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美］弗雷德里克·肯普　大西洋理事会总裁。此前在《华尔街日报》担任记者、专栏作家和编辑超过二十五年，是该报首席外交记者、驻柏林分社社长、欧洲版《华尔街日报》副社长。他之前的著作有《与独裁者分手：美国和诺列加的纷争》《西伯利亚的奥德赛：俄罗斯的心灵之旅》《父亲和祖国：新德国的私人探访记》。

献给
*
我的妻子帕姆

当地缘政治格局变迁，我们轻易地忘记了冷战中最恐怖、最危险的一次危机。那时美国和苏联的坦克近在咫尺，剑拔弩张。《柏林1961》情节紧张，引证丰富，发人深思，为今天提供了诸多教益。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这是最好的历史写作。肯普娴熟地剖析了冷战时期东西方最为重要的一次战略对抗，让我们深刻地理解到冷战的复杂性。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真是绝好的一出戏！1961年柏林的对峙是冷战的转折点，远比古巴导弹危机更为重要，更富启示。这是一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两个魅力型领导人基于误读的碰撞，到今天依然发人深省。肯普引人入胜的叙事是文学与学术结合的典范。

——沃尔特·伊萨克森，《富兰克林传》《乔布斯传》作者

弗雷德抓住了一个非凡的故事，这个戏剧性的故事造就了二十八年的世界秩序。《柏林1961》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在危机四伏、变幻不定和进退两难的当今世界局势中，具有借鉴意义。

——查克·哈格尔，美国现任国防部长

弗雷德里克·肯普用生动的描述、机敏的分析以及严谨的研究为冷战中关键而危险的一页提供了新的洞见。他将徘徊在核战边缘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又带回到我们身边。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弗雷德里克·肯普　著；武凤君　汪小英　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12

（历史拼图译丛）

ISBN 978-7-5153-2145-5

Ⅰ．①柏…　Ⅱ．①肯…②武…③汪…　Ⅲ．①冷战-国际关系史-史料-研究-1961　Ⅳ．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2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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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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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将军

历史学家不断探究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它吸引的强烈关注远远超过了1961年的柏林危机，所有的注意都投向了古巴。但是，对于塑造一个时代——自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0年德国统一、1991年苏联解体的这段岁月，在柏林发生的一切有着更为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正是由于1961年柏林墙的兴建，标定了冷战双方在其后又持续了三十年的敌对关系，并让我们生活在一些程式化的习惯、做法和疑虑之中。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下之时，我们才得到解脱。

再者，这第一次危机带来了尤其强烈的紧张感。威廉·考夫曼是肯尼迪政府的战略专家，在五角大楼研究古巴和柏林。用他的话来说，“柏林是冷战中最危急的时刻。尽管我也深度参与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我个人认为柏林的处境更加危险，尤其是在柏林墙建成之后，苏联和美国的坦克面对着面，炮口对着炮口，枪口对着枪口。而古巴导弹危机还在发展中我们就能清楚判断出，苏联不会跟美国动真格的。”……

“而你在柏林危机中感觉不到这一点。”

弗雷德里克·肯普大大增进了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他有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的记者的叙事技巧，他有政治学家的分析能力，他还有对美国、苏联和德国解密档案的历史学家的剖析，使他能够从独特的角度去洞察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在柏林墙事件背后的作用，而这堵墙象征着冷战双方的对垒。

可惜，历史没有另一种选择。不过，肯普这本重要的著作会督促读者反思有关柏林危机的重要问题，对美国总统的决策提出严重的质疑。

如果约翰·肯尼迪以另一种方式与赫鲁晓夫相处，冷战会不会提前结束？在肯尼迪刚刚上任时，赫鲁晓夫释放了俘获的美国飞行员，不带删减地在苏联报纸上全文发表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减少了苏联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之声的干扰，肯尼迪是否充分察觉出赫鲁晓夫的种种和解的姿态？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峰会上，如果肯尼迪能以另一种态度应对赫鲁晓夫，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两个月后宣布关闭柏林边境之时会稍稍迟疑片刻吗？

或者，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肯尼迪默许1961年8月共产党建立柏林墙，乃是危机中下策中的上策？肯尼迪有句名言，与其要一场战争，他宁可要一堵墙。他有理由相信，他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这些问题并非无关紧要。

肯普扣人心弦的叙述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西方会不会以一种比现在更为细致的眼光来回顾冷战。冷战不只是对意图称霸世界的苏联的平衡，还是起因于一系列对于对方意图的误会，这些误会在自我暗示中不断加强。看了美苏两方在1961年紧要关头的种种误会，人们会想，如果对于对手行为所基于的国家、经济、政治因素了解得清楚一些，事情的结果也许会好一些。

这些只是猜想，没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不过，由《柏林1961》引发的问题，不但能帮我们梳理过去，也可为我们未来的道路助力。书中的篇章恰好为第一任期的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提供了启示和警示。这位既年轻又相对缺乏经验的总指挥像肯尼迪一样，带着一份外交日程表，旨在如何更加巧妙地与对手周旋，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争端，从而找到化解之道。

在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打交道的年代，我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亲身经历过这些问题和挑战。

布什和里根这两任美国总统都需要对付戈尔巴乔夫。虽然他们两人迥然不同，却都懂得把结束同苏联的冷战、而不是与苏联恋战放在第一位。

里根总统虽然给苏联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但仍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五次高峰会谈，一同制定出无数的具体协议，正是这些协议建立了两国彼此的信任。当1989年柏林墙倒下，我们致力于德国的统一时，老布什总统既不幸灾乐祸也不捶胸顿足。他不断传递出两方都会因冷战结束而获益的信息。在公开讲话中他保持中立，避免了将话柄授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敌，使他们借机推翻他的政策，革除他的职位。

人们尽可以想象，在1961年的柏林，一个更加强悍或是更加温和的肯尼迪应当能改变历史。但无可争议的一点是那一年发生的事将冷战带回了寒冷的冰窟，而此前，赫鲁晓夫刚刚推翻了斯大林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解冻的最初的机会。

《柏林1961》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我们重游历史，探索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本质属性、两国国内的政治环境、领导人的个性在事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将所有因素编织进讲述这些因素如何在东德与西德发挥作用的故事中。

这本书引人入胜、引证丰富、发人深省。以多事的柏林为背景，捕捉时代的跌宕，在讲述冷战最重要的几年中挑战着常规的看法。

引子　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谁拥有了柏林，谁就拥有了德国，谁控制了德国，谁就控制了欧洲。

——弗拉基米尔·列宁引述卡尔·马克思

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苏联想要在它最软弱的部位动一个手术，除掉这个溃疡，这个心腹之患。

——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理对肯尼迪总统说

维也纳峰会，1961年6月

查理检查站，柏林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晚9:00

这是冷战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在危机四伏的黑夜里，柏林人顶着细雨聚集在通往查理检查站的狭窄街道上。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对人数的估计是五百人左右。考虑到他们有可能见证一场热核战争的第一声枪响，这个人数已经不少了。六天以来，紧张不断升级。美国的M48巴顿坦克和苏联的T-54坦克对峙着，相隔着扔一颗石子即可击中的距离。对峙双方各有十辆坦克，另有二十余辆在附近待命。

打着雨伞、穿着帽衫的人群冒雨往前挤，希望找到一个好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弗里德里希大街、莫尔大街和齐默大街的交汇处。那里就是柏林最主要的东西分界点，盟军、平民和车辆都要从此通过。一些人站在房顶上，另一些人，包括新闻摄影师和记者从低矮的公寓窗口探出身来，这些楼还留着二战时轰炸的痕迹。

在现场直播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尼尔·肖尔用颇富权威的男中音绘声绘色地对听众宣布：“今晚，冷战开始了新的一章，美苏两方的士兵在历史上头一次列阵对峙。在此之前，东西方的冲突只是间接地通过他方代理人进行，比如德国人。而今，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阵，苏联的坦克对着美国的巴顿，只隔着不到一百码……”

形势极为紧张，以至于一架观察战场的美国直升机低飞经过时，一名东德警察紧张地大喊：“卧倒！”一群人顺从地扑倒在地。有的时候，场面奇怪地安静。肖尔说：“这种场面真是怪异，不可思议。美国兵站在坦克边用餐具吃饭，西德人在警戒线后面看着，还有人在买咸面包棒，这一切被东德的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而东边的苏联坦克在暗处几乎完全不可见。”

人群中流言四起：柏林要打仗了，“凌晨三点就要开打”。一家西德电台报道，肯尼迪总统在柏林的新任特别代表——退休的卢修斯·克雷将军正像好莱坞电影那样耀武扬威地奔赴东西边界，亲自指挥打响第一枪。另有传言说，是查理检查站的美国宪兵司令打了东德的司令，双方就盼着开战。也有消息说，苏联的全部军队正开往柏林，要彻底结束这里的自由。柏林人就是这样，即使情形再糟糕，也总是喜欢流言蜚语。人群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两次也至少历过了一次世界大战，他们觉得什么事都会发生。

1948年，克雷曾经指挥美国的空中运输，解救了被苏军围困300多天的西柏林 ⁽¹⁾ 。他因为一件事发动了双方这一次的对峙，而他在华盛顿的上级却不觉得这件事大到足以引起战事：东德警察打破了四国协议，要求盟军一方的平民在进入柏林的苏占区之前出示身份证件。而此前，他们只需要看汽车牌照就可以了。

克雷的个人经历告诉他，如不在最小的事情上锱铢必较，苏联会把西方的权利一点点蚕食掉。他因此拒绝合作，下令武装护送平民车辆通过。当车辆通过检查站红白条的水泥隔离墩时，美国士兵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两旁护卫，后边跟着美国坦克。

起初，克雷的强势赢了。东德边境的警察让步了。可是很快，赫鲁晓夫就命令他的坦克与美国坦克一对一，如有必要，再升级事态。赫鲁晓夫奇怪地想隐藏身份，可惜并不成功，他下令把坦克上的苏联标识掩去，坦克手穿着没有标识的黑色服装。

那天下午，苏联的坦克开上查理检查站阻挡克雷的行动，一场无足轻重的边界纷争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精神战争。美苏两方指挥官在柏林两头的紧急指挥所中指挥，一边等待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的指示，一边考虑着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纽约和华盛顿的领导人正在权衡之际，托马斯·泰里少校率领着美国坦克紧张地估量着这条世界闻名的东西分界线另一边的情况。在1961年8月13日，也就是两个半月之前，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夜间行动：由苏联支持的东德军队，沿着西柏林110英里边界，匆匆建起最早的一道铁丝网和哨卡，目的在于拦截东德人出逃。他们的出逃威胁着共产主义国家的存续。

自那以后，共产主义世界不断加固这道防线，为它添加了水泥隔离墩、砂浆、坦克陷阱、瞭望塔和警犬。对于这道闻名于世界的柏林墙，美国共同广播网的柏林记者诺曼·格尔伯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惊人、最鲁莽的城市改建计划。它像蛇一样蜿蜒穿过城区，通向一场噩梦。”记者、新闻摄影师、政治领袖、间谍头子、将军和游客都蜂拥至柏林，目击温斯顿·丘吉尔比喻的“铁幕”显出真容。

大家都清楚，在查理检查站，双方上演的坦克对阵并非演练。那天早上，泰里少校要求他的坦克炮弹上膛，机关枪上了一半弹夹。除此之外，泰里的手下还在好几辆坦克前安装了推土机铲。对于这一刻，泰里平日里早有准备。他训练部队和平地通过查理检查站——这是四国协议允许的，如果共产党胆敢有所动作，他们就在返回途中推倒在建的柏林墙。

为了取暖加之稳定情绪，美国坦克手把坦克引擎打开，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其实这支只有6500名美国士兵的12000人的盟军小部队，在一场常规战斗中，相对于离柏林很近的350000人的苏军，是毫无胜算的。泰里的人明白，他们是一场大战的导火索。你还来不及说再见，核战就会爆发。

路透社记者亚当·凯勒特-朗匆忙赶到查理检查站，抢发两军决战的最早消息。他看到一名非裔美国士兵紧张地把守着坦克上的机关枪，不禁担心：“他的手一抖，枪就会走火，因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柏林的午夜，正是华盛顿晚上六点，肯尼迪的高级安全顾问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厅紧急开会。总统越来越怕事态失控。肯尼迪的核战略专家确定了在必要时首先向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详细计划，先发制人确保摧毁对手，让它无力还击。总统还未签署这一计划，正在向专家组提出疑问。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和美国其他一些重要官员坐在一起，末日的氛围笼罩在他的心头。

他们把电话打到西柏林地图室，与克雷将军通话。有人告诉克雷邦迪来电，所以他在听到肯尼迪本人的声音时，吃了一惊。

克雷大声说：“你好，总统先生！”嘈杂的指挥中心立即安静了下来。

“这边的事情怎么样了？”肯尼迪问道，在声音上强作冷静。

克雷报告说，一切尽在控制之中。他说：“我们在查理检查站有10辆坦克，俄国人也有10辆，我们旗鼓相当。”

助手这时交给克雷一张字条。

“总统先生，我要更改一下刚才的数字，俄国人又增派了20辆坦克，这是我们在柏林全部坦克的数量。所以我们也要增加剩下的20辆。不用担心，总统先生，他们在跟我们比坦克数量，我更加肯定他们不会怎么样。”

总统先生也会加法。要是俄国进一步增加坦克数量，克雷就无力招架了。肯尼迪扫视了一眼会议厅内焦急的面孔，把双脚跷到桌面上，向担心事情失去控制的人们传达某种放宽心的信息。

总统对克雷说：“好的，保持冷静。”

克雷以他典型的坦率回答：“我们不担心自己会紧张，倒是担心你们华盛顿那边会紧张。”

柏林墙在肯尼迪上任第一年建成，从那时起，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可是，直到现在，我们才有了足够远的距离去观察那些个人回忆、口述历史，以及美国、德国和俄罗斯刚刚开放的秘密档案。了解到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我们才能够更加自信地讲述1961年的历史事件。像大多数历史剧一样，这类故事应当围绕时间（编年）、地点（柏林和决定了它命运的其他国家）和特定人物来讲述。

那个时代没有哪两位头号领袖的关系比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更加令人神经紧张了，二人性格反差如此之大，又各有相互抵牾的雄心和抱负。

肯尼迪声称要“让美国再次前进”，赢得了美国1916年以来最激烈的大选，在1961年1月，走入了世界政治舞台，接替连任两届的共和党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指责他让苏联共产主义在经济和军事上都领先于美国。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出身权贵的43岁的美国之子。他父亲是一位野心勃勃的超级富豪，但最宠爱的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死于战争。新总统虽然英俊潇洒、富有领袖魅力、口才超群，可是却患有肾上腺功能减退的阿狄森病，战时负伤又给他遗留下常常发作的剧烈的背痛。他表面上信心十足，可实际上没有把握对付苏联，被弄得焦头烂额。他决心当一位伟大的总统，像林肯和罗斯福那样。可是他却担心，他们只是靠战争才名留青史，而在20世纪60年代，战争意味着核毁灭。

美国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往往是灾难性的。当全球危机的重担从一届政府转移给下一届，比肯尼迪更有经验的人也逃不过这个规律。肯尼迪上任之初的五个月就惹出很多麻烦，从猪湾事件到维也纳峰会的失败。据他自己的叙述，在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完全压倒他控制了局面。没有什么地方比柏林更加关键了，那里是美苏两国擂台的中心。

由于脾气秉性，也由于出身，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完全迥异。身为农奴的孙子，矿工的儿子，67岁的赫鲁晓夫鲁莽冲动，而肯尼迪却优柔寡断；赫鲁晓夫爱虚张声势，而肯尼迪却步步小心。他的情绪不是在波峰就是在低谷，因为二十来岁才识字，他有严重的不安全感；而在权力的路途中，他克服重重障碍，众多对手或被清洗或被杀害，又使得他无比自信。他和他的导师斯大林是同谋共犯，但斯大林死后他宣布与之决裂。1961年，赫鲁晓夫在两条道路间摇摆不定，他本心想要改革，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他又习惯了独裁与对抗。他相信通过与西方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可以增进苏联的利益。可是同时，有越来越大的压力逼迫他与华盛顿的关系紧张升级，因为他需要采取一切措施阻止难民外流，否则会引起东德的崩溃。

在东德建立之时的1949年到1961年之间，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作为难民逃离，总共有280万人。如果加上1945年至1949年期间逃出苏占有区的，离开的人数则多达400万。难民潮让这个国家最有才能、最活跃的人口趋于枯竭。

另外，1961年伊始，赫鲁晓夫加快了步伐，开始与时间赛跑。他面临10月就要召开的重要的共产党大会，假如他不能解决柏林问题，在这个大会上，他有理由担心政敌会把他赶下台去。在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他想说那里是最容易触发超级大国间核战争的地方，但除此之外赫鲁晓夫知道，如果柏林的事弄砸了，他在莫斯科的对手一定会置他于死地。

作为这场危机中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重要配角的是来自两个阵营的德国人。他们之间斗争紧张，但不对称。一边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和他1700万人口的日渐衰落的东德，一边是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他6000万人口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西德。

乌布利希，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相比，这一年对他更是生死存亡。东德——所谓的民主德国是他一生的心血。在他67岁时，他知道，没有激烈的改变，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经济和政治的崩溃。危险越大，他避免危险的手段就越发激烈。而乌布利希的国家越不稳定，他在莫斯科的分量就越重，因为克里姆林宫担心东德的失败会波及苏联帝国的政局。

在边界对面的西德，这个国家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已经85岁。已连任三届的他在向自己的寿命和他的政敌——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宣战。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9月份大选中掌权，而阿登纳完全不能接受左派掌权。可是，阿登纳认为他的遗产——一个自由民主的西德的最大威胁却是肯尼迪。

到了1961年，西德凭着从纳粹德国的劫灰中凤凰涅槃，阿登纳的历史地位似乎已经确立。可是，肯尼迪却认为他不再重要，而前任的美国总统们则对他过于倚重，牺牲了与莫斯科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机会。而阿登纳却担心肯尼迪缺乏骨气和个性，不能在他坚信的关键一年挺身而出，抵抗苏联。

《柏林1961》的叙述分三个部分。

上篇“棋手”介绍了四位主人公：赫鲁晓夫、肯尼迪、乌布利希和阿登纳。在这一年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柏林，是这个城市在他们的野心和恐惧中所扮演的角色。前几章交代了他们竞争的动机和事件，给后来的剧情发展设定了背景。在林肯卧房醒来的第一个早上，肯尼迪就获得了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的释放美国侦察机飞行员的消息。从此之后，事情就在两位领导人的较量和误解下发展。同时，乌布利希在幕后推动赫鲁晓夫对柏林采取积极措施，而阿登纳则与一位他不信任的美国新总统同船掌舵。

中篇“暴雨将至”。美国在猪湾事件中颠覆卡斯特罗的企图没有得逞，肯尼迪焦头烂额。他看准机会，要通过扩展军备和与赫鲁晓夫的会晤来恢复受挫的外交政策。东德大幅增加的逃离狂潮加剧了乌布利希的危机，他加紧了封闭柏林边界的计划。反复无常的赫鲁晓夫一改大献殷勤的做法，在维也纳峰会上连连打击肯尼迪。峰会上，他重新提出了一个威胁性的最后通牒，并对对手的优柔寡断表示出讥讽和轻蔑。会后肯尼迪黯然离开，对于自己的表现十分泄气，因此更加急于找机会证实赫鲁晓夫对美国决心的误解不会威胁到世界局势。

“对峙”是本书的下篇，也是最后的部分。下篇记录和描述了华盛顿的犹豫不决和莫斯科的最后决定。这一决定导致了8月13日夜晚令人震惊的关闭边界的行动，以及后来戏剧性的结果。私下里，肯尼迪对苏联的行为感到释然，希望一旦解决了东德难民问题，苏联就会缓和下来。可是，他很快明白了自己过高估计了柏林墙的好处。几十个东柏林人拼命想办法逃离，一些人因此丧生。在国际上，随着华盛顿就如何打赢核战争辩论得如火如荼，危机也在步步加剧。莫斯科出动了坦克，让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在一年以后、1961年柏林的余波导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样的情景再次出现。

穿插点缀在讲述中的是一些柏林人的小故事。他们在冷战的关键时刻被不情愿地卷入历史。这里面有数次遭到苏联人强奸的人，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而人们却只想忘记；有反对集体化的农民，他最后被关进监狱；有逃到西德的工程师，她最后成为了环球小姐；有越过铁丝网奔向自由的东德士兵，他在跨越瞬间扔下步枪的画面成为了自由的符号；还有游泳逃跑的裁缝，他遭到枪击，成为东德对逃跑者下开枪令后第一位牺牲者。

早在1961，人们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政权会建立起一道墙来围困它的人民。而28年后，同样匪夷所思，同样一道墙会和平地倒下，似乎只在一夜之间。

只有回到柏林墙筑起的那一年，重新审视相关的势力和人，才能恰当地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理清一些历史上重大的未解之谜。

历史是否应当承认，柏林墙是肯尼迪冷静处理的正面结果，成功地避免了战争？抑或认为，这道墙是他的软弱导致的不幸结果？关闭柏林边界是否使肯尼迪感到意外？或者他已经预料到这样的结果，甚至希望如此——因为他相信这将缓和导致核冲突的紧张？肯尼迪的动机是否明智，会促生和平，或只是犬儒和短视，而与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会挽救数千万东欧人，使他们免受苏联又一代的占领和压迫？

美国大选后，赫鲁晓夫向肯尼迪伸出手，真心地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只是美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吗？抑或他只是个反复无常、不足与谋的领导人？如果赫鲁晓夫确信肯尼迪会反抗，他是否会放弃修建柏林墙的计划？难民潮真的让东德危急到了他不惜开战以阻止难民的程度？

此后的篇章建立在新证据和新观点上，试图提供一些新鲜的见解来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最富戏剧性的一年中所发生的事——希望身处不平静的21世纪初年的我们能享其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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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斯大林封锁了西德通向柏林的水陆通道，但美国通过空运向西柏林运输粮食和日用品，打破了封锁。——译者注

上篇　棋手
THE PLAYERS

双城记之西柏林：选帝侯大街的夜生活。（USIS/National Archives）

第一章　赫鲁晓夫：左右为难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正用30枚核武器瞄准法国，数量足以把这个国家夷为平地。同时我们也为西德和英国各准备了50枚。

——赫鲁晓夫对卢埃林·E·汤普森说，1960年1月1日

不论去年多么顺利，来年形势会更好……我相信没人会对此说法有意见：我们非常想改善和美国的关系……我们希望新一届的美国总统能够带来一股清风，吹走美苏之间陈腐的空气。

——赫鲁晓夫新年致辞，1961年1月1日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0年12月31日，除夕夜

还有几分钟就是午夜十二点，1960年即将过去，尼基塔·赫鲁晓夫有理由松一口气了。前来庆祝新年的两千多名客人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宏伟的圣乔治大厅的拱顶之下。赫鲁晓夫望着人群，又不禁为来年忧虑。窗外的连天风雪为红场和红场上的陵墓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陵墓里放着他的前任——列宁和斯大林的不朽尸身。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的国际地位、自己的历史地位，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将全部取决于他在这场“暴风雪”中的表现。

在国内，赫鲁晓夫又遭遇了第二次粮食歉收。在两年前的大丰收中，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突击计划，要让苏联的生活水平在1970年超过美国，但现在他甚至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通过全国视察，他发现各地都面临住房、黄油、肉类、牛奶和鸡蛋短缺。下属告诉他，工人暴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情形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不无相似，当时的赫鲁晓夫不得已动用了坦克镇压了起义。

国际上，赫鲁晓夫实行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和斯大林认为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截然对立，引起了争议。然而5月1日，一架美国洛克希德U-2侦察机被苏联击落，一同坠毁的还有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几天之后的巴黎峰会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就美国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公开道歉，为此赫鲁晓夫提前结束了与艾森豪威尔及其他二战盟国的会谈。苏共内部的斯大林余党和毛泽东都认为这一事件是赫鲁晓夫缺乏领导能力的表现，他们正积极谋划，预备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党代会时向赫鲁晓夫发难。而赫鲁晓夫也正要利用这次党代会扫清政治对手，他1961年的一切计划为的就是不让这次大会失败。

以上不过是故事背景，而真正的重头戏莫过于柏林局势的持续恶化对赫鲁晓夫的威胁。批评赫鲁晓夫的人指责说柏林现在是共产主义世界最严重的伤口，但赫鲁晓夫却任由这一伤口不断溃烂。从东柏林逃往西方国家的难民都是自发而为，他们是最肯干、最能干的工厂主、知识分子、农民、医生和教师。人数之多如大出血一般，已经超过了警戒值。赫鲁晓夫喜欢把柏林比喻成西方国家的睾丸，当他想让美国屈服时，他就用力挤压这个柔软的地方。然而，另一个更贴切的比喻应该是柏林已经成为他和苏联集团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这里，共产主义的信念最为脆弱。

赫鲁晓夫不动声色地来到人群中，看不出任何焦虑。出席新年聚会的人有宇航员、女芭蕾舞演员、艺术家、官僚和各国大使。人们沐浴在大厅中六具巨大的枝形青铜吊灯和三千盏电灯的光芒下。对于这些人来说，能被邀请参加苏联领导人的聚会，这本身就证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过，人们的交头接耳中怀着比以往更加强烈的期盼，因为约翰·肯尼迪还有不到三周就将出任美国总统，他们很清楚苏联领导人会在例行的新年致辞上为接下来的美苏关系定下基调。

午夜时分，建于16世纪的救世主塔上响起了钟声，洪亮的钟声传过整个红场。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在圣乔治大厅释放着自己的激情。他和一些来宾紧紧握手，和另一些人热烈拥抱，几乎要撑破胀鼓鼓的灰色西装。正是这种激情让赫鲁晓夫从一个出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卡利诺夫卡村的农民，历经革命、内战、斯大林神经质的“大清洗”、世界大战以及斯大林死后的政治斗争，最终取得现在的权力。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力交接总是能为许多出身低贱的俄国人提供新的机会，然而没有人像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样表现得游刃有余并最终达到权力的顶峰。

鉴于苏联的核导弹能力越来越强，美国情报部门迫切地需要洞悉赫鲁晓夫内心的想法。196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专家组，包括内科医师、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这些专家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的影像、情报和个人资料。他们甚至会观察赫鲁晓夫动脉的特写照片，以此判断关于他动脉硬化及高血压的谣言是否属实。他们发现尽管赫鲁晓夫会出现情绪波动、消沉和饮酒过量（他们在报告中提到赫鲁晓夫最近很好地控制了这一点）的情况，但从他一贯的表现来看，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习惯性乐观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研究报告将作为高度机密，很快呈递给肯尼迪总统。之前很多人认为赫鲁晓夫是与斯大林相仿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共产主义者，但报告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更加富有激情的激进分子。

中央情报局还为即将上任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提供了另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对赫鲁晓夫的性格描述为“足智多谋，大胆，善于把握政治时机，演技出色，有赌性”。他们提醒新当选的肯尼迪，这位滑稽的矮胖子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天生的智慧、敏捷的思维、十足的干劲、蓬勃的野心和冷酷的性格”。

不过，有一件事情中央情报局没有向政府报告，赫鲁晓夫自诩肯尼迪能够在竞选中胜出，他功不可没，此刻他正等着美国人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向党内的同志吹嘘说在这次胜负难分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他投出了决定性的一票。苏联击落了美国的U-2侦察机并俘虏了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两个月后，又在巴伦支海击落了美国RB-47侦察机，俘虏了两名机组人员。就在竞选运动的高潮期间，美国共和党曾恳请赫鲁晓夫释放这三名飞行员，但赫鲁晓夫拒绝了请求。因此他现在正不耐烦地通过多种渠道争取与肯尼迪尽早举行峰会，并希望肯尼迪会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

在这场竞选中，赫鲁晓夫向他的高级官员传达了非常明确的态度：对肯尼迪获胜的期望及对理查德·尼克松的厌恶。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反共的尼克松曾在莫斯科就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问题羞辱过赫鲁晓夫，这一事件被美国人称为“厨房辩论” ⁽¹⁾ 。赫鲁晓夫当时就对党内的同志说：“我们同样可以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我们不会给尼克松当选的机会。”

选举结束后，赫鲁晓夫欢呼说他拒绝释放美国飞行员这一行为使尼克松失去了获胜必需的几十万张选票。作为赫鲁晓夫操控这场选举剩下的筹码，这几名美国俘虏被关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监狱忍受着折磨。这个监狱距离赫鲁晓夫举行新年晚会的克里姆林宫只需十分钟步程。赫鲁晓夫把他们作为政治筹码关在这里，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再换取其他利益。

赫鲁晓夫的新年致辞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此时他正被簇拥在人群中。

这时的赫鲁晓夫更像个受欢迎的政治家，而不是独裁者。虽然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但22岁时的一场重病使赫鲁晓夫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加速衰老。他经常仰着光秃秃的头，为自己的某个故事发出阵阵欢笑，无意中露出了门牙齿缝和两颗镶金的尖齿。他有薄薄的一层头发，已经灰白；有一张生气勃勃的圆脸，脸上有三个很大的疣子；还有一个宽阔的狮鼻，下面有一道狭长的伤痕。他红脸膛上深留着笑纹，一对黑眼睛锐利异常。他经常挥舞着双手，带着鼻音高声地滔滔不绝。

在晚会现场他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并且问候一些同志的子女时他还能直接叫出这些孩子的名字：“小塔季扬娜怎么样？小伊凡呢？”

鉴于当晚的目的，赫鲁晓夫没在人群中见到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这位莫斯科最重要的美国人，他颇有些失望。虽然美苏关系正在走下坡路，但两人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汤普森的妻子简，特意为此事向赫鲁晓夫道歉，因为她的丈夫此时正在家里治疗溃疡。尽管事出有因，但有一点很明确，汤普森始终无法释怀去年新年聚会时与这位苏联领导人谈话的场景，当时喝醉的赫鲁晓夫几乎就要宣布在柏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凌晨两点，有些醉意的赫鲁晓夫邀请汤普森和妻子、法国大使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来到圣乔治大厅刚建好的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一个彩色塑料岩石做成的流动喷泉，看上去非常奇怪。赫鲁晓夫挑衅地对汤普森说，如果西方国家无法满足自己对柏林的处理要求——包括各国将军队撤出柏林，那么西方国家一定会为之付出代价。“我们正用30枚核武器瞄准法国，”赫鲁晓夫一边说一边将头转向法国大使，“数量足以把这个国家夷为平地。”然后他又补充道，苏联同时也为西德和英国各准备了50枚这样的核弹头。

简·汤普森想把谈话带回轻松的气氛，她笨拙地询问赫鲁晓夫有多少枚导弹对准山姆大叔。

“这是一个秘密。”赫鲁晓夫露出一抹不怀善意的微笑。

为挽回逐渐僵化的氛围，汤普森提议为即将到来的巴黎首脑会议干一杯，会上赫鲁晓夫将与艾森豪威尔会面，有望改善两国的关系。然而，赫鲁晓夫只顾着加重威胁口吻，完全抛弃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承诺，即在巴黎首脑会议之前苏联不会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破坏柏林的和平。这场沉浸在烈性酒精中的会议直到凌晨六点才结束。汤普森很清楚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是否可以继续维持，将取决于赫鲁晓夫第二天能够记起多少前一晚说过的话。

汤普森当天早晨就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发送了一份紧急电报。汤普森在电报中记录了赫鲁晓夫昨晚的谈话内容，但他同时也建议美国不要只从字面上理解赫鲁晓夫的话，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喝醉了。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只是想留给我们一个“柏林局势很危急的印象”。

而一年后的今天，钟声已经响了十二下，汤普森安逸地待在家里，赫鲁晓夫比去年这时也更加冷静而宽厚。迎接1961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圣乔治大厅里40英尺的新年树也亮起了灯。赫鲁晓夫举起酒杯，准备发表新年致辞。这段话将成为党内领导的最高方针，同时也会在全世界的外交电报中被不断引用和重复。

“新年好！同志们，新年好！不论去年多么顺利，来年形势会更好！”

大厅爆发出欢呼声，人们互相拥抱和亲吻。

赫鲁晓夫仪式性地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问好，祝福马列主义以及和平共处政策在世界各国结出硕果。他以平和的语气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更优越的，但我们不会把这种制度强加给任何一个国家。”

当赫鲁晓夫把话题转向肯尼迪时，大厅立刻变得安静了。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先生们！”赫鲁晓夫接着说，“苏联会尽一切努力和各国人民保持友好的关系。我相信没人会对此说法有意见：我们非常想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因为和美国的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愿意相信美国也在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我们希望新一届的美国总统能够带来一股清风，吹走美苏之间陈腐的空气。”

这个一年前还计算着要向西方国家投几颗原子弹的人现在却摆出了一副和事佬的姿态。赫鲁晓夫向大家讲道：“在美国大选期间，肯尼迪先生曾说如果他当时是总统，他会就美国派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土一事向苏联道歉。”赫鲁晓夫说他同样希望“让这件不愉快的事成为过去，不再提它……美国人民既然选择了肯尼迪而不是尼克松，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和逐渐恶化的国际关系是不满意的”。

赫鲁晓夫再次举起斟满的酒杯：“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干杯！”全场雷动。

“为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及和平共处，干杯！”

大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人们更加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赫鲁晓夫对每一个词的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多次重复使用“和平共处”这个词不仅向肯尼迪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也向党内的政敌表明了决心。考虑到经济问题的制约以及新一轮的核威胁，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时发表了他那份著名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新思想。然而，党内的对手仍倾向于回到斯大林更富攻击性的改造世界的路线，同时为战争做更积极的准备。

1961年已经到来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削弱斯大林的影响远比应对西方国家的威胁更困难。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留给赫鲁晓夫的是一个功能紊乱的苏联社会，拥有2.09亿人口，众多的民族分布在超过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二战已经耗尽了苏联三分之一的财富。大约2700万人在战争中牺牲，1.7万个城镇和7万个村庄被毁。这还不包括之前人为的饥荒和“大清洗”运动中被斯大林害死的数百万人。

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还没有从之前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就发动了一场没有必要且耗费巨大的冷战。他尤其谴责斯大林在1948年封锁柏林的愚蠢举动。当时美国还拥有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斯大林低估了美国的决心，也高估了苏联的能力。这一行为的后果就是西方国家突破了禁区，并在1949年成立了北约组织，一个独立的西德政府也在同一年成立。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保证，延长它在欧洲的驻军时间。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让苏联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斯大林对这件事的后果考虑得很不周全”。

赫鲁晓夫已经在新年致辞上向肯尼迪抛出了橄榄枝。凌晨两点，他又把西德大使汉斯·科罗尔叫到一旁单独谈话，这次他是完全清醒的。对赫鲁晓夫来说，除了缺席的汤普森以外，这位62岁的德国人就成了最重要的西方国家大使。尽管科罗尔的重要性要排在汤普森之后，但从私人角度看，赫鲁晓夫与科罗尔的关系更加密切。科罗尔的俄语更流利，他们的想法也更一致。与科罗尔同时代的人中，这样的德国人并不少见。相比于美国，德国不论在文化、历史、地位还是政治上都与莫斯科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阿列克谢·柯西金陪同赫鲁晓夫和科罗尔来到一年前赫鲁晓夫威胁汤普森的那间奇怪的接待室。而在去年，为了抗议赫鲁晓夫在致辞中指责德国为“恢复失地运动者和军国主义者”，科罗尔气愤地离开了会场。

然而，这次赫鲁晓夫却摆出了温和的姿态，并让侍者为科罗尔斟上克里米亚香槟酒。赫鲁晓夫一边品着低度的亚美尼亚红酒，一边向科罗尔解释自己正遵从医嘱不再喝伏特加或其他烈酒了。科罗尔受宠地与赫鲁晓夫交流着私人话题。按照科罗尔的习惯，在这个时候应与赫鲁晓夫拉近身体的距离，辅以轻声细语，以营造一种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科罗尔比赫鲁晓夫小4岁，他出生在原普鲁士的德意志佩卡雷镇，这个地方在1922年划给了波兰。孩童时期他在德国和沙俄的界河中钓鱼，那时学到了第一句俄语。20世纪20年代，他首次以外交官的身份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德国和新兴的苏联成为最受世人诟病的两个国家。于是这两个国家达成了《拉巴洛协定》，打破了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形成了反西方、反《凡尔赛条约》的统一战线。

科罗尔认为要想平息欧洲的纷争，唯一途径是达成共识，让西德和苏联“这两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更好地相处。他在1952年接管经济部东西德贸易司时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当时西德成立仅三年时间。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经常和美国发生冲突。美国警觉地意识到德苏关系过于宽松舒适很可能导致西德中立。

赫鲁晓夫感谢科罗尔，在他的努力下，去年秋天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与共产主义阵营达成了新的经济协议，包括恢复了东西德的贸易协定，尽管这个贸易协定在几个月前终止。虽然东德才是苏联的代理人，但由于西德为苏联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现代化的机器、技术和硬通货的贷款，赫鲁晓夫认为西德对苏联经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东德。

因此赫鲁晓夫举起酒杯，高祝联邦德国实现了伟大的战后重建。他对科罗尔说，他希望阿登纳能借助逐渐增长的经济实力以及由此获得的对美国的独立性，让自己和华盛顿保持距离，进而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柯西金之后也要敬科罗尔一杯。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你是全体德国人的大使。”这句话也代表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认为：如果苏联的盟友是西德，如果苏联能够利用西德所有的资源，那么苏联的发展会比现在好很多。而现在的情形则是苏联要为东德持续不断的经济要求和不合格的出口产品买单。

随后，赫鲁晓夫在诱惑中又加入了威胁。他对科罗尔说：“德国问题必须在1961年解决。”赫鲁晓夫说美国一直推迟通过谈判改变柏林的现状，导致他无法阻止难民外流，也不能与东德签署和平停战条约。他已经对美国的拖延失去了耐心。米高扬告诉科罗尔，莫斯科的“某些政治集团”就这个问题不断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因此苏联不可能坐视自己的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又不对柏林采取任何行动。

科罗尔知道米高扬指的是苏联党内众所周知的“乌布利希游说团”。这个团体受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影响很大，他不停地抱怨赫鲁晓夫没有积极地尽到保护德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

伴随着苏联人的恭维和香槟酒，双方达成了更多的共识。科罗尔承认苏联领导人在柏林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然而，他同时也警告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单方面地破坏柏林的现状，将会引发一场国际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

赫鲁晓夫不同意科罗尔的看法。他不屑地耸耸肩，心想：西方国家对此“只会在短时间内很气愤”，然后不了了之。他告诉科罗尔：“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因为柏林或德国问题宣战。”赫鲁晓夫很清楚科罗尔会向美国和他的上司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因此，他表示自己更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但他同时也强调“能否取得共识将取决于肯尼迪”。

凌晨四点，赫鲁晓夫结束了这次会议。他与科罗尔、柯西金和米高扬来到仍在跳舞的人群中，人们停下舞步并为他们让开一条过道。

即便像科罗尔这样经验丰富的大使也无法判断赫鲁晓夫这么频繁的威胁中哪句话是认真的。然而赫鲁晓夫今晚谈论柏林问题的方式使科罗尔确信，来年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发生冲突。他也会把这一观点传达给阿登纳，通过后者再传递到美国。科罗尔很清楚，赫鲁晓夫的处境是，无所作为的危险将越来越大过采取行动的风险。

来年的世界局势终究取决于赫鲁晓夫内心深处对柏林问题的思考——合作还是对抗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赫鲁晓夫确定他无法承担一场军备竞赛或与美国开战。他承诺通过谈判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而且他正在拉近与新任美国总统的关系，希望能谈成一个柏林协定。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与西德大使科罗尔的会见传递出他在柏林问题上承受了压力。这种压力会与日俱增，转变为对苏联、更直接的是对他的领导地位的巨大威胁。

正因如此，赫鲁晓夫成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共产主义者。

而柏林对他的困扰远不止这些。柏林人鄙视赫鲁晓夫、憎恨苏联军队，受够了家园被人侵占。他们都有着不堪回首的战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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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9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访苏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辩论是在厨房用具展台前进行的，故称“厨房辩论”。——译者注

玛尔塔·希勒斯被强奸的故事

瑞士某地1961年1月

对于玛尔塔·希勒斯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她没有在那份伟大的手稿上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手稿中，玛尔塔·希勒斯详细地讲述了1945年的那个寒冷春天，柏林被苏联占领的情景。就像当时数万名柏林妇女和少女一样，那段时光充满了恐惧、饥饿和强奸，是她人生中的梦魇。

这本书1959年以德文首次出版，它向世人披露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军事暴行。根据医院的记录估算，在战争的后期和苏联占领的前期，被强奸的柏林妇女在9万到13万人之间。在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地方还有几十万名受害者。

希勒斯本以为这本书能够引起同为战争受害者的柏林人的共鸣。然而，柏林人对此的回应不是敌意就是沉默。对于这个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日耳曼民族，世人并不同情战争对他们的伤害。经历过那个羞辱的年代的柏林妇女也都不愿意回想当时的情景。对于柏林的男性来说，想起自己无力保护妻子和女儿常令他们痛苦万分。1961年前期，在苏联管辖的东德和东柏林充斥了苟且和健忘，人们不愿回忆起那段无法改变、也无人消受得起的历史。

德国的反应也许并不会让希勒斯感到太意外。希勒斯把这本表达自己屈辱的书命名为《一个柏林女人》，署名是“佚名”。她只是在已经结婚并安全移居瑞士时才将此书出版。这本书在东德没有流传，也没有人看过。只有几本蒙混过关进了苏占区，是混在了装其他西方流行杂志和消遣小说的手提箱中才带进去的。在西德，“佚名”的回忆录也卖得不好。评论不是指责她为反共的政治宣传，就是说她玷污了德国妇女的名节——在这一点上，她一定会说苏联人做的可比她过分多了。

有一条这样的评论深埋在西柏林《每日镜报》第35版：“对柏林女性的中伤/海外畅销书——一个伪造的案例”。这篇评论指责该书作者“道德败坏，不知羞耻”，最让评论者生气的是在这本书坦然揭露了战后德国社会在忍辱偷生中的玩世不恭。类似《每日镜报》的评价让希勒斯一直保持着匿名的状态，她也坚持不再再版这本书，直到2001年她90岁去世。

希勒斯无法想象，在她死后，她的书再次出版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包括2003年出版的德语版本，都非常畅销。她同样无福得知的是她的故事于2008年在德国被拍成了电影，深受世界各地女权主义者的喜爱。

然而在1961年，希勒斯需要全力躲避那些试图找到她的记者，他们正通过书中的蛛丝马迹搜集关于她的线索。从这本书中，可以了解到她三十多岁时是一名记者，曾在滕珀尔霍夫区生活过。为了学习俄语，她曾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她“脸色苍白，金发碧眼，总是穿着一件相同的冬装”。但这些都不足以确定她的身份。

在当时，没什么比希勒斯的书和柏林人对阅读这本书的厌恶更能反映德国人对占领军的态度了。到1961年，苏联在柏林的军队人数仍有40万到50万人。东德人和苏联军人的关系很复杂，夹杂着同情、畏惧、苟且和健忘。面对苏联人似乎将永久在此驻扎，很多东德人开始变得听天由命。那些不愿顺从的人很多都逃走了。

东德人觉得这些苏联士兵过得还不如自己好，他们的所见所闻让他们不禁同情起这些人来。这些十几岁的苏联青年看上去营养不良，不注意个人卫生，整天穿着满是尘土的制服。他们蹲在地上捡回之前丢掉的烟头。为了让他们痛苦的现状尽快过去，他们会用军章或汽油换取任何可以饮用的酒精来麻醉自己。

士兵不顾一切逃跑时的警报声也时常会激起东德人的同情心。这些年轻的士兵经常被其他士兵诬陷，遭到长官的残酷惩罚，再加上寒冷而拥挤的宿舍，这样的环境早已超出了这些年轻人的忍耐极限。

他们的兵营是第三帝国时期或更早的时候修建的。住在这里的士兵人数是希特勒时期的三倍。最后一起逃跑事件发生在新年的除夕夜。当时法尔肯伯格一个兵营发生暴动，结果四名士兵逃到了西柏林，苏联派出部队沿着柏林边界搜捕逃跑者。据说，苏联军队点燃了粮仓和其他可能藏匿逃跑者的建筑，最后不但没有发现逃跑者，反而烧死了很多农场的动物。

这一事件最大的意义在于加深了德国人原有的对苏联军队深深的恐惧感。

早在1953年6月17日，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曾派出军队和坦克镇压了一场工人起义，有300名东德人在此事中丧生，还有4270人被关进监狱。 ⁽¹⁾ 这一事件深深震撼了年轻的东德脆弱的根基。东德人对苏联的恐惧也从那时产生，并逐渐加强。

然而从希勒斯书里描述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德人恐惧的深层次根源。当苏联军人从东柏林的妇女身旁走过，或者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广播中表示东德与苏联人民的友谊将万世长存的时候，东柏林妇女的表情会瞬间凝固。这是什么原因呢？

希勒斯在书中分析了为什么外国人并不同情德国妇女的遭遇，为什么很多德国人怀疑是复仇之神用强奸来惩罚他们所犯下的恶行。希勒斯在苏军进驻后的前几天写道：“我们德国人制造的灾难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混合了恶心、病态和疯狂的滋味。广播刚刚播出了对一个集中营的报道。最恐怖的是其中展现出的秩序井然和精打细算：数百万人就此消失，被做成了化肥、床垫填充物、软皂和毛毡——埃斯库罗斯 ⁽²⁾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景。”

纳粹领导人曾下令将所有的酒留给正在进攻的苏军，他们认为喝醉了的士兵将不会那么危险。希勒斯对这一愚蠢的命令非常失望。她在书中写道：如果当时苏联军人没有喝醉，他们“并非天生的卡萨诺瓦” ⁽³⁾ 因此他们“会节制他们的性欲”，这样，失身于他们的柏林妇女的数量将会减少一半。

凭借自己特有的勇气，希勒斯描述了自己多次被侵犯经历中的一次，以及她寻求保护的故事。

侵犯我的人年龄较大，花白的胡茬，浑身散发着白兰地和牛马混合的臭味……没有任何语言。他把我最后一件内衣撕破时只是无意识地磨着牙齿。

突然他把散发着牛马和烟草味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我睁开了双眼。四目相对。一个陌生人的双手老练地分开我的下颌。然后他很从容地将一口唾沫吐进我的嘴里。

我失去了知觉。我并不觉得恶心，只是很冷。我的脊背像被冻住了：冰冷，一股眩晕的感觉围绕在脑后。我感到自己正顺着枕头和地板缓慢地坠落，就像是一直下落到地底下。

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到这个陌生人张开嘴，露出黄色的牙齿，最前面的一颗只剩下一半。他的两个嘴角向上扬起，眼角露出一丝丝细微的皱纹。这个人正在微笑。

离开前，他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些东西重重地扔在床头上。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椅子拉到一边，砰的一声将身后的门关上。留给我的只是褶皱的烟盒里仅剩的几根烟，这是我唯一的报酬。

我站起来，既眩晕又恶心。被撕碎的衣服滑落到脚边。我蹒跚地穿过大厅……来到浴室，呕吐起来。从镜子中我看到自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水池里都是我的呕吐物。我坐在浴缸边上，却不能将呕吐物冲掉，因为我仍在呕吐而且水桶里剩下的水不多了。

也就是在那时，玛尔塔·希勒斯作出了一个决定。她将自己清洗干净，然后到街上去寻找一个“禽兽”来保护自己，这个人必须是地位较高的苏联军官。希勒斯的观点是被一个俄国人习惯性地侵犯总比被一群人无休止地侵犯强得多。就像数百万其他的德国人一样，希勒斯不得不从心理上把无法抗拒的占领当成常住。

直到很多年以后研究人员才能完整地再现当时的惨状。在1945年夏末到初秋这段时间，至少有11万名妇女被强奸，这些人的年龄在12岁到88岁之间。大约40％的受害者在多个地方被强奸。平均每5个被强奸的妇女中就有一个怀孕。大概有一半把孩子生了下来，另一半选择了堕胎，其中很多堕胎手术是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的。数千名妇女因为无法忍受被侵犯的屈辱或担心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自杀。第二年柏林的新生儿中大约有5％是“具有俄国血统的婴儿”。而在德国，这一数字大概是15万到20万。

就在1958年，当这些孩子成为战后首批青少年时，赫鲁晓夫挑起了一个事件，这就是之后的柏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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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3年6月16日，东柏林建筑工人举行了要求加薪的罢工，之后发展成为遍及东德的示威游行，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举行全德选举等政治口号。17日苏联驻德部队出动坦克驱散示威人群，称为“六一七事件”。——译者注

(2) 希腊的悲剧诗人。——译者注

(3) 18世纪意大利冒险家、作家。在著作《我的一生》中大书风流韵事，后世有情圣之誉。此处仅指好色之徒。——译者注

第二章　赫鲁晓夫：柏林危机初露端倪

西柏林已经成为充斥着法西斯和德国复仇主义的恶性毒瘤，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外科手术。

——赫鲁晓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1958年11月8日

下任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年就将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保卫柏林并履行对柏林的承诺。考验我们神经和意志的时候到了……我们将直面自1949或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柏林危机。

——肯尼迪在与尼克松的总统竞选辩论中说，1960年10月7日

莫斯科体育宫

1958年11月10日，星期一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对他坚信不疑的听众，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发动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后来被称为“柏林危机”。

站在莫斯科中心最新、最大的室内运动场里，赫鲁晓夫对聚集在台下的波兰共产党员说，他将放弃战后协议，这一协议一直勉强维持着欧洲岌岌可危的稳定。他还要废除与战时盟国签订的《波茨坦协定》 ⁽¹⁾ ，并且单方面改变柏林被占领的状态，以图完全肃清柏林的西方势力，撤除柏林所有的武装部队。

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会场体育宫就在列宁中央体育场的旁边。它于两年前竣工，苏联希望这里能够展示苏联最高水平运动员的非凡成就。然而，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苏联在1957年冰球世锦赛上意外地被瑞典击败。当时，在美国带领下，西方冰球强国为抗议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而拒绝参赛。在决赛中，瑞典一名防守球员曾在球门线前用头挡住了冰球，顿时血流如注，但也换来了世锦赛冠军。

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着实让底下的波兰观众大吃一惊。他们接下来会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因此他们觉得对这次集会应该和此前无数次联络友谊的大会一样，到处洋溢着例行的赞颂之词。然而，赫鲁晓夫却宣称：“很明显，《波茨坦协定》的签约国是时候该从各自的柏林占领区里撤军了，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正常化才能实现。”观众被这番话惊得鸦雀无声。

台下的波兰听众不是唯一对此情形感到意外的人。赫鲁晓夫事先既没通知签署《波茨坦公约》的其他西方签约国，也没有和他的盟国，包括东德打招呼。他甚至没有寻求苏共内部的支持。他只是在发言前不久和波兰代表团团长、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简单说了他的想法。哥穆尔卡听后惊得目瞪口呆，认为如果赫鲁晓夫真这么干，那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向哥穆尔卡解释，他之所以要单方面采取行动，是因为受不了柏林问题一直没有任何进展。他准备冒险与西方国家采取对峙的态度。而且他认为，苏联现在的形势比1948年斯大林所处的形势更为有利，因为莫斯科已经打破了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地位。在一个名为“原子行动”的计划里，赫鲁晓夫几周内就能在东德部署完成核设施。12枚R-5中程导弹让赫鲁晓夫完全有能力应付美国对东德的任何核打击，就算打不到纽约，也足以在伦敦和巴黎进行报复。赫鲁晓夫没有提到那些还处于保密阶段的武器，只是对哥穆尔卡说：“如今军事力量的对比已经今非昔比……美国现在离我们更近了，我们的导弹可以直接打到他们！”尽管赫鲁晓夫语多夸张，但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现在完全有能力消灭华盛顿在欧洲的盟国。

赫鲁晓夫没有介绍新计划的具体执行时间和行动细节，因为他自己也还没制定出来。他只告诉听众，按照他的计划，苏联和西方国家将逐渐撤出他们在东德和东柏林的所有军事人员。他将和东德签订一份停战和平协议，并将苏联在柏林的所有职权移交东德政府，包括对出入西柏林的所有通道的控制权。从此之后，美国、英国、法国的士兵无论是通过陆路还是航空，要想进入柏林任何地方都必须征得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许可。赫鲁晓夫对聚集在体育宫的观众说，任何妨碍东德行使这些权力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苏联以及整个华约组织的挑衅。东柏林的这些权力包括对进出西柏林陆空通道的封锁。

赫鲁晓夫如此出人意料地升级冷战局势，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赫鲁晓夫希望能引起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注意。赫鲁晓夫一再提出就柏林问题进行磋商，但后者却始终置之不理。似乎无论赫鲁晓夫做什么，他都不能赢得美国官方的尊重，而这样的尊重恰恰是他非常需要的。

赫鲁晓夫党内的政敌不失时机地指责说美国对他缺乏信任，自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厢情愿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和冷战的气氛，然而美国并不领情。赫鲁晓夫不仅仅在观念上认为和平共处可以取代“必有一战”，他还在1955年到1958年间单方面裁减掉230万军人，并将苏联军队从芬兰和奥地利撤出，为这些国家的中立扫清了障碍。他还鼓励东欧的苏联附属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第二个原因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成功镇压了一场针对他的政变，这件事让他对自己的实力更加自信。这场所谓的反党政变是由前总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及他的前顾问拉扎尔·卡冈诺维奇领导的。这些人之所以反对赫鲁晓夫，部分原因是他的鲁莽草率，正如他当下在柏林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赫鲁晓夫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杀掉他们，而是把他们流放到远离莫斯科权力中心的地方：莫洛托夫到蒙古做大使，马林科夫到哈萨克斯坦管理水电站，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派到乌拉尔地区一个小制钾工厂当领导。他后来还撤销了著名的国防部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职权，因为他怀疑朱可夫也密谋反对他。

仅在发表演讲的四天前，为了提前给自己大胆的柏林行动进行舆论准备，赫鲁晓夫对党内其他领导说，美国早已抛弃了波茨坦会议上的决议，它先是在1955年把西德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后还准备向西德输送核武器。简要陈述了行动计划后，赫鲁晓夫意识到计划很有可能遭到反对，所以直接宣布结束会议，而没有像往常那样由主席团对这类重大事件进行投票表决。

第三个缘由在于柏林本身：从东柏林逃出的难民人数与日俱增。尽管赫鲁晓夫相信自己的权力会越来越稳固，但根据他以往的经验，他很清楚，这个分裂的城市带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危及他远在莫斯科的政治生命。早在斯大林去世不久，苏联军队在1953年6月17日镇压了东德的工人起义，赫鲁晓夫借此契机成功铲除了最危险的政敌——前任秘密警察局长拉夫连季·贝利亚。

当时，集体领导已经取代了斯大林时代的个人独裁，在所有候选的继任者中，赫鲁晓夫是其中的一匹黑马。他是个外交新手，只是基于国内的政治视角去看待德国问题。这时，贝利亚发动了一场争夺执政权的斗争。作为斗争的一部分，贝利亚反对坚持斯大林主义的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激进的“建设社会主义”政策。面对国内的反对声和越来越多的外逃难民，乌布利希一直以来的应对手段就是逐步升级逮捕和镇压的力度、强迫推行集体农场、加速工业国有化、扩充军队、扩大审查范围。然而，1953年前四个月外逃的难民数量却不降反增，达到了122000人，是去年的两倍。仅1953年3月，这一个月的难民数就高达56605人，比去年多出6倍。

在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贝利亚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哪怕它是“统一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立的国家都可以”。贝利亚希望以德国的中立和统一作为交换条件，从西方国家得到巨额的资金补偿。他甚至授意一位最忠于他的陆军中尉与西方国家商谈这一交易。贝利亚质疑道：“民主德国究竟有什么价值？”他在话中使用了东德名不副实的正式缩写名“G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只有在苏联军队的护佑下才能存在下去，即便我们称它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后斯大林时期的领导层没有接受贝利亚放弃东德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但他们确实要求东德停止一些“过分之举”。在苏联的命令下，乌布利希停止了新的农业集体化、结束了大规模的政治逮捕、特赦了许多政治犯、减少对宗教自由的抑制，并扩大消费品的生产。

这场讨论导致对东德政策突然转向，赫鲁晓夫在辩论中没怎么发言，但他也不反对改革。随后他亲眼看到，由于斯大林式的管制松动，从而鼓励了东德民众的起义，如果苏联的坦克再不开上街头，游行示威群众很可能会推翻东德政府。

动乱爆发一个多星期之后，赫鲁晓夫策划了6月26日逮捕贝利亚的行动。赫鲁晓夫在一次集体会议上对贝利亚提出多项指控，其中就包括放弃在德国实行社会主义，这可是苏联人民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成果。这次全体会议彻底决定了贝利亚的命运，导致了他的死刑。在会上，党内的领导者给他戴上了“不可靠的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说他是“无耻的人民公敌，应该被开除党籍，并以叛国罪论处”。他们说贝利亚决意要放弃东德的社会主义就是“直接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

赫鲁晓夫从贝利亚的经历中总结出两条令他终身难忘的教训。第一、他认识到东德的政治自由化很可能导致该国的政权被推翻；第二，他目睹了苏联领导人在柏林问题上的错误决策结束了自己在莫斯科的政治生涯。三年之后的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此举让他赢得了权力。不过，他从不会忘记那个与之对立的教训：只有斯大林式的镇压才能拯救当时的东德，也只有斯大林式的强权才铲除了他最危险的政敌。

赫鲁晓夫在体育宫发表演说后的头几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不必马上作出回应。他希望赫鲁晓夫只是叫嚷几声而已，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这种情形过去经常发生。然而，赫鲁晓夫可不想被无视。两个星期后正值美国的感恩节，他把柏林演讲改成一封最后通牒，要求美国给予回应。赫鲁晓夫还把自己的要求以公告的形式发给了所有相关国家的大使馆，为了得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支持，他在公告中缓和了某些说法。

在公告中赫鲁晓夫有所让步，没有威胁说苏联会立刻放弃《波茨坦协定》中苏联应承担的所有职责，而是在苏联单方面改变柏林现状之前，给西方国家六个月的时间与自己谈判。同时，赫鲁晓夫也在不断细化他的计划，实现西柏林的非军事化和中立，使其既不属于苏联，也不偏向西方国家。

赫鲁晓夫召来美国的记者，当时他们正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切感恩节火鸡，赫鲁晓夫向他们介绍了一些自己正计划实施的“刀工”。在作为苏联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了证明柏林对自己正变得日益重要，赫鲁晓夫告诉记者：“西柏林已经成为充斥着法西斯和德国复仇主义的恶性毒瘤，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外科手术。”

谈到那份28页的外交文件，赫鲁晓夫对记者说，战争结束已经13年了，也该接受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了。东德会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西德永远也不可能吞并东德。然后，赫鲁晓夫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两个选择：在六个月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实现西柏林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否则莫斯科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最后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当时只有23岁，他担心父亲没有给艾森豪威尔留任何退路，势在必然的冲突很可能会引发核战争。他对父亲说美国肯定不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虽然俄罗斯人以擅长下棋闻名于世，但谢尔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其他许多事件一样，他冲动的父亲并没想好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赫鲁晓夫对谢尔盖的担心一笑置之。他说：“没人会因为柏林发动战争。”他告诉谢尔盖，他要做的只不过是“逼迫”美国同意正式开始柏林问题的谈判，从而在“不断地互相照会、书信，公告、讲话”等烦人的外交程序中占得先机。

赫鲁晓夫告诉儿子，只有设定一个明确的最后期限，他才能推动双方去寻求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方案呢？”谢尔盖问。

赫鲁晓夫说：“我们总会找到办法的，船到桥头自然直。”

外交政策顾问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长期担任赫鲁晓夫的翻译，他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赫鲁晓夫在回答中引用列宁的话，说他打算“先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办公室，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58年12月1日，星期一

感恩节几天后，赫鲁晓夫在与美国政客的会谈中明确指出，他此刻宣布对柏林的最后通牒更多是为了引起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注意，而不是真的打算改变柏林的现状。这次会谈是苏联领导人与美国政客间最不寻常的会议之一。

赫鲁晓夫邀请来访的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H·汉弗莱到他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谈，而他仅仅提前了半小时才通知汉弗莱。这是一次持久的会谈，任何美国官员或当选的政客都没和苏联领导人进行过这么长时间的会谈。尽管日程表上的时间是一小时，然而会谈从下午三点开始，直到午夜才结束，历时八个小时二十五分钟。

为了炫耀自己对美国事务的了解，赫鲁晓夫详细阐述了加利福尼亚、纽约和汉弗莱的老家明尼苏达州的政策。他还对美国的“新麦卡锡”调侃了一番，不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约瑟夫·麦卡锡，而是中间偏左的国会议员尤金·麦卡锡，这个人后来竞选了美国总统。赫鲁晓夫还对汉弗莱说了一个“没有美国人知道的秘密”：苏联500万吨级的氢弹试验成功了，所需核聚变材料只相当于此前达到相同爆炸量级的十分之一。他还提到了射程为9000英里的导弹的研发经过，这让苏联第一次可以对美国本土的目标实施攻击。

询问了汉弗莱的出生地后，赫鲁晓夫腾地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美国地图旁边，在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用蓝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圆圈。“这样，发射导弹的时候我就不会忘记让它们绕开这个城市了。”赫鲁晓夫给汉弗莱的印象是他太看重个人和国家的安全了。“就像是一个在贫穷和虚弱中长大的人，尽管他现在富有而强大了，但自己所取得的一切完全不能让他真正地自信起来。”

汉弗莱在第二天向汤普森大使转述了会谈内容，继而汤普森好将此事转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汉弗莱说赫鲁晓夫翻来覆去地提了几十次柏林问题和他的最后通牒，赫鲁晓夫说最后通牒是他“好几个月的深思熟虑”的结果。汉弗莱认为赫鲁晓夫安排这场马拉松式的会谈的首要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苏联在柏林的立场，并把赫鲁晓夫的原话和想法转达给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用很多比喻来描述这个城市。柏林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瘤子、一个结、一根刺、一块喉咙里的骨头。赫鲁晓夫对汉弗莱说他希望把西柏林变成一个“自由的城市”，实现西柏林的非军事化，并由联合国的观察员监督实施，借此缓解一下喉咙的疼痛。为了让汉弗莱相信他并不是想先诱导美国放弃西柏林，再让它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赫鲁晓夫详细讲述了他自己是如何在1955年命令苏联军队从奥地利撤退的，由此保证了该国实现中立。赫鲁晓夫告诉汉弗莱，当时他反驳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苏联在奥地利驻军唯一的意义就是有利于向西扩张，但苏联并不打算这么做。赫鲁晓夫说：“就这样，一个中立的奥地利成立了，冲突也化解了。”

赫鲁晓夫的意思是苏联在奥地利的表现既为艾森豪威尔解决西柏林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模板，同时也昭示了赫鲁晓夫保证不会干涉西柏林的未来。因此，美国、英国、法国没有必要在柏林驻扎一兵一卒。赫鲁晓夫平静地说：“在柏林屯驻2500名士兵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你想发动战争。为什么你们非要留着这根刺呢？一个自由的城市、一个自由的柏林将成为融化美苏两国间坚冰的开始。”

赫鲁晓夫向汉弗莱一再强调，只要解决了柏林问题，他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关系就可以大大改善，而且他们将历史性地融解冷战的寒冰。赫鲁晓夫还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能接受他柏林计划中的某些细节，他愿意敞开心胸接受反对意见。赫鲁晓夫说只要不是让德国重新统一或者是“肃清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他任何条件他都答应。这是赫鲁晓夫在所有关于柏林的对话中第一次亮出了自己的底线。

赫鲁晓夫在威逼和利诱之间来回转换，这让汉弗莱不禁想起南达科他州的父亲在治疗冻疮时，就是把他的脚频繁地在热水和冷水间不断转换。赫鲁晓夫会突然说：“我们在柏林的军队可不是吃素的，我们的坦克摆在那儿也不是指引你们怎么去柏林的。我们可是要来真格的。”然而下一秒，赫鲁晓夫又多愁善感起来，他饱含泪水地讲起自己的儿子在二战中牺牲，然后又提到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感情。他对汉弗莱说：“我很喜欢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们对美国和柏林都没有任何恶意。你一定要将这一点转达给总统。”

艾森豪威尔对柏林最后通牒的反应正像赫鲁晓夫所期待的那样。他同意占领德国的四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东西德的代表可以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取得进展，但艾森豪威尔随后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赫鲁晓夫也成为第一个访问美国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

赫鲁晓夫非常高兴，他觉得艾森豪威尔邀请他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大本营，这是他在柏林问题上向西方各国施压的重大成果。

赫鲁晓夫觉得他和他的国家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美国人的尊重。

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

1959年9月15-27日

随着访美日期的临近，赫鲁晓夫越发担心美国人正在策划某种“挑衅行为”，可能是在他抵达时，也可能是访问期间对他采取轻慢的待遇。而这种事情反过来又会被国内的政敌利用，那些现在没什么动静但远没有被彻底打垮的政敌将会借机发难，指责他高调地访问美国不仅非常天真，也有损于苏联的利益。

因此，赫鲁晓夫将注意力放在了详细检查行程的各个环节以确保他不会遭受所谓的“名誉伤害”，而关于柏林未来的谈判反而放在了第二位。尽管赫鲁晓夫名义上是代表最底层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但他的先行团队要求美国必须像接待来访的西方领导人一样用盛大的接待仪式迎接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总是犹犹豫豫的，例如当得知与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会谈将在一个叫“戴维营”的地方举行时，他又犯难了。他的顾问中没人听说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名字他听起来像是古拉格或是战俘营。他想起十月革命后没过几年，美国曾把一支苏联代表团带到位于土耳其王子群岛中的斯维里亚达岛，而1911年时这里曾是处死伊斯坦布尔流浪狗的地方。一想到“资本主义国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羞辱和攻击苏联的机会”，赫鲁晓夫就担心“这个戴维营……是一个关押嫌疑犯的地方”。

赫鲁晓夫的先行团队经过调查后报告，被邀去戴维营是一份殊荣，那里是美国总统的“乡间别墅”，是二战期间罗斯福在马里兰州的山上建造的。至此赫鲁晓夫才答应参加这次会议。事后赫鲁晓夫感到很羞愧，因为这件事暴露了苏联人的无知。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还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各个方面，都带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

赫鲁晓夫不顾飞行员的反对，执意乘坐图波列夫型号的图-114飞越大西洋，这架飞机还处于试验阶段，还没通过规定的测试，发动机上还有一些细微的裂缝。尽管危险重重，但赫鲁晓夫坚持乘坐图-114飞机，因为这是苏联唯一不需要在中途降落、直接飞抵美国的飞机。赫鲁晓夫要乘坐这架全世界载客量最大、飞行距离最远、动力最强、飞行速度最快的飞机访问美国。这意味着苏联的渔船、货船和油轮要在冰岛和纽约之间沿着飞机的航道排成一线，万一发动机的裂缝扩大导致飞机迫降大海，这些船就可以充当救援队。

当飞机在着陆点上空盘旋时，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当时兴奋得整个神经都绷紧了。”赫鲁晓夫望向窗外，他想到了这次访问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终于让美国认识到与我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多重要了……从最初的美国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一直到现在，我们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征程。”

此刻，比起如此重大的国家利益考量，柏林反而成了次要问题。赫鲁晓夫不断回味着这样的观念：是苏联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促使艾森豪威尔寻求与苏联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我们不再是被蹂躏的、落后的、目不识丁的俄国人了，如今我们取得的成就令全世界震惊。”

艾森豪威尔在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了赫鲁晓夫的到来，地上铺着红毯，还鸣放了二十一响礼炮，这令赫鲁晓夫感到如释重负，颇为受用。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他非常自豪，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非常尊重。而苏联这个国家过去在美国人眼中曾经一文不值，甚至感染了某种瘟疫。

与其说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不如说是因为心情转好这个因素促使赫鲁晓夫在9月15日第一次会谈中就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希望“谈谈对德和约，以及对柏林的条约”。没有进一步说明，赫鲁晓夫直接表示：“我们不打算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至于艾森豪威尔，他说柏林形势“并不正常”，这一说法更让赫鲁晓夫充满期待，认为柏林会谈会在此行结束后马上展开。

随后从美国东岸到西岸的旅程伴随着戏剧性的起起落落，夹杂了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复杂感情：既迫切地寻求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认同，同时充满了不安全感，警惕着它随时对自己的冒犯。

鲍勃·霍普 ⁽²⁾ 和弗兰克·辛纳特拉 ⁽³⁾ 陪同赫鲁晓夫和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享用午餐，玛丽莲·梦露身着最紧身的连衣裙也出席了这次午宴。不过，赫鲁晓夫却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自己不被允许进入迪士尼乐园，难道里面爆发霍乱了，还是里面有一个导弹发射台？ ⁽⁴⁾ 赫鲁晓夫觉得美国不应该安排电影大亨俄裔犹太人维克多·卡特陪同他访问洛杉矶，他一直抱怨洛杉矶都让那些举家逃离罗斯托夫的流亡者带坏了。

赫鲁晓夫的美国之旅几乎在到达加利福尼亚的第一天就要宣布提前结束。在当晚众星云集的宴会上，保守的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发表了一篇演讲。之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建议波尔森把演讲中的反共言论去掉，这些话可能会冒犯赫鲁晓夫。小洛奇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全程陪同了赫鲁晓夫的此次访问。但波尔森为了给自己的国内政治形象加分，拒绝了小洛奇的建议。赫鲁晓夫对这番讲话予以猛烈回击。“我们只用了12个小时就到这里了。估计从这里回去所需的时间会更少。”赫鲁晓夫一边说一边要求助手准备返程的飞机。

作为本次访问的重头戏，戴维营会谈最初的进展很不顺利，因为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已经进行了两天言辞激烈的对话，内容无所不包，从核战争（赫鲁晓夫说他不怕这个）到取消美国向莫斯科转让技术的歧视性规定（赫鲁晓夫嘲讽说苏联不需要美国提供制造鞋子和香肠这类低技术含量的科技成果）。为了避免谈判陷入僵局，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乘坐直升机到他的葛底斯堡大农场做客，并送给他一头牛作为礼物。礼尚往来，赫鲁晓夫也邀请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孙辈到苏联访问。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同意放弃去年对柏林的最后通牒，条件是艾森豪威尔承诺就柏林的现状展开对话与协商，以找到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赫鲁晓夫以他罕见的坦率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制造柏林最后通牒只是因为“美国对苏联的高压态度，逼迫苏联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扭转被动的局面”。赫鲁晓夫说他需要和美国签订一个裁军协议，因为即便没有这么巨大的军费开支，苏联的经济也难以为继了。然后两人分别陈说了对方的武器装备是如何驱使自己展开更大量的军购的，他们总是指责对方的攻击性挑起了竞赛。

赫鲁晓夫要求将举行柏林会议的决定通过联合公报发表，并要求美方剔除“柏林会议何时举行没有时间上的限制”这句话，会谈又差点谈崩了。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但条件是在两人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要主动提及自己已经同意放弃柏林最后通牒，并在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作出肯定答复。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他满足了赫鲁晓夫最迫切的要求：就柏林问题召开巴黎四国峰会，并讨论裁军的相关事宜。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能够与艾森豪威尔达成共识，足以堵住批评“和平共处”政策是自作多情的那些人的嘴，这已经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他的路线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此次美国之行和对峰会的期待让赫鲁晓夫非常兴奋。他于12月率先削减了120万苏联军队，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联最大规模的裁军。尽管有报道说法国的戴高乐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一直在劝说艾森豪威尔放弃就柏林现状举行会谈，但这丝毫没有妨碍赫鲁晓夫的沾沾自喜和对前景的乐观心态。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

1960年5月1日，星期日

美国之行刚刚过去八个月，随着被苏联地空导弹在乌拉尔山脉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击落的那架美国间谍飞机，赫鲁晓夫高举的“戴维营精神”也随之破灭。

起初，赫鲁晓夫额手称庆，认为这件事是苏联防空技术的胜利，也是苏联转运的前兆。就在三个星期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架先进的高空侦察机进入苏联领空，尽管知道飞机的准确位置，但赫鲁晓夫的防空火力仍然没能将其击落。就是这一次，U-2飞机在位于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秘密核试验基地上空拍摄导弹发射场的照片，苏联最新研发的两架高空拦截机米格-19也没能追上它，同时还损失了其中的一架。 ⁽⁵⁾

一直受挫的赫鲁晓夫为避免承认苏联的军事失败，对美国侵入一事一直保密。但现在既然击落了U-2侦察机，赫鲁晓夫要借此事好好地玩弄一下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一架气象飞机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赫鲁晓夫最开始对此事一字不提，后来才让美国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自己在撒谎。

不过，几天后赫鲁晓夫就意识到U-2事件对他的危害比对美国大。1957年的政变被他扑灭了，但政敌此时又开始抬头。毛泽东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国的示好是“背叛共产主义”。尽管是在私下议论，但苏联的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质疑赫鲁晓夫的裁军政策，他们断言赫鲁晓夫是在自毁长城。

几年后，赫鲁晓夫向治疗他女儿的美国医生A·麦吉·哈维坦陈，U-2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事情就“不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了”。U-2事件之后，赫鲁晓夫越来越难以应付批评，人们大肆攻击赫鲁晓夫面对美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奸诈的图谋时表现得太过软弱。

本来，赫鲁晓夫争取按原计划，也就是U-2事件发生的两周后参加巴黎首脑峰会。这次峰会是赫鲁晓夫费尽周折赢得的，他将之视为自己统治阶段最辉煌的时刻。赫鲁晓夫对国内的反对者说如果他们退出这次峰会，这恰恰是正中美国强硬派，比如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下怀，杜勒斯派出间谍机就是为了破坏艾森豪威尔促进和平的真诚的努力。

5月11日，距离峰会开始还有五天，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让赫鲁晓夫失去了最后的挡箭牌。为让美国人相信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在自己的完全掌控之中，艾森豪威尔说每一次敏感任务的执行都经过了他本人批准，此次加里·鲍尔斯驾驶U-2飞机侵入苏联也不例外。艾森豪威尔说这样的冒险是必需的，因为苏联的保密工作让美国无法了解莫斯科的真正意图和实力，除了派间谍机以外别无他法。他对国家安全咨询小组说：“是为战争作好准备还是尽量避免战争，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赫鲁晓夫一到巴黎就下定决心，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就U-2事件公开道歉，他就让这次峰会不欢而散。与其继续参加一个注定会失败的会议，终止巴黎峰会在政治上对赫鲁晓夫更有利。而且在那种情形下，美国显然也不会在柏林问题上作出任何他所希望的让步。

尽管艾森豪威尔拒绝在巴黎为此事道歉，但他仍试图阻止这次峰会的破裂，他承诺停止进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艾森豪威尔还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他提出“开放天空”的方案，即允许联合国的飞机在两国的领空进行监督。不过，赫鲁晓夫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提议，因为这会戳穿他之前对苏联实力的夸大之词。

在赫鲁晓夫参加的第一轮也是唯一一轮峰会会议上，他45分钟的讲话不同寻常地字字都遵照讲稿来进行。在讲话中，他提议把会议推迟六至八个月举行，这意味着峰会要等到艾森豪威尔离任后再继续。他同时收回了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在没有预先告知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干脆使性子不参加第二天的第二轮会议。他和他的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去了马恩河畔的一个法国小镇。马利诺夫斯基一战期间曾在这儿待过，他们在那儿喝酒、吃奶酪、谈论女人。酒足饭饱的苏联领导人于当日下午返回巴黎，宣布会谈失败。

在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告别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迎来了在公共场合最露脸的机会。在会上，赫鲁晓夫用拳头猛捶桌子，甚至把一个矿泉水瓶子都震倒了。面对嘘声赫鲁晓夫猜是西德记者发出的，就称他们是“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没有消灭干净的法西斯余孽”。赫鲁晓夫警告他们如果再继续起哄，他就会打得他们“连叫都叫不出来”。

向华约各国驻巴黎大使询问工作情况时，赫鲁晓夫显得毫无节制，他用了一个低俗的笑话来比喻峰会的结果。他说有个沙皇士兵可以用自己放屁的声音唱《上帝保佑俄罗斯》，但有一次被逼着表演，发生了不幸的意外。赫鲁晓夫说大使们可以向他们的政府报告，赫鲁晓夫在巴黎对美国施加的压力让艾森豪威尔吓得把大便拉在了裤子上。

波兰驻法国大使斯坦尼斯拉夫·加耶夫斯基看出苏联领导人“情绪有点不太稳定”。加耶夫斯基觉得为了东西方关系着想，赫鲁晓夫不该来巴黎。

尽管赫鲁晓夫在巴黎丝毫不买美国的账，但放弃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却充满危险。他对艾森豪威尔不抱希望了，但他对美国仍充满信心。U-2事件已经毁掉了这次峰会，他不能让这一事件削弱他在国内的统治。

在回莫斯科的途中，赫鲁晓夫顺道访问了东柏林。他用和平使者的微笑取代了之前在巴黎的横眉立目。按计划，赫鲁晓夫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向10万名群众发表演讲。但在巴黎峰会破裂后，东德国领导人为了安全起见，将地点转移到室内的沃纳-斯兰宾德大厅。赫鲁晓夫在这里向事先挑选出的6000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发表了演说。

美国外交官本以为赫鲁晓夫会将这一危机不断升级。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赫鲁晓夫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直到美国总统大选。赫鲁晓夫说：“在这种情形下，是需要时间的。”他补充说，到时候解决柏林问题的前景会“更成熟”。

局势处于微妙的变化中，赫鲁晓夫也开始准备他的第二度访美之旅。 ⁽⁶⁾

乘坐“波罗的海号”

1960年9月19日，星期一

赫鲁晓夫的船在破旧的纽约码头靠岸了，现场没有欢迎仪式，比起一年前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盛情接待，反差巨大。这次赫鲁晓夫没有乘坐苏联最先进的客机，那架飞机正在修理中。他这次乘坐的“波罗的海号”是德国1940年的“古董”船，是德国作为战争赔偿赔给苏联的。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并向外界传递这一信息，赫鲁晓夫选派了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与他同行。一路上，赫鲁晓夫的心情剧烈起伏。他时而担心北约会击沉他毫无防备的船，时而又兴奋地让乌克兰共产党党魁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跳一段戈帕克舞为大家助兴。戈帕克舞是一种民族舞蹈，表演时要蹲着用力踢腿。

船快要靠岸时，一个苏联水手突然跳船逃走，去寻求美国的庇护。赫鲁晓夫耸耸肩，回应道：“他很快就会尝到这样做的代价，并将体会到在纽约生活是什么滋味。”另一些不快也接踵而至。在码头迎接赫鲁晓夫的是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的示威者的抗议。这些人在一艘得到特许的船上挥舞着巨大的抗议条幅。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红玫瑰，蓝紫罗，斯大林已死，你如何？ ⁽⁷⁾

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想象中能够像最早发现美洲的探险者那样到达美国，就像他孩提时读到的那样。而此刻，那些抗议的码头工人什么也不干，只能由“波罗的海”号上的船员和一群手足无措的苏联外交人员自己动手，把船系泊在东河荒废的73号码头上。赫鲁晓夫抱怨道：“瞧，这又是美国玩弄我们的肮脏把戏。”

赫鲁晓夫控制了国内新闻对这一事件的报道，这是唯一能让他挽回面子的事情。《真理报》记者根纳季·瓦西里耶夫在报道中编了一个故事：在阳光明媚的早晨（那天实际在下雨），欢乐的人群（实际上一个都没有）站在海岸边列队欢迎。

然而，这些事情丝毫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在这次出行中积极活动。他在联合国提出建立由一个西方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不结盟者组成的三人班子，取代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但他的提议被其他国家否决了。赫鲁晓夫还建议把联合国总部搬到欧洲，比如说瑞士。最后一天，赫鲁晓夫的行为又为他此行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当时，一个菲律宾代表提到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受到奴役。为表示抗议，赫鲁晓夫脱下鞋子狠敲联合国的桌子。

到9月26日，赫鲁晓夫来美国仅仅过去一周，《纽约时报》公布的一个全国性调查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成为左右美国总统选举的核心焦点和美国对外政策首要考虑的因素。美国选民正在比较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看他们谁能更好地与赫鲁晓夫抗衡。

赫鲁晓夫决定要更加聪明地运用苏联的杠杆作用去操纵美国竞选。1956年，苏联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就是因为赞扬了很受苏联人喜欢的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反而帮助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这一对搭档赢得选举。在公共场合，赫鲁晓夫藏起筹码，从不正面回答对两名候选人的看法。他说两人都代表着“美国的大财团……要用我们俄国人的话说，他们就像同一双靴子的两只脚：究竟哪一只更好呢？左脚，还是右脚？”当被问及他更倾向于谁当选时，他不露破绽地说：“罗斯福。”

然而私下里，他却努力让尼克松在竞选中失败。早在1960年1月，苏联驻美国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用伏特加、水果和鱼子酱款待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并且询问史蒂文森莫斯科怎么做才能帮他击败尼克松，苏联媒体应该称赞他，还是批评他，在哪一方面？史蒂文森回答说他不打算竞选总统了，而且他恳请缅希科夫不要向任何人提及苏联想帮助自己这件事。

然而，两党都深刻地认识到赫鲁晓夫对选举潜在的影响力，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于是双方都开始接触赫鲁晓夫。

共和党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时就与他建立了密切关系。他于1960年2月飞往莫斯科，试图使苏联领导人相信尼克松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作为尼克松可能的竞选伙伴，洛奇说：“一旦尼克松入主白宫，我相信，而且十分肯定，他必将继续维持，甚至是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小洛奇希望赫鲁晓夫保持中立，因为赫鲁晓夫任何形式的支持只会导致尼克松选票的下降。

到了秋天，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呼吁赫鲁晓夫释放加里·鲍尔斯和在北极圈附近击落的RB-47飞机上的飞行员。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考虑到双方的选票非常接近，任何这样的行动都有可能改变选举的结果，因此他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当看到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击败尼克松后，赫鲁晓夫说：“结果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最轻微的举动都会引起决定性的变化。”

民主党也在积极地对赫鲁晓夫施加影响。罗斯福总统时期的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透过缅希科夫大使向赫鲁晓夫建议，说他应该对两党的候选人都采取强硬态度。哈里曼说保证尼克松当选最稳当的方法就是公开赞扬肯尼迪。这次会面发生在距离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而且赫鲁晓夫当时还在美国，这充分显示了民主党很重视赫鲁晓夫对大选的影响。

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尽可能出言谨慎，但他对下属们坦白地说：“我们认为如果约翰·肯尼迪当选的话，改善苏美关系的希望会更大一些。”赫鲁晓夫对同僚说尼克松是反共产主义者，他和“邪恶的（参议员）麦卡锡关系紧密，他的政治生涯就得益于此人”。言下之意即是“我们不欢迎尼克松当选总统”。

尽管肯尼迪在竞选活动的演讲中对莫斯科态度强硬。但克格勃认为与其说这是肯尼迪的执政理念，倒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及肯尼迪的父亲这位反共产主义者对他的影响。赫鲁晓夫欢迎肯尼迪提出禁止核试验谈判以及他的言论：如果他当时是总统，他会就U-2事件道歉。赫鲁晓夫对此非常赞成。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相信肯尼迪在谋略上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苏联外交部长说肯尼迪“好像并不具备杰出人才应有的素质”。克里姆林宫一致认为这个年轻人是个轻量级选手，缺乏领导者必备的经验和阅历，是美国特权的产物。

两位候选人密切关注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在位于第68街和派克大街的苏联代表团驻地关注着竞选活动，这是在世纪之交时为银行家珀西·派恩建造的公寓，赫鲁晓夫偶尔也会出现在公寓的阳台上。9月26日芝加哥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尼克松与肯尼迪的首次竞选辩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现场直播总统辩论。肯尼迪面对6000万美国观众开篇就谈到赫鲁晓夫在纽约的访问，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先生的对抗是生死之争”。

尽管辩论主要涉及国内问题，但肯尼迪还是提到了苏联，他说苏联正在培养“两倍于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国却还在给教师支付微薄的工资，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修建学校。肯尼迪对此深感忧虑。他宣称要在教育、医疗、住宅建设和经济实力方面保持对苏联的优势，在这一点他一定会比尼克松做得好。

10月7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场辩论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两位候选人把焦点集中在赫鲁晓夫和柏林问题上。肯尼迪预言：“下任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年就将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保卫柏林并履行对柏林的承诺。考验我们神经和意志的时候到了。”肯尼迪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削减美国军队实力，如果他当选，他将要求国会支持军事建设，因为到了春天或冬天，“我们将直面自1949或1950年以来最严重的柏林危机”。

竞选期间，史蒂文森劝告肯尼迪尽量避免讨论柏林，因为“现在对这个分裂的城市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承诺都意味着美国在未来谈判中就必须妥协”。肯尼迪听取了建议，在演讲中对柏林问题浅尝辄止。然而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尤其是赫鲁晓夫已经对联合国的记者表示，他希望美国在大选结束后就加入到对柏林问题的谈判中来，紧接着明年4月份的联合国大会也将讨论柏林问题。

在10月13日的第三次辩论上，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弗兰克·麦吉问两位候选人是否愿意通过军事行动来保卫柏林。肯尼迪对此作了竞选期间关于柏林问题最明确的答复：“麦吉先生，基于波茨坦会议和二战的现实，我们享有在柏林驻军的条约权利。二战后美国总统直接作出保卫柏林的承诺，再次巩固了这一权利，北约各国也在捍卫这一权利……既然我们决意保证西欧的安全，这就是我们必须履行的承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任何美国人都不该有疑问，我希望西柏林社会也不要有任何疑问。我相信俄国人对这一问题也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一定会履行起维护西柏林自由和独立的承诺。”

尽管肯尼迪表面上坚定不移，但赫鲁晓夫却嗅到了使美国妥协的可能性。肯尼迪只谈到美国在柏林的条约权利，而不是道德责任。他没有像共和党往常那样吹起号角，号召解放被囚禁的民族。他甚至没说应该将自由从西柏林逐渐扩展到东柏林。肯尼迪只是单纯地谈到了西柏林。他只是在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谈论了柏林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协商的。

不过，在赫鲁晓夫试探肯尼迪的意图之前，他不得不先把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家务处理好，削弱来自中国和东德日益严峻的挑战。

莫斯科

1960年11月11日，星期五

对于这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西方国家一开始低估了它的重要性。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次会议不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81个党代表在苏联发表两周无聊而冗长的演讲而已。然而在幕后，赫鲁晓夫一面努力压制毛泽东对他共产主义世界领导地位的挑战，一面就与肯尼迪的新外交政策争取党内的支持。

苏联外交战略的众专家认为苏联应该先巩固苏中联盟，再寻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表示在没有得到美国明确的表态之前就放弃与中国的同盟关系是非常错误的，而苏联在1960年却正是这样做的。苏联驻北京大使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中国正利用U-2事件的影响和巴黎峰会的失败“首次公开而直接地”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进行攻击。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他希望在柏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能够采取更激烈的对抗路线。中国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争取克里姆林宫加大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以及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左翼的支持。

很多苏联官员私下认为，既然和美国的关系已经破裂了，赫鲁晓夫应该采取更大胆的策略，将赌注押在中国身上。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龃龉渐增，使得这一策略根本无法实施。

据赫鲁晓夫自己说，早在195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他第一次去北京时就不喜欢毛泽东。赫鲁晓夫一路上都在抱怨，从不断地倒茶（“我又喝不了那么多水”），到他认为的东道主虚情假意的奉承。而且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句句顺从，以至于赫鲁晓夫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得出结论：“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一年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向赫鲁晓夫表示，他注意到了一个逐渐形成的中苏联盟。但赫鲁晓夫却认为这一联盟是没有前景的，并指出自己对中国的担心。他说：“想想吧，他们有6亿人口，而且每年以1200万的速度增长……我们现在必须做点事来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像美国那样武装自己，但我们却不得不随时满足中国的需要，他们像水蛭一样吸食着我们的血。”

毛泽东随时准备和美国大打一仗，不论由此会带来怎样的灾难，这一想法令赫鲁晓夫极为震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解释说，中苏两国的人口加起来比美国多得多，如果开战必能取胜。他对赫鲁晓夫说：“不论战争的形式如何，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会赢，我们可能会有超过3亿多人在战争中牺牲。但这又怎么样呢？战争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中国很快就能生出更多新生儿来补充死去的人口。赫鲁晓夫开始觉得毛泽东是个“发疯的国王”。

1959年6月两国关系急剧下降，赫鲁晓夫背弃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同时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对党内说赫鲁晓夫正在背离共产主义，与西方的邪恶势力为伍。

1959年访问美国后不久，赫鲁晓夫再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这次访问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在一次国宴上，赫鲁晓夫除了称赞毛泽东所取得的革命胜利，还赞扬了自己通过与艾森豪威尔达成“戴维营精神”，为缓解世界紧张局势做出了贡献。

也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谈话时向他脸上吐了一团烟雾，尽管他知道赫鲁晓夫最讨厌别人这样做。他还说赫鲁晓夫说话东拉西扯，不着边际。毛泽东将赫鲁晓夫带到一个室外游泳池进行更深入的交谈，在这里，他对赫鲁晓夫的羞辱达到顶点。游泳健将毛泽东跃入深水区优雅地来回游着，而赫鲁晓夫只能抓着中国工作人员扔下来的救生圈在浅水区扑腾。返回的路上，毛泽东对他的医生说他这么捉弄赫鲁晓夫就像是“在他屁股上扎了一针”。

赫鲁晓夫知道自己被耍了：“旁边有翻译，所以我不能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让自己处于优势地位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好吧，我对此感到厌烦。游泳时我一直在心里咒骂。”

早在这次苏联党代会召开的五个月前就有征兆预示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将会发生多么激烈的摩擦。1960年6月20日，罗马尼亚邀请了51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到其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他们的第三次党代会。就在大会开幕的两天前，赫鲁晓夫宣布他也要参加这次大会。此前，中国代表团在前往罗马尼亚首都的途中首先访问了莫斯科，在会谈中和赫鲁晓夫产生了分歧。他的加入使一个原本不重要的地方会议变成了共产主义阵营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公开冲突。为制造舆论，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向与会代表下发了长达81页的《通知书》，表达了莫斯科反对毛泽东所说的“苏联对当前国际形势判断错误”。在《通知书》中赫鲁晓夫阐述了他将继续与美国新总统和平共处这一有争议的政策。

毛泽东没去布加勒斯特，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代他对苏联进行了反击。彭真是一位传奇的共产主义者，他参与领导了抗日战争，以及1948年共产党解放北平的战役。彭真对赫鲁晓夫空前猛烈的抨击让与会代表目瞪口呆，他把赫鲁晓夫这一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的内容分发给代表。这在两方面震惊了代表：第一，赫鲁晓夫在信中用粗鲁的言辞对毛泽东进行攻击；第二，中国人不顾保密原则公开了领导人的私人信件。

在闭幕会议上，赫鲁晓夫变得言辞恶毒，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是外交老手了，他们从没见过赫鲁晓夫这个样子。他讽刺缺席的毛泽东“像佛陀一样，理论都是从鼻子里写出来的”，“无视他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彭真反击道，现在很明显了，赫鲁晓夫组织这次会议就是为了攻击中国。他说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外交策略，只会“对帝国主义势力时而讨好，时而恐吓”。

赫鲁晓夫出离愤怒了。在震怒和冲动驱使下，他整个晚上都在唾沫横飞地下达命令，要求撤回苏联在中国所有的经济、外交和情报搜集方面的部署，这些都是苏联在中国多年才建立起来的。他宣布“在一个月之内”，他将召回1390名苏联技术顾问，终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废除343个专家合同及附件。中国多个研发和建设工程将会停止，已经开始试验投产的工厂和采矿工程也将停止。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布加勒斯特公报还是巧妙地向西方隐瞒了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不过要想在11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中继续隐瞒下去，就没这么容易了。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很多是布加靳斯特的同一批代表，但这一次规模更大，级别也更高。

赫鲁晓夫在会前、会中都极力游说与会代表，这一方式很好地限制了中国。81个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站在中国一边反对赫鲁晓夫对内实行共产主义自由化、对外和平共处的方针。即便反对苏联的只有12个国家，但这个规模也是从没有过的。

由于毛泽东没有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的闭门会议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展开了激烈的对垒。赫鲁晓夫称毛泽东是“狂妄自大的好战者”。他说毛泽东总想“高高在上玩弄他人……既然你们那么想追随斯大林，那就把他的一切都拿去吧——他的尸体、棺材和所有的一切！”

邓小平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演讲：“很明显，赫鲁晓夫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他一向如此。”这是这位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在自己的地盘上受到的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毛泽东的新战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作了最尖刻的发言。他说赫鲁晓夫曾敲诈过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坚持忠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正试图让他们忍受饥饿，迫使他们屈服。

最后，中苏达成了停火协议。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召集和驱使很多支持他的力量，这让中国很意外，再加上中国意识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制造共产主义内部的分裂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中方作出了让步。中国不情愿地接受了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观点，作为交换，赫鲁晓夫同意加大力度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资本主义敌人的反抗。

苏联将继续给中国提供援助，恢复155项未竣工建设项目中的66项。然而，毛泽东并没得到他最想要的：高端军事技术的合作。毛泽东的翻译阎明复认为这个协议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休战。长远看来，事情已经失控”。

尽管暂时稳住了中国，赫鲁晓夫还要转而安抚他的侧翼——东德。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0年11月30日，星期三

乌布利希坐在椅子的前半段，身体笔直，满腹狐疑地听着赫鲁晓夫介绍他将在1961年如何对付肯尼迪、处理柏林问题。乌布利希自10月份以来连续向赫鲁晓夫写了三封信，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一封比一封强烈。乌布利希指责赫鲁晓夫没有采取更坚决的手段，应对东德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和难民问题。

乌布利希感到赫鲁晓夫近期不会对柏林采取行动，所以他开始单方面地加强对柏林的控制。东德首次要求西德外交官必须获得东德政府的允许才能进入东柏林或东德。在一次备受瞩目的事件中，连美国驻西德大使沃尔特·道林也被拦在外边。东德的做法直接破坏了苏联试图扩大同西柏林乃至西德外交和经济合作的努力。所以，10月24日，赫鲁晓夫气愤地命令乌布利希改变现行的出入境制度。乌布利希不情愿地顺从了赫鲁晓夫，但两人的矛盾却愈来愈深。

苏联驻东柏林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向赫鲁晓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抱怨说乌布利希越来越无视克里姆林宫的指示了。苏联大使馆的二等秘书A·P·卡津诺夫向莫斯科上级发电报示警，说东德可能会关闭边界上所有的通道来阻止越来越多的难民。别尔乌辛向莫斯科报告说乌布利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限制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和经济往来，这表明这位东德领导人是一个不知变通的“老顽固”。

为了更好地保卫国家安全，乌布利希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防委员会，自任委员会主席。10月19日，这个委员会讨论了一些可能的措施，用于封锁难民逃跑的柏林边界。西方一直认为乌布利希只是苏联的一个木偶，但这个木偶却正试图控制幕后拉线的莫斯科。

在11月22日最新的一封信中，乌布利希向赫鲁晓夫抱怨东德的经济面临崩溃、难民大量外逃、西德的自由化在国际上引发轰动、西德的工厂正在源源不断向国防工业提供支持，而苏联对这一切却坐视不管。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说莫斯科“这么多年一直任由这个模糊不清的状态发展”，是时候改变一下政策了。乌布利希说等到和肯尼迪举行完峰会之后再对柏林采取行动，这样肯定正中美国下怀。

赫鲁晓夫向充满怀疑的乌布利希保证，他会在肯尼迪上任初期就推动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说他想要的不是另一次四国峰会，而是一次与肯尼迪一对一的会谈，这样他才能更好地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还告诉乌布利希，如果肯尼迪在上任后的前几个月内不愿意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话，他将会下达另一个最后通牒。

尽管乌布利希仍然半信半疑，但赫鲁晓夫这么快就要解决柏林问题的决心依然让他很受鼓舞。与此同时，乌布利希告诫赫鲁晓夫他总是凭空地保证对柏林采取行动，这只会使他的话变得没人相信。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说：“在东德国内，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你（赫鲁晓夫）只会说和平协定，但却从来没有做过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乌布利希反客为主地教训起赫鲁晓夫。

乌布利希希望赫鲁晓夫能明白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说：“柏林的局势正变得复杂起来，但对我们并不有利。”乌布利希告诉赫鲁晓夫西柏林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每天大约有5万名东德市民越过边界去为西方高额的工资而工作。东西柏林生活水平差距越大，东柏林的社会压力就越大。

乌布利希抱怨：“我们还没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他说在争取知识分子的阵地他也一败涂地，大批知识分子作为难民离开了东柏林。乌布利希告诉赫鲁晓夫他之所以无法留住那些人，是因为西柏林的教师每个月比东柏林的多赚200到300马克，西柏林医生的薪水是东柏林的两倍。他没办法开出这么高的薪酬，而且就算他给东德人民足够的钞票，东德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生活消费品。

赫鲁晓夫向乌布利希承诺他会向东德提供进一步的经济援助。

赫鲁晓夫耸了耸肩。在他打算改变柏林现状的时候，他可能会让苏联的导弹进入警戒状态，不过他相信西方国家不会为了柏林的自由而开战。“幸运的是，我们的对手不是疯子。他们还有理智，没有神经错乱。”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如果肯尼迪不同意谈判，他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让他们等着瞧自己失败的下场吧”。

赫鲁晓夫不悦地叹了口气，对乌布利希说：“我们必须要结束这种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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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茨坦协定》是1945年美、英、苏在波茨坦会议中对德国战后占领与重建的协定。内容包括三国军事占领德国，对德国进行民主化、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改造，战争赔偿、战犯起诉等问题。此协定为公报性质，并非停战的和平协定。——译者注

(2) 美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3) 美国歌手、电影演员。——译者注

(4) 美方解释是为了赫鲁晓夫的安全考虑。——译者注

(5) 苏联发射了三枚萨姆-2地空导弹，击落U-2的同时，其中一枚也击落了一架追击中的米格-19。——译者注

(6) 第二次访美是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译者注

(7) 这句话的原文是：ROSES ARE RED，VIOLETS ARE BLUE，STALIN DROPPED DEAD，HOW ABOUT YOU？——译者注

第三章　新总统的课程

我们可以接受柏林目前的形势，但我们无法有效地改善柏林的状况。不过，苏联和东德却可以在它们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时候，多多少少让柏林变得更糟。

——马丁·希伦布兰德给肯尼迪总统的交接备忘录，1961年1月

所以，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应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懦，诚意永远有待于验证。

——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1月19日，星期四，早晨

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现任总统感到是时候将他最恐怖的工作交给这位最年轻的候任总统了。现在是当选总统的就职前夜，还有不到24个小时，70岁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要把美国的核按钮交给43岁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单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就要转移到肯尼迪手中。

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能引爆美苏战争了，其中最敏感的地方就是柏林。艾森豪威尔担心一次误判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所以，艾森豪威尔打算私下和肯尼迪聊聊核战争是怎么操作的。他作为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要用自己的随身物品作为教具给新总统上一堂印象深刻的课。

艾森豪威尔担心肯尼迪没有作好担当如此重任的准备。在朋友面前，艾森豪威尔不是嘲讽地叫肯尼迪“少年天才”，就是将他视为“毛头小子”或“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二战的最后两年监督了盟军对法国和德国的占领。而在二战中，海军少尉肯尼迪最辉煌的经历不过是指挥被称为“蚊子舰队”的鱼雷艇——因为鱼雷艇实在太小了。

肯尼迪曾因挽救了鱼雷艇上11名成员的性命而成为战斗英雄，但这件事的起因却是他的PT-109鱼雷艇莫名其妙地被一艘笨重的日本驱逐舰撞毁。尽管肯尼迪没有受到调查，但对于快艇被撞的原因，艾森豪威尔的军方朋友并不买肯尼迪“天黑、雾大”的账，他们质疑这起事故是肯尼迪的疏忽造成的。

艾森豪威尔怀疑，如果没有他父亲老约瑟夫巨大的财力和肯尼迪家族无限的政治野心，肯尼迪是否还能获得总统的位置。战争期间，老约瑟夫吩咐他的侄子、熟悉波士顿政界的乔·凯恩为他的长子小约瑟夫和杰克 ⁽¹⁾ 争取更多的竞选生存空间。同样是他的父亲，通过与作家约翰·赫西的交情，将杰克的英勇事迹先后刊登在《读者文摘》和《纽约客》上，推动了杰克的政治生涯。在杰克被包装成英雄的一年后，小约瑟夫在执行一次实验性的、高风险的轰炸任务时不幸牺牲。正常计划是，小约瑟夫应先行弹射出舱，此时挂满炸弹的B-24解放者轰炸机就犹如一枚导弹，会在远程操控下撞向德国V型导弹基地，然而这枚导弹却提前爆炸了。那些最了解肯尼迪家族的人认为，他的死是他们的父亲多年来一直培养兄弟间互相竞争的结果：为了超过他的弟弟而孤注一掷地冒险使小约瑟夫失去了生命。

在这个寒冷、阴暗的早晨，肯尼迪驱车8分钟，在8点57分从乔治敦的家赶到了白宫。对于习惯拖拉的肯尼迪来说，这样准时是很罕见的。各大早报满篇都是肯尼迪家族的传记，以及时尚人士对内阁夫人们精致的舞会礼服的鉴赏。寒酸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已经结束了。只有一篇比较严肃的文章指出，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S·鲍尔将军宣布，为保证美国能对突然袭击作出快速反应，美国将首次让载核轰炸机全天候处于待命状态。

会谈之前，肯尼迪的交接主管——华盛顿传奇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给艾森豪威尔的幕僚方面送去了一份清单，里面是肯尼迪希望和他们讨论的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很可能在肯尼迪上任没几天就找上他。清单里的问题包括：老挝、阿尔及利亚、刚果、古巴、多米尼加、柏林、裁军及核试验谈判、基础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是否具备作战能力的评估”。

最后一点是肯尼迪对一个问题的速记，随着肯尼迪入主椭圆形办公室的日子临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他：“如果爆发核战争，我该怎么打？”如果履行保卫柏林的承诺要冒着引发核战争的风险，无数美国人将失去生命，肯尼迪完全不确定自己或那些希望他连任的美国选民是否真的还愿意履行这一承诺。

12月6日的第一次交接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改变了之前对肯尼迪的一些消极看法。他对克利福德的朋友、民主党政治家乔治·E·艾伦说，他“之前对这个年轻人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是我见过的最能干、最聪明的人之一”。虽然艾森豪威尔仍对肯尼迪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不太放心，但肯尼迪对问题准确的把握和理解缓解了他的忧虑。

肯尼迪很少用昵称“艾克”称呼艾森豪威尔，他在朋友面前叫艾森豪威尔“老浑蛋”。肯尼迪对即将担任新一届司法部长的弟弟鲍比说，他发现即将离任的总统智商不高，对于本应非常熟悉的问题他却不甚清楚。

肯尼迪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做出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只是在危险的历史激流中戏水，而这股激流可能会把美国卷进海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逐渐恶化的柏林问题。肯尼迪为自己的任期设计了远大的目标，把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自己的榜样。法国驻美大使埃尔维·阿尔房在比较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时说，新任总统“脑子里装了大量的事实、数据和历史知识，对于要面对的问题他拥有全面的知识……他有强烈的企图心要为他的国家和全世界做一些事情，换句话说，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肯尼迪在通往伟大的道路上有两个巨大的障碍：他取胜的是自1886年以来差距最小的选举，所以缺少民众强有力的支持；另一个事实是，林肯和罗斯福都是通过战争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一恐怖的前景是肯尼迪要尽力避免的，因为在这个年代，战争可能意味着一场核毁灭。

肯尼迪很困惑自己仅得到不到50％的选票，只比尼克松这个毫无个人魅力的人领先了一点点。肯尼迪向他的朋友、即将出任他白宫助理的肯尼斯·奥唐奈抱怨道：“我怎么会只比这样一个家伙多了几十万张票？”

除去选民，肯尼迪在政治圈中的支持度也一直疲软。虽然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但他们在参议院失去了1席、在众议院失去20席。 ⁽²⁾ 获得最多席位的南部民主党人与支持对苏联和柏林采取强硬路线的共和党人组成了国会的核心成员。在竞选中，要不是肯尼迪对莫斯科的态度比尼克松更加强硬，他可能根本就无法赢得选举。为了进一步擦亮保守的反苏招牌，大概也是为了阻止那些中伤他过去的情报散布，肯尼迪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留任了艾森豪威尔时期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和J·埃德加·胡佛。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他们都因为受到国内赞助者的巨大影响从而对外采取对抗政策，而不是寻求和解。

对尼克松的险胜使肯尼迪那天更留心地观察艾森豪威尔。他觉得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展现出来的冷静和稳重很值得学习，这些品质帮助艾森豪威尔获得连任并且赢得了广泛的公共影响。肯尼迪必须尽快树立起个人的影响力。

在关于核战略的交接报告中，肯尼迪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留给自己的武力对抗选择非常有限且毫无回旋余地。如果苏联占领柏林，肯尼迪将别无选择，要么发动一场常规战争——苏联毫无疑问会取得战争的胜利；要么就孤注一掷，打一场肯尼迪和美国的盟国都不情愿的核战争。由此看来，如何应对柏林的突发事件理所当然会成为那天早晨肯尼迪议程中最重要的一项。

然而，双方的注意力却更多地集中到老挝的激烈冲突上，以及东南亚各国倒向共产主义并由此引发多米诺效应的可能性之上。虽然柏林问题更加重要，但艾森豪威尔一再告诉肯尼迪，柏林的形势目前是个僵局，还没有一个可预见的解决途径，因此他最好先把主要精力转移给其他事情。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给肯尼迪的一份交接文件中提醒这位自诩有大局观的新总统，对于柏林问题，需要注意的恰恰是那些小事情，从确保自由出入西柏林的协议细节，到四国协定下为确保西柏林人的权利和盟国的驻军而进行的秘密行动，这些都要谨慎对待。

