参与抗议。另一方面，来自抗风险的C子集成员的压力与C群体的大部分人不参与行动相符，即提高阈值并拒绝B子集成员的危险号召。每个次级群体的百分比意味着规则有多大力量改变BC群体接受风险。在B群体中总人数共35名成员，其中支持荣誉规则的25名成员（包括了B和BC子集的成员）已经参与了抵制。这对其他群体成员的回应施与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总人数共55名成员的C群体中，有45名成员是不抗议的，这也在反方向上对抑制其他群体的成员抗议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上述两种群体的功能和权衡过程的影响下以及特定情境下，B群体的作用是把BC群体的阈值减少0.20，而C群体的压力作用是把阈值增加0.10，使得阈值重新变成15%。(28)B群体的参与率超过了15%的阈值，结果使得社区35%的人在＋2支持抵制。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B和BC群体的参与行动是否能够把剩余的C群体和OT部分的成员拖到作为支持者的位置上去。同样，C规则也适用于C群体和BC群体的成员。所以，在C群体的总数为55名成员中，有45名成员是不抗议的。结果是C群体的阈值增加了0.10，变成60%，这很明显高于35%。显然，“局外人”70%的阈值也是不会被超越的，最后保持了35%参与率的平衡。

在图2.8的下图中，该结构或许产生了一些正式的影响。B群体的成员再次最先抗议，但这次他们对BC群体的正式影响减少了。因为B和BC群体的比例下降到1∶2。参与率的效果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对于一个遵循“荣誉规则”的次级群体来说，其参与率会大大降低B群体在BC群体中2/3成员的阈值。(29)当BC群体的成员再次估计他们自己要接受的风险量，并再次考察他们要面对的社会压力时，他们会注意到C群体中只有1/3成员有明显反对参与抵抗运动的阈值和倾向。当规则受影响人们偏袒少数派时，会使得立场不定的群体倾向于接受风险而且阈值也会小幅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B规则的影响就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会把降低BC群体的阈值减少0.14，而C规则的影响力也会减少0.03。BC群体0.08的新阈值很容易被率先反叛的B群体的20%的阈值超过。这时总参与率等于社区全部人的60%。这个时候轮到C群体再次计算了。作为C群体内的少数人群，C规则对C群体的正式影响将反映那些选择参与抵抗的群体成员（或者立场不坚定的成员）所受的压力。对于BC群体的成员来说，C群体实际上是1/3的少数人群触发了接受风险；对于C群体来说，1/3的少数人的意识导致其有了接受风险的动机。在这种模式中，两边的效果是等同的：双方都使阈值减少0.03。C群体的新阈值是47%，该阈值被B和BC群体（60%）的位移所超过。当社区内80%的人支持当地的抵抗运动时，甚至是局外群体的阈值也被超过了，并且社区内全部人都被卷入抵制行动中。

乍一看，在前面的例子中，人们期待一种什么样的平衡，这在直觉上是无法判断的。毕竟，即使在每个案例中相同类型的群体数量相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通过对相关社区次级群体的三个特征的基本了解，大概可以预测：意愿和限制与叛乱（用来设置原始阈值的）、规则以及阈值分布有关。

社区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抵抗的影响

社区的几个结构性特征对叛乱产生影响。从社区结构的五个关键特征可以推出以下假设（至少是对此的理解）：

1.联系的密度；

2.社区内率先行动者或政治倡导者的定位；

3.联系的集中化；

4.规模因素；

5.同质性/异质性。

本部分必然是抽象的，有时还相当密集。那些对网络理论感兴趣的人可能希望详细地探讨相关论据和方法，但并非所有人都希望认真阅读每一节。有些人希望越过这部分直接看目前的结论。在独立的一章节中，我会结合理论的部分来分析现实社区及其抵抗动力。

为了清晰明了，分析主要集中于B群体（较低阈值和B规则）和C群体（较高阈值和C规则）的关系和互动。

团结（I）：密度

许多参加革命的学生认为村民“团结”促进了革命和叛乱。许多社会学家一致认为集体行动更有可能伴随着密集与/或同质性的社会网络。这个观点并不新颖。马克思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工作环境包括经常的联系和互动，所以他们通过“合作的习惯”（a habbit of cooperation）解决了集体行动。一些非常著名的研究，已经强调了社会网络或社区团结的作用。(30)此外，马威尔（Marwell）、奥利弗（Oliver）及其同行通过计算机模拟，推断出一个群体内密集的社会联系增加了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性。(31)

“团结”这个词通常没有定义。在此运用维恩图表的结构性分析，可能要从中引用这两种量度：密度和同质性。关于同质性，稍后在“团结（II）同质性或异质性”一节中进行界定和讨论。密度与社区内的联系的性质有关。在两个最为相关的网络研究中，密度指的是一个群体中的社会联系的数量，该群体是由可能存在的联系的总数来划分。(32)虽然大多数网络分析的重点都在于个体的联系，但这里分析的单位是代表一套关系的子集，这些关系存在于具有相似群体身份的人中。利用维恩图表，密度的性质由群体重叠部分的大小得到（例如，群体重叠部分中的成员有两种关系，因此增加了关系的总数，而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在分布中是不变的）。例如，在图2.8中，分布的集合从低密度一直到高密度。

显然，就强大社区与弱小社区的比较而言，现有的方式支持关于群体密度和群体行动的关联性发现。驱使个体在坐标图上向右移动的机制存在于规则、威胁，以及相对“紧密”和同质的小规模互动社区的监控力。然而，就具体结构而言，研究结果更为复杂。我在这里吸取了两个教训。

图2.9a　密度增加而产生的一种效果

首先，结果有时对结构的细微变化很敏感，并且完全由整体密度决定。考虑图2.8中下图与图2.9a分布的并排位置。两个社区都有相同的密度（40个成员有2种联系，40个成员有1种联系，20个成员没有联系）；二者唯一不同之处，在于B和C这两个次级群体非重合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即从20∶20变为10∶30。然而，这个小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在关键时刻的倾斜顺序之处，改变了两种规则的相对力量。在图2.8结构产生的顺序中，B和C规则在降低BC群体的阈值时，有效地使该次级群体倾斜，并且产生了层级渗透的效果以至于达到100%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图2.9a中，B次级群体的标准效果已经被削减到BC群体未能倾斜，且层级渗透的过程也未能发展起来。

第默尔·库兰已经证明过阈值分布的细小变化如何导致结果的迥然不同。这里的分析表明了结构（不仅包括阈值，还包括次级群体对这些阈值产生的正规影响）中的细小变化是如何导致不同的平衡。在某些方面，这里的分析更加模糊，以至于甚至连阈值的一种相似的原始分布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次级群体的正规效果在抗议过程中引起阈值的变化。另一方面，它详细说明和确定哪些类型的细小变化通常会在倾斜的过程中发生“中断”（break），并把这些“中断”与社区结构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比起库兰的论著来说，该研究更加倾向于引导人们如何理解整体的倾斜动态。

其次，虽然密度作为预测平衡的唯一指标相去甚远，但有一些大致的倾向与密度相关。例如，子集间重叠的一些部分常常有必要触发广泛的社区位移到＋2。再次思考图2.8。这里的叙述似乎很简单：当密度不断增加时，人们期待更多的抵制，因为B群体的正式效应有了减少阈值的机会（把下图的两种概况图与上图的做比较）。

另一方面，群体的完全重叠可能会导致群体完全不作为。在图2.9b中下图的分布中，群体有完全重叠的现象，局中人的密度达到了最高。这里的平衡值为0，原因很清楚：率先行动的平衡值为0的群体没有产生触发过程。在上图的分布中，B子集因为太小而没有造成多少影响。大多数社区既拥有正式的力量来促使风险接受，同时也有限制风险接受的措施。有的人需要收割庄稼，修筑灌溉沟渠，或生产产品。然而，如果所有成员都服从于这些活动的限制措施，行动将永远不会开始。密度太高不大可能产生关键性的“率先行动者”子集。

图2.9b　高密度的抑制效应

图2.8、图2.9a和图2.9b的整体进程表明，适中的群体重叠，而不是高密度或低密度的群体，是最容易达到高平衡值的。格兰诺维特(33)和古尔德（Gould）的作品已经表明了这种关系。在这里使用一个类似的方法，古尔德在关于分析合作行为的作品中假设了两种机制——对效能的计算和对公平的规定。富有战略眼光的个体，当他们自己的个人行动有可能变得有意义（对结果有影响）和当他们没有被当成“傻子”耍时（人们希望自己在自己的关系网络中作出的贡献达到平均水平）会参与集体行动。古尔德总结道：“两个原因都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发起的行动完全白费的话，那么关于行动的常规压力会带来少量冲击；在公平原则缺失的情况下，不断增长的边际收益只会强化等待博弈。”(34)在古尔德的分析中，他发现对产生集体行动来说，在特定的环境下，适中的密度优于较高的密度。原因在于“稀释”效应（“dilution” effect）。该效应把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首先，在公平原则的作用下，当个体的关系网络中的贡献者与非贡献者的比例很大时，个体有可能在作出贡献。然而，当所有人都绑在一起时，任何原始贡献者的行动都只是整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且公平原则的影响力也会很弱。当联系的密度较低时，原始贡献者可能会有较少的联系；然而，这样产生的正式影响更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在联系稀疏的关系网络中，当与原始贡献者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反过来对他们自己的关系网络产生了“非稀释”的影响，则“稀释”效应继续存在。(35)这个过程和可能带来的较高效能感，导致高平衡值。

虽然古尔德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他的“稀释”效应与现有的论著产生了共鸣。在古尔德的论著和现有论著中，人们在部分程度上受到在他们自己的一整套密切关系中的行动者与非行动者的比例数值的驱使。在古尔德的论著中，这样的比例越小，公平原则的力量越弱。在现有的作品中，B规则子集与其他类型子集的重叠部分越大，B规则的效果越受到“稀释”。正如这里所列举的，规则压力中强大的形式会出现在一个B群体的大部分成员已经投入行动的时候。剩下的还在摇摆不定的成员是可以被说服去接受更大量的风险的。然而，当B群体内行动者与非行动者的比例减小时，规则压力会减轻，且个体的阈值也会变得尤其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案例，B群体成员中有利的比例对于触发社区抗议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总的来说，更高的密度总体上降低了率先行动者与次级群体联系的比率，因此，就某些其他因素而言，这样的结果对催化规则产生了“稀释”效应。另外，低密度意味着首先行动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几乎没有联系，从而对其他群体没有什么影响。这样的讨论直接引出第二个问题，即率先行动者的结构性位置。

“率先行动者”的位置和政治倡导者

阈值为0的“率先行动者”的存在是触发社区抵抗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若没有他们，本质而言，坐标图上将不会出现位移。率先行动者和政治倡导者总体上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举足轻重，对抵抗的具体作用很大。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萨缪尔·波普金的作品是最著名的。波普金认为，政治倡导者能够成功地建立地方组织，并不用通过更小的组织营造一种效能感来集中管理选择性动机。实际上，领导者把大的任务分成一个个小任务，这使得个体的贡献变得有意义。除此之外，在更小的场所中，搭便车者（free rider）更容易被察觉和约束。领导的可信度是论述（以及领导和追随者之间的文化亲和力）的关键，因为在对即将成为领导的人不具有某种程度的信任时，人们甚至连早期的、简单的集体行动都不会参加。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不仅是领导的存在，领导在社区的结构性定位也很关键。(36)实际上，对于最后的平衡值的确定来说，结构性定位或许甚至比率先行动者群体的规模还要重要。(37)例如，在图2.8中，率先行动者群体与最后平衡值的比例分别为30∶30、25∶35、20∶100。显然，组织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在图2.9c中，我们看到相同的三个组织有着规模大致等同的成员。一个B规则组织是一个0阈值的“率先行动者”组织，而其他的B组织的阈值为15%。这两个例子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组织间的重叠部分。在下图的分布中，B1子集的率先行动者组织未能令其他子集转变，导致平衡值为10。在中图的分布中，所有B组织的阈值都被超过了，使得最后的平衡值为40。而在下图的分布中，平衡值为100%。在下图的分布中，虽然作为率先行动子集的B1子集的规模小于上图中的规模，但B1却能够令B1B2转变。现在，B1B2C这个集中化的组织容易受到多样化规则效应的影响。作为一个典型，该子集容易转变，把其影响传送到所有与之联系的子集。

图2.9c　一个率先行动者组织的关键位置

总之，依据B组织和C组织之间的重叠部分，最后的平衡值将会为40%或100%。该案例表明了率先行动者组织的位置和密度因素的重要性。该案例也与一个第三方的结构性辩论直接相关：集中化。

集中化

根据这里的目标，集中化可以定义为：在一个场景中，一个单位的质量或行动对与其有多样化联系的单位产生即时影响。在马威尔、古尔德等人的网络分析中，当结构内的一些人持有数量不成比例的联系就会出现高度的集中化。这个概念与维恩图的分析不大相符，但在被考察的单位为一个子集或组织的情况下仍起到一定作用。集中化的目标与网络理论的目标相同，即我们想要知道多样化直接联系的子集的存在（即子集的行动和规则对其他子集产生影响）是否会促进或阻碍坐标图上的位移。例如，图2.9c中图的结构比上图的结构更集中化，这是由于两个子集的存在，其中一个子集有三个组织关系，另一个则只有两个组织关系。若B1B2C的阈值被超过了，则所有的三个组织都会受到影响。在前面的案例中，有集中化子集的结构有更高的平衡值。我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期待这样的效应呢？为什么？

依赖于不同于此处所提出的机制和假设，其他研究表明集中化或许确实催化了合作的行为。马威尔、奥利维和普拉尔（Prahl）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集体行动在网络联系集中化的时候更有可能出现。他们的逻辑与原始行动者的结构性位置相关：集中化的组织者在征募行动中会精挑细选，瞄准有可能的应征者，不在没有可能的应征者身上浪费时间。古尔德对此也有同样的发现，即使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他发现，集中化能提高关于低密度减轻稀释效应的效果：“当志愿者（率先行动者）是一个位处中心的行动者，高度集中化使大多数行动者感受到高平均水平的贡献，因为几乎没有懒惰的人与他们在一起。”(38)然而，在高密度的条件下，率先行动者的集中化影响，仍然被整个系统中不可避免的、高数量的懒惰者所稀释。集中化再次有助于建立有利的贡献者—懒惰者比例，该比例触发了公平原则（并为贡献者与其他节点创造更短的路线）。(39)

在图2.9d的维恩图的分析中，集中化的两种效果显而易见。一种类似于古尔德作品中描述的效果。上图的分布仅是从图2.8中摘录的。产生35%的平衡值的上图分布的动态已经被描述过。在中图部分，B、C和BC整体成员的总数是相同的，但B组织现在与四个较小的C组织重叠，还产生了四个较小的BC子集。在本质上，B组织已成为了与其他四个组织都有联系的中心组织（这种效应也可以在C的分裂上讨论，这个问题在后面会有阐述）。在下图中，C组织成为中心组织而B组织则分裂了。

比较图2.9d的上图和中图，注意B∶BC的比例变化。这变化代表了率先行动者对中间阈值子集的影响，而C∶BC的比例则代表了高阈值组织的制动效应。当C∶BC的比例保持不变，B∶BC的比例则是C∶BC的四倍。整体效应明显有利于降低重叠的BC子集的阈值。

当然，该效应对所有集中化组织也有类似作用。比较图2.9d的上图和下图，有着更高阈值和C规则的C子集与BC阈值的比率增加了四倍，而率先行动的B组织的效应则保持不变。大量C组织的成员将会对一些摇摆不定的成员施压，阻止他们抗议。结果会使得BC成员的阈值提高。

图2.9d　集中化的效应

集中化的第二个特征与其对阈值分布产生的效应有关。前面提到，重叠子集的阈值普遍在构成这些子集的组织中达到了平均水平。把这个简化的（并且可能是过分简化）的规则运用到图2.9c的图中，额外的集中化子集将产生有利于“颠覆串联”（tipping cascade）的阈值分布。在图2.9e的上图中，率先行动者组织不一定足够大到能超过剩下的社区成员的高阈值，并且也没有互动效应。在图2.9e的下图中，加入一个中间阈值的集中化组织使得一整套阈值平稳增长。那么，伴随着规则效应，这很容易在运动中建立“串联”。这再次说明集中化组织的性质很关键。加入一个集中化的高阈值组织能够提高阈值并打破整个序列。

图2.9e　阈值的集中化和分布

规模因素

在强大社区和弱小社区的定义中已对规模效应有所阐述。强大社区的机制——规则的压力，自动的社会制裁、监控和有效的威胁——数量都相对较小。虽然地方抵抗组织不一定是集体行动的问题，其中却用到了大量的小团体和选择性动机的奥尔森逻辑（Olson logic）。(40)

要多小才足够小，或者才谓之“太小”？显然，例如，如果图2.9d的下图的成员数量增加十倍，那么这里先前列出的机制将不在相同的模式中运行了。由于复杂性，这项研究没有试图量化规模因素的精确效应，并且还使讨论停留在更加普通的层面。先前已经发展起来的模式，其复杂性超出了后面章节的一些实证资料的质量。然而，有两个议题非常重要。

首先，率先行动子集要足够小到能克服子集内的合作障碍，这点似乎尤其重要。很难想象，一个有80名成员的率先行动者子集能够同时协调谋划者的初始行为。一个较大的率先行动者组织也许会比较小的率先行动者组织创造出更多的规则压力和保障机制。但若该率先行动者组织太大了的话，不管它成员的特征或动机如何，它是不可能行动的。

第二个与规模有关的议题是关于组织规模与规则类型之间的关系。假设A规则由家庭进行了最有效的示范，而B规则被发现于社会组织或邻里友谊网络中。然而，有些友谊组织行动起来可能比一些家庭本身更像家庭，并且可能与规模有关。成员年龄存在巨大差异的大家庭组织可能会实行较为松散的互动形式，而相当小的友谊组织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可能会是无条件的，换句话说，相当小的友谊组织更像一个家庭。这明显是个狡猾的议题，但却能够用实际社区的数据来解决。

团结（II）：同质性或异质性

对团结的另一个定义可能基于次级群体的多样性。人们会认为一个有着四个次级经济群体和三个次级社会群体的社区异质性强于一个只有一个经济次级群体和一个社会次级群体的社区。在此观点上，为了在随后的总结部分得出重要的结论，让我们把B群体（低阈值，遵循B规则）当做社会群体（宗教的、爱国的等等），把C群体（高阈值，遵循C规则）当做经济群体。考虑到先前的分析，在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的同质性/异质性条件下我们可以期待前往＋2的最大幅度的位移？

从理论上来说，结果的同质程度是没有限制的。为了理解这种关系，思考一下前面提到的一些社区结构，若用一个2X2的矩阵代表在社会和经济上同质和异质结构的不同可能性。图2.8、图2.9a和图2.9b代表的是在社会和经济上同质的社区，每个社区只有一个社会和经济的次级群体。在0到100%这些数字中有各种各样的平衡值。在这些图中，密度是决定性因素。

图2.9c和图2.9d（下图）代表的是经济上同质而社会上异质的社区。社会群体的异质性阻碍了图2.9d（下图）中的位移，但却促进了图2.9c中的位移。一系列平衡值的产生再次取决于率先行动者和集中化的定位，以及相关密度。这种结果的变化在社会上同质而经济上异质的案例中也能看到。在社会和经济次级群体具有异质性的社区中，有无数的群体和重叠的结合，任何结果的再次出现几乎要取决于率先行动者的位置、集中化效应的存在以及密度的大小。

然而，理论的案例可能会模棱两可，一个更加实用的分析（在这里我会预测一些实证的发现）会得出一些试验性的假设。实际上，规模和分散的效应有利于以社会群体的异质性和经济群体的同质性为特征的结构。在理论上，图2.9d（中图）会很有效，因为它产生了率先行动者及与其有联系子集的有利比例。然而，鉴于之前提到的原因，这么大的率先行动者群体可能不会像率先行动者群体那样去行动。在一个20或30人的群体中，有必要从0开始位移的成员相互之间的绝对信任程度要小于在一个5人或10人的群体。其次，再次提到图2.9d，实际上分裂的经济群体将不可能精确、均匀地分布了。经济群体的分散将很可能孤立一些群体，而其他群体则表现得“矫枉过正”（overkill）。

分析图2.9f中的例子。这个例子象征着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影响。当个体的家庭农场，或者松散的邻里群体取代了从前农业的公有形式，许多社区成员普遍变得更没有联系并更加不受社区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非常高的平衡值。另一方面，在经济同质性的条件下，重叠子集中的抵抗者数量可能会达到足够高，以至于严格的互动原则或开始失去其消极的影响，或变成一股积极的力量，推动整个群体和社区的大部分人去反抗。

图2.9f　经济分散化的效应

总　结

能在维恩图中表示的社区结构的数量几乎是无穷的。虽然结构性的小变化会使结果产生大变化，但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和“理想的”/“非理想的”类型是可以用来预测的。普遍性特征概括如下：

1.整体规模小（强大社区）；

2.适中的关系密度；

3.社会群体的存在，最好是小的和异质的。

社区的结构性因素可能会在更加具体的情况下推动叛乱，这些情况概括如下：

1.中或低阈值群体的集中化；

2.经济上的同质；

3.与政党有联系的群体缺失。

这些特征有助于建立良好的阈值分布（“层级渗透”效应【cascading effects】）并且毫不减轻良好规则的影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来说，其中一个最有可能促进前往＋2的位移的结构，是由多样化的小社会群体组成。这些小社会群体与较大经济群体有着实质性的联系。

维持机制：保持在＋2

为了维持抗议，人们不需要都达到＋2，但到达＋2的人需要保持在＋2。一旦大量的抵制行动从＋2往＋1下滑，抵抗行动就遇到大麻烦，原因如下：有组织的并能够对统治政权发动突袭的人的数量减少了；食品、用品和武器的供应量减少或没有连续性了；统治政权安全设备的系统检测，以及普通群众停止行动。此外，群众和流动抵抗者的有机联系减弱，而且用来填补＋3的新兵也耗尽了。没有可靠的食物和信息来源，抵抗者可能要胁迫群众，这很大程度上变得与统治者无异。在这一部分，我发现了一些能维持＋2人数的机制（理性的、规则的以及非理性的）。发现这些维持机制虽然很重要，但这样的发现并不像本章前面部分概述的基于结构的、以阈值为导向的机制所发挥的作用那么大。不可否认，该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细目清单”。尽管如此，对于在实证章节中解释一些重要的结果来说，对各种维持机制的解释是必要的。

威胁

因为强大社区不多，所以这些社区能轻易监控其成员，并能对他们进行社会制裁和生理威胁。一个＋2组织的发展加强了这种监控和制裁的力量。不仅是组织产生了较高的能力，组织的成员还可能拥有更强的制裁他人的动机。抵抗组织中的许多人将会遭受巨大的个体损失，并受到报复或非理性的心理机制的压迫。这些人可能会对那些想背叛组织的人进行强烈施压。他们已经作出了牺牲，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呢？动摇不定的人可能会理性地避免因背叛而遭到可能的制裁。(41)

非理性机制

因为高压来自阴谋组织，所以一些非理性机制影响着个体要保持在＋2的决定并不奇怪。非理性的“沉没成本陷阱”在引言中已讨论过。当一个人已经进行投资或遭受损失时，连最草率的成本—收益分析都指出不能再继续同样的行为，然而人性的趋势却是在同样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小胜利的价值”是另一个重要的非理性机制。(42)假设两个选手参加某个比赛，比赛中有一种关于分数的客观价值，以及一种关于赢得比赛而不管任何分数的主观价值。让我们说其中一位选手赢了一场值10分的比赛，并获得了总共赢得11分的主观价值。第二位选手连续6次赢了一场客观上值1分的比赛，但每次胜利都获得一个主观上的满意分数，他总共赢得了12分。从主观上来说，第二位选手以12∶11领先第一位选手，他可能认为自己是赢家，即使从客观上来说是第一位选手以10∶6的成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是没有区别的；第二位选手就其个人而言是胜者。这里要说明的是个人的主观满意度与赢得一系列“小胜利”联系在一起，这阻碍了对统治者和抵制行为之间整体客观平衡的理性评估。就先前的例子而言，第二位选手也可以声明他赢得了客观的比赛，因为他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胜者。在报复成为主要行动的情况下，反击的欲望往往会影响冲突一般过程的信仰形成。问题是这么表述的：“我们总在赢，又怎么会输呢？我们实际上必须取胜。”

小胜利非常重要，因为持续抵制的本质由抵抗者取得的小胜利，以及统治者定期调遣军队发动的大型攻击构成。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重要因素，可以回顾一些取自立陶宛案例研究的资料。立陶宛抵抗活动的最佳时期可能发生在1946—1947年间，这一时期大部分证据都表明苏联准备长期控制立陶宛。有个有趣的困惑，即为什么在注定的失败面前，抵制还要继续进行呢？当立陶宛人应该要往后位移到＋1或0以努力自我调解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立陶宛人继续长期扮演＋2的角色呢？在苏联再次占领立陶宛后，他们开始驱逐应该参与＋2行动的家庭，他们重新安置这些农场和俄罗斯家庭。然而，苏联在没有充足的力量去保护新的农场所有者的情况下就启动这个过程了。立陶宛的抵制，以小的攻击型政党的形式对这些俄罗斯的农场所有者发动夜间袭击，以恐吓他们离开立陶宛的土地。立陶宛人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43)这些袭击组织在当地的＋2形成了实体，它们一定意识到苏联的能力。然而，现实是它们控制着乡村地区并且不断取得小胜利，这些胜利使它们忽略某些事实并对高度不确定事件很有信心，这指引我们找到最后的机制。

显然，当根深蒂固的期望和现实不太一致时，人们将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诠释现实，即把期望和现实以“自己的想法”放到一起。抵抗者出于许多原因希望前往＋2的行动继续，即使他们的行动看似无果。当新的事件一同上演时，它们能作为继续抗争的“证据”。20世纪40年代中期时的立陶宛案例能再次被引用。红军在1944—1945年间再次席卷立陶宛时，立陶宛战士有理由继续行动，因为西方国家即将插手干预。因此即便是付出巨大代价，维护立陶宛的行动也是必须进行的。这样的信仰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既有证据不能支持它为止。像美国原子弹爆炸这样的事件被看成美苏战争即将拉开序幕的证明。一名地下成员这样叙述：

西方反对克里姆林宫主宰世界的强硬立场之信仰，在字面上被LFA的命令所迷惑。甚至从西方来的立陶宛联络员，他们带来了关于国际形势的直接而发人深省的信息，但他们在某些时候还不能完全摆脱那样的信仰……第一次原子弹的爆炸在立陶宛的自由战士中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达成的共识是：西方将以原子弹为最后通牒对抗克里姆林宫并迫使苏联去解放受困的国家。忽然间，一个自由的立陶宛、贫困生活和无尽冲突的结束似乎即将到来。(44)

这些信仰并不是没有基础的，但清晰明了的期望影响着信仰的形成并为继续行动提供证据和添加动力。

其他机制

虽然＋2是坐标图上的关键位置，但前往其他位置的位移也很重要。涉及到这些位移的两个机制在这里会简略概述，第一个位移是从＋2到＋3。一般来说，从乡村的抵制组织进入流动性的组织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流浪者是个体所命名的和统治者瞄准的目标。理想主义者和年轻人往往是走投无路的。他们通常与自己的社区脱离或从社区流浪出来。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与那些同家庭社区保持有机联系的人不同。另一个＋3参与者的组织仅是受到加入单元的人胁迫。“二战”期间的苏联抵制行动有时会蔓延到一个镇里并把镇里的壮丁全部征召入伍。这些应征士兵往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投入战斗的却是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部队如何与社区建立联系。

第二个位移包括从＋3到 3的变化。前面提到，对于抵制来说，让所有参与者都集中在＋3是最不合理的。因为加入这些部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流动的反叛者天生惧怕不确定性和离开部队所引起的潜在脆弱性。那些确实希望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他们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加入统治者的合作性军事组织（在坐标图上位于 3）。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所以他们会接受极其危险的任务来证明自己的坚决。而无论如何，他们常常被杀害。

结语

叛乱是非常复杂的，不能仅仅用一些变量来概括。这里提供的解释比其他解释更加复杂，但仍然只是呈现了叛乱的冰山一角。我希望，这样的解释能够提供一种清晰连贯的方式去动态地分析和归纳叛乱。对大多数对抗强大统治政权的实际动态的、持续暴力行动来说，这样的解释是可靠的。接下来提供的重要的实证资料应该使读者能够评判该愿望是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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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中提到，我质疑第默尔·库兰的阈值分布基本上是不可知的言论。至少对于抵抗阈值的风险构成来说，人们是能够用标志性的行动把自己的抵抗阈值表示出来的。

(2)虽然现有的研究只有一小部分，但憎恨情绪的形成以及这种情绪能够导致暴力行动的条件构成了我正在撰写的另一像书那么厚的手稿中的核心内容。参见Roger Petersen，Fear，Ha‐tred，Resentment：Delineating Paths to Ethnic Conflict in East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3)对于在等级和非等级制度中对民族冲突的讨论来说，参见Donald Horowitz，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尤其是第3章和第4章对现在的研究影响很大。参见T.David Mason，“The Ethnic Dimension of Civil Violence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Structural Configurations and Rational Choic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4。许多撰写关于苏联和俄罗斯内容的学者都注重民族地位的变量。参见“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World Politics，44（1991），pp.139 177）中David Laitin的“最被看好的主”（Most Favored Lord）的观点。同样的内容再参见John A.Armstrong，“The Ethnic Scene in the Soviet Union：The View of the Dictatorship”，引自Erich Goldhagen，ed.，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Praeger，1968），pp.3 49。

(4)少数派2包含在假设的等级制度中，用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少数派若没有被激怒也不需要成为目标，例如立陶宛的白俄罗斯人在权力机构中从来没有一席之地，且在任何统治中都不会被特别对待。

(5)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6)当挪威人避免坐在德国人旁边时，统治机构张贴通知宣布，当火车上有空位时，在火车上站着的人要被罚款。资料来自乔恩·埃尔斯特，个人通信。

(7)我不认为在解释对德国的抵制相对缺乏时这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相比苏联的统治政权，德国人建立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更有利于立陶宛人。同样，人们对于标志性行动的动机和资源通常以串联的方式运作并不感到奇怪。先前的统治者不可能相信他们曾经镇压过的人们（而且这些人可能曾经对他们抗议过），也不可能实行对这些人有利的政策和等级制度。当然，在抵制一个熟悉的统治者时，有效标志和焦点行动的数量可能比抵制一个新的统治者时更庞大。

(8)例如，参见Jim Johnson，“Symbol and Strategy：O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Politic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91）。

(9)谢灵图在第8章中用得很多。信心博弈的逻辑在本书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隐晦的。参见Thomas Schelling，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New York：Gordon and Breach，1985）。

(10)在图2.3中，我展示了抵制的代价是随着抵制者的增加而呈抛物线状降低的。可能这种状况并非对所有的情况都适用；有时这种关系用直线表示更好。在所有的情况中，抵制代价应该是随着抵制者人数的增加而降低的，至少对于本书谈到的统治和形势是这样的。

(11)有时候，率先行动者被赋予“急性子”（hothead）的消极身份，因为他们不惜以增加集体的风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2)Jon Elster，The Cement of Society：A Study of Social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3)其他人把阈值和更广泛的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第8章把这些较大的社会组织当成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社会的阈值参考。

(14)例如，参见Edward Banfield，“Rioting Mainly for Fun and Profit”，引自The Heavenly City Revisited（Boston：Little，Brown，1970），chap.9。

(15)Stathis Kalyvas在The Ris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中解释欧洲基督民主的崛起时强调过这种当地的有组织的力量。

(16)大卫·莱汀（David Laitin）在对民族主义暴力进行社区层面的研究时，在西班牙的案例中为这些效应提供了一些有利的证据；参见“National Revivals and violen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6（1995）：3 43。莱汀引用了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的作品，他在文中说克拉克“发现登山俱乐部和斗牛士是ETA的新兵来源。在他对81个ETA激进分子建立的数据库中，没有一个人……来自以耕种为生的农村。大部分人来自小镇，小镇中的年轻人都到附近的工厂上班。他们白天是工人，但晚上却专心学习巴斯克文化。与农民不同的是，他们并非地方经济的成员，只是社会组织的成员”。这个问题是由罗伯特·克拉克提出的，参见The Basque Insurgents：ETA，1952 198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20。

(17)当然，已被宣布为非法并受打击的政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运作是有一些经验的。共产党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18)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对规则列出一份详细的清单；相反，我只叙述与现有作品最相关的规则。虽然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比乔恩·埃尔斯特或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的更为具体，但这部分参照的却是二位作者关于规则的许多议题的叙述。参见Jon Elsier，Local Justice：How Institutions Allocate Scarce Goods and Necessary Burden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2），以及Russell Hardin，One for All：The Logic of Croup Conflic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对于预测当地方抗议单位正在形成时人们如何行动的假设，这些规则是基础。

(19)在《我为人人》（One for All）中，哈丁在一个标题名为“兴趣之上的规则”（norms beyond interests）的部分中叙述了家庭忠诚的规则。

(20)虽然本书中没有说明，但家庭也是报复规则的载体，或至少是报复期待的载体。如果一名家庭成员被统治政权杀害了，这对其他家庭成员在地下工作中的牵连更大，因为给一个死去的亲属报仇的期望比避免风险的偏好更重要。

(21)哈丁在《我为人人》（One for All）中对荣誉的规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论述。哈丁认为，这样的规则很大程度上通过排斥的威胁和“在相对小的、相关的社区内才可能有武力”来运作。（第115页）这与这里的观点一致。埃尔斯特在《社会整合》（Cement of Society）中以规则的积极和消极方面来讨论“荣誉规则”：“在积极的方面，它们告诉人们要勇敢前行，知恩图报，兑现承诺，诚实做人；在消极的方面，它们迫使人们去辱骂他人，千方百计制造威胁并且如果被他人占了便宜就会进行报复。”（第116页）埃尔斯特注意到，互动和报复的一个共同的要素被包括在内。如果一些社区成员建立了一个抵抗单位，当冲突发生时，互动和报复都鼓励从属于社会爱国组织的社区成员位移到＋2。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Conflict and the Web of Group Affiliations （London：Free Press，1955）中用以下的方式描述荣誉规则：“这样的规则说明，无论什么时候，任何成员受到侮辱或荣誉被剥夺，组织中所有成员都会感到自己的荣誉被损害了。在这个意义上，该组织拥有一种集体荣誉感，这种荣誉感的变化反映在每个成员的荣誉感中。”（第163页）虽然这样的论述与A规则相符或更加相符，但这种论述申明了少数人的行动对多数人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

(22)C规则可以被称为严格的互动原则，或可能还被称为公平原则，二者可以互换。

(23)这个值很容易被改变，而该值的变化可以把阈值增加到100%，【f（x）＋f（1 X）】。

(24)我将乘以一个4的因数来和纵轴上的＋1值相匹配。如果次级组织的抗议百分比低于50%，则符号为正，表明压力使阈值增加；如果次级组织的抗议百分比高于50%，则符号为负，表示压力使阈值降低。

(25)有关0阈值行动者或“率先行动者”的问题是第9章的主题。

(26)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考虑的是子集中而非组织内的转折性或滚雪球效应（snowball‐ing effect）。当然，组织内有这种效应，但为了简洁和增强预测性，组织内的效应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27)因为B规则只负责减少阈值，所以它们与0阈值组织无关。

(28)当然，规则的相对权重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权重要根据对案例的了解来分配。

(29)因为我们希望知道规范效应在摇摆不定的组织的作用。在规范效应这一点上，通过承诺“不抗议”（not rebel）的子集，摇摆不定的组织被称为“没有不抗议”（not not rebelling）。对于这里的目的来说，摇摆不定的组织内加入了叛乱的组织。这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但它并不影响接下来的部分所推导的关于社区结构的结论。

(30)见查尔斯·蒂利对社会网络的一般论述。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把“团结”的观点用于S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31)Gerald Marwell，Pamela Oliver and Ralph Prahl，“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A Theory of Critical Mass III”，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988）：502 534.

(32)我是根据我随后参考的两部作品所采用的定义的：同上所述；Roger Gould，“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1993）：182 196。

(33)在格兰诺维特1978年关于阈值的开创性理论作品中，他在具体的阈值分布上分析了“熟人的容量”（acquaintance volume）或“友谊纽带的密度”（the density of friendship ties）。他发现“最大的效应产生在人们知道的地方，平均起来大概占其他组织成员的1/4，这是友谊的一个适当层面。这个解释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分析上都说得很模糊，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第1430页）。对这个特定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在整体的阈值数据中把每一个“朋友”都数了两遍（陌生人数一遍）。参见Mark Granovetter，“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1978）：1420 1443。

(34)Gould，“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p.184.

(35)古尔德还假设原始贡献者对即刻联系的影响比对连续的节点的影响大。这是稀释效应的另一方面。参见Michael Macy，“Learning to Cooperate：Stochastic and Tacit Collusion in Social Exchan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992）：808 843，这为把较低密度与合作行动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36)这也是古尔德对网络分析的另一个主要的结论。

(37)一个与率先行动者组织非常相关的讨论，参见Pamela Oliver，with Gerald Marwell and Ruy Teixera，“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nterdependence，Group Heterogeneity，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1（1985）：522 556，对待“临界值”（critical mass）的方式。

(38)Gould，“Collective Action and Network Structure”，p.194.

(39)古尔德为集中化加入了几个关于网络密度和率先行动者的结构性位置的特别说明。或许最重要的是，古尔德发现了集中化在低密度而非高密度的情况下推动了集体行动。这里篇幅有限，不作详细讨论。

(40)关于规模问题的文献很广泛，但大多数与奥尔森制定的集体行动问题有关。

(41)在这里，＋2组织自身的结构是一个因素。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地下运作和地下单位需要相对小的规模；它们的任务受到组织的参与人数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该贡献也许会对特定任务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根据波普金的观点，＋2立场不定的成员既有理性动机，也有感性动机，这些成员用制裁来威胁那些想要不完全履行承诺的人。

(42)主要参见Karl E.Wcick，“Small Wins：Redefining the Scale of Social Problems”，American Psychologist 39（1984）：40 49；S.C.Kobasa，S.R.Maddi，and S.Kahn，“Hardiness and Health：A Prospective Stud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1982）：168 177。后来的作者指出“小胜利”如何增加控制的感觉。

(43)一个相关的观点中，背叛一个胜利的组织而获得的社会排斥，可能比背叛一个失败的组织所获得的排斥更加严重。在一个失败组织内，当背叛一个胜利组织似乎是更高形式的背叛时，个体可以为背叛树立更好的榜样。

(44)K.V.Tauras 【pseudonym】，Guerilla Warfare on the Amber Coast，（New York：Voyages Press，1962），pp.91 92.

3　立陶宛，1940—1941年间

立陶宛在20世纪40年代连续三次被占领。接下来的四章将研究波罗的海三国的案例，对各国国内的个体与地区差异、发生的变化，还有三国的不同之处进行富有成效的比较，每一章都会引用前一章的机制作为分析指南。

立陶宛的这些案例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谜团。立陶宛反抗行为中可能最令人不解的方面，会在第7章回顾第二次被苏联占领时进行极为详细的叙述。20世纪40年代后期，立陶宛游击队员和苏联内卫军（Soviet NKVD）的战斗摧毁了立陶宛的乡村。这次战斗在很多方面都属于传统性对抗：白天的时候，苏联人控制着村庄，威胁当地民众说，要是抓到他们帮助游击队员，就会让他们知道苏联人的厉害；到了晚上，却是游击队员们出来动员号召当地居民。尽管力量悬殊，游击队员们本来毫无希望的反抗却持续了多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陶宛很多社区都发展了组织（＋2）来帮助游击队员。但是这些农村支援者们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昂贵：苏联为了“安抚”这些拒不合作的村民，把他们数以万计地驱逐到西伯利亚去。一个个村子的村民全都被迁走，只有1/8的立陶宛被驱逐者能够返回故土。

这种战后抵抗源于1940—1941年被苏联的第一次占领。这种案例尤为清楚地说明了社区反抗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被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全国各地的地下团体迅速发展起来。团体的名字五花八门，说明他们没有单一的党派基础：助立陶宛委员会（Committee to Help Lithuania），立陶宛法西斯惩罚分遣队（Punitive Detachment of Lithuanian Fascists），立陶宛激进联盟（Lithuanian Activist Union），立陶宛独立党（Lithuanian Independ‐ence Party），立陶宛解放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Lithuania），赛格纳斯（Saigunas，前亲王的名字），立陶宛爱国者（Lithuani‐an Patriots），27号委员会（Committee No.27），祖国爱国者联盟（Union of the Patriots of the Fatherland），寄生虫终结者（Exterminators of Parasites），死亡营（Death Battalion），等等。有些团体有政党基础，但还有很多是当地的非政党团体。这些团体看起来是自发形成的，其中有很多后来都加入了立陶宛激进前线（LAF，全称是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这是一个与柏林的立陶宛官员有联系的组织。当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时，立陶宛激进前线便开始攻击苏联在立陶宛的行政机构，希望能在德国到来之前接手政府，然后迫使德国承认立陶宛是一个主权国家。

不过这次叛乱的政治策略却并不像前些时候(1)的社区抵抗运动那么有趣和让人吃惊。也许最有趣的就是立陶宛的这次暴动主要是由地方团体组织发起的，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地方组织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迫不得已。1940年7月7日，立陶宛共产党首领下令逮捕全国性政治或社会组织的所有领导人，7月11日晚上，执政官员执行命令，抓走了2000名立陶宛精英，实际上，立陶宛的领导阶层被一扫而空。(2)立陶宛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普通农民，但是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在政治与社会领导人被大批杀害的情况下组织了“助立陶宛委员会”甚至是“死亡营”。就这么小的国家而言，这次运动的规模是惊人的。在一个只有300万人的国家里，立陶宛激进前线设法将地方团体和新募人员联合成了一个有3.5万人的强大秘密组织，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个人（有些也形成了小组织但没有加入立陶宛激进前线），也参与了1941年6月22日的起义。(3)参与起义当然有相当大的个人风险，起义前苏联的秘密警察就已经想方设法渗透到了立陶宛的各个角落，立陶宛人在这三天的起义中，伤亡人数要超过1918—1920年间独立战争的伤亡总数。(4)

立陶宛反苏抵抗运动的基础是那些承担了相当大风险、在当地社区发起有组织的反抗运动的千千万万的个体。本章将通过研究反苏抵抗运动是如何从中立发展成基层广泛参与的局面（从0到＋1的运动），总结立陶宛社区结构（政治组织、社会爱国组织和经济组织）的突出要素，详细审查其中一个村庄的结构和反抗组织（从＋1到＋2的运动），对开展了抵抗运动的社区和没有开展抵抗运动的社区进行比较，来说明抵抗运动确实要依靠个人。

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立陶宛从0到＋1的运动

个体从中立到无组织非武装的抵抗，其驱动机制是憎恨的形成、地位奖惩、焦点事件和阈值行为。要是不了解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就不能正确理解前三种机制，这种背景知识对理解焦点事件尤为重要。当占领者特别强大的时候，针对占领者的一系列抵抗行为能够激发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促使他们愿意承担危险并形成共同目标——更可能向＋1加速运动。

历史背景

在波兰与立陶宛1386—1795年间的合并过程中，立陶宛的上流社会几乎完全被波兰化了。立陶宛的语言文化只保留在农民阶层，而农民阶层直到19世纪晚期才基本有了民族意识。就算是在1815年立陶宛并入俄国后的那个时期，也没有哪个阶层表现出什么民族意识。直到1863年波兰—立陶宛起义（这是立陶宛人最后一次在波兰领导下的战斗）及随之实行了俄罗斯化政策后，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识才觉醒。(5)俄罗斯帝国想把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分离开来，因为他们认为波兰人是1863年叛乱的煽动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帝国让俄罗斯殖民者骚扰天主教会、废除拉丁字母。用斯拉夫字母代替拉丁字母可不仅仅是为了减少波兰人与立陶宛人之间的文化联系，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用俄语取代本土语言，禁止立陶宛人使用自己的出版社，要在立陶宛建立俄国的审查机构。(6)

立陶宛知识分子阶层的很多人都抵制俄国对本土语言文化的摧毁，对这种种族划分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立陶宛人被迫重新接受教育、居住在城里，俄国人告诉他们只能使用什么语言和字母，他们每天都要体验这样低人一等的感觉，还要忍受其他羞辱。立陶宛的情况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亲密关系，立陶宛的爱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出身农民。(7)那些中产阶级太波兰化，而小镇里的人又太犹太化（Jewish）了，不可能成为热心的盟友。

这一时期的257位爱国领导人中，仅有8位生于城镇。(8)从他们的背景看来，立陶宛的爱国者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立陶宛的文化与语言才去发动农村的。确切地说，这些爱国者在农村发展了读书团体。(9)因为俄国取缔了立陶宛出版物和拉丁字母，开展这些读书活动需要一个从边境走私书籍的秘密组织，并将书籍分发到农村（走私书籍的处罚是流放到西伯利亚）。(10)因此，早在19世纪80年代，农民们就积累了形成秘密组织对抗“占领者”的经验。(11)另外，这种早期斗争也帮助发展了反侵略活动可以获得声望和与侵略者合作会失去声望这两种观念。书籍走私者们成了最早的“民族英雄”。下面从前立陶宛历史中节选的一段话就是立陶宛人过去和现在对走私者们的典型看法：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英雄，成为后人眼中的民族象征。第一类是人，是书籍运送者，他们把文学书籍从重兵把守的边境走私到立陶宛。为了走私书籍并将立陶宛文学传播到各地，他们冒的是生命危险。他们被追踪、迫害，被流放出立陶宛的情形并不少见，但他们并未失去勇气，最终在反抗俄国强权压迫的运动中获得了胜利。(12)

英勇的立陶宛人与“俄国强权压迫”作斗争的形象第一次确立起来，直到1991年依然深入人心（第9章有相关描述）。另外，那些继续读斯拉夫语出版物的人被认为是未参加爱国运动者。俄国的禁书令让立陶宛人能通过一系列行为来甄别个人。

另一类英雄是日报记者。写作和分发这些新闻报道同样需要极为秘密的组织。作者和编辑有两大来源：一是农民出身的爱国知识分子，主要目标是直接发动农民；(13)二是天主教会，他们也是俄罗斯化计划的一个目标，形成了秘密新闻组织的另一支队伍。虽然有很多立陶宛知识分子对教会并不友好，不过反沙皇政权的目标把神父和激进分子联合到了一起。当然，教会在农民中也有着最大的影响和一套网络。

立陶宛人在19世纪晚期发展了民族意识、对侵略者的憎恨，树立了反侵略形象，这并不奇怪。俄占区的其他民族情形也一样，只不过立陶宛的农民参与和组织的程度很不同寻常。这种农村基层反抗组织为即将到来的反抗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立陶宛

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运行的反抗机制，就是在19世纪晚期的抵抗运动基础上产生的。(14)就像“机制和过程”一章中所言，在个体从0位移到＋1的过程中，关键机制就是正面与负面地位奖惩的运用。地位奖惩是与憎恨的形成、焦点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必须有足够的动机才会费心去赞誉或批评其他人，这一动机和对侵略者的憎恶程度有关。各种情况都可以成功地激发这种情绪，尽管可能会很难，如果以前这类情形很少，引起的憎恶不多的话。第二，为了运行声望的赞誉或批评机制，就必须有鉴别支持者和不支持者的方法。最好是能有一种“立见分晓的检验方法”（litmus test），能鉴别中立者（0）和反抗者（＋1）。某些“焦点事件”（focal event），比如参加选举，可以看成是这类鉴别方法。

在立陶宛，20世纪30年代晚期反侵略的憎恶情绪并不是苏联侵略立陶宛时就有的，而是到1939年3月德国侵略克莱佩达港（Klaipeda，也称为Memel）时才有的。(15)德国的行动因为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大张旗鼓的庆祝而引发了一场骚乱。希特勒亲自来到克莱佩达举行阅兵仪式（包括救世军和当地德国部队）和盛大庆典来庆祝德国的成功占领。(16)当地立陶宛居民害怕以后会受奴役、没有人身安全，都逃到内陆城市去了。对德国公开侮辱的反应和难民潮造成了这样的情形：

克莱佩达对德投降给立陶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后果。不管是以前的独立战争还是后来衰弱时的短暂的政治复兴，都没有哪个敌人的行为能让立陶宛人民如此众志成城，一心想实现民族统一和捍卫民族自由。(17)

不同的政治派系都发出了相同的呼吁，号召联合行动以防止立陶宛进一步被侵占。(18)1939年3月23日，在立陶宛正式接受德国最后通牒的第二天，14个军事、政治、行业和青年组织向全国发出呼吁，号召市民们履行对国家的责任。(19)参加过革命战争的老兵们的呼吁更为直接：“我们不能忍受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们热爱祖国的自由胜于我们的生命，那后代一定会诅咒我们的。我们要想方设法进行自卫反击、寸土不让。”(20)报纸则发挥想象力发表文章，让不捐款的人倍感愧疚。他们不断地登载一些故事：比如老年妇女们捐出积蓄作为战时基金，酒鬼们戒酒捐酒钱，烟民们戒烟捐烟钱，等等。(21)

政府的宣传就更有创意了：老师们鼓励学生捐出糖果钱和看电影的钱，另外还引导孩子们写这样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我们亲爱的祖国立陶宛正处于危急关头，因为有很多敌人想扼杀她的自由与繁荣。你们爱我胜过一切，自然深切地希望我不会成为奴隶。我热爱生我养我的祖国，我热爱祖先的坟墓，不愿意我们英雄永恒的安息地被人征服。(22)

政府还威胁立陶宛的富有阶层，发出警告说，对捐款名单会一一审核，对没有捐出相应份额的人会采取措施。

不过，呼吁人们纪念死去的国家英雄到底有没有用呢？在立陶宛，这样做好像还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呼吁全国自卫反击增加了几个社会爱国组织的人数，这些组织后来促进了全国抵抗运动的发展。比如所利爱联盟，它是集国家防卫和诸如合唱团、戏剧俱乐部、图书馆和乐队等社会活动于一体的一个组织，人员增长到了1万。(23)中学的军训人数在克莱佩达被占领后的几个月里急剧增加，15岁到20岁的青年长途跋涉进行作战演习。他们配了枪，有时还学习使用炸药。另外，立陶宛的男女童子军和他们的成人教官在军训时更加努力，表现得更为军事化。(24)他们学习战斗支援、防化学战争和防空袭以及医护所需的卫生知识。当然，他们对父母的宣传工作和施加爱国压力在这一时期也加大了力度。在苏联占领前夕，立陶宛民众就已经众志成城、一心对外。虽然还有些政治混战，但民众已经有效地进入到了＋1的位置。尽管立陶宛还是独立的，无数的个人还是捐款或加入社会组织，这些活动不断发展成了反侵略的军事活动。

立陶宛的战前反德动员就很好地说明了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的精英们是如何选择形象、树立榜样来推进抵抗行为的。要是国家没被占领的话，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足为奇，但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这种动员可就要难得多了。

苏联第一次占领，1940—1941年间

苏联刚占领时，只有极少数立陶宛人参与抵抗活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占领是缓慢进行的——立陶宛人直到占领结束，一切已成定局后才反应过来。另外，苏联几乎逮捕了国内每个社会爱国团体的领导人，这也延缓了人们的反应速度。虽然有这些阻碍，立陶宛在占领后的一年内就重新进入到了＋1的位置，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加入了秘密反抗组织（＋2）。

尽管1940年夏天苏联占领立陶宛时相当顺利，尤其是在安抚当地民众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苏联的日常占领政策要具体实施可就没那么顺利了。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不引起很大关注的情况下行动，是因为大部分民众的注意力和外交努力都集中在德国和克莱佩达的沦陷上了。当然，德国在攻占克莱佩达后不到6个月，就在1939年9月1日进攻邻国波兰。在进攻波兰前，德军向立陶宛提出归还维尔纽斯，条件是立陶宛与德军同时进攻波兰，不过立陶宛人还是很清楚德国在周边地区的侵略意图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很多立陶宛人关注的中心自然就是德国，而不是苏联。(25)

甚至在苏联成为立陶宛人的关注中心时，苏联人也想出办法巧妙地转移了立陶宛人的敌意。1939年10月10日，当苏联人强迫立陶宛与之签订互助协定的时候，就通过协定中归还维尔纽斯这一条来掩盖协定的真正目的，让立陶宛人因为历史上的首都回归而大肆庆祝，无暇考虑这可能是苏联整个侵略计划中的第一步。(26)虽然互助协定中的一个条款允许苏联在立陶宛驻军2万人，不过因为驻扎得很隐蔽，立陶宛民众几乎见不到这些士兵，至少是在驻军的前几个月看不到。(27)另外，立陶宛政府仍然可以自主地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来处理当地的共产党员。

苏联一旦行动起来，便在不走露半点风声的情况下迅速行动，冷酷地让立陶宛人彻底目瞪口呆。(28)事件顺序可以简略归纳如下：(29)

1940年5月　立陶宛被指责违反互助条约。

1940年6月14日　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现任立陶宛政府换成对莫斯科更为友好的政府。

1940年6月15日　立陶宛政府接受最后通牒，斯梅托那（Smetona）总统逃往他国；30万苏联红军部队越过边境。

1940年6月15—30日　在安特纳斯·斯尼克斯（Antanas Snieckus）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警察；共产党掌握了正规警察队伍；严禁一切“侵略”话题。立陶宛民族主义党（Lithuanian Nationalist Party）解散；共产党组织合法化。

1940年7月1日　议会解散。

1940年7月2日　苏俄人民委员制度（Commissar system）在立陶宛军队建立起来。

1940年7月5日　宣布7月14日举行新选举。

1940年7月6日　宣布新的选举法。所有候选人必须在共产党管理的乡级群众大会上提名产生。

1940年7月7日　第一次逮捕浪潮。政府前总理、新闻编辑、所有社会爱国组织的领导人全都被捕。

1940年7月10日　选举提名结束。所有候选人都来自“立陶宛工人联盟”（the Union of Working People of Lithuania），联盟包括五个团体，其中就有共产党。甚至在这个时候，立陶宛也还没有并入苏联的官方平台。

1940年7月13日　立陶宛国民警卫队领导人被清洗。

1940年7月14日　选举（估计选出20%）延续到7月15日晚上十点。1940年7月16日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1940年7月17日　选举委员会宣布占95.1%的有效选票中有99. 19%投的都是“立陶宛工人联盟”的票。

1940年7月20日　立陶宛童子军（Lithuanian Boy Scouts）和其他组织被取缔。

1940年7月21日　选举议会投票要求加入苏联。

在五周内，独立的立陶宛不复存在，2000名社会、政治最高领袖全被运走，所有报纸都销声匿迹，所有组织几乎全被解散。整个侵略过程几乎没受到任何抵抗就完成了，尽管号召立陶宛人誓死卫国的标语早在数月前就充满了大街小巷。这一时期全国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第一，就像前面所讲到的，立陶宛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德国对克莱佩达和波兰的行动上了。同时，苏联仁慈地归还了维尔纽斯。这些都是为了掩盖苏联的真正意图。第二，苏联禁止一切关于侵略的言论。选举的前些天，甚至连立陶宛共产党也没有提及任何合并的可能性。第三，斯梅托那总统1940年6月15日的出逃转移了人们对苏联的注意力，有些人因为多年来深受斯梅托那的独裁之苦，认为下一届政权，哪怕是莫斯科控制的，也可能要好过斯梅托那政权。第四，各大组织领导人都销声匿迹。第五，苏联设法召集了一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进入6月15日—7月21日的临时政府。比如温卡斯·克瑞夫·米克威修斯（Vin‐cas Kreve‐Mickevicius），一位很受欢迎的立陶宛作家，就成为代总理（尽管他完全不知道苏联对立陶宛的意图）。(30)他的加入让公众和知识分子都暂停了动作。另外，苏联夺取一些立陶宛机构时，也并不总是那么直接地全盘夺取，这样就让人们留有希望，以为苏联会给立陶宛人保留一些自治权。(31)比如立陶宛军队里的政治委员制就是逐步引进来的。通过将立陶宛人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并将红军战士混杂其中，苏联巧妙地破坏了立陶宛军队的统一和集体抵抗的潜在威胁。(32)

到了1940年7月，立陶宛看起来成了一个无助的战败国。号召为国家荣誉而战好像毫无根据，成了可怜的吹嘘。另外，随着政府的解体、各种组织的取缔、新闻报纸的缄默、军队被控制和领导人被流放，集体行动完全可以认为是不可能的了。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10万立陶宛人参加了与几千苏联战士暴力对抗的叛乱。

解释向被动抵抗的快速发展

地位等级的变化以及抵抗的形成

在苏联侵占的开始几个星期，立陶宛国内还处于一种不知所措的中立状态，还处于0的位置，这主要是苏联的占领方式造成的。因为苏联归还了维尔纽斯，克瑞夫·米克威修斯又进入了政府，加上信息不通，普通民众并没有立即感觉到国家的沦陷和社会政治阶层的变化。有段时间，立陶宛人还希望能够保留很大程度上的自治，他们还为有机会在维尔纽斯当家做主而欣喜不已，以为能够建立起等级1（见图2.1）。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立陶宛人发现自己不仅成了苏联政权的附庸，而且成了犹太少数民族的附庸。(33)

其实，苏联的第一次占领就产生了像等级3（见图2.1）那样的等级顺序。苏联人无疑处于等级的顶层。苏联在立陶宛只能依靠少数当地的共产党人，没法长久地阻止人们认识他们的“侵略者”身份。苏联掌握着红军和内卫军，完全可以也确实使用了武力来控制立陶宛人。被苏军驱逐出境、内卫军的不断行动、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引入、土地的没收和集体化的威胁，这些都让立陶宛人深刻地认识到被苏联征服的事实。

当立陶宛人发现以前从属于他们的犹太人地位现在竟然比他们还高的时候，这种被征服的感觉尤为强烈。这种感觉是很普遍的；实际上，在我实际调查的时候，我听到好几个被采访的人都把1940—1941年间苏联统治时期称为“犹太人统治时期”。尽管大部分的犹太人也和立陶宛人一样受到苏联迫害，但是看到犹太人加入苏联人的政府机构却让立陶宛人觉得民族地位完全变了。

犹太人当总理或代理总理的时间都没超过18年，不过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他们担任了一些政府和政党部门的职位；工业部长和70%的高官都是犹太人。(34)在任命的国有化工业委员中，犹太人的比例就超过了他们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的数倍。(35)尽管犹太人在中央委员会的21个席位中只占了五个，但主要城市和地方政党的位置通常都由他们把持，不仅包括考纳斯和维尔纽斯，而且还包括帕涅韦日斯文、所利爱、柏兹爱、乌田纳和涛兰吉等小城市。(36)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有些共产党的立陶宛高级领袖（斯尼克斯【Snieckus】、迪德兹尔里斯【Didziulis】和盖里尔威修斯【Gailiavicius】）与犹太人联姻，在很多立陶宛人眼里，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立陶宛人”了。苏维埃共产主义青年团（克姆索姆，Komsomol）里的犹太人地位更高，每天都能看到这些年青的共产党人在活动。共青团员为选举进行宣传，犹太人在苏维埃共青团的选举委员会中就占了超过半数的代表（在维尔纽斯的65人中就有46位犹太人）。(37)共青团员还被派到农村，组织“社会主义比赛”。立陶宛农民被迫坐在那，听这些年青的犹太人用蹩脚的立陶宛语说着苏联政府的好处，以及如何让农村大变样。不用说，这些说教并不受欢迎。(38)

