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拥抱战败

致谢

序言

目录

致谢

序言

目录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

前言

拥抱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献给Howard B. Schonberger

(1940-1991)

他从未丧失和平与民主的理想

致谢

本书的准备过程相当漫长。日本有关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及此后美国主导占领的出版

物，不胜枚举。它们当中有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进行的优秀的学术研究，也有各式各样的畅销文

集，内容有当时发表的文章、占领期间向报社的

投稿、详尽的年表、照片、电影简介、流行歌

词、关于战争犯罪与黑市的特集、战后畅销书榜

单与摘要，等等。正如本书注释所示，我十分倚

重这些日文的出版资料，而对某些特定的论题来

说，我认为自己的任务, 就是将日本学者的某些

发现呈现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在此应当对这些学

者加以特别介绍。有关战争罪行，最杰出的调查

与分析，来自于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吉田裕

与大沼保昭。古关彰一发表过有关日方宪法修正

的最深切犀利的研究成果。关于投降后初期的大

众杂志，尤其是“低俗杂志”研究的专家，当属福

岛铸郎。他的论著，是本书对这一活跃主题进行

探讨的重要文献来源。关于占领军当局的审阅制

度，本书列举的许多实例，引自古川纯、江藤

淳、松浦总三等人的著述。至于战后初期日本的

电影业，最具价值的典范研究，是KyokoHirano的

英文著作。

序言

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兴起令人震惊：更迅

猛、更无畏、更成功，然而最终也比任何人能够

想象的更疯狂、更危险、更具有自我毁灭性。回

想起来，这简直就像是某种错觉--场九十三年的

梦想，演变成了由美国军舰引发和终结的噩梦。

1853年，一支四艘军舰的不起眼的美国舰队（其

中两艘是蒸汽动力的“黑船”）抵达日本，强迫日

本实行开放；1945年，一支庞大的、耀武扬威的

美式“无敌舰队”再次来临，迫使日本关起大门。

当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抵

达之时，日本不过是一个资源较为贫瘠的小国。

二百年间，日本与外国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

直被封建幕府将军所禁止。尽管在漫长的闭关锁

国期间，日本经济在商业化方面已经很是发达，

但是日本并未发生工业化革命，在科学领域也没

有任何显著的进展。纵使欧美人发现这些岛民既

具异国风情又聪明能干，然而没有谁会像拿破仑

评价日本的邻邦中国那样评价它，前者因为广袤

的疆土、众多的人口和数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

被誉为一头“沉睡的雄獅”。

1868年，持不同政见的武士们驱逐了幕府将

军，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

直是个高高在上、缺乏实权的角色。事实证明，

他们新的民族国家进步很快，不仅学习现代和平

时期的统治艺术，而且学习现代的战争技术，尤

其善于领悟在一个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生存法则。

正如18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词：“国

家之间有法则，这是真的，但当时机来临，请记

住，弱肉强食。”当世界的大部分区域处于西方

列强支配之下的时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诸国，

并加人了他们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国的陆海

军迫使中国俯首称臣。日本在亚洲大陆取得的这

一决定性胜利，使中国背负了沉重的赔款负担，

也加剧了从这头“睡狮”身上割取外国租借地的狂

潮。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乐道的“瓜分中国”。

战争为日本帝国带来了第一块殖民地——中

国台湾岛。十年后，在一系列代价高昂的陆地战

和一次大获全胜的海上战役之后，日本对沙皇俄

国的胜利，则为它带来了国际公认的在满洲的合

法地位，并铺平了获取朝鲜作为第二块殖民地的

道路。为筹措对朝战争的经费，日本在纽约和伦

敦的贷款大增，而西方列强也对朝鲜爱国志士的

呼吁装聋作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

同盟国的敌对方，侵夺了德国的在华利益，并成

为凡尔赛和约的五大战胜国之一。正是在这次会

议上，胜利者们聚集一堂以惩办德国并重整世界

秩序。当时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国

家，都难以想象能有资格忝列这种世界强国间的

游戏，并在如此高端的层次上产生影响；诚然，

也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

在眼前，毕竟在当时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

了结束所有的战争而战。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世界陷人经济萧条

和动荡的恐慌中时，日本的领导者以越来越狂热

的对亚洲市场和资源的支配欲望，回应并加剧了

这种混乱无序。“大日本帝国”的版图像一摊污迹

一样蔓延开来（在日制地图上，日本帝国的版图

总是以红色标示）：1931年接管满洲， 1937年全

面发动对华战争，1941年，作为控制亚洲南部与

太平洋地区战略的一部分，袭击了珍珠港。到

1942年春天，日本帝国已处于版图扩张的巅峰时

期，像一个巨人凌驾于亚洲之上，一足植于中部

太平洋，一足深人中国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

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岛，向南则直取东南亚的那些

西方殖民飞地。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大致环

抱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英国殖民

领地缅甸、马来亚和香港，以及美国殖民地菲律

宾，甚至号称要进一步将印度、澳大利亚，甚至

夏威夷纳入囊中。欢呼天皇“圣战”光荣和他忠诚

的陆海军勇士天下无敌的万岁声，在日本本土及

海外的无数地方响彻云霄。诗人、僧侣和宣传家

们都齐声颂扬“大和民族”的优秀与王道的神圣天

命。

然而，“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一种狂想，日

本人在太平洋战争头半年的幸福幻觉不过是南柯

一梦，很快就被自己“胜利的弊病”抵消殆尽。他

们已经失去节制，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严重低估

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生命力和资源，并从此陷人与

美国的长期战争之中。同时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

战争说辞的奴隶，为所谓“圣战”疲于奔命，盲目

信奉“要死于蒙受耻辱之前”，“战死者的血债需血

来偿还”，“以天皇为核心的国体，神圣不可侵

犯”，“马上就会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扭转局势，

击败‘中国强盗’并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

日本的失败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它的领袖人物还

在尽全力说服天皇，坚持不考虑投降。他们已经

冥顽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国人以他们向来忽略历史不易解释的复杂

之处的有趣习惯，对诸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

全球经济的破坏等统统视而不见，声称是佩里把

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

血浸透的怪物。从战争起初几个月在中国的南京

大屠杀，到太平洋战争末期的马尼拉大屠杀，日

本帝国的陆海军士兵们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残忍与

贪婪的斑斑劣迹。事实证明，这也导致了他们的

自我毁灭：日本兵死于绝望的自杀式冲锋，饿死

在战场上，为不当俘虏而杀死受伤的士兵，并在

塞班岛、冲绳等地残杀自己的平民同胞。他们无

望地看着燃烧弹烧毁他们的城市，却一直在听任

他们的领袖喋喋不休地瞎扯什么“一亿玉碎”的必

要性。“大东亚共荣圈”最显而易见的遗迹，只有

死亡和毁灭。在中国一地，死者大约有1500万。

而日本也损失了近300万人口，并失去了他们的

整个日本帝国。

在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

怪的隔离状态。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

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

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

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

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

放手。始于珍珠港袭击，终于广岛、长崎原子弹

爆炸后日本签订投降条约，日本和同盟国的这场

战争持续了三年零八个月；而对战败国日本的占

领，则开始于1945年8月，结束于1952年4月，共

计六年零八个月，时间几乎是战争时期的两倍。

在被占领的年代，日本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什

么外交关系。几乎直到占领期结束，日本人不被

允许出国旅行；未经占领者许可，进行任何主要

的政治、行政或经济上的决策都是不可能的；任

何对美国政体的公开批评都是不容许的，纵然最

终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已经难以压制。

起初，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的是一整套彻底的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构想，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一

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的显著表现——既自以为

是，又异想天开。后来，当离开日本之前，他们

又完全逆转过来，与日本社会中的守旧势力合

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之成为从属的

冷战伙伴。尽管日本战后最终以一个保守国家的

面目出现，然而和平与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

地生根——不是作为假借的意识形态或强加的幻

象，而是成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与牢牢掌握的契

机。它们经由众多的、经常是不协调的差异性声

音表达出来。

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史无前例的，而战后

任何其他的经验也无法真正与之相比。德国，日

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在被占时期由美国、英

国、法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

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

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髙涨的热

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

感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

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

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

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

务”之最后的履行。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两种文化交汇的历史时

刻，比这更强烈、更不可预知、更暧昧不明、更

使人迷惑和令人兴奋了。许多美国人，当他们到

来的时候，做好了心理准备将面对狂热的天皇崇

拜者所带来的不快。但当第一批全副武装的美军

士兵登陆之时，欢呼的日本妇女向他们热情召

唤，而男人们鞠躬如也地殷勤询问征服者的需

求。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被优雅的赠仪和娱乐所包

围，也被礼貌的举止所诱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

他们自身所察觉的程度。尤其是他们所遇到的日

本民众，厌倦战争、蔑视曾给自身带来灾难的军

国主义分子，同时几乎被这片被毁的土地上的现

实困境所压垮。事实证明，最重要的是，战败者

既希望忘记过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战后的头几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

为日本的“美国式插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说法，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野蛮加强迫的“美国化”时期。

无论何种描述，通常强调的是美国的意志强迫性

地施加于一片异国的土地。是胜者而非败者，对

这一刻具有决定权。胜利者们获得了关注的目

光，正像他们开始控制战争主动权的时候一样。

在绝大多数场合，占领者与他们的构想总是至髙

无上，与此相反，被征服的国家却被置于战后分

裂敌对的冷战氛围之中，显而易见必须依照美式

逻辑来讨论问题。曾经强大的敌手变得渺小了，

被打败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边缘的影子角

色。

这样的叙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国方面

的胜利是如此巨大，从而使日本仅仅作为胜利果

实被关注，这故事看起来似乎毫不费解。1945 年

8月底，当时仍然处于所谓“美国新纪元”的开幕

阶段。历史以一种独特的占领方式，带着强制

的、远大的构想逼近了日本这片荒废的、忏悔的

土地，而世界正在朝着令人担忧的新的方向飞

驰。关于这个被完全打败的、意志消沉的国家，

还有什么比胜利者的占领更重要的事值得一提

呢？对记者们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而言，美国

人将会对日本人做什么，才是故事最引人入胜之

处。直到近来，想象占领是一种双方的“拥抱”仍

然是困难的，而推测失败者可能对胜利者和他们

的构想产生过影响、“美国式插曲”可能加强了而

不是改变了战败国国内的趋势，依然是困难的。

对于外人来说，想要领会作为日本人生命体验的

战败和被占领，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个世纪过后，我们可以开始以不同的

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满目疮痍的国土、颠沛流离

的人民、衰亡没落的帝国与支离破碎的梦想，成

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叙事之一。当然，我们从

战败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将会学到更多：不

仅是悲惨、迷茫、悲观和怨恨，还有希望、韧

性、远见与梦想。与大多数历史论著、包括我个

人早期的著述采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

的章节里，我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

败经验的认识，不仅仅是借助于聚焦社会和文化

的发展，更有赖于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以捕捉的

现象——“民众意识”。换句话说，我试图通过还

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在一

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对

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

正结束，而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

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无论这个国家后

来变得多么富裕，多年来，这些留存的记忆，已

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的重要参

照。

尽管我们总期望简化研究对象和问题，但是

除却普遍的对战争的痛恨情绪而外，并没有什么

纯粹的或单一的“日本式”的战败反应。相反，使

人着迷的正是这些反应如此五花八门、多姿多

彩。这与华盛顿和伦敦那些“亚洲事务的老手

们”的预期实在相去甚远。他们固守着自己对

于“东方人”的成见，认为他们实质上是一群“顺从

的羔羊”。胜利者们抵达之时，怀揣着概括“日本

人个性”突出特征的剪报，其中有些特征观察人

微，而许多概括不过是漫画而已。反过来，日本

的情报部门也正拿着他们自己的“美国人性格”清

单在守株待兔。然而，他们双方中的任何人也不

曾料到，对于战败、从战争以及战时管制中解放

出来的反应，是如此千差万别而又生机勃勃。由

于战败如此彻底、投降如此地无条件、军国主义

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圣战”给家庭带来的不幸

如此深具切肤之痛，重新开始，就不仅包括重建

地面上的建筑，而且意味着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

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战败后的一段时期，处于社会最高层的许

多人士，并未表现出对社会公益的任何热忱。取

而代之，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通过大规模掠

夺囤积军用储备和公众资源使自己发财致富。充

斥战时宣传与行动的有关种族及社会团结的秘

诀，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警探们对于这种猖

狂聚敛个人财富的奇观痛心疾首（当然不是在他

们自己受贿和敛财的时候），而普通百姓也对昔

日领导者和同胞们的腐败堕落深表厌恶。甚至早

在胜利者进人日本之前，战败的心理就已经深刻

地改变了人们的所思所为。

正是在这种变动不安的氛围中，美国人开始

着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统治压迫。新的空白留待被

征服者们自己动手填补，而他们也往往以出乎意

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构

想的支持之众，超乎美国人的想象，而新兴的劳

工运动也爆发出了惊人的活力。中层官僚成为重

大改革的倡导者。妓女和黑市商贩创造了独特

的、颠覆旧习的战败文化。出版界的反应则是对

文字的如饥似渴：出现了从廉价劣质读物到锐意

批判的书刊，乃至大批西方译著等全方位的出版

物。“爱”、“文化”等音义复合的新概念，成为街

谈巷议的对象，而形容词“新的”，几乎被混乱地

用于修饰每个触目所及的词汇。私人情谊，取代

了旧的国家对公众道德的强制命令。颓废派的艺

术鉴赏家应运而生，成为广受欢迎的、对战时所

谓“健全”文艺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发现和

神化，新的名人迅速获得大众文化的爱戴。以救

世主自居的各种宗教大繁荣，而王位的觊觎者也

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在团体集会上、在

给刊物的来稿中，或是像雪片般飞来的写给占领

军当局的通信中，大胆表述自己的见解。数千万

人发现自己正渴望着像他们的美国领主那样，理

所当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

这一切混乱不堪。这一切也充满活力并且释

放压抑。在最初的数年间，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会

发现，很容易将占领军当作“解放军”来看待。然

而，就像战败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样，占领

者的“美国化”实质，也通常被过分简单化了。战

胜者引入的改革，对于日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合时

宜的。它们反映出被美国的新政姿态、以劳工运

动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与权利法案的理想主义

所严重浸染的构想，而这种倾向在美国本土正处

于被否定或者受忽视的过程之中。此种构想从未

被引入美国在亚洲的其他占领区域，臂如南朝

鲜、日本本土南端的冲绳以及琉球群岛。在那些

地方，严酷的战略考虑占了上风。此外，即便是

在早期最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阶段，占领者

的“美国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这种“民主

化”的构想，即便是在独裁统治严重的美国国内

提出，看来也过于极端。

我们通常认为，1945年8月，是区分军国主

义的日本与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标志。这一时刻

是一个分水岭，但是日本从1930年代直到

1952

年，持续处于彻底的军事政体统治之下也是事

实。尽管可以更宽宏大量些，但是麦克阿瑟将军

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义的霸主统治着

他们的新领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们过去所做的

那样，他们丝毫未受到挑战或是批判。他们集中

体现了所谓的等级制度——不仅是对被战败的敌

人，而且甚至是在他们自己严格的等级体制内

部，同时还遵循着所谓白人的规则。占领方式一

个最致命的问题是，受日本帝国掠夺迫害最为灾

难深重的各国人民——中国人、朝鲜人、印度尼

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在这块战败的土地上，既不

会被认真对待，也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存在。他

们成了隐形人。亚洲各国为打败日本天皇的陆海

军所做出的贡献，由于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

胜利的强烈关注而被忽略不计。按照同样的逻

辑，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

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由于胜利者不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沟通途径

进人战败者的社会，他们除了通过现存的政府机

关实行“间接统治”之外别无选择。这是不可避免

的。然而真正实施起来，这种间接统治导致了某

些不和谐的发展。

实际上，麦克阿瑟将军的“垂帘听政”，依赖

于日本的官僚机构贯彻指令，从而产生了一个双

层的官僚体系。当美国人离去之时，本国的官僚

集团延续下来，甚至比战时还要强大。为了意识

形态的目的，麦克阿瑟也选择了依靠裕仁天皇，

而在天皇的名义之下，整个亚洲都曾被野蛮践

踏。麦克阿瑟甚至走得更远，他私下劝阻了天皇

裕仁身边的随员要求天皇退位的质询，而且公开

赞扬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领导者。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亲密助手，果断决定为天

皇免除所有的战争责任，甚至免除了允许以他的

名义发动残暴战争的道义责任，这种美国人的保

皇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天皇对其国家的侵略

行为的积极作用，是无法被忽略的，尽管占领者

阻止了对此进行的严肃调查。无论如何，天皇的

道义责任是无法推卸的，而美国人选择不是忽略

而是否认这一点，近乎是将整个“战争责任”问题

变成了一个笑话。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

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

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

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

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

这样的决定与行为衍生的后果不胜枚举。胜

利者自身的做法，导致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置方

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谓“官僚制民主”与“天皇制民

主”的产生。同时，与对待天皇的谄媚态度相一

致，同盟国对一小撮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高层军

事、文职领导人，也采取了奇妙的处理方式，由

在东京的胜利者们进行了一场作秀式的审判。此

举强烈助长了一种大众倾向：无视大和民族在领

土扩张与国家安全的狂热追求之下，对其他国家

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领期过后，外国人将这

些情形作为日本具有某种倾向性的证据，他们暗

示说，战胜者理想主义的构想在这些领域失败

了。事实上，这些现象尽管特殊，却是由日美两

国共同作用产生的。许多今日日本社会的核心问

题——其民主的本质、民众关于反战主义与重整

军备的强烈情绪、战争被记忆和遗忘的方式——

都得自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顾，紧随战败

之后的那几年，的确构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混乱

而充满生机的年代。当时，对美国式政治模式的

采纳，看上去似乎比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更有希

望，至少人们可以梦想未来日本将会在国际上占

据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悄悄地

重新进行军备扩张。往日的苦难往往能勾起回

忆，而有时怀旧的感伤会使回忆变得甜蜜。近些

年来，这种个人记忆被日本国内丝毫未有衰退迹

象的出版热潮所支撑。书籍、文章、期刊专号，

持续不断地从任意可能的角度言说战败与占领时

期的经历，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辑录、全方位开掘

的学术研究、日记、回忆录、信件、新闻记录、

照片以至逐日的纪事年表。许多战后时期成名的

社会名流现在才刚刚谢世；而他们每一位的离

去，往往会唤起对那个年代尖锐痛楚的记忆，虽

然渐行渐远，却仍然与现实息息相关。试图掌握

和分享这些是一项令人畏惧的任务，大致说来，

是因为总有如此之多可以讲述，当然也有如此之

多可供学习。

日本的某些特质使人们乐于封闭地看待它，

而战后的密闭空间，也极易使人将其夸张地视

为“典型的”独特的日本经验。不仅是外来者倾向

于孤立和隔离日本的经验，其实没有人比日本国

内的文化本质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对国民性

与民族经验假定的独特性更为盲目崇拜了。甚至

是在刚刚过去的1980年代，当日本作为全球资本

主义的主宰出现时，也是其“日本”经验的独特

性，在日本国内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尽管所有

的族群和文化都会通过强调差异区分自我、也被

他者所区分，但是当论及日本的时候，这种倾向

被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战败后的几年，确乎构成了一个逾常

的历史时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描述过的宗教体验那样，在极端的困

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质。我发现了

有关这整个国家重新起步的不寻常经历的确切细

节和脉络，但是它们打动我，并非由于它们是外

国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甚至也不是作为日本历

史或者日美关系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动心。相

反，在我看来最吸引人的却是，战败与被占领迫

使日本人尽全力去奋斗，以异常艰苦的方式来解

决最基本的人生问题，并由此反映出令人瞩目的

人性的、易犯错误的、甚至往往是充满矛盾挣扎

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我们自身

与我们这个世界的许多普遍讯息。

例如，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

之久的极端的军国主义教化，这为我们在二十世

纪的其他极权主义政体崩溃中所看到的社会化的

限制与意识形态的脆弱提供了教训。（众多王室

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体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识

形态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富于启示意义的题

材。）再譬如美国的越战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

的士兵战败归国后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

蔑视让步的话，定会感到一种熟悉的震惊。同

样，对自身苦难先入为主的成见，使得绝大多数

日本人忽视了他们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一事实

有助于阐明，受害者意识是通过何种方式扭曲了

集闭和族群为自身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对于战

争罪恶的历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

式，但是将之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有关群体记

忆与神话制造的背景中来进行观照，其记忆和遗

忘的模式则更加寓意深长。近年来，这些问题理

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战败与战后重建的

混乱环境里，“责任”常常被提及，因而这并非只

是日本这个岛国所关心的问题。

当日本人在他们的历史中仔细搜求，以便为

他们的“新”情况作参照的时候，譬如本土的民主

政治基础、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的事例，或者

固有的忏悔和赎罪的表示等等，他们提出的例证

自然是千真万确。然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任何

人在面对创伤性的巨变时都会去做的。他们在发

现——如果需要，甚至发明——某些可以依赖的

熟悉的经验。日常语言本身就是一座桥梁，使许

多人不必完全经历心理混乱，就能够由战争状态

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为许多战时的神圣词汇、

标语口号，甚至是流行小说，在战后被证明可以

完美地适应全新的阐释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

体。再者，将熟悉的语汇赋予新的意义，也是人

们将实实在在的变化合理化与合法化的一种方

式。

当然，人还可以由这些“桥梁”走回去，重蹈

过去的覆澈。在当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义者的

叫喊甚嚣尘上，他们中最狂热的分子，也恰好瞄

准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年代。他们将日本战败后

的美军占领时期，描述为一个压倒性的耻辱时

期，当时真正自由的选择被压制，而外国模式被

强加于日本人民头上。我个人对于那个时代的活

力以及日本在战后思想意识形成中的推动力的估

计，则更为积极一些（尽管留有余地）。真正重

要的，是看此后日本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战败经

历。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始终

如一地将其作为检验信守“和平与民主”承诺的准

绳。“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

语。“和平与民主”，也是今天的人们各自塞进迥

乎不同的意图，并且持续争论下去的护身符式的

口号；而在迈向“和平与民主”的奋斗中，无论观

念论争，还是沉重的历史记忆，都不是日本所独

有的。

注释：

1.名义上，对战败国的占领由所有战胜国共同实

施。有两个国际组织行使顾问权：一是由11国组

成设于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二是设于东京的

4国“对日理事会”。麦克阿瑟将军的正式头衔是

盟军最高司令官。实际上，对日本的占领由美国

操纵。

2.1945年9月4日日本内务省的一份机密情报报

告，着重强调了美国人以下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皆以英语标示）：(1) Practical, businesslike (实

际、务实）；(2) Straightforwardness (坦率）；(3)

Speedy action (行动迅速）；(4) Self-conceited

mind (自负）；（5) Adventurous spirit (富有冒险

精神）；(6) Punctuality (守时）；(7) Vulgarity (粗

俗）。此报告收人粟屋宪太郎编《资料--日本现

代史第二卷败战直後乃政治社会》（东京：大月

书店，1980)，pp.313-317。“投降预备计划”在日

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直到最终时刻，甚至连谈

论战败的可能性都是叛逆不忠的行为。与此相

反，在美国方面，这样的计划在日本投降前几年

就已经详细制定出来。

目录

致谢

序言

目录

拥抱战败

致谢

序言

目录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

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

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相原悠当时28岁，是静冈县郊区一个农民的

妻子。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天的情景就像是一

部老幻灯片，一部断断续续的黑白新闻纪录片，

反反复复地在她的脑海中浮现。

她当时正在户外劳作，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

飞奔而来。他呼喊着天皇将会在正午时进行“玉

音放送”，就跑开了。

与这个消息相比，即使是敌国美利坚陆沉到

海底的新闻，也不会更令人震惊了。天皇要讲话

啦！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

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直到此刻

为止，最高统治者的话，一直是通过“天皇诏

谕”的形式传达下来的——或是印刷的诏书文

本，或是由他人诚惶诚恐代读的敕谕。

半个世纪之后，相原仍然能够忆起每一个细

节。她飞快地跑回村，不断地默念着《教育敕

语》中的一句话，这是每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每

天背诵、牢记在心的。“一旦危机来临”，《敕

语》上说，“你们就要义勇地为祖国献身”。她清

楚国家的局势危在旦夕，只能想象着天皇将会激

励每一个日本人，尽更大的努力来支持这场战争

——实际上，也就是准备战斗到死。

村民们已经聚拢在地方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

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唯一的频

道，接收质量很差。天皇的讲话被噼里啪啦的杂

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天皇的

声调很高，口气拘谨而不自然。他没有用日常的

口语，而是用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

着典雅的古语。相原正在人群中跟其他人交换困

惑的眼神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新近因为东京轰

炸才迁来此地的男人的自言自语。“这就是

说，”那人喃喃道，“日本战败了。”

相原觉得所有的力气都从她的身体里流失

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匍匐在地。在

她身边受到打击的其他人，也都躺倒在地——她

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天皇的声音消失了，

但是收音机还在继续嗡嗡作响。一位播音员正在

播音。他的一句话深深地烙在了相原的脑海中，

使她终生难忘：“日本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被准

许遣返归国。”

这使相原突然间充满了希望。她那被征兵人

伍送到“满洲”的丈夫可能就要回来了！那一整天

和整个夜晚，她都在祈祷：“请求让我丈夫不要

委婉的投降

自杀。”日本士兵被灌输了宁死不降的观念，相

原害怕在此非常时刻，她丈夫可能会以自杀作为

正当的、道义的响应。

此后3年间，相原一直在为丈夫的归来而祈

祷。直到3年后她才知道，就在她被从地里召唤

来听天皇玉音放送的前一刻，丈夫已经在5天前

的一场跟苏联军队的战斗中死掉了。终究，战争

已经永远地破坏了她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数百万聚集在邻里间的收音机前恭听玉音放

送的日本人，不是什么现代的“公民”，而是天皇

的臣民。一直以来，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支

持了自己国家与中国和其他同盟国的长期战争。

照日本方面的说法，那一向是“圣战”。宣布日本

投降，44岁的天皇陛下遇到了如何以新的辞令取

代这种战争修辞的挑战。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14年前，在他即位的第

6年，裕仁天皇默许了帝国军队对中国东三省，

即所谓“满洲”的接管。8年前，日本以天皇的名

义，发动了对华全面人侵。从那时起，裕仁在公

开场合，都是以身穿挂满勋章的最高司令官军服

的面貌出现。1941年12月，他颁布了对美国和欧

洲各国宣战的诏书。现在，三年零八个月过去

了，他的任务不仅是要终止一场失败的战争，而

且还不能否定先前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得

承认本国的暴行，又得以某种方式解脱自己对于

多年的侵略战争所应负的责任。

（图：难忘的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

使裕仁天皇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在广

播中他宣布日本投降并劝谕民众"忍所不能

忍"。）

是裕仁本人首先提出打破先例，直接向他的

臣民们发表广播讲话的想法。诏书的内容，直到

广播前一天接近午夜时分，才最终敲定。诏书的

起草和交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录制在密谋中

进行，并瞒过了那些反对投降的军官们。尽管产

生于混乱之中，终战诏书仍然是一份悉心打磨的

意识形态精品。

尽管许多人跟相原一样，理解起天皇的讲话

来有困难，天皇发出的讯息（同时通过无线电短

波传播到了海外）却迅速被每一个人所知晓。许

多像相原村上的东京人那样见多识广的听众，向

他们迷茫的同胞们解释着播送内容。播音员们立

即以日常口语总结宣言及其要旨。报纸也连忙发

行号外，对天皇的诏书加以社论评说。

就像昆虫嵌入琥珀，天皇《终战诏书》的字

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

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

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

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

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

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

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诏书的开篇，天

皇重申1941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

谕：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

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

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

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谈到广岛和长

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

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

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敌人第一次

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

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

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

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

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

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

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

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

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

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

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对于天皇的许多听

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

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

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

过。

（图：珍珠港的美国水兵庆贺日本战败的消息）

在1945年的8月唤起这样的民众情感，实在

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后

果，是近300万日本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或重

病，国家一片焦土瓦砾。而此时天皇忠诚的臣民

们，还被期望能够体贴圣意，为不能面对这一切

安然活下去从而使天皇苦恼而惴惴不安。这是天

皇第一次直接面对公众讲话，所以收效格外显

著。或许他真的不仅是他们苦难的象征，还是战

争失败最大的牺牲者。毫无疑问，天皇的臣民们

必定猜想，此前激励他们战斗和牺牲的皇诏，并

非天皇的本意，而是奸佞之臣的断章取义。正像

多愁善感的天皇崇拜者们的解释，只有现在，人

民才终于听到了天皇真正的声音。正所谓“密云

冲破浴天日”。

尽管天皇一再强调对“朕之忠臣良民”的信

任，并保证与他们“休戚与共”，但还是告诫他们

不要在战败的混乱和不幸中闹纷争。保持一个大

家庭般的团结非常重要，要坚信“神圣国家不

灭”，并竭尽全力重建国家，既保持日本的传

统，又要与“世界进程和命运”并驾齐驱。

在这些既大胆又小心的言辞背后，隐含着对

战后日本社会剧变的深深不安。数月来，天皇一

直被这可怕的前景所困扰。天皇的玉音放送，不

仅是一场失败战争的正式的终结声明，而且是风

雨飘摇之际，维持帝国统治、维护社会和政治稳

定的紧急战役的开篇宣言。

对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反应千差万别。有些东

京居民一路行进到皇宫，静静地站立在一片废墟

的都市风景之中。（美国的决策者们排除了将日

本皇宫作为轰炸目标，但有一部分建筑还是被不

经意地破坏了。）他们跪倒在皇居前的瓦砾上，

因未能按照天皇的期望生活而垂首忏悔的照片，

后来被当作日本投降瞬间最典型的影像。

实际上，这是带有误导性的影像。聚集在日

本皇宫前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而各地的普通百

姓流淌的泪水，折射出各种与此相去甚远的群众

情绪：苦恼、悔恨、丧亲之痛、蒙受欺骗的愤

怒、突然的空虚和目标丧失，甚至是单纯因为不

幸和死亡的意外终止而产生的喜悦。天皇裕仁的

掌玺大臣和亲密心腹木户幸一，亲眼见证了人们

的这种解脱。他在一则日记中记录，的确有人在

皇宫前欢呼。他心情复杂地评述说，他们显然是

感到如释重负。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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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投降

（图：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太平洋战区的美国

海军特种工兵营）

正如相原的祈祷词所显示的，预料大批的日

本人可能会选择死亡而不是战败的耻辱，并非不

切实际。在长年的战争中，士兵被禁止投降。他

们被告诫说，没有比投降更可耻的了。当战火逐

渐蔓延到日本本土, 平民们也被灌输了要奋战到

死的观念，正如谚语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然而，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后，选择“玉碎”的

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还要少。有几百人自杀了，其

中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

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德国从来就没有一

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比的疯狂信仰。

实际上，就政府组织来说，8月15日天皇的

重要广播之后，最迅速、最显著的行动，莫过于

注重实利和自我保全。全国上下的军事官员和文

职官僚们，狂乱地焚毁各种文件卷宗，非法地抢

夺大量军用物资。尽管天皇的终战宣言使美国结

束了空袭，但据说，——这当然有点夸张——几

天后东京的上空仍然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战时

燃烧弹的地狱之火，换成了焚烧公文档案的冲天

光焰，各界精英们步他们君主的后尘，全力以赴

地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

无条件投降

征服者们没有看到这些火光，因为同盟国占

领军的第一批先遣队，直到天皇玉音放送之后的

两个星期才到达日本。跟他们一起到来的，是一

位新的专横的权威统治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

军，他被任命为同盟国在日本的最高司令官。9

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所

举行的壮观仪式上，麦克阿瑟与其他同盟国的9

位代表，同日本官员签署了投降协议。

投降仪式充满了象征意味。“密苏里”是亨利·

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家乡，而他有关

日本最主要的决议，是在日本的两座城市投放原

子弹，并力主执行他的已故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

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密苏里”号上飘

扬的美国国旗，有一面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

击珍珠港时，飘扬在当时白宫顶上的。

（图：1945年9月，在台湾获释的营养

不良的英美战俘。）

另一面，是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马

里兰州首府）紧急空运来的31颗星的美国星条

旗，曾经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

(Powhatten)上使用过。当年佩里的炮舰外交，迫

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闭关锁国。1853

年，佩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烟的“黑船”组成的小型

混合舰队，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终灾难性的与西方

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现在，一百多年光阴

荏苒，美国人重又以象征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

技立国的庞大海陆空军队卷土重来，以佩里旧日

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

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的。

两位签署投降文件的日本官员，一是梅津美

治郎将军，代表日本帝国军方；一是外务大臣重

光葵，代表日本帝国政府。1932年，重光葵遭一

名抗议日本殖民朝鲜的朝鲜人炸弹袭击，失去了

一条腿。他那笨拙的步态，在颠簸的美国军舰甲

板上，传达出一种离奇异样的深刻印象，似乎象

征着伤残而脆弱的日本。不管怎样，那些来出席

签署投降文件的人，站到了那些没有到场的人的

位置上：因为天皇没有来参加这样的场合，皇室

成员也无一人到场，即使是宫内省也未派员出

席。同盟国方面领导人的让步，引起了战胜国和

战败国双方阵营观察员们的惊奇。直到战争结

束，甚至连露骨地拥护日本皇室的美方官员们，

如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

也假装天皇将会而且应该亲自签署正式的投降文

书。而且甚至在日方已经知晓天皇不必亲自经受

这场折磨之后，他们仍然装作将派一位皇室代

表，有可能是皇族血亲，来代替天皇签署投降文

件。在9月2日这出伟大的道德审判剧中，天皇被

完全免除在外，对日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征兆。

因为这暗示着，胜利者可能愿意帮助天皇从最终

的战争责任中解脱出来。

在“密苏里”号上的演讲中，麦克阿瑟雄辩地

谈到了全人类的希望：“一个建立在理解和信任

基础之上的更美好的世界将会从过去的流血和屠

杀中产生，一个致力于人类尊严和满足人类最宝

贵的愿望——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

界。”他明确地对他的美国同胞指出，“神圣的使

命已经完成”，并告诫说，如果这个世界不学着

在和平中生存，现代战争的彻底破坏就意味

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当谈到战败国日本时，这

位最高司令官宣布，投降的条款委任了胜利方将

日本人民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并要

确保这一民族的精力和能够回到建设的轨道上

来，即他所说的“纵向发展而非横向扩张”。这些

严厉、庄重而充满希望的话语，以及他宽宏大量

的姿态，使得日本领导人又得到了一点儿小小的

安慰，他们仍然在紧张地揣摩，胜利者到底想要

对他们做些什么。

（图：直到1945年9月2日美国军舰"密苏

里”号的正式投降仪式上，失败的重大意味才真

正明了。当时日本代表团被团团包围，简直被获

胜方同盟国的装备和人员耀武扬威的气势所淹

没。）

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爱国者来说，投降仪

式仍然“意味着灭亡”。正如一位出席“密苏里”号

仪式的美国将军所言，“尽管日方代表的表情高

深莫测，丝毫也未流露他们的情感”，然而“他们

的举止气度是如此地阴森抑郁，似乎完全意识到

了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付之灰烬，而

他们民族的希望和野心业已终结”。未来的命运

捉摸不定，国家的耻辱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已

经完全屈服的感觉，被投降仪式上的戏剧化场景

强化了。帝国的海军早就被摧毁了。除了几千架

摇摇欲坠的以备自杀袭击的飞机之外，日本的空

军力量——不仅是战机，而且包括训练有素的飞

行员——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日本的商船也都躺

在了海底。几乎全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过空

袭，天皇数百万的忠诚臣民无家可归。战败的帝

国军队，星散在亚洲各地和太平洋的众多岛屿

上。成百万活下来的士兵正忍饥挨饿、满身伤

病、士气丧尽。然而东京湾挤满了几百艘强大

的、闪闪发亮的美国战舰。在某些戏剧性的时

刻，引擎轰鸣，天空会几乎一下子被大约400架

耀眼的B-29超级轰炸机和1500架护卫的海军战斗

机完全遮蔽。帝国的土地被一波又一波身强体

壮、装备精良、神气自信的登陆美国大兵所亵

渎。这支占领军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25万人。

一个在1940年庆祝过它神话传说中的“皇纪两千

六百年”并自豪于从未被入侵的国家，就要被白

人占领了。

在日本人眼中，对1945年9月2日无法磨灭的

印象，是西方――实质上就是美国――格外的富

裕强大，而日本则是不可思议的贫困虚弱。这是

一种简单的观察，但它承载了巨大的政治含义。

东京湾的一幕，就发生在紧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

爆炸之后，提供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训。那就是

在美国式民主之下，可能达到怎样的物质实力和

富足。尽管理解这个关于财富与力量的民主等式

需要一点儿时间，但明白日本已经彻底战败却几

乎不需要什么时间。投降仪式9天后，麦克阿瑟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评述说，日本已经降到

了“四等国家”的地位，――这种对现实状况的露

骨评价，足以使天皇以降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感

到痛彻心肺。自从佩里准将强迫日本敞开门户以

来，日本的统治者就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事

实上，正是出于自己“一等国家”的地位不被承认

的恐惧，才激起了日本朝野上下同呼吸共命运，

最终向西方宣战。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

人断然宣称，假使不能在亚洲建立高枕无忧的绝

对统治权，日本就会被降级到“二等”或是“三

等”国家的地位。就像一道被重新撕裂的伤

口，“四等国家”的说法，立即成了战后的流行

语。这之后不久，麦克阿瑟又以更惊人的口气说

到日本的处境，使人忆起《圣经·旧约》全书中愤

怒的神。谈到日本军队被遣散的问题，麦克阿瑟

宣称“他们被彻底打败和威吓住了，在投降加于

他们国家的严重惩罚面前瑟瑟发抖，这是对他们

国家深重的战争罪孽的报应”。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胜利者继续为这个国家

的破坏程度而感到震惊。10月中旬，在呈交杜鲁

门总统的一份概括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的谈话

的备忘录中，总统特使小埃德温·卓克（Edwin

Jocke，Jr.)报告说，“现驻东京的美国官员们惊奇

于这样的事实，日本竟然能够抵抗那么久”。实

际上，经济的混乱是如此严重，他补充道，在一

些美国人看来，原子弹爆炸“是被日本人抓住以

结束战争的口实，事实上只是加速投降数天而

已”。卓克接下来指出，“日本大城市的整个经济

结构已经被摧毁。东京700万人口中的500万业已

离开了这座毁坏的城市”。稍后从华盛顿派来了

调查团，由享有盛誉的联邦战略轰炸调查团分析

专家带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投降前对日本

继续战争的实力的估计，被过分夸大了。这当然

战败的数据

不过是事后的推论，但是它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评

价，即日本在战争结束时的虚弱，远远超出了日

本国外任何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日本国内任何人

承认的程度。

实质上，以后几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日

本彻底战败的背景下展开的。绝望、愤世嫉俗和

投机主义，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根蔓延。而恢复

力、创造力和一种只有在亲历一个旧世界的毁灭

和憧憬新世界的诞生的人们身上出现的理想主义

精神，也得到了奇迹般的张扬。在这样的环境之

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有精力、想象

力或意愿，去奢谈他们在执行天皇的圣战过程中

曾经牺牲的那些生命了。

战败的数据

战争的创伤是难以精确计算的。即便出动庞

大的机构和部门来计算人员伤亡总数和估计物质

毁坏的程度，其结果仍然是典型的大杂烩，精确

得难以置信的数字下掩盖着大面积的模糊。在战

败国日本，用了几年时间才计算出普遍认可的这

次失败的战争所花费的代价。

经常被引用的军队死亡人数，截至投降时大

约是174万，这一数字可能相对准确。另一方

面，一旦计入在空袭中死亡的平民人数，评估数

字就相当混乱了。如果将1945年8月15日之后日

本本土以外与战争相关的军队和平民死亡数字计

算在内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加不明朗。

（图：日本投降之前，超过60个城市在空袭中被

严重炸毁。这张美国军事照片，俯拍的是 1945年

6月在大阪上空执行轰炸任务的一架B-29超级轰

炸机。）

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都倾向于对此棘手问

题采取回避态度。总计可能至少270万军人和平

民死于战争，大略相当于日本1941年7400万人口

总数的3%到4%。另有数百万人受伤、患病或严

重营养不良。1945年, 接近450万的复员士兵被认

定为伤病，最终大约有30万人领到了伤残抚恤

金。

对物质损失所作的大淸算显示，同盟国对日

本本土的海战和空袭战，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

约1/4的财富。其中包括4/5的船只，1/3 的机器设

备，1/4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麦克阿瑟将军

的“SCAP”机关（SCAP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首字

母缩写，通常用来指代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将全

部代价估得更高，1946年初的计算是，日本“损

失了总体财富的1/3，以及全部潜在收入的1/3到

1/2”。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

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 35%。

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66个主要城市被严重

炸毁，破坏了这些城市总计40%的地区，至少大

约30%的人口无家可归。在最大的都市东京，

65%的住宅被摧毁。在全国的第二和第三大城市

大阪和名古屋，这—数据分别是57%和89%。第

一支到达日本的美国分遣队，尤其是那些经历了

从横滨到东京的几个小时旅程的队员，对沿途随

处可见的城市废墟，如果不感到震惊的话，也至

少无一例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进人东

京的外国记者拉塞尔·布莱恩斯（Russell Brines)

