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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uline Compromise: Migration, Family, and Gender in China, by Susanne

Yuk-Ping Choi and Yinni Peng

©2016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P）数据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蔡玉萍，彭锢旎著.

罗鸣，彭錮旎译.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6

PSBN 978-7 — 108 — 06522 — 3

P①男… u.①蔡…②彭… m①民工—访问记—中国—现代

PV ① K8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232号

责任编辑王竞

装帧设计薛宇

责任校对常高峰

责任印制卢岳

出版发行生活•讀書•薪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10）

网    址  www..sdjpc.com

图    字  01-2018-5877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6月北京第1版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本数数价 开字印定

635毫米x 965毫米 1/16 印张12.5

160千字图8幅

0,001 — 4,000 册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目录

致谢OOI

005

1导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男性气质

2中国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边缘男性027

3寻找平衡：恋爱、婚姻与性。49

4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与策略。75

5家务与男性尊严。99

6爸爸在远方：城乡迁移、父职与情感121

7来自远方的孝顺：养老职责的协商与重构】45

8男性妥协：关于变迁中的男性气质的理论框架 "9

参考文献

致谢

对于本书的两位作者而言，迁移和跨国家庭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核 心部分。因此我们为自己有机会深入探讨这些议题感到既荣幸又战战 兢兢。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无私帮助、支持和 鼓励。首先，我们要衷心感谢的是那些向我们敞开心扉的农民工和他 们的家庭，感谢他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快乐、痛苦和希望。我们感激 他们的真诚、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许多被访者都很好奇，我们为 什么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一些人怀疑我们的访谈员是政府派来的 “卧底”，另外一些人则问我们是不是记者。而绝大多数人都单纯地认 为他们作为农民工的生活对于广大的世界来说太普通太平凡了。本书 正是向这些“平凡的”农民工的致敬一一因为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正 是他们的“平凡”，奠定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的基础。本 书也是人类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的确证，它见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 型对中国亿万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所带来的伤痛，也呈现了农民工在 国家巨大社会变迁中所表现出的韧性。

OOI

本书起源于我们与杜平合作的一个关于农民工的研究项目。她的 洞见和想法以及出众的访谈技巧对本项目而言都非常重要。另外，如 果没有李思然、罗鸣、黎苑姗、彭桔榔、李晓隽、陈沛雯、周健聪、 赵端怡、米漪城、张可诚和杨颖仁的协助，本书的数据收集——包括 192名男性农民工和74名女性农民工的深度访谈一一也不可能顺利完 成。他们的热情、访谈技巧和开朗乐观的性格确保了田野调查的顺利 完成，也为田野调查的整个过程注入了活力与笑声。我们会一直珍惜 那段在田野中共度的时光——探访城中村，尝试天南海北的菜式，探 索深圳、广州和东莞的街道一一作为我们共有的社会学旅程的一部分。

特别要感谢的是杨颖仁先生，他在整个数据收集和书籍撰写过程 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的是那些在内地帮助我们 的、匿名的田野调查协调人。虽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写出他们的名字， 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农民工被访 者将会非常困难，而访谈如此多人所必需的后勤保障工作也会成为巨 大的挑战。邓宗弘先生拍摄的照片抓住了打工生活中的情感、人性、 感受和氛围，这些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们使本书更加生动；我 们衷心感谢他对本书的贡献。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蔡玉萍得到了三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的启发 和帮助，他们是玛丽•布林顿(Mary Brinton )、皮埃雷特•洪黛露索 特鲁(Pierrette HondagnemSotelo )以及戴慧思。玛丽慷慨资助了蔡玉 萍于2013年9月至12月到哈佛大学进行访学。这四个月的宝贵时间 使蔡玉萍可以暂时卸下在香港的研究和家庭责任，完成本书的大纲及 发展“男性妥协”这个概念。与玛丽的讨论，也鼓励了她更为深入大 胆地思考迁移与性别的交叉关系。皮埃雷特•洪黛露索特鲁所做的有-关拉美移民家政工、跨国母亲、性别和迁移的研究深刻影响了我们关 于迁移与性别的思考。当我们于2013年12月在香港的一个学术会议 上与她相见时，她慷慨地表示愿意阅读并指正其中的一些章节，同时 还愿意将本书推荐给加州大学出版社。得知这些时，我们兴奋得无法 形容。我们将永远感激她的支持。戴慧思是有关中国研究的最友善但 又最严谨的批评家之一，衷心感谢她为本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 在整个撰写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与鼓励。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受益于与许多人的讨论和友谊，以及他 们的建议、鼓励、洞见和建设性的批评，他们是马丁 •怀特(Martin Whyte)、米凯莱•拉蒙特(Michelle Lamont)、方伟晶、里亚•格林 菲尔德(Liah Greenfeld )、迈克尔•比格斯(Michael Biggs )、朱爱岚 (Ellen Judd )、刘捷玉、瑞秋•墨菲(Rachel Murphy)、简敏仪(Man Yee Kan )、塞西莉亚•门吉瓦尔(Cecilia Menjivar )、吉尔伯特•吉 (Gilbert C. Gee )、杨淑爱(Brenda S.A. Yeoh )、杨唯君以及杰弗里•赖 茨(Jeffrey G. Reitz )。本书的研究成果曾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在牛津大 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剑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与同行们分享。部分 研究发现也分别在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所组织的学术会议(性 别与迁移：改变与挑战国际会议，2013年12月10—11日)、社会学 系所组织的会议(迁移与身份：亚洲、欧洲与北美的视角，2015年 3月6—7日)以及珠三角社会研究中心所组织的会议(珠三角的劳 动、流动和发展，2015年6月6—7日)上做了报告与分享。同时， 部分研究成果也在2014年12月11—12日香港浸会大学所承办的第 八届全球社会科学会议一一全球社会科学的跨学科方法一一上做了报 告与分享。感谢在这些会议中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听众。

非常幸运能够有机会与加州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内奥米・施奈 德(Naomi Schneider)合作，她是个睿智、有效率且和蔼的人，为我们提 供了许多支持。衷心感谢在出版社工作的能干而乐于助人的艾丽-鲍尔 (Ally Power )、凯特•瓦内(Kate Warne )和威尔•文森特(Will Vincent), 他们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总是及时回复我们的问题。感谢托马斯•弗里 克(Thomas Frick) —丝不苟的文字编辑工作。由出版社邀请的两位匿名 审稿人给予了我们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对本书的仔细阅读和建设 性批评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核心论点也进一步加强。

本书的研究工作还获得了中国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其资助项目 名称为“变迁中的男性气质：关于南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男 性农民工性别身份建构的比较研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蔡玉萍获 得了富布赖特香港高级研究学者奖。我们同样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为 蔡玉萍提供的访学机会，使得本书部分章节得以顺利完成。蔡玉萍在香 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和性别研究中心的诸位同事也为她提供了莫大的支 持，使她能够一方面继续学术探索，一方面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彭钢 旎亦衷心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给予她的支持与友谊。

我们同样衷心感谢我们的家庭。戴乐文（Roimm） —直以来都是蔡 玉萍的坚强支柱。他鼓励蔡玉萍申请了富布赖特香港高级研究学者奖， 使她能够有四个月的时间在美国专注于本书的写作。他对两个孩子天恩 和同言的悉心照顾使蔡玉萍没有后顾之忧。两个孩子现在也许还不能够 明白这本书的观点，但是他们肯定能够理解跟父母分离的感受，因为他 们的父亲有九年时间都在海外工作。也许有一天，当他们长大以后，他 们会感谢■迁移中的人们为了维护家庭而所做出的努力。蔡玉萍的父母给 予了她无限的支持，使她在过去的十二年中能够应对家庭和工作双重责 任。他们的关爱以及他们自己的迁移和家庭分离的故事是蔡玉萍写作本 书的最原初和最重要的动力。彭钢旎的迁移生活也已经超过十七个年头 了。她的迁移生活开始于她在北京和香港的求学，继而是她在香港以内 地“移民”的身份进行工作。因为常年在外工作和生活，彭钢旎对身在 湖南、一直支持她的学术事业的双亲感到歉疚。他们无条件的关爱、持 续的鼓励、精神上的支持以及实际上的诸多帮助使彭钢旎能够不断前 进，并且使她克服迁移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最后，我们将本书献给所有的中国移民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克服 重重困难，维系着一个个跨越千山万水的中国家庭。

导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 迁移、家庭和男性气质

中国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边缘男性

寻找平衡：恋爱、婚姻与性

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与策略

家务与男性尊严

来自远方的孝顺： 养老职责的协商与重构

男性妥协：关于变迁中的男性

导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 迁移、家庭和男性气质

传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或多或少依赖于儒家家庭系统的成功 运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家庭、经济与社会在中国是一个系统, 即父权制。

——朱迪思•斯泰西，《中国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

东莞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2013年12月，我们在这里一 家新建的三星级酒店遇到了小谢，一个20岁的酒店服务生。小谢是一 个个子高挑、相貌清秀、有些羞怯的重庆男孩。他告诉我们，他之所 以在14岁的时候离开农村老家，是因为他在学校里带头打群架而被学 校开除。那时候的小谢是中国农村数以百万计的留守儿童之一。小谢 的父母在他刚满3岁的时候便将他留给祖母照顾而双双外出“打工”。 “打工”是农民用来描述他们在城市中工作状态的一个常用词。小谢的 父母外出务工六年未曾回家。当小谢因为想念父母而问祖母他们为什 么不回家的时候，祖母就会指着家里一栋新建的房子说，这就是父母 关爱小谢的实证。那栋房子是用小谢父母寄回老家的钱建的，是给小 谢将来娶媳妇用的。小谢的父母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打工 的钱能够供养小谢读大学，或者至少能学一门手艺。但是，小谢在自

♦ 1广州市一处城中村的入口（蔡玉萍摄）

己打工的六年时间里已经换了不下十份工作了。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 云南一家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做男性性工作者。这份工作最后倒是相 当太平地结束了，因为小谢染上了性病而不得不回到当时在东莞工作 的父母身边。

我们遇到小谢时，他和父母居住在离他工作的酒店不远的一个城 中村I的出租房里。小谢的祖母还在农村老家，不过小谢和他父母打算 存钱在老家农村附近的镇上买套房子。小谢说，他对农活一无所知， 也无法想象自己回家务农，甚至连春节都不打算回去，想跟父母在东 莞一起过年。小谢曾经有一个获得父母首肯的谈婚论嫁的同居女友, 不过当女友发现小谢从事性工作的时候，就跟他分手了。小谢喜欢那 个女孩，是因为她像小谢母亲一样具有“贤妻”的品质。她为小谢洗 衣、做饭，并且省吃俭用。跟父母的选择不同，小谢发誓绝对不会因 为外出打工而将自己的小孩留在老家。他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并且 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这个愿望的实现需要以成功的事业为基 础。当我们遇到小谢的时候，他的这个愿望看起来还颇为遥远。作为 服务生，小谢的月工资是1800元人民币，而对于这份微薄的工资，小 谢也是使用无度，把大部分钱花在了按摩、赌博、和朋友一起喝酒以 及偶尔在附近的卡拉OK厅嗑药上面。小谢看起来也不太担心自己的 未来。父母已经在老家为他建了一栋房子，并且正在为在镇上买房攒 首付。他们打算在春节之后送小谢去学一门技术。

45岁的湖南人老姚在酒店做保安。早在1989年，他就离开农村 老家到中国南方城市打工。那时候，他的独子才9岁。在最初的五年, 老姚的妻子留在老家照顾儿子。到了 2004年，她开始跟老姚一同到

1城中村是指在北京、广州、深圳这些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中，流动人口集中居住的 “飞地”。城中村通常位于城市中心和城郊地区。尽管城中村的居住环境通常十分拥挤、 不够理想，但是城中村也为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提供了廉价的住所。 城市打工，因为患病的老姚已经无法为家里赚取足够的钱了。当2013 年我们在深圳遇到老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对自己 父母的深深愧疚，因为他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回家过年了。而第二件事 则是他对儿子的歉意，因为他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给予其足够的 关爱。老姚唯一的慰藉是，自己还算是一个体贴的丈夫。虽然农村男 性在农村生活时极少做家务，但老姚在他老婆也跟随他到城市打工后 就开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买菜、叠被、换床单。尽管因此而备受 湖南老乡的嘲讽，老姚依旧包揽家务。老姚的妻子则独揽家中重要事 情的决定权。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教导下的“夫唱妇随”及 “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权力关系具有显著不同的关系模式。老姚夫妻 关系的非传统性，还体现在老姚的妻子在工厂打工的收入差不多是老 姚在酒店做保安的收入的两倍。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离土不离乡”是 中国农民应对农业危机的一种可行的策略，因为“离土不离乡”使中 国农民可以将小规模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从而能够化解斯泰 西(Stacev, 1983)所指岀的农业危机对农村父权制的存在与合法性的 威胁。六十年后，在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事情却恰恰是费孝通当年想要 避免的事情。从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经历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集体出逃”。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大约有2.2亿中国农 民离开农村老家，在繁华的城市中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为了贴补农 业生产所得而外出从事暂时的季节性工作，一个个已婚的农村男性形 成了中国最初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而这些细流现已汇聚成了影响绝 大多数农民及其子女生活的巨大浪潮：男性和女性，未婚的和已婚的， 都将外出打工视为理所当然而并非某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农民 的大规模“集体出逃”已经促使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发 展出了一系列专有名词，例如“留守儿童”“空心村”“一个人的村庄” 等等，来描述只剩下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祖父母的农村。而这样的乡 村最终会成为只有老人居住的地方。

独居的农村老人孤坐在簇新的二层砖瓦房前的画面绝非中国文化 中对于理想家庭的描述。传统文化中所描绘的理想家庭通常是(至少) 三代同堂的、由男性家长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孙辈组成的大 家庭(Hsu, 1971)。尽管一些研究指出，在中国绝大多数历史时期， 这种大规模的联合家庭更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实际的行为规范，但 是三代同堂的家庭确实曾经较为普遍地存在，大约一半的城市和农村 家庭曾经是三代同堂的家庭(Unger, 1993; Harrell, 1993 )。甚至在 分家以后，有联系的家庭之间有时会发展成为“网络家庭”(Unger, 1993)或者“聚合家庭”(Croll, 1994 )来履行照料老人和小孩的传 统家庭功能。在中国，青壮年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表明农村家 庭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在改革开放后，包括高层领导在内， 没有人能够确保留守农村的老人能够老有所依，或者留守农村的小孩 能够获得足够的照料。

人口的城乡迁移不仅仅使中国家庭历史悠久的照料老幼的角色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粉碎了农村父权制的根基。传统家庭中 男性对于女性的优势和控制主要来源于婚前将女性排除在其原生家庭 的正式成员之外，以及在婚后将她们的活动范畴局限在家庭内部。传 统上，父母偏爱儿子而非女儿，因为儿子是家族姓氏、谱系和血统的 继承人，具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在传统社会，相对于女儿，父 母一般会在儿子的教育、居住和土地获得等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因 为儿子是一种养老保障，而女儿则仅仅被视为家庭中的不能够依靠和 指望的临时成员。女儿结婚以后，必须搬去婆家或在离婆家较近的地 方居住，并为婆家尽心尽力，即所谓的“从夫居”。将出嫁的女儿比作 “泼出去的水”，将女儿称作“赔本货”，以及让生育女婴的产妇脸朝 向外门的传统习俗，都表明了女儿在其原生家庭中的类似外人的处境。 汉字中“嫁”字的结构是女在家之外，这并非什么造字的巧合。独生 子女政策的出台开始改变女儿在家庭中的二等地位。独生子女政策通 过合理化独生女儿在婚后与其父母同住或居住在离父母较近的地方， 使得女儿也能够为父母养老，从而改变了贬低女性的文化机制和预期 (Unger, 1993 )。尽管统计数据显示从夫居仍然是农村地区的居住规范 (Judd, 1994； Harrell, 1993),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从夫居的实践 在逐步改变，而城乡迁移是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之一。在夫妻俩一起 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城乡迁移显著降低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控制，而 强化了夫妻之间的纽带。这使得外出打工的女性更有议价能力来争取 婚后从父居而不是从夫居。

中国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传统上基于一套严格的性别隔离 系统，即男性主导公共领域，而女性则被隔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和局限 在家庭领域之中(Mann, 2011 )。汉字中的“妇”字生动地将妻子作 为内人的形象描绘了出来：它是一个拿着扫帚的女性的形象。尽管中 国社会主义革命鼓励女性参与劳动生产，从而明显淡化了内外有别的 性别隔离，但时至今日仍没有哪项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家庭领域属于女 性职责范畴的事实(卜11, 1983; Judd, 1994； Yan, 2003 )。城乡迁 移也许有可能改变这一机制。当农村里的男性认为男人做家务十分可 笑的时候(Judd, 1994 ),和老姚一样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村男性却不得 不在协商中分担家务劳动。这一现象常见于迁移夫妻(即男性农民工 与他们的配偶一同迁移到城市)和迁移家庭(即男性农民工与他们的 配偶和子女一同迁移到城市)中。因为离乡背井，这些家庭往往无法 获得其延展家庭对子女照料的支持，而这些通常处于城市中较低社会 阶层的家庭也无力负担付费的育儿服务。对于有子女的迁移家庭而言， 经济压力更为棘手：因为无法充分享受所在城市的公民权利，农民工 的子女通常也无法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Goodburn, 2009 )。这 种经济压力使得妻子的工作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必要来源，由此导致 夫妻双方必须重新商讨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责任分工从而确保丈 夫和妻子能共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农村男性和女性之间关于性别 角色内外分工的重新商讨对中国父权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 何产生了这些影响，都是非常有趣的议题。

尽管城乡迁移可能给中国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针对这 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还很少。之前有关城乡迁移的研究聚焦于迁移所 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健康的影响。在讨论对家庭的影响的时候，人们 又往往聚焦于可定量化的影响，例如城乡迁移对家庭财富、儿童健康 和老人福祉的影响。城乡迁移如何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则较少受到 关注。而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城乡迁移对家庭人际关系、情感和家庭 协商所带来的影响的研究中，绝大部分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探讨外 出打工的女性或者留守妇女的情况(Gaetano and Jacka, 2004； Jacka, 2006, 2012 )o

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主体经验在学术讨论中则是缺失的。在有关 迁移的西方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男性声音缺失的情况，这类缺失导致了 我们知识上的一个空白，即数量庞大的、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如 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支柱一一父权制家庭系统。对中国农村男性声音 的忽视可能来源于这样的观念，即农村男性是父权制的实际受益人， 所以他们的经验不需要大量且广泛的调查研究。但是，性别不是一成 不变的个体的特征，而是关系性的。性别不平等源于男性与女性之间 的互动，以及互动性情境和制度性情境的交互影响。如果不考虑男性 的主体经验和能动性，我们很难建立一套完整的认知来准确地理解迁 移是如何生产、再生产、挑战和改变中国父权制家庭的。而且，男性 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群体。在男性气质研究的旗帜下，男性之间的不平 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如何塑造了父权制已经成为西方学界一个迅速发展 的研究领域(Connell, 1987 )。但是这一理论视角很少被用于讨论中 国城市中的男性农民工的主体经验。

大多数关于中国家庭的研究都聚焦于“合作模式家庭”中的结 构性原则，而忽视了家庭中的亲密关系、情感和个体能动性(Ym, 2003 )o朱爱岚也指出，中国之前的家庭研究更多关注不同家庭之间， 即家庭与外界的互动，而不是家庭内部各人的关系及互动过程(Judd, 1994)。换言之，大多数学者的目光一直集中在中国家庭的公共层 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法律层面。在评价斯泰西饱受赞誉的《中国父 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书时，沃森不无惋惜地说(Watson, 1985： 62)： “在一本关于家庭的书中，我们却看不到多少有关家庭生活的内 在机制的内容。”与学术研究中中国家庭内部生活经验被边缘化的情 况密切相关的是对夫妻关系的忽视。当学者们讨论中国家庭内部机制 的时候，往往聚焦于代际关系，如父子纽带(Hsu, 1971)、母子纽 带(Wolf, 1972； Evans, 2008 )或者婆媳矛盾(Wolf, 1968； Gallin, 1994 )o这种对夫妻关系维度的忽视，可能是因为在儒家伦理对于中 国父权制家庭的论述中，“夫妻关系被严格限定为亲子关系的增补和 从属”(Hsu, 1971： 57)。然而学者们也发现，习俗和阶层所带来 的差异可能导致夫妻纽带的强度超过了官方模式认可的范畴(Hsu, 1971; Stacey, 1983 )。由于新中国已经颠覆了传统家庭定义而将夫妻 关系界定为“建立在两性婚姻基础上的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Stzcey, 1983： 4),夫妻关系在当今学术讨论中的持续缺席则是无理可循的。 阎云翔认为“夫妻权力的胜利”是中国家庭的关键性转变之一，不容 忽视(2003： 86)。阎云翔是否言过其实还值得讨论，不过他指出了 在中国家庭中，甚至包括农村家庭中，夫妻关系机制正在占据越来越 中心的位置。

总的来说，以往有关中国的迁移、家庭和性别的研究忽视了三个 方面的议题：大量关注结果而忽视了过程，关注结构性原则而忽视了 情感因素；研究文献中缺乏男性声音和主体经验；夫妻关系被边缘化。 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三个被忽视的重要议题，希望可借此深化并推 进已有研究。首先，与以往研究关注可量化的结果不同，本书将讨论 城乡迁移给家庭机制和家庭内部的互动及协商过程所带来的影响。其 次，本书特别关注代际机制中的情感纬度，并且用较多篇幅讨论夫妻 在协商过程中的个体能动性。最后，本书关注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主 体经验，用他们的经验和叙述来分析城乡迁移是如何改变现代中国家 庭的。

中国迁移研究：家庭与性别鸿沟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主要依赖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的地域流 动。在户籍制度管理下，每个人被赋予一个固定的居住地，不允许 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也不允许城市居民向其他城市迁移。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城乡迁移壁垒的逐步消失，改革开放后的 中国社会见证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Peng, 2011 )。 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估计约有2.6亿人居住在其户口登记地以外的 地方。在这数量庞大的迁移人口当中，约有2.2亿人是从农村向城市 流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1),即所谓流动人口。城乡迁移不仅 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农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 也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村家庭。有学者估计，在超过6亿的 中国乡村人口中，大约一半的人所在的家庭中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 外出打工(DGnurger and Xu, 2011 )。由于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 制度的双重约束，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是“循环性移民”，即在整个迁 移过程中都会与迁出地家庭保持密切联系的移民(Fan, 2008 )。但 是，永久移民(Hu, Xu and Chen, 2011)和返乡农民工(Gao and Jia, 2007)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不论具体的迁移类型，城乡迁移 导致农民工离开家庭，形成分离家庭，从而不得不跨地域地协商和 处理家庭事务。新的机遇和张力在中国家庭中出现：这既允许家庭 成员重新讨论他们的家庭角色和义务，也影响到了家庭权力和资源 的分配，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亲密关系和忠诚提出了新的 挑战。

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搜寻包含“迁移”和“中国”等词语的出版物 时，我们发现大多数现有研究关注的都是迁移对经济发展、工作条件 和劳工维权、城市化、卫生保健服务的获得以及艾滋病传播的影响。 关注迁移对家庭生活影响的研究是少数。与这一议题少有研究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核心角色，以及家庭作为中国父权制 维系机制的重要性。对于缺乏有关迁移与家庭的研究这一现象，有几 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农民工的典型形象是年轻的未婚工人，打工妹(Chang, 2008)和打工仔是对这一形象的集中概括。尽管这一形象所反映的是 第一代女性农民工背井离乡到南中国的外向型生产工业区打工的经历 (李静君，1998 ),却不能反映第一代男性农民工的情况，更无法如实 地反映这场规模空前的迁移持续三十年后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的情况。 近年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在男性农民工中，已婚男性多于未婚男性 (Choi and Du, 2011 )。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显示，大约73%的流动 人口为已婚人士( Wong, Li and Song, 2007 )。流动人口之所以被误 解为以未婚人士为主，可能是因为迁移通常被看作个人生命周期的一 个暂时性阶段，离开原来生活社区和家庭也只是一段短暂的经历，因 此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被认为是短暂而有限的。然而近期的统计数 据显示，对于许多流动人口而言，迁移并非过渡性的经历，它始于青 年时期并会持续到近60岁(Loyalka, 2012；国家统计局，2013 )。另 外，尽管大多数流动人口是循环移民，但是他们与家庭分离的时间却 相当长。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往返老家与打工城市之间的交通往往会 耗时数日，并成为农民工微薄收入里的一笔巨大花销。加上在某些行 业中请假十分困难，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流动人口离家的时间往往是数 年而非数月。那些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家乡的流动人口可以 被称为终身的循环移民，他们的存在与数量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流动给 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尽管第一代农民工是以男性为主，但是女性农民工的比率 在过去三十年中迅速增长。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女性占流动人口 的49.6%。更重要的是，女性迁移的本质在过去几十年间有了显著的 变化。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多数男性农民工(60% )为了务工 而外出，相反，大多数女性农民工(56% )则是因为家庭原因而流动。 女性农民工也更有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和履行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而 返乡(Zhu, 2005 )□总的来说，大多数的中国第一代女性农民工要么 需要依靠打工的丈夫迁移，要么她们的迁移轨迹因家庭责任而改变或 缩短。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女性气质是建立在妇道与母职 基础之上的(Mann, 2011 )o但是也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农 民工将工作的重要性置于家庭之上。她们一方面享受着城市打工收入 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独立和权力，一方面还憧憬着在城市定居(Yan, 2008； Zhu and Chen, 2010； Chang, 2008 )o 女性农民工的经验的变 迁以及女性对迁移的态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父权制和夫妻关系是需要 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第三，早期的农民工更多是循环移民，因此他们与原来居住地的 家庭能够保持紧密的联系，不过这已经不再是目前的现实情况了。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正在寻找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机会。这一现实对留守老 人的赡养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动摇中国家庭系统的基础，从而逐渐动 摇以孝顺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最后，认为农民工都是以个人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较大家庭的 一部分进行迁移流动的刻板印象，使学者们忽视了对迁移之后农民 工家庭内部机制的讨论。新的研究证据表明，城乡迁移的模式正在 逐步发生变化，已婚的男性农民工曾经需要离开儿女、妻子和年迈 的父母只身进城打工，但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夫妇俩一同外出或让整 个核心家庭一同迁移到城市。范芝芬的研究发现，夫妇一同外出和 举家迁移的情况已经增加(2008 )o中国城市中快速扩大的“城中 村”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迁移模式的改变。农民工的主要居 住模式正逐渐从单身工人居住在宿舍里向农民工家庭定居在繁华都 市的边缘地区转变。

这些转变都为迁移如何影响家庭生活提出了新的问题，而大部 分有关迁移和家庭的中国研究都还局限在讨论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Qin, 2010 )o学者们特别关心农民工汇回老家的钱如何改善农村的 贫困问题(Taylor, Rozelle and de Brauw, 2003; Du, Park and Wang, 2005; Huang and Zhan, 2008 ； De Brauw and Rozelle, 2008 )。最近的 一些研究则开始关注城乡迁移对留守儿童的福祉的影响(Zhou et al., 2005; Lian百，Guo and Duan, 2008 ； Liu, Li and Ge, 2009; Chen et al., 2009; Gao et al., 2010; Fan et al., 2010； Jia and Tian, 2010； Qin and Albin, 2010； Ye and Pan, 2011； Lee, 2011 ； Lu, 2012； Wen and Lin, 2012； Zhou, Murphy and Tao, 2014; Murphy, 2014； Wu, 2014； Wu, Tsang and Ming, 2014 )。另有少量研究讨论迁移对赡养 老人的影响(Pang, de Brauw and Rozelle, 2004； Guo, Aranda and Silverstein, 2009; Giles, Wang and Zhao, 2010； Chang, Dong and MacPhail, 2011； He and Ye, 2014 )。有关迁移如何影响夫妻关系的研 究却显著缺乏(Jacka, 2012),只有少数论文讨论了有关留守妇女的 议题(Xiang, 2007; Jacka, 2012 )。

在有关迁移与家庭的研究中，另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是性别。一 份文献综述表明，中国的迁移研究中涉及性别的议题可以被分为两类。 第一类从宏观结构的视角，例如性别规范的社会化，比较和解释男性 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不同(Choi and Du, 2010)；第二类则特别关 注女性农民工的经验(Lee, 1998; Pun, 2005b； Ym, 2008； Gaetano and Jacka, 2004； Zhang, 2014； Chiang, Hannum and Kao, 2015 )。 尽管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性别与迁移之间的互动的理解，但是它们 都忽视了男性农民工的特殊经验。这种缺失令人感到遗憾，因为当女 性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双重边缘化的同时，男性农民工也常常需要处 理他们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处境和在农村社会中的支配性地位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在儒家意识形态之下，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父系继 承制以及婚后的从夫居是中国父权制的基础(Zuo, 2009 )o尽管随着 经济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学者们认为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父权制的基本结构，特别是父系继承制 和从夫居这两大支柱，仍然被基本保留(Stacey, 1983; Judd, 1994； Hershatter, 2004 )。农村男性，特别是已婚的农村男性，在家庭中基 本具有很高的权威，控制着资源的分配，支配着父系家庭的经济活动， 当然同时他们对家庭的表现与荣辱负有责任。社会对农村男性的普遍 期望是：盖房子、娶老婆和成为一家之主。到城里打工常常是达到 这些期望的一种方法。因此，经济收入对男性农民工来说具有双重含 义：既是改善家庭物质条件的方式，也是他们男子气概的最终衡量标 准。但是，现实却可能与他们的期望截然不同。当代中国的不平等体 现在单位结构(LinandBian, 1991 )和户籍制度上，这些系统都将农 民工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Solingcr, 1999)、好的工作机会(Cai and Wang, 2008)、城市商品房市场(Song, Zenou and Ding, 2008 )和教 育医疗等公共服务(Goodburn, 2014)之外，使他们在城市中处于二 等公民的地位(Wu and Treiman, 2007 )。尽管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居 于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处境，他们的性别身份评价体系仍然依据在城 市里占支配地位的有关男子气概的论述。占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论述 强调男性的刚强有力、生殖力、财富和创业才能(Lu, 2000； Zhang, 2007; Uretsky, 2008 )。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城乡迁移有可能从根本 上改变中国家庭系统的性别和权力机制，从而挑战男性在家庭里的支 配地位。

西方研究中的迁移与性别： 男性声音和主体经验的缺乏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女性主义民族志学者， 致力于“将性别从移民研究的边缘地带引入到核心领域”(Mahler and Pessar, 2006: 27 )。这一系列的研究聚焦于性别在迁移决 定、迁移过程、迁移结果，以及在回迁决定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Hondagneu-Sotelo, 1994 ； Phizacklea, 2003; Hagan, 1998 ； Boyd, 1989; Ong, 1987; Constable, 1997; Hondagneu-Sotelo, 2001 ； Choi and Du, 2011; Lan, 2006; Flippen and Parrado, 2015 )。虽然 这些研究一直强调性别视角的重要性，但是男性移民的声音仍然是 模糊不清的，有关男性主体经验的讨论仍然缺乏，或者相关讨论仅 被局限于传统的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在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研 究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中，女性的不利地位依旧是性别 研究的主要议题和挑战。1984年，学术期刊《国际迁移研究》出版 了名为《迁移中的女性》的专刊，批评早期移民研究中的“男性偏 差”问题，即将移民预设为男性而忽视了女性移民的特殊经验，或 者在迁移研究和相关政策中采用刻板印象将女性移民描述为“消极 的受养人”(Morokvasic, 1984 )。这期专刊中的相关研究论证了女性 在国内和国际迁移模式中的核心位置，以及迁移对移民输出地和输 入地的性别关系的多重影响。

十年之后，《国际迁移研究》岀版了名为《半杯水？迁移研究中的 性别》的后续特刊，一方面肯定了 1984年的专刊“让女性移民从阴影 中走了出来”(Donato et al., 2006： 4),另一方面也指出从关系角度理 解迁移研究中的性别议题的重要性。通过将迁移看作一个性别化的过 程，这期专刊被划分为以男性为主、以女性为主以及无性别视角的性别 分析，并认为有关迁移的性别分析应当将男性和女性都当作研究的主 体，且应当超越将性别定义为简单的二元变量的思维模式。这期专刊指 出，在迁移研究中的性别应该是关系性的、情景化的和多标度的。

仔细分析专刊中所涵盖的有关性别与迁移议题的大量文献和相 关研究可以发现，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性别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但是 专刊中的大部分文章仍然主要从女性移民的视角岀发进行讨论。男性 移民的身影几乎总是被包含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中，例如有关少数族 裔聚居区、区隔融合和迁移后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但是定量调查 的视角很难拓展到简单比较两性差异以外，而且关于性别差异的解释 大多是推断性的。绝大多数有关性别与迁移的定性研究主要依靠女性 移民提供的信息。除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研究(Lin, 2013; Hoang and Woh, 2011, 2012； Hoang, Yeoh and Wattie, 2012； Cheng, Yeoh and Zhang, 2015; Dreby, 2010; Hondagneu-Sotelo, 2014； Schmalzbauer, 2015)以外，移民家庭中的男性通常出现在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姐 妹的叙述中。他们的声音很少被直接倾听，其主体经验是由家庭中的 女性成员代为呈现的。当某些移民研究将男性主体置于核心位置时， 其研究焦点又常常放在他们的工作领域(Lin, 2013; Baey and Yeoh, 2015)或者越轨行为上，例如男性对酒的消费、药物成瘾、成瘾性赌 博、暴力犯罪、艾滋病的传播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Walter, Bourgois and Loinaz, 2004; Bourgois, 1996a; Cohen, 2006; Lewis, 2014 )。

在有关性别与迁移的研究文献中，平凡的异性恋男性移民的声音 和主体经验是大量缺失的。不过，最近有了一些新的相关研究。例如， 帕雷尼亚(Paarrhns)关于菲律宾跨国父职的研究发现，外出打工的父 亲会比那些妻子在国外工作的留守男性更愿意参与家务劳动，因为他 们外出打工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是其男性气质的保障；而对于妻子 在国外工作的留守男性而言，不能够负担家计这一点会促使他们拒绝 参与家务劳动，因为那会强化他们家庭主夫的角色(Parrehas, 2008 )。 查利(Chaasley)的研究关注的是通过和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巴基斯坦 女性结婚而移民到英国的巴基斯坦男性，该研究发现尽管绝大多数这 样的男性在移民后都面临着不稳定的经济状况，要依赖妻子娘家，承 受来自妻子娘家的管束和压力，但是他们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来处理因此而带来的男性气质危机：一部分男性会通过“暴力、抛妻 弃子或者娶第二个妻子”来排遣挫败感（2005： 85）,而另外一部分 男性则会接受现状并通过“做一个好儿子”来应对他们的男性气质危 机（2005： 100）。林晓东在其研究中分析了中国的男性农民工如何在 外出务工以后重新塑造“孝子”的角色（2014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 男性移民较高的经济收入能够使他们在原来的社区里保持较高的地 位、巩固在家庭中的权威 losella and Osella, 2000; Walter, Bourgois and Loinaz, 2004； Broughton, 2008 ）。这些研究（例如 Castaneda and Buck, 2011; Smith, 2006； Menjivar, 2000; Boehm, 2012）都表明， 家庭生活是理解和表达移民男性气质的核心。

男性气质：建构、协商和情境性

有一种对男性气质的通俗诠释认为男性气质是男子气概的“心理 本质”，但是性别角色理论认为，男性气质是男性身份的一个方面， 通过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而习得。认为男性气质是男性的本质，会 导致我们忽视建构了男性气质并反过来被男性气质合理化的社会过 程。另一方面，认为男性气质是儿童通过早期社会化所习得的产物 的观念，又忽视了男性气质在生命历程中的不断变化，以及影响这 些变化的权力和社会结构（Goffman, 1977; Westand Zimmerman, 1987 ）o因此，康奈尔（Connell）主张将男性气质研究置于“性别 关系中有关男性的政治社会学”的框架中（1993： 601 ）。在其一 系列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中，康奈尔指出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存在着一 种有关男子气概的文化规范理想型（Connell, 1987, 1993, 1998, 2003 )。康奈尔借用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概念来说明霸权 男性气质反映的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的性别特征(例如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异性恋白人男性)社会中的种种 安排都合法化这种男性气质，并且使之看起来自然而然且合情合理 (也可参考Kimmel, 2005 )。尽管霸权男性气质是占支配地位的性别 意识形态，但是因社会阶层、种族、迁移状态或性取向而被贬低和 边缘化的男性则不得不面对文化理想型与他们现实处境之间的张力 和矛盾。较低的社会地位也会迫使他们调动其他资源来建构另一种 有关男子气概的话语体系(Bourgois, 1996b； Cruz, 2000; Nardi, 2000; Mutchler, 2000； Cohn and Enloe, 2003 )°