这份交接备忘录说道：“目前，苏联的策略是制造小事件来逐步削弱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而每一起小事件都小到我们无法声称其关乎柏林的自由，直到苏联赢得柏林。我们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抵挡这种被苏联不断蚕食的‘切腊肠战术’……我们已经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告知苏联，迫不得已时，我们会为柏林而战。”这份备忘录提醒肯尼迪：赫鲁晓夫肯定会尽早争取恢复柏林会谈，目的是使西方国家的军队撤出柏林。

然而，除了简单地告诉肯尼迪要毫不妥协以外，艾森豪威尔团队也没有什么好建议。这份备忘录说：“目前还没有人能抛开整个德国，单独就柏林问题提出一个可接受的、可协商的方案。”美国现在的立场是，东西德必须在将来的某一天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但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很快发生。备忘录说：“因此，西方国家的基本策略就是争取时间并向苏联表示自己保卫西柏林的决心，同时为解决这一问题打好基础。现在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让苏联相信西方国家愿意并且有能力维护自己在柏林的地位。”

国务院德国司司长马丁·希伦布兰德在他个人的交接备忘录中将情形描述得更加尖锐。1958年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艾森豪威尔成立了一个柏林特遣队，它囊括了美国政府主要部门的代表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大使，马丁·希伦布兰德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他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希伦布兰德写道：“我们可以接受柏林目前的形势，但我们无法有效地改善柏林的状况。不过，苏联和东德却可以在他们想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时候，多多少少让柏林变得更糟……不管我们多想找出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柏林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这严重制约了西方国家的行动。”

肯尼迪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寻求改变这一振奋人心的口号虽然帮助他赢得了选举，但却并不适用于柏林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的顾问都要求他维持柏林目前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但维持现状又不是肯尼迪的性格，同时也违背了他对选民的承诺。他曾承诺要创造性地解决那些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解决的问题。经过权衡利弊，肯尼迪决定把柏林问题放一放，优先去处理那些似乎容易达成共识的事情。

所以，寻求禁止核试验的对话成为肯尼迪对苏联做的第一件事。他认为这件事可以为缓和僵化的美苏关系树立信心，一旦通过这一谈判全面恢复了与苏联的关系，就可以转向更加棘手的柏林问题。然而，解决柏林问题的进度和优先顺序成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分歧。

在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前，他就意识到在柏林问题上，作为美国总统的态度会完全不同于身为参议员及总统候选人时的强硬。1959年2月，肯尼迪曾呼吁艾森豪威尔政府作更多准备，为实现西柏林自由而进行“极其严峻”的决战。

第二年8月，在为选举活动作各项准备时，肯尼迪宣称自己已准备好用核武器来捍卫柏林的利益，他还谴责苏联试图将美国赶出德国。“用一场核战争来捍卫我们在欧洲的地位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你被赶出柏林，就意味着你被赶出了德国。”肯尼迪在密尔沃基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当你被赶出整个欧洲，你就被赶出了亚洲和非洲。我们的时代就结束了……你必须表明有使用终极武器的意愿。”

1960年7月，肯尼迪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总统候选人党内提名，几个小时之后，赫斯特报系的报纸就刊登了一篇肯尼迪的文章。文章写道：“下一任总统一定要让赫鲁晓夫明白，没有任何缓和姑息的余地，柏林人民的自由不会被牺牲，原则性问题不会有让步。”

然而，作为参议员在密尔沃基“表明意愿”和作为总统候选人宣告“没有任何缓和姑息的余地”，与当选手操核武大权的总统毕竟是两般境况。况且苏联的核力量也在不断加强，而且苏联在柏林部署的兵力始终处于压倒性的优势。

美国在西柏林的驻军只有5000人，再加上英国的4000人和法国的2000人，盟军的总兵力只有11000人。而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部署在东德和攻击范围可以覆盖柏林的苏联军队大约有35万人。

美国情报界的权威评估——《国家情报评估》在最近的一次对苏联力量的评估中不无焦虑地说，战略形势将在肯尼迪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时发生变化，届时将严重削弱美国在柏林的地位。这份评估预测苏联通过建立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和核防御系统，到1965年就可以形成一种不对等的战略地位，到那时苏联将有胆量在柏林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向西方国家发起挑战。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提醒肯尼迪，赫鲁晓夫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苏联常规的行为模式将是在施压与和解之间不断转换”。这份文件预测在肯尼迪上任初期，赫鲁晓夫会以一个讨好者的姿态出现。但当他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会“采取施压和威胁的手段迫使西方国家参加更有利于苏联的高级别谈判”。

所以，艾森豪威尔将柏林问题暂放一旁，转而更深入地向肯尼迪介绍了老挝的问题。巴特寮 ⁽³⁾ 、亲西方的保皇军和中立军三方内战，形势向有利于老挝共产党的方向发展。危机显而易见：对于这个他从不关注的贫穷的内陆小国，肯尼迪在上任伊始就将忙于该国的军事冲突。肯尼迪最不想见到的外交开局就是向老挝派遣军队，他更愿意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就把这件事处理好。既然事实并非如此，肯尼迪则希望能够了解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以及该为军事干预作哪些准备。

艾森豪威尔把老挝问题比喻为“塞进酒瓶的软木塞”。他认为美国应该介入这一事件，甚至是单方面的介入，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共产主义取得胜利，然后这一胜利将蔓延到泰国、柬埔寨和南越。艾森豪威尔很抱歉地说：“这是我留给你的难题之一，我不想这样，但我们可能要通过战争解决它。”

艾森豪威尔讨论战争情景时的轻松心态使肯尼迪非常震惊。艾森豪威尔单独向肯尼迪讲解了50分钟核武器使用原则，这是对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最有用的一课。艾森豪威尔将肯尼迪带到椭圆形办公室，他的私人物品差不多都搬走了，只有几个箱子堆在墙角，地毯上还有艾森豪威尔练习高尔夫球的痕迹。

艾森豪威尔就一系列问题向肯尼迪作了简要介绍，从指挥秘密行动到紧急行使最高指挥官特权：如何应对突然袭击和批准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展示了如何使用密码本和计算机操作来发动一场核攻击。美国总统和他的“足球” ⁽⁴⁾ 始终形影不离。

这可能是核时代现任总统和候任总统在政权交接时最隐秘的一次意见交换。

艾森豪威尔没有反驳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期间的错误说法：艾森豪威尔听任苏联在导弹发展上领先美国，形成了“导弹鸿沟”。艾森豪威尔的沉默令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非常震惊，其实他只是在保护国家的安全机密，同时也不想给克里姆林宫加快武器升级的借口。

不过，现在艾森豪威尔却平静地向肯尼迪保证，美国仍然在军事上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在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他说：“‘北极星’的价值无可估量，它是无懈可击的。”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北极星”导弹可以从辽阔的海洋中无法探测到的地方发射并抵达苏联。正因为此，他认为，苏联如果想挑起一场核战争的话，那他们一定是疯了。然而，艾森豪威尔说，他们可能真的疯了。苏联虽然在核武器方面处于劣势，但看看二战期间和战后苏联领导人如何残忍地对待国民和敌人，艾森豪威尔估计，劣势也阻止不了那些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某一时刻发动攻击。艾森豪威尔说起苏联人时像是提到某种需要被驯服的动物，而不是可以与之协商的同伴。

就像一个小孩子向新朋友炫耀自己最中意的玩具一样，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展示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总统能以多快的速度乘直升机撤离华盛顿。他以此作为这次私人授课的结束。

“瞧这个。”艾森豪威尔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个特殊的电话，拨了一个数字，简捷地说：“三号猫眼石行动（Opal Drill Three）。”艾森豪威尔放下电话，面露微笑，让肯尼迪看着自己的手表。

不到五分钟，一架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降落在白宫后院的草坪上。螺旋桨在距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呼呼作响。随后艾森豪威尔把肯尼迪带回到内阁会议室，他们的高级幕僚仍待在那里，艾森豪威尔开玩笑说：“我向我的朋友展示了一下怎样快速地离开这里。”

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艾森豪威尔警告肯尼迪，总统的权杖并不总是有威信力的。

肯尼迪对此只是报之以微笑。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后来说肯尼迪对刚才的“演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肯尼迪肩上的职责清晰，但他即将得到的巨大权力却是迷人欲醉。肯尼迪驱车离开白宫时，他愉快地回头看了看那座即将成为他新家的建筑。

华盛顿特区

就职典礼，1961年1月20日，星期五

中午，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天上就开始飘雪。尽管是总统就职仪式前夕，但华盛顿对恶劣天气的应对很不得力。车马长龙在路上鸣笛咆哮。晚上在宪法大厅举办的就职音乐会上，三分之二有票的人没能到场。因为有很多乐手被堵在路上，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时间比计划晚了半个小时。弗兰克·辛纳特拉领衔的明星云集的演出整整推迟了两个小时。

然而到了1月20日寒冷的早晨，天空变得晴朗明媚，地上八英寸厚的积雪被一营的士兵和扫雪机清理干净。天空放晴了，为这次有史以来计划最周密、电视转播范围最广的就职仪式提供了完美的照明。大约14万英尺长的电缆连接着54个电视电路，它们将要从32个地点转播就职仪式，从宣誓到最后的彩车游行。另外还新设了大约600个电话，分布在各个重要地点供记者使用。不论肯尼迪政府与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他都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电视曝光程度最高的总统，而且是全彩直播。

肯尼迪不停地温习着最后改毕的就职演说词，就职前一天和妻子杰奎琳乘车时看，当晚泡在浴缸里看，经过了四小时睡眠后用早餐的时候还在看。对那1355个精雕细琢的字眼，只要一有时间，肯尼迪就要不断地加深印象。他在这篇演说词上投入的精力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演讲都要多得多。

早在前一年的11月，肯尼迪就告诉他的首席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伦森，这个演讲要简短、超越党派、积极乐观，不要批评前任总统，把焦点放在对外政策上。然而，就在距离发表演讲的一周前，他们在修改最后一稿时，肯尼迪仍觉得这篇演说词太长而且涉及太多的国内事务。肯尼迪对索伦森说：“我们把国内问题统统删掉。这部分太长了。”肯尼迪的观点是：“有谁会关心最低工资到底是多少呢？”

对于肯尼迪来说，更艰难的抉择是要向赫鲁晓夫传递一个怎样的信号。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的后果是不能接受的，但是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共处又显得遥遥无期。肯尼迪作为民主党内的鹰派赢得了竞选胜利，然而究竟与苏联采取对抗还是接触的策略，民主党内部也一直存在争议。

杜鲁门时期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代表了民主党内的强硬派，他深信赫鲁晓夫仍在追随斯大林的脚步，妄图统治全世界。其他民主党员如阿德莱·史蒂文森、艾夫里尔·哈里曼、切斯特·鲍尔斯则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改革家，他的主要目的是削减苏联的军费，提高苏联人的生活水平。

与苏联应该对抗还是合作，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没有作出明确表态，这反映出他心中也犹豫未定。自肯尼迪当选后，赫鲁晓夫就不断通过多种渠道试图与肯尼迪建立私下的沟通，并计划尽早举行峰会。面对这些试探，肯尼迪总是犹豫不决。

1960年12月1日，肯尼迪早早地就向苏联领导人发出了信号，请他保持耐心，不过这个信息的传递颇费周折，是通过他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传出的。罗伯特在纽约的总统交接办公室认识了一位借《消息报》记者身份潜伏在美国的克格勃官员。罗伯特年仅35岁，是他哥哥的竞选负责人，即将出任司法部长，所以当罗伯特说自己是为哥哥传话时，这位克格勃官员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消息的真实性。

这位“苏联记者”从来没有为他的报纸写过一篇文章，但他这次确实向他的上级汇报了这一信息，赫鲁晓夫很有可能知道了这件事，并由它判断出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方向。美国以这种方式传递了不止一条信息。罗伯特说候任总统非常重视两国关系，他认为1961年双方就可以达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他还说肯尼迪像赫鲁晓夫一样期盼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他希望修复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两国关系上制造的裂痕。

令赫鲁晓夫不太满意的是肯尼迪解决柏林问题的进程比苏联期望的慢很多。罗伯特说，新总统还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参加峰会。克格勃的一份报告说：“肯尼迪非常关心柏林的局势，并将努力寻求解决柏林问题的方法。但是，如果苏联接下来几个月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太多压力的话，肯尼迪必将为了西方国家的地位而反击。”

然而，这并没有打消赫鲁晓夫继续施压的念头。几天后，12月12日，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邀请罗伯特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共进午餐。美国的官员们嘲讽地称呼这位大使为“微笑的迈克”。缅希科夫拥有喜剧演员的身材，智商一般但极其自信。他蹩脚的英语曾让他闹出了很多笑话。一次乔治敦的鸡尾酒会上，他的祝酒词“抬起你们的屁股来”让在场所有女性都脸红害臊。不过，他能带来赫鲁晓夫的第一手消息，这一点让平时轻视他的人对他的邀请也不敢怠慢。

缅希科夫对罗伯特说，美苏之间很多误解是由于两国领导人把重要的问题都交给了下属处理造成的。他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两个人在一起就一定可以领导各自的行政团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因此，缅希科夫敦促罗伯特说服他的哥哥尽早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增进双方“明确而友好的互信”。

与罗伯特会面后两天，缅希科夫把几乎相同的信息传达给了赫鲁晓夫最喜欢的美国人——罗斯福时期的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天后，缅希科夫又通过与他关系很好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表达了提早举行美苏峰会的意愿。他对索尔兹伯里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进行一整天私人且非正式的会谈，收获一定比之前下属们开的所有会议都多得多。”

肯尼迪常常收到类似的主动请缨。两度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在棕榈滩的父亲家中给肯尼迪打电话，称自己愿意充当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中间人。这位之前的对手现在正试图在政府中谋得一席要职。他表示自己可以在肯尼迪就职后第一时间飞往莫斯科，把问题对赫鲁晓夫讲清楚。史蒂文森对肯尼迪说：“我认为弄清楚赫鲁晓夫是否还想将冷战进一步升级是非常重要的。”

史蒂文森的建议并没有打动肯尼迪，他没能在民主党大会之前得到肯尼迪的任命。这也使他很可能失去出任国务卿的机会。肯尼迪的国务卿职位一直悬而未决，用以激励党内的成员。比这更糟糕的是，国会中的反共主义者都认为这位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只是个和事佬。况且肯尼迪也不愿意在别人的影响下行使自己的外交政策。除此以外，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已经明确表示，肯尼迪政府最让他担心的就是他们派往莫斯科的人会像史蒂文森那样过于温和。所以肯尼迪安排史蒂文森出任联合国大使，而不是担任美苏领导中间人的角色。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连续不断的游说火力有些厌烦，他让朋友大卫·布鲁斯帮他想一个方式回应赫鲁晓夫伸出的手。布鲁斯已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他的外交经验非常丰富，二战期间曾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并在哈里·杜鲁门时期出任驻巴黎大使。

1月5日，在缅希科夫的住处酒足饭饱之后，这位苏联大使递给布鲁斯一封既没有抬头又没有署名的信。缅希科夫称这封信只是他个人的一些看法，里面确凿无误地表示：赫鲁晓夫急切地盼望和肯尼迪会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促成这次会谈。

缅希科夫说赫鲁晓夫相信在肯尼迪的领导下，两国可以“妥善解决现有的充满危机的分歧”。不过，赫鲁晓夫认为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只有在双方高层达成和平共处的共识之后，紧张状况才能得到缓和。赫鲁晓夫说其中包含“两个突出的问题”：实现裁军和解决“德国问题，包括西柏林的问题”。赫鲁晓夫希望在肯尼迪与阿登纳及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会面之前先与肯尼迪举行会谈。缅希科夫表示他听说这两次会面分别被安排在2月和3月。

布鲁斯告诉缅希科夫与这两个重要盟国的会面不会这么早。但这并没有改变赫鲁晓夫潜在的含义：他希望肯尼迪抛弃先咨询盟友再会见对手的惯例。缅希科夫说赫鲁晓夫希望能加快两人会谈的准备工作，不论是通过私人渠道还是正式渠道。为了进一步表达诚意，两人的会谈结束后，缅希科夫送给布鲁斯一个食篮，里面装满了苏联最好的伏特加酒和鱼子酱。几天后，他又一次邀请布鲁斯赴午宴，再次强调了这件事。

在距离就职仪式仅剩九天的时候，肯尼迪还曾就如何回应与苏联的请求向乔治·凯南征求了建议。凯南即将被他任命为驻南斯拉夫大使。肯尼迪自1959年1月就一直和这位曾驻莫斯科的传奇大使谈论苏联问题。凯南反对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对莫斯科采取“极端强硬”的政策。在一封信中，肯尼迪赞扬了凯南的这一立场。

凯南曾以外交官的身份从莫斯科发回一封长电报，在他的呼吁下，美国对苏联采取了“遏制政策”。1947年1月他又匿名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不过，凯南现在却不赞成他之前鼓吹的对莫斯科的强硬路线。他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已经足够强大了，有资格与赫鲁晓夫进行对话和谈判了。他还抱怨美国军方曲解了他的意思。

在总统大选期间，凯南告诉肯尼迪，作为总统他应该“通过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从而扩大苏联内部的分裂”。但改善关系不是通过正式的会谈或签署条约，而是通过私下的沟通渠道与苏联政府展开对话，实现双方的互惠互让。凯南曾说：“这件事很有难度，但我一再强调，有难度并不是不可能。”他说这种对话对于结束1948年的柏林封锁和朝鲜战争帮助很大。凯南在1960年8月的一封信中力劝肯尼迪，如果肯尼迪当选的话，他的行政团队“在上任初期就要立刻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因为政府之后将会陷入华盛顿程序性的事务中或因各种事件导致自己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

肯尼迪回信说凯南提出的大多数建议他都同意。不过，既然他即将成为总统，他希望能得到更具体更直接的建议。在和凯南同乘私人飞机“加洛林”从纽约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肯尼迪简要向凯南介绍了苏联传来的一连串口信，还让他看了缅希科夫的信。

看到这封信，凯南皱起了眉头。从信中强硬的语气可以看出这一定出自赫鲁晓夫的手笔，然后经过很多人的修改，其中既包括赞同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人，也包括反对者。与他之前建议肯尼迪及早与莫斯科展开对话不同的是，凯南此时对肯尼迪说，苏联没有任何权利以这种方式逼迫他，肯尼迪在正式就职之前不要对此事作出任何回应。也就是说，凯南建议肯尼迪打破艾森豪威尔几乎每次都公开与赫鲁晓夫交换意见的惯例，开展私人对话。

当被问及为什么赫鲁晓夫如此迫切地希望与肯尼迪举行会谈时，凯南以其独特的洞察力说，U-2事件和逐渐升级的中苏冲突削弱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所以他需要在对美关系上寻求突破来扭转颓势。凯南解释说：“赫鲁晓夫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极强的说服力，与美国达成某项协议，以此挽回失去的政治资本。”

对于肯尼迪来说，这是他听到的对赫鲁晓夫行为最清楚、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一解释也和他自己的理解吻合，即国内局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远超很多美国人的想象，即便在苏联这种独裁国家也不例外。肯尼迪很清楚，赫鲁晓夫正在努力改善国内的地位危机，但要肯尼迪在自己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举行会谈，这个理由远远不够。这位候任总统更加肯定赫鲁晓夫的事可以先放一放，柏林问题也不用急。

因此，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将成为他首次就柏林问题与苏联领导人的对话。不过，这次对话却是间接的，而且当着数千万人进行。演说词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柏林的报纸在第二天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忍受任何重负、面对任何困难支持所有的朋友，反对所有的敌人，以保证自由的存在与胜利。”

肯尼迪高调的言论其实是掩盖着他对苏联政策的不确定，他为所有的选择都留下了余地。多次的修改只是润色了一些细微之处，让这种不确定性包裹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当中，并去掉了讲稿撰写人泰德·索伦森手稿中一些对苏联过于温和的话。

讲稿的第一版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这两个超级大国不能一直继续这种鲁莽的行为，两国都被现代武器巨额的花费压得喘不过气。”

可是，肯尼迪不喜欢把美国的行为说成是“鲁莽”或不计后果的。所以，最后的版本去掉了这两种说法，改成了：“……这两个强大的集团对当前的行为都不满意，现代武器的开销使双方都不堪重负。”

还有一段初稿是这样说的：“如果合作的果实比猜疑的毒药更甜美的话，那就让双方一起最终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既不是美国治下的和平，也不是俄国治下的和平，更不是各方权力的均势——而是建立一个权力的共同体。”

国会的鹰派肯定会觉得和共产主义者建立“权力共同体”这种说法很天真，所以终稿去掉了这一概念，改成了：“如果合作的滩头堡能够战胜猜疑的丛林，那么就让双方一起努力吧，不是寻求新的权力均势，而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肯尼迪没有提到任何国家和地区——既没有提苏联，也没有提柏林。德国《世界报》赞扬了来自美国的“新鲜气息”，“强硬却又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们德国人注意到：演讲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柏林”！

肯尼迪没有直接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只是说到那些“将会成为我们对手的人”，而且在好朋友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建议下，肯尼迪将“敌人”这个词换成了“对手”。他同时指出了有望合作的领域：对太空和海洋的探索、军控谈判及检查制度，还有医疗科研。

这篇演讲有足够多的内容符合美国强硬派的胃口。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盛赞了那段为了自由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的讲话。由于在争取提早举行会谈上毫无进展，苏联大使缅希科夫在就职仪式上始终冷漠地坐着，灰色的帽子遮住了眼睛，白色的围巾裹住了脖子，他整个身体被包在一件宽大的灰色外套中。

和演讲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肯尼迪的外表，在赢得全世界好感的竞赛中这绝不是一个表面因素。肯尼迪就职之前在佛罗里达州度假时脸被晒成了古铜色，其上绽放的迷人微笑令世人为之倾倒。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肯尼迪隐藏在这一外表之下的健康问题：他那天吃了很多治疗胃病和背疼的药，还额外吃了一片可的松，用来抑制因治疗阿狄森病而产生的浮肿。就职的四天前，他一边照镜子一边对他的秘书伊芙琳·林肯表达了对治疗阿狄森病带来的副作用的震惊。肯尼迪说：“天啊！看看我这肥胖的脸！如果我这周不能减掉五磅的话，我们就得取消这次就职仪式了。”

伊芙琳·林肯负责监督这位年轻总统接受多种药物的治疗。虽然他比赫鲁晓夫年轻23岁，但他的身体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赫鲁晓夫。肯尼迪唯一期望的就是克格勃的特工不要发现他真实的身体状况。肯尼迪团队安排了两名医生通过媒体来澄清关于他疾病的谣言。在肯尼迪就职两天前，《当代健康》杂志通过分析肯尼迪团队发布的报告，刊登了肯尼迪的病史记录，这一记录比之前任何一位总统的都要全面。这篇文章引用了肯尼迪医生的话：“肯尼迪极佳的身体状况足以担起总统的重担。”文章还说肯尼迪曾战胜了很多小病，这证明“他非常强健”。肯尼迪很少抽烟和喝酒，他偶尔会在晚餐时喝一些冰镇啤酒，而且只喝台克利鸡尾酒。他不抽香烟，有时会抽一根雪茄。文章权威地宣称肯尼迪成功地将体重保持在165磅，而且他对饮食没有特殊的偏好。这就隐瞒了一个事实：肯尼迪因为胃不好，更喜欢清淡的食物。

如果仔细阅读文章，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些不安的蛛丝马迹。这篇文章列出了很多成人的健康问题，包括“患黄疸病、疟疾、坐骨神经痛及两次背部受伤”。文中没有明确提到阿狄森病。关于这个病，文章只是说“由于肾上腺功能不足，肯尼迪需要口服一些药物，而且每年要做两次内分泌检查”。文中还指出，为了缓解由于左腿略短而造成的腰痛，他的鞋需要垫高四分之一英寸，“即便穿沙滩凉鞋也是如此”。

在美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位总统像肯尼迪一样患上那么多与年龄极不相符的疾病。其他总统在就职仪式现场都戴着大礼帽，穿着很厚的外套抵御严寒。而肯尼迪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外套。他和新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露天的检阅台观看游行队伍，站立超过了三个小时。唯一供他取暖的仅是一台电热器。

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对肯尼迪形象的描述正和他想要的一样。《华盛顿晚星报》的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将他比作海明威式的英雄，“他战胜了严重的疾病。他就像灵缇犬一样优雅，像阳光灿烂的晴天那样令人陶醉”。

尽管肯尼迪成功地在媒体面前塑造了良好的形象，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对苏联领导人的行为没什么影响。就职第一天，早上八点他在林肯卧房醒来，看到世界各地的贺电，最上面是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礼物”。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苏联在美苏关系的棋盘上先手开局：在适当的条件下，赫鲁晓夫将释放RB-47侦察机上的两名飞行员，他们自去年夏天被捕后就一直关在苏联的监狱里。

这个事件将成为肯尼迪介入美苏柏林博弈的序幕。肯尼迪很快就会了解，在柏林这个地方，即便表面上取得了胜利，背后也往往隐藏着许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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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约翰·肯尼迪。杰克是约翰的昵称。——译者注

(2) 1960年正值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同时举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丢掉了一些席位。——译者注

(3) 1950年建立的老挝左翼民族主义集团。——译者注

(4) 总统身边的核按钮被戏称为“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据说这个昵称得名自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因为当时的行动计划名为“争球（Dropkick）”。——译者注

寒风中走来的“狙击手”

1961年1月4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柏林站负责人大卫·墨菲渴望成功。当他听到对他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拨通了那个秘密号码时，他的心跳开始加快。此人是一个波兰间谍，代号“狙击手”。这个号码是他在圣诞节期间收到的，仅用于紧急情况。很显然，他的身份被识破了，“狙击手”打算叛逃。他在电话中问道：“你准备好为我和我的妻子提供保护了吗？”

墨菲曾告诫中央情报局柏林专线的接线员，这个号码只用来与“狙击手”联系，如果他们错过电话，“他们就可以坐下一班轮船回家了”。打电话的人只会说，科瓦尔斯基先生让他转达一个消息。这是一系列暗语对答的第一句。“狙击手”已经为叛逃做好了计划。首先，他把三百多份文件拍成照片藏在一个树洞里，位于他华沙的家附近。这些文件包括几百个波兰间谍和组织的名字。中央情报局已经找到了这个宝藏。

现在是1月4日，中午刚过，一位从华盛顿飞来的中央情报局高官和其他情报人员在位于柏林的美国领事馆，等待着“狙击手”从寒风中走进门来。这个领事馆是对公民开放的，它位于美国在西柏林克雷大街的军事区旁边。墨菲已经准备了一间豪华办公室，里面有麦克风和录音设备，“狙击手”将在这里接受第一次问话。

墨菲事后回忆，他和助手约翰·迪莫比以往处理这种高端事件时更加紧张。部分原因是他们两年来一直收到“狙击手”的信。这些信有的很有价值，大部分则无法破译。没有人见过这个神秘的间谍，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除此收获以外，墨菲的柏林行动站（在秘密电报中缩写为首字母BOB）眼看就要输掉这场全世界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间谍战了。暗战发生在柏林，那里聚集了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多的各国间谍。

中央情报局也急需一场胜利。他们刚刚因为粗心大意，抑或是出现了内鬼，损失了彼得·波波夫上校，唯一一个渗透到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间谍。不论怎么看，美国在柏林的情报工作远没有苏联和东德做得好。墨菲认为问题在于中央情报局在间谍这一行还是个新手，经常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天真和莽撞。说到这方面，墨菲认为柏林行动站折射了美国的乐天性格，这种并不时时精于专业的性格是随美国越来越重要的全球地位而形成的。战后的15年，柏林成为墨菲的间谍机构和美国人成长起来的地方。

墨菲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于招募当地的能人。在这方面，他比莫斯科的克格勃和东德的安全部差得太远。不幸的是，社会主义阵营渗透进开放的西方社会、操控某些关键人物以及培植间谍是非常容易的；相对而言，在乌布利希严密控制和监管的东德，中央情报局要想做这些事情就难得多了。

中央情报局从战争时期的战略服务局快速转型为和平时期美国第一个文官情报机构。这个间谍机构只涉及秘密行动和情报分析这两件事。对比起来，克格勃不但经验丰富，而且从事的领域很广。这个情报部门搜罗国内国外的情报，它形成于俄国革命、历经斯大林“大清洗”的硬仗，于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锻造成型。尽管苏联的政权不断更替，但这个部门却能很好地保存自己并不断地获得成功。

墨菲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东德秘密警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在短短的15年内就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前辈——盖世太保和克格勃。通过国内不断壮大的调查队伍、德国高效的数据收集系统以及分布在西方重要地点的广大间谍网，东德和苏联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多努力付之东流，甚至他们的很多计划还没实施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领事馆里的人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下午5:30他们接到一个电话说科瓦尔斯基将在半小时以后到达。打电话的人要求科瓦尔斯基太太要得到特别的照顾。直到这时“狙击手”才暗示自己不是单独前往。在下午6:06时，一对男女从一辆西柏林的出租车上下来，两个人各带着几个小包。行动站东欧支部负责人看到他们紧张地走到领事馆门口，立刻将两人引进门内。

在处理间谍事务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事实和一开始看上去的不太一样。“狙击手”说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情妇，要求美国也要为她提供保护。之后他要求把他的情人带出讯问室，因为她只知道他是波兰记者罗曼·科瓦尔斯基。他说自己其实是迈克·格雷涅夫斯基中校，1958年之前，他一直是波兰军队反间谍部门的副手。他扮演了一个双面间谍的角色。他不仅向中央情报局汇报情报，同时也将波兰人对苏联隐瞒的信息报告给克格勃。

中央情报局将在第二天用军用飞机将他迅速转移到西德的威斯巴登市，再从那里到美国。格雷涅夫斯基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大量波兰、苏联情报官和间谍的名字。他将帮助中央情报局挖掘出潜藏在英国海军部的一条间谍链。他指出英国情报部门的乔治·布莱克是克格勃的间谍，曾担任西德反间谍部门主管的海因茨·费尔费也是克格勃的间谍。更重要的一点是，格雷涅夫斯基指出，在美国情报部门中目前也有一只尚未被发现的“鼹鼠”。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在格雷涅夫斯基的汇报结束之前，他的精神问题就已经为他供词的可信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喝了很多酒，用留声机高声播放欧洲老歌。他后来还坚称自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儿子阿列克谢——唯一健在的罗曼诺夫皇族的子嗣。他还说亨利·基辛格是克格勃的间谍。就连中央情报局最资深的特工也无法辨别他究竟是真正的背叛者还是苏联派来挑拨离间的奸细。

肯尼迪正步入了一个充满阴谋和谎言的世界，而他对此并未作好充分的准备。

第四章　肯尼迪：第一次失误

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个决定感到欣喜，认为苏联这一举动去除了两国关系中一个巨大的阻碍。

——约翰·肯尼迪评论苏联释放被捕美国飞行员，1961年1月25日

每过一天，危机都在扩大；每过一天，解决危机的难度都在增加；每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必须让国会知道，最近十天的分析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在这些爆发危机的重要阵地，胜负将立见分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肯尼迪总统于五天后在国情咨文中说，1961年1月30日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1月21日，星期六，上午10:00

上午十点，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此时是华盛顿时间凌晨两点，肯尼迪总统还没有从就职欢宴的现场返回白宫。

“你看就职演说了吗？”汤普森问道。赫鲁晓夫此刻显得非常疲惫，好像他整晚都没有休息似的，声音沙哑。

赫鲁晓夫说他不仅看了演讲，而且会让苏联报纸在第二天全文刊登演讲内容。苏联从没有为哪一任的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报社同意这么做的话。”赫鲁晓夫说这话的时候，咯咯地笑起来，他知道报社编辑当然会遵照自己的意愿。

然后，赫鲁晓夫向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示意，让他向汤普森宣读一份英文版的协议备忘录，其中有他给肯尼迪的就职礼物：“苏联政府本着真挚的诚意希望开启一个美苏关系的新局面。因此苏联决定满足美方的愿望，释放美国RB-47侦察机上的成员，弗里曼·奥姆斯特德和约翰·迈科恩。”

库兹涅佐夫说苏联还将把第三个飞行员的遗体运回美国，他的遗体是在飞机被击落后发现的。

对于何时以及何种方式释放这两名飞行员，赫鲁晓夫作了精心地谋划。他选择在肯尼迪就任的当天宣布此事，便于最大程度地向世界宣告他对美国新任政府的友好态度。然而，赫鲁晓夫却要继续监禁U-2侦察机的飞行员鲍尔斯。鲍尔斯跟RB-47侦察机飞行员的性质是不同的，他被判犯下间谍罪，并在8月的一次审判中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这两起事件的性质在赫鲁晓夫的思维里是截然不同的。对赫鲁晓夫来说，U-2事件侵犯了苏联领土主权，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个人在巴黎峰会前蒙羞，这件事绝不可原谅。因此，赫鲁晓夫会在其他时候用鲍尔斯换取更大的利益。 ⁽¹⁾

回溯到去年11月，即肯尼迪刚刚竞选成功之后，有中间人问美国驻莫斯科前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苏联领导人怎样才能实现与美国关系“全新的开始”，哈里曼的回答就是赫鲁晓夫要尽快释放美国飞行员。不管怎样，赫鲁晓夫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些飞行员已经实现了在选举中的价值。现在，他们该在外交方面发挥作用了。他们可以用来促进美国和苏联关系朝更积极的方向发展。

协议备忘录说赫鲁晓夫希望开启“美苏关系的新篇章”，过去的分歧不会妨碍“我们为了美好未来而一起合作”。赫鲁晓夫说他会尽快释放美国飞行员，只要肯尼迪同意苏联草拟的关于这一事件的声明，承诺不再侵犯苏联的领土，保证不把释放的飞行员用作反苏联的宣传工具。如果肯尼迪不接受这些条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他将以间谍罪对这两名飞行员提出指控，就像对待鲍尔斯一样。

汤普森没有请示肯尼迪，而是当场回复了赫鲁晓夫。因为他不想打扰肯尼迪在林肯卧房的第一个夜晚。汤普森说他对苏联的让步感到高兴，但是美国一直认为RB-47飞机是在苏联领空之外被击落的。因此，美国不同意苏联草案中有关美方蓄意入侵苏联的说辞。

赫鲁晓夫表现出好商量的姿态。

他说：“任何一方都有维护自己立场的权利。”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表声明。

这件事定下来之后，汤普森和赫鲁晓夫就两国社会制度的优点交换了意见，这是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之一。汤普森对赫鲁晓夫在1月6日的演讲中把美苏斗争描绘成世界范围内零和博弈的阶级斗争表示不满。不过两人的争论始终是以友善的方式进行的。这反映出两国的合作氛围正在逐步增强。

赫鲁晓夫开玩笑说，他会投票给汤普森，让他继续担任肯尼迪政府的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也希望延长任期，不过这事还没有最终确定。赫鲁晓夫眨眨眼，说他不确定如果他介入能有多大的作用。

汤普森大笑说对此他也表示怀疑。

肯尼迪得知赫鲁晓夫将要释放美国飞行员时疑窦顿生。他向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询问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不过，权衡了风险之后，肯尼迪认为他不能错失迎接飞行员回国的大好时机，同时在任期伊始，他也不能放弃与苏联关系戏剧化改善的机遇。因此他决定接受赫鲁晓夫的提议。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建议的两天后向汤普森传达了肯尼迪总统积极的回应。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单方面地做出了很多示好的举动。正如他承诺的那样，《真理报》和《消息报》完整地、未经修改地报道了肯尼迪的就职演讲，其中甚至包括赫鲁晓夫不喜欢的内容。赫鲁晓夫减少了对“美国之音”电台的干扰。他允许500名苏联老人到美国与家人团聚，批准了莫斯科的犹太剧场重新开演，还为建立美国问题研究院开了绿灯。他还将重启与美国的交换留学，并为美国作家支付稿费，无论是盗版作品还是正式出版物。政府和党内的媒体热情洋溢地报道了苏联人民对于改善美苏关系的“热切希望”。

汤普森看到赫鲁晓夫正兴致勃勃、积极主动地改善美苏关系。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肯尼迪迅速回绝了赫鲁晓夫的示好，而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肯尼迪误读了汤普森的一封电报。

这是肯尼迪执政以来所犯的第一个错误。

新国务院礼堂，华盛顿特区

1961年1月25日，星期三

肯尼迪在就职的第五天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正当这位美国第35任总统准备在会上炫耀自己成功地让苏联释放了飞行员之时，他又接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新信息，这个信息使他开始质疑赫鲁晓夫的真正动机。为了向肯尼迪证明自己的价值，汤普森大使专门为总统的第一次媒体见面会发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将肯尼迪的注意力吸引到赫鲁晓夫1月6日发表的颇具煽动性的秘密演讲上：“我相信每个要跟苏联打交道的人都该全面地理解这个演讲，因为这个演讲集中体现了赫鲁晓夫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宣传家的观点。如果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篇演讲，那么赫鲁晓夫的说辞就是在宣扬冷战，而且比之前的表述更强硬，也更直接。”

汤普森没有告诉肯尼迪和他上级，赫鲁晓夫这次的演讲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新内容。赫鲁晓夫这个所谓的秘密演讲无非就是对国内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和宣传家就去年11月八十一国代表大会作的一次迟来的汇报。甚至就在肯尼迪就职演说的两天前，克里姆林宫还在党内的出版物《共产党员》中刊登了这一演讲的缩略版，不过当时并未引起华盛顿的注意。按照汤普森的说法，赫鲁晓夫号召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武装反抗美国，与其说是将冷战升级，还不如说这是为了防止与中国外交关系破裂的权宜之计。但肯尼迪并不了解这一说辞的背景，他认定赫鲁晓夫这番话是想“改变游戏规则”。套用丘吉尔的话，就是肯尼迪认为他找到了揭开赫鲁晓夫谜团的线索。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演讲的误解导致了他不再重视和相信赫鲁晓夫任何示好的举动。

最初，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这些行为的回应态度也很积极。美国重新开放苏联蟹肉的进口，重启了民用航空的谈判，并终止了美国邮政局对苏联出版物的审查。肯尼迪也尽力去缓和大量高级军官的反苏情绪。

除此之外，肯尼迪从重要的情报信息了解到，莫斯科并不像他在竞选时所描述的那样对美国构成这么大的威胁。他还从更多细节了解到自己之前所说的苏联“导弹鸿沟”是多么荒谬。

但是，这些都没能改变肯尼迪坚信赫鲁晓夫的演讲有深刻的内涵，是将矛头明确地指向了他本人。尽管肯尼迪在五天后的国情咨文中明显透露出了自己思想的变化，但他并不想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主动表明自己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转变，而且也没有人问到这方面的问题。记者们根本就没有期望在当天会发现多大的新闻，毕竟那天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和广播直播总统的记者招待会，这一点就足够引起轰动了。这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新闻发布会有着极大的差异，之前只是对现场进行录音，经过认真的编辑后才将其公之于众。

由于参与这次发布会的媒体数量空前，所以肯尼迪将这次发布会的地点选在了新建的国务院礼堂里。礼堂是一个巨穴般的演讲厅，总统升起的演讲台和记者席之间有一段宽阔的距离。《纽约时报》称现场“如刑场一样热闹”。肯尼迪在宣布最后三个通告时才将来自莫斯科的消息透露给媒体。《泰晤士报》在第二天这样报道：肯尼迪说RB-47飞机上的两个飞行员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监禁和审问后，正乘飞机从莫斯科返回美国，这时会场低低地发出了一声惊讶的口哨。

肯尼迪谎称对苏联的举动并未承诺兑换任何条件。但事实上，他已经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严禁美方间谍机飞临苏联领空，以及这两名飞行员抵达美国后不得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肯尼迪在平静中流露出自满之情。他与苏联的第一次公开接触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肯尼迪的发言有很多内容和他之前发给赫鲁晓夫的电报一致：“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个决定感到欣喜，认为苏联这一举动去除了两国关系中一个巨大的阻碍。”

不过，在朋友和顾问面前，肯尼迪一直对赫鲁晓夫1月6日的演讲耿耿于怀，以至于他经常会在政府会议上、用餐时和闲聊中，拿着那个演讲的翻译版本大声朗读，读完后还总让大家作一番评论。汤普森建议肯尼迪将这一演讲分发给高层幕僚。肯尼迪照做了，并要求他们“阅读、批注、学习和深度挖掘”赫鲁晓夫的用意。

肯尼迪反复说：“你一定得弄明白这个，在座的其他人也是。这就是我们探究苏联意图的线索。”

赫鲁晓夫在这篇演讲中支持“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地人民用战争和起义反抗压迫者”。他声称第三世界正在革命中崛起，而帝国主义正在“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中削弱。其中有一句话是肯尼迪最常提到的，赫鲁晓夫说：“我们将通过小规模的解放战争战胜美国，我们会在全球一点一点地蚕食掉美国的势力，在南美、非洲和东南亚。”至于柏林，赫鲁晓夫保证他将“根除这根插进欧洲心脏的刺”。

因为这个演讲恰恰是在肯尼迪就职前不久发表的，所以肯尼迪错误地认为赫鲁晓夫改变政策的目的就是专门试探一下自己，因此他必须作出回应。汤普森就媒体可能提出的问题给了总统一些建议。汤普森说：“单从对付苏联的战术来说，总统采取直率的态度更好一些，即直接表明自己不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为什么他多次表示希望与美国谈判，但在肯尼迪就职的前几天却又公开宣扬冷战并决心要瓦解美国的政权。”

对于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加积极和暴力的政策，苏联和中国已经达成共识，这的确是事实。时任国务卿的克里斯琴·赫脱也曾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共产主义国家联合起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例如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用一切办法加强自身实力和国防力量，西方要特别留心”。同时，赫脱也认为，继续深化冷战这种程式化的口号“也是陈词滥调”。

艾森豪威尔在任内听过了赫鲁晓夫太多类似的叫嚣，所以他对赫鲁晓夫这次的演讲不屑一顾。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嗅觉，肯尼迪夸大了艾森豪威尔当时并不在意的地方。因此肯尼迪反而忽略了共产党这次集会最关键的一点，这一点更有助于洞察到赫鲁晓夫的窘境而不是关注他的言辞。赫脱告诉艾森豪威尔，这次会议最重大的事情是，即便莫斯科进行了四个月的说服工作以压制毛泽东的观点，但中国挑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仍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肯尼迪执政以来第一次对苏联错判有几个原因。汤普森的电报对此要负一定的责任。并且，肯尼迪本能地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在于这一态度在广大美国选民中很有市场，在于他父亲的反共主张对他的影响，还在于他承诺让自己的任期成为“伟大的时代”，而成就这一追求需要一个集结人心的事业。当然，还有他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他在哈佛大学四年级时写成了一篇优秀论文，并于1940年7月出版，论述的就是英国在慕尼黑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借用他心目中的英雄丘吉尔的著作名称《当英国沉睡时》，肯尼迪将论文命名为《英国为何沉睡》。

肯尼迪是丝毫不会大意的。

肯尼迪渴望一个巨大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似乎正在为他提供这个机会。肯尼迪政府还没有正式评估它对苏联的政策，也没有举行重要的政策会议探讨如何对付赫鲁晓夫。虽然如此，从十天前对待苏联模棱两可的就职演说，到起草最能反映美国总统政策的国情咨文，肯尼迪对待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国情咨文中，肯尼迪首先列举了国内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持续七个月的经济衰退到连续九年的农业收入下降。“但比起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变得微不足道了。”读着他自己确定的终稿，肯尼迪说：“每过一天，危机都在扩大；每过一天，解决危机的难度都在增加；每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必须让国会知道，最近十天的分析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在这些爆发危机的重要阵地，胜负将立见分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尽管十天来新的情报显示中国和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但肯尼迪仍坚持认为，依照1月6日的演讲，这两个国家“在不久前都强硬地重申了”要“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他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重新评估一下美国的整体国防战略”。

在这个可以感知到危机的时刻，肯尼迪异常明确地在言辞上将自己和自己崇拜的丘吉尔、林肯联系在一起。丘吉尔说过：“我坚信一点，要想征服，必先忍受。”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指出国内战争就是一次检验，验证是否“一个信奉自由，愿意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想献身的国家……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当自己面对相同的历史抉择时，肯尼迪对国会和公民说的是：“在我的任期结束之前，我们要再次检验，像我们这样建制和管理的国家是否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这就是肯尼迪出于误解而喊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口号。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1月30日，星期一

赫鲁晓夫此前通过多种渠道表示希望与肯尼迪尽早举行会晤，当他还在等待肯尼迪的答复时，肯尼迪却在国情咨文中首次传递出并不友好的态度。两天后，肯尼迪政府试射了第一枚“民兵”洲际弹道导弹，这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对他更大的侮辱。

四天之后，在五角大楼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麦克纳马拉再次羞辱了赫鲁晓夫，同时也让白宫很窘迫。他说赫鲁晓夫宣称的苏联对美国的武器优势正在扩大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不论在导弹技术还是全面打击能力方面，美国仍然具备明显的优势。麦克纳马拉说美国和苏联用于作战的导弹数量是相同的，尽管还没有提及美国在弹头数量上拥有6000对300的绝对优势，不过这已经是公开向赫鲁晓夫叫阵了。

由于1960年和艾森豪威尔的谈判失败，赫鲁晓夫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公开赞扬肯尼迪当选、释放美方飞行员、采取其他示好的姿态以期与新任总统尽早会晤。而他得到的却是肯尼迪的轻视、试射洲际导弹以及麦克纳马拉的讲话。这些行为让赫鲁晓夫的政敌更加激烈地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国意图的判断过于天真。

2月11日，为了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赫鲁晓夫从苏联农产区的视察中提早返回。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政敌要求他改变政策，应对他们所谓的新兴的美国好战主义。

赫鲁晓夫不得不重新布置策略了，他没能在肯尼迪制定对莫斯科的政策之前与其举行会晤。既然肯尼迪出台了令人震惊的国情咨文，赫鲁晓夫也绝对不能再示弱了。他迅速转变了对肯尼迪及美国政府的腔调，在讲话中用到了苏联核力量这些富有攻击性的话语。与此同时，苏联媒体也迅速调转了方向。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蜜月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在肯尼迪主持第一次对苏政策会议之前，误解就已经让这两位最强大的领导人的关系日趋恶化。

内阁会议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2月11日，星期六

发表国情咨文后的第12天，肯尼迪才首次召集了苏联问题高级专家，制定政府的基本政策。他完全颠倒了做事的顺序。

在正式政策出台前就被迫以口头方式制定政策方向的美国新总统中，肯尼迪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尽管这个政府才刚刚成立了20天，但参与会议的所有代表，无论是对莫斯科方面的强硬派还是温和派，大家都意识到赫鲁晓夫早先的姿态和肯尼迪强硬的回应已经让两国关系这列火车偏偏倒倒，而大家现在希望驾驶列车重回轨道。

这次期待已久的会议将提供肯尼迪他渴望的知识，给仍然不知如何与赫鲁晓夫打交道的他以启发，尽管肯尼迪已经提前在演讲中把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楚。肯尼迪的内阁会议室聚集了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和三位驻莫斯科前大使：继续出任国务院俄罗斯问题常务专家的查尔斯·波伦、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乔治·凯南，以及“无任所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

临近开会的这些天，政府收到很多电报，召开了多次预备会议。其中最忙的当属汤普森了，他发来了好几封长篇电报，旨在为新总统和政府指出其外交政策的各种严峻挑战。肯尼迪决定继续任命汤普森为苏联大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与赫鲁晓夫接触的特别渠道。这是汤普森得到任命之后第一次来到华盛顿特区，他很高兴自己能为这样一个总统效力。肯尼迪与他不仅同为民主党，而且还表示他将比艾森豪威尔更加认真地阅读自己的电报。

和他的前任相比，56岁的汤普森虽然没有波伦的魅力，也不像凯南那么睿智，但没人怀疑过他的知识和身世。他曾荣获美国的自由奖章。在纳粹包围莫斯科那段最恐怖的岁月里，美国大使已经逃离，而汤普森依然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驻留，博得了苏联人民的好感。

从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到1954年和1955年关于奥地利独立的谈判，汤普森几乎出席了战后所有与苏联的重要谈判。汤普森以行事稳健著称，无论是与使馆人员打扑克还是与苏联的政治对弈。汤普森认为现在是时候决定“我们对苏联的基本政策了”。

私下里，汤普森一直批评艾森豪威尔没能意识到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缓和冷战局势的努力。他认同赫鲁晓夫的观点，苏联的努力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汤普森在1959年3月发回的电报中说：“我们已经拒绝了苏联的友好姿态，或者说我们提出的条件是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赫鲁晓夫无法接受的。”对于赫鲁晓夫于1958年底发起的柏林危机，汤普森解释说：“我们当时正在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并加强了我们在苏联周边的军事基地建设。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们提出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建议，最终就是要瓦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并对苏联的政权造成威胁。”

距离2月11日的会议几天前，汤普森又对赫鲁晓夫作了一次认真的解读，比国情咨文发表之前的分析更加细致和全面。他认为赫鲁晓夫是最不墨守成规的，是苏联所有可能的领导人中最好的人选。汤普森以很少用于外交电报中的话语写道：“赫鲁晓夫是最务实的，并且试图让他的国家更加正常。”针对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敌，汤普森警告，在肯尼迪的任期之内，赫鲁晓夫就有可能下台，“因为自然或其他因素”。

关于柏林问题，汤普森在电报上说苏联是将德国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单独处理柏林的命运。汤普森说赫鲁晓夫最希望的是能巩固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尤其是最易受到攻击的东德”。汤普森说苏联“对德国的军事能力非常忧虑，它担心西德最终会采取行动。这样一来，苏联的选择就只剩下迎接一场世界大战，或是撤出东德”。

汤普森承认没人能预测赫鲁晓夫会如何处理柏林问题，但他自己判断，赫鲁晓夫迫于乌布利希政权越来越大的压力，会在1961年解决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难民从柏林逃往西方，柏林也日益成为西方间谍和宣传的阵地，乌布利希感到极大的威胁。汤普森说还有很多因素，从肯尼迪的贸易激励手段到苏联国内对赫鲁晓夫的压力，这些也会影响赫鲁晓夫对柏林的行动。汤普森说如果肯尼迪能够给赫鲁晓夫一些希望，让他相信柏林问题在德国9月份的选举之后就会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赫鲁晓夫就不会在这之前“将矛盾尖锐化”。

汤普森一封接一封地向肯尼迪发电报，试图给新政府提供一个速成教程，让他们快速掌握如何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周旋。他同样也在与很多主张强硬措施的不同意见对抗。美国驻西德大使沃尔特·道林从波恩发来电报，认为肯尼迪对苏联的态度要足够强硬，这样才能让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要想破坏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自己势必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任何这样尝试的结果都将是两败俱伤。

然而，身在莫斯科的汤普森则力劝肯尼迪政府用非军事的手段来对抗共产主义。汤普森说肯尼迪必须确保美国社会制度正常运转，必须保证西方盟国团结一致，还要通过实际行动向发展中国家和刚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证明未来是属于美国，而不是苏联的。汤普森担心当中国对苏联地位发出挑战时会促使苏联人民重新燃起“革命精神”，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拉丁美洲犯错。

在一份引起了华盛顿特别注意的电报中，汤普森说：“我确定，如果我们此刻认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军事打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相信苏联领导人很早以前就已经准确地评估过核战争意味着什么了。他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大规模战争达到目的已经行不通了。当然，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必须作好战斗准备，原因不言自明。”

似乎是为了平衡汤普森的影响，肯尼迪在2月9日宣布邀请哈里·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重新出山。迪安·艾奇逊当时已经退休，是个强硬派，根据多年的经验他认定，对付克里姆林宫的唯一方式就是强硬。依照肯尼迪的吩咐，这个美国最著名的鹰派将领导整个政府研究柏林、北约，以及在未来与苏联发生意外军事冲突时，权衡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使用。虽然艾奇逊不会参加他就任两天后的会议，但是他很快就会给汤普森温和的态度下一剂猛药。

2月11日召开的会议表现了肯尼迪典型的决策过程。他让这些顶尖的头脑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用一些探索性的问题去激发他们思想的火花。明白了这一套路后，邦迪在一份题为《苏联领导层的想法》的绝密文件中，将主题拟为四点：（1）苏联政府和领导人的一般情况；（2）苏联对美国的态度；（3）美国可采取的政策和态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4）肯尼迪如何以最有利的姿态与赫鲁晓夫举行谈判。

波伦很诧异地发现肯尼迪尽管在国情咨文措辞严厉，但他对苏联却基本没有什么偏见。波伦说：“从来没有哪位总统想了解这么多苏联的情况。”肯尼迪对晦涩难懂的苏联教条毫无兴趣，他想知道一些实用性的建议。“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也是一个超级大国，他似乎认为应该有一些基本前提，确保这两个超级大国不会相互攻击。”

与会人员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存在本质的差别。波伦担心肯尼迪低估了赫鲁晓夫在世界范围扩张共产主义阵营的决心。凯南则怀疑赫鲁晓夫是不是真正能做得了苏联的主。他说赫鲁晓夫要面对斯大林余党“强烈的反对”，他们反对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因此肯尼迪需要考虑这些“集体”的影响。汤普森反驳，尽管苏联是一个集体决策的政府，但赫鲁晓夫正逐渐掌控权力。汤普森认为只有在外交事务或农业生产上的严重失败才可能威胁到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他发现赫鲁晓夫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苏联可能会连续三年农业歉收。

汤普森说美国“对未来的期望”是苏联社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以消费为导向。他说：“那里的人们将迅速成为资本家。”基于跟赫鲁晓夫长久的交谈，汤普森认为苏联领导人正在争取时间推动苏联经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因此，赫鲁晓夫真正希望的是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

汤普森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赫鲁晓夫迫切地希望尽早和肯尼迪举行会晤。尽管赫鲁晓夫把U-2事件视为对他的侮辱，并导致他中断了和白宫的对话，但是现在赫鲁晓夫重新渴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汤普森认为肯尼迪应该为这次会谈打开绿灯，因为赫鲁晓夫与他国领导人的私人交往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苏联对该国的外交政策。

内阁会议室里其他人则更加谨慎。苏联将美国视为“人类的首要敌人”，他们不知道与这样的领导人会晤能得到什么好处。赫鲁晓夫曾提议在联合国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苏美会谈，波伦表示反对，他认为“赫鲁晓夫天生就喜欢站到主席台上”。哈里曼提醒肯尼迪按照协议，他应该先和自己的盟国举行会晤。

肯尼迪越发明确地向与会成员表示：不论是什么时候，他都希望与赫鲁晓夫举行一次会谈。肯尼迪觉得只有和赫鲁晓夫会晤，他才能真正释放自己的政治才能。就像他曾向自己的助手兼老朋友肯尼斯·奥唐奈说过的那样：“我要让赫鲁晓夫知道我们可以和他一样强硬。我不会借助其他人向赫鲁晓夫传递信息，我将和他坐在一起，让他看清楚他是在和谁打交道。”除此之外，其他国家，包括和美国亲近的盟友，在没有弄清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走向之前，都对关键问题小心翼翼。

肯尼迪对众人说他不想举行一次正式、成熟的“峰会”。他认为只有当世界遭受战争的威胁，或者在低级别官员为国家领导人签署重大协议磋商预热之后，才有必要召开这样的峰会。他只想举行一次私人的非正式会面，通过这次会面对赫鲁晓夫有个直观的印象，从而更好地把握与他接触的分寸。肯尼迪想要拓宽和苏联交流的渠道，以防止出现对对方的某些误判，已经有三场战争都是因为这样的误判引起了。在核时代，没有比误判造成的威胁更令他担忧的了。

肯尼迪说：“我有责任作出决策，任何顾问或者盟友都不能代我作出决定。”他还说，为了确保作决定时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他需要对赫鲁晓夫有一个深入和私人化的了解，这些都只能通过与赫鲁晓夫本人接触才能获得。同时，肯尼迪也希望美国的意见能够“精确、真实地传达给苏联领导人，并有机会与苏联共同探讨、澄清误会”。

十天以后，即2月21日，这些专家和高官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所有人一致同意肯尼迪应该着手准备邀请赫鲁晓夫进行会晤。赫鲁晓夫曾筹划3月份出席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时与肯尼迪在纽约会面。为了让赫鲁晓夫放弃这一选择，肯尼迪建议会谈安排在春天，地点选在欧洲的中立城市，斯德哥尔摩或者维也纳。汤普森亲自将这封信送往莫斯科交给赫鲁晓夫时，他将向赫鲁晓夫解释说在这之前肯尼迪需要先征求一下盟国的建议。

2月27日，邦迪以总统的名义命令国务院准备一个柏林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要提出如何处理“柏林危机中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其中包括在可能的四个占领国的会谈中，美国在德国问题上的谈判立场”。

当天晚上，汤普森带着肯尼迪总统的信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通过各种努力争取与肯尼迪举行会谈，并为改善关系而做出种种示好的姿态，如今肯尼迪终于准备对赫鲁晓夫的行为作出回应了。此时距离肯尼迪竞选成功已经过去十个星期，距离他出任总统也已经一月有余。

然而当汤普森致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让他安排时间转达这份赫鲁晓夫盼望已久的答复时，赫鲁晓夫对此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葛罗米柯说赫鲁晓夫要再次去视察苏联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因此在启程的前一天晚上和次日早上他都无法接见汤普森。葛罗米柯冷冰冰的语气明白无误地传达出了赫鲁晓夫的冷漠。

汤普森跟葛罗米柯争辩说，他的信件非常重要。汤普森说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与赫鲁晓夫见面。葛罗米柯回答说，他既不能提供见面的时间，也不能提供见面的地点。汤普森能获得连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吹嘘自己可以很容易地见到赫鲁晓夫，因此，他向华盛顿汇报此事时感到颜面扫地。

赫鲁晓夫第二天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表的演讲表明了他心情烦躁。他说“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火箭武器以及足够多的原子弹和氢弹，足以扫荡干净地球上一切的侵略者”。

这跟他之前在新年致辞中所祝愿的肯尼迪政府将为两国关系“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相去甚远。肯尼迪先前对赫鲁晓夫意图的误解，以及赫鲁晓夫感到美方轻蔑的态度后作出的愤怒回应，已经让改善关系的短暂机会转瞬即逝。

汤普森不得不飞往西伯利亚以阻止事情朝更坏的方向发展。

而就在德国内部，事情也一点儿都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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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尔斯直到一年多以后，于1962年2月10日才被释放。苏联在西柏林的尼克桥用他换回了被捕的鲁道夫·艾贝尔上校，这个名字是苏联传奇间谍威廉·费舍尔的化名。他的间谍工作成绩显著，后来苏联的邮票上还采用过他的头像。——原注

第五章　乌布利希与阿登纳：难以驾驭的盟友

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阿登纳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美国正在盲目地照搬过去的模式，忽略了政治领袖的作用，也没有去了解当前这一代人的想法。

——约翰·F·肯尼迪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说，1957年10月

西柏林已经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他们为工人和雇员提供了比我们更多的工资。他们创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而且要有所收获。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政治局会议上说，1961年1月4日

历史将会把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康拉德·阿登纳描述成两个对立德国的建国者。这两位在个性及政治立场上差异显著的领导人将各自开创自己的时代。

然而，1961年最初的几周里，两个人做了一件很类似的事情：他们都深切怀疑那个可以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对乌布利希来说那个人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对阿登纳来说则是约翰·F·肯尼迪。对两位领导人来说，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与这些超级大国的关系，确保他们的行为不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

67岁的乌布利希是一个冷淡、内向的工作狂。他不喜欢交朋友，疏远家人。他一如既往地严格贯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即将成为党内首席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库尔特·海格说：“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很受欢迎，而这种状况随着年龄增长一点儿没有改变。他完全没有幽默感。”

乌布利希对身材矮小、没有风度的赫鲁晓夫的评价是思想不坚定、才智平庸且性格懦弱。尽管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威胁东德，但相比于这些威胁，最能危及东德政权的是赫鲁晓夫对保护东德存在这一承诺的左右摇摆。

整个二战期间，乌布利希基本上一直流亡于莫斯科。二战对乌布利希的教训是只要一有机会，德国人就会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者。乌布利希决定永远不要让他的国民重获那种自由选择的机会。于是他将他的同胞置于高压统治的坚固围墙里，而捍卫这一统治的秘密警察系统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更加严密和庞大。乌布利希此生的目的就是创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此时此刻他要拯救这个国家的1700万个灵魂。

85岁的阿登纳是一个精明、古怪、缺乏幽默感、做事井井有条的人。他历经了德国上个世纪所有动乱：从第二帝国时代、德意志第一次统一、魏玛共和国的乱世、第三帝国到现如今战后德国的分裂。阿登纳的政治盟友大都已经去世或淡出了历史舞台。他担心肯尼迪由于不了解历史背景、政治经验不足以及个人性格原因，导致他无法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这些前任那样强硬地面对苏联。

阿登纳同样不信任德国人的本性，这一点他和乌布利希是相同的。但他采取的措施是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将自己的国家义无反顾地推向了美国和西方。就像他之后解释的那样：“我们的目的是消除西方国家对我们普遍的怀疑。我们必须逐渐重塑他国对德国人的信任。这一切的前提是……西方国家对德国身份的明确肯定”，以及对德国经济和政治作为的肯定。

作为第一位，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西德总理，阿登纳已经从纳粹德国的废墟中建起了一个拥有6000万人口、充满活力、市场自由的民主国家。他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持现有的状态直到西方国家足够强大之后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统一。而近在眼前的目标是，阿登纳将要在9月争取第四次连任。这位自认被历史选择的政治家将要寻求政坛的又一春。

从乌布利希和阿登纳1961年最初几天的表现来看，他们既是舞台的主角又要仰人鼻息，既能促使很多事情发生，也要受到事情的牵制。

“大房子”，共产党总部，东柏林

1961年1月4日，星期三

在政治局的紧急秘密会议上，瓦尔特·乌布利希焦躁地捋着山羊胡。这一情景和他三天前发表的积极乐观的新年致辞形成鲜明对比。

在对民众的致辞中，他滔滔不绝地历数了社会主义取得的胜利，盛赞了农村集体化政策的成功，还大肆夸耀东德经济在上一年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乌布利希不能再对党内的领导人隐瞒实情了，他们更了解实情，而且乌布利希还需要借助他们对付他的那个对手，而对方掌握的资源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乌布利希抱怨道：“西柏林已经迎来了它的繁荣时期。他们为工人和雇员提供了比我们更多的工资；他们创造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西柏林的主要城区都大规模重建了，而我们的建设却一直很落后。”乌布利希说这一情形的结果就是西柏林正在“吸走”东柏林的劳动力，东德越来越多最富才华的年轻人正在西柏林的学校学习，正在他们的电影院看好莱坞的电影。

乌布利希从没有向党内同志如此明确地说出敌人的财富正在快速增长，自己的地位正在下滑。“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而且要有所收获。”乌布利希随即公布了东德本年度的计划。他希望在这一年能够制止住难民潮，巩固东柏林的经济，保护东德免受间谍的入侵和西柏林宣传机构的影响。

参加会议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支持乌布利希，同时又补充了一些让乌布利希焦虑的问题。马格德堡地区的书记说这个假期他通过紧急砍伐才解决了圣诞树的短缺问题。短缺物资被改道运往政治意义更大的卡尔-马克思市和德累斯顿后，市民纷纷抱怨鞋子和纺织品买不到了。负责体育的政治局委员埃里希·昂纳克抱怨说西方的诱惑使东德最优秀的运动健将都流失了，严重威胁到东德的奥运会目标。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布鲁诺·劳希纳说除非立刻从苏联得到十亿卢布的贷款，否则东德就将崩盘。他报告说自己刚从莫斯科回来，那里光是为了计算援助规模的技术文件就够装满一架伊尔-14运输机了。曾从事过金属技工的东柏林党魁保罗·维纳说他无力阻止本市娴熟技工的外逃。

乌布利希的这些下属描述了一幅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的图画。他们抱怨说国内这么多的劳动力都逃向国外了，而他们却完全无法改变这种趋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作为经济供给方的西柏林，这只会让东柏林变得越来越脆弱。负责东德与西方贸易的部长卡尔·海因里希·劳劝告乌布利希不能按照赫鲁晓夫说的那样等他和肯尼迪举行会谈之后再解决这些日益加剧的问题。东德必须现在就行动。

愤怒的乌布利希非常罕见地在党内同志面前直指赫鲁晓夫“毫无必要地容忍”了柏林的现状。乌布利希知道克格勃会得到他的讲话记录，但他仍毫不留情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比起在柏林问题上继续毫无作为，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悦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乌布利希提醒党内同志是他第一个公开宣称整个柏林都应该属于东德领土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只是在之后才附和他的说法而已。

乌布利希说他要再次发挥引领的作用。

直到多年以后，西方国家才通过东德和苏联解密的文件了解到，乌布利希在1961年最初这几天的行为对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尽管向赫鲁晓夫不断施加压力会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增添潜在的风险，但乌布利希仍决定这样做，因为这一行为是符合他的政治抱负的。他不断地战胜苏联和国内的反对派，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斯大林式的国家，其程度甚至超出斯大林本人的想象。

就像他的导师斯大林一样，乌布利希的个子也出奇的矮，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而且乌布利希也和斯大林一样生理上有些缺陷，这就能部分解释他们性格上的怪癖。斯大林脸有痘痕，跛足，左臂因幼疾而伤残。而乌布利希由于在18岁时得了白喉，导致说话常带高音的假声。当他需要着力说明某一问题时音调就变得尖锐，还夹杂着难以辨认的萨克森口音。此时的听众就只能待他平静下来，把音调降低一两个八度。他穿着褶皱的西服和衬衫、戴着极不般配的领带、大肆宣扬反帝国主义的形象使他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他成了西德舞台表演中经常的丑角，东德的市民（在他们一时冲动或喝醉的情况下）也将其作为笑柄。也许是为了扭转这一形象，乌布利希简化了他的演讲，并开始穿熨烫平整的双排扣西装，佩戴银白色的领带。然而，这些变化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公众形象。

和斯大林一样，乌布利希也热衷于将人归档管理。他会记录人们的名字并根据他们的忠诚度和个人的小毛病建立档案，这有助于他操控自己人和消灭敌人。乌布利希欠缺口头表达能力和亲和力，使他不可能受到公众的欢迎，但有条不紊的组织能力弥补了不足。这一能力在统治一个中央集权的威权政府时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他的东德远没有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强大，但他学会了这位苏联独裁者获取和控制权力的技巧，创造出了惊人的成果。

乌布利希还是一个一丝不苟、囿于陈习的人。他每天早晨都先运动10分钟再开始其他的事情。他还用押韵的口号向人们宣传坚持锻炼的好处。冬季傍晚，乌布利希和妻子洛特在私人湖上滑冰之前，他会要求工作人员先把冰面打磨光滑，这样就不会出现刮擦。乌布利希不同于斯大林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处决现实或潜在的政敌。纵使如此，也不影响他把社会主义体制强加在这个被苏联占据三分之一领土的分裂国家身上。乌布利希的做法违背了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其他官员的指示，这些人怀疑他们独特的共产主义制度不太适合德国，所以没有在德国强制推行。

但乌布利希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几乎在纳粹德国垮台的同时，乌布利希就完成了对苏联占领区的规划。1945年4月30日早晨6点，距希特勒自杀仅几个小时，一辆大巴从勒克斯旅馆接走了东德未来的领导人和10名“乌布利希集团”的德国左翼分子。莫斯科的勒克斯旅馆曾是二战时流亡共产党领导人的住所。乌布利希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临时政府并重建德国共产党。

一回到德国，这个团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年仅23岁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就注意到，在当地党员面前，“乌布利希表现得就像一个独裁者”，因为他认为他们不配统治战后的德国。乌布利希在逃离纳粹德国之后曾参加了西班牙内战，随后才被迫流亡莫斯科。他毫不掩饰对这些德国共产党员的鄙视之情，他们留在了第三帝国，但对于打倒希特勒这件事却没有任何贡献，他们把事情都留给了外国人来做。

1945年5月乌布利希接见了德国各地区的100位共产党负责人。这次会见乌布利希预演了他的领导风格。有几个人表示德国随处可见苏联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行为，这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伤痛，当务之急是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一些人建议乌布利希组织合格的医生为那些因此而怀孕的妇女堕胎。还有一些人希望公开谴责苏联红军的行为。

乌布利希却厉声说道：“那些对这种事情非常气愤的人会在希特勒发起战争时更加愤怒才对吧。我们绝对不能被这种情绪左右……我不想再讨论了。会议暂停。”

这种事情之后经常发生，那些本想反驳乌布利希的人都变得沉默了，他们都认为乌布利希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而事实上，乌布利希从最开始就超越了斯大林赋予他的权力。1946年的一个例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斯大林要求乌布利希将他的德国共产党（KPD）与教条主义稍弱的社会民主党（SPD）合并，组成统一社会党（SED）。然而，乌布利希却清洗了很多社会民主党内的重要人物以巩固领导地位。他甚至让这个政党变得比斯大林希望的更加教条化。

直到1952年4月，斯大林仍告诫乌布利希：“虽然德国目前分裂成两个国家，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鼓吹社会主义。”斯大林更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国，拥有国内所有的资源并独立存在于美国的军事包围圈以外，而不是在苏联保护下偏安一隅的乌布利希的国家。然而，乌布利希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正在发动一场把80％的工业收归国有的运动，并且禁止所谓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斯大林主义的东德。

直到1952年7月，斯大林一直非常支持乌布利希强制实行公有化并加强社会镇压的计划。斯大林去世以后，乌布利希成功抵挡住至少两次党内自由派推翻他的行动，这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两次反叛行动因乌布利希反对改革而起，在苏联武力镇压了1953年的东德起义和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之后均告失败。

就像乌布利希比斯大林更有决心建设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东德，乌布利希同样比赫鲁晓夫更有决心捍卫自己的建设成果。1961年1月4日在政治局的讲话中，乌布利希直言不讳地指责逃出东德的难民中有60％是由于东德自身的问题造成的。他声明共产党必须解决住房短缺、收入微薄和退休金不足的问题，而且务必在1962年将每周的工作日从6天降为5天。他还抱怨说75％的逃跑者都在25岁以下，这证明东德的学校并没有教育好这些年轻人。

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批准了乌布利希成立一个最高级别工作小组的计划。这个小组的目的是制定计划，“彻底阻止”难民潮。

乌布利希委任了三名最忠诚、最可靠、最足智多谋的官员负责这个工作。他们是：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昂纳克，内政部长卡尔·马龙和秘密警察头目埃里希·米尔克。

国内事务正常运转以后，乌布利希准备把精力放在赫鲁晓夫身上。

联邦总理府，波恩

1961年1月5日，星期四

按照传统，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收养的孤儿将率先向康拉德·阿登纳祝贺他85岁的生日。早晨十点刚过，两个打扮成小矮人的小男孩和一个打扮成白雪公主的小女孩进入内阁大厅，西德第一任也是唯一的总理正在那里迎接送上祝福的人。一个小矮人戴红帽，披蓝披肩，穿红裤子，另一个则戴蓝帽，披红披肩，穿蓝裤子。修女们簇拥着两个畏畏缩缩的孩子向这位德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致以问候。阿登纳此时因为一直未愈的感冒而猛烈地抽噎着鼻子。

阿登纳的朋友都觉得他对肯尼迪当选过度忧虑，加重了疾病。他从美国选举之前的偶感风寒发展成支气管炎，随后又演变成肺炎，直到现在才渐渐开始好转。虽然阿登纳很虚伪地公开赞扬肯尼迪。但私下里，他担心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个有致命缺陷的人，一个软骨头。阿登纳的联邦情报局提供了一份关于肯尼迪性丑闻的报告，共产党很快将会知道如何利用肯尼迪的这一弱点。然而，肯尼迪私生活的不检点只是阿登纳不看好他的其中一个原因。阿登纳认为比他小42岁的肯尼迪就是“一个融合了海军新兵和罗马天主教童子军特点的人”，而这两种人既没有纪律性又很天真。

阿登纳知道肯尼迪对他的评价也高不到哪里去。美国新总统认为阿登纳就是一个保守的老古董，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限制了美国与苏联谈判的灵活性。肯尼迪希望社民党的竞争对手威利·勃兰特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战胜阿登纳。这位英俊帅气的柏林市长年仅47岁，他把自己比作德国的肯尼迪。

阿登纳在1961年将面对四个挑战：搞定肯尼迪、击败勃兰特、抵挡赫鲁晓夫，并且与自己日益衰老的身体作斗争。当白雪公主和小矮人背诵林中动物的诗歌来表达对阿登纳的热爱时，后者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孩子们把亲手做的礼物送给他，而阿登纳用手帕擦了擦鼻子后，把他最喜欢的萨洛蒂巧克力送给每个孩子。

这位德国历史上的伟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垂手僵立，异常严肃，身旁的两个孩子打扮成了格林童话中的精灵，神情惊恐。

我们姑且把这叫作平庸的胜利吧。

阿登纳年轻的国家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加强大。截止到1961年的十年间，西德人均月收入平均每个月增长6.5％。大到汽车、小到机械工具的制造业蓬勃发展，因此驱动，西德已经实现了全面就业，并且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西德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发展得都好。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有时一些滑稽的自相矛盾让阿登纳看上去不像是个真正的英雄。他非常保守，却又会兴致勃勃地唱德国饮酒歌；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和丘吉尔一样爱好中午裸睡；他坚定地反共，却以专制的热情掌管着他的民主国家；他渴望权力，但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会经常到意大利的科摩湖畔度假；他强烈拥护西方一体化，又非常害怕美国放弃德国；他热爱德国，但又惧怕德国的民族主义抬头。

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与阿登纳多年相交，他认为阿登纳是一个“顽固而难以理解的人”，但他看重的是能找个人愉快地聊天，或与同性发展一段亲密的友谊。他开始会非常谨慎，但之后他会花很多年来培养这段友谊，不管他们各自的处境如何。艾奇逊说：“他行动缓慢，肢体语言很少。说话轻声细语，不怎么爱笑，遇到有趣的事情时会轻声窃笑而不是哈哈大笑。”艾奇逊尤其欣赏阿登纳对那些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政治家的辛辣讽刺。阿登纳经常对艾奇逊说：“上帝只限制了人的智慧，却没有限制他们的愚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阿登纳在他生日的那天早晨轻快地来到内阁大厅，他将在这里接见前来祝贺的客人。因为1917年的一次车祸，阿登纳做了脸部的整形手术。手术后他那羊皮纸似的脸看起来更像是西藏人而不是德国人。他的颧骨很高，有一双蓝色的东方人的眼睛和凹凸不平的扁平鼻梁。一些人把他的外形比作美分硬币上的印第安人。

阿登纳12年的执政生涯已经追平了希特勒的统治时间，他用这段时间缓解了很多他的前任强加给德国的伤害。希特勒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发动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和战争。而阿登纳则给欧洲带来了宁静与和平，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明世界的德国管家。

第三帝国的崩溃仅过去八年，《时代》杂志就在1953年将阿登纳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称他的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强国……是除了苏联以外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自那时起阿登纳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加入北约，1955年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就外交关系举行谈判，之后又率领他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在1957年的选举中以明显的优势胜出。

阿登纳认为德国和柏林的分裂是东西方紧张的产物，而不是原因。所以，要想重新统一德国，唯一稳妥的方式是等美苏关系得到极大缓和之后，借着欧洲作为西方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重新联合的契机，实现德国的统一。因此，斯大林在1952年3月初提议恢复德国的统一，并保持中立化、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并且占领国要撤出德国时，阿登纳拒绝了这一建议。

批评阿登纳的人抱怨道这不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做法，更像是一个投机政客的行为。的确，在德国的第一次选举中，如果东德的普鲁士新教徒也加入选举的话，那么阿登纳这位来自莱茵兰的天主教徒很有可能落选。但据说，阿登纳一直对苏联人的动机表示怀疑。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俄国人的目的非常明确。苏维埃俄国和沙皇俄国一样，迫切地希望在欧洲征服新的领土。”

在阿登纳看来，正是由于盟国在战后不够坚决，才让苏联吞并了大片战前属于德国的领土并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从属政府。这使得西德“处于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的中间。如果我们不想夹在中间被他们碾碎的话，我们就必须加入其中一方”。阿登纳从来就没想过要保持中立，他希望自己加入的那一方和他一样信奉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

在他生日庆典的两天内，阿登纳表现得更像一个君主，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接见了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大使、德国犹太人领袖、政党主席、工会领袖、编辑、实业家、身穿艳丽服装的民间团体以及他的政敌威利·勃兰特。科隆的大主教献上了诚挚的祝福。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率领一支将军代表团向阿登纳祝寿。

时间就像稀缺物资一样实行配给：家族成员可以得到20分钟的接见、内阁成员10分钟、不太重要的人只有5分钟。西德媒体根据从政府内部传出的消息，报道说阿登纳85岁的生日庆典延长到了两天，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时间延长后阿登纳就可以在每个客人到来的间隙有充分的恢复时间。阿登纳愤怒地抗议了这一报道。他坚称真正原因是前来道贺的人实在太多了，因为他的国民都非常热爱他这位“老人家（Der Alte）”，他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接见这么多人。

在整个庆典中，对肯尼迪的担心一直萦绕在阿登纳的心头。肯尼迪政府与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对待阿登纳和西德的态度。

在竞选期间，肯尼迪就曾提到阿登纳：“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太老了而我又太年轻，我们之间没法交流。”确实，阿登纳再加一岁正好是肯尼迪两倍的年纪。然而，比年龄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们除了都信仰天主教以外，两人不同的性格和背景使他们几乎没有建立共识的基础。

肯尼迪出生在一个富有且享有特权的家庭，长大以后被无数风流女郎所环绕。他没有耐心寻找新的方法去解决那些老问题。阿登纳则是在一间19世纪晚期建造的简陋房子里长大的。他的公务员父亲非常严厉，经历了克尼格雷茨之战。这场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对抗开启了德国统一的大门。阿登纳重视秩序、经验和深思，他不相信肯尼迪所倚赖的天赋、直觉和活力。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阿登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克制住了蕴藏在德国人天性中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情结。阿登纳坚决主张西方应加强军事实力，将之视为与苏联谈判获胜的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阿登纳这一主张既在理论上，又在方法上向西方提供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总结了他们对阿登纳的赞赏，并呈递给了肯尼迪的交接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行动协调小组负责执行美国各部门的对外政策，他们说：“德国在1960年最大的进步就是明显加强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个委员会表示西德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了，在它的民众看来，它早已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临时建制了。而且，西德是“德意志帝国的继承者，它已经为德国将来的统一搭建了最基本的框架”。

美国对“阿登纳稳固的统治”予以充分的肯定。阿登纳把国家建设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刚愎自用的社民党也放弃了社会主义教条并拒绝与苏联和解，只是为了赢得一次参选的机会。社民党赞扬了西德强大的经济、坚硬的通货、巨大的出口额和健康的国内市场。这一切使得西德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尽管人口在不断增长。

美国驻波恩大使沃尔特·道林也在他个人的交接备忘录中加入了对阿登纳的赞美。他说：“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让阿登纳看到，自己掌权是正确的。这让他自信十足，尽管已经85岁，但他仍然认为只有自己执政，德国人民才能得到幸福。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是使西德保持繁荣和安全的必要条件。”道林的结论就是：“政治生活仍然是阿登纳生命的中心，他的政治天性依然非常活跃。”

然而，这些并没有改变肯尼迪所持的相反观点。他在1957年秋天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首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一直被广泛传播，使那些亲近阿登纳的人坐立不安。这位当时年轻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之前的杜鲁门政府一样，“过于将自己束缚在德国这一个政权、一个政党上。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阿登纳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肯尼迪认为西德持社会主义观点的反对党已经向西方国家表明了忠心，美国应该准备在整个欧洲实现向民主的过渡。肯尼迪写道：“美国正在盲目地照搬过去的模式，忽略了政治领袖的作用，也没有去了解当前这一代人的想法。”

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认为阿登纳即将被历史淘汰。委员会认为随着他在1957年的国会选举中扩大了优势地位，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法国总统戴高乐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并且反美情绪越来越强烈，安全委员会认为阿登纳是维系欧洲一体化以及拉近和美国关系的重要纽带。除此以外，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正在如火如荼地组建一支欧洲最大的北约军队。这支部队由11个师共291000名士兵组成，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敲了警钟，认为如果两国领导人关系淡漠了，可能会危害两国关系，滋长紧张态势。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还指出，西德人民已经厌倦了国家长期分裂，他们怀疑华盛顿的承诺是否还值得相信。他们甚至绝望地认为美苏之间发生冲突时，最大的可能是在德国的领土上，使德国尸横遍野。

肯尼迪当选后，阿登纳内心一直担心西德会被美国抛弃。这种恐惧自1959年5月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去世后就与日俱增。杜勒斯是阿登纳的朋友，也是美国政界对阿登纳最坚定的支持者。阿登纳只能通过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才能让自己在每个焦躁不安的夜晚稍稍平静一些。阿登纳遣散了肯尼迪派来的年轻聪明的顾问团队。这些人被外界称为“新边疆拓荒者” ⁽¹⁾ 或“自负的哈佛人”，是一群“没有任何政治斗争经验”的理论家。

肯尼迪对阿登纳的怀疑让后者非常痛心。时间回到1951年，当时肯尼迪以国会议员的身份首次访问德国，这个年轻人的结论是“德国最强大的政治人物”是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而不是阿登纳总理。舒马赫在两年前西德第一次选举时以微弱的劣势落败。他原本打算接受斯大林的条件，即德国恢复统一并保持中立。这样一来，西欧一体化的进程就无法更加深入，德国也不能加入北约了。艾奇逊曾认为舒马赫是一个“很残暴的人”，他想要削弱德国同西方的联系。舒马赫在1952年就去世了，但西德在1955年加入北约时，他的社民党仍然表示反对。

这并不是肯尼迪第一次在德国问题上判断错误了。1937年，还是学生的肯尼迪途经欧洲，当时希特勒已经执政四年。肯尼迪在日记中写道：“睡得很早……整体感觉是在近期应该不会再次爆发战争了。法国已经作好了抗击德国的充分准备。德意联盟是不会持久的。”

阿登纳在1957年竞选成功时打出的口号和他在柏林问题上给艾森豪威尔和苏联的建议是同一句话：不要试验（No experiments）。然而，肯尼迪在竞选中却不断地做着各种试验。他相信苏联社会潜在的变化会使谈判变得更有成果。肯尼迪说：“我们要冒一些风险为冷战带来一丝缓和。”同时他建议换一个方式与苏联人打交道，从而结束“漫长的冷战中双方的僵持、对抗以及一触即发的战争”。

阿登纳觉得这样的讲话是非常幼稚的。自1955年历史性的出访莫斯科之后，阿登纳就坚定了这一观点。他此行的目的是建立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并讨论释放德国战俘。被苏联逮捕、绑架并关进监狱的德国战俘和平民的可靠数字是75万。阿登纳寄希望于能够把其中的19万战俘和13万平民带回国。

之后赫鲁晓夫对阿登纳的辱骂和富含攻击性的讲话是阿登纳平生未遇。苏联领导人对来访的德国客人说目前在古拉格监狱的德国“战犯”只有9628人，阿登纳迫切地问道：“其他人都在哪里？”赫鲁晓夫突然爆发了：“其他人在哪？在地底下！在苏联寒冷的地底下！”

阿登纳被眼前这个人震惊了。阿登纳说：“他果断、灵活、敏锐、聪明、很有谋略，但同时又非常野蛮、没有良知……他粗暴地将拳头捶在桌子上。我也亮出了我的拳头，这是他可以理解的交流方式。”

赫鲁晓夫完全压倒了阿登纳，他用这么少的战俘就换取了阿登纳对东德政府的承认。这也是阿登纳第一次承认在莫斯科将同时有东西两个德国的大使。这次出访带给阿登纳身体上的疲劳使他的肺炎更加严重了。德国《时代周报》的记者玛丽昂·多恩霍夫伯爵写道：“让这1万人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使1700万人受到奴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写道：“苏联用这些犯人换取了德国分裂的合法化。”

阿登纳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痛苦的遭遇。他担心肯尼迪与赫鲁晓夫接触的情形会更糟，虽然赫鲁晓夫这样做的风险也会更大。正因为此，阿登纳只得将对尼克松的偏好深深地藏在心底。阿登纳甚至在尼克松竞选失利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安慰道：“我很能体会你现在的感受。”这句话的含义很清楚：他和尼克松同样痛苦。

尽管如此，在85岁的生日上，阿登纳将这些忧虑通通抛在一边，尽情地享受着他的仰慕者对他的赞颂。

按照计划，那天早晨他首先在波恩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参加了由他儿子保罗主持的弥撒，随后与那里的医生和护士共进早餐。之后他参加了一个在勒恩多夫举行的天主教仪式。勒恩多夫与波恩分别位于莱茵河两岸，是座干净的村庄。屋舍齐整，家家都有精心打理修剪的花坛。为了躲避纳粹，阿登纳自1935年就居住于此。选波恩为西德临时首都的原因，官方解释为如果选择一个大城市，会造成一种分裂态势将长期存在的印象。不过，德国人都很清楚选择这里也与阿登纳的生活经历相关。

在波恩，事情就像阿登纳期待的那样——平静且井井有条。大约400英里以外的柏林危急迫在眉睫，但阿登纳很少光顾那个城市，普鲁士的魔咒在莱茵河畔也失去了效力。阿登纳认为德国就像古代的高卢一样，根据各地喜欢喝哪种酒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他称普鲁士是喜欢喝烈酒的德国，巴伐利亚是喝啤酒的，他的莱茵河地区是喜欢喝葡萄酒的。阿登纳认为，在这三个地区中，只有喝葡萄酒的人才拥有冷静的头脑，足堪统治其他两个地区。

从阿登纳办公室的窗户向外望去，透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可以看到早晨莱茵河面的粼粼波光。阿登纳的办公室布置得非常简单：一个旧式落地钟、一幅丘吉尔画的希腊庙宇（这是丘吉尔送给他的个人礼物）和一座14世纪的圣母雕像（这是他75岁生日时内阁成员送给他的）。书桌后面是一个雅致的书橱，上面摆着精致的水晶花瓶，瓶中插着阿登纳亲手栽种并剪下的玫瑰花。他对朋友们说，如果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许会成为一个园艺师。

阿登纳的生日庆典进行得秩序井然，只有被他宠坏的21个孙辈常常扰乱秩序。西德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对阿登纳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表示赞扬时，他的孙儿们却在内阁大厅到处乱跑。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表示多亏了阿登纳，德国人得以重归自由民族的行列。

阿登纳在这两天里总共接见了300位客人，收到150份礼物。但没有谁的来访比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更意味深长了。47岁的勃兰特不仅与阿登纳格格不入，还是阿登纳的政敌。勃兰特是吕贝克市一个店员的私生子，原名赫伯特·弗拉姆。他一生都是一个左派分子。为了躲避盖世太保，他前往挪威，为了安全起见改了名字。当德国入侵挪威时，他又转迁瑞典直到战争结束。

勃兰特前来祝贺反映了西德政治的走向。社民党认为他们中立和亲苏联的政策立场使他们永远无法在选举中获胜。所以在1959年和1960年11月的巴特哥德斯堡会议上，社民党改变了国内政策并支持西德成为北约成员。同时在1960年的会议上，他们选出了勃兰特为党主席。

社民党在政治上的右倾成为阿登纳生日上最大的亮点。去年阿登纳过生日时，社民党的宣传部门曾指责他身为最高领导人却乾纲独断，滥用权力。当时只有一名中层官员送来几朵康乃馨。而今年，勃兰特亲自为阿登纳祝寿，社民党的议会领袖卡洛·施密特个人献上了85支红玫瑰。

然而，阿登纳还是不相信勃兰特和社民党成员的转变。勃兰特的个人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让阿登纳觉得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对手，而且他是社民党内参选的核心人物。因此阿登纳使出了他的一个政治策略：将最危险的对手描绘成最卑鄙的人，质疑他的出身和对国家的忠诚。阿登纳对党内的执政委员会说：“我们现在必须看看关于勃兰特的出身背景有什么可说的……”他之后在另一次党内会议上说：“任何想成为总理的人必须品德高尚并且不能有污点。这样人们才会信任他。”

当勃兰特当面质问阿登纳这样不友好的竞争是否有必要时，阿登纳故作无辜地辩解道：“如果我对你有任何不满，我一定会告诉你的。”然后他继续算计勃兰特。一些人质疑阿登纳已经这么老了，是否还应该争取连任。对于阿登纳来说，没有什么比击败社会主义者更能使他感到青春活力的了。

在一次新年的广播采访中，阿登纳为1961年将取得怎样的成就制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当被问及他有什么抱负时，他说：“我只能说1961年有12个月，这毫无疑问。没有人知道在这12个月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感谢上帝，1960年没有什么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在1961年，我们将会像以前一样辛勤而努力地工作。我希望在1961年灾难同样会远离我们。”

这就是“老人家”最大的梦想：没有任何灾难的一年，使他有更多的时间通过铁腕政策和西方国家的联合逐渐侵蚀苏联的统治。他确信赫鲁晓夫将在1961年试探一下肯尼迪，而德国的未来就取决于双方的态势。阿登纳的生日庆典临近结束时，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在会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镇静。没有人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在漫长的庆典最后，阿登纳的秘书安娜丽丝·波萍嘉猜想阿登纳总理听到这么多赞美一定感觉棒极了。

阿登纳摆摆手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感觉很好？当你像我这么老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里。所有我认识的人，所有我关心的人，我的两个妻子，我的朋友都死了。只有我还活着。这是伤心的一天。”

他和安娜丽丝浏览着成堆的贺卡时，阿登纳吐露了今年要面对的压力：过几天就要出访巴黎、伦敦和华盛顿，还需要压制勃兰特并保证柏林的自由。阿登纳说：“老年人是一个负担。我能够理解那些总是谈论我年龄并想把我赶下台的人。不要被今天的现象骗了。很多人不知道我的健康状况，也不知道我现在还非常健康。他们觉得到了这个年龄，我一定已经走不动了，头脑也不清醒了。”

他把那些贺卡放在一边，站起身来，叹了口气，然后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秘书说：“财富总是在河流的对岸。”

即便是阿登纳处在最低谷的时候，他仍然很清楚，靠着无法阻挡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的自由意志，蓬勃发展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不论是经验不足的肯尼迪，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政策的勃兰特，阿登纳预见到的危险都无法和乌布利希在东德面临的实际威胁相比，这个威胁就是：难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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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1960年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新边疆（New Frontier）”口号而得名。肯尼迪称美国现在站在60年代的“新边疆”，面临诸多机遇与挑战。语义近似于“历史关口”。其后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措施都被冠以“新边疆政策”之名。——译者注

弗雷德里希·勃兰特失败的逃亡

东德人民警察从弗雷德里希·勃兰特家的前门破门而入，这时他正藏在谷仓的干草垛里。勃兰特知道自己的罪行：拒绝执行国家规定将自家农场集体化。这个农场是勃兰特家族的私产，四代人都以此为生。

为了找到勃兰特的罪证，警察搜遍了每一个房间。他们将抽屉里的东西倒出来，掀翻了床垫，割开了镜框，推倒了书架。勃兰特的妻子啜泣着，他13岁的儿子弗雷德麻木地站着。然而，他们已经掌握了全部的证据。农夫勃兰特几星期以前写给东德总统威廉·皮克的信就是所有证据。

皮克曾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木匠。勃兰特相信如果皮克得知国内过度的集体化以及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位正直、勤政的总统一定会设法保护国内的农民和他们的财产。

敬爱的威廉·皮克总统：

市政委员会的代表取消了我经营农场的权利。事实上我的粮食产量一直是最高的，而农场主格拉泽管理的集体化农场里的土豆都烂在地里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警察要没收我所有的农用设备和存货。他们把我那几匹漂亮的小马驹拉出去宰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强盗的行为。我非常期待你的帮助，尽快把这几件事情调查清楚。如果我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将会申请一个出境许可证。之后我将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我就可以远离这片不公平的土地，安享晚年了。为了自由和统一！

弗雷德里希·勃兰特

勃兰特和成千上万的东德人一样，成为乌布利希在1956-1960年间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加快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目标的受害者。乌布利希在平定了两次自由派推翻他统治的尝试之后，以一种复仇的心态执行着斯大林的计划。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起义让苏联领导人看到了东德领导阶层过分自由的代价就是政党的涣散。

这一计划的前两年就产生了数量可观的6000个农业合作社。很快这样的合作社就简称为LPG（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 Genossenschaft），这是它冗长的德语名称的缩写。对于乌布利希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因为70％的可耕种土地仍然归国内75万个私有农场所有。所以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间，共产党派出游说小组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威逼利诱当地的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化。到1959年底，政府为那些仍然没有加入集体化的农民制定了根本无法完成的指标。之后，国家安全部门开始逮捕那些抵制集体化的农民。

勃兰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顽固分子之一。国家的19000个合作社和几十个其他的国有农场在当时已经控制了90％的可耕种土地，生产的农产品占总量的90％。这对于乌布利希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他还把私营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总份额降到了只有9％。然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国内成千上万的技术娴熟的工厂主和农民都逃离了这个城市。而管理这些国有企业的人更善于表现自己对共产党多么忠诚，却并不精于管理。

警察的行为把勃兰特全家吓坏了。他们没有进一步搜出这名嫌疑犯就离开了农场。为了限制勃兰特一家逃往西方，警察拿走了勃兰特和他妻子的身份证。在这个经常会不定期检查个人证件的国家，勃兰特一家都成了黑户。当局随后会回来逮捕勃兰特，以抵制集体化和密谋逃离国家的罪名。这几项罪名足以判处勃兰特入狱三年。

所以勃兰特决定当晚就加入逃亡者的行列。自从战争结束到1961年，逃离苏联占领区和东德的人数多达400万。为了避开警察可能的检查，勃兰特没有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而是趁着茫茫夜色骑了四个小时自行车来到他妻子的妹妹家里。她家在东柏林泰尔托运河附近，离边境线很近，只需要跨过一座桥即可出境。妹妹愿意掩护他逃跑。想趁着边境的哨所还没得到他的情况之前逃走，同时又怕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来亲属家搜查，和妹妹简单交流之后，勃兰特决定马上上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开放的边界去另一边工作、购物、找朋友。如果勃兰特运气好的话，他很有可能逃过身份检查。

勃兰特的妻子第二天从她妹妹那里得知丈夫的计划，决定带着孩子一起逃。农场已经失去，丈夫可能已经安全抵达，她作出这个决定没有丝毫犹豫。相貌相似的妹妹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她。如果她被抓住，她会说这是从妹妹那偷来的。没有了丈夫，生活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当她走上那座他丈夫可能也同样走过的桥时，她被边境警察拦住了。不能承受的紧张让她瘫坐在地，哭了起来。她肯定警察一定是识破了她的身份。但是，那一晚幸运是属于她的。边境警察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弗雷德里希太太的身份证就让她走了。他们常常是那么随意就决定了对东德人的生杀予夺。

当她和孩子到达位于西柏林的马林菲尔德难民营时，负责登记的官员说这里没有她丈夫的名字，也没有符合她描述的人来过这里。她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了三天之后，一个从他们村子过来的朋友告诉她，弗雷德里希·勃兰特没能越过边境，被抓起来关进监狱了。对他的指控是乌布利希经常说的“危害公共秩序和反社会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当局对监禁勃兰特的进一步解释是他在信中诋毁东德为一个不公平的国家。

勃兰特的同乡好友劝她留在西方。但她反驳：“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西边能做什么？我不能让弗雷德里希一个人在牢里无依无靠。”

她第二天一早和孩子回到了家。她希望在丈夫坐牢的这段时间能够在集体农场中找一份工作，撑持败落的家庭。她和孩子短暂的自由变成了年复一年的失望，他们淹没在东德了无生趣的社会里，静静地等待着弗雷德里希刑满。

弗雷德里希·勃兰特被捕是乌布利希的一次小胜。但乌布利希很清楚，如果得不到赫鲁晓夫更加坚定的帮助，他将在应对难民潮这个更大的战场上一败涂地。

第六章　乌布利希和阿登纳：小人物左右大局

我们这个国家是在没有任何原始资源的条件下建立的，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我们门户洞开，暴露在世界两大阵营交锋的中心……民主德国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西德经济的繁荣，这是近10年来约200万人逃离本国的主要原因。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1961年1月18日

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立场，以及弄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赫鲁晓夫给乌布利希的回答，1961年1月30日

东柏林

1961年1月18日，星期三

瓦尔特·乌布利希从没给赫鲁晓夫写过造成这么大影响的信。虽然信上写着“绝密”，但乌布利希很清楚苏联所有高级官员都将传阅信的内容。同时，他也会将这封信的副本转寄给其他共产主义盟国，盼望着他们支持自己再次对赫鲁晓夫施压。

在这封15页的信中，每一个字都饱含了冲击力。两人在莫斯科的会谈刚过去两个月，乌布利希就再次怀疑赫鲁晓夫是否打算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劝他保持耐心，但乌布利希觉得自己的问题正在急剧扩大，已经等不到先让赫鲁晓夫试探与肯尼迪的关系了。

乌布利希抱怨：“自从赫鲁晓夫同志在1958年11月声言解决西柏林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当然，他也作了一些让步，在信中承认赫鲁晓夫花费了很多时间让其他国家相信“西柏林非常规的状况一定要解决”。不过，他在信中仍然用主要篇幅来表达现在是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时刻了，以及他认为该如何解决。乌布利希解释道：“即使是莫斯科的对手北约也意识到通过谈判改变西柏林的现状是不可避免的。”

乌布利希接着说，来年的情形非常利于行动，因为阿登纳在9月的大选之前会尽力避免一切混乱和冲突，而肯尼迪也会尽全力避免让自己在上任的第一年就惹上麻烦。

随后，乌布利希大胆地提出了他所谓的“民主德国的要求”。乌布利希详细列出了他希望赫鲁晓夫在来年完成的事情，口吻更像是个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他让赫鲁晓夫终止战后盟国占领西柏林的权利，迫使西方国家减少驻军直至完全撤出，确保撤走西方电台和间谍机构并消除它们一切破坏性的影响。

乌布利希这份清单很长，涉及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希望借助赫鲁晓夫使东德获得在柏林的各项国家职能。而如今，从邮政到航空的这些大小职能仍然处于四国的控制之下。乌布利希尤其希望关闭所有由西德进入西柏林的航线，这样他就可以阻止每天的定期航班和包机将成千上万的难民运往西德，建立新家、谋求高薪的工作。

如果乌布利希能控制所有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他就可以掐住西柏林的咽喉，久而久之，就能使它丧失作为自由的西方城市的生存能力。乌布利希知道他的建议和斯大林1948年发动的柏林封锁有些相似，这一策略后来宣告失败。不过，他引用赫鲁晓夫的观点说苏联这次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苏联已经弥补了与西方在军事上的差距，而且苏联现在的对手肯尼迪也比杜鲁门优柔寡断。

乌布利希认为有三件事赫鲁晓夫应该立刻定下来并公开发表声明。

小人物正疯狂地试图掌控大局。

第一，他要求赫鲁晓夫发表一份声明称莫斯科将逐渐增加对东德的经济援助，以此昭告西方国家对其搞“经济讹诈”是必定失败的。第二，他恳请赫鲁晓夫对外宣称4月将举行东德与苏联的峰会，以此抬高乌布利希及东德在与西方谈判时的地位。最后，他要求赫鲁晓夫召开华约组织峰会，号召盟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东德。乌布利希抱怨说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一直袖手旁观，一点儿忙都没帮。他在信中写道：“虽然这些国家都报道了柏林的问题，但它们骨子里仍然觉得这件事和自己无关。”

乌布利希提醒赫鲁晓夫是苏联让东德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建国，现在乌布利希还要在这种条件下捍卫克里姆林宫在全球的地位。他给赫鲁晓夫上课：“我们这个国家是在没有任何原始资源的条件下建立的，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我们门户洞开，暴露在世界两大阵营交锋的中心。”

乌布利希抱怨战后的前十年苏联以赔偿为理由获取了东德的经济资源，包括撤走东德全部的工厂，严重破坏了东德的复兴。而美国则实行马歇尔计划，为西德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和贷款，帮助西德重建。

也许战争赔偿在当时是合理的，乌布利希承认苏联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也勉强认可了作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者苏联巩固自身的需求。但是现在，乌布利希认为，赫鲁晓夫应该意识到这些行为导致了东德在与西德的竞争中是多么被动。从战争结束到1954年，西德人均投资额是东德的两倍。他写道：“这是我们在生产力和生活质量上落后西德这么多的主要原因。”

总之，乌布利希就是想告诉赫鲁晓夫一句话：是你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如果我们挺不住了，损失最大的是你，所以现在就帮我们脱离困境。乌布利希曾在去年11月增加了东德的经济要求，赫鲁晓夫基本同意。现在乌布利希又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更多需求。他说：“民主德国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西德经济的繁荣，这是近10年来约200万人逃离本国的主要原因。”这也让西德能够对东德“一直施加政治压力”。

要买一双鞋子，东德的工人需要付出三倍于西德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且在东德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东西。西德平均每1000人拥有67辆汽车，而东德每1000人仅拥有8辆。东德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8％，这一数字根本无法反映大多数市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因为这些数字中出口苏联的重工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对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任何意义。西德1960年的人均收入是东德的两倍，直接结果就是逃跑的难民增加了32％，从14万人增加到18.5万人，平均一天有500多人外逃。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乌布利希建议赫鲁晓夫大幅削减东德对苏联尚未还清的战争赔偿，同时对东德提供更多的原材料、半成品和基本食物，如肉和黄油。他同时也在寻求新的紧急贷款，之前曾让赫鲁晓夫向东德出售黄金。他写道：“如果我们得不到这笔贷款，我们就无法将人民的生活标准维持在1960年的水平。届时，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将严重短缺，我们也将面临一次严峻的危机。”

乌布利希传达给赫鲁晓夫的信息很明确：如果你现在不立刻提供援助，你将再次面临起义。1957年紧随“匈牙利事件”而来的苏联“倒赫政变”差点将赫鲁晓夫赶下台，所以乌布利希知道赫鲁晓夫是不会无视他的警告的。

乌布利希一方面狮子大开口，同时威胁赫鲁晓夫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后果会很恐怖。这封信可能会惹恼赫鲁晓夫，但乌布利希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如果赫鲁晓夫不采取任何行动，整个东德和他自己都将彻底崩盘。

在同一天，乌布利希通过赫鲁晓夫的宿敌——北京间接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乌布利希没有征得赫鲁晓夫的同意，也没有提前通知赫鲁晓夫就派出了一支高级别代表团出访北京，对党无比忠诚的政治局成员赫尔曼·马特恩担任代表团团长。鉴于乌布利希私下了解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之间分歧严重，这次访问在时机和具体执行方面都表现得很不合适。

代表团的航班必须经过莫斯科，莫斯科高层才知道有这样一次访问。当时负责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政治局成员尤里·安德罗波夫要求代表团在机场短暂停留时，向他简要汇报行程。马特恩坚称这次访问只是纯经济目的。他说，目前东德的需求正在增加，而克里姆林宫则不断抱怨对东德的援助花费太多，乌布利希很清楚在这种局势下赫鲁晓夫是不会反对这次访问的。

但这次访问从时间到安排都是政治性的。在中国，副总理陈毅接待了代表团。陈毅是毛泽东的心腹近臣、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传奇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元帅。他对马特恩说中国认为台湾和西柏林的形势“非常相似”，它们都是共产主义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但又都被“帝国主义占领了”。

东德和中国领导人同意在恢复本国领土这一问题上互相支持，这是对赫鲁晓夫的直接挑战。中国认为在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台湾是东边斗争的前线，而柏林是西边的前线。身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两条战线上都表现软弱。此外，陈毅还承诺中国会帮助东德将美国人赶出柏林，因为柏林的形势会影响到全球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斗争。

陈毅提醒东德，中国在1955年曾经炮击了台湾附属岛屿金门和马祖，此事引发了一场危机，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打算使用核武器。陈毅接着说，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因为北京需要“告诉美国和全世界，我们不会和当前（台湾）的形势妥协。我们也是为了消除过去对美国的印象，美国并没有强大到没人敢惹，不是所有人都要屈服于他们的威慑”。

陈毅认为现在在柏林问题上也很有必要下这样的决心。

中国与东德间热烈的气氛与中苏间持续的冷淡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的会议上，乌布利希才了解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暗战有多么激烈。他成功利用了双方的矛盾，增加了苏联对东德的经济援助。赫鲁晓夫当时说他要给东德提供一项毛泽东做不到的经济援助，那就是在苏联国内成立与东德的合资企业。其他盟国都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援助。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表态：“我们不是中国，我们不怕给德国的援助过大……民主德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

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赫鲁晓夫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协商，两国暂时停止论战。但三个月后，中国逐渐成为赫鲁晓夫最为棘手的问题。正当东德在北京寻求经济援助时，中国则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鼓动该国仇外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与苏联决裂。在阿尔巴尼亚第四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期间，即2月13—21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撤下了公共场合的赫鲁晓夫画像，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霍查的画像。从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遭受到如此奇耻大辱。

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施加了更大的外交压力，这样做是很冒险的。

实力远高于他的赫鲁晓夫也许已经认为该把乌布利希替掉了，找个更听话的人担任东德领导人；他也许认为访问中国的行为已经进入了禁区。不过，乌布利希却相信赫鲁晓夫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者。这次他赌对了。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1月30日，星期一

乌布利希给赫鲁晓夫写信后的第12天，他收到了回信。肯尼迪也恰好在这一天发表了国情咨文的讲话。面对乌布利希大胆的要求，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非常顺服。

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中央委员会“认真研究了你的信”，基本同意你在信中所说的内容。赫鲁晓夫将这封信在党内高层公开，这一事实说明他意识到了乌布利希严厉的指责和迫切的需求。在回信中，赫鲁晓夫再次让乌布利希克制越来越强烈的急躁情绪。

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我们目前刚开始与肯尼迪细致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试探的结果表明，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等待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更为清晰地表明立场，以及弄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赫鲁晓夫也承认“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乌布利希提出的极端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无法与肯尼迪达成共识，我们就会按事先约定的那样，一起确定一个时间完成这一计划。”

乌布利希的要求没有完全被满足，但已经比他预期的好了很多。赫鲁晓夫将继续逐渐增加对东德的经济援助，同时也会就柏林问题召开华约组织会议。在乌布利希所有的要求中，只有一条被赫鲁晓夫拒绝了，那就是召开东德与苏联两国间的峰会。

赫鲁晓夫同意乌布利希对当前问题的分析，也没反对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乌布利希已经影响了苏联共产党最高层对柏林问题的看法，他应该会对此感到欣慰。