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

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

囱、笨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锁的低矮建

筑”。从这片被占领的土地上第一次拍摄的照片

和电影胶片，捕捉着这些无尽的残破的城市街

景，传达给万里之外的美国观众，而他们从未真

正了解烧毁的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

（图：第一批进入战败国日本的胜利者，震

惊于他们面前城市的破坏之惨烈。这是当时隅田

川边的东京闹市区的俯瞰图。）

然而，即使是置身于这些大面积毁坏的城市

景象中，征服者们仍然发现了他们选择性轰炸政

策的奇特证据。例如，首都的大片贫穷的民宅、

小店铺以及工厂被摧毁了，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富

人区住宅却保留了下来，以备占领军的大批军官

们居住。东京的金融区，大部分完整无损，将很

快成为“小美国”地区——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所

在地。没被破坏的，还有战争末期驻扎了大多数

帝国军事机构的建筑。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

者随后将此作为了审判日本首脑战争罪行之地。

全国的铁路也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地有效运转。例

如，东京的居民们曾直接乘火车去遥远的广岛，

探视他们的亲厲是否在原子弹爆炸中活了下来。

在被炸毁的贫民区之外，包括电力和供水在内的

绝大多数设施，仍然运转正常。不管有意还是无

意，美国的轰炸政策，至少在大城市，曾经倾向

于重新强化现存的财富等级秩序。

当天皇告诉他的臣民从前的战斗和牺牲都是

徒劳的时候，接近900万人已无家可归。正如一

位美国人描述的情景，“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很

多家庭挤在摇摇欲坠的小席棚里，有的试图睡在

过道或地铁站台上，甚至人行道上。公司雇员睡

或者……归国？

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老师们睡在教室里”——当

然，假使他们足够幸运，仍然有办公室或教室可

睡的话。每个主要城市的街道上都人满为患：复

员的士兵、战争寡妇、孤儿、无家可归者和失业

者。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想着如何能够不挨饿而已,

然而，相对说来, 他们这些人仍然是幸运的。至

少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

或者…… 归国？

战败之后，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

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大约有350万人是

陆海军士兵。其余的是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

童。这是一群数虽众多而且被普遍忘却了的中低

阶层的人们，他们曾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

帝国势力范围。在战争结束时，约260万日本人

滞留中国，其中110万分散在“满洲”地区。此外，

近60万军队在千岛群岛和满洲南部的大连湾旅顺

口一带放下武器。超过50万人滞留台湾，90万人

滞留朝鲜，此前中国的台湾地区和朝鲜曾分别于

1895年和1910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图：1945年9月，广岛临时医院里的原爆

幸存者。床褥上落满了苍蝇，一位妇女正盯着被

子下面她那受伤的婴儿。）

（图：战后的数年间，许多城市居民继续在

这样的棚户区中竭力维持艰难的生计。）

在战争结束时，东南亚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

人接近90万，绝大多数是军事人员。此外，还有

数十万的天皇残余部队被困于太平洋诸岛屿。

自然，所有这些人都盼望快点回国，他们的

亲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然而对许多人来

说，回国需要几年而不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且

成千上万的人注定会死去，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祖

国。对这好几百万人来说，投降，只不过标志着

人生更加动荡不安和残酷阶段的开始。他们成了

被战争蹂躏的、“解放了的”亚洲的混乱状况的牺

牲品，成了传染病肆虐的牺牲品，以及胜利的盟

军的虐待对象。1946年9月，天皇广播之后又过

了一年多，超过200万的日本人仍然未被遣返回

国，而且政府承认大约还有54万人下落不明。

在“二战”数不尽的史诗般的悲剧中，这些日

本人的命运是被忽略的一章。仅在“满洲”，据估

计就有179000名日本平民和66000名日本军人，

在投降条约签订之后的混乱和严冬中死亡。在北

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方仓皇离去的日本人，通

常只力所能及地带一点东西，也就是年幼的孩

子、随身物品和很快就会吃完的食物。所有的财

产都丢弃了。许多难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将最小

的孩子留给贫穷的中国农民家庭，孤注一掷地希

望，被遗弃的孩子也许更能有机会活下来。

即使正常地踏上了归国的路途，也不能保证

立即安全地回国。疾病在一队队的归国人群中蔓

延，因而归国的行程会由于医学体检、免疫接

种，甚至是隔离检疫等的需要而拖延。就这方面

而言，1946年春夏，形势尤其严峻。4月份，从

中国腹地启程的归国者被天花的流行阻挡了行

程，5月是斑疹伤寒症的发作，6月份则是霍乱大

流行。朝鲜南部和印度支那北部、“满洲”地区也

分别于5月和8月爆发了霍乱。

对于所有战区的日本现役军人来说，归国行

程的延迟，往往是因为当地的盟军首领选择利用

这些战俘来为战后的特殊用途服务所致。直到

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

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设在菲律宾群岛、冲绳

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从

南亚和东南亚遣返大约75万日军回国，在这些欧

洲列强将日本侵略者业已驱逐的区域，他们扣留

大量日本战俘来建设工程，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

民权威的意图。1946年中期，他们宣布将扣留

113500名战俘在当地劳动，直到1947年的某时。

后来，其中约有13500人被移交给了荷兰，用于

重新加强对以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在马来

亚和缅甸，最后一批日本战俘直到1947年的10月

才被英军放行。

被中国军队俘虏并被迫在中国的内战中为国

共双方工作或打仗的日本俘虏，总数不明。据报

道，投降之后一年多，大约68000名被关押在“满

洲”的日本人仍然在为中国军队效力，绝大多数

在共产党一方。国民党政府方面，在1946年的大

部分时间，推迟遣返了超过50000名具有实用技

能的日本人。直到1949年4月共产党胜利前夕，

相信仍然有超过 60000名日本人滞留在共产党控

制的地区。

对大批的投降军队扣留时间最长、虐待最严

重的是苏联方面。苏军于8月8日天皇广播前一星

期参战，并在“满洲”和朝鲜北部接受了日军的投

降。美国和日本的权威人士估计，大约有160万

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而且很快，事实

证明，很多人被利用来弥补苏联因战争和斯大林

肃反运动所造成的人力不足。苏联释放的第一批

战俘直到1946 年12月才回到日本。到1947年末，

总共有62.

5万人被正式遣送回国。同期，约有

29.4万在朝鲜北部投降的日本人，通过“非正

常”途径在美国控制的半岛南部港口登陆。第二

年的5月到12月间，又有大约30

万人被允许回

国。此后归国的流程再次中断，公布的理由据说

是因为恶劣的气候状况。

对苏联的普遍敌意，可回溯至上个世纪之

初。早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当时沙皇俄

国与日本帝国在东北亚就是领土扩张的竞争对

手。遣返进程折磨人般拖延的状况，以及苏联方

面不愿提供战俘人数和身份确切信息的做法，加

深了这种仇恨情绪。到了 1948年，还有一点也变

得明确无误：苏联拖延遣返是为了对战俘们进行

强化教育，以便让他们回国后为宣传共产主义做

贡献。

1949年春天，在占领军领导人的一再敦促

下，苏联宣布仅剩95000 名战俘，他们将全部在

当年底遣返。依据美国和日本的统计，确切数字

应当在40万左右。突然之间，超过30万日本人的

去向成谜。四十多年后，苏联终于透露了大约

46000名已知被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姓

名。全部人数从未能够査实。

这些数据的混乱——数十万士兵、水手和平

民就这样在海外消失——暗示了“战争结束”的正

式日期，本质上来说对许多日本人毫无意义。年

复一年，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等待着亲人的

回还，就像相原那样，经常是终于盼来了消息，

却是亲人已故的噩耗。或者，更糟的是，从此音

信杳无。

（图：1950年2月，战争结束四年半之后，

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由佛教日莲宗发起的集会上，

妇女和儿童为仍被苏联扣留的战俘们的回归而祈

祷。）

难民

1950年，日本最流行的家庭连载漫画《寸妒

工儿》（《阿螺》），还把一个男孩可怜地等待

他的父亲从“苏联”归来作为主题。

那年的4月，麦克阿瑟将军接到了来自滋贺

县12万人的不同寻常的请愿，这些人全都是失踪

士兵的亲属。他们还送上了一件非凡的礼物：一

幅费时8个月绣成的麦克阿瑟的刺绣肖像，每个

请求者都在上面绣了一针。这件惊人的礼物的灵

感，暗含了战争年代亲人的一种象征性的祝福行

为——送给士兵们腹卷（腹带，肚兜），由一千

个人每人缝一针。制作和佩戴“千人针乃腹卷”，

是在海外作战的男人与他们家乡的亲人，尤其是

家里的女人们之间亲情的表现。这件礼物附上的

短信，感谢最高司令官对确保上百万日本人遣返

的“无尽同情”，并恳请他继续为仍然滞留海外的

人尽力。日本投降四年半之后，大量民众仍然时

时处于悲痛和不安之中，怀着他们破碎的人生可

能重圆的憧憬。

难民

从后勤运输的角度看，遣返过程取得了震撼

人心的成就。从1945年10月1日到1946年12月31

日，大约200艘自由轮、美国军方出借的登陆

舰，以及日本曾引以为豪的舰队的残余船只，运

送超过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另有100万人终

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则是在1947年。31 与此

同时，“反向的归国”也开始起步，即遣返战争中

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胜利者的首要问题，当然

是确保在日战俘的获释。这些分散关押在100多

个集中营里的战俘们营养不良，有的还得了肺结

核。一些人，比如在“大船收容所”里的战俘们，

受到了严重虐待。美国人还获悉了在日本本土针

对战俘的极端暴行，包括在九州帝国大学进行的

活体解剖。到1945年10月31日，总共有31617名

美国战俘获释，并经由马尼拉回国，在途中有

187人转人医院治疗。

到目前为止，在日数量最多的外国人是亚洲

其他国家的人。大多数是应征人伍担任重体力劳

动的朝鲜人。到投降时，约有135万常驻日本的

朝鲜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想离去。到1946年的第

一周，已经有63万朝鲜人被遣返。那年年底，遣

返总数上升到93万人。与此同时，一些在他们本

国遭遇混乱和艰辛的朝鲜人，分别进入美国和苏

联的占领地带，企图重新进人日本。另有一些海

外的朝鲜人，包括很多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的

人，选择遗返日本，而非朝鲜。遣返在日的亚洲

人，还包括遣返超过31000名中国战俘与合作者

回国，这一数目，与当年遣往台湾的殖民居民的

数量大体相等。

在战争孤注一掷的最后阶段，日本的领导人

包括天皇本人，选择了在一场徒劳但却异常惨烈

的战役中牺牲冲绳，企图以此阻止盟军攻入日本

本岛。从1945年4月到6月的冲绳战役中，超过一

万美军丧生。帝国部队超过11万人实质上被消

灭，大约1/3的当地人口——大概有15万男人、女

人和孩子被杀。遣返，对冲绳人来说，只是标志

着新的痛苦阶段的开始。因为在那场战役之前，

大约有16万冲绳岛居民已经撤退到了日本本岛。

（图：1946年12月，日本投降16个月之后，

在日本平民由“满洲" 归国途中成为孤儿的孩子们

到达东京的品川车站。照片右首的孩子，脖子上

挂着白色肩带，里面放着她的家人们的骨灰

盒。）

尽管他们渴望能尽快返乡，但这是不可能

的。冲绳岛被毁坏得如此严重，甚至已经无法为

当地大幅度减少的现有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

处。于是，在日本本岛的冲绳人，成为了另一群

难民，被迫住在日本的难民营中，承受不能返家

的痛苦和辛酸。

当时位于浦贺港的鸭居收容所的记录，描绘

出赤裸裸的混乱与绝望的状况。此收容所于1945

年11月开始接受从太平洋地区回国的平民，设计

安置人数为1300人，但很快就住进了

3倍的难

民，其中半数是儿童。难民营的管理，无力避免

营养不良问题。每日典型的菜单，包括每天定量

供应少许混合的大米和小麦，早餐是酱汤，午餐

是煮白菜，晚上煮萝卜白菜当晚餐。许多归国者

无处可去。偷盗是常有的事，许多男人靠赌博消

耗精力。记者仓光俊夫，在1946年1月写道：共

有4位医生、18名看护妇和4名医疗助手为这个中

心服务，负责尽快将重病号分别送往附近的6所

医院中。尽管如此，每天仍有15人到20人由于营

养不良或其他原因死于收容所中。指派的殡葬队

来不及将尸体运往火葬场，经常不得不将早已咽

气的人搁置一边，直至尸身变得强直僵硬。

1946年12月，仓光记录了他与渡边千鹤子的

一次对话。渡边千鹤子是个7岁的小女孩，是

从“满洲”回国的第一批孤儿中的一员。回国的36

名儿童，从4岁到12岁不等，其中23人，包括千

鹤子，被立即送进了医院。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

生着疥疮，并且营养不良。有4个孩子得了严重

的肺结核。渡边千鹤子的一张照片，曾经出现在

许多报道孤儿回国的报纸上。她被挑选出来，是

因为她回国的时候，脖子上的肩带下边挂着当时

常见的白色骨灰盒。仓光找到小女孩的时候，她

正端坐在一张成人尺寸的大床上，骨灰盒就在旁

边的搁板上，跟一个小洋娃娃放在一起。他记下

了跟小女孩的几句对话：

“你爸爸死在哪儿?”

“奉天。”

“妈妈呢?”

“葫芦岛。”

“妹妹贞子呢?”

“佐世保。”

（图：在战败导致的长期液乱中，许多旧军

人乃至平民百姓下落不明。这是投降10个月后，

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查看失踪者亲友张貼

的寻人启事。）

这些地名标志着千鹤子从“满洲”归来的漫长

旅途中的各个阶段。按照日本习俗，因为信仰佛

教，所以人死后要授佛教徒的戒名。因为架上的

骨灰盒上只有一个戒名，仓光说不上来，里面到

底盛放的是千鹤子父亲、母亲还是妹妹的骨灰，

或者就是他们三人的骨灰掺和在了一起。

在日本投降一年后，虽然身揣亲人骨灰的孩

子的景象还有新闻价值，但海外归来的退伍士

兵，携带死去战友的骨灰交还幸存亲人的场面，

则是司空见惯了。对于归国的平民，骨灰盒也常

常出现在他们少得可怜的随身行李之列。然而，

即便是死人的遗骨，有时也未必有明确的归宿。

1946年8月1日，据报道在浦贺港靠岸的遣返船冰

川丸，带回了7000具无人认领的骨灰盒。

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

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

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者疏散到了乡

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临时的布告牌，贴满手写

的寻找失散家人的启事，或是提供张贴者本人的

讯息。这并不仅仅是投降之后几个月内的现象。

自1946年1月始，一档叫做“复员者消息”的广播

受歧视的老兵

节目开播，提供即将遣返回国人员的姓名、船期

和登陆口岸的信息。1946年6月，当证明这些做

法还不够时，又开播了一档“寻人”栏目。电台几

乎立即就被每天四五百封的读者来信和数十通电

话询问淹没了。到8月份，广播时间增加到每天

两次，每周五天。有段时间，节目中有一个特别

的单元“我是谁?”，专门为迷失家园的归国老兵进

行咨询。“寻人”节目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

命。起初，大约40%到50%的广播问询都得到了

回复，直到1950年，这个节目还在继续清理相当

数量人员的下落或是死亡声明。“寻人”广播一直

到1962年3月31日才结束。

受歧视的老兵

当从苏联遣返的战俘开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

的时候，他们受到指责已经被洗脑，是故意挑

起“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阶级仇恨”。事实的确如

此，但是许多从苏联以外的地方归来的退伍兵，

也对曾经领导他们战斗的军官既愤激又轻蔑。这

种情况在战争狂热而徒劳的最后阶段仍被命令血

战到底的士兵中尤其突出。团队的凝聚力和军队

的等级秩序，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在理想化的

概念“忠诚”与“和睦”上建立起来，而是建立在独

裁专制、逐级压迫的高压政策的基础上。即使在

最好的情况下，上级军官普遍贏得的不是尊敬而

是恐惧，而战败则释放了一直深深压抑着的怨

恨。在极端的案例中，这种仇恨甚至导致了对前

任军官的谋杀。

投降之后，这些情绪第一次得到公开宣泄。

1946年5月，一位老兵给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之一《朝日新闻》写了一封典型的诉苦信，回忆

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忍

受“地狱般的饥饿”和军官对他们的虐待。他诉说

士兵饿死的比例要远远高出军官，并质问如何才

能使战友的亡灵安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被领导

者的暴政杀死的。他引用了古代武士的谚语“拉

上一个垫背的去阴间”，这谚语本来是指与敌人

同归于尽的意思。他说，他的绝大部分战友，死

的时候不是希望与敌人，而是与自己的军官同归

于尽。

几个月后，《朝日新闻》关于一位施虐军官

在战后被士兵私刑处死的报道，引起了18位读者

的回应。只有两人除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谋

杀并讲述了自己在军中亲眼所见的残暴和腐败。

一位在朝鲜服役的士兵，描述了军官在当地玩女

人和酗酒的事。一名水兵痛苦地回忆起他们如何

鞭打自己的一位战友。另一位老兵忏悔说，他经

常想袭击他的军官，但怕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幸

的后果，只好自己忍着。甚至那两封批评私刑事

件的来信，也采取了辩护的姿态。两封来信都声

言，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是坏的。

这样的坦承，在投降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它

暴露出战时的宣传，所谓“一亿一心”是多么昏聩

不明。即使是刚毅冷酷的老兵，也往往为归国后

的遭遇震惊不已。那些以欢送会和壮行酒打发他

们上战场的左邻右舍们，那些给他们寄慰问袋

和“千人针乃腹卷”的乡里乡亲们，通常并不欢迎

他们的归来。说到底，他们是失败者。他们邋遢

落魄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对充斥战时宣传的英雄

理想和英雄形象的嘲弄。

另外，战败之后纲纪废弛，驻扎在日本本土

的军人纷纷逃离守地。有警方的目击者提供，不

少人步履踉跄地将抢来的军用物资尽可能多地扛

回家，仿佛是“迷途知返”的本能所驱使。即使是

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也参与了疯狂的物资掠

夺。他们原本准备在战争结束时起飞，以完成他

们单程的自杀式使命。有一位飞行员以此来迎接

战败：他将飞机装满军需日用品，飞到他家附近

的一个飞机场，把战利品装车运回家，然后再返

回将飞机引爆。天皇忠诚的陆海军官兵们，似乎

一夜之间变成了利己主义和离心离德的最坏典

型。军官们和士兵们都趁火打劫，有时是大规模

的抢掠。警方报告担忧，公众的厌恶会上升为对

军事和行政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不满和憎

恶”，甚至是普遍的“对军人的仇恨”。

有时，甚至仅仅是一名退伍兵还活着的意外

事实，就可能引起恐慌。一些老兵归来后发现，

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了死亡。他们的葬礼已

经举行过，墓碑也立起来了。按照当时讽刺的说

法，他们成了“活着的英灵”。对悲伤的亲人们来

说，他们的死而复活，可能令人又喜又惊，乃至

绝望。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流传着：丈夫历经数

年、饱尝艰辛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已经再嫁他

人，通常是自己的兄弟或密友。

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震

撼，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却

被当作贱民对待。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

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

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

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

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

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来对待。在老兵

们写给媒体的信中，反复提到熟人和陌生人共同

投来的谴责的目光。有些老兵开诚布公地表达了

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悔恨。另外的人则声言自己的

清白，抗议把他们当作战争罪犯看待的不公。他

们辩护说，公众必须区分士兵或军人与“军阀”的

区别，后者才应最终为战争及其行为负责。

1946年6月9日，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一

污名化的受害者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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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封匿名信，记述了这种“还乡”的冷遇：5月20

日，我从南方地区复员回到日本。我的家烧毁

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物价太高，我仅有

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

没有人肯对我说句好话。人们甚至向我投来敌视

的目光。没有工作、受尽折磨，我被魔鬼迷住了

心窍。

这“魔鬼”指的是他想犯罪的冲动。写信的人

接下来讲述，他如何在黑暗的街道上与一位年轻

人搭茬儿，企图抢劫他，却发现攻击的是一位下

班的警察。最终，他的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

结局。警察没有逮捕他，而是给了他一百日元和

自己的一些衣物，激励他相信自己、克服困难。

尽管写信的人仍然没有妻子、孩子、家庭、工作

或金钱，他的信无疑是此后将正直做人的公开誓

言。

污名化的受害者

日本战争的许多最悲惨的受害者，现在成了

这个国家新的被放逐者。尽管有怜惜病弱者的温

和的佛教传统，尽管有儒教关于社会上下尊卑之

间相互义务的说教，尽管有所谓天皇治下的日本

人是“一家”的大日本帝国的老生常谈，对于那些

没有归属于“适当的”社会集团的人来说，日本是

一个冷酷的、不友善的所在。这里没有对陌生人

尽义务的传统，没有不求回报的博爱，没有对遭

受不幸的人的宽容，哪怕是发自真心的同情（与

暂时的感伤相对而言）。

当然，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

其冷酷的一面。但在战争结束时期的日本，这一

现象尤其突出。所有新出现的“不合时宜”的人

群，无一例外都感到了被侮辱的痛楚。他们，包

括受辐射玷污的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还有战争

孤儿和街头流浪儿，被摒弃在“正常”社会之外自

生自灭。至于战争未亡人，尤其是那些家贫者，

在这个自来歧视寡妇的社会中，就更加难以生

存。无家可归的退伍兵或是其他被抛弃的人，挤

满了东京上野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

公众通常回避谈论受战争打击患上精神疾病

的退役军人问题。尽管历史上有几位天皇和幕府

将军也被认为精神错乱，精神疾患却一直是个禁

忌话题。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常被幽闭于隐蔽

之处或暗室之中。身体的残障，也会引起公众同

样的反感。许多残废的老兵无法可想，于是挑战

这些禁忌，穿戴整洁在公共场合求乞，公然展示

他们身体的残缺，确切地说，是展示他们的痛苦

和酸辛。

（图：1946年，东京上野车站附近的流浪

儿。）

在东京，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还有

这样的流浪者在公共场合出没。另一些人则由于

回国后受到的冷遇，放弃了求生的努力。有一位

在写给报社的信中说，“我们的生存被损害，伤

病的老兵们被遗忘了”。信是从一所疗养院发出

的，写信的人讲述了他的康复病友们由于绝望而

自杀，信的结尾宣布说，“我自己五分钟后也要

上吊了”。

由于战争失败，又有身心残缺，残疾退伍军

人受到了双倍的歧视。同样，一旦公众的感情宣

泄过后，年幼的战争受害者们也被推进了深渊。

战争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们，几乎就被定义

成了“不良”儿童。他们被迫在大街上讨生活，被

当作无可救药的小罪犯来对待。战争结束后许

久，政府不仅没有拿出有效的措施来关心这些儿

童，甚至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关注。1946年6

月，厚生省估计全国大约有4000名战争孤儿。

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统计，战争孤儿和无家可

归的流浪儿合计为123510名。其中，28248人在

空袭中失去了父母，11351人在艰难的遣返途中

成为孤儿或失去与父母的联系。2640人确认为

被“抛弃”。

令人吃惊的是，另有81266人是在战争结束

时的骚乱中丧失父母，或与父母走失的。这些孩

子许多住在火车站、髙架桥和铁路桥底，以及废

弃的建筑中。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生存——擦皮

鞋、卖报纸、偷钱包、捡烟头、非法贩卖粮食配

给券，还有乞讨。一些偷钱包的男孩子被叫

做“喀嚓响的家伙”。（显然，“喀嚓”是硬币碰撞

声的拟音词。）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想当然地以

卖淫为生。有少数流浪儿，的确凭借他们的智慧

过得不错。1947年4月，在东京警方的一次行动

中，围捕了285名流浪儿，其中只有76人没有任

何营生。当时，大学学历的白领公务员的平均月

工资，大约为1240日元。而流浪儿中有19人平均

每天能挣高达100日元，另有67人每天挣30到50

日元。

投降初期最时髦的一句口号，是向往日本成

为一个“文化国家”。 1946年10月，一位出身贫寒

的有名望的小说家林芙美子，在一份大众杂志上

讨论说，没有任何对孤儿和流浪儿的困境如此漠

视的国家，能够自称是有文化教养的国家。两年

后，一位因人道主义受到尊敬的著名作家大佛次

郎，坦率地就同一问题深入探讨。他写道，一位

英国的熟人质问，为什么日本人对他们街头的流

浪儿无所作为。他对此的第一反应是缺乏财政来

源，但经过反省，他认识到原因是缺乏真诚。他

在文章结尾道，事实上只是，日本人这个民族，

缺乏对陌生人的爱心。他自己也不例外。说实

话，他只得承认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些肮脏调皮的

孩子，不愿费心去教导他们。大佛思考说，或许

当谈到爱的时候，日本人比别的民族浅薄。

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般会被驱赶在一起，像家

畜一样被装上卡车——这可不是个牵强附会的比

喻。直接负责围捕工作的警察或市政官员们，通

常会大声地清点人数。他们不是报一人、两

人……而是像数动物那样喊一只、两只……收容

中心往往实行军事独裁管制，经常搞体罚，甚至

不给有些男孩穿衣服，以防止他们逃跑。在有些

地区，这样的孩子从孤儿院进入正常的教育体

系，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他们重返主流社

会之后，仍然会因为是无父无母的“收容所来的

家伙”而饱受歧视。

战争未亡人，虽然在公众舆论中享有荣光，

但也经常受到忽视和歧视。除非家境富裕，她们

都得想方设法，在艰难的时世中养活自己和孩子

们。军队的津贴早已停止发放，战时工厂的工作

已被取消，成千上万从海外归来的男人，以及从

其他倒闭的战时工厂解雇的工人，正在争夺稀缺

的工作岗位。那些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公众的战争

寡妇们，在媒体上吐露了她们共同的心声。一位

农村妇女，她的丈夫放弃家族的生意去“为天皇

打仗”而失踪了。她质疑为什么世界对她和三个

孩子变得如此冷酷。她写信说，粮食配给停发

了。尽管她住在乡下，却买不起菜。她每天在家

工作到半夜，只能挣到两日元。而买4公斤土豆

就要35日元。一位寡妇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年

月，战争未亡人就该忍饥挨饿，而以前的官僚和

军人们却可以大肆盗用军需物资。她询问难道就

没有办法让她拿到一个月的津贴，或者给她一点

军用物品，哪怕只有一条毯子也好？

另一位妇女的丈夫仍然下落不明，她抱怨

说，退伍士兵回家还有遣散费，配给粮食和衣

物。相反，她和孩子们只能等着饿死。她哀怨地

问，当她和像她这样的妇女还在挨饿的时候，空

谈妇女参政之类的事情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

在许多地区都出现的问题：当人民在千疮百孔的

土地上面对支离破碎的人生景况时，哪里还谈得

上表层的、抽象的政治理想呢?

注释：

1.相原悠的来信，《朝日新闻》，1994年8月14

口。从技术上来说，这并非是第一次对天皇声音

的广播。1928年12月，在转播一次阅兵式时发生

了一点小事故，不经意将天皇宣读敕语的声音广

播了出去。《朝口新闻》，1995年5月16日。

2.作为一般原则，有关天皇行动的官方秘密文献

必须谨慎处理，因为它们是基于天皇近臣的记录

和冋忆完成，而这些近臣们总是致力于为天皇的

形象增光添彩。关于日本最高层的行动导致天皇

玉音放送的最早的官方报道，是由迫水久常于

1945年11 月向美国占领军当局传达的。日本投降

时迫水久常任内阁官房长官，并参与了投降诏书

的起草。迫水久常强调天皇决定亲自广播投降的

消息。

3.有关这一争论的例证，参见《朝日新闻》社

论，1945年8月16

口；读者来信，《朝日新

闻》，1945年10月21日；日高六郎，《现代意识

形态》（东京劲草书房1960), pp-230-231o

4.

1945年2月有名的《近卫上奏文》曾上奏天

皇，表达战败后有可能发生革命剧变的担忧。

6.战败之后，据推测陆军超过300人、海军约有50

人自杀。参见草柳大藏《内务省对占领军》（东

京：朝日文库，1987)，p. 16。据另一项统计，从

天皇玉音放送到 1948年10月，共计527名陆海军

人员，以及少数民间人士，因战败的责任感而自

裁。参见鹤见、中川编《天皇百话》上卷，pp.

714-716。

10.参见《昭和“发言”记录》，pp. 100 - 101 ；

《纽约时报》，1945年9月12日。接下来麦克阿

瑟评论说，日本可能会重新作为亚洲的商业领袖

出现，但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数周后，五星

上将William Halsey (在表达了战争“结朿得太早，

因为留下了太多的日本佬”的遗憾之后）宣布，

如果贯彻执行麦克阿瑟的方针政策，“日本将永

远不会上升到五六名的位置”。参见《纽约时

报》，1995年9月25日。

11.参见美国陆军部，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volume 1, supplement, MacArthur in

Japan ： The Occupation ： Military Phase

(Washington，D, C. :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原文1950年由麦克阿瑟的总参谋部起草，

但直到1966年才公开发表）， P- 131 9月21日，

麦克阿瑟的讲话再次被广为征引，当他告知美国

合众国际社总裁，日本“罪孽的惩罚刚刚开始，

将会漫长而痛苦”时，借机重申日本将“永不”可能

再成为世界强国。参见《纽约时报》，1945年9

月22日。

13.美国战略轰炸调査团被引用最多的一份报告

说，日本“定然”将在1945年底之前被迫投降，而

且“极有可能”是在11月1

日之前，“即使没有原

爆，即使俄国没有参战，甚至即使没有入侵日本

本土的计划或预期”。参见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46), p.

26。还可参见调查团报告，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July 1946), p. 13。这一推定是否正确，仍

然有探讨的余地。

23.数百名这样被抛弃的孤儿，都很贫穷而且只会

说中文。1980年代开始，他们由官方资助旅行去

日本，试图与他们的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即便真

的团聚了，他们也是极度痛苦。

27.例如1948年11月，从苏联遣返日本人的永保丸

上发生了骚乱，船上突然唱起了共产主义歌曲，

有人发表共产主义演讲，开始拒绝与占领军当局

合作。同类事件还在1949年6月和7月间发生过。

1910苏联发布的名单，参见《朝日新闻》月刊

1991年7月特刊《镇魂西伯利亚》。死于苏联之

手的日本战俘总数，据估计有55000到113000

人。

31.《每日年鉴》，1949, pp-97。归国人员还包括

几千名曾在美国因种族背景被监禁，于战争结束

时要求遣返日本的口裔美国人。其中除了不能获

得美闰公民身份且对祖国保持强烈忠诚的第一代

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之外，还包括许多第二代日裔

美国人，他们由于出生在美国，因而具有美国公

民身份。这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大多数曾在日

本生活多年，并于珍珠港事件前返冋美国。参见

袖井林二郎，《私亡——在米被爆者乃默示录》

（东京：潮出版社，1978)，pp. 55

32 .前引之 Reports of Genera! MacArthur, 1:

supplement: 89 -115 0。参见 p. 108 有关九州活体

解剖事件，以及p. 109有关一些战俘受到战俘营

下级看守“仁慈”待遇的参考资料。一说，在日本

境内共有32624名同盟国战俘，从总共127所战俘

营中获释（pp. 102 -104)。“活着的英灵”（生厶英

灵）一词，引自野田光春，《捕虏乃记》，《新

潮》1947年1月号。收录于p. 139。战争中日军被

俘的人员，通常被通报为已死亡，因为官方政策

将落人敌人之手当成是社会的耻辱。因而，不准

确的战死者报告，既有故意也有不知情的误传。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你认为你能把日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吗？我不这样认为。

——吉田茂首相

我们可以试试。

——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查尔斯·凯德斯

(Charles

Kades)上校

1946年8月，颇有才气的漫画家加藤悦郎，

为自己创作于美军占领第一年的插图集写了个序

言。加藤坦言自己缺乏反对战争的勇气，其实他

这不过是种自我掩饰的说法。事实上，他曾全身

心地将自己的才华投入战争的宣传。1942年，是

加藤创作了那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招贴画：把

罗斯福和丘吉尔（或者说是山姆大叔和约翰牛，

因为这些个人和国家的称谓可以互换）描绘为下

半身是野兽的家伙。一把亮闪闪的日本刺刀戳在

他们的屁股上。画的标题是：“彼奴等的死，就

是世界和平的诞生日！”

加藤用复杂的比喻来说明这一暧昧的情形。

他解释说，直到投降，他不是用手而是用穿了军

靴的脚在画画。自无条件投降的瞬间开始，他的

笔又重新回到了手上。也就是说，回到了它正常

合理的位置，然而这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加藤

将这本小小的漫画集献给大家，当作过去一年他

生命的记录。他选定的题目是《赠与的革命》。

似乎在一夜之间，加藤所说的野蛮的敌人已经成

为解放者，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代理人。

（图：在投降一周年之际，漫画家加藤悦郎

以这幅漫画传达出一种普遍的情绪：战争曾经是

多么愚蠢。图中，1945年8月15日，精疲力竭的

男人和女人正在木然地收听天皇投降的玉音放

送。他们在回想，用救火的水桶和竹竿做的长矛

抵挡原子弹的威力是多么愚蠢。）

加藤所起的题目，捕捉到了占领初期一种普

遍的情绪。而且他将这种情绪在几张纸上精练地

表达了出来。第一幅图画的是，1945年8月15

日，一对夫妇疲惫地瘫坐在地上。女人穿着战争

年代常见的雪袴，头戴防空袭火灾的头巾。男人

则身穿松松垮垮的军服，手里抓着一根竹矛。一

只救火用的水桶扔在一边。他们身后是一架收音

机，正在播送天皇的终战诏书。插图说明是，以

竹竿做的长矛来对抗原子弹是多么愚蠢。人们还

未感受到从战争到解放的欢乐，就被搞得晕头转

向了。

第二幅画，这对夫妇正在取下战时灯火管制

时遮住窗子的黑纸，并将后院的防空壕填平。他

们先前确曾认为，那迟早是他们的坟墓。

在简单地描绘了真正将光明带回人们生活中

的欣慰和喜悦之情后，加藤引入了他的中心主

题：一群日本人向天空伸出双臂，天空中飘满了

降落伞，伞下挂着的罐子上贴着“民主主义革

命”的标签。插图的标题是“天降的赠物”，文字说

明如下：

铺天盖地投下的燃烧弹和炸弹突然停止了。然后，从同

一片天空，开始降下和平的礼物。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主义革

命！不流血的革命！

然而，我们日本人，战败的日本人，被战争搞得精疲力

竭的日本人，是如何得到这个礼物的？我们将如何接受它？

后面的漫画，讽刺而又充满希望地描绘了战

败头一年的生动全景。加藤奚落摇摇欲坠的战后

首任东久迩宫内阁：就像是一个店铺在打广告卖

商品，却无货可卖。他嘲弄“不流血革命”不露痕

迹的转变——军国主义者穿上“民主”的礼服，政

客将战时的标语口号覆盖上“自由主义”，右翼的

后台老板修剪了八字胡，为的是看上去好像现代

工人领袖,

学生们把希特勒的肖像换成了马克

思，将《我的奋斗》换成了《资本论》。

政府和民间的精英们，在加藤所展现的新国

家里确实表现很差。财政和经济政策，只不过是

便于大资本家们在战败的混乱中兴风作浪。猛烈

的通货膨胀，使社会陷人了焦虑与民主的危

机。“划时代的”选举法，为1946年普选权后的第

一次大选铺平了道路，但却成了潘多拉的魔盒

(日本的说法是浦岛太郎的玉手箱），产生出了原

保守派外交官吉田茂为首的反动内阁。在加藤的

眼中，难以驾驭的左翼政治力量与这些破产性的

政策以及政策的制定者们一样，都不是什么值得

认真对待的选择。加藤的一幅漫画中，社会党人

正在跟共产党人签署脱离关系的文件，背景中却

有一位艺伎（象征传统的保守党）在假笑。

加藤也以饱蘸活力与困惑的画笔，表现日常

生活的茫然与困境：街头的流浪儿抽着雪茄。工

人们为经济停滞的原因鸡生蛋蛋生鸡地争吵不

休。（“没有粮食，就没法挖煤。没有煤，就造

不出肥料。没有肥料，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

就没法挖煤……哇，头晕啦!”）全副武装的盗贼

破门而入，却发现没什么可偷(“唉，你可以把空

柜子拿走。”被绑着的家庭主妇说。）黑市商人

建议卖春妇们自己成立组织，而黑市本身的出现

就是对政治经济大环境滑稽的戏仿。先前的军用

钢盔被颠倒过来当作民主的煮锅叫卖。（“快来

买，快来买……便利货一旦危机来临，你就可以

马上再把它当钢盔用啦!”）一位清瘦的知识分子

模样的小贩在叫卖“空洞理论面包”（没有内容，

但是却刺激胃口）。一位两手空空的推销员，正

在为他将来可能拿出的任何玩意儿拉订单，而且

要求预付定金。

“自上而下的革命”

（图：在加藤生动的描绘中，占领军引入的改革

议程是广受民众欢迎的 "从天而降的礼物"：胜利

者的降落伞受到欢天喜地的迎接，伞下挂的罐子

上书"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一切的喧闹之中，胜利者的革命从天而

降。在另一幅漫画中，美国，正如从天堂伸下的

上帝之手，为日本带来了“自由之钥”作为礼物，

解除了言论的约束和限制。就像从天而来的巨剪

一挥，美国剪断了绑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的铁

链，并赐予他们公民的自由权利。战败前日本的

经济，被庞大的金融和工业寡头垄断着。这些财

阀剥削榨取人民，使人民不堪重负。麦克阿瑟的

总部奋起神威，将千钧重负从被压榨的人民背上

卸了下来。当日本的领导者还在呼呼大睡的时

候，是美国人再一次从天上伸出上帝般的双手，

为饥馁的日本人民送上宝贵的食粮。

“ 自上而下的革命”