在这一框架下，男性气质既是一种在意识形态和话语论述层面 上的关于男子气概的规范想象，也是一种与国家、工作场所、劳动力 市场和家庭等制度紧密相连的制度和个体实践。因此，男性气质必须 被置于产生两性不平等和男性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分层机制中来讨论 (Donaldson, 1993;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它是在具体的 历史和文化中被建构出来的(Baron, 2006； Heron, 2006； McCoyer, 2006 )o在这个意义上，某种特定的男性气质及其表达可以根据其所在 的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境，从四个维度上进行分析：个人维度、人际维 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Lusher and Robins, 2009 )。个人维度是指 个体的性别角色理念；人际维度指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互动模式，例如 男性移民与其父母、配偶和子女之间的互动；制度维度是指与居住地 (农村还是城市)以及工作相关的结构性不平等，例如在本书中将指出 这种不平等使得移民在没有扩大家庭的支持或无力购买收费的儿童照 料服务的情况下，很难在城市中兼顾工作与家庭；文化维度包括在农 村社区和城市社会中的不同的有关理想的男子气概和家庭义务的支配 性话语，以及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别如何影响了男性移民。康奈尔明确 指出：“正如统治阶级和精英研究之于阶级研究的重要性一样，男性研 究对性别研究也是意义非凡的。” (1992： 736)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 后天塑造的(de Beauvoir, 1952 ),同样的，男性的性别身份也不是理 所当然，而是需要探讨的(Kimmel, Hearn and Connell, 2005 )。在我 们的案例中，凸显男性气质能够帮助我们去讨论家庭内部两性之间的， 以及社会中男性之间的不平等的来源、结构和机制(Connell, 1987;

Kimmel and Messner, 2010 )。同时，这也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并呈现男 性为了 "制造性别” (West and Zimmerman, 1987 )、为了在迁移过程 中对抗挑战与危机、为了构建积极的自我而采取的策略。

南中国城市里的男性农民工

本研究的三个调查地点是东莞、深圳与广州，它们都位于中国的 华南地区。东莞聚集了超过15万家的外资公司，这些公司集中在电 子与IT制造、纺织与制衣、家具、玩具以及化工产品等领域。本书的 第二作者彭钢旎曾经于2007—2009年在东莞的工厂进行过民族志田 野调查，非常熟悉迁移人口的机制和当地的境况。因此东莞是我们招 募在制造业工作的男性农民工的一个理想地点。我们选取深圳作为第 二个田野调查点主要是为了招募在服务业工作的男性农民工。2010年, 服务业已经是深圳的第二大产业，吸纳了 35%的农民工】。广州作为广 东省的省会，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在2013年人口已经达到 1292万。快速的现代化意味着当我们进行田野研究时，有数不清的基 础设施和建筑工程正在实施，而绝大多数建筑工程主要依赖的是农民 工。因此广州是我们招募就职于建筑业的男性农民工的合适地点。鉴 于年龄和婚姻状况可能影响男性气质的意涵与表达这一事实，我们将

1《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法研究所，2010, 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83/12155296.html。 研究样本限定在18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男性。

从2012年到2015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先后进行了十五次田野调 查，总共走访了位于深圳、东莞和广州的六个“城中村”。在每一次的 田野调查中，我们观察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并与酒店老板、餐厅老板、 沿街商贩、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摩的司机、美容美发行业的从业 者、清洁工、服务员以及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农民工父母进行交谈。我 们也对192位男性农民工和74位女性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访 谈中包括了对11对夫妇的访谈。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分析了 192位男 性农民工的访谈，并且也通过与女性农民工的访谈来对照及检验男性 农民工叙述的有效性性尤其是对11对夫妇访谈的分析，有效地帮助了 我们理解和分析夫妻关系机制，这些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有所 讨论。

191位男性被访者的平均年龄是36岁（有一位男性被访者在进行 完深度访谈后没能完成问卷调查部分），他们在城市中开始打工生涯的 平均年龄是23岁。在被访者中，有137位已婚（71%）, 2位与自己 的父母同住，2位丧偶，4位离异，46位单身。有134位被访者有孩 子。略微超过半数（111位）的被访者是只身来城市打工的，有51位 被访者是与妻子共同来打工的，还有30位被访者是举家迁移到城市打 工。在职业分布方面，我们确保样本涵盖了男性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 职业。在被访者中，有13位成功找到了白领职位，19位在酒店与餐 饮业工作，多数做厨师或服务员，有44位建筑业工人、47位出租车 司机、19位工厂工人、36位保安。另外有14位被访者在其他岗位工 作，包括杂货店主、餐馆老板、蔬菜摊主，以及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 人、美发师、零售店店员、清洁工以及电工等。

1为了保护被访者的隐私，文中所有被访者的名字均为化名。所有的口述引文均来自被 访者的访谈资料。

在田野调查的最初，我们考虑到由女性访谈男性可能存在的问 题。为了最小化因访谈者的性别而对访谈造成的影响，我们在由10 位训练有素的访谈员所组成的研究团队中配备了5位男性访谈员。同 时，我们也根据年龄对访谈员和被访者进行匹配，例如，我们避免由 年轻的女性访谈员访谈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对年轻的男性农民工的访 谈，要么由研究团队中的男性访谈员来完成，要么由两位年纪较长的 女性访谈员来完成，后者对于被访者而言类似于阿姨或者姐姐的角色， 从而避免了在涉及亲密关系问题时的尴尬。在比较了男性和女性访谈 员所获得的访谈数据之后，我们发现并不存在与访谈员性别相关的系 统性偏差。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访谈中可能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性 别化机制。一方面，相同的性别认同被认为是成功访谈的前提；另一 方面，一些研究则表明对某些话题而言，不同性别之间的对话反而可 能更轻松。比如说，当男性被访者在谈论怀孕的问题时，他与女性访 谈员的交谈往往会比与男性访谈员的交谈要更深入一些(Lee, 1997 )。 实际上，在我们的访谈中，上述两种模式都被观察到了。年轻的男性 被访者在与男性访谈员交谈时，更乐于谈论娱乐、友情以及某些男性 的次文化；而令人意外的是，许多男性被访者在与女性访谈员交谈时， 颇为愿意去谈及夫妻关系和代际情感等议题。相当一部分男性被访者 对我们研究团队中的女性访谈员说，他们几乎从未与自己的朋友谈论 过此类问题，并且对能有机会讲述这些关于亲密关系和情感的问题表 示了感谢。一直以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男性是不被鼓励表 达他们的情感的，然而在访谈过程中，有5位男性被访者在讲述自己 生病的妻子，或与女朋友的分手，或者与配偶发生争执的时候，流下 了眼泪。也许，与其说女性访谈员构成了某种阻碍，不如说她们为男 性被访者们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倾诉机会，使得一直被排除在被视为女 性专有的情感领域外的这些男性，有机会去分享他们鲜被探讨的因迁 移而产生的复杂情感。

本书结构

本书一共分为八章。首章为导论，第二章简要描绘了被访者的打 工生涯以及相应的宏观社会背景。农民工的打工经历是与中国城乡不 平等、经济现代化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流动相关联的。第三章讲述 了男性农民工如何在城市中体验爱情与亲密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在个 人选择与父母影响之间寻求平衡。第四章关注的是夫妻之间关于迁移 的协商，以及源于迁移或与迁移相关的婚姻内传统的男性支配模式的 延续性与变化。第五章检视了城乡迁移所带来的新处境如何令家务分 工的协商成为夫妻间的重要问题，并关注男性农民工如何发展出一套 反城市霸权男子气概的话语，从而合理化自己在家庭领域中越来越多 的家务参与。第六章探讨了父职缺席的困境。尽管迁移使得父亲们实 现了供养孩子的工具性角色，但同时引致了多面相的情感鸿沟。第七 章讨论男性农民工作为远游的儿子，如何化解他们无法如中国传统孝 道所期许的那般去服侍和供养自己父母所带来的失败感，以及他们如 何努力通过情感性的措辞来重新诠释孝道。基于上述章节的一系列发 现，在第八章中，我们提出了 “男性妥协”这一概念，用以讨论与迁 移相关的性别实践与身份。这也进而为分析迁移如何改变家庭提供了 一个性别及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性农民工是如何 解释和回应由城乡迁移所带来的种种转变的。

中国宏大叙事背景下的边缘男性

老冯：“填饱肚子就行了。”

2013年初，我们在深圳遇到了 42岁的装修工人老冯。老冯比较 胖，有个明显的啤酒肚，眼神明亮。访谈时，他穿了一件棕色尼龙夹 克和一条溅满了泥点子的黑裤子。访谈刚开始时，老冯有点紧张，不 过点上一支烟后他就放松了下来，开始跟我们分享他外出打工的经历。 老冯来自河南一个贫困的农村，19岁的时候参军，在部队当了四年 兵。1994年复员以后，老冯回到了农村老家。为了回报老冯四年的服 役，地方政府安排老冯在当地林场工作。但是这份工作并没有为老冯 提供稳定的收入，因为所有林场员工的工资都依赖于他们对村民的罚 款。老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有良心和同情心的人，无法接受这种行 为。因此，他对工作非常消极，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他拿回家的工资 仅能勉强糊口。参军之前，老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邻村的女孩。老 冯家非常贫困，经济的窘迫限制了老冯配偶的选择和成家的时间。老 冯坦言：“我希望找个更好的（媳妇）。但是，家里穷，我担心我可能 找不到老婆。所以我想：’算了，不想了，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家 境贫困也意味着老冯必须用六年时间攒够“老婆本”来迎娶未婚妻。

♦ 2虽然城中村的居住环境拥挤不堪，但是农民工能在这里拥有一个属于

他们自己的临时的家（邓宗弘摄）

结婚一年以后，老冯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一家人因为冯家 有后而高兴，但是生活依然窘迫。老冯回忆道，除了春节，家里很少 能吃上肉。因为收入太低，他们连买盐都得靠借钱。老冯也无法给 儿子买牛奶或者点心。感到绝望的老冯相信到城里打工是将家庭从 贫困的深渊里解救出来的唯一办法。1998年，老冯第一次来到深圳。 没想到的是，在深圳等待老冯的不是一份好的工作，而是一段可怕 而屈辱的经历。

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的，中国政府在1985—2003年间 用暂住证制度调节和限制城市中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的数量。这一 措施给予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暂住证来调控流动人口的权力。对没有暂 住证的农民工进行罚款也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到深圳以后， 老冯找了一份卖包子的街头小贩的工作，但是他很快就被当地警察抓 住。被捕时，老冯仅仅赚了几百块钱。老冯被送到了广东省北部城市 韶关的一个收容所。时隔十五年，老冯回忆起拘留期间所遭受到的不 人道对待时仍然表现得十分气愤。他回忆到，当时他们30个人被关在 一间非常小的没有厕所的房间里，所有人不得不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 吃的是馒饭和咸萝卜。老冯告诉收容所的管理人员自己是复员军人， 是到深圳去找工作的，他之所以还没有申请暂住证是因为自己刚到深 圳几天，还不熟悉这些规则。他的解释和恳求并没有换来释放。老冯 被拘留在收容所五天，直到他的朋友交了 300元罚款才被放出来。这 段经历对老冯而言很痛心。作为一名复员军人和共产党员，老冯很难 相信在收容所里虐待他的人也是共产党员。老冯说：“那时候地方政府 很腐败。我真的怀疑当时抓我的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我怀疑他们都是 流氓。共产党员怎么会做这么可恶的事情？ ”带着幻灭的心情，老冯 被放出来之后就回了老家。

这段经历让老冯感到恐惧。直到2002年，他都留在老家务农。 其间，他和老婆有了第二个孩子，家庭开支也随之增加。因此老冯 在2002年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外出打工。他这次先去了山东省威海 市，在当地公安局做保安。因为工资太低（一个月450元）和工时太 长（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这份工作老冯只做了一个月。2003年， 中央政府废除了暂住证制度，老冯听说珠三角地方政府不再抓没有暂 住证的农民工，便第二次来到了深圳。他加入了一支装修队做装修工， 一天能挣60—70元。老冯表示，他的收入不足以供养全家人：“如果 只有一个人到城里打工，他/她赚的钱是不够（供养一家人）的。扣 掉（在城市里的）房租和日常开销之后，只剩下很少一部分钱。如果 夫妻两人都出来打工的话，他们会赚得多些。”老冯的工资取决于他所 在的装修队接到的订单数量，因此工资也不太稳定。没多久，老冯的 妻子也出来跟他一起打工了。她在深圳一家劳动密集型工厂工作。在 2013年，老冯妻子一天工作11个小时，一个月能挣2500—2600元。 夫妻俩日夜工作，过得也极为节俭，从而省下足够的钱在老家盖房子、 供养两个留在老家的小孩和年迈的父母。为了节约开支，老冯和妻子 2003—2006年都没有回过老家。每年，他们寄回两三千元钱给在老家 照顾两个小孩的老冯的父母，用来支付学费、生活费和其他花销。尽管 年过七十，老冯的父母仍然一边干着自己地里的农活，一边干着老冯地 里的农活。

老冯对工作和生活都抱着较低的预期。他坦言，除了将两个孩 子养大成人和赡养父母之外，自己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也不会梦 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反复告诉我们：“能填饱肚子就行。”老冯也 没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什么大的成就。“能找到工作，能赚钱填饱 肚子”是老冯对自己孩子的所有期望。老冯同样意识到自己很难在 城里长久地待下去，因为他的收入很低又不稳定，而城里的消费却 很高，并且物价在不断地飞速增长］老冯总结说，如果失去工作， 回老家是他唯一的选择。不过他相信，只要他在老家有田地，还是 可以务农为生的。

老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013年1月，我们在深圳遇到了 34岁的保安老张。老张来自河 南农村，1996年第一次来到深圳打工。当时，老张发现作为一个未成 年人要找一份正式工作极其困难。一开始，老张在一家洗衣粉厂当送 货员，每月赚300元。一年以后，他在那家工厂谋到了一个正式职位， 而这得益于他的叔叔在厂里做主管。在叔叔的帮助下，老张的工资提 高到了每月360元，比其他工人的工资都要高。老张告诉我们，在20 世纪90年代，农民工如果每个月能够挣到200—300元就已经很高兴 了。除了低工资，那时候工作机会也是稀缺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 求。老张回忆说，在90年代，成百上千的农民工会为了进入劳动力密 集型工厂而激烈竞争，许多人也会动用私人关系来获得这类工作。工作 机会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工人很少就工作报酬和员工福利跟雇主谈判。

1998年，老张在厂里做技术员，每月挣800元，这已经是当时车 间里的最高工资了。这也是老张人生的黄金时期：有一份好工作，跟 一个四川姑娘谈恋爱。他去了女孩的四川老家见她父母，但是姑娘的 父母反对他们的婚事，因为老张不是四川人。许多农村父母都会要求 子女找一个本地人结婚。经过跟女朋友父母的彻夜长谈，老张仍然无 法说服他们，最终不得不和女友分手。后来，老张通过亲戚的介绍认 识了现在的妻子。她来自老张老家的邻村，也在深圳工作。他们在认. 识之后开始谈恋爱，并很快结婚。2005年，老张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孩 子，是一个女儿。六年以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儿子。 2013年，老张的工作是保安，每月挣2500—3000元，他妻子在一家 电子厂”作。老张告诉我们，他不喜欢这份工作，觉得这份工作没什 么发展前途。他认为在厂里工作会比做保安好，因为工厂工人能够学 到技术，但是做保安却什么都学不到：“如果你在厂里工作，不论你做 的是什么，你都可以学到一些对你未来发展有用的技术。如果你有技 术，那么只要有机会，你就有可能被提拔为技术员甚至组长。但是做 保安不会给你任何技术。你光站在那里盯着墙壁能学到什么？ ”老张 解释说他之所以做保安，是因为这是唯一一种能够让他经常回老家的 职业。如果他在厂里做工，就不可能每两三个月就请假回老家。

老张频繁地回老家是为了帮父亲种地。老张父亲的三个兄弟都在 城里打工。父亲不想让田地闲置荒废，所以坚持耕种四家人的田地。 老张并不想干农活，而且觉得种地的收益也很少。尽管如此，他还是 帮助父亲种地，因为他担心父亲的健康会被繁重的农活拖垮。老张有 一个哥哥，娶了一个湖北姑娘，现在在湖北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老 张形容他哥哥就是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根本不能指望哥哥来履行一 个儿子应当承担的照看父母和家中田地的职责。老张觉得照顾家中老 小是自己的责任。妻子反对老张频繁地回老家，这严重影响他在城里 打工的收入，对此，老张辩解到，家庭对他来说比金钱更重要。正如 他告诉我们的：“就算我一分钱没挣，我还是需要回老家的。在深圳的 时候，我很想我的孩子。我父母年纪也都大了……如果我不回去照顾 他们，我会觉得很内疚的……我跟我老婆说：’不要用钱来衡量一切。 那是没意义的。’”老张计划跟老婆继续在深圳再待三五年，当他父母 更年迈的时候，他和妻子中必须有一人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老 张算过种地的收支，并乐观地.古计自己靠种地一年应该能赚五六万元, 因此老张相信自己即使失去深圳的工作也能够靠种地的收入来供养一 家人。在访谈时，老张定义自己的生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 张强调，钱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快乐的家庭和平静的生活对 他而言更加重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城乡迁移与市场转型

老冯和老张的故事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农民工 的经历。到2013年，中国农民工的总人数已经达到2.6894亿人(国 家统计局，2014)。这一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源于政府70年代末启动 的经济改革和市场转型。在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以后, 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意识到，在一个政治动荡 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的，是时候将国家重心从阶级斗争转 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了。•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们相信，要使人民摆脱贫 困、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的经济体系并且维持共产党的政治 合法性，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并进行市场改革是唯一的方法。正如邓小 平在经济改革中多次提到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 理”。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改革者们将经济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并 将其与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的深入，给中国人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带来了根本性 的改变，城乡迁移是其中最突出的改变之一。

改革之前的中国政府将农民基本置于自力更生的境地，因为政 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为国有 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提供稳定工作、粮食补贴、住房和其他社会福利 之上(Cheng and Selden, 1994 )o户籍制度被用来分隔中国的农村居 民和城市居民，并且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流动性以及享有社会资源和福 利的资格。没有城市户口，农村居民不允许迁移到城市、不允许在城 里找工作，甚至不能在城里购买食物。计划经济以及食物和重要生活 物资的定量供应制度确保了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的有效性 (Cheng and Selden, 1994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以前的城乡迁移是 十分有限并受到严格控制的。另外，政府和城市居民对农村人口的流 动都满怀敌意。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这种敌意并没有逐渐消退。尽管 事实上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已经日益成为改革之后的社会常态，但是这 种敌意仍然显著地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经历。

中国的改革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也使曾经严 格的城乡区分逐渐消失(Wong, 1994)。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完 成于80年代的农业改革将农村土地去集体化，这一举措增加了粮食 产量，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过剩(Li and Chui, 2011 )。 1984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 知》，允许农民在自带口粮和自寻住处的情况下到城市经商或就业 (Wong, 1994； Mrng, 2013 )。这一通知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正式放 松对农业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在1985年和1986年，中央政府通过 取消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及允许国有企业雇用农村劳动 力而进一步放开了对城乡迁移的控制(Wang, 2013)。在这期间，私 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出现创造了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继而大批的 农村居民迁移到了诸如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形成了第一波城 乡迁移的浪潮。根据不同数据来源的估计，到80年代后半期，农民工 的数量大约在3000万到7000万之间。

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政策也为地方政府调节和管理农民工在城市 的就业与居住提供了依据，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对农民工进行控制和监 管。例如，1985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暂住证制度，要求 任何16岁或以上的居民如果计划在其户籍登记地以外的地方居住三 个月以上都必须申请暂住证。与暂住证制度同步运行的是身份证制度， 该制度要求所有年满16岁及以上的公民都必须申请一张包含个人基本 人口信息的、可携带的身份证件。这两项制度使地方政府拥有管理农 民工的权力。在被警察要求的情况下，农民工必须出示他们的暂住证、 工作证和身份证。无法出示这些证件的农民工会面临着严厉的惩罚， 例如1982—2003年实行的由地方政府通过收容遣送制度而实施的强 制遣送。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和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都期望 农民工是寄居者或者季节性流动者，在城市有劳动力需求的时候在城 市里工作，在城市不需要劳动力的时候返回农村老家。这一期待也反 映在国家最初关于农民工的话语体系中。一开始，为了务工而离开农 村老家、进入城市的农民并不被称为“移民”(或者“农民工”)。80 年代中期，当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出现的时候，他们被官方 称为“流动人口”，或者被更加负面地标签为“盲流”(Wong, 1994)。 被视为城市里暂时的流动居民，农民工也被排除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和 福利体系之外。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作为个体而流动的，其他家庭成 员仍然留在农村老家。他们通过老乡，这个重要的支持网络，寻找工 作。农民工或者住在拥挤的工厂宿舍里，或者租住本地居民的私有房 屋，无论哪种居住形式，都处于警察的监管之下，从而确保了农民工 群体在城市政府的控制之内。农民工的私人生活也受到了严格的监管。 为了与中央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一致，农民工流入地，例如广州 和深圳，要求已婚农民工采取与本地居民一样的节育措施。正如黄黎 若莲所记录的，1987年以后，广州市政府要求已婚农民工在申请暂 住证的时候提交由其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部门所开出的计划生育证明 (1994 )。这项政策旨在防止农民工在城市里进行“违法的”或者“计 划外的”生育，以至于增加城市政府的负担。政府的控制网和监管政 策使农民工基本不可能或者很难将其家庭成员接到城市里团聚，更不 用说在城里组建家庭和定居了。

到90年代，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农民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 实行了更加严格的相关政策。1989年的春节，成千上万急于回乡与家 人团聚过节的农民工挤在沿海城市的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噩梦般的景 象表明，人口迁移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交通服务的高需求和这类服 务的严重供给不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发生在春节的这一幕不仅 导致了公众对大规模城乡迁移所引发的混乱的恐惧，也使得政府收紧 了对城乡迁移的控制。与此同时，影响深远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城 市下岗工人的增加，使失业成为许多城市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在 90年代，尽管中央政府表示制定人口流动的相关政策的目的是“使农 村劳动力在宏观调控和监管之下进行有序流动”，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严格限制和密切监管所谓的“盲流人口”。例 如，1995年，中央政府和公安部推行了工作证与暂住证统一系统来调 控城乡迁移，并将申请暂住证的居住时限从三个月缩短为一个月。为 了保护城市户口持有者的工作机会，许多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 出台相应政策，以限制农民工进入一些特定工作领域(Li and Chui, 2011 )o例如，在90年代早期，广东省政府严禁企业在未经许可的情 况下雇用非本地工人，违者将被处以极重的罚款(每人每天300元) (Wong, 1994)。1998年北京市政府制定了不向农民工开放的工作职 位列表，并对违反这项政策的企业进行处罚(Li, 2008 )o这些政策和 措施迫使农民工长期处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底层，他们主要从事着城 市居民所不愿意做的肮脏、危险和困难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迁移以个体迁移为主，但是到90年代末期， 随着农民工开始将小孩一同带入城市生活，家庭迁移的情况逐渐增多。 当时，城市教育资源是与城市户籍制度挂钩的，因此城市地方政府不负 责承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不允许进入 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农民工子女的辍学问题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 题，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应的新政策。然而，这些措施一方面 处理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迁移到城市进一步设 置了障碍。1998年3月，国家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了《流动儿童 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简称《办法》)，规定只有那些在其户口所在地没 有监护人的农民工子女才能够在其父母所居住和工作的城市就学。与此 同时，该《办法》要求农民工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严格控制学龄儿童的向 外流动。农民工流入地的公立学校也有权向农民工子女征收相对较高的 借读费，但是这类政府教育对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几乎是免费的。每年几 千元到一万元以上不等的借读费对于大多数农民工父母而言是个可怕的 数目，因为他们基本上从事的都是低收入的工作。实际上，借读费也阻 碍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农民工父母 选择将他们的子女留在农村。这也引起了另一个社会问题，即所谓的留 守儿童问题。

政府政策对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法律和行政的层 面。正如卡斯尔斯和米勒所指出的，移民接收国的相关政策不仅会 影响当地人对移民的态度，也会影响移民自身的意识(Castles and Miller, 2003 )。尽管中国的城乡迁移是一种内部迁移，但是城乡二元 分割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性不平等使得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一个国家, 两个社会”(Whyte, 2010 )。迈尔森等人指出：“中国的城乡差异是如 此的显著，以至于城乡迁移看起来不像是内部迁移，而更像是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劳动力迁移"(Myerson, 2010： 26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针对城乡迁移消极的、限制性的政策是导致 农民工在城市里社会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继而也影响了雇主如何对 待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如何看待农民工。许多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已 经证实，八九十年代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受雇于血汗工厂(例如Lee, 1998； Pun, 2005b )。这些血汗||厂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长、工资低、 工作环境差、相关管理和纪律十分严苛甚至非人性化。从这个角度上 说，中国的农民工同时受到全球资本和国家的双重剥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流媒体建构了针对农民工的一系列否定性、 歧视性的话语。农民工要么被描述为肮脏、落后、不文明的乡下人，给 城市带来了混乱、犯罪和不卫生；要么被刻画为温顺、短视、无知且 逆来顺受的“打工妹”，需要现代资本主义和城市文化的规训(Pun, 2005a, b； Solinger, 1999 )。《外来妹》这部电视剧就生动地记录了 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在主流媒体中被建构的形象。这段时期，城市居民对 农民工的态度大体上是歧视和排斥的(Solinger, 1999 )。在最糟糕的情 况下，城市居民会认为农民工是公共交通拥挤、犯罪率上升和公共卫生 恶化的罪魁祸首。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也会与农民工保持相当 的距离，保持与他们在地理上和社会上的区隔(Solinger, 1999 )。在这 种状况下，八九十年代绝大多数农民工会将进城看成是暂时的停留而非 长久的居住。对于年轻未婚的农村女性而言，婚姻通常意味着迁移生活 的结束和向农村老家的回归(Fan, 2008 )。

新世纪的城乡迁移和政府政策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的城乡迁移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新世纪 的迁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政府政策从限制迁移转变为引导迁移， 并且保护农民工的权益。21世纪初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可能是政策转变 的重要因素。从2003年开始，珠三角与长三角这两个主要的劳动密集 型工厂云集的产业基地逐渐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 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十年以上。据估计，2000—2014年间，作为农民工 首要目的地的广东省有200万劳动力的缺口(Choi and Peng, 2015 )。 尽管在其他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没有珠三角和长三角那么严重， 但是这足以改变资本和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权力关系(Peng and Choi, 2013; Choi and Peng, 2015 )。

持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也成为国家层面 的关键问题。21世纪初，中国政府将发展重心重新界定为社会稳定与 和谐(Li and Chui, 2011),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旗帜下， 提出了 “以人为本”的方针，并宣称要“解决涉及人民基本利益的问 题，使人民在一个强化了民主性和合法性的系统中更加平等地分享改 革与发展的成果”(LiandChui, 2011： 12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政治 情境中，一系列旨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包括农民工群体)的政府政 策得以制定和实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央政府逐步放松了 对农民工户口迁移的控制。从2005年左右，农民工开始能够申请在中 小型城市落户，只要他们在当地具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Li and Chui, 2011 )o而另一项控制体系一一暂住证制度一一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i 之后被废除。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收容遣送制度和暂住证制度均被 废除。这两项制度的废除对农民工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可 以在没有正式工作的情况下留在城市，而不用害怕被地方政府拘留和 遣返回农村老家。

在之后的几年，中央政府逐渐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 策，尤其是保护他们的劳动权利的政策。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简称《通 知》)。《通知》指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各项工作必须按 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和搞好服务的原则来进行(Ngok, 2008 )o 2004年，建设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解决建筑业中普遍存在的克扣和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Pun and Lu, 2010a )。2006年，国务院颁布 了其第一个旨在改善农民工工作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即《国务院关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Ngok, 2008 )主要措施包括放松对农 民工申请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在城市里为 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以及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¹ 2o这些 政策还废除了一些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同时强调农 民工应当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应当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对 待。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生效，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与受雇者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从而起到规范劳动合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 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对农民工权利保护的倡导，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 府也出台了实质性政策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从2005年开始，位于广 东省的主要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逐步提高了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 从而迫使用人单位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2005年，深圳、广州和东 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是每月690元、684元和574元；到2014年， 三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被提高到了 1808元、1550元和1310元。 地方政府也施行了一些政策来保障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例如，2005年， 深圳率先实施农民工医疗保险政策；2009年，广东省政府推行积分入 户制度，使农民工能够通过积分获得广东本地户口。

自2000年以来，政府对农民工子女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2003 年9月，国务院颁发政策文件，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该文件 要求农民工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和公立学校同等对待农民工子女和城市 居民子女。另外，为了杜绝城市公立学校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 该文件还要求地方政府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奖学金和减免其他教育费用。 200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将农民工子女享 有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权利纳入法律。这些保护性的政府政策 和规定表明，在人口迁移问题上，政府政策已经不再遵循过去那种限 制和歧视的思路。最重要的是，它们使得农民工更容易将家庭成员接 到城市团聚。城乡家庭迁移在新世纪变得越来越普遍。

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特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20世 纪90年代末，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取代他们的父辈。在新世纪，新生代 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主要劳动力。中国社会学家 王春光首先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现象，并将其定义为1980年后 出生并在25岁以前外出打工的一代人(Wang, 2001 )。新生代农民工 不仅在人口特征上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比如他们更年轻、接受过更 好的教育、单身人士更多，而且他们迁移的动机以及对城市工作生活 的期望也与前辈们不同(Pun and Lu, 2010b; Peng and Choi, 2013; Choi and Peng, 2015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农村经济改革以后，因此 大多数人成长于物质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 部分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得益于农村地区的快速 发展、政府对农村家庭的财政补助，以及农业税和其他税种的废除。 而他们的父母，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的辛劳工作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 成长提供了更好的家庭条件。根据2007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数据, 2006年的中国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为3578元，这一数字是1995年农 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2.2倍，是1986年的9倍，是1976年的35倍。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因为成长于较为富足的家庭而从未有过经济困 难的经历，在迁移之前也没有务农的经验。因为没有沉重的家庭经济 负担，这些年轻的农民工不会，也不准备像他们的父母在城里打工时 那样“吃苦”。在经济收入以外，他们迁移的动机还包括个人发展。大 部分人除了期望进城打工能够赚取比在农村时更多的收入以外，还希 望迁移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的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发展自己事业的 机会以及做生意的机会。新生代农民工也十分渴望体验现代城市生活。 这些迁移目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收入、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具有比 第一代农民工更高的要求。2010年一项有关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 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的月收入平均为4200元，但是他们的实际 月收入平均为1838元U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巨大落差可以部分 地解释年轻农民工较高的跳槽率：他们不到两年就会跳槽一次²。劳动 力市场的高流动率加剧了南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年轻农民工对未来的 规划也随着他们迁移动机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与之前的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长期待在城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坚定地要在 城市落地生根(Pun and Lu, 2010b )。尽管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特别 是女性来说，婚姻往往意味着迁移的结束，但是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会

1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0, http://acftu.people.com.cn/GB/67582/ 12154737.html。

2同上。

在结婚之后继续他们的迁移。许多已婚夫妇或者在城里生小孩，或者 将留在老家的小孩接到城里一同居住(Lan, 2014 )。

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实际上放松了对农村居民户口迁移的控制， 甚至鼓励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落户，但是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城 里落户，尤其是在深圳、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落户，依然是不太 现实的。撇开严格的落户标准不谈，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在最近十年里 飙升，已经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经济承受范围。居住在大城 市的花费也同样节节猛增。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困境：绝大多数年轻的农民工一 方面缺乏务农经验；另一方面，习惯了丰富多彩且物质富足的城市生 活，他们很难回归农村老家。他们不仅厌倦了单调的农村生活，而且 也不情愿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那样以务农为生。他们在城市里习得的 习惯和生活方式更强调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而这些与许多依然在中 国农村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是相违背的，后者强调集体主义和个人 为集体福祉而做出牺牲。尽管更为便利的公共交通和先进的通信技术 使城市和乡村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但矛盾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发现他 们变得更加难以回归农村。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城里居住多少年、多么想要成为城市居 民，完全融入城市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区隔依然体现在法律、行政、文化、经济和社 会的各个层面。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依然被排除在诸多社会权利以 外，例如购买商品房和申请驾照。虽然21世纪初政府就已经改变了有 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政策，但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例如广州、 深圳和东莞，并没有全力地实施这些政策。结果，当我们在2012— 2015年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仍然有许多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 女要么进入教学质量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要么被父母花高价钱送 入公立学校就读(Goodburn, 2009 )。与此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依然 存在分化，农民工依然被限制在最底层。低收入限制了他们在租房时的 选择，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居住在拥挤的城中村中。

没有城市住房的年轻男性农民工不是城市婚姻市场中的理想配偶。 即使他们花费了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购置时髦的衣服和先进的电子产品， 以此让自己的外观和行为都像城里人，但他们仍然是城里的边缘群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决定究竟应该定居城市还是回归农 村老家。这种纠结与挣扎对年轻的男性农民工而言尤为突出，因为农村 传统的家庭伦理期望儿子能够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小焦和小阮的故事 反映了许多年轻男性农民工在新世纪中的经历。当未婚的年轻男性农民 工打算寻找合适的伴侣并发展自己的事业时，已婚的年轻男性农民工则 更多地考虑家庭的利益。

小焦：“我的梦想是在东莞开一家美发店。”

2012年末我们在东莞遇到小焦。出生于1992年的小焦来自广西， 一个与广东毗邻的省份。小焦第一次外出务工是16岁，到广州一家劳 动力密集型工厂工作。在广州工作三年后，小焦于2012年来到东莞, 在一家大型的绶带厂工作。在劳动力短缺时期，像小焦这样的年轻农 民工是很容易在劳动密集型工厂找到工作的。小焦换工作不是为了更 高的收入，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他想去更多的城市看看, 获得不同的工作经验，通过比较不同的城市来判断哪里能够给他的未 来提供最好的机会。

小焦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他觉得没有人喜欢在工厂里工作， 因为那意味着失去自主性和不断地受到管理监督。小焦每天工作八个 小时，在工作旺季还需要加班。他不喜欢加班，并强调工人应该在八 小时日常工作时间之外获得休息。尽管不喜欢工厂的工作，小焦依然 留在了工厂，因为他在厂里的同事中交到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和他 年纪相仿且志同道合。小焦留在工厂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正在为了梦想 而存钱，他想成为一名美发师，开一家自己的美发店。小焦从中学开 始就对个人形象管理很感兴趣，并想以此为业。正如小焦自己说：“在 中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很多年轻人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他们会讨 论如何拥有一个与性格相符合的个人形象。我那时候很年轻，也是他 们中的一员。我喜欢个人形象咨询与管理，也想以后从事这个职业。”

在广州和东莞的工作经历使小焦相信，自己做生意比替别人打工 要好。之前小焦在广州一家美发店做学徒，想以此作为实现梦想的第 一步。但是做学徒意味着工作辛苦、拿最低的工资并且处于美发店里 的最底层。小焦承认自己无法忍受被高级别的美发师欺侮，因此还未 学到美发技术便辞去了工作。这段经历改变了小焦的计划，他决定存 钱开自己的美发店。小焦估计他需要存至少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因 此他计划从每月3000元左右的工资中拿出2000元做储蓄。在工厂工 作了六个月以后，小焦只存下了 2000元，因为他在与同事交际上花了 很多钱。小焦意识到完全依靠自己的微薄收入很难实现梦想。而他的 家庭也无法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小焦的父母支持小焦开美发店的计划， 所以并不要求他寄钱回家，但同时他们也无法为他提供多少资金支持。 最后小焦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决定与同事合伙开发廊。