赫鲁晓夫依然在争分夺秒地做肯尼迪的工作。不过，乌布利希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着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的谈判破裂，他就会果断地执行自己的计划。乌布利希确信赫鲁晓夫的努力一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乌布利希让自己的下属作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2月17日，星期五

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满载着阿登纳的焦虑走进了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在这之前，美国与西德的关系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

近几年来，西德信奉美国式的自由，美国人对西德人也非常热情。不过近日来，媒体报道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即将在以色列接受审判；同时，威廉·L·夏伊勒的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受欢迎，这本书详细揭露了德国并不遥远的肮脏的过去。这些事件都导致民众对西德的态度再次转向负面。

西德外交部在年初就提醒过阿登纳“人们内心深处仍然潜伏着对西德的仇恨和猜疑，只要受到特定的刺激，这些情绪就会爆发出来”。西德大使威廉·格雷韦对美国人转变态度很生气，有一次，他在大西洋之桥协会的会议中对一群美国记者说：“你们必须想清楚，你们是把我们当作盟友还是不可救药的惹是生非的人。”而大西洋之桥协会正是为了拉紧两国的关系而成立的。

从会谈预先的简报中肯尼迪已经知道，布伦塔诺是来向他表达阿登纳的焦虑的。阿登纳担心美国会以西德在柏林的利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在其他方面的让步。这份文件上说：“德国人非常清楚，决定他们命运的诸多重要因素并不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建议肯尼迪一方面让布伦塔诺安心，美国会继续保卫西德；另外，关于能否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肯尼迪要尽量把自己的看法都告诉布伦塔诺。

不过，基于过去的经验，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西德能够守住秘密。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西德情报机构已经被渗透，他们并不可靠。腊斯克在备忘录中写道：“坦诚相待是好的，尤其是对于一直缺乏安全感的德国人而言，但是，德国政府并没有良好的保密记录。”

布伦塔诺是个57岁的老光棍，他的生活就是一直围着工作转。批评者说他就是被阿登纳牢牢控制的一件彬彬有礼的工具，而且他根本不去改变这一形象。阿登纳已经决定在外交政策上自行其是，凡独立自主的人都不可能像布伦塔诺一样在外交部长职位上事事依顺。唯有一件事布伦塔诺和阿登纳看法不一，即德国在欧洲的诉求。身为年轻一代的布伦塔诺觉得加入欧洲是德国的必然归宿，而阿登纳仅仅把欧洲的一体化作为压制德国民族主义的手段。

肯尼迪首先宣读了一份手稿，以此拉开了这场艰难的会议。手稿对“美德两国这些年来的合作与友谊表示高度评价”。肯尼迪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尽快与阿登纳进行会谈，他相信“双方共同关心的一切问题都将得到圆满解决”。

但阿登纳的政治对手威利·勃兰特已经抢得了先机。3月，他将先阿登纳一步到华盛顿与肯尼迪进行私人会晤，这对盟国首脑应该优先于任何一个市长的访问惯例是个突破。腊斯克很支持勃兰特的访问，借此“再次向世界表明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支持西柏林”。腊斯克希望这次会晤结束后，肯尼迪要尽快与阿登纳举行会谈，这样人们就不会觉得肯尼迪在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中是支持勃兰特的，尽管肯尼迪确有此意。

肯尼迪在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都没有提及柏林问题，这一点在德国媒体眼中成了一件大事。肯尼迪抚慰布伦塔诺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减少了对柏林问题的关注。”他只是不想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候激怒苏联。肯尼迪对布伦塔诺说他预计苏联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次对柏林施压。如何最有效地应对苏联可能施加的“各种微妙的压力”，肯尼迪也征求了布伦塔诺的建议。

布伦塔诺说肯尼迪在讲话中没有提及柏林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阿登纳吩咐他需要讲到的要点中根本就不包括这件事。布伦塔诺同意现在还没必要将柏林问题升级，不过他同时表示“我们早晚要解决这个问题”。布伦塔诺皱着眉说：“苏维埃地区的领导人绝不允许一个自由的柏林存在于红区的中心。”他对肯尼迪说东德领导人“将竭尽所能诱导苏联对柏林采取行动”。

好的一面是布伦塔诺估计90％的东柏林市民反对东德的政治制度，他称这一制度是该地区仅次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恶劣的政治制度。言外之意就是东西德两国人民都强烈地倾向于西德的政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都会支持东西德的统一。

肯尼迪想得更深。他担心苏联会单方面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为了安抚西方国家，他们会在短时间内继续保持柏林的现状，然后就开始中断西柏林的自由。

布伦塔诺也认为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肯尼迪询问他北约组织应该如何应对。

布伦塔诺为肯尼迪分析了西德总理的“强硬政策”，他认为“只要苏联知道西方盟国不能容忍他对柏林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苏联就不会轻举妄动”。只要肯尼迪保持强硬的态度，苏联“可能会继续威胁，但短期内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不过，布伦塔诺也承认，最近美国在刚果、老挝和拉美接连受挫无疑会促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试探一下肯尼迪。

似乎是为了证明布伦塔诺的观点，在同一时候，赫鲁晓夫加大了对波恩的阿登纳的压力。

联邦总理府，波恩

1961年2月17日，星期五

安德烈·斯米尔诺夫大使紧急要求与阿登纳举行会谈，这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赫鲁晓夫的威胁和恐吓永远是通过驻波恩大使斯米尔诺夫传递给西德。所以，得知了斯米尔诺夫的要求，西德总理就已经非常忧虑了，而且现在正是西德外交部长访问白宫的时候。

斯米尔诺夫是一位文雅而有魅力的外交家。通常，他会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表达出激烈的言辞。不过，去年10月他却对阿登纳的二号人物路德维希·艾哈德大发雷霆，这种表现着实罕见。当时，来自非洲24个国家的200名领导人前来访问，这些国家大都刚刚独立。艾哈德在大会上说：“我们已经战胜了殖民主义，但比殖民主义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

斯米尔诺夫从观众席站起来，喊道：“你现在谈论自由，但德国人在我的国家杀死了2000万人！”说完，斯米尔诺夫愤怒地走出会场。苏联人对德国人的怒火长久以来一直积压在心中，像这样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是很罕见的。

斯米尔诺夫这次的任务是双方都很熟悉的，他正在陈述赫鲁晓夫所写的9个要点、2862个字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极其充分地证明了：在肯尼迪时期，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重启对抗。苏联情报部门发现阿登纳很怀疑肯尼迪的可靠性。因此，赫鲁晓夫猜测，没有了更可信赖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阿登纳此时更容易接受苏联的要求。

赫鲁晓夫在备忘录中没有任何外交辞令，直白地说道：“西柏林的情形十分不正常，有人利用当前的局势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颠覆行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么让各国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并发生军事冲突，要么就考虑签署和平协议。”

写这份备忘录时，赫鲁晓夫的语气就像是在给阿登纳写私人信件。备忘录称柏林是苏德关系上最重要的问题。此外，备忘录批评了它所谓西德国内普遍强烈支持修改战后协议的现象。战后协议规定第三帝国要将领土的三分之一割让给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备忘录中写道：“德国现在的领土比战前少了，这只能怪它自己。”赫鲁晓夫还提醒阿登纳德国曾入侵邻国而且“杀人如麻”。

尽管这份备忘录是写给阿登纳的，但里面强硬的信息却都是冲着肯尼迪去的。赫鲁晓夫以其一贯的风格表明自己对西方国家的婆婆妈妈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抱怨道，美国先是让他等到美国大选结束后举行柏林会谈，又说要等肯尼迪接任了总统工作以后再谈，现在又让他等到西德选举结束。

赫鲁晓夫写道：“如果任凭这种趋势发展，那么苏联将会无限期地等下去。”

赫鲁晓夫以他招牌式的软硬兼施的方式作为备忘录的结尾。他呼吁阿登纳利用“作为政治家的个人影响力和丰富的经验”捍卫欧洲的和平和安全。不过，备忘录同时提醒阿登纳，如果冲突更加严重了，那么目前苏联及其盟国的军事力量足以保卫自身的利益。

备忘录还嘲讽了阿登纳在呼吁裁军的同时正加紧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研制核武器，寻求将北约变为第四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力量。它还斥责了阿登纳的政党将反共作为接下来竞选活动的核心内容。信中说：“如果事实真是这样，你最好想清楚后果。”

肯尼迪执政还不满一个月，但赫鲁晓夫已经改变了对柏林的策略。如果肯尼迪不愿意通过谈判达成赫鲁晓夫能接受的结果，他就决心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目的。

中篇　暴雨将至
THE GATHERING STORM

6月3日，维也纳。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历史性会谈的第一次握手。（USIA/JFK Library）

第七章　赫鲁晓夫的春天

西柏林对美苏关系来说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如果阿登纳想发动战争，那么西柏林无疑是很好的战场。

——赫鲁晓夫对小卢埃林·E·汤普森说，1961年3月9日

苏联看来很有可能在今年将柏林危机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的行动都非常危险且不可预料。无动于衷只会让结果更糟。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铤而走险也许是最安全的。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柏林问题备忘录中说，1961年4月3日

新西伯利亚市，西伯利亚

1961年3月9日，星期天

尼基塔·赫鲁晓夫现在状况很差，脾气也很不好。

他脸色苍白、四肢乏力、两眼无神，与往日那种傲慢得意的形象判若两人。年轻的美国政治顾问鲍里斯·克洛森和苏联外交部首席美国问题专家安纳托利·多勃雷宁陪同美国大使汤普森会见赫鲁晓夫时，大使着实对苏联领导人强烈的反差吃了一惊。

汤普森苦苦恳求了十天才终于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这使汤普森有机会呈上肯尼迪写给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信中包含了赫鲁晓夫期盼已久的会谈邀请。即便如此，汤普森仍要飞行1800英里才能追上已经到达科学城（Akademgorodok）的赫鲁晓夫。这座巨大的科学城建在新西伯利亚城外的西西伯利亚平原。

赫鲁晓夫期待着将西伯利亚建成引领全世界科学事业的中心。但是，就像他许多其他的梦想一样，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就在这个星期，赫鲁晓夫解雇了一位遗传学家，因为赫鲁晓夫不喜欢他的理论。他还下令把一座计划修建的九层楼高的研究院减为四层，这样更符合苏联建筑的一贯标准。科学城的挫败只不过在苏联越来越多的失败记录上又增加了一条而已，但这些失败严重打击了赫鲁晓夫的信心。

赫鲁晓夫接下来的国内农业考察给身心带来了双重打击。这次考察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国内经济有多么不景气。阿尔巴尼亚已经公开表示将效忠的对象由莫斯科转向中国，让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堪忧。莫斯科的刚果盟友帕特里斯·卢蒙巴被杀，赫鲁晓夫为此严厉指责了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

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命力远比赫鲁晓夫的宣传家所预测的强很多。非洲的去殖民化对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影响并没有像专家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尽管苏联试图分裂西方联盟，但北约的联合却更加紧密，而且西德国防军的实力迅速增强，已经影响了欧洲的军事平衡。不论是言语上，还是实际国防支出，肯尼迪总统表现得都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反共。东德难民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刷新历史纪录。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尽快扭转这一局面，那么在10月份的党代会上他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斗争。

面对满目的新挑战，赫鲁晓夫同意见汤普森，但条件是要求汤普森向《纽约时报》记者西摩·托平以及在莫斯科的所有外交人员透露一个消息：肯尼迪热情地伸出双手的时候受到了苏联领导人冷淡的回应。5月3日，托平尽职尽责地报道说肯尼迪“希望解决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而汤普森试图将这一重要信息转达给赫鲁晓夫时却遇到了阻碍。托平写道，汤普森刚刚被委任与苏联“展开一系列探索性的对话，使东西双方就种种分歧开展实质性的谈判”。

尽管汤普森已经依言而行，赫鲁晓夫仍只是勉强答应和他见面。赫鲁晓夫的顾问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见证了在肯尼迪当选的四个月里，他的领导从热切希望重新开启美苏关系的新局面，到希望的“迅速破灭”。特罗亚诺夫斯基是最能反映美苏关系的晴雨表。这位经常陪在赫鲁晓夫身边的顾问曾就读于华盛顿特区的西德威尔友谊中学，他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任了苏联第一任驻华盛顿大使。特罗亚诺夫斯基既能熟练地引用马克思语录，又能流利地讲美国俚语。

特罗亚诺夫斯基觉察到赫鲁晓夫已经厌倦了肯尼迪的拖拉。赫鲁晓夫一直想在肯尼迪受到华盛顿反苏人士的影响之前与新总统会面，但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U-2事件和巴黎峰会的失败过去还不到一年，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已经承受不起另一次与美国总统会谈的失败。然而，就目前情况看，峰会最可能的结果就是肯尼迪下定决心从柏林抽身，转而寻求达成苏联军方最不愿看到的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苏联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和军方高级将领双方都备受炙烤。他们将抵抗任何限制发展核武器或强行对他们进行检查的政策。

赫鲁晓夫在去新西伯利亚的途中参观了农场，他非常不满。苏联最新的统计年报显示苏联已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但这明显是一种夸大的说法。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一数字更接近40％。而更有专家估计苏联经济规模不会高于美国的25％。苏联的农业产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降。

在这趟视察中，赫鲁晓夫看到了各省的谄媚者过度乐观的报告背后的丑陋事实。苏联农业的失败在于不稳定的种植、收割问题以及糟糕的分配制度，常常任由庄稼烂在地里。每星期，赫鲁晓夫都会对着一批不称职的下属发火。他们当中有些人篡改数据来掩饰歉收，还有些人承认了不足但却无法改正。为了悔过，来自坦波夫——俄罗斯西部茨纳河畔的省会城市的党委书记佐罗图金脱下裤子，再三要求赫鲁晓夫鞭打他。

赫鲁晓夫大吼道：“你为什么要脱下裤子向我们展示你的屁股？你是想给我们来点儿刺激吗？我们为什么还让这种人担任党委书记？”

在一次又一次的地方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要求下属在经济和农作物方面要与美国持平，在牛奶和肉类的生产上要超过美国。这是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核心区后而萌生的夙愿。党内有同志问到为什么要以帝国主义作为衡量标准时，赫鲁晓夫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而苏联只是刚刚开始为共产主义大厦建造地基，“我们所用的砖石就是生产和日用品”。

意识到国家农业失利的苏联公众在幽默感上却取得丰收，许多笑话在排队买饭的人群中传播，并在赫鲁晓夫视察全国时传进他耳中：

问：亚当和夏娃是哪国人？

答：苏联人。

问：你怎么知道的？

答：因为他们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个苹果可以充饥，并且自认为生活在天堂。

有些笑话把美国总统也加了进来：

约翰·肯尼迪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请告诉我，我的人民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过上快乐的生活？”

上帝回答说：“五十年。”

肯尼迪哭着离开了。

戴高乐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请告诉我，我的人民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过上快乐的生活？”

上帝回答说：“一百年。”

戴高乐哭着离开了。

赫鲁晓夫来到上帝面前说：“上帝，请告诉我，我的人民还需要多少年才能过上快乐的生活？”

上帝哭着离开了。

汤普森来访时恰逢赫鲁晓夫内心酸楚，而当这位苏联领导人读到译成俄语的肯尼迪来信时，他的心情变得更差了。这封信没有一个字提到柏林。赫鲁晓夫平静而疲倦地对汤普森说，肯尼迪必须明白一点，他绝对不会放弃就“德国问题”举行谈判的。赫鲁晓夫说，随着时间的积累，他让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了柏林问题的谈判无可回避，但那时美国军方却派出U-2侦察机“故意破坏两国关系”。

美国指示汤普森不要在柏林问题上做过多纠缠。因此汤普森只是回答，肯尼迪“正在推敲我们的对德政策，他希望先与阿登纳和其他盟国讨论之后再得出最后的结论”。

赫鲁晓夫将之视为美国的拖延策略，他已经烦透了这个策略。赫鲁晓夫嘲笑道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先咨询一下其他人。这话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华沙条约盟国的轻视。“西柏林对美苏关系来说就像卡在喉咙里的刺”，赫鲁晓夫对汤普森说，现在是取出它的时候了。他还说：“如果阿登纳想发动战争，那么西柏林无疑是很好的战场。”

虽然肯尼迪还没有准备就柏林问题与赫鲁晓夫谈判，但赫鲁晓夫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汤普森摆出了自己的谈判立场。这样汤普森就可以把这些转达给肯尼迪。赫鲁晓夫告诉汤普森他愿意尊重西柏林人民所选择的政治制度，即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说，美国人不能在谈判桌上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虽然美国和苏联对之期盼已久。赫鲁晓夫强调，如果美苏两国希望签订一个承认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的停战协定，那么避谈统一问题就是非常必要的。

就赫鲁晓夫方面来说，他向汤普森保证他不会向西扩张苏联的领土，同时他也要求华盛顿不要把已经属于苏联的东西再夺回去。赫鲁晓夫故作一种老朋友间的亲密语调对汤普森说，他“诚恳地希望”改善与肯尼迪的关系并遏止核战争的爆发。然而，他又说这些事情不是他一厢情愿就能做到的。

赫鲁晓夫已经把谈话引向了远远超出汤普森决定范围的话题上。美国大使告诫赫鲁晓夫不要期待美国在柏林的立场会有迅速的转变，同时更进一步警告苏联领导人他如果采取单边行动，只会让局势更加紧张。汤普森说：“现在如果有什么事情促使美国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就像朝鲜战争时期那样，那这件事一定是苏联正在试图将美国赶出柏林。”

赫鲁晓夫对汤普森的警告很不屑，他反驳说：“柏林到底有什么东西让西方国家如此着迷呢？”

汤普森回答说因为美国曾对柏林人郑重承诺过，所以他们的命运关乎美国的国际声誉。

赫鲁晓夫耸耸肩，说只是因为德国在二战中战败，西方势力才进入了柏林。赫鲁晓夫说：“让我们来共同确立西柏林的国际地位。我们可以让它加入联合国。我们可以在和平协议的基础上由四国集团共同组成警察部队，或者四国军队象征性地驻扎在西柏林。”赫鲁晓夫说他唯一的前提就是东柏林不参与这些计划。作为苏联占领区的城市，不论将来有何种新计划，东柏林都将继续成为东德的首都。

赫鲁晓夫一再重复，由于柏林对于莫斯科的政治意义不大，所以他会作出一切承诺来确保美国的声誉不受损害，而且他也保证西柏林当前的政治制度不会发生改变。赫鲁晓夫说他已经接受西柏林作为东德包围下的资本主义孤岛的状态了，因为苏联无论如何都将于1965年在人均产量上超过西德，再过五年就将超过美国。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西柏林地位的无足轻重，赫鲁晓夫说苏联人口每年会增加350万。而西柏林只有200万的人口总数，这只是他这个性欲旺盛的国家“一晚上的事”。

汤普森故意唱起反调说虽然西柏林对苏联毫不重要。但“乌布利希却对西德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也不太可能接受赫鲁晓夫不改变西柏林政治制度的保证。

赫鲁晓夫鄙视地挥了挥手，好像是赶走一只讨厌的蚊子，然后说他会迫使乌布利希同意任何他和肯尼迪决定的事情。

为了找到一个比柏林问题更安全的谈话内容，汤普森将话题转向了美苏贸易自由化。在这个问题上，汤普森确实希望能给赫鲁晓夫带来一丝安慰。他说美国愿意解除对苏联蟹肉进口的所有限制。

赫鲁晓夫并没有摆出一个欢迎的姿态，而是就美国最近的一个决定愤怒回击。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取消了向莫斯科出售先进的磨削机床。赫鲁晓夫咆哮道：“没有美国的设备，苏联照样可以把火箭发射升天！”他进一步厉声责骂美国延迟批准苏联收购尿素化肥厂，延迟的原因同样是尿素可能被用于军事——制造化学武器。赫鲁晓夫说这种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他已经从荷兰购买了三家这样的工厂。

然而，再多的化肥也比不上柏林对赫鲁晓夫的重要性。所以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直到汤普森很不情愿地作出回应。汤普森向赫鲁晓夫保证，美国总统已经知道现在的局势令双方都很不满意，肯尼迪正在“重新审视整个德国和柏林的问题”，他“愿意采取一些行动缓解紧张的局势”。但是，汤普森强调他的话不代表肯尼迪的观点。肯尼迪要先和盟国私下交流，他会在与赫鲁晓夫的峰会之前，也就是三四月份与他的盟国举行会谈。

赫鲁晓夫抱怨肯尼迪没有完全了解柏林问题何以要紧。他告诉汤普森如果他和肯尼迪能够签署一份协议，结束这个城市的战后状态，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紧张和对立都会得到缓解。但是，如果他们无法消除在柏林问题上的分歧，那么他们的军队将继续在“休战而不是和平的环境”中互相对峙。肯尼迪认为应先进行削减武器的谈判，这样可以为解决更困难的柏林问题树立必要的信心，但赫鲁晓夫并不同意这一说法。恰恰相反，他觉得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只有先撤出德国，才能为削减武器创造适合的氛围。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争取与肯尼迪会见，现在面对肯尼迪的邀请，赫鲁晓夫却畏缩不前。他只是说他“更倾向于”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与肯尼迪会面，留出这之前的两个月时间，让英国的麦克米伦和西德的阿登纳访问华盛顿，稍歇时日后肯尼迪再前往巴黎会见戴高乐。肯尼迪已经为赫鲁晓夫提供了两个会面地点：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赫鲁晓夫说他虽然更喜欢维也纳，但也没有排除瑞典的可能。赫鲁晓夫耸耸肩表示这次会面对于了解肯尼迪会有一些帮助，并提到他们只是在1959年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当时苏联领导人正在参观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而当时身为参议员的肯尼迪却迟到了。赫鲁晓夫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肯尼迪的邀请，他只是对汤普森说“我们有必要为这次会见想一个由头”。

随后两人共进午餐。在午餐临近结束时，赫鲁晓夫举起酒杯向肯尼迪祝酒，酒杯里是他最喜欢的胡椒调味的伏特加酒。这一次与他新年时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形成了鲜明对比。赫鲁晓夫省略了通常的对肯尼迪健康的祝福。他说：“肯尼迪这么年轻，他不需要这样的祝福。”自从一年前赫鲁晓夫收回了对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之后，他就想用苏联传统的待客方式招待肯尼迪和他的家人，遗憾的是至今时不他与。

汤普森当晚就乘飞机回到了白雪覆盖的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汽车飞速行驶在结冰的路面将他送回了大使馆。汤普森将在这里向华盛顿发送电报。虽然他已经连续18个小时没有休息，但丝毫无法掩饰打字时内心的澎湃。

在汤普森的印象中，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顾一切地要解决柏林问题。赫鲁晓夫已经让汤普森相信他不会再拖延了。汤普森写道：“所有参与讨论这件事情的外交同仁都认为，再不进行谈判，赫鲁晓夫将在这一年……掀起一场柏林危机。”

一周后，汤普森在另一封电报中要求上级尽快出台应急预案以防苏联在柏林的行动。汤普森称美苏两国的关系实在太差了，以至于赫鲁晓夫会认为他在柏林问题上是稳赚不赔的。不过，汤普森补充说，赫鲁晓夫仍然不想与西方国家爆发军事冲突，他会命令东德不要以任何形式妨碍联军进驻柏林。

汤普森罗列了肯尼迪政府上任几周来导致美苏紧张局面不断加剧的原因：克里姆林宫对美国提出的禁止核试验缺少兴趣；肯尼迪增加军费预算的行为让赫鲁晓夫觉得他比艾森豪威尔更好战；美国为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游击战作出了新的部署，这让人忧虑；肯尼迪政府加强了向苏联出售敏感技术的限制，这令赫鲁晓夫很不高兴。肯尼迪个人及其政府承诺对自由欧洲电台提供更多的支持，而这一做法有力地阻挠了共产主义阵营的信息垄断，令克里姆林宫尤其苦恼。汤普森写道，非洲和南美的代理人冲突仍会继续并可能愈演愈烈。

对于与赫鲁晓夫会谈的重点何在，汤普森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写道：“讨论德国问题是目前赫鲁晓夫最关心的事情。他将在这次会谈中或会谈结束后不久确定对柏林的计划。”汤普森认为肯尼迪在会谈中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心存疑虑的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宁愿开战也不会放弃西柏林。但话说回来，仅靠强硬的姿态也是无法消除对抗的。汤普森猜测赫鲁晓夫会在10月的党代会之前强行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他这样做，“那真的有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战。我们则必然回到一种更加激烈的冷战关系当中”。

汤普森重申了观点，与赫鲁晓夫打交道确实是存在风险的，但美国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现实情况如此。汤普森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有很多坏处，“但赫鲁晓夫似乎比其他可能的继任者对我们更有利”。不过，汤普森坦承大使馆对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运作知之甚少，不能为肯尼迪提供可靠的建议帮助他利用共产党内部的纷争各个击破。

汤普森以其独特的洞察力补充道：“如果幸如我们期待的那样，苏联暂时不谈柏林问题，那么我们至少要作好准备看到，东德或许会把边界线封锁起来，以阻止使之忍无可忍的难民潮继续通过柏林逃往西方。”

这一观点很有可能使汤普森成为第一位预测到柏林墙的美国外交官。

之后汤普森提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可能愿意接受的谈判方案，同时这一方案也能让美国赢回主动权。他建议肯尼迪就柏林问题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临时协议。在这个协议之下，东西德国用七年的时间商讨出一个长期的解决途径。在这段时间，美国将向苏联保证西德不会试图夺回二战时失去的、现在属于东德的领土；作为交换，苏联要承诺联军可以继续进出西柏林。

汤普森认为有了这个临时协议，东德就可以阻止难民继续外逃了。这是同时符合美国和苏联利益的，因为难民数量的持续增加将破坏这一地区的稳定。汤普森进一步细化了他的计划，他提议为了获得苏联的信任，西方国家应减少在柏林的秘密行动，并且关闭RIAS电台。这个美国电台一直在西柏林向苏联占领区播放美国的报道。即使赫鲁晓夫回绝了美国的提议，美国这一简单的举动也可以让肯尼迪赢得舆论，也会让赫鲁晓夫的单边行动更加不被认可。

然而肯尼迪并不明白汤普森大使的紧迫感。他和他弟弟罗伯特开始怀疑汤普森正成为国务院“外交官综合征” ⁽¹⁾ 的受害者，他过多地站在了苏联的立场上。肯尼迪向朋友承认他还没有“搞定”赫鲁晓夫。毕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就可以对苏联领导人的柏林最后通牒视而不见，也没有付出任何实质性的代价。肯尼迪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情形就会比那时更紧迫。

美国情报机构的权威观点肯定了肯尼迪的看法。情报界研究柏林问题最权威的机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柏林局势特别小组委员会称赫鲁晓夫“不太可能在此时此刻加剧柏林的紧张局势”。除非赫鲁晓夫认为通过施加压力可以迫使肯尼迪进行高级别的会谈，他才会施压。他们的结论是：只要肯尼迪对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表现得毫不在意，赫鲁晓夫就不会将柏林问题升级。

所以美国总统再一次认为柏林问题是可以先放一放的。与此同时，另外两件事也开始影响着肯尼迪的想法。一个就是迪安·艾奇逊将向肯尼迪递交他的第一份关于柏林政策的报告。强硬派的手段将大大杀伤汤普森的温和路线。

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肯尼迪越来越无暇他顾。中央情报局训练并装备了一批古巴流亡者，他们已经为入侵古巴作好了最后的准备。

华盛顿特区

1961年4月3日，星期一

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到访华盛顿的前一天，艾奇逊将他的报告交给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这是第一份肯尼迪政府对柏林的政策研究文件。重要的是，这位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提交报告的时机让这份报告的影响力达到了最大化。他向那些将依次访问美国的盟国领导人展现了美国的强硬路线。

艾奇逊的核心观点是，如果肯尼迪不想眼看着苏联控制整个欧洲，继而亚洲和非洲，那么必须表现出要为柏林而战的意愿。艾奇逊以颇具刺激性的语言写道，如果美国“接受了共产主义国家接管柏林，不论美国能否保存自己的颜面或采取任何拖延策略，苏联在欧洲的权力地位将会展露无遗。德国，可能还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将作出明确调整。英国可能还会期待着一些好转，但事实上什么也不会发生”。

艾奇逊非常了解肯尼迪。他知道肯尼迪一贯相信他的判断，也和他一样对苏联抱有怀疑。在总统交替阶段，肯尼迪考虑国务卿的人选时就曾向艾奇逊——他在乔治敦的邻居征求建议。当时有一大群记者围在门外，肯尼迪对艾奇逊说，他“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去认识那些可以帮他当上总统的人，以至于现在发现还不认识能帮自己当好总统的人”。

艾奇逊当时劝肯尼迪不要考虑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艾奇逊说：“他不是一个可靠而认真的人，不适合这个位置。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个半瓶水。”他逐步引导着肯尼迪最终选择了迪安·腊斯克。作为艾奇逊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杜鲁门时期出色地帮助艾奇逊对抗国内的绥靖政策，抵制亚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被问及其他内阁成员和大使的人选时，艾奇逊推荐了一些人，也挞伐了一些人，尽情享受着华盛顿的政治游戏。艾奇逊同样拒绝了出任北约大使的邀请。他说他更喜欢现在这样“没有任何头衔和身份”，保留自由身和一份律师的收入。

艾奇逊很高兴能通过最高领导人来重塑自己在政府的影响，并思考美国最重要的两个议题：北约的未来及其相关的核武器的使用，以及保卫柏林。通过领导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马歇尔计划，艾奇逊早已确立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是北约组织的主要设计者。北约也改变了美国不好结盟的传统。他和乔治·马歇尔构思出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将美国定位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其全球使命就是打击共产主义、支持民主。尽管如此，对艾奇逊来说，被肯尼迪再度邀请共商国是还是让他脸上有光，这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能力仍有用武之地，仍为人所需。

尽管已经快68岁了，但艾奇逊依然挺拔。他的穿着就像报道的那样无可挑剔。他经常对朋友说他实在太自信了，这令对手们非常苦恼。一顶礼帽、顽皮的笑脸、青钢色的眼睛和向上翘起的胡子，这些足以让艾奇逊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当然，更多还要归功于他六英尺高、腿长身颀的身形。艾奇逊反应敏捷，无法容忍愚蠢的行为，他决心要在他柏林的新事业中智胜苏联人，这将使他的政治生涯更加光彩夺目。正是那个强硬的路线神奇地将艾奇逊和杜鲁门联系到一起，一个是毕业于耶鲁大学、喜欢喝马提尼酒、教区主教的儿子；另一个是没有上过大学、语言平实的美国中西部政治家。

肯尼迪当选后不久，艾奇逊曾给杜鲁门写信，调侃地批评他对肯尼迪天主教信仰的芥蒂。杜鲁门很不屑地称呼肯尼迪为“那个年轻人”。艾奇逊问杜鲁门：“你真的很介意杰克是天主教徒吗？”他对杜鲁门说自己从不介意戴高乐和阿登纳是天主教徒。艾奇逊话里有话地说：“况且，我觉得肯尼迪并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自从2月被肯尼迪招至麾下，艾奇逊已经深入了解了柏林应急预案的所有选择。他同意汤普森今年很有可能要与苏联撕破脸皮的观点，但那要等到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之后才可能发生。艾奇逊劝告肯尼迪表现得再强势一点，并且对于通过谈判改善现状不要抱任何希望。艾奇逊说：“所有的行动都非常危险且不可预料。无动于衷只会让结果更糟。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危机真的爆发，那么铤而走险也许是最安全的。”

艾森豪威尔时期，苏联大规模地扩充军备，以此反复考验美国能否履行对欧洲和柏林的承诺。艾奇逊当时不在政府任职，但他建议艾森豪威尔作出更强硬的回应，艾森豪威尔没有采纳。艾奇逊希望这次肯尼迪多多支持他。他已经拉来了腊斯克和邦迪，而且他还与另外两个在柏林问题上的权威官员达成了一致。他们是国防部的保罗·尼采和国务院的福伊·科勒。

最具争议的地方是，艾奇逊在备忘录中说全面核战争的威胁在柏林已经不足以阻吓赫鲁晓夫了，或许它曾经可以。他解释说赫鲁晓夫勉强地采取了这么多向美国示好的举动，主要是不想破坏与西方的关系，而不是相信美国会冒着核战争的风险保卫柏林。因此，艾奇逊给肯尼迪的建议是大幅增加在欧洲的常规部队，同时去说服其他盟国，尤其是说服西德“事先同意为柏林而战”。

艾奇逊为肯尼迪总结出了赫鲁晓夫在柏林五个主要目标：

1．稳固东德的政权并使其最终获得国际承认。

2．使德国东部的边界线合法化。

3．第一步先让西德中立化，最终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接管。

4．如果不能打破北约的联盟就弱化它。

5．让美国失信或至少让它名声严重受损。

艾奇逊同意阿登纳的观点，如果不能实现统一，柏林问题无法解决。而统一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将来，而且必须通过西方力量的持续介入才能实现。因此，肯尼迪目前与莫斯科在柏林问题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将使西方更加被动。所以，谈判是没有意义的。

艾奇逊说柏林是各国“在欧洲树立地位的关键”，因此捍卫柏林是在全球制约克里姆林宫的前提。他建议肯尼迪无论采取怎样的策略，都要“保证美国可以迅速集结兵力为柏林而战”，并且也要让美国的盟国统一这一准则。

艾奇逊最后的结论是：“维持柏林的现状是我们目前可以接受的。我们不能期待赫鲁晓夫吃亏，但我们自己也不能吃亏。”

这份爆炸性的文件随后集中探讨了在美国能力范围内，应采取哪种军事手段震慑赫鲁晓夫。美国一直以来都把核战争作为威胁对方的撒手锏，但在艾奇逊的奇谈高论中却认为这已经没有作用了。因为苏联“非常清楚”华盛顿是不会在柏林问题上拿几百万美国人的生命冒险的。艾奇逊注意到一些军方将领主张“限制性地使用核武器，也就是说在某个地方投一颗原子弹”。

艾奇逊刚刚提到这个想法就立刻把它否定了：“如果你投一颗原子弹，那就不是威胁了——而是真的做了。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要么意味着你将投更多，要么你就是在邀请对方也向你投一颗。”这个想法在艾奇逊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于解决柏林问题是不明智的”。

艾奇逊为肯尼迪列出了一个提纲，以保证西方国家作决定时不至于犯错误。艾奇逊希望肯尼迪大规模地增加德国的常规部队，从而使苏联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保卫柏林的决心，这一政策与汤普森提出的暂缓七年、东西德就双方分歧进行谈判的观点完全对立。艾奇逊说，通过集结兵力，“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我们绝不会让步。如果需要任何让步，只能由苏联作出”。

艾奇逊承认，削弱美国对核威慑的依赖确实有风险，但他同时又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既可以证明我们非常重视，同时又没有做出太愚蠢的行为”。他并不是要在柏林增加驻军，因为他们会四面环敌，毫无用处，而应把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部署在德国其他地方。艾奇逊将会逐步为美国准备六个师，并为这些新兵提供更多的运输工具，确保他们在紧急时刻能够迅速到达柏林。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盛赞了艾奇逊的文章。肯尼迪对它也非常重视，并决定下一次五角大楼讨论如何化解新一轮的柏林封锁时，将它作为基础。然而，艾奇逊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将反对他的观点：那就是美国的盟国。法国和德国将反对任何淡化核威慑的举措，他们认为只有核威慑才能长期确保美国保卫欧洲的承诺兑现。英国希望把重点放在与苏联谈判上，而这是艾奇逊反对的。在盟国之间无法就保卫柏林的最佳方式达成一致时，艾奇逊建议肯尼迪单方面制定政策，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呈现给盟国。

在与麦克米伦举行会谈之前，邦迪匆忙地将他朋友艾奇逊这份“一流”的文件交给了肯尼迪。邦迪建议肯尼迪务必让那些对柏林采取“温和态度”的英国人知道，美国已经决心采取强硬立场。腊斯克也附和说之前在柏林问题上的一系列对话已经失败了，现在还采取这种方式也不可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几乎整个晚上，艾奇逊都强调对柏林采取主动，填补了之前这方面舆论的空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也顺势建议肯尼迪可以先礼貌地考虑一下英国人“不切实际的方案，但在关键时刻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英国人承诺采取强硬态度”。

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4月5日，星期三

艾奇逊提出在柏林问题上更大的可能是与苏联爆发冲突，而不是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听后一脸错愕，肯尼迪点头示意艾奇逊解释其中缘由。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国家安全咨询小组、美国驻伦敦大使大卫·布鲁斯，英国外交大臣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也随麦克米伦前来。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艾奇逊。这位全世界最出彩的外交表演大师演出了一场让英国人深感不安的节目。

肯尼迪没有说明自己是否赞同艾奇逊的强硬观点，不过麦克米伦默认肯尼迪是赞成的。艾奇逊先给自己留了条后路，称自己对柏林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出最后结论。不过紧接着他就激情澎湃地摆出了自己的观点。肯尼迪一直未置一词。

艾奇逊和麦克米伦年龄相仿，前者的衣着打扮、上流社会的言谈举止以及英裔加拿大人的背景让两人在任何其他场合都不会产生冲突，但唯独在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上，两人的看法简直是天壤之别。麦克米伦从来不会对各类高级别的莫斯科会谈失去热情，而艾奇逊始终认为这种对话没有任何价值。早在1947年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艾奇逊就说过：“你们相信随时可以和俄国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是个错误。”

艾奇逊列出了他所谓的“不成熟的前提”：

1．撇开整体性解决德国分裂的问题，要单单解决柏林问题并无良方。

2．苏联很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强行解决柏林问题。

3．在柏林问题上，艾奇逊找不到任何可供协商的方案使西方国家处于比现在更有利的位置。

艾奇逊说：“因此，我们必须面对目前的情况并且作好一切准备。柏林问题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苏联紧抓着它不放，如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德国就将脱离西方同盟。”

由于肯尼迪没有打断艾奇逊的报告，其他人也不便如此。艾奇逊说，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英国偏爱协商和其他非军事手段，但这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使用军事手段予以回应，但如何回应、在什么情况下回应呢？

麦克米伦和霍姆爵士尽力克制着失望。他们刚访问了巴黎，了解到戴高乐也强烈反对与苏联在柏林会谈。此前戴高乐在说服阿登纳接受戴高乐主义的观点，将英国永远排斥在欧洲之外。现在，英国人显然不希望肯尼迪与戴高乐步调一致。

67岁的麦克米伦越来越相信，英国在世界上能有多大的作为在于英国有多大能力影响美国政府。而这种影响力就取决于麦克米伦与新任美国总统如何沟通了。作为学习历史的优等生，麦克米伦意识到“美国代表着新兴的罗马帝国，而英国则像是古希腊。我们现在必须教导他们……我们能够以最大的热情归化他们、影响他们”。但他怎样才能让肯尼迪在麦克米伦的希腊面前扮演罗马呢？

在前首相安东尼·艾登因苏伊士运河危机下台后，继任者麦克米伦为了重塑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费尽心力，他与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友情是在二战中建立起来的。在劝说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高级别会议与赫鲁晓夫磋商柏林的未来这件事上，麦克米伦这个“坦诚的中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把巴黎四国峰会的不欢而散归咎为他个人的失败。他曾恳求赫鲁晓夫不要取消会谈，但没有如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接近这个比他小了24岁的年轻人，麦克米伦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肯尼迪的资料。他向担任专栏作家的朋友亨利·布兰登表示，自己与艾森豪威尔那种特别的关系恐怕不会重现了，那种关系是经历了战争残酷的一代人才会共有的。“而眼前却是一个年轻自负的爱尔兰后裔。”麦克米伦对此非常忧虑。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海·惠特尼曾提醒麦克米伦：“肯尼迪固执、敏感、冷酷且性欲旺盛。”不过，两人行为的差异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表现出来，当时，肯尼迪问麦克米伦：“哈罗德，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如果我三天没和女人上床就会头痛难忍……”这个粗俗的问题让这位奉行一夫一妻制、清教徒式的苏格兰后裔颇感震惊。

相对于年龄和性格的差异，麦克米伦更担心肯尼迪会受到他父亲过多的影响而出现反共和孤立主义倾向。老约瑟夫·肯尼迪或许是最不受圣詹姆士宫 ⁽²⁾ 欢迎的美国大使，曾劝罗斯福总统不要在英国和希特勒作战时为其提供太多援助，因为“盟军很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我们不要替他们背黑锅”。最终，麦克米伦在搜集材料时发现肯尼迪心目中的英雄是持干涉主义的丘吉尔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影响肯尼迪的想法，麦克米伦在美国的新旧交接时期给当选的肯尼迪写了一封信，对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伟蓝图”。麦克米伦与艾森豪威尔的友谊是基于两人对战争的共同记忆，但现在即将当政的是肯尼迪，麦克米伦决定在智识上拉近与肯尼迪的距离。所以他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尽管上了年纪、但思想却新鲜而有活力的人”。

以出版世家的纯熟文笔 ⁽³⁾ ，麦克米伦首先在信中引用了肯尼迪早年写过的一段话，以此满足他的虚荣心。随后，麦克米伦为他描绘了前方的凶险：美国、英国和欧洲这些“自由世界”要想战胜日益增强的共产主义诱惑，只能依靠稳定增长的经济和对目标共同的追求。因此，他认为美欧应该建立更紧密的金融和经济政策的跨大西洋合作，这比建设政治军事同盟更加要紧。

麦克米伦完成这封信后，他的“宏伟蓝图”并没有受到其他盟国欢迎。巴黎的戴高乐赞同他的观点，但仍然固执地反对将英国纳入欧洲共同市场。麦克米伦与阿登纳在伦敦会面时，他发现阿登纳对他的支持更少。麦克米伦认为西德的繁荣导致“富有而自私”，使得他们无法领会自己的提议。麦克米伦会见肯尼迪之前，肯尼迪突然找不到麦克米伦写的那份“宏伟蓝图”了。他将白宫翻了个遍，才在三岁的女儿卡罗琳的婴儿房找到了它。

尽管麦克米伦最初有些担心，但由于他和肯尼迪有过思想的交流、有着相似的教养，再加上麦克米伦的刻意表现，使得在华盛顿会议之前，两人建立了比预期更亲密的关系。此外，两人的关系也得益于联姻：肯尼迪的妹妹凯瑟琳嫁给了麦克米伦的侄子。和肯尼迪一样，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享受着心驰天外和顽皮跳脱的自由。他身长六尺，举止优雅，军人才有的胡须，常绽开英国式的露齿微笑。他肤浅的思想就像他随意的穿着一样，漫不经心。肯尼迪在《当仁不让》这本书中强调了勇气的意义，麦克米伦对此非常赞同，因为他自己在一战中就受过三次伤。在索姆河战役中，一颗子弹打中了麦克米伦的盆骨，他一边读着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一边等待救援。

让麦克米伦感到宽慰的是，十天前肯尼迪邀请麦克米伦到佛罗里达州的基维斯特，就如何处理发生在老挝的危机交换意见，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投机。肯尼迪听着麦克米伦的建议，同意他应该停止对老挝的军事干涉。麦克米伦还欣喜地看到是肯尼迪在控制身边的将军，而不是受制于人。麦克米伦被肯尼迪深深吸引了，“他有迷人的魅力……和干练的作风。太多美国人沉闷乏味，不过他是很好的转变。”

然而从艾奇逊的言谈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在鼓励肯尼迪对苏联动武，基维斯特美好的开始只是让麦克米伦和霍姆爵士对此事更加忧虑。

当谈到如何捍卫柏林时，艾奇逊说英国应该把焦点放在这三种军事选择上：空中、地面和核打击。艾奇逊指出核打击“鲁莽、不可信”，所以他主要讨论了其他两种方案。他也排除了空中打击，因为苏联“地对空导弹已经很先进，所以我们不打算做空中打击的尝试，苏联人会直接将它们全部击落的”。

艾奇逊正在阐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双方在柏林问题上最后摊牌，美国及其盟国只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回应手段，那就是通过常规地面进攻“让苏联人知道与真正强大的西方国家作对是要付出代价的”。艾奇逊说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集结一定规模的军队。他索性直接罗列出针对柏林封锁的各种可行的军事手段，包括派遣一个师的兵力，沿高速公路进攻，强行打开进入柏林的通道。如果受阻，西方国家要确定封锁位置，然后重新武装并集结盟军，就像在朝鲜战争时一样。

麦克米伦眉毛上扬，斜眼冷视，表现出对艾奇逊的怀疑。肯尼迪对麦克米伦说自己还没有完全采纳艾奇逊的观点。也就是说，肯尼迪同意艾奇逊所说，柏林应急预案的制定还远远没有“成熟”，尽管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麦克米伦着重反驳了派遣军队到高速公路以打破封锁这一计划，因为“将一个师的兵力布置在这么狭长的空间会导致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如果遇袭，他们势必四散在高速公路上，这样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不过，在肯尼迪的压力下，麦克米伦也承认随着苏联防空能力的提高，恢复柏林的空中补给线已经不可能了。

美英两国随后详细讨论了新的军事计划和训练的细节，以应对柏林的突发状况。国务卿腊斯克对英美两国达成双边计划表示欢迎，但他同时建议应“尽快”将西德纳入进来，他们的军事力量正在增强，捍卫柏林的意愿也更加强烈。霍姆爵士皱眉表示异议。英国对德国不信任的程度要比对美国更甚，他们确信阿登纳的情报机构和政府部门已经被别国间谍蛀得千疮百孔。虽然霍姆爵士很高兴与美国探讨德国的未来，但他还不打算与德国讨论这个问题。

霍姆不想让美国人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军事冲突上，而应该考虑与克里姆林宫展开柏林对话的可能性。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公开承诺中仅有一项限制了他的回旋余地，那就是要求各方从柏林撤军。所以，霍姆爵士认为如果盟军签署一份协议承诺在未来10年左右不干涉柏林的现状，那么赫鲁晓夫就能顺水推舟，从而摆脱目前的困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林的状况自然会发生改变。

艾奇逊反驳道：“赫鲁晓夫根本就没有处于困境，也就谈不上摆脱困境。”

艾奇逊认为这些都是英国在向莫斯科示弱，他对此已失去了耐心。艾奇逊严厉地提醒霍姆：“赫鲁晓夫从不尊重协议。他正在促使盟国分裂。他不会签署对我们有利的协议，我们本来就拥有现在的优势地位，我们要守住它。”艾奇逊担心即便与东德签订协议也会“影响整个德国的情绪”，因为东德只为苏联的利益服务。

霍姆和艾奇逊之间的紧张状态充斥了整个房间。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后，腊斯克表示同意艾奇逊的观点，任何关于接受这样一份协议的讨论都意味着西方“开始走下坡路”。他说美国必须明确他们之所以能存在于柏林，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靠赫鲁晓夫的恩典”。他向英国人强调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不会被赶出柏林。

霍姆警告这几位美国朋友，如果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可以适当改变柏林的法律地位，而西方国家却拿不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那么西方舆论的压力会非常大。霍姆说，西方在柏林的存在必须有新的法律基础，因为目前对柏林合法的“占领权利”正“逐渐消失”。

艾奇逊再次猛烈还击：“也许，是我们的力量正在逐渐消失。”

第二天早晨，几乎是原班人马再次开会，对英国人来说幸运的是艾奇逊有事缺席。不过，他的精神仍留在房间里。肯尼迪向美英两国专家询问，为什么赫鲁晓夫一直没对柏林采取行动，是什么让他一再迟疑呢？

他问：“是害怕西方国家的反应吗？”

霍姆爵士说他认为赫鲁晓夫“不会再等太长时间了”。

查尔斯·波伦大使同意霍姆的看法。他曾在1953年—1957年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现在是美国国务院首席苏联问题专家。波伦大使认为中国对苏联的挑战正在升级，再加上“东德无休止的要求”，这些都会迫使赫鲁晓夫采取更激进的立场。波伦强调，倒不是苏联有多么关心柏林的利益，而是他们认为失去柏林会导致整个东方帝国的瓦解。

肯尼迪再次把话锋拉回到艾奇逊的报告。肯尼迪说如果赫鲁晓夫惧怕与西方国家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一下如何建立起这种恐惧。在柏林问题上，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因此，就像艾奇逊昨天说的，我们应该想想怎样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赫鲁晓夫”。

随着艾奇逊的思想占据主导，大家开始猜测赫鲁晓夫的下一步棋以及西方的应对。英国人并不觉得对话已经没有可能，但大多数美国代表都觉得对话没有用。美国驻英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说美国在柏林几乎没什么权利了，已经退无可退。布鲁斯以前是情报官员，也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驻西德大使，他接着说：“我们不能忽视在柏林示弱对中欧和西德的影响。”

与肯尼迪的会谈已近尾声，但麦克米伦并不满意。他说他仍然不清楚西方会在什么情况下与苏联“撕破脸”并干涉苏联对柏林的控制。麦克米伦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肯尼迪很有可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被拖入一场他并不想要的战争。到那时，英国恐怕也要被拉下水。

与艾奇逊不同的是，肯尼迪认为是核威慑的作用让“苏联不愿与我们在柏林问题上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因此，我们今后有必要“继续保持”这种威慑力。

不过，麦克米伦想的却是阿登纳死后西德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新上任的领导人缺乏决断，苏联很可能赢得这场博弈。他大胆预测：“这是迟早的事，也就5到10年，苏联就会以统一许诺西德，来交换西德的中立承诺。”麦克米伦再次表达了英国对德国一贯的不信任。

波伦对麦克米伦说，西德不会再上苏联“保持中立”的当了，而苏联也不会让社会主义在东德前功尽弃。布鲁斯强调，现在更棘手的问题是，东德一切建立正常生活秩序的努力被逃跑的难民破坏得一干二净。1960年有20万人逃离东德，其中大约70％是青壮年。

这次会议最终的内部记录隐瞒了双方的分歧。这份记录提到美英两国都预计柏林危机会在1961年升级；双发都同意失去西柏林是灾难性的，盟国应该更明确地告诉苏联柏林对它们的重要性。这份文件同时呼吁细化军事应急预案。

在白宫玫瑰园明媚的春日阳光下，肯尼迪站在麦克米伦身旁，宣读一份单页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对于我们面临的实质问题，双方的看法高度一致”。对于众多分歧，这份声明则用模糊的语言一笔带过，说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与苏联建立满意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也是困难重重的”。

麦克米伦此行收获甚微。他的收获是“宏伟蓝图”中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计划得到了肯尼迪的支持，这个重要支持者的表态会平衡一些法国的反对。通过两次长时间的私人会谈，两人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

尽管如此，麦克米伦有很多重要的目标都没能实现。英国努力想把中国拉进联合国，但肯尼迪反对。肯尼迪同时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像艾森豪威尔那样把麦克米伦当作他和莫斯科的中间人。更重要的是，美国第一次打算在欧洲领土上与苏联举行峰会，却不邀请盟友英、法参加。这似乎意味着肯尼迪已经接受了艾奇逊的观点，即英国在柏林问题上太软弱了。

让美国人很惊讶的是，英国官员向国内媒体透露，肯尼迪与麦克米伦的会谈“粗糙且不愉快”，在很多方面都没有定论，实际困难比公报中提到的多得多。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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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官综合征（Clientitis），一种对驻在国产生好感的、偏袒驻在国的倾向。——译者注

(2) 英国皇室最古老的宫殿之一，这里用来指代皇室。——译者注

(3) 麦克米伦首相的爷爷丹尼尔·麦克米伦创办了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社。——译者注

第八章　新手上场

欧洲对此事的评价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业余选手练习回旋镖，而我们惊恐地旁观，看到这个外行用回旋镖伤到了自己。他们非常吃惊，这么缺乏经验的人怎么能玩如此危险的武器呢？

——迪安·艾奇逊在猪湾事件失利后的讲话，1961年6月

我真是不了解肯尼迪，他真的这么优柔寡断吗？

——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后对儿子谢尔盖说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4月7日，星期五

华盛顿迎来了春日里第一个暖和天，这么好的天气正适合肯尼迪和迪安·艾奇逊在白宫玫瑰园散步。这次散步是肯尼迪提出的，他说自己急需艾奇逊的建议。肯尼迪只穿了件衬衣，而艾奇逊穿着正装和领带。他只是摘下礼帽夹在腋下，这是他对这个好天气唯一的反应。

这位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猜测肯尼迪会问他正在进行的北约或柏林计划，因为他第二天就将去欧洲向盟国简要陈述目前的进展。不过，肯尼迪说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到花园这边来晒晒太阳。”肯尼迪一边说一边示意艾奇逊坐在木头长椅上，然后自己也坐到旁边。肯尼迪问道：“有一份古巴提案，你了解吗？”

艾奇逊说他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份提案。

因此，肯尼迪简述了正在考虑中的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训练了1200到1500人的古巴流亡分子，他们将进攻古巴。B-26轰炸机提供空中掩护，也由流亡分子驾驶。他们一旦建立了一个滩头据点，古巴国内就会有7000名叛乱者和卡斯特罗的反对者借机发动起义。这样，美国不用派出士兵和飞机就能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统治，继而建立亲美的政权。艾森豪威尔执政时就在酝酿这一计划，肯尼迪上台后的前几周又进行了完善。情报设备、训练员和计划全部由美国提供。

艾奇逊直言不讳地劝告肯尼迪不要对这种荒唐的方案太当回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认真，”肯尼迪说，“但这个提案就是这样，而且我一直在斟酌这件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认真的。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但我确实在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一个月以前，在3月11日，肯尼迪就已经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了。就在这场对话的前两天，也就是4月5日，肯尼迪还在最终的详细报告上签了字。他只修改了两项重要内容：改变登陆地点以避免进攻过于激烈；确保附近有合适的机场用来提供空中支援。除了这两点区别以外，“猫鼬行动”就是肯尼迪直接从艾森豪威尔那里照搬过来的。

艾奇逊说他不用“询问专业的分析机构”就知道肯尼迪那1500名流亡分子根本无法战胜卡斯特罗的25000名士兵。他对肯尼迪说这种进攻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它将严重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威望，也会在柏林问题上让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苏联很可能也以进攻柏林来回应美国的行为。

不过，恰恰是顾忌了柏林，肯尼迪才不让美国在这次行动中暴露在前，他也不想给赫鲁晓夫任何借口，在柏林制造类似的混乱。

他们又有些尴尬地聊了一会儿，但除了古巴以外两人什么也没谈。随后，艾奇逊就离开了。他到了欧洲后就把古巴问题完全抛到脑后了，因为他认为“这是在胡来”。

艾奇逊相信明智的决定将阻止这一计划。

勒恩多夫，西德

1961年4月9日，星期日

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因为不知道如何与肯尼迪搞好关系已经过度焦虑了，他只得趁访美的前几天把朋友迪安·艾奇逊请到波恩商讨对策。

许多德国人都会在星期日到莱茵河边的小路散步，路两旁是开满鲜花的果树。阿登纳载着艾奇逊正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的奔驰车飞快地驶过散步的行人，此时阿登纳却远没有这些行人的从容和悠闲。德国车设计精良，已经成为西德出口产品中的热门。司机为了跟上领头的吉普车，加快了速度，阿登纳颇为享受，而艾奇逊却紧紧抓牢了座椅。

一个士兵坐在吉普车的敞篷后座上，用指挥牌指挥着交通。如果他将指挥牌伸向右边，意思就是告诉阿登纳的司机他将从人行道上加速超车；如果他指向左边，意思是让对面的来车避让一下。艾奇逊对阿登纳冷笑着，他注意到“这老头正在享受一段美妙的时光”。

阿登纳的家在莱茵河边的勒恩多夫村，他们到达那里时，一群阿登纳的邻居聚在一起，列队欢迎这两位传奇的政治家。从路边到家门口是沿山而建的“之”字形台阶，蜿蜒而上，大约有100英尺。85岁的阿登纳看了看台阶，对他67岁的客人说：“伙计，你已经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年轻了，我必须劝你上台阶时不要走得太快。”

艾奇逊笑着说：“非常感谢，总理先生。如果我有些累了，我能扶一下你的胳膊吗？”

阿登纳大笑着说：“你在开玩笑吗？”

艾奇逊依旧保持微笑，说：“我也不觉得我会这样做。”这种善意的调侃大大缓解了阿登纳的烦躁情绪。

艾奇逊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抚阿登纳。他发现眼前的阿登纳对肯尼迪“真是担心死了”。他最担心的就是肯尼迪正背着他与俄国人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妥协，出卖德国的利益并抛弃柏林的人民。此外，经过战后这些年，美国人对德国人的敌意已逐渐平息，但威廉·夏伊勒的新书《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揭露了纳粹骇人的真相，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也即将在以色列接受审判。阿登纳担心美国人会因此重燃对德国的愤怒。

阿登纳说还有一件事也令他烦恼不已。有消息说肯尼迪政府在柏林的政策正在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用强大的核力量进行威慑，而是转向相对比较新的概念——“灵活反应”战略。这意味着无论柏林受到何种军事打击，美国都更倾向于使用常规武器。改变这一政策会对西德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肯尼迪政府并没有征询阿登纳或其他西德领导人的意见，也没有对他们解释这一变化。

阿登纳反对美国新的战略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艾奇逊正是这一战略的主要拥护者和制定者。阿登纳坚信如果赫鲁晓夫决定在柏林采取行动，西方国家唯一能制约莫斯科的方式就是美国动用强大的核武器予以回应。阿登纳担心美国每一次政策的改变，都会导致莫斯科借机试探华盛顿保卫柏林的决心。艾奇逊虽然没说，但他并不同意阿登纳的观点，因为他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也不会为了柏林而拿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冒险，他推测赫鲁晓夫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艾奇逊转而去努力让阿登纳相信，肯尼迪会和他的前任一样，坚决地保卫西德和西柏林的自由。艾奇逊为阿登纳简要介绍了肯尼迪政府针对柏林的军事应急计划的细节，以及肯尼迪个人对苏联意图的看法。

阿登纳满意地长出一口气，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但与此同时，艾奇逊又不得不击碎了阿登纳的一个美梦。之前，艾森豪威尔计划将一支美国北极星导弹潜艇舰队交由北约掌管，这意味着北约将成为西方第四支核力量。现在肯尼迪反对这一计划，美、英、法继续对核武器保持垄断。不过，肯尼迪将拨给北约五艘或更多的北极星潜艇，但必须由美国舰队司令指挥。而且这些潜艇的使用条件非常苛刻、手续极其复杂，而阿登纳希望能更自由地进行核威慑。

简而言之，当时克格勃从巴黎和其他地方传回的报告反映出这样一点：柏林遇到危机时，肯尼迪应对手段的变化表明他希望将柏林的任何冲突维持在当地范围内，而非逐步升级为世界性战争。这样，美国不仅要求盟国在柏林的冲突中不使用核武器，还要反对北约企图拥有核武器的主张。

阿登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天的活动。他邀请艾奇逊来到一个玫瑰园玩意大利室外地滚球游戏，这个游戏比的是谁投得更准。阿登纳脱掉了外套，但仍系着领带，也没有卷起袖子，看上去煞有介事。他向前投出了一个小球，然后又投出一个大一点的，目标就是尽可能靠近第一个球。

艾奇逊就要赢得比赛时，阿登纳改变了规则，他从侧板撞击别的球。

面对艾奇逊的抗议，阿登纳笑着说：“你现在在德国——在这里由我来制定规则。”

艾奇逊微笑着，他知道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减轻了阿登纳对肯尼迪的忧虑，以更婉转的方式提前让阿登纳知道了那些令他失望的消息。他还为阿登纳与肯尼迪的第一次会面设定了一个更有前景的基调。

有两件事超出了艾奇逊的控制范围：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太空计划的成功以及美国在古巴的惨败。这两件事给阿登纳的访问蒙上了一层阴影。

皮聪大半岛，苏联

1961年4月11日，星期二

就在阿登纳飞抵华盛顿的当天，苏联正计划在第二天早晨将首位宇航员送入太空。此时赫鲁晓夫正窝在黑海东岸的皮聪大半岛索契的别墅里。赫鲁晓夫一边疗养一边按时接收苏联太空计划的最新消息。他也已经着手准备10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经常逃离公众到皮聪大半岛休养的原因：“一只鸡要想下蛋，就必须安静地待一段时间。”虽然这个比喻在英语中是贬义，但赫鲁晓夫却将这句话解释成了褒义：“如果我要筹划某件事情，我就必须花一些时间把它做好。”当赫鲁晓夫想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暂时喘息一下时，他会来到皮聪大半岛，他也会在这里为历史添上属于自己的几笔。正是在皮聪大半岛的松林下和沙滩上的小木屋，赫鲁晓夫写出了1956年那篇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喜欢向来访者介绍他的那些古树，很多树都有自己的名字；还很喜欢炫耀他的室内健身房以及玻璃围成的私人游泳池。

当天早晨，赫鲁晓夫宁愿抛开其他一切事情，也要接见美国著名专栏作家——71岁的沃尔特·李普曼和妻子海伦，这足以看出赫鲁晓夫有多么重视他和肯尼迪的关系。赫鲁晓夫坚持与李普曼会面不只是因为李普曼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他有机会接近肯尼迪，还因为他的专栏文章一直对苏联很友好。

不过，由于航天发射日程表的确定，赫鲁晓夫通过缅希科夫大使给李普曼传话说他们的会谈可能要推迟。李普曼当时还在华盛顿的停机坪，正坐在飞往罗马的头等舱里，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写下他的回复：“这不可能。”

李普曼下飞机后，赫鲁晓夫决定还是与他们会面，但关于第二天苏联将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计划，他只字不提。

在3月23日的试验中，原计划被送入太空的宇航员瓦连京·邦达连科中尉在训练舱中被大火活活烧死。这次意外之后，赫鲁晓夫将原本定于5月1日的发射日期提前了。为了赶在美国之前将人类第一次送入太空，苏联走了很多捷径，这种做法或许要为邦达连科的丧生负很大的责任。苏联没有透露这次意外的任何细节。他们甚至没有公布宇航员的死讯，并且销毁了苏联太空团队中所有邦达连科的照片。

赫鲁晓夫越挫越勇，更加坚定地将发射日期提前到4月12日。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为了保持莫斯科的进度快于美国的水星计划。美国预计在5月5日将宇航员艾伦·谢泼德送入太空。如果苏联这次成功的话，赫鲁晓夫不仅创造了历史，还在关键时刻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如果加加林失败了，赫鲁晓夫会隐藏起所有这次发射的证据。

李普曼并不了解这次会面背后的玄机，他和妻子在早上11:30到达了赫鲁晓夫的老巢。夜晚到来之前他们有八小时的时间散步、游泳、吃喝、聊天。

李普曼很享受与美国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会谈，他觉得在赫鲁晓夫位于黑海的老巢会见这位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是最有趣的。李普曼在成为专栏作家之前曾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也是1919年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的巴黎和会的代表。李普曼发明了“冷战”这个词，他也是建议美国承认苏联在欧洲新势力范围的主要倡导者。莫斯科对李普曼非常感兴趣，因此克格勃在美国的间谍网正通过他的秘书玛丽·普莱斯搜集他的各种资料，不过李普曼当时对此并不知情。

人高马大的李普曼和又矮又胖的赫鲁晓夫一起走路时，李普曼的气势完全压倒了对方。不过，下午激烈的羽毛球比赛中，好胜心极强的赫鲁晓夫与李普曼肥胖的外交部女陪同人员搭档，彻底击败了更健壮的李普曼夫妇，赫鲁晓夫的灵活敏捷令两人非常吃惊。赫鲁晓夫击球时多次故意让球只高出球网一点点，瞄准的是对手的头部。

吃过午饭，赫鲁晓夫的二把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也加入了之后历时三个半小时的谈话。他们谈话的焦点只有柏林问题，以至于李普曼和之前的汤普森大使一样，也认为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柏林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

李普曼出发之前，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向他简要介绍了美国的立场。所以李普曼可以代表他们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李普曼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如此迫切地解决柏林问题，为什么不通过协商将柏林问题暂时搁置5到10年，在这段时间里美苏两国可以先着手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为柏林问题创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赫鲁晓夫断然拒绝继续推迟这个问题，李普曼要他说明原因。

赫鲁晓夫说，在“统辖北约12个师的希特勒的将军们 ⁽¹⁾ 从美国和法国那里获得核武器”之前，柏林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他希望达成一个和平条约，确保波兰和捷克当前的边境线不会发生变化，同时保证东德永远存在。赫鲁晓夫强调如果西德执意要统一整个德国并恢复二战前德国的东部边界，它将把北约拖入战争。

李普曼没有做笔记，他的妻子则潦草地将谈话的内容逐字逐句记录下来。赫鲁晓夫大方地拿出伏特加和亚美尼亚葡萄酒招待他们，米高扬为他们倒酒，此刻他们正竭力保持清醒，又从杯中往一个碗里匀出了不少。

为了让肯尼迪知道自己的想法，赫鲁晓夫一再向李普曼表达自己今年“提前解决柏林问题”的决心。这样，李普曼随后在给美国领导人的报告中就会写道：赫鲁晓夫“态度坚决”，为了避免难民人数井喷式的增加并拯救东德，“他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国家摊牌的决心似乎无法挽回”。

赫鲁晓夫分三部分向李普曼阐述了自己对柏林问题的看法，比之前公开的所有内容更具体。李普曼对这三部分的报道帮助他赢得了第二个普利策奖，450家报社刊登了这个报道。

首先，赫鲁晓夫希望西方国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有两个德国”，这两个国家永远不可能重新统一。因此，美国和苏联应该通过和平协议确立东德、西德和西柏林这三部分的法律地位，通过国际法规确立西柏林是一个“自由城市”。此后，美、英、法、苏只需象征性地派出一些兵力，再加上联合国授权的中立部队就可以保证西柏林的自由和开放。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国需要分别与东西德签署协议以实现这一结果。

由于担心肯尼迪不会接受这一选择，赫鲁晓夫简要地向李普曼介绍了他所谓的“让步方案”。赫鲁晓夫可以接受一份临时协议，给东西德两到三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两国可以协商成立一个松散的邦联或其他形式的统一。这段时间内如果两国能达成共识，那么这些共识就要写入条约。如果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外国占领德国的所有权利都将终止，外国部队全部撤出德国。

如果这两个选择美国都无法接受，赫鲁晓夫又对李普曼说出了他的第三方案。那就是与东德单独缔结和平条约，由乌布利希全面控制所有进出西柏林的通道。赫鲁晓夫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抵制东德这一新的权利，他将调集苏联军队封锁整个柏林。

为了降低威胁的意味，赫鲁晓夫对李普曼说，在他和肯尼迪面对面探讨这个问题之前不会制造事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通过李普曼向肯尼迪打开了谈判的大门。

李普曼虽然不是美国的谈判代表，他仍然建议赫鲁晓夫在五年内暂停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在这期间保证柏林的现状不发生任何变化。这是他在出发前从政府那里得知的肯尼迪的意愿。

赫鲁晓夫轻蔑地摆摆手。距离柏林的最后通牒已经过去30个月了，他不同意再拖延这么久；而且他也不愿意将这一问题拖到10月党代会召开之时。他说解决柏林问题的最后期限是1961年的秋天或冬天。

赫鲁晓夫对李普曼说他觉得不是肯尼迪在作决定。他用一个词总结了肯尼迪背后的各种势力：洛克菲勒。赫鲁晓夫认为是大财团在操控肯尼迪。尽管“他们天然具有帝国主义的本性”，但赫鲁晓夫认为现实利益足以战胜这些资本家。如果他们被迫从以下结果中作出选择：要么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要么苏联单方面采取行动或战争，赫鲁晓夫说他相信洛克菲勒这帮人一定会就范。

赫鲁晓夫说他准备挑战美国人的核讹诈。他说：“我认为没有哪个西方政治家会愚蠢到挑起一场导致上亿人丧生的战争，而开战的原因只不过是我们要同东德签署和平协议，规定拥有250万人口的西柏林成为‘自由城市’。这种蠢货恐怕还没出生呢。”

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委顿在床的是李普曼夫妇而不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分别前用力地拥抱了李普曼夫妇，然后两人拖着疲倦和满是醉意的身体回到了加尔加附近的旅馆。李普曼发现，汤普森大使一个月前从赫鲁晓夫脸上看到的疲态此时已经荡然无存。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将收到一个无比振奋的消息，再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令他兴奋了。

皮聪大半岛，苏联

1961年4月12日，星期三

著名火箭设计师、苏联太空计划的主管谢尔盖·科罗廖夫打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这一好消息时，赫鲁晓夫只问了一个问题：“直接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科罗廖夫说情况好得多，尤里·加加林首先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接着是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人，最终成功地返回了地球。苏联将这次飞行任务命名为“东方计划”，以此表达他们崛起的事实，这一计划也确实达到了目的。让赫鲁晓夫欣喜的是，在108分钟的太空飞行中，加加林还用口哨吹了一首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58年写的爱国歌曲。“祖国母亲听到了，看到了，她的好儿子飞翔在天空。”欣喜若狂的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将领的反对，直接将加加林连升两级，授予少校军衔。

此时的赫鲁晓夫志得意满，自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之后，赫鲁晓夫在太空竞赛中再次战胜了美国。与此同时，他还展示了苏联的导弹技术。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进步无疑具有显著的军事意义。更重要的是，“东方计划”在10月的党代会到来之前取得成功，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迅速攀升的政治支持率可以让他有效抗衡政敌的攻击。

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所有版面都围绕着这次太空飞行，头版通栏标题写着：“我们的国家、科学、技术、人民的伟大胜利”。

赫鲁晓夫狂喜地对儿子谢尔盖说他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活动，让人民好好庆祝苏联真正的英雄。谢尔盖考虑到这一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影响了赫鲁晓夫的健康，因此他想劝父亲不要立刻回到莫斯科，但赫鲁晓夫根本不听。克格勃反对大规模的集会，因为他们无法完全控制现场，但赫鲁晓夫仍然无视他们的警告。

赫鲁晓夫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和全国庆典，这是自1945年5月9日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赫鲁晓夫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他主动跳上了载着加加林和他妻子的敞篷轿车，从列宁大道驶向红场。行驶在阳光照射的马路上，三人一起向路边欢呼的人群挥手，有些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甚至爬到树上或站在窗户外。路边的阳台上挤满了喧嚣的市民，赫鲁晓夫担心这些阳台会突然坍塌。

赫鲁晓夫在列宁墓观礼台讲话时用到了航天员的小名，“让那些正摩拳擦掌攻击我们的人看看……尤卡 ⁽²⁾ 进入太空了，他洞悉一切”。他嘲弄了那些贬低苏联以及认为苏联人穷得“脚赤衣寒”的人。加加林的成功既巩固了赫鲁晓夫个人的领导地位，也向世界昭示了苏联的科技水平。曾经目不识丁、连鞋都穿不起的农村小子击败了肯尼迪和无比先进的美国。

三周之后，“水星计划”将第一个美国人艾伦·谢泼德送入太空，他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进入太空的人。不过，历史记住的永远是赫鲁晓夫和尤卡的第一次。

华盛顿特区

1961年4月12日，星期三

阿登纳的处境真是糟糕透了。

尤里·加加林在哈萨克斯坦安全着陆后仅仅几个小时，阿登纳就抵达了华盛顿。他和肯尼迪坐在总统办公室里，而肯尼迪此时却迫切地希望他赶快离开，以便自己继续策划入侵古巴。

阿登纳无比尴尬地来到华盛顿。大约一个月以前，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和社会民主党议会领袖埃贡·巴尔一同访问了美国。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率先会见了西德主要反对派代表，而不是国家领导人。这在美国与同盟国的交往中应该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正是阿登纳与肯尼迪紧张关系的自然体现。

肯尼迪之前对勃兰特说“二战所有的遗留问题中，柏林问题是最难解决的”。肯尼迪和勃兰特都表示自己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肯尼迪说：“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勃兰特也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告诫肯尼迪说赫鲁晓夫很可能在10月的党代会之前采取行动改变柏林的现状。他说东德和苏联正在逐步增加柏林边界的扰民行为和军事调动，以此试探西方国家的决心。勃兰特说西柏林已经储备了足够使用半年的原料和食物，以防苏联再次封锁西柏林。肯尼迪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想办法帮助柏林摆脱困境。

勃兰特在总统办公室的40分钟都在激发肯尼迪实现柏林自由的愿望。勃兰特把西柏林比作通向自由世界的窗口，这个窗口为最终解放东德保留了希望。他说，“没有西柏林，这个希望就破灭了”。而美国的态度是西柏林得以存续的“必要保证”。之前有传言说肯尼迪支持苏联提出的建议，即将西柏林变成联合国保护下的“自由城市”，此时听到肯尼迪首次对这一提议表示拒绝，勃兰特感到宽慰。而在勃兰特这一方面，他也向肯尼迪承诺他的社会民主党不会再就柏林的中立问题与苏联交涉。

一个月之后肯尼迪与阿登纳的对话则没有这么愉快了。肯尼迪把之前问过勃兰特的很多问题又拿过来征求阿登纳的看法，但阿登纳的回答并不能令肯尼迪满意。当被问及苏联在1961年会对柏林采取何种行动时，阿登纳表示自己并不是先知，他对肯尼迪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他接着说赫鲁晓夫在1958年11月提出了6个月的最后通牒时，没有人会想到他能这么有耐心，直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当时的恐吓。

肯尼迪想知道如果苏联单方面与东德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并没有干扰进出柏林的通道，此时阿登纳认为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

阿登纳开始以一位长者的姿态为这位年轻的总统分析德国在法律上的复杂性。四个占领国还没有作为整体与德国签署和平协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就是苏联在西德的某些区域仍保留了军事力量。阿登纳接连质问肯尼迪是否清楚这些。他接着说其他盟国不让他过多地宣扬这件事，因为他们同样在东德部署了这样的前哨，这可以用于收集情报。

由于阿登纳没有直接回答肯尼迪的问题，外交部长布伦塔诺代为分析了苏联的几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再次封锁柏林，布伦塔诺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另一种可能是苏联将对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领导人，同时以骚扰战术破坏进出柏林的通道。布伦塔诺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对此他建议制定应急计划。

阿登纳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德将履行对北约的承诺，保护西方国家的军队免遭苏联攻击。布伦塔诺说：“如果柏林失陷，那就意味着宣判了欧洲和西方国家的死刑。”

接下来双方讨论了一些很细碎的问题：柏林危机出现某种意外情况时，各方分别拥有哪些合法权利？国际法赋予西德对柏林行使哪些权利？西德还需要哪些权利？四个占领国将承担哪些保卫柏林的义务？北约为柏林提供哪些基本保障？何时落实，由谁执行？西方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动用核武器？

阿登纳说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而肯尼迪坐立不安，不耐烦地听着翻译说的话。

对阿登纳来说，解决柏林危机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城市更加分裂，使其和整个德国的状况相匹配。在他看来，西德融入西方国家是实现德国最终统一的先决条件，因为这可以使其在谈判中更有实力，地位更有利。阿登纳对肯尼迪说西德对参加与苏联的双边对话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在这场宏大的全球博弈中，西德终究只是一个小角色。”不过，他需要美国完全支持他，以确保西德不与苏联就柏林问题直接对话。

肯尼迪说为了维持在西德的驻军，美国每年要花费3.5亿美元，这一支出让他深感忧虑，即使德国马克升值也没能缓解美国的财政压力。他说这是“影响美国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肯尼迪希望阿登纳能降低美国在德国的成本，并且增加对美国军火和商品的采购。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去年12月访问德国后曾有传言称美国要缩减对德国的财政预算，但肯尼迪并没有这样做。不过，他确实要求比较发达的西德为那些欠发达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从而分担了美国在全球的负担。阿登纳对这一要求和其他可以减轻美国负担的经济政策表示同意。

双方谈到了美国为西德提供安全保障的预算压力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肯尼迪个人对德国的支持力度不如前任，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一个更加繁荣的德国也应该更多地分担美国的支出。

这次会面结束后的联合公报显得苍白无力。公报只是含糊地涉及了两人达成一致的地方，而有争议的问题全未提及。德国《明镜》杂志的记者报道，由于这次访问并没有对西德最关心的问题产生任何帮助，阿登纳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两天内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耗尽了阿登纳的体力，也摧毁了他的政治蓝图”。记者说会谈之后阿登纳走出白宫时，“他看上去筋疲力尽，干瘪的身躯上，晒黑的脸庞此刻显得苍白蜡黄”。

《明镜》杂志还报道了阿登纳想在会议结束后，利用周末见一见他在宾夕法尼亚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但肯尼迪政府没有满足他这一请求。同时，肯尼迪的人还“禁止”阿登纳去得克萨斯州，以及“副总统约翰逊郊外的奶牛场”。

西德的经济水平不断增长，但他在美国的地位却不断下滑。他在美国的盟友们，他曾和他们一起实施马歇尔计划、重建西德、加入北约、对抗苏联，如今这些朋友都已经远离权力。他最亲密的盟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在两年前去世。一些德国记者轻信了白宫的谎言，认为阿登纳和肯尼迪建立了更深厚的个人友谊，但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点。

此次访问的最后，肯尼迪站在白宫的草坪上，迎着华盛顿4月的湿冷天气，罕见地称赞了阿登纳。他说：“历史将给予阿登纳最高的评价。在维护西欧各国团结一致上，在加强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上，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登纳回应了肯尼迪的夸奖，恭维道他深信肯尼迪是“伟大的领袖，为了世界的自由，他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阿登纳随后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回答。当时有记者提到，有传言说一道实体的围墙会沿着铁幕建立起来，阿登纳短暂地停顿后，说：“在这个拥有导弹的时代，实体墙没什么意义。”

斯通沃尔县，得克萨斯州

1961年4月16日，星期日

这个周日阳光明媚，正午时分，阿登纳和女儿丽贝特和外交部长布伦塔诺离开华盛顿，飞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他们将在那乘直升机飞行大约60英里到达斯通沃尔县。这里住着500人，是副总统约翰逊的出生地，他的林贝约（LBJ）牧场 ⁽³⁾ 也在这里。德国作家卡尔·梅的畅销小说让美国的开阔地和美国西部成为德国人最向往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卡尔·梅本人并没有来过美国），为了领略这一地区的风光，阿登纳暂时抛弃了现实中的诸多烦恼。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德国的先驱定居在位于得克萨斯州中部约翰逊的牧场和山林中。这些德国裔的得克萨斯人打出各种德语标语，如“欢迎阿登纳”“你好”来表示热烈欢迎。伍尼巴尔德·施耐德神父在斯通沃尔县的圣弗朗西斯·哈维尔教堂用德语为阿登纳做了一场特别的下午弥撒。

阿登纳参观临近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时，发现那里的人们依然广泛使用德语，阿登纳说他在自己的母语中“学到了两件事。一个人可以成为得克萨斯人，但得克萨斯人却不是一个样子的。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东西比得克萨斯更大，那就是太平洋”。周围的人都欣然认同，包括约翰逊。在德国知名记者的陪同下，阿登纳正把这次参观当作一剂解药，缓解华盛顿会谈的失望，并为即将到来的竞选运动造势。约翰逊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低级别的任务，但他仍然按照肯尼迪的指示极力“恭维”阿登纳。他此时更愿意留在华盛顿推行对古巴的强硬路线。

沿着穿过林贝约牧场的佩德纳莱斯河下游扎起了两个大帐篷，阿登纳在这里吃着得克萨斯烧烤。与此同时，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2506旅带着武器和物资，已经在古巴以南40英里处的会合点集合。约翰逊把一顶牛仔帽戴在阿登纳头上。记者拍下了阿登纳当时趾高气昂的样子，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德国所有主流报纸上。约翰逊又给了他装上了马鞍和马刺，赞扬阿登纳骑着自由之马勇敢地驰骋在冷战之中。阿登纳激动地说，得克萨斯给他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阿登纳于4月17日星期一离开了得克萨斯州，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肯尼迪给约翰逊打来电话。肯尼迪通过约翰逊转达了对阿登纳的问候，并表示他认为西德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约翰逊随后低声对阿登纳说，肯尼迪刚刚告诉他，古巴正迎来一场起义，流亡者正在入侵古巴。

每个人都要等待事态的发展，约翰逊对阿登纳说。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4月18日，星期二晚上

阿登纳安全返回了波恩，肯尼迪也暂时抛开了古巴危机，穿着燕尾服，系着白色的领带，与国会议员及其配偶一起在白宫啜饮着香槟。他们都沉浸在肯尼迪夫妇带给华盛顿的优雅而迷人的气质中。

这些客人中，大部分都不知道前一天早晨，1400名古巴流亡者已经在猪湾登陆，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为他们提供了训练和装备。这些客人也不会知道这一行动正在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

两天前，八架印着古巴标识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出发，这里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空军基地。不过，他们的先头攻击并没有达到目的，只摧毁了卡斯特罗36架战斗机中的5架。这样就让地面部队的登陆船暴露在重重危险之中，之后他们还将遭遇珊瑚礁意外搁浅。

卡斯特罗的战斗机击沉了两艘满载着弹药、食物和通讯设备的船只。这些美国支持的古巴流亡者很多人登陆到了错误的地点，所有人的物资都不敷使用。就在白宫举行宴会的那天早晨，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向肯尼迪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古巴军队比想象的强大，常规进攻的效果比想象的差，我们的战术处境比想象的糟糕。”

宴会当晚，海军陆战队乐团演奏了百老汇歌剧《精彩先生》。一位歌手演唱了一曲抒情歌。伴随着歌声，完美的第一夫妇带着完美的笑容，从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上款款走下，来到热烈鼓掌的人群中。

第一夫人杰奎琳和参议员一起跳舞，肯尼迪与众人闲谈，民调显示总统的声望依然超过70％。

晚上11:45，肯尼迪离开宴会去参加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将成为挽救古巴行动的最后机会。这时出现了一幕好莱坞电影中的场景：总统和内阁成员系着白色的领带，对面的军方将领则勋章齐整，服色鲜明，他们一同探讨着军事计划。此时，古巴的入侵者已经被击散。肯尼迪在这次行动中没有使用美国的军队和飞机，以便东窗事发后美国可以矢口否认，不过，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中到处都能看到美国的痕迹。

艾森豪威尔总统1960年1月批准了一项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方案，现在参会的很多高级军官都参与了当时的方案。统筹这次行动的是68岁的艾伦·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肯尼迪让其留任原职。他效仿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制定了第一个进攻计划。当时美国仅依靠150名流亡分子和数名美国飞行员，驾驶着二战时的战斗机就推翻了危地马拉的左翼政权。当年参与政变的中央情报局成员也成为此次古巴计划的干将。

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人是理查德·比斯尔。这个高智商、高级别、高度机密的人物给肯尼迪政府的间谍机构增添了很多魅力。这位高个子、佝偻的耶鲁大学前经济学教授现在是中央情报局计划主任，直接负责此次行动。比斯尔和肯尼迪第一次见面是在只有男性参加的阿利比俱乐部，中央情报局在这里安排了欢迎新总统的晚宴。当时老练而谦卑的比斯尔自嘲为“食人鲨”，肯尼迪感到很有趣。

如今杜勒斯和比斯尔都为肯尼迪工作，他们完成了让大约1400名流亡士兵在古巴高调地登陆的计划，意图通过突击部队的打击，激发古巴国内卡斯特罗反对者的暴乱。中情局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古巴人会参与到暴乱中，包括各类抵抗组织的2500名成员和20000名他们的支持者。

肯尼迪从没怀疑过这些数字，不过他还是对计划作了一些调整，而正是这些调整降低了成功的机会。肯尼迪将登陆点从古巴中南沿海的特立尼达岛改到了猪湾。他解释说，在这里进行夜间登陆更加隐蔽，遭遇抵抗的几率也更小。肯尼迪强调美国不会提供任何空军和其他方面的支援，还把最初决定派出的战斗机数量由16架降为8架，同样是“为了减小侵略的规模”。肯尼迪考虑到了这件事对柏林问题的影响：虽然美国直接参与了对古巴的入侵，但肯尼迪不想给赫鲁晓夫任何军事干预柏林的口实。

最后时刻的改变让行动出现了很多疏漏。事先没有人考虑到猪湾危险的暗礁；一旦进攻不利，撤退到山区的路线也未并随着登陆点的改变而更换。而且，消息早就走漏得路人尽知了。早在1月10日，《纽约时报》就进行了报道，标题《美国在危地马拉秘密空军基地训练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武装》横贯三栏。并且，就在入侵古巴的几个小时之前，肯尼迪不得不让其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制止《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文章里翔实而精确地描述了入侵古巴的计划。

肯尼迪抱怨说：“卡斯特罗根本不需要特工，他只要看看我们的报纸就什么都知道了。”

4月17日的进攻让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来往书信中兵戎相见。赫鲁晓夫还不知道这一行动进展得如此糟糕，莫斯科时间4月18日下午2点时他向肯尼迪发出警告，这是他与肯尼迪打交道以来言辞最具恐吓性的一次。赫鲁晓夫把古巴和柏林联系在一起，他说：“军事装备和世界政治形势已经走到了目前这一步，任何所谓的‘小打小闹’都可以产生连锁反应，触发世界大战。”

虽然肯尼迪极力表示美国和此事无关，但赫鲁晓夫并不买账。他说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是美国训练了入侵部队并为其提供战机和炸弹支援。赫鲁晓夫警告肯尼迪，这一行为很可能是一次“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他赌咒道：“苏联的立场是不会动摇的，我们将为古巴政府和人民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击退外来的军事进攻。”

肯尼迪在华盛顿时间当天下午6点对赫鲁晓夫的话作出回应。他反驳道：“你完全不了解形势。”列举了事实证明古巴人民如何“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民主和自由，古巴国内如何滋生了超过10万反对卡斯特罗的难民。肯尼迪表示美国不会介入此事，同时告诫赫鲁晓夫也不要插手。肯尼迪说：“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古巴问题。”但如果苏联介入此事，那么美国将履行自己的义务，“保卫西半球免受外来的侵略”。

与赫鲁晓夫论战的余音犹在，肯尼迪拒绝了所有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卷入此事的要求。比斯尔认为应该立刻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支持，这样美国还有机会取胜。但肯尼迪驳回了这个要求。比斯尔说他只需要航母“埃塞克斯号”上的两架飞机就能击落敌机，纾困失陷的部队。

但肯尼迪的回答是：“不行。”

就在六天前肯尼迪的助手对这一计划表示怀疑时，肯尼迪曾恼怒地说：“我知道每个人都想在这事上多捞一笔。”但现在，听到那些搞砸行动的人告诉他要想获胜就必须加大军事投入时，肯尼迪愈发烦恼，因为这将更明确地暴露是美国在幕后操控。

他对比斯尔说：“一旦我派出一名美军陆战队员，我们就会在这件事上无法自拔。我不能把美国拖入战争，然后再输掉它，不论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肯尼迪不希望再出现另一个匈牙利。人们认为是美国鼓励了匈牙利起义，而最终美国却没有为这些叛乱者提供保护。“这就是可能的结果，一场可怕的大屠杀。你们明白了吗？”

海军作战部部长阿利·伯克上将说如果肯尼迪不愿意出动战机，他可以利用美国驱逐舰支援登陆部队。伯克是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英雄，被称为“三十一节伯克”，因他驾驶驱逐舰的迅猛速度而得名。此刻伯克希望肯尼迪能一不做二不休，并表示他只需要一艘驱逐舰就能“痛击卡斯特罗的坦克部队”，扭转整个战局。他强调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是手到擒来。

肯尼迪愤怒地说：“伯克，我不想让美国卷入这件事。”

“荒谬！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卷进来了。”伯克以四星上将对年轻的鱼雷快艇艇长的口吻反驳道。他见过太多因为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而导致人员牺牲和战局失败的前车之鉴了。

凌晨2:45，持续了三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了。肯尼迪稍作让步，同意派遣6架没有标识的喷气机，在B-26轰炸机投下补给和弹药后为其提供掩护。不过，这些轰炸机比喷气机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战场，其中两架被古巴击落。

这些接受了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流亡者，114人被击毙，1189人被俘。

经过三天的激战，卡斯特罗将敌人彻底击退。

艾奇逊立刻就意识到古巴行动的失败会对赫鲁晓夫的思想和盟国的信心产生何种消极影响。他认为这次行动“是完全没有经过思考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艾奇逊在外交学院对外交官讲话时说：“欧洲对此事的评价是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业余选手练习回旋镖，而我们惊恐地旁观，看到这个外行用回旋镖伤到了自己。”艾奇逊对现场观众说欧洲各国“非常吃惊，这么缺乏经验的人怎么能玩如此危险的武器呢”？

结束欧洲之行后，艾奇逊给前总统杜鲁门写了封信，以沮丧的口吻讲到了他和肯尼迪在玫瑰园的谈话，但并没有提到肯尼迪的名字。信中说：“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为什么要愚蠢地在古巴问题上冒险。在我去欧洲之前，他和我提到了这件事，我告诉他你我是如何反对在伊朗和危地马拉实施这类计划的，并解释了原因。我以为他会把这个想法搁置一边，他本应该这么做。”

艾奇逊对杜鲁门说，古巴事件对肯尼迪在欧洲的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谈到肯尼迪时，他说：“这届政府的领导能力出奇的差。据我了解，这届政府照搬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政策，但把成功必不可少的展示实力的部分都剔除了出去。决策是需要大脑的。人们曾近乎狂热地赞赏肯尼迪的青春活力和俊朗的外表，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关注这方面，至少在国外是这样。”艾奇逊对杜鲁门说华盛顿是“一座消沉的城市，政府的士气已经跌到谷底了”。

肯尼迪要求看到外交学院讲话的完整记录，所以艾奇逊的评论被送至肯尼迪面前。从那之后，艾奇逊发现肯尼迪对他逐渐失去信任并大大减少了与他的私人会面。

艾奇逊生动的批评太过鞭辟入里，以致伤筋动骨了。

莫斯科

1961年4月20日，星期四

赫鲁晓夫简直不敢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赫鲁晓夫事先就知道肯尼迪要对古巴采取行动，在皮聪大半岛和专栏作家李普曼也提到了这件事。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肯尼迪表现得这么糟糕。在他对肯尼迪的首次外交考验中，新总统的表现仅仅是赫鲁晓夫期待的最低值。面对外界的批评，肯尼迪表现得过于软弱。他缺乏废除前任总统政策的魄力，也无法发挥那些政策的作用。对于古巴事件这样对美国威望至关重要的事情，肯尼迪缺少志在必得的决心。

虽然肯尼迪没能让赫鲁晓夫抓到把柄，继而在柏林问题上以牙还牙，但通过这次失败，赫鲁晓夫却清楚地了解到正在领导美国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赫鲁晓夫对儿子谢尔盖说：“我真是不了解肯尼迪，他真的这么优柔寡断吗？”相比肯尼迪的表现，为了确保匈牙利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这一边，赫鲁晓夫坚决地派出苏联部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据说，赫鲁晓夫也曾担心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实施对古巴的入侵行动，导致美苏两国的峰会受到影响，去年他也因U-2事件指责过杜勒斯。同时，赫鲁晓夫又以己度人，相信肯尼迪一定会在4月17日苏联领导人生日这天登陆古巴，以此对他进行羞辱。不过，这次进攻不但没有破坏赫鲁晓夫的庆祝，反而给他送上了一份意外的大礼。

克格勃从伦敦发回情报，汇报了肯尼迪随后的反应，这显然是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得到的信息。肯尼迪的态度让赫鲁晓夫既兴奋又担心。有利的一面是，肯尼迪在古巴事件之后对同僚说他很后悔留任了这些共和党的成员，例如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和财政部的C·道格拉斯·狄龙。赫鲁晓夫其实很想知道古巴行动团队如何评价肯尼迪这位总统。肯尼迪真的掌握实权吗，还是被杜勒斯等反共鹰派控制了？肯尼迪属于鹰派吗？也许更有可能的是，从这次漏洞百出的行动可以看出，肯尼迪是一个更危险的人物——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不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赫鲁晓夫的政治资本在短短一周时间内戏剧性地大幅攀升。加加林的太空计划成功了，美国在猪湾被击退了，再也没有其他事情能比这两件事一起到来更能提升赫鲁晓夫的威望了。距离在西伯利亚会见汤普森大使，不情愿地同意与肯尼迪举行峰会，现在仅仅过去了六个星期。

既然肯尼迪能力这么差，赫鲁晓夫更加倾向于冒险和他较量一番。

虽然赫鲁晓夫运气转好的速度比他想的快得多，但他很清楚要行动就必须更快。柏林的现状顽固地没有任何转机。新一代柏林人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他们渴望看到当今世界的两大阵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公开地比一比谁更优越，而柏林是唯一能满足他们愿望的城市。

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事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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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指西德。——译者注

(2) 尤卡（Yurka）是尤里（Yuri）的昵称。——译者注

(3) LBJ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乔恩·唐纳眼中的柏林

唐纳坚信，柏林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它更是一种理念。正是这种想法促使这位年轻的芬兰作家在研究生阶段放弃了其他选择，来到柏林寻找奇遇和灵感。

巴黎左岸有萨特和他的学生，罗马的威尼托区有各种声色犬马，而要追求学习与放纵二者兼有，伦敦的苏豪区可算当世无双。不过，只有柏林为唐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在这里，他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分裂。

唐纳认为东西柏林人的差异完全是环境造成的。他们就像实验室的小白鼠，完美地成为了这次重大社会实验的实验品。他们的历史轨迹一直相同，直到1945年，不同的社会制度突然涌入，带给一边充满堕落的繁荣，另一边充满道德的清贫。柏林在地理上紧邻西欧和苏联，但冷战让这一位置成为了一出心理和地缘政治大戏的舞台。

20年后，唐纳将担任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的制片人，这部电影获得了四项奥斯卡奖。但现在，他把自己当成现代版的克里斯多夫·依舍伍德 ⁽¹⁾ 。他刚刚完成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业，希望通过记录这个时代柏林的现实，开启自己的艺术生涯。

依舍伍德的《告别柏林》中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在街头的遭遇战，这是二战和大屠杀的序曲。唐纳认为他要讲的柏林人的故事也要具备历史意义，虽然对于柏林人来说，在那些围绕他们展开的高层政治斗争面前，自己只是被动的看客而已。

德国人轻蔑地用“雪纳瑞柏林人”“柏林嘴”来形容柏林人无礼的喧闹，这一点在战后被占领后仍没有改变。作家斯蒂芬·斯彭德在描述柏林人在冷战中的勇气时写道：“如果柏林人能表现出震惊全世界的大无畏，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站在了恐惧的远端，他们苟安于两个超级大国冲突的夹缝，他们觉得担心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

在西柏林阴冷潮湿的地铁站，唐纳观察着柏林人愁苦、冷漠的脸，这些人都是唐纳故事里的主角。虽然这座城市可能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但唐纳发现这些柏林人竟然出奇的冷淡，就好像现实太猛烈，他们还来不及消化吸收。

在寻找恰当的隐喻形容这个分裂的城市时，唐纳向读者道歉，自己就“像患了梦游症一样”，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两条著名的街道来描述柏林的分裂——西柏林的选帝侯大街和东柏林的斯大林大道。

和西柏林一样，选帝侯大街从战后的混乱中轰然崛起，街道上洋溢着活力和时尚，到处都是霓虹灯，新开的饭店和酒吧老板都想比比谁的钱包更鼓。而斯大林大道就和东柏林一样，虽然社会潜在的脆弱隐藏其中，但在中央计划下却呈现出了新古典主义的富丽堂皇。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从每间公寓的面积到走廊的宽度和窗户的高度，都需要统一。国家安全法规精确地规定了在多少户居民中安插多少眼线。

虽然选帝侯大街的核心路段只有4千米长，但这条路上却聚集着全国最富有的17家珠宝商店、10家汽车销售商店和柏林最奢华的饭店。战争中死了丈夫的孀妇在街角乞讨，她们知道哪里是富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其中一处就是爱德华·温特的大众汽车展览厅。这个最有钱的柏林人在获得可口可乐的经销权之前，在这里每天能卖30辆汽车。

依舍伍德的书孕育了电影《歌厅》。书中谈到战前的选帝侯大街时说：“这里聚集着昂贵的宾馆、酒吧、电影院、商店……光彩照人，就像是镶嵌在一座破败、衰落的城市上的假钻石。”柏林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战后重建中引入了更牢固的混凝土和玻璃等建筑材料，但战争阴云依然如故。

选帝侯大街丑陋的一面同样在战争后保留。在一个叫“老调”的低俗酒吧里，唐纳看到一个杜塞尔多夫的商人正在亲吻一个金发酒吧女郎的耳朵，直到她厌倦地后退，然后他的双唇又来到她的腋下。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从易装酒吧到更传统的娱乐场所，德国人来这里就是找乐子的。这里没有宵禁，也不用透露自己的名字。柏林的一切一直延续着。

在共产主义的东柏林，唐纳找到了这里的“选帝侯大街”。1949年，在斯大林70岁生日时，乌布利希以这位独裁者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壮丽的法兰克福大道，虽然斯大林死后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批判，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1961年11月 ⁽²⁾ 。二战的最后几天，苏联军队在这条路两旁的树上吊死了很多纳粹分子，尸体旁通常都系着一张纸，写着：某某人被吊死了，因为他拒绝保护妻子和孩子。

乌布利希重修了斯大林大道并把它作为展示共产主义优越性的窗口，“这是德国第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乌布利希的目标是为“工薪阶层提供宫殿一样的住宅”。从1952年到1960年，建筑工人按照斯大林式风格建起了一长列八层的公寓楼。战后的废墟变成了高楼大厦，每栋楼都有阳台、电梯、瓷砖、大理石楼梯，而且每个住户都有浴室，这在当时是非常奢华的。为了保证军队行进的道路足够宽、足够长，建筑师将斯大林大道改造成了9米宽、2000米长的六车道公路，并在路两旁种满了树。斯大林大道成为一年一度的五月胜利游行的场地，同时这里也是1953年工人暴动发起的地方。

唐纳写道，在离斯大林大道不远的地方，是沉默而绝望的东柏林市民，他们好不容易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现在又在历史中站错了边。拉伯-迪勒酒吧是柏林最老的酒吧之一，位于雀巷。这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战时的废弃物依然横亘路中没有清理。这个酒吧只有三张桌子、一个柜台、乐队演唱用的长椅和几把劣质破旧的椅子。

弗雷德里希·柯娜斯科女士是这家酒吧唯一的老板，她在这里的吧台站了57年，如今已经82岁。她没有向唐纳诉说自己悲惨的生活，而是开心地聊起了她的那些常客。她谈到了所有的男顾客，除了一位40岁上下吵闹的女人，她总是一边抱怨自己的胃部手术一边还不断地喝酒。

柯娜斯科抱怨道：“十个喝醉的男人也比一个半醉不醒的女人要好。”

两个中年男人坐在靠窗的桌旁，漫不经心地弹着吉他，唱着伤感的歌。当他们准备回家时，一个驼背男人尖声喊道：“再来一个《莉莉玛莲》！我就想听这歌，唱完我给你们买酒。”

酒吧里有个穿着讲究的人，他因为着装被人们认为是共产党员或国家安全局官员。他反对驼背的建议，他说这首歌曾是希特勒的最爱。

驼背气愤地反驳：“你懂什么？战争中，人们高唱《莉莉玛莲》，借此表达——对，就是表达——士兵对和平的渴望。这首歌和纳粹没有任何关系。”这确实是事实：这首歌诞生于一战，是一名叫汉斯·莱普的士兵在柏林前往沙俄前线的路上创作的。驼背接着说甚至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喜欢这首歌。

一个喝醉的年轻人喊道：“这是全世界的旋律！”他鼻子宽大扁平，耳朵状如菜花，指尖被香烟熏得焦黄，好像当过拳击手的样子。客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赞同，集体反对那个“疑似共产党员”，但两位歌手仍然犹豫不决，因为短暂的非法行为可能会导致长期的监狱生活。

壮着酒胆，拳击手向衣着讲究的人威胁道：“如果你不想听，你可以出去。”然后，他独自唱起了第一段。随后两个歌手也唱了起来，大家一个接一个加入，直到酒吧里所有的人都唱了起来，除了那位身穿深色西装的人依然沉默地喝着啤酒。

柯娜斯科女士给客人们上完酒后，把唐纳带到一边。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小镜框，里面有一张纸，是二战的遗物。上面写着：正如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应该一丝不挂地离开。

柯娜斯科问眼前的陌生人：“你觉得我死后会有人接管这个酒吧吗？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在西柏林。你觉得他们会来到东柏林，在这么个小地方从早晨十点工作到凌晨两点吗？”

她自己给出了答案：“他们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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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舍伍德，英裔美国作家，其讲述20世纪30年代柏林的作品《告别柏林》被改编为电影《歌厅》（Cabaret），获得奥斯卡多项大奖。——译者注

(2) 11月之后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原注

第九章　危险的外交

美国政府和总统认为苏联领导人低估了美国政府的实力，也低估了总统本人的能力。

——罗伯特·肯尼迪对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说，1961年5月9日

柏林是正在溃烂的伤口，必须将其彻底剔除。

——赫鲁晓夫对卢埃林·E·汤普森说，1961年5月26日

华盛顿特区

1961年5月9日，星期二

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身穿白色衬衫，领带松散在领口，外套搭在肩上，从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司法部入口台阶三步并作两步走下，把手伸向苏联间谍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

“嗨，格奥尔吉，好久不见。”罗伯特这样说道，好像遇到一个很久未见的老朋友，虽然他们只在大约七年前匆匆见过一面。罗伯特旁边站着埃德温·格思曼，他曾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现在是罗伯特的新闻发言人和传声筒。格思曼能够安排这次空前的会面，靠的是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弗兰克·霍尔曼，他乘出租车把博尔沙科夫接来，此时正站在他身旁。

罗伯特问博尔沙科夫：“咱们散散步，怎么样？”鉴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的会面，罗伯特放松了姿态，这样可以消除双方的敌意。在春天傍晚的薄雾下，两人走向了华盛顿广场。罗伯特示意格思曼和霍尔曼远远跟着，他和这位苏联间谍小声地谈论着后者当天编辑的杂志。

照罗伯特的建议，两人在一处偏僻的草坪上坐下，刚刚修剪过的草坪散发着清新的草香。美国国会大厦矗立在一侧，另一侧是华盛顿纪念碑，他们背后正对着史密森尼城堡的前门。傍晚散步的恋人和小旅游团都抬头看着天上的积雨云，这是暴风雨的征兆。

博尔沙科夫吹嘘自己与赫鲁晓夫有多亲密，相比于莫斯科驻美国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他能更直接、更有效地联系到赫鲁晓夫。罗伯特和他哥哥都觉得缅希科夫就是个小丑。

罗伯特对博尔沙科夫说，他哥哥非常渴望与赫鲁晓夫会面。在两人第一次会面之前，他希望双方能互通有无，安排出双方都满意的日程。这位司法部长说他早就知道博尔沙科夫与赫鲁晓夫身边的一些高官有联系。他相信，只要博尔沙科夫愿意，他就一定能当好中间人。罗伯特说：“如果他们能从你这里得到第一手信息那就太好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信息汇报给赫鲁晓夫。”

一阵隆隆的雷声过后，罗伯特开玩笑道：“如果我被闪电劈死的话，报纸肯定会说一个苏联间谍杀死了总统的弟弟。这很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他们先是快步疾走，后来为了躲避倾盆大雨变成了小跑。乘坐私人电梯，他们回到了罗伯特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很小，有两把扶手椅、一个冰箱和一间小书房。他们脱掉外套，只穿着汗衫继续聊天。

冷战期间最特殊的关系形成了，即便多年以后，这段关系仍然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从那天之后，罗伯特和博尔沙科夫的沟通变得非常频繁，两人一度每月要联系两三次。两人的交谈内容几乎没有向上级汇报，也没有文字记录，这一疏忽让罗伯特追悔莫及。谈话时，他从不作记录，只是口头上告诉他哥哥。因此，保留下来的只有罗伯特·肯尼迪不完善的口述资料、苏联的记录、博尔沙科夫不完全的回忆和几位亲历者的零星记忆，人们只能通过这些资料勉强还原出两人交换信息的经过。

肯尼迪总统没有征求外交顾问和苏联问题专家的建议，就批准了罗伯特与博尔沙科夫的第一次见面。这表明在猪湾事件以后，肯尼迪兄弟对自己的情报部门陡增了不信任，同时反映出他们对秘密活动的爱好，以及他们收拾残局、进而小心翼翼地准备首脑会谈的意愿。

对赫鲁晓夫来说，博尔沙科夫只是一个可用的小卒，远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在这盘复杂的棋局中，赫鲁晓夫可以用这个小卒套出肯尼迪的想法，同时保证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这种交换信息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更加有利。肯尼迪从博尔沙科夫那里了解到的是赫鲁晓夫和苏共高层想要提供的信息，而博尔沙科夫却可以从罗伯特那里提炼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罗伯特和总统的关系太近了，也太了解总统的想法了。

博尔沙科夫只是苏联与肯尼迪联系的两条渠道之一，另一条正式的沟通渠道是赫鲁晓夫在五天前刚刚建立的。苏联领导层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两条渠道都善加利用；但美国，总统以下的其他高层均不闻博尔沙科夫这条暗线，只知道五天前的正式通话。当时，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致电汤普森大使，转达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总统来信的回复。这封信两个月前发出，邀请赫鲁晓夫参加会谈，但赫鲁晓夫这时才姗姗作答。

葛罗米柯就赫鲁晓夫不能亲自致电向汤普森道歉。赫鲁晓夫此时已经离开首都前往其他省份，为10月的党代会作准备，5月20日才回到莫斯科。葛罗米柯代表苏联领导人说，猪湾事件和老挝危机让美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升级，赫鲁晓夫“对此深感遗憾”。

葛罗米柯认真地念着写好的台词：“除非苏联和美国都认为两国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两国就应该达成下面的共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因此我们应该找到恰当的方法解决问题并建立友好的关系。”葛罗米柯说正是基于这一点，赫鲁晓夫打算接受肯尼迪的邀请，他相信“连接两国的桥梁一定可以建立”。

葛罗米柯想从汤普森那里了解，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的邀请“是否依然有效或是有所改动”。尽管这个问题提得彬彬有礼，但葛罗米柯的潜台词却颇为挑衅。他真正想问的是肯尼迪在古巴自吞苦果之后，还敢不敢与赫鲁晓夫会面。