加藤悦郎精通线条勾勒和透视画法，拥有一

种独特但绝非怪异的日本风格。他对于征服者的

刻画，看上去与美国国内十分相似。关注被占领

国日本的美国漫画家们，通常将胜利者描绘成无

所不能、像上帝一样的形象。事实上，他们经常

描画同一幅“上帝之手”的图像：小日本被握在盟

军的手掌中，或是接受麦克阿瑟将军从天而降的

命令。更宽泛地说，在占领期及其后，战胜者和

战败者都将美国为战败国制订的改革方案，看作

是一种强加的“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尝试。麦

克阿瑟将军本人很少放过机会，唤起大家对在他

庇护下进行的政治、经济乃至“精神”变革的关

注。

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在早期恰恰得到了德

田球一的支持。德田是一位热情如火的共产党领

导人，一直被监禁了18年。1945年10月初，就在

他迈出监狱大门前夕，当占领军的领导者“剪断

了”政治束缚的“锁链”，德田立即写下了以如下宣

言开篇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

占领军表达最深刻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

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

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此后，当冷战升

级，这番言论无疑成了令共产主义者感到尴尬的

口实。他们只得勉强将德田的讲话进行合理化解

释，强调德田所指的“盟国”至少是将苏联包括在

内的。

这种做法不过是马后炮式的修正主义。直到

1947年之前，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主义人士，通

常都将势不可挡的美国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在

美国之鹰的卵翼下实现“民主变革”的观念流布甚

广，这种说法几乎立即成了一种常见的套语。各

式各样的标语口号，传达着在征服者的监护之下

——事实上，是在他们的命令之下——实行政治

和社会改革的理念。除了加藤经常提到的“赠与

的革命”和民主的“赠物”之外，日本人流行的说法

还有“波茨坦革命”，

（图：这是加藤表现早期占领军政策带来自

由的众多画作中的一幅。巨大的美国剪刀剪断了

束缚“人民”的锁链，而背景中，保守势力的掮客

和军国主义分子正在逃跑。这是特指1945年10月

4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人权指令》。）

暗指日本投降的条款，是由美国和其他盟国

在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中提出来

的。类似的说法还有“自上而下的改革”。

然而，这些说法并不总是传达出肯定的意

味，因为在许多圈子中，对待民主革命的态度是

有所保留的，甚至是完全警惕的。对于保守派而

言，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充斥着“红色”实践的气

味，而德田球一对“解放军”的热情拥抱，更加助

长了这种疑虑。更为敏锐警觉的评论者们，多赞

同河上彻太郎一针见血的讽刺说法。这位超然的

文学家在1945 年10月将美国的政策描述为“配给

制的自由”。他的巧妙表达切中要害:

由法令授权的民主，本身就具有内在矛盾，

而在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语境中弘扬自由更具有反

讽意味。“配给制自由”的错位表达效果，在于它

使日本人领悟到，他们正在美国人的统治下，继

续经历着曾在战时所经历的配给制。

就连加藤悦郎的欢呼，也包含一丝警戒的意

味。他那小小漫画集的持久魅力正在于，他对民

主革命理想的热情中掺杂着忧虑：这个“礼物”并

非是日本人自己挣得的。例如，那幅美国巨剪漫

画的说明是：“锁链被剪断了——但我们务必不

要忘记，我们没有流一滴血、一滴汗来剪断锁

链。”他的最后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懒散地

躺在堆满礼物的屋子里。漫画的说明警告：“我

们日本人看来已经习惯了享受革命成果的甜蜜，

而且极端不想为这珍贵礼物变成我们自身的成果

费一点力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少评论家对自上而下

的民主革命概念本身所蕴含的被动性和肤浅性给

予关注。他们认为，正如战争期间普通民众被军

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所操纵利用，民众现

在只不过是在追随另一套新的领导班子而已。剧

作家和评论家山崎正和，1948年从“满洲”归来

时，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起

对“所有的一切都是赠与的”深刻印象。民主在这

样的背景下来得“太容易”，从而无法真正在本土

扎根。另有一些人洞察到，自上而下的民主助长

了令人遗憾的“不负责任的逻辑”，每个人都学会

了对上级的指示唯唯诺诺。

1949年末，这种感到民主革命有问题的认

识，由民主革命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南原繁传播

开来。南原是东京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位基督教

徒。作为第一位被允许离开自己被占领的祖国的

日本人，南原在华盛顿发表了讲话。他将第二次

世界大战概括为一场“精神对精神”、“人民对人

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暴露出了他的同胞们的

严重缺点。南原信奉欧洲文艺复兴的理想，将之

作为确立个人人格与自由探求真理的基础。他断

言，他的国家现在也不得不经历“自身的复兴”。

南原回顾了十九世纪中期向西方敞开大门之后的

明治维新，这一早期的改革时代，只是创造了一

个现代国家的“外观”。它只是强调建设国家的实

力和扩展国家的财富。人文主义精神，至多也不

过是从属于这些目的。尽管现在“纠正这些错误

还为时未晚”，但是现在就为一个民主的新日本

欢呼显然还为时过早。

（图：占领军提供的最单纯、最有效果

的“从天而降的礼物”，通常是糖果、雪茄和口香

糖，以及随时随地的友善态度。在第一批美国大

兵到达后的数天之内，“给我巧克力”已经成了向

占领者们围拔来的孩子们的口头禅。上面的照片

是1945年9月，学童们蜂拥着一名在吉普车上发

放糖果的美军士兵。）

南原评论说，“不像是在美国，政治民主在

日本还未获得真正的生命”。反动势力反攻倒算

的可能性也绝非没有可能。

占领结束后，批评家龟井胜一郎，立即在一

份日本国内最畅销的月刊上撰文，巧妙地表述了

如下观点：被动的革命尽管总比虚伪地做做样子

要好一些，但还远不是争取民主的真正奋斗。龟

井写道，美国占领日本不是要进行彻底的意识革

命，而是要强化“殖民地心态”。因而，回首所取

得的民主实绩，甚至远不如加藤悦郎的那本小书

所表现的当初的期待和理想。在某些方面，美国

对日本的占领，让龟井联想起外面是丝绳、里面

却暗藏铁丝的圈套，或是一套好莱坞的电影布

景。

占领者们对他们“自上而下的革命”，自然看

得更为积极一些。然而在许多方面，即便以他们

自认为正义髙尚的立场看来，这也是一个理想主

义与现实考虑交织、民主主义热情和殖民者心理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不期而遇的历史时刻，更不用说那些史无前例的

方面了。改革者本身就是殖民地的总督，借用一

句现成的话来形容，他们是多愁善感的帝国主义

者。作为因战争胜利而改变了事业轨迹并提升了

事业目标的殖民统治者来说，他们具有 J. K.加尔

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概括的“目的高

贵的傲慢自负”的性格特征。”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正式而言，日本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受

外国控制期间，称为同盟国占领日本时期。这种

说法不确切。尽管成立了两个国际咨询委员会以

代表战胜国处理占领事宜，但它们的影响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自始至终，美国单方面决定大政方

针，并对有关占领的大事小情发号施令。

因此，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起草了确立初期

占领目标的三个基本文件：《波茨坦宣言》中，

由美、英、中三方宣布了投降条款；《日本投降

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8月底被提交麦克阿

瑟，9月22日对外公布；还有一个详述日本投降

后对日政策的全面的军事指令，也在8月底由参

谋长联席会议以草案形式提交给了盟军总司令。

尽管前两个文件很快就公布了，但是作为占领军

领导人的许多基本行动方针的第三个文件，直到

1948年11月才解密。

正像他最高司令官的头衔一样，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对占领事宜的大权独揽，正是美国对政策

和权力垄断的缩影。其他盟国不得对麦克阿瑟的

权威有所异议。麦克阿瑟属下插手军事和民政事

务的庞大占领军，除了象征性的少数例外（如原

子弹爆炸后驻扎在广岛周边的英澳联合军队），

几乎全是美国兵。此后数年间，拜访麦克阿瑟及

其总部的重要使团，都是从华盛顿而来，而且几

乎清一色是美国人。这种支配形态并非遮遮掩

掩。实际上，在8月底呈交麦克阿瑟、9月份公布

的《初期对日方针》文件中，明确规定在同盟国

发生分歧的场合，“美国的政策将起决定作用。

与占领同时进行的顶级战犯审判，一般正式

称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是个具有误导性的名

称。审判的确是由各国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主持，

而且审判长是澳大利亚人，但是东京审判实在是

一场美国支配下的表演。美国人操纵“国际检察

团”为审判设定诉讼程序，而且他们容许忽视其

他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异议。

三个基本的纲领性文件，以不断加码的方式

提出的占领目标，是广泛而野心勃勃的。也就是

说，9月份公布的投降后方针提出的民主化要

求，比《波茨坦宣言》当初实际宣布的更为广

泛。因而，详述如何将这一公开方针贯彻执行的

那份冗长的、秘密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直到

11月份才真正定稿。这份指令明确要求麦克阿瑟

和他的总部，对民主化日程进行细致有效的管

理。

在这一进展的背后，隐藏着华盛顿官僚政治

内部争论和派系斗争的复杂历史。直到战争临近

最后时刻，嘲笑“让日本实行民主化”观点的美国

国务院保守的日本问题专家才发现，自己被更为

开明和进步的改革者们否决了。加藤悦郎画作中

空降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礼物，并非来自那

些“处理日本问题的老手们”，而是来自美国陆军

部的一批人，他们是在更为广泛和激进的意识形

态基础上，构架亚洲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波茨坦宣言》绝非是枯燥乏味的文件。它

保障了日本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不被奴役或是毁

灭，尽管他们将失去其帝国。在投降之日，日本

国将被置于军事占领之下；“严酷的正义”将给予

战争罪犯们以惩罚；那些曾经“欺骗和误导日本

人民征服世界”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将“永远”被消

灭；将会严格执行“公正的赔偿”；军事力量将

会“完全解除”；日本经济将进行非军事化，但最

终将被允许重新进人世界贸易；日本政府将被要

求“为复兴和巩固日本人民的民主倾向去除障

碍”，并建立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基

本人权的尊重。当“建立起一个合乎日本国民自

由意志的、倾向于和平和负责任的政府”时，占

领期将会终结。这最后的一句话，尽管有时被解

读为允许保留天皇制的讯号，实际上是有意措辞

暧昧不明。毕竟，天皇的臣民们，从未完全自由

地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在当时也没有选择他们自

己的政府体制的权力。

相比于这些严厉而宽大的条款，另外的两份

政策文件增加了几项目标，将占领从非军事化和

政治改革的温和演习，转变成了史无前例的人为

的民主化实验。这些文件明确指示，解除武装和

非军事化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永久性的”。

它们还具体阐述了要对那些鼓吹军国主义或好战

的民族主义的人进行清查，其范围将会比《波茨

坦宣言》所设想的更加广泛，甚至将延伸至“经

济领域”。

除此之外，这些指导方针还体现了政策制订

者们的一个强有力的新兴观念，那就是，占领军

领导者应当积极投身于改变日本民众心理的尝

试。强调这一自负的目标，是源于一种日益增长

的紧迫感：日本不仅应当以“民主化”来阻止军国

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还要摆脱共产主义影响上

升的态势。根据文件规定，这种再教育方针，不

仅要通过媒体积极宣传美国的占领目的，而且

要“最小限度地制约和审査”新闻出版、广播电影

以及个人通信。

这一定稿于波茨坦会议之后的政策蓝图，也

将民主化的理想延伸到了经济领域。一方面，它

强调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的经济复苏或日本经济

的强化”不负任何责任。除了制止可能导致混乱

的经济危机（例如避免饥荒），美国的方针政策

要求让日本自作自受。

（图：胜利者的紧急粮食援助始于1946年，

帮助日本缓解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唤起了许多日

本民众表达感激之情。这是在东京郊外举行的庆

祝会，恰逢传统的盂兰盆会，欢庆的舞蹈伴随着

一年一度迎接亲人亡灵归来的仪式。）

同时，在《波茨坦宣言》之后明确规定，推

进“对收入进行广泛分配和对生产交易资料广泛

占有”的政策。为此，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要求“解

散掌握日本大部分工商业命脉的产业和金融联合

体”。这等于是对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支配日本

经济增长的老财团和在日本战争动员过程中出现

的“新财阀”，同时进行直接打击。在这一反垄断

战役实施前后，最高司令官还受命促进劳工运动

以及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改革议程。通过消除将

日本引向战争的军国主义根源，无理无序的日本

将被变成一个和平、民主、遵纪守法的国家。在

著名的《初期对日方针》的开篇，占领的最终目

标被设定如下：

(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

(2)促进建立尊重他国主权并支持联合国宪章

的理想和原则所反映的美国目的之和平与负责的

政府。美国希望此政府应尽可能与民主自治原则

相一致，但是向日本强加不受自由表达的国民意

志支持的任何政体，并非盟军职责所在。

这种上意下达的彻底改革合法化的关键，就

是“自由表达的国民意志”的提出。改革者们所强

调的理由是，在日本帝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制度下，人民不可能自由表达所思所想。让民

众真正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需要彻底废除专

制体制，即使这难脱企图向战败者“强加”外来的

政治体制的嫌疑。此论证逻辑表明，改革要强行

创造一个“人民意志”优先的社会，从而根除使日

本成为亚洲苦难根源的“战争意志”。

占领开始后不久，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

逊（Dean Acheson)曾以生硬的措辞表述此意。他

宣布，占领的目的是要确保“改变使日本产生战

争意愿的现存经济和社会体系，以使战争意愿不

再继续”。这句别扭冗长而又雄心勃勃的乏味

话，其实简洁地传达出了美国人的救世军意识，

正如改革者们描述他们的任务时，习惯使用的救

世主的简单比喻一样。谈论根除侵略的根源变成

了平常事。

（图：作为广泛的"非军事化"计划的一部

分，占领军销毀了数量庞大的日军武器装备。这

幅照片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是地狱般的战争情景，

实际上这是在北九州著名的佐世保基地，美军坦

克向五十架日本战斗机喷射凝固汽油和火焰。）

最高司令部民政局的一位理想主义者和有权

势的律师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

在指出日本领导人提出的温和的投降后改革方案

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强迫他们采取的激进政策之间

的区别时，巧妙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们想保

留—株生病的树而剪掉树枝。我们觉得，为了消

除疾病，必须将树连根拔起。不然我们会发现虽

然长出新树枝，这棵树还在生同样的病。”对当

时的简洁表述，即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任务就是贯

彻执行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由战争的胜利者承担的这一大胆创新的任

务，既没有法律依据，更史无前例。几乎未对这

样的一项任务进行任何反省，美国人就开始着手

其他占领军队从未做过的事情：重建一个战败国

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并逐步改变其

民众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日本人有些不知所措的

话，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征服者正着手于未知的

领域，他们一边摸索前进，一边明确他们的伟大

任务。起初，他们自己对于这一任务所要施行的

具体改革，也没有一幅淸晰的愿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与占领德国的政策具有可

比性。事实上，美国自卷人“二战”以来就奉行

的“欧洲优先”政策，使得德国首先投降必不可

免，而这意味着对战败的德国所采用的政策，将

会作为起草日本投降后方针的指南。虽然如此，

差别仍然引人瞩目。当然，最明显的是，日本完

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德国被分成了美、

英、法、苏的占领区。

（图：在销毀“与战争相关”的设施过程中，

最臭名昭著的插曲发生于1945年11月。当时，美

国人将东京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用喷灯切

割幵来，并将残骸抛入了东京湾。全世界科学家

们愤怒的呼声，最终迫使来自华盛顿的军事官员

们发表了一份致歉声明。）

除此之外，日本还屈服于“麦克阿瑟式”的控

制，无疑这是一种带有明显个人印记的独特的统

治体验。麦克阿瑟和那些聚集在他麾下的改革骨

干分子们，表现出一种救世主式的激情，这也是

在占领德国时所不具备的。而美国的欧洲中心主

义做法，也在战后初期给予了麦克阿瑟的最高司

令部以不同寻常的肖由。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集

中关注在东欧的对苏政策和西欧重建时，专横的

麦克阿瑟一直到1948年，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君主

统治着他的远东领地。1951年，麦克阿瑟在向美

国参议院委员会解释他在日本所发挥的权威之

时，他指出“我不仅像我们的总统在美国本土那

样拥有通常的行政权，而且我还拥有立法权。我

可以颁布法令。”

种族和文化因素也使日本变得特殊。与德国

不同，这个被击败的敌人对胜利者来说，代表着

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人的社会：非白人、非

西方、非基督徒。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

本，傭懒淡漠而乂敏感脆弱，唤起了一种在面对

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般的

激情。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

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

族主义却被当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

反映。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

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

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

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

通过强调以下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

史无前例的破坏性灾难，而且任何稳定的新世界

秩序都需要打破原有的模式，推行在国际法方面

史无前例的占领政策并把日本变成一个“遵纪守

法”的西方模式国家的不正常企图被合理化了。

胜利者明白无误的救世军气味，混合了高度的敬

畏、希望和理想主义，具有一种创建新的国际行

为准则的清晰的自觉意识对一般公众而言，这种

态度在顶级战犯审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此过

程中，对日、德采取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同样的新

颖独创的法律前提之上。依据纽伦堡审判建立的

原则，被逮捕的“甲级”战犯被指控犯有“反和平

罪”和“反人道罪”，而这些罪名在国际法中是无先

例可循的。东京审判中的荷兰籍法官洛林（B. V.

A.Rolling)，后来承认了审判程序中的“不公正特

征”和“重大的谬误”，但是仍然表示确信这些审判

对于“人类亟需的法律发展”做出了贡献。用他的

强制性的改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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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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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话来说，“国际法，还在继续探索如何禁止战争

和如何定义战争犯罪行为”。在日本，与此相似

的理想主义、傲慢自大和满怀憧憬，唤起了类似

的传教士的使命感，去创造有可能永久根除“战

争意愿”的新规则。这一点整体上决定了初期

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

强制性的改革

在这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情绪化的环境中，

战败的日本，被种族优越感、功利心以及后来被

冷战吞噬殆尽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大胆实验当成了

史无前例的实验对象。这是一项从开始就充满了

自相矛盾的计划，包括那个“自上而下的革命”的

概念。持久的、有生命力的革命通常来源于下

层。当然，它们必须最终来自本土社会内部。从

没有真正的民主革命是与军事专政联系在一起

的，更遑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就是唯

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实际上，所有卷入这场正义的讨伐运动的美

国人都清楚这些矛盾所在，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

气馁。尽管改革者们花费了数月时间才敲定了他

们野心勃勃的计划的全部具体问题，并将此传达

给日本政府。日本官员们详细研究了《波茨坦宣

言》，起初顽强坚持日本接受投降条款的方式是

有条件的投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日方得到的

干脆回答是：日本的投降从来就是而且现在还是

无条件的。正如日本媒体忠实而苛刻的报道，日

本政府不是占领军当局的对手。美国人意图的野

心之大，最终给全体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

就是在东京湾的投降仪式一个多月后，大肆发布

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两份指令。

10月4日，最高司令官命令废除政治言论限

制。曾经作为逮捕数千名批评政府者（通常是左

翼人士）的依据，《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被

废止。政府关于集会和讲演的限制松动了。内务

省的特别高等警察组织，即“思想警察”，被取

消。内务省和国家警察机构的头目们被解职。从

监狱中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一出，为在长达18年的

监禁生涯中坚守节操的德田球一及其数百名共产

主义战友重返政治舞台，铺平了道路。在此命令

发布之前，东久迩宫内阁明确表示释放共产主义

政治犯不可接受。在麦克阿瑟的《人权指令》签

署翌日，东久迩宫内阁集体辞职。

一星期后，新任首相币原喜重郎第一次拜会

麦克阿瑟并接到了一个简短的命令，与此相比，

之前的指令就显得温和多了。除“宪法的自由主

义化”而外，日本政府还受命赋予妇女选举权，

促进劳工运动和教育自由化，通过改变“产业垄

断控制”实行经济民主化，总之，消除日本社会

一切的专制统治残余。突然之间，推行民主的抽

象宣言，变得分外清晰具体。

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将10月11日的指令，看作

是美国承诺的真正激进的“民主化”进程的信号，

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自

11月初开始，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起了向巨大的财

阀集团的正面进攻，开始强行解散财阀家族藉以

控制他们庞大帝国的“持株会社”。最终，“反垄

断”和“排除集中”立法获准通过，数百个大会社成

了指定的分割对象。几乎与此同时，一项农业土

地改革开始了，将在数年内彻底剥夺农村地主阶

级的特权，破坏农民广泛受地主剥削的制度，取

而代之的是大量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始

于9月的逮捕“甲级”战犯嫌疑人的温和进程，在

1945年终也开始加速。

以天皇为中心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大本

营、受日本政府庇护的国教神道教，在12月15日

与国家政权分离。12月22日，在盟军最高司令部

的压力下，日本国会和议会通过了保障劳动者集

会权、罢工权、团体交涉权的工会法。在同一个

月，杜鲁门总统的战争赔偿特使埃德温·泡利

（Edwin Pauley),主张从日本早已深受打击的工厂

取走大规模的现货进行赔偿。对于保守派来说，

1946年的新年带来了更多不祥的消息，包括一系

列清査令的开始，将最终禁止大约20万人再担任

公职，其中绝大部分是前军事官员。

而这只是这场自上而下革命的开始。在其后

的两年间，改革扩展到民法和刑法改革，废除使

男尊女卑合法化的“封建”家族制度，赋予妇女参

政权，警察分权化，制定保障工作条件的进步法

令，改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革新选举制度，

以及促进针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自治。民主革命最

大胆和不朽的行动，则是推动日本政府出台新宪

法。新宪法保留了天皇制，但是同时确立了国民

主权的原理，保障广泛的人权。在此宪章精神之

下，天皇往昔的臣民成为了现代意义的国民。

新的国民宪章，1946年2月由盟军最髙司令

部提案，9个月后颁布。宪法经过了公众和国会

广泛深人的讨论，堪称此次改革计划皇冠上的明

珠。

（图：1946年大选首次施行女性投栗。一些妇

女还身穿战时常见的雪拷。女性选举权的获准,

有时被称作“从麦克阿瑟那儿得到的投票纸”。）

它不仅将“民主主义化”的基本理念规定成

文，而且通过明确禁止日本以武力解决国际争

端，与“非军事化”的原则完美结合起来。日本帝

国的陆海军已经解散，军事组织已经废止。在新

宪法序言和宪法第九条之“放弃战争”的规定下，

日本的和平主义进程正式启动。这是一个极好的

创举，由麦克阿瑟发动制定，同时与占领军基本

方针确立的目标完全一致。

这些激进的政策，震惊了战争结束时大权在

握的日本各界精英。假使由自天皇而下的权势人

物们自己制定改革计划，他们绝对想不到要发动

如此激烈的变革。而且假使在战争最终阶段占领

军真的向日本政府让步，同意“有条件”投降的

话，那么现在日本政府很可能已经将美国改革者

成功拦截。对保守派来说，战败时期最首要的任

务是避免社会动乱，维持以天皇为中心的“国

体”不变，并尽可能使国家经济恢复元气。他们

拒绝一切有关军国主义、政治压制、军事侵略

等“根本性”原因的讨论，而选择将近期的战争描

绘成由帝国军队内部一小撮不负责任的阴谋分子

带来的失常行为。他们继续争辩说，这就是原

因，不需要彻底的结构和制度改革。相反，所需

要做的一切，就是将国家和社会恢复到1920年代

军国主义分子掌权之前的原状。依靠他们自己的

力量，这些文职领导人可能会在战后对军部领导

者采取温和的清查行动，或是进行几项小的改

革，旨在防止将来极端军事行为的发生。

日本内阁成员公开为被迫执行的严酷改革悲

叹垂泪，因无力阻止神圣的“传统”被破坏而心烦

意乱。少数保守派领袖，如担任1946年到

1947

年、1948年到1952年日本首相的吉田茂，甚至向

征服者们直率地表达了对日本民主化可能性的轻

视。吉田是典型的精英统治论者，他认为日本人

民不胜任真正的自治，而凡是不承认这一点的

人，要么是受民族优越感之蒙蔽，要么是被左翼

宣传所催眠。显然，吉田和他的同僚们，被加藤

悦郎描绘的举国热烈拥抱美国人“天降的礼物”的

壮观场面吓坏了。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而且是一个

不同寻常地充满变化的历史时刻，前无古人，而

且事实证明，也后无来者。像加藤悦郎一样，许

多日本人真心欢迎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它燃起

了他们的希望，照亮了他们的梦想。美国式民

主，以允诺空前的个人自由与超出预期的民意表

达的方式，打开了日本社会独裁体制的缺口。

加藤担忧，战败的疲弊、保守派的反弹

和“自上而下”的革命概念本身存在的民众斗争的

缺失，有可能会妨碍日本将民主革命变为自己的

东西。在这一点上，他的担忧与吉田茂的期待产

生了共鸣。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将会如何。

注释：

1．加藤战时画作的一个精选洁本，被收人《加

藤悦郎漫画集》（东京：加藤悦郎漫圃集刊行

会， 1960)。

3．有关这些“上帝之手”的美国漫画的实例，可

参见John W. Dower，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p. 289。Harry Emerson Wilds,—位占领事

件的亲身参与者，将他的著作Typhoon in Tokyox

The Occupa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

Macmillan, 1954)中的一章，题名为《自上而下的

革命》。

18．当面对美国作者的大量报道，例如，与“二

战”中日本的占领政策以及战后苏联在东欧的政

策相对照，将占领日本作为美国根本的理想主义

与慷慨大度的典型例证时，我们必须谨记日本被

占领的特殊性。在军事安全考虑优先的形势下，

美国并未在朝鲜半岛南部和冲绳认真贯彻改革主

义的占领方针。日本正好幸运地被排除在了战后

这种髙于一切的冷战安全思维之外。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尽管美日两国曾共同陷于最严酷的战争境

地，但在日本人看来，到达东京湾的美国人，仍

然像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异类。不管是过去的经验

还是未来的前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都横亘着

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美国人，洋溢着自豪和自以为是的信心，满

怀着对美好未来的计划，却遭遇到了这样的民众

――借用敏锐的观察者和学者鹤见和子机智的话

语来说，就是曾经历过强烈的“全社会性的死

亡”的日本民众。

对于美国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

1941年12月，结束于三年零八个月之后。与此大

不相同的是，对日本人来说，战争开始于1931年

的征服“满洲”，并在1937年扩大为针对中国的全

面战争。日本人的战争之弦已经紧绷了15年。而

在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绝望之际，最初仅针对年轻

士兵要奋战到死的教化，逐渐扩大为狂热而盲目

地动员全民进行最后的自杀式战斗。“一亿”日本

人都将为保卫神圣的国土而死，正如忘我的“神

风特攻队”（“二战”中日本的空军敢死队）年轻飞

行员所做的那样。正如左翼批评家荒正人所

说，“要确保善男善女们，一旦宣布无条件投

降，立即自觉自愿地集体自杀”。或者，如果不

自觉自愿的话，至少要消极服从。像他们远在海

外的战士一样，除了可能战斗到死，后方的民众

很难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任何其他的可能。

在这种毁灭一切的氛围中，“解放”对绝大多

数日本人而言，其直接意味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心

理上的。投降，以及由此联想到的盟军胜利，以

及美国占领军本身，将他们从死亡中解放了出

来。成年累月，他们曾经一直做着最坏的打算。

然后突然之间，紧张的压力不复存在。几乎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重新获得了生命。

（图：战败后，许多日本人都陷入了疲惫而

绝望的“虚脱状态”。满载遗返的复员士兵与回乡

平民的列车上，这位女性的表情，正强烈地显示

出这种“虚脱状态”。此照片摄于1945年9月。）

对于天皇终战诏书的正常反应，是震惊到近

乎麻木的状态，通常随之而来的还有彻底解脱的

感觉。但是这种解脱感往往十分短暂。疲惫和绝

望随即接踵而至：这是一种如此深广的心理崩溃

状态，很快它就让人普遍联想到了“虚脱”，一个

此前只用于临床医学领域的术语。据说，民众是

被这种“虚脱状态”压倒了。

临近1946年年底，一本有趣的袖珍字典的日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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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与笋式生活

文校样，被呈送给了占领当局的审查官，以期获

得正式出版的批准。这本名为《战后新语解说》

的字典，包含了有关虚脱概念的丰富词条。字典

解释说，虚脱的本义是一个临床术语，用来描述

个体病人精神或情感上疲惫不堪的状态。

只是在投降之后，它才被广泛用于刻画民众

整体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的状态。据这

本小字典说，这种失去勇气的感觉，被普遍认为

造成了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成为“可能毁灭日

本的大敌”。

事实上，从投降前官员们的密报中，已经可

以发现这种“虚脱状态”的集体表征。在战争远未

结束之前，他们就敏锐地发觉了民众肉体的疲乏

与士气的下降。1945年3月东京大空袭之后，当

天皇罕见地出宫视察破坏情况时，并没有得到当

地民众应有的敬意。天皇身边有危机感的军人，

企图将此解释为士气低沉的征兆，或是虚脱无论

是在战时还是战败之后，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看

来，这种集体的疲劳，的确是“最大的敌人”。正

像它可以蚕食民众对天皇的敬意一样，它也可能

阻碍战后的重建，更遑论在一片焦土之上建设整

个民主主义的理想事业了。

饥饿与笋式生活

当然，广泛持续的疲惫和绝望，最终还是由

于物质条件的贫乏。在当时的情况下，美方决定

对日本的经济重建采取不插手的原则是当然的

事。

（图：然而到战争结束时，战场上的大批日

本军队受到营养失调和疾病的侵害。这是美军摄

影师拍摄的照片，展现帝国军队在塞班岛投降时

军中的饥饿状态。）

对于曾带给别人如此深重灾难的战败的敌人

而言，悲惨的处境被认为正是其应得的惩罚。无

论如何，当美国自己的盟国还在为从战争的破坏

中复苏而奋斗时，奢谈帮助日本重建实在是难以

想象。而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发现自己

正在一个饱受生产力停滞、物价飞涨之苦的社会

中，实行“自上而下的革命”。此后直到1949年，

日本的政界、机关和公司社团的领导人举步维艰

地等待着复苏、“经济民主化”和改革方案总体上

步人正轨之时，绝大多数日本人正在为维持日常

最基本的生存全力以赴。仅仅设法将食物摆上餐

桌，就成了一项急迫的任务。饥饿与匮乏左右着

度过的每一天。

饥饿不单纯是战败所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更

在于漫长得令人绝望的天皇失败的战争，再加上

严重的荒年歉收。投降后领导体制的混乱，官员

的腐败和无能，更使情况加剧恶化。大多数日本

人在投降时已经营养失调。甚至在偷袭珍珠港之

前，日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粮食短缺。到

1944

年，偷盗田里的作物成风，使得警察称呼这类新

型盗贼为“野菜泥棒”（偷菜贼），这种新的罪行

叫做“野荒”（毁坏田地）。那一年，大阪县的官

员估计，辖区内46%的经济犯罪与食物有关。一

些创业者组织了非法的“采购部队”，专门将农产

品贩卖到城里去。就在那年8月 91美军系统轰炸

大城市之前，有这么一件典型的事例：在鹤见的

三菱玻璃厂中，30%的工人被发现因缺乏维生素

患上了脚气病。到1945年，粮食短缺已经开始干

扰战争成效并妨害到社会秩序。全国各地工厂的

缺勤率普遍上升，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们抽出时间

到乡下买换食品。到7月，主要城市的缺勤率已

上升至40%以上，粮食问题是导致此现象的主要

原因。

到1945年中期，盟军的“经济扼杀”政策已经

将绝大部分日本海军和商业船队葬送海底，阻塞

了日本通往后方和战争前线的运输线。在东南亚

和太平洋战区，饥馁成了战斗人员死亡的主要原

因。日本本土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朝鲜、台湾

岛和中国大陆。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从上述地区

进口的粮食，占日本稻米消费的31%，食糖的

92%，大豆的 58%，以及食盐的45%。战败一下

子切断了这些资源的供给。

当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日本任何地方的家庭

都很少再以白米为日常主食。最普通的家庭食谱

由大麦和薯类组成，甚至这些也陷入短缺。在此

情形下，大阪的当权者推荐了一份紧急时期的食

谱，从中可见日常生存变得何等艰难。依据当地

军官的一份研究报告，天皇的忠实臣民被鼓励吃

橡子、谷糠、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的不

足。（据解释说，锯末可以被一种发酵菌分解成

粉末，然后以1

:4的比例与面粉混合，做成团

子、薄饼或者面包。）至于矿物质的摄入，人们

被鼓励以沏过的茶叶、玫瑰的种子、花和叶子来

补足。蛋白质的不足，可以通过食用蚕蛹、蚯

蚓、蚂蚱、家鼠、田鼠、蜗牛、蛇或是一种由

牛、马和猪血干制的粉末来补充。

（图：这张1946年的招贴图说明，战争是如何阻

碍日本儿童的成长发育的。如图，前景中的图形

是1945年7岁到13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和体重，背

景阴影部分则是1937年的数据。城市男童和女童

（图左）的身高和体重，在1937年均高于同龄的

农村儿童（图右），而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更严重

的营养不良问题。）

研究者们报告说，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尝起

来就像是小鸟的味道，但重要的是避免吃它们的

骨头，因为结果证明会使人体重减轻。就在天皇

宣诏投降前不久，新闻媒体对这些饮食方法加以

推荐介绍，其大字标题为《乙食之比——工夫次

第材无尽藏》（《这样吃——只要发挥聪明才

智，就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

这一时期，人均摄人的热量值，已远远低于

从事轻体力劳动的人每日所必需的数量。1946年

小学生的平均个头，比1937年的数据要矮。出生

率急剧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甚至一位上了年

纪的人道主义先驱、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战

败前后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憧憬食物。 1945年7

月到9月间，这位老共产主义者为自己写了一组

短歌，抒发他对馒头（一种先前很常见的豆馅点

心）的渴望。—个小女生听到天皇广播的第一反

应，就是她再也不用跟青蛙大眼瞪小眼了。这指

的是打发孩子们出去捉青蛙来吃的实习。看来她

所期待的解脱，实在有些早熟。

战败不仅是切断了日本从亚洲获取粮食资源

的途径。战败当年的仲夏时节，上一年收获的大

米也逐渐消耗殆尽。由于帝国内外交困，还有上

百万憔悴不堪的平民和复员军人将被遣返回国，

获得一次粮食大丰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

气候失调、人手不足、工具短缺和化肥减产，

1945年成了继1910年以来最大的荒年，粮食产量

比正常年景减少了接近40%。看来众神真的拋弃

了这片“神国”的土地。

官僚和农民也放弃了对国民的责任。大部分

农产品立即就转移到了黑市。谣言四起，据说上

百万人会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被饿死。10月初，农

林大臣了解到东京仅剩“三天”的大米储备（还掺

上了大豆和豆渣）而十分震惊。这是依据每个成

人在不甚活动的情况下勉强存活的需求定量做出

的估计。他的同僚大藏大臣告知美国合众通讯社

说，如果粮食进口不立即到位的话，可能将有上

千万人饿死。这一庞大的、而且被过分夸大的数

据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了。

10月28日，媒体公布了一起具有警戒意义的

死亡案例，似乎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一位著

名院校东京高等学校的德语教授龟尾英四郎，死

于营养不良。11月1日，一个新成立的市民团

体“饿死对策国民协会”宣布，东京上野车站的无

家可归者，每天有多达6人死于营养不良或者相

关原因。营养不良，或者说营养失调，成了那个

时期醒目的词汇。11月中旬，据报道，位列东京

之后的5个日本最大的城市神户、京都、大阪、

名古屋以及横滨，共饿死了 733人。在首都情形

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根本没有一个总的统计数

据。粗略估计，战败后3个月内，东京死于营养

不良的人数超过1000人。

从美国运来的食品，帮助避免了预期的灾

难，而在此过程中，也提升了美国慷慨好施的形

象。当时的一本年鉴描绘美国的食品运输就

如“旱天乃慈雨”一般。在地方志的记载中，它们

则“在沮丧的府民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食品援

助主要是主食，如小麦、面粉、玉米，豆类、食

糖和少量的大米、奶粉，以及罐头食品，如咸牛

肉之类。食品运输在几个援助项目的赞助支持

下，一直持续到占领期结束。然而，饥饿仍在延

续。尽管大米是名义上的主食，但是许多家庭只

是将这种珍贵的主食做成稀薄的米粥。1946年中

期，一项针对小学生家庭的调查发现，至少每天

一顿米粥替代了米饭。对于1/4的家庭来说，米粥

是每餐的主食。

菜叶汤是日常的另一种主要食品，还有自制

的面包和团子搭配蒸番薯。典型的灾荒食谱还包

括橡树子、橘子皮、竹芋根、米糠团子，以及平

常年月喂牲口的麦麸饼。

垄断大众出版物市场的最大的保守出版社讲

谈社，总体来说对如何由军国主义宣传向新的时

代话题转换相当困惑。然而，战后它最早出版的

杂志，却迅速及时地对准了食品危机。它以主妇

为导向的杂志《妇人倶乐部》，投降后第一期用

大篇幅谈论种植家庭菜园和如何在匮乏时期做出

有营养的饭菜。8、9月号的《少女倶乐部》里有

这样一些文章：《怎样吃橡树子》和《让我们捉

蚂蚱吧》。对于年轻的少男少女们来说，蚂蚱和

橡子并非能够引起他们兴味的研究对象，却是潜

在的蛋白质来源。

虽然占领当局和政府做了努力，但持续数年

间，哪怕是最基本的粮食收购和发放都是一片混

乱。1946年2月，为控制大米和其他主食流入黑

市，政府采取了由警方执行的“强制供应”措施。

由于这些行动常有美方的军警支援、由军警的车

辆递送，因而老百姓将此称为“吉普供应”。尽管

政府的新配给系统付给农民双倍价钱，但是黑市

仍然对生产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举例来说，6

月份黑市大米价格比官方的配给价格高出30倍。

两年后，黑市价格仍然约相当于官方牌价的7倍

半。

（图：战争结束时，粮食危机是如此尖锐，

甚至连东京闹市区被炸毁的地方也被开垦成了菜

地。这张照片摄于1945年10月，东京的中央区新

桥站附近。）

城里人成群结队地到乡下寻找食物。很多农

民都乐于跟这些从前高高在上的城里人做实物交

易。和服、手表、珠宝和其他值钱的物品，都被

拿来换吃的了，从而诞生了当时一个最著名的说

法——“笋式生活”。可吃的竹笋可以层层剥

开，“笋式生活”的现象，则指的是城市人层层脱

下他们的衣物和其他财物换吃的。相似的说法还

有“洋葱式生活”，就像剥洋葱时眼睛会因辛辣而

流泪一样，一个人层层剥除先前的所有财物也会

心疼掉泪。

对于动荡混乱的1945年和1946年来说，各方

面的官方数据基本上不可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有关政府粮食配给的片断记录，却生动地