在广州打工的时候，小焦谈了两次恋爱，都是工作中认识的女 孩。对于当时十八九岁的小焦而言，谈恋爱更多的是获得快乐而不是 寻找结婚的对象。跟许多同年龄的男生一样，小焦跟女孩谈恋爱就是 跟她们聊天、带她们去买东西和请她们吃饭。小焦跟两个女孩都发生 了性关系，尽管他说起这两段关系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动情。当被问到 他们发生性行为时有没有使用什么保护措施时，小焦说：“我们那个时 候都非常年轻。年轻人喜欢做刺激的事情。年轻人通常都不会考虑用 那个（避孕套）的。”小焦告诉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他想开美发店的梦 想，但是女朋友并不支持，因为她觉得在美发店工作的男人不是忠诚 和可靠的伴侣。小焦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在感情里不忠诚的人，对女友 的反对颇为失望。后来他们分手了。当我们在东莞遇到小焦的时候, 他单身并且表示没有找新女朋友的打算，因为他想把心思都用在事业 和为自己的梦想存钱上。小焦告诉我们，如果他能够拥有自己的美发 店并成为一个成功的男人，那么找女朋友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小焦认为男人最终的成功是丰衣足食，并使身边的人幸福。小焦 对农村老家有着复杂的感情，他很喜欢并享受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但是也想念老家美丽的景色和家人。不过，小焦也承认，尽管他对农 村老家有着喜爱和眷恋，但回老家并不是他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小阮：“我还要再奋斗十年。”

2013年3月，我们在广州遇到了 27岁的餐馆老板小阮。小阮来 自湖南，中国另一个农民工输出大省。小阮15岁的时候来到广州，在 一家湖南餐馆做了两年的学徒，学习烹饪技术。两年以后，小阮辗转 于经营自己的餐馆和为其他餐馆当厨师之间。2005年，小阮把他所有 的积蓄四五万元，全部投资在他的第一家湖南餐馆上。但是两年后因 为高昂的租金他不得不关闭了那家餐馆。在之后的三年里，小阮一直 在其他餐馆打工当厨师。直到2007年，他开始第二次尝试经营自己的 餐馆。这家餐馆大约有100平方米，每月租金8500元，能够放下10 张桌子，接待大约40个客人。为了节约成本，小阮只雇了八个人。小 阮和妻子的工作时间和强度都超过了他们的员工。小阮从早上7点工 作到晚上11点，同时充当着餐馆里的数个角色：采购员、厨师、服务 员、收银员，必要时候也做清洁工。尽管经营一家餐馆已经令人筋疲 力尽，但是小阮打算如果现在这家餐馆能够经营成功、赚到许多钱的 话，他会再开另外一家餐馆。

小阮和妻子是在2003年认识的，当时他们在同一家餐馆工作。 小阮妻子也来自湖南。小阮回忆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简单快乐：“（谈 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些很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我和她 都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很快乐。那个时候社会也比较简单，没有这 么物质主义，（男人）也没有买车买房的压力。我给她买瓶可乐，她就 挺开心挺满意的了。”小阮和妻子在2007年结婚。我们遇到小阮时, 他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家庭责任给了小阮很大的压力，尤其是 当他把自己的生活跟他老家朋友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小阮说：“如 果我不用考虑物质上的东西，比如房子车子，我可以过得很快乐的。 但是，当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有车有房的时候，我就很鄙视自己了。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你不能上到那个层次？’我会给自己施加压 力。去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发现，我的朋友都在那边做生意，有 人开餐馆，有人开美发店，有人卖衣服。他们都在老家有房子，看 起来过得都挺好的。我就问我自己：’你在广州工作了十年以后你有 什么？’然后我决定再奋斗十年，过上更好的生活。”小阮把所有的 积蓄都投放在餐馆生意上，所以没有在老家盖房子，而在中国农村, 已婚的儿子没有在老家盖房子是有背习俗的。小阮的叙述清楚地表 明了，男性农民工的压力来源于他们将自己在城里的苦苦挣扎与老 家朋友的舒适生活做对比。

小阮夫妻俩都要在餐馆里长时间工作，因此小阮觉得自己和妻子 分担家务并共同照顾5岁的女儿是很自然的事情。每天早晨，小阮会 送女儿去幼儿园，然后回到餐馆或者去菜市场买菜。下午，他会接女 儿放学。小阮的妻子带女儿回家以后，小阮在餐馆里待到餐馆打悻。 对小阮来说，因为餐馆的工作，夫妻俩分担家务和照料孩子是很实际 的安排。但是他也希望以后他能够独立供养家庭，让妻子做全职家庭 主妇，就像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主妇那样可以有一些闲暇的时间。他答 应妻子，在多开几家餐馆以后，她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享受一些休 闲娱乐活动，比如购物、喝咖啡以及和朋友打牌等等。小阮对妻子生 活的预期，反映的不是妻子的愿望，而是小阮自己对城里有钱人妻子 生活的构想。小阮的妻子对他说，只要生意做得好、能够赚钱，她就 很开心了；她不需要小阮变得富有，她更希望小阮身体健康和忠于婚 姻。在城里生活了十年以后，小阮对成功男性的理解受到了城市话语 体系的影响，这种城市话语体系将男性气质主要定义为男性的创业本 事和为家庭提供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能力。尽管家庭经济情况迫使 小阮的妻子必须像小阮一样在餐馆辛勤工作，也使得夫妻俩必须同时 分担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但是一旦可能，小阮都会尝试让妻子多花时 间跟女儿在一起。小阮希望以此来展示他作为男性的责任与气概。比 如，周末的时候，小阮会尽量不让妻子在餐馆工作，而是让她带女儿 去游乐园、去商场吃日本或韩国料理，或者去看电影。小阮相信，要 成为朋友们认可的成功男人，要想给家人提供舒适的生活，他还需要 再奋斗十年。这是他在访谈中反复讲到的一点。只是在达成真正的成 功以前，他还得放弃自己理想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 让妻子与他一同经营生意，夫妻俩在家里家外都得辛勤工作。

小结

老冯、老张、小焦和小阮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里边缘而普通 的农民工。他们的故事和他们家庭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在过去三十五年 间所经历的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政 治舞台上的一股强大力量，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和充斥着西方奢侈品 的购物中心，与成千上万农民工和他们家庭所居住的城中村并立在深 圳、广州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中，并立在珠三角这样机器轰鸣的经济特 区中。

在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支撑这一奇迹的是无数 农民工和他们家庭的辛勤劳作、无止境的牺牲和美好的期望。第一代 农民工和个体农民工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我们对中国巨大 的变迁如何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却知之甚少。而对迁移 夫妻和迁移家庭如何处理和应对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则更近乎一无 所知。通过描述改革开放中处于两个不同时期的四个男性农民工的故 事，本章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的影响嵌入这个国 家所经历的更宏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之中进行讨论。个人故事与宏大叙 事的交织提醒我们，尽管个体变化与结构变迁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划 分，但实际上两者一直交织在一起，很难人为地将其割裂。

在一个传统上家庭会对个体家庭成员生活和福祉产生关键影响的 社会里，城乡迁移很少是由个体决定的。迁移常常是出于效益最大化 和风险分担而做出的家庭策略。这表示迁移会同时影响迁移的人和他 们留守在老家的家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在农村的生活都会被迁移 所重塑。在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家庭中，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被重新定 义和讨论。男性农民工不得不应对这样的一种压力与纠结：一方面他 们受到强调经济实力的都市成功男性话语体系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 们不得不看清自己处于城市边缘位置并具有极为有限的经济资源的现 实。他们还需要重新界定自己多重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以此来应 对新环境下对“好恋人”“好丈夫”“负责任的父亲”和“孝顺儿子” 等角色的评判标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讨论农村男性如何在 城乡迁移中重塑他们的亲密关系、婚姻关系、父职以及孝道。在中国 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男性农民工通过经历恋人、丈夫、留守儿 童的父亲和留守老人的儿子等角色来体验他们的生命历程。国家的发 展路径和这些边缘男性的生命道路不时地交织在一起。

3

¹

2003年，来自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找工作时，因为无法出示暂住证，而在收容 期间在遣送中心被野蛮殴打致死。

²

2《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166619.htm。

寻找平衡：恋爱、婚姻与性

2013年3月，我们访谈小边的时候，他正在广州一家酒店里做酒 保。小边来自位于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一个和珠江三角洲相比欠 发达的地方。小边生于1982年，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下面还有两个妹 妹。读完初中小边就辍学了，因为他已经对读书失去了兴趣，不想再 浪费父亲的钱了。辍学以后，小边来到广州打工。在打工的头两年里， 小边换了数次工作。之后，他开始给做生意的表哥送货。在做送货员 的时候，小边认识了他第一个女朋友，她当时在小边亲戚的公司里当 出纳员。

小边的第一个女朋友比他大一岁，是个漂亮的广西姑娘。小边告 诉我们，在这段关系里他不是主动追求的那一方，一开始是他女朋友 追求他。小边觉得，作为一个长得好看的男人，自己一直很受女孩子 的欢迎，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怎么追女生。小边的第一个女朋友 是他理想中的女性：成熟、会照顾人且善于交际。小边坦言自己喜欢 熟女，觉得第一个女朋友很有魅力。女朋友比他大一岁，对他也是贴 心照顾，为他做饭、洗衣并且在工作上帮助他。小边很享受她的关怀 和照料。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小边打算跟她结婚。他给父母寄去 了女朋友的照片，还告诉了他们女朋友的名字、老家和阴历生日。

♦ 3三名刚刚从贵州老家出来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打算在城里一试身手（邓 宗弘摄）

但是，小边的父母在认识并了解这位未来的儿媳妇之前就否决了 小边的结婚计划，因为他们八字不合。给新郎新娘算八字（八字代表 了一个人在年、月、日、时四柱上的阴历生日）是中国传统婚姻的一 个重要步骤。根据中国古代命理学说，八字代表的生日所包含的信息 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甚至命运。在中国的传统婚姻观念中， 如果一个女人的八字跟她未婚夫的八字不合，那么他们就不是命定的 夫妻。即便他们结婚了，这对夫妻也不会幸福，而且还会给夫家带来 厄运。尽管1949年以后在中国许多城市地区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已 经逐渐淡化，但是在中国农村，它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除了八字不合 以外，小边的父母反对这门亲事还出于一个更加重要的实际的理由： 小边的女朋友来自广西。在小边父母的眼里，广西是一个偏远的地方, 他们更希望有个本地的儿媳妇。虽然小边没有被这些理由说服，但是 他还是接受了父母的意见，和女朋友分了手。女朋友回到了广西农村 老家，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渐渐地跟小边断了联系。十多年后回忆 起第一段亲密关系，小边感到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尽力争取他们的未 来，没有好好珍惜那个对自己关怀备至的女朋友。

跟第一个女朋友分手以后，小边又跟几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女孩 谈过恋爱，跟其中两个女孩同居过。但是他并没有像对待第一段恋 情那样认真严肃。这也许是因为小边在经历了第一段恋爱的失败后 发现，他父母永远不可能让他娶一个在打工的时候认识的外地姑娘。 渐渐地，小边也接受了父母的理念，即娶一个外地姑娘是很麻烦的。 他告诉我们：

娶本地姑娘会更方便，因为所有的亲戚住得都很近……但是 娶一个外地的，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我娶了一个外地姑娘，我得陪 她回去看她在外地的父母，那样会花掉我很大一笔钱的。每次回去 我都需要买车票，还得给她父母和亲戚买礼物。春节还得给她父母 钱。但是跟本地姑娘结婚就会简单很多。在我们村，春节给岳父岳 母1000元就够了。

2011年，小边娶了一个父母帮他挑选的本地姑娘。一年后，小边 的妻子生了个儿子。虽然这段婚姻满足了父母对本地儿媳妇的期望, 但是小边对这段婚姻却没什么激情，因为妻子并不是他理想中的女性。 小边的妻子不是那种会呵护和照顾丈夫的妻子，她似乎更加喜欢平等 的婚姻关系。她常常让小边分担家务，包括洗衣和做饭。小边承认自 己是一个传统的男人，认为家务活都是女人的工作，所以拒绝跟妻子 分担家务。夫妻俩关于家务分工的分歧持续地成为他们之间矛盾冲突 的导火索。

许多男性青年农民工都像小边这样，一边体验着城市里的浪漫 爱情，一边屈服于农村父母对他们结婚对象的期望。对这些年轻男 性而言，离开农村老家和开始都市生活不仅仅意味着在工厂或者服务 行业找到一份工作，同时也意味着更加熟悉城市生活和城市里日益西 化的关于爱情、浪漫、性、选择和欲望的价值观念(Ma and Cheng, 2005 )o虽然浪漫和爱情在西方社会里被认为是亲密关系或者婚姻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们都得让位于家庭的需 求(Moore and Leung, 2001 )。在1950年中国新婚姻法实施以前，绝 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都是根据父母的意愿而缔结的(Xu and Whyte, 1990 )o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婚姻被认为是一种“联结两个家庭的政 治、社会和经济资源”的方式，“而不是婚姻双方爱情和情感的结果” (Sheng, 2005： 102 )o因此，夫妻间的情感纽带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而且约会交往是不常见的，因为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之间的接触是不 被允许的，年轻未婚的女性应该被限制在家庭内部(Mann, 2011 )。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很快颁布了《婚姻法X 1950年的《婚 姻法》强调年轻人有自由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推崇以爱情为基础的 婚姻，旨在打破女性身上的传统父权制枷锁并增加婚姻双方的自主性 (Davis, 2014)。《婚姻法》主张婚姻应该基于个人的意愿和感情，不 应该被任何第三方控制和干涉。虽然《婚姻法》为建立在浪漫爱情基 础上的友伴式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对改革开放前的年轻人而言, 约会的机会还是十分有限的(Farrer, 2002 )。但是这并不是说改革 开放前的年轻人就不能够体验性和亲密关系。韩启澜(2003)指出， “文化大革命”时期，风流韵事、秘密恋情和婚前性行为在知青中是普 遍的，尽管国家和地方机构禁止这些行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 革赋予了中国年轻人进一步的空间去追求浪漫、爱情和性。这些变化 在有关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民族志研究中有着丰富的记录。杨科维亚克 基于其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田野调查，描述了上世纪80年 代中国人对情感、婚姻和性的期望(Jankowiak, 1993 )。杨科维亚克 发现，约会、非正式交往、调情、风流韵事和性诱惑在年轻人中很普 遍，同时，两性之间存在着对浪漫幻想和择偶偏好的差异。中国男性 的浪漫幻想集中在对女性外在美的理想化上，而中国女性的浪漫幻想 更多的是关于“关系中潜在的互动的质量”(Jankowiak, 1993： 220 )。 在择偶偏好上，中国男性倾向于将女性伴侣看作性客体，而女性则将 男性看作社会地位客体。类似的，阎云翔在其20世纪后半期中国东北 农村家庭变迁的民族志研究中指出，在市场经济和城市消费文化的影 响下，“有关浪漫爱情、择偶自由、夫妻独立和个人财产的观念”在中 国农村家庭生活领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相应地，有关情感和理想配 偶的规范性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2003： 9)o之前理想丈夫的典 型一一老实可靠的男人一一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失去了魅力。在过去， 体力和农活水平是评价男性的主要标准；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 评价男性是否是合适的丈夫的新标准已经变成了在非农业领域赚钱的能 力、好看的外表、有口才和善于表达情感。但是与此相对的是，关于什 么样的女性是理想的妻子的主流观点看起来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例 如，性格好、孝顺和勤劳仍然是农村男性界定好妻子的核心品质。在农 村青年的情感和婚姻经历中，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约会中或订婚后 亲密行为的增加”(Yan, 2003： 8),比如谈情说爱和婚前性行为。

法勒(Farrer, 2002 )在其关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之间上 海都市性爱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 将人们的关注焦点从国家建设和阶级斗争转移到了市场逻辑和原则上 来。随着国家逐渐退出对私人生活领域的监控，一种新的社会情境在 中国城市里发展出来，在这种新的社会情境里，年轻人能够去探索关 于情感和性的新观念。约会和婚前性行为的岀现以及求爱和婚姻之间 越来越松散的联系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里，年轻人更强调 情感关系和性关系中的感觉、欢愉和自主性。

虽然一些学者强调改革开放后中国年轻人在约会、性行为和婚 姻模式中发生的转变，另一些学者(例如Ma and Cheng, 2005; Friedman, 2000 )则强调传统的韧性及其对年轻人情感和性行为持续 的限制和影响。费雪若(Friedman, 2000)在其关于20世纪90年代 中期福建省惠安农村女性情感和性行为的研究中强调，尽管浪漫爱情 在农村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婚前性行为和同居也逐渐出现，但是有 婚前性行为的、同居的或者谈论性愉悦的农村女性仍然会受到老一辈 人的指责和批评。当地有关婚姻和亲密性关系的主流话语仍然非常传 统，婚姻和亲密性关系不会被置于年轻人的情感需求和性欲望的情境 中进行考虑，而是与生育后代密切相关。阎云翔在东北农村的田野调 查也有类似的发现(2003)。他指出婚前性行为只被允许发生在已经订 婚的情侣之间。订婚仪式和双方对未来婚姻的承诺是亲密性关系的合 法性来源。马杰伟和郑巧玲认为，尽管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乡迁移 给从农村岀来的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追求浪漫爱情，但是“传 统仍然可以利用流言蜚语、歧视、迷思和道德价值来规训(他们)”。 对于许多年轻的女性农民工而言，与一个本土社区以外的男人谈恋爱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通过相亲在老家附近寻找一个丈夫仍然是 “一种实用的自我保护的策略”（2005： 322 ）。因此，与其说年轻的农 民工彻底排斥了中国婚姻传统，毋宁说他们在自己对现代性的追求和 对传统的遵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调和。

现有的绝大多数关于性别和性的中国民族志研究都聚焦于女性的 苦难和经历，而忽视了男性在异性恋亲密关系中的声音、视角和主体 经历。杨科维亚克认为界定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异性恋亲密关系中处于 主导和从属的位置，意味着情感关系通常是从性别的视角来讨论，而 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则被忽视（2006 ）o在本章中，我们会分析 年轻男性农民工所经历的亲密关系、浪漫情感和性关系的转变，并且 探索他们的阈限状态。我们聚焦于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城乡迁移如 何塑造了农村青年男性关于浪漫情感和性的观念和实践？城市消费主 义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他们如何调和自己对浪漫理 想主义的追求与在婚姻问题上遵从父母之命的义务之间的矛盾？

迁移：通往浪漫的新道路

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如果说市场改革逐渐改变了中国农村关 于浪漫情感、亲密关系和理想伴侣的话语体系，那么农村年轻人向城 市的迁移则加速了这样的变迁，迁移直接而急促地将年轻农民工推入 了城市现代性之中（2003）。加埃塔诺（Gaemo）认为,城乡迁移赋 予了农村年轻人“在选择婚姻伴侣和体验恋爱上具有更大自主性的空 间和条件”（2008： 630 ）o在城市里工作并且远离父母的监督使年轻 的农民工有时间和空间去体验现代生活；通过工作获得的经济独立 使他们更有机会去实践梦想中的浪漫情感和亲密关系。恋爱和约会已 经成为他们迁移经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在成长和发现自 我并且探索作为性主体的自我的过程中的一部分（Moore and Leung, 2001 )o当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农民工在劳动力密集型工厂里、建筑工 地里和服务行业里工作时，当他们集中居住在工业园区和城中村时， 他们拥有了充足的机会与年龄相近、背景和生活经历相似的异性同伴’ 进行互动和交往。与一大群农民工同伴一同工作和居住提高了找到 合适伴侣的机会，也为进入浪漫情感关系创造了绝佳的环境。在工作 场所中，空间和社会的邻近度被认为是发展浪漫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 (Farrer, 2014),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都与同事谈过 恋爱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27岁的小葛在广州一家制鞋厂工作，他 先后跟工作中遇到的四个女孩谈过恋爱。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跟这些 女孩谈恋爱时，小葛说：“我们总是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很开心，相处 得也挺好。所以我们就谈恋爱了。” 20岁的小焦在绶带厂工作，他的 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在工作时认识的。他说：“我们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 个车间工作。我们每天都一起工作，然后我们就约会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浪漫情感和性的某些层面在城市里是被商业化 了的］Jacka, Kipnis and Sargcson, 2013 )。舞厅、酒吧、咖啡店和溜冰 场里多姿多彩的城市夜生活使年轻的男性农民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女性。28岁的东莞管道工小桂就是在2004年，他19岁的时候，在溜 冰场遇到了第一个女朋友。他回忆道：

当我在溜冰场遇到我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我很单纯。那 时候她没有手机，但是我有一个。我给了她我的手机号码，她第 二天就打给我了。然后我们经常见面。我带她去酒吧，去我朋友 的聚会，还去了海边。我们在一起了一年。

根据小桂的讲述，年轻农民工广泛使用现代通信技术，例如手 机，来与女孩保持联系。现代通信技术也创造了一种新的遇见恋爱对 象的方式。有些被访者说他们就是在网上找到女朋友的。25岁的小 严在广州一家制鞋厂工作，他告诉我们，他的第二个女朋友就是通过 QQ认识的。QQ是在中国大陆年轻人中流行的一种即时聊天工具。

我们在网上聊天。通过聊QQ,我有了她的手机号码。有一 天我出去玩，正巧她也在同一个地方玩。我给她打电话知道她是 跟我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见面了。逐渐地，我们互相了解了 更多，然后就在一起了。

对于绝大多数年轻男性农民工来说，跟女孩谈恋爱是一个学习的 过程，一个学习如何跟异性相处和建立一段亲密关系的过程。同时也 是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过程。年轻男性农民工将女性分为两种类别， 一种是理想的女朋友或者恋人，另一种是能够成为贤妻的女人。跟他 们年长的前辈们相似，这些年轻的男性将道德标准（例如孝顺和勤劳） 作为衡量贤惠妻子的核心标准。但是，他们也强调说他们认为跟女朋 友和恋人之间相互的激情和精神交流很重要。三位分别是30岁、26 岁和19岁的男性农民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这样的表述：

我的理想伴侣是我去年分手的女朋友。她比我小十岁……但

是我们之间是那种心有灵犀的。当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看着我的 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她能够从我一个简单的 动作知道我想要什么或者我想说什么。我们是灵魂伴侣。在我所 有谈过恋爱的女孩里，她是唯一一个能够读懂我心思的人。我也 能读懂她的。

我跟那女孩儿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当时我在厨房工作，她穿着一身黑西装，带着一队人进来检查工 作。当我第一眼看见她时，我心跳得非常快，然后根本就看不见 其他人了。

我理想的女朋友是跟我性格合适的……我不喜欢那些内向的 女孩。我喜欢外向的快乐的女孩。

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对一个好妻子而言外表吸引力的 重要性应该次于品德，但是他们谈论的还是如何被漂亮的女朋友所 吸引。他们关于女性美的标准非常教条化，强调的是身材高挑、苗 条、长发和面容精致。男性农民工将“女朋友”和“妻子”的类型 进行区别，反映出他们对现代都市浪漫情感观念的接受，甚至是内 化。这种观念被吉登斯定义为“纯粹关系”。在纯粹关系中，伴侣关 系和彼此间的承诺是通过个人选择，而非制度约束所建立的，主要 基于性格的匹配和外在的吸引力(Giddens, 1991)。成长于市场改革 之后的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可能在迁移到城市之前就已经通过流行文 化和大众传媒接触了有关浪漫爱情的西方话语。正如28岁的小吴回 忆说：“(到城里以前)我们经常梦想城里的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和奇 妙，我们梦想城市里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我们对城市生活的感知很 大程度上受到了 80年代香港电视剧的影响。”迁移到城市之后，这 些年轻男性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在城里的第一段浪漫体验。20岁 的小焦告诉我们：“找女朋友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跟女生谈恋爱很开心。”小焦的话回应了法勒在上海的研究发现 (Farrer, 2002 )。对于上海的年轻人而言，谈恋爱也有类似的含义。 法勒写道：“虽然谈恋爱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寻找伴侣，但是它还证明 了个人的魅力、使个人感到开心快乐以及让人在婚前享受异性的关 注。”(2002： 160)

与外出打工之前就已经在农村结婚的前辈们相比，我们访谈到的 年轻男性农民工拥有更加活跃的情感生活和更加丰富的恋爱经验。在 我们访谈的107位35岁以下的男性农民工中，25人说他们在迁移后 已经跟两到三个女孩谈过恋爱了。14人有四段或者超过四段的亲密关 系。他们相对丰富的恋爱经历反映出，尽管这些年轻男性出生于农村 且在经济地位上相对弱势，但他们迫切地渴望在城市情境中展示自己 的男性魅力。一些被访者在访谈中吹嘘自己要应对太多追求者以及要 摆脱热情的女性追求者的苦恼。他们并不羞于将自己定义为“坏男人” 或者“花花公子”。32岁的美发师小万就这样吹嘘：

那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真的是太麻烦了。我曾经在一天之内 跟五个女孩相亲。我生日的时候，三个对我有意思的女生都来我 那里给我过生日。我还得费尽心思地计划着不让她们见到彼此， 我跟她们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见面的。

无论这件事的真假，小万的叙述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也 就是受女性欢迎是可以在谈话中被骄傲地分享的一种个人特质。但 是，在中国城市里，受女性欢迎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约会和消费 在城市生活方式里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了。这对男性农民工 来说尤其是一个挑战，因为约会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在约会里， 男性应该支付女性绝大部分的花费。这也是男性展现男性气质的一 种方式：一方面证明他们有超过女性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证明他 们愿意成为女性的保护者和支持者。但是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收入 微薄，在生活成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城市中生存奔波已经让他们捉襟 见肘了，更别提与富裕得多的城市男性比拼消费实力了。

约会、消费和分手

法勒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性文化和浪漫情感话语体系是在一 个宏观制度情境中兴起的，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是最 重要的影响因素，显著地影响着人们关于爱情、亲密关系和性行为的 观念和实践(2002 )o中国城市里急速扩张的市场经济和消费市场意 味着，约会和浪漫已经迅速地与消费联结在一起了，休闲和娱乐的商 业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平台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欲望和性欲望(Fairer, 2002 )o大众媒体和商业世界齐心协力教育青年男性，所谓“浪漫”就 是给女朋友买昂贵的礼物，带她们吃美食，带她们去剧院、迪厅、酒 吧、咖啡馆，以及安排各种活动来庆祝各式各样的中国节日和西方节 日。在约会过程中，男性的经济角色不仅仅是为了赢得心爱的女性的 芳心，也是为了展示他们的男性气质并且以此来获得面子。换句话说， 在城市的浪漫文化中，男性的浪漫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愿意并 且能够为他的女朋友花多少钱。当被问到谁应该为约会埋单的时候， 我们访谈的192位男性受访者中58%的人认为跟女孩约会时埋单是男 人的责任。大约11%的人不确定，30.7%的人认为消费应该平摊或者 女性有时候也应该回报男性或者请客。当谈到他们的浪漫经历的时候， 许多男性都将这些经历与消费和娱乐活动直接挂钩。30出头的保安小 麦告诉我们：“当我和我朋友要跟女孩约会的时候，我们会带她们出去 玩儿。我们带她们去游乐场、溜冰场和卡拉OK。有时候，我们带她 们去吃烧烤。” 31岁的车间工人小唐回忆说，他做过最浪漫的事就是在 女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一条金项链：

我们在一起最开心的时候是我们热烈地爱着对方的时候。最 开心也是印象最深刻的回忆是有一年她生日，我给她买了一条金 项链。当我送给她的时候，她都感动得哭了。

通过消费来表现浪漫无疑取决于经济能力。在城市里，由于城乡 二元体系、户籍壁垒和农民工聚集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普遍的低工资 水平，农民工一直都是收入最低的群体。在我们访谈的192名男性农 民工里，大约有72%的人月收入低于3999元。相比于东莞每月2771

元、广州每月2763元和深圳每月2401元的平均生活支出】，男性农民 工的收入勉强能够支付自己的基本开销，经常进行昂贵的浪漫性的消 费是不大可能的。比如，小麦说自己每周都会去酒吧或者饭店，这样 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他每个月月末完全没有余钱可以存下来。他 说自己是“月光族” 一员。对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来说，尝试都市浪 漫，包括“梦幻的”消费和娱乐体验，只可能是偶尔为之，不可能成 为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在女孩面前表现得很大方，进行铺 张的消费从而吸引女孩的注意并且展示自己的男性气质魅力，但是, 当他们开始跟一个女孩固定地交往并且经常带她出去玩儿的时候，城 市消费习惯就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可能给他们在女朋友面前造成某种 尴尬。小严的经历就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绝大多数年轻男性农民工所面 对的尴尬处境。2013年，小严在一家制鞋厂做车间工人，一个月挣 四五千元。2012年他跟一个做销售的湖南女孩谈恋爱。在谈恋爱的过 程中，小严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他的工资和女朋友的消费习惯之间存 在着很大的差距。小严看到女朋友买的和用的东西比他自己的要贵得 多。小严猜想女朋友的家庭可能比较富裕或者女朋友收入比他高。当 小严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女朋友很体贴, 并没有让小严买贵重的礼物或者带她去很好的餐厅吃饭，但小严在他 们的关系中仍然缺乏自信：

当我们一起买东西的时候，她特意选一些便宜的东西。她知 道我的经济状况。当她跟我一起买东西的时候，她不会买那些她 经常买的东西，她都买那些她自己一个人逛街的时候不会买的便 宜东西。老实说，她那么体贴，我挺感动的。

1 http://www.mallchina.org/BusEnvironment/EnvironmentDetail/1 100. 在法勒的研究中，上海女孩用男人愿意在她们身上花多少钱来 衡量男人对关系的认真程度(Farrer, 2002 )。在混合了浪漫理想主义 和实用物质主义的都市约会文化里(Farrer, 2014； Zhang and Sun, 2014),通过在约会中的高消费来体现慷慨已经成为衡量男子气概的新 标准。小严考虑换工作，从而达到他女朋友的消费标准，同时也满足 都市里理想好男友的标准。他设想过去做销售，因为做销售会带来更 多的收入，听起来也比车间工人令人尊敬。但是在小严找到更好的工 作以前，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她告诉小严是因为父母不同意他们谈 恋爱，所以她必须得跟他分手。小严觉得很伤心，不过令他更伤心的 是他不知道如何回应女朋友的话。正如他告诉我们的：

当我前女友跟我分手的时候她用了这样的理由，我真的不知 道应该怎么面对和回应。如果我想要留住她和说服她父母，我应 该怎么说？我需要承诺什么呢？如果他们说：“你有房吗？你有多 少存款？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 对他们的女儿承诺任何东西。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论对农村女性还是城市女性，向上婚 配仍然是一种明确的婚姻规范，因为男性被期望在教育、职业和收入 方面优于妻子或者至少是跟他们的妻子处于同一水准(Ym, 2003; Zhang and Sun, 2014 )。男性和他们的父母依然被期望为年轻的新婚 夫妇提供住房。小严所想象的前女友的父母会问他的那些问题都是相 当普遍的问题。小严缺乏经济资本和赚钱能力，所以无法很好地回答 这些问题，因此也在约会和婚姻问题上缺乏信心。跟女朋友分手以后， 小严的朋友又给他介绍了两个女孩，但是小严对跟她们谈恋爱并不十 分感兴趣。他说：“当我意识到我在经济上还不能够跟女孩谈恋爱的时 候，我就没有心情让自己投入到那些关系里了。”

小严的挫败感来源于自己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满足女朋友的消费习 惯，而另外一些男性农民工的气馁和沮丧则来源于自己的经济实力低 于其他男性。跟女孩谈恋爱意味着与其他男性竞争心仪的女性。在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男性的经济实力通常是他与情敌竞争时最有利的 武器。28岁的小吴在一间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做副主管，他告诉了我们 一个关于年轻男性农民工的浪漫梦想如何被另外一个男人的财富所毁 灭的故事。小吴来自于河南省，2004年中学毕业以后来到东莞打工。 2005年，小吴在厂里做车间工人，跟一个湖南女孩谈了一段正式的恋 爱。他回忆道：

我对她是一见钟情的，因为她的发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她把头发绑得很像王菲（一个流行歌手）。你记得王菲在春晚 上唱《相约1998》的时候怎么绑的头发吧？……那时候，她被好 几个男的追求。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思来陪她，以此打败那些情 敌。我们在一个车间工作。我陪她吃午饭。我下班以后所有的闲 暇时间都花在了她身上。我把我自己都奉献给了她。

2008年，他们在一起三年后，小吴打算跟女朋友结婚。他没想到 的是，在这个时候他被另外一个男人的金钱打败了。当他向女朋友求 婚的时候，女朋友说：“如果你可以开宝马，你为什么还要骑自行车 呢？ ”原来2008年他女朋友回老家的时候，她父亲牵线搭桥让她跟当 地一个有钱的煤矿主订了婚。小吴去女朋友的老家见她父母，打算挽 回他们的关系。毫不意外，小吴遭到了冷淡的接待。前女友当面对他 说：“我是不会嫁给你的。”小吴伤心欲绝，立刻回到了农村老家，让 父母给自己安排婚事。2009年，小吴娶了一个由阿姨介绍的他完全不 喜欢的当地女孩。小吴承认前女友的侮辱性言语对他的伤害非常深， 他就此对浪漫情感和婚姻失去了信心，正如他所说：

她的话让我伤心欲绝。我突然意识到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 多么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跟她分手以后，我整天都昏昏沉沉 的，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我变得非常消极。我对感情和婚 姻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我想婚姻就是找个女人，然后跟她有个 孩子。只要我父母觉得高兴，我跟谁结婚其实都无所谓。因为我 父母不愿意我娶一个外地女孩，所以我让他们介绍了一个本地女 孩给我。

小严和小吴都表示，失败的恋爱关系把他们从浪漫的幻想里拽了 岀来，强迫他们面对自己经济能力不足和经济地位低下的残酷现实。他 们意识到恋爱关系不仅仅是两个人进入到一段强烈的私人关系里所获得 的浪漫和亲密的感受，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男性的事业前景、男性的经 济地位、双方父母的观念，都会影响到这段关系，尤其是当一段关系 往婚姻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迁移到城市赋予了男性农民工一个关于都 市浪漫的美好梦想，但这个梦想又被他们相对弱势的经济地位给粉碎 了。男性农民工面对的不平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更加富裕的城市 男性竞争，另一方面是与较富裕的农村男性竞争。城乡差异在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不断地扩大，而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之间的经济差异也扩大 了(Murphy, 2002 )。小严和小吴所经历的失败的情感关系表明从农村 迁移到城市的年轻男性的约会和浪漫情感经历是一个阶层议题，也是一 个性别议题。这些年轻男性一方面批评女孩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另 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承认，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或者很强的赚钱能 力，他们将永远是在被消费主义、实用主义和市场原则所主宰的城市约 会游戏中不受欢迎的伴侣。小吴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方法是读了非全日制 的大专课程，他的大专学历帮他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在厂里升职成为副 主管。小严决定专心工作，在继续谈恋爱前先开创自己的事业。

除了在城市里较低的经济地位之外，另一个导致男性农民工在约 会上遭遇困难的原因是他们的流动性和不稳定的打工生活。正如约会 是年轻男性农民工体验都市浪漫经历的一部分一样，分手也是一种日 常的经历。许多感情都无法长久。农民工时常流动于工厂之间，城市 之间和地区之间（Choi and Peng, 2015 ）。这种流动性在就业方面给他 们创造了机会，增强了他们的自主性，但是也在他们的浪漫情感关系 中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张彤禾就曾描述过年轻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 中是如何轻易地就与朋友和同事失去了联系，即便他们使用了先进的 通信技术（2008 ）。空间上的分离通常导致的是伴侣之间情感的疏离 （Farrer, 2014 ）。我们许多的被访者也表示，他们曾经仅仅因为一方离 开了原来的地方就跟女朋友分了手，并且逐渐失去了联系。27岁的厨 师小潘告诉我们：