至此，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接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大选结束到肯尼迪入主白宫之初，这时是赫鲁晓夫积极主动，希望能直接与肯尼迪举行会谈。第二阶段是肯尼迪发表了强硬的国情咨文后，赫鲁晓夫失去了与他会面的兴趣。现在，赫鲁晓夫又开始渴望与肯尼迪会面，借此向变弱的对手展现自己的强势。

汤普森放下电话，准备发电报。他立刻意识到，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如果肯尼迪希望扭转这一危险的趋势，这次会谈的必要性完全可以超过会谈的危险。汤普森下午4点发了一份秘密电报，汇报了他和葛罗米柯的对话，敦促肯尼迪牢牢抓住赫鲁晓夫伸过来的手。他同时给国务卿腊斯克发了一份相似的机密信函。批评者会认为肯尼迪此举是羊入虎口，但汤普森建议肯尼迪对公众说，早于猪湾事件很久，他就向赫鲁晓夫发出了会谈的邀请，只是赫鲁晓夫现在才作出回应。

汤普森随后列出了他赞同这次会谈的原因：

●　举行这样的峰会，对其前景的期待将促使苏联采取“更理性的方式”处理老挝危机、核试验、裁军等问题。

●　面对面的会谈是肯尼迪对苏联决策施加影响的最佳方式。苏联10月的党代会将出台至关重要的决定，会为如何处理超级大国在未来的关系奠定基调。

●　由于毛泽东反对美苏之间类似的会谈，所以汤普森认为“这一清楚的事实可以恶化中苏的关系”。

●　最后，向世界展现出自己愿意与赫鲁晓夫进行直接对话，也会对公众舆论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肯尼迪在捍卫西柏林自由时保持强硬立场。

尽管美国现在形势不利，但汤普森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完全放弃和西方交易的想法，也没有抛弃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汤普森时常担心美国的评论员会给他贴上“赫鲁晓夫拥护者”的标签，不过他仍然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在第三世界发动与西方的冲突，他只是利用了美国在古巴、老挝、伊拉克和刚果受挫这一契机。

不过，对于肯尼迪来说，在没有完全探明苏联的意图之前就答应这样的峰会是异常危险的，在峰会中避免进一步犯下外交错误也是难上加难。所以肯尼迪希望通过外交试探，确定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想改善两国的关系。

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肯尼迪通过腊斯克谨慎地回复了汤普森。腊斯克让汤普森告诉赫鲁晓夫，就说总统“依然渴望”与赫鲁晓夫会面，希望能够在6月初举行会谈，地点在维也纳，这是赫鲁晓夫的首选地点。然后，肯尼迪很遗憾地表示自己还没有完全确定，不过他会在赫鲁晓夫5月20日返回莫斯科之前作出最终的决定。

接下来就是谈条件。

腊斯克发电报让汤普森向赫鲁晓夫转达，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老挝正在发生的冲突，如果苏联不改变政策，那么此时召开峰会就不太合适。日内瓦会谈下周就要开始了，肯尼迪希望结束战争，实现老挝中立。不过，面对战争的升级，参加日内瓦会谈的苏联代表却一直敷衍搪塞。

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谈的代表团团长——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向肯尼迪汇报道，他不认为赫鲁晓夫打算接受一个中立的老挝。因为“日内瓦的共产党员坚信他们能在老挝危机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表现得非常放松”。哈里曼说苏联正试图将美国推向一个困难的境地，让美国被迫在没有真正停火之前参加这次会谈。没有哪个国家的行为能对一次高峰论坛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了。

除此之外，腊斯克告诉汤普森，“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肯尼迪的目标是在维也纳会谈上达成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他希望赫鲁晓夫对此能先表个态。此外，肯尼迪要求苏联保证维也纳会谈的任何公开声明都不能涉及柏林问题，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

三天后，肯尼迪试着传递这条相同的信息，通过他弟弟的渠道。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场景，罗伯特和博尔沙科夫穿着汗衫坐在司法部的办公室交谈。

罗伯特选择5月9日作为两人首次秘密会谈的时间，这是在为博尔沙科夫着想。虽然这一天对美国来说只是普通的工作日，但却是苏联的节日。苏联大使馆全体人员放假，庆祝第十六个卫国战争胜利日。博尔沙科夫希望与肯尼迪总统建立的沟通渠道可以完全保密，这样一来，他甚至可以瞒过他最亲密的同志。

在与美国的接触过程中，博尔沙科夫完全不理会上司的反对。苏联的军事情报局格勒乌（GRU）在苏联大使馆的长官是博尔沙科夫的直系领导，他无法想象美苏之间最重要的秘密信息通道是由一个中级别的特工建立起来的。在博尔沙科夫看来，罗伯特·肯尼迪可不是普通人，他是总统的弟弟，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司法部长，掌管着联邦调查局所有的反间谍活动。

不过，让博尔沙科夫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高级别任务的信心来自赫鲁晓夫本人。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女婿阿列克谢·阿朱别伊表达了对博尔沙科夫的支持。阿朱别伊是《消息报》的编辑，也是博尔沙科夫的朋友。1959年赫鲁晓夫筹划首次访美之际，阿朱别伊推荐了博尔沙科夫来当顾问。（在此之前，博尔沙科夫一直是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忠诚下属，这位功勋卓著的二战英雄和国防部长被赫鲁晓夫罢免。）

随后，博尔沙科夫以大使馆信息官的名义被派往美国，担任外宣的英文杂志《苏联》的编辑。这是博尔沙科夫第二次去华盛顿，第一次是在1951年到1955年以塔斯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去的。

作为一名间谍，博尔沙科夫在华盛顿有着超高的人气，他是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苏联人。博尔沙科夫喜欢交际，酒量很大，还是个美食家。他有满头的黑发和一对深邃的蓝眼睛，操着俄罗斯中部口音。他的朋友和熟人很多都与肯尼迪总统关系密切：《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本·布拉德利；记者查尔斯·巴特利特，总统的妻子杰奎琳就是他介绍给肯尼迪的；肯尼迪的幕僚长肯尼斯·奥唐奈；特别顾问泰德·索伦森；以及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

不过，博尔沙科夫与肯尼迪之间最关键的联系人是弗兰克·霍尔曼。他是华盛顿的记者，曾经与尼克松关系密切，现在正极力巴结肯尼迪政府。霍尔曼身高6英尺8英寸，南方口音和举止，声音低沉，总是戴着蝴蝶结领带、叼着雪茄，同事们称他为“上校”。虽然只有40岁，霍尔曼已经是华盛顿的头面人物了，他采访过的总统包括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现在的肯尼迪。霍尔曼认为在华盛顿靠的就是人脉，而他的人脉遍布各处。

1951年，博尔沙科夫与霍尔曼初次见面，二人在苏联大使馆共进午餐。自此霍尔曼就成了博尔沙科夫的免费情报员。此前，捷克政府关押了美联社在布拉格分社的全体成员，为了报复，国家记者俱乐部禁止苏联记者成为俱乐部会员，而霍尔曼对俱乐部的这一行为进行抵制。从那时起，霍尔曼就深受克里姆林宫喜爱。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这么做，霍尔曼调侃地说这个俱乐部就应该让所有政治派别的成员在这里“胡扯”。他之后的表现更加亲近苏联，他帮助一位新来的苏联新闻官成为了俱乐部会员，这个人很可能是个间谍。

博尔沙科夫1955年回国时，将霍尔曼的联系方式交给了来自格勒乌的接班人——尤里·格沃兹杰夫，他的身份是文化参赞。霍尔曼称自己是苏联的“信鸽”，格沃兹杰夫通过他向艾森豪威尔政府传递了一条重要的消息：对于赫鲁晓夫1958年11月发布的对柏林的最后通牒，美国不要有过激反应，因为赫鲁晓夫绝不会在柏林问题上挑起战争。透过霍尔曼，格沃兹杰夫还与美国就谈判的条件进行磋商，这也为后来的尼克松访苏铺平了道路。

1959年博尔沙科夫接替格沃兹杰夫时，他再次与霍尔曼取得联系。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以至于他们的家人都经常一起出现在社交场合。机缘巧合，霍尔曼与新任司法部长的新闻发言人埃德温·格思曼是多年的朋友。霍尔曼曾把他与博尔沙科夫重要的对话片段告诉了格思曼，后者又把谈话的要点转述给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格思曼的授意下，霍尔曼在4月29日第一次试探性地问博尔沙科夫：“如果你能直接与罗伯特·肯尼迪见面，让他从你这里获得第一手的信息，你不觉得这样会更好吗？”

经过十天数不清的谈话后，霍尔曼说今天下午4点有一个“晚午餐”，问他要不要参加，博尔沙科夫意识到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

博尔沙科夫问：“为什么这么晚？”

霍尔曼解释说今天联系了他好几次，但节日值班的人告诉他博尔沙科夫正在印刷室制作新一期的杂志。

很快，两人来到乔治敦一家惬意又不太起眼的饭店。坐在角落处，霍尔曼不时看看手表。这时，博尔沙科夫提议自己该回去了。霍尔曼说：“不，我们的事情才刚开始。你会在6点与罗伯特·肯尼迪见面。”

博尔沙科夫看着自己的旧西装和磨破的衬衣领口，说：“可恶，你怎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霍尔曼问道：“你害怕了？”

“不是害怕，但我还没准备好。”

霍尔曼笑着说：“你时刻都在准备着。”

在司法部，罗伯特对博尔沙科夫说美苏两国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彼此意图和行为的误解造成的，他哥哥对此很焦虑。他接着说，通过猪湾事件的教训，他哥哥学到依据错误信息采取行动是多么的危险。罗伯特说他哥哥没有在猪湾事件后立刻将负责这一行动的高级官员解雇，这是一个错误。

罗伯特说：“美国政府和总统认为苏联领导人低估了美国政府的实力，也低估了总统本人的能力。”他希望通过博尔沙科夫向克里姆林宫传递的信息已经很明确了：如果赫鲁晓夫试图考验肯尼迪总统的决心，总统将别无选择，只能“改变策略”，采取对苏联更强硬的手段。

他对博尔沙科夫说：“美国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柏林的形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肯尼迪总统认为如果苏联进一步误解美国对柏林问题的主张，战争很可能会爆发。”不过，他补充说由于柏林问题的复杂性，肯尼迪总统不想在维也纳会谈上将焦点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因为在柏林问题上取得突破实在太难了。

罗伯特告诉博尔沙科夫，肯尼迪总统的目的是让两国利用这次会谈的机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建立私人友谊，建构出两人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轮廓。对于禁止核试验这样的问题，肯尼迪总统希望能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不过，在柏林问题上，肯尼迪总统认为应将此问题长期搁置，双方才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一问题彻底研究清楚。

作为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才得知与罗伯特有此一会的博尔沙科夫，他的反应倒像是早有准备。博尔沙科夫说，如果美苏两国领导人会面，赫鲁晓夫会考虑在核试验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也会在老挝问题上提供帮助。不过，对于罗伯特一直坚持不在峰会的决议中涉及柏林问题这一点，博尔沙科夫未作评论。罗伯特误认为这是苏联的默认。

受到博尔沙科夫回答的鼓舞，罗伯特勾勒出一份潜在的禁止核试验协议。两国自1958年就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低级别的磋商，但双方的分歧在于查证方面。美国希望获得到苏联进行现场检查的权利，但没有成功。罗伯特提出美国会单方面作出让步，将两国到对方境内做地震波探测的次数减半，从每年20次降到10次。罗伯特说要达成这一协定，任何一方都不得反对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受理投诉。

罗伯特这个提议反映了美国日益增加的恐惧，它担心苏联正在地底深挖大洞，在里面进行武器试验。此前，苏联能接受的检查次数是每年最多3次。而且苏联要求每次检查必须由三方共同参与——三名官员分别代表苏联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美国政府表示反对，因为这意味着苏联拥有实际的决定权。罗伯特说：“肯尼迪不想重演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戴维营会谈的悲剧，他希望即将到来的会谈能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博尔沙科夫的角色要求他尽力促成这次峰会，这使得对于肯尼迪召开峰会的条件，他不会提出任何意见，而罗伯特由此认为这些前提条件都是赫鲁晓夫可以接受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博尔沙科夫只不过是个信使，他并不像罗伯特了解他哥哥那样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

对美国来说，博尔沙科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联系变得更加危险而复杂了。博尔沙科夫可以不自觉地假装代表莫斯科的意愿，但罗伯特却不太可能提供假信息，即便他试着这样做，他也并不擅长撒谎。另外，博尔沙科夫毫无疑问地处于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在联邦调查局的会议上，外勤探员汇报了他们的监视情况，这些信息加深了J·埃德加·胡佛局长对肯尼迪兄弟的怀疑。

最后，博尔沙科夫不像罗伯特那样，有权利更改条件。而且肯尼迪总统希望两人的联系在维也纳峰会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即使是自己的最高内阁成员也不知情，致使总统在判断博尔沙科夫是否可靠时无人可询。莫斯科不仅能控制博尔沙科夫说什么，还能精确到他抛出问题的方式。如果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问题是博尔沙科夫事先没有准备的，他会说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过后再回到办公室。

两人第一次会谈后，博尔沙科夫带回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肯尼迪总统愿意召开峰会；他担心赫鲁晓夫小看他；他不想讨论柏林问题；他最大的愿望是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定。而罗伯特在第一次谈话后，并不能给他哥哥提供任何关于赫鲁晓夫的更深的见解，反而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赫鲁晓夫愿意接受总统提出的条件。

两人谈了五个小时，然后罗伯特开车把博尔沙科夫送回家。由于过于兴奋，博尔沙科夫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早他就给莫斯科发出电报，完整地汇报了事件经过。通过博尔沙科夫，赫鲁晓夫更好地了解到肯尼迪希望从这次峰会中得到什么，以及他担心什么。与此同时，他还有效地误导了肯尼迪，让他对苏联方面的真实企图一无所知。

莫斯科

1961年5月12日，星期五

为了召开维也纳峰会的共同愿望，赫鲁晓夫立刻满足了肯尼迪的要求，这让肯尼迪信心倍增。

在日内瓦，苏联官员与英国代表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寻找解决办法，缓和迫在眉睫的老挝危机。即是说，最终将在日内瓦召开十四国会议，讨论老挝问题，目的是结束老挝的敌对状态，实现一个中立的老挝。

在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表了演讲。美国国务院高层都认为这是自去年5月U-2事件之后，苏联对美苏关系最温和的一次发言。赫鲁晓夫在演讲中重复了之前接受肯尼迪邀请时说过的话：“虽然我和肯尼迪总统处在对立的位置上，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必须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

还是同一天，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接受了肯尼迪大约两个月前发出的峰会邀请。信中没有提到禁止核试验的事，不过也涉及了一些他们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如老挝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不想将柏林问题搁置。他说他不想在这个分裂的城市谋求单方面的好处，而是希望通过协商移除“欧洲紧张局势的根源”。

现在，轮到肯尼迪落子了。

华盛顿特区

1961年5月14日，星期日

为了不显得太过着急，肯尼迪在48小时之后才给赫鲁晓夫回信。对于赫鲁晓夫不提禁止核试验并坚持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很不满意。赫鲁晓夫这封信已经背离了罗伯特对博尔沙科夫提出的条件。尽管前方充满危险，但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应约参加会谈。

赫鲁晓夫在第比利斯的演讲和在老挝问题上的姿态令肯尼迪振奋。不过尴尬的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召开了，关于这次峰会能达成哪些外交“成果”，双方已经没有时间取得共识了。在经验丰富的外交老手看来，肯尼迪的仓促行为看上去既毛躁又幼稚。

肯尼迪给最亲密的几个盟国发去电报，将即将召开峰会的消息告诉他们。肯尼迪尤其明白德国和法国对他的计划肯定深表怀疑。对于他并不信任的阿登纳，肯尼迪对他写道：“我之前从没有见过赫鲁晓夫，所以这样一次会谈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应该对我们很有帮助。我想你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如果会议如期举行，我很愿意将会议的内容告诉你，我估计讨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

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每个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是电视时代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峰会。尽管肯尼迪尽力避免涉及柏林，但他的外交团队即将明白，比起入侵古巴、老挝危机、禁止核试验或其他事件，柏林问题才是衡量肯尼迪第一年政绩的关键。

5月17日，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的亨利·欧文的观点得到政府官员越来越多的赞成。他说：“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我觉得柏林问题是最有可能造成大灾难的。”他建议增加1963财年的财政预算，用于购买常规武器以及保卫欧洲，“这样才能提高应对柏林危机的能力，也许能阻止柏林危机发生”。

两天后的5月19日，肯尼迪政府官方证实了几天前媒体爆料出的小道消息：肯尼迪总统将在去巴黎与戴高乐会面之后，于6月3日和4日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

一个弱势的总统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前往维也纳，西欧和美国的评论家都对此非常忧虑。德国的知识分子刊物《时代周报》将肯尼迪比作一个推销员，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生意失败了，但他希望通过直接与竞争对手谈判改善状况。《华尔街日报》在评论欧洲的观点时，说肯尼迪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颤抖的美国拼命想要在冷战中重夺西方的领导权”。很有影响力的瑞士《新苏黎世日报》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它说美国对这次峰会的准备很不充分，肯尼迪放弃了他的前提底线，即要想召开这样的峰会，克里姆林宫必须先改变姿态。

虽然奥地利理论上是中立国，但欧洲外交家仍然认为，比起另一个可选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维也纳离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近得多了。《新苏黎世日报》说：“给人们的印象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会面，但时间、地点都是赫鲁晓夫决定的。”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受伤的美国总统“急于修复与盟国的关系，温顺地来到奥地利，与强大的苏联领导人面对面会谈”。

东柏林

1961年5月19日，星期五

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意识到形势正在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他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对柏林采取行动。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抱怨说乌布利希没得到苏联的允许，就擅自加强了对市民身份的监管，以此向西柏林施压。

“我们的朋友，”苏联大使说，这个词是莫斯科对东德盟友的称呼，“现在要在与西柏林的边界线控制越境的市民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关闭‘通向西方的大门’。这样可以减少人口外逃，还可以弱化针对东德的经济阴谋，这些阴谋直接就在西柏林策动。”别尔乌辛报告说乌布利希打算紧急封锁出入西柏林的边界线，这与苏联的政策是抵触的。

赫鲁晓夫担心乌布利希做得太过分，他的行为甚至有可能逼迫美国取消维也纳峰会。所以他指示别尔乌辛，一定要制止他这位越来越没耐心的、傲慢的东德代理人。

华盛顿特区

1961年5月21日，星期日

肯尼迪总统突然觉得自己正走进一个陷阱。

距离峰会还有两周，罗伯特·肯尼迪又约见了博尔沙科夫。这次是在周日，他们的会面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罗伯特把博尔沙科夫请到了希克里希尔——他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茵的乡间别墅就在这里。两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博尔沙科夫陈述了苏联的立场，凭借高超的记忆能力，他在来之前记住了5页纸的要点。他回忆得非常全面，而他放松的举止让人看不出他竟然正扮演着高度机密的中间人的角色。

罗伯特明确地表示自己是代表肯尼迪总统的。他告诉博尔沙科夫只能用公用电话联系，而且只有接电话的是埃德温·格思曼时才能报出自己的名字。有时博尔沙科夫不想冒险自己打电话，霍尔曼就替他接通，对格思曼说：“我的人想见见你的人。”罗伯特告诉博尔沙科夫他们会面这件事只有他哥哥知道，而且是经过他同意的。

相对而言，博尔沙科夫现在的地位正逐渐变成苏联官方的延伸。格勒乌将博尔沙科夫所有的报告转交给外交部官员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他领导着苏联针对维也纳会谈的顾问团队。博尔沙科夫在莫斯科的一位上司了解到他在5月21日与罗伯特·肯尼迪的会谈后，吃惊地写道：“美国政府官员这样与我们的人秘密会面，是前所未有的。”莫斯科对驻美国大使馆和情报机构发去了指示，让他们确保博尔沙科夫秘密会面的消息不能走漏给美国媒体和联邦调查局。

罗伯特对博尔沙科夫说，赫鲁晓夫在信中对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没有任何表示，他非常失望。罗伯特反而表示了让步：华盛顿依照苏联希望的，答应同时派出三方检查人员，分别代表苏联、西方和中立国。但是对于检查什么项目，苏联不得否决。

博尔沙科夫想让罗伯特觉得他拥有比实际上更多的谈判权限。他说苏联愿意答应在领土上建15座无人侦测站，这已经和美国要求的19座很接近了。

为了与赫鲁晓夫拉近关系，罗伯特说他和哥哥原则上同意苏联对德国历史问题的判断，他们也理解苏联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恐惧。罗伯特说肯尼迪和苏联都极力抵制德国拥有核武器，并企图收复东部的领土。“我哥哥也将这些人视为敌人”，只是双方在如何对付他们上，产生了分歧。

距维也纳峰会还有一个多星期了，博尔沙科夫和罗伯特还在会面。莫斯科在一天之内就能对肯尼迪的要求作出回应，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两位领导人无形中为峰会增加了很多次会谈的机会，尽管这些会谈只有中间人参与。

不过，直到两人在维也纳峰会前最后一次会面的两天之后，赫鲁晓夫才表达了有史以来最明确的信息，他下定决心要谈柏林问题。

赫鲁晓夫将通过汤普森大使这一官方渠道来传递这一信息。他不希望任何人误解自己强行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

体育宫，莫斯科

1961年5月23日，星期二

两年半之前，赫鲁晓夫在这个运动场挑起了柏林危机，当时的观众是波兰来的共产党员。巧合的是，赫鲁晓夫如今要在同一个地方，明确昭示他要把柏林摆在一切问题的首位。

赫鲁晓夫正在包厢里欣赏美国白雪溜冰团的访问演出，汤普森大使和妻子随后也来到包厢。几分钟后，赫鲁晓夫抱怨说他早就把一辈子的冰雪表演都看完了，所以他将汤普森夫妇带到一个包间共进晚餐。席间，赫鲁晓夫说他邀请他们看演出只是个借口，实际是想讨论一下维也纳峰会的事情。

汤普森没有做笔记，但这丝毫不会妨碍他之后将谈话内容完整地发送给华盛顿。在背景音乐、冰鞋的摩擦声以及观众掌声的应和之下，赫鲁晓夫准确无误地表达出他的意思。他对汤普森说，如果在柏林问题上不能达成新的协议，他将会在秋天或冬天单方面采取行动，将柏林的控制权赋予东德，并结束盟国的占领权。

赫鲁晓夫驳斥了将核裁军作为焦点的说法。他说只要柏林问题依然存在，实现核裁军就永远是做梦。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干涉苏联对柏林的行动，那么它迎来的也将是武力。如果美国想打仗，苏联会奉陪到底。汤普森之前见过赫鲁晓夫以武力威胁别国的情形，但这一情形在距维也纳峰会还有几天的时候出现，这无疑增加了听者的不安。

不过，赫鲁晓夫接着耸耸肩，说他不愿意看到冲突。“只有疯子才渴望战争，西方领导人都没有疯，除了希特勒。”赫鲁晓夫不断敲打着桌子，谈论着战争的可怕，这些他都是心知肚明的。他不相信肯尼迪会在柏林问题上挑起一场大灾难。

汤普森反驳道，威胁要改变柏林现状就会增加爆发战争的危险，而这样做的人恰恰是赫鲁晓夫，而不是肯尼迪。

赫鲁晓夫说虽然这么说也有道理，不过一旦进入敌对状态，将是美国人而非苏联人需要越过东德前线来保卫柏林，这样战争才会爆发。

赫鲁晓夫不断强调，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16年了，是时候结束对柏林的占领了。汤普森提议既然柏林目前被苏联占领着，这个问题就先放一放。赫鲁晓夫非常气愤，他提醒汤普森，早在1958年的柏林通牒上，他就曾要求在6个月内满足他的需求。“如今30个月已经过去了。”赫鲁晓夫说美国企图破坏苏联的威信，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

汤普森承认美国无法阻止赫鲁晓夫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但最重要的问题是苏联是否会趁此干涉美国进出柏林的权利。赫鲁晓夫作势要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实是为了维也纳峰会试探一二，与此同时，汤普森也在演练着肯尼迪的回答。

汤普森还说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威信就取决于能否实现对柏林人的承诺。此外，华盛顿还担心如果美国屈从于苏联的压力，从而放弃柏林的话，西德和西欧恐怕会成为下一个崩盘的地方。他对赫鲁晓夫说：“失去柏林造成的心理影响对美国的地位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赫鲁晓夫对汤普森的话嗤之以鼻，他重复了那句已经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柏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为什么两国对这个城市现状的改变要如此热心呢？

汤普森反驳，如果柏林真像赫鲁晓夫说的那样没有意义，他不相信赫鲁晓夫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争取柏林的主动权。

赫鲁晓夫随后说出了他打算在维也纳峰会上提出的建议：没人会干扰美国继续在西柏林这座“自由之城”驻军。唯一的变化是，华盛顿将来要和东德协商它的这些权利。

汤普森探问赫鲁晓夫最困扰他的问题是什么，暗示了也许是难民逃亡问题。但赫鲁晓夫没理会，只说：“柏林是正在溃烂的伤口，必须将其彻底剔除。”

赫鲁晓夫对汤普森说德国重新统一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没有人希望德国统一，包括戴高乐、麦克米伦和阿登纳。赫鲁晓夫说戴高乐认为德国不仅要保持分裂，最好能分成三部分。

好脾气的汤普森看到别无他法，只得正面回应赫鲁晓夫的威胁，否则赫鲁晓夫会误解美国会为他在柏林的行动开绿灯。汤普森说：“好吧，如果你要使用暴力手段切断我们进出柏林的通道以及和柏林的联系，那么我们将以暴制暴。”

赫鲁晓夫面带微笑，平静地说，汤普森误解了他的意思。这位狡猾的苏联领导人说他并没有打算使用武力。他只是想签署一份协议，终结美国在柏林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当时是作为德国“投降条件”的一部分。

汤普森之后给华盛顿发电报汇报这次滑冰场的对峙时，并未不折不扣地反映出赫鲁晓夫的话的重要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次会谈是维也纳峰会的一次彩排，但汤普森却淡化了赫鲁晓夫狂妄的气势。他在电报中写道，赫鲁晓夫第一次详细地勾勒出柏林如何能永久保持分裂，同时又不触犯美国的权利。汤普森再次提到他坚信在10月的党代会之前，赫鲁晓夫不会强行解决柏林问题。他猜测，在维也纳峰会上，赫鲁晓夫将“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下，对柏林问题一笔带过”。

不过，鉴于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成为下半年两国的头等大事，汤普森建议肯尼迪在维也纳峰会上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让双方都能保留颜面。否则，“战争将一触即发”。

就在同一天，肯尼迪收到了来自柏林的一份报告。美国驻柏林使团团长小艾伦·莱特纳说莫斯科可以“容忍柏林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现状”，而且赫鲁晓夫并没有将柏林行动提上日程。因此在维也纳峰会上，莱特纳建议，肯尼迪可以恐吓一下赫鲁晓夫，向他传递出这样一条尖锐的信息：美国下定决心要捍卫柏林的自由，“苏联必须不再插手柏林”。

小莱特纳希望肯尼迪能明白在维也纳峰会上示弱会有什么后果。他说：“总统任何希望在谈判中达成过渡方案、折中方案或暂时妥协的迹象，都会削弱对赫鲁晓夫的警示，让他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低估美国的决心将会产生非常可怕的后果。”

华盛顿特区

1961年5月25日，星期四

就像一个对自己的初稿不满意的作家一样，肯尼迪选择在5月25日发表了第二篇国情咨文的讲话——“关于国家紧急需求的特别演讲”。这次演讲距离第一次只过去了12周，说明肯尼迪意识到，在猪湾事件之后、维也纳峰会之前，他需要明确地向赫鲁晓夫表达自己的决心。

此前，罗伯特·肯尼迪已经通过博尔沙科夫向赫鲁晓夫打了预防针，肯尼迪总统在演讲中的言辞将会比较犀利，但这不会影响总统与苏联和谈的愿望。这种强势既是做给国内观众看的，也是要展现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博尔沙科夫这一沟通渠道是无力传达肯尼迪的强势信息的。

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肯尼迪解释，在“非常时期”，美国总统有时也会在一年内发布第二份国情咨文。现在就是这样的时期，因为美国要为全球的自由事业负责。肯尼迪宣布他将公布“自由纲领”。

肯尼迪在正午的演讲历时48分钟，其中被掌声打断了17次。他强调了保持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意义，庆祝了经济衰退已经结束并开始转向复苏。他将南半球比作“民族独立之地”——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人民都将崛起，自由之敌都将在“全世界最伟大的战场上”受到攻击。

肯尼迪呼吁增加大约7亿美元国防开支，一部分用于扩充军队和实现军队现代化，在军备竞赛中超过苏联；另一部分用于整改民用的防御设施，建造核辐射避难所的资金再增加三倍。肯尼迪打算新招1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把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在第三世界的游击战上。美国可以提供更多支援，如榴弹炮、直升机、装甲车以及具有战斗能力的预备役部队。肯尼迪最重要的声明是美国要在10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个宇航员送入了太空，肯尼迪决心一定要在登月竞赛中战胜苏联。

距离维也纳峰会仅剩9天，肯尼迪此时的演讲让美国人觉得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危险。作为自由的拥护者，美国担负着全球的责任，因此有需要时，美国人要做出牺牲。肯尼迪只用了一段话介绍维也纳峰会，对于和这个难缠的对手谈判能取得什么成果，肯尼迪的目标很低。

他说：“没有制定正式的日程，也没有任何承诺。”

莫斯科

1961年5月26日，星期五

赫鲁晓夫将肯尼迪的这一行为视为对他的挑衅。作为直接回应，赫鲁晓夫召集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开会，他们是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支持者。在会议上，他安排了速记员记录会议内容，根据以往经验，这意味着他将在会议上说一些很有分量的话。

赫鲁晓夫对主席团成员说肯尼迪就是个“狗娘养的”。尽管如此，他依然十分重视维也纳峰会，因为他将借此使他所谓的“德国问题”成为首要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和他对汤普森大使描述的类似。

赫鲁晓夫向其他领导人问道，提议改变柏林现状会引发核战争吗？他回答说是的，但只有5％的可能性，然后陈述了缘由。

与会领导中只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敢于质疑赫鲁晓夫。他反驳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人的决心和能力，他们是会为了柏林发动常规战争的。之前，赫鲁晓夫一度将攻击矛头对准西德和阿登纳，如今，赫鲁晓夫对周围的人说，美国是所有国家中对苏联威胁最大的。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态度的确是时而暧昧，时而憎恶，但在维也纳峰会的筹备阶段，他对美国表现得充满敌意，这无疑暗示了苏联高层他要在峰会上达到何种目的。

赫鲁晓夫重申了他日益坚信的观点：尽管他要见的人是肯尼迪，但真正在美国说了算的是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他和艾森豪威尔打交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正是由于这一点，不能指望美国总统基于逻辑作出决策。赫鲁晓夫说：“这就是为什么总有一些军事力量冒出来，寻找借口与我们开战。”

赫鲁晓夫对同僚说他已经准备好承受战争的风险，而且他也很清楚如何能避免战争。他说如果柏林的现状发生任何改变，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和世界公众舆论将会制止肯尼迪使用核武器。他说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肯定不会支持美国突然挑起战争，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有很多导弹，而苏联核打击的首要目标必将是欧洲。

赫鲁晓夫说：“他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很明白这一点。”

随后，赫鲁晓夫明确地勾勒出，在维也纳峰会上正式提出限期六个月的最后通牒之后，柏林的形势将如何发展。赫鲁晓夫将单方面与东德政府签署一份和平协议，然后他会将进出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东德。赫鲁晓夫说：“我们并没有侵犯西柏林，也没有声明要封锁柏林。”这样就可以让西方国家找不到开战的借口。赫鲁晓夫接着说：“我们是允许飞机通过的，但前提是西方国家的飞机必须降落在东德的机场，而不是西柏林。我们不要求军队撤出柏林。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驻军是非法的，但我们并没有使用暴力手段强制他们撤军。我们不会切断驻军的食物运输通道以及其他的补给线。我们将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侵犯、不介入西柏林的事务。因此，我不认为结束战争状态和对柏林的占领状态会导致战争。”

只有米高扬不断提醒赫鲁晓夫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他预计的要高得多。不过，出于对赫鲁晓夫的尊重，他只是在赫鲁晓夫5％的基础上略微增加了10个百分点。米高扬说：“我觉得他们会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开战。”

赫鲁晓夫说，肯尼迪非常害怕战争，他不会诉诸武力。赫鲁晓夫对主席团说他们可能要在老挝、古巴或刚果问题上让步，因为苏联在这些地方的优势还不明显。但在柏林问题上，克里姆林宫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为了确保苏联的优势更加明显，赫鲁晓夫对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陆军参谋长马特维·扎哈罗夫以及坐在他对面的华约总司令安德烈·格列奇科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全面清查驻德相关部队的情况，看看哪些地方还需要加强”。赫鲁晓夫告诉他们不要怕花钱，他们首先应增加大炮和基本武器的数量，如果苏联被进一步激怒的话，他们就要准备调集更多的武器。他要在两周内得到几位指挥官的报告，阐述他们计划如何对柏林采取行动，他希望苏联能在六个月内加强在德国的军事力量，从而配合他在维也纳强硬的表态。

米高扬反对道，赫鲁晓夫这样做是把肯尼迪逼到了很危险的处境，他将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军事手段回应。米高扬建议赫鲁晓夫允许飞机降落在西柏林，这样可以让肯尼迪更容易接受赫鲁晓夫的解决方案。

赫鲁晓夫提出异议，他提醒其他同志东德正在急剧崩溃。每星期都有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逃离东德。如果不能采取强硬手段阻止这一趋势的话，不仅乌布利希会很焦虑，华约组织内部的怀疑情绪也会增加。他们会“认为苏联很善变、很不可靠”。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米高扬，说他不仅非常愿意关闭空中通道，还要击落所有试图降落在西柏林的盟军飞机。“我们的优势非常明显，不过还要进一步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实力。比如，如果出现这样的飞机，我们就要迫其落下。他们会做出挑衅性的行为吗？有可能……如果我们要实施这一政策，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政策被认可、被尊重、有威慑力，我们就有必要变得强硬。”

在这次战争会议的结尾，赫鲁晓夫讨论了是否要按照惯常的外交礼节在维也纳峰会上与肯尼迪交换礼物。

外交部的官员建议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12罐上等的黑鱼子酱罐头，还有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音乐的唱片。此外，他的助手为肯尼迪夫人准备了一个银质的咖啡壶。他们都在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即使在战争前夕，人们也是可以互换礼物的。”

海恩尼斯港，马萨诸塞州

1961年5月27日，星期六

肯尼迪搭乘的空军一号在暴风雨中起飞。他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海恩尼斯港。三天后他将到达巴黎会见戴高乐，一星期后他就将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肯尼迪的卧舱贴满了撩人的女性照片，这是他同样风流的父亲在他44岁生日时的恶作剧。

肯尼迪只在自家的院子里简单地庆祝了一下，然后就埋头于各类问题的报告，从维持核武器的平衡到赫鲁晓夫的心理画像，一应俱全。美国的情报部门对赫鲁晓夫的描述是一个时而示好，时而威吓的人；一个考验肯尼迪的赌徒；一个想与西方国家共存但又不断对抗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粗俗、狡猾，又缺乏安全感的农民。综上所述，这个人难以捉摸。

肯尼迪只能盼望赫鲁晓夫没有得到太多关于美国总统的背景资料。他的背痛一直很严重，几天前在加拿大一个仪式上植树时又受了伤，加重了病痛。在他的文件旁边，摆着各类药物，有针对背痛的麻醉剂普鲁卡因、治疗阿狄森病的可的松、各类维生素、酶素，还有舒缓精神紧张的安他非命。

尽管肯尼迪在公开场合从不拄拐，但现在他正拄着拐杖蹒跚前行，就像一个已经受伤的运动员正在为冠军争夺赛作最后的准备。

第十章　维也纳：青涩男孩遇上黑帮大佬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很荒唐的境地。众所周知，德国可能永远也无法再次统一了。把柏林当作将来德国统一后的首都，甚至不惜冒着核战争的风险就这一问题达成条约，这让我们看上去非常愚蠢。但我们对此条约负有承诺，苏联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让苏联背弃这一承诺。

——肯尼迪总统泡在浴缸里对他的助手说，1961年6月1日

美国不想让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局势正常化。苏联要给这一顽疾做个手术，拔掉这个刺，清除腐烂的部分，不但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利益，还可以让全世界所有人满意。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1961年6月4日

巴黎

1961年5月31日，星期三

尽管肯尼迪受到法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享受了盛大的法国大餐，被上千名记者跟踪报道行程，不过他在巴黎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国王套房”里一个巨大的镀金浴缸里度过的。这里19世纪曾是皇宫，位于奥尔赛码头。

“太舒服了，白宫也应该有这样一个浴缸。”肯尼迪一边对他的排忧专家肯尼斯·奥唐奈说着，一边将自己深深地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水中，以缓解恼人的背痛。奥唐奈估算这个浴缸大概有乒乓球桌那么大。助理大卫·鲍尔斯暗示肯尼迪如果他“巧妙地运用一些手段”，戴高乐可能会把它当纪念品送给肯尼迪。

肯尼迪一行在巴黎这三天的住处被戴高乐安排在路易十四的故宫，三个人就这样在故宫巨大的浴室里聊了起来，他们后来将这次对话称为“浴缸会谈”。在密集日程的空当期，肯尼迪总统很乐于和这两位白宫里最亲密的朋友分享他的最新经历。他们都经历了二战并参与了肯尼迪的政治活动。奥唐奈名义上负责安排白宫的各类会议，但他与肯尼迪家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与罗伯特在哈佛大学当室友之时。鲍尔斯是肯尼迪忠实的得力助手，他总能时不时地给肯尼迪找些乐子，并为他准备足够的性伴侣。

当天早晨，站在马路两旁欢迎这对全世界最著名夫妇的人数在50万到100万之间，具体取决于这一数字是由谁来统计的（白宫的新闻记者比法国警方的数字要高得多）。鉴于戴高乐与肯尼迪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的关系冷淡，他对肯尼迪的热情接待令人十分意外。戴高乐怀疑美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想破坏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然后自己取而代之。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开心地沉浸于对这对世界第一夫妇的欢迎中，肯尼迪夫妇的照片早已充斥在法国所有主流杂志的封面上。此外，两人年龄的差距同样也可以让戴高乐扮演他非常喜欢的睿智长者的角色，用他的双翼庇护着这位年轻而又有前途的美国人。

上午十点，戴高乐在奥利机场巨大的红地毯上迎接肯尼迪的到来，地毯两旁停着50辆黑色的雪铁龙汽车，每辆车里有一位共和国卫队仪仗兵。乐队奏起“马赛曲”时，身高6英尺4英寸、着双排扣西装的戴高乐将军从车里站起。

《纽约时报》写道：“两人一整天都肩并肩地在巴黎穿梭，一个成熟、庄重、神秘、平静，另一个年轻、随意、务实、热情。”

两人乘坐的豪华敞篷车行驶在塞纳河左岸的圣米歇尔大道时，道路两旁的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戴高乐让肯尼迪从后座上站起来，现场欢呼声变得更加热烈。外面刮着寒风，但肯尼迪只穿了一件轻便的外套，没有戴帽子。那天下午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被大雨淋湿时，肯尼迪也只穿得这么单薄。对此，戴高乐感到很抱歉。

在所有这些表象背后，是一位身心俱疲、伤痕累累的美国总统即将步入他执政以来最重要的时刻。面对即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峰会，他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猪湾事件之后，赫鲁晓夫一直在挖掘肯尼迪的漏洞，他已经掌握了很多信息。

在美国国内，肯尼迪正面临着激烈的种族冲突，美国南部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越来越坚定地要结束这两百多年的压迫。最直接的冲突反映在“自由骑士” ⁽¹⁾ 上，他们致力于废除洲际运输领域的种族隔离，但有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肯尼迪政府的态度则不温不火。

在国外，古巴失利，老挝危机尚未解除，柏林局势日渐紧张，这些都让肯尼迪这次巴黎、维也纳之行危机重重。肯尼迪即便是在全力应对国内的种族危机时，也不忘给予柏林精神上的支持。民权委员会的西奥多·赫斯伯格神父质问肯尼迪为何不愿在废除种族隔离上采取更大胆的举措，肯尼迪说道：“神父，我明天可能就要将亚拉巴马州国民警卫队派往柏林，我不想在国内爆发革命的时候做这件事。”

肯尼迪在执政初期的另一桩不幸是他在渥太华种植纪念树时，背部肌肉再次严重受伤，在前往欧洲的长途飞行中又加剧了疼痛。这是他在1954年接受脊柱融合手术后第一次要依靠拐杖才能蹒跚迈步。为了照顾形象，他在公开场合没有使用支架，这样无疑让背部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使法国之行更增痛苦。

肯尼迪的私人医生珍妮特·特拉维尔陪同他一起访问了巴黎。特拉维尔担心这次欧洲之旅会加剧肯尼迪的痛苦，治疗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体力等各个方面。为了缓解疼痛，肯尼迪每天要洗五个热水澡。美国人并不知道，肯尼迪办公室那个非常显眼的安乐椅的真正用途是帮助他缓解腰背部的痉挛。近十年来，麻醉剂普鲁卡因都从这个部位注射进肯尼迪的身体。特拉维尔同时还在治疗肯尼迪的慢性肾上腺疾病、高烧、高胆固醇、失眠、胃肠以及前列腺疾病。

多年之后，特拉维尔回忆说巴黎之行开启了“这段艰苦的岁月”。在巴黎，特拉维尔每天要给肯尼迪注射两到三针普鲁卡因。白宫的医生乔治·伯克利上将对此非常担心，因为普鲁卡因只能使人暂时麻痹，但随后会让人更加痛苦，要想止痛就必须注射更大剂量、更强力的麻醉剂。伯克利制定了很多运动疗法和物理疗法，但肯尼迪更倾向于快速见效的药物治疗。

特拉维尔有一个“药物管理记录”，详细记下了所有肯尼迪服用和注射的药品：青霉素用于泌尿系统感染和脓肿，吐诺尔帮助睡眠，特兰森汀治疗腹泻并控制体重下降。她还把其他药物归类，包括睾丸素和镇静安眠剂。唯一不允许她记录的是一位非常规的医生使用的非常规药物。这位医生前往巴黎和维也纳的事是高度保密的。

他就是马克斯·雅各布森。他的病人中有很多名人，包括田纳西·威廉姆斯和杜鲁门·卡波特 ⁽²⁾ ，他们称雅各布森是“兴奋剂医生”。他给病人注射的药物包括荷尔蒙、动物的组织细胞、类固醇、维生素、酶，最重要的是安非他命，用来对抗疲劳和抑郁。

肯尼迪非常喜欢雅各布森的治疗方式。杰奎琳在11月艰难地生下孩子约翰后，肯尼迪还把这些药物推荐给妻子使用，并且成功地在前往巴黎之前为她灌注了活力。他们出席戴高乐在凡尔赛举办的盛大国宴之前，“兴奋剂医生”给肯尼迪注射了一针他常用的药物。然后，这个面颊发红、头发乌黑的矮小医生穿过套房，来到杰奎琳的卧室。杰奎琳正决定了穿纪梵希设计的法国礼服出席宴会，而不是美国设计师奥列格·卡西尼设计的长裙，以此表达对法国的友好。

看到雅各布森进来，杰奎琳整理了一下房间。然后森医生往她屁股上打了一针，剂量足以让杰奎琳在凡尔赛宫镜厅的整个六菜晚宴上都能神采奕奕。杜鲁门·卡波特这样称赞雅各布森的医术：“你感觉自己就像是超人。你正在天上飞翔，各种创意以光的速度从大脑中迸发出来。你可以片刻不停地跑几百个小时。”

不过，对于一国总统来说，服用这些药物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就在他与苏联领导人的这次重要会议上显现。这些药物除了让人上瘾之外，副作用还包括让人极度活跃、过度紧张、判断力减弱以及神经质。在两次注射之间，肯尼迪的情绪也会在自负和沮丧之间周期性地大幅度摆动 ⁽³⁾ 。

后来在罗伯特的敦促下，肯尼迪将这些药物拿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分析，结果显示雅各布森给肯尼迪注射的是类固醇和安非他命。肯尼迪对这一结果表现得很平静，他说：“是马尿还是什么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它是有效的。”

肯尼迪为这次巴黎之行制定了三个基本目标，这三个目标都和维也纳峰会相关，也都会对柏林产生影响。首先，在峰会上与赫鲁晓夫周旋的最佳方式是什么，他希望得到戴高乐的建议；其次，肯尼迪相信下一场柏林危机很有可能就会爆发，关于北约应该如何应对，肯尼迪想知道法国总统的想法；最后，肯尼迪希望借巴黎之行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为维也纳峰会增加筹码。

肯尼迪简要地向戴高乐转述了赫鲁晓夫的恐吓，大都是赫鲁晓夫在欣赏白雪溜冰团表演时对汤普森说的话。但戴高乐却摆摆手，不屑地说：“赫鲁晓夫不断说柏林问题与他的威望息息相关，要在六个月内找到解决办法，然而过了六个月又是六个月，过了六个月又是六个月。”戴高乐耸耸肩：“如果他想在柏林开战，早就已经打了。”

戴高乐对肯尼迪说他认为柏林问题首先是一个心理问题，他说：“柏林现在所处的位置让双方都觉得很难受，但它确实就在那里。”

相比于他的前任，肯尼迪与戴高乐会谈的氛围更加友好。艾森豪威尔曾警告肯尼迪，说戴高乐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美国和北约的轻视会危及整个大西洋的同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戴高乐的坏脾气堪比圣女贞德。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厌恶和他们在一起——不是法国人，而是法国政府。”

在处理与戴高乐的关系上，肯尼迪有两个优势：他愿意在戴高乐面前扮演晚辈的角色；他妻子在巴黎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闲谈间流利的法语也助益良多。吃饭时，她友善地和戴高乐聊着波旁家族和路易十六的事迹，随后戴高乐转向肯尼迪激动地说：“你妻子对法国历史的了解比很多法国妇女更深刻。”

晚宴后，肯尼迪泡在镀金的浴缸里，对朋友们说：“戴高乐和我一整晚都很合得来，大概是因为我这位迷人的妻子。”

基辅斯基火车站，莫斯科

1961年5月27日，星期六

正当肯尼迪风风火火地赶往巴黎，赫鲁晓夫乘坐着六节车厢的专列从莫斯科出发，悠然自得地开往1200英里以外的维也纳。他将在基辅、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进行演说。在火车沿途经过的各个乡村车站，他将接受人们的热烈欢呼。

数千名党员聚集在莫斯科的基辅斯基车站给赫鲁晓夫送行。临行，赫鲁晓夫把汤普森大使拉到一边，最后一次交换了看法。汤普森在电报中记录了这次简短的谈话，牵强地表示出乐观。汤普森写道：“我相信赫鲁晓夫也希望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所以，在那些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和氛围的问题上，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很愿意提出一些建议或表达一些姿态。不过，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会是怎样一幅场景。”

正当赫鲁晓夫准备登上火车，一个年轻的女孩冲上前来给他献上了一大束红玫瑰。赫鲁晓夫总是这么冲动，他叫来汤普森大使的妻子简，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将玫瑰花送给了她。

汤普森不自信地对聚集在那里的记者说：“我希望一切顺利。”但在私下里，汤普森开始担心肯尼迪正在掉入柏林问题的陷阱中。最新的证据是苏联官方报纸《消息报》在赫鲁晓夫出发的那一天用激烈的言辞写道，苏联已经等不了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了，它要提前对柏林采取行动。

火车沿途经过了数不清的车站，两旁都挤满了热情的群众，很多人拿着旗帜、海报和彩带欢迎赫鲁晓夫的到来。志得意满的赫鲁晓夫向热情的人群挥手致意。随后火车来到乌克兰地区的乡村穆卡切沃，这里离他的出生地很近。挂在车站最前方的一条深红色横幅让他尤为感动，上面用乌克兰语写着：希望你幸福，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⁴⁾ 。

赫鲁晓夫参观了基辅，为自己喜爱的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墓碑献上了花圈，沿途有数千名欢呼的群众。切尔纳是赫鲁晓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安托宁·诺沃特尼力争在每一个转弯处都悬挂起赫鲁晓夫的巨大肖像，同时将自己的肖像挂在他的旁边。乐队用铙钹和小号高亢地奏起了国歌。赫鲁晓夫双手捧满了鲜花，这些都是党内的青年组织——身穿制服的少先队员送的。身穿绣花衬衫的漂亮姑娘给赫鲁晓夫献上了传统的见面礼——面包和盐。

布拉迪斯拉发是赫鲁晓夫到达维也纳之前的最后一站，东道主为他的到来做了细致而精心的安排。公共建筑物都挂上了横幅，写着：伟大的赫鲁晓夫——坚定的和平拥护者。他和诺沃特尼对民众发表演说，要找到一个“最终方案”解决柏林问题，这个词显然让人联想起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当地民众在特伦钦古镇一座中世纪城堡前放起了焰火，庆祝维也纳会谈的前夜。1945年4月，苏联军队就是在这个古镇占领了盖世太保的总部。

和维也纳方面最后一次沟通后，赫鲁晓夫决定推迟前往维也纳的时间，直到下午两点，火车才驶离布拉迪斯拉发，比原计划晚了4个小时。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支持者了解到肯尼迪在巴黎大受欢迎，他们想策划一次旗鼓相当的接待，这就必须让共产党工人联盟在下班时将工人都召集到一起。

巴黎

1961年5月31日，星期三

自诩为肯尼迪导师的戴高乐向肯尼迪讲解，在最暴躁的时候他是如何与赫鲁晓夫周旋的。戴高乐提醒他，在维也纳峰会期间，赫鲁晓夫势必在某个时候以战争相要挟。

戴高乐回忆他是这样说的：你只是假装在寻求缓和，如果你真想缓和，那就不要制造紧张气氛。如果你希望和平，就先从全面裁军谈判开始吧。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际形势会逐渐改观，然后我们再解决柏林问题和整个德国的问题。如果你一定要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探讨柏林问题，那么我们不可能达成任何解决方案。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你希望开战吗？

赫鲁晓夫随后回答说他不想开战。

戴高乐接着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要做任何可能会引发战争的事情。

肯尼迪不相信赫鲁晓夫这么好对付。他说，他知道戴高乐想发展本国的核能力，就是因为戴高乐不认为美国在与莫斯科的核战争中会为了巴黎而牺牲纽约，更别提柏林了。如果戴高乐本人都对美国的决心这么怀疑，赫鲁晓夫又怎么会相信呢？肯尼迪非常不解。

戴高乐没有正面回答。不论法国领导人是否相信美国的决心，这确是美国明确地向赫鲁晓夫传达决心的一次机会。戴高乐说：“我们并不打算改变柏林的现状，亮出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放弃在柏林的任何权利，改变任何现状，撤出任何军队，制造运输和通讯上的任何新障碍，都意味着失败。这会导致我们失去几乎整个德国，也会让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区承受巨大的损失。”他接着说：“除此以外，我们要让赫鲁晓夫明白，如果他想挑起战争，我们一定奉陪。”戴高乐坚信，只要肯尼迪在赫鲁晓夫的强势面前不屈服，赫鲁晓夫就不会冒险。

相对来说，戴高乐更担心苏联和东德缓慢地削弱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以至于“我们会输得莫名其妙，全世界都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输的。柏林人也不是天生的英雄，当他们嗅出我们似乎处于劣势时，他们可能就会纷纷逃离柏林，从而给西方国家留下一个空壳”。

戴高乐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论柏林问题令肯尼迪震惊，因为法国并没有义务分担美国在柏林的安全任务。但戴高乐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会为美国提供哪些帮助，所以肯尼迪试图让戴高乐说得再具体一些。肯尼迪说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希望戴高乐明确指出在什么情况下法国会为柏林开战。

戴高乐说法国不会因为当前这两个存疑的问题出兵：苏联是否会单方面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苏联是否会改变战后四国对柏林的规定，赋予东德对东柏林更大的主权，例如赋予他们审核签发过境证件的权利。戴高乐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对此作出军事回应。”

肯尼迪对戴高乐进一步施压：“这么说，我们该以何种方式、在何时去还以颜色呢？”肯尼迪抱怨，苏联和东德有无数种方法让柏林问题复杂化，摧毁西柏林也不在话下，同时还能不给西方国家留下口实。肯尼迪想知道“我们该如何还击”。

戴高乐说除非苏联或东德采取了军事行动，西方国家才能作出军事回应。“如果赫鲁晓夫或他的仆役动用武力切断我们与柏林的联系，我们就必须使用武力。”他说。

肯尼迪同意这一说法，但他不同意戴高乐所相信的：西方国家在柏林问题上的任何示弱都会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说对西德和整个欧洲来说，“这是严重的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

鉴于猪湾事件后，赫鲁晓夫已经对美国做事的决心产生了严重怀疑，对于他该如何让赫鲁晓夫相信西方国家坚持底线的决心，肯尼迪又征求了戴高乐的建议。美国及其盟友计划动员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回应柏林可能发生的新的封锁，如果不成功，就用一个旅的兵力。肯尼迪想了解戴高乐对这个计划的看法。

考虑到苏联在柏林地区的传统优势，戴高乐说，唯一能制止赫鲁晓夫的就是让他知道肯尼迪是愿意使用核武器的，而这恰恰是肯尼迪希望避免的。

戴高乐说：“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如果在柏林爆发任何军事冲突，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那晚在爱丽舍宫盛大的晚宴上，肯尼迪夫妇惊动了整个法国。餐厅镶着镜子、挂着刺绣，三百多位客人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周围。桌布是一张完整的白色透明硬纱，镶嵌金色的刺绣，肯尼迪夫妇非常好奇这么大的桌布是如何织出来的。共和国卫队的交响乐团演奏了很多曲子，从格什温到拉威尔 ⁽⁵⁾ ，每支曲子都暗示了某种深层的美法关系。

肯尼迪幽默地介绍了法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睡觉的床是法国出产的；早餐是法国厨师做的；我办公时，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给我带来了这一天的负面新闻，但并不是用他的母语（法语）；我的妻子是法国的女儿。”

外边已经下起了雨，透过法式的落地长窗，宫殿外边的草坪和壮观的喷泉在聚光灯照射下变成了鲜绿色。晚餐之后的活动扩展到了1000人，《华盛顿邮报》用“难以形容的高贵”来描绘当时的场面。鲜亮的肩带垂挂在男人的胸前，硕大的星星和十字架点缀在燕尾服上，星星点点的勋章成排地别在翻领上，显得流光溢彩。女人们戴着长手套，佩戴各种珠宝首饰，还有一些贵妇头戴华丽的头饰。

不过，当晚的明星非杰奎琳莫属。她穿着一件法国督政府时期款式的浅粉色礼服，装饰着简易的白色花边。亚历山大是为巴黎名流服务的发型师，他悄悄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了当天的晚宴，他修剪了第一夫人一英寸的头发，让她看起来就像“哥特式的圣母玛利亚塑像”。亚历山大还承诺第二天在凡尔赛宫的晚宴上，他要让这里更有路易十四时期的氛围，他会将许多火焰形的钻石发夹装饰在杰奎琳头上，让她“增添一种精灵的感觉”。

肯尼迪的妈妈萝丝就像“魔术师手里的魔棒”一样苗条，她穿着垂地的巴黎世家礼服，这件礼服由白色丝线织成，绣着很多粉色的花，花的中央是一颗货真价实的钻石。巴黎媒体争相报道了肯尼迪家族的所有成员如何让欧洲为之一振。

在第二天的“浴缸会谈”中，肯尼迪与朋友探讨了戴高乐的结论，即除非表现出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否则西方国家永远不可能保证西柏林的自由。

肯尼迪透过水蒸气说：“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很荒唐的境地。众所周知，德国可能永远也无法再次统一了。把柏林当作将来德国统一后的首都，甚至不惜冒着核战争的风险就这一问题达成条约，这让我们看上去非常愚蠢。但我们对此条约负有承诺，苏联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让苏联背弃这一承诺。”

维也纳

1961年6月3日，星期六

先行团队为肯尼迪的到来做了精心的设计，这些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扰乱赫鲁晓夫的心态。赫鲁晓夫曾对自己的团队说他很嫉妒肯尼迪在全球日渐高涨的人气。苏联越是反对机场隆重的迎接仪式和庞大的车队，奥唐奈就越是坚持。苏联人每反对一次，他就又增加几辆豪华轿车和几面国旗。

维也纳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从没有哪两个领导人的高级别会谈引起过这么多国际媒体的注意。届时至少有1500名记者带着他们所有的装备和助手记录下两人会谈的情景。

中午12:45，摄影记者抓拍下了两人历史性的首次会面。在美国大使官邸门前的顶棚下，两人站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上，摆出照相的姿势。棕色的石柱支撑着这栋灰色的水泥建筑的顶棚。他们背后是一个圆形的铺着碎石的小院子，密集的冷杉、雨中的垂柳一起将小院里的风景遮住。

仅仅几分钟之前，苏联领导人坐在豪华的黑色苏联轿车内，健硕的大腿伸出车外摇晃着；而肯尼迪则轻松地从台阶上跳下，似乎在找回失去的活力。打针、吃药和一件勒紧的束腰缓解了肯尼迪的背痛，他现在的表现让人丝毫看不出任何病痛。工作人员预想了各种情况，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初次会面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尴尬。

肯尼迪操着波士顿的腔调，用总统竞选时的老练口吻、条件反射似的问候道：“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说：“我也很高兴。”

这位秃顶的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身高只到肯尼迪的鼻子。奥唐奈事后非常后悔当时没带摄像机，无法记录当时让他吃惊的场景：肯尼迪研究“这个又矮又胖的苏联领导人”的举动有点儿太明显了。

肯尼迪退后几步，一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缓慢地上下打量赫鲁晓夫，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甚至在周围摄像师都叫嚷着让两人摆出握手的姿势时，肯尼迪仍不断注视着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个猎人经过多年的搜捕终于撞上了一头珍禽异兽。

赫鲁晓夫对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嘀咕了几句话，就进屋了。

《纽约时报》记者拉塞尔·贝克描述两人初次会面的情景时，想到了146年前梅特涅、塔列朗和其他欧洲领导人在维也纳会议上探讨如何让欧洲保持一百年的稳定 ⁽⁶⁾ 。不知当时领导人见面时与今日会有何异同。他写道：“这里是华尔兹舞、感伤主义音乐、热狗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故乡，当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在这个音乐圣地见面了。”

《华尔街日报》将两人比喻为即将入场的重量级拳击手：“美国总统是新生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赫鲁晓夫的学习生涯异常艰苦，他主要的政治抱负还没有实现。论实力，这两个人就像是1807年在尼曼河中央的竹筏上讨论重新瓜分欧洲的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⁷⁾ 。而两人交锋的地点选在了古老的维也纳，这个城市曾凭借自身的力量成为欧洲权力的中心，但现在只是一个渴望和平自保的小国的首都，这一安排确实很有戏剧性。”

《华尔街日报》认为“最糟糕”的结果将是肯尼迪坚守承诺，他来这里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赫鲁晓夫，而不会在柏林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上与之谈判。

欧洲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很有影响力的瑞士报刊《新苏黎世日报》遗憾地说肯尼迪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他还没准备好，就去和那个顽固不化的领导人见面了。德国的知识分子报纸《时代周报》从维也纳发来报道：“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德摩斯梯尼对雅典人的演讲中提到的问题，他在讲到防备马其顿的菲利普时说，你面前有一支大军，一个人手持武器站在你面前称自己为了和平而来，但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战争，这时，你除了摆出防御的姿态还能做什么呢？”

六年前，奥地利与二战时的四个同盟国（美、英、法、苏）签署条约，允许奥地利不受华约国家的影响，建立一个自由、独立、民主、中立的国家。所以，此次维也纳的人民完全以中立的身份接待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赫伯特·冯·卡拉扬正在国家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大街上挤满了闻声赶来的当地人，他们都想一睹两位领导人的风采。

一位维也纳少女莫妮卡·索默在日记中潦草地写道，她和她的朋友们都把肯尼迪当作“流行偶像”。她将肯尼迪的照片钉在卧室的墙上，遗憾自己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偶像。对于峰会喧闹的场面，另一位少女维罗妮卡·希尔更大的感受是不安。她亲眼目睹了苏联在五年前对布达佩斯的残酷镇压。这几天维也纳的警察数量明显增加，这让她很害怕。希尔靠在一棵樱桃树旁，看到赫鲁晓夫到来时苏联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盘旋在城市的上空。她害怕这是新一轮入侵的前奏，“像个甲壳虫一样”躺在地上，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头顶的直升机。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的初次会面是在他1959年首次访美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肯尼迪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以此拉开了两人在维也纳为期两天的对话。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一直保持高人一等的姿态。他说自己也记得那次会面，尽管他对肯尼迪“除了说你好和再见以外就再没说过别的”，因为这位当初的参议员来得太晚了。为了表现自己的远见，赫鲁晓夫提醒肯尼迪自己当时就认为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政治家。

肯尼迪反过来提醒赫鲁晓夫，他当时还说作为参议员，肯尼迪实在太年轻了。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记忆表示怀疑。他当然说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年轻人都想看上去老一些，而老人都想看上去年轻一些”。他说自己在22岁头发过早地花白之前，也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赫鲁晓夫开玩笑说他“很愿意把自己的年龄匀给肯尼迪一部分，或者与他交换年龄”。

从这次开场白开始，赫鲁晓夫就奠定了这次对话的基调和步伐。面对肯尼迪简短的陈述和问题，他要用更长的话来回答。为了能在初期掌握主动，美国方面希望第一天的会谈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第二天再转移到苏联使馆，苏联同意了这一安排。不过，第一天在会谈中感到像在家中一样自在的反而是赫鲁晓夫。

为了重新掌控些许局面，肯尼迪概述了他对本次会谈的期望。他说尽管两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不同，都与其他国家组成了同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存在竞争”，但他希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共同努力，避免发生冲突。

赫鲁晓夫详细说明了他所谓长期的努力，“以发展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他说：“苏联不会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这并不是和平。”

两人同意第二天再讨论柏林问题，所以第一天对话的焦点集中在了一般关系和裁军问题上。

赫鲁晓夫说他最担心的是美国正试图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对苏联施加影响，这很可能引发冲突，暗示了苏联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的贸易和贷款。赫鲁晓夫说，假以时日，他会让苏联比美国更富有，不是通过对外掠夺，而是通过发掘自身的资源。

肯尼迪简单地表达了苏联的经济增长让他印象深刻，但赫鲁晓夫并没有接话，而是重新主导了谈话的方向。他抱怨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苏联的敌人，他在1953年到1959年担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期间，曾试图清除共产主义。杜勒斯的名字从赫鲁晓夫嘴里吐出时活像是一句咒骂。赫鲁晓夫说杜勒斯不承认“在理论和实际上”两种制度都将继续朝夕相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他不会在这次会谈中“试图向肯尼迪证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同样，肯尼迪总统也不要浪费时间来把他变成资本主义者”。

在这次峰会之前，汤普森大使曾劝告肯尼迪不要在意识形态上与赫鲁晓夫争论，这不仅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而且面对一个毕生从事共产主义事业、富有多年辩论经验的共产党员，肯尼迪不一定能赢。然而，肯尼迪过于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了，以至于来到维也纳后他一定要与赫鲁晓夫辩论一番。

赫鲁晓夫认为在与美国有关的国家中废除自由制度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则是他反对的。肯尼迪说赫鲁晓夫这番话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我们严重关切的”。

赫鲁晓夫用平静的语气对肯尼迪说“这是对苏联政策的误读”，苏联并没有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只不过是顺应历史的趋势而已。然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番关于历史的讲话，从封建制度讲到了法国大革命，内容无所不包。他说苏联的制度会凭借自身的优越性最终取得胜利，尽管他知道肯尼迪一定不会同意这个说法。赫鲁晓夫说：“不论如何，争吵不会左右这一趋势，战争也不会。”

肯尼迪不顾汤普森的忠告，继续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攻击。肯尼迪事后解释，他认为要想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得到赫鲁晓夫的尊重，他就必须在意识形态这个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好好辩论一番。肯尼迪对赫鲁晓夫说：“我们的立场是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肯尼迪担心的是有些政府并没有表达人民的意愿，这些政府都是莫斯科的盟友，它们正试图控制这些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地方。肯尼迪说“苏联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美国并不这么认为。肯尼迪担心这种情形会将苏联和美国引入军事冲突中。

赫鲁晓夫怀疑肯尼迪“想制造一个屏障，阻碍人类思维和道德的进步”。赫鲁晓夫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将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烧死了，但这些人的思想并没有被烧毁，而且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因此，如果我们在理念层面纠缠不休的话，两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将不可避免”。

苏联领导人尽情享受着唇枪舌剑的乐趣。肯尼迪笨拙地想找一个缓和点，便说共产主义在如今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地方还可以暂存，但至于没有被苏联控制的地方，美国就不会允许共产主义继续扩张了。美国官员事后读到这次谈话的抄本时大为震惊。在承认将欧洲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这一问题上，肯尼迪比他的前任们都更加坚决。肯尼迪似乎是在暗示如果苏联放弃继续扩张共产主义势力，他就会将那些正在寻求自由的华约各国继续抵押给苏联。

赫鲁晓夫驳斥了肯尼迪肤浅的看法，说苏联有责任推进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如果肯尼迪在当前任何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发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言论，那么“冲突一定不可避免”。

赫鲁晓夫给这个任性的学生又上了一课，他提醒肯尼迪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发源于俄国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赫鲁晓夫开玩笑说即使他放弃共产主义——他很明确地告诉肯尼迪这是不可能的，但共产主义的理念仍会继续向前发展的。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能明白，承认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两大基本意识形态，这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是必需的”。赫鲁晓夫说，无论哪种意识形态得到传播，那一方自然都会非常高兴。

如果要确定这次峰会由哪一方掌握了谈话，那么赫鲁晓夫无疑早早地确立了领导地位。肯尼迪事先对赫鲁晓夫牢不可破的强势没有作任何准备。不过，和其他美国高官一同旁观的汤普森知道，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只不过是赫鲁晓夫的热身活动。

赫鲁晓夫说：“思想在过去从不会屈服于刺刀，现在刺刀被淘汰了，思想也不会屈服于导弹。”在思想大战中，苏联的政策不需要使用暴力手段就可以取得胜利。

为了回到缓解紧张和巩固和平的话题，肯尼迪说他希望避免的是美苏两国由于误判导致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恢复元气”，他指的是互射核武器后，核辐射对后世的影响。

“误判？”

赫鲁晓夫猛地吐出这个词，仿佛有着难以下咽的味道。

“‘误判’！‘误判’！‘误判’！我从你们的人、你们的报纸、你们欧洲的盟国以及其他所有地方听到的都是这个可恶的‘误判’。”

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说，这个词是句废话。“误判”是什么意思？他不断重复这个词以达到某种效果。他问肯尼迪，是不是想让他“像小学生一样坐着，将手放在桌子上”？他说他不保证共产主义只会局限于苏联境内。末了还说：“我们不会因为误会开战……你应该收回‘误判’这个词，将它打入冷宫，永远都不要再用这个词。”

受到惊吓的肯尼迪呆呆地坐在那里，回味着刚才的疾风骤雨。

肯尼迪试图解释这个词的意思。他说，就像二战的时候，“西欧就因为没能精准地预见其他国家的行动而遭受了重创”。美国也没有预见到中国在朝鲜的举动。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双方能对对方有一个精准的判断，并且对我们前进的方向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

在午餐之前，赫鲁晓夫还有最后一句话。

他相信这次会谈的目的在于改善双方的关系，而不是使其恶化。如果他和肯尼迪都能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次峰会相关的费用就都是值得的”。如果两人不是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这些钱就白花了，人们的希望也都落空了。

与会者看了看他们的手表，都大吃一惊，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在美国大使官邸的餐厅里，威灵顿牛柳也没有止住赫鲁晓夫的高声说话。他喝着几乎就是伏特加的干马天尼。长餐桌上，双方各有九名助手或高管在席间作陪，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谈论从农业技术到航天旅行的各个方面。

赫鲁晓夫向众人炫耀加加林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但他也承认加加林的领导最初并不想让他控制太空舱。对于个人来讲，这个权力似乎太大了 ⁽⁸⁾ 。

肯尼迪提议苏联可以和美国来一个联合登月考察。

赫鲁晓夫起初拒绝了，但转念一想，说：“好吧，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这似乎是这一天第一个有进展的话题。

午餐临近结束时，肯尼迪点了一根雪茄，将火柴扔在了赫鲁晓夫椅子后面。

赫鲁晓夫假装惊呼道：“你是想烧死我吗？”

肯尼迪保证他不是这个意思。

赫鲁晓夫笑着说：“你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不是纵火犯。”

赫鲁晓夫直言不讳的表达完全压倒了肯尼迪含蓄的魅力。

饭后祝酒反映了两人之前谈话过程中的不对等。肯尼迪说得很简短，他称赞了赫鲁晓夫充满“活力和能量”，希望在会谈中能更有成果。

赫鲁晓夫的回应则更加冗长。他讲到只要两国共同努力，就可以阻止任何国家发起的任何战争。他谈到最初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非常好，不过，他要为U-2事件负责，这一点破坏了双方的关系。赫鲁晓夫说他“非常确定艾森豪威尔事先并不知道此事”，但他的“骑士精神”让他甘愿承受指责。赫鲁晓夫说这一事件是那些希望美苏关系恶化的人精心策划的，他们成功了。

赫鲁晓夫说“时机成熟后”，他希望肯尼迪能访问苏联。但随后他又痛斥了此前来访的美国客人——前副总统尼克松。他认为“通过向苏联人民展示一个梦幻般的厨房，就能将苏联人民都变成资本主义者，事实上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厨房，也永远不会有”。赫鲁晓夫说只有尼克松“才会这样胡说八道”。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他百分之百相信尼克松会在竞选中失利，事实正如他所料。因为他拒绝释放此前被苏联军队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赫鲁晓夫说如果他释放了这些人，肯尼迪将在总统竞选中失去至少20万张选票。

肯尼迪笑着说：“不要逢人就讲这件事。如果全世界都知道你对我比对尼克松更有好感，我在美国会被大卸八块的。”

赫鲁晓夫为肯尼迪的健康举杯，还说他是多么嫉妒年轻的肯尼迪。然而肯尼迪在束腰下却承受着老年人的背痛，早晨“兴奋剂医生”给他注射药物的药性已经减弱了。普鲁卡因、维生素、安非他命和酶已经无法抵挡赫鲁晓夫势大力沉的攻击了。

午餐之后，肯尼迪邀请赫鲁晓夫去花园散步，陪同的只有翻译。汤普森和其他人都告诉过肯尼迪，周围没有其他苏联官员时，赫鲁晓夫会表现得更加平和，因为此时他并不需要在这些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强势。

肯尼迪的朋友奥唐奈和鲍尔斯透过官邸二楼的窗户看着两位超级强人散步。赫鲁晓夫在肯尼迪身边转来转去，摇晃着手指，像一只活泼的小狗一样对肯尼迪又抓又挠。而肯尼迪则随意地走在草坪上，时不时地停下来说几句，看不出内心的任何不安或愤怒。

奥唐奈喝了一杯奥地利啤酒，再一次因为没带照相机而懊恼。他距离两人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肯尼迪的后背在这次散步中承担了怎样的痛苦——肯尼迪俯下身子以便能听清比他矮很多的赫鲁晓夫的话。

两人回来后，肯尼迪提议继续进行私人会谈，然后其他副官再加入进来。赫鲁晓夫很愿意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于是同意了。

肯尼迪想进一步解释他所担心的“误判”。为了讨好苏联，肯尼迪又用了一个笨拙的办法，他承认“对于古巴的形势”，他的判断是失误的。

肯尼迪说他必须要判断苏联接下来会有什么行动，以此确定美国的政策，正如赫鲁晓夫也必须“判断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肯尼迪说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谈使“双方对彼此的判断能够更加精确，从而使两国在竞争阶段不会危及国家的安全”。

赫鲁晓夫反驳，危险在于美国无法理解革命的真正来源。赫鲁晓夫坚持说革命来自这个国家内部，而不是苏联的创造。他紧紧抓住了伊朗的例子。伊朗是美国的盟友，苏联“并不想那里爆发革命，也没有采取任何行为推动革命的爆发”。

赫鲁晓夫继续说，不过，“那里的人民太穷了，伊朗已经成为一个火山口，改变迟早会发生。伊朗国王必将被推翻。由于美国支持伊朗国王，伊朗民众会产生反美情绪，同时会亲近苏联”。

然后，赫鲁晓夫将话题转向了古巴。赫鲁晓夫说：“一小撮人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压迫人民的。在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的战斗中，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对巴蒂斯塔提供了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古巴人民会将仇恨转移到美国身上。总统阁下登陆古巴的决定只会加强古巴的革命力量和卡斯特罗的地位。卡斯特罗本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美国的政策会让他变成共产主义者。”

谈到自己的经历，赫鲁晓夫说他也不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将我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还奚落了肯尼迪认为古巴会威胁到美国安全的观点。区区600万人真的可以对强大的美国构成威胁吗？

肯尼迪说在古巴问题上，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采取行动。赫鲁晓夫质问肯尼迪打算在全球开怎样的先例，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可以任意插手土耳其和伊朗的内政？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拥有美国导弹和导弹发射基地。赫鲁晓夫反驳说，通过入侵猪湾这件事，“美国开了介入其他国家内政的先河。苏联比土耳其和伊朗强大，正如美国比古巴强大。借用总统阁下的台词，这种情形会引发‘误判’”。

赫鲁晓夫将这个可怕的词拖得很长，以示强调。

赫鲁晓夫用肯尼迪的话说，他认为双方都应同意“避免误判”。这也是为什么他“很高兴肯尼迪承认入侵古巴是一个错误”。

肯尼迪试图再次平息这只咆哮的熊。他承认赫鲁晓夫的观点，如果伊朗当前的总理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那个国家还会发生剧烈的变动”。接连在古巴、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被质问，肯尼迪感到自己在被迫回答赫鲁晓夫的问题。他抗议说自己并不支持巴蒂斯塔，但他现在担心的是卡斯特罗会通过古巴不断制造地区性的冲突。肯尼迪说美国在土耳其和伊朗部署了军事设施，这是事实，“但这两个国家都很弱小，他们不会对苏联产生任何威胁，而古巴对美国的情形就很不同了”。

美国官员在几天后读到两人对话的抄本时，他们再次对接下来的内容大吃一惊。谈到古巴问题时，肯尼迪想知道，如果波兰建立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赫鲁晓夫会如何回应。肯尼迪说：“要保证国际局势的变化不能让两国违背各自的条约，并且影响到各方力量的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肯尼迪的意思是由于波兰在华约负有条约义务，所以美国是不能介入波兰事务的。

在承认并接受欧洲将永久性地分裂这个问题上，肯尼迪再次做出了比其他美国总统更彻底的表达。为了平衡明显的让步，肯尼迪又补充道，对于那些无法改善本国人民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的苏联阵营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与此同时，肯尼迪还说在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威望受到质疑的地方，美国是不会趁火打劫的，莫斯科也应该遵守这一规则。

赫鲁晓夫回击说美国的政策总是变来变去的，然后他又向肯尼迪道歉，说他并不是批评肯尼迪本人，因为肯尼迪入主白宫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赫鲁晓夫再次将话题拉回到伊朗上，他说美国虽然一直强调民主，但华盛顿却支持伊朗国王，“伊朗国王说他的权力是上帝赋予的。但地球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如何掌控伊朗政权的。他父亲只不过是伊朗陆军的一个小头头，他通过谋杀、掠夺和暴力等各种手段篡夺了王位。美国为伊朗花费了大笔的金钱，但这些钱并没有用在伊朗人民身上，它们全都被伊朗国王身边的随从侵吞了”。

为了进一步抨击美国的虚伪，赫鲁晓夫又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得到华盛顿支持的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赫鲁晓夫说：“美国很清楚他是如何掌权的，但仍然支持他。美国支持的都是最反动的政权，这就是人们对美国政策的认识。”赫鲁晓夫承认卡斯特罗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他认为卡斯特罗最初并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是美国的制裁将他推向了莫斯科。

肯尼迪已经力不从心了。尽管肯尼迪很想与赫鲁晓夫辩论一番，但他却没有攻击赫鲁晓夫最薄弱的地方。他没有指责苏联分别在1953年和1956年对东德和匈牙利使用武力。更不幸的是，他没有抓住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无数的东德人为了更好的生活而逃往西方国家。

第一天的会谈即将结束时，肯尼迪将话题转向了波兰，他认为波兰的民主选举可能会让当前亲苏联的政府倒台，取而代之亲西方的领导者。赫鲁晓夫故作震惊，他说“对于美国承认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的波兰现政府”，肯尼迪这样的评论是对该国的不尊重。他还辩称波兰的“选举体系比美国要民主得多”。

肯尼迪之后努力解释美国的多党制和波兰的一党制有何不同，但这对赫鲁晓夫没有意义。两人对于民主的定义尚且存在分歧，至于波兰是否拥有民主，就更无法达成共识了。

赫鲁晓夫提出一个个问题，肯尼迪左躲右闪，不停招架，从安哥拉到老挝，两人从地理和哲学的高度对全球各个国家做了一番分析。赫鲁晓夫当天最大的让步就是同意老挝实现中立和独立——他们的下属官员会在峰会的非正式会议期间协商这一问题。在此问题上，赫鲁晓夫一反常态地并没有向肯尼迪提条件。

赫鲁晓夫正在为第二天的会谈清除障碍，第二天的会谈将全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柏林。

经过了连续6小时不间断的讨论，肯尼迪在傍晚6:45提出会谈暂时告一段落。注意到现在已经很晚了，疲惫不堪的肯尼迪对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提出建议，禁止核试验的问题可以在晚饭后和奥地利总统一起讨论，这样第二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用来讨论柏林问题。肯尼迪同样给了赫鲁晓夫另一个选择，即这两个问题都放在第二天讨论。

肯尼迪希望赫鲁晓夫不要背弃峰会之前做出的承诺，和美国讨论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虽然他知道在柏林没有定论之前，莫斯科对禁止核试验丝毫没兴趣。

正当肯尼迪看了看手表时，赫鲁晓夫猛地提到了柏林。他说除非实现全面的裁军，否则他不会和美国讨论核试验的问题。肯尼迪反对这一要求，原因很简单，禁止核试验的协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成，而要想最终能实现影响深远的裁军协议，则需要若干年的谈判。

关于柏林，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必须在第二天满足他的要求，否则他将采取单边行动。他说：“我们希望美国能认清当前的形势，这样两国就可以共同签署一份和平协定。两国的关系会更加友好。但即便美国拒绝签署和平协定，苏联同样会签署这份协定，任何事情也阻止不了。”

望着豪华的苏联轿车载着赫鲁晓夫离去，茫然的肯尼迪站在台阶上，对汤普森大使问道：“他总是这样吗？”

汤普森说：“十有八九是这样的。”

汤普森忍住了，没有告诉肯尼迪如果他按照自己的建议，不去和赫鲁晓夫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局面会比现在好很多。汤普森知道第二天对柏林问题的讨论很可能会更加困难。

维也纳峰会刚刚进行了一半，但是很明显美国已经输了。

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肯尼迪很软弱，如今他的表现强化了赫鲁晓夫的这一印象。他对翻译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说：“这个人很没经验，甚至可以说很不成熟。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富有智慧和远见的人。”

多年以后，参与了维也纳峰会的美国外交家威廉·劳埃德·斯蒂尔曼向学生讲述峰会的教训，讲座的题目是“青涩男孩遇上黑帮大佬” ⁽⁹⁾ 。他觉得这个题目抓住了要点，面对赫鲁晓夫野蛮的攻击，肯尼迪表现得很幼稚，几乎是在急于认错。猪湾事件打击了肯尼迪在峰会上的信心，也让赫鲁晓夫感到“肯尼迪现在就是自己的玩物”。

斯蒂尔曼的见解比很多其他观察员更有信息量，因为他的朋友马丁·希伦布兰德是这次峰会的记录员，他在峰会期间定期地向斯蒂尔曼简报会议情况。斯蒂尔曼认为会谈已经偏离了正轨，部分原因是肯尼迪的重要顾问没有很好地帮助他。

斯蒂尔曼认为国务卿腊斯克只是个亚洲专家，对苏联问题缺乏足够的判断。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很理智，但不够果断。这个行政团队里缺少可以告诉肯尼迪什么时候是关键性时刻，并为他提供战略方向的顾问。就像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做的那样。

根据斯蒂尔曼的观点，肯尼迪在峰会之前的筹备阶段同样是失败的，他只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并且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博尔沙科夫和他弟弟罗伯特之间秘密进行的。当会谈的方向开始出现偏差时，他没有准备有效的预案扭转谈话的方向。

幸运的是，肯尼迪居住的美国大使官邸同样有一个浴缸，虽然它比巴黎那个镀金浴缸逊色不少。肯尼迪泡澡时，奥唐奈提起了早晨那件很尴尬的事情，当时肯尼迪在台阶上打量赫鲁晓夫。

肯尼迪说：“过去几周我一直在了解、谈论这个人，有机会能好好看看他，这也不赖我。”

奥唐奈问，赫鲁晓夫和预期的有区别吗？

肯尼迪说：“没什么不同。”但随后他又更正说：“他更蛮不讲理……从我看到的以及别人告诉我的来看，我猜测他应该很聪明、很强悍。在那样一个政府，要想成为一把手，他必须非常聪明和强悍。”

大卫·鲍尔斯对肯尼迪说，他和奥唐奈从二楼的窗户看到两人在花园散步时，赫鲁晓夫一直围着肯尼迪转。“他在外边让你难堪的时候，你表现得非常镇静。”

肯尼迪耸耸肩，无奈地问：“你觉得我还能怎么做？脱下一只鞋来砸他？”他说赫鲁晓夫一直用柏林问题攻击他，试图消磨他对这个问题的意志。赫鲁晓夫质疑美国怎么会支持德国重新统一。他说他儿子就死在对德战争中，他对德国人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心。

肯尼迪提醒赫鲁晓夫说他哥哥也在战争中牺牲了，但美国不会抛弃西德，也不会从柏林撤军。他对赫鲁晓夫说：“事实就是这样。”

肯尼迪告诉他们俩，当他说误判可能会导致战争时，赫鲁晓夫是如何强硬地回应的。他说：“赫鲁晓夫变得异常狂暴。”在后面的会谈中，他脑子里紧绷着一根弦，一定不要再提这个词。

当晚美泉宫盛大的晚宴开始之前，奥地利总统阿道夫·谢尔夫需要解决一个礼仪问题。两位领导人的妻子中哪一位应该坐在他的右边？

一方面，赫鲁晓夫成全了维也纳，按照1955年5月15日的《奥地利国家条约》使奥地利成为了独立的中立国，而不是第二个柏林。基于此，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应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然而，维也纳的人民更喜欢肯尼迪夫妇。尽管奥地利是中立国，但奥地利的人民感到他们是属于西方的。

谢尔夫老练地找到一个折中方案，吃饭时赫鲁晓夫的妻子坐在他的右边，而当晚的第二个环节，在音乐厅欣赏表演时，肯尼迪的妻子将获得这一受尊敬的位置。

到了领导人亮相的时候，灯光照射着拥有267年历史的美泉宫大门，六千多名维也纳市民聚集在这里，等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到来。木地板此前已被工作人员上了蜡，反射出夺目的光泽，玻璃也被擦得像镜子一样。他们从博物馆的陈列室拿来最珍贵的古董布置在这里。员工从宫殿的花园里采集了各种鲜花，毫不吝惜地全部装点在桌上，使整个宫殿都充满馨香。桌子上都摆着无价的陶瓷收藏品——“金鹰雕饰”，其白色的背景上有奥地利双头鹰的浮雕，都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¹⁰⁾ 的御用品。

除了饭菜是凉的以外，工作人员在其他方面都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晚的客人发现杰奎琳和尼娜很合得来。杰奎琳穿着一件垂地的粉色紧身礼服，它是由奥列格·卡西尼设计的，礼服无袖，低腰。尼娜穿着一件深色的丝绸礼服，用金线模糊地绣着一些图案，看上去确是一位无产者的选择。

他们丈夫的穿着也出现了相同的反差。肯尼迪身着正式礼服，而赫鲁晓夫只穿了件朴素的深色西装，戴了一条有格子花的灰色领带。戴白手套、着短裤、佩金色穗带的服务员端着满是酒杯的银色托盘穿梭在走廊和宽敞的房间之间。

一位摄影师问道：“赫鲁晓夫先生，您能否和肯尼迪先生握握手？我们想拍张照片。”

赫鲁晓夫大笑一声，冲着肯尼迪的妻子点点头，说：“我更想先和她握手。”

美联社记者艾迪·吉尔摩在杰奎琳旁边做了潦草的记录，“强悍而经常好斗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温顺的小学生，就像春天的时候伏尔加河上的冰逐渐融化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全体成员演奏了莫扎特的曲子，之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舞蹈团表演了《蓝色多瑙河》。此时，赫鲁晓夫却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坐到了杰奎琳旁边。

肯尼迪的表现就远没有这么优雅了。就在音乐开始前，他找了个地方坐下，却发现赫鲁晓夫的妻子已经坐在这张椅子上了。他差一点就坐到了尼娜的膝盖上。

肯尼迪笑着向尼娜道了歉。维也纳峰会进展得一点也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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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骑士（Freedom Riders），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参与者开着巴士横跨实施种族隔离的美国南部各州，要求废除公交车上的种族隔离。——译者注

(2) 田纳西·威廉姆斯、杜鲁门·卡波特都是美国的著名作家。——译者注

(3) 雅各布森医生在1975年失去了行医执照。他的另一位病人，肯尼迪的朋友马克·肖在1969年去世，年仅47岁，死因是“急性和慢性静脉注射安非他命中毒”。——原注

(4) 赫鲁晓夫全名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译者注

(5) 乔治·格什温（1898—1937），美国著名音乐家。其著名作品《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即是他记录在巴黎旅行时的灵感所作。莫里斯·拉威尔（1875—1937），法国著名音乐家，其1928年访美对美国音乐界影响很大。——译者注

(6) 1815年，欧洲各国在结束拿破仑战争后，召开了维也纳会议，会上确立的原则和领土安排奠定了欧洲其后近百年的和平。梅特涅为当时奥地利外相，塔列朗为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7) 1807年7月7日，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署《提尔西特条约》，两国结盟，共同对抗欧洲的反法同盟。——译者注

(8) 载加加林进入太空的“东方号”由地面控制，加加林仅有权限在紧急情况下对太空舱进行操作。——译者注

(9) 原文是Little Boy Blue Meets Al Capone，直译即青涩男孩遇上阿尔·卡彭。阿尔·卡彭是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黑帮大佬。——译者注

(10) 弗朗茨·约瑟夫（1830—1916），奥匈帝国皇帝。——译者注

第十一章　维也纳：战争的凶兆

美国不想让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局势正常化。苏联要给这个糜烂的地方做个手术，拔掉这根刺，清除里面的腐烂物……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1961年6月4日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我对他说如果爆发核战争，在十分钟之内将会有七千万人被杀死，但他只是看着我，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呢？”赫鲁晓夫给我的印象是他根本就不管那一套。

——肯尼迪对《时代》记者休·赛迪说，1961年6月

苏联大使馆，维也纳

1961年6月4日，星期日，上午10:15

尼基塔·赫鲁晓夫站在苏联大使馆前面，左右晃动着，就像一个刚刚赢了第一回合的拳击手正跃跃欲试地离开自己休整的角落。他笑着伸出胖胖的小手欢迎肯尼迪，门牙间的缝隙一览无余。

相对于苏联工人阶级的自诩，苏联大使馆简直就是一座皇家宫殿。这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是沙俄在19世纪晚期建造的，天然花岗岩和大理石构成了宏伟的门厅。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这只是苏联领土的一个小旮旯，欢迎你的到来。”然后他又说了句肯尼迪听不懂的俄罗斯谚语：“我们用小杯子喝酒，但表达的是强烈的情感”。

两人寒暄了大概九分钟，无可记述。然后，赫鲁晓夫领着这些美国客人穿过一条有廊柱的过道，来到直通二楼的宽阔楼梯。二楼会议室二十英尺见方，墙上饰以红色锦缎。宾主入座。

二人在第二天会谈开始之前的活动各不相同，已经显露出了两人的差异。信奉天主教的肯尼迪夫妇出席了维也纳男童唱诗班的演唱，还来到宏伟的哥特式圣史蒂芬大教堂，在红衣主教弗朗茨·康尼希的主持下做了弥撒。第一夫人下跪祷告时，她的双眼湿润了。肯尼迪夫妇做完弥撒，人们在外面圆石铺砌的广场向他们欢呼致意。几乎与此同时，无神论的苏联领导人正在给位于施瓦岑贝格广场的苏联战争纪念碑进献花圈，围观人群远少于肯尼迪夫妇的拥趸，热情也远为不足，更多的是好奇。当地人痛恨地将这座碑称为“无名强奸犯纪念碑”。

两国代表都坐在会议室里，有人将与房间很相称的红窗帘拉上了。与会者隐藏在了大使馆高耸宽阔的窗户后面，同时也与明媚的阳光隔离，制造出一种阴暗的氛围。肯尼迪又重施昨天的故技，从赫鲁晓夫童年开始聊起。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兴趣和这个贵族小孩讨论他的农村经历。所以他只是草草地说自己出生在库尔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距离乌克兰边境不到10公里。

赫鲁晓夫迅速将话头转到了当下，他说苏联最近在库尔斯克市附近发现了大量的铁矿石，估计有300亿吨。他说那里的总储量可能会是这个数字的十倍。他又提醒肯尼迪美国铁矿石的总储量只有50亿吨，也就是那里的一个零头。“苏联的储量够全世界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头几分钟，赫鲁晓夫没有与肯尼迪拉家常，而是吹嘘起本国优越的能源储备。他没有问肯尼迪的成长经历，他已经非常熟悉了。他急不可耐地提议直奔当天会谈的主题：柏林问题。

当天早晨《泰晤士报》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位英国外交官对维也纳峰会的担忧，他说：“我们希望这个年轻人从笼子里出来时，不会被对方的熊掌打得太惨。”而赫鲁晓夫在第二天一开始就赤裸裸地亮出了拳掌。尽管双方代表团彻夜未眠，对老挝未来的方向达成了共识，但仅仅通过这件事来体现双方缓和的意愿，赫鲁晓夫认为是不够的。

美国和苏联外交部人员已经同意实现老挝的中立。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让步，会让他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因为中国、北越、巴特寮以及老挝共产主义运动都将反对老挝的中立。然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为这个协议增加对肯尼迪的好感，他指责肯尼迪是“自大狂、妄想狂”，因为他仍坚持认为美国可以继续捍卫在亚洲作出的承诺。

不仅如此，不论肯尼迪如何努力地想把话题引向禁止核试验这一问题，赫鲁晓夫都不予理睬。肯尼迪的逻辑是只有等双方的关系得到全面的改善，才能开始着手彻底解决柏林问题。但赫鲁晓夫并不买账，对于他来说，柏林问题必须优先解决。

为了推动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肯尼迪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赫鲁晓夫说：“你看上去很了解中国。”

肯尼迪回答说：“我们都会越来越了解中国人的。”

赫鲁晓夫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够了解他们的了。”赫鲁晓夫罕有地说漏了嘴，从中可以大略地看出他对毛泽东的失望。

不过，苏联可以修改最后的会谈文本，提供给北京的那一份多了一句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说过的话：“中国是我们的邻居、伙伴和盟友。”

峰会上最重要的交锋始于赫鲁晓夫的警告。苏联领导人在陈述观点之前说，莫斯科已经为柏林问题的解决方案等了太久。赫鲁晓夫说接下来他将阐述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立场，这一立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的关系，如果美国曲解了苏联的立场，那么这一影响将会更加严重”。

听到这番话，两人的顾问团队都往前坐了坐，他们都很清楚之前的一切不过是这一刻的前戏。赫鲁晓夫说：“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16年了，2000万苏联人死于二战，大片苏联的土地变为废墟。如今，引发了二战的德国又重获军事实力，并且在北约表现出主导地位，德国的军官在北约身居高位。这形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其破坏性甚至会远远大于二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莫斯科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绝对不能再拖延了，因为这样做只会让西德军国主义者从中获利。赫鲁晓夫说德国的统一并不现实，而且连德国人自己都不想统一。所以，苏联将“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在两个德国并存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说他会优先考虑和肯尼迪私下里达成改变柏林现状的停战协议。不过，如果双方无法达成这份协议，赫鲁晓夫将单方面采取行动，并终止苏联在战后作出的所有承诺。然后，西柏林将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美国的军队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但苏联军队也会进驻西柏林。苏联会和美国一起保证“西方所谓的西柏林的自由”。莫斯科到时也会“同意”中立的联合国部队进入西柏林。

肯尼迪首先感谢赫鲁晓夫“能够这么直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此前注射了止疼药和安非他命、穿加上了舒适的束腰，肯尼迪意识到赫鲁晓夫又给柏林下了一道新的最后通牒。他需要作出快速、明确的答复。片刻思考间，肯尼迪仔细权衡了将要说出的每一个字。

肯尼迪强调两人正在讨论的不是老挝那种次要的事情，而是至关重要的柏林问题。柏林“对美国意义重大。美国在柏林驻军不是因为他人的允许，而是打出来的地位”。虽然美国在二战的伤亡人数不及苏联，但“美国不是因为东德的同意而在柏林驻军，而是因为这是条约赋予美国的权利……”

肯尼迪说：“根据协议和其他条约规定的权利，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都要为这一地区负责，而且历届总统也一再重申自己将忠诚地履行义务。如果美国被赶出柏林，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世界上就没有人会相信美国作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了。这一问题也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如果美国接受苏联的提议，美国所有的承诺都将成为一堆废纸。”

维也纳峰会直到这时，双方才开始不计后果地攻击对方。这时记录员将身体向前挪了挪，他正逐字逐句地记录着两人的谈话。在这个最棘手、最危险的问题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人正在针锋相对。

这就是历史。

肯尼迪说：“西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两战中都是支持西欧的。如果我们撤出西柏林，就意味着我们也将放弃欧洲。所以当我们讨论西柏林时，也是在讨论整个西欧。”

让苏联感到新奇的地方是肯尼迪一再强调柏林前面的“西”字。此前从没有哪个美国总统如此清晰地将美国的承诺区分为对整个柏林和对西柏林两部分。这可能是肯尼迪执政期间最需要展现他英雄气概的时刻，他却单方面地作出了让步。他提醒赫鲁晓夫在第一天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承认“双方如今的军事力量是势均力敌的”，所以肯尼迪“想不通”的是苏联在航天、经济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骄人业绩，为什么这样的国家非要让美国离开一个它已经建立了巨大利益的地方。他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通过战争赢得的”权利。

赫鲁晓夫脸涨得通红，就像是温度计一样，测出了他体内温度的飙升。他打断了肯尼迪的话，说他明白，肯尼迪的意思是美国不想达成和平协议。他嘲弄肯尼迪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说法，说这番话听上去就像“美国一定想把它的军队开到莫斯科，因为这自然也能提升莫斯科的地位”。

肯尼迪回应说：“美国哪儿也不想去。我们现在不是讨论美国军队开到莫斯科或苏联军队开到纽约。我们讨论的是我们都在柏林，并且已经15年了。我们的建议是我们继续待在那里。”

肯尼迪又回到了一天前曾使用过的但并不奏效的方式，这次他的说辞更委婉了。肯尼迪说他知道柏林的形势“并不令人满意”，不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形势也并不令人满意”，现在并不适宜大幅度地改变柏林或整个世界的平衡。“如果平衡被打破，整个西欧的处境都将发生改变，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赫鲁晓夫先生肯定无法接受像这样的损失，美国也不能。”

在此之前，赫鲁晓夫一直极力抑制自己通常表现出来的高调。但现在，他双臂挥舞，脸变成了紫红色，声音高到了一个凶狠的音调，他的话断断续续地从嘴里喷射出，就像是一挺暴怒的机关枪。赫鲁晓夫说：“美国不想让这个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局势正常化。苏联要给这一顽疾做个手术，拔掉这个刺，清除腐烂的部分，不但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利益，还可以让全世界所有人满意。”

苏联不会通过“阴谋或恐吓”的方式改变柏林的现状，而是通过“郑重地签署和平协议。总统阁下说这一行为直接违背了美国的利益，这一说法真的很没有道理”。赫鲁晓夫说苏联并不想改变柏林现在的边界，只是想把它写进条约，这样就可以“阻止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

赫鲁晓夫还讽刺了阿登纳重划德国边界、收回二战失地的愿望。赫鲁晓夫揶揄道：“希特勒曾说过德国需要乌拉尔山脉的生存空间。那些帮助希特勒实现计划的将领，现在都成了北约的高级军官。”

赫鲁晓夫说美国要捍卫在柏林的利益，这个逻辑“无法理解，苏联也无法接受这种逻辑”。他对肯尼迪说他很抱歉，但“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莫斯科推进其和平协议。

赫鲁晓夫再次重申了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16年了。肯尼迪还想让莫斯科等多久？再等16年，还是30年？

赫鲁晓夫环视了屋里的同僚，然后挥舞着手臂说，在上一次战争中他失去了一个儿子，葛罗米柯失去了两个哥哥，米高扬也失去了一个儿子。“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苏联家庭，包括各位领导人的家庭，都至少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赫鲁晓夫也承认，失去自己的孩子，美国的父母同样也会陷入深深的哀伤之中，但当美国失去几千人时，苏联失去的却是几百万人。

然后，赫鲁晓夫声明，“苏联将签署和平协议，东德将拥有国家主权。任何妨害该国主权的行为，都将被苏联视为公开的挑衅行为”，并将引发一系列后果。

正如戴高乐所料，赫鲁晓夫在用战争恐吓对方。美国代表团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都等着肯尼迪的回复。

肯尼迪平静地问苏联达成这样一份和平协议后，进出柏林的通道是否依然开放。肯尼迪已经决定，他可以接受苏联与东德达成协议，只要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利不受影响，盟国进出柏林的通道继续开放。

但是，赫鲁晓夫却说新的协议会对各国自由进出柏林作出调整。

这一说法触及了肯尼迪的底线。

肯尼迪说：“这是对我们的严重挑衅，这件事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它会超出任何人的预期。”他说，美国参加这次峰会不是为了“放弃美国在西柏林的地位以及进出柏林的权利”。肯尼迪说他本希望这次峰会可以改善美苏两国的关系，但关系反而恶化。他说，苏联把自己在柏林的权利转交给东德人是他自己的事，但肯尼迪决不允许莫斯科出卖美国的利益。

赫鲁晓夫打算试探一下美国的立场。艾森豪威尔曾与赫鲁晓夫商讨过一个方案，这一方案此时可以同时保全两国的颜面。赫鲁晓夫想知道是否还能达成这样的临时协议，即各方设定6个月的期限，东西德在这段时间内展开实现统一的谈判。如果谈判失败——赫鲁晓夫确信必将如此——“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签署和平协议”。

赫鲁晓夫说美国即便不同意苏联的提议，也应该很清楚，“苏联已经等不了了”，它在年底就会采取行动，将所有进出西柏林的通道的控制权交给东德。赫鲁晓夫用数据表明了两国在对德战争中付出的代价，以此作为自己有权采取行动的理由。苏联有2000万以上的人死于二战，而美国只有14.3万名军人丧生。

肯尼迪说正是这些牺牲的人让他不想再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赫鲁晓夫重复了那个令他非常厌恶的词，这让肯尼迪想起他一直担心的苏联可能“误判”形势。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美国正面临误判的危险。赫鲁晓夫说：“如果美国觉得应该在柏林开战，那就来吧。这正是五角大楼期盼已久的。不过，阿登纳和麦克米伦很清楚开战意味着什么。如果哪个疯子想开战的话，就应该给他套上紧身衣！”

肯尼迪团队再次震惊了。赫鲁晓夫现在的谈话中出现了“开战”这个词，并且重复了三次。在任何级别的外交会议上，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似乎是为了结束争论，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苏联会在年底签署和平协议，永久地改变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权利，但他确信公道和和平能洒满人间。

赫鲁晓夫还没有回答肯尼迪的建议，所以肯尼迪继续试探。他强调如果赫鲁晓夫不干涉西柏林的现状，他也不会将和平协议本身视为战争行为。肯尼迪说：“但是，如果这份协议否认了西方国家的条约权利，它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将我们的权利转交给东德的行为就是战争行为。”

肯尼迪的意思越来越明确了：属于你的那部分，任意处置，但不要触碰我们的。如果在西柏林作出任何让步，美国“都将在世界上失去尊严”。不过，既然东柏林是苏联的领土，苏联在这里可以由着自己的喜好来。

事后看来，这就是肯尼迪提出的成交的建议，但赫鲁晓夫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他回答说，“和平协议签署后，苏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承认美国在西柏林的权利”。

随后，赫鲁晓夫猛烈抨击了美国战后对苏联的不公待遇。赫鲁晓夫说美国剥夺了西德对苏联的赔款以及苏联在西德享有的权益。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实行双重标准，它拒绝与东德签署停战的和平协议，但1951年却与日本签署了同样的协议——协议内容也未与莫斯科协商。起草与日本的停战协议时，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他们抱怨美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而且正在创建一个反苏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代表团拒绝签字，试图拖延这一协议。

肯尼迪反驳道，赫鲁晓夫曾公开声明，如果他当时掌权的话，他会在与日本的协议上签字。

不过，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关键不在于他会怎么做，而是美国并没有征得苏联的同意。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对柏林的处理方法也类似，他称之为“为所欲为（I do what I want）”。

赫鲁晓夫说他看够了美国这样的行为。莫斯科将与东德签署协议，美国此后如果因为进出柏林而侵犯了东德的主权，美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肯尼迪反驳，他并不想柏林爆发冲突，他只是想全面修复东西德以及美苏两国的关系，这样就有更充裕的时间解决整个德国的问题。肯尼迪说他无意于“破坏苏联在东欧的地位”，他如会谈第一天那样再次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不会做任何影响欧洲权力平衡的事情。

肯尼迪注意到赫鲁晓夫称他为年轻人，他猜测赫鲁晓夫正试图利用自己缺乏相关经验的弱点。肯尼迪说不论如何，他“就任总统，不是为了答应那些会彻底伤害美国利益的安排”。赫鲁晓夫重复道，要想制止苏联采取单边行动，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临时协议，东西德在协议框架内谈判，协议后终止各国的权利。这样“表面看来，似乎是将问题推给了德国人自己，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德国肯定无法统一，赫鲁晓夫坚信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像演员可以很好地把握每一个动作的时机一样，赫鲁晓夫紧接着递给肯尼迪一份文件——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这是一份让赫鲁晓夫刚才的最后通牒具有官方效力的文件。肯尼迪的团队没有想到克里姆林宫会率先将这一威胁落在纸面上，没有为肯尼迪准备应对手段。博尔沙科夫此前对这一着没有丝毫暗示。赫鲁晓夫说苏联方面已经准备好了，美国可以研究一下苏联的立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改天再来讨论这一问题”。

通过这一强硬的行为，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将两人推向了冲突的边缘。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肯尼迪坚决保持柏林现状不肯改变，在这个问题上，他谈判的愿望甚至还不如艾森豪威尔。在U-2事件之前，赫鲁晓夫尚且很难接受艾森豪威尔的提议。现在，他是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提议的。

上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急急忙忙吃了顿午餐，而他们的妻子则来到镇上。帕拉维西尼宫前面的约瑟夫广场沐浴在阳光下，上千人聚集在那里，想趁着这两位女士赴宴的机会一睹她们的风采。向尼娜致意的低声细语很快就淹没在对杰奎琳的欢呼声中，维也纳的民众大喊：“杰——奎——琳，杰——奎——琳！”两位美国记者看到尼娜被忽视了，感到很过意不去，于是他们大喊“尼娜！”，但并没有人响应。

路透社记者亚当·凯利特-朗是从柏林派来报道这次峰会的。他听到摄影记者对杰奎琳喊道：挺起胸来，再迷人一些。亚当听到这些话真是吓了一跳。“她真的那么做了！”他事后回忆道，“她当时就像玛丽莲·梦露或者就是个电影明星。而她也非常享受”。

透过餐厅楼上的窗户，两个女人俯视着人群。杰奎琳身穿深蓝色外套，头戴黑色礼帽，脖子上有四串珍珠项链，手上戴着白手套，看上去就像是某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苏联的新闻发言人没有透露尼娜的穿着，但《纽约时报》称尼娜看上去就像是看这本时尚杂志的家庭主妇。这些并没有影响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兴致，她觉得杰奎琳言谈聪颖，“看上去就像一件艺术品”。尼娜挽着杰奎琳的手，站在餐厅的窗户前，看着脚下的人群，和睦的氛围萦绕在她们身边，而这正是昨天她们的丈夫共进晚餐时缺失的。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就武器制造和军备政策交换了意见。赫鲁晓夫说他仔细阅读了肯尼迪5月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在报告中，肯尼迪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赫鲁晓夫说美国和过去一样被垄断资本家控制着，裁军无法实现他很理解。不过，美国增加军备也会迫使苏联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赫鲁晓夫又提到了前一天午餐聊过的话题，当时他说会考虑联合登月计划。但此时赫鲁晓夫很遗憾地说只要不实现裁军，这样的合作就永远不可能。连这样细如发丝的合作机会，赫鲁晓夫也不愿给。

肯尼迪说也许他们至少可以先协调一下双方各自太空计划的时间表。

赫鲁晓夫无可无不可地耸耸肩，说也许可行。然后他向肯尼迪举起了斟有苏联甜香槟的酒杯。

赫鲁晓夫开玩笑说“自然而然的爱胜过相亲介绍”，他们两人此刻能面对面地对话，这非常好。

赫鲁晓夫希望肯尼迪能明白，苏联对柏林新的最后通牒“不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他将莫斯科的这一行为比喻成一场外科手术，虽然病人会感到很痛苦，但要想活命就必须这样做。他又用了另一个比喻，说莫斯科“想跨过这座桥，它将会跨过去的”。

赫鲁晓夫承认美苏关系将持续面临“严峻的紧张局面”，但他确信“太阳将再次升起并发出耀眼的光芒。美国并不想占领柏林，苏联也不想……真正对柏林感兴趣的是阿登纳。他很聪明，但是太老了。苏联不会允许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东西压抑了青春和活力”。