反映了一个在理论上应当保障所有家庭生存的不

可预知的系统。 1946年，东京居民一年中有6个

月得不到足额的粮食配给。1947年，尽管粮食收

成不错，配给却更糟糕了。在两年间，全国各地

配送通常都推迟一到两周。从春末到秋初，大米

的配额急剧下降，而代之以各种谷物的粉末。

如果粮食没有成为一天的主要话题，这一天

似乎就不算过完。很快市民团体纷纷出现，抗议

政府糟糕的配给制度。在这种方式下，饥饿和匮

乏成了民间激进政治运动的刺激物。1946年5

月，战后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之一，一档独创性

的观众访谈节目“街头录音”，是以这样的方式开

播的：在东京的银座大道上，记者向来往的行人

询问这个新时代最熟悉的话题：“你是怎么解决

吃饭问题的?”据报道，因为无法向学生们提供午

餐，许多地方学校只得关闭数星期或者只开设上

午的半日制课程。直到1947年7月，还有一位神

户的老师写信给报纸说，一位中学生要求降级到

小学去，以便能够分享那里免费的午餐。公务人

员因找粮食果腹而造成的缺勤率上升到15%以

上，甚至连东京警视厅也为员工提供每月的“食

粮休假”。

与粮食相关的活动和话题深深地吸引着公众

的注意力。1946年9 月，“吃面包比赛”开始在小

学运动会上大为流行。在这种广受欢迎的竞赛

中，选手们必须尽力跑向用绳子吊起的面包卷，

然后不能动手就将它吃下去。不用说，在这样的

比赛中，根本就不会有失败者。大约与此同时，

在横滨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带饭团参加婚礼，而不

是由新婚夫妇摆设婚宴。饭馆的剩菜，甚至高级

餐厅的垃圾，都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来源。常有

受人尊敬的长者因为偷了几个薯芋而被捕的悲惨

新闻见诸报端。一家鼠患成灾的旅馆的老板，不

忍所不能忍

得不放弃放置有毒食饵的灭鼠方法，因为人们会

捡起饵料吃下去。

按照官方自己的标准，一个成年人每天至少

需要摄取大约2200大卡的热量，才能够维持轻体

力活动。而1945年12月，政府的配给量只有此定

量的一半多一点。1946年中期到1947年中期，当

配给制度难以支撑的时候，配给量有时下降到仅

有定量的1/3到1/4强。

事实上在此境况之下，人人都违背法律而求

助于黑市。直到1948年还流传着这样的严酷笑

话，正如一本杂志的社论中所说，“在今天的日

本，只有那些在监狱里的人才过着不违法的生

活”。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依赖黑市商品生存

是种令人畏惧的前景。这不仅是因为黑市物价要

高出法定物价许多倍，而且这一切是发生在通货

膨胀节节攀升的情况之下。在这一点上，这些已

经丧失安全感的家庭，更是感到被卷入了动荡的

漩涡之中。

忍所不能忍

1945年11月7日，《朝日新闻》的大阪版，

发表了下面这封题为《我正打算自杀》的信：

我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处于生死

关头。现在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有的只是对我们无能政府

的怨恨。我有五个孩子，我努力工作，甚至在这样的艰难时

世中还设法攒点积蓄。可是政府对于粮食供应的无能，使得

情形越来越差，我每月至少有一半时间不能去工作。我为孩

子们感到难过，可是，想到我们的孩子们将来可能是国家的

有用之才，我只能从黑市上买吃的养活他们。但那支持不了

多久，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最终，我甚至借了高利贷来买

粮食。但是我无法再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已经整整四天没吃

饭了。我妻子昨天完全垮了，有两个孩子开始神志不清。政

府只会说，什么也不会做。我明白那些达官贵人只顾自己酒

足饭饱，但是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另一方面，那些

做黑市买卖的邪恶商人，我们周围就有两三个，每年能挣五

六万日元。

最后，我决定自杀。我要以死来谴责无能又无情的政

府。我已经拐弯抹角地恳求邻居和邻组的组长帮助照看我的

妻子和孩子们了。请给我们足够的食物，以便让我们能够工

作，就是稀粥也行。

像我们这样没受过教育的人，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肯定有足够的大米和麦子。看，只要你有钱，一

石、两石的大米和麦子马上就能到手。并不是没有粮食。官

老爷们，收起你们几年来让别人遭受折磨的麻木不仁，拿出

点人心来吧！现在，我第一次感到，日本确实应该是一个四

流国家。没有真正的好政策，它还会沦落为五流甚至六流国

家。当这封信送到你们手上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我是

用剩下的全部气力写这封信的。

此信署名为“一个劳动者”。编辑在简短的附

言中，敦促写信的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并立即到

当地的警察局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救助。读者的反

响在一周之内就刊登了出来。一位读者评论说，

到警察局去，结果只能使写信的人被当作罪犯对

待。另一位读者赞同说，冷漠的官僚们不会有什

么新花样。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当官的都一样。

物价确实高得离谱，但是如果11月7日写信的那

位老兄还活着的话，他建议他勇敢地活下去。第

三位读者写道，他读了那封自杀的信后，整天哭

泣。他引用天皇终战诏书中的话，鼓励写信者

要“忍所不能忍”。他说，如果还不算太晚的话，

请写信者或是他的家人寄来姓名住址，他想分给

他们一些薯芋。

事实上，假使写信的人真的决心忍所不能

忍，那么他将至少还要面对4年的艰辛与动乱。

对于数百万的蓝领和白领家庭来说，直到1949年

之后，生活或者说仅仅是每日的生存，才恢复

到“正常”的状态。统计数据能够简化这些年来悲

惨的经济状况，但是对于个人而言，所付出的代

价就不仅仅是所谓身心“虚脱”的状态，还包括从

疲惫沮丧中逃脱出来恢复身心的时间。

（图：这是一幅贫穷男女在街边叫卖杂物的

典型场景。从照片上这位男子的帽子、上衣和绑

腿可以看出，他是个复员军人，身上穿的是他仅

有的一套衣裳。）

在“一个劳动者”给报纸写自杀信一年零三个

月之后，东京以北埼玉县的一位家庭主妇，向全

国性的报纸投书，感叹一成不变的悲惨生活之艰

辛。她生动地描绘出了这样的生活场景：背着孩

子，冲锋陷阵地领取配给的大米和物品；不管走

到哪儿，都得捡拾碎柴禾补充家里的燃料不足；

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操劳一整天，却看不起一场电

影甚至买不起一杯咖啡；吃饭时将难得一见的牛

肉片或别的好吃的留给家里其他人；不化妆就出

门，仍然穿着磨坏了的松松垮垮的雪袴；在每日

艰辛的生存折磨中告别青春、丧失才智、失掉了

一切。她解释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自画像，而

且是她周围绝大多数妇女的可悲命运。

1947年11月初，一桩事件使举国震惊，将政

府关于粮食危机的无能聚焦在耻辱柱上。拖延20

天后，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位33岁的法官山口良忠

饿死的事实。山口原先是东京地方法院负责轻微

经济犯罪法庭的审判官。他审理的案件绝大多数

与黑市交易有关。真正牟取暴利的奸商几乎从未

被带上他的法庭。事实上，他被要求审判的所有

犯罪嫌疑人，不过是些绝望的男人和女人，正为

生存而苦苦挣扎。

山口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一位法官的女儿，

后来回忆起丈夫曾经讲过的一个案例：一位72岁

的老太太，她的儿子没能从战场上回来，媳妇也

在一次空袭中丧生了。当被捕的时候，老太太正

设法变卖自己的财物比如和服什么的，从黑市上

买粮食养活两个孙子。因为是再次犯法，法官别

无选择，只好将她送进了监狱。

山口法官的小小法庭，正是上演荒诞人生的

国民大舞台的一角。当企业家、政客和前军官们

正在黑市上大发国难财、政府官员大吃大喝招待

他们的美国主子的时候，1946年大约有122万普

通男女因黑市非法交易罪被捕，接下来的两年，

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了 136万和150万。从年轻法

官的立场看来，他别无选择，只能给他们定罪。

然而，就连他自己的家庭也得依靠黑市获取基本

的日常用品。在他去世之前半年，一份大众杂志

发表的短文推断，如果所有限制黑市的规章制度

都严密实行的话，全国每个人都得进监狱。

年轻法官解决这一道德难题的办法，不是向

法律挑战，而是躬身实践它。正像他告诉妻子的

那样，以清白的良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分担

人民的苦难。1946年的某日起，他要求妻子不要

再给他吃配给额以外的食物，尽管妻子可以心照

不宣地从黑市上买食物给孩子们和她自己吃。从

那以后，家里从合法渠道获得的绝大部分粮食，

尤其是大米，都给了孩子们。山口的遗孀后来回

忆，有些日子她和丈夫只是靠喝盐水度日。山口

法官死于1947年10月11日。

当时对这一亊件议论纷纭。山口法官的死亡

激起了人们的震惊和赞美，也招致了零星的批评

的声音。例如，将山口法官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成为流行趋势之时，有一位公民提出了异议。他

反问说，难道为好的法律奋斗到死，不比坚守有

害的法律而亡更明智吗？在稍后的一场庭外讨论

中，最高法院长官渊忠彦指出，尽管山口法官被

要求执行的法律效率低下，但其最终目的是有益

的，确实是为了抑止黑市行为，使基本生活用品

供应更加充足。同时，他也承认，活下去比不违

反粮食法规更重要,无论如何，山口法官富有警示

意味的死亡，几乎没有改变任何情况。粮食短缺

仍在持续。黑市继续繁荣。失业者处境艰难。物

价飞涨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图：1947年12月24日，日本投降两年零四个月

之后，日本警方在东京上野站的地下通道，进行

了一次夜间搜捕活动，围捕了居住在这里的744

名男子、200名妇女和80名儿童。）

1948年，妇女们仍然靠捡破烂拾木柴取火，

为买一点薯芋要等待数小时。正如有人在那年二

月所写的那样，主妇们依然抱怨在排成长龙的队

伍中，“蓬头垢面，穿着磨损的雪袴和肮脏破败

的罩衫……就像脏兮兮的牲口一样”。无家可归

者仍然因饥饿致死。甚至到了 1949年的2月，新

闻仍然报道说，与前三年每年冬天死亡上百人形

成鲜明对比，那年冬天上野车站“仅有”9个无家

可归者死亡。

1950年初，大阪的一位中产阶级主妇冈野秋

子，为一本妇女杂志撰文，清晰描述了像她这样

的家庭是怎样度过“忍所不能忍”的日子的。她的

丈夫，一位军事相关院校的教师，在投降后失业

了。但是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低级职员的工作，月

收人300日元。当时，一升米就要80日元，因而

他们开始靠变卖财物勉强度日。

1946年初，当引人“新日元”遏制通货膨胀的

企图失利，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雇佣秋子丈夫的

公司歇业了，仅留给他900日元作为遣散费。由

于没有得体的鞋袜，秋子与两个三岁和五岁的儿

子从不敢离家太远。秋子怀着孕，不可能到外面

工作。1946年初大米的配给价格上涨了 3倍，但

是由于原则和贫穷，冈野家尽量不到黑市上买东

西。

最后，她的丈夫找到了一份在学校当老师的

新工作，月薪360日元。他们没有什么别的选

择，只能继续变卖家当。每月买黑市物品8 次，

花费大约400日元。秋子采拾欧芹、胡蒜和羊齿

苋补充大米和谷物的不足。肉类和鱼根本就买不

起，而两个孩子开始出现营养失调的征兆。食物

成了挥之不去的困扰。秋子关于这一点的记录极

为生动。尤其是小儿子，他的腹部开始鼓了起

来，看上去像青蛙。多少次孩子们饿得哭叫起

来；多少次一家四口早餐时只分吃数十颗炒豆和

茶；多少次她的丈夫没有吃午饭。这个家庭吃一

切看起来可吃的东西：南瓜的叶子和茎秆、番薯

的藤蔓、路边的植物。他们试着养鸡，但是小鸡

也由于营养不良几乎站立不稳，而且一年半之后

才能下蛋。有那么二十天的光景，他们甚至买不

起薯芋，只能靠南瓜度日。当时学校遇到财政困

难，她的丈夫再次失业了。这次他只拿到50日元

的解聘费。而且他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营养失调症

状，整个身子都肿胀起来。孩子们没有力气再哭

喊，只能静静地躺着。只有新生的婴儿打破静

寂，发出虚弱的啼声。

接下来的两年，情况略有起色。1947年，秋

子找到了一份在家纺线的工作，有时凌晨三点就

起来工作。这种在家的计件工作，如缝纫、卷香

烟（往往是用丢弃的烟屁股）等等，是很多家庭

的主要收人来源。

1948年，粮食供应状况稍有改善，尽管薯芋

仍然是家里的主食。那年丈夫和妻子都病得厉

害，欠了许多外债。1949年，又一个孩子降生

了，鱼和肉类终于又丰富起来，尽管房租和粮食

价格继续攀升。维持收支平衡还很困难。1950年

初，她的丈夫在一所大学里谋到了教职。这是战

争结束后，全家人第一次可以依靠他的收人过活

了。秋子写道，这样，她终于能够考虑一下家庭

生活的质量，不再仅仅是活着而已。

日本的绝大多数中下层家庭都有类似的故

事，其中有一些，至少在讲述时，会带给他们一

种拉伯雷式粗俗幽默的快活。例如，要控制肠子

和膀胱，常常需要战术安排。坐数小时拥挤的火

车来往乡间去换东西的人，在途中通常得节制饮

食，因为根本没法上厕所。一大家子挤住在一处

没有上下水的房子里，不得不设法到别处解手。

居住拥挤也意味着要暗地里争夺稀缺的资源。一

位年轻的丈夫和他怀孕的妻子后来生动地回忆起

将一块巧克力藏在浴室里，那是他们唯一能够分

享它而不被嫉妒的亲属们看到的地方。—篇在

《读卖新闻》上连载的流行小说，推出了一个流

行语——“土曜夫人”（礼拜六太太），形象地捕

捉到了已婚夫妇们的挫折，他们不得不在星期六

的夜晚，逃到小旅店这样的地方，只不过为了独

处一会儿。

更为可怕的是，看来一场瘟疫已经向这个国

度袭来。在战争时期曾广为流布的传染病，现在

绝望的社会学

又在战败带来的污秽、混乱和贫穷中滋生蔓延。

1945年因赤痢死亡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

两万人。1945年到 1948年间，据报告超过65万人

染上了霍乱、赤痢、伤寒、副伤寒、天花、斑疹

热、猩红热、白喉、流行性脑膜炎、脊髓灰质炎

或脑炎。据官方报告说，其中有99654人死亡。

肺结核夺去的生命比其他所有疾病加起来还

要多。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的肺结核死亡

率一直稳步攀升。1935年，这种疾病致死 130003

人，1942年则为160398人。凭借有力证据可以推

定，接下来的四年间死亡人数更加庞大。1947

年，官方统计恢复，据报告有146241 人死于肺结

核，而且直到1951年，每年肺结核的死亡人数才

降到10万人以下。每有一人死于肺结核，就有其

他数人被传染。投降之后，每年感染肺结核的总

人数可能有上百万人。就像受原爆辐射伤害者、

肢体残废者、战争孤儿和战争寡妇，或者“第三

国人”一样，肺结核病人也是一种社会耻辱的印

记。所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形下，疾病的传染性

是他人恐惧躲避的理由，但是社会效果都差不

多。通常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遭到所在社区的疏

远和隔离。

绝望的社会学

在天皇终战诏书广播之后的第二天早晨，神

奈川县的农民做出了过去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举

动：他们起床晚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

常年的肉体和感情消耗向他们袭来？或者这种集

体行为只不过是对战败打击的本能反应？这是不

是应当看作无力的“虚脱状态”的体现？确切地

说，农民们的疲乏是因为所有的这一切。

承认战败令人痛苦，而且这种痛苦马上在绝

望的言辞中体现出来。人们谈论“可耻和不名誉

的”无条件投降。对许多人来说，突然面对迄今

难以出口的“失败的战争”，让人发怔。自1930年

代初以来，日本人就被教导说，他们参战是为了

最神圣最高尚的目标，为他们的“伟大祖国”和“伟

大民族”而战。他们是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不

屈不挠的“大和魂”的民族，作为“指导民族”注定

要打倒西方帝国主义，并且建立“大东亚共荣

圈”。

而现在，如何向战死者交待？在崇高的目的

意识完全丧失的人世间，人们如何在身心两方面

生存下去？任何被动员进行圣战的人民，在经历

了长期的牺牲之后，被告知他们已经被完全打

败、现在必须看胜利者的脸色行事，可能都会有

类似的反应。就战败后的精神麻木状态而言，无

论“虚脱”这个词如何难懂，它所描述的日本人沮

丧消沉和茫然迷惑的状况并没有什么稀奇。

如果将“虚脱状态”单纯归罪于战败的打击，

将会使人误入歧途。其实，一种深刻复杂的疲

惫，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早就开始了。它是政

府滥用民力追逐不可能实现的战争目标的结果。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警察的秘密文件和权威人士

的日记中，都充满了对于战争疲倦和士气消沉的

担忧。同样地，延续数年的疲惫和失望，与其说

是反映了持久的战败创伤，不如说是由于投降后

领导层的不称职和彻底腐败，导致战时的疲敝进

一步恶化。以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日本从战败中

恢复过来十分迅速。然而，对于平民百姓，战后

的复苏看起来令人苦恼地漫长。

民众在意识到特权阶层在战败后继续像他们

在战时那样兴旺发达时备感挫折。投降一年零四

个月后，一位劳动者愤怒而怨恨地描述了他所在

社区两所高级餐厅周边的活动。一座摆满“山珍

海味”的西式饭店，官僚、银行家、公司经理和

警察向来是座上的常客。附近的另一家日式餐

厅，夜夜挤满了坐轿车来的客人。而且一旦喝起

酒来，他们还会高唱刚刚结束不久的那场战争中

的爱国歌曲。这位客人说，这跟人民设想将要开

创的“民主”社会相差太远了。

（图：在投降后的混乱之中，一项更具冲击

力的改革“集体相亲大会”兴盛起来。这是1948年

在镰仓的鹤冈八幡宫举办的相亲会上，寻找配偶

的青年男女合影时的紧张姿态。他们每人都佩戴

一个号码，与他们按照背景、爱好等所填写的表

格相应。）

媒体不停地曝光标志社会崩溃的所有事件，

定期报道警方对无家可归人员的围捕行动。1947

年初，新闻界碰巧发现，现在已经因战争罪接受

审判的前将军和首相东条英机的弟弟，就住在大

阪难波区的流民中间。临近那年年底，据报道皇

太子的爱犬失踪了，恐怕已经像许多其他不幸的

非皇家犬类一样，被剁成肉馅摆上了某人的餐

桌。身上挂着广告牌的人，成了战后迷茫的象

征。尤其是在1948年，媒体发现一个在街上蹒跚

而行的、身上前后都挂着广告牌的被遗弃的家

伙，就是另一位昨日的权势人物——前海军大将

高桥三吉元的儿子。还是同一年，在普通民众中

迟迟徘徊的疲惫，转换成了针对占领军当局一项

小小的改革措施 (引人美式夏时制）的大规模批

判。当时这种叫做“夏令时”的令人惊奇的新概

念，其做法就是将时钟向前拨快一小时，纯粹是

因为延长了“白天”的艰辛生活而遭到反对。人们

宁愿黑暗来得早些，尽管直到 1951年的9月，他

们才取得废除夏时制的成功。

克服虚脱状态的绝望斗争中，一项引人注目

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是“集团见合”（集体

相亲）。这是一种青年男女为寻找结婚对象的明

确目的而集合在一起的活动。传统的“见合”（相

亲），是在两位相亲对象和双方家长之间安排见

面会。在这种相亲活动中，通常双方当事人，尤

其是女方很少有最后的决定权。在时代的混乱当

中，由于家庭、社区的分崩离析和媒人的短缺，

这种个体的相亲安排已经难于实行。正值婚龄的

年轻姑娘们发现自己陷入绝境，因为刚刚结束的

战争，导致了一大批潜在丈夫的死亡。1940年，

介于20岁到29岁之间的人口本来是男多女少，7

年后，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人口已经超出男性100

万人。一大批出生于1916年到1926年间的女性，

面临的不仅仅是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独力应付

战后的艰难，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机会。

这就是空前的“集体相亲”奇观的社会背景。

第一次集体相亲，是在1947年11月6日由一份婚

庆杂志《希望》赞助承办的，在东京多摩川畔的

丸子桥附近露天举行，吸引了

386位男士和女

士。第二年春天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第二次集体相

亲，吸引了 4000名以上的参加者，并且同时收到

了来自现任首相芦田均和前任首相吉田茂的贺

信。同年末，一本著名的女性杂志，发表了批评

家今日出海的文章，记叙在镰仓雄伟庄严的八幡

宫举办的小型集体相亲会。他描述当时的气氛混

合了绝望和相当的公事公办的程序意味，尤其注

意到妇女们是如何仔细地查看男人们的简历，以

及她们挑选看来最有吸引力的人选时主动的进

攻。今日出海对年轻妇女们在非常的环境中为创

造正常生活而奋斗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活力印象深

刻，同时也被似乎攫住了所有参与者的痛苦的急

迫感所打动。

新闻界唤起对酗酒、吸毒、暴力以及非暴力

犯罪增长的注目，这些是虚脱状态更为严峻的标

志。酗酒，在男性社会中从来就不是什么稀罕

事，现在成了标志社会瓦解的丑恶现象，部分是

因为由可疑和危险的成分勾兑的廉价酒到处可

寻。力又卜烧酎（粕取烧酒），一种极其普遍的

用米酒酒糟生产的劣质酒，据说能使绝大多数饮

酒者三杯酒下肚，就人事不省。一种叫做“粕取

文化”的完整的亚文化群落，在这个醉酒世界的

周围发展起来。廉价酒的破坏作用有时迅速而猛

烈，尤其是另一种受喜爱的便宜酒“爆弹”（炸

弹），它是由甲醇以及各种其他液体调制的混合

酒。1946年11月，政府报告说投降以来，已知有

384人死于甲醇中毒，而且有理由推断，大量的

人因这种残酷的醉人之物而永久失明。“爆弹”的

威力尽人皆知，它成了黑色幽默的主题。例如，

插图杂志《朝日新闻》登过一幅漫画：一位瞎眼

残疾的老兵戴着墨镜，站在路边的饮食摊前

说，“就算是甲醇，也没关系”。

黑市是甲醇和邪恶的粕取烧酒的主要来源。

黑市还成了违禁药品的主要来源，包括海洛因和

非洛朋（philopon)，非洛朋即甲基安非他明，本

来是战争中飞行员用来保持不眠的刺激药物。尽

管药物滥用并没有在普通民众中广泛出现，但是

它在作家、艺术家、俳优中盛行，他们是构

成“虚脱文化”世界的更为引人瞩目的华丽群体。

由于与作家和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的奔放生

活相联系，药物滥用成了时尚颓废的某种标志。

社会崩坏更令人担忧的标记，是看起来到处蔓延

的贪婪和犯罪。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所有关于

日本独特的人种和文化的“和”、“美俗”以及社会

的“家族”团结的说教，都被证明空洞无物。大规

模的腐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黑市上的欺诈行

为早在意料之中。突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掠夺

犯罪的牺牲品。尽管日本军人曾在海外骇人听

闻、肆无忌惮地烧杀奸淫掳掠，战争期间日本本

土的犯罪率却有所下降。而战后，至少通过新闻

记录就可以判断——这的确也是人民实际判断的

依据——无法无天的行为迅猛蔓延。特定事件因

其象征意味而被大书特书。例如，据报道说，闻

名西方的“神风特攻队”，就是在战争最终阶段执

行自杀式飞行任务的日本“特种部队”，其剩余成

员转而进行暴力抢劫。“堕落特攻队”的说法流行

一时, 指的就是这种全套的喝酒、玩女人与犯罪

的堕落行为。这个世界已经黑白颠倒了。"

报刊也刊登抢劫受害人催人泪下的请求。一

位怀孕的妇女恳求一个不知名的小偷归还盗去的

婴儿衣物，因为她无力再重新置办它们了。与此

相似，一个孩子要求窃贼归还他家被盗的衣物。

据报道说，有些团伙专门抢劫遣返归来的疲惫的

平民和复员军人，专伺他们离船登岸时下手。手

持武器的强盗在街上或者居民家中胁迫他人，成

了漫画家与喜剧演员黑色幽默的好题材。1947年

的一档喜剧广播节目影射，现在持枪、持刀、人

室盗窃、武装抢劫和杀人的人如此众多，真该像

其他工种那样组织工会了。

这种新的犯罪景象，并不是单纯由道德败坏

和失业的男人造成的。有些学生也因为抢劫被

捕。1946年7月，警方宣布破获一起50余人的女

性犯罪团伙。她们正式分为“卖春组”和“敲诈勒索

组”。后者专门抢劫和胁迫其他的妓女。这个团

伙的名字漂亮而富于国粹色彩，她们自称“血樱

组”。

耸人听闻的谋杀案，加剧了日益增长的社会

解体的感觉。1946年3 月16日清晨，65岁的歌舞

伎俳优片冈仁左卫门在家中被残忍地用斧头砍

死，同时遇害的还有他年轻的妻子、襁褓中的儿

子以及两名女仆，其中一位女仆只有12岁。原

来，杀人者是住在片冈另一栋房屋中的22岁的作

家，正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侦探后来估计他每日

的饮食热量平均只有920大卡。显而易见，当他

激烈抱怨片冈的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时，与片冈

发生了口角。随即片冈责令他离开住处，作家狂

怒之下杀了他们全家。

这件轰动性的杀人事件震惊全国。一个月后

忧虑恐惧的气氛更浓。一位24岁的年轻人杀死了

自己的父亲。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父亲拒绝跟他

分享从黑市买来的食物。4个月后，警察逮捕了

一位曾经被授予勋章的复员军人，他八成曾在中

国犯下过暴行。其罪名是诱拐杀害两名年轻女

性。警方很快发现他们手上的罪犯是一位连环杀

人犯，至少谋杀了10位妇女。甚至在这样病态的

犯罪行为中，也能发现与饥饿相关的线索。罪犯

每次都是用提供食物的方式来诱骗他的受害者。

警方有关投降后的犯罪记录则更为平实。以

美国的标准衡量，被逮捕的人数还算正常。另一

方面，犯罪率与1937年到1945年间的数据相比显

著升高，这是因为战争时期进行海外侵略的同

时，国内却加强了专制控制。与1930年代中期相

比，杀人案的比率可能没多大变化，而且如欺诈

和贪污等所谓智力犯罪，实际还有所下降。意料

之中的是，武装抢劫、偷盗、买卖赃物明显比战

前增加了许多。如1934年，2126人因抢劫罪、

724986人因盗窃罪被捕入狱，而1946年到1949年

间，平均每年相应的数据分别是9485人和

孩子们的游戏

1177184人。年轻罪犯的数量也出现戏剧性的上

涨。1949年4月，据报道，全日本一半的重罪

（比如谋杀、强奸妇女、武装抢劫、恐吓、纵火

等），是由8岁至25岁年龄段的罪犯犯下的，犯

罪率高得令人担忧，每两分钟就有一起。

孩子们的游戏

孩子们的游戏，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生活的晴

雨表。在各种消费主义观念仍远未到来的时代，

孩子们主要依赖自身的想象力生活，他们的游戏

成了衡量成人世界的生动有趣的尺度。不久之

前，特别是男孩子们，还以令人心寒的天真无邪

玩着战争游戏，就像他们被教导鼓励的那样。在

游戏中，他们头扎束带，想象自己正驾驶飞机执

行任务，事实上，在战争中这些飞机再也没能返

航。他们假扮英勇的帝国海军，实际上，帝国海

军早已被摧毁击溃。他们手持木制的刺刀长矛，

尖叫着向代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假人冲杀，假装

自己正在从外国鬼子的手中拯救祖国。战败后，

孩子们的游戏不再含有如此明显的教化意味。本

质上，他们只是在模仿他们看到的成人行为。这

是一幅发人深省的图景。

当时孩子们没有多少玩具可买，尽管战后流

行的第一种玩具富于启示意味。1945年12月，京

都的一位玩具制造商生产了一种不到10厘米长的

吉普车，售价10日元。货架上的10万件产品很快

卖光，宣告了玩具工业谨慎的复苏。这种玩具典

型的美国风格正合时宜，因为孩子们是以肯定

的、不加批判的方式来看待既成事实的，他们欣

然接受被占领的事实。吉普车与兴髙采烈的美国

大兵们分发的巧克力和口香糖密不可分，而这是

被战争破坏的生活中可能联想到的少有的美好事

物。“哈罗”，“再见”，“吉普”以及“给我巧克

力”是绝大多数孩子最早学会的几句英语。他们

还学会了将报纸折成美国大兵柔软的船形帽，而

不是过去那种传统的武士头盔。对于上了年纪

的、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来说，儿童游戏

中的大部分，看起来都是以被占领状态为乐。

这些游戏的确是快乐的，毕竞快乐是游戏的

意义所在。但是，成年人看到这些快乐的游戏，

几乎无一例外地感到悲哀，因为它们如此天真无

邪地清晰凸现了战争与战败带给人们生活的痛

苦。譬如1946年初，据说小孩子们中间三个最流

行的游戏，分别是“黑市游戏”、“潘潘(pan-pan)

游戏”和“民主游戏”，即模仿黑市交易，假扮妓女

拉客，以及模仿左翼示威活动。

（图：潘潘（panpan）游戏，假扮美国大兵

和妓女，成了男孩和女孩中间最流行的游戏。其

他创造性的儿童游戏，包括模仿黑市交易、劳动

者示威和超载的火车。）

黑市游戏——黑市商贩与黑市物资的登场，

回想起来，可以看作是一种培养小企业家的教

育，但是对当时的大人们而言，只能提醒他们被

迫参与非法交易填饱肚子的残酷事实。“潘潘游

戏”这种模仿妓女拉客的游戏，更使家长们难以

接受，因为“潘潘”是战后对于那些专做美国大兵

生意的站街妓女的一种委婉称呼。一张1946年初

的照片上，衣衫褴褛的欢笑的儿童们正在玩这个

游戏：一个头戴美国兵船形帽的男孩，胳膊上挎

着个穿补丁裤子的小女孩。在“示威”游戏中，孩

子们挥舞着纸做的小红旗跑来跑去。当孩子们长

大一些，游戏渐渐变成了实践。新闻界留意到，

遭取缔的妓女中包括年仅14岁的年轻女孩，而学

校里的男生们与孤儿和流浪儿一样，很快就学会

了当皮条客挣零花钱。他们把美国大兵领到女人

那里。对一些人来说，“你想见见我姐姐吗?”成了

继“给我巧克力!”之后学会的更高程度的英语词

句。

随着时间的流逝，游戏项目也有所扩充。

1947年中期，一位大阪的老师报告说，他的小学

生们看来迷上了挤“火车”的游戏。他们将教室前

面的讲台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在“遣返列

车”上，孩子们背上他们的书包，挤在讲台上摇

来晃去，然后在“大阪”站下车。而“特别列车”，

顾名思义是模仿占领军人员的“专列”，只允许“漂

亮人儿”上车。由一位“列车长”判断谁够幸运上

车。衣服上掉了一粒扣子？不合格。脸上脏乎乎

的？不合格。那些通过了这些刁难的孩子，悠闲

自在地坐在车上。而那些被拒绝的孩子则羡慕地

站在旁边看。而“普通列车”，每个人都往上挤，

推来搡去，抱怨着被踩了脚，大声地呼救。偶

尔，列车长勉强挤在讲台边上宣布列车已经挤塌

了，每个人都必须下车。这位老师悲叹，那真是

一幅令人难过的景象：从模仿战争到模拟彻底的

混乱。

进入1949年后，孩子们继续以游戏反映出社

会秩序的混乱。在“流浪者”游戏中，他们假装无

家可归的流民。这个游戏得名于德语

词“lumpen”（流浪无产者），起初它是

以“lumpenproletariat”（流浪无产阶级）的本义进

入日语，然后在日常使用中引申为失业的游民。

无法无天的社会氛围，在“捉贼”游戏和“戴手

铐”游戏中得以再现。据说，“捉贼”游戏取代了最

为普遍的捉迷藏。梦想一夜暴富的社会心理，在

抽奖游戏中体现出来。可以想见，当时的儿童游

戏还包括买吃食的游戏，即离家去寻找能吃的东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西。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战后物资短缺的灾难，加上螺旋式上升的通

货膨胀持续了4年多，历时比太平洋战争本身还

要长。尽管经济混乱是这场有勇无谋的失败战争

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战后灾难的久拖不决，主

要是日美双方政策失误与彻底的腐败和经济破坏

所致。政府通过发行“新日元”、强行控制工资和

物价以及推行“产业优先”将重建贷款向战略产业

倾斜来抑止通货膨胀的企图，不幸被证明十分欠

考虑。当战胜方犹豫不决，拖延最终决定并执行

他们主张工业复苏和推进经济“反垄断”的既定方

针时，资本家和企业经营者也逡巡着不愿对生产

设备进行可能毫无指望的再投资。而当司法体系

每年因小偷小摸将一百多万人送上被告席之时，

绝大多数投机的资本家、前军官、腐败的政客和

有势力的黑帮老大却彻底操纵着这一体系，并且

从免税的黑市买卖中获益最多。

尽管通货膨胀的趋势，在1942年底就已经首

次显现，但是直到战争的最后数月，花费庞大资

金为预期的日本本土“决战”备战时，通货膨胀才

超出控制。理论上说，当战争结束时，1945年的

军事财政预算 (1945年4月至1946年3月）还有7个

月的余额。事实上，在天皇宣诏投降时，这笔预

算的大约70%已经支出。剩余的30% (总计850亿

日元军事预算中的266亿日元），在占领军抵达

之前就被仓促花掉了，主要是支付给了军事承包

商。军用资金和供给物向私人手中的转移，事实

上开始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前一天，并经历了数个

不同阶段的发展。8月14日，铃木贯太郎内阁集

体辞职之前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同意将所有军

用物资移交给地方部队的司令官处置。这项决

定，第二天在军队内部以《陆机第三百六十三

号》秘密指令的名义发布，规定战争供给应当分

发给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私立工厂以及市民个

人。命令规定，“作为原则”，这些物品应当免费

拨付给地方政府，在其他情况下则进行出售，但

是“物品出售无需立即付款”。

8月20日，美方在马尼拉向日方投降代表团

递交的《一般命令第114号》中，明确表示所有

军用物资需原封不动地封存。直到麦克阿瑟原定

到达的前两天，这一命令始终被东久迩宫新内阁

所忽略。直到此时，尽管秘密处置的命令被取

消，日本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确认或者找

回已被处置的军用物品。毋庸多言，关于它们的

去向没有什么可以查询的记录。在同一时期，日

本银行正致力于为往昔的战争供货商们提供大笔

贷款，其公开的理由是为了促进他们军转民，

向“和平”生产过渡。从对这些行为的事后调查

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在天皇玉音放送

后动荡骚乱的两周内，一大批权势人物将自己绝

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用于掠夺军需仓库，从军事

预算或日本银行手中向承包商和亲信们匆忙支付

款项，以及销毁文件。在日本历史上最危难的时

刻，少有文官武将或者主管经理，真诚而富于远

见地投身于为普通大众谋福利的事业。在这些旧

日的精英之中，未曾出现一位仁人志士、英雄人

物或者值得称道的政治家。

据事后估算，日本保有的大约70%的帝国陆

海军库存，在这首次的骚乱中被抢掠一空，而这

些是日本本土 500万军队、海外300万军队的供给

储备。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投降后数月，占领

军当局又天真轻信地将管理的一大部分保存完好

的军需库存移交日本政府，指示用于公众福利和

经济重建。这些物资中的相当部分是建筑材料和

机械设备，而内务省继续将其委托给一个由五大

财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处置。这些物品的总

价值约合1000亿日元。而这些物资很快也几乎消

失得难觅踪迹。1947年8月，1946年担任大藏大

臣的石桥湛山，向审查这些丑闻的议会调查委员

会提供的证词可悲地证实，“没有人知道价值

1000亿日元的物资到哪里去了”。

当然，这些物资要么是被藏到了无数隐蔽的

去处，要么是直接送到了黑市。与此同时，战败

促使先前封锁的储蓄存款迅速流失。战争期间，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保管的这些资金，曾被认为

是“潜在的购买力”。它们构成的庞大资源（据有

关部门估计，有2640亿日元）在投降后很快消耗

一空，主要是进入了黑市。这种情形并非由于腐

败，只不过是因为普通民众不得不竭尽积蓄来填

饱肚子而已。

由于战败带来的庞大的政府支出，以上这些

状况愈加恶化。可以想见，其中包括的一项支

出，就是数百万军民的遣返费用。然而，另外一

项财政支出，使政府也感到十分意外。直到美国

人抵达之后，日方才获悉，他们将要支付占领军

巨额住宅费和维持费的大半。在占领初期，这项

开支令人惊愕地高达经常预算的1/3。而这并非一

次性的负担。尽管用于驻留美军的直接开支，下

降到只占每年预算较低的比例，但是在接下来的

数年间，这仍然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单项支出。作

为一项预算项目，这些支出只得顺应占领当局的

指令，委婉地掩饰为“终战处理费”，或简单记

作“其他费用”。

日本人为维持占领军付出巨大，在物质和心

理上产生的后果，如何强调都不过分。1948年，

当约370万个家庭仍无栖身之所时，日本政府却

被要求将每年预算的相当部分，用于向占领者提

供住所及设施，而且要确保达到美国人的居住标

准。当战争寡妇们徒劳地乞求一点救济的时候，

政府却别无选择，不得不为满足美军将校将征用

的私人住宅改造为“最新式”住所的愿望而付费：

改造电路和管道，装潢居室，安装电话、电炉和

卫生间等现代化设备，有时甚至还包括将庭院的

池塘改建成游泳池的费用。当全国铁路不堪重

负，在1945年12月发生了绑在妈妈背上的婴儿因

车厢拥挤窒息而死的悲剧性事件时，政府仍被要

求加挂经常坐不满的专用车厢，甚至“占领军专

列”，供占领军人员自由使用。很少有美国人会

留意到这些“占领费”，但是许多日本人显然都心

知肚明。

在官方控制物价的正规市场，到1945年底批

发价格翻了一番，而且此后继续迅猛增长。占领

第一年价格上涨了539%，第二年上涨336%, 第三

年上涨256%，第四年上涨了

127%。1946年6

月，一升米法定价格 2.7日元，1950年3月上涨到

62.3日元。著名的广告歌作曲家三木鸡郎，以一

首滑稽歌曲描绘出这种恶性通货膨胀的失控情

形。歌词大意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

涨的速度。坐火车每到一站，都会发现橘子的价

钱涨得更高了。

自然，在黑市上（有时被开玩笑地称为“自

由市场”）也能观察到同样的通货膨胀曲线，但

是程度更甚。如果官定价格的橘子卖光了，那普

通百姓就确实只有望洋兴叹了。直到1951年末，

政府持续对以所谓五大主食（米、大麦、小麦

粉、番薯和芋）为首的50种“基本消费品”黑市价

格进行密切调查，粗略反映出黑市的暴利状况。

在投降后半年间，同一消费品的黑市价格飙升

至“法定”价格的34倍。此后，“自由市场”物价飞

涨的情形有所抑止。

1946年的后几个月，50种基本消费品平均比

法定价格高出14倍。1947年为9倍，1948年下降

到不到5倍，到了 1949年，黑市物价约相当于官

方牌价的两倍。

然而，生活消费品只是构成了流向黑市商品

的一小部分。黑市还经营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生产

资料：煤、焦炭、汽油、木材、水泥、平板玻

璃、榻榻米草席、生铁、钢材、镀锌钢、铜板、

铝、锡、电线、电动机、肥料、化学药品（硫

酸、苛性钠、苏打灰）、机油、橡胶轮胎、农机

具、酒精、油漆、染料、纺织品、纸张等等。显

然，这些工业品与那些将自己所种的大米和薯芋

送到黑市上卖的农民毫无关系。它们从哪里来？

答案很明显：从那些盗出军需物资并且隐匿它们

的军阀、实业家、官僚和政客那里来。难以置

信，物资匮乏持续、通货膨胀失控、工业重建萎

靡不振，而黑市却欣欣向荣，原因就在于，对那

些占据社会有利地位的人来说，这是极为有利可

图的买卖。

直到1946年，由众议院议员、内务省政务次

官世耕弘一领导开展了非正式、非官方的调查，

大量军需物资的流失才开始受到严厉批评。即便

如此，直到1947年下半年，这一出卖民众利益的

事件其规模之大才被广泛知晓。当丑闻揭露之

时，调查人员照例抱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上至内阁、中央官厅，参、众两院议员、臭