立陶宛人最愤怒的是犹太人在苏联内卫军的地位，超过了对苏联统治其他方面的怒火。重要的职位只少量地委任给原立陶宛共产党中最受信任的成员，因为原共产党人中有约半数的犹太人，犹太人自然就担任了安全部门的职位。苏联内卫军在立陶宛的最高统帅格来德可夫（Gladkov）就是一名犹太人，他的犹太中尉们也是立陶宛人耳熟能详的，比如芬克斯坦（Finkelstein）、邓波（Dembo）、罗佐斯卡斯（Rozauskas）、辛格里斯（Singeris）、塞曼纳斯（Ser‐manas）、托迪斯（Todes）、科摩多斯（Komodos）、布洛赫（Bloch）、马格里纳斯（Margolinas）和斯拉温（Slavin）。(39)在监狱中审问犯人的犹太人成了被憎恨的对象。另外，在驻立陶宛的苏军部队中，犹太人占据了大量的政治职位。(40)当然，重要的不是占据这些职位的犹太人的数量，而是只要有任何犹太人占据了这些职权，就会完全改变立陶宛人的想法，认为民族地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很明显，很多立陶宛人相信自己的地位不如犹太人。至少，立陶宛人在立陶宛的民族等级中已不再占主导地位。对苏联统治的憎恨和反抗动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立陶宛人觉得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公平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

反抗的第一类形式

渐渐地，人们开始搞些小小的反抗活动来表达对侵略者的憎恨之情。消极反抗的第一类形式有：在墙上乱涂乱画、哼唱国歌、用讽刺形式重新编写祷告词和诗歌。比如，在新政权把教室里的基督受难像换成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后，学生们就开始念这样的新祷告词：

以圣父列宁、圣子斯大林和受诅咒的共产主义的名义。克里姆林宫的圣父斯大林，诅咒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会消亡，你在莫斯科和立陶宛将不能成事……向满是灾难的俄国欢呼，斯大林与你同在。你在欧洲被骗，粗野的斯大林被骗。神圣的立陶宛，我的母亲，把我们从亚细亚人手中解救出来吧，不论是现在还是临死之时，我们都将心存感激。我信仰愚蠢的列宁，残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能的创造者。我信仰魔鬼的儿子斯大林，他在格鲁吉亚由茅厕的臭味孕育出生，因其愚蠢，饱受沙皇尼古拉斯（Tsar Nicholas）的折磨，投入监狱，几乎死去，没人埋葬。当他从监狱中凌空而降，地狱之门大开。11月7日，他从死人中复活，降临克里姆林宫，从此开始审判无罪的立陶宛人。我相信立陶宛终将复兴，与文明国家共享圣餐，红匪将被驱逐，布尔什维克终将崩溃，众生共享福禄。(41)

消极抵抗的另一种形式还包括印刷和宣读小册子。苏联的谍报显示，分发传单几乎在苏联统治一建立就开始了。传单号召推翻共产主义、拒绝参加选举和进行破坏活动。(42)这些传单通常是手写的。散发这些小册子对散发者和接受者都很危险，通常这些传单要么放在走廊，要么在电影院里偷塞到个人的口袋里。因为没人知道是不是有苏联特工或亲苏派在身边，接受这样的资料、表明反苏立场，风险是相当大的。

在占领早期，逃到德国的政治难民成立了立陶宛激进前线（简称LAF）。LAF继续在已经成立的诸多基层抵抗团体间协调组织，向立陶宛人民呼吁，重复克莱佩达危机时的号召：逝去英雄的荣誉必须捍卫，俄国的枷锁必须再次摆脱，伟大的牺牲必须再次忍受。不过LAF把立陶宛反侵略的寻常呼吁和涉及将来秩序的威胁和承诺结合起来。让我们看看占领早期LAF发出的这种呼吁：

那些毫无保留地参加战斗、为了恢复立陶宛的自由不遗余力的人，那些为了立陶宛的自由决心牺牲一切、乃至生命的人，他们也将是新立陶宛的主人，这些战士将组成立陶宛新政府，新立陶宛的社会秩序将以他们为基础。新立陶宛将不再一盘散沙、软弱无能，将不再对政客们俯首帖耳或被各大财阀牵着鼻子走。新立陶宛人将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成为新立陶宛的好儿女，成为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英雄们的好儿女。人民英雄将永垂不朽。(43)

甚至在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几个星期，克莱佩达危机的宣传和惯有的反俄态度仍在立陶宛流传开来。无数个人纷纷表现出愿意通过各种途径来冒险。

焦点事件与地位

虽然这种传播活动对创造抵抗氛围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抵抗活动。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有十个人坐在公交车上，其中一个开始哼起了国歌，然后有一个人加入了进来。毫无疑问，这两个人会获得一定的声望地位，他们的行为表明，即使在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也至少是支持消极抵抗的。那车上的其他八个人呢？哼歌的那两个人也应该不会费心去判定没哼歌的人就是中立者或是通敌者。没哼歌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的中立而被认定是中立者或是受到制裁。

从0向＋1移动要求有战胜低级抵制的事件发生，这必须是“焦点事件”，其进程能对人进行分类鉴别，不仅能让人获得声望，也能让人名誉扫地。这样的焦点事件早在苏军正式占领（即1940年7月14日的伪选举）前就有了。苏军不遗余力地强迫所有公民投票选举。早几天通过的新选举法规定强制投票，投票时还多加了一天，允许外国人和青少年前来投票。(44)很明显，共产党是想通过大大超出的选票向还在犹疑的众人证明，苏维埃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合法性，抵抗是没用的。也许更重要的是，来投票点参加投票的人，其通行证上都会加盖印章，以此来鉴别普通民众中的不合作者。

不过，与此同时，最早的立陶宛抵抗者们也用选举来鉴别和威吓通敌者或中立者。虽说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普通的立陶宛民众也不明了苏联的最终意图，不过大家都知道这次选举是带有欺骗性的。爱国小团体散发小册子，发出这样的呼吁：

祖国被奴役的儿女们！今天，表明你们是立陶宛人的时刻到了。一个真正的立陶宛人宁愿死，也不会当叛徒。不要去投票站，因为在那里你们会被迫背叛自己的同胞、自由和信仰……打倒立陶宛叛徒，他们的祖国是莫斯科。(45)

选举帮助鉴别出各人在图上的位置。那些愿意投票的人如果不是被看成1的话，那就会被当成中立者。那些不顾苏联威胁，没去投票站的人表明他们是同情抵抗的人，处于＋1的位置。估计只有20%的人参加了投票。在有些站点，比如在考纳斯大学，选举就受到嘲笑，而且几乎完全没人参加，而参加了的人则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斥。(46)选举效果也多少因为苏联的快速占领造成了混乱而受到影响。不过确实让很多立陶宛人能在早期大致估算出合作者与不合作者的比例，以便估量低级抵抗的利弊。每个立陶宛人都能看出这次选举的不合作程度（不管公布的数据），并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支持消极抵抗。

一些其他的焦点事件有助于让这一局势更为明了。比如新苏维埃政权的强制性征粮。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共产党希望能组织一些交粮车队，打上红色条幅来交粮。(47)于是，那些参加了车队行列的人又被鉴别出来了，而不顾苏联威胁、在其他时间交粮（完全逃税是不可能的）的人则就是抵抗运动的同情者了。交粮车队通常只有几辆手推车，受到当地民众的嘲笑，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大家都可以以此估量出反苏情绪的高低和抵抗愿望的强烈程度。(48)所以，侵略者想通过这些事件来证明新政权的力量和甄别出不合作的人，这些事件却也可以被抵抗者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新政权试图制造一些焦点事件，立陶宛的爱国团体也一样，而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童子军和天主教中学的青年团体组织了1940年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游行，这是抵抗运动的分水岭。万灵节是纪念死者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11月2日举行，人们聚集在墓地唱歌、点蜡烛和唱弥撒。1940年万灵节的主题就是纪念为立陶宛独立而献身的英雄。考纳斯有2万人参加了活动，他们唱了很多赞歌，有一首歌反复唱到：“圣母玛丽亚啊，圣母玛丽亚，减轻我们的奴役吧！把我们从死敌手中解救出来吧！”(49)自卫队便用枪托殴打人群，展开逮捕。人群本来散了，但是突然又出现在其他墓地唱起歌来，表明反抗之意。(50)这一事件便实现了双重目的。组织了这次活动的童子军和天主教中学的青年登门拜访了考纳斯的很多人家，要求他们参加，所以，个人又一次被迫表明自己在位移图上的位置。也许很多人情愿后退到舒适的中立位置，但万灵节这样的事件不允许他们保持中立。除了甄别作用外，这一事件还有助于增加抵抗的声望值。

苏维埃政府官员非常腐败，立陶宛民众开始在各自社区里寻找能够承担风险的新领导人。阿特提斯（Ateitis）是一个天主教青年组织，不仅参加了消极抵抗运动，而且试图发展更多有组织的（＋2）抵抗运动，该组织的领导人这样描述了万灵节事件的影响：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即使在墓地我们也不能唱歌，这就是被彻底侵占了啊！连最无害的事情也不允许做。很明显，我们只能通过更激烈的方法来做。立陶宛人开始说自己没有了生命，他们开始仇恨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根本不需要去组织，因为人民自己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开始传来消息说又有一个团体组织起来了，又有一位领导人在组织队伍。我们（已经组织起来处于＋2的位置）并未和他们接触。我们只说这样很好。根据常识都知道人们要开始组织起来。(51)

这一事件后，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大都从位移图上0的位置前进到了＋1的位置。一个清晰的等级体系形成了，其中新苏维埃政权（大多是俄国人或犹太人）通过诉诸武力处于优势。极大的憎恨和以此引发的愿意冒险的动机越来越强烈了。

阈值行为和互动机制

“要是有X%的人反抗，那我也会反抗。”这句话是阈值机制的精髓。在1940—1941年间的苏联占领期间，憎恨情绪、地位奖惩、焦点事件都在推动立陶宛人通过“阈值点”，进入消极抵抗。前苏维埃政府曾动员民众反对德国的进攻，这一努力已经让“英勇的立陶宛抵抗者”（heroic Lithuanian re‐sisters）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一形象有助于立陶宛形成获得声望或制裁机制。图2.4和图2.5显示了为什么人们期望声望高的社会比声望低的社会能更快发展到高级形式的消极抵抗。地位奖惩机制提高了表达个体反侵略意向的价值。X%所需的人数在声望高的环境里有可能会更少。如果憎恨达到了一定程度，加上能够获得极高声望，参与人数相对较少也能引发普通立陶宛人采取行动。大部分立陶宛人都有几个指标帮助判断参加消极抵抗的人数。在墙上乱涂乱画、戏仿祷告词和收发秘密传单，还有拒绝参加选举和交粮车队，这些都是消极抵抗的标志。这些信号让大家明白，参与反苏行动的人数足以保护他们不受报复，足以让他们随自己的爱憎行事或为得到声望而采取行动。我们可以从万灵节人们的广泛参与看到行动的结果。这一焦点事件表明民众已经通过了“阈值点”，社会已经发展成熟，可以采取更广泛的反抗形式。

我要强调一下文化在这些战略行动中充当的角色。因为就算是有反抗动机和能获得较高声望，要是没有那些针对苏联俄共侵略立陶宛的标志性事件，立陶宛也不可能从0快速地推进到＋1。就说前面引用的主祷文吧，如此迅速地改编祈祷词，如果是用来反对德国或波兰入侵者，这可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立陶宛的部分地区就被德军（克莱佩达）和波军（维尔纽斯地区）占领过，却没有发生这种抵抗事件。祷告词的宗教性质对信仰天主教的（德国和波兰）占领者来说分量是不同的，实际上，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亵渎。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侵略者可能就不会去干涉万灵节的纪念活动，而其他国家被侵略的人们可能也不会如此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双方的冲突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参看图2.2，这个弥漫着天主教气息和反俄情绪的立陶宛抵抗符号集合，哪怕是在失去立陶宛精英层和解散了公开组织的情况下，也好像一定会产生出一套协调的符号。第5章会与德军占领进行比较，事情的进展过程完全不同。

现在已经到了决定性抵抗行动开始实施的时候了。在一年的时间里，数以万计的立陶宛人加入了为国家雪耻的秘密团体。

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从＋1前进到＋2

从苏联占领一开始，在德国的一小群流亡者和难民就自称LAF，还发出了上文中提到的呼吁，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不要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开始创立一个链式的激进主义分子的秘密连锁组织吧。尽可能在每个立陶宛的村落、城镇、办事处、工厂，在军队和任何其他地方创立组织或团体。不要期望上级组织的任何督促或指示。在当前形势下，激进主义领导人被敌人重点跟踪、监视或被捕入狱，我们的组织是不太可能及时收到上级指示的。每个人都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坚定立场的人必须找到身边一些值得信任、有共同信念的朋友，并承担起领导人的责任，和邻近抵抗组织的领袖建立联系。(52)

好像立陶宛人留心了这一呼吁，因为秘密的抵抗组织真的在当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就是以上文提到的那种方式发展起来的。不过，这一呼吁是否与此有因果联系，还是很让人怀疑，这不仅是因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呼吁，而且因为除此以外，确实没有其他办法来发展这种组织。立陶宛人陷入了叛乱前夕惯有的变数和风险都极大的处境。国家领导人已经撤换了，各种组织被取缔了，报刊电台被噤声了。立陶宛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和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行动。尽管对侵略者有相同的憎恨情绪，但是不同团体的个人收到的指令不同，采取的行动也不同。

社区里有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团体发出的指令也不同。要了解这些指令，就需要先了解遍布立陶宛社会的这些团体。

立陶宛的政治团体

立陶宛独立期间的政党历史与性质可分为三个阶段：1920—1926年间，1926—1938年间，1938—1940年间。立陶宛独立后，天主教集团控制了国民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席位，112个席位中占了59个。这个集团由农民协会（Farmers’ Union）、劳工联盟（the Federation of Labor）以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基督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组成。和民族主义党的政策相比，天主教集团的政策更为进步，但又没有另外两个主要党派民粹党（the Populist）和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的那么激进。民粹党在政党体系中居中，在国民代表大会中占了29个席位，因为政教关系不能与天主教集团合作。社会民主党占了14个席位(53)，主要依靠城市的工人，与天主教会公开敌对。

天主教集团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1925年，这时候，天主教集团除了要处理国内问题，还要应付国际上的天主教事务。1925年，梵蒂冈和波兰达成宗派协定，协定实际上承认维尔纽斯归波兰所有，而不是立陶宛。维尔纽斯问题是当时立陶宛政治的首要问题，天主派没法让人们忘记自己和梵蒂冈的联系，结果社会民主党和民粹党两个左翼党派联合，于1926年5月控制了政府。(54)政府很快就开始向少数派（他们的联合党派）作出让步：减少对公民自由的限制（这引起了共产党活动的增加）、开除政府机关里的天主教徒和裁军。这一时期动荡不安，加上政策的急进性，让保守势力找到借口夺了权。1926年10月17日，军官们夺取了政府，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的独裁统治开始了。(55)

斯梅托纳和他的追随者们既不敢也不想建立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56)比如，尽管他们最终宣布除了他们自己那个党派（立陶宛民族主义联盟），其他政党全都是非法的，但那些党派仍然继续“非正式”地集会。(57)要对党派行动实施入狱惩罚的威胁也只是说说而已，极少来真格的。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被取缔了，不过基督民主党和民粹党的报纸还在发行，只是要经过一番并不严厉的审查。(58)而共产党，当然被宣布为非法党派了。至于唯一合法的民族主义联盟，却从来没能发展壮大。总体而言，立陶宛人并不怎么关心政党是否被取缔。他们这六年已经见识过这些政党的行为，对政党的解散完全无所谓。

斯梅托纳的政策虽然宣布了这些政党为非法党派，却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不过，这些政党的成员在性质上却发生了实质上的变化。因为招收不到党员或是无法召开全国性的集会，农村的参政意识本来就不强，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党员人数降到了最低。(59)这些政党半公开的集会，或多或少变成了城区知识分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的观点和批评广为人知，但他们和地方党员的联系却大大减弱了。(60)

各大政党在克莱佩达事件后重新浮出水面。德军夺取了这个港口，让民族主义政府大失声望，只好被迫组成联合政府来转移民怨。来自民粹党和天主派的四位反对党领袖在克莱佩达沦陷四天后加入了内阁。这真是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在形式上根本就没有了民粹党和基督民主党，那时的取缔命令还仍然生效呢。反对党借此较大的喘息机会，组成了一个除民族主义党之外，包括了所有政党在内的“爱国前线”（Patriotic Front）。爱国前线所宣称的目标是动员全国抵抗外来侵略，但是它想把民族主义党赶下台的意图却很明显。克莱佩达沦陷后迅速成立了爱国前线，很难说清它领导下的各大政党更憎恨谁，是希特勒还是斯梅托纳。

于是，在苏联第一次占领前夕，各大政党重新浮出水面，批评民族主义政府、煽动爱国情绪以抵御外来侵略，可是各大政党因为被宣布为非法或半合法组织达13年之久，其成员和影响在占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了。不过，即使前斯梅托纳的各大政党当时在基层势单力薄，他们反对民族主义党和共产党的目标和观点却是一致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61)他们在基层抵抗运动中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不过他们也没有让立陶宛陷入内讧和争吵，共产党那时也无足轻重(62)，所以立陶宛并没有出现和极左势力冲突的两极分化。

经济团体

要考查20世纪30年代晚期立陶宛的经济活动，就必须重点考查农村，因为3/4的人口都从事农业生产，只有7%的人从事工业生产。(63)立陶宛农村生活的特点是面积大致相同的小型农场和村落间的非正式合作。前一特点主要是因为立陶宛独立后马上进行了土地改革，改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波兰地主占据了立陶宛40%的农田作为大型不动产，这些农田全被收回重新分配，产生了38747个新农场，有约3万名小农场主们新增了农田（总共有28.7万个农场）。(64)其次，田产只有几公顷大。原来的上限是80公顷，虽然后来民族主义政府把这个数字上调到150公顷以得到富有农场主的支持，不过到了1930年，其中90%的土地都是5—90公顷的个体小农场。(65)

1922年3月的农业法打破了传统的村落结构，形成了单个的农庄，大多数小型和中型农场主们便经常进行非正式的农业合作。在机械化作业前，单个农场主不可能有足够的劳力来完成农场上的农活，尤其是打谷和脱亚麻这两种最重要的农活。通常，邻居们会免费帮忙，主人家只需款待。立陶宛的这种社会制度叫“脱壳”（talka），字面意思是“帮助”（aid），有时意为“集体活动”（collective action）。(66)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起，立陶宛的农业机械化和个体作业水平都提高了，“脱壳”和其他形式的非正式合作不但仍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的经济制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正式的形成人脉的重要社会制度。脱壳团体是非正式的，其合作的成员也不是固定的，这种制度在立陶宛的不同地区，其重要性也不同。虽然存在这些复杂性，这些“互助团体”（help groups）对后文所列的社区地图却至关重要。

城区的经济团体则包括工厂、技工协会和贸易协会，因为人数和规模很小，本章就不加以详细解析了。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至1940年，立陶宛剩下的唯一一个大城市就是考纳斯了。立陶宛的工业发展比起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更为落后的。另外，在斯梅托纳的民族主义统治下，工会团体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权力，而基督教工会与其说是一个扎根当地的强大经济团体，不如说是基督民主党的附属物。犹太人反而在商业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和他们的人数极不成比例：20世纪30年代晚期，总贸易额至少有1.5万美元，其中83%都归犹太人所有。(67)

社会团体

要了解1941年和抵抗组织有联系的立陶宛社会团体，可以通过他们和斯梅托纳政府的关系来了解。(68)

民族主义党很清楚自己在和天主教会争夺立陶宛的青年一代。天主教会有大量丰富的招收经验，为了应对教会和基督民主党的政治挑战，斯梅托纳的民族主义党成立了“立陶宛青年联盟”（the Union of Young Lithuania，也称为Young Lithuanians或jaunalietuvai），对年满18岁的青年反复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在某些方面，这4万名成员就像是崇拜领袖的狂热信徒，其主任阿尔方索斯·考勒纳斯（Alfonsas Kaulenas）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立陶宛青年联盟信奉独裁主义。它只承认一位领袖，即联盟会长、国家领袖安托纳斯·斯梅托纳。所以，所有和他的思想以及指示的方向不能保持一致的人，立陶宛青年联盟都不会容忍和接受的。”(69)很多青年对青年联盟不屑，不仅是因为他们盲目地追随独裁统治者，还因为他们可以优先获得被政府控制的工作岗位。(70)在大学里，青年联盟人数很少，和天主教团体比起来更是可怜。考纳斯的维陶塔斯大帝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ytautas the Great）在1938年是立陶宛最大的大学，天主教组织得了466票，青年联盟才得了177票。(71)显而易见，青年联盟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些特权，但在这群高校学生中却没什么地位。

立陶宛的第二大支持者是童子军，童子军在立陶宛的政治作用要比在其他西方国家的都大。很多童子军的成人领袖都是立陶宛的知识分子，还有更多的成年人在某些方面都与童子军有联系。童子军在维陶塔斯大帝大学也有组织，在刚才提到的选举中得了109票。他们不会像民族主义党员一样盲目地追随斯梅托纳，但是他们总体而言是一个爱国组织，会支持任何一个独立的立陶宛政府。在讨论克莱佩达被占领时我们已经提到了童子军，他们的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形成地方抵抗组织时，最重要的团体之一就是所利爱联盟，即国民警卫队。(72)不过，叫国民警卫队有些名不符实，因为它的目标既是文化上的，又是军事上的。所利爱确实动员当地民众进行抵抗，但它另外还有139个唱诗班，126个管弦乐队，200个戏剧俱乐部，300个图书馆和一家有3万发行量的报纸。(73)这个组织在文化上几乎对任何人都有吸引力，在政治上也很温和，很少得罪人。这个组织原本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但后来斯梅托纳掌权后就解散了原来的领导层，另选他人。不过，基层人员还没意识到高层权力被篡夺，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和邻居朋友到处举行歌唱音乐表演和行军训练。所利爱的宗教活动通常是弥撒后举行集会和其他活动，有些城区还有犹太人和路德教友参加。(74)所利爱在很多方面都和童子军相似，都支持民族主义政权，但在政治上都不是公开支持，也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国人的国民性，包括艰巨的爱国教育任务。(75)

民族主义政权在青年联盟发展了狂热信徒，并指派了童子军和所利爱的领导人选，与天主教会及它们的社会团体则处于“冷战”状态。因为害怕基督民主党以前的势力，斯梅托纳政权取缔了影响很大的天主教青年团体阿特提斯（其成员叫Ateitininkai，中文音译为阿特提宁凯），斯梅托纳把该团体看成是为基督民主党招募人员的工具(76)，发展青年联盟很大程度上也是想成为该组织的替身，挖走里面的成员。阿特提斯虽然被取缔了，但是仍然秘密集会，力量可能反而壮大了。比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帕涅韦日斯，900名学生中有300名属于地下组织阿特提斯，仅有200名属于政府资助的童子军。(77)据童子军领袖估计，1940年乌田纳中学的七八百名学生中，只有三四十名是童子军，而属于阿特提斯的学生则占了80%。(78)政府通常不会逮捕学生，不过偶尔也会。斯梅托纳迫使这个青年团体转入“地下”，却也不敢采取严酷手段清除它。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青少年们开始了解秘密组织的纪律，暗自判断谁值得信任，谁不值得信任，开始学会如何保守秘密。这些技巧在苏联占领期间都派上了用场。被采访者阿道尔飞斯·戴缪斯（Adolfis Damusis）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79)戴缪斯因为参加阿特提斯活动，16岁时被抓进监狱，他在狱中与天主教和共产党狱友互通秘密组织和战略方面的信息，后来成为1941年6月叛乱的关键组织者之一（下章再详细讨论），而他在狱中建立的阿特提宁凯人脉也成了那次叛乱的主要领导人员。当然还有其他天主教的社会组织，但没有一个像被取缔的阿特提斯组织那样直接领导抵抗运动。(80)

在这些组织里拥有多重会员身份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家都说青年联盟的人不会参加其他组织，甚至所利爱的人也不会。阿特提斯并没有明文禁止会员加入所利爱，实际上也几乎不可能发生。大学里这四大组织（青年联盟、童子军、所利爱和阿特提斯）有各自的圈子，互相之间很少联系。

接下来的内容在运用上一章的方法论基础上，用维恩图来表示社区结构。表3.1按类型划分了相关组织。立陶宛是个农业国家，而抵抗组织在很多农村地区好像是自发冒出来的，因为这两个原因，农村叛乱的社会动态就成了首要的关注点。

立陶宛农村的叛乱动态

在立陶宛一个名叫斯万尼凯的村落里，几乎人人都是抵抗运动的支持者。20世纪40年代晚期，苏联摧毁了这个村落，把很多居民遣送到西伯利亚，我们分别采访了住在美国两个城市的两个当事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历史真相，(81)这两个被采访者讲述的故事惊人地相似。

表3.1　1940—1941年间立陶宛的组织

一位被采访者绘制了斯万尼凯村图（图1.1），图里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一家农户，数字则代表每家农场的公顷数（比如：斯塔尼库纳斯50）。一个人竟然还记得50年前自己村子里每户人家的姓名和土地数目，这好像很不寻常。不过，你要是知道立陶宛农村生活的特性就不会觉得惊讶了。斯万尼凯村的很多农户在这个村子里可是住了数百年的时间，而且直到1940年，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合作形式。在近400年的时间里，斯万尼凯村的农户一起劳作、宴请和参加礼拜，每户的土地面积在双方的经济和地位关系中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82)

这些图这么容易就能画出来，这就强调了一个事实：立陶宛的村民面对面的交往非常多，人们遵从地位奖惩原则和其他社会榜样的制约。能够绘制出村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团体图表（见表3.2），那些被采访的人记忆力也确实惊人，当然他们的意见也存在着分歧。

从经济角度看，这个村子是一个打谷团体（需要25—30人），不过又分成几个脱亚麻的脱壳组。(83)这些小组是根据地理位置和农场大小组成的。村子西边比邻的七个农场大多超过一般农场的规模，他们便组成了一个合作单位，包括艾瑞吉斯（Eringis）60、斯塔尼库纳斯（Stanikunas）50N、布林柯威修斯（Blinkevicius）15、卡那沃斯基斯（Kanaverskis）20、波威劳斯卡斯（Pov‐ilauskas）100、吉德里卡斯（Giedrikas）70和吉德里卡斯80。村子东边有很多小点的农场，在梭亚河旁分布成两排，它们是第二个脱壳组。村子里有几个家庭合作组：吉德里卡斯80和吉德里卡斯70是表兄弟，艾瑞吉斯60和艾瑞吉斯50是远房表亲，米考劳斯卡斯（Mikolauskas）30和米考劳斯卡斯40是第三对表亲，波威劳斯卡斯40和波威劳斯卡斯100也是表兄弟，盖德里卡斯和米考劳斯卡斯关系密切，最后的班尼斯（Banys）40N和班尼斯40S是亲兄弟，和班尼斯25是远亲。虽然村里很多人有亲戚关系，但在经济互助团体里，农场的位置和大小，其分量要超过亲戚关系。农场相邻且大小相当，这在形成合作关系时起决定性作用。有些脱壳组的形成是为了临时应急，比如要在暴风雨前抢收农作物。还有些脱壳组的形成是为了共用马匹和家具：一个有80公顷土地的农户是不太可能和一个离自己很远，而且只有10公顷土地、没什么机械设备和马匹的农户组成经济互助组，然后用自己的设备和马匹支援那个农户的。

社会团体的活动由当地的天主教会和所利爱决定。(84)斯万尼凯村的村民都参加唱诗班、听布道，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居民都是天主教徒。这个村子里有31户村民，其中所利爱成员有9户或11户（因为被采访的那两个人对其中两户是否是所利爱成员的意见不一）；立陶宛青年联盟成员没有一户；童子军成员有两个——艾瑞吉斯60和米考劳斯卡斯35，艾瑞吉斯60据说是狂热的爱国者，也是村里抵抗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村里还有两三个学生在附近的帕涅韦日斯中学上学，参加了那里相当活跃的阿特提斯组织。(85)这几个学生在抵抗运动中本来应该是很活跃的，不过总体而言，斯万尼凯村的阿特提斯起的作用不如其他社区，因为不像其他社区那样有自己的中学和阿特提斯组织。

表3.2　斯万尼凯的团体组织成员结构

续表

政党在斯万尼凯村扮演的角色和在立陶宛其他村庄扮演的角色差不多：作用都不大。只有3户村民加入了政党：波威劳斯卡斯40加入了民族主义党，南边的班尼斯40参加了社会主义党，俄拔斯24参加了基督民主党。(86)但他们在发展抵抗运动时并不突出。一个被采访者在讲述斯万尼凯村的政党时说：“我年青的时候，村里的政党很乏味，斯梅托纳的政党也一样无趣。我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政治压力。当时是一党制，不过那个政党好像‘政治性’也不强。城里的话，可能是民粹党和基督民主党比较活跃。”(87)

斯万尼凯村里有几种特殊的“人物”，第一种当然就是酒鬼。班尼斯25、巴瑞那斯15和波威劳斯卡斯40就是村里的酒鬼，波威劳斯卡斯让人更容易忍受，因为他会时不时杀牛宰羊，款待全村的人。第二种人就是“没文化的”文盲，这一缺陷在立陶宛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疾病，朱特里斯70、盖斯帕卡20和巴瑞那斯15就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还有一种人就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俄拔斯30和班尼斯25曾在美国的工厂里干过，是工会的活跃分子，所以回来后就大谈“社会主义”理想，结果村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兹多米斯才搬到这个村子不久，对他了解不多。村民们对酒鬼、文盲和信仰社会主义的美国人的态度和对其他村民的态度是有些不同的(88)：不会期望他们能完全融入到村民之间，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不同，也不会强迫他们参加抵抗运动。总之，社会制裁和声望获得机制不会像对社区的核心成员一样，施加到这些“外来户”身上。

苏联入侵的标志是附近公路上出现了苏军的坦克，被采访的6号当时出来目睹了苏军入侵这个地方，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悲剧”。他和朋友们“出去，看到坦克来了。但是几乎没人知道结果会如此可怕、如此狂乱。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但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对我的朋友们来说，这绝对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他们开始抓人，人们开始失踪。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斯万尼凯村，最大的问题就是消息完全闭塞。以前，人们是通过全国各种组织或报纸，还有收音机获取信息的。苏军来了之后，新的苏维埃政权便取缔了青年农民协会和所利爱（以及一切其他组织），并控制了所有报纸和电台。除了切断国外和国内的消息渠道外，苏维埃的土地政策还阻碍了当地的消息传播。苏维埃的土地改革限制每户的土地数量只有30公顷，没收的土地被分给无地的农村劳动者或很穷的农户。斯万尼凯村的村民们发现村子里到处都是新住户，这些新住户有些是同情苏联的，有些却不是。不管他们实际的政治倾向如何，这些新住户都是潜在的告密者，有他们在场时，原住村民是不敢公开集会和组织的。只有在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集会才可能不被人察觉。于是，全村参与的脱壳组原本是交往和交流的重要圈子，现在却再也不能发挥以前的作用了。

在苏军占领的头几个月，苏联秘密警察并没有给村里造成什么大麻烦。因为村里原来就没有基层共产党，所以也没有现成的当地告密者。新政权的大部分资源都用在了大城市，即便内卫军有征兵或潜伏这些复杂举动，也几乎不会发生在小地方。不过，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了立陶宛的领导阶层在1940年7月份被驱逐出境，所以小地方的民众也不会再忽略内卫军实实在在的威胁了。

总之，斯万尼凯村的村民发现自己陷入了要密谋叛乱的境地。他们心里对统治政权充满厌恶，知道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未知数，他们的活动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在这种形势下，村子里的村民只能局限在最小的交往圈里展开活动。

村子里两个完全不同的团体最先开始行动。一个以村西头的脱壳组成员为主，包括艾瑞吉斯60、吉德里卡斯80、吉德里卡斯70、斯塔尼库纳斯50N和布林柯威修斯15。这个团体的特点是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面对面的接触程度极高，另外，他们全都是所利爱联盟的成员，曾经一起行军、唱歌和宣誓。这个团体中有一个人需要强调，那就是艾瑞吉斯60。两个被采访者都认为他是一位“大组织者”。(89)他的人际关系可能比村里任何人都广：他是所利爱联盟的成员，又是童子军领导人，和村子里几户人家都是亲戚。没有人像他一样拥有童子军和所利爱的双重会员身份，这位“狂热的爱国者”成了村里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抵抗运动最早形成的第二个团体以阿特提斯为核心，包括米考劳斯卡斯40的儿子和艾瑞吉斯50的女儿，领导人是住在这个地区的一位复员陆军少校。(90)这个阿特提斯团体在9个月的抵抗运动中只集会过两次。那位少校说，反正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最好还是静观其变。这种态度让成员们无法接受，于是体育部的青年另外组成了一个团体。原来的阿特提斯团体又有几个新成员加入：俄拔斯24的女儿、艾瑞吉斯50的儿子、奎兰斯克斯40的两个女儿。这个组织的成员面对面接触的程度也很高：他们的农场都是比邻的，毫无疑问，这些年轻人已经无数次地参加过集体劳动了。除了这些阿特提斯成员，这个圈子里他们的朋友都没有参加像童子军或所利爱这样的社会爱国团体。

虽然有这几个小团体已经自发地开始了抵抗运动，村子里的其他村民却明显地持保留态度，这也很好理解，大部分的斯万尼凯村民都想在行动前对局势多些了解。那时候要互通消息的话，唯一的场所就是每个星期天上午的教堂。(91)5号被采访者讲述了这种集会的重要性：“每个周日礼拜结束后，我们通常会小组集会。我们有个传统，就是礼拜完了去散步，大部分的讨论就是那个时候进行的。这也是和大学生以及所利爱成员见面的好机会，可以得到很多消息。综合这些消息，我们才好作准备。”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当地抵抗组织要获取消息得小心翼翼。尽管如此，其他团体的人也开始加入这些爱国者，尤其是木兹德克斯50、俄拔斯60、苏克斯30、苏克斯15和斯塔尼库纳斯50的加入更是意义重大，因为他们是村子东边脱壳组的所利爱成员。很可能这些成员还受到榜样力量的激励，所以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每个成员都参与了＋2的活动。

采访记录里有个重要问题还不明确，那就是当地抵抗组织是什么时候加入全国性的抵抗组织LAF的？村子东边和西边的脱壳组里每个所利爱成员都加入了LAF，这点倒是无疑的。有些年轻人，包括俄拔斯24的女儿和班尼斯40的儿子也宣誓加入了LAF。有趣的是，不属于所利爱的村民也不在LAF的成员名单里，这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在两份采访记录中，都提到了还有第三个村民团体在支持抵抗运动，它所发挥的作用和LAF的作用相当。这个团体包括波威劳斯卡斯100、龚考斯考斯50、米考劳斯卡斯35、波威劳斯卡斯40、艾瑞吉斯50、俄拔斯24和奎兰斯克斯40，这些人都被那两个被访者划分为“坚定的支持者”，愿意提供物资或情报，虽然他们对正式加入某个组织心存反感，但是他们都成了大部分村民都参与的抵抗运动的非正式成员。

有谁没有参加抵抗运动呢？村里只有几户人家很不踊跃：(92)外来户兹多米斯；目前农场最小的农户，瑞迈提斯2和拉脱瓦斯5(93)；美国回来的社会主义者班尼斯25和俄拔斯30；酒鬼巴瑞那斯15和“文盲”盖斯帕卡20。只有卡那沃斯基斯 20拥有较多的土地，却即不是“圈外人士”也不是“圈内人士”。据说只有两位“圈外人士”朱特里斯（“文盲”）和波威劳斯卡斯40（酒鬼）会提供情报支持抵抗运动。这些“圈外人士”不像其他人一样可以参加抵抗运动，因为参加抵抗运动带来的巨大风险，没人会信任他们。另一方面，几乎村里的每个非圈外人士都支持了抵抗运动。

在1941年6月叛乱发生前，斯万尼凯村或立陶宛整体上其实没发生什么武装冲突。当时的抵抗运动正在为德国预谋已久的入侵和以后报复苏联作组织准备。1941年6月14日至21日，也就是德国入侵的前一周，苏联驱逐立陶宛领导人的举动更激发了立陶宛人复仇的愿望。约有3万人被野蛮地驱逐出境，占总人口的1%(94)，苏联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强烈的憎恨情绪，不仅是因为驱逐的规模，还有驱逐的手段：内卫军在凌晨1点到4点在当事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破门而入；全家都被驱逐，父母妻儿还被强行分离；牛马拉的运输车厢里没有窗户和凳子。斯万尼凯村学校里的老师虽然有社会主义倾向，竟然也被驱逐了，被驱逐的还有附近村落的大地主们。数以千计的立陶宛人为了不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只好逃离家园。斯万尼凯村的被采访者9号，那时为了免遭逮捕，只好睡在外面。

驱逐事件和1941年6月21号的德军入侵一起为暴力和混乱埋下了祸根。在维尔纽斯，立陶宛起义军夺取了电台，播放德军进攻和全国同时起义的消息。斯万尼凯村的起义军完全是靠自己行动，和LAF的核心领导人几乎没什么联系，他们和邻村的起义军一起占领政府机关，组织当地警力，扣押苏联士兵。

可以想象，起义是极其混乱和暴力的。因为害怕被驱逐而藏在树林里的人对德军的进攻喜不自胜。被采访者9号是一名积极的体育部学生，他睡在树林里，听到广播上的消息后，便和朋友们到邻镇买威士忌酒庆祝。他讲述了在买酒路上发生的事件，他的遭遇反映了那次起义几个突出的问题：

警长逮捕了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被枪决——所以那时有很多人只好胡乱开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他说：“要是我现在放你们回家的话，肯定会有人要杀你们，因为你们是游击队员……”不过，他还是让我们回家了，我母亲很高兴，可父亲说他们可能会马上来杀我们。后来，他们逮捕了我父亲，我们就对警长说，也许我们能帮他的忙。

要完全理解这段话，就要记住这位警长是为苏维埃政权卖命的，他当时还不知道最后的胜利者是谁，还不知道以后政权变化了他会陷入什么处境、受到什么惩罚。他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一方面，他对年青的游击队员宽大处理，另一方面又逮捕了他的父亲，一位游击队的支持者。不管是苏维埃掌权还是立陶宛起义成功，他都可以说自己帮助了胜利的一方。最后那句“也许我们能帮他的忙”是指儿子会为这位警长向当地游击队说情，如果他能把他父亲放了的话。这段话表明，在起义期间和抵抗运动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和高风险。(95)另外，衡量一个人的行为动机还要考虑到他所处的环境。警长考虑到了他以后在社区的处境，而那位青年则要考虑家人朋友的处境。(96)

对斯万尼凯村的概述：理论联系实际

大部分斯万尼凯村的农户都不同程度地被组织起来反抗苏联统治，要用起义角色图来衡量的话，斯万尼凯社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2位置。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强大社区所具有的一般特点有助于引发叛乱。根据泰勒的标准，那就是：有直接和广泛的联系、互相呼应、财富大致相当、有共同的信仰。具备了这些特点，一个村子就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强大社区了。很显然，这个村子里的人面对面直接交往的程度极高，有的家族在这生活了近400年。这些特点为他们之间充分的交流和招收人员创造了条件。比如，周日礼拜后一起散步，团体成员就可以交流情况，讨论下一步行动。那些详细的叙述和地图表明，这个强大社区能让消息共享，这是形成共同目标和相互信任的基础。斯万尼凯村规模小，可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人际交往的频繁还能形成地位奖惩机制，“大组织者”的推选就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强大社区还有几个特殊的结构特点，有助于将运动推向＋2。在图3. 1里，斯万尼凯村分成四个相关的小团体（两个脱壳组、所利爱、活跃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通过这种重叠的成员身份，这四个小团体形成了六个子集，可以通过图3.1中列出的每个团体最上面一行那个名称进行区分：

·艾瑞吉斯60这个子集包括了西脱壳组的所利爱成员。这个子集的五位成员，和右上方圆圈里的青年，显然是最早发展到＋2的。这五人都加入了LAF。

·波威劳斯卡斯100这个子集包括了不是所利爱成员的两名西脱壳组成员，波威劳斯卡斯虽然不是LAF成员，却是一名支持者。

·木兹德克斯这个子集包括了当地所利爱成员子集的另一半人，这些人占据了东脱壳组成员的1/3。这个子集和艾瑞吉斯60子集最终都加入了LAF。

·右上角的子集是有组织的青年组，有些属于阿特提斯。

·奎兰斯克斯40这个子集是东脱壳组成员，又属于有组织的青年组。

·班尼斯40N这个子集是东脱壳组成员，但不是有组织的青年和所利爱成员。

·图3.1右下角的名单是社区的圈外人士。

图3.1　斯万尼凯村的社区构造图

前面一章推导出了对起义有利的四个一般条件：面积小、密度适中、有社会团体、没有和政党有联系的团体。这四个条件斯万尼凯村都具备。

第一，这个社区有两个社会爱国团体，其成员更有可能保持起义的最低阈值和确立荣誉标准（B规则）。这两个团体产生了率先行动者，是发展社区组织所需要的。在斯万尼凯村，所利爱联盟和阿特提斯都是重要团体。实际上，青年组织和艾瑞吉斯60子集都是率先行动的，相关的子集也就行动起来了。

第二，社区本身相对较小，所含子集也小。最重要的艾瑞吉斯60子集只包括五户村民，而木兹德克斯50这个子集也是只有五户村民，组成了另一半所利爱联盟成员。如果响应行动标准和荣誉机制在直接接触程度极高的小团体内效果最佳的话，那这些标准就应该能影响像斯万尼凯村民这样的人的行为。这个例子中，五位所利爱联盟成员来自同一个社区的经济团体，他们的行动对另一个非正式团体的五个人应该有些影响。

讨论子集的人员比例自然就涉及关系的密度，如前一章所述，关系的中度重叠可以产生最佳的率先行动者和更高阈值行动者的比例。如果重叠太多，那率先行动团体的带头作用就被削弱了；如果重叠太少，带头作用又会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来看斯万尼凯村的情况，重点看木兹德克斯子集，与沉默寡言的班尼斯40N子集不同，这个子集的人在组织他们脱壳组的成员，所以需要衡量艾瑞吉斯60子集里所利爱联盟成员的行动。这三个子集（木兹德克斯子集在中间）的人数比是5∶5∶7。如果图2.7里的荣誉标准模式发挥作用的话，木兹德克斯子集就应该响应所利爱伙伴的行动（它确实响应了）。当一个团体里的一半人在荣誉榜样的带动下行动起来了，就算行动要冒更大的风险，另一半人也会产生强烈的行动冲动。

如果情况相反，斯万尼凯村结构不同的话，比如艾瑞吉斯60子集里有三个人变成木兹德克斯子集的人，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以成员重叠的人数为准的关系密度就会增加，这三个子集的比例就变成了2∶8∶7，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艾瑞吉斯60子集里的那两名率先行动者现在还能不能对木兹德克斯子集的八位成员起到带头作用？因为这样的话，十个人的团体里只有两个人在荣誉榜样的带动下率先行动起来，带头作用的影响就小得多了。如果木兹德克斯50子集里有三个人变成了艾瑞吉斯60子集的人，那比例就变成了8∶2∶7，重叠人数和密度都变小了，而这种带头作用对木兹德克斯子集的那两个成员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两个人对班尼斯40N子集七个人的影响又会大大降低。

图3.1右边的青年组织和家人的子集情况也是如此。率先行动的子集，其行动一样会影响与之有关联的个体的决定；强大的榜样，这次是家庭榜样（见图2.7）一样会起作用。总之，斯万尼凯村的社区结构组成了阈值由低到高的层叠的子集结构，见图2.8（图2.8的下图），而且只有两个率先行动的团体。

最后要注意的是，当地的抵抗组织是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发展起的。极少数加入了政党的个人并没有起到更突出的作用，实际上，这三个人没有一个是LAF成员。也许就是因为没有政党参与，倒少了内讧和不必要的争论。

在地方上，6月起义是偶然事件，不过，反对苏联入侵者的抵抗基础还是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这次起义还改变了战后立陶宛的历史进程。(97)

负面例子：组织失败的社区

1940—1941年间，虽然立陶宛社区各经济、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人数大致相当，但大部分的社区却没有像斯万尼凯村那样达到高度的均衡。根据“机制和过程”一章的中心议题，起义不是靠几个团体的存在就能成事的，还要靠整体结构。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组织失败的社区。

先来看看最简单的结构。立陶宛有不同类型的经济社区，这些社区的成员和阿特提斯的前成员并没有参加抵抗运动。总体来说，这些社区和不甘奴役的学生和青年团体没有形成有效联系，这种结构在图2.9b里表现得很清楚，社会团体（阿特提斯的成员或前成员）完全还局限在经济团体内部。在这种情况下，号召人们起来抵抗的呼吁就被他们忽略了，因为和本经济团体的利益比起来，这些呼吁根本没什么分量。

被采访者19号曾经说起考纳斯的一家天主教医院，这家医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号是位天主教教士，也是医院的一名主任，主管资金筹集和慈善工作，和阿特提斯及其他天主教组织并不直接打交道，不过，他对这些组织自然是很熟悉的。他说自己反对新共产主义政权是有深刻原因的，不仅因为它信仰无神论，而且还因为它经常骚扰自己，时不时地逮捕自己，关上一个星期。(98)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有个以天主教为基础的地下组织找到他，要他参加抵抗运动。可19号并不认识他，对他不信任，觉得没必要对他负责，于是拒绝了，理由是这样会危害医院的正常运行。19号觉得要是医院有人卷入了地下活动，整个医院就会马上受到报复。19号说医院员工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员工大都是天主教的青年组织阿特提斯的前成员。实际上，医院社区缺少不甘奴役的最早发动者，自然就对地下组织的呼吁不加理会：虽然个体动机很强，员工中也有大量阿特提宁凯，但是牵涉的利害关系太大了。

被采访者20号也讲了个类似的故事，但其中牵涉的利害关系没那么大。20号是位年青的阿特提斯前成员，她的姑姑是阿特提斯的成年赞助者。维尔纽斯回归立陶宛后，她在那里的一个合作组织工作。抵抗组织一位大学生模样的人找到店里，想叫她帮忙把武器藏到地下室。她当时刚到维尔纽斯，并不认识那个地下工作者，觉得对他没这个义务，另外，她相信合作组织的其他人也不会同意这么做。在德军占领期间，她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拒绝接受大学生发的秘密小册子。这也是因为缺少不甘奴役的率先行动者，还有就是组织本身的利益阻碍了她参加地下活动。所以，虽然19号和20号都是阿特提斯成员，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参加这种活动。

被采访者21号所在的村子情况则更为复杂。(99)某些方面，这个村子有点像斯万尼凯村：每户土地面积基本相同（超过立陶宛人均面积，每户土地大致相同），农作物也一样——都是黑麦、燕麦、小麦和亚麻。像斯万尼凯村一样，这个村子也曾被没收土地和牲畜，也被强制上交粮食，也有很多人参加社会爱国组织，实际上，参加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了斯万尼凯村。参加社会爱国团体的人虽多，但这个村却没有形成全村广泛参与的地下组织，只在少数关系集合中才出现了明显向＋2发展的活动。

21号自己所在的脱壳组就很能说明这点。他所在的脱壳组很小——只有五户人家——因为他家劳力多，有10个孩子、7个男人。比较轻的集体农活由各家协商，每家出一定数目的劳力。总之，立陶宛典型的农村关系主要体现在比较狭小的家庭圈子。21号当时很年轻，只有19岁，有个哥哥加入了所利爱联盟，但他记得脱壳组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爱国组织。立陶宛被占领后，21号茫然不知所措，斯梅托纳已经出逃了，其他年青的立陶宛领导人也已经被捕了，当地的立陶宛青年联盟很快不复存在，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当地的阿特提宁凯，他也没想过去找他们，他有个姐夫倒是加入了什么组织，但他说：“农场上农活太多，我们只是担心这个。”结果，虽然他和哥哥所在的组织成员都立誓为保卫祖国不惜生命，但经济利益却分量更重。强制纳粮的重负、没收牲畜和其他苏联带来的艰辛都是造成没能激发行动的原因，何况在这个有些与世隔绝的大社区里，他们只有两个人。

21号所在的村子比斯万尼凯村大得多，有约100户人家，三个立陶宛最重要的社会爱国团体在此很活跃：21号就是民族主义立陶宛青年联盟成员，而且他说村子里大约还有35位成员，阿特提宁凯人数稍微少些，所利爱联盟人数也不少，包括21号的哥哥，不过几乎没有什么童子军。

这些团体之间要么没什么联系，要么就是敌对关系。阿特提尼凯和立陶宛青年联盟就经常开战，参加立陶宛青年联盟有时候甚至会引起家庭纠纷，21号讲了一个故事：有位妈妈看到儿子回家穿着立陶宛青年联盟的制服，就往他身上倒圣水。这个村子不像其他村，所利爱联盟成员就算有的话也屈指可数。小村子可能更需要把不同的组织联合起来，而大村子，不同年龄段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大小刚好能让这些团体继续存在下去。

也许21号的村子和斯万尼凯村最大的不同，就是各自经济组织的差异。在斯万尼凯村，有些农活是要全村人一起干的，所以只有两个脱壳组，而21号所在的大村子却没有全村人都须参加的集体劳动。合作劳动被分成10—15个非常集中的脱壳组。21号可以画出并解释自己的脱壳组，但是自己的邻居如果属于被湖泊或树林隔开的其他脱壳组，那他就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了。

像当时大部分的立陶宛村落一样，这个村子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兴趣和政治活动。21号所在的村子在图3.2里简明地表示出来了(100)，为什么这个村子会出现明显的低于＋2位置的情况呢？

图3.2　被采访者21号所在的村子

这个村子从理论上来说，有些因素是有利于起义的：第一是有社会爱国团体；第二是外在的政治团体并未干涉社区内部的联系；第三是总体来看，关系密度（重叠的人数）适中。

不过也有些因素妨碍了这个村子向＋2发展，首先是村子大，至少比斯万尼凯村大，相互之间的联系就不足，无法成为一个很强大的社区。21号对村里的情况就不太了解，好像没法掌握全村的动态。制裁和声望机制在全村也没法实施。第二，该村在经济上很分散，实际上是形成了很多小的经济合作子集。有些子集里，率先行动者或低阈值点行动者和中等阈值点行动者的比例确实很合适，甚至是“超强”，本来可以发展成＋2组织的（比如21号的姐夫）。但另一方面，还有其他很多子集，它们的起义倾向被工作压力、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和众多高阈值点的个人给压制了。像21号就是典型的例子。像图2.9f所示，分散的经济结构会产生不同的低、中阈值点行动者的比例，因而更可能形成中等的，而不是高度的社区整体平衡。

率先行动者的结构位置和社区力量是最关键的两点。斯万尼凯村只有两个低阈值点的子集：所利爱联盟和学生，他们和全村人的关系密切。在这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率先行动者的行为人尽皆知，其带头作用降低了相关成员（几乎是所有其他相关成员）的阈值，率先行动者的参与程度随之就超过了降低的阈值。21号所在的村子里有率先行动者，而且就参加社会团体的人数来看，也有很多低阈值点行动者，但他们并没有产生大的倾斜效果。首先是因为这个社区关系不密切，知道这些行动的人不多；第二是因为这个社区结构分散，低阈值点的社会团体所发挥的带头作用没法集中或是没能以最佳方式分布。

另外，21号所在的村子规模大、结构分散，更不用说有中心行动者了。中心行动者可以先发展一个团体，比如说一个低阈值点的团体，然后团结第二个阈值点更高的团体。斯万尼凯村的艾瑞吉斯60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而21号所在的村子里的社会团体人员多，有些团体还相互敌对，没有多重成员身份的行动者来充当这种有效联系的角色。

经济分散产生的问题在城区当然比21号所在的村子更严重。17号住在城里，是位职业组织者。他中学时是阿特提斯成员，成年后加入了所利爱联盟。当苏军占领了他住的小镇时，他把所利爱联盟制服藏在谷仓里，否认和这个团体有任何关系。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苏联秘密警察渗透到所利爱联盟，在城里比在农村要容易得多，因为城里告密者相对更多，立陶宛的少数共产党人也生活在城里，而且因为人口众多，很难发现告密的人，他们也就不怕人报复。在17号所在的小镇里，苏军迅速逮捕了当地的所利爱联盟领导人，这个组织很快就瘫痪了，而在斯万尼凯村这样的偏远地区，所利爱联盟仍然有影响力。17号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团体之间缺少联系，城里这种情况很是普遍，这为组织抵抗力量增加了难度。17号在占领后马上把制服藏起来，消极地安全度过了危险：没被卷入任何公共合作组织，避免和可能成为活跃分子的人联系。实际上，他有意识地避开会牵连自己的人。在斯万尼凯这样的村子，因为集体农业的性质，要避开组织者是不可能的，收割和脱亚麻的时候，邻居们都聚在一起，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压力。而在城里，因为破坏性地打击了社会组织，成员们都烟消云散，而这种情况在有多重关系的小社区就不会出现。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简要对比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相同点有好几个：都经历了土地改革，农村实现了相当的平均主义；都曾有过民主政府，却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集权政府（民主政体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是1934年结束的）；都有准军事组织，就像立陶宛的所利爱联盟和拉脱维亚的爱沙吉（Aizsargi）；(101)都经历了几乎一样的苏维埃化进程，所经历的艰辛程度都差不多；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星期受到规模的驱逐（立陶宛3.5万人，拉脱维亚3.5万人，爱沙尼亚6万人）。

但是从1940年到1941年6月，立陶宛秘密抵抗组织的发展却比另外两个国家要快得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有些组织，但是人数还比不上立陶宛的LAF成员（3.5万人），参加起义的人也不足10万。

为了让这种差异比较更让人信服，本来应该用说明立陶宛的方式来说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情况。可是我没有相关资料，只好在本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几点假设。这两个北方国家可能没有立陶宛那样广泛的带头组织发展抵抗运动，这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比较小的原因是立陶宛相对更农业化，拉脱维亚的工人占了劳动力的17.4%，爱沙尼亚占了13.5%，而立陶宛占了6%。(102)在讨论17号被采访者的情况时已经说过，农村社区更不容易被苏联渗透，更容易施加带头压力。还有个更大的原因是这两个北方国家缺少阿特提斯这样的组织。立陶宛的天主教组织居中连接着不甘奴役的行动者和更大的社区。阿特提宁凯因为斯梅托纳的取缔令而有地下活动的经验，而这两个主要的路德教国家却没有这样的组织。

与立陶宛籍犹太人的简要比较

德军进攻和地方起义让立陶宛人欢呼庆祝，却给犹太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在第一次占领期间，立陶宛人已经将犹太人和苏联压迫者等同起来，对很多立陶宛人来说，现在苏联统治的垮台意味着对付犹太人的“时候到了”。甚至在德军到来前，有些立陶宛起义团体就已经开始打击、危害和羞辱犹太人。(103)面对立陶宛民众的敌意和极有可能的德军入侵，为什么犹太社区没作一点准备来应付可能到来的突发事件呢？这个问题对不同的立陶宛人来说，立场和意义都不同，但是至少在历史上是有关联的，因为很快就会有20万的犹太人被杀，但他们却没采取任何有效手段逃亡或反击。把犹太人和立陶宛组织进行比较好像不太合适，但是当时的立陶宛籍犹太人就进行了这样的比较：

我们总不愿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德军还没入城、数以千计断后的俄国人还在城里的时候，立陶宛的游击队就抛开伪装，明显已经充分武装组织好了。我们才突然明白，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忙着打理生活，立陶宛人却忙着秘密武装自己，他们甚至知道入侵的日期。可这又太让人难以理解了：怎么我们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呢？不仅是我们被立陶宛人糊弄了，连俄国的秘密警察也没有发现这股全部武装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这股力量不仅控制了电台，还控制了国家大部分的道路和村落。今天剩下的时间好像永远也过不完，人们紧张不安地讨论着，每句话都是这样开头：“我们应该要……”(104)

用本书的术语来说，第一次占领期间犹太人在位移图上处于0的位置。有些左翼青年团体那时发展了一些秘密组织，但犹太社区和立陶宛邻居们比起来，总体而言还处于“冰点状态”。(105)

犹太人和立陶宛人最重要的区别是对侵略者没有憎恨之情。因为犹太人在独立期间受到歧视，现在又受到希特勒德国的威胁，反苏动机不强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立陶宛人在沙皇禁书期间就已经有了反俄情绪、反俄标志和地下活动的经历。

反之，犹太人整体上对立陶宛或苏联侵略者都没有一个明晰统一的态度，他们的矛盾心理使得鉴别“叛徒”或“卫国者”完全不重要：个体基本上是独立的，不受社区奖惩的束缚和激励。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情况倒不是这样，那时犹太人是立陶宛独立力量中最大的支持者之一，相信自己在新国家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自治权。(106)可是1926年的政变结束了立陶宛的民主，他们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随后一个时期，立陶宛籍犹太人的经济社会处境日益艰难，一部分原因是经济的现代化，把犹太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小手工匠们淘汰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信贷贸易上对立陶宛人倾斜的政策。(107)另外，犹太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也受到歧视：1934年犹太人在考纳斯大学的入学率只有1922年的一半，降到了16%。(108)

不过，立陶宛的犹太人处境比东欧大部分其他国家的要好：没有大屠杀，犹太人的教育仍然有政府补贴，斯梅托纳在盛大节日还亲自去犹太教堂。立陶宛的犹太人没有外来骚扰，被同化的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低，但犹太复国主义却更盛行。总之，情况复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立陶宛“对‘犹太人’而言，绝对是个好地方，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形势越来越表明：这对犹太人来说已经不是个好地方了”。(109)

后来苏联人来了，犹太人的矛盾心理又占了上风。一方面，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国有化了，其中83%的企业是属于犹太人的(110)，老一辈有声望的犹太商人受到很大的损失，而犹太人的宗教组织也成为苏联压迫的目标。另一方面，犹太人占据政府职位的比例空前地高，满腔热情的犹太左翼青年在新政权中占据了显位。(111)当然，了解德军的人就把新苏维埃政权看成是最好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对任何行动都不会明确一致地进行批评或赞誉，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缺少这些外在因素，就不可能发生像立陶宛人的万灵节这样有凝聚力的焦点事件。

总结

显然，本章不是为了检验前章的理论，而是用人性的语言显示了前章所说的机制是如何逐一运作，才能发起有组织的起义的，尤其是生动地说明了关系密度的效果、规模因素和不均匀性这些抽象概念，本章在分析这一地区的民族差异时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一章的脉络相同，只是社会背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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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所用的政治策略和1941年6月22日起义的详细情况，有英语版的书，参见Algirdas Martin Budrech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South Boston，Mass.：Lithuanian Encyclopedia Press，1968）。

(2)U.S.Congress，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Communist Ag‐gression and the Forced Incorpo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to the USSR，Third Interim Report，H.R.，83rd Cong.，2nd session，1954，pp.344 347.斯坦利·瓦尔迪斯（Stanley Vardys）和朱迪思·谢代提斯（Judith Sedaitis）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数字36000。参见Stanley Vardys and Judith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p.55。

(3)对参与人数有不同的估计。K.Pelekis在Lithuania’s Threefold Tragedy（Germany，1949）里给出的总数是12.5万人，而一名立陶宛将军（Rastikis）说总数是9万—10万人。很多人以“游击队员”身份参加了实际抵抗运动的人，绝对不是图中＋2意义上的游击队员。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参加抗苏战斗，只是借机进行严重破坏，并对俄罗斯人、苏联人，尤其是犹太人进行报复。本章最后关于立陶宛籍犹太人的那部分对此有更多的评价。

(4)Budreckis在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中说起义中有4083名立陶宛人死亡，8000人受伤，这就意味着伤亡比例是10%。在1918—1920年间，有2000立陶宛人被杀。Thomas Chase在The Story of Lithuania（New York，1946）中，列出了6月起义的死亡人数是4000，受伤人数是10000。其他立陶宛学者认为这些数字都夸大了，Saulius Suziedelis认为死亡人数最多不超过800人，参见Saulius Suziedelis，“Thoughts on Lithuania’s Shadows of the Past：A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Legacy of War” ＜www.artium.1t/4/journal. html＞。

(5)要了解19世纪立陶宛通史，参见C.R.Jurgela，History of the Lithuanian Nation（New York：Lithuanian Cultural Institute，1948）。

(6)有关沙皇时期的俄罗斯语言政策的论述，参见David Laitin，Roger Petersen，and Jon Slocum，“Language and the State：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引自Alexander J.Motyl，ed.，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9 168。

(7)米罗斯拉夫·赫罗克（Miroslav Hroch）作了一个很吸引人的研究，总结说“没有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赫罗克从秘密报纸的编辑部、爱国学生协会和秘密捐赠的书中搜集资料，对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积极参加了爱国运动的260个人的资料进行了编辑。他从开展爱国运动的地点和爱国者的出生地进行考察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参见Miroslav 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5），pp.86 97。

(8)同上，第91页。

(9)比如，赫罗克发现在苏瓦乌基的农村地区就存在着密集的秘密读书团体网络。同上。

(10)沙皇执行书籍走私禁令、努力打击书籍走私团体的情况参见Alfred E.Senn，“Tsarist Authorities and Lithuanian Book Smuggling，”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11（1980）：334 340。

(11)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活动开展的程度：仅1900—1902年间，俄罗斯警察就在边境没收了5.6万多册书。参见Alfred E.Sen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Lithuan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9。

(12)Jack Stukas，Awakening Lithuania：A Study of the Rise of Modern Lithua‐nian Nationalism（Madison，N.J.：Florham Park Press，1966），p.77.