我曾经在工作的餐厅里跟一个做服务员的女孩谈恋爱。一段 时间以后，她不想做服务员了。所以她辞了工作，然后在另外的 地方找到了个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仍然在那家餐厅工作。我 们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慢慢地，我们就不再互相联系了。

一些受访者会用中国通俗的关于缘分的话语来解释这种情况：有 缘无分，即他们有缘相遇，但是却没有办法在一起。这种解释为他们 情感关系的短暂性提供了理据，同时也掩盖了这样一个悲伤的事实：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里是无所寄托的存在，他们想要维持一段稳定 长期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很难的。我们很多的被访者甚至都没 有尝试过去维持一段异地恋。在经济改革之后的城市里，恋爱约会中 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手（取代婚姻）成为一段恋爱关系的终点，这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Faar©, 2014： 77 ）。在中国城市的社会风气下， 分手被广泛接受为恋爱关系的一种可能结果，因此农民工也能够轻易 地合理化他们短暂的恋爱关系和频繁的分手。正如他们中有人说的：

“(分手)没什么大不了的。”

婚前性行为、婚外情和消费

西方性文化的影响和日益被社会所接受的性愉悦造成了在改革开 放后的中国城市里，性被从婚姻中分离了出来(Zhang, 2011 )。跟 浪漫激情一样，性愉悦被广泛地认为是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 分(Jeffreys, 2006 )。虽然丰富的定性研究文献记录了年轻中国男女 关于性和性行为的新态度，比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情、商业性行为的 日益普遍和对色情作品消费的增加等等(Farrer, 2002； Yan, 2003; Jeffreys, 2006; Zhang, 2011 )，但是农村对于性和性行为的态度依然 存在着与城市不同的一些差别。在城市里，性已经逐渐地从生育和 婚姻中被分离了出来，被认为是浪漫爱情的一种正常的表达，但是 在农村，性依然与生育紧密相关，并且只被允许在婚姻制度里存在 (Farrer, 2014； Yan, 2003; Friedman, 2000 )。婚前性行为被城市中 的年轻人认为是浪漫亲密关系的一个“自然”部分、但是在农村婚前 性行为仍然需要通过订婚仪式才能获得合法性(Yan, 2003; Fairer, 2014 )o虽然中国城乡的性观念和性行为都在经济改革之后经历了剧烈 的变迁，但是大体上来讲，城市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程度要高于 农村社会。

城乡迁移不仅使年轻的男性农民工进入到一个更加自由宽容的性 情境中，也将他们从约束农村年轻人性行为的父母监管和道德标准中 解放了出来。作为在城市中以匿名的陌生人存在的一个群体，年轻男 性农民工在性行为上可能会更大胆，一方面因为缺乏外部的限制，另 一方面也因为在城市中感受到的寂寞和孤独(Smith and Yang, 2005 )。 在我们的年轻受访者中，跟不会成为配偶的人发生婚前性行为已经并 不罕见了。同样的，消费性服务也变得普遍。小边告诉我们：“男人通 常都不会把第一次（第一次性交经历）留给老婆。人们在婚前有性关 系是很平常的。我们好多同龄人都找过小姐。”三十出头的保安小麦就 定义自己是个花花公子。小麦在深圳和东莞的夜店当保安，这样他就 比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士作的农民工拥有更多的机会遇见女孩。工作环 境可能影响了小麦的性观念，同时也使他有不少的性经验。小麦出来 打工以后已经跟五个女孩谈过恋爱，并且跟一些在夜店中遇到的女孩 有过一夜情。他告诉我们：

我不够成熟。如果我成熟的话，我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我跟女孩谈恋爱就是为了开心。我没把那些关系当真。我就是个 花花公子。当我需要她们的时候，我就会打电话叫她们过来跟我 玩儿。当我不需要她们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想见到她们，即使她 们想见我……我知道我挺坏的。现在我已经变了。

小麦对自己的性经历表现得很坦率，他也不会将性愉悦和承诺联 系在一起。他跟最后一个女朋友相遇和相恋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年轻的农民工如何迅速地进入一段性关系：

我跟上一个女朋友是在2008年的时候认识的，当时她在一 间工厂工作，我在酒店上班。你知道的，在工厂里的女孩都比较 单纯，比较好追。你跟她们说点甜言蜜语就能轻松追到手了…… 那时候，我一个朋友看上了她的朋友，然后让我去帮忙追那个女 孩。我没办法，只能帮他。一个周末，我们就遇到了我那朋友喜 欢的那个女孩，她跟她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就把那个女孩的朋 友叫出去聊天，好给我朋友机会单独跟他喜欢的女孩相处。为了 要给我朋友足够的时间跟女孩聊天，我就拼命逗女孩的朋友开 心……我说了一堆废话，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的事情，开心的不开 心的，都告诉她了……最后，这个女孩觉得我很不错……是我主 动要发生性关系的，她一开始不是很高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 是做了，然后她就成了我女朋友。

在这个故事里，小麦炫耀的是他擅长的一项重要的城市约会技 能——谈恋爱(Fairer, 2014),从而证明他对城市浪漫游戏的熟稔。 另外，他在谈恋爱上的技巧弥补了他的经济弱势，尤其是面对那些他 所说的“单纯的女孩”的时候。正如他之前所承认的，微薄的收入不 可能让自己在每次约会的时候都能够通过大笔的消费来实践浪漫，更 不用说在一夜情的情境中了。对小麦来说，“谈”恋爱是一种更加可行 的展现男性魅力的方式。尽管小麦表示每次性行为的时候都会采取避 孕措施，要么是自己用避孕套，要么是女孩吃避孕药，但是他还是让 其中六个女孩怀孕了。虽然小麦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很开放，但是他 仍然对让女孩为他堕胎而感到内疚：

我不想结婚，所以我让她们去把孩子打了。如果我让她们把 孩子生下来，那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是更麻烦和更痛苦的事情。每 次堕胎的钱都是我出的，这是男人的责任。在她们打掉孩子之后， 我会照顾她们……堕胎还是对身体不好的……这跟我们是不是要 结婚没有关系，照顾好她们、让她们在堕胎之后有营养品可以吃 是我的责任。不然，到她们老的时候，她们可能会因为堕过胎而 生病。所以，每次她们谁堕胎以后，我都会炖鸡汤给她喝。我也 会给她们买营养品。

在中国农村，婚姻是男子气概定义中的核心。因为小麦没有结婚 打算，或者不想成为父亲和负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他将男子气 概重新界定为照顾为他堕胎的女朋友们。虽然他为堕胎对女朋友们的 健康和身体所带来的潜在危害而感到内疚，但是他也认为自己作为恋 人，已经用提供营养品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对于已婚的男性农民工而言，迁移有时候增加了他们进入婚外情关 系的机会。对那些只身进城打工或者配偶不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已婚男 性而言，迁移意味着长期的夫妻分离。一些已婚的男性农民工可能会因 为期待城市的冒险经历而积极地卷入约会和婚外情中，而另一些人则会 因为感到孤独或者渴望亲密的情感而进入婚外情。32岁的木工小曾已 经离婚，他承认他在婚姻关系中有出轨的行为。小曾的妻子在另一个城 市打工，夫妻俩因为外出务工而分开了四年。小曾也因为打工的关系在 不同城市的不同工厂里工作过，他因此遇到了一些未婚的年轻女性，她 们会毫不羞涩地向他表达对他的“性趣”。在其中一个女孩的要求下， 小曾最终跟她同居了。小曾估计，对女朋友而言，同居意味着小曾对他 们俩的关系做出了承诺。我们不清楚小曾的女朋友是否知道小曾当时已 经结婚了，但是小曾很确定的是他的妻子并没有发现他的婚外情。小曾 也没有说明他的婚外情是否导致了婚姻的结束。

另一位被访者——29岁的已婚的小包——也承认自己曾经在妻子 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了一个月。我们询问过男性受访 者，是否知道已婚农民工有婚外情的情况，有些人告诉我们，婚外情 的情况十分普遍，以至于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 “临时夫妻”这种说 法，另外一些人则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些农民工朋友就有婚外 情。也许正是因为农民工群体中的引人注目的婚外情比率，中国官方 媒体新华网在2013年7月发表了关于“临时夫妻”的特刊，报道认为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被迫与配偶分开了较长的时间。报道最 后总结说，这种现象也证明了户籍制度在家庭、婚姻甚至性行为方面 都束缚着农民U】。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绝大多数男性被访者都否认自

1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wgzgo4.htm. 己有婚外情，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婚外情的态度是含糊的甚至是理 解的。例如，有些人会避免对有婚外情的人进行道德评价，而表示：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另外一些人会为婚外情辩护，认为：“如 果男人一个人待在城里，老婆或者女朋友没有跟他在一起，他就要想 办法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对男的来说是很平常的，除非他们不是正 常的男的。”对这些人来说，男性农民工的婚外情是男性气质的一种正 常表达。这跟中国传统的双重性标准是一致的：女性的性欲被严格控 制和局限在婚姻内，而男性的性欲望和性需求则被认为是“自然的”； 因此男性主动满足自己的性欲望，甚至在婚姻之外去满足自己的性欲 望，都是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的(Mann, 2011 )。

在乡村社会，所有人都彼此认识，婚外情通常被认为是公共道德 的堕落，几乎不会被容忍。如果不是在城市里获得性伴侣的成本高昂， 迁移能够为农村男性提供充分的机会在远离妻子或女朋友的情况下探 索和满足自己的性欲。婚内出轨的木工小曾在跟恋人同居一个月以后 分了手，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恋人过度的消费习惯。他解释道：

她每天都会买化妆品。每四到五天，她就会买一双新鞋。我 负担不了啊。你知道的，我又不是那种有钱老板。如果我不需要 养活我的家庭，我可能还可以负担她的消费。跟她在一起我觉得 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走出那段关系了。

追求浪漫与顺从父母之间的妥协

虽然城乡迁移影响着年轻男性农民工有关浪漫情感和性的观念及 行为，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完全处于中国农村的婚姻规范和家庭义务 之外。迁移极大地扩展了农村年轻人恋爱和婚姻的地理界限，因为他 们能够在城市里遇到许多来自其他地方或省份的异性。理论上，农民 工群体中跨地区或跨省份的婚姻应该是普遍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 如此。在59名35岁以下的已婚被访者中，53人娶了本地媳妇（妻子 来自同一个省份），只有6人娶了其他省份的妻子。许多未婚的被访者 都表示自己在尝试过都市浪漫爱情之后还是会娶一个本地媳妇的。

一般来讲，农村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外地人（来自不同省 份的人）结婚。在深圳当保安的34岁的小张因为双方父母的反对而跟 女朋友分了手。他女朋友的父母担心，如果女儿嫁给了一个外省男人, 或者嫁得离家太远，他们就不能经常去看她，如果她被欺负了，父母 也没有办法知道和帮助她：

他们（女朋友的父母）觉得担心。我们还很年轻，只有 十七八岁。我们是在工厂认识的……当我去见她父母的时候…… 他们花了整个晚上想说服我（放弃这段关系）,然后最后我告诉 他们我放弃了。我不能强迫他们（接受），我也不能绑架他们女儿 （笑）。

小张的父母反对他跟外地人谈恋爱，则是因为他们害怕外地女孩 会跑了。小张说：

我父母年纪很大，他们很传统。如果我找一个外地人他们会 不高兴的……他们担心外地人会跑了……我不是说所有的外地媳 妇都不好。我嫂子（外地人）跟我哥就过得挺开心的，但是也有 （外地新娘）跑了的……如果你老婆跑了，你就很难再找另外一个 了，除非你很有钱或者有权。如果你有孩子，那（再婚）就更难 了。我父母会担心的。

农民工找一个本地的配偶，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Ma and Cheng, 2005 ）。对女性来说，在娘家的附近结婚意味着她们能够 在与丈夫或者婆家人出现婚姻和家庭冲突的时候拥有触手可及的保护 者。对男性来说，娶一个本地女孩意味着他的家庭能够了解到更多关 于女孩名声和背景的信息。娶一个本地女孩也有可能减少婆媳冲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56个民族和34个省级行政区。就 算同属于汉族，来自不同省份的人都说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饮 食习惯。娶一个来自其他省份的姑娘很可能会因为妻子的习惯和喜好 跟丈夫和婆家人不同而产生家庭冲突。妻子和公婆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对男性履行他们传统的孝道（即照顾年迈父母）构成挑战。在 中国农村，虽然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在形式上属于儿子，但是绝大多 数时候，实际的照顾工作是由他们的妻子（也就是儿媳妇）来承担的 （Lan, 2003a ）。对那些想要遵从中国传统孝道的男性来说，找到一个 孝顺的、能跟公婆沟通的、愿意侍奉公婆的以及友善睦邻的妻子是至 关重要的。对一些男性来讲，娶一个本地姑娘也是更加经济的。本章 一开始提到的小边就表示，娶一个本地媳妇能让他省了交通费和给外 地岳父母购买昂贵礼物的钱。最后，男性农民工在城市的性经历会使 他们怀疑女性农民工也会在迁移过程中拥有多段性关系。男性农民工 在城市里的恋爱实践和性体验并不能够保证他们就会比那些留在农村 的男性拥有更加开放的性观念。男性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婚前性行为或 者婚外情是自然的，但是他们仍然期望自己的妻子在性上是保守的， 以及婚前的性经验越少越好。来自广东的28岁的管道工小桂这样说：

在这个社会里，你很难找到一个你完全了解的女孩。我去很 多夜店酒吧玩过，遇到很多女孩。我已经对她们失去信心了。我 是绝对不会跟夜店或者酒吧里的女孩结婚的。她们不适合结婚。 我不是说我必须娶个我老家的女孩，我的意思是说最好找个本地 女孩，你了解她的背景，她能跟我的父母更好地沟通。

虽然男性农民工可能需要放弃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发展的浪漫关 系，去娶一个父母挑选的本地女孩，但是这种类型的婚姻跟传统的包 办婚姻（也被称为盲婚哑嫁）还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包办婚姻流行于 1949年以前，年轻人对他们的婚姻对象完全没有发言权。而在现代的 包办婚姻中，正如我们的被访者和他们的父母在农村所实践的那样, 成年子女有机会赞成或者反对父母的决定。比如，父母会请媒人帮忙, 挑选出来一些他们觉得能够接受的备选人，然后让子女去见或者陪同 子女一起去见所有的备选人，最后从中挑选出一位。这种方法体现了 父母权威和子女自主性之间的一种妥协。父母能够确保自己接受孩子 的结婚对象，同时成年子女在选择伴侣时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 放弃了城市浪漫关系去娶一个由父母挑选的本地女孩的男性农民工， 都试图在自己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传统家庭义务的压力之间寻找平衡。 而这种妥协，常常伴随着心碎。

小结

城乡迁移拓宽了未婚的和已婚的农村男性的恋爱选择，赋予他们 充分的机会去探索、经历和试验浪漫情感与性。但是，城乡迁移同时 也在多个层面制造了张力。男性农民工渴望浪漫和亲密，但是他们无 所依托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他们的亲密关系经常是短暂的。丰富多彩的 城市生活看起来赋予了每个人同样的机会去尝试现代性，但是谈恋爱 是一场性别化、阶层化的游戏。在他们热烈地追寻浪漫的时候，年轻 的男性农民工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满足女朋友的消费习惯或者与其他男 性进行爱情竞争。城市恋爱实践与其说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 的环境，毋宁说是在不断地提醒他们，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和恋爱关系 中标志着男性成功的铺张的消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城乡迁移中， 农民工也吸收了有关爱情和亲密的西方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伴侣相互 之间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契合。但是最终他们发现，他们需要放弃城市 里的恋人，返回农村老家去娶一个父母认可的本地女孩。多重的张力 证明复杂的结构和互动因素影响着男性农民工关于爱情、亲密和性的 选择。并非所有的选择都是被性自由和性解放的欲望所驱动的，有些 选择是为了疏解农民工处于城市中社会边缘化和经济边缘化的位置所 带来的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而有些选择则是长期跟伴侣分居所导致 的直接后果。这些选择反映了男性农民工在社会中的阈限地位：他们 既不完全属于农村社会，也不完全属于城市社会，他们夹在现代价值 观念和传统责任义务之间，他们为寻求两方面的平衡而不断地挣扎着， 努力着。

夫妻关系中的权力与策略

司机小丁于1996年离开农村老家到城里打工，当时他16岁。我 们遇到他时，他35岁。小丁理想中的妻子是热情、温柔和大方的，他 不期望她强势或者是个女强人，但是她要懂得如何持家。小丁承认他 现在的妻子不是他的理想类型，因为她“太强势”。但这是因为小丁进 城之后嗜赌成性，所以他和他父母一致决定找一个成熟可靠的妻子来 管住小丁并管理家务。结婚十三年以后，小丁跟妻子最大的争论在于 他们要不要在小丁的老家盖房子。2001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小丁就想 在老家盖房了，因为小丁认为在有祖坟的农村老家盖房子是男人必须 要做的事情。而他的妻子却觉得在小丁老家盖房子是不切实际的做法, 因为他们整个核心家庭都住在城里；她打算在自己娘家附近的镇上买 房子。他们争论得很激烈，以至于小丁曾经有半个月的时间拒绝跟妻 子说话。最终，小丁的妻子放弃了在城里买房的打算，他们于2004年 在小丁的老家盖了房子。虽然小丁最终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决定感 到矛盾，因为这栋房子至今都无人居住。后来，小丁和妻子决定在妻 子家附近的镇上买房子。而他们能否做到则取决于夫妻双方的收入, 以及妻子如何管理他们的储蓄。小丁放弃了在个人消费方面的自主权, 每个月都会把绝大多数的工资交给妻子，只留下500元买吃的和香烟。

♦ 4在深圳一处城中村中，一名农民工父亲正在接两个孩子放学

（邓宗弘摄）

小丁的故事反映了传统的夫妻关系观念是如何持续的，同时也反 映了女性角色的张力，一方面她应该是个顺从的妻子，而另一方面她 又必须有效率地管理家庭。这个故事也表明，城乡迁移如何给传统的 从夫居带来了挑战，因为女性可能不愿意回到丈夫的农村老家，而更 愿意定居在城市，尤其是当她们定居城市能够离自己的原生家庭更近 的时候。最后，故事还揭示了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是如何协商婚 姻权力的，以及他们如何为了调和性别理念和现实经历之间的差异而 做出妥协。

根据中国家庭体系的“范式”，女儿只是家庭中的临时成员，她 很快就会离开原生家庭，所以她们对家庭的价值也十分有限。另一方 面，儿子“建构了一个连续的，包含权力、财产和荣誉的家族体系， 并将之有序而平缓地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Stacey, 1983： 38 ）。克罗 尔描述中国女性的生命是“暂时的……（充满了）不确定性，断裂和 不连贯”（Croll, 1994： 209 ）。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婚后从夫居要求女性 在结婚以后要么与丈夫的家庭同住，要么搬到丈夫家附近居住。从此 以后，掌控她人生的就不再是她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是她丈夫的家庭。 这也是为什么新郎家需要向新娘家支付彩礼，以此来补偿他们失去了 女儿这个劳动力。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一些家庭必须将女儿“嫁出 去”，然后用彩礼来支付儿子婚姻的花费，从而将儿媳妇娶进门。从夫 居是一个交换系统，而女性是其中的“货币”。正如斯泰西所指出的， 从夫居是中国父权制的“根本结构”（Stacey, 1983： 190 ）。斯泰西进 一步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发表过很多关于解放女性的言论，但却从未 挑战过从夫居。赛尔登认为，中国政府唯一一次主动挑战从夫居的合 法性至多也仅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次短暂运动，而那次运动的 成效也十分有限（Selden, 1993 ）。即使在那场运动中，国家也只鼓励 村落内部的通婚和男子入赘到独女的家庭。尽管学者们表示入赘在中 国东南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中被普遍接受（Wolfand Huang, 1980；

Goody, 1990 ),但是实践这种婚姻形式的家庭还是极为少数的，而且 通常只有来自非常贫困的家庭的男性才会愿意承受这种婚姻形式中所 包含的羞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据显示，从夫居在中国农村仍然非常普 遍。赛尔登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结婚的女性中有接近80%的 人出生在别的村庄，而不是丈夫家庭所在的村庄；这个数字在1970— 1984年仍然有55% (Selden, 1993 )。拉夫利发现80年代在中国西北 农村中，从夫居婚姻的数量远远高于村落内部和公社内部通婚的婚姻 数量(Lavely, 1991 )。朱爱岚总结到，造成中国农村女性弱势地位的 性别不平等来源于广泛实践的婚后从夫居和外婚制，这些体系共同创 造了 “由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一个或数个男性为核心所组成的”社区 (Judd, 1994： 244),这些社区将女性排除在对资源的获取和管理之外， 也将她们排除在地方领导权之外。换句话说，从夫居作为一种结构使 得女性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是临时成员，而在她们的夫家则是永远的 外人，她们在两个家庭里都无法获得资源和权力。

正因为女性在原生家庭和夫家都被当作外人，因此在中国的家庭 体系中，她们在结构上和形式上都不被允许拥有任何正式的权力。所 谓的“三从”就明确地要求女性在婚前顺从父亲，在婚后顺从丈夫， 在丧偶之后顺从儿子。但是，许愎光也指出，中国家庭的“范式”跟 实际情况之间有许多的差异(Hsu, 1971)。虽然范式剥夺了女性在家 庭系统中的权力，但是现实中女性可以通过发展与子女，尤其是与儿 子的情感纽带，获取子女的忠诚而建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Wolf, 1972 )o女性还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比如公开挑起冲突来羞辱丈夫、回 娘家或者以自杀相要挟来获得家庭权力。一小部分来自富贵大家的女 性还有可能在幕后操控权力，例如在经典小说《红楼梦》中就生动地 描写了这种事情。即便如此，这些女性所获取的权力也是非正式的， 并且来源于她们妻子的身份。在夫妻冲突中，丈夫总是那个最后说了 算的人(Stacey, 1983 )。

在最近的研究中，关于家庭中的女性权力探讨得比较少。阎云翔 通过衡量谁在家庭中决定礼物的交换来粗略估计家庭内部的权力，他 估计在他所进行田野调查的北方村庄里，有35%的农村家庭是由妻 子主导的，19%的家庭是丈夫主导的，46%的家庭处于“平等状态” (Yan, 2003)。1999年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 上海家庭里，做决定是一件与性别专业化相关的事情，丈夫会在一些 跟购买房产相关的决定中充当主要决策者，而在一些跟家庭开支相关 的决定中，妻子则是主要的决策者(Yi and Chen, 2006 )o该调查还发 现，当夫妻俩被问到谁在家庭的重大决定中占据主导权时，被调查者 表示，通常丈夫会比妻子拥有更多的决定权(Yi, 2006 )o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探讨城乡迁移如何挑战从夫居并动摇农村父 权制的根基。其次，我们会讨论城乡迁移如何在三个核心议题上产生 作用从而影响婚姻权力的协商：婚后定居在哪里、妻子与其原生家庭 的关系(这两者直接影响了父系制度和从夫居)以及女性对家庭开支 的掌控。我们选择家庭开支作为讨论议题，是因为以前的研究认为这 一领域是由妻子所主导的，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城乡迁移意味着 夫妻俩关于个人花费和家庭财政方面的争论会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 一方面，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夫妻会期望将家庭成员的收入都 汇聚储存。另一方面，在充满大众消费的城市里，男性农民工很难抗 拒消费的诱惑。虽然男性农民工通常都认可妻子在管理家庭、掌控个 人和家庭财务方面的合法性，但是他们仍然想出了各种策略来反抗妻 子对他们抽烟、喝酒、赌博、泡吧和按摩的控制。

父权制及其矛盾

在我们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已婚并且有儿子的被访者都表示，他 们在城市里忍受打工生活的苦涩与孤独都是为了攒钱盖房子。盖房子 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儿子的婚姻。对于那些单身的被访者而 言，如果父母已经花钱给他们盖了房子，他们就可以更自由地支配自 己的收入。少数家里还没有准备房子的未婚被访者也并没有十分担忧, 他们坚信自己的父亲会及时为他们盖房子的。所有的男性农民工都在 抱怨房价上涨太快。另外，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还有今天的女性都太现 实，以至于没有房子的男人是没有机会找到结婚对象的。人们发明了 “裸婚” 一词，指男性在没有房产的情况下成功地结了婚。在中国的 家庭中，儿子往往被家族赋予传承家族姓氏和血脉的“崇高使命”。因 此成家立室对男性农民工而言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个人对家庭的 义务。与儿子有结婚的义务类似的是，父母，尤其是父亲，有相应的 责任来保证自己的儿子能够拥有缔结好婚姻所需要的东西。在中国农 村，父母的责任包括修建并装修房子、支付彩礼以及举行婚宴。我们 的被访者估计，对男方而言，一场婚礼的总费用经常能高达50万元： 20万一30万元修建和装修房子，另外20万元用于婚礼本身。如果按 照我们被访者收入的中位数3000—3999元一个月来计算，一个普通 的男性农民工即使一块钱都不花，也需要工作超过十年时间来为儿子 的婚礼攒钱。虽然亲戚之间会为了盖房子和筹备婚礼而互相借钱，但 是父母仍然需要偿还这种借款。许多50多岁的男性农民工就是为了偿 还儿子结婚时的借款而仍在城市打工。

鉴于儿子的婚姻给父母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那些已经为儿子 盖好房的父母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因为最近几年房价上涨得太厉害 To对于那些有不止一个儿子的男性农民工来说，负担就更重了。我们 有14个受访者家里只有女儿，他们都很庆幸自己不用为盖房子的事情 而忧心。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则在个人希望生养女儿和为家庭生育儿子的 义务之间纠结。这是我们所发现的中国父权制中存在的一个矛盾。儿子 被认为在延续家族香火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父母必须资助他们的婚 姻。这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使得年轻一代的男性逐渐 地更倾向于生养女儿而不是儿子。虽然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女儿变得更 受欢迎，但是她们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农民更加倾 向于生儿子并不是他们想要如此，而是他们必须如此。中国传统中根深 蒂固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另外两种不孝的行为是：阿意 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我们的受访者对这种观念仍 然有很强的共鸣。例如，我们曾经遇到一位没有孩子的男性农民工，他 把自己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来治疗自己的不育。生养儿子的义务在中国 父权制中构成了另外一个矛盾，即性别比的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 备受青睐（Murphy, Tao and Lu, 2011 ）。给儿子成家立室的重要义务 进一步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谈判能九 女性，曾经作为“多余的”孩 子，最终因为她们的相对稀缺而在婚姻市场中获得了更强的谈判能力， 她们使用这一权力为自己争取到了婚后从娘家居住，而非从婆家居住。

在另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女性被要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顺从她们 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但是我们所有的受访者在定义女性气质的时候都 将其建立在女性管理家庭的能力上。许多人甚至认为管丈夫是女性的责 任之一。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性别规范在从传统社会到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社会的转变中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反映了女性角色的阶层差异，关于 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上层阶层中被积极地奉行 着。这也可能是之前的研究过于将从属的角色和刻板印象投射在了中国 女性身上。无论如何，男性关于“贤妻”的概念仍然有几个层面的内在 矛盾。虽然农村男性肯定了妻子应该拥有管理家庭的能力，但是他们同 样要求妻子表现出一定的顺从和恭敬，他们期望妻子能将丈夫和夫家的 利益摆在妻子自己和妻子娘家的利益之上。他们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角色 应当是一家之主。正如来自河南的26岁工厂工人小王所说：

女人嫁进了男人的家庭。男人要说了算，对吧？……她（妻

子）应当是个讲理的人。她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给你面子。

29岁的电工小包来自广东农村，他也有相类似的观点：

现代社会主张性别平等。女人能够有她们自己的事业。但是 所有的男人都爱温柔和听话的女人。

来自广东农村35岁的司机小丁是我们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故事中的男 主人公，他进一步阐述：

男人需要一个老婆来管家。她可以有一份工作。她不需要很 漂亮，但是她需要知道什么是大方的举止。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父权制的另外一个内在矛盾：妻子被期望 能够“管住”她的丈夫和管理“他”的家庭，但是同时她必须是温柔 的、顺从的。因此，女性需要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行使她的 权力，一方面这种权力要保持在一定的、不言而喻的界限之内，从而 维护男性主导的传统观念。她绝对不能让丈夫丢脸，也不能公开挑战 他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她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顺从他，从而 维护他的权威。绝大多数男性都重视家庭和谐；这进一步演绎成娶一 个不会大吵大闹的妻子、一个在争吵时能让丈夫一点的妻子、一个能 忍一下他坏脾气的妻子。那么这些矛盾在男性农民工和他们妻子的婚 姻权力谈判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城乡迁移和婚姻权力谈判的新情境

城乡迁移为婚姻权力谈判制造了新的张力，因为男性农民工和 女性农民工在返乡的意愿方面有显著的差异(Zhu, 2007; Zhu and Chen, 2010 )。男性农民工基本上认为他们的城市生活只是暂时的而 且是纯粹工具性的。来自湖南的27岁餐馆老板小阮解释道：

我在城里就是赚钱。我不会在这里定居的……等我存了足够 多的钱之后，我绝对会回老家的……就像落叶归根一样……我绝 对会回老家的……首先，我在城里没有什么亲戚。第二，我是一 个传统的人，喜欢在老家农村的那种感觉。第三，城里房价太高 了，经济压力很大。更不用说本地人歧视我们……我留在城里赚 钱，但是我一定会离开的。时间到了我就回老家……农村有人情 味……我的邻居、我小时候的朋友、我的回忆和感情。我们村不 像城市这么富，但是那里有信任……你可以对别人敞开心胸。在 外面(城市中)，你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你把自己隐藏起来，不会 有多少社交生活。

男性农民工总是将他们的村庄与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家庭之 间的互助以及邻里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城市给他们 造成了压力，这些压力导致了他们的挫败感，也给他们带来了孤独感。 户籍制度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民权之外，使他们的子女被公共教育 拒之门外。户籍制度增强了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永远被当作“外人” 和被城市居民歧视的感受。尤其是当男性农民工将城市生活的孤独和 疏离与乡村社区中的人性温暖和被接纳感对比起来的时候，这种反差 特别明显。来自湖南的27岁厨师小潘告诉我们：

我会回去，然后在老家盖个房子。我不会在城里买房子 的……在农村更像家的感觉。邻居都互相串门，一起玩儿。那样 挺好的。你可以今天去这个亲戚家，明天去那个亲戚家。大家都 很亲切。在城里这是不可能的。在城里，有时候你甚至都不会跟 你隔壁的人说一句话。

但是，与男性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喜爱和毫不迟疑的忠诚对立 的是妻子对定居城市的期望，特别是当妻子的娘家住在城里或附近的 情况下。女性用来支持自己定居城市或者婚后靠近娘家居住的理由包 括：她们的父母可以来帮助照看小孩、城市便利的设施和交通系统、 干净卫生的城市居所和环境，以及最重要的是她们在城市中的工作机 会和独立收入。

农民工群体中除了存在关于定居计划的性别差异之外，城乡迁移 同样激化了夫妻之间关于家庭财务的争论。男性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可 以挣到更多的钱，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夫妻之间关于财务争论 的频率。城市是大众消费的领域，能够让人花掉血汗钱的诱惑无处不 在。夫妻俩可能会因为买什么和花多少钱买而产生分歧。因为长期不 在孩子身边，作为父亲的男性农民工总是在回家探亲的时候给孩子买 衣服、玩具和好吃的零食，从而补偿他们的留守子女。务实的妻子则 倾向于储蓄，从而反对丈夫的这种慷慨大方，或者批评他惯坏了小孩。 许多男性也表示，他们的妻子反对他们抽烟、喝酒和赌博，因为所有 这些习惯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抽烟、喝酒和赌博是男性农民工社会 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跟朋友、伙伴在一起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削减 这部分活动的预算也就意味着削减了他们的社会纽带。一些男性被访 者也说，男人需要获得同伴的认可，因此需要为朋友花钱，比如请朋 友吃饭；但是这些也可能会导致夫妻矛盾。男性对数码产品（例如手 机）的喜爱很难被妻子所接受，因为妻子认为消费这些流行产品都是 在浪费钱。最常导致婚姻冲突的应该是丈夫的赌博问题。我们的问卷 数据显示，在189名回答了与赌博相关问题的男性受访者中，有一位 受访者（0.9%）说自己会每天赌博,6.9%的受访者会一周赌一到两次， 11.1%的受访者会一个月赌几次，另外19.6%的受访者一年会赌博几 次。受访者也许低估了他们的赌博情况，因为一位受访者抱怨说问卷 问题太过笼统，偶尔打牌或者打麻将不应该被算作赌博。7位受访者 在深度访谈的时候承认他们曾经或者仍然赌博成瘾。我们另外听到有 两个离婚故事都是由于丈夫的赌瘾所导致的。在农村，农闲时候的赌 博对于农村男性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Hsu, 1971)。在城市里打工的 男性农民工与老乡赌博则是为了排遣工作中的枯燥、孤独和单调。一 位男性受访者后悔自己当初决定做保安，说那份工作实在是太乏味和 缺乏挑战了，以至于他和许多同事都为了寻求刺激而沉迷于赌博。一 开始，男性农民工可能会只在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一起玩牌，进而发 展到每天下班以后光顾地下赌场。赌博不仅仅会使男性农民工失去婚 姻，也有可能令他们失去生活生计。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因为赌博 他输掉了自己的出租车。有些男性农民工在城里辛苦工作，当回到老 家探亲休假的时候，他们时常通过赌博来排遣打工生活的艰苦，结果 将自己赚的血汗钱全部输光。一位男性农民工说自己严重沉浸在赌博中 的那段时间，曾有好几个月都留在老家赌博，而没有回城打工。因此， 赌博是男性农民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用以逃避城市打工生活的 单调和孤独；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也不时因为赌博而中断。

如果说丈夫的赌博对妻子来说是件很难控制的麻烦事，那么当丈 夫光顾卡拉OK或者按摩店的时候，妻子们会觉得麻烦更大，变得更 加无力。许多妻子不允许丈夫去那些地方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消费昂贵， 也担心丈夫会跟那里的女人发生婚外情。但是，如果女性留在农村老 家而丈夫在城里工作，她常常会缺乏相关的信息和途径来控制丈夫出 入这些娱乐场所。虽然在我们的样本里只有两位男性农民工(32岁的 木工小曾和29岁的电工小包)承认在打工生活中有过婚外情，但是 许多被访者都表示他们知道至少一名男性农民工因为跟妻子长时间分 离而“在外面乱来”。害怕只身在外的丈夫有婚外情是促使女性离开乡 村来到城市的因素之一。我们的定量数据也证实了在同一座城市里工 作的打工夫妻是很常见的，已婚男性受访者中大约59%的人(81人) 跟配偶在同一个城市里工作。

大事儿，小事儿

在2012—2013年的头五次田野调查中】，我们请115位接受深度 访谈的受访者填写了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如何看待如下的 观点：“男人是一家之主，家里最重要的决定都是男人来做。” 3.5%的 受访者“强烈反对”这种说法，19.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23.7% 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也不反对”，40.4%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这 种说法，12.3%的人表示“强烈同意”。那些选择“不同意也不反对” 的受访者解释到，他们觉得夫妻应当进行讨论、尝试达成共识，然后 一起做决定。这些数据结果表明，115位男性受访者中，超过一半人 (52.7% )认同传统的规范：家里由男性做主，婚姻由男性主导。考虑 到中国家庭系统的范式与通常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在问卷里 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他们家庭中的大部分决定是否“由妻子或者夫妻 双方共同”做出。1.8%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表述“完全不符合”自己的 现实情况，21.5%的受访者表示“不符合”，34.2%的受访者表示“说 不清”，31.6%的受访者表示这种表述“符合”自己的现实情况，7%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符合”这表明在现实中，仅有23.2%的男性是 家庭的主要决策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 一方面， 我们的受访者都认可男性主导的家庭范式，另一方面在他们夫妻关系 的实践中通常是夫妻共同做家庭决定，或者妻子主导家庭决定。我们

1每一次深度访谈结束以后，我们会请受访者填一份问卷，问卷包括他们的基本背景信 息和对一些议题的态度。在前五次田野调查中所使用的问卷与后来使用的问卷有细微 的不同。