名昭著的政治掮客和“暴发户”，下至地方上的低

级公务员和警察。实际上，在黑市上出卖掠夺来

的军需物资所获之利，相当一部分被用作了政治

活动的资金，尤其是，当然绝不仅仅是，用在了

与保守党派相关的政客们身上。

甚至到了 1947年6月，当众议院姗姗来迟不

情愿地成立“隐退藏物资等关于特别委员会”时，

起初所谓的调查官们仍然只被赋予有限的职权，

而且没有拨发调查经费。尽管有这些阻碍存在，

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加藤勘十任委员长的这一委员

会，至少能够对掠夺的严重后果进行评估。当年

底出版的加藤委员会著名的报告书得出结

论：“那些偏离正规配给用途转移走的物资以及

由此暴富的人在占领时期无处不在，像癌瘤一样

威胁着这个国家的经济。”通过“隐匿物资丑闻”这

类事件，作为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一

的结构性的腐败，被发掘出来。

这些被人凭借地位和特权掠夺的物资显然价

值巨大。毕竟，它们本来是为庞大的本土防卫部

队进行长期“决战”而储备的物资。同时，在许多

情况下，它们还是可以被无限期隐匿的物资。爱

国妇女为协助战争捐赠的大量钻石和其他私人珠

宝也在失盗物品之列；从海外带回的药品和稀有

的贵金属钛也失盗了。调查人员想方设法追踪到

的零星的隐匿物资，为公众展示了这庞大资财的

九牛一毛。例如，1946年4月，在东京湾的近海

发现了隐匿海中的银块。近一年后，对一家化工

厂的突击搜查，查获“10吨萘、26吨苛性钠、45

吨润滑油、150吨食用油、16吨工业盐、50吨钢

管、50吨钢筋、30吨铁板、45台电动机，以及其

他各种混杂的铁类、纺织品和橡胶制品”。尽管

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无法确切计算被转移物资

的规模和价值，但是据粗略拼凑的估计，1947年

它 H8们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3000亿日元。与当

年度政府的经常预算中政府支出总额205亿日元

相比，其数额之巨是显而易见的。据另一项计

算，被掠夺物资总重量约为3亿吨，这当然是粗

略估算，但也让人感性地了解到这些物资的实际

规模，以及仅仅转移和藏匿它们所需的庞大的人

员数量。尽管丑闻性质极其恶劣，然而却没有什

么主要犯罪人被起诉。

显然，这些年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困境，绝不

仅仅只是这宗大规模的公共财产掠夺案所造成

的。由适应战争的产业结构遽然转变为非军事经

济，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是一项难以实

现的任务。海外帝国的永久丧失——这不是指

1941年到1945年间短暂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

幻灭，而是在更深刻意义上指包括朝鲜、中国台

湾、“满洲”在内的北中国地区等海外领土的日本

帝国体制的永久丧失——意味着日本失去了先前

经济成长必不可缺的资源和市场。帝国的丧失，

再加上正当海外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断绝，使事态

更加恶化。甚至直到军事占领末期，日本人才获

准到海外旅行。

此外，在一些重要产业比如煤炭产业方面，

日本为常年的阶级和种族压迫付出了惨重代价。

到日本投降时，许多最繁重的体力活，尤其是在

煤矿，都是由征募的朝鲜劳工或者中国俘虏承

担。当解放之日来临，他们全体都从不见天日的

地狱中逃了出来。后果之一就是，日本产业重建

所需的基础能源生产，持续低迷难以恢复。到

1945年底，当务之急的民众营养不良问题，在工

业领域有了对应的新概念“煤炭饥饿”。在许多重

要产业，战败后生产能力急转直下。对于大多数

产业而言，至少直到1950年，产量才恢复到1930

年代中期的水平。

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虚脱的状态。经过长期

的战争，日本人民已经习惯了被勉励忍受难以忍

受的痛苦。至少，这种激励传达出一种明确的意

图：人民被教导要相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

化，相信他们“国体”的危机来自于外国军队。但

是，被教导在战后的泥泞中忍受难以忍受的煎熬

却是另一回事，而且议会关于隐匿物资丑闻的报

告，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肉

体和精神的疲弊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尽管调查委

员会得出结论“许多秘密人物暴得大利，他们是

培育黑市的温床”，然而试图揭露丑闻和追回被

掠物资的行动，在每一级政权都被“诡计和合法

阻挠联手挫败”。至于从掠夺物资丑行中获益的

权势人物，“他们戴着民主的面具，但事实上却

在黑市上昂首阔步”，在国家长期的经济混乱中

狂欢作乐。

在这样的状况下，一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落

地生根实不足为怪，使得许多日本人都觉得自己

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惨境遇，远比帝

国军队在遥远的异国对陌生人实施的暴行记录更

直接、更看得见摸得着。在许多政治理想主义者

看来，日常生活的穷困，也为民众广泛支持进步

改革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946年3月，战后

首次大选前夕，一张著名的新闻照片，成了这一

困境的最佳写照。照片上民众蜂拥着在路边的货

摊上购买沙丁鱼，完全不理睬站在街头临时演讲

台上演说的竞选政治家。

然而，治疗这种悲观情绪的解药几乎无处不

在。1946年初，诗人崛口大学以如下的诗行，传

达出自己克服疲惫与绝望的心情感受：

国家变得 小而无力，

粮食缺乏 耻辱却多。

生命易逝 举目眺望，

高高树梢 和那天空。

很少有人读过这首诗，因为它发表在一本新

创刊的默默无闻的诗歌杂志上。然而千百万民众

都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停止了悲叹，将目光投向明

确的目标。战败激起了民众对现存权威的怀疑和

公然愤怒。贫困使许多劳动者变得激进。在许多

情况下，无耻的腐败唤起了有益的非难之声。讽

刺的幽默因绝望而开花。每一个心情疲惫、生活

破碎者的故事，同时可能都会伴随一个充满活

力、希望和成功的催人振奋的故事。随着旧的警

察国家对自由表达限制的消散，涌现的是真正的

出版物的洪流。

电影工业繁荣发展。电台广播又变得活跃起

来。知识分子只争朝夕地全力奔走运动。人们谈

论新的“爱情”形式，无论是肉体之爱还是精神之

爱，同时也谈论新的“文化”涵义。“颓废”本身，

则以对旧日正统的激进挑战姿态粉墨登场。

注释：

1鹤见和子对R本人在战时以及战后的体验有深刻

论述，时即便是反战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认

为“既然我们已经走得这么远，那就别无选择只

能奋战到死”；如参见渡边和夫日记中对一位友

人的记述，《败战口记》（东京：博文馆新社，

1995)，p.39。渡边本人曾一度考虑在最终决战来

临之前自杀。

12《朝日年鉴》，1947年版，p169;《大阪百年

史》，pp. 913 -914, 1946年1J1起,

美方利用原太平洋地K的军需物资向日本输送小

麦。大部分小麦被加工成了硬面包，用以补充大

米配给。美方的正式援助，名为GARIOA

(Government and Relief in Occupied Areas,占领地

区治理与救济）援助，开始于1946年7月。1948

年，此援助计划并人以企业为导向的EROA

(Economic Recovery for Occupied Areas,占领地区

经济复兴）资金项目。这些资金是贷款而非无偿

援助。由联合国管理的另一援助计划LARA

(Licensed Agency for Relief of Asia,公认亚洲救济

联盟），曾经向全日本的小学儿童配给脱脂奶

粉。GARIOA援助不仅限于食品，还包括原棉、

肥料、燃料和药品等基础物资。物资援助的具体

数据通常说法不一。何是1961年

FI本通产省认

定，占领期间美国对日援助总额高达17-18亿美

元，其中包括10. 5 亿美元的食品，以及511万美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元的原料和燃料。12年1月，日本同意以15年为

期，返还 4. 9 亿美元的援助；参见 Fuji Bank,

Banking in Modem Japan (1961;1L4特别〉，

p.209。当时美闽的援助，对缓和闩本的粮食匮乏

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比口本政府同一时期为占

领军支付的50亿美元“终战处理费”要少得多）。

对口援助不仅实现了 GARIOA计划的基本目标，

即“防止饥饿、疾病传播与局势动荡0)明显地危及

占领军，与（2)持续妨碍占领的终极目的”；时且

占到了 FI本进口总额的大部分。据占领当局的一

位前经济学家估算，对日援助占1947年日本进U

额的77%，1948年的67%，以及1949年的59%。

56有关隐匿物资的价值及规模的粗略数据，是依

据闺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各处提到的数字推断

而来^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官方数据的可信度

不高。就隐匿物资丑闻而言，大规模的、蓄意的

隐匿行为，显然使事态更为复杂。同时，由于恶

性的通货膨胀，也不可能对这些物资进行稳定的

估值。只能通过展示这些物资相应的规模，以期

对丑闻惊人的程度有所认识。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大多数的日本人超越疲惫和绝望，充满想象

力、多姿多彩地重建他121 们的生活，这是人类

不屈的生命力的证明。有些人花费很长时间才做

到这一点，有些人数日之内就摆脱了意气消沉的

虚脱状态，另外有些人压根儿就与虚脱状态无

缘，他们在听到收音机里沙沙作响的天皇广播的

瞬间，就体验到了解放感和生机。人们大吃大喝

一顿或者吃红豆饭以示庆祝。他们匆忙从窗子上

取下灯火管制的黑纸，让阳光重新回到自己的生

活中。千百万人开始考虑，没有了国家的指令，

自由的个人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

多年后，一位批评家回忆起这一切，谈到了

当时社会中突然出现的新的“空间”。人们行为变

了，思想变了，遇到了前所未有、甚至也不可能

再次经历的新的状况。这是一个流动的、自由的

和开放的罕见时刻，新的权威模式和新的行为规

范正在形成之中。人们痛切地感到，必须重新开

始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随处可见的话，

那么新的机会，即能够以在军国主义者控制下不

可能有的方式行动、言论和思考的机会，也到处

存在。当然，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也是军事专制，

但是在占领初期，它摧毁了先前日本上层的高压

统治，使得民众情绪和民众的独创精神得以空前

广泛自由地表达。由于提倡更多的个人自主

性，“日本”作为国家的意味在民众间产生了变

化。8月15日之前，可以想见，国家是以最空虚

教条的概念规定的：什么是“国体的本义”；什么

是正确的“臣民之道”；在现存的阶级和性别等级

制度中，谨守“本分”是多么重要；哪些“堕

落”和“腐败”的外国思想和艺术是被严厉禁止的；

现实生活中在不同场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等

等。

当思想理论家们狂热地宣扬所谓“一亿一

心”之时，日本的敌国对于这种宣传并不当真。

在战争中，对美国和其他盟国而言，日本人的自

我吹嘘不过是助长了他们对于这个机器人似的、

凶残的、洗过脑的民族固有的种族偏见而已。令

人震惊的是，战败显示了多年来所有的极端民族

主义的教化，竟然可以被如此迅速地丢弃。对国

家的热爱存留下来，但是盲信的狂热和令人麻痹

的管制被欣然抛弃。人们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

处处证明了对于专制主义国家垮台的欣慰，以及

对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的接受力――至少是包容

力。

在早期，摆脱绝望、创造新的空间的最引人

注目的表现，发生在所谓“体面社会”的周边地

带。在那里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战败的亚文化群，

成为令人震惊也使人着迷的旧秩序崩坏与打破因

习、特立独行的新精神的象征。当然，并非所有

的边缘群体都拥有这样的魅力光环。许多“第三

国人”――朝鲜人、台湾人、中国人（以及冲绳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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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占领者服务

人，在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眼中）――他们在社会

边缘地带的反抗的生存，少有例外地被主流社会

视而不见。

对大众意识造成冲击的边缘群体，来自二个

相互交叉重叠的亚文化群落：一是被称为“潘潘”

(panpan)的专门接待占领军士兵的妓女的世界，

她们对征服者的欢迎和拥抱着实令人不安；二是

黑市，充满了可怕的活力，引诱人的欲望，践行

着弱肉强食的行为规范；三是酩酊大醉、声名狼

藉的“粕取（力又卜)文化”群体，他们赞美纵欲，

并带来了低俗杂志和性交易等持久的诱惑。所有

这三个边缘的世界，不仅具体证明了虚脱状态的

混乱和绝望，而且也是以生命力、本能甚至是色

情驱使人们超越虚脱状态的实例。

为占领者服务

在被占领的日本，有两个事件使人们看清了

卖淫的真实情形。1946

年9月29日，《每日新

闻》刊登了一位21岁妓女的来信。这位年轻女子

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满洲”被遣返回国，由于没有

亲戚和经济来源，最终只得在东京上野车站的地

下通道中过活的经历：

我住在那里顺便找工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事

做，连续三天我什么也没得吃。然后在第三天夜

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给了我两个饭团。我赶忙

吞了下去。第二天夜里，他又带给我两个饭团。

后来他要我到公园去，因为他想跟我聊聊。我跟

他去了。我就是在那时沦落为受人鄙视的“夜之

女”的。

虽然当时报纸上时有表达普通人苦闷的来

信，这封信还是引起了轰动，尽管是以一种不同

寻常的、迟到的方式。1947年12月，受这封来信

的激发，一首叫做《星流》（《流星》）的感伤

的流行歌曲问世了。这首歌当时并未受到关注。

近一年之后，这首歌才开始风靡一时，而它的副

歌“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也开始被当作严

重的社会问题来对待。就普遍的理解来说，正确

的答案不是那些利用穷困年轻女性的低级的妓院

老板和皮条客，而是无能的政府和官僚机构。

从《每日新闻》刊登来信到歌曲发表的这段

时间，一家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了对一位19岁站街

女的访谈节目，记录了有关卖淫的黑暗世界的另

一番景象，使公众大为震惊。1947年4月，记者

用隐藏的麦克风偷录了被采访女孩的谈话，她在

节目中被称为“有乐町的阿时”。有乐町是指东足

的有乐町，那儿有许多站街女在营业。阿时被描

述为那一区妓女的头目。采访阿时的记者用生动

的语言，描绘出了阿时的形象。他说，阿时个头

挺高，长相动人，穿着宽松的水手裤，浅紫色的

毛衫，头发时髦地用黄色的缎带束起。她的面容

长得很美，皮肤白得近乎透明, 眉目如画，涂着

厚厚的口红。然而记者观察到，阿时说话的时

候，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撇嘴的习惯，让人联想起

歹徒的形象。当时的一张照片，抓拍到了阿时撇

嘴的样子。

阿时的话比她本人的相貌还要令人印象深

刻：

当然做妓女不好。但是由于战争的灾难，既

没亲戚又没工作，让我们怎么活？……我们中没

有多少人是因为喜欢才干这个的……但是即便这

样，当我们试图改过自新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

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并说我们是妓女……我已经

让好些女孩改邪归正并把她们送回社会了，但是

后来……她们总是（她开始抽泣）被挑剔并被赶

了出来，最后只能回到这儿重走老路……你不能

相信社会，他们鄙视我们。

九个月后，采访记者收到了阿时的来信，正

如一则堕落与救赎的完美寓言。阿时说她听到收

音机中自己的声音很受触动，那听起来就“像个

恶魔”。因此她离开了并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又

写道，社会对她仍然很苛刻，她的决心时常都会

抵达崩溃的边缘，但她决定坚持下去。

这些令人伤感的“夜之女”的形象，留下了许

多难言之隐，而事情必须如此。因为卖淫交易中

的很大部分，就是满足庞大的占领军的需求。不

得不接待几十万盟国军队的性暗示令人恐惧，尤

其是对那些知晓自己国家的军队在他国的暴行、

也了解日军强迫别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庞大数

目的人而言。

（图：这张“潘潘”女郎或“日夜之女”的经典照

片，是吉田润在东京的有乐町拍摄的。在后来的

摄影集中，这张照片被冠以当时一首著名歌曲的

标题："谁让我变成了这样的女人?”）

紧随天皇的投降广播之后，谣言就像野火一

般蔓延，“敌人一旦登陆，就会逐个凌辱妇女”。

内务省的情报课，立即意识到了这些谣言与他们

自己军队海外行为之间的关联。正如一份警方的

内部报告书所述，“那些谈论掠夺和强奸闹得人

心惶惶的人，很多就是从前线归来的退役军

人”。城市家庭被敦促将家里的女人们送到乡下

避难。

妇女们被建议继续穿着战争年代像口袋似的

雪袴，而不要身着更为诱人的女性服饰。年轻的

女孩们被警告不要表现友善。然而即便如此，外

国人仍然被想当然地认为会要求性满足。问题很

简单：谁来提供服务呢？

日本政府毫不迟疑地回答了这个问题。8月

18日，内务省发送了一份秘密的无线电报给全国

的警察管区，指示他们为占领军特设专用的“慰

安设施”，而且要以最大限度的慎重来进行筹

备。招募这些设施所需女性的任务，应当由地方

警察署长调度安排。他需要动员地方上已经从事

卖春业的企业和个人。同一天，东京警视厅的高

官会见了东京一横滨地区的“从业者”，向他们许

诺了 5000万日元的财政补助金，并达成从业者自

行筹集相等数量资金的默契。

翌日，副总理近卫文麿要求警视总监亲自指

挥这件紧急要务。据说126

这位前首相近卫公

爵，恳请警视总监“保卫日本的年轻姑娘”。然而

数日之内，此方针又有了新的变动。曾在马尼拉

会见麦克阿瑟一行、安排投降事宜的使节之一河

边虎四郎将军回到东京，敦促政府不要直接插手

运营这些设施。

此后，政府的角色主要限于正式签署批准方

案并提供贷款融资和警力协助。被勉励承担这项

任务的从业者，持内务省、外务省、大藏省、警

视厅和东京都厅公认的官方扶持通告，募集私人

投资。9月6日，政府运营的劝业银行融资3000余

万日元，作为政府为这些行动所提供贷款的首期

款。大藏省的一位后起之秀池田勇人，在安排政

府支持方面发挥了作用，后来他被引述曾说过这

样的话：“用一亿日元来守住贞操不算昂贵。”经

营者们聚集在皇居前高喊“天皇万岁！”，公开表

达对这次为国效劳的赚钱机会的感激之情。

征募少数女性作为保卫日本良家妇女贞操的

缓冲器，是对付西方野蛮人的一贯策略。在佩里

船长强迫日本废除闭关锁国政策之后，日本就立

即特设了为外国人服务的娱乐区。有一位为国献

身的年轻女子，已经在日本近代的神话传说中被

誉为爱国英雄。她的名字叫阿吉，曾被指派给

1856年上任的第一任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

（Townsend Harris)为妾。1945年的卖春业者，以

阿吉悲哀而色情的形象自我标榜。他们宣称，他

们所招募的妇女，将是“昭和时代之阿吉”。

让政府感到意外的是，职业妓女们对成为当

代的阿吉不感兴趣。一种说法是，她们害怕美国

人，那些在战时宣传中通常被描绘为恶魔形象的

美国人，性器官巨大会弄伤她们。特别慰安所的

设立者们由此着手招募普通女性。他们在东京市

中心的银座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告新日本女性

书》，上面有些暧昧地写着：“作为国家战后处

理紧急设施之一端，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

协力，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还提到工

作职位是“女性事务员，年龄18岁以上25岁以

下。提供住宿、服饰及伙食”。

绝大多数被广告吸引来参加面试的女性衣衫

褴褛。有些据说甚至光着脚。大多数人都没有红

灯区的“卖春业”经验，在被告知将来实际的工作

之后，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在剩下的女性中，有

些人宣布与食宿有保障比起来，更吸引她们的

是“为国”献身的召唤。毕竟，这其实就是她们一

直所受到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教导。截至8月

27日，东京共有 1360名妇女被征募，她们很快就

会被称为R. A. A.，这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英

文缩写。

翌日，就在最初的占领军小分队到达日本时，在

皇居前的广场上为 R. A.A.们举行了一个就职仪

式。在仪式上，宣读了文辞华丽的“誓词”：

邦家三千年，虽山容河相亘古不变，昭和二十年八月十

五日之恸哭，乃一时代之结束，为极端之悲痛与无涯之忧苦

所缚，将向危 险的、无尽的绝望之底沉沦。（中略）

时机来临，命令已经下达，由于我等职域所在，作为国

家战后处理的紧急设施之一端，被赋予慰安驻屯军的艰难事

业。此命令重大。而成功则难中之难也。（中略）

由此同志结盟，信念引领我等勇往直前，通过几千

名“昭和的 阿吉”之献身，筑起一座阻挡狂澜的防波堤，共

同护持培养民族的纯洁，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之根本，甘当

地下之柱石。（中略）

当以一言结束声明。我等断非向进驻军献媚。我等并未

有损气节或出卖灵魂。我等只不过尽不可免之礼仪，并履行

条约中之我方义务，为社会之安宁做出贡献。我等敢大声直

言，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重申此言，以为声明。

东京共同经营R. A.A.的7个“卖春业”专门团

体也发表了声明。在向“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

纯洁以护持国体的伟大精神”忠诚严肃地宣誓之

后，这些爱国的妓院老板们以惊人的圆滑适应激

变的新时代，流畅地运用时髦辞令宣布，希望通

过R. A.A.，“疏通彼我两国人民之意志，并为国

民外交的平稳发展做出贡献，为建设世界和平出

一份力”。"

（图：美国大兵试图跟横滨的姑娘们搭茬儿。这

是1945年8月31日，第一批占领军到达日本三天

之后的照片。）

当天，数百名美国大兵很快抵达东京大森町

的一处R. A. A.设施。那里聚集的少数姑娘是最缺

乏经验的新手。既没有床、寝具也没有单独的隔

间，奸淫行为就在没有隐私的情形下随处发生，

甚至是在走廊上。目击当时情景的日本人后来的

证言都非常愤怒，说这是无耻的“动物的性交”，

暴露了所谓美国文明的“本性”。据说，当时的警

察署长都为此流泪哭泣。

一位缺乏经验的R. A.A.新人，后来追忆起她

第一天的恐怖经历：她被指派为23个美国士兵服

务。据推算，R. A.A.女性每人每天招待美军数量

在15到60人之间。一位先前做打字员的19岁的姑

娘，几乎立即就自杀了。有些女性精神崩溃了，

有些人逃亡了。到了 9月中旬，这种荒唐的“国民

外交”多少变得正常了一些。在作家高见顺9月13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对

话。司机说他看到一个女人就像歌剧里的那样身

穿艳丽的和服，在一处慰安设施门外迎接一个美

国兵。她跳起来搂着美国兵的脖子，并用带日本

腔的英语打招呼说“哈罗”。对于日本男性来说，

这是使人郁闷压抑的一幕。

由于东京的大部分市区都在空袭中被烧毁，

起初没有多少地区可以提供慰安设施。9月中下

旬，东京都防疫课长与谢野光博士（著名女权主

义者和诗人与谢野晶子的长子），被占领军当局

约请协助将妓女分配到不同地区，以备美军军

官、白人士兵或黑人士兵专用。起初，据说被指

派为黑人士兵服务的妇女们吓坏了，直到后来她

们发现，很多黑人士兵对待她们比白人士兵更加

友善。出于对种族和等级制度的谨小慎微的偏

见，一些日本人总结说，这种相对的友善，是因

为事实上黑人士兵所受的教养，是将“日本人”当

作“白种人”来对待的。

这种“特殊慰安”设施在东京迅速扩张。据说

很快就增加到了 33 所。并且在其他20座城市同

样迅速地蔓延开来。毫不奇怪，它们在美国士兵

中广受欢迎。与其他消费相比，它们很便宜。对

R. A.A.妓女进行短时间拜访的费用，是15日元，

或1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市场上半包香烟的价

格。两三倍这样的价钱，就可以购买一整夜

的“个人外交”。尽管这些服务未能防止强奸和性

侵犯的发生，但念及占领军庞大的规模，强奸事

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几乎与日本政府的预期

一致。

（图：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成员合影的日本女

侍。此调查团被匆忙派往日本调查战时的空袭效

果。）

R. A.A.尽管深受欢迎，起初也得到了胜利者

们的支持，但是在占领开始的数月后就被废止

了。1946年1月，占领军当局命令全面禁止“公

营”卖淫业，公开宣称它是非民主的也是侵害妇

女人权的。但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废除R. A.A.最

主要的原因，是占领军部队内部性病患者激增。

数月后禁令生效时，几乎90%的R. A.A.妇女性病

检查结果呈阳性。同时，美军的第八军，经检测

70%的兵员感染了梅毒，50%感染了淋病。当年

的4月，主要是为了治疗这些性病，美国才初次

将制造盘尼西林（青霉素）的专利许可卖给了日

本公司。

先前由R. A.A.招募的妇女们被解雇了，没有

得到遗散费，却得到了一篇豪言壮语的褒奖，大

意是她们“为国效劳”，而且是日本女性“纯洁的防

波堤”，尽管她们自己的纯洁除外。当然，公营

卖淫制度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卖淫业本身的终

结。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图：由于受到性病蔓延的威胁，美军当局很快

就在接待美国大兵的卖春设施外建起了“性病预

防所"。照片中广受美军欢迎的"Oasis

of

Ginza”（银座的绿洲），连店名都方便地以英文

作为标识。）

只是这种买卖进行得更加隐蔽了，而性病仍

旧难以控制。虽然如此，这种过渡仍然有其可贵

的意义。一张照片珍贵地记录下了公营卖淫业终

结的历史时刻：在官方认可的传统艺伎聚集

的“浮世”地区的一隅，在外国人专用的慰安设施

门外，身着和服的年轻女子们，站在悬挂在墙上

的星条旗前，髙举双臂欢呼“万岁”以示庆祝。

为响应盟军司令部禁止公营卖淫业的命令，

日本官僚们表现出了罕见的、不同寻常的对人权

的细致尊重。1946年12月，内务省公然宣布女性

有做妓女的权利，而这一点成了各方达成默契、

在指定的“红线”地带可以继续从事卖淫业的公开

的理论依据。（指定“红线”区的说法，来肖瞥方

在城市地图上所做的标记。在蓝线标示的地区，

卖淫行为是被禁止的。）　　

在此后的岁月里，大约有55000到7万名女

性，——她们当中许多人是“第三国”出身，——

在上述区域充当全职或兼职妓女。

“ 交际花” 、“ 专宠” 与叛逆女性

这就是“潘潘”的时代缩影，她们坚强而脆弱

的形象：鲜艳的口红、指甲油、时髦服装以及有

时令人羡慕的曼妙身姿。她们成了与城市夜景、

战后的日本记忆场景不可分离的部分。她们留下

的照片，是那个时代最忧郁哀伤和引人遐思的形

象：黑暗中斜立的身影，头上包着围巾，臂上挎

着手提包，时常点燃或吸着雪茄。她们有许多委

婉的称呼：夜之女、街之女、黑暗之女，但是最

常用的还是“潘潘”。尽管也出现了做美国大兵生

意的男妓，但并未引起公众对他们的注意，他们

没有赢得大众的想象。

“潘潘”这个词的来源模糊，但据说是战争时

期在南太平洋诸岛的美国人用来指代能够搞到手

的女人。194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从南方地区

遣返归国的日本水兵有时也提到“潘潘”。在美国

大兵中，这个词激起的反应是嘲笑、怜悯、同

情、异国情调和赤裸裸的性冲动。当妓女们

以“潘潘”自居时，它传达出的是同样混杂的印

象：绝望和凄楚的感觉，正如流行的解释那样，

还有骄傲地公然蔑视传统规范以及对感官享乐的

追求。

尽管“有乐町的阿时”痛苦地谈起被“社会”轻

视的遭遇，她和她的同伴们在大众的心目中，仍

然看起来大胆和反叛得十分迷人。幽默杂志VAW

的时事评论栏暗示过这一点。VAW杂志向一系列

的名人提问：

“什么是当今日本社会最古老（最封建）的

特色?”以及“什么是最新的（最民主的）特色?”在

一位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法国文学学者辰野隆看

来，“政治”是当今社会最古老、最无变化的方

面，因为它仍然与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

关联。那么最新和最民主的呢？辰野回应

说，“是‘潘潘’女孩们，因为她们超越了种族和国

际间的偏见”。

这一评论机警而尖刻，即使是只说对了一

半。在某些地区，“潘潘”的生意有严密的组织，

不仅依据地盘，还依据接待的客人划分势力范围

(称为“岛”）。有些“潘潘”只做日本人的生意，而

更多的“潘潘”接待美国人。在一些地盘上，这种

区别很严格。那些越界的“潘潘”，往往遭到别的

妓女的辱骂甚至折磨。然而辰野即兴的回答，用

来嘲弄那些经常打着“民主”旗号的政治骗局倒也

合适。他不仅让人关注在被占领的祖国“国际关

系”最隐秘暧昧的表现，而且让人注意到了其种

族的维度。成千上万的“潘潘”公开地、适意地与

白的、黑的美国大兵为伴。即便被瞧不起，她们

也成了对其他种族某种容忍的典范，并以群体的

反叛行为标示着不可否认的独立。

尽管“潘潘”的生活本质低俗，但是她们与被

压抑的肉体快乐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纵

情声色的世界，此前不仅曾经展现在江户时代后

期的游郭之中，而且曾经在民间说话中的好色故

事、古代宫廷恋爱物语中的男女调情中被恣情表

达。她们在肉欲上的自甘堕落，是对军国主义者

徒劳的禁欲和自制的最尖锐的批判。尽管可能有

些男人震惊于她们对性的直率态度，但也颇有些

人感受到了其魅力所在。对于众多的性产业经营

者来说，“潘潘”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性商业化潮

流，这种潮流在他们身后仍将长期繁荣。

年轻女性举出的成为“潘潘”的主要理由，反

映了这些“夜之女”暧昧的身份。一项对卖春女的

调查发现，她们许多人是战争孤儿，或者没了父

亲——实际上在经济和社会安全方面一无保障。

相当数量的人是家里的长女，自认对父母和弟妹

的生活负有强烈的责任。然而，同一调查还发

现，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是“自愿”在婚外失去童

贞的，而且许多人并不是由于经济状况的绝望而

卖淫。尽管有些人将挣来的钱省吃俭用供养自己

或家人，其他人则为短暂的欢乐而挥霍浪费，展

示出挑战时代整体贫困的奢侈放纵。对1946年和

1947年警方围捕的“潘潘”的调查发现，相当数量

的人坦言，只是“出于好奇心”才选择了她们的生

活道路。

警方记录的被捕妓女的“履历”，有时以相当

可观的细节传达出她们对性快乐的坦承。一位18

岁的京都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前些年在奈良

上缝纫学校的时候，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公园

里，她失身于一位年轻的美国兵。几个月后，他

们浪漫的关系中断，她偶然决定成为一名妓女，

就搬到了京都干起了这一行。她绝大多数的顾客

都是美国兵。她温和地告诉警察，如果一位客人

长相特别英俊，她往往不收他的钱。除非生病或

是住院，她声称自己会继续追求这种生活方式，

不会考虑其他的人生选择。

卖淫通常比绝大多数妇女能够得到的其他工

作报酬好得多，而且职业行话也将“潘潘”以巧妙

的传统方式传奇化了。一位妓女不偏不倚地穿梭

于顾客之间，则以英语借词“butterfly”称之，

即“交际花”。也就是说，她看来以自己的方式，

成了一个现代版的“恋上恋爱的女人”。“恋上恋爱

的女人”，是十七世纪的大作家井原西鹤的一部

著名物语中滥交的女主人公。专做美军生意

的“潘潘”也被叫做“洋潘”，“洋”字的含义指的是

外国的或西洋的。她们是新时代的阿吉，一群叫

做“罗纱缅”的女人的现代版。“罗纱緬”指的是，

十九世纪中期在刚刚开放的日本的通商口岸，成

为外国人妻妾的女性（她们在照片中留存下来的

形象，像“潘潘”们一样悲哀忧郁而引人遐思）。

只忠于一位美国主顾的“潘潘”，则以英语借

词“only one”称之，即“专宠”。这里古老价值的重

新应用确实微妙。正如武士与他的领主、高级艺

伎与她的恩主一般，一位“潘潘”也可以是忠诚的

榜样。美德留存，只是所指代的对象变了。

（图：对日本男性自尊的伤害，是不得不向

占领军部队卑躬屈膝，更糟的是胜利者无所不在

地和日本妇女乱搞关系。远藤健郎的一幅创作年

代不详的漫画，描绘了一位残废的日本老兵，遇

到一位由日本女人陪伴的魁梧强壮的美国兵的场

面。漫画有一个长长的标题：〈自从几年前这两

位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碰面以来，世事变化真是太

大了>。）

像过去有教养的高级妓女一样，“潘潘”也拥

有特殊的才能。以她们的情形而论，最明显的是

以多种语言混杂的英语交流的能力。这种妓女的

日语和美国兵的英语混杂的语言，被滑稽地称

为“潘英语”。能运用这种第二语言，不管楚脚与

否，在战败后的日本是一种很被看重的技能。成

千上万的日本男人，也在以占领者的语言跟占领

者打交道而奋力生存（他们的洋泾浜英语，有时

被嘲笑为“占领军用英语”）。这样摩擦就产生

了。“潘潘”跟她的美国兵伴侣臂挽臂，或是兴高

采烈地坐在他的吉普车里，笼统而言伤害了国家

尊严，具体而言刺痛了男性尊严。同时，这些女

性，成了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有份的、令人眼花

缭乱的“美国化”现象的突出象征。“潘潘”公然

地、厚脸皮地向胜利者卖身，而其他人，尤其是

作为特权阶层结交美国人的日本的“良善”国民，

只能象征性地这么做。这真是令人不安。

“潘潘”以她们令人尴尬的方式，成为战后时

期物质第一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的先驱者。在那

些年的严重饥荒和匮乏之中，美国人物质生活的

舒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图：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胜利者通常将

日本敌人当作低人一等的生物对待。这幅照片摄

于 1944年12月，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水兵围观一位

日本新战俘“灭虱"。）

美国“伟大”，是因为它如此富足。而对于许

多人来说，“民主”吸引人，是因为它显而易见是

变得繁荣富裕的方法。在普通人之中，没有任何

群体像“潘潘”那样悍然地开发利用胜利者的物质

财富。她们是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著名的PX)

货品的接收者。而PX在那些赤贫的岁月里，确实

看起来像魔法国的宝库：不仅堆满了基本的食

品，还有酒和雪茄，糖果和珍馐美味，性感堕落

的女性用品，比如口红和尼龙长袜。

这个“美国”的魅力如何形容都不过分。阿时

涂抹得鲜艳的嘴唇和花哨的服装，不仅是一位妓

女的标志，而且是经历了战争年代枯燥单调的节

俭生活之后，美国魔力和时尚秘诀造成的大冲击

的组成部分。“潘潘”肉欲的形象，是日本人向往

的好莱坞最近距离的存在。甚至资生堂，战前具

有上流社会传统的化妆品业的著名制造商，也沾

染了它的倾向。资生堂战后的第一款新品是一种

像口红形状的“指甲油”。它在与美国大兵为伍的

女性中尤其受欢迎。对于被剥夺化妆、烫发和漂

亮衣服

（图：征服者的眼光，几乎立即就开始对战

败日本的色情化，从此造成美日关系中假想的男

女角色之间复杂的互动。）

的当时的妇女们来说（战时的口号是“奢侈

浪费是敌人”），涂抹一点化妆品，即便是一小

会儿，也可能是企图摆脱绝望和疲乏的令人感动

和可以理解的方式。一位女记者回忆说，正当妇

女们脱去战争年代丑陋的肥大雪袴时，美国人来

了，带来了她们从未见过的长筒尼龙丝袜。她讽

刺地评论说，她们的心灵受到了诱惑，据说有些

人就是用自己的贞操换回了一双长筒袜。

捎带礼物，是占领军士兵和他们的情人们之

间的操作规程。一旦占领军军官参与这种个人外

交，实施起来就更为慷慨大方。这种交往——既

包括性交往，也包括物质交换，其规模数量相当

惊人。定期的军队换防，持续引进大批新部队补

充25万人的占领军编制，况且据大家说，在任期

内选择守身如玉的家伙微乎其微。据估计，占领

军人员花费在“娱乐”方面的几千万美金，几乎半

数到了那个年代的阿吉们手上。

当时，“潘潘”可能是日本西化过程中的一种

新现象——“横向”西化的最明显的象征。先前，

西化影响对于国家来说是垂直渗透的，几乎从来

都是由精英阶层引入。甚至1920年代看起来像是

异数的摇摆女郎文化（flapper

culture)的盛行，

其“摩登男孩们”和“鲍·克拉拉 (Clara Bow)女孩

们”，也只在闲适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大行其道，

而普通人相对未受影响。下层的“潘潘”，则展示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从边缘开始的”流行

西化倾向。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从象征意味来

讲，这些坚韧的、生气勃勃的年轻姑娘，比其他

任何人都要接近美国。作为享乐主义的、物质主

义的、美式消费文化的先驱，没有人能够逾越她

们。

连接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无处不在的性关

系，对美国人了解战败国和它的人民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对占领军中的一些人来说，当地的妇女

只是被当作性欲对象而已。这种典型的殖民态

度，导致了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一辆市郊通勤

火车上，所有的日本女性都被美国军警扣留，并

被强制送去进行性病体检。一句话，每个日本妇

女都是潜在的妓女。更令人震惊的是，战败国家

本身也在蜂拥而来的美国人的头脑中女性化了。

突然之间，敌人被变形了，从一个残忍野蛮的民

族，弱化成了易于操纵和以备享用的可接受的外

来民族。此种享用是显而易见的，“潘潘”就是其

化身。昨日日本还是一个险恶、强大的威胁，几

乎眨眼之间就被变形成为一个白人胜利者可以强

加意志于其上的百依百顺的女性胴体。同时，占

领军和日本女性之间的“亲善”，无论是否为卖淫

黑市创业者

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了种族间的喜爱、相

互尊重甚至是爱的起点。这也是一种象征。对各

方而言，无论是如何参与其中的，这都是一个不

同寻常的文化事件。

黑市创业者

再也没有绝对神圣的事了，而且每件事看来

都相互联系在一起。那年月有句风凉话说：女人

做“潘潘”，男人做黑市搬运工。“黑市”和“黑暗之

女”这两个词的共同之处是，都有一个“黑”字，黑

暗的“黑”。一本在战时宣传得力，文章和插图才

华出众的幽默杂志《漫画》，以一幅漫画捕捉到

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联：一位身穿旧军服、满

脸髭须的大块头恶汉，正在向一位战战兢兢的市

民搭茬儿。为他设计的问话是模仿那首关于上野

车站贫穷妓女的感伤歌曲：“谁让我成了这样的

男人? ”