(13)实际上，最重要的日报Austra就经常攻击权贵。参见Hroch，Social Preconditions，p. 87。另一主要非教会出版的日报是Varpas，带有社会主义倾向。

(14)很多重要的立陶宛历史都出于吝惜笔墨而被省略了。Senn所著的Emergence of Mod‐ern Lithuania，对了解1917年到1920年这段重要时期的历史是很不错的资料。要全面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参见V.Stanley Vardys and Romuad J.Misi‐unas，eds.，The Baltic States in Peace and War，1917 1945（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里面有各种相关文章。另外还有George von Rauch，The Baltic States：The Years of Independence，1917 1940（New York：St.Martin’s，1995）。有关这一时期的最新资料是Alfonsas Eidintas，Vytautas Zalys，and Alfred Erich Senn，eds.，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The Years of the First Republic（New York：St.Martin’s，1998）。可能最重要的是，我省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波兰与立陶宛的复杂关系。

(15)克莱佩达是波罗的海沿岸最好的海港之一，也是立陶宛唯一的海港（立陶宛所有的进出口货物约有70%是经过这个海港）。德国人占领它不仅是出于商业和战略原因，而且因为有大批的德国人长久以来就定居在这里。立陶宛是在1939年3月22日正式接受了德国关于克莱佩达问题的最后通牒，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接管。

(16)见访谈14，那个被访者当时是克莱佩达商学院的学生，1939年3月19日观看了阅兵仪式，看到了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人员。那个被访者马上离开克莱佩达去了考纳斯，因为立陶宛人在那里已经没有希望了。他成了1.2万名难民中的一员。

(17)参见Leonas 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Nationalism to Communism，1939 194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pp.113 114。这本书是专门研究立陶宛这段短暂却充满危机的历史的。

(18)出于团结民众反抗外来侵略的需要，那时的政治团体间虽然有一定的默契，但是彼此间还是会耍些复杂的政治手腕。

(19)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p.116.

(20)参见Sabaliunas翻译的 Lietuvos Aides， March 28，1939，p.5，同上。

(21)同上，第132页。

(22)参见Sabaliunas翻译的Karys，April 13，1939，p.479，同上，第133页。

(23)稍后对所利爱联盟会有更为广泛的论述。

(24)参见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p.136。那时立陶宛的童子军比现在西方国家的童子军规模大得多，他们的会员身份和参与的活动通常会延续到成年后，和国家的关系也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25)有几点很有趣：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August），在这个秘密协定里，应该是由德国控制立陶宛，直到9月28日的新增条款才将立陶宛重新划入苏联范围，波兰的卢布林省则给了德国作为补偿（德国另外还给了苏联价值750万美元的黄金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德国在立陶宛政府拒绝参与瓜分波兰后，就明显对立陶宛失去了兴趣。波罗的海各国已经知道，要保留国家自主权，最好的办法就是奉行中立政策，他们希望能在德苏之间形成中立地带，并且相信，倒向哪个国家都妨碍中立政策的成功实施。参见Alexander Dallin，“The Baltic States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论述了波罗的海各国的战略性定位，引自V.Stanley Vardys and Romuad J.Misiunas，eds.，The Baltic States in Peace and War，1917 1945（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p.97 109。要了解德国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政策具体实施情况，参见Julius P.Slavenas，“General Hans von Seeckt and the Baltic Question”，也是引自Vardys和Mi‐siunas的书里的第120—125页。

(26)维尔纽斯常被人称为立陶宛的“耶路撒冷”，Adolfas Sapoka所著的Vilnius in the Life of Lithuania（Toronto：Lithuanian Association of the Vilnius Region，1962）一书论述了其重要性和意义。

(27)见访谈11。

(28)另外，苏联接管立陶宛的计划时间和德国进攻法国的时间一致，这样苏联才能几乎完全不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尤其是德国人的注意。

(29)这些事件在V.Stanley Vardys，“Aggression Soviet Style，1939 1940”有详细叙述，这篇文章被收进了Vardys，eds.，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Portrait of a Nation，1940 1965，pp.47 58（New York：Macmillan，1965）。类似这样的详细叙述再参见Stasys Daunys，“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 and the National Revolt against the Soviet Re‐gime in Lithuania in 1940 1941”， Lithuanas 8（1962）：11 15。

(30)在一次克瑞夫·米克威修斯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谈时，后者对前者的天真实在恼火，甚至粗鲁地说立陶宛必须要消失。克瑞夫·米克威修斯的笔记里有这段话，足以证明他完全不知道苏联对立陶宛的意图，这段话被Vardys引用到 “Aggression Soviet Style，1939 1940”，pp.53 54。

(31)实际上，这些行为阻碍了憎恨情绪的形成。

(32)见访谈2，被访者是一名政委的助手，所以知道苏联预防武装力量反抗的策略。他有句话相当能说明问题：“来自各个地区的部队全都混杂在一起，你不能相信任何人。我只能跟自己和妻子说话。”

(33)我另外写了本书，详细讨论了憎恨犹太人情绪的形成，参见Petersen，Fear，Hatred，Re‐sentment：Delineating Paths to Ethnic Conflict in East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34)Juozas Prunskis，Lithuania’s Jews and the Holocaust（Chicago：Lithuanian Ameri‐can Council，1979），p.13.

(35)Dov Levin，“The Jews and Socio‐Economic Sovietization fo Lithuania，1940 1941，Part I”，Soviet Jewish Affairs 2（1987）：17 30.见图1.1。

(36)Dov Levin，“Jews in the Soviet Lithuanian Establishment，1940 1941”，Soviet Jewish Affairs 10（1980）：21 37.

(37)同上，见第31—32页。

(38)甚至在共青团里，犹太人和立陶宛人的关系也不好。莱温从一个视察帕涅韦日斯的苏联中央委员那里摘录了一点备忘录：“共青团俱乐部的桌子旁坐着一个犹太共青团员，他周围的都是犹太团员，大声说着依地语，而俱乐部的另一边则坐着一个立陶宛共青团员，他周围的都是立陶宛团员，说着立陶宛语。犹太共青团员解释这种情况说，不可能和他们（立陶宛人）成为朋友。”同上。文中还引用其他类似的例子。

(39)同上，第22页；参见Prunskis，Lithuania’s Jews and the Holocaust，pp.12 13；参见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pp.17 18。

(40)Prunskis，Lithuania’s Jews and the Holocaust，p.14.

(41)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pp.16 17.

(42)Dokladnaia zapiska o raspostaneii kontrrevoliutsionnykh listovok na territorii Litovskoi SSR，14 April1941，pp.1 2.

(43)“LAF的呼吁：全国人民团结前进，创造新立陶宛。1940年7月—8月。”参见Thomas Re‐meikis，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Chicago：Institute of Lithuanian Studies Press，1980）。

(44)Vardys，“Aggression Soviet Style”，p.57.

(45)来自1940年7月8日的传单，被Budreckis引用在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p.24，n.2。

(46)见访谈9。

(47)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p.17，其中举了马里扬泊列县组织这种车队不成功的例子。

(48)朱奥扎斯·布拉扎伊提斯（Juozas Brazaitis）在美国国会1953年的一份证词里，讲述了选举、交粮的情况，还有1940年8月召开的教师大会，会上举行了公开的立陶宛爱国示威游行。Joseph Pajaujis‐Javis，Soviet Genocide in Lithuania（New York：Maryland Books，1980），pp.62 63，内有证词的节选。

(49)在大众的意识里，这段歌词里的“死敌”绝对是指俄国。

(50)见访谈9，被采访者是全国性的天主教青年组织阿特提斯的领导人，也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之一。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Daunys，“The Development of Resistance”，pp.13 14。

(51)见访谈9。

(52)参见“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 Appeal：All Forward Together to Create a New Lithuania，July‐August 1940”。虽然它和这里的主题不是直接相关，但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它也包含了一些法西斯和前纳粹（这两者不是一回事）的内容。这份呼吁是用德语写的，以此表达对希特勒政府的敬意，部分内容只是为了让德国人满意，有些内容可能是一种组织思想。

(53)剩下的10个席位被少数党占据：犹太人占了6个，波兰人占了3个，德国人占了1个。共产党没有占席位，不过在当时也是合法党派。

(54)民粹党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85个席位中的37个，天主教各党派的席位降到了30个。少数党共占了13个席位，他们支持民粹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大主要党派，一起形成了多数派。

(55)欲知这次政变的详情，参见von Rauch，The Baltic States，p.120。斯梅托纳本身并不是军人，曾担任过第一届总统，是位杰出人物，就是他宣布政变是合法的。斯梅托纳曾是圣彼得堡的大学生，因为参加民族主义活动被放逐到维尔纽斯。他和那里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组成了陶丁宁凯（Tautininkai，即国民联盟）。这一小圈人在首届立陶宛政府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天主教派刚刚在国会失去了多数派席位，一开始也支持政变，相信几年内肯定会重新选举，但他们很快就开始反对新政权，在1927年初就退出了政府。

(56)要确切了解立陶宛总统制的历史，参见von Rauch，The Baltic States，pp.161 165，同样的内容再参见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chap.3。这段时期斯梅托纳在政治上陷入困境，要了解这段充满趣闻和让人同情的“文学史”，参见Jurgis Gliauda，The Agony（Chicago：Lith‐uanian National Guard in Exile，1984）。

(57)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被取缔了，其他政党直到1935年才被取缔。这一时期的所有政党在政变后都无事可做，因为立法机构根本就没召开过会议。

(58)见访谈7，被采访者是民粹党的一名高级党员。

(59)见访谈13，被采访者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说这段时期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开展基督民主党活动。

(60)立陶宛唯一可以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地方就是大学。考纳斯大学是那时立陶宛唯一的一所大学，波兰人掌管维尔纽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lnius）直到1940年。

(61)在苏联占领的最初阶段，有些社会民主党员可能对共产党员表示过同情，但是从德军入侵后临时政府的构成来看，社会民主党和第一次占领时期其余的立陶宛民主党派一起加入了立陶宛激进前线。

(62)1940年立陶宛共有190名共产党员，欲知地下共产党的情况，参见Sabaliunas，Lithuania in Crisis，pp.47 61。

(63)参见Ancietas Simutis，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Lithuania after 191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2），p.14的表3。注意，这些是克莱佩达沦陷和归还维尔纽斯前的数据。

(64)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p.66.

(65)从立陶宛数据中心引用的数据，50%以上的农场都介于10—50公顷之间，明显能维持温饱又明显算不上“大地产”。

(66)和美国农业常见的“蜜蜂”或南斯拉夫的preljo有相似之处。要了解脱壳组织和合作运动的情况，参见Juozas Audenas，“The Cooperative Movement”，Lithuanus 5（March 1959）：13 17。合作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脱壳组织的衍生物，不过范围更大，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立陶宛有1000多个合作社，它们不属于这里讲的经济“团体”，因为它们的规模不允许面对面的接触，而这对于社区“团体”来说是必要的。要了解更多关于各种合作社的情况，再参见Simutis，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Lithuania after 1918，pp.32 42。

(67)这些数据来源于1940年苏维埃企业国有化的情况，引自Dov Levin，Fighting Back：Lithuanian Jewry’s Armed Resistance to the Nazis，1941 1945（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5），p.21。当时有1595家企业，总交易额超过1.5万美元，这意味着全立陶宛只有270家大中型企业不属于犹太人。

(68)这些关于立陶宛社会组织的论述主要是通过访谈得来的。

(69)引自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p.36。要了解立陶宛青年联盟和斯梅托纳之间的家长式关系，再参见Gliauda，The Agony，p.82。

(70)被采访者13说，农村地区参加了立陶宛青年联盟的家庭会被人看不起，他们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

(71)这些数据引自Lithuanian Encyclopedia，是区别组织身份的好办法，因为学生们几乎全都是投自己所加入组织的票，这种所属关系极其重要，所有的学生头上都戴着颜色各异的阵营“小帽”，中立或没有加入组织的学生则戴白色的。这所大学2535名学生中，约有1600名在这次特别选举中投了票。

(72)Von Rauch把Sauliu Sajunga译成“轻步兵协会”（Light Infantry Assonciation）。他这样写道：“这个协会一开始全部由立陶宛的退伍军人组成，但是从1930年后，也吸收青年组织的老成员，成了一支堪比墨索里尼法西斯国民军的武装力量，让正规军大为头痛。”我个人认为，把所利爱联盟和墨索里尼的军队进行比较，实在是太夸张了。

(73)Sabaliunas， Lithuania in Crisis，p.133.

(74)见访谈JD。

(75)关于所利爱联盟有几点很有趣。第一，过去该组织曾被卷入叛乱密谋，所以有些开展地下工作的经验。“一战”后，法军占领了克莱佩达，所利爱联盟那时便和德军取得联系，联盟成员身穿便服渗透到克莱佩达地区，没发生流血事件就夺取了该地区，参见Julius Slavenas，“General Hans Von Seecks and the Baltic Question”，引自V.Stanley Vardys and Romuald Misiunas，eds.，The Baltic States in Peace and War，1917 1945（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23 125。第二，类似所利爱联盟的组织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有，只是没有发展成文化组织。

(76)总之，不管是通过什么程序招收进来的，绝大部分的阿特提斯成员都为能加入这个组织而自豪，并且工作尽职尽责。访谈中，对阿特提斯人员招收方面也有人提出了几点负面评价。一名前阿特提斯成员在一次私下谈话里讲述了自己成为阿特提斯成员的过程：他10岁时，被邀请到教堂参加一个聚会，有很多糖果吃，在那里得知自己这样就算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了。这个圈子定期聚会，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与会人员就被告知说他们现在是阿特提斯成员了。各地有不同的招收方法和选人标准，不过，有些被访者说他们想加入，却被拒绝了。

(77)见访谈11（和一名阿特提斯成员）。

(78)见访谈1。

(79)见访谈4。

(80)其他天主教社会组织包括一个务农青年团体叫“春天计时员”（Springtimers，也称Pava‐sarininkai）。如果他们获得批准，并有一名警察在场，就可以合法集会。大部分天主教大学生都加入天主教的专门团体，而不是阿特提斯。“青年天使”（Young Angels）是一个小学生团体。要注意，虽然公立中学里有天主教课程，但是所有的天主教私立中学都被斯梅托纳关闭了。

(81)见访谈5和9，5号被访者被采访了三次，但9号只采访了一次。

(82)这里有几点是关于斯万尼凯村的：佩热斯利爱是邻近的一个村子，位于吉德里卡斯和吉德里卡斯农场的公路对面，这条公路通往帕涅韦日斯，这是最近的商业中心，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城镇。梭亚河在村子东边。林中也有相当面积的农场，后来对抵抗战士的幸存提供了便利条件。

(83)农作物包括黑麦、小麦、燕麦和亚麻，还有家畜吃的干草。打谷结束后，通常会举行一场宴会和舞会，这些场合也会出现很多年轻人之间的争斗。值得注意的是，斯万尼凯村的农场面积要比立陶宛的平均农场面积大得多。

(84)斯万尼凯村还有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农民”（Young Farmers）组织，但是好像和后来的抵抗组织没什么关系。在苏联占领后，这个组织就停止了集会。

(85)因为各种原因，斯万尼凯村的学生并不全都上同一所中学，有些人去很远的地方上中学，他们回家时，自己在那边的组织身份在村里就没什么影响了。

(86)俄拔斯24因为政治原因坐过牢。

(87)见访谈5。

(88)兹多米斯也可以列入这类人当中，他是另一地区的人，通过妻子的关系继承了村里的一块地，被采访者对他了解也不多。

(89)“大组织者”（big organizer）或活跃分子（veikejas）符合立陶宛对特定人物或角色的需要，这种类型的人物存在强调了声望在立陶宛社会的重要性。

(90)这个团体约有10个人，我无法获知所有人的名字，有些可能来自邻村。

(91)要了解第一次占领时苏联对天主教会的政策，参见Dennis J.Dunn，“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the Baltic States，1940 1941”，in V.Stanley Vardys and Romuald Misiunas，eds.，The Baltic States in Peace and War，1917 1945（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49 158。

(92)关于班尼斯40N、班尼斯40S、俄拔斯30和朱特里斯70的说法有歧义，至少有一个被采访者把他们都列入了抵抗运动的可能积极参与者。

(93)人们普通感兴趣的是，对斯万尼凯村的两种叙述里，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拉脱瓦斯的死因，被采访者5号宣称他是在苏联第二次占领期间被苏军枪决的，而被采访者9号则说他是在第二次占领期间被LAF无意间枪杀的。

(94) 这次行动只是个开始，苏军本打算驱逐70万名反革命，占全国人口的30%，当然，因为德国的入侵没有完成。要了解苏联001223号命令的英语译文，即 “Basic Instructions on Deportations”，参见Pajaujis‐Javis，Soviet Genocide in Lithuania，pp.224 229，appendix 4。同一卷第38—45页有关于1941年6月驱逐行动的总叙。

(95)苏军在撤退时的杀敌政策增加了这一风险。立陶宛研究中心编辑了有关这些行动的材料，参见Vengeance on the Run：Documents on Stalinist Atrocities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German‐Soviet War，June 1941，ed.Saulius Suziedelis（Chicago：Lithuanian Studies Center，1988）。

(96)我研究苏联和德国占领东欧国家时，发现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人们暴力结社的效果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加上了这段内容。1941年6月的立陶宛起义，人们喝酒唱歌，伤亡人数很多，让人不禁怀疑，这样的结社活动在这里或这个地区或这个时期是否是唯一的一次。

(97)可惜的是，没有哪个被采访者很了解苏联第二次占领期间斯万尼凯村的情况，一个在1944年就逃走了，另一个则在同一年被征进了苏联红军，他再也没回过自己的村子。我们只知道大部分的村民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都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可能是因为支援了游击队。

(98)这个被采访者的哥哥一家人和他的姐姐也被驱逐到了西伯利亚，是在1940年或者1941年，磁带听不太清楚。

(99)这个被采访者不愿透露自己的村名。

(100)这是我基于被采访者的描述，根据自己的理解绘的一幅图。

(101)在爱沙尼亚，爱沙尼亚自由战士协会（Association of Estonian Freedom Fighters）是由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兵建立的一个强大组织，开展反共、反国会运动。和所利爱联盟不同，这个组织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对当局来说太过积极了，1941年被强行解散。两次战争期间拉脱维亚有很多右翼的社会、政治、军事组织，有些比所利爱联盟还要激进，政治性更强，也更反对政府。要了解这些拉脱维亚组织的概况，参见Von Rauch，The Baltic States，pp.151 154。

(102)Romuald J.Misiunas and Rein Taager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0.

(103)要了解德国入侵和地方起义后目击者记录的反犹行动，参见William W.Mishell，Kad‐dish for Kovno：Life and Death in a Lithuanian Ghetto，1941 1945（Chicago：Chicago Review Press，1988），chps.2 5；Frieda Frome，Some Dare to Dream：Frieda Frome’s Escape from Lithuania（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2 30；Avraham Tory，Surviving the Holocausts：The Kovno Ghetto Diary（Cambridge，M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3 11；Yizhak Arad，The Partisan：From the Valley of Death to Mount Zion（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79），pp.28 37。立陶宛意图独立，围绕这些事件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参见Benjamin Frankel and Brian D.Kux，“Recalling the Dark Past of Lithuanian Nationalism”，Los Angeles Times，April 29，1990，p.M2。位于芝加哥的立陶宛研究中心（Lithuanian Research and Studies Center）对该问题写过一篇文章——“An Open Response to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Los Angeles Times”，立陶宛研究中心的人给了我一份答复复印件，我不知道它是否曾经发表过。

(104)Mishell，Kaddish for Kovno，p.14.

(105)要了解对那时兴起的秘密组织的一些评论，参见Levin，Fighting Back，pp.24 25。

(106)Ezra Mendelsohn，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pp.217 225，涵盖了1918—1926年间，这段时期被认为是立陶宛籍犹太人的“黄金时代”；第5章的第213—240页是对这一时期的概述。

(107)另一个因素是斯梅托纳政权为民族主义支持者预留政府职位的政策。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尤其是天主教团体的成员开始第一次进入商业领域，作为权宜之计。

(108)Mendelson，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p.237.同样的内容再参见Mishell，Kaddish for Kovno，关于犹太人在贸易和大学方面走下坡路的叙述。

(109)Mendelsohn，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ars，p.238.

(110)Levin，Fighting Back，p.21.

(111)要了解苏联统治对立陶宛人和犹太人造成的后果比较，参见Liutas Grinius，“Soviet Consequences to Lithuanian Jews：A Comparison with the Lot of Lithuanians”，Lituanas 31（1985）：28 44。同样的内容再参见Levin，“The Jews in the Soviet Lithua‐nian Establishments，1940 1941”。

4　城市社区的抗议：领导才能和集中化的作用

在组织1941年6月起义的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社区组织中的成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Grandis fraternity）和考纳斯大学天主教工程联谊会中的成员、校友及其社会网络，在创造影响广泛的＋2组织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资格由其中的一个学生制定，在图1.2中可以看到。本章通过对其中7名成员进行的关于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网络的采访，同时着眼于其中两名领导者的角色和行为，来重新认识这一群体在1940年至1941年的历史。第2章讨论了一个强大社区的五个重要的结构特性，并且详述了这些特性是如何移动到相关的＋2结构的。第3章讨论了其中的三个特性——连接性、大小因素、异质性——它们在苏联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期间，在各个社区都起着重要作用。在这里，领导性质、政治倡导者的角色、集权的作用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

在当地反抗外来强权的侵略中，率先行动者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治倡导者的存在性，还有他们在当地的社区结构中所处的具体位置，都可以来印证他们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一个理论的回顾和先前对领导才能的讨论引导着我们了解格兰蒂斯的故事，以及它所发展的有组织的反抗。

领导的关键品质

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在越南工作时，撰写了大量的关于政治倡导者在反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的文章。(1)在许多方面来说，波普金笔下的政治倡导者和现在研究中的率先行动者、零阈值参与者相似。双方都是立即行动者，往往超越政治、国家，或宗教信念；都必须能够说服别人接受风险；都必须使别人相信，他们考虑的措施或可能加入的行动，都是有一定成功机会的。同时在现在的研究中，波普金发现了地方社区反叛的基础，具体而言就是地方政治倡导者的存在。波普金展示了当地的率先行动政治倡导者，以及他的案例中的宗教人物或共产主义者，他们可以通过将大任务分解为更小的行动来解决“理性农民”（rational peasants）的集体行动问题，其中需要每个个体为创造良好的集体主义作出贡献。

通过这个地方性的过程，宗教或政治运动建立了一种可以被用来与政权战斗的革命性的盈余。虽然奥索因（Olsonian）关于波普金的见解与现在的研究是相关的，但是他对倡导者信誉的观点，在解释反对纳粹和苏联无处不在的权力之行动时是更加合理的。波普金论述了当地的倡导者是如何通过自我牺牲来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以及为什么在以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领导居民走向成功后，居民相信在这些地方人物的领导下，其他的集体行动也是可以完成的。通过他们的声誉，政治倡导者给农民提供了有效性；通过自己的声誉，政治倡导者可以更容易地招募和维持追随者。

第2章列举了出于特定位置的率先行动者的两个重要的结构特征。率先行动者群体具有较低的阈值，他们通常有荣誉感，认为自己可以降低连接行动者的风险值。当率先行动者的子集也是集中的，他们的规范作用可以降低连接的多个组群的风险值（见图2.9c）；保证零阈值和中间阈值行动者的良好比例，可以使阈值降低的比例准则的力量达到最大化（见图2.9d）(2)；创造一连串不同的阈值可以更容易达到较高的平衡（见图2.9e）。

图4.1　格兰蒂斯社区结构

如图4.1，这些影响现存在于格兰蒂斯社区结构中。率先行动者群体，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被定位在该社区的中心位置。大量居住在考纳斯的格兰蒂斯学生群体，视这些领导人的信号而采取行动。反过来，这些学生与他们家乡的阿特提斯天主教组织的相连接，同时也与校友组织相联系。这种结构产生了大量的多组层的阈值。在这种结构中，率先行动者帮助触发了格兰蒂斯学生的行为，而学生们又反过来吸引了高阈值的行动者。

回顾一下对立陶宛的天主教青年组织（特别是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的结构和重要性进行的分析，这些动态分析说明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两位领导人阿道尔飞斯·戴缪斯（Adolfis Damusis）和菲利普斯·纳鲁提斯（Pilipas Na‐rutis）的影响力。(3)

阿特提宁凯、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和更广泛的天主教网络

今天的大学生联谊会经常被认为是充满欢乐的组织，而立陶宛的大学生联谊会则有着当时深刻的政治、社会、宗教背景，使他们成为了国家活动重要的参与者。斯梅托纳独裁政权（Smetona regime）正式禁止所有反对党派的公开运作，即使它们是拥护半独裁的。斯梅托纳允许在大学中成立政治协会；事实上，它是这种活动的唯一合法论坛。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大学是一个战场，是一个不断招募新人的源头。

在立陶宛，天主教、基督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是斯梅托纳独裁政权的超强敌人。虽然两大组织在1920—1926年间出现过短暂的联合，但是基督民主党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裂缝，在1926年政变后变得更大了。鉴于基督民主党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成功，斯梅托纳有了担心的原因和根据。(4)大学里的天主教学生非常清楚国家存在的政治斗争，也认识到了他们在斗争中的重要性。

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是考纳斯大维陶塔斯大学里的一个天主教工程联谊会。维尔纽斯和当地的大学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波兰人创建的，在当时，大维陶塔斯大学是全立陶宛唯一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学。格兰蒂斯会员总数大约75人，是和天主教青年协会阿特提斯有联系的12个大学生联谊会之一。阿特提斯在该国的高中有着深厚的基础。如果不了解阿特提斯组织的性质，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格兰蒂斯大学生联谊会的角色和作用。阿特提斯强调牺牲精神和行动，鼓励成员成为活动家，并通过牺牲成为精英分子中的一部分。(5)简短来说，阿特提斯就是一个有着低行动阈值和高荣誉准则的B组织的经典例子。

阿特提斯和基督民主党的关系可以比作家庭里的关系，那会是一个非常好辩且充满了无休止的控制问题的家庭。(6)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并且反对斯梅托纳及其政策，但两个组织之间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7)如前所述，斯梅托纳政权认为阿特提斯是滋生反对派基督民主党未来领袖的温室，因此禁止阿特提斯的存在。(8)阿特提斯的活动被迫减少，仅能在教堂或牧师的家里开秘密会议。尽管其活动被禁止，阿特提宁凯(9)的成员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却明显增加。事实上，它有不错的招募条件：加入被一个禁止的组织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刺激，并且斯梅托纳政权没有胆量采取严厉措施来执行这一禁令。会员们虽然会被逮捕——阿道尔飞斯·戴缪斯就因为担任了阿特提斯的领袖职位在劳动营关了一段时间——但是，一般来说，参与阿特提斯只有相对较低的风险。

上完高中的阿特提宁凯，进入大学后只在一个直接的法律框架内继续他们的活动。12个阿特提宁凯，他们自称联合团体，显然成为了最强大的学生政治力量。学生会选举给了每一个联合团体一个公平的检验他们力量的机会，因为绝大多数学生属于一个联谊会并且支持他们自己的候选人。1938年的选举结果如表4.1所示。(10)

阿特提宁凯一直和反斯梅托纳组织保持着合作与接触，直至苏联接管立陶宛。例如，阿特提宁凯、民粹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为抗议斯梅托纳的不民主政权而多次组成联盟。虽然这些联谊会可以公开集会，但是他们被允许批评政权的程度是有限制的，因为斯梅托纳政权的武力回应有时会打破他们的集会。

表4.1　1938年考纳斯的学生会选举

注释：

a.菲勒立陶宛协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协会，虽然它在立陶宛第一次被占领期间与阿特提斯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但是它又与民族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它仍然对斯梅托纳忠诚，且认为斯梅托纳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独裁政权。

b.虽然他们“中立”，但他们仍然在学生选举时有自己的候选人。

来源：立陶宛百科全书。

更重要的是，校友和其他天主教组织成员维持了一个网络。首先，大学里的阿特提斯与其在高中的阿特提斯协会保持联系。这些联系允许阿特提斯进行中央和省之间的信息交流，特别是在正常的通讯被切断时，这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在1940年苏联闪电入侵后，阿特提斯协会列举了所有被捕者的名单和苏联在他们的村庄的所有活动。此信息随后在阿特提斯兄弟会秋季复课的时候被编译。以同样的方式，有关苏联在城市的行动和反抗的前景从考纳斯传入乡下。那个时候，有56个阿特提斯地方组织活跃在立陶宛，其中许多小团体只有数百名成员。(11)戴缪斯估计在立陶宛反抗期间，高中的阿特提宁凯总数有1. 2万之多。

阿特提宁凯扮演了类似于社区的天主教专业人士角色。12个天主教兄弟会都通过弗里斯特（filisters）——兄弟会前成员——与校友联系，兄弟会前成员与学生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或者在其他的事情上提供帮助。立陶宛的工作，尤其政府工作，都被连接到帮助网络中。民族主义者占据了大部分的政府工作职位，并且试图把他们分配给资深的民族主义联谊会成员。作为回应，在天主教网络中的弗里斯特学生不得不紧密联系起来应对日趋紧张的竞争压力。

阿特提宁凯与工人团体的关系也没那么重要。其中，有一个工人团体就是被称为“春天”的天主教青年农民组织，戴缪斯曾试图积极地巩固“春天”，并让学生与农民家庭相联系。在暑假的时候，阿特提斯的大学生成员与农村青年一起工作和讲学(12)（见图4.1）。

两位领导人的背景介绍

由于阿道尔飞斯·戴缪斯和菲利普斯· 纳鲁提斯在阿特提斯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所以他们成为了阿特提斯组织的核心。这两个人有非常相似的背景。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在阿特提斯的中学组织担任过主席职位。经常由大学生担任阿特提斯中学组织的主席，而戴缪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担任这一职位。这导致的结果是，斯梅托纳政权把他送进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其他的阿特提斯活动家。戴缪斯和纳鲁提斯都是格兰蒂斯的主要成员，在苏联占领时期也都是与弗里斯特紧密相连的。1928年毕业后，戴缪斯在1933—1934年间任教，教授技术课程。他一直与自己曾经帮助创建的“春天”组织保持联系。由于他的突出表现和地下活动的记录，戴缪斯成为了LAF中央的最早组织者，LAF也与德国立陶宛流亡者和外交官保持着联系。

纳鲁提斯是战争前最后一位阿特提斯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与天主教的各个阶层相联系，包括大主教。他还联系高中的阿特提斯的全国组织网络，并且熟悉天主教青年农民组织。通过格兰蒂斯技术协会和弗里斯特协会的会员，他与全国的天主教工程师建立联系。作为校园最强大组织的首脑，他知道其他的兄弟会的领导人。事实上，作为社会民主党和平民的领导人，他曾帮助协调反对斯梅托纳的集会。就其个人而言，通过他在电力系统的暑假工作，纳鲁提斯和本地的工人群体建立了联系。他还知道那些在大学里提供培训的军官。当然，他与戴缪斯的个人联系也不能被忽略。(13)

除了对戴缪斯和纳鲁提斯进行了冗长的采访外，我们也对其他的五个格兰蒂斯学生和校友进行了采访。他们都在苏联第一次入侵立陶宛期间，积极组织了对苏联入侵的反抗。接下来的内容追溯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以及他们与LAF发展之间的联系。

苏联入侵之后的事件

苏联入侵发生在暑假期间，学生正在休息时。在整个国家，大多数的阿特提斯大学生成员都在他们的村庄或城镇，他们经常与当地的阿特提斯成员和年轻的农民组织（“春天”）相互交流。在立陶宛的不同区域内，各个阿特提斯组织之间保持着紧密接触。这些团体的主要活动有：收集信息；列出被苏联逮捕的人员名单；记录苏联的活动，在学生返校复课时编辑好。纳鲁提斯作为阿特提斯组织的全国首脑，与大主教和其他天主教领袖在这段时间内会面，商讨确定维持天主教网络是否太危险了。他们决定各个组织之间应保持接触，但是为了避免引起新政权的关注，公开活动更应是纯粹的宗教活动。

在八月，苏联关闭所有的大学组织。纳鲁提斯会见了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和民粹党兄弟会（Populist fraternities）的领导人，商讨恢复在反对斯梅托纳集会时期就已形成的合作关系。一些大学中的阿特提斯成员也与那些曾参与过大学军训的军人接触。最后，与城市工人群体的一些接触被限定在苏联入侵的早期阶段。作为教师和阿特提斯组织的前领导人，戴缪斯与一些教授联系，还联系了阿特提斯组织的赞助商、天主教的职业群体弗里斯特成员，以及纳鲁提斯。

1940年10月9日，为了使立陶宛已经形成的反抗力量集中，包括戴缪斯在内的六位领导人在维尔纽斯会晤。这就是LAF的起始，确立了两个领导中心：考纳斯总部负责组织农村活动，维尔纽斯总部策划政治与军事活动。考纳斯组织的三个领导人中的两个人（他们领导了之后的1941年6月的起义）阿道尔飞斯·戴缪斯和莱昂布龙·帕拉皮勒米斯都是格兰蒂斯的成员。在戴缪斯看来，这种集中虽然不提倡反抗活动，但可以控制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建立的各类组织。通过和学生接触，戴缪斯熟悉了那些已经积极反抗的实践。最后，LAF的70%—80%的地方单位，都只是非常松散地联合在一起。

柏林的联系

柏林的LAF直到1940年11月17日才在斯科罗帕上校的领导下正式成立。最终，立陶宛的LAF承认了柏林LAF的地位。柏林LAF既可以掌握即将来临的德军袭击的有效信息，又有能力公开地开展复兴立陶宛的政治程序。当然，柏林LAF与纳粹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两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40年7月2日，当时斯克罗帕上校（Colonel Skirpa）作为立陶宛在柏林公使馆的大使，邀请纳粹官员布鲁诺·克莱斯特博士（DR.Bruno Kleist）共进晚餐。(14)克莱斯特曾暗示德国和苏联的和平不会长久。斯克罗帕上校曾经设想立陶宛主权的重建，与斯梅托纳政权接触并计划成立统一战线组建临时政府。1940年8月，在德军入侵苏联占据下的立陶宛之后，带有立陶宛临时政府性质的全国委员会成立了。

在柏林，斯科罗帕的同事们被沃德玛瑞斯特（Voldemarists）严重束缚，而沃德玛瑞斯特是法西斯主义的教授。因此，柏林的LAF所表述的思想和它的一些声明充满着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无论是在立陶宛(15)或柏林的立陶宛移民之间，沃德玛瑞斯都不是特别受欢迎，但纳粹却特别亲近他。为了讨好德国人，人们不得不忍受他，且所有在斯科罗帕阵营的成员都被沃德玛瑞斯特的思想所统治。这些成员认可沃德玛瑞斯特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需要的罪恶。尽管这或许代表立陶宛流行的观点，但仍是值得商榷的。六月起义后不久，沃德玛瑞斯特自己尝试对刚刚建立的临时政府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在这里界定临时政府的性质不足为奇，因为它与立陶宛法西斯没有直接联系。这种政治冲突的详细资料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就目前而言，相关的问题是，德国组织对立陶宛的反抗运动发展所起的作用。显然，农民和学生并不知道柏林的主流事件和想法。他们甚至不清楚LAF的领导人，以及谁在考纳斯与基督民主党结盟。他们既没有得到来自柏林的完整的信息，也没有受其影响。当地抵抗组织比柏林的抵抗组织早建立了几个月，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一直很弱。

猫和老鼠

在占领的早期阶段，苏联秘密警察相当高效。纳鲁提斯曾涉及一些舆论事件。有一次他在寓所前面走的时候，被苏联内卫军（简称NKVD）的一位军官拦住了。那位军官曾经找纳鲁提斯谈过话，却不知道纳鲁提斯长什么样子。他居然问纳鲁提斯，纳鲁提斯住哪里。纳鲁提斯指着自己的房子告诉那位军官，纳鲁提斯在那边。军官立即奔过去，这让纳鲁提斯顺利逃脱。

还有一次，秘密警察到一所房子去逮捕纳鲁提斯，纳鲁提斯当时正在那里。虽然当时纳鲁提斯在被逮捕个人名单里，但是那些警察还不能清楚地认出纳鲁提斯，纳鲁提斯又和苏联的秘密警察们擦肩而过。另外，NKVD是根据一套比较简单的标准规程来执行任务的，这使得地下活动更容易发展且不被逮捕。NKVD分成两组执行任务，一组负责从早上六点或七点到半夜的时间，另一组从午夜到早上七点。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或三点，几乎没有NKVD的任何行动。纳鲁提斯把这一点作为必须遵守的规则，在这段时间内自由活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NKVD的行动变得更有效。纳鲁提斯估计，大约有1/3的大学生最终被审问。许多人被迫招供，这让NKVD拥有了法定的权利来绞死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但他们随后也可能以举报人的身份而被释放。在这些情况下，反抗者也变得越来越聪明。由于三人或四人的任何集会看起来都是可疑的，所以天主教大学的学生利用大教堂的唱诗班来举行会议，收集和传播信息并实施计划。牧师也会提供特别的青年服务，这是聚集大量个体的另一个手段。大量个人的信息可以传送给领导人而不被发现。纳鲁提斯提到妇女是传送信息的特别好的渠道，因为苏联士兵和警察与她们的交谈更随意。这一信息来源，再次被教堂唱诗班和服务利用。

随着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纳鲁提斯和戴缪斯减少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只和最安全和最有效的人保持接触——也就是说，只和那些占领前最亲近和最信赖的朋友网络联系。戴缪斯首先减少与一般的工作群体的联系，在他看来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渗透；他还减少了军方联系。与民粹党教授的联系成为了纯粹的“战术”，只是在表面上保持着联系。戴缪斯这样描述他是如何在天主教反斯梅托纳网络与熟人联系的：

“最重要的联系则是与你信任的人之间的联系。我信任我以前曾经秘密接触过的五六十个支持者、阿特提斯成员、弗里斯特成员和其他一些人。弗里斯特成员仍然与学生接触，并帮助他们。弗里斯特成员已经证明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完全信赖的人只有纳鲁提斯和帕拉皮勒米斯（Prapuolenis）——我高中相识的阿特提斯成员，还有一对教授夫妇。我每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见一次教授，但我与纳鲁提斯和帕拉皮勒米斯却每周见两次。”

纳鲁提斯关系的演变遵循类似的模式：他减少与工人和军人的联系。军事方面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其他LAF领导完成。与自由兄弟的联系减少到每两周一次，这些会议仍然也是“战术”性的；每一方都是为了看到“对方还在那里”。天主教的网络仍然是最强的：纳鲁提斯每周两次在教堂唱诗班会议上会见其他阿特提斯成员；他的兄弟会也和专业技术人员保持着技术联系；他与十五中学的阿特提斯成员接触；当然，他也经常与戴缪斯见面。

与此同时，格兰蒂斯的组织层级和文件顺着地下共产党的安排进行。首先，这涉及到“五人组”（也称朋克图卡斯）的形成：一个成员招募五人，然后每个人再招募五个人。为了防止秘密警察获得整个网络的信息，只有小组组长知道其直接上级的整个网络信息链。受访者G1是格兰蒂斯的成员，也是一名著名的运动员，他曾在1939年进入化学科。虽然在苏联入侵后被大学开除，G1仍然和他的兄弟们接触。在1940—1941学年开始后，前财政部长知道了G1的体育名气，招募了他。接着，G1招募了了四个新成员来形成自己的小组。四名新成员中的三个都是格兰蒂斯的拥护者，而这五人都成为新的立陶宛人。

在大部分的时间，反叛组织都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一般的层面，格兰蒂斯成员的不断集会可以产生信心，反抗将会出现，成员关系会一直保持稳定。在那些大的聚会中，G1没有接到秘密活动的具体信息，但他获得了有关成员和领导质量的关键信息。我们来看一组对话：

记者：你知道戴缪斯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吗？

G1：很小。几乎没有。

记者：但是你知道他参与了LAF吗？

D：是的，我知道。我们是一个组织的成员（格兰蒂斯）。在组织会议上只是交换普通意见，但不交换秘密活动。从中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戴缪斯参与到了其中，这是我的意见，但你不能解读戴缪斯在其中的特定作用。

记者：我只是好奇这是否是众所周知的，或者都不知道。

G1：这是一种感觉，一种直觉。但是你没有权利去问。

记者：格兰蒂斯的多少成员参与了反抗？

G1：100%。

戴缪斯的“知识”参与，产生了较高水平的保证使其可能成功，其他的格兰蒂斯成员也凭借这种直觉而参与进来。这些直觉，对秘密组织是极为关键的，只能通过具有交互历史的强大社区成员获得。

对于G1而言，反叛组织唯一明确的讨论仅仅出现在五人小组中，甚至这些交流都不是经常的，没有具体的内容。G1将自己的小组描述成充满着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在一个模糊的方式下，更大的政治问题是如何应付德国。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小组保持完整，以便在反抗爆发时，他们可以领到具体的任务。

G2是我们采访的第二个阿特提斯成员。因为他的三个姐姐都是阿特提斯成员，所以他参与阿特提斯的反抗运动时间比较长。他回忆起1933年他仅14岁时，在一个阿特提斯的秘密会议他见到了未来的LAF的领导者莱昂布龙·帕拉皮勒米斯。在他高中的时候就见到了阿特提斯的大学成员们，G2在大学的阿特提斯组织中参与活跃，并且也加入了格兰蒂斯技术联谊会。在立陶宛第一次被占领期间，他的五人组的成员（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他自己的六个人的小组）都来自格兰蒂斯组织。G2解释道，因为需要保证自己成员的安全，实际上他是不愿意接触其他的阿特提宁凯的。G2小组的一个成员在马睿佳姆普勒的糖厂工作（从考纳斯骑自行车两小时），作为其技术培训的一部分。信息和小册子就是通过这个方式，从考纳斯传到马睿佳姆普勒。

G3从年轻时便是阿特提斯成员，并且也是格兰蒂斯大学的校友，曾经和戴缪斯、帕拉皮勒米斯在同一时期就读同一所大学。G3与其他的阿特提斯成员联系紧密，在立陶宛经历过斯梅托纳政权。他曾经被软禁在他出生的小镇，同时两次因为参加反国家的活动被囚禁一个月。因此，他有丰富斗争经验。自那时以来，他的职业机会就已被限制。在第一次被占领期间，他通过阿特提斯成员的关系参与了LAF的地下工作，并因此逐步接近帕拉皮勒米斯。

尽管格兰蒂斯的全部成员或许并没有参加，但其他部分的阿特提斯校友和学生群体都加入了反抗。在对受访者G4的采访中，一个专业社区的运转已经阐述过。1928年，在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阿特提斯组织，并持续活跃在克莱佩达商学院（Klaipeda business college），并以一个弗里斯特成员的身份参与到阿特提斯的赞助网络。在职业初期，他通过阿特提斯大学的联络点接收各种信息和小册子。他也听说过戴缪斯，戴缪斯在高中时既是阿特提斯的领导者，也是反抗军领袖：“戴缪斯已经被关在斯梅托纳政权统治下的监狱中。后来他被送进集中营。我知道如果他参与了反抗，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组织。”从阿特提斯的大学成员那里接收信息后，知道阿特提斯的领导者也参与了反抗，被访者申请加入LAF，并继续在考纳斯招收了十多名成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克莱佩达商学院时就是阿特提斯成员。他只是同阿特提斯成员一起工作：“LAF大部分成员来自阿特提斯。我通过阿特提斯了解他们，知道我也能信任他们。我不信任那些来自外面的人——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我招募的10个成员都是阿特提斯成员。”

最后，大学里的阿特提斯成员也曾试图吸引高中的各个团体加入他们。G5是立陶宛第一次被占领期间考纳斯的一名高中生。虽然他当时不是阿特提斯成员，但在1942年当他成为一个大学生时，他加入了阿特提斯和格兰蒂斯。他参与了一个秘密的高中组织。那是通过一个医科预备役军官联系的，几乎可以肯定那个军官是阿特提斯的一个成员。这个组织大概包括25名学生，他们一年见三到四次面。他们与LAF没有正式的关系。不过，他们为行动作好了准备，很容易参与到六月起义中。

起义

1941年6月的暴动，同样也有更大的政治背景，我已经在前一章中和其他的地方叙述过。(16)这里的重点是加强格兰蒂斯的社会网络关系。在苏联为期五天的驱逐期间，6月17日戴缪斯前往维尔纽斯会见纳鲁提斯和其他的LAF幸存成员，讨论未来的计划和如何在许多成员和领导人被捕之后，对LAF进行重组，特别是在那些维尔纽斯的工作人员被捕之后。在那次会议上，戴缪斯得知德国的进攻迫在眉睫，并决定将考纳斯作为起义的最高指挥部。因为考纳斯的LAF主席莱昂布龙·帕拉皮勒米斯在严密的躲避中，所以起义的领导任务由纳鲁提斯承担，当时他仅是一名20岁的学生，却已经是LAF最高领导层的一员。

纳鲁提斯回到考纳斯，与民兵联系表示愿意支持LAF，最重要的是，愿意生产使用的武器。任务被分配给了几个五人组，而其他的小组则焦急地等待命令。6月22日是星期日，德国人炸毁考纳斯机场。纳鲁提斯和帕拉皮勒米斯迅速在家中建立了LAF总部，而戴缪斯则在大学的化学楼里建立了另一个LAF基地。6月23日，LAF截获了一个无线电发射机，在那天上午9∶28帕拉皮勒米斯公开宣布立陶宛独立，原话如下：

“红色的刽子手残酷地折磨我们的土地……目前正处于一种无序的方式……解放立陶宛的时刻将至……亲爱的立陶宛兄弟姐妹们……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一个自由独立的立陶宛将会永远存在。”(17)

起义之后，帕拉皮勒米斯继续进行行动来守卫或捕获战略通信和运输点。纳鲁提斯派遣G2组侦察机场。G3负责保卫隧道。G1已经假定在LAF领导的位置，他指导五人组来保证工业安全（纺织厂）和运输中心。G1指出反抗本身是相当混乱的，对五人组的命令并不按任何严格的计划而确定，由特殊需求的出现来确定。G4把武器藏在考纳斯的商店的地下室里。在当天的起义中，他的小组在那马如斯河旁边狙击逃离的苏联人。

虽然LAF在分配其已被组织化的成员去保护那些战略点是非常成功的，但它也催化了一些半组织化者的加入，即那些以前没有组织化过的团体。G5，一个考纳斯的学生，在他高中的时候便已是LAF的一名成员，同时也是被称为“半组织化者”（semi‐organized）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和LAF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并且和一个大学预备军官只有一个松散的关系，G5的高中 “阴谋”（con‐spiracy）小组是最小的组织。然而，他们已准备好起义日那天便加入整个反抗中。G5和他的一小群成员，徘徊在城里，以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在那时他们听说所有人都聚集在学校里接受具体的任务。在学校，G5小组遇到一个更加完善的、由前预备役军官老师领导的小组。G5奉命守卫商店，防止抢劫事件。

很快，完全没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监狱被占领后，囚犯们缺乏组织化，在渴望复仇的心理下走上了街头。在此期间，占领的军火库成为分发武器的聚集地。持续一周的残酷驱逐使无数的家庭分离，3万或者更多的立陶宛人被迫从他们的土地上离开，相关事件混杂在一起便成为导火索。据大多数立陶宛人估计，他们中没有加入LAF的多达7万到9万人，或多或少也以某种方式参加了反抗；一些人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一些地区的反抗甚至转化为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在G1的文字中提到：

“大驱逐之后，很多人被伤害。大多数人在逃离监狱和集中营之前被殴打。当他们逃离之后，却发现自己的家庭已被驱逐。他们（LAF的领导）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暴力事件和行动自发发生。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预见到这种残酷的事。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的情况。”

当德国人在6月24日进入考纳斯的时候，立陶宛人完全控制了这个城市，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一套关于立陶宛主权的复杂的政治问题，导致其最终会失败。随后结果水落石出。(18)

理论联系实际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格兰蒂斯组织的蓬勃发展和校友的广泛参与？实际上，格兰蒂斯组织只不过是一个有着强烈认同感的组织。成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频繁，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和历史背景。正如许多强大社区那样，对其他成员的行为和信任的发展，可以消除一些不确定性，从而防止接受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具体地说，格兰蒂斯和天主教附属团体强调互动和荣誉准则。这些准则是否实际上影响了行为是另一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本书所认为的结构特征。

这种强大社区的构建是有建设性的。最明显的是，格兰蒂斯的核心小组包括纳鲁提斯、戴缪斯、帕拉皮勒米斯和其他几个占据中心位置的人。他们是典型的零阈值率先行动者。戴缪斯巨大的声誉，以及20岁的纳鲁提斯在特定人群中的声誉，让人们感觉到：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并且很有可能会成功。潜在的反对者会抓住更多的机会，因为知道这些参与的人，所以能有效降低他们的阈值。回想G4的话：“戴缪斯曾是斯梅托纳政权下的一个囚犯。后来他被送进集中营。我知道如果他参与其中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严肃的组织。”(19)这个核心具有道德权威。当率先行动者位于中心位置时，他们可以降低与他们连接的组织的阈值。知道或者至少意识到纳鲁提斯和格兰蒂斯的领导人几乎肯定会参与，格兰蒂斯每个成员以及与其密切联系的小组、室友或信任的朋友，只有牺牲个人道德才可能逃避报复。

第二，格兰蒂斯的结构创造了一连串的阈值。核心成员确实是传统的零阈值行动者，其他的格兰蒂斯联谊会成员当然也是低阈值的行动者，所以只需要或者至少保证其他社区成员的参与，以便联谊会成员选择或者运动到＋2处。注意研究G1和G2如何在同学中快速自然地创办他们自己的小组。由于他们的职业或家庭责任，校友和联系的天主教徒可能更自然地保持他们的高阈值。然而，在1940年至1941年立陶宛被占领期间，当主要成员或至少是阿特提斯成员接近他们时，他们一般会通过他们的天主教不断招募新成员。G3作为一个格兰蒂斯的校友，保持了与阿特提斯的紧密联系并加入了LAF。在大学与阿特提斯接触之后，G4（积极的弗里斯特成员）招募了10个成员，所有的成员都来自他大学时期的社交网络。

结论

纳鲁提斯和戴缪斯占领了一家电台，宣布起义开始。大约10万人响应这一号召，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和大学中的阿特提斯成员有联系的社区团体，格兰蒂斯联谊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多数受访者都同意，学生是不受具体约束的，他们是更灵活的活动者。在不同的天主教社区，他们的村庄、工作组，或专业团体都是先行者。大学的阿特提斯成员还与中间阈值者进行了交流，中间阈值者一直充当信息和规范压力的传递渠道，他们包括：在农村的高中阿特提斯成员，青年农民的“春天”组织，专业团体里的弗里斯特成员。大学的阿特提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一个是纳鲁提斯，立陶宛被占领前的最后一任主席，另一位是阿特提斯的前主席戴缪斯。他们以自身的位置作为催化剂，调动大量的人员。由于他们的广泛联系，他们可以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选择最有效的联系，以及最佳数量的联系。(20)在被占领初期，当时风险系数比较低，他们帮助各种各样的组织参与加入。当风险增加时，他们回到更小的天主教范围内以避免损失，同时仍保持相对大量的人的参与。最后，纳鲁提斯和戴缪斯成功躲避苏联的抓捕，这对组织数百名反抗者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格兰蒂斯组织不是一个乡村团体，但它是一个有利于生成反抗运动的、有着良好结构的强大团体。这说明了本章的论点：在看待能够反抗强大的政权的团体特性时，不能只从城市、农村或者农民来看，而应该从更抽象、可概括的、更重要的是非空间维度来看。

最后，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几个重要的个人远离前文所说的网络，起义将会走向何处？这些类型的地下运动是否可以通过“斩首”消除，或者他们被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来支持和驱动？在研究战后反叛行为的过程中，当大多数有政治取向的人和先前有组织的行动者纷纷逃离，被驱逐出境或被杀害时，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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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The Rational Peas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and“Po‐litical Entrepreneurs and Peasant Movements in Vietnam，” in Michael Taylor，ed.，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9 61。

(2)见图2.9d的中图，良好的B∶BC比例。

(3)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为了表述得足够清楚，都是基于对这两个人的采访。纳鲁提斯先生被采访了三次，戴缪斯先生被采访了两次。任何熟悉1941年起义的历史的人，将立即认出文中的这两人。有关戴缪斯在1941年起义中的作用，他已经被采访了很多次，并且他也撰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

(4)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西欧国家的基督民主政党的发展，请查阅Stathis Kalyvas，The Rise of Christian Democra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立陶宛的保守派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在几个西欧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相同的。起初，保守派认为他们和天主教的联合是有用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联盟是不容易控制的。由于天主教的阈值比较低并且多在行政区内成立，所以他们拥有超乎想象的极大的力量。

(5)相比之下，斯梅托纳的青年组织强调成员对领导的个人服从。

(6)这次采访引发了大量对阿特提斯和基督民主政党关系的争论。

(7)争论持续到现在。

(8)阿特提斯和基督民主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很少有官方的交流。我已经能够确定的是，阿特提斯的程序的确是宗教而不是过于政治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梅托纳不愿真正执行镇压行动的一个原因。

(9)阿特提宁凯（Aceitininkai）是阿特提斯的复数形式，经常用来指代阿特提斯成员。一种英语的翻译为“未来主义者”。

(10)招生总数为2535。第3章中所指出的，所有的学生都戴着帽子，表明其属于哪个协会。天主教徒穿红色衣服，中立者穿白色。被采访者回应道，如果一个人没有戴帽子，是很难有约会的。无论如何，这都足以表明大学里存在着社会界限。

(11)在帕涅韦日斯的纳入提斯村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12)虽然脱离天主教网络，但更多的技术为导向的大学生在夏季被分配参与政府机构的工作。例如，纳鲁提斯，一个工程系的学生，就曾与电气人员一起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像在天主教组织中那样紧密联系，一些像纳鲁提斯的人就喜欢和分配给他们的暑假工作组交流联系。

(13)此外，除了属于同一个兄弟会，都是阿特提斯的领导者，都在同一所大学学习和任教，戴缪斯和纳鲁提斯都不是在立陶宛出生的（纳鲁提斯在格鲁吉亚，戴缪斯在俄罗斯），他们的父亲都从事技术工作。在起义时，双方父母都住在帕涅韦日斯。

(14)本段主要摘自Algirdas Martin 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South Boston，Mass：Lithuanian Encyclopedia Press，1968）。

(15)在普通的立陶宛人民之间，对沃德玛瑞斯特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沃德玛瑞斯特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追随斯梅托纳政权的一个才华横溢的教授，也是一个立陶宛独立的早期领导人。在1926年政变之后，他担任首相一职，但仅仅两年之后，便被斯梅托纳政权赶下台。沃德玛瑞斯特以后便越来越认同法西斯主义。得到法西斯“铁狼”组织的支持后，沃德玛瑞斯特几次试图取代斯梅托纳政权，1934年最后一次尝试使他承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沃德玛瑞斯特的观点在每个阶段都不同。当然，不管同不同意，或者鄙视他的观点，许多立陶宛人还是对他对立陶宛的爱国主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6)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chap.5.among others.

(17)Darbinskas，June 23，1961，cited in ibid，p.68.