赫鲁晓夫向肯尼迪敬酒时，他承认自己将肯尼迪置于很艰难的处境，因为美国的盟国将会质疑他在柏林问题上的决定。然后，赫鲁晓夫否定了盟国的利益和影响，他说卢森堡不会给肯尼迪找麻烦的，就像那些无名的苏联盟国一样，“不会伤害到任何人”。

赫鲁晓夫随后举起酒杯，他注意到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说“上帝一定会帮我们渡过难关的”。赫鲁晓夫说他宁愿为了常识，也不会为了上帝而举杯。

肯尼迪回敬，重点放在了两人在有核时代应履行的责任。鉴于两国的冲突“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肯尼迪强调每一方“应该认识到对方的利益和责任”。

肯尼迪送给赫鲁晓夫的礼物摆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是一艘“宪法号”风帆护卫舰的模型。肯尼迪说它的大炮射程只有半英里。在有核时代，大炮都是洲际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任何领导人都要避免战争爆发。

肯尼迪提到这次峰会选在了中立的维也纳，预示着两人可以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他不希望两人离开这里时，威胁两国安全和威望的因素反而增加了。“只有双方都能明智地恪守本分，这一目标才能实现。”

肯尼迪再次提出了他对柏林危机的解决办法。他一再暗示苏联在自己的地盘上可以为所欲为。一天内，他以不同的方式多次重复这一谈判要点。在祝酒临近结束时，他又说了一遍。

为了和平收场，肯尼迪在结语中说他记得曾问过赫鲁晓夫在44岁时担任什么职位，这正是肯尼迪现在的年龄。赫鲁晓夫说他那时是莫斯科计划委员会的主席。肯尼迪幽默地说他希望自己在67岁时能成为波士顿计划委员会的主席。

“恐怕总统阁下是想成为世界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吧。”赫鲁晓夫笑着说。

肯尼迪回答说不，波士顿的就够了。

由于这两天的会谈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肯尼迪打算做最后的尝试。他邀请赫鲁晓夫午餐后再进行一次谈话，只有他们两人和翻译参加。

肯尼迪对肯尼斯·奥唐奈说：“我在离开奥地利之前必须再试一次。”

肯尼迪的助手告诉他这样做会延误离开的行程，肯尼迪嚷道现在的重中之重是搞定赫鲁晓夫。“我们不按原计划离开了！我必须了解赫鲁晓夫更多的想法才会离开这里。”综观肯尼迪的一生，他都是凭借个人魅力翻越障碍，但这却无法冲破赫鲁晓夫的火力包围。

在两人最后一次简短的谈话中，肯尼迪首先承认柏林的重要性。不过，他希望赫鲁晓夫能为了两国的关系，“不要让他的国家利益承受这么沉重的损失”。肯尼迪再次强调“和平协议与进出柏林的权利是不同的”。他希望两国在发展关系时要避免正面的冲突。

赫鲁晓夫已经死死地锁住了肯尼迪的喉咙，此刻他又加了一把劲：和平协议签署后，如果美国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而侵犯东德的边境线，“我们就只能兵戎相见了。美国要为此作好准备，苏联也会充分准备的”。

离开维也纳之前，肯尼迪想明确苏联留给了他哪几个选择。肯尼迪问，在赫鲁晓夫提出的临时协议中，美国的军队可以留在柏林吗，是否还能自由进出柏林？

赫鲁晓夫回答说可以，但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之后军队就必须撤出柏林吗？肯尼迪继续问。

赫鲁晓夫说是的。

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要么是不相信美国是认真的，要么就是柏林的形势令他实在太“不满意”了，他坚信需要来一次“大动作”。肯尼迪说在回国的途中他将到伦敦会见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并告诉他自己正面临一个很不幸的选择，承认苏联对柏林的安排，或者与苏联对抗。在肯尼迪看来，赫鲁晓夫给他的选择是冲突或投降。

赫鲁晓夫提议说为了让肯尼迪不失颜面，美国和苏联军队仍然可以留在柏林，但不是作为占领军，这些军队要服从东德的指挥，并且要在联合国注册。赫鲁晓夫说：“我渴望和平，但如果你想开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以战争相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这次临时加开的会谈进展并不顺利。肯尼迪抗议：“是你非要改变柏林的现状，而不是我。”他没有使用“战争”这个赫鲁晓夫使用的刺激性的词。

这场景就像是两个手握核大棒的少年正在争论究竟是谁要挑起打斗。

赫鲁晓夫说：“不论结果如何，苏联都别无选择，只能迎接挑战。苏联必须做出回应，也会即将作出回应。战争造成的灾难对双方都是一样的……战争还是和平，这取决于美国的决定。”赫鲁晓夫还让肯尼迪将这番话告诉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

赫鲁晓夫说他对柏林的政策是“坚定而不容改变的”：在12月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不论此举会对盟军控制西柏林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但结果都是一样的。

肯尼迪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冬天将会非常寒冷。”

肯尼迪最后的一句话总结也没能说对。他的麻烦来得要早得多。

柏林

1961年6月4日，星期日，下午

正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就柏林的战争激烈讨论时，柏林市民自己却成群结队地来到户外，享受一个月雨天之后的首个晴朗周末。他们有的驾驶汽车或小型摩托，有的乘坐高架火车或地铁，到柏林的公园和湖边游泳、划船、嬉戏，享受着美好的阳光。

柏林的报纸将这一天描述为“美好的峰会天气”，舆论一致认为柏林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两位领导人手中，这次会谈很有可能降低双方的紧张气氛。当天晚上，东西柏林的市民一同涌入西柏林的电影院，观看最新放映的电影：荣获四项奥斯卡奖的《斯巴达克斯》，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宾虚》，詹姆斯·梅森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婚姻面面观》。电影广告上提醒东柏林的市民买电影票时，疲软的东德马克可以1:1兑换成西德马克，这里是汇率最低的地方。

在东德，瓦尔特·乌布利希挺过了一波食品短缺的困境，正在外面和人们庆祝共青团的儿童节。东德得到维也纳峰会的消息少得可怜，报纸上只有照片，以及两位第一夫人捥手共游的报道。

在维也纳峰会召开的这个周末，逃离东德的难民比近几年任何时候都少。东德人幻想着这次会谈可以改善他们的境遇。

当被问及对这次会谈的期望时，乌布利希说他采取观望态度。而威利·勃兰特市长则对市民说：“在肯尼迪总统的努力下，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能指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这次会议能够消除某些误会，这些误会将来有可能会升级为威胁国家安全的新危险。”

维也纳

1961年6月4日，星期日，下午

刚刚还用战争威胁了肯尼迪，而此刻的赫鲁晓夫露出灿烂的微笑，站在苏联大使馆的台阶上向肯尼迪告别，肯尼迪被炮弹炸昏了头，眉头紧锁。摄影师准确地捕捉到了两人情绪的差异，他们截然不同的表情将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

赫鲁晓夫知道这一天他大获全胜，虽然并不清楚会有什么后果。他事后回忆，肯尼迪“看上去不仅很焦虑，而且还陷入了深深的不安……看着他，我不仅感到歉意，心里也有点矛盾。我并不想让他如此心烦意乱。我非常希望我们分别时的气氛不要这样阴郁，但我对他真是爱莫能助……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为他的失望感到愧疚……”

“政治就是这样残酷的事。”赫鲁晓夫总结道。

赫鲁晓夫可以想象，美国的强硬派知道了肯尼迪的糟糕表现后会如何评论。赫鲁晓夫猜测他们会说：“我们早就说过布尔什维克根本就听不懂谈判中的好言软语，他们只信奉强权政治。你被耍了，他们狠狠地捏了你的鼻子。你被他们痛扁一顿，却一无所获，只是带着耻辱回来了。”

奥地利外交部长布鲁诺·克莱斯基在机场送走肯尼迪后，去拜访了赫鲁晓夫。克莱斯基说：“肯尼迪总统在机场情绪非常沮丧，他看上去烦躁不安，脸色也变了，很明显，他对这次峰会并不满意。”

赫鲁晓夫说他也注意到了肯尼迪低落的情绪，他对克莱斯基说，肯尼迪的问题是他“还不能很好地理解重新部署军队的意义，他依然活在前任的政策之下，尤其在考虑柏林问题时更是如此。他还没作好准备消除柏林的战争阴云。这次峰会很有用，给了我们一次试探彼此和认识彼此的机会，但也仅此而已，这还远远不够”。

这两天会议的情形在赫鲁晓夫的脑海中还很清晰，于是他向克莱斯基复述了他与肯尼迪的很多谈话。赫鲁晓夫知道他会把自己完胜的消息传递给欧洲其他左派人士，包括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

与肯尼迪不同，赫鲁晓夫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维也纳，就像他来时一样。奥地利政府设晚宴款待了赫鲁晓夫，而与此同时，肯尼迪则在飞往伦敦的途中舔舐着自己的伤口。

肯尼迪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糟糕的表现。

他和国务卿腊斯克乘坐着黑色的豪华轿车离开了苏联大使馆，车两侧的美国国旗和总统旗猎猎翻飞，肯尼迪用手掌猛砸了一下后窗下的隔板。赫鲁晓夫在如此尖锐的会谈中使用“开战”一词，这让腊斯克尤其震惊。任何外交家都会避免使用这个词，并用一个不是这么敏感的词来代替。

尽管肯尼迪在峰会之前作了很多准备，但腊斯克感到他没有想到赫鲁晓夫会有如此疾风骤雨的紧逼。维也纳失败的影响并不像猪湾事件那样容易估算。这里不会有阵亡的流亡士兵——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猪湾登陆，以为肯尼迪和美国不会抛弃他们。但这次峰会引发的后果可能会更加血腥。赫鲁晓夫此前猜测肯尼迪具备的弱点得到证实，他可能在这种“误判”中继续前进并引发核战争。

肯尼迪将备忘录带给了伦敦的麦克米伦首相，里面详细说明了苏联要在六个月内解决德国问题，“否则……”肯尼迪必须假定赫鲁晓夫会公开这份备忘录，如果真是这样，批评者们会指责他在维也纳掉进了柏林问题的陷阱，而他之前应该就预见到这一点。

肯尼迪想好好发泄一下，但他又该对随行的记者们如何说起呢？他会撒谎说这次会谈的气氛很和睦吗？他能让苏联专家波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说吗？

答案是否定的。肯尼迪决定将他的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塞林格留在维也纳，简要地将峰会“黯淡”的结果报告给那些新闻界的顶级记者。离开维也纳之前，肯尼迪在大使馆的一个房间中私下会见了《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莱斯顿。肯尼迪对奥唐奈说他希望美国人可以了解“这一严峻的形势，《纽约时报》将完成这一任务。我将向詹姆斯描绘一幅惨淡的图景”。

肯尼迪还不肯定赫鲁晓夫是否真的会履行对柏林的威胁。也许戴高乐是对的，他曾说赫鲁晓夫会对他怒吼、恐吓，然后继续搁置柏林问题，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样。肯尼迪对奥唐奈说：“不论是谁，以这种方式说话，并且确实打算这样做，那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我可以肯定赫鲁晓夫没疯。”但肯尼迪心里一点谱也没有。

出生在苏格兰的莱斯顿已经52岁了，他两获普利策奖，应该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最受欢迎的记者。他穿着普通的呢子外套，系着领结，叼着石楠根烟斗。肯尼迪首先和他约法三章，他不能引用肯尼迪的原话，也不能提及此次私人会面。

肯尼迪将自己陷在沙发里，帽檐拉得很低，挡住了前额。这恐怕是一个记者和一国元首召开的最坦率的一次会议了。

电视开启了新的媒体时代，莱斯顿是很鄙视这种新兴媒体的。此刻能获得对肯尼迪独家专访的机会无疑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这个机会可是其他1500名记者挤破头都没有得到的。他们的谈话在一间窗帘紧合的昏暗房间进行，远离了其他记者，肯尼迪这时说的话才更能反映这次峰会的实质。

莱斯顿问：“峰会进展如何？”

肯尼迪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事情。他像野人一样粗暴地对待我。”

莱斯顿在笔记上飞快地记道：“他没有瞎扯。他脸上是说真话的人才有的表情。”

肯尼迪坐在莱斯顿旁边，身体深深地陷入沙发。他说赫鲁晓夫猛烈抨击美国是帝国主义，尤其在柏林问题上更是咄咄逼人。“我要弄清楚两个问题，”肯尼迪说，“第一，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如此充满敌意的方式；第二，我们该怎么办。”

莱斯顿小心地保守着他与肯尼迪私下会面的秘密。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推断肯尼迪总统“被赫鲁晓夫的强势吓住了”。他称这次峰会吵得很凶，并正确地判断了肯尼迪离开维也纳时对所有问题都感到悲观。肯尼迪总统尤其“明确地感到德国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

肯尼迪对莱斯顿说，由于猪湾事件的失利，赫鲁晓夫“相信任何一个这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陷入了这种烂摊子都是情有可原的，但任何陷入重围又不能突围的人都是孬种。就这样他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我遇到了大麻烦”。

肯尼迪对当前的危险做了快速分析并想出了应对措施。“他认为我毫无经验，而且是个孬种，除非我能改变他的这些看法，否则我将毫无还手之力。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肯尼迪对莱斯顿说，抛开其他事情不谈，他将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并向德国增派一个师。

在飞往伦敦的空军一号上，肯尼迪将奥唐奈叫到他的机舱，他还想发泄一番，但又不想让腊斯克、波伦和其他人听到。失望之情已经让飞机上所有人的情绪都低到了极点。肯尼迪的空军联络员戈弗雷·麦克休感觉当时的场景“就像是一支球队刚刚在一场重要的世界大赛上失利一样。大家都不怎么说话”。

刚上任时，肯尼迪决定将柏林问题往后放，然而此刻这个问题则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担心保护西德和盟国在西柏林的权利可能会引发核大战，这种担忧让他无所适从。

肯尼迪对奥唐奈说：“所有的战争都源于愚蠢。上帝知道我并不是孤立主义者，但就为了苏占区的德国公路的进入权，又或是因为德国人想重新统一德国，我就要拿上百万美国人的生命冒险，这看上去尤其愚蠢。如果我对苏联发动核战争，那一定是有更重要的原因。在我把赫鲁晓夫逼入绝境，迫使他和我进行最后对决之前，整个西欧的自由都只能悬而不决。”

峰会之前，辛苦为肯尼迪提供情报和资料的人现在是最失望的，尤其是汤普森大使手下的员工，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提出的绝大多数建议都被忽略。肯普顿·詹金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反思后发现“对于肯尼迪来说，这是一次表现个人魅力并且征服赫鲁晓夫的黄金机会，首先以第一夫人把赫鲁晓夫迷得七荤八素，接下来肯尼迪出场说，‘现在我想直截了当地说，将你沾满鲜血的双手从柏林拿开，否则我们将摧毁你们’”。

这才是赫鲁晓夫听得懂的语言。美国的核武器是有优势的，肯尼迪不应该在维也纳大败而归。詹金斯事后仔细分析了会谈的副本，他很遗憾肯尼迪“从没有”对赫鲁晓夫予以任何强硬的回击。“他经常说的是：我们必须找到解决办法。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消除你的顾虑？希望你相信我们的动机。我们没有侵略性。”肯尼迪的表现进一步强化了赫鲁晓夫的印象，他可以轻松地控制肯尼迪，而赫鲁晓夫便会得寸进尺，因为他相信这样做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肯尼迪的前任们异常坚决地保护西柏林，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这么做最终能瓦解共产主义对东德的控制。西德政府宣称将来德国统一后柏林将成为国家首都，保卫柏林也是对西德的支持。肯尼迪并不在意这两点，他之所以极力避免在柏林失败，是因为他认为在柏林退却会将西德推向美英的对立面，从而导致北约解体。

在途中与奥唐奈说话时，肯尼迪意外地同情起赫鲁晓夫在柏林的窘境。他知道苏联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西柏林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让东德的人才流失殆尽。

他对奥唐奈说：“你不能埋怨赫鲁晓夫对此事这么恼火。”

虽然让肯尼迪受辱的是赫鲁晓夫，但他却将敌意指向了阿登纳和西德，他们一直抱怨肯尼迪对苏联的态度不够强硬。肯尼迪不想因为柏林开战，尽管战后的协议要求他这么做。他对奥唐奈说：“德国的分裂不是我们造成的，四国占领柏林的现状不该我们负责。不论我们还是苏联，最初就不应该同意四国占领柏林。但现在西德却想让我们将苏联人赶出东德。”

肯尼迪抱怨：“我们持续在西欧防务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尤其是西德，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工业强国，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会为了除挽救北约联盟之外的事在柏林开战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飞机开始在伦敦降落时，肯尼迪对奥唐奈说，他怀疑赫鲁晓夫“尽管张牙舞爪”，其实不会兑现他的威胁。但肯尼迪同样要非常小心，避免美国在柏林的突然增兵刺激赫鲁晓夫采取鲁莽的对抗。肯尼迪说：“如果我们真想发动核战争，我们也要严格控制，发起核战争的只能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其他人。引发核战争的不能是东德关卡上一个普通的好战分子。”

伦敦

1961年6月5日，星期一，早晨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敏锐地感觉到肯尼迪的痛苦，肯尼迪不仅承受着背部的疼痛，这次峰会也让他的内心饱受煎熬。

两人见面的同时，美国的官员紧急分赴欧洲各盟国，向他们简要报告苏联最新的最后通牒。腊斯克在巴黎会见了戴高乐和北约成员。国务院官员福伊·科勒和马丁·希伦布兰德飞往波恩，向阿登纳报告此事。

由于唐宁街10号因维修关闭，麦克米伦取消了原定于早晨和肯尼迪及其外交官员的正式会谈，他坚持邀请肯尼迪到自己在海军部大楼的私人住所。从上午10:30一直到下午1:25，他们聊了将近三个小时，比预计的多了一个小时。这期间，麦克米伦主要在听，不时给肯尼迪拿点三明治、倒点威士忌。随后的下午3点再次开会，外交部长霍姆爵士也前来加入。当天的谈话让麦克米伦成为肯尼迪最信任、最亲密的伙伴。他喜欢这个英国长者的风趣幽默、智慧和处变不惊。

麦克米伦后来回忆：“这是肯尼迪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的人。”肯尼迪给他的感觉是“不知所措，更准确地说是‘迷茫’……大开眼界并大为震惊”。麦克米伦看出肯尼迪被赫鲁晓夫的粗鲁和野蛮彻底打败了，就像“第一次会见鼎盛时期”的拿破仑，或者是内维尔·张伯伦“试图与希特勒进行对话”。

麦克米伦对肯尼迪说西方国家采取的立场很简单，“就是告诉苏联他们可以任意与东德签署协议，但西方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并且会动用一切军事力量迎接挑战”。

肯尼迪说曾经遏制苏联行为不越轨的正是这个威胁。但不幸的是，通过最近发生在老挝和“某个地方”——这里是隐晦地指古巴——的这几件事，赫鲁晓夫感觉到西方势力正在变弱。毕竟，即便在1949年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的时候，西方国家都没想过强行进驻西柏林。而现在苏联人很清楚他们的实力比12年前强大了很多。

霍姆爵士担心赫鲁晓夫会迫于东德的难民问题和其他附属国类似问题的压力，强行对柏林采取行动。霍姆说赫鲁晓夫“可能会觉得他必须要想办法阻止难民外逃”。一旦赫鲁晓夫对外公开在柏林问题上的新备忘录，西方国家将会处于很不利的位置，“因为从表面看来，这份备忘录提到的要求完全合情合理”。

肯尼迪第二天要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现在他需要知道在演讲中说些什么。麦克米伦认为有必要陈述一下赫鲁晓夫的观点，再坚定地重申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承诺，再强调一遍柏林人有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事实就是“不论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西方国家在柏林已经赢了。在那里苏联的社会制度很不受欢迎，很多人选择离开共产主义天堂”。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同时完善对柏林的军事和其他应急计划，重点放在出现下面情形时西方国家的对策：（1）如果苏联与东德签署协议；（2）如果协议签署后，民众生活必需品的运输通道中断了，并且／或者（3）西方军事物资的供应受到影响。霍姆希望肯尼迪能针对苏联的备忘录拿出相应的反提案。肯尼迪没有答应，他担心提议谈判仍会被视为另一种“示弱的表现”。

返回美国的飞机上，肯尼迪只穿着短裤，其他高官坐在他旁边。肯尼迪双眼布满血丝，从中可以看出他现在有多么疲惫。他的背仍然隐隐作痛，他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他的伤痛和注射的药物是如何妨碍他在维也纳的表现的。他摇着头盯着自己的双脚，突然抱起裸露的双腿，抱怨起赫鲁晓夫强硬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危险。

肯尼迪对秘书伊芙琳·林肯说，到了华盛顿就会非常忙了，他想先休息一下。他让林肯小心地将他正在翻阅的机密文件收好。林肯整理文件时突然看到一张小纸条，肯尼迪在上面潦草地写着两行字：

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如果上帝愿意接纳我，我想我已经准备好投入他的怀抱。

林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张纸，它令她很心烦。林肯不知道这句话是肯尼迪凭记忆引用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是林肯在1860年春天对伊利诺伊州的教育工作者表明他废奴的决心。伊芙琳·林肯猜测肯尼迪这句话不像是在寻死，而更像是他觉察到了某种召唤。

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罗伯特坐在他哥哥旁边。泪水从总统的脸上流下，混合着他感到的压力，和他即将作出的决策。罗伯特事后回忆说：“我从没见过我哥哥为这样的事情哭。我在卧舱，他也在，他看着我说：‘鲍比，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我们是无所谓的。我们已经享受过生活了，我们都是成年人。核战争是我们自找的。但一想到很多妇女和儿童将死于这场战争，我的心情就很难平复。’”

记者斯图尔特·阿尔索普很久以前就是肯尼迪的朋友。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参加为斯坦尼斯拉夫·拉奇威尔的新生儿洗礼时，见到了肯尼迪。拉奇威尔的第三任妻子是杰奎琳·肯尼迪的妹妹李·布维尔。洗礼仪式非常隆重，英国首相和肯尼迪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来了。肯尼迪趁机将阿尔索普拉到一边，和他聊了十五分钟，把之前的经历都说了一遍。“我感到这件事对肯尼迪是巨大的打击，他正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阿尔索普说肯尼迪此前几乎没有失败过，但自从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对成功十拿九稳的幻想就破灭了”。阿尔索普认为维也纳的失利更为严重，因为在古巴失利的后果只是一个人在某件大事上栽了跟头，而峰会的失利将可能引发核战争，两者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

肯尼迪上任已经4个月16天了，阿尔索普认为直到参加维也纳峰会，肯尼迪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把手。在维也纳，肯尼迪与天性野蛮的对手对抗，直面柏林将成为战场这一事实。

阿尔索普相信：“经历了这件事之后，肯尼迪真正意义上就任了总统。”

东柏林

1961年6月7日，星期三

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正在向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简报维也纳峰会的情形，乌布利希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他联系了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特派使节团的主要官员，这些天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通话。当他进一步了解到更详细的信息后，乌布利希越发感到满意。

此前的三天三夜，东德国家人民军和苏联部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表明赫鲁晓夫最终对柏林采取行动时，不论西方国家如何回应，乌布利希都已经作好了军事准备。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和华约部队总指挥安德烈·格列奇科对东德人民军印象深刻。他们觉得能够亲自观看这次演习非常重要，东德的士兵在战场上表现出的纪律性比苏联官员所预期的要强得多。

乌布利希结束了每天12小时的例行工作，心满意足地坐在车里。司机正载着他驶向万德利茨的新家，它在柏林东北部约20英里，位于一片茂密的森林边缘。汽车驶过潘科区整洁的花园和粉刷过的木屋时，乌布利希感到了久违的乐观，他已经几个月，也许是几年没有这么乐观了。

别尔乌辛给乌布利希拿来一份苏联备忘录的副本，就是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给肯尼迪的那个备忘录。在过去的几个月，乌布利希固执地给赫鲁晓夫写了无数封信，陈述他对柏林未来的看法，现在，赫鲁晓夫将他的很多观点都正式提了出来。别尔乌辛告诉乌布利希，莫斯科会在两天内公开这份文件。

乌布利希相信赫鲁晓夫这次肯定不能随便放弃对柏林的最后通牒了。在德国事务的其他方面，赫鲁晓夫同样变得强硬起来。阿登纳计划在6月16日首次召开西柏林联邦参议院全体成员会议，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向驻莫斯科的英、法、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他表示这一行为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的严重挑衅”。

骚扰了赫鲁晓夫这么长时间之后，乌布利希那天给赫鲁晓夫的信中终于流露出了谄媚之态。乌布利希说：“我们衷心感谢您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亲爱的朋友，感谢您为达成和平协议以及解决西柏林问题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乌布利希写道，他不仅同意最后通牒上的每一句话，还很欣赏赫鲁晓夫在峰会上的绝妙表现，他将拥护赫鲁晓夫领导的共产党、苏联政府和社会主义阵营。

他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政治成就。”

当然，乌布利希没有忘记这些成果很多都得益于他向苏联施加的压力，他现在要继续对赫鲁晓夫施压。在这封信中，乌布利希用很大的篇幅抱怨西德日益泛滥的“复仇主义”对东德和苏联都会构成威胁。西德经济部长威胁说只要苏联签署和平协议，西德就会废除与东德的贸易协议。东德将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到时候“东西德将成为国与国的关系，东德从西德购买日用品时需要支付外币”，而东德并没有外汇。

乌布利希对赫鲁晓夫说，阿登纳和西德其他官员正游说中立国家削减东德领事馆和贸易办公室，阿登纳还试图阻止东德参加下一届奥运会。

既然赫鲁晓夫似乎已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柏林问题上，乌布利希也正好顺水推舟，快马加鞭。“别尔乌辛同志告诉我们，您希望尽早召开苏联集团各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磋商会议。”乌布利希说因此他擅自号召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7月20日、21日两天开会“探讨和平协议的准备事宜”。

乌布利希希望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能围着他转。他以发出指示的口吻对赫鲁晓夫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组织工作上达成共识，还要协调好电台和报刊的宣传工作。”

莫斯科

1961年6月7日，星期三

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赫鲁晓夫下令将峰会的记录多复印几份，分发给朋友和盟国。他希望所有人都能知道他是如何将肯尼迪玩弄于股掌的，尤其是国内外批评赫鲁晓夫的人。虽然他在文件上印上了“最高机密”，但它的传播范围比其他机密文件广得多。其中一份给了古巴的卡斯特罗，虽然赫鲁晓夫目前还没把他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获得这份文件的18个国家还有埃及、伊拉克、印度、巴西、柬埔寨、墨西哥这些非共产主义国家。一位苏联高官将向南斯拉夫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汇报峰会的内容。

赫鲁晓夫就像凯旋的战士，希望所有人都能重温他的胜利。赫鲁晓夫延续了在维也纳的强硬路线，在国内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和独裁，他将苏联日益增加的社会不满、流浪人口、犯罪、失业归咎于过分自由化。这听上去越来越像新的斯大林主义。而为了配合他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赫鲁晓夫又对司法体制进行了改革。

赫鲁晓夫批评法律对小偷太仁慈了，他认为小偷都该枪毙。为此，他对检察长罗曼·鲁登科吼道：“你都成自由主义者了！”

鲁登科说：“你怎么骂我都没用，只要法律没有规定判处死刑，我们就只能依法处理。”

赫鲁晓夫回答：“农民有句话叫‘去掉坏种子’。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做得太过了。对于犯罪分子，我们不能有任何慈悲。我们对待敌人要冷酷无情，方向绝不能错。”

赫鲁晓夫增加了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了克格勃中警察的规模。此前由他自己推动的很多自由化的趋势也出现了回潮。

正当肯尼迪忧心忡忡地回国，不知道该对美国人说什么时，赫鲁晓夫正在印尼大使馆，庆祝前来拜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六十大寿。

乐队在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上奏起了一支支舞曲，在赫鲁晓夫的鼓动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等很多党内领导人也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外交官和其他官员随着节奏打拍子。跳舞的人群中有一位是老挝的梭发那·富马亲王。

苏加诺的舞伴正是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峰会之后的激情感染了每一个人。他突然拿起指挥棒，指挥起乐队来，整个晚上他都在和别人开玩笑。苏加诺说如果赫鲁晓夫想继续指挥乐队，他就要向印尼提供新的贷款，赫鲁晓夫解开外套，将所有的口袋都拉出来，里面什么都没有。

“瞧，他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赫鲁晓夫对周围欢笑的人群说。

看到米高扬娴熟的舞姿，赫鲁晓夫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因为党中央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舞蹈家。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57年试图推翻他的政变之后，人们还没有见过赫鲁晓夫如此纵情骋怀。

苏加诺说他想亲吻一位漂亮的姑娘，赫鲁晓夫的妻子在人群中寻找着，最终选定了一个不太情愿的女孩，她的丈夫一开始也不愿意。

尼娜说：“快过来吧，你只需要亲一次就可以了，绝没有第二次。”

于是这个女孩亲了苏加诺一下。

不过当晚最值得记忆的画面是苏加诺将赫鲁晓夫拽到舞台上，和他一起笨拙地跳起了双人舞。他们手挽着手跳了一会儿，然后兴奋的赫鲁晓夫跳起了单人舞。他常将自己的舞蹈说成“冰上的奶牛”，笨重、摇晃、下盘不稳。

但这一次，赫鲁晓夫弯腰、踢腿，俨然是哥萨克的风范。体型笨重的苏联领导人在他的双脚上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轻盈。

第十二章　盛怒之夏

我们首都的建筑工人主要在忙于建造公寓和住宅，他们所有的工作都用在了这上面。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1961年6月15日

真不知道肯尼迪在竞选中是怎么成功的，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外貌。

——迪安·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写的信，1961年6月24日

赫鲁晓夫正在利用柏林制造一场危机，柏林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一座城市的问题了。这一问题的影响甚至比整个德国的问题还要广泛和深远。它已经成为衡量美苏两国决心的标尺，这一问题的结果将决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对美国的信心。

——迪安·艾奇逊写给肯尼迪的报告，1961年6月29日

政府大楼，东柏林

1961年6月15日，星期四

瓦尔特·乌布利希决定召集驻西柏林的各国记者，在边境的东柏林一边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一做法史无前例，以至于助手都不知道该怎么通知记者。

因为乌布利希在1952年就切断了柏林城两边的电话线，所以东德只得派出一支特殊任务小队。他们带上几捆10芬尼的西德硬币和西柏林报纸协会的成员名单，跨过边境线，来到西德的公共电话亭，一个一个给记者打电话，传递这一简短的信息：“新闻发布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东德政府大楼，星期四，11点。您被邀请了。”

三天后，大约三百名记者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宴会厅里，来自这城市两边的人数大概各占一半。赫尔曼·戈林曾在这里大宴第三帝国空军部的宾客。舞台背后，曾经悬挂纳粹鹰徽和万字徽的地方，此时变换为东德的国徽——巨大的铁锤和圆规耀武扬威地挂在上方。

由于记者群集散发的热量，外面天气炎热，又没有空调，乌布利希进来时，整个屋子早已变得闷热憋气。乌布利希旁边是格哈德·艾斯勒，一位传奇的共产党员，负责东德的广播业务。记者都把他看作东德的戈培尔。透过双光镜厚厚的镜片，艾斯勒用他的小眼睛注视着人群。虽然他在美国被宣判为苏联间谍，但他在1950年保释中潜逃，并戏剧性地乘坐一艘波兰轮船离开了美国，来到刚刚成立的东德。西方的记者交头接耳，对艾斯勒议论纷纷。

共同广播网记者诺曼·格尔伯沉浸在眼前的氛围中。他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乌布利希。乌布利希矮小、低调、沉默寡言、嗓子很尖、戴无框眼镜，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在苏联和东德多次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的。虽然乌布利希仔细修剪过的山羊胡让他看上去和列宁有几分相似，但格尔伯觉得乌布利希更像个老迈的办公室主任，而不是独裁者。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会在莫斯科向公众通报维也纳峰会的成果。为了与赫鲁晓夫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乌布利希的开场白非常冗长，本打算捕捉某些历史时刻的记者非常失望。直到最后的提问环节，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的目的才逐渐显现。乌布利希一次回答两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像发表长篇演讲一样，把记者可能的追问也一并涵盖。

乌布利希谈到不论西方国家是否同意，东德与苏联签署和平协议后，西柏林的现状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记者疯狂地记录这些话。乌布利希说：“很显然，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市，西柏林那些所谓的难民营都将关闭，那些从事非法人口交易的人也将离开柏林。”乌布利希说这同样意味着美国、英国、法国、西德设在西柏林的“间谍大本营”也要关闭。从那以后，东德的出境管制将更加严格，只有内政部许可的人才能离开这个国家。

安娜玛丽·多赫尔是左倾的《法兰克福评论报》的记者，她要求乌布利希透露更多细节。她想知道既然东柏林的边界线是开放的，乌布利希如何控制进出。多赫尔说：“主席先生，将西柏林建成一座‘自由的城市’，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德国将在勃兰登堡门 ⁽¹⁾ 筑起国境线呢？”她想知道乌布利希是否会“不惜一切后果”，包括引发战争，也要实现他的计划。

乌布利希面无表情，露出依然冷峻的目光。他冷淡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在暗示西德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发动东德首都的建筑工人去建一堵墙。”乌布利希稍作停顿，从讲台上看了看下面矮胖的多赫尔女士，然后继续说：“我并不知道东德有任何这方面的意图。我们首都的建筑工人主要在忙于建造公寓和住宅，他们所有的工作都用在了这上面。没有人想建一堵墙。”

虽然多赫尔并没有提及设立任何障碍物，但乌布利希却首次公开提到了“墙”。乌布利希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但没有记者在随后的报道中抓住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是乌布利希又在犯迷糊了。

当晚六点，东德人通过国家电视台收看了赫鲁晓夫本人关于维也纳峰会的报告。苏联领导人断然宣布：“与德国签署和平协议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乌布利希新闻发布会的内容经过重新编辑后，在晚上八点播出，放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

讲话一经播出，立时寒意森森。尽管安全人员不断加强边境的监管，但讲话播出的第二天依然成为了一年中难民流出人数最多的一天：4770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东德一年将有174万人流出，而东德总人口只有1700万。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关门恐慌（Torschlusspanik）”这个词来描述这一时期的航班——害怕自己还没通过，门就关上了。东德人的恐慌心理在乌布利希的讲话后迅速在整个东德蔓延。

当时一些评论员认为，难民数量剧增，说明乌布利希低估了发布会的影响。但更可能的是，这是所有东德人最后的机会。尽管赫鲁晓夫不断公开表达自己在柏林问题上的决心，乌布利希知道他还没有彻底想清楚维也纳峰会之后的下一步。

不过，乌布利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经过仔细盘算的。通过暂时将局面变得更糟，乌布利希可以借此让赫鲁晓夫知道，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乌布利希绝不能失掉维也纳峰会之后的契机。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6月16日，星期五

迪安·艾奇逊批评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这件事人尽皆知，所以当肯尼迪再次向他寻求建议时，艾奇逊自得中还有一些吃惊。肯尼迪的问题非常简单，但却难以回答：他要如何回击赫鲁晓夫在峰会上提出的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对柏林的威胁是认真的吗？他该怎么做？

艾奇逊和肯尼迪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了。两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认识，他们在乔治敦比邻而居，当时身为参议员的肯尼迪在会议结束后偶尔会驾车将艾奇逊从国会山送回家。年轻的肯尼迪并不知道艾奇逊有多么憎恶他的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支持美国实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还因为艾奇逊认为他父亲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正是这些不义之财将他儿子送进了白宫。

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艾奇逊可以为紧迫的问题提供或许是最明确的答案。艾奇逊认为他那天做的事情就是帮当局理清他们在决策制定上的一团乱麻，其代表就是“柏林应急计划跨部门协调小组”，更为普遍的名字是柏林特遣队。艾奇逊对参加会议的人保证说他的目的“不是干涉现在的任何行动，而是激发出更多的想法和行动”。

艾奇逊说柏林特遣队只能不折不扣地来理解赫鲁晓夫维也纳恐吓的字面意义，所以柏林应急计划就不能停留在理论操练上。他说，美国必须作出决断。在赫鲁晓夫越来越认为美国软弱的情况下，不作为的代价是巨大的，不改变他的这一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柏林问题严重关系到“美国的威望，甚至是生死存亡”。

艾奇逊说他不认为政治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有此政治决断来作出一系列艰难的决定，“不论我们的盟国有何意见”。赫鲁晓夫“正在做的都是他以前不会去做的。毫无疑问，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因为他相信美国不会使用核武器与之对抗”。

艾奇逊继续说，美国如果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阻止苏联前进的脚步。艾奇逊对倾听其他人的观点不感兴趣，他来参会就是要让其他人接受他的看法。艾奇逊认为肯尼迪政府正在走向最糟糕的结局。赫鲁晓夫越是不相信美国会使用核武器，他就越会步步紧逼，直到退让到动用核武器的红线。艾奇逊说：“核武器不应该被当作最后时刻才使用的终极武器，在新对策中，核武器应该第一时间亮出，才能保证威慑战略的成功。”

艾奇逊的强硬政策让他在民主党内树立了很多敌人，也遭到参加此次会议的高官的反对。艾奇逊对大家说，在柏林问题上不作为会产生连锁反应，对美国的全球利益产生深远的危害。“柏林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从柏林撤军等于毁掉美国的战略地位。”所以，他们必须有所动作，“既不能招致一连串的失败，也不能落入终极的毁灭”。

艾奇逊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国防部长致歉，他承认作出军事决策的最终还是他们。然后艾奇逊概述了他的提议。艾奇逊希望美国的后备部队在这个夏天加大训练量，进入战备状态。他希望美国能派出“陆军战略军团”飞往欧洲，演习结束后，将部分部队留在欧洲，加强盟军的前线实力。艾奇逊还设想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极星”和其他导弹系统，配以潜艇来提升盟国的核攻击能力。他希望美国重启核试验，并且不顾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承诺，重新派出侦察机。美国U-2和RB-47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曾被苏联俘虏，此事也曾导致美苏两国的关系破裂。他希望航空母舰部署在有利于保卫柏林的地点。

与会人员全都目瞪口呆。艾奇逊的建议无非是全面军事动员，全国进入战时体制。如果说艾奇逊与肯尼迪的想法还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认为与莫斯科在柏林问题上的对决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

艾奇逊沿着这条思路继续说下去，他希望国会通过决议支持美国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样美国民众就可以对事态有所了解。政府必须先行为美国民众和国会作好心理上的准备。为此，艾奇逊还建议修建大量的防空洞，以此来动员民众。

他希望战略空军指挥部全面警戒，并向欧洲增兵。如果苏联对此无动于衷，他希望向柏林的驻防要塞空运物资，并增加地面的车辆通过检查站，确保进出柏林的通道处于开放状态。接下来的可能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传递出最终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乃至战略核武器的意图”。

艾奇逊预计到了盟国的抗议，尤其是英国会反对。“和我们的盟国步调一致固然重要，但我们也要做好单干的准备，除非德国人自己投降了。”艾奇逊确信他的好朋友阿登纳会支持他的计划，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柏林问题最直接的影响是德国的军队和德国的利益。“如果德国追随我们的计划，我们就应该作好苦战到底的准备”。

虽然与会人员不知道艾奇逊的这番话有多少代表了肯尼迪的意思，但它无疑反映了肯尼迪不断加剧的紧迫感。一年以来，国务院的决策效率非常低，肯尼迪对此感到很沮丧，称国务院就像是“一碗果冻”，而五角大楼也常常需要几天或几周才能答复他的问题。这个世界要求肯尼迪在几分钟之内就要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可能关系到无数人的生命，所以他希望这些机构处理问题的速度也能再快一些。

艾奇逊给了大家两周时间研究他的观点。两周后应该针对他的建议作出决定，然后开始实施。艾奇逊看着房间中一张张吃惊的面孔，说他知道这个方案非常危险，但如果美国真的准备使用核武器保卫柏林，这也并不是莽撞行事，因为柏林关系到美国的全部威望。“如果我们不打算将这一计划贯彻到底的话，我们就不要招惹苏联。一旦惹怒了苏联，中途退缩将让美国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们不想承担所有风险，我们现在最好开始着手减小未能履行承诺的恶果。”

艾奇逊的演讲结束后，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艾奇逊知道，在华盛顿左右美国政策的人都有决心这么做，而且肯尼迪的高级外交政策团队并未提出异议。国务院的福伊·科勒是艾奇逊的支持者，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打破了沉默，表示自己基本同意。不过他补充道，英国反对艾奇逊将军队开往德国公路去抗议苏联对进出柏林的限制。麦克米伦说苏联会将他们“生吞活剥”的。

五角大楼的保罗·尼采补充道，英国研究柏林和德国政策的负责人伊芙琳·沙克布勒曾说：“我们的准备工作不要让民众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这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反驳，如果北约反对以行动保卫柏林，美国现在就需要知道。“如果他们害怕我们说‘嘭’，我们在行动中就不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会直接说‘嘭’，看看他们会躲多远。”

汤普森大使为了这次会议专程从莫斯科飞回。众所周知，他是艾奇逊的反对者。汤普森警告说“我们不能将赫鲁晓夫完全逼入绝境”。不能让苏联认为美国已经被盟国孤立，这非常重要，“所以在得到英国的支持之前，最好不要说‘嘭’”。

艾奇逊回击道，一方面要让赫鲁晓夫相信美国是认真的，同时又要让英国人觉得美国不是认真的，这个问题实在难办。

汤普森不同意艾奇逊的观点，他认为赫鲁晓夫并不想发动军事冲突，他也会极力避免战争。汤普森认为采取一些低调的行动会更有效，不要去激发赫鲁晓夫做出非理智的行为，那样可能会引发美国也希望避免的战争。

不过，尼采怀疑低调的行动不会有效，因为没有美国总统高调地公开表态以及国会的认可作为第一步，应急计划很难执行。

艾奇逊插话道，他们也许可以消除国会那些反对的声音。有现存的紧急状态立法作为基础，国会可能会同意他们的方式。

艾奇逊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当被问及肯尼迪总统的时间安排时，艾奇逊说决定的大体内容要在下周末之前送呈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准备工作最多在10天之内完成。艾奇逊下达了最后期限，所有人都识时务地接受。

五角大楼的尼采说一个工作小组会在三天内开始工作，罗列出针对柏林的必要步骤，预计在6月26日定出一套完整的军事计划的完成时间。

这个速度对政府来说是很快的了。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6月21日，星期三

赫鲁晓夫正在军队庆祝战胜希特勒二十周年，为了渲染气氛，他穿上了战时的中将制服，挂上了英雄勋章。赫鲁晓夫自从二战时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担任政委以来，他就再没穿过这身制服，由于他身体发福，军方不得不给他做了一套新的。

为了配合这次庆祝，莫斯科各个影院放映了关于赫鲁晓夫的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以一位军事英雄和政治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这部纪录片中。《消息报》在首映时评论：“不论何事，他总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和人民并肩作战，这就是苏联人民眼中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在电视机镜头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赞扬赫鲁晓夫是“太空时代探索宇宙的先驱”。赫鲁晓夫又获得一枚列宁勋章，并获得第三枚“镰刀铁锤”金质奖章，“表彰他在领导火箭工业的创新和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在人类征服太空的过程中开启了新的纪元”。赫鲁晓夫表彰了为这次飞行作出贡献的其他七千多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同盟，并拉拢中立的竞争者，赫鲁晓夫将列宁勋章颁给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弗洛尔·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中的盟友，而科兹洛夫是他在10月党代会上潜在的竞争对手。赫鲁晓夫俨然就是一个老练的权术大师，对柏林采取行动之前，他先确保自己的后院不会起火。

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拒绝在柏林问题上让步大肆渲染，他称这一行为不仅会威胁到莫斯科，更会对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构成威胁。赫鲁晓夫说随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军事力量的增加，西方国家必将一败涂地，就像二十年前的纳粹德国一样。

苏联的战斗英雄和高级将领一个接一个地赞扬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能力，并对柏林问题发出警报。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西里·崔可夫元帅对人群说：“历史真相是，我们进击柏林时，除了被我们解救的战俘，周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英国或法国的士兵。”因此，几大盟国要求在德国投降后获得在柏林的特殊权利“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人群欢呼雀跃。

乌克兰前游击队指挥官苏布洛夫将军现身说法，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位天才的军事战略家。他能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国防部长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说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苏联的边境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设施和攻击体系”，苏联必须制止美国这一行为。他说北约正在囤积核武器和火箭，并且正在阿尔及利亚、刚果、老挝和古巴这些地方制造紧张局势。马利诺夫斯基说“他们被那些仇恨社会主义的阶级蒙蔽了双眼”，现在的政策就是当初导致二战的政策。

不论赫鲁晓夫会对柏林采取怎样的行动，他现在都要先做好铺垫。美国是莫斯科最危险的敌人。位于柏林的敌人必须全部消灭。赫鲁晓夫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英雄，他将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引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这次庆祝同样也是柏林之战的动员和10月党代会之前的造势活动。赫鲁晓夫的未来与柏林不可避免地连接在一起。

为了获得军方的支持，赫鲁晓夫随后为部队颁发了大量奖章。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削减了国防预算，裁减了军事人员，并将发展方向从常规武器转向了核武器。现在，他又扭转了苏联兵员下降的趋势，研发新的武器，增加军费，平衡发展“各个兵种”，因为军队“必须准备好在第一时间对任何对手发出攻击……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

狂热的人群向他们的领导人送去阵阵欢呼。

华盛顿特区

1961年6月24日，星期六

迪安·艾奇逊正在最后修改柏林问题评估报告。他随手记下一些笔记，准备给自己的前任上司哈里·杜鲁门总统寄去，其中有对新上司的个人看法。艾奇逊对杜鲁门说，肯尼迪“既让他担心又让他困惑”，“真不知道肯尼迪在竞选中是怎么成功的，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外貌”。

四天后，也就是6月28日，艾奇逊向肯尼迪递交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初步报告，用于当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以及第二天的一个重要会议，参加者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重要的议员。

这次新闻发布会是肯尼迪上任六个月以来的第13次，不过这次却是迫于舆论和媒体的压力召开的。肯尼迪几乎在整个6月都不愿意谈论柏林问题，导致媒体报道肯尼迪对抗赫鲁晓夫的意愿比民众和五角大楼还弱。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在7月7日那一期说：“人们广泛而深刻地感觉到，在冷战这么危险的时期，肯尼迪领导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令人信服的领导力。”它呼吁肯尼迪“果断而勇敢地”接受柏林问题的挑战。

肯尼迪对塞林格表达了对这类报道的不满。他说：“这些垃圾都应该封杀。”尤其令肯尼迪心烦的是理查德·尼克松对他的攻击。尼克松说“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个人这么夸夸其谈却几乎没有任何行动”。

正如肯尼迪一贯的表现，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苏联在言辞上远比他的实际政策强硬。肯尼迪说：“没有人会忽略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它涉及西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尽管肯尼迪称他会全盘考虑“各种措施”，但他否认了有人向他提出为柏林开始军事动员的建议。只有按照最狭义的理解，这句话才是诚实的，因为艾奇逊和肯尼迪讨论紧急军事方案是在明天。

内阁会议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6月29日，星期四

艾奇逊报告的前三段明白无误地提出要对柏林采取行动。

赫鲁晓夫正在利用柏林制造一场危机，所以他才会说到了1961年末，柏林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城市的问题了。这一问题的影响甚至比整个德国的问题还要广泛和深远。它已经成为衡量美苏两国决心的标尺，这一事件的结果将决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对美国的信心。美国的整体地位十分危险，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

双方在决心上的较量没有分出胜负之前，试图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不仅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通过谈判能达成哪些共识，完全由赫鲁晓夫和他的朋友决定。

现在，赫鲁晓夫表示他坚信自己必将大获全胜，因为美国及其盟国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抑制苏联的行为。通过辩论、逻辑是无法说服他的，基于友情的甜言蜜语也骗不了他。就像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海特爵士所说：“唯一能让苏联改变主意的方式就是让他明白……他的意图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有了这个铺垫，艾奇逊简洁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柏林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苏联决定让它成为一个问题。他们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原因：他们希望在柏林中立化的过程中趁机占领柏林；他们希望削弱或打破西方国家的结盟；他们希望在这件事上羞辱美国。艾奇逊说：“实际情形是赫鲁晓夫不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是个战争贩子。我们必须再三强调这一事实。”

艾奇逊的目的是通过转换赫鲁晓夫的想法，让他相信，在柏林的任何挑衅行为，都会得到极其强硬的、让他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回应。他希望肯尼迪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加快发展美国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美国驻扎在柏林外围的兵力应该立刻再增加两三个师，总兵力要达到六个师。这样做的潜在意思就是：如果有一方要在柏林问题上让步，那一定是苏联。

艾奇逊在报告中列举了三个“基本点”，如果苏联违反了这三点，美国就将作出军事回应：第一，苏联不能威胁到守卫柏林的西方部队；第二，不能破坏进出柏林的空中和地面通道；第三，不能干涉西柏林的自由发展。艾奇逊说美国要像1948年那样空运物资，回应苏联任何形式的封锁。如果苏联加强了对空运的封锁，那么考虑到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柏林补给需求的增加，肯尼迪应该派出两个装甲师登陆德国的主要公路，强行进入西柏林。

艾奇逊已经准备好了战书，但肯尼迪却并不打算接受挑战。整个会议上肯尼迪什么也没说，他不认为美国民众像艾奇逊说的那样雄心勃勃，其他盟国就更没有这么强烈的意愿了。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无法抽身，麦克米伦根本没兴趣向德国主干道派兵。

汤普森带头反对这一计划。他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动机是为了羞辱美国，相反，汤普森说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了巩固他在东欧的地位。因此，他希望西方国家安静地增加军力就好。这样，在西德9月选举结束后，美国在柏林问题的谈判上就获得了外交主动权。汤普森说如果肯尼迪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会让美国看上去“失去了理智”，并会迫使赫鲁晓夫采取草率的反击手段，而这些手段本来也是赫鲁晓夫极力避免的。

美国海军总司令阿利·伯克上将同样反对艾奇逊的计划。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反对艾奇逊提出的大规模军事“试探”，或与试探毫无关系的空运物资。伯克曾目睹肯尼迪放弃为入侵古巴提供军事支持，他也不会为艾奇逊的柏林计划而冒险。

肯尼迪看着大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要对柏林采取强硬政策，另一方的温和派则被鹰派鄙夷地贴上了“懒汉” ⁽²⁾ 的标签。强硬派的成员有艾奇逊、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全体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不用说还有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司令员以及副总统林登·约翰逊。

尽管温和派也支持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并适当增加兵力，但他们更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他们不喜欢被称为“懒汉”，这是对他们努力的侮辱。温和派的成员很强大，而且与肯尼迪的个人关系更亲近：汤普森、苏联问题顾问查尔斯·波伦、白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白宫顾问兼哈佛教授亨利·基辛格、特别顾问泰德·索伦森，还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麦克乔治·邦迪。

不过，艾奇逊有一个优势是这些人无法匹敌的：一份详细而完整的提案，具体到每一名士兵的部署。而温和派没有拿出这样的提案。

会议结束后，施莱辛格组织人们反对艾奇逊的计划。这位43岁的历史学家进入肯尼迪政府之前，曾三次参与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他认为有思想的人必须与有权力的人合作才能达成伟大的目标。施莱辛格可以列举很多例子，杜尔哥、伏尔泰、斯图恩瑟、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将“与有权力的人合作视为自然法则”。施莱辛格将目光转向了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布拉姆·查耶斯，开始和他制定新的计划，试图取代艾奇逊的方案。

艾奇逊提醒他的老朋友查耶斯，他早已考虑过温和的政策了，但这些都不管用。“艾布，我敢肯定，不论你想出什么办法，你都会发现它们根本就无法实施。”

皮聪大

1961年7月初

赫鲁晓夫回到位于黑海的别墅，他因为没有看到更细致的柏林地图而感到很沮丧。

乌布利希认为将柏林彻底分割成两部分是完全做得到的，但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此前给赫鲁晓夫提供的地图缺少足够的细节，不足以判断乌布利希的看法是否正确。从这张地图上，赫鲁晓夫可以看到在柏林的某些地方，占领区的分界线是沿着主干道划分的；在另一些地方，分界线则横穿建筑物和河道。经过深入研究，赫鲁晓夫变得非常烦恼，“马路的一边属于一个占领区，而另一边却属于另一个占领区。你跨过一条马路时就跨过了边境线。”

在7月4日的一封信中，别尔乌辛向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报告说关闭柏林的边界线难如登天，因为每天大约有25万柏林人乘火车、汽车或步行穿过边界线。“我们就必须在整条漫长的边界线上修建围墙，还要增加大量的监督警察。”即便如此，别尔乌辛也承认，考虑到“政治形势逐渐恶化”，“以某种形式”关闭边境是很有必要的。他还担心西方国家会对这一行为作出负面回应，包括可能的经济禁令。

乌布利希很早以前就对这一行动没有任何疑问了。在6月底，他和政治局最高安全官员埃里希·昂纳克详细讨论了关闭边境线的细节。乌布利希还邀请苏联大使和尤里·柯维辛斯基到他位于东柏林外杜勒西的家中，向他们阐述他的观点。柯维辛斯基当时是个年轻的、正冉冉升起的外交官，在这次会议中担任翻译。乌布利希对别尔乌辛说东德的形势很明显在每况愈下，“很快就可能引发大的动荡”。他让别尔乌辛转告赫鲁晓夫，如果苏联不采取行动的话，东德将“不可避免地”崩盘。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发现，自己的父亲自维也纳峰会之后“常常在思考德国的问题”。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却对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失去了兴趣。他从1958年就在争取签署这份协议，但他现在发现和平协议丝毫无助于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流亡难民。

肯尼迪及其盟国丝毫不在意赫鲁晓夫单方面与东德签署和平协议，这让赫鲁晓夫开始怀疑它的价值。尽管乌布利希仍然想要签署这份协议，但赫鲁晓夫早已发现，“堵住东西柏林所有的通道”是更为紧要的。

赫鲁晓夫对谢尔盖说，一旦进入西方国家的大门关闭了，“东德人民大概就会安定下来开始工作，东德经济就会发展，用不了多久，西德人就会开始讨好东德了”。那时，他再与西方国家进行战后协议的谈判，就可以处于强势的地位。

不过，赫鲁晓夫现在的问题在于地图。二战后，占领德国的四个国家为他们的占领区划分边界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界线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成为不可通行的边境线。多年后，赫鲁晓夫写道：“历史制造了这一麻烦，而我们不得不承担其后果。”

赫鲁晓夫抱怨说绘制这份地图的人要么没有绘图资格，要么就没有大脑。他对别尔乌辛说：“我根本看不懂你给我的这张地图。”赫鲁晓夫让他联系伊万·雅库博夫斯基，“将我的要求传达给他，让他找人绘制一张标有边境线的柏林地图，并加上批注，说明这些地方是否可以控制”。雅库博夫斯基是柏林的军事总指挥和苏联驻德国部队的总司令。

随后，他让别尔乌辛将地图带给乌布利希，然后询问他对于关闭整个边境线有何看法。这些将世界上两大对立集团隔开的分界线参差不齐、曲折蜿蜒，也无人防卫。

乌布利希就像1961年绝大多数时候一样，早已想到了赫鲁晓夫前面。

在遥远的迈阿密海滩，大概是东德最著名的流亡者正通过一种耀眼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东德的难民问题。这也是乌布利希如此迫切想要关闭边境线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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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勃兰登堡门是柏林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冷战时归东柏林管辖。修筑柏林墙后勃兰登堡门恰好位于隔离区，东西柏林人都无法通过。——译者注

(2) “柏林问题温和派（Soft-Liners on Berlin）”的缩写为SLOB，意为懒汉。——译者注

玛莲娜·施密特，全球最美丽的逃亡者

她是瓦尔特·乌布利希最大的耻辱。

正当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秘密地筹划着关闭柏林边境线，一位东德流亡者正在迈阿密海滩的舞台上大摇大摆地迈着猫步，头顶环球小姐的桂冠。在闪光灯的闪耀下，评委们将“世界第一美女”的称号授予了这位东德姑娘，这无疑是将乌布利希最头疼的问题昭告天下。

24岁的玛莲娜·施密特身材标致、金发碧眼、容光焕发、聪明伶俐，还有一点害羞。西德的《明镜》周刊形容她拥有电气工程师的大脑和波提切利画中人的身材。但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她通向自由的传奇故事，这件事让她成为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

此时距离玛莲娜离开耶拿仅仅过去了一年。耶拿是东德一个工业城镇，在二战中被盟军的轰炸夷为平地。此后，苏联的介入让这里雪上加霜，共产党在这里修建了千篇一律的建筑物，单调而乏味。虽然玛莲娜在西德斯图加特的新家距离耶拿仅220英里，但环境却完全不同。

美英空军同样摧毁了斯图加特大部分的建筑。德国工业的发展围绕着戈特利布·戴姆勒的汽车和内燃机事业展开，而戴姆勒的公司就在斯图加特。不仅如此，西德战后的经济奇迹已经让斯图加特成为一个青春焕发的新兴城市，在西德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的带动下，这里汇聚了吊车、新型汽车和冉冉腾起的希望。

来到西方世界仅仅几个星期，玛莲娜看到当地报纸报道德国小姐的冠军将获得法国雷诺公司提供的敞篷车，这一诱惑让她参加了比赛。在西德著名的温泉城巴登巴登获得冠军后，玛莲娜又在佛罗里达州战胜了4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成为德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环球小姐。

《时代》杂志不禁讽刺社会主义阵营让玛莲娜逃了出来。它说：“成群结队的难民过境也就算了，真不明白东德边界的士兵怎么也放走了5英尺8英寸的美女玛莲娜……西方国家没有这些麻烦事。”

这次比赛以彩色画面向全世界直播，派拉蒙电影公司负责本次直播，娱乐节目主持人约翰尼·卡森担任司仪，演员杰恩·梅多斯担任解说嘉宾。数万名东德市民也看到了这次比赛。他们屋顶上简易搭设的几千条天线让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能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东德市民没有错过比赛的每一个细节。

玛莲娜是斯图加特一个研究室的电气工程师，周薪53美元。这次比赛的胜利让她赢得了5000美元的现金、一件价值5000美元的貂皮大衣和一份10000美元的代言合同以及足以塞满衣柜的服装。玛莲娜感到非常兴奋。媒体称，玛莲娜胜利的庆祝活动持续到早晨5点，然后她享用了一份“美国风味的早餐”，有橘子汁、培根煎鸡蛋、烤面包和咖啡。玛莲娜通过翻译说：“我有点累，但非常开心。”她的翻译是很受欢迎的德国海军中尉兼语言学家，他在玛莲娜出席新闻发布会、采访和拍照时为其提供保护。

全世界对此事的关注迫使乌布利希的宣传机构必须作出回击。为了遏制难民涌出的浪潮，乌布利希三管齐下：更加坚定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缺陷；加大镇压力度，包括将流亡者的家庭成员作为共犯惩罚；加大奖励政策，包括提供工作和住房，鼓励流亡者返回东德。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止一个谣言在民众中越传越广：逃离东德的机会即将消失。

在玛莲娜这件事情上，东德官方青年出版物《年轻的世界》谴责美国利用这次选美比赛引起人们对东德难民问题的关注。它嘲讽了西德媒体虚构了“一个苏联占领区的灰姑娘”，伟大的西方国家将饿得半死的她救了过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东德人认为她的价值在于她受到的工程学和社会主义教育，“现在人们只关注她的胸部和屁股。没有人真正尊重她，她就是个展示品”。

美国记者向玛莲娜读了这些报道并询问她对此事的评价，玛莲娜无奈地耸耸肩。“我猜到他们会这么说。选美这件事让全世界记起了东德的现状，东德政府一定很不舒服。”

抛开选美冠军这件事，玛莲娜的故事和当时无数的流亡者没什么区别。帮助母亲和姐姐成功逃离东德的几个星期后，玛莲娜决定和她们一起逃走，因为她听说当局会因为她串通流亡者而对她进行调查。根据1957年的《护照变更条例》规定，如果起诉，她将被判入狱3年。

《年轻的世界》认为玛莲娜在迈阿密的胜利是她在资本主义社会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会稍纵即逝，等待她的将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度的艰辛生活。它说：“你只能辉煌一年，然后就会被这个世界忘记。”

在这一点上，东德宣传机构的说法还是正确的。1962年，玛莲娜成为电视剧《野马》的主演、好莱坞演员泰·哈丁八任妻子中的第三位。玛莲娜在四年后与他离婚。此后她以演员、编剧和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11部电影，但这些电影除了裸露的身体以外就别无可述了。经过仔细考虑，玛莲娜“发现好莱坞的生活根本不适合我”，她决定回到德国，在萨尔布吕肯从事电气工程师的工作。

不过，玛莲娜离开东德是在自由和监禁之间作出的选择。如果留在东德，她刑满释放后将不能继续从事工程师的职业，将会困在一个缺乏机会的沉闷世界中。尽管好莱坞的生活令她失望，但逃往西方是她对自己的拯救。

玛莲娜·施密特获得环球小姐不到一个月，乌布利希就关闭了逃往西方国家的通道。玛莲娜和其他很多人都曾从那里走过。

下篇　对峙
THE SHOWDOWN

从美军坦克机枪手视角看到的苏军坦克。（dpa/National Archives）

第十三章　“大试验场”

对自由人的直接威胁来自西柏林。这个孤立的前哨代表的不是孤立的问题。这种威胁是世界性的……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对西方世界勇气和意志的试验场。自1945年以来，那里已经成了我们的庄严义务与苏联野心相遇的焦点。

——肯尼迪电视讲话，1961年7月25日

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如果东德离开了他们，那么紧接着的就会是波兰和整个东欧。他一定会采取某种措施阻止难民的逃逸。也许会是一堵墙。我们无法阻止这件事。我可以联合盟国保卫西柏林，但是我却无法采取行动让东柏林继续开放。

——几天后，肯尼迪与沃尔特·罗斯托夫的谈话

东柏林，人民议会

1961年7月6日，星期四

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让副手尤里·柯维辛斯基马上找到乌布利希。“我们已经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别尔乌辛说道。

时年29岁的柯维辛斯基是苏联外交部的一颗新星。他敏锐的判断力和完美的德语使他成为别尔乌辛的得力助手。这时，他感觉到历史性时刻正在来临。他要传递的消息是，赫鲁晓夫在仔细研究了驻德苏军总司令雅库博夫斯基提供的柏林详图后，认为乌布利希是对的：封锁柏林是可行的。

一些年以后，赫鲁晓夫承担了建造柏林墙的全部责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未能达成圆满协议，后来是我想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可是真实情况却是，自1952年以来，东德领导人一直试图在斯大林那里获准这样的解决方式，现在赫鲁晓夫只不过是给他们开了绿灯而已。当然，是苏联人帮助形成和设计的方案，并为这个行动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保障，但是，这道城墙的诞生却是乌布利希不断催促的结果，而且最终是乌布利希的人实施的。

赫鲁晓夫曾经对西德驻莫斯科大使汉斯·科罗尔说过：“我不想向你隐瞒是我最后作出的决定。长时期以来，乌布利希一直在这件事上向我们施加压力，最近几个月里更是强力要求。但是在这件事的责任上，我不会把自己藏身在乌布利希背后。”紧接着，赫鲁晓夫就开玩笑说，乌布利希的身体太瘦了，还挡不住他的身影。赫鲁晓夫最后对科罗尔说：“有一天，这座墙将会消失，但那只有在建造它的理由消失的时候。”

赫鲁晓夫对于这个决定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这一举动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声誉代价是巨大的。“我还能做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谁都可以很容易地预测出，在与同盟国的大规模对抗中，如果我们不迅速地作出决策，那么东德的经济将很快崩溃。而事实上，也只有两种应对措施：切断同盟国的空中交通或是建立一座墙。前一种措施将会使我们卷入与美国的严重冲突之中，甚至很可能会导致战争。我不能也不愿意冒那样的险。剩下的选择就只有建这座墙了。”

在赫鲁晓夫向东德方面传达出他的决定之后，柯维辛斯基很快就找到了乌布利希。这时的乌布利希，正在人民议会这个一院制的议会里参加一个橡皮图章会议。这个议会的决议也像这个国家里的一切事务一样，都得听从他的个人独裁。

别尔乌辛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指令，乌布利希感到心满意足。他得到了许可，可以开始准备关闭柏林边界了。但是，这项行动必须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对于西方来说，我们的行动必须进行得又快又出其不意。”别尔乌辛这样说道。

接下来，在令人吃惊的沉默中，两位苏联外交官听乌布利希用毫无感情的声调告诉他们自己早已设计好的精确到分钟的筑墙方案。

乌布利希说，要快速关闭这样漫长的边界的唯一办法，是设置大量的铁丝网和隔离墙。他已经策划好了从何处取得这些材料，并且不会惊动西方的情报机构。在关闭边界之前，他要停止全部地铁和高架火车的运营。他将在柏林交通最繁忙的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建立一道不碎的玻璃墙，使东德人无法搭上开往西柏林方向的列车。

乌布利希告诉别尔乌辛，苏联方面不应低估关闭边界的难度。他将在星期日的凌晨几小时内展开行动，那时穿越边境的列车很少，而且许多柏林人都正待在城外。那50万在西柏林工作却居住在东柏林的被称为“边界穿越者”的人将在家里度周末，因此将被乌布利希设下的陷阱所网罗。

乌布利希说，他只会让几个最值得信任的下属知道计划的详细内容。他们是政治局安全首脑埃里希·昂纳克（由他指挥整个行动），国家安全部主任和秘密警察头子埃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龙，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以及交通部长埃尔文·克莱默。乌布利希说，他将只派一个人——他的贴身警卫，亲自往返向别尔乌辛和柯维辛斯基传递准备情况的进展。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7月7日，星期五

就在乌布利希接到行动许可的第二天，肯尼迪的特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正在绞尽脑汁延缓白宫顾问迪安·艾奇逊激进的脚步。

施莱辛格凭着27岁时写作《杰克逊时代》一书获得普利策奖，他是肯尼迪阵营里的历史学家，同时专攻突发事件的处理。他突然把注意力放到柏林，是为了弥补自认为在猪湾事件计划期间的不足表现。施莱辛格是总统顾问中唯一一个反对入侵行动的人，但是事后他责备自己，在军事首脑和中央情报局都力主入侵的时候，自己“除了提出几个胆怯的问题之外”什么事情也没干。那时，施莱辛格仅用了一份私人备忘录向肯尼迪表示反对：“只这么一下子，你就会驱散全世界日益增长的对新政府格外的好感。”

这一次，施莱辛格希望自己不要一错再错。他认为艾奇逊的柏林计划和猪湾计划同样莽撞，因此，他请了两个对肯尼迪有影响的人一同起草另一种方案。一位是美国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艾布拉姆·查耶斯，39岁的法律学者，曾领导起草了肯尼迪的1960年民主党大会党纲。另一位是38岁的白宫顾问亨利·基辛格。这是一位明日之星，他的书《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对肯尼迪思考核问题影响很大。基辛格还支持过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去赢得196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但是，他是通过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对肯尼迪政府施加影响的。

当肯尼迪在去年2月开始启用艾奇逊的时候，施莱辛格以为总统只不过是想广开言路。但是现在，施莱辛格已经开始害怕，在柏林问题上如果没有人拿出另外一套方案，那么肯尼迪总统将会采取艾奇逊的强硬路线。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也同样对艾奇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不安。史蒂文森对施莱辛格说：“也许迪安是对的，但是他的立场应该是基于调查之上，而不是带着立场去调查。”

施莱辛格想反驳的是艾奇逊想让总统接受的观点：“西柏林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只是赫鲁晓夫用来试探美国反应以及新总统对抗苏联进犯决心的工具。”

施莱辛格担心“艾奇逊犀利的言辞，尤其是他天花乱坠的口头表达能力”，会使讨论集中于：苏联重新点燃柏林危机，其后是“更为深远的目标”。但是，那些最了解莫斯科的专家，如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和他的前任艾夫里尔·哈里曼，都认为赫鲁晓夫的目标仅限于柏林，因此美国不该反应过度。国务院在艾奇逊的强硬路线面前已经分裂，施莱辛格心急如焚的是，腊斯克“谨小慎微，没人知道他站在哪边”，这样就没有人站出来形成艾奇逊的反方。

英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放出风来，透露出他们的温和路线。这篇报道说：“除非肯尼迪总统力挽狂澜，否则西方会错失一个又一个讲和的机会，直到走进一条死胡同。到那时，无论他们还是苏联都将处于别无选择之中：不是可耻地撤退就是核战争。”

施莱辛格感到，他必须赶快行动，否则就会失掉对总统的全部影响力，因为“在全国紧急状态下的战争动员令，将把危机推向不可逆转的境地”。他担心这会是猪湾危机前奏的重演：由于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或提出另外方案，而使一个不良计划畅行无阻。

因此，他决定趁现在还来得及，在柏林问题上促成观点的对峙。

在7月7日这一天，在就另一个问题与肯尼迪一同参加了一个午餐会之后，施莱辛格顺便把他的柏林备忘录交给总统，请他当天下午去海恩尼斯港的路上看看这份备忘录。他的时机把握得很好，因为总统第二天就要在那里就柏林问题与他的高级幕僚会谈。肯尼迪说他更愿意马上就研究施莱辛格的报告，因为柏林问题迫在眉睫。

施莱辛格的测算是对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比说总统正处于重蹈古巴问题覆辙的危险之中更能引起他注意的了。入侵古巴失败之后，肯尼迪开玩笑说，如果施莱辛格在写关于本政府的历史著作时，能把他关于古巴的警告备忘录也放进去，那将会是“很有意思”的。紧接着他又说：“只是他最好别在我活着的时候公开这份备忘录。”在施莱辛格这份反艾奇逊的备忘录中，他提醒肯尼迪，古巴惨败是由于在准备阶段忽视了政治因素而“过度重视军事和操作细节”的结果。

施莱辛格在这份备忘录中也称赞艾奇逊“对最坏的可能性做出了分析”，但是他认为这位前国务卿把对待柏林问题的态度“过度简化为：你是不是胆小鬼？也就是说，当有人提出了一个看来是强硬的、激烈的、不能反驳就闭嘴的问题时，你就很难用不属于温和的、理想化的、软弱的词汇来反驳他……”他还提醒总统，他的苏联专家波伦曾经说过，要很好地讨论苏联问题，最有益的办法莫过于除去语言中的“强硬”和“温和”一类的形容词。

施莱辛格说：“由于害怕自己被说成是胆小鬼，因此那些对古巴政策心存疑问的人只好收回了他们的疑问。因此，重要的是，在讨论柏林问题上不要有同样的顾虑。”

总统认真地读完了这份备忘录，然后关切地看着它的作者。他同意艾奇逊的见解是过于狭隘了，因此“必须把柏林计划的讨论拉回平衡状态”。他责成施莱辛格马上对备忘录的内容进行扩展，他第二天在海恩尼斯港要用。

施莱辛格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因为总统的直升机将在下午五点从白宫草坪上起飞，离出发只有两个小时了。查耶斯和基辛格，一个律师一个政治学家，他们两个口述，施莱辛格疯狂地打字和编辑。当施莱辛格从打字机上扯下最后一页纸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对艾奇逊政策的一系列质疑并提出了新的办法。他在这份文件中写道：

实际上，艾奇逊的假设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在推进柏林问题上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迫使我们在一项神圣的责任面前退缩，从而羞辱我们美国人，进而削弱我们在全球的力量和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柏林危机与柏林，或者是德国，乃至欧洲，没有任何关系。从这一假设出发可以顺推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项纯意志测验……而只有美国表现出完全准备好了，乐于进行一场核战争的姿态，才能使赫鲁晓夫望而却步，而不是相反。按照这一理论，在危机充分发展之前，谈判是有害无益的；那只会有益于宣传的目的。而最终谈判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掩盖赫鲁晓夫的失败。这样一来，意志测试本身就成了它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

紧接着，这三位作者列举了一系列他们认为艾奇逊忽略了的问题：

●　“在危机进一步扩大之前，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政治行动？” 备忘录论述道，“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或者是只限于驳斥苏联的论点”，那么，赫鲁晓夫就将保持着先手的地位，而肯尼迪政府就会处于被动防御地位，这样就只能使美国人显得呆笨而无理。

●　“艾奇逊的报告没能表明他提议的军事行动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备忘录说，艾奇逊故作惊人之语，但他“除了保持目前的把全世界引向毁灭的趋势之外，没有说出任何政治目的”。因此，备忘录说：“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我们为之进行核战争的原因。”

●　“艾奇逊的报告只包含一种突发情况……共产主义阻挠我们的部队进入西柏林。” 但是备忘录指出，实际上，各种骚扰行为都是可能的，全面封锁是其中最不可能的结果之一。

●　“艾奇逊的报告取决于我们进行核战争的意愿，但是此选择的含义不明确。” 由于三人已经知道肯尼迪对这种战争的选择不满，于是向总统建议道：“在你被要求作出核战争的决策之前，你首先应该了解核战争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五角大楼应该对可能出现的核战争的级别和意义，以及我们可能的核反击的等级作出分析。”

●　备忘录批驳了艾奇逊只提到打开通往柏林的军事通道的问题。实际上，军事运输只占全部运输量的5％，而其余95％都是民用物资的运输。备忘录指出，东德实际上已经完全控制了民用交通线，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长度和便利程度。民用交通线对于美国保持西德的自由才是至关重要的。

●　备忘录还提到了艾奇逊忽略了北约内部的敏感性问题。 “如果我们的同盟国拒绝跟我们走，那又将会怎样？”看来，同盟国可能不会同意艾奇逊通过高速公路派出地面部队打通封锁的主张，事实上戴高乐已经表示了反对。“那么联合国又怎样呢？不论发生什么，问题都会进入联合国。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联合国那里保持一个令人信服的地位。”

很少有这样重要的文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来的。施莱辛格飞速地打字，好赶上他聪明的合作者泉涌的才思。他一边盯着时钟，一边在备忘录中写下一个叫作“对于未决问题的随机想法”的部分。他零零散散地列出了肯尼迪应该考虑的、艾奇逊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

在这份备忘录里，这三个人最想表达的是，在急于采取艾奇逊的路线之前，要确保把所有的问题和可行的方案都系统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这份没有署名的施莱辛格文件提出，总统应该考虑把正在传看的艾奇逊文件全部收回。因为艾奇逊方案一旦泄露造成的危险，要比在有限的人群内详加讨论大得多。

在赫鲁晓夫已经决定了柏林行动进程的时候，华盛顿的官员却正在发起一场针对迪安·艾奇逊的幕后战争。这份施莱辛格发起的备忘录起草仓促，却很全面，甚至提到了应该由谁来平衡艾奇逊的影响。人选中提到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和阿德莱·史蒂文森。

这就是所谓的“懒汉”——柏林问题温和派的复仇。

施莱辛格在备忘录的结尾中提出，由他们中的一员来主导这个进程。“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应当被纳入到柏林计划的核心。”这将是未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的最早公开亮相。

与此同时，肯尼迪也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的意见——关于柏林核战争计划的疑点。在海恩尼斯港会议之前，邦迪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抱怨过关于战略战争计划中所显示出的“危险的僵化”。因为在对苏联的全面战争与完全不作反应之间，它给总统留下的选择余地过小。邦迪提议应该由麦克纳马拉对它进行研究和修改。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7月7日，星期五

现在，亨利·基辛格每周都有一到两天作为白宫顾问到华盛顿上班。他在哈佛大学的教职与华盛顿顾问之间往来奔波。不过，这一两天已经足以让他投入到影响肯尼迪柏林路线的角力中心。这位抱负远大的年轻教授当然是很愿意全天为总统服务的，但是却受到了他的前系主任、现在的华府长官、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的阻挠。

尽管基辛格早已精通拍马术，但是邦迪却不吃他那一套。和总统一样，邦迪也认为基辛格才智过人，但又令人讨厌。邦迪曾经模仿基辛格用冗长的、带德国口音的英语讲话，以及随后肯尼迪不耐烦的眼神。从基辛格的角度来讲，他认为邦迪把他的才智用到了“华而不实的理念”上。基辛格的传记作者沃尔特·伊萨克森总结他们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源于出身和生活方式——他们一个是波士顿上流家庭的圆滑富家子，一个是自负的德国犹太人。

因此，对于基辛格来说，能够如此接近美国权力的中心是一种既新鲜又刺激的经历，而此时接触到的白宫内部的勾心斗角也成为他一生非凡事业的一部分。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富尔特地区，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他15岁时随全家躲避纳粹迫害逃到美国，现在已是美国最高首长的顾问了。尽管邦迪一直有意阻止他与肯尼迪过于接近，但是这回基辛格接近总统的渠道是另一位哈佛教授——阿瑟·施莱辛格。施莱辛格要用他来对付艾奇逊。

基辛格既没有艾奇逊的历史地位，也没有通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门路——而且他只有38岁，比艾奇逊小了整整30岁——但是他这份呈给总统的32页柏林问题备忘录，却不失为超越艾奇逊地位的大胆一击。这份备忘录到得正是时候，它恰好在总统就要动身去海恩尼斯港研究柏林问题的时候抵达他的办公桌。尽管在对待莫斯科基辛格比施莱辛格态度强硬得多，但是他认为，如果肯尼迪总统投向艾奇逊路线而完全放弃了外交解决途径的话，那是十足莽撞的。

基辛格担心肯尼迪总统的助手们，甚至包括总统自己，可能会幼稚地相信赫鲁晓夫所谓“自由城市”的提议，即把西柏林交给联合国管辖。基辛格还担心肯尼迪总统厌恶杰出的阿登纳，担心总统怀有这样的想法：西方一直以来承诺的通过自由选举达成德国的最终统一只不过是幼稚的幻想，因此这点是可以谈判和妥协的。基辛格害怕，如果肯尼迪总统不给予柏林问题足够的重视，那么最终将会给大西洋联盟带来危机，最终危害美国的安全利益。那是与苏联达成的任何上算的交易都不能弥补的。

因此，基辛格在备忘录里对肯尼迪总统提出了明确的警告：

首先要明确的是利害关系。柏林的命运是北大西洋联盟未来的试金石。在柏林的失败，也就是柏林人自由生活的可能性的损害，将不可避免地打击整个联邦共和国民众的士气。他们小心奉行的西方路线将被看成是彻底失败的。其他北约国家都会从这次昭示中得出西方无能的结论。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将无法遏制。即使对于中间派，看到过去五年来共产主义阵营的胜利，它们也能心有所感。已经大打折扣的西方的承诺在未来将不值一钱。共产主义阵营把柏林变成所谓的自由城市的提议一旦实现，将成为自由与暴政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因此，我们制定政策时的任何考虑都要基于一个出发点：西方在柏林是输不起的。

对于德国的统一问题，基辛格警告肯尼迪：如果美国放弃了一贯的支持，西德将士气低落，使他们怀疑自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相反，这会鼓励苏联在柏林方面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会以为肯尼迪政府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急于脱身。因此，基辛格给肯尼迪总统的建议是：“对于赫鲁晓夫在柏林统一问题上的变本加厉，美国的策略应该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坚持我们自由选举的主张，并在联合国中表明我们的立场。”他告诫肯尼迪，他不应该像自1959年柏林危机以来其他美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视西柏林人的高昂士气为理所应当。他写道：“我们应该展示，我们有信心给他们希望和勇气。”

令基辛格不安的是，肯尼迪尚没有一份可靠的柏林危机军事方案。基辛格提到，在任何常规冲突中，美国都将被苏联击败。因此，他怀疑肯尼迪政府会为了柏林的自由进行核战争。他的这篇文字比当时送达白宫的任何文件都更加清晰，更有战略高度，抓住了当时所有观点的实质。

在这份基辛格备忘录的封面上，邦迪写下了一段评语：“他、（白宫官员）亨利·欧文、卡尔·凯森和我都认为当前的战略战争计划僵化得很危险。如果继续执行而不加以修订的话，可能会导致面临热核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实质上，当前计划中孤注一掷的做法，使任何灵活应变都变得极为困难。”

基辛格提醒肯尼迪，如果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继续推行进攻性的后维也纳路线，那么唯一的策略就是，使不愿承担风险的赫鲁晓夫感到任何苏联方面的单边行动都太过冒险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准备面对一次最后的决战。”基辛格否定了有些官员的提法，他们认为肯尼迪应该在柏林问题上让步，这样能帮助赫鲁晓夫取胜党内更加危险的强硬分子。基辛格说：“赫鲁晓夫的国内地位是他自己的事，而不是我们的。”他又补充道，只有一个强大的赫鲁晓夫才是善于和解的，而现在肯尼迪政府面对的却不是。

最使基辛格担心的是肯尼迪政府在柏林问题上明显的无所作为，只等苏联方面行动。他认为这是最危险的。“这种对我们来说是审慎观望的策略，在赫鲁晓夫看来是没有安全感的。”他预言性地指出，这种方式将会激发莫斯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制造危机，让全世界都怀疑肯尼迪的决心。

在另一份单独给施莱辛格的留言中，基辛格写道：“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像一个人坐在驾驶员旁边，驾驶员正驾车冲向悬崖。而问我的却是，汽油够不够，油压正不正常。”由于自感处于决策层的边缘，他担心白宫用他只是为了集思广益，而并不会采纳他的意见。于是他在当年的10月辞职，认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

海恩尼斯港，马萨诸塞州

1961年7月8日，星期六

肯尼迪总统很不高兴。

如果能够把问题归于老挝或是古巴，那很好。对于美国和它的世界地位来说，这两个国家都不重要。但这是柏林——塑造新世界的舞台中心！肯尼迪反复对顾问提到以上事实，并表达了不满：在柏林问题上，莫斯科总是领先一步，而我们甚至连赫鲁晓夫在维也纳递交的备忘录都尚未回复——尽管那次高峰会谈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今天早晨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也很糟糕。赫鲁晓夫宣布他将撤销削减120万苏联军队的计划，反而要增加三分之一的军费开支，达到123.99亿卢布——大约增加了34亿卢布。赫鲁晓夫在对苏联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讲话时说，虽然他相信柏林的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告诉他的士兵要为最坏的情况作准备。

苏联士兵们用欢呼声作答。

赫鲁晓夫告诉他们，他这项措施是针对美国肯尼迪总统要求增加35亿美元军事预算的消息的回应。这样一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就放弃了之前的打算：把经济投入放在军事开支之上，以削减军队人数节省的开销增加导弹力量。“同志们，这都是不得已的措施，”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能无视苏联人民的安全。”

是《新闻周刊》公布了这条五角大楼绝密的柏林应急计划。赫鲁晓夫针对的明显就是此事。肯尼迪对这次泄密火冒三丈，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

赫鲁晓夫把《新闻周刊》的文章当作肯尼迪的政策宣言进行了回应。其后他又意识到伦敦是同盟国里在柏林问题上最薄弱的环节。赫鲁晓夫在大剧院芭蕾舞团观看来访的著名英国芭蕾舞女明星玛戈特·芳廷的演出时，趁着幕间休息，他在自己的包厢里召见了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并把他训斥了一顿。赫鲁晓夫说，英国想在柏林问题上阻挠苏联是徒劳的。他告诉罗伯茨，对于英伦三岛，6颗氢弹就“足够”了；9颗就能灭了法国；对于西方新拼凑起来的每一个新的师，克里姆林宫都能够做出百倍的回应。赫鲁晓夫知道大使只是首相麦克米伦的传声筒，于是说道：“为什么要让2亿人为了200万柏林人牺牲呢？”

海恩尼斯港，肯尼迪正在他52英尺长的快艇“马林号”的后甲板对腊斯克发脾气。腊斯克穿着他一贯的正装坐听训斥，因为他们至今未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作出答复。在总统发火的时候，那边第一夫人跳进海里开始滑水，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与肯尼迪的朋友查尔斯·斯波丁夫妇一起吃起了热狗和杂烩浓汤。

腊斯克解释说迟误是由于文件需要听取盟国的意见，肯尼迪爆发了。他说，是美国总统，而不是盟国正背负着柏林的负担。受到施莱辛格备忘录的激发，总统要求腊斯克在十天内给他写好一份柏林谈判的计划。然后，总统转向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前驻莫斯科大使查尔斯·波伦。总统说道：“你那个该死的部门到底怎么一回事？不管我给你什么问题，我总是得不到迅速的答复。”

国务院德国司司长马丁·希伦布兰德后来坚称，给苏联外交备忘录的回复草稿实际上早就写好了，但是十天后，国务院发现白宫把它弄丢了。于是，特别助理拉尔夫·邓根让国务院再交一份新的草稿来。可是一个白宫官员要去休一个为时两周的假期，把它锁在了自己的保险箱里，没有留下密码。而与此同时，北约盟国的答复也如泥牛入海。

尽管责备的手指指向四方，但是烦躁的肯尼迪要求五角大楼在十天内给他提交一份一旦柏林出现对峙时，进行非核战争的方案。他说，为防止苏联进一步建立优势，并为总统争取与赫鲁晓夫对话的时间，避免一步走向核战争，这非常重要。“我要在十天内拿到那个该死的东西。”肯尼迪说。

肯尼迪要顾问提供的是一份有更多选择的新方案，而不是现在这个“要么灾难，要么羞辱”的方案。

林肯卧房，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7月25日，星期二

这天傍晚，肯尼迪总统回到自己的卧室，修改当天晚上他要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的演讲稿。这是肯尼迪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这样的讲话。布线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忙碌了一天。

肯尼迪知道这次讲话所系重大。在国内，他必须扭转人们日渐增长的认为他外交软弱的印象。在经历了古巴和维也纳的处理不当之后，他还要使赫鲁晓夫信服他有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柏林的决心。但是问题是：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相信肯尼迪会为柏林而战。这是苏联驻美国大使缅希科夫不断在华盛顿对人宣讲的。另外，肯尼迪想要赫鲁晓夫知道，他仍然保持着可以达成和解的姿态。

肯尼迪泡了一个热水澡，减缓无法抑制的腰痛。然后他坐下来一个人吃晚餐，他经常这样做。吃到一半，他给秘书伊芙琳·林肯小姐打电话：“请你记下我说的话，我想把它加进今晚的讲稿里。”然后他开始口述：

最后，我要用自己的话来结束这次讲话。在我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将在60年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现在这副担子有多重，有多持久。

美国的国家安全建立在40年代后期的只有美国独享原子弹和投掷技术的事实上。甚至在50年代初期，即使当时苏联已经发展了他们的热核能力，但是我们仍然在投掷方式上遥遥领先。但是近年来，苏联大量囤积核弹，并且独立发展出了用飞机和导弹对我国发射原子弹的技术。

林肯小姐用速记法在纸上飞速地记着，肯尼迪继续口述。

这就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展开了这种以使用核弹为方式的对峙，其结果可能是导致两个国家和人民的毁灭。

使形势更为严峻的是，苏联一直以来试图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宣示它的力量，这就使他们与我们在一些我们同有长期义务的地区发生冲突，比如柏林。在我的一生中，我们的国家和欧洲共经历了三次战争。战争的双方都由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从而把世界带入深重的灾难。然而，现在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任何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带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灾难。

林肯小姐深知总统讲话的分量，她集中精力确保把每个字都打正确。她感到她正在经历历史。她听得见这个重负下的男人痛苦的声音——“重负”这个词他在这里已经使用了好几次，而且今后每天都在增加。

因此，作为美国军队的总司令，也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正一起经历这段沉重的历史。在未来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将在宪法的制约下承担我作为总统的责任。我确信你们都相信，我会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事业竭尽全力。

跟你们一样，我也有一个家庭，我也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和一个持久自由的世界里生活。

我知道，你们有时候会变得急躁，希望我们能马上采取行动，解除我们的危险。但是，并不存在容易而快捷的解决方式。我们的敌对一方是一个已经组织了十亿人的集团。我们知道，如果美国动摇了，他们的胜利就会马上来到。因此，我们必须从长计议。相信我们的勇气和坚忍终将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因此，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我请你们提出建议和忠告。我也请你们在认为我犯了错误的时候对我提出批评。但是，最重要的，我亲爱的同胞们，我要请你们记住，我是爱这个国家的，我会尽全力去保护它。因此，我需要你们的良好意愿、支持和你们的祈祷。

伊芙琳·林肯记不起总统有哪次在演说前几小时对讲话增加过这么多内容。

肯尼迪对秘书说：“请你给我打出来，一会儿我过来拿。”

总统在当天晚上9:30到达椭圆形办公室，测试椅子的高度和灯光的准备情况。他从伊芙琳·林肯那里拿到了讲话稿，再拿到会议室里做最后的修改。他合并了一些句子，但是并没有丝毫减弱语意中的苦恼。当拍摄的时间临近，他来到林肯办公室。他让人给了他一把梳子，然后走进洗手间，确信自己的每一缕头发都一丝不苟。

尽管有了这样精心的准备，总统在过热的椭圆形办公室还是感到紧张和出汗。为了改进声音质量，技师关掉了空调，可那天的温度高达摄氏34度。再加上7台摄像机的灯光和60个人的体热，房间更加闷热难忍。挤进来的人都想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最后，肯尼迪走出去擦了擦脸和嘴唇，然后返回办公桌前。几秒钟后，他就开始了对全国和全球的讲话。在强烈的摄影灯光下，他很难看清楚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因此他的讲话有时会串行，表达也没有平时那么流利，但几乎没有听众发现。他富于鼓动性的、修辞强烈的语气，掩盖了他内容中的妥协。这些内容是他几天前同意的，大大削弱了艾奇逊的强硬方案。

肯尼迪已经从艾奇逊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计划中转向了。他决定不着急进行军队的战争动员，他还决定减少国防预算的增量。在海恩尼斯港会议至7月25日电视讲话的17天里，“懒汉”有计划地一点一点敲掉了艾奇逊的方案。在此期间，美国外交机构的全部工作都是柏林，包括7月13日和19日两次重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在7月13日的内阁会议室，国务卿腊斯克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软化了他的策略。他引述了好友报告中关于要在行动初期尽可能低调的内容：“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不符合适当军事目的的会被视为挑衅的行动。”

在副总统约翰逊的支持下，艾奇逊开始反击了。他认为，正如他的朋友腊斯克说的，如果我们不在一开始就征召预备役的话，那么“我们就丝毫也不能改变赫鲁晓夫对于危机性质的判断，其形势就如同他把我们逼到绝境之后我们不得不投放核弹一样”。

邦迪给参加会议的人四项选择：（1）尽全力迅速增加美军军力；（2）采取一切行动，但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3）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作好一切准备，但不征召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4）鉴于这是一场政治决心的危机而不是军事危机，目前应避免一切显著的增兵行动。

总统静静地听着他的高级助手为各自的论点展开辩论。他第一次显露他的观点是在电视观众面前。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小组的会议上他说过，现在对他至关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我们在柏林的存在和我们通往柏林的通道。”

艾奇逊对于发生在7月的政策偏移感到十分沮丧。他对一个柏林问题小组说：“先生们，你们最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人领导的。”

在7月19日下午四点举行的第二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在艾奇逊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交锋之后，艾奇逊计划终于寿终正寝了。艾奇逊希望这个小组明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9月以前开始征召预备役；而麦克纳马拉更倾向于暂时按兵不动，但是他希望先明确一点，将来“当情况需要时”，肯尼迪总统应该宣布紧急状态并征召更多的后备役部队。

艾奇逊仍然坚持他的立场，说麦克纳马拉的计划不够有力和切实。

肯尼迪一开始任由争论进行，可是逐渐地，艾奇逊明白了这位美军总司令并没有进行全国动员的胃口。最终，艾奇逊同意了麦克纳马拉的方案，就是给予国防部长更加灵活的时间表，以避免出现“有大量的预备役部队却没有任务”的情况。不过，当危机深化的时候，要迅速部署。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那天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他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却助了温和派在会上获胜一臂之力。他发来电文的意见是，美国如果能拉盟国一起参加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分头进行极端的对抗，那么将更能引起苏联人的重视。汤普森的逻辑是，长期的军力建设要比一时的、戏剧性的、博取关注的姿态更能产生效果。肯尼迪的情报顾问也说，太强烈的公开表态只会使赫鲁晓夫变得更加一意孤行，也更易于使事态走向军事对抗。

结果是，在7月25日总统并未下令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是宣布一旦柏林被封锁，他将请求国会授权，把征兵数量增至三倍、征召预备役，并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进行经济制裁。肯尼迪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说，全国紧急状态是“一个只能敲响一次的警钟”。如果采取艾奇逊的方案，那么我们给苏联人看到的就不是美国的决心，而是恐慌。

艾奇逊主张用全国紧急状态来让苏联人和他国内的对手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时总统能够有权征召100万预备役部队，并延长服役期。

可是，肯尼迪已经打定主意不作过度反应，部分原因是，在他如此狼狈地搞糟了猪湾事件之后，他希望盟国能重新建立起对他领导能力的信心。同时，他还认为他正处于与苏联人的长期冲突中，因此担心提早升级局势会成为一个他所谓的“假高潮”。而他想要的是有备而无患。

出于以上考虑，肯尼迪要求增加34.54亿美元的军备预算。这个数字低于艾奇逊原来争取的43亿美元，却几乎正好是赫鲁晓夫宣布的数字。这将使肯尼迪执政期间的军费预算增量达到60亿美元。同时，他要求把军队人数从87.5万增加到100万。美国将重新组织在柏林的空运力量，并在赫鲁晓夫12月和平条约缔结的最后期限以前，向欧洲增派6个师。

所有媒体都忽视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肯尼迪在那次电视讲话中17次提到了“西柏林”这个字眼，延续了总统词汇库里不断增加的“西”字的使用次数。肯尼迪这样说，是在重复他在维也纳对赫鲁晓夫传递的信息：苏联可以对柏林这座城市的东部随便做什么，只要他们别碰西部就行。

就在前一天的午餐会上，美国信息服务局的最高官员之一詹姆斯·奥唐奈 ⁽¹⁾ 曾经对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泰德·索伦森抱怨，在这份讲话稿中过于强调“西”柏林了。奥唐奈的话是有分量的，因为他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和柏林老兵。他曾经作为第一个非苏联的战胜国军人进入检查了希特勒地下指挥所；他曾经写过关于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一本书；他还作为《新闻周刊》的记者经历了柏林封锁。他深得肯尼迪的信任，甚至曾经专门为候选人肯尼迪写过一份四国柏林协议备忘录。

索伦森骄傲地把7月25日的讲话草稿拿给奥唐奈看，并宣称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强硬路线者”也不会不满意。可是，奥唐奈越仔细研读，就越是吃惊地发现它所包含的单边媾和的意蕴。讲话中提到了肯尼迪在宣布“这座城市的自由不容谈判”的同时，又表示乐于消除西柏林的“不愉快因子”。可是，据乌布利希看来，那些不愉快因子就是西柏林自由而活跃的新闻界、美国RIAS无线电台和行动自由的西方军事和情报部门等等——最为重要的是，东德人有穿越开放的边界寻求庇护的自由。

讲话稿的另外一段则承认“苏联在受到一系列野蛮侵略之后，出于历史原因而对他们在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安全问题充满关切。我们相信通过一定的安排，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顾虑，能够给这一充满问题的地区带来自由和安全”。

肯尼迪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奥唐奈感到疑惑。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些话与总统在维也纳私下里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总统是不是相信了莫斯科的关于军国主义复活的神话？肯尼迪是不是要把被苏联役使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永远割让给他们？

但是，最让奥唐奈不安的是文中反复提到的只是“西”柏林的安全。在奥唐奈看来，那只能解释为故意释放的信息，暗示苏联可以对东柏林为所欲为，虽然按照条约要由四强共治。

肯尼迪的讲话告诉美国人，“对自由人的直接威胁来自西柏林”。为了美国人理解方便，他还把西柏林比喻为处于一片共产主义黑色海洋里的一个白色孤岛。他说：

西柏林，它处于东德长达110英里的包围之中，苏联军队环伺，毗邻苏联补给线。它有很多作用：它不仅是自由的橱窗，一个标志，处于共产主义海洋中的自由之岛，它还是与自由世界连接的纽带，它是给铁幕后面的人民以希望的灯塔，它是难民逃生的出口。

西柏林不仅是这些，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变成了——前所未有的——对西方世界勇气和意志的试验场。自1945年以来，那里已经成了我们的庄严义务与苏联野心相遇的焦点。美国人在那里，英国人在那里，法国人也在那里，北约的诺言在那里——柏林的人民在那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那里和我们这里一样安全——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与我们自己的分开……我们曾经作出过这样的承诺：任何对这座城市的攻击，都将被视作是对我们的攻击。

在这个31分钟的讲话末尾，肯尼迪的话题又回到了西柏林上：

我们在和平时期对西柏林许下的庄严誓言绝不会因为危险的到来而打破。如果我们不能够履行承诺，那么今后我们将何以立身？如果我们对于诺言不再真诚，那么我们在需要依赖承诺来达成的集体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一钱不值。如果说有什么是通往战争的便捷通道，那么软弱和不团结就是。

索伦森为奥唐奈低估了总统讲话中保卫柏林的决心感到沮丧。对于为什么没有表示出对陷入共产主义掌握中的东柏林和东欧的关切，索伦森辩解道：这个讲话只是承认了现实。俄国人当然可以在他们的领地干他们想干的事。为200万西柏林人增加军备美国人已经极不情愿，更不用说为了100万被隔离在历史错误一边的东柏林人而冒生命危险了。

奥唐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只要总统删去西柏林中的“西”字就可以了。经过一个小时的争论，索伦森实在受不了了，他抗议道：“我再也不想在这份讲话上耽误工夫了……这份讲话综合了六个政府部门的意见，我们用了十天把讲稿传来递去。这是定稿了。这就是政策方案。”

“就是它了。”

午餐就在这句话上结束了。

索伦森还必须反驳来自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异议。有一个被称为“柏林黑手党”的由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集团。多年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柏林局势的风吹草动。现在，当总统告诉苏联人说，他们可以无视四国的协议而对他们控制的那部分城市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们感到总统犯了异端罪。

奥地利出生的卡尔·毛特纳说：“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我有一种要惊呼一声‘我的上帝呀’的感觉。”他在结束柏林任职后，回到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工作。他曾经随第八十二空降师参加过诺曼底战役和布格河战役。他对于肯尼迪的退缩政策大为愤怒。“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自毁长城。”

7月30日，就在总统电视讲话之后的第五天，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在电视上的言论让美国政府对苏联强调西柏林的行为看起来是别有用心、意味深长。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星期日早间电视谈话节目“问题与答案”中说，苏联可以关闭难民出逃的关口来缓解柏林的紧张局势。他说：“问题的实质就是，我认为俄国人有能力关闭边界。如果下周他们做出了关闭边界的举动，那么他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条约。我不明白为什么东德不关闭边界，我认为他们有权利关闭它。”

富布莱特对条约的理解是错误的。后来在8月4日，他在一个声明中修正了自己的言论。他道歉说，在柏林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受到战后协议保护的，而他的电视谈话则给人留下了“遗憾而错误的印象”。话虽如此，但是肯尼迪从没有批评过他，而麦克乔治·邦迪甚至给肯尼迪写了报告，赞许富布莱特电视谈话的效果。他写道：“来自波恩和柏林的一些评论，提到了富布莱特参议员那些有益的谈话。”

事实是，西柏林人对这个谈话感觉绝望，而东柏林方面却感到满意。西柏林的报纸《每日镜报》抱怨参议员的讲话是对敌人潜在的鼓励，说这正如艾奇逊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言论一样。艾奇逊当时公开宣称南朝鲜处于美国的防御半径之外。而共产党报纸《新德国》则称富布莱特的话“具有现实性”。

8月初的一天，肯尼迪与他的经济学家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夫在玫瑰花园的廊柱间散步，思考着柏林的下一步。肯尼迪说：“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如果东德离开了他们，那么紧接着的就会是波兰和整个东欧。他一定会采取某种措施阻止难民的逃逸。也许会是一堵墙。我们无法阻止这件事。我可以联合盟国保卫西柏林，但是我却无法采取行动让东柏林继续开放。”

莫斯科

1961年8月3日，星期四

莫斯科一个闷热的早晨，乌布利希坐在拉着窗帘的汽车里去与赫鲁晓夫会谈。离开柏林前，乌布利希宣布，他是去参加一个华沙条约组织的紧急高峰会议。他尽量使这次出行不为外人所知。

比起自己的家乡来，莫斯科显得幽静。红场上有成群的导游带领的旅游团。今天第一批旅游船已经顺着莫斯科河开始航行。河上还有早起的人划着皮筏。公园里巨大的游泳池也对大众开放。由于学校放假，城市里到处都是家长和儿童。

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见面是要研究关闭边界的最后细节，在与华沙条约成员国领导人见面之后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乌布利希还希望假如西方回应以经济制裁的时候，他的盟国能给予经济援助。

两人在上个月已经多次详细研究了安全措施和军事部署，所以此时不必面面俱到。赫鲁晓夫说，他们一起“把柏林用铁环围起来……我们负责造出这样的铁环，你们负责守住它”。就在两人谈话时，4000人的苏联军队正被增派前往柏林。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他正在向东西德边境派出坦克，增援东德士兵。

他们需要确定最后的行动日期。赫鲁晓夫说，在关闭边界之前，他不和乌布利希签订任何和平条约，他也不希望乌布利希对通往西柏林的地面和空中交通线采取任何行动。乌布利希表示同意，尽管他很希望与莫斯科签署停战协定，但是比起阻止难民逃逸、拯救他的国家来说，那已经是第二位的了。乌布利希告诉这位莫斯科领导人，他只要两星期就能够阻止东西柏林间的人员流动。

“那么你认为什么时间最合适呢？”赫鲁晓夫问，“选你认为最合适的时间吧，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

由于难民问题急如水火，又担心计划可能泄露，乌布利希希望尽快行动。他提议定在8月12日星期六至8月13日星期天的夜间。

西方人普遍认为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赫鲁晓夫打趣道：“对于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那将是非常幸运的一天。”

赫鲁晓夫，这个莫斯科地铁的建造者，想多听听后勤保障方面的细节。

他想知道乌布利希将怎样处理那些他在详细地图上看到的街道——一半在东柏林，一半却在西柏林。

“在那些有门通向西柏林的居民住宅，我们会用砖把门封死。在其他地方，我们会架起铁丝网墙。铁丝网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所有行动很快就能完成。”

赫鲁晓夫拒绝了乌布利希召开紧急经济会议的请求，为东柏林准备必要的经济支持。他担心这样的会议会向西方泄露他们的计划——并进一步加速难民流动。乌布利希必须靠自己作好一切准备。

赫鲁晓夫还要乌布利希保证，一切操作都在他自己的领土内进行，“没有一毫米”进入西柏林的地界。赫鲁晓夫确信肯尼迪向他释放的所有信号：从维也纳峰会、7月25日电视讲话，到参议员富布莱特的电视谈话都表明，只要苏联和东德的行动是在苏联占领区内进行，绝不影响盟国进入柏林的通道，那么他就可以安全行事。事实上，他最近与美国大使汤普森的谈话更使他确信，肯尼迪和阿登纳甚至会欢迎这个行动。在两天前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乌布利希：

当边界关闭后，美国人和西德人将会感到高兴。汤普森告诉我，难民的涌入正在给西德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当我们把这一切控制住的时候，人人都会感到满意。除此之外，这还会让他们感觉到你的权力。

在不提到“柏林墙”这个字眼的情况下，赫鲁晓夫请华沙条约组织成员批准关闭自1952年就存在的东德和西德之间的边界。“我们提议华约组织批准，为了制止颠覆活动，在民主德国边境，包括柏林城中的边界，实行相当于西方国家现存的国境线的控制。”

接下来三天的华约组织会议带给了乌布利希部分想要的，但并不是全部。他的社会主义邻居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关闭边界的决定，他们也同意将重新部署军队以配合苏军。使赫鲁晓夫震惊的是，乌布利希的盟友不能给予他经济保障。一个接一个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们——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捷克斯洛伐克的安托宁·诺沃特尼和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他们都担心这将会引来西方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报复，他们都推说自己的经济资源有限云云。哥穆尔卡甚至提出让乌布利希帮助他们——一旦西方对他们实行禁运的时候，他好把原来销往西德的货物转往他们那里。他担心一旦柏林事发，由于巨额外债和与西方的贸易，波兰将处于被报复的危险之中。

诺沃特尼警告乌布利希不要指望他能给他食品援助，因为他们国家的农业自己都有问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与西方贸易的份额比所有其他华约组织成员国都大，所以他担心他的国家在展开柏林行动之后，将承受最大的打击。卡达尔则抱怨，东德边境关闭其潜在的经济影响在苏联阵营里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尤其是因为他的国家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一都依赖于与西方的贸易——而其中的四分之一是对西德。

赫鲁晓夫对此大为恼火。他说道：

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东德。同志们，让我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更深入更切身地考虑一下……现在，同志们，我们都要帮助东德。我不会说你们中谁应该帮助得最多。所有人都应该帮助，而且是多多帮助。让我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现在我们不把注意转向东德人的需要，如果我们不作出牺牲的话，他们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自身还没有足够强大。

“如果东德被消灭了，那将意味着什么？”赫鲁晓夫想从坐在对面的各国领导人那里得到答案。他们希望西德军队开到他们的边界上吗？赫鲁晓夫由于看到自己阵营内部缺乏团结而沮丧。他说，通过增强东德，“我们也增强了我们自己”。在一个联盟中，在一个它的成员感觉不到多少来自西方的威胁，而经济上却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的阵营里，赫鲁晓夫很难说服他们。

当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他不担心美国的军事回应时，赫鲁晓夫告诉他们，到目前为止，对于他逐步升级的压力和舆论，西方的反应要比他担心的软弱得多。他说，对于柏林问题，美国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悍”。他说，虽然形势还有可能恶化，但是我们已经可以说，我们本来期望“受到更大的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恐吓不过是肯尼迪的电视讲话”。

赫鲁晓夫告诉盟友，在他看来，美国“是个缺少管理的国家”。那个美国参议员的表现让他想起了中世纪俄国的诺夫哥罗德大公国来，那些领主们“大叫着，嚷嚷着，互相揪着对方的胡子。他们就是那样作出决定的”。

他甚至怀念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时代。那个人虽然反共，但是却给美苏关系带来“更多的稳定”。至于肯尼迪，赫鲁晓夫说，他“同情他……对于共和党和民主党来说，他的分量都太轻了”。赫鲁晓夫确信，他的软弱而无决断的对手不会作出什么有意义的回应。

