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攸关的抉择

1940—1941 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英]伊恩·克肖　著
顾剑　译

版权信息

书名：命运攸关的抉择: 1940—1941 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作者：[英]伊恩·克肖

译者：顾剑

书号：ISBN 978-7-213-07986-3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致　谢

本书主要人物一览表

前　言

第一章
伦敦，1940 年春　英国决意独自抗战

第二章
柏林，1940 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

第三章
东京，1940 年夏秋　日本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四章
罗马，1940 年夏秋　墨索里尼出手瓜分世界

第五章
华盛顿特区，1940 年夏到 1941 年春　罗斯福决定伸出援手

第六章
莫斯科，1941 年春夏　斯大林的刚愎自用

第七章
华盛顿特区，1941 年夏　罗斯福决定不宣而战

第八章
东京，1941 年秋　日本决定开战

第九章
柏林，1941 年秋　希特勒决定向美国宣战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 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屠杀犹太人

后　记

注　释

参考书目

致　谢

厨房中一次偶然的对话激发了我写作这本书的灵感。劳伦斯·里斯来曼彻斯特和我商讨拍摄纪录片《奥斯维辛：纳粹和最终解决方案》的基本意向，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三部纪录片系列。我们在厨房坐等水开的时候，劳伦斯偶然提起，如果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话，他想写一本关于 1941 年的书——在他看来，这是现代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年。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生了根。1941 年最著名的重大事件包括德国入侵苏联（还导致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迅速升级为全面的种族屠杀）、日本袭击珍珠港和美国参加欧洲战争。很明显，这些事件都是在 1940 年春季希特勒在西欧取得令人惊叹的胜利之后，各国所做的一系列重大决定的合乎逻辑的后果。我脑子里就开始酝酿一部书，研究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那非同寻常的 19 个月之间，各主要参战国领导人所做的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决策。所以我首先应当感谢劳伦斯，他给我提供了写作此书的初始冲动。

和以往一样，许多人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我帮助，我应该向他们致以真挚的感谢。这篇短短的致谢只能匆匆地表达其中的一部分。我应该特别对莱弗哈默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再次致谢。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成书于他们极度慷慨的资助项目的最后一年，这让我能够从大学的工作中脱身出来专心著述。

在研究和写作期间，同事们的专业知识极大地帮助了我探究那些我不熟悉的专业领域。我特别感谢大卫·雷诺兹对我手稿做出的评论，并和我分享他关于丘吉尔和英美关系的丰富知识。帕特里克·希金斯让我阅读他尚未发表的关于 R. A. 巴特勒的论文，并对 1940 年 5 月的危机给予了宝贵的评论。麦克格里格·诺克斯在法西斯意大利的研究上有很多成果，他不仅回答了我关于意大利武装部队的很多细节问题，更慷慨地给我提供了未经发表的罗阿塔的日记和信札的影印件。罗伯特·戴维斯、罗伯特·塞维斯、摩西·莱文，特别是已去世的德里克·沃森，还有在莫斯科的谢尔盖·斯拉什都在斯大林和苏联问题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帕特里克·兰肖、理查德·卡瓦丁和休伊·威尔福德回答了我关于罗斯福政府如何运作的问题。在东京的莫里斯·詹金斯和岩间大和子女士（Ms Owako Iwama）帮助我找到了所需的材料。我还从肯·石田与国内的苏·陶森特和戈登·丹尼尔斯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建议。在我熟悉的领域，耶路撒冷的奥托·德弗·库尔卡和以往一样就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这个可怕的话题和我交流了想法。我还从和爱德华·于松关于“最终解决方案”成形过程的讨论中获益良多。他是一位研究纳粹德国的法国青年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一定会很快更多地被世界所知。我在弗莱堡期间，在与格哈德·施莱博、尤尔根·福斯特和曼弗雷德·凯里格的讨论当中得到了启发。我向所有这些同事和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他们不应对我书中的错漏之处负责。

第二章的一部分曾在杰里米·诺阿克斯的纪念文集《纳粹主义、战争和种族屠杀》一书中的一章当中出版过（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2005 年），我非常感谢编辑尼尔·格里格和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允许我把这部分内容包括在此书当中。

在我就苏联、日本与（某种程度上）意大利的章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缺乏语言能力是一个严重的弱点，令我非常沮丧（关于意大利语，我的拉丁语和法语知识能帮助我掌握要点，但是无法准确理解文献）。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好朋友康斯坦丁·布兰科万（他的时间非常紧张）和克里斯托弗·乔伊斯，他们主动帮助我把俄语的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还有达兰·阿什莫尔翻译了一些日语文献；以及安娜·法拉蕾丝迅速地翻译了我所需要的意大利语材料。

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馆际借书服务人员为我无数的借书要求奔忙，一如既往地提供了特别友好和高效的服务。我还从以下机构得到了最好的服务，它们包括公共记录办公室（现在更名为国家档案局）、大英图书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图书馆、剑桥丘吉尔中心、约克的伯里克研究所、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柏林的奥斯维辛政治档案馆、弗莱堡的德意志联邦军事档案馆和慕尼黑的现代历史研究所。

我还要感谢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学术和事务方面的同事们所给予我的支持。我非常高兴再次感谢长期（忍受我）的私人助理贝弗利·伊顿，她帮助我寻找散佚难找的材料，还以极大的礼貌和效率（尽管有时候不是那么耐心）为我处理了诸多费时费力的杂务。而且她为我整理了本书的参考书目。

我想再次感谢我的经纪人安德鲁·威利长期以来宝贵的帮助和建议，还有伦敦和纽约两地的企鹅出版社的团队，他们让这次出版工作变得特殊。我感谢塞西莉亚·麦克凯找到本书的插图资料。我要感谢我的两位编辑，伦敦的西蒙·文德尔和纽约的斯科特·莫亚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出版过程中所有的工作人员；但是两位编辑值得我特别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工作进行鼓励，并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

我最后的感谢一如既往地献给我的家人。没有他们，我不会在历史写作中获得任何乐趣。所以，我最深的感谢，当然还有爱，献给贝蒂、戴维、凯蒂、乔和艾拉，还有斯蒂文、贝基和苏菲，他们不但在工作当中帮助我，而且最重要的是时刻提醒我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伊恩·克肖
　曼彻斯特/谢菲尔德，2006 年 11 月

本书主要人物一览表

本表中列出了在各主要国家中决策层面的主要人物，并简短介绍他们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间那些关键事件中的立场和所担任的职务。同一国家的人物按照英文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英国

克莱门特·艾德礼，自 1935 年起担任工党领导人，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掌玺大臣。

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外交部国务秘书（首席职业外交官）。

内维尔·张伯伦，自 1937 年起担任英国首相，至 1940 年 5 月 10 日辞职；此后任枢密院议长和战时内阁成员，直至因为重病辞去政府职务和保守党党魁职位，几周之后于 1940 年 11 月 9 日病逝。

温斯顿·丘吉尔，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十年之后，于 1940 年 5 月 10 日被任命为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在张伯伦辞职后出任保守党党魁。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1940 年 5 月起担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阿瑟·格林伍德，从 1935 年起担任工党副党魁，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中担任不管部大臣，负责经济事务。

陆军元帅戈特子爵，英国远征军总司令，他做出了 1940 年 5 月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决定。

哈利法克斯勋爵，从 1938 年起担任外交大臣，1941 年 1 月被任命为英国驻美国大使。

大卫·劳合·乔治，1916 年至 1922 年任英国首相；在 1940 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他将是在和德国媾和以后出任英国首相的人选。

洛锡安勋爵，英国驻华盛顿大使，1940 年 11 月把英国财政的窘境告诉美国人民，从而促成了租借法案。他在 1940 年 12 月病逝。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自 1935 年起担任英国议会自由党主席；在丘吉尔政府中担任空军部大臣，参加了 1940 年 5 月下旬战时内阁的辩论。

德国

维尔纳·冯·勃劳希契元帅，1938 年到 1941 年 12 月任德国陆军总司令。

卡尔·邓尼茨海军少将，德国潜艇部队司令。

阿道夫·艾希曼，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科科长，就组织迁移犹太人的事务向海德里希负责，实际上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管理人。

汉斯·弗兰克，波兰占领区总督。

约瑟夫·戈培尔，从 1933 年 3 月起担任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赫尔曼·戈林，德国空军总司令，自 1936 年起任德国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希特勒指定的继承人。

阿瑟·格莱泽，在被并入德国的波兰西部、以波兹南为中心的“瓦特高”地区任政府首脑与纳粹党负责人。

弗兰茨·哈尔德上将，陆军总参谋长，负责陆军战略计划。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莱的直接下属，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负责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 1929 年开始担任党卫队全国领袖，1936 年被任命为德国警察首脑，并从 1939 年 10 月起担任德国国籍整合问题的帝国专员，这个职务给了他掌管东欧人口迁移安置计划的一切权力。

阿道夫·希特勒，从 1921 年起担任纳粹党领导人，1933 年 1 月起担任帝国总理（德国政府的首脑），从 1934 年 8 月起任国家元首，从 1938 年 2 月以后直接完全控制了新成立的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从 1939 年起被正式称为“元首”，1940 年战胜法国之后达到了他的权力顶峰。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负责总体战略规划。他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军事战略和作战行动方面的主要顾问。

威廉·凯特尔元帅，从 1938 年 2 月起担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长官，但完全是希特勒的应声虫。

海因里希·缪勒，1937 年起担任盖世太保首脑，直接向海德里希负责。

尤金·奥特将军，1938 年起任德国驻东京大使。

埃里希·雷德尔海军元帅，德国海军总司令。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从 1938 年 2 月起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从 1941 年 7 月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

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从 1934 年起担任德国驻苏联大使。

瓦尔特·瓦利蒙特少将，从 1938 年起担任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直接向约德尔负责。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从 1938 年 3 月起担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首席职业外交官，和里宾特洛甫的关系紧张。

日本

裕仁，1926 年继他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成为日本天皇，年号“昭和”，是昭和时代被神化了的国家象征。昭和的意思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木户幸一侯爵，从 1940 年 6 月 1 日起担任内大臣，天皇最信任的顾问。

近卫文麿公爵，1937 年中日开战时的日本首相，1939 年 1 月辞职；1940 年 7 月再度出任首相；1941 年在名义上和他的内阁一起总辞职，立即第三次被任命为首相；最终于 1941 年 10 月 16 日因为政策失败而辞职。

来栖三郎，前驻德国大使；1941 年 11 月作为特使被派往华盛顿，帮助野村吉三郎大使寻求避免战争的可能性。

松冈洋右，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7 月担任日本外相，性格冲动，是轴心国的强烈支持者，最后被迫辞职。

永野修身海军大将，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

野村吉三郎，从 1941 年 4 月起担任驻美国大使。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 年 9 月到 1941 年 10 月担任海相。

大岛浩，1938 年至 1939 年间亲轴心国的驻柏林大使，1941 年 2 月再度出任驻德国大使。

岛田繁太郎，1941 年 10 月接替及川古志郎出任海相。

杉山元大将，1937 年担任陆相，后来担任陆军参谋总长。

东乡茂德，前驻柏林和莫斯科大使，在 1941 年 10 月的东条英机内阁中担任外相，接替丰田贞次郎。

东条英机大将，前关东军参谋长，近卫第二次内阁的陆相，1941 年 10 月被任命为首相。

丰田贞次郎，1940 年的海军省次官，1941 年 7 月至 10 月间接替松冈洋右出任外相。

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前海军省次官，偷袭珍珠港计划的设计者，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米内光政海军大将，1940 年 1 月到 7 月任日本首相，近卫的前任。

吉田善吾海军大将，1940 年 7 月到 9 月担任海相，之后因健康状况辞职。

意大利

蒂诺·阿尔菲利，从 1940 年 5 月起担任驻柏林大使；和阿托利科相比，德国领导人更喜欢他。

贝尔纳多·阿托利科，1935 年起担任驻柏林大使，1940 年 4 月他反对干涉的立场促使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将他召回。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1935 年至 1936 年间指挥了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并获得胜利；从 1925 年起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在这个职位上成为墨索里尼的首席军事顾问，意军在希腊溃败之后于 1940 年 10 月辞职。

多米尼科·卡瓦纳里海军上将，海军参谋长兼海军部副部长，1940 年 12 月被解职。

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自 1936 年起担任外交部部长，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

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前埃塞俄比亚总督，1939 年至 1941 年任陆军参谋长，1940 年至 1941 年担任意大利驻北非战场总司令。

弗朗切斯科·雅各米尼，从 1939 年起担任阿尔巴尼亚总督。

贝尼托·墨索里尼，从 1919 年起担任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从 1922 年起出任政府首脑，从 1933 年起以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的身份控制武装部队。由于人为制造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其声望和对意大利国家的控制在 1936 年侵占埃塞俄比亚的胜利之后达到顶峰，但是在 1940 年后，他在外交事务上越来越被笼罩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

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1939 年至 1941 年担任空军参谋长。

马里奥·罗阿塔将军，1939 年至 1941 年任陆军副总参谋长。

乌巴多·索都将军，1939 年起担任陆军部副部长，1940 年 6 月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墨索里尼最信任的军事顾问。1940 年 11 月接替普拉斯卡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司令官，但是很快在希腊战役中被证明无能，1941 年 1 月由于健康原因辞职。

维克托·艾曼纽尔三世，意大利国王，1900 年登基，同时还兼任埃塞俄比亚皇帝和阿尔巴尼亚国王。作为国家元首，连墨索里尼也要向他负责，后来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被推翻的时候证明了这一点。

塞巴斯蒂亚诺·普拉斯卡伯爵将军，无能的阿尔巴尼亚驻军司令官，在 1940 年 11 月作为失败的希腊战役的替罪羊被撤职。

美国

约瑟夫·C. 格鲁，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技巧，长期担任驻日本大使，在 1941 年的危机当中是避免开战的最强烈的倡导者之一。

哈里·霍普金斯，尽管疾病缠身，却是罗斯福在众多事务上充满活力的帮手；是总统的亲密朋友，小圈子的成员，有时候作为总统私人特使去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

斯坦利·K. 霍恩贝克，在远东问题上是科德尔·赫尔的首席顾问，在日本的威胁问题上是公开的鹰派。

科德尔·赫尔，从 1933 年起担任国务卿，信奉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和国际合作原则；在 1941 年和日本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越来越倾向于鹰派立场。

哈罗德·伊克斯，内政部长，坚定的干涉主义者。

弗兰克·诺克斯，1940 年 6 月担任海军部长；与同是共和党人的史汀生一起，积极推动罗斯福执行比他愿意推行的更强硬的针对日本的防务政策。

乔治·C. 马歇尔上将，从 1938 年起担任陆军参谋长，是杰出的组织者，在欧洲战争爆发到珍珠港事件之间的时期组织了陆军的大规模迅速扩军。

亨利·摩根索，财政部长，强烈主张对英国进行经济援助，被赋予组织军工生产的任务。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 1933 年 1 月就任美国总统，1936 年连任，1940 年 11 月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在 30 年代末期之前主要关注国内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问题，但是之后越来越担心来自德国和日本的威胁，他下令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军备重整计划。

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从 1939 年起担任海军作战部长，积极倡导把作战计划重点放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战略。

劳伦斯·斯坦因哈特，从 1939 年起担任驻苏联大使。

亨利·L. 史汀生，从 1940 年 6 月起担任陆军部长，美国干预战争的强烈支持者。

萨姆纳·韦尔斯，助理国务卿，罗斯福的密友，因此和赫尔的关系有些紧张。

苏联

拉夫连季·贝利亚，从 1938 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秘密警察头目），主管国内安全。

弗拉迪米尔·德卡诺佐夫，从 1940 年 12 月起担任驻德国大使。

菲利普·戈利科夫将军，苏联军事情报机构首脑。

格奥尔基·马林科夫，斯大林在苏共书记处里的左膀右臂，主管党务工作；在德国入侵以后，主管红军补给和将工业生产向东方撤离的事务。

伊万·迈斯基，从 1932 年以后担任驻伦敦大使。

伏谢沃罗德·梅尔库罗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国外情报网的头目，在 1941 年 2 月从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独立出来，而且和军事情报机构相互独立）。

安纳斯塔斯·米高扬，政治局里斯大林小集团成员之一，负责对外贸易工作。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从 1939 年 5 月起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在 1941 年 5 月 5 日之前还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

康斯坦丁·奥曼斯基，从 1939 年起担任驻美国大使。

约瑟夫·斯大林，苏共总书记，从 1941 年 5 月 5 日起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掌握了一切政治和军事权力。

西米昂·铁木辛哥元帅，从 1940 年 5 月起担任国防人民委员，负责红军的组织训练。

克里姆特·伏罗希洛夫元帅，1940 年 5 月之前任国防人民委员，长期以来是斯大林在军事事务方面的顾问。

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于 1939 年在蒙古和日本军队的冲突中作为总司令崭露头角，从 1941 年 1 月起担任苏军总参谋长。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重新塑造了 20 世纪，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影响。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之间短短的 19 个月时间里，全世界主要强国的领导人们所做出的一系列命运攸关的抉择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的未来走向。这两点是以下所有章节的思想基础。

20 世纪越接近尾声，我们就越能清晰体会到，这个世纪的决定性时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最初的灾难”¹。它打碎了政权（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全都轰然倒塌），摧毁了经济，在人民心灵上留下创伤的烙印。但是战后所出现的极端动荡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被证明是无法持久的。这场看上去毫无意义的为时 4 年之久的杀戮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就意味着未来很可能会爆发更大的冲突，而这种可能性最终演变为必然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然是要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事业。但是这第二次蔓延全世界的战争不仅更加血腥——大约有五千多万人死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估计总死亡人数的四五倍——而且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它也对世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重塑了世界的权力格局。²

在欧洲和远东，以前的权力争夺者——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全面毁灭中轰然倒下。国家财政破产再加上反殖民运动的重新兴起敲响了大英帝国的丧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和满目疮痍的远东从战争中复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崛起替代了日本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最后十年的冷战中，两个新的超级大国用巨大的核武库让彼此不敢轻举妄动，在对峙中度过了这个世纪最后的时光。而这两个超级大国在 1939 年之前都不那么“超级”。对冷战初期的观察者来说，让他们惊讶又感到宽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权力新贵之间并没有爆发第三次灾难性的大战，而是为欧洲大陆和远东在战后凤凰涅槃一样的经济恢复提供了框架；而在战后复苏的过程中，战败国德国（至少是联邦德国）和日本令人惊讶地成为经济的驱动力量。³在 1989 年至 1991 年出人意料地（基本）苏联和平的崩溃之后，世界才真正进入了战后年代。所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巨大、持久和决定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人类留下了一个新的可怕的词汇：种族屠杀。它也和这个世纪的特征休戚相关。⁴虽然，很遗憾纳粹屠犹远不是这个黑暗的世纪当中发生的唯一的此类事件，但是纳粹德国有计划地把矛头针对 1100 万犹太人，想要把他们全部消灭，这种种族屠杀的规模史无前例，给未来留下了最深刻的无法抹去的印记。在世界权力政治方面，大屠杀的遗产是为以色列建国打下了基础。以色列建国得到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但是遭到邻国们疯狂地进攻，因为他们丧失了土地。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东无休无止的动乱，这种动乱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人们的理念中，虽然大屠杀在历史中越走越远，但人们对大屠杀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它影响了后世对于种族、民族和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深刻思考。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更是德国战争努力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种族屠杀在后世塑造历史意识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 1940 年 5 月之前，在两块不同的大陆上爆发了两场互相独立的战争。第一场是 1937 年日军全面进攻中国以后爆发的惨烈的中国抗日战争。第二场是以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拉开帷幕的欧洲战争，两天之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在这两场战争中，德国在波兰、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可耻的暴行已经成为战争的特征。但在 1940 年春季这个阶段，后来在东欧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此刻还没有发生。虽然远东的战争对欧洲列强和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它到目前为止和欧洲的战争仍相互独立，而欧洲的战争本身在地理范围上也还没有超出德国占领的中东欧范围（除了自 1939 年 4 月起被意大利侵占并统治的阿尔巴尼亚以外）。欧洲的战争让日本睁开了急切的双眼，搜寻在东亚乘大英帝国之危趁火打劫的可能性。但是日本领导人非常清楚，伴随着它的扩张的不仅是与英国，而且更危险的是与美国摊牌的可能性。在欧洲，战争也即将扩大。在秋天，墨索里尼进攻希腊，点燃了巴尔干火药桶。到年底，希特勒在来年春天进攻苏联的决心已经转化成了明确的军事训令。同时，美国增加了对正在苦战的英国的援助。整个世界正迅速被拖进一场单一的、巨大的全球战争。

本书的 10 个章节考察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间做出的一系列互相关联、具有巨大军事影响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把两块大陆上的两场互相分隔的战争转变成一场真正全球化的冲突。这场大战的中心还包括种族屠杀和史无前例的战争暴行。当然，在 1941 年 12 月，战争还剩下很长的过程，各国还将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不过主要都是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盟国胜利在望，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为战后的世界格局制定了地缘政治框架——这就是后来冷战的基础。但是战争剩下的三年半时间基本上是在演绎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做出的那些政治决策的结果。⁵这些是真正命运攸关的决策，它们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这些决策由德国、英国、苏联、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做出的。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决策机制各不相同，有两个法西斯国家、两个民主国家、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一个官僚极权主义国家。这些决策互相影响，互相交织。这些决策是怎样做出的？每一章都主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随之又产生了相关问题：做出决策的负责人当时受到了哪些影响？政府官僚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事先已经决定了答案，或者说决策多大程度上受到统治精英阶层内部各个派系倾轧的影响？⁶这些决定意味着战争，那么鉴于当时各个政权的政治目标，还有能够获得的情报，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在决策过程中心的个人扮演了何种角色，还有这种个人角色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当中有多大不同？战时领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有多大的自由度？外界的客观因素在影响和限制决策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在决策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选择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在我们所研究的 19 个月时间当中，替代方案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完全消失了的？这些决策产生了哪些长期和短期影响？这些就是下文试图回答的一些问题。

现在回头去看，当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带有必然性的。在研究战争历史的时候，可能目的论的冲动比研究一般历史更强；就是说，我们总是设想事情发生的方式就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本书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在每一章里，我都试图从不同的领导人的角度来审视战争，他们只能粗略了解敌人的计划、未来的前景、面临的选择和需要做出的决定。一个决策本身就暗示需要做出选择，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对于决策的当事人来讲，即便是最狂热信奉某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他也需要进行重要的选择，做出关键的评估，冒巨大的风险。没有什么路径是非走不可的。所以在本书每个案例中，我都要问，为什么做出了某个特定的选择，而不是另一个替代方案；在大多数时候我还会明确地问道，如果采取替代方案，将会有什么结果。

这不是无谓的架空或者虚拟历史的游戏。在那些游戏中，人们对比较遥远的未来做出有根据的猜测，预测如果某个事件没有发生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但是不管这种猜测有多么引人入胜，这里有太多的变量，这种猜测不是一个能得出成果的有意义的探询。但是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本来就要考量在特定历史事件的短期内，可能存在的与史实不同的替代情景。否则的话，历史学家不可能对真实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做出充分评估。所以本书所讨论的替代情境不是那种长期的预测或者对“如果这样那将如何”之类问题进行漫无目的地猜想，而只是短期内有真实可能性的，但是与史实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对一个特定决策背后的其他选项进行评估有助于澄清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

我们将考察 10 个决策。其中三个可能影响最深远的都是希特勒政权的决策：进攻苏联、对美国宣战和屠杀犹太人。重视德国的决策是因为在我们以后研究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当中，德国都是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日本作为主动推动事件发生的另一个力量，其地位仅次于德国，本书用两章的篇幅彰显这一点。英国和苏联的决策主要是被动反应性质的，而意大利的决策某种意义上也是被动的，只是它的后果是自残，这三个国家各占一章。美国的决定虽然也是被动性质的，但它的角色太重要，所以占据两章的篇幅。在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以外还有一些决策，比如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者维希法国拒绝参加轴心国一方的决策，和本书所考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相比，它们的重要性显然小得多。

当然，人们可以很有根据地争辩说，真正从根本上塑造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决策不是在接近开战的时候，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的时候发生的：那就是美国对日本城市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但是在这里，这个决定的前提是先有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发生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那些决定命运的月份里。在 1940 年夏季法国沦陷之后，美国科学家在侨居英国避难的科学家们的帮助下，经过初步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更多的研究经费，在 1941 年秋季建立起了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基本框架。这个项目需要付出巨大成本，而且要动用大量美国最杰出的科学人才。罗斯福总统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决定执行这个原子弹建造计划。没有那时候的决定，杜鲁门总统在 1945 年 8 月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根本没有原子弹可用。⁷但是当罗斯福命令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候，还并未真正考虑过使用它，它的应用前景甚至还构不成一个遥远的希望。

本书每章的决策都对后一个决策有影响。所以当故事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内在联系，还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本书开头研究英国 1940 年 5 月坚持抗战的决策。这个决定根本不像后来的事件让它看上去那么顺理成章（有些历史著作是这样写的）。⁸它也不具备必然性。英国当时危机重重，新首相刚刚上任，英国陆军在敦刻尔克看上去也是岌岌可危，而且英国无望很快从美国获得帮助，德国人看来又很有可能即将入侵本土。英国战时内阁花了 3 天时间严肃地讨论各种可能的选择。最终做出的不寻求和谈的决定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德国都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单单这个决定就把希特勒的整个战争战略置于危险之中。只要英国拒绝恢复理性（希特勒是这样看的），西方的战争就没法结束。而美国在背后的威胁越来越大，希特勒在 1940 年 7 月就已经感觉要冒两线作战的风险被迫在来年入侵苏联。仅仅 6 个月以后，希特勒的计划就变成了真实具体的作战训令。在中间这段时间里，入侵苏联的决定并非顺理成章，即使希特勒也有所动摇和犹豫。在此期间，德国探讨过其他的一些战略可能性，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在 1940 年夏秋，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考察这些战略选项并从他的顾问的角度来评估这些现象就构成了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德国对法国非同寻常的胜利和英国摇摇欲坠的形势提醒日本领导层，应毫不迟疑地利用有利形势向东南亚扩张。在第三章，场景转换到远东，主要关注日本南进决策。这个决策一定会增加美日直接冲突的危险，为下一年的珍珠港事件铺平了道路。

法国的迅速陷落在欧洲也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之后一章考察意大利领导层所面临的选择。墨索里尼想趁火打劫参战，然后又做出了灾难性的入侵希腊的决定，结果使整个巴尔干地区陷入混乱之中。第五章探讨关键的美国的立场，罗斯福是如何在孤立主义的民意和干涉主义的压力之间走钢丝，又如何出于美国的利益决定不仅要用尽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援助英国，而且要用最快速度为美国直接参战做好准备。

之后的一章考察战争中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斯大林为什么决定罔顾所有的警告和苏联秘密情报机构的明确结论，让他的国家对即将发生的德国入侵毫无准备，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打击降临的时候手足无措。这个决定给苏联带来了近乎致命的后果。

此时，通向全球战争的道路已经很近了，但是这条道路上还有波折。第七章研究美国政府利用希特勒忙于苏联战场、不愿报复的心理，在大西洋上以挑衅的姿态进行一场事实战争的决策。随后的第八章审视日本进攻美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实在非同寻常，因为日本已经完全认识到所冒风险的严重性，知道如果没能对美国一击致命的话，长期来说，它获得最终胜利的机会非常渺茫。而这个决策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决定。德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立即对美宣战，这个决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奇怪的决策之一。在第九章探讨的这个决策付诸执行之后，世界彻底陷入战火之中。

但是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的决定有待我们去研究；它们性质不同，但是和战争本身密不可分，并且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在 1941 年夏秋两季渐进然而不可逆转的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最后一章研究从部分和有限的屠杀行为发展到全面种族屠杀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自纳粹政权中央的冲动和在东欧杀戮现场的基层执行者的冲动互相交织，互为促动，在 1942 年初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最终解决方案”。

到 1941 年底，德国发动西欧攻势 19 个月以后，冲突演变为全球战争和全面种族屠杀。此刻战争正处于胶着化、难解难分的关键时期。诚然，德军的推进被苏联第一次大规模反攻所阻止，但是德国国防军承受住了苏军所施加的最大的压力和苏联最严酷冬天的考验（至少暂时经受住了），很快就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再次向前挺进，直到在 1942 年秋季遭遇了转折性的失败。在大西洋上，德国的潜艇战在 1942 年上半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时间似乎盟国会输掉海上的战争。在欧洲和远东，轴心国仍然掌握着重要的经济资源。⁹斯大林懊恼地发现，英美迟迟不愿开辟他们早已承诺要开辟的第二战场。美国全部的工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转入战时轨道，还没生产出足以打败德日法西斯的武器装备。同时，日军在远东野蛮推进，并于 1942 年 2 月攻陷了新加坡，而新加坡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在东南亚实力象征的坚固堡垒。通向征服印度的道路已被打开，而印度是英帝国的心脏。轴心国的武运似乎仍在上升。只有当我们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巨大的赌博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它们已经过度使用了它们的国力，当美国的强大实力被投入战争，并和苏联非同凡响的顽强结成联盟，再加上联合王国和英帝国拼尽最后实力的坚韧不拔，轴心国的失败渐渐地被注定了。¹⁰

到 1945 年希特勒自杀之后，已成一片废墟的德国迅速投降，然后日本帝国被碾压终于屈服。但是此时（1941 年）距这个结局还有漫长且艰苦卓绝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还将丧失千百万人的生命，还将有史上闻所未闻的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结局仍在远方。但是通向结局的路已经由 1940 年至 1941 年间所做的这些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铺就了。

第一章
伦敦，1940 年春
英国决意独自抗战

首相不喜欢邀请墨索里尼居间调停的提议。希特勒不可能同意我们尚可接受的任何停战条件。只有我们愿意放弃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再加上某些非洲殖民地，希特勒才有可能同意停战，我方才能从这一团糟的局面当中脱身。我们真正的出路在于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最终击败我们……哈利法克斯认为寻求墨索里尼调停，看看他能干些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停战条件太苛刻，我们总还能拒绝的。

——引自内维尔·张伯伦日记，1940 年 5 月 26 日

“未来的世代将会铭记，对于我们应该单独战斗下去这个关键问题，战时内阁从来都没有过怀疑。国内所有党派的政治家，从来都对此坚信不疑，从未在这种毫无现实意义的问题上浪费时间。”¹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当中如是说。丘吉尔的说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如何看待“二战”历史，在全世界制造了这样一种神话：在极为不利的战略局势下，英国面对着一个强大、胜利、咄咄逼人的德国，孤单却坚韧不拔，从来没有动摇过独自抗争到底的决心。因为后世知道战争的结局，很难改变从结果来倒推开局的思维倾向。由于丘吉尔在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还有他极富感染力的回忆录，历史学家很难罔顾后来的史实——丘吉尔 1940 年夏季那些热情雄辩的演说、由此激发的全国抗战的决心、不列颠之战的胜利，美国跨越大西洋伸出的援助之手，等等。但是丘吉尔本人知道得太清楚了，在 1940 年 5 月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从当时的角度，而非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往往会重新发现很多令人惊奇的事实。至少，历史的真实并不像事后看来的那么清晰，而是更加模糊，更令人困惑。1940 年 5 月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

那是一段风雨飘摇的焦虑时光。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英国远征军看来在劫难逃，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兰西陆军在德国的进攻面前分崩离析，英国不可能马上获得来自美国的任何实质性援助。实际上，连来自英帝国各海外自治领的及时有力的援助，都可望而不可即。而英国本土防御则非常脆弱，德军入侵不列颠本岛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大势如此，如果英国政府真的像丘吉尔所说，从未认真考虑过国家是否应该，或者能否继续战斗这个问题，那才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虽然丘吉尔刻意忽略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在英国战时内阁中，的确进行过严肃并冗长的讨论：是应该继续战斗，还是应该认识到在目前的处境下，也许最现实的做法，是尽量争取一个可以接受的最好的妥协条件？²这就是在 1940 年 5 月下旬关键的三天时间里，困扰着英国政治领袖们的命运攸关的抉择。选择的结果，不仅对英国本身，而且对以后的战争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英国如何沦落到极端虚弱、几乎只能妥协求和的处境，史家早已进行过详尽而广泛的分析。早在 1940 年，政坛就广泛流传着一篇题为《罪魁祸首》的抨击性政论，矛头直指 20 世纪 30 年代执掌英国政坛、对希特勒推行绥靖主义危险政策的政客。³当时主要被指摘的对象包括严于律己、有道德洁癖、多谋却不善断的内维尔·张伯伦，他于 1937 年 5 月到 1940 年 5 月间出任首相；还有身材高大、缺乏幽默感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哈利法克斯勋爵是一位老资格外交官，曾出任印度总督，以对宗教的虔诚和对英国传统猎狐运动的热情著称，甚至有个外号叫作“狐仙”①。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丘吉尔政府中留任外交大臣一职。历史从未原谅这些绥靖主义者。在 1938 年的慕尼黑阴谋当中，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土地拱手相让。这个事件将张伯伦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人们忘记了，直到慕尼黑事件之前，绥靖主义在英国是广受大众支持的外交政策，很多后来批评绥靖主义最有力的人当时也在支持者之列。英国政府为了绥靖希特勒德国，无疑犯下了严重的政治战略错误。但是这些错误还是应该放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当中来看。当时希特勒德国对和平的威胁才刚刚被大众所认识，而英国正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

当时主要有三个问题使英国极为虚弱：经济危机、英帝国内部的危机和军备竞赛危机。所以，当纳粹独裁者发出战争威胁的时候，这些内政外交问题使英国难以强硬地面对德国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只是在表面上维持着超级大国的架子。英国总体上仍是净债权国，它向英帝国自治领和其他战时盟国的贷款余额在 1920 年是 18.5 亿英镑，但是英国对美国的负债总额却达到了 47 亿美元。这是国际金融权力由英国向大西洋彼岸转移的征兆，也预示着未来英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在各方面依赖美国的支持。即便当时仍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皇家海军，他们也不得不把实力迅速上升的美国海军作为未来一个强大的对手来考虑。印度、埃及和更近的爱尔兰所发生的麻烦都严重消耗了英国有限的军事资源。⁴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自治领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英帝国初现分崩离析的迹象。

直到 1920 年底，随着战争创伤逐渐愈合，以上帝国的危机还被隐藏地很好。即便如此，平静的表面之下仍有暗流汹涌。⁵战前支持帝国经济繁荣的那些支柱产业——煤炭、钢铁、造船、纺织业——都面临长期衰落的局面。整个 20 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英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⁶可是在经济停滞和衰落的大势之下，仍然有新经济产业在生根发芽。有些老工业中心城市开始破败，但在 20 年代后期，国家仍有昙花一现的对经济繁荣的信心和希望。⁷

但一切希望都在 1929 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面前灰飞烟灭。大萧条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增长全面停滞，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乱象和政治动荡。英国受美国华尔街 1929 年 10 月股市崩盘影响出现了政治危机和长期经济衰退。而从长期来看，大萧条对全球的影响更糟糕。在远东，1931 年之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急剧扩张；在欧洲，纳粹主义在 1930 年到 1933 年之间崛起：这些都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物。而以上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当时还不明显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带来的地中海威胁都对当时已经在经济上极为虚弱的英国构成战略危险。

德国、意大利、日本这欧亚三大极权主义政府的国家利益在于“修正”或者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这三个国家都强烈地憎恨既定的国际秩序，渴望“一无所有的国家”赢得自己的“世界地位”。这三国都把矛头指向英法和其他世界强权，渴望建立自己的帝国，在列强中争得一席之地，提高国家威望，在经济领域实现自给自足。如果想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国际贸易体制严重不公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昌盛，看起来，强取豪夺是唯一的途径。既然其他国家不太可能自动让出建立新帝国所需的领土，那么，正如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只有用刀剑获取”，就像英法老牌列强当年所做的那样。

而英国的国家利益正好与之背道而驰。作为最大的“拥有一切的国家”，英国最大的目标是维持自己的世界帝国。这就需要维持一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当年正是这个秩序的主要创立者。英国的政策目标还需要它建立国际合作安全机制，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国际争端。最重要的是，英国要维持世界和平，获取和平红利。国际安全保证机制和裁军可以防止世界再次沦入世界大战的可怕处境。世界大战带来的惨痛代价记忆犹新，这也要求英国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

对那些战后仍然繁荣的战胜国而言，要求一个建立在自由平等、国际共识、公平贸易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当然不难。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国家”，以上新秩序恰恰是最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耻辱的。对于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而言，战争的创伤并不意味着应该接受战胜国的盘剥，不是默认不利于己的经济制度，不是接受裁军而导致国家虚弱，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为了建立持久繁荣的土地而战，为了国家荣耀而战，为了洗雪过去的耻辱和结束当前的不公而战。

英国和它最重要的盟友法国、美国对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所持的观点，跟意大利、德国、日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的支柱，在欧洲是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还有后来的《圣日耳曼公约》以及《特里亚农条约》），在远东则是 1922 年《华盛顿九国公约》。以上条约体系所奠定的国际秩序相当虚弱。战后为了保障国际合作而建立了国联，美国却拒绝加入，更使人怀疑这个体系能否长久存续。不过，这个体系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远东，还是存活过了整个 20 年代。作为国联成员国，日本在这 10 年中并未对欧洲或者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产生任何威胁，甚至表现得愿意“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⁸丘吉尔本人直截了当地拒绝相信对日开战的可能性。他在 1924 年 12 月写道：“我相信在这一代人的时间，根本不会有对日开战的可能。日本僻处世界的另一端，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对我们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⁹同样，欧洲也出现了国际缓和的迹象。战后的世界秩序在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签订之后得到加强，这个公约用国际法的形式固定了德意志帝国的西部疆界，并保证德国在次年加入国联。以上两个成果都有赖于 20 年代德国外交部部长、卓越的国际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的远见与合作。¹⁰但是，和平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大萧条使任何乐观主义情绪烟消云散。欧洲和远东的战后和平秩序很快将会支离破碎。

在远东，日本于 1931 年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进攻上海。日本的第一轮侵略举措就让英国的虚弱暴露无遗。英帝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首脑们向政府指出，帝国海外领地受到的安全威胁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地区都处于虚弱的状态。时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在 1932 年记录道：“如果日本动真格的，我们无力以任何方式制止他们。”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愿意在远东动用武力，否则我们一定会丧失远东”。¹¹而美国并不打算诉诸武力，仅仅是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甚至适得其反地让日本看透西方盟国的软弱。事实上，英国的政策亲日更多于亲华，英国政府试图既不得罪日本，让日本留在国联，同时又安抚中美。¹²1934 年初，英国还深陷大萧条的泥淖，国防开支吃紧（同时国内公众和各主要政党一致反对加强军备）。在此背景下，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宣称，和与美国的友谊以及来自中国和其他国联成员国的善意相比，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对英国来说更加重要。¹³远东的绥靖主义就此成型。此时，日本已经退出了国联。而在欧洲，一个更迫在眉睫也更严重的新威胁正在形成。

在纳粹政权逐渐牢固地控制全德国的关键性早期阶段，英国外交部官员不知道如何应对希特勒。他是在《我的奋斗》当中自我描述的那种恶魔吗？果真如此，那就不仅意味着外交上的风波，而是最终走向战争。或者，这个激进的疯子最终会冷静下来，变成一个至少在外交事务方面“正常的”政治家？当英国外交部还举棋不定的时候，希特勒已经利用英法两国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退出了国联。德国跟远东的日本一样，都是各自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此时的德国再也不需要哪怕在表面上尊重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原则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公众情绪一向致力于国际裁军，到此时裁军已走入了死胡同。很明显，德国正在秘密地全力重整军备，成为比日本或者法西斯意大利都要严重百倍的威胁。但是在英国，自满情绪、财政困难、政治家的麻木不仁和公众反对备战的情绪使国家束手无策，只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出现最好的结果”。

1935 年 3 月，德国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公布了建立空军和强大陆军的计划。英国的政策惰性这才告一段落。同月晚些时候，访问柏林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和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带回情报说，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和英国不相伯仲。尽管希特勒夸大了德国的军备，但是当以上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在白厅和公众当中仍旧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公众终于认识到了军备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仅有丘吉尔等寥寥数位政治家大力倡导加强军备；在工党和自由党圈子里，备战政策更遭到强烈反对，并且这种反对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当时，空中力量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新的关键点，敌人在空中的威胁是最致命的。可是英国和德国在空中实力上的差距在短时间之内也无法缩短。以上形势奠定了绥靖主义的基础。

英国难以顾全它在全球所承担的义务，并且忙于从长期的经济萧条中恢复。很明显，英国无法赶上德国的军事实力，更别提超越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数年之内，英德必有一战。但是英国同样也认识到，只有经过长期的军备重整，英军才能具备堪与德国一战的实力，而这个完成准备的时间可能要迟至 1942 年。¹⁴即便如此，为了平衡预算和恢复经济的需要，英国政府的国防预算已是捉襟见肘；如果要建立空军并加强海军，就势必削减陆军预算。这个政策大大影响了 1940 年的战局。¹⁵

因为英国军事上的弱势昭然天下，所以 1935 年，当英法试图牺牲埃塞俄比亚来满足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维持欧洲和平的时候，其军事实力无法支撑政治手段，英国的外交努力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国联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1936 年 3 月，希特勒利用盟国外交上不知所措的状态，派军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德国的力量更为壮大了。议会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思比说出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此时的公众意见：“德国进占了莱茵河左岸，却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就此采取什么强有力的对策。”¹⁶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将对策局限于外交抗议。他重申了英国政府的和平目标：“我们第一位的政策目标一直是全欧洲整体上的和平。”¹⁷3 个月之后，1936 年 7 月上旬，内阁坦承，英国无法从第三帝国的魔掌中救助东欧，德国可以轻易应对英国所能采取的任何军事措施。¹⁸

1937 年 5 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斯坦利·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他所继承的外交政策的基调是不确定、不作为和自相矛盾。因为外交政策不得不顾及军事上的虚弱状态，所以英国的外交政策仅限于被动地应对欧洲两大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重大事件，而这种应对常常苍白无力。张伯伦不得不直面冷酷的现实，即只有在承认本国实力弱点的基础上，才能制定政治政策。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来绥靖德国，承认德国的利益诉求。张伯伦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弱点，却对德国的目的抱有幻想。和当时大多数国际观察家一样，张伯伦也相信希特勒只不过是又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人都幻想，希特勒仅仅是个区域扩张的狂热分子，而德国在中东欧的领土要求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只要双方本着友好与和平的精神进行协商，总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幻想，只要德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得到实现，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的代价就是给希特勒领土上的好处。对于张伯伦来说，这个代价值得付出。

1938 年的国际危机就在这个大前提下揭幕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高潮是张伯伦戏剧性地飞往德国，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最终签订了 9 月底的《慕尼黑协定》。我们并不知道，除了战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危机的办法，但现实是，张伯伦根本没有尝试其他手段。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丘吉尔对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日益严厉。此时他主张和法国跟苏联缔结“大联盟”，来制止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侵略行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两国都有协定），如果必要的话，不惜诉诸武力。丘吉尔的主张在左派和一般公众当中得到广泛支持，但是政府却置若罔闻。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既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对斯大林的政治目的抱有深深的疑虑，而且对红军的作战能力颇为轻蔑。他们拒绝和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

实际上，即便这个“大联盟”能够缔结，也未必会有任何实质作用。苏联领导人声称，如果希特勒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军早已严阵以待，随时可以反攻德国。其实这里面虚张声势的成分多于真正的决心。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伤筋动骨的红军根本没有做好军事行动的准备，而且罗马尼亚和波兰肯定会拒绝苏军过境。¹⁹无论如何，在西方，法国早已准备放弃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英国则急于摆脱支持法国进行干涉的诺言。有人警告张伯伦，英国的战备状况不足以支持一场大战，不可能在军事上拯救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相信战争会危及英帝国的生存根基。在远东，1937 年夏天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1939 年夏天，天津发生的一个小事件导致英日之间数周的对峙，结果迫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承认，“除非美国支持我们，否则我们在远东完全无能为力”。²⁰）在地中海，1936 年夏天开始的西班牙内战进行到此时，佛朗哥已经胜利在望。法西斯意大利也对英国势力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张伯伦后来宣称自己别无选择。英国对战争准备不足，他必须赢得时间。开战之后，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 1938 年开战，结果一定糟得多，这一点不言自明。我们也许不能预言历史的审判结果，但是我相信，一切证据都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军事上的弱点，因此尽了全力即便不能避免战争，至少推迟战争的爆发时间。”²¹

我们不知道张伯伦是真心相信自己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出卖给希特勒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还是真心相信自己赢得了“我们时代的和平”²²。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在 1938 年夏季和希特勒开战，战机是不是好于 1939 年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盟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能否促使德国内部发生政变导致希特勒下台。上面两个问题最可能的答案都是否定的：1938 年夏季的战机不会好于 1939 年，希特勒也不会被政变推翻。后来的战棋推演结果显示，无论何种情况下，德军很可能迅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法要么承认既成事实，要么将在比 1939 年更糟糕的军事力量对比下继续和德国作战。德国很可能战胜。而德国内部的抵抗运动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恐怕无法在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速胜并抵挡住西方盟国之前就迅速组织起军事政变。而希特勒一旦速胜，德国内部的政变就一定会胎死腹中。无论我们如何假设，历史的真相正如后来丘吉尔在下院演说中讲的：“我们在《慕尼黑协定》这件事上，完全彻底地败给了希特勒。”²³——但是慕尼黑的败因在于英国长期的军事弱势，在于英国公众和政府长期忽略重整军备的必要性，而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不单单是张伯伦政府，以往历届英国政府对此都无法推卸责任。至少，此时英国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到 1939 年 9 月开战之时，尽管英国还是不够强大，但相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军和德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向着有利于英军的方向发展了。

1939 年 3 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露出了侵略者的本来面目。英国政府这才放弃幻想，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当月，英国和波兰缔结领土保障条约，事实上把英国的命运放在德国和波兰两家的手中，战争注定不可避免。此后，1939 年夏季戏剧性的国际政治事件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到此时才不情愿地开始准备和斯大林结盟。而希特勒又抢先了一步。1939 年 8 月 23 日双方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仅仅过了一周，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以后，随着英法对德宣战，德国和波兰的军事冲突扩大为全面欧洲战争。张伯伦最终承认战争将是长期的，但是相信英国终将获胜。

张伯伦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来源于对英国经济资源优势的清醒估量。他认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英国的资源优势终将发挥作用。张伯伦政府也过高估计了德国经济的脆弱性。在西欧“假战争”的那几个月里，以上乐观估计没有动摇过。直到 1940 年春季，在短短几天之内，任何幻想都被严酷的战争现实吹得烟消云散。

2

1940 年 5 月 10 日，悬在盟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对于西方盟国而言，从去年秋天开始弥漫天空的“假战争”阴霾最终被战争的风暴所替代。自从 4 月上旬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这场风暴已经酝酿了一个月有余。在那个 5 月的拂晓，比利时边境的德军炮兵开火，等待了许久的德军西线攻势正式打响。

德军无情地践踏了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长驱直入，5 月 20 日德军抵达海峡沿岸，10 天之内挺进 150 英里。德国陆军钳形攻势以速度和出其不意的进攻方向取胜，席卷比利时南部和法国北部，将盟军一劈两半，盟军仓皇向海峡撤退。5 月 24 日盟军最后一次反攻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德军占领布伦军港，围攻加莱港。到 5 月 25 日，盟军手中唯一可用的港口只剩下敦刻尔克。英国远征军全军和仍在战斗的大部分法军总数将近 34 万人，被压缩在德军战线和海峡之间、敦刻尔克港及附近的狭窄地域，进退两难。

就在希特勒打响西线攻势的同一天，5 月 10 日，他最顽强的对手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丘吉尔整个 30 年代在政治上都郁郁不得志。尽管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担任内阁大臣，经验丰富，但是从 1931 年开始，在经济危机期间英国由主要政党组成、由保守党主导的历届联合政府首脑都认为丘吉尔太不可靠，思想太独立，不适合担任内阁高级职务。左派政治家认为丘吉尔是个反动派而憎恶他；尽管他自己的保守党通常都在联合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却也把丘吉尔视作一个冒险家。人们从未忘记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该为加利波利登陆失败所承担的责任。丘吉尔政治生涯早期朝秦暮楚，脱离保守党加入自由党，后来又反水，也无助于增加他的政治声望。丘吉尔后来评述说：“我临阵倒戈过两次，第二次首相鲍德温让我当了财政大臣。”²⁴可是丘吉尔确实是个不称职的财政大臣。“他出任财政大臣的岁月是他最失败的政治经历。他奇怪的财政政策使他失去了那些清醒的政治家的信任，让英国在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却国库空空。”²⁵丘吉尔缺乏政府财政管理所需要的那种耐心细致。在 30 年代早期，丘吉尔直言不讳地反对本党所提倡的对印度宪法的有限改革，而在 1936 年底的爱德华八世国王退位危机中，丘吉尔强烈支持国王。这两件事愈发突显了丘吉尔“不够稳重”的政治形象。

几乎整个保守党都有共识：尽管丘吉尔才华横溢，他的政治判断力却不可靠。很多人都同意当时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私下讲的一个笑话：“丘吉尔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摇篮边堆满了天使带来的上天赐予的各种礼物：想象力、雄辩的口才、勤奋、能力，等等。然后，又来了一位天使，她说：‘一个人不应该拥有那么多礼物。’然后她就把丘吉尔拎起来使劲摇晃，把上天赐予的判断力和智慧这两件礼物给晃没了。”²⁶丘吉尔在别人眼里不可靠，这一点很长时间内在他自己的党派里都给他造成很大困扰，即便到了 1939 年 7 月，五分之四的下院保守党后座议员都不愿意让丘吉尔入阁。²⁷

实际上，丘吉尔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治家。他毫无顾忌地运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他的演说和写作才能以及他在议会的地位，不遗余力并有效地抨击英国的国防和军备政策。他对德国的危险性做出了预言式的警告。他对纳粹主义的憎恶从希特勒掌权那天起就一以贯之，这使丘吉尔成为保守党政治家中少有的绥靖主义的反对者。他强烈抨击《慕尼黑协定》，认为这是国耻，和张伯伦面对希特勒勒索的步步退让形成了鲜明对比。1939 年 3 月，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最终擦亮了英国公众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希特勒不会满足于把所有德意志裔居住的领土全部纳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而是要征服奴役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大战已经无可避免。丘吉尔此时再次像他在前几年一贯提倡的重提英国应与法国和苏联结为大联盟，以此作为阻止希特勒发动大战的最后手段。²⁸最后，所有手段都已用尽，战争最终来临，丘吉尔又一次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39 年 9 月 3 日，英国对德宣战的同一天，丘吉尔重回内阁，接掌海军部，受到来自各界的广泛欢迎——包括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内。丘吉尔又回到了政治权力的核心。民众可以稍稍安心了。

但是，丘吉尔当时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在“战争的黎明期”，张伯伦仍然在党内广受欢迎，并且牢牢控制着保守党。在这几个月中，除了推翻希特勒，英国的战争目标并不明确。对于希特勒迫于经济危机或者某种权力斗争而下台，英国政治圈仍然存有幻想。如果这种梦想成真的话，那么政治家们会进一步乐观地幻想恢复战前边界，结束战争。不过，张伯伦本人倒是比大多数人更加清醒，他认识到长期战争的可能性，估计战争将会持续 3 年左右。张伯伦不相信会有一边倒的胜利。但是他坚信希特勒从长期来说不可能获胜，并期望当德国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会起来从内部推翻希特勒。还有些政客希望在战争变得激烈起来之前与希特勒政府媾和来结束战争。在 1939 年秋季，张伯伦收到数千封请求开展和谈结束战争的请愿信。²⁹尽管英国国内没有形成“和平党”这一政治势力，很多绝望的英国人都表达了通过和谈结束战争的愿望，这些人多数都是保守党党员，还有一些人是与身居高位者联系密切的贵族。³⁰但是英国政府毫无和谈的意愿，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得胜之后，于 1939 年 10 月 6 日向盟国发出“和平邀约”，被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拒绝了。³¹

然后，在黑暗沉闷的冬季中，战争晦暗不明时期“不祥的僵局”（丘吉尔后来这样形容这段时间）一直持续着。³²英国政府中也一直存在着莫名其妙的乐观主义。他们一厢情愿地希望希特勒最终会失去权力，或者被击败，至少不会获得胜利。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下也潜藏着不安。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紧随奇怪的宁静而来的将是一场疾风骤雨。人们感觉希特勒的下一步行动迫在眉睫了。1940 年 4 月，希特勒终于行动了：丘吉尔曾反复敦促英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水域布雷，希特勒针对这个计划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4 月 4 日，张伯伦轻率地宣称：“希特勒到今天还没有对英国和法国发动入侵，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³³这个愚蠢的牛皮瞬间就被戳破。5 天以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在挪威战役中灾难性的失败。这次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丘吉尔，可付出政治代价的人却是张伯伦。事到如今，曾奉行绥靖政策的大英帝国首相已成政治祭坛上的待宰羔羊，而丘吉尔的声望正与日俱增。他在野的时候曾对纳粹的威胁奔走呼号，现如今回想起来，正如《圣经》中被弃置荒野的预言家。到 5 月初，张伯伦在本党内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战时领袖所需要的信任。而反对党则下定决心绝不会在战时内阁里跟张伯伦共事。5 月 10 日，张伯伦在下议院的信任投票中惨败，随即辞职。

继任英帝国首相的热门人选有两位。除了丘吉尔，另一位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时任外交大臣，而且从 1937 年以后就是张伯伦内阁中的第二号人物。张伯伦本人属意的接班人是哈利法克斯，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意思也一样。当然，根据宪法，王室在首相人选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议会当时表面上看来，大体上也支持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哈利法克斯作为贵族是上院的成员，要当首相的话，首先要将议会席位挪到下议院。这么做虽然有点尴尬，可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障碍。可是哈利法克斯本人拒绝出任首相。有人猜想过他拒绝的原因。³⁴最可能的原因是哈利法克斯见到张伯伦被迫辞职时千夫所指的狼狈相，认识到他自己如果出任战时首相的话，恐怕也不会获得公众的支持。于是，重担自然就落到了丘吉尔的肩上。比起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来，他更加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斗志满腔，意志坚定，但是，恐怕也更加难以捉摸。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如果哈利法克斯临危受命出任首相的话，后来的历史会怎么发展。最起码毫无疑问的是，哈利法克斯在危急关头退位让贤，对英国后来的战争进程肯定是起了重大作用的。5 月 10 日晚上，丘吉尔正式就任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有点过于戏剧性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情绪：“我终于拥有了能够掌控大局的权力。我觉得仿佛是在与命运同行，我过往的岁月仿佛都是为这个时刻、为了迎接这个考验而做的准备。”³⁵

这个考验在两周之后变得极为严峻。法兰西的国运命悬一线，英国远征军处境危急，有被全歼或者全军投降的危险。丘吉尔在首相任期伊始就面临着英国的漫长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而此刻的危机把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摆在战时内阁面前：英国是与希特勒媾和，还是继续战斗。各界人士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有些在政界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下，无论英国怎样不情愿，她唯一剩下的可能选择就是通过谈判寻求一个尽可能有利的和平条件。³⁶在这个英国远征军孤悬在敦刻尔克海滩的时刻，战时内阁在和战之间的抉择远非简单清晰。

3

今天回过头来看 1940 年 5 月中旬那段时间，恐怕很难想象丘吉尔当时的地位有多么不稳固。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大权在握。5 月 13 日，当丘吉尔第一次作为首相出席下院会议的时候，保守党议员席上并未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执政党议员把当天最热烈的欢迎留给了张伯伦，而不是丘吉尔。³⁷丘吉尔那天的下院演讲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那篇“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当时却在保守党党团中受到了冷遇。³⁸对丘吉尔的不信任仍旧存在。很多人认为他的任期会很短。很多保守党议员还希望张伯伦回来掌权。丘吉尔意识到，张伯伦虽然卸任首相，但仍然是保守党党魁，自己在党内的支持是有限的，还不能刻意疏远这位前任首相。³⁹

丘吉尔虽然邀请了几位工党人物加入政府，但大多数部长还是老面孔，只是他们的具体职务则稍有变动。但位于政府核心的战时内阁则焕然一新。战时内阁只有五名成员，其中三位来自保守党。首相丘吉尔本人兼任国防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任枢密院议长，主要管理内政政策。哈利法克斯勋爵留任外交大臣。此外还有两名来自工党的战时内阁成员。年近六旬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出任掌玺大臣。他自 1935 年起担任工党党魁，身材瘦小，衣冠楚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一名陆军军官——工党的重要人物当中，很少有人拥有前军官的资历。工党副党魁、60 岁的约克郡人阿瑟·格林伍德则出任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为人谦和，和丘吉尔一样都嗜好杯中物，曾在大萧条之前的政府短暂出任卫生大臣，任期内虽说干练，但是并未留下什么杰出的政绩。丘吉尔后来凭借自己国防大臣的地位，很快就完全掌控了战时内阁。但是在 1940 年 5 月，尽管情况不断恶化，丘吉尔还没能做到在战时内阁中说一不二。他尤其清楚自己必须依赖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支持。在丘吉尔就任首相第二天，张伯伦在私人日记里曾写道：“我清楚他（丘吉尔）依赖我和哈利法克斯，他本人就白纸黑字地写过‘我的未来需要仰仗您’。”⁴⁰

丘吉尔战时内阁所面临的危机与日俱增。德国军队飞速前进，每日的战况简报都预示着一场灾难迫在眉睫。英国内阁对法兰西命运的担忧与日俱增，而内阁成员们虽然不能宣之于口，但心里都在忧惧一旦法国投降，英国恐怕也将独木难支。张伯伦本人在德军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那天就亲口说过这种担心，不过他后来改变主意，增强了抵抗的决心。⁴¹几天以后，前张伯伦战时内阁成员、现在即将出国赴任驻西班牙大使的塞缪尔·霍尔爵士也说过，“前首相完全被击垮了，一切都完了，美国也帮不上忙”。他还说：“我们根本救不出远征军，就算救出来，部队的装备也全都损失掉了。”⁴²丧失信心的不仅是张伯伦。政治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伦敦政治精英圈里正弥漫着“恐慌”⁴³和“失败主义”⁴⁴情绪，就连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上将也担心前线的溃败将意味着“英帝国的终结”⁴⁵。战斗机指挥部司令、空军上将休伊·道丁在 5 月 16 日建言，如果战斗机部队主力还留在本土，而皇家海军的实力尚在的话，英国尚可一战；而如果大多数战斗机中队应法国的要求被派到法国参战，那么，法兰西的沦陷之日后，英国陷落也就不远了。⁴⁶丘吉尔一开始拒绝接受 5 月 15 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那种“我们已经被打败了”的调子，第二天就飞往巴黎会晤法国领导人。会晤之后，即便是丘吉尔也对军事灾难的严重程度和巴黎目前的绝望情绪也有了切身的了解。⁴⁷英国首相在巴黎表面上做出一副绝不屈服的姿态，声称大英帝国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美国加入战争，最终击败希特勒为止。他的表演给法国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⁴⁸另一方面，当丘吉尔长夜独处的时候，他也会在雪茄烟的迷雾里隐隐看到这样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战争前景”：英国首相被迫撤到加拿大的腹地继续抵御德国的空中进攻，纳粹控制了整个旧大陆，法国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英国本土在德国高爆炸弹轰炸之下成为一片焦土，而现在参与空中战争的双方是整个新世界和德国占领下的旧世界。⁴⁹丘吉尔从法国回来以后，外交部首席国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听过首相关于法国之行的报告，注意到“法国摇摇欲坠，局势非常可怕”。他在 5 月 21 日的日记中写道：“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我们已经完蛋了。”⁵⁰

普罗大众却并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因为他们是高层政治的圈外人，根本看不到来自将军们的令人沮丧的军事报告。⁵¹英国国内的民众情绪尚称稳定，很多人宁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5 月 17 日，张伯伦在写给姐姐希尔达的家信当中，如此描绘当时的公众情绪：“公众根本就不理解局势的严重性。今天，当我在（圣詹姆斯公园的）湖边散步时，见到人们在湖边的躺椅里享受阳光，观察野鸭子在湖面游弋，我觉得这样一幅和平景象真是令人心碎。我们真应该让不知情的公众更多地了解现实。不过我敢说，过不了多久，残酷的现实就会找上门来的。”⁵²张伯伦不幸言中。BBC 和报纸上的新闻无论怎么掩饰，最终也无法隐瞒德国进军英吉利海峡所带来的威胁，更无法掩饰盟军根本无力阻挡德军进攻的事实。英国公众对海峡对面发生的事情渐渐焦虑起来。在平静的表面下，掩盖不住公众的担忧情绪。⁵³

5 月 16 日的巴黎之行极大地动摇了丘吉尔对法国坚持抗战的信心。他一直在敦促法国人发动反攻，5 月 22 日当丘吉尔再访巴黎的时候，曾一度对法国人发动反攻又抱了一点希望。⁵⁴可是无论如何，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应变计划总是一件必要的事情。5 月 23 日上午，丘吉尔觐见国王的时候，告诉国王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法国投降，那英国别无选择，只能尽力撤回欧陆上的英国远征军，至于装备，只好丢弃了。人员的损失也一定会相当惨重。⁵⁵到 5 月 23 日入夜时分，25 万英军被德军团团包围在海峡沿岸，加莱港眼看守不住了，盟军手里还能使用的最后一个港口只剩敦刻尔克，德军装甲矛头正指向这里。

5 月 24 日上午，希特勒视察伦斯德上将 A 集团军群总部的时候，德军的装甲矛头离敦刻尔克南郊不过 15 英里。希特勒和伦斯德探讨了前线局势，随后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不再继续向敦刻尔克进攻。这个决定后来被视为错失全歼英国远征军战机的关键失误。希特勒后来试图为自己的明显失误辩解，声称自己根本就是想有意放过这支大英帝国的中坚力量。⁵⁶这无非是希特勒想挽回面子的说辞罢了。其实，希特勒是采纳了伦斯德的建议。而伦斯德作为前线指挥官，他的动机是想保留装甲部队实力，为下一步横扫法国余下的领土做准备。希特勒根本不想放过英军，他的空军司令戈林说服了元首，说德国空军单独出击，就足以克竟全功。⁵⁷

在伦敦，战时内阁正为两件事焦头烂额：一是比利时可能很快就会投降，二是被包围在海岸线的英国军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布伦军港已经陷落，守卫布伦的大约 1000 名英国守军从海上撤出。但是丘吉尔坚持要求被包围的英军继续战斗下去，尽可能长时间地牵制住德军。此时此刻，能够争取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无论是尽可能多地撤出英国远征军，还是发动拟议中的反攻都需要时间。（其实丘吉尔此时根本不知道，法国的军事领导层已经将本就是“纸上谈兵”的反攻计划弃如敝履⁵⁸，转而准备考虑投降了⁵⁹。）但是，在 5 月 24 日，尽管港口仍可用，敦刻尔克只有一支法国守军，英国远征军没有一支部队收到向敦刻尔克撤退的命令。⁶⁰

盟军后来再没有发动反攻，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军从前线撤退了，随之而来的是伦敦和巴黎之间的互相误解和互相指责。5 月 25 日夜间，反攻的计划被正式放弃，而且比利时随时会投降。此时，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上将下达命令（后来得到伦敦的认可），要求部队撤向海岸，在敦刻尔克周围构筑滩头阵地，争取从海路撤出尽可能多的部队。此时，敦刻尔克的名字在英国还不为人知，但很快它就会家喻户晓。

面对法国投降和损失掉被德军包围的大部分远征军主力这两种前景，英国战时内阁此时必须做好思想准备。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在 5 月 23 日的日记中悲观地承认：“我看不到任何让英国远征军全身而退的希望。”⁶¹两天以后，他还是认为只能指望撤出很小一部分兵力，而且全部的装备给养都要放弃，而此时国内的装备极为紧缺。⁶²英军前线司令官戈特勋爵也同意：“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人员和全部装备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⁶³5 月 26 日，“发电机行动”，也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作战命令正式下达，当时英军的希望仅仅是撤出大约 45000 部队。⁶⁴如果远征军被全歼，将会对英帝国造成致命打击⁶⁵，因为这个时候英国本土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来替代他们。英国情报机构认为德军渡海侵英迫在眉睫⁶⁶，而一旦德军入侵，英国根本没有陆军来抵挡德军。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有些人会不由自主地考虑，万一发生了最坏的情况，英国怎么办？

4

在伦敦和巴黎，都有少数人把意大利斡旋作为最后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不大，但总归值得一试，最低限度也能让意大利人保持中立，置身战争之外。有人还进一步指望，墨索里尼可以作为一个中间渠道，帮助盟国说服他的法西斯盟友希特勒，一起避免欧战的扩大。毕竟，1938 年墨索里尼就出面斡旋过——当然，那次的结果是可耻的《慕尼黑协定》。而且还有人觉得，如果德国获得欧洲大战的全面胜利，墨索里尼亦无法自安。而无论斡旋的结果如何，墨索里尼都可以在地中海周边为意大利获得大片领土。所以，引墨索里尼出面的诱饵就是在和平的战后欧洲，他能够坐享国家的繁荣、个人的威望和更大的权力。不过，盟国能提供给墨索里尼的好处也就仅限于此了。这点好处尚不足以阻止墨索里尼做他最想做的事情：在一场差不多已经打赢了的战争中，作为战胜者享受军事上的荣耀。墨索里尼向来吃硬不吃软。在那个时候，如果盟国想要说服他，使他相信希特勒德国无法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意大利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实力面前只是个轻量级拳击手，或者墨索里尼打错了算盘⁶⁷，即便是在希特勒还没有发动西线攻势打垮法国之前，这些说辞墨索里尼都不太可能听得进去。更何况，墨索里尼在与英法打交道时，一贯使用好战的语气，也曾经对丘吉尔跟法国总理雷诺说，自己决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与德国共进退。⁶⁸

但是在英法两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求助于墨索里尼也算是一根救命稻草。法国前总理、现任国防部长达拉第提议“贿赂”墨索里尼。他建议通过美国总统罗斯福来间接告诉墨索里尼，如果意大利置身战争之外，西方盟国愿意考虑墨索里尼所提出的任何条件。意大利也可以和交战国一样参加和谈。5 月 25 日，英国外交部附和达拉第的提议。⁶⁹24 日，英国外交部内部讨论了“我们可以和意大利谈判在地中海做出让步”的问题，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赞成这个提议。范西塔特爵士是前任外交部国务秘书，此时在外交圈仍有极大的影响力。现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也持相同见解。卡多甘爵士写道：“只要能拖住意大利，哪怕几天也行。”⁷⁰事情很清楚：英法动议的直接目标是有限的，就是拖延墨索里尼参战的时间。但是，提到让意大利在战后和谈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却也暗示，盟国正在考虑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但这种和谈的暗示多少也是一厢情愿，因为任何和谈的主角只能是希特勒。

早在 5 月 16 日张伯伦就在日记中写道：“一旦法国崩溃，我们避免毁灭的唯一希望就在于罗斯福出面斡旋和谈。”但是张伯伦也认识到德国人不会轻易和谈。⁷¹丘吉尔也想争取美国人施以援手，但不是帮助和谈。在丘吉尔和美国总统最初的通信往还中，丘吉尔的调子相当昂扬。他在 5 月 15 日的信中写道：“有必要的话，我们将独自战斗。”3 天以后他又写道：“无论法国现在的大战结局如何，我们都决心坚持到最后。”但是，他也坦白地告诉罗斯福，一旦法国陷落，英国将要面对的处境危若累卵。他在给罗斯福的第二封信中明言：“如果美国对英国坐视不救，那就不要怪我们为了拯救百姓生命而不得不跟德国和谈争取最好的和平条件。”⁷²丘吉尔这么说，是明确告诉罗斯福目前英国所面临的威胁，希望促使罗斯福公开承诺援助英国并做出实际行动。但是后来大加宣扬的“英美特殊关系”在当时还没那么特殊。丘吉尔本人在几天以后就失望地写道：“美国没有在战争中给我们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局势危急，美国人的态度却是暂停援助物资，把这些物资留待将来他们自卫的时候再用。”⁷³

罗斯福真诚地同情英国，但是却拒绝做出承诺。他还要对付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另外，他还要考虑，美国如果支持英国的话，会不会在战争中押错了宝。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罗斯福也曾怀疑英国能不能幸存下来。在 5 月 24 日罗斯福对英国坚持下来的希望最没有信心的时候，他甚至考虑加拿大和其他英帝国自治领是不是应该敦促丘吉尔把英国舰队预先撤到大西洋的这一边来，这样，希特勒在胜利和谈的时候就不会把英国舰队向德国投降作为停战的条件之一了。⁷⁴不过至少罗斯福同意运用自己对墨索里尼的影响力（其实非常有限）为盟国的利益跟意大利打交道。

就在罗斯福想说服丘吉尔把舰队撤到加拿大的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向内阁建议，接受法国提议，请美国总统施加影响力，推迟意大利参战的发生。他并不相信美国的斡旋能够成功，但是至少可以通过罗斯福来探听意大利为置身事外所开出的条件。而且，哈利法克斯还想通过罗斯福总统私下转告墨索里尼，“盟国愿意在战后考虑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并欢迎意大利以与各交战国平等的身份参与和会”⁷⁵。英国首相曾经在给意大利的照会中写过这句话，后来又删除了。这和法国达拉第的建议如出一辙。丘吉尔明显不愿意在此时做出这样的表示。但是，丘吉尔和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跟哈利法克斯一样，都希望罗斯福出面干预，不仅阻止意大利参战，而且居间调停，在英法德停火之后让墨索里尼站在英法一边参与和谈。

哈利法克斯在此前数月就向内阁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一旦法国与德国媾和，英国无法独自坚持下去。大约就在这几天（具体日期不得而知），哈利法克斯曾以丘吉尔的名义起草过一份致罗斯福的电报。这封电报请求美国总统，如果希特勒在法国陷落之后向英国提出无法接受的和平条件，危及英国的独立，比如交出英国空军或者舰队之类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希望罗斯福出面，声称美国将全力支持英国，如果德国坚持如此和平条件，将招致美国的抵抗。⁷⁶这封电报最终没有发出去。可能因为丘吉尔不喜欢这封电报所表达的悲观软弱的调子。丘吉尔绝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绝望情绪。无论如何，这封未发出的电报至少表明了战时内阁其中一位重要成员此刻的观点。

在 5 月 26 日保罗·雷诺访问伦敦之后，英法正式请求罗斯福出面斡旋，因为英法直接跟墨索里尼接触会被视作软弱的表现。⁷⁷同一天，罗斯福向墨索里尼表达了居中斡旋的意愿。美国总统说，他将向西方盟国转达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要求，并保证意大利在战后和谈中享有和交战国同等的地位；而意大利的交换条件就是不参战。第二天，这个要求就被墨索里尼轻蔑地拒绝了。⁷⁸

但是，此时却出现了盟国和意大利直接对话的可能性。此后的 3 天之内，和与战何去何从的选择就围绕着这个可能性展开。

5 月 20 日，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朱塞佩·巴斯蒂亚尼尼伯爵会见了英国的菲利莫尔勋爵。菲利莫尔在英国以亲法西斯立场著称。谈话当中，意大利大使对于由意大利出面调停英德和谈似乎抱有很大热情。菲利莫尔把谈话内容传给外交部，说即便现在希特勒也还是听得进墨索里尼的建议。很快，意大利大使馆新闻参赞加布里埃尔·帕雷西约见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暗示意大利愿意和英国谈谈。⁷⁹哈利法克斯在 5 月 25 日告诉战时内阁，经过首相同意，他将“进一步探索这种可能性”。同一天，帕雷西第二次邀请范西塔特见面。哈利法克斯谨慎地建议，英国的立场应该是“我们和往常一样，愿意和意大利政府交流，以解决一切妨碍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问题和误解”。丘吉尔并不反对和意大利接触，只要这种接触是秘密进行的就行。⁸⁰

这天是周末，外交会晤一般不会安排在周末举行，但是目前军情紧急，哈利法克斯不想耽误时间。此刻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在当天晚些时候，盟军放弃了发动反攻阻止德军推进的所有希望。英军开始且战且退向敦刻尔克集结，而德军阵地离港口不到 10 英里。英军突围的希望渺茫。外交部国务秘书卡多甘写道：“局势一片混乱，没人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只知道时局一团漆黑。布伦陷落，加莱港陷入重围，敦刻尔克现在多多少少还算开放港口，现在是远征军的唯一退路。如果远征军还能撤退的话，他们现在也接近弹尽粮绝了……每过一天，我们的希望就减弱一分。”⁸¹

当天下午，哈利法克斯会晤了意大利大使巴斯蒂亚尼尼。尽管双方仍然像往常一样玩弄遮遮掩掩的外交辞令，这次会议所谈论的话题很快就超出了敦促意大利不要参战的范围。巴斯蒂亚尼尼拓宽了话题：“墨索里尼先生一贯认为，解决意大利和其他大国之间的领土问题应该成为欧洲各国和平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如果要建设一个和平的欧洲，当然应该在全欧洲和平协定中充分考虑意大利的利益诉求。这里，“意大利的利益诉求”指的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广泛领土野心。巴斯蒂亚尼尼追问，英国政府所谓的“全面协定”是否也包括意大利和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哈利法克斯顾左右而言他，回答说在战争的环境下很难构建此类全面和平协定。而巴斯蒂亚尼尼追问说如果各国开始此类谈判的话，那么“战争将会毫无意义”；并且，墨索里尼想提议的欧洲和平“不仅仅是暂时停战，而是欧洲一个世纪的持久和平”。哈利法克斯声称：“英王陛下的政府怀有同样美好的愿望，它绝不会拒绝考虑任何怀有诚意的政府所提出的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的欧洲的任何和平协定。”巴斯蒂亚尼尼询问是否可以告诉墨索里尼“英王陛下的政府不排除在合适的时机讨论解决广泛的欧洲问题”⁸²。外交大臣对此建议表示首肯。

第二天 5 月 26 日星期日早晨，哈利法克斯正准备去教堂，接到丘吉尔要在法国总理来访之前召开战时内阁会议的通知，这将是当天 3 次内阁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哈利法克斯汇报了与意大利大使的谈话内容。哈利法克斯接着在会议上评价了这次谈话，开场就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全面击败德国的问题，而是能否保证我国的独立，如果有可能的话也保证法国独立的问题。”会上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毕竟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实事求是地说，生存才是问题，而不是胜利。而哈利法克斯话里隐含的意思是，无论法国是否投降，英国迟早要谈判结束战争，而且宜早不宜迟。巴斯蒂亚尼尼“明确了解我方同意召开和会”，并表示墨索里尼也希望保证欧洲的和平。哈利法克斯说和平与安全也是英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只要在确保我国独立与自由的前提下，英国应当考虑任何能够达成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提议”。丘吉尔及时插话评论说，和平与安全的代价也许是在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大陆。但是英国的目标是“确保我们完全的独立与自由”，他反对“任何可能有损我国权力与利益的谈判”⁸³。但是，丘吉尔的话并没有完全否定谈判的可能性。

巴斯蒂亚尼尼曾要求再和哈利法克斯会晤一次，以便提出意大利的进一步建议。但是，内阁一致同意艾德礼的建议，即先接待当天来访的法国总理雷诺，并听取各军种参谋长们对一旦法国陷落英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的军事前景的汇报，之后再决定是否和意大利继续接触。

标记为 5 月 25 日的军事汇报的题目是“特定情况下英国的军事战略”，这份报告对一旦法国投降后英国的军事形势做了相当客观的描述。战时内阁到两天以后才完全理解这次汇报的细节。该报告假设英国在欧洲大陆损失了远征军主力与装备，而且意大利对英国宣战，但是也把美国的财政和经济援助考虑在内（甚至考虑到美国最终参战）。报告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盟军，那么在未来几个月阻止德军入侵本土的唯一希望是保持制空权。所以，这次汇报对即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坚持斗争的前景注入了一丝谨慎的乐观情绪。⁸⁴

5 月 26 日，雷诺和丘吉尔单独共进午餐。丘吉尔后来向战时内阁汇报和雷诺的谈话内容，提到英法领导人预测意大利可能提出的要求包括限制盟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实力、马耳他岛解除武装、直布罗陀和苏伊士运河的中立化。丘吉尔告诉雷诺：“我们不准备答应任何条件。我们宁可战斗而死也不向德国屈服，但是我们有信心抵挡住德国人。”战时内阁接下来讨论是否要继续和意大利保持外交接触的问题。哈利法克斯赞成。他认为墨索里尼同样不希望希特勒主宰战后欧洲，所以一定急于“说服希特勒先生对和谈采取更理性的态度”。丘吉尔不相信跟意大利的接触能有什么用，但是同意战时内阁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⁸⁵

战时内阁当天下午 2 点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哈利法克斯继续和雷诺会谈，稍后丘吉尔、张伯伦、艾德礼也加入进来，一直到下午 4 点半雷诺不得不告辞为止。雷诺告诉战时内阁的成员们，如果意大利不参战而最终盟国获胜的话，他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给予意大利酬劳。他把几天之前法国驻罗马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的建言内容告诉了英国盟友。庞塞认为，如果盟国要让意大利出面调停，那么给予意大利的条件至少要包括英国方面关于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运河的地位问题，还有法国方面在吉布提和突尼斯做出的让步。雷诺觉得哈利法克斯对他的话感到吃惊。雷诺后来回忆，英国外交大臣“愿意告诉墨索里尼，如果意大利和英法合作致力于欧洲和平，并保证英法两国的独立，而且全欧洲的问题都能得到公平持久的解决的话，盟国愿意讨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要求，特别是关于地中海出口的要求”。但是雷诺也注意到，丘吉尔、张伯伦（有所保留）和艾德礼都不愿意向墨索里尼做出任何让步。⁸⁶

英法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都对海峡对岸的军事形势一清二楚，会谈的气氛是凝重的。张伯伦在日记中把 5 月 26 日描绘成“最黑暗的日子”。比利时军队全天遭到德军猛攻，处于崩溃的边缘。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已经准备投降。法国人呢？卡多甘注意到法国的情况比比利时好不到哪去，丘吉尔在巴黎的军事代表少将爱德华·斯比尔爵士传话回来，说法国人也在讨论投降的问题。法军总司令马克西姆·魏刚将军声称，“他只有 50 个师用来对抗德国的 150 个师。如果必要的话，他会遵命战斗到死，但是那根本于事无补。巴黎在几天之内就会陷落”。张伯伦评论说：“法国和我们自己都处于可怕的境地，历史上最可怕的境地。”⁸⁷他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

在政府小圈子以外的人们也开始听到了一些语焉不详的消息。人们对德军入侵本土的恐惧与日俱增。议会有一位议员嘱咐妻子准备好自杀的毒药，“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我们总还能指望这两颗小药丸”⁸⁸。

根据张伯伦日记中对这次首脑会谈的记载，法国总理雷诺意图通过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调停，甚至准备牺牲领土，把意大利暂时稳住不加入战争，这样法国可以从意大利边境抽调 10 个师投入对德防御。英国大臣们指出这 10 个师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雷诺认为，墨索里尼本人也担心一旦英法两国崩溃，意大利将在德国人面前自身难保，所以出于自保的动机，墨索里尼将会提出欧洲全面和平的倡议。张伯伦本人也觉得墨索里尼确实可能倡议四方和会，但那也只是在巴黎陷落以后了。丘吉尔明确反对任何求助于意大利独裁者的想法。张伯伦记录道：“首相不喜欢求助墨索里尼。希特勒不可能接受任何我们可以接受的停战条件。如果我们同意放弃马耳他、直布罗陀还有某些非洲殖民地以求脱身的话，希特勒倒有可能有兴趣谈判。但是，唯一保险的做法是让希特勒相信他无法击败我们。我们与其和法国人绑在一起，还不如自己单干，因为法国人会拖着我们坐到谈判桌边，而这种谈判还没开始，我们就注定失败。”哈利法克斯不同意首相的观点，他争辩道：“试试看墨索里尼这条路没什么坏处。如果和平条件不可接受，我们拒绝它就是了。”张伯伦支持哈利法克斯，可是张伯伦觉察到一向沉默寡言的艾德礼支持首相。战时内阁的意见分歧泾渭分明。张伯伦尽管发言支持哈利法克斯的和谈提议，但是却也同意丘吉尔的观点，即“我们的最佳方案是继续战斗，希望有足够的空军力量阻止德军入侵，等待外部势力干预，最可能的外来干预势力就是美国”。丘吉尔本人并不直接拒绝任何一种提议。在雷诺准备告辞的时候，丘吉尔告诉法国总理：“我们可以试试想出拉拢墨索里尼的条件，不过这需要思考的时间。”⁸⁹

雷诺走后，在内阁秘书缺席的情况下，战时内阁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议。这个小会可能是给战时内阁的第五名成员阿瑟·格林伍德介绍情况，因为他没有参加雷诺出席的战情报告会。⁹⁰小会之后，战时内阁马上接着举行正式会议。哈利法克斯后来回忆：“这是个很难开下去的会。”首相“坐立不安，秘书们时不时拿着新到的消息进进出出，会议室就像伦敦滑铁卢火车站，在那儿根本办不了正事”。⁹¹主要的讨论仍然围绕着是否要请意大利斡旋展开，虽然这次的主题没有那么明确。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各自都没有明确指出双方观点的分歧所在。丘吉尔强调虽然法国已经山穷水尽，但英国仍然有抵抗的实力，他还指出希特勒可能对法国提出比较宽容的和谈条件，但是“对我们，德国人肯定会步步紧逼”。丘吉尔绝对不想“被逼迫着请求墨索里尼先生出面为我们向希特勒乞求宽容”。哈利法克斯则“比首相更重视让法国人去试验一下欧洲势力均衡的可能性”——所谓势力均衡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过于乐观的一厢情愿。外交大臣强调英国绝不接受任何危及国家独立的条件。但是他反复强调，墨索里尼出于对德国主宰欧洲的恐惧也会自动寻求各国实力均衡。“无论如何，墨索里尼这样做总不会错。”格林伍德虽然不反对哈利法克斯的主张，但是注意到墨索里尼不可能悖逆希特勒的意志独立行事，而且危及英国国家安全的和平条件很快就会被提出来。张伯伦也同意跟墨索里尼谈谈条件，但前提是意大利独裁者“要跟我们合作，从德国人那儿得到能够接受的和平条件”，而且，张伯伦和雷诺一样，觉得给予意大利人的条件不能含糊其辞，要直截了当。而丘吉尔不想马上做决定，要先看看能从法国救回多少陆军再说。⁹²

此时，哈利法克斯在会议上宣读了盟国致美国政府的公报，请求罗斯福干预欧战。这封信事先经过法国人同意。哈利法克斯还汇报了前一天和意大利大使会谈的情况。虽然内阁对致美国总统的信件内容没有异议，丘吉尔此时又一次表示反对英意之间直接接触。他认为，哈利法克斯的提议暗示“我们只要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殖民地还给他们，同时在地中海做出领土让步，就能从目前的困境当中脱身”，但这种做法在丘吉尔看来根本走不通，因为“德国人的和平条款肯定会阻止我们重整军备”。哈利法克斯回答说，那他们可以拒绝这样的条款。丘吉尔重复了自己之前的观点，即英国一定要先给目前一帆风顺的希特勒一个挫败，让他知道不可能征服英国，这才是最佳方案。不过，会议记录也显示，丘吉尔“并不拒绝以某种方式试探一下墨索里尼先生”。尽管丘吉尔迄今为止在每次讨论当中都反对请求意大利斡旋，但从来没有决然把这扇门关死。最起码，丘吉尔的立场暗示，他在此时还不敢公然对抗内阁同僚尤其是哈利法克斯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执行自己的意志。

此时，格林伍德提出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和其他内阁同僚一样，也承认墨索里尼很可能会索要马耳他、直布罗陀和苏伊士运河（张伯伦认为墨索里尼可能还会要求得到索马里兰、肯尼亚或者乌干达）。格林伍德认定英国跟意大利的协商会失败，“而希特勒先生会得知英意谈判的条件，这将损害英国的威望”。哈利法克斯争辩说，正因如此，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向意大利讲明他们准备做多少让步。但是“如果我们走到了开始谈判全面和平协定那一步，而且又发现我们可以接受和平条件，不至于危及国家独立，那我们就应该接受和平”。格林伍德指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巴黎早已陷落了，这种和平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呢？内阁会议至此休会，没有达成任何结论，第二天继续开会。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邀请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列席。辛克莱是自由党党魁，虽然跟丘吉尔政见不同，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丘吉尔的副手起，就一直是丘吉尔的私人朋友，也曾经支持丘吉尔谴责《慕尼黑协定》。②同时，哈利法克斯在会后散发了致意大利的信件的草稿，还有前一天晚上跟巴斯蒂亚尼尼会谈的纪要⁹³，供内阁讨论。

哈利法克斯起草并在 5 月 26 日战时内阁会议上散发的信件草稿总结了当天早些时候雷诺的提议内容，向墨索里尼强调了德国统治欧洲后意大利的危险处境，并强调英法将为捍卫国家独立战斗到底的决心。如果墨索里尼肯和盟国合作，在保证盟国独立和安全的基础上共同商讨解决欧洲所有问题的办法，那么盟国将给予意大利的国家利益适当的照顾，尤其是如果意大利就地中海某些领土归属问题提出具体要求的话，盟国将会考虑满足意大利的要求。⁹⁴虽然以上建议看似来自雷诺，但是它的内容确实切合内阁中要求意大利斡旋那一派的主张，甚至在用词上都跟会议前一天哈利法克斯和意大利大使会晤时的措辞相一致。换句话说，这封信的内容与其说是出自雷诺，还不如说是来自哈利法克斯。⁹⁵

第二天，5 月 27 日，战时内阁开了两次会。第一次的主要议题是糟糕的军事形势。⁹⁶德国空军开始集中轰炸敦刻尔克海滩。在英格兰南部海岸，英国匆忙搜集所有能够搞到的小型船只，从拖轮、拖网渔船到摩托艇无所不包，把它们编成船队开赴海峡对岸，尽可能营救被困的陆军。⁹⁷但是任何大规模营救计划看起来都非常困难。还有在里尔附近被困的 4 个英国师甚至连突围到敦刻尔克都困难重重。比利时明显马上就要投降。就在当天下午，消息传来，利奥波德国王要求停止一切敌对行动。⁹⁸白厅心情沉重。会后，卡多甘写道：“到处都看不到希望。远征军深陷绝境，只有一小部分还有望脱险。”⁹⁹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卡尔维尔打听到一点内阁激烈辩论的内情，可能是丘吉尔后来不小心透露出来的。他回忆说，内阁的大人物们不但对法国溃败的前景心存恐惧，而且“内阁对法国溃败以后英国独自抗战的前景信心不足，看起来哈利法克斯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说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打败德国，而是确保我们自己的独立和领土完整”¹⁰⁰。

当天下午的第二次内阁会议集中讨论和墨索里尼接触的问题。哈利法克斯的日记记载，会上“冗长而混乱的讨论不仅涉及和意大利接触的问题，还大量谈论了如果法国发生最坏的情况，英国应该采取的总的对策”¹⁰¹。

开会的时候，哈利法克斯首先提及，当天早晨法国驻伦敦大使查理·科尔宾奉雷诺之命来见自己，要求在和意大利接触的时候提出具体的领土让步方案。哈利法克斯提到内阁同僚反对给予意大利人具体的让步条件，只能做出一般性的保证。外交大臣援引英国驻罗马大使珀西·洛林爵士的看法，“对墨索里尼来说，我们在现阶段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条件”。张伯伦同意“法国跟墨索里尼接触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主张让法国人去接触意大利人，免得将来法国人抱怨英国连与意大利谈判争取和平的机会都不给法国人。丘吉尔夹枪带棒地总结说：“这就是明知无用，还要为了讨好猪一样的队友而硬着头皮去做。”

辛克莱也认为跟意大利谈判必然没有结果，反而只能向德国和意大利示弱，从而损害国内和英帝国自治领的战斗意志。“一旦我们准备把大英帝国的领土拱手交给敌人，这个消息将对民心士气造成严重打击，有损于我们继续目前的殊死斗争。”他觉得最好还是等待罗斯福尝试调停的结果再说。

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也反对英法接近意大利的主张。艾德礼声称“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请求墨索里尼替我们出面向希特勒乞求和平条件”。照法国人的要求给墨索里尼开出明确的领土条件只会让墨索里尼更加贪得无厌，而如果英国拒绝法国的提议，又怕让人觉得英国背弃盟友，任其自生自灭。格林伍德认为整个提议完全是错误的，如果让公众知道“我们以割让英国土地为代价与德国媾和，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格林伍德的结论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结局一定会是灾难”。

丘吉尔的看法大同小异。他“越来越反对接触墨索里尼的提议，这种做法会让墨索里尼对盟国越来越轻蔑”。这也将损害英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立场。即便不给墨索里尼具体的领土让步条件，这种做法也行不通，因为双方都对此类条件包含什么内容心照不宣。丘吉尔说，现在能给雷诺的最大帮助莫过于让他相信，即便法国失败了，英国都将战斗到底。

丘吉尔此时对哈利法克斯建议的反对，越来越溢于言表，言辞激烈：

此刻我们在欧洲的威望处于低谷。只有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没有被德国人打倒，才能挽救英国的国际威望。如果未来的两三个月内，我们能向世界证明我们并没有被击败，那我们的声望将会恢复。即便到那时我们最终失败了，我们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就放弃斗争来得更加糟糕。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自己被法国人拉下水。法国人要我们寻求墨索里尼的斡旋，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在求和这条道路上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而已。我们已经在这条错误的意大利之路上走了一段时间，现在不要再让雷诺先生牵着鼻子向错误的方向更进一步了。

丘吉尔得出的结论是：“要求意大利出面的提议不仅徒劳，而且将把我们置于危险的境地。”

张伯伦出来当和事佬。虽然他也同意向意大利求助没有用，但认为“我们应该在这条路上多走一段，这样可以有效地安抚法国人的情绪”。他赞成双管齐下，一边继续和意大利保持接触，一边等待罗斯福斡旋的结果。张伯伦的提议得到一些人赞成，但是丘吉尔执意要将与意大利合作的提议扼杀掉。他说：“即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那又怎样？大英帝国为了拯救那些被纳粹暴政所荼毒的国家和人民而战斗到最后一刻，虽败犹荣。”

哈利法克斯到此时为止一直三缄其口。此刻他意识到自己在战时内阁中的孤立处境，同时丘吉尔的好战语气也刺激他不得不打破沉默。这位外交大臣发言道，他认识到关于这个问题内阁同仁有很多不同意见。他认为最好由法国政府出面宣示法国为了国家独立主权而战斗到底的决心。而且，哈利法克斯认为，与意大利保持接触的建议和奉行屈膝求和的投降政策有着本质不同。他正确地指出，丘吉尔今天改变了昨天的立场，昨天丘吉尔还说，只要在不损害国家独立的基础上，为了走出目前的困境，他丘吉尔还是愿意接受某些和平条件，哪怕这些条件需要割让某些领土。可是今天，首相似乎建议我们除了战斗到底，不应该考虑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哈利法克斯也不认为现在英国能够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体面的和平条件。但是如果只要有一丝可能性，能在不损害英国基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获得和平解决战争的方式的话，那么他不能接受丘吉尔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接受和平，避免灾难性的战争结局。

丘吉尔对这种和平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如果希特勒媾和的条件只是恢复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地，并由德国主宰中欧的话，那也无妨，”丘吉尔用很罕见的平和的探讨语气说道，“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哈利法克斯反唇相讥，提出一种假设的情境来逼问丘吉尔：“如果希特勒由于内部不稳而急于结束战争，因而主动向英法提出和谈条件，首相愿意考虑和德国谈判吗？”此时，会议上又一次提到了战前那种自欺欺人的假设，即希特勒在德国内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政治地位不稳。¹⁰²丘吉尔回答说，他不会和法国一样主动求和，但是如果德国提出和谈条件，他倒是愿意考虑。张伯伦又一次出来扮演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唇枪舌剑的和事佬。双方争论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张伯伦的中间建议：丘吉尔回复雷诺，不完全拒绝法国和意大利接触，但是也不做出英国的承诺，同时等待罗斯福斡旋的结果。¹⁰³

其实当时的辩论要比会议纪要上面记载的更为尖锐。哈利法克斯在日记里说起：“温斯顿和格林伍德的言辞极为尖刻，我忍了他们好久，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我坦白告诉他们我对他们的看法，还说如果他们刚才所说的话全都当真的话，那我们之间就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哈利法克斯平素一贯说话有分寸，四平八稳，他日记里的这些强硬措辞显示，他当时在会上曾经以辞职相威胁。会后，哈利法克斯私下又和丘吉尔重复了一遍辞职的威胁。按照他的说法，此时首相的态度软了下来，一再向哈利法克斯道歉和示好。这不仅是双方政见的冲突，同时也是个性的较量。丘吉尔的火爆脾气正好跟哈利法克斯冷静理性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哈利法克斯评论说：“他在需要理性和冷静的时候却总是让自己被情绪左右，这有时候真让人抓狂。”¹⁰⁴哈利法克斯跟丘吉尔和其他阁僚一样，都觉得请求意大利调停这条路最终走不通。但是他仍想一试。最让哈利法克斯接受不了的是，丘吉尔坚持宁可整个国家因为坚持抗战而遭到毁灭，也不愿意考虑任何可能从灾难中挽救国家的和平协定。¹⁰⁵

当晚 10 点钟，战时内阁召开当天的第三次会议。丘吉尔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比利时已经处于投降的边缘了。这样一来，法国长期抵抗与撤出英国远征军这两件事的前景变得无比黯淡。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然从没指望比利时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但是这种突然的溃败暴露了我军的侧翼，导致撤出大部分远征军的希望变得渺茫了。我得承认，自己原本对此没抱多大期望，可是这样一来，连原先尚存的一点希望也消失殆尽。”¹⁰⁶

同时，罗斯福说服墨索里尼调停和平的努力也遭到了明确的拒绝。美国驻罗马大使奉命请求面见墨索里尼，当面转达总统的口信，结果连意大利独裁者的面都没见着。美国的建议就此石沉大海。意大利的轻蔑态度显而易见。美国驻罗马大使将罗斯福的口信传达给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并希望经他转述给墨索里尼。齐亚诺当场就告诉美国大使，领袖肯定会拒绝美国的建议。¹⁰⁷齐亚诺说：“罗斯福的提议门儿都没有。实际上，墨索里尼根本不想讨价还价，他要的就是战争，即便墨索里尼通过和平手段能获得两倍于他所要求的领土，他还是要战争。”¹⁰⁸

所以，到 5 月 28 日下午战时内阁继续召开会议，讨论和墨索里尼接触的问题时，内阁大臣们已经知道罗斯福的调停努力被意大利拒绝了，而且当天早些时候，比利时正式投降。张伯伦意识到，比利时的投降危险地暴露出正在撤向敦刻尔克的英军的侧翼。为了撤回国内，远征军不得不做殊死战斗。卡多甘写道：“多么可怕的一天！远征军的前景比以往更加黯淡了。”¹⁰⁹丘吉尔回忆说：“一整天英国陆军命悬一线。”很多法国军队已经来不及撤往敦刻尔克。大量法军在里尔附近被包围，被迫向德军投降。¹¹⁰

战时内阁现在面临的议题是，巴黎要求英法共同再次请求墨索里尼干预。法国内阁得知比利时投降的消息之后，在慌乱之中连夜召开会议，达拉第建议向罗马单方面提出明确的交换条件，以阻止意大利参战，达拉第的建议获得内阁批准。法国政府后来觉得还是先征求一下英国的意见比较好，因此推迟了单方面接触意大利人。¹¹¹法国人的提议在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引起了张伯伦后来所描绘的“尖锐对立”¹¹²。

对立双方的代表人物仍旧是昨天的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¹¹³哈利法克斯报告说，他清楚 3 天之前他和巴斯蒂亚尼尼的会谈迄今毫无进展，“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当初促成会谈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觉察到，意大利大使“确信英国将要求意大利斡旋停战”。对此，丘吉尔立即反驳说，“法国人想把我们置于无法回头的境地”，最后会导致墨索里尼居间拉拢英国和希特勒坐上谈判桌，“我坚决拒绝这种情况”。丘吉尔进一步说明，一旦德军入侵英国本土的努力失败，整个战争形势就会彻底改观。

张伯伦和丘吉尔的立场日趋接近，只不过张伯伦认为继续战斗的意义不在于胜利，而是获得更有利和谈条件的一种筹码。¹¹⁴张伯伦私下认为法国的提议“进退失据，荒谬绝伦”¹¹⁵，因为无论向意大利做出多大的让步，不管是割让马耳他还是直布罗陀，都只是将来和德国媾和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而已。单单收买意大利却让德国继续战争毫无意义。格林伍德和辛克莱两人跟张伯伦有相同的怀疑，都不相信意大利斡旋之下从德国所获得的媾和条件能够被英国所接受。哈利法克斯也不反对同僚们的意见，其实他在日记里也认为意大利这条路走不通。¹¹⁶但是哈利法克斯在会上反复请求不要轻易放弃，“万一墨索里尼从德国那边获得的条件并不危害英国的独立呢？如果真能这样，英国还是应该考虑和平条件”。况且，如果真要和谈，那就宜早不宜迟。“如果再过 3 个月，法国退出战争而我们的飞机制造厂遭受德军飞机轰炸，到那时，英国的谈判地位就更加不利了。”

在这个时候，丘吉尔宣读了他起草的反映自己立场的致雷诺回信草稿。¹¹⁷丘吉尔很清楚雷诺想让墨索里尼居间调停，把英国拉到希特勒的谈判桌边。但是一旦和谈开始，“和平条件肯定会危及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如果到那时再想退出谈判为时已晚，因为今天我们还能拥有的战斗意志将荡然无存了”。张伯伦越来越信服丘吉尔的观点，支持通过这一草案，只是建议修改个别措辞，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但是这封信的主旨没有改变，还是反映丘吉尔的观点，即英国自信还能坚持下去，而战斗下去所能获得的和平条件，会好于现在在最虚弱的时候请求墨索里尼施以援手所能获得的条件。

丘吉尔得到大多数阁员的支持，调子更趋强硬。“如果墨索里尼做中间人，他会向我们漫天要价。希特勒先生也不可能愚蠢到坐视我们在战后重整军备。希特勒的媾和条件一定会导致我们未来仰德国的鼻息。如果我们继续战斗，即便将来打败了，所获得的条件也不会比现在就屈服来得糟糕。”

丘吉尔的观点论说十分有力。哈利法克斯提出反对，但是语气明显示弱：“我还是看不出来法国呼吁意大利调停的建议有什么大错，竟然招致首相如此强烈的反对。”而张伯伦却觉得，英国可以公开声明其战斗到底维护国家独立的决心，同时也应该声明可以考虑公平的和谈条件。张伯伦指出：“继续战斗下去将会是一场赌博。”丘吉尔的回答则明显感情多于理智：“一个战斗不屈而被优势之敌压垮的民族将会再生，而那些软弱投降的民族则万劫不复。在目前形势下，敌人向我们提出公平条件的机会万中无一。”张伯伦谨慎而又有点模棱两可地同意哈利法克斯“看看敌人的条件无妨”的主张，同时却说和谈条件公平的可能性太小，所以像雷诺那样请求意大利调停意义不大。但是张伯伦不想让法国人失去信心马上退出战争，所以不想断然拒绝法国的建议。同时张伯伦还希望时局在短期之内出现变化，能够改善英国的处境。会议在两个小时的漫长讨论之后，于傍晚 6 点 15 分休会 45 分钟。

这次休会相当重要，丘吉尔利用这个机会向战时内阁以外的各部大臣们发表讲演。他在回忆录当中描述了这次讲演。自从丘吉尔组阁以来，他很少有机会会见战时内阁核心以外的政府成员，现在觉得是时候给他们通报战争的进程了。我们不知道丘吉尔在此时跟内阁一般成员开会，主观上是不是在争取广泛支持，用间接的方式克服自己在战时内阁所遇到的反对。但是这次会议客观上达成了以上效果。在战时内阁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后，他现在终于能够不受打断地展现自己滔滔雄辩的口才，充分论述自己的观点，而他的听众也更愿意接受首相的观点。¹¹⁸

大约 25 位大臣在座，他们的政治观点各异，很多人以前并非是首相的长期支持者。他们聚集在下院大厦丘吉尔办公室的会议桌前。大臣们并不特别清楚目前海峡对岸战争危机的严重程度，但是他们能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会议室内充满了紧张气氛。丘吉尔机敏地利用了当时的气氛。此时与会的经济战大臣、工党领袖休伊·达尔顿甚至觉得丘吉尔在会上的气度“如有神助，显得当仁不让”。丘吉尔的演说辞藻华丽，振奋人心，不过他在演讲中还是只指望能从敦刻尔克救出大约 5 万陆军，如果能救出 10 万人，那就是一个奇迹了。达尔顿回忆起丘吉尔的一个重要观点，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也坚持这个观点：“那些认为我们现在求和会比坚持战斗下去获得更宽容和平条件的幻想是错误的。德国人将会要求我们交出舰队、海军基地还有其他东西，德国人会把这称为解除武装。英国将成为一个奴隶国家，建立一个希特勒的傀儡政府，由莫斯利之流统治。”¹¹⁹

在演说的结尾，丘吉尔宣称：“不管敦刻尔克的结局如何，我们一定会坚持战斗。”他清楚敦刻尔克的形势仍然危急，5 月 28 日当天，只有 17000 名英军成功撤离（第二天开始，每天撤离的军队才超过 5 万人）。但丘吉尔的坚定决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无论何种党派，所有这些老资格的议会政治家们表现出一致的热烈反应，这让丘吉尔都喜出望外。

好几位内阁大臣像是从会议桌边的椅子上跳起来，奔向我的座位，一边大声欢呼，一边使劲拍我的后背。毫无疑问，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如果我在领导国家的重大职责面前迟疑退缩了，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扔出窗外。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部长都下定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宁可牺牲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财产，也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他们是整个下院和全国人民的优秀代表。¹²⁰

一个小时之内，丘吉尔回到战时内阁会议上，描述了刚才外围大臣们的反应，他说：“当我告诉他们政府绝不放弃斗争的时候，大臣们一致欢呼，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身居高位的资深政治家们如此热烈地公开表达自己的情绪。”当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在会议间隙起草给雷诺的新回信的时候，丘吉尔却在为自己的立场争取更多支持。他赢得了这一天。哈利法克斯再没有反对。张伯伦宣读了回信草稿，丘吉尔表示满意。当哈利法克斯提出雷诺要求盟国请求罗斯福总统再做一次调停的努力之时，丘吉尔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现在马上再次向美国求助“为时过早”。他再次援引心理本能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坚定地挺身与纳粹战斗，才能赢得美国的尊敬与信任，而现在慌慌张张地请求帮助，只会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¹²¹

给雷诺的回信在当天晚些时候发出。回信的措辞由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确定，并经战时内阁全体成员通过。¹²²但回信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完全是丘吉尔的。根据张伯伦的提议，回信并没有完全排除在“将来合适的时候”请求墨索里尼调停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还不能这样做。¹²³回信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坚持战斗，只有战斗“才能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并赢得美国的尊重，甚至在未来赢得美国的物质援助”。如果英法两国坚持下去，“应该可以避免丹麦和波兰的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¹²⁴

实际上，尽管英国拒绝请求墨索里尼出面，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单方面接触意大利。在罗马，法国的请求遭到了轻蔑的拒绝。¹²⁵墨索里尼决心开战，不要和谈。法国已经在德国的进攻下濒临失败的边缘。墨索里尼只想不劳而获，轻易取得自己那份荣耀和战利品。他在 6 月 10 日对法国正式宣战（第四章将详细分析这个决定）。当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向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塞递交宣战书的时候，庞塞评论说，这是“向已经倒下的人背后补上的一刀”¹²⁶。一周之后，法国投降。

英国政府从 5 月中旬就考虑到万一法国被击败，英国必须独自抗战，希望美国最终能够伸出援手的前景（当时对美国的援助根本没有把握）。但英国人没有想到会出现“敦刻尔克奇迹”。5 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在未来的政治考量中已经被当作不存在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做出了我们上面所考察的政治决策。在决定已经做出以后的几天，英国人才逐渐意识到，那些由成百上千艘小船组成的救援船队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多少次地冒着炮火和风浪往返于海峡两岸，成功地救出全部被围英军，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虽然一直暴露在德国空军的轰炸之下，但几乎整个英国远征军加上很多盟军都经由敦刻尔克的海滩和港口安全撤退，撤出来的总数到 6 月 4 日为止达到 224301 名英军以及 111172 名法国和比利时战士。¹²⁷那一天，丘吉尔在下院通告了这场奇迹，他鼓舞人心的演说在如下铿锵有力、荡气回肠的话语中达到高潮：“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登陆场战斗，在田野中战斗，在街巷里战斗，在山峦中战斗，我们永远不会屈服……”¹²⁸在当时英国民众经过了巨大的军事挫败，而敦刻尔克的成功撤退几乎成为一场胜利，丘吉尔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演说受到民众极大欢迎。这是丘吉尔公众形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他在公众当中树立起一个坚强不屈的战时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敦刻尔克危机之后的丘吉尔获得了远远超出他战时内阁同僚的政治声望。6 月 6 日，他能够用不容挑战的权威语气告诉同僚们：“英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参与任何停战谈判，绝不屈膝求和。”¹²⁹在敦刻尔克的陆军命悬一线的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当政府讨论未来的政治战略并陷入僵局的时候，丘吉尔是不敢用如此不容置疑的口气独断专行的。

5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5 月 25 日到 28 日那几天当中所进行的重要、焦虑甚至激烈的政治交锋，以及交锋之后所做出的决策，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英国其时已经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后来也继续打了下去。但这又确实是一个抉择，而且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因为英国人选择了拒绝另一条路线，一条跟希特勒和谈，让英国退出当时还前途未卜的战争的路线。

当然，即便是主张请求意大利调停开始和谈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也从未考虑过屈膝投降的问题，甚至绝不接受任何可能危及国家独立的和平条件。无论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之间有多大分歧，他和丘吉尔一样站在坚持国家独立自由的立场上。战时内阁成员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的分歧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这里也说不上是爱国主义和丘吉尔的战斗意志战胜了软弱和失败主义情绪。哈利法克斯也是一个爱国者，如果战斗是唯一的出路，他也准备战斗到底。但他的主张比较理性，他认为继续战斗一定会导致更大的牺牲，那么战争不应该是英国唯一的出路。他反感丘吉尔不经过充分考虑其他选择就一味宣扬战斗到死的说辞。其实丘吉尔虽然言辞激烈而又冲动，冒犯了冷静理性的哈利法克斯，但是丘吉尔的决策也是建立在逻辑和理性的基础上的。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尤其是张伯伦，最终站到丘吉尔而不是哈利法克斯一边，就因为丘吉尔的逻辑更有说服力。¹³⁰

哈利法克斯主张尝试，看看请出意大利调停是否可以达成欧洲总的和平。他也认为不太可能，但是他不愿意未经尝试就轻易下结论。事实上，这一主张高估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影响力。自从 1938 年墨索里尼促成了《慕尼黑协定》之后，领袖对元首的影响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丘吉尔本人在战时内阁会议上曾经说过，如果和平的代价只是英国付出一些地中海的领土，甚至是德国统治中欧和东欧，那么丘吉尔并不反对尝试跳出“战争的泥潭”¹³¹。但是他认为任何通过墨索里尼进行的和平努力都是徒劳，尤其在罗斯福的试探性接触被意大利一口回绝之后更是如此。更加糟糕的是，一旦开始媾和就无法回头了。张伯伦在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之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也持有同样的观点。¹³²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也同样。一旦开始和墨索里尼跟希特勒谈判，英国的国家声望与国内的民心士气都会遭受到严重打击。德军铁蹄踏遍法兰西，希特勒的谈判地位空前有利，他可以对盟国予取予求。希特勒的要价肯定不止要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地这么简单。他的条件一定会威胁到英国作为强国的独立性。

哈利法克斯的观点是，如果德国要价过高，英国可以退出和谈。丘吉尔却在越来越多的同僚支持下，指出和谈将会造成严重损害，即便稍加暗示表示愿意接受如此苛刻条件的谈判，也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一旦公众知道政府有可能屈膝投降，对士气所造成的损失不是退出谈判就可以恢复的。而如果接受条件的话，那些条件可不是丢掉几块海外殖民地那么简单，仅仅是贿赂墨索里尼出面调停的代价，就足以大大削弱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战略地位。英国会出现一个傀儡政府，德国不可避免还会要求英国解除武装。英国很可能被迫把海军舰队交给德国托管。¹³³无论在陆地还是空中，英国都不可能再建立起有效的国防。即便英国在名义上还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却不经一战就变成了德国的仆从国。即便英国事先把舰队转移到加拿大去，王室和政府也流亡加拿大，美国站出来援助英国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英国反抗德国的着力点也将不复存在。因此，丘吉尔可以雄辩地证明，希特勒的任何条件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英国继续战斗但是输掉了世界大战，所面临的结果也不会比媾和更糟。所以，他的结论非常合乎逻辑：英勇地战败并没有太多坏处，而继续战斗的好处则是能够鼓舞自由世界的英国盟友们，鼓舞大英帝国的海外自治领，鼓舞美国和英国一起战斗。

丘吉尔的论点最终赢得了战时内阁除哈利法克斯之外所有成员的支持。即便是哈利法克斯也同意了 5 月 28 日致雷诺回信电报里面反映丘吉尔立场的措辞。当然，电报的最终措辞经过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本人的修改。

从 5 月 25 日下午哈利法克斯的会谈开始，到 28 日晚上内阁通过回复雷诺的电文为止，内阁用了 3 天时间做出这个决定。哈利法克斯最终向战时内阁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低头，并承诺今后按照决定工作，这是一个经过各方一致同意的决策（政府在议会和国民面前必须保持团结的形象，这很重要）。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由 5 位大臣一致做出的（后来有第 6 位大臣辛克莱参与了决策）。在 5 位大臣中，丘吉尔占主导地位，但还谈不上是统治地位。他赢得争论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权力和威胁。军队领袖们在军事形势上给内阁提供了希望，也有助于做出决策。丘吉尔得到艾德礼和格林伍德的强力支持，但最宝贵的支持还是来自张伯伦，他一开始有所动摇，模棱两可，到后来坚定地支持了首相的立场，并用他一贯冷静精确、对事物一分为二的逻辑说服了大家。此时，哈利法克斯除了辞职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其他所有同僚的一致立场，因为即便他以辞职相威胁也没有用。

除了做出决策的方式，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决策是由非常有限的几个人做出的；在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却极少有非核心人士知道这个决策的重大意义。只有战时内阁的小圈子内部才清楚所有细节，并且完全没有泄密。大内阁成员基本都蒙在鼓里，在内阁和外交部也只有几个最高层的幕僚知道事情的原委。英国公众对于当时战时内阁所面临的决定一无所知，甚至对近在家门口、发生在海峡对岸的危机都是渐渐有所了解。这一点，在全球覆盖电视网络、万里之外的战争行动可以做到直播的现代社会是完全难以想象的。

历史本身也为真相蒙上了一层面纱。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在他们各自的战后回忆录当中都没有提到当时那个短命的求助意大利调停的建议。其实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初稿里提到哈利法克斯倾向于向“危险的敌人”妥协，提到了与巴斯蒂亚尼尼的会晤，但是他屈从于要出言谨慎的忠告，在出版的时候把这一段删除了。¹³⁴事情过去了 30 多年，当时的文件解密公之于众的时候，公众才了解到，这个在 1940 年 5 月的短短几天里英国政府做出的决定对于英国的未来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¹³⁵

如果内阁采纳了哈利法克斯的主张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略加猜测。我们已经知道丘吉尔和其他战时内阁成员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测，我们也知道德国的战争计划（本书后面的章节会对此进行详细探讨），两相对照，英国主动求和的后果还是可以略见端倪。¹³⁶

首先，德国停战的先决条件一定是更换英国政府。丘吉尔长期以来就反对德国（纳粹认为丘吉尔受到犹太势力的左右），他和他的支持者必须下台。德国人会要求组成一个更符合德国利益，也能从欧洲和平的角度在和谈当中做出更多让步的英国政府。丘吉尔本人猜测德国会要求英国法西斯党魁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组阁。¹³⁷德国人更加可能中意的人选是第一次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希特勒仰慕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本人曾在 1936 年访问德国期间跟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会晤，后来变成了这位德国元首的崇拜者。

其实丘吉尔在 5 月 13 日曾邀请劳合·乔治出任政府农业大臣，被他婉拒，因为他不愿意和张伯伦共事。此时劳合·乔治已近八旬，他对英国赢得最终胜利没有信心，有可能寻求跟德国谈判。¹³⁸但是他在国内外仍有很高声望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在 5 月下旬形势最危急的关头，丘吉尔曾经征求过张伯伦让劳合·乔治入阁的意见。张伯伦坦率承认自己不信任劳合·乔治，并且无法与之共事，所以丘吉尔必须在劳合·乔治和自己之间二选其一。首相立即撤回了提议，声称要与张伯伦共进退。丘吉尔本人跟劳合·乔治并不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¹³⁹不过丘吉尔后来还有过几次想要拉劳合·乔治入阁的尝试，每次都因为张伯伦与劳合·乔治之间的敌意而不了了之。

劳合·乔治起码在表面上不是个失败主义者。1940 年夏季，他的观点是，英国不应该立即寻求和谈，起码要先击退德军的进攻，使自己在谈判桌上取得一个较强的地位。但是丘吉尔和张伯伦对他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1940 年秋季，此时英国已经确定本土不会遭到德军入侵，但是也无法肯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劳合·乔治在这个关头跳出来试图担任和平首相。¹⁴⁰他告诉他的秘书，他“要等到丘吉尔溃败之时”。在此之前的 6 月与 7 月间，当和平使者的谣言在欧洲甚嚣尘上之时，柏林隐约听到一点劳合·乔治将取代丘吉尔的风声。¹⁴¹让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复位，同时劳合·乔治出任首相，担当法国维希政府中贝当元帅那样的角色，应该是希特勒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了。¹⁴²

一旦英国政府如丘吉尔所说走上了和谈的“不归之路”，由于其软弱的实力地位，英国将不得不屈服于德国，解除武装并割地赔款。尽管希特勒后来多次声称自己想要保全大英帝国，但是这样一个英帝国不可能有任何独立性。我们在下一章可以看到，德国政府内部也一定会有压力，尤其是来自德国海军的压力，希望希特勒从英国割走大片领土，还要一劳永逸地终结来自皇家海军的军事威胁。

当然，英国很可能组成流亡政府，以海外自治领为基地继续抗战。英国舰队也可能逃出纳粹魔掌，撤退到友邦的港口。但是，如果英国在 1940 年暮春或者夏季媾和，很难想象能有任何更好的后果，只能是处于一个异常危险和虚弱的地位。

如果英国和德国结盟，至少保持善意中立，那么罗斯福对英国的物资和军事援助就只能半途而废。由于美国公众强烈的孤立主义倾向，罗斯福很难坚持支援英国抗战。此时，西欧已定，美国远在天边，希特勒就能全力以赴发动对苏联的“生存空间”之战，而且他还拥有来自英国的支持。

因此，1940 年 5 月英国拒绝求和的决策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法国投降，英国求和，希特勒将征服整个西欧。英国坚持抗战的决策意味着希特勒无法彻底结束西线战事。结果，希特勒被迫铤而走险进行一次巨大的赌博，他要在西方战争尚未结束的条件下，发动入侵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以彻底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场意识形态战争早就在希特勒的计划之内。而英国没有屈服。英国身后还站着美国，美国随时会对英国的战争努力给予巨大支持。希特勒也认识到，时间不在德国人一边。德国必须在美国准备好投入战争之前击败英国。如果在德国征服整个欧洲并整合了全欧洲的物质资源为己所用之前，美国就参战，那就会极大影响德国最终的胜算，甚至从长期来说，意味着德国的失败。因此，英国坚持抗战就让希特勒有了严重的紧迫感。如果英国政府不屈服，那么希特勒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英国打得屈服，要么通过速战速决的方式击败苏联，迫使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统治地位。而这两个选择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美国投入战争。

希特勒对 5 月最后一周英国战时内阁的关键性辩论一无所知。英国拒绝一切和平谈判的立场一开始并不明显。只是在法国投降之后，希特勒 7 月 19 日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向英国提出他最后但却不那么真挚的“最终和平邀约”却立即遭到拒绝之后，英国政府的立场才大白于天下。此时，英国陆军主力早已从敦刻尔克安全撤回，伦敦和华盛顿也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安排美国援助。现在轮到希特勒面对自己这一方生死攸关的抉择。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① 狐仙（Holy Fox）和哈利法克斯的名字 Halifax 谐音。另，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之后不再标示。

② 1916 年加利波利登陆战失败以后，丘吉尔卸任海军大臣，曾在西线当过苏格兰皇家燧发枪兵团 6 营营长，辛克莱当时是他的副营长。

第二章
柏林，1940 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

元首对英国拒绝媾和的顽固态度迷惑不解。和我们一样，他认为苏联是英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决心用武力来终结这一希望，迫使英国求和。

——引自德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日记，1940 年 7 月 13 日

“一旦苏联被粉碎，英国的最后希望将随之破灭。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宰。我决心在这场斗争中毁灭苏联。时间将在 1941 年春季……如果我们在 1941 年 5 月开战，我们就有 5 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¹1940 年 7 月 31 日，在位于阿尔卑斯山间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元首别墅，希特勒召集他的重要将领开会。希特勒在会议上发言，做出了德国“二战”期间最为命运攸关的战略决策。它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军事冲突，这场东欧大战将夺走德俄两国 3000 多万人民的生命，大片土地化为焦土。战争最终的结局将在 4 年之后揭晓，届时德国独裁者将在柏林的地堡中自尽，而苏联将在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中主宰半个欧洲大陆的命运。

在事后看来，希特勒当时的决定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拿破仑曾经做过同样的尝试，而 1812 年战局以法国大军团的灰飞烟灭而告终，随之陪葬的还有皇帝本人的帝国之梦。希特勒的尝试，结局就更加悲惨。这个决策对于他的国家和他本人来说，简直形同自杀。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这样决策？是不是法国投降在元首的头脑中造成了自己不可战胜的幻觉，从而导致极度的自我膨胀？还是那种偏执于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病态意识形态发展到最后的逻辑结果？如果这个决定如此疯狂，那么为什么武装部队的将军们会追随元首？是不是元首又一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不情愿的追随者身上？当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却最终被否决？还是像希特勒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所说，在这个看似奇怪的决策背后有战略上的必要性，而这些必要性使希特勒别无选择呢？

研究希特勒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在试图回答上面这些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简短总结一下进攻苏联这个战略决策的主要历史背景吧。

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就曾经入侵俄国的领土，并占领了东欧的大片土地。1915 年下半年，德军占领整个俄罗斯统治下的波兰领土，连同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两年之后，德军进占白俄罗斯和乌克兰。²1918 年 3 月 3 日，德国迫使苏维埃政权缔结了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规定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都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³希特勒高度赞扬这个条约，称其为德国人民的生存空间提供了所需的土地。⁴多年之后，希特勒向德军将领简述自己入侵苏联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的时候，他希望能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建立缓冲国，这个目标和《布列斯特和约》的条款何其相像。⁵

1918 年德国占领上述国家的记忆影响深远，塑造了整整一代人之后、规模更大也更残酷的第二次德国占领中被占领民族的心态。一个德国军官写道：“俄罗斯腹地根本没有中欧的文明痕迹，只有亚洲的草原、沼泽、逼仄肮脏的贫民窟和满是烂泥的荒原。”⁶受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占领军想要在波罗的海地区建立起一个德意志军事邦国，给这里注入“文明”和秩序。这个建立军国主义乌托邦计划最热心的推动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最有能力的德军将领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⁷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走得很近，甚至共同领导了 1923 年 11 月失败的“啤酒馆暴动”。

鲁登道夫和其他一些人很可能在 20 年代早期影响了希特勒对苏联看法的转变。希特勒在早年所认可的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传统的大德意志主义：强调要求恢复 1914 年德国边界，收回失去的海外殖民地，最终惩罚令人憎恶的《凡尔赛和约》的始作俑者英法盟国。但是在 20 年代早期，希特勒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更加注重向东扩张，从俄罗斯夺取生存空间，一个衍生的结果就是德国对英国变得比较友好。希特勒这一看法的转变，最早见于 1922 年 12 月他的著作，“德国应该在英国的帮助下击败苏联。俄罗斯可以为德国移民和德国工业提供足够的土地和活动空间”。⁸到 1924 年，这个信条在希特勒心中已经牢固树立起来了，他在 1926 年出版的《我的奋斗》第二卷结尾处明确声称：“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有意识地想要终结德国战前的外交政策倾向。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600 年前被中断的伟大运动，停止德国不断向南和向西的扩张，而是将目光盯紧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所要求的欧洲土地，主要是苏联和其边界附庸国的领土。”⁹这个“生存空间”的概念一经形成就再也没有改变，直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的最后一息，依然是他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主张并非希特勒的原创。实际上自从 19 世纪 90 年代起，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核心主张，后来一些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学家又加以系统地提炼和升华。这些地缘政治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卡尔·豪斯霍法，是慕尼黑的教授，而且是希特勒私人秘书鲁道夫·赫斯的老师。这个主张建立在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即只有领土的增加才能支撑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对超级大国的国家实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的边界已经被固定，无法支持必要的人口增长。因此德国需要获得新的领土。希特勒虽然对大英帝国的广阔疆域充满羡慕嫉妒，但是英帝国主要依靠海外征服和殖民来开疆拓土，但德国却一定要在靠近本土的地方扩张，那就是东欧。

既然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会自愿放弃领土，那么“生存空间”理论本身就意味着通过战争对外扩张。因此这个观点不仅是帝国主义的，而且是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它相信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有向隅而泣的份儿，那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天生就应该征服弱小民族。希特勒自己又为这个生存空间理论附加了反犹主义的成分。无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多么邪恶，这个思想本身也不是他的原创。历史上很多先人都有同样的偏见，只是希特勒最偏执。希特勒的创见是把生存空间理论跟反犹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偏执的世界观。¹⁰希特勒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是犹太人的统治，这个观念形成于 20 年代，很可能受到了他负责公共关系的副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影响。罗森堡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时另一个影响可能源自俄国革命之后那些逃亡到西方的白俄在右翼报章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反犹和反布尔什维主义言论。¹¹德国在扩张的征途上必须结束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希特勒写道：“数百年来，俄国从上层的德意志精英分子中吸取养料。今天，德意志影响下的俄罗斯文化几乎完全灭绝了，它被犹太人所取代……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健康的组织，而是腐败的温床。东方的帝国即将陨落。终结苏联的犹太人统治同时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作为国家的终结。”¹²换句话说，从俄国获得生存空间就意味着摧毁苏联的犹太人政权。

希特勒在 20 年代后期的无数次讲演中一再重复“生存空间”这个主题。尤其是在 1928 年一篇未发表的文稿中，希特勒对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张做出过比《我的奋斗》中更详尽的阐述。在这篇文稿中，他把外交政策定义为“为人民争夺足够且高质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艺术”。¹³对于德国来说，这只能意味着一个目标，就是东方的领土。¹⁴在 1928 年，以上主张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很少有德国人持相同观点，就连那些支持者恐怕也认为这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希特勒当时领导着一个被边缘化的小政党，在最近一次帝国议会大选中只赢得了 3% 的支持，人们看不出他能够在将来获得更多政治权力。德国主流政治观点和希特勒的观念大异其趣。在外长古斯塔夫·施特拉瑟曼领导下的德国外交部坚定奉行以《洛迦诺公约》为基础的国联集体安全机制。而且，尽管德国人憎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 1922 年签订《拉帕罗条约》以后一直良好。《拉帕罗条约》奠定了苏德经济互助合作的基础，帮助德国国防军绕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秘密地开始着手重整军备。¹⁵

在德国陷入大萧条，纳粹运动急速上升获得政治权力的那段时间，希特勒相对较少提到“生存空间”。一场在遥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为获得领土而跟苏联进行的战争对选民没有丝毫吸引力。大多数人想的是本国政府的无能，还有如何应对眼下的经济困境。希特勒反复强调的就是以上这些困境，还有在民族社会主义下未来统一强大的新德国的前景。虽然他很少再提“生存空间”，却不意味着放弃了这个主张。希特勒对魏玛民主制度软弱的无情攻击为他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最终导致帝国总统兴登堡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从此以后，他的外交主张就不再是一个边缘党派的空谈而已，变成了由巨型的群众运动和政府当中最有权力的人背书的大政方针。

希特勒当政之初并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也没有明确提出“生存空间”。希特勒首要的目标是改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虚弱地位，而要达成这个目标的关键是重整军备。希特勒上台以后立即就把重新武装作为优先的政策目标。希特勒上台以后 4 天向国防军将领们发表演说，立即得到将军们的支持。许多将军早就希望甚至早有密谋想要打碎限制德国军备的枷锁，一旦民主制度被推翻，德国将很快又能够成为主宰中欧甚至整个欧陆的强权。因此 1933 年 2 月 3 日希特勒向军队表达重新武装的决心时，反响非常热烈。希特勒同时也暗示了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他说，德国未来可以获得更多的出口盈余。但是这个目标其实只是用来为提出下一个目标做铺垫，“也许有更好的目标，那就是在东方征服新的生存空间，并对新生存空间进行无情的德意志化”。¹⁶这是对他 20 年代所奉行教条的谨慎重复。大多数听众把它作为一个关于未来的模糊愿景，也许将来会有一天赢回《凡尔赛和约》当中失去的东方领土，重建德国在中东欧的霸权——这样的愿景很少有人会反对。真正把它当作实实在在的外交政策目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它也的确不是当时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它是希特勒一贯坚持的一个理念，为希特勒政权未来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后来的几年中，当德国的扩张野心越来越富侵略性，希特勒诉诸流氓手段来达到国际政治目标的时候，他的行为不应仅仅被视为机会主义。他当然是紧紧地抓住了采取行动的一切有利时机，但是这种机会主义背后有一贯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思想。

到 1933 年夏季希特勒已经牢牢掌握了德国政权。他不但控制了规模庞大的政党，而且可以支配完善的国家官僚行政体系，此外还有现代的政治宣传和诱骗伎俩。一年以后，希特勒全面统治德国。1934 年 6 月希特勒残忍地屠杀冲锋队首脑们，从而除掉了最后一个能够威胁他的统治的势力。不久之后，年迈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除了希特勒，德国军队和人民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效忠的对象。希特勒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成为国家元首。希特勒无情地镇压议会民主的最大受益人是军方。因此德国军队对希特勒的支持变得坚定不移。同时，工商界由于在新政权下能够获得高额利润也站在新政权一边。

当 1933 年至 1934 年权力框架的安排尘埃落定之后，纳粹政权确立了和民主国家迥然不同的决策机制。即便它和其他形式的集权体制相比也是独特的。希特勒憎恶一切可能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的组织。兴登堡尸骨未寒，内阁这个最高的联合执政机构的权力就开始萎缩，内阁开会的频率越来越低，在有关的政府部长之间传阅文件草案就能制定方针政策。1938 年 2 月以后内阁再也没有召开过会议。这样，作为一个集体的政府也就不存在了。国家和政党的界限也被故意模糊，导致了政府职能的混乱。希特勒喜欢在常规的政府机构之外，创设混合了党政职能的额外的办事机构，来克服政府官僚系统的低效率，而原有的政府机构仍被保留。纳粹的基本信条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崇拜强者，所以在权力机构当中也盛行互相拆台，互相竞争。书面上的权力在实际工作当中往往一文不值，真正有权的人是那些能够随时上达天听的人。帝国政府中实权人物的典型，一个是戈林，1936 年以后的四年计划总监，实际上取代了仍然存在的帝国经济部；另一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队全国领袖，1936 年之后掌握着庞大的警察和安全机构，虽然他在名义上是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的下级，但弗里克的地位相当虚弱。

德国所有的政权机构叠床架屋、混乱不堪，而在这个体系当中，希特勒地位超然。他基本不管内政政策。很难说希特勒在内政方面真正做过什么“决策”。所谓决策基本上是那些政府部长或者纳粹党领袖们在和他共进午餐的时候听来的只言片语，然后拿来扯大旗做虎皮，奉为“元首命令”。只要之后的事态发展基本令希特勒满意，他至少在战前的岁月里也懒得去管（到战争后期是另一码事了）。只有下级出现意见分歧请他来仲裁的时候，希特勒才会主动做出决定，而他实际上相当不愿意做这种仲裁。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出现了危机或者需要指明方向做出两难选择的时候，希特勒的干预是相当关键的。在纳粹政权的早期，希特勒做出大政方针的决策最重要的例子，大概是在 1936 年军备建设出现原材料危机的时候，希特勒创立了四年计划来刺激工业生产，把德国经济引向全面备战的道路。

希特勒在战前对国内事务只是确定一个总的方向¹⁷，但是毫无疑问，在外交方面，从 1933 年起直到 1939 年冒引发欧洲大战的风险进攻波兰，每一步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做出的决定。¹⁸他在决策过程中把内阁集体议事的制度抛在一边。因为中央政府的决策机制支离破碎，希特勒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只从个人角度征求那些他觉得观点与自己相近的人的意见。1937 年 11 月，在一次和武装部队将领与外交部长召开的重要会议上，希特勒对扩张和备战做出重要安排，他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次会议讨论的议题太过重大，不能让帝国内阁参与决策。¹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保密工作的偏执，当时要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之后的军事部署方面）铤而走险，保密也是客观需要。1940 年 1 月，他命令每位德国军官的办公室里都要悬挂元首的“基本命令”，即“除非出于官方原因的绝对必要，任何军官与任何机构不得与闻机密消息”。即便真有绝对必要，也只能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能获得最低限度必须知道的机密。²⁰但是除了保密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希特勒对于自己元首地位和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他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和责任，单独做出关键的决策。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选择听取军事指挥官或者有关政府部长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不会受到任何人任何意见的左右。然后，只需要向需要知道的人简单宣布他的决定。下级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公开表达反对意见，如果向希特勒私下表达保留意见，则可能收到元首连篇累牍的演说作为回答。而且，希特勒在最高层的小圈子里总是得到高度的支持，尤其是武装部队的将领们的支持。当 1938 年夏季，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上将公然反对希特勒秋天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时（后来由于西方大国在慕尼黑会议上的干预而最终推迟），贝克在整个军队将领中被完全孤立，即便愤而辞职也不能让政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改变。

就像 1933 年之前对付他的政敌一样，希特勒掌权以后，仍然在发现别人的弱点并加以利用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灵敏嗅觉。他直到 1938 年前一系列的外交胜利都有赖于这种流氓的天分，还有他勇于下大赌注的赌徒本能。希特勒第一次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强硬决策，是在 1933 年 10 月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这个决策完全符合外交部和军方的期望。虽然行动的时间是希特勒定的，但行动本身是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府都会选择的。后来，希特勒不顾外交部的反对，独自决定破坏与苏联的关系，并在 1934 年 1 月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渐渐变得越来越自信和大胆。1935 年 3 月，希特勒公开了德国空军的存在，并宣布陆军实行普遍兵役制，这是对《凡尔赛条约》的重大违背。他正确地预料到西方民主国家不敢对他的挑衅行为做出任何有力回击。希特勒做出决定的时候没有征求军方和政府部门的意见。²¹1936 年初，他又一次正确地预料到，由于身陷埃塞俄比亚危机，西方国家的虚弱暴露无遗，这又给了他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机会，而这也是任何一个民族主义政府都会采取的行动。希特勒对此犹豫了一个多月，就此征求过一些人的意见，外交部和军方高层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也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认为目前这种行动过于冒险。希特勒听取了反对意见，但是当他做出决定的时候确实是自出心裁。他的成功催生了这样一种说法，即“我就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在命运之神为我铺就的道路上前行”。²²这当然是纳粹的宣传，但是也反映出希特勒当时无限膨胀的自信心。

但是这条命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希特勒就希望在渴望发动的反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战中使英国成为一个盟友。但是希特勒对英国的种种示好姿态，比如 1935 年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英国却置若罔闻。两国渐行渐远，即便在 1938 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执行绥靖政策讨好希特勒的时候，两国仍然基本上是对立的。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很久，希特勒就知道英国是敌非友。他还清楚，英国正在紧急动员帝国的力量在军备方面奋起直追。而在大西洋对岸，还隐藏着美利坚的庞大潜力。当然，目前美国受孤立主义所困，还没有充分动员这种潜力，但它的潜力令人敬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因为美国的干预才决定了最终的命运。换言之，时间不在德国一边。德国的军备建设起步早、成效快，对西方国家取得了先发优势。但是这种先发优势难以持久。这一判断注定了希特勒的赌博倾向。他认为，等的时间越久，赌博的风险越高。

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促使希特勒提早采取行动。一旦展开军备竞赛，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必须进行全面动员，国家财政负担极为沉重。德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同时兼顾民生需求和军工生产。²³进口也无法完全填补资源缺口。花在武器上的钱就不能用在购买食品上。长期来看，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30 年代后期，军工和民用争夺资源的情况已经难以为继了。德国经济拉响了警报。战争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爆发的。恰恰相反，经济建设当中一切以战争需要为优先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危机。²⁴以上一切因素叠加起来，到 30 年代后期，希特勒面临巨大压力必须采取行动，一方面因为他觉得德国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会处于比当时糟糕得多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过热和资源短缺使得国家难以为继。

即便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希特勒本来也想要向战争的方向急速前进。虽说在纳粹掌权的最初那几年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当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但 1936 年以后形势起了变化。当年夏天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把共产主义摆到了希特勒决策的聚光灯下。希特勒独自决定向反叛共和政府的国民军领袖佛朗哥将军提供军事援助。²⁵这个决定大多数出自意识形态考虑，是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夺取西班牙政权，进而降低他们夺取法国政权的威胁。当年夏天晚些时候，希特勒在四年计划备忘录中宣称，“与苏联的最终决裂不可避免”。²⁶到 1937 年，希特勒预计欧洲大战将在未来的五六年内爆发，他相信斯大林已经“丧心病狂”，认为共产主义是“我们未来终将面临的大敌”。²⁷所以说，希特勒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 20 年代的意识形态目标，虽然在战前的几年里由于外交政策的实际需要而有所调整，这个目标无论在台前还是幕后始终存在。1939 年 8 月，希特勒令人震惊地对外交政策做了 180 度大转弯，从纳粹意识形态出发的与苏联敌对的态度突然变成了与昔日死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²⁸他的行动令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得到了斯大林的配合。即便在签订这个戏剧性条约之前几天，希特勒据说还告诉瑞士驻国联代表卡尔·伯克哈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反对苏联。如果西方领袖太过愚蠢或者太过盲目而看不出来的话，那么我将被迫先跟苏联人妥协以击败西方，然后，我将使用所有能够支配的力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²⁹

到了这个时候，欧洲大战已不可避免。希特勒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他原本预计战争将在 1943 年左右爆发，但是意识形态上、军事战略上、经济上的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大大加速了战争来临的步伐，因此如果希特勒想要避免和西方盟国迫在眉睫的冲突的话，他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了。1938 年在慕尼黑，英法屈从于希特勒的压力，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避免了战争爆发。希特勒这次预计他们还会牺牲波兰，因为希特勒所要求的但泽走廊，比慕尼黑会议上面的要价低得多。这次他失算了。他在 1939 年 3 月不顾仅仅 6 个月之前刚刚和西方盟国达成的协议，背信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他自己的行动摧毁了西方执行绥靖主义的民意基础。他直到 8 月底还以为英法将在最后一刻屈服而听凭自己占领波兰。但是德军入侵波兰两天之后，希特勒最终和西方开战了，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可能不是希特勒想要的时间。而希特勒真正想发动的针对苏联的战争只好暂时延后。

在 3 周之内波兰战役就以一边倒的局面胜利结束。但是希特勒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在 10 月 6 日帝国议会讲演中做出的半心半意的和平姿态会被伦敦和巴黎所接受。他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行动。希特勒在心理上一贯的倾向就是，相信时间站在自己的敌人一边，只有先发制人才能保持主动权。这使他在波兰战场的胜利之后表现得急不可耐。他想要马不停蹄地进攻西方。波兰已经被击败，苏联成了他的新盟友，德国在东方目前没有后顾之忧。西线则门户大开。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他必须抓紧时机决定性地击败法国，逼迫英国认输求和。只有西方的战争基本上获胜之后，希特勒才能把注意力转向准备下一场他一直以来就想要打的战争：与“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彻底摊牌，摧毁斯大林的苏联，获取生存空间还有无尽的原材料，保证德国长期繁荣和强盛的未来。这就是希特勒在 1939 年秋天的整体战略规划。

德军将领们对于在这么早的时间进攻西方感到信心不足，而且即将到来的冬季天气不适合作战。在一场短暂的战役中扫平虚弱老旧的波兰陆军是一码事，而进攻安全地躲在精心构筑的马奇诺防线背后的庞大法国陆军是另一码事，何况法国还享有整个英帝国的强大支持。将军们清楚，德国武装部队并不适合跟强大的对手打一场全面且旷日持久的战争。即便是在短暂的波兰战局中，德军还是有半数的坦克和摩托化车辆动弹不得。在他们看来，马上继续战争进攻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希特勒对将军们的迟疑和谨慎暴跳如雷。但是也许希特勒感觉到将军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他接受了将军们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和道路交通的担忧，把开战日期一再拖延，总共推迟了 29 次之多。直到 1940 年 2 月才最后敲定详细的作战方案。然后他又要去干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个行动优先于西线攻势。德军在 4 月份入侵丹麦和挪威。以上这些推迟有助于为攻势积累兵力优势，最终导致德军采取了大胆精明的战术计划，攻敌不备，从比利时南部遍布森林的阿登地区突破，以钳形攻势打进法国平原，向海岸包抄。这个计划由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中将首倡，而希特勒出于对陆军总部无精打采中规中矩的战略的不耐烦，在第一时间就采纳了曼施泰因计划，并将它付诸军事实践。这就是终于在 5 月 10 日凌晨发动的德军攻势背后的总体计划。³⁰

德国在法国的战局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5 天之内荷兰投降。德军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两次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而比利时人支撑得比荷兰人稍久，接近月底才投降。虽然弱小的比军英勇地战斗，它终究被强大的德军所压倒。而法国陆军虽然号称战力强大，但领导不力，装备落后，士气低落，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即便是当初为抵挡来自莱茵河对岸任何大规模进攻而修建的著名的马奇诺防线，也被实践证明根本百无一用。德军干脆绕过了马奇诺防线。法国的抵抗信心很快被摧毁。总攻开始之后 5 周之内，6 月 14 日德军开进巴黎。3 天以后法国求和，希特勒闻讯喜出望外。他对法兰西实施了完美的复仇，至少当 6 月 21 日希特勒在 1918 年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同一节火车车厢中签署停战协定的时候，这个复仇最终达到了完美。这次胜利的规模之大，使希特勒原本就有的自负膨胀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希特勒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受到军队将领们的追捧。虽然将军们有时候不太情愿，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认，这些胜利的取得不仅是在希特勒总的领导下，而且还是在希特勒直接干预战略计划之后的产物。希特勒以为，现在离取得西方的完全胜利只剩下英国这一个敌人了。英国人肯定会恢复理智，屈膝投降的吧？

2

1940 年 7 月 6 日希特勒返回柏林，和狂欢的群众一起庆祝西线战役令人惊叹的成功结束以及对法国的完胜。这是他最盛大的一次凯旋。对帝国首都摆满鲜花的大道两边那些兴高采烈的群众来说，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了。只有英国还在顽强抵抗。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英国在强大德军面前的反抗不过是螳臂当车。但是，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甚至元首本人都不太相信德国可以很快战胜英国。而且在英国的身后，还隐隐站立着美国。虽然大家都对此心照不宣，但紧张和担心的气氛仍然可以感觉得出来：一旦美国像在 1917 年那样动员自身庞大的实力和财富投入战争，那么德国获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将越来越渺茫。因此，在法国投降之后那几周当中，希特勒和德国军方重点考虑的就是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如何打倒英国，如何防止美国参战。第一优先的事情就是迫使英国求和，如果英国不屈服，就运用武力打得它屈服。³¹一旦英国投降，那就能吓阻美国干预欧洲事务，希特勒无西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他从 20 年代以来就一直想发动的下一场战争，消灭“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苏联手中夺得一个巨大的东方帝国。

7 月 19 日，希特勒向帝国议会发表演说，呼吁英国“回归理智”与德国媾和，从而避免英帝国的崩溃³²，就在演说之后一小时以内，第一批媒体新闻就报道了英国对希特勒呼吁的冷淡反应。7 月 22 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公开发表广播演说，表达了英国继续战斗、决不与德国商谈和平的决心。³³希特勒之前已经知道了，7 月 21 日，希特勒向三位军种总司令提出了当年秋天进攻苏联的问题。

他为进攻苏联提出的理由和过去 20 年一样，是意识形态上的。只有进攻苏联才能彻底摧毁（按照希特勒的世界观来看）体现犹太人意志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并为德国人民获得“生存空间”。战争的胜利将使德国成为全欧洲的主宰，建立一个种族纯粹的帝国，有能力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是很显然，摧毁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不可能像他预计的那样得到英国的支持。英国甚至拒绝接受希特勒多年所倡导的种族战争和生存空间的概念。德国必须迫使英国站到德国一边，至少不能成为德国的敌对势力。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 7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对英国的顽强态度感到迷惑不解。他和我们一样，认为目前的关键是英国仍寄望于苏联，因此需要武力攻击苏联来迫使英国同意媾和。”³⁴所以，不管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动机有多强，促使他做出当年秋天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还是军事战略方面的必要性。7 月 21 日希特勒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三军总司令们的。

希特勒声称：“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英国那边发生的事情。必须尽快准备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他拒绝放弃军事和政治上的主动权。他自大地认为德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英国已经身处绝境，但是它还能继续战斗是因为它还可以指望美国的帮助，还因为它寄希望于苏联。苏联帮助英国的方式可能是在巴尔干地区挑起争端，切断德国的燃料供应，或者英国挑唆苏联全面向德国开战。希特勒认为：“斯大林正在和英国眉来眼去，想让英国继续战斗拖住我们，同时苏联可以赢得时间攫取他们想要的利益，而一旦战争结束苏联就得不到这些利益了。”希特勒得出结论：“我们将于 9 月中旬入侵英国，在此之前必须实质性地削弱英国的防卫实力。”但是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本土的决心并不像他的言辞那么强硬。他认为横渡海峡是个危险的任务，“只有毫无希望与英国讲和的前提下才能尝试直接入侵”。按照希特勒的观点，迫使英国屈服的真正办法是摧毁苏联。“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解决苏联问题，并立即开始为此制订计划。”计划的目的是“歼灭苏联陆军，或者至少在东方占领足够宽广的土地，防止敌人空袭柏林和西里西亚工业区”。德国需要大致 4 到 6 周的时间来完成军队集结工作。“如果我们在今年秋天进攻苏联，对英国的空中战役的压力将会大大减轻。”³⁵

所以，希特勒准备在（他以为的）短期内投入两场战争，在西方还没有全胜的情况下打响东线战役，而这正是公众和所有军事战略家们最害怕出现的一种情况。7 月 29 日，希特勒的主要军事顾问、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向他的直接部属通报元首发动东线战役的意图时，在作战部引发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忧心忡忡的议论。不管约德尔自己是否相信，他引用希特勒所提出的理由来说服反对意见：和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最好还是趁德国军事力量处在顶峰的时候来打这一仗；到 1941 年秋季的时候，随着东线的胜利，德国空军又可以转回来重新全力轰炸英国。³⁶希特勒不担心两线作战，他被西线的巨大胜利所麻醉；在法国投降的时候告诉他的军事幕僚们，“苏联战役就像儿戏一样轻而易举”。³⁷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理由是想除掉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主要盟友。希特勒还声称，苏联是“英美指向日本的远东之剑”。³⁸这就暗示，对苏联的胜利可以为日本野心勃勃的南进计划解除后顾之忧，而日本的南进不但可以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力量，还能把美国牵制在太平洋，不让美国干预大西洋和欧洲的战事。所以，计划中短暂的东线战役不仅可以让德国完全统治欧洲，还有助于获得全世界战争的最终胜利。在东线胜利后，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德国才可以和美国决一死战。在希特勒的头脑中，进攻苏联的意识形态原因和军事战略原因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虽然决策中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问题，但在实际的决策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战略原因。³⁹

不过局势的发展很快证明，在当年秋天进攻苏联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希特勒把入侵日期推迟到 1941 年 5 月。他在 7 月 29 日和约德尔开会的时候定下了这个日期，两天以后向国防军高级将领通报。这个日期基本上是个拍脑袋的决定，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理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开始进攻。肯定没有迹象表明苏联会抢先进攻德国。后来德国人提出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作为入侵的理由，实际上当时德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理由。希特勒本人就在 10 天之前还说苏联不想和德国打仗。⁴⁰这个决策也不是由于军方或者纳粹政权高层任何一个集团的催促而做出的。实际上，在希特勒通报进攻日期的前一天，7 月 30 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还一致认为德国“最好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宁愿把军事力量用于攻击英国在中东和地中海的基地，比如直布罗陀，或者帮助意大利在地中海建立一个帝国，甚至跟苏联人合作巩固西欧跟北欧新近征服的国家，之后和英国进行持久战。他们唯独不认为德国会与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和波斯湾发生冲突。⁴¹

希特勒的压力来自他本人。他认为，德国如果要保持战略主动权，不让英国和美国夺取战争主动权，就一定不能浪费时间。⁴²而且这个主观的压力还有一层战争经济方面的考虑，它根植于“生存空间”意识形态与“经济势力范围”这个概念。当战胜法国的激动与兴奋渐渐消退之后，德国人意识到自己对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主宰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苏联。实际上在 1940 年夏季，因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经济条款，苏联源源不断向德国提供了食品和原材料，使德国获益匪浅。⁴³即便如此，经济部告诉希特勒，如果要支撑一场与英国——而且还可能与美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德国需要的物资远多于它能从苏联进口的物资。即便斯大林在短期可能会愿意满足德国日益增长的原材料需求，来为苏联备战争取时间，德国也将会越来越依赖苏联，而希特勒不可能容忍这种依赖。希特勒同意德国经济部长瓦尔特·芬克的建议，即“德国的经济圈不能依赖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强权国家”。⁴⁴这个观点在国防军、大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上层得到广泛支持。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对苏联开战的决策也应该能够在以上这些人中获得广泛支持。⁴⁵

尽管有一些将领对战争有所顾虑，但是整体上军方没有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决策。实际上陆军总参谋部已经预见到下一步行动，在希特勒决定准备进攻苏联之前好几周就开始了军事上的可行性研究。⁴⁶德军将领和元首一样对战略态势了如指掌。如果用轰炸或者入侵本土的办法无法战胜英国的话，他们也提不出入侵苏联以外的替代战略。⁴⁷而且他们和希特勒一样严重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并且蔑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些人还认同希特勒的说法，将苏联政权等同于犹太政权。苏军在几个月前和芬兰的“冬季战争”当中的糟糕表现更加剧了德国人的轻敌心理。但是军方自己不可能在击败法国之后几个星期之内就建议立即入侵苏联。决策是由希特勒一个人做出来的。

希特勒的决策所招致的巨大灾难在 1941 年秋季之后，尤其在冬季降临而德军被阻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就已经表露无遗。但是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不是进攻行动本身，而是前一年决定进攻的决策。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整个后勤细节还在计划过程之中的时候，希特勒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战略方案，能够结束战争，同时消除英国继续抵抗与美国最终参战的威胁吗？德国海军认为还有，外交部也一度这么认为。

1940 年 7 月 31 日做出的第二年春天进攻苏联的决策直到 12 月 18 日才形成作战命令。⁴⁸而且即便有那份命令也并不意味着入侵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到了 12 月，德国领导层的讨论重心已经转移到具体如何进行侵苏之战上面来了。在 1940 年 7 月到 12 月之间的 4 个月当中，尽管希特勒处于自己权力的巅峰，可是当他在决定德国的战略问题，和其他国家的小独裁者们（墨索里尼和佛朗哥）还有维希法国的贝当元帅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奇怪的犹豫不决与软弱。他有时候表现得愿意听取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建议，这跟他在东方战争决策中的坚定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到秋末，希特勒又回到了他从来没有真正怀疑过的既定轨道上：要尽可能早地进攻苏联，其最终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莫斯科来征服伦敦，并赢得全面胜利。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重要决策。

最终的选择建立在可选项的基础上。德国领导人在 1940 年夏季还有其他可行的选项么？战后经常有人认为确实存在军事上更加可行的替代战略，但是这个机会却被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固执所浪费掉了。⁴⁹这种说法为试图把元首推出来作为“德国的灾难”⁵⁰的唯一罪魁以推卸责任的德军将领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战后的历史研究集中地讨论希特勒发动东方战争的意识形态理由，对这种说法常常保持怀疑态度。⁵¹