的深度访谈资料表明，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家庭中的大事儿和小事儿, 并且坚称自己对大事儿具有最终决定权。来自广东农村的18岁的酒店 服务员小马这样总结说：“小事儿，女人可以拿主意；大事儿必须由男 人来拿主意。”“大事儿”基本与这些事情相关：（1）夫妻俩在哪里定 居，是靠近夫家还是妻子的娘家？（ 2 ）妻子应该对哪个家庭付出自己 最大的忠诚，是自己的娘家还是婆家？（3）妻子应当留在城里，还是 回老家照顾老人和小孩？ “小事儿”则主要指跟家庭开支和丈夫消费 相关的事务。

不能妥协的大事儿：父权制和从夫居

男性农民工对上面所提到的头两件“大事儿”似乎不太可能妥 协，因为它们对维系以父权制和从夫居为基础的中国家庭体系至关重 要。31岁的单身鞋匠小唐跟打工以后认识的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女朋 友家里需要一段入赘婚姻。入赘婚姻会根据婚前协议的具体安排而有 所不同，但通常男性需要跟他妻子的家庭一同居住，并让孩子跟着妻 子姓。小唐拒绝了入赘婚姻，主要是因为他所说的“男人的尊严”，即 男性在家庭和社区中的地位，也是男子气概所需要的符号性的界限：

她们家没有儿子。所以她父母想让我入赘到她们家。不管她 家里多富有，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会被别人看扁的。不管我走 到哪儿，我都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她父母会永远都看不起 我。我会毫无立足之地的。我说什么都不算数。而且不管我做什 么，我都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可能有的人觉得入赘她家也没什 么，因为她家里有钱。但是我不行！

26岁的小陆因为同样的理由跟交往三年的女朋友分了手。小陆跟 前女友都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2006年在东莞认识。一开始，女友的 父母抱怨说小陆家太远了。后来，当他们同意小陆和前女友的婚事的 时候，他们告诉小陆希望他能进自己家门并且小孩以后跟妻子姓，这 些条件实质上让小陆的婚姻成为入赘婚姻。小陆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但是他的父母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家门蒙羞。

除了入赘婚姻，已婚女性如何在婚后分配她们对家庭的忠诚度也 成为对男性农民工而言越来越有争议的问题。从文化上来讲，女性在 婚后不应该在经济上资助她的父母，在农村地区，即使她们想这样做 也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但是，现在许多农村女性进城找到了有收入 的工作，因而她们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可资助父母。尤其是家里没有 兄弟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婚后继续支持自己的娘家，她们认为这 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男性农民工反对这种做法。来自湖北的32 岁的木工小曾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他对妻子（同样也是农民工）在婚 后继续对娘家表现出的忠诚和经济上资助她的父母感到不满。他觉得 女性在结婚以后就应该跟随丈夫，正如中国传统俗语讲的：

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个猴子满山走”……如 果她想听她父亲的建议，我不是在抱怨什么，那只能说明我们 俩不能在一起了。

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也拒绝在婚后跟妻子的娘家住在一起，或者住得 离他们很近。38岁的建筑工人老武就是因为妻子坚持要跟她娘家住得 很近而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她妈在广州……我们结婚以后就去了广州打工。一开始，她 妈想把她（第一任妻子）的户口（从我老家）迁到广州……后 来她（第一任妻子）说她不会回我农村老家了。她想在广州买 房……她跟她妈很亲近，她妈又结过一次婚，是跟一个男的在广 州结的婚……离婚在我老家是很少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 的决定，因为离婚之后再找一个老婆是很难的。

虽然老武认识到离婚对他的名声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老武仍然不 愿意在从夫居的问题上妥协。当男性农民工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的时候, 他们会面对来自父母和大家庭的巨大压力。在中国的家族体系中，这 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家族的背叛者。来自河南的34岁保安老张抱怨自己 的兄弟就像“嫁出去的女儿” 一样，因为结婚之后兄弟搬到了湖北跟 妻子的娘家住在一起：

他们搬去了湖北。孩子也是在湖北出生和长大的……房子都 是盖在了湖北。他不打算回我们农村老家了。虽然我父亲有两个 儿子，但是我兄弟就像个嫁出去的女儿一样。现在我是唯一留下 的儿子……两兄弟，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儿子）。

老张为自己履行了儿子的义务（比如供养年迈的父母）而感到骄 傲；他照看着家里的土地和房屋。但是骄傲背后，是老张因为兄弟而 感到的失落和背叛，因为兄弟的决定违背了从夫居的习俗。这不是说 男性农民工就要切断自己妻子和她娘家之间的联系，比如老张就跟妻 子的娘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是他们希望妻子的娘家应该处于次要 的位置，而夫妻俩应该对丈夫的家庭保持更高的忠诚度。例如，当他 们需要在节日拜访双方家庭的时候，正日子要留给夫家，拜访妻子娘 家的时间应该在正日子之前或者之后。26岁的已婚农民工小王也讲到 了这种特意的安排：

过年的时候，我们先去她（他的妻子）家，初一之前我们 会在那里待几天。女婿拜访岳父母是必需的……会需要一些安 排……然后我们就回我父母家过年……全中国都是女的嫁进男的 家里，男方家应该是第一，对吧？

妥协的大事儿：妻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

在我们前五次的田野调查中，我们询问了 115位男性农民工是否 同意这样的说法：“养家糊口是男性的主要责任。”没有人表示“强烈 不同意”这种说法，88%的人表示“不同意”，9.6%的人表示“一半 一半”，48.2%的人表示“同意”这种说法，30.7%的人表示“强烈同 意”。这表明115位受访者的绝大多数（超过80%）认为男子气概主要 建立在养家的基础上。如果男性是主要养家的人，那么即使夫妻俩都在 城里打工，女性也会是家里主要的照顾者，在有需要的时候就要返回老 家照顾家庭。来自河南的34岁的建筑工人小蒋实事求是地讲道：“我老 婆当然要回去照顾小孩了。小学和中学是小孩最关键的时期。”

在我们调查的137名已婚受访者中有大约42%的人（57人）是 独自进城打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结婚之后将妻子留在了农村老家 照顾老人和小孩。例如，来自湖南的50岁的建筑工人老陈一直在城里 打工，而他的妻子则留在老家干农活、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一直到 最小的儿子长到18岁。在那之后，她到城里跟老陈团聚，并在一家工 厂找到一份工作。老陈坚持认为男人应该离开老家到城里来工作，从 而供养家庭，而妻子则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用他的话说：“只想着 挣钱而把孩子留在老家没人照顾是没用的。”

但是，越来越多男性农民工的妻子在是否履行那些他们丈夫认为 的“自然的”角色方面产生了迟疑，因为与其留在农村做照顾者，她 们更愿意到城里工作。小佟的妻子25岁，来自四川农村，她在儿子三 个月的时候就进城工作，把儿子留给了婆婆照顾。她就是不喜欢照顾 小孩，而更愿意在城里的工厂工作。虽然小佟一开始反对妻子把儿子 留在老家的决定，但是他的母亲反而支持儿媳，因为小佟妻子在城里 工作的收入可以增加家庭经济资源。26岁的出租车司机小周也有类似 的问题。他的妻子坚持把儿子留给了小周的祖父母照顾，然后到城里 打工。小周解释了他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妥协：

当然，她喜欢在城里工作。一个人能挣多少？当你没有钱交房 租或者奶粉喝完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爷爷能照 顾我们的孩子，她绝对应该工作。对我们打工的来说，孩子出生以 后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赚钱来养活他们，供他们读书…… 没有别的选择。

因此，虽然男性养家的角色是农民工男性气质的决定性部分，这些男 性也希望妻子能够留在农村照顾小孩，但是许多人也会因为经济压力 而在这个问题上选择妥协。

小事儿的谈判：四种模式

前面已经提到，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大事儿和小事儿，然后声称将 小事儿的决定权留给他们的妻子。这与他们认为妻子应该管束丈夫和 管理家庭的理念是一致的。18岁的小马说：“在农村，男人就应该早 点结婚。这样老婆能管住他并且确保他听老婆的。她要把他镇住，让 他成为一个更踏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人。”虽然基本上妻 子被期望能够约束丈夫和管理家庭支出，但是关于钱，尤其是男人在 个人消费上的支出，农民工夫妻之间仍然普遍存在分歧与矛盾。接下 来，我们会讨论关于男性农民工花销的夫妻谈判的四种模式：委托、 沟通、表面让步以及冲突。

委托

委托指的是丈夫把决策权交给妻子，但是保留否决的权力。这是 最接近中国家庭范式的一种策略，妻子负责家庭财政的同时，也被赋 予管理丈夫经济的权力。采用这种模式的男性农民工会将自己的全部 工资交给妻子，只在需要的时候向妻子要钱花。如果妻子留在农村老 家，男人则会留下一小部分工资作为日常支出而将剩下的钱都寄回家。 绝大多数采用这种模式的男人都相当信任妻子的人品和经济管理能力。 50岁的建筑工人老陈骄傲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钱都在我老婆手里。 我一块钱都没有……都是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任何细节……我知道 她不会乱花钱的。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我不会去管她的。”有些男性 会解释说这种方式跟村里的规范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只是简单地接 受这种方式而已，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花掉所有的钱。来自河南 的32岁的店铺老板小刘承认：

如果是我来管钱的话，我会全花光的。我会用来喝酒、吃 饭、去卡拉OK和按摩店。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喜欢埋单。我喜 欢足部按摩，我会都赌掉的，还有......你知道......偶尔还有（老 婆以外的）女人。

沟通

沟通的特点是在做决定之前夫妻俩会讨论。这种策略强调的是沟 通、讨论和达成共识。比如，来自江西的26岁工厂工人小峰就说他和 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妻子会“互相商量”和“讨论事情”。采取这种策 略的男性农民工表示他们跟伴侣有平等的权力。为了确保权力的实行 基于共识，他们会建立相关机制来防止任何一方在达成共识之前把钱花 掉。来自湖南的26岁的小邓在是否将他的积蓄用来做小生意的问题上 无法跟妻子达成共识，因此夫妻俩决定，由小邓将他的积蓄存到银行卡

里，然后由妻子来保管小邓账户的银行卡。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在妻子 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花掉积蓄了 ：

我想做个小生意……她担心我们可能会赔钱。我告诉她不要 担心太多。如果我们担心太多的话，我们这辈子都只能打工…… 钱在我账户里，但是她拿着银行卡。

采用这种方式的男性农民工通常都会考虑到妻子对家庭的贡献， 要么是经济上的贡献，要么是为家庭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来自广东农 村的41岁的老金强调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他都会跟妻子商量，因为这 样才是“合理的”和“平等的”。老金的妻子留在了农村老家照顾两个 十几岁的孩子：

她对我父母很孝顺。她把孩子教得也很好。她不（有偿）工 作，但是我觉得她的工作对家庭来说比我的更重要。我整个家庭 都靠她。我只是赚些钱……我没有照顾整个家庭的能力。

老金把妻子为家庭做的事情看成真正的工作，没有因为她不挣钱而否定 她的贡献。他将家庭当作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家庭幸福 重要性的老金总结说，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得她成为家庭决策过程中 的关键人物。

表面让步

表面让步指的是丈夫做出一些小的妥协，但是对妻子的要求其实 是阳奉阴违。采用这种谈判策略的男性农民工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包 括做出小的让步、假装认可妻子的观点或者背着她花钱。比如，来自 四川的20岁的小林不顾妻子的反对，仍然坚持抽烟、喝酒和赌博，因 为他无法想象在与同伴的社交活动中不会涉及这三项活动。他尝试减 少对香烟的消费，例如不在屋内抽烟或者不在妻子面前抽烟，同时他 也降低了赌博的程度：

我曾经是重度烟民。现在我老婆怀孕了，我在家里抽的少 了……少一点吧……但是对男人来说不抽烟太难了。抽烟提供了 一种聊天的环境。男的就是在抽烟和递烟的时候开始聊天的。我 递给他们一支，他们递给我一支……如果我不抽烟，他们给我递 烟的时候我就不能接。这样感觉很奇怪。喝酒也是。抽烟和喝酒， 绝大多数男的都不能不做这两个……我有时候赌博，如果不赌会 觉得无聊，但是我赌得都很小，一块两块那种。

小林说当他做出一些小的让步的时候，他妻子看起来就挺满意的。只 是不知道当他们的孩子出生、这个家庭面临更大经济压力的时候，他 们会怎么样。41岁的出租车司机老孙时常口头上应承着妻子。当妻子 抱怨他花时间跟朋友交往、花钱跟他们一起喝酒吃饭时，他会口头答 应妻子：

你看这儿有挺多我的朋友和老乡。有时候我会跟他们在外面 待到很晚。当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很快就 回家了），但是我不会真的很快就回去。她经常对我很生气，然后 几天都不理我。但是之后日子还得继续。

而来自河南的32岁店铺老板小刘没有告诉妻子他在赌博并因此欠了债：

我还欠着我朋友几千块钱，赌博的时候输的。我必须慢慢 还......我老婆当然不知道（他的负债）。

冲突

冲突的特点是丈夫使用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花销的抱怨，而不 是跟妻子协商他个人花销的选择。35岁的工厂工人小谭来自贵州，是 家里赚钱养家的人，因为她的丈夫曾经有赌博的问题。小谭和她丈夫 同时被介绍给我们，他们与两名访谈员分别访谈，而两段访谈都显示 出他们的关系中存在家庭暴力。小谭在访谈中告诉了我们她的家暴受 害史：

如果他只是偶尔玩一下牌，来放松，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他每天都去赌博，也不管孩子，然后每次我抱怨的时候，他就 打我。

小谭的丈夫在访谈中并没有否认对妻子使用身体暴力，但是他也为自 己的行为辩护：

我老婆对我太严格了。就像赌博，就是不行不行。她会告诉我

不要去（赌博），然后一直说一直说，我完全能想到她会说什么。

来自河南的34岁的工厂工人小苏告诉我们，当他和妻子因为钱的问题 吵架的时候，他会对妻子使用身体暴力：

都是关于钱。我们吵架。她说我不应该那么大手大脚地花 钱……男的都想有面子，如果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有时候我埋单， 有时候他们埋单……有时候是关于我买的电子产品。她觉得这些 都是不必要的消费。她非常节约，很在意钱。

小苏每个月挣3000—4000元。他妻子因为加班挣得比他多。小苏觉

得很难接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挣得少的那一个”:

有时候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一个男的挣得比女的还少。我每天 都在问自己。每天。为什么她挣得比我多？这当然很难接受。我 作为男人应该是养家的。结果我没法养家。结果是我妻子赚了绝 大部分的钱。

小苏使用身体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花销的抱怨可能是一种重塑男性气 质的策略。妻子更高的收入看起来对小苏造成了地位的冲突，也挑战了 他的男性身份。城乡迁移为农村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获得经济独立的 机会。在许多案例中，女性农民工因为可以在厂里加班而挣到比她们丈 夫更多的钱。

小结

本章讨论了由城乡迁移引起的或者与之相关的夫妻权力谈判的复 杂机制，以及婚姻中男性主导的传统模式的持续和变化。本章也讨论 了城乡迁移如何对夫妻权力协商制造了新的张力。我们的分析表明, 许多男性农民工会区分大事儿和小事儿。他们在有关父权制度和从夫 居的大事儿中尽量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被迫做 出妥协。例如，绝大多数男性认为男人在外工作、女人在家照顾家庭 的模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们常常迫于经济压力而做出妥协。对 于妻子不再做家庭成员的照顾者而离开家庭到城里打工，他们不会反 对。一方面中国女性被期待成为家庭管理者，具有管理丈夫财务的义 务，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期望成为顺从、恭敬的妻子。这就使得夫妻之 间权力谈判变得微妙而具有争议。我们讨论了四种有关家庭财务的夫 妻谈判模式：委托、沟通、表面让步和冲突。委托的策略最接近男性 允许妻子来管理他的财务的传统模式。对妻子作为财务管理者的人品 和能力都有信心的年长男性更有可能采用这种模式。在采取沟通模式 的夫妻间，家庭和丈夫的财务都会通过讨论和共识或者共同决定的方 式来管理。重视妻子通过参加有偿劳动或者完成无偿家务劳动以及照 顾小孩而对家庭做出贡献的男性，最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协商家庭 的财务问题。表面让步指的是那些做出小的让步，但实际上对妻子的 要求阳奉阴违的男性所选择的模式。最后，我们讨论了那些用冲突代 替了谈判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丈夫通过身体暴力来让妻子停止对他 消费习惯的抱怨。有赌博问题或者挣钱比妻子少的男性农民工似乎最 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暴力不仅仅是让持反对意见的妻 子安静下来的方法，也是在地位倒置的关系中重新建构男性尊严的方 法。这些不同的回应选择反映了由迁移引起的或者与之相关的夫妻权 力谈判中策略的多样化，反映了谈判过程的争议性，反映了规范的家 庭模式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性，也反映了男性农民工所认可的规范性性 别理念和城乡迁移家庭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家务与男性尊严

我们在第四章的开头讨论了 35岁的小丁的故事。2012年我们见 到小丁的时候，他在东莞一家公司做司机，妻子在同一座城市做会计。 他们有两个小孩，一个12岁，一个6岁。虽然小丁和妻子都在东莞工 作，但是他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而妻子跟两个孩子则住在城里的 出租屋里。因为小丁只有周五晚上回去并且仅仅待一个周末，所以他 没有办法在其余的时间里帮忙照看小孩。这造成了夫妻间的争吵。小 丁显然认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规范。他说妻子主要管理 家庭，而他则承担家庭以外的事务，或者那些需要很多体力的家务劳 动。但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理想的家庭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妻 子的收入（高于小丁的收入）对家庭的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由于没有 城市户口，两个孩子需要在私立学校就读，每人每年需要缴纳大约 5000元学费。虽然小丁意识到妻子作为养家的人的贡献和重要性，但 他的行为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拒绝搬回去与妻子、孩子同住，经常 找各种理由逃避拖地扫地、洗碗、打扫卫生间等家务。但是，他会 “帮忙”做饭、辅导孩子功课，以及当他在家的时候带孩子去看医生。

小丁和他家庭的处境凸显了城市中有子女的双薪农民工家庭的需 求与压力。虽然早期的已婚农民工中，大多数人会将孩子留在乡下,

♦5 —位提供搬家服务的农民工正在等生意（邓宗弘摄）

但是已经有证据显示迁移家庭的数量正在增加。在我们的案例中，30 位男性是同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一同迁移到城市的。远离乡村的这些家 庭通常都缺乏其他家人和亲戚的支持。因为无法负担付费的儿童看护， 这些农民工夫妻必须重新讨论和规划家务以及孩子的照料，从而能够 将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相结合。这些农民工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为城市将农民工排除在外，他们的子女也被公共教育体系拒之门外 (第二章有详细讨论)。这使得妻子参与有偿工作成为一种经济必需， 而男性农民工承担一些照顾子女和家务责任也成为不可推卸的义务。

像迁移家庭中的男性一样，迁移夫妻中的丈夫同样需要与妻子重 新商量家务分工，这既包括城市家庭中的家务分工，也包括在城市与 农村老家之间的家务分工。我们的受访者中有51位是迁移夫妻中的一 方。在这些家庭中，妻子往往在工厂工作，工作和加班时间都较长， 因此很难兼顾家务。许多这样的迁移夫妻都会将年幼的子女留在农村 老家由祖父母照顾，这些孩子中有些仅有一两岁大。夫妻中的一方需 要频繁地返回农村老家去看孩子、照顾生病的年迈父母或者处理其他 的家庭事务。那么，在“男主外女主内”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农村男 性普遍不做家务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如何面对迁移之后新的现实情 况以及如何重新安排家务分工呢？

中国父权制的规范模式建立在严格的性别区隔之上，外面的公共 领域只对男性开放，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领域中(Mann, 2011 )。阴 阳二分的宇宙观和男女有别的文化观念都被用来加强性别区隔和女性 隔离的合法性。这种性别秩序看起来是平行的，但实质上是等级性 的。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施行确保了女性没有渠道获得经济资源、政 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它使得女性完全依赖于家庭，完全在父权制家长 的控制之下。在现实中，普通农民家庭很难完全实行这种性别区隔 (Ebrey, 1993 );由于经济的需要，女性必须经常参加家庭的劳动生 产活动(例如织布、纺纱、饲养牲畜等等)和小规模的贸易活动，这 些活动都使女性有机会在家庭以外活动(Hsu, 1971; Gilmatin et al., 1994 )o但是这些局部的偏离并没有影响基于家庭角色和责任的女性身 份；它们只表明了，在农村家庭中，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多的责任。许 恨光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在农村集镇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总体 上讲，女性比男性更辛勤地劳动。女人们很早起床，一整天当牛做马, 晚上也早早上床休息；男人们则一般很晚起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 或者聊天喝茶，或者抽大烟，他们也比妻子和母亲睡得更晚。”(Hsu, 1971： 72)虽然女性在家庭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家庭的存续也有 着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她们在农村家庭中仍然是次要的和“内部的” 人(Stacey, 1983 )。

1949年以后，国家的一项主要政策就是鼓励女性参与劳动生产 (Croll, 1974 )o妇女们被号召、被动员甚至最后被要求完全投入到公 社的劳动中，从而为她们的家庭赚取工分。但是，女性更多地参与劳 动生产并没有减少她们的家务劳动，也没有显著地改变家务劳动中的 性别分工。20世纪50年代，当国家需要女性尽可能多地加入生产性 劳动的时候，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公共服务，例如托儿所、幼儿园、 打谷室、缝纫室和食堂等，来减少家务劳动的数量，但却并没有提倡 两性家务劳动分工的平等。在许多地方，这种社会化的家务劳动被证 明是无法长期存在的，那些公共服务和设施或者因为质量欠佳或者因 为成本过高而陆续停止和关闭。从此之后，在中国农村，家务劳动基 本上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例如，年长的女性从生产活动中退出，负 责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同时年轻的女性在白天参加有报酬的工作, 在晚上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

20世纪80年代的两项调查发现，不论在中国农村还是城市，女 性都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Croll, 1983 )o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 产党倡导的女性解放只是在已经承担了许多副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农 村女性肩膀上增加了额外的生产性、有偿劳动(Croll, 1981)。农村女 性在公社里跟男人一起工作，还要在自家菜地里种菜、饲养牲畜、拾 薪砍柴。她们还要负责其他的家务劳动，包括加工农产品(例如，研 磨谷物和腌制咸菜)、缝纫、煮饭和照顾小孩。农村女性繁重的工作负 担使克罗尔在其研究中认为，农村家庭的生存依赖于农村女性的自我 剥削 Icroll, 1981 )o

20世纪80年代晚期，朱爱岚在中国北方三个农村的田野调查 中发现，农村男性认为男人分担家务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可笑的 (Judd, 1994 )o在另一个有关90年代晚期北方农村的研究中，阎云翔 发现“在绝大多数家庭中，妻子仍然是那个承担家务劳动的人”(Ym, 2003： 97 )o在中国农村，有关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革命是被推迟了 的(Wolf, 1985 )。在分析这种“推迟的革命”时，克罗尔认为，虽然 中国主张性别平等，但是在关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观念上是存在 矛盾的(Croll, 1983 )o虽然国家媒体反复强调家务劳动是婚姻生活 的重要部分，并且建议丈夫在家务劳动上帮助他们的妻子从而维持婚 姻和谐，但是这种话语并不是基于平等性的(Croll, 1974 )o许多家 务劳动(例如照顾小孩和缝纫)仍然被视为“女性的活动”，因此仍然 是女性的工作(Croll, 1985 )。更重要的是，国家认为家务劳动是“处 于主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以外的’无关紧要的烦恼(Croll, 1983： 68 )o家务分工和照料子女中的性别平等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事 情，被置于现代性和国家力量的宏大叙述中的次要位置。另外，国家 宣传经常对女性提出互相矛盾的要求，既鼓励女性将工作置于家务劳 动之上，同时力劝她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母亲的角色上，投 入到家庭关系和维护社会主义家庭道德上”(Croll, 1983： 68 )。

总的来说，家务劳动分工中的性别不平等界定了中国父权制。女 性被限制在家庭领域，她们无法在公共领域与男性竞争，从而也固化 了她们的从属地位。与其说家务劳动分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毋宁说 它是中国父权制运作和再生产的核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它所倡导的众 多解放女性的口号都没有消除或减少两性间的这种重要的不平等。我 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来讨论城乡迁移如何改变了根深蒂固的家 务劳动和照料子女中的性别不平等。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通过分 析男性农民工采取多重策略和方法来调和他们自己的性别角色观念和 社会经济现状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也会分析男性农民工如何调和他 们男子气概的观念与参与家务劳动现实之间的矛盾。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虽然与农村相比，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在城 里打工对于他们来说远远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我们的受访者包括工 厂工人、厨师、出租车司机、保安、美发师和服务生。他们的月收入 从1800元到7000元不等，月收入中位数在3000元到3999元之间。 虽然以农村的标准而言，这样的收入算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却很难在 城市里依靠这样的收入来支持一个家庭的开支。当子女与他们在城里 同住时，需要负担额外的学费，如果把子女留在农村老家则需要支付 两个家庭的开支。另外，中国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在过去三十年间 迅速增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则要缓慢得多。来自广东农村的44 岁出租车司机老蔡总结自己的农民工生活时说：“累不死也饿不死，但 是工资永远都不够。”

许多男性农民工同时打两份工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不过这也使得 他们每天需要工作很长时间（例如每天13—14个小时）或者做非常消 耗体力的工作。缺乏教育、技术、资本、有用的关系和城市户口，农 民工只能处于中国城市职业等级中的最底层。因此，他们的妻子对家 庭的经济贡献对维持家庭收支来说变得十分重要。大多数迁移夫妻和 迁移家庭中的妻子都在城里有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工厂打工，每个月 赚2000—4000元。来自广西的26岁厨师小孟说：

通货膨胀很厉害，房子很贵，工资又这么低……我们需要付

房租，供小孩读书，寄钱给我爸。我们怎么能赚到足够的钱呢？

社会变化太快了，东西变得越来越贵，但是工资还是很低……她 （妻子）回到城里工作以前，我们一直因为钱的事情吵架。现在她 在城里跟我一起工作，我们有了一些积蓄。现在我俩都会觉得比 较开心。

除了日常开销，绝大多数农民工需要为了给儿子盖房子（大约需 要20万一30万元）或者供孩子读书（每年需要10000元左右）而存 钱。这种经济现实表明，男性农民工会十分看重妻子参与任何能够带 来收入的劳动。当男性农民工选老婆的时候，他们会关注人品，例如 善良和孝顺，同时也很看重她赚钱的能力。妻子必须“愿干”和“能 干”。不愿意参与生产性工作的女性会受到批评。来自湖南的31岁鞋 厂工人小唐说：

一个女人不能只靠男人，希望他给她吃给她穿。她也需要工 作。如果她能工作，她老公应该挺高兴的……如果她什么（赚钱 的事）都不做，即使她老公有钱，她自己也会觉得无聊的。

虽然女性的生产力受到重视，但是绝大多数男性农民［仍然认为 女性气质是基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的。一个贤惠的女性应该 会洗衣做饭、打扫房屋。在男性农民工对女性气质的评分系统中，一 个会做家务和会做饭的女性可以得到10分中的8分。在男性农民工的 有关女性气质的观念中，家庭生活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这也意味着他 们会拒绝承担非传统的家庭角色，同时也会鄙视那些承担了一些非传 统家庭角色的男性。例如，仅仅是提到“家庭主夫”这样的词语都会 使我们的受访者产生强烈的反应。来自河南的32岁杂货店主小刘直 率地说：“我绝对不会让我老婆来赚钱养我的。如果我都那样了，怎么 还能被叫作男人呢？ ”总之，男性农民工需要他们的妻子同时赚钱和 做家务，但认为她的工作是次要的，而她的家务劳动才是作为一个妻 子的主要部分。其次，虽然在规范理念中男性是养家的人，是“主外” 的劳动者，但是经济上的必要性迫使男性在家里家外都要劳动。来自 湖南的没有工作的小晁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说：“虽然在规范上男人应该 主外（工作），女人的责任是在家里面劳动，但是很多夫妻实际上是一 起工作的。”

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一起工作”的问题，但是“一起工作” 绝不代表平等工作。

男性农民工和家务劳动：四种模式

如前所述，中国农村男性一般来讲不会分担家务，也不认为自己 有分担家务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许多迁移夫妻和迁移家庭中的男性在 进城打工之后，被迫做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子女的工作。在我们 的受访者中，我们观察到了四种回应迁移对家庭领域的挑战的模式： 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这些回应模式跟 夫妻俩的收入比率、可支配的时间（例如工作时长和轮班安排）、照料 子女的具体需求和男性农民工有关男子汉气概的观念相关。

扩大的豁免

扩大的豁免指的是男性农民工将他们在农村社会里不需要承担家 务的传统扩大到其城市生活中，因为他们比妻子赚得多得多。这种模 式的特点在于，丈夫只会做非常少的家务；他在家庭中是毫无疑问的 养家糊口的人；他妻子的有偿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丈夫和妻子都认 为妻子应当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来自湖北的52岁建筑包工头老 杨跟妻子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虽然他老婆比他更高更强壮、更有能 力也精于买卖，但是在建筑工地，她是老杨的助手，在家里她承担了 所有的家务劳动。正如老杨志得意满地告诉我们：“她买东西、做饭、 洗衣服和收拾家里。”回到农村的时候，老杨则绝对不会插手任何家 务。老杨这种将传统的劳动分工扩展到夫妻俩的城市生活的行为，在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较强的赚钱能力。作为包工头，老杨每个月的收 入超过5000元，是我们所有男性受访者中收入最高的。在采取这种方 式进行劳动分工的家庭中，大多数的丈夫都在四五十岁，夫妻俩关于 家务劳动分配已经有了共识，许多丈夫表示他们的妻子“拒绝让他们 做任何家务劳动”。41岁的出租车司机老范每个月挣四五千元，他的 讲法就很典型：

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她做。有时候我 想帮忙，但是她都不让我帮忙……她想让我下班以后就休息、吃 饭然后睡觉。我的工作比她的更辛苦一些。

老范的收入比老婆高很多，工作时间也长一些。他觉得这个很重 要，因为他相信一个男人的主要责任就是养家。相反，老范妻子的工 作使她有时间能够定期回农村老家看看小孩。她承担了对孩子的跨地 区照料的工作。妻子较低的工资收入也合理化了老范在城里不承担家 务的事实。年长的女性大体上接受家务劳动是女性的主要责任，这也 使得男性能够将他们不承担家务劳动的传统扩大到迁移以后的城市生 活中。但是，我们也听到了一个23岁的妻子打算跟她28岁的丈夫离 婚的故事，因为丈夫总是对她指手画脚而完全不帮手任何家务劳动。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妻子一开始在经济上基本依靠她的丈夫，她从 自己娘家获得的支持也很少。她在他们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发言权，丈 夫希望她一方面通过做美容师补贴家庭，一方面又期望她包揽家里绝 大多数的家务。她抱怨每天生活得筋疲力尽，这样不公平的安排让她 愤愤不平，她觉得丈夫之所以不愿意在家务上帮她是因为总体上丈夫 对她的感情不够深厚，她正在偷偷存钱以便最后脱离这段关系。

策略性逃避

策略性逃避模式中包含了对更平等的家务分工的强烈反抗，以及 不顾家庭需要而采取多种策略的逃避。在农村，女性在家里家外都要 工作，她们依靠女性亲属，例如婆婆的帮助来应对这种双重负担。在 城市中，因为迁移夫妻通常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许多妻子便要求她们 的丈夫做家务。那些不愿意做家务又不能反抗妻子要求（或许他们挣 得比妻子少）的男性农民工采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本章一开始小丁 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他一个星期有五天都不在家里住，因 此他不能帮做会计的妻子照看小孩。小丁的决定对妻子来讲是很难接 受的，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比如，她抱怨说孩子晚上生病的时候， 她没办法找到小丁帮忙。小丁说妻子想让他搬回家住，但是他又解释 说，自己回家住就很难起早去上班了。但是，小丁一般从早上九点半 开始工作，下午五点半下班，从家到工作单位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他 很少加班，■作安排也相对固定。从小丁抱怨老婆“控制欲太强”并 且承认在家里他也总是逃避做家务，我们可以推断，小丁决定住在工 厂宿舍应该是逃避家务劳动的一种策略。

因为小丁平时都住在工厂宿舍，因此他下班之后有时间看电视、 跟同事打台球，晚上也有时间做运动或者跟同事出去喝酒。早晨他能 够睡得更久一点，起得更晚一些。如果小丁住在家里，他就得每天晚 上准备晚饭、打扫卫生以及辅导孩子功课，因为他妻子常常把没做完 的工作拿回家做。早晨他也需要早起准备孩子们的早餐，然后送小儿 子上学。小丁觉得男人应该负责家庭之外的工作或者繁重的家务劳动， 而女性应该负责家庭之内的工作。即使他在家，他也会设法逃避家务

劳动:

有时候我工作了一天之后很累的……我什么都不想做，但 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有时候我就等着，然后希望她 能够去做，然后她也等着，然后希望我去做，然后我们就吵起来 了……比如，谁去洗碗、拖地、扫地。

来自广东农村的31岁岀租车司机小许也尝试逃避家务劳动：

我猜我有点大男子主义。我觉得女人的工作就是煮饭、买 菜、洗衣服。这些就是女人的工作，她们就应该做这些……我老 婆让我洗衣服，我就不洗，我就无视她……或者我就告诉她我不 知道应该怎么洗。我就是懒，我就是喜欢玩。我的爱好就是玩。

小许对家务劳动的反抗跟他关于男性和女性职责的观念是相关 的，但这也跟他的赌瘾有关。当小许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在赌博。用 他的话说：“当我赌钱的时候，完全就是昏天黑地，完全没有时间观 念。有时候我甚至会忘记吃饭。有时候我整夜都不回家，或者到天亮 了才回去。”小许觉得内疚，因为他的赌瘾影响了夫妻生活，也是因为 如此，他无法公然拒绝妻子让他帮忙做家务的要求，他只能找借口逃 避或者假装听不到她的要求。

选择性接受

选择性接受是指男性农民工有选择地接受妻子让他们“帮忙”某 些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要求，但是认为他们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小孩 中的角色依然是次要的和灵活的。采取这种模式的男性通常乐意在家 务上给妻子“帮忙”——当某项家务劳动对妻子来说体力要求太高， 或者当妻子太忙或太累，或者当他们对某项工作特别在行的时候。这 些男性通常也会跟妻子讲明，家务劳动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也没有 责任做家务；他们拥有决定帮什么忙、什么时候帮忙以及如何帮忙的 权力和自由。

当男性给妻子“帮忙”做家务的时候，并不代表这对夫妇就在试 图超越“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在一些案例中，男性会选择性 地帮忙那些需要在家庭以外做的家务劳动，例如去河里洗床单，从而 象征性地维护“内” “外”工作之间的界限。来自湖南的53岁的老金 解释他和妻子是如何分担家务劳动的：

当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她做饭，但是如果有客人的话，我就 会买菜、洗菜和摆桌子。我们一起做……因为她背痛，所以她洗 小的东西，我来洗大东西，比如床单。她在屋里洗，我在外面洗。

尽管老金说自己和妻子是“一起做”，他同时也强调大东西和小东西、 屋里和外面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构成了一些男性农民工可以利用二分 法来区分男性和女性的领域，来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在其他的案例中，男性农民工会选择他们喜欢的、在意的或者觉 得从性别的角度来看是合适的家务来帮忙；例如，很多人就不会介意 跟孩子一起玩耍。32岁的杂货店主小刘因为不喜欢吃妻子做的饭，所 以会给家里人做饭。25岁的出租车司机小何会帮妻子拖地和换被套， 但是他坚决不帮忙洗衣服或者洗碗，因为他觉得那些都是女性的工作。 可能因为中国农村女性在河边洗衣服的画面构成了一个极强的女性气 质的象征，因此许多男性农民工都拒绝洗衣服。扫地、拖地和打扫厕 所也在非男性家务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因为它们“地位低下”。一些男 性觉得洗碗也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因为洗碗不需要体力，也没什么技 巧可言。另一方面，许多男性认为做饭是性别中立的。在农村，男人 有时候会帮忙准备婚宴，为祭拜祖先和节日聚会准备饭菜。在城里， 绝大多数厨师是男性。购物也被视为性别中立，因为购物是在家庭以 外的公共领域进行的。有选择地接受他们愿意做的某些家务不仅仅意 味着男性农民工能够逃避那些令人讨厌的和非男性的家务，同时也赋 予了他们灵活性一一他们可以在适合的时候和“有心情”的时候做家 务。男性选择的家务中许多都有娱乐的成分。

