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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敖暉專訪：留在香港，做一個不被輾碎的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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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香港名醫黎青龍：2019之後，香港人有口難言

特約撰稿人 鄭美姿| 2020-03-27

黎青龍的所有訪問，遠至二十年前，近至眼下這個月，幾乎都有以下一段開場白：他3歲讀小學，9歲念中學，16歲就獲校長推薦入讀港大醫學院，21歲時以第一名畢業，之後開始執教鞭教授醫學生。他專研乙型肝炎，幾次發現新藥治病，是全球的肝病權威。

這一段往績，前不見古人後未有來者，難怪每次記者寫他，都把以上情節重載。唯一需要更新的，是他的年紀。雖然維基百科已註明他的出生年份，但生於年初還是年尾，始終影響歲數，故此記者補問一句：「那你現在71歲？」黎青龍大喜過望：「你對我真好啊！只算我71歲！是的，我未生日，還未到72！」

他的神童往事、他在乙肝病上的成就，還有他的紅、橙、黃、綠、藍、紫、白七色搶眼西裝配同色口罩，統統都是記者下筆的題材。黎青龍風騷一輩子，向來直腸直肚有碗話碗，這次訪問他卻連連嘆氣，講得最多的兩個字是「黐線」。隔住三層質地的外科手術口罩，這條青龍有如潛行水中，聲音就像一塊磨沙玻璃：「有好多嘢，唉，你可否寫得隱晦一點？你明啦，人哋（人家）都會明⋯⋯不如你寫我：有口難言。」

71歲的他，72歲生日未到。他說在香港活了這麼久，卻在去年才真正認識香港人；但也是去年開始，他自覺有口難言。

嬲

打開whatsapp的內置emoji，在百幾個動物昆蟲頭像中，有一條草綠色的青龍。火紅眼睛、橘色雙角，再加兩條卷鬚。用Whatsapp多年，我也沒為意有這麼一個公仔頭，直到跟黎青龍發短訊，他常常在句子完結後加個青龍頭，我才發現新大陸。每次讀他的訊息，都令人忍俊不禁，而且每次都讓我費煞思量，想回覆他同樣到位的emoji。

黎（短訊）：「一陣十時在灣仔公園等？（口罩）（口罩）（青龍頭）（青龍頭）」

攝影師舉機拍照，想請他把口罩脫下來，黎青龍聲音如在水中：「不行啊，自從疫情開始，所有記者拍我的照片，我都要戴著口罩！傳遞這個訊息好重要。唉，佢叫人口罩戴了也要除，真係黐線。」「佢」（編按：粵語，指他或她）是誰，黎青龍不便明言，因為他跟港大有續約問題在身，不想打草驚蛇，「唔好講佢，一講佢我好嬲（怒、生氣）。」

除了「佢」，還有很多人很多事，在疫症之下都令黎青龍「好嬲」。「我不明白為何一早不對內地封關，愈早封對減緩疫情是最好的。為什麼叫人沒病不要戴口罩？那你怎知道旁邊的人有沒有病？叫香港人在車廂維持三尺社交距離？真係黐線。」黎青龍很清楚香港交通工具上的人均距離，平日經常用到八達通，即使他也開一輛熔岩紅色保時捷跑車，「我好喜歡搭巴士，因為一路上會捉到好多精靈（他沉迷的手機遊戲Pokemon GO）。」說罷欲言又止，細細聲再補充一句：「我搭巴士，少搭地鐵，原因盡在不言中，你明啦。」嗯，記者明了，但不能寫白。

「黐線」向來是黎青龍的口頭禪，只是最近嘮叨起來時，添了更多憤怒。2月11日凌晨，青衣康美樓同一座向住戶，有兩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專家懷疑與樓宇的排氣管設計有關，遂緊急疏散逾百人。現場出現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人員協調，其餘醫護只穿上普通及膝長度的藍色保護衣，唯獨跟居民毋須接觸的警隊，穿上了最高級別的白色連身防護衣（PPE），那張相片的定格在網絡瘋傳，成為了網民的笑柄。「黐線㗎！」一提起，黎青龍就按捺不住：「最嬲的是，他們竟一齊在街邊脫保護衣！如真的受病毒污染，那樣脫衣豈不是互相感染？」動氣以後，他只能苦笑：「好嬲，又可以點？還有什麼辦法？」

珍重

二月初，香港正處於疫潮的浪尖——港人親眼目睹內地連環爆發節節失守，時刻恐懼病毒人傳人入侵香港，十七年前沙士造成299名港人命喪的記憶，是一道依舊隱隱作痛的傷疤。惟特區政府一直堅持中門大開，拒絕封關。至1月30日，政府局部關了幾個對內口岸，但醫護則要求全面封關；於2月3日，發起一連五日的分批罷工行動。九千個工會醫護表態支持，促請政府「封關救港」，2月4日，政府才再次封閉部分關口。

就在罷工首日的早晨，黎青龍現身瑪麗醫院對出的行人天橋，他一身紫羅蘭色系打扮，特別搶眼。

「我那朝早正開車返瑪麗，途中有個醫生打電話給我⋯⋯」那個年輕醫生跟黎青龍熟絡，他問：「你可否來幫我們？」黎青龍竟沒多問，就直踩油門，在醫院泊好了車，走上天橋。當時橋上站滿人，又是記者，又是響應罷工的瑪麗醫護，黎青龍說：「我一去到現場，全部記者湧過來，我都嚇呆了。因為完全沒有準備，沒想過是這樣的場面，訪問我時，我都講到有一句沒一句，很緊張！」試問又哪有他如此年資、如此閱歷、如此級別的醫生教授，斗膽現身這種敏感場合，傳媒自然不會放過他。但黎青龍到了今日，煞仍有介事地澄清了四次，或者更多，他不厭其煩地向我說明再說明：「我不是支持罷工！我只是支持封關！我明白醫護想透過罷工迫使政府封關，我也同意要迫政府採取行動。我不支持罷工，不過我好想支持醫護，要求封關根本不是政治考慮。」

他語重心長再補充一句：「醫護並不考慮政治的。」

可你有你非政治化押注前途罷工救港，林鄭為求保住烏紗也有自己的一套政治計算；她被傳媒揭出曾上書中央，斥罷工醫護是「害群之馬」，並責成醫管局嚴厲跟進罷工者的出勤紀錄。這個「佢」無處不在，黎青龍說醫護罷工其實是輪流工作，若政府要嚴刑處置，死不封關，香港人也只能自己珍重。「自己撲口罩、自己保護自己。」

「是自生自滅嗎？」他說：「不！香港人向來自生自生。」

驚驚哋

發現黎青龍不似對政治有興趣，竟是源於他常常在whatsapp裏給對方發pepe蛙貼紙。他拿出手機，秀給記者看他最喜歡的十幾款pepe造型，「你看！我有好多隻，其他人發給我的，好得意！」我說：「pepe是抗爭符號，你這樣發可是有意思？」他連續「吓」了兩聲：「吓？點解？」、「吓？我不明白！什麼時候開始的？」

給他解釋過後，黎青龍恍然大悟：「怪不得最近很多人把這蛙發來發去！我只覺得這蛙好得意，是politically innocent（無涉政治）。」

從醫五十年來，他都沒很關心政治，只是香港變了，迫得他也作出改變，「我對政治真的完全沒興趣，但是對freedom有興趣。有自由的話當然不用特別講，但最近呢，有需要時，就算我都驚驚地，但有些東西都要講。」

22歲開始教學做研究，黎青龍說那些年跟上司頂撞，每次發聲總有後果，「我曾經投訴過上司懶，不去看症又不教書，後果就是升職被拖延！以前我都常常頂頸（頂撞），但只限於自己工作崗位，沒料到現在會⋯⋯唉，不要講了。這麼多年來，都沒需要做這些。」

他口中的「這些」是什麼？包括今年1月參與聯署要求港府封關、去年10月某一天的午飯時間，他在瑪麗醫院門外出席百人靜坐活動，抗議警方暴力、男警擅闖產房、防暴持槍駐守醫院。當日他拒絕受訪，只是戴上黑色口罩，默默地舉起標語，抗議白色恐怖彌漫香港。還有9月初，醫管局大樓門外有二千醫護集會，抗議警方阻礙救護人員向示威者施救，以及瑪麗醫院醫護響應三罷而曾築起的人鏈。這些都從報紙的報道中，看見黎青龍的身影。

他一臉詫異，又帶點戒備的問道：「為什麼你會知？我每次都頭耷耷，不讓人看見，也不接受訪問！我真係驚，想低調，你明啦。」我問：「既然驚，為何又去做『這些』？」他一臉為難的說：「應該做便去做，個個都唔做咁點算？總之有口難言，你這樣寫，人哋都明啦。」

眼睛是濕的

以前的香港不是這樣的，以前的黎青龍也不如現在般有口難言。他認真地回憶起來，「八九六四那陣子，我去了英國旅行，六四那天碰巧去看舞台劇《孤星淚》，慘到我，那一晚永不能忘。」他說自己那年雖沒上街，嚴格來說，他其實未參加過任何遊行，「但我幾乎是全香港最後一個人，把那款毋忘六四的貼紙，從我的私家車上撕下來。」

隨後足足相隔二十五年，黎青龍這個如此政治不敏感的人，神經突然被刺痛，「2014年雨傘運動，我偶爾會去金鐘探望那些學生，通常只留很短時間，沒被人認出。那時候，我已覺得香港人似乎有點不同。」

不過，叫他真正重新認識香港人，是去年六月。「我一直覺得⋯⋯我在香港活這麼久了，一直覺得香港人只懂賺錢、急急急，迫死你。在街上開車，人多響安（按喇叭）、人少又響、街上沒人也要響，迫死你。因此我都幾鄙視香港人。」

「但六月開始，香港人變了。」黎青龍說：「我看到好多年輕人出來卻不是為了錢，他們好堅持，我真的很感動，好欣賞他們。而且不止後生這樣，銀髮也一同出來，互相掩護幫忙，我真的好感動，我非常欣賞香港人。」

他直言，自己本來一點也不了解反修例事件，只是四月某一天逛街，驚覺有這麼多人遊行，心裏還不知他們搞什麼。「但那時候我仍不知道是什麼事，一直到警察開始暴力，我覺得很不妥，才回過頭來留意此事。」

由這裏開始，黎青龍跟千千萬萬個香港人同時接上了，「晚晚看新聞睇到我哭！影片不敢看太多，看著年輕人被打我實在受不了。但新聞要看，看得很辛苦都要看，要要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過去九個月，我每次看新聞時，眼睛都是濕的。」他22歲便當上大學醫學系講師，幾十年來跟學生同行，年輕人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在報紙上、在直播的鏡頭裏，每看到街頭的腥風血雨，他都受不住，「好多好多件事都令我很不開心，周同學（編按：2019年11月4日凌晨的反修例警民衝突中，22歲的周梓樂於將軍澳停車場墮樓重傷死亡，至今死因不明）、陳同學（編按：15歲少女陳彥霖裸體浮屍海上，被警方以案件無可疑作結）⋯⋯我每次讀這些新聞就要哭了。What can I say？仲可以講乜？我真的不知道。」

香港人好好，留在這裏最好

黎家三千金加一條青龍，青龍是孻子；上有三姊，全以青字排，大姊是香港前高官余黎青萍。這位大姊更於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中，為林鄭月娥競選辦擔任資深顧問。及至去年9月，當青龍屢次參與醫護示威集會時，青萍卻獲特首林鄭月娥委任為監警會委員，兩姊弟的道路可謂大異其趣。

問青龍跟三位姊姊關係如何，這條青龍又是同一個表情，他嘿嘿笑道：「盡在不言中啦！」我問：「政見不同可有壓力？」他竟糾正說：「（政見不同）一個罷了，另外兩個還好。但我跟她們不談政治啦，盡量少談。」

黎青龍一輩子都在瑪麗醫院做研究和教學，半點沒想過要私家執業，五十幾年來的日程都是一樣，他不愛權力，但愛瑪麗愛到發燒。他是神童，IQ 爆棚、研究有所成、銜頭亦很大，加上衣著高調，開的波子好張揚，但說話總是細細聲，而且膽子原來好小。他自嘲沒人會把保時捷開得這麼慢，但他駕車總是小心翼翼；做訪問時他不長篇大論，說一句有半句都在笑。直到他問我：「你有沒有覺得我好緊張？」

「吓？」我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黎青龍繼續笑：「我這一刻其實好緊張，你唔覺咩？（你不覺得嗎）」

神童敏感，多數都有點神經質。他說自己是緊張大師，做什麼事情都會緊張，「就算捉精靈我都好緊張。教幾十年書，至今每次上課時我都好緊張。」我問他究竟怕什麼，他的聲綫提高半度：「怕學生不喜歡我講的課呀！」

黎青龍跟幾千醫護自一月中已要求政府封關，堵截新冠肺炎由內地大規模輸入，至今事隔兩個幾月，全球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香港終向多國封關，不過對內地仍然手下留情。黎青龍說，他支持封關的立場沒變，「對外國固然要封，但大陸情況依然未明。」他說香港暫時未算失控，純粹是香港人自己的努力，「香港人好好！但對住政府，What can I do？好無奈。」

既然做什麼都沒用，這個晚上，我跟著他去過灣仔的垃圾站、天橋底、街邊和小巷。黎青龍穿著青綠色的薄毛衣加芥茉黃的褲子，跟幾個醫學生和社工在灰暗和潮濕裏面，逍遙遊走，飛天遁地尋找露宿者的身影，逐個跟他們聊天和派口罩。

他說：「不知還可做什麼，向露宿者派口罩，提他們戴口罩，更有意思。」他跟學生一起有講有笑，現場同行的醫生說，要請到有名氣有地位的醫生教授出來做義工不易，但黎青龍已經是第二次幫忙，跟著他們在午夜無人的灣仔潛行蹈火。

香港目下時勢險峻，忠直者有口難言，問黎青龍可會移民，他快人快語：「我本身鬼佬嚟！」原來97之時，他三位姊姊全部成功申請居英權，不斷勸說弟弟也要買個保險，「因此我也申請了，但我覺得很不公平，為何只得五萬人申請到？」

重新認識香港人的他，直言自己好喜歡倫敦，但養老還是要在自己的地方，「老了有病，入到公立醫院，個個醫生我都教過，一定會好好醫我。去到英國有誰看我？當然留在香港最好。」

黎青龍22歲便當上大學醫學系執教，幾十年來跟學生同行，年輕人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攝：林振東/端傳媒

黎青龍沉迷手機遊戲 Pokemon GO。攝：林振東/端傳媒

黎青龍和他的紅、橙、黃、綠、藍、紫、白七色搶眼西裝配同色口罩，他說照片是護士同事為他拍攝，再將照片合成送給他的。圖：受訪者提供

2020年2月3日，香港醫護開始發起一連7天罷工，瑪麗醫院有醫護擺設街站，黎青龍出現在現場，支持醫護，不過他強調自己不是支持罷工，而是希望支持醫護和封關的訴求。攝：林振東/端傳媒

黎青龍表示自從疫情開始，所有記者拍他的照片都要戴著口罩！他說傳遞這個訊息好重要。 攝：林振東/端傳媒

黎青龍跟醫學生和社工在灣仔尋找露宿者的身影，逐個跟他們聊天和派口罩。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灣仔公園對面的垃圾站，黎青龍幫一位露宿者戴好口罩。攝：林振東/端傳媒

岑敖暉專訪：留在香港，做一個不被輾碎的倖存者

端傳媒記者 李慧筠 | 2020-09-30

黎青龍的所有訪問，遠至二十年前，近至眼下這個月，幾乎都有以下一段開場白：他3歲讀小學，9歲念中學，16歲就獲校長推薦入讀港大醫學院，21歲時以第一名畢業，之後開始執教鞭教授醫學生。他專研乙型肝炎，幾次發現新藥治病，是全球的肝病權威。

在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常有人問岑敖暉，你在忙什麼。這不容易回答。當選區議會9個月了，他的工作時間表很散亂，有時忙區務，有時忙着協助被內地拘留的12名港人。上星期，他花了許多時間找一本書，因為一個被囚禁的示威者透過女友傳話，特別想讀某本書。

不過，「12港人案」不容易推進，而民陣申請的十一國慶日遊行，已經被警方禁止。清算和打壓從四面八方而來，恐懼難以擺脫。在家的晚上，他坦言自己經常感到害怕，「怕睜開眼就有警察上門、站在床頭。」第二天早上倘若一切如常，他便繼續是一個努力奔波的倖存者。

「不太知道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如果可以上街，那我們可以說：今星期一定要去救手足。」在2020年十一國慶前夕，岑敖暉承認，此刻的香港有一種「真空」的狀態。「現在政治議程真空，運動的事推進不到，或正慢慢熄滅。香港的政治領域裏，沒有可以動員整個社會一起關心參與的一件事。」

他今年27歲，經歷過兩場浩大的社會運動。六年前的9月，他作為學生領袖，站上雨傘運動的大台，在運動高峰，他和周永康、鍾耀華、梁麗幗、羅冠聰一同參加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世紀對話。佔領後來被清場，訴求無疾而終，對話沒有成效，好幾年，岑敖暉抑鬱低沉，不知去向。直到去年，他彷彿找到着力點，勝出區議會選舉後不久，他宣布參選立法會，為此放棄美國國籍。

狂風大浪又吹散部署，他被取消參選資格，港府宣布立法會選舉延後一年。「沒有選舉之後，日常和時鐘會照樣過去，7月30日到現在，就像沒了一個軸，就是你看見的這個狀態。」面對記者，岑敖暉並不掩飾，在當下的香港，「我不知我在做什麼。」對比後雨傘時期，這狀態有點熟悉，但岑敖暉說，他和香港，都已經徹底不同了。

破局

對岑敖暉來說，2019年之前的事﹐彷彿是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記憶，但回想起來，他仍然記得當時自己走進了一個很深的「個人困局」。79天的大規模和平佔領之後，運動無聲落幕，學運領袖一度被批評失職，大台組織之一的學聯爆發退聯浪潮。2015年3月，還在中大讀政治與行政學系的他也宣布從香港學聯副秘書長的位置退下來。

提起同期的學運戰友，岑敖暉逐漸回溯當時的迷茫。2016年，他和周永康、朱凱廸等人組成「香港列陣」參選立法會，但他說當時自己「決心不大」，最終沒有參選。後來周永康退下火線、赴美讀書，梁麗幗專攻法律，岑敖暉卻找不到自己的出路。

他一度想過淡出政治圈，走上學術路，但想到要在房間裏沒日沒夜的研讀文獻，就覺得不適合自己；他想過讀法律，後來也不了了之。最後，他還是喜歡從政。在上一屆立法會選舉中，民主自決派獲得勝利，朱凱廸當上立法會議員，岑成為朱的議員助理，進入立法會工作。

但他慢慢發現，2014年後政治形勢出現巨大改變，他無法參考前人的從政經驗，也不容易找到推動香港民主變革的路徑。「那個困惑好像第一代考中學文憑試的學生：轉新制，無法take reference（參考）、沒有past paper（舊試卷）可以做。」

困局在2019年4月展現裂縫。4月28日，民陣舉辦「反送中，抗惡法」遊行，銅鑼灣街頭擠滿了久違的遊行人潮。5月底，網上出現大量反修例關注組，市民自發聯結了中小學的校友、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向政府拋出一份份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聯署。

除了做議員助理，岑敖暉當時也在荃灣從事地區工作，為參選區議會作準備。他去茶餐廳吃飯，周遭的人都在討論要不要上街。「6月之後，整個城市同步了，不同階層、不同年紀的人，去到哪裏，大家都在討論（這場運動）。」

傘運的時候，岑說組織核心者最多30人組成，咪高鋒總會遞到他的面前，要他給出一個行動的答案。2019年，「運動是faceless（無面目）的，不會有人遞咪（高鋒）給你，叫你說說現在去哪裏。在街上大家都『咁高咁大』（一樣高低），不會有人知你是誰。」

在群眾的浪潮中，後雨傘時代、不知如何自處的個人死局，在2019年全然爆破了。他覺得反修例運動所爆發的生命力，就是他從政以來希望達到的目標。

那是他個人的解放時刻，也是香港社會運動的破局時刻。沉寂多年的社會能量，捲土重來。運動進入了無面目、無大台、無領袖的社運模式，參與者透過Telegram、連登討論區等自發聯動他人，決定每次的去留和策略。他覺得這種模式產生出來的能量加倍，造就去年許多意想不到的「和你塞（機場）」、「香港之路」人鏈行動，「再沒有參加者、記者和警察都大概知道怎樣發生的劇本。」

然而今年年初，疫情來襲，加上大規模的拘捕檢控，戰火漫天的街頭運動靜止了。一年過去，有聲音開始問：反修例運動完結了嗎？香港是否重新踏入後雨傘的低潮期？

岑敖暉不完全同意。對比雨傘，他認為反修例運動已經深入民間。

「你跟一個OL聊天，她說近來不知幹什麼好、政府好癲。」在區議會辦公室裏，「買黃店月餅變為一個活動，以前的人不太接受用政治賺錢，但現在良心生意是一種美德。」一些阿姨、伯伯過來，一邊拿口罩一邊關心12港人的近況，忍不住掉眼淚。

雨傘過後，岑敖暉記得，跟人談政治會被視為怪胎（freak）。

「別人會當你是癲佬，」他模仿那種嘲諷的口吻：「哇仲搞緊呢啲、辛苦了，你哋真係好關心社會，多謝你為香港付出咁多。（哇，還在做這些東西，辛苦了，你們真的很關心社會，多謝你們為香港付出這麼多。）」不理政治的氣氛當時一度蔓延。

五年後，迴避不可能了。「每個人身邊都總有人坐監，總有人離開香港，總有人被控暴動的。上年到現在，政權對我們所創造的suffering（痛苦），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沒有誰可以說別過臉、不看新聞就可以當沒事發生。」

不過，如何把痛苦轉化成能量，能量又在哪兒找到出口？岑敖暉明白，街頭運動暫時已經平息，但他看見，這個城市有很多「死不斷氣」的人，還在掙扎的人。他給出許多零碎的例子：黃店facebook專頁讚好數節節上升，每逢大新聞爆發時、Facebook和Instagram的洗板現象。

他也試圖給一個具體的形容——人的眼神。2015年做街站的時候，他記得，人們的眼睛是死的、沒有神，看也不看他。2020年，國安法通過前夕的晚上，他在屯門的初選街站拿着大聲公說：「6月30日不是香港的末日。」他呼籲人們翌日走上街頭。當時，他看到一些市民的眼神，讓他想起在香港社媒廣傳的影片，「那個踩單車前往天安門的青年、一樣的眼神」。

這些吉光片羽，說服他運動的能量仍未消散。

從政治環境來看，兩場運動過後的香港更是全然不同。2015年後，政府和建制大黨表面上擺出求和的姿態，中間路線仍有一定空間。「那個氣氛就是會造就到曾俊華上台的一個時期。」岑敖暉說。「當然，背後有很多北京要報復的工作要做，首當其衝就是（港）獨派，」不過，岑認為，當時港府和北京還保持一段距離，而現在，「香港政府已經像被架空」。

「2015年，北京的敵人是它心目中少數的（港）獨派，2020年，他的敵人是香港人。消滅香港的過程是未完的，香港人面臨的清算，表面上幾暴力和血腥的鎮壓，可能剛剛才開始。」

搏一舖

人們用不同的方式離開香港。普通人移民，民主派流亡；最初，是前線的抗爭者離開。港區國安法之後，羅冠聰、張崑陽等民主派政治人物也離開香港另覓戰場，岑敖暉說自己事後才知道認識多年的夥伴離開了。

「以前是一覺睡醒有誰被拘捕，現在是睡醒（就發現）有誰離開了香港。」

要不要也離開，他想過很多次。「我又沒有小朋友，也不會有小朋友。脫離了本地，所謂事業更加什麼都不是，去洗碗、去Costco（美國超級市場）夾凍肉？有家庭和專業的人，我能明白，但我自己，確是想像不到。」

1993年，他在美國出生。兩三歲時，跟家人回流香港。他坦承，美國國籍，對他來說是以前一直未有決心捨棄的東西，因為參選，他開始直視，繼而決心放棄，選擇留下。

「流亡是世界上其中一樣最痛苦的事情，黃台仰走的時候，我已經這樣想。我覺得我要面對的代價，永遠比不上永遠離開這裏這麼大。你所有的經歷，認識的人和事都在這裏，你怎樣把一個不屬於你的地方當是家？你一走了，就永遠是一個異鄉人。」

留在香港，意味着持續的恐懼。「我起碼不信我自己會被送中，何德何能呢？我一定不是站得最前的，如果連我都容納不到，也挺誇張的。」他承認，最讓人恐懼的，除了暴動罪，就是被送往中國內地審判和服刑。

但他還是更想，留下來「搏一舖」，賭一把。

早前參與立法會選舉的民主派初選時，他的口號是「狹路相逢勇者勝」。逼使敵方一起走上狹路，是加速、攬炒的思路。

「你的能量夠大，就會觸發到事件發生，可能是對方做錯事，或者用不合理的比例和程度去傷害你——運動的momentum某程度就是不斷去創造、推進這些轉捩點、破局，直到某個breakdown位，看是它抑或我崩潰。」

參選立法會，也是沿着這策略。他說，進入立法會不是要「查警暴、止警謊」，反而是要「令一堆速龍衝入議事廳拉人」，讓全世界都看到香港的立法會搶救無效、正式死亡。「你去到最盡，令它（中國政府）去到最癲，然後要動手鋸你。」

港府確實強力回應——延遲選舉一年、人大宣布本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始料未及的舉措讓民主派陷入去留之爭：是該堅守議會、盡量阻止政府快速通過某些議案，還是該離開，拒絕人大的委任？9月29日，立法會任期的最後一天前，民主派宣布民調結果，並稱會作出政治判斷，最後共21名議員決定留任。

岑敖暉主張徹底的離開。他認為，接受延任會令中國政府未來有借口再次延任或取消選舉，無助重奪選舉權；現在一些傳統民主派主張留任，是「求和派」。

「（傳統民主派）仍然以『處理社會矛盾』去理解代議士的職責...... 你不要這樣瘋狂，please，收手了——這不是我理解的推進方向，」他說，「求和的路線和運動的核心精神是有距離的。」

反修例運動之前，岑敖暉並未完全擁抱及接受攬炒路線。2014年6月，中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當時他已經感覺，在加速的是北京。「香港什麼時候要死，是由中國決定的，他在2014年已經做了這個決定，就是他等不到2047年。」

2018年，公民黨郭榮鏗赴美游說維持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指香港的司法制度仍然獨立、只是面對外來的挑戰，岑敖暉很不認同。當時時值朱凱廸競選地方村代表、被民政事務專員取消資格，岑覺得香港體制也有部分是從內裏開始腐爛的。

「但是，當時會不會覺得主動追求全世界圍堵香港、制裁香港是好事？哪有走得那麼前？」這個轉變的過程，他說是基於北京對於香港的整頓不斷，「你冇得揀（沒有選擇）的緊急程度愈來愈高」、「（這個轉變）是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慢慢去『浸』（浸泡）出來的。」

去到盡、搏一舖，真的會贏？狹路相逢，勝出的到底是誰？岑敖暉認為，攬炒路線並不代表全無理性，更多時候只是在政治上做一個「挺直腰板」的決定，「你做一個正常人、政權就打你，打你的時候又會發生一些連鎖的效果——攬炒是這樣發生的，你不是打算去自殺的嘛。」

主軸

反修例運動期間，支持者希望從三方面一起推動香港變革：街頭示威、議會選舉和國際遊說。來到2020年，街頭靜寂、選舉中止，在岑敖暉看來，國際遊說是目前最有空間的戰線。

他坦承自己對國際局勢難以深入分析和預測。只是對比15、16年，他感覺原本堅固的局勢有了明顯的鬆動，疫情又進一步加速局勢，不少西方國家圍堵中國。

「你回想15、16年，你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撼動政權，但現在是四面楚歌、八方受壓，很容易有變數出現...... 經驗告訴我們，每次有瘋狂的事情出現，就創造到一個反抗的空隙。」但他無法預測時候出現空隙，「現在說能告訴你的，都是神棍（騙子）....... 你永遠都不知道，原來這就是條件，你往往是過後才知道的。」

他說，自己現在以星期為單位來預測未來走向，而每天的工作，則以大量看似微小的事情來鋪排：給身在深圳看守所的12名港人寫明信片，推動市民關注健康碼的實施。不論去區議會工作、到立法會幫忙，出鏡或是擺街站，岑敖暉總是穿着看上去同一套的黑衣和牛仔褲。

戰友羅冠聰離開香港後，在歐洲各國進行遊說工作，經常會見不同政客，接受外媒訪問，岑敖暉覺得，羅找到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獨特位置。「不斷做外媒訪問，又要去頗多的政治人物派對，穿着西裝跟政客一人說幾句，交換卡片……」他搖頭擺手說自己不習慣着西裝，也無能力做到羅冠聰所做到的事。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留在香港的他也有不少工作。在他擔任區議員的荃灣海濱區，老牌屋苑海濱花園已有32年歷史，居民有時抱怨小巴脫班的問題，哪一架小巴有蟑螂，有時投訴天花板滲水，爭論樓上樓下的賠償責任。

一天下來，他忙著處理花草樹木、推動居民關注業委會選舉，偶爾嘗試和政治中立的街坊拉近距離；同時以不同形式支援被捕者，然後與理念相近的初選勝出者一起做直播，點評時政。

9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岑敖暉完成民主派去留辯論的拍攝，離開將軍澳《壹傳媒》大樓。他吸完最後一口煙帶點憤忿地弄熄了火苗。「最後一個辯論，之後的不做了。覺得沒什麼意思，星期五晚可以擺街站寫明信片。」他心裏想着要去做的，是處理給12港人寫明信片的事。

2020年的香港還可以做什麼？岑敖暉思考良久道出一句：「我不知道」。未來大體的運動方向是什麼，他無法給出一個確實具體的答案。坊間不少人批評「攬炒路線」的主張：逼使政府發瘋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他說，這倒也是真的；但是，在他看來，去年示威之中每一個行為，包括佔領立法會等等，行動當刻也無法計算即時效果，或是給出一個「未來怎樣做」的方案。

「不知可以做什麼，在香港不知做什麼，但起碼在這裏存在着先。」他緩緩地說。

現在，他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日常的反抗和堅持相當重要，「要維持這個城市的靈魂不會死亡。」「不去附和紅色資本、藍色經濟圈，」他說，一些日常小事看來微不足道，卻很考意志，他舉例說，例如巴士久久未到站，要不要坐港鐵；再宏觀一點來說，目前香港的司法界、教育界、新聞界都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異動。

「要在這些體制齒輪底下，保持自身不被輾碎，比起去年街頭運動一定是更困難的事。」

倖存

8月10日，香港警察國安處以涉嫌犯國安法、拘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眾志常委周庭等人。岑敖暉的媽媽看到新聞，立即私訊兒子，劈頭問：「你在幹什麼？你在哪裏？」