希特勒决定战略。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且他作为最高领袖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在决策的过程中不会允许过多的参考意见，更不会容许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政府系统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形成和提出意见，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下级能不能有效地对领导人评估各种政策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鉴于第三帝国政府的性质，要向希特勒提出真正有价值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非常小。英国的战时内阁经过 3 天激烈辩论才做出继续战争的集体决定，而希特勒在 7 月 31 日仅仅是通知他的将军们去准备明年春天进攻苏联的战争。他只征求过身边最亲近的军事幕僚的意见，而这些幕僚制订了各种情况下的应变方案。在德国的文职官员当中则没有人与闻此次决定。

我们知道，当时希特勒以下各级政府部门的相互分隔状态更甚于当时其他独裁政府。在 1938 年初帝国内阁开过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即便剩下的最后一点点集体讨论机制也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希特勒从 1938 年初就兼任国防军总司令。但是作为希特勒控制军队的工具，国防军总部在军事战略决策问题上不是一个顾问机构，它与希特勒的关系跟英国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和战时内阁的关系不一样。所以，德国没有一个陆海空三军联合起来进行计划的体制。三军种各自为政，三位军种总司令基本上是各自跟希特勒打交道。

因此，三军各有自己的战略优先考虑。其中德国海军自己的战略意向和希特勒迥然相异。那么海军有没有提出一个继续进行战争，避免东线灾难的替代战略，只是后来被希特勒忽略了呢？

3

德国海军在和其他两个军种争夺地位、资源跟影响力的过程中基本一直都处于劣势，因此德国海军高级将领的战略思考方式和希特勒有很大区别，但是海军的战略在其侵略性和全球称霸、领土扩张的野心来说并不逊色。希特勒的意图是想要拉拢英国摧毁苏联，在东欧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在遥远的未来与美国摊牌。而海军却把摧毁英国作为主要的战争目的。海军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能够在传统的海战当中挑战英国皇家海军并战胜之。一旦击败皇家海军，同时建立起巨大的海外殖民地，德国就能有实力来挑战并击败美国，从而获得世界霸权。在这个整体计划中，并没有想要进攻共产主义的苏联。对德国来说，共产主义当然被视为魔鬼，将来有一天要予以摧毁，但是海军假设目前可以暂时对苏联加以牵制，留待未来德国足够强大再来粉碎。

因此第三帝国海军的思维基本上还是蒂尔皮茨时代海军战略的更新版和修改版。⁵²它强调德意志帝国时代两大战略主题目标之一，就是获得海外殖民地。而希特勒和纳粹党则强调帝国时代另外一个主题思想，就是在东欧的扩张和征服。⁵³后者对陆军的吸引力明显强于前者，因为陆军自然想要建立起庞大的地面部队以获得陆地上的军事优势。但是在战前那些年，德国的大陆战略和海洋战略可以轻易地找到利益一致之处，尽管军种之间会争夺资源，但是国家不需要在两个战略之间二选其一。1939 年德国的 Z 计划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一时间看起来海军战略还可能占上风。⁵⁴

但是当 1939 年 9 月波兰危机导致英德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海军准备在 40 年代中期开战的计划被完全打乱了。在英法向德国宣战当天，即 9 月 3 日的备忘录中，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承认，按照 Z 计划，海军应该在 1944 年到 1945 年之间准备好进行全面的海上战争，但是在 1939 年根本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他几乎是在指责希特勒过早地将德国拖入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⁵⁵

但是到了 1940 年夏天，这种一开始的怨怼变成了不加掩饰的乐观主义情绪。先是海军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胜利，然后是 5 月到 6 月间的西线进攻，最后法国戏剧性的投降使这种乐观情绪达到高潮。海军领导层在这个时候，也制订出了他们自己对未来德国主宰全球的乐观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使用海军力量保护德国的海外领地。⁵⁶它预计德国将获得大片海外领土。在海军少将库特·弗里克 6 月 3 日的备忘录当中计划，德国要兼并已经被占领的丹麦、挪威和法国北部，保护帝国的西北海疆。在中非，德国的前殖民地将归还德国，再加上从法国和比利时手中夺取的连片的土地，还有跟英国和葡萄牙交换的领土，合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非洲殖民帝国。非洲东海岸的岛屿——主要是马达加斯加——将由德国占领，以便保护这个海外帝国。⁵⁷

德国波罗的海舰队首脑罗尔夫·卡尔将军甚至走得更远。他长时间以来被视为雷德尔元帅的接班人。他提议按照捷克斯洛伐克模式，把法国和比利时的部分领土，包括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组成一个德国保护国。法国的殖民帝国将被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肢解并瓜分。南非和南罗得西亚从大英帝国版图中独立出来，而罗得西亚北部割让给德国，以便连接德国在东非和西非的领地。英国在波斯湾占领的所有地方，尤其是油田，都要转交给德国。英法将失去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还将失去所有在中东的托管国。德国占领设得兰群岛和海峡群岛，还要在加那利群岛（通过与西班牙交换领土的方式），非洲西海岸的达喀尔（从法国夺取）和印度洋里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等地建立战略基地。卡尔承认这个计划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他提出，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将“能够一劳永逸地获得德国在全球应得的土地”。⁵⁸

7 月 11 日，另外一份备忘录提出在英国被完全击败，其庞大的海外帝国被肢解之后，德国应建立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保卫其殖民帝国，同时对美国海军开战。德国还应该大大加强海岸防御体系。德国在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建立军事基地，防御美国跨越大西洋的攻势，而占领新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将可以防御来自印度洋的攻势。如果德国能够掌握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的制海权，就能确保帝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⁵⁹这份备忘录不仅狂妄至极，而且告诉我们，在德国的精英领导层当中，不仅仅只有希特勒才是狂人。

但是以上备忘录根本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它们只是反映了德军以为最后的胜利在望而沉迷于黄粱美梦而已。实际上，他们假设英国将失败，因为如果英国没有投降的话，以上计划甚至连第一步都无从谈起。而且到 1940 年夏季，希特勒已经做出了来年春季入侵苏联的决定，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提到海军如何为此做出准备。元首一直以来的兴趣都在东欧，而不在中非。对希特勒来说，只有在打败了布尔什维克之后才能考虑在非洲建立殖民帝国，而那将是未来和美洲大陆不可避免的对抗的一部分。⁶⁰

当海军领导层从幻想中醒来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忙于准备完成手边迫在眉睫的任务，制订当年秋天入侵不列颠本岛的作战计划，迫使英国退出战争，为进攻苏联解除后顾之忧。

虽然最早在 1939 年 11 月海军就初步起草了入侵英国的计划⁶¹，但是直到 1940 年 6 月才开始对作战细节进行完善。6 月 17 日法国求和的那天，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瓦利蒙特少将告诉雷德尔海军元帅，希特勒无意于登陆英国，“因为这种作战太困难了”。所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没有为登陆而做出准备。瓦利蒙特的地位接近于军事决策的最高层。他还告诉雷德尔，元首对于未来战略的构想和海军领导层有重大分歧。他确定，希特勒不想全面摧毁大英帝国，因为这样做对白种人没有好处。法国失败之后，元首希望与英国媾和，“条件是归还德国的殖民地，还有英国不再干涉欧洲事务”。⁶²

但是在两周之后，瓦利蒙特的直接上司、希特勒最亲密的军事顾问、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就建议，如果英国不主动求和的话，就要使用武力迫使英国投降。这个战略不但提出登陆英国的可能性，同时提出也可以使用外围战的手段，并取得意大利、西班牙、苏联和日本的军事支持，因为这几个国家都可以从肢解英帝国当中获取直接的利益。计划特别提到了夺取直布罗陀和意大利进攻苏伊士运河。⁶³整个夏天和秋天，德军统帅部都在考虑实施外围战略，而且这个战略和海军总部的战略思路也有某些契合的方面。

但在另一方面，入侵英国本土的主张在希特勒那里也只是一闪即逝。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将这个手段作为最后的备用方案，对其可行性一直将信将疑。⁶⁴他强调登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制空权。雷德尔完全同意。但是海军领导层非常怀疑空军夺得制空权的能力，而且对德军运输上的困难深为焦虑。7 月中旬，海军认为即便德军能够在不列颠本岛成功登陆，皇家海军仍然有能力夺回海峡的制海权，阻止德军第二梯队登陆，从而“切断已经登陆的德军第一梯队”。⁶⁵而且，德国海军预定在 8 月中旬完成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个期限太过一厢情愿。⁶⁶如果有必要将登陆日期推迟到 9 月中旬⁶⁷，这又意味着在英吉利海峡变幻无常的坏天气把登陆推迟到来年春季之前，只有有限的几天来实施登陆作战。到 8 月底，海军总部已经明确了，在新的登陆日 9 月 15 日之前不可能完成一切准备工作。⁶⁸在 7 月底之前，海军作战部就已建议不要在 1940 年内登陆，而把最早的登陆日期定在 1941 年 5 月。7 月 31 日，雷德尔向希特勒汇报了这一建议，希特勒同意年内登陆有种种困难，但是把具体的决定留待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连续 8 天轰炸的效果进行评估以后再说。⁶⁹9 月 17 日，“海狮行动”无限期推迟。⁷⁰其实，希特勒对于登陆英国本土作战的现实性一直表示怀疑，早在不列颠之战决定性的阶段到来之前，他很可能就已经接受了不可能入侵英国本土的这个结论。⁷¹取而代之的是入侵苏联的决定，入侵苏联看起来风险比跨海登陆要小。

1940 年 7 月 31 日，当希特勒向众将下令准备来年春天入侵苏联的时候，雷德尔海军元帅已经离开了伯格霍夫会议现场。⁷²但是入侵苏联的决策对雷德尔元帅来说并不意外，10 天之前当希特勒第一次谈到侵苏作战的可能性的时候，雷德尔就在场。⁷³在伯格霍夫会议前三天，海军作战部参谋长弗里克海军少将完全清楚最高层的战略考虑，并起草了一份海军对入侵苏联作战观点的备忘录。雷德尔在 7 月 29 日阅读了这份备忘录。弗里克在这份备忘录中同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德国长期的战略威胁，终究要以“某种方式”加以消除。他不反对侵苏，只是对侵苏作战中海军的利益优先权要让位于陆军和空军表示有所保留。⁷⁴所以当 7 月 31 日希特勒宣布入侵苏联的决定的时候，海军并未反对，更没有提出什么替代的战略方案。

但是之后几个月，海军的观点有所变化。海军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中海战略，和约德尔将军在 6 月 30 日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边缘战略”有共通之处。渐渐地，一个侵苏的替代战略浮出水面，而这个战略要求跟西班牙、意大利和维希法国进行更积极的外交协调和斡旋。同时，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还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这是悬在任何替代方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夏末和整个秋季，海军和希特勒大本营的战略构思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入侵英国本土的前景日益黯淡，这就需要找到替代的办法来迫使英国屈服。对于负责制订整个国防军总体作战计划的约德尔来说，“边缘战略”是一个主要的替代方案。⁷⁵但是边缘战略和入侵苏联并不相悖，而是要迫使英国求和，以解除侵苏德军的后顾之忧，如果英国不屈服的话，至少也要拖住英国，以便用苏联战场的胜利来逼迫英国最终屈服。但是对于海军来说，边缘（或者说地中海）战略则不是为东方战事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个辅助方案，而是替代东方战争的大战略。

8 月中旬，希特勒批准了 1941 年初攻占直布罗陀的作战计划（他以为佛朗哥会支持德军进攻直布罗陀），还有同时支援意大利进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方案。⁷⁶此后不久，格哈德·瓦格纳将军在 8 月 29 日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探讨在“海狮行动”被取消的前提下，应该如何进行对英作战，这份备忘录是完整阐述海军地中海战略的第一份重要文件。⁷⁷他认定，仅仅依靠切断大西洋交通线和轰炸英国本土无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达到战胜英国的目的。到来年春天，英国有可能在美国的支援下增强了自卫能力。他的结论是，攻击英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意大利密切合作，通过地中海的战争来削弱英帝国。

瓦格纳将军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一样，认为可以在西班牙的支持下攻占直布罗陀，同时从利比亚通过埃及发动攻势，封锁苏伊士运河。这样，英帝国将被封锁在地中海之外，整个地中海地区将落入轴心国手中。整个地中海的航运将不受威胁，尤其是从北非进口物资到德国的航线将畅通无阻。同时，轴心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也将大大加强。土耳其会放弃中立加入到轴心国一边。阿拉伯国家、埃及和苏丹的原材料将为轴心国所用。如果德国进一步在中非发动进攻，将在印度洋对英帝国形成威胁，甚至直接威胁到印度。如果英国失去直布罗陀，将会丢掉一个在大西洋作战的重要基地，即便英国在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或者加那利群岛获得替代基地，也很难充分补偿直布罗陀的损失。德国在西地中海如果能占有统治地位，将对法属北非殖民地形成强大压力，防止它们倒向自由法国和英国一边。同时，英国在非洲大陆西岸的基地将受到威胁。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意大利海军将腾出手来，支援德国在地中海以外的战争行动，比如在印度洋和大西洋战场作战，而意大利的陆军和空军将在东非向英军发起进攻。最后，由于夺取了直布罗陀，西班牙将加入轴心国，这将大大增加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场可用的海军基地。这份备忘录得出结论：

轴心国控制地中海将对战争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战略影响。为此而采取的作战行动将大大超出之前计划的“辅助攻势”的规模。这个战略不仅可以有效地增强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潜力，而且为最终向英国本土和英帝国的整体国力发起最终进攻提供了可靠的跳板。由于英帝国最敏感的地区受到攻击和威胁，英国甚至有可能被迫考虑放弃抵抗。⁷⁸

如果在整个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美国对英国的支援不够强大的话，那么这个战略获得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因此，德国必须抓紧时间。瓦格纳在备忘录的最后提出，这个战略符合海军的利益，希望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这个战略。

在雷德尔 9 月 6 日和希特勒见面的汇报会之前 4 天，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 50 艘旧驱逐舰。我们将在第五章详细讨论这个决策。在当时，这个决策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它向德国政府表明，不远的将来将形成一个英美同盟。⁷⁹希特勒听取了雷德尔关于大西洋中的西班牙、葡萄牙群岛和法国在北非殖民地受到威胁的报告，下令准备占领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防止英美在这些地方登陆。（但是海军在此后几周对后勤所做的分析认为这样的行动价值不大。⁸⁰）鉴于“美国问题”日益严重，雷德尔表面上询问希特勒如果“海狮行动”无法实施，元首下一步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实际上他在用这个借口打掩护，基本按照瓦格纳备忘录中的思路向希特勒兜售地中海战略，而且把这个战略作为“对英作战的主要战略”，而不是一个替代方案提出。雷德尔要求抢在美国开始干预之前立刻在地中海采取行动。希特勒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希特勒的命令并不意味着他用地中海战略替代了东线战略。希特勒在和雷德尔的这次会见的后半段提到了苏联战役，当时代号为“S 问题”。雷德尔未加反对，只是提出如果在海冰消融以后再发动攻势对海军较为有利。雷德尔还提出，攻击苏联的同时不应当发动“海狮行动”。希特勒立刻表示同意。⁸¹

在 9 月 26 日希特勒召见雷德尔之前几天，英军和自由法国部队（戴高乐将军的支持者）进攻达喀尔。这为德国的地中海战略增加了新的急迫性。在法属赤道非洲，维希政权被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击败，整个法属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人心不稳。这个形势促使德国领导层集中战略注意力。雷德尔请求单独晋见希特勒——这个行动本身就很不寻常——并且一开始就表明他要越权对战争进程提出意见。在会议上，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对维希法国政府采取怀柔政策，争取使它成为对英战争中的坚定盟友。雷德尔认为和法国联合行动不但可以牢牢控制法国的土地和原材料，而且可以把英国势力挤出中非，夺取西非海岸的弗里敦港，使英国难于组织起从南大西洋、拉丁美洲和南非出发，向英国本土运输物资的护航船队。这向把英国赶出地中海的战略目标迈进了一大步。雷德尔在阐述以上战略之前，首先催促元首要“动用一切手段尽快打击英国，赶在美国人干预之前消除这个威胁”。因为英国一直以来都把地中海地区视为维护自己在全世界地位的关键所在，所以“地中海问题必须在今年冬天做一个了结”。德军一定要用空军保护加那利群岛，之后占领直布罗陀。德军还应帮助意大利获得苏伊士运河。此后，雷德尔预见德军将进军巴勒斯坦、叙利亚乃至土耳其，当然，这个进军的成功有赖于法国人的合作，而德国有可能取得维希法国政府的这种合作。“如果仗打到这个阶段，土耳其加入我们一边，那苏联问题就和现在不一样了。苏联将惧怕德国，德国此时可能已经不需要在北方进攻苏联了。”⁸²

雷德尔这次把海军的战略意图叙述得一清二楚。⁸³海军作战部甚至急于宣称希特勒基本同意海军的战略观点。⁸⁴这次会议还使两个问题浮出水面。

其一是德军舰队的规模。雷德尔指出如果要实施地中海战略，尤其是美国一旦参战使战争具备了全球规模的话，目前德军舰队远远达不到所需的规模。希特勒也同意这一点。而目前德国的造船能力和速度也根本赶不上战略需求。如果舰队规模太小，德国的资源又不允许舰队急速扩张的话，那么德国的海洋战略从一开始就会严重受阻。

其二是希特勒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困难。他告诉雷德尔，第二天 9 月 27 日德国就要和日本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约仪式之后他将与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会谈，以决定是跟法国还是跟西班牙进一步结盟。他认为法国更有可能成为轴心国的伙伴，因为西班牙的要价太高（它想获得法属摩洛哥）而能做的贡献则太少。德国必须从西北非彻底清除英美势力的影响。以上这些非常确定。但是法国必须向德国和意大利割让部分非洲的殖民地领土。对法国来说，这使得和德国合作变得非常没有吸引力。而且希特勒认为雷德尔所热衷的把法国舰队抓到自己一边和英国作战的前景并不乐观。他想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再着手这方面的努力，而墨索里尼肯定会反对任何加强法国的行动，因为法国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对手。而如果不和法国结盟，而跟西班牙结盟的话，那德国空军就增加了需要确保加那利群岛（可能还有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的负担。⁸⁵所以，尽管希特勒原则上认同地中海战略，但是在战略实施方面，他要看跟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贝当三方面的谈判结果而定。他很清楚德国不太可能同时讨好这三个国家。希特勒认识到，只能依靠阴谋诡计和欺骗手段才有希望把这几个互相存在利益矛盾的伙伴拉到同一辆战车上来。⁸⁶这种外交手段和阴谋诡计十分复杂，就连希特勒也做不到。

在 9 月下旬，德国海军的地中海战略倒是和外交部试图将“大陆板块”国家组织成一个强大的反英同盟的外交努力异曲同工。⁸⁷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世界范围的反英同盟，把日本和苏联都包括进来，不仅反英，同时还能迫使美国中立。⁸⁸在这个总的构想之下，西方的“大陆板块”包括维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就构成了这个同盟的核心力量。⁸⁹从军事观点来阐述，1940 年秋季德国所构想的“边缘战略”不仅要从海上封锁英国的进口，而且另外还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与德国在中东的攻势，占领直布罗陀和德国控制非洲海岸跟大西洋群岛。⁹⁰正如雷德尔在 9 月 26 日所做的简报所揭示的那样，这个战略在军事上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交上的突破性进展，尤其依赖希特勒跟西班牙和维希法国领导人达成一致。但这个基础并不稳固。

4

自夏至秋，德国的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希特勒本人——看上去对究竟下一步采取哪一种战略都游移不定。德国尚未确定其最优先战略要点。任何方案都有被采纳的可能。

在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希特勒明显一直都倾向于尽早进攻苏联。7 月底，这个意向就已经表露无遗。此后几个月，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真正动摇过这个决心。但是他对“边缘战略”的兴趣也不是装出来的。他最初想要在秋天发动苏联战役，但后来证明他最早也要来年春天才能行动。同时，德国对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的担心越来越强烈。⁹¹很明显，希特勒比夏天的时候更急于阻止美国干预。阻止美国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击败英国。可是“海狮行动”被推迟（实际上是完全放弃了），那么在地中海对英国进行军事和外交打击就是下一个最为可行的途径。约德尔（和他的副手瓦利蒙特）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部、雷德尔的海军作战部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曾提出过这一基本战略的不同版本。希特勒一度也支持在“边缘”地域寻求外交突破，并且为外交成功之后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做准备。但是，对雷德尔，对瓦利蒙特（也许还有约德尔），甚至对于里宾特洛甫来说，“边缘战略”是入侵苏联的替代战略，而在希特勒的眼里，只有和苏联摊牌才是真正不可避免而且唯一能够决定战争结果的大战略。“边缘战略”只不过是为进攻苏联排除后顾之忧的手段。因此，希特勒从未真正属意过“边缘战略”。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希特勒 10 月份出访和墨索里尼、佛朗哥和贝当进行的会谈几乎没有什么成效。他对外交努力的成果并不抱幻想。

希特勒于 10 月 4 日和墨索里尼在布伦纳山口开会，他拐弯抹角地向墨索里尼提出把法国和西班牙拉进同一阵营，组成“反英大陆同盟”的意见，试探领袖的反应。⁹²墨索里尼并不反对。但是两位独裁者都清醒地认识到，西班牙有两项领土要求，其中第一条从英国获得直布罗陀不成问题。但是第二条从法国手中获得奥兰的要求不可能获得法国政府首肯，因为这会导致维希法国在关键的北非殖民地失去民心，败给自由法国运动，也就是败给英国人。而且墨索里尼在会上乘机向元首提出了意大利自己的要求——得到法国殖民地。因此德国不可能找到一个让地中海三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而且，希特勒明确地避免损害与轴心国伙伴的关系。所以尽管这次德意会谈的气氛友好，但是在创造大陆同盟方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⁹³

希特勒和佛朗哥在 10 月 23 日在昂代伊的会谈则从一开头就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⁹⁴希特勒没有跟佛朗哥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主要是需要在攻击直布罗陀的时候获得西班牙的帮助，还有就是要西班牙人增强大西洋中各个群岛的防御。但是希特勒却不想付出他预料佛朗哥会索要的过高价码：大量的军火和食品援助，在领土方面不仅要得到直布罗陀（这个希特勒容易答应），还有摩洛哥跟奥兰。希特勒的观点可能和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在日记里私下所表达的一致，“直布罗陀不值这个价钱”。⁹⁵德国根本满足不了佛朗哥的援助要求，而佛朗哥的领土要求会削弱维希法国政府的地位，威胁到轴心国对北非的控制。正如希特勒告诉过墨索里尼的，这也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此希特勒除了直布罗陀本身之外，没有什么能给佛朗哥的。尽管西班牙人确实想得到直布罗陀，但是代价是要参加一场胜负未卜的战争。佛朗哥才不相信希特勒做出的战争已经胜利在望的许诺。希特勒无功而返。

第二天希特勒和贝当的会谈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成功，虽然会谈气氛比和西班牙的会谈更好。⁹⁶双方同意法德今后应加强合作，但是远没有达到法国同意加入德国对英作战的程度。会谈仅限于原则性的套话。希特勒所能提供给法国的条件也是一样有限。虽说维希法国加入德国阵营作战在军事战略上对德国有利，但是一旦德国告诉法国，德国想在两国和平条约当中夺走法国的北非殖民地，还要割走阿尔萨斯和洛林，外加海岸上的加莱港和布理港，它如何能指望法国合作呢？⁹⁷况且跟法国改善关系会引起意大利的不悦，这是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所要避免的。实际上，希特勒是不是真心希望把法国作为一个真正的盟国本身就颇有疑问。⁹⁸所以他和贝当的会谈也自然不可能有所建树。

总的来说，希特勒要满足西班牙就必须得罪法国，而要拉拢法国就会触怒他的“朋友”墨索里尼。况且，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 10 月 28 日再次会谈的时候，希特勒恼怒地发现，他的“朋友”已经自作主张入侵希腊，后来一败涂地，这个行为使得德意在地中海的军事战略协同变得更加不牢靠。

希特勒在和佛朗哥与贝当会谈之后返回柏林的路上就告诉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长官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侵俄之战必须在明年打响。⁹⁹11 月 4 日，希特勒向全军领导干部做目前战略形势分析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作战可能性，但是重点指出，苏联仍旧是欧洲最大的问题所在，必须“尽一切力量做好大战的准备工作”。¹⁰⁰很明显，他这次没能在联合对付英国方面取得哪怕是一点有限的外交成果，这本身就加强了希特勒一贯固有的观念，即只有进攻并且速胜苏联才是获得最终胜利的不二法门。攻占直布罗陀仍然是德军的目标之一（还有获得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希特勒仍旧期望佛朗哥的西班牙能够参战。如果德国需要占领葡萄牙领土亚速尔群岛，而里斯本政府抗议的话，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以武力威胁葡萄牙。但是意大利入侵希腊意味着它只能推迟在利比亚的攻势，结果德军在北非的部署和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也只能相应推迟。这是希特勒第一次表示不信任他的意大利盟友的军事能力。¹⁰¹

在 11 月 12 日至 13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会见希特勒的时候，德国的大战略仍然悬而未决。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开始当天¹⁰²所签发的大本营命令探讨了好几个战场的作战可能性，其中主要的意向是占领直布罗陀，把英国赶出西地中海，还有防止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大西洋群岛上获得立足之地。他们还谈到了促使西班牙参战的政治努力。法国目前可以跟德国进行全面参战以外的其他形式合作。德国暂停了为协助意大利军队向埃及进攻而作的军事部署。入侵英国本土的“海狮行动”虽然还没有正式取消，但是完全没有当作重点来对待。因为墨索里尼的自行其是，德国现在不得不开始准备入侵爱琴海以北的希腊国土。但是，大本营命令的结尾部分才是重点：“我们正在进行政治磋商，以弄清未来苏联的意向。无论磋商结果如何，之前口头下达的东方作战准备命令仍然有效。”¹⁰³虽然在这个时候德国没有放弃任何战略可能性，一切迹象都表明，希特勒对地中海战略的进程感到失望，加强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回到夏季已经属意的战略——进攻苏联。莫洛托夫的来访引起他的疑虑，更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最后决心。¹⁰⁴

所以当雷德尔 11 月 14 日再次请求把战略重点转向地中海并进军苏伊士运河时，希特勒对他的建议充耳不闻。他明确指出和苏联摊牌仍是首选战略，因而不准备采纳雷德尔在战胜英国之后再和苏联开战的建议。当雷德尔提醒希特勒当心英美可能会出兵占领葡萄牙的大西洋群岛领地时，希特勒的回答表现了他的一贯作风。元首从来不认为亚速尔群岛是一个防御阵地，而是一个进攻出发地，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起飞轰炸美国，迫使美国把精力和物资投入空防，而不是向英国提供援助。¹⁰⁵这就表明，在希特勒脑海里，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班牙、葡萄牙的大西洋群岛上的行动的根本目的是在他专注于东方作战的时候，防止英美来自背后的干涉，而不是迫使英国谈判求和的一个战略手段。¹⁰⁶

稍后不久，希特勒派副官去东普鲁士寻找建立大本营的合适地址。¹⁰⁷12 月 5 日，他命令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着手准备明年 5 月底进攻苏联。¹⁰⁸三天之后希特勒获悉又一次争取西班牙参战的努力失败。佛朗哥下定决心要让西班牙置身战争之外。希特勒立即叫停进攻直布罗陀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一行动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复存在”。¹⁰⁹这次进攻计划在 1 月 9 日被正式放弃，希特勒此后有段时间还曾经幻想过重新启动该计划。¹¹⁰希特勒在 12 月 18 日发布的“巴巴罗萨行动”命令中确定了德国的东进战略，明确规定战略目标是“通过一次迅速的战役粉碎苏联”¹¹¹，而这个目标将在英国被击败之前完成。7 月 31 日在原则上所做的战略决策至此以大本营作战指令的形式明确了下来，再也无可挽回。在夏末和秋天曾一度浮出水面的替代战略方案至此已被明确地完全放弃了。¹¹²

5

那么，希特勒在 1940 年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战略抉择是否意味着错失了一个有可能获得胜利的替代方案，或者至少这个替代方案可以避免德国后来灾难性地走向失败的道路呢？

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进行了论述，我们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最重要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的战略思考。毕竟，他才是最终的决策者。其他人可以对他施加影响，但是只有他本人才能最后拍板决定大政方针。希特勒肯定不认为自己错失良机。在他的眼中，尽管在 1940 年的夏末和秋季曾经尝试过几种不同的方案，但这些方案最后证明都无法替代自己在 7 月份已经认定的最有成功希望的战略，那就是进攻苏联，在冬季之前取得速胜，为将来开展与英美在全球更广泛的斗争打下基础。这个战略同时契合了他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侵苏的时间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战略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

希特勒认为美国将在 1942 年准备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¹¹³所以他坚信时间并不是德国的盟友。在和美国开战之前，德国必须在 1941 年内主宰欧洲大陆，结束欧洲战争，并由此立于不败之地。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曾经考虑过推迟拟议中在 1941 年春季发动的东方战役，更不用说取消了。1940 年 7 月底开始的准备工作从来没有停顿过。“边缘战略”确实可以遏制英国，威慑美国，给他的侵苏作战铺平道路，创造条件，但从来不能替代侵苏方案。毫无疑问，希特勒支持在地中海和伊比利亚半岛采取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措施。但是在他看来，战时地中海区域的几个强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既然无法建立一个地中海军事战略所需的政治框架，那地中海战略本身也就失去了价值。

西地中海的关键是直布罗陀，而没有西班牙参战，进攻直布罗陀就非常困难。这一行动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军事和政治上的代价过于高昂。¹¹⁴所以一旦佛朗哥亮明了西班牙将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进攻行动自然就取消了。而地中海军事战略的另一根支柱——进军苏伊士运河——则需要依靠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却很快就被证明了是轴心国军事链条上最弱的一环。希特勒第一时间就给墨索里尼入侵希腊的行动贴上了愚蠢的标签¹¹⁵，而意军入侵希腊的行动一开始，意大利在北非取得胜利的希望就烟消云散。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的实力被大大削弱，战线拉得过长，没有足够的力量发起向苏伊士运河的冲刺。最后，德国跟法国也没有合作的可能，意大利人一直不愿意看到法国在地中海和北非重整旗鼓。¹¹⁶这个立场直到 1940 年底才改变。因为那时意大利在希腊大败，面临窘境，墨索里尼急需德国伸出援手，甚至可能会欢迎德国和法国签订合作协议。

因此对于希特勒而言，他所选定的战略从来就不曾存在替代方案，而他所选定的战略目标又不可能达成。所以就希特勒而言，不存在被错失的机会。¹¹⁷

那么，有没有其他接近战略计划核心的人觉得德国错失了机会呢？我们知道，海军提出了最清晰的替代计划，并且由雷德尔海军元帅数次向希特勒兜售这一计划。我们注意到雷德尔的确试图说服希特勒不用进攻苏联，虽然雷德尔的反对意见并不激烈。希特勒甚至同意采纳雷德尔的地中海战略（当然不是用来代替东方战局）。但是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尤其是在秋天莫洛托夫来访之后非常明确地改变了主意。在他的眼中，苏联对德国的威胁昭然若揭。所以雷德尔不可能真正说服希特勒改弦易辙。希特勒始终如一地认定，只有在“闪电战”中摧毁苏联才是赢得最终胜利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虽然雷德尔的战略主张不同，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入侵苏联，只是不太积极而已。虽然在击败法国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德国海军高层当中充斥着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乐观主义空想，但是当海军领导层走出幻想，真正开始制定切实可行的地中海战略的时候，客观上已经不具备实施这一战略的政治和军事先决条件了，因此海军很难反驳希特勒进攻苏联的主张。

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里，最强力主张地中海战略的人是约德尔在作战部的副手、主管战略计划部门的瓦利蒙特将军。但是在整个秋季，他倡导德国应该集中力量从北非突进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徒劳。约德尔是瓦利蒙特的直接上级，同时也是希特勒在战略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他也没有支持瓦利蒙特。虽然约德尔本人在 6 月底也曾经提出过“边缘战略”，但是和希特勒一样，他把它作为辅助苏联战略的一种手段。¹¹⁸尽管进攻苏联的具体准备工作由陆军总部而不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因而约德尔本人在 1940 年 12 月之前很少参与其中，但他从来就没有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基本决策产生过质疑。¹¹⁹在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后，他们相信希特勒是个真正的军事天才，因此没人对他产生质疑。而最高统帅部长官、应声虫凯特尔元帅就更没有怀疑过。作为未来苏联攻势当中最关键的军种领导人，一开始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是有疑虑的，但是很快这种疑虑就被打消了。两个人很快把准备东方战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哈尔德在 7 月 13 日的日记里指出，他们和希特勒一样，将英国坚持不屈的原因看作英国寄希望于苏联。¹²⁰而德国空军就更不可能严肃地考虑过任何进攻苏联的替代战略，整个空军领导层比陆军更亲纳粹，而且空军总司令是戈林，哪怕是因为害怕在希特勒面前失宠，他也一定会全力支持东方战役的。¹²¹

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本身就妨碍了提出希特勒方案的任何严肃的替代战略。我们看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和负责整体战略规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战略。三军种总司令也从未集体开会，只有和希特勒单独会谈，在这种会面当中希特勒完全主导了谈话，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讨论。¹²²所以，尽管瓦利蒙特的作战部和海军司令部曾短暂地达成过一致观点，但是他们无法得到来自武装部队内部其他部门的支持，更没有渠道来提出替代希特勒战略的完整的战略方案。所以，在组织结构上，德军就不可能构筑出一套完整的替代战略，也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替代战略可供考虑。既然没有完整的替代方案，那当然不可以说德国错过了一个机会。¹²³

即便说希特勒不考虑其他机会，并且武装部队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可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理论上是不是存在一个能让德国赢得战争，或者至少避免后来灾难性的结果的替代战略。假设德国领导层足够明智的话，能否找到这样一个理论方案呢？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离开历史的讨论范围，而进入纯假设的范围了。历史研究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还有当时实际发生的战略考虑，而现在我们完全离开史实，要考虑到的变量为数众多，想要回答以上假设性问题，就只能做学术性猜测。我们假设德国全力以赴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并且对意大利和西班牙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并拉拢法国成为完全的军事伙伴，那么，停止东方战役的准备工作至少在中短期会大大加强德军在地中海的战斗力，可能使得战争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也可能不同，有可能会避免后来德国的全面失败。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英国的全球帝国当中，地中海不像雷德尔所说的那么重要。但是丧失地中海并丢掉中东的殖民地和油料来源毫无疑问将对英国造成严重打击。大英帝国肯定会遭到严重削弱，特别是随着英国的军事失败，中东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很可能获得了力量和信心。而且尽管有罗斯福总统和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做长期的斗争，美国还是很不可能马上去支持一个被大大削弱了的英国。日本无疑会利用英国在远东的虚弱地位乘虚而入，而美国此时无法把大西洋作为战略重点，会比历史上更早地将战略重点转到太平洋。

如果发生这样糟糕的情况，英国是会坚持抗战，还是会推翻丘吉尔政府并与德国媾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英国屈服，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和北非，美国人又被日本牵制在亚洲，“苏联问题”的答案就不同了。在 1941 年内摧毁苏联的战略紧迫性会降低。德国对共产主义的憎恶还是不会变。但是斯大林政权看上去危险性没有那么大，可以被牵制，因此似乎不太值得为之进行一场危险的军事赌博。这样，在军方的眼中，希特勒发动东方战争的理由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但是即便德国全力推行地中海战略，有可能还是会最终发展到希特勒所预见的欧美两大陆之间的战争。因为尽管德国征服了整个欧洲，并用暴政加以铁腕控制，但是从长远看来，它仍然无法与美国的庞大资源相匹敌，很可能大陆之间的战争终将来临。而且这场战争可能比想象地来得还要早。而一旦条件有利，苏联会抓住机会加入到盟国一边。德国终究还是会面对最害怕的两线作战的局面。双方肯定会竞赛谁先发明核武器，竞赛的结果很可能还是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样，美国科学家（其中有一些还是德裔）获胜。这场竞赛的结局应该是美国在柏林和慕尼黑投下原子弹，而不是广岛和长崎。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回到希特勒的现实世界当中，那么很明显，希特勒在 1940 年没有错失任何机会。因为德国领导层的状况，也因为它在 1940 年夏秋所面临战略困境所产生的根本原因，进攻苏联实际上是唯一现实可行的决策。希特勒大权独揽，但应该为这个决策负责的人绝不仅仅是他，尽管战后有些人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希特勒头上。制定侵苏战略决策的责任者不止希特勒一人。在其他权力集团和整个德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下，纳粹政权的军事领导层把制定政策的大权交给了这样一个领导者，他引导德国在追逐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下的赌注越来越高，最终不可能获胜，而又没有一个停止这种赌博的机制。在 1940 年，德国无法结束战争，那么对于希特勒和让他处于如此困境的政权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赌博下去，铤而走险去发动下一场战争，争取“像冰雹一样”横扫苏联，“让世界屏住呼吸”。¹²⁴这的确是赤裸裸的疯狂，但是在疯狂背后，事情发展有它必然的逻辑。

第三章
东京，1940 年夏秋
日本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

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排除万难！

——日本陆相畑俊六，1940 年 6 月 25 日

我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一样要急迫地为弘扬皇国国威而筹划的情况……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引自陆军军部的声明，1940 年 7 月 4 日

另一场战争正在远东肆虐。战争风暴在欧战爆发之前两年的 1937 年 7 月横扫中国，和 1939 年秋季德国征服波兰之后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相比，日军对中国平民做出的战争暴行在野蛮和残忍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将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①，它和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欧洲战争完全独立。但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日本侵华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 1940 年春季，当德国的西线攻势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几乎让英国屈膝之时，日本的侵华战争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在希特勒令人惊讶的军事成功之后，日本希望利用西欧国家此刻的弱势，因此做出了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决策（英、法和荷兰都在东南亚拥有大片殖民地），并和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同盟。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日本做出的战略决策大大增加了与欧洲列强和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但是通向珍珠港事件之路并非一条单向道。1940 年夏季就是日本领导层采取主要措施的关键时间点，从此以后，欧洲和中国的两场战争合并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战。

1

在日本逐渐下定不顾一切危险与美国开战的决心的这个过程中，它贯穿始终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从 1937 年开始并逐步扩大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序曲开始于 6 年前，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日本把“九一八事变”称作“奉天事变”，它不仅标志着远东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显示了日本国内权力体制的变化。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其实还有更长的序曲。它根植于日本想要成为东亚霸主，建立殖民帝国和提高国际地位的野心。日本的野心开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进程，将西方的方法引进日本文化。1894 年至 1895 年的甲午战争和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都由日本首先挑起，也奠定了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在亚洲，日本的成功经常被视为对西方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成功挑战和重大打击。而事实上，日本是想要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奠定基础。日本强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南部，并在中国东北获得 700 英里南满铁路沿线的租借权。日本在 1901 年获得在北京和其他几个中国城市驻兵的权利，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外交使团和本国侨民的利益。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极其虚弱，处于解体边缘，后来更是扩大了在南满②对日本的让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入协约国参战，想要获得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日本利用中国的虚弱和政治动荡强迫中国承认其在中国东北南部、内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并扩大了在南满铁路的特权和租约。在 1915 年，日本甚至强迫中国接受和日本联合建立警察部队，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事务中接受日本顾问。如果接受所有这些条件，中国事实上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拒绝了以上条款。但以上事件在中国人民当中留下很强的反日情绪，这种反日情绪在 20 多年以后日本试图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1917 年日本和美国达成协议，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门户开放政策由美国在 1899 年提出，允许各国平等地利用中国的贸易开放口岸。日美协议中有些模糊的地方，但是日本认为这就意味着美国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在这片矿产丰富的中国土地上扩大了影响力。同时，贫弱的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努力都失败了，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政治无序状态。

在 20 年代，国际上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反对日本统治朝鲜和蚕食中国的声音。迫于压力，日本采取了怀柔政策。两次大战之间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奠定于 1921 年到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与会九国签署了条约，保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地位。华盛顿条约签字国除了中日以外，还有英、法、美、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¹条约希望中国在国际合作的帮助下渐趋稳定，缓解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华获取经济利益。所谓的“华盛顿体系”在 20 年代基本上是起了作用的。日本在侵华方面多多少少保持了克制的态度。1928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南京组建起中央政府，并利用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开始在全国建设交通和通信网络。尽管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定的形势当中，但是正在逐渐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之上，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都有意维护这个经济秩序。

但是在日本国内有一种声音，它把“华盛顿体系”视为对国家未来的潜在威胁，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大，在民众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由 1929 年 10 月华尔街股市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危机引起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的反西方情绪。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自给自足减少对西方资本主义依赖的主张。²同时在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且开始侵蚀日本自从 1905 年以后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权力，这些都加剧了日本国内对华的敌意。这种敌意也影响到政府。激进派要求建立强硬的政府，并采取更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日本军部也有不满势力，认为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合作姿态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以上两种声音甚嚣尘上，这种不满情绪在年轻的中级军官当中特别明显。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已经越来越控制不住这些少壮派军官了。

在日本关东军里集中了一批最为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想要改变日本的自由资本主义外交原则，并结束长期以来依靠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关东军组建于 1906 年，任务是保卫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领地。随着局势逐渐紧张，1931 年 9 月 18 日，在一些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策动下，日军夜袭驻扎在南满奉天（今沈阳）的中国当地驻军。³尽管这次事变并非出自日本政府授权，但东京很快就事后批准了关东军擅自发起的战争行动，这一行为显示政府不仅根本无法控制军部的行动，而且愿意支持军方自发的主动挑衅行为，在军方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面前让步。

“九一八事变”起初看来像是一个小事件，后来却被证明是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以“华盛顿体系”为基础的战后远东国际合作局面的结束和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开始，而这种孤立地位又进一步地刺激日本国内的反华和反西方情绪。中国请求国联干预制裁日本的呼吁无人理睬。西方国家处于大萧条的困境当中，只顾自己的利益。国联在面临第一个考验的时候就退缩了，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国联这次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此后在欧洲和亚洲一次次被充分地暴露。美国不是国联成员，这次也不约而同地避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舆论的纵容与日本国内民众和东京政府事后的支持，关东军进一步扩大侵华规模。1931 年 10 月 8 日，日军轰炸中国东北和华北交界的锦州，这终于对国联有所触动。国联理事会此刻也仅仅是组成一个以英国的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团，调查冲突的起因并提出解决事变的方案。1932 年 9 月李顿调查团提交报告，谴责日本的行动，但同时也敦促中国承认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此刻，日本早已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只在名义上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事实上完全受控于日本。

在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和拒绝接受伪满洲国现状的呼声当中，日本于 1933 年 3 月退出国联。这标志着日本彻底的孤立。在日本国内，入侵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无论在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级当中都受到热烈欢迎。日本的国际孤立引起国内的愤怒和反抗。政府的军国主义宣传使普通民众相信日本的行动是正义的，而西方的态度是不公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正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如此愤恨的大英帝国。）整个国家向右翼急转。那些倡导“皇国复兴”，团结一致，为天皇献身（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还有弘扬传统日本文化与传说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1932 年 5 月代议制政府倒台，日本组成了国家团结内阁，阁员基本上都是军队将领和文职官僚。军方在政府当中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军方内部也有严重分歧），而政府中文官的权力受到限制，大部分问题上只能对军部唯唯诺诺，向军方的压力低头。

关东军一直都是激进势力的大本营，他们和中国军队继续作战。⁴1933 年 5 月，伪满洲国的边界扩张到长城一线，离北平不足 40 英里。两年之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被迫撤出了长城以南的边界地区（包括北平城在内）的驻军。日本在华北建立了军阀领导下的傀儡政府。在此刻，日本的国策重点在于巩固伪满洲国的扩张成果，并稳定与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但是未来的冲突仍然一触即发。

到 1936 年中，日本政府做好了修改“基本国策”的准备工作。⁵此刻日本的国策还缺乏明确的表述，它试图调和陆海两军互相矛盾和剑拔弩张的战略目标，但是却无法根本解决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本需要抗击列强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政策”。这就需要在东亚大陆上确立日本的统治地位，而日本的手段是一方面加强伪满洲国的经济和防御势力，消除“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向南洋扩张。这是日本第一次在国策中正面提到南进。虽然国策当中只是模糊地提到南进战略，但它反映了海军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声音越来越高。自 20 世纪初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日本海军就在国内保持了极高的声望，在 1934 年废除了于 1922 年和英美签署并在 1930 年续约的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以后，日本海军的声望进一步提高。1936 年夏季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目标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达到。但是陆军在伪满洲国和朝鲜扩张应达到能够“在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对苏联的远东部分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程度。而海军的军备扩张也应达到能够“在与美国海军的作战当中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的程度。日本强调只要英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不在苏美中一边对日本施加压力，就应该和英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同时，日本应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反共。

虽然日本的政策在表面上强调了和平意愿，但实质上却进入了与英美正面冲突的轨道。而同时，陆军一门心思准备和苏联开战以消除北方威胁。日本此时早已不受 1922 年华盛顿体系的制约。为了在国际上宣示这一点，也为了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1936 年 11 月，日本和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任何一方如果和苏联开战的话，另一方不得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

1937 年，中国国内抗日情绪高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代替了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多年的尖锐斗争。在日本，陆军也降低了对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预期，因为此时文官政府从通过扩张解决经济危机的立场转向了依靠工业化、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解决经济危机的政策。但是这种观点不可能在日本占上风，因为它和军国主义信条，即日本的经济独立应该依靠武力的支持这个观念相冲突。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军部对政府运作的干预越来越多。1936 年 2 月，一小撮狂热的军官发动了一场失败的军事政变，杀死了几名内阁大臣，政变失败后这些参与者遭到严厉惩罚。⁶但是“二二六事件”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府的不稳定，军部干预内政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⁷军方影响力剧增的根本原因是对华政策。1937 年 1 月军方的压力迫使内阁辞职，继任内阁也只维持了几个月即告倒台。6 月份，日本组成以近卫文麿公爵为首的新一届内阁，近卫首相和军部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在亚洲事务方面力主领土扩张，攫取自然资源，将侵略政策视为“一无所有的国家”争取生存之道。⁸这就是“七七事变”爆发前的日本政治气候。1937 年 7 月 7 日夜晚，在北平城南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向开枪的日军进行反击。这个事件本身看来是一个没有事先计划也无足轻重的摩擦，却标志着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⁹

“七七事变”之初，陆军参谋本部曾有军官想要控制事变的规模。他们的担心是，如果日本在中国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会妨碍日本振兴军备对抗苏联的准备工作。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之下，7 月 11 日中日毫无短暂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中日两国政府都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大压力，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是两国政府自己煽动起来的。蒋介石认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正好可以成为争取西方广泛支持的一个机会。而在日本军部的好战派看来，此次事变也提供了速胜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绝佳机会。陆相杉山元和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天皇联合上奏，说与中国的战争可望在两三个月内结束。¹⁰这反映了日本军部内的主流意见。

日本文官政府支持扩大战争的决策。7 月底，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增援部队。两天之内日军就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随后，中国军队奋起反抗，给日本造成了严重伤亡。这自然在日本国内激起愤怒。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决心要粉碎中国的抵抗，让他们在 10 年内都不能再站起来。”¹¹

8 月中旬，中国飞机在上海轰炸日军部队、机场和军舰，战事扩大到上海周边。大批日本增援部队投入华东战场。日本陆相开始谈论“全面战争”。政府开始把侵华战争称为“圣战”。¹²近卫首相宣布“全国精神总动员”。¹³

11 月上旬，国军在上海战败并向首都南京方向败退的时候，大约 25 万中国平民（包括很多妇女儿童）在淞沪抗战中被杀。¹⁴日军阵亡和负伤总数在 4 万左右。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和难民直到南京。南京城于 12 月 13 日陷落，东京街头一片欢呼庆祝之声，而日军士兵此时已失去控制，在 6 周之内，至少 30 万以上的中国平民和战俘被屠杀。外国观察家估计，每天大约有 1000 多名年龄不等的妇女和女童被强奸。¹⁵

全世界都被日军杀戮和强奸兽行的报告所震惊。在南京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世界舆论就充满了对日军暴行的厌恶和谴责。当时引起舆论公愤的有两个事件，一是日军炮击中国难民，二是“帕奈号事件”。美国炮艇“帕奈”号停泊在南京以北的长江面上，艇上有外交人员和记者，炮艇遭到杀红了眼的日军飞行员的轰炸。日军士兵甚至向逃离熊熊燃烧的炮艇的最后一艘救生艇射击。东京政府事后很快为这个严重的错误道歉并同意付给巨额赔偿，但损失已经造成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众舆论中，反日情绪越来越高，对中国的同情与日俱增。美国在通过“门户开放”政策进入并开发中国市场的同时，一直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日军的暴行激化了美国的情绪，美国日益将支持中国看作正义的行动。¹⁶

在目前这个阶段，西方的公众情绪还停留在象征性的姿态上。对日本的道德谴责并没有转化为政治行动。¹⁷罗斯福总统和国联一致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但是却否决了对日经济禁运的提案。但是他开始采取步骤，协调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情报交换，这个姿态说明英美开始把日本看作严重的威胁。

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姿态修补“帕奈号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这显示日本在这个阶段还不愿意和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但这种克制姿态并未体现在侵华战争当中。南京陷落后，日本政府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极为苛刻，实际上是要完全控制中国。¹⁸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的姿态变得更加强硬。1938 年 1 月日本和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近卫首相冷酷地宣称要“消灭蒋介石政权”。¹⁹

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日军使用极为残暴的手段大大扩张了占领区。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丧。但是到了 1938 年底，日军有 60 多万军队部署在中国战场，日本开始感到资源缺乏对战争的影响。伤亡数字日益上升，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阵亡总数超过 62000 人。²⁰而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内地的重庆继续抗战，中国军队虽然被痛击，但还远没有失败。占领军的暴行使中国人民的抵抗运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强，而且中国抗战得道多助，获得了来自英美法苏的物质支援。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此后进入持久战阶段。

1938 年 11 月日本政府重新制定了战争目标。日本的目标是要创造“大东亚持久稳定的新秩序”。²¹1 月份日本的不妥协的姿态现在有所放松。日本决定可以和国民政府谈条件，但要价是承认伪满洲国，停止抗日活动，和日本共同防共（实质上就是迫使中国接受日本驻军），还有就是承认日本对华北和内蒙古的经济剥削。日本政府采取这个行动，意在分化国民政府，把蒋介石的政治对手汪精卫拉到日本这边来。汪精卫在 1938 年 12 月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愿意和日本合作，提倡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与日本媾和。最终汪精卫在 1940 年 3 月成了南京伪政权的首脑。但是蒋介石坚持抗战，获得了中国民众万众一心的支持。日本既不能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又不能从战争中脱身，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泥足深陷。

同时，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38 年 11 月，在回复美国援引在华“门户开放”政策，抗议日本侵犯美国权益的时候，日本政府公开明确拒绝了华盛顿体系的各项原则。²²此后不久，美国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之后这类援助性贷款源源不断，这预示着美国决心支持中国抗战。1939 年 7 月 26 日，在多次抗议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行动无效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一项重要的日美贸易协定。这项商业协定签署于 1911 年，将在 1940 年到期。日本三分之一的进口来自美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²³它警告日本，如果继续侵略战争，后果将是面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日本非常依赖从美国进口的废金属和石油。如果美国掐断这两项出口，日本的战时经济支撑不过半年时间。²⁴

日本的侵华政策也损害了它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日本先是在 1939 年 2 月占领了中国南海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基地海南岛，一个月以后，又从海南岛南进几百英里占领了荒无人烟的南沙群岛，显示日本有向南扩张的意向。这些岛屿在名义上是中国领土，但是日本的行动引起英、法和荷兰的担忧，这些国家在南海都拥有殖民利益。²⁵荷属东印度殖民当局减少了从日本的进口。日本在 6 月份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此后不久，日军在诺门罕地区卷入了和苏军的军事冲突。（诺门罕在伪满洲国西北与蒙古交界的地区。）结果日军在冲突中惨败，到战斗结束停战的 9 月中旬，关东军损兵 17000 人左右，这提醒日军千万不能低估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

唯一可能打破国际孤立的行动是和德国结盟。希特勒政权受到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在 1938 年初改变了早先的亲华政策，转而支持日本。²⁶这个转变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德国认为日本将赢得侵华战争的胜利，另一个是日本狂热地反对苏联。德国在 5 月承认伪满洲国，向日本释放了明确的友好信号。但是日本政府担心和纳粹德国过于接近会疏远西方民主国家，因此竭力避免把已有的反共条约转变成全面联盟关系。既然日本无法消除西方的敌意，又不愿意和德国发展密切关系，日本的孤立状态仍要继续。到 1939 年 8 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的孤立状态戏剧性地突然加剧了。日本突然发现，自己在欧洲唯一有可能做朋友的国家居然和北方的劲敌握手言欢。天皇最信任的顾问、不久前出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侯爵在日记当中记载道，他“对这个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²⁷由于“对欧洲无法理解的新形势”感到震惊和困惑，日本内阁集体辞职。²⁸几天以后，欧洲战争爆发。

虽然日本在欧战中保持中立，但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日本。无论在军部还是政府，都有一些人希望改变之前的对苏政策，效仿德国，对苏联采取现实主义的新政策。他们幻想打破之前由欧美统治的旧世界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欧洲的新列强很可能是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三家。这些人认为日本的利益在于和德国、苏联结盟。至于侵华战争，这些人认为一旦和苏联结盟，苏联就将断绝对中国的援助。²⁹

但是鼓吹对苏新政策的人毕竟是少数。政府中大多数人认识到，欧洲的战争很可能把英美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他们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但是既然日本拒绝在对中国的要求上做出任何让步，这个思路不可能获得成功。实际上美国对日政策变得越发强硬，美国把援助中国抗战视为削弱日本在太平洋方向威胁的主要手段。

因此，对日本来说，中国仍是关键。只要继续侵华战争，日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就会被消耗到极限。而日美关系日益恶化，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和废金属来源成了问题。可是只要日本仍然坚持它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战争就不会结束，和美国的关系就不会改善，原材料来源的威胁也就不会解除。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日本支持汪精卫伪政权，这个僵局无法打破。与此同时，希特勒 4 月征服丹麦和挪威，5 月横扫比利时、荷兰，6 月达到了击败法国的光辉顶点，在一夕之间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现在只有英国还在继续与德国作战，而在日本看来，英国的屈服也已指日可待。日本政府看到了解决自身困境的新希望。

2

1940 年的日本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独裁政治。如果非要用政治术语来形容的话，也许门派林立的极权主义体制还算贴切——“门派林立”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矛盾。但是任何术语都很难形容出日本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它发端于 1889 年的宪政改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受到过大众政治、国内动荡、外交压力和战争的影响而逐渐变化。很多人以为日本的政治体系是在天皇统治下的专政，那是对现实的极大误解。³⁰

19 世纪末期，日本开始急速现代化的进程，那时出现的政府体系带有很强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印记。1889 年版日本宪法效法欧洲（特别是德国）。宪法规定国会由两院组成，众议院有 300 个席位，议员由选举产生，参议院由 500 名拥有贵族头衔的宫廷、政府和军队官员组成。同时，至少在理论上，天皇还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和德国一样，政府大臣由天皇任命，只向天皇负责，不向国会负责。大臣一般并不来自政党。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参谋本部直接向天皇上奏，“统率权独立”。拥有选举权的人起初只占人口总数的 1%，这样选举出来的国会有立法权和批准或否决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是控制不了政府与军队的执行权。而旧贵族和财阀拥有国家大部分土地和财富，仍然保有极大影响力。³¹

即便如此，一旦确立了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体制以后，日本的政治变革便不可阻挡。和欧洲一样，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1925 年的选举权改革后，日本拥有投票权的人必须是年满 25 岁的男子，两大政党代表了绝大多数有投票权的公民，它们分别是较保守的政友会和比较自由的民政党。但是从欧洲引进日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也在日本有各自的支持者。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30 年代早期有两位日本首相、好几位政商两界名人和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刺杀。³²由于国内动荡，政府也不稳定，执政时间很短，在 1921 年 11 月到 1937 年 6 月间换过 15 任首相。³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家采取了大力刺激钢铁化工和建筑行业的政策，再加上军费猛涨（1937 年军费占到政府支出的四分之三³⁴），日本迅速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经济复苏和“九一八事变”限制了议会政党和多元政治。大部分内阁成员不代表任何政党。³⁵军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需要在决策中更好地协调军民两个方面关系，于是在 1937 年底，创建了两个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每隔几天召开一次，在外交事务方面基本代替了内阁职能，内阁越来越仅限于处理国内事务。联席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陆海军参谋总长及其副手组成，如果需要的话会邀请其他相关大臣列席。会议通常在小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围绕首相坐成一个圆圈。但是会议没有正式的主持人，讨论经常漫无目的，这是典型的日本议事方式：在冗长的过程中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逐渐地向某一个方向推动最后的决定，在整个过程中强调全体一致的意见。³⁶有段时间，联席会议停开，代之以只有政府主要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或者五相会议。但缺乏协调的问题又出现了，陆海军参谋总长的缺席是五相会议的致命缺陷，因此 1940 年,日本又重新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的重要决策要经过御前会议批准。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员和联席会议通常一样，再加上枢密院议长，会议在天皇在场的情况下召开。由联席会议通过的决策文件摆在御前会议面前，参谋本部军官起草了这些文件，在各位大臣之间传阅修改，通常这些修改要经过联席会议中的重臣批准。在天皇面前，按照首相，各部大臣，然后陆海军参谋总长的顺序一一宣读准备好的文件。天皇通常一言不发，而由枢密院议长代替天皇提问。御前会议虽然看起来只是礼节性的，但其实非常重要。一旦天皇对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准奏，就使决议具有了合法性，对与会各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极难修改御前会议的决议。³⁷

因此，不像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这些国家，日本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外交和战争这样重大的决策并没有打上明显的个人烙印。但也不像议会民主制国家那样，文官内阁就能做出决策。前文说过，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内阁独立于国会，仅向天皇负责，在做出关键决策时要咨询军方参谋部的意见，拥有广泛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倒也并不因为军方现役高级将领以陆海两相的身份入阁而受到多大损害。陆相和海相如果想要绕过首相的话，他们还各自有独立上奏的权力。无论如何，陆相和海相的职责主要限于军队的人事和行政工作。关键的战略计划和作战指挥权掌握在由陆海军参谋总长组成的大本营手中，两位参谋总长的军令权直接来自天皇本人。³⁸当然，如果内阁和军部的意愿相左的话就做不成任何决定。

实际上，军部很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军方的希望和要求反映了陆海两军当中互相竞争的各个派别的利益。因此在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类似于“群体谈判”的机制，是各派力量博弈的过程。这期间会有冗长的讨论、辩论和讨价还价，而在整个过程中军方发言人的分量大于文官，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基本一致通过的决策。³⁹最终的决策强调全体一致，并经天皇批准，才成为板上钉钉的命令。

无论日本军政两界上层有多少派系，谁更有权，有多少政治分歧或者不同的战略观点，到 1940 年为止，在日本的权力核心人物当中已经大致形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经历了之前的国内分裂和纷争，还有“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在整个 30 年代，日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民族主义，很像当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精神核心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即天皇本人。它的体现方式则是军国主义。

自从 1926 年 25 岁的裕仁天皇登基以来，尤其是 1928 年举国欢庆的登基大典之后，对天皇的崇拜上升为日本新教义的基石。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事后看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在位时间是 1912 年到 1926 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自 1920 年起摄政。大正时期的日本是与全盘西化和民主化潮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日本被国内各种危机所困扰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国家衰落的感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软弱和国家分裂的象征。日本在国际上遵守华盛顿体系，而民间认为这个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因此日本的国际政策也被视为是软弱的。而国家的软弱也反映在嘉仁天皇脆弱的健康状况上。裕仁治下的日本被大众寄予了回归他祖父明治天皇英雄时代的期望。明治天皇在 1867 年到 1912 年在位期间缔造了现代日本，在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当中获胜，并开启了日本主宰东亚事务的时代。

新的民族主义教条的核心被称为“皇道”，提倡日本回归其悠久历史（大部分是传说）的“核心价值”，克服西方世界的影响，完成日本作为高等民族的使命，即主宰东亚。⁴⁰它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与“皇道精神”相适应，就是使日本上升为世界强权，通过掠夺中国东北、华北乃至东南亚的自然资源，达到统治整个亚洲东部的目的。而通过反复的宣传和压制国内不同政见，统治阶级精英的这种意识形态逐渐地主宰了公众意识，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内狂热情绪。而精英阶层蓄意制造出来的民间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反过来又推动着上层精英。最重要的是，新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了军官队伍当中，从而影响了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官兵。在所谓“皇道”的旗帜下，在军队基层形成了比高层更为激进和冒险的军国主义。因此，到 1940 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观念已经发展成无论在日本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当中——尤其是在中级军官当中——都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举国一致。这就是说，尽管还存在策略上和战术上的分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举国没有不同意见。

当然日本也会有反对新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声音。天皇长期信任的西园寺公望公爵就是这样一个老派优雅的开明保守主义者。他早年在巴黎生活了 10 年，在索邦大学攻读法律。他一直力主和英美保持密切关系，和蒋介石和谈，并且厌恶接近德国和意大利。⁴¹但是西园寺生于 1849 年，不仅年迈（他在 1940 年底之前就故去了），而且自己也意识到和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陆海军内部也有少数像西园寺一样的军事政治家，比如阿部信行大将，他曾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短期出任首相，还有他的继任者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再有阿部内阁的外相野村吉三郎。他们每个人都主张与美国和解，反对与德意轴心国建立紧密联系，但是他们也都支持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特殊权利以及建立“东亚新秩序”。⁴²他们能够身居高位本身证明了，对于日本未来的道路，日本上层的确存在非常重要的不同意见。而他们很快被迫去职也证明，这些人无力与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主流的势力作斗争，尤其是以军方中级军官为骨干的军国主义势力，这些人目前是推动日本政治走向的主要动力。

到侵华战争爆发前夜，从日本政治泥淖中最终被推出来的日本政治家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在 1937 年 6 月第一次组阁出任首相，而且将在 1940 年到 1941 年的关键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卫生于 1891 年，在 1904 年父亲死后成为日本皇室以下最显赫的贵族家族的家长，他和皇室的关系密切。从他的青年时代起，近卫就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未来注定要在政府中出任要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近卫在日本代表团中担任要职，当时他才不到 30 岁。在几个月之前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他曾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这一观点此后数十年基本没有变化，成为他今后的信条。他批评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无条件地接受英美政治家主导的和平，他谴责他们没有意识到“英美代言人所倡导的民主和人文价值观都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他们自己自私的利益”。而巴黎和会上的和平“无非是维持符合英美利益的现状”。近卫的言论代表了当时在新一代日本精英和陆海军年轻军官当中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即日本是一个处于不利国际地位的“一无所有的国家”。近卫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在维持世界现状和想要推翻这种现状的两个国家阵营之间的战争。前者渴望和平，而后者渴望战争。因此，反战主义并不等同于正义和人道。同样，军国主义也不一定就会践踏正义和人道”。他认为日本的地位和战前德国的地位类似。他谴责日本领导人接受国联时“奴颜婢膝”的态度就像“它是天赐礼物似的”，而实际上国联只不过是“让强国在经济上控制弱国，并且让后起国家永远依附于先进国家的工具罢了”。如果英美列强通过国联将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现状强加给世界的话，“作为一个资源贫乏、国内市场无力消耗本国工业产品的小国，日本只能像德国一样奋起打破这种国际现状”。⁴³

在近卫出任日本首相之前不到两年的 1935 年 11 月，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以上论调。他认为战争只有两种基本原因，一是国家间的领土分配不公，二是资源分配不公。只有纠正主要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但是战后的国际安排仅仅致力于防止战争，却丝毫没有触动战争背后的根本原因，即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他拒绝维持现有的和平。他宣称：“我们的领导人和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家不同，不敢站出来公开宣布有必要进行领土扩张。我们被英美宣扬的维持现状的和平主义洗脑洗得太彻底了，在为‘满洲事变’中我国的立场辩护时，表现得就像法官面前的犯人一样。这种和平安排不能保证世界和平。日本和其他后起国家早就应该在世界范围推行新秩序。”⁴⁴正是这种政治哲学最终把日本像德国一样领上了毁灭之路。

1937 年 6 月，近卫第一次出任首相，这是他总共三次组阁经历中的第一次。当时他广受欢迎。他的外形令人印象深刻——高大、优雅、敏捷、有教养，而且作为首相来说 45 岁还很年轻（不过后来他深受痔疮之苦，有时候只能坐在充气的橡皮轮胎上以减轻痛苦）。⁴⁵日本对新首相寄予厚望，军部也欢迎他组阁，认为近卫的人望有助于军部获得更多的利益。⁴⁶一个月之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近卫很快发现自己主导了一场愈演愈烈却难以收场的战争。实践证明，近卫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无法给内阁提供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只能交错双手，做出高冷的姿态，来掩盖自己无力影响事态发展的窘相。⁴⁷就在 1945 年自杀前不久，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近卫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为所欲为的军部手中的无助的牺牲品。虽然他也确实在私下对“支那事变”表示过不满，但却没有和日本的扩张政策保持距离，也没有反对过陆军愈演愈烈的战争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而且我们看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在 1937 年 12 月断绝和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且在 1938 年全面扩大战争之前，还在试图强迫中国接受特别苛刻的和平条件。⁴⁸1938 年底，近卫安排接触未来的伪政权头目汪精卫。但是最终近卫无法结束这场战争，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为军方的牺牲品，于是在 1939 年 1 月近卫辞职了。

在 1940 年写的备忘录中，近卫承认，虽然侵华战争让他焦头烂额，但他接受战争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和 1918 年所表达的没有什么两样。他声称，列强的政策是通过经济封锁剥夺日本的海外市场和原材料来源以威胁日本。“九一八事变”粉碎了这种封锁，而“支那事变”将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发明于 1940 年，指的是日本在整个东亚的统治，是日本版的“生存空间”。⁴⁹

发明这个名词的人是松冈洋右，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当时日本国内对德国在欧洲戏剧性的速胜激动不已。松冈洋右五短身材，很壮实，性格外向，语速飞快，以至于赢得了一个“说话机器”的绰号。⁵⁰1933 年 3 月，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了国联。他的挑战态度在国内赢得了英雄般的地位，此举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强硬外交政策代言人的名声。作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前总裁，松冈是修正主义的著名倡导者。⁵¹他个性强硬，经常失去自控大发雷霆，一贯以自我为中心，傲慢，又喜欢成为焦点人物。曾有著名人物评论松冈，说他的“优点是能想出绝佳的主意，但……缺点则是会往错误的方向一条道走到黑”。⁵²他喜欢出风头，因此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同事。但是他是一个谈判高手，既反应敏捷，又顽固不化。美国国务卿赫尔形容松冈洋右“像一篮子鱼钩一样弯弯绕”。⁵³另一方面，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和松冈洋右打过不少交道，至少在一开始曾认为松冈“虽然说话随便，但却……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也是发自内心的”。⁵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松冈是军部属意的人选。⁵⁵在出任外相的前一天，他和一个美国记者做过一场不为人注意的访谈，在采访中松冈毫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和期望：“在民主和极权的斗争中，毫无疑问极权将获得胜利并控制全世界。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民主制度已经破产了。”⁵⁶他认为日美两个太平洋的强权产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⁵⁷这种必然性的信条在 1940 年和 1941 年主导了松冈的行动和政策建议。

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第三号人物在之后几年也将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往后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将作为首相出现。他就是陆相东条英机。东条生于 1884 年，像一颗钉子那样强硬，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管理人员，绰号“剃刀”，曾在关东军担任宪兵司令和参谋长，是陆军中毫不妥协的扩张主义派别的代言人，平素寡言少语，却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积极倡导者。⁵⁸

除近卫、松冈和东条之外，在 1940 年夏季参与做出关键决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海相。海军在任何南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毋庸置疑。其实海军在任何大战略中的合作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1940 年 7 月出任海相的是吉田善吾海军大将，虽然他也是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发现自己和急于跟德国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的主流力量步调不一致，于是只好辞职，让位于一个更容易合作的继承者——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⁵⁹

3

1940 年 7 月 19 日组成的近卫内阁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欧洲局势。实际上在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内阁任期内，各种事件就已经为此做了铺垫。米内光政内阁对西方的政策比较温和，1940 年 1 月 16 日出任米内内阁外相的有田八郎和米内反对和德意轴心拉近关系，而陆军却属意于此。有田想要改善日本和英美的关系，这又与军部的意见背道而驰。但是有田的政策当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米内内阁支持“东亚新秩序”，而这正是美国矢志于阻止的。⁶⁰有田不止一次暗示日本想要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政治变化当中获利。一方面，米内政府想避免损害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南进战略却正是在破坏与西方的关系。⁶¹所以在需要建立“新秩序”，为帝国获得东亚的原材料，终结英美法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等立场问题上，日本的统治阶层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所有的不同只在于达到目的的方法。

在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前，欧洲的动荡就已经开始影响日本对进一步扩张方向的选择了。⁶²通过征服东南亚、摧毁欧洲殖民统治以使日本得以自给自足的机会已经摆在眼前。这个好机会不容错过。大众媒体受到欧洲事态的鼓舞，大肆宣扬这一立场。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报章杂志提出各种各样为日本的“正义立场”辩护的借口，用天花乱坠的辞藻来掩盖和美化裕仁治下整个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实质。⁶³但是这一行动需要改善和过去的敌人苏联的外交关系。日本还深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两线作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陆军军部第一次认真考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军方也感到日本有必要和欧洲新贵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在德军进攻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决定性地改变其外交政策的基调。5 月下旬，米内政府对荷属东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对日本供应锡、橡胶、石油、废金属和其他九项重要原料。⁶⁴在法国 6 月 17 日投降之后，日本强迫英法政府切断通过印度支那、缅甸和香港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西方列强不得不忍受屈辱，承认自己的弱势地位。⁶⁵法国的投降在陆军方面引发了是否应该乘势南进的大讨论。6 月 25 日，陆相畑俊六向他的幕僚宣布：“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排除万难！”有些人顺应当时日本国内沙文主义的狂热民意，提议立即开始南进的准备工作，甚至有官员敦促政府奇袭新加坡。不过这都只是孤立的意见，冷静的声音占了上风，日本没有立即就南进战略作出决定。⁶⁶

但是日本军部的领导人进行过兵棋推演，制定了在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空军基地，并对荷属东印度进行闪电攻击的备用方案。⁶⁷海军的兵棋推演结论认为，攻击荷属东印度群岛终将导致日本与英国、美国、荷兰三国的战争。另一个结论是，如果没有美国进口的石油供应，日本只能进行 4 个月的战争，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而且必须要解决开采和安全运输的问题。即便日本获得了石油供应，“如果战争持续一年以上，我们根本没有赢的机会”。⁶⁸即使海军早在 1936 年就开始制订南进计划，而且在 1939 年 9 月欧战爆发的时候，就有人认为南进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海军当局仍然对投入这个冒险的南进战略有所顾虑。⁶⁹然而，海军军令部里，各局长的意见在政策制定当中举足轻重，到了 1940 年 4 月德国发动西线攻势之前，海军各局长就认为“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时机已经到来”。军令部向联合舰队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的命令。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上奏天皇，海军需要五六个月完成备战。⁷⁰随后欧洲的事件极大地助长了军部的乐观主义情绪，有些人甚至认为出兵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不会导致日本跟英美直接冲突。鹰派占据了上风。

陆军和海军的情况差不多。在 6 月份的最后一周，陆军军部起草了一份南进的政策声明，并于当月早些时候通知过海军军令部。⁷¹陆军在德国胜利的鼓舞下很快完成了文件起草工作。他们认为英国很快会投降，而日本将在东南亚获益。受到这种盲目信心的鼓舞，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分析日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大规模南进战役⁷²，他们只是假设军事征服本身能带来必要的资源。7 月 3 日，这份标题为“应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原则大纲”的文件已经摆在了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桌面上。这是一份决定陆军军方和政府政策变化的重要文件，让日本最终走向 1941 年 12 月的太平洋战争。⁷³

这份文件指出，当务之急是尽快结束“支那事变”，并抓住机会“解决南方问题”。它预见到南进可能在无法及时结束侵华战争的前提下发生。但无论如何日本“必须在 8 月底之前完成战争准备”。在外交政策方面，重点放在“加强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和“尽量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方面。此外它还强调了切断蒋介石政府外援路径的必要性。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对日本至关重要，如果不能用外交手段取得，那就使用武力。文件的结尾部分发出了战争叫嚣。日本将在合适的时机对南洋用兵。日本“将进军香港和马来半岛，同时尽量把战争行动的对象局限于英国”，并避免和美国开战。但是文件结尾也提到，“如果形势万不得已，我们最终一定要对美国使用武力，那么日本将尽快开展必要的军事准备”。⁷⁴

这份纲要在第二天被递交给了海军的代表。陆军敦促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尽快采取行动，结束日本对英美的依赖状态，以日本本土和中国为核心，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而且这个经济圈要从印度洋一直扩展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陆军声明说：“我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一样要急迫地为弘扬皇国国威而筹划的情况……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⁷⁵日本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海军对这份文件作了修改，并在 7 月 9 日的陆海军联席会议上和陆军达成基本一致。海军的修改没有降低陆军计划的侵略性，反而变本加厉。海军明知兵棋推演的结果预言日本将和美国发生冲突，还是鼓吹采取强硬路线，不惜与美国开战。例如在提到香港的部分，海军同意应该尽量避免军事攻势，但提议“一旦条件允许，将不惜与英国（甚至美国）一战”。陆军的结论强调尽可能避免和美国开战，海军把这个结论修改得更为强硬：“尽管目前的行动应尽量避免刺激美国，但是日本和美国终有一战。”而且，早先对日美开战长期结果的悲观预言现在也被一些军官的乐观自信所代替，他们认为只要战前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日本终将在战争当中获胜。⁷⁶这种观点反映军方用一厢情愿的希望代替了理智。

因此，陆军支持北进攻击苏联的传统观点转变为支持在南方扩张，跟海军长期以来主张的南方战略一拍即合。如果向南方扩张则必须大规模扩充联合舰队的实力。海军自然衷心欢迎新的“北守南攻”战略。而避免和美国开战而进攻苏联的替代方案则意味着海军的预算将被转用来满足陆军的需要。⁷⁷而日本的原材料来源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不仅影响对苏联作战，而且影响侵华战争的胜利结束——日本在中国战场上一直在消耗物资和士气。所以，尽管传统上陆海两军的利益有矛盾冲突，但现在两个军种的利益联合起来进行一场赌博，赌即使日本的攻势把美国卷入战争，日本仍然能够战而胜之。

陆军和海军达成一致以后的第一步就是为对外扩张寻求合适的政治环境。米内政府一贯希望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明显和军方不合拍，因此陆军建议换人，并得到海军首肯。军部需要一个与侵略新思维更合拍的首相。陆军次官阿南惟几报告说：“既然今后四五天之内政府更替势所难免，而军方正在准备应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米内政府明显不适合与德国和意大利开展谈判，甚至还可能导致致命的拖延。因此，为了应对目前严峻的形势，必须撤换内阁。陆军一致支持近卫公爵出任首相。”⁷⁸

1940 年 7 月 16 日，内定米内光政内阁总辞职。第二天，木户幸一侯爵主持了 6 位前首相（包括近卫）和枢密院议长参加的重臣会议。木户跟 30 年代开始确立的国家“革新精神”完全合拍，而且在协调军部主流思想跟皇家宫廷意志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半个小时之内会议就破纪录地迅速议定了下一任首相人选。陆军属意的人选近卫文麿被委以组建新内阁的重任。⁷⁹当时，重臣会议也认为近卫享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有望结束“支那事变”。⁸⁰其实就像他第一次组阁主持了侵华战争扩大化一样，这一次组阁再次证明近卫是一个犹豫不决、性格软弱的首相，但却是军部扩张主义势力的顺从工具。

扩张势力占据了政府的关键位置。陆军希望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松冈洋右出任外相。⁸¹这些希望在 7 月 22 日就任的新内阁当中一一实现了。第二天，近卫文麿在对日本国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旧的世界秩序已经崩塌，日本应该准备好迎接世界新秩序。⁸²同日，德国驻日大使向德国外交部汇报说，他预料新的近卫内阁肯定会采取与轴心国更紧密结盟的政策。⁸³现在，日本政府采纳新政策的道路已经铺平，很快就要面临命运攸关的抉择了。

4

在组阁名单完全确定之前，近卫就在东京郊外荻窪的别墅召集新政府内定的外相、陆相和海相开会，这三个人分别是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和吉田善吾。四相会议中个性最强有力的人是松冈洋右，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在会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与会者就未来的外交政策大致雏形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应该和轴心国加强合作，并和苏联签订为期五到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几年中在北方加强军备，在互不侵犯条约到期的时候，达到可以击退苏联任何入侵的程度。同时日本应把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殖民地纳入“新秩序”。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一面拒绝美国的武装干涉，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⁸⁴会议并没有明确决定要和德国、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因为海相吉田反对。但是陆军明确表示希望将与轴心国的合作发展为正式的三方军事条约。7 月中旬陆军参谋本部附泽田茂说道：“我们应该决心和德国及意大利同呼吸共命运。”⁸⁵这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措辞早在三年多之前松冈洋右 1936 年 11 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仪式上就用过。“日本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承诺合作，就会义无反顾，绝不和其他方合作。我们未来只能肩并肩一起前进，共同进步，即便是双双走向灭亡也不后悔。”⁸⁶

荻窪的四相会议的精神很快体现在外交政策上。新的近卫内阁注意到世界正处于转折期。7 月 26 日（由陆相起草的）“基本国策纲要”阐述了基本外交政策。它致力于在日本、伪满洲和中国三个“国家”紧密团结的基础上（当然是在日本的领导下）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同时日本将转变为一个随时准备好作战的“国防国家”。⁸⁷

为了争取举国一致对新外交政策的支持，必须紧密协调政府中的文官和军部的联系，因此近卫重新召开已经中止两年半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7 月 27 日联席会议批准了《处理变化的世界形势之基本原则》，这份文件实际上是把当月早些时候陆海军领导人讨论制定的战略具体化为政府的政策。⁸⁸这个决定虽然用词方面还有模糊，但是已经确认了政策上两点关键的转变：南进和加强与轴心国的关系。⁸⁹

这份文件申明，日本“必须立即加强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同时努力调整和苏联的外交关系”；要加速准备南进，但是南进的具体时间取决于国际形势何时最为有利；必须接受与美国关系不可避免的恶化，但应该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应该对法属印度支那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转而向日本提供原料，开放机场并允许军队通过；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结束香港的敌对态度”，封锁缅甸，切断中国国民政府的外援通道。日本应为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进口资源而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日本将在必要的时候出兵荷属东印度。

整个战略思路仍然取决于尽快结束“支那事变”。结束战争的手段一是切断蒋介石的一切外援，二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立即使蒋政权屈服”。但是，陆军参谋本部在文件上的批注强调，结束“支那事变”在紧迫性上已经让位于南进行动。⁹⁰因此，即便无法马上结束侵华战争，武装部队也要准备好投入南进行动当中。如果发生此种情况，应把战争行动局限于仅仅针对英国。但是，“如果形势证明日本无法避免和美国开战的话，则应该为战争做好一切准备”。实际上，就在联席会议决定南进战略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考虑采取措施，阻止日本从荷属东印度群岛得到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⁹¹日美两国已经走上了正面冲突的轨道。

在 7 月份讨论这份《处理变化的世界形势之基本原则》的时候，海军曾想阻止陆军制订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计划。双方达成妥协，只有在形势有利，并已经证明使用外交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才考虑动用武力。但是一旦美国强硬起来，威胁到日本获得原油的能力的时候，海军的态度变得好战起来。8 月 1 日，海军军令部作战本部明确支持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它将这个行动视为控制泰国、缅甸和马来亚的南进行动的第一步。它将为日本军事工业获得煤炭、橡胶、铁矿砂和磷肥这些原料，而且在未来对英美的战争中，将使日本处于有利地位。海军预料，针对日本出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将会采取对日禁运废金属和原油的手段。而美国的禁运对帝国生存至关重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帝国将不得不出兵荷属东印度群岛以获取石油供应。海军的结论是，日本应该在 11 月之前对法属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并“准备好和列强发生战争”。为动员舰队，日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只有在美国对日本采取更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日本才考虑进攻荷属东印度。海军军令部决心“预防性动员”舰队。对海军来说，这是仅次于全面动员开战的第二级战备状态，这预示军令部不仅考虑对美开战的可能性，而且已经为备战采取了实质性措施。⁹²

即使在海军内部也有反对军令部立场的不同意见。船运动员本部部长认为，如果美国切断所有石油和重要矿物供应的话，“海军连一年也坚持不了”。海相吉田善吾的健康状况深受焦虑情绪的影响，他同意这一看法：“我希望军令部慎重考虑海军军备和在未来持久战争中获胜的前景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如果军事行动将招致美国对日本全面禁运的话，他反对开展军事行动。1941 年作为特使被派往华盛顿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也警告说，日本和美国的战争肯定是一场持久战，而且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军令部的计划人员也同意以上判断。他们指出，“我们对于日本在与美国的长期战争当中持久作战的能力信心不足”。但是，他们寄希望于在一场短暂的冲突当中给对手决定性的一击，仍旧继续做着战争计划。“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愿意，这毕竟是为了帝国的生存啊。”⁹³

虽然在海军的南进计划中弥漫着某种听天由命的情绪，但是这个计划符合海军的短期利益。当日本国策从北进的大陆政策转变为南进并和美国在太平洋对峙的时候，将会有一大部分战争资源从陆军转向海军。为了海军扩张资源这个短期利益，日本也只能不顾自己是否能在战争中打败美国这个长期问题的答案了。⁹⁴

5

正当海军做出决定性选择，不惜与连自己都怀疑是否能够战胜的对手放手一搏的时候，政客们则在忙着采取步骤促进与轴心国建立完全的军事同盟。1940 年 7 月 30 日，外相松冈起草了一份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文件，即《关于加强日德意间合作的文件》。近卫政府把这份文件作为指导纲领，坚定了本月早些时候在荻窪会议上所定下的决心。现在日本明确宣布准备和德国与意大利结成反对英国的军事同盟，但是日本将保留决定何时动用武力的自主权。这份文件明确承认三国军事同盟针对英国。但是，如果德国、意大利或者日本任意一方和美国开战的话，三国仍将互相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是规定了“互相协商应该采取的措施”。⁹⁵

其他国家马上嗅到了日本新政策转向的味道。8 月 1 日，美国大使注意到近卫政府“表现出一切倒向轴心国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迹象”。“德国的军事机器和制度以及他们取得的卓越成果像酒精一样让日本人忘乎所以了。”⁹⁶

松冈洋右立即派人试探德国对德日军事同盟的态度。德国的反应一开始是冷淡的，到 8 月中旬却改变了态度。8 月 20 日，丘吉尔宣布美国人向英国提供 50 艘美国驱逐舰以帮助英国的抗争。虽然在物质上这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但这个姿态散发出的信号清清楚楚：美国根本不想严守中立，而是随时准备向处于困境的英国提供实质性援助，最终甚至可能投入反对轴心国的战争中去。⁹⁷很可能就是这个事件刺激了德国，加强和日本的关系突然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这促使希特勒重新考虑德日同盟。8 月 23 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通知日本驻柏林大使，德国将派遣以海因里希·施塔默尔为首的全权代表团访日。特使的任务是征询日本的意向，如果日本有此意愿的话，开始谈判德日条约。⁹⁸

松冈洋右 7 月 30 日的草案受到了陆军的欢迎。陆军早已催促松冈外相早日结束谈判。⁹⁹但是海军内部尚有保留意见。海军的高级将领仍然担心和轴心国走得太近会刺激美国。吉田善吾海相特别反对德日军事同盟。但是其他海军领导人在来自陆军和海军内部中级军官的双重压力下动摇了，吉田变得日益孤立。他受到内心的煎熬终于病倒，9 月 3 日住进了医院，并于翌日辞职。¹⁰⁰

在松冈洋右外相的帮助下，海军确定了继任海相人选——性格内敛、轻声细语、更容易合作的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他很快就同意了和德国、意大利建立紧密联系的要求。及川海相受到海军次长丰田贞次郎的极力怂恿。丰田个性更为强硬，政治嗅觉更敏感，也更有手腕，成为海军省内举足轻重的人物。¹⁰¹但是时至今日，对和英美开战的恐惧仍然使得及川海相不敢全力支持跟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缔结全面的军事同盟。他特别坚持一点，就是一旦德国或者意大利跟美国开战，日本一定不能承担随之自动向美国宣战的条约义务。而这个条款似乎正是松冈外相想要的。9 月初，松冈外相修改 7 月 30 日起草的文件，对文件的措辞进行了调整，立场更为强硬。现在文件明确规定“一旦缔约一方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应尽一切手段来协助缔约方”。这就等于是建议和德国缔结直接针对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同盟。而且，条约义务从 7 月 30 日第一稿当中“双方协商采取何种措施”，变成了“尽一切手段”。经过松冈洋右修改的文件当中体现了新的反美情绪，这很可能是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步骤对日本实行日本早就害怕的全面石油禁运后，日本对此的反应。松冈洋右相信以实力为后盾的外交，他可能希望日本的强硬立场可以吓阻美国施行禁运。而实际上，这个行动增加了日本和美国开战的可能性。¹⁰²

但日本内部对于德日同盟仍有保留意见，特别是海军方面的新任海相及川古志郎担心日本被德国拖进和美国的战争。松冈外相不得不向反对意见妥协，在修改稿当中降低调门，删去了“自动提供帮助”的义务条款。¹⁰³及川海相反对全面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而陆军和海军当中的激进派都想要这个同盟；但是及川并不反对让松冈外相有足够的授权，去和德国、意大利谈判拉近三国的合作关系。当德国特使施塔默尔抵达东京之后，外相在和他谈判当中拥有足够大的自主权（施塔默尔是一个业余外交官，曾经担任里宾特洛甫办公室远东处的处长¹⁰⁴）。他从柏林出发，途经莫斯科，转乘西伯利亚火车经过两周疲惫的旅行，于 1940 年 9 月 7 日到达东京。¹⁰⁵

德国急于缔结一个军事同盟，威慑美国不要加入大战。所以他们对松冈洋右所提出的措辞模棱两可的草案并不满意。但是德日友好这条路已经铺平了，日本外相本人也急于和德国缔结真正的同盟。他告诉德国人：“我会在两周之内完成这次谈判，就算我被撤职，也要完成这件事。”¹⁰⁶当松冈表示愿意接受同盟的条件，只要日本在是否加入战争方面保留独立决定权的时候，谈判取得了突破。海相在取得外相的这项让步之后，不再反对德日军事同盟。在 9 月 14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及川古志郎被动地接受了德日联盟，因为“没有其他办法”。¹⁰⁷当及川在战后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他解释道，两个因素说服他放弃反对立场，一是松冈坚定地保护日本参战自主权，以防止被德国拖入战争；二是当时德国和日本的目标都是防止美国参战。他还说，和德国结盟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支持，海军不可能独自反对。“海军据以反对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如果海军不顾当时希望和轴心国结盟的公众意见，而一味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的话，那么有可能在内部引起暴力对抗。所以我告诉内阁说，海军别无选择，只能顺应当时的潮流。”¹⁰⁸当夜，东条英机陆相向木户幸一内大臣秘密报告说，陆海军就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问题达成了一致。¹⁰⁹骰子已经掷下。

及川海相肯定清楚地知道，海军省的犹豫不决在海军领导层内部也并未得到一致的支持。在首相近卫公爵所记录的 9 月 14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备忘录中，有这样一段时任海军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的评论，揭示了当时海军军令部的立场比海军省更为大胆和冒险：

海军还没有准备好和美国开战，但是在明年（1941 年）4 月前可以完成备战。到那时，我们所有的在役舰艇都装备齐全，还将武装 250 万吨商船。一旦完成备战，只要速战速决，我们有击败美国的能力。如果战争不能速决，或者美国采取拖延战略，那就很麻烦了。况且，美国正在迅速建造新舰艇，这就意味着我们和美国舰队的潜在实力之间的差距将会拉大，日本永远也赶不上美国的造舰速度。从这个观点出发，现在就是日本开战的最有利时机。¹¹⁰

松冈洋右本人在联席会议上做了决定性的推动。外相认为日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决定何去何从。日本是应该和英美同路呢，还是应该和德意同路？他摆出了这两种选择。首先，松冈假设日本拒绝了德国的结盟提议。他断言，德国很快就会征服英国。德国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欧洲大联盟，和美国达成协议，“不让日本染指英国、荷兰和联盟内其他国家的任何殖民地”。另一方面，如果日本和德国结盟导致和美国开战，日本经济无疑会受到重创。但是，他又列举了日本和英美结盟的代价。他指出，和英美结盟的条件是“我们被迫按照美国人的条件来结束‘支那事变’，放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希望，在未来半个世纪都听凭英美的颐使气指”。他质问道，难道日本人民能忍受这些吗？“难道说阵亡将士的 10 万英灵能对此感到满意吗？”松冈开始运用雄辩的演说才能。他争辩道，物质上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提醒内阁同僚记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被迫接受的安排。“谁知道这一次我们又会被迫吞下什么苦果？”他的结论显而易见：“和美国结盟是不可想象的，和德国与意大利结盟是唯一可行的道路。”¹¹¹和之前几周一样，他连说服带催促甚至谄媚，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是这一次，他的听众早已被说服了。即便如此，这次会议仍然标志着日本外交政策的新方向正式被确定下来。

9 月 19 日，在天皇面前举行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与德国结盟的决定。¹¹²即便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人表示担心，和德国的盟约会不会刺激美国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压力，并增加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但是对日本石油供应的担心恰恰加强了南进的观点。正如陆相东条英机所表达的，“石油问题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问题是合二而一的事情”，日本已经决定从荷属东印度攫取重要的原材料，如果可能的话，使用外交手段，否则就诉诸武力。¹¹³换言之，南进是既定的国策，这一点权力上层的各方都接受。在这个既定国策基础上，很难对与德国签订盟约提出反对，因为结盟的目的是威慑美国不要参战，从而为南进提供安全保障。在例行的质询外相程序结束之后，御前会议结束，以圣意的形式确定了和德国正式结盟的决定。

裕仁天皇本人对此有不祥的预感。但是他接受盟约的必要性。9 月 16 日，他私下跟近卫首相说：“在目前形势下，和德国订立军事同盟势在必行。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美国，那就这样吧。”之后天皇用带着稍许悲切的语调问近卫：“如果日本战败了该怎么办？你能作为首相和朕共同承担失败的后果吗？”¹¹⁴近卫闻言，当即悲从中来，泪流满面。¹¹⁵

日本人仍然要和德国进行复杂的谈判，谈判有时候还相当艰苦。¹¹⁶这次谈判的症结在于日本坚持保留行动的自主权。一旦德美开战，德国需要日本对援助承担更强的义务。但是日本方面敦促松冈拒绝德国要求的压力很大。最后，德国让步了，尽管同盟条约的最后文本的用词保留了一定的模糊性。迟至 9 月 26 日，在签约的前夜，在宫内厅开会的诸大臣仍然在对条约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日本领导层非常担心和美国关系恶化。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日美开战，日本能否保证石油和钢铁的供应？预先储备战略物资给了与会者一点信心，但这根本不是客观的计算，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罢了。东条说，德国的军事装备正经由苏联西伯利亚运到日本，这得到了苏联的默许。他还指出，日本如果想避免在南北两个方向上腹背受敌的话，就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近卫首相强调，即将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主旨在于通过威慑的手段避免日美冲突，“谦卑的姿态只能助长美国人的气焰”，所以“有必要显示实力”。这也是条约的主要推动者外相松冈的意见。外相指出美国国内越来越强的反日情绪给日本造成了威胁，声称“除了采取强硬姿态以外，别无他法”。¹¹⁷

会上的辩论是走过场。这是日本政府决策程序的一个环节，最终确认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提出，并由御前会议批准的决定。但是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日本的领导人觉察到国家正处于转折点，他们面临着命运攸关的抉择。对他们来说，要么是向美国长期的统治地位屈膝投降，要么是为了对抗美国，采取不可逆转且危险重重的措施，并面对无法预见的后果。¹¹⁸他们选择了后者。午夜时分，在天皇面前，宫内厅会议结束，与会者一致同意签订条约。第二天，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署。条约中关键的条款规定，“当其中一个签约国受到目前没有加入欧洲战争或者中日冲突的大国进攻的时候，其他签约国应当使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予以援助”。¹¹⁹这明显是针对美国。美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6

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日本打错了算盘。松冈洋右与日本统治阶层的很多人都以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美国会有威慑力，德国外交部也是这样以为的。而美国人的反应很快就证明他们全都大错特错了。该条约只是证实了美国的观点，即日本是一个好战、无赖的军国主义国家，是纳粹德国在远东的翻版，因此必须阻止日本人。¹²⁰9 月 23 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似乎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看法。日本先是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强大压力，要求允许日军过境，并向日军开放机场。双方还在谈判当中，日军就出兵了。经过两天小规模冲突，法国当局投降了。印度支那北部被日本占领。¹²¹

罗斯福政府当中早就有一批官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最显赫的“鹰派”人物包括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们主张对日本实行全面石油禁运。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反对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国务院的观点得到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上将和美国舰队总司令詹姆斯·理查森上将的支持。他们认为全面石油禁运马上会刺激日本铤而走险发动战争，而美国海军此时还没有准备好。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此刻已经告诉国务院，请求美国不要采取行动，以免招致日本入侵东印度群岛的危险。罗斯福暂时支持“鸽派”，没有实行石油禁运。但是 9 月 19 日，美国用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金属来回答德日谈判结盟的行为。这项禁运将于 10 月 16 日生效。¹²²尽管美国政府中的主导力量还是不想把日本逼到绝境，使日本铤而走险开战，但是废金属禁运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不会向日本通过《三国同盟条约》所施加的压力低头。华盛顿警告日本人，美国一直坚持维持东亚现状的主张。¹²³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对蒋介石进一步增加援助，而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迅速认识到了这一点。对于日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性的侵华战争注定要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蒋介石毫不意外地拒绝了日本的诱降条件。作为回应，东京在 11 月承认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而罗斯福宣布美国正在考虑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 1 亿美元巨额贷款。¹²⁴因此在 1940 年秋季，美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既然双方都寸步不让，那么很明显，双方只能依靠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东南亚的归属了。¹²⁵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三国同盟最重要的目的是威慑美国，不让美国干涉日军南进战略，因为南进控制原材料对日本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至关重要。签订条约这个举措的赌博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万一美国不吃这一套，不受威慑，反而把这个条约看作是挑衅怎么办呢？《三国同盟条约》适得其反，加强了美国遏制日本扩张的决心，威胁日本石油生命线怎么办呢？但是从当时日本政府的角度来说，这个险必须要冒。日本下这个赌注肯定要冒很大风险，但是也有可能获得巨大回报。而不赌这一局就意味着未来长期向英美势力屈服，还意味着侵华战争完全徒劳无功。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选择了大胆，而不是谨慎。当然，日本人仍然无法克服对未来的恐惧，但他们对这种恐惧抱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前海军省次官、后来偷袭珍珠港的始作俑者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 1940 年 10 月说了这样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地讲出了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样干根本行不通！和美国开战就等于和全世界开战。可是决定已经做出，因此我会尽忠职守。毫无疑问本人最后将阵亡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¹²⁶

但是那些把内心的担忧说出来的人迅速被边缘化了。按照松冈洋右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的观点，从长远来说，日本冒险所受到的损害比不冒险要小。这是自取灭亡。但是松冈激情洋溢的演说，他的赌徒本性以及他对强势外交的信仰正好切合了当时日本政坛的大趋势。当时的环境是，日本军部和文官政府都一心一意想要南进，而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威胁也是真实的，且日趋严重。

其实《三国同盟条约》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可怕。¹²⁷它的确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它表明日本将未来寄希望于打破英美在远东的统治。尽管离真正开战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思路已经固定了。¹²⁸日本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和美国正面冲突的道路。

日美之间的这种碰撞并非完全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之神没有牵着日本的手把它拉上和美国开战的轨道，而即便日本军部自己也对和美国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走上这条灾难性的道路完全是 1940 年夏秋日本领导层所做的一系列命运攸关的选择的结果。但是这些决定和选择根植于过去 20 年日本人的主流思维方式，还有日本人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现实从而形成的世界观。

最明显的经济现实就是日本未来的繁荣完全依赖世界贸易。日本是孤悬于东亚大陆板块以外的岛国，和英国一样不可能在自然资源上做到自给自足。但是英国统治着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帝国。英国模式当时被视为强国的经典模式。正当日本完成现代化并且初试牛刀的时候，当时世界上的政治学说都认为，只有统治一个大帝国才是确保繁荣和国家安全的不二法门。这是现代版的重商主义，强调必须控制原材料及其产地，国家才能强大繁荣。强国的标志就是建立殖民帝国，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强国使用武力征服弱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当的。日本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一样，把自己视为“一无所有的国家”，有权扩张并且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而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通过控制东南亚尤其是中国的原料产地，还有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强大实力，妨碍了日本的崛起。日本的大国崛起之路的最大弱点就是过度依赖美国的石油和金属材料供应。这是日本国际地位软弱的原因。¹²⁹因此，日本越来越把战后国际秩序当中自由民主的原则，看作是为西方的利益服务的，因而有害于像日本这样的“一无所有的国家”。

日本在 20 年代陷入了国内危机，国内政治分裂，内斗不断。这种国内状况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就是日本屈从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战后华盛顿会议体系。这种思维方式是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而 30 年代日本成功入侵中国东北，继而有希望鲸吞大得多的整个中国，这些都助长了 30 年代日本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者的气焰。经济上的需要催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思想被概括为“皇道”，体现为天皇的神圣化，最终将政治拉进不可逆转的轨道。新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很快被陆军和海军的青年军官所接受，并通过军事训练渗透到整个军队的下级官兵当中。年长的高级军官和老一代文官政治家一样，仍然信奉不那么激进的国际合作精神。但是他们缓慢却不可挽回地被代表新意识形态的少壮派力量所代替。在侵华战争开始的 1937 年，信奉“皇道”思想、主张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家已经身居政府高位了。近卫文麿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当然，到这个时候，日本政坛早已被军部势力把持。

中国仍是关键问题。战争拖的时间越长，日本就越难以从中脱身，从而获得某种和平协议。而和平解决中国问题是日本和美国改善关系的前提条件。日本越在中国战场泥足深陷，付出的人力和物资代价越高昂，军部的强硬分子就越拒绝让步。在上海的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美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解决“支那事变”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1905 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运用美国的压力，通过斡旋终结了日俄战争。35 年之后，同姓的另一位罗斯福总统却不可能再次调停结束中日战争。美国对欧洲绥靖主义的失败记忆犹新，绝没有再去尝试用绥靖主义讨好日本的想法。但是如果美国不讨好日本，美日关系就只能每况愈下，日本的石油供应也就会越来越受到威胁。日本领导层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于是乞灵于南进扩张的战略。南进战略必然增加美国和日本开战的几率，这个必然性就如同白天之后必然是黑夜一样板上钉钉。而在美日之战中，即便日本军方的鹰派也承认，日本只有速战速决，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

所以，日本在 1940 年 7 月决定南进时，再提其他替代方案已经不可能了。各方对与美国开战的恐惧程度不同，所以各方南进战略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南进方向是整个日本领导层普遍接受的原则。提出替代方案等于要取消南进，这是不可接受的。要和美国改善关系或者避免美日战争就等于说是在中国问题上投降。在日本领导人的眼中，这将导致国家威望严重受损，进而在国内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日本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屈服就是对千万名在中国战场上作战、受苦、牺牲的日本士兵的侮辱，不但会削弱日本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日本会比侵华战争之前更加依赖美国。

在太平洋战争惨遭失败以后，国家经过重建，日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而日本战后繁荣的基础恰恰就是依靠美国，依靠成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拥抱资本主义竞争和市场经济原则。这是全面失败以后日本从灰烬当中重生所遵循的思路，而 1940 年日本的思想方法和战后的新思维天差地别。当时日本的思维方式仅仅看到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威胁日本赖以生存的资源，完全不可能看到除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以外，还有其他获取资源和国家繁荣的途径。

一旦排除了与美国修补关系的可能（这条路除非美国完全抛弃中国才能走通，而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必然只剩下充满危险的对外扩张政策了。而 1940 年春季德军在欧洲的成功似乎给日本提供了长久渴望的“振奋国威”的机会。机不可失。在 7 月定下了南进的国策之后，日本就准备好了走出国际上孤立的状态，和获胜的德意轴心国结盟。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日本军政高层丧失了一切政治影响力。到 9 月初，当海军的反对声音被消除，月底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日本乾坤一掷，投下了赌注。其实当时它的本意并不是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从现在起到发动太平洋战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 1941 年的赌博和前一年夏秋的孤注一掷紧密相关，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日本已经走上了战争的不归之路。¹³⁰日本不愿意考虑在中国战场做出任何让步；这条路一旦堵死，日本踏上其唯一的出路就必须甘冒太平洋战争的风险。日本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向南方扩张，并和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珍珠港事件就已经不远了。

① 这里的“支那事变”是指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的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方面的说法，作者在引用材料时使用了这一说法。在本书中，它不同于“七七事变”，也不同于 1931 年开始的侵华战争。为了尊重作者原意，这里保留作者所用的说法。

② 南满—北满的划分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结果。1907 年 7 月,日俄两国签订条约，其中的《密约》将中国东北划分为“北满”与“南满”两部分，并明确划定了界线。这一界线从俄朝边境西北端起经珲春及镜泊湖极北至秀水甸子,由此北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沿嫩江上溯至与洮儿河交汇点，再沿洮儿河至该河与东经 122 度线交叉处。规定界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即南满；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即北满。

第四章
罗马，1940 年夏秋
墨索里尼出手瓜分世界

希特勒总是让我接受既成事实。这回我得以牙还牙。他将从报纸上知道我已经占领了希腊。这样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才能平衡。

——墨索里尼，1940 年 10 月 12 日

6 月 10 日傍晚 6 点钟，在罗马市中心威尼斯宫法西斯党部的大阳台上，墨索里尼面对匆匆被召集来的大批群众发表演说。这些群众大部分是法西斯党的狂热支持者。墨索里尼用惯常的歇斯底里的风格向全国宣告，命运注定了意大利要加入这场战争。国家的利益、荣耀和未来都迫使意大利投身战争。这将是一场“反抗西方寡头政治和反动民主的战争，西方的民主制度多次阻碍了意大利人民的前进，甚至威胁到意大利民族的生存”。他声称，为了国家的自由，一定要打破西方民主国家的封锁，因为它们妄想阻挡意大利的扩张的道路，将意大利的权力限制在狭窄的地中海范围之内。他把意大利的战争描绘成“贫苦民族反抗列强想要把持全世界的黄金和财富的行动，并置我们于饥饿境地的斗争”。¹

当时看起来，墨索里尼做了个稳赚不赔的选择。意大利可以从德军在西欧的成功当中分一杯羹，而且还是不劳而获。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场巨大的赌博将以灾难性的结果告终。多年以来，墨索里尼痛感意大利被德国牵着鼻子走。意大利曾经是希特勒的老大哥；在 30 年代后期，随着德国领土扩张和外交政策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双方的角色反转过来。墨索里尼对自己的从属角色暂时忍气吞声。现在，德国军事力量令人目眩的成功更加彰显了意大利的从属角色。意大利参战的主要动机是确立它在轴心国内部独立自主的权力地位。但是几个月之内，这个目标就被证明是遥不可及的。意大利根本无力打一场自己的战争，很快就沦为德国征服欧洲进程当中的一个打杂的小伙计。

在这条自取其辱的道路上，最关键的里程碑是墨索里尼在 5 个月之后所做的第二个关键决策：1940 年 10 月决定入侵希腊。10 月 28 日早晨 6 点，意军从被自己占领的阿尔巴尼亚越过边界进军希腊北部。他们根本不认为希腊军队会给自己制造什么麻烦。胜利一定会像德国在 1939 年 9 月碾压波兰军队一样来得轻而易举，墨索里尼已经在想象自己在雅典举行胜利阅兵的场面了。如果能征服希腊，意大利就向长久以来建立巴尔干和地中海帝国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然而，这次战役很快变成了一场溃败。希腊军队作战英勇，而且组织有方，熟悉复杂的地形，为了反抗外来侵略而战，所以士气高昂。在两周之内，意大利非但没有大获全胜，战争反而变成了一场对墨索里尼政权的羞辱。

入侵希腊的决定被证明是个巨大的错误。这是当时看来战无不胜的轴心国军队的第一场大败。而且，墨索里尼为了希腊而忽视了北非战事。北非沙漠战场在当时是最关键的战场，墨索里尼为希腊而削弱了那里的兵力，招致更大的灾难。如果当时兵力很弱的英军被赶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地区，战争的进程可能完全改变。可是北非急需的部队被源源不断地投入灾难性的希腊战役。意大利再也无法从北非和希腊这双重灾难当中恢复元气。到了 1941 年春季，德国被迫接手墨索里尼在巴尔干造成的烂摊子。意大利独裁者曾强烈反对德国染指巴尔干，现在他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德国的干涉。墨索里尼在巴尔干冒险所犯下的错误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军事后果，而且之后他又损害了法西斯政权在国内的威信。意大利独裁者的支持率不仅在平民阶层，而且在统治阶级当中都在迅速下降，这是墨索里尼倒台的开始。

意大利最初只想投机取巧，结果却加入了一场后来证明是艰苦卓绝、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和惨痛经历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 1943 年法西斯政权被推翻，意大利在当年秋天向盟国投降，德军野蛮地占领了北部地区。直到第三帝国彻底崩溃，意大利才最终摆脱了这场梦魇。对于墨索里尼个人来说，他在 1940 年 6 月决定参战，几个月之内又决定入侵希腊，这些决定最终导致他个人倒台。之后他又戏剧性地被德国人营救出来当上傀儡政权头目。他将在 1945 年 4 月于科莫湖畔和他的情妇克拉丽塔·佩塔茜一起被捕并被游击队处决，最终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俩的尸体后来被悬挂在米兰一家加油站的支架上，任由群众讥笑和侮辱。

参战和后来灾难性的入侵希腊的两个决策都出自墨索里尼本人，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两个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多大程度上这是他一个人的行为？独断专行的意大利领袖在多大·程度上罔顾了统治阶层其他精英的愿望和利益，尤其是军方的意见？还是说墨索里尼的决策只是反映了政权内部的主流意见而已呢？墨索里尼的决策是更多出于现实考虑，还是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是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是有长远目标？是与意大利民众大多数人的愿望相一致，还是背道而驰的？他的政权在 1940 年夏季和秋季是否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而他们却主动放弃了其他可能性，最终附德国人的骥尾，希望轻易地从德国的战利品中分得一杯残羹冷炙呢？

1

从墨索里尼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第一天起，战争和扩张就是他政治主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主张越来越明确。尽管这些思想零碎且不着边际，但其核心思想却十分明确。从 1914 年 11 月墨索里尼被驱逐出社会主义党，还有第二年他开始鼓吹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一直都鼓吹战争是革命性的清洗社会沉渣的手段。如果意大利想要改变过去孱弱分裂的形象，跻身于强国之林，就必然诉诸战争的手段。1919 年 3 月，在米兰的法西斯战斗队成立大会上，他宣称意大利需要并且应该获得更多的土地，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此后不久，他曾预想未来如果盟国不为意大利参加一次大战分配适当的战利品的话，意大利将和德国联手，摧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到 20 年代中期，他向公众宣传未来将要出现一个新的战士阶级，他们“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信奉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并且是一个精英帝国的基础。战争和革命将缔造“新人类”，而目标则是“帝国”。²

在法西斯主义逐渐掌控意大利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那些年里，建立帝国的目的一再被提起，但是并没有真的被付诸行动。和希腊的一场外交冲突导致 1923 年夏季意大利短暂出兵占领了科孚岛，后来以希腊赔款宣告和解。几个月以后南斯拉夫把双方争议的菲尤米城割让给意大利，让墨索里尼可以轻易地宣称获得了又一次外交胜利。1926 年底，阿尔巴尼亚事实上成了意大利在经济上的一个附属国，这也只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胜利。但是意大利对任何大规模的军事与外交冒险都缺乏足够的准备。上次大战之后国家负债累累。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南方极端贫穷。国民收入还不到英国的四分之一。工业地区面积很小，局限于米兰、都灵、热那亚构成的三角区。迟至 1938 年和 1939 年，意大利每年只能生产 100 万吨煤和 240 万吨钢。英国的产能则是 2.3 亿吨煤和 1340 万吨钢，德国 1.86 亿吨煤和 2230 万吨钢。³意大利直到 30 年代中期才开始重整军备。对于公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损失记忆犹新，他们没有欲望去冒险发动新的战争。正如意大利的领导人们（包括墨索里尼本人在内）意识到的，意大利是“列强”当中最为虚弱的一个，其实它恐怕还不够资格被当作列强的一员。

墨索里尼暂时还保持着冷静和理性。意大利的北方邻国奥地利的地位此刻对墨索里尼来说还不是个太严重的问题。在 20 年代末期，墨索里尼仍然期望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国内获得足够的支持，在多瑙河地区建立起意大利势力范围，所以他急于防止奥地利落入德国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在战后曾经充斥奥地利的希望与德意志帝国合并的情绪此刻已有所缓和，20 年代后期在德国内部鼓吹对外扩张的右翼势力仍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另外一个德意关系当中的潜在难点是南蒂罗尔问题——那里是意大利领土，但绝大多数人口讲德语——此时也没有激化到正面冲突的地步。德国极右翼鼓吹收复南蒂罗尔地区的刺耳叫嚣并不是德国政治的主流声音。德国极右翼最有名的代表是希特勒，而希特勒此时已经有意和意大利建立良好关系，不惜冒着让当时还很弱小的纳粹党分裂的风险，表达自己放弃争夺南蒂罗尔的意愿。⁴希特勒另有所图，所谋者大。墨索里尼尽管对英法统治世界（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强权感到不满和嫉妒，但在处理和英法关系的时候却表现得谨慎小心。他甚至和英法一起签署了 1925 年《洛迦诺公约》，明确界定德国的西部边界。

因此，墨索里尼多年来一直被迫在外交政策方面小心谨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领土扩张的野心，也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战争是国家重生、通向超级大国地位和提高国际威望的手段这一信仰。

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给了墨索里尼新的机会；法西斯意大利在欧洲事务当中也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墨索里尼早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止纳粹侵犯奥地利的独立上面。在 1934 年 7 月纳粹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之后，德意关系曾一度陷入紧张状态。翌年 4 月的斯特雷萨会议上，法西斯意大利和西方民主国家一起反对德国扩张主义，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奥地利。但是在那时，墨索里尼的兴趣开始转向埃塞俄比亚（过去称为阿比西尼亚）。这是一个遥远贫穷的非洲国家，却对法西斯意大利有很强的吸引力。墨索里尼想要的是对外的胜利，以炫耀意大利的武力，对全世界也对意大利本国人民显示法西斯的力量。东地中海和北非长期以来就是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对外扩张迷梦的目标，1912 年，利比亚已经沦为意大利殖民地。墨索里尼想吞并东地中海和北非，作为新的法西斯帝国的核心，这个野心也并不新鲜。墨索里尼想在本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和巴尔干拥有支配权。但是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和大多数欧洲强国相比却相当孱弱。任何想染指巴尔干半岛的行动都会激起列强的强烈反应，因此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迷梦都无法实现。而且这种行动风险太大了，尤其是法国在东南欧有很大的利益。⁵埃塞俄比亚就成了一个替代品，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原始的部落王国，不可能有效抵抗意大利军队。

1896 年意军从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出发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果在阿多瓦遭遇惨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用一场短暂而且一边倒的战争让这个国家屈服，赢得一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对于意大利独裁者来说是个诱人的前景。一本万利看来是确信无疑的，他只需要说服软弱犹豫的意大利国王和军方。那些统治阶层当中的保守分子也对他要冒的风险战战兢兢。但是他预期，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干预。结果证明墨索里尼打错了算盘——不过这个错误预期却错有错着，后来证明对墨索里尼大大有利。国联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加以谴责，随后通过了经济制裁的决议。这在意大利国内激起对英法的憎恨，反而大大提高了墨索里尼和其法西斯政权的国内支持度。经过特别残酷的战斗——意大利甚至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于 1936 年 5 月陷落，墨索里尼宣称意大利大获全胜，甚至宣称一个新的罗马帝国正在成型，意大利国王加冕埃塞俄比亚皇帝。

领袖此刻达到了权力的巅峰。⁶政权得到巩固，而墨索里尼个人的权威不可动摇。他的自我膨胀变得无边无际。他急切地想要和“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正面冲突，判断这些国家已经在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回应问题当中被分化变得虚弱。对墨索里尼还有很多其他意大利人来说，很明显意大利伟大的未来在于和德国加强合作。当时的德国已经羽翼丰满，对英法发起了挑战，肯定会是未来中欧的主宰力量。因此，1936 年 3 月，墨索里尼支持德国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并接受奥地利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而且 7 月德奥签署协议之后，奥地利确实成了德国的附庸。当年 11 月意大利和德国组成轴心国，作为德意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举措。然而德意的密切关系并不受到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欢迎。

意大利和德国真正的关系远没有宣传当中所描绘的那么密切，而且正日益变得冷淡。墨索里尼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是老师，希特勒是学生。但是当希特勒取得一个又一个外交胜利的时候，这位自居的老师有了深深的自卑感。他掩饰不住对德国军事力量的羡慕嫉妒。和德国国防军相比，意大利的军事实力根本称不上强大。墨索里尼不顾军队领导人的警告，加入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叛军。结果意军在 1937 年 3 月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遭到耻辱的失败，证明了意军的虚弱。当年 9 月墨索里尼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让墨索里尼对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墨索里尼对第三帝国的实力更加敬畏。

他把他的国家和纳粹德国极端危险的扩张主义政策绑到了一起。所以他仍然全力支持德国在当年夏天苏台德问题上的好战姿态。他公开宣称，一旦爆发全面欧洲战争，他已经准备好站在德国一边作战。不过这种战争叫嚣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非常清楚意大利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大战。当希特勒短暂犹豫的时候，墨索里尼抓住戈林给他的一个机会，在慕尼黑主动提出居间调停，以推动各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而此事的解决也有赖于西方民主国家愿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满足德国的侵略野心。墨索里尼回到罗马的时候，被当作欧洲和平的挽救者受到热烈欢迎；但这一点不但让他兴奋不起来，反而让他相信，意大利人民过于爱好和平了，根本不想打仗。他的这个想法被各地法西斯党部的首领送来的民情报告所证实；所有这些报告都强调，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伙伴抱有敌意，并且担心被动卷入战争。⁷

墨索里尼本人对这种忧惧嗤之以鼻。他要的就是战争，不是和平。在 1939 年 2 月 4 日对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做的讲演当中，他把自己长期以来的观点又做了一番新的阐述，设想为了取得意大利的生存空间而和西方国家发生战争。他说，意大利实际上被英国在地中海控制的领地封锁住了。英国在西边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在东边控制苏伊士运河，封锁了意大利通向大洋的海路，也就阻碍了意大利的繁荣。意大利被敌对的国家包围，无法向外扩张，成了一个“地中海的囚徒”。因此意大利的基本国策是要“打碎囚笼的铁条”，并向大海进军。但是无论这个“进军”的方向是印度洋还是大西洋，“我们都将面临英法的反抗”。⁸

很快，局势又一次提醒墨索里尼，他只能按照德国人的节奏来“进军”。德国在 3 月 15 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和往常一样没有事先通知轴心国伙伴。这个行动告诉大家究竟哪里才是轴心的核心所在。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墨索里尼所斡旋的慕尼黑和平。希特勒的密使给墨索里尼带来了元首解释的口信还有感谢致意，墨索里尼却想暂时向新闻媒体封锁消息。他抱怨说：“意大利人民会看我的笑话。每次希特勒占领一个国家，他都在事后给我送个信。”⁹但是他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强颜欢笑承认既成事实。他一开始甚至拒绝了他的女婿、从 1936 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齐亚诺伯爵的建议，即通过出兵阿尔巴尼亚来挽回一些受损的颜面。这个腐败落后的小王国早就处在意大利的强大影响下，意大利对它的占领只是稍为延迟一下而已。三周以后的 1939 年 4 月 7 日，意大利进军占领阿尔巴尼亚。齐亚诺将阿尔巴尼亚称作“大公国”。¹⁰这位外交大臣年轻英俊，但是虚荣腐败而且举止轻佻，他不愿意在办公桌边进行艰苦的外交工作，更热衷于打高尔夫和追逐艳遇。和德国的扩张比起来，阿尔巴尼亚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墨索里尼将阿尔巴尼亚视为一个跳板。5 月份他就已经在考虑从阿尔巴尼亚出兵入侵希腊，“把英国人逐出地中海盆地”。¹¹正如齐亚诺告诉希特勒的那样，意大利的目的是要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座控制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¹²据说希特勒闻言极为高兴，勉强控制自己才能不把情绪表现在脸上。

但是在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以后，英国立即声明担保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的领土完整。此举进一步把意大利推向德国，两国在 1939 年 5 月 22 日缔结“钢铁同盟”的军事协定。¹³两国约定如果其中一国卷入战争，另一国要提供一切军事援助。¹⁴这是最轻率的所谓“轴心外交”。这样一来，即便德国单方面发动战争，意大利也被迫承担无条件支持德国的义务。

墨索里尼很快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对战争没有充分的准备，意大利的理解是，战争不应该早于 1943 年爆发。¹⁵但是就在签署《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军队准备好，一旦出现入侵波兰的机会就开战。¹⁶到 7 月中旬，原来那些德国有意入侵波兰的飞短流长变成了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发回罗马的实实在在的预警报告；他说德国正在准备下个月进攻但泽。¹⁷齐亚诺开始担心“意大利会在这个不合适的时机被卷入战争”。因为此时意大利的黄金和金属储备几乎为零，军队也完全不在备战状态，他坚持意大利必须避免参与战争。¹⁸墨索里尼在两个选择面前游移不定。一方面是再来一次“慕尼黑协定”，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把战争的爆发再推迟 3 年左右；另一方面是希特勒诱使他去做的，和德国并肩作战，去赢得荣誉，还有“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赢得自己的战利品”。1939 年 8 月 11 日到 13 日，齐亚诺去位于阿尔卑斯山区伯希特斯加登上方的伯格霍夫元首别墅和希特勒跟里宾特洛甫会谈的时候，他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已确信无疑。意大利又一次被德国蒙在鼓里，而一旦希特勒“决定进攻，他就一定会进攻”。齐亚诺回到罗马的时候对德国人气急败坏，因为“他们出卖了我们，欺骗了我们，还要把我们卷进一场我们不感兴趣的巨大冒险”。他认为意大利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强烈建议墨索里尼不用加入这场战争。¹⁹墨索里尼继续举棋不定，可是他的本能告诉他，一旦战争打响，意大利就应该在德国一边参战。他幻想，现在仍然有一丝希望，西方民主国家会在最后一刻退缩。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想要在和谈的时候占些便宜。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他觉得如果意大利退缩了，在全世界眼中会像一个懦夫。按照齐亚诺的说法，墨索里尼的另一重考虑是，他害怕如果意大利背弃“钢铁同盟”，希特勒会“在盛怒之下放过波兰，来找意大利的麻烦”。²⁰

8 月 22 日晚间，传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即将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意大利还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对西方民主国家是一个重大打击，倒是给墨索里尼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托·帕里亚尼关于军队备战状态良好的报告完全是胡编乱造，但却鼓舞了墨索里尼盲目的好战情绪。这种对军队状态的盲目自信与国王艾曼纽尔三世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8 月 24 日国王接见齐亚诺的时候说“我们绝对没有进行战争的资本”，“陆军处于可悲的状态”。军官根本不称职，部队装备陈旧，公众情绪对德国抱有敌意。国王坚持意大利一定要置身战争事外，至少也应该暂时静观其变。²¹国王要求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国王的意见等于是否决了墨索里尼要把意大利拉进战争的主张。

第二天，齐亚诺将国王的观点告知这位“战意炽烈”的领袖，墨索里尼因此不敢把国家整个投入战争，被迫接受了不干预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收到希特勒的信件，询问意大利对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的意向。他被迫承认“鉴于意大利目前的备战状态，选择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目前看来是合适的”。他还说：“意大利参战有赖于德国输入军事补给和原材料，以帮助意大利抵挡英法的攻击。”²²8 月 26 日意大利狮子大开口，向德国提交了一份冗长的物资清单。阿托利科大使为了消除德国要求意大利履行同盟条约的可能，还自作主张，添油加醋地进一步要求德国要在意大利参战之前，把清单上的物资一次全部供应给意大利。这一手段达到了目的。希特勒根本无力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他告诉墨索里尼，他理解意大利的处境，仅仅是希望意大利一如既往地对德国保持友好姿态。齐亚诺写到，希特勒建议，“德国独力粉碎波兰，并击败英国和法国”。这对墨索里尼的自尊心是个打击。希特勒在上台的 6 年之内就把他的国家投入了战争，而他作为领袖，在上台将近 17 年以后还无力让意大利投入战争。这使得墨索里尼极为苦恼。他在 8 月 26 日的信中告诉希特勒：“您难以想象我的懊恼，我的双手被超出我控制的各种力量所捆绑，在最需要行动的时候，却不能向您提供真正的有力支持。”²³他本人的意愿非常清楚。但是他被迫屈从于自己政权内部的压力，不能加入战争。他必须暂时忍气吞声地接受国际法上史无前例的“非交战国”地位；对墨索里尼来说，这个地位比“中立”更体面一些，但是远远达不到法西斯的好战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程度。²⁴

还有 10 个月的时间，墨索里尼才能弥补 1939 年 8 月退缩所丧失的参战机会。而这一次，参战的机会太好了，简直不容错过。

2

1939 年，墨索里尼有想要参战的愿望，却不得不屈从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国王也反对参战。这显示了独裁者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权力地位要比墨索里尼稳固得多。在 1934 年 8 月初兴登堡总统病逝，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之后，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在宪法上对他构成挑战，它们也没有其他的效忠对象。他在 1938 年 2 月改组军队统帅机构，将军队置于个人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基础。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墨索里尼 1922 年 10 月“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之后过了 17 年之久，权力远没有如此集中。尽管国王显得无足轻重，好像是墨索里尼无所不在的权力上面一件无足轻重的装饰品一样，但国王毕竟还是国家元首，他的权力并非只限于礼仪上。1943 年 7 月发生的事件证明，国王可以在 1922 年任命墨索里尼为政府首脑，也能把他撤换掉。而且国王是意大利人民除了墨索里尼之外另外一个效忠对象。这一点在武装部队方面尤其重要，陆海军的军官团对王室仍然忠心耿耿。他们的忠诚是向着国王，即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不管墨索里尼在和军队将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恩威并施，用尽各种手段，但他从来无法赢得军队毫无保留的忠诚。在 1943 年 7 月的宫廷政变的时候，这将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那段紧张的“非交战国”时期，墨索里尼和军方之间虽然还没有任何公开决裂的迹象，但是独裁者对他手下的陆海军将领们也从来都不能予取予求，颐使气指。²⁵他不止一次抱怨军中的各种弊病，抱怨自己无法清洗替换军官团，也不止一次流露出一有可能就废黜王室的意向。²⁶但当时，他也只能勉强忍受自己认为的一切弊端，包括国王和军事领导人的懦弱、悲观的情绪以及缺乏“法西斯战斗精神”的表现。

墨索里尼感到非常泄气的一点是，军官团无论在人事还是结构上，一直都无可救药地保守。意大利缺乏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素来拥有的那种强烈的军事文化。意大利社会对军事基本上没有什么热情。陆军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但不如德国那么高，甚至还不如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社会里的军人地位。海军也一样，而空军和各国一样都还在草创阶段。意大利如果说有什么军事传统的话，那也是失败和耻辱的传统，不是光荣的胜利传统，尤其是 1896 年阿多瓦战役和 1917 年卡波雷托战役的惨败让人记忆犹新。在意大利这个教育和工业都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技术熟练的意大利人本来就不多，这些高素质人才还都不愿意从军。结果，在职业军人这个阶层当中，尤其是陆军军人当中，严重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就算墨索里尼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清洗军队领导层，他也很难用更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代替被清洗掉的军官。而实际上，墨索里尼根本难以触动紧密团结起来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些将领之间虽然有个人矛盾和军种间的竞争，但是他们在对政府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抱团的，而且享有国王的支持。

墨索里尼从 1926 年起就担任了三军的行政首脑。但是多年以来，他在和军方打交道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不想引起军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军事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想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藏拙，以保持自己的光辉形象。他没有着力去增进武装部队领导层内部的团结协作。这一点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军事战略计划有极大的损害。²⁷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从 1925 年起就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但在干预各军种内部管理事务与协调总的战略计划方面，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首领。他的角色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和军队高层之间的联系人和领袖在军事计划方面的首席顾问。巴多格里奥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当中建立了功勋，这加强了他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墨索里尼难以轻易地否决他的顾问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防御性的，领袖不愿意听却不得不听进去。

墨索里尼也不愿意承认武装部队的缺陷和对大战准备的缺乏²⁸。埃塞俄比亚的胜利是依靠现代的重炮、轰炸机、芥子毒气，从毫无希望取胜的落后军队身上取得的；而这样落后的敌人竟然在好几个月当中进行了令人惊讶的顽强抵抗。胜利的经验根本无助于墨索里尼想让意大利跻身列强所需要打的那种欧洲的现代化战争，但是却极大助长了领袖直接指挥军事事务的野心。他认为，未来和英法在地中海的战争当中，海空军力量才是关键，因此在资源的分配方面，空军得到了绝对优先权，海军次之。尽管海军在 30 年代后半期大力扩军，到 30 年代末，舰队仍远未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在作战计划和战略规划方面，海军领导层和过去一样能力不足，并在指导思想上过于落后且一直着眼于防御。空军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两场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欺骗性。尽管 30 年代后期空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但在技术和组织上，它和英国跟德国空军仍有很大差距。陆军在资源分配上落后于海空军，和海空军一样受制于意大利薄弱的工业基础。除此以外，陆军高层的军事思想落后，既不能也不愿和旧的作战方式决裂。结果，到 30 年代末陆军与新的机动战争模式所要求的装备现代化水平差距明显。有经验的高级军官巴斯蒂科将军建议大家不要对坦克过于重视，而应该“保持我们对步兵和骡马的尊重”；而迟至 1940 年，陆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奥·罗阿塔将军还公开反对取消马拉炮兵。²⁹

这就是说，墨索里尼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仍要面对军官团的反对，其中陆军军官团的反对尤甚。他们和法西斯主义者理想当中的战士阶层相去甚远，在墨索里尼的战争和扩张计划当中，还经常充当反对的角色。他所指挥的军队领导无方，协调混乱，现代化装备不足（尤以陆军为甚），对激烈艰苦的战斗准备严重不足。

军方高层只是法西斯政权当中好几个部分独立的权力中心当中的一个——当然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而这些权力小圈子是墨索里尼无法完全控制的。可以说，法西斯意大利和希特勒德国的政权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力联合体”。³⁰

墨索里尼在 1922 年通过“进军罗马”“夺得政权”是法西斯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他是在和全国范围的保守主义权力精英团体做了交易之后，被他们赋予权力的。那“不是一次革命，而是政权的妥协”，建立了一个“根本上联合多个机构和系统的政治独裁体系”。³¹大企业、教会和国家官僚机构在法西斯政权下仍然有相当的自主权。在经济领域，墨索里尼只能与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合作，而不能发号施令。天主教在意大利影响巨大，教廷就在首都，墨索里尼除了和教会和平共处之外别无选择。所以他才在 1929 年的《拉特兰条约》中向教廷做出重大让步，以使教皇不再对意大利国家怀有敌意。尽管法西斯党一直在反复强调他们的极权主义野心，他们并没有严重侵蚀政府机构的权威。相反，法西斯党缺乏权力，党的工作基本局限于群众动员、宣传、政治教育和赞美领袖这些事务。国家政府——而不是政党——掌握着主要的国家权力，这一点和苏联截然不同。墨索里尼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 20 年代后期他本人在政府当中兼任了 8 个以上的大臣职务。他这么做当然有助于确立自己在政府中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他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反而助长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权势。³²即便在法西斯党内，墨索里尼一开始的地位只是几个平等的重要领导人当中的首席；他得到其他领导人的认可，但他远不能独断专行，必须承认各地党部“部落酋长”们在当地的权威，因为他的权力归根到底有赖于这些基层党组织的支持。³³但是，到 20 年代末，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演变成领袖在党内无上的权威地位。

墨索里尼掌权之后，他最初的权力斗争就是要把法西斯党置于个人领导之下。他所使用的工具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个机构创建于 1922 年，并在 6 年之后成为所谓“协调政权所有事务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最高委员会很少开会，没有立法权，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个人统治的一个工具。³⁴1940 年墨索里尼做出参战和进攻希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和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商量。但是后来 1943 年的事件证明，即便这样一个驯服的家养宠物也会反噬——正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领导了反墨索里尼的宫廷政变，最终导致独裁者的下台。所以，从制度上说，即便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样的驯服工具也是制约墨索里尼权力的潜在威胁。反观德国，希特勒一直拒绝听从纳粹党内要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的呼声。对任何一旦条件成熟可能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权威的议事机构，他都极为敏感。³⁵

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拥有绝对权力，他的权力在 1925 年到 1940 年间还是有极大的扩张，几乎快要达到“绝对君主”的程度。他的决策权不受任何有效制约。³⁶促成墨索里尼权力扩张的最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法西斯党内控制权的集中化，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增长和埃塞俄比亚战争胜利对墨索里尼个人威望的提高。

从 1925 年起，各地法西斯党魁的独立性渐渐地被党组织不断的中央集权化所侵蚀。到了 30 年代早期，即便最有自治权威的大区党魁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例如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党魁、20 年代中期一度短暂出任过党的书记的罗伯托·法里纳切。前后两任无限忠于墨索里尼的党的总书记——奥古斯都·图拉蒂和阿基里·斯塔拉西——成功地清洗了早期法西斯运动留下来的那些最不驯服的干部，把党变成了一个臃肿、庞大的组织，其主要的任务仅仅是动员群众支持现政权，尤其是支持领袖个人，灌输法西斯主义的信条和理论。在这些年里，权力体系逐渐地被精心重塑。到了 30 年代末期，党的规模非常庞大。在战争爆发之前，全国人口中大约一半是法西斯党或者某个外围组织的正式成员。³⁷但是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的影响仍很肤浅。墨索里尼急于灌输给人民群众的法西斯“战斗精神”和对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都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的深厚群众基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³⁸

到 30 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党基本已经变成了领袖个人控制的工具，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相应发展到顶峰。法西斯宣传反复地向人民灌输“领袖永远正确”的教条；和德国对希特勒的神化一样，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党与主义的忠诚并行不悖。³⁹个人崇拜极大地加强了墨索里尼的权力地位；在 30 年代早期，他已经自认为地位稳固，可以把早期法西斯运动当中那些显赫大人物一一解除重要职务了，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对他的权力构成挑战。其中有些人心怀怨怼，后来在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地位最虚弱的时候，在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那次推翻墨索里尼的会议上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时机。⁴⁰但是至少在当时，法西斯党的前大佬们被分而治之，他们的权力被这位强有力的前法西斯同志所剥夺。被任命来替代这些党内元老的尽是些平庸之辈、墨索里尼的应声虫。

墨索里尼本人一身兼任政府中最重要的几个大臣职务，包括 1933 年出任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因为前外长、博洛尼亚地区的法西斯党魁蒂诺·格兰蒂掌管下的外交部被认为过于软弱。⁴¹这预示着意大利外交政策很快就会强硬起来。国家权力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版块，比如大企业、政府文职官僚、军队领导，当然还有国王本人。在和这几个大的权力板块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墨索里尼的威望意味着其他人很难挑战他的权威。换句话说，所谓的“权力联合体”虽然还在，但权力的天平在 30 年代后期急剧向墨索里尼一边倾斜。这就意味着墨索里尼一贯想要执行的激进的扩张政策将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核心政策。其他掌权的精英尽管担心他的政策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也难以阻止墨索里尼的一意孤行。而且墨索里尼本人也被领袖个人崇拜之风吹捧得飘飘然起来，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

埃塞俄比亚战争进一步提高了领袖的个人威望。这场战争真正可以说是墨索里尼的战争。他从 1932 年起就在计划这场战争。他坚定地推动开战，排除了国联想要寻求有利于意大利的和平解决办法的一切可能。他忽略掉巴多格里奥元帅关于战争可能引起和英国冲突的警告，不顾保守主义势力对战争扩大化的担心，甚至克服了国王焦虑的反对意见。墨索里尼后来说，他只能迫使国王投入战争。⁴²第二年春天战争胜利之后，墨索里尼个人获得了完美的胜利，而党的宣传机构又对此加以肉麻的大肆宣传。他个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光辉形象显得越发高大起来。领袖个人崇拜此时达到了顶峰。墨索里尼在政权当中高于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政策方面。1936 年齐亚诺接掌外交部，他在战前对墨索里尼无限忠诚，所以换人丝毫没有影响墨索里尼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发言权。埃塞俄比亚战争对于意大利国内权力结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旧时的权力精英，包括国王在内原本不想打仗。但是他们陶醉在胜利的荣耀当中——其实墨索里尼后来抱怨过，说国王根本不配享受胜利的荣耀。⁴³而且，这些人原本就认同对外扩张的政策目标，这种扩张思想根植于 1914 年以前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梦想。⁴⁴当然这些旧时代的精英仍然害怕扩张必然导致的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冲突。当埃塞俄比亚战争开始，他们就成了野蛮暴力的同谋者，很多野蛮的战争罪行都是军官们的自发行为，并不是出自墨索里尼的命令，尽管领袖肯定发布过不少命令，要求采取一些非常不人道的措施和手段。⁴⁵

埃塞俄比亚战争，意大利跟德国结盟，意大利加入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调停达成《慕尼黑协定》，还有最终吞并埃塞俄比亚，以上这些事件都说明，外交事务方面的决策权现在已经成为领袖个人在齐亚诺的协助下直接控制的领域。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决策完全依赖领袖个人。据法西斯宣传，讨论是不合乎法西斯主义者举止的一种行为。心血来潮的迅速决策才是“拿破仑式的”。⁴⁶到 1938 年 3 月，墨索里尼和国王并列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⁴⁷法西斯国家的几个集体代议制机构，包括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和国会两院都不能参与决策过程。⁴⁸意大利不再有集体决策机制。大臣会议只是在表面上类似于民主国家的内阁，但它只有在墨索里尼召集的时候才会开会，即便开会也是听取领袖的说教，完全被领袖所主宰，只能批准预先做好的决定，而不是一个可以群策群力制定政策的机构。墨索里尼大权独揽。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地位等同于德国的希特勒。区别在于，后者根本没有能够辅助行动的制约机制，而墨索里尼至少还要征求国王的批准，因为国王是国家元首，还是军队效忠的对象。

在法西斯国家机器当中，只有两个机构有可能在关键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影响墨索里尼的决策。一个是外交部，齐亚诺从 1939 年开始与他的岳父发生了重大分歧，因为齐亚诺想要避免一场他认为将会是灾难性的战争。但是，齐亚诺的反对意见只是具体战术上的反对，因为他害怕墨索里尼的玩火政策会把意大利拖进战争。齐亚诺本人希望将来有一天继承领袖的地位。他和墨索里尼一样秉持扩张主义观点，尤其主张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而且齐亚诺是个外交事务的门外汉，他给墨索里尼提供的外交建议更多是出于个人主张，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外交官的职业意见。外交部本来在传统上就倾向于对外扩张，后来法西斯党所任命的高级官员使外交界人士变得更加激进。⁴⁹由齐亚诺本人挑选任命的那些外交部高级官员又尽是些凭裙带关系上来的无能之辈和应声虫，无法发挥传统职业外交家本应发挥的作用。⁵⁰

另一个可能影响墨索里尼的圈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军官团，而在军官团身后支持他们的是国王。他们不太情愿地支持墨索里尼 1935 年做出的进攻埃塞俄比亚的决定。但是墨索里尼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加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即便在军队最高层也渐渐地充斥着实用主义的服从情绪。陆海军将领们在晋见领袖的时候要在威尼斯宫墨索里尼巨大的办公室里快步急趋 20 码，然后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⁵¹但是在 1939 年，军队将领能够告知墨索里尼的也不过是武装部队对于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缺乏准备。墨索里尼尽管极端不情愿，也只好在最后一分钟向齐亚诺跟将军们的压力低头。最后当国王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开战的时候，墨索里尼让步了。

墨索里尼不和德国并肩战斗的决定对他个人和意大利的威望是一个重大打击。以后几个月里，他在自己的战争野心和知道军队不适应作战的状态两者之间辗转反侧。他只能希望将来出现新的机会。而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3

1939 年 9 月 4 日英法对德国宣战的当天，墨索里尼坦率地告诉齐亚诺他将和希特勒帝国精诚团结。他确信法国不想打仗。（他没有提到英国，而齐亚诺自己的观点是一旦英国加入，战争会变得“漫长、不确定而且残酷”。）据齐亚诺记载，领袖说，“他一直梦想对南斯拉夫开战以染指罗马尼亚的石油”。在比较清醒的时刻，领袖是打算暂时保持中立，以卧薪尝胆积蓄实力，在将来合适的时机参战。可是墨索里尼说着说着又突然想要马上就和德国并肩作战，这一直是对他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主意。齐亚诺只能不断地劝说墨索里尼不要这么干，“否则，这将意味着国家的毁灭，法西斯主义的毁灭和领袖本人的毁灭”。⁵²这简直就像预言一样精准。

德国在波兰胜利之后，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很快可以以调停者的身份出马斡旋欧洲和平。墨索里尼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及时和德国并肩作战。其实由于当时武装部队内部无可救药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意大利对战争完全没有准备。到 9 月中旬，总共 67 个作战师当中只有 10 个师适合作战，基本补给品还极端匮乏。⁵³意大利民间的反德情绪强烈。墨索里尼却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如果长期中立一定会很丢脸⁵⁴，它必须随时准备干预。可是他只能沮丧地等待和准备。他对德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前景偶尔也会丧失信心。他甚至在私下说过，如果德国和西方国家的战争陷入僵局，让意大利渔翁得利，这是最好的结果。⁵⁵直到 1940 年春季，他还预期德国对法国的进攻将演变成代价高昂而僵持不下的长期冲突。⁵⁶他嫉妒希特勒的成功，如果希特勒碰了钉子，他肯定会很高兴的。⁵⁷

可是，如果事实恰恰相反怎么办？希特勒 10 月 1 日在柏林会见齐亚诺的时候明白指出，德意两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系在一起。德国的失败就意味着意大利称霸地中海的美梦成为一枕黄粱。尽管希特勒对意大利暂时不参战表示理解，但是进一步补充说，“未来一旦时机有利，意大利一定要抓住机会加入战争，并将从中大大获益”。⁵⁸墨索里尼担心德国的胜利来得太快，意大利还没来得及从战争中获利就结束了。他知道意大利最早也要到 1942 年才能准备好。⁵⁹他告诉希特勒，意大利打不起一场长期战争。⁶⁰但是他会努力让意大利加入战局。齐亚诺在当年秋天的日记里写道：“他觉得自己被舍弃了，而这让他感到痛苦。”⁶¹

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墨索里尼谈到意大利可能在 1940 年 5 月之后的任何时间参战。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很快烟消云散。当年年底关于军事准备工作的报告令人极为沮丧。陆海军到 1943 年至 1944 年才能完全准备好；空军早一些，也得要到 1941 年中。即便这样的估计也是一厢情愿多于理智。墨索里尼不得不放弃在 1940 年参战的希望。他把意大利参战的日期重新定位为 1941 年下半年。⁶²

即使在没有完全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参战，意大利也将获得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达到墨索里尼多年梦想的目标，在地中海地区终结英法的统治地位，把地中海变成意大利的内湖，并打开意大利走向世界强国的海洋通路，还要将巴尔干地区置于意大利控制之下。他所要的是一场平行战争，大战之中的小而独立的战争。早在 1939 年秋季，在齐亚诺的支持下，墨索里尼就把南斯拉夫作为不久的将来的一个进攻目标，目的是在克罗地亚建立意大利的傀儡政权。意大利的作战计划机构认为，即便是以意军的糟糕状况，他们也能够达成以上目标，并把可能的行动日期大致定在第二年春季。但是希腊是另外一码事，因为英对希腊的领土完整做了担保。墨索里尼曾宣称“希腊不在我们扩张范围之内”。⁶³他的意思是，它暂时不在扩张范围之内。目前意大利也暂时不打算对南斯拉夫有所动作，因为任何破坏巴尔干现状的行动在现阶段都太冒险。意军必须要等到意大利参与欧洲大战之后，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进行巴尔干冒险。

1940 年春季，墨索里尼预计德国很快就会对法国发动进攻。3 月中旬在布伦纳山口和希特勒会晤之前，他认为希特勒很快会“引爆火药桶”，进攻西方。一旦进攻开始，意大利会和德国保持团结，但是不到时机成熟不会参战。他不想把意大利军队投入到和德国军队并肩参与的战斗中去，与作战经验丰富的法国陆军正面为敌。他在非交战国和交战国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并告诉齐亚诺说，意大利军队“不用作战也能拖住相当数量的敌军，留待将来时机成熟再参战”。⁶⁴

在 3 月 18 日布伦纳山口的峰会上，墨索里尼声称意大利参战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为了在军事上帮助德国，因为他说德国可以自己搞定战争。但是为了意大利的荣誉和利益，意大利不得不参战。但是墨索里尼补充说，意大利参战最早也要在 4 个月以后，到那时 4 艘新的战列舰已经准备就绪，空军也准备好了。意大利的财政状况也不允许国家长期作战，他知道意大利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但是当然不会告诉希特勒这些。希特勒指出，一旦法国被击败，英国将被迫媾和，意大利将会成为地中海的主人。他希望意大利军队和德军一起在法国战局中进军罗讷河谷。而且如果需要意大利决定性的军事帮助的话，意大利空军可以从南方和德国空军一起袭击法国的机场。墨索里尼没有就战术问题直接回应。但是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施加的心理压力非常成功，他把墨索里尼推着向前走，而墨索里尼原本就想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墨索里尼现在肯定地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将在德国一边作战，“一旦德国开始胜利地进军”粉碎盟军的抵抗，他将做出干预，抓住时机对盟军进行第二次重击。如果德军的进展缓慢的话，他会等待能对德国帮助最大的时间参战。⁶⁵

这次峰会只能增加墨索里尼在希特勒面前的自卑感。他从不习惯于扮演二流角色，并在大部分时间里充当希特勒滔滔不绝演说的听众。但是他对德国即刻进攻法国的担心被解除了。会后他笃定地认为，和他之前的判断不同，德国的西线攻势并非迫在眉睫。⁶⁶然而无论德军攻势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答应意大利一定会参战了。

布伦纳山口峰会对墨索里尼影响很大。几天以后齐亚诺注意到“领袖这几天心情很好”，“越来越亲德国”。墨索里尼开始公开谈论德意并肩作战的前景，并和齐亚诺谈了意大利未来的行动方向。他将不会在法国南部开辟战线和德军联合作战，而是在阿尔卑斯地区保持防御态势。意军在利比亚也保持防御，但是会从埃塞俄比亚出发，进攻邻国法属索马里兰的重要港口吉布提和南方的英国领地肯尼亚。在意大利最看重的地中海战场，他会向英法发动海空攻势。齐亚诺指出墨索里尼的好战态度已经开始感染到了许多其他的法西斯党魁，他们也转而支持战争。但是还有一些人仍然反对冒险。齐亚诺本人也反对冒险，不过他的反对在减弱。齐亚诺注意到，大多数意大利人民并不愿意参战。⁶⁷对墨索里尼来说，人民的意愿无足轻重。

3 月 31 日，墨索里尼在致国王、齐亚诺和军队领导人的书面备忘录当中阐述了他的方针。他认为，即便意大利可以在敌对双方媾和当中获得利益，目前已经可以排除两方和谈的可能性，战争仍将继续。他认为德国只有在确信可以取胜的情况下才会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在此之前，德国会继续地面上的“假战争”，在空中和海洋上采取攻势。在后面的关键性段落中，他阐述了意大利所面临的选择。他宣称，意大利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加入德国一方。置身战争事外是荒谬的，而中立是不可能的。改弦更张投入西方盟国阵营也不可能，因为这将使意大利和德国直接冲突，而且被英法抛弃，单独面对德国的进攻。意大利目前的国际地位有赖于和德国的联盟关系。只有维持联盟，在地中海地区打一场自己的平行战争，意大利才能达到其政策目标。所以，主要的问题不是是否参战，而是何时参战。他清楚武装部队的弱点，所以他将会尽可能延迟参战的时间。由于经济原因，意大利不可能进行持久战。但是意大利不能错过参战所能带来的机遇。然后，他阐述了意大利参战之后的基本战略。这和早先私下里向齐亚诺阐述的基本一致，只是更加详细。⁶⁸

3 天以后墨索里尼在大臣会议上的报告继续高调鼓吹战争。他认为德国随时可能发动西线攻势。他又一次摆开了几个选择。如果改弦易辙倒向英法，意大利将“向民主屈服”，和德国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保持中立，意大利将“在 100 年的时间里丧失作为超级大国的威望，永远丧失法西斯政权的尊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和德国一起为我们的利益而奋斗”。他继续用习惯的昂扬语调勾勒出这一行动未来的愿景，即建立地中海帝国，走向大洋。齐亚诺注意到，墨索里尼对德国的胜利充满盲目的信心，而且轻易信任希特勒关于分配给意大利的胜利成果的承诺。齐亚诺本人对两者都有怀疑。⁶⁹

墨索里尼还需要说服军方。4 月 9 日，领袖和巴多格里奥与三军参谋长们的会议结果令人泄气。将领们坚持应该避免和德国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即便在法国崩溃的情况下也不行，他们对哪怕是有限的攻势也没有信心，一致认为意军不可能从利比亚发动进攻，对在地中海地区进行海空联合作战的前景表示怀疑，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防御顾虑重重。巴多格里奥汇总将军们的意见，告诉墨索里尼，只有在德军完全歼灭敌军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⁷⁰在墨索里尼对战争的渴望和军方的消极被动之间仍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但是此时德军闪击丹麦和挪威的战役让意大利人开始重新考虑立场。到 5 月和 6 月，德军在西线攻势中摧枯拉朽的成功更加触动了意大利人。

墨索里尼一开始毫无保留地支持德军占领丹麦和挪威。他声称：“这就是赢得战争的办法。”他和齐亚诺之间的谈话话题则集中在克罗地亚。外交大臣评论说：“领袖心痒难耐。”墨索里尼急于加快备战步伐，利用眼前欧洲乱局的有利时机。他比以往更加好战，也更加亲德。但是他说意大利不会在 8 月底之前有所行动，几天以后又把参战日期定在 1941 年春季。觐见国王之后，他对国王仍然缺乏参战热情的态度感到懊恼。根据齐亚诺记载，墨索里尼说：“当别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却在袖手旁观，这真是耻辱。要想让一个民族变得伟大，就要驱使他们走上战场，有时候有必要在他们屁股上踢一脚。我就应该这么做。”但是直到 5 月份，不但国王，还有军方大多数人都反对意大利参战。希特勒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胜利给意大利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索里尼也轻蔑地评论说，意大利人民“就像妓女，总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可是民意在整体上还是没有出现向亲德国和好战方向转变的迹象。⁷¹

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西线总攻打响之前，意大利是否参战始终是个未知数。墨索里尼肯定是极端好战派。还有一些法西斯党领导追随他的脚步。大规模的好战宣传起了一定作用，使一些游移不定的人变得支持及早参战。尤其是在德军成功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后，支持参战的势力越来越强。但是反战的势力还是不可小觑，这里面包括齐亚诺伯爵（尽管他反战的决心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坚定）、军方领导人和国王。尽管墨索里尼极力主张参战，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它绝对不是一个走过场的决策而已。如果德军对法国的胜利不是那么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话，意大利很可能会推迟参战，甚至推迟到参战热情消退，中立状态一直延续下去。谨慎的情绪可能会占上风。当然了，即便盟军的失败不是那么一溃千里，墨索里尼可能仍然要冒险把国家推入战争的深渊，尽管这个国家的军方和大多数人民群众都对站在德国一边打一场大规模全面战争缺乏兴趣，甚至完全反对。齐亚诺 3 月份得到暗示说：“国王感到他随时有必要亲自出面干预，改变形势的发展方向，而且国王准备尽快干预。”⁷²如果参战看起来不是那么有利可图，可以想象国王的干预有可能引发权力阶层的抵抗，也许会引发由王室支持甚至直接发动的军事政变。

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料到德军的胜利来得这么迅速，法国居然一败涂地。欧洲的权力均衡被彻底改变。德军在低地国家和法国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彻底改变了欧洲局势。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日本统治者在德军旗开得胜之后迅速修改了国家军事战略。意大利权力核心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和日本人一样，意大利也以为德国胜券在握。几周之内法国被打到仆地不起，英国的失败指日可待，意大利高层无人怀疑希特勒将赢得战争。这改变了意大利人对参战的态度。