(18)见第5章德军占领期间。

(19)一些前格兰蒂斯成员在知道戴缪斯也在参与之后，才给我一个面访的机会。

(20)需要注意的是，纳鲁提斯和八种不同类型的团体联系。双方领导以公开或秘密的联系方式维护组织的最佳运行。与工人团体只有短时期的互动历史，以及较少的共同信念，所以在压力增加时，他们的联系就减少。与军方的联系不如与天主教组织成员的联系，但也分别减少了，入侵之前又重新连接起来。在这种方式下，安全增强了，武器也是可用的。与其他政治组织的联系被限制在低层次的交流，压力增加时也减少了。＋2核心单元只从最可靠的和忠诚的连接中形成，即只在天主教的组织成员之间选择。

5　德军占领立陶宛

大家都知道，“二战”期间立陶宛是德国最糟糕的合作伙伴之一。于是，便有人期待看到位移图上有大量朝向负数一边的运动。1941年夏天，立陶宛人确实欢迎入侵的德军，把他们看做是解放者。但随着德军的继续入侵，立陶宛的大部分民众却转而保持中立。和传统看法相反的是，与纳粹热心合作的人并不多。同样，和一些立陶宛人说法相反的是，积极抵抗的立陶宛人也很少。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析这一短暂历史时期位移图上的运动（或是运动的缺失）；第二部分说明立陶宛民众不参加抵抗运动的原因；第三部分运用机制说明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缺少合作，这让德国无法在立陶宛建立一支纳粹党卫军。

德国占领期间的合作和抵抗

前几章我们提到，LAF的领导人相信，要是能在德军到来之前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话，他们就能迫使，至少是说服德国人承认他们的主权。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立陶宛人，仿效“一战”中先斩后奏、既成事实的模式开始活动。(1)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一下。可是对希特勒这种性质的政权来说，这种策略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2)虽然立陶宛临时政府于6月23日宣告独立，德国却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3)从立陶宛提出要求到德军开始实施阴谋，局面僵持了六个星期。临时政府还企图通过建立一支国家军队对抗苏联来给德国一点甜头，让德国让步，可是德国仍然无视临时政府的要求，还是切断了临时政府的通信。绝望之下，LAF（仍是临时政府的基础）“宣布接受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将来政策实施的意识形态指导原则”，(4)但是德国仍然拒绝和临时政府谈判。然后，盖世太保帮助立陶宛的法西斯分子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AugustinasVoldemaras）在7月23—24日发起了一场政变，不过却以惨败告终，僵局仍在继续。(5)

最后，在7月28日，德国成立了奥斯兰总督辖区，这是一个管理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的行政单位。临时政府认识到不可能获得主权后，在8月5日发表了对德国态度的书面抗议并解散了政府。而临时政府的母组织——LAF——也没有维持多久，9月21日德军逮捕了LAF的首领利昂纳斯·波拉普奥列尼斯（Leonas Prapuolenis），并把他遣送到达豪集中营，第二天，LAF便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在反苏联的6月起义后，大部分立陶宛人的生活回到“正轨”，人们继续忙着日常生计，农民们继续照看庄稼和牲畜。当然，与此同时，立陶宛的犹太人却被赶进了犹太社区或是被大批灭绝。临时政府和德国的政治斗争无人知晓（因为德国掌握了通讯渠道）或是基本无人关心，民众都对这个德国新政权抱乐观态度，至少对它的施政方针感到好奇。LAF包括了不同的组织，又没有共同的明确的敌人，解散后其成员组织便各走各的道了。LAF的形式结构土崩瓦解了，其组织凝聚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以上简略概述总结了1941年沦陷后的局面，大部分人要么对德国持乐观态度，要么持“等等看”的态度。他们在位移图上处于0或 1的位置。现在问题就变成了：在德国政策颁布之后，是否激发了重大的合作运动或抵抗运动。

合作运动

德国的入侵为地方上的机动武装力量与德国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在位移图上处于 2和 3的位置）。“保卫营”是一支与德国合作的武装机动部队。虽然德国当局承诺这些部队只在各自的家乡执行任务，但大部分都被送到了东部前线，有些立陶宛武装力量被派到南斯拉夫执行维和任务，有些在波兰的犹太人居住区执勤。(6)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约8000名立陶宛人在保卫营服役（1941年8月有8388人，1944年3月有8000人）。(7)武装党卫队也是处于 3的位置。稍后我们会讨论德国想在立陶宛建立一支党卫队，但是失败了。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参加和德国合作的机动武装的立陶宛人并不多，比如在自愿加入党卫队的人中，荷兰人有5万，比利时人有4万（其中佛兰德人和窝龙人各一半），丹麦人6000，挪威人6000，芬兰人（虽然没被占领）1000。(8)

地方上的警力充当了地方上的武装力量（ 2），在地方上当警察的立陶宛人执行日常治安任务，并和苏联领导的游击队作战。除了靠近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立陶宛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出现苏联领导的抵抗团体，很多警察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反暴动演习。

立陶宛与德国的合作问题直到2000年还存在争议，我相信争议其实主要是因为立陶宛没有足够的悔过表现，没有捉拿战争嫌疑犯，还有立陶宛对1941年6月发生的事件所作的解释，而不是因为立陶宛和德国合作的实际人数。有几篇近期发表的文章还讨论了“二战”在立陶宛留下的遗产。(9)

抵抗运动

因为立陶宛没能看清德国的威胁，LAF随后又土崩瓦解，所以只有战前的政治团体组织了分散的反德抵抗运动。(10)LAF分裂成两大主要团体：自由战士和立陶宛前线。前者被利益冲突更小的罗马天主教会控制，后者被基督民主党和阿特提宁凯控制。总之，出现了对战前政党的重新划分。煽动了六月政变的法西斯“沃尔德马拉斯团体”先是选择与德国公开合作，自命为“立陶宛民族主义党”。可四个月后，沃尔德马拉斯成员也被迫转入地下，该团体因为批评德国的政策而被取缔。最后，考纳斯大学的学生形成了自己的抵抗团体：立陶宛联盟运动。

如何解释位移图上的运动呢？有两个问题最为关键：组织的性质和参与的人数。和苏联第一次占领时不同，这时的地下组织不是由当地人组成的，也不是采取暴力抵抗的方式(11)，而是偏重政治手段，主要活动是出版地下报纸。对大部分民众来说，任何抵抗行为都包括接受和阅读这些出版物，不过这顶多只能算是＋1的行为。(12)

解释缺少抵抗运动

憎恨的形成

停滞在0的位置上，没能发展成抵抗运动，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因为能够推动个人从0发展到＋1的相应机制太少了。第一，德国的政策比前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引起的憎恨要小得多。第二，缺少焦点机制，能激起个人反对德国的焦点事件和标志性行动要比反对苏俄的少得多。第三，精英们缺少有效的策略来发起对德国的抵抗运动。总之，“从下到上”或是“从上到下”都不可能发起运动。

动机应该是最根本的问题。缺少憎恨情绪并不表示立陶宛人在情感上对德国的统治持中立或肯定态度。要是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了等级差别，或是这种等级被认为是不公平的，或是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等级的话，憎恨情绪就会达到最高。在德国统治下，意识到等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和苏联占领时的等级性质比起来，德国有几个特别的方面让它看起来更公正。另外，因为立陶宛人仿效的是一战时顺其自然的模式，也就是“等等看”的战略，也就没法也不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对立陶宛人来说，德国的占领有很多让人极其难受的方面，也许最让人难受的就是德国的殖民政策。到1942年秋为止，有1.63万个德国人控制了立陶宛的农田。(13)另外，德国当局并没有把苏联国有化的财产归还原主，反而由德国的公司控制了国营农场(14)、纺织厂和其他大型企业。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对谷物的需求和劳力的强行征用更重了。但是这些巨大的经济困难并没有让人们产生像苏联占领时的普遍恶感。立陶宛大部分地区并没有殖民化；大部分的小农场和大部分人口还保留在原主手中；德国承诺会归还私有财产（但从未兑现）；(15)极少惩罚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人。就如一位前维尔纽斯的居民总结的：

所有那些措施给立陶宛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困难，不过还谈不上真正的受罪。德国没有足够的人员来监管经济，只好靠为他们服务的立陶宛管理者，而立陶宛管理者对大规模的食品黑市和小规模的其他商品黑市的发展睁只眼闭只眼。城市的食品供应比较好，没人挨饿。大部分经济措施所引起的憎恨微乎其微，这些措施要么没有实行，要么出于战争需要。恼怒和憎恨大都是由殖民政策引起的。(16)

实际上，虽然德国的政策很严厉（提摩太·马利根【Timothy Mulligan】写道：“德国在立陶宛的政策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野蛮地使用强力”）(17)，可是德国因为过分扩张，无法在大部分立陶宛人的日常生活中耀武扬威地出现。我们在第2章就说过，意识到等级差别要靠日常可见的被统治、被武力强制（与等级构成和警察密不可分的）的亲身体验，还有主权和控制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德国当局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想改变立陶宛社会，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德国当局比前苏维埃政府好。

首先，德国需要立陶宛管理者，这就说明立陶宛人在官僚机构中可以占据权力职位，在等级中占据较高的位置。警察也是这样。对普通立陶宛人来说，和当地警察打交道就等于和立陶宛同胞打交道，而且那警察很可能还是位民族主义者。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并没有在安全部门任职，这一事实很重要，前一章已经强调过。在日常的法律事务中也一样，立陶宛人很可能和立陶宛同胞打交道。苏联入侵前的教育体制恢复了，和苏联人不同，德国人并没有经常干涉波罗的海各国的文化生活。

虽然德国人拒绝承认立陶宛临时政府，立陶宛人却仍然抱着希望，觉得将来可能获得主权，或者至少是自治权。就像达尔林写的：“波罗的海地区对东部地区来说是个例外，他们主张人们要认可这种例外，认可他们能和纳粹主义相容，认可他们积极的反苏方式。”(18)另外，很多立陶宛人相信，继续套用“一战”的模式也可能成功，如果不可能的话：可以通过协商、承认立陶宛的主权而不是无条件投降来平息战争。如果是在“一战”中，如果德军继续占领立陶宛会导致战败的话，那这种结果是极有可能实现的。有很多人相信西方（那时人们对美国和英国还很有信心）会把德国人赶出去，同样也绝不允许苏联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地区。所以人们绝对不会把德国的战时统治看成是苏联统治那样的定局，人们对重新获得主权和德国人不会长久高居立陶宛之上抱着很大希望。反之，苏联人在“一战”前就一直是立陶宛人的帝国主人。

总之，对普通立陶宛人来说，自从1940—1941年的苏联统治结束后，被外族统治的感觉就大大降低了。虽然德国人明显处于政治社会等级的顶端，但立陶宛公民在日常事务中并不会经常意识到自己的臣服地位。另外，立陶宛人在等级中的地位要明显高于各个少数民族。从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尤其是维尔纽斯地区）的长期敌对和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立陶宛人对犹太人的憎恨来看，这绝不是一桩小事。最后，“一战”模式告诉立陶宛人，最好的战略就是忍受德国人带来的问题，等着他们被赶出去。

焦点机制

即使对德国有很深的憎恨，从0的位置向前推进也很困难，因为缺少反对德国的标志性行动，没法激起憎恨情绪和承担风险的勇气。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反俄反苏的标志很多，而长期反德的标志性行动相对来说很少。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占领者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在这个狂热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宗教上的信仰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反苏的标志性行动。让我们回忆一下万灵节（见第3章）的重要性，就像米苏纳斯（Misiunas）和塔吉佩拉（Taager‐pera）指出的：“虽然文化和宗教事务都受到严格审查，但纳粹不像苏维埃，不觉得要马上给他们灌输特定的意识形态。发动战争的需要显然比让立陶宛德国化更为重要，所以这些地区大部分还掌握在地方权力机关的手中。”(19)

另外，立陶宛以前曾受到俄国和德国的统治，但这两种经历完全不同。以前提到过，沙皇政府曾取缔了拉丁字母想消除波兰和天主教的影响，结果却让数以千计的立陶宛人投身到了长达几十年的秘密走私书籍的运动中去。大量的立陶宛人参加了反俄罗斯化的运动，比如在家里教立陶宛语或是支持秘密学校。那场语言斗争产生了民族英雄和传奇，温卡斯·库德卡（Vincas Kudirka）可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大量的宗教和教育活动都带上了反苏色调。

也曾有数量更少的立陶宛人受过普鲁士的统治，而且德国在“一战”期间也曾占领过立陶宛，不过和俄国统治的情形不同。这两次占领并没有引发大量的日常抵抗运动，也没有引发语言方面的斗争。实际上，普鲁士当局在立陶宛发行了相当多的报刊，立陶宛人也进入了德国的议会。(20)关于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有人在书中描述了（普鲁士统治下的）“立陶宛少数人”和（俄国统治下的）“立陶宛多数人”的不同历史：

德国统治下的“立陶宛少数人”的爱国情怀和俄国压迫下的“立陶宛多数人”的爱国情怀是不同的。“立陶宛多数人”的国家意识的发展是经过革命煽动的结果，每个爱国的立陶宛人都积极抵抗俄国当局，觉得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都比他们优越。

与此同时，“立陶宛少数人”对德国皇帝效忠是普遍情况，立陶宛的少数民族已经向德国政府效忠了。这些“立陶宛少数人”对德国的效忠经常让“立陶宛多数人”中的少数民族兄弟惊讶和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秩序、物质水平和使人深度丧失国民性的有计划的过程让“立陶宛少数人”屈服了。那个地区不可能发生任何叛乱。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性，那些忠实于这项事业的立陶宛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和平和文化手段，而不是通过谋反。(21)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模式。反苏抵抗运动具有群众性的密谋性质，反德抵抗运动则更为消极和公开。“一战”的经历只是强化了这种模式。尽管德国人在“一战”中已经占领了立陶宛，结果却是促进了立陶宛的独立，并且成为最早承认其独立的强国之一。(22)立陶宛人曾经向俄国臣服过，对那种屈辱深有感触、记忆犹新，并形成了很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国民特性。因为标志性行动和深层的憎恨情绪更少，立陶宛民众对德国都持观望态度，只有精英们在和德国讨价还价。

精英策略

在1940—1941年苏联占领期间，社会前移到了＋1的位置，然后形成了地方上的抵抗组织，并且通过LAF松散地团结在了一起。而在德国占领期间，这种“自下而上”的动态模式并没有得到发展，立陶宛的精英们是不是应该“自上而下”地发起抵抗运动，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知道和德国人开战没有任何好处。(23)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人们认为苏联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更大了。所有的立陶宛政治团体都希望德国和苏联能够僵持不下，然后西方国家能够进行干预。要实现这个想法，德国就得足够强大，以拖延苏联的反扑。就像米苏纳斯和塔吉佩拉这样描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反德斗争：“有组织的反德斗争并不鼓励武装抵抗，这只会让苏联人受益。反德斗争的目标是破坏德国的占领计划，保留一个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政治机构，能在战后事务中代表每个民族的利益。”(24)

对立陶宛的反抗团体来说，最合适的抵抗形式是印发报纸和小册子。(25)对大部分参与者来说，这种行为没有经过组织，也没有暴力，换而言之，是处于＋1的位置。

这些活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他们想把个体从中立向前推进的努力收效不大，因为又出现了1940年以前那样的政治分裂，没法团结一致。最大的分裂还是出现在天主教组织和非宗教组织之间。LAF分裂成两派，每派都出版刊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分析要如何应付德国占领当局，如何规划未来。民粹党、所利爱联盟和立陶宛联盟运动（考纳斯大学的学生）也发表了反德通讯。另外，地方上也有小册子和时事通讯，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内容的统一性。直到1943年末，立陶宛前线（天主教性质）和自由战士联盟这两大派才合并形成了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员会。与此同时，广大民众对德国统治已经有点儿习惯了。他们收到的内容不一的传单，虽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在德国统治下如何避免劳力征用和减轻其他生活重负，但却没能让他们发起集体行动。因为没有形成积怨，又缺少大量的标志性行动，所以大部分个体仍是持中立态度，继续他们的生活。

德国、立陶宛两国的合作和党卫军征兵的问题

应当承认，位移图上 1位置和＋1位置的定义很是含糊。很多立陶宛人在德国占领期间采取的行动可以把他们定位在 1到＋1这两点间的不同位置。实际上，这反映了立陶宛人对德国的善心和德国的胜算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因为这样的含糊和变化，这一部分就集中讨论向 3发展的运动，这是最容易识别的合作位置。随着苏联人的推进，德国人迫切需要人力，所以更愿意用政治自治来换取合作。1942年8月，希姆莱批准了在纳粹党卫军中建立爱沙尼亚军团，稍后又建立了拉脱维亚军团。结果相当令人鼓舞：有1.5万拉脱维亚人和6500爱沙尼亚人入伍了，这两个军团最后成了三个师中的主力。(26)一开始，希姆莱拒绝征召立陶宛人，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在种族上比北方邻居“更不纯正”，二是在政治上更不可靠。(27)德国人可能还想起了1941年6月的反苏暴动和让人恼火的临时政府。不过，随着局势的愈加严峻，纳粹党卫军和军队都四处游说，想招收数以万计的立陶宛人到党卫军服役。

1943年3月6日，17岁以上的立陶宛男子都被要求报名参加纳粹党卫军军团。可是几乎没人报名，就像马利根总结的那样：“立陶宛六个城市共有3230个人被征召必须入伍，只有177人服从了。”(28)1943年3月17日，德国放弃了在立陶宛成立一个党卫军团的努力，声称“立陶宛人不配穿党卫军的制服”。(29)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当中，只有波兰和立陶宛没有本国的党卫军团。

为什么向 3合作位置发展的运动这么少呢？毕竟德国可是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劝说立陶宛人与其合作的：一方面，纳粹承诺军团只在立陶宛国土的邻近地区作战，而且会装备精良；另一方面，不服从肯定会招来报复。实际上，德国征兵失败后，就把46位立陶宛领导人放逐到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关闭了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还发起了对失踪应征人员的追捕。不过这些承诺和威胁都没用，立陶宛青年没人告密。

鉴于随后德国征用的立陶宛人力情况，德国没能在立陶宛建立党卫军，表面上更会让人觉得奇怪。1944年2月16日，因为自愿加入“地区防卫军”的立陶宛人太多，以至于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拒之门外，有人估计有2万名志愿者。(30)德国前后两次征兵的情况明显不同，后一次征兵有如此盛况，是因为得到了备受欢迎的波维拉斯将军的支持，而且这支军队由立陶宛人领导（普雷彻维修斯担任统帅），只在立陶宛国土上作战。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可怕的苏联人正在朝立陶宛开进。不过，在这两次相隔不到一年的征兵活动中，这种显著的群众行为差异值得进一步考察。这些例子清楚地表现了有N个人参与的游戏里，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动态“倾斜”变化。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0参与，另一个是全民支持。是什么机制把个人从这一端推动到另一端？

阈值机制

设计位移图是为了捕捉与统治政权合作或对抗的渐进连续的运动。对党卫军征兵活动的反应和对普雷彻维修斯呼吁的反应都不太适合这个图。这里的运动是从0（也许是 1或＋1的位置）到 3的位置。另外，这些合作行为很难分得清楚。显然，响应普雷彻维修斯呼吁的志愿者，他们的主要动机不是要帮德国人的忙，而是要抵抗苏联人迫在眉睫的卷土重来，反正他们已经准确预料到了，德国占领立陶宛只是短期的。虽然不是很清晰，不过运用第2章的阈值机制，可以把这一行为划为中立位置。总之，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位奖惩机制可以提高或降低这两次德国征兵的阈值和“倾斜点”。(31)

在三月份的征兵活动中，很容易识别谢灵图中“倾斜游戏”的后果。立陶宛青年面临两种选择：服从还是不服从。在图2.4和图2.5的假设例子中，地位奖惩机制和战略背景为解读每种选择的价值提供了基础。逃避应召要衡量所冒的风险，这种风险和其他很多人逃避应召的风险是息息相关的。不管德国怎么威胁，如果绝大部分应召入伍的人拒绝参军，而支持网络又足以让这些“逃兵役者”安全躲藏的话，风险系数就会大大降低。第二，对个人声望的批评和赞誉也是关注的重点，因为征召发生在地方层面(32)，所以服从征召命令的人很容易被社区的同伴们认出来。结果的性质和作出两种选择的行动者人数有关。因为“逃兵役者”的数量将近100%，也就是说，服从的人数是零，那么对服从者（加入了党卫军）的制裁力度就变得大多了。在强大的社区，这种效果通常会放大（参看图2.4和图2.5）。如果不服从，所冒的风险大大降低了，而对服从的声望制裁又大大增加了，那么这两种选择的价值差异（一开始征兵是0%的服从率）就可能表明最佳选择就是当“逃兵役者”。实际上，这两种选择差异如此大，几乎没人会考虑要去报名，就算他们心里想去。

立陶宛社会的性质和采取的行动，还有它的地下组织，有助于形成低风险、高声望的制裁机制，对参加了党卫军的人进行制裁。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地下报纸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广泛发行，一致呼吁全民拒绝参军。要知道这些组织的政治观点是不同的，他们这种全体一致的抵制行为就很值得注意了。这些组织还通过帮助藏匿逃兵役的年轻人降低风险。(33)第二点尤为特别，立陶宛的组织树立了参加党卫军的负面形象，就是把智障和残疾人送到征兵处。(34)那些真心想参加党卫军的人发现自己与有智力或生理缺陷的人为伍，这让德国人和合作者成为了笑柄。

和1943年3月拒绝参加党卫军一样，1944年2月征召地方军团也体现了“倾斜游戏”明显的动态发展。这次征兵的情况却是完全相反，几乎全民支持而不是全民反对。这一次又可以用风险和社区机制来解释自愿选择和不自愿选择，还可以用憎恨来分析这个问题。1943年的征兵不是要青年加入立陶宛人领导的军队，也不是在国门和苏联人作战。这一次征兵，则是普雷彻维修斯将军在立陶宛独立日那一天，在广播上呼吁广大青年自愿参军。反对宿敌的传统战争又开始了，通过人们的赞誉也提高了自愿参军的价值。所有的地下出版物都支持普雷彻维修斯的军队。(35)另外，当地人是以朋友圈的形式参军的，这一现象显示了社区一级相互影响的力量。

当然，自愿加入地方军团也是有风险的。战争快速席卷立陶宛，东线战事的残酷没有人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声望奖励和憎恨情绪提高了自愿参军的价值，以至于“倾斜点”变得很低、很容易，很快就被最不怕风险的年轻人超过了。

参加地方军团的其他风险那时还没意识到。1944年5月很早的时候，当时地方军团创建不久，德国当局要求将大部分地方军团编入党卫军的辅助警察部队(36)，由德军军官指挥，要穿党卫军制服，要行礼说“希特勒万岁”。 普雷彻维修斯将军命令他的部队不要服从，结果就同他的班子成员一起被捕送到拉脱维亚的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了。德军还时不时从维尔纽斯分遣队拉些士兵枪决，杀鸡儆猴，以警告地方军团。但是，大部分地方军团的士兵都逃到了树林里，他们的命运会在下一章探讨。那些还活着却没能逃走的士兵估计有3500人，被送到德国或挪威，成为德国空军的地面执勤人员。

结论

大部分立陶宛人在德国占领期间都忙于自己的生计，他们对德国人的尊重可能要超过对苏联人的尊重，但他们和德国统治者之间的亲密程度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低得多。虽然德国政策通常都很严厉，不过并没有引起让人难以忍受的憎恨情绪。其次，相对缺少反德标志也造成了没法组织任何集体抵抗行动。既没有足够的动机，也没有起团结作用的焦点事件，反抗德国统治也就不太可能了。不过立陶宛人除了最初表现出了合作热情，后来也几乎没有要和德国合作的迹象。就像刚才概括的那样，出现这样的结果，阈值机制和地位奖惩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37)

精英政治的作用很难评判，虽然它也没能推动发展＋2等级的抵抗运动。当苏联的威胁比德国大时，在战略上，对德国发动积极猛烈的抵抗就说不通了。而且，德国占领立陶宛后，立陶宛政权就发生了内讧，又出现了政治分裂，抵抗信息和信号也变得散乱。

我用M5的故事来结束这一章(38)，这个故事高度反映了立陶宛被德国占领期间几个方面的情况。有几个苏联游击队员空降到立陶宛南部M5住的牟凯村（见第6章）附近，在树林中扎营。当地居民没人支援他们，不过也不太想和他们开战。苏联游击队发现当地人不支援他们，也就没有开展实际作战，似乎很满足林中没有战争的生活。他们和当地居民达成协议，两方互不侵犯，只是偶尔进行交易或以物换物。村民的这种中立态度明显隐含这样的逻辑：只要德国当局不发现苏联游击队，苏联游击队就对村民没有危险，一旦发现，势必要开战，可能就会危及这个村子。这样的教训是经过经验总结出来的。有一次，立陶宛警察来到村子里，正碰上苏联游击队员，觉得有义务要向他们开枪。立陶宛警察、村民们和苏联游击队都不想再发生这样危及生命的情况了，大家一起编了一套信号，能让苏联游击队在警察到来之前退回到树林里。这些人好像都明白，战争的最后结局在当时当地还不明确，大家都愿意先等等看。实际上，当地居民甚至一些当地警察都不会冒险去帮德国人。他们都保持中立。另外，虽然当地居民对1940—1941年间苏联统治政权有着深仇大恨，但是这种仇恨并不针对孤军深入、有点可怜的小股苏联游击队员。这点就证明了：憎恨是在日积月累的政治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而不是因为历史文化上的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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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篇幅所限，不能详细介绍“一战”对德国和立陶宛关系的影响。参见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War land：Culutre，National Identity，and German Occupation on the East‐ern Front in Word War I（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2)以下资料叙述了德国计划和对波罗的海各国实施政策时施展的内政手腕：Alexander 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 1945：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尤其是第10章“Ostland and the BalticStates”；Timothy P.Mulligan.ed.，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German Occupation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1942 1943（New York：Praeger，1988），尤其是第6章；Gerald Reitlinger， The House Built on Sand：The conflicts of German Policy in Russia，1939 1945（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60），尤其是第4章，The strategic logic of German policy is discussed in Alex Alexiev， Soviet Nationalities in German Wartime Strategy，1941 1945（Rand Corporation，Rand Re‐ports，R 2772 NA，August 1982）.Timothy P.Mulligan，“The OSS and the Nazi Occup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1941 1945：A Note on Documentation，” Journal of Baltic Studies 13（1982）：53 58。本章不可能详尽无误地解析德国占领波罗的海国家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政治情况。甚至亚历山大·达尔林在全面论述德国的东部政策时也写道：“德国统治下波罗的海各国的内部发展和‘老苏维埃’地区的命运差异如此巨大、明显，这里只能最为粗略地概述一下。”（German Rule in Russia，p.182.）

(3)另外，盖世太保把立陶宛临时政府的前总理斯基尔帕扣押在柏林。斯基尔帕在德国进攻俄国前正和德国协商立陶宛的主权问题。文学历史学家朱奥扎斯·安布拉泽维修斯成为代总理。

(4)Algimantas P.Gureckas，“The National Resistanc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Lithuania，” Lituanas 8（1962）：23 28.这里指的是LAF1941年7月17日的备忘录，备忘录被直接送交元首，1941年8月5日被送到德意志驻立陶宛的代表手里。

(5)欲了解详情，见Zeonas 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Resistance against the Soviet and Nazi Occupants，” in V.Stanley Vardys，ed.，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New York：Macmillan，1965），pp.68 78，and Algirdas Martin Budreckis，The Lithuanian National Revolt of 1941（South Boston，Mass.：Lithuanian Encyclopedia Press.1968）。一位重要参与者斯大西斯·拉斯提基斯也有相关论述，Stasys Rastikis，“The Relations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Lithuania with the German Authorities，” Lituanas 8（1962）：16 22。参见他写的“立陶宛临时政府与德国当局的关系”。德国人把拉斯提基斯从柏林带到考纳斯，想分裂政府，可没想到，拉斯提基斯一到考纳斯就加入了临时政府。

(6)我见到了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最刻薄的反立陶宛声明，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塞尔维亚人的声明都是说立陶宛人“比纳粹还坏”。这种看法可能是源于立陶宛人执行过的各种任务，而不是通敌的人数。还有观点认为这种看法是源于立陶宛人的“狂热”天性。第9章会讨论立陶宛人的“狂热”问题。

(7)见Romuald J.Misiunas and Rein Taagerpera， 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55。

(8)George H.Stein， 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 194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p.139.

(9)在我看来，最全面客观有见地地反映立陶宛和“二战”遗产的作品之一，是萨乌利乌斯·苏泽德里斯写的《关于立陶宛过去阴影的思考：战争遗产历史篇》和《关于立陶宛过去阴影的思考：战争遗产历史篇》（第二部），参见www.artium.It/4/journal.html。

(10)要看更全面的概述，见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 pp.76 84，and Daniel J.Kazeta，“Lithuanian Resistance co Foreign Occupation，1940 1952，” Lituanas 34（1988）：5 32，especially pp.11 18。

(11)立陶宛自由军团是个例外。

(12)那些创建和分发地下报纸的人冒的风险更大，甚至可能会被送往集中营。尽管印刷和分发地下报纸要冒很大的风险，这种非暴力性质的抵抗运动仍是＋1的行为。

(13)Ivinskis，“Ltthuania during the War，” p.75.

(14)还包括一些荷兰人的公司，见Gureskas，“The National Resistanc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p.25.

(15)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 1945，pp.192 193.

(16)Gureskas，“The National Resistanc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p.25.

(17)Mulligan，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German Occupation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1942 1943，p.86.

(18)Dallin，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 1945，p.193.

(19)Misiunas and Taager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 p.52.

(20)Jack J.Stukas，Awakening Lithuania：A study on the Rise of Modern Lithuania Nationalism（Madison N.J.：Florham Park Press，1996），p.107.

(21)Jack J.Stukas，Awakening Lithuania：A study on the Rise of Modern Lithuania Nationalism（Madison N.J.：Florham Park Press，1996），p.112.

(22)德国1918年承认立陶宛独立，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直到1922年才承认。当然，德国承认立陶宛独立只是想否定波兰和苏俄对其宣称的所属权，限制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

(23)根据前面的理论，他们没法创建＋2程度的组织，因为缺少向＋1方向前进的运动。

(24)Misiunas and Taager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p.62.

(25)要了解这些出版物的情况，见Ivinskis，“Ltthuania during the War，”pp.77 78。

(26)见Stein， 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1939 1945，pp.176 177。

(27)Dallin认为，除了招募纳粹党卫军的情况不同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区别并不大，见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 1945， pp.184 185。马利根却认为立陶宛的情况更不同。

(28)马利根还进一步列出了被动员加入非党卫军的总人数：“经过1943年一个夏季的征兵，动员参加军队和警察的总人数只有1464人。”见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p. 87。

(29)见Misiunas and Taagerpera， 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 p.56。

(30)Kazata，“Lithuanian Resistance to Foreign Occupation，1940 1952，”p.17.

(31)要了解更多军队征兵的战略背景，见Margaret Levi，“Conscription：The Price of Cit‐izenship，”in Robert Bates et al.，eds.，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and Roger Petersen，“Rationality，Ethnicity，And Military Enlistment，”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28（1989）：563 598。

(32)村里的老人要对本村的被征青年负责，见Ivinskis，“Ltthuania during the War”，p.79。

(33)Mulligan，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p.87.

(34)Mecislovas Mackevicius，“Lithuanian Resistance to German Mobilization，1941 1944，”Lituanas 32（1986）：13；也见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 p.79。

(35)见Mackevicius，“Lithuanian Resistance to German Mobilization Attempts，1941 1944，”p.15；也见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p.83。

(36)本段简要提及的事件在下列文章或书籍中有更详细的介绍：Misiunas and Taagerpera， 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 pp.56 57；Mackevicius，“Lithuani‐an Resistance to German Mobilization Attempts，1941 1944，” pp.16 17；Gureckas，“The National Resistance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Lithuania，” pp.27 28；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 p.84；Kazeta，“Lithuanian Resistance to Foreign Occupation，1940 1952，” p.17。

(37)在德占时期，立陶宛激进前线发表了“立陶宛的犹大”，把个人与德国人合作的行为看成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见Ivinskis，“Lithuania during the War”，p.77。这样就让声望机制在整个占领时期都发挥了作用。

(38)来自立陶宛南部的一名被采访者，他的情况会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6　战后的立陶宛

苏联“二战”后占领立陶宛和“二战”前占领的情况大不相同。(1)首先，也可能是最重要，就是苏联“二战”后的统治手段是不折不扣的残忍，几乎没有“二战”前使用的威胁、放逐手段以及“心灵和思想”的宣传活动。苏联和德国四年的艰苦抗战，死了数百万人，也难怪会采取这种野蛮的镇压政策，尤其是对立陶宛这个有通敌罪过的国家。

“二战”后苏联在立陶宛的统治由克鲁格罗夫（Kruglov）领导，内卫军（NKVD）、死亡间谍（简称SMERSH，反间谍军事组织）和内务部（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协同。总体战略包括五个主要部分：征募成立一支当地民兵（在位移图上处于 2的位置），名叫灭绝者(2)；定期集合灭绝者和内卫军的武装力量，扫荡林区，围堵抓捕或杀掉立陶宛游击队员；派间谍渗透到游击队；定期大赦；集体化和驱逐并行（这项始于1948年的政策清除了大部分游击队的＋2基地）。苏联采取了几种更为特别的手段来威胁民众或打击士气，比如惩罚游击队员的亲人。为了找出和叛乱者有联系的人，他们把游击队员的尸体摆放在城中的广场上。为了达到威慑效果，暗中有苏联特工观察过路行人的反应，琢磨谁有可能是死者的母亲或兄弟。酷刑拷问是司空见惯的事。

除了更加残忍暴力之外，苏联第二次占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也和第一次占领不同。在那些政治上最活跃、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立陶宛人当中，有很多要么是和撤离的德军一起逃走了，要么被驱逐了，其余的都死了。苏联在第一次占领期间发起了两次这种高层清理行动：一次是在1940年夏天，第二次是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前几天。德军撤离时强行带走了很多重要领导人，比如戴缪斯和纳鲁提斯就被关押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最后，一大批人（波罗的海国家共有好几万人）和德军一起逃走，以免落到来犯的苏联人手中，那几乎是铁定要被杀或被驱逐的。于是，苏联第一次占领清除了文化界和政界相当多的领导人，第二次占领则是大批杀害这两个圈子的人。

另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五年期间，立陶宛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也萎缩了，这些组织本来是立陶宛社会生活的基石。德国只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所利爱联盟这样的社会爱国组织。在纳粹统治下，以大学为基础的团体都遭了殃，整个教育系统都萎缩了。立陶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整个局势完全可以概括为：对一个没有领导、社会结构脆弱的群体施行极其暴力高压的政策。

但是立陶宛的抵抗却愈演愈烈，个体和社区大规模地向＋2发展，有组织的暴动估计有3万多起。(3)立陶宛的地下组织能够散发报纸、审讯通敌者、号召联合抵制苏联选举、暗杀官员，偶尔还袭击苏军驻地。据苏联的官方统计，这场斗争双方的死亡人数都是2万(4)，而非苏联统计的双方死亡人数还要更高。这些统计表明，这是一场规模相当大、相当血腥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游击队员们想方设法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一直控制到1948年，另外还控制了集体化进程和大规模驱逐的人数。有些游击队员还坚持斗争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

一般会认为立陶宛的战后抵抗是因为立陶宛人很顽固、爱国情绪或民族情绪高涨，或是因为其他突出的民族文化特性。立陶宛人则把战后抵抗归因为有正式的立陶宛组织。民主抵抗联合运动和另一个军事团体——复兴立陶宛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mmitte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huani‐a）——确实团结了很多游击队员。1949年立陶宛自由战士运动成立，正式的游击队活动也就重新组织起来了。不过，这里列出的数据却不认同抵抗运动的展开是因为上述的国民性，正式组织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因为在1940—1941年的占领期间，如国民性这些概括性因素并不能解释不同地方和地区间抵抗运动的差异。1940—1941年间，各种组织是自下而上地动态发展起来的，社区结构又一次成为造成地方和地区差异的关键因素，经常打破机制的自然顺序。自上而下严密结构在创建起义组织时所起的作用，还比不上将众多地方组织松散地联合在一起时发挥的作用。太过集中的组织有时会阻碍抵抗运动。实际上，苏联的渗透者有时会鼓励地下组织集中起来，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除掉组织的领导层，地方组织也更容易暴露。(5)

这种程度的抵抗运动是如何组织起来并坚持与强大暴虐的苏联政权斗争的呢？我们会再一次通过差异对比来探讨位移图上起推动作用的各种机制。本章将比较区域内以及跨区域的差异，考察20个案例，探讨几个社区抵抗运动的动态发展。要证明的问题是：相同的机制是否对不同地方和地区的抵抗行为有相同的驱动力。

摩金地区的五个例子（M1 M5）

立陶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摩金小镇（2000—3000人）和周边地区的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像立陶宛的很多其他地方一样，犹太商人和工匠们在小镇中占了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比例，而立陶宛的农民们则在周边农村种干草和大麦、饲养牲畜。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群人各过各的，只有在市场上才会经常见面。就像立陶宛的其他南方小镇一样，有很多波兰人住在摩金，还有少数俄罗斯人在沙皇统治时期就居住在这里了。直到苏联合并立陶宛之前，这里的生活几十年不变地继续着。

就是在1940年苏联统治后，摩金地区也几乎没什么变化。土地确实是没收了一些，但是这个地区大部分农民的土地都没有超标，所以没受什么影响。共产党确实在镇上组织了一些集会，鼓励人们入党和参加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过这些集会完全没有给我们的被采访者留下什么印象。虽然所利爱联盟有成员住在这个地区，但是他们却没能将立陶宛人组织起来开展抵抗活动。(6)总体而言，好像在苏联统治之初的那段短暂时期，苏联人和立陶宛人都没有那个时间、财力或意向去挑战或改变这个地区的惯有生活。1941年6月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严重事件：苏联当局在立陶宛全国开展了围捕行动，6月中旬驱逐了很多文化界和政界领导人。于是，在仅仅几天后的巴巴罗萨行动中，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攻进来的德军在一些立陶宛人的帮助下(7)，杀害了镇上的犹太居民。一位被采访者（M5）和他父亲听说要枪决犹太人，就离家去看个究竟。他说当他们到达摩金镇时，只剩下8个犹太人了，而且正在被运往枪决地的途中。另一个被采访者（M4）看到一个年青的犹太女人在企图逃跑时被枪杀了。

虽然镇上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被大批杀害了，人们的生活还是恢复了原来的节奏，和前几十年的节奏相差无几，尤其是占人口大部分的立陶宛农民。镇上犹太人的产业被没收或抢劫(8)，房子的砖被拆下搬走了，院子里种的土豆被人挖走了。德国人以农产品的形式向农民征税，不过税收并不过分。M5回忆起了几个德国税史的正面形象。有一次，德国人登记了一头怀孕的母牛，以后要作为税收牵走。M5的母亲就去镇上，和德国军官解释说母牛怀孕了，待产的小牛对农户家非常重要。那位军官驱车到了农场，查实母牛确实怀孕了，便从纳税清册上把它划掉了，承认了待产牛犊的重要性。这个故事和苏联特工的“野蛮”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无视畜牧业为基础的事实，战后占领期间没收农民的财产让农民无以聊生。(9)

在德国占领期间，甚至连苏联游击队的出现都没能扰乱村民们平静的生活。摩金地区在德国统治时就出现了苏联游击队(10)，不过游击队只开展一些无关紧要的军事活动。在前一章的结尾，M5举了个典型的例子。M5所在的村子和另外一个村子的村民们，都觉得如果德国士兵被杀，那德军就会怀疑村民和苏联游击队合作，即使不报复的话，也会对村子大肆攻击。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能，苏联游击队和当地警察在摩金村外的墓地开了个会。显然，没人愿意打仗，大家一致同意用这种办法避免彼此碰面：当警察要去某个村子巡逻时，他们要是觉得这里可能会有苏联游击队，就朝天鸣枪示警，这样苏联游击队就能撤离，双方就避免了冲突。这两支武装力量和村民们好像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对战争的结果影响微乎其微。可是当苏联人1944年12月回到这里后，几十年不变的生活节奏和模式最后因为超乎想象的残暴和长期的冲突被彻底打碎了。

194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军大肆屠杀，还烧毁了克勒波凯小村。凯斯图蒂斯·琼纽尔斯（Kestutis Girnius）结合地下出版物《奥斯拉》（Ausra）的内容和1947年一位游击队员的报告，简要记叙了摩金地区发生的事件：

人们的恐惧在圣诞节前夕达到了极限。一支50人的苏军分遣队增强了原有的军事力量，这支分遣队破坏了8个村庄的农场。克勒波凯村和里兹戴村首当其冲受到攻击，那天至少有37人被杀，48个农场被烧。可能死去的人更多，只是他们的尸体被埋在烧毁房屋的废墟下，没人发现而已。士兵们随后不久就走了，带走了120多名囚犯。1945年1月13日又是一个动员日，却几乎没有人到摩金来报到。(11)

这个事件激发了一场持续了五年的可怕的抵抗运动，造成这个地区好几百位村民被杀——大多数是当地的游击队员，有些是为苏联做事的。

接下来概述的是摩金地区五位村民对苏军返回该地的反应。第一和第五个例子中的两个人加入了当地的反苏抵抗组织，其中一个人（M1）的村子几乎完全处于＋2的位置，另一个人（M5）所在的村子主要处于＋1的位置。一个被采访者（M3）是游击战士，和一小队人带着机关枪在树林中躲藏。一个被采访者（M4）中立（0），对待苏军和立陶宛游击战士的态度基本相同。还有一个（M2）在当地的苏联反游击部队服役，清算本村的村民。1992年夏，这五个人都还住在摩金地区，其中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的三个人也在这之前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回来了。

M1和卡修奈村（＋2）

克勒波凯村被烧后，M1正值应征年龄（1925年出生），他怕被强征当红军，就逃到树林里考虑自己何去何从。树林里已经躲了有200多人，大都很年青，也是害怕被强征入伍或受到惩罚才逃到树林里的。他们一起待了约两个星期，一边探听消息，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些人以前是立陶宛军人，因为后来加入了德军，肯定会受到苏军的残酷报复，不过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军官，所以这群人乱糟糟的、毫无组织。有两兄弟离开树林，向苏军自首，结果被立即枪决了。苏军的这一举动，加上其在克勒波凯村的暴行，再加上摩金现在驻扎了一支苏联内卫军的主力部队，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这些人回去的可能性。不过，因为人数太多，这些人没法长时间躲藏和得到供给，在1月份第一个周末便分成了几个小队。

这些小队都是以从前的熟人为基础形成的，这并不奇怪。这些小队通常以自己的村子作为基地，这也没什么奇怪的。M1的小队有11个人，9个来自卡修奈村，1个来自邻村，还有1个德国士兵，原是汉堡人，从东线撤退时和部队走散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几个村子就形成了相对复杂的支援网络，支援网络主要以本村为基础，还和跨村组织有松散的联系。活动分两个阶段：首先是家人和邻居把从树林中返家的孩子藏起来，支持他们的工作；然后，这些年轻人参加了立陶宛前军官的抵抗活动，这实际上是把当地的支援网络并入了更广泛的组织。

立陶宛战后抵抗运动的强大力度主要取决于后勤因素，即建设和使用了地堡，游击队员们用这些地堡躲避苏军的追捕、储藏物资。游击性更强的游击队员们把地堡建在林中或河岸边。以本村为基地的游击队员们则通常把地堡建在自家的农场里。卡修奈村有12个农场（71位居民），在梅尔基斯河沿岸。图6.1显示了这些农场的地理位置和其他相关数据，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地堡的位置和哪户人家有儿子参加了游击队。成为当地抵抗体系的一部分有三个标准：哪个农场有地堡，谁知道那些地堡，谁给地堡提供物资。分析这三个标准就能发现这个体系是如何形成、维持的，还能发现以社区为基础的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贾卡沃尼斯1（Jakavonis）、帕考斯卡斯（Packauskas）、巴瑞萨斯2（Barysas）和马可赛拉（Maksele）家都有地堡，有的农场还不止一个。马可赛拉家的地堡实际上是挖在树林中，离他家的农场有点远。这些人家至少有一个儿子是游击队员，帕考斯卡斯家至少有三个。(12)没有儿子要藏的人家都没挖地堡。因为不同的原因，有游击队员的家庭也不是都挖了地堡。贾卡沃尼斯3家就觉得没有地堡也能把儿子藏起来。巴瑞萨斯1家本来需要一个地堡（他们家有16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参加游击队被枪决了），却因为父母怀疑有个儿子是叛徒，会出卖他们而没有挖地堡。瑞姆沙（Rimsha）家的儿子在他们想挖地堡前就被捕了。

显然，地堡位置是极其机密的情报，比如帕考斯卡斯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家中的几个地堡在哪、什么时候又会有谁待在哪个地堡里。M1解释说帕考斯卡斯家的儿子们并没有把这些全部告诉父亲，因为怕内卫军来了会“从他嘴里拷问出来”。知道这个当地系统并直接给地堡提供物资的，主要限于家人和朋友这个小圈子。在整个战后时期，卡修奈村的地堡最初的目的是保护和掩藏家人或当地居民，但是随着冲突的延续，这些地堡很快就有了其他功能。

图6.1　卡修奈村图解

1945年春，M1在挖地堡时，见到了一位名叫卡兹米瑞提斯（Kazimieri‐etis）的立陶宛陆军上尉。(13)1945年夏，他结识了另一个叫瓦纳嘎斯（Vana‐gas）的军官。(14)他们让M1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和苏联交战几乎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应该动员各种力量，阻止苏联加强对立陶宛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这些都需要开展更为正式的抵抗运动。M1在1945年夏天发誓（和立陶宛军队的誓言类似）效忠这个组织，村里其他年轻人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

实际上，吸收个人加入也就是松散地将个人的当地支援体系并入了更为正规的跨村组织（从当前搜集的资料看，这个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那么正规）当中去。于是，除了掩藏乡亲、给他们提供物资，村里的支援者们还承担了各种其他任务，以维持大组织的活动。比如，瑞姆沙妈妈一直给邻居帕考斯卡斯和巴瑞萨斯2家的地堡提供帮助和情报，这两家都加入了大网络的活动。瑞姆沙家的妈妈还积极参加领导层的交流活动。有一次，卡兹米瑞提斯上尉要去阿利图斯，那是个大城市，有些远，瑞姆沙夫人便陪他一起去，两人穿着农民的服装，扮成典型的农村夫妇，以免路上受到官方盘查。还有一种跨村活动叫“安全屋”。当大网络里其他地方的游击队员们被内卫军赶出他们村子的时候，卡兹米瑞提斯和瓦纳嘎斯就会带他们到帕考斯卡斯家或是巴瑞萨斯2家里躲起来。(15)第三种跨村活动是传递情报。因为躲藏的游击队员们通常无法相互联系，支援人员就需要传递大量的情报。M1说，九公里外的哪个村子要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两小时内在卡修奈村就能得到消息，这些消息是通过游击队员们的姐妹或女儿们这个网络传来的。

在内卫军袭击了原来的基地后，卡兹米瑞提斯上尉亲自到贾卡沃尼斯1家的农场上挖了一个地堡，这成了跨村组织的“总部”。这个地堡保密的程度更高。躲避攻击的游击队员们只会被安置到帕考斯卡斯家或巴瑞萨斯2家的地堡里，而绝对不会被安置到这个地堡里。只有三户人家知道这个地堡的存在：贾卡沃尼斯1、贾卡沃尼斯2和瑞姆沙。瑞姆沙可能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家，所以被认为最有能力提供生活必需品。卡兹米瑞提斯和瓦纳嘎斯组织的特点是命令分为三层，中间那层是在隐藏的领导人和当地村民组织之间传递情报和命令。把这个更为“军事化的”体系置于当地体系之上，可以让军官组织活动，展开猛烈的反苏抵抗运动。

因为战略和后勤原因，按原计划袭击固定目标在抵抗运动中并不常见。(16)虽然立陶宛的游击战主要是叛乱分子和苏联特工之间的丛林战，但卡兹米瑞提斯和瓦纳嘎斯还是想办法组织了一次对通敌卖国贼大规模的袭击。1946年晚秋或早冬，M1村的游击队员们和邻村的20名游击队员在贾卡沃尼斯1家碰头，核查袭击计划。这30个人全部或者说大部分都相互认识，参加行动的还有由跨村网络联系起来的其他几个地方队伍。据M1估计，总共约有150名游击队员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这次袭击，M1当时担任警戒。袭击中有4名游击队员被杀，灭绝者的死亡人数不详。(17)村体系在这次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疏散游击队员。150名参战人员在苏联增援部队来追捕之前就很快分成小组，消失在地堡中了。

更为常见的游击形式包括伏击和暗杀当地的灭绝者成员。(18)M2（是灭绝者成员，本章后面会讲述他的故事）承认，摩金附近的游击队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在摩金的30名灭绝者成员中，有22名被游击队员杀了，通常一次杀一两个。“二战”结束后有好几年，灭绝者没有纠集10个或15个人，是不敢进入树林的。

游击队的非暴力活动旨在阻止该地区在政治和心理上被并入苏联范畴。举个显著的例子，他们出版发行反共小册子，打击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士气。瓦纳嘎斯控制着印刷机，当时放在贾卡沃尼斯1家的地堡总部。每个小队要定期到摩金的大街小巷张贴200—300张公告。这些活动吸收了当地网络更多的成员。M1的妹妹就曾把公告藏在书本中，带到摩金张贴起来。游击队还努力阻止苏联在政治上的巩固，动员大家不要参加选举。游击队除了在公告上呼吁拒绝参加选举，还对一些投票所开枪。(19)

连接理论和内容

用社区机制和前面概括的阈值分布来解释抵抗运动的发展情况很是方便。村里大部分人都处于0阈值，因为只有10个年轻人躲进树林。当他们和村里12户人家（见图6.2）中的七户有关系时，临界物质很快就形成了。甚至没有“在逃犯”儿子的家庭（这当然是阈值更高的群体）也成了支援者，给地方体系提供食物。这些支援者参与程度不一，却是当地抵抗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在那些深入参与了地方体系的人中，贾卡沃尼斯2就是少数几个知道总部地堡的人之一，基勒（Kiele）家则收留了一位游击队员的女儿并提供食物。贾卡沃尼斯3并没有深入参与，但是对食物也是有求必应（贾卡沃尼斯3的独子曾是一名共产党，1940年入党，1941年被德国人杀害）。扎勒卡斯（Zaleckas）据说是“支持的”。只有一户人家完全没有参与，那户人家没一个人是应征年龄，所以M1评价说“他们没这胆量”。

图6.2　卡修奈村的维恩图

卡修奈村是个强大社区，很多人家400年前就一直居住在这里；沾亲带故；面对面的交往多；住户少；农场面积相差不大，且自给自足，不需雇用劳工。(20)这个村子结构特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抵抗运动。图2.8的下图就很好地说明了卡修奈村抵抗运动的动态发展和结果。实际上，卡修奈村的结构可能是最简单有益的结构：一个率先行动的大团体通过其他社区子集引发相互间简单的连锁反应。子集中，序列的每一步都存在着最佳比率。七名率先行动的个人通过家庭关系和更大的子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A规则），反过来又和社区的其他人建立了紧密联系。因为社区里通过家庭联系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的比例很高，剩下的高阈值的社区成员很容易就能通过阈值。显然，不管是榜样原因还是理性原因，支持社区组织都是不二选择。

当地的支援体系，原本是单纯的地方需要，后来变成了类似军事性的活动基地。大部分以本村为基地的游击队员们后来都参加了跨村组织，他们的家庭也一样。

抵抗运动的维持机制

虽然抵抗运动的维持机制和苏联1940—1941年间短暂占领以及德国占领（这两次占领都没有出现过＋2的抵抗运动）都不相关，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维持机制在长期对抗苏联时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对抗最后以失败告终。监控松弛和不太可能受报复，这些都有助于抵抗的继续进行。M1举了个例子说明：贾卡沃尼斯3没有得到游击队员的完全信任，因为他死去的儿子曾参加过共产党，他有一次碰到游击队正在修建一个地堡。游击队员告诉他，他可以去告发他们，可能当局会把他们抓起来，但是其他游击队员知道了他是告密者后，一定会报复他的。虽然这些警告可能没有必要，却说明威胁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至少在战后早期，当地游击队员可以在本地周边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通过有效的威胁可以打消潜在告密者的念头。

苏维埃政权慢慢掌控了这一地区，游击队员们一个个倒下。苏军补充了内卫军，70—85人的部队就能够包围和搜索很大一片地方。苏维埃当局发展了新技术来探查地堡，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网络成员被驱逐或杀害。在卡修奈村，帕考斯卡斯一家几乎全部被杀或放逐或监禁。瑞姆沙一家、马可赛拉一家和贾卡沃尼斯1家的几个人也是这样的下场。巴瑞萨斯1和巴瑞萨斯2家的儿子们都被杀了。当地体系中的中流砥柱最终被摧毁了，有些游击队员觉得斗争下去徒劳无益，便到维尔纽斯居住，因为在那里可以更好地“冒充”市民，不会受游击队员身份的连累。甚至卡兹米瑞提斯和瓦纳嘎斯也鼓励一些游击队员去“冒充”，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大规模的组织不可能再隐藏和得到供给了。M1于1946年12月被抓获，随后被驱逐到东西伯利亚，他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回到故乡。

1940—1941年间的占领和战后占领

从这个例子可以明显看出，这两个时期的反苏斗争差异是相当大的。后一时期苏军使用残酷的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屠杀和焚烧克勒波凯村显然已经为摩金地区的村民建立了新的斗争参数。到了战后占领时期，再讨论从0向＋1方向的发展情况就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风险已经落到了立陶宛很多人的头上；不需要试探愿不愿意承担风险了。＋2程度的抵抗通常成了生存下去的必需手段。将这两个时期对比的话，一个是高风险环境，一个超高风险环境（卡修奈村在战后占领时期有20多名村民被杀或被驱逐）。这一事实对抵抗机制会造成什么差异呢？

第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性和对不同身份的排斥好像降低了。1940—1941年间，以相同身份为本的组织成员，比如大学里的所利爱联盟或其他学生团体，相同的学生身份是他们加入组织的部分原因；但火烧克勒波凯村后逃到树林里的200个年轻人就不同了。可想而知，死亡的威胁或其他严厉的惩罚让人顾不上寻求相同身份。

第二，能荣辱与共、最牢固的抗风险团体（A规则），也就是家庭成员，成了支援和保护的核心力量。少有外来压力时，一家人可能会争吵，但一般而言，要是哪位家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当然，立陶宛也有很多家庭出现最终被家人出卖的情况，但比起其他团体来，家庭在战后占领时期还是最为主要的决策中心。

第三，战后占领时期，监控和报复的重要性增加了，能做好监控和报复的强大社区能更好地开展抵抗运动。不像1940—1941年的短暂占领时期，维持机制对战后长期的斗争更为重要，此时合理的维持机制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威胁说要报复，这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天平开始向苏联一方倾斜的时候，个人和团体的威胁确实是言出必行的。不合理的维持机制，比如不切实际的幻想，会在本章后面进行讨论。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民族主义和思想信仰的相关影响。M1的个案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M1在战后占领之前本来没什么政治倾向，他基本上是因为形势所迫才作出政治选择的。如何让生活更有意义，而不是一天到晚躲在地堡里，这就需要给未来找一条更好的出路。要让生活有意义、有出路就需要选择政治信仰，迫于当时的形势，自然只能选择民族主义。好像立陶宛农村的反叛者们都是在还没有形成信仰之前就对当地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了反应。

这两次立陶宛与苏联之间的斗争也存在相同之处。两个时期都是以自下至上的方式在社区发展了＋2组织。另外，从下面列举的例子来看，社区抵抗运动的动态发展仍然是靠社区结构所具有的普遍特性和特殊特性。强大的社区，加上合理的结构，更有可能产生极高的＋2参与比例。

M2和摩金的灭绝者（ 2）

M2是摩金地区的长住居民，作为苏联灭绝者的本地成员，他一直想杀掉或抓捕M1和其他游击队员。M2在采访中并不是对所有问题都有问必答，而且有些事情他绝对撒了谎，不过他提供的大部分情报都在采访游击队员们时得到了确认，他说的大部分还算是实情。当问起灭绝者对付游击队员们的主要手段时，他简单回答说就是追捕、枪毙和放逐。(21)

具体地说，在外人看来，摩金地区的灭绝者在和游击队作战时，积极运用了各种常规和非常规战术。他们展开搜捕和破坏行动，尤其是在加派了增援部队之后。M2心里很清楚，战后占领早期是游击队的天下。在他看来，“村里有一半人是游击队的联络员，另一半则是游击队的抢劫对象”。因为灭绝者有约2/3的人被游击队干掉了（大都是一次伏击一两个人），所以除非上头有令，不然他是绝不会到树林里去的。M2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守卫最近建成的一个集体农场，这个农场是苏联的控制基地，也是游击队的明确攻击目标。M2知道瓦纳嘎斯组织，好像还对此怀有敬意，但他说其他游击队员都和“土匪”差不多。(22)M2还承认苏维埃地方当局把游击队员的尸体摆放在摩金郊区的空地上，然后躲在一边，看是否有人来确认尸体。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确认出游击队员的亲属(23)，这种方法在整个战后时期全立陶宛都用得很普遍。(24)

M2是怎么成为一名灭绝者成员的呢？他不是共产党，实际上，在提到苏联第一次占领时，他说只有“傻瓜”才会参加共产党和共青团。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也绝对没有任何思想信仰，总的说来，他是个和别人没有任何联系的个体，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社区。他虽然耕种着妻子继承的几块地，却住在镇上，他的工作和他的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他是波兰人，却娶了镇上一个俄罗斯人，镇上俄罗斯居民极少，大都是犹太人。M2和他人的种族关系确实存在，但顶多也只能称得上关系脆弱。他是文盲，也就关闭了人际交往的很多大门。

对自己加入灭绝者，他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有马车的农民，他被苏联人“动员”去运送尸体（有具尸体显然是一名游击队员的妻子，被苏军枪杀了）。(25)因为他的这一举动，游击队威胁要“活剥他的皮”。在M2看来，游击队员们控制了农村（这是1945年），而且“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游击队完全能够做到言出必行，而且游击队还抢劫了他弟弟，所以在收到游击队的威胁信后，他就加入了灭绝者，知道自己面临的处境后，他别无选择，这只是一种保护手段。M2的故事应该是可信的，尤其是他和妻子有那样的种族背景。他加入灭绝者后好些年，苏联人好像也没有为他的这一选择给过他物质上的好处，他一直过着相当痛苦而惨淡的生活，做着一些不需要技能的活计。当然，这最后一点不能用来证明M2的加入动机，因为很多加入灭绝者的人原以为能得到物质或政治上的好处，结果都很失望。摩金的另一名被采访者（M5）就说得很好：

苏联统治的基本政策是要人们亲手毁灭自己，那些灭绝者只是工具而已，到时也是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他们的命运也没有比游击队员好到哪里去。因为灭绝者的成员都还年青，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人上人，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他们不识字、没受过教育，很多人还成了酒鬼。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了军官，人们要是没受过教育的话，是不可能爬得高的。人们嘲笑他们，不把他们当人，不把他们当回事。

其他被采访者的叙述，包括后面要讨论的M4和M5的叙述，都说明很多人之所以加入灭绝者，不是出于思想信仰，而是为了逃避游击队有效的威胁。就整个社区而言，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社区里很多人都被临时征调给苏联人做事，但是并没多少人会像M2所说的那样被“定性为”敌人。M2和他妻子的种族背景可能是决定性因素。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支援行为更容易立刻被人视为是自愿通敌，而立陶宛人做同样的事，可能只会受到一点儿怀疑或给他解释的机会。而且M2很孤立，这也意味着没人会为他向游击队说情，他同样也没有来自社区的阻碍，不让他成为灭绝者成员。因为孤立的个人更没有能力对付威胁，我们也许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假设：脱离集体的个人更容易落到2的位置。此外，如果有人把与苏联合作看成物质或政治的获益手段，那社区也没有人会用什么办法（比如排斥他们）来进行阻挠。有些机动的游击队员（＋3）和社区的联系也很少，比如M3的例子。

M3和机动游击队员（＋3）

当然，战后期间有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员”，至少有4种差异比较明显的游击队员：像M1那样和当地社区和家庭有联系的；和前立陶宛军官成立的军事化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游躲在乡村的机动游击队员；为行事方便伪称“游击队”的小偷团伙。 在战后游击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三种游击队员，因为局势日益严重，缺少供给，可能变得和第四种“游击队”没什么区别了。第二种和第三种被认为达到了＋3的位置：机动而且有武装。M3可以划入第三种游击队员。他领导了一支18人的游击队，以从前的一位立陶宛国王“维陶塔斯大帝”（Vytautas the Great）自称。他们有六架机关枪，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绝不超过一两天。据M3说，他们经常和苏联追捕者展开大大小小的战斗。

这里要叙述的内容发生在火烧克勒波凯村之前。M3没法逃脱被征入红军的命运，但他当了逃兵，没去服役。他躲在树林中，想办法靠近自己的村子。很多年轻人因为苏联加强了该地区的统治，也逃到了这里。因为他年纪更大，有27岁，又在前立陶宛军队当过下士，自然被推举为这18个人的队长。

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群人不像M1一样重新回到原来的社区呢？对他们而言，答案很简单：聚集在M3周围的这些年轻人大都来自克勒波凯村，他们的家园已经在苏军行动中完全被毁了。像很多其他位于＋3的个人一样，“维陶塔斯大帝”的成员根本就无处可去。军官、逃兵、城里来的、家园被毁的，这些人通常都没有M1（或M5）那样的退路。像瓦纳嘎斯这样的军人通常是在等待下一场战争，并期待美国的入侵。反过来，事件的发展让他们远离家园，或者说，他们现在太“火”了，苏维埃当局太想捉拿他们了，他们也不想给家人带来危险。

大部分不能利用社区地堡系统的机动游击队员都很容易被抓获。M3哀叹他队里后勤供给的困难：要是队员们在哪个地方待的时间“超过两到三天，他们就会被抓获”；要是他们开战的话，就得赶紧转移相当长的距离，以免和苏军的增援部队碰上。人们愿意给他们食物，但是他们的行踪不定让供给补充很不规律。M3逍遥了约一年，然后被枪打中腿被抓了。他在西伯利亚待了12年，在劳动营待了10年才回到摩金。

M4和中立者（0）

M4(26)的态度好像在很多城镇居民中相当典型：置身事外才是上策。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上陷得太深的城镇居民通常都持这种态度。