平日不太理會媽媽訊息的岑敖暉「秒覆」：「我還沒八卦到是什麼事，但不關我的事。」

「見到周庭（都這樣），好怕。」他記得媽媽說了一句。

持有美國綠卡的岑媽媽，一直沒有離開香港。母子之間從來不過問彼此的去留，反倒是在八九六四後移民海外的許多親戚，時不時問岑媽媽：為什麼Lester還不走？不要再跟政府鬥！媽媽把這些話擋下來。偶爾有親人私訊岑敖暉，他沒忍住怒氣回罵：「你們一早走了！」後來顧慮到媽媽，又刪去訊息。

各自生活之後，兩母子很少談及推動社會運動的危險困境。「免得跌入一說就哭的位置，只是偶爾吃個飯都弄得這樣，我最怕了。」他說。

「她很熟知我的脾性，我一旦決定了，就不會多想。2014年開始，她就表達得很理解。」他笑起來，有點困惑地讚嘆母親的「策略」很成功，多年來，她不加阻擋，反而讓他心裏折騰：「我（放棄美籍時）想了很久，不知她會否爆血管……」

2016年至2018年間，反新界東北案與佔領旺角案判刑。同為社運人士、岑當時的女朋友何潔泓因反東北案入獄，而岑敖暉身負佔旺案、被控藐視法庭。他頻頻受訪，記者下筆都判斷這名學運青年即將入獄，他對此也已經形成了決心。開庭前一刻，他和黃之鋒、社民連黃浩銘，一同聽律師告知判刑結果：「姓黃兩個要坐（牢），其他不用」。他板起臉，靜靜坐了下來。

他心裏想着，大家做了一樣的事，但自己不用坐牢，是「倖存者」。2020年，他覺得自己又一次「倖存」下來，而香港這城裏，也有了更多這些經歷了親友入獄、流亡的「倖存者」。

「個人的困局，變了整個城市的困局。」走出了個人困局，不代表走出了眾人的困局。只是，岑敖暉終於感覺沒有那麼孤獨。

目前，他因為今年悼念六四，身負「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一罪。未來，區議會工作還有三年時間，岑敖暉期望在地區中做更多的社區反抗工作，又向記者提起藝術家程展緯的社區實驗。但他很快想到，可能下星期政府就會取消一堆區議員的資格，又可能，明天自己就會再被捕。

他自言是很悲觀的人。近日，懲教署的公務探訪因疫情暫停，他終於收到獄中示威者寄來的信，心裏很高興；回信時觸及自己感受，又往往哀大於樂。信件內容中，他沒有迴避監獄外面的沉重現實。「沉重和犬儒對我來說很不同，絕望跟放棄之間還是有一段頗大的距離。」

想到香港過往所建立的種種根基，岑敖暉覺得，很難想像香港就此消失。「它在城市根植恐懼的同時，它也正在散播仇恨。所以它創造的那麼多Martyr（烈士）……它會不斷嘗試去消滅你，但我也不相信這些反抗不回來。」所以，他可能有點頹廢，沒有一個重心概括他現在的所有熱情，但是他卻沒有雨傘之後「重啟運動」的焦慮。

「或許你可以說反送中完了，但是我覺得，香港是遠遠都未完的。」

（實習記者李智賢、余頴彤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27歲的岑敖暉說，2019年之前的事﹐彷彿是上一個生命階段的記憶。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4年12月9日，岑敖暉在金鐘占領區。攝：Liau Chung-ren/達志影像

2017年12月7日，雨傘運動期間，岑敖暉及黃之峰等16人佔旺藐視法庭案罪成，當天眾被告到達高等法院。攝：Felix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24日，區議會投票日，參選荃灣海濱區的岑敖暉在晚上繼續拉票，岑最終成功當選。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7月15日，岑敖暉與15名抗爭派初選勝出的民主派參選人士舉行記者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9月19日，荃灣區議員岑敖暉擺街站提供明信片予市民寫上心意，於中秋送給被關押港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9月，岑敖暉在金鐘。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9月29日， 岑敖暉、鄒家成、梁晃維、張可森及李家偉進行聯合直播。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9月18日，岑敖暉在《壹傳媒》大樓舉行的民主派去留辯論拍攝現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9月29日， 岑敖暉、鄒家成、梁晃維、張可森及李家偉進行聯合直播，當其他人在準備器材時，岑敖暉在看電話，狀態輕鬆。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9月29日，岑敖暉在金鐘。攝：林振東/端傳媒

遭大裁員的有線記者冼程峰：繼續做記者，可以做多久就多久

端傳媒記者 李慧筠 | 2020-12-12

新聞部裏突然傳來裁員消息時，冼程峰正在電腦前查資料。12月1日早上9時，他如常回到香港有線電視大樓工作。消息指海關檢獲價值百萬元的受管制乾海馬，他正仔細研究海馬品種，預備新聞報導。約10時20分，採訪主任開完編輯會議後，傳來爆炸性消息：有線新聞部將被裁員40人。

「沒人知道（裁員）準則，是年資、經驗、薪金、能力？此前，（也沒有）上級特別留意誰表現的消息和跡象。」冼程峰今年30多歲，入行跑電視新聞16年，其中12年都在《有線新聞》度過，一直跑到成為高級記者。聽到裁員消息，他的雙手止不住微微顫抖。

身邊的同事，突然陸續收到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電話鈴聲在新聞部此起彼落。11點多，冼程峰的手機也響了。

在壞消息不斷的2020年，有線電視台新聞部大裁員的消息，震撼了年末的香港。其中，負責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被解僱，港聞、中國組、攝影、剪接及美術組等等亦有人被裁；《新聞刺針》和有線中國組被視作《有線新聞》的王牌內容，獲獎無數。裁員標準的不透明引發新聞部的憤怒和心痛，有小組主管直指最優秀的人都被炒了。裁員事件更引發香港新聞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辭職抗議。中國組員工當日宣布集體總辭，及後港聞組16人先後請辭，至少26人主動遞交辭職信。

在香港，除免費電視台TVB、公營電視台香港電台外，還有有線電視和Now TV等大型付費電視台。有線電視（Cable TV）於1993年開台，是有線寬頻集團旗下的電視台，其有線新聞台最受歡迎。不過，單看今年8月，《有線新聞》已遭遇不少人事變動——資深傳媒人馮德雄從有線執行董事轉任顧問，新高層空降；及後，有線裁走3名資深工程部主管，逾220名新聞部員工聯署促管理層交代。再把時間推前一點，這家近30年歷史的電視台，早於2017年電視台易主之時，已遭遇大變。

「刺針組沒了，港聞同事每天跑來跑去；深入跟進查地址、查冊，查一間公司千絲萬縷的又會是誰呢？會否變成新聞日日清，觀眾看完、水過鴨背，明天再重覆？」托着紙皮箱離開電視大樓之後，冼程峰仍憂心《有線新聞》的未來。世道動盪，一切都在快速變幻，他目前唯一確定的是，自己以後還想做記者。

新聞會議室變刑場

12月1日的新聞部惴惴不安，冼程峰記得，在外拍攝的攝影師正趕回公司，行家不斷發訊息來問候，他在公司到處走動，視線落在牆上許多的同事合照，「看到每一張熟悉的面孔，待會要走的是我、是他們，抑或大家一起走？」

「準備好紙皮箱吧。」也有一些同事輕鬆調侃。大家暫時放下手頭工作，討論着要開機拍攝自己新聞部的事態發展，「那天早上的（其他）新聞似乎對我們不重要，我們變成了新聞。」

11時，人事部職員和保安到達新聞部門外。冼程峰身旁的同事先收到一通無來電顯示的電話，接聽後吐出一句：「有線新聞中心1號會議室，現在入來？」「隔了一分鐘不夠，《新聞刺針》組同事就中了電話。不夠20秒，到我接電話。那一刻證實自己要離開有線，改變不到了。那個會議室是刑場，入去是受靶、聽判決。」

走入房間後，一個資深而能幹的剪片師也來到房間，為了讓同事好受一點，他嘗試輕鬆地喚他：「來，你坐我旁邊。」

被裁員的人聽候發落，新聞部的其他同事則聚起來，向新聞及公共事務副總經理謝燕娜、許方輝，新聞總監陳興昌及李臻詢問裁員準則。這是4名參與決定此次裁員的有線高層，面對員工詢問，陳興昌一度指員工是「爛仔講數」。多名部門組長指高層無事先與他們商討裁員名單，不斷提問假如是因為疫情裁員和重組，為什麼選擇解僱有能力、優秀的同事。

走出會議室，冼程峰身處同事群中，消極地感到一切都沒用了，但心裏又很感激同事據理力爭，一刻出神還在心裏讚嘆：「果然是記者，這句Q（問題）問得好……」

裁員一事引起意想不到的離職抗議。繼中國組全員總辭後，港聞組有人首先提出主動請辭，10多名組員們圍了起來。大家逐一分享去留的想法，有人哭着，有人振作道不要哭，有人只是皺眉頭。

冼程峰記得，有同事說，留在這裏沒有意思，「怎樣再替這公司打工？已經不能令我們信服這是《有線新聞》了」；也有部分人提議不要意氣用事，「外面（經濟）這樣，大家都有負擔。」

對於部分組員集體辭職，冼程峰除了感激也不乏擔心，「前路茫茫，這個決定要小心做，不能輕舉妄動。」離開公司後，他從訊息群組得悉同事們正點算呈辭的人數，最終，有11名記者和5個主管遞信，8人留下。「離開的人覺得這裏已不是自己的家。留下的人有個人原因，也有人想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作為見證《有線新聞》的興衰也好。」

這天塵埃落定後，冼程峰返回公司收拾物件。他打開抽屜，發現最多的不是什麼財物，而是許多舊同事送給他的合照、心意卡和工作便條，「有些紙條寫多謝、江湖見；有些再微小一點的，說對不起、昨天不小心弄污你的桌面。」

抽屜裏，還留着一塊他一直不捨得吃的曲奇，上面寫着「快樂新聞部」。

有同事提議他，不如繞路離開有線大樓，避過媒體的鏡頭，但冼程峰拒絕了。「我沒有做錯事，從哪裏進來，就從哪裏離開。」向公司交還記者證後，他從正門托着紙皮箱離開，這一刻被不少傳媒同行拍下，成為當日有線裁員新聞的封面照片。

報導不能只搬字過紙

今年8月，前有線首席記者鄭思思曾經撰文，解釋「有線快樂新聞部」稱呼的由來：「那美好的時代，Cable是一個心無旁騖、專心志業的新聞部，我們囊括大部分的新聞獎項，我們在觀眾欣賞指數名列前茅，而我們的WhatsApp谷名是『Cable快樂新聞部』。」

冼程峰於2004年大學畢業，先在香港寬頻新聞台當記者，2008年初次踏入有線新聞部的辦公室。（編按：原屬香港寬頻旗下的香港新聞台開辦於2003年，已於2013年停播。）

「我入去時手都震。每一個人做事、思考、說話都很快，你的採訪主任給你一單assignment（採訪），你要盡快做好。」冼程峰說，《有線新聞》追求嚴謹持平，在新聞部他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不可以錯。」

曾任職有線的記者林彥邦在大裁員事件後撰文說，香港新聞內行人都知道，在新聞現場看到冼程峰要格外留神，「他總是能在閒來迅去間，在不知何處的神秘入口鑽進現場，然後全身而退，到你發現時為時已晚。」

這個神出鬼沒的場面，來自2008年8月10日，當時，旺角彌敦道嘉禾大廈爆發大火，冼程峰剛剛入職《有線新聞》兩個月。這是香港2000年代唯一一宗5級大火，導致55人受傷，4人死亡，其中兩人為消防員。大廈內的閣樓夜總會最先起火，火勢迅速蔓延，湧出混濁濃煙，人們在窗前揮動毛巾求救。

冼程峰到場後，與攝影師同事站在另一個天台從早到晚做現場直播。上司馮德雄發來指示說，要帶觀眾走入大廈內部，看看能否看清楚火災起因是什麼。

火災現場被嚴密封鎖，如何潛入大樓？隔了一天，他跟攝影師在周邊探索，抬頭一望，旺角大廈大多緊密連接，他們於是走上嘉禾大廈旁邊一所大廈的天台。冼程峰向攝影師提議：不如跳過去？攝影師回：「驚乜嘢（怕什麼？）？」兩人拿着器材，慢慢從這個大廈天台，跳去旁邊低一點的天台，進入了嘉禾大廈。

起火位置在較低樓層，兩人沿着樓梯一直往下走。12年後，他還記得其時採訪所見：好幾層的防煙門被綑上索帶、無法關門，一路上還有過期的滅火筒，一條已經被完全燻黑的救生梯，以及被遺忘於籠中的狗。

拍攝完，兩人從嘉禾大廈的正門離開，把其他待在門前的新聞行家嚇個正着。有行家在嘟噥：為什麼冼程峰進去大廈了？上司一定問為什麼Cable上到樓、你上不到？

這單獨家新聞，揭露了嘉禾大廈內部的種種防火漏洞，消防處後來積極巡查3百多間卡拉OK場所的防火設備。回想當年，他說自己最初在有線新聞學到的一課其實很簡單，就是努力帶觀眾去看到更多的事。

「公司對你有要求，想把新聞做得更好，帶觀眾看更多的事。而你要怎樣做呢？Cable會教你想多點、走多步，不只是報導眼前所見，要花多點精神去把新聞找出來。」

面對官員和權力部門的說法，更要如此，不斷求證、拼湊真相。「這個官說了這些話，呈現出來不難的，但他們的話真抑或假，有多少是實際（可行）？要去問相關的人回應，呈現所有說法出來，讓觀眾看完之後，由他們決定。」

今年11月底，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提到，強制護老院員工自行到社區檢測中心，每兩星期做一次新型冠狀病毒的檢測。「如果你照搬字過紙報導，大家看完新聞覺得局長也說得對。那麼，業界聲音是怎樣呢？」當時，有護老院表示員工下班後前往檢測，往返、等候過程反而增加感染風險，政府派員到院舍檢測更為合宜。冼程峰訪問兩位業界代表，均指出（員工自己去檢測中心）行不通，會增加風險。

「這是很簡單的fact check。我不是說做了很偉大、很曠世的採訪。有線的做法是，不要只講一方面，要去舖陳整件事——這是basic 新聞101。」

去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冼程峰留守公司留意各區事態進展，與同事、採訪主任和剪片師一起在50吋大電視面前，同時收看10數個現場直播。他們看着同事在荃灣的催淚煙霧中暈倒被抬走，又收到同事傳來不夠電池的求助訊息，作後勤支援。另一邊，他們撰稿的同時，剪片師亦早已記下最好的聲畫時間，幫忙組織。

「每一格代表一個同事在外直播搏命，你會不想辜負現場記者。」做好新聞的定義不只是快，還要準確無誤，冼程峰說，有線記者在示威新聞的操作上盡力做到客觀持平，「不去詮釋發生什麼事——每件事把時間線拉長，事發前後發生什麼事，不單憑一個畫面去判斷因果關係。」

頂着跑新聞的各種壓力，冼程峰跟同事們上班時努力工作，下班後互吐苦水，他說，有一段日子，新聞部真的很快樂。「那時氣氛是真心想做新聞報導——很辛苦，但做到成品，大家很滿足開心。」

Cable還可以是Cable嗎？

在冼程峰看來，製作好新聞有賴整個新聞部的Team work，也靠上司在新聞判斷上的敏銳和膽量。說到有線，行內不時會談到有線的傳奇人物馮德雄。馮德雄在新聞界工作30多年，曾輾轉任職TVB、亞洲電視、商業電台，大多時間在有線工作，為新聞部帶來不少重要的革新——包括推動當時電視台較少做的法庭新聞、調查報導等等。

「當時馮德雄作為Team leader，大家有種『睇佢頭』（看他領頭）的感覺。有些要求你不會想到，是一個很叻的人才想得到。你覺得impossible，怎樣做啊，但想想法子，最後又真的做到。」冼程峰直言，馮的某些提議堪稱瘋狂。2011年日本海嘯，馮德雄讓冼程峰和攝影師沿着海邊一條高速公路拍攝海嘯巨浪，「很瘋狂，但如果做到，會很有滿足感。」

2014年，時任副總裁馮德雄因個人原由請辭。數年之後，有線被拋進易主漩渦中，人事變動席捲新聞部。

2017年3月，九龍倉集團宣布停止注資有線寬頻，並會撤出通訊、媒體及娛樂業務，當時有新聞指出，有線寬頻自2008年起至2017年，連續9年合共錄得16.53億港元的虧損。同年9月，亞視前老闆邱德根兒子、遠東發展主席邱達昌創辦的「永升亞洲」獲批入股有線寬頻，持有約43.22%的有線具表決權股份。由於永升的股東囊括眾多中港地產商，其中不少富商與建制關係密切，這一輪易主，讓輿論憂慮有線新聞的報導空間。

「易主之後沒有即時看到很大的變化。」冼程峰回憶說，最初公司提出投放更多資源做應用程式、大灣區新聞中心等等，他都抱持觀望態度。永升主席邱達昌曾經在訪問中表示，電視業務需要轉型，簡化採訪模式，亦可參考德國新媒體，由公眾提供片段。

自2017年起，有線不時傳出裁員消息。冼程峰說，消息傳多了，大家一度習以為常，裁員的陰影，成了員工的「日常」。

2019年，被稱為有線「一哥」的《有線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榮休，馮德雄回巢接任其職位。2020年上半年，消息傳出，有線新聞刪除六四天安門母親張先玲評論港區國安法的訪問內容。馮德雄接受《立場新聞》訪問，承認他決定剪輯報導，他指當時認為張未必適合評論國安法，這是新聞判斷而非自我審查。而資深傳媒人、前有線《新聞刺針》編輯主任羅淑儀則在訪問中提及，馮回歸的時期，新聞部的互信開始流失；這些改變促使她於2020年初離職。

今年8月，馮德雄突然轉任顧問，新聞部交由外部空降的四人來主管，包括：從有線國際財經台主管來接管新聞及公共事務副總經理的謝燕娜，從有線寬頻內容業務總經理來接管新聞總監的李臻，從有線旗下「香港開電視」節目製作助理總監來接管新聞總監的陳興昌，以及從TVB轉來有線的許方輝。

快樂新聞部的氣氛慢慢轉變了。冼程峰感覺，這大半年來，管理層不再像以前對員工事事開放，記者無從得知一些編採決策。「很多事都關門『密密斟』（私下談）——是不是有什麼要發生了？是不是有新聞做得不好，哪些字要改？透過玻璃看着房裏的人，他們在談整頓新聞、抑或是做好新聞？不知道。」

這一切洶湧浪濤面前，前線記者念茲在茲的是守住自己的陣地，冼程峰說，「公司不論是換老闆抑或有新人加入，同事們都沒有放慢手腳，想用僅餘的資源繼續做好。」然而，今年6月30日深夜開始，港區國安法落實，大家無可避免感受到新聞以外的各種混亂和壓力。

「這大半年的氣氛不同在於多了一種顧忌——Cable還可以是Cable嗎？可以有一句說一句地報導嗎？」看着有線裁員，有經驗的同事又一個個遞信辭職，冼程峰一口氣拋出了許多的疑問。「換走舊人，請新記者、新採主，他們會是怎樣的（做事）路向？一些新人沒感受過以前有線如何做事，能不能照做Cable的新聞？抑或是行屍走肉，報導每天發生什麼事、有聲有畫面就可以？」

「你看有個管理層做『開電視』的訪問，做得怎樣呢？日後打開Cable，仍然會給觀眾呈現新聞，再由觀眾自己決定；抑或換了新人加入，多了其他評論和觀點去影響觀眾的想法？」

今年3月，李臻於香港開電視「八時恭候」節目專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談及鄧如何應對上任壓力、改善警隊與各界關係，引起新聞業界爭議。另外，有線大裁員當日，網上流傳影片，疑是早前李臻專訪特首林鄭月娥時，中間休息時二人對話，林鄭月娥說李臻提問溫和，「怪不得我新聞秘書說好合作」，李臻則尷尬指，接下來會強硬些。

跑了16年新聞，冼程峰認為，記者的公正持平，是不能讓自己的立場觀點影響到一宗新聞，而這正是有線新聞一直在做的事。「這正正就是新聞自由——打開電視的其中一個自由，我可以看到正在發生什麼事。」

對於新聞同行，他有一個老土的寄語：既然入行做記者，大抵不為榮華富貴，如果還能記得入行的初心，就堅持下去。動盪過後，他也還想要留在新聞這個行業，「繼續做記者。不知可以做到多少，可以做多久就多久。」

「小時候，我的志願就是做記者。」冼程峰說，這個理想的開端很單純。小時候，他蹲在電視機面前，看着記者趕赴各個重要現場直擊報導，思疑為什麼電視機會拍到這些畫面？母親在身邊告訴他：「記者報導現在和曾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可能那一刻就入了耳。」這句一直留在他的心裏，「哦，原來記者是這樣的。」

前有線新聞記者冼程峰。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2月1日有線電視台，《有線新聞》新聞部宣布裁員40人，記者們在送別一位攝影師離開。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2月1日有線電視台，《有線新聞》新聞部宣布裁員40人，冼程峰是裁員名單上的其中一人，他拿著紙皮盒離開公司。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2月1日，有線新聞部突然裁約40人，至傍晚，港聞組全數採訪主任、11 記者集體辭職，其後眾人離開有線電視大樓。攝：陳焯煇/端傳媒

前有線新聞記者冼程峰。攝：陳焯煇/端傳媒

「立場姐姐」何桂藍：真正的政治，是在需要你的時刻，你上了枱

端傳媒記者 楊子琪| 2020-07-14

正式成為政治人物不足三個月，29歲的何桂藍在民主派初選贏下逾26000票，按初步結果，她成了新界東選區12名候選人中的「票王」，踏上了立法會選舉的準賽道。她稱自己為「抗爭派」，這一次，入立法會不是為了議政，而是要把議事廳變成抗爭的戰地。

參選前，她是一名記者，不少香港人都記得，何桂藍去年做的兩次直播報道：2019年7月1日，警方所說的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直播這個撤退過程，一名示威者邊跑邊說：「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何聞言，動容哽咽。20天後，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一群白衣人手持武器無差別毆打市民，何桂藍在現場報道，被毆打在地，隨後站起來，堅持直播。

這大概是生在大時代的記者之幸與不幸：報道踩準了關鍵一刻，見證最悲劇的畫面，也影響著運動的走向。兩段影片迅速在香港網絡洗版，不少人被影片所觸動和震撼，某程度上，「7·1」的直播彌合了「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分歧，「7·21」的直播則令香港警隊的問題更加獲得示威者及普通市民的關注。網民甚至做了不同國家語言的版本，讓影片流傳到國外。

時任《立場新聞》特約記者的何桂藍，從此被支持運動的市民稱呼為「立場姐姐」。在她參選前，除了媒體圈中人，市民大多不清楚她的真實模樣。在過往的示威現場，她長髮馬尾、T恤牛仔褲，舉著過熱的電話做直播，靈活穿梭於人群之中；為人率直，討論選題可與人大戰三百回合，再埋首錄音稿把頭髮撓成鳥窩。記者本不會成為新聞主角，可是，不管她願不願意，「立場姐姐」已成了反修例運動一個重要的抗爭符號。

今年初，何桂藍做了一個選擇：摘下記者證，將熒光背心、頭盔、防毒面具束之高閣，捨棄記者生涯，一頭扎進參選從政的苦海——說是苦海，皆因港區國安法壓境，民主派、抗爭派要參選立法會，用她的朋友梁繼平的話來講，就是「等著拿坐監入場門檻」。將近60萬人參與了民主派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晚發聲明指，初選的主辦單位號召否決港府的財政預算案，這構成港區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紅線處處，何桂藍說，明白自己有可能被捕入獄，但並不擔心，她最擔心的，是不久後香港變得和中國大陸一樣。

「不是說言論限制、法律如何扭曲人治，而是現在的大陸是即使你坐十幾廿年監，仍然是沒有政治效應。」何桂藍說，「我害怕的那種香港變成大陸就是，香港人的抗爭變得沒法被這個城市的其他人所見到。」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

去年因做報導而一夜成名，支持和讚美湧至，何桂藍說，她一直感到這些光環和名氣，並不屬於自己。

「太多抗爭者的能量倒在了我身上，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倒在了我身上。」

她仍記著去年七一前一晚，在立法會「煲底」討論翌日行動的年輕人們的眼神。去年她正在歐洲讀碩士，因暑假回港，眼見香港爆發運動，此前一直做記者的她馬上投身報導，成為《立場新聞》特約記者。

「6月30日夜晚我在『煲底』聽了勇武開會，在煲底下的幾千個人，妳經過他們會怒視妳，妳就知道，這群人準備要做很大的犧牲。」

七一凌晨五點，天下起了雨，逗留在立法會附近所有「勇武」青年都擠到了「煲底」，擠得「好似年宵一樣」，人們舉手決議，當天要不要扔東西，一個女孩子舉起手，說不同意。何桂藍跑去採訪她，女孩子解釋完後，忽然說：其實我有想過帶把鎅刀出來，站在警察防線前𠝹頸，看他怎樣衝過來。

何桂藍愣住了：「原來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都會『中』。」自6月15日示威者黃衣人從金鐘墜樓身亡後，香港瀰漫自殺潮，何桂藍發現，原來她面前的許多年輕人，都做好犧牲的準備。

「（女孩說）七百萬人跳樓，林鄭也不會理。凌晨四五點，那個女孩子說了幾句就走了。」何桂藍說，「我就很害怕。」

七一晚上9點左右，示威者果然衝進了立法會，傳言警方要在子夜進入立法會拘捕執法，議會內示威者不斷討論是否要撤離，氣氛高度緊張。午夜12點過後，何桂藍仍留在議事廳做直播，「覺得會有人死，又害怕被趕出新聞現場，就很緊張。」

忽然，一群示威者衝了進來，邊衝邊叫口號：「一齊走！一齊走！」原來是要帶走決意死守立法會的四個「死士」。何桂藍感覺卸下重負，隨即哭了起來，「沒有人需要死，記者也不需要面對在槍口前是否要逃跑的抉擇。我在訪問那個女孩子之前就哭了。」

在示威者抬著「死士」撤退時，何桂藍捉了其中一個女生做訪問。直播畫面沒拍女生的模樣，只聽見她年輕的聲音：「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

何收住的淚水又奪眶而出：「估不到有人真的連命都不要。」

影片在網絡病毒式傳播，震撼香港，受訪女示威者的心聲，讓很多原不認同暴力衝擊的市民一下子同理了年輕人的情緒，某程度上彌合了當時「和理非」和「勇武」的路線分歧。大量市民感謝記者的記錄，「立場姐姐」近乎人人知曉。何桂藍隨後在臉書和講座解釋，示威者在打壓下無法以真面目示人，造就反修例運動「無面孔」（faceless）的特點，因此人們才把焦點和情感放在記者身上。

作為記者，何桂藍說，出名是一種「很大的障礙」。她避開所有採訪邀約，但仍發現自己在示威現場會被熱心的市民圍住。「原來出名對做記者是很差的，豈料之後就有『7·21』。」

7月21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穿上黃色反光背心的她，在直播白衣人毆打市民時，自己也被毆打在地。當日示威者在西環一帶和警方對峙，大量記者留守港島，位處新界西的元朗並無記者，直到尖叫聲透過何桂藍的直播鏡頭傳遍城市，人們才從各處趕向元朗。

何桂藍頭部和背部被毆，她站起來第一反應，是摸摸自己的頭，「沒有『爆（流血）』，就是可以繼續（直播）。」所有認識她的朋友、家人都在「連環追魂奪命call」她，但直到《立場新聞》的總編直接跑到現場拉她走之前，何桂藍仍在做直播，「我一開直播機，我就是一部機器，直播是不能斷的。」她還有另一個理由：「當時現場沒有其他攝影鏡頭。」

很久之後，何媽媽對她說：「其實『7·21』之後我就知道（妳會有改變）。」

她不斷自省，這一年以來，她一直覺得，是因為示威者無法露面，才讓自己吸收了這場運動的「能量」。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我不能他媽的浪費了它）。」

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7·21」過後，有兩件事令何桂藍覺得浪費、或沒能好好理解運動加諸自身的名氣。

2019年9月，黃之鋒、何韻詩等人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遊說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此牽制北京對港政策。黃之鋒與當時在美國的羅冠聰、敖卓軒、梁繼平等人一齊準備遊說工作，何桂藍成為隨團的獨立記者，跟著他們出席許多場合。

隨團赴美之旅令何桂藍發現，美國人對「7·21」事件很感興趣，「你一說『有架subway（輕鐵）上面有啲mafia（黑幫），white shirt man（白衣人）』，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他知道你是victim……那麼所有人都會有興趣聽你說話。」

但何桂藍認為作為記者不應該參與遊說，「因為我是隨團記者，所以我很恪守，我一定不會跟官員、跟任何政治人物說香港（問題）的這個界線。」

聽證會之旅後，她回歐洲繼續碩士課程時，「又發現原來一地都是機會，全世界都很想聽香港的故事，是會捉住你不放的……我就開始知道，原來在國際上說香港故仔的人是很缺乏。」

她去了一趟荷蘭，舊同學對新同學介紹她，說她在香港經歷的事情。新同學問：「為什麼妳的故事沒有gone viral？（瘋傳）」

她開始思考，「外國人對香港抗爭的理解很片面的，但如果整件事可以具象化成一個人，從而令世界對香港抗爭的理解有多一個面向，知道原來香港正在面對中共控制的地方黑勢力的攻擊，即當我們一說烏克蘭，我們會知道俄羅斯很喜歡請那些thugs（暴徒）的。但對於香港這場抗爭，大家是沒有這種印象。」

「我當時就覺得屌啦，仆街啦，我miss了一個很重要的chance。這件事不是我要go viral，而是香港的抗爭出現了state-sponsored的thugs（政權撐腰的暴徒）。」她突然覺得，她本應利用名聲把香港抗爭更複雜的面向傳到國際，「我某程度上辜負了那個名聲。」

愧疚以外，最初她對「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也有抵觸情緒。叫「記者」不可以嗎，為何非要強調「姐姐」？顯得不夠專業。正當她懊惱，卻見一個在廣州做NGO的朋友留言：我覺得叫立場姐姐這個名很親切，每次都會勾起我看香港（示威）直播時的回憶。

這一下她發現，「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我會抗拒其他人這樣理解我，好像當這個名是我，但其實它只是一個集體記憶。對很多人而言，『立場姐姐』就是2019年的那個夏天，幾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畫面中，那個陪著你的那個人、那把聲音。」她說。

去年年末，隨著社運衝突的升級，她對自己所獲得的「能量」有更清晰的體認，亦愈發察覺，這份名氣壓在心頭、日益沉重，終於到了一個位置，她的想法被改變了。

2019年12月21日，示威者在元朗Yoho Mall商場紀念「7·21」事件5個月，警察衝進商場拘捕示威者，何桂藍說，當時警方把防線拉得很遠，記者被擋在遠處。「以前在現場拍攝拘捕，可以拍到他們被屈手、被虐待。然後你發現警察在拉人前會把你推開九丈遠，只能影血漬。」