然而，在这两个黑暗世界之间确实有天壤之

别。“潘潘”的王国是高度美国化的，反之，黑

市，即使美国大兵在其间出人闲逛，也始终完全

是属于日本人。它那来源于黑社会匪帮独特的行

业黑话，与“潘潘”们的洋泾浜英语，形成了鲜明

对照。例如，在大阪的黑市租一个摊位需要

交“场地费”，日语叫“夕八代”。这是黑市隐语

将“场所”二字颠倒过来的说法。“潘潘”的世界基

本上是性欲的，只是偶尔掺杂暴力，而黑市几乎

永远是弱肉强食。男人们携带枪支，游戏规则被

强制执行。

没有人会因为顾客长得英俊或者可怜、绝

望，甚至饿得要死而白给东西。黑市里没有多愁

善感的余地。这些违法行为，常常以面目柔和的

委婉说法进行伪装，不只有“自由市场”的叫法，

还有可爱的“露天市场”或“青空市场”的说法。但

是无论怎样掩饰，说到底，黑市仍然是一个心肠

冷硬、交易无情的场所。

尽管一般人会低估卖春业所占的经济地位，

但是没有人不清楚黑市无与伦比的经济作用。对

于许多日本人而言，黑市才是现实的经济。黑市

几乎与日本投降同时出现。事实上，天皇玉音放

送前一星期，《朝日新闻》就曾发表一封来信，

以严厉的双关语警告说：逼近的敌人将设法利

用“黑暗”，也就是说，利用黑暗的卖淫业和黑

市。8月18日，战后的黑市迎来了盛大的“开业庆

典”。东京的主要报纸都刊载了巨幅广告《致转

型工厂和企业家的紧急通告》，广告许诺以“适

当的价格”进行销售，邀请人们携带生产的样品

与广告发布者关东尾津组联络。

小工厂主们蜂拥来到尾津组在新宿的事务

所，因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再也无法靠转包军事

订单谋生。尾津组的老板很快成了新日本最具活

力的企业家之一。据市场传闻说，他鼓励制造商

将军刀改成餐刀，头盔改成水壶和煎锅。两天之

内，他策划了新宿黑市的开幕。这个黑市由贩卖

各式杂货的露天杂货店和货摊组成，并打出了振

奋人心的标语：“新宿之光”。到9月份，这条标

语被做成一幅由11700瓦的灯泡组成的巨大广告

牌，甚至在附近的几个电车站都能看见。距空袭

结束仅仅数星期，在烧毁的城市的夜幕中，这

面“新宿之光”的巨大招牌，为绝望的人们展示出

一幅难忘的乐观主义景象。起初，这些发展获得

了媒体热诚的欢迎。

到9月初，各大城市都出现了“青空市场”，

而且往往是自发形成的。有时情况是，退役军人

和失业工人到乡下去，带回装满货物的背包，就

开始立地叫卖。这种自发的商贩很快就获得了一

个绰号，叫“立卖”者。一位市场商贩讲述了他“开

店”的经历：他将一桶活的田鸡放到路边上，买

卖就算开张了。他把一些田鸡卖了钱，剩下的田

鸡换回了马铃薯粉、饭团、面包之类。以此为基

础，他的新营生就开始了。据传闻，一位遣返士

兵突然想起将自己穿的裤子卖掉，就干上了这一

行。当然黑市上最黑的故事，还是与大阪的新兴

市场有关。那里交易活跃的毛毯和衣物，是从死

人身上扒下来的。许多衣物直接来自诊疗所，上

面还沾着肺结核患者咳出的血迹。大阪经营这种

生意的商人，互称“妇力”，这是对佛教虔诚信仰

的一种残忍的戏称，因为“扫个力”是佛陀的意

思。

到1945年10月，大约有17000个露天市场在

日本全国遍地开花，多数是在大城市。仅仅数月

之后，单是东京一地，众多的市场上就有 76000

个露天店铺，每个摊位日均接待四十余位顾客。

与此同时是黑市组织的大洗牌，这有时是一个残

酷的过程，通常在教父式人物为首的黑帮领导下

进行。在东京，各种帮派之间划分黑市地盘相当

严格。新桥地区的市场被松田组控制，浅草区是

芝山组，银座区是上田组，池袋区是关口组，新

宿区则由尾津组与和田组控制。

（图：直到1949年左右，黑市一直支配着日本的

经济。在黑市的组织管理方面，像松田组这样的

黑帮扮演了公开的、主要的角色。）

黑帮对大阪“自由市场”的控制，遵循同样的

规则。在那里组织梅田市场的森本三次，是个格

外神气活现的人物。他乐于认同除暴安良的侠盗

传统。1945年末，森本被从菲律宾遣返回国，回

到家父亲已经去世—个月了。他的父亲是地方政

坛上一位有权势的人物。应市议会议长之邀，森

本跟他的手下开始整顿梅田市场。他描述梅田市

场是个外行们的大杂絵，被一小撮恶棍所把持。

用森本的话说，“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冷血的时

代。我尽己所能阻止它，但在这个年代做日本人

真的很可悲”。森本的工作装备包括一件皮夹

克、一把揣在怀里的刀和一把挂在腰上的手枪。

当警察无计可施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管”局面。

不久，有人出大价钱悬赏他的人头。很快，大阪

黑市的巨大扩张，就远远超出了他的势力范围。

1946年7月，大阪市政官员估计，大约有10万人

以黑市买卖谋生。其中约80%是复员军人和失业

工人。在黑市的常规经营者中, 60%是男性，30%

是女性，剩下的10%是儿童。

在这些市场中有一部分生意，是空袭中无数

店铺被毁的城市小商贩们经营的，这些买卖是合

法的。另一方面，大量的交易是不合法的。东京

松田组控制的黑市，在高峰期可达两千人，是这

些交易复杂和不稳定的例证。松田组的势力始

于“恩主”（这是沿用封建时代的说法）松田义一

组织小商贩们在新桥站周围集散货物并开设店铺

之际。有东京都政府和当地警察做后盾，松田开

始承担批准商贩交费营业的职责，以及提供实际

的服务，如照明、提供卫生设备和垃圾收集等。

他更多依靠自己的帮派成员而不是警方来维持秩

序。

到1946年初，新桥市场一直有十分合理的结

构，名义上处于警方的监管之下，通过一个名

为“东京露店商同业组合”的协会进行运作。营业

执照须由当地警察署签发，而且通常专门供给符

合以下条件的各色人等：战争负伤者、战死者遗

属、残疾人士、原先的露天商贩，以及战争中失

去店铺的零售商。新桥市场大约80%的商贩，是

以此方式登记在册的。然而据说在东京其他地

方，约有80%的营业者从未进行登记。

市场兼有合法与非法的进货渠道：有来自田

舍的农产品，有来自渔村的海产品，还有来自旧

时军队的储备品。许多美国货也流入黑市，往往

是由“潘潘”从客人那儿得来的。商贩们也跟占领

军人员做些私下交易。上野的黑市甚至特辟了一

条“美国横丁”，专门买卖这种货物。很快，经纪

人的等级制度也出现了：最上层的经销商经手数

百万日元的货物，通过两到三级的批发商，转

到“卸屋”（批发屋）手中，由“卸屋”直接将货物

交付商贩。在这个阶梯的每一层，获利20%到

30%是正常的。前期的某些市场上心狠手辣的经

营者，每天赚的钱可能达到8000 日元。甚至有时

被称作“花生豆”的最普通的小贩——这显然是嘲

弄他们像卖花生小贩一样的卑贱地位，每天也能

赚到50日元。在新桥市场，松田组通常依靠150

名手下来维持秩序、收保护费之类。他们得意于

被受管辖者按旧时的规矩称为“大哥”，并挣得他

们每月的收入600到

1000日元。除黑市买卖之

外，松田组还插手建筑业，并为占领军配备和监

管日常所需的人手。

黑市交易伴随着猛烈的竞争。1946年6月，

在“新桥新生活市场”建设计划大力宣传两个月

后，松田组的老板松田义一被某位原帮派成员刺

杀身亡。更有甚者，由于种族关系紧张，争夺地

盘的斗争加剧恶化。

像卖春业一样，黑市也有一大批“第三国

人”的代表，他们没有选择遣返归国而是留在了

日本。组织精良的朝鲜帮和台湾帮与日本黑帮同

台竞争。7月，这些蓄势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为

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一场涉及数百名台湾商贩和

上千名松田组暴徒的暴乱，波及相邻的涉谷区，

升级为在涉谷警察署附近的枪战，导致7名台湾

人死亡，34人受伤。警察一人身亡，一人重伤。

“涉谷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警察和台

湾人、朝鲜人社团之间早已存在的敌对情绪摩擦

加剧。社会针对“第三国人”的偏见加深。公众对

黑市弊端和犯罪率增加的许多愤怒，开始指向非

日裔的亚洲人。另外，警察在控制黑市方面的无

能也暴露出来，使警方受到公众的嘲笑，引发了

警察队伍士气的低落。尽管占领军当局在此事件

后试图加强对黑市的管制，但是他们的努力在很

大程度上是无效的。

警方在黑市问题上的表现的确差劲。如果不

是彻底的腐败，至少也是贪污受贿；即使不是完

全的无能，至少也是被折磨得焦头烂额。一个老

套的传闻小故事——被偷的外套案件，巧妙地反

映了这种状况：大阪市政厅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人

大衣被偷了。大衣的主人当时一发现情况，就凭

正确的直觉直奔当地的黑市。两个小时后他在那

里发现了自己的外套，售价3500日元。他召来了

两位警探，警探们建议他自己跟黑市老板交涉。

于是他只好跟卖自己外套的商贩讨价还价，商贩

神态自若地以 500日元的价格将外套卖给了它的

主人。当时外套的主人作为市政府的职员，其基

本工资每月只有700日元。

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腐败，很难培养人们对

政治的信任感，也不可能使人们对黑市之外

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信心。此外，“自由市场”这

种公然的弱肉强食的本质，对于日本民众来说，

具有某种类似于休克疗法的效果。日本民众向来

被教导相信：作为一个民族和文化，他们具有独

特的“家族”意识，这种意识让他们相互扶持，牢

牢团结在一起。

作为一名作家，坂口安吾当日评述说，这个

弱肉强食的世界，实在令人感到不寻常。仅仅在

数月前还乐于为国捐躯的人，按照战争年代的教

条说法，打算樱花般纯洁、优美地凋谢的人，现

在正无情地欺诈自己的同胞。

后来，一些黑市上的小商贩也承认了这一

点。正如原来的士兵，无论何时何地回顾起自己

见证的恐怖场景或者犯下的暴行，总是满怀敬

畏，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做了新闻记者

的古沢公太郎，回想起当战争结束，他和他的同

学们在临别之际，充满理想主义地发誓要为重建

祖国努力工作。而半年多的时间里，他真正所做

的只是掠夺弱者。疲惫的母亲领着啼哭的孩子，

来找他出卖一件珍贵的和服，而他就会以虫蛀破

旧为借口杀价。他甚至对自己的一位亲戚也这么

做过，尽管他知道亲戚家被炸毁了，而且母亲卧

病在床。“大和民族”的团结无所谓，亲属关系无

所谓，政治也无所谓。坂口回忆说：“天皇放弃

神圣地位，占领军发布自由、民主方针，所有这

一切看起来，跟黑市上聚集的那些黑暗的面孔都

毫不相关。”

在这种情形之下，许多男人和女人都饮酒过

贵，正如许多妓女将挣来的钱浪费在堕落享乐上

一样。大阪黑市的一位胆小的商贩辛辣地述

说：“我讨价还价地进货，然后讨价还价地卖掉

它们。为了麻痹良心和鼓起勇气，我们许多商人

在做生意的时候都喝粕取烧酒。

（图：在每个主要城市，“露天”黑市都繁荣发

展。1946年东京上野车站附近，商贩们在售卖家

用五金器具。这些消费产品在战时近乎绝迹，当

时金属_类的重要资源都挪用于军需生产。）

对我来说，因为胆小怯懦，每天都很艰

难，而且受尽了伤害。”一位不那么懦弱的商

贩，回忆起一天挣到工人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时的

兴奋。没有人想着为将来储蓄。毕竟，根本就没

有明确的未来，有的只是无尽的通货膨胀。因

此，从每天挣来的钱中留出够明天做生意的钱，

他和他的伙伴们就会将剩下的钱破费在饮酒嫖妓

上。他努力地回想那褪色的记忆：“我喝酒，试

着忘记浮萍般漂泊不定的生活。”

有时黑市人生呈现出一种精致与堕落近乎完

美的融合。只要出得起价钱，各种东西都买得

到。在一处黑市的一角，定期赚到大钱的商贩

们，会聚集在一位“第三国人”周围，那人卖一种

邪恶的饮料——飞机润滑剂用的乙醇和人工甜味

剂合成的酒。他供应的下酒菜，任何时候在日本

也算得上是珍馐美味——海胆沙司拌海蜇。尽管

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负担不起这样的奢靡，但他在

成为黑市商贩之后的半年间，的确想尽办法继续

不停地喝酒，而且还能活下来将这些经历告诸后

人，还有许多注定不会出现在日本战后复苏的经

典报道中的不光彩故事，也暴露出了完全自私的

生存态度。

贪婪和颓废的另一面，是胆大无畏的生命

力。黑市上无法无天的家伙，穿戴着自己偏爱

的“三种神器”，以显示对“良民”社会的反抗精

神。他们所谓的“三种神器”——夏威夷汗衫、尼

龙腰带和橡胶底鞋，是对天皇佩戴的神圣象征

镜、剑、玉不敬的戏仿。黑市商人跑到乡下接收

整列车厢的货物，在那里饮酒唱歌直至酩酊大

醉。垄断渔产品市场的商人，驾驶自己的船出

海，围住捕鱼船，以两到三倍的市场价格直接在

海上将捕捞品全部吃进。向来被认为是天皇忠实

臣民中最谦卑恭顺的农民，照样毫不留情地回绝

那些出不起黑市高价的穷途末路的城里人。这种

下乡进行的艰难交易司空见惯，以致城里人都热

切地相信，农民们只要将手里的百元大钞攒到一

尺厚的时候，就会召集庆祝宴会。

这个市场的生命力是无可置疑的，做什么生

意的都有：从叫卖美军兵营和占领军人员宿舍的

剩饭做成的回锅菜（“残饭”或“杂烩”），到批发

偷盗来的机械和建筑材料，乃至放高利贷。他们

没有花费时间奉承美国人，或是进行客套虚伪的

闲谈。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得比那些偎

依在征服者膝下、装出正义的嘴脸、暗地里却从

黑市上大捞好处的著名政治家、资本家和前军官

们更加诚实。

尽管黑市弥漫着口本人和其他亚洲人之间的

紧张气氛，并不时爆发暴力冲突，但是这里也是

他们多少能够进行日常平等往来的少数场所之

一。以日本历史学家善意的立场看来，穷困的日

本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集

到黑市上。诸如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或先前的职

业等因素，在个人交往中影响甚小。尽管民族和

国籍问题仍然重要，但是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也比

一般民众更为普遍自然。如此说来，身处边缘的

黑市商人，或许对社会造成了比他们自身的非法

行为更为严峻的挑战。

更加坦率地说，黑市上劳作的男女，是毫不掩饰

的注重实效的物质主义的例证，甚至是勤奋粮神

的典范。在《朝日新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一

个男孩认为当黑市商贩没什么不好。他的哥哥是

黑市商贩，每天凌展两5点起床，乘坐拥挤的火

车，赚点蝇头小利，勉强维持母亲和四个弟弟的

生活。他因此很敬佩哥哥。男孩认为，哥哥比那

些东奔西跑搞示威或者破坏活动的劳动者更令人

感动。他本人中学毕业后，也打算走哥哥的道

路。

“粕取文化”

（图：当胜利者们抵达日本时，他们发现这个国

家很少有私人汽车。更有甚者，许多汽车不是用

汽油而是用木炭作燃料。1945年10月拍摄到的这

位出租车司机，正在给他烧木炭的汽车加燃

料。）

大约一周后，一位六年级的女生写信回应

说，做黑市生意，并不比参加劳动者抗议活动更

令人钦佩。她质疑，如果整个劳动阶级都变成黑

市商贩，那将会发生什么？她的结论是“我想，

政府会为产生这样的社会而感到有罪。建设新日

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一个没有黑市的国度”。

无论如何，黑市/自由市场/露天市场的存

在，迫使每个人反省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

“ 粕取文化”

能使怯懦者壮胆、勇敢者疯狂的粕取烧酒，

显然也使反体制倾向的艺术家变得多产。无论如

何，它是那些对颓废和虚无主义大加礼赞的艺术

家和作家们的特别之选。据说，这种劣酒最好捏

住鼻子一口灌下。而一种混乱无序的亚文化

圈“粕取文化”，更是由此得名。事实证明，“粕取

文化”是妓女和黑市商贩们的世界的一种自然的

补充。

粕取文化持续繁荣到1950年代，遗留下了可

观的文化遗产——逃避现实的空想主义、性挑逗

的刺激和赤裸裸的低级趣味。这是一个性导向的

娱乐活动和泛滥的低俗杂志支配的商业世界。然

而，正如妓女和黑市商贩那样，粕取文化的拥趸

们，也表现出从权威和教条下解放出来，使人难

忘的激情和活力。这种打破传统的氛围，由于酒

吧知识分子的出现而更为强烈。这种知识分子有

个诙谐的绰号，由日文词“粕取文化”和英文词“知

识分子”混合而成，叫做“粕取分子”。粕取分子的

写作宗旨，是强行赋予狂乱的颓废生活方式以所

谓意义，乃至哲学意味。拜低俗杂志以及类似的

严肃作家所赐，社会边缘的生活与如下理论纠缠

在了一起：颓废是唯一的真诚和信仰，色情的肉

体成了唯一值得崇拜的“体”。在某些这一类的理

论公式中，性、颓废和“爱”简直就等同于“革

命”。

低俗杂志是粕取文化最昙花一现的产物，最

终通常成为所谓的“粕取杂志”。这个称谓本身就

体现了反体制文化尖刻的幽默态度。粕取杂志的

说法，是一个巧妙的双关语，是说大部分这些早

期刊物都很短命，就像喝粕取烧酒醉得那么快：

三杯烧酒下肚，就会使饮者不省人事；同样，这

些逃避现实的杂志很少有出够三期的。（在日文

中，尽管“三杯”和“三期”的写法不同，发音却是

一样的。由此产生了双关语“事不过三”。）在此

之上，还有更重大的双层含义：当“粕取文化”赞

扬一个享乐的，甚至是猎奇的、沉溺逃避的世界

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唤起了对人生无常、朝不保

夕、权威放逐、正统不再、绝对价值缺席的现实

世界更为清醒的感知。

低俗读物的出版者，否认任何严肃的目的。

他们的理念的经典阐述，刊登在一本名为《猎

奇》的杂志的创刊号上。这本杂志的编者强调，

他们没有“任何启蒙或教育读者诸贤的大胆野

心”，相反只是想要给那些“努力建设和平国家而

身心疲惫”的读者提供暂时的娱乐。粕取杂志的

封面，通常是性感女人的特写，偶尔也有成双成

对的情侣，绝大多数时候是白人。第一幅女性的

半裸体照片，出现在1946年末的《赤与黑》月刊

上。到第二年夏季，以裸体或半裸体女人的绘画

做封面图案，就已经司空见惯了。

大部分占领军，通过他们的性经历来看待日

本，而日本的年轻男性，则通过阅读低俗杂志来

进行他们的性幻想。当几十万年轻的美国大兵，

将随和友善的妓女看作是这个被征服国家的化身

时，大批的日本男性，也正被怂恿着去想象西方

的女性，将她们作为色情的对象。从这时起，理

想化的、四肢修长身材丰满的西方女性形象，成

为日本男人性冲动的对象，也成为年轻日本女性

竭力效仿的目标。

这些低俗杂志的名目，通常像它们的封面设

计一样五花八门。譬如，《猎奇》杂志引发了一

系列的克隆读物，像《才一猎奇》（猎奇大

观）、《性猎奇》，甚至《猎奇七飞于一瓜》

（猎奇研究会）。借用甚至滥用英文做刊名的包

括《才一瓜又》(All

Romance，《罗曼司大

全》）、《夂厶》(Madam,《女士》）、《彳亇

八—》(Cabaret，《卡巴莱》）、《久口》

(Grotesque，《奇观》)、《G夕》(G-Men,《侦

探》）、《血匕久彳个壬(Blood and Diamonds，

《血与钻石》）、《7彳于又》、《维纳

斯》）、《又瓜》(ThriU，《颤抖》）、(Who

Dunnit,《谁是凶手》）、《天才(Neoliberal，

《新自由主义者》、{Pinup,《招贴画》）、《寸

口》(Salon,《沙龙》）和《于八—》(Number

One，《第一》）。《于一》 {Number One)是东

京大学一些缺钱的学生们办的创收副业。以法文

做刊名的有《夕V夕》(Chic,《新潮》），德文的

有《I一：》(liebe, 《爱》)。

（图：“低俗杂志”与反体制文化结缘的杂志引发

了所谓色情、猎奇、荒诞的流行时尚的复兴, 在

二+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盛行一时。）

还有一份刊物叫做《接吻》，在某些美国改

革者都将接吻作为摆脱过去封建压抑的自由表达

的年代，这实在是一个完美的名目。低俗杂志的

编者们，热忱欢迎这个天赐的特别礼物，发表了

诸如《年回生论》（《接吻正名论》）之类的文

章。然后就聚焦在那些试探占领军审查机关底线

的题目上，继续挑战当今时代的压抑。他们的确

常常侥幸过关。一项基于对1600期“粕取”刊物的

调查发现，这类读物的“关键词”包括接吻、脱衣

舞、内衣、“潘潘”和“有闲妇人”、贞节、近亲相

奸、自慰行为以及寂寞的未亡人。这并没有什么

启蒙意义，但是无可否认，它与直到不远的过去

还在左右人们生活的为天皇出生入死的奥义大相

径庭。

在被占领的日本，在视觉影像上“为接吻正

名”，最初是经由好莱鸡完成的。如由迪安娜·达

宾（Deanna Durbin)主演的《春之序曲》 (Prelude

to Spring)和葛丽亚·嘉逊（Greer Garson)主演的

《居里夫人》{Madame Curie)都大受欢迎，部分

原因是由于，与投降前的惯例相反，这些电影的

接吻镜头未经删节。由于受到这种情形的鼓舞以

及占领军的鼓励，日本当地的电影工作室，也开

始斗胆在他们的作品中添加接吻镜头。

（图：更多的低俗杂志：甚至连女科学家

（实际上是一位著名女演员）也成了“性问题专

号”的封面女郎。）

第一个柏拉图式的吻，出现在大映映画的

作品中。这部电影有个奇怪的名字《彼彼女以

行》（《他与她行走》），于1946年4月中旬公

映。此后又有匆匆一吻，出现在另一部大映作品

《石夜乃接吻》（《黄昏的一吻》）中，上映于

5月23日。翌日，当松竹工作室的《以亡务乃青

春》（《二十岁的青春》〉上映时，电影史真正

被改写了。此片有一个男主人公亲吻女主角的特

写镜头。着迷的观众们不知情的是，这瞬间的热

情被进行了净化处理。银藉情侣在接吻时，悄悄

地将一块浸透了消毒剂的纱布放在他们的唇间。

男主角大阪志郎对于这一伟大事件的回忆，印象

最深的就是消毒剂的味道。而女主角几野道子坚

决宣称，她只是紧闭双眼完成任务而已。重要的

电影杂志《考丰旬报》 (《电影旬报》）拘谨地

评论说，就影片的情节发展而言，接吻是不必要

的。尽管如此，形势发展已不容逆转。

此后，性商品化的多样性进展相对平稳。在

这点上，1947年1月15 日，有可能是一个里程碑

式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发生了两起象征性事

件。一是，日本历史上首次西洋式选美比赛，因

选出“银座小姐”而达到高潮。优胜者身高158厘

米，体重50公斤，胸围和臀围分别是95 厘米和88

厘米。另一事件是，更具有想象力的改头换面的

西式表演，“両框中的裸体”表演，于同一天在东

京新宿开幕。这种表演的特殊之处在于，让女性

摆好姿势站在巨大的仿制画框中静止不动，模仿

著名的西方绘画作品。帘幕开启，模特们保持姿

势数十秒钟，然后帘幕垂闭，以备模特展示下一

幅西洋名画。

（图：“画框中的裸体表演”，表面上是对西

洋名画的复制，实际上协助开创了性商品化的战

后文化。它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创举。）

“画框中的裸体”表演的发起人，是翻译歌德

《浮士德》的桀骛不驯的德国文化研究者秦丰

吉。而这次初演被优美地命名为“维纳斯的诞

生”。据说，热爱西洋美术的男性观众排成了长

龙，从表演舞台一直延伸到五层楼梯下的街道

上。表演明星是一位颇具雕塑感的年轻的俄日混

血女郎中村笑子，在胸前和腰际轻覆薄纱。第二

位名声大噪的维纳斯甲斐美和，则真正半裸上

阵。她不仅身材高挑，而且由于不同寻常的白晳

肌肤而备受赞赏。尽管肤色白皙一直是日本旧时

女性美的特征之一，是女性魅力的传统要素，但

是现在看来，肤色白皙显然使人更接近白色人

种。而身材高挑、胸部丰满则是女性美的新标

准。

（图：1947年前，在东京浅草娱乐场所的美式脱

衣舞表演，展示了“民主化”新的侧面。）

秦丰吉后来宣称，他采取凝固的表演方式，

有其仁慈的初衷。他解释说，身材颀长的“维纳

斯”十分罕见，而且他认为让腿短的女性跳，是

不适宜和不讨人喜欢的。这话有些招人误解。因

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矮壮结实的合唱团女

孩们，早就以其雀跃的舞姿登上了剧场舞台，而

在高级旅馆和艺伎屋里，她们有时还脱衣解带，

为男性客人表演更为放荡的舞蹈。无论如何，别

的经营者并没有秦丰吉这样的骑士精神，很快脱

衣舞表演以一出相当平淡乏味的名为《东京才一

文》 (《东京罪恶》）的轻歌舞剧首演登场了。

此剧的髙潮是舞者摆好姿势，伸手到背后解开上

衣。据说是由一位东京大学的学生引进了这一终

场亮相。到1948年，更为通俗化的脱衣舞演出，

在东京的浅草最富活力、最庶民化的“下町”娱乐

场所出现。由浅草地区开始，脱衣舞向全国各地

传播开来。

脱衣舞表演，正如它的前身“画框中的裸

体”表演一样，创造出了新的明星。她们不仅成

功风靡大众，而且迷住了日本一些最多才多艺、

最富创造力的艺术家。例如，浅草的一位脱衣舞

明星松原“玛丽”，成了著名作家永井荷风的最

爱。“玛丽”的超凡魅力，显然不仅仅来源于她舞

台上的舞姿，还在于她不同寻常的经历。她毕业

于一所有名的女子高中，先前曾受雇担任国会贵

族院（1947年前的国会上院）的秘书。另一位浅

草明星志水敏子，被称为日本的“吉卜赛玫瑰”，

因美国最为著名的脱衣舞女“吉卜赛玫瑰

李”（Gypsy Roselle)而得名。“吉卜赛玫瑰”志水

敏子几乎完全是因为她的“白种人”特征而受到崇

拜：有诱惑力的肉体和有魅力的个性。对于多产

的木版画家栋方志功而言，她有着“像女神一样

的胴体”。西洋油画家小野泽发现，酒馆里的歌

舞表演、轻歌舞剧以及脱衣舞等整个粕取文化的

环境，最能激发他的灵感。就像图卢兹一洛特雷

克（Toulouse-Lautrec) —般，这些风尘女子成了

他艺术的主要题材。

然而“粕取”反主流文化，尽管显而易见有借

用自西方的元素，但是其根基是本土的。正如黑

市一般，这是个征服者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的

世界。这个世界像低俗杂志的封面一样花哨煽

情；也像黑白照片拍摄的那些酒吧、舞厅、肮脏

的小酒馆、狭窄弯曲的小巷、混乱的后台更衣室

一样具有粗糙的质感。征服者的想法对这个世界

几乎毫无影响，这个世界在闪耀夺目的美国大众

文化潮流中载沉载浮。离开好莱坞与大众流行音

乐，“美国”通常只是意味着一支无组织的外国占

领军而已，暧昧地在场，以其自身作为日本没落

颓废与真实性

的最终象征。同样，尽管酒吧间知识分子常常欣

喜于从欧洲知识分子传统那里引进名词和术语，

但是这些名词术语，时常只是像异国的残骸和漂

流物一样漂浮在自我放纵的海洋上。例如apure这

个词，是法语词即erre (战后派）的缩写，起初指

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小撮年轻的存在主义

者和虚无主义作家，他们认为战争劫难包含了所

有的绝对价值。然而不久之后，“apure”这个词，

开始不加区别地指代任何反抗传统行为规范的青

年人。反传统文化来自于内部。

颓废与真实性

放荡与色情在许多层次上皆有所表现。像谷

崎润一郎、川端康成这样的大家，在战时受到书

报审查制度的压制，战后却成了官能描写的行家

里手。处于“文化人”中高尚阶层的其他作家，也

开始将个人情感描写放在优先位置。古典诗人川

田顺，由于在68岁高龄夺走了自己弟子的年轻妻

子而名声远播。他在一首诗中如此咏哦自己的热

情：“行将就木的老人，恋爱无所畏惧。”而他也

确实有艳福，与自己抢来的恋人又亲密交往了近

20年光景。

（图：坂口安吾1946年的评论<堕落论>,作为对战

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所信奉的传统价值的最为

简洁的批判宣言，时常被引用。这张林忠彦拍摄

的照片，其风格颇能体现出坂口混乱与破坏的天

分。）

当这些文学上的爱情、性欲表现，与粕取文

化的淫荡色情倾向产生共鸣之时，三位更为年轻

的作家——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和太宰治，戏

剧性地将堕落颓废和性爱行为与真实性和个人主

义问题联系了起来。坂口安吾发表于1946年4月

的评论《堕落论》，对战时体验的“幻影的”本质

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将它与战后社会强烈的人性

的、真实的颓废做了鲜明对照。坂口的公众形

象，正如他的主张一样狂暴放荡而无秩序。在投

降后的岁月里，他一直服用肾上腺素和其他各式

兴奋剂，并且在几张难忘的照片中为后代子孙留

下了他的影像。在这些照片中，坂口坐在矮几

旁，几乎完全埋在由旧报纸、书籍、杂志、揉皱

的手稿、空烟盒、撕掉的信封以及皱巴巴的毛巾

或毯子制造的垃圾之中。他身上反穿着一件汗津

津的背心，撅着嘴，眼光越过反光的角质眼镜，

悲哀地凝视着照相机镜头。他在写作——当然几

乎都是关于堕落的主题。

堕落是坂口的专业；而且，在某些评论家看

来，他有关堕落的随笔抓住了时代的本质，正如

日本漫长历史上任何经典文本一样光辉灿烂。依

照后来评论家的说法，“《堕落论》将人民从战

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归合理的自我，

并给予他们生活的信心”。坂口的吸引力，部分

来源于这样的事实：他坦承战争的心理魅力——

巨大的破坏具有的催眠般的庄严肃穆和人民顺从

命运的“奇妙之美”。然后，他又以同样激情的文

字对此进行批判。正是在《堕落论》中，坂口指

责说，先前矢志像散落的樱花般牺牲的神风特攻

队飞行员，现在做起了黑市买卖；那些英勇地送

丈夫上前线流血牺牲，然后跪在他们的牌位前祈

祷的妻子们，其实早就在物色其他的男人了。他

宣布，“自战败以来，这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纯粹

单一的堕落”，而在此之中，孕育着真实、真正

人性的回归：

与堕落的平凡相比，与它平凡的当然相比，人们

顺从命运之美，伟大的破坏中的爱情之美，只不过是

像泡沫一样空虚的幻影。

我们难道不应该承认神风特攻队的英雄只是个幻

影，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他着手经营黑市生意的一

霎。难道我们不应该承认那些献身道义的未亡人只不

过是幻影，而人性的历史开始于一张新面孔扑入她怀

中的一刻。或许天皇也不过是个幻影，天皇真实的历

史始于他成为凡人的瞬间......

日本被打败了，武士道消亡了，但是人性从堕

落、真实的母体 中孕育诞生了……

人性不会改变。我们只不过是回归人性。人堕落

了。义士和圣女堕落了。这个进程不可能终止，而终

止这个进程就不可能拯救人性。人活着，只有堕落。

除此之外，没有捷径能够拯救人性。

这段批评的冲击力主要在于，它看上去如此

单纯而正常。尽管“健康”和“健全”是战争年代的

理论家和审查官们非常看重的词汇，但是当时以

此为标榜的世界，事实上却是病态的。相反，颓

废和不道德是真实的、现实的，是至高无上的人

性。只有从对待堕落的谦虚态度开始，人们才能

憧憬新的，更名副其实的道德。坂口的结论

是，“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最大能力，发现自我，

并且拯救自我”。只有这样做，每个人才能够产

生他自己的“武士道”、“天皇制”。坂口以其特殊

的方式，确认了道德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反复

衡量的问题：建立在真正的主体性——个人的真

正的“主观性”或“自律性”之上的社会，有助于对

抗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教化。

田村泰次郎的作品，则使得坂口的思考更加

血肉丰满。田村在中国作战7年，对自己祖国“圣

战”造成的恐怖现实不抱什么幻想。1946年下半

年开始，田村出版了一系列小说和随笔，与抽

象“思想”、“观念”的妄想性相对照，颂扬肉体的

真实性与可信赖性。其中最引起轰动的作品是小

说《肉体门》。小说的题目成了当时流行的警

句，而这部作品也被改编成了戏剧长期上演，于

1947年在东京初次登台演出，翌年改编成电影搬

上银幕。

通过颂扬肉体，田村以语言进行了强烈的体

制破坏行为，因为他所选择的语言等于是亵渎，

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犯上。自十九世纪后半叶开

始，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教化相信最高的敬意对象

是国体，或日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是以两个

汉字“国”和“体”书写的神秘观念。自 1920年代中

期以来，对于国体进行批评是一项重大犯罪。颂

扬肉体，而且像田村写得那么具有诱惑力，简直

就是批判“国体”，完全是本末倒置崇拜

起“体”（肉体）来了。现在唯一值得崇拜

的“体”成了“肉体”，个人感官的肉体。抽象的“国

体”或者国家没有意义，而有关的一切爱国的废

话，都是口是心非。重要的是，只有个人的孤独

的肉体，才是毋庸置疑的真实的、可信赖的和根

本的。田村解释说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被所谓长

期的精神理念传统压抑损害了肉体的民族，“肉

体之门”就是“近代性之门”。

由于追随田村肉体论的先见性，产生了所

谓“肉体小说”的整个流派。但是即使田村不凡的

声望，也没有超越魅力非凡、悲剧性命运的同仁

太宰治。太宰治的生活、工作，甚至他的死亡，

都是粕取文化迷人堕落的缩影。与坂口安吾一

样，他也留下了一些生动的照片。一张照片抓拍

到他最有代表性的姿态：他坐在两个而不是一个

酒吧凳上，袖子凌乱地卷起，领带松开，手上拿

着香烟，后裤袋里半露出一本杂志。他长相俊

美，而且易于想见，在他从凳子上掉下来之前，

他的谈话必定也是机智恢谐、妙语如珠。

太宰治出生于优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

育，在战败之前很久，就开始踏上了通过自我放

纵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他是在“虚脱”状态被确

认为一种集体症状之前，就已经疲惫绝望的那些

岁月的一个例证。他甚至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

就染上了毒瘾，而且看起来长期追求并培养那种

自我毁灭的艺术家的神秘。太宰治个人的恶魔

性，看来成了战后时代混乱与颓废的象征。天赋

极佳而又苦恼透顶，他生活得像个堕落者，然而

经常写作起来却又像是个天使。他1947年发表的

小说《斜阳》，哀叹真正的贵族阶级的消亡，并

公开声称要在“爱与革命”的主张中寻找时代的哲

学。小说出版一年后，酩酊大醉的太宰治与他的

情妇在玉川上水投水自杀，以此作为无所依傍的

世界的悲剧象征，成就了自己的不朽。

（图：太宰治在完成小说《斜阳》不久，就

在1948年跟他的情妇双双自杀。而《斜阳》却作

为战后初期混乱、堕落和不安的浪漫主义难忘的

象征，继续长久地流传着。）

《斜阳》是一部缺陷很多而且有欠均衡的小

说。它不时陷人感伤的浪漫主义，并且处处点缀

着“粕取知识分子”们惯用的空洞的欧式术语和引

文。尽管如此，它几乎一发表就立即成为经典，

这不仅是因为它描写的颓废和自杀呼应了著者颓

废和自杀的事实而已。没有作品像它一样，如此

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失望感与梦想。无论他欠

缺什么，太宰治并不欠缺自怜的感觉，这种自艾

自怜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的深深的被害者意识，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他发现了没落和隐私之