M4生于1929年，到游击战年代已经成人了，不过从未想过加入游击队或灭绝者。在他看来，这两方陷入了暴力的恶性循环，最好是敬而远之。M4看到游击队员的尸体被摆放到城外，他也知道官员们被游击队员们暗杀。他做过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就是那时候——多半是他在给一个牧民做工的时候——接触到了游击队。有一次，游击队员来杀他的雇主，因为雇主的哥哥是一名灭绝者。显然，雇主说服了游击队员，说不应该让他对哥哥的行为负责，所以游击队没对他下手。但是，这件事给M4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采访者：你在野外牧羊的时候，要是灭绝者或是游击队来了，你更怕哪个？

M4：都怕。但是我什么都没干，我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什么都没干过。

采访者：人们普遍都是这种态度吗？

M4：有相当多的人都是这种态度，有少部分人对两边都很主动，但大部分人还是被动的。

M4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受过六年教育，没有财产，不属于任何组织，一辈子就是四处做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总之，他没有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和任何可能把他卷入斗争的低阈值的行动者也没有联系。也许游击队的威胁会把他逼到 2的位置，就像M2一样，可他没受到过威胁。他没有强烈的意愿要为什么而战，而且因为和任何社区都没有关系，他可以选择独来独往。

M5和萨姆尼斯基乌村

1944年圣诞节前夕，M5和萨姆尼斯基乌村的其他居民看到克勒波凯村升起了浓烟。和卡修奈村的青年一样，萨姆尼斯基乌村的青年，包括M5的哥哥，都撤到森林里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两个村子一开始行事的方式类似，但很快就各行其是了。萨姆尼斯基乌村的青年立即被当地的一位老师组织起来，把他们带回了村，要求村民们“不得对任何人说任何事”，实际上这些青年“隐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里。一开始人们没有想到要建地堡。

但是很快当局开始正式登记人口。萨姆尼斯基乌村的青年只有三条路可走：老老实实登记，这就意味着要入伍参加红军；伪造证件以求高出或低于应征年龄；回到树林里去（达到了＋2或＋3的标准）。和卡修奈村一样，第一条路根本没有吸引力，不过和卡修奈村不同的是，第二条路好像行得通。比如M5的哥哥是1925年出生的，是最适龄的应征人员，但是在贿赂地方当局后，把他的生日改成了1927年，年龄太小，所以就不用在这种危急时刻入伍了。从下一部分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贿赂在当时的立陶宛是司空见惯的。M5的哥哥和1927年生的青年后来同批应征，也参加了苏维埃军队，但那时对德战争已经结束，入伍已经不再是“死亡判决”了。

M5声称，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是1945年应征入伍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待在树林里打游击或藏在地堡里。有两位青年回到了树林，结果却在1945年被枪杀了，而其他人都想办法搞到了伪造证件。这就是卡修奈村和萨姆尼斯基乌村的最大区别：前者有相当多处于0阈值的人待在地堡或树林里，促使与之有联系的人员采取行动，而后者在短时间后这种低阈值的人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不是被杀就是带着伪造证件回家了。缺少这样一批当地率先行动者的带领，萨姆尼斯基乌村很少有人能达到＋2标准，尽管这个村和卡修奈村有很多相同点。(27)

尽管参与程度不同，但萨姆尼斯基乌村在支援游击队方面却非常积极，达到了无组织的＋1程度。M5本人就是少数几个达到＋2程度的人之一。在邻近的森林里，游击队员们（有的和邻村有联系，有的和地方上根本就没有联系）建了一些地堡，40年代的后5年都没受到苏军的任何破坏。1948年，18岁的M5在田里耕地时，游击队员走近他，要他讲讲村里的情况，还问有没有俄国人在村里，能不能给他们带食物，然后叫他第二天在约定的时间和他们碰面，于是M5就开始成了游击队的一名联络员。M5声明自己几乎不需要考虑就能作决定。有人要求了，他也就答应了。这个决定最终让他在西伯利亚待了将近七年。

后来，M5知道了有六个地堡。虽然这个地堡体系位置更靠近萨姆尼斯基乌村，但就支援网络而言，这个体系和邻村的联系更为密切。瓦纳嘎斯的组织也把这个体系合并了，外来游击队员经常会来这里，包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游击队员，他们前来参加的可能是全国范围的会议。(28)据M5说，几乎留在村里的每个人都会偶尔支援树林中的游击队员，虽然他们不知道地堡的位置，支援也没有人组织。游击队员们会定期晚上出来，农民们就给他们食物和其他物资。M5不敢保证自己是唯一知道地堡的人，但其他村民的行为无疑证明了他的特殊角色。如果村里有人看到了苏军有什么行动，他们就会告诉M5，M5转而把情报告诉瓦纳嘎斯的副官。

这种支援是很令人钦佩的，要知道村里有四位熟悉社区情况的村民成了灭绝者。这些灭绝者不住在萨姆尼斯基乌村，而是逃到了摩金镇寻求庇护，不过仍会带苏军来村里，帮助安排监视和伏击。M5提到了一些有趣的家庭动态发展，其中还有个灭绝者。普拉那斯·沃兰古瑞修斯（Pranas Volunguricius）是奥古斯都·沃兰古瑞修斯（Augustus Volunguricius）的哥哥，因为嫉妒他弟弟的富有，加上同情共产党的妻子催促，便成了一名灭绝者。最终，奥古斯都被放逐，他女儿于1950年作为游击队联络员被捕，他的儿子也被捕。其余三名灭绝者是斯大西斯·巴纽里斯（Stasys Baniulis）、卡瑞斯·巴纽里斯（Karys Baniulis）和斯大西斯·维考斯卡斯（Stasys Vitkauskas），都是小地主，不属于村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组织。M5说灭绝者知道村民们普遍都支援游击队员，村民们也知道灭绝者知道他们支援游击队员，所以提供支援时也不躲躲闪闪。村民和灭绝者之间的这种“游戏”持续了几年，对游击队员的支援也一直没有中断。

这样的结果还有其他原因，一个就是游击队员们有能力获取情报，必要的话，他们还会把威胁落到实处，所以能在这个地区待下去。游击队员们清算了萨特纳斯·沃兰古瑞修斯（Saturnas Volunguricius）的妻子，因为怀疑她是告密者。他们还杀了朱奥扎斯·拉培斯卡（Juozas Lapeska），这个事件能说明很多问题。据M5说，拉培斯卡是个酒鬼和非法酿酒商，由于家里酿酒的设备太差，不慎把自己的房子烧着了。因为要对摩金当局把这事瞒过去，拉培斯卡便说是游击队点火烧了他家的房子。有消息传到游击队，说当局在会上决定招拉培斯卡为线人。游击队警告拉培斯卡“待在家里，千万别出来，这样他才不会出事”。但是，拉培斯卡还是碰到了游击队，并且把这事报告给了另一个他认为也是线人的村民，可惜，那人是游击队的同情者。所以，他很快就被杀了。有这样坚实的村民支援力量，又有能力把威胁落到实处，当局要渗透进来就非常困难了。

萨姆尼斯基乌村达到了一种稳定的平衡：村民们几乎一律处在＋1的位置上。他们给游击队提供食物和情报，却没什么组织和秩序。因为几乎人人都参与了，所以也没什么人害怕因为支援游击队而被揪出来遭到报复。除了M5之外，没什么人到达＋2的位置。要到达高风险的＋2位置，尤其是在残酷的苏联重新占领时期，那是需要强大的家庭和社区规范机制的。萨姆尼斯基乌村可没有这些条件。

萨莫吉莎村的五个例子（S1 S5）：＋1的位置

战后初期，可能立陶宛的大部分乡村都是M5的村子和萨姆尼斯基乌村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是以无组织的方式支援游击队，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际关系良好的“线人”作为沟通桥梁。达到＋2位置的村子（像M1的村子和卡修奈村）在维持抵抗运动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即便在立陶宛，＋2也不是固定的标准。就常识而言，应该把＋1的位置看成是预期的结果。想帮助立陶宛同胞的强烈需求和避免巨大风险的需求，让二者在＋1位置上达到了平衡。在战后时期，那些和处于＋2位置的游击队员打成一片的人，发现自己、家人和社区都会被强大的榜样力量带动。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上述例子一样，能戏剧性地达到＋2的位置，但是在＋1位置上所要承担的风险也不应该忽视，＋1位置仍然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这是夹在游击队和灭绝者以及日益巩固的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危险境地。这一部分主要讨论＋1位置和坚持这一位置所需的活动。

萨莫吉莎地区位于立陶宛西部，在这里进行了五次采访，以便进行对比。这里会对同一地区五个人的选择进行比较，还会讲述他们的故事（有三个处于0的位置，两个和游击队有联系的处于＋1的位置）。

中立者

在极端实用者看来，S1的中立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S1所住的村子和新苏维埃政府有联系，他想办法像M5的哥哥那样伪造了证件，改了年龄。他那个村子没有游击队员（没有一个人去树林里），也从来没有开展过有组织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抵抗活动。用S1的话来说：“村民们对军队束手无策。要是我们抵抗了，大家就都被杀了，你觉得这样会更好吗？有人抵抗，他们还是会来……有人抵抗，他们会把挡道的人打得粉碎。”还有一次，S1承认游击队的抵抗运动可以带来一些集体利益，还说如果没有游击队的抵抗斗争，立陶宛今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S1还是觉得集体活动有问题。

S1：在我看来，没有抵抗运动，立陶宛就会失败。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应该成为游击队员吗？

S1：那我就活不成了。

在S1的思维里，最好是把立陶宛爱国者渗透到苏维埃系统并操纵它，而不是和它开战。

这个例子中的另外两名中立者，情况和前面的有些类似。S2是少数几个被采访的女性之一，她来自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大半辈子都在大农场上当仆人。和M4一样，她和游击队员、灭绝者都没什么联系，只有一次见到过一名游击队员，也只有一名灭绝者来找过她。她把缺乏联系归因于自己的贫穷，两边都知道她没能力提供多少物资。她和家人都是仆人，不属于任何有反抗倾向的农村经济社会组织。有一天她20岁的弟弟驱车去森林里砍柴，刚好被往回走的苏军碰上了，马上就把他“征召”进了红军，服了五年的军役，他和逃兵也没有联系。因为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家里又一穷二白，所以S2没有参与任何游击队与苏维埃之间的斗争。

第三名中立者从1939年到苏军第一次占领结束，都在陶兰吉的大型肉类加工厂做事，1942年上半年在德国政府当低级职员，然后回去在自家农场干活。和这个例子中的大部分农民不同（他们的农场有400年之久了），S3的父亲1939年才在这里买了地。这块地（8公顷）不属于任何一个村庄，而是一片大领地（101公顷）的一部分。他家和邻居们没有形成长期的经济社会关系，也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S3的没有归属是他中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德国占领政权有联系。因为他那时担任的是无关紧要的工作（交粮税时当过簿记员），他不相信苏维埃当局会把他揪出来惩罚。同样，他也避免任何会引人注意的行动，所以中立成了最好的选择。

平衡举动：＋1的例子

接下来的两个＋1的例子和前面的模式相同。身处强大社区让人无法选择中立，但和游击队没有直接联系也让人无法达到更高的参与程度。这两个例子中的两个人都是定期但又是无组织地支援游击队。苏军第二次来时，S4约38岁。他在该地区曾当过三次“典狱官”：独立立陶宛时期（1937—1940年间），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期和德国占领时期。(29)另外，他曾经加入过所利爱联盟。

像斗争区的其他很多人一样，S4玩的是“两面派的游戏”，在战后时期定期和游击队以及政府官员会面。通过和游击队的接触，他相信周围树林里有八个地堡，虽然他不知道具体位置。住在邻村的游击队员们的亲戚请S4加入他们，但他拒绝了，说自己拖家带口的，这要冒很大的死亡危险。S4说游击队能够理解他的决定，不会施压让他改变主意的。他继续和游击队保持联系，1947年后有段时期大约每月会面一次，最后一次会面是1951年。

当局当然给S4施压了，还在1947年把他抓进监狱关了15天，后来没人指控他，就被释放了。S4把这一结果归因于他妻子买的伏特加酒，这个办法是有先例的。S4说自己早年就曾贿赂过一位当地官员，给他提供了半年的烈酒。就这样好几年，S4一边和苏维埃官员喝酒，一边晚上和游击队见面，给他们提供物资，他一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萨莫吉莎地区最后一个例子发生在只有八户人家的路德教小村：奥斯维提斯村。像S4一样，S5曾是所利爱联盟成员、当地的典狱官，在他30多岁的时候，苏军回来了。他也受到过游击队的招揽，说美国很快就会介入，但他决定还是先不要卷入太深。和既有模式相符，奥斯维提斯村本身没有低阈值团体，唯一的一名游击队员曾参加过德军，也早就被杀了。不过，村民们大都和游击队保持着偶尔的联系，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情报。S5甚至还在一个地堡里待过一次。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故事，讲村民们是如何经常告诫游击队不要使用暴力，因为那样可能会招致当局对本村的报复：

有一次，有支七人多的游击队决定在附近的小溪里游一天泳，洗一天澡。这个地方有家农场雇用了劳工，有个劳工的儿子是灭绝者。突然，那人的儿子来了，和游击队员们碰了个正着，游击队员们立即把一根绳子绕在他脖子上，就要吊死他，但是农场主恳求他们不要杀他。游击队员们就让那灭绝者发誓不会出卖他们，然后放他走了，可他直接骑马过了森林，到灭绝者总部告发了他们。灭绝者第二天早上来了，他们害怕晚上来。他们当时正在这家农场……游击队员想抵抗，说可以用机关枪把他们都毙了，可我告诉指挥官：“别那么做，因为这样我们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实际上，位于＋1的个人，在帮助维持游击队活动的同时，有时也会保护处于 2位置的人。这一平衡举动的目标是：既对游击队保持忠诚，又避免苏维埃政权的报复。

对S5而言，在他被推选为集体农场的主席后，形势就更为复杂了。大约是在1948年或1949年，灭绝者集合村民开会，要建立集体农场，这是苏维埃在农村建立统治的主要手段，通常只有两种选择：加入集体农场或放逐西伯利亚。这种形势下，游击队并不怨恨被迫加入集体农场的人，尤其是那个年代后几年里苏军力量更强大的时候，也不会老是惩罚那些选举了主席的人。很多情况下，要是还没人担任主席，游击队便情愿找个同情他们的人，像S5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主席们的处境其实很危险，最起码，他们一方面要让苏维埃满意，另一方面又不能触犯游击队。S5说通常会召开集体农场主席的区域会议，会上每位主席都要作报告，总结自己农场取得的成绩、制定以后的目标。听众中，游击队的联络员会注意听，看有没有什么内容违反了潜规则。S5很怕自己的报告有犯规的地方，不过显然通过了游击队的标准。有很多其他主席对没收富农财产太积极或是公开声称反对游击队，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枪杀了，不过S5安然无恙，他和游击队已经达成了谅解。不到一年，S5的主席位置就被一个共产党员取代了，后者有个全副武装的灭绝者当贴身保镖。由于加强了监视力度，S5和奥斯维提斯的村民越来越难继续支援游击队了，虽然S5到了1955年还和他们有联系。

这两个例子和那些＋1的例子里，参加＋1的社区人口比例能够确保大家不会受到什么特别的报复。但是，没有率先行动的0阈值行动者，向＋2的发展也就不可能了。要减少参加＋2抵抗活动的高风险，就需要强大的社会榜样起带头作用，但是在这些例子中，根本就不可能激发出榜样来。

其他战后资料的总结

除了刚才讨论的摩金和萨莫吉莎地区的10个例子，还有10位被采访者（O1 O10）提供了战后时期他们社区的具体信息，其中五位还能绘出详细的地图。他们全都，或者说几乎全都叙述了一些相似的经历：要求立陶宛青年不要服从苏维埃的动员，招募社会上最没文化的人加入灭绝者，把游击队员的尸体放在郊外示众，苏维埃政权扩大控制领域，游击队的处境日益严峻，广大民众日益盼望西方的干预和拯救。

就人们在位移图上的位置变化而言，摩金和萨莫吉莎例子中的模式是显而易见的。在前面提到的战后例子中，可以看出农村有三种结果：几乎全社区都在＋2的位置；社区有部分人在＋2的位置，其余人在＋1的位置；所有人都在＋1的位置。所有的农村被采访者都说自己的社区支援游击队，即使是无组织的支援。城里的被采访者则说对苏维埃政权几乎没什么抵抗。(30)这些结果大致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社区结构特征相吻合，这些特征首先包括社区内低阈值的率先行动者的比例和社区大小。这里再简单举例说明这些模式。

这些例子中只有一个显示了几乎全部参与的＋2程度。路克斯戴村靠近拉脱维亚边境，村民们参加社会爱国活动的比例一直很高。17户人家有近一半在独立时期加入了所利爱组织。被采访者（O1）虽然那时只有13岁，却还记得镇上的男人，包括他父亲，是如何戴上白袖章在1941年6月德国一发动进攻就立即夺取了地方政权的。这个村子很可能被组织到了＋2程度，而且在苏军第一次占领时期并入了LAF。德国占领时期，苏联游击队隐藏在附近的俄罗斯人当中，入侵了几次，还靠路克斯戴村民发展了一个情报基地。在路克斯戴村，村民们，包括被采访者的激进派父亲，都不曾幻想能逃脱即将到来的苏军的审查和报复。他们要么就像那位父亲一样逃出国，要么就是进树林。这个村不仅有要逃兵役的青年，还有其他激进分子，大家害怕必将遭受的迫害，所以率先行动0阈值的人数比其他很多村都要多。

在这17户人家中，五户有游击队员。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援体系建立起来了。O1担任“联络兵”，为定期前来的游击队员收集其他农场的食物。他不知道地堡的位置，只有家人才能直接到地堡中探望亲人。虽然O1担任本社区体系的联络员，但他并不知道周围村子的联络员是谁。(31)

这两个例子中，有部分人达到了＋2程度，但不是全社区的人都达到了。帕吉瑞爱村（O2）有23户人家，四户邻近的人家聚成了一个支援网络，支援其中一户的两个儿子。这个村子到＋2位置的人很少，这和适龄应征的青年少有关，而且因为这个村邻近考纳斯，所以和其他立陶宛村庄比起来，村民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纷繁复杂。很多村民在考纳斯做事，和当地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也更少。结果就成了一个不甚强大的社区，无法形成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机制。巴特利爱村（O3）也有一个由几户邻居形成的小网络，虽然整个社区还是处于＋1的位置。(32)

其他被采访者向定期来农场取粮食和情报的游击队员汇报，不过他们并没有听说过哪里有规范的地方支援组织。一个被采访者（O4）应召入了红军，但他逃走了。1944—1945年，他游走在立陶宛乡村，成了一名机动游击队员（＋3），从沿路的村庄随机获取粮食、情报和住处。他这样描述自己当了红军逃兵后的经历：

在俄罗斯官员看来，从这一刻起，我们就成了红军逃兵，但我们现在成了游击队员，胸中豪情万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逃出来，想回家去。我们走了200公里，不管到哪，只要人们发现我们是从苏军队伍中逃出来的，就会帮助我们，给我们食物。99%的立陶宛人都会帮我们，而且不问什么，我们彼此信任。只有一些靠近大城市的人，比如有个老人给我们指错了方向，指的是朝苏军士兵去的方向，不过我们听到他们说俄语就转身走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人有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好像也是叛徒。不过有99%的人支援我们，我们就开始防卫、收集德军留下的枪支、用威士忌酒瓶换（武器）。我们开始拿起武器组织起来。

但是这些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不久后，人多的游击队无法得到补给，很容易就被苏军给抓获了。随着乡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苏联特工，游击队员和支援者之间也不那么全然信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前所说的罕见的出卖事件越来越多了。O4接着说：“最后，我们的损失越来越大，克格勃（简称KGB）的渗透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对敌斗争从1946年起就减少了，我们这支队伍约有30个青年，都是我的朋友，只有五个幸存了下来。”解决办法当然就是回自己村里去，O4 就是1945年9月回去的，直到1950年被捕。因为得不到有组织的支援，处于＋3位置的机动战士发现很难长时间地支撑下去。而创建一个＋2的社区就可以解决这些后勤保障问题。

维持机制

虽然维持机制在此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它们在战后立陶宛这些例子中的重要性却显而易见。这种程度的战斗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怎么能支撑这么久？第1章得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维持机制：威胁和三个不合理的心理机制——即沉没成本陷阱，小胜利的分量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威胁在前面的例子中已经讨论了，这里我想集中讨论立陶宛反叛者中普遍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几乎每次采访时，被采访者都说相信西方强国不会让苏联吞并立陶宛，相信美国和苏联的战争一触即发。从一般情理上来说，这样认为几乎无可厚非，毕竟，“一战”结束时，西方（以及威尔逊和他的十四条）承诺让西欧各族获得独立。“二战”的爆发是以西方对德国入侵波兰作出反应才开始的，在很多被追捕的立陶宛人看来，东欧会再一次在东西方冲突中扮演中心角色。世界各国的命运将在一场无法调和的战役后见分晓，这是一场西方和《大西洋宪章》与东方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役，绝无妥协的可能，一场新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地爆发。

这些预测只是从世界局势判断出来的，大多数立陶宛人，包括精英和一般民众也是这样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立陶宛的政治精英在经验和态度上都是很倾向西方的，很多人是在西方受的教育，自然就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了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便认为自己对苏维埃的憎恨和对俄罗斯人的蔑视，西方同胞们也应该是感同身受的。(33)从采访资料上看，这种态度在立陶宛各阶层普遍存在，于是，地下小册子上就充满了救赎来自西方的言论，下面两段话就很典型：

美国充分理解其作为西方先锋的使命，不再是为了自己民族的自由而战，而是为全人类而战。(34)

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特工和意志薄弱的人才会被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蛊惑，并蛊惑别人相信：事件，也就是武装冲突不会那么快爆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35)

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仅可以通过这些普遍看法证明其不合理性，还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把如此重大的事件寄托在片言只语的消息上，把这些看成是战争即将到来的可靠预测，这也证明了它的不合理性。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的演说、希腊和土耳其发生的事件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些都显示：最后的战争，也就是大决战即将到来了。对一个忍受了苏联恐怖统治、不断失去游击战友、遭受放逐和其他各种苦难的民族来说，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事情上并不奇怪。

这些小册子和认识的实际效果却造成了更多的游击队员死去。在1947年之前，有一支有组织的游击队——民主抵抗联合运动——认识到，外援不可能唾手可得，要通过减少军事战斗来保存实力。1947年3月，一则秘密指令宣称，“在当前政治形势下……近期开战还缺乏条件”，并继续反对其他游击队坚持的不合理的过度军事活动：

问题出现了：是谁迫使我们继续这么做的？难道他们不能冷静思考、分析形势和得到的情报吗？难道现在他们要逞英雄，不愿接受别人提供的真实情报和英明战略？好像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形势变得越来越让人忧心和害怕的原因，因为最近我们在有些地方的斗争遭受了重大损失，导致了无谓的伤亡。难道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虽然有这样的指令，好像还有大量民众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甚至50年代初，还对西方救援抱有幻想。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幻想阻止了他们想接受招安或伪造假证重回社会的可能，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招安，他们也不想接受。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战斗。

结论和比较

战后抵抗是现代立陶宛历史的中心焦点。有位立陶宛学者说：“立陶宛人记得每个令人苦痛的细节，也从未停止对这些事情的讨论和写作，就像俄国人从未停止谈论他们对纳粹的伟大的战争。”(36)抵抗运动阻止了苏联在战后马上将大量俄罗斯劳工轻松地输入进来，为现在立陶宛境内较低的俄罗斯人口比例作出了贡献，有重要的人口学和文化意义，这些将在第8章和第9章再讨论。

在分析了20个人的经历后，本章得出了战后立陶宛的普遍运动模式，运用区域内的比较来涵盖更宽泛的因素，比如地理位置和当局政策的实施。第3章通过六个例子，比较了20世纪40年代三次占领时期立陶宛的情况。运动的主要模式在图6.3中总结出来了：在苏联1940—1941年的短暂占领期间，并没有形成维持机制；民众在德国占领期间通常保持中立，所以从＋1发展到＋2的触发机制和维持机制在这里也没有出现；苏联第二次占领期间，维持机制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6.3　三次占领时期的运动总结

图6.3显示了两种直接对比和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和德国占领期间，是什么导致了从0到＋1的运动差异？分析发现，在德国占领时期缺少两个关键机制，即憎恨的形成和焦点事件。第二，也是与本章联系更为紧密的，苏联两次占领时期是什么导致了相似的结果？不管怎么说，这两次占领实施的政策相差很大，社会构成也因为屠杀、放逐和教育阶层的逃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总的结果却相同：各种各样以社区为基础的抵抗组织在全国蓬勃发展，而且这两个时期的地方差异都很显著，令人困惑。

比较分析显示，相似的社区结构会产生相似的机制，推动个体向＋2前进。在战后立陶宛，逃避苏联兵役的适龄青年是社区的率先行动者，他们对家人施加的榜样力量（A规则）反过来又对其他家庭产生了压力。当这些青年的家庭和其他那么多的家庭通过以前的工作和社会关系联系到一起时，抵抗运动经常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少数应征青年逃亡和很容易就能伪造假证的例子可以看出，抵抗行为是不可能产生快速的连锁反应的，所以最终是只有少数人是＋2行动者或者根本就没有＋2行动者。1940—1941年间的立陶宛，率先行动的子集通常是社会爱国团体的成员而不是逃兵役者。在这两个例子中，和低阈值团体（战后的例子是家庭榜样，1940—1941年间的例子是荣誉的力量）相联系的榜样机制降低了相关子集的阈值。在这两个例子中，社区的特殊结构，尤其是低、中、高阈值团体的重叠人数，在决定社区的最终位置时至关重要。这两个例子都显示了结构和机制之间类似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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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章我主要讨论社区一级的行动，而略过苏维埃当局的政策和游击队之间的政治。有几篇文章或几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探讨这些问题的：比如V.Stanley Vardys，“The Partisan Movement in Postwar Lithuania，” Slavic Review 22（1963）：499 522.Also see Thom‐as Remeikis， 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 （Chicago：Institute of Lithua‐nian Studies Press.1980），chap.2；also by Remeikis，“The Armed Struggle against the Sovietization of Lithuania after 1944，” Lituanas 8（1962）：29 40. Romuald J.Misi‐unas and Rein Taagerpera， 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81 91，就回顾了游击战争。战后斗争的各方面都有人进行探讨。关于集体化和驱逐，有Kestutis Girnius，“The Collectivization of Lithuanian Agriculture，1944 1950，” Soviet Studies 40（1988）：460 478；John Biggart，“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oviet Lithuania”，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9（1990）：53 75；Julius Slavenas，“Deportations，” Lituanas 6（1960）：47 52。关于苏维埃政党组织的发展和全面综述（主要根据当时所获得的苏联文件），有Benedict Vytenis Maciuika，“The Baltic States under Soviet Russia：A Case Study in Sovietizatio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63），尤其是第3章。最后，还有把被追捕者的生活和追捕者的生活进行对比的，比如把一位游击队领导人Juozas Daumantas， Fighters for Freedom（New York：Maryland Books，1975）和一名前苏联内务部官员（也参加了反游击队行动，后来投靠了西方）伯利茨基上校的证词进行对比。见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共产主义侵略调查》（Hearings：Commu‐nist Aggression Investigation），1952年第82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共产主义侵略特别委员会第4次临时报告，始于第1372页。

(2)有几个被采访者也把它叫作stribai或strebs，意为“毁灭者”，源于1941年撤退时执行苏联焦土政策的破坏军团的名字。

(3)V.Stanley Vardys and Judith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p.82.

(4)瓦尔迪斯和谢代提斯指出，这个数字和法国—阿尔及利亚冲突在百分比上大致相同（同上，第84页）。死去的2万苏联人当中，有1.3万人是合作者，也就是说，剩下的7000人应该是苏联警察或士兵。Misiunas and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把立陶宛起义的组织程度和南越南的共产党起义的组织程度进行了对比（p.81）。

(5)V.Stanley Vardys and Judith Sedaitis， 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7），p.82.

(6)极有可能还存在和第3章所述一样的组织，不过这些被采访者不知道而已。前面说到，德国入侵的速度极快，尤其是对如此靠近波兰边境的摩金这样的地方，这样一来，就完全不需要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反抗苏联人了。在这些农村地区，甚至有组织的人也会在骚乱时或多或少采取个人行动，至少被采访者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考纳斯是政治军事关注的主要焦点，情况就另当别论了。

(7)这是M2说的。

(8)M5说，德军轰炸了这个城镇，很多房屋都明显炸毁了；战争期间只重建了几所房屋。

(9)M5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更为关注俄国人和德国人的“文化”和效率，而不是比较他们的残酷。侵略者要征农产品作为税收，这很正常，但是征税高得让人无法维持温饱，就会影响以后的产量和税收。苏联的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无知，应该受到鄙视。

(10)这些都是机动部队，从外界获得装备和补给，在位移图上位于＋3的位置。据M5说，当地居民有时会补给他们食物；作为回报，这些苏联游击队员则不危害当地居民。据战后苏联特工M2说，摩金镇至少有3个人活跃在＋3部队：2个俄国人，1个鞑靼人。

(11)见Girnius，“Soviet Terror in Lithuania during the Post‐War Years”，pp.36 37。

(12)战后当地游击队的人数因适龄应征人数和被杀被捕人数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要讲M1的10人游击队就不得不涉及村里的情况，两者不可分割。

(13)我不能肯定这个名字的正确拼法，这种拼法是一个被采访者提供的。

(14)阿道尔法斯·阿曼纳乌斯卡斯·瓦纳嘎斯是最后一个被捕的游击队长官，勉力坚持到1956年。

(15)帕考斯卡斯家的地堡是个典型例子，这个地堡主要供家庭成员使用，虽然他的两个儿子有很长时间在外躲藏或住在邻村的地堡里。不过，就算没发生危急情况，其他村来的游击队员到地堡待上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

(16)一般认为，武力攻击的效果会适得其反，因为在决战（即联合参战的西方解放全国）前会消耗游击队的力量。

(17)M1和M2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两人都同意，灭绝者里至少有一个要除掉的人被干掉了。

(18)苏联正规军和灭绝者之间的关系，还有正规军和内卫军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很亲密。灭绝者被看成是投机分子，不值得信任，只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红军通常不愿卷入灭绝者的事情中去。所以，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战斗，就是日常的游击队和灭绝者之间的战斗。另外，灭绝者被认为是叛徒，他们的死比红军士兵的死更让游击队员们觉得解气。

(19)联合抵制选举的活动见第3章，乌克兰战后游击队开展抵制苏维埃选举的活动将在第7章进行探讨。

(20)其他可能相关的特征还包括：有政党党员（不过几乎不存在）；有社会组织成员（虽然所利爱联盟成员在立陶宛独立后的这6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据图6.2中的一名灭绝者说，这种身份也是反叛动机高的证据）；还有家庭成员（贾卡沃尼斯1和贾卡沃尼斯2是表兄弟，没人知道他们和其他贾卡沃尼斯家庭的关系，反正很远）。

(21)采访进行到后面，他变得更谨慎了一点，当问他灭绝者采取的具体手段时，他说想不起哪种方法最有效。采访快结束时，他变得很不安，还问是不是会有人“来向他寻仇”。

(22)这种说法无疑有一些是事实：确实有立陶宛的武装团体抢劫民众。据M1说，瓦纳嘎斯自己也认为这些团体对立陶宛的革命事业极为有害，因为他们会使立陶宛民众很快接受苏维埃当局承诺的稳定和秩序。

(23)M2声称自己没有参加这项活动。M4看到过那些脱了靴子的尸体，并说他们的亲属有时可以买通当权者，把尸体带回去，还说学校的学生会被带到那里看看那些尸体。

(24)还有一点，当游击队攻击摩金镇的时候，M2正在农村执行任务，他的部队急忙冲回城里，却为时已晚，一个人影也没看到。M4评论说几乎所有摩金的年青灭绝者都被杀了，因为他们太活跃了；而大部分年长一些的，包括M2（当时37岁），因为没那么活跃，所以幸存率也更高。

(25)采访期间有很多关于动员车辆的故事。

(26)M4被摩金镇选出来，纯粹是因为他的适征年龄让他在游击队活跃年代能够入伍。

(27)萨姆尼斯基乌村有几个所利爱联盟成员和相似的家庭联系，这个村子面积更大，经济上可能也更为多样化。

(28)这些会议在1948年和1949年召开，M5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外地来的游击队员带到地堡。

(29)S4是一名典狱官，还要负责维修当地的马路和其他的基层管理工作。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期，S4的任务是帮助重新分配土地，这项工作结束后，他不再当典狱官了。他的继任者被德国人杀了，他又官复原职干了一阵，不过后来再也没当过典狱官。

(30)这群被采访的人当中，有些人在1944—1950年间在农村老家和城里两边都住。

(31)和其他例子里的人一样，这位被采访者也提到了200人的组织、大批苏联安全部队的偶尔扫荡、刺杀当地苏维埃官员和希望西方干预。这位被采访者1949年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在西伯利亚待了五年半。

(32)当我总结这个社区的游击队活动时有点犹豫，因为这个被采访者一直藏在粪堆里，直至1945年9月大赦时才出来。不过，有很多事件他还是可以清晰地讲述出来，包括一个当地的游击队员刺杀了一名苏维埃官员这件事。

(33)见Vardys，“The Partisan Movement in Postwar Lithuania，” pp.503 504。

(34)见传单《自由来自西方》，这份传单来源于安塔纳斯·索瓦上校的私人档案， Remeikis， 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 p.51有转载。

(35)来源于游击队地下出版物Laisves Varpas， no.123，October 15，1947，Remeikis，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上有转载。

(36)Rimvydas Silbajoris，quoted in Anatol 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and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89.

7　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比较

普通百姓如何反抗强大和残暴的政权？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通过想象叛乱是涉及一系列的角色的一个过程来获得。要解释叛乱，就需要识别驱使个人扮演不同角色的各种机制及其序列。引言部分具体介绍了10种机制，以及这10种机制如何创造运动，或者从抵制和反抗的角色来看这10种机制。这10种机制可以作为比较的模板。到目前为止，该模板引导我们对一个被成功占领三次的国家之反抗来进行分析。问题是这种方法是否可以为其他的事件提供分析的途径。一套建立在机制基础上的方法论的有效性，在于它的通用性。立陶宛案例中的机制，在其他情况下，也是可行的。本章讨论了四个令人费解的反抗行为，它们都是20世纪40年代被占领的东欧国家。这四个案例都可以通过模板机制得出答案并检验假设。

从与立陶宛案例最相似的案例中，分析所得的主要差异在于一些重要因素，如政权的策略或社会的本质。 这种理论框架的逐渐延伸可以用来定义和指定其概念上的限制。

战后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后冷战时期都经历了与苏联相似的政策。(1)三个发达的反苏组织都予以了反应。除了这些相似之处，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立陶宛的反抗水平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要高一些。(2)从相似之处来看，为什么立陶宛维持较高水平的＋2反抗？

正如拉尔（Laar）所描述的，爱沙尼亚战后的反抗和立陶宛一样，在开始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方式：年轻人和士兵分散为小组藏在他们家乡地区，在那里他们经常建立系统的掩体。(3)当地居民的支持是他们生存的关键：游击队的食物被送到在森林里预先定好的位置，或者由他们自己取。采购过冬的食物是关键。“森林兄弟”从农场得到了他们所有的供应，包括衣服、工具和每一天的生活必需品。他们还依赖从当地人那里得到的信息。(4)在爱沙尼亚，类似于在立陶宛的心理机制似乎有助于维持反抗。来自爱沙尼亚的信件代表了遥远的南部地区的愿望：“一场新的战争很可能在俄罗斯和德国开战之前出现。唯一的可以防止战争的东西就是饥荒和战争厌倦。但是敌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这两个问题。”(5)

另一封信在回顾中写道：“根据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所有国家如果在战争爆发之前是独立的，那么在战后也要恢复它们的独立性。我们把希望寄托于美国、英国、联合国，寄托于我们的‘希望之舟’，寄托于俄国人的离开。……这些愚蠢的希望导致数千计的森林兄弟的死亡。不仅在爱沙尼亚，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清晰地思考，从发生的事情中得出结论。的确有很多线索。”(6)最后，集体化急剧彻底且快速地改变了地方和区域的阈值，驱逐使党派失去了支持基础，关于反抗行动的预测也随之快速转变。

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战后经验的总结，类似于在前一章对立陶宛的分析总结：在每个国家，通过对苏联的恐怖宣传和动员工作，把年轻人输送到树林里去；在每个国家，每一次反抗都以分散的方式进行；在每个国家，苏维埃政权都发展了当地灭绝者，偶尔派大部队扫荡农村，或给予赦免，1948—1949年间集体化进行时，又发动了大规模的驱逐；(7)在每个国家，游击队员修建了地堡，非常有限地参与斗争，暗杀内奸，并试图破坏苏维埃选举；在每个国家，持续的反抗力量源于信念的支撑，这包括大西洋公约以及不相容的东方和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战争。

虽然反抗的成效在三个国家中似乎相似，实际效果却不同。没有精确的比较准则，但一些粗略的估计和数据是可以采用的。在游击队员的总人数方面，立陶宛与其他两个国家相比更多：立陶宛10万，拉脱维亚4万，爱沙尼亚为3万。(8)在1949年以前，立陶宛游击队员保持着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而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联人在1946年以前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9)苏联的伤亡人数也是与之相对应的。苏联承认在立陶宛大约有2万人的伤亡，而在爱沙尼亚官方统计出伤亡的数字仅为891人。(10)波罗的海的伤亡人数也遵循类似的规律，苏联估计在立陶宛的是2万（一个可靠的来自立陶宛的估计提供的数字是3万），爱沙尼亚的数字也远低于这些。(11)

对叛乱中心层面的定量变化的普遍解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2)首先，三份资料都提到了在立陶宛发展起来的更有纪律性、更广泛的组织。(13)但是，这就要提出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本书最感兴趣的）：这个组织是如何形成和维持的。也许立陶宛的反抗在德国占领期间更为强烈，然而绝大多数的战后游击队员都在立陶宛，正如前几章所提到的，包括孤立的个人逃离苏联的动员和恐怖活动。立陶宛抵抗组织没有牢固的中心，是自下而上地开展的。

第二个常提到的观点集中在三个国家的宗教之间的区别。米斯尤纳斯（Misiunas）和塔格佩拉（Taagepera）指出天主教教区作为一个“基层机构”，能够提供一个“精神的和国家的号召力”。他们说，立陶宛一些牧师与游击队发生战斗，类似的情况只在这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出现。(14)当地宗教组织的重要性是解释1940年至1941年的反抗组织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其重要性体现在具体的原因而不是道德号召力上。一般宗教因素不可忽视，但它不能解释每一个国家中地方和区域之间的差异。

较早出现的理论指导分析家们在社区结构的差异方面寻找答案。立陶宛和它的两个北方邻国之间的重要差别似乎在于当地支持的质量。特定的机制驱动个体进入关键的＋2的位置，规范和阈值机制在社区层面上起作用。强大的、有着积极结构的社区，更会采用这些机制。因此，可以形成这样的假设：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者之间有着定量的差异，且这种差异与每一个案例中发现的强有力、有着积极结构的社区密切相关。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验证这一假设，在这点上毋庸置疑。人口统计的两个特征将会提供一定的支持。首先，尽管三者都是以农村为主，但立陶宛的农村比它的邻国更要落后些。这些农村社区往往是强大的，至少比战后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要强大些。第二，立陶宛的农村人口大部分是立陶宛土生土长的。相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农村，有大量俄罗斯人口密集地区。这些俄罗斯或少数民族地区更可能在苏联占领时保持中立。因此，一些立陶宛农村的种族社区（这些更可能培养＋2的组织）的数量，就会比相似的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农村社区的数量大些。

战后乌克兰的变化：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之间的不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红军西进，它在没有很大困难的条件下成功控制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然而，乌克兰西部地区有效地反抗了苏联统治的重建。在加利西亚，一个反叛组织在战争结束后的相当一个时期里一直反抗苏联。尽管这些叛军保持着相当规模的机动部队，但他们显然是基于＋2的组织而成功生存在苏联和NKVD的高压下。

加利西亚不同于乌克兰东部，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战后，加利西亚只有非常小的抵抗苏联的活动。然而，虽然相邻的西方沃里尼亚与其有明显区域差异，但沃里尼亚的反抗人口迅速返回到0点上，这却是惊人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15)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两者都并入到波兰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波兰的统治下遭受歧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都发起了反对波兰统治的斗争。这两个地区的特点都以强烈的社区感而弥漫在这里。

问题是：为什么两个相邻的乌克兰地区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战后苏联政权？为什么一个保持中立（0）而另一个却发展强大的反抗组织（＋2）？

理论认为，研究的出发点应是探究推动个体从0到＋1的四个机制。这些机制仅存在于加利西亚，而不存在于沃里尼亚吗？立陶宛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立陶宛人从0位移到＋1（接近于＋2），虽然当时他们在德国统治下保持中立。之前的比较发现，德国统治下憎恨情绪和焦点事件的缺乏可以解释这种差异。我认为，这两个相同的机制在沃里尼亚不存在，但却在加利西亚存在。也许两个地区都可能拥有一个能够带动从1到＋2的强大社区，但只有加利西亚引发了＋1机制。在立陶宛的情况下，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了解憎恨和焦点机制的存在或者缺失。(16)

加利西亚和沃尔尼亚的背景

图7.1给出了20世纪统治加利西亚和沃尔尼亚的政权。每一个时期的外国统治将依次描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统治并不像俄罗斯的统治那样，它允许少量的国家政治组织的参与。在奥地利政府统治下，乌克兰政党、乌克兰的学校和乌克兰的语言出版物的存在，都有助于创造一个自觉的种群。此外，在哈布斯堡王国有自由的政治竞争，所以在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和波兰地主的冲突是公开的。在这个斗争中，加利西亚人发展了有符号和话语的抵抗。在俄罗斯的统治下，沃里尼亚的乌克兰人经历了更严厉的统治；例如，乌克兰语直到20世纪一直被禁止。与加利西亚相仿，沃里尼亚从来没有发展过共同的抵抗。

图7.1　统治加利西亚和沃尔尼亚的政权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东加利西亚人和波兰人都知道，奥地利的统治很快就要结束了。由于他们都决定在东加利西亚建立国家控制这个地区，斗争被升级到国家层面。1918年10月，包括政治和宗教领袖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加利西亚人组成了乌克兰全国委员会。他们的目标是把所有西乌克兰人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内。其他区域的一些人决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奥地利军队的乌克兰士兵在10月31日取得了对利沃夫的控制。从而开启了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充满暴力和痛苦的领土争战。(17)在八个月中，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统治了包括300万乌克兰人和100万非乌克兰人在内的地区，且与东部乌克兰人持有统一国家的终极目标。在斗争中，大约1.5万的乌克兰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加利西亚的军官。最后，波兰人以压倒性的数量取得了胜利。然而，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用自己的努力打了一场民族战。正如奥瑞斯特·萨博特乐尼（Orest Subtelny）总结的：“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实现他们的独立地位。”(18)尽管如此，在知识界，在整个地区，以一个政治单元来进行民族活动已在加利西亚形成了坚定的思想。

在波兰统治下，包括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的乌克兰人在内的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经历了制度化的歧视。毫不奇怪，回顾他们各自的历史，在新的政治边界划好之际，加利西亚人立即开始反抗波兰，而沃利尼亚人则保持着惰性。反抗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抵制选举，这就是一个经典的＋1的抵抗行动。在1921年和1922年，大量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抵制波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相反，沃利尼亚人参加了波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结果，20个沃里尼亚人进入波兰众议院，五人进入参议院，而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1928年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选举进入波兰众议院和参议院。(19)

波兰政府严厉打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在采取友好协商和开除国籍的方式之外，有时也采用破坏和纵火的打击方式。在波兰统治下，乌克兰语言学校的数量从3662下降到144；乌克兰的教师，由于被视为可能的反抗活动的组织者，全部从当地被迁移到波兰的中部；同时官方也用法令限制乌克兰的社会组织的存在。(20)

苏联第一次入侵　伴随着被镇压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从波兰的统治转移到苏联管辖之下，这些地区伴随而来的是可以预见的突发暴力事件。乌克兰人袭击了波兰和波兰贵族；苏联人被视为解放者而不是占领者。(21)但是，在苏联第一次占领期间，由于反对公民被逮捕、食物短缺和宗教迫害的原因，大量的乌克兰人转向反对苏联。

德国占领期间　正如在立陶宛和苏联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德国人被视为解放者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由于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德国人控制了乌克兰西部的土地。如图7.1所示，加利西亚在波兰总督府的统治下，沃里尼亚则并入了德国文官管理下的乌克兰占领区。两个地区之间的乌克兰人有着显著性的差异。在德国文官管理下的乌克兰占领区，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统治，民众遭受巨大的剥削。而在波兰总督府中，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在对待加利西亚人时则比较宽大，至少符合当时的标准。在波兰总督府，乌克兰人都不可能遭受到在占领区的强制劳动。此外，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日常行政和警察中担任较低的职务。当德国人第一次决定增加乌克兰纳粹党卫军（Ukrainian SS）的数量时，他们从加利西亚招募了大量的军人。由于德国既害怕乌克兰民族主义，又喜欢加利西亚人，这个单位被命名为“加利西亚”，这可以作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的象征；但完全民族主义是不被允许的。在这一点上，希姆莱（Himmler）发布命令，在培训加利西亚党卫军时禁止所有的培训军官 “在任何时间谈及乌克兰分离或者把加利西亚和乌克兰分裂”。(22)沃里尼亚人承受了科赫主导下的占领区的残暴统治，而加利西亚人在波兰总督府的统治下，则相对较好。

憎恨和焦点事件

一系列的历史表明，沃里尼亚人从未有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民族地位的国家的机会。在俄罗斯帝国和波兰的统治下，人口保持在现代化之前的半文盲状态，特别是在乌克兰语言上。在俄罗斯帝国统治下，乌克兰人不像在哈布斯堡王朝那样，从来没有政治发言权。此外，在任何时期，沃里尼亚人也没有经历如此低的地位待遇。在俄罗斯帝国、波兰和前苏联的统治和占领下，沃里尼亚人从未经历过任何平等的地位。在德国人和乌克兰占领区的德国文官科赫的残酷统治下，沃里尼亚人被视为完全的低等人。苏联1944年返回后，他们成了一个可接受的替代之前德国政权的选择。

另一方面，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加利西亚人发展了一种政治民族意识。在波兰的统治时期，加利西亚人通过抵制选举，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政治。更重要的是，加利西亚人比沃里尼亚人追求更高的地位。在比较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罗斯人时，情况就是这样。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地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经历是不同的。对于加利西亚人而言，他们回归苏联肯定被视为跌下道德的阶梯，不利于更高的自治或争取成为独立的国家。

在这项研究中，亚历山大·莫特勒也引用了两个地区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他的解释围绕民族主义思想和宗教遗产：

沃里尼亚产生大量的告密者和渗透者的事实足以证明：整个种族（当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除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简称OUN）和乌克兰起义军（简称UPA）之外。这其中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因为战后缺乏支持，这可以在沃里尼亚历史发展的模式中发现。沃里尼亚不像天主教加利西亚那样，可以在奥地利和波兰的统治下培育民族主义思想和活动。沃里尼亚希腊东正教（Greek Orthodox Volhynia）在革命之前属于俄罗斯帝国，之后从加利西亚又被行政划分出去。因此，民族主义者只有短暂的二十年期可以在区域内活动，所以他们的影响没有加利西亚人那样广泛。(23)

莫特勒的观点，与政治历史解释法是一致的，是以精英领导和思想为基础的：由于更多地经受了乌克兰民族主义风潮，在战争后时期，沃里尼亚人可能表现得像加利西亚人那样。憎恨机制也依赖于政治历史因素，但却有不同的重点。虽然精英在创造大量的民族意识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但国家民族意识开展反抗的力量却来自于可以看见的治理元素。日常经受的羞辱以及地位的转变，这种地位的转变创造了憎恨的情绪。接受风险的动机与这种情感是一致的。“单纯的一个乌克兰人的情感远远不如经历过不公正统治经历的乌克兰人强烈。在加利西亚，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他们每天都在遭受民族屈辱。加利西亚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沃利尼亚的苦难，这就产生了大量的不满。”

在镇压条件下，除了更强烈的动机，加利西亚的近代历史上也产生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协调期望的行动。加利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反抗波兰当局的方式，主要包括抵制选举和破坏行动。如前文所述，加利西亚人抵制了1921年至1922年的选举，抗议波兰加强统治。在1930年的夏天，加利西亚人袭击了波兰庄园，这几乎是超过2000人的破坏行为。(24)对此，波兰政府逮捕了2000人，建立了柏若扎卡图日扎集中营（Bereza Kartuzka）。在1934年时大部分乌克兰政治犯都关押于此。抵制选举和破坏行为拓展了它们的意义：这些行为加强了抵抗强大的专制政权的战斗意志。战后的这些行为促进了加利西亚人之间的沟通。

苏联第二次入侵

在沃里尼亚，＋1组织成员的数量不够超过临界点，不能使中立演变为抵制运动。如果没有对告密者的恐惧，潜在的抵抗和反叛不可能存在；他们永远不能期望来自普通民众的支持；他们不能指望成功地建立地方组织。一份报告陈述了这个事实：

沃里尼亚的警察是如此强大，人们甚至害怕自己的影子。……在这种恐怖下，出现了大规模的告密者；这不是对我们的斗争缺乏政治了解，或者是道德的沦丧，这仅仅是我们害怕面对恐惧……害怕所有的邻居。村民因为害怕被别人告密而自己成为了告密者，这甚至成了经常发生的事件。(25)

这其中暗含着这样的逻辑：要想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处理好恐惧；超越阈值意味着参与率把恐惧和风险降低到一个阈值点，即抵抗的价值超过了中立。上述例子已说明，沃里尼亚从没有达到这个点。邻居不能信任对方，而是让其成为孤独的陌生人。鉴于战后苏联可能有任何类型行为的风险，加入＋1的组织的平均阈值自然也高。没有强烈抵抗的动机，这个阈值依然很高，以至于太高无法被超越。

在加利西亚，尽管恐怖政权的措施和沃里尼亚一样，大量人口显然已经加入到了＋1的组织，一些重要人士则加入了＋2的组织。事实上，加利西亚的反抗覆盖整个右边的区域。一个机动的武装力量（＋3）以UPA（乌克兰起义军）的方式存在，而OUN（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工作主要是在社区层面运作（＋2）。OUN在管理地上会员和地下工作方面非常完善，正如其成功的立陶宛同行。亚历山大·莫特勒这样描述加利西亚的反抗：

UPA的士兵很少驻扎在自己的家园地区，而OUN组织非常完善，以至于当地的干部总是生活在他们控制的城镇和村庄里。这种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OUN直接与人们一起工作，因此必须完全熟悉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离开人们的支持，无论是地下活动的OUN还是UPA都不可能幸存下来，正是因为这些村民为他们提供食品、服装、避难所和信息。没有这些必要的帮助，地下工作者也不能生存下来。……人们和地下组织OUN和UPA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地上OUN组织作为中介。实际上，正是这些OUN的成员直接负责收集必要的规定和信息。(26)

典型的反叛动力源自于人们的同情，人们相信支持反叛者不会遭受报复，换句话说，社会处于＋1的位置。当苏联重返占领时，他们希望通过大量的参与选举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1921年至1922年抵制选举作为先例，加利西亚的反抗者再次呼吁抵制苏联的战后选举。尽管苏联明显歪曲了选举结果，但是抵制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7)

莫特勒提供了数据支持：苏维埃政权分配了不同数量的宣传员到达各个地区，预测抵制选举的数量，同时乌克兰党派的报告表明直接的抵制意向，而苏联则采取了强制投票的措施。莫特勒总结道：作为选举，1922年和1935年的选举证明了，抵制选举似乎对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他们较高的国家和政治意识水平，在奥地利统治时期形成，随后在波兰占领的20年逐步流行，加利西亚人已经习惯了以合法的政治形式来抗议被占领。(28)

抵制1946年的苏联选举只是加利西亚民族抵抗的一个例子。在成立时间较短的乌克兰国家，其他的抵抗行为无疑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如对波兰统治的斗争。当然，抵制在两个层面上提供信息。一方面，OUN（地下的民族主义者）有能力支持这种抵制的成功；另一方面，抵制给人们和抵抗者也提供了信息——抵抗是可能的，同胞们主动参与或高支持率足以产生一些安全措施（不像在沃里尼亚）。抵制苏联选举不但使乌克兰反对派提振信心，继续在＋2和＋3的位置努力，同时组织更多的＋2的反对者。

较深的憎恨和有效的标志性行动为普通的反苏联者提供交流的契机，加利西亚人加入到＋1的组织。第二步，加利西亚强大的社区结构显然驱使那些重要的个体走向＋2的位置。由于没有具体的数据，所以无法和战后立陶宛相比较，但显然许多相同的因素在起作用：小社区，农村社区，强大的整体社区和年轻人担心被征兵，以及维持机制相信通过即将到来的战争可以赢得独立。(29)

占领的竞争策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军和苏联游击队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在一些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和波兰部队介入了德国和苏联的争斗中。对于生活在这样被多方占领的地区的平民而言，生命就像在一个血腥的地狱徘徊。仅在乌克兰，估计就有2.8万个村庄被战争中的竞争者摧毁。(30)德国占领者经常处死的涉嫌协助游击队的平民数量，比实际的游击队员还要多。(31)最后，每六个乌克兰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死亡，其中450万名平民。(32)埃里希·科赫领导的德国人更加残酷。科赫在他1941年9月的就职演说中，就曾把自己这样介绍给他的下属：“我被称为是一个残忍的人。因此我才被任命为乌克兰的总理。我们的任务是从乌克兰掠夺到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物品，我们不能对他们的人或财产有感情，我期待你们对待乌克兰人时要尽可能的严厉。”(33)苏联也好不到哪去的。在故意使东部和中部大部分的乌克兰人口遭受了10年的饥饿后(34)，苏联从1939年到1941年发起三次对乌克兰人的残酷的驱逐，主要是让成千上万平民从新获得的西部省份搬迁到西伯利亚。(35)不久以后，在与德国进行的领土竞争中，苏联游击队对待平民的政策几乎等同于恐怖统治。(36)

乌克兰（这部分指的是东部和乌克兰中部，不包括沃里尼亚或加利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当复杂，不能在这里涵盖。本课题存在其他详细的来源。(37)目前的任务是从角色的范围方面解释运动的本质。一个庞大地区的运动是不可轻易概括的，但有两个特征可以把该地区同波罗的海和其他案例明显区别开来：在德军和苏联可能付诸武力的地区，人们有时在支持哪一方之间发生动摇。这种动摇有两种形式。在个体层面上，个体角色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遍布所有阈值。在社区层面上，在某些情况下，动摇主要在于村庄从＋2到 2的动摇。看来，生活的残酷性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每一个人为自己可以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

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为本部分内容提供了很多素材。该项目的研究由亚历山大·达林（Alexander Dallin）主导，采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1000名投奔西方国家的前苏联公民。研究的简要结果发表于1954年9月。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些文件，是因为它们符合我自己的采访风格。不幸的是，受访者对他们曾经待过的社区的结构，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

德国和苏联游击队争夺的地区

乌克兰的大部分人民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德国的入侵，特别是农民希望他们痛恨的苏联集体农业系统可以被推翻。当最初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积极的态度转变成为警惕的中立。最后，灭绝人性的德国政策摧毁了乌克兰人所剩无几的希望。对苏联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态度，就像是对家中瘟疫的态度一样。总体上，为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个体都做他们能做的，与他们可以合作的合作。在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总结报告中，希尔维亚吉列姆（Sylvia Gilliam）和亚历山大·达林提供了一个类似于德国占领苏联的简介：

德军在每一个地方的政策和做法都与苏联不一样。我们在此有一个相当好的机会去评估苏联社会各阶层对苏维埃制度的不同选择。所有这些经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反应：对苏联制度最初的敌意发展成对德国人的警觉态度，最终被德国的行动引起了对苏联体制造成压倒性的剧变，这样让苏联的制度至少看上去不太坏。(38)

重申在整个范围内的这些现象，把德国人比作消极方面，苏联比作积极方面，许多社区往往最初移到＋1（没有支持德国的组织），然后到0（中立），最后是在＋2和 2的位置之间摇摆不定。虽然这个地方经历的多样性是巨大的，然而，摇摆不定的运动和分散定位恰好就在这里。

最明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由于占领引起的混乱导致了反叛运动的扩散。卡明斯基旅（Kaminsky Brigade）是运作白俄罗斯苏联游击队和德国警察的党派，它的一位成员指出：

没有人知道是谁袭击他们。假如突然有人搜查一个老人的家，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经常有人在村庄突然被搜查或者猜错来的人，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答案，他们便会被游击队、卡明斯基旅和警察轮番殴打和抢劫。(39)

迷惑伴随着各方面不断的暴行，常常使任何既定的策略都不可持续。令人费解的是，许多被俘的、不知任何背景的中立者，却被派到两个截然对立面中去协调合作。下面这段话是相当典型的：

没有人有任何关于未来会怎样的具体想法。此外，对事态发展导向的的应对是极差的。我只能随波逐流，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不停地问“下一步怎么办”？唯一应对情况的出路是加入游击队。但是，让我们坦率地说，也不希望苏联赢得战争胜利。在被占领的情况下，积极活动人士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是不折不扣的纳粹，或者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和罪犯。(40)

其他人甚至不认为苏联游击队和德国招募的警察可视为是积极分子，而是把他们当成只是通过特殊的情况走向对立面的相近个体的集合：“我不知道游击队和警察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仇恨。毕竟，他们是同一类人。环境迫使人们站到这边或另一边。”(41)他们的暴力本质和模糊情境导致许多受访者得出另一个结论：“在每个人的经历基础上似乎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人必须能与任何人合作。”(42)事实上，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很简单，即是谁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获胜。由于战争形势转变，许多本来支持德国的人最终转向支持苏联游击队，这种转变不夹杂任何信念和感情。(43)

通常情况下，个体被强行招募到一方或者另一方，在其他时候个体或家庭逃亡到他们自己的阵营里。有时社区在村长的领导下基本安然无事。可要做到这点，光靠村长一人之力，去安抚两个或多个的残酷势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村社区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平衡解决方案才能生存。再次，社区的战略反映生存需要。因此，这就经常需要在不同的队伍中徘徊（或试图同时取悦双方）。下面这段话揭示了在多方占领情况下，为了生存下去，一个明显的普遍方案：

当游击队开始变得令人讨厌，我们村里决定轮换村长。十天或十五天，亲德国的村长将开展工作，然后在另外的十天或十五天，亲游击队的村长将会接手工作。实际上，他们都不是亲德或亲游击队的。他们只是碰巧分别与两者相处良好。当德国人知道这种轮换村长的安排时，他们已无能为力了。农民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44)

在其他地方，当地的德国和游击队更残酷（根据当地政府和农民的个性，暴行确实有所不同），农民们进行了风险分担安排：“在一些游击队和德国人都控制的地方，农民有时会建立一个系统，即通过每个当地居民担任村长两周时间的做法来尽量减少个体风险。”(45)事实上有2.8万个村庄被摧毁，显然没有混合策略或保险计划能保证社区不被破坏。

弱小社区

在侵占的后期阶段，混乱与残忍是人们支持动摇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一个方向的运动或其他的运动不能在德国或苏联占领的地区持续发展，这有三个更具体的原因。最早的两种方案是相对简单的，且与本研究的两个基本原则一致。

乌克兰的大部分社区（仍然不包括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和白俄罗斯相对弱小一些。自治小组，以及在立陶宛研究中所见的组织要素在经历了20多年的苏联统治后被摧毁。宗教团体和宗教组织都枯萎；非苏联社会团体被禁止；非正式的中产阶级农民被标记为富农，并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在一些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此外，随着农村的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数以万计有能力的农民迁移到苏联的城市，这样又削弱了前农村社区。(46)新社区建立在憎恶的国家集体主义基础上——常常规模比较大，总是被外面的政策主导。