無法拍攝示威者被捕，這令何桂藍感覺，「政治制度不改變，你很難實踐記者真正的使命。」

「我很認真地想，是不是要直接加入（抗爭）行動。」她說。

從記者到參選，同一邏輯：沒有的話，就自己去做

應該參選嗎？

何桂藍發現，香港朋友對選舉的看法較為負面，覺得是「跳進了一潭污水」，不如留在新聞界。然而，她身邊的幾個大陸記者朋友卻覺得，一定要選。

她說，自己很敬重的中國大陸出身的香港媒體人張潔平對她說：能夠做政治行動時，為什麼不做？

而她很珍視的朋友、大陸記者和行動者趙思樂直接說：妳應該去選啊。

「（她們）覺得大陸沒得做，香港還有，為什麼不做？」何桂藍說。

不過，趙思樂事後回憶，鼓勵何桂藍參選時，她是用「政治腦」來思考，後來「私人腦」令她擔憂起來，在香港如今的政治環境下，「她（何桂藍）會不會被別人打？會不會被人斬腳筋？會不會被人拖進後巷強姦？然後我就跟她說，如果妳真的要選的話，是否應該要想一想安全措施……」

除了安全問題，何桂藍發現，自己要面對，「是否一世都不做記者？」

她是在「佔中」醞釀的年代進入新聞界的。2013年初，反國教運動剛完結，社運氣氛高漲，人們尋求延續運動的方式，普選的討論進入公眾視線，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中」，以爭取落實雙普選。何桂藍加入《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做記者，不料這個網絡媒體在「佔中」前兩個月因政治壓力而結束營運，於是她加入學民思潮創辦的《破折號》。在2014年「佔中」近三個月裏，她每日到現場，「聽『大台』在說什麼，報今日周永康說了什麼、羅冠聰說了什麼、黃之鋒說了什麼、戴耀廷說了什麼……」

這種即時新聞的報道方式，逐漸讓她覺得難以令讀者明白運動的複雜脈絡。碰巧，金鐘發生第一次「拆大台」事件，部分示威者不滿大台上的社運領袖不讓他們上台發言，生起衝突。何桂藍整晚追訪拆大台的人，又訪問大台代表邵家臻、黃之鋒，最終寫了一篇深度報道。

編輯看畢，對她說：其實那些即時新聞妳不用跟得很實，妳有篇這樣的文章更好。

此後，何桂藍每星期寫一篇深度報道，「『嘔』得很辛苦，因為沒人教我。我要自己去想一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對沒有社運基礎的人是很難。」

從《破折號》再重回《立場新聞》，她常把自己關在公司會議室裏，不到夜晚11點也不出來；又與同事爭論選題，執著於她所關注的問題細節。在同行和朋友中，她的「執著」是出了名，她採訪過自己的偶像黃耀明，幾年後在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中，黃耀明為她競選站台，說「領教」過她的「鍥而不捨」。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超乎尋常地偏執的人，許多人很害怕這樣的人，當你見到一個人陷入偏執的狀態，就會覺得她瘋狂了。但如果有人願意，或者好奇我的偏執的原因，他們就會對我參選的決定一點都不驚訝。」

她所「偏執」的，在於香港社會運動的機理（mechanism）。從第一篇深度報道「拆大台」，到之後的本土派流變，再到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她寫最「大中華膠」的內容，也寫最香港「本土」的內容——一切的背後，她說自己都在用香港人的視角，審視這些運動經驗如何可以被本地借鑒、思考、轉用。

曾經，趙思樂覺得何的報道是「間接作為推動運動的工具」，認為她應對公眾更坦誠這一點。比如何過往寫趙思樂的人物專訪，趙感覺自己沒有對方寫得那麼好，而是有更多複雜性。在趙思樂看來，阿藍寫這篇專訪，是想寫給香港人看。不過何桂藍非常不同意：「我不是要將一些信息塞進大家的腦中，而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既定印象時，我會嘗試解構、或是提供更多資訊來complicate（複雜化）大家的印象。」

過去對社運的研究、報道，令她如今得出一個想法：議會必須要轉化，成為輔助反修例運動的力量，而非消耗這場運動。

在運動逐漸趨向的低潮裏，香港在國際牌面上仍是焦點，立法會選舉，此時成了香港的一場新賭局：若民主派能夠奪得過半議席，他們表示將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議會，觸發憲政危機，以民意倒逼國際向北京施壓。願意這樣做的參選人，他們稱自己為「抗爭派」，何桂藍是其中一員。

何認為，在上述情況發生之前，甚至，北京根本不會接受一個民主派過半的立法會，這將逼迫北京「出手」、「出錯」，「承受更高政治代價」。「與其說攤牌，不如說是破局。中共給香港設了一個死局，我們要突破，就要製造一個它不可能接受、香港無法再如常運作（的局面）。」

過去多年，她見證和記錄香港政局，但來到2020年，她覺得已不可以再去等待時局演變，而是迫不及待去親手創造條件。「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朱凱迪出現，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黃之鋒出現......」她說，「我開始有一種覺悟，我自己去試有沒有辦法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出來。以前專題的做法就是我想看一些報導，但沒有，那麼就自己去做，（參選）就是這個邏輯。」

「妳是不是確定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何桂藍有一個好友，是香港本土派青年學者梁繼平，他在去年七一立法會事件裏，站上議事廳枱面、摘下口罩、呼籲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之後回美國繼續學業，某程度上，是在「流亡」，無法回港。這件事深深衝擊何桂藍，她說，梁繼平的志向是回港，她一直覺得梁繼平是最應該學成歸來、推進香港民主運動的人。

何桂藍在三年前專訪梁繼平，梁說與她「一見如故」，稱她為「好了不起的對手」，說自己接受她訪問時，感覺在「打擂台」。

當何桂藍告訴梁繼平自己想參選時，她知道自己已經沒可能再做記者，因為一旦採取了行動者的角色，就不可再回頭做一個真正的記錄者。她感覺參選是一次「跳崖」，「此時不跳待何時？」

梁繼平則勸她：妳冷靜一點，革命是求生不是求死。梁又反復問她：「妳是不是確定自己可以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我當時理解的是：不要縮、不要退，不要以為有得轉行。我以為是這些。現在我終於明白那個意思了，他那種『冇得返轉頭』（不能回頭），是妳一旦做了這個commitment，屌，是政治的承諾。」何桂藍說。

相比記者，政治參與將帶來另一種挑戰和困難。她說梁繼平經常講台灣革命家史明的故事：「朝早就煮拉麵，做十幾廿小時的，夜晚就挑燈寫書，寫了十幾廿年。」

表態出選這兩個月來，她每星期奔波於不同地方的街站，拿麥克風對路人喊話，一喊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她拍影片，嘗試用記者的知識為公眾解說時局。她和團隊開會，要將每件事尋根究底，找出最完美的解決方式。她開始理解到梁繼平說的那種狀態。「妳無法預見妳在哪一個街站見到哪一個街坊，那個變化是細微到平常人是不會察覺到的。但它會在妳身上慢慢累積。」

何桂藍說，自己以前不怎麼與人談論自己，甚至不喜歡拍照，也沒怎麼需要做公開演講。如今，她每天在街站派發印有自己大頭相的傳單，她需要在初選論壇向公眾解釋自己參選的理由，在大大小小的場合做各種演講，面對市民對她的點評、讚美或批評，她覺得一切變化很「理所當然」，甚至，或許現在才是一個真正的她。

過去做記者，她常常要去問不同的人，「哪些事情行不行得通」，如今她每天醒來問自己：今天我做什麼是可以促成這件事？

不少人說，政治是骯髒複雜的，她卻說，自己從身邊的人、從梁繼平身上看到政治「很美好」。

「原來真正的政治不是關乎計算，不是關乎你叻唔叻，不是關乎你有沒有社運CV，不是關乎你如何去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些事。而是在這個運動需要你的時刻，你上咗枱。」

贏了民間初選，何桂藍感覺，「選民做了很清晰的選擇，認可抗爭派路線。」馬不停蹄，她開始擔憂抗爭派未來面對的打擊風險更高，又擔心如果政府最後只DQ一半民主派，會對民主派陣營造成分裂。「跳崖」還未到底，棋局的正式交鋒，還在後頭。

何桂藍。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大圍街站拉票，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到場支持。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7月1日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曾直播這個撤退過程。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7月21日晚上11時，白衣人衝在月台襲擊市民，其後更追打車廂內的乘客。網上圖片

2019年9月17日，香港眾志黃之鋒、藝人何韻詩等人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攝： Alex Wong/Getty Images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將軍澳呼籲市民投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何桂藍。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7月11日，何桂藍團隊在大圍設立街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6月18日，何桂藍在沙田宣布參加民主派新界東初選。攝：陳焯煇/端傳媒

專訪黃之鋒：國際攬炒加速，如何在大國角力下謀香港利益？

端傳媒記者 陳倩兒 | 2020-05-30

幾乎所有人都感覺到，香港正在面對決定性時刻。在黃之鋒看來，這是一場show hand，牌局早已打開，各方盡情曬冷，大量籌碼「唰」的拋出，或虛或實，一時看不清。（註：show hand是一種牌局遊戲，其中可將手上全部籌碼都作為賭注，一局定生死，即曬冷。）

5月28日，全國人大在公布港版「國安法」消息一週之後迅速通過了法案，但執行細節仍未公開；香港時間30日凌晨三點，特朗普召開白宮記者會，直言香港已面臨一國一制，將開始採取措施取消美國給予香港的優惠待遇。「我今天宣布的將影響我們與香港簽訂的所有協議，從引渡條約到出口管制和技術。我們將採取行動，取消香港作為與中國其他地區分開的關稅和旅行的優惠待遇。」特朗普說。雖然他並未表明具體時間表，但消息震撼香港，大量市民凌晨時分收看白宮記者會的直播，有聲音指香港已經很差，不如擁抱攬炒，也有人擔心實際影響，香港會不會在中美拉扯下利益受創。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昨晚都第一次感受到，大國角力是真的會影響香港人的命運，」30日早上，黃之鋒對端傳媒說，他認為這一記者會標誌著「全新的港美關係」，「想不到會在一個白宮記者會聽到總統說現在已經是一國一制」。他說也留意到特朗普並未明言措施什麼時候會執行，「特朗普和北京在拉鋸，你現在也不知道國安法會如何執行」。他今年23歲，從社運街頭到議會選戰再轉戰國際遊說，從政已將近10年，目前是政黨香港眾志的秘書長。

某程度上，這是黃之鋒想像之中的「國際攬炒」，不過一切更快、更狠，棋步亦不一樣。兩個月前，他投書《明報》論述如何以「國際攬炒」應對今年9月民主派一旦奪得過半議席之後的局面——屆時北京很可能推翻選舉結果，成立臨時立法會，而民主派則可以憑藉過半數的民意，以「中港命脈的獨立關稅區」在國際上作籌碼，「把選舉戰線和國際戰線連結起來反制中共」。不料，離選舉還有4個月，北京就提前出手，華盛頓亦以強硬的姿態快速反擊，瞬間，香港被扯入國際角力中。在這場世紀賭局上，到底香港是一名賭客，還是彷如80年代中英談判時期的、牌局上無法吭聲的一枚籌碼？

除非判我五十年

黃之鋒說，他也是從媒體報導中得知人大要推出港版「國安法」。那是5月21日，香港突然遭遇一枚震撼彈，輿論紛紛揣測「國安法」的版本和執行方式，同一天，全國人大罕有於晚間召開記者會，落實了媒體風聲。

「連登有人出post問黃之鋒你走不走，不如你快點走，玩完㗎啦，我有認識的人問我今晚是否需要找領事館的人談談，去避一下，」他回憶當晚，整個香港人心惶惶。問他是否真的想過走佬？他看上去還是老模樣——鎮定、實際、語速快、不易察覺情緒起伏。

「我心想：有什麼好避啊？無端端在裡面stay通宵，難道你要stay一兩三年？傻的嗎？」5月25日，我們在港島見面，他一邊吞嚥all day breakfast一邊快速回答我的提問。他認真道，此刻走佬就意味著「三十年不能回來香港」。

「這代價太大了，」他語氣略沉重，說除非北京點名判他坐牢50年，不然，他還是要留在香港，直面這一場世紀show hand。這其中有情義也有實際的研判。

「我當然知道，港版國安法其實都是那些東西，『拉人封艇』（註：廣東話俗語，即官府抓人，財產也遭沒收），簡單來說就是未來不會有很多異見人士出現，然後封了《蘋果日報》，捉我們去坐十年、二十年，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最糟糕是這樣，但美國都不知道何時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同樣地，中國在全國人大常委通過完法例，他如何在香港做到這件事，我覺得他想不到具體要如何做。」

他語速飛快地分析棋局。在他看來，中美兩國目前可能在曬冷，也可能是在玩嚇唬人的「大話骰」（註：香港酒吧裏流行的骰子遊戲，近似於台灣的「十八仔」，中國大陸亦稱「步步高升」、「吹牛」。）。

這種大國過招，預計還要持續一段時間，而有危就有機。「可能9成是危，1成是機，看你能否博到一成。」

不走佬就做事。北京強推國安法迅速吸引媒體關注。英國、美國、德國、義大利、日本...... 各國記者湧來郵件，問的都是「香港怎麼了」、「港版國安法是什麼」。輪番回覆郵件和電話的幾天中，他抓緊時間和美國國會議員視像會議，交流對香港形勢的最新看法。

「所有的國際關注馬上回到香港了，我很久沒有試過一天有十多個訪問，我是15分鐘一個（採訪）。 」除了接受採訪，他和眾志黨友也分頭投書在各大媒體，「以前要讓一篇香港的文章在外國報紙登是很難的，就算用我的名義亦很難，但（今次）Independent，Washingtonpost，阿聰post了產經，我再post the Guardian…… 其實是將去年累積的牌用盡，看之後能否醞釀出什麼。」

黃之鋒和眾志黨友重整棋步。他分析香港要抓住機會，一在街頭士氣，二在國際遊說，而前者一時難以重返去年運動的局面。「要令一個議題突然間醞釀（很難），而且在疫情過後，其實大家都好生疏，」5月24日，網民發起遊行抗議，黃之鋒在銅鑼灣發現，「（有人）叫大家走去馬路上，大家都會有種很不習慣的感覺」。

全國人大21日記者會的7天之後，英國、澳洲、加拿大、美國發出聯合聲明，指北京推出港版「國安法」將極大損害讓香港獲得繁榮的自治地位和相關制度。與此同時，英國外相歷史上第一次表示，若中國繼續「港區國安法」立法，英國會考慮增加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的權利。

27日，美國國務卿突然宣布香港不再擁有自治地位。三天之後，特朗普就召開白宮記者會宣佈將採取步驟取消美國對香港的關稅優惠。突然間，香港抗爭者言說已久的「攬炒」似乎已經在面前展開，網絡上開始紛紛討論和揣測不同程度的可能制裁和對香港的可能影響，也有一些市民明言香港情況已經很差，不如擁抱「攬炒」。

黃之鋒承認，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局面，香港反對陣營、民主派陣營可能一時都會陷入失語的狀況，「香港民主派可能一時消化不了」。

「以前北京要做一條惡法，我們就盡力去拉倒他，但經過昨晚，大家突然都會覺得我們好像是irrelvant（不相關）的，」黃之鋒說，但他又覺得，面對最新的港版「國安法」，香港本來的反擊之力就很弱，「根本就是mission impossible，你不扯入大國政治，一切就更加沒有可能。」

在中美夾縫中謀香港利益

要在國際上合縱連橫，就要講好香港故事。「我到最近仍被問你們的示威有暴力場面，是否擔心會有中產反對？」黃之鋒說，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人們來說，選舉是最容易理解的「民意」：「我就說我們（在區議會選舉中）已取得85%的議席，所以民意站在我們這邊...... 嚴格來說，香港去年沒有silent majority。」

他反應快速，天生好口才，作為眾志這個年輕政黨的秘書長，近年他和黨友著力在做的，其實更像是政治公關和遊說。他們配合街頭運動的趨勢，利用臉書、twitter 和各大媒體闡釋、宣傳香港運動，甚至到美國、英國、德國作分享，連結當地政客。除了香港以外，眾志亦有黨友敖卓軒在華盛頓作遊說，而熟稔日文的周庭近年則主打日本線。

傳統民主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香港民主進程的希望寄託於北京，拉攏英美對他們而言，絕非明智之舉。老一派政治人物，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90年代作國際遊說之時，既為香港爭取利益，同時也賣北京人情，努力遊說美國國會放棄制裁中國，並且要給予機會中國加入世貿，寄盼中國在改善經濟之後深化政治改革。

「不要觸碰北京神經，留一些空間，這是老一輩的想法，來到習近平時代，一連串的DQ，13+3（新界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 我們早已經放棄老一套想法，」黃之鋒說。他亦分析，老一輩走出國際的香港政治人物，是大律師、官員、議員等，直到近年，如他一樣社運出身的年輕一輩才走到了國際舞臺。

2015年，黃之鋒跟著李柱銘、戴耀廷等第一次赴美連結，第二年，他便開始了一個人的訪美之旅，見了四位國會議員，既有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民主黨人佩洛西（Nancy Pelosi），也有兩位共和黨人湯姆·柯頓（Tom Cotton）和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這兩位共和黨人當時正聯名提出《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而魯比奧一直主張強硬的對華戰略。

不過，當時香港街頭沉寂，華盛頓對香港的關注也不鹹不淡。自雨傘運動後2014年被提出的《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隨後五年再沒有進展。2018年年初接受端傳媒訪問時，黃之鋒對國際遊說的想法是：面對中國崛起，香港民主運動需要連結美國等力量以作制衡，有沒有效果不好說，但「做住先實無死」，這一年，眾志外訪了十幾個國家。

2019年的夏天顛覆了一切。《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史無前例的浩大運動，面對港府長達數月不作回應，而北京同樣態度強硬，努力爭取國際支持成為許多抗爭者的共識，香港集會上示威者揮起美國、英國國旗，在海外的港人也舉辦集會、遊行，給元首發聯署信。美國國會加速《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的審議，這一法案獲得跨黨派支持。9月中，黃之鋒和羅冠聰、何韻詩等一同訪美參加相關聽證會，兩個月後，眾議員通過了參議院版本的法案，1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法案。

「不是親美或者親英的問題，誰讓他們是大國，他們影響着香港命脈，」黃之鋒表示。他們的策略是，中國愈發捏緊香港命脈，收緊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自治空間，那麼他們就要爭取確認其他大國同樣緊握香港的要害，以求多方制衡。甚至到一個階段，不惜以自身的利益押注，「國際攬炒」。

倘若一虎在山，再引入另一虎，如何確保兩虎相爭而香港得利？

黃之鋒承認，眼下就是一場賭大小，他研判美國很難「全面取消香港特殊待遇」，也暫時不會出動殺傷力最強的措施去影響聯繫匯率，但將局部取消特殊待遇，特別是針對軍民兩用科技產品的貿易，他預料這將會給香港IT業界帶來影響，但認為是在可承受範圍內，而反過來，就要看北京如何接美國的招。

命運自主？

「攬炒」曾經離黃之鋒很遠。

五年前，香港民主派還在低氣壓中開拓著不同光譜的路，他們想像著從2015年到2047年，還有超過30年，香港有哪些路可以走。雨傘運動過後，黃之鋒很快決定和學聯出身、同為學生領袖的羅冠聰一起組黨，取名眾志，延續雨傘時「命運自主」的精神，提出民主自決的政綱——讓全港市民在2047前以公投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一國一制、維持現狀和香港獨立都可以成為選項。

這一綱領有別於緊守一國兩制的傳統民主派，但相比當年湧現的例如本民前等本土派政黨，仍被批評為過於溫和討巧。廣泛意義上的民主派當時蓬勃生長，又各有區分，搶奪選民。很快，代表本民前出選的梁天琦被裁定立場有違《基本法》，被取消參選資格。儘管如此，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中，非建制陣營仍在70席中奪得30席，其中眾志聯同朱凱廸 等民主自決派共奪得39萬選票，還不夠年齡參選的黃之鋒為羅冠聰助選，羅黑馬跑出，成為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

眾人一度預料，香港前途問題，可能被帶入立法會中公開激辯。

「現在說自決已經是out of context（離題），還說2047自決？能否度過2020都成問題。」四年之後，黃之鋒下了這個判斷。眼下的香港，民主派眼前似乎已斷了分岔路。政綱清晰的政黨政治已不存在，藍黃對決，中美角力，香港的生死，似乎即將在2020年投入決戰。

上一屆立法會選舉後，羅冠聰、梁國雄等六名民主派議員很快陷入宣誓風波，在人大釋法之下被取消了議席。隨後，投入補選的眾志周庭也被取消參選資格，選舉的紅線從本土派完全蔓延到了民主自決派。失去了議會這個主場之後，眾志轉戰網絡戰和國際遊說，但現在，港版「國安法」又來了，國際遊說之路也可能被斷絕。而在中國官方媒體眼中，黃之鋒已經從2014年的「佔中帶頭者」變成2019年的「『港獨』組織頭目」。

被嚇大的黃之鋒看上去還是挺鎮定。「永遠都是大國之間的角力，如何取得自己新的位置。」說起未來國際遊說的策略，他這麼說。黃之鋒承認，過去以兩個星期，「國際遊說正在以十倍的速度發生」，接下來，眾志亦需要花時間重整在新一輪大國角力中的立場和策略。

眼下，大國輪番出招，香港的未來一時間似不在掌控之中。逃離香港、移民他國的情緒瀰漫全香港，而另一邊，抗爭者中愈發湧現「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想法。黃之鋒說，也有人認為他太溫和，問他為什麼不直接在國際上遊說香港獨立？

他的回應還是很實際——

「這是一個國際認受性的問題，我覺得現在國際社會未有基礎接受到香港叫獨立，他們全部都拿着中英聯合聲明的條約去夾北京，你很難令他去override on（蔑視、廢除）一個international treaty（國際條約）去支持香港，正如北京已經override了一個international treaty。」

受制於北京，牽扯於國際，他們爭取多年的香港「命運自主」在2020年從何談起？黃之鋒說，國際政治很殘酷很實際，香港在其中，「好聽點是槓桿，不好聽就是棋子」，但無論稱謂如何，他要做的就是讓香港這個關鍵詞持續升溫。「要讓香港成為全球外交政策中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如果香港不成為新冷戰下各國來使用的槓桿，那香港得到的會更少。」他說。

（端傳媒實習記者鄺泳珊對本文亦有貢獻。）

2020年5月25日，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前夕，黃之鋒站在金鐘一幅有白色油漆的牆前。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5月27日，黃之鋒、羅冠聰及張崑陽在網上直播回應國安法。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7日金鐘，剛出獄的黃之鋒現身立法會一帶鼓勵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9月18日，黃之鋒、羅冠聰、何韻詩及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等人召開記者會，宣布國會即將審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攝：Pablo Martinez Monsivais/AP/達志影像

2014年10月4日，黄之鋒在金鐘佔領現場。攝：Tyrone Siu/Reuters/達志影像

流亡者鄭文傑：選擇這條路，是為了做自己，說人話

特約撰稿人 姚子由 端傳媒記 者丁曉舟 | 2020-06-22

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之前，鄭文傑就下定決心，不回香港，不回中國了。

他今年29歲，曾任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據鄭文傑講述，他去年8月在西九龍高鐵站內地口岸區被截停、押回深圳審問，並被迫簽下認罪文件。直到11月20日，他公開上述經歷，輿論沸騰。10天後，他和女朋友憑著英國發出的工作假期簽證，從台灣抵達倫敦，此刻正等待英國政府的政治庇護申請，如無意外，6月底就有結果。

疫情瀰漫全球，他近來一直困在倫敦家中，但只要說起未來的計劃，就非常興奮：他將發起一個港僑團體，服務在英國的香港人；他準備和流亡德國的黃台仰，身處華盛頓、去年七一佔領立法會的梁繼平，一同發起一個香港流亡者團體；更進一步，他計劃和一些人共同發起一個「影子議會」，成立一個有別於香港立法會的，「真正反映香港人聲音的」民意機構。

他說，這是他掙扎之後的決定，做一個流亡者，是艱難的，「最壞的情況，是預計一輩子的」。

倘若去年8月的一切沒有發生，此刻鄭文傑或許仍在香港，是他口中的「中產打工仔」。據他講述，他在去年8月8日赴深圳出差，返回香港時在西九龍高鐵站內地口岸區被截停，後被押上高鐵送回深圳，在福田派出所、羅湖派出所、羅湖拘留所及「聯合辦案中心」被多次提審，並被施以「老虎椅」、手腳需要長時間維持固定位置致血液無法流通、用銳物打關節處等酷刑；他稱，提審他的為國安人員，主要拷問他英國領事館在香港運動中的角色、他本人在運動中的角色以及他和一些示威者的關係；最終，他被迫簽下多份認罪文件和拍下兩段認罪影片，承認自己「嫖娼」和「背叛祖國」。11月20日，他在臉書上公開上述經歷，BBC、《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同時發出報導。

現在回頭看，鄭文傑更明白，去年11月他選擇了一條不歸路，「被放逐的感覺」後來始終伴隨著他。他發表了公開聲明，斷絕和家人親戚的關係，因為一些痕跡讓他感覺，香港的父母受到了威脅。對於他所公開指控的，質疑或攻擊無處不在。《文匯報》指他不是被國安拘押，而是在深圳「嫖到失聯」，也有聲音指他是為了獲得英國身份，編造故事。近日接受BBC Hard Talk節目訪問時，主持人的追問的則是——「你是間諜嗎？」「你是忠於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屬於中國的香港？」

烏雲壓境，「被放逐」的經歷並非鄭文傑獨有。去年在台北的時候，他見了林榮基，兩人約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林榮基帶著口罩和鴨舌帽，繞著咖啡館走了兩三圈，確定沒有可疑，才來和鄭相認。兩人回憶起在中國大陸被拘押的經歷，發現審訊時都被警告過一句相似的話：「我們對十三億人是民主的，對你就是專政的，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因為你是我們國家的敵人。」

抉擇

剛剛被放回香港的時候，鄭文傑也終日戴著口罩和鴨舌帽。去年8月24日，他清早走出羅湖拘留所，被國保人員送去羅湖口岸。接下來幾天，他不敢回家，一直待在朋友訂的香港酒店。他稱，國保人員曾威脅他，如果說出遭拘禁的真實原因，隨時將他綁架回大陸。他想起林榮基，想起銅鑼灣書店事件。

2015年12月30日，書商李波在香港突然失蹤，在沒有回鄉證的情況下「返回」內地，而更早之前，他所在的專售政治禁書的巨流出版社及旗下的銅鑼灣書店，有四名同事先後在大陸、泰國失蹤。不久，五人先後登上中央電視台、鳳凰衛視承認不同罪名，其後桂民海長期被拘押，於今年2月被判刑十年，其他人陸續返回香港，李波等三人從此噤聲，不再接受傳媒採訪。只有書店店長林榮基失蹤8個月後，在香港召開記者會說出拘留經過。林此後承受極大壓力，在去年《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之前隻身前往台灣，表示從此不回香港。

家人不希望鄭文傑做第二個林榮基。他出身基層，從小在公屋長大，父親是地盤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他失蹤期間，姐姐和女朋友到處奔走，去香港警署報案，派律師連續數天去深圳每一個拘留所找他，他失蹤13天後，家人在臉書上表示律師找不到鄭文傑，其中在羅湖拘留所，職員曾說鄭文傑關在這裏，但打電話請示之後卻說系統上查無此人。

「她（女朋友）最擔心的就是我再消失多一次，」鄭文傑說，他很快做出決定，無論是為了爆料還是為了人身安全，都不能再留在香港。考慮到自己曾在台灣上大學，女朋友也是台灣人，他決定先和女朋友赴台。

離開香港前，英國領事館的官員用了三天時間，和他仔細復盤在大陸15天的拘押經歷。英國駐華大使館安全部門的人員也專門從北京趕來香港，聆聽整個過程。他和領事館協議決定，此後不再適合在領事館任職，先放兩個月有薪假期，再辦離職手續。他沒有和家人透露自己離開的決定。臨行前一天，他請父母和姐姐在屋邨樓下一起喝早茶，吃著鳳爪排骨，閒話家常，像平日一樣。

但抵達台灣不意味著身份問題解決了。他一度想向英國政府爭取居英權，在他看來，他在大陸被拘押的經歷，英國需要「負上一定責任」，但英國領事館方面態度冷淡。此時，在公眾領域，人們只知道鄭文傑在高鐵站失蹤15天，內地公安一度發布公告指他在深圳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香港運動當時如火如荼，他失蹤的消息很快被其他新聞覆蓋。

為了保護自己，鄭文傑決定先「留下一些record」，萬一出事了，「希望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他找到了BBC、《每日電訊報》和《華爾街日報》三家英文媒體的記者，做了訪問拍下影片，但考慮到安全以及和英國領事館的談判，他讓記者暫時不公開報導。他也開始每天回憶拘禁經歷，把細節統統記錄下來。

和英國領事館的談判拉鋸了兩個多月，到了11月4日，有薪假期過完了，他正式離職，但英國方面始終沒有答應給予居英權，最終提出為他和女友辦理兩年工作假期的簽證。鄭文傑不想再消耗下去，接受了，但心底始終沮喪，因為他本來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英國的工作假期簽證是他本來就可以申請到的。

不過，英國處理簽證時的態度讓他更加失望。 他對端傳媒表示，英國政府處理簽證的部門先是要求他回香港，或是去泰國、韓國等第三國進行肺結核檢測，後來又提出他女朋友需要抽籤來決定是否得到簽證。「我非常生氣。當時我就想，你明明已經答應了我不需要回到香港去做，那我如果去泰國，當時有桂民海事件，為什麼內政部的一個人員會讓我去泰國呢？」

孤身無援，鄭文傑和女朋友決定不再僅僅依靠英國政府。「不如我們直接斬釘截鐵當我們得不到英國政府的協助，轉而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援。」兩人決定公開一切，「應該做最壞的打算，在這件事上，不應該對英國政府有任何的期望。最壞的情況就是，要留在台灣。」

11月20日，他公開了經歷。除了他個人遭遇之外，輿論更關注的是，他聲稱在深圳拘留所中看見一些香港人被跨境帶到深圳審問，並有國保人員對他承認有香港抗爭者在深圳被關押。對此，香港政府和大陸政府並無任何回應。

公開一切的前一天，鄭文傑把手機、電腦都送走了，接下來三天幾乎與世隔絕。他害怕電子產品會讓自己被追蹤，也擔憂爆料會帶來難以預測的各界反應。「我跟我的女朋友和親友講，未來三天不要看消息...... 很難預計到效果和反應是怎樣，是一個很巨大的壓力。」

三天之後，鄭文傑再次打開手機，海量信息在他眼前炸開。英國外交大臣發表了一份措辭頗為嚴峻的聲明，指鄭在中國被拘捕期間被“torture”（酷刑），他已召見中國駐英國大使，「表達了我們對鄭文傑殘忍和可恥遭遇的憤怒」，希望中方調查此事，追究責任人，同時強調「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正在協助鄭文傑和他的未婚妻，其中包括協助他們來英國。」

另一邊，各種消息則指控他是去深圳嫖娼而被捕。內地社交媒體上流傳一張一名裸露上身的男子和女子蹲在地上的照片，網民稱這是鄭文傑嫖娼被捕的現場，後被查實是台灣《壹週刊》2018年一篇報導中所援引的照片；深圳羅湖警方公布了他接受審訊及出入按摩場所的視頻，但網民查實該場所實為羅湖區營業多年的「麗水雲間休閒會所」，據影片所見有一家大小進出，而該店在事發後正常營業。