主动参与

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需要承受同伴的压力，因为他们在家庭 领域扮演了非传统的角色，也因为他们常常被迫接受一些较低地位的 工作从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在我们案例里，8名受访者是迁移夫 妻或迁移家庭的男性成员，其中36人会承担一半或者超过一半的家务 劳动。31岁的工厂工人小邱和来自四川的20岁服务生小林骄傲地表 示，他们承担了家里绝大多数家务，包括扫地拖地、洗衣收拾等，而 这一切并没有伴侣的强迫。小林说：

她不需要做家务，我做了大部分家务。我们搬到一起以后， 她洗衣服的次数不超过五次，我们的衣服都是我洗……但是，每 次我扫完地以后，她都会再扫一遍，因为她觉得我扫得不对。我 们一起做饭。她炒菜，我洗菜切菜。洗碗绝对是我的事情。我们 一起买菜。

但是，其他主动参与家务劳动的男性对他们在家庭里这种非传统 的角色会持更加保留的态度，他们通常会轻描淡写地讲自己对家务劳 动的承担，从而维护一个具有性别尊严的形象。例如，来自湖南的47 岁包工头老蔺说，首先他妻子做了所有的家务，然后再解释说当妻子 加班的时候他会“帮忙”做饭。妻子作为工厂工人，实际上每周有五 天都在加班，也就是说，实际上老蔺每周至少会做五天的饭。老蔺不 仅有意简化自己所承担的家务，还强调当妻子在家的时候，他们维持 的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他一方面通过断言“家里没有 多少事情要做”来简化自己所承担的越来越多的家务，一方面通过对 健康和卫生的强调来合理化自己做饭的责任：

我老婆在家时当然是她干家务了。现在她回老家了，所以 我来做。反正也没什么要做的。我做饭，洗我自己的那几件衣 服……（访谈员：如果她加班，谁做饭呢？）好吧，是我，我做 饭……你知道的，我们有个家庭，对吧？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在外 面吃。我也很担心那些餐厅的卫生问题。

作为工地包工头，老蔺的工作都是很耗体力的粗活，但工作时间 比在工厂工作的老婆要短得多。老蔺每天工作九个小时，从早上8点 开始，到下午大约5点结束。而他妻子则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考虑 到老蔺较短的工作时间，他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是很自然的事情。 许多建筑工人都会因为妻子在工厂工作而承担许多家务劳动。但是， 老蔺并不为自己对家庭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相反他觉得有必要为他的 角色进行辩解，他对家务劳动的参与只是对家庭现状的一种被迫的妥 协，他评价道：“即使你不习惯做（家务），你也得习惯做。”老蔺弱化 自己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也许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男人对家庭的主要 责任就是养家。36岁的出租车司机老黄在工作日也会比妻子承担更多 的家务劳动。虽然他没有弱化他对家务的承担，但是老黄也认为“女 人做家务比男人做得好”。这种将家务劳动和女性的“本质属性”和 “自然能力”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我们的受访者和他们的伴侣中很普遍， 相当多的男性说他们的妻子会在他们做完家务之后重做一遍，因为他 们做的家务没有达到妻子的标准。

其余一些承担了至少一半家务的男性农民工都是在双职工家庭， 并且家里有学龄阶段的孩子。他们对家务分工采取一种实用性的视 角，强调分工基本上都是基于时间情况。来自河南的36岁技术工人 老梁说：

没有所谓的“劳动分工”，谁有时间就谁做。你不能说男的都 不做家务，家务都是女的做。我们男的没办法在经济上支持女的 （做家庭主妇）。如果她（妻子）不用出去工作，那么当然她做家 务。但是如果她跟你一样是全职工作，你就不能叫她把家务都做 了。因为我的时间比她（妻子）多，所以我通常做得多一些。

在工作日，老梁会承担更多的家务；在他们休息的日子里，老梁 妻子会做得更多，并且她不会让老梁插手帮忙。来自广西的40岁工厂 工人老卢跟妻子和7岁的儿子同住，因此在同一间工厂工作的夫妻俩 通过不同的轮班来兼顾工作和照顾儿子。“我们特别地要求上不同的 班。如果她上白班，我就上晚班。我们在同一个组，每半个月我们会 交换我们的班。”当妻子上晚班的时候，老卢会送儿子上学，在上班之 前采购；下班以后他也会给儿子做晚饭并辅导他的功课。对老卢而言，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因为他一个人4000元的工资无法支持整个家 庭；拥有两份收入也使得他们能够供儿子在城里上学。

34岁的工程师小杜，和结婚五年的妻子在东莞开了一家女士内衣 店。夫妻俩都是四川人，2003年在东莞认识。白天的时候，店里不是 很忙，妻子可以做饭并照顾3岁的孩子。到了晚上妻子就忙着接待客 人了，小杜则照顾孩子。在休息日或者周末的时候，小杜也会做饭和 照顾孩子，因为这些时候妻子通常都很忙。对小杜来说，这种安排同 时照顾到了自己和妻子的工作日程。老梁、老卢和小杜的婚姻关系有 相对公平的劳动分工和平等的夫妻权力。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家务的平 等分工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时间安排和照料子女的需要，更有可能反 映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和她的谈判能力。那些比妻子承担了更 多家务劳动的男性有时会感受到来自同伴的压力。我们在第一章中提 到的（45岁的保安）老姚这样告诉我们：

我给她洗衣服、做饭和打扫卫生。但是当我在阳台挂衣服的时 候，我就担心邻居会看到我。我害怕其他人会看到。这看起来不太 好……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我在给老婆洗衣服……我绝对不会告诉 别人的。有人问起来，我就说我不做家务的，为了保住面子。

老姚特别担心他的湖南老乡会发现他给老婆洗内裤。事实上，他 已经因为这个而被人嘲笑了。他没有很多朋友，也不是很喜欢跟老乡 们待在一起，因为他确定他们会因为自己在家里扮演了非传统的角色 而嘲笑他：

我不想让我的朋友知道我洗衣服。他们如果问，我就会否 认。其他湖南人会嘲笑我--哈哈，你给老婆洗内裤！--我说, “我肯定不会给她洗内裤的”。

来自河南的34岁的老张因为做了地位较低的保安工作，所以能 够时常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两个留在老家的孩子（参见第二章）。 在工厂工作的老张妻子很难请假。另外，老张的领导能够每年给他放 四个月的假，分两次放。老张从事收入和地位较低的（每个月2500元 左右）保安工作，使得他能够兼顾工作和跨地区照顾家庭的责任。但 是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老张自己就看不起保安的工作：

这是个没有前景的职业……完全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就像看 门狗一样……你甚至都不需要什么体力（做保安）。你什么技术都 学不到……你整天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开进去的车。

虽然对于小邱和小林来说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不是什么尴尬的事 情，但是对于许多承担了一半甚至更多家务劳动的男性来说，比如老 蔺和老梁，则不是这样。对那些因为在家庭中扮演非传统角色而面临 同伴压力的人（老姚）来说，对那些不得不接受地位低下的工作从而 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人（老张）来说，承担家务这件事本身就是有 问题的。这些在家庭领域扮演了平等伴侣角色的男性不会被当作性别 平等的先锋，而是被邻居和同伴讥讽为“老婆奴”。为了调和中国父 权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男子汉气概建立在男性公共角色之上） 和他们主动参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些与妻子平等分担家务劳动 的男性用另外一套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来合理化他们的新角色，即将 男子气概建基于对家庭的忠诚、奉献和关爱之上。

家务劳动和男性气质

如前所述，一些男性农民工会不顾社会和同伴的压力，主动参与 到家务劳动中。有些人会有意识地弱化他们的角色，有些人会回避同 伴的嘲弄，有些人则必须牺牲他们的自尊，接受地位低下的工作，从 而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正是最后一类承担家务劳动但是又认为这样 做很有问题的男性，最有可能通过建构一套新的男性气质来合理化他 们的非传统家庭角色。这种新的男性气质的话语建基于男性对家庭的 关爱和忠诚，以及他们维护家庭幸福和婚姻和谐的责任。这种话语将 勤劳工作、为了家庭牺牲个人尊严的男性农民工与城市中被财富腐化、 任由不受节制的性欲毁灭家庭的男性对照了起来。

作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所有的受访者都敏锐地感受到了两种 占支配地位的、规范性的城市男子气概：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 素质的男子气概。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集中体现在富有的、成功的、 人脉很广的企业家身上。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则集中体现在受过良 好教育、技能精熟、举止得体的专业人士身上。财富一一在城市中具 体体现为轿车、房屋和情人一一是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的衡量标准， 而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的衡量标准则是知识和专业技能。虽然我们的 部分受访者期望能够达到那些占支配地位的规范性男性气概的要求， 例如通过自己做生意、学技术或者供儿子上大学来实现，但是许多人 也意识到这些道路上满是阻碍。在我们的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一的 人曾经尝试自己做生意但是最终失败，并且耗尽积蓄。一些人还抱有 希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老板，但是许多人已经接受这样的事 实：没有资本、教育、技术、经验和关系，他们在城里永远都只能给 别人打工。打工意味着收入微薄，在支付自己的城市消费和供养农村 家庭上捉襟见肘；打工的生活既没有前途也没有希望。对绝大多数受 访者来说，打工的人等同于苦力，打工生活是艰苦、孤独、使人筋疲 力尽而又单调乏味的。打工既意味着与家庭的分离，又代表着需要忍 受来自本地人的歧视。农民工是城市里的“外人”，他们必须忍受各种 粗暴无理的对待，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工作的农民工。许多男性农民工 说他们之所以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逃离农民工的命运。正是 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对孩子的期望给予了许多受访者生活的意义。 他们已经对城市的打工生活不抱希望，生活的现实与基于金钱、基于 素质的规范性男子气概之间的鸿沟又在心理层面粉碎了他们的任何梦 想。他们因此构建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可敬的男子气概”，将男性气质 建基于男人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感到快乐的努力和责任之上。

可敬的男子气概将道德置于物质财富之上，将现实的适应置于不 切实际的期望之上。可敬的男子气概假定了一个男性的成功不应当由 物质产出来衡量，而应该由他在广义上为供养家庭而做岀的努力来衡 量，比如为子女的未来努力工作以及保证他们情感上的幸福。这种男 性气概强调老实工作的重要性，例如做正确的事情、赚干净的钱。一 个收入微薄但是“靠双手努力工作”的体力劳动者被认为比一个寄生 虫似的、不劳动的富二代或者官二代更高贵体面，后者从父母那里继 承了财富却只知道奢侈享受。

拥护这种可敬的男子气概的男性会抗拒金钱对私人生活的殖民 化，视金钱为罪恶和家庭堕落的根源。在可敬的男子气概的观念中， 男性农民工因为家庭和谐与婚姻稳定而备受肯定，而那些富有的城市 商人因为被金钱腐蚀或者因婚外情陷入离婚，而备受谴责。可敬的男 子气概的建构，区分了农村实用主义和城市愿景，肯定了男性农民工 忍受打工生活的辛酸、接受地位低下的工作，以及适应城市居住环境 的能力。在可敬的男子气概的论述中，家庭生活和家庭和谐是衡量一 个男性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也使得男性农民工无法理解那 些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不愿结婚和承担家庭责任的城市男性。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顾的男性正是用 这种家庭导向的、可敬的男子气概来合理化他们的非传统家庭角色、 维护尊严感和生活的意义。40岁的工厂工人老卢和妻子在工厂轮班工 作，从而夫妻俩能够照顾7岁的儿子。他并不认同建立在经济成功上 的男子气概。老卢很珍惜跟妻子、儿子在城里的生活，认为自己参与 家务劳动是一种实用性的选择，使得家庭成员能够一起和谐地生活。 45岁的保安老姚在家里给老婆洗衣做饭，他用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来解 释自己在家里所承担的非传统的角色；同时，他也非常珍惜家庭幸福 与和谐。老姚比他妻子挣钱少，他通过将男子气概定义为将家庭置于 事业之上，来调和夫妻之间地位差异的冲突。34岁的老张在城里做地 位低下的保安工作以便兼顾工作和对留在老家的子女和年迈父母的跨 地域照顾。老张认为这种自我牺牲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家庭责任，他强 调：“我们农村人是务实的……我们辛苦工作来谋生……我唯一的原则 就是让我的家庭幸福快乐。”他同样不认同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基于金 钱的男子气概，他说：“钱不是万能的，有钱人也不一定快乐。我们农 民工也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快乐。”同样地，他对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 的态度是矛盾的，基于素质的男子气概强调专业主义、教育和技术。 他把自己和大学毕业的小舅子做了一个对比，小舅子大学毕业后因为 “不想挣小钱，又没有能力挣大钱”而待业多年。老张对小舅子这种不 切实际的幻想感到不满，也对他不愿意结婚的想法感到不解。老张对 这种文化差异的解释是：“我们农村人跟城里人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来 说，没有老婆就等于没有生活。如果你过了 30岁还没有结婚，村里人 就会觉得你不正常。”虽然可敬的男子气概这个概念是男性农民工建构 出来用以对抗占支配地位的两种规范性男子气概一一基于金钱的和基 于素质的男子气概，这两种规范性男子气概使男性农民工在城市中一 直处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一一但是可敬的男子气概也可以成为合理化 他们在家庭中承担非传统角色的话语论述。这些非传统的家庭角色也 是打工生活强加到这些作为迁移夫妻和迁移家庭一分子的男性身上的。

小结

城乡迁移所带来的全新的社会情境使得重新讨论家务分工成为迁 移夫妻之间重要的议题。正如我们的分析所指出的，男性农民工针对 这种变化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他们对家务问题的应对策略有四种 模式：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一些有资 源的年长男性能够在迁移之后将他们不需要承担家务的农村传统拓展 到他们的城市生活之中。一些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则利用妻子在关系中 较低的地位来确保传统的劳动分工得以在城市生活中延续］而另外一 些男性则有策略地逃避家务劳动，一些人认为自己只是“帮手”，因此 有选择地接受他们喜欢的、关心的和他们认为在性别上适当的家务劳 动。一部分男性农民工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承担了一半或 者大部分家务劳动。这些男性中，有的人会试图弱化自己的角色，有 的人需要忍受来自同伴的嘲笑，有的人则需要牺牲自己的尊严，为了 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而接受一些地位低下的工作。

影响男性农民工对家务劳动的态度的因素包括：夫妻收入比率、 夫妻俩可支配的时间、子女的年龄以及男性农民工对男子气概的认知。 这对于那些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的男性农民工来说尤其重 要；这些人发展出了一套关于男性气质的论述，强调男性对家庭的奉 献和关爱，强调男性维护家庭幸福和婚姻和谐的责任。这种家庭取向 的男性气质的论述将勤劳工作、牺牲个人尊严维护家庭幸福的男性农 民工与被金钱腐蚀、任由自己无节制的性欲毁掉家庭的城市男性对立 了起来。正是这种对抗性的男子气概的论述，使男性农民工在经历了 二等公民和城市边缘化的耻辱之后、在经历了城乡迁移过程中他们原 有支配地位的断裂之后，重获新生。这种对抗性论述是基于男性农民 工与女性农民工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城市男性和农村男性之间的不平 等，但同时也挑战了基于“内” “外”之别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分层。

爸爸在远方： 城乡迁移、父职与情感

2013年初，我们在深圳访谈了老沈。当时，他在一家台湾电子厂 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生产线操作工。老沈生于1977年。我们遇到他 时，36岁的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了。老沈来自于河南农村，河南 省是中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农民工输出省。2000年10月，老沈的第一 个女儿出生，随之而来的是家庭支出的急剧增加。作为父亲，老沈决 定离开老家，外出到东莞打工。七年后，二女儿的出生让老沈感受到 了更大的经济压力。老沈必须每天在工厂里辛勤地工作11个小时，以 此挣取每个月3000元的收入。为了供养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老沈每 个月都从他的工资中抽取2000—2500元寄回老家。老沈的故事和工 作经历听起来和千千万万的其他打工者的经历并无不同。而他的故事 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恰恰在于他在访谈中所表现出来的 对女儿们的深厚感情和因长期跟女儿分离所感受的痛苦与内疚。

老沈告诉我们，当他的大女儿还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便离家到城 里打工，将年幼的女儿留给了妻子和年迈的父母照顾。没过多久，老 沈妻子也跟随他到城里打工了。老沈夫妻在二女儿满3岁之前都没有 回过农村老家。而在打工的十二年中，老沈跟大女儿相处的时间更是 少之又少。跟许多在珠三角工厂里工作的普通生产线操作员一样，老

♦ 6 一位在街上摆摊做生意的农民工正在辅导他女儿做作业（邓宗弘摄）

沈很难请假回河南老家，每年的春节就成为老沈唯一可以和女儿们相 聚的时光。虽然老沈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供养家庭，也会给女儿们 买她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来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长期“缺席”，但是老沈 不得不承认大女儿在情感上跟他的疏离。即便她管老沈叫“爸爸”，也 会在老沈给她买衣服的时候说“谢谢”，但是老沈总觉得大女儿在内心 深处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的。父女之间的沟通既不频繁，也不亲密。

在访谈中，老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在他大女儿 3岁生日的时候，祖父母给小姑娘买了一个生日蛋糕来庆祝。但是, 大女儿却坚决要等父母回来才吹蜡烛。而当时，老沈在东莞打工，他 的妻子在深圳。夫妻俩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赶回老家给女儿过生日。可 怜的小姑娘一直等到了晚上1点，最后没有吹蜡烛，也没有切蛋糕， 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当老沈的父母第二天打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老 沈时，这个河南汉子不禁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沈觉得非常内疚。为 了弥补女儿，在第二年女儿过生日时，老沈特地提前向厂里请了假， 回老家给女儿庆祝生日。然而让老沈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次探亲 中，他又目睹了另一个令他心碎的场面。当他回到村里时，他的大女 儿冲过来一把抱住他。小姑娘一只手抓住老沈的手，另一只手抱着他 的大腿，骄傲地向她的小伙伴们宣布：“你们看，我都说了我是有爸爸 的。”老沈后来得知，大女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老沈在大女儿出生 后不久就离家到城里打工，之后两年都没有回去过，邻居的孩子就嘲 笑老沈的女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大女儿觉得很委屈，于是在老沈刚 一回家，便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的小伙伴们，她是有父亲的。这些揪心 的经历不仅使老沈觉得愧对女儿，也让他意识到他汇回家的钱并不能 弥补他在女儿生活中的缺席。正如他在访谈中跟我们所说的：“孩子要 的不是钱。她们要的是我们（父母）能在她们生日的时候在身边跟她 们说声’生日快乐’。”

相比之下，老沈跟小女儿的关系更亲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小女 儿一直到3岁都跟老沈夫妇一同住在深圳。在经历了与大女儿的种种 揪心事件后，老沈反思了自己在女儿岀生后的行为，并且决定在深圳 跟妻子一起抚养小女儿。但是，老沈妻子并不同意这样做。在老沈的 妻子看来，小女儿在城里上幼儿园一年要交5000元的学费，这对他 们夫妻来说实在是太高的支出了。妻子觉得还是该把女儿送回农村老 家上学，毕竟农村幼儿园的学费低得多。从老沈夫妇的收入来看，妻 子的考虑不无道理。即使这样，老沈也跟妻子为了这件事争吵了两天。 老沈指责妻子对小女儿太小气，并且认为城里的教育质量比村里好得 多。而妻子则指责老沈浪费金钱，还对小女儿有求必应，都把女儿宠 坏了。老沈辩解说，他给女儿买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但 是老沈妻子认为，为了两个女儿的将来，他们现在应该尽可能地多存 些钱。老沈承认，在与妻子的争吵中，自己从来都没有赢过。当然这 次也不例外。最终，老沈不得不让步，让妻子把小女儿送回了老家。 小女儿的离开令老沈非常痛苦。他回忆到，每次他打电话给小女儿， 小女儿都会说：“爸爸，我好想你。我太想你，我都哭了。你什么时 候回来看我啊？ ”这时候老沈能做的就是向女儿保证自己会在过春节 的时候回去看她。但是他知道，春节短暂的相聚对彼此来说是不够的。 虽然老沈来自具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北方农村，但是他说自己和父母都 很疼爱两个女儿，而他也没有打算一定要生一个儿子。当然，这背后 最重要的原因是老沈无法承受由第三个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对老 沈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他说：“不管我在城里 打工有多苦多累，我都觉得值得。每次听到两个女儿叫我’爸爸’，我 就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男性气概、情感与父职

老沈的故事所呈现的议题是现在有关中国的男性气概和父职的研

究中所缺失的一块：情感。无论是在东方社会还是在西方社会，男性 通常被定义成或者被描述为理性的、实用主义的独立个体。感性的情 感表达则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特征。正如康奈尔在她对男性气质的研 究中所称述的那样，在许多父权社会中，男性做的事情通常是女性不 做的，反之亦然(Connell, 1998 )。当感性被认定是女性的特质，也 就意味着它被排除在男性气概之外。因此，在父权社会中，男性表达 情感常常会被视为软弱的行为，并且威胁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性别身份。 然而，纵然性别规范将情感与男性气概割裂，压抑男性对情感的表达， 以及传统性别规范强调男性的理性形象，并不表示男性没有情感，亦 不能使男性成为无情感的人。一些研究指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 男性和女性表达的情感类型是被所在社会的文化和性别观念所决定的 (Fernandez et al., 2000; Montes, 2013 )。也就是说，情感是性别化的， 内嵌于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在许多社会中，诸如悲伤、担忧和痛苦等 情绪会被直接归类为女性气质，而一些肯定性的情感，例如“愤怒、 骄傲和独立”则更多地与男性气概相关联(Fernandez et al., 2000;

Montes,2013)。另外，西方社会于20世纪80年代所涌现的“新男性” 形象标志着，表达情感不再与理性互相排斥。“新男性”的形象成为定 义当代男性气概和父职的一种社会可接受方式(Dermott, 2008 )。90 年代在西方出现的“新爸爸”的形象进一步促使了公众和学界对男性 的情感表达采取开放的态度，同时也使男性的情感获得了更多的学术 讨论和关注(Dermott, 2008 )。

在20世纪，西方社会中父职的核心是在经济上供养子女(Atkinson and Blackwcldeir, 1993 )。但是从20世纪晚期开始，“有关父亲角色 的社会定义已经从供养人转变为养育者”(Atkinson and Blackwclder, 1993： 976 )o有关“新爸爸”的话语体系改变了传统的父职建构和男 性气概，从强调男性的公共生活和赚钱能力转向关注男性的私人关系， 例如“父子关系的质量和沟通”以及男性的情感在这些关系中所扮演 的角色(Dermott, 2008： 65 )。相较于传统父亲那种情感上的疏远和 不可靠近的供养人形象，“新爸爸”在子女的日常照料上投入更多，与 子女保持更亲密的接触，同时也与子女有更强的情感联结(Backhand Kvande, 1998； Dermott, 2008 )。在“新爸爸”的论述体系中，"对 子女的关爱和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是当代社会中男性所需要征服的新 领域”(Brandth and Kvande, 1998： 309 )。能够应对子女照料中的 各种新挑战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男性特质”(Brandth and Kvande, 1998： 309 )o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爸爸”形象中的亲密和情感的 元素并不会对当代西方社会中男性气概的建构构成威胁；相反，“新爸 爸”的形象成为一个新的平台，能够让男性展示他们的男性气概。

与此同时，由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大规模国际迁移 构成了我们理解东西方社会中男性气概和父职的新情境。国际迁移给 男性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男性移民，提供了新 的机会来反思他们的男性气概和父职。现有的关于迁移、男性气概 和父职的交叉性研究(Osella and Osella, 2000; Walter et al., 2004； Broughton, 2008; Parrehas, 2008 )主要关注经济层面。例如，有研 究认为国际迁移提高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男性移民的赚钱能 力，使他们能够通过汇款、购买及赠送礼物和大方地消费等方式来 展现他们的男子气概。对于男性移民而言，能够成为一个符合父权社 会性别规范的成功的供养人对他们建构男性气概和父职至关重要。即 使他们不在家乡，供养人的角色也能够使他们维持一家之长的地位 (Osella and Osella, 2000； Walter et al., 2004； Broughton, 2008 )。尽 管现有关于迁移和父职的研究多关注父亲作为经济供养人的角色，但 一些新近的研究已经开始分析男性移民的男性气概］父职与情感的交 织。例如，蒙茨在她的关于危地马拉男性移民的研究中指岀，跨国迁 移和长时间与家人的分离给这些男性移民提供新的机会来“反思他们 与分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尤其是他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Montes, 2013： 469 )。她同时指岀，迁移为男性移民提供了一个渠 道来抒发那些被压抑的情感。在从危地马拉迁移到美国的过程中，这 些男性移民与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引发了一些诸如爱和关怀的情感， 而迁移本身也导致了一些负面情感，例如痛苦、震惊、担忧和牺牲 等。蒙茨总结到，危地马拉男性移民的情感表达和对情感的反思挑战 或者反抗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气概对男性的定义，而这种占支配地 位的男性气概通常认为男性是没有情感及不善养育子女的(Montes, 2013 )o

与西方和亚洲其他社会中的关于国际迁移及其对男性气概和父职 的影响的丰富研究文献相比，有关中国社会中的迁移和男性气质/父 职的交叉性讨论则很少。在中国社会中，性别化的亲子关系理念和育 儿实践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影响很深(Wuet al., 2002 )。 儒家伦理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养育孩子的职责。从传统意义 而言，父亲是子女经济上的供养人、道德上的导师和严厉的规训者 (Jankowiak, 2011 )。中国社会中的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受到“孝道”的 影响。孝道强调子女“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尊敬和忠诚”(Jankowiak, 2011： 110)。基于这种孝顺的义务，对子女而言中国式的父亲是威严 的。而这种威严主要表现在父亲对其子女，特别是对年幼的子女有严 密的监督(Holroyd, 2003; Ward, 1989 )o为了建构和维护父亲的权 威形象，传统的中国父亲与子女在情感上是疏离的。在养育子女的过 程中，情感工作通常与母职或者母性实践相关联。在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虽然性别化的亲子模式仍然稳固，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以及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变化，一些育儿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在城市 中，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对西方文化和养育理念的了解以及母亲 教育水平的提高，权威且独裁式的育儿方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 一些更加灵活而合理的育儿方式(Xuet al., 2005 )o伴随着女性越来 越多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以及性别平等的影响，中国城市里的父 亲们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对子女的身心照料中，同时也更加注意自己 与子女的情感联结(Jankowiak, 2011 )。与城市父母相比，农村父母 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养育方式，他们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以及女性在 养育中的主导角色(Ho, 1989 )o但是，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农民 工迁移到城市，中国农村的传统的父亲角色正面临着从经济到文化的 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城乡迁移如何影响当地中国 社会中农民工的父亲角色和亲子关系？这些男性农民工在其迁移的过 程中如何反思他们的父亲角色？他们在迁移的过程中抒发了或者经历 了何种情感？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阐释自己所经历的这些情感？这些 问题是本章主要讨论的议题。

外出打工的父亲与留守的子女

结构性障碍、经济约束与父亲的情感

虽然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但是严格的 城乡二元分隔和户籍管理制度仍迫使许多农民工父母将子女留在农村 老家。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和一些城市地区逐步放松了户籍管理和对 农民工的管控，但是2011年中国仍然有超过2200万名的学龄留守儿 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1 )o在我们192名男性受访者中，76 人把15岁及以下的子女留在了农村老家。这些孩子绝大多数由他们的 妻子和父母或者岳父母照顾。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之下，没有城市户口 的农民工子女只能享受极为有限的城市育儿服务、教育服务和医疗保 险。这些结构性的障碍使农民工不能将子女一同带入城市。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农民工微薄的收入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也是迫 使他们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在上个十年里持 续的劳动力短缺迫使雇主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待遇(Choi and Peng, 2015),但与城市里的消费水平相比，他们的收入依然微薄。中国国家 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从1995年的495元提高到 了 2010年的1690元(Lu, 2012 )。而2010年深圳城市居民的月平均 工资为4205元，平均消费为1900元】，远远高于农民工的收入。47岁 的深圳出租车司机老赵比较了自己在深圳的收入和支出，作为一个成 年儿子和两个学龄期女儿的父亲，老赵告诉我们：

供养两个女儿上学对我来说真挺难的。让我来给你算算我的 收入和支出。我每个月的收入是4000块多一点。我花2000块 钱在深圳租个小房间。其他水费、电费、煤气费大约每个月100 块。我每天吃饭和抽烟大概是50元。我每个月给每个女儿800块 钱做生活费。每个月都剩不下什么钱。2008年，我每个月挣5000 块到6000块，每个月花费不会超过3000块。那时候比现在好多 了。现在，我每个月挣3000块到4000块。深圳的所有花费都涨 了，都翻倍了，但是我的收入减少了。我能做什么？我这些年都 没有积蓄了。像我们这样的工人阶级，想要定居在深圳这样的城 市是不可能的。

老赵在深圳生活拮据，所以他只能把两个还在学龄期的女儿留给老家 年迈的父母照顾。作为一个47岁的离婚男人，老赵承认他想跟女儿们 住在一起。但是，严酷的现实迫使他只能单独生活在深圳：

谁会想一个人住啊？没有人。每个人都想跟他/她的家里人住 在一起……当然，我梦想着跟我的女儿们住在深圳。送她们去深圳 的学校？这可能吗？我知道让她们来深圳生活在深圳上学会更好。 (如果她们在深圳)我们可以每天都见到对方，我们可以互相照顾。

1 http://finance.jrj.com.cn/2011/04/2511189813726.shtml. 但是，我承担不了她们在深圳的开支。就我那点收入，我都不敢想 （把女儿们接到深圳）。我没有选择，只能把她们留在农村。至少， 她们在那里能上学。

农民工父母不仅用经济压力来解释自己跟子女的长期分离，也用 其来说服留守子女接受他们必须跟身为农民工的父母长期分离的痛苦 现实。来自湖南的55岁建筑工人老余是四个成年子女的父亲。他曾用 燕子抚育雏燕来比喻自己跟子女的分离：

我们（老余和妻子）在他们（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 了……我们每年回去看他们一次，在春节的时候，就几天……我 老婆有次指着我们房檐下的燕子窝跟孩子们解释：“看那些燕子。 我们父母就像燕子一样。燕子飞出去找到食物然后再飞回来喂它 的宝贝。我们到城里打工就像那样。我们到城里去赚钱。如果燕 子父母不飞出去找吃的，小燕子就没有东西可以吃。如果你们的 爸爸和我不去城里工作，你们也就没有吃的，或者穿的，也没有 钱来给你们交学费。”

在东方和西方社会中，赚钱的能力是定义父职和男子气概的关键 因素（Dermott, 2008； Brandth and Kvande, 1998 ）。具有在经济上供 养子女和家庭的能力是这些男性农民工构建男子气概和父职的主要基 础。在我们的研究中，虽然很多男性农民工都表示通过城乡迁移而提 高的赚钱能力和给家里的汇款对他们留在老家的家庭成员的福祉至关 重要，但是经济支持，这种负责任的父亲的典型行为方式，并不能够 使这些父亲和他们留守的子女免于遭受长期分离所带来的痛苦和情感 折磨。跟无情感的、理性父亲的刻板印象相反的是，我们研究中的许 多农民工父亲在讲述到跟子女分离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情感。 绝大多数人说他们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而且觉得表达这种情感也是 很自然的。他们不会把挂念自己的孩子跟脆弱和软弱关联起来，而是 认为这是作为父亲的一种自然的情感流露。来自河南的保安小欧是两 个孩子的父亲，他说：

作为一个男人，我比我老婆还想儿子。我经常想我的儿子。 有天晚上，我梦见他了。我老婆告诉我：“我听见你昨天晚上说梦 话了。你睡着的时候在含糊地叫着我们儿子的名字。”我想那是因 为我太想他了。老实说，我觉得想自己的孩子是很正常的。

除了想念孩子，许多农民工父亲也会回忆他们在跟孩子分开时所经历 的痛苦、愧疚、苦恼和担忧。41岁的老关有两个儿子，他说：

我在儿子一岁的时候就离开他到城里打工了。我跟他都没有 相处多少时间……如果我有机会重来一次，我会选择留在家里。 当他还很小的时候，好像两三岁吧，他非常可爱。每次我回老家 看他，我都不想离开。当我要走的时候，当我在火车站的时候， 我都不敢回头看。因为当我走的时候，他肯定会来追我，然后哭。 他哭得很厉害，让我觉得无比难过，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

来自广东农村的30岁电工小李担心自己回家的时候女儿可能不认 识他：

有时候，当我想我女儿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伤心。我很想 她……她一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她了。我没有多少时间留在家里陪 着她。我跟她没有多少接触。有时候，我都担心回家的时候她会 不认识我Q

来自广西的42岁的老白因为不能陪在孩子身边而倍感自责:

我很想我老婆和孩子……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好爸爸。当他们 （孩子）小的时候，我没在他们身边。作为一个父亲，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很不够。

一些父亲因为自己缺席孩子的日常生活而感到内疚和悲伤，而另一些 父亲则因为没有能力像城市男性一样给孩子提供好的经济支持和其他 条件而深感内疚和痛苦。来自广东农村的40岁出租车司机老艾有三个 孩子，他说：

我觉得我让孩子们失望了。我没有钱给他们在城里买房，我没 办法给他们更多的零花钱，我不知道怎么辅导他们的功课，我也不 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受。我觉得我耽误了孩子们，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学习都很好。如果我能给他们更多（资源和条件），他们现在 会是什么样子呢？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

来自广东农村的53岁建筑工人老赵也表达了类似的歉疚感。老赵有三 个孩子，他为无法支持大女儿的学业而自责不已：

我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是个女儿，小的是两个儿子。他们很小 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我没有辅导过他们的学习，我女儿都没有 读完初中。那时候，我不可能交得起三个孩子的学费……她十四五 岁的时候就退学了。她到城里打工了，我觉得很亏欠她，我觉得很 心痛，她还是个小姑娘就得出来打工了。我没有其他选择。

另一些父亲则因为孩子们的叛逆行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 疏离而感到沮丧和心痛。这些父亲觉得，他们之所以在孩子面前失去 父亲的权威，是因为他们长期缺席孩子的生活。他们同时也会责备自 己不能够赚取更多的金钱或者变得有本事。来自河南的43岁建筑工人 老费有两个孩子，他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两难处境：虽然他通 过外出打工来供养孩子，却因此无法跟他们建立情感的联结：

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不好。即使我（通过到城里打工）赚到钱， 我还是失去了我儿子的爱。他不听我的，听他妈的……例如，他在 滑冰，我去那里叫他回家吃晚饭，他不理我……我觉得很伤心…… 我必须去赚钱。但是，他不理解这一点，他觉得是我自己要做农民 工的，没有办法，我没有选择，我不怪他，我怪我自己，因为我没本 事赚钱。如果我在城里有家工厂，有很多钱，我会把他带到城里然后 每天陪着他。那就会不同了。

除了经济支持，一些农民工父亲还会把自己的育儿行为跟城市中 的父亲做比较，并因此而感到内疚。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城市里的父亲 们能够与子女一起快乐地玩耍，而他们作为一个外岀打工的父亲在一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能陪伴子女。我们在东莞遇到的25岁出租车 司机小黎有两个小孩。他告诉我们：

我不是个好爸爸。作为一个爸爸，我不像那些本地的有钱 人。那些本地人能陪他们的孩子一起玩，比如周末的时候带他们 去商场，他们有更多时间陪孩子玩。但是我们，作为农民工，很 少有时间陪我们的孩子玩，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经济上支持他们。 除了这个，我们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因为我们一年只能见他们 一次，见几天。

情感煎熬与应对策略

正如蒙茨指出，迁移为作为父亲的农民工创造了新的机会去“反 思那些在通常情况下被忽视的、被视为是与女性身份相关联的深层情 感”(Montes, 2013： 481 )。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农民工并不会认 为情感的表达威胁了他们的男性气概，相反，他们觉得在访谈中抒发 对子女的各种情感是自然的，比如他们对子女深沉的爱和关怀，以及 因为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而感到的内疚、悲伤和悔恨。这些情感的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身为父亲的农民工，在迁移和与子女的分离中经 历了与身为母亲的移民一样的情感问题(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has, 2001 )。在与子女长期的分离中，这些父亲体会到他 们对子女的爱和关怀有多么深，即使他们很少公开表达这些情感。通 过跟本地男性的亲子经历做比较，这些父亲们意识到他们在迁移的过 程中失去了什么和迁移过程的情感代价。迁移也使他们了解到城市的 亲子实践，特别是城市父亲能够给孩子提供的东西、能够为孩子做的 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工的情感煎熬并迫使他们反思做一 个好父亲的意义。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农民工为了供养子女而辛勤 工作，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在经济方面达到城市里对“好爸爸” 的标准定义。加之在迁移中的情感代价，大部分农民工仍然将自己定 义为“一个不合格的父亲”或者认为“作为一个父亲，做得还不够 好”。这种情感上的双重负担使他们的父职面临危机。

物质补偿与远程沟通

为了弥补情感上的缺失并且重建他们作为“好爸爸”的自我形 象，一些农民工尝试通过满足留守子女的物质需求来补偿子女。这种应 对机制和许多跨国母职的研究中跨国移民母亲所采取的做法是类似的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has, 2001 ； 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o 25岁的出租车司机小黎有两个孩子，他在访谈中告诉我们：

我大女儿经常叫我给她买东西。我通常都会尽我的努力来满 足她的要求，尽量满足她。比如，如果她让我给她买一辆玩具车 或者一本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给她。

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符合中国父亲的传统职责：供养家庭和子 女。但是，仅仅作为供养者并不能够满足男性农民工建构自己“好父 亲”形象的需要。当代社会认为亲子关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由所谓 的“优质亲子时间”所决定，即父母和子女共度的、感受亲密关系的 时间。正如德莫特指出的，“亲密关系的现代定义建立在一种’沟通 精神’之上”（Dermott, 2008： 139）,即沟通是建立亲密关系的重 要渠道或者基础。跨国移民母亲们频繁地使用远程沟通来维持和留守 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结（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Parrehas, 2010； 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与这些跨国移民母亲一样，在我 们的研究中，许多农民工父亲同样依赖手机来维持与留守子女之间的 远程通信，了解孩子们每天的生活状况以及表达自己对孩子的关心。 在中国，手机渗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是一个近年来出现的现象。2000 年以前，手机对农民工而言是一件奢侈品。许多农民工都能回忆起那 时候与孩子保持联系的困难，并因此成了缺席的父亲。来自广东农村 的50岁清洁工老苏有一个儿子，他说：

1993年，我在他两岁的时候把他留给我父母。我很少回去看 他，一年都不到一次吧……我很想他。我总是想起他……有时候 我们会打电话，我们去公用电话亭打电话。那时候，我们村里只 有一部公用电话。当那个人（管公用电话的人）接到电话的时候， 他得跑到我家里叫我父母来接电话。那时候很不方便。没有手机， 只有一部公共固定电话。我们只能在电话上讲几分钟，因为长途 电话费实在是太贵了。

21世纪以来，手机逐渐渗入中国每一个角落，并在2005年以 后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能够消费得起的通信工具(Law and Peng, 2007; 2008 )o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2 年，中国的手机用户数量已经翻倍，从5亿人增长到10亿人】。当我 们于2012年到2015年访谈这些农民工的时候，所有人都有手机， 许多人都会定期联系在农村老家的家庭成员。来自四川的41岁厨师 老关有两个儿子，他告诉我们：

我经常给他们打电话。去年，他们有一段时间生病。那时 候，我每天都给他们打电话……我没在家。我只要打电话就能知 道他们的情况。所以，我有事没事都会给他们打电话。虽然他可 能在电话里不太耐烦，我仍然要这么做。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 呢？我必须打电话，这样我才放心。

一些父亲通过在电话里劝诫孩子注意安全、听爷爷奶奶的话来履行自 己的父职。来自河南的35岁工厂工人老钱有两个孩子，他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我 担心我儿子在水库里游泳的时候会发生意外。当我给他打电话的 时候，我总是会警告他，告诉他不要在水库里游泳。

对这些父亲来说，幸运的是手机的长途电话费一直在降低。38岁的老 甄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

1 http://tech.sina.com.en/t/2012-03-20/11476855132.shtml.