在法国陷落改变了整个形势以后，墨索里尼已经不是单枪匹马地在把一个不情愿的国家推进战争和灾难的轨道。从西方民主国家的失败中获利，是个不容错过的大好机会。所以在 5 月下旬，支持参战的声音越来越强。反对参战的理由则越来越站不住脚。博洛尼亚大区党魁蒂诺·格兰蒂直到此前还反对参战，但是德军的胜利让他深受触动，他告诉墨索里尼：“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判断全部都错了，应该准备好迎接新的时代。”⁷³谨慎小心被证明大错特错，只会让意大利丧失千载难逢的轻易获利的机会。迟疑观望者被说服了。意大利的民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变得好战。墨索里尼 6 月初在罗马的几个贫民区受到热烈的欢呼，这让他特别高兴，而且坚信群众已经接受了一定要加入战争的观念。⁷⁴武装部队的将领与国王本人因为不付代价就能获得荣耀的前景而改变了立场。我们知道，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大多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想要扩张，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阻止他们的不是野心的缺乏，而是对后果的恐惧。但是传统的扩张主义野心很容易被转化成更加具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⁷⁵现在看来，机会千载难逢。所以，当决策的时机到来的时候，墨索里尼绝对不是单枪匹马地推动不情愿的群众参战。他现在是站在民意潮头的弄潮儿。

从德国进攻的第一天，墨索里尼就坚信盟军已经输掉了战争。他在 5 月 13 日告诉齐亚诺，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要在一个月之内宣战。我要在空中和海上进攻英国和法国。我不再考虑入侵南斯拉夫，因为这看起来实在是避重就轻的取巧之举。”因此巴尔干战争暂时被搁置，意大利要寻求更大的战利品。齐亚诺当月晚些时候说：“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可以予取予求。”齐亚诺本人的反战态度软化下来，他对墨索里尼的好战姿态并不回应。他在日记中说：“今天我第一次没有回答。很不幸，我现在根本无力把领袖拉回来。既然他已经决定行动，他就一定会行动。只有军事形势的变化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可是目前盟军的形势太糟糕了，根本没有希望。”⁷⁶第二天，墨索里尼告诉德国驻罗马大使冯·马肯森说，他决定尽快参战，不是在几个月，而是几周甚至几天之内。齐亚诺现在放弃了积极反对的立场，不过他还是希望不要太快参战，因为意大利还是没有准备好。“选择错了时机对我们是致命的。”⁷⁷一个星期以后，齐亚诺的兴趣就转移到意大利能够从参战中得到什么好处上面了。他写道：“如果我们真的要一头扎进战争当中，我们最好能拿到好处。”他计划在下个月上旬和里宾特洛甫会面，列出意大利的战利品清单。⁷⁸

但是国王仍然坚持反对德国。他仍在拖延意大利参战的时间。领袖对此当然不会高兴。他对王室的憎恶有时候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他想在战后把王室还有教廷“轰到九霄云外”。⁷⁹还有一个惹恼墨索里尼的原因，就是国王拒绝在战时把武装部队全权托付给墨索里尼指挥。意大利政府的权力分配方式是，国王维克托·艾曼纽尔三世让渡出在政治和军事上指导战争的权力，但是保留军队最高统帅的头衔。后来在 1943 年 7 月，这个分配方式改变了政局。⁸⁰但是国王也不得不向德军西线胜利之后的新形势低头。到 6 月 1 日，他已经不反对意大利参战了。但是他认为人民并没有特别热烈地想要加入战争，尽管当时法西斯的宣传攻势使得罗马街头出现了第一批支持参战的群众游行。国王预期战争会是持久战，其结果很可能最终由美国参战来决定。⁸¹

意大利军方曾经认为法国对德国进攻的抵抗会顽强得多，他们现在也被迫向现实低头。据齐亚诺记载，巴多格里奥在 5 月底“看来体面地认输了，开始准备战争”。巴多格里奥仍然保持谨慎。战争一定要短促。因为意大利的重要原材料供应非常紧张。⁸²陆军总参谋长格拉齐亚尼元帅在 5 月底警告说，陆军不适合进行任何进攻作战，即便是进攻南斯拉夫也做不到。海军上将卡瓦纳里认为攻势行动只能限于在地中海进行有限的潜艇战，总体上也是只能采取守势。而巴多格里奥则驳回了空军轰炸科西嘉岛上的法军基地的建议，因为墨索里尼当时不想空袭法国。⁸³这可不是支持开战的积极姿态。意大利所计划的行动都旨在打一场短促和小规模的战争，目的是用最小的代价，在德国胜利后的和平会议上换取最大的利益。虽说军方对开战的态度是消极被动多于积极热情，但他们至少没有反对开战的决定。

大企业也是如此。德军 5 月份的胜利也同样驱散了企业界早先的反战情绪。企业家自然支持他们认为对企业最有利的政策，而打一场短暂而成功的战争，获得胜利的果实，看来肯定对企业有利。从可以获得的资料判断，公众情绪也差不多类似。政府无休无止的好战宣传在最近数周明显加强了，它有效地影响了公众的意见。开战之前政府采取了预先让公众适应战争环境的措施。米兰大教堂的彩色玻璃被取下来保管，油画被覆盖保护。学校在 5 月底停课放暑假。舞厅关门了。要么避免播放外国音乐，要么把外国音乐作品的名字意大利化，比如圣路易斯蓝调被改成意大利文的圣路易别离曲演出。⁸⁴德军横扫比利时打进法国的时候，罗马的学生上街游行焚烧英法两国国旗。米兰、那不勒斯和其他大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示威。⁸⁵6 月上旬来自佛罗伦萨的一份警方报告记录道：“怀疑者沉默了，反法西斯的人小心翼翼。人民越来越希望打一场迅速、轻易、兵不血刃的战争，击败已经损失惨重的法国和混乱不堪、舰队受到削弱的英国。”⁸⁶墨索里尼不必担心公众会反对他参战的决定。

尽管英美在 5 月份强烈呼吁意大利不要参战，他们的诉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写给墨索里尼的信被轻蔑地退回去（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罗斯福曾在信中自告奋勇做意大利和盟国之间的居间调停人）。绥靖讨好的政策早已不起任何作用。5 月最后几天，墨索里尼做出了决定。按照巴多格里奥战后的回忆，他是 5 月 26 日获悉领袖的决定的。他当时在候见室和巴尔博元帅一起等待墨索里尼的接见。巴尔博是早期法西斯运动最为著名和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前空军总参谋长，强烈反对德国，对本国缺乏参战准备一清二楚，现在他从利比亚总督任上短暂回国述职。巴多格里奥一进墨索里尼宽大的书房就意识到今天的会见不同寻常。墨索里尼“站在写字台后面，背着手，看上去特别严肃，甚至阴沉”。墨索里尼宣布，他昨天通知希特勒说意大利已经准备好将在 6 月 5 日以后向英国宣战。巴多格里奥的回忆录在墨索里尼致信希特勒的时机和具体时间上并不准确。5 月 26 日的齐亚诺日记记载，墨索里尼当时只是想要写信给希特勒宣布意大利将在 6 月中下旬参战。⁸⁷这封信 5 月 30 日才送达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尔菲利，并在同一天交给了正在西线野战司令部的希特勒。⁸⁸墨索里尼后来把参战的日期又提前到了比利时投降以后的 6 月 5 日。⁸⁹巴多格里奥回忆说，他和巴尔博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而墨索里尼对他们的冷淡态度也很惊讶。据他自己说，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向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绝对没有准备好打仗。他声称，自己当时说“这是自杀行为”。⁹⁰

巴多格里奥当时是否真的如此激烈反对参战是很可疑的。他的回忆录文过饰非，想要把责任全都归于墨索里尼一个人的疯狂行为。巴多格里奥声称，他纯粹因为对国家的责任感才没有离职，因为他的辞职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而且在公众当中不会受欢迎。他相信墨索里尼对军事问题一无所知，一定会犯很多错误，而自己能尽量防止墨索里尼犯这些错误。⁹¹但是根据 5 月 29 日墨索里尼和将领的会议纪要，巴多格里奥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对参战表达过反对意见。国王不情愿地默许了。⁹²墨索里尼重复自己 3 月份讲演的主旨，告诉将领们战争不可避免，意大利只能和德国而不是盟国并肩作战。鉴于迅速变化的战场形势，他提前了意大利参战的日期。他坚信德国将会获胜，参战晚比过早所冒的风险更大。一定要抢在德国获胜、战争结束之前参战，这样意大利才能在和会上取得有利的地位。⁹³

第二天齐亚诺记载道：“骰子已经投下。今天墨索里尼给了我关于意大利参战致希特勒的信。选定的日期是 6 月 5 日，除非希特勒本人认为再推迟几天更合适。”⁹⁴实际上，这个日子根本不合希特勒的需要。他认为为了支援意大利参战，德国需要向法国南部调动空军，这将会打乱德军全力空袭法国机场的既定计划。墨索里尼不太高兴，但还是把宣战日推迟到 6 月 11 日。⁹⁵宣战前一天 6 月 10 日，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在场的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墨索里尼“像玩偶匣中的小丑一样跳起来”，向拥挤在广场上的 10 万群众宣布意大利参战。“他收到了可能是自从宣布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以来最热烈的掌声。看起来，他用最小的代价和法国打了一仗，是做了桩聪明买卖。他们觉得法国已经被打败了，英国的形势也很绝望。这么打仗太容易了。”⁹⁶当然，这场演说不过是安排好的宣传伎俩而已。教育部长波塔伊记载说，有组织的法西斯党宣传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鼓动起那些安静的群众欢呼。⁹⁷巴多格里奥后来回忆：“那是场可笑的作秀。群众像羊群一样夹在当地官员和法西斯党的宣传员中间。他们得到命令是要对讲演的每一个句子欢呼鼓掌。但是结束的时候，人群完全鸦雀无声地散去。”⁹⁸齐亚诺的日记没有说得那么直接，但是也提到除了狂热的法西斯党徒以外，普通人群的反应冷淡。“战争的消息没有震惊到任何人，也没有激起太多热情的反响。”⁹⁹

在墨索里尼看来，意大利肯定别无选择。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不是是否参战，而是何时参战。墨索里尼在史书中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信仰的独裁者，只想找投机取巧的机会，一个只懂得博取名声、个人荣誉和权力的人。但这太低估了他。虽然在参战时机的把握上存在严重问题，但参战本身，对于墨索里尼来说不仅仅是投机取巧。如果想要实现他在英法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地中海意大利帝国的伟大梦想，让意大利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事实上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话，参战是唯一的途径。这是他 20 年前掌权以来怀有的野心的必然结果。在这 20 年当中，墨索里尼对意大利的控制越来越强大。到 1940 年，整个政治系统已经被分化和侵蚀，除了国王本人之外，再也没有一个宪法实体能够限制墨索里尼的行动自由。意大利没有一个像内阁那样的机构可以集体做出决策。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国家只能服从墨索里尼的个人统治。当他在 1940 年 5 月做出参战决定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和他的顾问们做过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讨论。当时意大利的各派政治势力全都清楚领袖的意志是什么。既无人阻挠也没人来帮助他实现他的意志。战争的决策是他一人做出的。

在人人疯狂的 5 月之前，对于意大利统治阶级的各派以及人民群众而言，的确存在其他选择。法西斯党大佬像齐亚诺和格兰蒂之流，大垄断资本家诸如阿格内利和皮莱利之流，高级将领如巴多格里奥和卡瓦纳里，当然还有国王本人，在 5 月份之前都希望意大利置身战争之外。除了墨索里尼所力主的参战，意大利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两个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倒向盟国阵营。当然，1943 年 9 月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那是在极端不同的情况下。尽管下至普通的意大利人，上至齐亚诺伯爵还有国王本人，整个意大利的反德情绪相当普遍，但是在 1940 年春季，没有一个人严肃地考虑过倒戈这个选项。只有发动政变推翻墨索里尼才能实现这种可能性，而这在 1940 年是不可能的（尽管 3 月间国王曾非常隐晦地短时间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这么做无论如何还是会把意大利推向战争，只不过是和德国人打仗。倒戈肯定会激怒希特勒。墨索里尼本人都不止一次地说过，激怒希特勒就意味着德军的全部威力都会转到意大利身上。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希特勒很可能无法既打倒意大利，又镇住巴尔干的混乱局势，同时还要在英国尚未被征服的情况下去进攻苏联。但是这个问题纯属脱离历史事实的单纯臆测。在现实当中，1940 年根本不存在意大利背叛希特勒投向盟国阵营的可能性。

第二个选择更加现实，就是维持非交战国的现状，或者保持中立。意大利反对参战的各派都或明确或隐晦地主张采取这个策略。墨索里尼之所以反对保持中立，不仅是出于他的意识形态目标考虑。他还认为，国家“雄风”要求，一个伟大国家应该通过战斗获得崛起，它不应该长期无所作为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主战有心理倾向的因素，还有想要称霸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和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精英阶层当中的传统帝国主义分子是一样的。抛开这些因素不谈，中立能够长久保持下去吗？佛朗哥成功地让西班牙保持了中立。当然，他不得不保持中立，因为国家经过 3 年内战，经济上百废待兴，而希特勒又不愿意提供巨额经济援助。但是意大利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和德国的同盟关系把它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上。后来曾有文章研究过这个问题。当然这项研究同情墨索里尼，认为意大利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因为如果意大利保持长久中立，早晚会受到来自双方面的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最后，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迟早战争中的一方会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意大利部署军队。如果意大利拒绝，将会遭到胜利者的入侵。¹⁰⁰但是这份研究的逻辑其实是在事后为墨索里尼开脱。因为墨索里尼决定参战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可不是意大利如果不参战，将来可能遭到德国或者英国的攻击。

后来丘吉尔提出了另一种乐观得多的假设。“墨索里尼如果等等看战争往后的进程如何发展，然后再加入获胜的一方，那样就谨慎得多。”丘吉尔写道：

等待的过程并非无利可图，意大利肯定会受到双方的讨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还有宝贵的提高军备水平的时间。然后战争的“晦暗不明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意大利采取这个政策的话，它的国运会有什么不同……和平、繁荣、增长的权力，这都是维持中立的奖赏。一旦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意大利的这种幸福的中立状态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所获得的好处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和平岁月中，或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墨索里尼将会成为这片洒满阳光的半岛和勤劳勇敢的人民心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这种命运比起实际上等待他的命运，要好得太多了。¹⁰¹

当然，没有人知道，如果当时决定把参战日期无限期一次又一次拖延，在实际上会有什么效果。但是齐亚诺和其他一些人相信这种政策有可能成功。很明显，意大利将会受到来自双方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它参战之前就已经有了。早在 1939 年 12 月英国就试图用大量意大利急需的煤炭供应来贿赂意大利。意大利可以用出售军火来换取煤炭。齐亚诺对这项建议很感兴趣。但是墨索里尼不会向英国出售军火。几周以后另一项英国试图讨好意大利的建议也被墨索里尼否决掉了。¹⁰²希特勒也不甘落后地提出了他对意大利经济上的优惠。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重要的煤炭不能沿海路从德国运到意大利，但是可以从布伦纳山口用铁路运过来。¹⁰³如果意大利不参战的话，毫无疑问这一类压力和讨好不仅会持续，还会变本加厉。而意大利可以玩弄外交手腕，一直和双方周旋，维持中立的优势地位，避免被卷入任何一个阵营里。在 1940 年 5 月，德国各界都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要他有所行动。¹⁰⁴但是，他并不是被迫参战的，他是完全自愿的。如果意大利不参战，德国不太可能会对意大利施加任何惩罚举措。1940 年夏秋，意大利保持善意中立对于德国的好处可能和加入战团一样大。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意大利如果保持中立，德国少了个猪一样的队友，对德国可能更好。¹⁰⁵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拖延时间有很多好处，只有墨索里尼才急不可耐。但是，在 1940 年 5 月的战略大气候之中，以上种种拖延参战的理由都被置若罔闻了。意大利统治阶层当中的各派都支持墨索里尼的好战叫嚣。意大利已经决定参加这场它完全没有准备好的与英法为敌的战争。它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4

在 6 月 17 日法国新总理贝当元帅向希特勒请求停战的时候，意军几乎还没有进入战斗状态。到当时为止，意大利全部的战争行动仅仅包括对科西嘉的空袭（齐亚诺作为轰炸机中队长亲自参加了这次出击¹⁰⁶）与对法国南部和马耳他的空袭——所有空袭行动只有寥寥几次，也谈不上什么效果，此外还有一次小规模而且毫无成效的阿尔卑斯山攻势。停战请求来得太早，意大利的作战行动太无足轻重，墨索里尼不可能感到高兴。齐亚诺在 6 月 17 日的日记里说：“领袖是个极端主义者，他想要占领法国全境，还要法国舰队投降。但是他明白他的话说了也是白说。战争是希特勒在没有意大利积极军事参与的情况下独立赢得的，因此希特勒一个人说了算。这自然让他很不舒服。今天晚上他对意大利人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评论特别刻薄。”¹⁰⁷

尽管墨索里尼自己都对意大利在击败法国的战斗中毫无建树感到尴尬，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和齐亚诺一起去慕尼黑会见希特勒讨论停战条件的时候列出一大堆对法国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法国割让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占领远至罗讷河的法国领土。法国空军和舰队也要交给意大利。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所要求的占领区没有加以反对。但是他想要对法国宽宏大量，以防法国舰队向英国投诚或者法国政府撤退到北非继续抵抗。希特勒还希望说服英国坐到谈判桌上。他根本就不准备把意大利包括在谈判停战条件的范围之内。他坚持让意大利在德法停战条件敲定以后自己去跟法国谈停战条约。墨索里尼“感到非常尴尬，感觉自己是个次要角色”。¹⁰⁸

当他看到德国相对宽松的停战条件以后，墨索里尼感觉自己不得不仅仅满足于要求在法国边界以内设立 30 英里非军事区，把提出更多领土要求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战争结束的和会上。他在军事上的惨败也迫使他只提出有限的停战条件。在法国已经被德国打倒在地向德国求和的情况下，墨索里尼还是决定要发动阿尔卑斯攻势。巴多格里奥反对发动这个攻势。齐亚诺认为“打击一支已经被打败的军队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但是墨索里尼固执己见。意大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发起进攻，一遇到法军的抵抗就可耻地停止了进攻。更糟糕的是，利比亚殖民地的部队被北非英军碾压，有一位意大利将军被俘。¹⁰⁹怪不得墨索里尼下令媒体不得报道当时几乎是秘密进行的停战谈判，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大张旗鼓地宣传在贡比涅森林举行的停战协定签字仪式，而且把它放在 1918 年德国屈辱地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举行。法国和意大利单独的停战协定在 6 月 24 日在罗马签署。¹¹⁰墨索里尼很不高兴，因为他想要在意大利军队单独赢得一次胜利之后再停战。齐亚诺确信意大利人民如果得知战争就带来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成果，肯定会觉得幻灭。¹¹¹波塔伊的确记下了公众的失望情绪和负面评论。¹¹²

在和法国停战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墨索里尼的战略目的和战略思维并不清晰。一方面他想再打一场短促的战争，获得战利品和荣誉，然后进行胜利的和平谈判。墨索里尼不想再一次在意大利和英国进行正面交战之前，就让英德双方单独进行媾和谈判了。所以在 1940 年 7 月 19 日希特勒呼吁和平的国会演说之后，当英国向全世界宣称它将坚持抗战的时候，墨索里尼有点古怪地表示高兴。他害怕英国一下子就接受了希特勒这种半心半意的和平表态。齐亚诺评论说：“那会让墨索里尼很失落，因为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战争。”¹¹³

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也清楚意大利没有办法打一场持久战，必须迅速制胜。虽然通过中立渠道频繁发出的非官方和平试探时时让他感到烦恼，但是当英国决心坚持抗战以后，墨索里尼把希望寄托在德军入侵英国本土上面，德国人告诉他入侵行动迫在眉睫。他想让意军加入德军的登陆行动，这当然被希特勒有礼貌但是坚决地拒绝了。因此，虽然他还是希望入侵成功，但他也希望德国人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伤亡上百万军队。¹¹⁴德国和英国两败俱伤的话，意大利就能渔翁得利，获得最多的战利品。而墨索里尼对索取战利品的胃口很大。除了要从法国获得的好处以外，齐亚诺起草的对英国的领土要求包括获得马耳他和英属索马里兰，还要实际控制包括埃及在内所有英国在中东和北非势力范围内仅在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国家。¹¹⁵

其实意大利能对英国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最合适的战场是在北非。英国当时在北非部署的力量还相当薄弱，意大利军队在装甲上旗鼓相当，而且占有人数优势。巴多格里奥仍然希望不劳而获，但是墨索里尼急于加速推进，以便在和平到来之前越过利比亚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之间 350 英里的沙漠，把英国赶出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7 月份，他用自己标志性的吹牛皮姿态告诉希特勒，他在月底之前就能打进埃及。¹¹⁶6 月底，内定指挥利比亚攻势的巴尔博元帅乘坐飞机在托布鲁克附近被自己军队的高射炮击落身亡，这可无助于发动进攻。他的继任者格拉齐亚尼整个夏天都在寻找各种借口避免发动攻势，错过了短暂的占据兵力优势的机会。9 月份他越过边界深入埃及 60 英里，在西迪巴拉尼停下来掘壕固守，看不出有任何挺进亚历山大里亚的态势。不管墨索里尼如何催促，格拉齐亚尼总能找出不进攻的理由。墨索里尼也无能为力。而且，出于虚荣心和敏感，也因为急于向全世界显示意大利能够独立开辟一条自己的战线，更为了不让德国染指他的势力范围，墨索里尼拒绝了希特勒派兵帮助他向埃及进军的建议。希特勒一直都不愿意和墨索里尼在任何事情上发生正面冲突，于是就没有再坚持。轴心国的战争努力沿着完全不相关的两个战略方向发展。同时英国运来大量援兵抵抗意大利人。意大利已经错失了在德国帮助下占领埃及的战机。¹¹⁷

墨索里尼另外一个野心是在巴尔干地区。在法国战场大规模作战的时候，他曾经把在这个地区发动进攻看作是小打小闹。现在，在齐亚诺的鼓动下，他再次把目光投向这颗亚得里亚海对岸看上去轻而易举就能摘到的胜利果实。这一次，意大利扩张的目标当中不仅包括南斯拉夫，而且第一次把希腊包含进来。到秋天，入侵希腊将成为墨索里尼所犯的最灾难性的错误。这场战争对于希腊来说当然是灾难性的，但对墨索里尼，对他的国家，对法西斯政权也是一样，因为在希腊战役中意大利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却一无所获。

自从 1939 年 4 月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以来，希腊一直对意大利存有戒心。齐亚诺在 5 月 12 日的日记里记载道，阿尔巴尼亚的公共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所有计划要修建的公路都通向希腊边境；领袖要求这样规划，因为他越来越多地考虑一有机会就进攻希腊。”¹¹⁸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危机四伏的那几个月当中，意大利和希腊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意大利军队一度向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境地带前置部署，意大利飞机一再侵犯希腊领空。1939 年 8 月 16 日巴多格里奥受命拟定入侵希腊的作战计划。但是后来什么也没发生。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9 月 11 日墨索里尼告诉驻雅典大使格拉其说：“希腊不在我的扩张范围内，我们不向希腊提出任何要求。”9 天后墨索里尼把同样的意思同样直接地告诉古卓尼将军。他是驻阿尔巴尼亚的意军总司令，齐亚诺在日记里嘲笑他“身材矮小，却有那么大一个肚子，还染头发”。墨索里尼说，他“不会跟希腊打仗。希腊好比鸡肋，不值得为它牺牲哪怕是一名撒丁岛掷弹兵”。意军从希腊边界向后撤退了 12 英里，总参谋部拟定的入侵方案被束之高阁。¹¹⁹直到 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之前，两国相安无事。

在意大利参战几天之内，双方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有谣言说英国将侵犯希腊的中立，在希腊水域建立战舰基地。希腊独裁者爱奥尼斯·梅塔克萨斯马上否认了这一谣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梅塔克夏斯曾经在意大利待过几年，他是意大利的崇拜者。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国家元首，更像一个小镇的镇长。齐亚诺对紧张局势推波助澜，他曾在数周之前对波塔伊阐述过他对意大利统治巴尔干半岛前景的规划。这个计划包括在克罗地亚和含克里特岛在内的希腊建立保护国，另外还要建立一个包括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的北非保护国，并占领科西嘉岛。¹²⁰但是墨索里尼也懂得实现如此宏伟的计划需要时间和耐心。德国在这个节骨眼上根本不想让战争扩大化¹²¹。他让格拉其大使告诉梅塔克萨斯，意大利对希腊的外交政策不变。但意军的作战计划仍然包括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开战；另外还有一份计划，是关于有可能出兵占领瑞士的意大利语区提西诺的，因为当时有谣言说德国人很快要入侵瑞士。难怪有人听见无所适从的巴多格里奥在抱怨：“敌人每天都在变，明天会不会接到命令要我们进攻伊拉克！”¹²²

不过就巴尔干地区来说，墨索里尼优先考虑的是南斯拉夫而非希腊。他计划在 8 月动手。希特勒在 7 月 7 日会晤齐亚诺的时候，看来也鼓励意大利在那个战略方向的侵略野心。但是无论希特勒的意图是什么，他都不希望意大利在短时间内入侵南斯拉夫，希特勒认为在这个高度敏感的时候立即入侵巴尔干会点燃这个火药桶，从而导致苏联干涉巴尔干问题。虽然希特勒承认意大利在适当的时机可以决定南斯拉夫的命运，但目前并不是这个适当的时机。希特勒反复说，“任何与地中海包括亚德里亚海有关的事务都纯属意大利的事情，他完全无意干涉”，而且他支持意大利采取行动防止英国在希腊群岛获得立脚点。¹²³

意大利不顾希特勒不要在最近动手的警告，整个 7 月份一直在完善进攻南斯拉夫的作战计划。其实齐亚诺根本就没有把希特勒的忠告完整地转达给墨索里尼。¹²⁴8 月初，墨索里尼还在谈论 9 月下半月发动进攻。¹²⁵几天以后的 8 月 11 日，他命令拖拖拉拉的巴多格里奥准备好 9 月 20 日开始行动，而巴多格里奥不久前还签署过训令说无意在巴尔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呢。¹²⁶同一天，墨索里尼的兴趣又转向了希腊。

齐亚诺是兴趣转向的主要幕后推手。他知道墨索里尼对格拉齐亚尼拖延北非攻势怒不可遏。格拉齐亚尼刚刚来过罗马，他给墨索里尼的印象是对埃及的进攻在几天之内就要开始。但是他告诉齐亚诺，准备工作远远没有完成。齐亚诺自己的印象是意军两三个月内都不会开始进攻，可能永远都不会。他把这个印象汇报给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当然震怒不已。¹²⁷齐亚诺抓住了这个机会巧妙地利用领袖此刻的心理，提议进攻希腊。我们知道墨索里尼早就想要进攻南斯拉夫。齐亚诺没费什么口舌就说服墨索里尼，希腊也应该包括在意大利的巴尔干扩张计划里面。墨索里尼已经在法国失去了获取荣耀的机会，现在又面临着北非攻势的拖延，因此他对进攻希腊取得胜利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一向瞧不起希腊。

齐亚诺的小算盘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阿尔巴尼亚已经差不多算是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了，现任阿尔巴尼亚总督是他的亲信弗朗西斯科·雅各莫尼。他自然看到了未来扩大自己地盘，轻易获取荣耀的机会。8 月 10 日齐亚诺轻易地激起了墨索里尼对希腊的愤怒。雅各莫尼向齐亚诺提供过一个希腊特工无耻地谋杀一位阿尔巴尼亚自由战士多特·霍查的故事，齐亚诺把它兜售给墨索里尼，以证明希腊人不可信。其实霍查在当地是个劣迹斑斑，有冗长暴力和犯罪记录的强盗小偷，两个月以前被敌对的黑帮抓住砍了头，而且敌对黑帮还是阿尔巴尼亚人，不是希腊人。但实际上，墨索里尼并不需要劝说。齐亚诺会后的日记写道：“领袖正在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自从 1923 年（短暂的科孚岛事件）以来，意大利和希腊之间颇有些恩怨还未了结，希腊人要是以为这些恩怨早已一笔勾销，那就大错特错了’。”¹²⁸意大利的宣传机器立刻发动起来，宣传霍查的爱国主义美德，谴责伊庇鲁斯边境地区希腊少数民族对阿尔巴尼亚人的行为（伊庇鲁斯是希腊北部和阿尔巴尼亚交界的地区）。¹²⁹

齐亚诺诱使墨索里尼开始考虑入侵希腊的翌日，8 月 11 日，他注意到领袖索要“西亚姆里亚”的情报。西亚姆里亚是当时意大利对伊庇鲁斯地区的称呼，来自阿尔巴尼亚语中这个地区的地名。墨索里尼对这个地区大感兴趣，把阿尔巴尼亚总督雅各莫尼和军事司令官、古卓尼的继任者伯爵普拉斯卡将军召来罗马讨论这个问题。普拉斯卡也是个无能的军人，他对自己富有男子气概的外表颇感自得，实际上他戴了单片眼镜，还染了胡子，看上去颇为古怪。¹³⁰齐亚诺记录道，墨索里尼“想要在 9 月底奇袭希腊”。¹³¹第二天齐亚诺也参加了讨论。墨索里尼提出对希腊作战的基本构想：“如果可以兵不血刃地占领伊庇鲁斯和科孚岛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提出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如果遭遇任何抵抗，我们将占领希腊全国。”雅各莫尼和普拉斯卡伯爵认为行动会很容易完成，要求立即开始行动。墨索里尼则希望等到 9 月底再说。¹³²

与此同时，德国外长通过他的驻雅典大使维克托·祖·埃尔巴赫-勋伯格亲王探听到，希腊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外来侵略，绝不接受意大利的羞辱，“即便那意味着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公众情绪对意大利非常反感¹³³，将会强烈支持政府抵抗意大利侵略。因此，“如果意大利相信现在是实现对希腊领土野心的合适时机，那就大错特错了”。¹³⁴

对于德国人来说，第一位的目标是捂住巴尔干火药桶的盖子不让它爆炸。希特勒 7 月 20 日告诉齐亚诺，他认为“保持多瑙河谷和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极端的重要性。¹³⁵苏联在 6 月底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这里以前是沙皇俄国的领土，这些行动把苏联对于多瑙河地区的领土野心表露无遗。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有激烈的领土纠纷。8 月底德国和意大利出面仲裁，强迫罗马尼亚把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分割出来，匈牙利得到了大部分争议土地。德国人急于防止这个地区再有什么麻烦，一是为了稳住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的石油供应，二是为防止苏联的进一步蚕食。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利益在于不让苏联和英国染指这一地区。苏联的传统防御圈一直延伸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而英国从 1939 年 4 月起就出面担保希腊的独立地位，而且随时准备利用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出现的任何不稳定迹象进行干预。意大利仓促对南斯拉夫动手很可能引起苏联干涉，而对希腊动手可能从后门引来英国人。所以 8 月中旬，柏林通过外交渠道向罗马发出信息，现阶段任何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都是不合时宜的。希特勒 7 月 20 日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向齐亚诺表示，“巴尔干的和平”是第一优先原则。几天之前他就告诉过意大利外长，意大利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¹³⁶

在 8 月 16 日会见意大利大使阿尔菲利的时候，里宾特洛甫重复了维持巴尔干和平安宁的必要性。德国外长强调指出，在那里一定要避免任何打破现状的行动，不能给苏联人干涉的借口。打败英国才是第一位的。¹³⁷齐亚诺在第二天的日记里记录了里宾特洛甫和阿尔菲利谈话的直接后果：“必须叫停一切进攻南斯拉夫的计划。”“柏林不欢迎任何针对希腊的行动。”“这是全面停止前进的明确命令。”¹³⁸

墨索里尼向德国的压力低头了，但是齐亚诺让意大利新闻界继续反希腊的宣传，并让陆军 3 个师在阿尔巴尼亚随时做好出击准备。¹³⁹8 月 19 日里宾特洛甫再次会见阿尔菲利，更加直接地表达德国对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焦虑。三天以后墨索里尼下令暂缓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北非仍然是战略重点，但是墨索里尼不顾意大利的有限资源，不停地就开辟其他可能的战区发布训令。¹⁴⁰齐亚诺记载道：“针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行动被无限期推迟了。”¹⁴¹南斯拉夫的行动计划实际上已经被放弃。想要占领南斯拉夫的话，意大利只能寄希望于在英国被击败以后的和会上的讨价还价。但是希腊却是另一回事情。齐亚诺向阿尔巴尼亚的雅各莫尼传达“来自更高层的指示”：“暂缓我们对希腊的行动准备。”他让雅各莫尼“采取必要措施保持目前的备战状态”，不要引发任何危机，“但是随时准备应对任何事件”。¹⁴²入侵希腊的作战方案在继续完善之中。¹⁴³

即便如此，巴多格里奥明显错以为军事计划人员的任务已经了结。军队最高统帅部 9 月 10 日向空军总参谋长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发布的命令说：“希腊行动已经取消。”¹⁴⁴但是墨索里尼却不这么认为。虽然他已经放弃了对南斯拉夫的野心，因为如果想要避免严重伤亡的话，就必然需要德军从北方发动辅助攻势，但是他拒绝放弃一旦时机来临就进攻希腊的打算。这将是意大利不靠德国帮助独立获得的胜利。而且如果意大利拿下希腊，这有助于确保巴尔干半岛属于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因为有谣言说，尽管德国反复让意大利放心他们不会染指巴尔干半岛，其实德国暗地里却始终想这么做。¹⁴⁵但是墨索里尼的观点随着情绪变化，很不稳定。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定见的人。在 8 月 31 日，最高统帅部巴多格里奥的副手阿米里尼将军在日记里评论说：“齐亚诺想要用希腊战争来扩大他自己地盘的边界；巴多格里奥看得出引爆巴尔干火药桶是个多大的错误，并想阻止他，这一想法跟德国不谋而合；领袖则在两方之间来回摇摆不定。”¹⁴⁶

里宾特洛甫 9 月 19 日到 22 日访问罗马的时候带来另一个“惊喜”¹⁴⁷——德国几天以后将和日本签署军事同盟条约，他希望意大利和德国一起签字；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德国在最近的将来不太可能直接登陆英伦三岛。¹⁴⁸看来战争演变成持久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墨索里尼还挺高兴，因为他一直觉得轴心国速胜将会是一场灾难。里宾特洛甫走后他就是这么对巴多格里奥说的。¹⁴⁹他兴高采烈地认为，德国目前陷入对英战争的僵局，意大利就有机会在冬天进军埃及直到苏伊士运河，不依靠德国的援助，摧毁英国在中东的实力基础。巴多格里奥也和他一样急于防止德国干涉意大利的“平行战争”。里宾特洛甫又一次强调德国不希望巴尔干半岛局势在最近有任何动荡，但是他也承认南斯拉夫和希腊完全是意大利的事务。¹⁵⁰墨索里尼说他目前还不会对两国采取行动，但是他抓住机会提醒里宾特洛甫，希腊在地中海地区扮演了支持英国人的角色，和早先挪威在北方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¹⁵¹

齐亚诺尽全力不让希腊问题淡出领袖的视线，他还是急于行动。¹⁵²他篡改了与里宾特洛甫会谈的意大利方纪要，放进“清算希腊”这样的词句，这在德国版会议纪要里面根本没有出现。¹⁵³不久以后他告诉罗马教廷大使，意大利很快就要占领希腊，因为希腊人不可信任。¹⁵⁴看来他脑子里想的是用极少的代价占领希腊。因为目前战争形势恶化，将来的和平会议有可能是个双方讨价还价的妥协局面，那么占领希腊可以作为未来和平会议上意大利争取利益的砝码。¹⁵⁵

同时，陆军还在制订应急计划。但是巴多格里奥在 10 月初提醒陆军，他们目前不可能很早采取行动。¹⁵⁶战略重点已经转向北非，而在意大利本土一半以上的军队都紧急动员起来帮助秋收，原本就有限的人力资源已经减少到了极限，而且整个冬天都会是这样的局面。¹⁵⁷进攻希腊的计划被搁置了。

在 10 月初进攻计划仍然被束之高阁。9 月 27 日齐亚诺去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时候，希特勒建议在布伦纳山口和墨索里尼进行一次会面。他想要和墨索里尼一起回顾一下整个战争形势，尤其研究一下地中海问题，特别是西班牙参战的问题和与法国的关系问题。会议在 10 月 4 日举行。墨索里尼精神状态不错，最近一直都心情极佳。他预期“意大利将在埃及大获全胜，得到 3 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荣耀”。不过他对巴多格里奥很不满，认为是后者拖延了攻势。¹⁵⁸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意大利对法国领土的新要求（尼斯、科西嘉岛、突尼斯和吉布提）也得到了德国的支持。¹⁵⁹他对埃及的胜利信心十足。他说他不需要希特勒为进攻提供技术兵种支援¹⁶⁰。墨索里尼回到罗马的时候兴高采烈，只对巴多格里奥和格拉齐亚尼在北非的拖拉作风感到生气，并且很厌恶国王，把国王称为“全国唯一一个失败主义者”。¹⁶¹

但是几天之后，德军进驻罗马尼亚。新的事件给墨索里尼的高昂情绪泼了盆冷水，还给轴心国伙伴之间的关系投下了阴影。德国在 9 月初施加压力，从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尼斯库那里获得了“邀请”，向罗马尼亚派驻“军事使团”。从德国的角度来看，确保普洛耶什蒂油田非常重要。9 月中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之前，意大利人就风闻德国要向普洛耶什蒂地区派出部队。德国外长在 9 月 19 日和齐亚诺会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可是齐亚诺没有把这个重要情况汇报给墨索里尼。¹⁶²普洛耶什蒂油田区对意大利也至关重要。而且墨索里尼一向把多瑙河地区看作意大利的后花园。所以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意大利对德国对待自己的态度也非常敏感。当墨索里尼从新闻报道中获知 15000 名德军到达罗马尼亚的时候，他极为愤怒。其实连新闻界当时都早已对这个事件有了预期。对墨索里尼来说，这是希特勒又一次先斩后奏。¹⁶³他立即寻求也为意军进驻这一地区获得“邀请”，不过没有成功。齐亚诺说：“他非常生气，因为只有德军获邀进驻罗马尼亚的油田区。”¹⁶⁴齐亚诺告诉波塔伊：“我们必须入侵希腊，报复德国人占领罗马尼亚的行为。”¹⁶⁵里宾特洛甫 10 月 10 日试图打电话安抚齐亚诺，提醒他 9 月 19 日自己就在罗马提到过这件事了。齐亚诺不予置评。损害已经造成了。¹⁶⁶

两天之内墨索里尼就做出决定，一俟准备工作完成就立即出兵希腊。10 月 12 日，墨索里尼从意大利北部视察法西斯党组织回到罗马，听到格拉齐亚尼进一步拖延了等待已久的北非攻势，非常生气。来自罗马尼亚的消息让他更为恼怒。德军开始抵达布加勒斯特。不仅如此，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霸道地想要禁止意大利媒体报道这个消息，而安东尼斯库只有在德国人首肯的前提下才会答应意大利驻军罗马尼亚。¹⁶⁷墨索里尼的怒火越来越炽烈。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尊严受到侮辱，他急于报复。他对齐亚诺说：“希特勒总是让我面对既成事实。这回我得以牙还牙，他将会从报纸上知道我已经占领了希腊。这样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才能平衡。”墨索里尼承认他和巴多格里奥还没有就希腊的军事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如果有任何人反对我们进军希腊的话，我将会送上自己作为一个意大利公民的辞呈。”齐亚诺很高兴他长期鼓吹的政策终于变成了行动。“领袖看来是铁了心要行动。”外交大臣以为军事行动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¹⁶⁸

一个命运攸关的重要抉择就这样在恼怒和自尊心受伤害的情况下匆匆做出来了。墨索里尼的动机不仅是个人尊严受伤，还有他在意大利人民心目当中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开战到今天，他只是在 8 月份征服了无足轻重、荒凉遥远的英属索马里兰，勉强可以作为战争的战利品。¹⁶⁹他害怕德国再一次的单方面行动会对意大利的公众舆论有什么样的影响。民众会把它视为意大利从属于德国的又一个例子。如果在希腊迅速取胜，他就可以重新平衡德意关系，提高他的个人威望，最终为意大利取得一份战利品。¹⁷⁰

所以说决定是仓促而武断地做出的，这符合墨索里尼的个性和统治方式。但是他对德军进驻罗马尼亚的愤怒只是入侵希腊的导火索，并非深层原因。它决定意大利何时而非是否会发起进攻。我们看到，进攻希腊是墨索里尼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建立意大利霸权既定方针当中的一步。德国一再强调由意大利来决定希腊的命运，但是也同样强调应该避免巴尔干地区的混乱。意大利军方错误地以为在布伦纳山口会议之后，德国赋予意大利全权去处置希腊。¹⁷¹这无疑是一个误解。无论德国还是意大利的官方会议纪要当中都没有提到希腊。如果希特勒给过意大利人任何暗示，那一定是在和墨索里尼的私下会谈当中说的。鉴于德国一贯想要维持巴尔干现状，很难想象希特勒会鼓励墨索里尼去进攻希腊。秘密会谈只能讲些符合以前公开声明的东西，比如说德国认为意大利将来可以主宰希腊，但不能立即行动。

墨索里尼本人此前都没有把希腊当成是一个急迫的目标。北非战场在战略上的地位更重要。实际上他做出立即进攻希腊决定之后的几天，他一直想同时发动对希腊和对埃及的攻势。他 10 月 16 日才得知埃及攻势还要两个月才能开始。¹⁷²到这个时候，希腊才成为唯一的优先战场。

10 月 13 日墨索里尼通知巴多格里奥，昨天他单方面做出了进攻希腊的决定。他把进攻时间定为 10 月 26 日。巴多格里奥好像没有提出反对。第二天墨索里尼告诉巴多格里奥和陆军副总参谋长罗阿塔，针对希腊的作战将不仅限于伊庇鲁斯地区，而是希腊全境，否则剩下的地区将来会成为麻烦。他要到最后一刻才通知希特勒。¹⁷³陆军早先的作战计划仅限于征服希腊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这是罗阿塔第一次知道早先的计划已经被推翻了。¹⁷⁴他指出如果想一直打到萨洛尼卡和雅典，那就需要一支比现在计划展开的第一梯队庞大得多的力量。意军大致需要集结 20 个师，那需要 3 个月的时间。¹⁷⁵将军们普遍怀疑在格拉齐亚尼的北非攻势发动之前先打响希腊战役是不是行得通。即便墨索里尼知道将军们反对，他也听不进去。希腊战役时不我待。

第二天 10 月 15 日上午 11 点，墨索里尼把高级将领召集到他在威尼斯宫的大办公室，“讲解我对进攻希腊作战行动整个过程的大致预案”。在场的有齐亚诺、巴多格里奥、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索都和罗阿塔，雅各莫尼和普拉斯卡也被从阿尔巴尼亚召来了。罗阿塔迟到了，他刚刚被领袖的私人秘书通知前来开会。奇怪的是海空军的两位总参谋长卡瓦纳里和普里科洛没有被邀请出席。¹⁷⁶会议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是有史以来最肤浅的讨论具有极大风险的军事战略的会议。

墨索里尼列举了作战的主要目标。意军要在第一阶段占领整个阿尔巴尼亚南海岸以及爱奥尼亚群岛当中的塞法洛尼亚岛、扎金索斯岛和科孚岛，然后在第二阶段终结希腊的抵抗，占领希腊全境。这将大大加强意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改善与英国的实力对比，保证希腊处于“我们的政治经济圈内”。他已经决定将在 10 月 26 日发动进攻，一个小时也不能推迟。这是罗阿塔将军第一次听到这个日期。¹⁷⁷前一天他还在坚持需要 3 个月准备全面作战行动呢。

墨索里尼预计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不会出来干预；而对于保加利亚，他计划在希腊的马其顿地区给他们一些好处，以换取保加利亚的支持。他转向雅各莫尼。这位阿尔巴尼亚总督向领袖保证，在他所掌管的省份，大家早已急不可耐地等待总攻开始的时间了。他指出，如果关键的补给品卸载港口杜拉佐遭到轰炸，会出现补给困难。道路的状况虽然经过了极大改善，但仍然可能给后勤供应造成麻烦。他提到希腊可能抗击侵略，而抵抗的规模和意大利行动的快速猛烈程度呈负相关。他提出了英国援助希腊的问题。如果意大利仅仅占领希腊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招致英国空袭意大利南部和阿尔巴尼亚。但是希腊空军对意军没有什么威胁。当墨索里尼问到希腊人民抵抗的士气的时候，他预计希腊人的精神状态是“特别低落沮丧的”。

将军普拉斯卡伯爵负责指挥阿尔巴尼亚境内的驻军。他对驻军的情况非常乐观。他们“已经计划好了第一阶段行动的最小的细节，已经达到人力所及的最完美的程度”。他判断占领伊庇鲁斯只需要 10 到 15 天时间，战争在雨季到来，天气给军事行动造成麻烦之前很久就可以结束。领袖插话说，军事行动开始的日期只能提前不能错后。他问普拉斯卡，部队士气如何。普拉斯卡回答说士气很高，大约 7 万意军枕戈待旦，在前线可以形成 2 比 1 的数量优势。他认为“希腊空军根本不存在”。来自天空唯一的威胁是英军发动空袭的可能性。但是鉴于雨季就要到来，他确实对之后进军萨洛尼卡有所担心。这需要大约 2 个月的时间。领袖强调一定要防止萨洛尼卡成为英军的一个基地。他问普拉斯卡伯爵希腊军队的士气如何，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是好战的民族”。伯爵建议可以安排一个假的边界冲突，把战争的责任栽赃给希腊军队。墨索里尼告诉他不必过多担心伤亡。伯爵回答说，他命令各步兵营一定要一往无前，哪怕所面对的敌人有一个师。

此时巴多格里奥加入了讨论。他认为英国目前专注于埃及，不太可能从希腊登陆打击意军。英国唯一的攻击可能来自空中。所以他建议，对希腊的进攻应该和北非向埃及马特鲁港进军的行动协调一致，让英国人抽不出飞机来帮助希腊人。墨索里尼这时还不知道格拉齐亚尼想要再次推迟他的进攻，他希望在进攻希腊之前，格拉齐亚尼就已经拿下了马特鲁港。如果意军从马特鲁港继续向前推进，那么英国人就更难从北非抽调空军援助希腊了。他带着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情绪接着说，一旦丧失了埃及的关键城市，即便伦敦仍想抗战，整个英帝国也已经被打败了。巴多格里奥同意普拉斯卡伯爵占领伊庇鲁斯的作战计划，但是他认为不能止步于此，意军还应该占领克里特岛和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而占领希腊全境。但是这需要 20 个师（昨天罗阿塔提出的数字）和 3 个月的时间。

墨索里尼指出，如果能在 11 月 10 日到 15 日之间占领伊庇鲁斯，意军就能多腾出一个月的时间为下一步作战运进更多的增援部队。他询问一旦占领伊庇鲁斯之后，向雅典方向的进攻是怎样计划的。普拉斯卡伯爵预料这不会遇到太大困难，有 5 到 6 个师足够了。巴多格里奥建议先进攻雅典再进攻萨洛尼卡。罗阿塔同意墨索里尼的判断，即 2 个师就足够攻占雅典了。墨索里尼对“事情渐渐清晰了”很满意。普拉斯卡伯爵说，占领雅典以后，希腊全国就被劈为两半，然后意军将从雅典出发进攻萨洛尼卡。但是他在回答墨索里尼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指出，伊庇鲁斯和雅典之间地形非常复杂，有 170 英里很差的道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有时候地区之间只能通过骡子走的小道来进行联络。他觉得行动需要 3 个山地师。他想象这 3 个师可以在一个夜晚运输到阿尔塔港（希腊海岸很远的一个港口）。

会议剩下来的时间主要讨论在行动中使用阿尔巴尼亚部队和如何部署阿尔巴尼亚防空的问题。最后，墨索里尼总结道：“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问题的各个方面。”总结一下，任务就是“进攻伊庇鲁斯，对萨洛尼卡进行警戒，第二阶段进军雅典”。¹⁷⁸

他们以为的独裁者的果断坚决其实完全是薄薄一层面纱之下掩盖的自我陶醉、肤浅的观察、业余的判断力以及完全缺乏批判精神的估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发生最好情况的假设之上。墨索里尼在多年的个人崇拜中早就飘飘然了，坚信自己永远正确。雅各莫尼和普拉斯卡则是这个政权最典型的产物，只会对墨索里尼的判断随声附和，只想抓住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所以尽说一些领袖爱听的话。齐亚诺基本上保持沉默。他支持进攻希腊的立场很清楚，于是满足于让他的两个小兄弟表演，内心非常肯定墨索里尼只是要做自己一贯就想要做的事情而已。索都的沉默意味着他也支持作战计划。巴多格里奥和罗阿塔只以最隐晦的方式提出过反对意见，指出了想要征服希腊全境所需要的行动规模和部队数量，但是没有对哪怕是最不靠谱的假设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¹⁷⁹他们自己也低估了希腊。而且他们之前几个月和墨索里尼心血来潮却完全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的瞎指挥进行过太多消耗性的斗争，已经筋疲力尽，这使得他们现在很容易屈服于领袖的命令。所以墨索里尼的决策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原本由他一人作出的决策现在获得了军方高级将领的一致背书，变成了作战训令。

但是当将军们散了会，开始细致地考虑作战计划，而行动目标又是如此漫不经心地任意选择的，他们开始严重怀疑意大利能否获胜。这种怀疑迅速增长。例如，海军参谋长卡瓦纳里断言，阿尔塔港登陆几乎无法实现。他们听说，原来假设和希腊作战同步发起，甚至还先于希腊战事的对埃及马特鲁港的占领也泡汤了，格拉齐亚尼要至少推迟两个月。他们还害怕英国会立即在希腊南部建立基地，然后就可以攻击意大利半岛踵部的塔兰托军港。巴多格里奥在 10 月 17 日和齐亚诺谈话的时候提出了以上质疑。巴多格里奥的悲观主义显而易见。而各军种参谋长“一致声称他们反对”此次作战，这就更加令人沮丧。¹⁸⁰但是巴多格里奥反对阿尔塔登陆的主要后勤方面的理由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意大利人侦察到，希腊人刚刚在那里开辟出一条深水航道，大船可以在那里靠港。所以巴多格里奥在第二天面见墨索里尼的时候显得十分顺从，墨索里尼听说将领们提出了反对意见大为恼怒。他告诉齐亚诺，他准备接受巴多格里奥的辞呈。但是巴多格里奥压根没有辞职。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只是把进攻发起的日子推迟了两天，改为 10 月 28 日。¹⁸¹

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就此仓促而混乱地展开了。¹⁸²在意大利境内连部队的复员工作都没有中止。¹⁸³这场战争的兆头不好。杜拉佐港过于狭窄，结果摩托化部队无法按时运到阿尔巴尼亚。天气很糟糕，而且越来越糟，把阿尔巴尼亚的道路变成一片泥潭，进一步影响了部队运输。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拒绝和意大利配合作战，这让墨索里尼大为生气。最后事实证明敌对双方的实力对比远远糟于普拉斯卡的乐观估计。即便在希腊尚未完成兵力动员的情况下，双方的人数对比不是 2 比 1，而是势均力敌，而希腊还有为数可观的尚未动员的后备力量。在阿尔巴尼亚的前线指挥官们希望自主掌握进攻发起的时间，墨索里尼严令 10 月 28 日作为进攻发起日的命令绝对不容改变。因为墨索里尼担心希特勒一旦听到这次行动的风声就会叫停它，所以意军必须趁希特勒还忙于和佛朗哥跟贝当谈判的当口尽快发动进攻。¹⁸⁴

不管后勤问题有多大，罗马的高级将领和在阿尔巴尼亚的前线指挥官都坚信胜利会来得轻而易举。大家都低估了希腊人。齐亚诺说进军就像“散步”¹⁸⁵，索都后来也提到意军对这次作战的预期普遍都是“阅兵式”。国王本人也估计希腊人肯定一触即溃。¹⁸⁶这些乐观的预期和墨索里尼仓促下达的毁灭希腊的命令相适应。意军一定要快速取胜。领袖急于避免战斗拖延下去引起英国也许还有土耳其的干涉，所以他要求部队“在几个小时之内给希腊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希腊彻底崩溃”。¹⁸⁷在 10 月 28 日发动进攻的时候，领袖情绪高昂。¹⁸⁸

在与贝当和佛朗哥的对谈之后，希特勒在返回德国的途中听到意大利进攻希腊的消息。与领袖的情绪相反，据说希特勒勃然大怒。他担心意大利的行动会点燃整个巴尔干火药桶，让英国乘机在这个地区建立空军基地。他觉得这是墨索里尼在为挪威和法国战役对德国实施报复。¹⁸⁹实际上德国在进攻开始前的一些天已经从各种渠道获悉意大利的行动迫在眉睫。¹⁹⁰但意大利的高级将领就是不承认将要有重大军事行动。德国人愿意相信意大利人的说辞。希特勒在 10 月 25 日之前似乎没怎么把此事放在心上。10 月 25 日，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写于 6 天前的一封信，隐晦而聪明地暗示领袖很快想要对希腊采取行动。即便到那个时候，德国从意大利搜集到的情报还是互相矛盾的。德国建议提前举行首脑峰会，本来这次峰会是准备向意大利通报希特勒和贝当跟佛朗哥会谈的成果。两位大独裁者将于 10 月 28 日在佛罗伦萨召开会议。希特勒到达会场以后，兴高采烈的墨索里尼告诉他，意大利军队已经在当天拂晓越过了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边界。¹⁹¹

这次轮到墨索里尼先斩后奏了。后来，当意大利的攻势明显变成一场灾难时，希特勒责备墨索里尼鲁莽行事。他说起在佛罗伦萨的时候，自己试图阻止领袖在时机成熟之前就行动，尤其是不能在没有提前占领克里特岛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而德国准备帮助意大利拿下克里特岛。¹⁹²但是两国元首在佛罗伦萨开会的时候，希特勒忍住了，并没有斥责墨索里尼。不管他私下是怎么想的，他无论如何预料不到墨索里尼给他自己挖的坑有多大。他提议德国在军事上援助意大利，出动伞兵师占领克里特岛，以防英国介入希腊战事。¹⁹³会议剩下的时间里，两人仅限于讨论希特勒和赖伐尔、贝当、佛朗哥的会谈情况。意大利独裁者对德法合作心存戒惧，希特勒急于在这个方面让墨索里尼放心。¹⁹⁴他们没有再提到希腊，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得不提了。

进攻希腊的行动无论在计划还是协调方面都非常糟糕，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军事灾难，而不是意大利所预期的在公园里的军事操练。意军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进军，无休无止的暴雨和齐膝深的泥水让意大利坦克和重炮动弹不得。秋雨使得河水猛涨，山间小路根本无法通行，大雾使得飞机无法起飞，海上风急浪高，阻碍了海军行动。很快装备、油料、弹药、人力都告短缺。意大利军队低劣的训练和指挥水平也是这场溃败的重要原因。此外，希腊军队从一开始就以无比的勇气和顽强做出强烈抵抗，抵御外来侵略。熟悉地形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在防御战中组织有方，比意大利在进攻战当中的组织好得多。意大利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之后就全面受阻于伊庇鲁斯。又过了一个星期，意军被希腊人的反攻打回阿尔巴尼亚境内。后来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双方的任何进攻都陷于停顿，战线最终稳定在阿尔巴尼亚境内 30 英里的地方。意军无法执行墨索里尼烧毁所有 1 万居民以上的希腊城镇的野蛮命令。¹⁹⁵6 周之内，意大利这个未来的世界级超级大国被证明在军事上还不如希腊这个轻量级对手强大。作为轴心国的最弱一环，它的阿基里斯脚踵被暴露无遗。

雪上加霜的是，11 月中旬，锚泊在意大利南部塔兰托军港的意大利舰队遭到英军鱼雷攻击，受到重创。一半的意大利战列舰失去战斗力。法西斯的帝国之梦随之沉没。英国在一击之下就决定性地改变了地中海战区的力量对比。¹⁹⁶格拉齐亚尼的北非攻势还在拖延之中，因为墨索里尼告诉他希腊战场现在享有优先权。12 月上旬，意军在英国发动的一系列北非攻势中遭到第一次惨败。12 月中旬，意军被英军赶出了埃及，新年前后撤退变成了全面溃败。到 1941 年 1 月底，英军在沙漠中长驱直入 200 多英里，俘获了 11.3 万名意大利战俘，缴获 700 多门大炮。后来丘吉尔写到，在此之后，“曾经入侵并妄想征服埃及的意大利大军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¹⁹⁷这就是入侵希腊的决策产生的主要结果。意大利在军事上原本的主攻方向应该是面对力量薄弱的英军，扫荡整个埃及直至征服苏伊士运河。现在它被完全不必要的希腊冒险所拖累。这是意大利的头号战略错误，而且代价惨重。

12 月，巴多格里奥作为替罪羊被解除了职务。不单是巴多格里奥，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怨恨墨索里尼，因为他把原本应该是他一个人造成的灾难的责任推卸到军方身上。国内民心士气低落，生活条件恶化，军事上失败连连。墨索里尼的国内支持率直线下降，他的个人威望也受到了损害。齐亚诺作为众所周知的进攻希腊行动的支持者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其中有些怨气其实是冲着他的岳父来的。法西斯党领导层当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丝裂缝，党内元老都想和军事灾难保持距离，开始争夺党内地位，不过目前党内的分裂对墨索里尼还构不成直接威胁。

入侵希腊的决定很快被证明是墨索里尼弄巧成拙。事情的发展很快证明，意大利只有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才能扭转军事形势，而这恰恰是墨索里尼想要避免的。在希特勒看来，希腊是个次要战场，他所谋者大。11 月中旬，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这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明年春天突击苏联的作战行动上来。12 月中旬，后来的“巴巴罗萨行动”已经以大本营训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德国根本不欢迎希腊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希特勒想让巴尔干半岛保持平静，可是他无法忽视那里现在对他造成的威胁：因为墨索里尼不合时宜的冒险，英军在轴心国力量薄弱的地区对德军的侧翼造成了威胁。意大利在希腊战场越来越无能，英国在此处的介入也越来越深，这迫使德军计划人员对希腊战场的作战加以关注。¹⁹⁸到 11 月底，德军已经制订完成了占领希腊的作战预案，但是希特勒告诉齐亚诺，德国在春季到来之前无法行动。¹⁹⁹当希特勒在 1941 年 3 月最终决定，需要发动一次重大攻势把英军从整个希腊大陆部分赶出去的时候，此次行动所需要动用的部队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期，只能从原定参加“巴巴罗萨行动”南翼的德军部队当中抽调。²⁰⁰德国人没有预料到卷入希腊的战事需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本意大利人根本不想让他们卷进来的。但是这就是墨索里尼的巴尔干冒险的后果，它不但是意大利的一场灾难，而且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5

当战争临近结束，德国失败的命运已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近的时候，希特勒回顾以往，他把墨索里尼的希腊溃败作为导致自己后来灾难的主要原因。他在 1945 年 2 月中旬反复强调：“如果不是墨索里尼愚蠢的希腊战役还有意大利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我本应提前好几周进攻苏联。”他相信“巴巴罗萨行动”的推迟使他失去了侵苏战争的胜利。几天以后他抱怨说，意大利在发动“毫无意义的希腊战役”之前对他们隐瞒了意图，“迫使我们放弃之前所有的计划，干预巴尔干战事，导致我们自己进攻苏联的计划出现了致命的延误。我们不得不把几个最好的师用于那个方向。结果，我们被迫占领大片地区。如果不是这场愚蠢的战役，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这个地区用兵”。他后来又抱怨：“我们跟拉丁民族根本没法合作。”他们在拉丁民族里唯一的朋友是墨索里尼，可是他利用德国的注意力全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时间，“发动了他灾难性的希腊战役”。²⁰¹

以上理由不能作为德国在苏联战场灾难性失败的借口。²⁰²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间被推迟了 5 周，这并不具有决定性。鉴于那年反常的湿润气候，很可能 6 月中旬之前德军本来就无法发动进攻。“巴巴罗萨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军战争计划的极端自大和目中无人。他们既野蛮又傲慢，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而且从行动一开始，资源匮乏问题就已经注定了战争的结果。1941 年春天由于意大利的失败，德军不得不进攻希腊，确实给德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和其他战车造成了不必要的损耗，而且还削弱了“巴巴罗萨行动”南翼的兵力。尽管在侵苏之前德国的资源被转用于希腊不利于侵苏战争，但是墨索里尼的愚蠢也不能说就预先注定了巴巴罗萨的失败。入侵希腊对轴心国真正严重的影响是在北非战场。

1940 年秋天之前，北非应该是主战场。意大利如果能在参战以后尽快占领突尼斯和最重要的马耳他岛，它在发起北非攻势之前的地位会大大改善。²⁰³但是意大利从未准备采取以上行动。即便如此，意大利军队在这个区域仍然对英军拥有数量优势，不过这种优势正在随着时间逐渐消失。格拉齐亚尼反复推迟发起总攻的时间，因为他清楚意军的实力不足以发动墨索里尼一直在催促和期盼的那种横穿埃及的大规模攻势。德国人了解这个战场的重要价值，愿意提供部队和装备帮助意大利人。意军最高统帅部想要接受德国人的援助。这些军援本来可以一举定乾坤的，却被墨索里尼拒绝了。²⁰⁴他想把德国人排除在他所认为的意大利的战区之外。10 月份之后，大量部队和资源不是被送往北非，而是希腊战场。从 1940 年 10 月到 1941 年 5 月，部署到希腊和部署到北非的军队和装备对比如下：部队人数是 5 倍，装备是 1.3 倍，商船运输吨位是 3.5 倍，护航舰只 2 倍以上。²⁰⁵一旦英国在 12 月开始北非反攻，以上资源分散的恶果立即暴露无遗。

实际上，德军战略计划人员立即就意识到了以上行动的后果和意义。在 1940 年 11 月 14 日意军进军希腊两周多之后，海军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人员就已经这样总结当时的形势：“意大利从利比亚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条件在急剧恶化。海军参谋部认为意大利永远也没有机会发动埃及攻势。”虽然这场攻势能给英国的战争努力造成的潜在破坏远远高于目前对希腊的进攻，尤其是如果意军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的话，它就更有效。但很遗憾意大利无法发动这样的攻势。这份评估继续写道：

意大利对希腊的进攻是一个决定性的战略错误。根据预计的英国反攻情况，这将对东地中海和北非战局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也将影响整个的战争进程……海军参谋部相信，对亚历山大里亚和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动攻势的结果与地中海局势的发展将会影响整个非洲和中东地区，因而将对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意大利武装部队既没有领导能力也没有军事实力来获得足够的决心和速度以胜利结束地中海战事。现在我们无法期望意大利独立对埃及发起成功的进攻。²⁰⁶

到了 12 月中旬，已经不是发动期待已久的埃及攻势的问题，而是挽救意大利灾难性崩溃的问题了。尽管隆美尔用有限的资源在沙漠战争当中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是意大利已经溃败，德国也把人力与装备的优先权给予苏联战场，这两者导致轴心国在关键的北非战场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盟军力量。墨索里尼 1940 年 10 月入侵希腊的决定对形成这种（对轴心国来说）不利的态势负有主要责任。

意大利和希腊承担了墨索里尼重要决策的最直接后果。法西斯独裁者在 10 月 28 日发动的战争，直接伤亡人数在意大利一方是 15 万人，在希腊有 9 万人。²⁰⁷但是对希腊来说这才是苦难的开始。德国 1941 年 4 月入侵希腊之后，占领希腊长达 3 年半的时间。除了征服者的压迫之外，恶性通货膨胀和营养不良也让希腊损失惨重。大约 10 万人死于 1941 年至 1942 年的大饥荒。仅有极少数希腊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追捕和集中营。即便 1944 年 10 月的解放也没有结束希腊的苦难，希腊国内在被占领期间形成的分裂不仅深刻而且无法弥合。在光复之后这些矛盾马上浮出水面，结果就是惨烈而持久的内战，从 1946 年一直打到 1949 年。²⁰⁸

对于意大利来说，入侵希腊的惨败、塔兰托一半舰队主力被击沉的灾难以及北非羞耻的败局都彻底宣告意大利的强国梦破灭了。用所谓“平行战争”来建立意大利自己的帝国的想法被证明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意大利失败的罪魁祸首自然是墨索里尼，可是他的行为根植于意大利长久以来成为真正世界超级大国的野心。意大利上至国王的整个统治阶层精英虽然由于害怕扩张战争可能引起的后果而提出过理智的战略战术方面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从未对追求国家荣耀和建立帝国的目标提出过原则上的反对意见。如果墨索里尼的军事冒险能够成功的话，他不会在国内受到任何反对。

自 30 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越来越沦落为德国的小兄弟。仓促决定的希腊攻势的目的是夺回独立行动的自尊，用希特勒自己的手段去报复希特勒驻军罗马尼亚和之前把意大利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的屈辱。结果这一行动适得其反，它使意大利越发沦落为绑在德国战车上无足轻重的附庸国。为了安抚墨索里尼，希特勒允许意大利人参与了 1941 年 4 月 23 日举行的希腊投降仪式，但是这掩盖不了意大利丢脸的事实。²⁰⁹现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厦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灾难性的希腊战争“使武装部队走向墨索里尼的对立面，粉碎了法西斯党领导层脆弱的团结，使意大利人民幻灭，而且让意大利人疏远他们的德国盟友”。²¹⁰到 1943 年裂痕进一步扩大，最后直接导致当年 7 月份，墨索里尼本人创设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推翻了他。战争最后最血腥的阶段，墨索里尼作为德国的傀儡复位，领导着残酷压迫人民的萨洛共和国政府，而德军顽固地守住意大利北部的每一片占领区，试图击败从南往北步步紧逼的盟军。这是整部戏剧的可怕的结局，而它的序曲则分为两幕：1940 年 6 月决定参战与 1940 年 10 月决定进攻希腊。

正如参战的决策一样，进攻希腊的决策也是墨索里尼倒台的前奏曲。他长久以来就想把希腊作为意大利规划中新罗马帝国地中海版图的一部分。如果他没有在 1940 年 10 月发动进攻的话，十有八九他也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抓住第一个机会把它付诸实施的，很可能是在 1941 年春季。²¹¹尽管如此，他在 1940 年秋季所作的决定的确是一个性命攸关的抉择，而且存在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虽说墨索里尼的军事顾问们胆小而且犹豫不决，但至少他们的确对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还是在深秋这个季节发动攻势所带来的后勤困难表示过担忧。即便对意大利的将领来说，他们也认为进攻的时机相当糟糕。德国人对墨索里尼的行动深感懊恼。墨索里尼即便坚持要发动进攻，至少也应该推迟进攻的日期。不过考虑到当年年底北非的事态发展，如果意大利推迟了希腊攻势，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发动了。如果希腊仍然是中立和独立的，英国人已经在北非忙得团团转，很可能不会冒着把德军拉进巴尔干战场的风险来干涉希腊，因为德国人会把英国干涉希腊视为对罗马尼亚油田的直接威胁。希腊不会受到德国的占领和压迫。所以如果墨索里尼不去入侵希腊的话，地中海的战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发展模式。

墨索里尼明显是入侵希腊的罪魁祸首。他大权独揽，刚愎自用，连他自己的法西斯最高委员会的意见也不征求。他藐视了三军参谋长和巴多格里奥的反对意见。在 11 月 10 日，战争已经显露出了灾难征兆的时候，巴多格里奥当面指出墨索里尼对此应负的责任。他提到 10 月 15 日的会议，说：“你听信了齐亚诺和普拉斯卡伯爵的谗言，决定在 10 月 26 日发动进攻，后来推迟到 28 日。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尽一切努力进行准备。我综合过各方面事实，认为总参谋部和陆军参谋部根本就没有参与到制订进攻计划的过程当中来，这种计划和我们所习惯的战争指导方法完全背道而驰；总参谋部所习惯的工作方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行动之前进行周密准备。”²¹²这是一个大胆但是不完全真实的指责，因为做出这个指控的人很清楚，自己很快会被当成领袖鲁莽行事的替罪羊。巴多格里奥在当初做出决策的时候可没有那么直言不讳。他没有像对齐亚诺那样明确对领袖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²¹³而且，高级将领的反对主要是基于后勤考虑，他们不反对入侵希腊的基本动机。他们只是担心准备不足。而齐亚诺和他在阿尔巴尼亚的心腹雅各莫尼与普拉斯卡连这点担心也没有。他们全心全意支持入侵。我们看到，几个月以来齐亚诺一直是进攻希腊首要的倡导者。所有的人，甚至上至国王都低估了希腊的实力。

所以说，虽然希腊大溃败的责任首先在于墨索里尼，但是并不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丘吉尔在 1940 年 12 月宣称“一个人，只有这一个人”把“意大利带到了毁灭的边缘”，那只是战时的宣传辞令，而非理性的分析。²¹⁴法西斯政权的其他权力圈子至少要承担共谋从犯的责任。毕竟多年以来法西斯政权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把领袖置于个人崇拜的神坛之上，而且把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完全都集中于这一个人手中，剥夺了其他所有层级参与决策的责任。²¹⁵这个腐败的政治体系和纳粹政权一样，也奖赏阿谀奉承、逢迎拍马和不加思考的盲从。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政治组织最终都只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代议制国家权力机构徒有其表，实际上只是领袖意志和宣传需要的橡皮图章。在这样一个一切晋升和物质奖赏都以领袖的个人意志决定，各个方面被分而治之的政治系统内部，有组织的反对意见根本不可能存在。人们反复地告诉独裁者他是永远正确的，他也就相信了这种鬼话。其他人无论是不情愿还是愤世嫉俗，只能接受这种政治游戏的规则。如果事情进展得一切顺利，就像在 1936 年意大利人在一个虚弱的敌人身上赢得一场轻易的胜利那样，那么大家都很高兴来分享胜利的荣耀。可是当事情变得糟糕，就像意大利在 1940 年和以后的战争岁月当中的处境，他们就寻求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们的推卸责任也只能自欺欺人而已，墨索里尼决策的错误固然反映了独裁者本人的弱点；同时，它也深深地根植于这个政治体制的固有缺陷之中。

第五章
华盛顿特区，1940 年夏到 1941 年春
罗斯福决定伸出援手

我们会告诉英国人：我们将给予你们所需的大炮和船只，只要你们答应战后把这些租借的舰船和大炮还给我们就行……大家认为怎么样？

——罗斯福，1940 年 12 月 17 日

如果不挺身而出领导人民的话，你就不能凭想象假设自己登高一呼时，人民是否会自动地云集影从。

——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1941 年 4 月 22 日

1940 年 10 月 30 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波士顿为他史无前例的第三个总统任期进行竞选造势演说的时候，对他的听众做出如下承诺：“我要告诉你们这些父母，我自己一再重复说过的诺言：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上外国的战场。”¹他的演说被视为捍卫了美国的中立政策，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听任战火延烧整个欧洲大陆，德国几乎击垮了英国。

罗斯福告诉听众们他们想要听到的话。在 9 月底的民意调查中，83% 的调查对象希望美国不要卷入和德国与意大利的战争。²自从盟军五六月份在德军面前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后，英国已经没有退路。不过在美国，不加入战争是一回事，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来帮助英国是另一回事。但是在 1940 年 8 月，也只有 34.2% 的美国人支持加大帮助英国抵抗德国的力度。³

在那个令人绝望的夏季，因为希望美国能很快加入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英国才持续地做出了更大的战争努力。丘吉尔急切地想让美国放弃中立，积极地支持英国。他整个的战略希望都建立在美国最终参战的假设之上。罗斯福内阁也有一些阁员敦促总统采取更加积极的介入方式。在 1940 年秋季这个阶段，没有人建议派遣美国远征军赴欧洲参战，但是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其他积极干预欧战的方式方法。当时德国潜艇战已经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运，陆军部长史汀生在 1940 年 12 月告诉总统和内阁：“我们应该用积极干预的方式强硬地终结德国的潜艇战。”总统回答说，他“还没有决定走到那一步”。⁴他在后来好几个月内也都没有决定。

对于大西洋彼岸的丘吉尔和英国政府来说，美国总统的迟疑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尽管英国人从来没有把这种担心宣之于口。对于美国政府的其他主战派阁员来说，他们希望美国采取强硬的干涉措施，总统的迟疑也是令人担心的，史汀生绝非是唯一的主战派阁员。罗斯福有时候说的话很令人鼓舞，但是之后他内心的谨慎会再次占了上风，让这些内阁的主战派垂头丧气。而对于很多其他美国人来说，罗斯福已经走得太远了。对孤立主义者来说，罗斯福就是一个战争狂人，想要把美国投入一场遥远的战争当中。孤立主义游说集团的政治大本营主要扎根于作为罗斯福政敌的共和党，地理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他们此时所代表的其实只不过是人数相对较多的一个少数派。但是这些少数派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声音，经常都能在为数更多的美国人当中引起共鸣；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非真正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们同时又很担心美国会一点一点滑向战争的深渊。⁶

罗斯福很清楚他所处的艰难境况。一方面，他急于确认自己仍拥有民众尤其是国会的支持。这要求他谨慎行事。但是他周围的人常常认为他总是紧随民意而行，而非引导民意。就算是在他引导民意的时候，使用的手段也常是劝诱，而非直接领导。罗斯福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 1941 年 5 月就认为，“总统并不想投入这场战争，他宁愿跟随民意，也不愿领导民意”。⁵史汀生在前一个月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他不试图引领民意的话，民众是不会主动让他知道人们是否愿意追随他的。”⁶

另一方面，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罗斯福明确地认识到德国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他想要采取越来越直接的措施来支持英国的战争努力。但是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可能违背他当初竞选时所做的承诺，把不情愿的美国人拉进一场“外国战争”里去。这就是 1940 年夏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难题。

在那年夏初，英国独自面对纳粹的威胁，随时可能遭到直接登陆入侵。它当然拥有整个英帝国自治领的支持，但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旦德军登陆，这些自治领也提供不了真正的支持。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英国看起来已经输掉了战争。

罗斯福的一个选择是完全站在孤立主义者这一边。孤立主义者的论调是，尽管德国很可能在未来无限长的时间内主宰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严守中立，不去惹是生非，不把本国牵扯进遥远的那些国家的冲突之中，仅仅专注于和美国本身有关的问题。如果罗斯福决定把他全部的政治技巧和演说才能都投入孤立主义阵营，再加上当时美国民众在民意调查当中所表现出来不情愿卷入欧洲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阵营有可能获得比历史上真实情况高得多的民意支持。

另一条路就是采纳政府中一些内阁成员的建议，采取措施让美国更积极地参与欧洲战争，甚至最终直接参战。当然，这么做就会招致公众反对，还要克服国会立法程序方面的巨大障碍。而且在 1940 年夏季，美国还没有做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准备，就算罗斯福愿意冒政治风险，军事冲突也不具备现实性。但是罗斯福是一个经验非常老到的政治家和天才的雄辩家，如果他全力去走这条道路的话，也有可能说服整个国家跟随他采取更加积极的干预立场。他只是不想去全力尝试这条路而已。

直到 1941 年 5 月，大多数美国人还担心德国会发动去年未能付诸实践的入侵英国行动。在 6 月 22 日希特勒向东进攻苏联之后，这种担心才烟消云散。到那时，罗斯福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让全世界相信，美国绝不会对欧洲战争袖手旁观了。在 1941 年春末，虽然离美国正式参战还有好几个月，但是罗斯福政府在欧洲和在远东所采取的行动让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冲突，不可能在这场战争逐渐扩大时完全置身事外。美国的选择已经很有限。

在此前几个月，罗斯福在中立和参战之间所做的选择非常小心翼翼，但总的方向是用一切“战争边缘手段”帮助英国（“战争边缘手段”这个词是总统本人在 1939 年 1 月发明的）。⁷据说，罗斯福在 1939 年夏天就看清了他的所有选择，他认为总共有四条路：“A．我们可以派遣远征军立刻参战，当然这条路是不可能的；B．我们将来被动地被卷入战争；C．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参战，我们都只限于向我们的盟友提供战略物资和海空支援；D．我们可以不参战，采取我的战争边缘政策来支援民主国家。最后一条路是我们应当走的。”⁸这个政策不是把美国一下子投入战争，而是逐渐一步步引向战争之路，但他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可逆转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总统本人提出的，让美国充足的物质资源无偿地为英国所用。经过 3 个月激烈的辩论，1941 年 3 月国会最终通过了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输掉了他们最后的一场斗争。⁹当然，美国尚未参战，而且一时半刻之间也没有很多的援助立即被送往英国。当时英国正在欧洲和希特勒苦战，在远东也是日本的主要对手。在当时，让美国的资源为英国所用的决定更多的只有象征性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成了英国持久抗战的关键。所以这个决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是尽管丘吉尔在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并由衷感谢美国“在任何国家历史上最无私的举措”¹⁰，他私下对罗斯福积极干预战争的犹豫、谨慎和不情愿的态度却相当焦急无奈，有时候甚至悲观失望。¹¹当 1941 年 8 月，丘吉尔在战时第一次会晤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告诉罗斯福：“我宁愿美国现在就宣战，6 个月不给我们任何给养，也好过马上把给养加倍却不宣战。”¹²罗斯福内阁的某些成员几乎和丘吉尔一样急不可耐。在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前的那一年被称为“无所作为的一年”¹³。看起来罗斯福在那几个月最主要的决定就是无为而治。

1

罗斯福在 1933 年 3 月 4 日就职的时候正是金融危机的高潮，当时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人数在 1300 万左右。他在第一任期中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国会的立法斗争上，这些立法后来构成了致力于重建经济恢复信心的“新政”措施。¹⁴国内的政治斗争消耗了他大部分的能量。¹⁵总统本人的民意支持率很高。他在 1936 年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第二任期。但是在 1938 年的中期选举以后，他对国会的控制削弱了¹⁶，同时国际事务也在此时开始占据他第二任期的主要注意力。

孤立主义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内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917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经历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万美国士兵阵亡，而很多美国公民却认为这场战争根本与美国无关。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人对堑壕战的恐怖记忆更是与欧洲人忘恩负义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因为美国坚持让欧洲归还战时贷款时欧洲不认账。¹⁷反战文学和某些描写美国人所谓“欧洲的战争”的历史书籍，还有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对军工行业的调查报告也助长了孤立主义情绪；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被军火商和外国金融家诱骗参加的世界大战，这些人想从盟军的胜利当中谋取私利。¹⁸

美国拒绝加入国联，选择和欧洲事务保持距离。当然，美国在 1924 年和 1929 年的积极参与是解决令人烦恼的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关键；德国人对战争赔款深为厌憎。1932 年美国参加了日内瓦裁军会议，美国想要把威尔逊总统的战后和平世界的理想付诸实践。但是战后和平的希望早就破灭了，这次会议只是美国人一厢情愿而且为时已晚的尝试而已。除此之外，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很有限。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之下，美国市场在战后进入以汽车产量突飞猛进为标志的繁荣时期，大多数美国人心满意足，不愿意去理会外部世界的事务，把欧洲抛在九霄云外。

当希特勒上台，德国越来越显露出强硬的立场，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发出尖利的战争叫嚣的时候，不管是出于空想和平主义的美好愿望，还是出于本国独善其身的态度，美国人民广泛倾向于更加严重的孤立主义。自由派民主党人、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立在 1935 年说道：“让我们把目光朝向国内，如果全世界正变得一片荒芜，充满仇恨，那就让我们更加珍惜、加倍保护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¹⁹1934 年，国会通过了约翰逊法案，它以进步主义的共和党议员约翰逊名字命名，禁止美国再向不偿还美国战争贷款的国家提供进一步的信用贷款。这个法案反映了当时美国主流派对于欧洲的态度。²⁰1935 年，当德国开始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而意大利威胁埃塞俄比亚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推动立法确保美国在未来的战争当中保持中立。这项立法的中心就是，如果在两个或多个外国之间发生战争，无论美国同情哪一边，它都必须对所有参战国实施武器禁运。其实，罗斯福和国务院更愿意保留主动权，将来可以对双方实施有选择的武器禁运，以惩罚侵略者。但总统仍公开声称支持在 1935 年 8 月 31 日签署的中立法案。²¹

如果算上法律更新和修正案，在 1935 年到 1937 年之间总共有 5 项中立法案。²²它们的用意是防止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事重演，在后来罗斯福政府试图支援英国但又不直接卷入欧洲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中立法案和约翰逊法一起给政府制造了不少麻烦。当然，它也无法阻止欧洲强权的侵略行径。石油不在法案所列出的“战争物资”之列，所以当 1935 年意大利独裁者轰炸埃塞俄比亚部落的时候，美国仍然在向意大利出口石油（出口量甚至还增加了）。²³不过当时美国可以指责欧洲列强的不作为；他们意见不一，无法对埃塞俄比亚危机做出任何有力的反应，没有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

1936 年 3 月，希特勒趁西方民主国家无暇东顾的时候出兵莱茵非军事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拒绝和法国一起在道德上谴责德国的行为。²⁴这是对中立原则的难以理喻的应用，它毫无必要地用默许来鼓励希特勒破坏战后和平的两大基础，即《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但是那时候，英法两国本身也只是作壁上观，毫无行动的表示。

在德国和意大利向西班牙的法西斯叛军积极提供军事援助，意在推翻艰难维持的民选政府的时候，美国的中立法案被适用于冲突双方；尽管这场战争是内战，并非国际战争。由于欧洲民主国家坚持奉行不干预政策，美国的中立法案意味着实际上只有西班牙共和派的民主捍卫者受限于武器禁运，听任叛军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军火。但是西班牙内战太过遥远，在美国本土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当然，美国的一小部分人被西班牙的危机所触动，他们主要是左派还有天主教徒，分别加入冲突的对立两方面。²⁵但是在 1937 年 1 月，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这场敲响了兄弟国家民主制度丧钟的西班牙内战漠不关心。²⁶

直到 30 年代后期，罗斯福总统一直没有显露出要偏离当时盛行的孤立主义跟和平主义倾向的意思。他在 1918 年目睹了西线战事的恐怖，这让他难以忘怀。²⁷他在 1936 年庆祝当选的演说上曾经说道：“我痛恨那场战争。”²⁸这段话引起广泛的共鸣。他说：“我们并非孤立主义者，我们并非要把自己完全孤立于战争之外。”他告诉美国人民，总统和国务卿每天的职责就在于维护和平：“只要那些渴望和平的人们对日常的国际事务有足够的了解，他们可以确保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决策不至于把我们引向明天的战争；只要这些决策者有足够的勇气对那些出于自私或者愚蠢想要把我们引向战争的人说不，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战争。”²⁹竞选顾问们告诉总统，他反对战争的立场是他能够顺利当选连任的关键。³⁰

说的永远比做的容易。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遥不可及，而且事不关己。他们在缓慢的经济恢复期中整天专注于解决生计问题。大西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区，把那个不可置信地好战的大陆上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身边的生活隔绝起来。不过他们也不想听凭政治家去左右国际事务。1937 年秋季，七成美国人民认为国会在宣战之前应该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得到民意的允许。为此，国会还审议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草案，不仅让总统在宣战方面受到国会掣肘，而且要受到全民公投的制约，这项法案在众议院仅以微弱差距没有通过。³¹

罗斯福在高谈和平的同时，被内政事务缠身，没有时间和精力从心理上和物质上引导美国人对未来欧洲和东亚的局势做好准备。无论抱有多么美好的愿望，那些地区的战争其实都无法避免。之后的几年，美国花在海军重整军备上面的钱很少，而花在陆军身上的根本就是聊胜于无。实际上，罗斯福 1933 年就任以后削减预算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让陆军裁员，而陆军当时本就只有 14 万人。³²总统珍视世界和平、和谐、合作与自由贸易这些原则。这是一个高尚的梦想，值得无数人民群众努力奋斗来实现。但是在他总统任期的头几年，他只是满足于把它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实际付诸的行动寥寥无几，只是减少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干涉，奉行睦邻政策，并答应在未来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

在 1938 年以前，他把外交大权基本放手交给国务卿赫尔。³³科德尔·赫尔出生于田纳西州山区的小木屋里，拥有白发和黑褐色的眼睛，一表人才，聪明绝顶但是略微刻板，对外交事务经验丰富，但是对原则问题毫不含糊。他对道德要求很高，生性内向，但是平易近人。³⁴赫尔献身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战后欧洲和平设计和倡导的各项基本原则。他坚信通过裁军、民族自决、非暴力改变世界和减少商业竞争，人们就可以为世界和平打下坚实的基础。³⁵赫尔对日本在这个阶段的侵略行为保持警戒但是并不过分担心，而且不主张过多干预欧洲日益严重的问题。欧洲的威胁看上去比远东的潜在威胁要大。但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当中也有相应的政治主张，它表现为对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东亚问题也是同样。1937 年 10 月 5 日，罗斯福在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演说，就日本侵华做出回应；这似乎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实际上那些话只不过是之后 4 年他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对东亚事务所感到的挫折感的先兆而已。罗斯福用疫病流行来比喻国家关系：在疫病流行时期，应采取社区合作对病人进行隔离；同样，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必要孤立那些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国家。但是当英国希望罗斯福就他这些话的实际含义做出进一步解释，并进一步建议英美在新加坡联合展示武力来威慑日本的时候，美国退缩了。罗斯福总统的回信上说：“在美国有民意这回事，美国总统在公众眼里不可以被看作是英国的应声虫。”³⁶英国首相张伯伦评论道：“美国人完全不可倚靠，他们除了耍嘴皮子以外什么也不想干。”³⁷

张伯伦没有改变观点。1938 年 1 月，罗斯福提议动员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一起就国际关系当中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希望以此唤醒各国的集体安全意识，在美国的支持下说服轴心国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英国首相对此提议不屑一顾。后来丘吉尔把这个提议视为“除了战争以外，能够拯救世界的最后一丝希望”。³⁸实际上这个行动根本不会对希特勒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张伯伦的反应不仅仅限于对美国的倡议不加理会。他坚信如果英国陷入危机的话，根本无法指望美国的援助。³⁹因此他宁愿继续奉行绥靖政策。

美国从遥远的地方旁观 1938 年希特勒的扩张行动，虽然有不安的情绪，但是一直袖手观望。美国人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举动漠不关心，没有什么反应。苏台德危机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 1938 年夏季发出过和平呼吁。在 9 月底当西方民主国家试图填满希特勒的欲壑，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罗斯福把他们的行为比作《圣经》中犹大的背叛。但是当罗斯福听说张伯伦将出席慕尼黑会议，向希特勒屈膝投降，此事不可避免的时候，他致电英国首相，称赞他是“一个好人”。⁴⁰美国总统当时被形容为一个“在慕尼黑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一个经济上虚弱、没有武力、外交上孤立的国家的软弱而智穷力竭的领导人”。这个描述不无道理。⁴¹

在 1938 年，美国对于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有很强的道德反感。在 11 月 9 日到 10 日夜间的“水晶之夜”①纳粹迫害犹太人事件之后，这种情绪开始升温。但是罗斯福仍然不想取消移民数量配额，以收纳那些绝望的犹太难民。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总统的这个决定。⁴²

尽管罗斯福在整个 1938 年都无所作为，但与此同时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将整个欧洲推到战争边缘，慕尼黑会议让罗斯福终于认识到，美国不能对大西洋彼岸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了。他把希特勒视为“野人”和“疯子”，此刻对希特勒的步步紧逼感到如坐针毡。⁴³总统此时更积极地介入外交事务，经常阅读国外传来的消息，与赫尔和国务院的其他人讨论最新的国际事件。他经常在白宫躺着接见赫尔和助理国务卿韦尔斯，靠在枕头上和他们讨论。助理国务卿韦尔斯思维敏捷，举止颇有教养，但是有时候失之于装腔作势，举止过于正式。他和总统上的是同一所上流预科学校，小时候即便在乡间玩耍的时候都戴着白手套，长大了还是一副“怀疑周围环境有细菌污染源”的样子，举手投足让人感觉不接地气。⁴⁴他们三人一致同意应该竭尽所能防止战争爆发，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应该尽量帮助西方民主国家获胜。可是他们并不清楚怎样做到这一点。⁴⁵

在慕尼黑会议期间，美国民意已经转向，意识到欧洲很可能爆发战争。但是美国人并不打算取消中立法案，尽管总统在 1939 年 1 月提出过这个问题。2 月，事实就证明了美国的外交手段根本不可能遏制希特勒。但是和 1938 年秋季相比，的确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变化，那就是美国开始大规模扩军，尤其是空军实力；当然了，扩军不可能立竿见影。⁴⁶同时罗斯福个人向西方民主国家做出保证，美国将向盟国供应用于自卫的武器。当然，总统的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甚至还遭到了时任陆军部长的孤立主义者伍德林的强烈反对。⁴⁷尽管罗斯福的政策遭到反对，这还是标志着美国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帮助民主国家的开始；罗斯福直到 1941 年 12 月都坚持奉行这一政策。

1939 年 3 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国土，随后英国出面担保波兰的领土完整，欧战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近在眼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帮助英法拿起武器反对希特勒德国就等同于保家卫国。以赫尔为首的罗斯福政府开始对国会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解除武器禁运。⁴⁸但这是枉费心机，6 月众议院投票维持禁运，7 月参议院投票也是同样的结果。政府半年以来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罗斯福让赫尔去领导取消禁运的努力，而自己待在幕后，避免可能的失败会对他的个人威望造成损害，事实证明他失算了。⁴⁹

在外交方面，1939 年 4 月，罗斯福发表演说，提出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在今后 10 年不进攻他列出的 30 个国家的话，他将邀请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就裁军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罗斯福的提议遭到德国独裁者冷冷的拒绝。⁵⁰美国当时对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了解。在计划一步步的侵略行动的时候，希特勒根本不考虑美国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干涉。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理会美国总统在 1939 年春季为和平所做的最后的绝望的呼吁。

罗斯福在 1939 年 8 月中旬试图说服苏联领导人，他们的利益在于和英法达成一致，一起制止侵略。他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完全的失败。他请求即将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奥曼斯基“转告斯大林，如果苏联政府和希特勒结盟，那么就像白天之后必然是黑夜一样，一旦希特勒征服了法国，他就会马上转向进攻苏联，那时候苏联就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牺牲品”。⁵¹就算斯大林听到了大使转述的这些预言式的忠告，他也对这些话置若罔闻。两周之内，他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欧洲战争此刻是板上钉钉且迫在眉睫了。罗斯福为和平进行了最后一次呼吁，直接向希特勒、波兰总统和意大利国王喊话。⁵²他知道这根本没用，他只能坐等战争不可避免的到来。

2

欧战的爆发对美国的触动很大。美国人再也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做鸵鸟，假装千里之外的战争影响不到自己了，不过还是有一些人仍想这么做。在英法向德国宣战当天，9 月 3 日晚间的“炉边谈话”（他向全国所做的广播演说）当中，罗斯福向美国人民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一个地方的和平被破坏，所有国家的和平都在危险之中。虽然我们非常希望置身事外，我们被迫认识到，空中传播的每条电讯、海上航行的每艘船只和陆地进行的每场战役都影响着美国的未来。”但是他希望并且坚信，“美国将不参战”。不要错误地传说“美国将向欧洲战场派遣远征军”。他强调美国将保持中立，但是他“不会要求每一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因为即便一个行动上保持中立的人也不可能封闭他的意识或者良知”。⁵³

这等于是公开重申已经确立的用战争边缘手段支援欧洲民主国家的信条。罗斯福对于公众的支持有信心。他知道民意完全站在与希特勒德国作战的英法这一边。但是他也知道公众的这种态度有它的限度，支持民主并不意味着站在民主国家一边参战。反对参战的情绪和以往一样强烈，大多数美国人只有在抗击外国入侵西半球的时候才愿意拿起武器。

总统本人的倾向实际上和民意一致。在战争爆发前，他几次明确向内阁主要成员宣布了自己的立场：“只要我还是美国总统，我就不希望看到美国士兵在国外作战。”⁵⁴在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当天，他向内阁讲话，有些内阁成员匆忙从度假地赶回来。他在历届总统画像前，面对着白宫草坪，对阁员们再一次重申：“我们不会参战。”他告诉陆军计划人员，“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向海外派兵”。陆军部的官员向他递交了一份计划，准备动员足够的后备役人员以备组成远征军开赴欧洲，但是总统坚决反对：“我们只需要考虑西半球防御。”⁵⁵但是他也认识到，如果他想要在保持中立的同时支持英法抵抗德军，这就意味着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的话，他所走的这条钢丝总有一天会在脚底下绷断。

有一些不久前还过于敏感而不能采取的措施现在可以实施了。罗斯福授权陆军部把陆军兵力扩张 4 倍，达到 75 万人的规模，不过这在欧洲各国的军力规模面前还是相形见绌。⁵⁶他让助理国务卿韦尔斯负责起草声明，在美洲大陆除了加拿大以外的周围海域建立保护区，保护盟国海运不受海战和预期的德军潜艇战的威胁，而且亲手把这个保护区从所建议的 100 英里扩大到 300 英里范围。⁵⁷他和赫尔都认为，当前形势变化了，要想帮助英法就必须再次尝试取消禁运法规，而这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决心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修订法律。⁵⁸但是在禁运法取消之前，政府根本无法绕过现存的中立法案。这个法案已经随着欧战的爆发开始实施了，对交战国所有的武器弹药的销售均在被禁止之列。西方盟国对此既担心又焦虑，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法律上根本不能向美国购买军火。⁵⁹

事实上，即便到了现在，取消军火禁运也有高度的争议性，并且引起孤立主义院外活动集团的强力反弹。罗斯福亲自出马做工作。他在春天还保持沉默，现在亲自把这个问题摆到了国会面前。他说对国会通过中立法案和自己签署它都感到遗憾。⁶⁰他争辩道，取消禁运其实才是真正的中立，它将结束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的待遇，因此比起维持原来的法案，取消它能够更好地维护和平。他在要求取消禁运的同时声言，“本届政府清晰明确地坚持不让美国公民和美国船只进入战区受到直接的威胁”。⁶¹这项立法工作经过 6 周的激烈辩论，最终于 11 月上旬在两院均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⁶²

但是获得如此高度共识是有代价的。孤立主义者成功地复活了已经在 1939 年 5 月到期作废的 1937 年现款自运条款。这个条款当时是用来保证美国在保持中立的前提下还能从国际贸易当中获利。除武器和其他违禁品以外，美国可以向交战国销售其他货物，前提是交战国付现款，而且用自己的船只装运。⁶³法律严禁信用贸易，无论信用担保是来自美国财政部还是来自私人银行。⁶⁴现金自运条款对拥有大量现金储备且海军实力强大的国家有利。英法会从中得利，德国就不能。但是在远东效果正相反，这个法案帮助了日本而损害了中国。尽管武器禁运法案被撤销，现在的问题是，西方民主国家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来购买军火；即便金钱不是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向他们敞开供应。这两个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不到解决。

孤立主义共和党参议员波拉发明了讽刺性的“假战争”这个词，以形容 1940 年初战争双方之间在西线的战争。“假战争”期间，罗斯福非正式地派遣韦尔斯去罗马、柏林、巴黎、伦敦试探是否有可能进行和谈。4 月初，韦尔斯回来了，对于任何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的机会都不再抱有幻想。其实墨索里尼说过，只要德国和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全都得到满足，他认为德国和盟国之间有可能谈判和平。但是韦尔斯知道，墨索里尼以前所拥有的影响力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他非常肯定，一旦领袖认为时机成熟，就会把意大利投入战争。韦尔斯对于柏林的好战姿态和法国人极为低落的士气感到沮丧。只有在伦敦，在重新被启用出任财政大臣②的丘吉尔那里，他才感到了一丝希望。⁶⁵

韦尔斯令人失望的报告在华盛顿没有马上激起什么反响。助理国务卿回国之后几天内，所谓的“假战争”突然结束，德国闪击丹麦和挪威。一个月之后，战争令人惊叹地出现了极其危险的转折，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总统向墨索里尼发出保持中立并居中斡旋的请求，却遭到侮辱性的拒绝。⁶⁶正如韦尔斯后来所说的，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而言，1940 年的 5 月和 6 月是一场失望和沮丧的梦魇，因为美国政府除了宣战以外没有任何办法避免世界灾难的到来，也没有办法避免对美国自身安全的威胁，而美国民意又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参战。⁶⁷他其实还可以说，不管美国宣战当时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就算美国宣战了，也不会让希特勒眨一眨眼，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在 1940 年春季，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后勤上都不具备参战的能力，更不具备阻止德国军事野心的能力。扩军进展甚微。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请求美国派飞机支援法国的时候，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不得不告诉他，美国根本没有飞机可派。⁶⁸其实美国用于自卫的飞机当时一共也才 1350 架。⁶⁹当雷诺绝望地请求美国提供老式战列舰时，美国也只能报以同样的回答：根本抽不出来。⁷⁰罗斯福只能建议送给法国 2000 门大炮，而且还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标准装备。⁷¹美国正规陆军当时有 24.5 万人，排世界第 20 位，比荷兰还落后一位。其中，只有 5 个齐装满员的陆军师，他们的装备还经常都是“一战”遗留下来的老古董，而德国仅在西线就部署了 141 个师。⁷²美国也没有能力赶在希特勒席卷法国和低地国家之前把这支小小的陆军运过大西洋去。

春末的时候，法国于 6 月 17 日求和，并在 5 天以后签署了耻辱的投降书。华盛顿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相信英国能够坚持抗战。新任英国首相自然是象征了英国新的抵抗决心，他在几周之前还给韦尔斯留下过深刻印象。在 5 月底最绝望的日子里，英国陆军被包围在敦刻尔克的时候，丘吉尔的确说服了他在战时内阁的同僚们，继续抵抗等待美援是摆在英国面前唯一理性的战略选择，并因此断绝了一切谈判投降的念头。但是美国是否能够给予英国实质性的援助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就算能够获得美国的援助，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也是个问题。丘吉尔对此只能期望，无法预料。不过至少英国政府表现出了顽强的姿态，而且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成功地撤出来了。在敦刻尔克撤退的最后一天，6 月 4 日，丘吉尔向议会下院发表了一篇名垂青史的著名演说，他说出了新的希望。“我们将不惜代价保卫自己的家园，我们决不投降。”丘吉尔在跨越大西洋的广播演说中这样告诉美国听众。即便英伦三岛沦陷，英帝国和英国舰队也将在海外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以它所有的力量站出来，拯救并解放旧世界”。⁷³

毫无疑问这是一篇演说中的杰作，而且在大洋彼岸产生了影响。但是它不可能驱散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对英国命运的悲观情绪。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长期以来就是个悲观论者。他认为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希特勒将向英国提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和平条件。⁷⁴其他人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相信英国还能坚持下去。有人告诉罗斯福英国幸存的几率只有三成⁷⁵。总统自己对此也有疑虑，他尤其担心一旦英国投降，英国舰队的命运会如何。⁷⁶

在 1940 年 5 月之前，美国政府认为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状况：一是民主国家在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获胜；二是战争演变得旷日持久，美国最终可能处于调停双方和谈的地位；三是在一场持久战以后，独裁国家有可能击败民主国家。他们没有想到第四种可能性：德国在西线令人惊叹地横扫千军，美国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援助。⁷⁷可这第四种可能性就真的发生了。英国风雨飘摇，命悬一线的境况意味着美国现在急需向英国提供物质援助。如果英国要想支撑下去的话，美援将是关键；可是如果英国被迫投降了，美援就成了送给希特勒的礼物。当大洋彼岸的美国逐渐消化了法国被击败的惊人消息的时候，一直以来最为关键的向英国提供美援的问题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

3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处理由法国的陷落引起的一系列突发危机事件的时候，他时年 58 岁，已经做了 8 年总统。如果按照华盛顿开国以来总统最多两届任期的传统，这已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他的家世背景显赫，出生于美国的上流家庭，在纽约州海德公园市的大宅里长大。他的远房表兄西奥多·罗斯福是 1901 年至 1909 年的美国总统。连他的妻子都出身于罗斯福家族：埃莉诺是他的远房表亲，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亲侄女。③埃莉诺和富兰克林生了 6 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富兰克林在政治生涯中一直都属于民主党，这一点和西奥多不同。他在威尔逊总统政府中曾任助理海军部长，在 1920 年还竞选过副总统，不过落选了。第二年他得了小儿麻痹症，双腿瘫痪。1928 年，罗斯福当选纽约州长，此后一直是一位精明而且能力卓越的政治家。他在纽约州长任上治理大萧条的政绩甚得口碑，于是 1932 年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

在罗斯福步步高升的仕途当中，他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个人魅力与友善的态度使他在说服朋友、抨击对手的时候显得特别有说服力。有些政治对手认为此人出尔反尔，善于欺诈。而他的崇拜者则对他八面玲珑的政治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执掌大权多年以来，外界一直对他的本来面目捉摸不透。有人这样描述罗斯福的个性：“他最大的特征就是八面玲珑。他可以胆大妄为，也可小心谨慎；可以正襟危坐，也可平易近人；可以辣手无情，也可让人如沐春风；可以一触即跳，也可忍辱负重；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下里巴人；可以当机立断，也可老谋深算；可以翻云覆雨，也可正直无私。”⁷⁸无论别人对罗斯福怎么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关键的岁月里，当美国必须面对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决策的时候，罗斯福总统是能够掌控美国政坛的政治大师。

罗斯福时代的白宫被描绘成“附属于行政职务的大厦里面的一个家庭”。⁷⁹它除了是权力中心以外，还是个低调朴素的家；即便在国务活动的房间里，陈设也不那么张扬。罗斯福早晨起来会在床上边吃早饭，边穿着睡衣读报纸。他的私人秘书会来和他商讨今天的日程安排。之后，每天早晨 10 点，罗斯福会在挂满了家庭照片、素描，摆满书籍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工作，他的大写字台面向外面的花园，上面堆满各种文件。临近中午的时候，还有大多数下午，他会接见访客，会客的安排由他亲切友好的军事助理埃德温·沃森少将负责协调。沃森少将的绰号叫“老爸”，是个身材高大、性情温和的弗吉尼亚人，总统经常会拿他选择须后水的品位寻开心。会客之后总统会对他的秘书口授各种信件和备忘录，他长期以来忠心耿耿的秘书是玛格丽特·兰德和她的助手格蕾丝·图莉。总统一般在星期一或星期二会见国会代表，星期二下午和星期五上午接见媒体，星期五下午主持内阁会议。白宫宴会厅经常会在晚上举行正式的宴会。如果没有宴会，又没有紧急的电话和政务要处理的话，罗斯福总统会整理自己的邮票收藏来消磨晚上的时光。但是这些看起来按部就班的工作日程经常会被各种突发危机所打乱。罗斯福的工作方式常让人产生缺乏系统性的错觉，但实际上他对很多事情都保持着紧密的个人监控。在白宫里“像小城市的那种亲切感”表象之下，是总统事无巨细把权力牢牢握在掌心的实质。⁸⁰

美国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但是也有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权力可以限制总统滥用行政权力。三权分立的原则本身就决定了总统和国会之间一定会有摩擦。⁸¹

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和互相制衡不可避免地需要双方妥协才能做出决策，而达成妥协的过程经常是旷日持久的，而且有很多游说活动介入。这种效率低下、缺乏迅速决策能力的机制一般被认为是为了避免滥权，维护人民自由的必要代价。但是在发生国际危机的时候，政府还要和专事掣肘的国会协商才能拿出急需的关键对策，这就不仅耗费精力，甚至有些自废武功了。而当时美国越来越被卷入欧洲的冲突当中，远东日本的威胁也咄咄逼人，这不是国际危机又是什么呢？但恰恰就是在这种危机时刻，作为总统，他的决策不仅要有本党的支持，而且应该获得举国的支持。罗斯福的助手们有时会敦促他机断专行，但是他本人的谨慎小心、避免步子跨得太大的作风恰恰反映出他对确保获得全国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敏感度。他非常清楚，在美国是否应该支持英国，更多卷入欧战这个问题上，美国人的看法有极大分歧。一方面美国人当然支持给予英国更多物质援助，但另一方面八成美国人都反对参战。⁸²罗斯福和国会打交道的政治手腕炉火纯青，但是他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他的独断权力来绕过国会，因为通过国会来制定或修改政策，常常会陷入僵局，或者被拖入冗长的辩论而不得脱身。⁸³

每一位总统在使用权力的时候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罗斯福是个想法大胆，但是不太拘泥于某一种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者。他乐于尝试，但如果尝试不成，也准备好随时退回来。⁸⁴他充满正能量，而且他对身边的人的友好态度使他们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做事首重结果，不重过程，经常让手下人自己去设计达到目标的手段。⁸⁵他对官僚制度中的繁文缛节没有兴趣，将它们视为达到目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他的政治目标相当广泛，在很多政治领域，他并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他就对海军事务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因此他当总统的时候干预海军事务较多，但是对其他他本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他几乎完全不加关注。⁸⁶他处理政治事务时的迂回曲折的风格，和他班子里有些人直截了当、雷厉风行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陆军部长史汀生做事刚毅果决，而罗斯福则小心谨慎甚至瞻前顾后，所以史汀生在日记里经常灰心丧气地提到“政府办事的方式跳跃不定”，和总统的谈话迂回得就像“在空屋里追逐一缕镜子上反射出来的跳动的阳光”。⁸⁷但是史汀生和很多其他人一样，最终也理解和佩服总统在想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时所采取的迂回曲折，有时候需要极大耐心的灵敏的政治手腕。没有人会把罗斯福的谨慎当成懦弱。无论在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做出关键决策方面，罗斯福的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丝毫置疑的余地。

作为总统的主要顾问机构，内阁在决策方面的作用很小。美国和英式的议会民主制不同，英国的内阁成员都是议会成员，对决策采取集体负责制，而美国的内阁成员由总统根据各人的专长亲自挑选并任命，而且美国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绝对分离，所以总统直接指挥各部。而罗斯福在和各部打交道的时候，故意对各部的职能不进行清晰的划分。这样形成的部际竞争，有利于总统分而治之。⁸⁸所以内阁在协调国防事务和关键的外交政策方面，很难发挥中央协调的作用。紧急的决策，通常在总统和相关部长会谈以后，或者有关的几个部长和总统共同商议以后就做出了。⁸⁹

1940 年春季以后危机日趋严重，美国需要更加灵活有效的政府。1940 年 5 月与 6 月间德国在西欧得胜以后，美国需要加快国防建设的步伐。拖延了很久的国家经济总动员，现在已经刻不容缓。既然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英法的命运已经密不可分，美国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西方民主国家总崩溃。⁹⁰罗斯福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紧地把协调国防政策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行动越来越像一位真正的总司令，而不是文官政府的总统。他在绕过国会行使权力的时候，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犯和激怒国会，更多地使用从“一战”以来就有的法律，成立新的国防机构，避免走立法程序，同时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开始“在政府当中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小型政府”。⁹¹

1940 年 5 月，他建立了危机处理办公室，旨在协调有关国防的政府各职能部门。不久以后的月底，他重新召集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机构由 6 名内阁成员组成，自从“一战”之后就没有再开过会。他同时还创建了由 7 名资深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国防顾问委员会。⁹²但是以上几个机构仅仅是“看上去很美”。危机处理办公室只是罗斯福用来绕过国会，建立和控制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各个机构的一个架子而已。⁹³国防委员会名义上是国防事务的最高协调机构，由事关国防职能的六位内阁部长组成，但实际上只是“行政上的假象”，它从来不开会。⁹⁴顾问委员会则违反常理地没有一名主席，成了一群没有领导也没有权力的专家们的集合体，这些专家每一个人都直接听命于总统本人。据说想要明确定义国防顾问委员会的职能，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结果是，在各个委员会和政府常设机构——诸如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同时，总统的权力却得到了增强。⁹⁵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罗斯福不愿意向各部门分权从而损害自己对一切事务的控制权；他认为分散权力是对宪法赋予自己的职责玩忽职守的表现。⁹⁶

在 1940 年 6 月，罗斯福做出两项人事变动，对此后制定国防政策影响深远。他任命弗兰克·诺克斯为海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为陆军部长。在大选之年，这两项任命都是非常精明的政治手段。诺克斯和史汀生都是前任共和党政府中的要员，诺克斯是 1936 年大选中的副总统候选人，而史汀生在共和党政府中长期担任陆军部长的要职，30 年代初还出任过国务卿。但这两项任命也不完全是要在国家危机时刻为扩大政府的政治基础做做两党联合的表面文章，两位新部长还加强了总统在处理国防事务方面的专业实力。⁹⁷前任海军部长查理·艾迪逊无能平庸，而前任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根本是个孤立主义者，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完全不适合担任陆军部长。⁹⁸罗斯福现在有了诺克斯和史汀生两员大将，他们都希望奉行更为强硬和直接的国防政策——实际上他们比总统本人还要更加鹰派，努力推动总统向鹰派立场靠拢。

诺克斯绵里藏针，举止很有亲和力，而他的政治观点却颇为强硬。他从 1931 年起就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老板，在被《芝加哥论坛报》这样的孤立主义大报纸主宰的中西部地区，独持温和的国际主义共和党观点。⁹⁹而年逾七十的史汀生很快就成了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出身律师，但已经在政府部门供职多年。他是一个有些道德洁癖，事事严守法律精神的人，看上去也整洁严谨一丝不苟：中分的银灰色头发，修剪整齐的小胡子。他在“一战”当中曾获得上校军衔，因此下属都称他为史汀生上校。总统则称呼他的前名“哈里”。史汀生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对那些向希特勒卑躬屈膝的软弱的英法政治家不屑一顾。他是个高效的行政官员，总是直言不讳，有时候会缺乏耐心。即便在总统面前，对那些他认为缺乏效率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也敢于直率地进行批评。¹⁰⁰尽管上了年纪，史汀生却能给十万火急的扩军任务带来急需的充沛精力和活力。

罗斯福在关键的两个位置上有了诺克斯和史汀生这两个人。无论在私下场合还是公开场合，他们都可以对美国备战的任务或在援助英国这些关键的外交政策的军事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力。¹⁰¹特别是史汀生成为美国干预欧战的积极倡导者。而罗斯福对海军事务有浓厚的个人兴趣，所以经常过问海军作战计划的细节。他很少单独会见诺克斯，一般都是直接和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上将以及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厄内斯特·金上将打交道。斯塔克上将对总统的建议基本上是言听计从。不过罗斯福和陆军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同。他经常单独接见史汀生，而且谈话的范围也不仅限于陆军事务。为了不让史汀生感觉自己侵犯了他在陆军部的支配地位，罗斯福极少会见陆军的首脑、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即便罗斯福见马歇尔，一般也有史汀生陪同。¹⁰²马歇尔有一头灰白的头发，锐利的蓝眼睛，身材高大。他极为干练，严守纪律，令所有人印象深刻，和史汀生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¹⁰³马歇尔一贯在上司面前直言不讳，他 1938 年秋天刚到华盛顿任职，就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公开和罗斯福唱反调。当时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的仕途已经终结了，但是罗斯福几个月以后把马歇尔提升为陆军总参谋长，这是罗斯福一生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军职任命之一。但是总统和陆军总参谋长一直保持着特别正式的工作关系。马歇尔一直称呼罗斯福为“总统先生”，他对罗斯福的亲切态度完全没有回应，对总统的笑话也从来不笑。罗斯福只称呼过马歇尔一次前名“乔治”，被马歇尔婉拒之后，再也没有这样亲切地称呼过他。¹⁰⁴

在 1940 年 5 月，罗斯福直截了当地驳回陆军 6.75 亿美元的预算要求之后，马歇尔求见总统，并当面摆出了所有增加预算的理由：“如果你不马上做点什么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罗斯福收回了成命。马歇尔后来把这件事称为“打破僵局的行动”。¹⁰⁵但是马歇尔和他的陆军计划人员一直都反对在军事力量足够强大之前就轻率地武装介入欧洲冲突当中。陆军总参谋长直到 1941 年初秋才认为军队已经准备好参战了。在 1940 年夏天，陆军的立场很明确：介入战争会招致德国、意大利，可能还有日本对美国的攻击。“我们对这么大规模的进攻完全缺乏准备，如果我们可以主动选择的话，我们应该在完全准备好之前避免冲突。”¹⁰⁶

尽管以马歇尔为首的军方持有以上立场，但史汀生和诺克斯依然不断地对罗斯福施加影响，敦促罗斯福对轴心国采取决不妥协的态度，同时用加强军备作为强硬外交姿态的后盾。长期以来担任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长的摩根索也成为他们的盟友。摩根索是罗斯福总统的老朋友。和史汀生一样，他认为美国只有尽早动员其丰富的物质资源，才能打败纳粹主义。摩根索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组织军工生产，传统上这是陆军部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但他和陆军部长在互相尊重和紧密的工作联系基础上发展出了很好的工作关系。¹⁰⁷另一位内阁中的鹰派分子是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说话直言不讳，有点口无遮拦，曾经是共和党员，从 1933 年起就是内阁成员，和摩根索一样认为目前的危机需要雷厉风行的应对手段。¹⁰⁸

但是另一方面，国务院一定程度上在军事和国防问题上扮演了制衡鹰派的角色。倒不是说从 1933 年就担任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一直主张对欧洲和远东的侵略者步步退让。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有很强的正义感，厌恶法西斯主义，对日本的野蛮侵略行径进行的道德上的谴责和别人一样强烈。但是他与生俱来的谨慎小心使他对任何不那么必要的过激行动保持警觉。¹⁰⁹如果美国过多卷入欧洲事务，日本可能乘虚而入，在太平洋发动战争。他担心这个问题的确有他的道理，总统也存在同样的忧虑。罗斯福放手让经验老到的赫尔全权处理远东事务，尽量少加干涉。赫尔的原则是尽量避免采取刺激日本采取过激行动的举措，但也不会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在远东维持脆弱的和平态势。大西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由罗斯福公开直接地掌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即便在远东地区的政策方面，权限也有划分，赫尔无权决定与贸易禁运以及军事威慑有关的事务。¹¹⁰而且赫尔发现总统把很多重要事务直接交给他的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去办。韦尔斯是总统的朋友兼亲信，赫尔经常对韦尔斯还怀有一些竞争性的敌意。¹¹¹

因为总统的亲信顾问们观点差别很大，从赫尔的谨慎到史汀生公然的干涉主义，这就使得总统在做决策的时候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不同立场的主张。赫尔是少数能够随时觐见总统的人之一，这对于履行国务卿的职责来说非常有必要，但是他和总统之间并无个人的亲密友谊。能够随时面见总统的人为数寥寥，除了赫尔以外只有史汀生、韦尔斯，还有罗斯福长期以来最为信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霍普金斯是罗斯福新政的构建者，从罗斯福踏入政坛开始就和他关系密切，在大多数事情上都能自由向总统进言，甚至在白宫有自己的房间。霍普金斯的政治对手把他描绘为马基雅维利、斯文加利和拉斯普京三个人的合体。④他几乎可以随时面见罗斯福不需要通报或者预约，并了解总统真实的想法。霍普金斯烟瘾极大，曾经得过一场危及生命的重病，此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但是这阻止不了他对赛马和夜总会的热爱。他不知疲倦，说话直来直去，往往能一语切中问题的要害。他对罗斯福无比忠诚，而且对总统的情绪也把控得非常精准，因此无论总统亲信圈子中谁想向总统进言，他都是不可或缺的渠道。¹¹²

总统的小圈子越来越经常地被召集来白宫开会，包括史汀生和诺克斯，他们各自军种的首脑斯塔克和马歇尔上将，还有赫尔跟霍普金斯。史汀生把这个小圈子称为“战争委员会”，这是和英国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最相近的一个组织，也是罗斯福就国家安全问题做出决策时最接近正式的制度性安排。但是罗斯福绝对不让这个非正式的组织变成正式的机构。他保留着在必要时直接指挥或者监督的权力和弹性。可以说，“条条政策之线都牵在白宫手里”。¹¹³

罗斯福的困难倒不在于让他的顾问们唯命是从。无论他们是鹰派还是鸽派，都无条件地服从罗斯福经常经过迟疑之后做出的决策，尽管这种服从有时候显得不那么情愿。总统的困难在于让国会接受他的决定，还有让公众意见和有组织的院外活动集团接受他的决定。这是任何一任总统共同的难题。罗斯福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民主党仍在两院占多数，但是 1938 年的中期选举极大地加强了反对罗斯福的一方。在几个关键的委员会里，主要来自南方各州的民主党保守派如果和共和党联手，就会给总统制造不少麻烦。尤其是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少数派，他们享有主流媒体的支持（例如《芝加哥论坛报》），掌握了话语权，还享有院外活动集团的支持，能够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同情，因为美国的主流民意虽然同情西欧民主国家的困难处境，但是反对美国参战。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干涉主义的院外活动集团都利用公众的这种情绪大做文章，意图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和捐款。

随着总统大选在夏秋渐近白热化阶段，孤立主义组织“美国优先”在 9 月初建立，其总部设在芝加哥，并在中西部和东北部建立了很多分部。“美国优先”严重亲共和党，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采取严厉批评态度。他们在各地集会，大力进行宣传攻势，其主题是希特勒对美国构不成威胁，而援助英国最终将把美国拉进欧战。¹¹⁴“美国优先”和另一个干涉主义全国团体“援助盟国保卫家园委员会”针锋相对。后者建立于 1940 年 5 月，在除了北达科他以外的各州都有分部，在报纸和广播中大做宣传，两个月之内就募集了 25 万美元政治捐款，不停地向总统和国会请愿。双方的宣传都影响了民意。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给予英国更多的物质帮助，但是仍然坚持中立或者孤立主义立场。¹¹⁵5 月，德军横扫低地国家，英法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一切都让所有美国人深深担忧。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0% 的人仍然相信盟国将获胜，78% 的人担心德国获胜之后将对南美事务实施干涉，甚至有 63% 的人担心希特勒会在美洲大陆攻城略地。¹¹⁶人民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为美国备战程度不足而担忧，但是在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盟国方面仍有分歧，并一边倒地反对美国以任何方式直接卷入欧洲战争。

这就是罗斯福在 1940 年夏秋所面对的民意环境。它和另一个国内问题息息相关：罗斯福是否应该史无前例地寻求第三任期？美国的民意和大选政治构成了关键防务政策决策的背景：美国是否应该顺应丘吉尔的请求，用切实的方法支援英国，向英国出售 50 艘驱逐舰呢？这是罗斯福在未来几个月中要做出的最重要的两个决定当中的第一个。这两个决策重新定位了英美联盟的关系，为双方合作共同投入反抗希特勒德国的斗争铺平了道路。

4

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 15 日第一次以英国首相的身份致信罗斯福，从此开始了双方篇幅浩繁而意义重大的战时通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在 1918 年见过彼此，不过只有罗斯福记住了那次会面，丘吉尔根本不记得。未来的美国总统记得未来的英国首相是个“很恶劣的人”。¹¹⁷“二战”开始以后，罗斯福还是把丘吉尔看作是一个死抱着维多利亚时代观点不放的老古板、反动派，他对丘吉尔著名的嗜酒习惯不以为然。罗斯福听到丘吉尔出任首相的消息时说，也许就算丘吉尔一半时间都是酩酊大醉的，英国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当首相的人选了吧。而丘吉尔对罗斯福喝酒的习惯也是颇有微词，因为罗斯福喜欢把甜的和干的苦艾酒兑在一起喝，丘吉尔认为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比喝酒习惯更重要的分歧在于，丘吉尔认为美国近 10 年还没能走出经济萧条的阴影，主要是因为罗斯福对待大企业过于苛刻。他很高兴看到美国在整军备战，虽然加强军队的过程非常缓慢。不过在 1940 年春夏两季的时候，丘吉尔仍然怀疑罗斯福是不是真的把英国的利益放在心上。¹¹⁸

自从欧洲战争爆发，丘吉尔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开始通信往还。罗斯福在 1939 年 9 月 11 日给丘吉尔写了第一封信，在后来 5 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之间总共交流过将近 2000 份书信和备忘录。¹¹⁹有可能罗斯福把此类私人通信当作是在官方渠道之外了解英国政府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真实意图的第二渠道。¹²⁰而丘吉尔和罗斯福保持私人通信的动机则更为简单，他后来对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能时不时地给罗斯福一些信息总是好的。”¹²¹两个人从最初的不良印象开始，通过这种通信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这对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间锻造英美特殊关系的纽带，并最终形成战时同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当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 15 日致信美国总统的时候，英美特殊关系的建立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丘吉尔在信的开头描绘了德国挺进西欧以来令人沮丧的欧洲环境。“各个小国就像火柴棍一样，一个一个被德国折断”，而墨索里尼随时可能参战以“分享劫掠文明社会的战利品”。他预期，德国很快将会进攻英国本土，如果必要的话，英国将独自抗战到底。“但是我相信您会认识到，如果美国的声音和力量拖延得太久不被使用的话，它将因为错失良机而变得一无所用。您会发现德国在不旋踵间就建立了一个纳粹的欧洲，而我们都无法承受这样的结果。”然后，丘吉尔就开始提到自己来信的主旨：采购清单。“我只要求您宣布美国为非交战国，就是说，美国可以使用实际参战之外的任何手段来帮助我们。我们最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借用 40 到 50 艘美国旧驱逐舰，来填补我们的现有实力和开战时我们野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之间的缺口。”他及时地补充道，“英国还需要几百架新型飞机”，防空装备和弹药，钢铁以及其他材料。英国会尽可能继续用美元付款，可是“如果我们无力付款的时候，我希望您仍旧能向我们提供所需的以上物资”。¹²²

这封信直言不讳。它反映了英国政府的希望：美国不会坐视英国垮台，“如果英国用尽了黄金和外汇储备，美国依然会无偿或者用赊账的方式向英国提供物资”。但这只是英国政府的希望，而不是确信¹²³。白厅对于美援的重要性从来都没有一丝怀疑。5 月 25 日，在讲解一旦法国投降英国军队所能够采取的应变计划的时候，英国的三军总参谋长们明确地提出，必须假定美国“愿意全力给予我们经济和财政援助，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无法想象能有任何打赢战争的希望”。¹²⁴英国甚至希望美国走得更远一些。到 6 月中旬，很多人都希望美国立即对德国宣战。但是在英国也有少数人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参战或向欧洲战场派出美国远征军，只要美国不断地向英国提供包括驱逐舰在内的剩余物资就够了。¹²⁵

罗斯福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采取用援助的方法来让美国置身事外，避免参战。但即便是这个立场，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民意也显得过于超前。1940 年 5 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35% 的美国人赞成冒被卷入战争的风险对英法进行援助。¹²⁶对于罗斯福来说，丘吉尔 5 月 15 日来信所提出的要求太多，也为时过早。如果满足这些要求，就得冒遭到公众舆论反对的风险，政府内主张观望一段时间看看法国战役结果如何的那些持重派官员也可能反对。而且，即便美援最终能够运到欧洲，还能及时赶到吗？目前看来，不但法国朝不保夕，甚至英国也是岌岌可危，美援到达欧洲以后会不会成了德国的战利品呢？美国驻伦敦大使肯尼迪建议谨慎从事，他对战争的前景非常悲观，几乎是一个失败主义者。5 月 15 日，他向华盛顿报告他从丘吉尔处得到的印象：英国本土在一个月之内将遭到德军入侵。他认为美国可能已经站到了“战争失败的一方”，并建议华盛顿，“如果我们要为自己而战的话，最好在我们自己的半球打”。¹²⁷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满足英国的军火需求会对美国在西半球的防御造成不利影响。无论如何，美国能够拨出来的军火总数也就是那么有限的一点点。¹²⁸罗斯福本人所信任的消息来源显示，希特勒很可能向英国提出和谈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英国交出殖民地以及至关重要的英国海军舰队。¹²⁹

因此，白厅在 5 月 18 日收到的总统给首相的回信在语气上彬彬有礼，但在内容上相当空洞。信中说，总统将尽一切可能向盟国提供所需要的装备（实际上罗斯福也的确匆忙决定把每一架可用的飞机都送到法国战场去，不过总数其实极为有限¹³⁰），但是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租借或者赠送 50 艘驱逐舰的要求。这件事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存在障碍，而且海军部反对这么做，认为这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¹³¹总统的回答是，租借或者赠予驱逐舰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而国会目前看来很难批准此类举措。而且，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驱逐舰来保护本国海疆。即便美国愿意给英国这些驱逐舰，它们也来不及在目前的欧洲之战中发挥作用了。而丘吉尔请求美国宣布自己为“非交战国”的请求在回信里压根就没有提到。¹³²

这样，驱逐舰的问题就暂时搁浅了，但也只是暂时而已。变幻莫测的西欧战事吸引了白宫内外所有美国人的注意力。在 1940 年 5 月，美国民意仍然基本上强烈反对干预战争。在 5 月 29 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7.7% 的美国人主张立即参战。如果盟国的失败不可避免的话，则有 19% 的人赞成干预。但是有 40% 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参战。¹³³法国总理请求美国立刻对德国宣战，并向欧洲派出美国大西洋舰队。就算罗斯福比他所表现出来的更加倾向鹰派观点，他也绝对不会理睬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请求。¹³⁴一直到几个月后，美国公众才会逐渐接受国家转入战时状态。但是美国的民意也在逐渐变化当中。美国的公众天天坐在收音机旁追踪欧洲战事的新闻，法国的陷落和英国所受到的入侵威胁使美国人越来越担忧德国会主宰整个大西洋。孤立主义情绪正在逐渐减退，甚至在它的大本营中西部地区也是这样。这主要表现在美国公众对“援助盟国保卫家园委员会”的支持迅速增长。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创立者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支持中立法案，现在建立了这个民间组织，旨在动员民众支持干预欧洲战事。¹³⁵所以，罗斯福在 6 月 10 日意大利参战那天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将“向民主国家敞开供应自己的资源”，并将全力动员国防力量的时候，他反映了当时美国的主流民意。¹³⁶6 月份的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赞成向英国提供更多援助，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看到这种援助对将来的影响，因此认为美国终有一天会参战。¹³⁷

以前最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圈子也开始支持全面武装。国会批准总统请求，把 1940 年的国防预算猛增 4 倍，达到 105 亿美元，这在一年之前看来还是天文数字。¹³⁸但是产能的增长跟不上需求，战备的效果要到 1942 年才显现出来。在法国陷落之后，英国现在被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岌岌可危。而对于应该给予英国何种援助与多少援助这种问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莫衷一是。提供驱逐舰的问题还没有让美国公众知道，这个事情暂时被搁置起来，但这种搁置不会长久。

丘吉尔一收到罗斯福的回信，马上回复，他对美国不能提供驱逐舰的决定表示理解，但感到遗憾。法兰西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丘吉尔早已说过，如果美国的援助想要对欧洲战争产生任何影响的话，最好尽早提供。现在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英国被打败，对美国而言那将是一场噩梦。“如果现政府下台，新政府上台来收拾残局的话，您可以想象，那时英国唯一剩下的和谈砝码就是海军舰队了。如果美国坐视英国沉沦，那时候的英国政府将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为拯救幸存的英国人民而做出妥协。”¹³⁹罗斯福没有马上回信，但是明显被丘吉尔的观点所打动。美国总统在稍后对商界领袖发表的谈话当中指出，一旦法国的陆军和英国的舰队被消灭，“再无任何力量能在欧洲新的统治者和美洲大陆之间形成缓冲保护了”。¹⁴⁰不久以后，法国的陆军真的被消灭了。按照法国和德国的停战条件，法国舰队原封不动地停靠在北非基地，将“在德国或者意大利的监督下”解除武装或者被遣散人员。¹⁴¹德国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条款夺取法国舰队。现在只剩下英国海军舰队了，美国必须使用一切手段防止英国舰队也落入德国魔掌。英国政府已经考虑到，一旦本土陷落就把舰队转移到加拿大去，但是目前英国需要海军来保卫本土不受德国入侵。在英伦三岛海岸周边的狭窄水域中，最有效的战舰种类是驱逐舰。英国在开战之初本土海域拥有 100 艘左右的驱逐舰，如今已经有将近一半被击沉或受伤。¹⁴²如果美国驱逐舰能够帮助英国继续战争，那么它们对美国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可是如果这些美国驱逐舰租借给英国以后英国投降了，那它们就转到了德国人手中，成了送给敌人的礼物，这将对未来美国的本土防御造成更大的威胁。¹⁴³在 1940 年 7 月，租借驱逐舰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福政府所考虑的主要就是以上这个难题。

在此之前，为了不让法国舰队落入纳粹之手，英国于 7 月 3 日进攻并摧毁了锚泊在阿尔及利亚凯比尔港的法国舰队，导致 1297 名法国水兵阵亡。这一翻脸无情的举动显示了英国的抵抗决心，也给予罗斯福深刻的印象。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锡安勋爵事先通知过罗斯福，并获得了罗斯福的首肯。¹⁴⁴但是罗斯福仍然不愿意马上满足英国对驱逐舰的要求。内政部长伊克斯争辩说，英国需要这批驱逐舰来防卫本土。罗斯福坚持己见：“海军必须确信我们自己的防御不需要这批驱逐舰，否则就不能把它们送给英国人。”“别忘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海疆防御，还正在改装 100 艘这类驱逐舰。有鉴于此，把这些军舰拱手送人有违常识。”¹⁴⁵过了几天他又告诉伊克斯，他还必须担心一旦英国被迫向德国屈膝投降的话，这批驱逐舰会不会落到德国人手中。¹⁴⁶

虽然欧洲战争的局势一直非常紧张，但在 7 月份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内政上，因为他要集中精力解决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问题。这个月的中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召开，这次会议将推举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在数周之前推举出了本党的候选人威尔基；他曾是民主党人，个性鲜明，并且和罗斯福一样，强烈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援助英国。因为在 1940 年的大选中，美国是否参与欧洲战争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威尔基作为候选人对民主党的威胁很大。谁能代表民主党和威尔基竞争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罗斯福的名字一再被人提起，其他人出马都很难打败威尔基。¹⁴⁷总统本人直到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都闭口不谈自己是否寻求第三任期。虽然他自己过去说过不会寻求连任，现在已经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顾左右而言他。他圆滑地避免亲自在党代会上露面，而让他自己阵营中的前台人物出面替他搞定候选人提名的事情。

在党代会召开的第二天，即 7 月 16 日的晚上，总统办公室向代表们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声称罗斯福“从来没有，今天也不会想要再次连任总统”。会议厅里的扬声器几乎是立刻响起了大声地呼号，“宾夕法尼亚州需要罗斯福！”，“弗吉尼亚州需要罗斯福！”，等等。代表们开始一直欢呼，把各州的州旗拿进会场，绕场游行。后来人们发现，带头欢呼起哄的第一个声音来自坐在看台下方的芝加哥给排水局局长，而芝加哥的民主党市长爱德华·凯利授意安排了所谓“来自下水道的声音”。¹⁴⁸凯利事先和罗斯福的左膀右臂哈里·霍普金斯讨论过党代会的整个安排。¹⁴⁹整个事件与其说是个谜团，不如说更像是一场闹剧。但是它奏效了，罗斯福第二天就以绝对多数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建议丘吉尔可以适时地重提驱逐舰问题。¹⁵⁰丘吉尔在意大利参战后的第二天，6 月 11 日，重新提出了驱逐舰的要求，并于 3 天之后再次提到。¹⁵¹财政部长摩根索看到丘吉尔来信之后，委托罗斯福的私人秘书格蕾丝·图莉转告总统：“如果我们不给英国人一些驱逐舰的话，恐怕他们撑不下去。”¹⁵²可是英国的请求再次石沉大海。在法国陷落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再通信。总统忙于争取连任竞选，首相和他的同僚则害怕把罗斯福逼得太紧会适得其反。¹⁵³但是 7 月 31 日丘吉尔又一次旧事重提。德国对英国本土的入侵看来迫在眉睫，德国人现在可以从整个法国海岸派出飞机和潜艇对英国进行轰炸和封锁。英国正在着手大批制造新驱逐舰，可是这些新舰最快也要到 1941 年才能服役。与此同时，军舰的消耗速度是惊人的，而接下来的三四个月对整个局势至关重要。所以丘吉尔不得不重提要求，“请马上向我们提供 50 到 60 艘你们最为老旧的驱逐舰”。他宣称：“总统先生，我恭敬地提醒您，人类历史虽久，但这件事却是只争朝夕。”¹⁵⁴

这个月早些时候，“保卫家园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世纪小组”也着手从民间来推进这件事。这个“世纪小组”是由纽约市一些有影响的士绅组成的，定期在纽约的世纪协会举行会议。“世纪小组”一直认为盟国的斗争就是美国的斗争，倡议取消中立法案，承认美国与德国之间存在敌对状态，所以从 6 月中旬起，它就一直努力地游说，试图推动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一切可以腾得出来的军事装备，包括海军装备在内。¹⁵⁵7 月 11 日，“世纪小组”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提议，作为应对欧洲威胁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向英国提供驱逐舰，换取美国海岸附近的英国海外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提案，而这个提案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出自民间。

这不是一个原创建议。事实上孤立主义的《芝加哥论坛报》早就敦促盟国应该把这些基地的使用权交给美国，用以抵偿他们在“一战”时欠下的战争贷款。但是把这个事情跟提供驱逐舰挂钩则是个非常聪明的点子。它给了美国想要的东西，甚至对孤立主义者来说也有一定吸引力。“世纪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约瑟夫·阿尔索普说服总统的助手之一本杰明·科恩起草一份致罗斯福的备忘录，备忘录当中强调向英国出售驱逐舰这件事应该没有任何障碍。阿尔索普是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在政府中也有很深的人脉。科恩给他的上司内政部长伊克斯看了这份备忘录，伊克斯立刻写下了强烈支持提供驱逐舰的按语，并呈交给总统阅览。¹⁵⁶

但是罗斯福仍然没有被说服。美国总共有 172 艘旧式战舰，很多都是“一战”遗留下来的旧货。给英国五六十艘根本不会让美国海军瘫痪掉。但是国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信任总统，在 1940 年 6 月 28 日通过了一项海军采购法修正案，规定只有在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或者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亲自保证某项军事装备对美国的国防完全没有用的前提下，才能将该项军事物资出售给外国政府。斯塔克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不久之前，他还向国会内的委员会强调这批旧战舰对美国国防的潜在价值。¹⁵⁷罗斯福 7 月 22 日把科恩备忘录转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看的时候，就提到了新立法给此事造成的障碍：“坦率地说，我怀疑科恩备忘录的建议能否行得通。恐怕国会目前根本不想给任何形式的武器交易开绿灯。”罗斯福只能建议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也许他能够说服国会，允许向加拿大出售驱逐舰；但是必须附加条件，这些驱逐舰只能用于保卫西半球。¹⁵⁸

但是“世纪小组”选择继续施压。阿尔索普和华盛顿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广泛谈话，得到肯定的回复。英国大使当然会支持这个提议。阿尔索普向组织汇报了此行所获得的反馈之后，“世纪小组”在 7 月 25 日又起草了第二份备忘录，在结尾建议美国政府立即向英国提供驱逐舰，以换取对英国在西半球军事基地的租借权。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提出了交易的一个先决条件，即英国政府必须担保，即便在德国成功入侵英国本土的情况下，英国海军舰队既不能投降，也不能自沉，而必须撤到加拿大或者美国，以西半球为基地继续作战。因为此事刻不容缓，小组成员会游说罗斯福，敦促他和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协同合作，促成此事的实施。同时，“世纪小组”发起新一轮争取民意的活动，以保持对政府的压力。罗斯福在 8 月 1 日接见了“世纪小组”的 3 位代表，聆听了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做出什么积极回应。代表们以为总统对这件事漠不关心，都觉得颇为沮丧。¹⁵⁹

可是他们都想错了。8 月 2 日，罗斯福很难得地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内阁会议。在会上他重提这个问题。海军部长诺克斯在开会前一天晚上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进行过长谈，英国大使恳求美国立即把驱逐舰拨给英国，并对于英国把大西洋海岸的海军基地交给美国使用一事相当积极。开会前，诺克斯和史汀生、伊克斯通过气，获得了他们的支持。¹⁶⁰所以内阁开会的时候，干涉派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统一战线。

内阁很快就尽快给英国驱逐舰的事宜达成一致，但是立法问题仍然是个障碍。如果罗斯福没有事先进行细致的说服工作就贸然把提案交给国会的话，国会肯定会拒绝批准，或者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要想让国会不反对，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先把英国的基地使用权拿过来，再谈交付驱逐舰的事。诺克斯先向内阁汇报了他和英国大使之间昨晚的谈话，内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国务卿赫尔刚从哈瓦那开完泛美会议回来，他认为，美国刚刚与其他美洲国家达成协议，在西半球尊重并且不改变领土现状；占领英国海外基地与这一协议冲突了。罗斯福本人认同赫尔的反对意见，他建议沿用特立尼达模式，以租用的方式获得英国基地的使用权，这样可以做到两全其美。他的提议获得了一致认可。此外内阁决定，英国人要保证即便本土沦陷，也不能向敌人交出海军舰队。内阁认为这个保证也有助于平息国会里的反对声音。赫尔指出，要把驱逐舰交给英国人，就必须先要废除禁止此类销售的法律，而修改法律的最佳途径就是总统和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一同支持修改法律。因为威尔基肯定是对援助英国抱同情态度的，这样有助于平息国会里来自共和党的反对意见。总统将和保卫家园委员会的负责人威廉·艾伦·怀特联系，请他出面联络威尔基共同行动。¹⁶¹

美国人的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行动起来了。但是此后美英就双方交易的细节问题又进行了冗长的磋商和法律斗争。丘吉尔出于对本国的士气考虑，不愿意对“一旦英国投降”舰队将继续作战这个问题做出公开承诺。¹⁶²英国在 8 月 8 日向美国提交的援助要求比原来扩充了很多，包括 96 艘驱逐舰、20 艘鱼雷艇、水上飞机、俯冲轰炸机以及 25 万支步枪。此外，即便罗斯福拥有威尔基的支持（其实威尔基不太情愿公开支持罗斯福的举措），也很难说交付驱逐舰、接受英国基地所需的整个议案是否能够顺利地通过国会辩论。¹⁶³

就在整件事有可能因为法律上的障碍而搁浅的时候，有两个新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这次交易的发生。其一是保卫家园委员会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这个委员会成功邀请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高望重的英雄潘兴将军为他们宣传造势。潘兴将军的广播演说让驱逐舰交易在大众当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还有些人对这桩交易组织起来居然会这么困难感到不可理解。一旦作为交换条件的基地使用权条款被大众所知道，立刻进行交易的呼声就更大了。但是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声浪也在相应提高，他们警告说：“向交战国出售海军舰艇本身就是战争行为。”“驱逐舰交易是把我们最终绞进战团的最佳手段。”打破僵局的第二个事件是 4 名知名律师联名致信《纽约时报》，信中令人信服地列举了种种理由，论证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并没有超出目前法律许可的范围，并敦促总统立即动用自己的行政权力来促成这一交易。¹⁶⁴

罗斯福还在等待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来澄清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最后，有鉴于英国正在遭受越来越猛烈的空袭，罗斯福在 8 月 13 日和史汀生、诺克斯、摩根索、韦尔斯磋商之后（韦尔斯暂时代理国务卿，赫尔去进行一次短暂的疗养），决定加速和英国的谈判。也许在还没听取司法部的意见的时候，他还是想要把交易提交国会批准，而不想自行其是。不过当晚政府已经拟就了致丘吉尔的一封长信，准备向英国提供至少 50 艘驱逐舰、鱼雷艇和少量飞机，明确表示总统接受首相就海军舰队命运问题所做的私下保证，并列出了美国想要购买或者租借 99 年的英国基地清单，这些基地在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美国想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海空军基地。丘吉尔立即回复，对信中所提照单全收。¹⁶⁵

看起来大事已定了，但是否真的如此呢？总统还是对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感到惴惴不安。他担心绕过国会自行其是的行为会让他输掉大选。他 8 月 1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有点画蛇添足地声称，获得英国的海外基地跟驱逐舰交易两者之间没有联系。¹⁶⁶这个说法是故意误导，很可能反映了总统对朝野的反对意见过于敏感了。就当时全国的民意而言，总统实在不必如此过分地小心谨慎。

司法部长经过研究得出法律结论：这批驱逐舰可以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并无重要影响的物资，因此可以合法出售。罗斯福听到司法部长的专业意见，信心大涨。罗斯福在 8 月 17 日告诉加拿大总理麦肯锡·金，他不必把这件事交给国会来决定，英国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拿到这批驱逐舰。不过总统这次太乐观了，双方要到月底才最后敲定协议的所有细节。在最后阶段，其实是丘吉尔拖延了交易的步伐，他坚持要重写基地的租约，想要尽量对英国人民掩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这次交易当中占了大便宜。¹⁶⁷最终所有这些细微却令人尴尬的问题都被一一圆满解决。总统在 8 月 30 日批准了交易。9 月 2 日，国务卿赫尔与驻华盛顿大使洛锡安勋爵分别代表美英在协议上签字。斯塔克海军上将第二天在国会作证说，这批驱逐舰和所获得的基地相比，对国家安全并不重要。这批舰艇最终开进了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港，归英国所有。¹⁶⁸

在经过漫长的犹豫、耽搁、拖延、法律斗争与协议修改之后，这批驱逐舰终于到了英国手里，却被证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皇家海军在年底之前只调用了其中的 9 艘，来防御最终也没实现的德军入侵威胁，而且这 9 艘驱逐舰还没能达到皇家海军所期待的适航性要求。在 1941 年 5 月之前，这批美国舰艇里被皇家海军投入现役使用的驱逐舰不足 30 艘。美国交付鱼雷艇和步枪的时间也延迟了，因为步枪交易在双方最后定稿的协议当中居然被完全给忘掉了。¹⁶⁹尽管在夏季危机中，英国基地的易手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些基地也没能及时交给美军使用。基地移交的细节直到 1941 年 3 月才敲定。¹⁷⁰

但是驱逐舰交易的象征性意义远远大于它对双方的实际效用。罗马、柏林和东京的反应非常说明问题。墨索里尼表面上对此无动于衷，其实他认为这件事显示美国离直接干预战争又走近了一步。¹⁷¹德国的反应更为强烈。移交驱逐舰被视为对德国的公开敌对行为，标志着英美更加密切的合作。德国人已经认定，美国会用尽一切手段来支持英国，伤害德国。德国人所考虑的部分报复措施包括出兵占领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不过希特勒本人倒是对这次交易的严重性嗤之以鼻，他估计美国的军备水平要到 1945 年才能达到巅峰状态。即便如此，自从 1940 年夏季以后，美国就成为德国制定战略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了。¹⁷²前文说过，在第二年春天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并迅速摧毁之的决策当中，美国因素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以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还促使德国与日本加速谈判。它们最终在 9 月中旬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旨在威慑美国，使其不要参战。¹⁷³

在美国，罗斯福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向公众强调获得那些大西洋基地对美国国防的重大意义。公众对此非常赞赏。在向英国提供驱逐舰这个问题上，罗斯福挫败了孤立主义者。虽然对参战的恐惧仍然强烈，但是美国民意当中传统的孤立主义开始退潮。更重要的是，大家开始意识到，美国人民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严格的中立立场。¹⁷⁴

这个事件对英国也至为重要。美国再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立国家。英国领导人公开和私下都一致指出，英美驱逐舰交易的关键意义在于让美国对英国的军事支持大白于天下。在 8 月底双方你来我往的谈判过程中，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就指出：“不管英美就什么问题进行合作，这个合作本身的意义就大大高于任何基地或者军舰。”¹⁷⁵丘吉尔本人在 8 月 29 日对国会下议院发表讲演的高潮部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提到当时还未定论的驱逐舰交易的时候说道：“这就意味着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说英语的伟大民主国家从此携起手来，共同处理双方的某些事务，互帮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丘吉尔继续用他华丽的辞藻来形容这次交易的意义，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住地雄辩滔滔：“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进程，就像那滔滔的密西西比河奔涌南去。就让它奔腾咆哮，就让它漫卷狂潮，向着远方更加广阔的土地，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向着大海的怀抱奔流吧！”¹⁷⁶正如丘吉尔所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它显示美国和英国在战争中紧密团结在一起。丘吉尔后来把这个时刻描绘成“美利坚合众国决定性的非中立举措”，这个事件“把美国和我们拉得更近了，也把美国拉向了战争”。¹⁷⁷丘吉尔一语中的。

其实参战也并非罗斯福的初衷。后来看似一步一步无法挽回、不可逆转的过程，当时看来并非如此。所谓当局者迷。自从丘吉尔第一次提出交易到交易尘埃落定总共用了整整 3 个半月的时间，这反映了罗斯福对掌控国内民意方面的不确定，还有他不愿意一意孤行走得太远。这是大选之年，他小心翼翼地不留一点把柄，不给竞选对手以攻击他的口实。他不想得罪国会，所以在形势要求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的当口，罗斯福反而自己陷入了法律的繁文缛节之中。历史上，德国没有入侵英伦三岛，这批驱逐舰并不真的急需。可是在 1940 年夏季，德军入侵英国的威胁看上去迫在眉睫，而罗斯福还在迟疑是否给驱逐舰。最终他采取了行动，其实他本来心里早就想这么做，但是前怕狼后怕虎，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在他采取行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招致民意反对的风险。他过于在意自己在朝野的支持率，甚至还担心这次驱逐舰交易会毁了自己连选连任的前途。¹⁷⁸实际上，他是被民意推着走，而民意的转向是由赞成交易的院外活动集团促成的。当时就有观察家指出：“驱逐舰交易既是政府政策的成功，同时也是民间政治运作的成功。”¹⁷⁹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上不守中立的非交战国了，让我们看看在以后促成对英国的更有力支持的过程中，总统是否能够发挥比他在 1940 年夏季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5

其实美国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公众的支持下，美国政府承诺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支持英国。公众广泛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支持英国跟美国的西半球本土防御是一致的，二者息息相关，因此也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又面临了一些争议性问题。司法部在法律上使用了一点手腕，使这场交易能绕过国会立法的步骤，由总统运用行政权力来运作，这在很多人眼里有点曲解法律。但是如果要想向英国持续不断地提供援助，政府部门总不可能永远绕着国会走。国会的背书对于整个国策的变化会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要想让国会支持大规模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至少要克服两个主要的困难。其一是，当时人普遍认为不能把美国自身国防所需要的武器装备优先运往英国。这个观点是孤立主义者的主要反对理由之一，很多其他人也同样持有这个观点。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越来越多的船只来运输大大增加的对英援助物资，而跨越大西洋的船运一旦增加，也就增加了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第二个法律和财政上的困难更加难以克服。英国很快就要用尽所有的外汇储备，无力为购买它所急需的军火付款了。但是当时仍然有效的 1934 年约翰逊法案规定，美国不能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拒绝向美国偿还巨额外债的国家提供贷款。另外，根据 1937 年制定，1939 年更新了中立法案中的现金自运条款，只有交战国当场用现金支付之后，才能运走购买的货物。¹⁸⁰另一方面，来自英国的军火订单对美国还是不可或缺的。不仅仅因为如果英国没有获得美国的物质支持，它的战争努力很快会因为资源枯竭而失败，而且美国国内的原因使罗斯福政府不想减少，反而想要增加对英国的军火供给。1940 年 11 月 5 日罗斯福再次连任，虽然这次他的优势有所减少，但仍然大幅领先竞选对手。从 1937 年至 1938 年的经济萧条到现在，罗斯福政府已经新增加了 350 万个工作岗位；在 1940 年底，美国的失业率创 10 年最低水平。以上一切经济成就背后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英国的军火订单。到 1940 年底为止，英国向美国订购了 50 亿美元的军火。¹⁸¹

1940 年底，增加对英国援助的事情遇到了瓶颈。总统大选已经结束，但是这并未带来英国政府所希望的美援政策的变化。白厅曾经幻想罗斯福一旦连任，美国就会立刻参战，到此时这也化为泡影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好几周的时间里像是一潭死水，波澜不惊。这次大选的过程可能让总统付出了远比表面上更多的精力和体力。无论如何，罗斯福现在看上去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紧随民意的步伐”，也不愿冒险领导人民的状态。¹⁸²

在伦敦，丘吉尔在 12 月初说他对美国大选之后的态度相当失望。作为一个对华盛顿事务了若指掌的老资格观察家，英国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对罗斯福政府缺乏活力、死气沉沉的对外政策并不感到意外。在 11 月短暂回国述职期间，他向丘吉尔指出，美国的公众相信，英国所要求的多于它所需要的，而且英国没有它自称的那么顽强善战。他建议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一封信，摆出充分的大幅增加援助的理由，说明如果英国不想在 1941 年被迫求和的话，这些物资是绝对必要的。¹⁸³洛锡安一回到美国，刚在纽约降落，就临时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放弃了外交辞令，用直白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记者：“嘿，各位，英国破产了，我们需要你们给钱。”他后来拍摄新闻短片的时候，又重复了以上这句话，明白地告诉美国人，这可不是一时兴起满嘴跑火车说错话。这种话不像是洛锡安这种人能说得出口的。尽管他坚持这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还是有很多人怀疑这是老谋深算的丘吉尔设计出来的，故作惊人之语。¹⁸⁴