鄭文傑否認了嫖娼的指控，但消息一直傳不停。2016年，林榮基公開爆料之後，《星島日報》專訪了一名內地女子，她指自己是林榮基女友，林曾答應她與妻子離婚，她稱被林欺騙感情和利用，代林把香港書籍轉售到大陸。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相同經歷，但最後決定不講。」鄭文傑說，要不要公開一切，其中牽涉大量現實的考量。他想，在所有曾經有過相似遭遇的人中，他或許是相對幸運的，因為「相對有更多資源和能力去講出自己的經歷」。

「那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他們沒有其他選擇，」鄭文傑說。今年1月，支援抗爭者的組織「國難中醫」一名成員傳出失蹤，其母親在香港召開記者會稱兒子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中醫，1月8日凌晨在宿舍被帶走，音訊全無。至今六個月，公眾仍未知道這個年輕人的下落。

認識中國

鄭文傑認為，自己被中國政府盯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來他當時任職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原本崗位為蘇格蘭發展局，粵港澳大灣區計畫啟動後，他經常跨境去廣東省為蘇格蘭尋找商機，在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後，領事館委派他在網上蒐集各種示威活動信息。二來，在業餘時間，他參與合法集會遊行，並認識一些前線示威者，其中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示威者是他的朋友，這名示威者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被香港警方拘捕，而他的家人在深圳。

去年8月8日早上，他坐高鐵去深圳出差，以領事館職員的身份出席一個商業會議。會後，他去拜訪了那名大陸示威者的家人。該示威者當時正在香港取保候審，急需生活費，其家人托鄭文傑帶一些錢回港交給這名示威者。

「本身應該在香港的國保國安線眼已經留意到我，但是迫使他們立即要行動我覺得那件事（大陸示威者）是一個直接的導火線。他出事時在中聯辦門口，然後他被香港警察拘捕之前是有和我見面的，所以誤導中共政權有懷疑他是不是受到我指使，甚至是英國政府指使，」鄭文傑說。他強調，他當時在工作中僅僅是為領事館蒐集示威信息，而這些工作與他在業餘中參與集會並無關係。

對鄭文傑的工作性質，英國領事館的聲明僅表示鄭是領事館蘇格蘭國際發展局僱員。BBC去年11月20日報導中援引英國政府消息指，鄭文傑當時的工作不涉及任何運動指揮，僅僅是「純粹觀察」（purely observe），而觀察工作是許多領事館都會做的。

「你是某種意義上的秘密間諜嗎？」近日，接受BBC節目Hard Talk的採訪時，主持人問他。鄭文傑否認之後，主持人窮追不捨：「你不覺得這有利益衝突嗎？作為香港居民參與運動，但其實在為英國領事館蒐集信息？」鄭文傑回答：「大使館對我的指引是，作為香港居民，你有權利和自由參與合法的遊行。」主持人又問：「你首先忠於英國政府，還是主權屬於中國的香港？」鄭文傑回答：「我首先忠於的是香港人。」

讀書的時候，鄭文傑很關心中國，是典型的「大中華膠」。

2010年，他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讀大二，申請去北京大學做交換生。當時胡溫主政，兩岸三地的關係仍未有今日這般緊張。在這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受美國媒體CNN專訪，談及政治體制改革，鄭文傑留意到這個訪問，還在讀大學的他感覺，溫家寶的形象「好開明」。

「就算他是影帝也好，他要做場戲都已經進步了不少。」鄭文傑感覺，「中國內地的年青人在經濟發展之後，他們會擁抱一些比較自由的思想」。

在北京交換的幾個月，他確實有了不一樣的體驗。他好奇中國大學的政治課如何上，專門去人民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聽課，發現「不是所有老師都在歌功頌德」。有同學特地帶他去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學校參觀——這些學校為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開辦，當時剛剛關停了一批，來自北京不同高校的學生，週末時就去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做志願者。那陣子，北大法學院博士、「新公民運動」的召集人許志永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遭到官方阻撓，未能入圍候選人名單，最終北京郵電大學校長、中國「防火長城」主要設計者方濱興成功當選，北大校內熱議紛紛。

後來的幾年，鄭文傑關注著自己曾經感受過的北京如何一步步改變。打工子弟學校的生存空間一步步縮小，北京政府發起了「清理低端人口」的行動。2014年，許志永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獲刑四年，2020年2月，他又因一封勸習近平退位的文章，與外界失聯，2月15日被逮捕，據報導他家人6月20日才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書。而在大學校園裏，不斷有大學教師因課堂或網絡言論，遭學生、網民舉報和起底。

鄭文傑曾經感覺，舉報、失聯、拘捕，這些事情離在香港的自己很遠。畢業後，他成了一個「中產打工仔」，下班後去健身，睡前打遊戲或看看電影，週末回父母家吃飯。即便面對洶湧的反修例運動，他說，自己也只是一個「後台的支援角色」，除了幾次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遊行集會，最多參與了佐敦連儂牆的維護工作。

如果沒有發生去年8月的一切，他本沒有計畫走得更前。

整整十年前，他去北大之前，給北大學生帶去了一些台大的紀念品，還在其中捎了一封信，分享自己的成長經歷，為什麼熱愛政治學、在香港與台灣生活的體驗等等。信的末尾他寫道：「如果對中國仍有一份熱誠，除了在台大用遙望鏡看看對岸之外，是沒有理由不往之走一趟，親眼了解她的真實，來驗證港台的經驗。」

直面黑暗

2020年5月，鄭文傑下定決心，此後留在英國，不回香港了。最近，他在英國參與遊說，著力的是反對即將落實的港區國安法，以及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爭取更實質的權益，包括工作權等。

不過，有了去年和英國長達三個月的拉鋸經驗，他認為，對英國政府要「睇定先」（先看定一些）。「當時兜兜轉轉與他們談判了三個月，他們都是給很多很模糊，模稜兩可的答法，盡量令你覺得很滿意，或者充滿期待，但結果其實不是，」鄭文傑說，他也留意到，英國政府最近對香港問題更關注、態度更強硬，但他的心態一直是，「我們的期望不要太高、太急、太快，英國政府一定會比我們預期的慢和溫和」。

周旋大國，拉動角力，並非一蹴而就。去年11月30日，鄭文傑和女朋友拿著英國政府的工作假期簽證，抵達倫敦。他沒有找全職工作，而是馬上投入遊說，先去見英國政府和議會的不同持份者，一遍又一遍地複述自己在深圳被審問的經歷。

「他們像一個輔導老師，『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接著我就說，他們問問題我就回答......我不會難受，反而覺得說出來會好一點。」他感覺，這樣一遍遍地說，像一種心理輔導的過程。

他很想念香港和家人，有一陣子曾經想過，不如索性回香港，「正面去和建制派迎擊，正面去面對一些親北京媒體的指控」。他原本所屬選區的區議員曾經問他，是否考慮回港參與9月的立法會選舉，這樣也可以和家人團聚了。

掙扎好幾個月之後，他還是決定留在英國。他認為，接下來國際遊說會比議會選舉更重要，而在海外，公開身份、直接露臉的流亡者並不多，他這個身份，留在海外「更有用」。

「國安法之後，我更加確定了我不應該回去，」他說。

他沒有和家人說過這個決定。他們斷絕了聯繫，只有偶爾通過區議員，了解家人是否平安。其實早在斷聯繫之前，他和家人的溝通也只限於日常生活，「他們不敢主動問太多，有可能擔心安全，可能擔心給我添麻煩，也有可能事情太複雜了，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未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次見到家人。「什麼條件下回去？我想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政權產生系統性的改變。如果有一天我們回來，我們就會將民主自由帶回來。」他說。

他還是不時做惡夢，夢見自己再次被捕，「幾個國保人員第二次審訊我，我很恐慌，我知道我沒有第二次機會了，如果我再被捕一次我就不可能再出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真正擺脫這個夢魘，或許不能擺脫，只能直面。

「我選擇這條路，就是為了做自己，說人話，」鄭文傑說，他選擇了一遍遍說出夢魘，「有些事情你可以說是很黑暗的，但起碼你首先知道那件事是黑暗，然後你自己決定你是否stand against它（對抗它）。」

（實習記者李智賢對此文亦有貢獻。）

2019年8月21日，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有集會聲援鄭文傑。攝：林振東/端傳媒

鄭文傑在英國倫敦。攝：姚子由/端傳媒

鄭文傑。攝：姚子由/端傳媒

專訪人權大狀戴啟思：公義並不要求把全部人告到最盡

特約撰稿人 紀羽舟 | 2020-12-08

1984 年，悶透了英倫大狀生活的Philip Dykes 來到英殖香港，翌年 5 月加入律政司署，政府的語文主任循例給這個才 30 歲出頭的英國新丁取中文名，諧姓氏Dykes的音，叫「戴啟思」。

當時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不久，香港正處於主權移交過渡初期，法制銜接是一大重點，果然有意思得多。

1989 年六四事件後，戴啟思已經是助理副檢察長（assistant solicitor general），帶領團隊負責起草《香港人權法案》，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1997 年之後，繼續通過本地法律予以實施。英方視該法案為六四事件之後安定人心的一帖方劑，北京則認為這是衝著中方而來的掣肘。

紛紛擾擾，撤了三個條文，但算算總賬，那一回合，法律贏了。戴啟思說，「看著法案實施，而且完成得那樣快，真是興奮。」

戴啟思大概沒有想到，35 年之後，在香港這個暫居之地，他成為法治之義的代言人、捍衛者，並因此討了政權的大厭。而當年他有份參與起草指定的《香港人權法案》，面對2020年全國人大 41日急速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只能草草敗北。

2020 年 8 月，戴啟思帶著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香港刑事訴訟條例》上高等法院，為國安法下第一個被檢控的市民唐英傑申請人身保護令和保釋。這一回合，戴啟思輸了。

自7 月 1 日參加示威被捕，唐英傑被控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法庭根據港區國安法第 42 條和刑事訴訟條例第 9 條，不准保釋。唐面臨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香港人權法案》草案中被北京拋掉的其中一項條文規定是：香港所有先前法例，與法案抵觸的部分予廢除。

2020 年，全國人大常委在《港區國安法》中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

《基本法》大還是港區國安法大？審理唐英傑申請的高等法院法官在判詞中表示，目前香港法庭還不需要處理這個問題。

「國安法對法律專業的影響，你將會在庭審中陸續看到：律師如何上庭抗辯，哪一種對國安法的解讀才是可被接受的版本……」戴啟思說，「我們並不總是樂於接受政府對這部法律的闡釋，我們的工作是保障委託人的權益。」

知易行難，戴啟思做了 30 多年。

九十年代初，港府編制開始本土化，律政司的高職轉為華人擔任，戴啟思心想未來升遷無望，轉為私人執業。

1999 年，戴啟思參與「吳嘉玲案」，為港人所生的無證兒童辯護，香港終審法院判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無論是否婚生、是否生於香港，都有居港權。終審判決後，全國人大常委在時任特首董建華提請之下，第一次主動解釋《基本法》，推翻終審法院判決，引發了香港法律界首次「黑衣沉默大遊行」。

2004 年，戴啟思為公屋居民盧少蘭婆婆入稟高等法院，以司法覆核阻礙房屋委員會分拆其商場物業及停車場，以「領匯」（現名領展）上市。雖然官司最終敗訴，但此案成為香港反抗公有資產私有化的重要案例。

近年，戴啟思為立法會宣誓風波中被褫奪議員資格的梁頌恆、游蕙禎、羅冠聰辯護，後來又為參與2014 年爭取雙普選的佔領運動而被檢控的「佔中九子」之一的鍾耀華辯護。

成為人權大狀好像是順理成章的事。戴啟思說，以前在律政司署負責人權法案的工作，也為政府的法律政策提供咨詢，積累了人權、公法事務的專長，而且自己對這方面的案子也有興趣。初期，不少奠定「人權大狀」地位的案子都是通過政府的法援計劃接下來的，比如「吳嘉玲案」、「越南船民居留權案」。

戴啟思說，一開始在法援案件中，他有時代表政府，有時代表法援申請人，甚至代理過一些「我個人來講不會很重視的案子」（I personally won’t think great deal about）。他指出，大律師必須遵守 “cab-rank rule”，亦即不可拒聘原則，大律師面對法援案，如的士司機面對街邊招手的乘客，只要符合資格、時間能夠安排、可以得到合理的報償，都必須接下案件，不得挑揀。

「但過去 15 年，我都沒有代表過政府，那就主要是代表法援的申請人了，」戴啟思說。為何？「那你得問政府去。」

案來便辦，依法維權，看來理所當然，但當律師的委託人要面對的是政權，當一些案件反映著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如在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戴啟思及其他維權律師，便被擺上了與政權「對著幹」的位置。

戴啟思是回歸之後，香港大律師公會的首位非華人主席，也是在任時間至今累計最長的主席。這個公會成立於1949年，是代表香港1500多名大律師的專業團體。

戴啟思記憶中，公會與北京關係最好的時期大約是回歸後那5年。「我作為公會的成員、之後作為它的主席，參加過很多到北京的交流活動，那時候對方是有意和我們交往（engage）的」，「那時我們每年都會去北京一次，也會接待從北京來香港的人。」

雖然這些交流相當官式，沒有什麼實在的東西談，「但重要的是有交流」。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公會的年度訪京項目暫停，隨後短暫恢復，但在2018年戴啟思再任主席以來，就沒有再進行。同樣在2018年，公會與北京大學合辦近8年，並獲國家及校方支持的普通法課程，也無限期被停辦。

作為親中報章所指的「抗中亂港分子的『御用大律師』」，戴啟思在公會主席任上，多次就香港的政治與法律爭議發聲，包括批評選舉主任審查選舉提名、DQ 候選人的權力形同「政治篩選」。有批評指，是戴啟思的掌權搞壞了公會與北京的關係。

「我們是敵對目標嗎？我不這麼認為，」戴啟思如此回應，「我認為北京知道香港的法律基建非常重要……所以我不認為那中間是一種敵意。可能北京覺得大律師公會有點太大聲太自信了（a bit more voal and assertive than we should be），但你知道，我們只是在做我們的工作。」

吳嘉玲案後的20多年，香港法律界一再舉行黑衣靜默遊行：2004年全國人大就特首任期的第三次釋法、2014年北京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白皮書、2016年全國人大為褫奪民主派議員席位而就議員宣誓要求進行的第五次釋法、 2019年港府搶推《逃犯條例》修訂、 2019年反對政府政治檢控、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在這些遊行隊伍的前頭，人們總是可以一眼見到戴啟思。

儘管《基本法》列明香港最終在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上要達至普選，但並未列明時間表。過去15年來，香港進行過多次政改，嘗試推進普選進程。在這個議題上，大律師公會的立場是堅持《基本法》保證最終實現普選，面對北京對提名參選的種種限制，提出反對、表示遺憾、警告有關做法將損害香港的司法、不符合基本法對香港社會的承諾等等。

2014年，全國人大針對特首選舉推出「八三一框架」，被視為是有篩選的普選，香港政改再次陷入中斷，雨傘運動隨後爆發，人們走上金鐘、旺角、銅鑼灣的馬路，以違法達義的方式，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

在戴啟思看來，在2014年的歷史時刻，公會，或曰香港法律界，與北京的蜜月基本結束了。在後來的香港，特別是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法治」愈發成為管治正當性的兵家必爭之地，本地開明法律界成為地方和中央政權必須移平的「三座大山」之一，作為大律師工會主席，戴啟思比其他維權律師更站在風口浪尖上。

這一年來，不少港人忙著移民。居港35年、已經 67歲的戴啟思說，自己也快到該退休的時候了，那走不走？他笑著反問，「你很想我走嗎？」

戴啟思說，留在香港多年是因為覺得在這裏有發揮自己專業的空間。今年7 月底，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完結之際，報名參選爭取連任法律界議員的郭榮鏗被取消參選資格，戴啟思臨陣上馬替戰。他回憶說，得悉郭榮鏗將被取消參選資格後，他並沒有很多時間考慮要不要出選，「但沒時間的好處是，你必須全神貫注去思考一件事並作出決定，我覺得我能做，那我就去了」。

結果，「我只做了36個小時的候選人」，他笑道。7月31日，香港政府在取消數十名民主派參選人選舉資格之後，即以避疫為由，宣布推遲選舉一年，同時現屆議員可留任一年。然而，3個多月之後，郭榮鏗和其他 3 名留任的民主派議員一道，被全國人大常委一紙決定褫奪議席，觸發其他15名民主派議員總辭抗議，香港議會進入空前的「愛國者治理」時期。

假若明年立法會選舉如政府承諾那樣舉行，戴啟思表示，這一刻已經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上陣參選。

「因為政府新近產生的對愛國主義的熱情，而且他們在討論要修改誓言。人們根據《基本法》104條立的誓言是比較中性的，我比較擔心現在說要修改誓言，讓它更『愛國』的講法。如果是這樣，我可能無法作出這樣的宣誓。」他指出，根據《基本法》規定，非中國籍的香港市民也是可以進入香港議會的。

說罷，他突然隨手從左邊西裝外套口袋抽出一本袖珍本的《基本法》——多年以來，他總習慣在西裝口袋放一本《基本法》，他翻到第 67 條讀起來：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組成。但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

「現在的（立法會）誓言是一個外國人可以立下的誓言，但令人擔心的是，誓言可能會被改到一個外國人無法憑著自己的良心真誠宣誓，」他從小冊子中抬起頭說。

在港半輩子，走到2020年，香港風雲變幻，原本的體制，每一秒可能都會發生無法預料的巨變。明年初，大律師公會又將迎來換屆選舉。這一刻戴啟思肯定的是，明年他不會再做公會主席了。他今年67歲，他日退休，理想生活就是在寧靜的書齋裡面研究古英文，地點未詳。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特首林鄭月娥在9月1日公開表示，「香港沒有三權分立」，並舉例指法庭儘管有司法獨立，但在資源上必須受到行政機關和立法會機關的支持和限制，才可以繼續審判工作，說香港是「行政主導體制」，你如何看這個說法？

戴啟思（以下簡稱「戴」）：司法機構無槍無炮，絕對和平，並有賴整個法律界的支持。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記得，司法機構是獨立的，絕非屈膝逢迎（subservient）。

公開宣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對司法機構一點好處都沒有。這說法基本上是違背了人們在過去 20 多年來的理解。而從我們的行事實際上看，也是不正確的。

我要在這裏講清楚，香港沒有正統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主權國家，不過我們有《基本法》下的三權分立。

我們是行政主導，但政府的三個權力分支之間，的確是有三權分立。

端：現在香港的司法機構似乎進退維谷。除了政府和建制派不斷抨擊司法獨立，表示要進行司法改革，另一邊，無論哪個陣營都可能強烈地挑剔法庭的判決，尤其是針對反修例運動中出現的案件，香港的司法獨立是否仍然強健？

戴：首席法官在其聲明中表達的關切比過去15個月裏大律師公會所表達的還要詳盡，而那基本上是在告訴公眾：法官的職責是什麼、法官的工作要受到哪些法律和法律原則的約束、而在法官作出裁決時沒有任何規則允許他們受到外部政治考慮的影響。（編按：2020年8月23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出一份長達14頁的聲明。）

問題是，有些決定是事關公眾秩序事件（public order events），而這些事件被視為政治事件。那麼，在公眾的眼中，法官的決定也就有了政治的味道——無論你是否支持涉案人——覺得一個裁決是輸還是贏，取決於你是黃還是藍。

但公眾的眼光應該看得更廣更遠。根據原則和規則，法庭是必須做出裁決的。而這個裁決應該被尊重。如果你認為裁決不正確、不公義，或者法官受到了他個人想法的影響，是可以就裁決提出覆核和上訴的，如此才可以撥亂反正（so mistakes can be put right）。

人們不理解司法部門的工作的確是一個問題。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首席大法官要寫這麼長的一份聲明去解釋。目前香港的司法機關由一個懂行的人去掌舵也是一個優勢。

我不認為一個人的政治信念與他有罪還是無罪的判決有關。一個人的政治信念或許可以解釋他或她為何會出現在法庭，但對於裁定他或她是否犯了罪是沒有關聯的。

我能夠理解為什麼人們那麼憂慮，因為有關裁決衍生自公眾秩序事件。我也看到有些人說，司法偏幫某一邊，而有些人們期望會被檢控的行為並沒有被檢控。而政府不願意對可能存在的警察不當行為進行獨立調查，也讓人們覺得控方是有所偏袒。

但我要指出的是，法庭無法作出檢控的抉擇，法庭只能處理被送上法庭的案件。

端：另一些挑戰也來自法律從業者內部如何理解法治。在去年10月，資深大律師蔡維邦、駱應淦就大律師公會對暴力示威的態度公開辯論，蔡維邦批評大律師公會「對暴力保持了可恥的沉默」，駱應淦則指暴力示威的根源在於政府和警方，而單純譴責暴力示威無助解決問題。一年過去了，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戴：我覺得蔡和駱各有自己的道理，也各自說了自己的立場，可能有人會覺得我應該多說一點，因為他們的觀點確有不同，但我覺得公會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我們不容忍暴力。

不幸的是，存在著一種將所有事情兩極化的趨勢，非黑即白，不接受黑白之間其實有那麼一點東西，而有人會採取這種中間立場，這些人也需要被尊重。

大律師公會已經講得很清楚，我們完全不容忍暴力，我們希望暴力可以停止，但我們也講得很清楚，我們明白為什麼人們會上街示威。我不同意（所有示威者都必須被懲罰），但這不等於我支持暴力。

端：目前，國安法下出現了「指定法官」，你如何看這一安排的長遠影響？這會否導致法官在判案時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升遷？

戴：這樣說吧，國安法擬定指定法官的規則對於司法機構並無裨益，因為它允許行政干預去到如斯程度。但這不是司法機構的錯。這是國安法的規定。

這個問題我得小心處理，因為我是委任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成員，我要參與決定哪些法官應該得到擢升。但我會說，目前，在決定司法職位委任的時候，法官的政治立場是無關的。（編按：長期以來，香港法官的任命、升遷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這一機構決定，這一委員會為獨立法定組織，由9位委員構成，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律政司司長均為當然主席，其他7名委員，由特首根據一定要求來委任，包括兩名法官代表、一名大律師代表、一名律師代表和三名社會人士。）

你可以是自由主義者或者保守主義者，但在審議一個司法職位任命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要放到一邊。每一位候選人都知道，要謹守自己的誓言，不讓無關因素影響自己的裁決。如果你無法將個人和政治考量排除在外，那你就不應該做法官。

我們都是人，我們都有看法，但要在法庭上作出裁決，就必須將這些東西放下，謹守誓言。

端：另一邊廂呢？你九七前曾經在律政司署工作，你如何看待今日的律政司的角色？

戴：過去幾年公眾秩序事件變得常見，相關的檢控也多了。當律政司檢控一些她不一定要檢控的人時候，她就必須處理公眾觀感的問題。

而律政司司長在行政架構中的角色，對於她履行這樣重大的檢控職責並無幫助，她是行會成員，也是國安委成員，和政府的關係太近了。（編按：香港現任律政司司長為鄭若驊，她目前同時兼任相當於政府內閣的行政會議的成員，並在港區國安法落實後，成為國安委員會的成員。）

端：當年你在律政司署的上司唐明治（Michael Thomas QC）提出過檢控架構改革的建議，希望香港可以效法英國，將檢控責任從律政司的權責中剝離出來，交給可以更為獨立和專業行使的刑事檢控專員，但這一改革至今沒有實現。

戴：我認為這主要是政治意志問題，而不是有什麼憲制上的障礙。

在英國和威爾士，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相當於香港律政司）是所有檢控的最終負責人，但檢察總長與檢控專員之間有約法三章，即說明由後者負責作出檢控決定，除了某些特定例外情況，而這些特定情況通常涉及高級別的安全問題，而不是公眾秩序事件中出現的案件。這個方法似乎是行之有效的，讓檢察總長可以置身政治沸湯之外。而當檢控決定是交給一個獨立專業人士全職去做，公眾也似乎比較有信心。

我現在反而比較擔心法庭要面對的工作量。警方可能拘捕成千上萬的人，但這不等於他們全部都要被檢控。公義並不要求把全部人告到最盡。

我不是說要特赦所有人，但檢控要看證據是否充分，也要看公眾利益，不是簡單地說有證據就可以全部都告。

端：現在似乎法律援助服務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申請人說他們無法獲得他們想要的律師，有律師說他們無法去代理案件，發生了什麼事？

戴：現在法援計劃的主要問題出在刑事法援方面。民事法援比較簡單直接，刑事的本來也應如此，刑事法援只提供給上到區域法院的案件和高等法院需要陪審團參與的案件。但過去18個月，因為公眾秩序事件出現而需要法援的案件，已經吸收掉了有五六年職業經驗、可以提供法援的律師。

實情是，這樣的案子太多了，而那些律師都被這些案子佔用了，而經驗未足以進入法援選單的律師，在裁判法院代理過這些案件之後，又很自然地想繼續跟進到區域法院，但法援那邊——我也同情他們——又受到資格的限制，隨著案件的增加，根本就不夠律師用。

所以我覺得法援方面有準備提供更多靈活性，那也是我們給他們的提議。因為重要的是人們應該得到法律代表，尤其是在證據並沒有被錄下來，只是「我看到你在街上扔汽油彈」時，等6個月、9個月才審訊是不理想的，因為人們的記憶會消退。

我只可以講，法援署的工作很難做，要平衡如此大量的控方交到區域法院的案件。

我在法律年度開啟時曾講過，如果所有被捕者都檢控，法庭難以下嚥，控方應該更通情達理一些，如果一個被捕者只是被指控非法集結，沒有其他更嚴重罪行，就應該放過。我早就警告過，控方應該更有區分一些，律政司長不需要將所有人都檢控，而應該考慮檢控證據是否充分，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但現在看來並非如此，因為脫罪率相當高，可見檢控的準備做得並不好。

端：法治死了未死，社會上議論很多，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戴：當下這個時勢對法治的健康不太好吧。像非常任外籍法官辭職之類的事情，並沒有強化香港的法治。他走了可不是什麼好兆頭。（編按：2020年9月18日，香港政府刊憲指，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施覺民（James Spigelman）已經辭職，比原定委任時間提早兩年，未有提及原因。）

端：不過在這問題上，親北京陣營頻繁指出，「洋法官」有問題。

戴：委任非常任外籍法官是《基本法》在1990年實施時候作出的安排的一部分。委任外籍法官的目的，是在香港離開英殖體系時，為它作為一個司法中心注入信心。

1997年之前，司法機構的頂端在倫敦的最高法院，那裡有高質素的法官，倫敦也是全球商業法的中心，但主權移交會讓香港在脫離英國殖民地身份時失去這一部分，所以在香港建立一個新的司法機構塔尖，即外籍法官可以參與的終審法院，被視為一個可行的替代方案。

這不是什麼戀殖，而是一個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方法，讓人們對法律體系保持信心。《基本法》讓外國人在這裡工作，你這樣不是在自己攻擊自己的體制嗎？

端：最近英國關於香港的半年報告中提到，英國首相開始就何時應該討論停止派非常任法官到香港進行咨詢，在你看來，這會讓外籍非常任大法官的制度走向終結嗎？

戴：說到底，一個法官是否準備好任職於一個司法體系，這是良心的問題（a matter of conscience）。

當法官就任的時候，他們要宣誓，這個誓言可不是閉上眼睛念出來的。一個非常任法官在就職之前可能要看看《基本法》寫了什麼，問香港要幾個案例來了解這裡司法運行的情況，而他們對於香港法治的印象可能會改變。或者兩年前不成問題的宣誓，到了今日會有所不同。

所以最終，這是每個法官自己要做的決定，政府不能決定你去不去做，邀請是發到法官個人的，法官不需要按照外相的意願去做決定。

你記得幾年前Lord Neuberger（廖柏嘉勳爵，英國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長，2009年成為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曾說過，非常任法官就像煤礦裡的金絲雀。當他們飛走的時候，那就是出問題了。我們且看之後發生什麼事。

端：香港的形勢發展到今日，你對《基本法》的法力還有信心嗎？

戴：我對《基本法》的信念會一直維持著，只要，一，香港的法庭仍然努力奉行《基本法》，二，更重要的是，內地當局不會通過各種聲明、釋法來削弱《基本法》。

我們都知道，重大憲制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在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但每次它來闡釋基本法的時候，儘管完全合憲，卻總是引來否定（repudiating）。

端：但是與北京之間相互的信心呢？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Henry Litton）近日批評，大律師公會「一再公開聲明北京干預香港事務」，迷惑法院，並指出國安法授權特首委任法官是顯示香港司法機構已失去北京信任。

戴：我們怎麼就失去信任了？因為法律界沒有對北京的提案照單全收？因為我們在做自己的工作？因為我們堅持什麼是對的？我們當然不像內地官方認可的律師協會。我們是獨立的，而我們對此引以為傲。我們不是一個能被輕易控制的組織。

我覺得我們一直說得沒錯。你看看被困在深圳的12名港人，我們講過那是一個晦暗不明的司法體系，身在其中你不會有任何選擇，你可能被長時間拘押，也沒有得到公平審訊的保證，所以我會說，我們當時說的是對的。

我們的聲明都是基於法律的原則，而非政治的原則。我對中國政府沒有敵意，但如果一個提案與香港的法律原則不相符，那我就要說出來，事實上，說出來是我的職責。

端：全無恐懼？

戴：這無關緊要。（It doesn’t matter）在內地律師的位置很不一樣，但在香港，我會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可以按照我們的憲制法制中設定的原則辦事，比如堅持法治、支持《基本法》……這有點像法官作出裁決：它可能不受歡迎，但必須被接受。

端：你認為香港法律界當下最緊迫的挑戰是什麼？

戴：保持獨立性。我們有司法獨立。我所講的獨立，是不受制於任何個人，全心遵循法治原則和支持司法獨立。保持法律專業的獨立性至為重要，沒有了獨立的專業法律界，司法機構就無法得到適切的支援。

國安法對法律專業的影響，你將會在庭審中陸續看到：律師如何上庭抗辯，哪一種對國安法的解讀才是可被接受的版本。我們並不總是樂於接受政府對這部法律的闡釋，我們的工作是保障委託人的權益。

端：現實中人權往往是要講條件的（conditional），你代理人權案件多年，難道信念從不受挫？

戴：只有很少人權是絕對的，它們總是受到一些限制，而要限制人權的人，必須提出充分的法律理據，而且證明他提出的限制並沒有超過必須的限度，這是一般常見的處理方法。

如果你接受《世界人權宣言》中的價值，以及由這些價值轉譯而來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你會說，這些價值是值得爭取、值得捍衛的。如果你認同這些價值（人權宣言中的價值理念），你就會去爭取，因為這是你必須為自己的公民同儕做的事，如果我不為你爭取，或者就沒有人會為我爭取了。

有時吧（感到沮喪），那就下一單案繼續打。

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6月6日，法律界發起黑衣遊行，逾2500名法律界人士出席遊行，反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攝：林振東/端傳媒

1999年6月30日，600名法律界人士舉行本港首次遊行，反對政府提請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攝：Martin Cha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戴啟思閱讀著《基本法》。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開幕禮，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及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高等法院。攝：陳焯煇/端傳媒