有时候我一天打两次电话……电话费不贵，对吧？……（在电 话里）我告诉他：“好好读书。不要调皮。听你爷爷奶奶的话。”

孩子的学业表现是父亲们和他们的孩子在远程沟通时的重要话题。 一些农民工说，虽然他们因为较低的教育水平和长期的缺席不能够辅 导孩子的功课，但是他们仍然会在电话里询问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学业表 现，并且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来自广东农村的40岁出租车司机老艾有 三个孩子，他说：

我跟儿子都是电话联系。我告诉他：“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 认真学习。”我会问他：“你做完功课了吗？ ”他说：“我已经做完 了。”然后我问：“还有没做完的功课吗？”他回答：“没有了，我 在学校就已经写完所有功课了。”我每天都鼓励他努力学习。

保持电话沟通也能够满足这些父亲们的情感需要，尤其是当他们想 念留守子女或者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在电话里跟孩子和其他家庭 成员聊聊天能够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有两个孩子的老费在访谈中告诉 我们：“有时候，当我觉得不开心，当我觉得消沉的时候，我就会给老家 打电话。打个电话，跟他们在电话里说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多了。”然 而，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会积极主动地处理自己的情感煎熬。一些父亲 会非常消极地看待自己跟子女之间因为迁移和长期分离而造成的情感距 离。他们也不会花精力去重建跟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来自湖北的32岁 木工小曾是有一个年幼儿子的单亲爸爸，他说：

他（小曾的儿子）跟我妈一块儿住。他们彼此很亲密。他跟 我不亲。他不喜欢跟我待在一起。他怕我……我也不想他。有什 么可想的呢？他被别人照顾得很好。他由别人来养，我给他钱。

这就够了……他跟我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 沟通。

面对与留守子女之间感情的断裂，小曾之所以态度消极可能是因 为他缺乏信心或者知识来远距离地赢得儿子的心。而另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远程通信带来的亲密感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因为分离而造成的痛苦(Wilding, 2006； Peng and Wong, 2013)。因此，就像小曾这样，一些父亲会选择与孩子保持情感上的距 离，从而抑制因长期分离带来的思念之苦。

转变中的亲子实践和预期

情感因素不仅仅反映在农民工和孩子的日常联系上，也呈现在他 们教导孩子的行为中。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父亲在家庭里是一个权威 性的角色，他负责教导子女的行为，使他们成长为谦逊的、有合作精 神的社会成员，能够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中生活(Hsu, 1971; Wu et al., 2002 )。作为中国经典文本，《三字经》中就有“子不教，父之 过”的说法。在中国传统威权式的亲子关系中，通过打骂来教育孩子 是可接受的行为。正如中国古语所云：“棍棒底下出孝子。”但是，这 些传统的亲子观念面临了新的挑战。当数以万计的身为父亲的农民工 离开了他们的孩子、失去了跟孩子的日常联系后，他们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缺乏了教导孩子的合法性。一些父亲说，他们因为不能够花时间 陪伴留守的子女，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而倍感内疚，他 们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教导方式。来自河南的50岁建筑工人老宣和妻 子十三年前离开老家到城里打工，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岳母照顾。当孩 子进入青春期以后，老宣发现很难管教他们。老宣担心严格的管教会 破坏他与孩子之间本来就脆弱的情感纽带。

我很难管教我的孩子。我儿子有点调皮。我们又从来不在他 身边……你知道的，孩子不一定会理解你。如果你打他，他会对 你很生气。他会说：“等我长大了，我就不会再去找你。”他会说 这些话……即使他调皮，我还是不忍心打他。

虽然许多父亲承认与留守子女的长期分离会使得管教孩子变得困 难，并且担心留守子女会被代替父母照顾子女的祖父母宠坏，但并不 是所有人都将这个问题视为无法克服的。有些父亲认为他们可以利用 这种与孩子的长期分离和在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缺席创造出一种特殊的 情境，促使孩子变得独立。来自河南的32岁建筑工人小麦是一个有年 幼女儿的单亲爸爸，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女朋友跟他分 手之后，把出生不久的女儿留给了他，小麦成了单亲父亲。我们访谈 他的时候，他在深圳一个建筑工地工作，把6岁的女儿留给了河南农 村老家的父母。他把跟女友的失败关系归结于自己较低的教育水平和 赚钱能力。他希望女儿能有一种不一样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为了帮 助女儿在将来找到好工作和好丈夫，小麦觉得他不仅要给女儿提供好 的教育机会，还要培养她的独立精神。小麦曾考虑过把女儿接到深圳 来上学。但是，作为一个每天工作很忙的单亲爸爸，小麦担心他无法 兼顾工作和照顾小孩的双重责任。当我们访谈小麦时，他已经把年幼 的女儿送到了县里的寄宿学校。小麦相信这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安 排。他说：

我们县的教育质量是非常好的。在那个寄宿学校里，学校每 半个月用校车送学生回家一次。他们周五把学生送回家，下周一 又接学生返校……学生每个月在家里待四天。我觉得这样很好。 这样可以教她过独立的生活。如果她能够现在学会独立，当她 长大以后，比如十七八岁的时候，她就会想：“我可以依靠我自 己，因为我已经独立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我把她带到这里 （深圳）跟我一起生活，她会变得依赖我。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 生……所以，我把她送去了寄宿学校……一开始，她不习惯，所 以哭。过了一阵，她就适应了寄宿学校的生活。现在她变得非常 独立。

作为单亲爸爸，小麦说自己对生活最大的期望就是养大女儿，然 后给她一个好的未来。小麦相信，作为父亲的责任是应该照顾女儿直 到女儿出嫁c在那之前，他都应该尽力帮助女儿获得好的教育、拥有 自己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必须准备至少30万元来支付女儿 的日常花费、教育费用，以及当女儿长大以后想要做小生意所需要的 启动资金c为了存够钱，小麦在深圳非常努力地工作，并且推迟了结 婚。他相信他做的所有牺牲、经历的所有苦难，都会在他女儿长大过 上好日子后得到回报。

让孩子过上好日子、有光明的未来，是许多农民工父亲共同的目 标。这也是他们迁移的主要动机。迁移使这些父亲践行了供养人的角 色，支持了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因为迁移和与子女长期分离 而经历了种种负面情绪，但是他们也认为迁移给他们创造了新的机会 来体验一些正面情绪并且有所收获。当他们的孩子成功考上大学、找 到好工作或者建立家庭的时候，这些农民工会感到骄傲、开心和满足。 孩子的成长、教育或者事业的成功，成为男性农民工手中最强的证据 来证明他们履行了父亲的职责c他们也会用子女的成功来证明，迁移 和长期分离使得他们和子女所承受的情感代价是值得的。正如三位父 亲所说的：

不管我们的工作有多苦多累，当我们听倒儿子获得学习上的 成功（考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值得的。我们觉得非常快 乐。有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们觉得非常开心和骄傲。我们相信我 们找到了外出和辛苦工作的意义。

我一辈子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养大我的孩子……作为爸爸，我 的孩子能够成家立业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来源。

骄傲。当他努力学习成为全班第一的时候，我为他感到骄 傲，他给我们挣了面子。

在城市里，男性农民工被视为二等公民，由于他们通常从事低收 入工作而被定义为“经济上不成功的男人”，因此也被城市人看不起。 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孩子哪种形式的成功，都使男性农民工在城市里 重拾了作为男性和父亲的尊严。

小结

对于数以万计的中国男性农民工而言，城乡迁移的过程不仅仅为 他们提供了机会来提高收入并体验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方式，同时也 是一个.“将个体与他们的家庭亲友网络、与那些有着深厚情感联系的 人分离的过程”（Skrbis, 2008： 236）。情感虽然在现有关于移民的讨 论中常常被忽略，但是情感是作为家庭成员的男性移民在迁移经验中 的基本构成部分，特别是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男性移民同时也是父 亲。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里，做一个城乡迁移中的父亲意味着“艰 难地在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因为与孩子失去联系所带来的情感代 价之间寻找平衡”（Skrbis, 2008： 237）。这些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父 亲，不单需要重建或者重构他们与留守子女的关系，亦需要在这个过 程中处理多种情感。受访者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迁移过程中的丰富情 感：对留守子女的想念和思乡，与孩子分离所带来的愧疚和痛苦，因 为不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上成功的父亲而感到的悲伤与挫败，以及当孩 子取得某种形式的成就时所感到的骄傲和快乐。这些情感，一方面反 映了这些男性移民经历和理解他们作为父亲的角色的方式，另一方面 也改变了他们的亲子关系实践。为了弥补长期分离所带来的情感损失 以及与留守子女建立一种可以真实体验的共处，这些农民工父亲通过 定期汇款、短时间探亲和远程通信来履行父职，尝试从远距离赢得孩 子的心。一些父亲甚至因为对留守子女的愧疚而改变了他们传统的教 导方式。虽然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都非常努力地工作来供养他们的家 庭，特别是供养他们的留守子女，但是迁移所带来的情感代价也是巨 大的，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物质上的好处是无法治愈亲子双 方所经历的痛苦的，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好爸爸”。

离开了子女的父亲，挣扎着解决分离所带来的情感代价问题；但 是那些把孩子一同带到城市的父亲则会面临另外一系列的问题。正如 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许多与年幼的孩子同住在城里的男性农民 工，会比传统上的男性投入更多时间在子女的照料上，比如轮班工作 从而兼顾工作与照料子女的责任。越来越多的有孩子的迁移家庭考虑 将扩大家庭中的成员也接到城市里生活，比如能够照料小孩的祖父母。 但是我们将会在第七章中讨论到，许多祖父母会对搬到城市犹豫不决, 因为他们不习惯城市的生活。虽然迁移家庭在解决子女照料的问题上 发明了多种策略，这体现了他们的创造性，包括一些父亲自我行为的 转变，但是一些农民工父亲仍然因为子女在城市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照 料而感到愧疚。比如，一位做卡拉OK全职保安和兼职摩的司机的36 岁农民工就坦言，自己和妻子有时候不得不把5岁的儿子反锁在出租 屋里，因为夫妇俩都需要工作，没有大人能够照顾儿子。他也意识到 把一个5岁的孩子锁在屋里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他说服自己那 样至少能够阻止儿子在没有人看护的情况下跑出家外，被汽车撞到或 者被拐走。古德博恩也指出，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把孩子 带到城里的农民工父母仍然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有限的社会经济 资源、社会孤立和农民工在城里的次等公民地位，他们无法给孩子提 供足够的照料(Goodburn, 2014 )。总的来说，本章中所讨论到的农 民工父亲的经历及感受，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父亲的理解，特别是那种 传统的农村父亲的无情感的、居高临下的和独断的刻板印象。这些由 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父亲们所经历的情感问题，也反映出了中国经济改 革、大规模内部迁移和剧烈社会变迁的另一个鲜为人见的面向。

来自远方的孝顺： 养老职责的协商与重构

45岁的湖南人老姚在深圳做保安，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连续十一年都 没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探望父母。老姚和他44岁的妻子都在深圳工作, 他们21岁的儿子在上海上大学。老姚哀叹，春节回家探亲会花掉他数月 的薪水。老姚每个月挣1800元，交通费会花去几百元，而给亲戚买礼物 则会花去几千元。老姚还说，老板也不可能让他在春节期间请假回家, 因为他和其他做保安的同事如果都回家的话就没有人看守工厂了。为了 弥补不能回家探亲的缺憾，老姚会给父母买衣服和食物，让他的湖南老 乡带回去。老姚说，他的父母已经年过八旬，不过对于老姚无法回家都 非常理解，从不抱怨。反而是其他村民，会批评老姚是一个不孝的儿子。 老姚向访谈员反复强调自己打算在两年以内回到老家照顾父母。当被问 到妻子和儿子是否支持他的决定时，老姚说：

即使他们不同意，我也会在两年之内回去。我会在老家找点 事情做，可能在附近的乡镇找个保安的工作。我每个月能挣1300 元，也能照顾我的父母。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我父母去世 了 ——即使我很有钱，但是我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无论我挣了 多少钱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绝对会回老家的，哪怕我在这里

♦ 7 一个在城里卖糖葫芦的农民工。他的妻子则留在老家照顾他们的孙女

（邓宗弘摄）

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我父母如果死了，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的……儿子就是有伺候和照顾父母的责任……我需要回家，这是 良心的问题。

老姚在照顾年迈父母和养育儿子的责任之间进退两难。对他来 说，到城里打工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供儿子读书从而脱离贫困的唯 一办法。为了存足够的钱供儿子读书，老姚必须多年放弃自己身为人 子的孝道。我们访谈他的时候，老姚的儿子已经快要完成大学学业了， 所以老姚决定重新调整他的时间和资源分配，回去老家照顾年迈的父 母。在老姚的迁移过程中，做这种决定并不容易，过程中充满了担忧、 紧张、愧疚、后悔和愤怒。当不能与父母同住的时候，老姚会担心他 们的健康和安全。他也会担心其他村民如何评价他这个儿子。因为不 能陪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老姚觉得愧疚，也害怕会因为太晚回到父 母身边而后悔一辈子。同时，他也为此前没能做个孝顺儿子而对自己 感到愤怒。

老汪20岁的时候离开老家到城里打工他妻子在19岁的时候开 始在城里打工。我们见到老汪时，他已经年届四十，两个人都在努力 赚钱，为在农村老家附近的乡镇买套房而攒钱；这套房是为了他们13 岁的儿子买的。儿子跟着老汪80岁的寡母一同居住；夫妇俩在城里打 工的时候，老汪的母亲帮着他俩照顾儿子。老母亲有高血压，2013年 还得了一场重病。从那时起，她就无法耕种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也 没有办法再照顾自己的孙子了，事实上，她自己也需要照顾。最后是 老汪的大姐放弃了在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照顾他们病弱的母亲。

我们遇到来自湖北的老粟的时候，他是一位51岁的建筑工人。 2005年，他离开老家到广州打工。妻子2006年也出来跟他一起打工。 他们25岁的女儿已经结婚，住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村庄；20岁的儿 子则在广州打工。老粟的大哥大嫂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城里打工。 老粟的母亲已经81岁了。老粟的妻子认为老母亲仍然能自己洗衣服做 饭，生活独立而不需要特别的照顾。现在老粟的已婚女儿会每周去看 祖母一次。老粟家也请邻居帮忙照看着老母亲。老粟的妻子觉得她婆 婆很可怜，她说：

她有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她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家 了……没人会想到养育了这么多儿子和孙子，她最后会独自生活。 我公公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在城里上班。我们所有人都在城里。只 有我婆婆和公公在家。我婆婆去市场里买些吃的，她回来的时候我 公公就已经去世了。你看，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一辈子都牺牲 自己来养育两个儿子和五个孙子，结果当他死的时候，他是一个 人……有些人说毛主席的时代（对老人们来说）是更好的时代，我 们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时代。

老姚、老汪和老粟的故事可能会让人觉得男性农民工的大量外 流导致了他们年迈的父母在农村无人照顾，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社会中代际依赖和互惠的减弱。但是三位受访者跟我们绝大部分受访 者一样，在讲述他们个人故事的时候，都将孝顺置于他们有关男子气 概和女性气质的核心位置。在本章中，我们想要说明的是，老姚、老 汪和老粟的故事所反映的，不是成年儿子对年迈父母的服侍和照料责 任在文化上逐渐失去支持，而是履行这种责任的路径被拓宽了。并且 我们会探讨代际互惠的文化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现实是 指：当青壮年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之后，农村老人照料问题是如何被 安排的。

老姚、老汪和老粟的故事也回应了国家层面对农村老人缺乏照顾 问题的担忧，这些担忧也集中反映在“空心村”这种词的出现上。对 这种担忧更加直接和形象的表现则是一些民间打油诗，比如：“外面像 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这首打油诗生动地 再现了这些村庄的悲凉情景：老人手握外出打工子女的照片独自站在 新盖的大房子前面。这种画面离中国理想的数代同堂的家庭图景相去 甚远，在理想的家庭中的老人可以安然享受成年的儿子、儿媳和孙子 的陪伴与照顾。当处于工作年龄段的农村男性大量离开农村到城市工 作时，老人和小孩被留在了农村。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留在农村只是 暂时的；终有一天这些留守儿童会收拾行装，跟随着父母的脚步开始 在城市的打工生活。而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年迈的祖父母就被留在了 一个个空巢家庭中。中国政府通过发起“关爱空巢老人行动”来尝试 克服城乡迁移给这些空巢老人的福祉所带来的社会性影响。地方干部 也调动资源为老人们兴建敬老院，并将这些敬老院命名为“幸福互助 社”，来应对城乡迁移给中国家庭造成的影响。

城乡迁移创造了一种反常的代际机制。一方面，它使得成年男性无 法履行对年迈父母的照顾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年迈的父母 被动员起来解决年轻一代所面临的照料难题，在他们的儿子和媳妇外出 打工之后照顾被留在农村老家的孙辈。那么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养老的主 要承担人，男性农民工如何满足年迈父母的照料需求？他们如何调和照 顾年迈父母的文化职责与因为长期离开农村而无法亲自照料父母的现实 之间的矛盾？他们如何应对这样的反常，在本来应该照顾父母的情况下 却不得不依赖年迈的父母来照顾自己的留守子女？

本章将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我们认为，虽然一些结构 性转变，例如城乡迁移，会给中国家庭带来挑战，甚至为家庭行为带 来限制，但是代际互助的核心价值获得了保留。我们认为，男性农民 工和他们的家庭采取了多样化的策略来解决照顾老人的问题，这也是 他们在城乡迁移给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带来挑战时所做出的应对。我们 的数据显示，男性农民工对孝顺这一观念有着很高的接受度，这一观 念包括照顾和关心年迈的父母。在我们的案例中，男性农民工所采取 的照料策略是不同的；为了合理化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他们所运 用的文化策略也是不同的。我们的分析表明，老年照护已经变成了一 个灵活的概念，过去的老年照护定义已经被扩展或延伸。孝顺的观念 仍然深入人心，而与此同时，农民工主要使用两种照护策略：合作照 护和危机照护。男性农民工会采用三种合理化过程来调和他们在照顾 老人方面的观念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其一，成年儿子对家庭的义务被 重新定义，其重心已经从对年迈父母的照料责任逐渐变为对子女的供 养责任；其二，不再强调成年儿子应该直接为年迈父母提供照护；其 三，听取和遵循父母的建议被认为是更加重要的身为成年儿子的责任。 同时，成年男性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弥补他们不能够为年迈父母提供的 身体照护，包括通过电话和偶尔的探亲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通过节 庆日汇款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重新阐释古老的孝顺观念使男性农民 工能够接受迁移生活的经济现实，能够平衡父母需求和子女需求之间 的冲突。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孝道

中国的人口正在急剧地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65岁及 以上人口所占比率已经从2000年的7%上升到了 2010年的9% (国家 统计局，2011"。老龄社会的定义标准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 的7%,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与人口老龄化 结伴而来的诸多问题，例如老年照护的缺乏，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 从历史上讲，农民一直处于比城市居民更加不利的位置，因为1949年 以后许多城市工人能够领取政府养老金(Davis-Friedmann, 1983 )。为 了弥补这种城乡不平等，2009年中国政府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并承诺到2013年前基本实现对全国农村的覆盖。2007年国 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12年，农村低保 已经覆盖近5000万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同样发展迅速，到2012年 已经覆盖了 95%以上农村地区(Cai et al., 2012 )。虽然政府采取了种 种措施，但是世界银行公布的综合报告《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 障》却比较悲观地认为，为中国农村人口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这 是因为城乡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1991 年，70%的农村老人跟成年子女一同居住；到2006年，这个数字下 降到40% (Cai et al., 2012 )o城乡迁移夺取了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同 时也带走了照顾者。在中国，大约70%的11—50岁的公民工作居住 在城市和城镇(国家统计局，2011b )o这对养老问题造成了巨大的挑 战，因为农村地区的老人从各种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获益是 很小的，因此他们仍然非常依赖自己的成年子女提供养老保障。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孝顺观念，从这两个字中可以得到解读：“孝” 代表“侍奉双亲”和“照顾双亲”，“顺”代表“听话与服从”。在过 去的两千年中，孝顺一直是正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子女，尤其是儿 子，应当在父母年迈的时候提供身体照护和经济支持(Shi, 2009; Zhan and Montgomery, 2003 )。虽然在改革前的一些政治运动中，例 如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抨击孝道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理念 的，但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规范仍然保留了下来。在中国，家庭支持仍 然是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关研究记录了 1949—1970年末中国农村老 人的生活经验，中国的农村父母深知子女是他们养老需求最可靠的保 障，并且从子女童年时开始就培养一种“终生的相互依赖和互惠”的 关系(Davis-Friedmann, 1983： 128-29)。

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使这一古老的理念和它对养老的影响 变得晦暗不明。在《中国季刊》的中国家庭特刊的发刊词中，怀特 (Whyte, 1992 )指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的经济改 革对农民家庭及其代际关系产生了两种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去集 体化和相应的变迁使农民家庭恢复成为一个生产单位，同时创造岀了 一些新的激励机制来促使农村家庭紧密团结成一个经济和社会交换的 中心。农村父母供子女读书，为儿子盖房子，也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小 孩方面给已婚的子女帮手（大多数是给儿子帮忙）。这些投资促进了代 际间的依赖和忠诚，同时也成为父母在自己年老时向子女要求养老保 障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城乡迁移造成了父母和成年子女的长时间 分离，也就是说，成年子女无法侍奉和照顾他们的父母。怀特还指出， 因为农民工在迁移过程中接触并了解了西方价值和现代文化，城乡迁 移可能会弱化他们对孝顺的接纳程度，也会弱化他们回馈父母付出的 义务感。怀特希望以后的研究者通过收集更多的经验证据来论证经济 改革和伴随而来的城乡迁移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同时也提 醒研究者们，目前学者们经常采取一种二元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孝顺行 为，要么从传统价值和结构复兴的角度，要么从现代化的角度，这样 的分析可能不足以把握改革开放后中国代际机制的复杂现实。

1992年以后，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民族志研究都证明了传统家 庭价值（特别是孝顺规范）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中都继续保持着重要 性（Deutsch, 2006; Why© 2003a, b ）。尤其在农村地区，孝顺规范 的延续显得与快速变迁的亲子互动模式格格不入（Cheung and Kwan, 2009; Croll, 2006; Palmer and Deng, 2008 ）° 21 世纪以来，成年子 女和他们的年迈父母之间有关养老的纠纷越来越多，以至于许多地方 政府采取了签订家庭赡养协议的做法来解决问题。家庭赡养协议的概 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江苏省大丰县|的一个社区。它被 视为能够解决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关于父母养老的矛盾纠纷的一种切 实可行的办法。到2005年，已经有超过1300万个中国农村家庭签订 了家庭赡养协议。家庭赡养协议是一种正式的协议，其中写明成年子

1大丰1942年5月始设县。1996年8月撤销大丰县，设立县级大丰市。2015年8月， 撤销县级大丰市，设立盐城市大丰区（资料来自百度百科）。

女会为年迈父母提供何种支持和照顾；协议由亲子双方共同签字，并 由地方政府监督。有人认为，政府用诉诸正式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家庭 养老职责的问题表明，传统的道德和情感联结已经弱化，无法确保成 年子女会照顾他们的父母(Chou, 2011)1 —些在中国城市所做的研 究表明，同住一个屋檐下或者住得较近，是影响年迈父母和成人子女 之间支持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Unger 1993; Logan and Bian, 1999 )。 例如，洛根和边燕杰发现，当父母希望跟子女共同居住的时候，他们 所引用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支持和照顾(Logan andBian, 1999 )。如果这样的前提假设是成立的，即共同居住对于家 庭提供养老照顾至关重要，那么成年子女的城乡迁移必然会造成养老 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移民家庭的父母和成年子女如何协商养老问题的 研究表明，亲子双方都非常灵活，通过调整自己的预期和安排来应 对变迁的家庭和社会环境(Lan, 2002； Sun, 2012, 2014 )。蓝嘉佩 发现，在美国的台湾移民通过将老人照护工作转包给护工，并将护 工视为亲人，从而保留了孝顺的文化理念(Lan, 2003b )o孙志砚观 察发现，在美国的台湾移民通过变换“有关代际责任、义务和权利 的文化逻辑”,来解决孝顺的文化理念和无法照护年迈父母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张力(Sun, 2012, 2014： 875 )。因此，男性农民工如何调 整他们的照护策略和期待以适应由于迁移而造成的新情况是一个重 要且值得探讨的问题。

1家庭赡养协议并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介入家庭养老问题。予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 法律规定，成年子女拒不向家庭中年长成员提供恰当照护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将被处 以最高5年的监禁(1979年刑法，第183条)。中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1996年)、修改的婚姻法( 1980年，第20条)以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6年)都规定，成年子女具有支持和照顾老年父 母的法定责任(Leung, 1997; Sheng and Settles, 2006 )。

迁移和养老照护的新机制

城乡迁移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养老机制。首先，需要重视的 是，不同世代的男性农民工都非常支持和接受孝顺的文化理念；事实 上，他们认为孝顺是衡量成功的男子和贤惠女子的核心标准。第二, 虽然孝顺具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但实际的照护实践是多样的，而且常 常偏离文化理想。虽然从理论上讲男性农民工应当担负起照料年迈父 母的主要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常常是女性（包括儿媳和女儿）提供 照顾。绝大多数我们访谈的男性农民工认为这种照护工作的性别转移 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质疑它的公平性。另外，虽然男性应当牺牲自 己去侍奉和照顾父母，但实际上鲜有男性农民工能够做到悉心照料。 我们访谈的大多数男性农民工建立了合作照护约定和危机照护计划来 满足父母的照护需求。第三，农民工家庭的代际支持是不平等的，在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父母给予他们打工子女的支持要比子女给予年迈 父母的支持多得多。这些新的照护机制并不一定是大规模的城乡迁移 导致的，但毫无疑问，城乡迁移加速和深化了这些新机制。

悉心照料

在我们访谈的男性农民工中，没有人质疑孝顺的文化规范，即成年 子女有责任通过关怀年迈的父母来回馈父母之前的养育和支持。来自广 东农村的25岁出租车司机小夏在访谈中所表达的感情是很典型的：

你父母养大你，他们是农民，他们靠干农活养大我们，这不 容易。当你出去打工以后，你绝对需要回馈你父母的。

男性农民工认为他们应该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但是他们也期 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毫不迟疑地支持他们履行这项责任。在传统中国社 会，儿子肩负着养老的道德责任，但是儿媳妇才是提供实际照料的人 （Zhan and Montgomery, 2003 ）。例如，当一个男人的年迈父母生病的 时候，他的妻子“理应”是那个护理人。在谈到贤惠妻子的时候，男 性农民工最强调两个标准：持家和孝顺。后者直接指向了妻子侍奉和 服从公婆的意愿。

但是，事实上，男性农民工的照护实践常常偏离文化理念。虽 然在中国农村，女儿被认为最终会离开她们的娘家，作为“外人”的 她们并不被期望要肩负起照顾自己年迈父母的责任，但是我们在不少 案例中发现，男性农民工的已婚姐妹会照顾他们的年迈父母。当小汪 （来自河南的30岁建筑工人，访谈时在深圳工作）的母亲生病的时候， 小汪的大姐负责照顾母亲，因为大姐家离医院近。老朱（来自湖南的 38岁保安，访谈时在深圳工作）有一个兄弟和四个姐妹，他的父母之 前帮忙照顾他们兄弟年幼的子女，但是现在主要是老朱的一个姊妹在 经济上支持他们的父母，因为她自己做生意，经济条件比其他子女好。 在那些没有儿子的男性农民工中，关于女儿向年迈父母提供养老的期 待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男性现在期望并且相信女儿是他们老年生活 的保障。例如，小韩（来自河南的32岁建筑工人，访谈时在深圳工 作）很确定地说他的独生女儿会在自己年老的时候来照顾他：

我无法相信我女儿在我年老的时候会不照顾我。我把她养 大，她不可能不照顾我的。

没有兄弟的外出打工的农村女性，也同样视照顾年迈父母为她们 毋庸置疑的责任，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她们只能把较少的时间和资源投 入到对公婆的照顾上。虽然在事实上已婚的女儿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对 父母的养老照护之中，但是有儿子或者有兄弟的男性农民工仍然坚持 秉承传统，认为儿子才是养老的主要提供者。对他们而言，女儿和女 性仍然是提供养老照顾的第二候选人。来自湖南的44岁保安老叶总结 这种态度时说：

有儿子的家庭就不需要女儿来照顾父母了。我就是这么想 的……当然如果一个家里没有儿子，那女儿就必须做这个照顾者 的角色。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对孝顺文化理念的偏离，男性农民工仍然谈论 着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例如，我们曾在第二章中讨论过34 岁的保安老张的故事，他相信儿子有责任确保他的父母不会因为艰苦的 农活而筋疲力尽、疲惫不堪。类似的，我们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45岁 保安老姚就认为，成年子女给予他们的父母照料和关怀的能力是孝顺的 主要指标，比如给父母做他们喜欢的食物，如果父母卧床或者行动不便 时提供身体上的照顾，以及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带他们去医院。对老姚而 言，一个人身体力行地照顾自己的父母具有象征和情感上的双重意义， 这是第三方提供的任何照料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那些想要向父母提 供无微不至关怀的男性农民工将父母的健康视为一种赐福，与年迈父母 共处的时间则是无价之宝。他们都有一种紧迫感，认为应当及时地为父 母提供照顾和关怀，因为他们的父母会很快地衰老或者突然地死亡。老 张和老姚反反复复地表达他们的担心，如果他们不能够及时地回到农村 老家，他们就有可能失去侍奉双亲的机会。一些认为自己是孝子的男性 农民工会说起他们如何放弃了在城市的更高薪酬，而接受农村的较低薪 酬从而达到照顾双亲的目的。对这些男性来说，男性气质中首要的也是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把家里照顾好”的责任。“好的照顾”通常也被认 为比经济支持更重要。这也意味着亲身照顾的目的是为了家庭亲密、快 乐和谐，这些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家庭照料的实践常常不同于 孝子们的演说词。因为老张从事社会地位较低、收入亦较低的保安工

作，因此他能够经常回老家。老张将其视为对父母尽孝的一部分，虽然 老张的妻子期望他能够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并且减少回家的次数。老张 妻子的最终让步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8岁一个4岁） 是由老张的父母代为照顾。可问题是，当孩子长大并且搬到城里以后会 发生什么？老张仍然能够说服妻子让他经常回农村老家照顾自己的父 母吗？而这也正是我们前面讨论的45岁的保安老姚所面对的两难问题。 老姚反复对我们陈述他的决心，他要在两年以内放弃在城里的工作回到 农村老家照顾父母，但是他也没有头绪应该如何说服自己的妻子（也在 城里工作）接受这个计划。

当男性农民工谈论做一个孝子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他们计划回 到农村照顾自己的父母。但是也有少数男性农民工会谈到打算把父母 接到城里来居住。这种方式可能并不会被年迈的父母所接受，在经济• 上对农民工来说也不太可行。41岁的厨师老关在17岁的时候离开老 家到东莞找工作，后来回家娶了一个亲戚介绍的邻村女孩。婚后，老 关带着妻子到东莞打工。老关的父母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妇照看他们的 两个儿子，我们访谈老关的时候这两个孩子一个17岁一个5岁。老关 告诉我们，他的父母已经虚弱到似“风中残烛” 一般，他一直担心他 们的健康。但是他无法回到农村照顾他们，因为他仍然需要为了儿子 们的教育而存钱。他尝试过将自己的父母和子女带到城里居住，但似 乎进行得不太顺利：