在这种情况下，向任何一边运动难以维持的原因有几个，包括理性和规范。 首先，较大和较弱的群体不具备强大的互动原则。 第二，弱小社区并不能够有效地监控和预防其成员。在一些强大社区，成员通过家庭和社会团体规范被拉入一个＋2的位置。他们通过互动原则和威胁机制保留在那个位置。在“二战”时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弱小社区没有任何机制起作用。

种族等级和缺乏憎恨

一个强大的种族等级观念存在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东部和中部，并且被德国人利用，来使快速抵制走向协作。作为一个基本规律，在入侵刚开始时普遍的运动是移向 1位置，然后被逆转。最简单的事实是，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降低政策来使乌克兰民族的地位高于一定水平。比较而言，苏联通过创建一个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发展乌克兰语言来较好地实现这个方面。(47)在苏联侵占之前，在绝望的日子里，德国占领者只为民族主义团体提供了重要的认可。(48)实际上，通过德国人和苏联人的相似政策，民族国家因素在方程式中被取消了。德国和苏联都未能利用国家问题，几乎没有动机来处置抵抗运动中因立场改变而导致的物质和安全方面的利益。

学者们详细讨论了德国人在利用国家不满方面的失败。(49)德国官僚人员的政策表明了纳粹对乌克兰自治的不信任程度。 德国人决定使用20万德意志帝国人而不是让乌克兰人填补行政职位。(50)乌克兰人处在纳粹种族等级划分的底层，被认为是最适合做苦役的人；实际上，虽然多达220万乌克兰人被迁移到德国，但他们显然被视为二等公民。(51)这些数字不能够充分描述纳粹种族主义日复一日的腐蚀作用。总结采访的数据，吉列姆和达林写道：“几乎每一个居民或早或晚，直接或间接地遇到被威胁、羞辱，或殖民主义的情况。”(52)

此外，大多数的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的等级结构的感知（加利西亚的例外在前面已讨论过）很弱。不同于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经历了自我统治，但没有建立过民族国家。他们没有地位逆转方面的感知。在许多方面，这些人都没有达到现代化的阈值，即国家理念已经完全形成。最后，大部分具有国家意识的精英分子已被杀害，被驱逐出境，或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斯大林残酷的民族政策中被处死。

苏联和德国的绥靖政策

尽管种族地位的考虑和弱小社区特性并没有阻止其在范围内动荡，但它是占领者的互动策略，促使其积极地来回移动。在占领期间，有争议的地区目睹暴行的升级和叛乱行为，这在抵制行为和有效分散人口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节中，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被创建来分析相互作用的策略之影响。

在任何占领者中，新政权基本都选择试图影响新占领地区的政策本质。例如，应该花费稀缺资源追逐移动游击队（＋3），或使用这些资源来管制避难所的物资供应和交流，而这种供应与交流是发现在有组织的村庄（＋2）？是否应该尝试迫使中立的人群（0）进入协作角色？是否应该使用资源来建立当地协作组织（ 2）(53)而不是简单地监管或破坏抵制的基础（＋2）？

用一个常用的词语或句子就是，占领者的策略通常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大棒类的政策包括压迫、驱逐出境、军队压力和劳务输出、更高的税收；胡萝卜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的自主权，提供食品，税收减免，工作救援。这些政策涉及占领者的成本，因此只能吸收一个有限数量的成本。(54)当一个占领者的策略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混合政策时，接下来就是接受者的选择：针对哪些人使用棍子政策？应当向谁提供胡萝卜政策？

这两种政策（胡萝卜加大棒，目标承受者）都可以用来分析人们的叛乱。假设占有者拥有价值100单位的资源，可以被划分成更小的胡萝卜政策（用正值表示）和大棒政策（用负值表示）。各种占领战略都可以通过调整大棒和胡萝卜值以到达预设位置而显示出来。例如，占领者可能希望利用所有的资源去追捕游击队或关闭他们的供应基地。这个党派的狩猎策略正如图7.2所示。更简单地说，这种策略可能被指定为（0，0，0，0， 20， 20， 60）。

图7.2　占领者策略的一个例子

其他思维缜密的占领者的逻辑策略包括梯度策略（0，0，0， 10， 20， 30， 40），其中占领者安排了一系列的大棒和威胁来迫使在每一级反抗层面的个体或中立者向左走向合作。在村庄策略中（＋20，＋60，＋20，0，0，0，0），占领者将所有的资源提供给民众而防止他们反抗。 2的位置被看做是最重要的。这一战略可能使村庄破坏（0，0，0，0， 20， 60， 20），其中不匹配的资源被用来破坏或威胁支持叛乱者的基地。

大棒加胡萝卜的混合策略（＋20，＋20，＋10，0， 10， 20， 20），占领者通过均匀对称扩散的大棒和胡萝卜试图吸引合作者和打击叛乱。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的策略，如（＋10，＋40，0，0，0， 40， 10）。在中性散射策略（0，0， 30， 40，30，0，0），占领者希望把人从中立者中区别出来，这样就能够用一种逻辑的观点“如果你不和我们一样，那么你就是反对我们”来识别支持者和反对派。这一步是两阶段策略的第一部分。中性散射创建可见的目标，然后寻求在党派搜捕或哈姆雷特破坏策略。 当然，许多其他策略也是可行的，而且一直被各种占领者采用。同时，由于误传或缺乏对个体在每个节点的识别能力，选择的策略可能不会成为实际应用的策略。

在多个占领者的情况下，竞争型占领者的战略互动有助于调整坐标位移图上的运动。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两个占领者的资源数量相等。把一个占领者当做消极的，另一个为积极的。如果双方攻击游击队，由此对人们产生的收益在位移图上的节点为（ 60， 20， 20，0， 20， 20， 60）。鉴于这种结构的收益，个体将会走向最高回报的，在这种情况下，用0的价值表示中立。在给定两边坐标压力的条件下，人们为了避免制裁和威胁而趋向中立。

梯度和哈姆雷特策略相结合产生了一个更复杂的情况。这里的结果是（0，0，0， 10，0，＋30， 20），移动到＋2是所期望的。如果游戏是多元的，且多个顺序轮回，梯度策略可能由一名成员进行调整，这样是为了抵消在＋2位置的收益。

最后一点指出的是，这种类型的分析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歧义。占领者的策略选择有多少自由？他们是否有信息和能力来调整自己的策略？多少意识形态约束了最初的选择和占领者以后的选择？这些问题超出了本节的适用范围。我只使用这种形式的分析，来帮助解释关于乌克兰的中部和东部以及白俄罗斯的收益见证：位移图上的摇摆运动，零散分布的叛逆角色，极度的残忍和暴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德国人和苏联人

正如已经提到的，位移图上的个体运动不被以社区为基础的机制所约束，也不被种族动机的憎恨所约束。基本上，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为了他（她）自己。因此，在解释位移图上的抵抗运动时，占领者策略是决定性因素。受自身思想和种族主义的约束，德国人在选择最优方式时不如他们试图统治的人自由。记得科赫的话：“我以被认为是一个残酷的狗而知名……我期望对人们的统治要尽可能的严厉。”在这一定的条件下，纳粹要施行哈姆雷特战略或任何其他胡萝卜政策导向都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只会使用威胁和惩罚。虽然德国在不同地区政策是不同的，普遍策略就是把压力施加于全体，但对支持游击队的地方团体和游击队都是非常严厉的。简而言之，他们选择的梯度策略为（0，0，0， 10， 20， 30， 40）。

根据自己的条件，苏联人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德国竞争。因为他们拥有的地区的资源比德国人占领的地区的资源少得多，苏联游击队采取旨在改变德国战略的战术。由于德国人承诺，如果有任何德国士兵被发现在村庄中死亡，德国人将报复此村庄。如果苏联在中立的村庄附近杀死德国人，这样该村庄就会触发德国的惩罚。实际上，苏联希望德国人帮助进行中立散射战略，推动人们移向坐标的两端。他们希望纳粹的报复战略将创造足够的反德仇恨，从而使大部分分散的中立者走向苏联。

苏联游击队的策略体现在受其影响的合作中：

德国人也实行报复，假如有德国人被杀害，他们就会杀害许多当地的人们来报复。游击队利用这种残忍。游击队在远离村庄的地区设下埋伏，杀死一个德国人，然后不展开任何战斗便离开。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杀死德国人和不接受任何多余的战斗。然后德国人的惩罚就会出现，没有任何审讯或调查。要么烧毁最近的村庄或枪毙一部分居民，尤其是男性。整个群体的人觉得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或什么也没有做过，都会受到德国人威胁，这自然意味着游击队会成为可以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保护伞。(55)

中立散射效应，从对苏联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众所周知，当游击队来到一个村庄，并在那个村庄杀死德国人，那便会是村民们的麻烦。因此，游击队迫使村民加入游击队或加入德国，不能有中间立场……通常当游击队想要杀两个德国人时，他们会在村庄里立即杀掉他们。虽然在村庄外杀德国人是更容易的，且村民不会被牵连，但游击队从不这样做。游击队不在乎整个村庄是否会被摧毁。(56)

当然，在这样一个大的区域内，状况是一直变化的。有时，德国人控制的面积可能比较大，有时苏联游击队控制的面积较大。(57)在有争议的地区，德国的“中立散射效应”似乎是相同的。对于许多位于 1和0的人而言，在 2或 3与德国人合作似乎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实际上，许多人正在逃离被威胁或被破坏的村庄，发现他们为德国当地警察部门（ 2）工作或在其他方面有类似的一些能力。一个线人说：“现在我们村处在压力之中，早晚会被游击队或德国人毁坏，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村民们有两个选择，一些人逃到德国的城市……那些逃到德国城市的人几乎都加入了德国警察队伍。”(58)同样，有些人决心避免与德国合作。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果被传开后，这些人的数量增加了。他们发现，他们在坏的选项中的最佳选择便是＋2。此外，这些村庄的社区仍然保持完好。如前所述，在 2和＋2位置之间来回移动，来寻求他们的救赎。

尽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人们更愿意保持中立，但德国和苏联相结合的政策，明显地推动个体从 1、0、＋1的位置转移。由于当地居民以及战场改变了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力量平衡，所以叛逆角色的分散和波动也是不足为奇的。鉴于强大社区或民族身份的考虑可能会停止这种振荡，但这些因素不存在或者比较弱小。对这些领土侵占是本世纪发生的最残暴的历史。这个野蛮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种族主义和严酷政策的本质。然而，苏联的战略也没有考虑人类的生命，并且显然利用德国人的野蛮作为自己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和苏联的战略组合下，自然发生了大量的屠杀和死亡。

割据社会的抵抗：战时的黑山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山在＋2和 2位置之间游移不定。这个运动不同于那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案例。 在黑山，不是个体或社区从一个位置切换到另一个位置，而是整个社区系统通过氏族和部落的关系连接起来。这里有两个问题：社区是如何开发全部的＋2平衡呢？如何解释社区系统在 2 和＋2之间移动的能力呢？一些历史背景可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黑山和北部阿尔巴尼亚的高原地区保留了如19世纪的割据社会那样的运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仍然保留了19世纪的许多特征。(59)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的研究中，最恰当的描述是，割据社会的政治结构有着基本的社会单位。(60)个体结合到宗族里（单系宗亲只有一个姓，通常在同一个村庄居住），进而结合成部落，最终形成一个部族间的政府。 关于叛乱，割据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快速动员能力和展开合作的能力。两个氏族部落之间可能有分歧和争斗，但是假如有人攻击它们共同的部落，它们立刻会组合成为盟友。

在传统的黑山地区，正如在其他割据社会一样，氏族是战争的基本单位。一则关于1853年发生的黑山运动的描述如下：

每个村（家族）成立了一个团体，因人口不同而数量各异……这样一个组织似乎促进竞争和维护和谐，因为一个团队的所有战士都只与本团体的人有联系；而各团体和部门间则互相模仿对方的行为。 村庄中的勇士形成了一个人际圈，提名长官候选人；这些候选人轮流向听众发言；资历深的人有优先权，他们的同伴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历数他们参加过的战斗，展示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伤口，他们发誓服从他，在他牺牲的地方也献出自己的生命。 (61)

为了解决外部的威胁，宗族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到位移图上＋2的位置，同时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进行战斗。当一个氏族以一个整体与另一个氏族进行战争，这是真正的仇恨；对于战争来说，加入其他氏族的氏族部落一样面临一个更大的威胁。所有身体健全的男性参与，并且根据英雄的地位来选择对一个领导者效忠承诺。

随着现代社会的开始，割据社会的特征慢慢消亡了。(62)1878年，柏林国会承认黑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尼古拉王子的统治下，部落酋长在他们的领地内沦为自己国家的代理人。官僚行政机构代替了部落会议功能。

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尽管在氏族层面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家族自我防卫和组织的基本结构仍保持不变，特别是在高地地区。(63)在意大利占领期间，以及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内战开始时，瓦索耶维奇部落氏族的自卫组织是一个很好的证明。(64)在共产党谋杀奥瑞维克家族一个成员后，宗族及其最亲密的邻居将传统的动员方法发展为运动。正如一个参与者在回忆录中描述的：“我们决定，每个村的人应该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传统的军事组织将被采用。例如，它接受伯瑞斯客、杜迪维克和幕绝维克部落为第三等级；米勒斯维克，崴苏维克和帝局维克为第一等级；等等。(65)在克罗地亚里耶卡地区的瓦索耶维奇部落，招募的公告中说明了组织的目的：

1.保护克罗地亚里耶卡所有居民的荣誉，生命和财产。

2.如果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损害了荣誉与尊严，与克罗地亚里耶卡人、瓦索耶维奇人和我们部落的传统相违背，他将被指定的普通法院追究责任，而不是由没有权责的组织来惩罚。

3.在这个组织中包含所有克罗地亚里耶卡身体健全的18岁到70岁的人。

4.该组织没有党派。

7.这个组织的每个成员必须宣誓，他可以为自己的荣誉和美好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且他应该十倍地报复任何有损于克罗地亚里耶卡的人。

8.该组织的最高机构是指挥部，也就是指挥官和副官。(66)

其他部落加入之前必须要接受该宣言。在理论上，家族的每个成员可以讨论和投票决定是否要加入家族共同防御组织。在实践中，投票的结果通常是一致的。正式意义上而言，所涉及的过程是平等的个体自愿宣誓守护荣誉；实际上，氏族的绝对权力和部落的社会规范预先规定了所有的事。最后，奥瑞维克一个氏族成员的死亡导致了469个当地的武装抵抗营的出现，在1912年为了从土耳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数量的克罗地亚里耶卡抵抗组织出现。(67)整个过程只用了五天的时间。

理论和机制模型表明，两种机制是发展＋2组织的关键：互动原则和以社区为基础的阈值。门的内哥罗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原则不需要很多的评论。阈值被聚集到一点上。这里的社区非常适合当地的武装叛乱；这里的社会能够迅速动员大量的村庄居民对抗占领者。

虽然快速运动到＋2的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但对于＋2和 2的节点之间的转变的第二个问题，仍然需要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村落关系的集中本质发挥作用。这两个部族间的领导和个体都有与外部势力停止战斗或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他们可以在任何反抗中消除大量反叛的战士，或将他们转化为合作者。作为一个反例，可以回顾斯瓦尼开的立陶宛村民事件。在这个社区没有单个的个人拥有如此大的影响。某些位于此结构中心节点的个人可能在传播消息或招募各子集成员时充当了催化剂，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个体缺陷是否会导致其他社区成员组织缺损。一个社区中的多样化次级群体可能作为迅速解体的抑制器：一部分可能存在缺陷，但作为一个整体单位可以存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黑山共和国，部落头目与占领者做交易。南部的部落，从来没有对黑山和南斯拉夫国家的合并有过强烈的兴奋。在最初时候，南部的部落与意大利共同联合。当意大利人使黑山共和国变成傀儡政权的迹象明显时，这些部落开始采取行动；然而，到那时候，共产主义游击队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宗族的缺陷也是常见的。吉拉斯这样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占领下的这种问题：

我们黑山人没有去独自反对敌人的怨恨，但是对另一个敌人也是一样。事实上，我们的敌人——奥地利人和他们的奴才——可以称为介入，或者帮助这些争斗。两个家族有着血海深仇，没有人真的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一方面他们为游击队战斗，另一边加入奥地利一方。奥地利的阴影徘徊在所有这些罪行上。但根源是我们自己，在黑山共和国。(68)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很多。回忆录提到：当胜利的机会逐步消失时，早期阶段的氏族对共产党人背叛，上述的自卫系统迅速解体。在这一点上，该回忆录写到宗族“等待看哪一边更强，然后决定立场”。他认为这种现象是新的，是不相像的。(69)割据社会在招募战士方面是很有效的，但他们都集中在地方这一层面。在对一个不可战胜的敌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当地领导人为了拯救自己的家族免于严厉的处罚，以及通过交易来保住自己的地方权力的意愿非常强烈。氏族的生存被部落团结所代替（尤其是在1930年，逐步衰落的巴尔干半岛分节社会中）。

结论

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可能是最好体现于其为复杂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观点。本章表明了这种方法的灵活性，特别是在解释抵抗和反叛变化中，使用机制和角色位移图。本章分析了令人费解的四种类型的变化：在战后时期，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差异；在战后时期，乌克兰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东部地区和白俄罗斯的运动；战争期间，黑山的快速动员和村落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简单用民族文化解释（见证战后乌克兰人之间的差异），也不能用占领者的政策解释（见证战后北部波罗的海国家和立陶宛之间的差异）。在这里，解释的目标一直是因果关系的识别和这些机制与更大的力量之间的联系（一定数量的有益的结构化社区和地位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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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Benedict Vytenis Maciuika’s，“The Baltic States under Soviet Russia：A Case Study in Sovietization”（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63），说明了苏联的政策在三个国家的相似性。实际上，Maciuika对三个苏维埃成员国的政策的研究是从整个苏联政策的角度，而不是三个不同的苏维埃政策。

(2)例如，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88。对爱沙尼亚表示同情的，例如，Mart Laar，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1944 1956， trans.Tina Ets（Washington，D.C.：Compass Press，1992），认识到了在立陶宛更为激烈的反抗。

(3)Laar，War in the Woods， p.54.

(4)同上，第139页。

(5)1945年爱沙尼亚党派人士Richard Saaliste所写的信中提到的，同上，第110页。

(6)Alfred Karrman回忆录，同上，第183页。

(7)集体化政策的比较。可以参考下列文章：Kestutis Girnius，“The Collectivization of Lithuanian Agriculture，1944 1950，”Soviet Studies 40（1988）：460 478；John Biggart，“The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Soviet Lithuania，”East European Quarterly 9（1990）：53 75；Rein Taagepera，“Soviet Collectivization of Estonian Agriculture：The De‐portation Phase，”Soviet Studies 32（1980）：379 397。

(8)估计的数字是Romuald J.Misiunas and Rein Taagerpera， 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nia Press.1983），p.84.中得到的。其他的提供的爱沙尼亚的数字比较低。Toivo Raun认为1944—1946年间爱沙尼亚死亡的弟兄的人数为5000，但认为游击战最强的时期是1946—1948年间，但他没有提供数字（第174页）。Laar认为，旷日持久战后的冲突中估计有3万—4万爱沙尼亚人参与，有一半属于有组织的团体；War in the Woods. p.115。

(9)Misiunas and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p.90.

(10)前面提到的数字，见前一章立陶宛战后的抵抗。最新的数字来自Laar，War in the Woods，p.93。

(11)Laar标注“苏联资源”（Soviet sources），至1947年11月，爱沙尼亚中立、被杀或是囚禁的人数为8468；同上，第173—174页。

(12)其他差异当然也是存在的。在立陶宛，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或者愿意为共产主义政权服务。立陶宛的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小党派。也许更重要的是，苏联提供了一个更小地方，派遣苏联籍立陶宛人来帮助建立控制，和实施有效的政策。根据苏联1939年普查，共有142465名苏联籍爱沙尼亚人和126900名拉脱维亚人，但只有32342名立陶宛人。此外，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高度参与德国政府也是有影响的。参与德国军事的数据为：拉脱维亚8万，爱沙尼亚5万，立陶宛1.5万（Maciuika，“The Baltic States under Soviet Russia，” p.64.n.1）。一方面，这些合作者不得不逃离波罗的海来避免苏联的最高惩罚。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无法逃脱苏联的势力范围，就不得不争取最大的利益。很难确定这个因素可能发展的方向；此外，我不知道与此相关的任何争论。

(13)Laar和Lieven都引用这一因素。

(14)Misiunas and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1940 1980， p.82.

(15)我用加利西亚指东加利西亚，而沃里尼亚则代表西沃里尼亚。

(16)整章都基于Alexander Motyl未发表的作品，其中，使用一些在其他地区未使用过的有趣和翔实的数据，讨论了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不同。Alexander Motyl，“The Organized Ukra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1946 Elections to the USSR Supreme Soviet”（unpublished manuscript，1974）。同时通过Motyl相关的话题：“Wolyn Wojewodztwo，1921 1939，”Slavic Review 37（1978）：412 420。我不能写出所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发展的背景。关于这一主题有很好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John Armstrong的Ukrainian Nationalism（Engle‐wood，N.J.：Ukrainian Academic Press，1990）。

(17)详见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pp.367 372。

(18)详见Orest 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p.372。

(19)莫特勒：《乌克兰的抵抗运动组织》，第12—13页。

(20)同上，第15页。

(21)对这个暴力的详细介绍，请见《恐惧、仇视与憎恨：引发东欧种族冲突的途径》（剑桥：剑桥出版社，即将出版）。

(22)详见V.Dmytryshyn，“The Nazis and the SS Volunteer Division ‘Galicia’”，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5（1956）：7 8。 Dmytryshyn引用“希姆莱对所有的指挥官的讲话，现场指挥部，1943年7月14日”。

(23)Motyl，“The Organized Ukra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pp.35 36.

(24)Subtelny，Ukraine：A Hisiory，p.430.

(25)Motyl，“The Organized Ukra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pp.34 35.莫特勒引用了1946年的一封匿名信。

(26)Motyl，“The Organized Ukrainian Resistance Movement”，pp.39，41.

(27)莫特勒的文章主要涉及的是抵制。见同上，第20—27页，可以用来证明抵制的范围的证据。

(28)同上，第27页。

(29)该地区的战前社会组织类似于战前立陶宛的异质性，主要依靠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团体的繁荣。有4000个全国经济合作社，其中90%位于东加利西亚；以村为基础的青年组织索科尔和陆合战前就已存在并加入了抗争，后来又加入了更多的城市童子军组织（在1930年由于其过于民族主义被禁止存在）。参见Subtelny， Ukraine：A History.pp.438 439。有大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和波兰统治时代的政治犯，大多数社区具有大量的低阈值的重要成员，低阈值的组织有着荣誉规则（B规则）可以组织更多的反抗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白俄罗斯战后的情况与沃利尼亚相似。仍然，抗争动机是缺乏的。在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统治下没有经历相对开放的社会，因为这是不允许的；他们只知道镇压以及沙皇的专制政策。大多数沃里尼亚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政权专制和政策，相当部分的白俄罗斯人也是如此。没有了这种感知，等级制度的观念未能发展。相应地，憎恨的动力也就不能发展。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Molotov‐Ribbentrop agreement）下，这两个地区被并入到苏联。在这两个地区，德军在巴巴罗萨行动中猛攻这两个地区，造成了这两个地区残酷的战争生活条件。 更重要的是，不像加利西亚人，白俄罗斯人和沃里尼亚人从未在任何层次上占过首位。1944年苏联返回，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另一个统治集团占领该区域。所以苏联的控制没有产生任何程度的憎恨，这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在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磨难之后，人们对苏联人与对德国人和波兰人的态度相比较，不是过于热情，只是稍微有点喜欢罢了。至少，苏联已经给予他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总之，白俄罗斯人完全缺乏反抗的动机，即使苏联给予其权利之后，也没有走向叛乱。毫不奇怪，几乎没有任何走向＋1运动的迹象。 此外，人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文化基础用以明确区分自己和俄罗斯人，因为他们有相似的正统的特性。在历史进程中没有产生过可以带来抗争经验的，有助于今后反抗的反政府行动。在沃里尼亚，白俄罗斯的大多数人只是希望尽可能安静地重建他们的生活。 白俄罗斯的一个显著特征应再次强调。在其他地区没有任何一支苏维埃游击队如此活跃，以及得到苏联的支持。超过7.5万名苏维埃游击队员在被占领的白俄罗斯活动。人们相信，在德国占领期间，苏联的努力斗争，是为了保证白俄罗斯人的独立。参见Jan Zaprudnik，Belarus：At a Crossroads in History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p.99。

(30)Bohdan Krawchenko，“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 194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II：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1986），p.15.

(31)例如，记载显示，在1942年8月至9月，有14257位居民和9902名参与者被处决。参见Taras Hunczak，“The Ukrainian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in Michael Bernbaum，ed.， A Mosaic of Vctims：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119。在这一卷，Bohdan Vitvitsky，“Slavs and Jews：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pp.101 108，和Aharon Weiss，“The Holocaust and Ukrainian Victims，”pp.109 115。想了解乌克兰人口困境的更多信息，在这里没有更多的叙述，灾难降临在乌克兰的犹太人身上。

(32)Hunczak，“The Ukrainian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p.124.

(33)同上，第117页。

(34)乌克兰西部省份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波兰的一部分。

(35)Hunczak，“The Ukrainian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p.120.Hunczak描述了苏联在文尼察屠杀了超过9000乌克兰人，以及苏联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谋杀平民的数量。另见Orest Subtelny，“The Soviet Occupation of Western Ukraine，1939 1941：An Overview，” in Yury Boshyk，ed.， 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II：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1986），pp.5 14。

(36)发生在这一地区的许多残暴和非人道行为应该被铭记。我希望更加注意一个特别事件，虽然它不是本章的中心。这就是苏联战俘问题。德国人俘虏了570万红军士兵。这个数字中至少有330万人在“一战”中死亡（57%）。最令人发指的是，许多人是由于伤寒和痢疾暴发死亡（在1941年10月下旬，平均每天有4600名苏联战俘在波兰总督府的难民营中死亡），许多人在从前线到监狱的押解过程中被枪杀。1941年数以万计的士兵在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死亡。在苏联集中营，这个数字比较好一些。被苏联俘虏的德国的325万个士兵，大约有120万（36%）死于战争结束之前。这些数据是来自于基督学者Christian Streit，“The Fate of the Soviet Prisoners of War，”in Michael Berenhaum，ed.，A Mosaic of Victims：Non‐Jews Persecuted and Murdered by the Nazi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pp.142 149。一些苏联战俘与德国人合作。在这个问题上，详见Mark R.Elliott，“Soviet Military Collaborator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Yury Boshyk，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II：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1986），pp.89 104。

(37)详见Alexander Dallin，German Rule in Russia，1941 1945：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1）；Armstrong， Soviet Partisans in World War II（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John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Jan T.Gross，Revolution from Abroad：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Yuriy Tys‐Krokhmaliuk，UPA Warfare in the Ukraine：Statiscal，Tactical，and Organiza‐tional Problerm of Ukrainian Resistance in World War II（New York：Society of Veterans of Ukranian Insurgent Army，1972）；and Yury Boshyk，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II：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nian Stud‐ies，1986）。

(38)Sylvia Gilliam and Alexander Dallin，“Aspects of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in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AF no.33（038）12909），Rus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p.1.或者参见Bohdan Krawchenko，“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 1944，” in Yuri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II：History and lts Aftermath（Edmonton：Canadian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1986），pp.15 38。

(39)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file 358.第32个被采访者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有一段时期，农民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有时候他们只能通过晚上听到的歌声来判断他们属于哪个组织，人们只能不断地改变他们跟随的队伍。

(40) 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file 322 B6。另一个典型的名言：“人们没有‘合作’的价值判断。人们不转向共产党或者德国人，甚至最热心的人也不这样。反叛者从红军和德国处接受庇护。人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希望有一个变化，任何改变都是为了更好。”（同上，32 AD B6。）。

(41)同上，file 219，章节J。相同的受访者指出：“许多人在支持游击队或警察之间徘徊。”

(42)第144受访者，B6，passage 6。

(43)我没有涉及整个弗拉索夫事件（the whole issue of Vlasov）和德国从苏联战俘汲取反苏力量的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好的材料已经被写好。 详见斯文·斯蒂伯格的《弗拉索夫》（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0年）。另外， Armstong的 Soviet Partisans in World War II， pp.241 249重点论述了在“二战”中苏联对待弗拉索夫运动所采取的对策。

(44)源自《对苏联的社会制度的研究项目》。这些段落来自文件46 AD B6，段落3。其他的段落也表明类似的策略。例如，文件142 AD B6表明史塔罗斯塔（starosty）任期的长度可能长于之前所指出的：“我们村子在一段时期里，白天被德国人掌控，夜晚则被游击队员占领。从那以后没有人愿意当史塔罗斯塔。所以只能决定轮流担任这个位置。在一些村庄，史塔罗斯塔每星期轮流一次。后来几乎每一天轮流一次。”

(45)同上，文件219，段落9 k。

(46)详见George Liber，“Urban Growth and Ethnic Change in the Ukrainian SSR，1923 1933”，Soviet Studies 41（1989）：pp.574 591。

(47)虽然逮捕和饥饿减轻了这些因素的力量。

(48)这里，SS的问题是相关的。关于加利西亚创造性的讨论，见Dmytryshyn，“The Nazis and the SS Volunteer Division，‘Galicia’。”

(49)在俄罗斯的德国统治，Dallin很详细讨论了不同的纳粹派系之间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争斗。参见Alex Alexiev，Soviet Nationalities in German Wartime Stategy，1941 1945（Rand Corporation，Rand Reports，R 2772 NA，August 1982）。

(50)Alexiev，Soviet Nationalities in German Wartime Stategy，1941 1945，p.12.

(51)Hunczak，“The Ukrainian Losses during World War II，”p.120.

(52)Dallin and Gilliam，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summary report，p.12。毫不奇怪，Dallin和Gilliam发现的德军占领苏联时种族的重要性几乎没有证据。

(53)例如，美国在越南实行的战略的本质。

(54)当然，其中的一些成本很难比较。村庄被摧毁的补偿与给予他们自治相对比，很难与投资在某一领域的成本和收益相比较。对威胁的分析是对所有方式进行的分析中最困难的。威胁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那些威胁的想象力。尽管缺乏资源，在乌克兰的一些异常残酷的领导者可以利用非常野蛮的方式如致使当地领导人残废，让他们活着却挖掉他们的眼睛来有效地威胁当地的民众。除了类似的问题，对安全政策的“经济”分析也产生了重要的见解。

(55)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卷宗143，AD B7，第D15段。还可见卷宗193，HD B7，第19段。这种战略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Yugoslavia）国内的塞尔维亚游击队与南斯拉夫游击队交战时被铁托采用。米哈洛维奇（Mihailovich）是民族游击队的领导，不希望激起德国人对普通民众的报复，但铁托却认为激发反德仇恨是非常有用的。

(56)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文件41，B7，段落13B。

(57)由苏联游击队和民族主义游击队主导的地区，详见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Also see Martin Gilbert，Atlas of Russian History（Great Brtain：Dorsett Press，1972），p.127。

(58)Project on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文件41，B7，段落13。

(59)初稿的这部分内容也包括战时阿尔巴尼亚。

(60)E.E.Evans‐Pritchard，The Nuer：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r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0）.Also Marshall Sahlins，“The Segmentary Lineage：An Instrument of Predatory Expans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1961）：322 345.

(61)W.S.Krasinski，Montenegro and the Slavonians of Turkey（London：Chap‐man and Hall，1853），Christopher Boehm引用于Montenegri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Values：A Political Ethnography of a Refuge Area Tribal Adaptation（New York：AMS Press，1983）。

(62)Ivo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Origins，History，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pp.275 276.

(63)20世纪20年代在黑山共和国的社会条件的记录可以在Milovan Djilas，Land without Justice（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58）中了解。他对渗透到黑山的社会规范的复仇和荣誉的描述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他写道：“‘血’的寓意在我儿童时代学到的和今天是不同的，尤其是氏族和部落的血。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意味着活在流传下来的故事里的祖先一代又一代的生命延续。他们的血液在包括我们在内的家族所有成员中流淌。现在有人流出了那永恒的血液，所以必须报仇，如果我们希望避开所有那些曾经流过的血的诅咒，如果我们希望远离之前其他氏族的耻辱。这种渴望在空间中没有限制，没有结束的时间。”

(64)瓦索耶维奇氏族居住在纳尼亚的混合种群的地区：塞族人的黑山部落，门的内哥罗人，阿尔巴尼亚人和穆斯林。塞尔维亚和黑山人之间的区别是他们有点做作，总是很圆滑。瓦索耶维奇人实际上是塞族人在第16世纪和第18世纪扩张留下的后裔。他们在统一门的内哥罗人和塞尔维亚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65)Milija M.Lasic‐Vasojevic，Enemies on All Sides：the Fall of Yugoslavia（Washington，D.C.：Nor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1976），p.45.

(66)同上，pp.45 46。

(67)Milija M.Lasic‐Vasojevic，Enemies on All Sides：the Fall of Yugoslavia（Washington，D.C.：Nor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1976），p.49.

(68)Djilas， Land without Justice，p.77.

(69)Boehm对19世纪时期的黑山的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黑山人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存活了许多个世纪，不单单是因为他们是凶猛的战士，还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分析政治问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向奥斯曼帝国臣服而不会永久地失去他们的地方自治。摘自Montenegri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Values，preface，p.3。

8　改革时期的抵抗

本章将继续本书实践性与理论性的议程。实践上，本章与下一章完整地描述了立陶宛人的反苏联抵抗运动（接下来的章节将围绕1991年1月发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事件展开）。理论上，本章将继续应用抵抗机制的分析模式于新的拓展的章节中。在此，相同的抵抗机制在早前已被应用于调查苏联改革时期的抵抗活动。这样的模式对更近的时代是否同样适用呢？首先，让我们思考应该解释些什么。

回顾在苏联改革后期的又一波反苏联抵抗运动。它并不是基于以团体为单位的暴力抗议活动，而是以大量的抗议示威活动进行。这种抵抗运动是非暴力的，而且组织松散。个体参与意味着他们从处于中立位置移动到采取消极抵抗的行动过程。这种参与行为的本质与19世纪40年代相同：个体接受参与反抗手握更高权力的对手的风险。(1)本章仅论及了一小部分有关19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起义”；选取的例子都和人身安全方面的明确风险和对工作事业的可能危害有关。(2)

这种情形在1987—1988年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很普遍，当时“公开化”改革的局限性还没有被证实，到1989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当时的波兰和匈牙利却并没有此种情况。本章比较了198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0月的民主德国，以及1987年8月至1988年10月期间的立陶宛。

尽管群体性的抵抗运动发生在所有的例子中，但是在某种方式上，抵制运动进程的展开依旧有许多变量。首先，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其抵抗运动的时间和速度不一样。该事实可以通过著名的标语得以反映：“波兰十年，匈牙利十月，东德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其次，构成人口的子集——学生、工人、党员——在从0到＋1的不同接合点处移动。

改革时期的反政府聚会是非暴力和无组织的。在位移图上，疑问涉及从0到＋1的位置移动。四种机制对于这种运动至关重要：憎恨的形成，焦点事件基于社区的地位奖惩，社会基础上的阈值。尽管这四种机制的逻辑因果关系是一般意义的，但是更大结构上的变化影响着它们以不同方式来运行。

现代化和共产党统治的影响

自19世纪40年代起，几十年的现代化和共产党制度转变了东欧社会。或许最大的改变包括了社区的衰弱。这个主题已经被韦伯（Weber）、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urkheim）等无数学者讨论过。早在100多年前的著作中，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ennies）就曾将他对持续削弱礼俗社会关系的研究这种新的形态加入到词典当中，诸如村落、工会和家庭以及礼俗社会关系的发展，形成了联结与客观的特点。(3)近年来，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总结出了他的观点：

早些年，甚至在今天，在一些逐渐消失的地方，曾经在当地、亲属之间、宗教团体当中存在着一种亲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自觉地生活、发展经济、参与慈善、为他人提供保护，这成为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对于绝大多数人，直到最近，经济和政治生活结构地位上升，甚至成为了先决条件。社会和当地小型组织的存在满足了人们生活中对于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的要求。(4)

有这样的说法，因为国家和大型企业取代了小型社会组织的功能，所以这些社会组织正逐渐消失。

这种有关社会组织和现代性的广泛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超出了本章的范围，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阐述过。按照泰勒所给出的社会组织的定义：家庭成员之间直接的关系，多方面的关系，相互作用、大致相同的物质条件，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样的社团在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东欧大量减少。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模式，超出了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基本轮廓，削弱了社团的力量。

以立陶宛为例，根据1940—1941年间的详细案例研究，立陶宛曾是一个有着强大社会组织力量的国家。村庄保持合作的工作关系和密集的社会关系；某些地区的家庭在一个地方居住了几个世纪。许多天主教社团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增长始终保持着联系。泰勒所定义的那些多边的、直接的、互动的、迭代的关系都存在于这些社会组织中。相对地，施行了55年的苏联法律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摧毁了这些社会组织。集体化和驱逐出境改变了“二战”前的农村社会。(5)在很大程度上，新的社会关系，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之间的迭代自愿协议的结果。相反，国家构建新的社会关系，不太可能是直接的和多方面的，也不能够产生以前的自愿安排的互动原则。

当然，苏联禁止所利爱联盟（Sauliai）这样的社会组织发展，并致力于减少天主教所产生的影响。非工作性质组织中的面对面功能性关系在立陶宛农村社会大量减少。(6)

苏联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对社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例如，大多数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公寓居住的高收入群体叫不出他们邻居的名字。更不用说像之前那样了如指掌。(7)在形式上，一个租户组织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们并不具有合法性和参与志愿。(8)像在农村社会那样，由社交或宗教组织建立的许多社会组织在城市也同样被禁止或是减少。这种情况与许多东方的联盟国家没什么不同，但波兰可能是一个例外。接着来看一下在东德的情况。

虽然强大的社会组织消失或减少，但苏联式的现代化创造了新的社会力量，特别是相关的两个大规模集会。虽然社区一级的群体消失，但现代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新的部门形成了更广泛的合作形式。有四个更广泛的团体可以被定义为“大众社会”：持不同政见者，学生，工人和党的支持者。(9)在这样的政权中可以发现相似的实体：底层官员、安全部队和精英阶层。然而，无论国家机器有多努力地去控制信息，城市化和现代化依然为传播信息带来新的力量。

机制

社区的弱化、企业的相应发展、通信的新可能，这些变化影响着四种关于从0移动到＋1机制的运作方式，以及它们到达临界点的方式。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在早期阶段的比较研究中将被重新讨论。

在之前的章节里，矛盾的形成和人民感到国家的不公正分层是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东欧也是多民族政治分层，最终，虽然由苏联人当权，但他们通过底层公务员和主要国家中的党员们来执行权力。战前时期的最大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德国人，已被杀害或驱逐出境。同时，国家边界已被转移，只留下同质人口。苏联人在分层的顶端成为了“看不见”的主人，但可以感知到的分层也包括了地方党政精英，其后才是社会的其他人。然而，这些人依然忍受着实际上的由外族人主导的不公正分层。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立陶宛发生的示威活动中，在苏联阅兵式上人们高呼“占领者”。显然认为掌握主权的人并不是自己的同族人。反过来，憎恨的形成仍是相关的激励机制，有相同的接受风险和降低阈值的效果。

虽然他们的角色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的情况，焦点机制依然是将憎恨转为行动的关键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的事件中，文化象征的规模被用来解释快速的并且是近乎于全民的，从中立到消极抵抗苏联的运动。祷文、歌曲、历史和故事都是开启抵抗行动舞台的重要部分。相反地，对抗德军占领的行动是缓慢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相对较小规模的，并且是一般性的反德军的符号。

20世纪80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权并没有像纳粹和早期的苏联政权那样，使用威胁和驱逐的方式。由于相对低的风险以及更好的信息获取渠道，用符号“代码”来进行交流变得不再必须。在20世纪80年代，焦点机制依旧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像早期，示威游行成为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集合，而焦点事件带来了这种消息。持不同政见者在组织集会时有限的领导作用加强了这种需要。只有在抗议的最后阶段，当需要与当局进行谈判时，长期的不同政见者的领导角色才被显现。在风险最高的时候，集会不是精英领导，也不是由精英推动，集会有自己的生命和组织。如图2.2所示，符号机制被认为在两个层面起作用：第一是历史文化，第二个是源自于自身目的的精英推动。与此相联系一个主要观点表明：在一个高度专制的政权中，如果没有精英的领导，但符号集足够丰富，运动也可以移到＋1。共产主义的传统和特有的传统，充满了纪念活动的过程，为运动提供了一组丰富的焦点机制，从而即使没有精英的领导也会发生大规模抵抗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从事大量的反共事件，策划游行和参加集会来反对共产党统治。反过来，这些集会提供了之后要讨论的，隐含在基于阈值的信心博弈中的成员信息。

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憎恨的形成和焦点事件扮演重要角色，但并没有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位奖惩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东欧并不是由强大社区组成的。因此，在推动个体从0到＋1时，寻求地位奖惩机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缺少面对面接触的社会通常不会对成为一个“胆小鬼”进行严厉的制裁。当邻居之间从不见面和交流，为什么一个邻居应该遭受另一个邻居的制裁成本？否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眼里，“英雄”的价值比在亲密和长期存在的家庭和公共协会的眼里更低。对于潜在的领导人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运作而言，英雄地位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弱小社区中，英雄的地位不能如此简单地翻译成当地的影响力，例如过去的强大社区。东欧不能因为没有冒险反对现政权而相互谴责。事实上，在早期高风险阶段，那些抵抗运动的推动力可能被视为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做白日梦者，他们只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显然，地位的收益或损失并不是很清楚。

缺乏强有力的社区和地位奖惩机制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的抵抗运动之谜。图2.4比较了强大和弱小社区的社会运动从0 到＋1的过程。决定从事＋1抵抗运动的人涉及风险，但可以减轻风险。他们通过“人多安全”和地位奖惩机制来抵消风险。图2.5显示了一个弱小社区社会，它的临界点为50%左右；而图2.5中的B社会是一个强大社区，地位奖惩和规范机制的操作使得临界点降低到15%左右。这里有个真正的谜题：东欧经历了迅速的、大规模的朝向＋1的运动，但是它没有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早期阶段的示威活动中，运动超过一个相对较高的临界点，即典型的A社会类型。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由苏联控制的东欧社会中，缺乏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位机制，但是憎恨形成机制和焦点机制存在。(10)在这一点上，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为什么这些社会如此迅速地移动到＋1？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变化过程？这些机制的存在不能解释如此快速的“滚雪球”般的抵抗这一难题。这些机制在本章的所有案例中被严格界定为相同程度，它们无助于解释社会群体在参与时机和参与程度方面的差异性。为了理解这些差异性，非常有必要综合东欧20世纪80年代阈值机制的运行。

阈值

“如果有X%的人采取了行动，那么我也会随之采取行动。”这就是逻辑阈值下限。这里的X代表了“临界点”，即意味着个体会根据第X人做出的保证或者给予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谁是第X人？”——这即是参照群体的问题。第二个主要的问题有关于能够提高或者降低阈值下限的机制。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使阈值下限结构化产生级联效应的方法。

在之前所分析的强大社区社会中，阈值与社区的子集相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的社区环境疲软，这些社区不复存在，也失去了彼此之间的相关性。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个体停止寻找“人多安全”这一保障信息。线索就必须来自不同的地方，相关的风险性质隐含在抵抗行动的类型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抵抗运动涉及参与抗议集会，而其中包括一系列的抗议集会。对于这一系列的集会，我认为，对个体有两个不同的威胁，而且有三个相关的阈值来处理这些威胁。

首先，最直接的是，所有参与集会的个体都必须要面对被殴打或者在游行地点被逮捕的风险。很显然，在10万人中被殴打或者是被认出的风险是很小的。在这里，大规模的人群减少了这种风险，相关的阈值是参与抗议的人口比例。

第二，个体会担心身边环境所给予的制裁。以大学或者工厂为例，这些风险又可以因为“人多安全”而降低。例如，一名工人可能加入1万名学生当中参加抗议，他可能会被大规模的人群保护而避免被殴打，但是如果他是工厂中唯一参与抗议的人，那么工厂管理层就可能单独将他制裁。但如果大量的工人都参与到了抗议之中，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如果采取相同的方式制裁这个群体，就会损害整个工厂的运作。对于大学生或者其他群体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第二阈值将关联参与抗议行为的比例，参与者是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例如工人或者学生。

第三，当抵抗运动发生了一系列的公众抵制行为时，预测的可能性就存在了。每个人开始战略性的思考，不仅仅通过当时抵制者的人数而是根据未来将会参与抵制者的人数来决定要不要参与抗议。一个示威活动很少被看成是一个独立事件，而更多地被认为是由一系列的因素造成的。每一个潜在的抗议者都想知道，抗议时在组织环境中受到保护的可能性有多大。而且，所有潜在的抗议者 都想知道政权倒台的可能性。他们更倾向参与有意义的、能带来改变的抗议活动，而其他的社会组织可能参加抵抗运动使其更加相信政权将进一步弱化。

问题是抗议者如何作出预测。在此，依据它的社团组织，当代东欧社会的性质有助于我们获得答案。在下一节中列出的模型，一个社会组织的参与百分比，这可能作为一个指标，促使其他组织成员作出决定参与行动。例如，想要规避风险的工人会利用比较少规避风险的学生作为一个指示：如果学生参与了抵制又没有被政府所镇压，那么评估工人参与抵制会被镇压的风险就会减低。若一个群体受到了保护，那么其他人也会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总之，与三个可观察到的比例相关的阈值与潜在的抗议者有关：参与聚会的占总体人数的百分比与在集会地点的人身安全是相关的；社会组织规模是否够大与个人职业的安全是相关的；一个作为参照物的团体参与抵抗运动的比例，会被用于预测安全。这三个阈值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模型。

抗议是一个多因素混合而成的博弈：一个模型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东欧社会，对政府的不满降低了阈值。焦点机制使得阈值成为了公众的常识，但是，在社会组织脆弱和高风险的条件下，阈值始终很高。然而，在每个案例中，每次的集会都为抗议增添了新的力量直到政权崩溃。如果阈值真的如此之高，那么他们是怎样如此迅速且轻易地越过了阈值？而且，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系列的社会组织的参与？

博弈论是分析发生在东欧抗议活动的最适合理论，即多人信心博弈或临界博弈，该理论在第2章中被用来描述抵抗运动从0移到＋1的行为过程。然而，在一个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的社会，当参与团队成为了最为相关的信号来源，一些关于博弈的内容必须修改。首先，信心博弈的形式简单，它只有一个阈值，对于讨论通过一系列抗议行为去预测潜在抗议者的需求来说，这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被修订的博弈必须要考虑到早前所提到的三个阈值：（1）在示威现场保护人身免于被殴打和逮捕的总体阈值；（2）使工作或者职业受到保护的社会组织比例；（3）参照团体的参与集会比例，该参照团体主要用于预测今后参与集会的后果。第二，修订后的模型，必须考虑到这三个阈值之间的交互影响。

为理解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变化，一个“直观的”临界顺序可以成为一个基准。这个顺序与图8.1所示的总体的爆发博弈事件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考虑到规避风险以及威胁政权的敏感性。持不同政见的人会希望把握住最低阈值以及成为爆发抗议行为中的第一个行动者。反对者通常会被关进监狱、失去工作，或至少是失去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对于这一小部分社会群体而言，政权威胁让其不持有相同的威慑力，因为他们拥有其他的社会人群。相应地，这一群体会被认为总体的阈值较低。学生的阈值是比较高的，因为如果他们参与抗议将会危及他们未来的事业。工人们的阈值也是比较高的，因为如果他们参与抗议将会失去工作，他们的家庭也会遭受影响。作为“政党的支持者”，官员、官僚、教授等直到产生一个新的政权时才会面对它，这样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阈值比工人还要高。当然，每一个群体当中都会发生变化，但各个群体都有一个被认可的、在统计意义上的偏差范围内的“平均”值。（在本节只关注由子群体组成的“大群体”；政权的次群体行动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介绍。）

鉴于这个顺序，下一个步骤是辨析在抗议进程中防护和预测之间的相互关系。图8.1说明全体爆发抗议行动和组织内爆发的临界点，仅供参考。

图8.1　不同社会组织的假设爆发点

在临界顺序中，由于持不同意见者在其面前没有组织，它往往根据其他标准来作出预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案例中，邻国的抗议形成了参照物。(11)持不同政见者最清楚使国内外的抵制运动相互协调而有助于成果的群体。特别是充分运用波兰和匈牙利的改革以及缓慢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Brezhnev Doctrine）的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源性影响了内源性的掀起过程。如果持不同政见者达到内部的临界点，能够继续抵抗而不被残暴政权镇压，他们的行动给学生发出了一个信号。最具勇气的或是最能够规避风险的学生将开始抗议活动，该抗议活动在学生群体内部传达而成为临界点。同时，两个群体的参与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全民参与抗议的可能。相反，一旦学生群体爆发了抗议行动，那么肯定至少有与学生相同数量的工人群体将参加抗议。由于政府不能够减少或停止学生采取这样的行为，同样，政府也不可能有效控制工人们的行动。个别工人和工厂单位将作政权力量和政权崩溃概率的重新计算。他们的行动将推动百分比相加，这在总体上使得信心博弈接近相关临界点，最终超越它。对于政党的支持者，在临界顺序中的过程是特别关键的。跟随工人的所谓骨干共产党，已经达到了他们的临界点和无惧镇压的抗议，政党的支持者必须重新计算相关概率。因此，抗议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生命，借助于其他团体来计算成功保护自身的概率。

这一模式至少充分说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但它的主要贡献是为了分析一系列的抗议运动发展，该模式成为一个启发式的工具。它显示了行动者的异质性是在解决信心博弈和“滚雪球”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各团体的异质性，必须予以考虑。由于年龄、教育、性别、家庭责任和个体心理结构不同，个体的抗议倾向也不同。在每个团体中，有些人需要比他们的同伴有更多的保障：当这三个战略的线索很满意时，有些人可能会采取行动，而其他人则会在某一个满意时就采取行动。因此，大胆的学生可能会作为比较胆小的人加入反对组织中，而在同一时间，年轻工人也会像受更多限制的学生那样加入组织中。

下面的例子用于解释：一个非常小的人口比例的行动如何产生级联效应。假设在一个社会中有四个社会群体：第一个社会群体为持不同政见者和理想主义者，占人口的5%；第二个社会群体为学生和年轻人，占人口的10%；第三个群体为工人，占人口的55%；第四个群体为党员和政权的支持者，占人口的30%。

每一组都有决定是否支持抗议运动的三个战略线索：整体的临界点，单个团体的临界点，以及参照组的临界点。假设所有群体的临界点为：持不同政见者为1% ，学生为7% ，工人为30% ，政党的支持者为60% 。此外，假设每个群体都有一个50%的内部临界点。

现在，个体不仅在其各自的整体临界点是关键，而且在内部临界点和参照组的临界点都是关键。由于不具有足够的知识来加权这三个因素，我们假设它们在个体的决定计算中价值是一样的。然而，在组内，个别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年龄、家庭责任和个体心理结构的差异。因此，一些个体需要从其他组的战略线索中获得更多的保障。基于这一事实，假设每组中1/3的人需要获得一个战略线索的保障，1/3的人需要两个积极的保障，1/3的人需要所有三个战略信号才触发动作。为方便起见，让我们给这三个群体分别取名为大胆、平均和胆小。(12)因此，我们实际上有九个不同的组，每个组用不同的阈值。

一个进一步的假设是必要的。为了解释运动过程，我们必须设置原始的火花。因此，假设外部事件作为不同政见者的线索。这一系列事件如下：

1.外部事件作为参考线索，掀起了那大胆的1/3不同政见者。总体抗议＝1.7%。

2.1中的数字引发所有不同政见者的临界机制，这些不同政见者在行动突然停止时伴随着两个战略线索。总体抗议＝3.4% 。

3.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临界点到达，从而引发需要三个战略线索的、胆小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由于学生参照组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临界点到达，所以大胆的学生团体也被引发。总体抗议＝8.3% 。

4.学生达到整体的临界点，引发学生平均参与。总体抗议＝11. 6% 。

5.无论是胆小的学生，还是那些大胆的工人，需求都已经满足。这在抗议运动中是真正的突破。总体抗议＝33.2 %。

6.工人掀起的整体临界点和参照组的临界点之平均值。总体抗议＝51.5%。

7.胆小的工人和勇敢的、有政党倾向的成员加入。总体抗议＝79. 8% 。

这个抽象版本的抗议过程，大致对应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态情况。

1989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

1989年1月至10月，越来越多的反对者从事某种形式的抗议。(13)1989年1月，数百名抗议者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为纪念抗议暴力镇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14)的扬·帕拉赫（Jan Palach）自焚20周年活动。警方则殴打并逮捕了几名参与者（与旁观者）。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被判处了九个月的监禁。起初，这种镇压似乎已经达到了目的，抗议者没有继续行动也没有其他组织表示要继续抗议。（的确，哈维尔之后在8月呼吁潜在的抗议者继续示威。）然而，对于反对者团体，利用政权进行镇压并没能完全阻止反政府行为：哈维尔的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体活动给了所有的反对者一个理由以继续示威游行。新的独立抗议团体急速增加，有4万人签署了反对迫害抗议者的请愿书。(15)

周边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抗议者的行动，并且这也是之前采取有效的镇压形式失败的关键因素。(16)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及其在1989年夏天异军突起获得执政权，以及发生在匈牙利、苏联、东德（10月份）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党成员对于持续抗议的信念。布拉格在10月28日将抗议活动推向新的高潮。(17)这是第一次，几千名学生加入了抗议者所举行的未经授权的集会来纪念捷克斯洛伐克成立71周年。这次示威活动明确表示无论统治者进行了多么大的努力提前镇压也不能阻止抗议者进行抗议活动。在示威活动之前，官方媒体刊登了大量的警告，逮捕了了大量的抗议者或者将他们驱逐出境。显然，一些人害怕了，但还是有1万—2万人参加了自1969年以来最大的示威活动。在示威活动进行时，警察逮捕了355人，还动用了武力。(18)然而，这种开放式镇压在下一阶段却用得有限。

当学生们计划在11月11日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15年前在德军占领时期被杀害的一名学生示威者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本来想通过授权来招安示威活动。然而，当学生们将这次集会转变为支持民主的集会时，警察防暴部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暴力。根据提摩太·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所说：

他们遇上了防暴警察，防暴警察戴着白色头盔，拿着盾牌和警棍，还有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反恐小分队。在娜罗蒂街和广场上，一大组人被拆分围困，他们继续高呼“自由”并唱着捷克语版本的《我们终将会克服的》。那些站在前排的试图将花交给警察，他们在地上点燃蜡烛并振臂高呼“我们还有双手”，但是警察尤其是反恐特警，用他们的警棍殴打男人。(19)

这次事件的残酷使之成为焦点，紧接着就是11月27日的总罢工示威。大规模武力镇压的恐惧在此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但其结果始终令人生疑，惠顿（Wheaton）和卡万（Kavon）总结学生的诉求如下：

当前学生的意见大体上仍然是未知，即使举行示威活动的是学生和艺术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识到国家能够随心所欲在学校或研究所发动武力镇压还是会使他们担心，害怕下一次枪口就会对准他们自己。(20)

这种恐惧被11月18日至20日所发生的一系列大型的示威活动所克服。11月18日，镇压发生的第二天，有2000人回到了暴力发生的地方并献了花。(21)11月19日，大约有2万人，大多数是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统治者的行为。11月20日早上，大学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配合了学生的抗议。当天晚些时候，在温塞斯拉斯广场的集会总计为20万人，而且首次出现了一些非学生群体和非反抗议群体组织的参与（布拉格只有13. 6万学生）。(22)到11月25日人数就达到了50万。

这些数字和事件与前一节所示的理论逻辑是相吻合的：11月18日率先有2000人（或许是学生抗议者积极分子）向其他学生表示，统治者为威慑他们而作出的努力是完全不会生效的。11月19日有2万人（大多数是学生）向其他的学生以及大多数民众表示统治者将不会继续采取暴力，而且苏联也不会介入。11月20日，20万学生和工人在20年间首次变得积极起来，这显示出已经到达了爆发点。发生社会动荡的爆点可能已经来临，这些人向政府施压，使之真正发生，并推动了其他仍在犹豫的民众。

到了这个时候，政权将要很快崩溃的趋势还不明朗。政党还没有从内部分崩离析。学生和反抗者是统一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政权将很快倒台。最关键的事件发生在11月20日至27日，大罢工的时间，涉及到了工人的决定。工人群体是曾被共产主义政权所优待的重要群体。(23)根据马瑟级路（Masek Jiru），一个布拉格大学生并且是罢工组织者的话说：“如果没有那些工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是不会赢的。对于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我们学生什么都不是。但是工人是这个社会的力量。”(24)“传教士”学生到工厂去寻求支持。

工人们也认为他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正如在CKD半导体工厂工作的工人坦率地表示：“如果工厂关闭了，那么政府也就倒台了。”这样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在大多数工厂引起了思考。正如另一名工人在车间讨论时所指出的：“这不是自发的支持。我们需要考虑如果罢工了会发生什么，会迎来什么样的镇压。但是我们不能够支持政府攻击学生。如果下一次被攻击的是我们，那么谁来罢工？”(25)

作为反击，政府立即开始作出较小的让步来安抚抗议者，并试图在示威活动可能进一步演化到无法控制之前化解它。替换了年老的强硬派总理，并承诺会惩处和遏制安全部队。这非但没有展现出政权的力量以及作出妥协的可能，反而被认为是政府软弱的标志并显示出了政权的脆弱性——这是一个显示出持续的压力可以使政府倒台的标志。11月27日的大罢工显示出了政府战略的失败：上百万的人参与进来；至少有900间工厂和商业公司关门，只有医院、疗养院和几家商场继续营业。大约有75%的民众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抗议。(26)

事实上，工人非常明确地跟随学生，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的政党以重大让步的形式采取了消极的策略。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许多政党成员意识到失去了公认的支持的政权是很难继续支撑下去的。政党自身开始分裂和瓦解。政权的倒台也就不可避免了。而且强硬派和政府的铁杆支持者也被迫开始在一个新的秩序下预测他们的未来。

政权组织的“消解信心”

成千上万人如何不顾可能遇到的制裁而决定参与示威抗议活动，前面的事件为我们作出了解释。当然，尽管很大一部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故事已经过去。专制政权并不会简单地因为民众抗议宣称政府的合法性不足而解体。一些首先倒戈的人来自于媒体和司法系统的官员。(27)其次是一些较低级别的公安机关。警察在抗议人数增加和信息获取渠道开放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他们开始畏惧“群众”多过畏惧“政权”。在11月17日的事件之后，警察成为了一个抗议的焦点，他们的行为失准可以被一个新公民论坛新闻刊登在日报上，之后很快，抗议活动有大量的人参与，民兵和工厂开始努力消除自己的存在。惠顿和卡万总结了他们这样决策的思路和政党精英日渐消极的姿态：

年轻的政党成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力优势，这使他们认为并不值得像上一辈的民众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做的那样为政党争取权利，尽管他们处在非常不同的历史环境中。

调动人民解放军的失败使中央委员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使军队作为一种可能的方式来维护政党的权利。(28)

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军队可以被信赖能够完成政党精英的要求。军队显然在中央委员会中落败，而杰克斯（Jakes）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很快就辞职了。