現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攝：陳焯煇/端傳媒

79歲被捕，關尚義：我已活過不少事，有國安法也要繼續工作

特約撰稿人 紀羽舟 發自香港2021-02-03

John Clancey，中文名關尚義，79 歲，美國公民，自 1968 年起在香港工作和生活。2021年1月6日，他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

1月7日凌晨3點左右，關尚義獲准保釋，條件包括美國護照被沒收。

2019 年香港民運狂飆，2020 年北京覆桌清算，2021 年的開始是無盡禁制和抓捕的未完待續。疫症、移民潮、四面八方而來的「司法改革」、「選舉改革」、「國安教育」、「公職人員宣誓」，東方之珠的街巷，夜晚六點已無堂食，八點車流稀疏，再夜就寂如幻夢破碎。

風雲色變中，關尚義看起來很平靜，既無驚惶傷痛，亦無義憤填膺。「我這一把年紀已活過不少事情，就好比文化大革命，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們有看法，事後人們也有看法，我認為歷史會告訴我們最終發生了什麼事。」

可他不是一個束手等待歷史發落的人。「就算有國安法，我們也要繼續為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工作，這是我一直以來的立場。」他平靜地以英語作答，若要閒聊，也可說起流利的廣東話。

獲釋後大約 10 小時， 1月7日中午，他已經重返自己在中環的律師樓工作。那個約莫四五平方米格子間，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

我非常驚訝，但沒有被嚇着

現在或許的確不是關尚義經歷過的最差的香港。

1968 年，27歲的關尚義被美國的瑪利諾教會（Maryknoll）派到香港做神父，「那時的香港也不准示威」。

1967 年，在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和中共香港工委的領導下，香港工潮演變成左派暴動。7個月的運動中，51人死亡，包括7名市民被土製炸彈炸死，800多人受傷，超過 1900人被檢控。

暴動末期，港英政府修訂1948年訂立的《公安條例》，整合和修訂有關法例，賦予警察批准公眾遊行集會舉行及命令其解散的權力，並訂立極低的暴動門檻——一旦在非法集結中有人破壞安寧，就可視為「暴動」。1970年，港英政府第二次修訂《公安條例》時，「暴動罪」被正式寫入，最高刑罰也從監禁 2 年提高到監禁 10 年。

關尚義來港之前，是美國反越戰示威的一員，「從林肯紀念堂遊行到國防部五角大樓」。1968 年到越戰結束的 1975 年，他在香港繼續參加反越戰的集會，「但我們必須站在美國領事館的地界內，現在那個地方豎起高墻攔起來了，但那時候有片綠地，我們就經常在那裡示威。」

1968 到 2021，香港的領導者從舉辦「香港節」的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到補貼香港人到大灣區工作的特首林鄭月娥，美國總統從提出建設 “Great Society” 計劃的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變了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變了從療癒出發的拜登（Joe Biden），中國的領導核心則從毛澤東，到了習近平。

50 年不變的是殖民地時期製造的法律武器，「非法集結」、「暴動」的罪與罰今日生機勃勃。在2019 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過萬人中被捕，近 700 人被控暴動罪。

同樣相似的，是北京也選擇用法例來回應社會運動。2020年6月30日深夜，北京制定的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該法訂立「分裂國家、顛覆國家、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活動」四大罪名，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特殊案件可以送中審理。

公民參與半世紀的關尚義，耄耋之年，警察上門，第一次被捕、被搜、被羈押、被沒收護照。

「我非常驚訝，非常驚訝，」他連連說，「但沒被嚇着，也不害怕。」

「恐懼和擔心對事情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就看證據吧，依法辦事。」

訪基層，建幼兒園，香港社工的師傅

這麼說，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比現在好一些？關尚義搖頭，「殖民地系統下的生活並不好」。

初到香港的瑪利諾神父關尚義，學了兩年廣東話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到位於老虎岩、橫頭磡的徙置區探訪最草根的勞工家庭。

「他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全年只有在中國農曆新年的時候有三到七天的休假，而他們平時每天要工作8到9小時，甚至12、18小時，有時為了趕工，24小時都在工作，」關尚義回憶道。徙置區的生活條件並不好，生育甚多的華人家庭，一家七八到十幾口只能擠在一個十平米左右的空間中，在陽台煮飯，用公共廁所。

神父關尚義平均每週四天到訪這樣的家庭。「我是要聆聽他們的問題，了解他們個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更全面地體察他們的生活」。週末回到教會，他與教友分享自己的見聞。此外，關尚義還為營養不良的窮家孩子建立了一所托兒所和幼兒園，為看不起病的窮人提供義診。

如是三年，天主教香港教區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找到了關尚義，邀約他成為天主教郊區專上學生的神師。當時，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成立已有十年左右，由香港14所大專院校的天主教同學會組成，宗旨是推動學生運動和增加學生對社會的投入，愛貧為先。

三十出頭的的神師關尚義，大部分時間都與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一起，組織各種體驗和訓練活動，又帶着學生到製衣廠與工人同工同食同住，體驗之後再進行反思和對話，讓學生思考自己可以為解決貧苦大眾的問題提供什麼解決方法。

香港的七十年代，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關尚義數着大學生參與的社會活動和變革：反電話加價、保衛釣魚台、「反貪污 捉葛柏」集會…… 後來，他的不少學生成為專業人士，有律師、醫生、老師、校長。

「有次，一個曾經是我學生的社工教授跟他的學生介紹我，說『呢個係我師傅』，我好開心，」關尚義道。

七十年代中期，神父關尚義的「體驗—對話—反思」工作從香港出發，走向全亞洲。他成為了亞洲主教團協會的神師，走向泰國的貧民窟、斯里蘭卡的茶山、菲律賓的農村，同行者除了學生，還多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一齊探討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

1980 年左右，關尚義在香港設立「民族發展亞洲中心」（Asian Centre For the Progress of Peoples）， 以香港為基地，希望推動亞洲各國的人權發展。全亞洲，關尚義說，就差尼泊爾還沒去過。

「我們那時是有做些實事的，」他說。轉眼2021年，香港貧富差距依然懸殊，劏房戶的生活與舊式的惡劣住房不相伯仲，而同時間，公民社會、政治制度也面臨衝擊。

今日的香港可有點像回到七十年代？關尚義沒有斷言。他始終認為，香港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息息相關，沒有真正的民選政府，基層和弱勢的利益無法得到根本保障。

但他還是樂觀。「我認為人們會像過去一樣找到一條出路，會走到一起，反思過往，並找到自己在現實中可以做的事。人心尚在。」

今日的香港還可以繼續擔當亞洲人權倡議和 NGO 的避風港、聚腳點？關尚義說，五年後再來問他。

「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是日大雨滂沱， 56 歲的關尚義也在那一天完成實習，在9月正式成為一名在香港執業的事務律師。

為了與妻子屠凌珠結婚，那時關信義已經還俗十幾年，兩人育有三名子女。人到中年，神師變律師，全因自 80 年代末流亡在港、與關尚義在民族發展中心共事的斯里蘭卡人權律師 Basil Fernando 的一句話：「我們正正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去做律師。」

展開全新的事業不算當時得令。回歸前夕，三十萬港人移民，用腳給新政權投下不信任票。不過，新紮律師關尚義毫無去意，反而感到樂觀。

「《基本法》寫得很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些在國際公約中的權利都會在香港獲得認可、尊重和落實。對於我來講，這是希望的標誌，說明這裡的狀況會慢慢變好，說明香港不會跟從中國的法律和價值，而是會跟從這些國際認可的價值……《基本法》還保證香港人最終可以直接選舉立法會的全體成員，直接選舉香港的行政長官。所以我是那些感到樂觀的人之一，我心想，好呀，那我們就來試試看，我們來努力提醒政府，香港是有這些權利，有這些承諾的。」

關尚義說，他一直抱持着這份樂觀，直到最近。早於2002年，一批學者、專業人士和政治人物成立組織「民主動力」，希望為泛民主派在選舉中進行協調，亦推動公民教育和政制改革，關尚義也是發起人之一。他如何看待 2014 年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的慘淡收場？

「這是個好問題，」關尚義說。「即便 2014 年發生了那樣的事，即便特首選舉被施加了那樣的限制，即便全國人大擺出了那麼多條件，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或者他們還是有可能會改變心意，北京有可能被說服，同意落實國際認可的那種民主，而不將那些限制加諸香港。」

「的確，那（2014 年）是對承諾落空的失望的開端，但當時還有有些希望的，希望我們可以朝着民主前進，全面的民主。現在北京說這些是『西方的民主』，但我會說，那是『國際的民主』。」

執業二十餘年，關尚義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他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

不過，「我認為香港的法庭，尤其是終審法院，在香港的法治上面對艱難的抉擇」，他說。

「現在，香港同時有了國安法，而這條法律似乎將自己說得比那些權利都要重要。那麼香港的法庭就不得不決定，究竟這些國際認可的權利、這些我們生而為人就應該享有的權利、這些不應該輕易受到限制的權利，是不是都已經被國安法拂到一邊了？」

期待一個開花結果的社會

孜孜不倦人權工作超過半世紀，關尚義說他完全不是一個抗爭型、戰鬥格的人。

「你示威反戰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和平鼓呼。你示威反對侵害人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人權的落實鼓呼。你示威反對專制國家和政權的時候，你其實是為了民主鼓呼。這永遠是一體兩面的事情，」他解釋道。

這種為社會結構性問題發聲的思想，奠定在關尚義還是神學生的 60 年代。

關尚義回憶道，1962到 1965 年舉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鼓勵信徒和教會「入世」，在現實生活中實踐愛、公義、真理、和平等價值。1967 年，教宗保祿六世發布「民族發展」通諭：「應勇敢地去面對現在的時局，所有不合正義的措施，都應與以克服、制勝。要發展，必須大膽改革、徹底更新。迫切的改善，應迅速地進行，每人都該慷慨地負起一部份責任，尤其是那些由於他們的教育程度、地位、和權力，有更大工作能力者。」

以「民主動力」司庫的角色參與組織民主派初選，並因此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關尚義說，自己無懼，也不認為有錯。

「我所做的事，是發乎我對於人作為個體和群體的愛，出於我對影響人們的社會結構，包括政治、文化結構的關心。我認為如果是出於愛、出於對人的關懷而去做事，那就不必害怕。」

這樣的心願，一定會實現嗎？關尚義說，他想講一個故事。

舊時在香港火炭，有一位牧師把自己的房子留給了關尚義的一個朋友住，關尚義不時帶自己輔導的大學生去那兒。房子旁邊有塊空地，關尚義於是建議大家一齊開荒，種了紅蘿蔔、番茄、白菜、菜心等六七種蔬菜。

幾個星期之後，紅蘿蔔最先有成果，大家從地裡拔出來，洗乾淨泥土就新鮮吃了。又過了幾個星期，關尚義去地裡一看，發現有剛剛開花的番茄被連根拔起，拋在一邊。「是不是住在附近的小孩貪玩拔掉了？」關尚義問朋友——他們的小菜園有籬笆，但從不上鎖。「是我拔的，」朋友直認，解釋道，「因為紅蘿蔔一個月就能吃了，我以為番茄也是這樣，」

關尚義覺得，紅蘿蔔和番茄，也有點像中國大陸面對著香港。

「我想有些在中國人的人並不完全理解香港和香港的價值，他們也的確不理解國際上的價值。這可能跟他們有限的接觸，跟他們的教育和工作有關，我認為和缺乏耐心也有關，甚至有點太沒耐心了。」關尚義緩緩說道，「就像那個學生，他問也沒問我，就把番茄拔了，太沒耐心了...... 你說是一個類比也好，寓言也好，我覺得問題跟那個故事是相似的，他們希望這個社會在地下發展，但其實這個社會是要在頂上開花結果的。」

後記

關尚義獲准保釋之後接受了多家本地和外國傳媒的訪問，也被左派《大公報》以大半版報導指他是「攬炒派神秘導師」。

《大公報》指，他有多個名字，既叫 Jack，又叫 John，渲染他身份神秘；指他與民主派的郭家麒、李卓人等創立「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關係匪淺；又到民族發展亞洲中心門外拍照，指中心辦公地點大門上了密碼鎖、拉上窗簾，似乎不可告人。

關尚義得悉報導之後表示「預料之中」，因為報導出版前一天，該報曾向他查詢有關資訊，關尚義表示自己已經一一解釋：在美國，本名叫 John 的人很多時候也會被叫做 Jack，「我認識李柱銘很多年了，他就會叫我 Jack」；而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這個組織建立的時候，親北京的工聯會也表示支持；至於民族發展中心，現在不少員工都在家工作，「但他們去了是不是沒敲門？通常是有人在裡面的。」

「看來他們沒有用上這些資訊，因為跟他們想說的事情不吻合吧，」關尚義說。

關尚義的辦公桌背後的墻上掛了一副對聯：人因忠信千金托，客為公義萬里來。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1月6日，關尚義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2012年5月4日，關尚義參與在中聯辦的一個爭取釋放維權律師的抗議。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70年代的關尚義。圖：受訪者提供

1969年的關尚義在日本。圖：受訪者提供

關尚義在律師樓中工作，他的辦公室事一個小小的格子間，約四十多平方呎，各種文件從地面堆到天花板。攝：林振東/端傳媒

關尚義執業二十餘年，主打醫療糾紛、司法覆核等公法案件，嘗試結合自己對人權的信仰、倡議於法律工作。時至今日，關尚義仍然對香港的法庭抱有信心。攝：林振東/端傳媒

關尚義是 53 名因為組織和參與民主派初選而被香港警察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的人士之一，成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第一位被捕的外國公民。攝：林振東/端傳媒

比鯨吞更危險：國安法後，模糊紅線下掙扎的香港學者

端傳媒記者 梁越 | 2020-11-12

國安法落地香港之後，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伍鳳嫦決定舉辦一個學術研討會，邀請一系列NGO、公民社會持份者，討論國安法的影響。她沒想到，沒有一個香港NGO願意出席。

研討會最終在8月舉辦，參與的只有外國NGO，以及一些以個人名義參加的社運人士。伍鳳嫦細閱國安法，感覺字眼模糊，眾人只能不斷揣測紅線的邊界。研討會後半個月，消息傳來：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小林哲郎被一家民調公司拒絕問卷調查的委託，原因是：部分問題可能違反國安法。

「反修例運動時，我沒有擔心恐懼，只有難過…… 但國安法落實之後，我可以200%肯定跟你說，我擔心，我的家人都擔心。」伍鳳嫦對端傳媒表示。

在教育大學，伍鳳嫦身處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是學系副主任。該系的研究涉及人權、貧窮、不平等，特別議題都牽涉國家政策。她在想，今後研究中國的強迫遷移違法嗎？與外國大學或機構合作，又會否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我擔心的是整個部門的方針。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是否可以繼續組織討論政府政策的研討會？」

2020年，一場前所未有的陰霾籠罩著香港校園。法律的紅線難以觸摸，重點大學的高層出現顯著變化：在香港大學，兩名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及宮鵬經校長張翔推薦後，成為副校長，這是港大歷史上第一次同時迎來兩位內地背景的副校長，其中申作軍被指原為清華學系的黨委委員；在香港中文大學，曾赴前線與警察談判的校長段崇智，持續被建制力量起底和追擊。學者和教職員中也湧現不安，戴耀廷、邵家臻等多位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或運動的學者，則被解僱或不獲續約。

兩個多月前，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也接到校方不續約的通知。葉蔭聰研究中港文化與政治，是香港獨立媒體網的創辦人之一，他不獲續約一事引發輿論關注。然而，他對端傳媒表示，這些人事決定，很多時候都難以斷言是政治操作。他指，與大眾和媒體想像的「劇本」不同，大學學術自由的變化，是以一種更日常、更含糊不清的方式持續不斷發生的，而一切有利當權者加強控制的因素，早於反修例運動前已經存在。

「不是媒體想像中，清晰且戲劇性的東西…… 」葉蔭聰認為，「他不一定要是染紅，可以是保守，亦可以是想壓抑某學系的勢力，含含糊糊，這樣才是政治呀。」

含混的紅線，「比鯨吞更危險」

「就在國安法落實那一刻，我就決定要回台灣了…… 」在香港大學附近的教職員宿舍，吳易叡如是說。他是港大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的總監和助理教授。

吳易叡來自台灣，在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專研醫學歷史。2015年，他放棄了於新加坡有望申請終身教席的職位，來到香港大學任教。過去數年，不時有台灣大學招攬他回去任教，他總是拒絕。直到今年7月，他決心接受台灣成功大學的邀請，將於2021年夏天闊別香港。

他分析，就學術研究而言，港區國安法影響的，首先是中國研究，不過他自己的研究範圍暫時沒有囊括中國大陸。早年，他曾經在大陸研究精神醫學。2016年，與他合作研究的中國NGO聯繫他，指有成員消失了，估計是被有關部門帶走問話，此後他就擱置了中國大陸的研究，「決定全心做香港的醫學史」。

港區國安法後，他留意到一些做中國研究的同事開始擔心，未來的研究如何繼續，回大陸考察是否安全，「有些人都拿到資助了。」也有一些教授考慮，暫時留在香港做「armchair 式」（純看文本資料的）的研究。

但是，更多的變化卻並不如此直接，而是開始這裏碰壁，那裏碰壁。

去年6月，吳易叡為他的一門新課程寫計畫書，課程名稱為“Critical Zones: Our Toxic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Well-Being”，講述環境污染和人類福祉的問題。「我提到想訓練學生，日後可以選擇成為environment activist（環保活動份子），就只是讓他們可以有這個選項。」然而，計畫書上交之後，校方表示不可以用“activist”這個詞，要變成“socially engaged individual” (積極參與社會的人)。

這是他第一次被要求修改課程計劃的內容。

小心翼翼的不只是他。今年，在上述的課程中，將會有一堂課討論催淚煙對香港的影響，他本打算邀請醫生、專家等不同人士來課堂。「有學生問我，若我們邀請與政府有關的人過來，會否有審查的問題？我們會否沒辦法發揮自己的想法？」

早前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亦透露，在一門講述醫護責任的課堂上，他在幻燈片中陳列了反修例運動現場的照片，但教學中沒有仔細講述這些，而將幻燈片上傳給校方備案之前，他刪掉了這些相片。

9月15日，他出席了香港浸會大學一場有關肺炎疫情的網絡學術會議，另一位講者是翻譯《方方日記》的白睿文。《方方日記》是作家方方撰寫的武漢疫情記錄，最初受到中國民眾歡迎，直到4月，日記由白睿文翻譯並於海外出版，惹來大量網民批評，指方方向外界曝光了中國的醜事。浸大的研討會上，白睿文亦有分享《方方日記》，此舉再次被中國網民關注，抨擊他呼籲全球媒體人和機構關注《方方日記》。

吳易叡留意到，其後浸大將這場網絡會議的影片從網上下架。

疫症時期，無處不在的攝像鏡頭，進一步在不安的氛圍投下令人憂懼的陰影。Covid疫情爆發後，各個大學的課堂都轉到線上教學，部分會被錄影。據端傳媒了解，目前中大、嶺大、教大、科大等都有建議教師在網絡教學時進行錄影，但並不是強制。而港大方面，據了解也有教師收到校方電郵，建議進行課堂錄影，但港大發言人回應指，校方並沒有關於課堂錄影的規定。

穆嘉（Carsten A. Holz）是來自德國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教授，研究中國經濟政策。他告訴端傳媒，他正積極考慮，自2020年春季新學期開始，取消一門有關中國經濟的課程的公開討論環節。

「因為我必須保護學生，這是我的責任。」穆嘉說，自己並無家庭和子女，並不太擔心自己的安全，但他感受到瀰漫於某些同事之間的恐懼氛圍，「到底我們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

「我們的課堂現在是被錄影的...... 教職員中有人會擔心，這些影片會傳到（校園）外面，這個我們無法控制，所以大家現在說話會有所顧慮。」穆嘉說。

伍鳳嫦介紹，雖然校方沒有強制，但她現在教學時都會錄音，因為有部分身處中國大陸的學生利用VPN翻牆上課，但VPN不穩定，為方便學生們稍後重溫，她講課時會錄音。

於她而言，她暫時沒有被監視的感覺，亦認為錄影等安排頗為合理，「但我可以理解有一些教授會擔心，這就是一直說的，國安法會令學者變成驚弓之鳥。」

伍鳳嫦特別關注港區國安法中提及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的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什麼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如何「監督」「管理」？民眾只能揣測。

「我覺時現時的審查壓力，主要還是來自自己，想像出來的。」吳易叡指出，據他個人了解，國安法落實後，港大校方沒有向教授們施壓，明言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沒有如山般重的壓力，沒有如火般烈的改變，但吳易叡認為，許多微小的事在蠶食學術自由。

「有可能蠶食到一個地步，生活在其中的我們都不覺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侵害，這比鯨吞更危險。」

從校長人選變化，觀察高校變動

「國安法只是過程裏的一個點，不是源頭。」葉蔭聰這麼看。

他觀察，大學管理的變動，早於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前的好幾年已見端倪，而最明顯的就是大學的管理層，特別是誰做校長。「保證校長與政府步調一致，嶺大就最明顯，三任校長，你會看到分別，其他大學都有類似情況。」

1995年，出身社會科學、畢業於牛津大學的陳坤耀被委任為嶺南學院校長，該校當時為學院，至99年升格為大學。陳坤耀作風敢言，親自授課，重視與學生的關係。現時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當時是教育統籌局局長，陳坤耀經常與李國章就教育問題爭執，亦與時任嶺大校董會主席的梁振英不和。

「他公開說，他是全港唯一一個校長會與校董會主席不和的。」葉蔭聰說。

至2007年，陳玉樹接任嶺大校長。陳玉樹出身商科，在科大創立商學院，曾任科大副校長。他在任時，香港民主派公民黨的副主席陳清僑被委任為其中一個協理副校長。

2013年，變化開始發生，鄭國漢被委任為嶺大校長。鄭同樣出身商科，被視為梁振英的支持者，在梁參選特首期間擔任其選舉辦公室顧問。鄭國漢上場後，陳清僑亦於2015年任期屆滿後，不獲續任。

「這種安排，不會是意外。」葉蔭聰說，「當你看到誰人當上副校長，知道他們的色彩時，自然會少說話。」

葉蔭聰介紹，大學校長的權力頗大，對許多校內事務和人事問題擁有最終決定權，例如各學院聘請教授，最終要由校長批准。在嶺大，其中一個決定是否給予教授終身教席的委員會——學術人員評審委員會(ASRC)，校長亦是會內成員。

不過，要決定誰能成為大學校長，並不是那麼複雜。

香港每一所公立大學都設有「校監」一職，由每一屆特首自動出任。校監可委任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司庫等職位，除中大和港大之外，超過一半的校董會成員均由校監直接或間接委任。

而校董會則可進一步選出「校長遴選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將負責推薦和選拔校長。

2017年年底，港大的校長遴選委員會確定校長人選有二，包括來自中國大陸、旅美多年的科學家張翔，以及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該委員會最終建議張翔接任校長。當時，港大教師及職員會主席張星煒表示，梁卓偉更熟悉香港及港大的情況，擔憂張翔不熟悉香港，未來只聽從校委會主席李國章的說法。

今年10月，張翔領導的遴選委員會推薦並成功委任兩名清華大學學者申作軍及宮鵬擔任港大副校長。據清華大學工程系網頁，申作軍為該校工業工程系黨委委員，消息傳出後，有關資料則被刪去，申作軍其後發表聲明指自己並非黨員。

吳易叡對港大高層的轉變亦有擔憂。在他看來，兩名新副校長與張翔背景類似，三人都曾經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而宮鵬和張翔則先後於1984及1985年從南京大學畢業。到了10月底，特首林鄭月娥又委任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為校務委員。他憶起有同事提起，該同事的部門開始安排親建制人士進入管理層，感覺有如「中國式管治」。

「就是有種『人治』的感覺，只有和政府親近的人才可以晉升為大學高層。」吳易叡說。

隱密的系統，「含含糊糊才是政治」

與浮上水面的管理層變動相比，大學制度中還有一套更細微複雜的系統。因這種制度，葉蔭聰指出，大學並不需要明顯的打壓，足以控制學術自由。

這套系統，一關乎錢的流動，二關乎人的升遷，而兩者之間又緊密相扣。

在香港，大學的學者主要向研究資助局（研資局）申請研究用途補助金。而研資局的資金，則主要來自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其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接獲申請後，研資局轄下的學科小组將進行匿名評審。研資局從未公開學科小组成員的選擇過程，而申請人對結果也沒有投訴的權利。

葉蔭聰說，考慮到研資局與教資會的關係，「你想申請（研究資金）時自然會收口。」

一名不願具名的大學教授亦向端傳媒表示，對於能否續約以及能否得到終身教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能否拿到研資局的資助。

該學者透露，近年以一個頗具政治爭議性的題目申請資助，連續2年被拒絕。該學者曾查看評審分數，發現不同委員的評分差距很大，有些5分（5分為滿分），有些卻給1分，「若果不批准的原因是學術水平不足，委員之間的評分的差距沒有理由這麼大吧。」

該學者表示，假若你正在爭取終身教席或續約，「你就會有壓力」，在此情況下，有些學者可能就會選擇傾向保守、容易拿到資助的題目，變相限制了學者選擇學術方向的自由。

而大學的續約制度，則決定了一個學者會否被解僱。葉蔭聰表示，香港的續約制度混合了美國的終身制（Tenure-track）以及英國的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即研究評估考核制。

所謂終身制，即第一份合約只有三年，三年後只可以續約一次，在這第二個三年期間，除非成功取得終身合約，否則就不會再獲續約。申請終身合約時，須依次經過三層委員會的推薦：系內評審委員會(DRC)、學院學術委員會(FAP)，及大學的學術人員評審委員會(ASRC)。至於RAE，就是三個委員會評核是否給予教員續約的重要一環。

不過，RAE的具體要求是什麼？如何評核一個學者的研究做得好？委員會並沒有清晰標準。葉蔭聰表示，自己是被FAP委員會阻擋申請的，原因是他著作的學術出版機構不夠「重要」及「國際級」，而FAP的成員皆為匿名。

考慮到一些校方高層的保守作風，申請終身制時要保持低調，成為了業界共識。「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應對方法，可能是自我審查，我自己算是最不會自我審查的人了……我有朋友說，（有終身教席之前）他連Facebook都不寫了。」葉蔭聰說。

以上的大專制度，大都不是由香港特區政府發明，更多是承傳自英殖年代的法規。例如特首校監必然制，正是沿襲港英時期總督出任校監的安排。葉蔭聰表示，只是，英殖時代的管理，更多是一種「隱蔽的政治控制」，而近年，從各校高層與教授轉變可見，這種控制更加直接、明顯了。

葉蔭聰再次強調，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不續約事件，不必然是由政治主導。「所謂的清洗太平地，亦不一定是政治上的太平」，背後也不一定有明確的政治力量在操控。

他舉例，他有一位不獲續約的朋友認為，學校是為了騰空他的位置，招聘一名從美國名校回流的大陸學者。「（動機）可能是政治，亦有可能是那位海歸的學術成就真的好。」正如他認為的，「含含糊糊，這樣才是政治呀。」

進擊的舉報

倘若說校園內的控制仍在延用一套隱密而源自殖民時期的系統，那麼最新的變化是，校外的各種建制力量，已積極採取截然不同的進擊路徑——投訴、舉報、施壓。

伍鳳嫦對此深有體會。今年夏天，她的同事、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師蔡俊威被警務處處長點名批評的風波，加劇了她對外間言論足以影響，甚或干預大學學者的言論及學術自由的擔憂。

去年11月，蔡俊威在香港電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中，批評警方圍攻理工大學。今年6月，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要求跟進蔡俊威的仇警言論。及後，親政府人士，包括前特首梁振英群起攻之。教育大學客席講師陳國權當時撰文支持蔡俊威，斥鄧炳強意圖「斷人衣食」，梁振英即表示，蔡俊威「冇衣食」是早已註定，並指要被「斷衣食」的將多一人，促請市民寫信到教育大學投訴陳國權。

最終，港台將該集節目從網上下架，教育大學則回應，將按既定程序和機制作出跟進。端傳媒曾聯絡蔡俊威，他婉拒受訪。

伍鳳嫦說，在香港教育界中，投訴的風氣一直強烈，不過近年，這段風氣背後，似乎混雜了政治力量的身影。

2017年，激進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已經致函港大要求解僱戴耀廷。2019年，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斥香港大學榮譽助理教授鍾庭耀的民調是「政治工具」。2020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批評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是「美國強有力的外援」。而另一邊，前特首梁振英創立「803基金」，於今年2月要求教育局公開專業失當的教師和學校資料，最近更於個人的Facebook公開18名教師的資料。

伍鳳嫦感覺，這些來自外間、且非教育專業人士以打壓及懲罰為出發點的批判，比國安法有更大影響，令學者成驚弓之鳥。「你有可能會害怕他們，但不是他們的意見超卓，而是因為他們的身份。這樣的話，社會不會腐敗嗎？」

「這已經是很危險的氣氛。就因為（投訴人）的政治背景，就可製造出漩渦。」她的語氣有些惱怒，「我對國安法的恐懼，比起對葛珮帆、梁振英、吳秋北等人（的恐懼）其實更少。」

香港學界「出埃及記」？

吳易叡的港大宿舍，是一間三房單位，空間寬敞。他說，他很喜歡這個單位，很喜歡這間學校，也很喜歡香港。

回想五年前，他從新加坡來到香港，一來因為港大是老牌學府，資源充足，二來，對比新加坡，「香港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地方。」當時他初來乍到，主要用國語和英語和人溝通。「現在，就在我的廣東話剛開始改進的時候，就要離開了。」

而對比台灣，他感覺更相信香港的制度。「有很多人說，台灣的大學會講關係，要認識人。我覺得香港不會這樣。我對香港的制度很有信心。」然而，經歷港大校委會推翻教委會決定，解僱法律系終身席教授戴耀廷一事，再迎來港區國安法，香港這年來發生的一切動搖了他的信心。

「我不是覺得危險，而是虛無感。面對是非不分的事情，邏輯思考在這裡是不成立的。我發現我的理性有一點點失去了。」吳易叡說。

除了他自己，他亦耳聞，不少同行有意遠走他方，不過香港的工資實在極為優厚，難以於外地找到類似待遇。吳易叡坦承，這次台灣的成功大學提供了優厚待遇，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但是，要是沒有之前的事（國安法、戴耀廷的事件），我都不會走。」

而他身邊，一些薪酬本身低一些的教職人員早已決定離開，移民台灣。「我的同事都說，香港學界會否開始出現『出埃及記』？」

「我們都說笑，香港學界對應徵者唯一的吸引力，基本上只剩下工資。」葉蔭聰嘴上說開玩笑，眼鏡背後卻沒有笑意。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份文件，2017-2018年度，該校教授的月薪中位數為$129910，副教授則為$97235。

不過，對於學術界，薪金不是一切。葉蔭聰認為，在時下的香港，「要發展學術事業，尤其是社科人文學科，香港可能已不再是好的地方。」

他驀然想起，大學門口的保安登記崗哨。

從去年年底、今年年初開始，香港各大學校園都摒棄了以前校門常開、自由出入的管理，改為由保安駐守，校外人士需登記、甚至有校內人士邀請才能進入。葉蔭聰說，表面來看，理大事件以後，校園加強保安實屬合理，而疫情壓境，也提供了一個合理原因，但他只擔心，門禁一立，開放不再。