美，尽管柔弱无力，却有可能经由爱超越绝望。

尽管是以太宰治式的特有的术语加以表达，这

种“爱与革命”的愿景还是使公众产生了共鸣。

在《斜阳》中，“爱与革命”的信条，不是由与太

宰治本人十分相似的、年轻的、具有自杀倾向的

艺术家身份的弟弟，而是由他的姐姐和子明确说

出来的。像她的弟弟一样，和子拒绝像社会要求

的那样盲目顺从地生活。然而，与太宰治不同的

是，和子决心活下去而非死亡，接受这一点意味

着她自己必须与“这个世界进行斗争”的事实。在

《斜阳》著名的一节中，和子说过这样的话：

我从未渴望过革命，甚至对爱也一无所知。

直到现在，我们的长辈还在教导我们，革命和爱

是最愚蠢、可鄙的事情。在战争之前和战争中，

我们相信情况就是那样。但是在战败之后，我们

变得不再信赖我们的长辈们，而且开始感到生活

的真正道路，就存在于他们所反对的事物之中。

我们开始相信革命与爱，实际上是人生中最美妙

的事，而且正因为它们如此美妙，长辈们才顽固

地撒谎说它们是酸葡萄。我确信这一点。人是为

爱与革命而生。

尽管太宰治曾偶尔涉足左翼活动，但是他对

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或更为自由的“民主革命”议程

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在《斜阳》之后的小说

《人间失格》中，他无情地奚落了正统的左翼运

动。太宰治的半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断言，单纯

以经济原因很难充分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只不过

是觉得不合法的左翼圈子的氛围，比“合法的绅

士世界”更让人舒服而已。

他对于美国占领日本的态度也同样刻薄。当

美国人的形象在太宰治的作品中出现时，通常只

不过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的存在。偶尔，譬

如在小说《冬的花火》中，他吐露出更深的爱国

的愤慨。尽管占领军的审查官删除了文本中的过

激言辞，且请看下面一段出自女性之口的话 (括

号中是被删掉的部分）：

我们说战败了，战敗了，但我并不认为是那样。

我们是被摧毁了，消灭了。（在每一个角落，日本国

都被占领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俘虏。）那些没有

发现这可耻的乡下人的都是傻瓜……

在审查过后的三个月，太宰治悄悄将下面这

首含蓄的反美短诗，加进了短剧《春乃枯叶》

中，算是尝到了一点复仇的乐趣：

不是你 不是你 我们期待的 可不是你。

在随后的作品中，他又掺进了“从此在日

本，甚至连马和狗也都男女同权了”的句子。既

然太宰治同时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式的激进

变革，与此相应，那么他在《斜阳》中提出

的“革命”图景，当然就非常独特。小说结尾，他

的女主人公和子以其散漫的方式宣布，革命只不

过是破坏“旧道德”的反抗的爱，一种超越理解的

激情，甚或是从这种激情中衍生出来的悲哀。革

命和爱是一回事。对于和子而言，革命就意味

着，为她那161 声名狼藉的、有点上了年纪的恋

人，生养他们的私生子。她在小说末尾的信中宣

称，“那将是我道德革命的完成”。

这并非是每个人都适用的革命信条，太宰治

也没有自命如此。毕竟，他不是出于政治目的，

只不过是在表达情感，正如他的作品所显露的那

样：一种受害者意识困扰下的情感。这是小说显

而易见的主题。和子自杀的弟弟，是人生“小小

的牺牲品”。她的邋遢、酒精中毒的情人，有

着“牺牲者的面容。一个高贵的牺牲品”，而她自

己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唠叨“活着的极度悲哀”。事

实上，小说结束于一封令人吃惊的信函, 那是和

子写给她那软弱无力的爱人的。在信中她将革命

视同于牺牲，而把牺牲与美等同起来：

一个私生子和他的母亲。

无论如何，我们打算与旧的道德斗争到底，而像

太阳一样生活 下去。

请你，也继续你的战斗吧。

革命仍然压根儿也没有发生。看来需要更多、更

多珍贵的牺 牲者。

现在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牺牲者。

这个段落不仅感伤脆弱、自作多情，而且使

人联想起战争年代，那些赞美为了伟大目标而倒

下的牺牲者之美的论调。正如太宰治的许多其他

作品一样，这部著名的小说，揭示

了“新”、“旧”日本之间痛苦、扭曲的关联。

许多评论者震惊于受大众欢迎的作家，如太

宰治、坂口安吾和田村泰次郎等人在文学上的发

展。批评家河上彻太郎，猛烈攻击《斜阳》是一

部颓废的作家描写颓废的人物而吸引颓废的读者

的小说。坂口安吾对战争强制性的热情，导致批

评家们抨击他是肯定暴力。田村泰次郎的《肉体

门》，有关屠杀公牛和折磨妓女场面的逼真描

绘，也同样受到了批判，据说是因为表现了与战

时的暴行并没有本质区别的暴力的诱惑。在1949

年发表的一篇文笔流畅且高度思辨的文章中，政

治学者丸山真男不仅设法论证，“肉体文学”与战

争年代的异常出版物和以前执著于肉体性的“私

小说”同质，而且认为“肉体”文学与当时物欲横流

的“肉体”政治的破产是一回事。丸山评述说，尽

管肉体文学可能看起来“肆无忌惮地”夸张人生的

污秽，“实际上不过是对平凡世界真实彻底的发

掘而已”。在丸山看来，这种状况是不祥的征

“婚姻生活”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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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

兆。他总结说，“如果我们不想方设法控制肉体

文学和肉体政治，那么谈论作为民主和文化国家

的日本就是无意义的”。在占领期行将结束时的

1952年，德高望重的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对肉

体文学的评价也有这样的倾向。他宣称自战败以

来，日本尚未产生任何独创性或有价值的文学。

中村这种意气用事的评价令人怀疑。因为，

无论其文学评价若何，这些写作逃避现实的小说

和肉体文学的作家们，这些“颓废”的传道者和肉

体的哲学家们，这些软弱的爱与革命的浪漫梦想

者们，这些aps-guerre (战后派）的存在主义者和

虚无主义者们，的确激发了大众的意识，而且以

那些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们难以企及的方式，对

教条的思维方式发出了质疑。他们充满活力、打

破传统，而且相当有影响力，尽管学院派的精英

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可能尚未构成日本真正

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但是他们对于旧的价值观念

的挑战，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

“ 婚姻生活”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肉体”只是一个文学方

面的概念。另一方面，性欲却不是。对夫妻间肉

体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主流趋势，并未导致像粕

取文化对“健全”的肉体关系的嘲讽和奚落，而是

导致了对结婚对象之间“健康的”肉体关系的重新

思考。古代日本的诗和散文，讴歌男女之间相互

平等分享性爱喜悦的理想。然而，在中世纪的封

建时代，封建统治阶层逐渐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划

下了一道鸿沟，性的快乐与婚姻之间也同样如

此。“良家”妇女被教导她们天生就比男人卑下；

她们整个的人生就是要服从于三代的男性家长

（少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尽管男人

们有性欲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同样的欲望

和行为，对于荀教养的妇女来说是绝对不合适

的。现代国家的理论家们，将这些封建时代的规

范重新进行了仔细的编排，作为“现代”夫妇的行

为准则。在夫妇间尊卑关系的私人世界里，女人

至今仍背负着更为沉重的负担。女人的宿命就是

要成为“贤妻良母”。她最大的义务是侍奉男性支

配的家庭。同理，家庭的义务，则是为天皇的国

家奉仕。

毫无疑问，尊重夫妻关系中真正的互惠，不

仅包括“爰情”，而且还包括相互的性满足，成了

反抗既定权威，并且提升个人情感与个人生活地

位的一种方式。战后初期，这种观念开始以各种

面目出现，包括大量的大众出版物，不仅强调性

交的乐趣的正当性，而且注重获得性交乐趣的适

当技巧。粕取杂志及时地将提升性满足的“婚姻

生活”话题，确立为一种独特的商业化的文艺类

型。然而，这种发展倾向的推动力，竟然来自于

一本有关结婚生活的严肃书籍的广受欢迎。此书

登上了 1946年十大畅销书的排行榜，并且盘踞了

一年多之久。

这一令人惊诧的出版现象，是一本名为《完

全结婚》（《完整的婚姻》）的书。它是一本翻

译作品，原作是在1926年以德文出版的一本临床

医学手册，由一位德国产科医生T.H.范?德?威尔

德（Vande Velde)所作。这部大作的一部分，实际

上曾在1930年以《完全々冬夫妇》（《完整的夫

妻》）的题目译成了日文。它的首位翻译者是一

位共产主义者，首次的出版者是粗制滥造色情书

籍的出版社。而这本书很快就以“不健全”为理

由，被战前的检查机关禁售了。尽管此书被禁，

但是它作为一本“性解放”著作的声望，却在左翼

知识分子中保留下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

十年代初，这本书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也在医学

院的学生和年轻医生中间广为流传。

战后《朝日新闻》的一次读者调查，询问是

否有人会对此种书籍感兴趣，引发了一天之内一

百多人的回应。此后，范·德·威尔德的著作的完

整版，被一群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们重新

翻译出来。据一位翻译者的回忆，大学生们抽签

决定谁负责翻译有关性技巧的露骨章节。随后一

种廉价的、更通俗的删节本出现了，很快跃升到

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三位。

毋庸置疑，许多读者受《完全為结婚》的吸

引，是因为它战前“性书”的名声，由于它此前的

被禁而增加了诱惑力。这本书是范·德·威尔德的

第一本著作，执笔于他50出头，有了 20年从医经

验之时。此书的预期读者，主要是医学从业者，

以及有教养的已婚男士。它的一个基本前提，在

当时是非常开明的，即“性是婚姻的基础”。这本

书对日本人性意识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引起了对

于尤其是女性的“性感曲线”的注意，并强调了前

戏、后戏和性高潮的概念与实践。范·德·威尔德

的在性交中“男人是老师”的观念，在今天看来可

能已经落伍，但是他对于女性在夫妻生活中的性

交感受和性欲的敏锐理解，直到近年仍然看起来

令人震惊。

1949年，大众对于婚姻性生活进行坦率讨论

的需求，被一本新月刊《夫妇生活》开发利用

了。这本杂志的创刊号，成了出版业传奇性的范

例。首印7万册当日售罄。第二次印刷的两万

册，也很快被抢购一空。

那一批杂志赶制得如此匆忙，以至于有许多

本只是在封面的空白背景上印上了杂志的名称而

已，从而成了收藏爱好者们的珍藏。这通常是集

邮者才有的癖好。《夫妇生活》月刊很快达到每

期印刷3万册。它的成功引起了如此的轰动，据

有的说法，它标志着“粕取杂志”时代的终结与新

的大规模出版时代的到来。尽管《夫妇生活》相

当部分的文章还是致力于露骨的性技巧的探讨，

但是它与先前的低俗色情出版物有了本质的不

同。通过将性交与婚姻联系起来，《夫妇生活》

使性交成为一种正当行为而不再是偷偷摸摸的活

动，而且将男女间的尊重互利和共享性爱乐趣，

变成了两性平等的象征。

《夫妇生活》的出版者参考借鉴了《性科

学》等美国杂志作为范本，但是他们并非是在日

本开拓全新的领域。早在1933年，一本由著名作

家菊池宽坐镇的战前杂志《话》，即开始尝试介

绍有关性爱实践方面的严肃文章。《夫妇生活》

本质上是对战前《话》杂志不成功尝试的复兴，

因而也吸收改造了一些与刚刚过去的年代相仿的

论调。正因如此，这本新杂志强调家庭是社会的

基本单位，听起来与理论家们常年倡导的父权式

的“家庭制度”与“家族国家”酷似。然而，通过确

认夫妻间和谐互利的性关系对于家庭的必要性，

这本杂志也破坏削弱了旧的意识形态。正如在战

败后的日本将会一再发生的那样，言语词汇似乎

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们的意味却发生了戏剧性

的改变。

从《夫妇生活》的读者通信栏可以看到，与

低俗的色情杂志不同，这本新刊物也吸引了与男

性读者同样多的女性读者。尽管在创办初期，

《夫妇生活》收到了许多批评信件——据一位编

辑回忆，尤其是来自“知识界”的批判——但是大

批表示支持的信件像潮水般涌来，既来自已婚男

士也来自已婚妇女。这些信件还透露了一个讯

息，正如其他各国的人们一样，很多日本人被性

功能不全的担忧所困扰。男性读者最普遍的两种

焦虑是性器短小和早泄问题，而女性咨询最多的

问题是能否进行缩阴手术。

尽管创刊目的是严肃的，但是事实证明，

《夫妇生活》很容易受到粕取杂志病态的影响。

认真和煽情之间的界限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单纯

的性爱描写逐渐增加，取代了对性爱互利和婚姻

幸福的身心两方面复杂性问题的真诚探讨。与此

同时，《夫妇生活》的成功，激发了大批跟风

刊物的诞生，它们并未对此种类型的杂志的

实质有何增益，只不过确实强化了渴望夫妇间深

人的肉体关系的公众意识。报摊上充斥着标题和

内容看起来与新婚夫妇浪漫的生活前景，以及具

体的日常生活本身相关的刊物。代表性的杂志包

括《夫妇日记》、《乇夂夫妇生活》（《摩登夫

妇生活》）、《夫妇世界》、《新夫妇》、《夫

妇的寝室》、《夫妇的性典》、《完全々夫妇生

活乃友》（《完整的夫妻生活之友》）、《爱情

生活》以及《口又生活》（《浪漫生活》）等。

（图：林忠彦拍摄的一张关于“粕取文化"的

照片。照片中的年轻女性身着白色泳装，横陈在

高高的护栏上，身下是东京破败的街市。这张照

片巧妙地捕捉到了战败的文化气氛。）

探讨严肃问题与逃避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

总体而言是粕取文化的典型特征。对此，一些批

评家尤其是左翼批评家提供了一种阴谋说的阐

释。他们认为，“性”是受到占领军当局和保守派

政客鼓励的，是用来转移民众不满、转移他们对

于真正激进的政治变革与抗议运动的能量的、更

为广泛的“三S”政策的一部分，而其他两个“S”则

分别是指“体育”和“银幕”，因为无论国产还是进

口的电影都具有逃避现实的本质。依据严峻的阴

谋说的解释，性的商业化已被默许（如果不说是

鼓励的话），就像体育赛事和电影一样，被当作

是受到饥饿和困乏、混乱和绝望困扰的社会的有

效的安全阀门。在一些人看来是革命性的反主流

文化，却被另一些人认为是反革命的阴谋。

阴谋说的解释，的确不同寻常地刺耳、自

负，带有精英主义以及被迫害妄想狂的意味。对

于粕取文化更为不朽的评价，可以在林忠彦1947

年拍摄的一幅照片中获得。照片中是一位身着白

色两件套泳装的模特，横陈在高悬于肮脏的火车

铁轨与污黑的城市街道之上的脏污护栏上。时代

的苦难显而易见，但同时还有超越苦难的乐观精

神，幽默的、简直是挑战般的锐气。这张照片机

智而悲哀，既写实又做作，既色情又不可思议地

纯洁。数十年后，它仍然是一幅战败文化的难忘

的肖像，它所排除在外的和它所描绘的同样都值

得纪念。我们看到这里没有美国人，没有民主说

教的政治家，没有穿军装的人物，没有怀旧的迹

象，没有国家权力的痕迹，有的只是在这战败的

国土一隅，苦乐参半的生活氛围。

注释

3流行用语“第三国人”，本身就反映出战后FI本值

得关注的种族歧视倾向。“外人”是通常对“外国

人”的称谓，主要指G人，轻蔑意味较少。“第三

闽人”主要是指日本人以外的亚洲人，尤其是朝

鲜人和台湾人。“第三阔人”被认为是第三等人，

地位处在口本人和第二等的白人之下。

7关于战后日本的卖春问题最重要的文献，是神

崎淸的《卖春?决定版神崎V求一卜》（东京：现

代史出版会，1974)。尤可参阅此书pp.

127

-162，以及卷末详尽的年表；在使用这部颇具价

值的“报告”中的某些数据时，则须慎重对待。此

处论述还参照了以下文献：吉见周子《卖娼乃社

会史》（东京^雄山阁，1992)，pp. 185 -215；西

清子《占领下乃日本妇人政策》（东京：K/又出

版，1985)，pp. 34 -39； SNNZ1： 270 -271, 313

-316；矶田光一《战后史空间》（东京：新潮选

书，1983)，pp. 51 -55；东京烧迹闍市奁记录会

编《东京闇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

pp. 192-217, 218-234。此文献下引为 TIXS。

16据统计，在RAA营运期间，每天约有40起针对

日本女性的强奸和暴行，1946年初当RAA关闭之

后，这一数字上升到平均每天330起；吉见《卖

娼乃社会史》， p. 198。亦参见福岛铸郎《战后

杂志发掘》（东京：洋泉社，1985),

pp.

125

-126。对澳大利亚占领军在广岛强奸和暴行的真

实记录，参见Allan S. Clifton, Time of Eallen

Blossoms (London ： Cassell，1950)，第 20 章。

28住本《占领秘录》，第1卷，p.70。这部两卷本

的占领“秘史”出版于1952年，是对美军占领期间

无法公开谈论的事实的大披露，在当时十分著

名。据记者住本利男估算，占领军人员的个人消

费总数约18500万美元，其中“几乎半数”通过各

种渠道到了潘潘们手中。

46在1946年被称为“粕取（力又卜U)杂志”之前，

战后的低俗刊物也被称作“匕>夕杂志”（桃色杂

志）或“工口口杂志' “工口久口杂志”的称谓，与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流行的颓废

的“工口久口十七又”文化有关。“工口7口于七

又”一词，其实就是英文单词etoric

(色情）、

grotesque (猎奇）和nonsense (无意义）缩写的日

文发音。战败后的颓废显然有其战前的根源。对

败战后杂志的基本梳理，参见福岛铸郎《战后杂

志发掘焦土时代C0精神》（东京：洋泉社，1985

年）。此处对柏取杂志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参

考了福岛前引书

(尤其是P.163之后的行文）；

1967年12月《历史公论》特别号上《力又卜U杂

志文化》一文，pp. 40 - 47;以及SAWZ8: 1-3，36

-37。既然“粕取”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指日本米酒的

酒糟，从中酿制提取劣质的“粕取烧酎”，因而英

语世界的学者有时也将与之相关联的反主流文化

与低俗杂志称为“the dregs”（渣滓，糟粕)。

50SNNZ^：

38

-39；尾崎宏次《国破札久力*

*)》，收入文艺春秋社编《〈文艺春秋〉见厶昭

和史》（东京：文艺春秋，1988)，第2卷，pp. 46

-47; SSS、 p. 284； TYKS, pp. 160 - 1610对“西洋

化”的肉体的向往，在近代日本早已有之。明治

维新之后，热衷现代化的森有礼等人，甚至提议

通过与白种人通婚改良日本人的体格。明治时代

的版画中的理想的日本人形象，不仅着西装，而

且拥有西方式的身髙以及身材比例。这一点在日

中（1894-1895)、日俄（1904-1905)战争的版画

中最为突出，这些画作中日本人与中国人形象的

体格差异，以及日本人形象与俄国人（或其他西

方人）的体格相似性非常明显。同样，民间版画

描绘明治皇后身着西式服装的形象，将这位“十

分娇小、优雅、纤细”的女性，“作为西方化的体

格与着装的庄严而杰出的典范”；参见Julia

Meech-Pekarik，The World of the Meiji Print：

Impressions of a New Civilization (Tokyo:

Weatherfiill, 1986)，pp. 133, 138,以及书中收录的

多幅版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语言是重要的。如同堤坝毁于惊涛，战败的

日本被语言的狂潮所席卷。粕取杂志与颓废文

学，不过是这条信息大河中的几股涌流。语言使

人们活跃生动起来。他们跨越语言的桥梁，从过

去走向未来。

熟悉的语言和口号缓和了战败的冲击，使人

感到一种与过往相连的宽慰，即便这些语言的意

思与战前相比已经完全颠倒。讽刺战败的笑话十

分流行，成了消除绝望感的武器。欢快、深情的

抒情歌曲照亮了人们的生活，鼓舞着未来的希

望。收音机普及到每个家庭，带来了由美国改革

者精心引导、丰富多彩到令人吃惊的新节目。然

而不协调的政治宣传也充斥其中。严肃出版物盛

行，传播着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思想，还有各式各

样的译著，足以使旧日的思想理论家们气急败

坏、咬牙切齿。

从战争用语到和平用语的转换，成为整个社

会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混乱过程的一部分，往往

揭示出“从战争到和平”的本质。先前的刀剑武器

制造者开始生产刀叉餐具，钢盔被改造成了煮

锅。一个制造机关枪的工场，进行了重新设计以

便生产缝纫机。出版商们，面对严重的纸张短

缺，想出了利用以前制造风船爆弹（气球炸弹）

的工程，生产廉价的I69 再生纸。到1946年末，

神户元町著名的商业街，利用以往飞机制造场的

金属和防弹玻璃等原材料，进行了充分的再建。

在这个过程中，昔日的敌人完全成了新的目

标。原来一直为生产军用镜头服务的光学技师，

设计了一种以占领军士兵为目标顾客的匕—一

瓜” (Baby Pearl,小珍珠）相机。先前为中岛飞行

机（现在更名为富士重工业）制造战斗机的设计

师，根据美国的军用摩托模型，并利用“银河”轰

炸机尾翼的机件，生产出了一种小型摩托车“歹

匕卜”（Rabbit,兔子）。昨天被目为怪异、不适的

美国式的嗜好习惯、礼仪风俗，今天在日本小企

业家们眼中却大放异彩。在日本投降后一年之

间，大约就有400家公司在生产口香糖。

战败后仅数月间，迎合征服者节日需求的新

买卖就开张了。到1945 年11月，小企业家们已经

通过配给系统获得了足够的纸张，来满足美军士

兵对异国情调的圣诞贺卡的需求，以便他们发

出“来自东京的问候”。大约总共印制了 550万张

贺卡，大多都是日本传统木版画冬日景色的复制

品。对美国大兵以及他们在美国的亲友们来说，

现在的情形与几个月前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日本风景处处点缀着寺院神社，不再到处

是烈焰硝烟；雪中撑着阳伞的优雅艺伎，替代了

藏在热带丛林中的猿人

美国士兵对香烟的需求，几乎立即得到日本

政府的满足，因为政府有烟草专卖权。政府特地

生产了三种占领军专用的新品牌，都是用罗马字

做招牌：Rose (玫瑰）、Salon (沙龙）和Gion (衹

园，京都著名的歌舞伎町）。本土的酿酒商，几

年前还在为最初日本大胜“鬼畜米英”举杯相庆，

现在也很快推出了一种醇香的美酒，贴着友善、

可靠的标签: “白兰地六年佳酿--占领军用特别酿

制”。

家庭主妇们也热诚欢迎进驻，哪怕不是占领

军大兵们本人，至少也是他们的词汇和食物进驻

了厨房。1946年中期，大米配给取消，宣布

了“食面粉时代的到来”。大阪的一家电气公司响

应挑战，推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用具“水一么一

力一”，即（日式英语）“家用烤炉”。这种器具由

一个内镶金属薄板的粗糙木箱连接电线而成。倒

人奶油面糊或者玉 170米粉（这可是承蒙美国的

粮食援助，使日本人获得新口味的大事件），然

后就成了——尽管家用烤炉有时出人意料地飞溅

蓝色的火花，那也会被认为是美的享受。最初的

广告词宣称，这是“厨房文化的第一步——一台

不需要木炭、瓦斯或电炉的面包机”。

当然，做面包是生存所必需的。同时，它也

是日本民众社会的西化渗透于每个角落的小小例

对战败的嘲弄

证。另一个例子是制衣业的繁荣。很快，裁制西

式服装不仅成了一门吸引人的实际技能，而且成

了从战争年代的单调贫乏与反西方主义中解放出

来的象征。裁缝学校、时尚杂志、五花八门的服

装设计书，像花朵在废墟中绽放。1946年初，当

设计师杉野芳子决定重新开办她的女子缝纫学院

时，她只准备了 30张报名表。到了学员报到的那

一天，她震惊地发现，在学校的大门外，“一千

多名”妇女正耐心地在寒风中排队等候。像杉野

这样的连锁学校，迅速遍及全国。美国妇女色彩

艳丽、样式大胆的“醒目服饰”，成了许多有能力

消费时尚的日本女性风行的装束，以及那些仍然

穷困的日本女性的梦想。

对战败的嘲弄

随着对和平生活的迅速适应，出现了许多机

智诙谐的说法。日本军服，在战败数年后依然是

日本男子的穿着，被重新命名为“败战服”。同

样，军靴成了“败战靴”。到1945年10月，日式的

黄铜烟斗已经在黑市上出现了。烟斗，据说是日

本战后生产的第一样产品，大约10厘米长，有一

个很小的烟锅，是用机关枪的子弹夹和高射炮的

炮弹壳做成的。它们流行的名称叫什么？当然是

——“败战烟斗”。

这种冷嘲热讽，帮助日本人减轻了战败的痛

苦和耻辱。而且，嘲笑战败的确成了即席的日常

功课。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感伤的童谣被歪曲传

唱，最甜美的童谣“夕烧小烧汁”（大落日，小落

日），歌词被篡成了“大闍小闇”（大黑市商人，

小黑市商贩）。一篇十四世纪著名的落书——

《现在京都流行什么》，被改头换面，变成了东

京眼下不安定生活的写照：从持枪的歹徒和变色

龙式的官员，到“一削就断的铅笔”和“一拧就弯的

螺丝”。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被恶意地进行废

物利用。“感谢我们的战士”，这句战争年代最虔

诚的话，一夜之间成了对日本陷入今日之困境的

怀恨的、憎恶的批评。以一种不寻常的、冷酷的

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朝日久夕7》周刊在1946

年正月号上刊登了一幅照片:

广岛上空的蘑菇

云，附上了一个现成的老标题：“从谎言中浮现

出真实”。这种对不讲信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与

军部领导人显而易见的蔑视，十分典型。

每年的新年庆典，成了_笑战败的绝好时

机。因为自古以来，日本有新年玩纸牌游戏的习

俗。伊吕波纸牌，就像是字母和单词的配对游

戏，如A是apple (苹果），B就是boy (男孩），然

而却有更加宽泛巧妙的对应。比如，A对应“所有

（All〉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按照发音，日语

可以被划分为大约50个基本音，这就意味着，每

个新年，语言滑稽大师们可以对当今世相进行多

达50种的讽刺挖苦。

这些笑话、双关语和谤语很难翻译成英语，

但是它们却为艰难时世中的许多人带来了轻松快

乐，尤其是战败后的伊吕波纸牌的游戏规则，与

战争年代的庄严隆重相比，形成了如此具有讽刺

意味的对照。有几个例子或许可以传达出些许这

样的感觉。对“1~”这个音，战时的伊吕波纸牌，

用一句口号“前进日本，光耀地球”来对应，并配

上一幅在晴空下迎风飘扬的太阳旗图案。与此相

对照，战败初期，代表“t”这个音的成语是“道义

低下，战争喧哗”，纸牌图案是两个衣衫褴褛的

遣返士兵在相互斗殴。与此类似，战时代

表“扫”音的，是爱国标语“母亲参加国防妇人

会”，纸牌图案是一个男孩跟妈妈挥手再见，手

里举着一面小国旗。在战后的版本中，与“扫”音

相配的话是“父母和孩子全都营养失调”，纸牌图

案是一对瘦弱的母子，手拉手。谁看到这样的语

句和图画，都会流露出悲哀、苦涩的笑意。

随着日本被占领的延续，这种战败笑话的语

言游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替如，1946年的

一套漫画纸牌，用一句大胆放肆的“神风（特工

队）吹不起来了”表示“妒”音。一年之后，在失控

的通货膨胀过程中，出现了“力、”音的另一富于

灵感的对应版本：“穷时偷盗，富时挥霍”。1948

年的新年，“tl”音也有精妙的谚语配对：“知礼方

光明、苹果和英语

为文化人”，其中的玄机在于相配的插图中，画

中一位美国大兵正在神社前鞠躬。

从天上投下礼物的胜利者们，从没有真正想

到，会有如此流行的关于战败的玩笑存在。但是

这种讽刺的智慧本身，并非一定是针对胜利者的

目标。当然，这样的破旧立新，也绝非是对某

些“民主”讯息的敌视。只不过是发出自己独有的

声音罢了。

光明、苹果和英语

在裕仁天皇战争动员下的国度里，是不能容

忍讽刺文学的，也很少有轻松娱乐的空间。这可

以帮助解释，为何战败后对解脱和希望最初的、

最受欢迎的表达，竟然涉及对一只苹果——禁果

的绝对轻浮的赞歌。

战败后数周内，一种乐观的情绪就浮现在出

版业、电台、流行音乐和电影当中。媒体继续在

谈论“虚脱”，但是同时开始关注当今和想象中未

来的“光明”。的确，对“光明”和“新”的强调，成

了对所有黑暗和失望最普遍的修辞疗法。当“粕

取”文化的提供者和消费者，谈论通过颓废寻找

到真实性的时候，其他人则通过强调“光明”、“纯

粹”、“解放”的“新生日本”的前景，来批判刚刚逝

去的往昔。

在这些年来的许多回忆中，当时希望降临的

那一刻，可以被精确地追溯到1945年10月11日。

那天又一部不引人瞩目的电影上映了。这部电影

有一首旋律轻快的主题曲《苹果之歌》，抓住了

每个人的心。这首歌开始的歌词很空洞：

我唇边的红苹果，

蓝天默默地望着。

苹果不说一句话，

但苹果的感觉明白不过。

然后是反复句“苹果可爱，可爱的苹果”，随

后是三小节极为拖沓、更加空洞的歌词。歌曲结

尾：

让我们唱苹果之歌好吗？

如果两人一起唱，多快活。

如果每个人都唱，就会越来越快乐。

让我们彼此传递苹果的感觉——

苹果可爱，可爱的苹果。

《苹果之歌》，开启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並

木路子的演艺生涯。路子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跟

她的许多崇拜者一样不堪回首。她的母亲在1945

年3月15日的东京空袭中，被燃烧弹烧死。而她

本人在空袭之后，被从隅田川救起。她的父亲和

兄长一去战场而不归。她在松竹电影剧团是个新

人，对她本人来说，永远也忘不了拍摄现场时那

个苹果的滋味。当时，一个苹果5日元，而一个

年轻女演员的月薪只有100到300日元。

並木路子的突然成功，使她成了从艰难时世

中挣脱出来的偶像。在演唱会上，她边唱歌边向

她的观众们抛掷苹果，而观众们会想方设法接住

它们，就像是伸手接住幸福一样。观众们的热情

被激发出来，当食物是髙于一切的考虑时，看到

有吃的东西而精神振奋，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当

然，除了美味的暗示之外，这首歌以其轻快无聊

放松了人们的心灵，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红苹果、

蓝天空的意象，给人们沉闷单调的心理状态增添

了一抹亮色。事实上，这首歌的每一位评论者，

都提到了歌曲力图传达的“明快”的感觉，甚至

是“非凡的明快”。《苹果之歌》的狂热，作为战

后乐观主义的催化剂，是否应当得到如此过度的

赞扬，已经是题旨之外的事情了。它作为光明浮

现（伴随着精疲力竭一道）的完美例证，成了那

个时代的符码。对于千百万日本人来说，过去是

黑暗的，现在是严酷的，未来则会倍加光明。

有时，这种乐观主义的表达是精心炮制的。

战后的出版商，通常会特意供给他们的读者欢

快、娱乐的书籍。电影和严肃文章的文体风格，

也从黑暗转向光明。甚至有些实际工作，比如教

英语，也被精心地与强调积极性的哲学结合起

来。《力力英语》（《来，来，学英语》）是一

档非常著名的日间广播节目，始播于1946年2月1

日，不仅是因为它的会话课程，而且由于它欢快

的主题歌而出名。下面是它的歌词，配合着欢快

的日本旧童谣的旋律：

来，来，每个人-

你好，你好吗？

你吃点糖好吗？

一，二，三，四，五，

让我们一起唱支快活的歌，

唱啊，啦啦啦。

此节目的讲解人平川唯一后来解释教育节目

采用此主题歌的不同寻常的决定说，其动机在于

一种热切的渴望，希望这首歌有助于培育新日本

的自信心。他回忆说：“在战后黯淡的日本社会

里，我们不可能唱军国主义歌曲，我们需要一首

唱起来自信的英语歌，使每个人感到更光明。”

平川唯一的课程，设计初衷是在传达一种好

心情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对民主实践的欣

赏。这种教学法，也几乎还是停留在黑暗和光明

二元论的见解之上。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想在

那些岁月里，只有当光明到来，人们的心变得亮

堂，而且开始积极乐观地看待未来，才可能重建

日本。我真的害怕日本会垮掉，假使情况继续下

去，人们甚至忘了怎么笑，不知道要做什么……

所以，当我被要求做一档英语节目的时候……我

把它当成是上帝给我的一次庄严的机会，使日本

变得光明”。一切证据表明，《来，来，学英

语》达到了平川的期望。节目连续播出了 7年，

而且有570万个家庭经常收听，随同节目印制了

50万套课本。从1946到1952年间，节目收到了50

万封听众来信。平川唯一本人，成了非常受人尊

敬的名人。

这些光明、民主的社会景象，与战争年代意

识形态理论家们的沉闷说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战时说教和价值观的某种弹性，使得人们有

可能在追求光明的新希望的同时，不至于目迷五

色。语言——暧昧、感性和召唤式的最为俗套的

话，实际上成了人们从军国主义的过去向和平的

未来过渡的桥梁，同时又仍然保持了亲切感、连

贯性，甚至是某种一体性。

“光明”本身就是一个好例证，无论是其词

汇、意象还是含义——明亮、光辉，照耀的旭

日、明晰的目标、纯粹的动机，在战争年代曾无

处不在。比如，1941年7月，对中国开战的4周年

之际，政府以数不清的标语口号，激励日本人民

坚持到底。这些口号包括：“一亿人战，光明强

大。” 1943年一句更为简洁有力的口号，号召日

本人“消灭美英，建立光明的世界版图”。层出不

穷的标语口号，试图在战场和后方灌输光明的姿

态和信心，并将日本塑造为全亚洲光明的希望。

（“亚细亚之光”，就是日本在东南亚使用的宣传

口号之一。）当尾津组的老板开设“新宿之光”黑

市时，他对于从战争到和平时代的过渡，真可谓

驾轻就熟。

作为日本最大的出版商和战事的热心支持

者，讲谈社同样通过强调积极的方面应对战败。

据一位编辑回忆说，讲谈社决定，人们真正想看

和需要读的，不是关于战争正面的、深刻自我反

省的大部头，而是“娱乐的小说、愉快的小说、

明快的小说”。然而讲谈社的班子，不过是在重

蹈它长期以来的出版方针路线而已，避免严肃认

真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1931年，日军侵

占“满洲”后，正是这家出版社，采用了这样的口

号：“光明正义，尽我所能”。

战时的修辞用于战后的客体对象时，被证明

相当富于弹性，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

是建设性和理想主义的。日本人尚未出发去打仗

时，高喊着“军国主义万岁！侵略万岁！”他们宣

称，他们是为和平与安全、共存与共荣、他们自

己的国家和全亚洲更加光明的未来而战。胜利的

同盟国、粕取分子阶层和政治左翼通常宣布，这

些全是谎言。然而，更为普遍的反应则是：战时

的宣传说教，反映了正当的甚至是高尚的理想，

但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悲惨地被领导者

欺骗和误导了。以这种观点看来，这样的想象成

为了可能：或许那么多人曾愿意为之献身的理

想，也可能会协助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新国家诞

生。至少可以辩解说，这些为国奉献的言论主

张，并不仅限于战争中为国尽忠而已。

1947年初，一位小学一年级老师提供了如下

例证：同样的词语或文本，在战败前后可以有如

何不同的解释。他向新闻界描述，儿童文学经

176典、战时宣传家们喜爱引用的“桃太郎”故

事，如今在他的课堂上是如何被运用的。在战争

年代，桃太郎被看作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寓言：一

位神圣、精干的日本英雄，从魔鬼（英美敌人）

的手中拯救了国家，并且带着战利品——敌人的

宝物，凯旋而归。这位教师写道：战后的孩子，

相比魔鬼而言，更关心的是宝物；而且由于战后

的课本里没有插图，使得他们总在揣测宝物是什

么。孩子们推断说，肯定是钱和食物。当被问到

该如何处置宝物时，他的学生们讨论得不亦乐

乎，这本身就与战争年代的课堂形成了鲜明对

照。最终38票赞成，2票反对，孩子们讨论决

定，宝物应当平均分开，并且分发给穷人。

这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宣传标语、政

治意象，甚至是完整的文本，在本质上既非进步

也非反动。然而，这种熟悉的语言的连续性传达

出某种稳定感，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与不寻常的巨

变面前，它起到了心理安慰剂的作用。有时刚刚

过时的言语措辞，与战败后新的议程十分吻合，

可以精确地合榫。

（图：战后最流行的政治宣传标语是"建设

和平国家”，这句话当然也是学童们书法课上必

须练习的。这是当年12岁的皇太子明仁的书法。

明仁亲王于1989年承袭了他父亲裕仁天皇的皇

位。）

战败初期最常见的两个口号：“建设和平国

家”与“建设文化国家”，复活了战时宣传的两大关

键性主题“建设”与“文化”，并且将其转化为创建

民主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原则之国家的召唤。全

国各地的学童们，将这些口号作为书法课作业的

一部分，不断重复摹写。甚至年轻的皇太子明仁

也加入了这种训练。

由于这些反战观点，反映了成千上万为战争

所苦的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建设”和"文化”这样

的字眼，是如何牢固根植于战时言论的, 就很容

易为人所忽略。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

大的战斗口号, 就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

对中国和西方同盟国的战争，也一直伴随着这样

的口号，罾如“集大和一心为建设”，“人人奉献为

建设”。同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早

期的标语口号炮制者们，也大打“文化”牌，通常

与明亮、光辉的意象相联系。“日出之国，优秀

文化”，是中日战争中的典型口号。珍珠港事件

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家们甚至更加直白地强调，

日本发出强大的、新生的文化之光。1942

熟悉的新世界

年，“皇道文化，东亚之光”的战斗口号登场。同

年，另一口号宣称，日本正处于创造“与光荣历

史连结的新文化”的过程之中。

政治宣传的标语，就像是一只手提箱，总是

等待着腾空旧玩意儿，装入新物件。

熟悉的新世界

战时标语口号最常用的恳切字眼，比如“协

力”、“竭力”等等，也成了战后为重建、和平、民

主或者新日本而奋斗的政治宣传的主要用语。然

而，这种“崭新”的措辞本身，却最多地暴露出了

许多“新的”口号和说教，实际上是多么陈旧和熟

悉。这种对新的崇拜无处不在。仅在出版界，战

后的头三年就有超过一百家新出杂志，在它们的

刊名中使用了代表“新”的字眼，不管是“新”这个

字，还是其形容词形式“新（新的）。许多杂

志，在刊名中甚至使用了表示“新”的英文

词“new”。从这些杂志感兴趣的话题中，可以揭

示它们是如何热切憧憬“新”的祝福。其中，读者

们可以迎来一个新时代、新文化、新民主、新教

育、新地理、新历史、新希望、新劳动、新生

活、新电影、新会社员工、新学校、新诗、新体

育运动、新路、新女性、新世界、新生民主佛

教、新文学、新俳句、新式婚姻、新自治、新世

纪、新自由、新自由人、新社会、新科学、新农

民、新农村、新青年、新警察、新式家族、新式

美容，甚至新的幸福之星。

然而，正如战时口号“与光荣历史连结的新

文化”所显示，“新”，像文化和光明一样，一直是

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这种对

于变化的重视，由于西方宣传和日本自己竭力强

调战前文化和政策的“古老”、“传统性”或者“不

变”的方面，而往往被遮蔽了。事实上，革新是

战争年代的核心理想之一，正如迅速变革一直是

千百万日本人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口号。

从日本的立场看来，战争岁月是一种摆脱现

状的尝试——克服世界经济恐慌并赶超西方更先

进的工业经济。1931年后，由于国家动员“总力

战”（全面战争），而且战时倡导的“建设”目标明

显是革新主义的，人民生活发生了急剧转变。在

国际方面，这种观点，正如纳粹的“新秩序”，被

凝练地概括为“东亚新秩序”，或者是“新东亚”。

在内政方面，革新主义的观点，体现在1940年第

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提出的“政治新体制”和“新经济

体制”的理念之中。理所当然地，天皇陛下的臣

民被期望欢呼雀跃地拥护新的政策。正如1941年

的一句口号所言：“新体制——永展笑颜”。所有

这些，为战后改革的必然性甚至需求提供了理

由，使得人们接受起来更加容易了。

总而言之，“变化”本身具有惯性。日本人并

不习惯于维持现状。相反，从1860年的明治维新

时代起，他们就卷人了变化的风潮。战争年代在

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加速的进程。危机感增强

了，对现状的不满也加深了。当战争在灾难和彻

底战败中结束，显而易见“新秩序”和“新体制”的

构想是完全失败了。不言而喻，看来对新民主体

制和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新的地位的追求，还

得继续下去。

这一点并不复杂难解，只是通常被忽略了：

革新和破除旧习的力量，与对传统的敬意、对权

利的顺从一样，都深深植根于日本人的意识当

中。几乎整整一百年，日本人被训练着要预见并

适应急剧的变化。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

们已经准备停当——不仅是由于战争的恐怖和显

而易见的失败，而且是过去长期训练和战时猛烈

的国民教化的结果——以继续对“新”日本的探

索。换言之，这完全是日本“传统”的做法：在投

降后不久就集结有识之士，参与到“改变世界的

座谈会”中来。与先前大不相同的是，人们将会

选择如何定义这个新的世界。

在其他的许多方面，将以前熟悉的言辞和先

入之见加以转化，也缓和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

之紧张。战后对于“忍所不能忍”的坚守，源于日

本的弱国意识和受害者意识，先前曾出现于中日

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拋开其现代化的伪装，可

以追溯到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和不平等条约强迫

日本摆脱封建的闭关锁国时代。战时妖魔化

的“鬼畜米英”的提法，使人能够轻易理解战后新

妖魔化的转移——改革主义早期激进的“军国主

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封建余孽”提法，或是此

后“邪恶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左翼眼中“邪恶的美

帝国主义者”的说法。战时对“至纯”的强调，则导

向了战后净化、清除和矫正的价值趋向。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不但对于最高层

战争罪犯的审判和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的清查，而且全面的改革主义政策对政治和社会