无论如何，这句话绝对奏效。它把英国国库空虚、囊中羞涩的窘境公之于众了。但是罗斯福政府对此的反应并不积极。国务卿赫尔对英国无力支付军火货款将信将疑。执掌财政大权的摩根索也有同样的疑惑，并且向洛锡安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允许一个破产的国家继续下采购订单的话，就会在国内授人以柄，给政治对手增加政治资本。摩根索知道洛锡安在夸大其词，英国没有破产。但是哪怕英国外汇储备还没有短缺到像洛锡安哭穷的那个地步，它的美元储备确实越来越短缺。摩根索对洛锡安的悲观主义感到震动，洛锡安认为除非英国获得大量美援，否则根本支撑不下去。财政部长本人在整个 11 月份都在考虑怎么能满足英国越来越大的需求。英国不但需要军火，而且需要大量商船来装运英国急需的粮食，而英国的商船队在德国的潜艇战中损失惨重。¹⁸⁵罗斯福本人在 11 月 8 日的内阁会议上隐约提到过一个解决办法。他认为，英国在美国国土上仍有价值大约 25 亿美元的资产和信用额度，他们可以变卖这些资产来筹款购买战争物资。不过他也认识到这笔钱终有用完的一天。“英国终归有需要借贷或者赊账的那一天。”内政部长伊克斯后来记载：“总统建议，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尽力用租借的方式向英国提供物资。比如美国可以把船只这一类可以租借、可以返还、可以保险的物资以租借的方式提供给英国。”¹⁸⁶其实这不是总统第一次提到这个主意了。两年前的 1938 年 11 月，灾难性的《慕尼黑协定》签署之后，罗斯福很遗憾没能及早用出售或者出借的方式向欧洲民主国家提供大量飞机。罗斯福当时想，如果他这样做了，也许会改变整个世界局势。¹⁸⁷这就是租借法案原始创意的肇始。

这个租借军火的点子在 1940 年 11 月 26 日通过间接渠道公之于众。当时怀特的“援助盟国保卫家园委员会”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敦促政府向英国提供更多援助。这份声明呼吁国会修改妨碍美援的法律法规，并且主张尽全力建造商船，出租给英国。其实这份声明很可能是由总统本人私下授意的，白宫以前玩弄过这一类试探民意的手腕。这次，这份声明既没有引起公众的强烈支持，也没招致反对。美国民意和以前一样，普遍支持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援助英国，但是对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性极为敏感。如果这真是罗斯福在试探民意，无论罗斯福从这次试探当中得到了什么结论，他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公众只知道总统马上要休假。¹⁸⁸

总统准备登上“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去加勒比海进行十天巡航。官方对外放出的消息是，总统准备访问美国在西印度群岛新获得的基地。他随船带了不少官方信笺用纸，声称在休假期间要起草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重要讲话。但是他没有请外交事务专家陪同。罗斯福看上去疲惫不堪，他需要这次假期来休养身体，用钓鱼、打牌、看电影来消磨时间。他船上唯一一位客人是哈里·霍普金斯，还有随从副官，这就是罗斯福带的所有人员。¹⁸⁹

在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罗斯福授权政府和英国进行一次复杂的价值 20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以装备 10 个英国陆军师。问题是英国怎么付款。虽然罗斯福还是坚持说：“他们还没灯枯油尽，还有很多钱呐。”可他也知道，英国大多数的外汇资产都冻结在帝国的海外资产当中，没法及时变成美元现汇。英国所有的美元流动资产很快就会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在弹药交易中消耗殆尽。总统讨论以上形势的时候，提到了向英国出借商船的主意，不过没有提出借或者出租飞机或者其他军事装备。在摩根索的催促下，罗斯福同意英国可以先下订单，由美国政府从国库拨款，来进行必要的资本投入，以建立新工厂和扩大原有的产能。英国等到这些工厂生产出产品，运到了以后再付款，当然还要额外付一点垫付资本的费用。但是总统告诉史汀生：“我们必须下定决心找出办法，为英国做点什么。”“像现在这样，等于什么也做不成。”¹⁹⁰

除非美国能找出别的办法援助英国，否则以目前的方式——用战争以外的手段为英国提供最大程度的援助这条路——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统去加勒比海以后，他的主要顾问们开了一次碰头会。会上大家都认识到以上问题的严重性。诺克斯直接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为战争自掏腰包了，对吧？”摩根索提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英国继续下军火订单的时候，诺克斯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毋庸置疑。”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家的讨论仍然集中在是否要求英国人为军火付现款的问题上。这个问题无解。与会者都知道，英国很快就会要求提供贷款甚至无偿赠予了，可是这种要求必须经国会批准；而在国会那里，除非向国会证明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否则借贷的提议一定会被国会驳回。只要英国没有变卖它的海外资产，就没有办法向国会证明给予英国财政资助的必要性。¹⁹¹因为英国当年拒绝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在美国引起了很坏的反响，所以贷款不是个可行的办法。如果美国先替英国下订单，然后再把产品交付给英国，这个主意听上去好一些。当然，这种交付不应该是无偿的，英国说什么也应该为这些军火付出点什么，或者至少在战后把未使用或完好的装备归还也行。¹⁹²这个最早由罗斯福提出的点子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由他的阁员们进行了发展，不仅涵盖货运商船，而且涵盖英国所需要的各种军火。

洛锡安建议丘吉尔给罗斯福写的信，在这次会议之后几天，经由国务院转送，终于在 12 月 9 日由海军派水上飞机投递到正在加勒比海上的罗斯福总统手中。这封信花了两周多的时间数易其稿才写成。丘吉尔后来说，这是他这一生所写过的最重要的信件之一。¹⁹³

这封信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从英国的角度来介绍战争的进程。丘吉尔在信中强调英国在大西洋上的货轮损失惨重，急需轮船、飞机和弹药，他还展望了 1941 年的严酷战斗和考验。他强调英国的战争努力有赖于美国无私的援助。他很委婉地提出，如果美国能够出动军舰为商船队护航，这意味着美国“向建设性的非交战国地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并且有利于减少英国在大西洋上的航运损失。丘吉尔很清楚，他这个要求有点强人所难，美国公众要到好几个月以后才会同意这么做。他在信中还表达了另一个希望：为了保持大西洋运输线的畅通，希望美国能够“以赠予或者租借的方式向英国提供大量军用舰艇”，并请美国海军扩大在大西洋西部的巡逻范围。

丘吉尔只在这封长信的结尾部分提到了关键的支付问题。他指出英国的美元储备将尽。他说：“我们很快就再也不能用现款支付海运的运费和其他物资的货款了。”丘吉尔在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英国浴血奋战的时候，它的海外资产被消耗殆尽，当胜利最终来临，英国付出了血的代价，拯救了世界文明，为美国赢得了拿起武器做好战争准备的时间之后，却发现自己一贫如洗，一文不名——假设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您会同我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是荒谬的，不道德的，对我们两国都不利。”

他继续指出，如果在战后出现英国破产的情况，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将大幅度滑坡。英美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他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但是他在信的结尾把英国的国运交付到美国的手中。他写道：

我认为，如果美国把如此慷慨地许诺的援助仅仅限于立即可以付款的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话，这不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初衷，也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原则。您可以信任英国将为正义事业斗争到底，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忍受任何苦难，我们以此为荣。至于其他的事务，我们出于绝对的信任，交付到美国人民的手中。我们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找到让大西洋两岸未来世世代代人民都欢喜赞叹、由衷敬佩的解决方案来。¹⁹⁴

丘吉尔在上面这段结束语中，间接地点出了战争第一年所导致的英美之间实力地位对比天翻地覆的变化。摩根索对英美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总结：“现在的情况是，丘吉尔先生满怀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罗斯福先生，现在轮到罗斯福先生告诉我们他会怎么做了。”¹⁹⁵这就像是大英帝国的挽歌。

当摩根索和其他政府高官们在华盛顿继续为英国无力支付战争物资货款的问题绞尽脑汁的时候，¹⁹⁶罗斯福正坐在“塔斯卡卢萨”号的甲板上，沐浴在加勒比海温暖的阳光下，回味丘吉尔的来信。他反复阅读这封信，连续两天的时间若有所思，沉浸在来信的内容当中。总统在船上唯一的政治亲信霍普金斯没有打扰总统，让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霍普金斯后来回忆说：“某一天傍晚，总统突然之间想通了整个计划。看来他并不清楚在法律上怎样运作这个计划，可是他确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¹⁹⁷有可能霍普金斯对他自己所起的作用过于谦虚；有可能在总统想出解决方案之前，他们两人在一起逐一讨论过每一种可能性；有可能这个决策并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是天才火花的灵光一现。但是这一切可能性都不重要了。毫无疑问，罗斯福本人最终找到了办法，能够解决英国外汇危机的问题，从而使美国无限的资源宝库能够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所用。¹⁹⁸

罗斯福一如既往地暂时不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内阁成员。他告诉阁员们在自己回来充分讨论这件事之前，暂时不要仓促行事。¹⁹⁹在此之前，与外交和国防事务有关的政府要员在赫尔的国务卿办公室开过一次会，讨论丘吉尔来信所谈的事务，尤其是英国要求美国“作为建设性的非交战国”采取决定性措施，以便在总统回来的时候，给总统提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与会者除了赫尔本人，还有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上将、斯塔克海军上将、韦尔斯和几名其他政府高官。斯塔克坚信以目前的商船损失速度，英国不可能再坚持超过半年。史汀生则一如既往地得出中肯的结论，“除非我们直接参战”，否则美国的军工业不可能把产量提高到既能满足我们自己的国防需求，又能防止英国战败的必要水平上。当史汀生询问斯塔克，怎样才能把英国从目前大西洋的颓势中解救出来的时候，斯塔克回答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取消中立法案，让美国的商船向英国运送给养，而这样做无疑就需要美国舰队为商船提供护航，最终很可能导致美国参战。这个前景令人生畏。当然，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出任何可行的方案。²⁰⁰

在 12 月 16 日总统从“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上的短假期回到华盛顿，皮肤晒得黝黑，精力充沛，精神焕发。华盛顿政界期待他的下一步行动。²⁰¹第二天他告诉摩根索，他在这次旅行当中苦思冥想能为英国做点什么事，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避开金钱交易。他既不想卖军火，也不想提供贷款，而是“告诉英国人，我们将给予你们所需的大炮和船只，只要你们答应战后把这些租借的舰船和大炮还给我们就行”。“你怎么看？”摩根索对这个主意欣喜若狂。²⁰²他后来将这个主意描绘成总统的灵光一现。²⁰³其实我们知道，总统考虑这个问题已经颇有一段时间了。至少在驱逐舰交易的时候，罗斯福就曾考虑过把商船租赁给英国。当时财政部发现了一个法律漏洞：如果某项军事资产并非本国政府所必需，则可以依法出租最多 5 年的时间。这就是这个点子最初的来源。²⁰⁴不过当时财政部并没有进一步利用他们发现的这个法律漏洞。总统本人认识到这个租借方式的无限可能性。12 月 17 日，他以新颖、明确、不容置疑的方式向大众公布了这条政策。

罗斯福在那天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开头故作轻松地说，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可是有件事，他觉得也许值得一提。他逐渐切入正题。他说，没有一场重要战争是因为缺钱而打输的，他列举了应该对英国增加援助的各种理由，故意看上去好像是即席发言，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似的。他说：“从美国本身国防需要的自私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尽全力帮助大英帝国保卫本土。”他指出英国的战争订单“对美国国防工业不可或缺”。他否定了取消约翰逊法和中立法案的必要性。但是他强调，必须要寻求非传统的手段来解决战争的资金问题。他有些夸大其辞地说，本届政府已经为此事谋划了好几周的时间，他接下来提出的方案仅是几个可行方案中的一个。这就是：美国政府将代替英国为英国的战争物资下订单，然后把所生产的武器弹药“出售或者租赁给英国”。罗斯福接着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开愚蠢的现金交易”。他打了个比方来说明这种做法。邻居的房子失火了，你不会跟他说：“我花了 15 美元买的花园浇水的水管子，你先得付我 15 美元。”你肯定会先把水管借给邻居，以后再拿回来。这就是美国政府处理军火问题的方式。总统说，整个运作的细节还在讨论当中，但是他下决心要做的事就是把“孔方兄换成君子协定”。他说：“我想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当在场的记者询问，这个方法会不会把国家拉近战争的时候，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不过他同意这个方案必须通过国会批准，相应的立法工作将在新年以后展开。²⁰⁵

这是一场大师级别的精彩表演，罗斯福平生最精彩的政治演出。其实那个邻居水管的比喻不像看起来那样是总统即席发挥的，四个月之前伊克斯用过这个比喻，总统显然铭记在心，以备将来什么时候用到它。²⁰⁶这个比方现在用得恰到好处，总统的演说稿写作班子成员罗伯特·舍伍德相信：“完全可以说是那个邻家失火的比喻为总统赢得了租借法案之战。”²⁰⁷当然，整个租借法案还远未成形，总统对方案的细节没有做更多的考虑。不过当这个法案提交国会批准的时候，早晚会日臻完善的。他没有理睬如何增加美国产能以满足英国需求的问题，也不清楚怎么把英国军队所需的物资安全地送抵英国。而且在这个比喻当中，很多人也发现有明显的缺陷，即这些“水管子”不太可能毫无损耗地就能在战后被归还给美国。但是总统用这个比喻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简化成人人都能听懂的，而且大多数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身边的例子。现在，军援英国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任凭各方面来批评和讨论。

在把整件事捅给媒体之后，罗斯福马上继之以迅速果敢的行政措施，批准了史汀生提议的紧急增加国防工业产能的计划。总统命 4 名成员组成生产管理办公室来代替春季设立的没有主席且效率低下的顾问委员会。这 4 名成员包括史汀生，诺克斯，办公室主任经验丰富的商界大亨威廉·克努德森（他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还有办公室联席主任、联合纺织业工会主席西德尼·希尔曼（任命他是为了确保美国劳工界的支持与合作）。不过，这个新机构在运营上的弱点也很快暴露了出来。在当时来说，至少建立这个新机构清楚地表明，总统急于推动军援计划。只是在怎样安排运输方面，他还没有明确地表态。²⁰⁸

在 12 月 29 日，那次关键性的记者招待会 12 天后，罗斯福坐着轮椅被推进白宫的外交接见厅，举行他新任期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当时和后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他最精彩最有效的一次炉边谈话。这次谈话多多少少和德国的海外宣传有关。在获知美国的租借法案动议之后，德国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旨在唤起美国本土的孤立主义者，但却适得其反，无意中给支持总统方案的势力帮了忙。²⁰⁹不过，这次谈话主要的目的还是罗斯福想要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美国人民说明目前的严重情况，告诉美国人民，战争已经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多么大的威胁，²¹⁰说明竭尽全力援助英国的绝对必要性。而这是租借法案的前奏曲。

罗斯福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岌岌可危的说辞并没有让美国人民感到震惊。他提到了 9 月德意日签订的针对美国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认为目前世界是由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所组成：一边是自由、民主的国度，正在进行着正义战争；另一边是邪恶的极权主义暴政，正试图统治全世界，让全人类做他们的奴隶。在空中力量的时代，海洋再也不能保护美国免遭侵略，一定不能让敌对势力控制海洋。为此，美国绝对有必要支持英国（他还提到了希腊和中国）继续战斗下去。因为，“一旦英国陷落，轴心国势力将控制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大陆，再加上海洋，他们将能够集中巨大的陆海军力量进攻西半球”。因此，美国必须直面未来的巨大危险。总统间接地谴责了孤立主义反对派，认为“所谓我们只要对其他国家的命运视而不见，就能独善其身”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绥靖主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妥协所带来的和平”是无稽之谈，那根本就是虚假的和平。

总统转向谈话的下一个主题：援助英国的必要性。英国正在与“邪恶联盟”进行殊死较量，美国未来的安全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果。罗斯福明确地强调：“如果我们现在就竭尽所能，支持那些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而不是对这些国家的失败坐视不救，那么我们未来被迫卷入战争的几率反而更小。”他坦率承认，无论采取何种对策，风险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所倡议的对策有最小的风险。根本不需要向国外派遣美国远征军，政府也没有这么做的意愿。“你们可以把任何向欧洲派兵的猜测指为无稽之谈，”但是正在战斗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战斗的武器”，而且“在道义上，我们也必须提供给他们这些武器”。他重复强调，政府的政策不是要走向战争，恰恰是要把战争拒于美国领土之外。他呼吁工人和资本家联合起来，加倍努力。“我们需要更多的船只，更多的大炮，更多的飞机，更多的一切。”究竟需要向国外输送多少军火和其他物资，这是由政府的防务专家们来决定的问题。美国已经向英国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援助，未来将提供更多。总统以如下不朽的金句来结束这场有力的演说：“我们必须成为巨大的民主兵工厂。”²¹¹

社会各界对“炉边谈话”的反响极其热烈。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收听了这次讲演，六成以上同意总统的观点。白宫收到雪片似的对谈话的反馈信件和电报，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 100:1。罗斯福非常高兴。这个反应让他喜出望外。反对的声音自然来自越来越薄弱的孤立主义阵营，即便连孤立主义者也有很多人被总统说服了。对总统演说最普遍的反应是，对总统最终表现出来的清晰而坚定的领导力表示赞赏，欢呼美国政策终于在几个月之后拨云见日，罗斯福总统终于“明确无误地阐述了美国的选择，这个选择早就该做出来了”。仅有的遗憾是，这个“政策拖延了 6 个月宝贵的时间”。²¹²

1940 年 12 月是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一个月，这很可能是整场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决策。这个决策“无异于向轴心国公开宣称进入经济战的战争状态”。²¹³从当选连任之前至今，总统第一次像这样去引领民意，而不是跟从民意了。而民意也确实追随着他的引导。现在，70% 的接受调查者都愿意帮助英国，即便要冒着美国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反对在那时就参战。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美国人民还是更愿意“踩在战争的边缘”，而不是直接被推进战争当中。²¹⁴

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之后不久，他就在 1941 年 1 月 6 日向国会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说。在这场同样雄辩的演说当中，总统提出了他所致力于的“人类四项基本的自由权利”。这相当于美国对于战后世界的目标和规划：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不久，总统提出了 1942 年预算要求，在总额 175 亿美元的预算中，60% 给予了国防需要。²¹⁵“民主的兵工厂”正式开工了。

在 1 月 6 日国会演讲之前的 2 日，总统的紧迫感使他指示财政部马上着手起草将要提交给国会的租借法案。²¹⁶此后，摩根索和他的团队就接手了这项任务。这项法案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代号：众议院第 1776 号决议。1776 年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年代。1 月 10 日，租借法案提交给了众议院。以后两个月的国会辩论唇枪舌剑，在媒体上被广泛报道，吸引了全国热切的关注。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个法案，大多数人始终支持它，尽管有三分之一的接受调查者认为，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有可能使美国向战争再迈进一步。²¹⁷反对租借法案的运动是孤立主义者的最后一场战役了。“美国优先”委员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游说。年轻的约翰·肯尼迪也是这次游说活动的捐助者之一。²¹⁸《芝加哥论坛报》投入大量版面广泛报导了这次反对运动——这份报纸的老板是喜欢自我炫耀的、直言不讳的孤立主义者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²¹⁹

复杂的立法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国会里的反对势力没有强大到否决这个法案，但还是能迫使法案进行一系列修改。最终，租借法案在众议院以 260 票赞成、165 票反对，在参议院以 60 票赞成、31 票反对获得通过。两院中的反对票主要来自共和党。罗斯福在 1941 年 3 月 11 日签署了租借法案。这项法案赋予总统如下权力：“如果总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对美国的国防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总统有权下令替这个国家的政府生产或者采购“任何武器装备”。²²⁰

4 天以后，在白宫常驻记者联合会的年度晚宴上，总统发表讲话。他原想谴责他的政治对手一番，但是临时决定省略了这部分攻击性的言辞。²²¹他强调了这次租借法案辩论所导致的国家团结，这种团结对未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他声称：“绝不能让欧洲或者亚洲的独裁者们怀疑我们的团结。”整个国家经过了一场大辩论。他承认：“我们的民主制度可能导致我们做出决定很慢。但是一旦做出决定，这个决定不是一个人的，而是 1.3 亿人共同的决定。我们都拥护这个决定。全世界都不会再有疑虑。”他随后还顺便攻击了他的对手：“这个决定结束了我们国家里任何的绥靖主义倾向，结束了要我们和独裁者妥协的声音，结束了对独裁压迫统治的妥协。我们现在就要行动。”他强调了这次决策的重要意义：“我们坚信，一旦我们的生产潜力发挥到极致，全世界的民主政权将会证明，独裁统治不可能获胜。”²²²

6

租借法案是这场战争当中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之一，产生了一些非常深远的影响。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是个“美妙的决定”，他由此知道“美国现在和我们紧紧绑在一起了”，它给英国带来了新的希望。²²³他将这个决定称作英国战争努力当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²²⁴它意味着美国已经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英美同盟的义务，美国反对纳粹德国的政策也不可逆转了，这是“迈向战争的关键一步”。²²⁵来自德国的反应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德国国防军首脑将这个决定视为宣战，戈培尔的宣传也采用同一口径。希特勒立刻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战区范围延伸到格陵兰岛水域。²²⁶

对于罗斯福的批评者来说，这恰恰就是租借法案的目的所在。死硬的孤立主义参议员伯顿·惠勒宣称租借法案“将会杀死四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罗斯福立刻进行了反击，他反唇相讥道：“这是我听过的最歪曲事实、最搬弄是非、最不爱国的言辞。”²²⁷在春季，查尔斯·林白成了“美国优先”委员会当中反罗斯福派的新宠，总统私下说，他相信林白是个纳粹分子。²²⁸而对在朝在野的狂热干预主义分子来说，租借法案提供了孤立主义者反对的东西：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推动美国的政策加速向直接干预欧洲战事的方向演变；而且他们认为直接参战是必要的，而且不可避免。租借法案通过之后的几个月里，总统在他的两派批评者当中两面不讨好：对于孤立主义者来说，他走得太远了；而对于干预主义者，他做得远远不够。实际上，罗斯福没有采取中间路线，他确定无疑地倾向于那些想要给英国更大帮助、支撑英国度过战争中最黑暗阶段的那些人。可是任何方案必须保证美国不能直接参战，而他的政治敏感性告诉他，谨慎从事才是为政之道。结果，在春季的几个月当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似乎又回到了没有明确方向、不确定和犹豫不决的状态。

租借法案的短期效果并不明显。哈里·霍普金斯被任命来协调租借法案，有点像钦差大臣的地位。²²⁹政府立即请求划拨 70 亿美元预算。第一批按照租借法案运到英国的货物特别符合罗斯福“炉边谈话”的精神：90 万英尺的消防水管！但是在整个 1941 年间英帝国所消耗弹药总量当中，只有 1% 来自租借法案。对于英国的战争努力来说，租借法案的短期效果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是在战争后来的进程中，租借法案给英国带来的帮助远非象征性。它填补了英国财政赤字一半的缺口，后来对苏联战争机器所起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在法案的起草阶段，政府有意未列出租借法案的具体受让国名单。政府从秘密情报来源获悉，希特勒在年底之前进攻苏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因此政府预期苏联未来可能会加入租借法案适用范围，不想让国会里的反共力量在当时就对受让国的范围做出限制。这一决定被证明极具先见之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根据租借法案向全世界提供了超过 500 亿美元的各类物资。

在美国国内，租借法案引发了军备支出的巨大增长。1941 年美国国防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例比 1939 年增加了十倍。增加的支出主要来源于国债，而不是税收，这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长久趋势。企业运用机械化大生产技术，同时意味着大企业越发强大，在行业总产出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提高。总体来说，美国战后的军事-工业综合体肇始于租借法案时代。²³⁰

12 月做出的决策和 3 月完成的立法程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美国工业生产的问题，美国经济全面转入战时轨道（当然，生产和组织方面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此时战时经济远非运转顺畅，也还不是开足马力）。而因为大西洋上商船队的损失日益严重，怎样把充足的物资安全地运抵英国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租借法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时没有人能够圆满地做出解答：美国现在已经放弃了严格中立的立场，实质上已经是一边倒的非交战国了，它如此起劲地向战争中的一方提供武器，以后还能继续置身战争之外吗？这次又是史汀生直言不讳，在 1940 年 12 月说出了大家都不敢讲的话：“我们不可能总是那个铸造武器却让别人去打仗的角色。”不过他也承认，国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接参战。²³¹

与此同时，战争离美国越来越近，虽然现在还只限于战争计划的蓝图上。1940 年 11 月，斯塔克海军上将制订了一份代号为“D 计划”的全球战略防御计划。它的基本设定是，如果美国同时与德国、意大利、日本开战，斯塔克认为美国迟早有必要向欧洲和非洲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力量²³²，那么美国应先在在大西洋战场和英国携手发动攻势，而在太平洋战场应该采取防御姿态²³³。虽然罗斯福从来没有正式采纳过 D 计划，但是在他和主要的国防顾问们 1 月 17 日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决定，美国第一位的作战目标是保持英国运输线的畅通，这个决定暗合了 D 计划的指导思想。总统指示海军准备对赴英运输船只组织护航。²³⁴组织护航运输队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跟以前一样，罗斯福总是小心翼翼，还没有准备好实际落实这个步骤。

斯塔克建议总统批准美军参谋长们和英军参谋长秘密商谈未来两洋的作战行动计划。²³⁵1941 年 1 月，英美召开了联合参谋长会议。英美作战计划部门在两个月内就如果美国参战以后的总体战略问题达成基本一致，这份文件代号为 ABC-1。当然，这份计划对双方还没有约束的力量。一旦开战，遵循 D 计划的基本思路，双方的总体战略是“德国优先”，在太平洋战场与日本打一场拖延性质的消耗战，直到击败德国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实际上 ABC-1 计划是以后几个月两国的基本战略思路，甚至 1941 年 12 月开战以后的实际战略也遵循了这一思路。²³⁶正如罗斯福的演说撰稿人之一舍伍德所说，在美国最终参战之前半年，英美就已经形成了“普通法系联盟”，这个联盟从租借法案开始公开初现，后来通过英美参谋部在华盛顿的秘密会谈最终成形。²³⁷

罗斯福在这个冬天做了很多。一开始，他在主要顾问们的压力下步步为营，很谨慎地进行了驱逐舰交易；然后，这种犹豫让位给 12 月与 1 月力主租借法案的果敢大胆。但是总统并不想要继续加速前进。在麻烦重重的 1941 年春季，他又一次放弃了大胆的作风，小心谨慎又一次占了上风，这让内阁里的“鹰派”成员们再次大感失望。

在美国允诺的援助到来并起作用之前，英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形势。和美国之间虽然有了租借法案，还通过了 ABC-1 军事协议，但是这些进展有可能徒劳无功。5 月份，英军被迫撤离希腊，还丢掉了克里特岛。英军分兵希腊试图阻止德军占领那里，结果被证明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削弱了本就力量单薄的北非英军。北非轴心国军队在新任指挥官隆美尔将军的大胆指挥下即将突破英军防线。最糟糕的是，大西洋上运输船队的损失现在两倍于冬天的损失。令人畏惧的德国新型战列舰“俾斯麦”号已经出海突破封锁，准备对大西洋上的护航运输队大开杀戒。英国的战争前景黯淡，它可能会输掉这场“大西洋之战”。丘吉尔私下里对罗斯福的谨慎小心颇为不满甚至感到恼怒，他“没想到我们的盟友已经放任我们听从命运的摆布了”。²³⁸

虽然罗斯福的孤立主义政治对手在租借法案问题上被击败了，但是总统有时候看上去担心参议院的孤立主义者在政治上挫败自己，更甚于担心遭到希特勒的突然袭击。²³⁹他尤其不愿意在护航问题上做出明确的决定。4 月份他好像赞成海军的护航建议，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一直顶着内阁中鹰派（史汀生、诺克斯、伊克斯和摩根索）的压力。摩根索说，总统的观点是“民意还没有准备好让美国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他宁愿继续等待，而不想马上全力以赴支援英国。²⁴⁰其实有迹象表明，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引领民意的话，他很可能会成功。²⁴¹但是他不想冒险尝试。他在 4 月 15 日只同意把海军在大西洋巡逻的“安全区”大幅度向东扩展，基本上扩展到位于非洲和巴西之间的中线，包括了格陵兰岛和亚速尔群岛。美国海军将在这片广阔的水域监视并报告德国潜艇的踪迹，但是既不能攻击潜艇（除非自身受到潜艇威胁），也不能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商船队。很快，美国的行动扩展到了跨大西洋航线上的格陵兰和冰岛。大约与此同时，罗斯福批准把一小批战舰从太平洋调往大西洋，但是规模小于海军所提议的调动规模。美国还计划占领亚速尔群岛，虽然没有付诸行动。²⁴²但是罗斯福不愿意走得更远了。他仍然拒绝批准为商船队护航，而且坚定地主张在海上战争中绝不打响第一枪。²⁴³

整个 4 月和 5 月是战争最困难的阶段之一，也是罗斯福总统任期最为焦灼的时期，罗斯福好像非常犹豫不决，可以说没有任何行动。²⁴⁴总统在 4 月 23 日接见前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的时候说：“最困扰他的问题是公众的观点。他刚和史汀生吵过一架，史汀生认为美国应该马上参战，而他作为总统，认为我们要等待敌人先开第一枪，而德国人很快会开第一枪的。”²⁴⁵

在大西洋彼岸的丘吉尔也对罗斯福的按兵不动和拖延感到不耐烦。他的顾问们不得不把他在 5 月初给罗斯福写的信改得语气缓和一些。²⁴⁶丘吉尔想要的是大胆的行动。他提议，“如果美国能够立即作为交战国加入我方，就一定能”使战争的天平决定性地向英国一方倾斜。²⁴⁷总统没有回应他的提议。

在华盛顿，史汀生、诺克斯、司法部长杰克逊和伊克斯几个人出于焦虑，在 5 月中旬碰过一次头，商量着要向总统递交一份联名请愿信，告诉他“我们目前正经历着对国家颇为有害的缺乏领导力的现象”。他们一致同意“国家需要行动，早已厌倦了言辞”。而罗斯福连言辞也没有，因为他刚刚推迟了一场关于战争的目前状态的重要讲演。他缠绵病榻，但是少数几个获准来探视的亲信觉得他没病。他的秘书利兰认为他是被来自孤立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两方面的压力搞得心力交瘁。当时碰头的几个人并没有什么热情去写这封抗议信，但是“我们几个人全都无法理解总统缺乏领导力的作为，总统被一个小圈子所包围，其他人——甚至内阁成员都难以接近总统。我们全都对此深感担忧”。²⁴⁸

因为连国防政策核心圈子里的成员都对政府的现状深感不满，大家对总统下次公开演讲充满期待，这是他在租借法案演讲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摩根索在猜测总统可能会说什么，甚至“猜测下一步就是让我们投入战争”。他告诉霍普金斯，他在过去 10 天里经过思考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想拯救英国，那么就得参战，而我们的确需要英国，最起码英国是我们轰炸德国的基地”。²⁴⁹

罗斯福终于在 5 月 27 日晚上发表了广播演说，那天美国人民从新闻中获知击沉“俾斯麦”号的消息。这次炉边谈话六易其稿，总统想要在结尾戏剧性地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在开始讲话之前几个小时给丘吉尔打电报称，这次讲话的内容“比我两周前所能想象的程度走得更远”。²⁵⁰

结果，这次讲话相当糟糕。对于受邀聚集到白宫东厢大厅现场聆听的观众来说，当天天气热得无法忍受，而谈话的内容令人失望，不过事后收到的各界反馈电报却相当好，比总统期望的反响更加热烈。²⁵¹这次演说基本上重申了他去年 12 月“炉边谈话”的立场。在用词最激烈的段落里，他承诺“用尽一切手段帮助英国以及其他和英国国内一起抵抗希特勒主义与类似的军国主义强权的人”。“我们的战斗巡逻队正在帮助把需要的物资安全地运抵英国。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确保运输安全。”他在结尾部分把演说推向了高潮：“我今晚签署命令，国家进入无限期紧急状态，我要求把国防加强到我国实力允许的最强大的程度。”²⁵²

这些话听起来很戏剧性，他的某些亲信认为总统终于决心结束过去几个月无所作为的状态了。也许在年初促使总统做出大胆决策的紧迫感又回来了。可是这个“无限期国家紧急状态”究竟在实践当中意味着什么呢？当第二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追问罗斯福这个词的具体含义的时候，罗斯福从昨天晚上的立场上全面退缩了。他根本不想向国会提议取消中立法案。他也不会命令海军为英国运输船队护航。当有记者询问，在全国大规模扩张军火生产是否会导致劳资双方的矛盾激化的时候，罗斯福避开了这个问题。最后，他承认如果要让他所宣布的无限期国家紧急状态成为现实的话，就必须依据五十多年前生效的紧急状态法来颁布总统行政命令。但是他根本不想颁布总统行政令。²⁵³

总统的亲信们既困惑又生气。史汀生和诺克斯从 5 月份开始就一直呼吁马上开始为英国运输船队护航，现在对总统的懦弱感到震惊。伊克斯认为，宣布了紧急状态却没有行动，做不到言出必行，这毫无意义。不过他也看到，宣布紧急状态至少为日后的重大行动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和依据。霍普金斯对于总统从有力的地位退缩回软弱胆小的立场感到不可理解。对于舍伍德来说，总统的行为只能用他性格上的多变和不可预测来解释。²⁵⁴

但是在罗斯福的谨慎小心背后，其实有比他不可捉摸的个性更为深刻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总统看到引领民意要比追随民意困难。民意调查显示，赞成为英国运输船队提供护航的美国民众占微弱多数，所以，如果总统想要对国会施加压力的话，他是能迫使国会批准这一举措的。但是护航运输队肯定会和德国潜艇与飞机发生冲突，那美国离战争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国会里的微弱多数是否能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团结一致呢？美国是否做好准备投入战争了呢？在总统发表讲话以后所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的观点和以往一样一分为二。虽然 68% 的人认为帮助英国比置身战争之外更为重要，但是有更多的人觉得总统为支持英国所做的已经够多了，或者已经做得太多了。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仍然反对立即投入战争。²⁵⁵以上民意调查的结果足以让总统避免采取大胆的举措。当时在白宫见过罗斯福的某人后来回忆说，总统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还是不要轻易走上不归路为好。²⁵⁶

可能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原因。罗斯福从年初就获悉，希特勒命令要在春季进攻苏联。韦尔斯受命在 3 月初将情报透露给克里姆林宫。²⁵⁷现在，情报显示德军攻势已是箭在弦上。²⁵⁸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罗斯福想要在这个当口避免让大西洋局势更加激化，因为 6 月 12 日德国潜艇第一次击沉了一艘美国运输船，即“罗宾·摩尔”号。当时美国的反应并不激烈。²⁵⁹因为罗斯福清楚，一旦德国进攻苏联，大西洋的战局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只要苏联能经受住德国的进攻，西线就会出现新的转机。

1941 年 6 月 22 日，总统被从睡梦中叫醒，得知德军对苏联发动了巨型攻势。

7

自 1940 年 5 月到 9 月间形势最黑暗的那几个月，欧洲民主国家看来将要沦陷以来，罗斯福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希特勒大军入侵苏联的时候，美国无论在军事上、心理上还是政治上都还远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不过罗斯福的一系列决策，尤其是驱逐舰交易和租借法案对加强大西洋两岸的纽带厥功至伟，而英美之间的这种纽带很快将转变为反希特勒的军事联盟，并且最终导致了希特勒德国的毁灭。从此以后，德国独裁者非常清楚，时间和资源都不站在他那一边。他不得不把赌注下得越来越大，可是他的赢面却越来越小了，当然，这一点在战争的过程中还没有立即表现得很明显。对英国来说则恰恰相反，它在军事上仍然虚弱不堪，在巴尔干地区、北非和大西洋上都面临不利局面。但是地平线上第一次升起了希望的曙光。只要英国能保证大西洋运输线的畅通，美国这个“民主的兵工厂”就终能为英国所用，而且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难怪丘吉尔在他 1941 年 4 月 27 日的广播演说结尾引用了一句 19 世纪的诗歌来形容这种新的希望：“前方，太阳徐升，虽不迅猛，可朝西看吧，大地是一片光明！”²⁶⁰

在整个驱逐舰交易、租借法案，以及之后谨慎小心的各项举措中，总统一直面临着很多困难的选择。很多人给他提供了各种建议：加紧、放慢或根本别做。人们莫衷一是。他曾动摇过，他也曾犹豫过，他被手下的谋士和各种民意调查推着走。尽管他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租借法案这个问题上，他的大胆是非常突出而且至关重要的。租借法案为英国提供的物质帮助在短期内没有后来那么多，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决策，英国的形势将会急剧地恶化下去。英国的外汇储备一旦枯竭，而大西洋上的商船损失居高不下，英国将从困苦走向绝望。当然，英国人不太可能像一些租借法案的支持者说的那样，在半年内就向希特勒屈膝求和，因为英国和美国政府一样，清楚德军进攻苏联的计划，而且也对德军在东线的大规模集结了若指掌。苏德战争只要能拖延下去，即便没有租借法案，英国的困境也一定会有所改善。但是如果没有租借法案，即便在东线战争给英国带来喘息之机的条件下，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估量英国的资源什么时候将会耗尽。

比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后果是，从租借法案开始，美国确定无疑地投入了反法西斯阵线一方，这将带来重要的影响。虽然当时还无从知道美国何时和如何参战，但罗斯福的幕僚们正确地判断出，在租借法案之后，美国不可能再长久地置身于战争之外了。美国必须确保生产出来的物资不会被德国潜艇直接送进大西洋的海底，这就意味着美国势必组织护航运输队，而这将导致德美两军在大洋上擦枪走火。罗斯福本人曾经指出，这已经离战争不远了。²⁶¹这使得他不愿下令美国海军为大西洋运输护航，并且他一直拖到秋天才采取行动。“战时内阁”的某些成员，尤其是国防事务的小圈子从来对避免战争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相信美国海军不仅应被动地保护商船运输队，而且要积极地采取攻势行动，投入到大西洋之战中去。而且还不止于此。的确有些人以为，即便美国参战也可以局限于在海上和空中作战，不必要像在“一战”中那样派遣大批陆军地面部队。但是罗斯福的军事指挥官们从不自欺欺人。他们越来越确定，只有向欧洲派遣战斗部队，反法西斯一方才能赢得战争。

我们分析了总统如此行事的原因。他能否，或者应否有不同的作为呢？²⁶²如果他听从了孤立主义者的鼓吹，那么英国就很有可能被迫求和，这将大大削弱英国乃至整个英帝国的世界地位。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罗斯福不可能这么做，这么做也根本行不通。至少从慕尼黑会议开始，不仅是鹰派，而是整个美国政府都认为希特勒对美国以至整个西半球产生了直接的威胁。太平洋彼岸来自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多，也大大加强了美国整军备战的紧迫性。当欧战开始，尤其是德军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和法国之后，美国人民迅速认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虽然很少人想直接参战，但人们强烈支持给予英国（还有投降之前的法国）大量援助。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支持死硬的孤立主义立场，而且支持的人还在减少。无论是民意调查，还是罗斯福 1940 年 12 月和 1941 年 5 月两次“炉边谈话”之后所收到的积极反响都表明，美国人民强烈支持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使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尽力援助英国。鉴于此种民意环境（当然政府也影响了民意，而不仅仅是被动地盲从民意），任何孤立主义的政策都是愚蠢的，肯定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那么，像史汀生、斯塔克、诺克斯、摩根索和其他一些人在 1941 年 5 月所要求的那种干预政策会比罗斯福所采取的行动更加明智么？美国当时的陆军规模比荷兰还小，而且拨不出任何飞机和战舰参战。即便美国在 1940 年春季或者夏季参战，也只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海军比陆军的实力强一点。但是太平洋战场也需要海军来威慑日本人，再加上大西洋之战，这些都会让美国海军疲于奔命。如果把舰队主力完全抽调到大西洋战场，会给东京一个清晰的信号。日本人很可能提早开始向东南亚扩张，并对英国在该地区的防御造成严重后果。同时，美国船只和英国的运输船一样将成为德国潜艇的猎物，这对于向英国输送物资的行动毫无助益。而且以上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欧洲的整个形势，美国根本无力阻挡希特勒征服整个西欧。

而 1941 年春天形势已经变化了。随着军备加速扩张，美国的军事力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美国海军如果积极出手帮助英国，将会大大降低英国运输船队在大西洋上的损失（不过 5 月份英国凑巧缴获了一台德国的“哑谜”密码机，并很快破译了德国的潜艇密码，在此后半年时间内大大减少了商船的损失）。²⁶³在这个节骨眼上，希特勒尽全力想要避免和美国在大西洋上打仗。美国的好战态度会让柏林对于在东方开辟第二战场产生很大的疑虑。但是美国和英国恰恰都希望希特勒被拖入一场在东方的旷日持久而又血腥的战争。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会推迟在东方发动一场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来摧毁苏联。这早已是希特勒的既定方针。其实，正因为希特勒估计还要过两三年，德国才将不得不面对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所以他很可能加强了自己发动“闪电战”迅速击败苏联，把英国逼到谈判桌上的决心。

因此，在法国投降和“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间这一年当中，干预主义对改变德国凶残的侵略政策的作用也非常有限。那么，干预政策对美国本身会有什么影响呢？任何把国家拖入战争的尝试都会在国内遭到广泛而强烈的反对。民意调查显示，即便在 1941 年 5 月，还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反对直接参战。所以如果罗斯福当时把美国引向战争，这会导致美国国内的分裂和内乱。这将和 1941 年 12 月实际参战时所发生的恰恰相反。

但是以上推理纯属假设。罗斯福从来都没有想要把美国拖入战争。如果他真的进行这种尝试的话，很快会有人用明确而激烈的态度，来提醒他在连任竞选的过程中，于 1940 年 10 月在波士顿的讲演中做出的承诺——他不会为一场外国的战争派出哪怕是一名美国士兵。而且这样提醒他的还不仅限于孤立主义者。就算不考虑民意，罗斯福也非常清楚，他不可能说服国会同意宣战。

国内的干预主义者，包括罗斯福最亲密的助手和顾问们，当然还有英国人，都对美国不愿参战感觉不耐烦并且持批评态度。但是总统的谨慎小心虽然令人抓狂，却不失为明智之举。毕竟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团结了整个国家，使他们紧跟他谨慎而缓慢的步伐。当战争最终来临的时候，它不是由于总统的直接行动，而是由于敌对国家的侵略行为导致的。此时，美国举国团结一致将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① “水晶之夜”（The Crystal Night），又译“砸玻璃之夜”或“碎玻璃之夜”，指 1938 年 11 月 9 日夜至 10 日凌晨，德国纳粹发动的对犹太人住宅、商店、会堂进行打砸抢烧，并恶意逮捕犹太人的迫害事件。本书第 10 章会更多涉及这一事件。

② 原文如此，疑为海军大臣之误。

③ 西奥多和富兰克林两位总统，出自纽约州罗斯福家族的牡蛎湾和海德公园这两支，分别是这两支的第三代和第五代子弟，而这两支罗斯福家族虽然都在纽约州，但是从各自的家族始祖开始还要再上溯二至四代人，才能找到共同的祖先，即 17 世纪中叶从荷兰到新大陆的第二代移民尼古拉斯·罗斯福。所以西奥多和富兰克林两位总统的亲属关系，早已出了五服了。

④ 马基雅维利是 15 世纪末意大利政治家，他的名字成为政治权术的代名词。斯文加利是 19 世纪末英国小说人物，一个能使用催眠术控制别人的音乐家。拉斯普京是末代沙皇宫廷里的宠臣和妖僧，凭借妖术控制朝政。

第六章
莫斯科，1941 年春夏
斯大林的刚愎自用

你必须明白，德国永远不可能主动进攻苏联……如果你在边界挑衅，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调兵，小心你的脑袋。

——斯大林对手下将领的训诫，1941 年 5 月中旬

“列宁留给我们伟大的遗产，可我们——他的继承者——却他妈的搞得一团糟。”¹斯大林面对他的手下暴跳如雷。此时正是德军 6 月 22 日入侵苏联，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以后的第六天，斯大林和他的一小群亲信匆匆结束视察，走出国防人民委员部。苏联政府犯了一个可怕的判断错误，结果德军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 10 天之内长驱直入 300 英里，第一波攻击就打死或俘获了大量的苏军士兵，击毁了数千辆坦克、数千架飞机，而斯大林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判断错误，以上这些话，是他最接近承认错误的公开表示。当天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有以下这些高级领导人：莫洛托夫（强硬的外交人民委员，当其他同志叫他的绰号“石头人”的时候，他总爱纠正说，斯大林一直叫他“铁人”²）、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的大总管）、贝利亚（冷酷无情的国家安全机构首脑）和米高扬（外贸事务专家）。³不知道这些人对斯大林在破口大骂的时候把他们也包括在分担责任的小团体里面是不是高兴。莫洛托夫至少是很高兴为斯大林分担责任的，他对斯大林像狗一样忠诚，即便在斯大林死后很久还是始终如一。⁴如果别人持有不同观点，那最好还是闭嘴，不要指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那就是斯大林一个人做出了给他的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关键性决策。

虽然来自方方面面的预警不计其数，而且对德国进攻计划的细节言之凿凿，甚至连入侵的日期都指出来了，但斯大林依然置若罔闻。就在进攻开始前 5 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罗夫转呈给斯大林一份来自苏联间谍的情报，里面发出了军事行动迫在眉睫的警告。斯大林的回答是：“梅尔库罗夫同志，你去告诉你在德国空军总部的那个情报员，就说见鬼去吧。这根本不是情报，这是散布谣言。”⁵这是斯大林在自信满满而别人向他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典型的粗鲁回答。正因为他早先智珠在握，当 6 月 22 日凌晨德国发动入侵的消息打破了他的稳瓶的时候，斯大林的震惊和愤怒就越发不可遏制。灾难发生后 6 天，他无意中以独特的方式承认错误，虽然把责任推到领导集体头上，而且用的是粗鲁的语言，但毕竟还是默认了一点，那就是原本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而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现在回顾起来，斯大林事先得到过一切警告，而且这些警告预示着巨大的灾难将降临到他的国家头上，他仍然如此刚愎自用，选择置若罔闻，无所作为，这是整个战争中最无法理解的决策失误。就是这么一个永远在怀疑别人的妄想狂，居然被希特勒的虚情假意所蒙蔽，这尤其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斯大林做出其他选择的话，历史的走向肯定会为之改变。但斯大林有哪些其他的选择呢？仔细分析起来，其他的选择在当时来说，也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斯大林对此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难以置信的盲目，或者固执己见的愚蠢。我们将对这个故事加以仔细的分析，先从苏联政府体系如何做出决策和苏联如何进行统治说起。

1

当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之时，斯大林将要度过他的 60 岁生日，他在苏联执政早已超过 10 年了。⁶希特勒夺取权力的日子非常清楚，他是在 1933 年 1 月份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之后当上德国总理的。与此相比，很难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次事件来明确标示斯大林掌权的时间。斯大林的掌权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无情的，他从列宁手下一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按照苏联的统治方式逐渐上升为不容挑战的权威。

希特勒的统治基于这样一种信条：整个国家要服从于一个永远正确、不可触动的“伟大领袖”。但是苏联的情况与德国不同，因为这和建立苏联所遵循的集体领导原则背道而驰。虽然列宁本人的权威从未遭到过挑战，但他还是遵循了集体领导原则。党内经常会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在建立政权最初的那些年里也乐于接受这种争论。在 1924 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经过严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才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关键的因素是他掌握了党的书记处和行政机构。在 1928 年底开始计划，1929 年春正式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强制执行农业集体化和重工业发展；在这些年里，斯大林的地位只是平等的几位领袖中的首席。集体领导仍然是国家制度的指导原则。1929 年初，有 3 名政治局领导人指责斯大林专权，有些决定按照惯例应该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集体做出，而斯大林越俎代庖了。他们宣称：“反对把集体领导变为个人领导。”⁷他们行动得太晚了。斯大林已经掌控了权力机构和所有的实权，他也没放过那些反对过他的人。

5 年以后，深受爱戴的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这成为斯大林集权道路上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传言说斯大林是这次谋杀的幕后黑手，这一点从未证实。他可能和这桩阴谋无关。⁸但是基洛夫被很多人视为党的领导人的有力竞争者，基洛夫被消灭，斯大林肯定是主要受益者。基洛夫的被刺加剧了斯大林对身边所有人病态的不信任感，他害怕周围有人会刺杀自己。这次刺杀标志着对所有被怀疑为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大清洗已经开始。大清洗的确起了作用，后来再也没有针对斯大林的谋杀企图，对希特勒的谋杀企图后来倒是有不止一次。很快，席卷整个苏联的恐怖浪潮变得无法遏制。斯大林对别人的怀疑通常没有任何理由，但却是无法控制的。这种病态的怀疑引发了规模巨大而残忍的清洗，不仅除掉了列宁时代的老同志和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且蔓延到全党的各个阶层，更消灭了红军的大批高级将领，导致的后果不但严重，而且持久。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本人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

这场清洗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大恐怖”，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斯大林本人批准了 383 份清洗名单，总共涉及党和政府、军队、情报机关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 44000 名被害者。⁹这仅仅是在大清洗中遭受迫害的所有牺牲品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因为斯大林要为他对政权的唯一继承权扫除其他竞争者，党内领导层曾追随列宁的老资格成员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对象。¹⁰有报道说，斯大林说过，现在是“清除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了，他们渗透进了军队，进了机关，甚至进了克里姆林宫”。¹¹同时，大清洗也意味着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各个级别上，产生全新的领导干部队伍。所以大清洗绝对不缺乏帮凶，无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还是两者兼有，全党的各级党员都会有人乐于诬陷老同志，甚至是朋友和家人，把他们出卖给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秘密警察任意处置。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控制苏联政权的主要机构，拥有特殊地位。它的首脑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这个机构的工作和它对领袖的忠诚受到慷慨的物质奖励，但是当它组织内部蔓延的腐败和犯罪活动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¹²1937 年 7 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清洗计划，并要求巨额预算。这个计划要处决 75000 人，把 22 万 5000 人送进劳改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可它只是为大清洗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框架而已。大清洗一旦开始，就获得了自己的动能，无法停止。党内所有的那些小人全都获得了把“国家敌人”清除掉的许可，他们疯狂迫害自己所能迫害的一切人，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也忙于达到迫害指标。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将近 70 万人被处决，150 多万人被逮捕。¹³

党的干部队伍很快完全换了一批新人，这批人全都是斯大林份子。但是，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灾难影响更为深远。军内清洗的目的和全国大清洗是一样的，旨在消灭所有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反对者，把军队变成对政治领导唯命是从的工具。党的新干部队伍虽然比较容易训练，但军队所需要的军事素质和技术能力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被替代得了的。这些领域的损失极为惨重。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被逮捕或者开除军籍的 34301 名军官当中，大约 30% 在 1940 年以前都官复原职了。但是有 22705 名军官被枪决或者失踪。¹⁴在对红军的“斩首行动”中，高级军官的损失尤其惨重。¹⁵在 101 名最高级将领当中，91 人被逮捕，80 人被枪决，其中有 5 位苏联元帅中的 3 位（苏联的最高军衔），4 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位，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师级将领，所有的空军司令员和两位海军上将。¹⁶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空穴来风，是莫须有的反苏联活动。

最著名的受害者是米哈依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联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倡导并组织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经过高度训练、齐装满员、拥有先进技术的军队。对他的迫害是最典型的事例，说明军队的大清洗到了何种自我毁灭的程度。斯大林超群的记忆力绝不会忘记，在 1920 年波兰占领基辅以后，斯大林作为西南方面军政委没有能向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提供所需的骑兵部队，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¹⁷直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 30 年代就对一支职业化军队应该受多大程度的政治控制问题又和斯大林发生过一场争论。他在 1936 年至 1937 年间短期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死忠亲信、无能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关系极为恶劣。¹⁸1937 年 5 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捕，经严刑拷打供认参与了推翻苏维埃国家的阴谋活动，并被处决。斯大林指责他是德国间谍，“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最神圣的机密中的机密出卖给德国国防军”。斯大林命令把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要么处决，要么发配去劳改营。¹⁹

要想从这么一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对军队领导层的大清洗当中恢复过来，绝不可能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在 1938 年到 1939 年欧洲战云密布的时候，有人听到斯大林询问掌管国防事务的伏罗希洛夫，还有没有剩下胜任指挥哪怕是一个师的军官。²⁰前一年秋天，苏联制订过一份军队重组的计划，预期直到 1942 年底苏军都不可能做好作战准备。²¹1939 年到 1940 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冬季战争”是令苏军蒙受羞辱的战争，它充分揭露了军队的弱点。在 1941 年夏天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苏军 75% 的战场指挥官和 70% 的政委在当时的岗位上还没待满一年。²²在各级指挥岗位上的人员缺乏经验的现象是大清洗的直接后果。

党内外无数的苏联公民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相信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没有削弱斯大林的统治基础，反而加强了它，虽然大多数苏联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和害怕。²³如果说在德国，群众的支持是希特勒权力的主要支柱的话，那么在苏联，恐惧对每一个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的折磨。

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掌权过程中经过的权力斗争，也很清楚他的个人统治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在整个 30 年代，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都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法令（而且经常不签在第一位），坚持认为“是党和相应的党的机关，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进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²⁴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以上说法早就是天方夜谭了。

党的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多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有 46 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自那时以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开会次数却越来越少。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为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为他的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 年，中央委员们甚至随时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出卖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睐。²⁵

政治局在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理论上是党的决策核心，大约有 15 名成员。它在 20 年代每周都开会，到 30 年代末，开会的频率逐渐降低，虽然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1930 年到 1934 年间政治局开过 153 次会，1934 年到 1939 年间只开过 69 次会，以后 3 年总共只开了三十几次政治局会议。²⁶政治局的某些功能交给了相应的下属委员会或者人民委员部。²⁷在 1937 年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削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权力，把他们派往远离莫斯科的地区工作，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政治局的权力日益萎缩。斯大林更多地倚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治局成员当中临时组建的小集团来行使权力。在 30 年代后期，政治局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数益愈减少，1938 年只开过 6 次正式会议，1939 年和 1940 年分别开过 2 次。²⁸这个时期政治局成员的非正式会议常常是在斯大林和不同的委员之间，在斯大林的别墅吃饭酗酒的时候召开的。到开战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斯大林想要和他最信任的亲信讨论的事务——他们称为“具体事务”——尤其是当时最急迫最紧要的外交政策事务，基本上都由 5 名政治局委员会商决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²⁹在这 5 个人里，谁的意见能够一锤定音是显而易见的。

在战前的几年当中，和革命刚刚胜利在列宁领导下的时期相比，党的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府机构的运作。列宁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他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本上相当于政府总理。斯大林从 1929 年起就已经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直到 1941 年才出任这一职务（1941 年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国家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了）。从 1930 年到 1941 年，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附庸，因此，谁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自然不言而喻。党和政府的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两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党控制了政府。党、政府、军队和安全机构等组织全都高度中央集权化，而斯大林控制了党，就把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因为斯大林的权力一再扩张，他所有部属的权位甚至生命都依赖斯大林个人的赏识和恩典。因此即便在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也存在着对他个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并最终必然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这种个人崇拜在战时和战后的几年发展到顶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已经普遍存在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超人的现象。那些军队官僚和党员干部——那些各省的“小斯大林”与党内寄生虫们——如果拒绝执行“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战友斯大林同志”的个人意志，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出于恐惧，也出于对领袖表忠心的奖赏，加入个人崇拜大合唱的干部自然越来越多。³⁰在政权的最高层也是一样。恐惧和依赖导致了服从和恭顺。斯大林对权力异常敏感，精于算计，无论对敌人还是身边的人，都经常试探他们性格当中的弱点和坚韧性，喜欢让这些人互相内斗，喜欢利用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或者政治上的污点。虽然斯大林本人疑心极重，但其实 1937 年的大清洗保证了斯大林的地位不可动摇，权威无法挑战。大清洗也极大地降低了军队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时的地位，尤其是削弱了军方挑战斯大林权威的能力。除此之外，大清洗的另一个重灾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 年 5 月初，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之后³¹，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大清洗，不仅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外交人员，而且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正需要谋略来谋划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外交人员的职业判断被唯命是从所取代。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意味着恐惧和顺从，这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府管理机制。斯大林谨慎、多疑且冷血无情，他的战战兢兢的下属们也就不断地告诉他那些他们认为他想要听到的话，这是导致 1941 年 6 月的灾难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关键的几个月当中，苏联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出自斯大林一人之手。他有时候和自己小圈子内部不同的人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还很冗长。但是那些经常能够面见斯大林的人互相之间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一条心。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稳，完全依赖斯大林本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对斯大林也是无限忠心。这样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形成真正的意见交流。即便是斯大林长期以来最信任的战友（如果斯大林真的能够信任什么人的话）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意见被斯大林当成批评。斯大林本人在会议上通常都等别人说完了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只能让那些被迫先发表意见的人更加恐惧。所以斯大林的观点一定会被其他人所附和。当外来入侵即将发生的时候，这是决策机制的一个弱点，绝非优点。

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领导层一直都专注于斯大林主义革命和处理革命对内带来的后果。但外交事务从来没有被遗忘得太久，尤其在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以后。外交事务持续地对国内建设发挥着重要但是间接的影响。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好未来和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预期这场决战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在 1938 年，正当斯大林起劲地消灭他自己军队的整个领导层的时候，战争突然之间变得近在咫尺了。斯大林比谁都清楚，苏联没有准备好开战，尤其是人才枯竭的武装部队更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外交事务成了重中之重。

2

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大林极端多疑的个性，那么 1941 年 6 月苏联对德国的进攻毫无准备这件事就更加难以理解。还有一点，自从 20 年代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外交思想，只不过在 20 年代以后被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任何愤世嫉俗的谋略与机会主义的弄权行径都可以找到意识形态上的借口。有鉴于此，苏联就更不应该对德国的进攻毫无防备。

从 1921 年俄国内战结束以后，苏共就放弃了原来“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目标。从那以后，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被传统的外交思想所取代，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力也在减弱。在 20 年代中期，苏联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有两大主题。一是帝国主义在为争夺全世界的资源而互相斗争，因此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因此对苏联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帝国主义野心家也肯定会对苏联贼心不死，战争会直接威胁苏联。因此，第二点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苏联国内建成，而不是期待世界革命（因此 1924 年国家名称里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字样），而苏联将逐渐强大起来，在帝国主义不断增长的敌意和贪婪面前变得不可战胜。

当然，党没有完全放弃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建立于 1919 年的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工作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为将来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做好一切准备。但是这项工作是一个缓慢长期的任务（不过早在 1925 年，斯大林就预言欧洲将在未来某个时间爆发长期的大战，这将会加速世界革命胜利的到来）。³²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其他国家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因为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并为未来的社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框架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大国相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仍然是虚弱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求苏联必须迅速增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务实灵活的方针政策。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么实质的分歧，都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进行合作。这样苏联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尽管两者在政治上还是互相敌对的。

以上思想具体落实到外交政策上，就是苏联必须打破自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所处的孤立状态。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成功。仅仅在 1924 年至 1925 年间，苏联就与 13 个国家正式建交。苏联和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它的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 20 年代末，在列强里面，只有美国还拒绝承认苏联。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出现针对苏联组建攻守同盟的迹象。同时，苏联和主要欧洲国家签订了很多双边贸易协议。³³

德国在苏联战后对外关系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 1922 年的《拉帕罗条约》修补了俄国革命之后两国关系的裂痕，为两国进行经济合作与秘密的军事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 11 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为止。布尔什维克政权经过了严酷的国内战争才最终建立起来，而德国的自由民主党政权在建立之初也不得不度过好几次危机，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原本不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世界局势迫使德俄结盟，这样对双方都有利。苏联想要打破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而德国想对严厉催促自己缴纳战争赔款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显示，自己还有在东方找到新的盟国这样一个选择。从苏联这方面，和德国结盟可以防止西方列强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结盟干预苏联政局，不过这在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而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与苏联结盟可以防止英法和苏联再次结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军事同盟，虽然这种同盟比西方联手干预苏联更加不可能。³⁴《拉帕罗条约》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这个条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意义更加重要。苏德两国都认识到双边贸易关系的好处，到 20 年代末，德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³⁵在军事方面，《拉帕罗条约》签订之后苏德双方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使得双方都能够绕过战后国际秩序为两国所设的限制。在苏联一方，这种限制是指苏联的孤立状态；而在德国一方，是指《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军队的种种限制。有些军事协定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比如德国容克飞机公司要在苏联设立飞机制造厂，还有双方合资制造毒气。但是双方在互相观摩军事演习、化学战试验和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³⁶

到 20 年代末，《拉帕罗条约》逐渐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虽然德国和苏联在 1926 年 4 月于柏林签署了中立条约，但是在此之前 5 个月签署的《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德国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有了改善。德国于 1926 年加入国联，标志着德国彻底走出了战后的孤立状态，这大大降低了 4 年前和苏联所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在经济上，此时苏联进入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阶段，而德国正在经历最终导致了民主制度死亡与希特勒上台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双方的经济纽带反而增强了。1932 年来自德国的进口占据苏联进口总量的一半。³⁷

但是在当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开始笼罩上了乌云。苏联国土的两翼同时出现了新的威胁。在远东，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越来越常听到宿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叫嚣。同时在德国，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希特勒，已经快要上台了。

纳粹掌握德国政权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苏联外交关系的格局。对战争的担忧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调。到 1933 年底，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两国的外交关系趋于冷淡，这反映了德国新政府的反苏意识形态。《拉帕罗条约》已死。德国在 1934 年 1 月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事件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和对苏联的新态度。在德国，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政客，很快就会走下政治舞台，或者至少会向务实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官方理论一直坚持，希特勒代表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的绝望反扑。但是苏联领导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希特勒的威胁。早在 1933 年 3 月，苏联政府的官方喉舌《消息报》就评论道：“（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制定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³⁸一个月以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政治参赞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柏林发回报告称，希特勒未来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军事冒险主义，并将导致反苏战争和干预”。³⁹苏联的领导人们清楚希特勒在 20 年代中期的著作《我的奋斗》里写了些什么，他们不会轻易就把希特勒的言论当成政治上头脑发热的狂言呓语。在 193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布哈林提到法西斯德国或者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对苏联发动反革命进攻。布哈林本人后来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布哈林在苏共十七大的讲话中从《我的奋斗》一书里摘录了希特勒大量从苏联手中夺取土地，为德国获得生存空间的言论作为佐证。布哈林得出结论：“因此，希特勒公然叫嚣要毁灭我们的国家。他公开宣称，德国人民必须拿起武器，从苏联手中夺取他自称必需的东方土地。”布哈林认为，这样一个敌人“将会是我们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敌人”。⁴⁰

苏联的外交政策显然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主张和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在欧洲建立起共同安全体系。李维诺夫的外长职务在 1939 年被莫洛托夫所取代。1933 年 11 月美国也承认了苏联，1934 年苏联加入国联，并强烈地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对抗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威胁。⁴¹在 1935 年 5 月苏联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稍后不久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类似条约（不过只有在法国首先行动的条件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互助条约才能生效，而法国在先前已经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苏联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提供武器，并且是制裁墨索里尼的最强支持者；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苏联立即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苏联的逻辑中，共同安全体系只能推迟但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肯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把苏联卷进来。苏联认为，未来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世界大战，由帝国主义国家结盟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苏联发动进攻。⁴²苏联人总是掩藏不住地怀疑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想要通过绥靖政策祸水东引，甚至和纳粹德国联起手来，发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反动“东征”。因此，支持共同安全体系只不过是争取宝贵时间的一种手段。但是，西方列强每一次想要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和国联的共同安全体系每一次失败都加深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当西方在 1938 年向希特勒的扩张主义屈膝投降的时候，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又一次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李维诺夫本人在当年 10 月份公开承认，“国联和共同安全体系已经死亡。国际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强权主义、野蛮和暴力至上的时代”。⁴³

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暴露无遗的时候，苏联对被迫卷入一场毫无准备却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恐惧也被无限放大了。在 1938 年夏季发生苏台德危机的时候，苏联进行了国内部分动员，声明准备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受侵略而战。⁴⁴这种自告奋勇在实际上肯定不会被接受，因为苏联要进行军事干预，必须先让部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而波兰肯定不会答应，罗马尼亚拖到很晚才给予有保留的批准并附加了严苛的限制条件。无论如何，如前所述，红军在前一年的大清洗当中伤筋动骨，它在 1938 年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好准备参与一场大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红军本身的计划机构估计，要到 1942 年至 1943 年间军队才能做好战斗准备。而且斯大林非常清楚，只有在法国准备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苏联才有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进行军事干预。⁴⁵在整个夏季，法国和英国绑在一起，而张伯伦使尽浑身解数想和希特勒达成妥协，因此苏联不可能让红军真的投入战斗。再加上西方对苏联一直极其厌恶，也不可能让红军卷进来。最终，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和德国合谋在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上这一切在苏联眼里只有一个含义：战争正在临近，而苏联不可能从西方得到任何帮助。

1939 年 8 月苏德签订了令全世界震惊的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上这些考虑就是苏联方面签订这个条约背后的基本逻辑。在 1939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八大上做的报告指出，当英法拒绝对希特勒采取共同的直接敌对行动以后，集体安全体系已经宣告破产，“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危险。斯大林在报告的结尾声称，战争贩子们惯于让他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而苏联绝不会被卷入这样一场冲突之中。⁴⁶斯大林的讲话指出，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不敢和希特勒斗争的失望和苏联对西方国家动机的怀疑相辅相成。克里姆林宫总是怀疑西方国家希望苏联和德国打一仗，甚至会支持德国进攻苏联。

斯大林讲话之后 5 天，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国土。这个事件最终引发了英法的行动，他们对波兰以及之后的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做出了保证。但是苏联拒绝英法提出的结盟条约，这个条约要求在英法主动进攻德国的时候苏联出兵协助，在此之后英法才能向苏联提供援助。⁴⁷苏联则向英法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无论德国进攻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其他国家都应给予全力援助。⁴⁸但是英法对此并不积极。反苏情绪和对苏联军事能力的轻蔑，仍在英法两国占主导地位。⁴⁹另一方面，西方拖拖拉拉的答复证实了他们一贯的“祸水东引”政策。⁵⁰所以，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制止希特勒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拖延到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把国际外交界震惊得目瞪口呆。

其实，这个条约已经秘密酝酿了好几个月了。⁵¹两国之间的谈判始于经济方面的接触。在希特勒掌权以后，尽管两国的外交关系恶化，纳粹领导人又不断高调发出反苏言论，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未中断。苏联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主动提出改善苏德经济联系的倡议，并以经济为依托，和德国保持某种政治上的接触。但是德国没有回应。德国拒绝了苏联通过新的信贷安排从德国购买武器的申请。有人曾经希望纳粹政府的高层有人对苏联的敌意轻一些，或许可能减轻希特勒强烈的反苏政策。这个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⁵²到 1937 年初，苏德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并一直持续到 1939 年春季。此时经济接触又一次成了试图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而这一次的尝试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

因为这次不仅苏联，就连德国也想改善双方关系。而且随着夏天的消逝，德国方面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急切，因为德国认识到这次进攻波兰的计划很可能导致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和苏联结盟可以一举数得，既防止产生一个反对德国的“大同盟”（1914 年战局的重现），还能威慑英国让它不敢干涉波兰战局；这样，波兰就任凭强大的德军宰割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长期以来就热心于此举，而希特勒一开始有所犹豫。从苏联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和德国改善关系，至少能使苏联获得经济上的好处，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军工企业非常需要德国的产品。从德国进口的工业品从 1932 年占据苏联进口总量的 46% 骤降到 1938 年的 4.7%。斯大林本人对苏德贸易能给军备带来的好处也有极大的兴趣。⁵³但是苏联想和德国改善关系的动机远远不止于获得经济利益这么简单。苏联领导人们（不止斯大林一个人）完全清楚共同安全体系已经瓦解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目的充满怀疑，对来自东方的日本威胁忧心忡忡，而且坚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德国终将对苏联直接发动进攻，因此亟须争取备战的时间。出于以上种种理由，苏联和纳粹德国达成政治谅解越来越有利。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经过长时间犹豫，最终在 8 月份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春天的贸易谈判中，双方互相怀疑，谈判的基调很不友好；而到了秋天，它变成了通向政治谅解的积极步伐，这种政治谅解还伴随着两国对于对方领土要求的互相理解。英法两国在春夏两季对苏联所提出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一直拖延着不答复，这令莫洛托夫更加相信，他是在和“骗子”打交道⁵⁴，这也给斯大林本来的多疑性格火上浇油。巴黎和伦敦都没有派出身居高位的部长或大臣，没有赋予谈判代表全权，而是派出了规格很低的代表团，他们每一步都闪烁其词，也无权做出任何有效的承诺，这被苏联视为对谈判不认真，缺乏严肃的态度。⁵⁵8 月中旬，波兰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苏联认识到希特勒随时可能出兵进攻波兰⁵⁶，很明显苏联不可能从西方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因此必须采取备用方案。

在苏联中止和英国代表的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告诉希特勒他准备好尽快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⁵⁷4 天以后的 8 月 23 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一次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外交行动很快就完成了。它对双方都有利。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别墅里听到外交上的最新进展，高兴得一拍大腿。⁵⁸在莫斯科郊外别墅里的斯大林同样兴高采烈。但是他对德国并不抱有任何幻想。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乌克兰党委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回忆，斯大林那天晚上在餐桌上对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政治局委员们说：“这当然是个游戏，就看谁能骗得过谁了。我看得穿希特勒在玩什么把戏，他以为他能骗过我。实际上是我耍了他。因为这个条约，战争会晚一些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可以保持中立，保存实力。”⁵⁹

苏联和德国政府代表了意识形态上的两极，斯大林粗鲁地形容为“一直起劲地互相往对方头上扣屎盆子”⁶⁰，这次两国通过互不侵犯条约联系到了一起。条约的秘密条款把波罗的海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波兰领土正中央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归德国。克里姆林宫唯一考虑的就是苏联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一以贯之的。这次的交易虽然无耻，现在看来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苏联提供了安全保障。斯大林知道他将在波罗的海地区获得安全的边界。最重要的是，他使苏联避开了来自德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让红军备战。在和希特勒签署条约之前，斯大林曾经读过《我的奋斗》的片段。他在德国需要从苏联那里获得东方的新生存空间的那些段落下面划了重点线。⁶¹他知道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但是他认为苏联至少还有 3 年时间为此做准备。到 1942 年底，红军应该准备好了和德国摊牌。在这段中间时间里，苏联将在物质上和领土上从这个以前的终极敌人那里获益。

3

苏联领导人有理由对他们国家和纳粹德国之间建立新友谊的最初那几个月的成果感到满意。在两国条约签订的前夕，1939 年 8 月 19 日苏德还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德之间的双边贸易迅速从 30 年代末的最低点，恢复到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水平。这个协定在 1940 年 2 月进行了补充，并在 1941 年 1 月进行过重新谈判以制定新的交货时间表。德国从苏联得到了数百万吨的谷物、木材和石油产品，还有数万吨稀有元素锰和铬。苏联得到了机械、建筑设备、化工产品和其他制造业产品。德国从经济交流中得到的好处更多。苏联基本上按时交货，而德国方面在交付制造业产品的时候经常有延误现象。而且德国仍然基本上不提供苏联所要求购买的军火武器。⁶²不过对苏联来说，贸易在双边协定里只是次要的部分，主要的收获是安全。在这方面，苏德合作的第一阶段硕果累累。莫洛托夫在 1940 年 3 月底向最高苏维埃做的报告里宣称：“我们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⁶³

苏德条约，特别是它的秘密条款，除了让苏联得以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对苏联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打开了领土扩张之门。苏联领土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一点和纳粹德国不同，当然被苏联占领的土地上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上的人们是一样的。苏联在 1939 年 9 月中旬占领了波兰东部，这是苏联所采取的在西部边境建立缓冲地带的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在月底之前，里宾特洛甫就再次来到莫斯科，和苏联签署了《苏德边界与友好条约》，同意把立陶宛划入苏联势力范围，以换取苏联占领的波兰中部。除了立陶宛以外，以后的数周内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也被迫向苏联屈服，接受苏联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但是芬兰没有向苏联屈服。秋天苏联向芬兰人施加压力，想迫使芬兰割让土地，以加强苏联的北部边境防御。这些压力没有使芬兰人退缩，反而引起了反抗，到 11 月底演变成了全面的战争。两国在严冬打的这场残酷的战争确保了芬兰的独立。到 1940 年 3 月份芬兰人求和的时候，20 万苏军士兵阵亡。红军在战争中出动了百万大军，却被小小的芬兰军队所羞辱。“冬季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德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重低估了苏军的战斗潜力。

在欧洲战争的这个最初阶段，斯大林希望纳粹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进入僵持阶段，打得两败俱伤。他担心双方在某个阶段会握手言和，联手对付苏联。⁶⁴这个希望在 1940 年五六月份被德军进攻的神速打破了。同时，这也增加了斯大林的担心。

法国的迅速崩溃让苏联领导层完全措手不及。所有的计划都被迫相应改变。整个西欧除了英国以外全都匍匐在希特勒脚下。（英国在被德国征服之前又能坚持多久？或者，英国会像苏联长期以来所预料的那样，向德国投降并加入德国一边对苏联作战？）苏联的处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危险。斯大林立即就认清了整个形势。当法国被打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和斯大林在一起。他后来回忆斯大林的反应，说：“他明显对于我军抵抗德国人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希特勒粉碎了法军的抵抗占领巴黎之后，他好像是绝望地举手投降了……他说了一连串俄罗斯国骂，声称希特勒肯定会把我们打得屁滚尿流。”⁶⁵

芬兰战争非常明显地暴露了红军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战争的威胁。在冬季战争的灾难结束以后，苏联采取了步骤尽可能适应新的形势，大大加快了扩张军备的步伐。工人比以前更常加班加点工作，以增加武器产量。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一些以前被清洗掉的军官又被召回。下一代的年轻指挥官走上了关键的岗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崭露头角。⁶⁶同时，苏联毫不迟疑地终结了波罗的海诸国摇摇欲坠的独立状态。6 月，苏联以莫须有的反苏活动为借口吞并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这三国被正式合并进苏联，以改善苏联北部边境的防御状况。在 1940 年 9 月，苏联甚至还制订了对芬兰再次发动战争的计划，但是后来并未得以实施。⁶⁷

苏联在欧洲南部也加强了外交活动，主要是在巴尔干地区。在法国被打败以后，苏联领导人认为英国可能很快也会被迫跟德国和谈。苏联必须在德国主宰整个西欧和中欧的形势下，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国家利益。苏联在传统上从沙皇俄国时代就对巴尔干半岛、黑海和土耳其海峡有领土野心，他们认为德国对这个重要的地区也有同样的野心，因此必须加强苏联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以防止来自南方的入侵。而且英国在这个地区也有战略利益，一旦英国和德国在和平谈判中达成某种默契，就会对苏联造成极大的威胁。苏联迫切需要在多瑙河盆地跟巴尔干半岛地区扩张它的控制范围，这表现在苏联于 7 月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比萨拉比亚在革命之前曾经是俄国领土，1919 年割让给了罗马尼亚，而北布科维纳在历史上一直是罗马尼亚领土，从未属于俄罗斯。1940 年夏季，苏联甚至一度希望通过意大利居间调停，把巴尔干半岛拆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德国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德国急于把苏联排除在这个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地区之外，尤其是德国特别想控制罗马尼亚——对德国武装部队来说不可或缺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就在罗马尼亚境内。

德国和意大利在 8 月底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界争端进行了仲裁，这一行动没有苏联人参与，并把罗马尼亚直接拉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这次仲裁有明显的反苏动机，苏联宣称它违反了前一年签订的苏德条约当中，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务方面苏德应该共同协商的条款。德国自然无视苏联的抗议，而苏联对多瑙河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的觊觎也就终结了。在 9 月份，德国军事“使团”“应邀”进入罗马尼亚，当月晚些时候又进入芬兰，苏联的利益明显受到了威胁。⁶⁸

以上牵涉到苏德之间利益冲突的领土问题不可避免地在夏秋两季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签署了同盟条约，虽然这个条约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但因为日本是苏联在东部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剧了苏德之间的紧张态势。10 月底，墨索里尼发动了对希腊的入侵。它虽然以意大利的灾难结尾，但却引爆了巴尔干火药桶，导致英国干预，之后肯定会导致德国直接卷入这个敏感的地区，而德国的干涉肯定会为之前几周在苏德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火上浇油。这就是 11 月 12 日莫洛托夫应里宾特洛甫之邀访问柏林，和帝国外交部长及希特勒本人进行会谈的国际背景。

会谈进行得非常糟糕。⁶⁹里宾特洛甫想要说服苏联加入三国轴心同盟，成为他所谓“欧亚板块”的一部分，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之间划分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他鼓励莫洛托夫让苏联向波斯湾、中东和印度方向扩张。希特勒最想做的是试探苏联的真实战略目的。但是莫洛托夫对细节问题的坚持使他看上去像个迂腐的小学校长，希特勒对此越来越不耐烦。双方的会谈只是加强了希特勒对苏联的负面看法，也许希特勒本来就是在下意识地为这种负面看法寻找依据而已。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详细讨论了德国之行的议程。此行的目的非常具体和直接，就是想要解决在最近几个月里导致苏德关系紧张的一系列问题。⁷⁰芬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都是特别敏感的区域；在这些问题上，苏联感到自己有抱怨的理由。但是双方没有找到任何解决方案。互相的不信任和潜藏的敌意让谈判搁浅。希特勒认为，苏德直接的利益冲突永远不可能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希特勒把莫洛托夫的来访看作是又一个发动从 7 月就在计划之中的对苏联的进攻已刻不容缓的理由。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在 12 月中旬发布了军事指令，把入侵日期定在来年春天。

从苏联这一方的观点来看，这次会谈既没有任何成果，也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当然会为一无所成而感到失望。苏联的首脑们尤其对德国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行动感到愤怒，他们认为德国严重违反了苏德协定。⁷¹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尤其是在罗马尼亚被德国人欺骗了。从 7 月份开始，甚至在希特勒向手下将领披露明年入侵苏联的目标之前，苏联高效的情报机关就已经给莫斯科陆续送来报告，指出德国正在准备进行对苏战争，德军正向苏德边境的东普鲁士大规模集结。⁷²但是无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德国的长期目标抱有什么样的怀疑，这两个决定苏联对外政策的关键人物都没有想到在最近的将来会爆发战争。他们现在比以往更加急于争取时间，因此主要的目标是维持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这部分是由于德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霸权的速度太快了，苏联来不及做出反应。另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咎由自取：红军在两年之内都无法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红军的可悲状态限制了苏联政府的选择余地。斯大林本人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为他 3 年前对红军发动的大清洗清除了大量有经验有能力的红军将领。

4

1938 年 1 月 1 日，苏联武装力量有 1605520 人，其中陆军占四分之三弱。这和斯大林计划到 1942 年底军队完成全面备战时的目标人数相差不远。⁷³但是欧洲战事一开，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得这个计划很快过时了。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后，尤其是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动员了大量后备役人员入伍，把军队员额扩充至接近 200 万人。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苏芬战争结束之后，大约 70 万后备役军人退伍，因为政治局下令大多数部队转入和平编制。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后，苏联才停止了复员行动，重新开始全力扩充军队数量。⁷⁴

但是大清洗之后军事指挥方面所缺乏的经验和技能却很难迅速得到补充。在大清洗时期被逮捕的大约 4000 名军官被释放，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是在德国进攻开始之前，那些新上任的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根本没有时间来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经验。⁷⁵苏军在军队组织结构上也有弱点，而且在芬兰战争中，这些弱点暴露无遗。武装部队各个军种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尽管当年夏天希特勒在西方胜利以后，苏联开足马力生产武器装备，但是军事工业仍然难以满足军备需求。当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候，苏军仍然存在严重的武器短缺问题。斯大林的领导和苏联政权的特点是造成以上问题的部分原因。

不管斯大林在言谈和外表上如何粗鲁，他其实和希特勒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卓越的记忆力能让他对很多事情的细节了若指掌。他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仅仅处于消息灵通的外行的水平。他缺乏职业军人的训练和专业知识。这导致他一方面喜欢凭直觉干预很多细节的事务，比如某一种大炮的型号⁷⁶；另一方面，他时常不得不依赖于他手下亲信的判断力，而他的亲信圈子为数寥寥。无论哪种行为都不利于苏联的军备工作。从 1940 年夏天红军开始大规模扩充和重建以后，他经常深夜在他的别墅里听取红军将领的汇报。这些将领也定期向他提交关于军队状况的书面报告。⁷⁷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和其他一些人来监视红军将领。⁷⁸但是，既然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的郊区别墅去视察部队的真实状况，他只能听信别人告诉他的信息。

伏罗希洛夫元帅是斯大林在重要军事问题上的主要耳目，这一直持续到 1940 年 5 月，他因为红军在芬兰战争中的糟糕表现而被解除了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为止。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信任了伏罗希洛夫。在扩充军队的各个急迫的问题上，伏罗希洛夫都是玩忽职守、尸位素餐且完全不称职的。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伏罗希洛夫的职务之后，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但是即便在那时，斯大林依然倾向于听信梅赫利斯之流的军事建议，梅赫利斯曾是党报《真理报》的总编，在 1940 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认为梅赫利斯是一个“小人”，对他在军事问题上对斯大林拥有如此大的影响感到震惊。⁷⁹

如果斯大林在芬兰战争的灾难之后还对红军的素质存有哪怕一点点幻想的话，这种幻想很快也被铁木辛哥在 1940 年 12 月提交的绝密报告打破了。这份令人绝望的报告指出了苏联武装部队的严重不足。铁木辛哥在 5 月份接掌国防人民委员部之后，对军队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这份报告不可能让斯大林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任何愉悦。这份报告指出，部队的整个行政和后勤支援体系是不足的，在很多方面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如此低能，以至于在铁木辛哥上任的时候，根本不存在对红军员额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这份报告中关于“作战计划”的小标题下，开头的段落宣称：“当国防人民委员交接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可用的战争计划；整体的作战计划或者部分的作战计划全都不存在。”不管是伏罗希洛夫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制订针对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培训计划，也从来不检查各军区的作战训练情况。在关键的几个军区，空军机场严重不足。甚至连地图都不能满足需要。苏军在军事运输和通讯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军队没有最新的动员计划，对 300 万准备不足的后备役人员也没有适当的训练计划。

铁木辛哥还对军事院校不能训练足够人数的指挥人才提出批评，这一不足在步兵兵种当中尤其突出。部队的实战训练存在严重的缺陷，武器装备老化过时，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和其他国家相比，苏联空军所装备的飞机尤其老旧，而且特别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摩托化部队和炮兵在现代武器装备方面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份报告强调，苏军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对其他国家军队现状的有组织的系统的情报工作。空防能力无法有效地抵御来自空中的攻击。前线的地面防御准备非常糟糕。⁸⁰总体来说，苏军很难说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大的战争，也无法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有效地保卫祖国，更别说发动任何攻势作战了。

铁木辛哥有可能对军队的缺点夸大其词，因为这样他就把责任推卸给了前任，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开脱了一部分未来军队建设方面所要负的重大责任。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也是对武装部队现状的震撼性的描述。这些缺点都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弥补的。要让红军准备好进行大规模战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决定性地限制了斯大林做出政治军事选择的自由，捆住了他的手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致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尽一切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让武装部队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必须尽量避免刺激希特勒，不给他任何发动进攻的借口。

以上两点考虑基本上就决定了苏联在德国发动“巴巴罗萨”攻势之前几个月的政策。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军备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改善。1940 年的军事工业产量比 1939 年高出三分之一。到 1941 年，武装部队员额大幅度增长到 540 万人，而 1938 年初整个苏军只有 160 万人。⁸¹苏军主力部署在西部边境，装备也有了大幅改善。但是军队的士气和纪律性仍然很差。⁸²最新型号的坦克和飞机只占很少的比例，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解决。⁸³由于大清洗，军队已经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退步了太多，不是短期能够弥补的。⁸⁴苏军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斯大林认为他还可以争取到时间。他相信希特勒不会在西方的战争彻底结束之前在东线发动攻势。斯大林认为，当德国人发动入侵的时候，苏联红军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迎击来犯之敌，而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及军方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也和斯大林持有相同的观点。而在苏军完全准备好之前，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德国，必要的话，还不得不取悦德国。赢得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在这种极端压力之下，苏联必须重新制定其军事战略。图哈切夫斯基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奠定了苏联军事战略理论的基础。苏联的军事战略致力于建立一支拥有先进武器的现代化陆军，能够在防御中抗击敌人的首次进攻，然后把防御迅速转化为进攻，以“大纵深行动”把战争转移到敌人的国土上去。苏军在战略上并不想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而把重点放在击退敌军在战争初期的进攻之后，立即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强大的全面攻势，并由大量装甲摩托化部队支持这样的进攻。⁸⁵这一理论建立在战争将如何开始的假设之上：敌方将会有最后通牒，正式宣战，然后双方进行很多天甚至好几周的全面动员（就像 1914 年那样），之后将进行沿着边界的前线战斗，这样，“大纵深攻势”才能得以实施。⁸⁶德军在西方所进行的闪击战——那种突然袭击、优越的战术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军速度——都为苏军传统的战略理论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苏军总参谋部在 1940 年和 1941 年所进行的战略计划只是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进行了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修正。即使在后来的战争英雄朱可夫大将在 1941 年 1 月接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苏军总参谋部仍然认为苏军有能力制止敌人的初期攻势，然后把防御转化为决定性的反攻作战。⁸⁷总参谋部的整个战略计划就建立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在 1940 年 5 月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时候，铁木辛哥对缺乏作战计划的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 1938 年总参谋部在时任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制订了作战计划，但是后来欧洲战争大大改变了整个形势，以前的计划完全过时了。虽然铁木辛哥对以前的作战计划持批评态度，但是后续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延续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指导思想。

沙波什尼科夫预见到对苏联的战略威胁不仅来自于东方的日本，而且更大的威胁来自西方的德国和波兰，还有意大利和波罗的海国家。沙波什尼科夫从抗击敌方侵略，然后转入反攻所需要的战略纵深防御理论出发，假设敌人在西线有两种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未来的进攻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波兰北部方向，朝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明斯克总方向发展，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波兰南部，进攻总方向是基辅。沙波什尼科夫仍然死抱着战前进行国家动员的观念不放，而这种观念很快就将被证明完全过时了。他认为敌人从西北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高于西南方向，因为在西北方向，敌人可能在动员开始后第 20 天发动进攻，而在西南方向要花费 28 天到 30 天。而他预见苏联在总动员之后的第 10 天左右就能很明显地判断出敌人的主攻方向，并相应地调动兵力，把防御重点放在北或南其中一个方向上。⁸⁸

到 1940 年 8 月沙波什尼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梅列茨科夫大将接替的时候，他的战争计划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波兰已不复存在，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芬兰加入了德国阵营，而德国进一步控制了多瑙河盆地，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可以被视为德国的盟友。而且意大利已经参战，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大大增强了。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修改了沙波什尼科夫对西北方向更加可能遭受进攻的判断。他们重新估计了形势，并在 10 月 5 日向斯大林进行汇报。他们预料德国的主攻将来自西南方向。斯大林同意他们的判断，他说：“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得到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矿。”⁸⁹当月中旬，总参谋部采纳了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新的计划预料德军将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发动主要攻势。而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在苏联的战略计划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按照修改后的新计划，红军将要“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以南投入战斗，并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向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进而向布雷斯劳方向进行有力地打击，以求在这个阶段就切断德国与巴尔干国家的联系，剥夺敌人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并决定性地影响巴尔干各国参战的决策”。对总体战略形势的这一新的估计成为苏联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其地位直到“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从未改变过。⁹⁰

1940 年底，在铁木辛哥关于武装部队现状的令人沮丧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召开军队高级将领会议。铁木辛哥在闭幕式上做了一次讲话。铁木辛哥说：“虽然与德国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但是我国拥有夺取最终胜利的一切有利条件。”也许铁木辛哥认为以上乐观估计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话。实际上，他的话让苏联独裁者夜不能寐。⁹¹而 1941 年 1 月上旬进行的两次图上作战演习的结果更加无法使他安心。

这两次图上演习的主题都是防御战略。两次演习假定敌方的攻击来自西线。两次演习全都省略了重要的防御第一阶段，直接跳入战争开始的几周以后，假想敌已经深入苏联国土。第一次演习假设敌军的进攻来自西北方向，由朱可夫指挥假想敌，巴甫洛夫将军指挥红军。巴甫洛夫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假想敌在苏联境内得以长驱直入。在第二次演习中，朱可夫和巴甫洛夫互换角色，这次试验的是敌人从西南方向入侵的情况。朱可夫依照大纵深理论作战，挡住了南方的攻击，然后消灭了敌军 20 个师的兵力，并从侧翼进军深入波兰境内 100 英里。但即便如此，德军的进攻仍然无法被完全阻止。演习结果令人很不满意。此后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会议上，斯大林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严厉申饬了梅列茨科夫，并把他当场解职。在两次图上演习中表现突出的朱可夫被提升为新任总参谋长。⁹²

在 3 月份，受到军事演习的影响，也由于最新的动员计划（这份动员计划为了取悦斯大林，再次过于乐观地大大夸张了可以动员的人力和兵器的数量），苏军修改完成了新的作战计划。它重申去年秋天所做出并通过图上演习加以验证的假定，即德国的主攻方向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因此这里是苏军的防御重点。这份计划假定德国的主攻方向将指向乌克兰。⁹³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苏军对作战计划进行过多次修改，对军队规模也进行了仓促的扩充——在以后的几个月军队还要进一步加速扩充——这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苏军在短期之内的确完成了大量的任务；另一方面，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军事演习的结果显示苏军的防御战略还有重大漏洞。而且苏军动员部门对预期可以动员的人力和武器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夸张，这使得苏军过高估计了自己目前和未来的作战能力。2 月份的总动员计划指出，苏军战时力量将达到惊人的 870 万人，编成 300 多个齐装满员的师，包括 60 个坦克师和 30 个摩托化步兵师，空军力量将达到 14000 架作战飞机。这份计划的目标是要在 1941 年底让苏军达到以上实力。但是这份计划和现实背道而驰。即便到 1943 年，苏联也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车辆来装备那么多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即便以最佳的生产能力，迟至 1942 年 1 月 1 日，主要的重型坦克（主要是 T-34 改进型）还有 75% 的缺口。飞机的数量在短期之内也是完全无法实现的。战争在 1941 年 6 月爆发的时候，这份动员计划所预期的师还有四分之一仅仅存在于纸上。⁹⁴

斯大林和他的小圈子完全清楚所有的计划，也清楚现实。他们知道，如果德国在 1941 年发动进攻，将对苏联造成极大的危险。红军的装备仍然不足以抵御进攻。国防最起码也会经受非常严峻的考验。在包括飞机坦克的生产、边界地域筑垒、人力动员等众多最重要的方面，完成计划的时间最早也要到 1942 年初。⁹⁵斯大林否决了他的将领们的反对意见，下令放弃沿着苏联旧边界的防线（这条防线名叫“斯大林防线”，主要构筑于 20 年代），而沿着苏联的新边界开始构筑前沿防御工事。这个命令让战争准备工作进一步复杂化了。1941 年 6 月战争爆发以后，这个命令被证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德国进攻前夕，关键的防御地区还没有构筑好雷场、掩蔽部，也没有为机枪火力点开辟好有效的射界，根据朱可夫的命令所建设的防御支撑点建立得太迟，没有进驻火炮。同时，斯大林最终同意，旧边界防线的工事至少应该部分驻军，这时候进驻的部队发现这些工事已经废弃日久，“长满了杂草，炮位上没有大炮，只有水泥碉堡的空壳子”。⁹⁶

从所有这一切现象中，斯大林得出一个结论：他别无选择，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和德国的战争至少推迟到 1942 年或更晚。米高扬回忆说：“包括斯大林在内，我们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可是我们也清楚自己缺乏准备。”⁹⁷斯大林后来告诉丘吉尔，他知道战争即将爆发，但是认为他还能争取到大约 6 个月的时间。⁹⁸这就意味着对德国采取缓和政策，避免对抗，不给德国入侵提供任何口实。斯大林的亲信们对此也完全同意。即便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德国将在 1941 年发动进攻，他们还是坚持以上立场。斯大林不相信任何德国将在 1941 年发动进攻的迹象。他以为他能读懂希特勒想的是什么。他认为希特勒不是傻瓜，不会冒险进行两线作战。希特勒应该首先平定西方，将其作为大后方，英国看起来相当顽强，德国在西线不太可能马上获得胜利。如果德国在 1941 年夏天不发动进攻的话，俄罗斯严酷的冬天会保证德国在来年开春之前都不可能发动攻势了。所以斯大林很自信，他至少可以在 1942 年之前避开希特勒。到那时，红军应该已经严阵以待了。

5

当苏联在军事上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他们必须在外交战线尽可能做好一切准备。苏联的外交努力在 1941 年最初几个月只取得了部分成功。3 月份苏联和土耳其签署了中立条约，这排除了土耳其加入三国轴心的危险，降低了来自南方的对苏联的威胁，因为传统上土耳其海峡一再被证明是俄罗斯国防的一个软肋。⁹⁹更重要的是苏联在 4 月份和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这样一来，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态势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消除或者说至少降低了苏联受到东西两面夹击的危险性。斯大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上是苏联外交的成功。另一方面，外交也有失败的时候。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贯亲俄，对苏联在巴尔干半岛的安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 2 月份，苏联想要让保加利亚免于德国影响的努力失败了，索菲亚加入了三国轴心，并允许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领土。到 4 月初，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决定加入轴心国的南斯拉夫政府被推翻了。正当苏联迅速采取行动，想要和南斯拉夫建立联盟关系的时候，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很快征服了整个国家，也就让苏联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了。希腊在当月底向德国投降，这也意味着除了保持中立的土耳其之外，整个巴尔干半岛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掌心，苏联的整个南方边界暴露在德国及其盟国面前。斯大林在外交斗争大棋局的每一步都受制于希特勒。军事上的弱点，再加上外交上的孤立，令局势越发不利。

斯大林仍然非常担心英国会和希特勒媾和，结束德国两线作战的困境，让德国人能毫无后顾之忧地转向东方。德国入侵希腊以后，英国从希腊撤出了 10 万人的部队，而在北非，隆美尔对英军作战取得极大的成功，以上两个战场都暴露了英国在军事上的弱点，使英德媾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正是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夫德·克里普斯爵士本人警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种可能性，他在 4 月 18 日说：“如果战争再延续很长时间的话，英国（尤其是英国国内的某些圈子）并非不可能考虑和德国达成某种协议，结束战争，因为最近德国的某些势力也的确提出了和谈的条件。”¹⁰⁰当时英国政府正在试图诱使苏联出兵支援希腊和南斯拉夫，组成一个反希特勒的巴尔干统一战线。英国的外交攻势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强调德国对苏联自身安全所形成的威胁。可是克里普斯的话适得其反，他让苏联领导层对于英德媾和的可能性警觉起来了。当丘吉尔后来在 4 月 21 日通过克里普斯给克里姆林宫带消息，警告苏联领导人德军有进攻苏联的迹象的时候，这个警告所收到的效果正好相反。这个消息反而让苏联领导人脑子里的警钟敲得更响，加剧了斯大林对英国的怀疑。他认为丘吉尔想要把苏联拉进和德国的战争，为英国火中取栗。他对朱可夫说：“看看这个，我们和德国人互相威胁，而他们英国人想让我们双方打个两败俱伤。这可真是微妙的政治游戏啊。”¹⁰¹

丘吉尔后来把斯大林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描绘成一群“头脑简单的人”，所谓“‘二战’中被欺骗得最惨的乡巴佬”¹⁰²，丘吉尔认为，他如果能和苏联领导人直接打交道的话，没准可以避免 1941 年 6 月 22 日降临到苏联头上的灾难。即便在战后，丘吉尔还是没能认清，他好心好意送去的情报在莫斯科是被从反面解读的。就斯大林那方面来说，他的反应不能算完全失去理智。无论如何，当丘吉尔送来情报警告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早已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情报，告诉他德国对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共产主义同情者，所以斯大林政权从来就不缺少情报来源。他们中很多人还是冒了生命危险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情报的。这些情报的质量参差不齐，经常会相互矛盾，但有时候却至关重要。¹⁰³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罗夫定期向斯大林递交情报摘要（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1941 年 2 月从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独立出来，负责对外情报搜集，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专门负责国内安全保卫事务）。¹⁰⁴斯大林虽然任命了梅尔库罗夫，但是对他的评价却不怎么高，认为他不够强硬，急于讨好上级。当然，这种缺点在苏联政治制度当中屡见不鲜。很可能梅尔库罗夫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和戏剧的文艺爱好也加深了斯大林对他的这个印象。¹⁰⁵无论如何，斯大林并不信任梅尔库罗夫的情报。他也不相信军队情报机关的报告是准确的。军队系统的情报由苏军情报局局长戈利科夫将军加以汇总，有时候会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还从外交人民委员部获得情报。¹⁰⁶这些情报也不完全得到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经常把情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来的报告轻蔑地判定为假情报。的确有很多假情报由国外的情报机构精心炮制，故意泄露给苏联情报机关以混淆视听。其中很多假情报来自德国人，例如德国人编造情报说，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是欺骗英国情报机构，掩盖即将进行的登陆英国本土行动的障眼法。¹⁰⁷所以，对未加分析甄别的情报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对的。但是斯大林本人的多疑远远超出了谨慎怀疑的范畴。多疑使得他不相信任何跟他自己对德国人意图分析相违背的情报，不管这些情报多么确凿，也不管情报来源有多么可靠。而斯大林对德国的分析反而跟德国人对他的欺骗合拍，德国人使斯大林相信，在德军发动攻势之前会先发出最后通牒，斯大林有时间来应变，动员军队，甚至会有时间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¹⁰⁸斯大林对本国情报机关完全缺乏信任，再加上对自己的分析过于刚愎自用，结果就导致斯大林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被德军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

早在 1940 年 12 月 5 日，新上任的苏联驻柏林大使弗拉迪米尔·德卡诺佐夫就收到过匿名信，警告说希特勒将在来年春天进攻苏联。¹⁰⁹德卡诺佐夫本人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主管。这个时间正好就是希特勒通知军方将领开始准备明年 5 月入侵苏联的决定的时候，12 月 18 日希特勒才下达了后来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大本营训令。11 天之内，驻柏林的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就向莫斯科发回报告称，它从“最值得信赖的军方高层获悉，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准备与苏联开战的命令，德国将于 1941 年 3 月宣战”。1941 年 1 月上旬苏军情报机关对以上情报进行了最终确认，并呈送斯大林本人。¹¹⁰

苏联在德国高层最好的情报来源是两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们一直在为苏联提供优质情报，一个叫作舒尔茨-波伊森，代号“老人”，另一个叫作哈尔纳克，代号“科西嘉人”。舒尔茨-波伊森靠着良好的家庭关系在 1941 年作为军官加入了德国空军总部，他的父亲是前德国海军总司令蒂尔皮茨海军元帅的侄子，他的母亲跟赫尔曼·戈林沾亲带故。他在空军总部能够接触到绝密文件。哈尔纳克是个律师，曾经在美国留学过一段时间，他是著名神学家阿道夫·冯·哈尔纳克的侄子，他从 1935 年起就在经济部工作。和舒尔茨一样，他也能接触到机密文件。在战争爆发以后，哈尔纳克和舒尔茨还曾经有过横向接触。他们两人都在 1940 年被苏联情报机构策反，为苏联人工作。他们后来在 1942 年被揭发并被处决。在 1941 年，当德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对苏开战的时候，他们能够在纳粹军事和经济计划的核心机构获取情报。

在 1941 年 3 月初，“科西嘉人”报告说德国领导层内部正在谈论进攻苏联。他的报告被直接送达斯大林、莫洛托夫、铁木辛哥和贝利亚。他报告说，德国正在制订对苏联西部地区的占领计划。他还报告说，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认为占领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将是轻而易举的事，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以上情报证实了苏联对于德军进攻将来自西南方向的判断。¹¹¹两天以后，他向苏联领导层送去了进一步报告，指出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力量极其强大，很明显德国要发动侵略战争。但是这份报告说德国将先进攻土耳其，然后再进攻苏联。而且里宾特洛甫——甚至希特勒都认为，和苏联保持贸易关系在经济上获得的好处将大于入侵并占领苏联。所以，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在纳粹政权的上层对入侵苏联的问题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希特勒本人未必属于进攻苏联的激进派。¹¹²

几天以后，“科西嘉人”的另一份报告放到了斯大林的写字台上。他提到德国侦察机对苏联领土进行侦察照相，尤其是对列宁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进行了侦察。他还提到了第二手情报，有两位德军将军提起计划在春季进攻苏联。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将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内被击溃。占领苏联的粮仓乌克兰将剥夺苏联主要的食品来源。国防军将向东疾进，在 25 天之内冲过乌拉尔山脉。¹¹³将近 3 月底的时候，“科西嘉人”提供了来自德国空军部的情报，这份情报提及对苏联后方通信设施进行轰炸的详细计划，对苏联城镇的空中侦察，还有德国空军军官预期进攻将于 4 月底或者 5 月初发动。这份情报说，德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赶在撤退的苏军有时间摧毁夏收的农作物之前，占领苏联的乌克兰农业区。¹¹⁴

在 4 月份，有关德国入侵的报告越来越多。德国军队沿边境线部署的细节，军队的调动情况，还有筑垒地域和野战机场的构筑情况都反映在报告里。¹¹⁵“老人”汇报了一个和戈林有接触的德国军官的话，他说，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的进攻。以下观点在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宣战之前，德国会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加入轴心国同盟并向德国的要求屈服，德国的要求可能包括对苏联严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如果苏联拒绝接受最后通牒，德国将发动进攻。¹¹⁶几天以后，“老人”发回情报说大多数德国军官反对希特勒，不支持进攻苏联的命令。他认为德国国防军对苏联发动致命一击的可能性正在降低。¹¹⁷

到 4 月底，“科西嘉人”向莫斯科报告了一次在经济部召开、有纳粹要员出席的秘密会议，强调德国要求从苏联获得原材料供应，获得的方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用武力掠夺。¹¹⁸5 月 6 日，另一个非常有效的情报来源，即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苏联间谍佐尔格（代号“拉姆扎”）注意到，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说，希特勒下决心击败苏联，从苏联的西部获得经济资源。在春天播种季节以后，德军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来夺取秋收的果实。按照奥特的观点，德军将领认为东线的攻势不会对德军在英国的军事行动造成阻碍。苏军根本没有准备，防御非常薄弱，红军可以在几周之内被打垮。¹¹⁹以上情报和无数其他间谍的报告每天都经过对外情报首脑梅尔库罗夫之手进行汇总、摘要被呈送给苏联各个主要领导人。¹²⁰

今天回过头去看，对这么多情报完全无视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尽管这些情报中多有道听途说的成分，因为这些情报并不是相互一致的，也并不一定都被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但是这些情报毫不含糊地全都指向德国将要入侵苏联，而且入侵就在不远的将来。然而，从斯大林的立场来看，这一点却远非显而易见。我们上面引用的情报只是情报总量中的涓涓细流，尚未形成情报的洪流。而且这些情报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英美或者其他国外渠道。¹²¹我们知道，斯大林天然就不信任这些情报来源，而且他的情报首脑还助长了他的这种不信任。1941 年 3 月 20 日，军事情报首脑戈利科夫将军向国防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情报综述。在这份文件里，他总结了有关德国对苏联的企图这个问题来自方方面面各种渠道的各种观点。他开头先声明，大多数关于德国将在春季对苏联发动进攻的间谍情报，都来源于英美，而英美的目的就是要让苏德关系恶化。他本人的观点是，德国只有在击败了英国之后才能进攻苏联。关于进攻将在 1941 年春季发动的传言应该被视为英国和德国情报机关故意散布的假情报。¹²²以上报告只不过是重复斯大林的判断罢了。

也不仅仅只有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误读了情报。外国情报机构大部分也被误导了。¹²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国的欺骗战略起了作用，他们散布消息说，德军在东线的集结是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德军集结兵力是因为德国将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割让领土，输送原材料。¹²⁴英国情报机构有时候把德国人散布的假消息照单全收。他们直到很晚才意识到，德国人确实在计划入侵苏联。英国人收到的这方面的早期报告都被解释为一厢情愿、不可靠的谣言，或者是德军为抵御苏联进攻而采取的防御措施，而被束之高阁。后来，英国人又将此类情报解释为德国人的“神经战”伎俩，意在防止苏联干预巴尔干半岛局势，或者从苏联讹诈到更多的原材料。¹²⁵

所以，解读情报不是一项简单直接的工作。莫洛托夫直到多年以后还在为斯大林在忽视情报这件事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而辩护。他说：“我们因为忽视了情报而受到指责。不错，他们警告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听信了这些情报，而给了希特勒哪怕一点点借口，他会更早地进攻我们。”（莫洛托夫没有说更早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德国在 1940 年夏天还无力进攻苏联，而苏联的冬天排除了任何秋天以后发动进攻的可能性，那么最早的进攻日期只能是 1941 年春季，而希特勒一开始也确实就是计划在 1941 年春季发动进攻。）莫洛托夫还说：“我们知道战争会很快爆发，也知道敌强我弱，我们要后撤。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推迟战争……斯大林在战前认识到，我们要到 1943 年才能在军事力量上和德国势均力敌。”莫洛托夫的讯问者把话题转移到情报方面。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没有办法信任我们的情报。我们不得不听取情报汇报，但是你还得要对情报进行确认。情报人员会把你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你根本就脱不了身。到处都充斥着挑动是非的坏分子……你无法信任这些报告。”¹²⁶莫洛托夫的观点反映了斯大林本人的观点。

但是到了 5 月初，告急警报从四面八方雪片般纷至沓来，苏联再也不能无视这些情报了。即使斯大林也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行动以警告德国，让苏联人民放心，同时鼓舞部队的士气。与此同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比斯大林更严肃地看待这些警告。他们这时想要采取另外一种行动：他们正在着手对苏联的军事计划进行彻底地改造，将苏联的战略重点由防御转向进攻。

6

5 月 5 日，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个职务相当于总理。他现在第一次正式成为政府首脑；同时，作为总书记，他还是党的领袖。第二天，政府向全国公布了这项任命。实际上，这个改变只是表象。虽然莫洛托夫曾是政府首脑，但没有人怀疑过斯大林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现在正式接管政府权力，这是要向全国人民发出放心的信号。他正在全面控制着局势。国家的福祉由最强有力的双手来维护，他最清楚应该做些什么。

除了振作士气，这一改变还有另外的用意。把政治局的决策变为政府的法令是体现党的领导的关键一步，而这一步涉及诸多烦冗的手续。在目前这个关键的时期，这些繁文缛节应该被简化。¹²⁷对国外，尤其是对德国，给予他们斯大林掌控一切的印象同样重要。同时，斯大林在政府里面没有职务，这也使外交事务复杂化了。和外国政府进行正式协商一定要通过莫洛托夫，而真正拍板的人却是斯大林。这个问题现在也得到了解决。苏联的行动告诉德国人，现在可以直接和斯大林本人打交道，以稳定两国之间的关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私下里是反对入侵苏联的，他向柏林汇报了自己对此事的判断：“斯大林将利用他的新职务施加个人影响，促进和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¹²⁸德国很快就有理由对总理斯大林感到满意：他否认了军队在边境集结的谣言，和亲德国的伊拉克政府恢复了邦交，关闭了挪威、比利时和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馆。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希特勒。¹²⁹

在斯大林出任总理的当天，他向政府要员、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代表、红军先进典型以及数百名军事学院应届毕业生发表了重要讲话。和希特勒不同，斯大林即便在私下场合也很少发表讲演。他上一次重要的公开讲演是在 1938 年 3 月的苏共十八大上。¹³⁰而且斯大林的讲话风格是冷静平和的，甚至有些乏味，内容结构分明，层次清晰，这一点也和希特勒不同。但是正因为他很少公开讲话，而且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德国都高度关注他讲话的内容。大家都不知道他将要说什么，第二天的报纸也只发表了非常简短的讲话摘要。¹³¹

总体来说，斯大林向约 1500 人进行了 40 分钟左右的演讲，主要内容是历数苏联在军队现代化和红军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有目前所处的实力地位。斯大林列举了最近军队在武器装备与人员扩充、战斗能力提升方面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说到德军在西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将德军的胜利归功于他们能从以往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还有法国军队的软弱。他坚持认为，德军并非不可战胜，德国不可能征服苏联，为此他举了拿破仑的例子。在讲话之后举行的招待会上，斯大林三次祝酒。在第三次，他纠正了一位军官祝酒时提到的他的和平政策。斯大林说，和平政策曾是国家所需要的，它给予军队重建和武器现代化的时间，但是现在，苏联要从防御改为进攻策略。“红军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一支进攻型军队。”¹³²有些人把这些话看作苏联将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打击的先兆，这正是纳粹宣传机器用来为侵苏辩解的借口¹³³。但是斯大林简短的几句话仅仅是重复了苏军长期以来的军事战略，即从防御转入进攻，不过斯大林的话体现了强调攻势作战这个新重点。这些话和招待酒会之前的讲话一样，有其特殊的用意，直接的目的是建立起对红军的作战能力的信心，通过表达苏联最高层的信心来提振民心士气。在会后，事先准备好的新的宣传攻势紧随而来，向军队和平民宣传红军，这也证明鼓舞民心士气是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¹³⁴

而在国外，这次讲话主要被视为散布假情报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苏联情报机构应该早就把讲话内容泄露出去了。而实际上，对斯大林讲话内容最有兴趣的德国人也只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从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渠道得到了一份经过彻底删改的讲话内容文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舒伦堡没有办法搞到讲话内容，所以提交了一份内容完全错误的综述，说斯大林强调红军和德军相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因此要和德国达成“新的妥协”。¹³⁵看来这次讲话的准确内容没有被泄露给德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¹³⁶而如果要故意泄露红军的虚弱状态，又不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所以尽管有种种猜测，这次讲话仅仅是针对国内，而不是对外的，它的目的是鼓舞士气和提升红军领导人的自信。

但是这次讲话直接影响了军队高层的作战计划；同时，军事情报当中对集结于苏联西部边境的德国师团数量的估计肯定也会影响苏军的作战计划。¹³⁷1940 年 9 月和 1941 年 3 月制订的旧的作战计划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到 5 月 15 日已经准备好向斯大林汇报新计划的细节了。¹³⁸新计划虽然建立在旧计划的基础之上，但是和旧计划在很多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朱可夫本人后来承认，苏军计划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德军准备好发动攻势之前就通过进攻来预先制止敌人的进攻。和以前一样，苏军的主要打击方向也在波兰南部，他们将从地面和空中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摧毁敌人。红军将首先向华沙方向挺进，然后消灭波兰北部的德军，并占领东普鲁士。¹³⁹

这个计划确实给声称“巴巴罗萨行动”是为了制止苏军准备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的那些人提供了口实。但是事实并不支持那些人过于丰富的想象力。纳粹领导人当然知道，他们入侵苏联不是为了制止苏军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巴巴罗萨行动”早好几个月就开始筹划了，它的目的是进攻性的，而不是防御性的。苏军 5 月 15 日的作战计划只不过是虚晃一枪。

这份计划确实提议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它把传统上从纵深防御转入攻势的思想改为强调以攻为守。和德国捏造的苏联威胁论不同，苏军将领要面对的是真实的德军威胁，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报告提到边界德军部队的集结，还有空中侦察侵犯了苏联的领空。5 月 15 日的苏军计划强调先发制人的进攻是受了十天前斯大林讲话的鼓舞，旨在保卫苏联。这是一个从防御需要出发的进攻计划。¹⁴⁰

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对每日纷至沓来的德军部队调动情报与德军的敌意有所担心，但是他们很可能和斯大林一样，认为德军的进攻并非迫在眉睫。红军的情报评估显示，德军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没有明显地大规模进行部队集结；如果要发动进攻，德国人需要的集结规模大得多。¹⁴¹军队的高级将领其实非常清楚，红军可以动用的实力根本无法满足 5 月 15 日进攻计划的要求，在运输和供给方面，红军还存在严重的不足。这份计划还要求建造大量的防御工事，现在还远没有建成。作为在不久的将来军事行动的蓝图，这份计划根本是纸上谈兵。¹⁴²很可能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是想要在更久远的未来发动攻势，也许最早是在 1942 年夏季。

现在没有必要去猜测苏军计划何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向斯大林介绍这份计划草案的时候，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朱可夫后来回忆道：“他一听到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就爆发了，大声怒吼道：‘你们疯了吗？你们想刺激德国人开战？’”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自己 5 月 5 日说过的话。“斯大林怒道：‘我这么说是为了给在场那些人打气，让他们想想胜利，别老是想着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现在全世界的报纸都在说德国人不可战胜。’就这样，我们先发制人的策略被否决掉了。”¹⁴³

铁木辛哥在战后的证词也印证了斯大林当时的反应。他说，斯大林指责自己和朱可夫都是战争贩子。当铁木辛哥提到 5 月 5 日斯大林讲话的时候，斯大林反唇相讥道：“大家看啊……我们的铁木辛哥同志身体健康，虽然脑袋大大，里面却空空如也。我的话是说给人民听的。必须提高人们的警惕性。你必须明白，德国人永远不可能主动进攻苏联……如果你擅自挑衅，或者未经许可擅自调兵，小心你的脑袋。”斯大林狂怒地走出大门，把门在身后重重地摔上了。¹⁴⁴

斯大林坚持执行不首先挑衅、争取时间的策略。他是如此热衷于不要授人以柄，以至于直到德军进攻前六天，苏联还在严格按照以前的贸易协定，按时足量地向德国输送原材料。在入侵发生那一天的早晨，还有为德国输送物资的一列火车在波兰边境卸货。¹⁴⁵同时，红军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中将收到斯大林的命令，取消他之前让部队前出，占领边界筑垒地域的命令。¹⁴⁶基尔波诺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军很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发动进攻，并下令某些部队占领边境筑垒地域的有利地形。斯大林对德国只有在英国投降或者妥协之后才能进攻苏联的判断深信不疑。朱可夫记得斯大林在驳斥总参谋部新计划时这样说过：“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不会愚蠢到同时在两线作战。这种做法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让他们惨败过一次了。”斯大林再次重申希特勒没有强大到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不会去冒险的”。¹⁴⁷斯大林完全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

斯大林拒绝批准铁木辛哥和朱可夫 5 月 15 日军事计划的时候，是不是错失了一个机会呢？朱可夫本人后来也并不这么认为。他回忆道，自己当时对总参谋长职务缺乏经验，实际上他清楚自己的长处在于作战指挥，因此当初并不想当总参谋长。他承认自己当时错了，斯大林对这个计划的评判是正确的。朱可夫估计，如果苏联试图先发制人的话，后果会更加严重。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他认为苏联很可能会被迅速击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将在 1941 年陷落，而希特勒的军队也许可以胜利地结束战争。¹⁴⁸

虽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没能说服斯大林采纳他们修改过的作战计划，虽然加强红军力量的紧急措施正在执行中，但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的外交努力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多数外交努力围绕着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进行。在三年以后，舒伦堡因为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而被纳粹政权处决。舒伦堡在 1941 年 5 月仍然相信，只要苏联满足德国在领土和原材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避免战争。他向柏林报告说，他相信斯大林接替政府总理的位置是因为他想亲自出马“避免和德国发生冲突”。¹⁴⁹他将苏联答应明年向德国提供 500 万吨谷物一事转达柏林，作为他判断的依据。¹⁵⁰即便舒伦堡大使的报告能送到希特勒的写字台上，也不会对希特勒有任何影响。其实舒伦堡本人也一直在被柏林故意诱骗，例如柏林命令他努力平息由英国情报机关制造来挑拨苏德关系的谣言。柏林告诉他，德军在东线集结和战争迫在眉睫的传言“对苏德两国进一步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是有害的”。¹⁵¹在舒伦堡 4 月底回柏林面见希特勒的时候，元首明确地告诉他：“我不想对苏联发动战争。”¹⁵²舒伦堡确信希特勒在欺骗他。即便如此，他回莫斯科以后还是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增强了苏联领导人对外交解决两国冲突的信心，同时也播下对英国意图不信任的种子。¹⁵³

在鲁道夫·赫斯 5 月 10 日飞往英国以后，英苏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显著加深了。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直到 6 月初还相信，德军在苏联边境的集结是为了强迫苏联领导人和德国谈判¹⁵⁴，所以英国人想利用赫斯神秘的到来刺激苏联，使斯大林更加害怕“独自应战”，促使斯大林和英国建立联盟。¹⁵⁵这一尝试完全失败了。他们反而助长了斯大林对英国的疑心病。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一听到赫斯的突然到达和被捕，立刻就认为赫斯是按照希特勒的授意，负有秘密使命，赴英国商谈结束战争，使德国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苏联。¹⁵⁶但是他很快发现错了，还有其他可能性，苏联情报机构所汇报的流言提到几种其他的解释。苏联长期以来的驻伦敦大使伊万·迈斯基发回的报告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困惑，因为他自己对赫斯飞英的任务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以上这一切都加深了斯大林的不安。他无法确定丘吉尔的英国政府是不是想要设陷阱诱使德苏之间爆发战争，也不知道英国和德国是不是准备联手对付布尔什维克（他一直有此疑惑），又或者赫斯代表了德国政府内部反对希特勒并希望和苏联谈判的一部分人。斯大林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英国政府绝对不可信任；一切来自伦敦的警告都是英国人散布的假情报。¹⁵⁷

来自无数情报报告里面的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这些流言互相矛盾，但总有一些直接契合了斯大林本人的偏见。苏联驻德国大使德卡诺佐夫在 6 月份向莫斯科报告说：“关于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流言甚嚣尘上，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谣言也在德国社会当中散播，这些流言是关于苏联和德国重修旧好的。经常有谣言说苏联正在和德国接触，将乌克兰长期租借给德国；还有的说苏德正在谈判划分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以换取苏联不干涉欧洲事务。”¹⁵⁸实际上，苏联大使不自觉地替德国情报机关散布了假情报。

鉴别各种情报和谣言的真假不是容易的工作。当越来越具体的报告指出德军集结的规模时，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当然是如坐针毡。但是当他们在 6 月 11 日至 12 日夜向斯大林提出让部队进入战时戒备状态，并进驻预先构筑好的前沿防御阵地时，斯大林不同意。他宣称：“我肯定希特勒不敢进攻苏联从而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希特勒不是这样一个傻瓜，他应该清楚苏联不是波兰，不是法国，甚至也不是英国。”他越说越生气，拒绝批准动员部队并向西部边境机动：“这意味着战争。”实际上部队已经秘密向西部边境增援，只是按照斯大林的严格命令，绝对不能惊动德国人。¹⁵⁹而这最后关头的有限动员，无论在规模和执行方面都存在着严重不足。¹⁶⁰在 6 月 13 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向基辅特别军区下达命令，把司令部和一些师在夜间秘密向苏联边境移动。这一行动应在 7 月初实施。按照总参谋部给斯大林的报告，6 月中旬苏军在西部边境地带总共部署了 186 个师，其中半数以上在西南方向。大多数师都是在之前几周秘密从国家的腹地机动到目前位置的。¹⁶¹但是直到 6 月 19 日，苏军才下达了伪装掩蔽野战机场和其他重要军事设施的命令，并且命令疏散停放在机场上的飞机。即便此时，斯大林仍然想要保密，避免授人以柄。¹⁶²

很难想象斯大林到这个时候会对自己的判断不存一点疑惑。在私下里他一定会疑心过去这些个月，自己是不是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在开战前最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看来坐立不安，非常担忧；为了缓解压力，他更加厉害地酗酒、聚会，减少了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时间，更多地在他的郊外别墅里举行长时间的晚宴。¹⁶³因为来自各方面的消息越来越多，他很难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一点疑惑。可是不管他对自己有多少信心，在经常见到他的那些人面前，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确定和犹豫。

贝利亚在 6 月 2 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情报汇总，在里面列出了德军各部队和司令部的确切位置。可是他像以往一样，冲淡了这份报告中的焦虑情绪，认为只有德国和英国直接达成妥协以后，德国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¹⁶⁴其他报告的语气则更加肯定，而且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局势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了。

在贝利亚递交他的情报汇总的前一天，佐尔格（代号“拉姆扎”）从东京送来两份报告，他的依据是从柏林发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信息。奥特大使获悉，德国将在 6 月下半月发动对苏联的进攻。佐尔格说，他对战争将要爆发这件事有 95% 的把握。¹⁶⁵在 6 月 1 日发出的第二份报告里，“拉姆扎”发回了他从德军中校绍尔那里听来的消息。绍尔和佐尔格相识，此时正在经过东京去德国驻曼谷大使馆赴任的路上。绍尔告诉佐尔格，战争将在 6 月 15 日爆发，他还提到苏军的防线有弱点，因为苏军的防御集中在南方，而德国的主攻方向在左翼，也就是北方。¹⁶⁶当佐尔格的电报在莫斯科被解译并翻译成俄文的时候，他的上司却在电文后面加上了这样的评语：“可疑，应列入挑拨的电报一类。”¹⁶⁷斯大林很久以来就对佐尔格不满，他把这个为苏联情报机关出生入死的人称为“小混蛋”。¹⁶⁸苏联的政治体系当中，无论哪一级都已经习惯于只向苏联独裁者提供那些能证实他的判断的信息。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 6 月 12 日收到“老人”（舒尔茨-波伊森）的情报，称德国空军和空军部的高层谈话显示，进攻苏联的决定已经做出。但是不知道在进攻开始之前德国是否会向苏联提出要求，还是进行突然袭击。¹⁶⁹同一天，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人民委员会收到统计报告，从 1 月 1 日到 6 月 10 日，德国飞机总共 2080 次侵犯苏联领空，有些飞机在筑垒地域和大量苏军部队集结的地区渗透深入达 60 英里之远。在 6 月上旬就有 91 架次德国飞机越过边界。其中一架军用飞机深入苏联领土 120 英里以后被苏军迫降，在飞机上缴获了乌克兰一个地区的地图和航空照片。¹⁷⁰6 月 17 日，打入德国空军总司令部的内线“老人”再次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报告，德军已经做好了一切进攻准备，战争随时会爆发。报告列出了空袭目标和未来德国将为占领区任命的各行政区首脑名单。¹⁷¹两天以后，罗马的苏联间谍发回报告，转述意大利驻柏林大使罗索的话，说德国将在 6 月 20 日到 25 日之间对苏联发动进攻。¹⁷²6 月中旬，另一名从德国移居瑞士卢塞恩的苏联间谍“露西”（本名鲁道夫·罗斯勒）发来报告，确切地把进攻日期定在 6 月 22 日，而且提供了详细的德军作战计划。¹⁷³东京的“拉姆扎”（佐尔格）在 6 月 20 日报告说，奥特大使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德国军方认为苏联的防御比波兰还要弱。¹⁷⁴同一天，保加利亚索菲亚的苏联间谍告诉莫斯科，德军将在 6 月 21 日或者 22 日发动进攻。¹⁷⁵不仅是情报才显示危险迫在眉睫：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撤离了；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很快跟随他们撤离了莫斯科。¹⁷⁶

斯大林对间谍和对外情报机关的不信任仍然不变。和以前一样，斯大林的不信任最主要针对英国，可能这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英国会和他自己在 1939 年欺骗英国那样，对苏联以牙还牙。6 月 14 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社论，谴责英国报界散布苏德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谣言。莫洛托夫后来声称，塔斯社的社论是“争取时间的最后手段。如果我们能把战争推迟，不在夏天爆发，那在秋天就很难打起来了”。¹⁷⁷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一直向莫斯科发回报告，转述此间的流言；他认为德军在苏联边境的部队调动是希特勒“神经战”的一部分。¹⁷⁸斯大林下令刊登这篇社论，意在迫使德国方面对这类流言进行辟谣。但是德国没有任何回应。¹⁷⁹

尽管英国情报机构长期以来误信德军的部队调动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但是此刻已经改变了观点，相信苏德战争马上将要爆发，虽然这种改变太迟了一些。¹⁸⁰英国外交部国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虽然不相信希特勒会放弃利用他在巴尔干的征服成果，进一步在北非和中东进攻英国，反而会转身入侵苏联，但他还是在 6 月 16 日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了苏联大使迈斯基，向他转达了确切详细的证据，证明危险就在眼前。迈斯基本人现在也对这些报告深感不安，马上将其转呈莫斯科。当然，他仍然为迎合领袖的观点加上了自己的注解。¹⁸¹

和英国的其他警告一样，这次的消息在莫斯科再次被曲解。但是在德军进攻之前，有一份警告是来自苏联信任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 6 月 21 日的日记里写道，他收到一份来自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声称德国会在当天对苏联发动进攻。季米特洛夫注意到此类关于德军进攻的谣言纷至沓来且口径一致，于是他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询问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应该对此采取何种态度。莫洛托夫的回答是：“那是政治游戏。”¹⁸²莫洛托夫说他会和斯大林商讨此事的。¹⁸³

莫洛托夫很清楚斯大林的回答会是什么。斯大林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一向的立场都是他才是永远正确的那个人。因为苏联的政权结构和决策机制是那样的一个现状，而且任何被怀疑反对党和领袖的行为都会遭到申饬和惩罚，恐惧使任何人都很难提出反对意见，更不用提说服斯大林承认错误了。所以其他苏联领导人——不管是真心信服，还是出于恐惧——都服从斯大林。即便在德国入侵的前一天，贝利亚还给斯大林写信，批评他自己的助手之一、苏联驻柏林大使德卡诺佐夫（他是前内务部军官）不断给莫斯科发来紧急警告。他告诉斯大林，他认为德卡诺佐夫应该被撤职并受到惩罚，“因为他不断给我提供没完没了的假情报。他说希特勒在准备进攻苏联，现在，他居然告诉我入侵会在明天发生”。¹⁸⁴在本章开头，我们已经引用了斯大林对待假情报的直率粗鲁的评论。但是他的暴怒很可能反映了他内心对自己一贯正确性的疑虑。问题是，他的个人立场在每一个阶段都左右着国家的方针政策。现在斯大林已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他被他自己的分析、恐惧和怀疑绑住了手脚，无法做出任何改变。6 月 21 日晚上 8 点，一名前德国共产党员从德军阵线叛逃，到达了苏军的乌克兰边境哨所，说希特勒的军队明天早晨就要发动进攻。斯大林至少非常焦虑，同意朱可夫下令警告各个军区，德国有可能在黎明发动突然袭击，并且命令各部队准备战斗。但是这个措施来得太迟，做得太少。即使现在，斯大林还在幻想“也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¹⁸⁵

无论斯大林在内心有多少疑虑，长期以来面对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他却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此刻斯大林已经没有任何选择，只能相信——毋宁说是希望自己没有错。

他的确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他的幻想被 6 月 22 日凌晨 3 点 40 分朱可夫打来的一个电话粉碎。德军沿整个西部边境的全线发动了巨型攻势。战争爆发了。

7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斯大林半晌无语。朱可夫在电话里只能听到斯大林沉重的喘息声。斯大林没有立即下令采取应对措施。他让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马上来克里姆林宫，同时还召集了政治局全体委员。莫斯科时间凌晨 5 点 45 分，德军发动进攻以后仅仅一小时，会议在可以想象的最沉重的气氛中召开了。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认为德军的进攻可能是由个别的德国军官为了引发全面战争而擅自发动的。他说：“希特勒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为此谴责里宾特洛甫。斯大林有一段时间还认为德军的进攻是为了恐吓苏联，使它在政治上对德国做出让步。他要在听到柏林的消息以后才会下令红军采取作战行动。

苏联当局和德国大使舒伦堡联系，让他赶紧来克里姆林宫。舒伦堡其实此刻也正在试图求见莫洛托夫。当舒伦堡到达的时候，他宣读了他在柏林时间凌晨 3 点收到的电报，宣称德国“被迫”针对苏军的集结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反制措施”。舒伦堡“对本国政府出乎意料而不可原谅的行为表示了个人的遗憾”。莫洛托夫感到震惊与愤怒，回击道：“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对信任的背叛。”他回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宣布德国已经对苏联宣战。¹⁸⁶

斯大林沉默地听着这个消息。他看来震惊、疲惫而沮丧，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声明：“敌人将很快在整个战线上遭到惨败。”¹⁸⁷在这个阶段，他还不清楚正在发生的灾难严重到何种程度。他还以为红军可以很快扭转战局，让德国侵略者遭到可耻的失败。由斯大林授意，并由铁木辛哥签署并发布的命令，在早晨 7 点 15 分发往各军区，要求红军各部队“以一切手段，尽一切努力在敌人入侵苏联边境的地方就地进攻并消灭侵略者”。但是苏联仍然不能进行反攻，命令中说：“在任何情况下，地面部队除非得到进一步命令，否则不准越过边界。”同时，空军可以轰炸德国境内 100 英里纵深的机场，争取把德军的飞机消灭在地面上。¹⁸⁸实际上，此时苏联空军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这份命令完全是在痴人说梦。14 个小时以后，另一道命令居然还在谈论占领卢布林地区，它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纵深 55 英里的地方。¹⁸⁹

到了白天，苏联所遭受的灾难的真实规模逐渐显现了出来。中午，莫洛托夫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斯大林本人垮了，无法向全国宣告战争的开始。¹⁹⁰莫洛托夫因为紧张而有点结巴，他告诉苏联人民，“发生了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最为无耻和野蛮的行径”。他谈到苏联的伤亡的时候，说人数在 200 人左右。¹⁹¹此时，身处边境地区枪林弹雨中的苏联公民也怀着恐惧与怀疑聆听了这次演讲。莫洛托夫演说的结尾是由斯大林起草的：“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必将粉碎敌人，胜利属于苏联。”¹⁹²斯大林本人这时候正忙于无休无止的会议，签署各种命令，并对入侵的严重程度做出评估。直到下午 4 点政治局会议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铁木辛哥报告，德国人进攻的猛烈程度超出一切预料范围，苏联空军和边防军遭受严重损失，已经损失了大约 1200 架飞机，其中约 800 架被击毁在地面上。德军迅速向苏联腹地挺进，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正受到威胁。斯大林认为这是“不可置信的”，把入侵称为“弥天大罪”，愤怒地说一定要有人为此负责，要有人头落地。¹⁹³第一批人头落地的将领包括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他和其他 3 名前线指挥官一起被处决。即使是斯大林都觉得他们的罪名“反苏军事阴谋”太荒唐了。但是他批准了判决，就是要让前线官兵知道，“失败主义者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总共有 8 名将军被枪决，他们都是这次大溃败的替罪羊。¹⁹⁴

每一天前线的局势都在恶化。6 月 28 日，明斯克陷落，通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道路向德军敞开了。斯大林称这一天是“难以想象的”。德军包围圈里合围了 40 万苏军。在一周之内，德军向苏联腹地推进了 300 多英里。这些事实在心理上给斯大林以极大震撼。他有两天没有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任何人都联系不到他。他躲在郊区别墅里，看上去暂时处于神经崩溃状态。最后，他亲信小圈子里的成员鼓起勇气去郊区别墅看望他，发现他看上去疲惫且沮丧，对同僚的到来感到紧张。据后来传说，斯大林害怕这些人是来要他对过去的错误负责，要来逮捕他。其实在这方面他大可不必担心。他们说服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担任新组建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相当于一个集权的战时内阁，掌握广泛的权力。第二天 7 月 1 日，斯大林回到了克里姆林宫，控制整个事态。两天以后，他向全国发表了有力的演说，把爱国主义言辞和对怯懦、恐慌、擅离职守行为无情镇压的威胁混合在一起。¹⁹⁵斯大林度过了苏联遭受灾难以后个人情绪的最低点。

即使在这个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还在秘密考虑向柏林派遣密使，试探希特勒要什么条件才能停止进攻。他们想要为苏联重整旗鼓争取时间。他们考虑过给德国割让大片土地，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莫洛托夫提出可以签订第二次布列斯特和约，效仿苏俄在“一战”中的行为，即肢解俄国领土，以换取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条约。如果列宁当年能那么做，今天他们当然也能效法。两害相权取其轻，妥协是为了止损，是为军队赢得时间，以便在将来卷土重来，收复失地。根据时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副主管的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在战后的证词，他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受命在莫斯科的一家餐馆里，向一个可信的中介人，即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伊万·斯塔马诺夫透露这个提案的内容。但是斯塔马诺夫会错了意，以为苏朵普拉托夫是询问他的意见，看是否值得向柏林提出这个建议。他的观点是苏联最终会战胜德国，德国会遭受失败。他的回答可能是拣对方想听的说。不管他有没有错误理解这次谈话的目的，斯塔马诺夫后来根本就没有向德国人传话。苏朵普拉托夫本人向贝利亚复命以后，整件事就这么静悄悄地结束了。¹⁹⁶

据朱可夫说，斯大林还有考虑过再一次派出和平使者的问题。¹⁹⁷那是在 1941 年 10 月，德军在布良斯克-维亚济马合围战中突破苏军防线，包围并俘获了 67.3 万多苏军战俘之后不久。如果斯大林当时真的这么想过，那肯定是出于绝望。但是这个第二次试图派出和平使者的故事听起来不那么可信。当时莫斯科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希特勒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不太可能考虑莫斯科的和平建议。不管怎么说，苏联那次没有做出任何实际行动。

莫斯科此时的的确确已经在德军的视线中。在那个充满危机的一年，饱受恐慌袭扰的苏联首都的群众经历了最可怕的一场危机。当德军在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夜间突破首都外围战略防御圈的时候，不止莫斯科，就连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命运都悬于一线。国防委员会命令大多数政府机构撤往首都东南方向 400 多英里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市内的工厂和工业设施装上了炸药随时准备引爆，莫斯科地铁也是如此。这些行动显示，苏联的领导层也相信莫斯科很快将会陷落。¹⁹⁸在普通的莫斯科人当中，数十万人“用脚投票”，匆匆忙忙逃离首都，开始了“大逃亡”。¹⁹⁹城市人口中大约五分之一在不断扩散的恐慌中逃跑。²⁰⁰列宁的遗体也从克里姆林宫墙外的陵墓中被移出，向东方转移，秘密暂厝于一所以前的沙皇贵族学校里。²⁰¹苏联政府也为斯大林做了逃离莫斯科的准备。他的郊区别墅布上了地雷，在古比雪夫为斯大林准备了办公室和空袭掩蔽所。有一架飞机随时待命搭载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同时还准备了一趟专列。²⁰²贝利亚主张把政府全都搬到古比雪夫去。斯大林面临着另一个重要选择。根据 1941 年斯大林身边的军事通讯联络官波诺马廖夫很久以后的证词，他在 10 月 16 日晚上受命准备立即撤离，开车前往火车站，而斯大林的保镖已经等在月台上了。火车随时准备出发，但是斯大林没有出现。看来朱可夫说服了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军能够守住莫斯科。²⁰³斯大林留了下来。有人后来问过莫洛托夫，如果当时斯大林离开莫斯科，转移至古比雪夫，战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莫洛托夫回答说：“莫斯科将毁于一旦。”莫洛托夫继续说，如果斯大林离开了莫斯科，德军将会占领这座城市，苏联将会崩溃，而这将导致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瓦解。²⁰⁴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的决定毫无疑问极大地激励了莫斯科城里军民的士气，也激励了苏联全国的士气。消息像野火一样传播开去。铁一般刚强的领袖还在控制着局势，还在首都跟他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眼前的危机渐渐缓解了。恐慌情绪像它突然到来的时候一样，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危险还没有完全过去。

直到 1941 年 12 月，德军的矛头已经到了莫斯科郊外；红军发动第一次成功的反攻，德军进攻的狂潮才最终被制止住。莫斯科反攻是一个转折点。此后战争的局势再也没有如此严峻过。对此前无往不利的德国国防军来说，莫斯科城下的冬季危机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今天回头来看，这就是第三帝国败亡的开始。对于苏联来说，在最终的胜利到来之前，还要捱过很多黑暗的时刻。到 1945 年 5 月 8 日战争结束的时候，苏维埃国家的大片国土满目疮痍，大约 2500 万苏联公民死亡。因为斯大林的刚愎自用，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8

降临到苏联头上的灾难史无前例。引起它的原因是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判断错误之一。斯大林一再就德国的意图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便到了入侵的前夜仍是如此。直到最后一分钟，苏联还在为满足德国的经济需求而努力，而忽略掉各方面纷至沓来的警告；那些试图把苏联从沉睡状态中唤醒的人们遭到冷遇。斯大林固执地相信，唯有他最懂得希特勒的思路：德国独裁者肯定会进攻，但不是现在。他确信希特勒的第一目标是对苏联进行经济剥削，所以苏联对德国的经济绥靖主义建立在错误的判断上。²⁰⁵希特勒在西方还有未完成的战事，所以他至少在这个阶段只想让苏联低头，而绝不想发动全面战争。这可以在德国经济困难的时刻给德国带来好处，还可以向西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同时，苏联可以全力从事军事建设。如果战争双方举行和谈，苏联不仅要参加，而且要作为重要的一方参加。虽然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多，但斯大林始终坚信他可以把和德国开战的时间拖过 1941 年春夏，过了那时再开战对德国来说就太晚了。到 1942 年，苏联将对希特勒的入侵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想法大抵如此。他相信只有自己是正确的，所有一切不同的警告要么是假情报，要么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的这种信心与日俱增。对领导人的恐惧、盲从与崇拜更是巩固了斯大林的统治，因此人们不可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不同意见，更不用说让斯大林采纳不同意见了。但是斯大林有更好的选择么？有没有其他方案来避免灾难呢？

作为斯大林长期以来的副手，莫洛托夫始终坚持认为，无论斯大林犯了多大的错误，那都是不可避免的。²⁰⁶赫鲁晓夫则不同，他在 1956 年批判斯大林在领导国家的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把这些错误归因于已故领导人在个人手中集中了过多的权力，因而可以独断专行。²⁰⁷把责任全都推到斯大林个人头上就为那些当时支持他的决定并为之欢呼的人们推卸了责任，这当然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把责任推给斯大林，也粉饰了军事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并不能完全怪罪斯大林个人。很多最新的历史研究得出了以上的观点。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盲目接受赫鲁晓夫的结论，很少有人仔细地摆出当时斯大林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但是一位研究“二战”史的权威人士在仔细地分析了各种证据之后得出结论，“斯大林未能准备好迎击德国的进攻，说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选择都不利”，“即便今天从事后的角度看来，也很难找到斯大林能够采纳的更安全的对策”。²⁰⁸

显而易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斯大林采取的对策越来越少。他以前做出的决策和决策背后的思考极大地限制了临近德国入侵时他的活动余地。但是在此之前很多年，他并非受到那么多限制。就在那个时代，他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从而极大限制了他后来的行动自由。

在毫无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他在 1937 年发动大清洗，消灭了大部分苏军的高级将领，对重建职业化的军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而要对抗来自希特勒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就一定需要这样一支职业化的军队。除却斯大林和他的副手们心中的鬼影，大清洗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整个事件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不是非要进行大清洗不可，是他主动选择了这样做。而大清洗不但给苏联未来军事力量的建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而且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红军是软弱可欺的。对于希特勒来说，红军的弱点就是招致德国打击的原因，他必须在苏联能够重建强大的军事机器之前摧毁苏联。在希特勒眼里，斯大林的大清洗给了他可乘之机，他认为斯大林一定是疯了。早在 1937 年希特勒就评论说：“苏联人满脑子都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迟早有一天要消除这一危险。”²⁰⁹斯大林选择摧毁了自己的军事领导层，这就摧毁了未来有朝一日危机时刻所需要的中坚力量。在 1940 年和 1941 年，苏联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重整军备和建设军队。但是损失过于严重，这些差距不可能在德国实行打击之前完全弥补上。斯大林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在军事上的选择余地太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 1937 年至 1938 年决定自毁长城，这个决定让他作茧自缚。大清洗的时机正是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把欧洲带进一场大动荡，而西方民主国家束手无策只能退缩的当口。

到 1939 年，欧洲已经弥漫着战争的阴霾。斯大林此时面临着第二个非常困难的决策。他是应该和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呢，还是应该和德国联盟？前者是他一贯不信任的，而后者是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死敌。这的确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我们前文叙述过了让斯大林在 1938 年 8 月选择和希特勒结盟的各种原因。英法对和苏联结盟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兴趣。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认为西方的动机和希特勒一样邪恶。至少和德国结盟会为苏联争取一些喘息的时间，而且德国和西方列强很可能会打个僵持不下、两败俱伤的局面；鹬蚌相争，结果苏联得利。

如果斯大林和西方联手，会出现什么情况？鉴于这个形势非常不可能出现，因而我们也只能离开事实分析，作纯粹的推理假设了。在这种情形下，希特勒进攻波兰的风险会更大。由于害怕德国和强大的欧洲列强打一场全面战争，德国高层的反对派势力会增强。希特勒曾经在最后关头推迟过一次针对波兰的总动员；他有可能担心英法苏三国会联盟，而这会导致 1914 年的反德战局重演，因此更加缩手缩脚。但是他可能仍然会不顾一切地入侵波兰。²¹⁰西方民主国家很可能还是不会为波兰提供任何军事上的帮助。²¹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不太可能直接出兵和德国发生冲突。但是如此一来，当波兰战局结束以后，苏联不会将德国视为盟友，而是打到家门口的敌人。也许德国会提前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希特勒在 1940 年春季发动的西线总攻（大大出乎斯大林的任何预期）会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因为现在有一个充满敌意的苏联在背后威胁着德国。谁能知道西线攻势会打成什么样呢？猜测是没有意义的。这里面所涉及的变量太多了，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预测。

但是很明显，斯大林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太在意，不可能在 1939 年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采取更主动的姿态。²¹²当然，英法在和苏联谈判“大同盟”的那几个月当中太不积极，以至于错失了制止希特勒的最后希望。他们对和“令人厌恶、不可信任”的苏联联手没有多少兴趣。当欧洲战云密布的时候，双方的谈判仍然是不紧不慢的。但是苏联在谈判中的态度也非常消极。尽管英法有所犹豫，如果斯大林采取更急迫更有力的外交手段，也许能够为三国再次缔结同盟铺平道路。至少他们能给希特勒和德国的最高领导层一个冷静下来思考的机会。尽管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越积越厚，可是斯大林仍放任和西方的谈判走进死胡同。结果是，西方国家和苏联双方的无所作为共同导致苏联选择了当时看来对苏联国家安全最有利的方案——和希特勒德国结盟。

斯大林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看作是苏联外交的重大胜利。但它对德国比对苏联更为有利。苏联固然扩大了领土，从而能够把防线向西推进。而且它暂时消除了德国的威胁，使苏联赢得了时间，能够全力投入重建军队和防御准备。但是时间明显还是不够。军队建设有很多缺点，而且力度也不足。德国人也在军事和外交上争取到了时间。1940 年，德国战胜法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势力均衡，希特勒开始对多瑙河盆地各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德国控制了罗马尼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想要防止巴尔干半岛和北方的芬兰落入德国控制的希望也落空了，这都加剧了苏德两国的紧张关系。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为此访问柏林。墨索里尼的巴尔干冒险进一步打破了地区稳定。第二年春天，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彻底把苏联的影响挤出东南欧。同时，德军的胜利也有助于掩盖入侵苏联的意图，因为斯大林不认为德国在征服了巴尔干地区以后，会马不停蹄地向东方进攻。²¹³苏联现在已经彻底被孤立。扼守黑海出口的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不过政治上相对倾向于英国。除此之外，苏联的西部边境基本上被亲德国的国家包围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苏联带来了短期的好处，但是在此期间德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可以对斯大林在 1939 年的决定是否正确存疑。

在 1939 年 8 月到 1941 年 6 月之间，我们看到，斯大林的政策一贯是尽快重整军备，同时尽量避免刺激德国。他还没有天真到以为可以避免和德国的战争的程度。他读过《我的奋斗》当中鼓吹在东方赢得“生存空间”的章节。但是他认为他可以把战争推迟到 1942 年甚至更迟。他相信他能读懂希特勒的目的，即迫使苏联在政治上向德国低头，然后和英国媾和，只有在此之后才能向东方发动战争。斯大林以为希特勒会和他一样，遵从同样冷酷、理性的逻辑思考。希特勒肯定会在发动进攻之前发出最后通牒（这是斯大林受到德国人欺骗的地方），斯大林自信可以赢得时间。同时苏联应当避免对德国进行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点点刺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对苏联的威胁不仅来自德国，还来自东方的日本，所以他变得异常谨小慎微。²¹⁴那么，除了这种不挑衅的政策，斯大林还有其他选择么？

多年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对斯大林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政策做出过严厉批评。华西列夫斯基在 1941 年担任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并在 1942 年至 1945 年间担任过总参谋长和副国防人民委员。²¹⁵华西列夫斯基认为：

斯大林不懂得这种一味退让的策略有其局限性，一旦做过了头，不仅不必要，而且是危险的。苏联应该正确地认识到这一局限性，同时尽可能迅速地让苏军做好战争准备，进行战争动员，并将整个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在尽力推迟武装冲突爆发时间的同时，苏联应尽早地秘密做好一切战争准备。大量证据已经表明，德国正在计划对我国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我们已经来到了“卢比孔河边”①，就应该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跨出下一步。²¹⁶

我们知道，在 1940 年和 1941 年中，苏联的确一直都在匆忙地重整军备。但华西列夫斯基在此强调的是苏联还应该做得更多，那就是尽早对苏军进行完全的动员，做好战斗准备。这就是说，避战政策执行到此时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苏联应该开始全面动员了。苏联必须冒德国提前发动进攻的风险，而且值得冒这种风险。斯大林的军事顾问们都清楚，德国最早可能在 1941 年春季发动进攻，而这也正是后来德国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换言之，“挑衅”政策可能造成的最坏的后果，也只不过就是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不可能比那更糟了（不过斯大林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会爆发苏德全面战争，他想避免的是德国提早发动局部进攻，这种局部进攻的目的是占领边境领土，并迫使苏联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德国）。²¹⁷

苏联人知道 1940 年夏天日本上层选择了南进战略。日本从东方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²¹⁸那么，采用实力威慑的手段，而不是允许德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由地在苏联边境集结部队却不受到任何挑战，或许可以在 1941 年夏天宝贵的几个月里制止德国的入侵。而且大张旗鼓地宣扬红军的实力有助于减轻德国领导层当中根深蒂固的对红军的轻蔑态度。但斯大林过于执迷不授人以柄的策略，听任德国侦察机反复入侵苏联领空，对苏军的军事设施和部队集结地域进行空中侦察，更助长了德军自认为能够轻易横扫千军的骄狂气焰。²¹⁹斯大林处境艰难，但是他宁愿采取不刺激对手的政策，而放弃威慑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到 1941 年 6 月，斯大林的选择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知道，朱可夫后来承认，斯大林否决 1941 年 5 月 15 日先发制人的打击方案是正确的。如果执行这套方案，招致的灾难会更严重。当时前沿防御体系力量薄弱，红军各师部署的位置不恰当，防御工事都没有完成。²²⁰让问题更严重的是，1940 年和 1941 年的苏军军事计划一直预料德国的主要突击方向将来自波兰南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所以苏军主力在 1941 年 6 月也就相应地集中在这里。但是完全出乎红军总部的预料，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候，德军从战线中央的普里皮亚特以北，向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发动总攻。²²¹苏军的中央指挥机关整体上犯了判断错误，而斯大林也支持了这个错误判断。

最后，苏联遭到失败的原因还在于高度的个人集权统治制度。朱可夫后来评论道：“斯大林是我们当中最高的权威，没有人想过要质疑他的判断和对形势的估计。”²²²在恐怖与谄媚的政治氛围中，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感觉自己永远正确，对其他人怀疑一切，冷酷无情而且不可捉摸，缺乏军事策略，一切决策均难以预测，这一切都成了苏联政治制度的结构特征。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有任何纠正。在一切级别的干部中都充斥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风。政治局卑躬屈膝，军队也不能例外。当军队将领表示对此有所保留的时候，他们会被周围的人强迫保持沉默和服从。仅仅在入侵之前一周，苏联领导人拒绝他的将军们的要求，禁止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机动到相对较为有利的防御位置。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在这个制度当中，理智和逻辑已经失去了作用。

本章开头所引用的德军进攻之后几天斯大林所讲的粗话其实很容易理解。他已经意识到，苏联的领导层作为整体——尤其是他个人已经犯下了灾难性的判断失误。不管他有多少幻想还是自我欺骗，斯大林的选择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简单的两条：他是要尽一切努力让苏联准备好在 1941 年和德国开战（在客观上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还是坚持己见认为战争可以被推迟到 1942 年（这肯定有风险）？换句话说，他是要按照最悲观的预期行事，还是按照最乐观的情况行事？斯大林的答案是明显的。这的确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可是通向这个抉择的道路却远非那么明显。即便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不能肯定地指出，当时在哪一个关键的时点应该做出何种不同的选择对苏联最为有利。我们只知道，斯大林的选择招致了灾难。而苏联后来能够令人惊讶地从那场灾难中恢复过来，那就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① 古罗马共和国法律禁止行省总督带兵进入罗马境内，违法者即为举兵叛乱，成为罗马公敌。恺撒作为山内高卢行省总督，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率军跨越本省和罗马的边界卢比孔河，向罗马进军，夺取了政权。后世用跨越卢比孔河这个典故来比喻下定决心破釜沉舟的行为。在西方俗语里，恺撒跨过卢比孔河相当于中国成语中项羽破釜沉舟。

第七章
华盛顿特区，1941 年夏
罗斯福决定不宣而战

如果他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提交国会，国会会辩论三个月。总统说他要打仗，可是他不会主动宣战。他会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他在等待发生一个事件，好让他有正当的开战理由。