「一開始了，就會有惰性，很難回頭。」學術制度亦如是，「趨勢應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不容易。」

葉蔭聰說，他會留下來。他和嶺大的合約，明年8月結束，他會繼續在香港嘗試尋找教席。他自知不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年紀，都會令他找工作時遇上極大困難。

然而，他認為在香港教學，能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年青人，仍是一個很珍貴的機會。

他不想放棄，而情況或許也沒有那麼壞。「香港對中國共產黨的價值，正在於香港是一個與國內體制不同的地方。整個改變了對共產黨也沒有好處，他們是想要一個不同，但可以控制的地方。」

拿著德國護照的穆嘉，同樣不想離開香港。他的本業，一直是研究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數據，未來亦將如是。「我會繼續冒風險。我是一個研究中國的學者，現在香港正值多事之秋，我更不想離開。」

他對未來感到悲觀，覺得學術自由瀕臨滅亡邊緣（Deeply endangered）。他預期，香港學界未來將難以吸引優秀人才，又或者，只能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優秀人才。

當下，他理解同事們的憂慮，特別是有孩子的。「我已經56歲了，若我在香港出了麻煩， 我亦沒有子女需要照顧，而且，（以下的話）我必須小心一點。」 他謹慎地表示：「國安法根本不算是法律。條文不具體，亦不是經由民意授權的機構通過…… 我不會改變我的言論。」

伍鳳嫦亦相信，香港的學者，大多如穆嘉一般。「仍然有心，仍然愛這個地方。」她說，「但這種愛，可以令你走得多遠？」

她透露，她的家人泰半早已移民海外，最近更力勸她離開。但是，「我不想走，我覺得對（我創辦的）NGO，有道德上的責任。」2014年，她創辦了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幫助香港難民社群。她的辦公室中，為難民準備的物資，佔了一大半的空間。

不過她也承認，儘管心裏打算孤注一擲，留在香港繼續努力，但心裏也有種種隱憂。訪問尾聲，她電話響起，是有關她申請BNO的訊息。她輕輕地說，「你看，我也有Plan B的。我也經常和年輕人說，有命才有家。」

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及助理教授學者吳易叡、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伍鳳嫦、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教育大學。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大學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總監及助理教授學者吳易叡。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大學被水馬圍封的連儂牆。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9月22日，示威的同學放下文宣於香港大學入口處，學生進出大學需出示學生證才能通過保安進入校園。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嶺南大學的池塘。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伍鳳嫦。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穆嘉（Carsten A. Holz）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袁弓夷，年紀最大的攬炒派

特約撰稿人 鄭美姿 | 2020-06-2

「袁爸爸」一夜之間走紅，那一夜，是5.23。此前兩天，中共才宣布會於香港直接落實國安法，消息有如核彈，震懾了所有香港人。袁弓夷卻直播了一條一小時的youtube影片，將這個壞透了的時勢，形容為「完美時機」，每一句都說得鬥志高昂。「這是中共多年來最積弱的一刻，也是美國和其他國家仇恨最大的時刻（因新冠肺炎疫症導致的人命傷亡），可以說，歷史上從來未出現過如此perfect timing。美國要中國舉手投降⋯⋯香港現在跟美國同盟，對付共產黨！」

國安法來了，但他字字鏗鏘要對付共產黨，而這樣一條片子竟被瘋狂轉發。大家還親切地喊他「袁爸爸」，按了很多「心心」和「手指公」送給老人家。72歲的他在香港人眼中，本來只是「幾出名的」袁彌明和「不太出名的」袁彌昌的父親；但那一夜之後，因其評論大快人心、論調創新，一個夜晚大家就視他為政治最強KOL，往後的影片動軏都有幾十萬點擊，跑贏很多政評人。

人人恐懼的時候，這個老頭子貪婪。他臉上總是帶笑，開咪不用講稿，但嘴巴句句銳利。此刻身處美國華盛頓，四出聯繫政要，說要推動國際拯救香港，制裁中共。袁弓夷跟香港人忍氣吞聲多年所育成的「輸少當贏」心態徹底不同，他當日走紅那條影片，標題是港人想都不敢想的一句：「香港贏／中共輸！We Win, They Lose.」，發放在香港最漆黑的日子。

「後生仔你有膽啲」

跟袁弓夷見面是6月初，港區國安法已獲人大表決通過，「移民」兩字躍升為網絡熱門搜尋字眼，香港人意志消沉，城巿氣氛死寂，是一種我們不曾遇見過的蒼涼。我跟袁弓夷相約於銅鑼灣某咖啡室，午後太陽暖和，日照穿過偌大的玻璃窗，高大的袁爸爸把白恤衫的衣袖捲起來，說到兩頰通紅，「即係咁，我去到你屋企見到立立亂，細路嘈嘈閉，我就拿支槍出來。國安法就是把槍桿掏出來，天下哪有這種管家的？」

他說話用中氣，不管內容講什麼，似乎也沒打算把音量收細，「一支槍拿出來，全家當然靜晒。這樣子也會成功？笑話啦，哈哈哈！你看全世界的政權，拿槍桿子出來的，有誰成功？Mussolini （墨索里尼）、希特拉、史太林、毛澤東？最後咪冇晒（最後都沒有了）。這會是最後一個獨裁政府。」

此時鄰桌兩個OL突然朝我們揚揚手，投訴我們這一桌說話太大聲，害她們連對方的話也聽不清楚。袁弓夷一邊道歉一邊取笑我不安的神色，「你幹嗎咁驚青？後生仔你有膽啲啦！國安法頒布都要成了法才能拉人。你驚，共產黨咪成功囉。」

我跟袁弓夷對話未夠十分鐘，女兒袁彌明來到，臉色有點不霽。袁彌明港姐出身，之後從政，曾為政黨人民力量前主席，現專注搞美容產品生意。我來不及打招呼，袁爸爸就搶先擁著女兒肩膊，一迭連聲道歉，一邊說一邊偷看女兒：「對不起對不起，非常對不起，哎呀，我女兒是很尊重時間的⋯⋯又很有名譽。」

事源袁爸爸較預定時間遲到五十分鐘，期間我曾向袁彌明「篤灰」（告發），她要敲鑼打鼓地尋父。

袁爸：「對不起啊⋯⋯我打算開車載記者去馬會繼續談，這裡有點吵。」 袁女：「不行呀！你五點有下一個appointment（預約）！」 袁女：「你不要搞亂行程，我已幫你打點好！」 袁爸爸轉移向我道歉：「我96年開始沒朝九晚五那樣上下班，辦公觀念錯晒。」 袁女：「我已text你好多次了，五點鐘要去到我公司！」 袁爸：「是是是，你公司幾多樓？」 袁女：「十六樓！我已text給你。」 袁爸爸把女兒當成孩子一樣，輕拍她的額頭，誇獎地說：「我這個女兒很pro（professional專業）的！」 袁彌明噘噘嘴，一臉沒好氣。

直到七十年代中，袁弓夷花了不金錢和人脈，終讓母親釋放出來。可一回頭，已經二十年。他跟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坐在女兒袁彌明公司的會議室裡，臉上輕輕閃過一種惋惜，但很快就恢復過來，「我媽追求她的信仰，明知要坐牢也願意付出代價，這不是痛苦來的。」倒是做完訪問當晚，他在youtube做直播，再次講及以上經歷時，竟啜泣起來。袁爸爸在影片裡說：「共產黨當時話，只要我媽肯講沒有上帝，她就沒事。但我老母不肯，她不肯出賣上帝⋯⋯」

他一下子淚流滿面，「我同媽咪分開時間太長，沒啥感情。但一講到這裡，多少有點刺激⋯⋯」接著他說：「我妹當然怪責：『你明明只要講一聲，我們就不用咁慘！』我覺得，你有你信仰，願意付出沒有問題，但你做老母也有做老母的責任，這樣講也對。」他嘆一口氣，「唉。所以，這是歷史問題，什麼決定是對，什麼決定是錯？」

袁弓夷母親自勞改營被釋放出來後，來港生活了幾年，之後前赴美國、也去日本，繼續傳教。袁說，其母身體一直健康，意志從沒被打殘，異常堅強，「她性格活潑、說話好叻好叻。在大型佈道會演講，觀眾有成五萬、十萬。」

愛國

21歲那年，袁弓夷於美國念書後回港從商，做過很多不同生意和投資。他說，到了七十年代尾，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派人來港，想牽引香港商人返大陸做生意。「葉帥（因元帥稱呼而得此號）話中國搞好經濟，要靠香港人幫手。因為當時四人幫倒台，大陸的生意人走光。葉帥便找了我、李鵬飛和唐翔千，叫我們回去開廠建設國家。」

三個人各從事不同範疇，袁弓夷做電子生意、李鵬飛是美國Ampex（儲存設備製造商）公司高層、唐翔千做紡織業者。「我返去深圳開廠做加工，出心出力。唐翔千在新疆開了天山毛紡織廠做cashmere。李鵬飛本來也幫手，但美國總公司拒絕把科技帶入大陸，所以告吹。」

袁弓夷曾經很愛國，「我當時真心想幫忙建設中國，不是要賺他們的錢。那時我代表三洋公司跟深圳華強洽商，替他們開了深圳第一間電子廠。隨後中國再開了六七家三洋，全部也是我幫手辦的。」一邊說他一邊笑出來，笑聲背後，滄海桑田。

「呢班友仔欠我們好多。香港人當日出錢出力幫他們搞生意，沒香港人他們沒今天。我沒欠共產黨，但她欠我好多。」說完之後，他指指我的錄音筆，用手勢示意，「呢班友仔，忘恩負義，你記住要寫這一句。」

衝衝爸

youtube影片中，袁爸爸有一個造型。他穿一件鬆身舊汗衣、背一個軟趴趴布袋；只有頸項以上嚴陣以待，臉戴一個有呼氣閥的口罩，眼戴一副深藍色箍得很緊的泳鏡。那是5月24號，人大宣布為香港訂立國安法之後首個星期日。網民呼籲大家齊到銅鑼灣shopping，而防暴警終忍不住於中午時份，便已發射多枚催淚彈。袁弓夷沒嚮應shopping，但聲言到銅鑼灣探望兩個孫女。

袁彌明說，她和父親早於去年3月尾已參加了第一次反修例示威，那次由灣仔修頓球場出發，人數僅幾百至一千。之後每一場大大小小的遊行，她和丈夫林雨陽以及父親，都三人同行，也偶然被記者在人潮中認出，「我諗我們行了幾十次。」

問袁弓夷六年前的雨傘運動有沒有參與？他坦白的說：「那時候偶有出來。但當時我仍做大陸生意，做人呀，總不能兩邊都要著數，難道一邊鬧人，但一邊又要賺人家錢嗎？天下哪有咁過癮的事呀！所以那時候，遊行一下可以，但不會咁激（那麼激烈）啦，更不會高調說話。」

信上帝的母親

開始時是父憑女貴，大家只管叫袁弓夷做袁爸爸，卻不知他什麼來頭。袁彌明直言，覺得自己有父親的影子，稍為沉思後，她補充：「而爸爸也有嫲嫲（奶奶）的影子⋯⋯你待會問他，叫他跟你說嫲嫲的故事。」

袁弓夷來自「小資」家庭，父親袁勃是頗有名氣的內地實業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做相機零件生意，店子開在南京西路，後轉型做電子工業。母親則是個傳道人，袁說：「我老母大家閨秀，在美國教會學校念書，是校花啊，長得非常漂亮。她英文說得很好，宗教意識好強，屬耶和華見證會，四出敲門傳道，很有理想。」

但1949年共產黨主政、新中國成立之後，上海慢慢發生變化，「香港咪係（不就是）以前的上海。中國要跟朝鮮打仗沒錢，向商家入手，漸漸再搞甚麼公私合營。有能力的商人都雞飛狗走，去晒香港做生意，我老竇亦然。」

六歲那一年，他母親突然失蹤。「突然人間蒸發，完全找不到她，好好的一個人不見了。」親人幫手打探，兩年過去，始知她被關進勞改營，罪名是傳教。「共產黨不會放過你的精神、宗教、信仰。即使今時今日，港澳辦的夏寶龍，都是以拆毀浙江教堂的十字架而出名。」由於適齡念書，他遂跟姐姐前往香港與父親生活，兩個妹妹留在上海等待母親釋放，「我們來到香港自由自在當然好，一個決定害死兩個妹，她們前途盡毀。」

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別，家破人散，來日再聚，要等到二十年後。

來了香港念書的袁弓夷，入讀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念至初中再赴美國升學。留在上海的兩個妹妹，日日被批鬥指她們成份不好。至於母親則被關押在安徽最北之處，其中三、四年更被打成死囚，日日遊街示眾。在香港做生意的父親身兼母職，袁弓夷回憶父親時說：「我老竇好靚仔，好好先生。從來沒有一晚不回家吃飯，沒有一晚不回家睡，一個男人在外廿幾年，他有他的原則。」

他當年只是不敢「激」，但不代表他「唔激」。說著袁弓夷的真性情就上來了，「那班友仔呀（佔中三子：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中大社會學系副 金教授陳健民、朱耀明牧師）⋯⋯當然他們付出了很多。但明明是佔中，佔中不是金鐘呀，仍欠一個地鐵站！你怎可以去到金鐘就停下來？你停在金鐘有屁用！人家當你冇到！」

他恨鐵不成鋼，「佔中要去中環，中環哪裡？當然是交易所啦，香港最關鍵的地方：交－易－所！」他說著身體傾前，非常肉緊，「哼，佔立法會有鬼用！他們根本不尊重立法，你知道他們尊重什麼？只尊重銀紙呀！」

怪不得袁彌明曾在某些訪問中，直稱其父為「衝衝爸」。衝衝爸話仍沒有說完：「讀書人就是純情，他們是好人，我很感動他們犧牲了很多。但問題是，橫豎你都要犧牲，就應該拮入肉，把刀直插要害！唉，去到金鐘忘了中環，可惜。」

「他們本來好驚，驚到不得了，就是以為你們搞交易所！」他遺憾地說，最後佔中拖了這麼久，是因為大家走錯路去「佔鐘」，而這個「鐘」在政權眼中，其實無關痛癢。

「好少講政治，只是講正義」

年輕時曾於上海和北京分別居住十年，往後有廿幾年時間他待在美國念書和做生意，其餘的三十年則來往香港和日本生活。人生地圖豐富，但袁弓夷說他視香港為家，「家在哪裡心在哪裡，我有六個孩子四人在香港，我覺得要care more for Hong Kong（更關心香港）。」

2月初他由香港飛往日本，住了三個月，5月1號回港，本來是為了支持兒子袁彌昌參選。「個仔話選舉，做老竇唔到唔好意思。本打算看看他，就返美國，誰料香港搞成咁。」

回港後他在酒店隔離14日，每天致電回家，將自己對時局的看法說幾回。女兒袁彌明爆料：「我爸跟家姐講一次，跟我講一次，再對我哥講一次。他做生意多年，是一個strategist（戰略家），由細到大他都是好好的story teller，他的觀點應有更多人知。」丈夫林雨陽靈機一動，覺得岳父的國際視野和美國觀察，對香港人有啟發，就順水推舟就把袁弓夷擺了上桌。於是本來只想著替出選立法會的兒子打氣的袁爸爸，最後搖身變成高調的KOL，人氣比兒子更甚，就是女兒和女婿從中作梗。

他笑言女兒比他更早覺醒、也更有理想，「她老早已覺得香港不公平，一早去搞政黨人民力量。但我呢，對生意人來說，愈不公平，才愈賺錢。」但這一次有點不同，他形容是「過了界」，「以前尚算有灰色地帶，但送中徹底摧毀香港那一套。」

生意人鼻子特別靈敏，故此他自運動開始，已漸漸停掉所有內地生意，免卻掛慮。

開始時他影片的點擊率不高，袁彌明笑言只有自己友捧場，「每條片二千幾人看吧，都是我的朋友、人民力量的粉絲。但去到香港人最灰那個星期，移民兩字成為搜尋榜第一位那幾天，爸爸條片有六十幾萬點擊（最新點擊率逾84萬）。」

在眾人因國安法殺到而噤聲擱筆之時，袁弓夷以「袁爸爸」之名出現，成了政界KOL，但他不認為自己講「政治」，「我好少講政治，我只是講正義。政治很複雜，正義與否很易睇。不正義的事我一定反對，正義則一定支持，如此而已。」

他說這麼多年以來，香港的反對聲音太保守，「我抗議是為了贏，但香港的反對派只是做防守，只管叫『慢啲啦』，因此廿幾年來一直輸，連底褲都輸掉。共產黨是不會跟你講協議的，她永遠不會遵守協議。現在共產黨殺到埋身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死。這句你記住寫出來。」人人恐懼共產黨時，他貪婪地要贏。

「攬炒派」老頭

袁弓夷應該是年紀最大的「攬炒派」，他說：「我跟街頭打鬥抗爭的後生仔同一個理念的，同一理念的話就不計年齡。」只是他走的是國際線，大力推動美國制裁中共，即使香港難免陣痛，他叫港人不要「怕痛」。袁弓夷於5月和6月，透過香港《蘋果日報》的平台，分別錄影了給總統特朗普和國務卿蓬佩奧的信，用英語直斥中共將香港裝扮成自治、合法的城巿，實則是供中共貪污官員洗黑錢之都，並正吸走數以億計的美元財產。袁弓夷促請美國撤回在港的資本，免財富繼續落入中共手上。

他說：「不能站著等自由世界的天空掉下來！講得出還要做，得個講字有鬼用？」

很難不問一句，一個香港老頭錄影一封英文信給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究竟有用嗎？

打中間派旗號準備出選的兒子袁彌昌，最近接受電台訪問時，這樣評價父親的做法：「他真是一個商人，商人就是當你見到有商機，見到幾個正面的跡象，就已經去做了，這正正是他當下的取態。」但袁彌昌說，自己作為戰略學者，就不會如此輕率判斷，並且覺得父親走錯了方向。

但女兒袁彌明卻另有見解，她跟我講父親對其影響時，曾曲線回答了這個問題，「我爸覺得凡事都有可能，很有imagination。沒有人覺得美國助攻能幫到香港，人人開始認輸，就因為缺乏這種想像。」她直言香港以往的抗爭，總是缺乏想像，又悶又沒有成效，她覺得父親的做法有意思得多，「他創新、開放，好有想像。爸爸七十幾歲，他相信美國會來香港搞掂中共，任你隨街找個人，沒有人會這樣想。」

這封信在香港不似引起迴響，點擊率遠不及袁爸爸平時任何一條影片，但他的眼界是出口不是內銷，「很多北京朋友知道了，叫我收聲，別幹這種事。」他說去到華盛頓後，就會推動他的計劃，包括促使美國大學優先取錄香港的抗爭青年，不追究其拘捕記錄，並且開綠燈審批學費借貸。

他多次提到，美國已跟多個國家談攏，會對香港人放寬移民限制，「香港七百萬人已安排好晒，不用怕，好消息陸續有來。」我每次都露出疑惑的眼神，但他每次都用更堅定的表情「鎮壓」，再補充，「英國會接受香港人，日本、台灣、澳洲、加拿大全部會接受，有晒後路，你信我啦。」

不過，袁弓夷一直不覺得移民是救港之途，「香港人抗爭不是為移民，我們是想有一個更美好的香港。」他說在美國要做的，就是跟當地政界商量，如何能讓香港取回自主權，「如何可以形成公投，用什麼制度和方法讓全民投票，令香港人有自主權去決定未來的路向。這不是港獨，但我們要有自主。」除此之外，袁弓夷還說要推動各國，把共產黨列為非法和不道德的政治組織。

我坐在袁弓夷對面聽他說故事，他時而回憶時而分析時而論政時而“imagination”時而事在必行，句句都有新諗頭，句句只怕嚇你不死。我看著他總是一副驚呆的樣子，他就取笑我保守又悲觀。他的見解有幾多成真、幾多如泡影，歷史會給這篇訪問一個答案。

但聽他說話令人樂觀振奮，倒是不差，故此他的影片下總是留低無數溫暖的留言。我問袁爸爸是否知道自己變成香港人窘境裡的心靈雞湯，他卻不解溫柔，「我的說話不是用來安慰人的，即使好多人聽完我的評論後，話覺得舒服很多。老實講，我不是來湊BB，要哭不要找我。我來是要跟你打過，我要贏，我要你輸，因為我對，你錯！」

一個72歲的生意人，最後在亂世中志氣高昂地披甲上陣，兒子袁彌昌坐在錄音室，在電台的直播節目中，無意間透露了真情：「這對我們家庭來說是一個悲劇，爸爸做了一個可能回不了頭的決定，而他這個決定，可能令到我們一家人，從此不能在香港團聚。」這樣的說話，這樣的情節，發展到這一步，彷彿似曾相識。

記得當日訪問尾聲時，袁弓夷曾說：「我老竇那一代被人形容為東亞病夫，因為冇嘢食。我們這一代則叫東亞懦夫，因為不敢出聲。但下一代夠膽站出來，喂，是東亞勇夫喎！」他調整一下坐姿，坐直身子，「勇氣是個非常大的quality，勇氣緊要過有錢有智慧，勇氣排第一，正義又是排第一，這些都是high quality（高素質），其餘的只是lesser quality（次要的素質），至於賺錢叻，則是普通人quality。」我問：「那你呢？」他笑：「我得普通人quality，而今次，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high quality的事情。不過未做得成，我正努力，正在爭取，要做得成，才算有high quality。」

後記

6月20號，身處華盛頓的袁弓夷在youtube頻道發佈了一條影片：女兒袁彌明提問，父親袁爸爸回答。他興奮地報告，這幾天跟美國的國會議員開會，他們的態度是，必會立法替美國人消氣。「國安法當然不是美國所關注的，他們眼中只有兩件事：新冠肺炎造成的人命傷亡，要中國血債血償。第二就是特朗普要連任，故此他一定有所行動，讓美國人看見他打擊中共的決心。」國安法只是製造了一個契機，讓美國連結其他大國，制裁中共。他一邊說一邊笑：「從來未試過，整個歐盟、北約，哈哈，這次真正厲害呀，一條國安法，把全世界團結起來！」

他說美國國會裡有二百幾條制裁建議，先是對付中共的官員、身在美國的共產黨員，而開始陸續有人提出，要一併制裁撐國安法的香港人。「哈哈⋯⋯對不起，制裁的話，將有不少我認識的人在其中，這班人大鑊啦！因為要制裁他們的不止美國，還有G7、北約、歐盟、日本、韓國。先等美國牽頭，她制裁誰人，其他各國就會跟隨。這班人以後要旅行？只能返大陸啦。」

6月25日，美國參議員全體通過《香港問責法案》（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Act）（原稱《香港自治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和公司企業。

袁弓夷。攝：陳焯煇/端傳媒

袁弓夷和女兒袁彌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袁弓夷和兒子袁彌昌。圖：受訪者提供

袁弓夷和大女兒、兒子袁彌昌、小女兒袁彌明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袁弓夷和大女兒、兒子袁彌昌、小女兒袁彌明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左起，袁弓夷、女兒袁彌明和袁弓夷母親。圖：受訪者提供

袁弓夷和女兒袁彌明在公司𥚃討論。攝：陳焯煇/端傳媒

袁弓夷的youtube頻道。攝：陳焯煇/端傳媒

袁弓夷和女兒袁彌明。攝：陳焯煇/端傳媒

袁弓夷。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電台踩了警察這地雷——專訪《頭條新聞》吳志森X曾志豪

端傳媒記者 鄭佩珊 | 2020-03-17

3月13日下午3時許，香港電台的錄影室終於迎來遲到逾一小時的《頭條新聞》節目主持人──吳志森此刻頂著鳳冠，指尖戴著長長的護甲，在宮廷廠景登場演「太后」，在旁的曾志豪，架上墨鏡，身穿官服，飾演阿諛奉承的太監「小豪子」。錄影開始，他們快語連珠先以朝廷派發「薄口罩」予科舉考生一事展開對談，諷刺香港政府在疫情下如期舉辦公開試，又以「譚生菜」借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近日才定性疫情為「全球大流行」，反諷其做事手法「緊貼潮流」。

《頭條新聞》是香港電台（港台）的老牌節目，以嬉笑怒罵形式諷刺時弊，至今已有31年歷史，各國政要商賈，民生小事皆是批評對象，批評無禁區。吳曾二人擔任主持逾十年，連同排練、變裝及忘詞重來的時間，團隊在一個多小時就拍攝了三節短劇，數小時後，新一集《頭條新聞》就在週五晚上八點在港台電視頻道播映。

問團隊遲到原因，吳志森解釋，2019冠狀病毒疫情急速變化，短劇稿件變得難以下筆。他笑言：「現在我們每一句也要小心，小心很重要，一向也要小心，現在要額外、份外、更加、十分、一百分小心」，頃刻一面正經地道，「這是會扼殺創作。」

話中有話，只因港台近日風聲鶴唳，各方投訴接踵而來，其中一個矛頭直指最近曾在節目中諷刺香港警方的《頭條新聞》。港台是政府部門，也是本地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營運經費來自公帑，在2014年未有自家電視頻道前，節目主要在免費電視台播放。自2月中起，警方以處長鄧炳強名義兩度去信港台總編輯、即廣播處長梁家榮，投訴節目以嘲諷形式抹黑警隊，質疑誤導觀眾。期間，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臉書發文，批評梁家榮失職，建議「政府炒、警方告」。3月3日，港台收到警方第二封來信，就在翌日，通訊事務管理局公布，撤銷免費電視持牌機構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頭條新聞》等節目翌日開始不在TVB黃金時段播放。

《頭條新聞》自1989年啟播至今，曾被建制派及特首評為「陰陽怪氣」及「低趣味」，每隔幾年，換主持、刪節目之說甚囂塵上，《頭條新聞》逐漸成為體現香港言論自由的寒暑表。邁入2020年，面對各方接二連三的舉動，資深傳媒人吳志森認為，現時已非節目的單一狀況，而是針對港台的「全方位打壓」；曾志豪則慨嘆，《頭條新聞》其實是一支溫度計，「市民、社會好熱，我們如實告訴你有幾度，38度了，火燒山了，你打爛溫度計，不代表社會靜下來，你只不過不相信，或不肯聽溫度計發出來的嗶嗶聲。」

頭條新聞的「原罪」

《頭條新聞》在1989年4月4日啟播，屬港台電視部公共事務組製作的節目，以幽默諷刺的手法評論新聞，在本地傳媒響起平地一聲雷。六四事件後，節目曾論及中國保安部隊使用槍彈鎮壓，其中一個原因是橡膠子彈不足，主持人吳明林在節目中問：「為何中國那麼缺乏橡膠子彈？」另一主持回應，「不知是否全用來做橡皮圖章？」

吳明林是首任主持人，身兼公共事務組總監一職。他在《頭條新聞》25周年的訪問中解釋，節目是要做「報紙的漫畫版」，嬉笑怒罵論時政，也可測試當權者的容忍度。吳直接點出，只要看看領導社會的人有多不喜歡，就可以測試到社會的寬容度。

時至今日，節目形式更加多元，由昔日正經八板的對談，加入自創或彷作廣告、電視劇及電影情節製作而成的短劇。時事MV則是自1989來迄立不倒的環節，以經典流行曲為主調，再剪輯整理本地或國際新聞片段，並配上專家、學者訪問分析。歷年主持人名單則翻了幾翻，各代也有代表作，如盧偉力及古天農化身「盧科長」及「古秘書」，主力諷刺高官問責制。

2006年和2007年，曾志豪和吳志森先後以非公務員形式，成為《頭條新聞》的主持。42歲的曾志豪在大學畢業後，做了半年報紙記者，2000年就轉往港台工作，現時同是電台主持人。61歲的吳志森是資深傳媒人，曾任《風波裏的茶杯》、《自由風自由Phone》等電台烽煙節目主持。二人與監製創作不少膾炙人口的角色，由早年的包租森與孱仔豪，到近年的大帥與徐副官、唐僧與孫悟空，更不用說經典的太后與小豪子。

「一個醜的男人，扮一個醜的女人，為何會受落呢？我都覺得有點意外。」吳志森笑言。搞笑角色的背後，暗含理念。他說，太后代表荒謬天朝，一般用來借喻各地政府，而大帥與軍人近日則可以與評論警察相配合，而新增的縣官和師爺等角色，「理念是找個人來審案，有人申冤，有人要尋求公正。香港是法治社會，好多事都要法庭判斷，就能帶出很多東西。」

對白辛辣過癮，一言中的，但主力寫稿的曾志豪強調他們有所為有所不為，「過分低俗Bad Taste不會講」。他引述監製，「領導人矮，你不可以笑他矮，他的身高與施政無關」，簡而言之，「笑你不是因你的外形，或你改變不到的事，而是你做出來的事，令人不鍾意。」

反修例運動過去大半年風起雲湧，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行為觸發大眾憤怨，坊間開始以「黑警」喚警察，《頭條新聞》則少有採用，除了節目廣播的限制，曾志豪說他更看重的是一個罵人的字眼背後，有沒有更深一層的含義。「諷刺宗旨要留有餘地，有玩味，亦要意有所指，解得通。」

小心翼翼行事，但《頭條新聞》歷年也在箭靶之上。有在《頭條新聞》工作多年的員工看得通透，他向《端傳媒》解釋，「這是原罪，因為成日笑政府，（《頭條新聞》）一向被人鬧，久不久一個Cycle（循環）。」

1998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直指，《頭條新聞》「陰陽怪氣」。2001年10月，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說，這是「低趣味」的製作。自此，這兩個形容詞成為節目標記。後來，撤換吳志森及曾志豪的消息不脛而走，先後在2010年及2013年流傳，當時的廣播處長分別是黃華麒及鄧忍光。

據說，黃華麒不滿的理由是吳志森演技差。吳如是駁斥，「頭條新聞之所以好笑⋯⋯就是你演技不好，才覺得好笑。」第二次換人消息來自鄧忍光，他由政務官空降港台，報道稱官方理據是製作團隊曾構思，主持在節目中扮演希特拉等納粹人物，故需問責。

重提舊事，吳志森形容此舉是「搵位入」（藉故找事），因當時只屬初步構思，他個人有保留，強調「沒有人說下一集就這樣做」，「這個idea完全是未成熟的，也無結論，怎知就被人拿出來搞，做到好大。」

儘管每次都是被當權者批評，但玩味細節，吳志森看到的是香港之變。他記得，在徐四民的年代，《頭條新聞》曾邀請對方受訪，徐也樂意在節目中對談，主持人則同時回應針對節目性質的批評。「就算是左派，（當時）都會覺得係有偈傾（可以對談交流）。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無問題的，講完之後，誰也不能說服誰，那就誰也不能說服誰，當時起碼有對話。」

徐四民是左派人士，有「徐大炮」之名。吳志森的記憶裡，面對其言論，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還曾經為港台說項，說它作為一個公營機構，應扮演什麼媒體角色，為港台捍衛編採自主。