随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对他的国家也是——行动的日子临近，乌布利希回到了东德。但是首先，他还必须经受国内无产阶级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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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奥唐奈非白宫的高级助理肯尼斯·奥唐奈。——译者注

乌布利希与库尔特·威斯马赫的冲突

奥伯斯普瑞电缆厂，东柏林

1961年8月10日，星期四

距离行动开始还剩下不到48小时，可瓦尔特·乌布利希还要去参加位于东柏林南部的奥伯斯普瑞电缆厂，去与那里的工人举行例行的见面会。大约1500名工人聚集在巨大的车间中，身着全套工作服，脚蹬防电击和熔融金属的木鞋。为了看得更清楚，他们有的爬上了吊车臂，有的干脆坐到12英尺高的电缆导轮上。

乌布利希首先向听众通报，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在我们东德与我们光荣的同志加盟友苏联之间，签署一份和平条约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然后他以一种战斗的口吻说，“没有人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甚至那些落入了奴隶贩子手中的家伙也不能。”他说，难民外流——他称为“人口贩卖和绑架”——给东德经济带来的损失是每年25亿马克。“我们国家的每个公民都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情况了。”

库尔特·威斯马赫，这个起先在乌布利希眼里泯然于众人的工人，听了这些惯常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内心翻滚。也许是由于他坐在一堆高出了乌布利希的电缆上而给他增添了力量，他开始在乌布利希说完每段话之后长时间嘲弄地鼓掌。看来没有什么能阻止他鼓掌，也不能止住他打破沉寂的声音。

“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说：自由选举！”他喊了出来。

乌布利希吃了一惊，抬眼看着这个工人，然后很快恢复了镇静。“请等一下！”他大声说，“我们要马上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威斯马赫对着这个让几百万人都感到恐惧的人回敬道：“是的，我们将看到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

乌布利希对着他喊了起来。然后转向车间里的听众说：“自由选举！你想自由地选出什么来？……人民要问你呢！”

这时，威斯马赫就像那些已经无法回头的人一样，干脆继续说道：“你了解一点点人民的想法吗？”他看到大多数工友的手都僵硬地垂在身旁。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

乌布利希挥动手臂，冲着他狂叫道，是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由选举把希特勒推上了台，也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我问你：你也想走这条路吗？”

“不，不！”人群中一个党徒喊起来。对于乌布利希的每一次辩驳和要求支持的请求，工人都给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叫好。

那些可能与威斯马赫观点相同的工人像大多数人一样保持着沉默。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尝到和那位出声的工友同样的惩罚。

乌布利希咆哮道：“这位孤立无援的发难者以为他表现了非凡的勇气！用勇气去和德国军国主义战斗去吧！”

党徒们又给他们的领导人叫好。

“谁支持自由选举就是支持希特勒！”气得满脸通红的乌布利希大叫道。

众人最后一次为他鼓掌。

第二天，党内纪律人员开始审问威斯马赫。除了其他问题，他还可能是西方人口贩子和间谍组织的成员。他被要求写一份悔过自己在会上发言的检查，此外他还要受到削减工资和降级的处罚。而这些只有通过苦力和等到“政治觉醒”之后才能恢复。

几天以后，威斯马赫带着妻子和孩子作为难民离开了东德。他是最后一批能够轻易脱身的人。

第十四章　墙：罗网初张

东德必须对付因经济强大而对东德人很有吸引力的敌人……东德本来就患于劳动力匮乏，更不用说熟练工人了，吸走劳动力让东德雪上加霜。如果长此以往，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解释他为何批准封锁柏林边界

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认识是否清楚，我们的立场是否坚定。我们是否理解党的政策路线，我们能否执行党的指示。

——埃里希·米尔克在1961年8月12日作的最后指示

东德共产党总部

1961年8月9日，星期三

就像一个舞台监制在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出作准备一样，在8月13日大戏开演之前，瓦尔特·乌布利希与下属们把每一幕都从头彩排了一遍。他这出名为“玫瑰行动”的戏只能演出一个晚上，只能一次成功。

对于乌布利希和埃里希·昂纳克来说，没有哪一个细节能算作小事。乌布利希指定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安全事务的后者指挥这次行动。时年48岁的昂纳克身上兼有两种特殊品质：无条件的忠诚和无比的组织能力。

留着灰色的大背头，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从30年代煽动共产主义暴乱而被希特勒关了12年的无名青年爬升到现在这一步，昂纳克确实经历了漫长的攀爬。他知道这次行动可以使他超过所有的竞争对手，从而真正成为乌布利希的接班人，同时这也将拯救德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如果失败了，则将断送他的事业也许还有他的国家。

昂纳克开列的最后检查清单又长又精细。

他需要知道，他的人是否已经购买了足够数量的环绕整个西柏林96英里周长的铁丝网。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昂纳克的手下把购买铁丝网的订单分派给一些可靠的东德进口商，让他们与不同的英国和西德生产商洽谈。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订单还没有引起任何西方生产厂家的怀疑。昂纳克还没有发现西德情报部门获悉将要发生事件的任何苗头。一份订单就是一份订单。列宁的预言又回响在他脑际：“资本家连我们用来吊死他们的绳子都会卖给我们。”这一次，资本家以批发折扣价兜售着铁丝网，而共产主义者将用它们把自己的人民围起来。为了避免任何外交上的麻烦，昂纳克的人把铁丝网上贴着的英国和西德等产地标签取下来烧毁。

东德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苏联顾问已经测量了这27英里长内部分界的每一米。这道分界线从东西柏林的中心穿过，而另外的69英里则把西柏林和东德的乡村分开。他们精确地标注了整个边境上的一切细节。

昂纳克的副手布鲁诺·万谢尔斯基是一个56岁的技术官僚，还是个熟练木匠。7月24日，他向上司报告了这项由他来监督的巨大工程的进展情况。为了掩人耳目，万谢尔斯基报告上的标题是“柏林西部外环工程概览”。那些后来读到这份文件的人完全可以把它的精确性与纳粹集中营的设计蓝图做一个比较。尽管乌布利希工程的害处要小一些，但它的详尽程度却是同样荒唐的。

距离目标日期只剩下两周了，这时万谢尔斯基——统一社会党安全问题局局长，忽然抱怨他还缺将近三分之二的材料。把所有现存材料都盘点一遍后，他报告还缺少2100根水泥柱、1100公斤金属夹钳、95英寻木材、1700公斤连接线，以及31.9吨金属丝网。最要命的是，他还缺303吨带刺铁丝，那可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材料。

接到万谢尔斯基的报告之后的两星期是疯狂的填补缺口的采购。到8月9日，乌布利希满意地了解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几十辆卡车从艾森许滕施塔特——一座位于奥德河上接近波兰边境的工业城市那里，秘密运来了水泥柱，堆放在柏林潘科区的警察营房和另外一些存放地。

从东德全国抽调的数百名警察集中在位于东柏林城郊霍恩施豪森的国家安全部大院里。一些人在建造木制拒马，德国人一般把这种东西称为“西班牙骑手”。它将成为第一道壁垒。他们把钉子和铁钩钉上拒马，为在上面挂置铁丝网。为此，他们还专门订购了数千双特制的手套。

乌布利希为派哪一支部队和警察来执行这项任务也大费周章。到时候，从凌晨1:30开始，他们就要环绕西柏林列成第一道人墙，阻止任何逃跑或抵抗行动，直到建筑营开始建起第一道壁垒。为此，乌布利希只会部署他最亲信的部队：边境警察、预备警察、警校学生，还有被称为“工人战斗队” ⁽¹⁾ 的民兵组织。他们将在施工现场周围巡逻。

边界每一小段将如何操作都有详尽的计划。比如，边境警察司令埃里希·皮特精确地部署了97名警官把守在东柏林最重要的通道口——弗里德里希大街的交叉路口上。在那样的路段上，要达到平均每平方米一人的密度。计划中还指示另外要有39名军官负责建造最初的铁丝网、水泥柱和拒马等障碍物。

常备军士兵将成为第二条防线。他们会在紧急情况下，向前推进以填补被冲开的第一道防线。强大的作为保障的苏军将在后面形成第三道防线。他们只有在盟国军队破坏了行动或者是东德士兵溃退的情况下才向前推进。

乌布利希的手下军官对于如何分配弹药也进行了小心细致的计划。他们发放的弹药要刚够完成这项任务而又要避免不必要的开火。在最敏感的区域，警察部队每个人发放两弹夹五发的空包弹，事先可装入卡宾枪。一旦愤怒的东柏林人或是西柏林人冲击人墙，他们在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将击发空弹示警。如果不起作用，他们还备有另外三弹夹的实弹。这只有在得到司令员命令的时候才能装弹和射击。

在第二条防线上，国家人民军将武装以冲锋枪和有限数量的实弹。为了避免事故，士兵被命令事先不要装弹，把子弹放在腰带上的子弹袋里。乌布利希的保险政策是，给最亲信的部队一开始就全副武装起来。他们是：第一摩托化步兵师、工人战斗队以及两个精英警卫团。两支警卫团是专门负责国内安全的警卫部队，一支属于军队，另一支隶属于史塔西——国家安全部。

凌晨1:00，警察和军队将接到第一道命令，熄灭东柏林所有的路灯。在月光下，他们有30分钟时间用人墙封锁边界，然后他们还有180分钟完成建设环绕城市的壁垒，包括完全关闭现有的通往西柏林的81个通道中的68个。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剩下的13个检查站全都将有东德警察把守。

凌晨1:30，东德政府将关闭所有的公共交通。他们将阻止从西柏林来的火车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卸下乘客，那是东西柏林之间最主要的车站。在要关闭的主要铁路交叉口上，将有工作小组负责拆毁铁轨。另外一些小组负责展开和架设铁丝网，而另外新征集的800名交通警察将驻守在车站制止可能出现的骚乱。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最后的工作将在早晨6点钟完成。

乌布利希精心准备了一份官方声明。他将于8月13日早晨把它发往东德和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会推说，他的行为完全是由于西德政府推行由“寻仇与好战力量”执行的“有计划的内战”而造成的。声明中说，关闭边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东德人民免于邪恶力量的攻击而提供安全保障。

从那一刻开始，东德人只有持有内务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西柏林。十天以后，西柏林人将获准进入东柏林。

乌布利希没有忽视任何细节。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很少见过他这样平静而满足。

东柏林，苏联大使馆

1961年8月9日，星期三

乌布利希平静地向苏联大使别尔乌辛全程展示了他最终计划的准备工作。看得出“细胞同志（Comrade Cell）”乌布利希——这是他年轻时人们因他出色的组织才能对他的称呼——正在干他最擅长的事。他不停地说着，不用看笔记，因为他已经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记忆力把这一切都装进了脑中。尽管这次行动包含许多零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西方情报机构已经发觉或者有任何反制的迹象。别尔乌辛将向赫鲁晓夫报告，这次行动可以按预定的时间进行。

赫鲁晓夫无奈而坚决地接受了这一消息。有什么办法呢？难民出逃的数字已经达到了耸人听闻的每周10000人，平均每天有2000人出逃。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那是一个怎样令人痛苦的决定。“东德必须对付因经济强大而对东德人很有吸引力的敌人……东德本来就患于劳动力匮乏，更不用说熟练工人了，吸走劳动力让东德雪上加霜。如果长此以往，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边是行动，给共产主义带来不光彩的声誉；一边是无所作为，听任他的西部前线陷入崩溃，赫鲁晓夫不得不作出抉择。“我花了很长时间想解决办法。我们应该怎样在东德引入激励机制，才能对抗东德青年逃往西德的力量？在东德我们要创造怎样的条件，才能使这个国家刹住持续的劳动力减员的趋势呢？”

他知道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将会说，苏联人把东德人关起来是违背了民意。人们将会宣称：“社会主义天堂的大门是由武装部队把守的。”但是赫鲁晓夫当时相信，关闭边界只是“一项必要的暂时的有缺陷的措施”。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坚信，如果乌布利希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工人阶级专政所释放出的道德和物质潜力”，那么这些麻烦就都不会发生。

但那只是乌托邦，赫鲁晓夫必须面对现实世界。

他知道，东德以及苏联在东欧的其他卫星国，都“尚未达到能够与西方进行竞争的道德和物质水平”。他必须对自己诚实：在压倒性的西方的物质优势面前，根本就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改善经济，阻止难民出逃和东德崩溃。

唯一的选择就是遏制。

东柏林

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

在距离行动还有不到36小时的时候，苏联战争英雄伊万·科涅夫元帅坐下来与乌布利希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为确保严守纪律、一击必胜，赫鲁晓夫派科涅夫代替伊万·雅库博夫斯基将军来领导驻德的全部苏军。科涅夫把雅库博夫斯基留下当了自己的副手。赫鲁晓夫这一举动里充满着象征意义——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又回到柏林来参加战斗了。

虽然已经63岁，科涅夫仍然是一位高大、悍勇、精力充沛的人，有着剃得光光的秃头和一对狡猾的蓝眼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部队在解放了东欧之后迅猛扑向柏林南部。在经过了1945年5月的血腥战斗之后，与朱可夫的部队一道征服了纳粹。由于战功卓著，他曾六次获得列宁奖章，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出任第一任华沙条约组织司令。

最使他适合于当前这项行动的资格是，他曾经在1956年领导了苏联军队镇压布达佩斯，致使2500个匈牙利人和700个苏联士兵死亡，20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逃离祖国。考虑到科涅夫过去对于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赫鲁晓夫相信他即使在最血腥的决定面前也不会退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科涅夫的部队追击撤退中的一个德国师到了一个叫作山德洛夫卡的苏联小镇。在包围了小镇，确保不会让一个德国士兵趁着风雪逃走之后，他开始痛击敌军。他用T-34坦克碾压那些四散奔逃的德军。还有传说，他的哥萨克骑兵用马刀砍死了最后一批幸存的德军，甚至砍掉了已经举起来投降的手臂。这一次，他的人一共杀死了2万德国人。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在开始这样一个秘密行动几天前，派出这样一位高规格的军事指挥官是冒险的。而在头一天下午，雅库博夫斯基将军邀请三个西方盟国驻柏林的军事联络官来会见他的继任者，又这是一个具有挑衅意味的举动。

科涅夫庄重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的名字是科涅夫。你们可能听说过。”

当这句话被三个翻译译成三种不同的语言时，将军品味着这些西方盟国联络官脸上的惊讶表情。“你们当然是与苏联驻德国军队总司令进行联络，”他说道，“好吧，我现在是总司令了，从今以后你们就直接与我接洽。”然后，他请这些联络官把这一变化以及雅库博夫斯基将军将作为他的副手这一情况，报告给他们的司令官。

最后，他问这三位联络官有没有什么问题。一开始这些人无言以对，紧接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就开始笨拙地向科涅夫转达他们司令官的祝贺，但是法国联络官却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的司令官还不知道科涅夫的到任。

“作为军人对军人，”科涅夫微笑着对法国联络官说，“让我告诉你吧，你转达给你的将军。我总是对我的军官说，一个指挥官永远也不要被突发情况给吓倒。”

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一切，这出戏可真是够丰富的了。

在给科涅夫的命令中，并没有具体命令告诉他一旦西方盟国对关闭边界作出比预期更加强硬的反应时应该怎样应对。赫鲁晓夫相信他冷酷的将军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作为乌布利希的直接上司，科涅夫提醒这位东德领导人，这次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两项绝对的条件。第一项是，在关闭边界的时候，东德方面绝不允许在任何地点切断西德人或是西方盟国通往西柏林的空中、陆路和铁路的运输线。

第二项，科涅夫说，行动必须快速如风。

赫鲁晓夫对该计划的指示是：“我们在东德建立边境控制不能给西方国家以战争解决争端的权利或借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科涅夫认为，速度是达成既成事实、确保东德军队的忠诚、阻止好战的美国司令官趁机兴风作浪的根本。快速执行的计划还会向西方展示共产主义军队已经在地面上建立的局势是无法逆转的。

人民议会，东柏林

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00

路透社26岁的年轻记者亚当·凯利特-朗是驻扎在东柏林的唯一一名西方新闻记者。当大批记者聚集在西柏林争抢消息时，他可以独拥共产主义这一方的所有新闻。由于他的通讯社与东德政府达成了协议，东德政府将给他发放证件、负责他的办公费用。乌布利希把凯利特-朗称为“我的小影子”，也就是承认他经常如影随形。

那天早晨东德新闻办公室的来电有些不同寻常。电话要求这位年轻的记者去报道这天上午十点钟在人民议会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通常，这位英国记者都不去报道人民议会会议的乏味内容，因为他知道编辑不可能采用这样的稿件。但是既然这次东德方面如此迫切地请他参加，其中必有原因。

那天议会通过了凯利特-朗称为的“谜一样的决议”：针对当前柏林形势中的“复仇主义”倾向，不论东德政府将要采取什么措施，议会都予以批准。这是给乌布利希的一个万能橡皮图章。

在会议大厅外面，凯利特-朗抓住了他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霍斯特·辛德曼，他是共产党宣传机构的负责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凯利特-朗问道。

辛德曼显得比平时言语谨慎。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审视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几缕黑发盖在他光秃的头顶上，他字斟句酌、不紧不慢地说道：“如果我是你，要是本来打算这个周末离开柏林，那么我就不会离开。”

说完这些之后，这个东柏林人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凯利特-朗后来回忆道：“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关于那个周末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你能得到的最明显的暗示了。”

这位英国记者查遍了所有的新闻报道，但是一点线索也没有。美国人在西柏林建立的自由柏林之声广播电台，那天早晨播报了东德难民到达马林菲尔德紧急难民营的数量又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对此，凯利特-朗曾经开玩笑地对妻子说，按他的计算，到1980年前后，东德就该没有人了。

东德官方的广播电台——“德国之声”那一天根本就没有播报任何关于难民的新闻——也没有播报任何能够帮助凯利特-朗解开谜团的消息。他们播放的是第二个做环绕地球飞行的苏联宇航员盖尔曼·季托夫的事迹。季托夫在成功返回地球前，在25小时18分钟里绕地球飞行17圈。电台里宣称，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成就”，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这却与难民潮形成了明显的矛盾。

为了进一步解开辛德曼的暗示，这位英国记者又开车来到欧斯特班霍夫火车站，这是东柏林通往东德其他地区的最大的火车站，他经常从那里观察难民流动情况。旅行者似乎比平时要多一些，但是，使凯利特-朗感到吃惊的是，穿制服的和穿便衣的警察也更多了。

那些警察在人群中野蛮地工作着。他们看似随机地不时从人群中挑选出几十个旅客盘问。他们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赶回原来的地方。这位英国记者在他的记事本上草草写下了：“警察行动升级。”可是，在凯利特-朗看来，东德政府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那无异于用伸开的手掌去阻挡汹涌的潮水，结果将是徒劳的。他能够从人群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焦虑。

凯利特-朗回到办公室，写下了一篇能让全世界新闻社都忙碌起来的报道。“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柏林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等待着为制止涌向西柏林的难民潮”的重大措施。根据辛德曼的提示，他说官方的反应将是“急迫的”。

这篇用词强烈而悲观的报道，正是属于那种凯利特-朗经常不受上司欢迎的草率报道之列。但是他自己却很有信心。他认为现在将要发生的事件有几种可能性。他列出如下：“东德政府可能会加紧对旅行的控制。他们可能加重对那些企图出逃的人的惩罚。当然，最大的新闻将出现在东德政府全部关闭出行路线的时候。”

凯利特-朗无法相信那种可能性，因为那将意味着战争的可能。

史塔西总部，东柏林诺曼大街

1961年8月11日，星期五，傍晚

在首次给下属下达这个周末的行动任务时，史塔西头子埃里希·米尔克给这一历史性的行动取了一个代号。“今后我们将把这次行动称为‘玫瑰行动’。”他并没有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许他认为在那亿万个铁丝网的尖刺上绽放出了一种序列之美。

米尔克全身散发着自信。尽管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几乎同高——但是他的体格更健壮，更像运动家，也比另外两人更漂亮。他下巴上永远留着短须，黑眼睛下面永远垂着眼袋。

早在1931年，年仅24岁的时候，米尔克就开始了他杀人的勾当。他把两个警官引诱到预先计划好的政治集会地点——巴比伦电影院门前，然后杀掉了他们。在谋杀之后，米尔克在当地一个酒吧里得意地对他的同志说：“今天我们要庆祝一下我完成的艺术！”此后，党内同志秘密地把他转移出了德国，国内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在莫斯科开始接受一个政治情报官的教育和训练。

自从1957年，米尔克就掌管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门。但是，即将到来的时刻才是对他精心经营的国家机器——85000名国内专职间谍和170000名告密者——最严峻的考验。而现在，这些聚集在秘密警察总部食堂里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即将开始的行动一无所知。

米尔克对下属说：“今天，我们即将掀开我们契卡工作的新篇章。”他总是喜欢使用“契卡”这个词，那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组织中最早的国家安全机构。“翻开新篇章需要调动国家安全力量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认识是否清楚，我们的立场是否坚定。我们是否理解党的政策路线，我们能否执行党的指示。”

米尔克身体健壮，他不吸烟，也很少喝酒。但是他有三项嗜好：普鲁士进行曲、在他为党内高层保留的私人领地上打猎、安全部下属足球队——“体育工会发电机队”的胜利。在他对比赛和球员的操纵下，他这支球队总是无往不利。可是以上这些爱好，哪一件也比不上现在这件事有意思。

他对下属说，他们即将开始的工作将会“展示我们国家的力量……要记住最重要的是：时刻警惕着，要展示极端的效率，要消灭一切负面情况。绝不允许敌人活动，绝不允许敌人聚集”。

然后，他发布了周末行动的命令，包括从怎样控制一个工厂到逐区地精确评估“敌对力量”。他要求秘密警察一定要进入军队中，通过与军官保持密切接触来确保战斗力和政治忠诚。他说：“不论谁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都将被逮捕，是敌人就要马上制伏。我们的目标是防止一切负面现象。敌对力量必须迅速而谨慎地逮捕……一旦他们开始活动的话。”

米尔克的导师威尔海姆·蔡塞尔 ⁽²⁾ 在1953年6月没能制止工人抗议运动蔓延，然后米尔克上台。在那段时间里，很多士兵和警察都加入了抗议行动，罢工像潮水一样在全国蔓延，最后苏联坦克和军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米尔克一贯采取的策略是，在敌对力量尚未形成气候之前预见它、消灭它。

东西柏林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

对于大多数柏林人来说，这个周末与其他夏日周末并没有什么两样。

气温是令人舒畅的华氏75度（摄氏24度）。天空中的云彩刚好能够挡住太阳的暴晒。在经历了前一周的大雨之后，柏林人都出来聚集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公园里和湖边的沙滩上。

接近东西柏林边境的一个街区关闭了交通，但那是为了在齐默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克罗依茨贝格儿童节。在那里，狭窄的街道上到处都装饰着旗帜和飘带。从柏林各处来的孩子笑着，玩着，要家长给他们买冰激凌和蛋糕。大街旁边公寓楼的窗户里，一些慈爱的大人往下给孩子抛洒着棒棒糖。

那一天，大部分盟军军官都放假了，与家人在一起。有些人在万湖上驾着帆船一直驶向波涛起伏的哈弗尔河。驻柏林美军司令官阿尔伯特·沃森二世少将到蓝白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那里的会员资格也是占领军权利的一部分。

生意极好的“塞维林＋库恩”公司的旅游车正忙着向满载的游客展示冷战的中心，包括苏联占领区的一些站点。导游提醒游客不要在某些公共建筑前面拍照，但鼓励他们尽情地拍摄位于特雷普托公园内的苏军纪念碑。那里有一个巨大的苏联红军战士的雕像。他一只手怀抱着一个德国婴儿，用一只靴子粉碎着纳粹的万字标志。

当天西柏林报纸的最大新闻是难民涌入创造最新纪录。一个平淡的带着鼻音的声音在马林菲尔德难民中心对正在排队的人们数道——“765、766、767”——到那天登记结束达到了两千多人。

教职人员、公民俱乐部人员和其他包括盟军家属的志愿者，都来这里帮助给饥饿的难民分发饮食，帮助哄哭闹的儿童。难民营已经满员，因此难民必须被分派到城市的教堂、教室、兵营和医院去过夜。海因里希·阿尔贝茨是柏林市长勃兰特的总管。他打电话给美国驻军的副政治顾问乔治·穆勒，请求援助一些野战口粮，因为马林菲尔德的食物都已经发光了。他说道：“事情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

穆勒从美国驻军那里拨出几千份C级口粮。尽管那只够吃几天的，但是对于阿尔贝茨来说，现在是聊胜于无。

自从1953年以来，柏林还从没有见过这样汹涌进入的人潮。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的25栋3层楼房已经被挤得几乎爆炸，另外29个临时搭建的营地也是如此。每天有21次包机把这些难民从西柏林运往有更多工作机会的西德其他地区。

可是这些措施都不足以应付。工作人员几乎已经放弃甄别真假难民了，因为其中一定混进了一些乌布利希的对外情报主任马尔库斯·伍尔夫安插的间谍。

当夜幕降临到柏林城的时候，儿童节的焰火照亮了夜空。在西柏林希尔顿饭店顶层阳台跳舞的一对对男女，都停下来观看烟花表演。西柏林的电影院也都客满，大部分观众来自东柏林。考虑到他们只要花上1马克25芬尼东德或西德货币就可以看一场电影，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电影包括：动物园艺术工作室电影院上演的由克拉克·盖博和玛丽莲·梦露出演的《乱点鸳鸯谱》；德尔斐电影皇宫上演的查尔顿·赫斯顿出演的《宾虚》和斯宾塞·特蕾西出演的《老人与海》；选帝侯大街影院上演的由加利·库珀和英格丽·鲍曼主演的《丧钟为谁鸣》；还有在乌法亭上演的由奥逊·威尔斯主演的《第三个人》。

在舞台上，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西区故事》正在席卷西柏林。东柏林也有吸引人的舞台剧目。数百名西柏林人每天晚上来到东柏林观看著名的柏林剧团上演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或是在迪斯特夜总会上演的政治卡巴莱表演。有些人到东柏林来是为了到潘科区东北部的里亚托酒吧喝便宜饮料，那里每天24小时营业。

苏联军队由于实行“反亲善政策” ⁽³⁾ ，在那个周末的夜晚士兵都被限制在兵营。可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士兵却在大街上东游西逛，享受他们的金钱对柏林姑娘的吸引力，因为本地的德国男人都远没有他们有钱。第一威尔士团已经聚集在英国区的舞厅里；法国士兵在士兵之家也占据了一个舞厅；而美国大兵则聚集在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或是喜欢的酒吧里寻欢作乐——就像每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一样，他们总会把它变成一个漫长而酒气熏天的夜晚。

纽伦堡，西德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入夜

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正在慕尼黑北面将近一百英里的纽伦堡，进行着总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在铺着鹅卵石的广场上，在6万选民面前，勃兰特攻击竞选对手阿登纳拒绝与他进行尼克松对肯尼迪式的公开辩论。

以一种嘶哑而动情的声音，这位47岁的市长假以辞令地问观众，为什么每天会有这么多难民来到西柏林？“答案是因为苏联正准备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打击，其严重性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说东德人害怕“铁幕会被水泥封死”，而他们会被“锁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中。他们痛苦地担忧，自己可能会被遗忘或牺牲在淡漠的祭坛上，无路可逃”。

勃兰特以既有诗意又有预见性的语言对阿登纳进行了另一轮攻击：“今天，我们正处在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可是我们的总理却对此漠不关心……”

他号召分裂的东西两方所有德国人，都加入到一次决定他们未来的全民公决中来。他确信他们都会选择一个民主的西方路线。如果东德人无法加入这次投票，那么我们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应该独立投票。针对德国的战败，他说：“我们也有权利要求自决，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为我们并不比别的民族差。”

人群疯狂地喝彩，想要再听他说些什么。可是勃兰特已经筋疲力尽，他走进了车厢里。这两节火车车厢载着他从一个竞选站到下一个竞选站。今晚，火车将载着他前往位于北海海岸上的基尔港。

勃兰特在纽伦堡的同时，阿登纳正在距离家乡波恩不远的吕贝克进行竞选活动。他在散乱而无重点的演讲中请东德人停止向西涌来，请他们待在家里，帮助东德准备德国的统一。

“我们有义务，”他说，使用了充满感情的德语词汇“义务（pflicht）”一词，“对处于边界另一边的德国兄弟姐妹说：别惊慌。”他说，会有那么一天，所有德国人将结束痛苦的分离，重新合而为一。

大多尔恩湖，东德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下午5:00

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参加花园聚会的客人面前显得异乎寻常的放松。聚会地点在柏林城外25英里的大多尔恩湖。这处被称为“桦树林别墅”的地方原来是纳粹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的狩猎屋，现在是政府礼宾的场所。乌布利希的客人当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没有人说破。

乌布利希的集会有双重目的。首先，他要隔离他的政府官员，好让他们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批准行动的文件上签字。其次，他要掩人耳目。如果有西方情报部门监视，他们将向上司报告，东德领导人都正在他的别墅里进行夏日聚会。

客人都悄悄地推测自己被召来的原因。有人注意到，客房周围的树林中有比平时更多的士兵和军车。不过，在乌布利希的王朝中，没有一个人是靠提问发迹的。

8月的太阳已经偏西。他们聚集在安静的湖边，桦树荫下的草地上。对于那些留在屋子里的人，乌布利希给他们放了一部名为《各顾各人》的苏联喜剧片，讲的是在一艘载运狮子和老虎的苏联货船上发生的混乱局面。

客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知道，今天下午四点钟，领导人已经签署了让昂纳克开始“玫瑰行动”的最后命令。站在乌布利浠身边的是今晚指挥链条中的几个关键人物：主管政府的政治局委员维利·斯多夫和保罗·维纳、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龙、交通部长埃尔文·克莱默、内务部副部长弗里茨·艾克迈耶和人民警察总长霍斯特·安德。

昂纳克正站在他们面前，向上级报告今晚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提问或反对。然后，昂纳克给每个人分发了手写的指示，上面都一致地签署了这样的签名：“致以社会主义的敬意，E·昂纳克。”

海恩尼斯港，马萨诸塞州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正午（柏林时间下午6:00）

肯尼迪总统明显对于柏林即将发生的事件毫不知情。他在正午时分从科德角乘船出海，看来是要与华氏90度（摄氏32度）的高温搏斗。他把这个星期六的上午花在了阅读报告上。那是昨天他与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讨论如何应对柏林危机的后续报告。

这天的外交邮件带来了一些令人关注的内容。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在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友好集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他的威胁表示担心：一旦战争爆发，北约组织中的希腊、意大利和西德将遭到“全部毁灭”。同时，赫鲁晓夫却更胜以往地大谈苏联如何愿意对西柏林的通道提供保证，确保不干涉这座城市的内部事务等等。

这两者都应该被视为给肯尼迪的信息——一根大棒，一根胡萝卜。

国务卿腊斯克给美国驻德国大使道林发了一份措辞尖锐的电报，开头写道：“东德的局势正引起我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警告“如果在这时引发1953年的那种冲突对我们是极不合时宜的”。

他担心东德人因为害怕“逃逸通道被关闭”而爆发起义，并且会“在正实施的军事和政治措施起作用之前发生”。他说，“如果东德冲突爆发是基于认为西方能立即对他们进行军事援助的话，那将是尤为不幸的”。

他要求道林向他报告对于“冲突提早爆发的可能性”西德政府的看法，以及“什么样的行动能避免冲突，美国和盟国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等等。他请道林告诉西德人，“从政策上来说，盟国不会做任何恶化局势的事”。

尽管对于即将来到的烦扰有这样明显的担心，在中午时，肯尼迪还是把文件丢到一边，顶着穿过云层的灼热阳光，乘着快艇向楠塔基特海峡驶去。同行的还有妻子和三岁的女儿卡罗琳，以及好友纽约广告人莱姆·比林斯。海岸警卫队和警察的巡逻艇给第一家庭清理出了一块游泳区后，总统把船停在科土伊港。杰奎琳支好粉红色太阳伞，穿着蓝白色游泳衣跳进了水里。

关于赫鲁晓夫活动的最新报告没有多大意思。这位苏联领导人已经到克里米亚度假去了。他要在那里准备10月的党代会，据说要到9月初才会回来。更多的令人激动的消息是关于纽约洋基队的不平凡战绩。米基·曼特尔刚刚打出了他的第44个本垒打；而罗杰·马里斯打出了第42个。

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航行，肯尼迪一家又回到了他们的私人码头，开始在那里游泳，卡罗琳穿着黄色的救生圈也加入其中。后来，《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报道，尽管“没有看到总统发力游泳……但是从他攀登“马林号”船尾梯子的灵巧动作来看，总统最近已经没有背痛的迹象了。”

正当东德士兵往卡车上秘密装载坦克陷阱、铁丝网、水泥柱和拒马的时候，肯尼迪开着白色高尔夫球车进了楠塔基特村。在那里，他走进当地的一家糖果店，给卡罗琳和她的四个堂表兄妹买了冰激凌。杰奎琳穿着蓝色衬衫和红色短裤，一如刚从时装杂志里走下来的模特一样。

东柏林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下午

7:00路透社记者凯利特-朗的星期五报道引起了一阵骚动。他在报道中预言了柏林将有重大事件发生，这使得他的新闻编辑大卫·坎贝尔当天下午就亲自飞到了这里追踪新闻线索。

到星期六夜幕降临，这两位记者还在寻找事实根据以确证凯利特-朗的那份独家新闻。“你把我们放到了尴尬的境地，”坎贝尔对年轻的记者说，“最好有什么事情发生。”

在重读自己报道的时候，凯利特-朗问自己，文章中的用词是不是过于夸张了。他和坎贝尔在东柏林城里四处转悠，徒劳地寻找他所预言的危机的蛛丝蚂迹。可凯利特-朗看到的，不过是晴好的一天里游泳池和咖啡馆里熙攘的人群。

也许会发生在夜里晚些时候吧，记者对他的上司说。

人民军司令部，施特劳斯贝格，东德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晚上8:00

年过半百的海因茨·霍夫曼将军既是东德的国防部长又是人民军司令。现在他正骄傲地站在他的下属军官面前。他笔直地挺立，合贴的军服上挂着八排勋章，向后梳起金发波浪上有稍许斑白，活像是二战电影中的人物。坚毅而高耸的颧骨使他看上去似乎有点过于英俊了。

像大多数东德领导人一样，他战前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年轻共产主义者。由于在反纳粹游行中被判有攻击罪，他在监狱中吃尽了苦头。在1937年至1938年间，霍夫曼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受了重伤。那时，他用化名海因茨·罗斯加入了国际纵队。之后，他在俘虏收容所里待了两年，接着去了苏联。在那里，他为将来的工作受到了教育和训练。1949年，他创建了东德武装部队，而他现在正把这支力量用在他自己的人民身上。

霍夫曼身旁的是他最得力的役马——奥托马尔·派希。他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战时他在东部前线作为纳粹国防军参战，后被苏军俘虏。现在他的工作是训练精锐部队和监督秘密警察与军队之间的协调行动。这项工作在这次行动中尤为重要。

柏林城东30公里的施特劳斯贝格，人民军司令部里，在他们面前列队的是军方的高级指挥官和高级边防警官。他们刚刚在自助冷餐上大快朵颐，享用了平常东德人尝不到的各种美味佳肴：香肠、火腿、牛肉、鱼子酱和熏三文鱼。尽管有酒供应，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只喝咖啡，因为听说今晚有秘密行动。

看过了一场歌颂社会主义战斗力的电影之后，霍夫曼向下属简单说明了今晚的任务。晚8:00，霍夫曼交给他们第一道密封的命令。然后，命令逐级地一一往下传达，大多是通过电话。他们已经作好了动员士兵和警察的准备。整个周末，数千士兵和警察都被他们的长官留在了兵营和训练营地。

到了晚上十点，昂纳克确信一切如计划准备就绪，可以全面动员了。这一整夜，他将不断接到来自军官、地区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报告。他的触角伸向了四面八方。昂纳克后来回忆道，他在“即将天亮的星期天”展开的行动，将使全世界都“竖起耳朵”。

到现在为止，这次行动泄露到西方的那点情报还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西德自由民主党主席埃里希·门德在听到西德间谍头子恩斯特·赖默的报告后，专门联系了阿登纳的内政部长。因为赖默向他报告，他的人发现了很多迹象，乌布利希正准备在某个时候关闭柏林城中心的边界。这些情报都很可靠，因此门德专程来到赖默的办公室，和他一起在展开的柏林地图前讨论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结果，两人都一致认为关闭边界是不可能的。

“那是行不通的。”门德说道。

可是，就在那天午夜时分，昂纳克给军队司令部打了电话，下令开始执行这个“行不通”的任务。

昂纳克说：“你们都已经知道任务了！出发！”

霍夫曼马上开动他的国家机器：第八摩托化炮兵师的大约3150名士兵、100辆坦克和120辆装甲车，开始从什未林开向柏林。他们将驻扎在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区的牲畜栏里。霍夫曼还另外派遣第一机械化师的4200名士兵、140辆坦克和200辆装甲车，从他们驻扎的波茨坦兵营出发。他们将在第一道边界防线的后面形成第二道防线。第一道边界防线将由来自东柏林的人民警察、预备警察第一营和柏林安全司令部的10000人组成。

总计，有8200名警察、3700机动警察部队、12000工人战斗队和4500国家安全人员。他们的后面是40000名东德士兵，用来防备万一关闭边界引起的类似于1953年6月全国起义。被认为特别忠诚的来自萨克森的士兵将增援驻扎在柏林的10000名人民军。

这是一个清凉而晴朗的夜晚——对于这样的行动再好不过了。

看来大自然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大多尔恩湖，东德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晚10:00

乌布利希看着表对客人说：“我们应该开一个小会了。”

这时正是晚上十点整，是召集客人到会议室里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刻了。客人大都酒足饭饱，人困马乏，准备回家了。他们已经跟乌布利希一起待了六个多小时，其中不少人已经喝醉，至少是头重脚轻。他们都顺从地进了会议室。

乌布利希对他们宣布：三小时以后，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将被关闭。在场的部长们都将当场签署一项已经打印出的法令，从而让乌布利希授权东德安全部队对“社会主义欧洲与资本主义欧洲之间仍然开放的边界予以适当控制”。

“大家都同意吗？”乌布利希问道。他满意地看到客人们都在默默地点头。

他告诉客人，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和他自己的家人一样，在行动没有完全展开之前，将不能离开多尔恩湖。但是，他补充道，有足够多的食物和酒在等着他们消受。

没有一个人反对。正如乌布利希三天前告诉苏联大使别尔乌辛的那样：“我们将一起吃饭。我将与他们共享关闭边界的决定。而且我完全相信他们会同意这个措施。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在行动完成之前是不会让他们离开的。”

“安全总好过遗憾。”他说。

路透社办公室，东柏林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晚10:00

现在，比起柏林的命运来，凯利特-朗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工作。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钟，他还没有找到任何事实来支持他星期五的那篇报道，即柏林正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周末。他又回到火车站去寻找任何不寻常的活动，并且在他平时买早版《新德国》的报摊上翻了个遍，他想看看在党报上会不会有重要消息。

他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报纸。只有例行消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发生任何事情”，他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

凯利特-朗在伦敦的编辑迫于订户的压力，正在催逼他要么续写一篇接续前一篇的报道，要么推翻前一篇。“我不能只是把头埋在沙子里。”当他开始构思导语的时候，他这样想道。

“与我们所期待的正好相反……”他在打字机上打道。

“与我们所期望的正好相反，相反什么呢？”他问自己。

“我太业余啦。”他对自己嘟哝着。

他把稿纸团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在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下，他开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伦琴塔尔，东德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午夜

三声悠长的警报声划破夜空，把鲁迪·梭罗中士从熟睡中惊醒。他打开灯，看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零点过一分。很可能是又一次训练，他在心里骂道。最近这样的训练太多了。可是这位金发而瘦削的23岁的东德边境警察第一旅第四排排长知道，他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训练都认真对待 ⁽⁴⁾ 。

头一天下午梭罗看见了很多军事活动，看起来都不像是演习。在他位于柏林以北40公里的伦琴塔尔的岗位上，整个下午他都看到苏联的T-34和T-54坦克轰隆隆不停地从身旁开过。他还看到几列装满东德士兵的火车开往东柏林。

梭罗自愿加入边境警察已经六年了。他是受到高工资和特权商品的吸引才当的警察。六年来，他获得过各种荣誉，还是他们旅里最好的神枪手。

梭罗很快穿好衣服，跑到隔壁房间叫醒他的部下，被猛然掀掉毯子的部下开始咒骂起来。集合完毕，他们的连长魏茨中尉对下属说，今天晚上他们要执行任务，是一次迫不得已的对敌人的回击。

魏茨中尉说，对于劳动力不断流失，我们东德政府已经容忍了太长时间。那些一直把我们东德人作为猎物的西德人贩子们，现在该让他们也尝尝劳动力缺乏的滋味了。他还说，通过今晚的行动，在西柏林的83个间谍和恐怖活动中心也将受到沉重打击。

魏茨说，他也是一个小时以前才接到任务通知的。他小心地撕开一个上面写着绝密字样的棕色大信封，拿出里面的内容。梭罗和其他人不耐烦地听魏茨拿着那份文件念了五分钟，这才切入正题：

为了防止西德和西柏林的复仇和好战势力的敌对活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将实行控制，包括大柏林地区的西部边界……

柏林将被一分为二，而梭罗的人将帮助划出分界线。梭罗听到另一位中士——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悄声说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盟军真的会对这事袖手旁观吗？”

或者他们会为此开战吗？

路透社办公室，东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凌晨1:00

将近凌晨1:00，亚当·凯利特-朗看着他的东德新闻社打印机吐出每日的晚安信息。他决定“停止眼下的事”，天亮以后开始找一个新工作。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用德语劝告他，今天晚上不要睡觉。到了凌晨1:11，他的电传打字机响了。凯利特-朗随着机器的打印读着这篇上万字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决议。这位英国记者感到机器打印的速度已经供不上他阅读的速度了。决议中谈到，那些“受到欺骗的人民”，也就是逃难者是怎样被收编成间谍和破坏者的。作为回应，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正在确保“在整个西柏林的周围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控制”。这份声明再次对北约国家保证，华沙条约组织不会触碰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线。

凯利特-朗马上冲向他的汽车。他要开向边界，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沿着家附近的舍恩豪斯大街向菩提树下大街驶去。这期间，他除了偶尔碰到几对情侣在门廊搂抱之外，看到的完全就是一座死寂的城市。然后他开始转向勃兰登堡门。

在那里，一个手里挥舞着红色信号灯的警察拦住了他的汽车。

“恐怕你不能再往前走了。”那个警察平静地说，“边界关闭了。”

凯利特-朗又回到菩提树下大街向前开，打算从这条路回到办公室。他要返回他的办公室写一篇报道，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他又被拦住了。那里是东德士兵最主要的操练场。另一个手里拿着红色信号灯的警察站在空旷的广场前阻截了交通，为了让满载士兵和警察的巨大车队通过。无休无止的车队似乎永远也走不完。

凯利特-朗终于回到了办公室，他要马上写一份“紧急”报道。它将使全世界新闻社的机器都运转起来。这是很容易写的：“东西柏林的边界在今早关闭……”

紧接着，他使用第一人称叙述：

自午夜后不久开始的边界控制以来，我成了驾驶东德车辆通过警察封锁线的第一人……勃兰登堡门——柏林东西两部分城市之间最主要的交汇点，被东德警察包围了起来。这些警察有的手里拿着冲锋枪，旁边还有一些所谓“工人战斗队”的准军事人员。

然后，凯利特-朗打开收音机，把调频拨向东德广播电台。他听到的是一个义正辞严的声音正在宣读一个又一个新的旅行控制措施和禁令。他开始以最快的打字速度写稿。这位英国记者发现，奇怪的是，这家东德电台在无尽无休地宣读禁令的间歇，播放的竟然是现代、轻松的爵士乐。

“那么这就是他们干的事了。”他暗自想道，“他们在播禁令的时候还放着轻松的音乐。”

法国占领区，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凌晨1:50

行动开始后20分钟，西柏林警察汉斯·皮特斯中士看到，有六辆东德军车亮着耀眼的前灯朝着他正在巡逻的马路开来。这条斯特雷利茨大街和另外193条大街一样，一直横跨着两个柏林之前并未划明的边界。

从卡车上下来的士兵马上分列在大街的两旁。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拿着长长的黑色物体，皮特斯认为那是机关枪。皮特斯这个曾经在东部前线作战的第三帝国老兵从枪套里拔出他的斯密斯威森左轮手枪。他一面往枪膛里装子弹，一面想到对于如此数量的敌人这点防御根本不够用。他在一个门道里找到隐蔽处，然后从那里看到了那天晚上在很多地方都重复上演的一幕。

两队六个人一组的士兵在大街的便道上，面朝西，或是卧倒或是蹲下，把机关枪架在支架上，指向皮特斯的方向。他们没有入侵西柏林的企图，只是对着尚未露面的对手架起了一道防线。在前排士兵的身后，另外两个班的人马在架设铁丝网。他们把成卷的铁丝网展开，把铁丝挂在预先架设好的拒马上。他们的警戒线完全设在苏联占领区内，远远地处在划定的分界线后面。

从理论上来说，皮特斯是处于法国占领区内，可是所有的法国士兵都去睡觉了。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孤独的西柏林警察，看着一次完美无缺的行动。他看着敌人平静而顺利地把大街封闭起来，甚至没有一个斯特雷利茨大街上的居民开灯起来看看。

一旦边界线固定下来，东德士兵就会把枪口转向东面，准备镇压他们自己的人民。皮特斯马上向上司报告了他看到的情况。

美军驻地，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凌晨2:00

在凌晨2:00接到第一份边界关闭的报告之后，美军驻柏林最高指挥官小艾伦·莱特纳并不想叫醒他的上司们。华盛顿方面总是会大惊小怪，因此莱特纳决定先核实了消息再说。这时候在美国也是夏天，同为一个周末的夜晚。在此时用不必要的电话把上司叫醒，他们会比平时更加不悦。

而驻西柏林美军、英军和法军代表处的高级官员之间却是电话不断。他们努力把各自获得的情报拼贴到一起。“东柏林似乎有什么事发生。”莱特纳话里有话地对东部事务处的外交官威廉·理查德·斯迈泽说。莱特纳让他们把情况查清楚。

凌晨三点钟刚过，在欧洲北部黎明初露的曙光中，斯迈泽和他的同事弗兰克·特林卡一道驾驶他的梅赛德斯190SL汽车，一路向波茨坦广场开去。那里的东德警察和工人战斗队正打开第一卷铁丝网。当这两位美国人被告知不能通行时，斯迈泽抗议道：“我们是美军的军官，你们没有权利阻挡我们。”

这是第一次测试苏联和他的东德伙伴是否会阻止盟军在柏林自由通行的权利。这可能会成为美军作出军事回击的导火索。在用无线电与上司通话之后，这名警察移开了铁丝网，让两位美国外交官通行。那天晚上，警察将阻止任何普通东德人通过，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明确的命令，不要阻止盟军官员通行。赫鲁晓夫在肯尼迪原则之内行事的策略，看来是生效了。

在绕东柏林行驶的一小时里，斯迈泽和特林卡见证了一个城市疯狂的警察活动与个人的绝望。沿着所有的边界线，警察都在卸下水泥柱和铁丝网，封闭从东通向西的所有街道。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东柏林通往西柏林的最主要车站，武装警察正在封锁光线昏暗的站台。那些痛苦的旅人，在黑洞洞的大厅里坐在他们的箱子和包裹上，许多人都在哭泣。当仔细看着这些人的脸，斯迈泽想象得到他们的内心：“要是再早动身24小时就好了！”

孩子与父母分离，恋人与恋人分离，朋友与朋友分离。鲁迪·梭罗中士手下的一个警察，对于自己参与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感到极度羞愧，他在那天早晨越过铁丝网投向了自由世界。

斯迈泽与特林卡开车回西柏林，在经过勃兰登堡门时被东柏林警察阻挡。等待了一小段时间后，经一位在现场监督的共产党高级官员批准之后，便畅通无阻了。

由于这两位外交官所收集到的印象过于个人化，危机也正在发展之中，因此美国代表处决定不急于向华盛顿作全面报告。莱特纳的团队说，他们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却要去跟新闻社的记者比赛报道特大新闻。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官僚体制，从柏林发出的官方电报要通过位于波恩的美国大使馆中转，然后再发到华盛顿，全程竟需要四到六个小时。边界的关闭也打乱了美国情报部门与常用联系人的联络，因此阻碍了对于柏林正在发生事件的独立核实。

在莱特纳听取侦查人员汇报的时候，他敏锐地听到，他们没有看到苏军直接参与行动。一方面，这意味着边界关闭不能被看作是军事威胁，因为苏联军队没有开进柏林。另一方面，东德政府正在践踏四国协议，协议规定东德军队不许进入东柏林，更不用说他们用军队占领城市和封闭边界了。

柏林时间上午11:00，莱特纳用电报给腊斯克发去了一份全面报告，而在此之前他通过所谓的紧急渠道发送的都是部分信息。他简单地报告：“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断然采取控制措施，阻止苏占区和东柏林的居民进入西柏林。”他说这一举动“明显是不断增加的难民潮导致东德经济损失和社会主义阵营威信降低的结果”。

一直到当晚十点钟，综合了各方面的消息之后，莱特纳才对最近24小时里发生的事做了进一步的电报报告。这一次他强调了巨大的军事调动，包括苏军对行动的重要支援。他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人民显示任何不服从的行为都将受到坚决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恐吓住人民，从而把一切反抗扼杀在摇篮里”。

他得出结论，这次在全东德大范围的苏军部署表明了，莫斯科对于瓦尔特·乌布利希军队的可靠性有所怀疑。他还指出，东德官方现在允许西方军人和平民在东西柏林之间自由通过。莱特纳报告说，在这座城市被物理分隔的第一天，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共有800名新难民登记。他们要不是8月12日过境的，就是“今天穿过运河或田野过来的”。

波茨坦广场附近，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上午9:00

随着早晨的来到，西柏林人的情绪由彷徨、困惑转为愤怒。工作不久的只有20岁的西柏林警察克劳斯-戴特来夫·布伦泽尔，来到波茨坦广场执行任务时发现，仅仅几个小时之内，世界就发生了怎样急剧的变化。

前一天晚上他还像往常一样上班。在被战争夷为平地的空旷广场上没收违禁品，与妓女聊天。这些人在这里闲逛，把这里当作招徕东西柏林两部分顾客的理想场所。可是现在，这里只有东德边境警察用风镐在地上钻眼，安放水泥柱，最后在上面挂上铁丝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布伦泽尔只有4岁。现在，当他在东德坦克面前走过，而炮口随着他移动时，他真怕这是一场新的战争。

接近中午，一群愤怒的西柏林人聚集在边界向东德警察扔石块，骂他们是猪、是纳粹。布伦泽尔“为了避免被自己人扔的石块打着”，只好躲了起来。

不久，西柏林人的愤怒开始转向至今还没露面的美国士兵。那些他们以为应该出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这种命运的保护者，那些一直说着美国对于柏林的自由负有义务的漂亮话的人，至今还没有派来一个美国士兵。

美军司令部，克雷大街，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早晨

沃森将军是驻柏林美军司令。他正陷于多条报告和指令之间左右为难。他来到柏林才三个月，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判断力。

他曾经以为柏林风平浪静，这才把自己的岳母也接了来。他曾经把这座分裂的城市在美苏对峙中的状态比喻为“风暴眼中的平静”。他在柏林更多是在学德语、练习高尔夫技术以及与夫人一起参加他所谓的“老年双打”网球比赛，而不是在秣马厉兵。

柏林报纸在介绍这位52岁的将军时，提到了他喜欢骑马、打桥牌、看轻歌剧、读精装本的神秘小说等等。在数量远超自己的敌人面前，沃森将军感到力不从心。他知道西柏林不可能挡得住敌人一次常规的协同进攻。并且，即使他手上有军队，他也没有独立指挥他们的权力。

对于沃森将军来说，柏林决策程序中官僚主义之登峰造极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所未见。他一共有三条报告路线。第一条是直接向美国大使沃尔特·道林报告，他坐镇在300英里外的波恩；第二条线是驻欧洲美军总司令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他的司令部设在海德堡；第三条线路是北约司令劳瑞斯·诺斯塔德将军，他的司令部在巴黎。对沃森的命令也来自这三个不同方面，但是他们很少一致。

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就像8月12日夜晚到13日早晨那样，所有的渠道都沉默了。沃森的直觉告诉他，在这样草木皆兵的时刻，应该固守阵地并期望好运。几周以来，五角大楼的指令也一直在警告他，让他不要因东德和苏军的挑衅陷入可能升级成严重冲突的军事行动，仿佛他的上司已经未卜先知。因此在8月13日的早晨，沃森将军安安稳稳地对敌人的行动作壁上观。

东德人未越雷池分毫。他们没有踏进任何非苏军占领区一步。沃森将军的侦查人员观察了苏军在城周的全部调动，并未见他们在柏林城内有显著举动。因此沃森将军觉得没有理由把克拉克将军和诺斯塔德将军叫醒。当然了，国务院的人会通知在波恩的道林大使的，因此他也不用跟他联系了。

那天早晨，沃森派出了直升机从空中监视局势，但没有派出美军到新加固的边界上查看。因为一次显示美军军力的行动，虽然很可能会满足那些渴望看到美国人决心的柏林人，但是沃森将军的上司一定会斥之为莽撞的挑衅。

早晨7:30，在克雷大街的美军紧急行动中心地下室，欧内斯特·冯·帕维尔的报告使沃森坚定了克制是正确的选择。帕维尔告诉沃森，苏军的四个师已经开出他们常驻东德的防区，包围了柏林。

“冯”今年46岁，负责美军联络处与驻波茨坦的苏军西部集团军联络，职位非常关键。尽管他的名字上有德国贵族的印记，但是他的家族出身和举止都是纯粹美国怀俄明州拉勒米市的作派。他在沃森将军那里赢得了行事得当的美誉。

就在四天前，冯在一次例行的柏林观察委员会会议上，准确地预测到乌布利希将要建一座“墙”。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美军设在柏林的机构间秘密情报组织。它的任务是在有敌对行动迹象时首先拉响警报。尽管当时没有人在意他的意见，但是现在冯却在上司那里获得了认可。

托马斯·麦考德中校是美军第513军事情报组在柏林的负责人。他研究了很多堆放在在柏林分界线上建筑材料的照片和报告，有水泥墩、铁丝网和其他材料。由于这些材料散放在很多地方，而且又都通过不同渠道进口，因此他的手下人很难解释清楚这究竟是要干什么。

“那么，汤姆，你认为他们会修一座墙么？”大卫·古德温上校在会上问道。他是沃森将军参谋部的情报主任。麦考徳回答说，他有三个消息来源，但是它们互相矛盾。一个“可靠的”但是未经验证的来源说，将要建一道墙，而且会“很快发生”；但是另外两个被判定为“更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冯·帕维尔。他提醒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华沙就修了一道墙，他们把犹太聚居区围在里面。他这个比喻令当时的在场者都颇觉荒唐。他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建一道墙是最不可能的事，那么我可以打赌说这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以前还从未猜透过苏联人。”问题是，冯·帕维尔当时缺乏任何实在的证据。

中央情报局柏林站副主任约翰·迪莫否定了冯·帕维尔的看法。他说，如果乌布利希建这样一道墙，那无异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他正是用这样的观点左右了这群人的意见，使他们一致认为修建一道墙是他们所讨论的这些可能性中“最不可能的”选择。

冯·帕维尔8月13日早晨的报告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从早晨4:00到6:00，他的一个侦查人员躲在东德的一座桥下，看到苏军整整一个师沿着高速公路开过。冯自己在去波茨坦的路上也数过100辆坦克。他对沃森报告：

苏军的第十九机械化步兵师，以及第十近卫坦克师，可能还有第六机械化步兵师，今天早晨包围了柏林。东德人民军的第一机械化步兵师从波茨坦开出来，现在方位不明。苏军沿着高速公路部署和移动。他们把部队分成小股，以三四辆坦克一辆装甲车和几个步兵为一组形成前哨和路障。这些前哨相隔距离三到四公里，看来是把柏林整个包围了。

这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完美行动，而美军情报部门事先对此却一无所知。冯·帕维尔的报告对于沃森的价值在于，苏联部队既然准备以这样的规模攻击，那么如果他微不足道的部队敢于反击的话，将被立即粉碎。

三个西方国家的司令官——法国、英国和美国——会面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他们带着随从军官来到盟军司令部会面。司令部位于市郊达勒姆区的美国占领区内。他们都被突发情况给吓倒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按照每月轮值主席的制度，这次正好该轮到沃森。尽管沃森缺乏在柏林的经验，但他还知道怎样数数。他一共有27辆坦克，按东西柏林之间的内部边界长度计算，平均每英里还不到一辆坦克。另外他还有6门105毫米的榴弹炮。这些根本不足以与苏军和他们的德国代理人作战。

路透社办公室，东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上午

玛丽·凯利特-朗从他们东柏林办公室的窗户向外张望。她看到的是一群愤怒的人。随着每一小时过去，人群越聚越多。以前玛丽从来没有想过他们舍恩豪斯大街上的公寓距离德国边境有多近——只有400码，那是因为这条分界线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清楚地定义过。

人群中大部分是愤怒的东柏林青年。他们眼看着自己与西柏林的联系被切断了。玛丽的丈夫亚当，这时已经向人群走去。他觉得这群人就像刚刚看过了一场伤心的球赛的球迷，他们希望有人能帮他们从中走出来。警察和工人战斗队把抗议的人群推回去。这时候，边界上人群已经聚了有20排之多。

当爆炸声响起的时候，玛丽以为东德警察向市民也包括她丈夫开枪了。实际上，爆炸声是警察向抗议者发射的催泪弹。人群四散奔逃。

这时亚当想起了以前的天真来。就在8月13日前不久，当他从西柏林购物回来的时候，一个警察拦住他的车要进行例行检查。正当他们搜查车厢的时候，亚当拿出一听烤豆罐头扔到空中，口里喊道：“这是一个炸弹！”那个警官马上趴到了地上，另外几个警察也都拔出了枪。过后，那个警察爬起来，拍着自己身上的土笑了，让记者通过了。很明显，开玩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就像那天发生在东德的少数几起抗议事件一样，这些抗议都缺乏规模和决心，难以达到挑战乌布利希胜利的程度。

为了对付西柏林的抗议群众，乌布利希的手下人在几个关键地方对他们使用了高压水枪。乌布利希知道，只要盟军待在西柏林原地不动——而且看来他们也决心那样做，那么他就完全可以放手处理东柏林人或西柏林人对他的攻击。赫鲁晓夫的保险政策——苏军坦克在柏林后面蓄势待发，是不必要的。

科涅夫元帅获得了他在柏林的第二次胜利，这次没有流血。

根据四国协议，肯尼迪完全有权命令军队去捣毁障碍。东德军队根本没有权利在柏林行动。在1945年7月7日，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驻德国的军事首长都一致同意，他们应该确保盟军在整个柏林不受限制地通行。这一条款在结束柏林封锁的四国协议中又得到了重申。

可是，肯尼迪在8月13日之前已经通过多个渠道表明，如果赫鲁晓夫和东德把他们的行动限制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那么他是不会作出反应的。此外，科涅夫对于阻止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代价也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息。苏军不仅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包围了柏林，赫鲁晓夫甚至更进一步，他命令他在东欧的导弹部队都进入紧急状态。

尽管如此，那一夜对于科涅夫来说还是相当紧张。因为一旦必须战斗，他怀疑东德的军队和警察是否能保持忠诚。尽管他们接受了训练、教导和小心的监督，但是上百名军人已经作为难民逃往西方，而剩下的很多人在西方都有亲戚。

科涅夫当然相信东德士兵、民兵和警察能够顺利地把边界障碍建立起来，但是他怀疑，一旦盟军向前推进，捣毁障碍物，恢复自由通行的话，他们将作何反应。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事情根本就没到那一步。肯尼迪从没有想过要试探他们。

西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早晨

RIAS广播电台台长罗伯特·H·洛克纳第一次听到边界关闭的消息时，他正在熬夜。他正在为他的上司——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电视记者爱德华·R·默罗在明天早晨的一系列会议作准备。默罗作为美国信息服务局局长，刚从华盛顿来，正在这里检查工作。

洛克纳赶紧放下手头的工作，命令电台马上调整节目，把通常在周末播放的摇滚乐换成更为严肃的音乐和每15分钟播发的新闻公报。他知道，RIAS拥有欧洲最大功率的发射机，就像1953年6月17日那样，在危机时刻，他们应当给东柏林人提供一线生机。

然后，他开着国务院车牌的汽车前往东柏林。那一晚上，他一共反复穿越苏联占领区三次，用隐蔽的录音机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用人们困境中的声音，记录了分离的家庭、落单的恋人的故事。在洛克纳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见过那天早晨被关在火车站外面那样可怜的一大群人，他们有的错过了昨天夜里广播的边界关闭的消息，还有的听到了却不相信。

上午十点钟，他步行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巨大的候车室。那里挤满了几千人，他们“带着硬纸箱和手提箱，以及绝望的表情”。他们坐在成堆的行李上无处可去。

在通往高架铁轨的楼梯上，站着穿黑色制服的交通警察。他们封锁了通道。他们吓人的制服、冰冷的态度、年轻的样貌和驯服的表情，让洛克纳想起了希特勒的党卫军。

一个老妇人胆怯地走上前去，向站在她三个台阶之上的交通警察问道，下次开往西柏林的火车什么时候发车。洛克纳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警察轻蔑的声音：

“再也没有了，”他说道，“现在你们全都掉进耗子夹里啦。”

第二天，洛克纳带着默罗参观新的东柏林。这位肯尼迪的朋友怀疑总统是否能理解，由于他的不作为才酿成了眼前的严峻形势。那天晚上他给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告诉总统他正面临着一场政治和外交灾难。默罗预测，如果总统还不迅速显示出决断来，那么一场信任危机将远比边界问题更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这里处于被毁灭危险之中的，是珍而易逝的希望。”

警察总局，东柏林

1961年8月13日，星期六，早晨6:00

埃里希·昂纳克整夜都处于兴奋之中。他开车沿着边界行驶，欣赏他的计划在近乎完美地完成。

他监督着每一个细节：他看着警察检查下水道的进口，防止人们从那里逃跑；巡逻艇巡视着不如陆上容易封闭的水路。他把剩下的军队都派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他们应该足够应付星期日的旅客了。

昂纳克整夜都在表扬他遇到的每个指挥官，只是偶尔在一些极小的细节上修正一二。到凌晨4:00，当看到最关键的阶段已经顺利完成，他心满意足地返回了办公室。早上6:00，所有指挥官都报告他们的任务已经按计划完成了。

虽然要完成这项工程，在今后的几天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昂纳克已经再满意不过了。在一些还没有加强防守的地段，几百个东柏林人冲过了边界；一些人游过了湖泊和运河；还有一些东柏林人完全是因为运气，恰好在这个周末去了西柏林，他们干脆就留在了那里。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几个西柏林人把人藏在汽车后备厢和汽车座位下面，偷运出了伴侣或朋友。另外还有几个灵感爆发的东柏林人，把自己东柏林的汽车牌照换成了西柏林的，大摇大摆通过了检查站。

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一下午4:00，马林菲尔德迎来了破纪录的6904名难民。这是周末从东德逃来难民的最高纪录。但是据西柏林官方估计，这些人中除了1500人之外都是在边界关闭前过来的。考虑到这是最后一批出逃的难民，这个数字还是稍嫌太少。

昂纳克给乌布利希打电话作了最后的汇报，对手下说：“现在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边界控制的实行使东德人的生活又恢复了秩序和纪律，而德国人一直是喜欢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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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人战斗队是东德的一个准军事部队，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控制，由内务部与东德人民警察提供训练指导，在修建柏林墙的行动中立下功勋。——译者注

(2) 威尔海姆·蔡塞尔（1893—1958），史塔西第一任部长。——译者注

(3) 二战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规定，美军应视德国为“战败的敌国，在占领和执政中应保持公正、坚定而冷淡的态度，严禁与德国官员和平民结交”，称为“反亲善政策”。后来因不切实际而被撤销。——译者注

(4) 梭罗自己于1962年2月21日逃到了西德。作为一个逃兵，他此后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追杀。他明确地逃过了一次暗杀和至少一次绑架。——原注

第十五章　墙：绝望的日子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要夺取西柏林，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要建一座墙呢？……这是他摆脱困境的办法。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一座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

——肯尼迪总统，1961年8月13日

俄国人……强烈地感到，如果他们能在柏林挫败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将变得一事无成，而他们就会赢得1961年的斗争。

——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8月30日

洪堡港，东柏林

1961年8月24日，星期四

君特·利特芬是一个24岁的裁缝。在共产党封锁边境11天以后他鼓足勇气要逃离东柏林，在此之前他最大胆的行为也就是用针和线塑造他的世界。

在8月13日以前，利特芬过着在分裂的柏林最理想的生活。他像其他5万名“边境穿越者”一样，最大限度地获取每一边的好处。白天，他在西柏林工作，挣的是硬通货西德马克，然后他在黑市上以五比一的比率兑换成东德货币——奥斯特马克。他在西柏林动物园车站附近的一个设计室工作，给一些著名的舞台演员当裁缝，包括海因茨·吕曼、伊尔泽·沃纳、葛丽特·韦泽等等。那些女演员尤其喜爱他孩子气的样子——黑黑的眼睛，黑色的卷发。晚上，他就回到他东柏林魏森湖区的舒适公寓。对于他挣的西德马克来说，这房子的租金是太便宜了。

一夜之间，利特芬美梦一样的生活变成了噩梦。边界关闭使他无法回到西柏林，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和社会地位。更糟糕的是，一项东德政府的工作安置计划要把他安排到一个令人身心麻木、无聊透顶的纺织厂去工作。比起他以前的工作，那里的工作时间更长但是薪金却少得可怜。

利特芬后悔自己在有机会的时候没有搬去西柏林。就在边境关闭前几天，他还在西柏林夏洛滕堡区林木茂盛的苏亚雷斯大街租了一间工作室。怕引起警察的怀疑，他和他的兄弟于尔根用两辆不同的汽车、小批量地运送他家里的物品。通过拆分成零件，他已经偷运出了他最珍贵的财产——新式缝纫机。

更使利特芬追悔莫及的是，就在这座城市被分割开的那天晚上，他和于尔根一直在西柏林参加一个庆祝乔迁的喜宴。当刚过午夜时分他们乘着高架轻轨回家的时候，他们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现。

直到第二天早晨十点，于尔根首先听到了电台里广播的坏消息，然后叫醒他的兄弟：“所有的通道都关闭了，一切都停运了。”这时候，两兄弟才想起了这已经是乌布利希第二次关闭边界了——上一次是在1953年6月17日，在苏联坦克镇压了工人起义之后。但几天之后就恢复了正常，因此他们希望这次也会是那样。即使在1948年柏林空运期间，这座城市的边界也是开放的。起先，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利特芬两兄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任由他们关闭边界。虽然两兄弟都不相信英国和法国对柏林自由的保证，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怀疑过，美国人肯定会插手。

利特芬兄弟骑着自行车去勘察地形。他们来到君特通常穿越边界的博恩霍尔姆大桥。在那里，一条双车道的高架桥从多条火车轨道上方越过。而此时，警察已经用铁丝网和坦克陷阱把高架桥封死了。君特叹着气对兄弟说：“我不相信会永远这样下去。”

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兄弟越来越清楚美国人是不会来救他们了。共产党已经用10英尺高的水泥预制构件和灰浆砌成的墙，替代了拒马和铁丝网做成的临时障碍。乌布利希正在迅速封死外逃的出口。因此，君特决定冒险逃跑，趁为时未晚。

他开始密切关注RIAS电台播报的在8月13日之后成功越境的事例。从那时候开始，已经有大约150个东德人通过泰尔托运河游向自由，其中很多人都拖带着孩子。还有一群少年集体泅水渡过了边界。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开着他的大众汽车冲破了边界上的铁丝网，安全抵达法国占领区。另一个大胆的东柏林人直接从边界卫兵手里夺下了冲锋枪，然后带着那支枪冲过了边界。

受到这些成功事例的鼓舞，尽管利特芬的心脏不太好，他还是决定行动。就在8月24日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华氏77度（摄氏25度），在明晃晃的太阳光下，君特首先穿过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和西柏林的莱特车站之间的铁路站场。他穿着浅棕色的外衣和黑色短裤，跳进了洪堡港的施普雷运河温暖的河水里。君特不是一个游泳健将，但是他以为他完全能够游过那30米左右的水域投向自由。

在君特旁边的桥上正站着一个铁路警察。他冲着君特喊了五次，让他停下。君特闻声游得更加坚决。警察向他身旁开了两枪示警，子弹在他头前激起了水花。看到君特充耳不闻，警察开始用冲锋枪扫射。第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当时他离对岸还有十米。

这时已经是三个警察对他不断地射击。受伤的君特为了躲避想潜入水底。当他浮上来换气并且举起手臂表示投降时，警察们嘲笑地大叫。这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脖子，君特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

君特·利特芬成了企图逃离而被射杀的第一人，一个没有把握好时机的牺牲者。他当然不会知道，那天早晨警察才首次接到命令，当场射杀将那些企图犯下“逃离共和国”罪的人。假如利特芬早一天逃离，可能就会成功。两艘载着警察的东德消防艇在斯普雷运河上搜索了两个多小时，在下午7点左右，才由三个蛙人把君特的尸体从水里捞起。

君特被杀的第二天，8名秘密警察闯进他母亲的住宅。母亲正在哭泣。他们拆下烤箱的门，拆开烤箱。他们划开床垫，他们倒空了梳妆台的抽屉。一个警察对哀号的母亲解释道：“你的儿子被射杀了。他是一个罪犯。”

为了进一步惩罚这个家庭，官方禁止君特的母亲和兄弟在下葬之前见他的尸体，即使是为了确认身份也不行。8月30日，星期三，在那个晴朗的夏日，这家人用一副棺材把君特安葬在魏森湖公墓。于尔根对他亲手挑选的黑色大理石墓碑感到满意，他用手抚摸着上面镌刻的文字——“我们无法忘记的君特”。

几百个柏林人来参加了葬礼：他的同学、家人，还有几十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来，表示着一种无声的声明。

尽管有这么多人看着，于尔根也不能不加确认就让兄弟这样凭空消失。因此他跳进墓穴，用事先偷偷藏好的撬棍撬开棺材。君特的皮肤已经发黑，一条绷带缠着他嘴以下、脖子以上的大部分皮肤，遮挡着令他送命的巨大的伤口。于尔根还是清楚地认出了自己的兄弟。

他抬眼看着妈妈，冲着她点了点头，表示那是她的儿子。

在8月13日之后的那些日子，柏林人处于震惊之中。这座城市经历了悲伤的所有阶段：起先是拒绝接受、不敢相信，继而是愤怒、挫折感、抑郁，最后是无奈。柏林人对这件事作何反应要取决于他身处何方，是东柏林还是西柏林。

对于西柏林人来说，最初对共产党的愤怒逐渐转移到对美国背叛的愤怒。城里到处都议论着8月13日的事，美国至今没有派出哪怕一个排的士兵来显示团结，也没有实行一项对东德或苏联的制裁。

相比之下，东柏林人的反应则混合了错失逃跑机会的自责，以及对囚禁自己的共产党领导的憎恶。米尔克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成功地完成了任务。那些想要反抗的人被秘密警察成功地控制在每一所工厂、学校、居民楼，长期监管。

边界，贝尔瑙尔大街，东柏林

1961年8月15日，星期二，下午

边界关闭了两天多，东德工人就开着巨大的起重机向贝尔瑙尔大街卸下预制水泥构件。每一块预制水泥板都刚好是1.25平方米大小，20厘米厚。几百块这样的预制板堆放在平板卡车上。由于已经确信美国及其盟国不可能作出任何反应，于是乌布利希开始进行下一步。他向建筑人员发布命令，让他们在几处敏感的地段，开始用永久材料代替临时的边界障碍。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尼尔·肖尔急忙赶到贝尔瑙尔大街做现场报道：“我们注意到水泥板正被运过来，看来是要修一座墙。”他率先使用了“墙”来称呼这个即将把柏林人永久分开的建筑。他独特的男中音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他开始把眼前的东西与德国人二战时在华沙修建的犹太人隔离墙相比。

肖尔试图向他的美国听众解释清楚为什么美国军队会被动旁观，看着共产党把象征性的“铁幕”变成了水泥和灰浆的物理现实。他说道：“我们也许会为了保卫我们留在柏林的权利而战，但是我们会为了保卫东德人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而战吗？”

建筑人员同时在波茨坦广场施工。他们在巨大的泛光灯下昼夜不停地工作。最终还是贝尔瑙尔大街，标志和集中体现了乌布利希把柏林永久隔离的意图。

贝尔瑙尔大街与东西柏林的分界线重合。战前城市规划的一个偶然事件，使贝尔瑙尔大街的南部归米特区，属战后苏联管辖的东柏林；北部归威丁区，属战后西柏林的法国辖区。贝尔瑙尔大街绵延数公里长，鹅卵石铺就，在1938年以前，分界线一直是大街的中心线。但是就在1938年，清洁工提出了抗议。为了简化清洁工作，柏林第三帝国政府把威丁区的领地扩展到大街南面的四层公寓楼边缘，这样清洁工就可以照顾到整条大街了。

其结果就是，柏林冷战中的分区使贝尔瑙尔大街的整个路面和路北的公寓楼房划进了西柏林，而所有路南面的房子划归东柏林。因此在8月13日之后的头两天，这些东柏林居民还可以逃往西柏林——这取决于他们的公寓在楼房里所处的位置——他们或者是从前门步行走出，或者是从窗口垂下一条绳子或床单然后顺着爬下去。

就像许多被派往东柏林执行玫瑰行动任务的士兵一样，19岁的汉斯·康拉德·舒曼来自于萨克森农村，他的父亲在劳伊特维茨村牧羊。官方凭出身认为这个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加可靠。舒曼从8月15日开始在贝尔瑙尔大街的东德一面巡逻，他并没有看到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威胁——他一直被教导要与这种威胁作斗争，相反，他看到的却是正当的愤怒，看到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挥舞着拳头，对他喊他是猪、是叛徒、是集中营的看守——考虑到德国的过去，这更能刺伤人。

这是一段令他感到困惑的经历。因为比起那些使用烟雾弹和水炮驱散示威者的士兵来说，舒曼更同情那些群众。正是从那时起，舒曼就开始计划逃跑。舒曼暗自思忖，按照现在这样快的建筑速度，用不了几天，这些现在用在贝尔瑙尔大街上作为边界篱墙的铁丝网就会被水泥墙替代。用不了几周，整个东柏林都将被封闭。到那时他的机会也就永远地失去了。

他开始在他巡逻的地方向下按压铁丝网，看看它究竟能禁得住多大的压力。

“你在那里干什么？”他的一个同事问道。

尽管舒曼的心怦怦直跳，他还是平静地回答。

“这里的铁丝网生锈了。”他答道。他没有撒谎。

这时，离舒曼几步之遥的西柏林，年轻的摄影师彼得·雷冰开始观察他。他为位于汉堡的洲际出版社下属的图片社工作。他从160英里外一路赶到柏林，就是为了捕捉正在发展中的历史性事件。这些图像太有力量了：挎着冲锋枪的东德士兵、哭泣的妇女、愤怒而忧伤的脸，都透过铁丝网呈现出来。当雷冰到达这出戏的中心——贝尔瑙尔大街的时候，他加入了一大群已经在那里观看建墙的人群。雷冰站在西柏林鲁宾那大街的街角，透过他的镜头观察康拉德·舒曼。他在东柏林那边，靠着一栋楼抽烟。人群中有人告诉雷冰，他们已经看到那个士兵一次一次地来到铁丝网跟前，每次都把铁丝往下压低一点，测试它对压力的承受度。

这时的舒曼心想，他的观众人数越多，他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因为同事不太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他开枪。舒曼对一个正在接近边界的西德青年喊了一声，让他退回去。但是紧接着他对同一个人压低了声音说：“我要跳了。”

听到他的话，那个年轻人很快地跑开了。不久，一辆警用欧宝卡车开了过来。为了不引起附近其他东德士兵的怀疑，他们把车停在了远处。雷冰把镜头瞄准那个士兵不断压低铁丝网的地方。对于雷冰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正在使用的是一台东德产的爱克山泰相机。他就这样等着。他等的时间越长，他越以为那个东德士兵已经丧失了勇气，永远也不会跳了。

大约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舒曼看到他两个同事消失在拐角。他猛地扔掉烟头，向前飞跑。他的右脚登上了铁丝网顶部，向下踩到刚好能够助他一跃之力，而又不会让自己陷进铁丝网之中。在他跨过去的同时，他伸开左手保持平衡，右手扔掉了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在欢呼的人群看来，他简直就像是展翅飞翔一般。他缩起脖子时他的平顶钢盔稳稳地戴在头上。他像一位跨栏比赛冠军一样，左脚落地后没有减慢步伐，冲进了西德警察打开门的卡车里。

雷冰以前在汉堡拍摄过马的跳跃，利用这个经验，他抓拍到了一张完美的照片，锁定了这名战士飞身越过障碍的瞬间。虽然他的手动快门只能让他拍摄一次，但那足以产生一张标志性的照片。

“欢迎来到西方，年轻人。”一位西柏林警官对坐在车里发抖、一言不发的舒曼说。舒曼一下子瘫在了车里 ⁽¹⁾ 。车门关上，汽车加速开走。这只是个小小的胜利。

在这一周，乌布利希牢牢确信肯尼迪是不会进行干预了。他在8月22日开始把建墙工程扩展到多个地点。虽然历史会把8月13日作为柏林墙的生日记录下来，但是，真正意义的墙却是在那之后，当共产主义者确信他们不会受到阻碍时，才逐步地建起来的。

舍嫩贝格厅（西柏林市政厅）

1961年8月16日，星期三，下午4:00

威利·勃兰特在演讲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过。

当他站在舍嫩贝格厅前，看着下面25万愤怒的柏林人，他知道自己很难确定演讲的调子。他必须疏解这群人的愤怒，但是又不能激烈到鼓动他们去捣毁边界，使他们白白被射杀。

他还知道这个关键时刻也为竞选提供了机遇。离大选只有一个月了，因此勃兰特想向德国人展示他能够比年老的阿登纳总理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而那位老人和他的美国盟友对于边界关闭既没有阻拦也没有去逆转。阿登纳已经谢绝了勃兰特请他参加这个集会的邀请，而且在8月13日的事件发生之后，他至今还没有到过柏林。

到目前为止，阿登纳一直在对抗党内和公众敦促他访问这座城市的压力。他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出现可能会引发政治动乱或鼓励虚假的期望。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他的出现还会反衬出他的无能。另外，阿登纳也很想避免授苏联以任何借口，来继续扩大胜利果实，以及威胁西柏林乃至西德的自由——这条线也是莫斯科一直小心不予跨越的。

于是，在勃兰特准备讲话的时候，阿登纳正在波恩会见苏联驻西德大使安德烈·斯米尔诺夫。他同意在苏联人带来的联合公报上签字：“联邦共和国不会进行任何有损它与苏联关系或危害国际形势的活动。”

这些话散发着绥靖的臭味。

在边界关闭48小时之内，阿登纳就宣布了他不会切断与东德的贸易纽带，这与他一开始的威胁正相反。就连他的鹰派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也呼吁克制。他对西德听众说：“一旦枪战开始，那么就没有人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武器结束。”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这位盟国中最不想激惹俄国熊的人，赞扬了阿登纳的反应是“火热的心，冷静的头脑”。现在看起来竟然是这样，在阿登纳怀疑了肯尼迪的领导能力之后，在对待柏林墙的问题上，他也开始采取美国人的立场。

可是阿登纳的反应与其说是出于坚定不如说是无奈。他已经见识到，在肯尼迪当断不断的领导之下，他最害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在联邦议院的主席海因里希·克朗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最绝望的时刻。”阿登纳对成为“世界上最强大联盟”的一员所带来的绝对安全还残存了信任，柏林墙的建立使它们都烟消云散了。

阿登纳也是在为长远计。他的西德到目前为止完好无损，而且已经加入了北约；而否认东德已经完全落入共产党手里的现实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他的最大目标是赢得9月17日的选举，并继续让他的国家远离共产主义的控制。

斯米尔诺夫按照苏联的惯用手法对阿登纳又是拉拢又是威胁。他在提到莫斯科与阿登纳的合作是多么富有建设性的同时，也没忘了提醒他，假如他忘记德国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重新追求好战活动并一意孤行的话，那么他的国家是注定要毁灭的。

在阿登纳与斯米尔诺夫的会谈中，阿登纳有意不去谴责苏联和赫鲁晓夫。相反，他对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他的问候表示感谢，热切地回顾了他与赫鲁晓夫的上一次会见，还提到了他为了赢得9月17日大选所要做的事。

也只有在这时他提到了柏林。“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这里处理一件正在恶化的不愉快事件，这件事做得非常过分。”他对斯米尔诺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使局势平息下来，我将非常感谢。”阿登纳说他担心并且“公开地感到害怕”柏林和苏联占领区局势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流血”。他哀怨地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阻止这样的事发生，那么我将非常感谢。”

如果说他对苏联的策略是克制的话，那么对政治对手威利·勃兰特的态度就正好相反。阿登纳知道边界关闭将折损他的选票。他也知道选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他这个老人是否还适合领导他们，而勃兰特已经使他的社会民主党进入了更受欢迎的政治中心。阿登纳希望选民能够权衡他在与西方结盟期间所取得的繁荣和稳定。

在共产党关闭边界不到48小时，阿登纳去了巴伐利亚州的雷根斯堡进行竞选活动，而不是奔向柏林。他对听众说，他不想哗众取宠地到柏林去给形势火上浇油。他不攻击共产党，却给勃兰特的人格抹黑，第一次公开指向勃兰特不光彩的出身。他说：“如果有谁受到他政敌的最大重视，那么这个人就是勃兰特先生，别号弗拉姆。”阿登纳所说的弗拉姆，是指勃兰特未婚母亲的娘家姓氏，他在战时流亡中就放弃使用了。

紧接着，在8月29日威斯特伐利亚州哈根的竞选演说中，阿登纳对他的同党说，赫鲁晓夫关闭柏林边界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党人勃兰特助选。德国报纸抨击阿登纳对于勃兰特过于恶毒了。但是在选民中，阿登纳已经有效地为他的对手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此前，勃兰特一直保持着克制的回应，这时也忍无可忍。“这位老先生确实已经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了”，因此他劝阿登纳寻求“平静的退休生活”。勃兰特盘算，自己最好的竞选策略是宣布完全放弃竞选活动。他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柏林。”他宣布，他将把竞选活动限定在每周一天，而把其他时间都集中在研究“德国的命运”上。

勃兰特意识到也许对于选民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怎样处理与美国人的关系。在他集会那天，370万订户的西德最大报纸《图片报》用占据头版一半篇幅的巨大标题抓住了公众的情绪：东边行动了——那么西边呢？西边什么也没做。

该报纸的编辑把三个盟国领导人的照片放在故事下面，配以简短说明：“肯尼迪总统保持沉默／麦克米伦去打猎／阿登纳在攻击勃兰特”。

《图片报》在紧接着头版的社论中说：

我们加入西方联盟是因为我们相信这对于西方和德国都是最好的安排。大多数德国人，占压倒多数的德国人，仍然对此坚信不疑。但是，如果我们的伙伴，在德国处于巨大危险的时刻却冷静地宣布“盟国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的话，那么这一信念就不会得到加强。

现在，德国正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已经三天了，可是至今除了盟国指挥官字面上的抗议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们彻底失望了！

更冷静一些的柏林大报《每日镜报》以巨大的四格卡通抓住了事件的实质。这使它在柏林大受欢迎，人人争相传看。

每一幅漫画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个名为“西方”的美国秃老头，他穿着黑色西装，打着蝴蝶领结，抬手做出正在对人讲课的姿态。

在漫画的第一格中，这个西方人在斯大林名为“德国梦想”的大棒的打击下退缩着。他说道：“再打一下，我就要拿出我的大棒了。”第二格里西方的头上有两个肿块，那个新的肿块叫“匈牙利”。第三格是一个小乌布利希在用一根写着“关闭城市间边界”的大棒痛击老头。最后一格是满是伤痕的老头，一个人可怜地站在一行字上——“等等”。

在擦掉了额头上的汗水之后，勃兰特向站在他面前的25万柏林人说，通过关闭边界，苏联“给他的宠物狗乌布利希非正义政权的狗绳又放松了一点”。勃兰特洞悉了群众的挫折感，他说：“我们不能帮助那些同处一座城市另一区的公民，也不能帮助那些处在另一部分的同胞，这是我们吞下的最苦的滋味！我们只能向他们表达，在这最绝望的时刻，我们在与他们一同承受！”

由于勃兰特最终表达出了他们的沮丧，人群爆发出舒快的叫好声。

勃兰特把乌布利希的独裁与第三帝国相提并论。他称边界关闭为“希特勒占领莱茵兰的翻版，只不过今天这个人叫作乌布利希”。他的声音因连续的竞选活动和不停地抽烟而嘶哑，他不得不提高音量叫喊，才能盖过观众震耳欲聋的叫好声。

到了这次演讲最敏感的部分，勃兰特稍作停顿，然后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和肯尼迪。一开始，他是在为美国人辩护，这时很多听众都不高兴了。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坦克将会不停地开过来。”

人群只有在他说出他们对肯尼迪的不满时才开始鼓掌。

他说：“但是柏林希望的不仅是漂亮话。它希望的是政治行动。”当他告诉人们他已经把这些观点写信告诉肯尼迪总统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他对欢呼的人群说道：“我坦率地告诉了他我们的观点。”勃兰特从他们眼里看到了要攻击美国人的政治冲动，即使他们知道当他们单独面对苏联时是多么的势单力薄。

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8月16日，星期三，早晨

肯尼迪被激怒了。

勃兰特市长的来信就摆在早晨收到信件的最上方。肯尼迪认为这封信是无礼至极的。即使考虑到柏林的特殊形势，这也超越了一个市长应该对美国总统使用的语言。随着每一行字读下去，肯尼迪更加确信了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勃兰特的竞选。

勃兰特把边界关闭称作是“自战后柏林封锁以来对这座城市最严重的侵害”。信中，他以惊人的直言不讳对肯尼迪政府进行了责难，他写道：“尽管过去的盟军司令官对所谓的国家人民军在东柏林阅兵提出过抗议，但是这一次，在人民军对东柏林进行军事占领之后，他们却行动迟缓，有气无力。”他指责盟国这样做就等同于为“东柏林政府的非法主权”背书。

勃兰特抗议道：“我们现在有一种被敲诈了的感觉。”

他告诉肯尼迪，尽管这件事没有削弱西柏林人的反抗意志，但是，“这却可能引起对于三大强国的决心和反应能力的怀疑”。虽然他承认肯尼迪的观点，现存的四国保证只适用于西柏林和西柏林人民、驻扎那里的同盟国军队以及通往那里的交通线，“可是”，他强调，“这深深伤害到了德国人民”。

勃兰特警告肯尼迪，柏林也可能会成为“犹太人聚居区”那样，失去“其自由庇护所和统一希望的象征”。他说，更糟糕的是，当它的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尝到飞离柏林的滋味，而不是飞往柏林”。

然后，勃兰特在信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再一次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市长。能够这样和美国总统交换双边意见的往往是同级别的总理。他敦促肯尼迪为西柏林引入一种新的三国机制，排除苏联，但包括法国和英国。他要求肯尼迪把柏林问题带到联合国大会上，因为“苏联以最公然的方式践踏了人权宣言”。最后他说：“如果美国驻军能够得到象征性的增援，那将是受欢迎的。”

信的结束语是这样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局势已经足够严重了，因此才完全坦率地像两个充分信任的朋友那样给你写信。”署名是“你的威利·勃兰特”。

肯尼迪勃然大怒。

这封信是政治炸药。由于已经受到了在古巴、老挝和维也纳表现软弱的指责，现在肯尼迪认为勃兰特是在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使肯尼迪最感恼火的是在最后一行字中，勃兰特说他与总统之间有信任关系。

“信任？”肯尼迪向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挥动着这封信，啐了一口说道，“我根本就不信任这个人。他正在与老阿登纳竞选，因此想把我也拉进去。他什么时候管我叫过朋友呢？”

勃兰特在肯尼迪还没有收到信之前就在集会上泄露有这样一封信，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对此做法同样感到恼火——这露骨地透露了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竞选。于是政府官员给媒体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对勃兰特掀起了一场负面的评论风暴。《每日新闻》把勃兰特的信称作“粗鲁而自以为是的”。《华盛顿晚星报》评论员威廉·S·怀特谴责说，勃兰特“区区一个市长”，想“通过给美国总统写一封私人信件，就来主导不仅是他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还要包括整个西方的对外政策……让一个蛊惑人心者去煽动一群狂热的群众来蔑视西方的不行动，就像勃兰特先生正在做的那样，是再容易不过了”。

后来，勃兰特把肯尼迪转为更积极地保卫柏林归功于自己这封信。但是，更起决定作用的或许是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她是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她当年41岁，是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当时，肯尼迪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摇椅上，嗤之以鼻地把勃兰特这封信拿给她看。她说：“总统先生，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在柏林，怀疑你要出卖西柏林的人正在与日俱增。”

肯尼迪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他必须尽快采取一些行动来使柏林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确信他已经准备好与克里姆林宫对抗。在他接到勃兰特的信两天后，肯尼迪给这位市长回信说，他计划派遣副总统约翰逊和卢修斯·克雷将军去柏林。克雷将军是1948年柏林空运的英雄，他也是玛格丽特·希金斯的朋友。

他将采纳勃兰特的建议向柏林增派部队，但是他又在信中表明，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市长能够促成的决定。“经过了认真的考虑，”他给勃兰特写道，“是我自己决定了最好的立即回应是给西方驻军增派援兵。”

他说，虽然我们将派出的只是很少的部队，但重要的不是军队的数量，而是我们的这一行动将被看作是美国对于莫斯科要求盟军士兵全部离开柏林的回应。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相信，即使是很少的增援也能表达我们对他们观念的反对。”

可是，肯尼迪还是否定了勃兰特的很多建议。他说市长先生提到的对于西柏林的三国机制，将会削弱盟国抗议边界关闭的四国基础。他说他也不会按勃兰特说的去向联合国呼吁，因为那“不可能有结果”。他写道：“正如你所说，由于关系重大，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对当前局势作出强力的实质性改变。虽然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响亮地承认了失败和政治上的软弱，但这种代表了苏联决定的野蛮的边界关闭行为，也只有战争才能逆转它。不论你还是我们，还是我们的任何盟国，都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进行战争。”

肯尼迪的逻辑是，苏联的行动“严重到了无法作出足够反应的程度”。按照这样的说法，任何非战争的行动对于他来说都是不够强烈的。因此，他就反对人们提出的所有弥补措施，包括“你的信中提到的大部分建议”。

给一位市长扔去一块骨头，那也费不了肯尼迪什么成本。因此他支持勃兰特的提议，用“一次适当的全民公决来表明，西柏林一直以来相信自身的未来是与西方联合状态下的自由”。

肯尼迪并不想给勃兰特这个实惠，让他把自己拉入微不足道的德国国内政治乱局之中。不过另一方面，肯尼迪自有国内政治的缘由需要他以此来显示力量。如果说有谁了解美国的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是多么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那么这个人就是肯尼迪。

勃兰特失望地读着肯尼迪的回信，他相信这位美国总统已经“把我们扔进了煎锅里任别人去炸”了。美国记者都在按照政府下达的口径写着柏林的边界关闭如何使总统震惊而沮丧云云，但是实情却并非如此。

对于他身边最亲密的人，肯尼迪并不隐藏柏林墙事件带给他的欣慰。他认为边界关闭可能是情况好转的开始，能帮助结束柏林危机这一像核武器一样高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认为西柏林完好无损的事实就正说明了赫鲁晓夫野心的极限——以及他在实现这些野心时的相对谨慎。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要夺取西柏林，那么他又为什么非要建一座墙呢？”肯尼迪对他的朋友和助手肯尼斯·奥唐奈说。“如果他想要占领整个城市，那他根本就不需要建一座墙。这是他摆脱困境的办法。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一座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

共产党的这步棋也让肯尼迪的美国在全世界舆论面前得分。共产主义阵营被迫建了一座墙，把他自己的人民围在里面，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论据来赞成自由世界了，即使这样的代价是东柏林人，或者更宽泛地说，是整个东欧的人民。

肯尼迪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个务实的人，而东欧无论如何都不像有解放的希望。

肯尼迪对东德人并没有多少同情。他曾经对记者詹姆斯·莱斯顿说，美国已经给了他们（东德人）足够长的时间逃离监狱，因为自从二战之后建立苏联占领区到1961年8月13日，柏林边界一直是开放的。

在柏林墙刚刚建成的那些日子，肯尼迪类似的话传到了惊恐的西德大使威廉·格雷韦和首相阿登纳那里。他说：“不管怎么说，东德人都已经有了十五年多的时间去思考留在东德还是投向西方。”随着这样无情的声明进一步毒化着肯尼迪与阿登纳已经恶化的关系，格雷韦观望着也担心着。

“而且，”格雷韦后来回忆肯尼迪时说，“我有一种感觉，他自己也没有绝对的把握，那种时候是否应该保持完全被动的态度，还是应该努力实行一种更加积极的政策以防止柏林墙的建成。”肯尼迪向格雷韦提出的问题也道出了自我怀疑的意味：“那么，你是否觉得我们应该用另外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呢？”随着时间离8月13日那个日子远去，这个问题却越来越占据总统的内心，他也越来越意识到，边界关闭的顺利实行也并没有令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变得更为轻松。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8月中旬

赫鲁晓夫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经历军事冲突、政治报复或者甚至是最起码的经济制裁，就使美、英、法三国甘拜下风了。

8月13日过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看到父亲松了一口气，过了一段时间，当赫鲁晓夫回想自己的成就时，他越来越沾沾自喜。假如赫鲁晓夫没有行动，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很可能会随着他的西方最前哨的崩溃而解体。再随着逃离柏林的难民潮，在毛泽东的煽动下，政敌将在党代会上把他的脑袋放到托盘上去。

赫鲁晓夫后来还回忆道，假如他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战争很可能会爆发”。他已经准确地理解了肯尼迪的信号，其实那已经为他的行动提供了路线图。肯尼迪所承认的唯一利益就是保持西柏林的地位和进入城市的通道，对此赫鲁晓夫也小心翼翼从来不去触碰。他相信肯尼迪不会为了解放东德或是对抗苏联在其占领区的所作所为而做什么。

赫鲁晓夫相信他取得了比一项和平条约更大的利益。在可能的和平条约中，肯尼迪一定会迫使他承认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通过自由选举达成德国统一。而现在他完全有理由去期待西方对这座城市的承诺将不断松动，西柏林的士气也会逐渐低落。那时，由于怀疑盟国能否继续保卫西德的自由、保持与他们的联系，西柏林人会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城市。

赫鲁晓夫自信地得出结论，维也纳会谈给肯尼迪“带来了失败”。克里姆林宫决定行动，而肯尼迪“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们。肯尼迪足够聪明到懂得一场军事冲突是没意义的。因此，当我们开始单边行动时，美国和西方盟国别无选择，只能吞下苦果”。

赫鲁晓夫提到了他们的国技，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国际象棋高手。当美国在柏林提升军事压力时，他就派出科涅夫元帅。他说：“用国际象棋来比喻，当美国人向前移动一个卒，我们就移动一个相来保护我们的占位。”赫鲁晓夫洋洋自得地玩着文字游戏，因为俄语里的“相”这个词，正好是科涅夫这个姓的词根。而卒是指肯尼迪最近决定重新把克雷派往柏林。

他说，他想告诉肯尼迪的是，“如果你坚持拿着战争的盾牌来对付我们，阻挠我们达到目的，那么我们也准备好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

赫鲁晓夫回忆，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称，按照《波茨坦协定》，将来的和平条约只承认一个德国。可是现在，他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戏剧性的方式，提出了西方事实上承认两个德国。

赫鲁晓夫还没算完。整个8月，受到肯尼迪无所作为的鼓励，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仅增强了驻东德军队，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夯实胜利。他在8月16日开展了苏联军事演习，模仿争夺柏林通道的一场战争，并且在战术演习时第一次使用了带核弹头的战地导弹。这是苏联自1936年以来首次邀请西方武官观看的地面演习，肯尼迪政府不会不明白他的用意。

这次战术演习包括模仿在柏林高速公路动员一个营的战斗。陪同武官的苏联向导告诉他们，这些火箭都装有核弹头。苏联甚至还在莫斯科以西的库宾卡村，在假想敌位置上空模仿了核爆炸的蘑菇云。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8月末，赫鲁晓夫忽然宣布他将打破三年禁止核试验的自我承诺。紧接着两天后，苏联又在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开始了新的大气层内核试爆，那声音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得到。

肯尼迪总统在午睡后听到了这个消息，叹道：“又被搞了一下！”

8月30日，肯尼迪与军事顾问见面讨论如何回应。在阴郁的气氛中，总统的弟弟罗伯特忧心忡忡地说：“俄国人强烈地感到，如果他们能在柏林挫败我们的意志，那么我们就将变得一事无成，而他们就会赢得1961年的斗争……很明显，他们的计划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却是最吓人的，想让全世界在恐惧中屈服。”

罗伯特回想起波伦在1961年初说过的话：“今年是俄国人最接近于核战争的一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真的。”这天的会开完以后，肯尼迪问他弟弟的想法，罗伯特说：“我想离开了。”

总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离开什么？”

“离开这个星球。”罗伯特回答道。

然后，罗伯特开玩笑说他准备放弃顾问保罗·科尔宾的建议，让他在1964年的大选中与他的哥哥竞争。他不想要这个工作。

西柏林

1961年8月18-20日，周末

这并不是第一次副总统约翰逊对总统委派的任务表示不快。肯尼迪要他与卢修斯·克雷将军一道去西柏林，去做一次提高士气的宣传工作。边界关闭刚刚过去五天，约翰逊马上看出这次任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充满了危险。

就在几个月前，在糟糕的猪湾行动期间，肯尼迪让约翰逊在林贝约牧场做了一次阿登纳总理的陪同。8月17日，他正在用餐，肯尼迪来电请他作柏林之行，约翰逊问道：“这有必要吗？”

“是的，有必要。”肯尼迪回答道。如果总统急着赶去柏林，那将发出错误信息，但他必须向全世界发出美国不会抛弃柏林的信息，同时又不能引起苏联的回击。在共产党关闭边界时，肯尼迪不能公开表示他如释重负的真实心情，但是现在，他也不能大张旗鼓地表达自己虚假的愤怒。

约翰逊在了解了任务的具体内容之后就更不愿去了。任务的一部分是去西柏林迎接1500名士兵，他们将从黑尔姆施泰特沿高速公路一路开来，增援西柏林的12000名盟军。尽管他们的数量对增防柏林微不足道，但是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到来必将艰辛和危险。

“为什么让我去呢？”他问肯尼迪的助手肯尼斯·奥唐奈，“肯定会有多次交火，而我正好置身其中。”

在经过一番劝诱之后，这位副总统带着任务和更乐于前往的克雷将军一起上路了。

8月18日他们乘坐空军波音707连夜飞行，克雷用他1948年在柏林的英雄故事给约翰逊解闷。他告诉约翰逊，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开始那项行动，后来才把杜鲁门总统拉了进来。克雷告诉约翰逊，他从中学到的就是，对付苏联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针锋相对。

他告诉约翰逊，如果他是总统，他就会下令捣毁那座墙。他相信在早期的柏林，假如美国向苏联显示了自己的进攻性，那么朝鲜战争也许就会避免了。那时杜鲁门总统拒绝批准克雷的计划，后者想派出一支美军沿柏林高速公路推进，以显示美国捍卫承诺的决心。

约翰逊和克雷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受到了热烈欢迎，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西柏林人久旱逢甘雨的心情了。这个机场一度是上演柏林空运的舞台。他们终于来了，一个基本手上无权的副总统和一位帐下无兵的退休将军，但是一个警察乐团还是给他们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七辆美军坦克开炮致敬，十万柏林人向他们欢呼。

为了保证约翰逊的言语与美国现行政策一致，白宫用“肯尼迪式的诗化语言”为他写好了公开讲的每一句话。“遭受分裂，你们从未沮丧；”约翰逊这样对柏林人说，“受到威胁，你们从未退缩；遇到挑战，你们从未示弱。今天，在新的危机面前，你们的勇气给所有珍视自由的人带来了希望，并以此对专治者的野心形成了巨大而高贵的屏障。”

当天在对西柏林城市议会演讲时，约翰逊说：“为了这座城市的生存和创造性的未来，我们美国人曾经以我们先祖在立国时的誓言作出保证：‘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富，还有我们神圣的荣誉彼此宣誓。’这些话是我们《独立宣言》里最后的词句。”

他的话像电流一样触发了这座自8月13日以来就耗尽了能量的城市。现在聚集在市政厅广场的30万观众正是三天前站在勃兰特面前饱含沮丧和愤怒的同一批柏林人。很多人此时都高兴得流泪。甚至连克雷也禁不住流下眼泪。

从一站走到另一站，约翰逊开始从一个不情愿的旅行者变成了一个迫切的竞选活动者。他经常从他的坐车里爬出来沉浸在欢呼的人群中。即使是间歇的阵雨也不能阻止约翰逊和数万柏林人。他们的情绪使《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格鲁森回想起他亲身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巴黎胜利解放时的情景。

“这座城市就像一个拳击手，刚刚挡开了一记重拳，又在积攒体力准备下一轮……”他这样写道。“实际上副总统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但是看来那也没关系。西柏林人就要这些话在这个时候在这座城市里被说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他的出现当作是支持的纽带的有形表达。”

当约翰逊说到美国第十八师第一战斗分队正沿着高速公路赶来增援西德驻军的时候，人群里爆发了一阵巨大的喧闹。

对肯尼迪来说，这次军队调动是柏林危机中他第一次担心有交火的危险。尽管派出的美国部队很少，但是他告诉白宫特别顾问泰德·索伦森，他把这支部队看作是为了美国保卫柏林的承诺“而交出去的人质”。

为了每隔20分钟接收一次开往柏林军队的报告，肯尼迪推迟了平时周末到海恩尼斯港度假的安排。五角大楼要求事先得到这次行动的每一细节，包括从东德向西柏林进发途中高速公路上每一次休息的位置。

肯尼迪的军事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和白宫军事助理马克斯维尔·泰勒都反对派增援部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认为这一姿态在政治上是挑衅性的，军事上是“荒唐的”。布鲁斯·C·克拉克将军，这位65岁的驻欧洲美军总司令，曾经帮助美军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布格河战役局势的人，也不喜欢这样做。

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小格洛弗·S·约翰斯上校是个骄傲的得克萨斯人，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前司令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过勋章的战斗指挥官。高个、金发，会说德语，有表演天才，约翰斯知道他的任务并没有军事价值，而且会带来很多危险。肯尼迪亲自挑选了他，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指挥1500人的战斗队穿过至少25万苏联军队的敌占区时也会不失冷静的人。

在上司下达的详细命令中，根本就没有提到如果受到攻击时该怎么应付。在没有接到要携带何种武器命令的情况下，他只好自己决定往每辆车的弹药箱里放什么。约翰斯总是习惯性地带着自己的古董柯尔特手枪。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约翰斯知道，“我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如果苏联人不想看到他们沿高速公路推进，那么他们就会像羊羔一样引颈就戮。

正当约翰斯想办法解决防御问题时，约翰逊却在想办法解决鞋的问题。在约翰逊和勃兰特站在敞篷的梅赛德斯汽车里巡游柏林，向群众频频挥手时，约翰逊盯着勃兰特脚上时髦的平底便鞋，向这位市长挑战道：“你一直在要求我们行动而不是只说漂亮话，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行动的。”

他指着那双鞋问：“你是在哪儿买到的？”

“我在柏林就可以给你搞到一双一模一样的。”勃兰特说。心里想着柏林的防御怎么也比得上美国副总统的一双鞋。

8月19日星期六，中午刚过，驻波恩的美国大使馆通知驻海德堡的布鲁斯·克拉克将军，不论到时美国增援部队能否到达，副总统约翰逊都将于星期日下午两点离开柏林回国。克拉克通过他的柏林司令官向华盛顿愤怒抗议，如果约翰逊连待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都不愿意，那么约翰斯和他的人就不应该冒这样大的险赶去柏林。

星期六晚上7:00，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给克拉克打电话：“将军，我理解你是对副总统在部队到达前离去不满，才会大发雷霆。”

“邦迪先生，这样说就温和多了。”克拉克回答道，“这些人都在全力以赴地行军，为了赶到那里被副总统接见。”他不能想象约翰逊在华盛顿还有什么“比在全世界注视下接见一支部队更重要的事”。当然，克拉克根本不知道约翰逊是顾虑是什么。

邦迪问：“你们的人什么时候能到达柏林？”

克拉克反问道：“如果能够确定，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危机了，你说是不是？谁知道我们会在哪里被挡住呢？”

邦迪回答道：“将军，我会尽我所能帮忙的。”

柏林时间8月20日下午12:30，华盛顿白宫时间早晨6:30，柏林边界关闭后刚刚一周，第一批60辆卡车载着美国士兵顺利进入柏林。赫鲁晓夫遵守了不妨碍盟军通过的诺言，只是在一个检查站耽搁了三个小时。在那里，苏联军队逐个清点了进入柏林的美军人数。

数千西柏林人站在大桥和公路旁迎接约翰斯，就像迎接胜利归来的勇士一样。德莱林登的美军检查站是高速公路进入柏林的入口，在那里，几百个柏林人站在推迟离去的副总统约翰逊身旁。鲜花像雨点般从四面八方洒落，泥车里满身尘土的士兵又惊又喜。

约翰斯上校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也许只有解放法国时才会遇上”。约翰斯的士兵在路上已经四天没有休息了。他们从西德的演习战场赶来，是唯一一支能够以这种速度开往柏林的装备齐全的部队。在驶过柏林城里热浪翻涌的人群时，他们许多人甚至都疲劳得睡着了。