——丘吉尔关于罗斯福总统讲话的报告，1941 年 8 月 19 日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把这场正在蔓延的全球冲突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给了西方盟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罗斯福总统的政府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德国正在两线作战。在德国于 1941 年春季主宰了巴尔干半岛以后，英美最害怕的就是德国乘胜进军北非和中东，而希特勒却选择进攻苏联。在 1940 年夏天，德军极有可能武力入侵英国本土，进而对美国国防造成威胁，直到 1941 年春季这种危险性都一直存在。而此时这一危险消除了。新的有可能相当强大的盟友被迫拿起武器自卫，投入了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当然，西方盟国对这个新的盟友还心存疑忌。在战争的前景看似黯淡的时刻，以上这些事实给了西方国家一些乐观的理由。

但是战争仍然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能不能抵挡住希特勒的进攻？美国陆军部给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是，希特勒的军队可以在 1 个月到 3 个月之内征服苏联。英国军事机关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希特勒的东线战役会在 6 周到 8 周之内结束，然后希特勒就会回师西向。入侵英伦三岛的行动只是被暂时推迟了而已。¹如果希特勒能够打败苏联，成为整个欧洲大陆的主宰，那么很可能连入侵英国都没有必要了，英国本身就会自动向德国求和。无论如何，美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下应该如何应对，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英国，丘吉尔对事态的发展欢欣鼓舞，毫不犹豫地承诺要援助苏联，这向英苏全面结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完全让位于政治现实的考虑。²不过丘吉尔在私下只是想采取有限的措施来帮助苏联，不让苏联马上垮台而已。英国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和苏联结盟不会有什么损失，只会获益良多。而对美国来说，利弊分析就没有那么一目了然。美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根深蒂固而且非常广泛。不仅孤立主义者，大多数美国人都觉得这样的前景相当不错：纳粹和布尔什维克僵持不下，战争旷日持久，双方精疲力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而在整个过程中美国可以作壁上观，根本不需要介入战争。既然苏联和德国对美国都不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像英国那样，马上投入斯大林的怀抱。而且，假设东线战局在几周之内就以希特勒的胜利而告终，那美国也没必要心急火燎地把自己急需的武器装备送到苏联。这些武器没法及时运到并对战局产生任何影响，而一旦苏联失败，这些武器反而成了送给纳粹的礼物。更明智的战略就是在希特勒战胜苏联回头进攻英国的时候，帮助加强英国的防御能力，把英国作为美国抵御纳粹的第一条防线。³所以，美国的一个选择方案就是静观其变，看看苏德战争会向什么方向发展。

另一个不确定性就是日本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会如何应变。美国能够破译从东京发给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日本外交密码（这项情报行动有个恰如其分的代号——“魔术”）。因为有了这项情报来源，罗斯福政府就能洞悉日本领导人们的想法，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大优势。⁴总统的顾问们很清楚，日本政府内部对接下来的战略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以外相松冈洋右为代表，主张乘德国突袭苏联之势，趁机出兵从东方进攻苏联；另一派主张继续奉行原先一致同意的南进战略。如果苏联在西方抗击希特勒军队进攻的同时，还要分兵抵挡日本在东方的进攻，苏联免不了顾此失彼，左支右绌。而这一前景也让美国在考虑是不是向斯大林提供援助的时候特别小心谨慎。但是在 7 月初，美国政府通过“魔术”已经知道，日本的领导层已经再次确立了南进战略，至少在日本确信希特勒一定会赢之前不会出兵苏联。这个决定大大提高了斯大林政权存活的机会。

另一方面，日本在东南亚即将进行的扩张活动将使日本越来越接近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虽然罗斯福总统仍然希望安抚日本，以专心对付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因为美国始终认为希特勒才是更大的威胁，但是现在他必须同时考虑在太平洋如何应对日本的扩张，这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急迫的问题了。罗斯福还是不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他在 7 月 1 日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如果我们想要控制住大西洋，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在太平洋维持和平。”“我手里的海军实力根本不够，太平洋的每一个微小事件都意味着可用于大西洋的舰船减少。”⁵

第二天日本做出了维持南进战略不变、放弃北进意图的决策。罗斯福通过“魔术”获悉日本的计划。内阁里的鹰派向总统施加压力，要他针对日本的好战姿态采取措施。总统在 7 月 10 日告诉英国人，如果日本对东南亚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他“将会采取一系列经济和财政上的禁运措施”。⁶不久，日本在 7 月 24 日进军印度支那南部的行为就构成了这种“公开的行动”。月底之前，美国冻结了所有日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并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而石油供应对日本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一经采纳，太平洋上最后的决战已不可避免。

不过我们先把目光从日本移开，来看看罗斯福政府是如何应对“更大的威胁”，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以后的欧洲战争形势的。在应对欧洲战事方面，虽然形势已经变化了，但是罗斯福所面对的基本难题并没有变化，那就是，如何能在为英国（现在还必须为苏联）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的同时，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战争。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前者，但是反对后者。

眼下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扩大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虽然这个决定还没有正式做出，但美国政府已经提前采取了措施来满足苏联的货物订单。11 月份，苏联正式被纳入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⁷第二个更加危险的问题在于如何以中立的身份介入大西洋战役的漩涡当中。在这个问题上，避免参战和援助英国的基本矛盾就非常尖锐了。如果美国向英国运输物资，而这些物资都沉进了大西洋的海底，这根本没有意义。但是为了保护重要物资的运输而抗击德国潜艇的进攻，明显会增大美国被拖入战争的危险。美国的孤立主义院外活动集团，尤其是“美国优先”委员会所发动了公共宣传，反对干涉欧洲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国会里面肯定会有好几股势力反对美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美国被卷入战争的行动。罗斯福则力图在安抚公众的情绪和冒越来越大的“不宣而战”的对抗风险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总统不止一次暗示，他其实在等待一次偶发事件来解决这个两难命题。但是在秋天，当一些事件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又没有全力利用它们来推动美国正式宣战。在当时和以后很久，诋毁罗斯福的人都指责他一贯积极寻求把美国带进战争的漩涡。其实与此相反，他的行动表明，他的确想尽可能避免参战，但是同时又认识到美国在某个阶段直接参战不可避免。他非常清楚，虽然在秋天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但是他让国会通过宣战决议的机会几乎等于零。虽然只有国会有宣战权，但是罗斯福知道，美国宪法赋予了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广泛权力，即便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条件下也能发起作战行动。过去的好几位总统运用过这种权力，以后的总统也会这么做。罗斯福从国会寻求法律上的确认，确认他可以根据国家利益，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部署美国海军力量；也就是说，在大西洋上和希特勒的潜艇打一场未经宣战的实际战争。⁸

战争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愈发扩大化了，而罗斯福的选择却减少了。在德国入侵苏联以后，罗斯福过去用来援助英国所使用的那些逻辑和理由也适用于现在苏联的情况。当然，他可以拒绝把租借法案扩展到苏联，国内公众舆论也没有给他任何压力要他援助斯大林。而且在德国入侵的最初几周当中，他的内阁成员对于是否应该援助苏联也莫衷一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担负起了领导角色，他推动了对苏援助计划。后来证明，这不仅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而且对确保盟国最终在战争当中获胜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援助英国的问题上，总统即便想要停止援助（他当然不会这么想）也是不可能的。年初通过的租借法案已经绑住了他的手脚，只有希特勒的军队在东方速胜，然后回过头来进攻英国，迫使英国投降这种情况发生，罗斯福才能停止向英国提供租借物资，终止美国所承担的援助英国的义务。但是苏联很快就显示出了能够长期抵御德国进攻的乐观迹象，那么美国增加对英国的援助（还有开始对苏联的援助）就有百利而无一害了。

而以上这些情况都显示，美国和德国在大西洋上必有一战，而且总统在国内必须对武装护航问题果断做出决策。既然罗斯福无论如何都决心避免要求国会宣战，因为他几乎肯定会遭受政治上的挫败，而这种挫败会在人民当中造成分裂，毁灭任何全国团结的希望，那么他就只能继续执行他在去年制定的政策，用任何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和希特勒做斗争。但是现在，“战争以外的手段”实际上就意味着“不宣而战”，虽然在理论上，美德关系是处于非交战状态，但这种武装冲突有可能爆发为全面的战争。罗斯福在 1941 年夏秋的选择是有限的；他之前所做出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带来的战略后果都决定了他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决定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无限接近战争边缘，但是不越过那条红线。

1

温斯顿·丘吉尔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晚间发表了一篇有力的广播演说，把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洋彼岸数百万美国人通过收音机倾听了他的演说。他声明，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是入侵英伦三岛的前奏”。毫无疑问，希特勒希望“能够在美国的舰队和空军能够做出有效干预之前，完成征服苏联和征服英国的任务”。如果德国真的入侵英国，那么世界末日之战将打响，“整个西半球将被置于纳粹的意志和统治的桎梏之下”。结论显而易见：“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正如苏联为了保卫祖国而进行的战斗，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热爱自由的人民所进行的战斗。”⁹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想的一样，只不过表达得没有那么斩钉截铁。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在 6 月 23 日为总统起草了一份谨慎的声明（他在国务卿赫尔因病休养期间代理国务卿职务）。这份声明得到总统的批准，非常小心翼翼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它声称“任何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都有益于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声明的结尾重申：“今天希特勒的军队是美洲国家首要的威胁。”¹⁰但是声明未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措施。第二天，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评论韦尔斯声明的时候，说得更直接：“我们当然会尽一切努力援助苏联。”¹¹他解冻了苏联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总价值大约 4000 万美元，他还表示已经准备好为苏联提供援助，不过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苏联需要何种援助。最重要的是，白宫 6 月 26 日声称，总统不会援引中立法案来针对苏联。这就意味着，苏联远东边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将继续扮演美国船只向苏联运输给养的生命线角色。¹²

以上种种都在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但开始的这些措施不过是杯水车薪。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主张采取更大胆的措施。陆军部长史汀生在 6 月 23 日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一天向罗斯福递交的备忘录，综述了陆军部主要军事战略家们，包括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本人的看法。史汀生把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称之为“几乎是天赐良机”，让美国得到了大约 1 到 3 个月的喘息时机，“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尽全力推动我们在大西洋战场的行动，因为这是帮助英国，打击德国，加强我们自身防御地位的最佳手段”。史汀生估计这个喘息时机只有 1 到 3 个月，因此美国不能犹豫，一定要牢牢抓住主动权。¹³海军部长诺克斯持相同观点，他在同一天给总统写信，认为此时应抓住时机对德国实施有效打击，越快越好。他敦促总统不要浪费时间，抓住这个心理上的有利时机开始对运输船队进行武装护航。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也表示赞同，在诺克斯的同意下，建议总统立即批准在大西洋上开始为船队护航。他很清楚这肯定意味着美国参战，斯塔克认为：“参战的时间每拖延一天都是危险的。”¹⁴

但是总统仍然在延续着他的拖延战略。¹⁵史汀生一向对罗斯福不愿采取主动的做法感到不耐烦。这次，当大家看到希特勒的军队在东线攻势当中不断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的时候，史汀生觉得美国已经错失良机。他在 7 月 2 日的日记里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悲观：“今天晚上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做事情都费力。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处理这次危机的决心和力量。现在我越来越看不清，我们还有没有力量、信心和勇气来对抗德国人了。”¹⁶

内政部长伊克斯一贯跟史汀生一样鹰派。他在 6 月 23 日致总统的一封信里写道：“找到合适的参战时间可能不容易；可是我们如果现在不参战的话，等我们以后真要参战的时候，就会连盟军都找不到了。”¹⁷伊克斯建议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这个举措在国内肯定会受欢迎，而石油禁运同时还是最有效的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办法，而且，“如果我们用这种办法被卷进战团，国内就不会有人批评我们成了共产主义的苏联的盟军”。¹⁸可是美国国内可能无法接受政府向“共产主义的苏联”提供援助，罗斯福不得不谨慎行事，他在迈出这一步之前，想要试探一下民意。

民意和他料想的一样两极分化。孤立主义阵营暂时占了上风。一位孤立主义参议员的话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是狗咬狗的战争，斯大林是和希特勒一样的刽子手。我们应当和往常一样，只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整个战争显示了欧洲人之间的联盟多么不稳固，而我们应当远离这一切。”¹⁹坚决反共的天主教会也反对援助无神论的斯大林政权。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看到纳粹在东欧的这场苦战中最终胜出。虽然美国人民不喜欢共产主义，但主流媒体都意识到，现实需要比什么都重要，为了现实需要，美国也必须尽可能支持苏联。²⁰

罗斯福还想要知道苏联究竟需要哪些物资，这些物资能不能运到苏联，还有苏联会不会马上溃败结果让这些物资落在希特勒手中。²¹对于红军能坚持多久的问题，总统从一开始就是个乐观主义者，比他的军事顾问还乐观得多。德军在战争伊始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还能如此乐观，几乎接近于一厢情愿，其实原因之一来自于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戴维斯现在调回华盛顿，担任国务卿赫尔的特别助理，处理有关战时应急政策方面的问题。戴维斯从一开始就强力支持援助苏联。他在 7 月 7 日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的进攻是打破中立国僵局的天赐良机，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帮助苏联人抵抗德国。”²²戴维斯在几天以后起草的一份备忘录里，根据自己在苏联任职期间的丰富经验，指出即便希特勒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斯大林也可以撤退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坚持抵抗很久。所以，美国有必要让斯大林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不惜一切代价’击败希特勒，我们过去对俄罗斯的友好政策仍然有效，这样可以消除斯大林被迫和德国议和的任何可能性”。²³

关于苏联需要哪些物资的问题，德军入侵以后一周之内，美苏双方就在莫斯科开始了磋商。华盛顿建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苏联的战争订单事务。此时美国还没有考虑将苏联纳入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双方假定苏联将购买物资，而不是美国捐赠，不过双方考虑过苏联延期 5 年付款，或者用美国军火换取苏联原材料的易货贸易方式。结果，内阁 7 月 18 日看到苏联的需求清单的时候发现，这份清单列出的物资为数巨大。清单上列出了 6000 架飞机、2 万门高射炮，还有总价值大约 5000 万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不但苏联所需的物资数量巨大，而且处理采购运输的行政手续非常繁杂，不是设立一个委员会全权处理相关事务那么简便。整个过程需要涉及 6 个不同政府部门，这些部门之间协调不灵，互相扯皮，效率低得令人生气。罗斯福本人在 8 月初亲自干预，批评了这些官僚主义现象，指出美国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几乎一无所成，让“苏联人觉得美国在逗他们玩”。²⁴伊克斯觉得，罗斯福这次主要针对国务院和陆军部的“申饬是我见过最激烈的”。总统非常清楚，必须帮助红军坚持到秋雨季节开始，此后绵绵的秋雨和 10 月之后连续的大雪能给红军提供宝贵的喘息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绕过这些行政上的关卡，加速物资装运。“现在是该冒点风险的时候了。”²⁵

在 8 月 2 日总统大发雷霆的那天，国务院正式文件宣称：“美国政府决心，为了支援苏联抵抗侵略的斗争，尽一切可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²⁶实际上，早期的援助规模十分有限。7 月份，美国向苏联的出口总值只有 650 万美元，到 10 月初，估计出口总值也不过 2900 万美元。目前的现实是，美国知道 1941 年秋季之前，能够向苏联提供的援助规模很小，聊胜于无，苏联在抵抗德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暂时只能靠自己。²⁷

1941 年 7 月底，罗斯福的租借法案主管、亲信和私人信使哈里·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这才给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过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次访问后来被描述为“整个战争期间成果最重要也最为丰硕的一次出使”。²⁸霍普金斯自己主动提议了这次出访活动，马上得到了罗斯福的批准与国务院代理国务卿韦尔斯的支持。霍普金斯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 3 天就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建议，总统在 24 小时之内就同意了。对于罗斯福来说，向苏联送去援助物资可比向欧洲送去美国大兵要有吸引力得多。不过当时霍普金斯没有马上付诸行动。²⁹一个多月以后，出使莫斯科的旧话重提。这次使命相当重要，不仅因为它肯定会加速美国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进程，而且有助于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建立一条独立于正式外交关系之外的更直接的私人联系纽带。霍普金斯的出使有助于最终建立美国、英国、苏联之间的“大同盟”。

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这个提议在 7 月份他访问伦敦的时候被提出来。当时霍普金斯去伦敦和英国人商讨安排下个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大西洋上举行峰会的事宜，霍普金斯在伦敦还和英国人讨论了租借法案的实施和其他有关总体战略的问题。美国军方对英军把船只和装备转用于中东战场表示不满，敦促英国人集中力量于大西洋战场和本土防御。丘吉尔在会见霍普金斯的时候，当着英美军方代表的面，坚定地主张一定要增援中东战场，并指出了远东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霍普金斯意识到，英美大战略的拼图当中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即不知道苏联能够坚持多久。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搜集更多信息的话，下个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会议上，关于大战略问题的讨论将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霍普金斯提议，他可以马上直飞莫斯科，从斯大林本人那里寻求答案。罗斯福复电同意，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介绍霍普金斯。丘吉尔为此行提供交通工具，然后霍普金斯在 24 小时之内就登上飞机，开始了漫长、危险且极不舒适的航程，穿越北冰洋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转道前往莫斯科。³⁰当时霍普金斯不但身体疲惫虚弱，而且在癌症的长期折磨中痛苦不堪。

霍普金斯在 1941 年 7 月 30 日早晨抵达苏联首都。他在伦敦的时候丟了自己的帽子，此刻戴着丘吉尔借给他的一顶礼帽，帽檐里面还有丘吉尔名字的缩写字母。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他就被带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本人。³¹他们很快开始谈论美援问题，尤其是在短期内苏联需要什么，如果进行长期战争又需要什么。斯大林强调苏联急需高射炮和大口径机枪来保卫城市，另外还急需 100 万支步枪。从长期来看，除了苏联已经向华盛顿提出的长长的清单上所列的物资之外，他还要高烷值航空汽油和制造飞机所用的铝材。他说：“给我们高射炮和铝材，我们就能打个三四年。”³²斯大林此话让霍普金斯精神一振。看来，尽管美国的军事专家对苏联抗战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但苏联人自己有信心在德军的进攻面前长期抵抗下去，打一场持久战。

第二天晚上，霍普金斯和斯大林第二次长谈，获得了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苏联领导人承认红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也承认自己原以为希特勒不会进攻。³³斯大林并没有低估德军的能力，他认为德军能够在苏联进行冬季作战，但是他很有信心，苏军会坚持下去。（不过他对德军进攻在地域上的极限的估计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了，苏联所丧失的国土很快就超过了斯大林所预计的范围。）斯大林相信，一旦秋天雨季开始，德军将不得不转入防御。他告诉了霍普金斯很多苏联军备生产的细节，非常坦率；在场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劳伦斯·斯坦因哈特甚至对斯大林的直言不讳感到震惊。霍普金斯询问苏联弹药工厂的位置，斯大林回答说大军工企业有很多已经转移了，他在纸上写下苏联急需的几项物资——枪炮（高射炮、机枪和步枪）还有铝材。他立刻同意霍普金斯在一旦战线稳定以后在莫斯科召开三个同盟国（英美苏）会谈的建议。他认为，到 10 月份战线应该稳定下来了，是开会的好时机。这次会议可以权衡三国各自的战略利益，并探讨如何更好地满足苏联的需求。³⁴

最后，斯大林在向霍普金斯介绍了战场形势以后，请求霍普金斯给罗斯福带去私人口信，敦促美国立即对希特勒宣战。他觉得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单凭英国和苏联很难粉碎德国的军事机器。他认为美国和德国终有一战。斯大林居然准备欢迎美国派兵在苏联战线上的任何部分参战，而且美国部队将完全由美军将领指挥。这肯定是斯大林出于绝望的表示。斯大林在会谈结束时表示，相信红军一定能坚持住，但是“明年春天补给问题将变得严重，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霍普金斯报告的这一部分只打印了一份，标注“仅供总统阅览”。³⁵

在 8 月 1 日离开莫斯科的时候，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本人和他抵抗德国进攻的坚定决心印象非常深刻。他匆忙离开苏联首都，忘了带自己的应急药物。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飞往苏格兰以北、位于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弗洛英国舰队基地，一路顶着强风，旅途似乎无穷无尽又异常颠簸。霍普金斯既生着病，又体力透支，身体非常不舒服。霍普金斯到达伦敦的时候半死不活，十条命已经去了八条。他得到两天的休息时间，然后和丘吉尔一起登上“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横渡大西洋，去纽芬兰附近海域和罗斯福总统会合。³⁶

后来证明，在向苏联及时提供援助，支持苏联的战争努力方面，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关键的作用。美国各大报纸开始为斯大林和苏联描绘出比较正面的形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援助苏联，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相信只要帮助了苏联，就可以在欧洲打败希特勒，不需要美国出兵了。³⁷公众的正面意见帮助罗斯福下决心无视孤立主义者的反对，计划大大增加对苏援助。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霍普金斯关于苏联有能力抵抗德国侵略的乐观主义信念在一步一步被证实。当然，德军大踏步前进，所占领的地区比斯大林和霍普金斯会谈时所预测的多得多。但是英美军界以前预计德国会很快取得全胜，这个预测被证明错了。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苏联严酷的冬天逐渐逼近，看起来，希特勒这次真有可能踢到铁板了。

尽管苏军在 9 月份遇到了更多的挫折——包括基辅战役毁灭性的大败，但是毫无疑问，德军前进的速度已经放慢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现在可以开始计划长期协调的对苏援助了。³⁸霍普金斯上次访苏时建议举行的英美苏三国代表会谈在 9 月底于莫斯科如期举行，美国和英国（代表英帝国）同意尽量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向苏联提供飞机（之后 9 个月时间给苏联送去了 1800 架飞机）、坦克、铝材，9 万辆吉普和卡车，还有很多其他物资。³⁹10 月 1 日，三国签署了第一份交货协议。⁴⁰

但是运输和支付仍然很成问题。除了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噪音以外，美国的民意基本上是支持对苏援助的，但是美国民意同时也要求苏联自掏腰包支付货款，而且不能延期支付。罗斯福清楚这一点，所以还是要求苏联从其黄金储备中支付货款。苏联驻美大使奥曼斯基有时候绝不通融，不承认苏联可以用黄金储备付款，表现得顽固不讲理。罗斯福对他很生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把苏联大使描述为“一个肮脏的小小谎话精”。⁴¹但是总统已经准备把租借法案待遇适用于给斯大林的援助物资了。总统受到最近从莫斯科传回来的苏联顽强抵抗的报告的鼓舞，也受到美国民意的鼓励，他决定不顾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大声反对，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国会。为了确保政府将租借法案适用于对苏援助的提议不被国会否决，他将这一提案塞进了一份美国武装部队大规模军火采购的预算案，一个爱国的国会不太可能拒绝这份预算。⁴²

10 月 10 日，众议院否决了孤立主义者提出的旨在不让苏联从租借法案中获益的修正案，两周以后参议院也否决了这个修正案。这两次胜利之后，总统知道自己胜券在握。他在将近月底的时候告诉斯大林，苏联可以获得 10 亿美元租借法案援助，而且自战争结束之日起算，5 年以后才开始偿还，以 10 年期偿还本金，不算利息 。11 月 1 日，罗斯福已经得到了国会的许可。美国的要约在 5 天以后公之于众，11 月 7 日，苏联正式获得租借法案受益国资格。当时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城郊 30 英里的地方了。但是美国的民意此时一边倒地支持苏联，热情支持红军的英勇斗争，即便在当时的黑暗局势下，即便莫斯科本身陷落，美国公众仍然相信，苏联的抗战最终将会胜利。⁴³

同时，红军在前线坚持得越久，美国强大的武器库也就越能发挥对苏联的支持作用。到珍珠港事件前，运到苏联的装备总价值只有 6500 万美元。苏联在 12 月几乎是在莫斯科城门口击退了德军的进攻，这一成就和美援几乎完全无关。当时没人能想到美国最终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了 100 多亿美元的军火。⁴⁴但是假以时日，美援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贡献就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变成不可或缺的了。

在当时，罗斯福总统个人施加了显著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向苏联提供大量军援，这也使得美国向直接卷入欧洲战争又迈进了一步。罗斯福面临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怀疑，向一个他们认为注定失败的盟友注入美国的金钱和物资是否明智。在国内，孤立主义阵营和天主教会结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干涉联盟；而另一方面，罗斯福自己阵营中的同志又催促总统迅速行动起来。尽管罗斯福一开始像往常一样非常谨慎，他对苏联人能够坚持抗战的预期其实从一开始就要比他的大多数顾问们更加乐观。他很快就意识到，希特勒开辟东线战场为整个战争打开了另一扇门。在 6 月 26 日写给美国驻维希法国大使的信中，罗斯福写道：“现在苏联转移了德国人的注意力。如果以后苏联人能做得比转移希特勒注意力更好，做得更多的话，将来就有可能把整个欧洲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⁴⁵所以，美国应该竭尽所能为苏联的防御提供支持。他迅速支持了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然后不顾国会内部的反对意见，很快将租借法案延伸至苏联的动议提交给国会讨论。

罗斯福肯定不可能听从反对意见，从援助苏联的立场上后退，因为这就意味着站在少数派一边，跟全国大多数支持援助的人作对。而且这也不符合罗斯福一贯的“战争边缘”政策——当然，尽管罗斯福在执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偶尔会犹豫不决。此外，罗斯福和孤立主义者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把东线战争看作是“两个嗜血的独裁者狗咬狗”而美国可以置身世外的战争。他很清楚，美国参战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曾经做出过不派美国士兵赴海外作战的承诺，可是如果要实现彻底打败纳粹主义的目标，美国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派出大量军队赴欧洲战场作战。

斯大林委托霍普金斯带给罗斯福的口信中，坦率指出只有美国参战才能最终粉碎希特勒的军队。这和罗斯福自己的军事顾问们的主张不谋而合。美国陆军战争计划处 7 月份开始着手准备一项牵涉面极广的“胜利计划”，对未来所有可能作战的战场所需的人力物力进行初步预测，这个胜利计划的结论报告在 9 月份呈送给总统。按照陆军的计算结论，只有在美国参战，并且向欧洲派出庞大的部队（报告估计需要大约 500 万大军）的情况下，盟国才能在军事上完全击败德国。陆军未来需要装备、训练、动员的部队总数，到 1943 年 7 月 1 日为止，大约是 900 万人。这么大的军队规模要求目前的军工生产能力再翻一番。⁴⁶

罗斯福一直都把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视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他在德国侵苏以后不久写道：“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担心苏联统治欧洲的可能性。”⁴⁷可是德国在战争中胜利进而统治整个欧洲的可能性无法排除。所以支持斯大林就成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政策。即便如此，美国还是没有实际参战；无论是总统还是美国人民，都没有准备好直接参战。苏联的苦战似乎远隔千里之外。如果有什么事情能最终刺激美国人拿起武器加入战团的话，那这件事情一定比遥远的苏德战争离美国本土更近。这个导火索当时看来很可能就在于大西洋上日益紧张激烈的冲突。

2

罗斯福在 7 月 1 日致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的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苏联人在夏季坚持不下去了，那以后德国会转回头来加紧打击英国，特别是加紧控制大西洋。我们能做并应该做的比今天看上去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多得多。”⁴⁸这是在暗示为运输船队提供护航的问题。对史汀生和诺克斯等人来说，希特勒进攻苏联，注意力从大西洋战场离开了，这是美国在大西洋上抓住主动权的良机。他们希望罗斯福赶紧抓住机会，开始用美国军舰在大西洋上进行护航。总统一度看起来同意他们的观点，准备起草方案，从 1941 年 7 月 11 日开始在大西洋西部为任何国籍的船只护航。看起来他好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用美国军舰保护英国商船队。他的军事顾问们早就主张这么做。可是几天以后可能是因为考虑到公众对护航行动的担心，还有国会里的反对派会借此事生出事端，总统又改变了主意。美日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很大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诺克斯不能从太平洋向大西洋调动大批军舰。诺克斯想说服总统把美军护航范围一直扩大到冰岛。在需要果断行动的时候，罗斯福又一次让内阁里的鹰派失望了。⁵⁰

不过罗斯福在 7 月上旬的确向战争边缘又迈进了一步，而且这一步还是相当果敢的。7 月 7 日，一个 4400 人的美国海军陆战旅登陆占领冰岛。这个举措说明，罗斯福确实利用了希特勒掉头东向的机会着手加强西半球的安全保障。⁵¹

这次行动的根源由来已久。1940 年 5 月，丘吉尔派遣一个英国步兵旅进入冰岛。因为冰岛处于大西洋航线中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丘吉尔想防止德军突然出兵占领冰岛。当年六七月份英国加拿大部队又对冰岛驻军进行了增援。但是丘吉尔在其他战场需要用兵，还想让美国更直接地卷入战争中来，因此他希望美国尽快出兵接替英军在冰岛的驻防。1941 年初英美军方达成一致，一旦在冰岛爆发战事，由美军来负责冰岛防务。1941 年 6 月中旬，斯塔克海军上将起草了对美军派遣部队的训令，当时准备把派去冰岛的美军置于英国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斯塔克把这个训令文本交给霍普金斯，让霍普金斯转交给总统。他在文件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话：“我知道这实际上就是战争。”⁵²罗斯福批准了这份文件。但是总统在派兵前希望收到来自冰岛政府的邀请，而冰岛政府直到 7 月 1 日才发出正式邀请。⁵³6 天以后罗斯福公开宣布向冰岛派兵，目的是“辅助，也许未来最终取代岛上的英军”。其实不用“未来”，岛上的英军马上就撤走了。⁵⁴罗斯福派出的是海军陆战队，而不是陆军部队，这是为了绕过美国义务兵役法的限制。这个问题很敏感，按照美国义务兵役法，禁止征来的义务兵未经国会批准在西半球以外服役。而海军陆战队是志愿兵，职业军人，不是那些来自普通人家的应征入伍的“男孩”。毕竟罗斯福几个月之前还公开承诺，不会把那些人民子弟派去外国打仗。⁵⁵

这是完全违反中立的行为。丘吉尔欢欣鼓舞，他告诉下院说这是“具有头等政治和战略重要性的大事，实际上，大概是开战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⁵⁶私下里，他认为此事的重要性在于加速了美国和英国一起参与战争的步伐。时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也同意他的看法。⁵⁷这个行动推动美国向大西洋上的战事更加走近了一步。“如果有哪一件事标志着罗斯福有意识地越过了某一条界线，从置身战争以外援助英国，变为直接参与战争来援助英国，1941 年 7 月所发生的事件就是这个标志了。”⁵⁸

美军在冰岛登陆 8 天以后，美国正式宣布西半球包括冰岛，尽管“人人皆知冰岛在东半球，逻辑上应该是欧洲大陆的延伸”。⁵⁹美国的防御圈和德国所宣布的战区在冰岛重叠。美国海军现在除了防卫冰岛，还为美国的运输船队一直护航到冰岛海域，因此，德国潜艇和美国海军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不过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61% 的美国人支持占领冰岛，只有 20% 的人明确反对。⁶⁰尽管总统一直害怕此举会招致“举国一致的反对”，⁶¹他还是一步一步引领着国家走向战争边缘。不过他很小心，不愿意一下子走得太远或者太快。虽然看来让美国海军为非美国运输船队护航的时机已经成熟，罗斯福并没有急于抓住这次机会。

在七八月份，美国国内就是否修改 1940 年义务兵役法的问题爆发大辩论。这次辩论证明，总统对公众意见的敏感是有道理的。马歇尔将军指出，这次辩论有“让陆军解体”的危险。⁶²如果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法律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的话，陆军计划处“胜利计划”当中设想的大规模赴欧远征军就无从谈起。美国国内公众对此事的强烈反应，还有国会辩论的紧张程度都提醒罗斯福，无论美国人有多支持援助英国和苏联，一旦提到把美国大兵派往海外作战这件事，反对意见还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强烈。

1940 年 8 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规定，陆军最多可以征召 90 万人入伍，但是为期只有一年，除非国会（而不是总统）宣布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还有一条规定是征召入伍的士兵不能在西半球以外服役。罗斯福总统在占领冰岛的时候使用海军陆战队规避了这条法令。这项法律的效力不受 5 月份罗斯福宣布无限期国家紧急状态的影响；国会领袖们告诉总统，他们征集不到足够的票数来修改这项法律，而此时，前一年秋天最初入伍的一批士兵即将服役期满。更重要的是，全国的父母们都希望他们的“孩子们”能够早日回家。而陆军中征召来的义务兵士气低落，要是他们到期不被允许退伍的话，可能会开小差。无论怎么看，这对总统都是一个难堪但是很关键的问题。一如既往，他的第一反应还是谨慎。他不想在国会进行一场斗争。史汀生、诺克斯，特别是马歇尔煞费苦心地说服罗斯福跟国会对着干，因为这件事根本无法长期回避。最后，总统同意勇敢地面对不可避免的广泛反对声音。

7 月 10 日，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对原法案的三项修改动议：把义务兵的服役期延长到整个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允许向西半球以外派遣义务兵；还有取消军队征兵的 90 万员额上限。反对意见非常强烈，而且基本上是以政党划界的。最有力最强烈的反对当然是来自共和党。不过很多过去支持政府提案的民主党议员现在也对赋予总统向海外派兵的权力一事所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所以平时作为反对派核心力量的孤立主义分子这次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在投票让“孩子们”在军队长期待下去的时候，很多国会两院的议员必须要顾忌到各自选区民众的反应。最终，法律修正案 8 月 7 日在参议院以 45 票赞成 30 票反对的一定优势获得通过。众议院的辩论才是真正你死我活的较量，8 月 12 日众议院辩论尘埃落定的时候，修正案仅以 1 票的优势险胜：203 票赞成，202 票反对。⁶³

后来这次辩论被称为“大战期间最关键的战役之一”，虽属夸张，却也不无道理。如果国会投票的结果相反，政府败北了，毫无疑问政府还是要想出其他措施，来保证陆军计划中需要的军队规模不会变成纸上谈兵。可是宝贵的时间被浪费了。4 个月以后发生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军队将处于解体状态。⁶⁵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全球战争的危险日益接近的时刻，正如国会当中孤立主义的急先锋伯顿·惠勒参议员所说，这次投票警告罗斯福，“国会绝对不会附和政府通过宣战决议的”。⁶⁶

在国会乃至全美国都投入到这次辩论当中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上进行了他们就职以来的第一次会晤。这次会议体现了丘吉尔一年前的论断：英国乃至整个英帝国，跟美国“水乳交融，不分彼此”。⁶⁷对丘吉尔来说，会见罗斯福非常重要。首相的一位助手注意到：“什么也不能妨碍他和美国总统之间建立友谊，太多的事情有赖于这种友谊了。”丘吉尔认为罗斯福主动提出会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罗斯福肯定事先已经想好了，准备下一步采取重大行动”，才会提出举行峰会。⁶⁸可是罗斯福确实还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议题。他想要尽可能就一些重要问题协调英美的政策，解决双方的一些分歧，还想认识丘吉尔。可是罗斯福肯定没有想过丘吉尔最盼望的事：决心让美国参战。⁶⁹

这次会议早在春季就开始酝酿，最终于 8 月 9 日到 12 日，在美国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上秘密举行。哈里·霍普金斯陪同丘吉尔一起乘坐“威尔士亲王”号横渡大西洋，来到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这里离已经废弃的银矿小镇阿根提亚很近。罗斯福和丘吉尔各自带来了军方高级将领和外交部的高官，双方在并排锚泊的两艘军舰上轮流举行会谈。⁷⁰

这次会议的议题广泛，包括对苏军援、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日本在东南亚的威胁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展望。奇怪的是，大西洋会议当中，讨论大西洋问题的时间还不如讨论太平洋问题多。希特勒正全力在苏联作战，西线的危险性至少暂时降低了。美国对冰岛的占领一帆风顺。此刻，大西洋上的局势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状态。而远东却正相反，自从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对日实施石油禁运以后，局势急剧紧张。直接的威胁更多是来自亚洲方向。这次会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行动协议。丘吉尔敦促美国对日本的进一步扩张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罗斯福答应一回华盛顿，就用“最强烈的语言”对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发出警告。不过后来他真正警告日本的时候，听从国务院的建议，放缓了语气。尽管美国采取了石油禁运措施，美国的政策基调还是威慑，而不是刺激日本。英美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让太平洋地区保持平静。⁷¹

虽然在这次会谈中大西洋的问题没有占用太多时间，英国人还是受到了鼓舞。罗斯福斩钉截铁地否认了美国马上参战的可能性，这一点令丘吉尔失望。可是双方同意采取两个措施，这两项行动可能会让美国更加接近参战。

罗斯福对于纳粹间谍向西非突出部的渗透深感不安，担心这是希特勒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迅速突进北非的前兆。⁷²从非洲大陆西边的突出部跨越南大西洋到达巴西的距离相对较短，这里是最让美军战略计划部门担心的地方，因为他们预料这是德军在美洲大陆建立桥头堡最简便最直接的路线。丘吉尔向罗斯福描述了德国占领直布罗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不仅包括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还为德国进军南大西洋敞开了大门。对此，罗斯福对丘吉尔承诺，可以模仿冰岛模式，一旦英国政府能从葡萄牙政府那里获得邀请的话，美国将立刻派兵占领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⁷³不过这件事后来没有发生。德国没有占领直布罗陀，因此就没有必要让葡萄牙发出邀请，美军也没有出兵占领亚速尔群岛。

第二项措施让丘吉尔感到比较满意。罗斯福最终同意，在西大西洋直至冰岛的海域为所有国家的运输船队提供武装护航，而不仅限于为美国和冰岛船队护航。英国商船终于可以依赖美国军舰的保护。这是美国内阁的鹰派好几个月以来一直催促总统采取的措施。斯塔克海军上将马上就从普拉森提亚湾发出了命令，护航协议从 9 月 16 日开始生效。⁷⁴总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几乎就等于“向德国不宣而战”。在英国人看来，这一步已经耽误得太久了。至少丘吉尔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实际上还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执行护航还必须有总统的直接命令，目前只是做出了“一旦”开始护航行动的假想计划而已。总统回到华盛顿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急于将护航协议付诸实施。⁷⁶要想立即开始行动，还必须先解决很多技术上和后勤上的细节问题，比如怎样和英国海军情报部门交流情报，怎样确保所有的商船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⁷⁷但总统真正的困难是在政治方面，他还不知道如何告诉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国会他所做的决定。⁷⁸丘吉尔在就这次会谈向英国内阁提交的报告当中说，罗斯福告诉他：“他和国会的关系如履薄冰，必须小心翼翼。”如果要求国会宣战的话，至少要经过 3 个月的辩论才能出结果。（实际上罗斯福真正的想法是，如果要求国会宣战，提案将会以 2 比 1 甚至 3 比 1 的劣势遭到挫败。⁷⁹）“总统说他要打仗，可是他不会主动宣战。他会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他在等待发生一个事件，好让他有正当的开战理由。”⁸⁰

这次大西洋会议在实际事务上并没有获得很多成功，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达成了《大西洋宪章》。这份文件基本上体现了美国观点，是一份原则性的声明，阐述了英美所期待的战后世界的样子。《大西洋宪章》的内容基本上阐明了民主国家的战争目标，它的 8 项条文在英美之间曾经有过分歧，不过在 8 月 12 日双方就具体措辞达成一致，并在两天以后向全世界公布。《大西洋宪章》宣称，英国和美国不寻求领土扩张，不希望战后有任何领土边界的改动，除非当地的人民希望做出这些改动；英美尊重人民选择自己政府模式的自由，致力于推动各国平等地获得贸易机会和获得原材料；两国将为全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而奋斗，为世界和平与裁军而奋斗。⁸¹

一开始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时候，英美主要是要把它作为宣传工具使用，后来它作为民主权利和民主原则的重要文献成为名垂青史的杰作，并被纳入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中。但是在当时来讲，这些原则性的声明虽然冠冕堂皇，但在大西洋两岸都被视为抽象的声明，跟在具体政策方面实实在在的英美联合申明不可同日而语。它当时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发表抽象的价值观，而在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之间建立了私人的信任关系。⁸²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建立了直接而私人的亲密关系。这次大西洋会议所建立的双方的信任感在后来整个战争过程中一直延续下来。

这次会谈使双方都深受影响。对于丘吉尔来说，这次会谈体现了两国共同的理念和信仰。尤其是 8 月 10 日星期日早晨，在“威尔士亲王”号的后甲板上，英美两国水兵共同举行弥撒，在后主炮的巨大炮管下，临时搭建的布道坛上并列垂挂着两国国旗，两国水兵同声高唱赞美诗。当时的这个场景象征着两国共同的信仰和纽带，令丘吉尔久久难忘。他后来描述说，“美国理论上仍然是中立国，但是和交战国一起”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令人惊讶的。⁸³对于罗斯福来说，这次会谈也非常重要，而且重要性不仅仅是两国联合宣布了体现在宪章里的共同的战争目标。和丘吉尔一样，他也被“威尔士亲王”号上联合弥撒仪式的象征意义所感动，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整个会议的高潮部分。他的儿子艾利奥特·罗斯福当时在舰上，后来回忆总统当时说：“即便我们什么别的也没有做，光是这件事就足以把两国紧紧团结在一起了。”⁸⁴他和丘吉尔建立了私人友谊，而且对会议的基调非常满意，因为这次会议处处透露出在英美非正式的结盟关系当中，美国才是老大。⁸⁵他虽然在会议上没有具体承诺任何东西，但是对英国的战略思维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知道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打算如何赢得这场反希特勒的战争。⁸⁶他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东线是决定整个战争结果的关键。在会议的最后一天，8 月 12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表达了援助苏联的决心，并且提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以安排长期援助计划。⁸⁷这正是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时候所建议的内容。罗斯福已经准备好采取进一步措施，背离中立立场，在大西洋之战中承担更积极的战斗角色，几乎相当于对德国打一场有限的不宣而战的战争，而这个步骤有把美国完全拉进战争当中的风险。⁸⁸

但是美国何时参战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当然，罗斯福提到故意挑动冲突的那些话意味着美国参战只是时间问题了。可是在什么时间呢？从英国的立场来说，美国不能永远无限期地拖着不参战。可是美国人没有丝毫要马上参战的迹象。在大西洋会议的最后一天，国会仅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义务兵役法修正案的消息传到了普拉森提亚湾会场，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⁸⁹丘吉尔兴冲冲地回到伦敦，却被国内的冷淡反应兜头浇了一盆凉水。⁹⁰英国和美国一样，国内对这次会议的反应并不热烈，而且内阁并不感到任何欢欣鼓舞，认为从这次会谈中看不出美国很快会和英国并肩作战的迹象。丘吉尔的军工部长比弗布鲁克勋爵在会后从普拉森提亚湾出发前往美国，发回报告说，除非美国本土遭到袭击，否则美国不可能参战。而绝大多数人认为，除非英国和苏联全都被打败，否则轴心国不可能主动去袭击美国本土。⁹¹为了安抚警觉起来的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回国以后宣称，大西洋会议没有把美国向战争拉近一步；这些话进一步给英国泄了气。⁹²

到 8 月底，丘吉尔给霍普金斯发去了“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致白宫的最灰心丧气的一封信，而英国首相一贯都是正能量的一个人”。丘吉尔在信中指出，在大西洋战场上，英国商船队在德国潜艇战中损失惨重，过去两天就被击沉了 5 万吨。“我不知道如果到了 1942 年英国还是要孤军奋战的话，结果会是怎样。”他注意到，希特勒的潜艇从未进入美国所定义的西半球作战，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发生严重到刺激美国参战的“擦枪走火事件”。⁹³

在丘吉尔致霍普金斯的这封灰心丧气的信发出之后不到一周，还真发生了一次严重事件，让罗斯福乘机向美国公众宣布他的护航政策，使美国向战争边缘又近了一步。

3

在 9 月 4 日清晨，英国轰炸机在冰岛以南 165 英里的地方巡逻，发现了德国潜艇 U-652 号。这片水域属于德国的战区和美国的安全区重叠的范围。潜艇紧急下潜避险。但是英军轰炸机把潜艇的方位传给了附近的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当时“格里尔”号正装载着邮件和几位军方乘客，向冰岛航渡途中。因为“格里尔”号不是在执行护航任务，所以没有攻击德国潜艇的权限，它在理论上只有报告德国潜艇方位的义务。不过“格里尔”号还是迫近并跟踪了潜航的德军潜艇一个多小时，用声呐进行追踪，并把具体方位用无线电报给英军轰炸机。英军轰炸机投下 4 枚深水炸弹，但是都偏离目标很远，英国轰炸机就返航了。但是猎杀仍在继续，一个半小时之后，另一架英国轰炸机循着“格里尔”号发出的信号飞临现场，继续搜索德国潜艇，追踪持续了 4 个小时左右，最后德国潜艇的艇长可能由于害怕电池用尽被迫上浮，决定拼命一搏。他向“格里尔”号发射 2 枚鱼雷，但全部错过目标。“格里尔”号反击，投下 8 枚深水炸弹，可是只对 U-652 号造成轻微伤害。一艘英国驱逐舰在一个小时以后赶到现场，也投下 1 枚深水炸弹，仍然无果。“格里尔”号下午 3 点左右最后一次尝试攻击，投下 11 枚深水炸弹，可是偏离目标很远。向晚时分，在追踪了十几个小时之后，“格里尔”号才悻悻地离开现场，继续驶向冰岛。⁹⁴

对这场遭遇战的无线电报告很快发往华盛顿并呈送给总统。海军部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德国潜艇主动进攻美军舰艇“格里尔”号。第二天 9 月 5 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德国潜艇蓄意发动进攻；当时是白天，被攻击目标有明确标明身份的舷号，挂美国国旗，而且是在美国的安全区内。他声明，他已下达命令，一旦发现这艘潜艇，将坚决予以消灭。⁹⁶

总统当时很可能没有掌握全部实情，比如说他没有提到当时“格里尔”号对德国潜艇进行的骚扰。在当时情况下，U-652 号可以说是出于自卫而发射的鱼雷，而且美国人也不知道德国潜艇是否认出了这是一艘美国驱逐舰。德国潜艇是在德国的战区范围内，当时正遭受英国战机的攻击，只有机会通过潜望镜瞟一眼水面上那艘四烟囱的驱逐舰，而这艘驱逐舰和去年秋天美国转让给英国的那批驱逐舰非常相似。⁹⁷不过罗斯福当时根本不会考虑以上这些情况，他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挑起战端的机会。

9 月 5 日当天中午，总统在和霍普金斯跟赫尔共进午餐的时候，向他们扼要通报了计划下周要发表的一篇演说的要点。这篇演说早就计划好了，在“格里尔号事件”发生以后，准备在下周推出。他不打算手下留情。赫尔和别人一样对所发生的事情怒不可遏，这次语气也颇为强硬。可是当国务卿回去向秘书口授书面文件，总结对此事的主要看法的时候，他开始有所怀疑，并没有建议总统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后来总统回家乡海德公园市参加母亲的葬礼。在总统不在场的情况下，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另一位演讲撰稿人塞缪尔·罗斯曼法官一起起草总统讲话的文稿。他们没有征求国务院的意见，在文稿中加入了总统本人撰写的一些段落（他们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一直和总统保持电话联系）。当罗斯福从纽约州回到华盛顿的时候，讲演稿已经就绪了。罗斯福当天 9 月 10 日晚上向史汀生、诺克斯和赫尔读了这份稿子，三位听众都表示非常赞成，只稍微修改了几处具体措辞。第二天上午，罗斯福向一群国会领袖们宣读了这份讲稿，只有一个共和党孤立主义议员表示不喜欢这个讲话。但是虽然国务卿赫尔在前一天晚上表示同意总统的讲话，他现在又改变了主意。赫尔告诉霍普金斯，他觉得“讲话的语气过于强硬”，希望能删去“所有提到‘开第一枪’或者任何开火的措辞”。赫尔向罗斯福重复了同样意见。但是罗斯福坚持不降低整个演说的调门。⁹⁸这是总统所做的最为强硬的讲话之一。

罗斯福开式演说的方式与 6 天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说相同：对“格里尔”号的攻击发生在美国的自卫区范围中，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美国军舰有明显标识。他宣称：“我告诉你们简单的事实：德国潜艇未加警告就对美国驱逐舰首先开火，蓄意击沉我舰。”“无论在法律还是道德上，这都是海盗行为。”罗斯福又历数过去的类似事件，包括 7 月份的美国货轮“罗宾·摩尔”号被击沉事件（该事件当时并未引起美国的报复），证明“格里尔”号事件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总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说，纳粹的目的就是要获得绝对的制海权，作为以武力征服西半球的前奏。罗斯福还顺便攻击了孤立主义者。总统说，美国人民再也不能自我欺骗，以为自己能够“在纳粹统治的世界里幸福和平地生活”。一定要摒弃绥靖主义。美国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一定要保卫海洋的自由通行权利，一定要保持向希特勒的敌人提供援助的供给线畅通无阻。他借用不久前一次午餐中一位客人所用的比喻⁹⁹，来说明在大西洋上采取先发制人攻势的必要性。“你看到一条响尾蛇正蓄势待发准备咬人的时候，你肯定不会等着它先来咬你，而是抢先出手打死它。纳粹的潜艇和袭击舰就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这是个形象生动的比喻。他接着就谈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那就是在大西洋上开始为运输船队护航；很多人眼里，这一措施已经来得太晚了。“现在，就是现在，我们的大批海军舰艇和空中巡逻机正在巡视着大西洋上广阔的海域，他们将负责执行美国的航行自由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思很简单，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巡逻舰艇和飞机将保护所有在我们防御区内进行商业活动的船只，不仅仅是美国商船，还包括其他任何国籍的商船。”他强调，护航行动纯属防御性质。然后，他向轴心国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警告：“从现在开始，如果德国或者意大利作战舰艇胆敢进入美国海军的防御区，它们将处于危险之中。”¹⁰⁰

总统结束演说的时候，白宫外交礼宾大厅会场响起美国国歌，在场聆听演说的全体嘉宾包括第一家庭、好友、部下和大批新闻记者纷纷起立，记者招待会在昂扬的气氛中胜利结束。¹⁰¹此次演说通过短波电台向全世界广播。总统完胜他的政治对手，孤立主义者本身被孤立了。护航政策已经正式生效。两天以后海军下达正式命令。护航行动从 9 月 16 日开始。¹⁰²对整件事情最合适不过的总结就是：“久拖未决的美国海军护航问题最终以宣布开火划下了句号。”¹⁰³

虽然罗斯福没有明说，但他的做法毫无疑问就是“一照面就开枪”。《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罗斯福命令海军先开火”。¹⁰⁴不出所料，孤立主义者发出强烈抗议。¹⁰⁵但是民意支持“一照面就开枪”的政策：62% 支持，仅有 28% 反对。这反映了“格里尔”号事件的影响和总统利用这一事件的成功。在此次事件之前两天，仅有 52% 的美国人赞成美国海军为向英国运输战争物资的船只护航。¹⁰⁶美国人民被动员起来，团结一致支持这项政策，而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政策将把美国推向和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发生正面武装冲突的境地。全面参战已经近在眼前。正如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 9 月 22 日所说：“我们几乎就等于已经在大西洋上作战了。”¹⁰⁷

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当时和此后都指控他“用一场巨大的阴谋诱骗美国人民投入战争”。死硬派的孤立主义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就是这么说的。¹⁰⁸他的“格里尔”号讲演肯定曲解了事件的真相。他根本就没有提 U-652 号潜艇在发射鱼雷之前曾经遭到美国军舰长达数小时的追踪和骚扰。尽管确实是潜艇首先开火，可开火绝对不是无端的。美国人民对此一无所知。罗斯福声言“格里尔”号事件是纳粹全面进攻美国阴谋的一部分，这也是歪曲事实。果真如此的话，类似事件怎么会凤毛麟角，而不是多如牛毛呢？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当然很清楚，希特勒不太可能想要在粉碎苏联的抵抗之前就寻求和美国公开对抗。实际上，希特勒明令禁止在东线全力作战的时候，德军在大西洋上向美国挑衅，不过罗斯福当时不可能知道。¹⁰⁹为总统辩护的人说他并不清楚事件的全部事实。不过即便总统在 9 月 5 日起草完演说稿的时候还不了解整件事的一切细节的话，他也不可能在 6 天以后还不清楚。实际上，国务卿赫尔对总统声明有所保留，可能部分是因为他清楚，在法律上，整件事的责任并不全在德国人一边。所以，毫无疑问罗斯福在演说里玩了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手腕。这种手腕耍得正当吗？

他本人用国防利益需要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把这看作是总统的清晰而不可推卸的责任。¹¹⁰因为希特勒政权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长期威胁，罗斯福的说辞不可谓全错。¹¹¹他有别的选择吗？实际上他目前的选择已经非常有限。如果说他用来说服美国人民赞成护航政策的手段有点不那么光彩的话，护航政策本身是符合一段时间以来政府所采取的谨慎然而一贯的政策的。史汀生和其他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指出，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以后，逻辑上就必须要保护货物安全横渡大西洋运到英国。所以罗斯福在 1941 年 9 月所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采取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就像他实际做的那样；要么把政策提交国会讨论，这样会面临长期激烈辩论的风险，还有可能被国会驳回；要么选择完全放过“格里尔”号事件，继续推迟护航行动。

以上三个方案中后两个肯定会合了少数派孤立主义者的意，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美国要和德国威胁做斗争，同时太平洋方面的形势日趋紧张，此刻美国不可能用拖延的办法解决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也不可能缓解。如果这次错过了开始护航的机会，罗斯福就是和他所有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着干了。这也意味着罗斯福将背弃他在普拉森提亚湾对丘吉尔作下的承诺，因而会对大西洋联盟造成破坏；而要想打败希特勒，英美的紧密联盟是一个基础。错失护航的良机还可能损害英国未来持久作战的能力。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在护航演说的同一天就告诉过总统：“如果要想让英国有能力继续抗战的话，就必须立即动用大量美国海空部队，强力增援英国在大西洋上的部队，同时为英国补充大量的运输船舶。”¹¹²罗斯福一直都很清醒，如果英国投降，或者被迫接受屈辱的和谈条件，让希特勒统治了欧洲大陆和大西洋海面的话，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正如罗斯福一贯指出的，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可以学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装看不见，希望希特勒会放过美国，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 1941 年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也不能在大西洋之战中袖手旁观。

罗斯福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做法。他对“格里尔号事件”的曲解是聪明的政治手腕，但算不上滥用政治权力。他使美国的大多数人民群众都转而支持护航政策，这在以前通过其他手段不容易办到。时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向丘吉尔描述当时罗斯福所面对的两难处境：“他要采取的行动一方面要满足 70% 美国人置身战争事外的意愿，另一方面满足 70% 美国人尽一切可能打败希特勒，即便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的意愿。”¹¹³总统“把急事放缓”的办事策略又一次奏效。不过千万不要误解罗斯福，他的的确确是一步一步地把美国引领向与纳粹德国爆发全面冲突的边缘。零星的冲突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而不发生战争吗？还是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做更多的事，只等着“不战不和”变成全面战争，最终使美国子弟兵被派往海外作战呢？在不到一年之前的竞选当中，总统不是还承诺绝不把美国子弟兵派往海外的么？

秋天的时候，大西洋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更多的德美冲突，看起来后一种可能会最终实现。罗斯福 9 月 11 日的“炉边谈话”发表以后，又有消息称，总统正和国会领袖磋商，想要取消 1939 年中立法案；这个新闻看来也把事态向开战的方向推动。¹¹⁴但是秋季一天一天地过去，大西洋上的冲突并没有严重恶化，永远保持这种不战不和状态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不过，在这个时候，太平洋上的危险正在增长，几乎和与德国全面开战的危险已经不相上下。总统在决定如何处理大西洋上的冲突和争端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太平洋方面的局势。

4

冲突事件很快就陆续发生了。9 月 19 日，一艘巴拿马船籍的丹麦货轮、已经被美国海运管理局征召的“粉红之星”号被德国鱼雷击沉。有人提出有必要对商船进行武装，但这是不合乎 1939 年中立法案的。¹¹⁵后来还有另外几艘挂巴拿马国旗但由美国拥有的货轮被击沉，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美国当局使用外籍船舶是为了避免违反中立法案的规定。¹¹⁶

10 月 17 日德军在冰岛以南海域对美军驱逐舰“卡尼”号进行鱼雷攻击，这给了罗斯福最好的机会来向公众说明，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立法案已经过时了。当时一支加拿大护航运输队受到德国潜艇的狼群攻击，他们呼救召唤来了 4 艘美国驱逐舰，“卡尼”号是赶到现场的 4 舰之一。前一晚的狼群攻击已经击沉了护航运输队里的几艘商船。美军驱逐舰对德国潜艇发起深水炸弹攻击；在战斗中，“卡尼”号被一条鱼雷命中，虽然没有沉没，还能开回冰岛抢修，但是舰上水兵阵亡 11 人，受伤 24 人。¹¹⁷对于中立国来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事件，罗斯福没有放过机会，10 月 27 日就是“海军与全面国防日”，正是一个好时机，总统发表了他在珍珠港事件前最富于攻击性的强硬讲话。

“我们希望避免武装冲突，可是武装冲突还是开始了。历史记录下是谁先开的第一枪。美国遭受攻击。希特勒的鱼雷是瞄准每一个美国人的。”这是“威吓美国人民撤离大海的手段，德国人想要让我们害怕得颤抖而掉头逃走”。他提到了缴获的德国统治南美洲计划的秘密地图，还有纳粹想要消灭一切宗教的计划——其实这些都是英国情报机构伪造的，总统照单全收。¹¹⁸这些严酷的事实说明，孤立主义者让全世界知道美国人民的不团结，这是向纳粹奉上的丰厚礼物。总统以此来攻击孤立主义者，不过他没有明确点名。和以往的演说一样，他提出了未来要在美国的自由和纳粹的暴政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又一次号召彻底消灭希特勒主义。他继续说，美国人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为奋战中的各国生产武器，而“这些宝贵的武器装备不能被封锁在美国的港口，更不能被击沉到大洋底部。这是这个国家的意志”。而德国击沉美国舰船，杀死美国水手，违反了美国的国家意志。他宣称：“我提议，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我已经下令美国海军发现德国潜艇当即开火摧毁之。以上命令仍然有效。”他把上述命令和中立法案联系起来。“我们美国的商船必须武装起来，抵抗海上的响尾蛇。我们美国的商船必须能自由运送美国货物到我们友邦的港口。美国海军必须保护美国的商船。”这就意味着全面国防。他以情绪激昂的号召作为演说的结尾：“今天，面对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我们美国人民已经严阵以待。我们众志成城，准备好保卫祖国。我们将恪尽职守保家卫国并秉承建国先辈们赋予我们的信仰，使用上帝赋予我们的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¹¹⁹这篇演说听上去就是宣战的前奏，可是政府最终也没有要求国会宣战。

按照罗斯福的演说撰稿人罗斯曼的说法，总统在 1939 年 9 月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还相信美国能够置身事外，在 1940 年他还是这个看法。虽然 1941 年并没有哪一次事件一下子促使他转变了观点，但他确实逐渐得出结论，美国参战不可避免。¹²⁰但是总统的观点和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相违背。报告显示，在“格里尔号”事件以后，总统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如果他要求国会宣战，肯定会失败，而且民意会调转枪口反对他。”¹²¹他的立场一直如此。这就意味着，总统的策略就是静观其变，等待某种事变的发生。

在秋天渐渐过去的时候，罗斯福觉得有三件事捆住了他的手脚。在国内，随着政府向国会提出修改中立法案，还有大西洋上的冲突逐渐加剧，孤立主义者也相应提高了反对的调门。在军工生产和扩军备战方面，美国还没有准备好打仗。随着远东的局势日益紧张，罗斯福也不知道他还能将不战不和的局势维持多久。他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说过，他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两洋作战，而太平洋上爆发战争就意味着大西洋可用的力量减少。¹²²当又一艘美国驱逐舰“罗本·詹姆斯”号 10 月 31 日在冰岛以西 600 英里的海域遭到德国潜艇攻击的时候，罗斯福的反应比“格里尔”号和“卡尼”号两次事件柔和得多；可能以上这些因素共同起了作用。这次事件是美国军舰和德国潜艇三次冲突当中最严重的一次。一条德国鱼雷击中了美军驱逐舰的弹药舱，5 分钟之内美舰沉没，115 名官兵与舰同沉。前两次事件的损失和伤亡远比这次要小，罗斯福都在事件之后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这次他的克制相当令人震惊。这种克制说明，尽管他以前的声明充满好战语气，但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利用大西洋上的某一次冲突把美国引向全面战争。

就算罗斯福考虑过寻求国会同意宣战——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这么想过——修改中立法案的过程让他不敢付诸行动。

在租借法案获得批准之后，美国在逻辑上就应该至少取消 1939 年中立法案中的一些条款。如果美国要想把武器和商品运到大西洋彼岸的话，商船应该被武装起来，美国的商船也应该把货物一直运到英国而不需要转运，这是常识。1941 年春季政府就提出了请求国会取消中立法案相关规定的问题。但是国务卿赫尔顾及孤立主义阵营的反对而提出反对意见。¹²³他在 6 月底已经转变了观点，敦促总统紧急就修改中立法案的问题和国会领袖磋商。罗斯福进行了磋商，可是结果没有让他自信到向国会正式提议的程度；直到后来 9 月初发生“格里尔”号事件，给了他机会。¹²⁴在 9 月最后一周，赫尔正式向国会提议修改而不是整个取消中立法案，因为保留其中有些条款对政府有利，比如关于为交战国筹款的规定。¹²⁵

在是否存在国会驳回议案的风险的问题上，总统的内阁要员们意见不一。¹²⁶在一些大新闻媒体的引导下，民意还是支持修改法案的。10 月 5 日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0% 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打败希特勒比不让国家参战更为重要。¹²⁷可是国会的立场和民意调查完全不是一回事。孤立主义倾向在国会又有抬头。对中立法案的修改动议，罗斯福并非稳操胜算。

参议院在 10 月初进行了非正式表决，结果显示总统步步为营的做法是稳健的。罗斯福决定先从最容易达成共识取消的条款入手，即第六条，禁止武装商船。他在 10 月 9 日提出议案，这是长期激烈辩论的开始。当国会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传来了德国潜艇攻击“卡尼”号的消息，这个新闻很可能对国会投票产生了影响。取消中立法案第六条的动议于 10 月 17 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而且优势相当大（259 票赞成，138 票反对）。即便如此，还是有 113 名共和党众议员连这项措施也反对。¹²⁸

当政府向参议院提出取消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动议以后，反对的声浪强烈得多。这两条规定不准美国船只进入划定的战区。罗斯福先后在“卡尼”号事件和“罗本·詹姆斯”号被击沉事件后发表的好战演说激起了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¹²⁹一个死硬的孤立主义分子公开要求罗斯福在国会就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进行投票。总统当然不可能掉进这么明显的政治陷阱。不过这个挑战本身就告诉罗斯福，他的稳健是明智的。如果他真的中了激将法，肯定会在国会遭到灾难性的挫败。¹³⁰最后，参议院在 11 月 7 日通过了动议，不过优势不明显，50 票赞成，37 票反对。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还是站在反对立场上。这是自从欧洲的战争爆发以来，参议院就外交政策问题投票中胜负差别最小的一次。¹³¹而众议院的形势更糟糕，众议院以 18 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修改中立法案的动议，212 票赞成，194 票反对。¹³²罗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可是在好多个月之前通过租借法案的时候，修改这几个条款就应当是逻辑上必然的结果了。通过它们却要经过如此激烈的斗争，这说明政府想要国会同意宣战的尝试一定会遭遇惨败。

5

修改中立法案个别条款的议案在国会仅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这说明，像“格里尔”号、“卡尼”号、“罗本·詹姆斯”号这样发生在大西洋上的冲突事件还远不足以说服国会同意美国正式参战。¹³³可是如果罗斯福不能从国会获得授权参战，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不战不和的状态。

不过罗斯福也正希望保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他在 11 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媒体说：“我们不想和德国宣战，因为我们每次行动都旨在自卫。”¹³⁴他一年多以来整个的政策都是旨在向英国（后来还包括苏联）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从而避免让美国卷入战争，虽然避免参战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虽然诋毁他的人指控他一直都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故意将国家引向战争，但是事实证据表明，总统在早期声称自己想要避免战争的时候是真诚的，可是他后来并不情愿地逐渐认识到，如果想要打败希特勒的话，美国直接参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必要的。¹³⁵

不过他也有充分理由争取尽可能长时间地推迟参战。¹³⁶美国推迟正式参战的时间越久，它的军事力量准备就越充分，对战时经济的动员也越充分。而且一旦参战，国内肯定会有呼声，要求减少目前运往英国和苏联的武器援助，转用于美军自身，而这在短期之内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正在欧洲和希特勒积极作战的各条战线，很可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一旦宣战，美国在大西洋上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吨位可能会立即大幅上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担心：如果向德国宣战，很可能把德国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盟友日本拉进战争。美国要同时在太平洋作战的话，会使和希特勒的斗争复杂化，而希特勒一向被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¹³⁷到秋天，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日本参战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政策是要尽量推后日本参战的时间。

在以上所有原因之外，罗斯福还要考虑国内民意问题——不仅仅是国会的反对。如果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的话，美国的民意一直比国会更支持罗斯福的战争政策。因为在国会里，除了死硬的孤立主义分子之外，总有议员和政客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想给罗斯福一个挫败。但是一直有很大比例的美国人民反对参战，这一点不可忽视。可能政府能够说服其中一部分人转变观点，但是罗斯福几次有力的讲话并未能实质性地改变民意。政府必须面对现实：除非美国本身遭受进攻，否则就算政府能够说服国会同意宣战（而这是很不可能的），整个国家也无疑会陷入分裂。

看起来，罗斯福在 1941 年秋季已经决心接受现实，满足于和德国处于长期不战不和的半敌对状态。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催促美国宣战。可能罗斯福是想为避免宣战找借口，他曾对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无论如何，“宣战已经是过时的行为了”。¹³⁸他在 11 月下旬 12 月上旬开始让美国运输船队跨越大西洋直接向英国（还有苏联）运输货物，但是所采取的方式是有限的、避免直接冲突的。这个措施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急于打破目前和德国之间所处的僵持关系。罗斯福理想的目标是让这种暧昧状态尽可能再延续几个月。¹³⁹不过这个战略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胜利计划”在 9 月份最终成形并呈报给了总统（后来这份文件被泄露给了孤立主义的喉舌——《芝加哥论坛报》，报纸在 12 月第一周披露了计划的细节，在民众中引起骚动¹⁴⁰），它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击败希特勒，美国至迟在 1943 年要派遣数百万大军征战欧洲战场。¹⁴¹不过“胜利计划”对所需军队员额的预计建立在苏联在 1943 年之前已经被打败的基础上。即便红军对德军的抵抗比美国军事战略家们所预言的更为顽强，要想彻底打败希特勒，还是需要美军在欧洲大陆上打一场地面战争。这份文件的结论很清楚：“如果美国想要打败我们在欧洲的敌人，就必须参战。”¹⁴²而罗斯福希望参战的那一天来得尽量晚一些，尽管这一天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¹⁴³

“胜利计划”建议，美国“在事态进一步发展之前要限制日本”。¹⁴⁴到 1941 年 11 月下旬，“事态”肯定是有了大大的发展。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告诉白宫，日本的侵略行动已箭在弦上。罗斯福的确想把美国带到战争边缘，可是不想让战争超出大西洋的范围，他尤其希望镇住日本。但是，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晴朗的上午，随着日本炸弹在锚泊于遥远的南太平洋的美国军舰上爆炸，这种希望破灭了。

那天早晨的事件从美国的立场来看肯定是非常悲惨的。对在此之前，罗斯福一直致力于在逐渐扩大的全球战争中，让美国为这场战争做准备，但同时推迟直接参战。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让全国团结一致投入战争的事件。

第八章
东京，1941 年秋
日本决定开战

如果我们错过了现在开战的机会，以后就不得不向美国低头。因此，本人认识到对美开战不可避免。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1941 年 11 月 5 日

两年以后，我们的军队将无油可用，舰船无法航行。我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的防务加强，美国舰队的扩充，无法结束的“支那事变”，凡此种种，困难无穷无尽。我们尽可以侈谈忍耐，可是日本人民能够长时间忍受这样的生活吗？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1941 年 11 月 5 日

在 1941 年夏季，由于遥远的世界另一端的风云变幻，和上一年一样，在日本领导人面前出现了全新的选择。希特勒又一次主动出手。德国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入侵苏联，虽然希特勒事先警告过日本的当权者们，但这还是和一年前战胜法国一样让他们措手不及。日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和德国、意大利、苏联建立四国联盟，威慑西方国家，打消他们在远东对日本的敌意，让日本放手建设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德国的进攻一下子粉碎了日本建立德日意苏联盟的构想。日本原来这个战略背后主要的推动力量是外相松冈洋右，他在 4 月份访问柏林和罗马之后飞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当时在日本被视为一大成功。这个战略现在完全被希特勒毁了。现在看来苏联会摒弃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被迫和英美接近以抵抗纳粹德国。日本将在外交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而它目前仍然深陷中国战场无法自拔。

日本领导层在对时局中的机会和危险的判断上面出现意见分歧，各执一词。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在一夜之间，日本突然需要设计出全新的替代战略。日本是否应该至少暂时推迟执行前一年夏天决定的南进战略，改为趁斯大林政权正在西面忙于应付德国人的进攻之时，出兵北上从东方夹击苏联呢？日本内阁出现了强有力的声音支持对既定战略做出这样大幅度的修改，而鼓吹最力者正是外相松冈本人。他完全摒弃了先前自己曾为之努力了很多个月的战略，以自己典型的感情冲动的方式说道：“伟大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我以前支持南进，现在支持北进了。”¹

陆军军部里也有人倾向于对北方的宿敌发起致命一击。但是陆军的将领们比松冈要谨慎。毕竟，日本刚刚在 1939 年夏季为了伪满洲国和蒙古之间一片有争议的领土和苏联苦战了一场，这就是“诺门罕事件”，结果日本损兵折将 17000 人。他们不像松冈那样对德国最终战胜苏联那么有信心。而且他们很清楚，苏军人数远多于驻扎在北方的日军。如果要发动北方攻势，集结兵力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日本陆军想要静观其变，看看苏德战争的走向，再决定是否进攻苏联；目前发动进攻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海军当然无论如何都主张南进。²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松冈洋右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他很快遭到来自陆海军的联合反对。在 6 月底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他所倡导的计划遭到全盘否定。北进计划搁浅，或者说至少要拖延到苏德战争局势明朗，德国肯定能战胜苏联的时候再说。因为政见被否定，又遭到来自高层各方面的反对，松冈洋右被迫在 7 月中旬辞去外相职务。接替他的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不像他那么情绪化。

不久之后，日本朝着计划的南进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日本对维希法国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之后，7 月 28 日，4 万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日军总数增加到 18.5 万人。³日本现在处于可以切断蒋介石通过滇缅公路获得补给的线路的有利地位。日本还就此打开了攫取荷属东印度石油的通道。美国政府通过破译日本密码预先获知日本的行动，并提前部署报复措施。美国国务卿赫尔 7 月 23 日通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野村吉三郎，美国将退出美日之间数月以来秘密进行的旨在缓解双边紧张关系的谈判。三天以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第二天，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荷兰也采取了类似措施。⁴日本再也无法从美国购买石油。不过罗斯福总统想要避免日本出兵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所以没有命令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日本仍然可以从美国进口少量低质量的石油，这些石油不适合作为航空燃料。总统在这个阶段的政策目标似乎是要使用有限制裁措施作为威慑手段，而不是完全禁止日本进口石油。但是财政部和新成立的国防经济委员会里的鹰派们在执行政策当中几乎完全代替总统操作，不允许日本人获得任何一点钱来购买哪怕是最低级的石油。罗斯福到 9 月上旬才发现，日本自从 7 月 25 日以后就再也没有从美国买到一滴油。⁵所以，实际上美国已经对日本进行了全面彻底的石油禁运。⁶日本军方严重失算。他们一直都以为美国人不会实施全面石油禁运。⁷近卫政府陷入恐慌。⁸没有石油，日本对权力和繁荣的渴望就会化为泡影。可是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不到两年，而且正迅速消耗着剩余的石油储备。⁹日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¹⁰

日本迫不及待要实施南进，必须攫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可那就意味着不仅与荷兰政府，而且和英国，尤其是和美国为敌。英美荷三国不仅是联盟，而且他们的利益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西方的支持下已经坚持了 4 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数十万生命消逝在战争中，至今还没有屈服的迹象。所以，日本是在准备和后来被称为“ABCD”（美英中荷四国的字头缩写）的四大国进行决战。在英国的催促下，美国自身的立场在整个夏天急剧转为强硬；这和日本政府自身的政策一道，把日本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所以到 1941 年 8 月，未来的和平希望渺茫，双方都寸步不让，战争不可避免。剩下的就是它在什么时候爆发的问题了。骰子已经投下。

回过头来看，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上似乎没有其他岔路。可是在整个过程中，即便是到了秋天，日本的领导人还以为有可能避免冲突；虽然那样做不容易，但始终存在那种可能性。的确当时还存在避免战争的一线希望，在 1941 年秋天，还有重量级大人物反对开战，包括首相近卫、外相丰田，甚至还包括天皇本人。即便在陆海军领导层内部也对开战有所迟疑，他们尤其担心战争的后果。统治阶层的精英意见分歧。有些人主张开战；多年来畸形的军国主义宣传将民意塑造得越来越沙文主义，所以日本民意好战，支持这一派。另一派惧怕战争的结果。战争很可能演变得旷日持久，日本肯定无法获胜，而日本的结局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很多日本高层人士有一种类似于武士的宿命感：战争会打起来，甚至很可能意味着日本的毁灭，可是日本必须忍受这种宿命，绝不后退。站着死好过跪着生。

以上简要综述了 1941 年秋天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当时的战略选择的。到 11 月底，日本人做出了命运攸关的抉择：只能开战。舰队已经启航，向珍珠港进击。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呢？

1

美国对日施行石油禁运以后，1941 年 8 月太平洋上的战争阴云迅速升腾。有些日本领导人以前主张强硬立场，导致了今天的形势；现在他们却被恐惧和焦虑攫住了。

新任外相丰田贞次郎努力试图弥合日美利益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他在 8 月 5 日起草了一系列建议，次日交给华盛顿。他声明，日本除了法属印度支那以外，并无出兵占领西南太平洋其他地方的野心。日本愿意出面担保美国控制下的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以上就是日本愿意做出的所有的让步。作为回报，日本希望美国停止在西南太平洋针对日本的军事措施，并敦促英国和荷兰也这么做。美国要帮助日本获得荷属东印度的自然资源，恢复日美正常贸易关系，调停结束中国的战争，还要在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之后，支持日本在那里的特殊地位。¹¹从美国立场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合算的交易，因此它对日本的建议不加理睬。

日本更高层又进行了一番努力。首相近卫文麿虽然全力支持日本的扩张行动和在中国继续进行战争，但此刻对事态的发展深感不安，他着手进行最后的绝望努力，试图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他建议在檀香山或者中太平洋的海面上和罗斯福总统直接会晤。¹²日本历史上还没有类似先例。这样的峰会对于首相在政治上和人身安全上都存在风险。他对军方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弥合日美之间的分歧，而是向全世界显示，日本为“维护和平”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声称：“如果我们尽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法避免战争，那我们就全力一战，国民也会全力支持的吧。而且，全世界也会理解，我们已经为和平做出努力，仁至义尽了。”¹³他私下说准备做出一系列让步，比如从印度支那撤军。根据战后他身边的人的证词，如果必要的话，近卫甚至会直接向天皇发电报，奏请天皇御准做出以上让步，以克服军部的反对意见，维持和平。¹⁴近卫平素做事一向软弱且犹豫不决，很难相信他能做出这么大胆的举动来。即便他做出的让步能让美国人回心转意，军方肯定会加以反对，国内公众的反美情绪也会反对。当时至少破获过两起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近卫首相的阴谋。¹⁵几年前，刺杀曾经不止一次成功地导致过政府更替。和近卫友好的人士警告说，他也许没有命来执行他的政策。如果他天真到以为自己能用权力手腕来克服军部的反对，那他太低估了这些年陆海军对日本权力体系各个层级的渗透与控制的程度。

天皇在 8 月 4 日接见近卫的时候支持他和罗斯福举行峰会的提议，并敦促他立即着手准备。¹⁶外相丰田也支持首相将它作为挽回灾难的最后努力。海相及川古志郎平时对政策问题一贯迟疑且模棱两可，这次也准备支持这个提议。他可能认为此举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他当然知道海军已经备战就绪，进击舰队 9 月初就能整装待发。¹⁷陆相东条英机更为直率，他代表陆军有条件地同意首相这样做。他不反对峰会，但条件是近卫不能放弃日本大政方针的基本原则；而且一旦证明罗斯福那里没有转圜余地，首相应支持日本开战。¹⁸

在陆海两相之下的其他军队要员则不那么赞成近卫的提议。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坚持认为应该终止和美国的任何磋商，并立即开战。海军战略计划部门认为日美峰会是个“怪胎”，陆军军部里对这个主意也没有更多的热情。参谋总长杉山元与作战部部长、鹰派人物田中新一倒是愿意把近卫的提议当作“最后的努力”，因为“如果罗斯福不顾帝国的善意，而一意孤行延续旧政策的话，政府就不可能对我军与美国开战的决心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换句话说，意料之中的谈判失败可以为发动战争提供合适的借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不能阻止近卫赴美。我们估计他访问失败的概率有 80%，如果他的外交努力失败，我们就可以以此逼迫首相辞职。”这一行动有可能导致政府辞职，而军部认为政府早就应该换届了。不过杉山和田中也认为应保持谨慎，毕竟让滑头的近卫对某件事情负责“就像把果冻钉在墙上那么难”。¹⁹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退休的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于 8 月 7 日受命促成日美首脑峰会。²⁰野村身材高大、性情和善，只有一只眼，英语并不流利，他习惯用过多的鞠躬来弥补语言上的缺陷，在政治观点上相对亲美。但是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通过“魔术”情报早就获知日本政府的意向，并对此反应冷淡。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已经证实了他的判断，他在 8 月 2 日说：“除了武力，没有其他办法能制止日本人。”²¹6 天以后，他直接告诉野村：“只有日本停止使用武力，我们才有的可谈。”他对首脑峰会的提议毫无兴趣，因为如果日本不表现出在政策上会做出重大改变的迹象的话，即便把这个提议告诉罗斯福也毫无意义。²²

与此同时，罗斯福正忙于另一场实际发生的首脑峰会。1941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罗斯福正在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和丘吉尔进行会谈。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大西洋宪章》，重申两国对于自由、和平、经济开放的坚定信仰，拒绝在国际事务中首先使用武力；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是对以上原则的有力的宣言。但是从日本的观点来看，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声明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宪章的各项原则是充满威胁、气势汹汹的。当时日本一份主要报纸《朝日新闻》这样报道《大西洋宪章》的签署：英美只是重申了西方列强想要维持“以英美的世界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²³因此，日本只有向以上原则和目的低头，才有可能避免战争。无论对东京还是华盛顿，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峰会能够达成避免战争的共识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在普拉森提亚湾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丘吉尔敦促罗斯福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但罗斯福更想拖延时间。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抱幻想，因为美国几个月以来一直能够截获并破译日本的密码电文。但哪怕是只把战争推迟几个星期，也有助于美国的军事准备，同时也有助于英国加强新加坡的防务。他告诉丘吉尔说：“我想我还能再哄他们三个月。”²⁴

从大西洋会议回到美国以后，罗斯福在 8 月 17 日接见野村大使，向他递交了一份警告（这份警告是会议期间由丘吉尔起草的），声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任何进一步行动都会引起美国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可能导致战争。不过，罗斯福在会议上答应丘吉尔的强硬立场上有所后退，总统又给了日本大使第二份语气较为缓和的照会。如果日本停止扩张行动，“致力于太平洋上的和平”的话，他愿意和日本重新对话。他建议 10 月中旬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和日本领导人举行会谈。野村确信罗斯福的提议是真诚的。他向东京发电：“赶紧抓住机会做出回应。”政府应当“就此事紧急做出决定”。²⁵

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仍然坚信能够通过娴熟的外交努力找出打破僵局的方法。他对日本事务非常熟悉，而且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8 月 18 日，当他从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那里第一次听到日本建议罗斯福总统和近卫首相举行峰会的时候，他立即给华盛顿发电，“尽他所有的绵薄之力，本着避免在美日之间爆发毫无意义的战争的目的，敦促华盛顿不要无视日本的提议并给予最严肃的考虑”。在第二封电报中，格鲁大使认为日本政府愿意做出大幅度的让步。他不主张美国政府和盘端出重构远东“新秩序”的一揽子方案，而要根据日本方面在“恢复和平”上的真诚努力，分步骤放松美国对日本的制裁。²⁶

经过 8 月 26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罗斯福的警告还有随之而来的附言进行了正式回复，近卫首相在正式答复之外，也附带了一份措辞礼貌的私人口信。²⁷野村大使两天之后把两份答复都转交给美国总统。²⁸近卫在所附的私人信函里表达了日本的诚意，并对以往两国之间的误解深表遗憾，他要求尽快和罗斯福总统会见，地点最好选在夏威夷，以便双方“探讨是否有可能挽回局势”。双方应该就太平洋局势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把细节留给两国政府的下级官员日后去协商解决。日本政府的正式外交照会强调，日本的行动是出于国防自卫的目的，并强调美国针对日本的反措施给日本造成了威胁。它重申一旦东亚建立起“公正的和平”，日本愿意从印度支那撤军。而且日本无意进军其他邻国，也无意进攻苏联。“总之，日本政府无意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对邻国使用武力。”²⁹

罗斯福接见野村大使的时候也是彬彬有礼，甚至可以说是热情友好的。他说，他愿意和近卫公爵进行三四天的会谈，他很高兴知道首相的英语很流利。罗斯福再次提议峰会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不过没有谈到具体日期。其实，罗斯福还是在对日本虚与委蛇。国务卿赫尔当天夜里晚些时候会见野村的时候，他给峰会兜头泼了一瓢凉水。格鲁大使的电报对赫尔的影响远没有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鹰派斯坦利·霍恩贝克对他的影响深；再加上赫尔从“魔术”密码情报中知道日本耍的花样，他对这么一个没有明确谈判目标的峰会根本不抱幻想。他说：“我们觉得日本人想引诱我们进行一场务虚的谈判，发表一个泛泛而谈的公报，然后可能想引用总统本人的话来断章取义，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获取口实。”“很难相信近卫政府敢同意任何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日本国内存在很强大的势力，反对任何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努力。”³⁰

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的确是正在磨刀霍霍。反对势力在陆海两军中都有，主要存在于中级军官当中，有很多小的宗派，各自心怀鬼胎。各派反对势力之间不管存在多么大的矛盾和分歧，他们一致的地方在于，只要坚持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目的“神圣性”，只要坚持“支那事变”中牺牲的日军官兵的血不能白流，他们就获得了道德制高点，就能阻止政府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在 9 月份的第一周，御前会议拒绝了近卫与罗斯福会晤的请求，并将之定为国策。此时，一旦在不到 6 周的时间内，如果日美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日本将发动战争。

2

在罗斯福和野村大使就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在华盛顿进行磋商的前一天，即 8 月 16 日，陆海军参谋本部的局长和课长们就在东京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执行帝国国策纲要》草案。这份草案由海军提出，核心内容是日本应该在进行外交努力的同时准备开战。这基本上算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海军认为可以先进行动员，然后决定是否开战；而陆军正相反，认为要在做出开战决定之后才能进行动员。但是在这个折中文件当中，只给外交努力留下很小的空间。战争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海军在前一天通知陆军，他们希望双方在 9 月 20 日之前在两军种之间就作战问题达成一致，并在 10 月 15 日之前完成开战准备。10 月中旬应该是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如果到那时日美还没有达成协议，日本应该诉诸武力。此后两周，陆海军计划人员每天举行会议修改这份计划草案，每个派系都想通过细枝末节的措辞修改使草案体现本派的利益和主张。但是整个草案的主旨没有变，双方在总的方向上不存在分歧。到 8 月 30 日，这份文件已经修改就绪，作为陆海两军一致的意见被冠以《执行帝国国策纲要》的名字。³¹文件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如果到 10 月上旬仍然无法通过外交谈判达到我国的要求，我国应该立即下决心向美国（以及英国跟荷兰）开战。”³²

而“我国的要求”几乎不可能通过外交努力获得满足。英美必须停止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英美不得在远东扩大其军事存在，并向日本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换，日本同意不从印度支那出发侵略其邻国（中国除外）。在远东建立“公正的和平”之后，日本将从印度支那撤军，并愿意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³³实际上，在 9 月 3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开会讨论以上“纲要”的前一天，杉山元参谋总长就警告过近卫首相，不能在峰会中表现出任何妥协。杉山元强调，在三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可动摇或者让步：日本与德意轴心国的联盟关系，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以及在中国驻军。³⁴以上三个原则是陆海军的共识。政府只有获得军方的支持才能存在。可是在军方所坚持的以上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下（以上原则在权力精英和普通民众当中也得到高度认同），任何外交努力都几乎不可能成功。近卫现在是作茧自缚：自从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在建立以上原则的过程中功不可没，而现在再也不可能从以上立场上退缩了。可是如果不放弃以上立场，在他提议举行的峰会当中，他无法给罗斯福提供任何交换条件。

9 月 3 日，在制定《执行帝国国策纲要》的长达 7 个小时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近卫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他的地位并不稳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懦弱的性格。与会的另一位外交努力的倡导者外相丰田贞次郎在会上表现得同样温顺。会议一开始，陆海军两总长永野修身和杉山元的好战发言就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很明显，虽然两人都愿意在一段短时间内容忍外交努力，但他们主要的心思都放在为很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上。两个人都不愿意浪费任何为战争做动员的时间。如果要开战的话（两人都认为开战不可避免），那就应该及早开战。永野修身说：“虽然我确信目前开战的话，我们有战胜的机会，可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机会会越来越渺茫。”他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其实本应该极度使人们怀疑他极力主张的行动是否明智。他希望在临近日本的海域与敌人速战速决。速决战的胜利并不能保证胜利结束战争，但却可以为持久战获取必要的资源。永野坦率指出：“如果与此相反，我们没有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就被拖入持久战的话，我们将会陷入困境，特别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将枯竭。如果我们不能够夺得这些原料，就不可能继续打下去。”他的结论是，武装部队别无选择，“只能勇往直前”。杉山元表示附议。开战准备完成的日期一定不能晚于 10 月下旬。10 月上旬外交努力必须要达成目标。“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们必须准备开战。我们不能犹豫不决。”他的理由是要在来年春天准备好在北方对苏联开战——这是陆军的首要目标，但不是海军的目标。

联席会议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如何修改这份《纲要》的具体措辞。令人震惊的是，整个会议当中没有人真正反对这份纲要；会议虽然开得很长，但是波澜不惊。这份为开战设置时间限定的关键文件就这么顺利通过了。虽然永野修身对目前局势的解读和对策显得如此一厢情愿，而且令人泄气，竟然也没有遭受到任何严肃的质疑，更不用说批评了。即便是海军制订战略计划的人士都对日本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的机会不抱信心，而战争拖延日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永野很清楚海军的想法。可是他除了重申别无选择挺身而战的决心与寄希望于初战的好运之外，却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这一点在联席会议上竟然也没有受到近卫首相、丰田外相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³⁵

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了这份为日本发动战争规定明确日程的重要文件。它要成为日本的国策，最后也最正式的一步就是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呈报给天皇奏准。一旦过了这一步，文件就盖上了天皇的玉玺，成为帝国的正式国策，不可能变化了。

御前会议前一天晚上，近卫进宫向天皇就《执行帝国国策纲要》进行正式说明。其实裕仁和往常一样，对政府那边的最新动向很了解，预先知道自己很快要出面做出一个“真正重大的决定”。³⁶天皇对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的这份文件的意义深感不安。他认为这份文件把开战的优先权置于外交努力之上，希望近卫能修改已经设定的危险的 10 月最后期限。首相只能安慰天皇说，自己将尽其所能争取在期限之内获得谈判的成功，但是却很难修改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他建议天皇在明天的御前会议上质询两位总长。³⁷

稍晚些时候，永野和杉山进宫，在近卫首相的陪同下觐见天皇。裕仁询问一旦与美国开战，日本的胜算几何。杉山元回答说，日本可以在 3 个月内取得胜利。天皇罕见地龙颜大怒：“在‘支那事变’开始的时候，也是陆军告诉朕，可以用 3 个师团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并立即取胜获得和平。杉山元，你当时可就是陆相吧。”杉山参谋总长唯有小心地辩解道，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在中国遇到了事先没有想象到的困难。天皇追问道：“那么太平洋不是更加幅员辽阔吗？”他提醒参谋总长当年天皇本人对陆军提出的警告，并直截了当地质问道：“杉山，你是在欺君吗？”永野这时插话进来替同僚缓颊。他承认不可能百分之百确保胜利，任何战争都不可能做到。他用医疗做比喻：如果医生认为做手术有 70% 的机会挽救病人的生命，而不动手术病人必死无疑，那么就一定会选择手术。“如果手术之后病人死了，那也只能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形势。如果我方浪费时间，听任时间过去，到为时太晚才挺身而战的话，就回天乏术了。”这个比喻的逻辑很牵强，不过看起来让天皇平静了下来。近卫问天皇是否有必要改变明天御前会议的日程，天皇回答说：“没有必要改变任何事情。”³⁸

在这个紧要关头，天皇是否能断然改变他所质疑的政府决策呢？他是否有其他的选择？他是否可以明确表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拒绝为开战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呢？至少有一位顾问认为天皇可以有别的选择。前日本驻英国大使重光葵曾向天皇进言，日本只要不参与欧洲的战争并对现行国策做出调整，就可以在列强中保有一席之地，并在战后的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影响。³⁹说白了，这就是要退出轴心同盟，并在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上做出足够大的让步，能让美国在谈判中被打动。但是绝大多数上层权力精英都反对做出重大让步；而日本不让步的话，石油资源的大限将至。而且天皇的权力实际上并没有在理论上那么大。在宪法上，天皇仍然保留行政权力，武装部队必须执行天皇的圣意。而且政府和军方的领导人也以遵从天皇命令为荣。可是实际上，这么做的第一个障碍是裕仁天皇本人的个性没有强硬到圣躬独断的地步；而且，如果天皇要断然否决陆海两军统帅部和政府首脑在联席会议上做出的一致决定，那就必须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威胁到皇位。所以他在实际上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裕仁本人确实希望和平，不希望与美国开战。但是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都支持日本至今为止为获取权力和荣耀而采取的扩张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导致了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他不能命令军部违反本意，彻底推翻过去的立场。在公众和权力精英的眼中，过去的立场和日本的国威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天皇断然和军方唱反调，可能会危及皇室自身的地位。

御前会议预定在 9 月 6 日上午 10 点召开。开会前 20 分钟，裕仁召见皇室首席顾问、内大臣木户幸一，告诉他天皇陛下在会上要提出几个问题。这一举动大违常规。按照惯例，天皇应该沉默地安坐于御座上，由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替天皇向各大臣和大本营首脑问询。木户向陛下进言，说这次会议也应该遵循传统，不过天皇陛下可以在散会之前向各大臣和统帅提出警告，鼓励他们在未来的外交谈判中积极合作，努力寻求成功。⁴⁰

这次重要的御前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近卫首相向陛下奏报近来愈见紧张的国际形势。⁴¹美国、英国和荷兰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苏联也很可能加入。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过一段时间日本将无法维持目前的国力。近卫强调了为防止战争而进行外交谈判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了，“我相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为自卫而采取断然措施”。这样的话，听上去可不是强调为了保卫和平而做出重大牺牲的必要性，尽管近卫在私下里表达过做出让步的必要性。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第二个发言。他重申了三天前在联席会议上的观点。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时间。拖延会让日本处于“瘫痪状态”。他指出石油供应与日俱蹙，而这将导致国防的逐渐衰弱，“如果日本维持现状的话，帝国将在未来丧失行动的能力”，而英美的军备将越来越强。和联席会议上一样，他对此所做的建议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的：如果日本能够“在我们预设的水域”（指的是东亚地区）迅速地给予英美海军以重大打击，并且一旦战争演变成持久战，如果日本能够取得战略性的资源和控制范围，并由此变得不可战胜，那么日本还是有很大希望获胜的。即便满足了以上条件，战争的结局还要受综合国力和战争形势中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的影响。但是他发言的主旨在于，日本赢得战争的最佳机会就在现在，没有等待和犹豫的时间。日本必须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可是同样必须给外交努力设置时间限制；外交努力的成果必须能让日本免于日后在比今天更加不利的条件下一战。以上对形势的评估令人担心，对于一个即将与在国力和资源上都占极大优势的对手开战的国家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评估。军方的论断有明显的逻辑漏洞，有弱点，有未经检验的前提假设。但是会议上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随后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的论述与永野修身完全合拍。会议也没有对杉山的观点提出任何疑问。杉山元解释了时间方面的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决定 10 月下旬应当是开战准备的最后期限。他当然支持用尽一切外交手段，但是很明显外交手段对他来说只有第二等的重要性。陆军最主要的考虑是要在最近准备好开战。陆军版的乐观预期是：“如果我们能利用冬季迅速结束南方的军事行动，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应付明年春天和以后北方形势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以上预期建立在陆军为御前会议所准备的高度乐观的形势评估之上：“德国肯定将在年内横扫苏联的欧洲部分，斯大林政权将逃往乌拉尔山脉以东……斯大林政权在丧失了欧洲国土以后，定将越来越虚弱，逐渐丧失进行战争的能力。”⁴²）

丰田外相接下来就春季以来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外交互动做了冗长的综述。然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将军谈到物质资源的问题。西方列强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之后，“帝国国力日渐被削弱。就算我们对最重要的液体燃料民用需求进行最严格的战时管制，燃料储备也将在明年 6 月或者 7 月枯竭”。结论显而易见：“为了未来帝国的生存，一定要下决心建立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那就意味着军事行动。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抓住机会以天皇的名义提出质询。他和军部首脑们不同，强调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常规的外交努力已经远远不够，必须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他支持近卫和罗斯福总统会晤的提议。他也同意一旦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一定要做好军事准备。但是他对提交给御前会议的这份《执行帝国国策纲要》深感不安，因为这份文件暗示战争相对于外交具有优先权。海相及川古志郎试图安抚原嘉道。军部并非一意主战，只有在最严肃的外交努力都宣告失败以后，战争才是最后的手段。原枢密院议长看来对这个解释还算满意。他同意，如果近卫的和平努力失败，开战的决定应该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出。只要日本政府能够做出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他就满意了。但是在御前会议批准《纲要》之前，他要求与会者答应，全力支持近卫首相即将对美国进行的访问，避免“日美之间出现最坏的情况”。在一段尴尬的沉默之后，会上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陛下本人用他那细高的声调开了金口，询问道：“你们为什么避而不答？”过了一会儿，及川海相认为自己有必要回答说，虽然会进行开战准备，但政府将尽一切努力进行外交谈判。随之朝堂上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永野和杉山两位总长没有答话。天皇再次开口：“军令部门为何不回答？”这时裕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朗读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在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所作的一阕和歌：

四海之内，本皆兄弟；

胡为扰攘，致此汹汹。

他说，他时常诵读这阕和歌，时时感念明治大帝的“和平精神”。⁴³永野和杉山闻言吃了一惊，起身表示他们同意原嘉道枢密院议长强调和平谈判具有最高优先地位的论点。于是，这次非同寻常而又剑拔弩张的御前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天皇破例的干预和会上就外交谈判和军备之间谁更重要的争论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时间表已经获得了天皇御批，成为国策，日本现在实际上已经准备开战。如果在几周的时间里，外交谈判和预想的一样得不出结果，日本就会批准开战。而此时外交谈判的日期还没有定，而且各方都不看好它。尽管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上有种种波折，但事态的这一发展却没有遭到任何有力的反对，不能不说令人惊讶。在支持及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部将领和主张外交努力紧迫性的官员之间达成的这个妥协很空洞。军方将领固然强力推进他们所主张的武力解决方案，对外交努力不屑一顾；就连和谈的支持者也很虚弱，愿意接受在冬天之前向美国开战的主张。而且没有人质疑过军方逻辑当中的弱点，也没有人质疑过日本在长期战争中资源和人力的局限性，或是在中国问题和南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问题上绝不通融的谈判立场。虽然日本领导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他们之间没有“鹰派”和“鸽派”的本质分歧，只有立场坚定或者迟疑的区别而已。

那些立场坚定、听天由命的主战派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的观点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其发生都已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反映在陆军参谋本部为御前会议预先准备的答复天皇质询的草稿里。对于和英美开战是否不可避免这个问题，草稿是这样回答的：

以帝国在“支那事变”中的立场为核心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国策。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建立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阻止帝国的崛起和在东亚的扩张的基础上，旨在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保卫民主制度。日本的政策与此有本质冲突。在经过长期的紧张与和缓的交替之后，两国意志的碰撞将最终发展成战争。这可以说有历史的必然性。只要美国不改变对日政策，局势将强迫帝国来到这样一个时间点，此时除了诉诸战争，别无其他自卫的方法。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和平而向美国做出让步，哪怕是从目前的立场稍微后退半步，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会让它要求日本后退十步百步。最终帝国将屈服于美国所提出的任何要求。⁴⁴

与军方对近卫和平努力半心半意的支持相比，以上这段话才反映了军部的真实想法，而且海军的想法和陆军一致。这其实就是说，日本将通过军事赌博来打破对美国的依赖，至于赌博的结果是否是一场灾难，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整个日本上层的思维方式都是如此，因此避免战争的机会非常渺茫。

3

御前会议一结束，近卫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即前往贵族伊藤邦英伯爵的私邸，秘密参加和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的非正式会晤。与会者除了近卫和格鲁以外，只有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美国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他生于日本，在日本生活了 23 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极为深入）以及近卫的情妇。近卫打电话找到正在做头发的情妇，让她赶紧准备一下，坐上来接她的轿车，赶往伯爵府秘密会议地点。当晚伯爵府为了保密，遣退了所有下人，近卫的情妇临时负责提供饮食。近卫向格鲁大使介绍说，这是“主人家的女儿”。牛场和杜曼充任翻译，近卫和格鲁密谈了 3 个小时。近卫强调自己想要和罗斯福会晤的急迫心情，而且这一会晤刻不容缓。他认为，通过和美国总统的峰会，他可以先解决最急迫的问题并避免战争。那才是重中之重，其他协议的细节可以留待双方官员慢慢协商。他承认自己在“支那事变”、三国条约和日美关系恶化方面的责任，他甚至说愿意在原则上接受 4 月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美国政策不可动摇的“四项原则”，即不侵犯他国领土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维持现状。近卫认为他可以引导日本人民。他清楚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在几天以后，警卫人员挫败了一起 4 名武装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刺杀近卫的阴谋。⁴⁵但是近卫认为，与维护和平的大业相比较，个人的安危微不足道。格鲁和杜曼都相信了近卫的真诚。格鲁会后给华盛顿发出的电报——他对近卫说，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电文”——力主华盛顿同意与日本举行首脑峰会。可是国务卿赫尔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赫尔的主要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和以往一样对日本政府充满敌意。⁴⁶

在东京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召开的同一天，9 月 3 日，由赫尔陪同再次接见日本大使野村的时候，罗斯福本人所表达的调子也转为强硬。他告诉野村，总统和近卫公爵一样也必须顾及国内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强烈要求“我们不再姑息日本，不再改变目前的政策”。他仍然愿意和近卫会晤，但是同时也指出，峰会之前必须由两国官员举行准备会议，为正式会谈扫清很多障碍。总统再次强调了赫尔的“四项原则”。罗斯福基本上就是重申，只有日本预先在中国问题和三国轴心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美国的要求，放弃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目标，结束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致。在收到野村大使就这次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所写的汇报之前，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就在 9 月 4 日从东京发了一封电报，列出日本为首脑峰会铺平道路愿意做出的让步。但日本人那些有限的让步根本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基本立场。⁴⁷

即便如此，野村大使在 9 月 11 日向东京发电称，如果日本能在中国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仍然有可能为峰会铺平道路。他的电报语气越来越焦虑，所建议的内容更像是希望而非现实的建议。他建议告知美国人，日本愿意在和中国结束敌对行动之后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他觉得这至少能为峰会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他有点悲观地预计，中日谈判停火和之后的和会肯定会比预期拖延得更久，所以日军实际的撤军还要再等上一些年，到那时可能还会发生其他事件改变整个形势。他敦促东京就从中国撤军做出明确决定。⁴⁸

这个建议在 9 月 13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被提出，并在一周以后获得批准。但是撤军的条件不可能让美国人感到满意，从而形成和平谈判的基础。陆军不愿意对丰田外相 9 月 4 日提出的有限让步做任何进一步修改，反而持更加强硬的立场。陆军向联席会议提出的与中国和谈条件包括坚持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以防范共产主义。其他侵华日军可以在“支那事变”结束后撤出；可是只有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日本傀儡政府合并之后，“支那事变”才能正式宣告结束，而中国国民政府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日本要求中日进行经济合作，并且承认伪满洲国独立。⁴⁹陆军的立场是，以上条件无法满足的话，日本就要准备开战。⁵⁰

丰田外相不愿意向美国提出以上更加苛刻的条件，他肯定美国会一口回绝。野村大使 9 月 27 日收到以上“新谅解草案”以后，也回电同意这个判断。此刻军方对丰田和近卫已经迅速丧失了信心。在统治阶层上层，主张立即备战的一派和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战争的一派之间曾经短时间达成过妥协，此刻也彻底破裂了。9 月 25 日，陆海军总长杉山元和永野修身成功地强行将 10 月 15 日定为和美国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到这一天，日本将要就是战是和做出明确的抉择。近卫震惊不已，他以辞职相威胁。但是木户内大臣提醒他，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把“10 月上旬”作为决定和战的最后期限时，首相本人当时也在场。⁵¹近卫只能放弃。他既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阻止他认为将会是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他离开东京，疲惫抑郁地躲进自己位于镰仓海边的别墅休养去了。⁵²

美国很快做出了预料之中的答复。赫尔在 10 月 2 日会见野村，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他实际上全面拒绝了日本的提议，毫不妥协地重申美国的要求。此刻美国的要求也变得毫无商量余地，而且也不可能被日本接受。赫尔还表示，如果日本不改变立场，他怀疑近卫和罗斯福的会晤不会有什么价值。⁵³中国的战争一直就是问题的关键。看来只有近卫说服陆军军部答应从中国撤军，才能够避免战争了。而这件事也毫无可能。10 月 4 日的联席会议上，丰田外相想要答复赫尔毫不动摇的照会，遭到了军方代表的否决。军令机关的首脑已经对美国的拖延战术丧失了耐心。他们想要结束进一步谈判。⁵⁴

不过海军内部也有不完全和谐的声音。海相及川古志郎和陆相东条英机不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他跑去镰仓看望近卫首相，鼓励他说，“我们要努力全盘接受美国的条件”，并承诺海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首相，还以为陆军也持同样立场。⁵⁵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首相近卫、海相及川和外相丰田想要推翻 9 月 6 日御前会议所作决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甚至连海军都不支持及川古志郎，更不用说陆军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是最坚定要求及早决定开战的鹰派，他主张，如果到 10 月中旬外交谈判还没有成功的话——成功的定义是美国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就应该开战。在海相及川和军令部总长永野这两个极端之间，海军内部还有种种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担心战争的结果；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还有些人主张，如果海军支持继续谈判的话，陆军也应该适当地软化其立场。所有这些不同意见都模棱两可，不愿意明确地大声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在 10 月 6 日的陆海军作战部联席会议上说出了海军的担忧：“我对南洋作战没有信心，开战以后的第一年预计会损失 140 万吨位的船舶。最近联合舰队作战演习的结果显示，到开战后的第三年就没有民用船舶可用了。我没有信心。”⁵⁶但是海军作战部如此严重的怀疑情绪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海军内部仍然有分歧，而及川海相在海军高层中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

而陆军内部团结得多，立场远较海军鲜明。陆军认为外交谈判在 10 月 15 日之前可以进行，但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陆军毫不含糊地声明，在中国驻军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哪怕文字上最小的改动都不行。但是福留繁的声明也让陆军将领担心起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陆军高层一致认为陆海两相和两位总长就应该集体请辞，为在御前会议上误导日本陷入无胜算的战争而承担责任。陆海军的立场必须协调一致。当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在 10 月 7 日见面的时候，双方的观点产生了冲突。东条坚持认为，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就意味着回到 20 年代《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时期，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虚弱无力的状态。这将全盘否定 1931 年以来的日本政策，毁掉“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切目标。他拒绝妥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中国驻军，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日本从华北和内蒙古撤军，就会威胁到伪满洲国的存在，这也同样意味着国家倒退到虚弱无力、任由美国宰割的状态。而及川古志郎面对东条如此清晰坚定的反驳，所能提出的意见就是谈判一定要继续，可是他不想推翻御前会议的决定，也不反对开战。⁵⁷

随着 10 月 15 日最后期限临近，内阁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12 日星期日，近卫文麿在东京郊区荻洼的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在近卫 50 岁生日这天召开的这次五相会议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庆贺的理由。东条在会议一开始就用他一贯的军人直率口吻说，谈判根本没有希望。及川此时本可以趁机说出几天前福留繁所表达的担心，说明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认为日本无法赢得战争，因此海军不愿意冒险开战。如果海军的立场坚定，即便在此刻，也还可以让天平向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一侧倾斜。但是及川接下来说，如果选择继续谈判，那就意味着可能“在以后的好几年中都无法开战”，而这和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政策背道而驰。及川不敢明说海军的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了首相。近卫问外相丰田贞次郎对谈判的前景作何估量。丰田在这个风口浪尖也退缩了。他说，他无法自信地说谈判一定会成功，结果还要看对手如何应对。这个回答虽然是实话，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太模棱两可，东条趁机发起攻击：“谈判前景如此黯淡，我无法说服军部支持谈判。必须对谈判的前景有更强的信心才行啊。”及川认为日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美国玩弄了，未来最终还是会被卷入战争。近卫说，在和谈与开战之间，他选择和谈。但是东条反驳说，这只是一个主观的愿望，他无法用主观愿望说服军部。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陆军的立场占了上风。虽然会议没有正式采纳陆军的立场，但其他四相也没有直接反对。⁵⁸近卫内阁的危机正在加深。

这个危机在 10 月 14 日达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近卫首相在当天内阁会议之前和东条私下谈话。这次谈话揭示出，这两个人的立场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近卫说，他认为重开谈判挽救和平的关键在于日本侵华驻军问题。他建议日本应该暂时隐忍，同意“撤军的官样文章，从而化解日美战争危机”。他认为有必要结束“支那事变”。陆相对近卫首相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因为首相从御前会议正式决议的立场上后退了。他立即反对首相的建议。据近卫后来回忆，当时东条说：“如果我们现在向美国屈服，美国就会得寸进尺，变得再也无法遏制。您说撤军的问题是放下荣耀包袱，面对现实。可是从维持陆军战斗士气的角度，本人断不敢苟同。”近卫回答说美国的巨大物质优势迫使日本不得不小心行事。东条对近卫的轻蔑让他暂时失去了理智，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可是我们有时候必须鼓起勇气做那些不可想象的事，就像是闭起眼睛从清水寺的悬空回廊上跳下去。”（清水寺是京都佛教名刹，下临音羽瀑布。）东条认为，首相和他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个性的差异。他的结论很清楚，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比近卫更加强有力的领导人。⁵⁹

东条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继续慷慨陈词：“向美国的立场全面屈服将丧失‘支那事变’以来的所有好处，进一步威胁到‘满洲国’的存在，甚至影响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统治。”日本会被置于明治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虚弱地位上。东条指出，上百万日军艰苦奋战，付出数十万伤亡的代价，为了国家的未来所做的斗争花费了上百亿国帑。“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回到‘满洲事变’之前的‘小日本’状态，那我也无话可说，不是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必须坚持在中国驻军，这是日本的核心要求。向美国屈服就会威胁到国家的未来，这样的外交政策等同于投降。⁶⁰整个内阁沉默地听着，被陆相的激情所震撼。东条提醒诸位阁僚，他们有义务遵守 9 月 6 日御前会议上的既定政策：如果到 10 月初没有能够达成外交上的解决方案，那么就要开战。军事准备已经按照上述决定开始执行了，只有日美在中国驻军问题上达成一致，才能够停止开战准备。⁶¹东条讲话的逻辑很清楚，只有不受 9 月 6 日决策约束的新一届内阁才能力挽狂澜，制止战争。

近卫明白这个逻辑。他当天晚上穿着传统和服跟两位同事出席一场晚宴，他说当天晚上只喝酒，不谈政治。原先要谈的话题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内阁即将垮台。⁶²10 月 16 日傍晚，近卫来到皇宫递交了辞呈。

近卫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表达了他的信条：假以时日，和美国达成一致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关键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近卫把对东条说过的话又向天皇重复了一遍，“如果我们愿意暂时牺牲我们的荣誉，同意美国所提出的方案”，那么事情尚有可为。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支那事变”尚未结束的条件下再开战，他对自 1937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深感责任重大。“现在是我们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利益的时候了。”但是他承认自己无法在这一点上说服东条，陆相坚定地认为日本应该“抓住机遇立刻准备开战”。因此，近卫得出结论，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贯彻，他已经无法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⁶³

尽管东条在过去几天毫不妥协，但是即便是他，也在近卫辞职之前就有点为时已晚地认识到，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风险，海军还有所犹豫，目前有必要重新考虑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只有不受这次御前会议约束的新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东条建议由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来出任下一任首相。东久迩宫亲王是陆军军官，也是天皇的近亲。东条认为，他是唯一可以不受开战决定的时间限制全面检讨日本国策，同时还能团结陆军、海军和全国人民的人选。近卫在彻夜的思索之后，同意了这一提名。但是裕仁在木户侯爵的强烈建议之下拒绝了这个建议，木户侯爵不想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拿皇室成员的威望冒险。木户的观点是，如果由皇室亲王组阁，“最终可能为皇室惹来公众物议”。天皇召见东条英机，要求他组阁，东条非常吃惊。木户幸一侯爵属意东条，而不是当时仅有的另一位候选人、犹豫不决的海相及川古志郎，因为东条已经开始怀疑开战的正确性，他个人对天皇忠诚，缺乏政治野心，并且有能力让陆军听话。⁶⁴但是这不能掩盖以下事实：东条英机，这个从中国撤军最大的反对者，对谈判采取最强硬反对立场的人，而且是导致目前和战决策危机的始作俑者，现在成了日本政府的首脑。

4

东条英机是一个从军队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彻头彻尾的职业军官。他习惯于仅仅考虑陆军的利益。他一味维护军部的利益，拒绝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妥协，而这正是导致近卫内阁倒台的和谈的关键所在。他是个眼界狭窄的人，无条件对天皇效忠。他说过：“我们都是凡人，而陛下是神，我永远都会在陛下的神圣和伟大面前低头。”⁶⁵现在，东条被要求在危难之际出任首相。他之前连想也没想过担任这一职务，但是他现在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到陆军以外更广泛的国家利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命东条为首相代表着避免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天皇在任命新首相的时候依赖重臣会议的意见——这是由 7 位前首相组成的一个资深政治家委员会——而重臣会议反对任命东条。木户幸一在力排众议的时候所举的理由是，如果天皇出面要求他避免战争的话，他会无条件服从圣意，全力和美国进行谈判。⁶⁶东条离开宫中的时候，请求天皇给他一点时间来思考压在他肩上的千钧重担。天皇要求他促进陆海两军的合作，意思就是要他说服陆军在继续外交谈判方面和海军保持一致。天皇同时还召见了及川古志郎，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不久以后，木户向东条和及川详细解释了天皇的想法：天皇命令新内阁重新衡量和战问题，且新内阁“不必拘泥于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是非同寻常的表示，从来没有一位天皇曾经要求政府推翻由陛下亲临主持的御前会议的决议。东条受命要一切从头开始。⁶⁷

东条很快完成组阁任务。在组阁问题上，他很快显示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不想要任何掣肘。他拒绝及川古志郎建议的后任海相人选——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因为丰田副武对陆军高级将领的厌恶情绪尽人皆知，可能会在陆军中引起反对。及川让步了，同意让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岛田繁太郎大将出任海相。东条还一口回绝了陆军方面干涉组阁人选的企图。⁶⁸尤其是外相人选，东条拒绝把极端反美亲轴心国的松冈洋右召回来重新出任外相。这个决定反映了东条英机主观上还想要遵照天皇的旨意，在最后一刻找到防止战争的办法。他的外相是东乡茂德，曾任驻柏林和莫斯科大使，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东乡茂德接受任命的条件是，政府要对和美国谈判表示出诚意。东条答应东乡茂德，政府对谈判确实有诚意，而且陆军一定会支持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东条本人兼任陆相，这样方便让陆军听从政府的决定；他还兼任内相，意在平息一旦和美国达成协议之后国内可能出现的动荡局势。⁶⁹

其实美国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日本达成协议，防止战争，至少把战争再推迟几个月的希望。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消息引起伦敦和重庆方面的担心。英国外交部和国民政府都担心，日本会尽快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他们呼吁美国的支持。⁷⁰华盛顿对东条英机的任命也很警惕，因为看起来战争比以往更加迫在眉睫。在美国国务院，赫尔认为东条英机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眼光狭窄，一根筋，不会转弯，并且“相当愚蠢”。他害怕发生最糟糕的情况。⁷¹但是罗斯福总统听取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提醒总统，美国海军还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和日本开战；如果和日本打仗的话，至少会严重影响目前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支持，而援助英国目前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⁷²所以说，无论美日哪一方都还没有完全放弃避免战争的努力。

但是东条过去作为超级鹰派的名声在外，到最后一刻很难让人相信他改弦易辙了。他和软弱犹豫的近卫不同，看上去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家伙，但是他还是无法和他自己以前所代表的军部势力叫板。尽管他有现役军人的身份而且兼任陆相，但是他无权控制陆军军令部门，更不要说海军的军令机构了。陆海军的统帅机关人事没有变动，两军种都已经在准备开战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无法回头改变主意。军部向近卫内阁施加压力，导致了 10 月中旬作为决定和战最后期限的决定，最终搞垮了近卫内阁。这种压力的逻辑基础仍然存在，那就是日本如果拖延开战，就会日渐衰弱，丧失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尽管天皇要东条不顾 9 月 6 日御前会议设定的期限，但是当时这个决定做出的背景仍然存在，不可能轻易地弃之不顾。而且天皇的旨意并没有正式传达给统帅部。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以及他们在统帅部的下属没有义务遵旨照办。⁷³换句话说，东条和近卫的处境没有本质的不同。他的机动空间极为有限。他要么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成功完成谈判，（至少暂时）避免战争，要么只能开战。

但是谈判意味着做出重大让步，近卫无法做出此等让步，东条内阁也没有理由突然就能了。东条内阁成立伊始，第一份声明就是宣称要坚持执行“不可动摇的帝国国策”；而所谓帝国国策，就是要“成功地结束‘支那事变’，牢固地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并且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⁷⁴但从前几个月的事态发展看，正是以上政策把日本推向了战争边缘。这可不是能够做出重大让步、挽救和平的灵丹妙药。

政府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服从军事逻辑，在年底之前开战。虽然和战的决策从原定的 10 月中旬推迟了，但不可能无限期推迟下去。实际上，政府在两周之内就必须做出选择。这就是东条出任首相头两周里面发生的一系列疯狂事件的背景。

东条政府和统帅部之间立刻就起了龃龉。在新内阁成立当天的 10 月 18 日，东条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会上要讨论未来开战的一些设想，以及日本未来通过和美国的谈判，有多大可能性能够获得哪怕最低限度的满足。⁷⁵这些问题是重新检视 9 月 6 日决定的基础。但是大本营收到以上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没有重新讨论的必要”。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直截了当地说：“御前会议的决策不容改变。”⁷⁶他的下属指出，在这个阶段，只有日本彻底地改弦更张才能获得谈判的成功，而这意味着“加入英美阵营，遭到中国人的蔑视，丧权辱国”。⁷⁷陆军参谋本部也持同样的反对立场，公开拒绝考虑从中国撤军，完全清楚拒绝撤军会使任何和谈成功的希望宣告破灭。拒绝修改既定政策的立场，甚至演变成在新内阁刚刚成立之际就开始倒阁的意图。大本营毫不动摇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成为东条英机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他告诉新任海相岛田繁太郎说，自己“感到完全不知所措”。⁷⁸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从 10 月 23 日到 11 月 1 日几乎天天开紧急会（除了 10 月 26 日以外），会上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开战后的一些假想问题与谈判的前景同样也是联席会议的主要议题。尽管杉山和永野两位总长催促尽快做出决定，会议仍然久议不决。中心问题是，一旦战争演变成持久战，日本是否有能力进行战争。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原材料的供应——尤其是石油和钢铁，还有海运能力和造船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到了这个阶段，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和新任大藏相贺屋兴宣手头的资料仍旧十分有限。大藏相贺屋抱怨说，他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只能做出一般性的声明”。⁷⁹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回忆道，自己对缺乏判断形势所需的足够的统计资料的情况十分惊讶，因为大本营拒绝透露作战计划细节和军队人数。⁸⁰即便如此，当时能够获得的信息确定无疑地指向一个结论：日本没有足够的原材料、海运和造船能力来维持两年以上的战争；两年以后，美国占压倒优势的物质力量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东条针对陆军的战争预计说：“我们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尚可一战，但是到 1944 年，事情就不在我们掌握中了。”⁸¹就算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开采算进去，原油储备也只能维持两年半。合成石油代用品在三年以内还无法弥补石油短缺；即便是合成代用品可用，日本也需要用 100 万吨钢材和其他大量宝贵的资源来建造合成工厂。到开战以后的第三年，由于钢材短缺，日本的造船能力会不升反降。同时，对政府财政的需求是天文数字。⁸²无论怎么看，以上战争前景都是黯淡绝望的。针对无法否认的原材料长期不足的现实，军方能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指出战争的不确定性，倚靠明智的战略和好运，还有依赖开战的主动权优势来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军方做计划的前提是最理想条件，而不是最差的条件。

虽然时间紧迫，但是讨论却相当冗长，陆海军两位总长十分不耐烦。“首相竟然有一次用了 30 分钟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每一分钟时间都不能浪费。”⁸³到 10 月 30 日，会议才开始触及和美国的谈判前景问题。会议认识到谈判在短期内不可能获得成功。至于日本能够做出何种让步，结论是 9 月初提出的条件不能做实质性的修改，最多可以同意在中国接受“全世界平等的商业机会”这个原则——永野认为这一让步可以显示出帝国的慷慨大度。⁸⁴他们就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从中国撤军可以作为“一个外交姿态”安排在 25 年内完成。就连这种程度的决定也遭到了军方的反对。外相东乡“脱离现实”地主张马上从中国撤军（联席会议记录如此记载）。最后，曾在近卫内阁里担任陆相并最反对在驻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的东条首相提出建议，给撤军加上一个特定的期限，让这个期限“长到接近于永远”。会议预期不管日本提出的撤军期限有多长，美国都不可能接受。然后在讨论日本接受美国所提条件会产生何种影响时，除了东乡茂德以外，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日本会“变成一个三流国家”。而东乡外相认为一切都没有那么糟糕，外相的观点让“所有人觉得非常奇怪”。

首相最后发言，说他们必须在 11 月 1 日做出决定，即使这意味着通宵开会也在所不惜。他提出三种可能性供选择：第一，日本应该避免战争，忍受巨大的困难；第二，立即决定开战；第三，决定开战，但同时进行外交努力和开战的军事准备。⁸⁵虽然联席会议表示，同时开展军事准备和外交努力的话，仍然有一线在最后关头避免战争的希望，但是军方代表根本对这一希望不抱任何幻想。

自从 1937 年开始设立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以来，1941 年 11 月 1 日在皇宫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第 66 次。⁸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开了 17 个小时之久，充满了激烈的讨论，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之中。会议结束的时候，战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5

东条英机在会前试图为他在 10 月 30 日会议上所提的第三个方案（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寻求一致支持，但他的努力失败了。虽然陆军省支持此提议，但是在作战问题上直接向天皇本人负责的参谋本部表示反对。杉山元始终坚持认为，谈判已经走到了尽头，再拖延就会损害军队的士气。政府再也不能拖延，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战争。他的观点很清楚，而且和首相背道而驰。在杉山元看来，联席会议应该采纳第二个选择，立即决定开战。前一天深夜的会上，东条说服大藏相贺屋和企划院总裁铃木支持他的第三个选项。但是外相东乡独自坚持第一个选择，避免战争，即便这意味着日本要忍受长期的困难也在所不惜。新任海相岛田繁太郎则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他声称海军支持开战的前提是要在钢铁产量中得到更多的配额，牺牲陆军和民用的钢铁份额。这个问题占据了联席会议开头一半的时间。讨论长达几个小时，最后会议同意岛田的要求。这样，海军和陆军一样赞成开战。⁸⁷

钢铁配额的问题解决以后，联席会议开始讨论东条提出的三个选择。上次会议留下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他们首先讨论了第一个选择，避免战争。大藏相贺屋好几次试图迫使海军明确开战的长期胜算。“如果我们现在避免开战，三年之后美国舰队主动进攻我们，那时海军有没有胜算呢？”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回答道：“不知道。”贺屋再次提问，日本能否赢得海上战争。永野只是重申他的观点：“现在开战的胜算比三年以后开战大。”贺屋并不满意：“如果战争打三年我方仍有胜算的话，我不反对开战。可是按照永野军令部总长的说法，我们毫无把握。而且，我认为美国对我们主动开战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的结论是，目前开战不是个好主意。”东乡支持大藏相的观点。永野指出，未来是不确定的，美国三年以后会更强大。贺屋反问：“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开战才有胜算呢？”永野等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立刻回答：“就是现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企划院总裁铃木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永野。贺屋没有被说服，但也没有再坚持第一个选择。这样，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的选项就被否决了。既然这个选项的前提是日本要接受多年的困难和压迫，这就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拒绝这个选择仅仅是走个过场而已。贺屋的立场只是走个形式，因为他头一天晚上在和东条英机的会谈中，已经答应支持第三个选择了。

会议转而讨论第二个选项：立即开战。杉山元表明了陆军的立场：放弃谈判成功的希望，决心在 12 月上旬对英美荷开战；而和美国的谈判要一直延续到那时，作为烟幕给日本提供奇袭的机会；最后，还要加强和德国与意大利的合作。贺屋兴宣和东乡茂德明确表示反对。这是日本悠久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日本赌上了国运。他们说：“要求我们把外交作为欺骗手段是一种侮辱，我们拒绝这么做。”他们要求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与会的陆军参谋本部附冢田攻中将按捺不住了。他是个直性子，对迂回曲折的外交手腕没有多少耐心。他对进一步谈判的建议感到不耐烦，想要立即就开战做出决定。他提出将 12 月 1 日作为最后期限，只有确定开战日期以后，才能考虑外交问题。海军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突然在此时提出了一个新的期限：“就海军的立场来说，你们可以谈判到 11 月 20 日。”冢田立即附和：“就陆军而言，11 月 13 日之前还可以谈判，但不能再拖了。”军方将领现在提出了之前没有列入议程的期限问题，而且期限比之前同意的还要急迫。东乡表示反对：“我无法接受注定让谈判失败的最后期限或者任何先决条件。你们必须放弃开战的想法。”

现在对第二个选项（立即开战）和第三个选项（军事外交双管齐下）的讨论已经分不开了。东条和外相都要陆军保证，“如果外交成功，我们一定会放弃战争”。冢田回答说：“那绝不可能。”两位总长认为那会让军事准备陷入混乱。当海相岛田繁太郎和他的海军省次长私下说，谈判可以一直延续到开战之前两天的时候，冢田攻粗鲁地打断了他：“请闭嘴吧，你说的根本行不通。”会上的火药味开始大了。东条建议休会 20 分钟。休会期间，等在外面的陆海军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和福留繁被召进来提供资料。最后各方同意谈判可以延续到开战之前 5 天，即 11 月 30 日。经过进一步施加压力，冢田攻同意最后期限是这一天的午夜时分。现在最后期限已经确定，如果在这个期限之前外交谈判胜利，就取消开战；如果谈判失败，日本将开战。

现在是当晚 10 点钟，联席会议已经开了 11 个小时，还没有开始讨论谈判条件的问题。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两天前基本上获得各方同意的计划，该计划就日美之间的分歧提出了广泛的解决方案。在中国驻军方面，日本唯一的让步就是同意以 25 年为期限答应撤军。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它同意一旦“支那事变”获得解决，在东亚实现“公正的和平”，即可从印度支那撤军。如果贸易平等的原则能适用于全世界的话（实际上这很不可能实现），日本也愿意接受。对于三国轴心同盟，日本重申它有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自主权。最后，日本坚持拒绝把美国的“四项原则”写进任何正式协议当中。⁸⁸与之前被美国拒绝的那份计划相比，这份计划并没有多少变化，因此也很难被美国接受。但是东乡突然把这份方案称为甲案，同时抛出了一个以前从未和军方商讨过的乙案，此举让全体与会人员吃了一惊。杉山元在会前已经提前和东条英机商议过并获得东条的保证，日本的谈判立场不会从甲案的立场后退。但是乙案要做的，恰恰就是从甲案后退。

东乡的目的是起草一个短期内能够防止战争的，代表日本能够接受的最低条件的方案，并且他已经给驻东京的英美两国大使看过这份文件。东乡认为甲案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日本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而简短的乙案则回避了中国问题，只谈南方。它不是一个广泛的最终解决方案，当时时间紧迫也不可能达成最终解决方案，而是暂时阻止日美之间的关系恶化下去。乙案同意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撤军，在“支那事变”解决之后，最终从整个印度支那撤军。同时日本和美国共同保证不对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各国进行任何军事行动。日美合作保证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美国的原材料能够及时供给日本，尤其是保证石油供应，最终把两国的贸易关系恢复到冻结资产之前的状态。最后美国答应不干涉日本和中国直接结束战争的努力。⁸⁹

军方代表对这个方案的让步震惊不已。杉山元和冢田攻立即拒绝从印度支那撤军。他们两人非常坚定：东乡外相只能按照甲案进行谈判。永野表示同意。冢田简短总结了与会人员已经发表的对和谈与开战各自利弊的看法，然后用威胁性的语气摆明自己的立场，让所有人对此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如果开战，我们的前景并不好。我们也都想知道是不是‘和平’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无法维持现状”。经过奇怪的逻辑论证，“因此，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开战”。此时冢田才刚刚进入正题。他首先承认日本在对美战争中的胜算不大，他借助于国家宿命论：“我冢田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现在就是开战的时机。即便我们今天不开战，明年或后年也会开战。现在是最佳时机。天照大神的荣光将在这一刻照耀日本。”他又从宿命论转向了一厢情愿的军事乐观主义：“日本南进很可能帮助德国和意大利击败英国；到那时，中国投降的可能性比现在还大；而且我们甚至可能迫使苏联投降。如果我们拿下南洋，我们就能对美国的国防和资源给予沉重一击。我们可以建立起铜墙铁壁，在这面铜墙铁壁之内，我们将逐一打败亚洲的敌对国家；我们最终可以击败英美。”这就是军方最高级将领之一的思想状态，无异于狂人呓语。

东乡茂德在军方丧失理性的叫嚣面前坚持自己的立场。辩论再次白热化。东乡外相可能辞职，可是外相辞职将导致政府垮台，而新内阁可能会反对战争。在短暂的休会期间，陆军将领们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整了思路。他们对乙案进行了文字上的改动，尤其在恢复贸易关系、供应石油和美国不干涉中国战场这三个方面进行小修改。所有的修改都是为了尽量让条件显得苛刻，又不至于引起政府更迭。做出以上改动之后，无论军方多么厌恶东乡的方案，他们都只能接受。会议在 11 月 2 日凌晨 1 点 30 分结束的时候，达成了如下决议：以 12 月初作为开展军事行动的最后期限，“为了解决目前的困难局势，确保帝国防卫，并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而决心向美国、英国、荷兰开战”。如果在“12 月 1 日零点前”谈判获得成功，则中止军事行动。⁹⁰

东乡和贺屋要求给他们几个小时考虑以上决议，再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第二天下午他们也妥协了。联席会议的决定是一致的，当东条英机向天皇奏禀联席会议的结果的时候，天皇勉励首相“尽一切努力寻求外交解决”。东条的确渴望能不辜负天皇的嘱托。他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约有 50%。而外相东乡茂德更现实，估计谈判成功的希望不超过 10%。⁹¹

11 月 5 日上午 10 点半，日本领导人聚集皇宫参加御前会议，请求天皇陛下御准三天前所做出的决定。⁹²此次会议没有向媒体公布。这一次不像时而爆发争吵的上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御前会议没有出现不同意见。但是与会者和天皇都很焦虑不安。⁹³

东条英机开始叙述修改 9 月 6 日批准的《帝国国策执行纲要》的背景。他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得出结论，必须现在就准备开战，把军事行动的时间设定在 12 月初，集中全力为开战做准备，同时我们试图使用外交手段打破目前的僵局”。东乡外相指出留给外交谈判的空间已经不多了。铃木企划院总裁和贺屋大藏相长篇大论地总结了国家资源和财政形势。铃木的观点是，就物质资源而言，开战要比束手待毙强。贺屋提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照顾到”被占领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将被迫执行所谓的剥削政策”。陆海军两总长就战争准备情况进行了上奏。杉山元再次强调时间对日本不利，开战不能再拖延了。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按照惯例，此时开始代替天皇进行质询。东条就中国驻军问题进行了回答。他再次强调自从侵华战争开始以来日本所做出的牺牲。撤军会让日本陷入比战前更加糟糕的处境。中国将比以往更为强大，“甚至会企图统治‘满洲’、‘福摩萨’（中国台湾），以及朝鲜”。“只有坚持驻军才能继续国家的扩张，而美国不会欢迎我们的主张。”原嘉道议长转而询问甲乙两个谈判方案的细节。东乡外相承认他不指望甲案能够成功。即便是乙案也会遭遇不小的障碍。留给谈判的时间只有两周。“谈判成功的希望渺茫，我对此深感遗憾。”原嘉道对此也感到遗憾，并再次强调了谈判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不过他总结道：“从国内政治形势和我国的自卫需要来说，我们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人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他正确地把侵华战争看作是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是却找不出脱身之道。日本不能再这样姑息苟且下去。“如果错过目前开战的机会，我们就不得不向美国的要求屈服。因此，本人认识到我们必须决定向美国开战。”天皇一直保持沉默，毫无疑问原嘉道表述的正是天皇的观点。

东条做总结陈词。他承认战争将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他对另一条路的描述更加黯淡。“两年以后，我们的军用油料将会枯竭，航运停顿。当我一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增强，美国舰队的扩充，未结束的‘支那事变’，等等这一切，困难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侈谈隐忍和艰苦，但是人民能够长时间忍受这一切吗？”如果日本不采取行动，恐怕会在两三年以后成为一个三流国家。⁹⁴

这就是开战的终极理由。一方面是在美国主宰的世界上保持和平和忍耐；另一方面是开战，尽管可能打败仗，但是维护了国家尊严。⁹⁵战争比和平更可取。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所说，日本宁可冒“举国玉碎”的风险，也不愿“向外国压力低头”；而且日本人的理智，很难用美国人的逻辑标准来衡量。⁹⁶决定命运的御前会议结束了。它做出的决定是，除非外交上出现奇迹，日本将开战。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天皇御准了这个决议。

6

一切现在都悬于外交谈判这一线。东条为尽最后的努力，也为了帮助举步维艰的野村大使，他向华盛顿派出一名资深外交官来栖三郎作为特使，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挽回和平。来栖三郎个子瘦小，他曾任驻德国大使，还亲自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但是他对美国也很熟悉，因为他娶了一个英国裔的美籍妻子。⁹⁷他出使开头的先兆就不好，赫尔“从一开始就感觉此人两面三刀”。⁹⁸在东京，东条英机估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只有 30%，仅仅几天以前还是 50%。他请求来栖尽最大努力。⁹⁹

与此同时，开战的军事准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 1941 年 5 月就提出袭击珍珠港的方案，并在 9 月进行了图上演习。永野修身在 10 月 20 日批准了作战方案，山本大将将亲自指挥这次攻击。¹⁰⁰这只是全面攻势当中的一个分支而已，和这次大胆的行动同时发动的还有对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全面进攻，并最终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在 4 到 8 个月之内，日本将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获得统治地位，足以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或者迫使美国签下对日本有利的城下之盟。这就是日本的战略目标。同时，它预期，由于日本的扩张，英美自身难保，日本将能够切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海外供给线。最后，日本还希望德国迅速战胜英国和苏联，然后轴心国一致向美国宣战，到那时美国将由于卷入长期的欧洲战争而变得疲惫不堪，当然，日本自己无法控制德国能否战胜苏联和英国。¹⁰¹在 11 月初，日军的战略计划接近完成。11 月 3 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签署了秘密作战命令，命令的开头写道：“大日本帝国即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¹⁰²

天皇每天都听取幕僚的形势汇报，对事态的发展甚至战术细节都了如指掌。11 月 4 日他破例驾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一场冗长的例会，向陆海军两总长和首相发问。¹⁰³裕仁仍然充满疑虑和担心，他害怕战争的后果。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论军事上进攻的计划多么周密，日本的大战略是错误的，它依赖太多日本自身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假定都基于可能发生的最好的情况。可是无论天皇内心多么焦虑，他在月中还是批准了总体战略计划。¹⁰⁴

来栖三郎和野村吉三郎的任务极端困难。而且东乡外相从东京发来的详细指示和甲乙两个谈判方案密电，和以前所有东京的绝密电报一样，都立即被美国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送给赫尔过目。而电文在翻译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被曲解了，因此它使赫尔对日本人的虚情假意更加充满怀疑。¹⁰⁵这一切都给日本使节的任务雪上加霜。无论截获的电文有没有在翻译的时候出现错误，它的意义绝不会有错，那就是日本正在谋划在近期发动战争。¹⁰⁶在国务院里，斯坦利·霍恩贝克建议赫尔不要理会格鲁大使从东京发来的敦促政府严肃考虑日本避免战争的意愿的电文。霍恩贝克一直是强硬的鹰派。他从“魔术”情报中知道，日本一方面在谈论和平，一方面在准备战争，这无助于他改变立场。他一直都认为格鲁大使太容易轻信日本人的良好意愿了。而美国国务卿更愿意听信霍恩贝克，而不是格鲁的建议。¹⁰⁷

即便如此，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有理由相信，双方仍有一线希望达成都可以接受的和解。11 月 15 日，甲案不出意外地被拒绝了。¹⁰⁸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在拖延时间。政府的反应模棱两可。虽然赫尔和国务院看来对谈判成功不抱希望，可是总统本人看上去仍然希望能达成临时协议作为“权宜之计”。总统的军事首长们建议他小心对待日本，把注意力集中在击败德国上面，所以罗斯福告诉赫尔和特别不情愿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他考虑建议美日双方进行一段为时半年的休战期，双方都不得调动军队。总统在 11 月 10 日接见日本大使，暗示两国之间有可能达成妥协。一周以后，总统和野村、来栖会谈的时候（来栖三郎特使于 11 月 10 日到达华盛顿），罗斯福似乎打开了在关键的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局面。他说美国并不想干预中日争端。按照野村的电报，总统使用了“介绍人”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在解决中日冲突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来栖向东京报告说，罗斯福“对日美和谐相当有热情”。野村受到很大鼓舞，主动提出美国可以解冻日本在美资产，来换取日本从中国撤军。对东京来说，野村大使太过自作主张。东乡茂德外相回电让野村遵守纪律，只要向美国提出乙案就行了。而来栖三郎早就告诉东京，乙案很可能完全无法被美国接受。¹⁰⁹野村奉命在 11 月 20 日向赫尔递交了乙案，由此拉开了这场外交戏剧的最后一幕。

赫尔接收日本方案时的冷淡态度让野村和来栖很沮丧。赫尔宣称，美国公众认为日本和纳粹德国是瓜分世界的伙伴，三国轴心增强了美国公众的这个意识。私下里，赫尔对目前的日本方案持完全否定态度。他把乙案看作是最后通牒，后来评论说，这里的“条件如此荒谬绝伦，任何一个美国官员做梦都不会接受他们”。¹¹⁰

不管赫尔私下的观点如何，他并没有马上拒绝乙案。其实美国在 11 月 25 日的正式答复语气上缓和得令人吃惊。¹¹¹这份回应充分考虑了一周之前罗斯福给赫尔手写的一张纸条上的建议——双方进入 6 个月的休战期。罗斯福从 11 月初开始就用“权宜之计”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方案。按照总统的解释，日本应当停止部队调动，即便在美国在欧洲参战的情况下，也不引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美国宣战。作为回报，美国重新恢复和日本的经济联系，并居中调停，促进中日就结束战争开始谈判。¹¹²总统的建议得到军方最高层的支持，军方急于赢得加强菲律宾防务的时间。此时看上去在日本的乙案和总统提出并被国务院采纳的临时妥协方案之间，似乎能够找到某些共同点。¹¹³但是当天夜间，赫尔已经放弃了这个可能性。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日本做出任何让步。而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此反应冷淡。¹¹⁴无论如何，国务卿不愿意向日本做出任何让步、只能接受不变的美国条件的立场一直都没有任何松动。实际上，由于截获了 11 月 22 日东京给野村大使的电报，赫尔的立场反而更坚定了。东京来电把谈判的最后期限从 11 月 25 日放宽到 29 日，但是强调，“这个最后期限再也不能变更。此后事态将自动向前发展”。这封电报引起的愤怒驱散了国务院里残存的最后一丝寻找妥协方案的希望。¹¹⁵

但是真正最后改变了赫尔主意的，还是蒋介石对所谓“权宜之计”的断然反对态度。国民政府害怕美国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执行绥靖主义政策。¹¹⁶丘吉尔给罗斯福的信也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并表达了英国对中国崩溃的忧虑，这加强了赫尔拒绝妥协方案的决心。¹¹⁷赫尔总结道：“日本答应妥协方案的这一点点好处比不上这个方案带来的风险，尤其是中国抗战失败甚至被肢解的风险。”¹¹⁸但是第二天 11 月 26 日上午，罗斯福似乎还在暗示妥协方案有希望，而他能够安抚中国人。可是总统当天接到报告说，在台湾以南洋面发现了日军装载 5 万人的运输舰队，他的情绪明显低落了很多。罗斯福没有正面评价日本这种两面三刀的欺骗行径，只说“这改变了整个形势”。赫尔很快赶到白宫，建议美国放弃妥协方案，转而向日本提出新的“广泛而基本的达成全面和平的建议”。罗斯福同意了。¹¹⁹

赫尔没有和军方或者英国及其他非正式盟国代表商量，就径直起草了这份建议，并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交给野村和来栖。它的十项条款基本上毫不妥协地重申以前各次谈判中美国的基本原则。它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语气比以前美国的各次建议都强硬很多。¹²⁰总体来说，它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放弃 20 世纪初义和拳运动以来日本在海外获得的所有领土和租界，只承认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并在实际上放弃三国轴心同盟。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可以解冻日本资产，和日本重新签订贸易协定，重建经济联系。赫尔说，这份建议将打开太平洋地区长治久安之路。他心里明知这次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所以这肯定是口不对心之言。¹²¹他告诉沮丧的日本代表团：“这是我们的底线。”因为日本人知道东京肯定会轻蔑地拒绝这份建议，所以他们请求跟赫尔私下非正式地商量能不能降低一些要求再发回东京。¹²²赫尔后来承认：“我们根本没有真觉得日本会接受我们的建议。”¹²³

实际上，当美方的建议在 11 月 27 日发回东京的时候，日本政府将它视为侮辱，认为它是美国政府的最后通牒¹²⁴，在日本领导人中引起震惊和愤怒。最令日本人火冒三丈的是从全中国撤军的要求。他们认为这个要求包括中国东北，而从中国东北撤军的确意味着回到 1931 年以前的状况，会对日本经济构成重大打击。赫尔其实倒没有这个意思，他从未把中国东北视为眼前需要考虑的问题。¹²⁵因为文件起草得匆忙，这算是一个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很可能不会对日本人答复产生什么可见的影响。

那些主张继续谈判希望避免战争的日本领导人感觉被釜底抽薪了。而陆海军统帅部里的鹰派把“赫尔建议”（他们后来这样称呼美国方案）看作是天赐良机，尤其是陆军曾担心日本的乙案可能会为和平铺平道路。他们曾要在日本的要求里面加上有关石油供应的苛刻条款，让美国人无法接受这份方案。¹²⁶现在参谋本部放心了，甚至是兴高采烈，有人大叫：“这是上天的恩赐，帝国可以义无反顾地决心开战了。这太棒了，实在是太棒了！”¹²⁷

日本的资深政治家中的一些人担心战争的后果，想要为继续谈判做最后的呼吁，哪怕和谈意味着日本长期的艰苦和贫困。由前首相们组成的“重臣会议”就是如此。他们在 11 月 29 日上午会见东条英机和四位内阁大臣。可是到这时，即便东乡茂德外相也承认谈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东条英机现在强烈支持开战。¹²⁸无论他们有什么疑问，都没有提出根本的反对。东条英机战后回忆起这次会议上的论调：“如果为了生存而战，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开战，即使预见到最后的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¹²⁹

天皇仍有疑虑。他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 11 月 30 日进宫，想说服他不要让帝国投入战争。可是裕仁当天下午宣召海军首脑进宫，询问备战事宜的时候，海相岛田繁太郎表示确有胜算。永野修身上奏道，包括 6 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打击舰队已经出海，正在向珍珠港进发。根据事先密封的作战命令，日军进击舰队已经于 11 月 26 日早晨 6 点从遥远荒凉的南库页岛单冠湾启航，此刻已经横渡半个太平洋，位于距离夏威夷 1800 海里的地方。¹³⁰永野在前一天晚上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已经不太情愿地压低声音告诉大家：“进攻时间定在 12 月 8 日。”即便首相本人也是现在才知道。奇袭至关重要。谈判必须继续进行，但仅仅是作为掩盖打击的烟幕。¹³¹

现在只需要天皇御准开战了。木户告诉裕仁：“这次的决定至关重要。一旦你加了御笔朱批，就再无回头之路。如果你还有哪怕是一丁点疑虑，也要再三确认，然后再决定。”¹³²

12 月 1 日召开了御前会议。19 名政府和军队首脑聚集在皇宫，按部就班在房间一头的黄金屏风前的榻榻米上坐好。¹³³东条和东乡先后进行长篇发言，陈述了和美国谈判破裂的过程。其他大臣们陈述各自主管部门的备战状况。最重要的陈词来自永野修身，他代表陆海两军的统帅部发言。他说，军事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们现在一接到开战的皇命，就可以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开始行动”。¹³⁴原嘉道按照惯例代替天皇发问，首先他说，虽然他们正在处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已经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步骤”，因此他“没有更多的可以说了”。¹³⁵在他发言的结尾替天皇说道，日本不能容忍美国“完全不真诚、傲慢和侮辱性”的态度：

如果我们屈服，我们就会一次性地丧失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甚至“满洲事变”以来的所有收获。我们不能忍受。我们不能逼迫日本人民在“支那事变”开始以来的 4 年所忍受的艰辛之外，再忍受额外的痛苦。但是现在，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明治大帝的武功可能会归为泡影，我们别无选择。我相信，如果和美国的谈判毫无指望，那么按照上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开战是不可避免的。

他的最后一段话告诫政府，应尽量早日结束可能会拖延日久的战争，并尽力防止国内动荡。¹³⁶东条英机承诺一定要做到，并以向天皇效忠的誓言结束了御前会议。杉山元注意到：“陛下在宣读声明的时候频频点头，没有表现出紧张不安。他看上去情绪饱满，我们全都充满了敬畏。”¹³⁷当天皇面无表情地静默退出时，所有与会者向天皇鞠躬。开战的奏章经全体与会者联署，稍后递交给裕仁。天皇稍微思考了一下决定的严重性，并评论说接受赫尔的要求是丧权辱国的，然后在奏章上盖下了御印。天皇御准开战。¹³⁸

7

第二天，杉山元和永野修身两位总长向天皇奏报全盘作战计划。他们解释了定于日本时间 12 月 8 日（夏威夷时间 12 月 7 日）的袭击珍珠港的详细方案。永野解释说，那天是星期日，美国战舰都锚泊在港内，是理想的攻击发起日。他请求天皇批准，天皇马上就准奏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立即得到通知，他在当天下午 5 点半向进击舰队发电：“开战日定在 12 月 8 日，照原定计划发起进攻。”¹³⁹

为了保证军事上的奇袭，日本要假装一直进行外交谈判直到最后一刻，这需要非常精确地拿捏时间。日本政府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包括十四个要点的文件。在文件最后声称，与美国合作的希望已经彻底丧失，即便继续谈判也无望达成任何共识。¹⁴⁰这份文件本应在华盛顿时间下午 1 点，即夏威夷时间早晨 7 点半，也就是袭击珍珠港之前半个小时递交给美国政府。¹⁴¹这需要非常精准，实际上过于精准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非常无能，耽误了这份重要文件的解码工作。东京故意把第十四点耽误到最后一刻才发出来。这部分电文到中午 12 点半才完成解码，文件全文的打印稿到下午 1 点 50 分才完成。¹⁴²

美国政府当然能够截获日本密电。罗斯福在 12 月 6 日晚上 9 点半收到了文稿的前十三点内容，他评论道：“这意味着战争。”¹⁴³（总统在当天晚上早些时候给裕仁天皇发过一封私人电报，敦促日本从中南半岛撤军，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但是他很清楚这个尝试是徒劳的。总统的电报被东条英机轻蔑地丢到一边，甚至没有向天皇汇报。后来，据说天皇对此非常生气。¹⁴⁴）赫尔、史汀生和诺克斯在一个小时之前就看过破译的电文。他们约好第二天早晨开会，不认为有必要更早开会。他们早先已经向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和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发过的战争警告，现在也没想到要再发一个战争迫在眉睫的警告。¹⁴⁵美国预料，日本可能会在任何一天发动进攻，不过没人想到日本会进攻珍珠港。¹⁴⁶华盛顿时间 12 月 5 日，美军侦察发现，在印度支那半岛尖端外海有三支日本护航舰队正开往暹罗湾。这预示日本即将发动进攻，进攻地点是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如马来亚或暹罗，但很少有人想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领土（刚收到珍珠港被袭击的报告的时候，美国的第一反应是报告错了，遭到攻击的是菲律宾）。¹⁴⁷

不仅仅日本大使馆有无能低效的情况。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在 12 月 7 日华盛顿时间上午 11 点半，即夏威夷时间早晨 6 点就收到了破译的最后一部分日本文件，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那时也收到了破译的电文。他和斯塔克在电话中商讨过两次，他们决定向部队发出警告。警报在华盛顿时间中午时分已经发给旧金山、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的美军指挥官们。但是气候状况使夏威夷没有收到电报。警告没有通过另外的保密电话或者海军无线电通讯站渠道发出去，而居然是通过西联公司的商业电报网发出的，而西联的电报网没有通往檀香山的直线。在日本开始攻击珍珠港的时候，这份警告电报还没有到达夏威夷。¹⁴⁸

在夏威夷时间早晨 7 点 50 分，华盛顿时间下午 1 点 20 分，日军第一波俯冲轰炸机从朗朗晴空中突然出现，开始轰炸锚泊在珍珠港的美军舰队。¹⁴⁹当轰炸在 9 点 45 分结束，巨大的海军基地上空笼罩的浓烟散去之时，强大的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和“加利福尼亚”号已经沉没，“西弗吉尼亚”号正在烈火中下沉，“内华达号”搁浅，另外 3 艘战列舰受伤。总计有 18 艘战舰受损或沉没，188 架飞机被击毁，另外 159 架受伤。美军官兵有 2403 人阵亡，1178 人受伤。¹⁵⁰但关键的航空母舰正在海上。潜艇补给码头也躲过了轰炸。实际上，大部分受伤的舰船后来都能修复，并回来参战了。因此，偷袭珍珠港对美国战争机器来说是一记重拳打击，但并非一击出局。

而珍珠港之后，日军也没有继之以更多的对美国本土的攻击。这显示，日本想要决定性地打败美国，但是它战略武库当中的武器和手段还很贫乏。其实，山本在 1940 年 1 月写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早就预见到了这种致命的不足。他讽刺地写道：“如果日美开战，我们仅仅占领关岛和菲律宾是不够的，就算占领了夏威夷甚至旧金山都不够，我们得向华盛顿进军，在白宫签署和平条约（将各种条款强加给美国）。”¹⁵¹

可是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人是个巨大的震动。¹⁵²日军随后开始全面进攻。因为时间协调方面的失误，对马来半岛的进攻在珍珠港空袭之前就已经开始，日军开始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登陆。新加坡很快遭受空袭，香港稍后也不能幸免。12 月 8 日清晨，在东京广播了日本军事行动获得初期成功的消息时，街上的行人拍手称快。¹⁵³但日本在理论上仍未宣战。当天上午 11 点，袭击珍珠港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皇宫 7 个半小时之后，裕仁天皇在宣战诏书上盖下了玉玺。据说当天他情绪高昂。¹⁵⁴