「已經很久沒有官員出來這樣說，這是已經絕跡了。」

來自警方的公開投訴：不能碰的地雷

新一波的批評，更來勢洶洶。

《頭條新聞》每年會休息兩次，每次約一至兩個月。今年2月14日開始播映的新一季，節目找來曾在殖民年代任職警察的藝人王喜，化身主持「忠勇毅」，製作「驚方訊息」，兩星期一集。第一次主要介紹「驚方」招募的筍工，談及警方在近來抗疫工作的表現及裝備，第二次則列舉自去年 6 月以來，多宗墮樓及遇溺案被判斷為「無可疑」。

這個新環節，正是點燃投訴浪潮的引信。

節目播映後，警方兩次以處長鄧炳強名義去信梁家榮投訴。首次投訴該環節顛倒是非、分化各政府部門，「多次以嘲諷形式抹黑警隊於抗疫期間工作的努力」；第二次則投訴，「嬉笑怒罵」的演繹會令人認為警察調查不認真、工作不專業，並質疑節目從來無譴責「暴徒」堵路縱火等暴行，警方亦會去向信通訊事務管理局投訴。

通訊事務管理局回覆《端傳媒》查詢稱，就2月14日播映的《頭條新聞》接獲3288宗投訴，隨後的三集投訴數字分別為4、22及0，大部分指節目內容與事實不符、偏頗、誤導、抹黑警隊及帶有仇警訊息。

據《端傳媒》了解，《頭條新聞》團隊亦曾去信警察公共關係科邀約採訪，但警方未有回覆。3月7日，鄧炳強接受港台的電台節目訪問時稱，喜歡幽默感及看該節目，甚至認為扮演他本人亦無傷大雅，但強調不能發放錯誤信息「誤導市民」。

「終於殺到來了」，這是曾志豪當時的感受，「我覺得應驗了，大家說的：當社會靜下來，就是清算的時間。」

「過去半年，7.21，8.31和10月1，更多的事，我們《頭條新聞》也有批評過他，一樣笑過他，他不出聲？」曾志豪說，當疫情來到，社會靜下來照顧公共衛生，「他真的有餘暇，無論是出來秋後算帳拉抗爭人士，或終於可以針對傳媒，為他挽回聲譽。」

曾志豪仔細斟酌鄧炳強使用的字眼，認為「誤導」是一個大咒語。

他解釋，警方在7.21元朗事件，用了39分鐘才到場處理，若《頭條新聞》說成是兩小時，那就是事實誤導；但若市民或傳媒質疑，其做法不負責任，草菅人命，39分鐘會否太久，那就是意見批評。

「意見是沒有可能有標準的。意見誤導，即代表了有一個正確意見，才會有一個錯誤引導，這是最危險的。意見不可能有錯誤，你可以說基於錯誤的事實，」曾志豪說。

《頭條新聞》為批評而生，他擔心，權力要求要有正確的意見，變相淹沒批評的空間。

吳志森則認為，這次批評《頭條新聞》的性質與往日大有不同。

按其理解，過去政府其他部門有意見，會採用內部渠道表達，而不是以敵對的態度公開討論。吳志森解構，「以往講這麼多諷刺的東西，也沒有這麼大反應，正正是因為（這次）辣到了一個最敏感的人，就是我們諷刺警察、揶揄警察」。

「警察，他們是不能鬧的。香港電台正正踩了這個地雷，地雷一爆就炸到你了。」

吳志森更加在意的，是警隊連番動作折射的權力變化。

他提及，政務司長張建宗曾就去年7.21事件中，警方的處理手法跟市民期望有落差而致歉，惟惹來警員不滿，警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公開越級批評；至9月路透社披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商界閉門會議的24分鐘講話，「林鄭講的，她只剩下3萬個警察。」

「誰才真真正正在管治香港呢？」吳志森直言大眾觀感，「其實林鄭不是特首，鄧炳強才是特首。」

「政治就是觀感，我的觀感就是，很多第三世界的獨裁政府，軍人及武裝力量會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是保護政權很重要的維穩工具，」回到香港，「以往的警察是維持治安，今天的警察是維穩的工具。」

「你的批評，他（警察）會很緊張的，他會用自己的方法去震懾你，很多第三世界的獨裁國家會派軍隊警察拘捕你甚至聲明告你，不過今天的警察未到這個地步。」

吳志森看來，「由一個武裝力量的首領來開聲」，目的在於震懾媒體。「每一次我看見他（鄧炳強）笑笑口，我是不寒而慄的。」

已經在傳媒界打滾了38年的吳志森說，來自公權力的壓力長存，最困擾的還是會否帶來自我審查，「你下次度你所謂gag的時候，你會想很多東西」，「最大鑊的自我審查，是我寫了這一筆會引起什麼反應，不是factually有無錯，不是什麼法律後果，而是哪個哪個會否出聲，哪個哪個又會否寫信來，哪個哪個會否在Facebook說話。」

回到日常編務，吳志森和曾志豪異口同聲說，暫時表面上未有人會在開會期間走出來明言「不准說話」，但多年來越發猛烈的投訴，實在無可避免會讓人有所顧忌。二人在港台的身份是外判服務提供者，與其合作的大多是公務員，「相信有好多壓力，我們不知道的，他連講都不會講給我聽，就頂了下來」，他們說，只能感謝對方為創作保留空間。

小罵大幫忙？動搖人心？

「嬉笑怒罵」和「幽默諷刺」的表達方式惹來爭議，但撇開投訴，到底香港社會是否需要《頭條新聞》？

曾志豪的答案是肯定的。反修例運動期間，他記得觀眾在節目下留言，「靠你們一個禮拜半小時，才可以令到我喊完後笑返出來（哭完後又笑出來）。」

「過去半年真的壓抑到一個地步，你覺得走投無路。抗爭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無改變過局面，所以人們過了一周，覺得人生無希望和出路。」曾志豪說。

替市民發聲，大膽表達對公權力的質疑，甚至發洩被壓抑的情緒，正是《頭條新聞》與傳媒新聞節目的最大分別，「我們是會幫你出一口氣」。曾志豪說，若正經報道「市民抱怨特首不聽民意」，並不會覺得好笑，但在短劇中，形容意指林鄭月娥的太后難以擔當接線生的工作，因為「要太后聆聽別人說話，這一點最難」，「一來我真的覺得，她不聽人說話，二來好笑，表達得幾抵死，你窒到她（你嗆到她）。」

去年11月，一名交通警員在示威活動期間，駕駛電單車直接撞向人群，最終被訓斥後復職，新聞報導只會平實陳述警察未有停職的事實。曾志豪則在節目中，以扮演常擦馬屁的徐副官唸出改篇的《木蘭辭》：「職職復職職，伙記要停職，停職不離職，訓斥又復職。」他著重的是，抒發人心的作用，「能否突顯荒謬？你可否令人產生無奈？還會有種自嘲，是這樣的啦，他最後還是復職。」

時局造就，《頭條新聞》去年7月原定放假，但最後發生了7.21事件，團隊史無前例即時加開三集。近來針對節目誤導的投訴湧至，曾志豪反問，警方調查案件有可疑之說，「追源溯本，絕不是有『驚方消息』。悠悠眾口從何而來？不是我們提出，才動搖人心，我們只是反映民心。」

他近來更想起一套舊有論述，有人會指責《頭條新聞》此類節目將大眾對施政不滿化為笑話，笑完就化解心中之氣，日後便不會上街，實際是小罵大幫忙。「想不到諷刺的是：曾在較平靜的時代，我們節目的笑話功能就被評為維穩；到現在變態的階段，人們就說你誤導市民，（讓市民對）對政府失信心。」

曾志豪說，難以估量市民在觀賞《頭條新聞》後會變得犬儒或勇武，但他認為，一個聰明的政府應懂得利用節目來探測民意溫度，若功利先行，也應保留節目，以助「維穩」；當下的政府卻是「霸道虛怯」，「我的權可以令異見聲音也消失，他就會說：為何不用？」

不是宣傳機器的政府部門

引申討論，要回到港台的角色定位問題。

港台在1928年成立，屬政府部門，也是本地唯一公共廣播機構，負責製作電台及電視節目。港台員工是公務員，另有非公務員合約的員工，薪酬全部來自政府公帑，統管內部事務的就是廣播處長，亦是港台的總編輯，屬於D5級官員，月薪逾25萬。

食君之祿擔君之憂是傳統思維，港台批評政府，不時被攻擊為吃裡扒外。

「從建制派來說，這個官是食朝廷俸祿，亦都是一個媒體，自自然然就需要扮演一個宣傳機器的角色。在他心目中，香港電台就是需要為政府講好話，」吳志森分析。

不過他指出，建制派和政府統統找錯對象，政府新聞處才應該擔當宣傳機器的角色；朝廷俸祿之說亦有盲點，因港台營運資金來自納稅人，反而應該「作為市民的喉舌、為市民服務」，尤如其他地區的公營廣播機構，如英國的BBC、日本的NHK等。

吳志森眼中，「香港電台與其他香港媒體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它要監察政府，監察有權力的人。媒體的性質，天生就是對權力不信任，不可以擦權力的鞋。」

然而，商營媒體多的是，為何政府要花納稅人的錢養活一個公營傳媒機構，還要容許它議論施政和批評自己？他解釋，商業機構不是做不到為民喉舌、監察政府的角色，只是營運需要面對廣告商的掣肘，不時要依客戶面色辦事，公營體系正可以免去這方面的壓力。

這並不代表港台不受限制。港台在2010年與政府簽定《香港電台約章》，列明工作範疇及守則，另設立由行政長官委任的顧問委員會。這個顧委會在近來風波擔當著重要角色，現任主席陳建強是上任特首梁振英的競選團隊成員。他在警隊投訴後，主動去信港台要求解釋，後來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喜歡吳志森及曾志豪，但反問二人主持十幾年，是否要換人；顧委會更預備成立一個三人可開會的「工作小組」。

然而，翻查約章，列明顧委會屬諮詢組織，並無行政實權，亦不會參與港台日常運作及人事，上述事宜及編輯決定由廣播處長負責。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多次質疑，顧委會已僭越《約章》所載「向廣播處長提供意見」職能，意圖直接插手港台日常事務，摧毀編輯自主。陳建強回應稱，絕對無意亦不會干預港台的日常工作及人事。

被公開點名，兩名主持立場一致，「從來也沒有說不准換人，一換人就代表無言論自由。我們的說法是，為何要換？換了什麼人？其實才更重要。最緊要，你有無令人信服的理由？」曾志豪說，他們這一季至暑假前仍然繼續為《頭條新聞》工作。

王喜曾指「驚方訊息」環節有六集，按吳志森理解，沒有聽到有任何消息會抽起，「今（上）個星期又有王喜的環節了，我看看會否有第三封信。」

3月4日，通訊局公佈，撤銷免費電視持牌機構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無綫電視翡翠台已抽起港台節目。消息出街兩日後，主持在《頭條新聞》唱出流行曲《好心分手》的「好心一早放開我」，曾志豪說心裡卻覺得唏噓，節目捱過了中英談判，八九六四，香港的零三七一，「想不到2020年時，會被人宣佈在主流媒介（編按：指TVB）講拜拜。其實，不只是節目的悲哀，這是香港的悲哀。香港還是容不下一個諷刺節目，在主流媒體中出現。」

3月12日，廣播處長梁家榮發出一封「給同事的信」，尤如一張《頭條新聞》的成績單，先形容社會不同群組對《頭條新聞》「意見紛陳」，再重申節目內容特色是諷刺，借此針砭時弊，「絕非新聞報道」，最後羅列數據：自2月1日至3月8日，《頭條新聞》分別獲得逾3.4萬個讚賞及6500個投訴；而在今年首兩個月，YouTube則錄得1311.4萬觀看次數，在港台網站及流動程式收看次數為約688.6萬，分別在眾多節目中排行第二及第三。

成績看來亮麗，兩位主持卻感到悲觀，曾志豪認為，風波不會就此完結。

他憂慮，凡事「有一就有二」，映照內地傳媒狀況，他感慨「如果你心存饒倖，無電視，我看報紙，不看機關報，我看都市報。都市報也沒了，我有微博，我有大V幫我出頭。你發覺一路掃下來，掃到微信群跟阿媽的發言，可以了吧？李文亮造謠。」

吳志森也不敢鬆懈，「一定會得寸進尺，政治就是這樣，這是政治角力，他會咬你很多東西，直至你投降為止，所以缺口不可以被他打開。」

（實習記者陳欣其對此文亦有貢獻。）

吳志森與曾志豪擔任《頭條新聞》主持逾十數年，連同排練、變裝及忘詞重來的時間，團隊在一個多小時就拍攝了三節短劇。攝：林振東/端傳媒

飾演「太后」的吳志森在化妝間戴上頭飾。攝：林振東/端傳媒

前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與首任特首董建華。攝：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頭條新聞》新一季找來藝人王喜，化身主持「忠勇毅」，製作「驚方訊息」，兩星期一集。 影片截圖

《頭條新聞》主持人曾志豪，飾演小豪子、徐副官、悟空、包豪星。攝：林振東/端傳媒

《頭條新聞》主持人吳志森，飾演太后、大帥、唐僧、有為。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3月4日，通訊局公布撤銷免費電視持牌機構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無綫電視翌日立刻抽起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從此不在TVB黃金時段播放。攝：林振東/端傳媒

《頭條新聞》錄影廠，曾志豪觀看剛拍攝的片段。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3月13日，香港電台《頭條新聞》錄影廠。攝：林振東/端傳媒

專訪香港前高官張炳良：落重典，是無法解決人心問題的

端傳媒記者 鄭佩珊 發自香港2020-10-15

香港《施政報告》原訂昨日出爐，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往深圳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押後宣讀。這一份施政藍圖，原是社會大事，如今公眾興致缺缺，前高官張炳良覺得，這不是好事。「當社會完全聚焦鬥爭狀態，精力都去了這裏，藍黃就是看對方如何攻擊他或者同溫層在想什麼，變相不是為社會找出路。」他也少看社交媒體了，按其觀察，無論藍的還是黃的，「形容對方也是用動物『牠』，感到心很悲。」

在一眾港府前高官中，張炳良是少有不斷向港府諫言的一人。他過去一年持續筆耕，連番投稿又現身受訪，勸說政府正式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年11月，街頭衝突戰況激烈，他與多名前高官、學者，包括：前財政司曾俊華、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沈祖堯等人聯署，要求政府盡力確保區選順利舉行，一度被建制派批評他未有譴責暴徒；來到今年，張炳良加入建制色彩濃厚、由前特首董建華及梁振英牽頭成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

今年67歲，政界綽號「張良」，過去數十年在公共行政範疇的各個場口，幾乎都有他的身影。1970年代香港大學畢業，入港英政府當公務員，80年代往外國深造，後回流做學術，另加入議政團體匯點，提倡民主回歸，成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在95年擠身立法局擔任議員。後退出政黨，獲邀加入形同政府內閣的行政會議，2012年加入梁振英班子，官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5年之後，任期完結，他重返校園，在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擔任研究講座教授，潛心學術，研究香港管治，閒時授課。

游走體制內外，集合政黨、官員及學者的背景，張炳良在今年7月及10月兩次接受端傳媒訪問，爬梳為何香港走到這個局面。在壁壘分明的年代，立場先行，張炳良總說自己要給出“fair comment（公正評論）”，「香港的誤解和爭議，很多時也是不講Context（背景、脈絡），或者不是不知道對方的Context，大家就是要拗（爭執）。」

白馬非馬的政治爭論

從張炳良看來，近來鬧得熱烘烘的三權分立討論正是一例。

爭議由今年8月底爆發，傳媒報道高中通識教科書經教育局審閱後，在介紹香港法治時，刪去或修改三權分立的內容。教育局長楊潤雄回應時表示，「在香港是沒有三權分立」，強調要在教科書說出事實，林鄭月娥後補充，完全支持及認同楊的說法，形容三權關係是各司其職、互相配合及制衡，過往公眾對此議題不清楚或錯誤理解，現時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有關三權分立的討論，中央的論調早年已惹來軒然大波。2008 年主管港澳事務、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港，曾提到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2015年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本港從沒三權分立，特首超然於三權之上。

不過，政府官員明確否決三權分立，近年來還是第一次，公眾莫不嘩然。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今年9月的調查，63%受訪者反對「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說法，支持的只有23%。一時間，輿論紛紛反駁官員說法。

翻查紀錄，香港官方文件、官員，建制派人士都曾提及香港有三權分立的架構。1997年6月一份由港府印製、派發給出席回歸典禮的全球記者的新聞資料套中，列明「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有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香港法院過去亦有判決指出，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自有權力，互相監察。

張炳良早前撰文，以「白馬非馬」比喻雙方爭論，強調說「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縱有三權分立一般元素，也不等同存在有特定憲制涵義的『三權分立』體制，反之亦然」。他在訪問中解釋，一般人對於政制的理解是「馬」，但並非帶有憲制意義的「白馬」。

為何要在敏感時刻燃點此話題？張炳良說，這個要問教育局，但也認同教科書的說法需要「糾正」，「但不是說香港沒有三權分立，這是去了另一個極端。應該說，香港的政制是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司法獨立，這就完整了。」

張炳良說整場風波，在於雙方的立場及取態：「我不是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但我刻意說（另）一樣的事件。」他下一重的解讀是，同樣的思考和行動模式也套用在中港互動。

「你猜北京不知道香港人在擔心什麼嗎？知道的，但最大問題就在這裏。換轉香港人，你無理由不知道北京擔心什麼，無理由不知道他忌諱港獨，但就是要說港獨。可能說（提倡）港獨的，也知道香港獨立不了。」他指出。

「去到這個時候，大家也在測試對方的紅線。」他認為，持續這樣下去，任何協調共識也無法成事， 「如何找出路？真的很艱難。」

北京是一個有記憶的政府

中港互信此刻儼然降到冰點，張炳良認為，在理解港人的同時，也要從北京的那邊看問題，理解反修例運動如何成了徹底打破中國對香港信任根基的最後一根稻草。

自80年代起至今，張炳良說自己與「內地」、「北京」已有幾十年交往，目睹對方在解讀港獨思潮經歷了什麼改變。

他形容，在回歸前，「你與北京說，香港有人想搞獨立，我相信北京也不會相信，最多是買口爽（編按：應為「貪口爽」，形容只是說出來好聽，而決不實行的話）。他也不覺得會威脅到什麼。」

直至「過去幾年」，張炳良說，相信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內，與內地官員溝通時開始要這樣說項：

「唉，香港後生仔身份定位的困擾，或者對香港有很多不滿，對兩制關係有很多看法，有時可能說大了。香港怎會有人真的是想搞獨立？怎能獨立到，對嗎？他們講下啫（說說而已）。」在張炳良看來，北京官員早期還會接納這種說法。

他沒有明言相關言論涉及哪個年期、哪些事件。翻查資料，早在2014年，有建制派質疑佔領運動為「顏色革命」或「港獨」，惟當時有調查顯示，有75.1%受訪參與者表示不認同港獨；到了2015年，雨傘運動後，時任特首梁振英在宣讀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文章鼓吹港獨，輿論才開始關注議題；翌年立法會選舉，更有參選人被指因提倡港獨而被取消提名資格。

來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示威場面最初的口號是針對建立調查委員會、撤銷暴動定性等的「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隨著政府並無回應，衝突愈演愈烈，現場的呼聲，逐漸轉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甚至有部分示威者會清晰地喊出「香港獨立」。

到底是誰激化了矛盾？誰催生了分離思潮？「如果對弈雙方仍有一定的溝通或信任，可能你說一兩句出位的口號，（可以解讀為）也是頑皮、想激我，可能不當作一回事。」張炳良分析，中港兩地的互信低落，變相任何事情都可以迅速被解讀為非常嚴重的事情。

他指出，在北京的認知中，特首林鄭月娥在6月15日已宣布暫緩修例，「他覺得事態不是一般反修例，（因為）我暫緩了。」然而，大量市民當時不滿政府僅僅暫緩而不是直接撤回修例，加上有警方武力手段、示威者墜樓身亡等情況，社會的憤怒情緒升至沸點。但無論因果如何，張炳良研判，7月是北京對港態度的轉捩點：1日人們闖入立法會，21日示威者包圍中聯辦，向國徽擲雞蛋及漆彈，最終使北京敲定治港政策，故8月初即提出「止暴制亂」的說法。

「太多標誌性的行動，言辭很多，過了某個臨界點，你可以說，他（北京）開始傾向相信其實有很嚴重的分裂主義。」

運動中後期，示威者紛紛展開國際戰線，一方面喚起國際關注，另一方面游說西方國家制裁，藉此換取中國及香港政府讓步，策略不時以有同歸於盡意味的「攬炒」一詞作包裝。

張炳良記得，在六四事件之後，「香港對內地都有反應」，但當時有民主派仍希望在國際上給予空間，鼓勵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後邁向開放，故不會要求國際加強制裁中國。其中一人正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他在90年代多次訪美，游說美國延續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擔心制裁中國經濟波及香港；其後在2000年，李亦遊說多名美國國會議員支持中國加入世貿，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法案。

「但是今天不是這樣，所以你可以說，北京也是一個有記憶的政府，他懂得去分辨，他覺得現在不同了，」張炳良說。「在過去那一年，很多事情如果你說不是分離主義，甚至說某些情況不是港獨，北京是不會相信的。」

國家安全威脅真的存在嗎？

環環相扣。香港被北京標籤為一個不設防的城市，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短板；回歸23年，自2003年港府嘗試為《基本法》23條立法觸礁後，一直未有重提，最終全國人大常委員在今年以《附件三》形式，直接繞過立法會，在個多月內極速訂立港區國安法，法例在6月底正式實施。

「若不是因為香港事態的變化，不是因為當時香港抗爭論述，講到要同歸於盡，令到北京認為香港不只是講下講下（說說而已），是有質變。或者不會令到他們覺得有需要走這一步，」這是張炳良從北京角度出發的分析。

坊間的另一種推演是，若修例風波處理妥當，港府回應民間訴求，抗爭不發酵，民情不激動，情況也未必上升到國家問題。張炳良只道，「哪個是雞，哪個是蛋，真的很難説。」

然而，返回問題的根本：身在香港，單就示威者目前言行，香港真的有顛覆政權的能力嗎？嚴重性是否真的那麼大？他表示，「這個我不下判斷」。

張炳良認為，應該把重點放在北京為何會如此解讀，他認為主因是全球地緣政治的變化。

「美國是有備而來的，」他連說三遍。

張炳良首先引述「Chimerica（中美國或中美共同體）」一字早年甚為流行，代表西方社會一度以合作夥伴看待中美關係。此字由歷史學家及經濟學家在2006年底創造，由China（中國）及America（美國）組合而定，強調中美關係的緊密性。

但很快，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開始改變外交政策，強調「重返亞洲」。「潛台詞就是，中國開始有威脅了，當然未必去到很對抗性，但要rebalancing（再平衡），你知道外交術語是這樣的，」張炳良分析。

來到2017年，特朗普上任，共和、民主兩黨也覺得中國有確實威脅，甚至在挑戰美國的地位。「中國的威脅不單只是因為共產黨統治中國，而是（威脅在）一個有強大力量的中國。如果這是一個弱的中國，不會理它什麼黨統治。」他指出，美國開始趨向印太戰略，以包圍快速崛起的中國。

「因為在西方世界中，對霸權的理解只能夠有一個hegemony，不可以有數個。」

在二戰後確立的情報網絡——五眼聯盟也調整對中國的看法，張炳良問：「五眼聯盟其實存在了很久，由40年代到現在，為什麼近期才會活躍？」

五眼聯盟全屬英語國家，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據報在港區國安法醖釀立法期間，英國外相藍韜文透露，曾與五眼聯盟商討接收港人事宜；聯盟近日正協商如何增加澳洲、加拿大及美國的稀土和稀有金屬生產，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同一時間，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提出，讓日本加入聯盟。

「他們的情報系統已經視中國為假想敵，或今天已不再是假想，而是真正的威脅。」

與此同時，示威者紛紛要求外國介入反修例運動，某程度將威脅實體化。張炳良認為，「香港發生的事情是配合到他們（外國）策略的運用，所以你說香港抗爭者的國際線，我會說是錦上添花。」

他道出北京的邏輯：「有人去搞香港，藉著搞香港來搞中國。」

「這時候，中國還是沒有反應的話，含淚接受，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呢？也不做任何事情，那他在國際上如何立足？」張炳良強調，這不是面子工程，而是「你不能夠被對方認為：你是弱者。」

然而，這種論述背後的理據是否充分？詮釋會否草率？也有輿論認為，北京是誇大威脅，利用國安理由壓制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張炳良說，全都是另一回事，重點在於北京正是如此解讀。

再進一步，張炳良反問，現時外國碰到與中國有關的事情，都會視為威脅或滲透，什麼也是國家安全的問題，「你也應該有同樣懷疑，西方或者美國是否將中國魔化呢？是一樣的。」

「國際上的行為，未必我們一般常人可以理解的，因為國與國之間有很多博奕、角力。」

不要把國安法武器化

順著這一套北京思路，他認為，來得快又狠的港區國安法，是必然的結果。

「當北京覺得香港存在一個實在威脅的時候，他為香港訂立的安全法又怎能不辣呢？」張炳良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5月證實將審議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其後在41日內急速通過，過程並未諮詢港人，直至6月30日，港府刊憲宣布法例即時生效一刻，條文才首度公開。港區國安法針對4大罪行，包括：一、分裂國家罪，二、顛覆國家政權罪，三、恐怖活動罪，四、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從立法過程，」張炳良語帶猶豫，「是⋯⋯有很多本來不應該這麼做。為什麼條文不公開就可以通過？從立法角度來說，坦蕩蕩，應該大家都要知道內容是怎樣，應該要聽意見。」

「我不會為北京去解釋，他應不應該這麼做。現在也不是討論應否立法，因為已經立法了。」

港區國安法至今實施3個多月，據警方資料，截至9月28日，共28人涉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被捕，當中只有24歲男子唐英傑以港區國安法被起訴。就港區國安法帶來的效果與隱憂，張炳良的說法雷同，但比較幾次言辭，也帶著細微的變化。

他在7月撰文時提醒：「一切視乎執法及司法是否公正，及不會為求把震懾最大化而寧枉莫縱、變成濫權。」張炳良擔心的是惡性循環延續：一是人心不服，用盡方法挑戰，導致執法者再加大力度，造成國安處處、人心惶惶的局面；一是寒蟬效應加劇，當人們感到不能像過去般享有與國安扯不上邊的言論和行為自由，一國兩制褪色、末日論等推論預言，會自我應驗成真。

觀乎評論文章，他多次引用「北風」與「陽光」的比喻，勸喻「中央不能只靠北風」，「以為國安法可迎來二次回歸、亦即人心的回歸，未免一廂情願」。

回到訪談之中，他嘆道，「你靠一些重手，落重典，是無法解決人心問題的。落重典可能可以即時煞住情況，但仍需要處理人心問題。我希望北京能有這個智慧。」

9月的一次座談會，張炳良說，原則上很多國家出於維護國家安全，都有成份苛刻的國安法，最大問題是應用或執行時，會否被政權「武器化」，他直言：「因為他好使好用，很多事情根本不在國家安全範圍，可能是一般公安、公眾秩序的事，你就提升到國安問題。」林鄭月娥隨即不點名批評，指有關說法令她「好驚訝」及難以理解，形容國安法本身就是法治武器，「用來儆惡懲奸」。

上周訪問之時，再問張炳良：香港現時是否已將國安法「武器化」？

他多次回絕，說完整案情尚未在法庭曝光，現時沒有基礎判斷，也無法估算影響，又重申昔日言論沒有認定香港將國安法「武器化」，只是說香港要「汲取外國經驗」。

困局

不得不承認的是，港區國安法再加上疫情限聚等，香港街頭行動不復去年，市況表面回復平靜，但張炳良說，形勢還未停定下來，還待美國總統大選揭盅。本土局勢則是一個困局，短期內不會有突破，立法會選舉延期，讓各方也摸不清民眾想法。

張炳良提倡政治重建，可以怎樣做，他沒有具體說法。「一個殘局能不能找出一條出路，你從一個實際角度來看，必然北京是有主導權。」

「大亂下，北京以國家力量進場，突出『一國』，重整特區秩序，但『止暴制亂』仍治不了深層次管治矛盾。亂後求治，尤需社會和解革新；互不信任下，殘局延續，愈難收拾。北京不採主動，內耗不止，焦點最終還須返回『兩制』的未來。」在最新一篇評論中，他如此分析。

「為什麼一個逃犯條例，竟然會在一年後發生這麼多事？是不是很不值得？香港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張炳良還是認為，若早在6月底、7月初就能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社會就不會出現這麼多不必要的爭議。「因為香港人已經習慣有爭議，有真相不明，就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之一，甚至可以說是不同政治光譜者的最大公約數，除了示威者外，眾多前高官去年7月也曾聯署諫言，港府應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社會廣泛反對修例的原因、政府處理手法是否恰當、警方與示威者雙方的武力行動等，並提出社會和解的建議。

同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受託處理的民意調查指出，有79%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行政長官會行政會議可委任委員會。張炳良介紹說，此會擁有法定權力，按慣例會由法官主持，能夠傳召任何人作供，亦可邀請專家解說，但相關紀錄不會自動成為日後檢控用的證據，重點是找出事故成因，「不是一個法庭，它不會說你是有罪或是無罪」。

曾幾何時，獨立調查委員會在香港不是天方夜譚。

2012年10月1日，兩艘客船載滿乘客出海觀賞國慶煙花，晚上在南丫島海域相撞，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2015年7月，多個公營房屋的食水被發現含鉛量超標，港府分別在事故翌日及12日內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一切皆在張炳良的運房局長任期內發生。

他記得，當時由特首、司長及涉事的局長級官員幾人拍板決定，「（內部）有沒有暗湧我不知道，起碼無表達出來，（決策者）亦不會去問你同不同意。」但他坦言，「所有政府部門都不想你隨便搞獨立調查」。以鉛水事件為例，他也要以房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席聆訊，在證人名單排名第一位。

一整年過去了，現在重提這個委員會，還有意思嗎？張炳良坦言，現在已失去契機了，但能夠做的話，還是要做。「這樣比較（能夠）弄清楚真相，搞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希望有一個closure（完結、解脫），等於一個人不知怎樣死了，你搞死因庭，起碼有closure。」

張炳良今年67歲，曾當公務員，80年代加入匯點，其後成為民主黨創黨成員，95年擠身立法局擔任議員。後退出政黨，2005年獲邀加入行政會議，2012年加入梁振英班子，成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5年任期完結後重返校園研究香港管治，閒時授課。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7月1日，香港警方應對集結人群期間，首次舉起因應「港區國安法」而配備的紫色警告旗幟。攝：林振東 / 端傳媒

2019年1月14日，法律年開幕禮。攝：林振東/端傳媒

張炳良。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0月1日，反修例運動，荃灣示威者扔擲燃燒物。攝：廖雁雄/端傳媒

2003年7月1日，50萬人遊行抗議23條立法。攝：Vincent Yu/AP/達志影像

2019年11月28日，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民眾集會感謝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5月23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率領港府主要官員會見傳媒，表示全力支持制定國安法。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7月16日，張炳良在沙田一間咖啡店接受訪問。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2年10月2日凌晨，南丫島海難，救援人員在水中拯救遇難人士。攝：Kin Cheung/AP/達志影像