苏联的反应是温和的。克里姆林宫并不把这次增兵当回事，认为它“没有军事意义”，并说这只不过是把更多的人放进“西柏林的老鼠夹子里”。苏联《真理报》上一篇署名为“观察者”的文章——该报上的评论多少代表苏联政府的观点——说这是“一种不能被忽视的挑衅行为”。

柏林驻军观看了这场表演，其中就有宪兵维恩·派克中士。他很不高兴，但是另有原因。像大多数驻守柏林的美军一样，他认为肯尼迪和约翰逊只要在墙还没有建成以前把它推倒就行了，而不必让苏联人造成既成事实，我们却只有在退却中哭泣的份儿。

“约翰逊是个笑话，一个完全的笑话，”他说，“他想要的就是欢呼的人群。”

关于新来的作战队，派克认为他们就是“花架子”，根本不能战斗不说，还对原来的常驻军傲慢无礼。他们刚到罗斯福兵营就和常驻军起了冲突，说自己是来解救常驻军的，因为他们没能阻止关闭边界的行动。

“我们很生气，”派克说，“因为他们只在这里停留90天，然后就拍屁股走人。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拯救。他们来柏林只是为了象征性的目的。”更糟糕的是，约翰斯的部队还有“酗酒滋事、打架、拒捕”等等行为。

可是，柏林人却只知道美国人最终显出了自己的颜色。很少有这么多人如此热情地欢迎这么少的救兵。派克认为是柏林深深的绝望才使他们以这样大的欢呼声迎接如此小的政治姿态。

约翰逊在逗留期间对东柏林退避三舍，害怕惹恼莫斯科或是刺激群众。克雷将军静静地走访了被苏联人分割走的城市，断言整个东柏林就是“一座军营”，其中的人民看来是“完全被压迫了”。

尽管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但约翰逊还是没有忘记此行的另一个目的：购物。

星期日早晨5:30，国务院的同行人员卢西安·海克勒叫醒了约翰逊的贴身秘书，问他副总统的鞋码，这样勃兰特才好找人做出他想要的鞋。由于约翰逊两只脚大小不一，所以他需要穿手工制作的鞋。勃兰特的人让莱塞鞋店的老板给约翰逊送来20双不同号码的鞋，约翰逊从中挑了两双合适的。

星期天下午，一家柏林著名的瓷器制造商——皇家瓷器制造厂在约翰逊的要求下打开了展品柜，因为副总统很是羡慕头一天晚上威利·勃兰特在市政厅设宴时所用的瓷器。他对市长说，他想要一套放在他美国海军天文台的副总统新住宅里面。

他们给副总统看了一套又一套，他却总是说那都太贵了。他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二等品”。海克勒羞愧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是副市长弗朗兹·阿姆伦救了场，他宣布：“柏林的议员和市民想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您。”

约翰逊的反应是：“噢，嗯，要是这样的话……”

副总统挑出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瓷器，一共是36件餐具。然后他让办公室把自己的副总统徽章发过来，好印在每一件盘子、碟、杯和碗上。

除了购物，约翰逊确实被柏林的精神感染了。在给肯尼迪的标有机密字样的报告中，他写道：

我从德国归来，新生了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自豪感，也意识到我们国家肩负了前所未有的责任。这个世界期望于我们的是那么多，我们必须努力满足他们的愿望，有时甚至要向盟国寻求帮助。因为一旦我们失败、退缩或是背约，那么就全盘皆输，而自由很可能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

一套36件的餐具订单，两双鞋，安全地注视着1500名军人开入柏林，带着这样的成绩，约翰逊返回了美国。

东柏林

1961年8月22日，星期二

乌布利希正忙于巩固他的胜利，没有时间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

年初，他想改变柏林状况的决心既没有苏联的批准也没有实现的方法，而现在却比预期的更为成功地实现了。他以极大的政治技巧操弄着局势，现在他要继续扩大优势。

8月22日，乌布利希公开宣布他将在柏林墙的两侧向外各延伸出一百米，建立一个无人区。未经苏联批准，东德政府就宣布了如果西柏林人胆敢进入这一缓冲区，他们将被射杀。他们很快就将知道缓冲地带对他们来说就是“死亡地带”。

随着自信心的膨胀，乌布利希在第二天不顾苏联大使别尔乌辛的反对，把西方人可以通行的站点从7个减少到1个，即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查理检查站。

两天以后，别尔乌辛和科涅夫召见了乌布利希，斥责他采取的单边行动。别尔乌辛说，苏联人不能接受伸进西德领土的无人区的概念，那“可能导致东德警察与西方军队交火”。

乌布利希虽然向苏联伙伴抗辩，说自己“没有干涉西柏林事务的意图”，但是还是撤销了这条命令。当然，这是一个很容易作出的妥协，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年初都不敢想象的处理柏林事务的权利。可是，他拒绝收回把西方过境点缩减为1个的决定。

就像1961年一直发生的那样，苏联人最终把这个交给了乌布利希。

滕珀尔霍夫机场，西柏林

1961年8月23日，星期三

阿登纳总理终于在柏林露面了，但已经是柏林边界关闭的十天之后，在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和克雷将军都安全地离开之后。阿登纳的飞机降落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现场只有几百人迎接。而当他探访马林菲尔德难民营时，只有大约2000人在那里等他。

当阿登纳的座车穿过柏林，许多西柏林人都故意躲避他。另有一些人举出了标语，典型的一句是：“你来得太晚了。”另一个带讽刺意味的是：“好啊，救世主终于来啦。”在马林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标语意味着，对他软弱的反应，选民将在投票时惩罚他。

阿登纳沿着柏林墙参观，而在墙的另一边，乌布利希政权用装在卡车上的高音喇叭讥笑他，把他比作希特勒，把高压水枪的水龙头对准他的方向。但在边界的另一个地方，也有一些东德老年人流着泪欢迎他，挥舞着白色的手绢向他致意。

阿登纳拜访了西德媒体大王阿克塞尔·斯普林格，他的公司总部正好位于柏林边界。而他的《图片报》是西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直对阿登纳和美国的无能表现进行着最猛烈的批评。

阿登纳说道：“斯普林格先生，我不理解你。”“在柏林这里什么都没有变”，除了媒体更加起劲地搅动局势之外。

他提醒斯普林格，他的报纸的愚蠢行为可能会复活国家社会主义。

斯普林格愤怒地出了房间。

贝尔瑙尔大街，东柏林

1961年10月4日，星期三

柏林人以惊人的速度适应了有了柏林墙的现实。由于逃跑的危险性增大，边界控制得密不透风，难民的流出几乎全部停止。西柏林人开始大量迁移到西德，他们不敢对苏联人心存侥幸。

在贝尔瑙尔大街，来参观的旅游车络绎不绝，西柏林边界这侧总有一些人在街上逡巡张望，观察着这条街在8月13日之后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从最初的关闭边界，到大街上的东柏林居民迁出，把窗户和门用砖垒砌起来，到最终建起了柏林墙。

西柏林警官汉斯-约阿希姆·拉才和同事们在贝尔瑙尔大街附近的树木之间拦上了绳子，禁止围观者越过。但有时人群变得出离愤怒，就很难阻挡了。每当他们必须用高压水枪才能迫使西柏林人后撤的时候，一种负罪感就攫住了他。但更糟的时候是，拉才眼睁睁看着东柏林的边境警察逮捕并抓走那些逃跑的人。这时他会听令留在原地，不去惹任何人，但他会感到“一种无助，自己完全站在非正义的一方”。

在绝望的日子里，最糟糕的是那些死亡的悲剧。拉才看到的第一起是伊达·谢克曼。她于8月21日，她59岁生日的前一天，成了贝尔瑙尔大街上的第一个死者。那天拉才刚走上大街，看见一个黑色物体从一座楼房里落下来。谢克曼在跳下之前，先扔下了一个床垫，徒劳地希望它能缓冲自己的下落。

但她当时就死了。

在那之后，西德警察开始使用高强度的、像床单一样的消防网来接住跳下来的人。但这需要那些逃难者跳得非常准，因为那张网由16个人一起抓住，不能很快地朝着跳下的方向移动。

10月4日的晚上8点。拉才在黑暗中第一次对着贝恩德·伦瑟——22岁的东德工程学学生——喊了起来，让他从贝尔瑙尔大街44号的四层公寓楼顶跳到安全网上。

伦瑟和两个朋友一直在鼓足勇气，准备从屋顶顺着一根他们自己带来的晒衣绳下降到西柏林。下面越聚越多的西柏林人对他们大喊大叫，鼓励声惊动了附近的东德警察，他们发现了这些想要逃跑的人。

19岁的格哈德·皮特斯是东德边界警察队的队员。他通过活动天窗上到了楼顶，带头追捕这些青年。伦瑟揭下屋顶上的瓦片砸向皮特斯。一会儿，另外三名警察也赶了上来。经过一段戏剧性的追逐，伦瑟的两个朋友在从楼顶滑到防护围栏上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

其中一名东德警察拔枪向这些准难民射击，在下面围观的西德警察也拔出手枪与之交火，双方共开28枪。西德警察的命令是只能在自卫的情况下开枪，因此后来这些警察坚称，他们只是在头上子弹射下后才给予还击。

西德警察打中了一名东德警察的腿，伦瑟获得了最后的一线生机。他猛地开始奔跑。下面人群里有人向他高喊着，让他把那个警察扔下来。其他人包括拉才，大喊着让他朝着张开的安全网跳下来。伦瑟最终作出了下跳的动作，一只脚却被雨槽卡了一下，头朝下跌到了地面上，离安全网还有12英尺。

他落到地上就摔死了。

拉才后来不断谴责自己：“哥们儿，是你拉着他跳进了死亡啊。”

第二天，东德政府给边界警察皮特斯献上了玫瑰花。东德内务部长卡尔·马龙授予他勋章，以表彰他为完成任务作出的牺牲。西柏林报纸《BZ》拟出了这样的讽刺性标题：为谋杀授勋。

雷吉娜·希尔德布兰特就住在贝尔瑙尔大街44号。到伦瑟死亡的那天，形形色色的逃跑，失败的，成功的，她已经见识过不少了。

她一边写日记，一边从一个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那包烟是西德的朋友用绳子拴着一个篮子吊到她的窗口给她的。那个篮子给她送过橙子、香蕉和其他物品，“是对毁灭了的生活的小小吊唁”。

“两辆巨大的西德旅游车刚开了过去。”她写道，“是的，我们已经成了柏林第一的旅游景点。要是人们能不来烦我们该多好啊！我们多想把时间拨回到从前，然后就那样一直过下去！噢，不可能了！又是一辆旅游车。我们正处在可怕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它的精神。再也没有人喜欢工作或生活了。一种无奈的愠怒笼罩了我们所有人。一切都没有意义。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

“低下你的头，朋友！我们都在变成羊……又是两辆……无数的脸孔在朝我们看，而我们坐着，把握紧的拳头揣在兜里。”

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产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英雄。他们的努力既有失败也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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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舒曼后来定居西德的巴伐利亚州。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说：“只有到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日子），我才感到了真正的自由。”可是，他却一直和以前同事以及萨克森的家人关系紧张。在1998年6月20日，他由于抑郁而自杀，自缢在一个果园里。——原注

艾伯哈德·博尔进了监狱

艾伯哈德·博尔凝神专注于他将要面对的危险，心神不宁地扫视着西柏林动物园火车站报摊上的头条新闻。它们报道了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和克雷将军以及美国援军的抵达。但博尔心里装的是另一件事：这位哲学系的学生将要冒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险。

他穿着浅蓝色的夹克衫，扣子紧扣。博尔摸了摸胸前，确认了装在内衣口袋里的两张身份证还在那里。尽管天气不热，但是他无法控制住出汗。他的母亲最喜欢看他笑，但是此时此刻博尔却皱着眉，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他衣袋里的两张身份证中有一张是自己的，如果在进入东柏林的时候需要检查，他就出示这一张。六天前边界关闭之后，按照规定，西柏林人还可以凭身份证自由出入苏联占领区。而第二张身份证，博尔要把它带给他的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的同学温弗里德·卡斯特纳 ⁽¹⁾ ，好帮他逃到西方。博尔和他都喜爱美国爵士乐。像大多数其他柏林学生一样，那个夏天他们花了假期的很多时间听瑞奇·纳尔逊的新歌《你好玛丽露》。这首歌风靡了西柏林。

尽管自由大学在西柏林，但是它15000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是东柏林的居民。一夜之间，边界关闭结束了他们的学业。对于卡斯特纳来说，这是尤其令人失望的，因为这已经是他在历史专业的最后一年了。而且东德的学校也不会接收他转学，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博尔给他带来了一张西柏林朋友的身份证，那个人跟卡斯特纳长得很像。他们的计划很简单，让卡斯特纳拿着这张身份证，在过境去西柏林时出示给边境警察。

博尔是个保守的不关心政治的学生，天生不喜欢任何冒险。在边界关闭的第二天，他曾经拒绝帮助另一个同学逃离。而使他改变想法的是威利·勃兰特8月16日在市政厅前的讲话。他的讲话深深打动了他，他在日记中抄下了这句号召行动起来的话。“我们现在必须巍然挺立，”勃兰特说，“这样我们的敌人就不能在我们的同胞陷于绝望的时候欢庆胜利。我们必须显示我们无愧于悬在我们头上的自由之钟 ⁽²⁾ 所代表的信念。”

两天以后，他去东柏林科佩尼科区找卡斯特纳，卡斯特纳的母亲流着泪恳求博尔帮助他的儿子。她说，谣传边界控制将越来越严，因此如果想离开东柏林就要尽快想办法。尽管她和丈夫不想和儿子分离，但她们必须首先满足儿子想成为一个历史教授的梦想，而这一点他在东德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博尔提议让他的朋友游过运河，可是卡斯特纳说他的游泳技术非常差，无法做到。卡斯特纳坚持说最安全的逃离办法是弄到一个西柏林的身份证。为此，他给了博尔一张自己的照片以及一个据说能制作这种文件的天主教神父的姓名和联系办法。

但神父拒绝了博尔的请求。这名哲学系学生转而求助一个长得很像卡斯特纳的朋友。那个朋友很乐意提供自己的身份证，而他自己必要时也可以去挂失然后补办。可是他拒绝亲自去东柏林送身份证，因为在返回时要是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这时，博尔只好壮起胆子说他去，并夸口：“他们抓不住我的。”

在他出发冒险的头一天晚上，博尔问母亲，如果她处在他的位置，她是否会帮助朋友。她回答道，只要是家人或非常好的朋友，她就会。他父亲很是钦佩儿子的善良，但他担心他的艾伯哈德天性慌张，不易成功。

“现在吃点什么吧，”父亲说。“谁知道你的下顿饭会是在哪儿呢？”博尔勉强吃了几口。这时父亲测试他，假如东德警察发现了他的第二张身份证，看他将怎样应答。他的回答未令人信服，因此他们都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博尔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走出车厢。那里所有人都朝着东柏林走去。正当他又出汗又发抖的时候，一个边界警卫挥手让他赶紧通过。他松了一口气。只剩下最后几级台阶他就走出了火车站，这时一个边界警卫突然出现在他右边，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几年以后，在经过了审问、判刑、定罪和监禁之后，博尔还在纳闷为什么那个边界警卫能够从人群中把他挑出来。遗憾的是，他是知道答案的。

是恐惧出卖了他。

是一位退休将军的再次到来，帮助西柏林人恢复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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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本人的要求，本书未使用他的真实姓名。——原注

(2) 指西柏林舍嫩贝格市政厅里的自由钟，是美国费城自由钟的仿品，1950年即悬挂在那里，常作为美国保证柏林自由的象征。——译者注

第十六章　英雄归来

我们已经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正受到威胁……如果柏林陷落了，那么西德就是下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欧洲阻挡住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能让步……如果美国现在不明白这一点，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那么就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明白，共产主义就会疯狂泛滥。我相信民主的未来需要我们留在柏林。

——卢修斯·克雷将军向上司的陈诉，1948年4月10日

一个人为什么要为一个除了灾难之外再无可述的政府写一本书呢？

——肯尼迪，1961年9月22日

滕珀尔霍夫机场，西柏林

1961年9月19日，星期二

卢修斯·D·克雷将军回到柏林，是在9月一个出奇炎热而阳光明媚的下午。

柏林遍地的露天咖啡馆一般到了9月下旬就都关门了。可是这天却占满了人行道。柏林动物园也创造了参观的最高纪录。柏林市宽阔的万湖和衣带相连的几条水道上，清风吹送着一队队帆船。经历战争、城市的分裂以及最近的柏林墙，都只是增强了柏林人及时行乐的倾向。

尽管天气如此美好，但是终究还是克雷将军的到来振奋了那天西柏林的精神。当地人都认为，肯尼迪总统任命克雷将军为他的“个人代表”，是目前为止美国人仍然决心保卫西柏林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柏林人认为，除非克雷确信肯尼迪最终会奋起对抗苏联人，否则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接受这项工作的。

在1948年，作为驻德国美国占领区军事首长的克雷，与英国一道计划并实施了空运行动，疏解了柏林封锁，成为了德国人民的英雄。空运最终解救了西柏林的200万居民，让他们免于在忍饥挨饿与接受共产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考虑到美国和盟军击败纳粹德国才刚刚三年时间，他324天的空运行动就更加令人瞩目。在当时，世人还不能确定美国人是否会冒着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危险去换取欧洲的安全，更不用说为了以前希特勒的半个首都了。它就像被共产主义大海包围的一个岛屿一样，简直是无法防御的。

柏林人仍然会津津乐道地谈起克雷的“棒棒糖炸弹”——那是在打破苏联封锁时，美国飞行员给城市里的儿童用降落伞投下的糖果。为战败的敌人发动了这样危险和成功的人道主义行动，历史上都鲜见这样的例子。为了纪念这个人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城市的元老把城市最宽最长的林荫大道之一、位于达勒姆区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克雷大街。

克雷保卫西柏林的决心来自于他长期的信念。早在1948年，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就已经确信，在这个星球上，对于美国的地位来说没有比柏林更重要的地方了。他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正受到威胁……如果柏林陷落了，那么西德就是下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欧洲阻挡住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一定不能让步。”他的观点是，如果美国不能够理解西柏林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就会疯狂泛滥。“我相信民主的未来需要我们留在柏林……”

克雷接受的这项鼓舞人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他接受这项新工作的动机，要比肯尼迪安排给他的原因高贵得多。

对于克雷来说，这是在另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次重返冷战中心战场的机会。而他的行动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肯尼迪来说，派遣克雷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和公共关系的考虑。

任命克雷能够让保守派收起批评的火力，因为这位退休将军不仅是一位柏林的英雄，还是美国公众和共和党的英雄。他曾经在劝说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竞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帮助管理竞选活动。把克雷收入自己帐下，对于肯尼迪来说，还能防止他在政府之外对当局进行攻击。

实际上，肯尼迪迟疑未决的是在柏林到底应该给克雷多少权力，这正好说明了他对付赫鲁晓夫的矛盾心态。尽管肯尼迪给了克雷一个在柏林的美国人唯一的直接向总统汇报的特权，但与此同时，他却没能给这位将军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指挥权。

肯尼迪甚至重写了给克雷的原信，为了收回一部分原先授予的权力：“全权负责在柏林的所有决策”。对于这一变化，总统向克雷道歉：“真对不起，这封信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最初写的那样，但这是国务院的意思，他们认为不能放弃其他的渠道。”

克雷没有选择余地，只好接受降级。他已经辞掉了薪俸优厚的大陆制罐公司首席经理的职务。这位忠诚的士兵对总统说：“就柏林的形势来说，不论怎么做都是很困难的……如果这样安排能让你不必为难，那么我是没有关系的。”两人达成一致，如有要事，克雷可以打电话向总统汇报。

克雷的任命方式再一次显示了肯尼迪外强中干的本质。肯尼迪越来越害怕赫鲁晓夫可能会把他逼到必须使用核武器来保卫柏林的绝境。但是他还没有明确，自己愿意何时以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他也不知道克雷将军在决策过程中假如有作用的话，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尽管肯尼迪身陷困境，但是他的支持率还是不可动摇。一项盖洛普抽样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1961年肯尼迪的一系列挫折只是由于运气不好，而不是领导不力造成的。调查显示，到10月，肯尼迪的支持率将从全年一直停留的70％左右，上升到77％。而在猪湾事件之后，群众簇拥着他的座车，那时的支持率竟然高达83％。自从开始盖洛普抽样调查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以及杜鲁门在罗斯福逝世之后有过差不多的高支持率——但是他们都没有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肯尼迪是一位公众意见调查的热心读者。调查显示，假如苏联或是东德封锁了进入西柏林的通道，64％的美国人都赞成美国军事介入，只有17％的人反对。如果苏联决定控制柏林的话，60％以上的美国人都接受进行战争。

有这样鹰派的选民，肯尼迪选择克雷当然是受他们欢迎的。对于柏林人就更是如此，他们像欢迎归来的勇士一样迎接克雷。在滕珀尔霍夫机场的停机坪上，也就是1948年发生英雄壮举的地方，美军坦克用十九响礼炮迎接他。西柏林的社会贤达在飞机库里，站在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下迎接他。在美国国旗的两旁各插了一面柏林市旗。不像肯尼迪，克雷讲话的对象是所有柏林人，而不单单是西柏林人。他说：“我们决心要使柏林和她的人民永远自由……我来到这里是带着对我们事业的完全信念和对柏林人民勇气和坚忍的信心。”

此时的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还在舔着两天前竞选失败的伤口，他专程来到法兰克福迎接克雷，然后一直护送他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柏林。被阿登纳击败带给他苦涩的失望，因为他的对手竟然在一次丑陋不堪的竞选活动中玷污他的人格。可是，布兰特也给阿登纳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有对阿登纳年纪的担心，也有对他在边界关闭后温吞反应的不满，选民们已经对他做出了惩罚。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政党，但是总理已经丧失了他受绝大多数选民支持的地位，为了政治生存他不得不与新的联合政府伙伴——自由民主党讨价还价。

与上一次选举相比，基督教民主党和他们的巴伐利亚伙伴基督教社会联盟已经损失了5％的选票，只占到总选票的45.3％。而勃兰特的社会民主党则增长了4.5％，达到总选票的36.2％。自由民主党已经成为德国政治中的第三支力量，选票份额从4％增长到12.8％。柏林边界关闭这一事件重新整合了德国政治，而阿登纳则再也不复从前了 ⁽¹⁾ 。

勃兰特公开向柏林市民呼吁给克雷一个热烈的欢迎，但是他们根本用不着如此鼓励。数十万柏林人拥挤在克雷经过的马路两旁，十英里长的长龙足有两三层。孩子们手里挥着小号的美国国旗骑在父母的肩上，他们的父母都是经历过柏林空运的孩子。那么多的祝福者把花束像雨点一样投向克雷，很快他坐的黑色梅赛德斯轿车的后座就沐浴在花海中了。

克雷有限的工作责任是“报告、推荐和建议”。可是从一开始，他就希望把自己的职责定义得更广泛，并且以军事首长的方式全面负责美国在该城市的政策。这将使他与那些强烈反对这项任命的人发生冲突，那些人的权威由于他的到来受到了威胁。他们是：驻扎在巴黎的北约最高司令官劳瑞斯·诺斯塔德将军、驻扎在海德堡的美军驻欧洲司令官布鲁斯·克拉克将军、驻波恩的美国驻德大使沃尔特·道林。

克雷宣称他的新工作是要“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并且迫使苏联人对他们的占领区承担起责任。他决心要证明仍然是四国共治柏林，而不是东德那个傀儡政权。从克雷上一次在柏林任职到现在，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出让了那么多的权利，克雷感到心急如焚。他决心以他的意志扭转这种趋势。

国务院的马丁·希伦布兰德担心克雷意识不到自从美国丧失了核垄断以来，在柏林运筹的自由度已经大不如前。可是这种失败主义的思维正是克雷终其一生要反对的。在杜鲁门总统否决了他派兵沿高速公路重开柏林通道的计划之后，克雷发起的1948年柏林空运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决定。在空运的高峰期，每3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簇新的C-54和饱受战争磨难的C-47运输机——装满了食物和供应品。

克雷出乎意料的初步成功给了杜鲁门总统信心，他不顾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官员的反对，开始支持这项行动继续展开。那些人抱怨，上一场战争才刚刚结束三年，克雷就又在冒新的战争危险了。当时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对克雷说，200万柏林人不可能靠空运维持生活，因为每天需要4000吨的供应。那要比纳粹给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困的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空运量多出十多倍。那次空运最终也都失败了。

克雷不顾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那成了定义他人生的辉煌时刻。而从1961年9月他降落到柏林的那一刻起，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浸透了这种精神。

西柏林

1961年9月中旬

在8月13日边界关闭一个月后，建筑队开始沿着整个边界地区继续施工，用永久的更难逾越的“死亡地带”替代之前的临时屏障。东德当局每天都派出一队队所谓的志愿者帮助挖掘堑壕、清理树木和灌木，迅速形成一条高墙守护的无人区。

东德的《星期天报》吹嘘，这些建筑队包括科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医生、电影工作者、街头建筑工人、记者以及售货员等等。“全体人民都在为这座墙工作。”它这样骄傲地宣称。囚徒在为自己的监狱奠基。每周都有几个这样的“志愿者”利用接近墙的机会，从正在修建中的墙体的薄弱处跳过或是翻过。很多戏剧性的故事都具有传奇色彩。

21岁的农业工程专业学生阿尔布雷希特·彼得·鲁斯正盘算着怎样逃跑，他参加的建筑队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施工。他的两个姐妹已经生活在西德，他想加入她们，不愿加固一座使这一梦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屏障。当工人都去吃午饭和午休时，鲁斯找到警察看守请求去解手。

警卫耸了耸肩：“那就快点。”

于是，鲁斯溜进了附近一片树林。在那里竟然碰上两个藏在树丛中的学生，也动着逃跑的念头。于是鲁斯带头向西跑去。他们爬上一道沟，穿过一道篱笆，在冲向篱笆外带刺的铁丝网时他被刮住了。不过，他终于在另外两人的帮助下成功地爬了过去。血从他们破碎衣服下的几十处伤口浸出。带着害怕卫兵开枪的恐惧，三人疯狂地沿之字形向西跑去。

到达了自由的土地，一个西柏林警察拥抱了他们，给了他们一瓶酒和一根鲁斯平生未见的香蕉。

每一天，西德报纸都以醒目标题刊载类似的逃亡故事。有一个24岁的救护车司机，开着救护车在机枪扫射中穿过了王子大街的铁丝网。照片上他安然无恙，微笑着站在满是枪眼的汽车旁。另外有三个东柏林人，他们用6.5吨的卡车撞开了布赫大街的屏障，最后被一块界石卡住了。他们一边躲避警察的射击，一边下车跑完了最后一段通往自由的路。最后，一个西柏林警察胜利般地把车钥匙隔着路障扔给东德警察。

边界关闭给柏林人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在星期天下午，这是德国人一贯的家庭和朋友聚会的时间。由于电话线全部掐断，屏障两边的交流就只能通过平台和梯子了。有的举起新生婴儿给爷爷奶奶看，有的把表示爱意的话用大字写在标语牌上，为了远处的爱人能够看见。

很快，这些奇特的现象就成了惯例。西柏林的新郎新娘会穿着结婚礼服前往柏林墙，让对面的亲人向他们挥手祝福。在特定的时间，儿童来到墙外爬上梯子，从远处看着父母和祖父母。在一些边界地带，如新克尔恩、克罗依茨贝格和策伦多夫等区，被西德起哄者折磨得烦恼不堪的东德警察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从对面驱散他们。

旅游车向游客展示这座城市的新景点：边界上用砖封死的教堂、封死的墓地大门、铁丝网后面悲伤的人——他们都是超现实动物园里的稀奇动物。一个导游告诉一车从荷兰来的游客说，那天晚上还会有一批难民逃过来——那也是柏林人生活的一种新方式。

斯坦因施图肯飞地，西柏林

1961年9月21日，星期四

为了让东德人和苏联人知道确实是他来了，克雷将军马上采取了行动。

在他抵达柏林的48小时之内，他就注意到了斯坦因施图肯的怪事。那里生活着困苦的190名居民，大约42户人家。由于地理上的意外，这块西柏林策伦多夫区的小小飞地——位于美国柏林占领区的西南角——被一条苏联占领带与西柏林分开。跟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是一条短而曲折的小路，自1945年以来就被东德警察控制。

由于8月13日的事件，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变成了西柏林、也就是西方最脆弱的部分。东德警察已经把斯坦因施图肯用铁丝网和路障围了起来，后来又用瞭望塔和百米宽的无人区进行加固，不许任何非居民进入。一天天过去，住在这个封闭社区里的居民生活日益绝望。

东德政府威胁要搜查这个镇子，寻找一个逃到那里的东德人。那个人想到西柏林当难民，但是后来才发现那里根本就出不去。到处都谣传，假如西方仍然不显示出要保护它的意思的话，乌布利希将在今年年底把这个镇子收归东德所有。东德政府以前曾经干过相同的事，占有了西柏林领土内不确定的土地。但那些区域都是非敏感的，不过是些无人居住的园区和林地。

克雷没有把计划透露给美国的上司和共产主义政权。在9月21日，上午十一点前几分钟，克雷乘坐一架军用直升机，由另外两架直升机护航飞抵斯坦因施图肯。他给这个社区带来了两样他们缺少的东西：一台电视机和一份希望。当直升机降落在草地上，很快就有一大群人围到了周围。克雷邀请镇长与他在当地唯一的饭馆见了面。这家饭馆也是小镇唯一的一家集餐饮、酒吧和杂货店于一体的地方。他们一边讨论居民的恐惧和应该采取的措施，一边打开一瓶酒，痛快地喝起来。

克雷将军只在斯坦因施图肯待了50分钟，但是那也足以让东德报纸《新德国》把他的行为称为“本来平静的局势中的好战举动”。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也抗议克雷正在为了太小的收益冒太大的危险。

为了显示决心，第二天克雷从第278宪兵连里派出了一支三人小分队，乘直升机又到了斯坦因施图肯，去建立那里第一个美军哨所——这个哨所一直存在了12年。宪兵中尉维恩·派克在镇长的地下室里设立了指挥部，把通讯天线架设在了他家的烟囱上。克雷命令驻柏林当地指挥官阿尔伯特·沃森将军，准备在三天以后——即9月24日进行一次地面突击，用两个连的兵力打通东柏林对该社区新建的屏障。

事出偶然，美军驻欧洲司令布鲁斯·克拉克将军那天早晨乘火车从海德堡来柏林检查工作。在早饭时间，沃森和弗雷德里克·O·哈特尔准将高兴地告诉顶头上司，他来得正是时候，赶上了一个“有趣的早晨”，因为三小时以后他们就要开始斯坦因施图肯行动了。

“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克拉克质问沃森。

“是克雷将军。”沃森答道。

“阿尔伯特，”克拉克斥责道，“你难道不知道你为谁工作吗？你难道忘了是谁在写你的表现报告了吗？”

克拉克指示下属不要再接受克雷的任何命令，把部队从森林里撤回兵营。然后，他找到克雷的办公室，指着一部红色电话机愤怒地让克雷给肯尼迪打电话，否则“少用你捡棉花的手对我的部队指手画脚”。

克雷回答道：“好吧，布鲁斯，我看我们两人没法相处。”

克雷确信自己知道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给苏联人施加多少压力，因为莫斯科“是不会让他们东德的傀儡政府把（斯坦因施图肯）这样的小问题酿成国际性事件的”。

几天以后，美国军队转移出七名东德人。他们开着卡车穿过镇长家后院的篱笆来寻求避难。宪兵把他们的头发剪短，使他们看起来更像是美国士兵，再给他们穿上宪兵制服，戴上头盔，最后用军用直升机把他们转移了出去。尽管东德官方威胁要打下这架直升机，但是克雷还是押对了宝，莫斯科是不会让他们冒这个险的。

现在，与斯坦因施图肯之间往来飞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通常是载着宪兵在基地之间往返，有时也带出难民。克雷感到他向柏林人和上司证明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产生自1948年的信念：面对一个意志坚定的西方，苏联人是会知难而退的。

受到这次成功的鼓励，克雷继续向前推进。他宣布美国军队将恢复被华盛顿方面停止了六年的沿高速公路的巡逻。东德警察最近开始刁难美国车辆，有时借口检查扣留车辆数小时不放行。这是针对这个情况而采取的对策。只要事关美国车辆，巡逻士兵都将进行干预。这类事件很快就消失了。

西柏林人对克雷的这些做法欣喜异常。《柏林早报》在头版显著地登载了克雷将军亲吻刚到达滕珀尔霍夫机场的妻子玛若琳的照片。说明文字是：“每一个柏林的孩子都知道这位美国人为我们城市的自由作出的成就。他最近的行动温暖了柏林人的心：突击队员进驻斯坦因施图肯和恢复高速公路军事巡逻。”

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克雷最危险的敌人正在计划在华盛顿对他进行反击。上一次克雷在柏林做出越界之举时有杜鲁门总统为其撑腰；而这一次，克雷根本不知道肯尼迪是否也会这样做。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

海恩尼斯港，马萨诸塞州

1961年9月23日，星期六

通常周末来聚会的那些客人又聚集在肯尼迪海恩尼斯港的住所里。而肯尼迪正在准备明天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稿。

这些人包括总统的弟弟泰迪 ⁽²⁾ ，他们的姐夫、电影演员彼得·劳福德，弗兰克·辛纳特拉，还有多米尼加的花花公子波菲里奥·卢比罗沙和他的新任妻子。辛纳特拉带来的一群人被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司机弗兰克·桑德斯称为“一群阔佬和漂亮的人”，他们中的女人在桑德斯看来更像是妓女。这种场合少不了仆人穿梭来往。

桑德斯后来回忆，夜里他听见聚会的喧闹声，他就从他的小屋向正房走去，给约瑟夫·肯尼迪送还马靴。在走廊里，他正好撞见这个老人正在抚弄一位咯咯笑的丰满女郎。

“我的马靴！”桑德斯听见他叫嚷道，“来得正是时候！”

这就是肯尼迪政府喧嚣的背景噪音，也是肯尼迪及其周围人混乱得无以复加的私生活的写照。总统在公众看来是工作狂，有超快的阅读速度，是个居家男人。这与多年以后浮出水面的亲历者的描述，尤其是他身边秘密特工的报告完全大相径庭。因为这些人不像肯尼迪的亲密助手和家人，他们没有树立肯尼迪光辉形象的想法——同时，他们也确实担心肯尼迪在寻花问柳中的安全问题。

拉里·纽曼1960年加入秘密特工。他并不担心总统玩弄女人构成道德方面的问题，他所担心的是总统最主要的皮条客——大卫·鲍尔斯不让安全人员检查他带来的任何女人。在这种时刻，总统身边的所有特工都会被警告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正在计划为猪湾事件复仇。“我们不知道明天早晨总统是死是活。”纽曼后来对新闻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回忆说。纽曼说，在特工之间，经常半开玩笑地说假如总统受到伤害，那么谁抽到黑豆谁就去某个议院的下属委员会出庭作证。

托尼·谢尔曼从盐湖城开始就是肯尼迪安全小组的成员。他后来回忆了肯尼迪“完全不工作的日子”。谢尔曼很不喜欢自己工作责任中有一条，当肯尼迪偷腥时如果夫人突然来到，要马上向总统的助手报警。来自凤凰城的特工威廉·T·麦金太尔抱怨，自己作为一个宣过誓的执法者，却被要求对妓女这种非法买卖另眼相看。来自洛杉矶的特工约瑟夫·鲍莱拉敬佩肯尼迪，他总是能叫出身边特工的名字，但是他担心总统的不忠可能被敌人敲诈。他和他的特工同事把周末客人中的彼得·劳福德称为“臭驴”，因为他经常醉酒，对女人毛手毛脚。

耳闻着寻欢作乐的同时，肯尼迪正在对他就任总统期间一个重要的演讲作最后润色。这也是在柏林边界关闭之后，他向世界发出的第一个他打算怎样应付莫斯科、怎样进行核军备控制的信号。而且这次会议正好是在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非洲因飞机失事丧生后的第四天。苏联人正在四处活动，想要以三人理事会的形式来取代达格·哈马舍尔德的一人秘书长制度。这三个人将分别代表西方、共产主义世界和中立国。

虽说肯尼迪的公众支持率似乎不受万有引力定律的控制，但是总统自己知道，在这些表相下面是一系列的政策失败和正在恶化的国内问题。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会削弱他的领导力。那个星期五，在他离开华盛顿去海恩尼斯港之前，他简短地会见了《底特律新闻报》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伊利·艾贝尔。他受一家纽约出版社的委托写一本关于肯尼迪总统第一任期的书，他想找肯尼迪合著。他们两个人一起坐在白宫的生活区，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马达的轰鸣声阵阵传来，构成了背景噪声。艾贝尔喝着血玛丽酒，而肯内迪则在努力劝说他放弃这一计划。“一个人为什么要为一个除了灾难之外再无可述的政府写一本书呢？”肯尼迪问道。

艾贝尔发现自己处于奇怪的位置中，他居然正在劝服总统使他相信，尽管起步艰难，最终他将成就伟大的事业，而他自己和他的朋友都会为他的政府而骄傲。

星期天的下午6:35，肯尼迪与劳福德一起降落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海军航站楼。在那里，他们受到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国务卿腊斯克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迎接。总统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这个肥胖的美食家已经先期到达。因为他接到苏联间谍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的一个电话。博尔沙科夫仍然一直充当着联络赫鲁晓夫的非官方通道。博尔沙科夫说，塞林格应该紧急会见苏联外交部新闻主任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因为他有紧急信件要交给总统。

博尔沙科夫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几个月来，他在工作中从来也没有走漏消息，工作也使上司满意。尽管仍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军事谍报人员，但是现在他却是一条已经为人接受的直通赫鲁晓夫的常用渠道。塞林格认为博尔沙科夫是“一个人的三驾马车——翻译、编辑和间谍”。

按照塞林格的指示，在星期日的晚上7:15，博尔沙科夫把哈尔拉莫夫从一道无人看守的旁门带进了卡莱尔酒店。这家酒店是总统在纽约的住所，记者们不断地在大厅里游荡，希望能看见总统。一个特工把他们两人从后面的一个电梯带上楼去。

塞林格被哈尔拉莫夫的开场白吓了一跳：“柏林的风暴结束了。”

塞林格对哈尔拉莫夫说，在他看来，柏林的局势不能再糟了。

“等一下，我的朋友。”他说道。

哈尔拉莫夫问总统是否收到了赫鲁晓夫通过《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赛勒斯·苏尔茨贝格转交的一封信。这位记者在9月初采访过赫鲁晓夫。

塞林格说他没收到。可是实际情况是，在9月10日，苏尔茨贝格已经转交给肯尼迪那封五天前赫鲁晓夫在采访中托他转交的私人信函。可是肯尼迪尚未答复。

赫鲁晓夫告诉苏尔茨贝格说：“如果你本人能见到肯尼迪总统，那么我希望你能转告他，我并非不愿意与他建立某种非正式的接触，以便在德国和平条约和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的基础上，在不损害美国声望的前提下，寻求解决柏林危机的方式。”他建议肯尼迪也使用非正式渠道来传递他对赫鲁晓夫的意见，“找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形式和步骤，引导公众舆论，不危害美国的声誉”。

哈尔拉莫夫对塞林格重复了赫鲁晓夫信的核心内容。他讲起话来又快又激动，博尔沙科夫几乎来不及翻译，因此塞林格不得不请他说慢一点，他解释说他们有的是时间。总统出去吃饭，还要到百老汇看戏，塞林格说，要午夜才能回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哈尔拉莫夫说，局势很危急。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在欧洲的美军增兵计划是一个主要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苏联领导人对苏尔茨贝格说他希望与肯尼迪建立一个私人渠道达成德国问题解决方案的原因。

哈尔拉莫夫说，赫鲁晓夫希望与肯尼迪再进行一次高峰会谈，讨论美国对于解决柏林问题的提议。因为考虑到总统的“明显的政治困难，因此他将把决定会面时间的权利交给肯尼迪”，但是他想尽快。哈尔拉莫夫谈到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给赫鲁晓夫“不断增强的”要他与东德缔结和平条约的压力。此外他还说，柏林仍然存在巨大军事冲突的危险，不容拖延。

赫鲁晓夫还想要影响到，至少是想知道肯尼迪星期一的讲话内容。因为在局势的紧张程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希望在10月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之前，避免任何可能给他的政敌以希望的事。哈尔拉莫夫告诉塞林格，这位苏联领导人“希望你们的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不会是另一份像7月25日那个好战的最后通牒……他可不喜欢这个”。

塞林格给肯尼迪留了个言，请他回来以后尽快与他联系。然后他给俄国客人倒上威士忌加苏打。当这两位客人在待了将近两个小时离开时，塞林格向他们保证，他将在明天上午11:30，在肯尼迪的联合国讲话以前，把总统的答复给他们。

肯尼迪在凌晨1:00的时候给塞林格打电话，请他到卡莱尔酒店34层他的套房里来。那是他在纽约的“家”，是他父亲租下的，里面装饰着精美的法国古董。那天晚上，那里的窗帘一直打开着，从这间公寓里可以看到纽约闪烁的夜空。塞林格发现肯尼迪穿着白色睡衣坐在床上阅读，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雪茄。应总统的要求，塞林格把他与哈尔拉莫夫的谈话要点向他反复重复了几遍。

总统告诉塞林格，苏尔茨贝格从赫鲁晓夫那儿什么消息也没给他带来，因此那封信他也没收到。肯尼迪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向外看着曼哈顿的夜空。他对塞林格说，“如果赫鲁晓夫准备好了听我们对德国问题的观点”，那是一个好消息。那很可能意味着在今年他不会单独与乌布利希政权签署和平条约，从而引发一场新的危机。然而，肯尼迪相信，莫斯科不断坚持要签署承认东德的和平条约，仍然会带来战争的幽灵。

总统在凌晨1:30给国务卿腊斯克打电话，然后他们一起定下第二天早晨要塞林格传达给苏联人的信息。当总统口述时，塞林格就用酒店里的纸笔记录。他将告诉苏联人，肯尼迪总统对于早日进行关于柏林的会晤，是抱着“谨慎接受”的态度的。但是，他想要苏联人首先在达成老挝的中立上显示出诚意。只有那样，一次在更艰难的德国问题上的高峰会谈才有可能产生“重要的一致意见”。

语气既要诚挚但又要谨慎。尽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已经就老挝问题采取统一而中立的立场，但是，当北越给共产党组织巴特寮提供武装的时候，莫斯科不仅冷眼旁观，还为其扩展秘密军队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费用。塞林格将向哈尔拉莫夫一字不差地重复总统的这句话：“我们将看着、等着。”这就是肯尼迪要塞林格传达给苏联人的信息。

那天晚上，肯尼迪修改联合国讲话一直到凌晨3:00。最后定稿的语气比苏联人所预期的温和。关于柏林的语言尤其谨慎。

几周来，总统为这个讲话殚精竭虑。尽管下次大选的到来要等三年以后，但是肯尼迪的国内政敌已经开始感觉出他的弱点。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和共和党领袖人物巴里·戈德华特，已经不再克制他对肯尼迪柏林问题的攻击，现在他说，西德人害怕被抛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说：“任何时候，当外交官们开始就苏联造成的无法谈判的局势进行谈判时，那就是自由的捍卫者们要小心的时候了。”他在9月28日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说，假如明天进行选举的话，那么他们将以共和党的压倒多数获胜。

肯尼迪需要重新夺回主动权。“赫鲁晓夫已经往我们的脸上啐了三次，”肯尼迪对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诉苦，“他已经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太空、古巴、8月13日……他想显示他已经让我们手忙脚乱。”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与总统争辩说，他不能一方面在纽约要求裁军，另一方面在回到华盛顿之后又征召更多的师和重新开始地下核试验。而这正是肯尼迪计划做的。从这十个月与赫鲁晓夫打过的交道中，总统已经学会了一个人只有前后不一才能与这个人交战。

肯尼迪总统在联合国的表现是不凡的，得益于他对核冲突前景日益增长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是在长期与高级顾问召开秘密会议、指定核战计划的细节、计算美苏伤亡人数中形成的。他在演讲中的每一个词都反映出他日益增长的对这一负担的关切。

“一次核灾难，”肯尼迪对联合国大会说，“靠风，靠水，靠恐惧传播的核灾难，将一视同仁地吞噬掉大的和小的，富的和穷的，重诺的与背约的。人类必须结束战争——否则战争就会结束人类。”

他阐述了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今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居民都必须思考我们的星球可能会有不再适于生存的那一天。”他说，“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生活在核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重剑悬于一发，每时每刻都有坠落的危险，或因事故，或因误判，或仅仅是一时糊涂。必须在这种战争武器还没有消灭我们人类之前把它消灭掉。”

讲话的字里行间埋藏着在柏林问题上与莫斯科和解的信息。从讲话的一开始你就能发现，对于苏联对东欧的关切，他认为是正当的，并且再一次重复了肯尼迪的观点，这个观点曾经使很多老外交家失望，那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不会超出西柏林。尽管塞林格后来一再坚持说肯内迪那天晚上没有对讲话作任何修改，但是这样的语言正好是能令赫鲁晓夫满意的。

他说：“我们不是僵死的教条主义者。我们知道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我们承认军队和坦克可以违背一国的意志将它一时分开，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一份和平协议是能够达成的：既能保护西柏林的自由、同盟国的存在和通行，又承认了其他国家在确保欧洲安全上的传统合法利益。”

肯尼迪把讲话结束在了越来越强的历史意识上：“今后十个月的事件和决定将主宰今后一万年的人类命运……而我们这些大厅里的在座者将被永远记住：或是作为把这个星球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葬柴堆的一代人，或是作为‘将子孙后代从战争灾难中拯救出来的一代人’。”

尽管使用的是诗意化的词句，但是他还是结束在了谈判的提议上，而在他的讲话中通篇没有一个词谴责莫斯科8月关闭边界的行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出于恐惧而谈判，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对谈判有恐惧……我们大家要么一起拯救这个星球，要么一同在火焰中毁灭。”

讲话中高屋建瓴的修辞将确立肯尼迪世界领袖的名声。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称它为“我们这一代中最伟大的演说之一”。然而那些在西柏林听到这个演讲的人却无法忽略其中隐含的肯尼迪进一步以他们为代价的妥协意味，以及缺乏为他们除掉分离屏障的决心。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东德报纸对这篇讲话的赞扬了。乌布利希政权把它吹捧为通往和平共处的里程碑。党报《新德国》称它“非常出色。因为他显示了美国人想要谈判的意愿”。

西德的评论员注重的不是这篇讲话中的华丽辞藻，而是其中的软弱无力。《图片报》辛辣地责问肯尼迪这句“其他国家的传统合法利益”是不是指莫斯科有权利“把德国一分两半和反对德国统一”。

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集会上说，这个国家必须“准备全力抗拒一种以牺牲西德为柏林解决办法的趋势”。

西德总理阿登纳对朋友抱怨，在联合国大会上这位美国总统对德国统一问题只字不提。肯尼迪同时还省略掉了每次演说必有的号召全德国自由选举的仪式性呼吁。看来他在所有关于柏林的原则问题上都在撤退。他甚至连最基本的事都没做：要求柏林人自由流动。阿登纳开始准备一次华盛顿之行，希望能将肯尼迪拉回正确的路线上来，假如不是太迟的话。

阿登纳对肯尼迪要抛弃西德的恐惧发展到如此强烈，以至于在8月29日他通过西德大使科罗尔向赫鲁晓夫传递了秘密信件。在公开场合他反对与莫斯科的任何接触，但是私下里他却在敦促莫斯科加入新的谈判。他说：“两个最大的危险，其一是坦克炮口相对、相距盈尺的危险，就像现在柏林这样，其二是其害更甚的对局势的错误估计。”

《柏林早报》一个读者论坛的题目是：一个人是否应该继续相信美国人会保卫柏林的自由？来自柏林施特格利茨区的一个读者质问，西方是不是给苏联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他们在年底前可以为所欲为。另一位读者写道，马克思主义者是对的，他们说美国资本主义的丰足产生了一种优柔寡断和漠不关心的社会——“虽然现在离最黑暗的午夜只有五分钟了。”

除了这些信件之外，还有一封来自于法国著名哲学家雷蒙·阿隆的。他的观点和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那周在电视上的警告是一致的。阿隆写道：“当前危在旦夕的并不是200万柏林人的命运，而是美国有没有使赫鲁晓夫相信它有足够的坚韧，在这场讨价还价中绝不让步。”

西柏林人对他们的保护者发出的矛盾信息感到困惑。头一天，克雷将军降临在斯坦因施图肯，并且恢复高速公路巡逻，显示了美国的力量；但是第二天肯尼迪就作了一个继续撤退的讲话。肯尼迪甚至没有提到这座柏林墙的存在，以及东柏林每天都在加固它的事实。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写道：“肯尼迪说起话来像丘吉尔，而做起事来像张伯伦。”在同一专栏中，莱斯顿报道了一份泄露出来的肯尼迪备忘录的内容，是关于克雷在柏林的对抗性策略的。总统问他的高级官员说，为什么他在柏林寻求谈判的策略正在遭到误解。

一边看着杯中茶叶，一边看着报告，赫鲁晓夫开始觉出克雷在柏林的强硬路线不过是一个缺乏总统支持的退休将军的即兴勇敢表演。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美国的政策圈里存在着分歧。现在是探察一下这种分歧的时候了。

因此，科涅夫元帅给沃森将军发去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要求终止克雷在高速公路上的“非法”巡逻。他强调，他的信“并不是抗议而是警告”。因此，肯尼迪政府在这项行动成功地开展了一周之后就命令克雷停止高速公路巡逻。看来，克雷在美国的敌人正是科涅夫元帅的朋友。

9月27日，克拉克将军又一次飞到柏林来训斥他的指挥官。为了新闻需要，在与克雷进行了一次仪式性的午餐之后，克拉克将军再次警告柏林指挥官沃森将军，没有他的命令，美国军队不能再被用作对抗苏联或者东德的行动。东德报纸风闻克雷与肯尼迪政府的分歧，对此大做文章。

克拉克听说了克雷的另一项秘密行动。

克雷曾经命令工程兵在柏林城外一片僻静的树林里建造一个尽量模仿柏林墙的障碍物。然后他让军队给坦克装上推土机铲，克雷观看它们破墙而过。通过调整不同的速度和推土铲的高度来达到最大效果。克雷想预先找出一种在柏林墙上凿出窟窿的最佳方式，以待时机到来。

克拉克将军后来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刚一听说就马上停止了它，并且清理干净现场。”

克拉克并没有向华盛顿报告克雷的行动和他自己的做法，希望就此息事宁人。

肯尼迪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但是赫鲁晓夫却知道。一个苏联间谍躲在树林里偷拍到了照片。赫鲁晓夫无从知道克拉克将军已经停止了这项演习。现在他以为已经有了坚实的事实表明，美国人很可能要在苏共党代会期间在柏林展开挑战和羞辱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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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登纳后来于1963年辞职，勃兰特于1969年成为战后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总理。——原注

(2) 指爱德华·肯尼迪。泰迪是爱德华的昵称。——译者注

第十七章　核扑克

有一个类比——我很喜欢这种比较——就是诺亚方舟，在那里不论是“洁净的”还是“不洁的”，都获得了庇护。但是不管是谁把自己列入了“洁净的”，又把谁认作是“不洁的”，他们都对一个事情感兴趣，那就是方舟还能不能继续航行。

——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第一封秘密通信，1961年9月29日

我们有信心挫败共产党的行动，抵抗他们的讹诈。这是建立在对双方军事实力清醒的评估上的。事实是，比起任何敌对国家，我们拥有的报复性核力量是如此之大，任何人敢于发动袭击都将是自我毁灭。

——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1961年10月21日

卡莱尔酒店，纽约

1961年9月30日，星期六

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胳膊下夹着两份折叠的报纸，按约定时间下午3:30，出现在卡莱尔酒店皮埃尔·塞林格的房门前。他是在一位特工的护送下从后楼电梯上来的。

报纸中藏着一个很厚的牛皮纸信封。博尔沙科夫从中抽出一摞稿纸来，以一种诡秘而炫耀的语气宣布，这是一份26页的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私人信件，昨晚他花了整整一夜去翻译。由于博尔沙科夫眼下总有眼袋，因此塞林格无法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你可以读一读，”博尔沙科夫对塞林格说，“但是之后就只能供总统一个人过目了。”肯尼迪联合国演讲之前，博尔沙科夫与塞林格的会面也在这同一间房，至今过了一周。赫鲁晓夫急于试探肯尼迪那些和解的话是否真实以及他对开辟新的柏林谈判的意愿——尽管法国和西德都统统反对。博尔沙科夫同时递给塞林格这封信的英语和俄语两个版本，以便美国政府的译员为了准确起见可以进行比较。

这样就开始了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所谓的“笔友的通信”。这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两大主要敌对集团领导人之间的直接私人通信。在此之后的两年里，赫鲁晓夫将持续使用这种秘密的方式，派博尔沙科夫和其他人，在街角、酒吧或其他地方，把信件传递给塞林格、罗伯特·肯尼迪或是泰德·索伦森。通常是从折叠的报纸中抽出一个不写任何字的信封，就完成了传递。

赫鲁晓夫认为这件事是如此紧急，以至于一天前当博尔沙科夫给塞林格打电话时，甚至提出包一架飞机把这封信直接送到罗德岛的纽波特。肯尼迪正在那里度为期一周的秋假，那里是总统夫人杰奎琳母亲珍妮特·李·布维尔以及继父休·奥金克洛斯的家。可是，肯尼迪和腊斯克都担心跟随总统的二十多个记者看到这名苏联间谍，造成“舆论轰动”，因此他们派塞林格第二天去了纽约。

“假如你知道我手里东西的重要性，你就不会让我等这么久了。”博尔沙科夫说道。

塞林格后来把赫鲁晓夫这封6000字长信的内容归纳为：总统先生，你和我是陷于冲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们除了携手找到和平生存之道外别无选择。

这个在维也纳狠狠打击肯尼迪的人写来了一封温暖而私密的信件，说他正与家人在皮聪大的黑海别墅度假。在保密的苏联社会，他自己的国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作为一个前海军军官，”赫鲁晓夫写道，“你一定会喜欢这里的环境，海洋之美和高加索山的雄伟。”赫鲁晓夫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想象竟然有这样无法解决的问题，“会给未来亿万人民的平静生活投下罪恶的阴影”。

既然情况已然如此，赫鲁晓夫提议，在他们两个能决定这个星球未来的人之间，可以开始一段秘密的交流。如果肯尼迪对此不感兴趣，这位苏联领导人说，那么总统先生可以忽略这封信，而赫鲁晓夫自己也将不再提这件事。

塞林格被赫鲁晓夫语言中农民般的质朴惊呆了：“这与这个级别的外交往来中干巴巴的官样文章形成鲜明对比。”这封信中一点也没有赫鲁晓夫惯常的威胁语言，而是恳求肯尼迪，假如他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提议，他可以提出另外的建议。

赫鲁晓夫这样主动有几个可能的动机。首要的是，他的党代会将在两个多星期之后召开，而与肯尼迪进行这样的交流能够给他更大的保证，确定美国不会搅乱他精心编排的程序。其次，他希望平息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这样的局势导致美国开出了比他预期还要大的国防开支。

赫鲁晓夫知道，苏联缺少经济后劲来保证与远为富裕的美国进行持久的军备竞赛。这是第一次，他开始担心西方可能会挑战他在柏林周围的常规军事优势。肯尼迪国防开支的增加也激起了苏联强硬路线者的争论，他们说赫鲁晓夫与西方斗争得太少了，应该进一步将西德中立化。在这封信中，赫鲁晓夫提醒肯尼迪，因柏林而起的针锋相对的军事竞赛也是莫斯科“给德国问题赋予这样重要意义的原因”之一。

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很乐于重新审视由于15年的冷战而冻结的立场。在给天主教徒肯尼迪的信中，这位无神论者把战后的世界比作诺亚方舟，舟上的各方都想要继续航行，而不管他们是洁净的还是不洁的。“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除非我们在和平与合作中生活，这样方舟就能继续漂浮，否则就会沉没。”

赫鲁晓夫还说，他很愿意继续增进国务卿腊斯克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第一次会晤已经于9月21日在纽约举行。此外，他也很乐于接受肯尼迪的提议，在美国和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之间进行准备性的谈判，他们分别是美国的传奇外交家乔治·凯南与赫鲁晓夫的一个亲信阿列克塞·叶皮谢夫。

就在边界关闭后一天，也就是8月14日，国务院授权凯南开辟这条渠道，但是当时莫斯科表示没有兴趣。现在赫鲁晓夫倒是很迫切，尽管他担心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两位大使只会是“埋头于喝茶”和“在谈实质话题的时候互相学牛叫”。赫鲁晓夫提议启用美国大使汤普森，因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和被证明有效的中间人。可是赫鲁晓夫旋即道歉说，他明白这要看肯尼迪的选择。

赫鲁晓夫不断抱怨西方仍在怀疑莫斯科想夺取西柏林。“连动一动这样的念头都是荒唐的。”他坚称这座城市没有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为了显示他的好意，他提议把联合国总部移到西柏林。这一主意他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在分别会见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斯帕克以及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的时候，都提出过。

除了开辟与肯尼迪沟通的新渠道，赫鲁晓夫还采取了其他手段避免与美国的紧张升级。赫鲁晓夫的主席团冻结了一项给古巴提供更先进武器的激进计划，武器中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赫鲁晓夫还对乌布利希正采取的一系列加大控制东德力度的措施提出了警告。他告诫他爱惹是生非的代理人，对于1961年的收获他应该知足了。

赫鲁晓夫作出的最重要的姿态，是他回应了肯尼迪在前一周提到的老挝局势的进展。他肯定了他们在维也纳达成的一致意见：老挝应该成为一个像缅甸和柬埔寨一样的独立国家。可是，他认为肯尼迪不应该插手老挝究竟由谁来领导，他说，那不应该是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决定的事。

最后，赫鲁晓夫以对肯尼迪夫人及家人的健康祝愿结束了这封信。

海恩尼斯港，马萨诸塞州

1961年10月14日，星期六

这封信肯尼迪过了两个星期才答复。

肯尼迪周末在科德角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这封回信。他要在对赫鲁晓夫的高度不信任，与尽一切手段避免误判导致战争之间取得平衡。一个消极的回应将会加速克里姆林宫在柏林的动作，可是太积极的回应会被国内和同盟国的批评者看作是幼稚。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担心，任何一次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谈判都将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割让西柏林的配方。

假使阿登纳知道了肯尼迪给腊斯克的指示，那么他会更加担忧。肯尼迪指示腊斯克，要迅速重新设定美国的立场，以最终的和平会议为目标，去进行新一轮的柏林会谈。肯尼迪已经把美国驻西德大使沃尔特·道林排除在谈判者之外，因为“他反映波恩的观点太多了”。他还想让腊斯克在谈判桌上只谈莫斯科能够接受的问题，而对阿登纳一直以来坚持的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和柏林统一避而不提。“这些都是无法谈判的议题。”他说，“大家都知道谈这种议题是无效的，我们很快就会守不住这条线。”现在他愿意考虑的是以前莫斯科提出的一些无法接受的提议，包括把西柏林变成一座国际“自由城市”，只要它的未来由北约来保证，而不是由某一个国家的军队代表团，包括苏联。

考虑到自己是那么愿意妥协，肯尼迪对苏联的反应感到失望。苏联的飞机不断骚扰美国飞往柏林的航班；赫鲁晓夫又重新开始核试验；苏联领导人又再一次威胁要与东德签署一份和平条约。不过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放弃了以前的战争威胁，并保证要维持西柏林的独立。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肯尼迪执政初期，他一直努力想把柏林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但是现在他却被柏林占据了所有的精力。由于无法把总统的注意力转移到土地保护的议题上来，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抱怨：“他被柏林困住了。那个问题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他有一个不安分的头脑，乐于思考各种问题，但是自从8月以来，柏林占据了他的全部。”

肯尼迪也考虑过向盟国寻求建议，听取他们对赫鲁晓夫的对策，但是经验告诉他这样做只能引起混乱和媒体披露，紧接着他就会失去赫鲁晓夫的信任。可是他的那点信任到底又能算什么呢？前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告诉肯尼迪，他对赫鲁晓夫的回信“很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信函”。

在接到赫鲁晓夫来信两个多星期之后，在一封日期为10月16日的信中，肯尼迪接过赫鲁晓夫从个人生活谈起的话头，也写起了他如何带着孩子和他们的堂表兄妹离开华盛顿，一起在海边度假的事。他欢迎赫鲁晓夫秘密通信的提议，并说他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到或是对报纸泄露这件事。然而，肯尼迪补充说，他将会让腊斯克和其他几个最亲密的助手看这封信。

肯尼迪表示同意诺亚方舟的比喻。他说，由于核时代的危险性，目前美苏合作维持世界和平甚至要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的伙伴关系更为重要。肯尼迪对柏林边界关闭的既成事实的接受态度，在此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自己对待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态度是“理性的，而不是好战的。现在在那里有了和平——本政府不会发起并且会坚决反对任何危害当前和平局势的行动”。

尽管肯尼迪愿意接受建造柏林墙的事实，但是他在这封信里还是给自己划出了在柏林问题上不可跨越的底线。他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该建议希望开启谈判把柏林变为“自由城市”，那时苏联可以加入三大盟国，共同保证柏林的自由，但要由东德控制柏林的进出。他说：“那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买一匹马付两次钱。也就是说，为了寻求一个目标，可结果得到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但是，肯尼迪表示愿意通过赫鲁晓夫所提议的，通过汤普森开始进行尝试性的谈判。

肯尼迪还希望赫鲁晓夫能在老挝作更多让步，以此作为解决柏林问题的范例。总统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老挝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像我们先前已经同意的那样使老挝成为一个像缅甸和柬埔寨那样的中立、独立的国家，那么我真不明白我们又怎能寄希望在更加困难的柏林问题上达成解决办法呢？而柏林对我们彼此都是利益攸关的。”肯尼迪认为，既然双方都明确，中立的梭发那·富马王子应该当首相，那么他和赫鲁晓夫就应该确保王子“受到我们认为符合中立标准的人去辅佐”。他说，共产党在加速进攻南越，许多都是从老挝领土上发动的，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

然而，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比肯尼迪来信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位总统已经吞下诱饵开始回信了。现在，这位苏联领导人就可以相对放心地认为，既然肯尼迪已经准备好对柏林问题展开新谈判，那么他就会克制对抗性的语言或行动，否则就有可能打乱赫鲁晓夫为即将来临的关键的党代会所做的精心准备。在关闭柏林边界刚刚过去两个月，苏联人又想拉肯尼迪就柏林城市的地位问题进行新的谈判，而他们却没有受到起码的经济制裁。

肯尼迪从这种交流中的收获并不太令人满意，因为赫鲁晓夫的下一次通信方式是一枚五千万吨级的氢弹。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莫斯科

1961年10月17日，星期二

阳光穿过晨雾，照耀在克里姆林宫建于15和16世纪的教堂群的金顶上。15面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旗帜在一座现代化的、玻璃幕墙的、金色与红色相间的大礼堂前飘扬。这座礼堂是为了此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而刚刚建成的。

巨大的会场内，一个个红色座位座无虚席。还从来没有这样多的共产主义者在同一时间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有4394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和405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一共将近5000人，来自80个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国家。这个人数是前三届代表大会的三倍半。

人数反映了共产党的发展。现在党员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万，比1959年第二十一届党代会时增加了150万党员。赫鲁晓夫想要他在1961年的亮相成为一个历史纪录，因此他授权各地党组织都增派额外的代表前来。

比起大多数苏联政府大楼，这座礼堂的完善程度是独一无二的。几乎无声的升降梯，最先进的立体声音响，西德生产的中央空调，英国造的冰箱，大理石卫生间里流着的冷热水。西方记者聚集在七层楼上吃吃喝喝。他们管那里叫作“马克思之顶”。

《时代》杂志这样介绍这里的人：“这些同志们有来自于俄国小乡村的农民，有咖啡馆里老于世故的巴黎人，有亚洲来的像竹子一样坚韧的煽动家。”他们中的人物包括：越盟的胡志明、红色中国的周恩来、美国71岁的劳工活动家伊丽莎白·格利·弗林、西班牙内战中著名的“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帮助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卡达尔·亚诺什。在紫底、银质的巨大列宁浮雕像下，代表们鱼贯入场。

西方记者习惯性地称呼赫鲁晓夫为苏联的“绝对领导者”，可是真实情况却远为复杂。在他真正掌权后一年的1957年，发生了政变，赫鲁晓夫侥幸求生。在U-2事件和1960年5月巴黎峰会失败之后，残余的斯大林分子开始联合起来反对赫鲁晓夫。尤其是他们抓住他所谓不负责任地削减苏联军队、与中共交恶，以及投靠美帝国主义等问题不放。赫鲁晓夫只有对预先定制的决议进行提前投票，才能预知潜在对手的情况。

肯尼迪在美国的三个首要政敌——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及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比起赫鲁晓夫那些在斯大林的血腥时期哺育出的几乎看不见的却更加危险的对手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

主席团成员弗洛尔·科兹洛夫就代表了这一类人。虽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但是在巴黎峰会失败之后他开始阴谋针对赫鲁晓夫。他教育程度不高，矮小、粗俗，是个仇视西方的斯大林分子。美国外交官理查德·戴维斯把他描绘成一个胡吃海喝的肮脏酒鬼。还有一个敌人也是赫鲁晓夫需要面对的。他更加圆通也更加无情，他就是党内首席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在1961年，赫鲁晓夫已经通过施以恩惠，派系清洗以及与地方领导人一起视察全国等方式，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加加林太空旅行、猪湾事件、维也纳峰会以及柏林边界关闭也都中和了一些潜在的反对者。在党内同志彼得·杰米契夫看来，赫鲁晓夫正在享受难得的“春风得意的时候”。《时代》杂志这样写道：“自1917年革命以来，这44年中，共召开了15次党的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的内部营垒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固、这样成功过。”

然而，赫鲁晓夫比谁都更清楚他的地位可能变得多脆弱。在他向非洲和亚洲输出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只有古巴在他执政期间加入了苏联阵营，而且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谋划。一些党的领导人永远也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攻击，而且是对共产主义历史及其合法性的攻击。中国始终保持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姿态。在这次大会上，北京代表团的团长周恩来将给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中途离会回国。

不过，赫鲁晓夫看上去比几个月前瘦了些，也健康了些，似乎他为这个场合进行了锻炼。“我提议大会开始。”他对会场的人群说，同时由翻译译成了29种语言。“第二十二次大会现在开幕。”

就连斯大林都会嫉妒他对会议议程的安排。这位苏联领导人用每次长达六小时的讲话独揽了头两天的会议。他以永不衰竭的能量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形象而丰富地描述了到1980年，苏联经济将如何超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五倍，工业生产提高六倍，每一个家庭都将分到一套免费公寓。他说，到1965年，苏联将每年为每个人生产三双鞋！

他继续对死去的斯大林进行攻击，并且宣布在本次大会闭幕时，将把斯大林的陵墓从红场列宁墓的旁边迁走，重新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与那些不那么显耀的低级别的共产主义英雄在一起。

然而，最能引起各国代表团和全世界注意的，是两颗有关柏林的炸弹。　其中一个是象征性的，而另一颗则是真的。

使东德的乌布利希感到失望的是，赫鲁晓夫宣布他将取消在年末签署和平条约的主张。他给出的解释是，葛罗米柯最近与肯尼迪的谈判显示，西方列强“倾向于寻求对柏林问题的解决”。

给了肯尼迪一根胡萝卜之后，赫鲁晓夫又抡起了大棒。他从他准备好的讲话稿上岔开，谈起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导弹的发展。他大笑着说，苏联的军力已经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美国的间谍船都跟踪并证实了苏联火箭惊人的准确度。

赫鲁晓夫仍然以玩笑的口吻和即兴的方式讲话，但紧接着他透露的消息震惊了听众：“既然我已经偏离了讲话稿，那么就来说说我们新的核武器试验结果也好。不久我们就要完成这次试验——预计在10月末。我们很可能在会议结束时引爆一颗相当于五千万吨梯恩梯炸药威力的氢弹。”

代表们全体起立，报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试验过这样强大的武器。记者们疯狂地在纸上写着。

“我们说过，我们有一颗一亿吨级的炸弹。”受到群众的反应的鼓励，他又补充道，“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引爆它，因为即使是在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也可能会把我们的窗户震碎。”

代表们疯狂地欢呼和鼓掌。

然后，这位无神论领导人又把他的讲话转向了上帝。“但愿上帝保佑，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我们永远也不用到别人的领土去引爆它。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愿望。”

这就是典型的赫鲁晓夫。即使在他用即将进行核试验的消息给肯尼迪迎头一击的时候，也没忘通过取消与东柏林签署和平条约的最后期限来给肯尼迪减轻压力。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苏联将引爆地球上迄今制造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后来西方人把它称为“沙皇炸弹”。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广岛和长崎引爆炸弹的十倍。

肯尼迪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知道他必须作出回应。

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18日，星期三

在赫鲁晓夫讲话之后的第二天，在本来友善的为得克萨斯州新闻主管举行的白宫午餐会上，《达拉斯晨报》的保守派出版人E·M·迪利向总统发难：“我们可以消灭苏联。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对苏联政府说明白。”

紧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份五百字的声明，他宣布道：“大众对这个国家的普遍意见是你和你的政府都是窝囊废。”他说，在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的时候，“许多得克萨斯和西南州的人都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的小三轮”。

在刚刚收到赫鲁晓夫的声明以及数周以来柏林问题的不断压力下，肯内迪生气了。他回应道：“迪利先生，在你和我之间的区别是，我是这个国家的民选总统而你不是。我对这一亿八千万美国人的生命负有责任，而你没有……战争说起来容易，可是真打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我和你一样顽强——而我如果只作软弱的决定是当不上总统的。”

应该怎样与苏联进行核战争，是肯尼迪一生最艰难的决断，而且赫鲁晓夫把这件事演练得越来越煞有介事。他正在审核的计划是经过几周紧张的秘密会议制定出来的，目标是对苏联核武器库实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不留下一件报复性的武器。这项计划以丰富的细节规划出了美国轰炸机的飞行路线，为避免被发现它们所应保持的飞行高度，以及它们应该用何种核武器袭击哪个目标等，应有尽有。

到这项计划终于通过了层层官僚机构的时候，它已经被修改了几十次，而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三周了。这份35页的被轻描淡写地命名为“战略空中计划与柏林”的备忘录，在9月5日传到了总统的军事代表马克斯维尔·泰勒将军的手里。它的作者卡尔·凯森——肯尼迪政府中的年轻天才之一，在其中总结道：我们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可以以“仅仅”50万到100万苏联人的代价达到一种实质性的成功。可是，备忘录中还有图表显示，一旦幸存下来的苏联导弹击中美国，那么，由于有像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人口集中地，美国的伤亡人数将会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在热核战争中，”凯森冷静地评论道，“人是很容易杀死的。”

在前一个月中，凯森一直在给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充当副特别助理。因为之前他在国际贸易、空中预警系统的成本因素等范围广泛的项目中建立了声望，取得了肯尼迪政府的信任。这位41岁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伦敦供事，负责为战略情报办公室挑选出欧洲的轰炸目标。那是一个新成立的美国间谍机构。

凯森在备忘录一开篇就指出了那份所谓的“一次性集中行动计划”，或简称为SIOP-62计划中的缺陷。这是已有的一份计划蓝图，决定了一旦发生战争肯尼迪将怎样使用战略攻击力量。SIOP-62要求使用2258个导弹和轰炸机，携带总共3423枚核武器，对1077个“遍布中苏阵营”的“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进行袭击。它估计这次攻击将消灭54％的苏联人口（包括71％的城市人口），并将把82％的建筑“夷为平地”。凯森认为SIOP-62计划实际上低估了伤亡数字，因为它只就开始的72小时的战争作了估计。

凯森认为有两种情况要求SIOP-62被替换掉或者是作出重大修改。首先，他担心假警报。这可能会由于赫鲁晓夫的“故意佯攻”或者是由于任一方的“对局势的错误理解”而产生。他认为，“如果柏林当前的紧张局势再持续上几个月的话，将很可能在某一时刻，苏联的某一行动将被当成是对美国足够危急的攻击威胁”，从而引发核回应。

凯森断言，一旦肯尼迪由于错误或误导，决定开始进行核战争，但之后又想召回已经派出的核打击力量，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凯森说，现有的这个计划几乎没有给总统留有那样做的余地。一次召回需要约八小时的时间让已经派出的打击力量暂停行动，同时给莫斯科“一个收回行动的机会”。

凯森相信，更大的问题——由于肯尼迪在8月份的不作为而使之更为严重——是虽然情况需要，但总统不接受以这样大规模的核报复来击退苏联对西德或西柏林的任何常规进攻。他直截了当地问：“总统为此准备好了吗？苏联的报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最可能的是，直接指向我们的城市和那些欧洲盟国。”

情况非常明确，肯尼迪在他刚刚入主白宫十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要面对有可能恶化的柏林危机，以及用来对付这场危机的一项他不想使用的战略计划。凯森断言，目前正在发展的柏林危机使我们不仅有必要从理论上，而且要具体制定出，一旦地面局势对美国不利，应当实施的第一次打击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他说，“我们应该准备好第一次打击就发起全面战争。这应该是一项进攻性的计划，而不是进行大规模报复的战略计划。我们应该寻求打击最小数量的目标，集中在苏联的远距离攻击能力上，并且尽可能避免苏联平民的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坏。”

他的想法还包括“雪藏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战略打击力量”。这位作者的逻辑是，这样的力量能阻止赫鲁晓夫把他幸存下来的力量用来打击美国的人口中心。凯森还保证，美国最大限度减少苏联平民伤亡也会有助于减少敌人报复时扩大战争的渴望。假如当前的柏林危机将导致“一场在西欧的大规模地面冲突”的话，那么凯森提供了一个细节丰富的、比SIOP-62“更有效也不那么可怕”的方案。

这给了肯尼迪总统他一年来一直在寻求的东西：一场更合理的核战争。它将让他在限制美国及其盟国损失的情况下，摧毁苏联的远程核攻击能力。

紧接着，凯森列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供肯尼迪在作出回应之前反复阅读。具体就是，美国的战略空军力量——以小股、分散、低空入侵的方式躲避拦截——预计将袭击苏联战略轰炸机的46个基地、这些轰炸机的26个中继站和8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每个基地分别有两个具体目标。第一次袭击的总目标为88个。

凯森估计，第一次袭击可以由55架轰炸机来执行，尤其是B-47和B-52。考虑到将有25％的战损率，那么剩下的41架飞机将用来完成任务。他说，之所以能够以这样少的飞机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将“在苏联预警边界上若干个不同的地点，低空散开飞行而不被侦查发现，然后投弹并以低空返回”。

凯森承认他的计划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演练。他说：“从这一概念出发，马上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就是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我们有没有能力和技术实行这次袭击？”他回答说，这些假设是合理的，因为美国有这个军事能力，因此，尽管“结果可能多种多样，但取得重大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能在投弹中避免失误，凯森估算，那么在第一次袭击中苏联的死亡人数将可以限制在100万人以内，而且很可能就只有50万人——虽然仍然很可怕，但是比起SIOP-62计划的苏联人口将被消灭54％，即1亿多人的计划来，还是减少了很多。

在白宫这个没有习惯彬彬有礼地谈论屠杀的地方，凯森的报告让他们大为震动。首席顾问泰德·索伦森冲凯森叫道：“你疯了！我们不应该让你这种家伙来这里。”马库斯·拉斯金是凯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朋友。他听闻有这个报告之后，永远也不再跟他说话了。他愤怒地说：“这样一来我们和纳粹德国的那些设计焚尸炉的人，或者是那些建造死亡列车轨道的工程师有什么两样？”

肯尼迪并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一直寻找的正是这样的分析。“柏林问题的发展，可能会使我们面临一种形势，想要获胜，就需要从地区冲突发展到全面战争的过程中先发制人。”他在9月19日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清单中这样写道。这次会议有泰勒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托马斯·S·鲍尔等人参加。他列出问题的详细程度显示出总统对于核打击问题思考得愈发仔细和深入。肯尼迪正在作战争的准备。

问题#1：“有没有可能把一些备选方案尽快纳入到计划中来，比如在不同的情形下有哪些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肯尼迪这样问道。他尤其想知道，是不是可以改变打击“最佳组合”——混合了民事和军事目标的做法，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从攻击目标中排除城市地区、排除中国或欧洲卫星国。“如果可以，是否有危险？”

问题#2：如果柏林危机的发展使肯尼迪面临一种形势，需要把地区冲突提升到全面战争，那么总统想知道，用一次先声夺人的打击对付苏联的远程核打击力量是不是能够成功。

问题#3：肯尼迪担心，对苏联的远程核打击力量的突然袭击，有可能会遗留下“数量可观的”准备打击欧洲的中程导弹。

问题#4：“我对战争一旦开始后，我作为总统控制军事力量的能力表示担心，”肯尼迪写道，“我以为，一旦我接到敌人已经投降的信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战略攻击。我这样说对吗？”

此外，他还列出了四个类似的问题。他想知道能否避免“过度毁灭”，即如果对目标的第一轮核打击达到了“理想的效果”，那么他能不能召回后续的攻击力量。假如他的决定被证明是由于假警报引起的，那么他想知道他召回打击力量的方案。

第二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没能对总统提出的诸多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同时，这也显示出肯尼迪的顾问们在有限核打击的概念上分歧有多大。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尔将军说：“今年和明年是苏联进行突然袭击的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全面的核战争不可避免，那么美国就应当在探明苏联重要的核目标之后，首先发起攻击。”

鲍尔指挥过1945年3月的对东京的燃烧弹空袭，同时在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的时候，他还是美国在太平洋战略空军行动的副指挥官。在1948年他加入进来以后，他曾经协助柯蒂斯·E·勒梅将军组建战略空军司令部。在他们的控制下，战略空军变成了他们的封地。鲍尔野蛮而易怒，深信要控制拥有核武装的共产主义者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相信，假如不守规矩的话他们就会被消灭。

有一次，在介绍核爆炸后的放射性沉降物对生物的长期危害时，鲍尔开了句邪恶的玩笑：“你知道，还没有证据显示一个人长两个头不比一个头好。”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曾经警告肯尼迪，在苏联发动袭击之后，如果他的下级指挥官不能与总统取得联系，那么指挥官有权“凭自己的意志开始进行热核毁灭袭击”。邦迪话里的下级指挥官指的就是鲍尔。

鲍尔向总统抱怨，苏联隐藏起来的导弹要比中央情报局的间谍照片所曝光的“多很多倍”。他说他缺少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点的情报，并且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地点的掌握只有十分之一。他告诉总统，有2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台已经被定位了，但很可能数倍于此的发射台正处于无法监控的地区。由于缺乏苏联导弹部队装备的关键数据，因此鲍尔向肯尼迪强烈建议重新启动他已经向赫鲁晓夫保证禁止的U-2侦查。

肯尼迪未予采纳。相反，他却着迷于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他是否真的能对苏联发起一次突袭，而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报复。他还给将军们布置任务：“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苏联需要多少情报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射导弹？”

国务院德国司司长马丁·希伦布兰德注意到，在每一天里，肯尼迪都生活在柏林危机中。“他被它的复杂与艰难困住了。”对于以前的总统来说，战争虽然残酷，但是对于邪恶如纳粹、好战如日本那样的对手来说，却是理想的选择。但是对于肯尼迪，希伦布兰德看来，战争成了“几乎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同义词”。

带着这样的时代感，在10月10日，肯尼迪召集了他的高级文武官员到内阁会议室最后研究确定对柏林的核攻击计划。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带来了一份名为《柏林冲突中军事行动排序》的文件。

冷静而理性的54岁的尼采，或许已经成为影响美国核武器发展和控制政策最关键的幕后人物。一回忆起那些善意的人们为了避免战争而遭受的失败，他就会想起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回到老家德国旅行，亲眼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爆发。在那里，他看到了慕尼黑的群众为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欢呼。

尼采曾经受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副总统的委派，去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的效果。尼采看到了德国的大城市变成了废墟。他还实地仔细考察了广岛和长崎原子武器的作用。不过，真正塑造他的观点——强调美军核力量的重要性——的是在他研究了珍珠港战役，体会到了没有核武器的战略脆弱性之后。

作为战后杜鲁门总统的政策计划主任，代替被解职的乔治·凯南。尼采是1950年的关键性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即NSC68的主要作者。在一个美国已经丧失了核垄断地位的世界上，NSC68为美国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提供了合理依据，提出了“克里姆林宫计划主宰世界”的警告，形成了后来四十年美国安全政策的核心。尼采相信，假如杜鲁门总统在巨大的阻力下，没有在那一年批准发展氢弹的计划，那么“到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人就会取得无人可以挑战的核优势”。

作为民主党里的两个鹰派人物，艾奇逊和尼采分别是该党对外事务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肯尼迪在获得总统提名后所形成的“灵活反应”的战略立场就是这两人为之定下的基调。

和艾奇逊一样，尼采也认为柏林是一个试验场，共产主义阵营希望在那里展示西方在面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力量时的无能，达到从心理上击败西方的目的，从而达到更广泛的共产主义目标。因此，他同意艾奇逊的观点，靠重开新的谈判来化解危机纯粹是无稽之谈。

8月13日美国对柏林边界关闭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反应，起先尼采感到愤怒。可是，就在五角大楼进一步考虑怎样回应的时候，情报显示有三个苏联师和两个东德师已经包围了柏林。这说明莫斯科设了一个陷阱，假如美国人捣毁障碍的话，他们就会占领整个柏林。五角大楼选择了不对柏林墙作任何行动，以免引起全面战争，因为美国对此还没有作好准备。

现在，拟定应对下一次柏林冲突的计划成了尼采的任务。在8月13日之后，他受命把英国、法国、和西德的军事代表召集到一起，共同商量如何应对下一次在柏林的挑衅。

为了保证柏林的通道，他们在文件中制定了从小规模常规冲突逐步升级到核战争的四种方案。在起草过程中，尼采看到“行动序列在不断增加，就像要记录完象棋对局中所有可能的应对一样”，直到有人说“需要用马毯子那样大的一张纸把它们全都写下来”。于是这群人就把简化后的这份军事计划叫作“马驹毯”计划。尼采感到满意，他已经把一件不断给人以压力的事情变成了一份条理清晰的完整计划，这给了美国及其盟友极大的信心。

肯尼迪到达国家安全会议的时候稍有些迟到。腊斯克向参会者说，假如与美国的谈判进展顺利，那么莫斯科将收回它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的最后期限。但是，腊斯克仍然相信应该在欧洲增兵。紧接着，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阐述了他的建议。

肯尼迪很快就全部批准了。这些计划包括：从11月1日向欧洲部署11个国民警卫航空中队；从美国战术空军司令部向欧洲重新派回7个空军中队；在欧洲，为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预先准备好装备给养。以轮换的方式，肯尼迪将确保在欧洲始终有至少两个随时能投入战斗的战斗群以及它们的配给；与此同时，他还要从马里兰州的米德堡向欧洲部署第三装甲骑兵团及其附属的情报部门。

总统仍然关心有限核冲突的事。他的噩梦依然是不足一个月前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害怕核对抗失去控制，害怕地球成为“火葬柴堆”。在对尼采的计划提问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能不能选择性地使用核武器而不使之演变成全面战争。

在这一点上，尼采不同意上司麦克纳马拉的意见。尼采认为，首先有限地使用核武器“将大大地增加苏联进行战略攻击的诱因”。因此他坚持，“对我们来说，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下，最好是把我们首先发起战略攻击作为首选方案”。他认为这是核战争中唯一的取胜之道，如果让苏联首先发起攻击的话，那么美国必败无疑。

像往常一样，总统身边的人讨论着最令人胆战心寒的图景，肯尼迪只是静静地听着谈话的细节，记下讨论的重点，偶尔插入一些提问。

腊斯克担心这些军事战略家已经忘记了道德层面的考虑。他说：“谁首先使用核武器，谁就要背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承担沉重的后果。”

肯尼迪并没有解决会议上的分歧，但是大家都同意，为总统和他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拟定一份指导性文件，在突发军事情况时为美国提供“清晰的指导”。

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20日，星期五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总统忙得不可开交，不是柏林及其相关的核问题，就是总统希望与莫斯科进行会谈的问题，此外，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在马里兰州，人们在努力消除餐馆里的种族歧视现象。《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听取了关于南方反歧视静坐抗议的各方申诉。警察在小心地执行着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而白袍白帽的三K党徒在抗议示威。

然而，总统无暇他顾，依然全身心地思考着战争。当然，他的关注也传染给了美国公众。《时代周刊》用民防办公室主任弗吉尔·库奇的彩色画像作为封面。旁边的头号大标题为：“（核）掩体：多久？多大？多安全？”库奇建议美国人为核攻击作准备应该像接种天花疫苗一样平常。

赫鲁晓夫三天前五千万吨的声明言犹在耳，肯尼迪总统召集国家安全事务团队，最后确定给北约的军事指令文件。这次会议必将不那么轻松。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开始讨论，肯尼迪计划在欧洲增强常规军备，会对美国核威慑能力的可信度产生什么影响呢？

法国的戴高乐和德国的阿登纳已经在批评肯尼迪太急于与赫鲁晓夫谈判西柏林的未来了，而在使赫鲁晓夫确信美国会为了保卫这座城市动用核武器方面却做得很少。

似乎只有麦克米伦与肯尼迪有同样高的谈判热情。这位首相去年春天曾经对肯尼迪对待苏联人的鹰派态度不以为然，如今满意地看到在对莫斯科的态度上，肯尼迪正逐步走向英国的和解政策。当他看到肯尼迪对戴高乐和阿登纳越来越“厌倦”的时候，他像是受到了鼓励。

鉴于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盟国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肯尼迪开始着手解决。内阁会议室的桌旁就坐的有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兰尼兹尔。坐在总统身旁的是副国防部长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他在五角大楼负责俄国核威胁问题。其他与柏林政策有关的人员也都在场：尼采、柏林特遣队负责人福伊·科勒、国务院德国司司长马丁·希伦布兰德，以及每次柏林危机的关键时刻都缺少不了的政府外脑——迪安·艾奇逊。

在会议上，首先由兰尼兹尔向总统报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严重分歧”，分歧围绕在迅速加强欧洲军备的必要性上。其中，空军司令柯蒂斯·勒梅将军和海军上将小乔治·惠兰·安德森与诺斯塔德将军的意见一致，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不需要大规模地增强常规军备。但是兰尼兹尔和美军总参谋长乔治·德克尔将军同意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加强。

腊斯克摆出诺斯塔德的逻辑，即柏林的争端将很快升级到核战争，因此常规的军备是无关紧要的。腊斯克说，此外诺斯塔德还担心传统的增兵会“降低核力量的可信度和打击能力”。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诺斯塔德加入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行列反对总统的安排。

正如在柏林出现复杂局面时总统经常做的那样，这一次肯尼迪又来寻求艾奇逊的意见。记录这次会议的备忘录是由邦迪起草的，他以嘲笑的口吻写道：“从那一时刻开始，会议就由艾奇逊先生的论点统治了。”后来，邦迪又把口气改得文雅了一些：“和以前一样，艾奇逊先生成了舞会上的王后。”

艾奇逊毫不顾念盟国的敏感。他说，美国在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花了太多时间在取得法国、英国、西德，还有其他国家的同意上，可是最后将是美国承担这副重担。艾奇逊坚持，不管同盟国怎么想，怎么说，美国都必须在11月之前向欧洲派出新的作战师。

艾奇逊相信总统会因向欧洲派出常规部队的意图展示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取得成效。他不同意核威慑的逻辑会削弱美国对常规行动的需要。他说，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一件不祥之兆”，它传达的是“美国政府的严肃态度”。

肯尼迪说，他担心的是“吸金”问题，意为这样的行动将花费不菲。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向他保证，他们可以与盟国进一步谈判，帮助分摊或支付这项费用。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几小时，邦迪就给诺斯塔德发去一封绝密电报，附上那份所谓的“马驹毯”。标题为《柏林冲突中的美国军事政策》。它在三天后被总统批准为《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09号》。它给出了假如苏联人切断通往柏林的交通线，应该依次实施的四个步骤。

●　第一阶段：如果苏联和东德干扰进入西柏林的通道但是没有完全封锁它，那么这项计划指定美国、法国和英国派出一个排或者更少的地面部队，对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进行探查，同时派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掩护。本文件特别指出，这样的反应应该完全避免引起任何战争的风险。

●　第二阶段：如果苏联人不顾盟国的行动坚持封锁通道，那么西方的反应将升级，而北约将开始以非战斗性行动给予支持，包括经济禁运、海上骚扰、向联合国抗议等等。盟国将增兵并进行动员，准备态势进一步升级。这份文件警告，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增兵，盟国可选择的行动就将受到限制，并因此削弱核威慑可信度，威胁西柏林的生存，并销蚀盟国的决心。

●　第三阶段：西方对于共产主义者持续封锁西柏林的反制将进一步升级。包括扩展在东德领土上的地面行动，采取诸如通过派出3个装甲师沿高速公路向西柏林推进，并且通过对非苏联机场的空袭建立在当地的空中优势。报告承认，“军事上占压倒优势并且意志坚决的苏联如果抵抗将使我们的行动不可行”。然后它又补充道，“随着风险增加，对苏联的军事压力也会增加”。极其有争议的是，肯尼迪在此时号召全球一致行动对抗苏联。其中措施包括利用美国海军的优势建立海上封锁，并且在外交斡旋之下，进一步推迟核战争到来。

●　这时就进入了最不幸的第四阶段：只有在盟国已经大量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苏联依然不作出反应，肯尼迪总统才能把战争升级到核战争。那时，他可以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有选择性地袭击以显示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有限地使用核武器以达到战术目标；最终的全面战争。

这份文件很是轻描淡写地警告：“盟国只在有限程度上掌握使用核武器的时机和规模。对核武器的使用可能是在小规模对抗之后，由苏联首先发起。盟国率先有限制地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可能会引发同等的回击，也可能会引发无限制的先发制人的攻击。”

这是一份发人深思的文件。在肯尼迪当上总统仅仅十个月之后，他就列出了在柏林问题上引发核战争的军事行动步骤。

在随函附上的给诺斯塔德将军的信中，肯尼迪写道：“这需要积极的准备，时刻准备好行动，小心走火。”他说，所有的军事突发情况都需要快速增加部队，并向事发的中心地点部署。他告诉诺斯塔德，如果苏联人部署了足够的力量击败了西方军队，那么美国的回应——他将接到详细的指示——将是核打击。

肯尼迪劝告持怀疑态度的诺斯塔德，以及法国人和德国人，增加盟国的常规军队并不会与他想要向苏联人传递的——在必要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进行核战争的信息相矛盾。“在我看来很明显，”肯尼迪对诺斯塔德写道，“如果苏联人不相信北约愿意与他们进行较低级别的交战，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把冲突升级到核战争的巨大危险，那么他们是不会相信我们的核威慑的。”

还有一系列外交活动——备忘录、电话、会谈——伴随着肯尼迪的战争准备。正如在高度压力下他经常做的那样，他广泛邀请各方面专家来参与发表意见。肯尼迪请他们开诚布公地讲出观点，因此，他所信任的驻英国大使大卫·布鲁斯——他也是前驻德国大使——也就毫不保留了。

布鲁斯说，由于对柏林墙不作任何军事反应的接受，肯尼迪总统使美国在德国的存在变得更加易受攻击，同时也损害了西柏林和西德的士气。苏联人一直都接受美国在这座城市的存在，那只是因为从军事上他们不可能把我们赶出去。

布鲁斯提醒总统，苏联人的目标不仅是西柏林本身，而且假以时日要“以它的巨大资源占领西德”。他还担心肯尼迪会在德国统一的长远目标上产生动摇。布鲁斯告诉肯尼迪，正是这些承诺，在1953年促使阿登纳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奸诈但是却诱人的统一提议”，选择了与北约国家结盟。换句话说，就是肯尼迪对这一承诺的失信会招致华盛顿不愿意看到的德国的反应。

布鲁斯用深具感染力的语言说，德国分裂的现实并不能给这种局面提供足够的官方承认的理由：“因为，如果盟国公开承认被延期的希望变成永远也没有希望时，在西德没有哪个政府还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布鲁斯直言不讳地说：肯尼迪必须面对他自己参与造成的这一历史重担。“我想，我们已经接近于作出决定的时刻了。”他写道，“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使人信服：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进行核战争而不是输掉西柏林，以及继之而来的西德。”

温泉，弗吉尼亚州

1961年10月21日，星期六

肯尼迪感到时间紧迫。

由于担心赫鲁晓夫在近期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肯尼迪总统决定进行一次另一种类型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它将传到赫鲁晓夫10月的党代会上，作为对他羞辱性的一击。

肯内迪决定公开以前一直保密的美国核武器库的规模、力量和优势等详情。肯尼迪的卫星情报正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美国的核支配地位。

艾森豪威尔总统从没有透露过他所知道的苏联的军事劣势，因为他不想导致苏联加速武装。正是缺乏这一情报，才导致肯尼迪错误地指控艾森豪威尔任由“导弹鸿沟”的优势偏向莫斯科一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肯尼迪却力主为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必须露一手了。诚然，这在政治上也是高明的一招。

肯尼迪唯恐自己被莫斯科、盟国以及美国人看作是软弱的，而实际上，他强大得足以在任何军事冲突中击败莫斯科或任何其他国家。肯尼迪认为如果他把这条信息直接发给赫鲁晓夫，那会显得太好战了，因此他挑选国防部的二号人物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本来预定于10月21日在弗吉尼亚州温泉的商会集会上讲话。

对于这样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听众群体似乎不是那么回事，但肯尼迪选择的发言人却是理想人选。吉尔帕特里克是杰奎琳·肯尼迪的私人朋友。杰奎琳称他为麦克纳马拉之后、五角大楼里“第二个最有吸引力的男人”。肯尼迪喜欢并信任这个圆滑的耶鲁大学教育出来的华尔街律师。这份讲话稿由五角大楼一个年轻的战略家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负责起草，但是总统、邦迪、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都参与其中。

由于对博尔沙科夫联络渠道以及两国领导人交换私人信件的渠道一无所知，埃尔斯伯格问凯森，如果总统就我们的优势给苏联领导人写一封私人信件不是更有效果吗？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大的响动？肯尼迪直接给他寄去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坐标，也许还附上卫星照片不就行了吗？

显然，这位年轻人没有理解肯尼迪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高度反响，以消除国内以及西欧民众的疑虑。为此，白宫发言人特地邀请了国内顶级记者来温泉，并且预先向他们介绍了基本内容，以确保讲话的要点不会被忽略掉。“柏林当下处在危机之中，因为这是苏联人选择这样做的。”吉尔帕特里克说道。

我们与我们的西方盟国迅速作出了回应，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我们的驻防区派出了增援部队。我们征召了150000名预备役士兵，增加了征兵人数并延长了服役期……

但是我们在柏林的真正力量——以及在我们自由世界的防御半径内吸引了共产主义来此侦查的其他地方——的基础更广泛。我们有信心挫败共产党的行动，抵抗他们的讹诈。这是建立在对双方军事实力清醒的评估上的。事实是，比起任何敌对国家，我们拥有的报复性核力量是如此之大，任何人敢于发动袭击都将是自我毁灭。

紧接着，吉尔帕特里克提供了以前从未披露过的数百架洲际轰炸机的数据，包括大约600架重型轰炸机，以其先进的加油技术，可以对苏联予以毁灭性打击。他还提到陆地和航空母舰装载的打击力量“可以投放另外数亿吨爆炸力的核弹”。吉尔帕特里克说，美国一共有数万种进行战术和战略投放核武器的装置，而每一个上面都至少有一个核弹头。

“我们的部署和保护决定了，一次偷袭不可能有效地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即使经受了突然袭击，吉尔帕特里克说，美国的毁灭力量还是比任何敌人能够聚集起来的都强大得多。由于隐蔽性、机动性和坚固性，美国的报复性力量能够比苏联的更好地生存下来。

“对待苏联用导弹袭击自由世界的夸口和威胁——他们主要瞄准的是北约盟国的欧洲成员国——必须用美国核优势的铁的事实来衡量。”吉尔帕特里克说道，“美国并不寻求以暴力的方式解决争端，但是，如果强力地干涉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将导致暴力冲突——现在可能正是这样——美国不想被击败。”

肯尼迪终于要求赫鲁晓夫摊牌了。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莫斯科

1961年10月22日，星期日

在弗吉尼亚州温泉的战鼓已经敲响。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开始担心柏林的冲突正在来到。

在莫斯科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休会期间，回国参加党代会的科涅夫元帅给赫鲁晓夫看美国正在准备战争的证据。尽管科涅夫仍然是苏联军队驻德国司令，但是赫鲁晓夫把他的职责更多当作是联络员。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科涅夫给他带来了西方将在某天某时展开敌对行动的情报。“他们正在准备推土机来冲破边界设施。推土机的后面将跟着坦克和一波又一波的步兵吉普车。”赫鲁晓夫相信选在这个时间行动是冲着他党代会的头几天来的。

即使赫鲁晓夫已经知道了克雷没被授权的坦克演习，但是对于后面紧接着发生的尴尬事，他还是应该归罪于他好惹是生非的盟友瓦尔特·乌布利希。由于对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放弃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感到失望，乌布利希决定再一次把东柏林的大权抓在自己手里。可是这一回，他面对的将是一个喜欢反击的美国人。

为上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美苏直接对峙的舞台已经搭好。

第十八章　查理检查站的对峙

我不相信你派我来这里是让我对一切视而不见，但如果真的在柏林藏头缩尾才是明智之举的话，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我应该说一句，我来这里不是给你添麻烦的，我很高兴我还是可资利用的。

——卢修斯·克雷将军写给肯尼迪的信，1961年10月18日

从实质上来讲，很久以来我们就已经认定了进入柏林对于我们并非利益攸关，因此也就不需要依靠强力予以保护和支持。既然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默许了柏林墙的修建。在我们之间就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苏联人可以，就东柏林的例子来说，像他们以前获得实际物理控制的其他地区一样，隔离他们不情愿的子民。

——迪安·腊斯克给克雷将军的电报，1961年10月26日

达勒姆区，西柏林

1961年10月22日，星期日

引发那一年决定性危机的夜晚，悄悄地来到了。

小艾伦·莱特纳是美国在西柏林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他正与妻子多萝西匆匆赶路以免迟到。他们要去东柏林看捷克一个实验剧团的演出。多萝西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这次演出的消息。经过了柏林边界关闭后两个月零九天的无穷尽的压力，这会是个很不错的放松消遣。

这是秋季干冷的一天。在西柏林漂亮的达勒姆区，莱特纳夫妇住在一套宽敞的别墅里，这是战后从一个纳粹高级官员那里没收来的。这时他们的邻居都在准备过冬。一些人家趁着白天，把落在草地上的棕色与黄色的山毛榉和橡树叶子耧干净。另外一些家庭把羽绒被从储藏柜里拿出来，搭在绳子和阳台上晾晒。

莱特纳没能事先预料到柏林墙的修建，但是这对他的事业却也没有坏处。没有哪个位置比处于冷战断层线上的这个职位更引人瞩目了。就像当时许多国务院派出人员的妻子一样，多萝西充分地享用着丈夫的事业和特权。莱特纳的下属都认为她要求太多了。平时，莱特纳夫妇总是要到苏占区去消遣，去欣赏社会主义世界的顶级艺术家在那里的表演。可是，在8月13日以后，他们的出现具有了象征意义。那些认出了莱特纳的东柏林人只为他的到来就心存感激。

莱特纳几乎没有想到这次跨城之行会带来跟平常不一样的变故。就在那一周，所谓的东德人民警察已经开始要求检查盟国人员的证件了。这一举动不仅违反了四国协议，而且违背了苏联人的指示。就在最近，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还要求，东德人在没有苏联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对边界的事务作任何改变。

很明显是远在莫斯科的乌布利希批准了这一举措，因为他对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的讲话大为愤怒。虽然肯尼迪仍然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是好战的，但乌布利希关注的焦点却是，赫鲁晓夫宣布把签署终战和平条约的最后期限从年底向后延期了。在乌布利希看来，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又犯了动摇不定、牺牲东德利益的老毛病。三天后，乌布利希在自己的讲话中把这项条约称为“最紧迫的任务”。乌布利希需要这个条约来进一步扩大对东柏林的控制，同时孤立和打击西柏林的士气，从而巩固他在8月的胜利。

然而，言语对赫鲁晓夫总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乌布利希决定单方面扩大边界检查。在西方已经接受了远比这个更为侮辱性的边界关闭之后，乌布利希估计，西方只会抗议但不会反抗。然而这一次，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位东德领导人低估了美国在此地的最新因素：卢修斯·克雷将军。

乌布利希和克雷一起，将掀起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而这是他们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上司都避之不及也始料未及的——虽然敌对双方都怀疑这次对峙是出于对方的精心设计。

受到克雷的鼓励，那一周莱特纳指示美国代表团拒绝东德的这项新检查程序。他禁止下属向检查站出示证件。就在前一天，他自己的秘书不得不掉头把车开了回来，因为拒绝出示证件。莱特纳和克雷对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毫无任何抗议地接受了新检查程序大为恼火。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的又一次绥靖政策。伦敦给当地司令官的命令很明确：在已经割让了柏林墙的权利之后，这已经不值得为之而战了。

克雷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华盛顿允许东德进一步干涉自1945年以来的盟国权利，那么克雷相信，美国不仅会削弱已经脆弱的西柏林的士气，还会继续损害残存的盟国驻守的合法性。他仍记得自己赴华盛顿接受任务的那次谈话，因此他对肯尼迪充满信心，认为他比他的顾问更坚定地要守住柏林。可是就在这时，克雷的敌人已经开始反攻了，因为他们觉察出克雷对于肯尼迪不具备他对杜鲁门那样的影响力。

对克雷来说，当前局势为他提供了三个机会。首先，他可以展示美国在柏林重新振作起来的决心；其次，他可以重新树立美国军队和西柏林人的自信；最后，他可以向他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对手展示他有肯尼迪总统的支持。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克雷也不能确定他动摇不定的总统到底站在哪里。

莱特纳并不像克雷那样把自己看作一个冷战中的战士，可他实际上正是这样的人。这位53岁的普林斯顿毕业生嘲笑他那些常春藤联盟的知识分子同行，说他们是“门廊里的赤色分子”。他们只知道天真地写着和谈论着“俄国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他对多萝西抱怨，只要让这些人到苏联去待几个月他们马上就会改变论调。是亲身经验形成了他的这些观点。年轻的莱特纳曾经被派往斯大林的俄国，直到1941年，他带着大使馆的文件一起撤离开战的莫斯科。在那之后，他曾经在斯堪的纳维亚与反共流亡分子一起工作，在伦敦与勇敢的英国人一起躲在一个防空洞里，还参与了战后协议的起草工作。他至今为把那么多的欧洲领土割让给苏联感到难过。

莱特纳对朋友说，假如8月13日克雷在场，那么美军会冲破障碍，而东柏林人也不会冒着开战的危险去重建它们。他也借用克雷的论点，认为美国已经无法承受继续退却的后果，但是他也担心克雷无法克服远比1948年更为官僚化的美国驻柏林的指挥机构。莱特纳对他自己面对的混乱的双重隶属关系感到烦恼——一个是柏林的沃森将军，另一个是波恩的道林大使。

要叙述那天晚上的情形应该这样写：查理检查站前有三道红白相间的水泥隔离墩，两道在左，一道在右。当莱特纳乘坐的大众轿车蜿蜒地穿过水泥墩隔离出的之字形通道时，东德警察拦住了他。按照程序，莱特纳拒绝向东德警察出示证件，并且坚持要见一个苏联代表。通常情况，东德警察都会挥手让美国外交官通过。可是在新的命令下，这些东德警察拒绝放行。他们说今天是星期天，无法找到苏联代表，并且重申他们要求：要么莱特纳出示证件，要么掉头返回。

莱特纳再一次拒绝了，而且旁边还有多萝西的鼓动。她开始从乘客座位上给这位东德警察讲解四国权利。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脾气上升，声音提高，争吵越来越激烈，但是仍然没有苏联官员出现。这时莱特纳觉得，该是升级的时候了。他通过汽车上的特殊电话给克雷报警之后，准备硬冲过去。虽然他知道这些东德警察对于他们国家试图逃跑的人有当场射杀的命令，但是他的行动会是安全的冒险，他们不会对试图进入东柏林的美国外交官开枪，因为那等于是战争行为。

“你看，”莱特纳对站在他车窗旁的警察说，“真抱歉，可是我是在行使盟国可以进入柏林任何地区的权利。”

他发动引擎。

“让开！我们要过去了！”

莱特纳猛然把车向前开出，迫使几个东德警察闪向一旁。可是，汽车要通过这个狭窄的水泥迷宫只能缓慢地前进。因此，又过来一群警察拦住了汽车。这一次，他们包围了他的车。

其中一个警察生气地叫嚷道：“你就在这儿一直等到明天早晨苏联人来吧！如果他到时候能来的话！”

而与此同时，克雷正在调兵遣将。他命令第二战斗分队的一个排乘两辆装甲车，从利歇尔费尔德的麦克奈尔营地向十英里之外的查理检查站开进，后面紧跟着四辆装有推土铲的M48坦克。为了指挥这次行动，克雷和柏林军事司令沃森将军退到了被称为“地堡”的紧急行动中心。那里位于克雷大街上的美国领事馆的地下室，是专为这种情况使用的。“地堡”最初建于1936年，用作第三帝国空军的次级司令部，它曾经在柏林空运期间起到过克雷的神经中枢的作用。现在，它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这场戏慢慢展开。美国宪兵司令罗伯特·萨波利克中校从100码以外的白色宪兵木屋，通过望远镜监视着发生在查理检查站的情况。他接到命令，在援兵到达以前保持事态稳定，这位前大学生拳击手立即跳上指挥车，加速驶向第一道障碍，然后猛拐过第二个，“嘎”的一声直接停在了莱特纳的大众车跟前。他几乎撞上那几个穿黑靴子的警察的腿，他们一边闪躲一边大叫抗议。