在华盛顿，科德尔·赫尔在 2 点钟左右从总统那里听到珍珠港的消息。他正要去接见野村和来栖。一刻钟之后，日本使团走进大厅，国务卿拒绝和日本使节握手，让他们站着。他看了一眼日本的最后声明，严肃地说：“在我 50 年的公职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文件，充斥着这么多无耻的谎言和对真相的歪曲——直到今天读到这份文件，我才第一次相信，这个星球上会有一个政府能够说出如此无耻荒唐的谎言。”他向门口的方向扬了扬下巴，蛮横地送走了野村和来栖。¹⁵⁵

第二天下午 1 点，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表讲话。他告诉众议院议员：“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将在历史上留下耻辱印记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受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然和故意的袭击。”他的讲演被掌声多次打断。在演讲的结尾，他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蓄意的进攻之日起，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帝国处于战争状态”。全场发出赞同的欢呼。正式投票的结果显示，只有一位众议院议员——蒙大拿州的简内特·兰金投票反对宣战；她在 1917 年宣战的时候也投了反对票。其他所有 388 名众议员和全体参议员投票赞成。¹⁵⁶日本袭击珍珠港使美国空前团结。如果没有日本的进攻，很难说罗斯福能不能让国会同意在太平洋战场宣战。珍珠港事件使政府不必再为此费神了。总统在下午 4 点 10 分签署了宣战书。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政府也立即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¹⁵⁷

8

不到 4 年之后，日本被打得匍匐在地，两座城市被迄今为止仅有的实战中投下的原子弹夷平，全体日本人被打败，丧失了士气，日本经济满目疮痍，国家被敌人占领。这就是当时日本领导人所做的决定结出的恶果。日本当时是否没有其他退路呢？从什么时候起，日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不再剩下其他任何真正的选项了呢？在那个时候，或者更早，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日本选择的自由？能不能把客观的决策限制因素和心理上主观的限制因素区分开？

提出问题总比回答问题容易。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指出日本政府和军方领导人所采取的几个关键性的步骤。这些举措受到被操纵的公众舆论的支持，结果它们不断地显著地缩小了日本的选择范围，直到最后 1941 年秋天，日本已经没有做出其他选择的余地。

第一次选择范围的缩小早在 1931 年“奉天事件”（即“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就发生了，事变导致日本兼并了整个中国东北。当时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由于西方工业国家对日本产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日本对西方工业竞争者的敌意越来越深，尤其是针对英美的敌意。日本人对想象的战后“华盛顿体系”中日本的不利局面的不满，催生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新重商主义倾向渐渐抬头，它旨在从殖民体系或者至少依附于日本的海外领土中获得自给自足。¹⁵⁸以上就是日本政府在关东军擅自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给予支持的背景。自从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就有直接利益。控制中国东北可以加强日本的经济，还能加强日本针对苏联的防御，因为日本视苏联为日益增长的威胁。所以关东军擅自发动侵略以后，日本政府在经济、军事和国内政治上支持这个行动的原因非常明显。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有其他选择。日本政府对关东军的擅权行为给予事后背书，大大鼓励了日本国内的军方势力；当时军方的权力正在抬头，试图逐步夺回 20 年代失去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它也助长了国内越发嚣张的极端民族主义论调。此后多年，中国东北几乎成了一种象征：日本国内经常用它来指代绝不能回到 30 年代以前的“华盛顿体系”国际秩序中去，因为“华盛顿体系”意味着西方列强对日本的剥削和压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东北影响了以后的决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一个分水岭。虽然 6 年以后的“支那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九一八事变”所释放出的军国主义力量在这 6 年当中越来越强大，日本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到了 1937 年，日本国内汹涌的民粹主义，外加军国主义扩张情绪，把“支那事变”由一个偶发事件变成了一场劳民伤财、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消耗了日本的人力物力，对日本的回报却越来越小；同时，侵华战争也成为日美之间达成妥协的最大障碍。但是，对中国进行“圣战”的主张并非仅存在于日本政府里的军方势力；实际上，在文官政府中，根本没有反对侵华的声音。近卫文麿当时第一次出任首相；尽管他 4 年以后力主和美国达成最后一分钟的妥协来避免太平洋战争，当时却是侵华战争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当时的东京政府仍有其他选择，它可以决定不把最初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扩大为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它的选择是试图毁灭中国。它的决定和战争中残酷的暴行震惊了西方社会，从而把日本逼到一个更加难以脱身的境地。

我们已经对 1940 年至 1941 年间日本的战略决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虽然日本政府中的派系特性意味着经常会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争执，而且决策过程又复杂又困难，但是到了 1940 年，没有任何主要的个人或者派系反对向东南亚扩张，以建立日本的经济霸权。当时统治阶层已经全盘接受了扩张主义，而扩张主义的急先锋正是统治精英当中最为强大的派系：陆海军的中高级军官。在 1940 年夏天以及 1941 年的夏秋两季，日本仍有政策上的选择余地，但是它正变得越来越小。

1940 年夏天，日本做出了（利用希特勒西线攻势之后英帝国的颓势）南进的决策，这就进一步关闭了未来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大门。日本的这一决定把自己固定在反美反英的立场上。同年夏季的晚些时候，和德意签订轴心同盟条约是这个决定合乎逻辑的发展。现在，日本和美国冲突的轨迹变得日益明显。日本政府清楚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也清楚这条道路的危险性。它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道路。日本放弃了当时还可以采纳的另一个选择，那就是放弃可能使日本与强大敌人发生冲突的扩张主义立场，转而重新回到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来，同时接受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而日本认为国际商业竞争对日本不利）。

在 1941 年夏季，上帝似乎又给了日本一个天赐良机。德国突袭苏联，一开始以迅雷之势深入苏联腹地，重创了苏联红军，给了日本从东方夹攻这个宿敌的潜在机会。日本有 6 个星期左右在严肃地考虑北进的可能性，但是最终做出了坚持既定的南进方针的决策。现在，日本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已经完全锁定了南进路线，而这又和美国的反制行动联系在一起：日本 7 月份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以后，美国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从此以后，除非日本有意识地决定避免战争，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

1941 年秋，日本领导层当中的确有声音强力主战。但是当时人们对日美开战的结果有很深的担心乃至恐惧。天皇本人希望避免战争，第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公爵也在尽力寻求与罗斯福总统举行首脑会议，以期避免战争，而这一行动最后搞垮了内阁。近卫内阁垮台之后，新任首相、曾为超级鹰派的东条英机也转变成了与美国谈判以缓和事态的热心鼓吹者。他选择东乡茂德出任外相正是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另一个显示日本政府对最后一刻打破谈判僵局避免战争的诚意的举措，就是派出来栖三郎作为特使，去辅助已经举步维艰的野村吉三郎大使。迟至 1941 年 11 月 29 日，御前会议决定开战的前一天，由前首相组成的重臣会议还想要极力避免他们如此害怕的战争。

如果连如此身居高位的人物都力主和平，那么为什么日本最终决定开战呢？当然美国日趋强硬的立场是一个原因。后来有很多猜测，如果在 1941 年秋季，美国政府不是那么强硬，尤其是国务卿赫尔，而是更倾向于谈判，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如果能够放弃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的立场，稍稍减弱它对于中国的支持，更努力地与日本达成妥协，是不是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至少是短期利益呢？¹⁵⁹毕竟，美国在中国并没有特别大的利益。如果罗斯福同意与近卫会晤，能不能挽救太平洋的和平？¹⁶⁰如果美国不在 11 月底用赫尔的十点要求关闭了谈判的大门，而是坚持总统的妥协方案，是不是能在最后一分钟成功避免战争呢？有些人在东京参与过当时做出开战决定的痛苦过程。这些当事人后来声称，如果日本政府收到了罗斯福的妥协方案，甚至赫尔的要求里面明确规定伪满洲国不在从中国撤军的范围当中，而不是让日本政府误以为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撤军，那么日本将会提出新的方案，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脱离现实的争辩还包括：东条内阁可能会垮台，被拥护和平的内阁所取代；又或者罗斯福的妥协方案会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引起争论，导致战争动员不得不进一步延迟。¹⁶¹一旦战争机器停顿下来，即便是暂时的停顿，它在来年春天之前都无法再次开动。这样双方就可能赢得喘息的时间，也许会导致东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全新的权力关系呢？

以上看起来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罗斯福政府当然是越来越强硬，可是美国政府的立场渐趋强硬有一个过程，它正是对日本自从 1937 年起一再拒绝停止在远东扩张企图的反应。而且，在战争临近的时刻，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情报再次证实，日本的扩张野心，包括想要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秩序”的野心是不可改变的。日本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也同样无解。在日美历次谈判当中，中国都是双方无法妥协的问题核心。这不仅仅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考虑。诚然，中国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事业。日军针对中国平民所犯下的战争暴行在美国公众当中引起严重的反日情绪，罗斯福政府在远东事务当中自然不能罔顾这种民间情绪。¹⁶²同时，美国坚持不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斗争，也并非主要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美国在亚太地区主要的利益是在太平洋上，而不是亚洲大陆。美国现在主要考虑的是他们需要把后来称为“ABCD”的中美英荷四大盟国团结在一起，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重要。放弃中国会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而这将在大西洋战事和反纳粹斗争的关键时刻严重影响英美关系。对美国来说，大西洋战事仍是战略重点，而日本和德意轴心国是正式同盟关系。这才是中国在美国整体战略中最重要的意义。美国不可能考虑背叛蒋介石，去获取避免太平洋战争立即爆发的短期利益。何况，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扩张野心意味着战争仅仅是被推迟，它根本无法避免。¹⁶³

日本最后面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开战，这里的原因不在于华盛顿，只能从东京去找。1941 年秋天，日本高层的确发出了避免战争的声音。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每一个阶段，都支持了将日本引向战争深渊的行动。近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绝非孤立的例证。这些人狂热地支持日本急剧的侵略扩张，直到最后发现除了走向灾难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但是害怕战争并不意味着反对把日本引向战争边缘的那些政策。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玩火的侵略政策从来没有出现协调一致和毫不含糊的反对声音。因为各个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换言之，就是由日本来主宰整个远东。以上目标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反映了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日本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的地位与荣耀。而偏离这条道路的其他选择被认为等同于贫穷、失败、耻辱，永远屈服于美国，丧失强国地位。

当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令人民对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好处产生怀疑的时候，上述思想就统治了整个日本。它不仅是上层统治精英的主导思想，而且也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普通群众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被政府控制的媒体刻意加以挑拨和煽动。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使最强大的派系——军方的影响成为决定性的决策因素。虽然陆军和海军的利益目标有冲突，但征服中国（并加强对北方防御）和向南方扩张的前景足以把两者团结起来。而且在任何政治辩论中，军方总有王牌让反对意见噤声：从中国撤军意味着自 1937 年起的鲜血白流了，放弃南进意味着贫困和匮乏将代替繁荣与安全，放弃轴心条约意味着向美国屈服，而拒绝在 1941 年秋季开战意味着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到实力对比不利于日本的时候开打。在每一个阶段，每当政治选择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两军种的军令机关首脑，在他们团结一致的作战部门下属的促动下，总是主张武力解决最有力的一方。到 1941 年夏末，他们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答应在年底之前采取军事行动，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反抗。日本政府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就是同意军方设定的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意味着外交谈判不得不和时间赛跑，而外交成功的希望本就非常渺茫。日本权力上层其他派系的软弱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部越来越把持住政治决策的权力，直到最后政治选择被军方的目标所取代，那就是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场可怕的战争最终结束之后，日本在经济上比战前所害怕的更加依赖美国，日本也的确丧失了大国地位，被剥夺了军事能力；但是，渐渐地，日本却达到了战前那段混乱岁月里人民从来不敢想象的繁荣程度。

第九章
柏林，1941 年秋
希特勒决定向美国宣战

元首强调，日本参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潜艇战的意义……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

——关于希特勒向纳粹党领袖讲话的报道，1941 年 12 月 12 日

这被称为希特勒在“二战”中所做的“最令人费解”的决定。¹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希特勒向帝国国会发表的长篇演说的高潮，他宣布，尽管多年来存在“罗斯福总统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努力防止战争扩大，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现在，德意防止战争扩大的努力失败了。因此，遵照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署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迫“为了自卫而奋起斗争，为了维护各自的帝国，维护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与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做斗争”。²当天下午，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美国代办宣读了正式宣战书。而里宾特洛甫在仪式结束时敷衍了事地一鞠躬，标志着德国和美国外交关系的终结。³

4 天以后，由帝国保安总局定期编纂的民情通报声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地视为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帝国保安部最初是纳粹党自身监视人民的组织，后来变成了纳粹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党卫队-警察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知道这份沉闷的民情汇报有多准确。即便在同一篇报告里也写道，在乡间“非常偶尔听到对此表示惊讶，并对多了一个新敌人表示担忧的声音”。这份报告还提到，民间对于宣战是否意味着海上的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也议论纷纷。⁴即便在对美国宣战之前，警方告密者的耳朵里也时常飘过一些悲观的声音，预言战争会持续 5 年之久，美国的援助拯救了英国，还有德国可能无法打赢战争，最后战争可能会以某种妥协的方式告终。⁵有一个普通的士兵，虽然相信德国最终会胜利，但在希特勒向帝国议会讲演那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意味着“战争会持续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他还叹息道：“父母们真可怜。”⁶

有些人担心战争向未来无限延长，德国多了一个新的对手，而这个对手拥有无限的资源。这些人被告知噤声。可是私下里这种焦虑被广泛散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清晰。社会党人的地下消息来源说，很多德国人“没有忘记，正是美国参战决定了上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注定了德国的命运”。⁷一位驻扎在华沙的德国军官在宣战次日给妻子写信，说这条新闻让他“充满恐惧”。他说：“也许每一个德国人都害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⁸对未来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在东线冰天雪地里苦战的亲人的担忧；而此时，德军正经受着开战两年多以来，德国在东线所面临的第一次严峻的军事危机。

即使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信任的部下戈培尔，也曾隐晦地暗示过他对将一个强大的敌人拉进战争的担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柏林之后不久，戈培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在日记里记录和元首的通话要点的时候说，“根据三国条约”，德国恐怕“不得不向美国宣战”。然后他又说，“那也不坏”，因为美国运往英国的援助物资不得不向太平洋战区分流。⁹这就很隐晦而间接地承认，戈培尔也对向美国宣战充满隐忧。当然这种下意识的担忧很快被他表面上装出的自信所掩盖。

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战后回忆的话，德军将领已经被东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显然没有戈培尔那么乐观。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贝洛刚从一个月的休假中回来。据他后来回忆，他得知珍珠港事件导致德国向美国宣战的时候，对希特勒对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之无知深感震惊，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了。他认为，这是希特勒在政治军事指挥上的业余表现和他对外国了解的贫乏使然。¹⁰

当时的潜艇部队司令官卡尔·邓尼茨海军少将是高级军官里面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德国向美国宣战一事表示震惊。他在 9 月份告诉过希特勒，如果美国参战的话，他希望能提前有个预警，以便把潜艇部署到最合适的海域，趁美国的反潜防御体系还脆弱的时候，充分利用奇袭的优势，给美国沉重打击。他后来写道：“这次事件使事先的打算全落空了。德国最高统帅部也被日本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当时在美国海域根本就没有一艘德国潜艇。”¹¹

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是希特勒在作战方面的首席顾问约德尔将军的副手。他指出，希特勒未及细想，也不和作战部商量，就匆忙决定宣战；这种决策方式不仅业余，在战略上也是不合理的。他本人听到宣战的消息是 12 月 11 日下午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里。当他正在和其他军官讨论此事的影响的时候，约德尔从柏林打来电话。约德尔在电话里问他：“你听说元首刚刚向美国宣战了吗？”瓦利蒙特回答：“是的，我们都大吃一惊。”约德尔指出，现在亟须对美国部署兵力的方案做出一个全面预估。瓦利蒙特表示同意，并补充说：“直到目前我们从没有考虑过要和美国打仗，所以根本没有进行这种评估所需要的数据。”¹²

瓦利蒙特回忆说，向美国宣战的决策“完全是元首独立做出的，事先没有向国防军统帅部征求意见，结果国防军面临着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两线作战的处境。在此之前，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总体目标是先‘在军事上’打垮苏联，然后集中力量结束西线的战事。现在德国人能期望的最佳结果就是面对着东西两线综合实力远远超越德国的对手，竭力避免被碾压的结局而已”。¹³瓦利蒙特的看法是，希特勒“被他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所左右，没有充分考虑过军事上的后果”。¹⁴

总的来说，希特勒做出向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手宣战的决定，却没有征求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也许除了忠心耿耿的约德尔，还有应声虫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准备措施，而且如邓尼茨所回忆的，甚至没有意识到立刻要做的必要的后勤安排。而且德国根本不必要也没有任何义务向美国宣战。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做的讲演开头声称，宣战是依据三国条约的要求。可是这不是事实。据里宾特洛甫战后为自己辩解的说辞，里宾特洛甫提醒过希特勒，根据条约，如果日本遭到第三国进攻，德国仅有在日本被他国攻击时向日本提供援助的义务。¹⁵既然是日本进攻了美国，而不是相反，那么德国没有义务干预。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后来回忆，在听到希特勒在讲话当中说，德国按照三国条约有义务向美国宣战的时候，他非常震惊。他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个疏漏，而在政治上是个错误”。¹⁶

不仅在普通德国人中间，而且在希特勒的亲信和政府与军队最高层里面，人们都对宣战一事表示惊讶和紧张。这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和美国开战既不必要，也不明智。即使在德国军事和外交领导人的眼中，应该也还有其他的选择。希特勒面对多个选项，主动选择了与美国开战。当然，正如希特勒所说，由于美国向英国直接提供援助，然后又向苏联提供援助，德美之间在大西洋上早已事实上开战了。可是我们知道，在罗斯福看来，双方都有理由让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状态继续下去，甚至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也可以持续。希特勒清楚，罗斯福在美国民意，还有和国会的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困难。他知道，1941 年 8 月美国总统想延长义务兵役法中规定的服役期，在国会仅仅得到了最微弱的多数支持，而且在 12 月 7 日日本悍然袭击珍珠港之前，罗斯福根本就不敢要求国会就宣战进行表决。即使美国对日宣战以后，也没人能绝对保证国会一定支持罗斯福向德国宣战。希特勒在 12 月 11 日替罗斯福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而且即使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也能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德国身上引开。而且当时希特勒根本就没有击败美国的可行办法。他的潜艇当然可以在大西洋上攻击美国海运，可是他没有进攻美国本土、轰炸美国城市或者阻止美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手段。现在宣战以后，德国在时间上的压力更大了，德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并获得足以击败美国或者至少不被美国击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留给德国的时间越来越少。希特勒知道，美国在两年之内就可以建立一支庞大到足以征战欧陆的军队。实际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比两年要长。斯大林焦急等待的登陆纳粹占领的西北欧的作战行动，直到 1944 年 6 月才最终实现；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实施诺曼底登陆。（不过在此之前，盟军已经在 1943 年实施了北非登陆和沿意大利南部向北推进的战役。）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的决定从长期来说已经注定了德国最终的命运。这个决定看上去正是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决定，即便在几十年的长久岁月以后回头看起来，还是不折不扣的疯狂。那么，在东线苦战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希特勒不和其他人商量，就匆忙选择了在西方和一个新的极其强大的敌人开战，而且他还不知道怎样打败这个敌人？这是个多么令人困惑的决策啊。

1

直到 30 年代后期，希特勒才开始把美国考虑进他的国际权力政治的大格局当中。他的野心局限于欧洲，而美国在另一个半球，并且看起来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孤立主义，基本上和希特勒所设计的德国未来外交政策无关。

不过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观念当中，他在考虑德国目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希望在哪里时，会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种族构成问题。希特勒在评价美国的时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生存空间”的概念和种族观念。希特勒把美国的经济成功和较高的生活标准，归因于美国地域辽阔和以白人“北欧人种”为核心的人口，并把这两点作为他理想中欧洲“生存空间”的未来范本。¹⁷在他的观念里，美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革新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更是由于它在地域上扩张，以容纳其不断增加的人口——“白人把上百万的印第安人杀得只剩下几十万”，从而征服了西部。¹⁸这符合他对德国一定要“通过武力”扩张来获得繁荣并主宰欧洲的观念。在 30 年代早期，希特勒把美国视为经济上“最强大的对手”。¹⁹不过他只在私下这么想，在公开场合从没有这么说过。未来非常遥远的某个时候，由德国主宰的欧洲可能要和美国争夺世界的霸权。此外，他对美国的另一个看法更是加强了这个观念，尽管这种强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美国虽然白人占大多数，但却是一个由犹太资本主宰，在政治和文化上被犹太人所控制的国家。²⁰

在 20 年代，除了特别激进的反犹主义和对共济会的特别关注之外，一般来说，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和德国右翼圈子里广泛传播的对美国的刻板印象保持一致。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希特勒提到美国，主要是提到它在“一战”中的角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被犹太金融资本和共济会所左右的。此外他还提到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仇恨——德国右翼势力谴责威尔逊在煽动德国 1918 年“十一月革命”和 1919 年 6 月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的国际羞辱中所扮演的角色。²¹在希特勒 1919 年 12 月所做的最早的政治公开演说之一里，他把美国和英国并列为德国的“绝对敌人”；这在“一战”结束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是普遍的观点。他说，美国只在乎钱，不管这些钱是不是沾满了血腥。他把美国等同于犹太人的权力：“对于犹太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就是钱包。”所以他认为，美国注定会参战，并在最后获得最大份额的战利品。²²在 1923 年底的啤酒馆暴动之前的演说里，他还重复过几次同样的观点，不过这些观点不是他政治观念里面的主题。

在 1923 年底失败的啤酒馆暴动以后，希特勒从 1924 年到 1925 年春天被关押起来。在此期间他开始写作《我的奋斗》，并于他获得释放之后一年完成。在《我的奋斗》第二部分里，希特勒描述了他对未来德国外交政策的设计，但是美国在其中不占任何突出的地位。他只在最后一个段落里，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简短地描述为一个被犹太人所控制的国家，未来德国的对手，在劫难逃的大英帝国的最后继承者。希特勒写道：“在美国，犹太人控制了股票交易所。他们对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国家的工业生产控制得越来越紧。”未来美国的威胁是针对英国的。“即使血缘关系也不能阻止英国对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崛起感到嫉妒。一位伟大母亲的孩子——这个前殖民地国家——看来将成长为世界的新主宰。”²³在希特勒扭曲的世界观当中，一个由犹太人控制的冉冉上升的世界强权对德国的威胁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威胁只存在于非常遥远的未来。他没有对此多加考虑。

当希特勒在 1928 年写作他的第二本书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至少已经很模糊地勾勒出在遥远的未来某个时点和美国摊牌的可能性。希特勒的第二部著作主要是关于南蒂罗尔问题，当时是个敏感话题。可能因为它的敏感性，它直到战后很久重被发现时才出版。在 20 年代的德国，认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欧洲构成威胁的观点，几乎和一般的反美情绪一样普遍。²⁴只是希特勒自己的种族主义世界观与这种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恐惧和地缘政治联系起来，形成了某种变化。

在 20 年代后半期，希特勒比他在啤酒馆暴动之前的岁月更多地关注地缘政治问题，他一般称为“生存空间问题”。他的思考主要是为他的以下观点提供理论依据，那就是：德国必须扩张才能生存，而扩张则必须从苏联那里抢夺生存空间。同时，这也意味着德国必须改变之前外交政策中的结盟策略，寻求和英国与意大利结盟。他早年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已经表达过这个观点。遥远而又孤立的美国在希特勒的这个外交战略当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希特勒在脑海中建立的我们前面概略描述的那种对美国的印象——那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巨人，拥有成为世界强权的潜力，有着“健康的种族核心”，但是被犹太人和共济会所控制——也并非毫无用处。希特勒在展望德国未来成为世界强权的愿景之时，也开始把他对美国的这个印象考虑进来。

希特勒是戴着种族主义的眼镜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对美国极端严格的移民种族限制法律，还有对公共卫生与优生学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印象深刻，²⁵他想象未来会出现一个年轻的、种族优等的白人国家，集合了来自欧洲各国“最好的”移民，和旧大陆在种族上腐朽没落的国家相竞争。他写道：“在种族上较为劣等的欧洲有逐渐把决定世界命运的权力让渡予北美人民的危险。”而对此唯一的预防之道，就是在欧洲进行种族复兴。²⁶“在未来，只有懂得如何通过革新国内生活方式和对外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种族纯度，并且在国家大政方针方面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自身的种族优势的欧洲国家，才能够和北美抗衡。”而这就是摆在纳粹运动面前的迫切任务。它可能引发的后果显而易见，“轻信”一个由种族纯粹的德国所领导的“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斗争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是轻率的”。美国迟早会结束孤立。到那时，和欧洲之间争夺霸权的冲突将不可避免。²⁷

在 30 年代初期，希特勒很少谈到美国。²⁸他和当时很多人以及纳粹宣传机构的官方言论一样，认为美国被 1929 年 10 月底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危机大大削弱了。据希特勒的朋友恩斯特·汉夫丹格说，希特勒认为一个受到内政问题严重困扰的国家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²⁹汉夫丹格本人就有一半美国血统。这次经济危机很可能也使希特勒更加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切实保证。不过事实上，他在公共场合很少提到美国的大萧条，而把言论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德国国内失败的民主制度。尽管美国暂时由于经济危机而遭到削弱，但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关于美国和欧洲终将发生冲突的长期观点。他直到 40 年代仍坚持这一观点。³⁰

但是这种对于遥远未来的模糊认识，并不直接导致后来希特勒对美国政策的变化。希特勒在掌权的过程中并未对美国多加注意。在出任帝国总理以后，他和他的政府也没有对美国给予更多关注。在他掌权的头几年里，并没有对美国表现出兴趣，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也很少考虑美国。但是在希特勒的默许下，德国和美国的关系渐渐地趋于冷淡，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欧洲战争的爆发。当然希特勒也没有去积极阻止这种趋势，况且他要想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就必须要彻底改变作为他的政权基础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

在 1933 年以前，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很好，并且越来越密切。这个势头在纳粹新政权上台后改变了。两国之间诚挚友好的关系迅速恶化，主要原因包括贸易关税争端与德国想要拒付欠美国的债务。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1933 年春季，德国爆发了第一次对犹太人的严重迫害浪潮，这在美国引起强烈反感，引发了越来越强的反德情绪。同样令人发指的还有对基督教会的攻击，焚毁政治不正确或激进作者的著作和针对政敌的警察暴行。除了对纳粹野蛮行径的厌恶以外，美国人民怀着越来越警惕的心情，从大西洋彼岸远远观望着希特勒政权的军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重整军备的各种迹象，以及德国军备对于未来欧洲和平的威胁。³¹

很自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德国对美国的看法也在产生变化。有两个原因使纳粹政权早期的反美调子不像 30 年代后期那样刺耳，一个原因是德国要顾及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二是德国要准备举办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即便如此，德国在宣传中经常批评犹太人在美国所谓的角色和地位，而且这种批评越来越频繁。另外，从 30 年代中期以后，德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对罗斯福新政、美国在文化和种族上的没落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的负面评价。³²

希特勒其实并不特别担心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针对德国的敌意。从纳粹政权注重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它不能容忍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所以两国的敌意在所难免。既然如此，德国人并不特别担心美国。毕竟美国还处在长时间的经济萧条当中，并深陷于孤立主义，它的军事实力也很弱。希特勒因此非常自信，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它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干预欧洲事务。他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康斯坦丁·牛赖特在纳粹政权上台伊始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虽然华盛顿不太可能支持德国的要求和愿望，但是美国的利益和欧洲事务不相干，因此“缺乏对欧洲事务的兴趣，这一点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恐怕不会改变”。³³希特勒一定深信，欧洲的重组跟美国的切身利益不相干。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可以忽略美国因素。

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在战前的最后几年改变过以上观点。希特勒在 1937 年 11 月 5 日向德军将领们和盘托出了他兼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打算，并设想了 1943 年至 1945 年这段时间里，德国为生存空间而战的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此时，他根本没有提及美国。³⁴次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野心成为了事实，当时美国对于希特勒来说仍然是无关的局外人。

但是，现在有逐渐增多的预兆显示事情将要发生变化。在 1937 年 10 月 5 日的“隔离演说”中，罗斯福号召国际社会孤立威胁世界和平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时任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把这次讲话解释为美国正在走出孤立主义的征兆。迪克霍夫在 12 月初向柏林报告，虽然目前美国很可能仍然继续执行被动的外交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的海外利益受到威胁，或者美国受到忍无可忍的挑衅，那么美国政府可能不顾国内的反对，而改变孤立主义立场。“如果英国的生存在战争当中受到威胁，那美国很可能站在英国一方进行干预。”³⁵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敌意现在日益明显。德国的反美宣传一下子活跃起来。而在大西洋对岸，民意越来越反感纳粹主义，同时还担心，希特勒的好战政策会把欧洲推到战争的边缘。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的“水晶之夜”，德国爆发了全国性的迫害犹太人的可怕事件，美国人对纳粹野蛮行径的反感达到了极点。³⁶愤怒的浪潮席卷美洲大陆。美国用“述职和商讨”的官方理由召回了驻柏林大使，之后美国大使再也没有返回柏林。不久以后，德国也召回了驻华盛顿大使作为报复。³⁷虽然两国的外交关系没有完全破裂，但是德国外交部担心美国可能会实施经济制裁。³⁸这个担心得到了验证。在国务卿赫尔的干预下，美国财政部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撤回了对德国进口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命令。³⁹

在“水晶之夜”后一天，希特勒对德国新闻界代表发表讲话，只字未提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件，却表达了对美国由各民族构成的人口组成质量的蔑视，这跟他十年前的观点迥然相异。⁴⁰但是现在，他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开始严肃地考虑美国可能成为德国潜在的敌人这一前景。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提到美国在对德国挑衅，它现在已经跻身“帝国的敌人”之列了。⁴¹他对美国国内对“水晶之夜”的反应极为恼怒，再加上他对犹太人在美国的权力有着病态的恐惧，结果德国对罗斯福和所谓“犹太战争贩子”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

以上就是 1939 年 1 月 30 日，纳粹上台 6 周年之际希特勒向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背景。演说的中心就是所谓犹太人的权力，希特勒一直把犹太人视为美国政府和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演说的要点是，希特勒所谓的犹太人对英美金融界的控制已经对德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德国要对其发起进攻。他把犹太人描绘为迫使德国进行斗争的战争贩子。但是德国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并将战斗到最后一息。希特勒威胁道，一旦战争爆发，那些发动战争的犹太人将会被消灭，结果就是“欧洲的犹太人被全部消灭”。⁴²

在希特勒充满威胁的演说之后第二天，罗斯福回应说，希特勒的威胁意味着美国的安全边界将在莱茵河（后来，他用这个比喻说明美国向法国出口飞机的必要性）。罗斯福的说辞立刻在德国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⁴³此后，希特勒在 4 月底的帝国议会演说中对罗斯福进行了正面攻击。

而我们已经看到了，自从上一年秋天的慕尼黑会议之后，罗斯福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还有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感到越来越忧心忡忡，但是却碍于国内民意，以及孤立主义者反对任何有可能把美国卷入欧洲冲突的叫嚣，而缚手缚脚，无能为力。“水晶之夜”的恐怖已经充分揭示了纳粹政权的残忍和野蛮。3 月中旬，希特勒的国防军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山剩水；4 月上旬，另一只“疯狗”墨索里尼的部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在以后的几个月，罗斯福考虑过要发表一封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公开信，呼吁他们放弃对外侵略和战争的道路，展示出对欧洲全面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切实努力。这封公开信几易其稿，终于在 1939 年 4 月 15 日发表。它的要点是，罗斯福提议轴心国独裁者们保证在 10 年之内不会侵略 30 个独立国家，这 30 个国家的名单主要包括欧洲国家，也有一些中东国家；而罗斯福承诺美国将参与国际裁军谈判，并向所有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放自由贸易。⁴⁴

希特勒将罗斯福在没有事先正式通报柏林的情况下，就擅自发布公开信的行为视为傲慢无礼，并大发雷霆。⁴⁵他一开始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回应这种“如此轻率的东西”，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罗斯福的讲话在国际社会上占领了道德高地，他又感到不得不做出回应。⁴⁶他在 4 月 28 日在帝国议会的讲话中对罗斯福的公开信做出了严厉的回复。⁴⁷希特勒声称，他询问了被列出的这 30 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觉得他们受到了德国的威胁。而有些国家——他以叙利亚为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独立自由恰恰被民主国家所侵犯了。巴勒斯坦地区不正是被英军，而非德军占领了吗？而爱尔兰共和国害怕的是来自英国的侵略，不是德国。罗斯福对裁军的呼吁正中希特勒的下怀，因为在“一战”之后战胜国剥夺了德国的军备，而自身却寻找种种借口避免裁军。希特勒常常拿以上事实进行宣传。

希特勒嬉笑怒骂讽刺挖苦的讲话使顺从的纳粹国会里爆发了阵阵讽刺的笑声。这是希特勒最有成效的演讲之一。戈培尔博士欣喜若狂：“这是对罗斯福的无情鞭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议会都笑弯了腰。聆听这篇讲话真是一种享受。它在公众当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任何公开诋毁元首的人都会自取其辱……他在政治战略战术方面是一个天才。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睿智。罗斯福之流和元首相比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啊。”⁴⁸不只纳粹认识到希特勒反唇相讥的成功之处。当时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听完了这篇讲话以后，觉得希特勒对罗斯福的回答“相当机敏”，它说出了美国和欧洲那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心里话。⁴⁹

不过在以上几个圈子之外，希特勒对罗斯福的回应没有多少说服力。对大多数人来说，罗斯福在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面前呼吁理性与和平，已经占据了道德高地。其实，罗斯福的讲话和他引起的希特勒的回应本身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重要性。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以最显著的方式让美德之间的分歧大白于天下。在民主国家与轴心国的斗争中，美国的立场已经非常明确了。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不管美国表面上如何中立，它都应被当作敌对势力来看。这就是说，虽然多年以来美国在德国的政策中都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从现在起，德国必须不仅从意识形态上，而且从战略上来认真考虑美国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发生欧洲战争——而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加——那么最关键的课题是如何防止美国参战。但是德国人一直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参战，那并非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1940 年秋季美国就将举行大选，在大选之前美国政党不会冒险激起美国民意的愤怒。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会防止美国参战。而且美国的扩军和军工生产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军事上的弱点太明显了。德国的计划考虑到了持久战或者发生一系列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德国的战略计划认为，在美国能够有力量进行干预之前，德国就会在战争的初期阶段获胜。希特勒有信心，德国军事力量可以在和波兰开战伊始就迅速取得胜利。他预期西方民主国家在德国对波兰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会置身事外。就算西方国家干预，他也有信心取胜。英法将会被击败，或者在压倒性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压力之下在谈判中屈服。美国将不会介入。未来在某个阶段，德国会在西欧列强的支持或者至少默许之下，对“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总的清算。而这个清算也将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未来某个时间如果和美国开战（最早不超过 40 年代中期），德国将已经主宰了整个欧洲大陆，而且将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准备好征战大洋。

以上只是德国一厢情愿的狂想而已。但是当战争在 1939 年夏季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德国战略的中心前提就是，在德国建立欧洲霸权之前，美国都不会成为一个战略上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过这种思路并没有清晰简洁地诉诸文字，而是不自觉的。

2

即便如此，没有什么可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欧洲战争于 1939 年 9 月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其实很清楚，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被动员起来之前，他只有很短的时间夺取欧洲的霸权。德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美国因素。速度比以往更重要。德国必须在美国干预并扭转实力天平之前就获得胜利。

虽然希特勒确信美国不可能过早参战，但是他不想听天由命。德国绝不能做出任何刺激美国的举动。在战前非常普遍而且相当恶毒的对罗斯福总统的人身攻击，现在在戈培尔宣传部的命令下偃旗息鼓了。政府命令媒体在报道美国事务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⁵⁰希特勒严令那些跃跃欲试的海军将领，不得纵容潜艇进行无限制的战争，尤其不能冒击沉中立的美国轮船的风险。希特勒在秋天多次警告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必须尽量避免和美国发生海上冲突。在 1940 年 2 月 23 日，雷德尔请求派遣两艘潜艇前往加拿大海岸外的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港附近水域巡逻，因为这里是英国护航队的重要港口。希特勒明确拒绝了雷德尔的请求，理由是“这样做可能对美国产生心理上的影响”。3 月上旬，海军接到明令，无论在何处都禁止截停、俘获或击沉任何美国船只。⁵¹

在 1939 年秋天，德国军事当局预期，大约还要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美国的工业和军事潜力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军工生产目前仅能满足本国军队的需要，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生产出大批坦克、飞机和其他军用车辆。但是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将在所有军工领域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⁵²这个估计和德国驻华盛顿武官的报告相符，武官的报告认为，美国目前的军事准备程度使美国不可能在 1940 年夏末之前参战，可是在那之后美国可能会全面参战。⁵³德国驻华盛顿使馆的观点是，罗斯福政府认为战争会是一场持久战，英国和法国不会很快失败，只有在民主国家面临灾难或者胜利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出手干预。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参战必需的民意支持。⁵⁴

鉴于以上报告，希特勒急于在军事上完成对法国的征服，并且迫使英国接受失败走上谈判桌的心情益发急切。在开战之初，他有信心地表示，在美国能够参战之前很久，德国就能“解决欧洲一切问题”。但是他在私下也指出：“如果我们到那时还没胜利，那我们面对的就是灾难了。”⁵⁵在波兰被征服仅仅几周以后，他催促立即对法国发起攻击，理由是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⁵⁶在 1940 年 5 月发动西欧攻势前不久，希特勒向他的朋友墨索里尼指出，“罗斯福先生的电报、文件和质询流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语气”，给了我们“足够多的理由努力尽快结束战争”。⁵⁷

在 1940 年 6 月 10 日，意大利宣布参战的当天，罗斯福总统发誓将向“恶势力的敌人提供”美国一切的物质资源。⁵⁸一个多月以后，希特勒收到了一份对罗斯福 7 月 19 日接受未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演讲稿，这份讲稿坦率地表示，美国总统坚定不移地反对德国，准备好在一场持久战中支持英国。⁵⁹这对德国战争努力的影响显而易见：德国必须在美国的资源开始发挥作用，甚至是直接参战之前，就决定性地赢得战争。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信号在促使希特勒做出侵苏决定当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他在月底向德军将领们宣布，准备在持续数个月的“闪电战”当中进攻并摧毁苏联。这场他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上就决定要发动的战争，现在有了新的战略目的：让英国丧失任何在欧洲大陆寻找盟友的希望，迫使英国接受失败并求和，由此消除美国参战的危险。希特勒认为，必须从莫斯科开始征服伦敦和华盛顿。

希特勒的战略现在具有了全球性质，开始把日本在远东的角色包括了进来。德军一旦击败苏联，就能解除日本在北方受到的宿敌的威胁。这就能为日本已经跃跃欲试的南进战略打开通道。日本南进会攻击英国在远东的领地，还会产生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太平洋地区的效果。几周之内，德国对日本的新的兴趣就导致了一系列外交行动，最终促成了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体现了里宾特洛甫的愿望，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旨在打击英国的世界权力和美国的国际力量。⁶⁰

与此同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 9 月上旬达成了驱逐舰交易。对于希特勒来说，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英国的决心。鹰派的雷德尔海军元帅认为，美国肯定将要参战。⁶¹但是德国却不得不忍耐驱逐舰交易所象征的正在形成的大西洋联盟，还有美国政府越来越不加掩饰的反德态度。希特勒还是不想刺激美国。德国政府因此对新闻报道实行了严厉控制。⁶²

罗斯福在 12 月 17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用借给邻居水管来扑灭大火做比喻，推出了后来成为租借法案的建议；将近月底，他又发表了“民主兵工厂”的讲话。此后德国取消了对国内反美宣传的禁令。⁶³纳粹政权放手在宣传战中全力一搏，显示了他们有多么看重租借法案所产生的严重影响。雷德尔元帅一直想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展，来推动德国在大西洋上采取更积极的攻势。他在 12 月 27 日对希特勒强调了租借法案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只有到 1941 年底或者 1942 年初美国才能向英国提供真正有力的援助。”⁶⁴这个结论和希特勒本人 10 天前告诉约德尔的话相一致：德国要在 1941 年底美国能够参战以前建立欧陆的霸权。前驻美大使、现德国外交部美国事务专家迪克霍夫在 1 月 9 日起草过一份备忘录，罗列了美国参战的后果。他指出，轻信美国参战改变不了局势的想法是错误的。一旦美国参战，它的工业生产将急剧增长，能够向英国提供更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飞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干预，英国的崩溃可以导致和谈与战争的结束。“可是如果美国参战，那么即便英国崩溃了，对美国的战争也还会继续，而且德国很难获得和平。”⁶⁵这是一位严肃的外交官能够说出的，关于美国参战以后德国不可能赢得战争的最严重警告；而现在有了租借法案，美国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一个月以后，德国驻华盛顿使馆武官弗里德里希·冯·博提舍将军的报告再次强调了美国干预的严重后果：他预计美国的军用飞机产量在 1941 年将增至现在的 3 倍，到那时，美国的飞机产量将超过德国。⁶⁶

希特勒在公开场合诉诸威胁的手段，试图阻止美国的干预——他经常使用威胁手段；可是这一次对美国来说，他的威胁是相当空洞的。希特勒在 1941 年 1 月 30 日在帝国议会发表纳粹上台 8 周年纪念演说的时候讲道：“人们不要心存幻想。任何想要帮助英国的人必须首先意识到一点：无论有没有护航，每一艘驶进我们鱼雷射程的船只都会被击沉！”⁶⁷他不敢把这个威胁付诸实施，因为他害怕引起他仍然想尽全力避免的结果。希特勒个人从美国走向租借法案的过程中得出的战略结论，比以上空洞的威胁更加重要。

希特勒在战略上的结论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他再次印证了之前的判断，那就是要想把美国排除在战争以外，并获得全面胜利，有赖于德国迅速击败苏联。第二，美国的态度变化促使他重新积极推动和日本拉近关系；自从前一年 9 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以后，德日关系有一段时间停滞不前。他在 1 月 9 日对他的将领们说：“粉碎苏联可以让日本全力打击美国。”而这能防止美国参与欧洲战事。⁶⁸海军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明确记录了希特勒的大战略构思：“如果美国和苏联一起对德国作战的话，形势会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必须把任何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苗头消灭在摇篮里。如果不存在苏联的威胁，我们对英国的战争可以无限期地打下去。如果苏联崩溃，日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就意味着美国面临的危险在增加。”希特勒又说了一个另外的想法，显示他开始在日本身上寄予越来越大的希望：“元首认为，可以让日本放手夺取它在新加坡的利益，不必顾忌这将会迫使美国采取极端措施的可能性。”⁶⁹换句话说，日本在远东的扩张现在开始成为德国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两件事的关键都在于迅速击败苏联。

1941 年 3 月 11 日，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以后，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德国领导人的观点，即美国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坚定地支持德国的敌人。这篇文章声言：“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和谁做斗争。最后的战斗已经开始。”⁷⁰有一篇关于罗斯福宣布开始执行租借法案以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反应的报告称，当时德军的普遍反映是，这“等同于向德国宣战”。⁷¹希特勒本人对罗斯福总统进行了疯狂的诋毁，认为美国给了他宣战的理由。他目前还没准备好对美开战，但是“总有一天会和美国兵戎相见的”。罗斯福和他背后的那些犹太金主担心，一旦德国赢得战争，他们会遭受巨大损失，所以他们一定会阴谋向德国开战。希特勒说，他唯一的遗憾在于他没有能够轰炸美国城市的飞机。如果德国有这么长航程的轰炸机的话，他将很高兴给美国的犹太人一个教训。租借法案的确给德国带来了麻烦，可是德国可以用“无情的海上战争”来解决这个麻烦，因此增加德国潜艇击沉的吨位数非常重要。但是美国人目前还是受限于他们的军备生产能力。⁷²

1941 年 3 月 25 日，希特勒把德国的战区范围扩大到冰岛附近海域，和美国的中立区域发生了重叠，这一举措是作为美国通过对英国援助法案的对抗措施。在德国采取上述措施之前，柏林听到谣言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运输船队提供远至冰岛的护航。⁷³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政府中的鹰派阁员早已催促总统这么做，但其实罗斯福在好几个月以后才同意为船队提供护航。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护航只是 1941 年春季的一系列事件之一，它们使德国人相信，罗斯福故意对大西洋上所发生的事件推波助澜，好寻找一个借口，把美国领进战争。

之后又有三件事构成了对德国明显的敌对行为：3 月下旬美国允许英国在美国的船坞里修理受伤的战舰；月底，美国没收了所有停泊在美国港口的轴心国船只；之后又和格陵兰达成了在那里建立美军基地的协议。同时，还有传言说美国正在计划占领亚速尔群岛（德国曾经一度考虑过抢在美国人之前占领那里，希特勒当时仍然想这么做，用来作为轰炸美国的远程轰炸机的基地）。⁷⁴虽然后来罗斯福政府并未进行全面护航，只是进行巡逻，为英国护航运输队提供附近德国潜艇威胁的情报，这个举措也增加了德美之间的矛盾。

德美之间第一次公开冲突，是 4 月份美国驱逐舰“尼布莱克”号和它错以为是德国潜艇的船只相撞，不过后来证明那不是德国潜艇。这次事件只能促使双方越来越接近爆发全面冲突。5 月 21 日，德国潜艇击沉“罗宾·摩尔”号事件更加危险，6 天以后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政府将使用一切手段防止德国主宰大西洋，并在美国开始“无限期紧急状态”。⁷⁵后来，美国出乎意料地对“罗宾·摩尔”号被击沉事件降低了调门，而且在罗斯福总统的严厉讲话之后没有采取实质性的举动，这都让柏林大大松了一口气。春季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平息成一种令人紧张的对峙。希特勒此刻正专注于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还有为“巴巴罗萨行动”集结部队，他这时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美国由于大西洋上的某个偶发事件而参战。

他一再警告急于开火的雷德尔海军元帅，要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挑衅行为的事件。当时雷德尔元帅领导的好战的德国海军高层，正跃跃欲试地寻求在大西洋上和日益增长的美国威胁刀兵相见。“罗宾·摩尔”号被击沉事件违背了希特勒的明令，但是直到秋天以前，都只是一次孤立事件。当“巴巴罗萨行动”即将开展的时候，希特勒又重复发出过禁止德国潜艇针对美国商船采取任何行动的命令。6 月初，希特勒通知雷德尔，“只有德国向大西洋派出舰队作战以后，德军才能开始搜查美国商船”。很明显，这是一道临时禁令；只有在海上战争最终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德军才能攻击美国的海运。⁷⁶

在 6 月 21 日，入侵苏联之前一天，雷德尔海军元帅又一次提出了德国在大西洋采取行动攻击美国船只的问题。他提到，前一天，在德国宣布的战区范围之内 10 英里处，一艘德国潜艇遭遇由一艘驱逐舰护航的美国旧式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几乎酿成一场冲突。潜艇开始追踪美舰，不过“得克萨斯”号最终扬长而去，没有受到损伤，甚至不知道存在德国潜艇的威胁。⁷⁷雷德尔像当初欢迎“罗宾·摩尔”号事件一样欢迎这次事件。他告诉希特勒，他的观点是，“对付美国人，强硬的行动比认输服软要有效得多”。但是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和雷德尔的会谈报告说：“目前元首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在禁区海域以外和美国军舰或者商船发生任何冲突。而在禁区海域，则必须有明确的命令才能行动，不许潜艇在情况不明和危险的条件下采取行动，而潜艇部队必须遵守这些明确的命令。”

雷德尔领会了希特勒的意思，提出在战区范围内划出 50 英里或者 100 英里缓冲区，缓冲区内应避免对美国军舰的攻击。希特勒不想引起任何误解，报告记录：“元首不厌其烦地重复，在‘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展开之前，他不希望和美国发生任何冲突。而几周以后形势会逐渐清晰，将会对美国和日本产生有利于我们的影响；日本将对美国产生威胁，因此美国在大西洋战场参战的愿望将会降低。”⁷⁸这个声明不仅强调了对美国航运进行攻击禁令的临时性质，而且点出了进攻苏联的全球战略目标。在德国的全球战略目标中，日本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以后，德国领导人对日本的战略目的仍然不清楚也不放心；他们积极试图说服日本进攻新加坡。希特勒在 1941 年 3 月 5 日关于“与日本合作”的战争训令说：“合作的目的是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出发，促使日本尽快在远东开展积极的作战行动。日本应该牵制英国的有生力量，并将美利坚合众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⁷⁹几天前，里宾特洛甫还积极劝说最近重新出任日本驻柏林大使的铁杆亲轴心分子大岛浩进攻新加坡。⁸⁰当然，双方认识到这个行动可能把美国拉进战争，这是德国一直竭力避免的结果。但是这种自相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他们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参战只会妨碍而不是促进它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不过他们仍然预料，如果能对英国在远东的关键领地新加坡实施闪电袭击，而不进攻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这样仍然可以避免美国宣战，同时又能让美国人专注于太平洋战场的防务，而无暇顾及大西洋战场。在德国积极劝说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行为背后，还有另一层担忧。如果德国最终和美国开战，它非常需要日本站在自己一边。而德国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十分清楚，它隐隐地担忧日本会不会和美国达成某种和解，结果让德国单独面对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⁸¹

在整个 1941 年春季，德国都对日本有这样的担心。当德国人获悉日本正在试图缓解日美之间逐渐升级的紧张局势的时候，这种担心更甚；因为日本的举动与大岛浩给德国留下的日本支持德国政策的印象截然相反，也和德国驻东京使馆发回柏林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亲轴心反美立场的报告相反。1941 年 3 月底松冈洋右访问柏林的时候，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本人使尽一切手段，诱使他答应早日对新加坡发起进攻。里宾特洛甫说：“占领新加坡可能是防止美国参战最有效的手段，因为美国根本不敢冒险派舰队深入日本海域。如果在今天打击英国的战争当中，日本做出决定性的一击，比如占领新加坡，罗斯福就会处于很困难的境地。他很难对日本采取任何有效的反制措施。”⁸²希特勒在亲自接见日本外相的时候，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说服他。他说，德国已经考虑过美国援助英国的可能性，但在 1942 年之前美援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日本不用害怕进攻新加坡时苏联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一旦有需要，德国在东部边境所集结的师团就会从背后打击苏联（不过希特勒没有透露德军闪击苏联的作战计划）。他敦促三个轴心国目前要采取联合行动。日本现在采取行动是最有利的。但是，希特勒很失望地发现，松冈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日本进攻新加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他个人认为越早越好。但是日本国内相反的观点在东京占了上风，他无法向德国承诺任何事情。⁸³

在日本外相礼节性地短暂拜访墨索里尼之后，希特勒第二次会见松冈洋右。他再次表露出表面自信背后隐隐的焦虑。他说，一旦美国参战，德国会取得最终胜利。德国可以利用潜艇和空军和美国作战，并采取防范措施，确保美军无法在欧洲登陆。无论如何，美军都不是德国士兵的对手。他接下来主动提出一项对日本的重要承诺：如果日本和美国开战，德国一定会立即“和日本共进退”。美国肯定想要对敌国各个击破，所以希特勒宣称，德国将立即加入日美之间的战争，因为轴心国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唯一的弱点就是允许自己被敌人各个击破。⁸⁴以上主动的承诺提示我们，希特勒为何在 8 个月以后决定向美国宣战。不过当时，他不得不接受日本的战略目的不明这一现实，而且尽管他想要推动日本在远东采取他希望的攻势，却无能为力。

当希特勒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日本的计划仍然不明。德国试图促使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反美立场，但是徒劳无功。⁸⁵6 月 6 日，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将军报告说，日本正试图和美国改善关系以阻止美国参战；而因为“攻击新加坡会促使美国立即参战”，所以日本攻击新加坡的行动目前已被暂时搁置。奥特肯定，如果美国主动参战的话，日本将会遵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义务对美国开战；可是如果美国由于苏德战争而参战，日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根据《三国同盟条约》参战。⁸⁶

当 6 月 22 日德军进攻苏联的时候，从希特勒的立场来说，他的赌注高得不可思议。德国绝对必须对苏联取得速胜。德国的胜利有赖于对斯大林的红军进行迅速而决定性地一击，如果可能的话，日本在远东向英美发动攻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德国。希特勒无法控制日本的行动，但现在日本的行动在德国的总体战略当中是关键的一环。德国认为，如果战争变得旷日持久，美国参战不可避免。而一旦美国参战，德国获胜的机会就极为渺茫了。总结起来，这正如希特勒在 1940 年 12 月 17 日对约德尔所说的：“我们必须在 1941 年内解决好所有欧洲大陆的问题，因为从 1942 年以后，美国将能够出手干预了。”⁸⁷

3

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希特勒的头脑中当然很少有空考虑到美国。但是即便美国问题不是希特勒考虑的重点，却也从没有被他忘掉。在战争目前的这个阶段，德国还没有获得最终胜利的情况下，德国一定不能允许出现任何有关美国航运的事件，让它扰乱大西洋战场，甚至成为罗斯福用来把美国引向战争的工具。虽然雷德尔元帅和他的同僚急于作战，但希特勒只能坚定不移地约束德国潜艇的行动；尽管罗斯福在大西洋战场加剧了不宣而战的事实性军事对抗，但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希特勒就一直坚持这个自律的政策。德国海军 7 月 8 日的报告说，“德国对美国的态度”“和以前一样，就是避免刺激美国”⁸⁸。

7 月 7 日，美国出兵登陆冰岛。美国这一行动毫无疑问进一步偏离了它表面坚持的中立立场，因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使用美国向冰岛运兵所采用的同一条航线，这就使英国的海运变得容易，而使德国在大西洋之战中的处境更加艰难。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准备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北大西洋的德国潜艇指挥官们其实早已要求批准在冰岛海域发起作战行动，但希特勒的指令仍然是避免刺激美国。

雷德尔很不高兴。7 月 9 日，他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元首大本营里询问希特勒，“应该把美国出兵冰岛一事视作战争行为，还是视为应该忽略的挑衅行为”。希特勒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实想法。雷德尔的会议记录记载道：“元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他特别想把美国参战的时间再推迟一两个月。一方面，东线作战需要整个空军的配合，空军一直在为东线作战做准备，元首不想分散哪怕是一小部分力量用于它处；另一方面，东线战场的胜利将影响整个战略形势，也包括从根本上影响美国的态度。因此，他不希望改变目前的命令，而要确保尽一切可能避免突发事件。”⁸⁹

我们不知道，希特勒想要把和美国开战的时间延迟两个月，目的是想在东线战事胜利结束之后再向美国开战，还是希特勒认为罗斯福将主动开战。但是希特勒评论的语气像是如果双方开战，应该是德国采取主动。大约两周以后的 7 月 25 日，他对雷德尔说的话可以印证这个猜测。希特勒重复说，他希望德国还在东线作战的时候，避免美国向德国宣战。但是“在东线战局结束之后，他保留针对美国采取严厉措施的权利”。⁹⁰所以说在 1941 年盛夏，当德军洪流正在滚滚东向之时，希特勒已经在考虑未来与美国开战的问题了——不过这只能在苏联被粉碎之后。

此刻，东线的胜利果实看上去唾手可得。陆军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上将早在 7 月 3 日就得出结论说，可以断言，东线战役在开始以后的两周就已经获胜了。⁹¹这个傲慢的假设很快就被现实击破。就是在这样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下，希特勒开始幻想一旦他在东线腾出双手，将开始与美国的战争。

在 7 月中旬，他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说出了德日通力合作，首先消灭苏联的威胁，然后对付美国的设想。希特勒告诉大岛浩：“我们不可能避免和美国摊牌。”虽然他目前没有做任何事，但不代表他就接受了美国占领冰岛这一既成事实。他不怕美国。欧洲的军工业比美国的规模大得多。他在“一战”中有过和美军士兵作战的经验，德军士兵要高明很多。一旦东线战事结束，他将把目前用于陆地的资源转向建设海军和空军。（实际上，他在前一天已经签署了相应的战争训令。德国造舰计划明显针对英美的海军力量，因此特别强调建设潜艇力量，而不是水面舰队。⁹²我们可以回想起，希特勒在 5 月份已经在筹划占领亚速尔群岛，把它作为轰炸美国本土的远程轰炸机的起飞基地。⁹³）他盛赞了德国国防军，并告诉大岛浩，摧毁苏联是德日两国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所在。苏联一直都是两国敌人的盟友。他声称，德国在东方受到苏联的威胁，而在西方则受到美国的威胁，而对于日本来说正相反。所以他认为，“我们应当合力摧毁苏联和美国”。

他向大岛浩表示，目前日本出手干预对双方极为有利。他乐观地宣称：“在苏联的战争已经打赢了。”很快苏联的抵抗将会土崩瓦解，德国可望在 9 月结束东线战事。他不需要任何帮助，可以独自完成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摧毁苏联的斗争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他和在场的里宾特洛甫鼓励日本进军西伯利亚，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计划应取代入侵新加坡的计划。⁹⁴希特勒的战略目标现在很明确。他问道：“接下来美国怎么做？它将如何进行战争？德国和日本必须以摧毁苏联为其首要的目标。如果我们同时行动，切断它的补给来源的话，事情将会变得很容易。”这给予了德日机遇和希望。“我们只有摧毁苏联，才能从根本上防止美国介入战争；而只有德国和日本以最精准最坚定的方式协同作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⁹⁵

希特勒一直在两种战略之间摇摆：摧毁苏联是为了防止美国参战，还是为向美国开战铺平道路。无论是防止美国参战还是未来向美国开战，希特勒和大岛浩谈话的前提是假定东方的战争已经胜利了；它显示，美国在希特勒攫取最终胜利的战略思考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这和他在 1928 年的第二部著作中的观点相呼应，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必须放在全球战略的框架里来看。称霸欧洲是希特勒未来和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摊牌的先决条件。而且，虽然当时希特勒的讲话是想取悦于日本，希望让日本按照他的设想行动，但日本事实上也确实在他的战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无法让日本的领导人和他一样看待问题，他只能希望如此。其实他和以往一样对日本人的战略目标一无所知。他在一个月以后还坚信日本想要进攻苏联。⁹⁶其实，在希特勒和大岛浩谈话之前将近两周，在 7 月 2 日，日本领导层就已经决定放弃进攻苏联的北进方案，希特勒完全不知道此事。日本领导人对于德国已经获得了东线战争的胜利这件事没有希特勒那么确定。

在他向大岛浩描绘了两国合作统治世界的诱人前景之后仅仅一个月，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的气氛就变得凝重起来。尽管德军在继续挺进，但很明显已经无法迅速击败苏联。伤亡越来越大，后勤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苏军的防御比德国人预期的更加顽强。8 月 11 日，哈尔德上将承认“我们低估了俄罗斯巨人”。⁹⁷很明显战争会拖延过今年冬天。希特勒深受痢疾和神经高度紧张的困扰，在 8 月中旬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严重冲突——类似具有破坏性的冲突后来还将多次发生。他的将军们建议把莫斯科定为主要目标。然而，根据“巴巴罗萨计划”与希特勒的坚持，战略首要目标应是占领苏联南部关键的工业和原油基地，同时通过占领列宁格勒在北方主宰波罗的海地区。⁹⁸这个争论悬而未决好几周，将军们在希特勒的雷霆震怒之下胆战心惊。几周以后，事态自然发展才解决了这个争论，战事演变成了力图赶在冬季大雪降临之前占领莫斯科的巨型秋季攻势。就在此时，传来了英美发表《大西洋宪章》的消息，这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普拉森提亚湾举行峰会的成果。

戈培尔立即语带讽刺却又相当精准地把这份文件概括为“典型的宣传战产物”，而他对宣传战可谓是行家里手。他评论道：“很明显，丘吉尔努力想把美国拉进战争，可是他没有成功。目前，由于美国民意的阻拦，罗斯福还无法把美国引进战争当中。所以他们就一致推出了这个为公共宣传而虚张声势的产物。”戈培尔下令让德国媒体全力对宪章的八点主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承认，通过宪章，罗斯福毫不含糊地站在英国一边。但是它远远配不上被称为“一份改变了战争基本进程的宣言”。⁹⁹在 8 月 17 日起草的致希特勒的备忘录里面，里宾特洛甫采纳了《大西洋宪章》是一个“为公共宣传而虚张声势的产物”这一说法。¹⁰⁰

第二天，戈培尔去元首大本营看望了生病而且易怒的希特勒。德国独裁者自然和戈培尔自己所预期的一样，对《大西洋宪章》的重要性嗤之以鼻。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有关美国的问题上一样，他的观点深受德国驻华盛顿武官博提舍所发回的报告影响；博提舍在报告中认为大西洋会议无关紧要。博提舍一贯误认为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日本身上。相应地，他低估了美国对德国的威胁。他经常向柏林报告说犹太人实际控制着美国，而这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对美国的偏见。¹⁰¹博提舍这次又报告说，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峰会根本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会对力量对比产生任何影响。不管宣言怎么说，美国还没有完成军事准备，而且它害怕两线作战，因此美国目前尚不能参战。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显示，在犹太人的世界观和真正美国人反对参战的意愿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¹⁰²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希特勒注定了不会认真地对待《大西洋宪章》。他大大高估了最近英国下议院里对丘吉尔的批评，认为英国首相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困难而想说服罗斯福参战。¹⁰³而美国总统虽然想参战，但却不能，因为他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制约（希特勒对国会就延长义务兵役法服役期问题的激烈辩论了如指掌）。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签署《大西洋宪章》，是因为他们做不了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希特勒得出结论，宪章“对我们没有任何妨碍”。¹⁰⁴

日本的真实战略意图对德国人来说仍然是个谜。雷德尔在 8 月 22 日和希特勒开会的会议记录上记载：“元首相信，一旦日军准备就绪，就会开始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目前的冷淡态度可以解释为日本想要秘密集结部队，发动一场突然袭击。”¹⁰⁵希特勒的乐观主义根本没有根据。其实德国外长对于日本的意图远没有元首那么乐观。7 月中旬，亲轴心国的外相松冈洋右下台，被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取代，而外界认为丰田对美国的态度要和缓得多。德国人不可能将这看作好事情，他们开始担心，随着美国为惩罚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而在 7 月 26 日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日本可能会急于跟美国和解。8 月底，德国人获悉，日本首相近卫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传递过一条重要信息。德国人变得更加担心。他们认为此举显示日本想要避免和美国开战，这和德国人想让日本做的恰恰相反。德国人只能瞎猜。他们非常疑心，日本可能根本就不想做任何刺激美国、导致和美国开战的事情。¹⁰⁶

正在此时，“格里尔”号事件让大西洋上的形势起了新的变化。戈培尔一开始想低调处理这个事件，甚至一开始怀疑这是一艘英国潜艇故意挑起争端，想把美国引入战争。他仍然相信罗斯福在国内的地位不稳，不敢开战。他对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的激烈论调感到惊讶。他虽然准备让德国新闻界对罗斯福个人展开攻击，但并不想把这些人身攻击和大西洋上的事件联系起来，刺激美国参战。他写道：“我们目前处于很困难的处境，一定要用最大的耐心和最娴熟的技巧来应对。”¹⁰⁷但是罗斯福在 9 月 11 日发表了“先斩后奏”的演说以后，戈培尔下令德国新闻界对美国总统进行不遗余力地攻击。他把这个讲话解释为罗斯福对德国不宣而战的开始。他认为现在只有美国民意在阻止政府正式宣战，而且毫无疑问，如果未来发生一系列此类武装冲突的话，罗斯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煽动民意转而支持宣战。戈培尔坦承，美国在此刻参战对德国不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参战在物质上并没有太大意义，但是在心理上对德国极为不利。可是德国必须承受这种心理冲击。”¹⁰⁸一天以后，他总结了自己（无疑还有希特勒）对此事的感受：“正式宣战越延迟，对我们就越有利。如果正如我们都热切盼望的东线胜利早日来临，那么美国宣战就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了。”¹⁰⁹

雷德尔和海军领导层不同意戈培尔的这种小心谨慎。他们和以前一样，希望在大西洋战场全面开战，不想低调处理美国对“格里尔号事件”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9 月 17 日，雷德尔和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将军向希特勒提出建议，修改对大西洋上潜艇部队的作战指令。他们的动机除了为海军自身的利益着想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一致认为，德国赢得战争的机会在于完全切断英美之间的运输航线。而这就意味着要把海上的战争扩大到攻击美国帮助英国运输队的舰船。他们认为，对此有所犹豫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希望不受封锁区域的限制，自由攻击运输队的护航舰只；如果美国军舰帮助敌人，或者参与攻击或追击行动的话，也同样攻击美国军舰。他们想仅仅承认美国海岸以外 20 海里的范围为中立区。以上建议差不多就是给大西洋战场的德国潜艇授予无限制的猎杀执照。但是在东线战局的这个关键阶段，他们的立场对于希特勒来说走得太远。雷德尔记录说：“基于对总体形势进行的细致深入的讨论，看来到 9 月底苏联战局就会见分晓了；元首要求我们在 10 月中旬之前小心地避免在攻击商船的战争中发生任何意外事件。”¹¹⁰但是 9 月底德国当然没能在苏联战场取得最后胜利。10 月中旬，希特勒也没敢改变对大西洋上德国潜艇的命令。

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级将领的注意力现在全部集中在东线正在展开的大战上。虽然 10 月上旬德军已经开始向莫斯科进军，但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占领莫斯科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德军的进攻时间表已经被打乱，“巴巴罗萨计划”背后的大战略设计现在已经在全面失败的边缘。但是美国正在迅速重整军备，来自美国的威胁没有丝毫减小。在德国领导人眼里，罗斯福被犹太好战分子推动着，铁了心要把美国推向战争的深渊。

对于柏林来说，日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在上升。但是，德国对日本行动的期待现在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希特勒 7 月份和大岛浩会谈的时候，希望甚至假定日本将和德国合作，先消灭苏联然后再打击美国。现在，德国人越来越希望，日美之间逐渐升温的紧张态势不要冷却下来变成某种不稳定的和解状态，而要加热到爆发全面太平洋战争的程度。此时希特勒不想给日本太大压力。他不想让日本人觉得德国需要自己。¹¹¹不过里宾特洛甫在 9 月 13 日警告说，罗斯福的挑衅行为肯定会导致在美国和轴心国之间爆发战争。他询问东京，日本是否能够保证遵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他想让日本相应地向华盛顿发出警告。¹¹²

东京政府在 10 月 18 日的更替给德国带来了新的希望。德国正确地把近卫政府的倒台，还有著名的军国主义者东条英机牵头组建新内阁，解释为日美谈判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希特勒对此尚有怀疑，他注意到日本新内阁的强硬言辞和行动之间的不一致。他不信任东条，认为新内阁的组成是虚张声势，想要吓唬美国，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而且希特勒认为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对德国来说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谜。就连大岛浩也对本国政府的目的一无所知。¹¹³但是戈培尔推测，“至少现在日本是渐渐地开始走在通向战争的这条路上了”。¹¹⁴而日本的行动将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把他们从大西洋和欧洲战场引开，给德国争取时间以先打败苏联。只要东线战事还没有结束，德国就不得不维持禁令，竭力避免在大西洋上发生任何可能会成为对美战争导火索的不测事件。

所以，虽然此类事件后来真的又出了不少，在德国报章中只有很少的篇幅提及它们，而其重要性在美国也被人为地低调处理了。10 月 17 日的“卡尼号事件”被报道称是美国总统故意虚构的事件，以帮助在国会通过那项有争议的法案，取消中立法案中某些重要条款。¹¹⁵10 月 31 日“罗本·詹姆斯”号沉没事件以后，罗斯福声称发现了证明德国对南美存有野心的秘密文件。德国媒体界仅仅满足于竭力否认美国的这一说法。而关于击沉美军驱逐舰这件事的后果本身，戈培尔很有预见性地总结道：“罗斯福目前还谈不到开战。他先要看看和日本的关系能走到哪一步，而且目前美国的民意还没有站在他那一边。无论如何，我觉得现在不需要担心。”¹¹⁶在 1941 年 11 月 8 日向纳粹党老党员发表的 1923 年失败的啤酒馆暴动周年纪念日讲话中，希特勒强调了他自己在大西洋战场上的克制态度，指出这和美国人的好战行为以及罗斯福的挑衅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又一次对罗斯福总统所谓纳粹对南美野心计划的证据表示不屑一顾。¹¹⁷5 天以后，他对雷德尔说，即使美国国会取消了中立法案，给海军下达的禁令也维持不变。他说，海军的政策仍然是“把和美军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¹¹⁸但是希特勒肯定也认识到，一旦美国修改了中立法案，势必会对大西洋战场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也使英国人得以加强重要的对英伦三岛的海上补给线，而海运对英国的战争努力意义重大。¹¹⁹这将导致德国的克制政策（海军将领们长期以来就想要改变它）无法无限期继续执行下去。因此，德国的克制政策势必有一个时间限制——虽然还不确定，但一定会有。

在秋天，希特勒有好几次以他惯常的那种横扫一切却大而化之的讲话风格提到，与美国的最终摊牌将是下一代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在重复他 20 年代的观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相信他自己的鬼话。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听众的反应。¹²⁰此时，希特勒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和美国的摊牌肯定要来得早得多。事实上，和美国开战现在不仅不可避免，甚至已经不能长期拖延了。

但是德国人和美国人都还没有准备好在大西洋战场迈出关键的一步，投入战争的深渊，那么，只有发生在太平洋的希特勒的帝国无法控制的事件，才能最终迫使德国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和美国正式开战。

4

里宾特洛甫在 9 月 13 日寻求日本保证，在德美开战的情况下信守《三国同盟条约》的义务。这个请求在整个 10 月份都没有得到答复。10 月中旬日本政府更迭，由强硬派东条英机中将接替近卫出任首相①；在外界眼中，这一人事变动没有带来政策上的显著变化。德国外交部报告说，希特勒对日本新内阁不抱什么期望。他在夏天以后似乎改变了当初对日本进攻苏联的期望，现在反而担心东条英机想要进攻苏联。希特勒现在不希望日本进攻苏联。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开战才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他现在还残存一线希望，如果能打败苏联，德国仍然能迫使英国走上谈判桌。据说，希特勒曾说过：“如果苏联现在崩溃而英国想与我们和谈，那日本有可能对我们形成障碍。”¹²¹德国领导人尚不清楚，东条英机上台对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所搜集的一鳞半爪的情报显示，日美关系正在恶化。但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双方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接近月底的时候，戈培尔注意到日美之间的紧张在升温，不过并未超出宣传战的范畴。他评论道：“我们怀疑东条英机是否会采取断然行动。元首对日本人的怀疑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对日本人寄予太大希望。”¹²²在月底，奥特报告说，日本还没有就德国 6 周前（9 月 13 日）对日本向美国发出警告的要求做出任何决定。¹²³这让德国人很泄气。

戈培尔受到希特勒的影响，现在对日本充满了怀疑。这位纳粹宣传部长 11 月 6 日写道，东条“色厉内荏。日本人明显还不想积极参战。感谢上苍，我们并没有把日本的积极军事援助包括在计划之内，因此日本的无所作为不会对我们产生太严重的影响”。¹²⁴可是，戈培尔还被蒙在鼓里。

此时事态开始向前发展，而引领事态发展的是东京而不是柏林。第一丝变化的迹象来自奥特。11 月 5 日他报告说，日本海军突然和大使馆接触，询问德国是否保证，一旦日美开战，德国不会和美国单独媾和或者谈判停火。¹²⁵后来发生了更令人鼓舞的事，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主管外军联络的冈本清福将军 11 月 18 日发来试探性消息，这开始了以后日德双方雪片般的文电往还。②冈本告诉德国人，参谋本部认为，日美之间的问题不太可能找到和平的解决方案。一旦两国关系破裂，日本将“自行其是”。随后美国很可能参战。冈本代表参谋本部要求德日两国共同承诺不单独寻求停战或者和平，而要共同进退。¹²⁶里宾特洛甫迅速回电，他让奥特在 11 月 21 日给冈本传信：在德国或者日本和美国开战的情况下，柏林早已默认只有双方一致同意才能谈到停战或者和平的问题，这一立场可以视为德国的正式承诺。¹²⁷

日本人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两天之后的 11 月 23 日，奥特传回了冈本的答复，而且很明显东条英机本人知道此事。外交的齿轮现在开始加速运转。奥特报告说，冈本问他，“一旦日本开战，德国是否也会向美国宣战”。¹²⁸我们知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规定，在第三方军事力量对签约国发动侵略的情况下，签约国才进行联合行动。但是，如果是日本先发动了进攻呢？条约本身并没有涉及这一点。很奇怪的是，日本人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忽略了，希特勒在去年 4 月份会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时候，已经口头承诺过，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德国随时准备立即给予日本支持，当时希特勒没有给承诺加上谁是侵略者的限制条件。¹²⁹我们不知道当时希特勒的话是没有准确地汇报给东京，还是东京没有把希特勒的承诺当一回事，还是疏忽了。无论如何，当时那不是一个正式的协议。而现在冈本想要德国正式保证，哪怕日本自身挑起和美国的战争，德国也会向日本提供军事支援，而三国条约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样一个担保会把德国推向与美国开战的境地，而直到目前为止，这正是德国人还在尽一切努力避免的结果。这样，决定德国何时与美国开战的主动权就到了日本人手里。冈本根本没有对德国人的这一承诺提出任何交换条件。而且，当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一方面寻求德国不和美国单独保持和平，另一方面准备好了，如果德国要求日本承诺以对苏联开战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将直接对德国说不。¹³⁰但是无论德日之间能不能就共同进退达成协议，日本对开战的准备都不可能停止。

德国并不知道以上这一切。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魏茨泽克在 11 月 23 日的日记里写道，在日美双方的要求之间很难找到共通点，但东京对和华盛顿谈判的进展情况讳莫如深，守口如瓶。¹³¹戈培尔继续在抱怨东条缺乏进攻精神。他在 11 月中旬得出结论：“目前根本谈不上日本有参战的意向。”¹³²实际上，日本领导层已经把 11 月 25 日定为和美国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如果到那时谈判还是一无所成，那就意味着战争。那天到来了，又过去了，谈判还是没有进展。于是第二天日本海军进击舰队秘密启航，驶向珍珠港。

冈本在 11 月 23 日提出的关键问题在 5 天之内都没有收到答复。¹³³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 11 月 27 日获悉，美国已经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几乎肯定会导致谈判终止和两国关系的破裂，他和希特勒协商之后迅速地行动起来了。¹³⁴他第二天告诉日本大使大岛浩，他认为日本不可能避免和美国最终摊牌。他认为现在的形势最为有利。他强烈敦促日本立即向美国和英国同时宣战。大岛给东京发回的电报称，当时德国外长说：“一旦日本和美国开战，德国当然马上会加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存在德国和美国单独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元首对这一点坚定不移。”¹³⁵

11 月 30 日奥特在东京向日本外相东乡茂德保证，德国将和日本共同进退。¹³⁶东京急电柏林的大岛浩大使，让他秘密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目前存在极端的危险，日本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会由于某种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战争。”“战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来得更快。”¹³⁷他应该让里宾特洛甫的口头承诺变成白纸黑字的书面协议。在 12 月 1 日深夜或者 2 日凌晨，大岛浩通知里宾特洛甫东京的意向。但是里宾特洛甫需要征得希特勒的最后批准，才能起草这份正式协议。¹³⁸

即使是在 40 年代初，各国元首也很少脱离电话或者电报能够联系上的范围。可是之后的 3 天希特勒的确像是失联了，他飞赴东线战场，直到 12 月 4 日才回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希特勒回来以后，里宾特洛甫才能联系上他做出最终决定。之后德国匆匆起草了一份新的协议，实际上取代了去年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并在当天晚上发给大岛浩。¹³⁹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德国已经投下了骰子，这将把德国推向与美国的战争。

急不可耐的里宾特洛甫马上联系罗马，意大利也采取同样立场。墨索里尼对日本采取主动非常高兴。他宣称：“我们终于开始了我从 1939 年 9 月起就预见到的大陆之间的战争。”¹⁴⁰根据协议最重要的头两条的规定，签字国承诺，如果任意一国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本国都会参战，并承诺只有在相互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和美国或者英国达成停战或者和平。¹⁴¹这份协议只等正式签署了。魏茨泽克预期 12 月 6 日事情就可以搞定。¹⁴²但是 6 日三方没能最终签署，还有些细节要确认，而这需要时间。

德国领导人这些天来已经感觉到日美关系的危机正在加剧。当时，德军部队在苏联大地上陷于苦战，而且在通向莫斯科的道路上正酝酿着一场灾难，因此日美开战是特别受欢迎的好消息。大岛浩放出风声说，日本将在近期对新加坡发起攻击，这也很受欢迎。¹⁴³德国人急于满足日本修改三国同盟条约的要求，恰恰反映了这种情绪，他们感觉战争中对德国有利的转折点正在临近。

并非所有人都和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一样，对日本人的行动充满了乐观情绪。在外交部，魏茨泽克评论说，日本认为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已经有一些时日了。日本参战对德国的军事影响利弊互见，但是他对德国在长期战争中取胜的机会持理性和悲观的态度。总体来说，他并不欢迎日本参战。¹⁴⁴现在，战争风暴可能降临的消息从外交部传到了陆军总参谋部。哈尔德上将在 12 月 6 日听说，日美冲突可能迫在眉睫。¹⁴⁵哪怕戈培尔对东京和柏林之间的外交往还一直都是个圈外人，他也反复在日记中记下了越来越紧张的心情。在 12 月 6 日，他记载道：“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交锋正呈白热化。我觉得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在某个时候，炸弹会从天而降。”¹⁴⁶

他不知道他的猜测有多么接近事实。夏威夷时间第二天凌晨，日本轰炸了珍珠港。当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希特勒大本营的时候，正是中欧时间 12 月 7 日的晚上。

5

德国领导人完全没有预料到日本的进攻。其实，他们似乎以为会由美国人开第一枪。¹⁴⁷魏茨泽克后来回忆，在 12 月的第一周，“我们根本不会相信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当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德国外交部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是个骗局。¹⁴⁸这就是里宾特洛甫的第一反应。他生气地以为，这是德国敌人的宣传伎俩，而他手下的新闻司上了当。他下令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在第二天早晨把报告交给他。¹⁴⁹确证这个消息的速度比他要求的还快得多。在罗马，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当晚接到里宾特洛甫激动的电话。齐亚诺记载：“他对日本向美国开战兴高采烈。”他祝贺了里宾特洛甫，可是对于战事新发展能给轴心国带来多少好处，他表示怀疑。“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美国肯定会参战，而战争会变得很长，长到足够让美国动员所有的战争潜力。”¹⁵⁰魏茨泽克私下里对日美开战对于德国的好处也不是那么肯定。他回忆道，日本现在跻身于“侵略者”之流了。“日本开战在军事上的好处一定得大到足以补足道义上的缺陷才行。现在，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很快会在法律上变得清晰。”¹⁵¹

虽然戈培尔一直紧密地关注日美关系渐趋紧张的整个过程，但是他对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同样是大吃一惊。他在日记里写道：“突然间，就像晴空里的一道闪电，传来了日本袭击美国的消息。战争来临了。”这正是过去几周来他一直盼望，却一直怀疑会不会发生的事件。他甚至还不知道珍珠港究竟在哪里，只知道“在太平洋的某个地方”。夜间传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罗斯福在当天早晨 6 点召集国会两院开会，正式向日本宣战。希特勒很快打来电话。他对于事态的发展“极为高兴”，他要在周三 12 月 10 日召集帝国议会来表明德国的立场，当时还是星期一的清晨。希特勒和以往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宣传效果。他没有浪费时间。戈培尔应该就是在和希特勒谈过以后，认识到德国将依照《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向美国宣战。但是他看到的是此事对德国的好处：美国向英国提供的援助军火将大大减少；而且美国肯定会忙于太平洋战场，因而德国的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巩固。他记载道：“对于元首和整个大本营来说，目前事态的发展带来的只有兴奋和喜悦。至少在目前，一个对于我们迫在眉睫的威胁消失了。”他的观点即使不是直接引自希特勒本人，至少也反映了希特勒的观点。他还指出：“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罗斯福都不可能和过去几周或几个月里一样，对德国进行挑衅了。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从星星之火开始，战火已在全球范围呈燎原之势。”一旦德国克服了眼前的危机，现在的形势恰是德国的伟大机遇。“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竞赛，那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德国实现世界霸权之梦。”¹⁵²

希特勒目前在东线泥足深陷。在珍珠港之前两天，苏军对已经离莫斯科近在咫尺的冰天雪地中疲惫不堪的德军发动了反攻。他对遥远的太平洋上所发生的事件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如释重负：“我们不可能输掉这场战争，我们的盟国在 3000 年里从未被征服过。”¹⁵³对于他来说，这是天赐良机。¹⁵⁴当他捏着日美开战新闻的电报冲进作战室的时候，惊讶不已的凯特尔元帅感觉希特勒像是刚从一场梦魇中醒来。¹⁵⁵消息迅速传布开来，整个元首大本营都“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之中”。¹⁵⁶如果希特勒知道，珍珠港袭击结束的时候，日军的突袭给美军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东京所需要的一记决定性重击的效果，他可能不会如此兴高采烈。当时，他确信他长期以来的设想被证明是正确的：美国会陷于太平洋战争脱不开身；而英国的地位将受到双重打击，一是美国跨越大西洋送来的援助物资减少，二是日本在远东进攻英国领地。珍珠港这一记重击就大大增加了德国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机会。怪不得希特勒在 12 月 9 日回到柏林的时候还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¹⁵⁷

鉴于希特勒的上述观点，他将利用这次机会使德国向美国宣战，这是完全没有悬念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兴之所至、头脑发热做出的对珍珠港事件的下意识反应。此前好几周，德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易就已经预示，即便德国根本无法控制引发战争的导火索，德国还是会向美国开战。希特勒从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犹豫。戈培尔在和希特勒通过电话以后，认为德国向美国宣战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当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洛 12 月 9 日早晨休假结束回到元首大本营的时候，他立刻感受到，那里把珍珠港事件当作德国向美国宣战的信号。¹⁵⁸当时在元首大本营工作的另一名年轻军官沃尔夫冈·布洛克很久以后回忆说，希特勒听到珍珠港事变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他现在终于可以向美国宣战了。¹⁵⁹

毫无疑问，希特勒这个重要决策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大西洋战役。凯特尔认为，希特勒听到珍珠港的消息时如此高兴，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大西洋上不宣而战的政策使德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从这种困境当中解脱出来了。¹⁶⁰在 12 月 8 日到 9 日，希特勒还没等到宣战，就解除了潜艇部队的禁令。从此以后，他们可以自由攻击美国海上运输。¹⁶¹戈培尔认识到，这对潜艇指挥官们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如果潜艇艇长在打响鱼雷战之前，先要研究六七条清规戒律，才能决定他是不是能开火，那他无法作战。海上战争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加诸潜艇部队的此类羁绊。“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承认什么自由区，再也不用尊重美国国旗，任何驶向英国的船只都有被我们的潜艇击沉的危险。”¹⁶²以上这些话反映了希特勒的思维。

12 月 9 日，里宾特洛甫见到了希特勒——这是在对美国宣战之前，但是在向潜艇舰队下达了自由猎杀命令之后。希特勒说，现在德国向美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已经向我们的船只开火了，他们一直是这场战争中咄咄逼人的一方，他们通过行动已经制造出这样一种局面，这种局面怎么说呢，实际就是战争”。¹⁶³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把他的海军将领们管得死死的，以致他们不停地抱怨自己不得不在大西洋人为划定的框框里作战。而美国人一直在渐渐提高他们的事实上的战争的作战强度。挑衅越来越大胆，而希特勒却一直被迫隐忍。但没有人会说他不记仇。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自己能够放手报复的那一刻来临。在 12 月 11 日的帝国议会讲话当中，希特勒猛烈抨击了在他看来美国在大西洋上无穷无尽的挑衅，这不完全是为了宣传效果而故作姿态。¹⁶⁴它反映了希特勒内心渴望向罗斯福总统复仇的一团烈火。更重要的是，潜艇舰队是他能够攻击美国的唯一手段。如果无法迫使美国退却，或者至少迫使美国愿意做出让步，德国就无法结束这场战争。

第二天下午，希特勒对纳粹党骨干分子所做的秘密讲话最清晰地流露了他的想法。他的话明白无误地指出，大西洋上的战争是他做出对美宣战决定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戈培尔记录希特勒讲话的要点如下：

他强调日本参战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潜艇战争的重大意义。我们的潜艇指挥官已经到了再也分不清何时应该发射鱼雷的地步了。从长期来看，如果潜艇不能自由开火，就不可能打赢一场潜艇战。元首确信，即便日本没有开战，他早晚也不得不对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德国的所有机构一直以来都努力想促成日美开战，即便如此，太平洋战争来得如此之快，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在心理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对我们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如果单独对美宣战，而没有东亚战争的呼应的话，德国人民可能接受不了。现在大家都把对美宣战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过去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元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知道，要么潜艇战注定无法展现成效，要么他就得迈出对美宣战这决定性的一步。现在他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担。他现在对大西洋潜艇战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看好。他认为德国海军击沉的吨位数很快会急剧上升。他认为，在对英的战争行动中，击沉的吨位数对胜败是决定性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方就能赢得战争。¹⁶⁵

希特勒的发言清楚地表明，美国单方面发动的事实上的战争是他对美宣战的主要原因。他现在有了在大西洋上开展全面潜艇战的借口，他可以不让潜艇重蹈 1915 年至 1916 年“全然无用”的覆辙。¹⁶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希特勒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在对美宣战这个问题上，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它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没有日本对美国的进攻，他显然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地迈出这么巨大的一步。自从 11 月上旬日本主动开始要求德国承担比《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更加进一步的军事义务以来，德日之间一系列匆忙的外交互动可以看作是以德国和日本都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和美国开战为前提进行的。双方的协商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成熟的阶段，德国已经同意签署一项正式协定，即便是日本而非美国发起攻击，德国也照样承担参战义务。由于德国的好运气而不是明智的判断，这项协议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还没有来得及签署。因此希特勒无论是根据《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还是其他任何条约，都没有做任何事的义务。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日本在太平洋向美国开战。他可以很满意地假定，在及时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的精力将被牵制在太平洋战场。他只需要维持目前和美国之间脆弱的关系即可。或者他也可以修改给潜艇部队的禁令（雷德尔好几个月以来都在催促这件事）而不向美国宣战，事实上在他向帝国议会发表讲话之前的两天里，他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但是他既没有选择无所作为，也没有选择在大西洋上加强攻势而不宣战（如果希特勒这么做，很可能增加罗斯福身上的压力，他要么冒险宣战要么在国际上丢脸）。他决定向美国正式宣战。从他当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明显他迅速地做出了这个决定，而且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即使如此，尽管东京一再施加压力，宣战还是被延迟了。希特勒知道他的讲话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将聆听这次演说，不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这次演讲将会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他好几周以前答应戈培尔，他将向德国人民发表讲话。但是在东线的战事一直不能如意。现在他终于可以有产生极好宣传效果的话题了。里宾特洛甫 12 月 9 日告诉大岛浩，希特勒正在寻找一种心理上效果最好的对美国宣战的办法。¹⁶⁷但是在 12 月 10 日，原定向帝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不得不延后。希特勒被无穷无尽的会议缠身，还没能开始准备他的讲话稿。¹⁶⁸他想要进行精心的准备，所以他把帝国议会开会的日子推迟了一天。¹⁶⁹所以，推迟向美国宣战有琐碎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却不琐碎，那就是德国和日本的正式协定还没有签署。

当里宾特洛甫在 12 月 9 日晋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转达了大岛浩敦促德国立即向美国宣战的要求。无论里宾特洛甫是在关键时刻犹豫了，还是仅仅想提醒希特勒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德国所承担的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义务，他指出，根据《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没有宣战的义务。该条约规定，只有在日本遭到攻击的条件下，德国才有义务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而这次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挑起的战争。但是希特勒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条约就没有政治意义了”。¹⁷⁰

里宾特洛甫后来声称，他曾试图劝希特勒不要宣战。“我从来不想把美国拉进战争里来，可是当时和后来，日本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¹⁷¹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却并不支持他后来的说辞。他没有反对过和日本签署更紧密的盟约，此时这件事已经运作了两周之久。他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激动地给齐亚诺打电话报信；在 12 月 9 日和意大利大使迪诺·阿尔菲利谈话的时候，他还把日本在轴心国一边参战称为是“自从开战以来最重要的事态发展”。¹⁷²在他晋见希特勒的前一天，12 月 8 日，里宾特洛甫交给大岛浩一份和日本的新联盟协议的草案，并在当天晚上发给奥特。他请求日本不要拖延，立即接受这份草案，因为它“可能以特殊的形式公布出来”，这明显指的就是希特勒将要对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讲。¹⁷³

但是日本还是想要澄清一些细节。最后签署协议的授权直到 10 日星期三才送达日本大使，星期四宣战之前，里宾特洛甫、阿尔菲利和大岛浩才最后签署了这份重要的协议。12 月 11 日下午的讲话中，希特勒宣读了协议全文。¹⁷⁴这说明希特勒对这份协议十分看重。关键的条款是第二条：签约国未经一致同意绝不单独和美国或者英国达成停火或者和平协议。

这份协议在希特勒看来是滴水不漏的，他和历史上曾经战无不胜的盟国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这份协议不许日本和美国单独媾和，就像日本在 1905 年和俄国单独媾和那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改变了胜负的天平。现在，日美在太平洋打得难分难解，而且除非德国同意，日本不能私自退出战争，重蹈历史的覆辙看来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其可能性也是大大降低了。¹⁷⁵如果没有这份协议，在希特勒看来，日美之间总有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而那将使德国独自面对强大的美国。¹⁷⁶目前，东线战事看来会无限期拖延下去，那么这份被称为“不准单独媾和条约”¹⁷⁷的文件给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尽管没有它，希特勒本来也早晚要向美国宣战的。这份文件保证美国将被困在太平洋战场无法脱身，同时它不能在太平洋战场倾注全力，而不得不两线作战。希特勒预料，美国强大的武力将在 1942 年全面投入战争。如此一来，这种武力既不能全力用于打击日本迫使它求和，也不能在德国赢得东线战争统治全欧洲之前用于全力打击德国。¹⁷⁸

另外还有一个一直对希特勒都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德国的声望。里宾特洛甫告诉魏茨泽克：“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让别国对它宣战，它总是主动宣战。”¹⁷⁹里宾特洛甫无疑是在重复希特勒的观点。魏茨泽克认为，最好是由美国主动宣战，而不是德国。他不认为对日本做出姿态有多么重要。但是他的意见不被重视。¹⁸⁰对于希特勒来说，美国毫无疑问是德国的敌人，特别是过去一年半当中，尤其在今年秋季，美国在大西洋上的挑衅得寸进尺。尽管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但在希特勒思维中，美国主动宣战是迟早的事情，而且他认为这很快就会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3 天，著名的孤立主义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大张旗鼓地披露了美军的胜利计划，预见美国将派出一支强大的陆军征战欧陆，罗斯福政府没有否认报道的真实性。这就将美国的战争目标明白无误地展示给了柏林的纳粹领导人。¹⁸¹当时看来，美国很可能在向日本宣战之后很快就向它的轴心国伙伴宣战。希特勒一定会想，与其出现这种很难在国内获得民心的情况，还不如德国出于响当当的理由主动向美国宣战。

正如戈培尔所承认的，德国的好运气把日本带进了战争。¹⁸²而日本参战一夜之间使德国的未来光明了许多，尤其对于大西洋这一关键战场。希特勒像以往一样，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夺回在他看来正要失去的战争主动权。希特勒对他的日本盟友所寄予的过高期望，使他在 12 月 11 日做出了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向美国全面开战。而希特勒在 1942 年 1 月初对大岛浩承认，这是一个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去战胜的对手。¹⁸³

6

那么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向美国宣战的决定，是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可理喻的疯狂之举？经常有人如此看待这个决策。可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谜团。从希特勒的立场出发，他只是做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已。希特勒的决定绝不像看上去那么无法理喻或者令人困惑，这是和他从 20 年代以来对美国的看法相适应的，也适应了他在 1940 年到 1941 年间对美国、日本和未来战争走向的总体战略思路。它还切合了希特勒内心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希特勒认为，一定要赶在美国充分发挥出它的经济实力之前就打败美国，至少要牵制住美国，不让它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扭转战争乾坤。基于以上前提，他的决策是相当理性的。

这并不是说希特勒的决定是明智的。但是希特勒的疯狂在于他追求世界霸权的巨大赌博，而不只在于整个赌博中的这个特定的部分。他当然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短时间内被冲昏头脑。不管是他还是纳粹领导层中的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如此大胆的攻击。日本发动攻击的大胆果敢令他非常欣赏，这是他自己会干的事情。而且他严重高估了日本的战争潜力，认为珍珠港的后果比实际上的更加严重。在当时，希特勒在东线碰了壁（苏联刚刚发动了战争中第一次毁灭性的反攻），日本进攻了锚泊的美国舰队，这是他能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日美开战正中希特勒下怀。之后的决定都是在这种兴奋状态下做出的。但是这些决定并不是出于自发的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希特勒首先的考虑是让潜艇部队放手攻击美国航运。他无疑在整个夏天都忍得心痒难耐。现在他终于熬到头了。他认为，放手攻击美国航运这一手就能让大西洋之战向有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的确，部署在北美海岸的少数几艘德国潜艇就能在 1942 年初把盟国的航运搅得翻天覆地）。¹⁸⁴希特勒的这个决定先于向美国宣战的更大的决定。威望和宣传效果方面的考虑又决定了应该由德国主动宣战，他不应该被动等待美国向德国宣战。宣战的确是希特勒本人的决定，我们看到，除了顺从的里宾特洛甫以外（也许还包括凯特尔和约德尔），他没有和更多的人商量过。希特勒在做出宣战决定之前好几周就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来保证一旦开战，日本就不能在对德国不合适的时间退出战争；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非常理性的预防措施。只有在签署了本质上是新的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希特勒才正式宣战。

那么 1941 年 12 月摆在希特勒面前的选择有外界认为的那么多，以至于外界认为希特勒的最终决定是不可理喻的吗？我们需要暂时回到 1940 年至 1941 年希特勒制订战略计划的时候，从美国在他计划中所占的地位说起。希特勒从耳目灵通的驻华盛顿武官博提舍将军那里收到的关于美国扩充军备的情报基本是可靠的。但是博提舍在两个方面误导了希特勒。其一，他高估了太平洋战场在美国总体战略中的重要性，低估了美国对于欧洲战场的投入程度。其二，尽管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柏林，美国虽然起点很低，但其扩充军备的进展非常迅速，可是他非常肯定，美国不可能在德国赢得战争之前完成战争准备。这就是他向柏林发回的信息。¹⁸⁵情报的误判正好迎合了希特勒本人的估计。希特勒清楚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危险正在临近，而他自己又没有武器能够预先对美国实施打击。从战胜法国起，直到德军在苏联的进攻势头遭到挫败为止，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一直是拖延美国参战的时间，直到德国在欧洲建立起最终的霸权。这是“巴巴罗萨行动”背后的战略意图。一旦德国粉碎了苏联，并逼迫英国坐到谈判桌边，美国就会被迫退守自己的半球。未来的某个时刻，在美国和德国主宰的欧洲之间会发生最后的决战——他在 20 年代就展望过这种情况的出现，但这不是他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能够见到的了。

在 1941 年 6 月到 7 月间，德军在苏联国土上获得初期成功的旋风中，希特勒曾一度偏离过他遥远规划的轨道。当时有一段时间，似乎德国和日本联手先击败苏联，然后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对付美国，看上去像是个有吸引力的方案。但是希特勒琢磨不透日本人的想法。他们没有进攻西伯利亚，早些时候他们也没有受德国的蛊惑去进攻新加坡。同时，德军在苏联的攻势也开始遇到麻烦。东线战役没有按照德军统帅部预想的方向发展，看来德军不能轻易取得胜利，更不会在 1941 年取胜。战争将会是持久战。在希特勒看来，罗斯福乘此机会在大西洋通过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的行动公开向他挑衅，而在目前情况下他无法回击。

希特勒仍然琢磨不透日本的意图。日本做出了好战的姿态，可是同时看起来又准备和华盛顿谈判。但是到秋天，形势终于明朗化了。日美关系无法挽回地破裂了，战争很可能会爆发。鉴于东线战场的形势变化，希特勒被迫重新考虑日本和美国在他的大战略当中的角色。现在已经很明显，德国不可能无限期地推后美国参战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是美国何时参战。希特勒多次说过，他预料美国会在 1942 年准备好参战。现在，他越来越肯定，美国参战的日期将会在对苏战争结束之前，而不是之后，而苏德战争才是希特勒“真正的”战争。所以在他的规划中，日本的角色就是把美国尽可能长时间、尽可能完完全全地限制在太平洋战场，同时彻底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实力，占领英国领地，破坏英国的基地，最终摧毁英帝国的心脏——印度。¹⁸⁶德国的角色，就是通过向美国宣战，来防止美国在打败日本或者迫使日本求和之后再全力攻击德国，将德日各个击破。而且希特勒认为德国终归是要向美国宣战的。由于德国宣战，美国将被迫打一场两洋战争。¹⁸⁷

希特勒预料，以上行动将为他争取足够的时间，来打败顽强得出乎意料的苏联，或者至少打到一个满意的程度，让他能够结束东线战局。也许他可以和斯大林达成某种妥协，不过一定要按照希特勒的条件才行。日本 1941 年 12 月参战给了他这个机会，所以他对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兴高采烈。从他的角度来说，此刻向美国宣战并非是一场豪赌，更不是令人困惑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他认为这个决定重新打开了通向胜利的道路，而在 1941 年秋季看来，这条胜利之路一度模糊不清。所以对希特勒来说，对美宣战是他唯一可行的决策。

那么不考虑希特勒自己对各种可能性的判断，在客观上，他能够选择不向美国宣战吗？——这个决定也许会在战争中为德国带来新的机遇。当然客观上，他不是必须让德国向美国宣战的。德国并没有义务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立即向美国宣战。我们知道，就连里宾特洛甫也曾向希特勒指出，德国没有条约义务要向美国宣战。但是，如果希特勒选择不向美国宣战，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希特勒不是那么鲁莽地宣战，美国有没有可能会从大西洋撤出，停止对英国和苏联的援助，全力以赴应对太平洋战争，让纳粹继续不受干扰地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呢？罗斯福会不会害怕在国会遭到挫败，而放弃争取主动向德国宣战呢？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不是在完全不必要的情况下一头扎进日本的怀抱，战争会不会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呢？我们可以提出很多种猜测。但是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多。当时接近决策圈的当事人的行动，还有他们的回忆与思考，没有显示出当时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情况。

当然，头脑冷静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德国外交部的魏茨泽克就认为，等美国向德国宣战可能更好。这当然是一个更加明智的做法。如此一来，罗斯福就要面对一个困难的任务：美国国会和人民在一夜之间全都专注于太平洋爆发的新战争，都急于向日本复仇，他如何能够说服国会和人民，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并且有必要对欧洲的轴心国宣战呢？如果美国真的对德宣战，聪明的德国宣传机器可以把这个事件变得对自己有利：德国不想打，并尽全力去避免这场战争，但是美国的寡头政治家将其强加于德国，现在，德国人民没有退路，只能奋战到底。因为希特勒坚持德国应该拥有首先宣战的荣耀，而丧失了这个宣传战的好机会。

但是应该指出，魏茨泽克并不认为，如果希特勒没有如此愚蠢地抓紧机会向美国宣战，德国日后的苦难就会有戏剧性的改变。魏茨泽克看来没有怀疑过德国和美国必有一战。他和希特勒的不同仅仅在于，德国是接受宣战还是主动宣战。他认为，主动宣战是毫无必要地为日本故作姿态。但是他并未假定德国不向美国主动宣战就能避免和美国开战了。魏茨泽克和希特勒一样预料德国和美国必有一战。

无独有偶，在大西洋彼岸也有类似的观点。实际上，就在珍珠港戏剧性事件发生以后的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和内阁成员及高级军事顾问们共进晚餐，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他们已经决定第二天早晨向日本宣战。同时，日本也为时已晚地向美国正式宣战了。罗斯福和他的幕僚们现在考虑的是，应不应该同时向其他轴心国宣战。国务卿赫尔回忆说：“我们认为德国肯定会向我们宣战。美国通过‘魔术’行动破译了在东京和柏林之间频繁往还的日本方面的电报，它们告诉我们，德日两国政府就这一点已经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所以我们决定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先向我们宣战。同时，我们不会疏忽大意，会假定我们已经和欧洲的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并在大西洋上按照这个假定行动。”¹⁸⁸

如果德国不贸然向美国宣战，美国能不能继续在大西洋上维持现状，而不向德国宣战呢？日本才是侵略美国的罪魁祸首，如果罗斯福去国会要求对德国宣战，无疑会遭到一些强烈的反对。¹⁸⁹国会预料中的反对本身就可能会阻止罗斯福做此尝试。他非常谨慎，已经顶住了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压力——史汀生想把德国和意大利也包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政府立即要求国会宣战的名单里。¹⁹⁰希特勒帮罗斯福解决了这个难题。

但是，即便希特勒不宣战，美国也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欧亚两个战场全面参战。罗斯福政府一直把德国和意大利与日本并列为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大西洋战场一直都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罗斯福从国会发表宣战演说回来以后，立即就提醒他的顾问们，德国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目标。¹⁹¹因此，虽然海军想要在太平洋战争集中力量，但美国不能把战争局限于太平洋战场。从赫尔的语气来看，罗斯福即便不知道柏林所发生的情况，他也很可能利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舆论气氛，使美国同时也向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当然，对此我们只是猜测而已。12 月泄露的“胜利计划”显示，美国很快会派出强大的地面部队去征战欧洲。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一直坚持，这才是战胜希特勒的唯一办法。

罗斯福本人一贯坚持，只有除掉了希特勒，才能保证美国未来的自由与安全。如果罗斯福未来在太平洋集中兵力而从大西洋之战中撤退，停止对英国的租借援助物资，让希特勒放手在欧洲大陆作战，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他自从 30 年代中期就再三强调的主张和目标，而且和好几个月以来他所接受的他的将领们的一贯建议截然相悖，更和数月以来美军切实而广泛的战争计划相反。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宣战的气氛可能是最热烈的，不过罗斯福的确有可能在 1941 年 12 月还是不想冒险要求国会向德意正式宣战。但是，即便德国没有主动宣战，我们也很难相信大西洋上的影子战争会永远停留在 1941 年秋季的水平上。

希特勒在宣战之前做出了取消之前的克制政策，让德国潜艇放手进攻美国航运的决定，这个决定和德国宣战的决定无关，它本身就打破了大西洋上存在的令人不安的僵局。以后几个月，德国加强了潜艇战，直逼美国海岸水域，给同盟国的航运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损失。¹⁹²美国航运的问题因为太平洋战场的需要而更加严重——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被迫从大西洋调遣一些战舰驰援太平洋，对付日本的威胁。¹⁹³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的力量以最紧急的方式解决航运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德美不正式宣战，美国对德国的战争也不可能停留在 1941 年秋的水平。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的某个时候，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向开展全面战争转变，也许就是马上。¹⁹⁴我们有理由假定，罗斯福很快就会让美国和德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他可能正式宣战；如果他不能正式宣战的话，也会通过延伸总统行政权力的方式把战争向前推进，以至于正式宣战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不管用哪种方式，美德之间很快就会开战。

所以，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对美国宣战的这个决定，虽然经常被视为不仅令人迷惑不解，而且是愚蠢至极的——这个决定注定了德国败亡的命运——但是和我们所考察的其他决策相比，这个决策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命运攸关。就是说，即使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这也不是一个让德国错失了胜利而走向灾难的关键决定。换一个不那么一意孤行的领袖，也许他确实会有所犹豫，想要等一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尤其是看美国如何反应。但是考虑到这位元首已经把德国引领得如此之远，并且根本不想以某种妥协的方式解决战争，那么即使他不选择宣战，也不会对历史造成太大改变。

其实，德国确实奇迹般地从冬季莫斯科城下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在 1942 年上半年继续取得了新的、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的军事胜利。德军在夏天仍旧发动了新的旨在占领高加索油田区的巨型攻势，但是部队实力比前一年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要弱。只有到了秋天，可怕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才看清，希特勒的帝国正处在灾难性失败的边缘。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北非战局的巨大逆转，后来明白无误地被证明是战争的转折点（11 月上旬在北非战场，盟军以美军为主力实施了登陆，代号“火炬行动”）。在那时，在遥远的太平洋战场上，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打断了日本海上力量的脊梁。此后，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上艰苦奋战，终于在 1943 年 1 月迎来了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一起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¹⁹⁵在远东和欧洲战场，盟国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和德国都已经无法回头。两国都必须面对美国看起来无穷无尽的人力和武器资源。

和 1917 年一样，美国在 1941 年底参战改变了战争天平的平衡。美军后来和英军一起在西线的攻势与苏联红军在东线无情的攻势最终一起碾碎了德国。可是在 1941 年 12 月，德国为获得世界霸权而进行的赌博已经基本输掉了。丘吉尔就是这么想的——起码他事后的回忆录说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¹⁹⁶希特勒本人在 1941 年秋天，似乎也第一次浮光掠影地匆匆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他当时说，如果德国人民最终被证明不够强大，那么德国在更强大的国家手里毁灭的下场就是应得的。¹⁹⁷他后来在 1945 年初面对灾难的时候又重复了这个观点。这是希特勒一个意志软弱的刹那。它向我们表明，在希特勒强硬的外表下面，他似乎已经意识到，现在他已经丧失了获得全面胜利的机会。东线战局的计划已经破产，而和美国开战基本上已经不可避免。

他用主动宣战的方式来迎接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这是希特勒典型的做事方式，用大胆的举动试图夺回主动权。但是这个大胆的举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① 东条英机在任首相以后才晋升为大将。

② 当时参谋本部负责德国事务的欧美课课长其实是天野正一大佐，而冈本清福少将是欧美课的主管上司，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 年夏秋
希特勒决定屠杀犹太人

他们在柏林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在奥斯兰①和帝国专员保护区[乌克兰]处理不了他们。你们必须自己动手消灭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一定要在哪里消灭他们。

——汉斯·弗兰克，德国驻波兰总督，1941 年 12 月 16 日

1941 年 12 月 12 日，希特勒代表德国向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战的第二天，他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向纳粹党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在详细阐述了军事形势之后，他转向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对他的讲话记载如下：“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下定决心要犁庭扫穴。他曾预言，如果犹太人敢于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定会面临灭亡的结局。这绝非空谈。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因此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对此存有丝毫怜悯之心。我们不能同情犹太人，要同情也只能同情德国人民。既然德国人民在东线再次牺牲了 16 万同胞，那么挑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犹太人一定要血债血偿。”¹

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当时犹太人已经“血债血偿”有半年之久了。自从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以来，在整个夏季，德国保安总局的特别行动队已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他们开始主要屠杀男人，不久就连妇女儿童也一起杀。在迅速挺进的德国国防军矛头背后，德国派出了 4 个特别行动队，主要任务是消灭“不稳定因素”。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行动的一队到年底就已经杀害了 229052 人。²这只是恐怖的种族大屠杀的第一阶段。到秋天，种族清洗已经不再限于苏联的德国占领区，迅速扩展到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广泛的第二阶段。这场大屠杀的目标是对整个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的犹太人全部进行肉体上的消灭——纳粹将这场屠杀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种族灭绝计划到 1942 年春夏才开始全面执行。此时，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纳粹建立起了死亡营；这些杀人中心开始用工业化时代的毒气手段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纳粹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也渐渐在整个欧洲撒开，从东到西，由北至南。直到 1944 年夏季，德国才真正进入大屠杀最恐怖的阶段，大规模运输和流水线式的毒气处决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在德军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同时，将近 50 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伯克瑙死亡营的毒气室里被谋杀。即便到那时，犹太人的苦难仍远未结束。后来在红军迅速挺进时，开设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死亡营陆续关闭，活下来的囚犯被迫向业已灾难性过度拥挤的帝国境内的集中营后撤（例如伯根-卑尔森集中营），在这场由东向西的恐怖“死亡行军”途中，又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去。

以上数不清的悲剧、苦难和死亡是 1941 年中两个关键决策，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系列决策的结果。第一个决策是在 1941 年夏天，希特勒决定屠杀苏联的犹太人。第二个决策在秋天，是把屠杀范围扩大到整个纳粹占领的欧洲。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的时候，根据最可靠的统计，犹太人的死亡人数大约在 529 万到稍高于 600 万之间。³但是德国人的目标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出将近一倍。根据 1942 年 1 月的方案，“最终解决方案”预计将屠杀的犹太人总数不少于 1100 万。⁴

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决策史无前例。历史上从没有过类似的决策。最相近的种族清洗发生在 1915 年，土耳其人屠杀了 100 万到 150 万亚美尼亚人（当时，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生活在土耳其境内）。在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和犹太人种族屠杀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就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敌意，时常会爆发可怕的暴力行为和屠杀事件。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推波助澜，把种族敌意推向极端化。而且全面的种族清洗同样是出现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残酷战争当中。然后，屠杀计划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全面执行。⁵但是在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⁶对亚美尼亚人的清洗并不完全是因为种族上的原因。大约有多达 2 万名亚美尼亚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从而避免了屠杀。⁷而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不可能通过皈依基督教得到保护。在对亚美尼亚社群进行肉体消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国家政策。它不是由官僚机构精密计划的，一开始也没有组织，是对 1914 年至 1915 年土耳其帝国所遭遇的出乎预料的危机所做出的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残忍的应激反应。⁸而纳粹的种族清洗虽然从 1941 年才开始，却是在纳粹政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乎逻辑甚至是必然的结果。自从 1933 年起，纳粹当局毫不妥协的反犹太种族主义理论就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并体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行中。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德国将会出现系统性的、越来越极端的种族迫害。这种迫害由现代的政府官僚系统高效地执行，最终产生了经过严密计划的灭绝行动，并运用新的工业时代的技术加以实施，其目标是最终在欧洲消灭所有犹太人。

这个屠杀的决定在性质上和我们在前面几章分析过的那些决策截然不同。那些决策，包括希特勒本人的决策，如果放到最初设定的具体环境当中来考察的话，在军事政治战略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含有理性的成分。如果从当时决策者的角度来讲，这些决定肯定是合理的。即便今天，不管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有多么荒唐或者错误，我们还是能认识到它们背后所包含的某种逻辑，当然有些时候，这些逻辑是扭曲的。可是屠杀犹太人的决定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无论通向种族屠杀的道路当时看来多么有逻辑——看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就知道了——作为种族屠杀根源的那种病态的、妖魔一般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但是这个决策在另一层面上也还基本上是一个战争决策。在纳粹的思想中，决心向犹太人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关的。

1

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2 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相信犹太人挑起了这场战争。他们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声称自己早就预言了这一点。这是指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纳粹掌权 6 周年之际，他向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说当中的一段。他声称：“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而且经常为此遭到嘲笑……今天我要再做一次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银行家们再次使各国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绝不会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全部消灭。”⁹这不是种族灭绝计划的宣言，但是这段话反映了种族屠杀的思想。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他肯定犹太人将是挑起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如在他扭曲而怪异的认知当中，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犹太人将承担后果，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灭亡。

他从未忘记这个所谓的“预言”。后来在全面开展“最终解决方案”的年代里，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提起过十几次。而且他总是故意把这个“预言”的日期错说成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欧洲战争的日子——实际上，那一天他在帝国议会的讲话根本没有提起过犹太人。所以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犹太人和战争的联系就根植于他的大脑。这个印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在自杀之前口述他的“政治遗嘱”，他又一次把犹太人称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一次他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被迫“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¹⁰

这就是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只有消灭了犹太人，战争才能算胜利结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他来说就是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怯懦的投降，令人作呕的革命，国家受到羞辱。和当时很多德国右翼分子一样，他认为犹太人应对此负责。在不幸、痛苦和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随着无穷无尽的好战分子游说集团的宣传攻势，寻找替罪羊的探照灯光柱无情地、完全不公正地聚焦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指责犹太人是从战争中获利的战争贩子、逃避兵役者和破坏战争努力的内乱的始作俑者。这些恶意中伤又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自己内心深处的反犹主义情绪。另外，有一些突出的人物是犹太人，比如俄国革命中的托洛茨基，又如在德国国内领导社会党人起义，尤其是在 1919 年 4 月短暂建立了实验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事实给当时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圈子里盛行的对犹太人的仇视提供了口实。希特勒对这些全盘接受，他自己的偏见与对犹太人病态的终身仇视融合在一起，这使他坚信，犹太人要对德国的一切不幸负责。

对希特勒来说，德国需要再进行一场世界大战来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扭转历史的进程。希特勒想要对与“犹太的”魏玛共和国伴生的那些灾难的根源进行报复，而魏玛共和国是由“那些摧毁了德国的 1918 年 11 月的罪犯”所组成的政权，因此这种打击报复就意味着消灭犹太人。他在 1919 年 9 月他的第一篇政治声明当中就写道，“彻底消灭犹太人”必须成为任何一个德国政府的“最终目标”。¹¹他在几年以后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的结尾部分一个可怕的段落中宣称，如果在战争一开始就“把 12000 到 15000 名促使人民腐败的犹太分子送进毒气室”，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前线牺牲几百万人”了。¹²这还不是种族清洗的蓝图。但是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这个观点，毫无疑问和种族清洗有关联，而这个观念一旦进入希特勒的头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而在 1933 年，一个持有如此观念的人统治了德国。

不仅希特勒有此观念。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的“水晶之夜”时，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戈林在纳粹党领导人的小圈子里说，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德国将会对犹太人进行总的清算。¹³两周以后，11 月 24 日党卫队的机关报《黑色军团报》说道，要“用火与剑”清除作为犯罪分子的犹太人，使“犹太人从德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此时，其他纳粹领导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情绪。最重要的是，在纳粹政权中意识形态最强的部分，即急剧扩大的由党卫队控制的秘密警察帝国当中，这些观点已经成为整个组织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里，可以把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职业。后来负责协调“最终解决方案”的阿道夫·艾希曼就是最好的例子。¹⁴个人野心和意识形态相辅相成。那些为了找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废寝忘食辛勤工作而步步高升的人，大多是发自内心地信仰这个种族主义说法的。他们长期以来就接受这样的灌输，即犹太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强大的帝国应该清除一切“不纯粹的因素”，尤其是犹太人。¹⁵

作为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希特勒深信要拯救德国就必须清除犹太人。其他人以其他的方式努力执行这一意识形态使命。在秘密警察机构里，这个“使命”成为整个机构的奋斗目标，并被包括进更广泛的战争和征服的目标当中。希特勒把犹太人和战争联系起来的理论，不仅根植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且给了这种偏见一个有力的、救世主般的神圣使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领导层已经被锻造成了一个主张种族清洗的精英集团。

支撑种族屠杀的基础在于对犹太人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成了纳粹想象力里的中心主题，已经超出了现实的必要性。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1933 年只有 0.76%——很显然不可能对国家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也不可能提出领土要求或者争夺稀缺资源，或者产生任何足以导致 20 世纪其他几场种族清洗的那种威胁。如果说有威胁，那也只处于想象当中。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仇恨。它几乎把犹太人看作是至高的造物之初就存在的危险。在德国国内，犹太人被认为正在“毒化”德意志文化。据认为，“真正的”德国文化的本质应该反对“犹太文化”当中颠覆性的物质至上主义和腐败因素。但是犹太人的危险性还不止于此。在纳粹想象中，犹太人控制了英美“寡头政治”背后的资本主义，也控制了苏联背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对德国的生存构成终极威胁。犹太人代表着和纳粹主义完全相反的世界，其基础是通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向世界渗透的一套道德观念；希特勒想要摧毁这个世界。纳粹主义预见一个像在圣经《启示录》里那样，在毁灭和根除犹太人所代表的有腐蚀性的价值观之后，得以重生的国家和社会。它基本上就是想要改变历史的进程，使国家获得救赎；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仅是清除所有的犹太影响，而且要消灭犹太人本身。¹⁶

虽然灭绝欧洲所有犹太人的决定在 1941 年的特定形势下才得以出笼，但是它建立在以上的理论基础上，看起来的确是符合一种可怕的逻辑。我们在研究考察 1940 年至 1941 年政治领袖们所做的其他决定世界命运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以他们当时对形势的看法，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但是在考察屠杀犹太人的决定的时候，没有其他的代替选择；毋宁说，其他的选择只是换一种别的方法来灭绝犹太人。

相比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决策，屠杀犹太人的决策还有一点不同之处。这不是一个传统形式的决策，和是否开战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和一小撮部长、将军或其他顾问们进行密室协商，然后公开宣布的决策。这是最高的国家机密，甚至不能宣之于口，就连其首倡者也不能直白地谈论它。最直接的定罪命令都通过口头下达。最高层进行讨论的时候都要用到隐晦的语言。希特勒本人甚至在他最亲信的小圈子里都从来没有直接说过屠杀犹太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在执行灭绝计划任务当中，只向希特勒个人负责，他反倒是公开说过屠杀犹太人。不过那是在后来的阶段，在党卫队内部讲话当中，以及后来在 1943 年 10 月初在纳粹党的领导人会议上。当时失败的阴影日益临近，这群人都是宣过誓的死硬分子，他们早已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必须同舟共济，在这群人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开诚布公的表达。希姆莱坚称，他们有道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来采取行动，“摧毁这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他把“消灭犹太民族”描绘为“我们历史上光辉的篇章，旷古未有，今后也无人会记录”。¹⁷他的话充满了古怪的完成历史使命的自豪感，并暗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纳粹完成了规模如此宏大的一项犯罪计划，这桩罪行很有必要，但是永远也不能泄露出去。

即使在政权高层也存在这样的保密态度，这和我们前面研究的几次决策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屠杀犹太人的决策只能用间接证据一点点地拼凑起来。实际上这个决定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做出的，我们都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其实把它称为一个“决策”本身会让人误以为在某一个确切的时间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声明。更接近实际的猜想是，有一系列的授权命令，每一个都在上一个命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即便这就是实际情况，所有这些授权和命令加在一起，最终也构成了欧洲犹太人必须被消灭的决策。就是说，这些具体的命令加在一起形成了决策，而这个决策由很多部分组成。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决策至少由两部分构成：第一是屠杀苏联范围内的犹太人；然后是扩大屠杀的范围，而这第二阶段很可能由很多个进一步的授权构成。希特勒在做出这个决策，或者说这些决策当中的具体角色不得而知。人们没有找到过书面命令。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也找不到这种书面命令。但是希特勒的“指纹”遍布整个“最终解决方案”。在当时的德国，如果换一个国家领导人，犹太人无疑还是会遭到歧视，但是只有希特勒才能把这种歧视转化成全面的种族屠杀。1942 年，戈培尔把希特勒称为“在倡导用酷烈的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当中从不动摇的领导人和不知疲倦的鼓吹者”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夸大。¹⁸没有希特勒，“最终解决方案”是不可想象的。

2

在纳粹施行种族屠杀之前的几十年间，反犹主义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不仅广泛而且恶毒。在纳粹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时候，在他们征服的各个国家，都不乏长期以来憎恨犹太人的心甘情愿的帮凶，来为纳粹主子执行驱逐和杀戮的任务。但是“最终解决方案”本身只能在德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形成。这是德国的一大发明。¹⁹

传统上最憎恨犹太人的是俄罗斯帝国和东欧地区，残酷的迫害——“迫害”（Pogrom）这个词就来源于俄语——和局部的杀戮在那里很普遍。在奥匈帝国，反犹主义也很普遍。希特勒本人居住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崇拜两个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一个是泛日耳曼运动的领导人乔治·舍纳雷尔，另一个是维也纳市长卡尔·卢格。²⁰西欧也不乏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偏见。在进入 20 世纪的时候，法国被“德雷福斯事件”所震动。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法军上尉，被指控犯有莫须有的叛国罪，此案的审理和宣判过程引发了法国反犹主义的疯狂浪潮。²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并不是欧洲反犹主义的中心和焦点。规模虽小但通常很富足的犹太社群想要融入主流社会。当时禁止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古老法律已经取消了。但是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安居乐业，这个事实本身就引起了憎恨和敌意。19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反犹主义的高潮。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过一个极端反犹太的政党，虽然在十几年以后它已经失去了社会支持，但它的主张基本上被主流政治圈所接受，尤其是在保守党内，同时也被高调叫嚣的爱国团体、院外活动集团和学生组织接受。社会上明显对犹太人有很多憎恨的情绪。在俾斯麦的时代就已经涌现了 500 多种反犹出版物。²²在 19 世纪末，反犹的公开言论在数量上不减反增，在内容上越来越恶毒。西奥多·弗里奇的畅销小册子《犹太问题手册》在 1887 年出版以后，5 年之内共印了 25 版。希特勒后来说，他“专注地研究过”这本小册子。一个德国化了的英国种族主义者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写了一本反犹的小书《19 世纪的基础》，在里面把犹太人描绘成万恶之源，“证明”耶稣基督是雅利安人，这本书在 1900 年一面世就跻身畅销书之列。²³

所以反犹主义在德国各地非常普遍，但是总体来说主要限于歧视，不像在东欧那样会引起屠杀之类的极端事件，当然地区性的小规模暴力总是有的。坊间流传着恶毒的反犹主义文学，在字里行间总把犹太人描写成可怕的毒药、病菌、寄生虫或者蠕虫。它们的结论很明显。但坊间的言论和政治是两码事，这些言论并未反映在受到国家支持的行动上面。犹太人在德意志帝国的生活算是平静；尽管受到歧视，他们还能看到更好的未来生活的前景。²⁴一个站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的欧洲观察家哪怕再富有前瞻性，都很难想象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德国会对犹太人发动大规模种族灭绝运动，想把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灭掉。

对犹太人的憎恨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最终解决方案”。当然它是屠杀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希特勒本人在 1919 年就认识到，急躁的反犹主义热潮虽然引发小规模的杀戮，但如果想要最终完全清除犹太人（当时所谓清除犹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指把他们从德国赶出去），还是应该引导这种反犹冲动，使之变成更加系统性的、更“理性”的迫害。²⁵

虽然普遍存在的反犹偏见和憎恨有时候会非常可怕，但是为了把这种自发的情绪引导成种族屠杀，首先需要把反犹主义纳入更加能吸引人的国家复兴的总体目标中去。这就需要通过掌握政权的政党的帮助向大众推广种族主义理论。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把清除犹太人变成国家复兴的伟大（乌托邦）计划框架之内的一个中心政策。国家机构必须把清除犹太人作为自己的体制内的目标，系统地进行计划，并无情地执行计划。最后，还需要一场声称是为了民族生存而斗争的严酷的全面战争，来为对终极敌人的整体灭绝提供动力和加速度。当然，在纳粹政权下，所有条件都满足了。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德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纳粹主义的胜利并非不可避免，德国的反犹主义也不是必然导致死亡营的建立。但是一旦希特勒全面掌握国家政权，避免种族屠杀的机会就大大降低了——虽然当时还没有人能想象到最后的恐怖有多么可怕。

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当 1914 年的热情期望变成了战争后期巨大的幻灭和愤恨，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伤亡和物质匮乏，很快德国人就开始寻找替罪羊。要想挑起对犹太人的憎恨很容易。好战的军国主义运动本身就包含了歇斯底里的反犹主义成分。时人将反战行为讥笑为犹太人所煽动的失败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犹太人又被认为是激发世界革命的间谍分子。后来，德国的社会党人革命与德国灾难性的失败同时发生，犹太人的颠覆活动成为德国人解释战败的最主要的借口。

希特勒全心全意地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灾难的源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犹太人感到刻骨憎恨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已。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够利用这种情绪。后来成为纳粹党各个大区独立领导人的那些人和希特勒是同代人，和他一样对犹太人的影响感到痛恨。纳粹党半军事组织冲锋队里的那些流氓们大部分也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或者在加入以后变成了反犹主义者。但是暴力反犹太的半军事活动，还有希特勒与纳粹运动初期的激进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在德国都有更广泛的市场。

很多知识分子和更广泛的有见地的中产阶级和那些恶毒的半军事组织中的流氓恶棍不同，他们希望国家统一和复兴，克服在社会党人管理的新政权当中的怨仇、分裂，还有文化与道德的堕落。清除所谓犹太人的腐蚀性影响，正好切合了在一个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实现国家复兴，重建帝国辉煌的主张。这种只有通过“清除”犹太人才能获得国家复兴的政治文化学说可以追溯到理查德·瓦格纳。不过无论是伟大作曲家本人还是任何其他人，做梦都没有想到要用肉体消灭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²⁶在战争失败的背景下，广泛的保守主义，文化上的悲观情绪，帝制的终结，社会党人的革命，再加上广受憎恨的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构成了反犹主义的肥沃土壤。而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于重建千年帝国，实现国家复兴。在 20 年代早期上大学接受良好教育的年轻德国人当中，很多人后来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他们接触并且接受了这样的政治主张，即德国人民必须清除“有害的影响”才能从内部实现民族振兴，就像解毒能重振人的机体一样。而应该清除的、毒性最重的“有害影响”就是犹太人。有一些学生当时接受了这种思想，后来加入秘密警察，成为种族清洗的计划者，并在苏联领导着特别行动队这样的谋杀组织。²⁷

在 1916 年到 1923 年间，反犹主义是德国右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运动的政治组织——包括当时还很弱小的纳粹党——内被广泛接受。从 1924 年到 1929 年，魏玛共和国比较平静的中期那几年，反犹主义的声音渐弱，给人以错觉。狂热的反犹极端分子被迫退出了政治前台。但是他们从未真正消失过。而且即使是在多元民主国家当中，除了在他们自己的组织里和一些自由派甚至左翼的圈子里以外，犹太人也找不到什么朋友和保护人。1930 年以后，民主制度开始动摇和垮台，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障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被极速扩张的纳粹运动所吸引，开始见识到反犹主义的真正面目。

反犹主义不是纳粹主义吸引德国人的主要原因。但是一旦入党或者加入纳粹外围组织，就不可能避免被卷入反犹主义。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的时候，他的政党拥有 85 万党员和大约 50 万冲锋队员。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运动，而所有这些人都接受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政治目标。除了忠诚的党员以外，1300 多万德国人支持希特勒。他们并非都是狂热的反犹分子。但是他们投票给希特勒的时候都很清楚，他和他的政党想要采取措施，保证把犹太人从德国社会彻底排挤出去。

1919 年到 1933 年间的魏玛共和国对犹太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个平静的生活环境。他们受到无休止的骚扰、经常的歧视和偶尔的暴力威胁。尽管如此，在那些年里，一个犹太人在德国还是能感受到“在家”的感觉。²⁸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上台之后，一切都突然改变了。

其实很少有人和希特勒一样，会对犹太人充满了偏执的恐惧感；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无论在德国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对国家产生最大的威胁，应该为战败和战败之后所有的困苦负责。他个人世界观当中的神秘主义并不是他赢得政权的理由。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对犹太人的憎恨经过变形、歪曲和篡改，当时已经渗透进数百万德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更广泛的重建国家统一和复兴理念的一部分。现在，国家权力被掌握在这样一个对犹太人有着病态幻想的刻骨仇恨的人手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对庞大的国家官僚队伍的命令，他被崇拜的群众抬上了神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要求，一定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政治和组织形式。从此以后，德国的犹太人已经无所遁形。有些敏感而有远见的犹太人，或者幸运的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其他很多人搬到大城市生活，相对容易隐姓埋名。但是对德国犹太人来说，没有安全可言，只有缓刑。

早在 1933 年春天，德国就采取了歧视犹太人的第一个重要措施。犹太人被禁止在政府部门任职。政府在犹太人从事法律职业、作为医生从业和孩子入学的问题上都设置了障碍。全国性抵制犹太人商店的运动只坚持了一天就夭折了——那天是 4 月 1 日，但是各地区域性强迫犹太人离开商业活动的浪潮方兴未艾。不但民间的反犹情绪愈演愈烈，政府也开始支持那些给犹太人找麻烦的恶棍流氓。第二次大规模反犹浪潮和暴力活动发生于 1935 年春夏季节，结果是德国在 9 月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令”，这是后来一系列剥夺犹太人所有公民权利，把他们变成贱民的法令的序曲。随着 1938 年帝国扩张、德奥合并与兼并苏台德区，维也纳的公开的反犹暴力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在 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夜间，蔓延全德的对犹太人、他们的财产和会堂的破坏达到了高潮。那个夜晚被讽刺性地叫作“帝国水晶之夜”，得名于迫害之后洒满德国各大城市主要街道的碎玻璃碴。这次迫害擦亮了犹太社群和全世界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纳粹迫害的残酷性。此后，大批犹太人向他们能够去的任何地方逃亡。政府希望他们逃走，还扣押了 2 万到 3 万名犹太人，直到他们把身边的钱全掏出来充作买路钱，才放他们移民出国。德国迅速采取措施把剩下的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雅利安化”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所谓“雅利安化”的过程，就是把犹太人的商店以半卖半送的价格强制出售。到开战前夕，只剩下一个惊恐不安、一贫如洗、数量上大大减少了的犹太人社群还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的讲话和纳粹政权的行为，都让犹太人完全清楚，一场新的战争将要来临，而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将要面对可怕的未来。

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大多数极端的迫害行动都没有希特勒本人的直接明确的命令。几年以后他承认说，他“即使在犹太人问题上也很长时间被迫无所作为”。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而不是他本人的意愿。²⁹他很少需要亲自发话，除非需要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比如说 1935 年通过纽伦堡法令，还有 1938 年开展对犹太人的迫害。他只要规定出必要的指导性原则即可。³⁰典型情况是，希特勒只要给下属一个信号或者开绿灯，暗示他想要对犹太人采取何种措施，狂热分子就会根据提示，加强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迫害行动事后会得到希特勒的首肯，或者被纳入新的种族歧视法律。无论哪一种结果，迫害的狂潮在继续，迫害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整个政权上上下下都不乏那些能够很快见风使舵，靠猜测出元首的意愿并立即加以迎合的善于钻营的人。³¹不但在党的机构和政府机关里有这种蝇营狗苟之辈，而且在迅速膨胀的秘密警察、安全与情报机构里，这种行为更是得到了堪称表率的执行。这些机构都是在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的左膀右臂、技术官僚莱因哈特·海德里希控制之下。

到 1939 年为止，把犹太人从德国“清除”出去的运动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但是从纳粹领导人的角度来看，开展得还不够深入。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并不像一条直线通向一个预先制定的目标。它遇到过阻碍，经历过停停走走，在曲折中前进。³²但是它从来没有长时间偏离过越来越极端化的这个方向。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升级了，但是 1933 年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到 1938 年底还生活在德国。纳粹当局得出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处可去，移民国外不是一个选择。³³从 1937 年以来，秘密警察中主管犹太人的机构都在寻找加速他们出走的办法。其中一个主意是找一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运到某个外国鸟不生蛋的地方，把他们丢弃在那里。他们甚至还为此提出了一些相当荒诞的地方，包括南美洲某些荒凉冷僻的地区。³⁴当然这些胡思乱想并未被实施。到 1940 年，在不同的更加危险的形势下，纳粹又一次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另一个迫使犹太人加速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是迫害。而且“水晶之夜”的恐怖的确诱发了一波逃亡热潮，让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逃离德国。外国政府被迫打开了本已关闭的移民大门。在 1938 年至 1939 年间逃离纳粹统治的犹太人几乎相当于之前 4 年的总和。³⁵即使如此，在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的犹太人口数还是相当于 1933 年人口的一半。就算在德国范围以内，纳粹离“完全解决犹太人问题”还差得远。

迟至 1938 年 11 月“水晶之夜”过后，海德里希还认为解决掉所有剩下的犹太人需要花 10 年的时间。³⁶他很快得到了亲自出手处理此事的机会。纳粹暴徒野蛮破坏犹太人财产的现象受到广泛批评——但是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的目的却很少遭到批评——这次暴行是帝国境内大规模爆发的最后一次公共暴行。³⁷德国需要一个更“理性”的政策。海德里希在 1939 年 1 月 24 日被任命为犹太移民中央办公室的主任。一年前，阿道夫·艾希曼设计的一项行动在维也纳取得了高度成功（维也纳犹太人移民他国的比例比德国本身高得多）。纳粹领导层从艾希曼这项行动中得到启发，设立了这个机构。³⁸当 1939 年 9 月秘密警察跟随入侵部队开进波兰的时候，海德里希正占据着在新占领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关键岗位。这个任务的规模和难度比战前的任何任务都大得多。海德里希原来的任务是加速把剩下的犹太人居民赶出德国。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口在 50 万左右，现在还剩下一半。现在可好，原先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征服波兰又另外给德国统治区添了 200 多万犹太人。需要解决的“犹太人问题”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德国境内了。这是战争的一部分。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个问题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变越大。

3

波兰在很多方面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件的试验场。和德国毗邻的三个波兰的大区被并入德国。但是这些地区和前一年的奥地利和苏台德区不同，那里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德意志人，而这些新兼并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波兰人，德意志人只是少数民族。犹太人在这些省份占的比例更小。新统治者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尽快把这些历史上德国波兰之间反复争夺的省份德意志化。很明显，德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波兰人移走。可是犹太人在新征服的人口中处于最低的地位，受到新统治者最野蛮的对待，清除他们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做的工作。其中最冷血的纳粹统治者之一是阿瑟·格莱泽，他是新划分的、总部设在波兹南的“瓦特高”地区的德国行政长官。他在 1939 年 11 月认为，“犹太人问题”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难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³⁹但是格莱泽和其他纳粹长官们太乐观了。他们没有想到，无论他们准备使用多么无情的手段，后勤方面的困难会妨碍他们达到目的。

一开始德国人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以后）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最东部，维斯杜拉河和布格河之间的一块长条形区域设立一个巨大的保留区。新兼并的省份与德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加上 3 万吉普赛人，将被集中起来，装上牛车，圈禁在这个大垃圾场里。希特勒批准了迁移计划，海德里希预计用一年时间完成迁移。⁴⁰

这个时间表完全是痴人说梦。秋天还没有结束，德国人就放弃了在维斯杜拉河以远建立保留地的计划。犹太人将被迁移到波兰“总督辖区”的所有四个区。所谓“总督辖区”是波兰没有并入德国的剩下的部分，首府在克拉科夫。第二个被放弃的计划——或者应该说是推迟的计划——是迁移德国犹太人。艾希曼在 1939 年秋天组织过从维也纳、上西里西亚的卡托维兹和摩拉维亚保护区里的马里什-奥斯特劳地区，向波兰东部的卢布林大区迁移数千犹太人的行动，并假设这是从德国与奥地利驱逐所有犹太人的第一阶段。（摩拉维亚保护区是在德国统治下的除苏台德以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但是迁移计划刚开始执行就被来自上面的命令叫停了，命令很可能来自希姆莱。⁴¹10 月初希特勒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新的权力，让他负责重新安置德国占领的东方领地的居民。他的重点任务是从“瓦特高”地区开始，在诸东方领地为来自波罗的海及其他非德国占领区的德意志族人找到安家的地方。这意味着需要紧急迁移的不仅有犹太人，还包括波兰人。11 月，德国的计划提到，需要在第二年 2 月份之前迁移 100 万波兰人和犹太人。⁴²从德国、曾经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保护区迁走犹太人的行动享有较低的优先级别。

从“瓦特高”地区集合与迁移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动手段越来越残忍，但是实践证明，这一个比一个宏大的计划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克拉科夫的纳粹总督汉斯·弗兰克原来欢迎把犹太人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计划，现在评论说“死的人越多越好”⁴³，他开始对向他的辖区迁移难民的行动关门了。在他说这话的时候，德国的新迁移计划刚刚开始执行。他抱怨说，在他已经人口过剩并且贫穷的地区，严重缺乏食物供给，已经不可能再容纳大量背井离乡的波兰人了。对于犹太人问题，他想要让他的辖区没有犹太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接收从其他具有特权的地区迁移来的犹太人的“垃圾场”。可是他认识到，在短期内，总督辖区还是不得不再接收 50 多万犹太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讨论拿他们怎么办”。他设想在他辖区最东边和苏联控制区交界的前波兰领土上建立一个巨大的犹太人保留区。⁴⁴

到 1940 年春季，纳粹领导层已经很清楚，在目前波兰占领区范围内不可能安置计划中巨大的人口数量，犹太人还只是计划迁移人口中的一部分。被兼并省份的纳粹总督们，尤其是“瓦特高”的总督格莱泽急于在自己的辖区内清除所有犹太人，可是没有地方安置这些移民。一开始预计作为迁移之前临时安置地的犹太人聚居区，现在变成了长期存在的现象。瓦特高地区的罗兹市，还有后来总督辖区华沙城里的犹太人聚居区是规模最大的，为纳粹管理者提供了中饱私囊和腐败的机会，这些管理者不想解散它们。同时，弗兰克越来越不耐烦，他告诉希特勒和希姆莱说，他根本不想为了帝国的利益而把总督辖区“变成容纳从外界来的所有肮脏因素的藏污纳垢之地，不管是波兰人、犹太人、吉卜赛人还是什么”。后来他说服海德里希，总督辖区里食品供给的形势不允许迁移计划再继续下去了。⁴⁵事情陷入了僵局。

不过弗兰克自己早在 1 月份就提出过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他借用了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种族主义作家保罗·德·拉加德首先提出的观点，建议将数百万犹太人安置在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⁴⁶弗兰克认为这样可以为总督辖区腾出空间。⁴⁷当时这还是一个空想，但随着 1940 年春季德国在西线攻势中节节取胜，它变得现实起来。在德军发动进攻 5 天之后，希姆莱在一份致希特勒关于“东方的外来人口”的备忘录里谈到，他希望通过将所有犹太人大规模地迁往非洲或者其他海外殖民地，达到在欧洲完全看不到犹太人的结果。⁴⁸不过，他这段话在整个备忘录当中看来只是顺便提到的。可能希姆莱提出向非洲迁移犹太人的想法仅仅是为了试探希特勒的意图，他在里面没有特别提到马达加斯加。如果这真的是试探，希特勒没有反对这个建议，他批准了备忘录。纳粹政权更大范围的领导人们闻风而动。在德国确定法国会被击败的时候，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建议把马达加斯加，而不是波兰总督辖区作为迁移犹太人的目的地。很多部门马上接受了这个提议，马达加斯加可以成为解决波兰一切问题的答案。7 月，当希姆莱下令停止向总督辖区迁移人口的时候，⁴⁹弗兰克感觉“大大松了一口气”。⁵⁰他的困难很快就要过去了，不但不会再有更多的犹太人迁入他的辖区，那些已经在这里的超过 200 万犹太人都将被运到海外，再也不是他管辖的问题了。

但将马达加斯加作为建议的新犹太人保留地的地点的想法没有在纳粹的计划中存在很长时间。在 1940 年短短的几个月中，德国最高领导层严肃地考虑过这个提议。这是德国第一次把西欧也考虑进“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中。海德里希迅速行动起来攫取控制权。他提到，需要为德国统治下的 325 万犹太人口的“整个问题”找到“地域上的最终解决办法”。⁵¹他下令艾希曼和同事们着手制订计划。8 月中旬计划已经制订完成。德国将在 4 年时间内把 400 万犹太人（每年 100 万）装船运到印度洋上这个不适于居住的岛上。这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德国人不允许犹太人在那里独立生存，将由党卫队来管理那里的犹太人新家园——一个巨型的保留地或者“超级犹太贫民区”。前一年秋天，德国人意识到（并且乐于见到）向卢布林地区迁移犹太人的过程会杀死很多犹太人。⁵²这次的“马达加斯加计划”预期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很明显，犹太人是被送到那里任其消亡的。这里有很明显的种族屠杀的意味。但是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了。执行计划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无法满足。德国当然可以强迫被击败的法国交出马达加斯加岛，可是英国拒绝投降，这样就无法保证转运过程中船队在海上的安全。艾希曼的计划最后只能在海德里希办公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等着落灰。⁵³不过，现在有了一个可行的、更好的选择。

希特勒在 1940 年 12 月做出了来年春天进攻苏联的决定，这对纳粹达到其种族目标有巨大的意义。一方面，又将有数百万犹太人落入纳粹魔掌，而当时德国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如何迁移在德国占领区里面已经存在的将近 400 万（很快被重新估算为将近 600 万）犹太人口。不管德军采取哪条进攻路线，所经地区都会有大量的犹太人。另一方面，预期的迅速胜利可以为人口迁移和重新安置提供新的可能性，使德国人可以大规模完成种族清洗。

在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德国同时正在为以上这些事制订计划。党卫队预期将在以后 25 年左右的时间里，迁移 3100 万人口；迁移对象主要是斯拉夫人，主要的安置地是西伯利亚。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计划实施的第一阶段就会有五六百万犹太人“消失”在那里。⁵⁴

在德国制订以上计划之前，预期中在东线的速胜就给解决“犹太人问题”打开了充分的想象空间。现在马达加斯加方案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可能性，即把欧洲的犹太人迁移到东方，到苏联地区冰天雪地的荒原里，那里刺骨的寒冷、营养不良、疲惫和疾病将迅速杀死大部分人。这就是希特勒在 1941 年 2 月初讲话时候脑子里盘算的：马达加斯加计划的困难无法克服，“他现在考虑的是其他方案，但并不比马达加斯加更加友善”。⁵⁵

此时希特勒的“不友善”的想法已经传达给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很快认识到，进攻苏联可能有助于他们扩大权力。对于希姆莱来说，对东欧种族成分重新洗牌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而对海德里希来说，他的保安总局将要接受规模巨大的新任务。此外，“犹太人问题”有望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了。“最终解决方案”这个名词，在 1941 年初以后经常被用到，它当时还不像后来那样专指用死亡营里的毒气室进行有计划的屠杀，而是指在地区上，用东方来代替“马达加斯加计划”，对犹太人进行重新安置，不过它有不逊于种族屠杀的效果。

1941 年 1 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已经知道希特勒的想法了。在 1 月 21 日，艾希曼最亲密的同事之一提奥·丹纳克写道：“按照元首的意志，在战后德国控制的欧洲范围内，犹太人问题将获得最终解决。”希特勒通过希姆莱和戈林交给海德里希制订“最终解决方案”的任务。海德里希利用自己的经验很快就制订出了计划的主体内容，并呈报给希姆莱和戈林。但是执行这份计划还需要做大量工作，并对大规模迁移和“在尚未指定的地区进行重新安置”做大量细致的计划工作。⁵⁶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由艾希曼为希姆莱在柏林对党的领导人集会上所做的，关于安置犹太人问题所起草的报告当中。艾希曼当时估计，需要迁移的犹太人有 580 万，比“马达加斯加计划”中要迁移的犹太人口多 180 万，因为这个数字不但包括德国直接统治的地区，而且包括“德意志人民的欧洲经济圈”中的所有犹太人。这个数字包括波兰国土上德国和苏联分界线以西的欧洲大陆上的所有犹太人。⁵⁷

希姆莱在他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从总督辖区迁出犹太人，为即将迁入的波兰工人腾地方，而总督辖区原来是指定来容纳犹太移民和波兰人的。⁵⁸但是总督辖区里已有的那 200 万犹太人送到哪儿去呢？很明显马达加斯加是不可能了。但几天以后，希特勒就将下达明年春天进攻苏联的命令。希姆莱肯定早已知道此事。所谓“尚未指定的地区”只可能是指预计明年将落入德国手中的广大地区当中某一块待定地区。

既然进攻苏联的行动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密，那么首倡者们不能向任何人提及“最终解决方案”里预定的地区在哪里。所以官方文件里还在把总督辖区作为安置地。但是那些知道内幕的人清楚这只是烟幕而已。艾希曼在 3 月份就承认总督辖区再也不会接受更多犹太人了。⁵⁹当戈林告诉海德里希，他运送犹太人的计划应该尊重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职权范围的时候，很明显“最终解决”的预定地点肯定比总督辖区要更靠东，虽然没有具体指定究竟是哪一块地方。⁶⁰因为罗森堡内定将出掌为控制新征服的苏联领土而组建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 。

希特勒在 3 月答应汉斯·弗兰克，他的省份将是第一个完全没有犹太人的省份。⁶¹其他各省的纳粹头目听到风声以后，纷纷施加压力试图让他们自己的地区也完全清除犹太人。戈培尔搜集到的误导性信息显示，维也纳很快将成为完全排除了犹太人的城市，很快柏林也会完全没有犹太人。戈培尔说：“将来，犹太人将从整个欧洲滚出去。”⁶²

同时，德国不但要为在泛欧洲区域内解决“犹太人问题”制订计划，还有考虑在未来的侵苏行动后，如何对待苏联犹太人的问题。在春季，以上问题都被纳入了战争的总体计划，希特勒让他的将领们确信，这场东方战争的规模将远远超过以往在西欧的战事。⁶³他明确宣称，这将是一场“歼灭战”，“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将被“灭绝”。⁶⁴陆军总部和希姆莱跟海德里希在作战方案方面通力合作。陆军将领们起草命令，要求立即处决俘获的所有苏军政治委员。戈林请求海德里希为陆军起草一份关于苏联秘密警察、政治委员和犹太人的指南，“以便他们知道在实践当中把谁挑出来枪毙”。⁶⁵在 5 月，海德里希组建了 4 支特别任务支队，每支在 600 到 1000 人之间，人员主要来自秘密警察和保安总局。他们将跟在陆军后方进入苏联，对付所有“颠覆行为”。在海德里希交代任务的时候，他故意把行动的目标说得非常宽泛，也不精确。犹太人、吉普赛人、游击队员和所有共产党官员都是危险分子。他强调，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源，因此，根据元首的意愿将予以清除。⁶⁶

德军在 6 月 22 日跨过苏联边境时，希特勒的政权已经向种族屠杀的方向走得很远了。自波兰陷落以后的将近两年时间里，大屠杀的动能迅速地积聚起来。征服波兰以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数量剧增，纳粹在被征服国家做出各种野蛮行径（在这些国家里犹太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最被蔑视的一群），而且他们无法找到自己虚构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不管对未来的设计有多么宏伟，也不管手段有多么残酷，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以上这一切，都促使纳粹越来越疯狂地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战争的胜利一度给了他们在海外的马达加斯加找到迅速在全欧洲范围内解决问题的希望。英国的顽强抗战迅速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但是 1940 年下半年做出的在明年进攻苏联的决定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推进了处理犹太人问题手段的极端化。现在，纳粹有了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到苏联极地荒原上任其死亡的计划，前景十分诱人；纳粹还有对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根源的犹太人发动一场歼灭战的计划。以上两者结合起来，摆在德军的前面；对于后方秘密警察的特别行动队，这就是随意猎杀的季节。这一切都指向最后的种族屠杀。但是即使在苏联境内，德国当时也还没有采取措施开始真正全力以赴的种族屠杀。

在 1939 年 9 月以后，希特勒在事态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却非常模糊。他从一开始就为波兰的暴行规定了基本准则。这一点毫无疑问。⁶⁷哪怕他没有这样做，暴行肯定还是会发生，因为德国当时的反波兰、反犹情绪太严重了，不可能完全防止对平民的暴行。但是如果希特勒下达命令禁止此类暴行的话，很可能后来那些经过精心计划的大规模暴行远不会那么严重。

希特勒首开无情的“种族清洗”计划之先河。他可以把具体的计划和协调工作交给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去做。他给东方各省的纳粹党魁们开出了空白许可证，告诉他们，他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在各自的区域里完成德意志化进程，也不在乎法律条文。⁶⁸但是在大政方针上，最后的拍板权还在希特勒手中。

他可能是一个人做出了迁移所有德国境内犹太人的决定，他的一些下属也敦促他这样做。纳粹干部们也向希特勒反映了在波兰占领区里越来越严重的迁移的问题——倒不是因为希特勒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还不止一次请求希特勒出面，就总督辖区消化安置犹太移民的问题疏通和安抚弗兰克。他肯定批准了失败的“马达加斯加计划”。而且正是希特勒交给海德里希一项任务，让他制订向东方待定地区运送犹太人的计划，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在“水晶之夜”以后，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戈林名义上负责德国的反犹政策，他们夜以继日地计划对东方进行经济剥削。这些人当然都是实权人物。但是他们的权力来自希特勒。没有希特勒的意志，他们寸步难行。在越来越极端化的为犹太人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背后，原始驱动力是由希特勒作为始作俑者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那就是下一次战争将为犹太种族带来毁灭。这些种族主义理论现在已经渗透到整个政权各级部门当中了。

在 1941 年 1 月 30 日，把欧洲的犹太人全数迁移到苏联境内未定的一个可怕地区的计划，使“最终解决方案”的规划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希特勒在纪念纳粹掌权 8 周年纪念日对帝国议会发表讲话，他第一次提起 1939 年 1 月他所做的“预言”。⁶⁹这个时机并非巧合。希特勒以此强调了他的想法：和犹太人做最后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

4

德军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跨过苏联边境，希特勒所谓的“歼灭战”打响了。纳粹的暴行升级到新的水平。鉴于战前给陆军下发的指令，普通士兵立即做出了无法控制的暴行，这一点毫不奇怪。进攻开始三天后一名部队指挥官说：“我观察到发生了很多毫无意义的枪杀平民和战俘的事件。”5 天以后他不得不重申命令，禁止“不负责任、毫无意义且犯罪性的枪杀事件”，他将这些暴行直接称为谋杀。但是他重申要坚持执行“元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委员）和任何游击队进行无情打击的号召”，他宣称，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在这片“多年来饱受犹太人和犯罪集团压迫的土地上”重建和平与秩序。⁷⁰