留下來，或離開：八個香港人的2021決定

端傳媒記者 李慧筠| 2020-07-14

2020年像一列無法受控的加速火車，沒有中途離站的可能。

人們在車上跌跌撞撞，在漆黑隧道之中突然抵達年終。在香港，解體與離散成為日常，平凡人都被迫突然面對時代變幻和家庭四散。不過，步履不穩的人們喘一口氣，也告訴我們──這是突破自己的一年，勇敢改變的一年。

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撐住。有人孤身遠赴英國，代替在深圳被拘禁的哥哥發聲。有人選擇留在香港，投身工業。有人在疫情中默默照顧同一屋簷下的陌生人。有人關顧死亡，決心為香港人照料身後事。有人決定在社運後的躁鬱漩渦中，重新檢視自己生而為人的幽微感受。

熬過光怪陸離的旅程不容易。在幽暗年終，如常紀錄之餘，我們也想道一句謝謝。謝謝努力活著的你，謝謝不輕易說「好吧」的人們，是你們的每一道掙扎，承托起這樣一個飽滿的人間城。

*以下內容為受訪者口述，記者以第一人稱整理。

「香港民主女神」隊員，70後

擦邊球

今年7月1日之後，香港民主女神像的銷售噗通一聲，從以前每月幾百張訂單跌至10張左右。好多人都是怕那八個字嘛，我們就把女神像手上的「光時旗」轉成了全黑的旗。一兩日之後，負責聯絡30多間黃店寄賣女神像的成員，時不時在工作群組發來新消息：啊，這間不賣了、哪間不賣了。

現在剩下肯賣的只有3間。退出的店舖，沒特別問原因啊，大家都知道……

開初，這個團體的創作者純粹想參考六四的民主女神像，讓香港有一個具代表性的Figure。這個團體不算前線，是後援做些事去打氣，我覺得很有意義。我本業在大陸工廠做產品開發，對民主女神團隊發展3D打印有興趣，加入公海（公開群組）討論後，慢慢便加入核心群組，義務幫忙。

去年10月，團隊要把女神像搬到獅子山頂，好吧，傍晚6點半約在港大集合。我去到，30個人都蒙著臉，哈哈，都唔知邊個打邊個（不知道誰是誰）。當天有雷暴警告，我負責托住像的上半身，花兩個多小時爬上山頂。雕像4米高，是發泡膠製的，只有骨架是金屬製。橫風橫雨，女神拿著旗幟的左手腕不久被吹斷，途中頭盔又險些飄走，還好有人把它撈回來，不然女神就沒有頭盔了。

完成那刻，大家一起叫喊口號，感覺好強烈，以前都不認識對方，但一見面就做一件很大迴響的事。下山時已經天光，我渾身濕透，跟一個隊員吃了一頓早餐。

登山一周年，我們又登上獅子山，想發出聲援12港人的12道光束，但這次只有4個人上山。這一年，核心團隊中有人離隊、也有人淡出，之前我在Telegram的核心群組不斷吹雞（號召），沒有人應，點名問都不理。

最後勉強湊齊4個人上山，但要拿12支鐳射筆，每個人左手一支、右手一支，口裏咬著一支。一個人說不要震，另一個人說很累沒辦法。鐳射筆的能量不夠，本來我們想向天空平行地照射12道光束，但是光束很散、不夠集中，拍攝時看不見顏色。

30人變4個人，可能有些人覺得很膠吧。壓逼太大，會覺得做這些事改變不到事實，也兼顧不到自身安全。上年你做個人鏈、傳傳物資都覺得有為運動付出，現在卻只可以Twitter、國際線──虛無吧！這一刻，街頭戰線已沒落，可能是應該轉型，去作出改變。

過去20年，我都在深圳工廠工作。2008年奧運的時候，覺得這個地方頗有希望，放假常常去雲南、北京旅行。2012年左右，因為劉曉波、艾未未的事，我感覺好像有點問題。回到工廠區，又看到國家有錢的背後，底層的勞工待遇很差。

今年初，公司因為疫情失去很多歐美國家的訂單，3月裁員，把我裁掉。其實我一早就想走了，舊老闆過身後，公司沒什麼工業精神，賺到錢就買地炒樓，工廠的事只想著降低成本。

我已經決定不再回去大陸工作。不再回大陸，是很重要的決定啊，就像我告訴你這輩子不能再做記者。一個香港人要做工業，一定離不開大陸，如果你拒絕接觸大陸的人和工廠，或者踏足中國大陸境內，就像兩隻手斷掉。

被裁之後，待在家裏照顧兒子的時間多了，人反而比以前正面一點。我想，即使不能向著理想的方向走，但既然留下來，就在可控範圍內使這個地方好一點。香港是需要工業的，但沒人、沒資金、沒技術，怎樣把東西整合呢？不知道能集合怎樣的人，也未想到特定的方向，不過我想要開發香港製造的產品。最近我們在做《登山讀書會》的民主教育故事，也想出一套Q版的醫護、記者、銀髮族公仔，我給你看看……

做不到激烈的，就打下擦邊球，延續大家的希望吧。

被捕人士，90後

Care自己

今年初被拘捕的時候，我突然之間有種釋放的感覺。我終於不用再想應該要怎樣做了──不知為何有這樣的感覺，在那一剎那，在那晚的臭格（警署羈留室）裏面。

對我來說是沒有2020年的，我什麼都沒做過，真係唔知做乜鳩（真的不知道在做什麼）。被捕後，你根本不知道怎樣展開新生活，一來疫情、二來找不到想做的工作。我這人沒什麼興趣，懂事開始就參加社會運動，2015年反水貨客行動，我次次都去，完完全全地投入。

說來好笑，2014年9.28警察射催淚彈的時候，我曾經在金鐘舉高雙手，叫人不要扔水瓶。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10月1日，大家想到金紫荊升旗禮做些行動，最後卻什麼都做不到，我覺得這樣沒有用。那天之後，就去旺角。旺角很特別，在山東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頭盔、自己造木盾。

我從沒有傘後抑鬱，我有的是魚蛋後抑鬱。「魚蛋革命」真真正正做到本土派的想像──要有磚頭、要有火。後來，梁天琦入獄，社會氣氛很低沉，本土派內部也在吵架，我一度不想再理。

原來人到最絕望的時候，會有種反彈。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直到上年12月，我覺得五大訴求還是會實現的，但年初運動已進入瓶頸。示威者的武力輸出就是那麼多，還可以怎樣？商場「和你Sing」都會被掃蕩，你還組織到什麼？每天打開Telegram，頭幾個群組訊息一定是「被捕人士關注組」。我最近已經沒有按進去看，覺得幫不到他們。

怎會想到國安法秒速就通過。整個世界崩壞掉，沒有街頭抗爭，覺得輸了，但這樣說出來會被人鬧的，一些人說「不要放棄，很多事未做，你今天吃過黃店沒有？」但是，我想像的抗爭並不是這樣……

我常常說，我上年把身體借給香港。但今年她用這樣的方式還給我。我無法走出房門，每天窩在家中打機。半夜醒了，心裏面很癢，但你抓不到，很辛苦。最近我去紋身，感覺好爽，可以說是記錄這個階段的自己，也可能是用肉體的痛苦掩蓋心理的痛苦。有乜痛得過人生？

我去看精神科醫生，確診躁鬱，轉過很多次藥。一開始食血清素，再加藥，吃後很亢奮，常常想大叫，現在要食一隻叫「Q仔」（Quetiapine）的藥，副作用是隨時都能睡過去。

今年我常常夢到我的小學、中學同學。其中一個同學很戇居（傻瓜），只顧玩。我以前跟他很熟，夢到他其實很開心。醒來我想，這麼傻的人也有份工作好好地活著，我在做什麼？自從接觸社運，我從不快樂，我想似他們般生活，但回不了頭。

去年是夢幻的一年，今年是現實的一年。我去進修，你可以說是逃避現實的一個決定──不用想工作、也不用想香港那麼多。唉，你停一停，就會開始錫身（保護自己），會衡量能承受後果嗎？被捕後會怎樣、家人會怎樣？能接受死亡嗎？你會愈站愈後。

很挫敗，但心底還是不想放棄。只是，明年我想要多care自己，想周邊的人安好快樂。這樣想其實很自私，但是、但是我也是一個人啊。

遺體修復師伍桂麟，40歲

止血

最近有年輕人問我怎樣寫遺書，我就教他寫。最怕你不肯問我，就這樣死了。「有什麼令你覺得只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做？」我會問。談的過程中，他自己會給自己答案。

去年，示威者梁凌杰墜樓離世，有很多人被觸動神經，到金鐘獻花。我當刻想，如果他有家人，要面對身後事可能會很無助。如果他沒什麼家人，這一個有關香港的歷史人物，我不想他最後被送到沙嶺公墓（註一）。而且，我知道開始有年青人仿效，這件事是有感染性的。這麼多人對他的死如此哀傷，是不是要有一個公祭？一個可以讓你哭出來，讓你哀傷的場合。

我覺得自己要盡做生死教育者的責任，再三考慮後，便在Facebook公開去找這家人。

在殯儀館為梁凌杰修復遺體的時候，我想到鄭南榕（註二）。你永遠不想生命用這樣的方式而死去，但往往歷史上就有些人選擇這樣做；而一些人某程度上是成功的。

這一年，創傷沒有消失。太子站、周梓樂、陳彥霖，你看到每個月都有不同的祭拜。雖然你和對方沒有血緣關係，但是因為視這個人為手足，信念就連結起大家。你見到別人死很傷心，你不知道、不確定……這種「不知道」是一種創傷，因為如果知道，就可以對準目標去追討，但很多時都不知道真相。那種無助，那種鬱結，是很苦澀的。

我陸續接觸到一些人，他們的家人在運動期間不幸離世，有些是自殺，有些死因不明，於是我開始籌辦「逝去同行計劃」，跟一些社工及法醫合作，幫忙做喪事安排、情緒及法證支援、遺體修復及遺物轉化。我故意在去年10月獲頒「香港傑青」（註三）的時候公布計劃，覺得在這個位置做些事是好的。

最近，我附近一幢大廈在短時間內，有兩個老人家獨自死在家裏，直至屍體發漲發臭才被發現。疫情高峰，我在黃大仙做長者生死教育活動，一直想，能做更多嗎？不如把所有一次性的協助轉化為一間殯儀社企，綜合綜援戶、殘疾人士、流產嬰兒和長者的個案，組織具社福界背景的人協助家人過渡情緒。有了新的想法，就寫文件、去紅磡看租舖，準備2021年正式開展。

年初社會運動熱度降低，我安靜下來，心情反而起伏；那時，碰巧和老婆有些爭拗，抑壓的情緒爆發起來。我以為自己見過不少大事，又見過許多人的死，本應可以承受，但原來有些結一直沒有解決。我想，我把別人創傷的感受累積了起來。如果我是被捕的、被打的，如果我是那些十幾歲的人……

辦一家善終社企，好像對香港正發生的事沒有直接幫助……但是，如果有更多人願意去活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裏面，而不是活在其他人期望的陰影底下，很熱愛地去做你所擅長的，世界會很不一樣。

修復遺體從來不只是修復死者的容貌，不會100%完全修復，怎樣做都會有瑕疵。修復遺體也為了讓家人過渡，給他一個修復的期望。對了，止血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比喻。社會運動上的創傷，不至於修復，起碼令它不要加劇。幾時能夠真正修補呢？就是所有走向民主社會的國家後來所做的轉型正義：交還死者的尊嚴，即使無法向死者本身作任何補救。只是我們應該遲遲都未到這個階段。

註一：非自然死亡個案中，法醫解剖後一個月，如警方未能聯絡親屬，死因裁判官亦認為無可疑，遺體將由食環署下葬於沙嶺公墓。去年反修例運動至今，香港有聲音指部分示威者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死去後，被送到沙嶺公墓。

註二：鄭南榕，台灣社會運動人士，他在戒嚴年代發行《自由時代週刊》，主張「百分百言論自由」。1989年，他因曾刊《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被指涉嫌叛亂，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身亡。

註三：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在1970 年創辦「十大傑出青年選舉」，至今共舉辦48屆選舉。

新社區雜誌創辦人何映彤，30歲

出路

10日賣光2千本《埔JOURN》創刊號，我們是想不到的。

以前在《蘋果日報》做視像記者很被動，我去年每天坐在辦公室看直播，每一天都是和平遊行、抗爭、圍捕，平靜一會再圍捕。半夜，人們被保釋出來，翌日再聽他們說有否被警察打。我不太喜歡不停重複的事情，我會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很想解決那個問題。

無論疫情下、政治下，大家都很無力，沒有方法可以改變世界，二分對立又太嚴重，我想要一個新的出路。年初，我開始有做大埔地方誌的念頭，及至年中辭職，把10萬港元的積蓄拿出來，湊齊其餘4個人加入團隊：編輯冬敏和Joe，設計師Ming、攝影師Issac。7月開始構思主題，9月中起稿，10月正式出版。我們校對了足足11校！

這本地方誌想建立一個思考的平台，分成「記錄、討論、參與」三個欄目：記錄大埔農夫的生活、討論改造林村河、參與研究翠屏街市的垃圾問題。為了畫林村河，我跟畫家貓珊從下游走向大帽山，走了3小時，發現有隻很漂亮的藍色翠鳥，好像小精靈。我從小到大都住在大埔，大埔社區的設計著重城鄉共生，街坊習慣到處散步，很容易變熟。

人就是這樣，你看得多、認識多就會有感情。

大埔人真的是癡線。去年11月中大一戰，太和道放催淚彈，他們不願撤退，不懂進攻，又沒有後退，只是站著。那段時間大埔其實變成交通孤島，我借宿別人的家裏，大埔人出門都要預3個小時，但是沒有幾個人抱怨。連儂牆做得比人長，區議會投票首1小時、大埔投票率最高；我去店舖送雜誌，店主說，「你是大埔人吧，我都是大埔人！」

一個因為政見和我吵翻的街坊，買了10本雜誌帶給我簽名。聽說，他去街市吹水（閒聊），也有提起過我。

像Joe所說的，「對方不是減少我們的人數，而是減少我們看到對方的機會──不讓你看到其他說話的人，捉走站出來的人。」我想居民看到大家，參與社區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社會應該包含很多種聲音，很多條路、很多新見解。

2020年的局面比傘後更混亂，更有接近末世的感覺，今天不知明天事，計劃好的事會不停改變。我想把這種不安轉化為能量。

你的不開心來自無力感，去付出的話，會減少這種情緒。現在做的事情，會令我變得積極一點、多一個責任──雜誌要出6期就6期，不能用玩笑帶過的。

我不太明白，為何讀者對於「豪擲身家」搞雜誌有這麼大的反應，我只是開盤生意，就像開間魚蛋舖。雜誌的收入，會用作下期製作費，現在我每個月收入不夠一萬元，所以會搏一點，一星期2、3天做陶瓷室打雜。可能有人會覺得把所有錢拿出來很冒險，其實我也害怕文字獄，但是這個社會上上下下、或高或低都付出很多。我這件事真的超級小事。

宏觀地看我30歲的人生，這的確是一個milestone（里程碑）；有時候也感到自己原來需要一點勇氣。不過，如果你問我為什麼可以放手去做，是因為我知道這個社區會承載我，有一班朋友會承載我去尋找答案。

印傭Terenia，30歲

冷戰

我在香港工作9年，今年4月本來計劃返鄉，去開展自己的新冒險。但是2月疫情爆發時，我的老闆便問我：「你想回去嗎？你回去後能生存嗎？」印尼疫情很嚴重，我掙扎了很久，最後還是答應留港，續簽兩年合約。

我的父母是農夫，弟妹在街市當接待員，2011年我剛讀完中學，便來到香港工作。印尼女人27歲前還沒結婚，就會被認為太老，過期了。我開始想回印尼時能做些什麼呢？如果你是女人、30歲，還是個家務工，在印尼人眼中並不算是經驗。

26歲那年開始，我花4年讀完印尼公開大學（註四）遙距的英國文學學位，回去想應徵傳媒，或找機會去波蘭、南韓工作。當時我每晚睡前溫習，但因為壓力大沒有拿到好成績，一方面因為老闆對清潔的要求很高，另一邊，家人不斷催我回鄉結婚。

病毒令每個人更了解孤獨的感覺，但移民工所面對的孤獨感並不一樣。

年初，我在印尼的家人不肯戴口罩，怕被村裏的人當成異類，也不當病毒是一回事。我在視像通話中生氣起來：「如果你們不戴口罩，我以後都不會再打來，出什麼事我也不會理！」印尼政府很蠢，他們當時說因為民眾祈禱的力量，印尼才有零確診，而且很遲才公布確診數字。（註五）移民工比政府還要聰明，最缺物資的時期，我們在維多利亞公園籌集口罩互相分享。

我的僱主是一對夫婦，我負責照顧女方年長的媽媽。婆婆是粵劇老師，以前每天都會外出教班。這些日子，我們一起困在家裏，她忍不住說：「每天只能看電視和看妳清潔。」家裏以前每個月只用一瓶漂白水，現在每星期都要抹，有個外傭朋友，因為每天抹漂白水，十個手指頭都是血紅色的。

4月時，老闆叫我不要外出，怕我帶病毒回家。其實他們也經常外出見朋友，我跟她說，這樣很不公平，我只有星期日才有自由時間。她聽後讓我外出，只叫我照顧好自己。其實移工每天都做清潔，為什麼不相信我們會注意衛生？我明白她的擔憂，但是與陌生人同住卻沒有信任，生活會很艱難，對吧？

如果家人知道我們正面對什麼困難，他們會叫我們回去。但是，如果回去沒工作，沒有錢就不能生存，所以我們總是會說，我們很好，我們很開心。

今天早上有外傭朋友在街上聊天，因限聚令被警察截查。不同的新法例通過後，我們不清楚相關法律，很沒有安全感。示威之前我們很信任香港警察，印尼移工們當他們是偶像，因為印尼警察很壞；但當香港發生這麼多事情，我們對他們有點害怕。

世界也感覺很冰冷，2020年充斥各種陰謀論。世界各地都有示威，人們希望政府做正確的事情，但政府處理得不太好。有說示威者是收錢的，又有說病毒是一場權力洗牌的計謀；一些人捍衛陰謀論，一些人則靜靜地追尋真相，有人什麼都不做，因為不知道哪一邊才正確。

家庭裏、同一張餐桌前也有冷戰般的拉踞。我們工作的家中，有人站在政府一邊、有人站在民主一邊，「你不按我說的去做，我就不理你了」，常常有這些爭論。

擱置回家是很艱難的處境，但看見其他移工不自覺陷入困難時，我更心痛，很想跟大家討論如何面對。疫情爆發後，移民工有時會用Zoom聊天。我和Sherli、Seneng喜歡拍照，假日一定帶相機出門，最近參加印尼那邊的線上攝影班、公民記者班。Sherli今年31歲，疫情影響了她在家鄉的服裝生意，她跟我一樣會再留港兩年，賺多點錢。Seneng是我們中最年輕的，今年29歲，她常常把自己拍的照片放到Facebook參加比賽。

最近我感覺自己學懂了如何生存下來，令自己變得更好一點。明年應該會有更多機會的，因為今年我們學習了很多。

註四：印尼公開大學（Universitas Terbuka）。

註五：疫情於全球爆發不久，印尼政府持續公布確診數字為零，為公眾所質疑；其衛生部長Terawan Agus Putranto於今年2月曾表示，零確診乃因印尼人向真主祈求疫症不要降臨。

前議員助理劉迦南，41歲

保存回憶

8月中，慢必（民主派議員陳志全）有點隨意地在立法會辦公室跟我們說，不再延任議員席位。我尊重他的決定，但也有點無奈。我常常跟他說，「不要高估集體不延任的效用。」（註六）

收拾離開那天，我沒有太留戀。我本來就覺得立法會新大樓很冷冰冰，金屬造的牆壁，裝潢又灰又暗，冷氣猛烈，空間太大。舊立法會大樓很多木造牆壁，空間小反而很溫暖。

17年來，我的議員助理辦公室由暗走向光，香港卻完全相反。

我在中大歷史系畢業後，做過sales、教學助理，到2003年，政府在沙士（SARS）過後就推23條，我很憤怒，於是上街抗議。那時覺得爭取香港人權益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看見退出民主黨的陳偉業在勞工處招聘議員助理，便去面試。當時陳偉業主力反對香港發展的不公義，反填海、地產霸權等等，我很認同這個方向；加上議助工作需要爬梳資料、寫政策建議，挺適合我的性格。

2010年前是議會假戲真做的時間，政府會裝作聆聽。我那時經常寫建議書，提倡發展梅窩旅遊，當時政府很坦誠，會給你内部文件作研究──你現在很難想像可以這樣跟官員交流。

反高鐵事件爆發，議會拉布白熱化。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包圍立法會，陳偉業覺得要盡力拖延議案，民主派提出至少20條37A（臨時動議），拖了好幾個小時。那時，我收工就跑去舊立法會，看見留守的群眾好雀躍。

立法會新大樓有海景是其唯一的好處，但這裏發生太多不合理的事，令人覺得很荒謬，我也多講了粗口。2016、2017年，我幸得慢必收留繼續做「人民力量」的議助；但其時有人被DQ（取消資格）、議事規則被修改，大家很消沉，「一地兩檢」都沒引起什麼反應。（註七）

當議政空間收窄，我對議會抗爭的期望也愈來愈低。文鬥很多限制，武鬥不到我們去想。去年6.12，辦公室四周響起催淚彈聲，我還回去寫稿，現在想起，我的覺悟比其他跑到街上的同事更遲。議會早就響起喪鐘，《逃犯條例》修訂是靠群眾才得以撤回的。

我的離開，不只是慢必的決定，也是整個香港環境的決定。

現在，香港議會已經死亡，正在腐爛發臭。議會的腐化和崩壞，擴展至整個社會的腐化和崩壞。未來政府派什麼疫苗給香港人，也沒有人會過問。

離職後，日日發生這麼多荒謬的事，我不會覺得悶。近日離港的許智峯，他有強直性脊椎炎（自身免疫系統失調導致的關節炎），我也有，當眼膜炎（葡萄膜炎，常見併發症）發作時，便要頂住矇查查的眼睛通宵寫稿。許智峯去年在前線跟警察周旋，是冒刑責和受傷的風險，我覺得他已經盡力。

我很慶幸自己還未結婚、未有子女，不然也很難頂。在這個朝不保夕的時代，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是看到不合理的事，至少你要保持怒火，要去跟朋友分享。我們要靜待時機，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外，最重要是保著自己的性命，保著自己的回憶。

在過往的17年，我都很少做一些重大決定。我開始要為自己而想，為自己做決定。我現在在一間教會圖書室做兼職工作，負責整理書本。一些書很值得教友看看，像邢福增的《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與基督教》，又或是德國牧者潘霍華的傳記（註八）；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怎樣保存集體回憶，都可以參考。

我把這些書移到容易被人看見的位置。

註六：香港2020年立法會選舉原訂於9月6日進行。及後，港府取消12名民主派參選人資格，以疫情為由延後選舉一年，人大延任議員資格。民主派爆發去留之爭，陳志全為其中少數決定不再延任的議員。

註七：2016年及2017年間，梁天琦、陳浩天等人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羅冠聰、梁頌恆、游惠禎等人亦在任內被取消議員資格。2017年，立法會通過議事規則修改，大大限制民主派議員拉布空間。另外，2018年起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劃分「內地口岸區」，內地人員可在該處執行職務。

註八：德國神學家、牧師潘霍華（Bonhoeffer）是反對納粹主義的抗議分子，他於1943年因同伴計劃刺殺希特拉（另譯：希特勒）失敗而被捕，兩年後，在德國投降前一個月被處絞刑。

12港人家屬Beatrice，27歲

哥哥消失了

我已經離開香港，目前身在英國。瘋狂的一年，我的人生突然結束了香港的chapter，打工仔的生活變成Andy is missing，要把哥哥救出來。他好像在一個黑盒裏面，而我在盒子外面。

第一次看到新聞說李宇軒因國安法被捕的時候，我還在工作，一直想是不是撞名？新聞照片出來，是我哥哥的照片，我腦袋一片空白。8月，第一個媒體報導中國海警在海上截獲李某某和其餘11人，有人說就是李宇軒，網上又流傳截獲時曾經開槍。我心裏想，今次又怎麼了？直到警察上門，把大陸公安的拘留通知書交給我們，我才肯定那就是我哥哥。

我一直都覺得哥哥是個nice brother。他大我兩年嘛，很多他剛經歷的事接下來就到我──會考、高考、選大學的困擾，他從來不會無視我的煩惱。以前我出國交流，看見朋友到處遊歷，他鼓勵我出遊，因為他後悔年輕時沒有把握機會。他是一個會給我指引的哥哥，「你不要學我make mistakes（犯錯），你選好一點的路。」

我們不算天天抱在一起的兄妹。他給我印象就是一個很nerdy（書呆子）的人，很典型坐在電腦前的一個電腦程式設計師。我們兩個都很理性，所以我們的溝通都是好機械，沒有瑣碎的談話。

這裏要提一下，哥哥幾年前曾經離開香港，在外地居住。他覺得香港是個很ridiculous（荒謬）的城市，他自己接freelance，只要上到網、有電腦就可以開工，為什麼留下做樓奴呢？那時我覺得他對香港很冷感，他對於社會不公的處理方法就是離開。

2019年，他回港不久就爆發示威。家裏本身就很政治冷感，我完全不覺得他會投身任何公義的事情中。上年底我看到哥哥以「香港故事」成員的身分出現在新聞裏，第一個反應是，「吓，你唔係嘛？（你不是吧？）」我完全接受不到這個反差。但我沒有太擔心，他是一個喜歡解決問題的人，不怕去試新東西，邊做邊排除錯誤，像他以前想自學編程就去學，還拿來當人生事業。

我們各自關心這場運動，從沒有過問對方。

哥哥被拘留後，我猶豫了很久，出聲會不會害了他？9月17日，15天行政拘留早已經過去，你再不出聲，他被吃掉也沒有人會理。我那天替哥哥開了一個Facebook專頁Andy is missing，以英文發放他被拘留在深圳鹽田看守所的最新消息。

11月下旬，我收到哥哥寄來的信。信中第一版跟其他12港人的來信差不多，唯獨是第二版寫上我的名字叫我「收手」。他沒可能說這些話，他一定是受壓逼才寫。因為我們承諾過對方，誰人出事，另一個都要走下去。

沒理由抓一個人，就讓兩個人收聲。

我本來是一個很膽小的人，無端端離鄉背井從來不是我會做的事。如果細心留意我的專頁就會發現，我從本來匿名，變為逐漸開名露面。現在見到自己的照片，有時不習慣，覺得好奇怪。但是我開始覺得豁出去了，想幫他，就做多點囉。我努力相信哥哥可以頂得住，不去想像他可能崩潰這回事。

2020的下半年，我要獨自做許多決定。以前我是遊行群眾的一部分，現在沒人可以代我做Andy的家屬做決定：做不做訪問、請不請律師、出不出一個聲明。我不斷想，如果李宇軒有個肯出聲的妹妹，妹妹應該做什麼？

游泳教練Paul，31歲

靠雙手

你有沒有聽過LMF的歌？年頭找不到口罩，政府又關閉泳池，一刀殺落我們這班游泳教練身上。那時我聽著LMF的《WTF》跑步，「啲雞有問題你就殺曬啲雞；啲人有問題你會唔會殺曬啲人？」（雞有問題你就把雞都殺了，人有問題你會不會把人都殺了？）──好嬲，我有手有腳，為什麼會這樣？頂不住，之後就轉做外賣車手。

過去10年，我在觀塘教小朋友游泳，有40個學生。以前教水的日子輕鬆、暢快、如意，work-life balance。我8歲就在泳會學游水，哪個小朋友不喜歡玩水？當時住在黃大仙，波地（球場）有壞人，泳池沒有，最多掉到水裏去。中學我讀不成書，去讀毅進，一邊跟泳會老闆打工，8年之後開自己的泳會。

今年以來，泳池斷斷續續地開放了約5個月，你覺得能開班嗎？初初轉行送外賣，滂沱大雨，拿著飯盒，在街上看到戴頭盔、戴口罩的外賣員，怎麼這麼眼熟？

原來是教水的行家。大家會心微笑，「你也在做？」、「係啊，加油啦，頂住」，畫面好淒美。很多教練都要轉行，洗車的洗車、搬磚的搬磚，總之是體力勞動工作。大家原本都以為是暫時性的，誰知道12月又有第四波疫情，「哎，我又回來做外賣了」。

開初家人罵我不工作，但是突然間轉行，去做地盤也要考平安卡吧！跳出熟悉的地方，你會不習慣。今年整個人都很煩燥，男人沒工開周身唔聚財（男人不工作覺得渾身不舒服），無處發泄，像小朋友放電放不夠。有股憤怒在心中，怨天怨地，就去跑步。碰巧那時候分手，分手也好，孤家寡人少想一件事。

2月左右，我駛著電單車在觀塘送外賣，內心不是很接受。以前月入2、3萬元，現在每天10多張訂單，每單50蚊，收入剛剛好夠用﹐又覺得自己似派傳單。

我送過一餐200元的酒店午餐，見過一些人態度好差，也送過外賣給以前的學生家長。見到面沒什麼，他拍照片給小朋友看；慢慢我都接受，又不是作奸犯科，都是靠雙手，對不對？

我也試過做冷氣三行學徒，那些老師傅真係好撚辛苦，他們很多職業病。搬百幾公斤的冷氣，腰都斷，還面不改容地鑽、鑽、鑽。

「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

今年我拿過一筆7500元的抗疫基金，還有一筆五千元，杯水車薪，交租後也沒剩下多少。防疫措施不需要說了，都不聽民意，你還期望它做什麼貼地的事？上流每個都是達官貴人，等他們講，不如自己先改變，這個我看得通透。你沒能力走，怨天怨地沒用，反抗也沒用。政府已經殺雞儆猴，警告你們不要再搞，現在香港要做順民，大陸叫韭菜。對，我們就是韭菜，割完又會再長，長完又再割。

我都想似以前──18歲的時候，覺得香港經濟厲害、文化又厲害，東方之珠。但現在沒有了，也不要緊，世界會變的，沒有永遠的高峰，沒有永遠的巔峰。

這個社會，人食人罷了。大勢不能改變，小人物有小人物的事要做……你有理想、有能力就嘗試去改變。但是中國5千年歷史有多少個聖人？我們哪有能力去影響這個趨勢？就算知道一件事是好的，也要冒生命危險，你看歷史書，全都是這樣的。

我已經憤怒過，咆哮也沒有用。要思考，想想有什麼是自己能力做到的。你的性命在這裏，那麼一切還有可能。

我心底當然是想回去教水──做人很難得找到喜歡又能糊口的工作。唉，雖然很不捨得，但是疫情又爆發，我真的要轉工。過去了，拿在手中的東西才是真的，不要做夢了，真的不要做夢了。做實事吧。

我還是正面的，一定會好的。希望在明天，我還那麼年輕，還有那麼多未來。

最緊要先捱過這個冬天。

一位90後被捕人士。

（左起）印傭Seneng、Terenia、Sherli。

前立法會議員助理劉迦南。

被大陸拘留、12港人之一李宇軒的妹妹Beatrice。

轉職外賣車手的游泳教練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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