就在这个时候，四辆美军坦克向着刷成白色的西柏林边界线滚滚而来。另一名宪兵从指挥小屋里冲出来，来到多萝西·莱特纳的车门旁，客气地请她离开这辆无法移动的汽车。但是她拒绝离开她的丈夫。

于是这位宪兵回到小屋，几分钟之后再次回来。“真对不起，是克雷将军命令莱特纳夫人离开。”他说。

然后，这名美国宪兵耳语着对她的丈夫莱特纳说，以免被东德警察听见：“我们要执行一个行动，不能让夫人卷进来。”

一当宪兵把她带离现场，两个步兵小队——每队四人，每人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M14步枪——就马上占据了弗里德里希大街两旁的位置。四辆坦克的炮口直接指向那些东德警察，迫使他们只好后撤。莱特纳把汽车挂上一档，缓慢地前进。两翼由两队美军保护。在他们成功地穿越最后一道障碍，进入了共产党的领土之后，排长问莱特纳是否就停在那里。

“不。”这位外交官回答道。

这是第一次在战后的柏林，美国占领军的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苏联控制区。为了进一步巩固盟国自由通行的权利，莱特纳开车进入东柏林，走了两个街区，然后掉头回来——整个过程一直由美军护送。美国坦克的炮口指向东德警察，他们只好站在原地不敢妄动。

在安全地回到美国占领区后，为了表明立场，莱特纳准备开车再来一遍。而这时候，对峙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柏林。记者和摄影师都聚集过来追踪每一个动作。阿尔伯特·赫姆辛心里怦怦直跳，他钻进了莱特纳汽车的副驾驶座位。这位40岁的生于德国的公共信息官员，战后一直在巴黎为马歇尔计划的电影部门工作。他拍电影支持欧洲重建的工作，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冒险。后来东德警察坚称他酒气熏天。

这一次，东德警察又封锁了莱特纳的前进道路。他把手伸出窗外挥手示意美国士兵跟他一起行动。他们又一次护送他进行了一次穿越，东德警察又一次靠边站了。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霍华德·特里夫斯给苏联司令部打电话，要求来一位苏联官员到查理检查站解决这件事。

莱特纳第二次绕行归来，一个苏联代表来到了现场。在与德国警察和美国人谈话之后，这位苏联人抱歉说，是东德人没能认出莱特纳的级别来。于是，莱特纳又开了第三圈，有一辆民用汽车尾随。东德警察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通行，看来美国人的胜利是全面的。

这两辆美国汽车开始了胜利之旅。他们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一直开到菩提树下大街，这是东柏林最宽阔的林荫大道。然后向左拐向勃兰登堡门，然后再向左拐回到弗里德里希大街。在大约晚上10:00的时候，一位更高级的苏联官员来了，他是副政治委员拉扎列夫上校。他首先对东德人的行为表示道歉。他把这件事归因于缺少盟国车牌的传真件，因此他们无从判断哪些车辆是无需检查的。可与此同时，他也愤怒地抗议美国对苏联控制区的“武装入侵”。

莱特纳和妻子错过了那晚剧场的演出，但是克雷祝贺他们的表演很成功。第二天早晨，克雷向报界夸耀说“虚幻已经被打破”，东德人应该对阻止盟国进入东柏林负责。

可是，他的胜利很短暂。同一天早晨，东德政府发表了一份政府公报，要求从今以后，所有外国人——除了穿军服的盟军军事人员之外——在进入“民主”德国的时候，都必须出示证件。东德新闻社ADN谴责星期日晚上的事件，是由一个身份不明的平民（莱特纳）、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多萝西）和后来又来的一个醉汉（赫姆辛）引起的“边界挑衅”。

当东德电台了解到事件中两个美国人的名字之后，他们针对美国士兵播出了一个英语广播：“这下子莱特纳先生要过很久才会带着他的女朋友到东柏林来周末同居了。”

在华盛顿，肯尼迪心烦意乱。总统正试图与苏联人发起谈判，而不是挑起新的事端。他说：“我们没有派莱特纳去东柏林看歌剧。”他错误地理解了这件事的含义，而且忽略了一个事实，莱特纳正是按照他的私人代表的指挥行事的。

与此同时，肯尼迪正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在四天前，克雷向他提出了假如不让他更大地发挥效力的话，他就要辞职。总统只有给克雷更多的行动自由才能避免一次政治地震。

美军司令部，西柏林

1961年10月18日，星期三

不断累积的挫折感，促使克雷将军在他重返柏林之后给肯尼迪总统写了第一封私人信函，信中提出了辞职的想法。

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曾经警告过肯尼迪，说他启用克雷是在冒“另一次麦克阿瑟—杜鲁门关系”的危险。这让人想起了杜鲁门总统。由于麦克阿瑟公开表示不同意总统的朝鲜战争策略，想要轰炸中国，总统解除了他的职务，同时损害了自己的政治资本。邦迪认为，在柏林，克雷总是想要比肯尼迪更富于进攻性，而此时肯尼迪政府却正在寻求在柏林的主要问题上向赫鲁晓夫让步。

尽管克雷在他的信中说，他可以做到不像麦克阿瑟那样声张地下台，但是他一定知道，他离开柏林的消息无疑会泄漏出去，而紧接着的就是对肯尼迪政府的进一步批评，以及柏林人更加的心灰意冷。

克雷在信中一开始就对总统道歉说他的信写得太长了，共有1791个词。而且他过去从未给总统写过信。他向肯尼迪解释，自重返柏林以来，他遇到的很多事件他自认为是不值得引起总统注意的。

他对总统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西柏林人的信心。否则，良好的市民纷纷逃离首都将会损害我们在这里的存在，而且由此显示出对我们失去信心，失望会在全世界蔓延”。虽然柏林人不怎么在意法国人或者是英国人的行为，克雷说，“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他们会惊慌”。

克雷毫不手软。他间接批评了总统对8月13日边界关闭的处理不恰当。他认为当时不用冒太大的危险就能阻止。“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进行战争才能阻止柏林墙的修建，”他补充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派一些非军用卡车在一些选定的地点来回穿越，光是这种有限的行动就很可能阻止墙的修建。”

但是，很快克雷就不是在责怪肯尼迪，而是在责怪他自己的柏林下属了。“我吃惊地发现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建议过一项具体的行动。”他说。他认为在他的柏林下属中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愿承担风险的风气，他对此提出了批评。“只要有几次非难就能使独立思考和积极建议的人灰心丧气。”他担心肯尼迪缺少像他这样发表独立见解的渠道，因为即使像（北约最高司令）诺斯塔德那样能干的司令官也会被盟国的惰性左右。

然后克雷开始切入正题：“需要紧急制止以苏联军队为后台的东德政权对我们权利的侵占。”他说他建议美国必须对小事作出回应，但欧洲司令对他的建议“轻掷一旁”。他想要总统给他更大的私人授权来处理像东德边界检查这一类对美国意志的考验，因为这些小事归拢起来的影响要比肯尼迪的外交顾问们意识到的严重得多。

将军的信中带着一种自信，一个曾经同样直接地与前任总统通信从而塑造了历史的人的自信。他说，“如果要快速而准确地反应，那么紧急情况发生时，地方司令官在征得我的建议和同意后，必须有下令立即行动的权力。这种权力应该和你授给欧洲军事首长的相同。”

克雷想让总统扩大柏林当地的指挥官沃森将军的权限，从置于他头上的海德堡的克拉克将军和巴黎的诺斯塔德将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虽然他承认美国无法改变柏林的军事局势，但是他说：“如果我们在使用武力方面不愿冒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就会失掉柏林……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表示我们已经到了危险关头，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被推向战争。”

克雷为自己迄今的所作所为辩护。他知道肯尼迪的那些顾问对此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对解放斯坦因施图肯的难民和恢复军队在高速公路上巡逻。他坚持说，“我们仅仅用这样简单的行动就已经为西柏林缓解了紧张，恢复了信心”。他告诉总统，美国必须把保卫自由通过查理检查站的权利放在首位。这不是为了这项权利本身，而是因为整个西柏林都在看着。因此，克雷说，“每天他都命令尽可能多的车辆通过”。

虽然总统没有请他这样做，但是克雷还是给肯尼迪制定了一套以防苏联人继续向前推进的军事应急方案，就像在苏联人实行封锁之后他为杜鲁门总统做的一样。他说：“如果我们被挡在（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上，那么我们必须进行快速侦查。我认为，应当从柏林派出小股部队，弄清（敌人的）真正意图。如果侦查被强大的敌人阻挡并且被迫后撤，那么我们就应该马上同时采取空运，并公开进行经济制裁和封锁，迫使苏联行动。如果这些步骤同时进行，那么就不会在西柏林引起恐慌，而我们就会为你能够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判断、从而作出最后的决定赢得时间。”

当克雷提到“最后的决定”时，肯尼迪想必知道他指的是核冲突。克雷冷静地写道，“如果我们的侦查行动导致的是侦查部队被毁灭或是被抓获，那么当然苏联政府很明显就是想要战争”。

克雷在信的结尾保证说以后的信会写得更短一些。他写道，他能够作为肯尼迪在柏林指定的人，他是多么的荣幸。“我意识到，没有人完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提醒肯尼迪，“在有我在此的情况下，任何一次无法积极而果断的行动都将被认为是经过你直接批准的……我不相信你派我来这里是让我对一切视而不见，但如果真的在柏林藏头缩尾才是明智之举的话，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后面就是将军的辞职请求。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克雷获得了不时会以辞职相要挟的名声。而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他都达到了目的。克雷发现辞职请求有时是获得上司注意的唯一方式。

克雷审词酌句，表达了一个老兵对长官的忠诚，但是也质问在现有条件下他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应该说一句，我来这里不是给你添麻烦的，我很高兴我还尚堪差遣。我想让你知道，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绝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争议人物。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或者是我认为必须向你提出来，我在这里已经没用了，那么我会如你同意的那样隐退，不增添任何麻烦。”

写下这些之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致以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诚的，

美国退休将军

卢修斯·D·克雷

巴黎

1961年10月23日，星期一

在肯尼迪的指示下，美国驻巴黎大使詹姆斯·M·加文将军安排了一次与戴高乐总统的会见，以答复这位法国领导人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两天前，肯尼迪带着相当大的愤怒读完了这封信。

在肯尼迪迫切需要一个同盟一起促成与莫斯科新谈判的时候，戴高乐却成了最令他烦恼的盟友，并且他还在怂恿阿登纳也这样干。戴高乐甚至拒绝参加美国、英国和西德之间为新谈判举行的准备性讨论——而且似乎任何哄骗和讨好都不能打动他。

戴高乐对在边界刚刚关闭后不久举行的腊斯克与葛罗米柯的会谈感到不满，因为这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已经接受了柏林永远分裂的状态，并且乐于与莫斯科讨论承认这种状态。他还担心肯尼迪在西德将来的同盟身份上甚至也乐于与苏联人讨论一二。法国领导人看不到目前有任何有利于谈判的条件。除了继续让步，谈判没有任何益处，只能消极地改变欧洲的政治力量对比，并且“在同盟国，尤其是德国引起难以抑制的士气低落，而这只会鼓励苏联人变本加厉”。

在他的信中，他没有了肯尼迪在维也纳峰会之前到访巴黎时，他对肯尼迪慈父般的热情。他的语言清楚而强硬：“我必须说，总统先生，今天比任何时候，我都相信应该遵行这样一种政策：只要苏联不停止单边行动，不停止威胁，那么就拒绝考虑改变柏林的现状以及德国当前的状态，以及（拒绝）就它们进行谈判。”

这样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只会加剧他与肯尼迪之间自8月13日以来的紧张关系。在8月13日两周后，肯尼迪就请戴高乐帮助他影响第三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还说过，他想让法国帮助他与莫斯科接洽以便进行关于柏林的新谈判。

戴高乐拒绝了肯尼迪关于第三世界的求助，理由是不发达国家缺少西方的责任束缚，而且“他们基本上已经打定了主意，而且你知道那是什么主意”。戴高乐反对与苏联重新谈判的态度更加明确，理由是“他们持续制造对我们的威胁，侵犯了我们的协议”。

法国总统提醒肯尼迪，在8月边界关闭之后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会被苏联人理解为我们的“投降书”，是对北约的重大打击。他写道，赫鲁晓夫只会用这样的谈判给柏林人施加更大的压力。

尽管在那之后的两个月内，美国为了赢得戴高乐进行了各种外交努力，肯尼迪也发去了私人信函，但是这位法国领导人的态度却更加强硬。在10月14日，肯尼迪向戴高乐通报他已经与莫斯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赫鲁晓夫已经同意就柏林问题直接与盟国谈判，而不需要与东德打交道。肯尼迪说他希望组织一次11月中旬的外交部长会议，以便为与莫斯科进行新的谈判作准备。肯尼迪向戴高乐保证，“我们既没有从柏林撤退的打算，也没有在谈判中放弃我们权利的打算”。可是，他为自己辩护说，盟国应该在使柏林局势进入“巨大的危机大戏舞台”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肯尼迪说他想要的是“在开始最后的对决前”，盟国明确目的，作好充分的军事准备。

戴高乐嘲笑了肯尼迪说赫鲁晓夫已经在东德问题上作出让步的说法。他批驳肯尼迪对战争的恐惧，说赫鲁晓夫“并没有给人以克里姆林宫确实要放出雷电的印象。一只要跳起来的野兽是不会等待那么长时间的”。

有了这一切作为前奏，加文大使知道他要面对的将是一次困难的会谈。肯尼迪挑选加文做驻巴黎大使的原因之一是他的赫赫战功，这使他成为少数几个受戴高乐尊敬的人。他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年轻的少将师长。他的手下人管他叫“爱跳的吉姆”，因为尽管职位高高在上，但他喜欢与伞兵一起参加空降作战。可是，戴高乐依然摆出那副一贯的屈尊姿态与他讲话。

戴高乐告诉加文，虽然他不会做任何事情去阻止美国在11月举行的盟国会议，但是法国不会参加。

加文问戴高乐，他难道不认为最好是参加会议并在盟国众人面前清楚地表明，如果苏联照此一意孤行下去，那么“我们也愿意开展敌对行动”的态度吗？

戴高乐告诉加文，他认为苏联只有两个选择，其中哪一个也不需要谈判。如果苏联不想进行全面核战争——而戴高乐相信情形正是这样，那么也就不必急于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想进行战争，盟国就应该拒绝谈判，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将是在直接威胁下进行谈判”。

“一个人是不能与正在威胁他的人达成协议的。”戴高乐对加文说。为了把他的观点讲清楚，戴高乐说：“在苏联还在用原子弹威胁我们，还在修建柏林墙，还在威胁说要与东德签订条约，不保证柏林通行，还在进行战争叫嚣的情况下，盟国不能与之谈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他们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任何其他的立场都不仅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代价，而且还包括我们大家”。

肯尼迪和他的前任一样，正在逐渐对戴高乐失去耐心，因为他太愿意在柏林问题上拿美国人的生命冒险了。随着肯尼迪不断费尽心机地与捉摸不定的苏联人、不合作的盟国，以及一位自行其是要干预外交的退休将军打交道，他的挫折感也在逐渐增加。

美军司令部，西柏林

1961年10月23日，星期一

受到成功军事护送的激励，克雷决定给华盛顿提出建议，告诉他们怎样做才能兼顾发起谈判和炫耀武力。他把想法写在一封电报里发给了国务卿腊斯克，而他正是克雷在华盛顿的一个关键的反对者。

克雷说，他同意腊斯克的观点，认为在东德边境检查站出示身份证件本身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他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反击。他对腊斯克说——再次重复他给总统去信的内容：“我不相信美国能够承受，别人在谈判前或未经谈判就把我们残存的权利夺走，因为那样一来我们所谈判的就只能是那些剩余的权利，那是我们发誓要以武力保卫的。”

因此，他“紧急建议”腊斯克召见苏联大使，告诉他美国反对新的东德的边界管理办法。在东德收回他们的新条令之前，美国拒绝与苏联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他说这将会改善美国在柏林的地位，测试赫鲁晓夫谈判的诚意，并更能使美国在柏林问题的谈判立场上与持强硬态度的法国、西德保持一致。

克雷向腊斯克说明，在目前，使用边界争端作为外交手段是比进行持续武装护送更可行的路线，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军事行动最终碰上的必然是苏联巨大的常规军事优势。因此克雷宣布，在只进行了一天之后，他就将停止在查理检查站的行动，以便腊斯克能够开始外交行动。克雷认为是自己的军事行动使这种外交行动成为可能。

“今天我们将暂停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试探，以等待你对我建议的回音。”他然后补充道，“明天我们会开始新一轮的试探。”

椭圆形办公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24日，星期二

白宫官员认为西德大使威廉·格雷韦是外交使团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人。毫无幽默感而又盛气凌人，格雷韦曾公开对肯尼迪的所谓“新边疆拓荒者”表示蔑视，为此阿登纳曾经批评过他。

有了头一天加文大使没能说动戴高乐的负面消息，肯尼迪并没计划今天早晨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格雷韦。法、德对自己希望就柏林问题进行新谈判的反对意见不断被泄露给美国和欧洲媒体，他对此大为恼火。他想让他们停止这种行为。

格雷韦大使开门见山，上来就谈到阿登纳总理担心肯尼迪缺乏支持西柏林以及德国统一的决心。格雷韦精练的公诉人一样的言谈缘于他是德国最重要的国际法学者之一的身份。他曾经参与了结束盟军对西德占领的谈判，并且在建立哈尔斯坦主义 ⁽¹⁾ 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条强硬的政策规定西德不会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

格雷韦说阿登纳已经准备好为保卫柏林的自由而战。为此，阿登纳总理还在建立联合政府的时候就在增加军事预算和增加军力。然而，格雷韦说阿登纳担心肯尼迪在欧洲的常规增兵计划，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只有在我们已经准备好配合他们接下来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时，才是令人信服的”。

格雷韦说，德国担心随着盟国更多地依赖于常规军力，可能会造成核威慑缺乏明确定义和可信度，从而会鼓励苏联军队“跨越边界占领大片西德领土”。他还把这种潜在危险与1947年在中国发生的共产党军队占领整个大陆的情形进行了比较。格雷韦说，“必须向苏联人表明使用核武器的决心，以及苏联本身就是打击目标”。

盟友教训起肯尼迪美国应该在柏林问题上作多大牺牲冒多大的风险，但总统没有流露出不耐烦。他对格雷韦撒谎道，他迫切想在11月中旬的会上见到阿登纳。他希望他们能在对苏联的策略上取得一致。总统说他“谴责”报纸上说我们双方在与莫斯科对话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想要做的不过是刺探赫鲁晓夫关于建立自由的西柏林有无更灵活的想法。“如果在进入核攻击阶段之前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个人会感觉更踏实。”他对格雷韦说。

肯尼迪对格雷韦抱怨道，戴高乐“明显地感到向苏联人作出的每一个姿态都是软弱的表现”。

格雷韦知道阿登纳也有同样的看法。与戴高乐一样，阿登纳对腊斯克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表示强烈不满。此外，格雷韦说阿登纳还担心美国正在抛弃对德国统一的一贯支持，因为他们承认东德的既成事实，鼓励两个德国之间进行更紧密的接触，并且放弃自由选举统一德国的目标。

肯尼迪终于对这种老套的抱怨表示了不耐烦。他反驳说，美国和西德“应该从苏联人那里寻找新的办法”。肯尼迪告诉格雷韦，他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统一的前景，也不相信盟国应该就满足于西柏林目前的局势。他正在寻找改善这座城市当前的地位的途径，在这方面他希望得到阿登纳的协助。

格雷韦转达的话，反映了阿登纳对肯尼迪“新方法”的蔑视，也照应着戴高乐的观点。那就是，莫斯科目前的路线还是在寻求西方更多的让步，在此情况下，没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实际可能性。他向肯尼迪详细列举了到目前为止，肯尼迪总统对边界关闭的默许给德国人和阿登纳造成的损失。

格雷韦说，在8月13日以前，柏林每天有50万人通过边界，包括走亲访友的、上下班的等等，这使这两部分城市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而现在却被减少到了500人。格雷韦告诉肯尼迪，由于阿登纳对建造柏林墙“克制而温和”的反应，一个多月前他几乎在选举中失败。

肯尼迪提醒格雷韦，与苏联人谈判是“军事斗争的真正前景”。他说，美国不会让出柏林，但是另一方面，他想要确保，一旦“我们走到路的尽头”，那时候不会有人发出这样的抱怨：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努力地去谈判从而避免战争呢？肯尼迪不耐烦地对格雷韦说，德国人不应该只是一味否定美国的主张，他们应该拿出“自己认为可行的建议”来。

受到这句话的刺痛，格雷韦说，西德也在寻求改善目前柏林局势的办法，但是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他批驳了他从肯尼迪政府的一些消息源听到的把联合国总部设在柏林的说法。他说，这样牵强的想法至多只能作为谈判的开场白。

在经过了敷衍了事的握手之后，格雷韦返回大使馆去给阿登纳发回又一份内容暗淡的电报。

美国国务院，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24日，星期二，下午

国务卿腊斯克对克雷将军大为恼火。他不仅不请自来地为他提出应该怎样与莫斯科打交道的建议，而且配合那些建议，擅自在柏林边界开始部署起来。遵照腊斯克的指示，柏林特遣队负责人福伊·科勒在德国时间晚上九点钟给艾伦·莱特纳打电话，让他回到国务院驻地，并把他从克雷的魔咒下解救出来。

在与莱特纳的谈话中，科勒否决了克雷给腊斯克的建议：利用边界争端作为杠杆撬动与莫斯科的会谈。同时，他还提醒不断为自己辩护的莱特纳，他向上的报告人是腊斯克，而不是克雷。在他后来交给腊斯克的记录中，科勒抱怨道，“这次对话几乎就是鸡同鸭讲”。

莱特纳让科勒放心，他两天前上演的穿越边界事件“完全是意料之外而且非常令人难堪的”。在他作为外交官的一生中，莱特纳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多的媒体关注。从共产主义报纸的轻蔑，含沙射影地说他过境是为了去会他的情妇；到西德报纸的过誉，说这位在柏林的美国最高官员终于显出了美国的阳刚本色。

科勒打趣他，一夜之间，莱特纳的名字在美国已经“家喻户晓”了，这对于在公众面前一贯低调的国务院来说并不是什么好话。更使科勒烦恼的是，克雷在没有华盛顿批准的情况下，暂缓边界通行。这在科勒看来是“一种严重的战术错误”。他认为，10月22日苏联官员的最终出现，已经达到了美国的目的，表明是苏联人而不是东德人来保障东柏林的自由通行。

在提到停止军事护送时，莱特纳向他的华盛顿上司道歉道，他“遭到更高权威的拒绝”，指的是克雷将军。与此同时，他想知道腊斯克对克雷的妙招怎么看——克雷提议召见苏联大使，通知他如果东德不取消对边境越来越严格的检查，美国就拒绝与苏联谈判。

科勒说，克雷的提议正在考虑之中，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与苏联谈判的决定。腊斯克要求克雷，如果东德继续给美国人自由通行找麻烦，那么就继续试探活动，“以武装和非武装护送美国车辆”的方式进行。

这样一来，克雷得到了明确的指示去继续他的护送行动。可是，他对克雷的打击也是明确无误的。腊斯克要求他离美苏外交远点，那不是他的事。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克雷的上司都在鼓励他进行坚决的行动，但是却拒绝把这种行动与更坚决的外交联系起来。

结果注定是令人不快的。

查理检查站，西柏林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下午

美军中尉维恩·派克注视着敌人坦克的炮口，整理着他头上写着白色“MP（宪兵）”字样的绿色钢盔，确认手里握着的M14步枪的保险已开，一颗子弹上了膛，刺刀出了鞘，这时他心里有两件事令他牵挂。

这位24岁的美国宪兵军官心里最重要的，是他的20岁的妻子——伦妮，她正怀着双胞胎，现在正日益显出行动不便的样子。派克决定不把她送回家过圣诞，因为这对小两口不想分离那么长时间。可现在看来这个决定似乎有点不负责任了。

现在该说说他的第二个担心了。派克从接受的训练中了解到，眼前逐步展开的这一幕，很可能会升级成战争——甚至可能是一场核战争。将要一起毁掉的，是他年轻的妻子，他们未出生的双胞胎，更不用说相当一部分地球了。所需要的仅仅是美国或是苏联某一方，一根神经质的手指扣下扳机。他心里这样想着。

这时才刚过晚上九点，有十辆美军M48巴顿坦克排列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十字路口上，面对着大约百步以外同样数量的苏军T-54坦克。这次对峙是在当天下午几个小时以前开始的。当时美军坦克像两天前那样轰隆隆地开到边界，作为惯例，护送美国民用车辆进入东柏林。

下午4:45，经过了又一次成功而平静的行动之后，美军司令部命令美军坦克回撤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基地。派克所在的宪兵排负责监视查理检查站。他刚刚拿出香烟，想与坦克指挥官托马斯·泰里少校一起抽一支休息一下。这时，他们透过弗里德里希大街与齐默大街街角药店里热闹的人群，从窗户向东望去，然后相对而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看到我看见的东西了吗？”泰里问派克。

“长官，是坦克！”派克吃惊地回答道，“而且不是我们的。”他估算着，这些坦克离他们站着的地方仅有70到100码之间。

虽然它们看起来像是新生产的T-54坦克，但是它们国家的军徽却看不清楚。更神秘的是，这些驾驶坦克和操纵机关枪的军人穿的都是没有标志的黑色制服。如果他们是苏联人——很难想象他们不是——他们却在否认自己的身份。

“维恩，”泰里说，“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坦克，但是快到那个该死的滕珀尔霍夫把我们的坦克叫回来，越快越好。”

“是，长官。”派克说着，看了一下手表。美国坦克刚刚离开10分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追上他们。他跳进一辆白色的军用福特，警笛尖叫，顶灯旋转，从星期五高峰时间的交通里急速穿过。当他追上这些坦克的时候，它们刚刚到达基地。

派克从车窗向领头的坦克大声喊叫，那辆坦克是由他在柏林的邻居鲍勃·兰姆菲尔中尉驾驶的。“先生，我们在查理检查站有麻烦了。跟我来，咱们尽快赶回那里。”

“哈哈！”兰姆菲尔尖叫了一声，然后命令所有的坦克掉头开回边界。后来派克回忆，当时他感到一股正在逼近的恐惧感涌遍全身：“我们现在正在柏林，一个10月的星期五，下午五点的高峰时间，沿着马里安多弗水坝大街向查理检查站急速开进。我的小宪兵车在前面尖声叫着带路。凡是长了眼睛的柏林人都纷纷让路。”

就在美军坦克在下午5:25返回现场之前，苏联坦克已经撤退到东柏林最主要的大街——菩提树下大街附近一个空地上。如果不是事关重大，这一幕简直有法国闹剧的氛围：苏联演员们刚轰隆隆地开到了幕后，美国的对手又匆匆上台。预料到对手随时可能回来，美军坦克站住了阵脚，展开防御队形。

大约40分钟后，也就是晚上六点钟刚过，那些疑似的苏联坦克又回来了，它们呈散开队形把炮口指向对面。在来到现场的一大群记者中，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后来报道说，这是“两个战时的同盟国，现在世界的两个超级强国，第一次直接遭遇并且敌视地对峙”。

由于坦克没有标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尼尔·肖尔称它们为，“借用奥威尔小说中的一个词汇……非坦克。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听说他们只是讲俄语的志愿者，买来了多余的能自己开动的坦克”。在这个奇怪的景象前，肖尔报道说：在西面，美国士兵坐在坦克顶上，抽烟，聊天，用餐具吃晚饭。西柏林人站在警戒线之外，从街头小摊上给他们买饼干，给他们送鲜花。西面的景象被共产主义那边强烈的灯光照亮——这是一种以更高的灯光瓦数制造恐吓的做法。而在东面，那些显然是苏联坦克的东西处于黑暗之中，里面坐着穿黑制服的乘员。“这是多好的一副历史书上的画面啊！”肖尔惊呼道。

克雷需要为华盛顿的上司确认他们是不是苏联人。这并非多此一举，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与苏联坦克对峙的危险是它可能会导致全面战争。如果是东德的坦克，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在四国协议下，它们是不允许部署在东柏林的。

在接到弄清坦克来源的命令后，派克和他的司机山姆·麦克卡特马上钻进一辆军用汽车，开着它穿过了障碍，从旁边的一条小道绕过这些坦克。一会儿他们将停车然后步行回来。这次对峙中的另一个超现实的特点是，双方仍然遵守军事人员可以在边界上自由活动的规定，因此派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行。

派克惊讶于这些坦克无逻辑的“二三二”阵型。这实际上使后面的坦克无法向敌人开火。此外，他们也很容易使自己成为敌人射击的靶子。派克走到后面的坦克面前，可是那上面没有能帮助他识别国籍的任何东西：“没有俄国人，没有东德人，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爬上一辆坦克进入驾驶舱。在那里，他通过控制装置上的西里尔字母和刹车手柄旁的红军报纸确认了它们的确是苏联坦克。由于派克粗通俄语，因此他能辨认出来。“嘿，麦克卡特，看看这个。”他从坦克里爬出来，手里拿着那份作为证据的报纸。

那些坦克乘员，一共大约有50人，正坐在不远处的地上，很明显正在接受命令布置。派克慢慢走近，直到足以听清他们讲的是俄语。当有一个军官看见他时，派克转身对麦克卡特说：“咱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他们回来以后向顶头上司萨波利克上校报告，它们是苏联坦克。接着派克说出缘由，并给他看手里的报纸，萨波利克吃惊地问：“你干了什么？”

这位难以置信的上校让派克与紧急行动中心直接通话，这部电话直接与肯尼迪的特别代表相连，因此可以让他亲耳听听是怎么回事。“是谁的坦克？”克雷问道。

“是苏联的，长官。”派克答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派克如实地回答。克雷在电话那边陷入了沉默。派克似乎能听见他心里在想：“噢，上帝呀，一个中尉险些挑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派克之所以敢这样做，一半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另一半是因为美军那时看不上苏军的纪律、士气和军事能力。他们知道自己数量不及对手，但仍有心理优势。当派克开车从西德沿着黑尔姆施泰特高速公路进入西柏林的时候，他看到苏联士兵吆喝着叫卖他们的皮带扣、帽子，甚至苏联奖章，用来换《花花公子》杂志、口香糖、钢笔，尤其是香烟。

在他们不太慷慨的时候，这些美国士兵会把手里燃着的香烟轻轻一弹，然后看着苏联人慌忙去捡起来吸上几口。派克注意到他们的服装质量也很差，靴子很薄，野战外套很旧。在派克看来，这些服装就像是从退伍军人身上脱下来的一样。他对朋友说：“他们身上的臭味能把大粪车上的秃鹰熏走。”

派克对他们性能不佳的坦克同样不以为然。派克注意到，这些坦克的驾驶员通常都是亚洲的少数民族，他想，那是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够进入那么小的驾驶舱的人。那天，当他们看见第一批坦克出现的时候，那些苏联军官站在路上使用夸张的手势，吃力地指挥坦克就位，很明显是在克服语言障碍和操作困难，他们都笑出了声来。

但是，就是这些苏联军队，“如果他们决定要占领这座城市的西半部的话，可以一下子把我们赶出城去”。当派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再也乐观不起来了。派克回想起了他刚来西柏林报到时的情形。

“你就是第一道防线，”司令官这样对他说，“战争一旦开始，最好的离开这里的办法是，在你的左臂上戴上清洁工的臂章，拿起一把扫帚，开始沿着高速公路一路扫到西德。那是你活着离开柏林的唯一办法。”

当时派克笑了起来，但不是现在。在他跺着脚取暖的时候，他估算着可能的结果。要么是美国领导人或者苏联领导人有一个退缩了，然后他们从战场上撤退；要么是有人开枪，然后他们开始战争。不论发生哪种情况，他都不愿意想象他的妻子伦妮，怀着双胞胎，拿起一把扫帚一路扫出柏林。

这时，派克眼前发生了一幕，即将到来的威胁变为了动人的戏剧。

有一个80岁的东柏林老太太决定趁着混乱直接走过边界逃离东柏林。在西柏林这边，离她只有30英尺开外的地方，她的儿子不停地对她喊着，让她别停步，但一个东柏林警察拦住了她。人群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她的儿子一遍一遍地喊着：“妈妈，快过来！”

那个警察，虽然他接到的命令是当场射杀逃跑者，这时忽然动了恻隐之心，他站到了一旁，把狗也叫开了。这位老人颤颤巍巍地又走了十步，终于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跨过了自由的边界线，倒在了儿子的怀里。

顺着大街，在没有标志的苏联坦克的对面，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东德人头一天刚刚在木塔上装了六盏大功率探照灯，沐浴在它们强光里的是四辆美军M48巴顿坦克。其中第一对停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划分东西的白色分界线上。另外2辆停放在大街旁边的空地上，另外4辆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待命。它们的旁边是5辆装甲车和5辆吉普车，里面的宪兵穿着防弹背心，拿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

美军司令部命令在柏林兵营里的6500名士兵全部进入戒备状态。法军司令部命令3000人在兵营里待命。英国也在大约600码以外，在勃兰登堡门附近部署了两门反坦克炮，还在那里的铁丝网旁派出了武装巡逻队。《纽约时报》记者这样向读者叙述这里的景象：“就像两个象棋手试图控制住中盘混乱的局势，随着克雷将军移动美国的棋子，可以想象，伊万·科涅夫元帅，这位新任命的驻东德苏军司令也在移动苏联的人员……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私人代表，克雷将军在常规的指挥链条中并没有他的位置。但是……很明显，他的特殊地位给了他在当地决策中决定性的权力。”

由于8月13日被司令官限制在兵营里，派克和他的宪兵都有一种挫败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对共产主义展开行动。边界被关闭三个星期的时候，派克和他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边界对面的东德青年先锋建筑旅把铁丝网换成了水泥障碍物。

派克曾经问上级能否做点什么来干扰他们筑墙，但是得到的回答始终是同样的：美军士兵应当闲坐在那里，看着大墙升高。

派克回想起在9月1日晚上，一个东德的筑墙人员先是东张西望，确信左右没人后，隔着铁丝网对他说：“中尉，你看我干得多慢。你们还在等什么？”他想要美国人进行干涉。

后来，一个站在工人后面的警官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中尉，你看，我的机枪里没子弹。你们还在等什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交火，东德政府没有给边境警察配发子弹。而他泄露这些信息是让美国人知道进攻是没有风险的。

派克把这些情报都报告给了上级，但是得到的命令还是保持克制。

前一个星期开始的军事护送是那一年里最能提高士气的决定。派克的人被要求坚守防线，保持警惕，如果东德边境警察开火就向他们射击。带着上了膛的步枪并有坦克的掩护，他们不断指挥民用车辆和旅游车通过边界曲折的障碍物。

一直到苏联坦克出现的那天下午，这项行动都在按计划进行。现在，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冻结在原地，而司令官们则聚集在柏林各自的司令部里，等待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指示。

派克庆幸他的军服还是干的。他随身的装备在用来阻止苏军坦克和步兵时全都难堪大用：缠在左上臂的宪兵臂章、急救包、一个饭盒、一副手铐、一根警棍、一支0.45英寸口径全自动手枪、一支步枪。那晚派克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一夜。通过望远镜，他看到敌人年轻而恐惧的脸，他担心地想：“如果这些傻瓜里有谁对我们开上一枪，那会怎样呢？紧接着对峙就要变成对射了。”

当苏联还在继续派出坦克时，克雷收到发自华盛顿的最新指示：撤退。腊斯克提示克雷，取消他三天前亲自批准的进攻性行动。福伊·科勒是国务院负责处理查理检查站对峙的关键人物。他在腊斯克给克雷的电报上附了一张纸条，意在使克雷相信向肯尼迪申诉只能是浪费时间。纸条上写着：“是在经总统考虑之后（由腊斯克）批准的。”在他的一生中，克雷见过华盛顿无数的政治糨糊，可是没有哪一次胜过了下面的信息。

腊斯克写道：“从实质上来讲，很久以来我们就已经认定了进入柏林对于我们并非利益攸关，因此也就不需要依靠强力予以保护和支持。既然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默许了柏林墙的修建。在我们之间就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苏联人可以，就东柏林的例子来说，像他们以前获得实际物理控制的其他地区一样，隔离他们不情愿的子民。”

腊斯克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克雷应该把肯尼迪对边界关闭的不抵抗看作是对既成事实的接受，即苏联人可以对他们目前控制的领土上的人民为所欲为。腊斯克说美国的盟国不会支持强硬措施，“尤其是在出示证件的问题上”，此前英国已经屈服了。

腊斯克向克雷承认肯尼迪遇到了困难，他无法说服盟国同意他对于西柏林武装冲突“真正前景”的判断。因此，尽管肯尼迪政府想要证明东德和苏联8月13日的行动不合法，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要走这么远，以至于弄成了无能的表现，把世界范围的公众注意力吸引到了错误的方向，挑起西柏林和西德人的希望和期待，而结果却是幻灭”，腊斯克这样解释道。

克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信绥靖只能造成对北极熊的鼓励。因此，在那同一天早些时候，他发了一封电报，请求进行一次“强力突击”，假如东德就此完全关闭弗里德里希大街，就捣毁一部分柏林墙。他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

他简单地叙述了他的办法：装着推土铲的坦克可以合法进入东柏林，这在四国协议下理论上是允许的。但是在它们返回的路上，就要象征性地捣毁部分柏林墙。在10月26日，北约最高司令诺斯塔德授权沃森将军，如果东德方面全面封闭交叉路口的话，就使用“当前的（克雷）计划‘推倒’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障碍物”。他指示沃森准备另外一份备选方案，使用坦克在不同地段同时推倒柏林墙。“如果从军事角度可行的话，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以及几个（两个或多个）其他地段”同时进行。

他向克雷也发去一份明确无误的信息：“这项备选计划在没有我批准的情况下，不能行动。”

事实上，腊斯克新来的电报同时把诺斯塔德和克雷都击中了。“我从你们提出的强力突击计划中，看不到能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目的。”腊斯克写道。他补充说，他将在当天下午与总统讨论克雷提出的使用坦克打开弗里德里希大街十字路口的小型计划。

腊斯克还说，但是考虑到保持“三个主要盟国一致的重要性，很可能我们在这件事上达不成协议”。腊斯克感谢了克雷的建议，但是他告诉克雷，目前，“在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而同时又要对苏联施加压力避免它进一步单边行动的斗争中，比这个远为重要的是保持盟国内部的团结”。

这位组织了1948年空运的了不起的卢修斯·克雷将军，现在被华盛顿捆绑得动弹不得，而与此同时苏联的坦克炮口已经指到了他的喉咙上。

他从未感到像现在这样无力。

克里姆林宫，莫斯科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

科涅夫元帅向赫鲁晓夫抱怨，在边界，美国坦克正在把炮口指向他们坦克的发动机，而且看来正在准备一场大行动。由于他以前已经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看过克雷在树林里的演习照片——在那里坦克正在练习摧毁柏林墙的仿制品，因此他认为赫鲁晓夫需要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美国人可能会尝试毁坏苏联8月13日取得的成果。

尽管党代会正在召开，赫鲁晓夫此时仍然是一个人坐镇在莫斯科处理这件危机。他已经命令增派23辆苏联坦克进入柏林。“把我们的坦克派到旁边的街区，”他指示科涅夫，“让它们的发动机挂上高档，然后用扩音器把坦克的噪音和马达声传出去。”

科涅夫提醒赫鲁晓夫，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向美国挑衅的话，那么美国坦克“有可能会冲过来”。他担心急躁冲动的赫鲁晓夫会表演过火，酿成战争。

“我认为不会那样，”赫鲁晓夫回答道，“当然啦，除非美国军事首脑被仇恨蒙住了双眼。”

内阁会议室，白宫，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下午6:00

克雷将军正在与肯尼迪通电话，一位助手交给他一张便条，向他报告苏联在查理检查站增派了装备。肯尼迪这时正在内阁会议室里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召开紧急会议。到这个时候，除了肯尼迪之外似乎整个华盛顿都在反对克雷，而此时的总统尚未显露态度。

为了消除总统顾问们的疑虑，克雷向总统保证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他坚持认为苏联人向前调动20辆坦克是温和的反应，因为他们只不过在算术上达到了与美军柏林力量的势均力敌。

苏联人对查理检查站的对峙以及可能的升级也感到紧张。自美苏争端以来，赫鲁晓夫第一次命令核打击力量进入特殊戒备状态。他无法保证局势不会失去控制，他要为各种可能性作准备。

克雷的观点很明确：“如果苏联人不想因为西柏林而开战，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挑起它；如果他们想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克雷将军乐于赌他们不想战争，因此认为美国人应该反击。总统手中握着骰子，但他不愿意冒险。

克雷将军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是，肯尼迪被查理检查站的对峙吓倒了，他让弟弟罗伯特去与六个月来的对话人、苏联间谍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一起解决这个危机。与此同时，他也用上了第二种更为传统的渠道——驻莫斯科大使汤普森，就像维也纳峰会之前他所做的那样。

总统求助于博尔沙科夫渠道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在维也纳峰会之前罗伯特与博尔沙科夫的会见并没有怎么帮助他准备好赫鲁晓夫的伏击。可是，在危险的时刻，博尔沙科夫却能最快、最直接地联系上赫鲁晓夫。

到10月底，罗伯特已经知道怎样躲避媒体、快速安排与博尔沙科夫的会见了。他司法部的助手詹姆斯·塞明顿认为，上司之所以热衷于“格奥尔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对于无害小丑的偏爱”。他们几乎每隔两个星期见一次面，讨论“美国和苏联之间最为重要的问题”。

总统的弟弟独自安排了这些会面，并且后来后悔自己“不幸地、愚蠢地，这些事我没有多写下来一点。我只是把信息口头传递给我哥哥，他根据这些采取行动。我想他有时会告诉国务院，有时不会”。

关于查理检查站紧张局势的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0月26日的下午5:30，苏联坦克出现在交叉路口的前一天。据总统的弟弟回忆，第二次关键的会面是在10月27日，华盛顿时间晚上11:30，柏林时间10月28日早晨5:30，一个湿冷秋天的黎明时分，正值双方坦克和士兵列阵对垒。

罗伯特·肯尼迪回忆他曾经对博尔沙科夫说，“柏林的局势越来越困难了”。他抱怨葛罗米柯断然拒绝了汤普森试图解除危机的努力。罗伯特说：“我们认为，在人人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这样的态度是于事无益的。”他呼吁双方“在今后的四到六周内保持相对温和和冷静”。

罗伯特后来回忆，他当时告诉博尔沙科夫，“总统希望他们能在24小时之内把坦克开走”。而那也正是赫鲁晓夫想做的。罗伯特后来说，通过他们对此事的交流显示出，“当情况特别紧急的时候，博尔沙科夫的渠道是非常有效的”。

关于这个协议的细节没有一个人记录。可是，从那时起，美国停止了对平民的军事护送，而克雷也不再在边界上挑战东德权威。不论克雷拟订了什么摧毁部分柏林墙的方案，都被永远搁置了，而那些安在坦克上的推土铲也被卸下来放进了仓库。

在没有了任何抵抗之后，东德进一步加固和扩建了柏林墙。

华盛顿特区

1961年10月27日，星期五，晚10:00

10月27日星期五晚上，国务卿腊斯克给在柏林的美国代表团发了一封电报，在撤退中宣布了胜利。电报说，下午5:00在白宫召开了会议，结束柏林危机的关键性决定已经作出。参加会议的有总统、腊斯克、麦克纳马拉、邦迪、科勒、希伦布兰德。这份电报还同时发给了北约和驻在三个盟国首都的美国大使馆。好像是事后想起来似的，后来给克雷也发了一份。

“到目前为止试探活动已经达到了目的。”腊斯克撒谎了。当然，肯尼迪和克雷可以说，苏联坦克在边界的出现就是他们的胜利，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莫斯科而不是东德在控制着这座城市。

然而，很明显，腊斯克在挥舞白旗。这份电报宣称：“由穿着平民服装的人员开着美国官方或私人车辆，挂美国军队车牌，并使用武装护送的进一步试探性行动，将被延期。”

为了防止他的要求被忽视，腊斯克在下一个指示中清楚地声明，是总统要求克雷避免与东德或苏联发生任何进一步的对峙。“美国文职官员，”指示中说，“将暂时禁止进入东柏林，除了那些每天都以私人车辆在没有武装护送的情况下进入东柏林的文职官员。”

克雷又接着留任了几个月，但是他的敌人已经胜利了。腊斯克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此时此地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这一问题已经转交到了最高层……指令已经下达：延期进行武装护送平民进入东柏林的试探活动”。

即使是像克雷这样固执的人也知道该是他下台的时候了。

克里姆林宫大礼堂　莫斯科

1961年10月28日，星期六，早晨

经过了柏林边界一夜的紧张对峙之后，漫长的党代会也进入了最后两天。科涅夫元帅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报告了柏林边界的局势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人轻举妄动，他告诉领导人，“除了双方的坦克手为了取暖从坦克里爬出来四处走动之外”。

赫鲁晓夫指示科涅夫先撤回苏联坦克。“我相信在20分钟之内，或者他们需要稍长时间才能接到命令，美国坦克也会后撤的。”他带着一个已经谈成了买卖的人所特有的自信说道。

“在我们坦克的炮口还指向他们时，他们无法转身后撤，”赫鲁晓夫说道，“他们把自己弄进了危险的境地，却不知道怎样脱身……那么我们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在星期六早晨10:30刚过，第一批苏联坦克从查理检查站撤退。一些坦克上还被放上了鲜花和花环。是“自由德国青年”——东德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在早上放上去的。

过了半小时，美国坦克也撤离了。

至此，冷战中最危险的时刻悄然结束了。然而，柏林1961年事件的余震却剧烈而持久。它们将在一年之后的古巴撼动整个世界——它们也将塑造未来30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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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尔斯坦主义，1955年9月由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哈尔斯坦建议制定的针对东德及东方阵营的外交政策。——译者注

尾声　余波

我充分意识到，赫鲁晓夫的主要意图可能是要增加他在柏林的机会，因此我们除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在柏林地区也要准备好发挥充分作用。在这个最能考验我们的时刻，关键是要让赫鲁晓夫知道，如果他指望我们会软弱或犹豫，那么他就错了。

——肯尼迪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密电，1962年10月21日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真的不明白，或者说他们不想弄明白，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还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趋势，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人说我们可以和共产主义合作，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

所有的自由人，不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柏林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柏林人”。

——肯尼迪的演讲，1963年6月26日

柏林与哈瓦那

1962年8月中旬

在约翰·肯尼迪总统默许共产主义者建造柏林墙的一年以后，在相隔5000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两起事件，说明了当代美国总统最糟糕的就职年表现所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第一个场面出现在柏林明媚的夏日午后。两点刚过，18岁的瓦匠彼得·费希特和朋友荷尔穆特·库尔拜克横跨着“死亡地带”——柏林墙下的无人区，开始他们向自由的冲刺。二人刚刚爬过中段的铁丝网，第一发子弹从他们身后射来，一共35发。费希特中弹了，两颗子弹贯穿了后背和腹部。他正看着灵活的同伴越过铁丝网冲向自由世界，自己却颓然倒在墙下。他躺在那里以胎儿的姿势双手抱胸，颤抖着。左脚上的鞋子脱掉了一半，惨白的脚踝裸露在外。他由于多处伤口流血而逐渐失去生命，将近一个小时，他微弱的声音一直在不停地呼喊救命。

与此同时，相隔大西洋的彼岸，苏联船只开始在11个不同的古巴港口秘密靠岸，卸下足以抹平纽约或华盛顿的核力量。7月26日，苏联运输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号”（用列宁母亲的名字命名）停泊在了卡巴纳斯港口。这是苏联运输船队的第一艘船。在这之后的90天里，一共有85艘船进行了150次往返航行。它们运送的是战斗部队和24枚中程和16枚远程导弹发射器的零部件。这些发射器都带有一枚核弹头和两枚弹道导弹。

让我们再回到西柏林。警察和新闻记者站在梯子上向墙的另一面瞭望，追踪着、拍摄着费希特的苦难结局。美国军队全副武装站在一旁，遵守着不许帮助未成功越境难民的命令。一大群西柏林市民呼喊着抗议，谴责东德人是杀人犯，美国人是懦夫。一名美国宪兵中尉对旁观者说：“这不是我的责任。”第二天，这番事不关己的表白通过报纸传遍了愤怒的西柏林。

对于东德的边界卫兵来说，他们也迟疑着不敢来收殓尸体。不知为什么他们害怕美国军队会向他们开枪。他们最终还是在施放了烟幕弹以后，在烟雾的掩护下才把费希特的尸体运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记者拍下了这个场面，一个让人油然想起耶稣被放下十字架的场面。这幅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柏林早报》的头版。照片上有三名头戴钢盔的警察，其中两人手握冲锋枪。他们把费希特高高抬起，死者的手臂张开，手腕上都是血。

费希特的惨死刺激了西柏林人。第二天，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共产主义的毫无人性和美国的无能。他们不断积聚起来的愤怒和挫折感，引发了一幕被《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格鲁森叫作“不可思议的景象”。在人群冲向柏林墙时，西柏林警察使用高压水龙头和催泪弹驱散人群。格鲁森写道：“自柏林墙建立以来，还没有哪件事像费希特在墙下的惨死，更使西柏林人感到在精心编制的共产主义恐怖逐渐袭来时的无助。”

与此同时，在古巴，美国中央情报局空中摄影拍摄到了8月中旬苏联在海上的频繁活动。他们运送物资的数量和到港的处理都显示出了异常。士兵们在夜间熄了路灯卸货，然后把货物用经过伪装的车辆通过土路运走。这些运输车的车身之长，使得士兵必须推倒民房才能让车转过弯去。前线指挥官——在抗击了蚊子、酷热和季风的侵袭之后——为了躲避美国电子窃听，用信使向莫斯科报告进展情况。

8月22日，中情局向白宫报告说，有5000名苏联人乘22艘船抵达古巴。他们带着大量运输、通讯和建筑设备。中情局的分析员说，这次苏联人员和装备流入一个非苏维埃阵营国家的速度和数量，“是苏联外援活动中史无前例的”。很明显，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导弹本身的抵达还要等两个月以后，而这时的美国情报部门只能认定莫斯科可能是要增强古巴的防空体系。

表面上，发生在东柏林的对一个青年瓦匠的杀害和发生在古巴的苏联军队和导弹发射器材的抵达，看似毫无关系。可是，经过一番综合我们却能看出，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是由于肯尼迪在1961年对于柏林事务的不当处理所导致的后果：

●　第一个后果是长久的：导致欧洲冷战分界线的冻结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柏林墙的建立，不仅把其存在尚存质疑的东德从地理上分离了出去，而且使下一代的数千万东欧人处于极权和苏联模式的统治之下，个人和国家的自由都受到了压制。

●　第二个后果是直接的：导致了1962年下半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核战争的威胁。尽管历史还在称颂肯尼迪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的表现，可是如果赫鲁晓夫不是在1961年的事件中得出肯尼迪软弱无决断的结论，他就不会冒险把核武器运往古巴了。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那时肯尼迪未能预见的结果：柏林墙将于1989年11月倒塌；德国和柏林将于一年后的1990年10月统一；苏联将在再一年后的1991年底解体。在看到了冷战的结局之后，历史学家总是忍不住要给予肯尼迪一些溢美之词。他们会说，肯尼迪没有阻止修建柏林墙，避免了不必要的冒险，防止了战争，并为德国的最终统一、为身处苏维埃集团控制下的国家的解放、为自由和民主欧洲的扩员奠定了基础。

然而，新证据的出现和对已有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评价是过于慷慨了。曾经两次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本书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可惜，历史没有另一种选择。”可是，历史还是为这些选择留下了明晰的线索。我们无从知道一个更坚决的肯尼迪会不会更早地结束冷战，但是无可辩驳的是，是肯尼迪的作为允许了东德领导人做出了阻止难民出逃的行动；而28年之后，正是这一现象的再次发生耗尽并结束了这个国家的气数。事实清楚地表明，肯尼迪在1961年的决定，根本不是出于保护西柏林的自由。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他的着眼点不是在欧洲击退共产主义的进攻，而只是试图阻止它向发达国家传播。至于柏林，他考虑得最多的是要避免由于不安定和误判而引发核战争。与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总统不同，他对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他德国统一的梦想都不屑一顾。

对肯尼迪1961年蹩脚表现的最精彩评论也许来自他自己。他私下坦率地承认自己对猪湾事件和维也纳峰会处理不当。9月22日——边界关闭一个多月以后——《底特律新闻报》的记者伊利·艾贝尔为了写一本关于肯尼迪第一任期的书来寻求他的合作，总统回答道：“一个人为什么要为一个除了灾难之外再无可述的政府写一本书呢？”

肯尼迪执政一年，充满了前后不一、优柔寡断和政策失误。这真是一种新鲜的展现了自知之明的表达方式。

尽管肯尼迪此前的竞选活动着重在新观点和亟需变革上，但是当问题涉及柏林时，他却在保持脆弱的现状。他认为，人们的信心只有经过禁止核试验和其他武器控制谈判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尔后才能开始解决棘手的柏林问题。

因此，在他执政初期，他对赫鲁晓夫释放的信号作出了业余水平的误读，肯尼迪没能抓住突破两国关系的最好机会。这位苏联领导人通过一系列单边姿态，包括在肯尼迪宣誓就职之后的当天早晨释放了被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表达了与美国合作的新意愿。可是，肯尼迪却认为赫鲁晓夫正在通过升级冷战来试探他。他这个结论主要是过分解读了赫鲁晓夫在一次共产党集会上例行公事的高调发言。

紧接着的是肯尼迪拉响警报的国情咨文演说。以相当的夸张语气，肯尼迪告诉全国，他在就职不到两星期里学到的东西，促使他改变了就职演说中远为谨慎的论调：

每过一天，危机都在扩大；每过一天，解决危机的难度都在增加；每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必须让国会知道，最近十天的分析已经清晰地显示出，在这些爆发危机的重要阵地，胜负将立见分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肯尼迪执政第一年的优柔寡断的标志性时刻是4月份的猪湾惨败。这位总统既没有取消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酝酿的这项行动，也没有为它的成功提供足够的资源。从那时开始，肯尼迪就事出有因地担心赫鲁晓夫已经看出他的软弱，尤其是对比这位苏联领导人对1956年匈牙利起义采取的更为狠辣的手段，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在维也纳峰会上遭受重创之后，肯尼迪告诉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赫鲁晓夫“相信任何一个这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陷入了这种烂摊子都是情有可原的，但任何陷入重围又不能突围的人都是孬种。就这样他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我遇到了大麻烦”。

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威胁要在年底以前单方面改变柏林的地位，肯尼迪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不断升级的言辞，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军事战备等级，研究包括核打击方案在内的军事计划。可是，他总是比苏联慢上一步。当东德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于8月13日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关闭边界时，美国和盟国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个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肯尼迪确实是措手不及。可是经过仔细研究，肯尼迪明显不仅预料到了苏联会采取类似措施，而且他还帮助编写了脚本。肯尼迪私下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而不是勃然大怒。因此他的选择既不是在他有机会的时候捣毁关闭的边界，也不是通过制裁来惩罚共产主义敌人。他对助手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一座墙总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

从维也纳峰会上的直接对话，到其后间接的公开演讲和秘传口信，肯尼迪无不传递着一个信息：苏联领导人可以在他控制的地盘上为所欲为，不碰西柏林和通往那里的交通即可。

正如在边界关闭几天前，肯尼迪对白宫经济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夫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如果东德离开了他们，那么紧接着的就会是波兰和整个东欧。他一定会采取某种措施阻止难民的逃逸。也许会是一堵墙。我们无法阻止这件事。我可以联合盟国保卫西柏林，但是我却无法采取行动让东柏林继续开放。”

因此，在1961年8月13日，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已经相当确定，只要他们在肯尼迪自己所设定的围栏内行事，肯尼迪是不会作出反应的。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把柏林墙不是直接建造在边界线上，而是安全地建造在退后几步的东柏林领土内。出于对德国统一的嗤之以鼻和乐于接受现存的欧洲权力格局，肯尼迪被错误的希望驱使，他以为使苏联人在柏林更感安全，他就能增加在一系列问题的谈判上取得成功的机会。可实际上，正如后来古巴导弹危机所显示的那样，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只不过鼓励了苏联更大的僭越之举。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疑惑在柏林墙修建以前，肯尼迪是否给了他们更明确的认可。如果真有这样的信息交流，那么很可能发生在总统弟弟罗伯特与那个苏联中间人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的定期会面中。罗伯特后来后悔没有记录下他们之间的谈话，博尔沙科夫自己的叙述也没有透漏他们在边界关闭前后的谈话内容。能够提供线索的克里姆林宫和苏联情报档案依然有待解密。

尽管如此，肯尼迪采取的路线与苏联和东德的行动还是有惊人的相似，而这看起来已经不只是偶然了。肯尼迪比他任何一位前任都为赫鲁晓夫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维也纳峰会的新解密记录显示，肯尼迪很愿意就当时的既成事实达成交易：他将让赫鲁晓夫放手封闭柏林边界，以交换苏联不破坏西柏林的持续自由和盟国自由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后来读到维也纳记录的美国高级官员，都会震惊于肯尼迪为了获得稳定，乐于承认战后欧洲划分即为永久状态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态度。正如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第一天中告诉赫鲁晓夫的：“要保证国际局势的变化不能让两国违背各自的条约，并且影响到各方力量的平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天，肯尼迪就把这种路线更具体地应用于柏林问题上。他反复地重申美国的承诺仅限于“西柏林”，而不像他的几位前任那样，把整个柏林纳入进来。肯尼迪在7月25日向全国直播的电视讲话中，把这一观点公开表露无遗。他在讲话中向赫鲁晓夫传递的撤退信息是如此清晰，以至于颠覆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处心积虑设计出的外交语汇。

7月30日，也就是柏林边界关闭两个星期以前，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在全国电视节目上提到柏林边界时说：“问题的实质就是，我认为俄国人有能力关闭边界。如果下周他们做出了关闭边界的举动，那么他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条约。我不明白为什么东德不关闭边界，我认为他们有权利关闭它。”

这样一来，这位阿肯色州参议员就公开说出了肯尼迪的心里话。肯尼迪不仅一点都没有批评他，而且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私下里告诉肯尼迪，他认为富布莱特的言论“很有帮助”。在肯尼迪对此没有作出任何修正性声明的情况下，赫鲁晓夫断定富布莱特是在故意传递一种信号。他对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来访的意大利总理阿明托雷·范范尼都说了类似的话。“当边界关闭后，”他对乌布利希说，“美国人和西德人将会感到高兴。汤普森告诉我，难民的涌入正在给西德带来很多麻烦。因此，当我们把这一切控制住的时候，人人都会感到满意。除此之外，还会让他们感觉到你的权力。”

“正是这样的，”乌布利希回答道，“而我们会因此取得稳定。”这就是把乌布利希、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统一到一起的那件事：希望保持东德的稳定。

在整个1961年，对于肯尼迪来说，东柏林都是一个他不情愿接受的继承而来的问题，也是他要鼓足勇气去战而胜之的问题。在巴黎，在结束了与戴高乐会谈回到宾馆休息时，他在巨大的热气蒸腾的金色浴缸中对助手肯尼斯·奥唐奈和大卫·鲍尔斯抱怨说：“这也真有点蠢不可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德国统一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我们却要为了保持柏林作为未来统一的德国首都而面对一场原子战争。”在结束维也纳峰会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肯尼迪再次对奥唐奈诉苦道：“德国的分裂不是我们造成的，四国占领柏林的现状不该我们负责。不论我们还是苏联，最初就不应该同意四国占领柏林。”

如果说把其后30年的冷战时期都算作是柏林1961年的长期延续的话，那么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它最重要的短期余波。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头脑里，古巴和柏林是密不可分的。

评论家往往将赫鲁晓夫把核弹头放在古巴的计划称作是胆大妄为的赌博，可是从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角度看来，这只不过是基于他对肯尼迪的了解，一次经过了估算的冒险罢了。在1961年末，他告诉一群苏联官员肯尼迪为了避免核战争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说，“肯尼迪没有强大的背景，而且总的来说，他也没有面对严重挑战的勇气。”关于古巴，他对儿子谢尔盖说，肯尼迪“将陷入慌乱，越来越慌乱，然后同意”。

尽管肯尼迪在当选的第一年遭遇到了很多挫折，但他还是很愿意向赫鲁晓夫让步，以便达成关于柏林的协议。而这项他在1962年4月提出的建议，引发了他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激烈冲突。在这项肯尼迪称为“原则书”的文件中，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交通权威机构”，把进入柏林通道的控制权从四国手中转移到这一新机构，通过这个机构苏联和东德可以阻止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进入柏林。而肯尼迪所寻求的回报不过是克里姆林宫认可盟国军队继续在西柏林驻扎的权利。

这个文件是如此地抬举苏联，以至于在一份华盛顿向莫斯科提交的副本中，起草人还特别注明了那些他们从苏联文件中借用过来的部分。此外，这份文件也丝毫没有提到把通过自由选举达到德国统一作为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而这以前一直是不需要与莫斯科协商的提法。美国的提议与苏联的立场还从来没有这么相似过，或者说这么与阿登纳的立场相悖过。起先，肯尼迪只给了阿登纳一天的时间对这项草案进行答复。后来，在愤怒的德国人抗议之后，他才把它延长到48小时。

这时，阿登纳已经不再掩饰自己对肯尼迪的厌恶了。他向来波恩访问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抗议说，如果按肯尼迪的“原则书”办，那么西柏林剩下的车辆可能都不足以供想逃离城市的人使用。然后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张疾言厉色的便条。其中写道：“我对其中一些建议持相当的反对意见。我最紧急地请求你，我亲爱的总统先生，马上停止这件事……”

这则消息在报纸上泄露出来——几乎可以肯定是经过阿登纳的授意，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西洋两岸的评论员都攻击肯尼迪，说他在敌人还在枪杀逃跑的难民、还在骚扰盟军士兵、还在加固柏林墙的时候，他却要撤退。肯尼迪在压力下取消了提议。而最让人蒙受屈辱的是，壮起胆子的赫鲁晓夫正要否决肯尼迪的这项“原则书”，因为其中没有包括美国军队完全撤军的条款。

赫鲁晓夫要玩更大的赌注。

即使在他部署古巴行动的时候，在1962年7月5日，他还向肯尼迪提出了自己非常具体的建议，以便结束他所谓的“西柏林占领政权”。按照他的计划，联合国警察部队将接替盟国军队。这些警察部队将从现有的三个西方强国、两个中立国家和两个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中抽调。这个多国警察部队每年减少25％的数量，四年后，西柏林就将没有任何形式的外国军队了。两周后的7月17日，肯尼迪否决了这项建议。但是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赫鲁晓夫秘密完成他的古巴行动的同时，他也没有停下推进柏林战略的脚步。

因为苏联军队在古巴海域行动规模太大，所以赫鲁晓夫想必已经预计到肯尼迪和他的情报部门肯定会发现它，但他认为这位总统缺少阻止导弹部署的意志。

9月4日，肯尼迪告诉国会议员，中情局已经确定苏联正在帮助卡斯特罗增强防御能力。那天晚上，肯尼迪发布了一项报纸声明，其中除了提到这件事之外，还警告赫鲁晓夫，如果美国发现古巴有苏联战斗部队或攻击设备的证据，那将“引起最严重的问题”。回应的语调和决心都远比赫鲁晓夫预料的坚决得多。

两天后，也就是9月6日，赫鲁晓夫用飞机把到苏联访问的正在参观电厂的美国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接到了他在皮聪大的黑海度假村，这让尤德尔吃了一惊。赫鲁晓夫想从尤德尔口里探知，是国内政治的什么转变可能给肯尼迪提供了新的支柱。但与此同时他不断地重复，他认定肯尼迪基本上是软弱的。“作为一个总统他是有理解力的，”赫鲁晓夫对尤德尔说，“但是他所缺乏的是勇气——解决德国问题的勇气。”这时他的古巴行动已经进展到了相当程度，赫鲁晓夫告诉尤德尔，“因此我们要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要把他放入到一种必须解决的局势中……我们不允许你们的军队驻在柏林。”

赫鲁晓夫告诉尤德尔说，为了避免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对肯尼迪的利益造成损害，他将在那之后才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没有丝毫暗示古巴行动的线索，他只是告诉尤德尔，苏联实力的增强已经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你们可以像打小孩那样打我们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现在我们可以打你们的屁股了。”针对柏林的战争，赫鲁晓夫说，在“一小时”的打击下，将意味着“没有巴黎也没有法国”。

1962年10月16日，大部分古巴导弹发射器都已经就位。赫鲁晓夫告诉福伊·科勒——他是继任汤普森的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想要在11月下旬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与肯尼迪总统会面，讨论柏林及其他问题。届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将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扭转战略局势，首次赋予莫斯科用核武器可靠地打击美国的能力。反过来，那又会让他在柏林问题上不论是谈判还是施压，都更加随心所欲。赫鲁晓夫对他的新任驻美国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说，柏林仍然是“苏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

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地装上导弹，但在我们准备发射的时候美国发现了它们，那么，美国人在用军事手段摧毁这些装置之前就应该三思。我知道美国人可以干掉其中的一些，但不是全部。假如我们的四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导弹幸存下来——即使是只有一两个大家伙留下来—我们仍然能够痛击纽约，而且会使纽约几乎什么都不剩。不是说所有的纽约人都会被消灭——当然不是所有人，但是非常多的人……那就该美国人尝尝自己的土地受到威胁的滋味了。

在这一阶段，赫鲁晓夫所有与古巴和柏林相关的动作中有一项措施，是在东德建造地上输油管道供应驻扎在西德边境的苏军。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了。这些管道将给肯尼迪发送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一旦在古巴受挫，赫鲁晓夫将在柏林开战。赫鲁晓夫说：“美国人应该知道，如果俄国人的血洒在了古巴，那么美国人的血当然要洒在德国了。”

从10月16日到29日，在古巴导弹危机的13天期间，从肯尼迪的言行都能看出，他相信赫鲁晓夫的古巴和柏林战略是紧密相关的。从一开始他就怀疑赫鲁晓夫古巴战略的最终目的是柏林，这是苏联领导人最大的心愿。肯尼迪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

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我说几句我的观点。总的来说，我们首先应该考虑俄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这是他们非常危险但又是非常有用的把戏。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他们却把导弹基地安在了那里，给我们的国家和荣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们攻击了古巴导弹基地，或者是古巴，那就给了他们夺取柏林以明确的口实，就像他们在盎格鲁人进行埃及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们对匈牙利所做的那样。人们会说是好战的美国人弄丢了柏林。我们将失去盟国的支持。我们将会影响西德人对我们的态度。而且（人们会认为）我们弄丢了柏林，是因为我们没有胆量稳住古巴的局势。毕竟古巴离他们有五六千英里。他们才不在乎古巴呢。他们关心的是柏林和自己的安全。

肯尼迪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决定对苏联人采取比1961年柏林问题更强硬的路线，至少有三个动机。首先，古巴对于美国的威胁更大，因为危险已经临近家门；其次，在国内政治中，对古巴问题的处置不当对肯尼迪连任的影响比遥远的柏林问题更大；最后，肯尼迪终于明白了，他的软弱只不过鼓励了赫鲁晓夫对他步步紧逼。这位苏联领导人竟然无耻地误导他，说他推迟柏林谈判是考虑到美国选举，可他实际上只是在为他的导弹就位争取时间。

10月21日晚上10:00，伦敦收到了一封秘密电报。电报中，肯尼迪向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通报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证据。肯尼迪清晰地表达了此事与柏林的联系：

我充分意识到，赫鲁晓夫的主要意图可能是要增加他在柏林的机会，因此我们除了在加勒比海地区，在柏林地区也要准备好发挥充分作用。在这个最能考验我们的时刻，关键是要让赫鲁晓夫知道，如果他指望我们会软弱或犹豫，那么他就错了。

一天以后，他发表了历史性的电视讲话。他通告美国人已经来到的危险，要求苏联拆除导弹，对古巴舰船实行盘查。就在他发表讲话之前的几小时，在他给麦克米伦的第二份电报里，肯尼迪再次道出了他对柏林的关注：“我不需要再向你指出赫鲁晓夫这次危险的秘密行动与柏林的联系了。”

在1962年，肯尼迪还否决了那群“懒汉”——柏林问题温和派的建议。那位从莫斯科回到国务院任职的汤普森大使，希望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停止向柏林输送军事力量，以免激怒克里姆林宫。总统否定了他的建议。国家安全顾问邦迪想试试能否达成一项用柏林交换导弹的交易。这个建议也被肯尼迪驳回，因为他不想当一个丢掉了柏林的总统。

可是，虽然他重新找到了决心，但是肯尼迪也反对军方提出的袭击古巴导弹基地的建议，主要是担心苏联会在柏林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空军司令柯蒂斯·E·勒梅将军一度对肯尼迪不愿意打击古巴表示不满。他说，“这跟慕尼黑的绥靖也差不了多少”。勒梅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对古巴什么都不做，那么他们就会在柏林继续推进，并且会强力推进，因为他们完全处于上风。”

针对这次危机，肯尼迪专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肯尼迪对这个委员会说，他担心即使是舰船盘查都可能会引起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的反应。肯尼迪在这个委员会内部又指定了一个小组委员会，由保罗·尼采担任主席，来处理有关柏林的事务。他甚至准备派出卢修斯·克雷将军再次重返柏林。

在他10月22日的全国讲话中，在柏林问题上，肯尼迪公开警告赫鲁晓夫：“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针对那些我们承诺过其安全和自由的人民的敌对行动——尤其包括针对那些勇敢的西柏林人的行动——我们都将尽全力打击。”

这样一来，肯尼迪的柏林危机就转移到了古巴。

在肯尼迪全国电视讲话的当晚，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见了美国驻伦敦大使大卫·布鲁斯。会见中，麦克米伦担心地说：“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难道不是用古巴交换柏林吗？如果他在那里被阻止，丢尽了脸，难道不会促使他在柏林把它挣回来吗？真的，这个行动的整个目的难道不是这样么？向前挺进一个卒子，是为了用它去换另一个。”在麦克米伦看来，肯尼迪担心的是，赫鲁晓夫可能会在柏林先发制人，而美国就必须对古巴做出相应的动作。“那真就成了我们现在的选择，”麦克米伦后来写道，“如果赫鲁晓夫夺取柏林，那我们就夺取古巴。”

恰恰相反，正如克雷将军在一年前对柏林问题预料的那样，一旦赫鲁晓夫受到态度坚决的肯尼迪的挑战，他马上就会退缩。当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向赫鲁晓夫提出对柏林进行牵制性攻击时，苏联领导人警告他：“收回那种想法吧。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撤出这个困境呢，你又想把我们拉进另一个？”赫鲁晓夫同时还否决了多勃雷宁大使的主意，即把关闭柏林通道作为对古巴危机的第一步反应。“父亲认为在柏林的任何行动都是过分危险的。”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后来回忆道，他坚持说他父亲“从来没有”想过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相反，在肯尼迪讲话之后，赫鲁晓夫开始撤回在西德边境上的军队，以此显示他没有升级冲突的意图。

在古巴问题上，肯尼迪也从来不像他在公众面前表现的那么坚决。在10月27日，总统的弟弟罗伯特与多勃雷宁达成了一项协议，美国将从土耳其撤出它的“朱庇特”核弹。第二天赫鲁晓夫在他给肯尼迪的信中提到了这个让步，罗伯特把这封信退回给苏联人，并且矢口否认达成了这项交易。但是赫鲁晓夫却认为美国从土耳其撤退对于他的协议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肯尼迪竟然赢得了他盟国中最大的批评者戴高乐。他曾经对肯尼迪派出的特使迪安·艾奇逊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艾奇逊是在这次危机期间被派去向戴高乐陈述情况的。戴高乐说，他并不需要看到“一个伟大国家”的间谍照片才支持肯尼迪。阿登纳说，如果美国决定有必要轰炸或入侵古巴，那么他将全力支持。“那些导弹无疑必须撤走。”阿登纳说，随后动员他的国家为柏林的封锁甚至是战争作准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肯尼迪拒绝了鸽派的麦克米伦提出的与莫斯科进行调停并召开一次古巴问题峰会的提议，他认为那样对柏林会是灾难性的。“我不知道在那样的会议上我们应该讨论些什么，”肯尼迪说，“因为在柏林问题上，他肯定会回到他过去的立场，很可能会提出如果我们让柏林中立他就拆除核弹。”

对肯尼迪显示力量最感惊讶的还是赫鲁晓夫本人。他从来没想到会这样。克雷将军对外交官威廉·斯迈泽说过，假如赫鲁晓夫没有觉察到肯尼迪的软弱，古巴导弹危机永远也不可能发生。此外，克雷还相信，一旦肯尼迪明确表示他不会再受莫斯科的欺负，那么所有的威胁都会逐渐消解。

西柏林人欢庆古巴导弹危机的结果比谁都热情。他们断定苏联对他们的威胁已经解除了。

舍嫩贝格厅（西柏林市政厅）

1963年6月27日，星期四

1963年6月27日，在古巴导弹危机过去八个月之后，肯尼迪对柏林进行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总统访问。在参观了查理检查站并沿着柏林墙步行之后，他来到市政厅演讲。大约30万柏林市民聚集在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都会记得那个时刻。

也许另外还有100万人排列在从柏林泰格尔机场来市政厅35英里长的路上。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肯尼迪都一直站在林肯牌敞篷车后排座位的右侧，他旁边是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和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柏林人为了看上一眼心目中的美国英雄，有的爬上了树和灯柱，有的站到房顶和阳台上。红十字协会被动员来处理可能的受伤事故。他们后来报告，有一千多人晕倒。

从机场到柏林的路上，肯尼迪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讥笑说，希特勒也曾经让德国大众陷于疯狂。柏林人对肯尼迪太狂热了，以至于使阿登纳感到不安。他悄悄对腊斯克说：“这是否意味着德国有一天还会出一个希特勒？”有一度，肯尼迪是如此惊慌，他对军事助理戈弗雷·麦克休将军说：“如果我让他们去捣毁柏林墙，他们会去的。”

可是肯尼迪和随行人员在西柏林逗留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为这里着迷。肯尼迪既为西柏林人的勇气所鼓舞，也为柏林墙的景象所震惊，而他却一点儿没有阻止这座墙的建成。“他就像一个刚刚瞥见了地狱的人一样。”《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这样观察道。随着肯尼迪穿行在这座城市，他重新改写了他将要在这里发表的三个最重要的讲话。他剔除掉了他在华盛顿起草时写下的生怕激惹苏联人的无关痛痒的话。他在西柏林市政厅外的讲话将成为他在国外发表的最为动情、最为有力的演讲。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真的不明白，或者说他们不想弄明白，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还有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趋势，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还有人说我们可以和共产主义合作，让他们到柏林来看一看吧。

在这个地方，肯尼迪加入了一句原来草稿中没有的德语。这句德语他在演讲前曾经跟着美国广播电台柏林地区的负责人罗伯特·洛克纳，以及阿登纳的翻译海因茨·韦伯反复练习过。他在索引卡片上写上他将要用德语念出的话：“让他们来柏林吧……所有的自由人，不论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柏林市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

或者正如肯尼迪在卡片上的注音：“Ish bin ine Bear-LEAN-er.”

多年以后，业余语言学爱好者会说肯尼迪读错了那句德语。他把冠词“ein”放在了“柏林人”的前面，而那正是一种德国糕点的名称。因此，他对听众说的实际上是“我是一个果冻圈”。当时肯尼迪总统为此也确与他的两位老师争论过。他们告诉他，如果把冠词省去，他就是在说自己是在柏林出生的，因此会使人迷惑，也就失去了对这种象征意义的强调。不管怎么说，在那群迷狂的听众中，没有一个人对肯尼迪的意思有任何疑问。

肯尼迪谴责了共产主义，表达出了他在1961年8月没能表达的愤怒。他承认民主制度虽然是不完善的，“但是我们却从来也没有建起一座墙来让我们的人民在里面生活”。使阿登纳感到高兴的是，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期间，他第一次听他提到德国统一。他说，通过这18年的良好行为，德国人应该赢得统一的权利。他说他相信，柏林、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

这是一个新的肯尼迪。

总统请同行的克雷将军站到讲台旁边。他们一起沐浴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这两人一个曾私下里批评肯尼迪缺少对抗苏联人的意志，一个现在也成了克雷式的总司令（总统），这使他的那些顾问感到不安。在演讲之后，邦迪对总统说：“我想你有点太过了。”

以一次演讲，肯尼迪就把美国对德国和柏林的政策，拉回到了一种新的决心当中。这种决心在古巴危机中初露锋芒。在他任总统期间，这还是第一次把柏林作为一个应该保卫的地方，一个他要塑造传奇的地方，而不再是一个他继承来一堆麻烦、对那里的居民没有多少同情的地方。从那时开始，不论是肯尼迪还是他的继任美国总统都不再从柏林退却了。

正如肯尼迪在从爱尔兰飞往柏林的飞机上对泰德·索伦森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有像这样的一天了。”

在他的柏林之行不到五个月之后，1963年11月22日，一个杀手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开枪射杀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那之后不到一年，1964年10月14日，几个共产主义同僚罢黜了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他在把他的回忆录偷运到西方之后，于1971年死于心脏病。

1963年10月，阿登纳下台，这是他在1961年大选之后为继续执政与联合政府达成的协议。他在1967年自然死亡，享年91岁，留下了一个民主与经济繁荣的西德传奇，以及一个梦想——尽管看起来不现实，但仍然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德国有一天能重新统一。他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什么要哭泣的。”

柏林边界关闭之后不到十年，1971年5月，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辞职。他的继任者是埃里希·昂纳克，也就是他委派领导柏林墙工程的那个人。昂纳克在他所建造的柏林墙垮掉之前一个月辞职，于1994年在智利死于癌症。他遭到起诉但没有定罪，罪名包括命令卫兵射杀试图逃跑的国民。

但是在柏林的1961年，这些人的命运都熔铸在一个城市之上。这座城市的名字象征了20世纪下半叶思想斗争和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最终，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因为在古巴危机中肯尼迪扭转了他头一年在柏林播种下的灾难。

但是，肯尼迪再也无法消除那座由于他的消极无为而建立起来的柏林墙。在它后来继续存在的30年间，而且很可能是在整个历史中，它都成为一个象征：当自由领导人不加反抗，专制体制施加的暴力会有多大。

致以谢意

我与柏林的关系始于子宫之中。

1919年1月30日，我的母亲乔安娜·舒曼·肯普出生在柏林潘科区，这里后来成为了东柏林的一部分。她与家人于1930年移居美国，还有三年，第三帝国就要兴起。她常常告诉我，十来岁的她1936年回到德国，观看了希特勒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届奥运会上，虽然“优等种族”赢了大多数的奖牌，但还是被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抢了风头。他得了四枚金牌，赢得了柏林人的热烈欢呼。我母亲带回来一本纪念相册，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作为柏林很多戏剧性故事的一个见证。

像大多柏林人那样，我母亲对她的出生地格外自豪。柏林人觉得他们与其他德国同胞略有不同。我母亲坚持认为，比起别的德国人来，柏林人更富有自由精神、更加灵活、聪明、务实。

较之于母亲，我的父亲出身于德国比较偏远的地方。他自然要常常忍受我母亲对于柏林人不凡的炫耀。1909年5月21日，我父亲出生于洛伊布斯多夫萨克森的小村，在德累斯顿的克兰沙施维兹长大，1928年去了美国。连接我小学教师母亲和面包师父亲的一件事，是他们长大的地方在二战之后都沦入了苏联的统治。1961年柏林墙建起，切断了我们和大家庭的联系。我记我的父母每年都给东德的亲戚寄大包的圣诞包裹，装满了他们那里买不到的东西。1989年压迫人民的柏林墙被推倒，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的父母在这一年之前双双离世。

因此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这本书绝对不会写成。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柏林的重要意义：自由和不自由世界的分界。是我的父母向我灌输了一种义愤，这种义愤既针对那些统治者也针对那些容忍这种统治制度的人。这个制度用柏林的水泥墙、铁丝网、瞭望塔和武装卫兵把1700万德国同胞（连带着数以千万计的东欧人）囚入壳中。

还有很多人应当感谢。我要感谢普特南出版社的内尔·奈伦，他编辑过我的四本书。在写作这本书的每个阶段，从构思到最后调整，他都作了重要贡献。他的技巧和独特的眼光为这部书稿的叙述增色不少。也感谢世界上最有才华的经纪人埃斯特·纽伯格，他与内尔一起为我挡驾，让我集中精力于这部书的写作。

我还要感谢极富创造力的伊万·海尔德，普特南的总裁；玛丽琳·达克史华兹和她的推广团队；麦勒迪丝·德罗斯和莎拉·米尼希，她们的团队出色地制作了本书的增强电子版。特别感谢多年的好友约翰·麦金森和企鹅出版集团的眼光。他的建议总是让我受益良多。

我要感谢在我之前的编年史学家，是他们记录下了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供我选用。我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长长的书目，那是我在六年多的研究和报道中研究过的文献。虽然如此，还应当列出那些大大增进了我对这段历史理解的人：关于瓦尔特·乌布利希和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我要感谢霍普·哈里逊和马里奥·弗兰克；关于阿登纳，我要感谢汉斯·彼德·施瓦茨和查尔斯·威廉姆斯；感谢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他对于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出色研究；迈克尔·贝施罗斯、罗伯特·达莱克、克里斯多弗·希尔顿、弗莱德·科普兰、蒂莫西·纳夫塔利、阿力克桑德·富尔先科、罗伯特·斯拉瑟、琼·爱德华·史密斯、W·M·斯迈泽、西奥多·索伦森和彼德·怀登都贡献了重要的著作。诺曼·格尔伯和柯蒂斯·盖特的两本书如实地记录了1961年8月的柏林，这两位作者是当时事件近距离的目击者。

尽管珠玉琳琅，但我仍感没有一本书拼接、囊括了所有促成1961年柏林事件的碎片。我的目标就是为专家和普通读者写一本易读、翔实的书。这本书将剖析一切现有的历史记录，综合美国、德国和俄罗斯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

为了迎接这样的挑战，我最应当感谢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的尼古拉斯·西格尔，我写作关键期的研究助手。我还要感谢罗曼·吉利希克，他仔细、周到、辛苦的后期工作无比重要。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私人助理娜塔莎·布劳曼和阿丽克西亚·霍夫曼，她们为此书作了很大贡献，同时还出色地打理着大西洋理事会的行政事务。此外，我要致谢的人还有：米连娜·布雷亨马赫、布莱恩·哈特、佩特拉·克里肖克、玛丽亚·潘尼娜和迪特·伍尔夫，他们为此书作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苏珊·霍尔穆特精于研究照片，她帮助我发掘出很多独特的影像资料用于本书及电子版，娜塔莎再次在整理堆积如山的影像资料时发挥了关键作用。我还要感谢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的玛丽罗丝·格罗斯曼、米歇尔·德马蒂诺和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布尔。

还有我原来供职的《华尔街日报》以及我现在供职的大西洋理事会的诸多同事。特别感谢《华尔街日报》的老板保罗·斯泰格，还有吉姆·彭谢罗，他们使我得以写作此书。在大西洋理事会，深谋远虑的名誉主席亨利·卡托和当时的主席让·洛代尔鼓励我继续完成此书。我要特别感谢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这位最不平凡的美国人，以及维吉尼亚·米勒伯格，这位有独特判断力和性格的女士，感谢他们的友谊、启发和支持。在整个写作期间，我一直得益于理查德·斯蒂尔睿智的指导。

我极其幸运地在查克·哈格尔和詹姆斯·琼斯将军两任主席的领导下担任大西洋理事会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这两任主席是美国最优秀的领导人和导师。哈格尔参议员是理事会现任主席 ⁽¹⁾ ，代表着美国迫切需要的连续的、坚持原则的、两党一致的领导。所有美国人都从詹姆斯·琼斯将军四十二年的服役中受益，他现在是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²⁾ 。

特别感谢沃尔特·伊萨克森一早对于此书写作的鼓励。感谢众多的美国人和柏林人，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感谢大卫·艾奇逊提供了他父亲的通信。感谢维恩·派克分享他尚未出版的、记录他柏林生活的手稿。

没有朋友和家人的支持，这样一本书就不可能完成。皮特和玛丽亚·巴格利的帮助和支持是我无法报答的。我的挚友皮特和亚历克斯·莫提尔为我提供了结构和编辑方面的重要建议，大大提升了原稿的水准。

不论是成年后，还是在我的童年，我都要仰赖我的姐姐珍妮、帕蒂和特蕾莎。这本书消耗了我们相聚的时间，我感谢她们的鼓励和理解。我们同为第一代美国出生的德国人，相同的家史是我们的连接纽带。

这本书应当献给我的妻子帕姆。她是我特殊的朋友、伴侣、编辑和顾问，把每个清晨、每个周末、每个假期都投入到这本书上。贯穿整个写作过程，我们了不起的女儿乔安娜·娜塔莉（“乔乔”）以她富有感染力的喜悦和无限的好奇给我们增添了幸福。她继承了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那个柏林人的名字，我等不及要把柏林的故事展现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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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克·哈格尔现为美国国防部长。——译者注

(2) 他2010年已经卸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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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对照表

A

A. N. Suburov／A·N·苏布洛夫

A. P. Kazennov／A·P·卡津诺夫

Abram Chayes／艾布拉姆·查耶斯

Adam Kellett-Long／亚当·凯利特-朗

Addison's disease／阿狄森病

Adlai Stevenson／阿德莱·史蒂文森

Adolf 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Schärf／阿道夫·谢尔夫

Akademgorodok／科学城

Al Capone／阿尔·卡彭

Alan Shepard／艾伦·谢泼德

Albert Hemsing／阿尔伯特·赫姆辛

Albert Watson II／阿尔伯特·沃森二世

Albrecht Peter Roos／阿尔布雷希特·彼得·鲁斯

Alec Douglas-Home／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

Alexei Adzhubei／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Alexei Yepishev／阿列克谢·叶皮谢夫

Alibi Club／阿利比俱乐部

Allen Dulles／艾伦·杜勒斯

Amintore Fanfani／阿明托雷·范范尼

Anastas Mikoyan／阿纳斯塔斯·米高扬

Anatoly Dobrynin／安纳托利·多勃雷宁

Andrei Grechko／安德烈·格列奇科

Andrei Gromyko／安德烈·葛罗米柯

Andrei Smirnov／安德烈·斯米尔诺夫

Annamarie Doherr／安娜玛丽·多赫尔

Anneliese Poppinga／安娜丽丝·波萍嘉

Anthony Eden／安东尼·艾登

Antonín Novotný／安托宁·诺沃特尼

Arleigh Burke／阿利·伯克

Arthur Schlesinger／阿瑟·施莱辛格

Atelier am Zoo／动物园艺术工作室电影院

Atlantik-Brücke／大西洋之桥协会

Averell Harriman／艾夫里尔·哈里曼

Axel Springer／阿克塞尔·斯普林格

B

Bad Godesberg／巴特哥德斯堡

Barry Goldwater／巴里·戈德华特

Ben Bradlee／本·布拉德利

Ben-Hur /《宾虚》

Berlin Mafia／柏林黑手党

Berlin Operations Base／柏林行动站

Berlin Security Command／柏林安全司令部

Berlin Task Force／柏林特遣队

Berliner Ensemble／柏林剧团

Berliner Morgenpost／《柏林早报》

Bernauer Strasse／贝尔瑙尔大街

Bernd Lünser／贝恩德·伦瑟

Bertolt Brecht／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ild-Zeitung／《图片报》

Blue-White Club／蓝白俱乐部

Bob Hope／鲍勃·霍普

Bob Lamphir／鲍勃·兰姆菲尔

Boris Klosson／鲍里斯·克洛森

Boris Ponomarev／鲍里斯·波诺马廖夫

Bouchestrasse／布赫大街

Boulevard Saint-Michel／圣米歇尔大道

Bronco／《野马》

Bruce Clarke／布鲁斯·克拉克

Bruno Kreisky／布鲁诺·克莱斯基

Bruno Leuschner／布鲁诺·劳希纳

Bruno Wansierski／布鲁诺·万谢尔斯基

Bundesnachrichtendienst／联邦情报局

C

C. Douglas Dillon C·道格拉斯·狄龙

Cabañas／卡巴纳斯

Carl Kaysen／卡尔.凯森

Carlo Schmid／卡洛·施密特

Carlyle Hotel／卡莱尔酒店

CBS New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harles Bartlett／查尔斯·巴特利特

Charles de Gaulle／夏尔·戴高乐

Charles E. Bohlen／查尔斯·E·波伦

Charles Spalding／查尔斯·斯波丁

Charlton Heston／查尔顿·赫斯顿

Chester Bowles／切斯特·鲍尔斯

Christian Herter／克里斯琴·赫脱

Christopher Isherwood／克里斯多夫·依舍伍德

Civil Rights Commission／民权委员会

Clark Clifford／克拉克·克利福德

Clark Gable／克拉克·盖博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KPD）／德国共产党

Continental Can Company／大陆制罐公司

Conti-Press／洲际出版社

Curtis E. LeMay／柯蒂斯·E·勒梅

Cyrus L. Sulzberger／赛勒斯·苏尔茨贝格

D

Dag Hammarskjöld／达格·哈马舍尔德

Daily News／《每日新闻》

Dallas Morning News／《达拉斯晨报》

Daniel Ellsberg／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Schorr／丹尼尔·肖尔

David Bruce／戴维·布鲁斯

David Campbell／大卫·坎贝尔

David Goodwin／大卫·古德温

David Murphy／大卫·墨菲

David Powers／大卫·鲍尔斯

Dean Acheson／迪安·艾奇逊

Dean Rusk／迪安·腊斯克

Delphi Filmpalast／德尔斐电影皇宫

Der Spiegel／《明镜》杂志

Detroit News／《底特律新闻报》

Deutsch Piekar／德意志佩卡雷镇

Die Welt／《世界报》

Die Zeit／《时代周报》

Distel／迪斯特夜总会

Dmitri Shostakovich／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Dolores Ibárruri／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Dorothy Lightner／多萝西·莱特纳

Dreilinden／德莱林登

E

E. Allan Lightner Jr.／小艾伦·莱特纳

E. M. Dealey／E·M·迪利

Each Man for Himself／《各顾各人》

East German Young Pioneer／东德青年先锋

Eberhard Bolle／艾伯哈德·博尔

Economist／《经济学人》

Ed Guthman／埃德温·格思曼

Eddy Gilmore／艾迪·吉尔摩

Eduard Winter／爱德华·温特

Edward R. Murrow／爱德华·R·默罗

Egon Bahr／埃贡·巴尔

Eine Frau in Berlin／《一个柏林女人》

Elie Abel／伊利·艾贝尔

Elizabeth Gurley Flynn／伊丽莎白·格利·弗林

Enver Hoxha／恩维尔·霍查

Erich Honecker／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Mende／埃里希·门德

Erich Mielke／埃里希·米尔克

Erich Peter／埃里希·皮特

Ernest von Pawel／欧内斯特·冯·帕维尔

Ernst Lemmer／恩斯特·赖默

Erwin Kramer／埃尔文·克莱默

Evelyn Lincoln／伊芙琳·林肯

Evelyn Shuckburgh／伊芙琳·沙克布勒

F

F. Olmstead／弗里曼·奥姆斯特德

Fanny and Alexander／《芬妮与亚历山大》

Fidel Castro／菲德尔·卡斯特罗

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丧钟为谁鸣》

Foy Kohler／福伊·科勒

Frank Holeman／弗兰克·霍尔曼

Frank McGee／弗兰克·麦吉

Frank Roberts／弗兰克·罗伯茨

Frank Saunders／弗兰克·桑德斯

Frank Sinatra／弗兰克·辛纳特拉

Frank Trinka／弗兰克·特林卡

Frankfurter Rundschau／《法兰克福评论报》

Franz Amrehn／弗朗兹·阿姆伦

Franz Josef Strauss／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 König／弗朗茨·康尼希

Frederick O. Hartel／弗雷德里克·O·哈特尔

Freie Deutsche Jugend／自由德国青年

Friedrich Konarske／弗雷德里希·柯娜斯科

Friedrichstrasse／弗里德里希大街

Fritz Eikemeier／弗里茨·艾克迈耶

Frol Kozlov／弗洛尔·科兹洛夫

G

Gary Cooper／加利·库珀

Gennady Vasiliev／根纳季·瓦西里耶夫

George Blake／乔治·布莱克

George Burkley／乔治·伯克利

George Decker／乔治·德克尔

George E. Allen／乔治·E·艾伦

George Marshall／乔治·马歇尔

George Muller／乔治·穆勒

George Whelan Anderson Jr.／小乔治·惠兰·安德森

Georgi Bolshakov／格奥尔吉·博尔沙科夫

Georgy Malenkov／格奥尔吉·马林科夫

Georgy Zhukov／格奥尔吉·朱可夫

Gerhard Eisler／格哈德·艾斯勒

Gerhard Peters／格哈德·皮特斯

Gherman Titov／盖尔曼·季托夫

Glover S. Johns Jr.／小格洛弗·S·约翰斯

Godfrey McHugh／戈弗雷·麦克休

Goodbye to Berlin／《告别柏林》

Gottlieb Daimler／戈特利布·戴姆勒

Grete Weiser／葛丽特·韦泽

Günter Litfin／君特·利特芬

H

Hans Conrad Schumann／汉斯·康拉德·舒曼

Hans Kroll／汉斯·科罗尔

Hans Leip／汉斯·莱普

Hans Peters／汉斯·皮特斯

Hans-Joachim Lazai／汉斯-约阿希姆·拉才

Harrison Salisbury／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Heinrich Albertz／海因里希·阿尔贝茨

Heinrich Krone／海因里希·克朗

Heinrich Lübke／海因里希·吕布克

Heinrich von Brentano di Tremezzo／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

Heinz Felfe／海因茨·费尔费

Heinz Hoffmann／海因茨·霍夫曼

Heinz Roth／海因茨·罗斯

Heinz Rühmann／海因茨·吕曼

Heinz Weber／海因茨·韦伯

Hello Mary Lou／《你好玛丽露》

Helmut Kulbeik／荷尔穆特·库尔拜克

Henry Brandon／亨利·布兰登

Henry Cabot Lodge Jr.／小亨利·卡伯特·洛奇

Henry Owen／亨利.欧文

Herbert Frahm／赫伯特·弗拉姆

Hermann Göring／赫尔曼·戈林

Hermann Matern／赫尔曼·马特恩

Hervé Alphand／埃尔维·阿尔房

Horst Ende／霍斯特·安德

Horst Sindermann／霍斯特·辛德曼

Hotel Lux／勒克斯旅馆

Howard Trivers／霍华德·特里夫斯

Hubert H. Humphrey／休伯特·H·汉弗莱

Hugh Auchincloss／休·奥金克洛斯

Hugh Sidey／休·赛迪

I

Ida Siekmann／伊达·谢克曼

Ilse Werner／伊尔泽·沃纳

Ingmar Bergman／英格玛·伯格曼

Ingrid Bergman／英格丽·鲍曼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国际交通权威机构

Issues and Answers／《问题与答案》

Ivan Konev／伊万·科涅夫

Ivan Yakubovsky／伊万·雅库博夫斯基

J

J. Edgar Hoover／J·埃德加·胡佛

J. McKone／约翰·迈科恩

James M. Gavin／詹姆斯·M·加文

James Mason／詹姆斯·梅森

James Reston／詹姆斯·莱斯顿

James Symington／詹姆斯·塞明顿

Janet Lee Bouvier／珍妮特·李·布维尔

Janet Travell／珍妮特·特拉维尔

János Kádár／卡达尔·亚诺什

Jayne Meadows／杰恩·梅多斯

Joe Kane／乔·凯恩

John Dimmer／约翰·迪莫

John Foster Dulles／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Hay Whitney／约翰·海·惠特尼

John Hersey／约翰·赫西

Johnny Carson／约翰尼·卡森

Jörn Donner／乔恩·唐纳

Joseph Paolella／约瑟夫·鲍莱拉

Josip Broz Tito／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Junge Welt／《年轻的世界》

K

Karl Heinrich Rau／卡尔·海因里希·劳

Karl Maron／卡尔·马龙

Karl Mautner／卡尔·毛特纳

Karlshorst／卡尔斯霍斯特

Kempton Jenkins／肯普顿·詹金斯

Kenneth O'Donnell／肯尼斯·奥唐奈

Klaus-Detlef Brunzel／克劳斯-戴特来夫·布伦泽尔

Kurfürstendamm／选帝侯大街

Kurt Hager／库尔特·海格

Kurt Schumacher／库尔特·舒马赫

Kurt Wismach／库尔特·威斯马赫

L

Larry Newman／拉里·纽曼

Lauris Norstad／劳瑞斯·诺斯塔德

Lazar Kaganovich／拉扎尔·卡冈诺维奇

Lazarev／拉扎列夫

Lem Billings／莱姆·比林斯

Leonard Bernstein／伦纳德·伯恩斯坦

Leonid Brezhnev／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Letter of Information／《通知书》

Libet／丽贝特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

Lucian Heichler／卢西安·海克勒

Lucius Clay／卢修斯·克雷

Ludwig Erhard／路德维希·艾哈德

Lyman Lemnitzer／莱曼·兰尼兹尔

M

Marcus Raskin／马库斯·拉斯金

Margot Fonteyn／玛戈特·芳廷

Marguerite Higgins／玛格丽特·希金斯

Maria Ulyanova／玛利亚·乌里扬诺娃

Marienfelde refugee camp／马林菲尔德难民营

Marine One／海军陆战队一号

Marion Dönhoff／玛丽昂·多恩霍夫

Markus Wolf／马尔库斯·伍尔夫

Marlene Schmidt／玛莲娜·施密特

Marriage-GO-Round／《婚姻面面观》

Marta Hillers／玛尔塔·希勒斯

Martin Hillenbrand／马丁·希伦布兰德

Mary McGrory／玛丽·麦格罗里

Mary Price／玛丽·普莱斯

Matvei Zakharov／马特维·扎哈罗夫

Mauerstrasse／莫尔大街

Max Jacobson／马克斯·雅各布森

Maxwell Taylor／马克斯维尔.泰勒

McGeorge Bundy／麦克乔治·邦迪

McGhee Harvey／A·麦吉·哈维

Michael Goleniewski／迈克·格雷涅夫斯基

Mickey Mantle／米基·曼特尔

Mike Mansfield／麦克·曼斯菲尔德

Mikhail Kharlamov／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

Mikhail Menshikov／米哈伊尔·缅希科夫

Mikhail Pervukhin／米哈伊尔·别尔乌辛

Mikhail Suslov／米哈伊尔·苏斯洛夫

Monika Sommer／莫妮卡·索默

Mutual Broadcasting Network／共同广播网

N

National Press Club／国家记者俱乐部

Nelson Rockefeller／纳尔逊·洛克菲勒

Neue Zürcher Zeitung／《新苏黎世日报》

Neues Deutschland／《新德国》

New Republic／《新共和》杂志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Newsweek／《新闻周刊》

Nikolai Bulganin／尼古拉·布尔加宁

Nikolai Podgorny／尼古拉·波德戈尔内

Nina Petrovna／尼娜·彼得罗夫娜

Norman Gelb／诺曼·格尔伯

Norris Poulson／诺里斯·波尔森

O

Oberspree Cable Works／奥伯斯普瑞电缆厂

Oleg Cassini／奥列格·卡西尼

Oleg Troyanovsky／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

Operation Atom／原子行动

Operation Mongoose／猫鼬行动

Orson Welles／奥逊·威尔斯

Ottomar Pech／奥托马尔·派希

Our Nikita Sergeyevich／《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P

Palace of Congresses／克里姆林宫大会堂

Pallavicini Palace／帕拉维西尼宫

Patrice Lumumba／帕特里斯·卢蒙巴

Paul Corbin／保罗·科尔宾

Paul Nitze／保罗·尼采

Paul Reynaud／保罗·雷诺

Paul Verner／保罗·维纳

Paul-Henri Spaak／保罗-亨利·斯帕克

Pedernales River／佩德纳莱斯河

Percy Pyne／珀西·派恩

Peter Fechter／彼得·费希特

Peter Lawford／彼得·劳福德

Peter Leibing／彼得·雷冰

Pierre Salinger／皮埃尔·塞林格

Porfirio Rubirosa／波菲里奥·卢比罗沙

Potsdam Agreement／《波茨坦协定》

Principles Paper／原则书

Profiles in Courage／《当仁不让》

Pyotr Demichev／彼得·杰米契夫

R

Raabe-Diele／拉伯-迪勒酒吧

Radio Free Europe／自由欧洲电台

Ralph Dungan／拉尔夫.邓根

Raymond Aron／雷蒙·阿隆

Regine Hildebrandt／雷吉娜·希尔德布兰特

Rialto Bar／里亚托酒吧

Richard Bissell／理查德·比斯尔

Richard Davies／理查德·戴维斯

Ricky Nelson／瑞奇·纳尔逊

Robert Anderson／罗伯特·安德森

Robert H. Lochner／罗伯特·H·洛克纳

Robert McNamara／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Sabolyk／罗伯特·萨波利克

Robert Wagner／罗伯特·瓦格纳

Rodion Malinovsky／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

Roger Maris／罗杰·马里斯

Roman Kowalski／罗曼·科瓦尔斯基

Roman Rudenko／罗曼·鲁登科

Roswell Gilpatric／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

Rudi Thurow／鲁迪·梭罗

Rudolf Abel／鲁道夫·艾贝尔

Ruppinerstrasse／鲁宾那大街

Russell Baker／拉塞尔·贝克

S

Sam McCart／山姆·麦克卡特

Schönhauser Allee／舍恩豪斯大街

Schwarzenbergplatz／施瓦岑贝格广场

Schwerin／什未林

Semipalatinsk／塞米巴拉金斯克

Sergei Kololyov／谢尔盖·科罗廖夫

Severin+Kühn／“塞维林+库恩”公司

Seymour Hersh／西摩·赫什

Seymour Topping／西摩·托平

Sidwell Friends School／西德威尔友谊中学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PD）／德国社会民主党

Social Unified Party（SED）／德国统一社会党

Sonntag／《星期天报》

Souvanna Phouma／梭发那·富马

Spartacus／《斯巴达克斯》

Spencer Tracy／斯宾塞·特蕾西

Sperlingsgasse／雀巷

Sportsvereinigung Dynamo／体育工会发电机队

St. Francis Xavier Church／圣弗朗西斯·哈维尔教堂

St. Stephen's Cathedral／圣史蒂芬大教堂

Stanis aw Gaevski／斯坦尼斯拉夫·加耶夫斯基

Stanis aw Radziwill／斯坦尼斯拉夫·拉奇威尔

Stephen Spender／斯蒂芬·斯彭德

Stewart Alsop／斯图尔特·阿尔索普

Stewart Udall／斯图尔特·尤德尔

STRAC（Strategic Army Corps）／美国陆军战略军团

Strelitzer Strasse／斯特雷利茨大街

Susan Hayward／苏珊·海沃德

Sverdlovsk／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Sydney Gruson／西德尼·格鲁森

T

Tagesspiegel／《每日镜报》

Taras Shevchenko／塔拉斯·舍甫琴科

Ted Sorenson／泰德·索伦森

Teltow Canal／泰尔托运河

Tempelhof Airport／滕珀尔霍夫机场

Tennessee Williams／田纳西·威廉姆斯

The Age of Jackson／《杰克逊时代》

The Misfits／《乱点鸳鸯谱》

The Necessity of Choice: Prospec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

The Old Man and the Sea／《老人与海》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第三帝国的兴亡》

The Third Man／《第三个人》

Theodore Hesburgh／西奥多·赫斯伯格

Thomas McCord／托马斯·麦考德

Thomas S. Power／托马斯·S·鲍尔

Thomas Tyree／托马斯·泰里

Today's Health／《当代健康》杂志

Tony Sherman／托尼·谢尔曼

Treptower Park／特雷普托公园

Truman Capote／杜鲁门·卡波特

Ty Hardin／泰·哈丁

U

U.S. Information Agency／美国信息服务局

Ufa Pavillion／乌法亭

United States Naval Observatory／美国海军天文台

Unter den Linden／菩提树下大街

USSR／《苏联》

V

Valentin Bondarenko／瓦连京·邦达连科

Vasily Chuikov／瓦西里·崔可夫

Vasily Kuznetsov／瓦西里·库兹涅佐夫

Vern Pike／维恩·派克

Veronika Seyr／维罗妮卡·希尔

Victor Carter／维克多·卡特

Virgil Couch／弗吉尔·库奇

Vyacheslav Molotov／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W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

Walt Isaacson／沃尔特·伊萨克森

Walt Rostow／沃尔特·罗斯托夫

Walter Lippmann／沃尔特·李普曼

Wannsee／万湖

Washington Evening Star／《华盛顿晚星报》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

Werner-Seelenbinder-Halle／沃纳-斯兰宾德大厅

West Side Story／《西区故事》

While England Slept／《当英国沉睡时》

Why England Slept／《英国为何沉睡》

Wilhelm Grewe／威廉·格雷韦

Wilhelm Pieck／威廉·皮克

Wilhelm Zaisser／威尔海姆·蔡塞尔

Willi Stoph／维利·斯多夫

William Fischer／威廉·费舍尔

William Fulbright／威廉·富布莱特

William Hayter／威廉·海特

William L. Shirer／威廉·L·夏伊勒

William Lloyd Stearman／威廉·劳埃德·斯蒂尔曼

William Richard Smyser／威廉·理查德·斯迈泽

William S. White／威廉·S·怀特

William T. McIntyre／威廉·T·麦金太尔

Willy Brandt／威利·勃兰特

Winfried Kastner／温弗里德·卡斯特纳

Witz／魏茨

Wadys aw Gomu ka／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Wolfgang Leonhard／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Woodrow Wilson／伍德罗·威尔逊

Wunibald Schneider／伍尼巴尔德·施耐德

Y

Yuli Kvitsinsky／尤里·柯维辛斯基

Yuri Gagarin／尤里·加加林

Yuri Gvozdev／尤里·格沃兹杰夫

Z

Zehlendorf／策伦多夫

Zimmerstrasse／齐默大街

Zolotukhin／佐罗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