即便是这样一位憎恶并试图阻止自己部队战争暴行的军官，他也仍然相信需要对政治委员和游击队员采取无情打击行动，并接受犹太人（和犯罪分子一样）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背后的黑势力这个信条。这样的思维逻辑非常普遍。这次战争和以往的任何战争都完全不同。犹太人被认为是战争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下，对犹太人的杀戮迅速升级，成为史无前例的谋杀计划的一部分。德国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杀戮，到秋天，在德国战俘营里战俘以每天 6000 人的速度死去。⁷¹我们知道，海德里希给集合起来的特别行动队布置了在苏联境内行动的任务。但是和以前大家相信的不同，在这些布置任务的会议上，他并没有直接发布针对苏联犹太人进行全面种族屠杀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是在开战之后几个星期，由希姆莱口头传达的，而且是越来越升级的种族屠杀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即使在希姆莱传达命令的时候，它的形式也不是正式命令，而是采取了鼓励煽动极端的谋杀行为这种形式。

海德里希给特别行动队的最初指令比他后来追加的指令要更有节制，但是不明确。在 7 月 2 日，可能是为了防止陆军将领们的反对，给特别行动队的行为提供支持，他下达了书面指示，命令处决所有苏军政治工作人员、各种“极端分子与所有担任党和政府公职的犹太人”。⁷²这个书面命令很可能基本上和他在战前向各别动队指挥官口头布置任务时所说的话一致；只是这道命令故意写得模棱两可，特别行动队可以有充分自主权来具体定义命令所针对的群体，而且上级鼓励他们对命令中所包含的犹太人的范围做出宽泛的适合自己的解释。海德里希的命令是杀气腾腾的公开指令，明显可以被理解成不同程度的行动，因为各个特别行动队和他们的分队在“巴巴罗萨行动”早期阶段并不是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

其实特别行动队各单位的屠杀只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在这次屠杀中，意识形态是由中央控制的，而各地在实际工作中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⁷³早在 6 月 24 日，东普鲁士靠近立陶宛边境的提尔西特城的盖世太保首脑就下令枪决了 200 名犹太人，罪名是在德军刚入侵苏联时，苏联边防军进行的英勇但徒劳的防御战中“针对国防军犯下的罪行”。以上命令是自发的，和新任命的波罗的海地区特别行动队队长弗兰茨·瓦尔特·斯塔勒克的清洗行动“基本保持一致”。⁷⁴三天以后，第 309 警察营在比亚利斯托克地区屠杀了 2000 名犹太人，其中四分之一（包括妇女和儿童）被赶进一所犹太会堂，然后点火焚烧。这个行动是由营里“一小撮纳粹狂热分子”发起的。⁷⁵但是这些个别人知道党卫队的领导人在口头上鼓励这样的暴行。对部队的期望很快在口头上传播开去。

有一些单位，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在很短时间里屠杀了大量犹太男性。例如，在立陶宛的科夫诺，7 月 6 日一天就有 2514 名犹太人被枪杀。⁷⁶德国侵略者还故意煽动起当地人迫害犹太人，给当地居民针对犹太人的恶毒的仇恨火上浇油，并给予当地人完全的行动自由，来为恐怖行动做出自己的贡献。⁷⁷在其他地区，屠杀不那么肆无忌惮，基本上局限于“犹太知识分子”。⁷⁸在苏德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中央鼓励杀戮行为，但是他们给地方的自主行动留下了很大发挥的空间。即便屠杀行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但此时还没有明确的广泛的种族屠杀令。然而对于苏联犹太人来说，全面种族屠杀的阶段很快就会到来。

全面种族屠杀不能追溯到某一确切日期的某一个命令。这不是纳粹种族屠杀政策执行的方式。我们必须仔细地搜集证据，来判断种族屠杀的关键步骤是何时如何采取的。⁷⁹希特勒的统治方式非常不官僚主义化，他强调保密，并且通常都使用隐语和代号而不是明白无误的命令来指代某项行动，这都为他在这一决策中的角色蒙上了一层面纱。在希特勒以下，不管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保存过什么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文件，它们都肯定在德国战败之前被销毁了。无论如何，这些文件没有保存下来。后来纳粹领导人、死亡行刑队的指挥官和大屠杀的中级执行人员的证词经常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有时候在细节方面还自相矛盾。当然这些证词肯定是为自己辩护的。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文件档案和后来的证词，使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重现种族屠杀逐渐展开的各个主要阶段。

对犹太人的屠杀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明确命令的形式展开的，而是上级对采取某种行动的特许和下级采取的主动行动结合起来，产生了越来越极端化的效果。那些直接参与屠杀的人猜测上级希望他们怎么做，然后采取主动，加速了实践当中走极端的步伐，而他们的主动精神反过来又影响了上级的反应，并修改了政策。基层的行动虽然有其自身的动力，但他们离不开中央的煽动与控制。来自中央的“指导原则”给了他们自由行动的空间、权力和鼓励。也就是说，大屠杀加剧到全面种族清洗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都是在某种形式的中央指导下完成的。哪些行动是值得鼓励的，哪些行动是符合要求的，这些中央指令通过海德里希——更多地通过希姆莱——的口头表示以各种形式传递下去。这类似于希特勒本人在秘密会议上表示他的某种“意愿”，然后再由希姆莱加以领会传达的工作方式。

这种只有希特勒和希姆莱参加的秘密会议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别人参加（有时候海德里希会参加），它开始了一个辩证的过程。元首所表达的意愿会通过希姆莱立即落实为具体的行动。以希姆莱与秘密警察中的低级官员为中介，这些行动方案会逐级下达给执行屠杀行动的人，但是传达的时间和方式各不相同。那些基层指挥官们可以有很大的空间自主解释上面指令，只要他们的行动符合越来越残酷这个总的指导原则即可。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执行指令，自主采取行动，并使用最极端的手段。而他们的行动会获得高层的庇护，这就导致极端化更加升级。这就是 1941 年仲夏大屠杀决定产生的整个过程。它把苏联境内局部的大屠杀演变成了全面种族屠杀。

希姆莱在短暂去了一趟柏林之后，于 7 月 15 日回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他从苏联战局开始之后就主要在那里办公。很可能他计划参加希特勒在第二天下午召开的重要会议。因为纳粹认为战争已经胜券在握，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明确战后进一步控制和剥削德国在苏联的占领区的框架问题。不过希姆莱后来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可能因为他临时要去决定如何处理一名重要的战俘，那名战俘就是斯大林的儿子。我们不知道他在会前有没有见到希特勒或者和希特勒通过电话。不过他在会后很快回到了大本营，并在第二天很长的午餐过程中得到了前一天会议内容的通报。帝国总理府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和他共进午餐，向他解释了希特勒关于如何在被占领的东方分配权力的命令。⁸⁰希姆莱被赋予在东方控制所有警察和安全保卫的任务。⁸¹

这基本上是一纸空白的授权书，唯一的限制就是要尊重新任命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权力。希姆莱不久以后就收到了会议记录。他本来可以在会议现场，并且无疑将会亲耳聆听希特勒谈到要“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还有枪毙任何“看起来可疑的人”来平定新征服的地区。⁸²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围绕着希姆莱的新的安全使命，给了他扩展自己权力的无限可能。但是他在东方需要比现在更加庞大的警察队伍来利用这种无限的权力。因为在东方已经开展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而且在纳粹的字典里面，又把犹太人等同于破坏分子和游击队（在 7 月 3 日德军入侵之后他向苏联人民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当中，斯大林鼓励了游击作战），那么很明显，更多的警察意味着更多的杀戮。德国需要加紧在新占领的地区清除犹太人。在纳粹的想法当中，这就可以使这些地区得到安全。

在 7 月 18 日，得知希特勒赋予他保证东方安全的权力之后一天，希姆莱取消了计划中对波兰总督辖区的访问。⁸³他很可能已经开始在他的新岗位上工作了。我们可以假定，他至少在电话中和希特勒讨论过他的新任务，并告诉希特勒，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需要大大加强在东方地区的警察队伍。其实他在入侵之前脑海中已经有这些想法了。希特勒在 7 月 16 日将东方的管理责任分配给他，正好给了他把这些主张付诸行动的机会，也就是极大地扩张他自己的权力。在 7 月 19 日到 22 日之间，希姆莱派了两个党卫队保安旅，总共 1.1 万人去扫荡普里皮亚特沼泽地，那是在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之间的巨大的沼泽地带。此举使他在希特勒会议后的一周之内，得以把德军战线后面的党卫队人数几乎增加了 3 倍。这只是之后警察队伍扩张的开始。到 1941 年底，东线警察各营的总人数达到 3.3 万人，是 6 月份一开始派出的特别行动队总人数的 11 倍以上。⁸⁴

希姆莱不需要希特勒的明令，就会把屠杀犹太人作为新派出部队的中心任务。从东线战局一开始，犹太人就是纳粹行刑队的主要目标。犹太人被谋杀的人数已经超出了所有其他受害者的人数。纳粹用诬陷的颠覆和反抗行为作为罪名来为屠杀行动寻找理由。在东方地区进行最迅速最全面“清洗”的新命令不可避免地对犹太人产生最可怕的影响。希姆莱新派出的党卫队保安旅的目的地是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这里被视为整个占领区非常麻烦的地段。⁸⁵党卫队第 2 骑兵团在 8 月 1 日传达了一份希姆莱的明确命令：“枪毙所有犹太人，把犹太女人赶到沼泽里去。”⁸⁶各级指挥官还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命令。⁸⁷在两周之内，他们报告说在这个区域里的所有村镇和城市已经完成了“去犹太化”。现在不仅是犹太男人，而且妇女和儿童都遭到了屠杀。有一个指挥官按照希姆莱命令的表面文字执行，汇报说他真的把妇女和儿童驱赶进了沼泽地，但是沼泽太浅了淹不死人。⁸⁸几周以后希特勒的一条评论显示他知道普里皮亚特行动。他当时提醒那天晚上的客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做出的预言，又一次指责犹太人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并挑起了这场战争。他说：“任何人也别告诉我，我们不能把他们赶进沼泽！谁来关心我们的人民？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惨剧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当消灭所有犹太人。”⁸⁹

在他含糊的议论中，希特勒把普里皮亚特行动、灭绝犹太人和他自己 1939 年的“预言”联系到了一起。8 月 1 日，在东方对犹太人的攻击开始扩大的时候，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缪勒指出，希特勒要求定期向他呈送特别行动队的工作报告。⁹⁰同一天，缪勒命令“尽快”搜集编纂特别行动队行动的配图资料。两周以后，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瓦尔特·弗兰茨出现在明斯克枪决犹太人的现场，在希姆莱陪同下给屠杀行动拍电影。我们不知道希特勒或者希姆莱后来有没有看拍出来的片子，但是希特勒肯定急于了解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东方消灭犹太人的进展。⁹¹我们可以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兴趣，作为他早已知道在苏联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公开直接进行种族屠杀阶段的证明。

即使现在，也并不是所有地区的犹太人都立即被屠杀了。人力和后勤安排就会对彻底的屠杀构成障碍。而且纳粹下达指令的方式给基层执行者很大的空间去理解命令，赋予命令不同的重点。所以各地加速屠杀的速度和时间参差不齐。例如 A 特别行动队的一个小队在立陶宛的工作特别残忍，他们在 7 月份杀了 4239 名犹太人（其中 135 名妇女），而 8 月份杀了 37186 人（大部分都是下半个月屠杀的），到 9 月份就杀了 56459 人（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⁹²另一方面，白俄罗斯的 B 特别行动队，到 9 月下半月才在原本就很迅速的杀戮速度基础上，把杀人效率再急剧地提高一个水平。他们经常，但并不总是把妇女儿童包括在枪决的范围之中。但是在这个区域，整个犹太人社群都被消灭了。⁹³

总体来说，此时屠杀的数量比起东线战局刚开始那几周又有了飞跃式的增长。这个飞跃式增长主要发生在希姆莱 8 月中旬视察明斯克地区以后，他在那里亲自观看了大规模枪决犹太人的活动（包括一些妇女），和他手下两名指挥官讨论了毒气处决方式，有些战后的证词指出，他还提到“把东方的犹太人全部灭绝”，声称他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被处决。⁹⁴这个证词作为孤证不完全可靠，没有其他证据来印证希特勒曾经下达过明确的命令。希姆莱本人是否下过命令，说从现在开始也要处决妇女儿童，这也没有明确答案。⁹⁵不过这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希姆莱向他手下的主要指挥官传达过扩大的保安命令，而这个命令清楚地暗示，要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清除犹太人。这层意思并没有明确地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和传播出去。它太敏感了，不能以书面命令的形式传播。在不同级别的任务布置会上口头传达上面的意思就意味着不同时间不同单位所理解的对他们的要求可能不同。⁹⁶但是总的命令还是通过口头很快地传布开去。到 8 月底，清除苏联犹太人的种族清洗行动全面铺开了。

整个屠杀加速的过程，是一个上下级交互作用，使行为越来越极端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实际执行杀戮的下级；另一方面是政权的核心，他们制定了灭绝政策的指导方针。希姆莱是希特勒“圣意”的主要执行者，他把行动的指导方针传达给占领区指挥官们和警察首脑们，然后这些人再向手下传达。但是在希姆莱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

在 7 月 17 日召开在纳粹头目之间分配权力的重要会议之后，希特勒给希姆莱下达命令，让他“巡抚”东方占领区。此后在东方的警察部队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正是在 8 月初，当希姆莱正要广泛向下传达把对犹太人的屠杀扩大化，包括妇女儿童的时候，希特勒表现出对屠杀行动异乎寻常的兴趣，这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绝非巧合。希特勒为“枪杀任何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人”大开绿灯，很可能他还说过其他过激的话没有记录在案，这些都足以让种族清洗更加极端化。尽管在执行的时间上有先后，但无论是希姆莱在 7 月 16 日元首大本营会议之后向下级表示的意向，还是 8 月中旬散布出去的把犹太妇女儿童也包括进屠杀范围的命令，这两件事实际上就是决定要灭绝所有的苏联犹太人。

5

德国还没有做出屠杀全欧洲所有犹太人的正式决定。这和前面消灭苏联犹太人的决策不同，但是相互之间有联系。

在 1942 年 1 月，苏联犹太人估计总数仍有 500 万，尽管在当时已经有数十万人被屠杀了。⁹⁷不过在 1941 年与 1942 年相交的时候，当艾希曼估算苏联以西的欧洲地区犹太人总数，要把这些人迁移到“待定地区”的时候，他的估计数字不包括苏联领土上的犹太人。不算苏联犹太人，艾希曼估计总共需要迁移将近 600 万人（后来又增加了几十万居住在原来由苏联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⁹⁸

在德军部队 6 月份跨过苏联边境的时候，关于如何处理苏联犹太人问题，纳粹还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确定的总政策——不知道是该把他们迁移到更东边去，还是杀死他们。但是意识形态和后勤方面的考虑加在一起，使在苏联的德国占领区进行全面种族清洗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迁移永远不可能成为可行方案。即便像德国人计划的那样，东线战局以德国的胜利迅速告终，要把数百万犹太人从欧洲各地运送到苏联某个偏远的地方，需要动用大量的交通工具，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而且如果不就地屠杀苏联犹太人，还要给他们找到额外的交通工具，把他们运送到德国人预期的某个巨大的保留地。此事的困难程度一样大。当然，这些困难实际上一样也没有发生。当德军的挺进放缓导致战事肯定会被拖入第二年的时候，一切把苏联以外的犹太人放逐到某个偏远地区的幻想都成了泡影，苏联犹太人本身的命运就注定了。到仲夏时节，形势就变得很清楚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就地杀掉。在这样一个倾向于种族屠杀的氛围当中，把欧洲剩余的犹太人运到苏联的希望越来越小，现在如何处理他们变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

最初，德国迅速战胜苏联红军的前景使大规模迁移成为一个可能的“最终解决方案”。苏联战局开始不久，希特勒多次把犹太人比作细菌。他说自己就像是政治领域的科赫医生（德国病理学家，肺结核杆菌的发现者），把犹太人描绘为“一切社会腐化现象的催化剂”。他证明了，一个国家没有犹太人也会照样存在。⁹⁹在几天以后会见来访的克罗地亚领导人斯拉德库·克瓦特尼克元帅时，他再次重复了这个社会病菌的比喻。“如果在欧洲没有犹太人的话，欧洲国家的团结就再也不会遭到破坏。”他说，把犹太人送到西伯利亚还是马达加斯加根本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¹⁰⁰希特勒在外国来访宾客面前，仍然坚持海外放逐方案的假象。但是对纳粹领导人来说，每次国防军发表特别战报，报告说又在苏联挺进了多远多远，都让他们增加一分把犹太人赶紧迁移到东方或者“西伯利亚”的希望；在这里，所谓“西伯利亚”是泛指苏联境内某个蛮荒之地，并非特指。希特勒的讲话给我们提供了他思想的蛛丝马迹。此时，苏联境内的全面种族屠杀已经昭然若揭，他对于需要在整个欧洲用极端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暗示，不会被希姆莱或者海德里希轻易忽略掉。

7 月，德国在东线胜利在望，英国投降与战争胜利似乎都唾手可得，帝国保安总局制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海德里希在 5 月份就宣布这个方案即将出笼。¹⁰¹在月底，海德里希让艾希曼从戈林那里要一份授权书，准备“对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所有犹太人问题做个总的解决”（从 1938 年 11 月以后，戈林在名义上是犹太人问题的总负责人）。我们记得，海德里希在 1940 年 3 月已经向戈林递交了一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计划草案。他现在寻求的是为他的口头授权追加一个正式书面确认。他觉得在这个关键时期，需要这样一份授权，来对付民事机构和其他政府部门（尤其是罗森堡的“帝国东方部”），他们可能在他执行计划时掣肘。整个欧洲看来都将屈服于德国，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把欧陆的犹太人都放逐到苏联去，通过奴隶劳动、营养不良、暴露在严寒气候中这些“自然因素”，让他们逐渐灭亡。对于无法工作的犹太老弱病残，已经有人建议把他们全部消灭。¹⁰²

但是之后几个星期，德军挺进的步伐减缓下来。战事的发展显示，德国严重地错误估计了红军的战斗能力。尽管从年初开始，把犹太人放逐到苏联从而间接实施种族灭绝的主张就是主流意见，然而现在这一主张迅速变得不现实了。“重新安置”的目的地先是波兰总督辖区，然后是马达加斯加，这两个计划都胎死腹中；现在苏联境内的安置方案也被无限期推迟了。但是同时，各地驱赶犹太人的压力也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在日益增加的驱赶犹太人的压力和无法克服的障碍之间，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同时在苏联，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杀戮正在全面展开。在德国本土，东线战场传来了浴血苦战的消息，再加上戈培尔的宣传煽风点火，公众对犹太人的憎恨情绪正在变得极端刻毒。

德国城镇中的犹太人在每一个角落都遭受追捕和迫害；恶毒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颠覆者、煽动者和制造麻烦的人。他们被描绘成对社会无用的人，应该被送到苏联去，或者最好是干脆杀掉。¹⁰³在 8 月中旬，戈培尔向生病易怒的希特勒提出建议，应强迫犹太人佩戴身份标识；这一建议获得了首肯。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大卫星的政策从 9 月 1 日起施行。德国犹太人成了被明确标识的少数民族，完全暴露在迫害者面前，无所遁形，而且无力自卫。与此同时，纳粹向全党干部传达希特勒 1939 年的所谓“预言”，说在新的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将被毁灭。¹⁰⁴

海德里希在 8 月份提出的迁移德国犹太人的计划没有被采纳。希特勒拒绝在战时迁移犹太人的提议，但是他同意在大城市部分撤离犹太人。¹⁰⁵可能他还受以前一个想法的影响，那就是他把犹太人当作“人质”或者“筹码”；只要他们在德国人手里，就有助于吓阻美国参战，因为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更可能的原因是，希特勒认为，只要东方的战事尚未结束，就根本没地方把这些犹太人送去。德国早已承认波兰再也不能容纳更多犹太人了。但在这个时候，把犹太人运去苏联也不现实。前线急需一切可以动用的运输手段，目前这比用火车把德国犹太人运去苏联紧急得多。而且既然希特勒把犹太人看作是两面三刀的“第五纵队”②，那么在德国和“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浴血苦战的当口，把他们运到苏联，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在战线后方的地区，纳粹正在成千上万地屠杀犹太人，那里也不适合安置从德国大规模迁移来的犹太人。而且如果把犹太人运到苏联的被占领区只是为了在那里杀死他们，那现在那里的行刑队——虽然已经比东线战事开局的时候规模扩大了不少——还是不够大，还需要大规模扩充。据信，希特勒曾告诉海德里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时机还未到，要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但是党卫队和保安总局的高层仍在继续准备实施未来的“最终解决方案”。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了如何处理被放逐的犹太人问题。是让他们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还是“彻底消灭”？¹⁰⁶9 月中旬，希特勒对迁移德国犹太人问题突然改变主意的时候，这个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看起来，促使希特勒改变主意的原因是斯大林野蛮地集体迁移了几十万自古以来定居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族人。在德国国内和一些被占领国家，尤其是法国，要求向东方驱逐本地犹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些纳粹领导人敦促希特勒为伏尔加流域的德意志族人复仇，他们转而支持此前已经被否定的迁移德国犹太人的提议。这个决定毫无疑问出自希特勒本人，它在未来几周内开始了逐渐通向种族灭绝的进程。

在以后 3 个月里，那些直接参与计划和组织“最终解决方案”的头目们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个词不再意味着向苏联地区迁移犹太人（不言而喻的是，即便移民，犹太人也将在那里渐渐死去）。这个词现在意味着在全欧洲范围内，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既然向苏联迁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那么“最终解决方案”就只能在更接近本土的地点实施。被占领的波兰的某些地方现在被提出来，作为灭绝计划的可能地点加以考虑。在 1941 年秋季，这个严格保密的计划的全部细节，仍然只在党卫队和保安总局高层领导的范围内传播。民事当局此时还不知道纳粹正在计划什么事情。秋季弥漫的不确定性和困惑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绝对机密性；二是当时此事还在计划阶段，虽然呼之欲出，但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但是，由于希特勒在 9 月份同意把德国的犹太人全部迁移出去，迈向全面种族灭绝的脚步加快了。

现在，把犹太人送到哪里去与送去以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变得非常急迫。9 月 18 日，希姆莱通知瓦特高地区纳粹领导人阿瑟·格莱泽，让他准备在罗兹城的犹太人聚居区接收 6 万人过冬，以备来年春天继续“向东”迁移。这是为了完成希特勒尽快把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清除掉的愿望。¹⁰⁷但是当地行政当局抗议说，罗兹的犹太人聚居区已经人满为患，根本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犹太人。希姆莱把人数降低到 2 万犹太人，外加 5000 吉普赛人，但是坚持要罗兹接收这些人。早在 7 月份，因为犹太人聚居区无法容纳过多人口，已经有人提出建议，把罗兹聚居区内不能工作的犹太人全部处决。¹⁰⁸现在，大量额外的犹太人又要被送往这里。几乎可以肯定，作为交换条件，此时柏林正式批准罗兹当局处决不能工作的犹太人。在迁移命令下达给格莱泽之后几个星期之内，他就开始在本地区搜寻合适的屠杀地点。12 月的第一个星期，纳粹在切尔姆诺开始用毒气杀害犹太人。¹⁰⁹

瓦特高只是指定接收迁出的犹太人的地区之一。海德里希在 10 月初特别点了瓦特高、里加和明斯克的名。¹¹⁰从 10 月 15 日开始，当装载迁出的犹太人的火车驶出维也纳、布拉格、柏林和其他城市的时候，纳粹还没有设计出一个系统的大规模屠杀方案。¹¹¹但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那里传出的信息很清楚，欧洲犹太人的末日已经临近，而不管希特勒的旨意多么含混，他们肯定是秉承希特勒的意愿行动的。

同时，接收迁出犹太人的地区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采取何种措施。这些纳粹领导人纷纷响应号召行动起来。10 月和 11 月，纳粹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开始把大量屠杀犹太人作为他们自己制造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11 月，从德国运往里加和科夫诺的犹太人一到达就被立即枪决。现在，大规模枪杀已经超出了苏联的范围。10 月份，德国国防军、党卫队和外交部密切合作，枪杀了 8000 名塞尔维亚犹太人，作为对游击队活动的报复。自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以后，东加利西亚就被并入波兰总督辖区。在秋天，大约有 3 万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枪杀，尽管这个地区自从 6 月份以来就一直在发生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¹¹²

现在，德国人开始把使用毒气作为屠杀的另一个手段——希姆莱很愿意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他认为对执行者来说，这比枪决更加“人性化”。海德里希在 10 月份下令扩大使用流动毒气车。瓦特高地区已经开始为使用毒气车寻找合适的地点了。里加也在考虑使用类似的方法。在莫吉列夫地区，德国开始计划建造固定的毒气室，来处理送到明斯克来的犹太人。总督辖区不需要再接受更多犹太人迁入了，并从 9 月份开始建设贝尔泽克灭绝营第一期工程，因为 9 月份他们找到了 8 月份下马的“安乐死工程”的毒气专家。而毒气室破土动工则在 11 月初，当时，汉斯·弗兰克很清楚，他辖区内不能工作的犹太人将被迁移到“布格河以东”，面临着必死的结局。¹¹³

以上区域性的屠杀还不能构成系统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德国占领区的民事当局肯定还不知道要开展大规模的由中央协调的种族屠杀。在明斯克，白俄罗斯的纳粹专员威廉·库贝反对枪杀德国犹太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我们文化圈里的人类”，和“当地的野蛮人”是不同的。他向上级要求明确指示，澄清应该如何对待获得战争勋章的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与混血犹太人。东方地区帝国专员欣里希·洛泽接到军队的要求，要保留犹太熟练工人，请示是否应该在处理犹太人的时候，考虑经济需要。¹¹⁴上级很快回复洛泽不要考虑经济问题。不管经济上有任何不利结果，都一定要灭绝犹太人。

此时，德国已经做出了灭绝全体欧洲犹太人的基本决定，时间是 11 月。¹¹⁵11 月在纳粹的日历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月份，它和 1918 年德国“可耻的”投降，还有 1923 年“英勇”失败了的啤酒馆暴动联系在一起。看来在这个月，希特勒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1918 年的灾难，把它和目前的战争还有犹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1 月 5 日，他和希姆莱共进午餐的时候曾说，他不允许在前线将士英勇牺牲的时候，这些“罪犯”还在苟活。“1918 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了。”他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犹太人，但犹太人问题肯定在他脑海里面。当天晚上希姆莱离开以后，希特勒就犹太人问题说了很多话。他声称，战争的结束将带来犹太人的全面灭亡。他在长篇大论的结尾说道：“没有犹太人，我们活得很好，可是没有我们，他们就活不了。如果全欧洲都了解这一点，将出现欧洲的团结。目前，因为犹太人破坏了欧洲团结，所以他们还能活着。”¹¹⁶3 天以后在慕尼黑，在啤酒馆暴动 18 周年纪念仪式对参加政变的老党员的讲话中，希特勒指责犹太人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他说，犹太人组织的世界联盟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德国。这是一场从 1918 年延续下来的斗争，德国当时遭到背叛而失去了胜利。虽然他没有指出背叛者是谁，但那是不言而喻的。“那只是一个开始，是这场戏剧的第一幕。现在，我们要写下第二幕和大结局。并且这次我们会为所受的背叛讨回公道。”¹¹⁷这篇讲话并不直截了当，有些隐晦。他在 12 月 1 日到 2 日傍晚在元首大本营里对部下所讲的话也同样隐晦：“杀人者也被人杀。对他们来说，只能是这样。”所谓他们，指的是犹太人。¹¹⁸一周之内，第一部投入实际运营的毒气杀人装置在切尔姆诺的毒气车开始了可怕的工作。

现在，阐明命令的时机已经成熟。海德里希在 11 月 29 日邀请受犹太人政策变化影响最大的民事官员，包括几位国务秘书和几位党卫队代表前来开会。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和他辖区里的党卫队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原来不在与会名单中，因为波兰总督辖区不是迁入犹太人的目的地，没有人认为他们在这次讨论当中很重要，但是他们的名字很快被加进了与会者名单。所以会议的目的，肯定不是把这些人召来，告诉他们在各自地区建立死亡营毒死数百万犹太人的详细计划；这次会议没有运输方面的专家参加，因此会议议程里也不可能包括安排交通运输的细节。实际上，接到会议邀请的人基本上事先不知道会议的目的。

有些人猜测，会议将讨论如何对待混血犹太人。他们的猜测也不算错。但是会议邀请的措辞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邀请信开头重复了戈林 7 月 31 日给海德里希的授权，然后提到，“在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进行组织和技术准备”相关的“中央机构中达成共识”，具有“极端的重要性”。¹¹⁹换句话说，在 7 月份已经开始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组织工作，此刻将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而海德里希将进一步确立他的主导权。海德里希本来计划在 12 月 9 日就召开会议。但是月初发生了其他的重要事件，所以会议只好推迟。

12 月 5 日，在严寒中，德军的进攻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陷入停顿；苏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攻，给德军造成重大损失。任何在不远的将来向苏联迁移大量犹太人的想法都变成了泡影。德国不得不放弃去年制订的、通过迁移犹太人而最终解决问题的计划。两天以后的 7 日，日本轰炸了珍珠港，导致德国在 11 日向美国宣战，由此大战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质。在 12 日，希特勒向纳粹党的干部谈到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想法。在他 1939 年 1 月 30 日的“预言”当中，他声言如果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犹太人一定会被毁灭。他可怕的结论就是：“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它必然带来犹太人的灭绝。”¹²⁰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也不是明确的决定。但它是明白无误的信号。对于如何消灭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的部下并不比 12 日的讲话以前更清楚。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没有疑问：种族灭绝一定会发生，而且就在战争当中，就是现在，而不是等胜利以后。这就是将要传达给占领区各级基层官员的信息。

汉斯·弗兰克也是 12 月 12 日聆听希特勒演讲的听众之一。他回到总督辖区 4 天后向他的部下做了传达。他甚至使用了希特勒的一些原话。他特别引用了那个“预言”。他说，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那战争的胜利将是不完全的。他们必须消失。他已经开始和其他部门商谈把犹太人迁移到东方的问题，并提到了将在柏林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大会——他指的是由于 12 月初的事件而被迫推迟的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弗兰克继续说：“无论如何，将会发生一次犹太人大迁徙。”他谈到，迁移到东方的犹太人最终要面临的是死亡——目标清晰得可怕，而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不清楚。“可是怎么处理这些犹太人呢？你真的相信他们会在奥斯兰的村镇里安居下来吗？他们在柏林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在奥斯兰和帝国专员保护区（乌克兰）处理不了他们。你们必须自己动手消灭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一定要在哪里消灭他们。”虽然弗兰克还在期待将总督辖区的犹太人向东方迁移，但有人告诉他这是毫无意义的，并鼓励他在自己的辖区进行大屠杀。他还不知道怎么进行屠杀。他估计，在他的辖区内，犹太人总数有 350 万（包括混血犹太人）。他说：“我们不可能枪毙这 350 万犹太人，也不可能把他们全毒死；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也要成功地消灭他们”。¹²¹此刻，弗兰克明显不知道，中央政府计划在波兰总督辖区，而不是在更远的东方，通过在灭绝营里建造毒气室来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但随着未来在苏联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破产，在未来几周，这种新的种族灭绝战略开始成形。

海德里希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换了个会场，在柏林郊外一个美丽的湖泊——万湖边召开了推迟的会议。与会者和最初的邀请名单略有不同。但是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一样的。自 7 月份戈林签署授权书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最初的开会邀请发出之后，形势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现在需要在组织和技术上做出准备的，不再是向东方迁移犹太人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在实施的时候也会杀死很多犹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使用尚未明确的手段、对全欧洲犹太人进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的全面计划。艾希曼后来篡改过会议记录，删除了某些“过于坦率的言论”。¹²²不过海德里希很可能确实没有提过具体的杀戮手段。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汉斯·弗兰克的代表、他的国务秘书约瑟夫·比勒博士指出，鉴于人力和运输都不成问题，应尽快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把总督辖区的犹太人清除出去（他说这些人都没有工作能力）；因为很明显，他此时已经理解了大屠杀是解决犹太问题的新的可能性，而且这比夺取苏联的领土要容易多了。¹²³既然汉斯·弗兰克从秋天起就知道要在贝尔扎克建造灭绝营的事情¹²⁴，他很可能对所谓“新的可能性”指什么心知肚明。海德里希根本不需要明说。

波兰总督辖区内，贝尔扎克、索比堡和特莱布林卡几个死亡营的毒气室，要在万湖会议好几个星期之后的 1942 年 3 月才能开始他们恐怖的活动。最大的死亡营是上西利西亚省的奥斯维辛-伯克瑙，它也在 3 月份开始屠杀犹太人。从西欧向德国在波兰占领区建立的死亡营运送犹太人的工作也在春天才刚刚展开。¹²⁵万湖会议只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成形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但是，如果说 1942 年 1 月所做的安排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话，此时杀死所有欧洲犹太人的决定已经做出了。

6

党卫队头目希姆莱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师。¹²⁶他的直接下属、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也享有这个头衔。¹²⁷但是他们都不具有最终的权威。希姆莱或者海德里希也不是在“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背后的主谋。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用建筑作比喻的话，希姆莱可以被描述为这栋谋杀大厦的设计师，而海德里希是工程总监。但是开发这个项目的人、设计背后的创意来源、指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幕后操纵人，是希特勒。

当然，并不是说希特勒简单地表示一下意愿，就能替代所有复杂的“灭绝政治学”。要让全面种族灭绝逐渐成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需要纳粹政权的很多机构通力合作，不仅是党卫队的高层人士的工作而已。每个组织和阶层都存在共谋。希特勒不是一个在管理上事无巨细的人，这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他也不需要事必躬亲。德国不缺乏体察上意然后竭尽全力来实现领导意愿的人。希特勒不需要持续地发布命令来推动事态的极端化。

即使如此，从 30 年代开始，每一个主要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希特勒的授权，例如 1933 年 4 月抵制犹太人商店，1935 年 9 月的纽伦堡法令，1938 年 11 月的迫害及后续事件。战时也同样如此。各级政府都认为，只有希特勒才能决定在 1941 年 9 月强迫所有犹太人带上黄色大卫星标识。当月晚些时候，驱逐所有犹太人的决定也只能出自希特勒——这个决定一夜之间就大大加强了采取种族屠杀政策的压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授权，德国会全力开展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

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直接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人说，他们是秉承希特勒的意愿，或者在他的同意下行事。在 1942 年夏天种族灭绝计划的转折点，希姆莱宣称：“东方的占领区也正在消灭犹太人。元首把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¹²⁸他向党卫队下级指挥人员反复灌输说，执行“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在执行元首的意志；他们对此也深信不疑。¹²⁹他们无疑是正确的。

希特勒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意愿，可能从来也没有在特定的场合，准确地、毫不含糊地向希姆莱表达过。只要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全权，让他放手去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就好了。但是在秋天里，两个关键的阶段希特勒都参与了。第一次是在 9 月份，他决定把德国犹太人迁移走，而此时却没有地方可以迁移。此后在不同地区都出现了屠杀的冲动。这些自发的屠杀行为还构不成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方向已经很明确，动量也开始渐渐积聚。第二次是在 12 月份，向美国宣战、战争开始成为真正的全球冲突以后，他想要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冲动。当时很明显，向苏联迁移的计划已经不再现实，可能永远都无法实施。但是最终解决却刻不容缓。在海德里希终于召开被推迟的万湖会议的时候，也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决策了。剩下的任务只有组织和执行。

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作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想要在他的随从与子孙后代面前，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辩护。他又一次乞灵于他的“预言”：“我在和犹太人公开战斗。”“我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警告。”——他像以往一样，总是把“预言”的日子错误地说成战争开始之日。“我让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再次挑起世界大战，那么这次他们就不会再被放过——欧洲的寄生虫最终将被根除。”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自豪。“我挑破了犹太人这只脓包。子孙后代将永远感谢我们。”¹³⁰

在我们前面几章考察过的所有命运攸关的抉择当中，1941 年夏秋逐步做出的屠杀犹太人决策，是最不容易寻找替代方案的。如果入侵苏联的战争像德国人的计划一样顺利，那么历史上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不会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杀戮场将主要在苏联境内，而不是在波兰。但是，只要纳粹政权当政并进行战争，犹太人肯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屠杀，只是在时间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根植于早年纳粹主义中的“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希特勒自 1919 年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它最初并不包含种族灭绝在内，但它包含种族灭绝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确实被赋予了这一层意思。因此，“清除”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原始的种族屠杀”倾向的。从纳粹的角度来说，只有在战前就把犹太人从德国完全排挤出去，才能避免日后变本加厉，最终演变成对他们实施种族屠杀。但是即便如此，后来纳粹所进行的侵略扩张，也会使大量其他犹太人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而历史后来正是如此发展的。所谓的“清除”犹太人只能意味着种族屠杀，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种族屠杀，是通过野蛮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营养不良和疾病实现的。只有三种情况可能会防止出现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防止战争爆发（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从内部推翻希特勒（德国统治精英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或者在战争初期就击败希特勒德国（这在军事上完全不现实）。否则的话，剩下唯一能防止犹太人悲惨命运的途径，就是苏联更好地准备它的国防，击退德国入侵，强迫德国求和，甚至希特勒不再掌权。但斯大林的麻木不仁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德国的侵略扩张使欧洲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再次陷入战争深渊。这也是在 1940 年夏天引发我们所追溯的一系列事件，并在 1941 年 12 月使地球两端的独立战争演变成真正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德国的侵略扩张行为背后的，是体现在希特勒这个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使命”。而这个“使命”的核心部分是“清除”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战争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① 奥斯兰（Ostland）指纳粹德国 1941 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帝国专员保护区，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东北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最早被称为“波罗的区”。

② “第五纵队”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 年，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下，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佛朗哥率叛军共四路纵队进攻马德里，有人问他哪支部队会先进入马德里，他回答说，是“第五纵队”，即隐藏在马德里人民内部的奸细。后来“第五纵队”成了内奸的代名词。

后　记

历史的发展本可能会完全不同。英国政府也许会在 1940 年 5 月寻求与希特勒和谈。德国领导层也许会集中兵力进攻地中海和北非战场，而不是向苏联开战。日本可以决定从对他们破坏性极大的中国战场抽身而出，不去冒险南进。墨索里尼也许会在决定是否参战前等一等，至少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希腊的灾难。罗斯福也许会站到孤立主义者一边，而不是冒政治风险去帮助英国并带领美国走向战争边缘。斯大林也可能会注意到无数的警报，并让他的国家更好地为迎击德国的进攻做准备。日本可以在德国从西方向苏联腹地进攻时，从东方进攻苏联。希特勒也许可以控制住自己不向美国——这个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打败的敌人——贸然宣战。

这些都是理论上可行的替代方案。任何一个都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各种假定情景分析——这是个无害但是毫无意义的思维游戏，完全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真正的问题。在前面 10 章里，我们已经分析了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行不通。

英国在 1940 年春季派出和平使者试探和谈的可能性，算是所有替代方案中一个比较有现实性的选择。当时有法国境内的军事灾难作为背景，英国政界还有一些人愿意尝试和谈——包括政府核心里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再加上温斯顿·丘吉尔刚刚成为新首相，在内阁里的地位还不稳固，这一切都说明，试探和谈这个方案不能那么轻易地就被否定掉。但是，战时内阁经过 3 天的辩论，还是一致得出了继续战斗的结论。这个决定基于理性的辩论，由丘吉尔主导，但也是经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全体成员通过的。

而关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和日本向东南亚扩张的决定，它们的替代方案被接受甚至被严肃考虑的可能性都很小。

希特勒预见到进攻苏联对德国的未来极为重要已经有 20 年之久。这是他的战争。他想在英国的帮助下，至少是默许之下来发动这场战争。如果英国在 1940 年投降，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肯定会得到英国的帮助或者默许。但是实际上，希特勒不得不兼顾坚持抗战的英国。然而这种形势并没有迫使希特勒短时间之内不敢在东方开战，反而坚定了他提前开战的决心。在 1940 年至 1941 年，希特勒偏执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和战略上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导致他做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几年来，他用来为立即向东方扩张辩护的理由是，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了。他清楚，从 1942 年开始，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将会使战争的天平向英国一边倾斜，而德国又无力阻止它。同时在中欧和东欧，希特勒预见到，未来苏联肯定会对德国的统治地位产生威胁（他认为这个观点从 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的莫洛托夫的言行当中得到了印证）。

德国军事领导层里的一些人希望优先进攻北非和地中海地区，但希特勒不为所动。鉴于德国政权的性质，任何与希特勒本人选定的战略相悖的替代性战略都不可能被接受。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进攻并摧毁苏联的决定，不只是他出于意识形态的决策，更是在战略上被逼无奈的选择。他必须在斯大林加强国防与美国参战之前在东方赢得胜利。迅速击败苏联才是战争完胜之道——这样才能迫使英国投降，把美国隔离在欧洲战事以外，并摧毁苏联未来对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统治地位的任何可能的威胁。

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同样没有其他替代的可能，一如日本在侵华战争的问题上别无选择。从日本的角度看，其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可行性。日本不可能在从中国的泥沼中脱身的同时不使国家蒙羞。美国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中国战场的僵局就越难打破。同时，日本通过扩张跻身世界列强之林的意愿，与它想在东亚取得霸权地位的野心，受到被操纵的民意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各个小集团，尤其是陆海军。这里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向东南亚扩张肯定将导致日本与英国，乃至与已经更强大的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正面冲突。日本对美国的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特别依赖，这就更加大了冲突的风险。但是如果没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来替代美国石油，日本就永远达不到经济自给自足，而经济自给自足被视为强国的重要标志。日本将会永远依赖美国。所以当德国战胜法国在欧洲引起轰动的时候，它也给日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派系反对利用这个机会。日本政府上下同心，不顾风险，一致选择了南进战略。

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日本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拥有了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北进攻击宿敌苏联。即便那时，南进也只是有可能被推迟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向北进攻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胜负未卜，所以这个替代方案被放弃了，受到海军和陆军内部主流势力支持的南进战略再次被肯定。日本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虽然日本领导人知道如果不能速胜，与美国的战争很可能为国家招致灾难，但国家尊严不允许日本从南进战略或者侵华战争中后退。由此不仅珍珠港，而且广岛和长崎的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德国和日本心甘情愿去冒巨大的风险，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两国的权力精英们坚持认为，一定要通过侵略扩张来摘掉他们自己认为的“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帽子，获得强国地位。英帝国的世界强权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即便美国没有一个正式的帝国）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德日法西斯急需要克服经济上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力量只会随着时间流逝对这些“一无所有的国家”越来越不利。这就意味着德国和日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寻求胜利，将其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权力精英们甘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甚至以国家生存为赌注发动战争。美国的分析家认识到，如果德国在经济上主宰欧亚大陆，日本主宰东南亚，会极大地损害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柏林和东京肯定也是这么看的。在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看来，他们必须放手一搏。

同样，帝国梦也是墨索里尼野心的核心部分，虽然他的愿景没有那么宏伟。他也决心要克服意大利精英阶层所认为的那种“一无所有的国家”的弱点所导致的不利因素，因此做出了 1940 年的那些命运攸关的抉择。在 1940 年夏天，当德国看起来已经站在胜利边缘的时候，意大利的统治阶级（包括国王本人）被墨索里尼的好战态度说服了。虽然他们有时候还有担心，但加入一场看上去已经打赢的战争的好处，远远大于贸然投入一场意大利没有准备好的战争的风险。

在进攻希腊的灾难性决定这个问题上，意大利领导层存在分歧。军方很谨慎，了解这一决定的风险，但是反对意见被压制了。墨索里尼料到他们会服从，虽然他们对此并不热情。在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怂恿下，领袖把入侵巴尔干——特别是希腊——看作是创造一个意大利帝国的机会，同时还能给希特勒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意大利不是仰德国鼻息的小伙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尊严也是招致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意大利入侵希腊的决定已经不可避免。归根结底，这根植于意大利想要跻身强国之林、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野心，而这种野心集中体现在墨索里尼个人身上。

斯大林的选择被他自己对德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大大地限制住了。因为斯大林对苏联的重大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他的失算和希特勒跟墨索里尼的失算一样，等同于整个国家政府的失算。长期以来，对任何人病态的怀疑是斯大林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疑神疑鬼意味着他完全不信任优良的情报来源，却反而古怪地相信德国编造的假情报，因为假情报符合他的主观判断。在笼罩着整个政权的恐惧和怀疑的氛围当中，负责筛选情报的官员也总给他送一些经过歪曲的情报评估，因为这些人自己也受到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而德国成功的假情报行动又助长了他们这种偏见。斯大林非常确定，德国会首先发出最后通牒，提出苛刻的要求——可能是一个新的《布列斯特和约》——然后才开战。他还自信能够赢得完成重建红军的必要时间（由于他自己几年前发动的残酷的大清洗，红军被毫无必要地严重削弱了）。他的刚愎自用使他罔顾所有的警告，并斥责他手下越来越忧心忡忡的将领们。他们在战后的反思当中，相信斯大林应该及早动员苏联国防，做好迎击德国入侵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刺激德国人，即使手忙脚乱的扩军计划还没有完成也要这样做。斯大林依赖的苏军将领的战略观念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应该沿着边界配置苏军的防御体系，而应该进行纵深配备；这样可以防止在德军进攻初期前线的有生力量就在边境一线被迅速歼灭，为组织反攻提供基础，防止德军在战争初期实现规模巨大的突破。但是苏联军事战略长期以来建立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这一理论之上。这一战略错误和斯大林本人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为苏联招致了灾难。

罗斯福所面对的选择同样看上去很多，但其实不然。他早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在 30 年代后期就迅速转变了；当时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不得不应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孤立主义者人数不多，却持续发出不和谐的鼓噪声。但是政府内部没有孤立主义的信徒。总统的顾问们有些好斗，有些更加持重，但他们对扩充军备的紧迫性是有共识的。很快，政府内部又在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在远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立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基于以上共识，无论是驱逐舰交易、租借法案、《大西洋宪章》、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还是赫尔寸步不让的十点要求——在日本被视为最后通牒——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很多更是势在必行 。到 1941 年秋，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同时对德日开战，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要不要采取正式宣战的形式。

一旦日本的行动使罗斯福不需要冒险在国会就宣战问题投票，对德国的公开敌对行动肯定已经不远了，因为华盛顿仍然视德国为主要威胁。希特勒迅速决定对美宣战，这又一次使罗斯福不必采取政治手腕来促成对德宣战。但是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对美宣战的决定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远不像长期以来被认为的那样非理性。希特勒长期以来就视美国为对手，他知道德国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敌人。到 1941 年秋季，他需要决定的就只有何时开战的问题了。珍珠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德国能够和一个看起来战无不胜的盟友签订新的更加紧密的条约，使德国有机会主动完成不可避免的宣战，在美国忙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对美国反败为胜。

在此之前几个月，希特勒下令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以彻底清除欧洲的犹太人。随后战争扩大，而且德国无法迅速获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日益升级，逐渐带有种族屠杀的性质。“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迫害升级的必然结果。犹太人悲剧的根源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即“清除”犹太人，清理德意志国家，为建立种族纯粹的欧洲“新秩序”铺平道路，推翻十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的统治。而希特勒比任何人对这种偏执都更加狂热。到 1941 年，在犹太人问题上需要确定的就只有屠杀的地点和方法了。此刻，德国人只在集体屠杀的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问题上有选择的余地。

这些决定了世界命运的选择不是完全必然的和先验的。但它们的确反映了产生它们的政治制度。

法西斯集权制政府做出了最复杂但也最灾难性的决策。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有高度的个人色彩，决策都是由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做出的。决策一旦做出，统治阶级的各个层面都会支持它，至少会服从。他们的权威性受到大众的欢呼支持，而民意是通过无休无止的宣传与镇压反对意见创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中，领袖可能会从善如流，也可能会刚愎自用。但是他们保留独断专行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视为领导的特权。这种统治有极大的自由度，同时也有极大的风险，因为统治者很可能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在 1933 年上台以后，希特勒个人的行动自由越来越不受宪法的约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希特勒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集体领导机制的残骸都没有剩下。德国内阁再没有开会，武装部队受希特勒直接控制。所有政权里的重要机构，尤其是暴力机构，都由希特勒的拥护者掌握。即使不完全同意希特勒世界观的统治阶层的精英，至少也支持他对外扩张征服、建立德国的大陆霸权、残酷迫害被征服的人民尤其是东欧人民的那一部分主张。他们分享希特勒的胜利果实，尤其是 1940 年对法国的伟大胜利的成果。不管他们私下有多少不满，他们根本无法反对希特勒大赌博的自然结果，那就是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战争。

墨索里尼的国内地位没有希特勒稳固。他不是国家元首，军队也效忠于国王，而不是他——这一点后来在 1943 年被证明非常关键。即使如此，他的内部统治地位也没有遭遇挑战。他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党对他忠诚，并且是建立其个人崇拜的工具。和德国的元首个人崇拜一样，这帮助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建立起了个人统治，因此在法西斯制度的结构当中就包含了一言堂的决策体制。希特勒做出的灾难性的决定使德国人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当中；同样，注定意大利命运的参战决策，还有完全缺乏准备的入侵希腊的决策，也出自一个大权在握的个人手中，它们同时在体制上就决定了未来的灾难 。

日本的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在日本，个人不可能乾纲独断。实际上在本书所考察的 6 种政治体制当中，日本的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强调集体领导的统治模式。天皇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也没有独裁者的权力，更没有真正地皇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国。他也没有尝试过这样做。他更多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尽管有时候有所迟疑甚至恐惧。皇权只是表面上政权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道手续，它不能冒险和政府发生冲突，尤其不能和军部发生冲突。这个制度的致命弱点实际上就是军部的地位。在宪法上，军方只向天皇负责而不向平民政府负责，武装部队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拥有高度自主权。不合军方意的大臣很快会被驱逐下台，甚至被刺杀。所以，首相很大程度上必须按照陆海军主流意见行事。而日本政治制度里很特殊的一点就是，陆海军高级将领会受到军官团里的中级骨干力量自下而上的严重影响。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日本固定的意识形态框架里面运行的，这个基本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扩张、征服和霸权来争取国家的伟大地位。为了达成以上目的，统治阶层会就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战术产生激烈的争论，但这些目标本身从无争议。因此，集体决策的政府也都追求同一个不变的目标。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国家尊严在重大决策中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任何有损国家尊严或者丢脸的举措，肯定遭到一致拒绝。所以，日本的集体决策机制最终和个人统治的德国与意大利做出决策的机制是类似的。在体制内部就有进行高风险的投机的倾向，而不是理性地退却以期达成有损颜面的妥协，因为妥协破坏了核心意识形态目标并暴露出国家的弱点。

斯大林关于希特勒不会在 1941 年进攻的赌博，则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的严重判断失误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政治制度。在此时的苏联和在希特勒德国一样，统治者个人成为体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恐怖和大清洗破坏了官僚机构的稳定和军队的效率。和德国一样，集体领导的机制早就遭到了破坏。最重要的集体领导机构是政治局，它在近些年里越来越少开会，即使开会也不过是斯大林个人权力意志的体现。即便在政权的最高层也充斥着恐怖、害怕、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所以无人敢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判断。

以上四国的制度和英美的两种民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制度一般拥有一个长期确立、运转良好的文官统治机制，能够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背景支持，能够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理性的衡量，所以专制决策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英美，两种制度的运转方式间还有区别。

1940 年 4 月的英国战时内阁是真正的集体领导，虽然它的成员在决策中所占的分量并不一样。丘吉尔有首相这个职位带来的尊荣为他的观点提供支持，但是他刚刚履新，当时很多人，甚至在他自己政党内部的人士都对他有所怀疑，甚至完全持否定态度。他当时还不是自己政党的党魁。他不能在大政方针上独断专行，不得不接受两位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重量级同僚——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重要影响。同时，两名工党内阁成员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时地位尚不稳固。丘吉尔通过合理的辩论和个性的力量赢得了那场交锋。即使在形势极端危急的时刻，决策也是通过理性辩论得出的。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与丘吉尔一样，都有高度的理性。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极权主义制度一样明晰，并被所有人一致认同，但是这些目标是防御性的：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维持帝国的存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的区别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辩论结束以后，虽然做出的决策和哈利法克斯的主张相反，他也没有对此有所保留。丘吉尔利用“敦刻尔克奇迹”进行的大肆宣传使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很快在内阁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由于他兼任国防大臣，权力的天平自然会从简单的集体领导向首相个人领导倾斜。丘吉尔的个性特点又让他频频干预（或者说干涉）军事事务，这让他的参谋长和前线指挥官们大为恼怒。但是他仍然保持了集体领导的意识。在 1941 年 8 月普拉森提亚湾召开的会议上，罗斯福很惊讶丘吉尔还需要给他在伦敦的内阁同僚发电报，去征求他们批准他在会上的作为。而美国总统自己的一些内阁成员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罗斯福在哪里。

美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统治模式不同，并不是建立在集体决策责任制的基础之上。罗斯福的内阁只是一个顾问机构。政府中一些成员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观点很有影响。国务院的赫尔和韦尔斯、财政部的摩根索、陆军方面的史汀生和马歇尔、海军方面的诺克斯和斯塔克，每一方都有专业的幕僚团队支持，也都是罗斯福愿意听信的人。但是决策只能出自总统一人。按照美国宪法设计者的意图，对总统权威的限制并不来自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而来自立法机构。罗斯福受到美国国会限制的程度是丘吉尔在英国议会那里从未经历过的。

在国会背后，罗斯福还需要考虑民意。在我们所考察的六个政治制度当中，只有在美国，公民的意见才是决策过程中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在英国，民意和 1940 年 5 月所做的关键决策无关。此后，政府强力掌控着民意，所以在决策中始终没有什么重要性。士气比民意重要得多。丘吉尔在 1940 年夏季激动人心的演说和国家坚韧不拔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再加上英军不列颠之战阻止了德国空军，希特勒军队入侵英国的尝试失败了，这一切都保证英国的士气高涨。这一点决定不能低估，尤其是和他的前任相比，或者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当首相，都不可能如此凝聚民心士气。在我们考察的德、意、日、苏四国的制度当中，公开表达出来的民意是经过宣传和灌输而加工和引导出来的。民意的角色是为政权的行动提供来自群众的支持，防止形成反对意见，并且偶尔产生压力鼓励领导层向政权想要的方向行动。只有在美国，民意对政府行动有重要影响。从 1940 年夏季到珍珠港事件，甚至直到四天以后德国对美宣战的时候，罗斯福都不得不确保民意站在他那一边。他可以通过“炉边谈话”或者其他公共讲话来影响民意，但是不能罔顾民意。他在关键的这几个月里的决策制定总是小心翼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让民意为它原本不想要的行动做好思想准备，更何况他原来还曾经庄严承诺要避免这个行动，那就是派出美军在欧洲打另一场战争。

如果没有那些充斥着本书前面章节的人物——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近卫和东条、丘吉尔以及罗斯福——历史的走向会非常不同。但是有多不同？个人的角色和客观的外部限定因素相比孰轻孰重，这是诠释历史时永远争论不清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这种机械的两分法本来就是错的。个人不能脱离影响他们行动的各种客观因素，前面各章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相对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是其中一种客观因素，它对动员资源和人力的程度产生了限制。敌人的行动是另一个客观因素，它只能通过搜集分析情报来加以判断。但是在这两种因素中，政府要么没有可靠的情报可用，要么对优秀的情报进行了错误的运用，要么两者兼有。即使有最好的情报来源，就像美国能够通过“魔术”计划破译日本的密电，也未能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所以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应对不可预测的状况。对于那些不得不被动应付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国家（英美苏），这一点尤其适用。

在每一个政府体制内部，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政府机构对政策建议的计划和评估常常导致决策被提前注定，而这种计划和评估过程经常是组织内部各派系争夺影响力和资源的结果。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范围只在以下几个体制当中较大：英美两种不同的民主制度，还有日本古怪的“集体极权主义”体制。而在德国、意大利、苏联的体制中，政府机构严格执行着领袖的意志。

虽然存在以上内在和外在的客观决定因素，我们所考察的决策的中心仍然是个人。他们不是谜团，也不是傀儡。他们对决策的影响不能被缩小为以上客观因素通过个人的体现。至少在短期来说，历史的变化是外在因素和个人影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两者所占的比例每次都有不同。前面章节里所回顾的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拥有最大政治自主权的个人是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统治者。如果是其他人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策，避免他们做出的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如果戈林成为帝国总理，他会不会选择进攻苏联？如果巴多格里奥成为意大利总理，他会不会决定入侵希腊？如果马林科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他会不会把潮水一般涌来的德国进攻的警告拒之门外？提出这些问题不只是提出了很不现实的情境，而且进入了纯属猜测的境地，不可能给出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它确实突出显示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这些人的个性和他们的行为密不可分。他们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直接反映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同时这些决策也不是在真空当中由领袖的个性随意塑造的，它们也是各种先决条件和外在限制条件下的产物。

对意识形态的执着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迫使他决定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和向美国宣战，而他的这种紧迫感是正确的。墨索里尼在打造他的地中海和巴尔干帝国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只争朝夕的强大压力，而且他完全是被德国推着走。斯大林受到苏军的状况的限制，而且他认为，在 1942 年以前苏军没有足够的力量迎击德军，所以他迫切需要避免任何能刺激希特勒在那之前发动入侵的事件。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个人都创造了历史——不过都在他们不能决定的客观环境下，这符合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在天平的另一边，日本首相的个性在大政方针决策中不是第一等重要的要素。近卫和东条肯定是不同的人。在 1941 年秋天，近卫想要尽量向美国妥协示好，而东条不为所动，拒绝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但是两个人同样早就同意了相同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在坚持中国的消耗战的同时向东南亚扩张。一旦近卫表现出他想放弃这个立场，他立刻就被抛弃了。松冈洋右是日本政坛个性最为强硬的人，此刻他早已离开了决策圈，因为他试图推翻既定战略的先后次序，这使他背离了主流的一致意见，无法赢得支持，还招来了急于让他倒台的强有力的敌人。由最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主导的、全体一致的决策模式决定了给个人留下决策的空间肯定是最小的。

个人在民主制度的重大决策中的作用要远大于其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但是与其在独裁制中的作用相比又没有那么关键。和独裁者一样，民主制度的领袖也要在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工作。实际上，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相比，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要更加被广泛接受且深入人心，因为它的核心是民主自由，以及支撑民主自由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如果没有丘吉尔，1940 年英国内阁的决策有可能会不同，而结果我们也无法预见。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国家的独立和生存。但是哈利法克斯的政策选择很可能让事态按照不同的进程发展，可能会对英国造成更多伤害。所以英国有丘吉尔这样一位首相，而不是哈利法克斯，是非常幸运的。个人的确能够影响历史，但是有理有据的辩论也可以而且必然影响历史。丘吉尔当时还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种国民英雄，后来他的个性肯定成为英国战争行动中第一等重要的因素。

罗斯福的个人角色也同样不可低估。不过无论任何人在当时担任总统，都将面临他所面对的困境。罗斯福在 1940 年大选中所面临的对手威尔基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有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个性。和总统一样，他同样坚信美国需要击退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他赞成援助英国的政策。当时有些英国人认为他也许能比罗斯福更好地动员美国的工业力量。威尔基和罗斯福一样，将会面对援助英国但是不能疏远民意和国会意见的困境。但是他能不能和罗斯福做得一样好，他有没有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他能不能抵制住他自己党内孤立主义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这些人说服他反对驱逐舰交易），他有没有所需的想象力来设计出租借法案，他能不能和丘吉尔产生对于缔造英美联盟至关重要的共鸣？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画个问号。罗斯福的个性和丘吉尔的个性，对于他们所适应的治理方式，对他们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还有他们做出决策的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领袖们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间所面临的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在每一个案例中，风险都是巨大的。在后世眼中似乎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远非如此。德国、苏联、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的领导人在这 19 个月中做出的决策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本书所探讨的事件之后将近 4 年的时间里，战火继续在全球蔓延。军事斗争和种族屠杀导致的死亡人数越来越高。在 1940 年夏天到 1942 年秋天之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战争的结局远不是确定的。希特勒和日本的领导层都知道，从长期看他们的胜算渺茫。实践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但胜负之分往往在毫厘之间，比任何人预想的更加危险。只是从 1943 年起，轴心国的失败才最终遥遥在望，首先是曙光初现，继之以逐渐光明，最后终于阳光普照。在苏联不可战胜的战争机器和美国无穷无尽的战争资源之间，缔结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出现的联盟，最终确保了欧洲和远东的战争胜利。英国和各帝国自治领武装部队的勇气和顽强，也为击败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也是疲惫不堪和财政破产的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谢幕。随后英帝国土崩瓦解了，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以后的年代属于新的超级大国、战争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之后，在远东继之以又一场大战，在战争的废墟上，很快奠定了另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基础，那就是中国。德国和日本的领导者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同他们奋斗的方向和一切目标都截然相反的世界。不管代价有多么惨重，只要能保证他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也不会实现，这种代价就仍然是值得的。

注　释

缩　写

BA/MA　　　 Bundsarchiv/militärarchiv (Germany Military Archive, Freiburg)

DDI　　　　　 I documenti dilpomatici italiani, 9th series, 1939—1943, Rome, 1954—1960

DGFP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London, 1957—1960

DRZW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eig, vols. 3—4, e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Stuttgart, 1983—1984

IMT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42 vols., Nuremburg, 1947—1949

KTB d. OKW　Krei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ed. Pervy Ernst Schramn, 4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1—1965

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now National Archives)

前　言

1　“最初的灾难”这个词是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发明的，见 Hans-Ulrich Wehler，“Die Urkatastrophe：Der Erste Weltkrieg als Auftakt und Vorbild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Der Spiegel，8 （16 Feb. 2004)，reprinted in Stephan Burgdorff and Klaus Wiegrefe（eds.) ，Der Erste Weltkrieg: Die Urkatastrophe des 20. Jahrhunderts（Munich，2004），第 23—35 页。

2　死亡人数见 Niall Ferguson，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London，2006），xxxiv—xxxv，第 649—650 页；Norman Davies，Europe: A History（London，1996），第 1328—1329 页，这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估计可能还偏保守。

3　关于战争对欧洲大陆影响的著作，见 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2005）。

4　“种族屠杀”一词由波兰律师拉斐尔•兰金在 1944 年发明，在对德国战犯审判的时候得到应用，并在 1948 年由联合国大会采纳。Leo Kuper, Genocide: Its Political 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mondsworth，1981, pp. 19—23;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2005，p. 17.

5　Gerhard L. Weinberg，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1994），第 186 页, 这本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它说“战争的后 5 年（1940 年 9 月以后）只是在执行 1940 年最后几个月做出的决定”，不过这样压缩时间忽略了本书后面几章叙述的后续的几个戏剧性和基本的决策。

6　Graham T. Allison，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1971）一书认为，政府领导人在外交政策当中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它强调政府官僚机构与体制内各个派系权力斗争对决策的影响。

7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pp. 348—349.

8　参见 David Reynolds，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4），第 169—173 页, 这本书叙述了丘吉尔如何掩盖 1940 年 5 月战时内阁讨论中出现的分歧，以及是如何建构他的战争回忆录的，并就丘吉尔的回忆录对后来大战史的观点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9　在经济上的力量对比上，直到 1942 年盟国才占上风，1943 年以后盟国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见 Mark Harrison（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1998），尤其是编辑所作的介绍性章节“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An Overview”（1—42)；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eds.)，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New York，1995），第 1060—1062 页。

10　Richard Overy，Why the Allies Won（London，1995）一书，尤其是第 314—325 页叙述了为什么轴心国有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第一章　伦敦，1940 年春季

1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Their Finest Hour, London, 1949, p. 157 (and similar comments on p. 199). See David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p. 169.

2　实际上，人们忘记了这个问题的确被提出过。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 28 日给法国总理雷诺发去的电报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周日，哈利法克斯勋爵提交的方案中建议，如果墨索里尼能够和我们合作达成欧洲全面和平，而且确保我们的独立，又能为欧洲公正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的话，我们应该考虑他对地中海地区的要求。”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2，第 110 页。)见 Reynolds，In Command of History，第 171—172 页，叙述了丘吉尔在提到这段电报的时候将原文进行删改的情形。

3　‘Cato’, Guilty Men, London, 1940. And see Peter Clarke,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 London, 1996, p. 198.

4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Oxford, 2005, pp. 25—27.

5　See Clarke, pp. 128—134.

6　Charles Loch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 London, 1956,pp. 259—262.

7　See A. J. P.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Harmondsworth, 1970, p. 330.

8　Steiner, p. 609.

9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5: 1922—1939, London, 1976, p. 76.

10　见精彩的传记 Jonathan Wright，Gustav Stresemann，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Oxford，2002），第 301—307 页与第 8 章。

11　Quoted in R. A. C.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p. 37.

12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p. 38—39.

13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43.

14　Ian Kershaw, Making Friends with Hitler. Lord Londonderry and Britain’s Road to War, London, 2004, p. 105.

15　参见 Parker，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第 272—293 页；关于空军在扩充军备当中拥有优先权和三军种预算比例分配问题，见 N. H. Gibbs，Grand Strategy，vol. 1：Rearmament Policy（London，1976），第 532 页。

16　Quoted in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66.

17　Quoted in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65.

18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69.

19　参见 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1993），第 344 页，此书中还探讨了对“大联盟”所能起的威慑作用的怀疑。

20　Quoted in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252.

21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18/1/1158, 25.5.40.

22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p. 184.

23　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1：The Gathering Storm（London，1948），第 292 页（在这里他提到他的话在下院引起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引自 R. A. C. Parker，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London，2000），第 187 页。

24　Quoted in David Irving, Churchill’s War, vol. 1: The Struggle for Power, Bullsbrook, Australia, 1987, p. 9.

25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p. 321.

26　Thomas Jones, A Diary with Letters 1931—1950, London, 1954, p. 204. “你是唯一能克制温斯顿的人，他是个极有价值的人，可是他的判断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战时内阁不管部长汉克在张伯伦辞职前对他如是说（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HNKY 4/32，9.5.40）。

27　N. J. Crowson, Facing Fascism.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European Dictators 1935—40, London, 1997, p. 185.

28　Parker,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pp. 143—144, 224—225.

29　Keith Feiling,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46, p. 424.

30　Kershaw, Making Friends with Hitler, pp. 300—301.

31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 ed. David Dilks, London, 1971, pp. 221—224 (7—12.10.39); Christopher Hill, Cabinet Decisions on Foreign Polic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October 1938—June 1941, Cambridge, 1991, pp. 115—126, 144.但是，和谈的大门远没有完全关闭。德国人后来在 10 月份得到消息说，外交部副大臣巴特勒在伦敦对苏联和意大利大使明示了这一点（Das Politische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Berlin，R29570，Fiche-Nr. 187，Frames 169830，169847)。

3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p. 494.

3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p. 526.

34　See esp. Andrew Roberts, ‘The Holy Fox’. The Life of Lord Halifax,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7, pp. 195 ff.

35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p. 601.

36　Charmley, pp. 399—400.

37　Chips.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ed. Robert Rhodes James, London, 1967,p. 252 (13.5.40). And see Charmley, p. 396. 希尔（Hill，第 170 页）认为，新首相可以依靠保守党党团议员的支持，而且丘吉尔长期以来就倡导扩军，反对《慕尼黑协定》，这给了他更多的合法性。但是以上材料和这个观点有冲突，即一开始保守党议员对丘吉尔的任命缺乏热情。

38　丘吉尔本人也不确定他的内阁能存活多久。See David Dilks, " The Twilight War and the Fall of France. Chamberlain and Churchill in 1940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8 (1978), p. 81.

39　Roberts, p. 208; John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paperback edn., New Haven/London, 2001, p. 14; Taylor,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p. 579.

40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18/1/1155 (11.5.40). 丘吉尔在 5 月 10 日他就任前一天写道：“很大程度上您控制着我，而我对此并不害怕。” （引自 Feiling，第 442 页。）

41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10.5.40);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17.

42　Quoted in Guy Nicholas Esnouf, "British Government War Aim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 Negotiated Peace, September 1939 to July 1940", unpublished Ph.D. thesis, King’s College, London, 1988, p. 189.

43　Angus Calder, The People’s War, London, 1969, p. 106.

44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1937—1940, ed. John Harvey, London, 1970, p. 362 (19.5.40).

45　Quoted in The Earl of Avon, The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 London, 1965,p. 107; and see also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p. 18—19.

46　P. M. H. Bell, A Certain Eventualit, Britain and the Fall of France, London, 1974,p. 19.

47　Paul Reynaud, 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 1930—1945, London, 1955, p. 320; The Memoirs of General the Lord Ismay, London, 1960, pp. 126—129; Bell, pp. 18, 32.

48　丘吉尔在这些日子里对美国援助的悲观，或者说失望，反映为他在 5 月 27 日拒绝了洛锡安勋爵的建议，即英国应该把对美国安全有用的英国领地租借给美国，并由此给美国政府留下良好印象。丘吉尔说道：“美国在战争中没给我们任何帮助，现在看见危险的严重性，又想把能够帮助我们的设备留给自己用。” (PRO, Cab 65/7, Frame 00294, fol. 172; and extract printed in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2: Never Surrender, May 1940—December 1940, ed. Martin Gilbert, London, 1995, p. 163.)

49　法国战时内阁秘书保罗·博杜安记录，引自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1937—1940（New York，1952），第 453 页。

50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p. 285 (17.5.40), 288 (21.5.40).

51　英国公众在 5 月 13 日之前对敦刻尔克撤退的困难、危急情况和规模都一无所知，见 Juliet Gardiner，Wartime Britain 1939—1945（London，2004），第 172 页。

52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18/1/1156. 伊斯梅从巴黎回到伦敦的时候，也对“这个人人看上去平静、情绪饱满而坚定的世界”感到惊奇不已（Memoirs，第 129 页）。

53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第 27—38 页，总结了各种意见和观点。

54　但是伊斯梅将军回忆道，乐观主义是短暂的，很快焦虑情绪又抬头了（Memoirs，第 130 页）。

55　Bell, p. 15;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27.

56　Christa Schroeder, Er war mein Chef. Aus dem Nachlaß der Sekretärin von Adolf Hitler, ed. Anton Joachimsthaler, Munich/Vienna, 1985, p. 105; 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 Die Bormann Diktate vom Februar und April 1945, Hamburg, 1981,p. 113.

57　See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pp. 295—296 and p. 921 nn. 63 and 66; also Heinz Magenheimer, Hitler’s War. Germany’s Key Strategic Decisions 1940—1945, London, 1998, p. 24.

5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67.

59　Reynaud, pp. 379 . 英国内阁和丘吉尔一样，直到 5 月 26 日才相信法国的失败不可逆转，而当时英国远征军已经准备从敦刻尔克撤退了（Hill，第 152 页）。

60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2, p. 133 (War Cabinet minutes, 24.5.40).

61　The Ironside Diaries, 1937—1940, ed. Roderick Macleod and Denis Kelly, London, 1962, p. 331 (23.5.40).

62　The Ironside Diaries, 1937—1940, p. 332 (25.5.40); and see Esnouf, p. 195.

63　引自 Reynaud，第 379 页，出自 1940 年 5 月 25 日戈特的政府报告。

64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137.

65　希尔（Hill，第 181 页）认为，“如果英国远征军被歼灭，英国的军事地位就会变得无法挽救”——由此很可能会影响战时内阁对形势的看法。

66　David Reynolds, “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 Right Policy, Wrong Reasons”, in Richard Langhorne (ed.),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5, p. 148.

67　Reynaud, pp. 398—400.

68　Reynaud, p. 40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108. 丘吉尔在 5 月 16 日给墨索里尼的信件的草稿出自 PRO，Prem 4/19/5。

69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p. 367 (25.5.40).

70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 289 (24.5.40); Esnouf, p. 204.

71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s. 108—109 (16.5.40).

7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23 (15.5.40), 51 (18.5.40).

73　PRO, Cab 65/7, fol. 172 (27.5.40).

74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76.

75　PRO, Cab 65/7, Frame 266, p. 243 (24.5.40).

76　Roberts, pp. 211—212;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NC, 1982, pp. 103, 324 n. 39.

77　PRO, Cab 65/7, Frame 300, p. 274 (27.5.40).

78　Reynaud, pp. 406—409;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p. 368 (26.5.40); Bell, p. 39; Llewellyn 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London, 1970, pp. 234—235, 237—238.

79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24.5.40); Roberts, pp. 212—213. 卡多甘日记出版的部分说，“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和意大利讨论地中海问题”，相比手稿（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ACAD 1/9）删去了 “由帕雷西”这几个字，也许是手稿上的人名不清楚，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删去人名。See also John Costello, Ten Days that Saved the West, London, 1991, p. 193.

80　PRO, Cab 65/7, Frame 278, p. 255 (25.5.40).

81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 289 (25.5.40).

82　PRO, Cab 65/13, fols. 159, 160v, Halifax dispatch to Sir Percy Loraine (Rome), 25.5.40; Esnouf, pp. 206—209; Roberts, pp. 213—214; Lukacs, pp. 92—94; Hill,p. 156; Woodward, pp. 236—237. 哈利法克斯认为会谈很成功，但是帕勒斯的反馈是，英国外交大臣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给人的印象不好。意大利似乎期望英国立即满足自己在地中海的要求。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认为，巴斯蒂亚尼尼“是头蠢驴”，“从他那里什么也得不到”，见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第 289—290 页 （25.5.40, 26.5.40）。巴斯蒂亚尼尼自己的回忆录完全没有提到和哈利法克斯的重要会议，见 Giuseppe Bastianini，Volevo fermare Mussolini：Memorie di un diplomatico fascista（Milan，2005）；orig. edn.，Uomini，cose，fatti：Memorie di un ambasciatore（Milan，1959）。

83　PRO, Cab 65/13, fols. 140—141 (26.5.40).

84　PRO, Cab 66/7, fols. 319—326; Bell, pp. 49—51;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pp. 106—108. 希尔（Hill，第 154—155 页）这份资料指出，这个结论可能受到丘吉尔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影响，他在问题中暗示了他想要的答案。

85　PRO, Cab 65/13, fols. 146—148 (26.5.40).

86　Reynaud, pp. 404—406.

87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s. 114—117 (26.5.40);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 290 (26.5.40).

88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64, ed. Stanley Olson, New York, 1980, pp. 185—186 (26.5.40).

89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s. 114—117 (26.5.40).

90　Lukacs，第 113 页，他暗示这次“在英国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秘密会议”争论的内容可能更加严重，不过张伯伦明确提到，雷诺一离开，“我们就把格林伍德请了进来，告诉他刚才通过的文件”，见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s. 116—117 （26.5.40）。这可以解释战时内阁成员在开始正式会议之前开了个短暂、非正式的小会。按张伯伦的说法，格林伍德只有一个观点，“我们很可能比希特勒坚持得更久”。张伯伦认为格林伍德“没把事情想清楚”。

91　Borthwick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York, Diary of Lord Halifax, A7.8.4, fols. 140—141 (26.5.40).

92　PRO, Cab 65/13, fols. 148—150 (26.5.40); Lukacs, pp. 114—116.

93　PRO, Cab 65/13, fols. 150—152 (26.5.40); Bell, pp. 41—42.

94　PRO, Cab 66/7, fols. 335—337 (26.5.40); Esnouf, pp. 213—216; Bell, p. 40;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p. 118—119. 哈利法克斯文件的第二部分，综述了得到法国同意的、罗斯福当天和墨索里尼接触的内容。哈利法克斯加了一条脚注，警告他的战时内阁同僚们，英国驻罗马大使珀西·洛林爵士发回报告说，罗斯福前一次干预被墨索里尼拒绝了，之后进一步接触的行为“可能会被解释为软弱，对英国没有好处”。即便如此，大家认为雷诺的方法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而且应该向墨索里尼指出希特勒主宰欧洲的意义，这一点很重要。第二天战时内阁开会的时候，哈利法克斯从洛林那里收到了加密的信息说，“洛林爵士对此事的观点已经无关紧要了”。洛林报告说，“希特勒认为他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在法国获得满意的结果”，不希望意大利参战，见 PRO, Cab 65/13, fols. 175—176 （27.5.40）。

95　Esnouf, pp. 214—215; Roberts, p. 218.

96　Summarized in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p. 141—145.

97　See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89.

9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77, 80,.

99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p. 290—291 (27.5.40).

100　John Colville, The Fringes of Power.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London, 1985, pp. 140—141 (27.5.40).

101　Borthwick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York, Diary of Lord Halifax, A7.8.4, fol. 142 (27.5.40).

102　英国对德国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认知，参见 Reynolds，“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第 157—159 页；R. J. Overy，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Oxford，1994），第 208—212 页。

103　PRO, Cab 65/13, fols. 175—181 (27.5.40); Bell, pp. 42—45; Esnouf, pp. 218—220; Lukacs, pp. 146—153; Roberts, pp. 219—220. Jonathan Knight，“Churchill and the Approach to Mussolini and Hitler in May 1940. A Note”，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3 (1977)，第 92—96 页，奈特也讨论了战时内阁的这次会议，不过他先把哈利法克斯和巴斯蒂亚尼尼会面的 25 日错写为 26 日（第 93 页），然后又认为这是内阁唯一一次讨论和平条件，并得出错误的结论：“内阁很快就反对再和墨索里尼接触。”

104　Borthwick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York, Diary of Lord Halifax, A7.8.4, p. 142 (27.5.40). 哈利法克斯对外交部国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说出了他的怒气和沮丧，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出辞职的威胁，说他再也不能跟丘吉尔共事了。卡多甘回答道：“无稽之谈。我讨厌他的大言不惭的程度可能和你讨厌的程度一样，可是不要在压力下干什么蠢事。”卡多甘建议他跟张伯伦商量以后再做决定。哈利法克斯答应要这么做，还说，他自己不是仓促做决定的人，见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第 291 页（27.5.40）。

105　See Roberts, pp. 220—221.

106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 118 (27.5.40).

107　Reynaud，第 408 页，引用了美国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的话。

108　Ciano’s Diary 1939—1943,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7, p. 255 (27.5.40).

109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p. 291.

110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84—86 (quotation p. 84).

111　Reynaud, pp. 411—412;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p. 371 (27.5.40).

112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 119 (28.5.40).

113　以下战时内阁讨论的报告出自 PRO，Cab 65/13，fols. 184—190（28.5.40）；节选自 Lukacs，第 180—183 页。

114　Hill, pp. 174—175. 雷诺兹提出疑问，丘吉尔本人有多相信最终可以避免妥协和谈。See Michael Dockrill and Brian McKercher (eds.), Diplomacy and World Power.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0—1950, Cambridge, 1996, pp. 211—215.

115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 119 (28.5.40).

116　Borthwick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York, Diary of Lord Halifax, A7.8.4, p. 144 (28.5.40).

117　丘吉尔本人的观点出自他的文件当中一段未注明日期、没有签名也没写完的手稿，这是他为对战时内阁的讲话或者 5 月 28 日会见一群部长所写的评论草稿。在草稿中，丘吉尔说，“我认为法国建议给墨索里尼的条件不会对现实（划去了形势一词）有任何影响”，“我担心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快会发现墨索里尼成为我们和德国之间的调停者，而停战与和平的条件完全是希特勒说了算”（PRO，Prem 3/174/4，fols. 11—13）。

118　见 Charmley，第 405 页。

119　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 1940—1945, ed. Ben Pimlott, London, 1988, pp. 26, 28; also printed in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2, pp. 182—184.

120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87—88; and see Bell, pp. 46—48; Charmley, pp. 405—407; Lukacs, pp. 2—5, 183—184; Roberts, p. 225; and Roy Jenkins, Churchill, London, 2001, pp. 607—608.

121　PRO, Cab 65/13, fols. 189—190 (28.5.40).

122　PRO, Cab 65/13, fol. 189.

123　丘吉尔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做出让步，在未来给墨索里尼的调停留下一线可能性。奥利弗·哈维认为，这一让步是回复所留下的唯一弱点。哈维曾是安东尼·艾登的私人秘书，也曾当过哈利法克斯的私人秘书，现在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哈维显然从电报中猜测出，或者听到了一些哈利法克斯建议的风声。“看来哈利法克斯会发展出一套给希特勒的条件以供意大利调停。虽然听起来不可能，但我总放不下心。那会是致命的。”见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第 372 页 （29.5.40）。

124　PRO, Cab 65/13, fols. 197—198; printed i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109—111, and Reynaud, pp. 412—413. See also Bell, p. 47; and Esnouf, 220—222.

125　Reynaud, pp. 414—415;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111.

126　Ciano’s Diary, p. 263 (10.6.40).

127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102; Bell, p. 17. Gerhard L. Weinberg，A World at Arms：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1994），第 142—143 页，指出，“只有英国远征军主力确定能够从大陆的灾难中脱身（正如 5 月 28 和 29 日发生的），英国才有考虑和平可能性的意愿。当安全撤退已经实现，并且英军可以组织本土防御之后，所有妥协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但是在 5 月 30 日，还只有 12 万人从敦刻尔克海滩撤出来（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2，第 95 页），即便在那时也还远不能肯定英国可以组织起本土防御。不和谈的决定是在有希望救出整个远征军之前就做出的。

12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103—104; and quoted in Martin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 1939—1941, vol. 6: Finest Hour, paperback edn., London, 1983, pp. 464, 468.

129　Quoted in Hill, p. 183. 但是英国国内外仍有英国可能寻求和谈的猜测。谣言和疑惑在 6 月和 7 月份继续发酵，在法国投降那天到达高潮。当时瑞典驻伦敦代办普莱茨报告说，由于外交部副大臣巴特勒的疏忽，人们产生了英国想要和谈的错觉，并迅速泄露出去。普莱茨还报告，其他议会议员认为哈利法克斯将很快接替丘吉尔出任首相。以下的资料简述了巴特勒-普莱茨事件，Tsee Ulrich Schlie，Kein Friede mit Deutschland：Die geheimen Gespräche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1（Munich/Berlin，1994），第 214—216 页。Lukacs，第 203—204 页，进行了一段简短的描述；Costello，第 303—320 页，则有一段较长的叙述——但是帕特里克·希金斯（Patrick Higgins）未发表的论文“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R. A. Butler”对此颇有批评（作者好心地允许我阅读了这篇文章）。

130　希尔（Hill，第 160—162 页）认为哈利法克斯虽然经验和资历比丘吉尔丰富，但是在辩论中处于劣势，不仅因为丘吉尔强烈的个性和活力，而且因为哈利法克斯试图提出的建议当中，难以把英国和墨索里尼交易跟和希特勒和谈分开，况且在战时内阁里政府首脑反对他，而其他同僚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意见。即便如此，这还是显示，丘吉尔的意见更加清晰也更有说服力。

131　Reynolds，“Churchill the Appeaser？”，第 213 页, 指出, 虽然这可能是辩论中的一个小技巧，以向哈利法克斯显示他并非顽固不化，但丘吉尔是认真的。

132　Jenkins，第 602 页，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33　关于道尔顿记录的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 28 日非内阁大臣的会议上的讲话，参见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第 28 页。

134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p. 171.

135　菲利普·贝尔（Philip Bell）的A Certain Eventuality的第 3 章与第 4 章第一次完整研究了这个问题，埃努夫（Esnouf）的博士论文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著作从未发表），雷诺兹（Reynolds）的论文《丘吉尔与 1940 年英国的抗战决定（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与希尔的著作（第 6 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科斯特洛（Costello）的著作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罗伯茨（Roberts）的哈利法克斯传记进行了简短的叙述，而卢卡斯（Lukacs）的《伦敦五日（Five Days in London）》则把这一事件展开进行了戏剧性且扣人心弦的叙述。以上资料讨论了这些问题，本章从它们那里受益良多。

136　根据 Costello，第 254—255 页，有证据显示，“哈利法克斯是对的，德国准备提出的和谈条件不会威胁英国的独立”。这错误理解了纳粹的意图。希特勒说他愿意放过英国乃至英帝国并不意味着他要保留英国的独立地位。英国的独立将和维希法国一样，而且是短期的。认为希特勒能允许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是对希特勒长期意图的非常天真的错误解读。实际上做一个依赖德国的卫星国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Reynolds，“Churchill the Appeaser？”，第 200—206 页，进行了更客观中肯的分析。

137　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 p. 28.

138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128; Nicolson, p. 166 (20.8.39).

139　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Neville Chamberlain Papers, NC2/24A, fol. 119 (28.5.40). 参见 Dilks，第 82—83 页。Lukacs，第 129 页，这里写道，“在关键的 5 月下旬，劳合·乔治的名字没有被提到”。但是张伯伦日记显示，战时内阁的确提到了他。

140　Reynolds, ‘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 pp. 150—151.

141　Schlie, p. 217.

142　德国外交部在 1940 年 7 月中旬从接近温莎公爵的线人获悉，温莎公爵认为自己是与德国和谈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坚持大规模轰炸会让英国愿意来到谈判桌前（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Berlin，R29571，Fiche-Nr. 191，Frame B002546）。

第二章　柏林，1940 年夏秋

1　Franz Halder,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2: Von der geplanten Landung in England bis zum Beginn des Ostfeldzuges (1.7.1940—21.6.1941),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3, p. 49 (31.7.40); trans.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ed. and trans.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London, 1988, pp. 244—245.

2　David Stevenson,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2004, p. 107; 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1996, p. 903.

3　Stephen Pope and Elizabeth-Anne Wheal,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95, p. 83.

4　In a speech on 31 May 1921: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p. 426.

5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33; Barry A. Leach, 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939—1941, Oxford, 1973, p. 58.

6　Quoted in Vejas Gabriel Liulevicius,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p. 278.

7　Liulevicius, pp. 6—7.

8　Jäckel and Kuhn, p. 773; trans. Geoffrey Stoakes,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6, p. 137.

9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876—880th reprint, Munich, 1943, pp. 741—743; trans. (slightly amended),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nhei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C. Watt, paperback edn., London, 1973, pp. 597—598.

10　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 Tübingen, 1969, chs. 2—3.

11　See Ernst Piper, Alfred Rosenberg. Hitlers Chefideologe, Munich, 2005, pp. 49, 57—58. 大约 2 万名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在一战后迁徙到德国。这些人，尤其是居住在慕尼黑周围的那部分，在战后的几年在右翼圈子里有比他们的人数大得多的影响力。当时把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担任领导角色一事，和“亚洲式”的野蛮联系在一起，见 Niall Ferguson，The War of the World：History’s Age of Hatred（London，2006），插图 11（跨第 122 页与 123 页）,当时这种观点常见于极右翼的出版物。

12　Hitler, Mein Kampf, pp. 741—743; trans. Mannheim (slightly amended), pp. 597—598.

13　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d. Gerhard L. Weinberg, New York, 2003, p. 28.

14　Hitler’s Second Book, p. 152.

15　Lew Besymenski, Stalin und Hitler. Das Pokerspiel der Diktatoren, Berlin, 2004,pp. 51—56.

16　Thilo Vogelsang,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 (1954), pp. 434—435.

17　关于这个词，参见 Martin Broszat，“Soziale Motivation und Fü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18（1970），第 403 页。

18　See Jost Dülffer, ‘Zu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1933—1939’,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en zur Auß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es, Düsseldorf, 1978, pp. 186—204.

19　DGFP, 1, doc. 19, p. 29.

20　Max Domarus (ed.),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Wiesbaden, 1973, p. 1446.

21　Klaus-Jürgen Müller, 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69, p. 208.

22　Domarus, p. 606.

23　See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chs. 7—9, esp. pp. 206—207, 250—259, 285—289, 293—294.

24　See Timothy W.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ch. 4, esp. pp. 128—129.

25　Hans-Henning Abendroth, ‘Deutschlands Roll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Funke,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1978, pp. 477, 479.

26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ed. Wilhelm Treue,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p. 205.

27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 vol. 3/II, Munich, 2001, p. 389 (23.2.37); part I, vol. 4, Munich, 2000, p. 214 (10.7.37).

28　条约的产生和缔结在以下资料中有详细论述，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The Deadly Embrace：Hitler，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London，1988）。

29　Carl J. Burckhardt,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2, p. 272; trans. Klaus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3,p. 88. 关于希特勒这段评论的真伪，参见 Paul Stauffer，Zwischen Hofmannsthal und Hitler：Carl J. Burckhardt. Facetten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Existenz（Zurich，1991），第 178—201 页；Ian Kershaw，Hitler, 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第 898—899 页注释 118.

30　See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p. 264—271, 290—291. 关于新设定的进攻的最后期限，参见 Milan Hauner，Hitler：A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Time, 2nd edn. (Basingstoke/New York, 2005)，第 150 页。

31　关于这个时候的和平试探，见 Bernd Martin，“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Friedens’——Frage im Zweiten Weltkrieg”，in Wolfgang Michalka (ed.)，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Darmstadt，1978），第 534—537 页；Ulrich Schlie，Kein Friede mit Deutschland：Die geheimen Gespräche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1（Munich/Berlin，1994），第 10—12 章。

32　Nicolaus von Below, 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 Mainz, 1980, p. 242; Domarus, pp. 1540—1559 for the speech, p. 1158 for the passage relating to Britain.

33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Their Finest Hour, London, 1949, pp. 229—230 for the British response.

34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21 (13.7.40); trans. The Halder War Diary, p. 227.

35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p. 30—34 (22.7.40); trans. The Halder War Diary, pp. 230—232.

36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Novato, Calif., n.d.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edn., London, 1964), pp. 111—112.

37　Albert Speer,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188.

38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49; trans. The Halder War Diary, p. 244.

39　Tooze, pp. 402—403, p. 430, also emphasizes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volving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40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33 (21.7.40).

41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p. 46—47 (30.7.40).

42　直到希特勒临近生命结束时，他始终坚持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并用这些理由为自己辩解，见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Die Bormann Diktate vom Februar und April 1945（Hamburg，1981），第 78—80 页。

43　DRZW，vol. 4, 1983, pp. 99—106, 109.

44　Quoted in DRZW, vol. 4, p. 110. See also Tooze, p. 420, and Heinz Magenheimer, Hitler’s War. Germany’s Key Strategic Decisions 1940—1945, London, 1998,pp. 63—64.

45　DRZW, vol. 4, p. 113.

46　DRZW, vol. 4, pp. 9—10. Kershaw，Hitler，1936—1945，第 307 页，第 924 页注释 157，提供了反驳塞西尔观点的证据。Robert Cecil，Hitler’s Decision to Invade Russia 1941（London，1975），第 74 页，塞西尔的观点是，没有证据说明德军将领知道希特勒计划入侵苏联，Leach，第 53 页，支持这种观点。

47　Leach，第 73 页，也认为，军事领导人当时意见分歧而且迟疑不决；塞西尔（Cecil，第 76 页）则认为德国武装部队领导人一致不想入侵苏联。两者观点有冲突。利奇的观点比塞西尔的观点更接近事实。

48　这个观点出自 Magenheimer，第 44—45 页；Leach，第 72 页，此书正确地指出，入侵准备没有停止，希特勒 7 月 31 日的口头命令在 1940 年 9 月的正式书面命令中得到了确认。

49　海军总部急于强调它提出了有相当成功希望的替代方案，但是被坚持进攻苏联的希特勒蔑视，见 Erich Raeder，Mein Leben（Tübingen/Neckar，1957），第 246—248 页；Kurt Assmann，Deutsche Schicksalsjahre（Wiesbaden，1950），第 211—212 页。在纽伦堡的证词中，雷德尔声言他反对进攻俄国，提到他在 9 月 26 日和希特勒的会议，见Der Prozeß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14 November 1945—1，Oktober 1946，42 vols.，Nuremberg，1947—1949，vol. 14，第 117—119 页。See also Michael Salewski,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p. 271—272.

50　“德国的灾难”出自 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Wiesbaden，1946）的书名。

51　See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 3rd edn., Bonn, 1993, pp. 190—191; Lothar Gruchmann, ‘Die “verpaßten strategischen Chancen” der Achsenmächte im Mittelmeerraum 1940/41’, Vierteljahrshefte fü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7/2 (1980), pp. 69—99; and Gerhard Schreiber’s contribution to DRZW, vol. 3, 1984, p. 270.

52　Explicitly demonstrated by Gerhard Schreiber, ‘Zur Kontinuität des Großund Weltmachtstrebens der deutschen Marineführung’,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5/2 (1979), pp. 101—171.

53　关于两种不同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见 Woodruff D. Smith，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New York/Oxford，1986）。

54　See Jost Dülffer,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üsseldorf, 1973, pp. 492 ff.

55　BA/MA, Freiburg, RM6/71, ‘Gedanken des Oberbefehlshabers der Kriegsmarine zum Kriegsausbruch 3.9.1939’; quoted in Salewski, vol. 1, p. 91, an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harles S. Thomas, The German Navy in the Nazi Era, London, 1990,p. 187.

56　See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p. 242—255; Gerhard L. Weinberg, ‘German Colonial Plans and Policies 1938—1942’, in Waldemar Besson and Friedrich Frhr. Hiller v. Gaertringen (eds.),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sbewußtsein. Historische Betracht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Göttingen, 1963, pp. 462—491; Klaus Hildebrand,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1945, Munich, 1969, pp. 652—700; Salewski, vol. 1, pp. 234—241; Gerhard Schreiber, Revisionismus und Weltmachtstreben. Marineführung und deutsch-italienische Beziehungen 1919 bis 1944, Stuttgart, 1978, pp. 288—297; and DRZW, vol. 3, pp. 250—271.

57　Salewski,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1973, pp. 106—108; DRZW, vol. 3, pp. 254—255.

58　Salewski, vol. 3, pp. 108—114; DRZW, vol. 3, pp. 255—256. 这一时期的两份备忘录（Salewski，vol. 3，第 114—118 页）与 1940 年 7 月 4 日一份更加详细的备忘录（第 122—135 页）概述了大规模领土扩张对舰队扩容的意义。

59　BA/MA, RM6/83, printed in Schreiber, ‘Zur Kontinuität’, pp. 142—147; DRZW, vol. 3, pp. 257—258.

60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die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39—1941, ed. Andreas Hillgruber,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9, p. 102 (Hitler’s remarks to Serrano Suñer, at the tim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in Spain, shortly afterwards to become Foreign Minister, 17.9.40).

61　BA/MA，RM7/894，“Studie Nordwest（Landung in England）”，这份文件起草于 1939 年 12 月，探讨了在英国登陆的可能性，指出了可以考虑的海滩、海岸线的难点和其他因素。雷德尔在 1940 年 5 月 21 日向希特勒汇报了这份研究的结论，并说这是建立在从 1939 年 11 月开始所做的分析基础上的，见 Karl Klee（ed.），Dokumente zum Unternehmen “Seelöwe”：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Göttingen，1959），第 39 页。

62　Kriegstagebuch der Seekriegsleitung 1939—1945, ed. Werner Rahn and Gerhard Schreiber, Herford/Bonn, 1989 (=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0, part A (mimeographed reproduction from BA/MA, 7/13), p. 186 (18.6.40).

63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p. 157—158.

64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p. 169—171.

65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1, part A (= BA/MA, 7/14), p. 190 (19.7.40),pp. 219—224 (19.7.40). And see Salewski, vol. 1, pp. 58—59.

66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1, part A, p. 201 (18.7.40).

67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2, part A, (= BA/MA, 7/15), p. 3 (1.8.40).

68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2, part A, pp. 353—354 (30.8.40).

69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2, part A, pp. 354—356 (30.7.40), pp. 364—365 (31.7.40); Lagevorträge des Oberbefehlshabers der Kriegsmarine vor Hitler 1939—1945, ed. Gerhard Wagner, Munich, 1972, pp. 126—128 (31.7.40).

70　Karl Klee, Das Unternehmen ‘Seelöwe’. 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 Göttingen, 1958, p. 205.

71　Salewski, vol. 1, pp. 259—260.

72　Salewski, vol. 1, pp. 275—276.

73　KTB der Seekriegsleitung, vol. 11, part A, pp. 236—239 (21.7.40).

74　Salewski, vol. 3, pp. 137—144.

75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p. 78—79.

76　KTB d. OKW, vol. 1, 1965, pp. 17—18, 31—32 (9.8.40, 14.8.40);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p. 78—79.

77　BA/MA, RM7/233, fols. 78—85: ‘Kriegführung gegen England bei Ausfall der Unternehmung "Seelöwe”’; printed in Lagevorträge, pp. 138—141 (6.9.40). See also Schreiber, Revisionismus, pp. 281—282.

78　BA/MA, RM7/233, fols. 83—84.

79　关于驱逐舰交易，参见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2，第 20 章；John Lukacs，The Duel：Hitler vs. Churchill（Oxford，1992），第 225—227 页，第 5 章及以后内容。

80　DRZW, vol. 3, pp. 192—194;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 80.

81　Lagevorträge, pp. 134—141 (6.9.40). 很奇怪，关于“问题 S”的段落在翻译本当中被忽略了，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London，1990），第 135 页。

82　Lagevorträge, pp. 143—146 (26.9.40);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 81; DRZW, vol. 3, pp. 199—201; Gruchmann, p. 463.

83　但是，他此时关于需要和法国全面合作的争辩，没有当初在海军司令部内部初次提出的时候那么有力。See BA/MA, RM8/1209, ‘Die Bemühungen der Skl. um einen Ausgleich mit Frankreich und um die Sicherstellung des französischen Kolonialreiches in Afrika’, draft analysis of Vice-Admiral Kurt Assmann. 这份文件起草于 1944 年，意在推脱海军司令部对战争失败的责任。它指出了各部门在战略上都有自己的偏好。在序言中，阿斯曼写道：“法德谅解和保留法国在西北非的殖民帝国是这场战争最致命的决定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和行动和海军总司令部有分歧。海军总司令部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的形势发展，一再警告不要这样做，并试图让其他人接受它的观点。”

84　KTB d. Seekriegsleitung，vol. 13，part A（= BA/MA，7/16）第 352 页（26.9.40），“元首原则上同意海军司令部的观点”（Führer stimmt den Gedankengängen des Chefs Skl. grundsätzlich zu）。另见 Raeder，第 246—248 页，Assmann，第 211—212 页。但是，实际上报告中希特勒对他的海军副官所说的话模棱两可——雷德尔对他说的话，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补充了希特勒自己观点，用来检验“他是否是正确的”。

85　Lagevorträge, pp. 143—144 (26.9.40).

86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124 (3.10.40).

87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p. 178, 190; Wolfgang Michalka,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1940, Munich, 1980, pp. 247—259.

88　Wolfgang Michalka,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euro-asiatischen Kontinentalblock. Ribbentrops Alternativkonzeption zu Hitlers außenpolitischen "Programm”’, in Michalk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pp. 490—491.

89　Andreas Hillgruber, ‘Der Faktor Amerika in Hitlers Strategie 1938—1941’, in Michalka,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p. 513.

90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 80; DRZW, vol. 3, p. 194.

91　Hillgruber, ‘Amerika’, pp. 512—513.

92　Staatsmänner, pp. 112—113.

93　Reports of the discussions in Staatsmänner, pp. 104—123; and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8, pp. 395—399.

94　Staatsmänner, pp. 132—140; and see Paul Preston, ‘Franco and Hitler. The Myth of Hendaye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 (1992), pp. 1—16.

95　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ed. Leonidas E. Hill（Frankfurt am Main，1974），第 221 页（21.10.40）——这发生在希特勒和佛朗哥会面之前。希特勒后来断言，他认识到了西班牙参战的价值有限：其价值在于夺取直布罗陀，但是额外增加了需要设防的海岸线（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第 60 页）。关于西班牙要求的内容，参见 Elena Henández-Sandoica and Enrique Moradiellos，“Spai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in Neville Wylie（ed.），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 2002），第 251—253 页。

96　Staatsmänner, pp. 142—149.

97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p. 220—221 (21.10.40).

98　Gerhard L.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p. 206. 在他生命临近结束的时候（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73），希特勒认为德国对维希法国的宽容是“完全荒谬的”。

99　Below, p. 250.

100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p. 163—166 (4.11.40), quotation p. 165; KTBd. OKW, vol. 1, pp. 148—152 (4.11.40).

101　Warlimont, p. 120; Donald S. Detwiler, Hitler, Franco und Gibraltar. Die Frage des spanischen Eintritts in den Zweiten Weltkrieg, Wiesbaden, 1962, pp. 68—79; DRZW, vol. 3, pp. 205—207;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p. 84—85; Gruchmann,p. 466.

102　关于这些谈话，参见Staatsmänner，第 165—193 页。

103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ed. Walther Hubatsch,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5, pp. 77—82.

104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Aufzeichnugen des Majors Engel, ed. Hildegard von Kotze, Stuttgart, 1974, p. 91 (15.11.40).

105　Lagevorträge, pp. 151—155, 160—163 (14.11.40);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p. 86—87.

106　Schreiber, ‘Der Mittelmeerraum’, p. 87.

107　Below, p. 253.

108　KTB d. OKW, vol. 1, pp. 208—209 (5.12.40).

109　KTB d. OKW, vol. 1, p. 222 (10.12.40); Hitlers Weisungen, p. 90.

110　KTB d. OKW, vol. 1, p. 255 (9.1.41). 在 1 月 28 日（第 284 页），他承认，原先曾设想 4 月份攻打直布罗陀，现在因为巴巴罗萨行动需要部队，德军已经完全不可能重新开始准备直布罗陀战役了。即使到 2 月中旬，他还敦促佛朗哥重新考虑不参战的决定（Domarus，第 1666 页）。

111　Hitlers Weisungen, p. 96.

112　在海军司令部眼中，在 1941 年春季，德军仍有机会利用英国的虚弱地位，当时德国在克里特岛登陆，隆美尔在北非也获得了成功，见Lagevorträge，第 240 页，第 258—262 页（6.6.41）；Gruchmann，第 471—474 页。但是在此时，希特勒的战略重点已确定无疑。巴巴罗萨行动即将开始，为此所做的准备具有绝对优先权；不像 1940 年秋季，此时一切其他战略替代方案都只有理论上存在的可能性。

113　KTB d. OKW, vol. 1, p. 996 (17.12.40).

114　希特勒在 1940 年 10 月 4 日的会上向墨索里尼指出了这一点（Staatsmänner，第 115 页）。

115　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45. Erlebnisse des Chefdolmetchers im Auswärtigen Amt mit den Staatsmännern Europas, Bonn, 1953, pp. 516—517; Heeresadjutant, p. 88 (28.10.40).

116　到 1940 年底，墨索里尼被迫改变了之前反对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增强力量的立场，转而支持德国和法国合作（Weinberg，A World at Arms，第 214 页注释 a）。但是，当时的战略形势和前一年 10 月希特勒和贝当会晤的时候相比起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是，德国已经确定要进攻苏联。地中海现在对希特勒只是次要战场，但以前并非一直如此。

117　在第三帝国的末日临近的时候，希特勒仍然坚持这个观点（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第 78—80 页）。希特勒和纳粹高层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对用发展贸易来替代对苏联的征服从来都不感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参见下列有趣的研究 Heinrich Schwendemann，Die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m Deutschen Reich und der Sowjetunion von 1939 bis 1941：Alternative zu Hitlers Ostprogramm？（Berlin，1993），第 355—357 页。

118　Warlimont, p. 115.

119　Warlimont, pp. 257—258, for Jodl’s uncritical admiration of Hitler; see also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 533.

120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2, p. 21 (13.7.40).

121　Alfred Kube,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6, pp. 336—337.

122　Warlimont, p. 118.

123　因此，马根海默（Magenheimer，第 69—71 页）的结论——“德国方面关键的疏忽是，没有在 1940 年夏季暂时把战略重点转向地中海战场”——是不现实的。

124　Fedor von Bock, The War Diary 1939—1945, ed. Klaus Gerbet, Atglen, Pa., 1996, pp. 197—198 (1.2.41); KTB d. OKW, vol. 1, p. 300 (3.2.41).

第三章　东京，1940 年夏秋

1　Ian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 London, 1977, pp. 133—142;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New York, 1987, pp. 2—4;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Oxford, 2005, pp. 375—377, 708—710.

2　See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7, pp. 208—209; Roger D. Spotswood, ‘Japan’s Southward Advance as an Issue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0—1941’,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4, p. 20. Joyce C. Lebra，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Kuala Lumpur，1975），第 3—54 页，提供了一些文献节选，展示了当时关于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经济霸权的不同观点。

3　关于从日本方面的资料详细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文献，参见 Seki Hiroharu，“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31”，in James William Morley（ed.），Japan Erupts.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28—1932（New York，1984），第 139—230 页。

4　关于野战部队的扩张主义目标是如何推动着日本走向侵华战争的详细分析，见 Shimada Toshihiko，“Designs on North China 1933—1937”，in James William Morley（ed.），Th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1933—1941（New York，1983），第 11—230 页。

5　Text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apanese Monographs, 144, appendix 1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4/144app01.html); Iriye, Origins, pp. 34—35;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London, 2001, pp. 308—312.

6　参见 Joseph C. Grew，Ten Years in Japan（New York, 1944），第 169—178 页，这是当时在场的美国大使的记录；Iriye，Origins，第 33 页；Bix，第 297—306 页；Andrew Gordon，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York/Oxford，2003），第 198 页；关于详细的描写，参见 John Toland，The Rising Su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New York, 1970，Modern Library edn.，2003），第 1 章。

7　Imai Seiichi, ‘Cabinet, Emperor, and Senior Statesmen’,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New York, 1973, p. 66; Iriye, Origins, p. 34. Nish，第 215—216 页，这本资料指出了外务省是怎样被军方撇到一边，从而开始扮演次要角色的。根据 Robert J. C. Butow，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1961），第 86 页，在 1936 年 2 月失败的政变企图之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很难被认为是帝国陆海军的不情愿的工具”。

8　Iriye, Origins, pp. 37—39.

9　See, for a detailed analysis, Hata Ikuhik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1937’, in Morley, The China Quagmire, pp. 243—286.

10　Bix, p. 320.

11　Quoted in Bix, p. 322.

12　Bix, pp. 325—326.

13　Iriye, Origins, p. 45.

14　Bix, p. 332.

15　Bix, pp. 334—335.

16　See Bix, pp. 340—341.

17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pp. 178—179.

18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 Japanese Monographs, 144, appendix 11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4/144app11.html).

19　Bix, p. 345.

20　Bix, p. 346.

21　Iriye, Origins, p. 67.

22　Iriye, Origins, p. 68.

23　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Mass., 1981, p. 6.

24　Bix, p. 353.

25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New York, 1971, vol. 2, p. 908; Iriye, Origins, pp. 76—77; Spotswood, pp. 32—34.

26　Joh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ch. 10; Hartmut Bloß, ‘Deutsche China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ien zur Auß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s, Düsseldorf, 1978, pp. 419—423.

27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 Wolfson Microfilm 431, Diary of Marquis Kido Koichi (American translation of extracts for use in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doc. no. 1632BB (1), 22.8.39. For Kido, see Bix, pp. 370—371; and Toland, The Rising Sun,p. 79.

28　Iriye, Origins, p. 81; Nish, p. 231.

29　Iriye, Origins, pp. 83—84.

30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translated essays by Hosoya Chihiro on ‘Northern Defence’, Nagaoka Shinjiro on ‘Economic Demands on the Dutch East Indies’, Hata Ikuhiko on ‘The Army’s Move into Northern Indochina’, Nagaoka Shinjiro on ‘The Drive into Southern Indochina and Thailand’ and Tsunoda Jun on ‘The Navy’s Role in the Southern Strategy’, based upon Japanese documentation),p. 121.

31　Gordon, pp. 92—93; Misawa Shigeo and Minomiya Saburo, ‘The Role of the Die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Borg and Okamoto,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pp. 321—324.

32　Shigeo and Saburo, pp. 324—326; Gordon, pp. 126—131, 162—173, 187—189.

33　Gordon, p. 333.

34　Gordon, p. 193.

35　Shigeo and Saburo, pp. 326—327.

36　Eugene Sathre,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o the Pacific War’,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8,pp. 43—50.

37　The above all based upon Nobutaka Ike (e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s, Stanford, Calif., 1967, pp. xv—xix. See also Butow, pp. 149—150.

38　Ike, p. xviii; F. C. Jones,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45, Oxford, 1954, pp. 7—9.

39　Nazli Choucri, Robert C. North and Susumu Yamakage, The Challenge of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After, London/New York, 1992, p. 165.

40　Bix, pp. 10—11; Jones, pp. 11—12.

41　Lesley Connors, The Emperor’s Adviser. Saionji Kinmochi and Pre-War Japanese Politics, London, 1987, pp. 186—199.

42　Iriye, Origins, pp. 86—87, 99—100.

43　Yoshitake Oka, Konoe Fumima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okyo, 1983, pp. 10—13. 关于近卫早期的职业生涯和他的思想发展，参见 Seiichi，第 66—68 页。

44　Oka, pp. 36—38.

4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73.

46　Oka, pp. 46—47; Murakami Hyoe and Thomas J. Harper (eds.),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of Japan, Tokyo, 1978, p. 299.

47　Oka, pp. 75, 78.

48　Bix, pp. 344—346.

49　Oka, pp. 84—85. 在 1940 年 8 月 1 日的声明中，松冈洋右说，“我国目前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和东亚地区‘新秩序’或者国防圈的内涵是一致的，它的范围包括南方的地区，例如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三国是一家”。建成“大东亚共荣圈”将会“排除一切结束‘支那事变’的障碍”（Lebra，第 71—72 页）。

50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61.

51　Iriye, Origins, p. 106.

52　Quoted in Butow, pp. 141—142.

53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1948, vol. 1, p. 902.

54　Grew, p. 328 (1.9.40). 他很快从松冈洋右身上看到了“一个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目的的国家”的影子，见 Waldo H. Heinrichs，Jr.，American Ambassador：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Boston，1966），第 243—245 页。

55　Oka, pp. 97—98.

56　Quoted in Bix, p. 374.

57　Iriye, Origins, p. 106.

58　Butow，第 143—147 页（关于东条英机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担任陆军部次长的经历，见第 115—119 页）；关于东条的形象，参见 Mark Weston，Giants of Japan：The Lives of Japan’s Greatest Men and Women（New York/Tokyo/London，1999），第 182—189 页。

59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1976 (translated essays by Ohata Tokushiro on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Hata Ikuhiko on ‘The Japanese-Soviet Confrontation, 1935—1939’ and Hosoya Chihiro on ‘The Tripartite Pact, 1939—1940’, based upon Japanese documentation), pp. 229—230.

60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01—202;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136—137. 德国在欧洲的戏剧性胜利使形势产生了巨大变化，关于 1940 年 6 月和 7 月美国的立场，参见 Heinrichs，American Ambassador，第 309—312 页。

61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06—207.

62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1950, pp. 51—52, 66—71; Iriye, Origins, pp. 102—103; Spotswood, pp. 95—99.

63　Bergamini, vol. 2, p. 934.

64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138—139.

65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158—159.

66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159;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06—207 (quotation p. 207).

67　Iriye, Origins, p. 102.

68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45—246.

69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41—242.

70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43—244.

71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250.

72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249.

73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247.

74　Text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08—209; see also Iriye, p. 102; and Spotswood, pp. 99—104.

75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47—248. See also, for the army’s recognition of a ‘golden opportunity’, the remarks of Grew, p. 324 (1.8.40).

76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50—251.

77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51—252.

78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 Wolfson Microfilm 431, Diary of Marquis Kido Koichi, doc. no. 1632X, 8.7.40. And see Butow, p. 141 and Feis, pp. 76—83.幕后由木户幸一侯爵主导、为任命近卫为首相而进行的暗箱操作，早在 5 月份就开始了，见 Tanaka Nobumasa（ed.），Dokyumento Showa Tenno Dai Nikkan （Documents of the Showa Emperor），vol. 2 [ Tokyo,1988（in Japanese）]，第 113 页。

79　Kido Diary, doc. no. 1632X, 17.7.40.

80　Bix, pp. 178, 373; Tanaka, pp. 114—117; and Kido Diary, doc. no. 1632X, 17.7.40.

81　陆军满足于让近卫公爵自由决定外相人选（Kido Diary，doc. no. 1632X，8.7.40），虽然私下里军方相信他会选择松冈洋右。

82　Oka, p. 98.

83　DGFP, 10, doc. 212, p. 278.

84　Text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18—219; and Spotswood, p. 109.

85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20; see also Iriye, Origins, p. 107.

86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14—215. 7 月 26 日，松冈对美国驻东京大使说：“历史是由盲目的力量交互作用形成的；而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这些力量却是难以控制的。”（Grew，第 322 页。）

87　Iriye, Origins, p. 107; Oka, p. 99; Bix, p. 375; Butow, pp. 148—149.

88　Text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Outbreak of War (Part II), Japanese Monographs, 146, appendix 2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6/146app02.html).

89　Bix, p. 375; Butow, pp. 150—153.

90　Text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I), Japanese Monographs, 146, appendix 3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6/146pp03.html).

91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141.

92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54—257, 261.

93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56—260.

94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59—261.

95　Text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83—288, and see p. 221.

96　Grew, pp. 324—325 (1.8.40); see also his entry of 2.7.40, pp. 320—321.

97　Theo Sommer,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Tübingen, 1962, pp. 384—385;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27. 后文第五章将更详细地分析驱逐舰交易。

98　Sommer, pp. 386—387;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25—226.

99　Matsuoka Yosuke. The Man and his Life, Tokyo, 1974 [in Japanese], pp. 768—769.

100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64—265. 松冈和军方的一些将领一开始怀疑吉田的病是装出来的（Matsuoka Yosuke，第 768—769 页）。

101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229—230, 266—268; Oka, p. 104.

102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28—233.

103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32—237; Spotswood, pp. 127—129.

104　Michael Bloch, Ribbentrop,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4, p. 303.

105　Sommer, p. 387.

106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33.

107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39.

108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41.

109　Butow, p. 163.

110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38.

111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38—239.

112　Ike, pp. 4—13, for notes of the Conference.

113　Quoted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 248.

114　Bix, p. 382.

115　Oka, p. 105.

116　Fully examined in Sommer, pp. 394—426, and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pp. 233—254.

117　Text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I), Japanese Monographs, 146, pp. 23—30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6/146chap1.html). See also Feis, pp. 118—119. Butow，第 179—180 页，指出，此类会议从不做确切详细的会议记录，秘书们只是记录发言要点。但是没有理由否认以上引用的话代表了近卫、松冈和东条的观点。Grew，第 339 页（2.10.40），记载，日本领导人对条约普遍缺乏热情。

118　Iriye, Origins, p. 116.

119　Text in Morley, Deterrent Diplomacy, pp. 298—299; and DGFP, 11, doc. 118,p. 204.

120　美国认为这个条约只是确立了早就在实际上存在的关系（Hull，vol. 1，第 909 页）。

121　Iriye, Origins, p. 117;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p. 188—203.

122　Feis, pp. 105—109; William Carr, Poland to Pearl Harbo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 pp. 109—110; Spotswood, pp. 157—163. 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直到 9 月中旬才知道日德之间有可能做交易，直到《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以后，才知道这件事（Heinrichs，American Ambassador，第 319 页）。

123　Iriye, Origins, p. 117.

124　Carr, pp. 110—111.

125　Iriye，Across the Pacific，第 201 页，与 Spotswood，第 13—18 页，强调，对东南亚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领导人决心向这个地区扩张并控制这个地区，而美国的当权者则越来越坚定了阻止日本扩张的决心。

126　Morley, The Fateful Choice, p. 274; also quoted by Bergamini, vol. 2, p. 952;and see Weston, p. 193. 山本五十六在 1940 年 8 月告诉近卫，他认为如果战争超过 12 个月，日本必败无疑（Bergamini，vol. 2，第 958 页）。

127　Carr, pp. 107—108.

128　Iriye, Origins, p. 116.

129　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1940 年各大国中只有意大利的经济比日本还弱。日本军队的规模仅大于美国（美军刚刚开始扩充军备），但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当中所占比例几乎和德国一样高，见 Mark Harrison （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1998），第 10 页，第 14 页，第 21 页。Akira Hara，“Japan: Guns before Rice”（上书第 224—267 页）同样认为（第 225 页），日本的经济自 1937 年就开始处于战时状态。

130　Carr, p. 111.

第四章　罗马，1940 年夏秋

1　Quoted in R. J. B. Bosworth, Mussolini, London, 2002, p. 369.

2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pp. 61, 67—69.

3　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45, London, 1995, p. 383; 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New York, 1995, p. 583.

4　1928 年希特勒写过一本很厚的小册子，后来没有发表。他论述了放弃争夺南蒂罗尔地区以寻求同意大利建立联盟的外交政策。他在两年以前和民族主义右翼就利用南蒂罗尔问题向意大利挑衅的主张发生过争执。See 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d. Gerhard L. Weinberg, New York, 2003,pp. xvi—xxi, and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pp. 291—292.

5　Knox, Common Destiny, p. 96.

6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paperback edn., London, 1983, p. 235.

7　Alberto Aquarone，“Public Opinion in Ital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in Roland Sarti（ed.），The Ax Within：Italian Fascism in Action（New York，1974），第 212 页；Paul Corner，“Everyday Fascism in the 1930s：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Decline of Mussolini’s Dictatorship”，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15（2006），第 215—218 页，指出了与纳粹德国结盟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对领袖个人崇拜的负面影响。

8　Quoted from MacGregor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1939—1941.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s Last War, paperback edn., Cambridge, 1986, pp. 39—40.

9　Ciano’s Diary 1939—1943,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7, pp. 45—46.

10　Ray Moseley,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London, 1999, p. 55.

11　Quo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41.

12　Ciano’s Diary, p. 90.

13　See Mario Toscano, The Origins of the Pact of Steel, Baltimore, 1967, chs. 4—5.

14　H. James Burgwyn,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1940, Westport, Conn., 1997, p. 194.

15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42; Burgwyn, p. 194.

16　DGFP，6，第 574—580 页；参见 Gerhard L. Weinberg，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Starting World War II，1937—1939（Chicago/London，1980），第 79—81 页（第 579 页，讨论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纽伦堡审判开始就有人对其提出质疑）。

17　Ciano’s Diary, p. 116.

18　Ciano’s Diary, pp. 122—123.

19　Quotations in Ciano’s Diary, pp. 123—125.

20　Ciano’s Diary, pp. 126—130.

21　Ciano’s Diary, p. 133.

22　DGFP, 7, doc. 271, p. 286 (25.8.39); Burgwyn, pp. 203—204.

23　DGFP, 7, doc. 317, p. 323; Burgwyn, pp. 204—205.

24　Ciano’s Diary, pp. 134—136; Enno von Rintelen, Mussolini als Bundesgenosse. Erinnerungen des deutschen Militärattachés in Rom 1936—1943, Tübingen/Stuttgart, 1951, p. 71;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43. 关于“非交战国”的概念，参见 Neville Wylie（ed.），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2002），第 4 页。

25　What follows relies o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6—19; and MacGregor Knox, Hitler’s Italian Allies. Royal Armed Forces, Fascist Regime, and the War of 1940—1943, Cambridge, 2000, pp. 29—32.

2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0.

27　Denis Mack Smith,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Reading 1974, pp. 17, 28—29. 不利于对情报做出准确评估的另一个因素是，意大利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因为墨索里尼将情报机构看作对他权力的威胁），见 MacGregor Knox，“Fascist Italy Assesses its Enemies，1935—1940”，in Ernest R. May（ed.），Knowing One’s Enemies：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Princeton, 1983），第 347—372 页。

28　For the following, see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8—30; and Knox, Common Destiny, pp. 152—157.

29　Quoted in Knox, Common Destiny, p. 155; and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0. 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意大利在经济上是 1940 年各强国中最弱的一个，它的军费支出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见 Mark Harrison（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1998），第 10 页，第 21 页。Vera Zamagni，“Italy：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in Mark Harrison（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1998），第 177—223 页，认为意大利的经济水平不足以让它有力地参与这场战争，更不要说赢得战争了。

30　关于“权力联合体”一词在纳粹政权中的应用，见 Peter Hüttenberger，“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ykratie”，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2（1976），第 417—442 页；Ian Kershaw，The Nazi Dictatorship：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4th edn.（London，2000），第 58—59 页。

31　Payne, pp. 119, 122.

32　Payne, p. 117.

33　Adrian Lyttleton, The Seizure of Power, London, 1973, pp. 72—75, 175; Bosworth, Mussolini, pp. 154—155, 160—165.

34　Payne, pp. 116, 118—119.

35　Martin Broszat, Der Staat Hitlers, Munich, 1969, p. 262; Dieter Rebentisch, Fü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9, p. 422.

36　Maurizio Bach, Die charismatischen Führerdiktaturen. Drittes Reich und italienischer Faschismus im Vergleich ihrer Herrschaftsstrukturen, Baden-Baden, 1990, p. 111.

37　Payne, p. 221.

38　See Corner, esp. pp. 199, 206—217.

39　See Piero Melograni, ‘The Cult of the Duce in Mussolini’s Ita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 (1976), pp. 221—237.

40　S. J. Woolf (ed.), Fascism in Europe, 2nd edn., London, 1981, p. 62.

41　Payne, pp. 219—220.

42　Knox, Common Destiny, p. 96; Burgwyn, p. 120; John Whittam, Fascist Italy, Manchester, 1995, p. 113.

43　Knox, Common Destiny, p. 96.

44　R. J. B. Bosworth，Italy，the Least of the Great Powers：Italian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1979），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强调了战前意大利的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对大国梦的共同期盼。

45　Bosworth, Mussolini, p. 255; Mack Smith,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p. 7.

46　Mack Smith,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pp. 5, 31.

47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0, 18.

48　Bosworth, Mussolini, p. 347.

49　See Bosworth, Mussolini, p. 246.

50　Burgwyn, pp. 145—146.

51　Mack Smith,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p. 5.

52　Ciano’s Diary, pp. 144—145.

5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55—56.

54　Ciano’s Diary, pp. 145—146, 151, 157 (quotation p. 157).

55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62.

5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79.

57　Ciano’s Diary, p. 163.

58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8, pp. 314—315 (quotation p. 314).

59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61.

60　Knox，Mussolini Unleashed，第 68 页；DGFP，8，doc. 504，第 608—609 页（这是墨索里尼在 1940 年 1 月 3 日写给希特勒的信，但是到 1 月 5 日经过略微修改后才送出）。齐亚诺认为墨索里尼的信是“一篇佳作，充满智慧与克制”（Ciano’s Diary，第 194 页）。

61　Ciano’s Diary, p. 164.

62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71, 75.

6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52—54, quotation p. 52.

64　Ciano’s Diary, pp. 222—223.

65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p. 364—365;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die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39—1941, ed. Andreas Hillgruber,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9, pp. 52—53, 55, 57; DGFP, 9, doc. 1, pp. 1—16.

66　Ciano’s Diary, pp. 224—225.

67　Ciano’s Diary, pp. 225—226.

68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89; DDI, vol. 3, doc. 669, pp. 576—579; Burgwyn,p. 212. See also Ciano’s Diary, p. 232.

69　Ciano’s Diary, p. 231.

70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90—91, 93—94.

71　Ciano’s Diary, pp. 234, 235, 236 and 243, and see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p. 108.

72　Ciano’s Diary, p. 221.

73　Ciano’s Diary, p. 253. 关于意大利统治阶层在是否参战问题上意见的变化，参见 Denis Mack Smith，Mussolini’s Roman Empire（London/New York，1976），第 209—213 页。

74　Giuseppe Bottai, Diario 1935—1944, ed. Giordano Bruno Guerri, Milan, 1982,p. 192.

75　参见 Knox，Common Destiny，第 113—147 页，这一著作对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变化有深入独到的见解。See also R. J. B. Bosworth, The Itali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ssolini and Fascism, London, 1998, pp. 99—101; and Stephen Corrado Azzi, ‘The Historiography of Fascist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36 (1993), pp. 187—203, at pp. 196—197, 199—200.

76　Ciano’s Diary, pp. 249, 256.

77　Ciano’s Diary, p. 250.

78　Ciano’s Diary, p. 254.

79　Ciano’s Diary, pp. 249, 250, 261.

80　Ciano’s Diary, p. 261; Mack Smith,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p. 214;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04—105.

81　Ciano’s Diary, p. 258;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04—105.

82　Ciano’s Diary, p. 257.

8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19, 121—123.

84　Moseley, p. 103.

85　Reynolds and Eleanor Packard, Balcony Empire. Fascist Italy at War, London, 1943, p. 82.

86　Quo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11—112.

87　Ciano’s Diary, p. 255.

88　Max Domarus (ed.),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Wiesbaden, 1973, p. 1518; Ciano’s Diary, p. 257. Knox，Mussolini Unleashed，第 117 页，记载希特勒在 5 月 31 日在巴德戈德斯伯格会见阿尔菲利，但是德国通讯社的报告则称会议是前一天在岩巢大本营召开的。

89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16.

90　Pietro Badoglio, Ita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Memories and Documents,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48, pp. 14—15.

91　Badoglio, pp. 15—16.

92　Elizabeth Wiskemann, The Rome–Berlin Axi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 London, 1966, p. 255.

9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16; DDI, vol. 4, doc. 642, pp. 495—497; Badoglio, pp. 15—17.

94　Ciano’s Diary, pp. 256—257.

95　Ciano’s Diary, p. 259.

96　Packard and Packard, pp. 85—86.

97　Bottai, p. 193.

98　Badoglio, p. 20.

99　Ciano’s Diary, p. 264. 关于人群的冷淡反应，另见 Rintelen，第 85 页。

100　Luigi Villar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ussolini, London, 1959, p. 255.

101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Their Finest Hour, London, 1949, p. 106.

102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71—74.

10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82.

104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07.

105　参见 Rintelen，第 93 页，作者认为，如果意大利保持中立，地中海地区维持和平，这对德国的战略更为有利

106　Moseley, pp. 106—107.

107　Ciano’s Diary, p. 266.

108　Ciano’s Diary, p. 267. 齐亚诺觉得，领袖害怕“和平的时刻临近将使他未完成的人生梦想和战场上的荣耀再一次离他远去”。

109　Ciano’s Diary, p. 268;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29—130.

110　Ciano’s Diary, p. 269.

111　Ciano’s Diary, pp. 270—271.

112　Bottai, p. 204.

113　Ciano’s Diary, p. 278.

114　Mack Smith, Mussolini, p. 294.

115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38.

116　Mack Smith, Mussolini, p. 295.

117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34—137, 155—165;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118　Ciano’s Diary, p. 87.

119　Mario Cervi, The Hollow Legions. Mussolini’s Blunder in Greece, 1940—1941, London, 1972, pp. 7—10; also Mack Smith, Mussolini, p. 271. 齐亚诺在 1939 年 9 月 12 日的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下令“要和希腊达成谅解，因为这个国家太穷了，没法让人垂涎”（ Ciano’s Diary，第 151 页）。

120　Bottai, p. 191 (25.5.40).

121　Bottai, p. 224 (29.6.40).

122　Archivio Centrale, Rome, Carte Graziani, b. 42, Roatta Diary, 7.7.40.

123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p. 377—378;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39—142; Cervi, pp. 14—17; Ehrengard Schramm-von Thadden, Griechenland und die Großmächte im Zweiten Weltkrieg, Wiesbaden, 1955, pp. 48—51.

124　DRZW, vol. 3, 1984, p. 360. 但是罗阿塔不知怎么得到了风声，了解到希特勒对齐亚诺讲过，一定不要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因此“意大利不能动南斯拉夫”（Roatta Diary，14.7.40）。

125　Ciano’s Diary, p. 281.

12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66—167.

127　Ciano’s Diary, pp. 281—282.

128　Ciano’s Diary, p. 282.

129　Cervi, pp. 18—2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67—171.

130　Cervi, p. 34; Moseley, p. 114.

131　Ciano’s Diary, pp. 282—283.

132　Ciano’s Diary, p. 283.

133　8 月 15 日，一艘希腊旧式巡洋舰“海利”号被一艘潜艇击沉，所有人都相信这艘潜艇属于意大利，希腊的反意情绪高涨。这艘潜艇后来被证实确实是意大利潜艇。真相在战后才浮出水面。此事由私人发起调查，调查者是当时意大利驻爱琴海岛屿的总督、领袖的狂热支持者、傲慢冲动的法西斯党老兵西斯蒙（Cervi，第 29—32 页）。

134　Quoted in Cervi, pp. 22—23; varying trans. in DGFP, 10, doc. 333, pp. 471—472.

135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 381.

136　DRZW, vol. 3, p. 361;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74.

137　Cervi, p. 23.

138　Ciano’s Diary, p. 284.

139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75—176.

140　DDI, vol. 5, p. 43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76—177; DRZW, vol. 3,p. 365; Cervi, pp. 24, 42—43; Roatta Diary, 22.8.40.

141　Ciano’s Diary, p. 285.

142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 385.

143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78—179.

144　Quoted in Cervi, p. 43; see also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81.

145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86.

146　Quoted in Cervi, p. 45.

147　Ciano’s phrase: Ciano’s Diary, p. 291.

148　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恩诺·冯·林特伦在 8 月初就表示，虽然德国正在全力准备登陆英国，但执行起来有“严重的困难”（Roatta Diary，7.8.40）。

149　Ci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91.

150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 391.

151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 392; Schramm-von Thadden, p. 88; DGFP, 11,doc. 73, p. 121; DRZW, vol. 3, p. 369.

152　Moseley, p. 115. 莫斯利引用国王的副官普恩托尼将军的话说，“齐亚诺迫不及待要为希腊的行为给他们一个教训，因为希腊的行为在倾向上过于暧昧”。

153　Schramm-von Thadden, pp. 88—90; DRZW, vol. 3, p. 370;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90.

154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96—197.

155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97.

15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195.

157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93—194; Renzo De Felice, Mussolini l’alleato 1940—1945, vol. 1, Turin, 1990, pp. 295—296; Cervi, pp. 56—57; DRZW, vol. 3,p. 372.

158　Ciano’s Diary, p. 294.

159　但是德国对此的支持并不热情。意大利根本没怎么打过仗，但是当齐亚诺在 7 月 7 日会见希特勒的时候，意大利的领土要求清单却长得令人尴尬。里宾特洛甫对他说：“一个人得有自知之明，不能眼高手低。”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45. Erlebnisse des Chefdolmetschers im Auswärtigen Amt mit den Staatsmännern Europas, Bonn, 1953, pp. 502—503; F. W. Deakin, The Brutal Friendship. Mussolini, 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62, p. 11.

160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p. 395—398; Ciano’s Diary, p. 296.

161　Ciano’s Diary, p. 296.

162　Schramm-von Thadden, pp. 88—89, 96. 索都告诉过罗阿塔一条诱人的孤立的消息，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在布伦纳山口的会晤中达成一致，让意大利出动一个团和德军一起开进罗马尼亚。但是官方会议记录里没有这个记载（Knox，Mussolini Unleashed，第 202 页；De Felice，第 297 页）。诺克斯认为这条消息来自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私下的谈话。但是希特勒不太可能给出什么具体的承诺。无法确定索都的消息是出自确实存在的谈话，还是意大利人的误解。齐亚诺否认在布伦纳山口讨论过任何德军进驻罗马尼亚的问题（Bottai，第 227 页）。

163　De Felice，第 297 页，否定了墨索里尼事先完全不知道德军干预罗马尼亚的说法，因为意大利外交部知道德国对罗马尼亚“邀请”德军进驻的请求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他承认，墨索里尼可能是对德国行动的速度感到震惊，而且他得知德军进驻罗马尼亚这个消息的方式，肯定会大大激怒墨索里尼。

164　Ciano’s Diary, p. 297.

165　Bottai, p. 227.

166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87, 203, 205—207; DRZW, vol. 3, pp. 374—375.

167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07—208.

168　Ciano’s Diary, p. 297. 但是他告诉波塔伊，他在 8 月份一直敦促开始行动，他的建议却没有被接受；与 8 月相比，此时军事行动的条件更困难。不过他还是认为意大利稳操胜券（Bottai，第 227 页）。

169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383—384;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152—153.

170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08—209. De Felice，第 300—305 页，作者认为，还有一个动机是，如果意大利在希腊获得了胜利，一旦希特勒在和维希法国和谈的时候提出牺牲意大利领土的要求，意大利能有谈判的资本。当时，希特勒与赖伐尔和贝当刚刚进行了会谈，看上去的确有此可能。

171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02; Martin van Creveld, Hitler’s Strategy 1940—1941. The Balkan Clue, Cambridge, 1973, p. 34.

172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08.

173　Quo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09; see also Schramm-von Thadden,p. 101; DRZW, vol. 3, pp. 376—377; and on the earlier planning, Cervi, pp. 36—37.

174　Cervi, pp. 61—62. 在 10 月 4 日布伦纳山口峰会之后不久，墨索里尼给格拉齐亚尼写的一个纸条第一次显示，入侵希腊的目标是占领整个希腊的大陆部分，而不仅仅是伊庇鲁斯地区（Creveld，Hitler’s Strategy，第 35—36 页）。

175　Cervi, p. 62;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10.

176　Schramm-von Thadden, p. 102; Cervi, p. 65; Mack Smith,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p. 31. Badoglio，第 26 页，记载卡瓦纳里和普里科洛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这应该是巴多格里奥记忆有误。

177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11.

178　Text in DDI, vol. 5, doc. 728, pp. 699—705; reproduced in Schramm-von Thadden, pp. 209—217; quotations above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ervi, pp. 311—320. See also the summary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11—214 and the caustic comments on the meeting by Mack Smith,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pp. 232—233. Sebastiano Visconti Prasca，Io ho aggredito la Grecia，2nd edn.（Milan，1947），第 61—70 页，普拉斯卡的回忆声称，此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被墨索里尼篡改过，并不准确（尤其是关于普拉斯卡自己讲话的那一部分），不过这份记录还是确认了这次会议的主旨，还有会议近乎儿戏的性质。

179　Visconti Prasca, pp. 68—70. Walter Rauscher，Hitler und Mussolini：Macht, Krieg und Terror（Graz，2001），第 413 页，记载，巴多格里奥反对对希腊采取行动，但是墨索里尼不听。此处的观点并没有得到 10 月 15 日会议记录的支持。

180　Ciano’s Diary, p. 298.

181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14—217.

182　The following based o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17—219.

183　Schramm-von Thadden, p. 108.

184　See Ciano’s Diary, p. 300; and Bottai, p. 229.

185　Quoted in Moseley, p. 117.

186　Quotations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20—221.

187　Ciano’s Diary, p. 300.

188　Ciano’s Diary, p. 301.

189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ed. Hildegard von Kotze, Stuttgart, 1974, p. 88 (28.10.40); Schmidt, pp. 516—517. Creveld，Hitler’s Strategy，第 39—51 页，与 Martin van Creveld，“25 October 1940：A Historical Puzzl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6（1971），第 87—96 页，不认同希特勒对墨索里尼单方面的行动感到气恼的说法。但是，Knox，Mussolini Unleashed，第 346 页，注释 84，与第 350，注释 156, 则对克里维尔德的观点进行了有力地批评。

190　See Ernst von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Munich/Leipzig/Freiburg, 1950, pp. 302—303.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说，他建议给墨索里尼明确的警告，让他不要在未经德国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扩大战争。根据他的说法，里宾特洛甫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希特勒说他不想限制墨索里尼的行动自由，因此间接为墨索里尼的愚蠢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魏茨泽克认为希特勒事后的惊讶是装出来的。他承认希特勒可能当时不相信墨索里尼真的决心进攻希腊。

191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22—230; Cervi, pp. 87—92. See also Rintelen,pp. 108—110.

192　Schramm-von Thadden, p. 113, quoting Hitler’s letter to Mussolini of 20 November 1940. 德国在战略上考虑和意大利一起行动，把英国赶出东地中海和北非；克里特岛一直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See Creveld, Hitler’s Strategy, p. 37.

193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 400.

194　The Italian record of the meeting is in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pp. 399—404, the German version in Staatsmänner, pp. 150—165.可能出于对希特勒默许他的希腊行动的回报，墨索里尼对维希法国的态度不像想象的那样强硬。(De Felice,p. 307.)

195　Mack Smith, Mussolini, p. 302;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36; Bosworth, Mussolini, p. 375.

196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481.

197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2，第 544 页；Knox，Mussolini Unleashed，第 256 页（这里记载的意大利被俘士兵的人数为 11.5 万人）；Lothar Gruchmann，Der Zweite Weltkrieg（Munich，4th edn.，1975），第 107 页，统计在 12 月上旬至 2 月上旬之间，意大利有 13 万人被俘，损失 470 辆坦克和 1300 门大炮，而英军损失微乎其微。

198　在意大利入侵之前，英国对于向希腊提供军事援助没有什么热情。See John S. Koliopoulos,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1977,pp. 134—142. 意大利发动进攻之后，英国很想让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战争继续打下去，防止希腊落入德国掌握之中。英国认为，希腊及其克里特岛对于埃及防务很重要。但是英国能够从北非节省出来援助给希腊的军事物资非常有限。See Martin van Creveld, ‘Prelude to Disaster.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Aid Greece, 1940—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1974), pp. 65—92. 起初英国在希腊没有军队，后来因为南斯拉夫发生了危机，英国在 1941 年 3 月底从中东匆匆调来了部队。这个调动后来被认为是一个战略错误，因为它让敌人在北非战场夺得了主动权。德国在 4 月 6 日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到月底，大约有 5 万英国和英联邦军队撤离，还有 7000 人被俘（Dear and Foot，第 102—106 页）。

199　DRZW, vol. 3, pp. 421—422.

200　Creveld, Hitler’s Strategy, pp. 134—135.

201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February—April 1945, ed. François Genoud, London, 1961, pp. 65, 72—73, 81.

202　See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 3rd edn., Bonn, 1993, p. 506 n. 26.

203　Rintelen，第 90 页，第 92—93 页，第 98—99 页，强调了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没有占领马耳他是个战略错误。

204　Rintelen, p. 101.

205　James J. Sadkovich, ‘The Italo-Greek War in Context. Italian Priorities and Axis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8 (1993), pp. 439—464, at p. 440, and see also p. 455.

206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pp. 154—155.

207　James J. Sadkovich, ‘Understanding Defeat. Reappraising Italy’s Role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4 (1989), pp. 27—61, at p. 38.

208　Dear and Foot, pp. 504—508. Mark Mazower，Inside Hitler’s Greece：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1941—44（New Haven/London，1993），第 362—373 页，生动描述了在德国对希腊结束占领后，希腊逐步陷入内战的可怕情景。

209　See Creveld, Hitler’s Strategy, p. 163.

210　Sadkovich, ‘The Italo-Greek War’, p. 446.

211　See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09.

212　Badoglio, p. 29; also cited in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 236; and (with slightly differing translation) Cervi, pp. 149—150.

213　Ciano’s Diary, p. 298; Knox, Mussolini Unleashed, pp. 215—216.

214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548. 但是，Brian R. Sullivan，“‘Where One Man, and Only One Man, Led’：Italy’s Path from Non-Alignment to Non-Belligerency to War，1937—1940”，in Wylie，第 149 页，接受了丘吉尔的这一观点。

215　Mack Smith，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第 23 页，指出高级军官们用“领袖的天才”来推脱自己的责任。

第五章　华盛顿特区，1940 年夏季到 1941 年春季

1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ed. Samuel I. Rosenman, vol. 9, New York, 1940, p. 517.

2　Public Opinion 1935—1946, ed. Hadley Cantrill, Westport, Conn., 1951, p. 971.

3　Public Opinion, p. 973.

4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enry L. Stimson Diaries 1909—1945, Reel 6, entry for 19.12.40;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p. 243.

5　Quoted in John Morto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 2: Years of Urgency, 1938—1941, Boston, 1965, p. 254 (from the diary entry of 14.5.41).

6　Stimson Diaries, Reel 6, entry for 22.4.4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442.

7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8 (1939), p. 3; Joseph Alsop and Robert Kintner, American White Pap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40, p. 31;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p. 179; Robert A.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65, p. 56;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New York/Oxford, 1999, p. 427.

8　Quoted in Alsop and Kintner, p. 68.

9　Waldo H. Heinrichs, Jr.,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1988, p. 11.

10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Their Finest Hour, London, 1949, p. 503.

11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ed. Warren F. Kimball, Princeton, 1984, vol. 1, doc. C-84x, pp. 181—182 (3.5.41);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81.

12　Quoted in Kennedy, p. 496.

13　The title of chapter 3 of Warren F. Kimball, Forged in War.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7.

14　罗斯福在新政当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感兴趣的领域都获得了成功，而他缺乏兴趣的领域（例如低价房），还有他犹豫不决的工业战略，都成为经济中的弱项领域，见 Tony Badger，The New Deal：The Depression Years，1933—40（London，1989），第 9 页。Patrick Renshaw，Franklin D. Roosevelt：Profiles in Power（London，2004），第 107 页，指出了罗斯福在 1933 年以后美国恢复国民士气时候的“强大个人作用”。

15　See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p. 252. See also Renshaw, p. 120; and Badger, pp. 94—104.

16　Freidel, p. 287; Kennedy, pp. 347—349; Hugh Brogan, 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mondsworth, 1986, p. 565. 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 80 个席位，在参议院赢得了 8 个席位；虽然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参众两院，但跨党派的联合意味着反对罗斯福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17　On American loans, and insistence on repayment, see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Oxford, 2005, pp. 38—39, 185, 188.

18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8—10; Kennedy, pp. 387—388.

19　Quoted in Kennedy, p. 386.

20　Freidel, p. 171.

21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17—22.

22　Kennedy, p. 393.

23　Kennedy, pp. 395—396. 关于美国石油资源与阿比西尼亚战争，参见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vol. 1，第 422—442 页，尤其是赫尔承认（第 442 页），“我们已经尽力了”，虽然“在道义上美国应该实行对意大利的石油禁运，但在法律上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实施禁运”。And see Robert A.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1969, pp. 11—13.

24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29.

25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31—33; Cordell Hull laid out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and defended it, in Hull, vol. 1, pp. 476—485.

26　Kennedy, pp. 398—399.

27　Eric Larrabee, Commander in Chie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his Lieutenants, and their War, London, 1987, pp. 32—33.

28　The passage containing the quotation is included in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p. 9; and also quoted in Brogan, p. 569.

29　Quoted in John T. Flynn, The Roosevelt Myth, New York, 1956, pp. 90—92.

30　Flynn, p. 92.

31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48—49.

32　Kennedy, p. 388.

33　For Hull’s background and career, see Irwin F. Gellman, Secret Affairs. Franklin Roosevelt, Cordell Hull, and Sumner Welles, Baltimore/London, 1995, pp. 20—36.

34　Alsop and Kintner, pp. 14, 25.

35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NC, 1982, p. 27.

36　Quoted in Kennedy, p. 405. Michael Leigh，Mobilizing Consent：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7—1947（Westport，Conn.，1976），第 48 页，作者通过对“隔离演说”时美国民意的仔细分析得出结论，罗斯福根本不是被公众的态度所限，而“是把他自己的犹豫不决传递给了大众”，“当时孤立主义运动已经摇摇欲坠了,他却拒绝行动”。

37　Quoted in William R. Rock, 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7—1940, Columbus, Ohio, 1988, p. 48.

38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The Gathering Storm, London, 1948, p. 229. 这个举动是韦尔斯提议，总统采纳的，但是遭到国务卿赫尔反对。See Sumner Welles, Seven Major Decisions, London, 1951, pp. 29—44; and Rock, pp. 51—77.

39　Rock, p. 70.

4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vol. 1, Washington, 1955, p. 688; also quoted in Rock, p. 124, and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p. 54. See also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pp. 20—23, for the impact of the Czech crisis on Roosevelt.

41　Kennedy, p. 419.

42　Kennedy, pp. 416—417.

43　Davi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2001, pp. 42—43.

44　Alsop and Kintner, pp. 25, 41. 关于韦尔斯的性格与他的职业生涯，参见 Gellman，第 59—69 页。

45　Alsop and Kintner, pp. 28—29.

46　关于美国对空军发展的看重程度，参见 Michael S. Sherry，The Rise of American Air Power：The Creation of Armageddon（New Haven/London，1987），第 76—91 页。

47　Freidel, pp. 307—313.

48　Alsop and Kintner, pp. 57—59.

49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56—63.

50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p. 189.

51　Quoted in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 pp. 160—161.

52　Freidel, p. 318.

53　FDR’s Fireside Chats, ed. Russell D. Buhite and David W. Levy, New York, 1992, pp. 148—151.

54　Quoted in Alsop and Kintner, p. 31.

55　Quoted in Alsop and Kintner, pp. 85—86.

56　Alsop and Kintner, p. 86.

57　Alsop and Kintner, pp. 81—82, 90;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76.

58　Alsop and Kintner, p. 83.

59　Kennedy, p. 432.

60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67.

61　Quoted in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65.

62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66—73.

63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35.

64　Kennedy, p. 433; Freidel, p. 323.

65　Sumn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London, 1944, pp. 61—118. 韦尔斯当初从伦敦发回的电报（1940 年 3 月 12 日）比他后来的回忆要冷淡得多。他说，丘吉尔喝了很多威士忌，已经醉了，滔滔不绝地把已经公开出版的观点又“重复”了 1 小时 50 分钟（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psf/box6/a73g02.html）。

66　P. M. H. Bell, A Certain Eventuality…Britain and the Fall of France, London, 1974, p. 39.

67　Welles, Time for Decision, pp. 118—119.

68　For the President: Personal and Secre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William C. Bullitt, ed. Orville H. Bullitt, London, 1973, p. 416.

69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73. Dallek, p. 222, has even smaller numbers.

70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62.

71　Freidel, p. 331.

72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78.

7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103—104; Winston S.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 paperback edn., London, 1957, pp. 23—24; and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97.

74　Kennedy, p. 440.

75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81.

76　John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paperback edn., New Haven/London, 2001, pp. 75—76.

77　Alsop and Kintner, pp. 104—110.

78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 London, 1971, p. 9.

79　Burns, p. 61.

80　Robert E. Sherwood，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vol. 1（London，1948），第 202—219 页，详细描述了罗斯福的工作环境。See also Burns,pp. 58—62; Alsop and Kintner, p. 23; and Larrabee, pp. 26—27.

81　Richard M. Pious,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1979, p. 31.

82　Larrabee, p. 42;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88.

83　Pious, pp. 53—55.

84　Pious, pp. 142, 154—155.

85　Kimball, Forged in War, pp. 18—19.

86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p. 17, 19.

87　Stimson Diaries, Reel 6, entries for 7.11.40, 18.12.40.

88　Pious, pp. 240—242.

89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181.

90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72.

91　Freidel, pp. 341—342.

92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78; Freidel, p. 342; Blum, pp. 147—148.

93　Freidel, p. 324; Blum, p. 264.

9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181.

9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674; quotation from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181.

96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78.

9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164—165; Freidel, p. 342.

98　Blum, p. 165; Flynn, pp. 221—222.

99　Burns, p. 39; Blum, p. 166.

100　Blum, p. 166; Larrabee, p. 45; Burns, p. 38.

101　Kimball, Forged in War, p. 53.

102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18.

103　Larrabee, p. 45.

104　Larrabee, p. 98; Kennedy, pp. 430—431.

105　Larrabee, p. 121.

106　Quoted in Freidel, p. 339.

107　Blum, pp. 166—167.

108　Blum, p. 44.

109　Blum, p. 44; William Carr, Poland to Pearl Harbo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 p. 48.

110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20.

111　See Gellman, pp. 2, 226—234.

112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13; Larrabee, pp. 25—26; Kennedy, pp. 145—146, 161; Freidel, p. 347; quoted phrase, Burns, p. 60.

113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20, for the above paragraph and for the quotation.

114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99;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p. 94.

115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86—88;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92—94.

116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79. 这是唯一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德国将会赢得战争，且持续时间很短。See the graph in Steve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Oxford/New York, 2001, p. 26.

117　Quoted in Kimball, Forged in War, pp. 15, 35.

118　Kimball, Forged in War, pp. 13, 22—23; Freidel, p. 332;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14. 关于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邪恶的”鸡尾酒的厌恶，参见 Sherwood，White House Papers，vol. 1，第 113 页。

119　Kimball, Forged in War, p. 31.

120　Kimball, Forged in War, p. 36.

121　Quoted in Freidel, p. 333.

12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22—23;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vol. 1, C-9x(15.5.40), pp. 37—38.

123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98, citing a Foreign Office minute of 17.5.40.

124　Quoted in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98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125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99. 在罗斯福 6 月 13 日给雷诺发去一封鼓舞人心的信之后，丘吉尔以为美国很快要参战，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也随声附和，但很快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就破灭了，见 Christopher Hill，Cabinet Decisions on Foreign Policy：The British Experience，October 1938—June 1941（Cambridge，1991），第 168 页。

126　Freidel, p. 331.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 6 月 3 日强烈反对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任何本国国防所需的物资。当月晚些时候，国会禁止政府向其他国家出售陆军或海军军需品，除非这些物资被认为对国防不重要（Dallek，第 227 页，第 243 页）。

127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481—482; see also Hull, vol. 1,pp. 765—766; and Blum, p. 151.

128　Blum, pp. 150—152.

129　Freidel, p. 333.

130　Hull, vol. 1, p. 166; and see Blum, pp. 149—158.

131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83.