对于变化的解释：一些理论和其他的例子

和追随大众一样，那些对统治政权下了很大赌注的人也是遵从直觉追随统治政权的，这些人是最后变节的。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可以看出，政党的政权似乎是从底部开始分裂的，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并不经常发生。有的时候，政党精英要比群众更先一步反对统治政权。为了阐明这样的解释，“群众”与“政权”之间变化和联系的实际过程需要更好的解释。这小节包含了影响政权计划的讯号和“信心博弈”，还包含了对立陶宛事件的分析，立陶宛事件就是一个一些政党精英先于群众反抗的例子。

如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独裁统治或者独裁本身在本质上都是脆弱的，因为它依赖于它的护卫、官员、管理者的想法。(29)如果这些人的观念改变了，那么官员将不会执行独裁者的命令：“如果干部显示出片刻的动摇，当前的事件就会停摆，领导层会产生分裂，甚至会产生类似政权的崩溃。所有支撑政权的力量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最重要的是，统治政权官员的观念在游行示威活动发生的时候是最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的。虽然能够获得的数据很少，但是那些隐藏在那些组成了“群众”的个体行为的背后具有相同的动态，这是可被采用到决策过程当中的（或者是那些组成了统治政权的个体：他们同样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或者相关组织中组成一个团体以求在结束与社会对抗的一系列“信心博弈”中寻求保护和预测）。

与“群众”一样，意识到政权的异质性是十分重要的。至少有四个群体组成了政权民事当局官员的镇压机器（包括管理者和媒体）：普通警察和军队、特警和政府精英。当他们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于行动的选择不会那么清晰，但是当他们在各自的群体当中时，在“镇压”和“不镇压”之间就很容易作出选择。对于媒体来说，是徘徊于“审查”和“不审查”之间的选择，对于士兵来说，或许是“射击”和“不射击”之间的选择。这些群体当中的个体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下做出行动，他们会在抗议事件进行到不同的事态时考虑背叛他们本来支持的政权。这种背叛的时机或许与不同的信心博弈中产生的信号是相关的。

群体内部的信心博弈的逻辑与在抗议群体中的人的行为逻辑是相似的。记者或者官员在他们的群体中如果有很多人准备好了背叛当前统治政权或者已经这么做了，那么他们会感觉到如果他们也背叛就会受到保护从而免除被镇压的危险。要解雇大多数记者或者一个工厂的经理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当一名士兵做出了“不射击”的行为而其他士兵“射击”的话，统治政权就得以存活而这名士兵将会面对军事法庭的制裁或者更加严厉的制裁。

对于士兵，他们更加注重为统治政权服务的个体预测。士兵们必须在内部博弈时预想出一个解决方法。虽然特警的地位与普通的军队和警察不同，但这个群体这时在做同样的事情。即使他们曾经没有抵抗新建立的政权，但是当新政权建立时，他们也很难逃脱迫害。政权的管理者总是很难预言他们的政权能够延续多久。一旦产生了怀疑，他们就很难有动力继续支持政权的镇压，尤其是严厉的镇压行动。因为新政权的统治者可能会关闭他们在未来政府的就业之门。例如，属于政权中更为显眼的一类人——新闻记者，会力争尽可能早地在政权发生变化时预测到这种现象，因为对于领导者，未来的就业前景将是最好的，而不是那些后来加入的“跟随者”。

示威者的行动也同样可以成为这些预测的基础或是对于变化的感知。当社会的安定已经完全到了一个临界点，每个人每天参与示威游行对可能的制裁毫无恐惧，政权的官员就会将政权即将崩溃的可能性提高一个等级。当学生和工人都加入到抗议的行动中来，士兵们会重新权衡其他士兵对人群开枪的可能性。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权精英就需要重新权衡依赖于这些士兵的可能性。

因此，有两个过程同时发生了。一方面，群众在对抗政权时感到能够被保护而免于迫害，同时认为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更大了。同时，政权中的组织将“群众”转变为“非保护”人群作为一个讯号来保证政权继续的可能性。对于群众，这时已经到了情绪爆发的临界点，因此反对者、学生、工人和政党成员就会假设到了“秩序即将失控”的时候了。在统治政权内部，相应的秩序可能首先被官员打破，接下来是军队和警察、特警，最后才是政党精英。

这些“打破秩序的人”可能会遵循正常逻辑来行动，但是他们并不会仔细考虑所有的事情。这时，他们不能掌握足够的信息来思考当秩序被打破时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他们一定会考虑的：政党精英自我康复的能力。就像反对者一样，政党精英对国际事件是最敏感的。一系列的国际事件和民主国家中导致社会危机事件的初象使政党精英相信最好的策略是领导而不是跟随示威者。如果政党精英选择了这样的策略，那么群众当中的“秩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政党支持者的行为可能会非常切合政党精英的言行且在工人和学生之前推翻他们，下一节的立陶宛事件就阐述了这种形式。

显然，不是所有的精英都可以自我康复。很明显，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可能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杰克斯支持了1968年8月的入侵，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寻求改革（帮助开除了45万名政党成员），还有传言说这与克格勃紧密相连。(30)在大规模的群众性抵抗运动发生之初，与警察联合的政党精英越多，警察和安全部队联合决定他们命运中的信心博弈就越多。昂纳克、齐奥塞斯库（Ceausescu）在1991年政变未遂之后就是一个很好例子，这将会在本章结论部分加以简要讨论。相反，没有联合安全部队的政党精英可以利用参与统治政权是必要的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这样对他们完成自我恢复会更好。例如，在立陶宛许多当地的领导者宣称他们即使为统治政权服务但始终把立陶宛的利益放在心中，他们只是因为非常必要而妥协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派领导人不能作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言论而坚持到了暴动的发生。立陶宛的概况解释了这些不同。

立陶宛：1987年（秋）—1988年（秋）

1987年8月23日，几百个示威者聚集在维尔纽斯温吉斯公园（Vingis Park）宣传和谴责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Molotov‐Ribbentrop Nonaggres‐sion Pact）在48年前的这一天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毫无疑问，还有几千人表示同情但是因为害怕而没有参与。一些人开车经过了这个小小的集会看看发生了什么，但是相比真正的观察集会，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记录克格勃的车牌号码。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在工作岗位或是大学里立刻被制裁。大约一年后举行了另一个纪念相同事件的集会(31)，大约20万立陶宛人聚集在同一个公园。共产主义政党很快就失去了权利，虽然这个结果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样，但是过程是不同的。

像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立陶宛也经历了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事件组织的一系列集会。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持不同政见的人是最先抗议的。立陶宛的持不同政见者社团包括了一些激进分子。由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长期的叛乱，许多游击队被逮捕和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沿途失去了亲戚并且从此没有机会开展这项事业。这些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前囚犯，加入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秘密成立的立陶宛自由联盟（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32)第二组持不同政见者联系上了地下出版物《立陶宛的天主教堂纪事报》（Chronic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Lithuania）。这份刊物或许是苏联时期运作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地下刊物。一些不那么激进的早期潜在的抗议者起源于早期的环境示威活动，这些示威活动穿过了整个波罗的海，这些环境组织至少在组织反对核能源或磷酸盐矿开采的政治集会方面是有些经验的。(33)

毫无疑问，立陶宛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莫斯科、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波罗的海邻国在这时的快速改革当中获得鼓励。1987年11月，立陶宛艺术家联盟推翻了它的领导班子。1988年2月16日，纪念1918年立陶宛独立日的大规模非官方集会表明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到达了内部的爆发临界点，而且已经没有了对于参与示威活动的恐惧。小一些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在这一时期组织了起来。5月22日，由立陶宛自由联盟所发起的集会，为说明政府的威胁力下降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虽然知道有这些不同政见者，但当局不能阻止越来越多上街的人，当局在当天也举行了示威活动以掩盖自由联盟所举行的活动。

在这时，立陶宛的一些统治成员采取了与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不同的措施。他们选择吸纳非共产党成员的知识分子。6月3日，立陶宛知识分子联盟的成员，包括统治政权中一些年轻的核心成员，发起了“立陶宛改革运动”，更多人称之为萨尤迪斯（Sajudis）。最初的36个发起人之中17人是共产党员。(34)组织中的一些人是克格勃（KGB）的告密者；没有人在1987年8月的集会中出现。(35)显然，这个政党对于当前领导立陶宛进行改革迫切想要拥有控制权，尤其是鉴于即将到来的第19届党代会成为了一个令人期待的改革的分水岭，示威活动和公众聚会是萨尤迪斯政策的核心。(36)不仅需要这些活动来显示萨尤迪斯在应对地方既有政权时的可行性，这些活动还可以防止激进的自由联盟扩大影响。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是萨尤迪斯的盟友，而不是蛊惑人心、不切实际的联盟。

由立陶宛自由联盟在6月14日发起的集会吸引了6000人。作为回应，6月21日至24日，萨尤迪斯召开了他们自己的集会。后者是为了送别他们的代表参加莫斯科的第19届党代会，吸引了大约2万人。(37)这次集会要求恢复“真正的”、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苏维埃统治，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是，一个中央委员会秘书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口头上支持了萨尤迪斯这次组织的积极性。他宣布内阁部长请求莫斯科停止在伊格纳利纳建设具有争议的核电站。维尔纽斯党的领袖凯斯图蒂斯（Kestutis Za‐leckas）在6月24日也发布了讲话。尽管立陶宛共产党始终拒绝承认萨尤迪斯或与其对话，但是政党的重要领导开始倒戈或者至少开始与其接触。

这些讯号没有被忽视，萨尤迪斯代表参加了第19届党代会，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参加了另一个萨尤迪斯举行的集会，这次有10万人参与。民意测验专家和社会学家对这部分人群作了调查。尽管这不是一个反政权的集会，但他们的发现还是令人震惊。超过70%的人在回答他们的问卷时显示是“专家和管理者”，这些工作通常需要一些政党背景。只有10%是工人，13%是学生。(38)这些组织的社会组成与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看起来群众当中的政党支持者基本已经作好准备接受早些时候政党核心领导人倒戈所发出的讯号了。

这种集会的性质意味着参与这种形式的抗议将不再会具有风险。（直到这种风险在1990—1991年间变得更高了）。立陶宛共和国的安全部队不再将这种形式的集会认为是暴力反抗。此外，想要倒戈的共产党领导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样做。首先这样做的领导人是布拉藻斯卡斯。布拉藻斯卡斯享有潜在的改革者的声誉，掌握经济问题和现实，传说他将学校班级中的最后一人也发展成为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员。(39)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了“投注”的策略是一个保住自己的声誉以及政治可能性的方法，尤其是这种可能性产生于他到底参与政党还是萨尤迪斯。在改革过程中，想要东山再起的官员走这样一条路：不能太早做出行动，因为统治政权还有可能消灭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能太晚，否则就会被指控只是一颗“墙头草”。在这时，布拉藻斯卡斯在6月9日召开了一次集会以庆祝回归的政党代表。这一次他向民族主义者作了让步，声称自己没有权利行动：政党和政府会将显示传统的三色国旗合法化，寻求立法使立陶宛语成为立陶宛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他使自己东山再起，不仅没有被立陶宛共产党追究过去犯下的“罪行”，而且还很快成为了国家最炙手可热的领导人。不到一年后布拉藻斯卡斯发表了上述演讲，即使在1988年11月与萨尤迪斯产生了严重的对抗，布拉藻斯卡斯依然获得了84%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兰茨贝吉斯（Landsbergis），也远远高于政党的22%支持率。(40)布拉藻斯卡斯是唯一一个能够完成这个转变的人，因为他没有参与过警方的行为或者是其他会引起高度不满的政权行动。他的同行桑盖拉（Songaila）和米特金（Mitkin），就不能如此轻易地将自己与过去的政权分离开来。因为这两个人完全不受大众喜欢，他们几乎背负了所有的责骂。许多政党官员很快跟随了布拉藻斯卡斯的领导。

感觉到政党就要落入萨尤迪斯之手的感觉，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lev）在8月11日至14日从莫斯科赶来试图挽救党。显然他认为当前的立陶宛共产党如果采用了一个更受欢迎的计划还是能够保持为一个实体。雅科夫列夫推动立陶宛共产党与萨尤迪斯休战。第二秘书米特金以告知各地党支部停止骚扰来回应萨尤迪斯。此外，萨尤迪斯的领导人可以在电视上宣布他们的活动。

实际上，对于接下来参与示威活动的人已经没有了可靠的制裁方式。当新政党的警察移除了当地环境中的“棍”，人群已经消除了哪怕最轻微的对于受到殴打的可能性的害怕。8月23日的集会是由谴责《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导致，又包括来自各行各业大约15万—25万人参加，包括学生和工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天到达了临界点，正如塞恩（Senn）所描述的：

在温吉斯公园聚会之后，立陶宛的公众行为变得激进。那个8月的夜晚没有人说得准会发生什么，事后，只有几个人记得在那场聚会之前他们是多么的紧张。公众现在更自由地讲出自己所担忧的，他们有了新的需求。(41)

这就是苏联立陶宛共产党结束的开始。由萨尤迪斯支持的办公楼和工厂很快遍布整个共和国。一份关于萨尤迪斯的报纸可以被散播到国家的任一角落。

当地的党组织在9月28日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使用暴力来对抗一个未经授权的自由联盟举行的示威活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统一了反对派。第二天，萨尤迪斯的成员和自由联盟第一次站到了相同的舞台上，呼吁桑盖拉和米特金辞职。到现在为止，政党和政治精英已经触及到内部的临界点。各种地方政党组织呼吁桑盖拉和米特金辞职。接下来的几周内，这两位立陶宛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被解雇，取而代之的是布拉藻斯卡斯。与传统的方式相比，共产党停止了作为强势的反对势力。在1989年3月举行的第一次选举当中，它只获得了10%的支持。(42)

和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一样，当地的共产党也是在一系列的示威游行中倒台的。虽然“爆发”来临得更慢一些而且是由不同的社会组织推翻的，但是出现了相同的保护和动态预测。像布拉藻斯卡斯和普伦斯克涅（Prunskiene）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比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班子更容易将自己从政权中脱离出来。

不同于东欧的卫星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一些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在早期采取的行动，在党内群众和政党精英中是产生了作用的。而在内部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总体结果证明是相同的：当群众示威抗议共产党不合法就使得它的倒台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当然，在立陶宛，只有一半的战役是打响的，但是立陶宛的政党已经瓦解，在莫斯科的斗争仍在继续，这部分会在下一章继续讨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按照参加的人数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比其他东欧国家经历了更多的集会：9月25日的5000—8000人参加，10月2日的1.5万—2万人参加，10月9日的7万人参加，10月16日的15万人参加，10月23日的20万人参加，11月6日的50万人参加。

考虑到昂纳克政权的无情性质，这些数字(43)，以及最后东德政权崩溃的结果都是值得注意的。东德当时采取的压制反对势力的手段远远超过了临近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除了罗马尼亚）。一个由12万全职人员、10万潜藏于1600万群众中的线人组成的信息网(44)，反映了当局对控制反对势力的能力和意愿。统治政权赋予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权力，普通民众的阈值很高而相应的对于产生保证讯号的需求就越紧迫。

本章着重介绍的是自9月25日开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从这个时候到10月9日发生了一系列大型的集会。根据当天的报道，7万东德人在莱比锡游行公然藐视政权的威胁。按照许多评论家和参与者的观点，10月9日是示威者抛弃恐惧、投入到加速东德共产主义政党快速灭亡的行动中来的一个转折点。(45)

到目前为止，本章已经定义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爆发现象（详见捷克斯洛伐克）和“自上而下”的爆发现象（详见立陶宛）。在东德爆发的移到＋1的抵抗运动并不属于这两种。实际上，是外部事件和臭名昭著的昂纳克政权属性让东德社会向大型的暴力抵抗运动快递发展。虽然从数字上看，这个过程与其他的东欧国家所经历的相似，但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这些差别的基础就是东德具有许多特别的特征。尤其是它与资本主义性质的西德的关系。尽管机制中的一些元素发挥了作用，一些没有发挥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那些潜在抗议者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这整本书的——一个有策略的行动者会依据阈值来感知社会即将发生变革的讯号，这一条在这里依然有用。特别是，不同政见者知道自己群体参与抵抗运动的阈值水平，潜在抗议者也知道全社会的参与者数量，统治政权的成员通过参与者的比例感觉到“不保险”。

本节所讨论的是东德的抗议组织的形成，这与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事件中的抗议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分析着重依赖于德克·菲利普森（Dirk Philipsen）所著的书（We Were the People：Voices of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ary Autumn of 1989）。菲利普森完成了106个长达45分钟到4小时的访谈。与本章的方法论一致，他将他的调研对象划分为“政党”、“工人”、“反对势力知识分子”，他反复访谈就是为了阐明个体在社会组织当中作出决定的机制模式。(46)

更加明显的是，在东德政体中，很少有人像立陶宛的布拉藻斯卡斯那样有那么多路可走。大多数属于昂纳克政权的政治精英基本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个领导班子的存在与前苏联领导人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个政权和它的民众之间的距离太大。所有可能缩短这段距离的希望都在五月操纵选举中失去了。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开放和改革运动，一些改革派工人、环保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相信，政党会对1989年5月7日的操纵选举表示批判，并且会形成选举观察组织来监督投票。这是菲利普森书中的三条引述：一个来自一个牧师，一个来自一个工人，一个来自一个党员。它们帮助设置这些情景。首先，牧师凯顿（Klaus Kaden）描述了由于共产党在获取合法性选举中使用欺诈手段而遭受毁灭性打击：

大选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情都揭示了对共产党曾经欺骗大众的怀疑——明显的选举舞弊。他们“改善”了结果，将选票提高到20%。很多人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在莱比锡属于“弃权”的人。有很多怨言散播开来，人们变得非常关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快这个政党就失去了对这个地方的合法性和领导权。(47)

至关重要的是，这次选举舞弊不仅被不同政见者和宗教人士发现，也被一些长期的政党支持者所发觉。其中一个对改革充满希望的是玛利亚·C.（Ma‐ria C.），她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活跃的工会成员，她回忆了她希望的幻灭和抵制的开始。

玛利亚·C.：抵制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89年5月的大选之后。我记得那天选举之后，我和我们公司的主任、工会主席、政党秘书在穿过工厂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一个肯定会当选的同事庆祝，尽管当时官方的结果还没有公布。我只记得问那个同事W或者说W同志：“你们已经知道结果了吗？”公司主任和政党秘书都回答：“我们已经去了三个选举站，每一个选举站的结果都有大约10—15%的弃权票。”我对这个回答目瞪口呆，W同志也是一样。但是当晚我们回家后读报纸，官方的结果依然是98%。

菲利普森：你有同事参与了由反对派将选举观察员送到选举站的组织吗？

玛利亚·C.：当然有，之后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所有的缺席选举票都进了政党的口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当然，事实上我们并不相信他们，我们太气愤了——而那时抵制行动就开始了。(48)

桃瑞丝·C.（Doris C.）是一名党员也是一个工程师，同样认为取消政党合法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在大选中欺诈。她的话进一步显示反政府势力在之后聚集到了一起：

而且，五月的大选对于很多人都是有决定性的，因为我们单纯地认为世界上的大多数政府如果有10—15%的弃权票就会倒台。然而，有什么政府会获得80—85%的支持率？但是他们甚至在这10—15%的票选上作假——我们对这件事真的很失望。所以越来越多人去了教堂，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教堂，而是他们感到在教堂受到了保护。我这个年纪的女人突然每月的七号都会去教堂点燃所有的蜡烛，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继续隐藏我们的怒火……这场选举欺诈将一切都推向了爆发点。在这之后，很多人想到：“一切都没关系了，就让它来临吧，让他们指控我，让他们逮捕我，我不能再忍受这一切，我不能够再对这一切说‘是’了。”(49)

这段话揭示了抵消以及降低由东德有镇压能力的国家机器产生的高阈值的两种机制。首先，接受风险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让他们来吧……让他们逮捕我吧。”其二，联手和团结路德教派（Lutheran Church）有助于反对势力。通过它的关系与西德协商，东德当局给了这个教派大量的自由。那些并不同情该宗教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知道，教会及其周一祈祷的人会传播反政府的信息。(50)因此，沟通的问题就被减到了最小，至少在当地是这样。

这些最初的宗教聚会，对于不同政见者在面对东德政权的艰苦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政见者移民或被强制驱逐出境到西德，这些削弱了反政府势力的规模和能力。实际上，一些反对者的“退出”减少了留下来的那部分人的声音。相比其他东欧国家，东德用这种方法进行镇压显然更有效率。(51)

很明显，不同政见者发觉了需要从内部分裂政府的压迫。哈拉尔德·瓦格纳（Harald Wagner）是“民主觉醒”（Democratic Awakening）的发起人，陈述了联合和组织不同政见者的概念并最终在1989年夏天形成了组织联盟：

你必须意识到不同政见者曾被以许多严酷的方式压迫。人们开始讨论这个地方是个难民营，这并不是胡说八道。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发现了完整的斯塔西名单（Stasi lists），上面都是被逮捕和拘禁的反政府活动人士。根据我们后来发现的文件，对反对人士的处理甚至是经过慎重的考虑而执行的。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300多人认真致力于这样一个计划，而不是只有30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新论坛成立会议。(52)

然而，活动开始后进行得非常迅速，不同政见者内部反对统一的声音影响很小。在8月和9月之间，数万名东德游客通过新开通的隧道逃往匈牙利，或者通过西德大使馆进入布拉格。(53)9月12日，第一批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组织之一的“新论坛”（New Forum）成立了。普副路戈北·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Pflugbeil），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反对派人士，展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有些事情已经发生”的证据：

有很多事情促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德没有一个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具有改革思想的政治家。他在1989年5月大选中欺诈；匈牙利的政治改革使其对奥地利开放边境，经济状况在明显下滑。很明显，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的无能。除了这些，政府的领导班子太老了，早已经到应当更换领导班子的时候了。然后是政治局委员的情形（然后是总书记）。当然，之后是人们逃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波热潮。所有的这些事情交织在一起使人们说这一切都够了。大众意识到了这是个真实的、改变一切的机会。在它开始之后人们很快明白了这一点。(54)

在东德，工人、学生、官员之间的社会分层并不明显。因此，东德社会没有因为结构化而无法在跨群体间传递讯号。(55)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案例中，参照群体的讯号是否像东德事件中那样起作用还不清楚。然而，在事件中这个问题是无实际意义的，因为由普副路戈北列举出的问题和讯号大多数是来自于体系之外的。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都是非常强大且可被广泛利用的。一旦不同政见者或者一些无组织化的不满的个体到达了情绪的阈值，那么集会的开展就会像洪水一样，而不仅仅是小瀑布那般了。

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的阈值在为一系列的集会提供保证中没有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自1953年以来最大的示威集会于9月25日在莱比锡举行，有前一天前来祈祷的8000人参加。这次聚会的核心或许是准移民，是为了呼吁承认“新论坛”。接下来的周一，这个群体发展到了2万人，而且涉及到了更加广泛的圈子。10月7日和8日，成千上万的反政府集会不仅出现在了莱比锡，还开展到了东柏林、德累斯顿、普劳恩、耶拿和波茨坦。他们在10月9日布置舞台的时候遭遇了暴行。(56)

这时，政府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镇压示威活动。显然，接下来抗议者的继续行动证明了这种可能性会被取消。布莱姆克（Werner Bramke）是卡尔·马克思大学历史系主席，是一名党员同时也在10月9日第一次参加了抗议，菲利普森与他的对话提供了抗议参与者对内情的考虑：

菲利普森：政党、警察和斯塔西是否向你们明确传达了一个信息：任何参加了10月9日示威活动的人都会被视作国家的敌人并会因此遭到最严厉的镇压对待？

布莱姆克：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菲利普森：那你怎么解释你自己和其他几千人还是敢到处走？

布莱姆克：嗯，我认为很多人觉得它不会发生。10月2日示威活动已经是一个大型的示威活动了——每次估计的人数都不一样，但我认为实际上有2.5万人，由于当时警察并没有干预，所以我们就产生了这种事情会再次发生的希望。

这种行动也产生了一种“自动状态”：它已经停不下来了。(57)

7万人的示威游行并没有产生暴力行动。这个数字显然使政党成员确信已经阻止不了反对势力了。接到了开枪命令的警察并没有打算要服从这个命令。少数警察还告诉了示威者，让其知道自己不准备服从命令的打算。(58)在最高等级的政党精英内部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这个数字看起来又一次改变了精英们的决定，这个决定在短短几天内没有受到启示。(59)例如昂纳克之下的安全大臣埃里希·米歇尔（Erich Mielke）接受了两个评论。10月7日和8日的示威游行规模还是相对较小的，据报道，米歇尔说：“把那些猪一顿暴打。”(60)10月9日示威活动变得更大了，昂纳克将其称之为暴力，但是米歇尔说：“埃里希，我们不可能打得过成千上百人。”(61)

结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经历了非组织、非暴力抗议活动来对抗统治政权。从平缓到激进，出现了这种显著的变化。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过程是“自下而上”的。然而，在立陶宛就与精英们的讯息相关联。在东德，人们的行动看起来是一次性的。如果将这一系列的时间扩展开来，更多的变量将被考虑。显然，波兰和匈牙利，不是前面提到的罗马尼亚(62)、阿尔巴尼亚，都以自己的方式解体了共产主义制度。

在这一章中，我用分析早期抵制行动的同样机制，帮助解释改革时期的变量因素。对外国人统治的不满为推广快速行动提供了动机。正如发生在早期的事件中，协调机制使几千人参与了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早于官方的聚集使温塞斯拉斯广场俨然成为了一个反政府集会的聚集地。共产主义烈士和反共产主义烈士的纪念会都在时间上做了协调。在立陶宛，8月23日是记入史册的一天，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周年纪念日被抗议者定为一个焦点事件的日期。在东德，周一祈祷者在莱比锡的活动为抗议者有效地创造了一个焦点。

虽然这个分析着重于阈值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的因果逻辑仍然贯穿于所有阶段。潜在的抗议者考虑到：“如果有X%人行动了，那么我的行动也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所有的事件中，整个社会的参与人数是一个关乎个体安全的参考项。虽然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阈值机制的运行，但是它确实为从0到＋1抵抗运动的移动产生了新波动。首先，随着强大的政党衰弱，阈值降低的地位奖惩消失了。第二，社会的合作性质和大众与政权之间的分离为预测创造了新的可能。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群众中的个体以政党领导者的行动为线索。另一方面，在遍布斯塔西分子的东德，政府越是加强镇压的力量，就越是塑造了同质性社会，尽管该社会缺乏差异化应对内部群体的信号。

本章所阐述的模式建立在本书的一个核心假设之上。一组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被用来解释这场运动从中立发展到消极反抗。按照现代社会中的具体事件，分析可得两个重要的变量：政党精英东山再起的能力（如在立陶宛事件中）；不同政见者、学生、工人之间联系的强度（如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若政党精英能够东山再起，就会形成一种讯号促进社会运动由中立向消极抵抗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早期的抗议者在临界点的数量并不能够鼓动那些厌恶风险的组织同样采取行动的话，从0到＋1抵抗的过程会被推迟。的确，有的国家虽然发生了一系列示威活动但是并没有推翻政府，这是由于在爆发的过程中，学生和工人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63)总的来说，这里的模式着重于检验现代社会异质性的必要性，以及验证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阈值运作的必要性。

最后，本章延续了立陶宛人反苏抵抗活动的故事。为了寻求解释率先行动的理论，接下来的一章将继续描述1991年1月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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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到这些集会中去确实包含了对于大量风险的计算。回顾往事，看起来似乎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让东欧走下去”，但是当1989年抵抗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发生的时候，不同政见者和政权当局都没有期望在短短几周内基本的政治制度会发生什么变化，首先被考虑到的依然是政府的镇压势力。1989年10月9日，昂纳克（Honecker）在东欧命令的镇压行动，仅仅只是在最后一刻被他的秘书长叫停。波兰在1981年之后也使实施实体法成为了可能。

(2)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是我与拉斯玛·卡科林斯（Rasma Karklins）合作撰写的，“Decision Calculus of Protestors and Regimes：Eastern Europe 1989”，Journal of Politics 55（1993）：588 164。本章中的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消解信心”部分大量地从此文中借鉴。我在这些章节中受到卡科林斯许多观点的启发。立陶宛这部分是我独自撰写的。

(3)详见Ferdinand Toennies，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Leipzig：Fue’s Verlag，1887）。

(4)Robert Nisbet，Community and Power（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53.Nisbet的前半本书适当地构建了一些大型社区的问题。这项工作非常贴切地包含了“社区减少的历史”的一整章。

(5)立陶宛农村的变化过程文字记载于，Augustine Idzelis， Rural Change in Soviet Lithuania 1945 1980：Problems and Trends（Chicago：Lithuanian Reserch and Studies Center，1990）。

(6)想要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苏联化进程有个基本的了解，请看Benedict Vytenis Maciuka，“The Baltic States under Soviet Russia：A Case Study in Sovietizatio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63）。

(7)我的这番话是基于与1991年1月维尔纽斯事件中的抵抗者的对话形成的。

(8)由于缺少对苏联城市的社区的描写，一个曾经在拉脱维亚和平组织工作过的学生曾告诉我拉脱维亚大楼的楼顶上都被天线覆盖。他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抵抗者不相信或是不了解别人，因此不能一起解决在大楼上只用一根天线来为全楼服务的问题。

(9)其他观察者用这些分组对东欧社会进行分析。例如，William Echikson，in Lighting the Night：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0），他将人民分类为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和统治集团。

(10)然而，需要警告的是1989年公开憎恨的深度。例如，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析家曾写过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以及随着消费主义政策的推出使得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并善于接受现状。许多立陶宛人，尤其是对历史并不了解的年轻人，非常冷漠并寄希望于苏联的未来。这里所描述的早期示威行动，反侵略的激愤程度绝不可能与1939—1940年的后克莱佩达时期或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期相比。

(11)在立陶宛，波兰发生的事件被密切关注。

(12)勇敢的人可能被称为理想主义者或者不计后果的人，胆怯的人可能被称为墙头草或是机会主义者。有许多理由能够解释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根据他所掌握的线索来行动；最重要的是掌握一点，组织中的个体是以不同的阈值来决定参与抗议行动的。

(13)想对反政府领导者有个大体的概念，请看Gale Stokes，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9 153.

(14)想要了解这些事件的细节，请看Bernard Wheaton and Zdenek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Czechoslovakia，1988 1991（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2），pp.26 29。此书提供了关于本事件的最详细的信息。

(15)同上，p.28。

(16)由于本部分的焦点集中于个体抗议者的决定上，我跳过了苏联的关键发展和意识形态。关心苏联的影响，请看雅克·莱的《1989之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东欧解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

(17)Wheaton and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pp.31 36.

(18)“米洛斯·雅克什（Milos Jakes），共产党领导人，命令配备警棍的武装警察官员解决10月28号的示威游行。”这是由New York Times的R.W.Apple描写的，并被Bernard Gwertz‐man 和 Michael T.Kaufman引用于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New York：New York Times Press，1990），pp.200 201。此外，Wheaton和Kavan在The Velvet Revolution中，陈述了97个市民和国家安保部门努力辨认学生的身份，并对其施以制裁。这个事实显示了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以及需要辨认的不是一般的不同政见者而是学生们。

(19)Timothy Garton Ash，The Magic Lantern：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Budapest，and Prague（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80.Also see Tony Judt，“Metamorphosis：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Czechoslovakia，” in Ivo Banac，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l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p.98 99. Wheaton和Kavan写了定义性的译文：人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残忍对待；根据之后展示的证词，警察们毫不犹豫地攻击了老人、专业人士，甚至是带着孩子的父母。的确，最小的伤亡者13岁而最大的是83岁（The Velvet Revolution，p.46）。

(20)Wheaton and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p.51.

(21)11月18日至21日的参与者是从“自由欧洲调查报告广播”（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 Reports），尤其是每周的《背景报告》（Background Reports）、《1989年事件的周记录》（Weekly Record of Events 1989）和《1990年东欧的周报告》（Report on Eastern Eu‐rope 1990）中收集的。其他的资源与一般参与者的性质相同，但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斗争的细节。例如，Wheaton和Kavan在The Velvet Revolution中，谈到了学生参加了11月18日早上的“年轻人活动”，但11月19日的活动并没有提到他们，在11月20日给出了15万人的数字。而New Yoek Times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为11月20日的活动给出了20万人的参与数字。这所有的估算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现象传达出的信息却是毫无疑问的。

(22)Wheaton and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pp.59 60.

(23)所有的评论员都同意工人支持的重要性和工人回应的不确定性。Judt写道：“直到11月27日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于能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是紧张的（或者说悲观的）。由演员、作家、学生在布拉格（一定程度上在伯拉第斯拉瓦和布尔诺）所领导的革命，在一个60%是蓝领的阶层中有多少机会？而且这个阶层被政党在生活水平上给予了相当照顾……简短地说，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相信统治政权的宣传。”（“Metamorphosis，” p.101）。同样，请看Echikson，Lighting the Night，pp.112 113；Wheaton和Kavan的The Velvet Revolu‐tion，p.61，以及J.F.Brown，Surge to Freedom：The End of Communist Rule in Eastern Europe（Durham：Duke Univcrsity Press，1991），p.173，有更为清楚的描写。

(24)Gwertzman and T.Kaufma，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p.240.

(25)同上，p.242。

(26)Wheaton and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p.95.

(27)在一些早期抗议之后，380名记者在新闻中公开讨论，142名布拉格法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改革上的对话。详见同上，第62页。

(28)Wheaton and Kavan，The Velvet Revolution，p.71.

(29)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Soviet‐Type Societies，”Journal of Soviet Naionalities 1（1990）：8 27.

(30)详见Brown， Surge to Freedom，p.165。

(31)与一位目击者的私人对话。

(32)为了立陶宛不同政见者能够更普遍地讨论，立陶宛自由联盟在1988年6月3日公开化，详见Kestutis Girnius，“Lithuanian Dissent：Proud Past，Uncertain Future，”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October 5，1988.Also see V.Stanley Vardys，“Lithuanian National Pol‐itics，”Problems of Communism 38（1989）：58。

(33)环保抗议者在1986年11月出现于里加，在1987年春天出现于塔林。立陶宛的抗议者聚焦于立陶宛东部的伊格纳利纳核电站。因为大多数的核电站建设需要从俄罗斯共和国进行劳动力移民，抗议的动机带有种族政治的色彩。请看John Hiden and Patrick Salmon，The Baltic Nations and Europe：Estonia，Latvia，and Lithuan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Longman，1994），p.149。

(34)Anatol 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and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226.

(35)同上，pp.244 225。

(36)要获得萨尤迪斯每天运作的细节，请看Kestutis Girnius，“Three Months of Change in Lithuania，”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August 31，1988，pp.1 5.

(37)V.Stanly在“Sajudis：National Revolution in Lithuania”，中提到的数字是5万，Toward Independence：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p.13。

(38)《立陶宛人眼中的独立》，为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谈判服务，这次谈判发生在1990年11月立陶宛维尔纽斯的高级委员会中。

(39)Alfred E.Senn，“Toward Lithuanian Independence：Algirdas Brazauskus and the CPI，”Problems of Communism 39（1990）：21.也可以看Hedrick Smith，The New Russians（New York：Random House，1991），chap.16，“Lithuania：Breaking the Taboo of Seces‐sion，”可获得与布拉藻斯卡斯和兰茨贝吉斯更多的比较。也可以看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pp.232 233，可对两个领导人获得其他直接的比较。

(40)Kestutis Girnius，“The Party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Arveds Trapans，ed.，Toward Independence：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1），p.62.数字是从立陶宛报纸 Komjaunimo Tiesa，June 16.1989摘取。对于布拉藻斯卡斯的更多细节，请看Saulius Girnius，“A New Party Secretary：Algirdas Brazauskas，”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October 28，1988，pp.19 22。

(41)Alfred E.Senn， Lithuania Awaken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136.

(42)扫罗在《萨尤迪斯候选人扫荡选举》自由欧洲调查广播，1989年4月21，19—22页中有所讨论选举结果见Saulius Girnius，“Sajudis Candidates Sweep Elections，” Radio Free Europe Research，April 21，1989，pp.19 21。

(43)按绝对价值计算，在接受这些数字时也应当有相当的考虑。在他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中，卡尔迪（Karl Dieter Opp）估计示威人数要远大于被报道出的数字。估算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上每平方米有三个人，而不是仅仅出示一张广场十分拥挤的照片，人数大约有124500。详见Karl‐Dieter Opp，“Repression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East Germany in 1989，”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994）：107 108.也可以看Karl‐Dieter Opp，Peter Voss，and Christiane Gern，Origins of a Spontaneous Revolution：East Germany，1989（Ann Arbor：U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中对抗议人数的讨论，尤其是第20—24页。

(44)Dirk 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Voices of East Germany’s Revolutionary Autumn of 1989（Durhar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10.

(45)Ash，The Magic Lantern，p.67；Opp，“Repression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p. 102；Stokes， The Walls Came Tumbling Down，p.140；and Charles S.Maier，Dissolution：The Crisis of Communism and the End of East German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42中都认为10月9日的示威抗议是一个转折点。

(46)Opp et al.，Origins of a Spontaneous Revolution，East Germany，1989（Ann Arbor：Un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提供了基于调查研究的更为完整的东德事件的数字。任何对东德事件感兴趣的人都应当看这本书。

(47)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154.同样，详见奈马克（Naimark）对1989年5月大选欺诈的后果评论。Norman Naimark，“‘Ich will hier raus’：Emig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in Ivo Banac，ed.，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82。

(48)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116.

(49)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125.

(50)例如，自1982年在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 Church）举行的周一祈祷可能只有12个人参加。在1988年2月，行动者被邀请参与到和平祈祷中，而参加者人数开始攀升到几百人。这些周一祈祷者成为了后来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示威活动的焦点人物。想了解更多当时东德教堂所扮演的角色，请看Niels Nielsen，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The Religious Roots（Maryknoll.N.Y.：Orbis Books，1991），chap.2，“Germany：Spring time in Autumn.”

(51)在Manfred Tietzel和Marion Weber对东德政策的分析中，他们重新考虑了“退出和声音”的性质：“当批评家离开了组织，那些留下的人就减弱了潜在的有效的声音。因此，退出的行动不是完美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反而会对处于相似情形下的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p.62）“The Economics of the Iron Curtain and Berlin Wall，”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994）：58 78。

(52)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230.

(53)对这些事件的文本上的回顾，请看Marier，Dissolution，第120—131页。

(54)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304.

(55)详见菲利普森与路德维希·梅隆（Ludwig Mellhorn）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第89页）。玛利亚将大学生和教授的角色形容为“激进者”并归功于共产党的渗透力量。（Dissolution，121页）。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相比，大学和政权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清晰。

(56)Ash用以下的话来形容警察的行动：“年轻人被拽着头发在铺着鹅卵石的街上拖行，女人和孩子被扔进监狱，无辜的围观者被殴打。”（The Magic Lantern，第67页）。

(57)Philipsen，We Were the People，pp.265 266.

(58)同上，第201页。

(59)Marier在150—162页中讨论了对精英的想法；Opp在Origins of a Spontaneous Revolution第9章中总结了“斯塔西的钝武器”（blunt weapons of the Stasi）。

(60)Naimark，“Ich will hier aus”，p.90.

(61)Gwertzman and Kaufman，Collapse of Communism，p.219.

(62)例如，罗马尼亚人的抵抗行动非常自然以至于不能符合这里展示的模型。然而，在这里不同社会组织和统治政权和大众之间的信心博弈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齐奥塞斯库迅速倒台的背景是蒂米什瓦拉的大屠杀和在布加勒斯特四天之后发生的大型公众集会。在12月21日的人群之中，学生首先举起了反齐奥塞斯库的标语。在一时的震惊之后，剩下的人群开始加入其中。接下来军队将安全部队赶到一边去，接下来结束的时候就来了。暴力和罗马尼亚的短暂叛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极端的镇压以至于任何党派都很难在这个国家找到生存的空间：当权者明白如果他们输了的话会为过去犯下的罪行受到很严重的惩罚，而反对者则明白如果他们失败了将会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因此双方都没有喘息的余地以及东山再起的机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双方尽可能地采取暴力行动以避免失败（Jon Elster，“When Communism Dissolves，” London Review of Books，January，25，1990，pp.3 6）。另外，由于东欧先前成功的抗议事件，示威的效果要好于罗马尼亚。然而，尽管有这些额外的特征，相关组织还是被用来研究如何行动，以及示威活动中行动者的异质性。学生和年轻人是首先行动的；没有他们首先行动，市民大众可能很难突然进行暴力革命。此外，军队和大众以彼此的行动为线索：如果大众没有超过爆发点军队就不会行动。在如此明了的反叛中，以及1991年莫斯科的事件也可囊括其中，大众和军队之间的信号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

(63)Karklins and Petersen，“Decision Calculus of Protestors and Regimes，”pp.609 611.

9　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

对于任何给定的阈值分析，都会有一系列“率先行动者”最先开始投入“触发”过程。如果多人的信心博弈的潜在逻辑是正确的话，这些率先行动者发挥的影响力与他们的数量是不相称的。例如，前一章所讲述的1989年的东欧，在图8.1中所显示的模型假定了在一个反政府组织中有很小比例的“率先行动者”，接下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带动成千上万人共同参与进来。为了与这个模型相符，如果没有率先行动者的催化，就不可能出现这一整个滚雪球式的过程并最终导致政权倒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皇帝的新衣”只需要显示给很少一部分人看。在齐奥塞斯库的最后一场集会上由少数激烈质问者参加，但这却揭示了推翻他暴虐的政权是可能的，并且最终有助于结束这个制度。

本质上，率先行动者所掌握的阈值是0。他们在还没有显眼讯号的时候行动，而他们的行动也有助于估计风险。(1)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本书基本原则的一些基础性挑战。本书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其关注的是“普通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成为抵抗和暴动中的一员。当榜样与情绪融合，这种分析已经将策略计算和风险的敏感度置于阐述的中心。位移概念（The spectrum concept）基于风险的逻辑而产生。人们经常是从涂鸦或者选举弃权这样低风险行为开始抵制活动的。当其发展成更具风险性的抵抗行为的时候，通常是由于大量人群也同样参与到了相似的低风险行为中。高风险规避者会向低风险规避者传达一种“信号”：他们的行为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并且会通过大规模的人群参与而受到继续支持。这个故事假定了风险阈值的分布，也同样假定了行动者对于风险的敏感性以及使用策略来评估风险。同样，前一章所描述的连锁阈值也是行动者通过这个过程本身来估计。学生、工人、党员、政党成员都把其他群体的行动作为测定风险的线索。(2)

鉴于对风险的普遍意识，个体要如何把握住阈值为0的时机？接下来本章将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样的机制将会产生0阈值？第二，如果确定有这样的机制，那么它能否解释率先行动者在数量上的区域性或跨文化的变化。（是否能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相比在B国或Y文化背景下，A国或X文化背景更能够保持住0阈值？）

虽然第一个问题非常直接，但是第二个问题才是真正棘手的。变化的问题至少包含了三个麻烦的维度。率先行动者在数量上的变化并不难回答。大多数情况下，群众中主要的人将会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他们获得了确切的能够得到保证或安全的讯号。然而，在某些情况下，0.2%和2%的区别可能是催化行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换种方式来假设这些数字，分析员能够解释一个社会有99.8%的非率先行动者和有3%的率先行动者的区别。第二，不同于其他行为，率先行动的变化是不能够根据一些他人可观察到的变化追溯的，因为这时别人的行为还没有任何变化。最后，率先行动者并不知在某一段时间表现出对风险的敏感。为什么在A情形下，同一个人会参与到风险性的抗议活动中，而在B情形下却没有？在相同的情形下，为什么B国比Y国参与到有风险性的抗议活动的人数更多？

本章探讨了这些问题。首先，我举几个关于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的例子，是当我在立陶宛进行田野调查时所经历的。我定义的狂热者是不畏风险的人。率先行动者的行为和狂热者的行为是不需要重叠的。然而，率先行动者和狂热者通常都是经历着风险成长的。在这两者的核心，两者的行为都包含接受风险以及都可以作为同一家庭的部分行动来进行连贯的研究。

第二，这些例子可以作为第二节分析的具体事例，一次对于相关机制的检查。评估这些机制需要通过两个标准：它们的整体合理性（特别是根据立陶宛的例子），以及它们用更一般的术语解释率先行动差异的能力。

第三，我定义了一种新的机制，我将其称之为“小风险牺牲”，这种机制尤其可能存在于一些文化中，而且能够解释许多事件中的率先行动。

1991年1月，维尔纽斯

1991年1月我参与了一个由苏联破坏维尔纽斯的通信设备所引发的抗议事件。在那里，我发现人们所参与的抗议活动还是面临一些死亡风险的。在某一事件中对于“率先行动”最明显的标志，似乎就是其行为是面临一定死亡风险的。毫无疑问，人们都会规避死亡的可能。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人们即使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对结果的影响很小，却依然会冒着生命危险行动。

我举四个来源于个体观察和现场记录所发现的行为。这些行为中都包含了很大的风险并缺乏战略的讯号。

1.1991年1月13日的清晨，我经历了苏联突然袭击维尔纽斯的广播电视台的事件。(3)一个匿名的“立陶宛救赎委员会”（Lithuanian Salvation Committee）和苏联伞兵组织宣称将要控制政府。支持立陶宛独立的人已经预测到了这次袭击并且站在大楼的周围。当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正在执行它们的任务时，人群高呼“立陶宛”，在广播电视大楼里，爆炸带来的震波把隔壁大楼的窗户都震碎了，碎玻璃像下雨一样落向下面的群众。当主要的行动结束后，我的立陶宛朋友转向我，指着一两米外的议会大楼说：“他们接下来将会袭击议会大楼，我们必须要去议会大楼。”我试图解释我们的行为对整个计划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他完全听不进去。这时，很有可能苏联会强行粉碎立陶宛的抵抗势力，毫无疑问会沿街杀几个人。而我的朋友想参与这次事件。

阿纳托尔·利文提供了一个关于一月事件符合我记录的拓展性数据。(4)他详细描述了一个学生在议会大楼外等候的事情：

我们都以为他们接下来会来到议会大楼。我很害怕，其他人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的情绪都变得更加愤怒了。而且这种情绪随着从电视塔过来的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更胜。我的一些朋友来了，他们的脸都变了，变得无情。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摆脱掉这样的表情。兰茨贝吉斯的广播从喇叭传来，要求我们移动到旁边去，以防在议会被攻击的时候被交叉的火力所伤。他说了一些关于“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经历者，而不是更多的受害人”之类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动……人群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它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激增——这是非常危险的。有人对间谍感到害怕。我看到人们抓住了一个男人——他们大喊他是一个奸细，然后他们打算要把他丢到河里去，但是最终他们让他走了……一个天主教神父穿过人群，带领人们祈祷并和人们交谈。我记得当时我非常崇拜他，因为他是那么的冷静。但是人群也同样被他激怒了，因为他们觉得神父是在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他的宗教宣传。(5)

这些印象与我自己的是相符的。当我们到达了议会大楼前的广场，不确定性、恐惧和一些沉默的愤怒似乎弥漫在人群之中。每个人都知道已经有人受伤了，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在议会大楼会有更多人被杀或者受伤。与刚才引用的学生的经历相似，我也听说了苏联人员会在即将到来的攻击之前渗入人群以进入议会大楼。我还反复听到苏联代表将会将直升机停在屋顶上。(6)但是，不管这些恐惧和谣言，广场一直站满了人。

接下来的讨论应该再加上三个相关的现象。第一，我不认为任何人会将兰茨贝吉斯要求人群离开的建议当成一个认真的建议。相反，这是“剧本”的一部分。第二，由于没有人领导，整个现场完全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事实上，当时立陶宛人表现得十分勇敢，他们的领导人包括著名的兰茨贝吉斯都在惊慌失措。新任命的总理阿尔贝塔斯·希梅纳斯博士（Dr.Albertas Simenas）在那个血腥的夜晚消失了，出现于一个护理机构中，而外交部长阿尔吉尔达斯·绍达尔加斯（Algirdas Saudargas）则始终在国外。一位退休的、来自于美国军队上校的立陶宛人，认为自己能够向领导人建议如何进行对议会的防御。(7)第三，在对抗时，天主教人士徘徊于人群之中的现象十分普遍，正如那个学生所述的那样。

2.在对电视和广播设备进行袭击的两个晚上后，我陪同我的朋友进入了议会大楼，我们依然认为这里会成为袭击的目标。(8)我注意到有100多位立陶宛爱国者将自己关在议会大楼一楼，他们将议会大楼变成了一个军营。他们的武器非常原始：许多人只有猎枪和步枪；许多人戴了防毒面具以防他们被烟熏出去。我知道他们已经通过一个戏剧化的仪式来宣誓要保护议会大楼，该仪式有总统兰茨贝吉斯和牧师参加。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将像他们宣誓的那样“誓死保护议会大楼”。除了维尔纽斯常驻的苏联军队，一架装满了苏联伞兵的飞机在几天前到达了。100辆坦克在镇压之前在城市里隆隆开了几夜；苏联人确实有能力摧毁这些立陶宛志愿者，他们没有军事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死。

列文再一次提供了从与一名立陶宛议会守卫者的访谈中的相关引言：“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死，但是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莫斯科不能再像1940年那样对我们说谎，是为了告诉全世界，立陶宛已经作好准备为自由而战。”(9)保卫者指的是在1940年苏联没有耗费一枪一弹就将立陶宛纳入联盟；他想要确信，这件事将成为立陶宛历史上的一次异常行为。(10)

3.在袭击前夜，议会大楼周边区域像是在庆祝节日。因为害怕苏联的行动，小城镇和村庄的居民坐着巴士赶来围着议会大楼。他们带来了印有自己家乡名字的标语并建立起了一道禁戒线。在广场的一角，民间舞蹈家正跳着舞，100码距离之外，一些年轻的立陶宛人伴随着美式和英式摇滚跳着舞。就我所看到的而言，年轻的和年长的，城市的和乡村的，摩登的和传统的人都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建立起了警戒线。当苏联军队接管了附近的通信设施后，他们又回到了议会。攻击之后的一小时，几百个有着不同背景的立陶宛人来到了议会大楼前面。

4.然而在议会大楼里，灯突然熄灭了，有个人害怕地猜测是苏联人切断了电源，而攻击正迫在眉睫。当灯又亮起来时，我试图说服我的朋友尽快离开，但是他坚持要大家停留的时间更长些。他告诉我，他在这栋大楼里的感觉有多好，比这几天的感觉都要舒服。他意识到当他说出“我们”而不是“我”的时候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当他们一直对着大众高呼或鼓舞着群众，他说他曾一直反对使用“我们”，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承认在议会大楼里他感到被“我们”激起了兴奋的感觉。

维尔纽斯事件的本质可以被简要地概括为：具有压倒性实力的苏联人入侵，杀死并打伤了一小部分立陶宛示威者。作为回应，一些立陶宛人作为率先行动者，发起了近乎暴力的活动。一小群立陶宛人隐藏在可能是下一步暴力行动目标的大楼里。此外，至少有一小部分人表现出享受他们的角色，因此将其称为“狂热者”。

机制

什么机制能够解释这些率先行动的形式和狂热者的行为？我认为是由合理性机制、人格本位机制和参与性机制交替运作的。(11)

合理性机制

有几种合理性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愿意成为率先行动者。政治倡导者们或许是想要在这样的事件中宣扬他们的勇气、观点和领导力。当政治倡导者们感觉到现有的统治政权即将要崩溃，他们会相信，一旦他们经历了现在的风险就有机会在未来获得领导的位置。(12)在立陶宛，当议会大楼被包围的时候，压在兰茨贝吉斯身上的赌注必然有所上升。问题是，只有少数潜在的领导人抓住这次机会并获利。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一些领导人出国了，一些领导人待在护理机构直至死去。在这至关重要的时期，只有大约40%的议会代表选择留在大楼里。(13)如果冒险是领导想要获利的最优策略，只有一小部分人从中获利，看起来还需要补充一个有关人格的机制。

此外，大多数的率先行动者和狂热者在他们的行动中几乎不坚持保护他们的政治或工作利益。很多是老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事业上的利益需要保护了；也有很多年轻人，还未开始他们的事业。这一点导致其他可能的合理性机制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过程中，着重于成本而不是双方的利益。正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那样，如何对某一群体中的率先行动作出结构性解释，例如年轻人或不同政见者，他们比别人可以失去的东西要少，因此他们需要规避的风险就更小。其他社会群体成员可能是因为会获得什么而做出接触风险的行为。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对革命的研究中发现，革命行为与人口中年轻人的数量比例是相关的。(14)年轻人更少被家庭和事业所束缚，而且在行动中似乎更能够把握住阈值较低的时机。相同的逻辑适用于会被剥夺工作和家庭的不同政见者。遵循这个结构性解释的逻辑，我们将会发现各种社会团体在参与程度上形成的偏态分布。不同国家之间的率先行动者可因为这些社会团体的规模大小而进行区分。

将合理性机制与社会种类联系在一起，这种假设是难以置信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首先，当风险中包含了死亡的可能，哪怕只有一点点，忽略这种风险就变得不符合常规，难以结构性解释了。没有证据显示，某一社会组织中的个体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轻于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个体。如果任何组织中的人们觉得应该规避死亡，那么这个组织就是生活至上的。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会发现当学生退缩的时候，老人作为率先行动者陷入高风险的情况中的优势。结构性观点强调，成本—效益比率的变化与社会组织是相关联的。但是涉及到类似于维尔纽斯事件，关于率先行动中存在的利益明显超过成本，他们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二，也是接下来将会讨论的一点，结构关联性解释很难解释率先行动者的行动方式，以及有时会在政治上变得至关重要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有关于社会组织将率先行动者覆盖的具体的实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维尔纽斯屠杀之夜的事件。天亮前几小时在大楼周围坚守警戒线的人群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在大楼里面，我的朋友和志愿者们都是年轻小伙。（详见例3。）在许多情况下，率先行动者的真实人数可能与结构化基本预测是相符的。例如，不同政见者（有的是学生们）似乎就是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中示威活动的率先行动者，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这些发现把我们又带回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对风险不敏感的率先行动者并不总是来自于同一个社会群体，那我们怎么解释率先行动者在数量和组成上发生的变化。

人格本位（Personality‐based）机制

率先行动者也可被看成一种服从于具体心理机制的人格类型。他们会在心中疑问“如果没有人出现在议会大楼呢”。同时，他们根据广泛意义上的康德哲学中的责任感而行动，或者他们只是单纯地想要从参与中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15)穆勒和欧普发现，反核示威者参与活动时，面临了被逮捕的危险。(16)毫无疑问，维尔纽斯事件中的一些率先行动者，他们是康德主义者和追求冒险的人。率先行动者缺乏权衡自己确切动机的能力（的确，他们不能够详细地描述出自己的动机），他们的解释听起来似是而非。然而，这里又有一个关于变化的重要问题，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出现更多特定的人格类型，又或者为什么在同样社会不同的事件当中会产生不同等级的率先行动。

在克里斯汀·门罗（Kristen Monroe）的研究“约翰·多恩的人们”（John Donne’s people）——一个关于28个利他主义者、13个在“二战”中努力营救犹太人的调查中，这个问题被高度关注。(17)门罗没能找到任何一个关于在抵制行动中的利他主义者的社会文化预言家。相反，营救者的动机常常与人性挂钩。情绪或者信念的有机联系触发了这种行为。与此甚为相关的是，她没能找到任何结构上的或者民族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营救犹太人，或者有其他的利他行为。尽管她所研究的是一种非风险规避与非策略的个性类型，为了解释观测到的独立变量，她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该个性类型的链接。

门罗提供了两种对当前的讨论有用的视角。首先，研究凸显了缺少对风险不敏感与非策略的人格类型，“无名英雄”在数量上是很少的。虽然维尔纽斯事件中的率先行动者的比例也很小，但是看起来要远远多过当前能被利他主义者解释的人。

第二，讽刺的是，门罗的研究带给我们另一种需要考虑的“人格”：民族狂热者。门罗发现有一些行动者会被想要成为人类集体一部分的想法所驱使。在她的受访者中，集合群体都是为了人类。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集合群体的限制通常不是人类，而是国家。在门罗的研究中，一个营救者用“我们（所有人类）因为我们身体中的细胞是在一起的”来解释他的行为。与有机体类似，以民族为中心的法西斯思想在心中形成。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浓厚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的其他人成为一体）是否会成为率先行动的触媒。正如门罗所研究的营救者，关于社会团结的根深蒂固的感觉可以重新考虑战略和计算风险。

这种类型的解释经常被用来指立陶宛人。我们经常听到，立陶宛人是非常民族主义的，也许是由于强大的法西斯扭曲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因此，这是不奇怪的。这种民族文化会产生更高数量的率先行动者。乍一看，这个推理似乎服从规范的政治科学方法。从成本—效益分析，参与民族主义活动，当然给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利益，这使得民族主义者强大到足以超过相当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民族变量，代理变量可以被创建。一个关于政府宣传的努力或国家苦难的指数可以运用在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影响方面，因此“中和”分配国家的作用。率先行动可以用一个总体均值的正态分布予以解释：那些和总体平均相比，有两倍标准差的狂热分子组成率先行动群体。显然，有着高平均值的国家会产生比较多的率先行动者，而总体平均指数低的国家意味着产生更少的率先行动者。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民族主义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力量，肯定是出现在维尔纽斯1月13日晚。同时，把了解参与视为一个好处，这有助于理解率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路径，可能在于参与的精神获益。当然，这不是一种新理论。正如艾尔·罗素·哈丁（Russell Hardin）所写的：“就是希望来到此处，通过参与重大、甚至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和动作，从而有自己的发展历史。”(18)当民族主义和参与被视为这样一个通用的方式时，它们不再能解释具体行动。最重要的是，该论点不能解释率先行动，这是因为率先行动仅仅是一个国家行动的形式。例如，一个拥有深厚的民族主义的个体（两倍标准差的平均值）也会坚持诸如“那些逃跑人东山再起”的逻辑作为率先行动的逻辑。狂热在率先行动的聚会中出现，可能就像回家和在个体的车库制造炸弹一样轻易。在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人们可能认为这样做是愚蠢和浪费资源：挡在楼前，或试图用不相配的、可怜的武器来捍卫。一些贝当的支持者和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国人一起住宿的法国人，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民族主义和爱国的法国人。他们相信，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这条路线对于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当然，有些无赖）。

一个关于波罗的海国家间的比较研究支持这一点。在改革的开始阶段，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尽管通常被认为比立陶宛更少具有民族主义，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争取自治上是最活跃的。只有到后来立陶宛才开始采取最激进的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某种程度上比立陶宛更少具有民族主义？这种类型的问题是无用的。

依赖性格和民族主义的解释，关于水平和类型上的风险不敏感性行为比结构上的行为更难阐述。行动的变量必须与一些先行的因素存在差异。下一组机制试图链接抵抗事件本身性质的变量。

参与性机制

参与本身能产生回报。面临危险的事业通常带来一定程度的尊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退伍军人的流行战争。地位奖惩机制是驱动＋1行为的关键机制之一。这里的理论把奖励视为补偿或抵消抗议的危险。奖励和憎恨形成减少阈值下限，但它们不努力表明参与者愿意接受风险。地位寻求不是率先行动的令人信服的或完整的解释，至少不参与集会。首先，考虑到实际进展的示威游行，地位利益很少权衡风险。你要考虑一下出现的可能性。如果率先行动者不是由其他人加入，他们将被鉴定为率先行动者并可能获得大量的地位回报；然而，政府也可能识别每个在场的人，驱使潜在成本走向极高水平。另外，如果率先行动者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地位回报将急剧下降（可能除了可识别的领导人）。其他人可能仅知道个体是参与者或未参加者，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最初出现或最后出现。在成千上万的参与者的状态下，地位奖惩机制没有足够大到克服率先行动者的原始风险。第二，地位寻求将与结构参数相关联，这个问题前面已提到。男青年和政治倡导者通常被假定地位欲望超过其他群体，但这无法解释，为何有那么多年长者在维尔纽斯议会事件和其他事件中挺身而出。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不同的行动带来不同的地位奖惩。一个关于率先行动的解释，需要阐明这种文化和地位奖惩之间的关系。