两年前，我父母带着我的小儿子到城里来跟我们一起住。来 这里一家人一起过春节。他们待了一个月但是最后决定还是回 去……他们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老年人如果不做些农活或者养猪 养鸡就会觉得不舒服……可能他们已经干了一辈子活儿了，他们 是从干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的……我们当然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 但是这看起来不现实……有钱的城里人可能有自己的房子，但是 我们只能租房子。如果他们来一起住，我们就需要在附近再找一 个房子。那并不容易。

总的来说，虽然许多男性都期望能够成为一个孝子，但是他们的 这种期望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言语层面，而无法反映在行动上。同 铉莹做了一项珠三角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定量调查，她发现，虽然留 守子女是影响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积极且显著的因素，但是留守老人 对农民工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返乡意愿都没有显著的影响(Tong, 2015)。

照护策略：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

当我们意识到孝子的形象大多停留在理想层面时，我们不禁要问身 为儿子的农民工实际上又是如何实践孝道的呢？我们发现了两种照护的 策略，我们称之为“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合作照护指的是在家庭 中将照护工作划分给不同的家庭成员。虽然从文化规范的角度来讲，年 长的儿子及他的妻子应当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主要职责，但是事实上我 们发现了在不少的个案中照护的责任是被分担的。家庭中成年子女不被 基于性别和出生次序的养老职责和文化规范所束缚，而是根据家庭的具 体情况做出有关照护责任的决定。合作照护的策略就是这种决定的结果。 在许多家庭里，责任的分配是很务实的，根据的是子女的经济情况、他 们提供照料的可能性以及他们是否住得离父母比较近。比如，在一个有 六个子女(两男四女)的湖南家庭里，最富有的已婚女儿承担了在经济 上支持年迈父母的责任。在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河南家庭里，大儿子无法 照顾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在外出打工的时候找了一个外省的妻子，后来 定居在了离妻子家不远的一个乡镇里。因此，照顾双亲的责任就落在了 住得离双亲较近的小儿子身上。在另一个有两个儿子的河南家庭里，长 子跟他们年过九十的祖母一同居住并照顾她，幼子跟他们的母亲一同居 住并照顾母亲（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在一个有三子一女的家庭里， 成年的儿子们轮流照顾年迈的父母，当他们的母亲生病的时候，二儿子 的妻子辞去了城里的工作，回到老家照顾母亲。虽然当女儿在春节寄钱 给父母的时候，三兄弟觉得很感激，不过三兄弟没有想让他们的姊妹来 担负照顾的责任。在一些案例里，男性农民工会让妻子留下来照顾老人 和小孩，但是越来越多的夫妇会一同外出打工。一些农民工夫妇会尝试 轮流留在农村老家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小孩，但是对绝大多数夫妇 来说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从工作单位请假是很困难的。这导致了第二种 策略的出现——危机照护。

危机照护基于对孝顺和照护义务的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首先 承认的是环境严重限制了什么样的照护是可能的和实际的。采取了这 种照护策略的男性农民工是在更加有限的条件下为父母提供照顾的， 即只在父母非常老（比如80岁以后）、行动不便、生病或者卧床的情 况下照护父母。这一类男性农民工认为他们无法照顾年迈父母是外出 打工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们同样因为长期与年迈的父母分 离而感到悲伤。他们也明白自己年迈双亲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待在身 边，但是他们除了外出务工别无他法。来自河南的30岁的小叶在我们 2013年见到他时，在深圳做建筑工人。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 一个4岁，两个孩子都由他的父母照顾，因为小叶的妻子也在深圳工 作。小叶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我们访谈时他的两个姐妹都已经 结婚了。小叶告诉我们，他和妻子在2003年生了大儿子，因为花费的 问题一直犹豫要不要第二个孩子。2008年，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 小叶想要一个女儿，因为“儿子结婚之后都不会照顾他们的父母。女 儿比儿子孝顺”。但是令他失望的是，2009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还是 儿子。小叶对女儿的偏好可能是因为小叶反思自己无法照顾自己父母 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虽然去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回去看望过她，但 是实际上是他的姐妹们身体力行地照顾母亲、给母亲准备营养丰富的 食物、到医院去看望母亲。在访谈的最后，小叶总结说，作为一个儿 子，他绝对会回去照顾自己父母的，虽然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迁移和强化的代际不平等

城乡迁移强化了代际之间交换照护和支持的不平等。我们的数据显 示，代际支持主要是单方向的流动，即从父母流向他们的成年子女。农 村父母供儿子们读书，给他们盖房子，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支 付彩礼和婚宴。由于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会离开农村老家去打工，这些留 守父母需要担负起干农活和照顾留守孙辈的责任。当儿子想要自己做生 意的时候，父母常常需要将自己的储蓄作为儿子的启动资金。一些父母 甚至为儿子的生意提供无偿劳动。我们也发现，我们所访谈的迁移夫妻 会围绕他们儿子的家庭需要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例如，65岁的老闵和他 56岁的妻子都在深圳做清洁工，他们决定等到他们34岁的、在深圳做销 售助理的儿子安顿下来以后，再决定是留在城市里还是回到农村老家：

我们要等我们的儿子……等他找到女朋友、结婚、有了家 庭。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决定是否或者什么时候回我们 农村老家。

虽然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会在经济上帮助他们的父母，但是这常 常是象征意义上而非实质上的帮助。例如，他们并不是为父母提供定 期的经济支持，而是在春节的时候给父母一些钱。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父母会将儿子寄回家的钱存起来，等到儿子需要这些钱的时候再给儿 子。我们访谈的许多男性农民工都说他们年迈的父母是能自给自足的：

只要他们有几亩地，他们就能种地，把种出来的东西拿出去 卖……在村里你是没法赚钱的。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他们生病了，他们可以去看村里的医生，那很便宜，而且都 有医疗保险。只要他们能吃上饭，那就行了。

住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不需要从他们的孩子那里得到很多钱，因 为村里的生活成本是较低的；但是，一旦他们生病了，那么经济上的 支持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到2012年为止，超过95%的中国人口已经 被医保覆盖(Yip and Hsiao, 2015 )。但是，医疗保险并不包括挂号费 和检查费。如果医院离村庄较远的话，病人和陪同病人的家属还需要 负担交通和住宿的费用。这些花费能轻易地给一个农村家庭造成经济 困境，因此男性农民工都很担心他们年迈的父母会生大病。在这种情 况下，他们也会对是否要将家庭的所有资源都用来支付年迈父母的医 疗开支而感到矛盾。许多人采取的是听天由命和务实的态度；对他们 而言，当一个人生大病的时候他就“完蛋了”，因为家庭确实无法支付 昂贵的医疗费用。这里有一种无须言明的共识，即在决定如何分配家 庭中本就不足的经济资源的时候，儿童和年轻人的需求优先于老年人 的需求，这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离生命的尽头更近。在我们的田野调查 中，有一位女性农民工为了赚钱支付丈夫的医疗开支而外出打工。本 书的第一作者在进行有关中国性工作者的研究时也发现，许多母亲会 选择性工作来支付自己生病的孩子的医疗开支。但是我们访谈男性农 民工的时候，没有发现男性农民工为了支付年迈父母的医疗开支而外 出打工的案例。当农村父母把他们的全部生命投入到孩子特别是儿子 的未来中时，他们得到的回馈却是微不足道的。

许多男性农民工承认这种代际支持的不平衡。来自广东农村的38 岁出租车司机老乐告诉我们，他深深地觉得自己亏欠了父母许多：

他们把我养大成人，然后我外出打工。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家 庭，但是他们仍然会担心我……我父亲已经快70岁了，他仍然需 要干农活，在5月和6月他要种水稻。我觉得我欠了我父亲很多。

那么像老乐这样的男性农民工如何调和自己不能给予年迈父母足够照 顾和其所认同的孝道之间的矛盾呢？

合理化理念和实践之间的矛盾

重新划定代际义务的边界

来自河南的45岁的老熊有三个孩子，他在深圳一家鞋厂打工。 老熊的妻子也在深圳打工。老熊的大儿子也是农民工。17岁的女儿在 深圳上学，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最小的儿子跟老熊的父母一起住在 农村老家。与绝大多数男性农民工一样，老熊并不把自己的处境视为 一种选择，而是养家糊口的唯一方法，无法照顾自己的父母则是无法 逃避的悔恨：

我们出来打工以后，我们对父母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一无所 知……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寄钱。除了春节以外，我 没法回去看他们……我就是半个儿子。如果他们发烧或者头疼， 我都没法知道。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偶尔给他们打电话。我 在这里挣得很少，所以我不可能带回去很多钱。我也不能在家照 顾他们。他们一直告诉我说他们不需要我在家里，因为他们的身 体很好……我知道他们想让我挣多点钱……因为我需要挣钱养活 我的孩子。

老熊有两个儿子。他已经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同样是农民工的 大儿子不可能从自己的工资里省下来多少钱。老熊也无法对小儿子抱多 大希望，他说小儿子很难管教，不喜欢读书而只喜欢网络游戏。老熊认 为儿子们的问题都应该怪他，并希望通过帮助儿子们在家乡做生意来补 偿两个儿子。看起来，老熊不想让自己的儿子重复他的老路。为了让老 熊安心留在城里打工，老熊的父母重新定义了他们的代际义务，把老熊 供养两个年幼儿子的责任放在了照顾父母的责任之上。老熊满怀犹疑和 愧疚地接受了父母的建议，一部分是因为他有压力要去履行关于父职的 规范性期待，即父亲需要为了儿子们的婚姻而给他们盖房子；一部分也 是因为他对自己疏忽了对孩子的养育责任而感到愧疚：

因为我的儿子们一直都被留在家里（他和妻子外出打工），他 们没有被（他和妻子）很好地照顾。一直都是爷爷奶奶照顾他 们……我没留在家里教育他们。我也没有给过他们建议。

将年轻人的需求置于老年人的需求之上，也体现在有劳动能力的家 庭成员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和劳动力方面。男性农民工讲到自己“拼命 地”和“尽力地”通过打工去赚钱供孩子读书。但是同样的决心却没有 出现在他们谈论自己无法履行对年迈父母的照护义务的时候。相反，一 种“听天由命”的感受弥漫其间，他们都尝试对自己的不足做合理化的 解释。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村男性而言，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生 活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也参与其中，所以年迈的父母们也逐渐 地调整了他们的预期。许多人并不期待自己的成年子女会照顾他们。我 们访谈到的50—60岁较年长的男性农民工都表示不愿意成为自己成年 子女的负担，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或“麻烦”孩子们。他们说自 己会继续在城里打工，为独立和自给自足的老年生活而存钱。

重新阐释孝顺的意义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讨论的，中国的孝顺的概念具有两个方面 的含义：孝（照顾双亲）和顺（听话与服从）。当男性农民工因为外出 务工而没有资源（比如经济资源）或者无法照顾或侍奉年迈父母（孝） 的时候，他们重新阐释了孝顺的概念，将其界定为服从父母（顺）；从 而一个孝顺的儿子变成了听从父母的建议、不与父母争论或者不给父 母添麻烦，以及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心的儿子。来自广东农村的50岁建 筑工人老岑以及来自湖南的28岁出租车司机小季的讲述反映了这种重 新定义：

我想我不是一个坏儿子。我从来都不跟父母争论，我也不会 给他们添麻烦。对我父母来说，我觉得我还算是个合格的儿子。

我是个顾家的人。我从来不跟我爸或者我妈争论……我从小 就听他们的话……我想我是绝对服从他们的。当然我不愿意他们 干涉我的私事，比如我选女朋友。

中国农村的父母会担心自己的儿子能否在适当的时候结婚，这是 因为在当代中国农村，结婚成家仍然是定义男性生活的至关重要部分。 比如，我们2013年在深圳遇到了来自广东农村的50岁的清洁工老 素，他说：

一个人出生以后，他需要履行生命中的第一项义务（婚姻）。 当他结婚以后，他需要有孩子。一个男人必须要结婚，否则到他 老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孤独……孩子是男人老年生活的保障。

有相当多我们访谈的已婚男性农民工说，他们一直都觉得婚姻和 抚养孩子是一种负担和压力的来源。但是他们的父母持有非常不同的 看法。他们将婚姻视为儿子生活中的稳定因素，觉得只有当儿子结婚 了，他们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家庭任务。因此，父母们在他们的儿子 年满22岁，达到中国法定婚姻年龄之后，就开始催促儿子结婚。44 岁的出租车司机老蔡退伍转业之后很快就迫于父母的压力而结婚了：

我父母叫我结婚，我没有稳定工作，我不想。

老蔡的父母把给儿子找媳妇当作自己的职责，老蔡则把满足父母 让他结婚的愿望当作孝顺义务的一部分。对老蔡来说，婚姻的伴侣只 要“勉强过得去”就行了。跟老蔡相似，来自河南的42岁建筑工人老 刘也在父亲拒绝接受他在外出打工时候认识的女朋友之后，进入了父 母包办的婚姻。虽然老刘在婚姻中并不十分快乐，但是他看起来并不 怨恨父母的决定。老蔡和老刘的案例不是特例。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 的讨论，几乎所有的已婚男性农民工都说自己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 会考虑父母的看法，他们可能会放弃在城里发展的浪漫恋爱关系而回 到农村老家跟父母选择的女孩结婚。另外一些人则会满足父母的愿望 而生更多的孩子，虽然他们也会担心多生的小孩会给家里带来经济上 的负担。

因为在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会听从父母的意见，男性农民工 认为自己算是合格的孝顺儿子。毕竟，在孝顺的要求中他们满足了 一半的要求，即“顺”的要求。男性农民工重新阐释孝顺，强调其 中他们能够给予的对父母的服从，而不去强调他们无法给予的实质 的关怀和照顾，这反映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孝顺规范是一种文化工具 箱(Swidler, 1986 ),使个人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挪用和挑选来合理 化他们的行为。

通过移动通信的照顾

有关跨国迁移的研究发现，手机在远程育儿方面具有显著的作 用，特别是在移民母亲和她们的留守子女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Peng and Wong, 2013 )。在我们的研究中，手机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帮 助男性农民工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一些男性农民工用手机通信来确 保年迈父母的安全和健康，在家庭事务上给父母做说明，例如在家里 接电线，或者督促生病的父母去看病和吃有营养的食物。更多的时候， 他们用手机通信来提供情感关怀。2013年我们在深圳遇到了来自广东 农村的50岁的保安老肖。老肖因为自己不能够在家照顾年届八十的父 母而感到伤心：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给他们打电话，在电话里问他们好不 好……来安慰自己说他们都还很好，也让他们知道我很好……孝 顺……我怎么解释呢，它在我心里面，但是我没法把它付诸行动。 我父母已经非常老了。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可以做他们喜欢的菜 给他们吃，我可以陪他们聊天，我可以照顾他们。比如，如果 他们生病了，我可以带他们去看医生。但是现在这些事我都做不 了……我想做一个孝顺儿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目标。

对老肖来说，手机能使他获知父母的健康情况，并且跟他们沟通 聊天。手机也能使父母了解他的打工生活，缓解他们对他的担忧。但 是，老肖并不认为通过手机的照顾能够令人满意地完全替代在父母身 边、为他们提供身体上的照顾。他继续说道：

(为了外出打工)我已经放弃了家庭幸福和做孝顺儿子的机 会……我们飘忽不定的生活是不存在家庭幸福的。一个男人只有 跟他父母、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幸福的。

像老肖这样的男性农民工把通过手机通信的照顾老人方式称为

“我唯一能（为父母）做的”或者“我最多能做的”。移动通信技术使 他们许多人至少能够远距离地获得信息和制定某种具体的照顾安排,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通过移动通信的照顾就是足够的。通常父母和成年 儿子都只会向对方报喜不报忧，因为他们都不想成为另一方的额外的 负担。

小结

虽然有关孝顺的文化规范强调成年儿子有责任照顾他们的父母, 但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许多成年男性会离开农村地区去外面打 工，他们无法满足亲自照顾父母的文化期待。他们寄钱给父母，但是 这种经济支持常常也是象征性的。这部分是因为绝大多数健康的有行 动能力的农村老年人会干农活并且能够自给自足。老年人因为生一些 不严重的疾病而产生的医疗费用能够被医疗保险所覆盖，或者他们也 能够在本地的有政府补贴的小诊所获得治疗，但是严重疾病的治疗往 往非常昂贵而超出一个农村家庭的承受范围。如果是由成年子女来负 担他们年迈父母的医疗费用，通常也不会由长子独自承担所有责任， 更普遍的做法是绝大多数费用由最富有的子女承担，或者由所有子女 共同负担。另外，当成年男性决定如何分配自己有限的资源的时候, 他们的子女的需求常常比父母的需求优先得到满足。总的来说，无论 是经济还是身体方面的支持，成年儿子给予父母的都十分有限，完全 达不到孝顺理念的要求。

讨论到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男性农民工仍然坚持 秉承着孝子的文化理念，孝顺仍然是农村男性的男子气概的核心。不孝 的儿子不可避免地会面对来自乡亲和亲戚的批评。因此，需要讨论的问 题不是男性农民工是否会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而是他们如何安排对父 母的照顾，以及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照护。我们在男性农民工群体中观 察到了两种照顾的策略：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照护安排的多样性反映 了男性农民工需要根据家庭的现实情况对文化理念进行调整和妥协。这 些调整和妥协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年迈父母获得的照顾是不足的。例 如，男性农民工发誓要返乡照顾他们的父母，但是这些计划被年复一年 不断地延后，最终的结果便是他们只能在年迈父母生病或者年纪太大而 无法自给自足的时候才为父母提供照顾。这也常常意味着，一些年纪非 常大的父母（年过八十）甚至都有可能无法获得他们的成年农民工子女 的照顾。我们归纳了三种男性农民工用以调和他们实际提供的照顾和孝 顺的文化理念之间差异的过程：重新划定代际义务的边界、重新阐释孝 顺的意义和通过移动通信进行情感支持。大量的迁移研究都聚焦于迁移 的人们，而本章中男性农民工的故事则凸显了城乡迁移给中国数以百万 的农村老人所带来的影响，并提醒了我们，迁移不光对于走出去的人产 生影响，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男性妥协：关于变迁中的男性

气质的理论框架

城乡迁移如何改变了中国家庭？基于一系列田野调查材料和对 192名在中国南方打工的男性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本书通过聚焦男性 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讨论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具体来 讲，本书提出了三组问题：（1）迁移如何挑战了中国父权制，以及男 性农民工如何应对男性气质的危机，如何应对在感情和亲密关系中对 男性优势的挑战？（2）作为迁移夫妻或者迁移家庭的一员，男性农 民工如何商讨他们的婚姻权力和家务分工，以及如何调和传统性别规 范和城市生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3）男性农民工如何从情感上应 对与留守的家庭成员的分离，特别是他们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 以及他们如何在家庭分离的情境下重新阐释自己作为父亲和儿子的 角色？

第一章阐述了这本书在三个方面与之前研究的不同之处。第一， 本书讨论的是城乡迁移对家庭机制和家庭内部协商过程的影响，而 不是像之前有关中国家庭的研究那样分析可量化的结果和结构性后 果。第二，本书特别考察了迁移家庭代际机制中的情感维度，并且 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亲密关系和夫妻协商中的个人能动性。第三， 本书聚焦于男性农民工的声音和主体经验，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即

♦ 8深圳一处城中村的街景。传统价值观念、无法摆脱的贫穷与现代化梦想 在城中村里共生共存（邓宗弘摄）

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男性与女性的互动而产生的，来探讨现有 的迁移文献中所缺失的男性农民工主体性的部分。

第二章讲述了四个农村男性的迁移史，并将他们的故事和中国经 济现代化的宏大叙述交织起来，探讨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其他政策调 控在迁移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章通过将个人经验嵌入制度情境中， 为进一步讨论迁移如何影响家庭生活提供了具体情境，这其中需要包 含的是城乡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情境，以及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工 如何在国家制度与资本运作中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

第三章讨论了年轻男性农民工的约会实践和亲密关系。城乡迁移 使农村年轻男性有机会寻找来自其他地区的伴侣，体验浪漫爱情，但 是这同样也可能导致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因为父母更喜欢本地姑 娘做儿媳妇。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受到都市浪漫爱情和消费主义的意识 形态影响，更重视与亲密伴侣的精神沟通，他们的约会也往往与消费 相连。但是，迁移并不能够使他们在婚姻的决定上拥有完全的独立性， 因为他们需要依靠父母为他们盖婚房和支付婚礼的费用，所以他们常 常需要在结婚对象这一点上进行妥协。一些年轻男性会因为经济现 实而让步，跟自己追求的女朋友分手，遵从父母的建议与父母安排的 （本地）女孩结婚。

第四章揭示了由于迁移或者与迁移相关的婚姻权力协商的复杂机 制，阐明了婚姻中男性优势的传统模式的延续和变迁。迁移到城市激 化了夫妻间关于婚后居住安排、妻子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妻子在城市 的有偿工作以及丈夫的开销等问题的争论。男性农民工区别了 “大事 儿”和“小事儿”；在涉及父权制度和从夫居的大事儿时，他们尽力维 护自己的支配地位，虽然他们被迫在传统的性别内外区隔上做出妥协。 男性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妻子负责小事儿是合理的，包括那些与家庭财 政和男性个人支出相关的决定。尽管如此，关于丈夫花销的夫妻冲突 仍然普遍存在，因为城市是充满了诱惑的消费场所。在本章中，我们 发现了男性农民工用以解决婚姻关系中夫妻冲突的四种模式：委托、 沟通、表面让步和冲突，同时也讨论了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男性农民工 的不同情况相关联的。

第五章所讨论的是城乡迁移如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情境，在这 种情境中围绕家务劳动的商讨成为了夫妻关系和男性气质定义的核 心。我们发现了男性农民工在迁移之后应对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责 任的四种模式：扩大的豁免、策略性逃避、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 承担了一半家务或者大部分家务的男性农民工或者会试图弱化自己 在家庭领域的贡献，或者需要忍受来自同伴的嘲笑，或者需要放弃 自己的尊严去接受一些地位较低的工作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责任。 对这些男性农民工而言，在家务和育儿中不断增加的男性参与是有 问题的；他们利用一种话语来合理化了这种男性参与，即将男子气 概建立在男性对家庭的忠诚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之上。“可敬的男子气 概”是一个家庭导向的概念，这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对抗性话语, 用来应对在城市中占支配地位的“基于金钱的男子气概”和“基于 素质的男子气概”这两种理想类型。这种对抗性话语不仅合理化了 男性农民工的非传统的家庭角色，并且使得城市中的男性农民工在 经历了二等公民和边缘化的耻辱之后重获新生，从而削弱了性别不 平等和城乡不平等。

第六章讨论了男性农民工作为缺席的父亲如何在情感上回应他 们的留守子女，以及他们的多种回应策略。迁移使得这些父亲能够 在经济上履行供养人的角色，支持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当子女考入 大学、找到好工作或者建立家庭的时候，男性农民工会因为自己提 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而感到骄傲和喜悦；他们也用自己子女的成功来 化解迁移流动和长时间的分离给自己和子女带来的情感伤痛。但是， 他们更经常地被一种双重情感负担所困扰：一方面是与子女的长期 分离所带来的悲伤、内疚、痛苦和担忧；另一方面是深感自身能力 的不足，无法达到城市中有关“好爸爸”的要求。外出务工的父亲 采用了四种策略来应对这种双重情感负担，为长期与子女的分离做 出补偿：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用远程通信保持联系、克制对子女 的严厉管教以及改变对子女的期待。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父亲在我们 的访谈中所呈现的复杂情感挑战了中国父亲冷酷而疏远的刻板印象。 这些父亲们所采取的多元策略证明了他们的主动性，以及父职在当 代中国男性气质中的核心地位。

第七章讨论了男性农民工创造出多样的策略来协调他们的迁移生 活和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之间的矛盾。城乡迁移使成年的儿子难以履 行亲身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它同时创造了一种矛盾的家庭机制，即 年迈的祖父母负责照料他们的孙辈，肩负起了本应该由儿子和儿媳承 担的照料责任。我们的调查资料显示，面对着迁移所带来的养老照顾 的困境，男性农民工会在言语中认同和运用有关孝顺关爱的表述，同 时在实际行动中采用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的策略。为了弥补孝道的言 语表述和实际能够提供的养老照顾之间的差距，他们从三个方面重新 定义了成年儿子的义务：成年儿子的家庭义务的中心从照料年迈父母 转变为供养年幼子女；跟照料年迈父母相比，成年儿子更应该对父母 言听计从；为了弥补无法为父母提供亲身照顾的遗憾，成年儿子可以 通过偶尔的回乡探亲、寄钱汇款以及打电话来为远方的父母提供支持。 通过重新定义有关孝顺的古老道德规范，男性农民工调和了家庭的经 济需求和责任义务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扩展家庭和核心家庭之间当 家庭义务出现矛盾的时候试图建立一种平衡。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迁移会显著地改变男性农民工与他们的爱人、 配偶、子女、父母之间的关系。年轻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夹在这样的矛盾 之中，一方面是农村父母对其成年子女的婚姻决定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个人具有越来越高的文化合法性去追求爱情、 浪漫和性自主。已婚的男性农民工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在家庭决策和家 务劳动分工方面维持丈夫的传统优势与特权。有孩子的男性农民工发现 难以处理自己与留守子女之间的情感距离。作为身在远方的儿子，男性 农民工还发现自己需要与孝顺的传统义务进行再协调。

理论的对话

我们的发现印证了之前有关迁移、家庭和性别的研究发现，即迁移 是能够显著改变家庭生活的关键性事件，同时再一次证明，这些改变都 是性别化的。迁移促使丈夫和妻子，以及父母和子女，在其中重新协调 他们的关系。迁移在既定的性别身份中创造了新的张力，也为既有的男 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提供了论辩和再造的舞台。在这方面，一些开创 性的研究揭示了在移民流入地和流出地中，迁移对性别、家庭和性的影 响 (Grasmuck and Pessar, 1991; Hondagneu-Sotelo, 1994;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Hirsh, 2003; Menjivar, 2000 )。最近，迪比尝 试讨论国际迁移如何在移民父母和留守子女之间造成了经济不平等, 在移民父亲和移民母亲之间造成了性别不平等(Dreby, 2010 )。类似 的，科在其研究中讨论了跨国迁移的加纳家庭如何受到全球经济不平 等、非洲文化与历史实践，以及政治政策的影响(Coe, 2013)。在发 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则分析了移民父母、留守父母、替代性照顾者(通 常是祖父母)以及留守儿童如何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调整和维持家庭 关系(Parrehas, 2010; Gamburd, 2000； Peng and Wong, 2013, 2015; Hoang, Yeoh and Wcttic, 2012； Hoang and Yeoh, 2012; Jacka, 2012; Murphy, 2014； He and Ye, 2014； Zhang and Gao, 2014)。

在较早的研究中，女性移民创造出相应策略来应对自身迁移或 者丈夫迁移所带来的挑战是核心议题。例如，洪黛露索特和阿维娜 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 “跨国母职” 一词来描述在美国的拉美裔移民 家政工人所创造的一种替代性的子女照料方式，以及这些移民家政 工人为应对自身在子女生活中的长期缺席而对母职进行的重新定义 (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 )。彭钢旎和黄何明雄所做的研究 探讨了新技术，例如手机，如何帮助菲律宾移民履行跨国母职(Peng and Wong, 2013)。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是女性移民主动地调整她们的 照料策略来应对与子女的空间分离，从而维护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性 别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母职实践的变迁也是巩固母职作为女性 气质的核心层面的一种方式。帕雷尼亚提出，女性的迁移和她们作 为养家糊口的人而获得的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并没能够改变移民输出 地的家庭中的性别关系(Parcels, 2010 )o有关移民和留守父亲的 研究所揭示的是一种不同的机制，完全不同于女性在应对迁移时所 做出的反应，即为了维护他们的男性气质，男性拒绝改变他们在照 料或者家务劳动方面的角色。例如，帕雷尼亚发现，留守的丈夫拒 绝承担他们迁移离开的妻子过去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因为他们害怕 那样做会损害他们的男性气质(Parrcdas, 2001 )。与移民母亲不同， 移民父亲“坚持维护有关父职的性别规范”，通常并不会调整他们的 父职实践来应对与留守子女的空间分离，因此往往导致父亲和子女 之间的情感疏离(Payees, 2008： 1057 )o但是，黄兰安、杨淑爱 以及沃蒂所做的更新近的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留守丈夫在 他们的妻子进行经济性迁移之后会调整他们的家庭角色，例如，他 们常常会成为子女的主要照料人(Hoang, Yeoh and Wattie, 2012 )。 该研究的作者认为他们的发现与之前的研究发现有所不同，是因为 “实际上有更多的男性参与到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之中，但是他们 不会报告”(Hoang, Yeoh and Wattie, 2012： 737 ) |。不少研究都发

1有关美国家庭的研究也发现，有时候男性会低报他们对家务劳动的参与，从而使自己 看起来符合性别角色规范的期待，即男主外女主内(Hochschild and Machung, 2012; Bourgois, 1996a )。

现，妻子迁移之后，留在家乡的父亲在子女照料方面担负起了显著 的角色(Nobles, 2011; Harper and Martin, 2013； Peng and Wong, 2015)。林晓东关注到了照料的另一个方面，专注讨论中国的男性农 民工如何通过改变他们照料留守父母的方式来重新界定自己的孝顺 责任(Lin, 2014 )。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有关移民家庭中男性的研究都表明，男 性确实在调整和改变他们的家庭照料实践和家庭角色，来应对迁移 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这种结论跟我们的观察也是一致的，即在 迁移之后中国的男性农民工时常调整和改变他们的家庭角色以及他 们与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方式。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实践上的改变 是非常大的。比如，在有关家务劳动分工的章节中，我们发现，在 夫妻迁移或者家庭迁移的个案中，44%的男性农民工会主动参与到 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中。尽管大多数农村男性会觉得男性做家务这 个想法可笑，但男性农民工在家务中的参与代表着其在行为层面确 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男性农民工这种行为 上的改变呢？

在过去五十年中，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挑战 了统一的、静态的性别实践和性别身份模型，并且将性别分析建立 在结构因素、互动机制和个体能动性的交互层面。本书也深受这些 思想的启发，尝试探讨除了被迁移中的结构性障碍影响以外，男性 农民工的男性气质如何被复杂的家庭机制所塑造，而这种复杂的家 庭机制既是城乡迁移的原因，也是迁移的后果。通过从男性农民工 的多维视角讨论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本书揭示了迁移如何生产、再 生产、挑战和改变了中国父权制家庭体系。本书也讨论了男性农民 工如何积极重构他们的多重男性身份(好的恋人、负责任的丈夫、 慈爱的父亲和孝顺的儿子)是与他们的城市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 这些性别身份的重构与再协商对维持城乡家庭网络、满足传统家庭 责任至关重要。

我们有关男性农民工主体经验、策略和能动性的讨论，揭示了在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不平等和家庭制度变迁的情境中，人口流动和性 别分层过程之间互动的复杂性。我们的研究发现，虽然男性被认为是父 权制的实质性受益者，但是男性农民工仍然需要调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 的照料实践和行为来应对迁移所带来的挑战。这些调整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而这些改变也是不平衡的；保守的行为和态度与革新的行为和态度 常常是矛盾而共存的。男性针对迁移给出了复杂而多元的回应，这促使 我们去思考他们会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回应。我们创造了 “男性气质的 妥协”(masculine compromise )这一概念，从性别的视角分析了男性农 民工的回应、改变和能动性。

男性气质的妥协：一个分析变迁中的性别实践和 性别身份的理论框架

什么是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男性农民 工和他们的男性气质的改变？我们分析中的四条主线是中国的男性气 质概念、男性气质的妥协、应对策略的多样性和迁移的情感后果及其 相关回应。这些主线与个体情境的差异性密切相关。城乡迁移为家庭 和性别协商创造了新的情境，但是中国男性农民工对这些新情境的回 应并没有陷入“反抗一一服从”的传统二元体系之中。男性农民工坚 持维护的是中国父权制的两大基础一一父系族氏和从夫居，但是对于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界线则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迁移 使得男性农民工能够通过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父母和子女来履行自己 的角色，但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情感后果。男性农民工关于孝顺和父 职的叙述充满了依恋、渴望、悲伤、愧疚、失望、骄傲、满意和欢乐 等多种情感。尽管歧视、边缘化、排斥和心酸也是男性农民工叙述中 常见的主题，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和限制的回应却是多元的，反映了 他们在迁移类型、年龄、收入、夫妻一亲属资源、子女照料需求和性 别意识方面的不同。他们一方面在实践中重新协商儿子、父亲、丈夫、 恋人、农民和城市移民等角色，另一方面还会利用性别意识和情感策 略来感受、解释、合理化和应对改革开放后城乡迁移对家庭生活带来 的影响。虽然不是完全对应，但是个人体验仍然不可分割地与人际关 系密切相连，而人际关系则置于一定的制度之中一一需要注意的是人 际关系并不能够简化为制度本身。

如果说女性在社会急速变迁的时期挑战了父权制，从而在社会系统 中最大化了她们的个人自主性和安全性(Kandiyoti, 1988 ),那么在我 们研究中的男性农民工则不断地进行着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 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做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 家庭中的性别界线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男性气质的妥 协这一概念是建基于过去有关男性气质的研究的，这一概念为我们分析 迁移对中国父权制家庭的影响以及男性农民工如何理解和回应这些影响 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理论框架。

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揭示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迁移对 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具有如下特点：它既反映了现实性的调整，也 体现了男性性别身份以及传统意识形态的持续显著性。一方面，中国 家庭中许多男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已经被城乡迁移所挑战和改变。 在亲密关系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未婚的男性农民工并不一定比他们的 异性伴侣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已婚的男性农民工在流动到城市以后让 渡了许多决定权给他们的配偶，其中有些人还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 外出打工的父亲们不再执着于扮演权威而疏远的规训者的角色，他们 现在有了更多的机会向留守子女表达他们的情感。作为儿子，男性农 民工则需要面对他们没有能力亲身照料年迈父母的现实。另一方面, 男性农民工继续维护着关于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 极少用性别平等的原则来解释他们所做出的让步，而往往使用与男子 气概紧密相关的主流性别标志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例如，男性农民 工解释他们之所以要承担某些家务劳动，是因为这些家务劳动是“重 活儿”“要在外面干的活儿”和“重体力活儿”；他们让妻子管理家庭 财务，是因为这些都是“小事”；他们之所以跟妻子共同分担家务劳 动，是因为男人不会跟女人争论，在维持家庭的幸福和谐方面男人也 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男性农民工没有试图削弱男性既作为经济支柱又 作为严厉父亲的角色，他们对父职中的情感维度进行了反思，并在父 职概念中添加了情感照顾的成分。男性农民工也没有挑战儒家的孝顺 观念中对女儿的排斥和边缘化，他们只是在情感的维度上应对了孝道 加诸于身的困境。

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可能在照料实践、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方面促 进了中国家庭的性别平等，但是这些变迁的实践并没有唤起与之相对 应的性别平等观念。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男性农民工可能会在他们在 家庭中的传统支配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做出妥协让步，但是这些妥协 仍然建基于有关男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因此，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 念概括了男性在重新协商他们变化的家庭角色和性别身份的时候所体 现出的能动性和策略性，这些变化都来源于人类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 人口迁移之--中国的城乡迁移。这一概念同时概括了实践与观念 之间的差异，描述了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之间的不协调，阐释了个人 与家庭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张力。

男性气质的妥协这一概念描述了男性农民工在迁移之后在家庭中 所做出的改变和调整的过程。正是通过做出这些妥协，男性农民工积 极地维护着跨地域的“家庭”（Douglass, 2012： 4）,即在多个地方维 持并进行着家庭生活。我们可以认为，男性气质的妥协为移民家庭的 “成功”做出了贡献，但也是有局限性的。具体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实 用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 妥协相关联的性别平等方面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一旦那些迫使男性 农民工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系可能会复苏。当 然，这是悲观的论调。从乐观的角度来讲，由男性气质的妥协而产生 的新的行为模式也可能最终成为个体“惯习”(Eourdieu, 1977)的一 部分，从而对性别机制产生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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