132　Text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85; an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vol. 1, R-4x, 16.5.40, pp. 38—39; see also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23; Kimball, Forged in War, p. 49;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14.

133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96.

134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489—490, 494.

13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486—487.

136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516—517.

137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88.

138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86. 对比一下，英国国防支出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增长了 2 倍，1939 年至 1941 年间差不多增长 3 倍；德国的支出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间在原本就很高的基础上翻番，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增长了两倍半，见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s.），Nazism 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 2（Exeter，1984），第 298 页。

139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50—51;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vol. 1, C-10x, C-11x, C-17x, pp. 39—40, 49—51;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p. 115; Lukacs, Five Days in London, p. 73.

140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491.

141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205.

142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44.

143　Freidel, p. 334.

144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205—211; Joseph P. Las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1939—1941. The Partnership that Saved the West, New York, 1976,p. 16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573;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19; Kennedy, p. 452.

145　Harold L.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vol. 3: The Lowering Clouds 1939—1941, New York, 1955, p. 233.

146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119—120.

147　Freidel, pp. 342—343.

148　Flynn, pp. 214—215; Kennedy, pp. 456—457.

14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174.

150　Lash, p. 206.

151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117, 167.

152　Blum, p. 162.

153　Kimball, Forged in War, pp. 53—54.

154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356—357;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vol. 1, C-20x, pp. 56—57.

15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506—507.

156　Ickes, pp. 270—271, 293;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45—746.

15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175—176.

158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 3: [1928—1945], ed. Elliott Roosevelt, London, 1952, pp. 324—325; also prin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45.

159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47—749.

160　Ickes, p. 283.

161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49—751; Burns, pp. 177—179; Ickes,pp. 292—293.

16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358—360.

163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51—753.

164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53—757, quotation p. 757.

16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58—759;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360—361.

166　Dallek, p. 245;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60—761;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p. 36.

167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128—131.

16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361—368;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62—769.

169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69; Blum, pp. 182—183.

170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31; Kennedy, p. 461.

171　Ciano’s Diary 1939—1943,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7, p. 288;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75.

172　Franz Halder,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2: Von der geplanten Landung in England bis zum Beginn des Ostfeldzuges (1.7.1940—21.6.1941),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3, p. 75 (23.8.40), p. 98 (14.9.40);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p. 134;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 3rd edn., Bonn, 1993, pp. 201—203.

17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4;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32;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87.

174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p. 770—776.

175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68. 将近年底的时候，哈利法克斯不情愿地接受了驻华盛顿大使的任命，丘吉尔感谢他“接受这项重要任务”，强调了美援的重要性：“如果他们不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英国只有悲惨的命运；如果他们向我们提供我们应得的援助，你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幸福。”（Borthwick Institute，University of York，Diary of Lord Halifax，A.7.8.7，Churchill letter appended to entry for 22.12.40。）

176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 p. 59;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p. 362.

177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358.

178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65; Gloria J. Barron, Leadership in Crisis. FDR and the Path to Intervention, Port Washington, NY/London, 1973, p. 69.

179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76.

180　Kennedy, p. 466;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35.

181　Kennedy, p. 464; Dallek, p. 255.

18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12 (also for the quotation); and see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02—103.

183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50 (also for the quotation). 洛锡安不得不强力敦促丘吉尔“把英国的情况向罗斯福和盘托出”，见 David Reynolds，In Command of History：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2004），第 202 页。

184　Warren F.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Lend-Lease 1939—1941, Baltimore, 1969, pp. 96—97.

185　Blum, pp. 199—200;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00—101; Dallek,p. 253. 在 1940 年 10 月，德国潜艇击沉了 35 万 2000 吨位的船舶，是整个战争期间的最高记录。See Dan van der Vat, The Atlantic Campaign. The Great Struggle at Sea 1939—1945, London, 1988, p. 147.

186　Ickes, p. 367.

187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42.

18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23—225;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 99.

18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21; Ickes, pp. 374—376.

19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26—228 (also for the quotations);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01—104; Blum, pp. 200—201.

191　Blum, pp. 202—20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29—230;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06—111.

192　Hull, vol. 1, pp. 872—873.

19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501. 不过丘吉尔很晚才认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其实丘吉尔起草和发出这封信的时候很不情愿。他自己关注的重点不是财务方面的方面，而是需要美国帮助英国解决海运上的危机。而洛锡安爵士敦促他强调财务上的困难。在洛锡安回到美国的时候，他“故意不小心”泄露了英国财政而不是航运的窘境，引起了罗斯福的重视。See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 p. 202.

194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p. 493—501, quotations pp. 500—501;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vol. 1, C-43x, pp. 102—109.

195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31; see also Blum, p. 204.

196　Blum, pp. 206—20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33—235;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12—115.

19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23.

198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19—120, 124.

199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 115.

200　Stimson Diaries, Reel 6, entry for 13.12.4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36—237.

20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23;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p. 117.

202　Blum, pp. 208—209.

20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38.

204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 123.

205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9 (1940), pp. 604—615;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39—241; Blum, p. 20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223—224;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21—122; Dallek, p. 255.

206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746;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77, 123.

20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24.

20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41—244; Kennedy, p. 478.

209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45—246.

210　FDR’s Fireside Chats, p. 167.

211　FDR’s Fireside Chats, pp. 164—173.

212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10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49—250, quoting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30.12.40,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0.12.40, and the New York Times, 31.12.40. 关于公众对罗斯福“炉边谈话”的反应和罗斯福对民意小心翼翼的态度，参见 Casey，第 30—37 页。

21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53.

21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54, citing New York Times, 12.1.41. 12 月到 1 月间，民意的变化并不大，支持不惜投入战争也要援助英国的人与急于“避免投入战争”的人的比例仍是 2:1（Leigh，第 78 页）。

215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53—254;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08—109.

216　Blum, pp. 211—217;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132—139.

217　Public Opinion, pp. 409—410.

218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111.

219　Richard Norton Smith, The Colonel. The Life and Legend of Robert R. McCormick 1880—1955, Boston/New York, 1997, pp. 398—409.

220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10—114, and Kennedy, pp. 470—474, for brief summaries. Langer and Gleason，The Undeclared War，第 254—284 页，尤其是 Kimball，The Most Unsordid Act，第 132—229 页，详细介绍了租借法案的起草与在国会通过的过程。

22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265—267.

222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10 (1941), pp. 61, 63.

22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p. 501;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p. 101. See also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64.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虽然肯定认识到美国援助的重要性，但似乎对此不那么热心。他在 1941 年 4 月 14 日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写信说，他“对租借基地不很高兴，因为美国要把太多的东西写成书面文件。一切都以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通融……我希望美国人不是想把我们的美元资产全部耗光。目前他们聚敛着全世界的黄金，他们要这些有什么用？他们不可以让我们破产。至少我希望这不是他们的目的”（Borthwick Institute，University of York，Halifax Papers，A2.278.26.1）。

224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 p. 105 (from his broadcast on 22.6.41).

225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p. 9, 241;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p. 106.

226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p. 400—401;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 vol. 9, Munich, 1998, p. 186 (14.3.4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422.

227　Quoted in Freidel, p. 362.

228　Freidel, p. 323. 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想法。See Wayne S. Cole, 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London, 1974, pp. 146—147.

22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267—268.

230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14—116.

231　Stimson Diaries, Reel 6, entry for 29.12.40; Kimball, The Most Unsordid Act, p. 129.

232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71. 见 Freidel，第 366 页，罗斯福确信只有用美国远征军和德国正面作战才能获得最终胜利。他在 1941 年春夏谈起过组建一支 75000 人的美国远征军派往西半球以外的地区作战（Casey，第 15 页）。

233　关于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威胁对美国政府来说孰轻孰重，一个说明问题的征兆就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前 11 个月中的所有讲话里，总共只提起日本 4 次，而提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超过 150 次（Casey，第 39—40 页）。

234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38.

235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21—222;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38.

236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271—27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285—289;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182—185;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17—118; Kennedy, pp. 479—482.

23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70; quotation from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289.

238　Quoted in Kimball, Forged in War, p. 84. See also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p. 81; and Freidel, p. 368 for Churchill’s disappointment in Roosevelt around this time.

239　Freidel, p. 368.

240　Blum, p. 251.

241　See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85 for the rising support for escorting in April and May.

242　罗斯福在 5 月份敦促采取行动占领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来应对他想象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德军进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情况。他要求在一个月以内集结一支 5 万人的部队，但是别人告诉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无法找到行动所需的运输船只，他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Wolfson Microfilm 575，The Presidential Diaries of Henry Morgenthau 1938—1945 [Microform]，Frame 0931，22.5.41）。

243　Freidel, pp. 369—370;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p. 125—127;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98;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46. 另见 Ickes，第 466 页，报道说罗斯福讲过，“很快会发生大事，德国将犯下大错”，这让伊克斯猜测总统预料会发生某个事件促使美国参战，或者至少开始武装护航。罗斯福在 1941 年上半年暗示过大概 7 次，美国欢迎德国在大西洋的报复行动，这样将让他有借口采取更好战的举措（Casey，第 14—15 页）。

244　See Barron, pp. 91—94.

245　For the President, p. 512.

246　Lash, pp. 309—310.

247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C84x, p. 182;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99.

248　Ickes, pp. 512—513;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93.

249　Quoted in Blum, p. 253; and see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pp. 455—456.

250　Quoted in Larrabee, p. 55. 摩根索在 5 月 17 日的日记中说：“我感觉罗斯福想被形势逼着投入战争，不想领导国家主动开战。”（Morgenthau Diaries，Frame 0929，17.5.41。）See also Dallek, p. 265; and Divine,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p. 42.

25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98; Larrabee, p. 56; Burns, pp. 99—101;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202—203. 史汀生肯定赫尔把讲话的调子给降低了。他说，总统“听上去疲惫而无精打采，所以我对讲话挺失望的，不过他本人倒是觉得这是篇好的讲话”（Stimson Diaries，Reel 6，entries for 27—28.5.41）。

252　FDR’s Fireside Chats, pp. 184, 18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pp. 296—298.

25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463; Larrabee, p. 60; Burns, p. 101.

25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457, 463; Ickes, pp. 526—527;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99.

255　Larrabee, p. 62.

256　Barron, p. 98, citing an interview with Benjamin V. Cohen.

25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337, 342; Welles, Time for Decision, pp. 135—136.

25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28;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132; Dallek, p. 268. 史汀生的日记显示，当时很多人仍然错误地相信，德国会在开战前发出最后通牒：“最大的新闻就是德俄谈判已经快走到了战争边缘，德国人以战争相威胁，对俄国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想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让步。而且从所有情报看来，俄国人是战是降很难说。当然，我认为俄国人很可能投降。”（Stimson Diaries，Reel 6，17.6.41。）

25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299; Ickes, p. 552; Freidel, p. 372; Lash, p. 339; Dallek, pp. 267—268; Thomas A. Bailey and Paul B. Ry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pp. 138—143.

260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 p. 102;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London, 1950, p. 210; Churchill and Roosevelt,p. 178.

261　Freidel, p. 369.

262　Charles Callan Tansill，Back Door to War：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Chicago，1952），这本书对罗斯福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他积极寻求把美国带入战争——这也是普遍的修正史学观点。Charles A.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War 1941：A Study in Appearance and Realities（New Haven，1948），引用了罗斯福同时代者对他的批评。福林对罗斯福的批评虽然主要集中在内政方面，也认为罗斯福一面高唱和平，另一面早在 1940 年 10 月的时候就已经决心把美国领入战争了，尽管此时他明确承诺不把美军派往海外作战（Flynn，第 295 页）。Frederick W. Marks III，Wind over Sand：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Athens，Ga.，1988），在对德国和日本的军事目的采取了特别宽容的态度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攻击罗斯福总统，说他用简单化的理想主义和狭隘“关闭了很多扇和平之门”（第 288 页）。对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充斥着历史学界，直到今天还没有平息。

263　Van der Vat, pp. 196—201; David Staffor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Men of Secrets, paperback edn., London, 2000, p. 60. 关于 1942 年随着德国海军更换密码船舶损失剧增的情况，见 Ronald Lewin，Ultra Goes to War：The Secret Story，paperback edn.（London，2001），第 209—210 页。

第六章　莫斯科，1941 年春夏

1　Anastas Ivanovich Mikoyan, Tak bylo [That’s How It Was], Moscow, 1999, p. 390. Also quoted in Dmitri Volkogonov,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York, 1991, p. 410, and see p. 607 n. 11. Edvard Radzinsky，Stalin（New York，1996,），第 468 页，引用了一段类似的猥亵话语，出自苏联人民委员会助理雅科夫·恰达耶夫未出版的回忆录（尽管在斯大林做出如上评论时，他并不像米高扬一样在场）。另见 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 2003），第 330—331 页（引用了多条这句评论的变体）；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The Unknown Stalin：His Life, Death，and Legacy（Woodstock/New York，2004），第 242 页（“搞得一团糟”），出自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英文版Khrushchev Remembers，ed. Strobe Talbott（London，1971），第 591 页，在 1956 年的“秘密报告”中把这句话改得不那么难听了，变成了“我们已经永远丧失了列宁所创造的一切”）。赫鲁晓夫当时并不在场，明显是从贝利亚那里听到的这句话。Sergo Beria，Beria：My Father（London，2000），第 70 页, 写道：“列宁留给我们一个国家，而我们把它变得一团糟。”这份记录显示，当时铁木辛哥也在场，尽管斯大林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离开后才说的这句话。除了米高扬，唯一一个亲耳听到这句话并留下记录的人就是莫洛托夫了，见Molotov Remembers：Inside Kremlin Politics，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Chicago, 1993），第 39 页（“我们毁了一切”）。我很感谢伯明翰大学的德雷克·沃森博士关于斯大林的发言的建议。

2　Montefiore, p. 34.

3　Volkogonov，第 410 页，把斯大林的好友、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前任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也包括进去。但是我们不清楚在德国入侵之前日丹诺夫是不是刚刚从养病的黑海沿岸度假地索契赶回了莫斯科（Molotov Remembers，第 25 页；Mikoyan，第 380 页）。而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没有提到他出席了会议。米高扬的回忆录（第 390 页）没有提到伏罗希洛夫去了国防人民委员会，只提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他自己还有斯大林。

4　Molotov Remembers, p. 39. 莫洛托夫在战后对斯大林如此顺从，以至于他相信政治局对他的犹太裔妻子的荒唐的叛国罪指控，也不愿意相信妻子自己的无罪申辩，详见 Roy Medvedev，All Stalin’s Men（Oxford，1983），第 82—112 页；关于他的职业生涯，参见 Derek Watson，Molotov：A Biography（London，2005）。

5　Quoted in Medvedev and Medvedev, p. 237; also (with varied translation) in David E. Murphy,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London, 2005,p. xv.

6　For the lavish birthday tributes in December 1939, see Robert C. Tucker,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1990, pp. 607—609. 实际上现已证明，斯大林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生于 1879 年 12 月 21 日，而是生于 1878 年 12 月 6 日，见 Robert Service，Stalin：A Biography（London，2004），第 15 页。

7　Quoted in Tucker, p. 119.

8　See J. Arch Getty,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Revisited’, in J.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93,pp. 43—49.

9　Tucker, p. 444.

10　Moshe Lewin,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nterwar Russia, New York, 1985, pp. 308—309.

11　Quoted in Montefiore, p. 197.

12　Moshe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2005, pp. 100—104.

13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pp. 100, 106—107.

14　Roger R. Reese, ‘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urges’ in Getty and Manning,pp. 199, 210.

15　Reese, p. 213; Bernd Bonwetsch, ‘Stalin, 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p. 187.

16　Lew Besymenski, Stalin und Hitler. Das Pokerspiel der Diktatoren, Berlin, 2004,p. 96; slightly differing figures in Volkogonov, p. 368, and Gabriel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London, 1999,p. 115.

17　Montefiore, p. 29.

18　Richard Overy,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4, p. 469; Montefiore, p. 197.

19　Tucker, pp. 433—434.

20　Besymenski, p. 96.

21　Besymenski, pp. 97—98.

22　Volkogonov, p. 369;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p. 110.

23　Gregor Suny, ‘Stalin and his Stalinism.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Kershaw and Lewin, pp. 26—27.

24　Quoted in Overy, Dictators, p. 64.

25　Tucker, p. 439.

26　Overy, Dictators, p. 65.

27　Montefiore, p. 29; Evan Mawdsley,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1953, Manchester, 1998, p. 17.

28　Watson, p. 146.

29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pp. 86—87.

30　Quoted in Service, p. 383. 关于官僚机构的扩张，参见 Moshe Lewin，“Bureaucracy and the Stalinist State”，in Kershaw and Lewin，第 62—66 页。

31　Tucker, p. 595; Geoffrey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London, 1989, pp. 128—129; Watson, pp. 153—157.

32　Albert L. Weeks, Stalin’s Other War. Soviet Grand Strategy 1939—1941, Lanham, Md., 2002, p. 108.

33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34.

34　A.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mondsworth, 1964, p. 76.

35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35; Heinrich Schwendemann, Die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m Deutschen Reich und der Sowjetunion von 1939 bis 1941. Alternative zu Hitlers Ostprogramm?, Berlin, 1993, p. 23.

36　Besymenski, pp. 51—56 (Soviet report on the cooperation, 1928).

37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41.

38　Quoted in Besymenski, p. 67.

39　Quoted in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57.

40　Quoted in Besymenski, pp. 21—22. 另见 Roberts，Unholy Alliance，第 100 页，与 Barton Whaley，Codeword Barbarossa（Cambridge，Mass.，1973），第 200 页，以上资料记载道，苏联领导人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一再提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记述的他对苏联的侵略意图。

41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p. 43—44.

42　David M. Glantz,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A History, London, 1992, pp. 58, 60.

43　Quoted in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09.

44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69—70. G. Zhukov，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Moscow，1985），vol. 1，第 209 页，声称“有 40 个师集结在西部边境”。

45　Besymenski, pp. 98—101, 116—118;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p. 87—92.

46　Text of the foreign policy section of Stalin’s speech in Besymenski, pp. 134—142; ‘chestnuts’ quotation, p. 142, and quoted in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16 and Watson, p. 152. Roberts，第 118 页，与 Watson，第 313 页注释 55，都指出斯大林原话翻译过来是“让他人火中取栗”。

47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30. 一旦德国进攻西方，苏联愿意出动相当于英法所部署兵力的 70% 的部队；一旦德国进攻苏联，英法也会出动相当于苏联兵力的 70% 的部队（Zhukov，vol. 1，第 212—216 页）。

48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34.

49　关于英法未能就防御希特勒的威胁和苏联同心协力，还有在半心半意的外交背后那些强烈的反共情绪，见 Michael Jabara Carley，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Chicago，1999）。

50　Ivan Maisky, Who Helped Hitler?, London, 1964, p. 133.

51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The Deadly Embrace：Hitler，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London, 1988），第 13—23 章，详细描述了这一协定的背景与结果。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ed.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New York，1948），第 1—78 页，总结了德国方面相关的外交档案。Schwendemann，第 44—54 页，则探究了苏联和德国之间在 1939 年春季越来越密切的经济关系。

52　See Besymenski, pp. 67—88; and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p. 101—108.

53　Besymenski, pp. 186—192.

54　Quoted in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39.

55　Carley, pp. 196—198.

56　Besymenski, pp. 238—239; 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London, 1980, p. 604; Volkogonov, p. 353.

57　See Gustav Hilger and Alfred G. Meyer, The Incompatible Allies. A Memoir of German–Soviet Relations 1918—1941, New York, 1953, pp. 293—301.

58　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p. 205.

59　Khrushchev Remembers, p. 128.

60　Quoted in Montefiore, p. 275.

61　Volkogonov, p. 352; and see Montefiore, p. 272.

62　Nazi–Soviet Relations, pp. 131—132 (memorandum on the German-Soviet Commercial Agreement of 11 February 1940); Alexander Werth, Russia at War, 1941—1945, paperback edn., New York, 1984, p. 113; Roberts, Unholy Alliance,pp. 175—178; Schwendemann, p. 143.

63　Quoted in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85.

64　Gorodetsky, pp. 5, 14.

65　Khrushchev Remembers, p. 166.

66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86.

67　Besymenski, pp. 279—281.

68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195. 苏联的不安在莫洛托夫 1940 年 9 月 21 日致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当中表露无遗（Nazi-Soviet Relations，第 189—194 页）。

69　关于这次会议的德国官方文件，见DGFP，11，docs. 325—329，第 339 页。

70　Besymenski, pp. 315—318.

71　斯大林打断了莫洛托夫的汇报，他斥责了纳粹领导人，说“他们政策的主要原则就是背信弃义”（引自 Watson，第 186 页）。

72　1941 god. Dokumenty [The Year 1941. Documents], ed. A. N. Iakovlev, V. P. Naumov et al., Moscow, 1998, vol. 1, docs. 41—42, 44, 53, 58, 93 (all from July and August 1940); also Gorodetsky, p. 38.

73　Besymenski, pp. 97—98.

74　Gorodetsky, p. 118.

75　Gorodetsky, p. 120.

76　Seweryn Bialer (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London, 1970, pp. 35—36; Albert Seaton, Stalin as Warlord, London, 1976, pp. 87—89; Adam Ul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Boston, 1989, p. 530; Mikoyan, p. 382.

77　Besymenski, p. 368.

78　Seaton, p. 91.

79　Khrushchev Remembers, pp. 158—160, 163—164.

80　Besymenski, pp. 282—298 (Timoshenko’s report of 7 December 1940). David M. Glantz，Stumbling Colossus：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Lawrence，Kan.，1998），第 89 页，称 1940 年 5 月 8 日的这份报告是伏罗希洛夫和铁木辛哥共同完成的。但这个日期是铁木辛哥接任国防人民委员的日期，不是报告的日期。当时铁木辛哥从红军总部接收了背景材料，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伏罗希洛夫帮助起草了这份最终在 1940 年 12 月 7 日上交的报告。

81　Bonwetsch, p. 186; Besymenski, p. 98; Louis Rotundo, ‘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4 (1989), p. 280;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 92;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107; and see Zhukov, vol. 1, pp. 228, 244—245.

82　Mark von Hagen, ‘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Toward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Robert W. Thurston and Bernd Bonwetsch (eds.), 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Urbana/Chicago, 2000, pp. 191—199.

83　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vol. 1, London, paperback edn., 1998, pp. 62—64. 关于苏军在军备、交通与防御方面的不足，另见 Zhukov，vol. 1，第 233—243 页。

84　Jacques Sapir, ‘The Economics of War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Kershaw and Lewin, p. 216. 红军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夕的弱点和对战争行动的不适应，见 David M. Glantz，“The Red Army in 1941”，in David M. Glantz（ed.），The Initial Period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22 June—August 1941（London，1993），第 1—39 页；David M. Glantz，Barbarossa：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 1941（Stroud，2001），第 22—28 页。

85　Gorodetsky, pp. 116—117; Sapir, pp. 210—211;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65—66.

86　John Erickson, ‘Threat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ic Appraisal by the Soviet Union 1930—1941’, in E. R.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1983, pp. 416—418; Whaley, pp. 175, 181, 199, 223, 228, 242;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p. 187, 213;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61—62. 红军总参谋部一直假定德军需要 10 到 15 天才能完成动员和部署，因此排除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96 页）。

87　Gorodetsky, p. 126. The continuity of strategic thinking, also under Zhukov, is also stressed by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87—88. 朱可夫后来（Zhukov，vol. 1，第 245 页）说：“军事战略主要是建立在只有发起进攻才能打败侵略者的正确观念基础上。”

88　Besymenski, pp. 355—363. See also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70—75; an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90—92.

89　Quoted in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93 and Besymenski, p. 364. Zhukov，vol. 1，第 250 页，朱可夫回忆斯大林说过：“没有这些重要资源，纳粹德国就不可能打一场持久的大仗。”

90　Besymenski, pp. 364—365; 1941 god, vol. 1, docs. 95, 134; Evan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5 (2003), pp. 821—823; Gorodetsky, pp. 122—124; Jacob Kipp, ‘Soviet War Planning’, in Glanz, Initial Period of War, pp. 46—47;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78—81.

91　Gorodetsky, p. 127. For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see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p. 40—46.

92　Gorodetsky, pp. 128—129;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25—827;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p. 50—55;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81—86; Zhukov, vol. 1, pp. 221—225.

93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27—832; 1941 god, vol. 1, doc. 315; extracts in Besymenski, pp. 365—367; Zhukov, vol. 1, p. 250.

94　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27—829; Besymenski, p. 368;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100—102, 108. 确实已经部署到位的部队缺乏武器装备和弹药，没有运输手段，受限于糟糕的通讯条件，见 Catherine Merridale，Ivan’s War：The Red Army 1939—1945（London，2005），第 87—90 页。

95　Besymenski, pp. 368—370.

96　Richard Overy, Russia’s War, London, 1997, pp. 64—65. 另见 Rotundo，第 282 页；Glantz，Military Strategy，第 75 页，第 79 页；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88 页，“因为缺少资源，虽然我们对给予了沿着新边界构筑防御体系最高的优先级别，但到 1941 年 6 月为止，两条防线都没有准备就绪，也没有驻军”。See also Zhukov, vol. 1, pp. 251—253.

97　Mikoyan, p. 377.

98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The Hinge of Fate, London, 1951, p. 443.

99　Gorodetsky, pp. 113—114;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205.

100　Quoted in Gorodetsky, p. 174.

101　Gorodetsky，第 173 页，第 176 页（及第 8 章）；Zhukov，vol. 1，第 268 页，不过此处的用词与前者引用的俄语版朱可夫回忆录略有不同；Whaley，第 62—63 页。Mikoyan，第 377 页，斯大林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果我们参战，这对英国大大有利，但对我们来说，再多旁观一会儿是有利的。”

102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London, 1950, pp. 316, 322—323.

103　关于苏联的情报机构，参见 Whaley，第 192—200 页，最近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参见 Murphy，第 62—116 页。

104　Gorodetsky, p. 130.

105　Khrushchev Remembers, p. 340.

106　Gorodetsky, p. 54. 参见 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233—257 页，斯大林不信任军事或者民事情报机构的情报；送给他的报告的语气也会增强这种不信任，但却常常向斯大林强调德国人的假情报。

107　See Whaley, pp. 170—177, 180—181; Read and Fisher, pp. 594—601; Glantz, Barbarossa, p. 31.

108　Whaley, p. 242.

109　1941 god, vol. 1, doc. 204; and see Gorodetsky, p. 124.

110　Quoted in Gorodetsky, p. 125; 1941 god, vol. 1, doc. 227. See also Whaley, p. 34.

111　1941 god, vol. 1, doc. 301.

112　1941 god, vol. 1, doc. 308. 直到 1940 年 5 月，斯大林仍然相信希特勒不知道德军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他认为德国军方在自行其是。见 Gorodetsky，第 225 页。斯大林对德军进攻苏联一开始的反应，是认为希特勒不知道此事，详见下面几条注释中引用的资料。

113　1941 god, vol. 1, doc. 321.

114　1941 god, vol. 1, doc. 340.

115　For example, 1941 god, vol. 2, doc. 376. 在 4 月 24 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海军武官发给海军总司令部的电文提到，有谣言说英国大使准确地预言 6 月 22 日将是爆发战争的日子（Nazi-Soviet Relations，第 330 页）。

116　1941 god, vol. 2, doc. 377.

117　1941 god, vol. 2, doc. 394.

118　1941 god，vol. 2，doc. 421 and doc. 592，记录了“老人”和“科西嘉人”在 1940 年 9 月 6 日至 1941 年 6 月 16 日发回的 25 份报告的列表，见 German trans. in Gerd R. Ueberschär and Lev A. Bezymenskij（eds.），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Die Kontroverse um die Präventivkriegsthese（Darmstadt，1998），第 199—212 页。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这份列表在 1941 年 6 月 20 日整理了出来，直到德国开始进攻以后才传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罗夫（Gorodetsky，第 297 页）。

119　1941 god, vol. 2, doc. 443. 关于佐尔格在德国进攻之前几周的活动，参见 Robert Whymant，Stalin’s Spy：Richard Sorge and the Tokyo Espionage Ring（London/New York，1996），第 11—12 章；Murphy，第 84—90 页。

120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s printed in Sekrety Gitlera no stole u Stalina [Hitler’s Secrets on Stalin’s Desk], Moscow, 1995, docs. 3—4, 6—7, 15—16. 18; and Gorodetsky, pp. 130—136.

121　Whaley，第 3—5 章，书中集成的 84 次警告大部分来自外交渠道，但是其中一些最可靠的消息是来自于苏联间谍。斯大林甚至怀疑驻柏林大使德卡诺佐夫被英国情报机构策反了，替英国人传递假情报（Mikoyan，第 377 页）。

122　1941 god, vol. 1, doc. 327. See also Murphy, pp. 156—158; Rotundo, p. 290; an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241—242. 这份报告在德国进攻的日期和性质上面几乎完全准确，但是它的可信性却被戈利科夫的脚注破坏了，他说这些信息大部分来自于英美。关于戈利科夫向斯大林呈现这份情报的方式，参见 Zhukov，vol. 1，第 272—273 页；Erickson，Road to Stalingrad，第 88—89 页；Whaley，第 194—196 页；Murphy，第 141—161 页。

123　Whaley, p. 227, 叙述了情报机构怎样整体误解了德国的意图；Waldo，Heinrichs, Jr.，Threshold of War：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New York/Oxford，1988），第 24—26 页。

124　Zhukov, vol. 1, pp. 265—266; Whaley, pp. 172—175, 181; Murphy, pp. 173—184.

125　Gorodetsky, pp. 156—157, 164—165;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217.

126　Molotov Remembers, p. 22. 6 月 14 日，在听过德军前线各师的战斗准备情况的情报后，斯大林对朱可夫说过类似的话：“你不能总相信情报里说的。”（Zhukov，vol. 1，第 275—276 页。）朱可夫坚称国防人民委员部不知道非军事情报机构送给斯大林的情报报告（第 274 页）。

127　Medvedev and Medvedev, p. 229.

128　DGFP, 12, doc. 468; Nazi–Soviet Relations, pp. 335—336. And see Gorodetsky,p. 211.

129　Isaac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revised edn., London, 1988, p. 444.

130　Besymenski, p. 379.

131　Besymenski, pp. 374—375.

132　1941 god, vol. 2, doc. 437; Besymenski, pp. 380—386, 391—393; extracts from notes made by Georgi Dimitrov in Ueberschär and Bezymenskij, pp. 184—185.

133　See Besymenski, pp. 394—397; Gorodetsky, p. 208 and p. 365 n. 36; Montefiore, p. 311 n.; Overy, Russia’s War, pp. 68—69; R. W. Davies,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London, 1997, pp. 56—58; and Geoffrey Robert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uss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Road to War, 1933—1941, London, 1995, p. 144. 俄国和德国的史书认为，苏联认真研究了“预防性打击”的可行性，但是最终放弃了这一选择，见 Ueberschär and Bezymenskij，especially the contributions by Gerd R. Ueberschär，“Hitlers Ü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 und Stalins Absichten：Die Bewert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die neuere ‘Präventivkriegsthese’”（第 48—69 页）and Alexander I. Boroznjak，“Ein russischer Historikerstreit？Zur sowjetischen und russischen Historiographie über den deutschen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第 116—128 页）。Weeks，第 5 章，第 8 章，and Heinz Magenheimer，Hitler’s War：Germany’s Key Strategic Decisions 1940—1945（London，1998），第 51—57 页，强烈主张红军想要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是被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制止了；但是，Constantine Pleshakov，Stalin’s Folly：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June 1941（London，2005），认为（第 77 页），5 月 15 日的战略计划就是斯大林准备在 1942 年实施的进攻的蓝图。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第 864—865 页，客观评估了传统和修正派的观点，得出结论，虽然苏军 1940 年至 1941 年的战略当中具有进攻的成分——作为反攻，但是在 1941 年苏联没有计划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See in addition also now the sensible comments of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London, 2006, pp. 76—79.

134　See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50—851; Besymenski, pp. 438—440. 当时西方方面军的一位指挥官斯塔里诺夫上校后来回忆说，在斯大林的讲话和军队领导人“我们刚刚开始重整军备”的认知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他说，他们在自己人之间都没有谈论过此事）。See Bialer, p. 223.

135　DGFP, 12, doc. 593.

136　Besymenski, p. 387. Gorodetsky，第 208 页，认为讲话是故意泄露到国外的，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柏林得到了消息。Medvedev and Medvedev，第 232 页，也是同样观点。能干的英国驻莫斯科新闻记者沃思在战争爆发以后才得到讲话的要点，此时这个讲话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不过他的信息和后来保留下来的这次讲话的记录对不上：在沃思获得的信息中，斯大林强调了苏军的软弱，而在真正的讲话中，斯大林强调的是苏军的强大（参见 Werth，第 122—123 页）。另一方面，Erickson，Road to Stalingrad，第 82 页，准确地对比了外国得到的错误印象和讲话的真正内容。

137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242—244.

138　1941 god, vol. 2, doc. 473; Ueberschär and Bezymenskij, pp. 186—193. Analyses in Besymenski, pp. 435—453 and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33—862.

139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34—837.

140　Glantz，Military Strategy，第 87 页，指出 5 月 15 日的计划“和苏联以前的战略计划一致，特别是和 1 月战争演习的经验相一致”。他还中肯地指出（第 89 页），这个计划“有限的目的不包括摧毁德国”，“清楚地证明了这是一个使用战略进攻手段的预防性战争，只有有限的目标”。

141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 839.

142　See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244—245.

143　Quoted in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52—853. 该书作者总结道，几乎可以肯定斯大林见到过这份计划（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95 页，and Roberts，Stalin’s Wars，第 76 页，怀疑这一点），但是他并不同意这个计划（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怀疑这个说法，认为朱可夫的证词有偏向性且自私自利）。

144　Quoted in Mawdsley,‘Crossing the Rubicon’, p. 853.

145　1941 god，vol. 2，doc. 560（Mikoyan to 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lin，16 June 1941）；Schwendemann，第 354 页（第 315—352 页全面分析了入侵前几个月两国的经济关系，在此期间德国对苏联的工业出口大量增长）。And see Werth, p. 114. 德国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关于贸易关系的备忘录当中，列举了当年苏联向德国出口的大量谷物、石油、棉花、金属，4 月份的数字最高，它评论说“苏联供给原材料的情况还是令人满意的”（Nazi-Soviet Relations，第 339—341 页）。

146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 91.

147　Quoted in Besymenski, p. 444.

148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p. 861—862. Glantz，Military Strategy，第 88 页，该书结论是，朱可夫的计划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有缺陷，而且不可能在 7 月中旬之前实施，因而不可能提前制止德军的入侵，斯大林拒绝这份计划的决定“看起来是谨慎的”。

149　DGFP, 12, doc. 505.

150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 78; Deutscher, pp. 443—444.

151　Quoted in Gorodetsky, p. 214.

152　Quoted in Hilger and Meyer, p. 328 and Gorodetsky, p. 206. Schulenburg’s official report is in DGFP, 12, doc. 423, and Nazi–Soviet Relations, pp. 330—332.

153　Gorodetsky, pp. 206—207, 221; Besymenski, pp. 425—428.

154　F. H. 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pp. 106—109; also F. H. 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Barbarossa’, in John Erickson and David Dilks (eds.), 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1994,pp. 63—66.

155　See Gorodetsky, pp. 266—267.

156　Khrushchev Remembers, p. 133.

157　Gorodetsky, pp. 263—265, 267—274;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218; and Robert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 144.

158　Quoted in Gorodetsky, p. 224.

159　引自 Gorodetsky，第 279 页，出自俄文版的朱可夫回忆录。朱可夫回忆录的英文版，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vol. 1，第 275 页，仅仅包含了一部分引文。Medvedev and Medvedev，第 233 页，记录斯大林的评论是在 6 月 15 日，但是朱可夫的回忆录明确表示讲话是在前一天。关于迟来的紧急防御措施，参见 Zhukov，vol. 1，第 259 页，第 264 页；Gorodetsky，第 280 页；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246 页。

160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p. 102—107.

161　Medvedev and Medvedev, pp. 233—234, 238—239.

162　Volkogonov, p. 393;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251.

163　Gorodetsky, p. 307.

164　Gorodetsky, p. 275.

165　1941 god, vol. 2, doc. 513.

166　1941 god, vol. 2, doc. 514. And see Whymant, pp. 164—167.

167　Whymant, p. 184.

168　Murphy，第 87 页（他在第 88 页进一步评论道，斯大林早在 1936 年就认为佐尔格的情报是“来自德国的假情报”）。

169　1941 god, vol. 2, doc. 543.

170　1941 god, vol. 2, doc. 544.

171　1941 god, vol. 2, doc. 570; Sekrety Gitlera, doc. 72.

172　1941 god, vol. 2, doc. 581.

173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 93; Whaley, pp. 99—103; Read and Fisher, p. 609.

174　1941 god, vol. 2, doc. 590.

175　Medvedev and Medvedev, p. 239.

176　Sekrety Gitlera, docs. 73—77.

177　Molotov Remembers, p. 31. For the Tass communiqué, see Whaley, pp. 207—208.

178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218.

179　Gorodetsky, p. 289.

180　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p. 109—111; 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Barbarossa’, pp. 69—70;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p. 93; Whaley, pp. 230—234.

181　Gorodetsky, pp. 301—303.

182　1941 god, vol. 2, doc. 599.

183　Besymenski, p. 421.

184　Quoted in Besymenski, p. 409.

185　Zhukov, vol. 1, pp. 277—278, 280 (quotation p. 277); Khrushchev Remembers,p. 167; Mikoyan, p. 388; Medvedev and Medvedev, p. 240; Glantz, Barbarossa,p. 31 and (for the text of the directive) p. 242;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pp. 252—254; Murphy, pp. 213—215.

186　The preceding account is based on Zhukov, vol. 1, pp. 281—282; Volkogonov,pp. 402—404; Montefiore, pp. 321—324; Radzinsky, pp. 458—459; Gorodetsky,pp. 311—313; Service, pp. 437—438; Tucker, p. 625; Ulam, pp. 538—539; Read and Fisher, pp. 5—6, 635—637, 639—642; Watson, p. 189; and Overy, Russia’s War, pp. 73—74.

187　Montefiore, p. 324.

188　Volkogonov, p. 407; text of the directive in Glantz, Barbarossa, p. 242 and Amnon Sella, ‘"Barbarossa”. Surprise Attack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1978), p. 571. 参见 Zhukov，vol. 1，第 282 页，“它（这项命令）被证明是不现实的，因此从未实施过”。

189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 863; text of the directive in Glantz, Barbarossa, pp. 242—243. 另见 Sella，第 559—573 页，谈到了苏军对突袭的困惑、不知所措与缺乏协调的表现。

190　Mikoyan, p. 388.

191　Quoted in Watson, pp. 189—190.

192　Quoted in Radzinsky, p. 462. For the response to the radio address, see Sella, p. 575.

193　‘Iz vospominanii upravliyushchego delami sovnarkoma SSSR Ya. E. Chadaev’ (‘From the Memoirs of the Head of Sovnarkom USSR–Yakov Ermolaevich Chadaev’),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2 (2005), pp. 8—10; also Zhukov, vol. 1,pp. 305, 309.

194　Volkogonov, pp. 421—422; Bonwetsch, p. 196.

195　Mikoyan, pp. 390—392; Stepan A. Mikoyan, ‘Barbarossa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in Erickson and Dilks, pp. 127—128; Volkogonov, pp. 409—412; Montefiore, pp. 329—334; Radzinsky, pp. 468—472; Medvedev and Medvedev,pp. 241—245; Service, pp. 441—443. Jonathan Lewis and Phillip Whitehead，Stalin：A Time for Judgement（London, 1991），第 89 页，说“苏联有整整 10 天时间没有领袖”。然而斯大林临时的消失只持续了 2 天时间，他的满满的日程安排证明，事情绝不像刘易斯书中说的那样。

196　1941 god, vol. 2, doc. 651. 这是斯大林死后在批判贝利亚的时候，苏朵普拉托夫在 1953 年 8 月 7 日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份备忘录里说的。在多年以后出版的苏朵普拉托夫的回忆录中(Pavel Sudoplatov and Anatoli Sudoplatov，Special Tasks：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Boston，1994），第 145—148 页），他说这次会见是想要散布假情报，告诉德国人闪电战已经破产，长期战争不可避免，以“削弱德国人的决心”。Overy，Russia’s War，第 96 页，接受这种说法，不过他把斯塔马诺夫的会面的日期写成了 10 月而不是 7 月。如果此举的确是想散布假情报，那么从德国那方面的资料看，很奇怪德方没有收到相关情报。而且 7 月份德军快速挺进，占领了大片地区，在这种背景下假情报之说没有意义。即使苏朵普拉托夫的故事是 1953 年反贝利亚运动的一部分，这也不足以否定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实际上，以下两个来源都提到了和平的试探。See Volkogonov, pp. 412—413 and Radzinsky, p. 474.

197　Montefiore, p. 346.

198　John Barber, ‘The Moscow Crisis of October 1941’, in Julian Cooper, Maureen Perrie and E. A. Rees (eds.), Soviet History, 1917—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 Basingstoke, 1995, pp. 201—205.

199　Werth, pp. 232, 236—237. See also the vivid account in Rodric Braithwaite, Moscow 1941. A City and its People at War, London, 2006, pp. 242—259, 271—276.

200　Barber, pp. 209—211; Mikhail M. Gorinov, ‘Muscovites’ Moods, 22 June 1941 to May 1942’, in Thurston and Bonwetsch, pp. 122—125; Roy A. Medvedev,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Oxford, 1979, pp. 128—132; Nikolai Tolstoy, Stalin’s Secret War, London, 1981, p. 241; and Overy, Russia’s War, pp. 95—98. Mikoyan，第 417—422 页，描述了政府机构撤退的措施和炸掉莫斯科城里基础设施的准备，但是错误地宣称（第 420 页），城区的气氛始终平静，人民没有恐慌。

201　Radzinsky, p. 482.

202　Barber, p. 206; Volkogonov, pp. 433—434; Montefiore, pp. 349—350; Radzinsky, pp. 482—483.

203　BBC interview with Nikolai Vasilievich Ponomariov, c. 1998, typescript, fols. 29—35. 关于斯大林在那段时间内“英勇”的表现，见 A. T. Rybin，Next to Stalin：Notes of a Bodyguard（Toronto，1996），第 31—34 页。

204　Watson, p. 193.

205　A point emphasized by Schwendemann, pp. 354—363.

206　Molotov Remembers, pp. 21—32.

207　Khrushchev Remembers, pp. 587—592.

208　Gorodetsky, p. 323 (also p. 239).

20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 vol. 4, Munich, 2000, p. 214 (10.7.37).

210　This is the presumption of the counter-factual assessment by Valentin Falin, Zweite Front. Die Interessenkonflikte in der Anti-Hitler-Koalition, Munich, 1995, pp. 100—103.

211　如果英法在 1939 年听从苏联的建议和苏联签署了全面军事合作协定，那么英法就有义务在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前提是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允许苏军过境作战（Zhukov，vol. 1，第 214 页）。

212　Roberts, Unholy Alliance, p. 225.

213　Glantz, Barbarossa, p. 31; Overy, Russia’s War, p. 71.

214　See Rotundo, pp. 295—296.

215　Volkogonov, p. 470.

216　Quoted in Mawdsley, ‘Crossing the Rubicon’, p. 864.

217　Glantz, Barbarossa, p. 30; Whaley, pp. 217—218. Tolstoy，第 224—230 页，觉得斯大林不想刺激德国的这个解释太牵强，无法解释他在 1941 年春季的立场，他提出假设，是否希特勒给斯大林做出过不会发生战争的私人保证，来打消苏联领导人的疑虑，并暗示他是德军统帅部的反希特勒密谋分子背着希特勒策划了入侵。但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苏德的档案中都没有证据证明据说是希特勒在 1940 年 12 月 31 日和 1941 年 5 月 14 日给斯大林写的两封信的真实性。在墨菲的书里面印出来的两封信（Murphy，第 256—258 页）明显是从 1997 年的一本俄国小说里面抄来的，它们肯定是伪造的。虽然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有极大怀疑，墨菲还是认为它们是真实的（第 185—191 页）。John Lukacs，June 1941：Hitler and Stalin（New Haven/London，2006），第 150—158 页，作者则明智地认为信是假的。

218　日本进攻的潜在威胁由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的中立条约而急剧减少。但是日本政府在德国入侵开始后的政策议题证明，没人能保证日本遵守条约。从苏联的角度来说，“这份条约为我们争取了时间”（Zhukov，vol. 1，第 257 页）。

219　关于德国情报机关可悲的失败——他们只是一再重复德国对红军目前软弱的偏见，参见 David Kahn，Hitler’s Spies：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New York，2000），第 445—461 页。See also Whaley, p. 33. 看来苏联军事情报机构从来没有试图向德国输送假情报，以宣扬苏军的实力。

220　Erickson, Road to Stalingrad, pp. 69—73, 81, 86; Glantz, Military Strategy, pp. 63, 98, 101—102;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97. See also Zhukov, vol. 1, p. 249.

221　Medvedev and Medvedev, p. 245.

222　Zhukov，vol. 1，第 250 页，朱可夫马上补充说，斯大林认为德国将在南方而不是北方发动主攻，这个的判断错了。但是朱可夫（第 300—301 页）承认自己对入侵前夕和之后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负有责任。另见 Roberts，Stalin’s Wars，第 74 页，第 80 页；关于苏联情报机构的失误，见 Glantz，Stumbling Colossus，第 254—257 页。Whaley，第 227 页，强调了各主要强国情报机构在预测巴巴罗萨行动当中所犯的普遍性的错误。

第七章　华盛顿特区，1941 年夏季

1　Robert E. Sherwood, 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 London, 1948, vol. 1, pp. 304—305;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p. 373.

2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London, 1950, pp. 330—333. Sheila Lawlor，“Britain and the Russian Entry into the War”，in Richard Langhorne（ed.），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1985），第 171—174 页，强调了尽管口头上说得很好，但丘吉尔实际上只向苏联提供了一点点援助。

3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p. 537. 这基本上反映了国务院的观点。当罗斯福决定援助苏联的时候，（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只有希望和直觉在指引他”，见 Warren F. Kimball，The Juggler：Franklin Roosevelt as Wartime Statesman（Princeton，1991），第 27 页，第 40 页。

4　On MAGIC, see 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New York, 1995, pp. 706—709.

5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 3: [1928—1945], ed. Elliott Roosevelt, London, 1952,p. 375.

6　Quoted in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1950, p. 227.

7　Waldo H. Heinrichs, Jr.,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1988, pp. 104—105, 174, 206.

8　Thomas A. Bailey and Paul B. Ry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pp. 263—264.

9　Winston S. Churchill, Great War Speeches, paperback edn., London, 1957, p. 109.

10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41.

11　Quoted in Robert A.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65, p. 123.

1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41.

13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03—304.

14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38; and James M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 London, 1971, p. 104.

15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09.

16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Henry L. Stimson Diaries 1909—1945, Reel 6, entry for 2.7.41; also in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p. 371.

17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38.

18　Harold L. Ickes,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vol. 3: The Lowering Clouds 1939—1941, New York, 1955, pp. 557—558.

19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42.

2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542—546.

2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09.

22　Joseph E. Davies, Mission to Moscow, New York, 1941, p. 488.

23　Davies, pp. 494—495, 497; also printed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06—309.

2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560—561; Burns, pp. 114—115.

25　Quotations from Ickes, vol. 3, pp. 592—593.

26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61.

2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545, 558—563; Freidel, p. 374. 英国在 1941 年 8 月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北冰洋运输船队，但英国的帮助作用也不大。但是从 1942 年开始，运往苏联的物资在帮助苏联抗战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8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19.

29　Kimball, The Juggler, pp. 22, 31—34, 36.

30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13—322;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77—378, for Hopkins’s talks in London.

3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24—349, for the Moscow visit; p. 325, for the hat.

32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29.

33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37.

34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35—342, 347.

35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42—344.

36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50;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 381.

37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129.

38　Freidel, p. 375.

39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p. 174—175;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417—419, for the British contribution.

40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96.

41　Ickes, vol. 3, p. 620.

42　Freidel, p. 376.

4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18—81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99—400; Freidel, p. 376. 当租借法案在 1941 年初第一次提交给国会的时候，已经引起国会中不愿意援助苏联的人的反对，见 Warren F. Kimball，The Most Unsordid Act：Lend-Lease 1939—1941（Baltimore，1969），第 189 页。

4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60; Freidel, p. 376.

45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44.

46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38;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New York/Oxford, 1999, pp. 486—487;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NC, 1982, p. 212; Mark A.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London, 2000, pp. 47, 49, 50, 55; substantial extracts from the text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pp. 413—423.

47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44.

48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 3, p. 378.

49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539, 579.

50　Burns，第 104 页；Stimson Diaries，Reel 6，entries for 6—7 July 1941，显示了诺克斯对罗斯福缺乏勇气的表现的沮丧与失望。

51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110; Freidel, p. 383.

52　Quoted in Burns, p. 105.

53　Joseph P. Las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1939—1941. The Partnership that Saved the West, New York, 1976, pp. 341—342.

5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76; Ickes, vol. 3, p. 571.

55　Bailey and Ryan, p. 155.

56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3: The Ever-Widening War, 1941, ed. Martin Gilbert, London, 2000, p. 914 (9.7.4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78.

57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08.

58　Burns, p. 105. 美国在 1941 年 7 月也开始在远东实施石油禁运，这也使 1941 年 7 月可以被视为美国战略思维和外交政策当中的转折点。See Davi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2001, p. 143.

59　Ickes, vol. 3, p. 571; Bailey and Ryan, p. 156.

6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77.

6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78. See Lash, p. 343, for the muted isolationist protest.

62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67.

63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67—369;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570—574;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p. 129—131.

64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68.

65　Stimson and Bundy, p. 37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574.

66　Quoted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68.

67　Quoted in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169.

68　Both quotations in Lash, p. 391.

69　See Lash, p. 392.

70　Extensive coverage of the conference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50—366;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85—40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663—692; Lash, pp. 393—400;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p. 148—161; and, especially, Theodore A. Wilson, The First Summit.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at Placentia Bay 1941, London, 1970.

7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670—677; Wilson, pp. 112—113, 117, 119, 163—166, 215, 241—244.

72　Freidel, p. 386.

7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88—389;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56; Wilson, pp. 88, 160—163;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p. 157.

74　Wilson, p. 144.

75　Wilson, p. 145.

76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16; Freidel, p. 392;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143.

77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164.

78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p. 286.

79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17.

80　引自 Reynolds，Anglo-American Alliance，第 214—215 页（作者在这里指出，丘吉尔的某些内阁同僚对他乐观的话有些疑惑)；Dallek，第 285 页。

81　Text i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93—39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687—688; and Wilson, p. 206.

82　See Wilson, pp. 174, 260—262.

8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84, 394 (for the quotation); Wilson, pp. 108—111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service.

84　Quoted in Wilson, p. 111.

85　Wilson, p. 203.

86　Freidel, p. 385.

87　Wilson, pp. 210—211; text i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pp. 395—396.

88　Wilson, p. 203;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159.

89　Wilson, pp. 212, 214.

90　See Wilson, pp. 223—224 and 231—234, 266—267, for rea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91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69.

92　Freidel, p. 389.

93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74.

94　Bailey and Ryan, pp. 168—173.

95　Bailey and Ryan, pp. 173—174.

96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ed. Samuel I. Rosenman, vol. 10 (1941), New York, 1950, pp. 374—383; Bailey and Ryan, pp. 175—176.

97　Bailey and Ryan, pp. 171, 173, 175.

98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p. 371—373 (quotation p. 373). 史汀生告诉霍普金斯，总统没有询问过他对讲话有什么意见建议，但是他认为“除非总统愿意说一些真正强有力的话语，否则最好还是别说”。当史汀生听完总统的演说之后，认为这个讲话是他做的最有决定性的演讲，见 Stimson Diaries，Reel 7，entries for 9—10.9.41。在赫尔的回忆录当中，他提到，在 10 日晚上，他认同总统“应该明确强调指出我们在大西洋上的海军舰船，将对任何胆敢在我们的防御水域试图拦截商船的轴心国潜艇或者水面舰船开火”，见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vol. 2，第 1047 页。

99　Lash, p. 417.

100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10, pp. 384—392; FDR’s Fireside Chats, ed. Russell D. Buhite and David W. Levy, New York, 1992, pp. 189—196.

101　FDR’s Fireside Chats, pp. 188—189.

10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742, 746.

103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6.

104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 168.

105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7; Lash, p. 419.

106　Bailey and Ryan, pp. 177 n. and 182 n.

107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7.

108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7.

109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9.

110　FDR’s Fireside Chats, p. 196.

111　尽管如此，罗斯福利用误导性信息绕过国会的行为，即使是处于好的目的，也给后来的越南战争开了先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Lash，第 420—421 页）。

112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49.

113　Quoted in Dallek, p. 289. 迪文评论说，“公众（对开始护航的）反应非常积极，罗斯福本应该在坚定的公众支持下提前好几个月开展护航行动”。但是这个话没有考虑到美国民意基本的两极化态度，而总统感觉到了。其实，在他的书的同一页上就写着反映民意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Divine，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第 144 页)。

11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51.

115　Bailey and Ryan, pp. 188—191.

116　Bailey and Ryan, pp. 191—192, 195—196.

117　Bailey and Ryan, pp. 196—197.

118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19; Nicholas John Cull, Selling War. The British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American ‘Neutralit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1995, pp. 170—173.

119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10, pp. 438—445.

120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vol. 10, pp. 444—445.

121　Quoted in Dallek, p. 289.

122　Freidel, p. 394; Bailey and Ryan, p. 208;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146.

123　Hull, vol. 2, p. 943.

124　参议院外交事务方面的主要参议员们告诉罗斯福总统，虽然他们认为大多数议员赞成修法，但是仍会有长时间的辩论，而且孤立主义议员会故意拖延表决过程（Lash，第 426 页）。

125　Hull, vol. 2, pp. 1046—1047.

126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80.

12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52.

12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752—756;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81.

129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146.

130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383.

131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57.

13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58; 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p. 147.

133　See Dallek, p. 292.

134　Quoted in Bailey and Ryan, p. 209.

135　See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18.

136　Some of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 presented in Bailey and Ryan, pp. 260—263;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218; and Reynolds,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p. 157.

137　这个观点在 9 月底斯塔克海军上将关于是否推动修改中立法案的备忘录里得到明确表述。但是，斯塔克一直在敦促美国直接参战，他认为美国应该尽快对德作战，就算同时不得不和日本开战也在所不惜（引自 Sherwood，White House Papers，vol. 1，第 381 页)。但是我们看到，罗斯福不准备这样做。

138　Quoted in Dallek, p. 289; and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 353 n. 114.

139　Reynolds,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219—220.

14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923; Kennedy, pp. 487—488.

141　Kennedy, p. 487.

142　Quoted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415.

143　在 1941 年秋天，罗斯福似乎还认为，如果苏联能坚持住，他可以不用派部队前往欧洲作战，他把向苏联提供援助视为代替美国地面部队的一种方式。但是，陆军认为如果不部署美军，苏联和英国无法击败德国。所以援助英苏的目标是帮助他们坚持抵抗，直到美国完成军备重整，能够投入战争为止。因为租借法案给苏联运去了能够装备 101 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美军在欧洲部署的规模比胜利计划预见的要小（Stoler，第 55—58 页，第 285 页注释 64）。

144　Quoted in Sherwood, White House Papers, vol. 1, p. 419.

第八章　东京，1941 年 8 月

1　Nobutaka Ike (e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s, Stanford, Calif., 1967, p. 72.

2　关于日本对北进计划的讨论，参见 Hosoya Chihiro，“Northern Defence”，in James William Morley（ed.），The Fateful Choice：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New York，1980），第 94—112 页。关于海军在南进计划中的立场，参见 Tsunoda Jun，“The Navy’s Role in the Southern Strategy”，第 287—295 页。

3　Figures in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London, 2001, p. 400.

4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New York, 1987, p. 148;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Japan’s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41, Columbia, NY, 1994 (translated essays of Tsunoda Jun, based upon Japanese documentation), p. 159.

5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NC, 1982, pp. 234—236; William Carr, Poland to Pearl Harbo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p. 153; Iriye, Origins, pp. 149—150.

6　Iriye, Origins, p. 147.

7　Iriye, Origins, pp. 148—149.

8　Bix, p. 401.

9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 Wolfson Microfilm 431, Diary of Marquis Kido Koichi, doc. no. 1632W (63) 31.7.41, (63) 2.8.41, (66) 7.8.41; Carr, pp. 154—155.

10　Herbert Feis,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1950. 上面这本书评论说（第 244 页）：“从此以后，油表和钟表并排摆在一起，每一次指针的跳动都把决定的时刻又拉近了一步。”后面他用类似的比喻（第 270 页）说：“时间成为两国政府战略的计量仪，但是，一国对时间的流逝无所谓，另一个国家对每分每秒的流逝都感到抓狂。”

1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5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41, vol. 2 [= Japan II], Washington, 1943, pp. 549—50.

12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 Wolfson Microfilm 437, copied from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Record Group 243: Records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File 1d (10), Memoirs of Prince Konoye [Konoe] [=Konoe Memoirs] March 1942, fols. 29—30.

13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79.

14　Yoshitake Oka, Konoe Fumima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okyo, 1983, pp. 139—140.

15　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New York, 1970, Modern Library edn., 2003, p. 100; Ike, p. 151 and n. 35; Feis, p. 282.

16　Bix, pp. 403—404;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81.

17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80—181.

18　Konoe Memoirs, fols. 30—31; Oka, p. 139; Robert J. C. Butow,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Princeton, 1961, pp. 243—4; Roger D. Spotswood, ‘Japan’s Southward Advance as an Issue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0—1941’,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4, pp. 398—401.

19　Quotations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80.

20　Iriye, Origins, p. 157;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81. 关于野村的外表与性格，参见 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1948），vol. 2，第 987 页；Toland，The Rising Sun，第 67 页；Gordon W. Prange，At Dawn We Slept：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London，1982），第 6 页。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vol. 4: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1956 [= FRUS, 1941], p. 359; also quoted in Carr, pp. 154—155. Hull，vol. 2，第 1014—1015 页，显示国务卿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南部以后认为日美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

22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82.

23　Iriye, Origins, p. 156.

24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91. 关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对日战略上的不同侧重点，见 Waldo H. Heinrichs，Jr.，Threshold of War：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New York/Oxford，1988），第 152—155 页；Feis，第 256—257 页。

25　Konoe Memoirs，fol. 33；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vol. 3（Washington, 1977），附录第 A38—A39 页；Hull，vol. 2，第 1019—1020 页；Morley，The Final Confrontation，第 183—184 页；Reynolds，Anglo-American Alliance，第 239 页（这本著作说明了罗斯福从普拉森提亚湾回来以后，在国务院的建议下改变了立场）。

26　Japan II, p. 565; also quoted in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93; Grew’s subsequent dispatch is in FRUS, 1941, vol. 4, pp. 382—383. See also Joseph C. Grew, Ten Years in Japan, New York, 1944, pp. 416—421; Hull, vol. 2, p. 1025; Waldo H. Heinrichs, Jr., American Ambassador. 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 Boston, 1966, pp. 309—312, 337—343; and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86—187.

27　Ike, pp. 124—125.

28　Konoe Memoirs, fol. 35.

29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pp. 700—701; Oka, p. 14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85.

30　Hull, vol. 2, p. 102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0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85—188; Oka, pp. 141—142.

3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65, 169, 364—366 (appendix 6); Ike, pp. 135—136; Iriye, Origins, p. 159.

32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65.

3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66.

34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69.

35　Ike, pp. 129—13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67—274.

36　Bix, p. 410.

37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 Wolfson Microfilm 431, Diary of Marquis Kido Koichi, doc. no. 1632W (67), 5.9.41; Oka, pp. 145—146.

38　Bix, pp. 412—41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74; Konoe Memoirs, fols. 40—41.

39　Bix, p. 410. 比克斯认为，天皇面临着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策”，他“当时有其他的选择”，比如选择从印度支那撤军和失去攫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的机会，至少会得到海军高级将领当中一些人的同意；因此，裕仁是出于自主意识，主动选择了战争之路。

40　Kido Diary, doc. no. 1632W (68), 6.9.41; Bix, p. 413;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98.

41　The following (except where otherwise referenced) all from Ike, pp. 138—151.

42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72.

43　Kido Diary, doc. no. 1632W (68), 6.9.41; Konoe Memoirs, fol. 41; Bix, p. 414;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17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99; Oka,pp. 146—147.

44　Quoted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70—171.

4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03.

46　Konoe Memoirs，fol. 42；Japan II，第 604—606 页；Grew，第 425—428 页（6.9.41）；Oka，第 148—149 页；Toland，The Rising Sun，第 100—102 页（部分基于对近卫不知名的情妇的访问）；Hull，vol. 2，第 1028—1031 页；Heinrichs，American Ambassador，第 346 页；Langer and Gleason，The Undeclared War，第 716 页；Heinrichs，Threshold of War，第 185—186 页。David Bergamini，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New York，1971），vol. 2，第 1019 页,此书中是伊藤的女儿负责提供饮食。Feis，第 271 页，提到了“主人家的女儿”。近卫回忆，这次会谈持续了 1 个半小时，格鲁（第 425 页）记录，会谈持续了 3 小时。赫尔要格鲁在和日本领导人打交道的时候保持警惕。他在 9 月 9 日给大使发电：“虽然在华盛顿和日本人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务院不反对你在东京进行平行会谈，以弄清日本政府的意图，但是鉴于总统对这个问题保持密切关注，只有在华盛顿这里，我们才能就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协议。” 关于赫尔的“四项原则”，见 Hull，vol. 2，第 994—995 页。

47　Konoe Memoirs, fol. 36;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704—70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189, 194; Carr, p. 156.

48　The‘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3, appendix, pp. A88—A90; Iriye, Origins, p. 163; Ike, p. 169.

49　Ike, pp. 170—171. 格鲁在 9 月 22 日会见丰田时，表达了自己的消极情绪（Grew，第 432—434 页）。

50　Iriye, Origins, p. 163.

51　See Ike, pp. 155—156.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经过商讨，“就《帝国国策执行纲要》问题，在为 9 月 6 日御前会议上回答问题而准备的参考资料”中，规定了决定和战的最后期限（Ike，第 152—163 页）。

52　Kido Diary, doc. no. 1632W (71), 26.9.41; Oka, pp. 150—151; Ike, pp. 176—178;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0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09.

53　FRUS, 1941, pp. 494—497; Japan II, pp. 656—661; Hull, vol. 2, p. 1033; Konoe Memoirs, fol. 47; Heinrichs, American Ambassador, p. 350.

54　Ike, pp. 179—180.

5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10.

56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13.

57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13—217; Iriye, Origins, pp. 164—165.

58　Konoe Memoirs, fols. 49—50;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22—22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09—111; Oka, pp. 154—156. 另见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东条关于这次会议的证词（细节上略有不同），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Part III），Japanese Monographs，147，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appendix 6（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7/147app06.html）。

59　Konoe Memoirs, fols. 50—51;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11—112; Oka,pp. 155—156.

60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27; Bix, p. 417; Oka, p. 15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12—113.

61　Iriye, Origins, pp. 165—166.

62　Oka, pp. 156—157.

63　Konoe Memoirs, fols. 85—86.

64　Konoe Memoirs, fols. 52—53; Kido Diary, doc. no. 1632W (79—82, quotation 80);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30—245; Butow, pp. 285—301, 308;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13—118; Bix, pp. 418—419; Oka, pp. 157—159; Feis,pp. 285—286.

65　Takashi Ito, Tadamitsu Hirohashi and Norio Katashima (eds.), The Secret Documents of Prime Minister Tojo. Record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General Hideki Tojo [in Japanese], Tokyo, n.d., p. 478.

66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39.

67　Kido Diary, doc. no. 1632W (81), 17.10.41; Butow, pp. 301—302; Feis, pp. 286—287;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41, 243—424; Toland, The Rising Sun,p. 118.

68　Butow, pp. 302—30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46—247.

69　Iriye, Origins, pp. 168—170.

70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42—843; Carr, p. 161;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pp. 304—305.

71　Hull, vol. 2, p. 1054. 另一方面，在东京的格鲁大使一开始并不悲观，他确信东条英机能控制住陆军，并让它接受妥协，见 Grew，第 460 页（20.10.41）；Heinrichs，American Ambassador，第 354 页。在 1941 年 10 月 18 日，由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汉密尔顿写的国务院对东条内阁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负面的。汉密尔顿写道：“我们不相信日本新内阁会拒绝通过谈判解决日本的国际关系僵局。但是，如果谈判没有结果或者失败，我们不应由于缺乏准备或者没有部署好部队，而丧失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选择。” （FRUS，1941，第 522—523 页。）这和格鲁的观点一致。Grew，第 469—470 页（3—4.11.41），他说日本明显准备“在和平谈判失败的时候执行替代方案”。

7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45—846 (memorandum of the Joint Board of the Army and Navy, 5.11.41). See also Carr, p. 161.

7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49.

74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47.

7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48—249.

76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49.

77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52.

78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50.

79　Ike, p. 195.

80　Ike, p. 188.

81　Ike, p. 191. 这是有先见之明的。关于日本的计划缺陷，还有持久战中日本预计需要的物资和海运能力跟实际的能力之间越来越大的缺口，见 Morley，The Final Confrontation，第 267—303 页。

82　Ike, pp. 191—192, 195. 东条英机在战后作证说，生产出最低限度满足要求的合成油料需要 4 到 7 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日本只能依靠原油储备，而日本的储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见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Part III），Japanese Monographs，147，appendix 7（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7/147app07.html）。

83　Ike, p. 198.

84　Ike, pp. 197—198.

85　Ike, pp. 198—199.

86　后文所有会议发言，除非另有标注，都引自 Ike，第 199—207 页。

87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55—258;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24.

88　Text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68—369 (appendix 9).

89　Text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70 (appendix 9); and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878.

90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63—264.

9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264—245. 在 1945 年，东条英机回顾从前，虽然想要为自己辩护，但是确也有几分道理地指出，他要试图在这最后关头避免战争，机会非常渺茫，见 Sheffield University Library，Translation of Japanese Documents [prepared for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Wolfson Microfilm 306，Togo Memoirs, April—August 1945，fol. 1。

92　Bix, p. 424.

9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66;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30.

94　以上会议发言除非另有出处，都引自 Ike，第 208—239 页。

95　Iriye, Origins, pp. 177—178.

96　Grew, pp. 468—469 (his report to Washington, 3.11.41; almost identical wording in his diary entry, 4.11.41); Japan II, pp. 703—704.

97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29, 136.

98　Hull, vol. 2, p. 1062.

99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29—130.

100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85; and see Bergamini, vol. 2, pp. 1020—10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本五十六虽然反对和美国开战，但是他早在 1940 年 11 月就构思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大胆方案，并引起天皇的注意。天皇对此很感兴趣。裕仁在 1941 年 1 月下令对此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而结论是此方案虽然非常危险，但有成功的希望（Bergamini，vol. 2，第 954—955 页与注释 1）。消息肯定走漏了（参见 Prange，第 31 页），因为格鲁大使在 1941 年 1 月 27 日已经向华盛顿报告说：“此间有传闻说，一旦和美国的关系破裂，日本计划全力以赴对珍珠港进行突然袭击。”（Grew，第 368 页）。See also Hull, vol. 2, p. 984; FRUS, 1941,p. 17. For a pen-picture of Yamamoto, see Mark Weston, Giants of Japan. The Lives of Japan’s Greatest Men and Women, New York/Tokyo/London, 1999, pp. 190—200.

101　Iriye, Origins, pp. 170—171.

102　Quoted in Feis, p. 296; and (with slightly varied translation) Bergamini, vol. 2,p. 1041.

103　Bix, p. 42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265.

104　Bix, pp. 421—422.

105　Examples in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32—135. 第 133 页的注释显示，这并不是故意的错误解读。另见 Butow，第 335 页与注释 38，显示这些错误解读并没有歪曲日本的真实意图。

106　Hull, vol. 2, pp. 1056—1057, 1060.

107　关于美国国务院对日本的态度与格鲁对日本的态度之间的差别，见 Grew，第 468—469 页（3.11.41）；Morley，The Final Confrontation，第 310—311 页。

10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55—866; Japan II, pp. 729—737; Hull, vol. 2, pp. 1058—1062; Feis, pp. 303—305.

109　Feis, pp. 307—30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63—864; Ike,p. 251 (Togo’s report to the Liaison Conference of 20.11.41); Hull, vol. 2,pp. 1063—1064;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01—305.

110　Hull, vol. 2, pp. 1069—1071 (quotation p. 1070); and Butow, pp. 336—338. Langer and Gleason，The Undeclared War，第 880 页，都“对赫尔对待日本所提出的建议的愤怒持批评态度，因为日本的建议和国务院本身的建议有很多相似之处”。Spotswood，第 450—451 页，为赫尔的判断辩护，主要是因为日军在印度支那的数量不减反增。

111　FRUS, 1941, pp. 635—636 (final draft pp. 661—664);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81—882.

112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872.

113　Hull, vol. 2, pp. 1072—1073.

114　FRUS, 1941, pp. 640, 650—651, 655—656, 659—661, 666;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p. 209—211.

115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4, Washington, 1978, appendix, p. A89. 总统在 11 月 25 日告诉他的亲信助手们：“我们可能在下周一（12 月 1 日）遭到日本进攻，因为日本人出了名的喜欢搞突然袭击，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困难在于“我们怎样能让日本人先开第一枪，可是又不能让我们自己面临太多危险”（Yale University Library，Henry L. Stimson Diaries 1909—1945，Reel 7，entry for 25.11.41）。

116　FRUS, 1941, pp. 660—661; Stimson Diaries, Reel 7, entry for 26.11.41.

117　FRUS, 1941, p. 665.

118　Hull, vol. 2, p. 1081.

119　Hull, vol. 2, pp. 1074—1076, 1082;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40—14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05—307, 309; Carr, p. 163;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 pp. 208—212; Stimson Diaries, Reel 7, entry for 27.11.41.

120　Japan II, pp. 766—770; text also in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pp. 896—897; and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II), Japanese Monographs, 147, appendix 9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47/147app09.html). 这些比 6 个月以前 6 月 21 日的建议要苛刻多了，见Japan II，第 483—485 页，而那份建议本身已经被描述为“只是对国务卿赫尔经常重复的国际关系原则的毫不妥协的重复”（Langer and Gleason，The Undeclared War，第 632 页）。

12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13—315, 317—318;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893, 898; Hull, vol. 2, pp. 1081—1084; Carr, pp. 163—164; Bix, p. 428.

122　Quoted in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43.

123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13.

124　见东条英机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他说，当时美国的建议被看做是一份最后通牒，“所有人都被它的苛刻惊呆了”，见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Part IV），Japanese Monographs，150，appendix 3（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50/150app03.html）。东乡茂德在 11 月 28 日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中说，它是 “侮辱性的”，“非常出乎预料和极为令人遗憾”（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vol. 4，第 84—86 页，附录第 A118 页）。野村两天前也说，当赫尔把十点要求送到他和来栖面前的时候，他们都被惊呆了（vol. 4，附录第 A102—A103 页）。

125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45.

126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15—317; Ike, pp. 256—257.

127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20.

128　Bix, p. 430;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76—179;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24—326.

129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V), Japanese Monographs, 150, appendix 4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50/150app04.html).

130　Bix，第 430—431 页；Iriye，Origins，第 182 页；Ike，第 262—263 页（这本书将舰队出航的时间错写成了早上 6 点）；Morley，The Final Confrontation，第 332 页；Prange，第 390 页；Bergamini，vol. 2，第 1057—1059 页。

131　Ike, p. 261 and n. 46;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27;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79.

132　Quoted in Bix, pp. 430—431.

133　Bix, p. 431.

134　Ike, p. 271.

135　Ike, p. 279.

136　Ike, p. 282.

137　Ike, pp. 282—283; Bix, p. 433.

138　Butow, p. 363;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82.

139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8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23.

140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44;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4, appendix, pp. A130—A134.

141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29.

142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38.

143　Robert E. Sherwood, 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 London, 1948, vol. 1, p. 430; also quoted in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44;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194.

144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193—194, 198—199; Bix, p. 436.

145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44; Iriye, Origins, p. 183.

146　前一年 7 月进行的一项有先见之明的调查，其实已经提出了日本利用航空母舰发动空中打击的可能性，指出需要加强珍珠港的防御（Prange，第 185—188 页）。此后，陆海军联合设计了保卫珍珠港的夏威夷防务计划，以预防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这是个非常好的计划（Toland，The Rising Sun，第 195 页）。似乎没有人想起格鲁大使去年 1 月份的警告 （Grew，第 368 页）。

14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926—927 (and p. 911); Iriye, Origins, p. 183;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45; Heinrichs, Threshold of War,p. 216.

148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201—202;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p. 334—335, 344—345.

149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38.

150　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New York, 1995, p. 872;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221, 235; Dallek, p. 311; Gerhard L.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pp. 260—261.

151　Letter to Sasakawa Ryochi, 24 January [1941], appended as a last folio to the Konoe Memoirs.

152　总有阴谋论说美国政府事先知道进攻来临，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让灾难性的进攻降临，这样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宣战理由。这种阴谋论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开始出现，从来也没有彻底平息过。普兰格仔细分析了美日双方关于珍珠港事件前加强防备的材料（参见 Prange，第 725—738 页，这个总结性章节中的评论）；Roberta Wohlstetter，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Stanford, Calif.，1962），第 382—396 页，分析了美国情报。这些研究毫不含糊地指出，判断错误，而不是阴谋诡计，才是事件背后的原因。最近的研究更证实了这个结论，见 Richard J. Aldrich，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Britain，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Cambridge, 2000）。同时这本书（第 68—84 页）还驳斥了另一个版本的阴谋论，即丘吉尔事先知道袭击珍珠港，但是欺瞒了美国人。

153　Toland, The Rising Sun, p. 227. 当木户在皇宫中听到这个“伟大的消息”时，他“觉得简直是天助我也”，见 Kido Diary，doc. no. 1632W（90），8.12.41。

154　Bix, pp. 436—437; text of the Imperial Rescript on the Declaration of War,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V), Japanese Monographs, 150, appendix 7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50/150app07.html).

155　Hull, vol. 2, pp. 1095—1097 (quotation p. 1096);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38;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4, p. 101; Toland, The Rising Sun, pp. 224—225. Nomura’s description is in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 IV), Japanese Monographs, 150, appendix 6 (http://www.ibiblio.org/pha/monos/150/150app06.html).

156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p. 407; Bergamini, vol. 2, p. 1096; Carr, p. 166.

157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p. 938—939.

158　Nazli Choucri, Robert C. North and Susumu Yamakage, The Challenge of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After, London/New York, 1992, pp. 37—38, 40—43, 118—120, 132—137.

159　See Paul W. Schroeder,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1, Ithaca, NY, 1958, pp. 203—208. Carr，第 157 页，提出了相似的问题，然后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尤其是像罗斯福这样对民意非常敏感的总统——可以在沸腾的民意面前向后转……任何向日本屈膝投降的一点点暗示都会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气产生重大打击。”

160　关于这个问题，见 Feis，第 274—275 页，作者中肯地评论道，近卫“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都是他自己主持的会议上制定的政策的囚徒”。“他不可能绕过这些政策，也不可能在绝望中抛弃这些政策。他整个的政治生涯证明了这一点。”

161　See, for instance, Toland, The Rising Sun, notes to pp. 141 and 145; and Morley,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p. 319.

162　See Langer and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p. 721.

163　See Iriye, Origins, pp. 178—179.

第九章　柏林，1941 年秋季

1　Sebastian Haffner, Von Bismarck zu Hitler. Ein Rückblick, paperback edn., Munich, 1989, p. 293. See also Enrico Syring, ‘Hitlers Kriegserklärung an Amerika vom 11. Dezember 1941’,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er Zweite Weltkrieg. Analysen, Grundzüge, Forschungsbilanz, Munich/Zurich, 1989, p. 683.

2　Max Domarus (ed.),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Wiesbaden, 1973, p. 1809.

3　Text in Domarus, p. 1808 n. 543; and DGFP, 13, doc. 577, pp. 1004—1005; see also Paul Schmidt,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ühne 1923—45. Erlebnisse des Chefdolmetschers im Auswärtigen Amt mit den Staatsmännern Europas, Bonn, 1953, p. 554.

4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Auswahl aus den geheimen Lageberichten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9—1944, ed. Heinz Boberach, Neuwied/Berlin, 1965, p. 198.

5　Harry W. Flannery, Assignment to Berlin, London, 1942, p. 291.

6　Mein Tagebuch. Geschichten vom Überleben 1939—1947, ed. Heinrich Breloer, Cologne, 1984, p. 64.

7　‘Inside Germany Report’ for December 1941, cited in Philipp Gassert, Amerika im Dritten Reich. Ideologie, Propaganda und Volksmeinung 1933—1945, Stuttgart, 1997, p. 321.

8　Wilm Hosenfeld, ‘Ich versuche jeden zu retten’. Das Leb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ed. Thomas Vogel, Munich, 2004, p. 561.

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I, vol. 2, Munich, 1996, p. 453 (8.12.41).

10　Nicolaus von Below, 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 Mainz, 1980, p. 296.

11　Karl Dönitz, Memoirs. Ten Years and Twenty Days, New York, 1997, p. 195.

12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Presidio edn., Novato, Calif., n.d., p. 208.

13　Warlimont, p. 203.

14　Warlimont, p. 50.

15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p. 160.

16　Ernst von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Munich/Leipzig/Freiburg, 1950, p. 328.

17　就算到了 1945 年 2 月 24 日这么晚的时候，希特勒仍说，美国“广阔的土地”“足以吸纳它的人民的所有精力”，是德国应当在欧洲效仿的榜样，以“确保德国在一片和它的人口相适应的土地上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因为“伟大的人民需要伟大的土地”，见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February—April 1945，ed. François Genoud，（London，1961），第 88 页。关于这一材料的文本问题，参见 Ian Kershaw，Hitler，1936—1945：Nemesis（London，2000），第 121 页，第 1024—1025 页。

18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ed.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vol. 3, part 1, Munich, 1994, p. 161 (18.10.28).

19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vol. 4, part 1, p. 417 (25.6.31).

20　后面段落的观点出自下面有益的分析，Gassert，第 87—103 页。

21　Gassert, pp. 34—36.

22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pp. 96—97, 99.

23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876—880th printing, Munich, 1943, pp. 722—723; trans. Ralph Mannhei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C. Watt, paperback edn., London, 1973, pp. 582—583.

24　Dietrich Aigner, ‘Hitler und die Weltherrschaft’,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armstadt, 1978, p. 62.

25　See Gassert, pp. 95—96; and Gerhard L. Wein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36, Chicago/London, 1970, p. 21; Gerhard L. Weinberg, ‘Hitler’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9 (1964), p. 1009.

26　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d. Gerhard L. Weinberg, New York, 2003, p. 112.

27　Hitler’s Second Book, pp. 116—117.

28　这些据说是希特勒对美国的评论，出自以下不可信的来源，Edouard Calic，Unmasked：Two Confidential Interviews with Hitler in 1931（London, 1971），与 Hermann Rauschning，Hitler Speaks（Londo，1939），它们都不能被看做是真实可信的信息。

29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issing Years, paperback edn., New York, 1994, p. 188.

30　Gassert, pp. 93—94; Andreas Hillgruber, ‘Der Faktor Amerika in Hitlers Strategie 1938—1941’,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11 May 1966, p. 4; Weinberg, ‘Hitler’s Image’, pp. 1010—1012.

31　Weinberg, Diplomatic Revolution, pp. 133—158, esp. pp. 145, 149, 157.

32　关于德国对美国看法的详细研究，见 Gassert，第 183—246 页。

33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ed. Karl-Heinz Minuth, vol. 1, Boppard am Rhein, 1983, p. 317; and see Gassert, pp. 183—184.

34　IMT, vol. 25, pp. 402—413, doc. 386-PS; trans.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A Documentary Reader, vol. 3, Exeter, 1988, pp. 680—687.

35　DGFP, 1, doc. 423, p. 656; Hillgruber, ‘Amerika’, p. 7. 关于这一主要针对日本的“隔离演说”，见 Robert Dallek，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1979），第 148 页。

36　Gassert, pp. 246—259.

37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p. 314; Gassert, pp. 258—259.

38　Saul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New York, 1967, pp. 8—9.

39　Adam Tooze,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p. 283.

40　Wilhelm Treue (ed.), ‘Rede Hitlers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10. November 193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p. 191.

41　DGFP, 4, doc. 158, p. 192;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9.

42　Domarus, p. 1058;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 1049. And see Tooze,pp. 283—284.

43　Dallek，第 181 页，罗斯福的评论是私下做出的，但是被泄露给了媒体；关于德国宣传部门对罗斯福的话的反应，见 Gassert，第 261 页。

44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 pp. 84—85;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New York, 1948, vol. 1, p. 621.

45　Below, p. 161.

46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87.

47　Domarus，第 1166—1079 页，记录了部分希特勒对罗斯福公开信的“回应”。

48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 vol. 6, Munich, 1998, p. 332 (29.4.39). See Gassert, pp. 263—266 fo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speech within Germany.

49　William L. Shirer, Berlin Diary, 1934—1941, paperback edn., London, 1970,p. 133. 夏伊勒认为希特勒的话会在美国孤立主义者当中引起共鸣，他说对了。See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89.

50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50—51; Gassert, pp. 271—277.

51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61, 65.

52　KTB d. OKW, vol. 1, 1965, p. 108E; Hillgruber, ‘Amerika’, p. 8.

53　DGFP, 8, doc. 172, p. 180 (1.10.39); doc. 405, pp. 470—471 (1.12.39); Hillgruber, ‘Amerika’, p. 9.

54　DGFP, 7, doc. 378, p. 377 (28.8.39); Hillgruber, ‘Amerika’, p. 9.

55　Below, p. 200.

56　Franz Halder,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1: Vom Polenfeldzug bis zum Ende der Westoffensive (14.8.1939—30.6.1940),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2, pp. 86—90.

57　DGFP, 9, doc. 192, p. 277; Hillgruber, ‘Amerika’, p. 9.

58　Quoted in Langer and Gleason, Challenge, p. 516.

59　DGFP, 10, doc. 199, pp. 259—260; Hillgruber, ‘Amerika’, p. 12.

60　Wolfgang Michalka, ‘From the Anti-Comintern Pact to the Euro-Asiatic Bloc. Ribbentrop’s Alternative Concept of Hitler’s Foreign Policy Programme’, in H. W. Koch (ed.), Aspec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5, pp. 281—282.

61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125.

62　Gassert, p. 281.

63　Gassert, pp. 284—286.

64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p. 162.

65　DGFP, 11, doc. 633, pp. 1061—1062.

66　Friedländer, p. 172.

67　Domarus, p. 1661.

68　KTB d. OKW, vol. 1, pp. 257—258; also quoted in Andreas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 3rd edn., Bonn, 1993, p. 364.

69　Fuehrer Conferences, p. 172.

70　Quoted in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175.

71　Quoted in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175 n. 1.

72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ed. Hildegard von Kotze, Stuttgart, 1974, p. 99 (24.3.41).

73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203.

74　Fuehrer Conferences, p. 199 (22.5.41);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205—208; Thomas A. Bailey and Paul B. Ry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pp. 122—129.

75　Bailey and Ryan, pp. 129—132, 138—144.

76　Fuehrer Conferences, p. 218 (6.6.41).

77　Bailey and Ryan, pp. 148—149.

78　Fuehrer Conferences, pp. 219—220 (21.6.41).

79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ed. Walther Hubatsch,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5, p. 121.

80　DGFP, 12, doc. 78, pp. 144—145.

81　See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196, 202.

82　DGFP, 12, doc. 281, p. 382.

83　DGFP, 12, doc. 222, pp. 388—392.

84　DGFP, 12, doc. 266, pp. 455—456.

85　DGFP, 12, doc. 496, pp. 777—780; Ciano’s Diary 1939—1943,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7, p. 341 (12.5.41).

86　DGFP, 12, doc. 596, pp. 967—970.

87　KTB d. OKW, vol. 1, p. 996.

88　Quoted in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255.

89　Fuehrer Conferences, p. 221 (9.7.41).

90　Fuehrer Conferences, p. 222 (25.7.41).

91　Franz Halder,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3: Der Rußlandfeldzug bis zum Marsch auf Stalingrad (22.6.1941—24.9.1942),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4, p. 38.

92　Hitlers Weisungen, pp. 159—162.

93　Fuehrer Conferences, p. 199; Hillgruber, ‘Amerika’, p. 18.

94　See Eberhard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Hanover/London, 1984, p. 72.

95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die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39—1941, ed. Andreas Hillgruber,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9, pp. 292—303; and see Hillgruber, ‘Amerika’,p. 17.

96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Munich, 1996, p. 263 (19.8.41).

97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3, p. 170 (11 Aug. 1941); trans.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ed.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London, 1988, p. 506.

98　See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London, 2000, pp. 407—418.

9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pp. 236—237 (15.8.41). And for German propaganda about the Atlantic Charter, see Friedländer, pp. 268—269; Gassert, pp. 312—313.

100　DGFP, 13, doc. 209, p. 323; Friedländer, p. 267.

101　David Kahn,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0, pp. 80—83.

102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266—267, citing Bötticher’s telegram of 14 August 1941.

103　关于英国下院对丘吉尔的批评，见 John Charmley，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1993），第 448—449 页。

104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p. 263 (19.8.41).

105　Fuehrer Conferences, pp. 228—229 (22.8.41).

106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p. 275—281.

107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pp. 367—368, 370—371, 375—376 (6—8.9.41), quotation p. 376.

108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pp. 407—408 (13.9.41).

10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1, p. 417 (14.9.41).

110　Fuehrer Conferences, pp. 231—233 (17.9.41). 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在 9 月 19 日的日记里记载道，虽然罗斯福在 8 天之前就宣布美国舰船一见到德国潜艇就会开火，但是德国海军对美国仍要特别小心翼翼，见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ed. Leonidas E. Hill（Frankfurt am Main，1974），第 270 页。

111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3, p. 219 (10.9.41);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5;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 268 (6.9.41).

112　DGFP, 13, doc. 316, p. 505;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5.

113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280.

114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Munich, 1966, pp. 136, 149 (18, 21. 10.41), quotation p. 136.

115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p. 140, 145 (19—20.10.41); Bailey and Ryan, p. 202.

116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p. 216 (quotation), 223 (1—2.11.41).

117　Domarus, p. 1778.

118　Fuehrer Conferences, p. 239 (13.11.41); see also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p. 294.

119　William Carr, Poland to Pearl Harbo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 p. 143.

120　Dr Henry Picker,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ed. Percy Ernst Schramm, Stuttgart, 1963, p. 145 (10.9.41); Staatsmänner, p. 319 (conversation with Ciano, 25.10.41); Hillgruber, ‘Amerika’, pp. 4, 18.

121　DieWeizsäcker-Papiere, p. 274 (21.10.41);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p. 326.

12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180 (26.10.41).

123　DGFP, 13, doc. 434, p. 717;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5.

124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240 (6.11.41).

125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5. See also DGFP, 13, p. 745 n. 3.

126　DGFP, 13, doc. 480, p. 799; cited also in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6, with slightly varying translation; see also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306; and Gerhard Krebs, ‘Deutschland und Pearl Harbo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3 (1991), pp. 341—342. Krebs，第 327—347 页，完整记录了日本为了让德国保证会实施援助而作出的努力。

127　DGFP, 13, doc. 487, pp. 806—807;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6; Friedländer, p. 306; Klaus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Stuttgart, 1995, pp. 762—763. 不出意料，奥特把里宾特洛甫的回答解释为德国同意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规定以外的情况下——也就是日本主动挑起战争的情况下——支持日本的行动。日本对此感到松了一口气（Krebs，第 342 页）。

128　DGFP, 13, doc. 492, p. 813;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7.

129　Staatsmänner, pp. 256—257 (4.4.41).

130　Nobutaka Ike (e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s, Stanford, Calif., 1967, pp. 241—242 (12.11.41).

131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 277 (23.11.41).

13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308 (18.11.41).

133　为了庆祝 1936 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有效期延长，希特勒即将在 11 月 27 日至 29 日与各国驻柏林使节进行会谈。德国正在为这次会议做准备，这有可能是导致冈本迟迟得不到回复的原因。See Milan Hauner, Hitler. A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Time, 2nd edn., Basingstoke/New York, 2005, p. 171.

134　DGFP, 13, doc. 506, pp. 847—848; Michael Bloch, Ribbentrop,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4, p. 346.

135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4, Washington, 1978, appendix,p. A383; DGFP, 13, doc. 512, p. 870, n. 4;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79. 关于希特勒意见的真实性，见 Krebs，第 346—347 页，与 Syring，第 688—689 页。Krebs，第 369 页，引用大岛浩 11 月 29 日给东京的电报称：“我已经确认，如果美日开战，希特勒将全力支持日本。”

136　IMT, vol. 31, doc. 2898-PS, p. 268. Friedländer，第 306 页，错误地把日期写成了 11 月 10 日，并以为和奥特的对话是东条英机。

137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vol. 6, Washington, 1946, doc. 3598-PS; also quoted in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London, 1977, p. 694.

138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vol. 4, appendix, pp. A387—A388;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0. See also Carl Boyd,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O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 1992, p. 36. Syring，第 689 页（与第 695 页注释 57），并没有就历史学家争论的究竟是 12 月 1 日还是 2 日得出结论。这一点无关紧要。

139　Krebs, pp. 352—353;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p. 80—81; Bloch, p. 346.

140　Ciano’s Diary, pp. 405—406 (3, 5.12.41).

141　DGFP, 13, doc. 546, pp. 958—959;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1; Krebs,pp. 352—353.

142　Die Weizsacker-Papiere, p. 279 (6.12.41).

143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p. 327;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68 (10.12.41).

144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p. 278—279 (6.12.41).

145　Halder, Kriegstagebuch, vol. 3, p. 332 (7.12.41); trans. Halder War Diary, p. 582.

146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39 (6.12.41).

147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307.

148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p. 328. 他认为希特勒也和约德尔一样惊讶（IMT，vol. 15，第 397 页）。

149　Schmidt, p. 553.

150　Ciano’s Diary, p. 407 (8.12.41).

151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p. 279—280 (8.12.41).

15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53 (8.12.41).

153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 ED 100, Diary of Walther Hewel (8.12.41); also quoted in 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London, 1977, p. 352.

154　Franz von Papen, Memoirs, London, 1952, p. 484.

155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Verbrecher oder Offizier?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des Chefs OKW, ed. Walter Görlitz, Göttingen, 1961, p. 285. Otto Dietrich，12 Jahre mit Hitler（Munich，1955），第 85 页，也回忆了希特勒在收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后行为的变化。

156　Warlimont, pp. 207—208.

157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p. 469 (10.12.41).

158　Below, p. 296.

159　Unpublished notes and tape-recording of an interview of Wolfgang Brocke by Hans Mommsen, 25.4.97. 我很感谢莫姆森教授允许我看了这份材料。

160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p. 285.

161　Gerhard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p. 262;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2; Friedländer, p. 308.

16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p. 464—465 (10.12.41).

163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 1948, supplement B, p. 1199;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wording, also in IMT, vol. 10, p. 298; and The Ribbentrop Memoirs, p. 160.

164　See Domarus, pp. 1806—1807.

165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94 (13.12.41).

166　Domarus, p. 1807.

167　Friedlä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p. 308.

168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76 (11.12.41).

16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68 (10.12.41).

170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supplement B，第 1199 页；The Ribbentrop Memoirs，第 160 页，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只是措辞略有不同。

171　The Ribbentrop Memoirs, pp. 160, 167.

172　DGFP, 13, doc. 569, p. 994; Friedländer, p. 308.

173　DGFP, 13, doc. 562, p. 982;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2.

174　Domarus, pp. 1809—1810.

175　A point made by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6.

176　Syring, p. 691.

177　Jäckel, Hitler in History, p. 83; Syring, p. 688.

178　See Syring, p. 692; Gassert, p. 317.

179　Weizsäcker, Erinnerungen, p. 328.

180　Die Weizsäcker-Papiere, p. 280 (10.12.41).

181　See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p. 433, 439 (5—6.12.41).

18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68 (10.12.41).

183　Hillgruber, Hitlers Strategie, p. 554.

184　Dönitz, pp. 202—206. 即便如此，邓尼茨还是遗憾，在急需潜艇同时在地中海作战和保护挪威的时候，他手边可以动用的潜艇太少了。

185　Kahn, pp. 83—84.

186　见希特勒在 1942 年 1 月 3 日对大岛浩说的话。他说，如果日本和德国合作，“让英国失去印度，整个世界就会颠覆。印度是英帝国的心脏”（引自 Hildebrand，Das vergangene Reich，第 764 页)。

187　Hildebrand, Das vergangene Reich, p. 762.

188　Hull, vol. 2, pp. 1099—1100.

189　Freidel, p. 408.

190　Dallek, p. 312.

191　Freidel, p. 407.

192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1929—1945, New York/Oxford, 1999, pp. 565—569.

193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p. 330.

194　这和肯尼迪的书中（第 524 页）所暗示的不同，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正式宣战，罗斯福很可能无法抵挡住要求，把美国的战力集中在太平洋上，打击日本这个正式的敌人，而不是放在大西洋上，打击未经宣战的德国”。

195　Kennedy, p. 543; 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New York, 1995, p. 860.

196　Richard Overy，Why the Allies Won（London, 1995），第 15 页，写道：“在表面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在 1942 年初能够猜到战争最后的结局。”“表面上”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丘吉尔在后来的著作中说，他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在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参战以后，“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希特勒的命运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注定了。至于日本，他们将会被碾为齑粉。剩下来要做的，只是合理地运用占有压倒优势的力量”，见 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 3：The Grand Alliance（London，1950），第 539 页。

197　Staatsmänner, p. 329 (Hitler’s meeting with the Danish Foreign Minister, Erik Scavenius, 27.11.41). He repeated similar sentiments to his own entourage on 27.1.42 (Picker, p. 171). Both are quoted by Hillgruber, ‘Amerika’, p. 20.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 年夏秋

1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I, vol. 2, Munich, 1996, pp. 498—499 (13.12.41).

2　Helmut Krausnick and Hans-Heinrich Wilhelm, Die Truppe des Weltanschauungskrieges. Die Einsatzgruppen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38—1942, Stuttgart, 1981, p. 619.

3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d. Wolfgang Benz, Munich, 1991, p. 17.

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s.), Nazism 1919—1945. A Documentary Reader, vol. 3, Exeter, 1988, p. 1130; Mark Roseman, The Villa, the Lake, the Meeting. 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02, pp. 111—112. 目标数字包括在英国和中立国家（例如瑞士、土耳其、瑞典、爱尔兰和西班牙）的犹太人。

5　Donald Bloxham,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16.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estructio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181 (2003),pp. 141—143, 146, 186—191;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London, 2001, pp. 18—36.

6　Also pointed out by Robert S. Wistrich, Hitler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1,p. 238.

7　Naimark, p. 35.

8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2005, pp. 140, 145; Bloxham, p. 152. And see Naimark, pp. 28—30.

9　Max Domarus (ed.),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Wiesbaden, 1973, p. 1058;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 1049.

10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Briefe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Düsseldorf, 1973, pp. 360—361; trans.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hington, 1946—8, vol. 6, p. 260.

11　Eberhard Jäckel a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pp. 89—90;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1, Exeter, 1983, pp. 12—14.

12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876—880th reprint, Munich, 1943, p. 772; trans. Ralph Mannheim, Hitler’s Mein Kampf,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C. Watt, London, 1973, p. 620.

13　IMT, vol. 28, pp. 538—539.

14　关于艾希曼职业生涯的发展，参见 David Cesarani，Eichmann：His Life and Crimes（London，2004），第 1—3 章。

15　See, especially,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specifically on career opportunities, pp. 163—189.

16　Otto Dov Kulka, ‘Di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Endlösung”. Tendenzen und Entwicklungsphasen 1924—1984’,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0 (1985), pp. 628—629; and Otto Dov Kulka, ‘Critique of Judaism in European Thought. O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Modern Antisemitism’, Jerusalem Quarterly, 52 (1989), pp. 128—129. See also Saul Friedländer.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39, London, 1977, pp. 84, 87—90, for the notion of ‘redemptive antisemitism’.

17　IMT, vol. 29, pp. 145—146;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p. 1199—1200.

18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3, Munich, 1994, p. 561 (27.3.42).

19　但是这些并不支持戈德哈根在他的书里所强调的德国通向种族屠杀之路。Daniel Jonah Goldhagen，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96），第 77 页，提出了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他强调德国通向种族屠杀的独特道路，主张“消灭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流行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德国各个社会阶层当中，因为这根植于德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而且扎根于社会的道德结构之中”。

20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pp. 33—35.

21　Léon Poliakov,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vol. 4: Suicidal Europe, 1870—1933, Oxford, 1977, pp. 52—57.

22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vol.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p. 295.

23　Nipperdey, pp. 299, 305; George Moss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pp. 93—97, 112. 希特勒在 1930 年 11 月 28 日写给一位反犹主义作家的信里声称，他研究过弗里奇的著作。他认为弗里奇的书为纳粹的反犹主义运动指明了道路，见Hitler：Reden，Schriften，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ed.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vol. 4，part 1（Munich/London/New York/Paris，1994），第 133 页。

24　See Nipperdey, pp. 290, 303, and his balanced account, pp. 289—311.

25　Jäckel and Kuhn, p. 89.

26　Otto Dov Kulka，“Richard Wagner und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Bulleti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4（1961），第 281—300 页，作者在瓦格纳的写作里面找到了早期救世主式的赎罪式的反犹主义的迹象，把这作为一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基础。

27　Ulrich Herbert, ‘"Generation der Sachlichkeit”. Die völkische Studentenbewegung der frühen zwanziger Jahre in Deutschland’, in Werner Johe and Uwe Lohalm (eds.),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Hamburg, 1991, pp. 115—144; and, extensively, in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28　Peter Gay, ‘In Deutschland zu Hause…Die Juden der Weimarer Zeit’, in Arnold Paucker (ed.), Die Ju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43, Tübingen, 1986, pp. 31—43.

29　Adolf Hitler. 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ed. Werner Jochmann, Hamburg, 1980, p. 108.

30　See Martin Broszat, ‘Soziale Motivation und Fü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8 (1970), p. 403.

31　For the term, see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pp. 529—530.

32　See Karl A. Schleunes,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 Nazi Policy toward German Jews 1933—1939, Urbana, Ill., 1970.

33　Otto Dov Kulka and Eberhard Jäckel (eds.), Die Juden in den geheimen NS-Stimmungsberichten 1933—1945, Düsseldorf, 2004, pp. 372—373 (from the SD’s report on German Jewry for 1938).

34　Michael Wildt,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 bis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95, pp. 32—33.

35　Avraham Barkai, Vom Boykott zur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8, p. 156.

36　Peter Longerich (ed.), Die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nich/Zurich, 1989, p. 45;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 566.

37　关于纳粹政权对这次事件的报告，见 Kulka and Jäckel，第 304—378 页；更深入的研究，见 Martin Korb，“Deutsche Reaktionen auf die Novemberpogrome im Spiegel amtlicher Berichte”，unpubl. Magisterarbeit，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2004。

38　Kulka and Jäckel, pp. 367—368, 372—373.

39　Glówna Komisa Badania Zbrodni Hitlerowskich w Polsce [Archive of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itlerite Crimes in Poland, Ministry of Justice, Poland], Process Artura Greisera, vol. 27, fol. 167.

40　Christopher R. Browning, with contributions by Jürgen Matthäus,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Lincoln, Nebr., 2004, pp. 26—27.

41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36—43.

42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47.

43　Quoted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45.

44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62.

45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71.

46　Magnus Brechten,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unich, 1997, p. 16.

47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57.

48　Helmut Krausnick, ‘Denkschrift Himmlers über die Behandlung der Fremdvölkischen im Osten (Mai 194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 (1957), p. 197;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 932.

49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72.

50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1945, ed. Werner Präg and Wolfgang Jacobmeyer, Stuttgart, 1975, p. 252; and quoted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84.

51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83.

52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45.

53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88.

54　Helmut Heiber, ‘Der Generalplan Os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pp. 281—325.

55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ed. Hildegard von Kotze, Stuttgart, 1974, pp. 94—95.

56　Quoted in Peter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Zurich, 1998, p. 287; also in Götz Aly,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p. 269; and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103—104. See also Édouard Husson, ‘Nous pouvons vivre sans les Juifs’: Novembre 1941. Quand et comment ils décidèrent de la solution finale, Paris, 2005, pp. 71—73. 我要感谢法国的于松先生为我提供了丹纳克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出自 Centre de Documentation Juive Contemporaine (Paris)，reference DCL1—2，V-59。

57　Aly, pp. 195—201.

58　Aly, p. 200.

59　Aly, p. 268;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287.

60　Aly, pp. 270—271;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104.

61　Diensttagebuch, pp. 332—333, 336—337.

62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 vol. 9, Munich, 1998, p. 192 (18.3.41).

63　关于本段提到的事件发展，见 Ian Kershaw，Hitler，1936—1945：Nemesis（London, 2000），第 353—360 页。

64　KTB d. OKW, vol. 1: 1. August 1940—31. Dezember 1941, 1965, p. 341.

65　Aly, p. 270.

66　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1969, p. 330.

67　See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p. 243—247.

68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 251.

69　Domarus, p. 1663.

70　Quoted in 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New York, 1986, pp. 116—117.

71　Jürgen Matthäus,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the Onset of the Holocaust, June—December 1941’,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244.

72　Longerich, Ermordung, pp. 116—118; Krausnick and Wilhelm, p. 164.

73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258—259.

74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253—255; Richard Breitman,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91, p. 168.

75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p. 345—348.

76　Krausnick and Wilhelm, p. 163.

77　See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268—277.

78　Krausnick and Wilhelm, p. 196.

79　See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313, 317.

80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941/42, ed. Peter Witte et al., Hamburg, 1999, pp. 184—185.

81　‘Führer-Erlasse’ 1939—1945, ed. Martin Moll, Stuttgart, 1997, pp. 188—189 (17.7.41).

82　IMT, vol. 38, pp. 86—94, doc. 221–L.

83　Dienstkalender, p. 185.

84　Christopher R. Browning,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1992, pp. 105—106; Breitman, pp. 181—184; Yehoshua Büchler, ‘Kommandostab Reichsführer-SS. Himmler’s Personal Murder Brigades in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1 (1986), pp. 11—25;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p. 362—366.

85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279.

86　Quoted in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367; Christian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ßruß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1999, p. 560; and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281.

87　See Raul Hilberg, ‘The Kommandostab Revisited’, Yad Vashem Studies, 34 (2006), pp. 360—362.

88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pp. 560—566;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281—282.

89　Adolf Hitler. Monologe, p. 106 (25.10.41).

90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aperback edn., Berkeley/Los Angeles, 1994, pp. 73—74.

91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pp. 573—574.

92　Alfred Streim, Die Behandlung sowjetischer Kriegsgefangener im ‘Fall Barbarossa’, Heidelberg/Karlsruhe, 1981, pp. 85—86.

93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pp. 567—569.

94　Matthäus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283, and p. 504n. 212; Breitman, pp. 195—196;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p. 372—373.

95　Gerlach, Kalkulierte Morde, pp. 572—573 and n. 435.

96　See Streim, pp. 89—93.

97　Roseman, p. 101; Aly, pp. 302—303 and n. 10.

98　In East Galicia alone, a further half a million Jews fell under Nazi control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47).

99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 ED 100, Diary of Walther Hewel (10 July 1941); also quoted in 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London, 1977, p. 291; and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 470.

100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die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39—1941, ed. Andreas Hillgruber,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9, p. 310; also quoted i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p. 470; and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15.

101　引自 Aly，第 285 页，另见第 301—306 页。以上资料显示，1942 年 1 月万湖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反映了 1941 年 6 月至 7 月间计划阶段的观点。

102　Aly, pp. 273, 328;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 471.

103　Quoted in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18.

104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pp. 473—474 and plate 45.

105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19.

106　Aly, p. 338;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321—322.

107　Longerich, Ermordung, p. 157.

108　Longerich, Ermordung, pp. 74—75.

109　Ian Kershaw, ‘Improvised Genocide?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the "Warthegau”’,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ies, 2 (1992), pp. 62—71.

110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29.

111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375—377, for the city of origin of the deportations.

112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342—343, 346, 351.

113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 372.

114　Christian Gerlach, ‘Die Wannsee-Konferenz,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Juden und Hitlers politische Grundsatzentscheidung, alle Juden Europas zu ermorden’, Werkstattgeschichte, 18 (1997), p. 17; Longerich,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p. 464.

115　This is the plausible claim in the fine, short study by Husson, pp. 145—155.

116　Adolf Hitler. Monologe, pp. 125—126, 130—131.

117　Domarus, pp. 1772—1773, 1781.

118　Adolf Hitler. Monologe, p. 148.

119　Roseman, pp. 56—60.

120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part II, vol. 2, p. 498 (13.12.41).

121　Diensttagebuch, pp. 457—458; trans. Noakes and Pridham, vol. 3, pp. 1126—1127; and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pp. 408—409. See also Bogdan Musial, Deutsche Zivilverwaltung und Judenverfol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Wiesbaden, 1999, pp. 218—220.

122　Cesarani, p. 114.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时候回忆说，会上提到过“杀戮、消灭、清除”这些字眼（Longerich，Ermordung，第 93 页）。Roseman，第 68—79 页，对会议记录故意被弄得模糊不清提出了最可信的解释。

123　中央政府的民事管理机构已经在为“最终解决方案”做组织上的准备了（Musial，第 220—222 页）。

124　Roseman, p. 77.

125　把它看作屠杀计划的扩展，比看作直到 1942 年 6 月才执行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结果，要令人信服地多。See Florent Brayard, La ‘solution finale de la question juive’. La technique, le temps et les catégories de la décision, Paris, 2005, esp. pp. 16—18, 30—38.

126　The title of Richard Breitman’s impressive book was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127　Eberhard Jäckel, ‘From Barbarossa to Wannsee. The Role of Reinhard Heydrich’, unpublished essay kindly made available by the author.

128　Berlin Document Centre, SS-HO, 933, Himmler to Gottlob Berger, 28.7.42.

129　Fleming, pp. 106—112.

130　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 Die Bormann Diktate von Februar und April 1945, Hamburg, 1981, pp. 69—70. 这些希特勒最后的言论以令人生疑的形式保存下来（见 Kershaw，Hitler，1936—1945，第 1024—1025 页注释 121）。虽然有必要存疑，但是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希特勒的语气。

参考书目

1941 god. Dokumenty [The Year 1941. Documents], ed. A. N. Iakovlev, V. P. Naumov et al., 2 vols., Moscow, 1998.

Abendroth, Hans-Henning, ‘Deutschlands Rolle i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a Auß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s, Düsseldorf, 1978.

Adolf Hitler. Monologe im Füchte. Materialien zur Führerhauptquartier, ed. Werner Jochmann, Hamburg, 1980.

Aigner, Dietrich, ‘Hitler und die Weltherrschaft’,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armstadt, 1978.

Akira, Hara, ‘Japan: Guns before Ri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Die Regierung Hitler, ed. Karl-Heinz Minuth, vol. 1, Boppard am Rhein, 1983.

Aldrich, Richard J.,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 2000.

Allison, Graham T., 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1971.

Alsop, Joseph, and Kintner, Robert, American White Pap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40.

Aly, Götz,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 am Main, 1995.

Aquarone, Alberto, ‘Public Opinion in Italy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in Roland Sarti (ed.), The Ax Within. Italian Fascism in Action, New York, 1974.

Assmann, Kurt, Deutsche Schicksalsjahre, Wiesbaden, 1950.

Avon, Earl of, The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 London, 1965.

Azzi, Stephen Corrado, ‘The Historiography of Fascist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36 (1993).

Bach, Maurizio, Die charismatischen Führerdiktaturen. Drittes Reich und italienischer Faschismus im Vergleich ihrer Herrschaftsstrukturen, Baden-Baden, 1990.

Badger, Tony, The New Deal. The Depression Years, 1933—40, London, 1989.

Badoglio, Pietro, Ital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Memories and Documents, London/New York/Toronto, 1948.

Bailey, Thomas A., and Ryan, Paul B.,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Barber, John, ‘The Moscow Crisis of October 1941’, in Julian Cooper, Maureen Perrie and E. A. Rees (eds.), Soviet History, 1917—53. Essays in Honour of R. W. Davies, Basingstoke, 1995.

Barkai, Avraham, Vom Boykott zur ‘Entjudu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8.

Barron, Gloria J., Leadership in Crisis. FDR and the Path to Intervention, Port Washington, NY/London, 1973.

Bartov, Omer,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New York, 1986.

Bastianini, Giuseppe, Volevo fermare Mussolini. Memorie di un diplomatico fascista, Milan, 2005; orig. edn., Uomini, cose, fatti. Memorie di un ambasciatore, Milan, 1959.

Beard, Charles A.,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War 1941. A Study in Appearance and Realities, New Haven, 1948.

Bell, P. M. H., A Certain Eventuality…Britain and the Fall of France, London, 1974.

von Below, Nicolaus, Als Hitlers Adjutant 1937—1945, Mainz, 1980.

Bergamini, David,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2 vols., New York, 1971.

Beria, Sergo, Beria. My Father, London, 2000.

Besymenski, Lew, Stalin und Hitler. Das Pokerspiel der Diktatoren, Berlin, 2004.

Bialer, Seweryn (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 London, 1970.

Bix, 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London, 2001.

Bloch, Michael, Ribbentrop,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4.

Bloß, Hartmut, ‘Deutsche China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Materialien zur Außenpolitik des Dritten Reichs, Düsseldorf, 1978.

Bloxham, Donald,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16.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estruction Policy’, Past and Present, 181 (2003).

Blum, John Morton,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vol. 2: Years of Urgency, 1938—1941, Boston, 1965.

von Bock, Fedor, The War Diary 1939—1945, ed. Klaus Gerbet, Atglen, Pa., 1996.

Bonwetsch, Bernd, ‘Stalin, 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Boroznjak, Alexander I., ‘Ein russischer Historikerstreit? Zur sowjetischen und russischen Historiographie über den deutschen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in Gerd R. Ueberschär and Lev A. Bezymenskij (eds.),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 Die Kontroverse um die Präventivkriegsthese, Darmstadt, 1998.

Bosworth, R. J. B., Italy, the Least of the Great Power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1979.

——The Italian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ssolini and Fascism, London, 1998.

——Mussolini, London, 2002.

Bottai, Giuseppe, Diario 1935—1944, ed. Giordano Bruno Guerri, Milan, 1982.

Boyd, Carl, Hitler’s Japanese Confidant. General Oshima Hiroshi and MAGIC Intelligence, 1941—1945, Lawrence, Kan., 1992.

Braithwaite, Rodric, Moscow 1941. A City and its People at War, London, 2006.

Brayard, Florent, La ‘solution finale de la question juive’. La technique, le temps et les catégories de la décision, Paris, 2005.

Brechten, Magnus, ‘Madagaskar für die Juden’. Antisemitische Idee und politische Praxis 1885—1945, Munich, 1997.

Breitman, Richard, 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1991.

Brogan, Hugh, The Pelica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mondsworth, 1986.

Broszat, Martin, Der Staat Hitlers, Munich, 1969.

——‘Soziale Motivation und Führer-Bind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8 (1970).

Browning, Christopher R.,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1992.

——with contributions by Jürgen Matthäus,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Lincoln, Nebr., 2004.

Büchler, Yehoshua, ‘Kommandostab Reichsführer-SS. Himmler’s Personal Murder Brigades in 1941’,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1 (1986).

Burckhardt, Carl J., Meine Danziger Mission 1937—1939, Munich, 1962.

Burgdorff, Stephan, and Wiegrefe, Klaus (eds.), Der Erste Weltkrieg. Die Urkatastrophe des 20. Jahrhunderts, Munich, 2004.

Burgwyn, H. James, Ital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1918—1940, Westport, Conn., 1997.

Burns, James MacGregor,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1940—1945, London, 1971.

Butow, Robert J. C.,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Princeton, 1961.

Calder, Angus, The People’s War, London, 1969.

Calic, Edouard, Unmasked. Two Confidential Interviews with Hitler in 1931, London, 1971.

Carley, Michael Jabara, 1939. The Alliance that Never Was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Chicago, 1999.

Carr, William, Poland to Pearl Harbor.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85.

Casey, Steven,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Oxford/New York, 2001.

‘Cato’, Guilty Men, London, 1940.

Cecil, Robert, Hitler’s Decision to Invade Russia 1941, London, 1975.

Cervi, Mario, The Hollow Legions. Mussolini’s Blunder in Greece, 1940—1941, London, 1972.

Cesarani, David, Eichmann. His Life and Crimes, London, 2004.

Charmley, John, Churchill: The End of Glory.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93.

Chihiro, Hosoya, ‘The Tripartite Pact, 1939—1940’,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1976.

——‘Northern Defence’,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Chips. 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 ed. Robert Rhodes James, London, 1967.

Choucri, Nazli, North, Robert C., and Yamakage, Susumu, The Challenge of Japan before World War II and After, London/New York, 1992.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The Gathering Storm, London, 1948.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2: Their Finest Hour, London, 1949.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3: The Grand Alliance, London, 1950.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The Hinge of Fate, London, 1951.

——Great War Speeches, paperback edn., London, 1957.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ed. Warren F. Kimball, 3 vols., Princeton, 1984.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2: Never Surrender, May 1940—December 1940, ed. Martin Gilbert, London, 1995.

The Churchill War Papers, vol. 3: The Ever-Widening War, 1941, ed. Martin Gilbert, London, 2000.

Ciano’s Diary 1939—1943,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7.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ed.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1948.

Clarke, Peter,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 London, 1996.

Cole, Wayne S., Charles A. Lindbergh and the Battle against American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London, 1974.

Colville, John, The Fringes of Power. Downing Street Diaries 1939—1955, London, 1985.

Connors, Lesley, The Emperor’s Adviser. Saionji Kinmochi and Pre-War Japanese Politics, London, 1987.

Corner, Paul, ‘Everyday Fascism in the 1930s.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Decline of Mussolini’s Dictatorship’,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5 (2006).

Costello, John, Ten Days that Saved the West, London, 1991.

van Creveld, Martin, ‘25 October 1940. A Historical Puzz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6 (1971).

——Hitler’s Strategy 1940—1941. The Balkan Clue, Cambridge, 1973.

——‘Prelude to Disaster.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Aid Greece, 1940—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9 (1974).

Crowson, N. J., Facing Fascism. 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the European Dictators 1935—40, London, 1997.

Cull, Nicholas John, Selling War. The British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American ‘Neutralit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1995.

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1979.

Davies, Joseph E., Mission to Moscow, New York, 1941.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1996.

Davies, R. W., Soviet History in the Yeltsin Era, London, 1997.

Deakin, F. W., The Brutal Friendship. Mussolini, 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1962.

Dear, I. C. B., and Foot, M. R. D.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Oxford/New York, 1995.

Detwiler, Donald S., Hitler, Franco und Gibraltar. Die Frage des spanischen Eintritts in den Zweiten Weltkrieg, Wiesbaden, 1962.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n Weltkrieg, e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vol. 4, Stuttgart, 1983.

——vol. 3, e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Stuttgart, 1984.

Deutscher, Isaac,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revised edn., London, 1988.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1938—1945, ed. David Dilks, London, 1971.

Der Dienstkalender Heinrich Himmlers 1941/42, ed. Peter Witte et al., Hamburg, 1999.

Das Diensttagebuch des deutschen Generalgouverneurs in Polen 1939—1945, ed. Werner Präg and Wolfgang Jacobmeyer, Stuttgart, 1975.

Dietrich, Otto, 12 Jahre mit Hitler, Munich, 1955.

Dilks, David, ‘The Twilight War and the Fall of France. Chamberlain and Churchill in 1940’,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8(1978).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ed. Wolfgang Benz, Munich, 1991.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Oliver Harvey 1937—1940, ed. John Harvey, London, 1970.

Divine, Robert A.,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65.

——Roosevelt and World War II, Baltimore, 1969.

I documenti diplomatici italiani, 9th series, 1939—1943, Rome, 1954—60.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London, 1957—66.

Domarus, Max (ed.),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Wiesbaden, 1973.

Dönitz, Karl, Memoirs. Ten Years and Twenty Days, New York, 1997.

Dülffer, Jost,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üsseldorf, 1973.

——‘Zum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1933—1939’, in Manfred Funke (ed.), Hitler, Deutschland und die Mächte, Düsseldorf, 1978.

Erickson, John, ‘Threat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ic Appraisal by the Soviet Union 1930—1941’, in E. R.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1983.

——The Road to Stalingrad. Stalin’s War with Germany, vol. 1,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8.

Esnouf, Guy Nicholas, ‘British Government War Aims and Attitudes towards a Negotiated Peace, September 1939 to July 1940’, unpublished Ph.D. thesis, King’s College London, 1988.

Falin, Valentin, Zweite Front. Die Interessenkonflikte in der Anti-Hitler-Koalition, Munich, 1995.

FDR’s Fireside Chats, ed. Russell D. Buhite and David W. Levy, New York, 1992.

Feiling, Keith, 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London, 1946.

Feis, Herbert,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rinceton, 1950.

Felice, Renzo de, Mussolini l’alleato 1940—1945, vol. 1, Turin, 1990.

Ferguson, Niall, 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 London, 2006.

Flannery, Harry W., Assignment to Berlin, London, 1942.

Fleming, Gerald,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aperback edn., Berkeley/Los Angeles, 1994.

Flynn, John T., The Roosevelt Myth, New York,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 vol. 1, Washington, 195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 vol. 4: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195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1931—41, vol. 2, Washington, 1943.

For the President: Personal and Secre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William C. Bullitt, ed. Orville H. Bullitt, London, 1973.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Oxford, 1982.

Freidel, Frank,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Friedländer, Saul, Prelude to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New York, 1967.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39, London, 1997.

Fue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 1939—1945, London, 1990.

‘Führer-Erlasse’ 1939—1945, ed. Martin Moll, Stuttgart, 1997.

Gardiner, Juliet,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 London, 2004.

Gassert, Philipp, Amerika im Dritten Reich. Ideologie, Propaganda und Volksmeinung 1933—1945, Stuttgart, 1997.

Gay, Peter, ‘In Deutschland zu Hause…Die Juden der Weimarer Zeit’, in Arnold Paucker (ed.), Die Juden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1933—1943, Tübingen, 1986.

Gellman, Irwin F., Secret Affairs. Franklin Roosevelt, Cordell Hull, and Sumner Welles, Baltimore/London, 1995.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Verbrecher oder Offizier?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des Chefs OKW, ed. Walter Görlitz, Göttingen, 1961.

Gerlach, Christian, ‘Die Wannsee-Konferenz,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Judenund Hitlers politische Grundsatzentscheidung, alle Juden Europas zu ermordern’, Werkstattgeschichte, 18 (1997).

——Kalkulierte Morde. Die deutsche Wirtschafts-und Vernichtungspolitik in Weißrußland 1941 bis 1944, Hamburg, 1999.

Getty, J. Arch,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Revisited’, in J.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93.

Gibbs, N. H., Grand Strategy, vol. 1: Rearmanent Policy, London, 1976.

Gilbert, Martin, Winston S. Churchill, vol. 5: 1922—1939, London, 1976.

——Winston S. Churchill 1939—1941, vol. 6: Finest Hour, paperback edn., London, 1983.

Glantz, David M.,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A History, London, 1992.

——‘The Red Army in 1941’, in David M. Glantz (ed.), The Initial Period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22 June—August 1941, London, 1993.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Lawrence, Kan., 1998.

——Barbarossa. 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 1941, Stroud, 2001. Goldhagen, Daniel Jonah, Hitler’s Willi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96.

Gordon, Andrew,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Oxford, 2003.

Gorinov, Mikhail M., ‘Muscovites’ Moods, 22 June 1941 to May 1942’, in W. Thurston and Bernd Bonwetsch (eds.), 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Urbana/Chicago, 2000.

Gorodetsky, Gabriel, Grand Delusion. Stalin and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New Haven/London, 1999.

Grew, Joseph C., Ten Years in Japan, New York, 1944.

Gruchmann, Lothar, ‘Die “verpaßten strategischen Chancen” der Achsenmächte im Mittelmeerraum 1940/41’,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8 (1970).

——Der Zweite Weltkrieg, Munich, 4th edn., 1975.

Haffner, Sebastian, Von Bismarck zu Hitler. Ein Rückblick, paperback edn., Munich, 1989.

von Hagen, Mark, ‘Soviet Soldiers and Officers on the Eve of the German Invasion. Toward a Descrip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Robert W. Thurston and Bernd Bonwetsch (eds.), The People’s War. Responses to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Urbana/Chicago, 2000.

Halder, Franz,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1: Vom Polenfeldzug bis zum Ende der Westoffensive (14.8.1939—30.6.1940),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2.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2: Von der geplanten Landung in England bis zum Beginn des Ostfeldzuges (1.7.1940—21.6.1941),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3.

——Kriegstagebuch.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des Chefs des Generalstabes des Heeres 1939—1942, vol. 3: Der Rußlandfeldzug bis zum Marsch auf Stalingrad (22.6.1941—24.9.1942), ed. Hans-Adolf Jacobsen, Stuttgart, 1964.

The Halder War Diary, 1939—1942, ed. and trans. Charles Burdick and Hans-Adolf Jacobsen, London, 1988.

Hanfstaengl, Ernst, Hitler. The Missing Years, paperback edn., New York, 1994.

Harrison, Mark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Hauner, Milan, Hitler. A Chronology of his Life and Time, 2nd edn., Basingstoke/New York, 2005.

Heeresadjutant bei Hitler 1938—1943. Aufzeichnungen des Majors Engel, ed. Hildegard von Kotze, Stuttgart, 1974.

Heiber, Helmut, ‘Der Generalplan Ost’,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Heinrichs, Waldo H., Jr., American Ambassador. 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 Boston, 1966.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New York/Oxford, 1988.

Hénandez-Sandoica, Elena, and Moradiellos, Enrique, ‘Spai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1945’, in Neville Wylie (ed.), 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2.

Herbert, Ulrich, ‘“Generation der Sachlichkeit”. Die völkische Studentenbewegung der frühen zwanziger Jahre in Deutschland’, in Werner Johe and Uwe Lohalm (eds.), 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Hamburg, 1991.

Higgins, Patrick,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R. A. Butler’ (unpublished paper).

Hilberg, Raul, ‘The Kommandostab Revisited’, Yad Vashem Studies, 34 (2006).

Hildebrand, Klaus, Vom Reich zum Weltreich. Hitler, NSDAP und koloniale Frage 1919—1945, Munich, 1969.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73.

——Das vergangene Reich. Deutsche Außenpolitik von Bismarck bis Hitler, Stuttgart, 1995.

Hilger, Gustav, and Meyer, Alfred G., The Incompatible Allies. A Memoir of German–Soviet Relations 1918—1941, New York, 1953.

Hill, Christopher, Cabinet Decisions on Foreign Policy. The British Experience, October 1938—June 1941, Cambridge, 1991.

Hillgruber, Andreas, ‘Der Faktor Amerika in Hitlers Strategie 1938—1941’,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11 May 1966, reprinted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armstadt, 1978.

——Hitlers Strategie.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1940—1941, 3rd edn., Bonn, 1993.

Hinsley, F. H.,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Barbarossa’, in John Erickson and David Dilks (eds.), 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1994.

Hiroharu, Seki,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31’,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Japan Erupts.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28—1932, New York, 1984.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876—880th reprint, Munich, 1943.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nhei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 C. Watt, paperback edn., London, 1973.

Hitler: Reden, Schriften, Anordnungen. Februar 1925 bis Januar 1933, ed.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5 vols. in 12 parts, Munich/London/New York/Paris, 1992—8.

‘Hitlers Denkschrift zum Vierjahresplan 1936’, ed. Wilhelm Treue,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 (1955).

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 Die Bormann Diktate vom Februar und April 1945, Hamburg, 1981.

Hitler’s Second Book. The Unpublished Sequel to Mein Kampf, ed. Gerhard L. Weinberg, New York, 2003.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ed. Walther Hubatsch,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5.

Höhne, Heinz,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1969.

Hosenfeld, Wilm, ‘Ich versuche jeden zu retten’. Das Leben eines deutschen Offiziers in Briefen und Tagebüchern, ed. Thomas Vogel, Munich, 2004.

Hull, Corde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2 vols., New York, 1948.

Husson, Édouard, ‘Nous pouvons vivre sans les Juifs’: Novembre 1941. Quand et comment ils décidèrent de la solution finale, Paris, 2005.

Hüttenberger, Pet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olykrati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 (1976).

Hyoe, Murakami, and Harper, Thomas J. (eds.), 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of Japan, Tokyo, 1978.

Ickes, Harold L., 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vol. 3: The Lowering Clouds 1939—1941, New York, 1955.

Ike, Nobutaka (ed.), 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s, Stanford, Calif., 1967.

Ikuhiko, Hata, ‘The Japanese-Soviet Confrontation, 1935—1939’,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1976.

——‘The Army’s Move into Northern Indochina’,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1937’,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1983.

Iriye, Akira,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67.

——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Cambridge, Mass., 1981.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New York, 1987.

The Ironside Diaries, 1937—1940, ed. Roderick Macleod and Denis Kelly, London, 1962.

Irving, David, Hitler’s War, London, 1977.

——Churchill’s War, vol. 1: The Struggle for Power, Bullsbrook, Australia, 1987.

Ito, Takashi, Hirohashi, Tadamitsu, and Katashima, Norio (eds.), The Secret Documents of Prime Minister Tojo: Record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General Hideki Tojo [in Japanese], Tokyo, n.d.

Iz vospominanii upravliyushchego delami sovnarkoma SSSR Ya. E. Chadaev’ [‘From the Memoirs of the Head of Sovnarkom USSR–Yakov Ermolaevich Chadaev’], Otechestvennaya Istoriya, 2 (2005).

Jäckel, Eberhard, Hitlers Weltanschauung. Entwurf einer Herrschaft, Tübingen, 1969.

——Hitler in History, Hanover/London, 1984.

——‘From Barbarossa to Wannsee. The Role of Reinhard Heydrich’, unpublished essay.

——and Kuhn, Axel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1980.

Jenkins, Roy, Churchill, London, 2001.

Jones, F. C.,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 1937—45, Oxford, 1954.

Jones, Thomas, A Diary with Letters 1931—1950, London, 1954.

Judt, Tony,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2005.

Jun, Tsunoda, ‘The Navy’s Role in the Southern Strategy’,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Kahn, David, Hitler’s Spies. 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2000.

Kennedy, David M.,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New York/Oxford, 1999.

Kershaw, Ian, ‘Improvised Genocide?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in the “Warthegau”’,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th series, 2 (1992).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1998.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London, 2000.

——The Nazi Dictatorship.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4th edn., London, 2000.

——Making Friends with Hitler. Lord Londonderry and Britain’s Road to War, London, 2004.

Khrushchev Remembers, ed. Strobe Talbott, London, 1971.

Kimball, Warren F., The Most Unsordid Act. Lend-Lease 1939—1941, Baltimore, 1969.

——The Juggler. Franklin Roosevelt as Wartime Statesman, Princeton, 1991.

——Forged in War.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7.

Kipp, Jacob, ‘Soviet War Planning’, in David M. Glantz (ed.), The Initial Period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22 June—August 1941, London, 1993.

Klee, Karl, Das Unternehmen ‘Seelöwe’. 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 Göttingen, 1958.

——(ed.), Dokumente zum Unternehmen ‘Seelöwe’. Die geplante deutsche Landung in England 1940, Göttingen, 1959.

Knight, Jonathan, ‘Churchill and the Approach to Mussolini and Hitler in May 1940. A Note’, Brit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1977).

Knox, MacGregor, ‘Fascist Italy Assesses its Enemies, 1935—1940’, in Ernest R. May (ed.), Knowing One’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ld Wars, Princeton, 1983.

——Mussolini Unleashed 1939—1941. Politics and Strategy in Fascist Italy’s Last War, paperback edn.. Cambridge, 1986.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2000.

——Hitler’s Italian Allies. Royal Armed Forces, Fascist Regime, and the War of 1940—1943, Cambridge, 2000.

Koliopoulos, John S., Greece and the British Connection 1935—1941, Oxford, 1977.

Korb, Martin, ‘Deutsche Reaktionen auf die Novemberpogrome im Spiegel amtlicher Berichte’, unpublished Magisterarbeit,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2004.

Krausnick, Helmut, ‘Denkschrift Himmlers über die Behandlung der Fremdvölkischen im Osten (Mai 194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 (1957).

——and Wilhelm, Hans-Heinrich, Die Truppe des Weltanschauungskrieges. Die Einsatzgruppen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38—1942, Stuttgart, 1981.

Krebs, Gerhard, ‘Deutschland und Pearl Harbo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53(1991).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ed. Percy Ernst Schramm, 4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1—5.

Kriegstagebuch der Seekriegsleitung 1939—1945, ed. Werner Rahn and Gerhard Schreiber, Herford/Bonn, 1989.

Kube, Alfred, Pour le mérite und Hakenkreuz. Hermann Göring im Dritten Reich, Munich, 1986.

Kulka, Otto Dov, ‘Richard Wagner und die Anfäng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 Bulletin des Leo Baeck Instituts, 4 (1961).

——‘Die deut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Endlösung”. Tendenzen und Entwicklungsphasen 1924—1984’,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0 (1985).

——‘Critique of Judaism in European Thought. On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Modern Antisemitism’, Jerusalem Quarterly, 52 (1989).

——and Jäckel, Eberhard (eds.), Die Juden in den geheimen NS-Stimmungsberichten 1933—1945, Düsseldorf, 2004.

Kuper, Leo, Genocide. Its Political 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mondsworth, 1981.

Lagevorträge des Oberbefehlshabers der Kriegsmarine vor Hitler 1939—1945, ed. Gerhard Wagner, Munich, 1972.

Langer, William L., and Gleason, S. Everett,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1952.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1953.

Larrabee, Eric, Commander in Chie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his Lieutenants, and their War, London, 1987.

Lash, Joseph P.,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1939—1941. The Partnership that Saved the West, New York, 1976.

Lawlor, Sheila,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Entry into the War’, in Richard Langhorne (ed.),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5.

Leach, Barry A., German Strategy against Russia 1939—1941, Oxford, 1973.

Lebra, Joyce C.,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II.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Kuala Lumpur, 1975.

Leigh, Michael, Mobilizing Consent.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Policy 1937—1947, Westport, Conn., 1976.

Lewin, Moshe,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nterwar Russia, New York, 1985.

——‘Bureaucracy and the Stalinist State’,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2005.

Lewin, Ronald, Ultra Goes to War. The Secret Story, paperback edn., London, 2001.

Lewis, Jonathan, and Whitehead, Phillip, Stalin. A Time for Judgement, London, 1991.

Liulevicius, Vejas Gabriel, War Land on the Eastern Front.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rman Occupation in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0.

Longerich, Peter (ed.), Die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unich/Zurich, 1989.

——Politik der Vernichtung. Eine Gesamtdarstel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folgung, Munich/Zurich, 1998.

Lukacs, John, The Duel. Hitler vs. Churchill, Oxford, 1992.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paperback edn., New Haven/London, 2001.

——June 1941. Hitler and Stalin, New Haven/London, 2006.

Lyttleton, Adrian, The Seizure of Power, London, 1973.

Mack Smith, Denis, Mussolini as a Military Leader, Reading, 1974.

——Mussolini’s Roman Empire, London/New York, 1976.

——Mussolini, paperback edn., London, 1983.

Magenheimer, Heinz, Hitler’s War. Germany’s Key Strategic Decisions 1940—1945, London, 1998.

The ‘MAGIC’ Background of Pearl Harbor, 8 vols., Washington, 1977—8.

Maisky, Ivan, Who Helped Hitler?, London, 1964.

Mann, Michael,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2005.

Marks, Frederick W., III, Wind over Sand. 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 Athens, Ga., 1988.

Martin, Bernd,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Friedens”-Frage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armstadt, 1978.

Maser, Werner (ed.), Hitlers Briefe und Notizen. Sein Weltbild in handschrift-lichen Dokumenten, Düsseldorf, 1973.

Mason, Timothy W.,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1995.

Matsuoka Yosuke. The Man and his Life, Tokyo, 1974 [in Japanese].

Matthaüs, Jürgen, ‘Operation Barbarossa and the Onset of the Holocaust, June–December 1941’, in Christopher Browning,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Lincoln, Nebr., 2004.

Mawdsley, Evan,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1953, Manchester, 1998.

——‘Crossing the Rubicon. Soviet Plans for Offensive War in 1940—1941’,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5 (2003).

Mazower, Mark, 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 New Haven/London, 1993.

Medvedev, Roy, On Stalin and Stalinism, Oxford, 1979.

——All Stalin’s Men, Oxford, 1983.

——and Medvedev, Zhores, The Unknown Stalin. His Life, Death, and Legacy, Woodstock/New York, 2004.

Meinecke, Friedrich,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46.

Mein Tagebuch. Geschichten vom Überleben 1939—1947, ed. Heinrich Breloer, Cologne, 1984.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Auswahl aus den geheimen Lageberichten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9—1944, ed. Heinz Boberach, Neuwied/Berlin, 1965.

Melograni, Piero, ‘The Cult of the Duce in Mussolini’s Ita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1 (1976).

The Memoirs of General the Lord Ismay, London, 1960.

Merridale, Catherin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2005.

Michalka, Wolfgang,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euro-asiatischen Kontinentalblock. Ribbentrops Alternativkonzeption zu Hitlers außenpolitischen "Programm”’,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ußenpolitik, Darmstadt, 1978.

——Ribbentrop und die deutsche Weltpolitik 1933—1940, Munich, 1980.

——‘From the Anti-Comintern Pact to the Euro-Asiatic Bloc. Ribbentrop’s Alternative Concept of Hitler’s Foreign Policy Programme’, in H. W. Koch (ed.), Aspect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85.

Mikoyan, Anastas Ivanovich, Tak bylo, Moscow, 1999.

Mikoyan, Stepan A., ‘Barbarossa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in John Erickson and David Dilks (eds.), Barbarossa. The Axis and the Allies, Edinburgh, 1994.

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Chicago, 1993.

Montefiore, Simon Sebag,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 2003.

Morley, James William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1976.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ed.), Th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1983.

—(ed.), Japan Erupts.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28—1932, New York, 1984.

——(ed.), The Final Confrontation. Japan’s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41, Columbia, NY, 1994.

Moseley, Ray,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London, 1999.

Mosse, George,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66.

Mowat, Charles Loch,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1918—1940, London, 1956.

Müller, Klaus-Jürgen, Das Heer und Hitler. Armee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Regime 1933—1940, Stuttgart, 1969.

Murphy, David E.,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London, 2005.

Musial, Bogdan, Deutsche Zivilverwaltung und Judenverfolgung im Generalgouvernement, Wiesbaden, 1999.

Naimark, Norman M.,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London, 2001.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11 vols., Washington, 1946—8.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ed.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 New York, 1948.

Nicolson, Harold, 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64, ed. Stanley Olson, New York, 1980.

Nipperdey, 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vol.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unich, 1992.

Nish, Ia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 London, 1977.

Noakes, Jeremy, and Pridham, Geoffrey (eds.), Nazism 1919—1945. A Documentary Reader, 4 vols., Exeter, 1983—98.

Nobumasa, Tanaka (ed.), Dokyumento Showa Tenno Dai Nikkan [Documents of the Showa Emperor], vol. 2, Tokyo, 1988 [in Japanese].

Oka, Yoshitake, Konoe Fumima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Tokyo, 1983.

Overy, R. J., War and Econom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1994.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1995.

——Russia’s War, London, 1997.

——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 London, 2004.

Packard, Reynolds, and Packard, Eleanor, Balcony Empire. Fascist Italy at War, London, 1943.

von Papen, Franz, Memoirs, London, 1952.

Parker, R. A. C.,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93.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London, 2000.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45, London, 1995.

Picker, Dr Henry,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2, ed. Percy Ernst Schramm, Stuttgart, 1963.

Pious, Richard M.,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New York, 1979.

Piper, Ernst, Alfred Rosenberg. Hitlers Chefideologe, Munich, 2005.

Pleshakov, Constantine, Stalin’s Foll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vasion of Russia, June 1941, London, 2005.

Poliakov, Léon,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vol. 4: Suicidal Europe, 1870—1933, Oxford, 1977.

Political Strategy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War (Parts III—IV),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Japanese Monographs, 144—50, n.d.

Pope, Stephen, and Wheal, Elizabeth-Anne, 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1995.

Prange, Gordon W., At Dawn We Slept. 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 London, 1982.

Preston, Paul, ‘Franco and Hitler. The Myth of Hendaye 1940’,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 (1992).

Der Prozeß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4. November 1945—1. Oktober 1946, 42 vols., Nuremberg, 1947—9.

Public Opinion 1935—1946, ed. Hadley Cantrill, Westport, Conn., 1951.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ed. Samuel I. Rosenman,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Radzinsky, Edvard, Stalin, New York, 1996.

Raeder, Erich, Mein Leben, Tübingen/Neckar, 1957.

Rauscher, Walter, Hitler und Mussolini. Macht, Krieg und Terror, Graz, 2001.

Rauschning, Hermann, Hitler Speaks, London, 1939.

Read, Anthony, and Fisher, David,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London, 1988.

Rebentisch, Dieter, Führerstaat und Verwalt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9.

Reese, Roger R., ‘The Red Army and the Great Purges’, in J.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 Manning (eds.),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93.

Renshaw, Patrick, Franklin D. Roosevelt. Profiles in Power, London, 2004.

Reynaud, Paul, 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 1930—1945, London, 1955.

Reynolds, David,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NC, 1982.

——‘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 Right Policy, Wrong Reasons’, in Richard Langhorne (ed.),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1985.

——‘Churchill the Appeaser? Between Hitler, Roosevelt and Stalin in World War Two’, in Michael Dockrill and Brian McKercher (eds.), Diplomacy and World Power. Studies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90—1950, Cambridge, 1996.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Roosevelt’s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cago, 2001.

——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4.

The Ribbentrop Memoirs, London, 1954.

von Rintelen, Enno, Mussolini als Bundesgenosse. Erinnerungen des deutschen MilitärattachésinRom 1936—1943, Tübingen/Stuttgart, 1951.

Roberts, Andrew, ‘The Holy Fox’. The Life of Lord Halifax, paperback edn., London, 1997.

Roberts, Geoffrey,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London, 1989.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uss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Road to War, 1933—1941, London, 1995.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London, 2006.

Rock, William R., Chamberlain and Roosevel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7—1940, Columbus, Ohio, 1988.

The Roosevelt Letters, vol. 3: [1928—1945], ed. Elliott Roosevelt, London, 1952.

Roseman, Mark, The Villa, the Lake, the Meeting. Wannse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London, 2002.

Rotundo, Louis, ‘Stalin and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4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4 (1989).

Rybin, A. T., Next to Stalin. Notes of a Bodyguard, Toronto, 1996.

Sadkovich, James J., ‘Understanding Defeat. Reappraising Italy’s Role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4 (1989).

——‘The Italo-Greek War in Context. Italian Priorities and Axis Diploma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8 (1993).

Salewski, Michael,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vol. 1, Frankfurt am Main, 1970.

——Die deutsche Seekriegsleitung 1935—1945, vol. 3, Frankfurt am Main, 1973.

Sapir, Jacques, ‘The Economics of War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Sathre, Eugene,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o the Pacific War’,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8.

Schleunes, Karl A., The Twisted Road to Auschwitz. Nazi Policy toward German Jews 1933—1939, Urbana, Ill., 1970.

Schlie, Ulrich, Kein Friede mit Deutschland. Die geheimen Gespräche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1, Munich/Berlin, 1994.

Schmidt, Paul, Statist auf diplomatischer Bu dolmetschers im Auswähne 1923—45. Erlebnisse des Chefdolmetschers im Auswärtigen Amt mit den Staatsmännern Europas, Bonn, 1953.

Schramm-von Thadden, Ehrengard, Griechenland und die Gröchte imßma Zweiten Weltkrieg, Wiesbaden, 1955.

Schreiber, Gerhard, Revisionismus und Weltmachtstreben. Marineführung und deutsch-italienische Beziehungen 1919 bis 1944, Stuttgart, 1978.

——‘Zur Kontinuität des Groß-und Weltmachtstrebens der deutschen Marineführung’,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5/2 (1979).

——‘Der Mittelmeerraum in Hitlers Strategie 1940. "Programm” und militärische Planung’,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7/2 (1980).

Schroeder, Christa, Er war mein Chef. Aus dem Nachlaß der Sekreta Hitler, ed. Anton Joachimsthaler, Munich/Vienna, 1985.

Schroeder, Paul W.,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1, Ithaca, NY, 1958.

Schwendemann, Heinrich, Die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m Deutschen Reich und der Sowjetunion von 1939 bis 1941. Alternative zu Hitlers Ostprogramm?, Berlin, 1993.

Seaton, Albert, Stalin as Warlord, London, 1976.

The Second World War Diary of Hugh Dalton, 1940—1945, ed. Ben Pimlott, London, 1988.

Seiichi, Imai, ‘Cabinet, Emperor, and Senior Statesmen’,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New York, 1973.

Sekrety Gitlera no stole u Stalina [Hitler’s Secrets on Stalin’s Desk], Moscow, 1995.

Sella, Amnon, ‘"Barbarossa”. Surprise Attack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 (1978).

Service, Robert, Stalin. A Biography, London, 2004.

Sherry, Michael S., The Rise of American Air Power. The Creation of Armageddon, New Haven/London, 1987.

Sherwood, Robert E., 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 2 vols., London, 1948.

Shigeo, Misawa, and Saburo, Minomiya, ‘The Role of the Die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 (eds.), Pearl Harbor as History.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31—1941, New York, 1973.

Shinjiro, Nagaoka, ‘Economic Demands o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The Drive into Southern Indochina and Thailand’,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Fateful Choice. 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 Asia, 1939—1941, New York, 1980.

Shirer, William L., Berlin Diary, 1934—1941, paperback edn., London, 1970.

Smith, Richard Norton, The Colonel. The Life and Legend of Robert R. McCormick 1880—1955, Boston/New York, 1997.

Smith, Woodruff 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Oxford, 1986.

Sommer, Theo, Deutschland und Japan zwischen den Mächten 1935—1940. Vom Antikominternpakt zum Dreimächtepakt, Tübingen, 1962.

Speer, Albert,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69.

Spotswood, Roger D., ‘Japan’s Southward Advance as an Issue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0—1941’,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4.

Staatsmänner und Diplomaten bei Hitler. 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en über die Unterredungen mit Vertretern des Auslandes 1939—1941, ed. Andreas Hillgruber, paperback edn., Munich, 1969.

Stafford, Davi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Men of Secrets, paperback edn., London, 2000.

Stauffer, Paul, Zwischen Hofmannsthal und Hitler: Carl J. Burckhardt. Facetten einer aussergewöhnlichen Existenz, Zurich, 1991.

Steiner, Zara,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Oxford, 2005.

Stevenson, David, Cataclysm. The First World War as Political Tragedy, New York, 2004.

Stimson, Henry L., and Bundy, McGeorge,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Stoakes, Geoffrey, Hitler and the Quest for World Dominion, Leamington Spa, 1986.

Stoler, Mark A., Allies and Adversaries.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NC/London, 2000.

Streim, Alfred, Die Behandlung sowjetischer Kriegsgefangener im ‘Fall Barbarossa’, Heidelberg/Karlsruhe, 1981.

Sudoplatov, Pavel, and Sudoplatov, Anatoli, Special Tasks: 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 A Soviet Spymaster, Boston, 1994.

Sullivan, Brian R., "Where One Man, and Only One Man, Led’. Italy’s Path from Non-Alignment to Non-Belligerency to War, 1937—1940’, in Neville Wylie (ed.), 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2.

Suny, Gregor, ‘Stalin and his Stalinism.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7.

Syring, Enrico, ‘Hitlers Kriegserklärung an Amerika vom 11. Dezember 1941’, in Wolfgang Michalka (ed.), Der Zweite Weltkrieg. Analysen, Grundzüge, Forschungsbilanz, Munich/Zurich, 1989.

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ed. Elke Fröhlich, part I: Aufzeichnungen, 9 vols.; part II: Diktate 1941—1945, 15 vols., Munich, 1993—2005.

Tansill, Charles Callan, Back Door to War. 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Chicago, 1952.

Taylor, A. J. P.,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armondsworth, 1964.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Harmondsworth, 1970.

The Testament of Adolf Hitler. The Hitler–Bormann Documents, February—April 1945, ed. François Genoud, London, 1961.

Thomas, Charles S., The German Navy in the Nazi Era, London, 1990.

Tokushiro, Ohata, ‘The Anti-Comintern Pact, 1935—1939’,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Deterrent Diplomacy. Japan, Germany, and the USSR 1935—1940, New York, 1976.

Toland, John,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 New York, 1970, Modern Library edn., 2003.

——Adolf Hitler, London, 1977.

Tolstoy, Nicolai, Stalin’s Secret War, London, 1981.

Tooze, Adam, 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London, 2006.

Toshihiko, Shimada, ‘Designs on North China 1933—1937’, in James William Morley (ed.), The China Quagmire. 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1933—1941, New York, 1983.

Toscano, Mario, The Origins of the Pact of Steel, Baltimore, 1967.

Treue, Wilhelm (ed.), ‘Rede Hitlers vor der deutschen Presse (10. November 193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42 vols., Nuremberg, 1947—9.

Tucker, Robert C., 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 New York, 1990.

Ueberschär, Gerd R., and Bezymenskij, Lev A. (eds.),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 Die Kontroverse um die Präventivkriegsthese, Darmstadt, 1998.

——‘Hitlers Ü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 und Stalins Absichten. Die Bewert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die neuere "Präventivkriegsthese”’, in Gerd R. Ueberschär and Lev A. Bezymenskij (eds.), Der deutsche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1941. Die Kontroverse um die Präventivkriegsthese, Darmstadt, 1998.

Ulam, Ad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Boston, 1989.

van der Vat, Dan, The Atlantic Campaign. The Great Struggle at Sea 1939—1945, London, 1988.

Villari, Luigi, Ital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Mussolini, London, 1959.

Visconti Prasca, Sebastiano, Io ho aggredito la Grecia, 2nd edn., Milan, 1947.

Vogelsang, Thilo, ‘Neue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Reichswehr 1930—193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 (1954).

Volkogonov, Dmitri, Stalin. Triumph and Tragedy, New York, 1991.

Warlimont, Walter,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Novato, Calif., n.d. (original English-language edn., London, 1964).

Watson, Derek, Molotov. A Biography, London, 2005.

Weeks, Albert L., Stalin’s Other War. Soviet Grand Strategy 1939—1941, Lanham, Md., 2002.

Wehler, Hans-Ulrich, ‘Die Urkatastrophe. Der Erste Weltkrieg als Auftakt und Vorbild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 Der Spiegel, 8 (16 Feb. 2004).

Weinberg, Gerhard L., ‘German Colonial Plans and Policies 1938—1942’, in Waldemar Besson and Friedrich Frhr. Hiller v. Gaertringen (eds.),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sbewußtsein. Historische Betrachtungen und Untersuchungen, Göttingen, 1963.

——‘Hitler’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9 (1964).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Diplomatic Revolution in Europe 1933—36, Chicago/London, 1970.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tler’s Germany. Starting World War II, 1937—1939, Chicago/London, 1980.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Weizsäcker, Ernst von, Erinnerungen, Munich/Leipzig/Freiburg, 1950.

Die Weizsäcker-Papiere 1933—1950, ed. Leonidas E. Hill, Frankfurt am Main, 1974.

Welles, Sumner, The Time for Decision, London, 1944.

——Seven Major Decisions, London, 1951.

Werth, Alexander, Russia at War, 1941—1945, paperback edn., New York, 1984.

Weston, Mark, Giants of Japan. The Lives of Japan’s Greatest Men and Women, New York/Tokyo/London, 1999.

Whaley, Barton, Codeword Barbarossa, Cambridge, Mass., 1973.

Whittam, John, Fascist Italy, Manchester, 1995.

Whymant, Robert, Stalin’s Spy. Richard Sorge and the Tokyo Espionage Ring, London/New York, 1996.

Wildt, Michael, Die Judenpolitik des SD 1935 bis 1938. Eine Dokumentation, Munich, 1995.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Wilson, Theodore A., The First Summit.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at Placentia Bay 1941, London, 1970.

Wiskemann, Elizabeth, The Rome–Berlin Axi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 London, 1966.

Wistrich, Robert S., Hitler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2001.

Wohlstetter, Roberta,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 Calif., 1962.

Woodward, Llewelly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London, 1970.

Woolf, S. J. (ed.), Fascism in Europe, 2nd edn., London, 1981.

Wright, Jonathan,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2002.

Wylie, Neville (ed.), European Neutrals and Non-Belligerent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2002.

Zamagni, Vera, ‘Italy: 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1998.

Zhukov, G., Reminiscences and Reflections, 2 vols., Moscow,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