通过风险最大化的参与获得他人的尊重，这种做法在率先行动者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其他人认为自尊可能是同样重要的。这个观点认为，在形式上，表达动机可能驱动小数量的个体行为。当事件本身创造了这样的角色，个体可能会接受甚至为0阈值的高水平风险，其个体的风险水平得到表达，这可能在于内部驱动的奖励。下一节将阐述一个特定的机制“小风险的殉难”，遵循着表达动机的逻辑，以及我在维尔纽斯中的直觉和经验。

参与典型事件：“殉难的低风险”或“伪殉难”

在此，我遵循斯坦利·本（Stanley Benn）的观点：表达性的动机可能驱动人类行为。(19)本认为人们因不同的角色而行动，而且每一个角色都有其偏爱顺序：在角色A的背景下，个体可能理性地、一贯地宁愿a而不愿b；然而，在背景B下，他可能就更偏爱b，而不是a。(20)在面临不同的社会情况下，某人可能从某个社会承认的角色转变为另一个。正如本意识到的那样，这种规律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如果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转变，那么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社会情况”作出更好的定义。(21)在处理这个特定的问题上，本记录如下：

政治活动可能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表现，而不是为了获得超出其目标的东西（因为可能会失去事业），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在正确一边的满足感，而是可能因为他不能够认真地说出自己的诉求，甚至是对自己，在那边没有表达态度的行动最适合他的范式情况。(22)

本引申了行动遵照某种范式的意义和重要性：

国家将会被个人决定而极大地改变的可能性越小，表达行为必须符合这种表述态度的一些社会理解模式就更加严格……可能抗议的声音只能通过这种模式才能抒发出来，甚至是对他自己，这都是为了使他作出抗议，显示出他的态度，忠于自己。(23)

社会理解模式与社会的象征和仪式是相关的。例如，在许多民主国家中，选举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投票时明显的非理性会被克服，当个体转变为处于有表达动机的个体，为了在一个范式化的情形中支持民主而超越投票成本。

当然，并不是所有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都有相似的角色顺序，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将其表现在投票上。对某些人来说，投票并不是什么强有力的象征，而且成为一个投票者意义不大或是没有价值的。

本的解释是基于事件的性质，且对不惧风险的民族主义者（狂热主义者）参与变量问题提供了一种文化导向的解释方式。(24)一般来说，占据某种角色的行动者是会规避风险的。但是，如果某事件提供了一种扮演典型角色的机会，那么就有人会去那么做。用本的话来说，毫无疑问，在一定的社会中，有小部分人毫无疑问会将这个角色评价足够高而成为率先行动者。一个事件提供了越多扮演典型角色的机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压迫感而需要不顾风险地“忠于自己”。因此，那些具体的相配事件和典型角色产生了率先行动者和其他不惧风险的行动，而不是由一种人格，一般水平的民族主义，或是简单地缺乏结构性约束（虽然这些在总体解释中占有一席之地）导致高风险行动的产生。

这种解决风险的方式至少存在两种非排他的方式。第一，扮演这种角色的价值所产生的愉悦被看成一种收益。当然，很难说这种获利能超过死亡的风险。第二点且是更重要的一点，典型角色将会重新定义风险的涵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将会从一种成本转为一种获利。在这个事件中，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不仅不顾风险，而且这个角色本身告诉他忍受这个事件中的风险对他自己的权利是有好处的。我将返回维尔纽斯案例，来解释和阐述这个至关重要但是困难的观点。

重回立陶宛

在过去的60年中，立陶宛人并不一直都是反苏联的狂热者。在1940年，他们默许了苏联，苏联在没有遇到大量反应，或者甚至没有开一枪就接管了他们。在改革重组的早期，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都更积极地推动自治。然而，当事件发生的时候，立陶宛人似乎以非常高涨的情绪参与其中。他们站在坦克前面，至少在1991年是这样。(25)我相信这种行为上的变化与立陶宛人对为国家牺牲的定义是相关的。反过来，该行为是模范行为的基础，能够驱使许多人进行自我表达行为。

显然，作为前苏联体系中最多天主教徒的国家，一种宗教殉道者影像存在于现在的立陶宛文化的自我知觉中。(26)毫无疑问，这种宗教影响的成分，当然，其他天主教国家也发生了相似的事件，烈士和圣人出现在他们文化的根基中。(27)在立陶宛人的殉难思想中，有更加强烈和具体的历史的一面，它更具启发性，更加丰富了对相关定义的研究。这里没有“别人”就没有“我们”。

对立陶宛人来说，在苏维埃俄国和西方似乎存在两种相关的“别人”。(28)很明显，立陶宛人对于与前者关系的定义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而与西方的关系因其矛盾的心理而变得复杂。想要理解它，就必须要回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党派之争。这场游击战的强度始终远超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导致了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死亡。同样是在这段时间中，作为集体化运动的一部分，苏联人驱逐了成千上万立陶宛人到西伯利亚，其中一部分被驱逐出境的人作为镇压郊外抵抗分子的和解措施。在大屠杀期间，立陶宛的党派运动认为有必要为他们失去的东西讨个说法，这也是为继续斗争找个理由，但这些看起来是徒劳的。以下摘录的是立陶宛联合民主抵抗运动的指导公告，日期为1947年3月16日。

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要向世界展示，鼓舞一个矮子成为巨人并将其变为可能的想法，这给了我们足够大的力量，使强大的暴君不知道如何能够继续抑制它，如果他始终羞于公开吊死每个人……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认为并且相信某天的这个时刻已经来临。世界的耐心已经用尽，它将撕下暴君的面具，它会集合它所有的力量并将帮助解放奴隶、殉难者、数百万流亡者……我们的斗争是与恶魔的奴才的斗争延续。这场战斗由受上帝启迪的几个加利利海渔夫发起，旗帜已经被古罗马竞技场的殉难者以及这些天的我们所有人扛起。但是他们的牺牲将会使世界看清敌人苏联的本质，西方将会揭开敌人的虚伪并解救奴隶们。立陶宛人的牺牲和勇气将在这些事件中给予帮助，因此，“矮子成为巨人”。(29)

这个印象并不局限于游击队本身，而是在抵抗势力被完全粉碎之后作为虚构故事被人记下来。类似于由流亡者所演的《市场中的五根柱子》（Five posts in a Marketplace），该剧由阿尔吉达斯·兰茨贝吉斯写于1958年，乐观地描绘了在反抗最后阶段中的游击队自杀任务。(30)在这出戏中，下面这段立陶宛女人和一位游击队成员的对话阐述了这位游击队员心中的毫无希望的斗争之意义：

阿尔多纳（Aldona）：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依靠希望在进行武装抵抗。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安塔娜（Antanas）：恐慌是一个女性的特权！

阿尔多纳：你有没有听过国外的广播？什么都没！什么都没！

安塔娜：这种沉默只是暂时的，他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在为整个世界的自由作斗争吗？

在这出戏中，阿尔多纳似乎显得更为清醒地评估现况：公开抵抗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而立陶宛人必须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虽然这位剧作家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观点，到最后游击队员的自杀行为被视为英雄而不是愚蠢。在最后一幕中，当局公开将游击队员的尸体放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让腐烂和被蚂蚁啃食的尸体作为对小镇的警示。一个爱着游击队员的年轻女孩冲出来要“嫁”给这个已死的爱人。她的父母，为苏联带来和平的人，想要阻止她，因为她这样的行为会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接下来的事情就发生了：

妈妈：这是死亡！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

格雷兹娜（Grazina）：没有结束！

爸爸：阻止她！

妈妈：阻止她！她要去死！

解说者：太晚了，她已经在改变的路上。

随着婚礼音乐的播放，女孩跪在被子弹穿透的爱人尸体旁“订婚了”。最后一行写着：“我的爱人多么美丽，像梅花鹿般冻结在一个永恒的飞跃中”。

即使在苏联立陶宛内部，在战后时期殉难的主题依然常见。罗穆亚尔·格兰斯卡斯（Romualdas Granauskas）在《红森林》（The Red Forest）中，显然试图总结立陶宛的历史，描绘了几代人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钉在血红色树林的十字架上。最后，一个小女孩问：“妈妈，当我长大了，他们也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这时期还有一些为避免审查而用代码写成的故事表明了游击战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仍是有生命力的主题。(31)

烈士的角色在游击队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依然在物质上发挥作用。1972年5月14日，19岁的拉莫斯·卡兰塔（Romas Kalanta）在考纳斯剧院门前自焚，这个地方是1940年立陶宛宣布加入苏联临时集合的大会地点。(32)有传言说是一群年轻人、一些学生和一些工人，已经策划了许多这样的自杀。(33)以防被宣传，苏联当局秘密地埋了卡兰塔的尸体。然而，在考纳斯爆发了需要内部安全部队介入的骚乱。对卡兰塔葬礼的阻碍成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巨大骚乱的原因之一。

这个材料还提供了紧接着发生在维尔纽斯一月屠杀事件后的事件。死于1991年1月的人在国家体育馆被授予荣誉，成百上千人站在冰冷的空气中从尸体边排队走过；成百上千人参加了葬礼。从教堂到公墓的道路蜿蜒着从苏联驻军旁延伸，两旁是哀悼者，在严寒中恭敬地站几个小时。随处可见点燃的蜡烛和临时圣地，每个人似乎都有指定的角色——一群学生手持蜡烛排成整齐的两排，站几个小时；老妇人在阴沟里点燃蜡烛。大家都小心翼翼，以免打扰和死人交流的气氛。(34)

立陶宛人热爱他们的死亡，尤其是死在苏联人手上。这种形式的殉难召唤，意义丰富而明显，其行动和艺术在历史和文化上都得到体现。用本的话来说，对于立陶宛人，牺牲的角色是具有示范作用的。

“伪殉难”机制的运作

“伪殉难”机制至少包括三个要素。首先，牺牲必须具有社会理解的象征意义。刚才所提到的在立陶宛发生的事件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第二，1991年1月的事件为想要成为楷模的人创造了机会。所有行动者的特性已经被逐渐理解。如果立陶宛在外交上不被承认是一个拥有新的自由选举制度的独立国家，那么立陶宛将呼吁西方国家的帮助。当然，西方国家的回应被视为远远不够。再次，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出于自身利益而牺牲了立陶宛。随着1月13日清晨事件的发生，立陶宛为呈现它的烈士在议会大楼设置了舞台。西方国家将感羞愧，苏联会对集会进行压迫，一些立陶宛人会死。很显然，维尔纽斯的死者是在宿敌苏联手中受难的烈士。然而，并不仅仅只有15人死了，立陶宛这个国家也同样死了；“我们”受苦在“他人”手中。通过他们的参与，人群中的个体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分子。(35)

当不确定性和风险到了顶点后，兰茨贝吉斯告诉人群：“我们需要的是活着的经历者，而不是更多的受害者。”没有人因为他的这句话而动摇；事实上，这句话允许辗转的群众作出决定，愿意成为潜在的烈士。烈士必须要对自己的这个角色感到自愿；他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成为了烈士，而不是通过强迫。兰茨贝吉斯知道他的立陶宛伙伴不会离开，他的话只是让展开的剧本更让人明了，更有戏剧性。

议会大楼中我朋友表现出来的狂喜（见例4）和立陶宛志愿者的出现（见例2）在此处的讨论中就显得比较合理。作为立陶宛人抵抗的标志，议会是苏联人进攻的目标，是西方国家背叛的对象（对于媒体关注也是一样）——而且当时他在大楼内部。国家当时正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个体参与的性质被这个国家所接纳并成为了这个国家扮演平行关系的象征角色。这个角色的好处并不局限于某单一的年龄段或某一代；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见例3）。

第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考虑到风险的“伪殉难”机制。这个事件一定不能涉及压倒性的风险。回忆起自焚的拉莫斯·卡兰塔。卡兰塔成为了一名英雄，也成为了立陶宛现代史上最有名的人之一。当然，他也确实把自己烧死了。只有很少人确实想要成为一名烈士。从成为烈士这一点上，很容易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你所需要的只是一桶汽油和一根火柴。尽管许多立陶宛人敬畏卡兰塔所扮演的角色，也肯定有很多人愿意享受他获得荣誉的一小点，可他们也希望留着性命来享受。从逻辑上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我认为，其中之一是可以接近的。通过忍受可能会被杀的风险来展现为国家而死的愿望或是理想，但是死亡的几率降低到“可被容忍的”。在维尔纽斯，甚至是那些冲到大楼前站成一排的人也绝对不是自杀者。这时死亡的几率并不高；苏联军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人群。这不是将风险打折扣，这时仍存在很大的风险，但是总比在整体大环境中冒险要好。

总的来说，“伪殉难”机制的元素确实存在；事件创造了一个模范角色，将风险转变成了利益。最重要的目的是，这个机制为率先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正如1月13日出现的事件显示的那样，那些前往议会（包括之前出现在议会中并选择留下的人）成为了后来对抗苏联威胁的大规模行动的率先行动者。当我的朋友说“他们接下来将会袭击议会大楼，我们必须要到议会大楼去”时，他并不太重视他人的行为（例1）。相反，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了，而他也有了自己的角色，他的阈值是0。毫无疑问，对于一些人来说，风险会被角色本身富有表现力的性质所克服。

两个结论

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能够从微观经济或者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观察模范角色。确实，使用的方法存在一些矛盾。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说，用人类学术语来解释这些机制将更加完整。一个完整的角色机制框架将遵循图9.1。这一机制的核心是“文化模式”。这正是由事件所创造的烈士和象征的顺序。事实上，创造角色的模式是社会所熟悉的情节路线，其中的一些将风险转变为利益的角色会驱使率先行动者产生。在1991年的维尔纽斯，政治传奇中的英烈，以及被立陶宛作为象征的牺牲者都是被东欧国家和西方国家所压迫、所抛弃的，这些人被记忆在立陶宛人的符号集中。一月事件诞生了传奇故事，伴随着知名的伪殉难角色产生了熟悉的情节。一小部分立陶宛人、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图9.1　文化模式

文化模式的概念被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进行了恰当的描述：

事实上，文化模式已被行动者从外部转移到了内部，从一个古代英雄所做的抽象模范行为和仪式参与者变成了一种个体行为。这是为了让某人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并按照它行动……行动者和他们的文化模范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并不是所有的由符号组成的文化剧目对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意义的。(36)

社会科学中有一个涉及“行动者和他们的文化模式之间的距离”的争议。那些从“薄理性视角”（thin rational view）出发的人，假定一个更加直接的行动者的个体经济和政治目标主导了浑浊的文化框架，尽管该文化框架推动了它当时的意义。根据这个思路，文化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约束。根据图9.1，文化可能会产生一大批角色，但是每个人相对自由地在其中选择。更偏重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其他学者将文化框架视为严重的制约，或者是使个体的选择程序化。每个人的角色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被动地接受。奥特纳采取的是中立的立场，他的观点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行动者会内化一种模式。因此，他就可能被它的形式所约束。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重新在自己与模式之间建立起一种距离。”(37)

为了有助于解释叛乱和抵抗行为，或是至少是能够接受最大风险的参与者，这个中立位置的合格版本看起来是合适的；一些行动者可能会用一个情节和角色来内化一种机制，而该情节和角色蕴含着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有表现力的动机，来率先行动或者狂热地行动。被这种机制所触发的行为的数量将会变多，但是如果成本和风险是巨大的，那么这种行动涉及的行动者数量永远不会变多。这个观点带来了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狂热者行动理论？

这种分析带来了关于解释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率先行动的变量问题。是否能形成一种理论支持我们预测，什么时候率先行动者会出现得更多？当前，有一种假设是，在领导人使用的表述手法和愿意承受高风险的行动者数量之间存在关联性。(38)这个论点更为复杂并融合了多个变量。首先，每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具有独特的突出的政治传奇和象征。第二，使这些象征更为鲜明的事件，类似于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本身就是非常复杂并且难以分类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角色不是领导者能够公然创造出的；隐藏在角色背后的创造力量必须保持不易察觉，否则它们将失去自己的力量。此外，正如刚才所着重提出的，事件之间的变化是很小的。在这些所有的事件中，那些甘冒风险的行动者是很少的，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小风险牺牲”机制将会导致人群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行动。

由于事件中蕴含的文化和特征是如此复杂，再结合这么少的变量，与率先行动或是狂热者行为相关的理论始终不能成为一种社会“科学”，并且可能永远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脱离严重依赖说明和直觉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社会科学家，尤其是政治领域的科学家，会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寻找规律的努力。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发生的事件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够被忽略。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些事件是接下来夏天的莫斯科政变失败的前奏。正如列文写到的那样：

他们（苏联强硬派）显然认为这场侵略不会遇到严重的大规模抵抗。死在电视塔外的人恰好激发了他们的这种错觉。冲进议会将意味着还会有数十人甚至是数百人的死亡，而且，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在这件事情上似乎缺乏勇气，或者说在其他一些事件中更为残酷。在面对反抗俄国和西方国家的如潮水般的抗议者……一月份的这场屈辱性的失败，很可能压跨了军官们的神经并决心在八月份支持反革命。如果是这样，1月13日的死亡事件就值得思考。这并不仅仅因为是来自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事件，而是因为在前苏联时期这个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除了这时立陶宛政界的肮脏，这个事件还为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提供了他们自己的现代烈士，也提供了一种他们为独立而斗争和受伤的感觉。团结与和平的勇气，鼓舞了里加（Riga）和维尔纽斯议会外的人群。虽然相信他们会被攻击，却依然站着不动。这确实是现代最动人的政治图景之一，这并不是为了波罗的海，也不是为了欧洲。(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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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解析原因，本章注重于（但并不是仅仅关注）将“率先行动者”作为不惧风险的最明显的例子。在之后互动抵抗的过程当中，行动者所作的决定也可能是由不惧风险的因素所驱使的。这些决定是在其他组织和统治政权之间的互动环境中产生的，因此，不惧风险的因素自然就很难被孤立开来。

(2)作为“率先行动者”的不同政见者（忍耐下限为0的人），是不会从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当中获得保证的。在东欧的环境中，戈尔巴乔夫的话确实为风险减少提供了一些信心。然而，我将简短地描述一些其他重要情形的细节，在这些情形下，率先行动者的行为没有从一些外生的信号中获益。

(3)苏联人的行动发生在两个地方，电视塔是发生了所有死亡的地方，第二个地方是几米外的广播电视大楼，在这里的行动确实是暴力的但是并没有致死。所有的伤亡者为15人死亡以及100多人受伤。在最初的攻击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广播电视大楼。这些事件的细节描述可见Alfred E.Senn，“The Crisis in Lithuania，January 1991：A Visitor’s Account，” Associa‐tion of Baltic States Newsletter 15（1991）：1 12。许多数字和估算都是从这个来源获得的。

(4)Anatol 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44 255.

(5)同上，p.250。

(6)事实上，大楼内部的立陶宛守卫弄松了屋顶的支撑梁以挫败这次攻击，Anatol 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Estonia，Latvia，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p.250。

(7)同上。

(8)读者可能会想知道我在这次行动中的动机。简单地说，我正在研究反抗与叛乱，却因为恐惧而错过这样的机会，肯定会感到羞愧。

(9)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p.253.

(10)我在这些天里听到了好多次“不要再重复1940年的错误”的回应。

(11)由于篇幅有限，我更倾向于在注释中讨论两种机制：功效和标准，而不是在正文中。对于功效，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行为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都是有意义的。在1991年维尔纽斯示威行动的环境中，这样的信念很明显是非理性的。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机制似乎是有道理的；请看Ste‐ven Finkel，E.N.Muller，and Karl‐Dieter Opp，“Personal Influence，Collective Rationality，and Mass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1989）：885 903.我相信，依照这里所讨论的人格类型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这种非理性的形式是可以处理的。此外，在我的印象中，维尔纽斯人群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完全相信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结果造成什么影响。这对于例4来说是真实的。如前所述，规则有一个战略上的环境，如果其他人不按照规则来行动，那么规则就会失去它的力量。至于率先行动者，其解释依赖于规则只有在其他人的行为是被预期的情况下才是真实可信的；否则其他不参与的人的行动会使个体从参与中解放出来。然而，Russell Hardin，One for All：The Logic of Group Conlic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和Paul Stern，“Why Do Individuals Sacrifice for Their N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16（1995）：217 236。两者都关注了领导回应公共规则的能力。Stern假定当领导者“操纵这些力量，以国家作为原始的附件组建起来”是最有动力的（p.229）。如果使用了合适的象征，家庭的道德标准就可以被引申为国家的行为，Hardin认为当规则与领导者的个人利益相重叠时是最有效的。在这些事件中，率先行动者可能仅仅是那些最习惯于象征或是拥有最多个人利益的人。两者都关系到领导者自然地表现出的行动。Stern的理论对领导者修辞的性质产生可验证的假设。然而，对于1991年维尔纽斯的率先行动，似乎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第一例），事件没有领导者，且在相当混乱的状况下发生。

(12)请看Morris Silver，“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An Economic Ap‐proach，” Public Choice 17（1974）：63 7l，和 Gordon Tullock，“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 Public Choice 11（1971）：89 99，以获得更多关于这些刺激形式的讨论。

(13)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p.253.

(14)Jack A.Goldstone，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15)Tullock，“The Paradox of Revolution”；Silver，“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and Edward Banfield， The Unheavenly City Revisited （Boston：Little，Brown，1970）.

(16)Edward Muller and Karl‐Dieter Opp，“Rational Choice and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1986）：472 487.

(17)Kristen Monroe，“John Donne’s People：Explaining Differences between Ration‐al Actors and Altruists through Cognitive Frameworks，”Journal of Poitics 53（1991）：395 433.

(18)Russell Hardin，Collective Ac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p.109.

(19)Stanley Benn，“The Problematic Rationalit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in Peter Laslett and James Fishkin，eds.，Philosophy，Politics，and Society（Fifth Ser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20)同上，第301—302页。

(21)同上，第302页。

(22)同上，第310页。

(23)同上，第310—311页。

(24)这是我与本的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我努力展示将角色所带来的行动独立定义的重要性，本却完全不关注这一点。我稍后将回到这个问题上。

(25)有几个粗浅的例子强调了这一点。在维尔纽斯事件之后的几个月，俄国议会被共产党强硬派包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站在俄国白宫禁戒线外的率先行动者要远远少于在立陶宛事件中的人数。在美国，虽然只有四个学生被杀，肯特州枪击事件对学生参加集会的人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立陶宛，就在许多示威者被杀或是受伤之后，参加抵抗活动的诱惑马上吸引了相当多原本要规避风险的个人，他们成了第二天上午有上万人参加的新游行示威的率先行动者。

(26)对于一些人，“殉难者”一词在斯拉夫民族之中带有一种战胜自己的内涵；它或许能唤起一种充满激情的情绪。相比民族英雄，大多数立陶宛人崇尚历史上的胜利者，例如维陶塔斯大帝。如果事态发展到极可能会失败时，自愿牺牲的参与行为确实会带来殉难的条件和可能。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在更有利的情况下不愿意充当胜利者的角色，不愿意显得更为积极而愿意消极。

(27)对于苏联后期天主教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请看Kestutis Girnius，“Catholicism and Nationalism in Lithuania，” in Pedro Remet，ed.，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in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09 137。

(28)Shmuel Noah Eisenstadt和Bernhard Giesen认为集体化身份和文化根据它们的形成而编码，总的来说是三分的“人类的活动就是在界限的内外两边，在中心左右，在过去和未来，在上帝和世界之间。即使是最基本的等级，编码展示了一种三分的结构插入了调停和分裂之间，这种调停和分裂是身份明显的焦点；现在，主体组成一个世界意味着由这些开始”。“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6（1995）：72 102。

(29)这个文件以及其他的文件，请看Thomas Remeikis，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Chicago：Institute of Lithuanian Studies Press，1980）。

(30)阿尔及尔·兰茨贝布斯的《市场中的五根柱子》（Five Posts in a Marketplale），阿尔弗雷德等的《对抗暴政》（Confrontations with Tyranny，Prospect Heights，Ill.：Wave‐land Press，1977）。

(31)Granauskas的故事，以及其他苏联时期相关的故事，可在Come into My Time：Lithua‐nia in Prose Fiction，1970 199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2）中找到。引用的文章来自于Granauskas的《红森林》，同上，第46页。

(32)事件的报道登载于1972年5月22日的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Lon‐don Times和其他许多主流报纸上。

(33)Thomas Remeikis，Opposition to Soviet Rule in Lithuania（Chicago：Institute of Lithuanian Studies Press，1980），pp.118 119.

(34)个人印象。

(35)Eric Hobsbawm对于不同性格的体育迷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给出了一个相关的观点：上百万人想象的社团要比11个有名字的人组成的小队要真实得多。一个人，甚至只是一个呐喊助威的，也会成为他自己国家的象征。来自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 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0），p.143。当然，George Orwell在之前已经提出了这个观点。

(36)Sherry B.Ortner，“Patterns of History：Cultural Schemas in the Foundings of Sherpa Religious Institutions，”in Emiko Ohnuki‐Tierney，ed.，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89.另参见Lowell Ditmer，“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mbolism：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World Politics 29（1977）：532 583，以获得在政治科学领域对于政治文化和象征的初步应用的回顾。

(37)Ortner，“Patterns of History，” p.84.

(38)Paul Stern，“Why Do Individuals Sacrifice for Their N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 16（1995）：217 236.

(39)Lieven，The Baltic Revolution， p.254.

10　结论

这本书主要是关于普通民众以及他们在抵制和反抗强大的政权时所扮演的角色。在追求这一目标的同时，本书试图使两个层次相互交织，一个是理论与方法论层次，另一个是实体层次。在这一章中，我仍会继续讨论两个层次。

在回答普通人如何反抗、抵抗强大的政权这一问题时，一个以机制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被引进来。机制（Mechanisms）是一种特殊的因果模式，可以用来解释在较大范围内的个体行动；它们是规律和描述之间的中介。书中确定了十种机制：四种引发了运动从中立变成被动的、无组织性的抵抗，两种让运动发展成为以社区为基础的武装抵抗组织，剩下的四种有助于维持这些组织。一有可能，这些机制便和可见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这十个机制可以被认为是形成、催化并维持了对强大政权的反抗发展过程。这种机制模板形成于对立陶宛的反抗（特别是立陶宛在1940—1941年被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期的事件）的理解和关于政治暴力的理论文献方面的知识。由于是这些机制促进了整个过程的形成以及过程本身的特性，这就要求需要持有一般化的属性。同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从这些案例中寻求这些模板机制是否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它是否有助于解释令人费解的变化？例如，它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一个区域产生了众多的叛乱组织，而邻近的区域却没有？它是否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一些、或者很少有城市社区能够发展出有组织的武装反抗？它是否能有助于阐明为什么同一个民族在对一个入侵者进行积极反抗时，却对另一个入侵者的侵占采取消极反抗？

这个机制模板开始系统地逐步应用于一系列的案例中。每一个案例扩充了研究背景与内容。在对苏联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期立陶宛各共同体之间的变量进行调查之后，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对德国和战后苏联占领时期的立陶宛进行分析。在假设时间框架和占领者相同的情况下，通过分析研究战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战后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战时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及战时黑山的不同情况，一系列新的案例纳入进来。进一步的比较则是改变时间限定，把20世纪80年代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的消极抵抗和它们在更早时期的抵抗运动进行比较。

这些假设的机制，被系统地运用到与前面所提的不同案例中，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反抗的本质等一系列的经验与教训。我着重强调以下六个主要的机制（除了维持机制），并讨论它们是否在这些实际的案例中运作。

憎恨的形成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抵抗占领者的动机差异。因为本书的着眼点一直是普通大众，所以最相关的动机机制存在于那些可以引起人们最广泛反抗行动的普通人，而不是精英分子。憎恨是一种感情的形式，它形成于日常屈辱的臣服经历，并且可以影响各阶层人们的行为。日常的政策增强了人们的憎恨，并日益使人们坚定了这样一种观点：某群体处在整个社会阶级的不公正地位。这些政策会加剧人们的不满，并鼓励个体接受风险去反对侵略者。对各种族地位等级的感受差异和憎恨强度的差异对解释两个实际疑问至关重要：立陶宛对苏联和德国侵略的不同反应；“二战”后受苏联统治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不同反应。

虽然有许多机制能够激发反抗侵略者或政权的动机，但憎恨的形成对于整个东欧来说是共同的，特别是在激发反抗方面尤为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的崩溃带来了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概念，这个概念基于一种“多数民族应该统治国家”的观点。在整个地区，语言的使用、教育政策、官僚机构的人员，以及其他政府政策巩固了一种常识性的观点，即认为同名的民族应该在国家中的各个民族处于首要位置。在种族异质性的地区中，例如“波兰人的波兰”（Poland for Poles）成为了标准的口号。外国的占领者建立新的种族和政治等级。新政权通过多数人和少数人在可见的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来塑造地位等级观念。个体会问他们的组织“是否还在领导地位”或者原下属现在是否“凌驾他们头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始终产生一种情绪反应，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反抗运动的进展。

把憎恨情绪突显为一种情感机制引出了研究的新途径。社会科学家很少在任何深度上探讨情感与政治的互动。很少有人认为，憎恨、恐惧、愤怒和其他的情感是人类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些情感与民族冲突和暴力的关系似乎是明显的。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所写的：“血腥的现象必须用无血的理论解释。”(1)然而，情绪难以操作或量化。情绪不是调查研究的对象；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被仇恨或憎恨所影响。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有关相对剥夺（使用可用的收入和教育数据的代理变量）和政治暴力方面的文章，其数量少于情感和政治暴力方面的文章。虽然情感和政治领域是敞开的，但是那些希望研究问题的学者，则需要使用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把政治学的知识与心理学的洞察力结合起来。

关于民族的地位等级、憎恨的形成和叛乱的研究需要引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东欧，帝国的崩溃、随后民族和国家的建设、占领者带来的冲击以及引发的大量憎恨，这些不仅激发了反政权的叛乱，而且还有对少数民族的屠杀。(2)这个相同的故事是否同样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和印度上演？憎恨的形成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南斯拉夫解体后民族战争期间到底起着什么作用？

焦点机制

有了反抗动机，焦点机制则提供了行动的配合和接受风险的沟通。焦点机制的力量依赖于文化符号集合的性质：相同的行动不一定传达相同的信息，或提供相同的配合来反对不同的占领者或者政权。这一点在案例材料中，通过考察比较建立在不同的、历史的符号集基础上的运作而得到支持。其比较包括立陶宛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比较，以及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比较。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同意，焦点机制是普遍的和重要的；然而，他们争论文化与精英操纵在这些机制运行中的相对权重。在经济改革时代和立陶宛被苏联占领时期，焦点机制的运行不再被精英明显地操纵。捷克人知道出现在温塞斯拉斯广场没有任何意义；东德人在没有直接的领导下周一聚集在尼古拉教堂；1940年立陶宛万灵节的冲突，其意义不需要精英进一步的定性。政治科学家们经常强调精英对文化的操纵，但这些案例中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文化和历史的力量催动了行动，然而精英分子没有参与。前一章关于文化图的探讨，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对叛乱的性质的微妙然而有时却关键的影响。类似于憎恨的形成，焦点机制的研究也呼唤跨学科进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战略行动，人类学家关注文化，其实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在受压迫的条件下动机是如何沟通的。

地位奖惩机制

对某一抑制和反抗行为授予荣誉，可以帮助平衡行动中所涉及的风险。地位奖励有助于解释立陶宛案例中迅速移动到＋1，以及在黑山的叛乱中的动力机制。然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机制似乎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死亡和驱逐出境的几率增加时，如立陶宛战后的情况或战时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位（一般意义上）似乎无关紧要。当社会力量下降，例如在改革的情况下，地位仍然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这一因素在不同案例中有着显著的不同。只有在社区很强势和代价相对较低时，地位奖惩机制才最为重要。

规则

规则告知个体应该做些什么。这里所界定是，规则可减少（有时增加）一个人接受的风险水平。互动是与叛乱最相关的核心规则：“因为我的家庭和朋友都行动了，所以我也应该行动。”第2章概述了三个关于家庭、工作和社会组织的规则。从无组织的反抗（＋1）到有武装以社区为基础的反抗，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规则是否被激活。反过来，这些规则的触发取决于社区本身的结构特征。这种因果关系与社会学文献的集中、异质性、密度和影响大小相关联，并导致假设将这些特点与地方叛乱组织发展的可能性相连接。

也许这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将规则机制与阈值机制相联系。普通人，经常规避风险的农民，是怎样在战后对苏联进行没有希望的战斗？答案是，他们通过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保持关系。规则改变了个体与风险的联系方式。随着憎恨的形成，这些规则机制在偏好塑造方面起作用。类似憎恨的情感推动抵抗的进展；各种规则，如以社区为基础的规则，改变了接受风险的水平。由于方法上的原因，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假设一个稳定的偏好次序，但对于反抗强大政权的主体来说，这个假设过于简单了。抵制与反抗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之中，可以触发改变动机和态度的机制。显然，有关偏好稳定的争论仍然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这项工作的目的是提供理论和实证材料来进一步推动争论。

阈值机制

“如果X%的人采取行动，我也会行动。”阈值机制一般逻辑有两种具体的形式，通过参照物来区别：社会和企业组织成为从0发展到＋1位置的参照物，而社区则成为从＋1发展到＋2位置的参照物。这些案例展现了这种机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阈值机制在抵制与抗议过程的不同阶段都起作用；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作用稍有不同。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阈值机制在解释令人费解的变化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阈值研究方面存在相当多的文献。这里的工作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助于这些文献的发展。首先，它强调社会科学家可以而且应该把阈值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在20世纪40年代的例子中，各种社区子集的组合为阈值分布提供了估计。在苏联时代的案例中，现代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性质为估算阈值提供了一条基线。通过将阈值与可见的社会结构特点联系起来，预测哪些类型的社区和社会将达到高度均衡的抵抗的假设可以形成了。案例研究表明，大量的工作需要与结构连接，尤其是社区一级的结构，阈值分布广泛，但收益也高。

第二，阈值没有被视为静态的。情感和规则都会影响在叛乱过程中不同节点的阈值。本书不仅认识到阈值不是静态的，并且已确定具体的机制（A、B、C规则）来减少或增加阈值。

第三，正如之前提到的，本文研究在社区内结构中的阈值和规则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什么有的社区建立了广泛的反叛组织，而邻近的社区却没有？城市大都没有发展叛乱组织，但有的发展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社区结构、互动原则和当地阈值的综合研究可以提供答案。不同的结构产生不同的阈值分布和不同的反抗增强形式。鉴于这种推理，依靠集中化、异质性、密度和影响范围等文献，连接社区结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叛乱组织的可能性的假设就形成了。虽然在实证上检验这些社区层面上的动力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实地考察足以为一些特定的位置提供支持，以及提供支持来挑战别人的观点。例如，对产生社区叛乱组织的最佳关系密度进行了理论论证和实证说明。低阈值的率先行动者团体的结构位置很重要，不是简单的存在，这点是有理论与案例材料支持的。理论因素的结合使用产生了关于一些违反直觉现象的一个理解。例如，要突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有大量有反叛动机者的社会组织不可能发展为叛乱组织，而另一个只有少数反政权者的社会组织，则可能真的发展为叛乱。结果取决于具体的结构性因素，如行动者的地位，而非那些有着反叛动机的人的数量。

建立一个以特定结构为基础的假设也许是最重要的：能形成当地的武装叛乱组织的机制只在强大的社区结构才会有。在弱小社区构成的社会，某些机制（憎恨的形成、焦点事件）很可能导致非武装抵抗、群众集会和其他形式的抗议。非常高的风险更可能被强大社区里建立的机制所超越。

再次，这种分析的性质说明了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网络学者的推理，博弈理论家的战略洞察力，以及人类学家的广泛的实地调查和直觉，都为理解社区层面的反抗动力发挥作用。

小国的抵制和反抗

在本书中许多案例材料都涵盖了一个较小的国家在近50年的时间里的抵制和反抗活动。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数据来总结立陶宛发生的悲剧：成千上万的人被驱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20万名犹太人被杀害，等等。人们可以列出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1941年6月的反抗，战后的游击战，在改革初期的群众集会和独立宣言，1991年1月在电视台的强烈抗议。本书试图超越这些血腥的历史数据和事实，提供一些普通人的情感、规范、或战略思维。这一目标把对40个个体的采访作为工作的基础。

对于许多受访者来说，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非常痛苦的。有一天，我采访的受访者是S（我在立陶宛实地考察时，我租住的房屋的女主人）。我通过正常的采访步骤，从她最早记忆的、从孩童逐渐长大的村庄开始，到1940年的重大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为了到维尔纽斯上大学，S不得不离开她的村庄。像许多受访者一样，S描绘了战前积极的、几乎是田园诗般的村庄生活场景：“那时是非常美好的。邻居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善。”S回忆了养蜂操作和与一些友好家庭之间的和善关系。我曾经询问过村庄或社区结构的实际问题。邻居有多少公顷的土地？谁拥有一台脱粒机等等。最终，她的叙事转入对悲惨的暴力事件的回忆。像许多其他经历过这一时期波罗的海的人一样，S曾目睹了苏联占领时期的悲剧和暴行：一个兄弟在苏军和游击队之间的交火中被射击致死，她的父亲被拴在马后面拖死，她的表弟在苏联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期间被监禁和施以酷刑。S曾亲眼目睹了苏联人在镇上的广场展示游击队员的尸体，以此作为他们的威慑战略；她已两次见过许多的个人和家庭被赶上车送往西伯利亚。虽然非常可怕，但她的经历与其他大部分受访者都是相似的。同时，像许多受访者那样，S在被采访期间失声痛哭。

在本书的开始，读者就看到了乡村的地图。我把它们放在开始，是努力给予这些社区生活一定的现实感和亲密感。我仍然记得，在我访谈中的那些社区的人，谁还活着，谁反抗过，谁被俘虏过。我清楚地记得我在田野工作时到过的地方：抵抗者藏身的地堡，纳粹在摩金镇外杀害当地犹太人的地方。我可以很容易地记起1991年1月13日的晚上，我站在人群中参加随后的大型葬礼。

把立陶宛作为研究抵制和反抗的基线，这是有深刻的社会科学原因的。与周边国家相比，立陶宛案例中有多个占领者，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案例提供了数学公式般的社会规则，以及对网络密度和集中度的分析。我们希望，这里的工作可以促进对政治抵抗动力更广泛的了解。除了对更复杂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对差异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我真诚地希望我已经准确地描述了普通人是如何度过这些事件的。只有这样，这本书才是值得大家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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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nald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40.霍洛维茨的工作着重在等级观念，这是一个研究憎恨、情感和种族政治冲突的重要起点。

(2)我已经写了这项工作的梗概，重点放在四个情感机制上。参见Roger Petersen， Fear，Hatred，Resentment：Delineating Paths to Ethnic Conflict in East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在这项工作中，我详细定义了情感机制的性质，使用情绪理论形成了关于时机选择和种族暴力目标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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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此处所列页码均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

Albania阿尔巴尼亚（28，231，269）

All Souls’ Day demonstration of 1940 1940年的万灵节游行（98—100，133，160，299）

altruists利他主义者（281）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人类学方法（47，57，299）

Ash，Timothy Garton阿什，提摩太·加顿（250）

Assurance game信心博弈（33，47，244）

interlocking，Perestroika period连锁，改革时期（244—249）

See also de‐assurance参见消解信心

Ateitis阿特提斯（99，108，109，116-122，124，136，146）

Ateitininkai connections to work groups 阿特提宁凯与工人阶级的联系（140）

ethos of sacrifice and activism牺牲精神和行动（137）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与基督民主党的关系（138）

Atlantic Charter大西洋宪章（201，206，207）

B

Barbarossa巴巴罗萨（171，174）

Belorussia白俄罗斯（28，30，218—231，297）

Benn，Stanley本，斯坦利（284，285，290）

Brazauskas， Algirdas布拉藻斯卡斯，达斯（259，262，264）

Brezhnev Doctrine勃列日涅夫主义（245）

C

Catholic influence天主教的影响（85，100，109，130，238—239，276）

Chronic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Lithuania天主教在立陶宛纪事（258）

communities of Catholic professionals天主教人士社区（139）

Ceausescu齐奥塞斯库（257，272）

centralization集中化（68—71，75，128，134—135，300）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基督民主党（102—103，114，137，157）

clan societies氏族社会（54，231—233）

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认知失调的减缓（11，12）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集体行动的问题（282）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农业集体化（30，171，206，207，238，287）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103—104，109，173）

community社区（15—27）

community‐based mechanisms以社区为基础的机制（181，203）

community‐based status mechanisms以社区为基础的地位机制（165，241—242）

effects of monetization on货币化对……影响（237）

strong强权（19—25，51—52）

strong versus weak强与弱（52，62）

structure结构（25，172）（see also cen‐tralization density of ties；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 size effects参见集中；关系的密度；异质性和同质性；规模效应）

weak弱者（25）

weakening of衰弱（237）

comparative method比较法（27，28—31）

culture文化（39，293，299）

malleability of culture文化的延展性（38）

schema图式（292，299）（see also symbols参见符号）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28，31，237，245，247）

civic forum公民论坛（253）

events of 1989-1989年事件（249—257，269，270）

comparison with GDR与GDR的比较（263，268）

comparison with Lithuania与立陶宛的比较（259，262，27）

general strike called for November 27-11月27日的总罢工（251―253）

Jakes，Milos杰克斯，米洛斯（254，256）

D

Dallin，Alexander达林，亚历山大（159，220，221，225）

Damusis， Adolfis戴缪斯，阿道尔飞斯（109，136，138，140，142，147，171）

de‐assurance消解信心（253，257）

density of ties关系的密度（61—65，122—123，134，300，301）

dilution effects稀释效应（65）

deportations驱逐出境

German， to Stutthof德国，施图特霍夫（164，171）

Soviet，June 1940苏联，1940年6月（81）

Soviet，June 1941苏联，1941年6月（149，173）

Soviet，postwar period苏联，战后时期（184，206）

dissidents持不同政见者（240，245，249，252，258，264，279）

Djilas，Milovan吉拉斯，米勒瓦（234）

Durkheim，Emile涂尔干，埃米尔（237）

E

elections选举

fraudulent， in Lithuania， July 14，1940欺诈，在立陶宛，1940年7月14日（97）

fraudulent， in East Germany欺诈，在德国东部（265，267）

Soviet， postwar苏联，战后（181）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象征意义（285）

See also election boycotts参见抵制选举

election boycotts抵制选举

in Galicia， 1921—1922在加利西亚，1921—1922年（212，214—217）

of Soviet elections in Lithuania，1940-1940年在立陶宛的苏维埃政府选举（100）

of Soviet elections in Lithuania，late 1940s在立陶宛，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维埃政府的选举（172）

of Soviet elections in Galicia，1946 1946年在加利西亚的苏维埃政府（217）

Elster， Jon埃尔斯特，乔恩（10，12，15，47）

emotions情感（35，298）

Estonia爱沙尼亚

Estonian Legion爱沙尼亚军团（163）

nationalism民族主义（282，283）

postwar Soviet rule战后苏联的统治（205—209）

Soviet rule，1940—1941苏联的统治，1940—1941年（129—130）

ethnic hierarch种族等级（224—225）

See also resentment参见憎恨

Evans‐Pritchard，E.E.埃文斯·普里查德，E.E.（231）

expressive motivations表达动机（284，294）

F

falsifiability可证伪性（15）

fanatical behavior狂热的行为（273—278）

first players率先行动者（64，272）

First World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160，162，201，297）

focal mechanisms焦点机制

definition定义（10—14）

focal actions焦点行为（36—39）

focal events焦点事件（86，97，98，257）

focal‐point mechanism（s）焦点机制（36，299，203，213）

focal points and status焦点事件和地位（96）

focal points during first Soviet oc‐cupation of Lithuania苏联第一次占领立陶宛时期的焦点事件（157，160）

focal points during German occupa‐tion德国占领立陶宛期间的焦点事件（160—162，167，203，213）

focal points during 1989 Eastern Europe demonstrations 1989年东欧示威游行期间的焦点事件（240—244，266，270）

focal points during second Soviet occupation苏联第二次占领期间的焦点事件（203）

Frank， Hans弗兰克，汉斯（213）

freedom fighters自由战士（156—117）

G

Galicia加利西亚（28，30，209—217，297）

attack on Polish estates in对波兰庄园的攻击（215）

Bereza Kartuzka柏若扎·卡图日扎（215）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8，31，237，245， 262—269）

Monday prayer services in Leipzig在莱比锡星期一的祈祷（266，270）

New Forum新论坛（267，268）

German rule in Lithuania德国在立陶宛的统治

colonization policy殖民政策（158）

invasion of June 216月21日的入侵（118）

March 1943 boycott of the SS le‐gion 1943年3月对党卫队军团的抵制（166）

occupation of Klaipeda （Memel）占领克莱佩达（梅梅尔）（86）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Lithuania立陶宛临时政府（154，164）

territorial force区域力量（166，167）

Germany德国（37，167）

Gilliam， Sylvia吉列姆，希尔维亚（220，225）

Goldstone， Jack戈德斯通，杰克（279）

Gorbachev， Mikhail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264， 267）

Gould， Roger古尔德，罗杰（64，65，68，69）

Granauskas， Romualdas格兰斯卡斯，罗穆亚尔（289）

Grandis fraternity格兰蒂斯联谊会（135—140，145）

filisters弗里斯特人（142，151）

Greif， Avner格瑞夫，阿夫纳（14）

H

Hapsburg rule哈布斯堡王朝统治（210，213）

Hardin， Russell哈丁，罗素（282）

Havel， Vaclav瓦茨拉夫，哈维尔（249）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异质性和同质性（72—75，134）

economic homogeneity经济的同质性（75）

effects of economic fragmentation经济分裂的影响（128）

heterogeneity of modem society，现代社会的异质性（271）

hierarchy等级（35，240）

See also resentment参见憎恨

Himmler， Heinrich希姆莱·海因里希（163， 213）

Hitler， Adolf希特勒·阿道夫（86，104）

Hitler’s regime希特勒政权（154）

Homogeneity， See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同质性，见异质性和同质性

Honecker， Erich何内克，埃里希（257，262，263，264，269）

Horowitz， Donald霍洛维茨，唐纳德（298）

Hungary匈牙利（237，249，267，269）

I

ideology意识形态（185，201，228）

Irish Republican Army爱尔兰共和军（3）

lstrebiteli灭绝者（171，180，185，186）

assassinations of暗杀（181）

recruitment of招募（198）

Jews犹太人（106，155，159）

in Merkine在摩金（173）

property of， confiscated or looted财产的没收或抢劫（174）

role of， in the NKVD在内卫军的作用（94）

under first Soviet occupation在苏联第一次占领下（92—94，130—133）

K

Kalanta，Roams卡拉塔，洛马斯（289，291）

Kaminsky Brigade卡明斯基旅（221）

Kavan， Zdenek卡万，兹德涅克（251，254）

Kazimierietis卡兹米瑞提斯（179，180，184）

Klaipeda克莱佩达（89， 91， 100，104）

German takeover of德国占领（107）

crisis危机（95，96）

incident事件（103）

Knight， Jack奈特，杰克（19）

Koch， Erich科赫，埃里希（213， 219，228）

Komsomo共青团员（93，173，181，186，260）

Krenz， Egon克伦茨，埃贡（267）

Kreve‐Mickevicius， Vincas克瑞夫米克威修斯，温卡斯（91，92）

Kruglov， General克罗格洛夫，将军（170）

Kudirka， Vincas库德卡，温卡斯（161）

Kuran， Timur库兰，帖木儿（47，63）

L

Laar， Mart拉尔，弥特（206）

Landsbergis， Algirdas兰茨贝吉斯，阿尔吉达斯（288）

Landsbergis， Vytautas兰茨贝吉斯，维陶塔斯（260，275，276，279，290）

Latvia拉脱维亚（28，29，129，205，283，297）

Aizsargi艾斯撒瑞奇（129）

Latvian legion拉脱维亚部队（163）

postwar Soviet rule战后苏联的统治（205—209）

Soviet rule，1940—1941 苏联的统治，1940—1941年间（129—130）

Lenin列宁（95）

Levi， Margaret李维，玛格丽特（14）

Lieven， Anatol列文，阿纳托尔（275，277，294）

Lithuania立陶宛（263，269，270）

agricultural laws of March 1922年 1922年3月的农业法律（105）

book smugglers书籍走私者（84，161）

democratic awakening民主觉醒（266）

economic groups in prewar Lithuania战前的立陶宛经济团体（104—106）

Ignalina伊格纳利纳（259）

Kasciuna卡修奈（176，177，191）

Kaunas考纳斯（93，98，99，106，124）

Klepocai克勒波凯（4，175，184，188，189，190）

land reform土地改革（105）

Merkine摩金（4，7，8，52，168，173—193，198）

Panevezys帕涅韦日斯（108，114）

political groups in prewar Lithuania战前的立陶宛政治团体（102—104）

Russification policy俄罗斯化政策（83，85）

Samogitia萨莫吉莎（193，194，198）

Samuniskiu萨缪尼斯肯（190，191）

social groups in prewar Lithuania战前的立陶宛社会团体（106—109）

social‐patriotic groups社会爱国团体（122，204）

Svainika斯万尼凯（109—123，125，234）

Taurage陶拉格县（195）

Utena乌田纳（108）

War of Independence 1918—1920 独立战争，1918—1920年（82）

Lithuanian Activist Front（LAF）立陶宛激进前线（LAF）（81，117，140，142）

appeal呼吁（96）

Berlin LAF柏林LAF（95，101，142）

under German occupation在德国占领下（155，163）

Lithuanian Boy Scouts， Girl Scouts立陶宛的童子军，女童子军（88）

Lithuanian Communist Party立陶宛共产党（260）

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立陶宛自由联盟（258—259，261）

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立陶宛民族主义者联盟（103）

Lithuanian Salvation Committee立陶宛救国委员会（274）

Lithuanian Union Movement立陶宛联盟运动（157，163）

Lithuania’s Movement of Freedom Fighters自由战士运动（172）

Lutheran Church路德教会（266）

M

Mao毛（33）

martyrdom殉难（284—292）

small risk of小风险的（274，284，294）

See also pseudomartyrdom mechanism参见伪殉难机制

Marwell， Gerald马韦尔，杰拉尔德（62，68，69）

Marx马克思（62）

Mechanisms机制

definitions定义（10—15）

irrational不合理的（76）

mechanism‐based approach基于机制的方法（296）

personality‐based基于人格（280—282）

See also focal mechanisms； resent‐ment； status； thresholds； tyrrany of sunk costs； wishful thinking参见焦点机制；憎恨；地位；阈值；沉没成本陷阱；不切实际的幻想

Molotov‐Ribbentrop Nonaggression Pact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257， 261，270）

monitoring and retaliation监控和报复（24，183，185）

Monroe， Kristen门罗，克里斯汀（281）

Montenegro黑山共和国（28，30，231—235，297，299）

Motyl， Alexander莫特勒，亚历山大（214，216，217）

Muller， Edward穆勒，爱德华（280）

Narutis， Pilipas纳鲁提斯，菲利普斯（140—141，136，148，151，171）

nationalism民族主义（103，104，106，185，214）

NKVD内卫军

in 1940—1941 Lithuania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的立陶宛（80，93，115，118，144）

in postwar Lithuania在战后的立陶宛（170—171，176，179，180，183）

in Volhynia and Galicia在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209）

norms规则

of conformity协调一致的（55）

of fairness公平的（22，65）

family家庭（123）

normative effects of centralization集中化的规则作用（135）

normative mechanisms规则机制（300）

normative pressures规则的压力（203）

of honor 荣誉（54，56，122）

of reciprocity互动（11，14，21，53，122，208，233，238，301）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structure与社区结构的关系（52—56）

norms （cont）规范（续）

relationship with risk与风险的关系（56—61）

unconditional norms无条件的规范（53）

Norway挪威（37，167）

O

Oliver，Pamela奥利弗，帕梅拉（62，69）

Olson， Mancur奥尔森，曼库（71，135，254）

Opp， Karl‐Diete沃普，卡尔迪特尔（280）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214，216）

Ortner， Sherry奥特纳，雪莉（292，293）

ostracism排斥（184，188）

P

Palach， Jan帕拉，简（249）

Philipsen， Dirk菲力普，德克（263）

Plechavicius， Povilas普勒查维休斯，波维拉斯（164，165，166，167）

Poland波兰（83，91，209，237，239，269）

General Governmen波兰总督府（213）

Poles and Ukrainians波兰人和乌克兰人（211）

Polish‐Lithuanian uprising of 1863 1863年波兰立陶宛起义（83）

Polish interwar rule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统治（212）

political entrepreneurs政治倡导者（134，135）

political parties政党（50，75，1，14）

Popkin， samuel 波普金，塞缪尔（22，66，134，135）

Populists民粹党（102，103，114，141，163）

Prapuolenis， Leonas帕拉皮勒米斯，莱昂布龙（145，146，147，148，150，155）

prediction预测（243，244，245，255，256，270）

Project of the Soviet Social System苏联的社会系统工程（220，229）

pseudomartyrdom mechanism伪殉难机制（290—292）

See also martyrdom参见殉难

R

rational choice理性的选择（12，13，14，77，79，278）

reciprocity互动（300）See also norms见规则

Red Army红军（78，92，93）

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11）

religion宗教（160，208，214）

resentment憎恨（33—35，38，40，44，297—298）

in Galicia and Volhynia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213，224—225）

in Lithuania in first Soviet occupa‐tion在立陶宛被苏联第一次占领时期（92—94）

in Lithuania under German Occupa‐tion德国占领下的立陶宛（157—160，163，167）

in 1989 Eastern Europe在1989年的东欧（240，242，270）

revenge复仇（77）

Rumania罗马尼亚（237，269）

S

safety in numbers人多安全（33，242，243）

See also assurance game参见信心博弈

Sajudis萨尤迪斯（258，261）

Salaspils concentration camp萨拉斯皮尔斯集中营（167）

Schelling， Thomas谢灵，托马斯（10，47）

Schelling diagrams谢灵图（40，165）

Scouts童子军（98，99，107，108，126）

segmentary societies割据的社会（231—235）

self‐rehabilitation自我康复（256，27）

Simmel， Georg齐美尔，格奥尔格（237）

Senn， Alfred森，艾尔弗雷德（261）

size effects规模效应（71—72，75，134，300）

Skirpa， Colonel Kazys斯克帕，卡兹上校（142）

Smetona， Antanas斯梅托纳，安塔纳斯（102，104，106，107，114，132，137）

Social Democrats社会民主党（102，138，141）

Socialist Union of Youth社会主义青年联盟（251）

Solidarity团结（249）

solidarity， See density；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团结，见密度；异质性和同质性

Stalin斯大林（95）

Stalingrad斯大林格勒（162，230）

status地位（184）

hierarchies等级（34，92）

reward mechanisms奖惩机制（299）

rewards奖励（20，40，166，167，270，283）

sanctions制裁（166）

status‐based rewards基于地位的奖惩（44）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战略村计划（3，227）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See centralization； density of ties；first players；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社区结构特征。见集中化；关系的密度；率先行动者；异质性和同质性

Stutthof concentration camp施图特霍夫集中营（164，171）

Supreme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Lithuania解放立陶宛最高委员会（163）

Supreme Committe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huania复兴立陶宛最高委员会（172）

sustaining mechanisms维持机制（13，14，27，217）

in postwar Lithuania在战后的立陶宛（183—184，203，185，200—202）

symbols符号（38，39，44，299）in Eastern European demonstrations在东欧的示威游行（240）

in Galicia and Volhynia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210，211，215，217）

in 1991 Lithuanian demonstrations 1991年立陶宛示威（285，291，292，294）

T

Taylor， Michael泰勒，迈克尔（16，17，21，238）

threats威胁（24，76，193，200，243，245）

of physical beating殴打的（243）

of retaliation报复的（185）

See also sustaining mechanisms参见维持机制

thresholds阈值（11，99，242）

cascading nature of级联的性质（150）

distribution of分布（47，70）

mechanisms机制（165，270，300—302）

safety calculations， threshold‐based安全考虑，基于阈值（23—24）

Tilly， Charles缇莉，查尔斯（18）

triggering mechanisms触发机制（13，14，27）

trust信任（73）

tyranny of sunk costs沉没成本陷阱（11，12，14，76，200）

U

Ukraine乌克兰（28，30，21，8，228，297）

Lviv利沃夫（21）

Insurgent Army起义军（214，216）

National Council全国委员会（211）

SS division党卫军（213）

Union of Freedom Fighters自由战士联盟（163）

Union of Sauliai所利爱联盟（48，55，87，107，108，109，115，116，122，126，163，171，173，184，195，239）

Union of Young Lithuania立陶宛青年联盟（106）

United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民主联合抵抗运动（172，202，287）

University of Vytautas the Great in Kaunas考纳斯的维陶塔斯大帝大学（4，97，107，137， 157）

urbanization城市化（239）

V

value of small victories小胜利的价值（14，76，200）

Vanagas瓦纳嘎斯（179，180，184，186，189，192）

Vatican梵蒂冈（102）

Vietnam越南（3，134）

Vilnius维尔纽斯（93，236，257）

January 1991 events 1991年1月事件（274—278）

question问题（102，106）

Voldemaras， Augustinas沃德马拉斯，奥古斯丁纳斯（143，154，157）

Volhynia沃利尼亚（28，30，209，297）

W

Waffen SS武装党卫队（156，163，164）

Weber Max韦伯，马克思（237）

Weingast， Barry温加斯特，巴里（14）

West 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21）

Wheaton， Bernard惠顿，伯纳德（251，254）

wishful thinking不切实际的幻想（14，78，185，200，201，202，206）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153，159）

Y

Yakovlev， Alexander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261）

Young Lithuanian organization立陶宛青年组织（107，108）

youth and youth groups青年和青年组织（48，279，283）

Yugoslavia南斯拉夫（3，298）

译后记

《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是由罗杰·彼得森撰写的。罗杰·彼得森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科学系博士学位，最近被任命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彼得森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冲突和暴力、比较政治，特别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在东欧。他的著作有：《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了解种族暴力：恐惧，仇恨和憎恶——20世纪的东欧》（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干预：冲突的情感策略使用》（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他主讲的课程涉及内战、族群政治和军民关系。

本译著是集体合作的成果。本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师，负责翻译第1章、第2章、第4章、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何津老师负责翻译第3章、第5章、第6章和序言、封底文字等。全书由本人统稿和校对。整个翻译过程是极其艰苦的。期间，何津老师在澳大利亚学习，依旧牵挂着翻译事宜，而本人同时也承担着学校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几乎没有任何闲暇时间。

本书翻译得以顺利完成，特别要感谢华东政法大学公共安全管理专业的三位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卓阳阳、孙婧霏和肖悦。在本人翻译的初始阶段，他们三人分别承担了相应的资料查找和部分初译工作。此外，他们三人还对本书的排版做了不少工作。

本书的翻译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感谢学院院长张明军教授，对本人从事科研工作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吴新叶教授，为我们不辞辛苦地联系版权，使我们有机会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感谢学院科研秘书吕晨老师，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做了大量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本书是国家哲社规划项目《都市圈应急联动的协同能力研究》（编号13CGL131）、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治理研究》（编号2012BZZ002）的阶段性成果。此外，本人是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基地研究人员，本书是彭宗超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社会矛盾预防研究》（11JJD029）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做了不少工作，由于译者学识和精力有限，书中的谬误之处定然难免，对此责任由译者承担，还请各位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以期将来改进。

汪伟全

2014年3月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

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系列

序言

1　引言

2　机制和过程

3　立陶宛，1940—1941年间

4　城市社区的抗议：领导才能和集中化的作用

5　德军占领立陶宛

6　战后的立陶宛

7　更多的案例，更多的比较

8　改革时期的抵抗

9　狂热者和率先行动者

10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