上“封建的”和“军国主义的”残渣余孽的清除，都

获得了民众广泛的支持。甚至“阴谋论”，在战争

与和平年代之间，也具有某种安慰的、至少是熟

悉的连贯性。战败之前，日本人被灌输说，他们

的痛苦一方面源自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狡猾的共产主义者。只需稍微转念一

想，日本民众就不难得出结论，真正的阴谋家是

日本自己的军阀而已。

更多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尤其是军国主义时

期之前的遗产，促进了民众情绪微妙的转换，有

助于民众怀着某种延续性和希望考虑未来。例

如，保守派与进步的反军国主义者，都会指出许

多战前时期的“民主”先例：1868年的《五条御誓

文》，明治新政府宣誓一扫封建时代的“陋习”。

出版狂潮

受英美激发的“文明开化”和“自由民权”理念，在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繁荣昌盛起来。君主立宪的

实践早在1890年就已经开始，二十世纪一二十年

代出现了政治上更为多元化的时代，即裕仁天皇

父亲的统治时期“大正之春”。对更为激进的人来

说，战败和保守派暂时的混乱局面，为左翼传统

的复兴提供了契机。1946年5月1日，当25万人在

皇居前的广场上集结，宣言庆祝日本的第17个劳

动节，也不过是对1936 年以来被压制的传统的恢

复而已。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语言和历史，功莫大焉

地成了协助民众投身于“新”日本前景的资源。

出版狂潮

尽管投降后的数月甚至数年间，真实的饥饿

占据了多数人的心思，但是其他的饥渴也困扰着

他们。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超出标语口号的炮制

之外的对言论的渴望。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

义分子的统治下，言论自由受到了激烈的压制。

通过审查的精神食粮少得可怜。尽管有巨大的困

难，出版业是战败后日本最初复兴的商业领域之

一。

这一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出版业的繁

荣表现了知性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胜利，因为审

查制度和物资匮乏仍然困扰着出版者们。在军事

占领下，相当可观的题材皆被划为禁区，包括对

同盟国及其政策的批判，以及对任何被胜利者为

军国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赞美。许多印

刷工场被毁，启动资金又短缺。资金不足，是想

要从事出版行业的人最常见的难题。直到1951

年，纸张仍然严重短缺，并且受制于复杂繁琐的

配给制度。尽管如此，出版业的复兴仍然迅速而

充满活力。

枯燥无味的统计数据，传达出对印刷铅字的

饥渴感。战争结束时，日本大约有300家出版

社。8个月之后，上升到将近2000家。1948年达

181 到巅峰，大约有4600家，半数以上没有捱过

第二年的行业不景气。虽然如此，1951年当军事

占领接近尾声时，仍然大约有1900家出版社在营

业，超出1945年8月的6倍。

至于杂志，由于出版状况实在混乱，确切数

字无法统计。许多期刊在战败的混乱中暂时停

刊，但数周或数月之后，又重新摆上了报摊。另

外有些刊物，曾被军国主义者禁刊，战后又恢复

起来。还有些杂志，通过迅速地改头换面，实现

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例如，昔日的《战时女

性》，成了《妇人画报》；《战时青年》重新命

名为《建设青年》；《战时经济》干脆利落地解

除管制，成了《投资经济》；而《战时医学》依

照战后惯例，成了《综合医学》。本着同样的精

神，《经国》变成了《新时代》；《兵器技术》

快速转化成了《和平产业》；而《机械工之友》

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改换，以《新论》的名目重新

登场。一家战时宣传机构“青年文化协会东亚文

化圈社”，当然需要有技巧地变脸，竟然以“新日

本建设文化联盟”的名义重新露面，并且将它本

社的帝国主义旗舰刊物《东亚文化圈》换掉，给

新刊物取名为《文化》。它敦促读者加入遍布全

世界的“同志”行列，“驱逐”身外和心内的“文化之

敌”。

有些杂志名称的变更，就像是女性在婚姻解

体后，重新用回少女时代的娘家姓名。1943年，

当讲谈社决心尽全力获得“思想战”的胜利时，它

的发行量很大的杂志(WT

King),被改成了《富

士》（最富于召唤性的国家主义的象征之一）。

投降之后，《年久》的刊名又重新启用。这种现

存杂志的停刊、复刊和改名引起的混乱，加上真

正的新兴刊物的遽然出现和同样突然的消亡，使

情形变得愈加复杂。同时，许多以地方读者为目

标的小型杂志，在全国的出版统计中受到忽视，

其实有些质量颇高。

据估计，从日本投降到1945年年底，有近

200种不同的杂志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摊上，其

中有六七十种是新创刊的杂志。1946年上半年，

至少增加了 400种刊物，其中大约85%是新刊。

此后，刊物的数量呈指数性增长。单是1946年一

年，就约有114种专门的女性杂志。从日本投降

到1949年末，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审阅部门，审查

了大概13000种不同的刊物。同期，日报的发行

量从1400万份，增加到了

2660万份。在这一领

域，盟军最髙统帅部热心的审查官们，在1945到

1949年间，共计审查了大约16500种不同的报

纸。

书籍的出版，同样显示出未受“虚脱”状态的

影响。到1945年底，将近出版了 1000种新书，其

中包括许多在军国主义时代受到镇压的作者的书

和题材有禁忌的书。截至1949年下半年之前，被

呈交盟军最高统帅部审查机关的书及小册子的总

数，接近45000种。据盟军最髙统帅部的统计，

1945年11月到1948年4月间，约有1367种外文著

作被翻译出版，达到每两天出版三种以上的译

本。与人们的预期相反，在美国主导的占领体制

下，美国作者的书只占全部书籍的一小部分

（7.6%)。作者名单真正是世界性的，法国作者

的著作有350种，德国294种，俄国251 种，英国

194种，美国104种，中国43种，意大利37种。余

下的94种著作，来自其他多个国家。

尽管相当一部分的战后出版物逃避现实而且

昙花一现，但是也有许多严肃和理想主义的刊

物。从这一点看来，战后的新杂志和复刊杂志

的“发刊辞”，颇具史料价值，因为多数时候，它

们的表述早于占领军当局改革议程明确之

前。“民主”仍然悬而未决，人们的认知，仅限于

泛泛了解《波茨坦宣言》和麦克阿瑟将军初期的

政策声明而已。然而，正如对这些早期“发刊

辞”抽取的随机样本所揭示的那样，出版界超越

政治立场，毫不浪费时间地推出了他们自己对于

仍然模糊的民主理念的展望。

在这方面，《协力新闻》的编者们相当典

型，他们在战后处女号上开始着手重新定义国家

的目的。这是一份可以追溯到大正时期的面向劳

动者的刊物，原先的刊名是《奖工新闻》。它在

战争时期，致力于鼓吹劳动者协助支持国策。更

名后的首期《复兴指针号》，发刊于9月1日，即

在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仪式的前一天。以旧形象

为新目的服务，它的封面上复制了4年前日本发

动对美作战时的一幅画面：人民跪拜在皇居前的

广场上。当然，它打出了新的字幕：“我们已经

哭够了，现在让我们微笑着站起来吧。”本期的

特写纪事是编辑与一位著名的众议院议员鹤见佑

辅的对谈，直率而刺激的标题是：《世界改变

了！一问一答——对日本作为伟大的文化国家之

再生与对过去总忏悔的思考》。

作为保守派对战败的典型反应，《协力新

闻》告诉它的读者们，没有什么经验是没有价值

的，甚至包括战败的踉跄尴尬的现实。日本，美

国，全世界都应当从大东亚战争中吸取教训。的

确，为着未来的和平与繁荣着想，整个世界都必

须进行“反省”（这是当时流行的词汇）和忏悔。

至于日本人，只能战栗敬畏于天皇结束战争的宽

仁之心。同时，必须承认“一亿国民”的全体性，

而不只是让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承担“战争犯

罪者”与“战败责任者”的罪责。

《协力新闻》的编者激励读者倾注全心于未

来。他们认为，“首先，我们需要比美国人多工

作三到五倍的时间”，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善于

创造。战前，据说日本在科学与工业领域比美国

落后20年。现在，科技的差距可能扩大到了30到

50年，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也存在着

巨大的差距。

尽管面对追赶美国的艰难任务，但是只要一

亿国民能够成功将万邦无比的历史和文化与适应

现实的灵活性相结合，就有希望到达光明的未

来。在这里，这份先前的战时宣传刊物的编辑们

发现，保留一些他们旧时的宣传言论是可行

的：“我们的神国日本，在三千年的青史与冠绝

世界的国体之下，拥有头脑聪明、绝对忠诚和道

义的人民。尽管我们的环境、素质堪为典范，但

是有必要吸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处。同时

我们也必须摆脱过去的‘模仿追随主义’，尽量做

到日本的、日本人的。于此，我们确信战败的日

本，能够在文化上胜过战胜的美国，甚至在许多

方面能够教导英国。”

这种在战败的屈辱中，妄图保住一点儿名誉

和自尊的态度，在当时是常见的。同样平常的，

是坦率地承认失败和必须重新开始。面向年轻女

性的杂志《艺苑》，1945年9月复刊号的编辑后

记，其坦白和真诚就十分典型：“我们曾经确信

是正义的战争失败了，我们编辑的关于胜利的文

章成了废纸，而我们年轻的编辑们陷入了绝望。

你们读者肯定也是如此。既然你们相信战争，献

身于后方的事业流血流汗，不计寒暑、青春和梦

想，想必你们受到的打击更大。”此后编者便直

接宣告，“明日之日本”的紧迫要求，不允许沉沦

于困惑混乱之中。年轻人尤其面临这样的任务和

职责，建设“新日本文化”，建立一个“文化的、和

平的国家”。其他的女性杂志则有点五花八门。

翌年3月创刊于大阪的地方杂志《新椿》，强烈

支持《波茨坦宣言》建设民主和平国家的理念。

其“发刊辞”欢呼，从日本放下武器的那一刻起，

女性“从一切中”解放了出来。并且号召，从学问

中剔除非科学因素，从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消除

不合理。

战前一份标题平淡的《经国》杂志，战败后

跃跃欲试地更名为《新时代》，也积极探讨日本

今后面临的难题。编辑宣称，是昭和不负责任的

领导者，背叛了明治和大正的光荣传统。民族道

义的颓废和民族骄傲的丧失，是战败的主要原

因，正好藉此进行真切的反省。这次的战争可以

被看作是反映国民美与丑的一面镜子，最显而易

见的丑恶，是封建残余、不合理性与反科学态

度，这倒是很符合美军声明中对日本弊病的指

摘。尽管如此，《新时代》再生的编辑者继续指

出，日本国民未能完全理解和吸收“近代文明”。

现在到了他们实行的时候了，而且他们应当以自

身的能力——自治的创造力贏得自由，而不是仅

仅依靠占领军。编辑们的结论是，“即使是在这

条布满荆棘的艰难之路上，也有光明和希望，在

这一意义上来说，新时代是解放的时代”。

其他的杂志甚至更加激烈地批判过去。《新

生》，一本典型的新生刊物，宣布“虚伪和狡猾

的借口在今天再也不起作用了。旧日本被完全彻

底地打败了。我们必须心中铭记这一点，并且从

这里迈向一个新生的日本”。《新生活》，事实

上正是一本新杂志的名字，创刊于11月，封面画

是一个高大的美国兵，正在帮助一位上了年纪的

日本妇女背重担。杂志的卷首语号召脱去旧的桎

梏，直视“战败日本真实的姿态”，并且以真正的

批判精神直视一切社会现象，但是同时又重申对

祖国的热爱决不动摇。

到战败当年的年底，在赞美变化的合唱声

中，左翼出版物声音嘹亮。12月创刊的《人

民》，一份最不遗余力地批判战时知识界参与战

争合作的刊物，辛辣地公开抨击军阀、地主、财

阀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它的编辑宣

言，“日本人民正在战争的废墟上受苦受难，但

这也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从压迫中解放出来。

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头一次，日本的历

史转移到了人民的手中，如此，那么一切都是值

得的”。同盟国对日本统治者的痛击，被形容

为“世界送给热爱和平与民主的日本人民的珍贵

礼物”。像当时大多数评论者一样，《人民》的

编辑认为，探寻日本本土的民主萌芽，从政治上

和精神上来说都势在必行。他们呼吁，关注明治

初期“自由民权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运

动中“对民主的热望”。

大多数声援这些见解的年长的编辑和著作

者，都是战前折衷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他们

曾经认真吸取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对他

们来说，战败意味着对战时被打断的批判主义传

统的恢复，在有些情况下，这一传统比日本的大

部分敌人所认为的还要长久。《改造》月刊就是

如此，它与同样著名的《中央公论》一起，一直

坚持到1944年中期，被天皇政府处分停刊。当

1946年1月《改造》复刊时，它的卷首论文是著

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森户辰男的《平和国家建

设》。复刊的评论说，尽管人们很自然地会将自

己国家的行为视为正当，但从客观的立场看 来，

显然日本过去的态度和行动是“一大团黑暗的野

心”，尤其是在对 待中国问题上。

《改造》的复苏，与另一本由岩波书店出版

的优秀进步月刊《世界》的出现相得益彰。讲谈

社出版面向大众消费的读物，而岩波书店则是以

知识阶层为对象，出版严肃书籍的书店。的

确，“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已经成为区别

精英出版与大众出版分野的常用语。西方许多 伟

大作家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

作家的作品，战败前

都曾经由岩波书店翻译出

版。它们中的有些书在战时被查禁了，而大 数作

品在战败后重新成为岩波书店的畅销著作。相当

数量的日本最尖锐的批评家和进步知识分子，已

经成为岩波书店稳定的作者群体，或者很快聚集

到了岩波书店周围。

即便是在新旧杂志创刊、复刊的洪流之中，

《世界》的面世也是引 人注目的，它的发刊辞很

能代表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见解。这份新刊物认

为，投降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耻辱，前途的黯

淡、混乱和痛苦显而易见。同时，战败暴露出战

争的“无理、虚伪、欺骗和非正义”，为日本人民

在立足现实、直面真理的基础上新的开始提供了

可能。

（图：解除了武装，对铅字的渴望，被生动

地捕捉在了 1947年7月的这幅照片之中。读者们

睡在东京神田的岩波书店门外，等待购买哲学家

西田几多郎的新版全集。人们在发售预定日之前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三天就开始排队，两天之中，排队人数增加到大

约200人。）

丧失了土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国民被隔

绝，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创建一个“宏大光

明的道义和文化”的世界。联想到《圣经》中的

比喻，《世界》的编者描述这是“突破窄门”。他

们说，前方的路崎岖坎坷，但同时却是条光荣之

路。如果战争经验暴露出“我们国家文化的无

力，道德的空虚，文化人知识阶级的怠慢、怯懦

和不负责任”，那么前方的救赎的任务则是，发

展出让全世界都为之赞赏的文化和道义。

到《世界》创刊之时，美国的占领目的已经

公开阐明。《世界》的编者将其总结为民主、对

个人的尊重、言论宗教自由与世界和平。然后着

意强调追求这些理念，不是由于胜利者的命令，

而是“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人性和普遍的正义的要

求之上”。虽然任重道远，但最重要的任务是建

构一个基于社会公正和国民意志的社会。只有这

种社会能够防止专制和独裁再次在日本出现。

这些观点和情绪——痛苦，热诚，严于自我

反省，燃烧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投降之后的数

百种杂志中都有所表达。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战后最初评价很高的畅销书，是一本英文会

话小册子，构思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当日。主意是

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想到的。这一令人惊异

的成功故事，很快在出版界传为佳话，并且将全

国最畅销出版物的记录，一直保持到1981年。

据说，当小川菊松听到天皇玉音放送时，他

正在一次商务旅行的途中。来不及擦干眼中的泪

水，他就登上了返回东京的列车，立即开始盘算

如何在变化的新形势下发财致富。等到火车停靠

东京站时，他突然想到了好主意。正如无数灵感

降临的情形一样，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简单：日

本一被占领，人们将会急需一本日常英语会话的

小册子。他就卖这个。

小川菊松本人显然没有出众的英语才能，他

将创意卖给了出版社。然后他和他内行的合作者

们，选取了两本战争年代的话书作为底本。

一本是曾被证实在许多不同的占领情形下都

很有效的中日文手册（似乎没有人理会这一情形

的黑色幽默）。第二本是日泰文手册。究竟是在

一天之内还是三天之内完成了这本小书的全部底

稿，说法不一。总之无论如何，这本《日米会话

手帐》确实是在小川菊松流泪的一个月之后就问

世了。它有32页，而首印30万册几乎立即告罄。

到1945年底，这本小册子卖出了 350万本。

在全日本，人们都翻开了这本手册的第一页，准

备迎接他们的征服者。上面写道：

Thank you!

Thank you awfully!

How do you do!

这些英语词句，不仅配备了日语译文、用罗

马字标注了读音，而且还用日文片假名进行了注

音。这倒挺有灵感，片假名注音不是精确的、正

规的注音方法，却是为日本人的发音习惯着想。

手册付梓之前，小川菊松倒是和他的合伙人在酒

吧里跟一位喝得醉醺醺的英美人士交流了一个晚

上（一说，是三个晚上）。因而，当遇到第一位

美国大兵的时候，

日本人就能够准备好用日式英语说道：

San kyu!

San kyu ofiiri!

最后这句，很明显，是从英语口语

的“Howdy”与“Howdy-do”来的。

对日本文学界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令人

惊诧的小小出版物，并没有成为后来畅销书的典

范样式。尽管文艺批评家倾向于认为这一时期的

文学作品价值低，但当时出版界的状况，却被证

实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开放时期，不乏对根本性问

题进行的广泛探讨。在曾被军国主义者禁人的各

个领域，学术气氛都大为增强，包括马克思主义

学术研究，也经历了强大的复兴。曾受到军部压

制或审查的优秀文学家，诸如永井荷风、谷崎润

一郎、川端康成、大佛次郎等人，重新声名大

噪。

从1946到1949年的“十大”畅销书，全都传达

出这样一种印象: 作者的世界性和主题的严肃性

都是无与伦比的，普通市民也表现出对思考人性

和社会的责任等永恒问题的作品的关注。正如一

位评论家所言, 这些作品在最广阔的意味上表现

出对“生”的关心。即便回顾起来，早期的畅销书

排行榜总是令人称奇。例如，战后的读者，立即

群体转向了最伟大的近代作家夏目漱石（他逝世

于1916年）。夏目漱石的作品集的几个新版本，

都位列1948年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在这不稳

定的岁月里，夏目漱石的主要魅力在于，他在探

询亲密的个人关系中的坚定的坦白直率。爱情事

件构成了夏目漱石许多小说的精髓，包括受人尊

敬的《心》。

夏目漱石热，看来反映的并不是战争前后的

近代历史时期的怀旧之情，而是对新兴的个人的

痛苦和安慰的向往。在191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

中，夏目已经有力地论说了保持与国家相对

的“个人主义”精神的需求。作为一位小说家，他

是一个有力的描绘者，描述在遭受无情的狂热变

化的国家中，保持个人的平衡和完整是多么不

易。在他短暂而又惊人多产的写作生涯中，男人

与女人之间的爱恋——痛苦、冲突而又不可抗

拒，是他后期作品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夏目漱石的世界里，爱总是比社会需求放

在更高的位置上，即使它意味着社会放逐，个人

的苦恼，或是自我的毁灭。比如《之后》的主人

公，通过将自身完全投入到“顺从天意，却违背

人定之恋爱”中，成了英雄（而且是悲剧的）人

物。描述一对离群索居的夫妇的婚姻生活的

《门》，告诉读者，“当寒冷难以忍受，他们在

彼此的怀抱中找到了温暖，只能相互依存”。在

这一点上，这位文学巨匠的写作，契合了现在占

据许多日本人心思的对私生活的关切。它们也是

一个有力的提醒，现在男人和女人们面临的知识

和心理危机，并非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相反，这

只是一个持续的困境的最终阶段——如何在一个

创伤的、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时

代，定义和断言个人的身份和个性。夏目漱石以

无与伦比的敏锐细腻，探讨了这些问题。

夏目漱石绝非是唯一在这些畅销书排行榜上

保持超过一年记录的作者。引人注目的是，有几

位其他作者也有类似情况。除了范?德?威尔德

（Van de Velde)关于婚姻关系的书之外，“十大畅

销书”还包括其他三种外国作品的译本：让·保尔·

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呕吐》 (Nausee) N安

德烈·纪德（Andr6Gide)的《架空会见记》

(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瑞克·马里亚·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有趣的是，没有美国作者进人“十

大”排行榜，直到1949年玛格丽特·米歇尔

（Margaret Mitchell)的《飘去的心》(Gone with

the Wind，中译名《飘》）出现萨特和纪德是仅

有的两位没在1947年“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再次

出现的作者，尽管对于存在主义的兴趣在知识分

子中间仍然火热。雷马克的小说，像夏目漱石的

作品集一样，在接下来的3年中，始终是最畅销

的书。

除了夏目漱石的作品之外，1946年畅销书排

行榜上的日本著作，还包括森正藏的《旋风二十

年》，是对日本的战争和破灭道路的新闻式的记

录；永井荷风的《掰腕》，一本描写花柳界竞争

的小说，写于战争中，当时却未能出版；马克思

主义学者先驱与早期的日本共产党员河上肇的自

传，河上在战争结束后数月就辞世了；一位著名

的哲学家、死于狱中的三木清的评论集《哲学笔

记》，由他先前出版过的随笔构成；还有被以间

谋罪处死的尾崎秀实的狱中书简集。畅销书榜上

有四位日本作家已经过世，他们当中只有夏目漱

石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作品大受欢迎的景象。

悲惨的战败带来了特殊的文化危机：旧的、

国家主义的英雄被颠覆了，但是谁能取代他们的

位置呢？教科书不得不重写。邮票不得不重新设

计。出版界必须提供新的祖国之子的典范。在这

个问题上，河上肇、三木清和尾崎秀实的畅销书

协助满足了要求。这三人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

都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联系，尽管他们的

知识背景并不相关。他们每人都因为政治原因坐

过牢。他们都是有原则的人，体现出独立思考与

自治的品性，这种品质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完全甚

至是狂热臣服于独裁政府的国家中，十分罕见而

且令人崇敬。

幸运的是，他们的文笔都相当好。河上肇和

尾崎秀实尤其是优秀的文体家，而三木清在他的

遗著《哲学笔记》中，以他的哲学家同侪们罕见

的深人浅出的语言，传达了他对传统、天才、领

袖、道德、“意识形态与病理学”、“构筑世界的视

点”的见解。此外，这三位作家的确对日本读者

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是牺牲者，即使在某种意义

上，他们正是现在发现他们有魅力的同一批人的

牺牲品。

三人中最年长的河上肇，早在1916年就广为

人知。当时他发表了一篇尖锐抨击经济剥削的

《贫乏物语》，这一主题在30年后重又引起了强

烈的兴趣。由于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在1933到

1937年间河上肇被捕入狱，在8年的中日和太平

洋战争期间，他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他并没

有大声反对他国家的侵略行为，但是他也没有像

他往日的许多左翼同志们那样，积极呼应天皇的

事业。本来，他已经不见了，当战败之后他再次

通过写作大声疾呼的时候，就像是一位传奇人物

突然的死后复活。一小股“河上肇热”出现了，包

括文章、诗作、书信、狱中回忆以及杂文等都相

继出版。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卷本《河上肇自传》

的问世。这部自传秘密写于1943到1945年间，

1946年2月开始在一本进步刊物上连载，最终分

四卷出版。这部自传被不遗余力地赞扬为在日文

世界前所未有，堪与卢梭的《忏悔录》和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史诗媲美。但是这位老革

命没有机会见证他自己被完全神化，正如一位批

评家所称扬的“选择了困难道路的真理的追寻

者”。他死于1946年1月31日，享年67岁，恰好就

在他自传的首次连载问世之前。

48岁的三木清之死，则更为令人震惊。1945

年9月26日，他因病死于狱中。三木清死于战争

结束6周之后，美国占领军当局释放政治犯 生效

之前。作为一名折衷主义的哲学家和社会批评

家，他因窝藏共产主义友人于1944年被捕人狱。

1922到1925年，三木曾在德国学习，在那 里与卡

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相识，并且受到马克

思主义思想 与马丁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方法论的影响。1930年，他曾因m 同情共产主义

被暂时逮捕过。他的知识追求，使他试图将存在

主义与宗教信仰调和起来，日益关注日本的思想

体系，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杰出 的哲学家西田几

多郎的思想（西田寻求将西方哲学理念与佛教禅

宗的洞 察结合起来），并且倾倒于十三世纪果敢

挑战习俗的宗教领袖亲鸾的教义。然而1930年代

末，三木清以日本“泛亚主义”使命的辩护者的形

象出现，1942年赴菲律宾任日本陆军报道员。他

致命的决定——庇护逃 亡的共产主义友人，更多

是个人行为，而非意识形态行为。像河上肇一

样，三木清对于战败后读者的魅力，多半来自他

对知识的探求、他的思 想境界，以及他人格的力

量。

在遗著畅销书的三部曲中，当然最有意味的

莫过于尾崎秀实。尾崎 曾是位有名的新闻记者，

尤其精通亚洲事务。然而在战后将他捧上天的著

作，却是很私密性的——他在狱中写给妻女信函

的选集，从1941年 10月被作为共产国际的间谍逮

捕，到1944年11月43岁时被处以死刑为 止。尾崎

曾是著名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

日本最主要 的联络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佐尔

格的报告曾经供给苏联有关日本战略思想的无价

情报。尾崎是战争期间唯一因叛国罪被正式审判

并且处死的日本人。1945年8月15日之前，他在

国人眼中是一个可恶的叛国者，而此后则成了更

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与殉道的烈士。

愤世嫉俗者可能会将尾崎的遭遇，作为公众

情绪轻浮无常的例证，但是没人能够否认这些书

简本身出奇的魅力。它们所营造的奇妙氛围，被

浓缩在了这本集子饱含感情的题目之中：《流星

般的爱情》，这个题目是由一封书简而得名。在

信中尾崎写道：

“我活着深深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人类之

爱。真挚的爱就像是明亮闪耀的星星，映照在我

的生命之中。”被处死的间谍的魅力，显然是在

共产主义学说本身之外。

尽管尾崎秀实曾经通过与佐尔格的联络为共

产国际服务，但是他从未加入过日本共产党。这

并未阻碍战后日本共产党将他看作一位“钢铁般

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当日共试图宣称尾崎是自

己人时，却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尾崎具有革命与

乌托邦思想，认为从这场战争中将会产生新的社

会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一点毋庸置疑。狱中书简

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同样这些作品也很容易使其

他景仰者将尾崎视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这可根本不是令共产主义者愉悦的标签。

尾崎的信从罕见的亲密距离，揭示了一个世

界主义者对知识与道义的深思。被捕后，他贪婪

地广泛阅读文学、政治、经济和历史著作，包括

歌德（Goethe)的著作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dli)

的《君主论》(Prince) 。司法当局曾经准备让他

起草改变信仰的“声明”，由此尾崎将自己浸淫于

日本的经典之中。当行刑日临近，他变得日益对

禅宗发生兴趣。然而，毫无疑问，这些出版的书

简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对于妻子、女儿所贯注的

爱，对与天皇制的“家族国家”相对的真实的、小

家庭的热爱。

在被捕之前，尾崎秀实并非是个忠实的丈

夫，他从不跟妻子英子分享他的思想，或者告诉

她自己的行动。英子对丈夫的间谍工作毫不知

情，直到尾崎被捕入狱。在狱中书简中尾崎自己

承认，由于他的秘密工作，他并不想要孩子。夫

妇两人只有一个女儿杨子，在父亲被捕时杨子 12

岁。当然，锒铛入狱导致尾崎追逐女性生涯的结

束，却使他与妻子和女儿开始了智力与感情上的

亲密联系。3年之中尾崎的数百封狱中书简，都

是写给妻子和女儿的。在这些书简中，尾崎毫不

隐瞒地传达他的思想和情感，坦率地表达他的爱

情。这可不是典型的“日本”男人的行为，但是这

些书简公开分享情感和智慧的程度，却使许多男

人和女人钦佩和羡慕。

事实上，这些书简广受欢迎也表明了另外一

种迹象，即战争和战败如何为提升珍视私感打下

了基础。直到日本投降，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理论

家们一直在指示，个人主要的爱应当是爱国心或

日对国家的爱，最终表现为效忠天皇陛下。直到

投降之前，父母、妻子以爱国热情高高兴兴地送

儿子和丈夫去打仗、男人乐于为天皇献身的官方

神话，一直长盛不衰。后来才有材料逐渐披露：

陆海军士兵在兵营收到家乡来信，在黑暗中哭

泣；将死的士兵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大声呼唤的

是母亲的名 194字，而不是天皇陛下。在这样的

社会情境下，尾崎的狱中书简，即便是在描绘全

球革命与世界和平的宏伟图景时，仍然可以被解

读为对私生活重要性的确认。这些狱中书简的坦

率、挚爱和睿智，成了夫妇、父女之间吸引人

的“技巧”的典范，简直就是与范?德?威尔德迥然

不同而又同样解放地强调分享和互惠的互文。

尾崎的出版商，正如威尔德的出版者一样，

并未自视清高到对战后出现的爱与浪漫的大众市

场视而不见。《流星般的爱情》的出版商小森田

一记，其本人就在战时的审查制度中深受其苦。

他凑巧还做过3年的女性杂志编辑，敏锐地了

解“爱”这个词在女性中至髙的召唤力。书的标

题，跟当时的许多流行歌曲完全合拍，显然是小

森为吸引女性读者特意而为。另一方面，共产主

义理论家们，强调尾崎对自由、和平和无产阶级

革命的爱，尽管他的写作，显然也包括思想，实

际上与工人阶级少有关涉。尾崎被处死3年后，

共产党人举行了纪念集会，他们将纪念演讲录命

名为《伟大的爱情》。

然而，除了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革命的爱，

与尾崎在家庭关系与知识探求中所呈现的更为私

人的、人性的爱，还有第三种更微妙的爱，与尾

崎联系在一起。对一位往日的叛国者来说，这蕴

涵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变形。尾崎日益被视为一位

真正的爱国者，一位比自以为是的极端民族主义

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更加深沉、更加真实地

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毕竟，那些叫嚣热爱日本的

人，实际上却把日本引向了灾难，然而尾崎却是

极少数足够明智、足够独立并且有足够勇气，与

他们对抗到底的人之一。尾崎对祖国的爱，超越

了对天皇崇拜的教条，超越了对剥削人的、心胸

狭隘的统治精英们的政策的默认。那些在战后强

调尾崎爱国的人发现，有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

曾经早于他们做过类似的评价。

1944年宣判尾崎死刑的法官高田正，在秘密

审讯后私下里说起，他不仅视尾崎为一位有理

想、有道德的人，而且是一位爱国者的榜样。很

难想象，这些话会出自一位死刑宣判官之口。

通过不同的方式，尾崎非凡的品格展示了一

种榜样，一种在非常时期日本人的榜样。他满足

了大众的需求，一面是日本苦难的偶像，另一面

则是希望的象征。从自由主义或者左翼的立场看

来，尾崎像两百万士兵和千百万平民一样，是杀

女英雄与牺牲者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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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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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为占领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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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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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与牺牲者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人如草芥的、军国主义国家的牺牲品。然而，相

对于受害者的具体身份而言，受害者的具体感受

显然不那么受人关注。此后，尾崎的妻子和女

儿，将会在保持尾崎的声名方面起到积极有效的

作用。作为烈士的遗孀和遗孤，她们仅凭自己的

身份，就能提升公众对牺牲的关注度。

同时，像任何真正的殉道者一样，尾崎对他

的景仰者来说，成了希望的象征。他关于世界革

命与终极的“大同世界”的观念，带有惊人的乌托

邦性质。在战败的绝望中，他极易被当成是许多

日本人正在摸索向往的那个“光明的”新世界的动

人幻象，以致3年间，《流星般的爱情》始终位

于畅销书排行榜上。尾崎的未亡人在为1946年初

版简写本《狱中书简》作序时，凝练地传达出了

这种情绪。她序言的题目，就像这部书名本身，

唤起了时代的梦想和希望：《我坚信黎明即将到

来》。

女英雄与牺牲者

女性作家也为早期的畅销书榜增辉不少。战

败后日本放映的最早的好莱坞电影之一，是《居

里夫人》(Madame Curie)，由葛丽亚·嘉逊 (Greer

Garson)主演，根据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女儿伊芙

（Eve)所写的传记改编。1947年，由于影片广受

欢迎，传记本身的译本，也登上了“十大畅销

书”榜。居里夫人在一个迄今为止“男性的”知识分

子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本身对女性就是极大

的鼓舞，她成功的故事，对渲染性别平等问题，

具有不可估量的效果。然而这故事还是可以想见

的最高尚的罗曼司，不仅包括玛丽·居里与科学家

丈夫皮埃尔之间的夫妇之爱，还有他们对伟大思

想的平等分享。

1947年，一位真正的日本女性的名字，也出

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宫本百合子，是位多产的

作家与不屈不挠的激进活动家。她年轻的丈夫宫

本显治，是少数拒绝放弃信仰的战前共产主义者

之一，因而自1933年到1945年10月，一直被监禁

狱中。作为被独裁政府逼迫与丈夫隔绝的女性，

宫本百合子成了牺牲和苦难的化身。作为一名忠

实的妻子，她不仅等待丈夫获释，而且积极分享

丈夫激进的政治见解，她同时是男女爱情与女性

解放的具体体现者。

超越她著名的婚姻之上，宫本百合子的惊人

才华与巨大能量，使她仅凭借自身就成为一位具

有超凡魅力的人物。1916年，年仅17岁的大学生

百合子，就是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她出版了一部

名为《贫务人乃群》（《贫困的人群》）的小

说。从1927年起，百合子在海外度过了 3年，大

部分时间是在苏联。1932年到1942年间，她因左

翼活动5次被捕入狱，在狱中的时间超过两年。

1942年，由于发热虚脱并且陷于昏迷，她才获释

出狱。后来百合子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导致1951

年她过早离世，年仅52岁。

战后，尽管宫本百合子身体虚弱，还要无休

止地为共产党的组织活动操劳，她仍然设法写出

了一连串广为人知的文章、故事和小说，生动体

现了左翼人士对战败以及混乱的旧政权予以回击

的狂热能量。《播州平野》，是百合子对日本投

降后自身活动少有掩饰的记录，一直是对战后景

象最著名的描摹之一。这部中短篇小说在主题和

风格上，皆是由黑暗转向光明，由绝望转向希

望，由混乱无序转向目的坚定。《风知草》，这

部最畅销的作品，描写了百合子与宫本显治重新

团聚后的激情岁月，他们以极大的乐观主义投身

到共产主义活动中去，为创建一个真正的新日本

而奋斗。数年后，百合子写给她狱中丈夫的数千

封信件的选集出版了，受到评论界的好评，题目

为《十二年乃手纸》，堪称尾崎秀实《狱中书

简》之女性主义与人权运动的翻版。

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军当局的审查官开始

允许出版者在出版战争资料方面享有更大的自

由。希望的想象与和平的梦想，找到了更为煽情

的新的表述方式。1948年，当甲级战犯审判终于

接近尾声，出现了3本畅销书，万花筒般地提供

了关于牺牲者意识问题的不同的图景。一本是太

宰治的《斜阳》；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yevsky)的《罪与罚》的日译本；第三本

是永井隆的《遗孤人间》，后者是占领军当局最

早允许出版的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之一。永井

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因长崎的核辐射而生命

垂危，以他对核毁灭与未来救赎的反省打动了日

本人。他对自己死后年幼的儿女将有何遭遇的沉

思，成为了第二年的另一本畅销书《长崎钟》的

内容，该书在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审查官反复删

改之后终于出版。

像长崎的许多日本人一样，永井隆是一位基

督徒。讽剌性的巧合是，他还是一位放射医学的

大夫，在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曾受过辐射沾

染。他的妻子死于原子弹爆炸，而他自己则于

1951年去世，年仅43岁。因而他作为科学家、基

督徒和受害者，能够以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对核

时代进行书写，他在生命后期直面“原爆”痛苦的

耶稣受难般的经历，使他在有生之年，贏得

了“长崎的圣人”的称号。

（图：信奉天主教的科学家永井隆，1951年

因核辐射去世。永井由于撰写了思考核时代意味

的众多著作，被推崇为“长崎的圣人”。永井的妻

子死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在永井留下的照片

中，他经常躺卧病榻，身旁是年幼的儿女。）

罗马教皇曾嘉许过他。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曾到他的病床前慰问，裕仁天皇也曾亲自

驾临探望。1950年，《长崎钟》被拍成电影，电

影主题曲流行一时。

永井隆的看法接近于神秘。本质上，他将广

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看作是耶稣基督想要使

世界恢复理性的行为。第二颗原子弹落到一个有

长期基督教传统的城市，只能使他更为确信神的

干预。在一段典型的启示录风格的文字中，他质

询道：“难道长崎不正是被选择的牺牲者，正如

没有瑕疵的羔羊被宰杀，作为完全烧毁的祭品放

上神坛，以弥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原

罪么?”

激进的日本人发现，这样的宗教宿命论虽然

说不上昏庸愚昧，但是并不合口味，然而即便是

他们也不能否认，永井隆对和平主义情绪在日本

升起的贡献。同时，永井隆饱含感情的文章，他

戏剧般地殉道式的慢慢死去，以及这些有关“原

爆”体验的作品的迟迟出现，恰好是在胜利者对

日本的反和平、反人类罪行展开审判裁决之时，

实质上助长了日益增强的受害者意识。在此情境

下，战争本身成了最大的“施害者”，当日本人具

体化身为在“原爆”毁灭的城市中濒死的圣人般的

父亲/医生/科学家之时，就以现代战争最典范的

牺牲品的面目出现了。这就为日本人悲惨受害与

高贵牺牲的熟悉意识，找到了新的象征。那么在

这样的氛围中，电影版《长崎乃钟》的主题曲，

交由创作感伤军歌的著名作曲家古关裕来完成，

就并不令人吃惊了。

1950年，当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裸

者与死者》的日译本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时，

日本读者首次获知了一位美国军人对于太平洋战

争不加掩饰的看法。然而，梅勒这部粗矿坚毅的

杰作，却在一部战 争中死亡的大学生们的遗书选

集面前黯然失色。这部遗书集由进步知识分子编

选，题目很有召唤性：《听，海神之声》。这一

将战争语言转化为和平语言的非凡实践，其灵感

源于一种信仰：这些从战争内部发出的隐秘的信

息，将会被解读为对和平的动人的 呼唤。这部书

信集很快上升到排行榜的前几名，而且几乎立即

成为了一部同名电影的脚本。

《听，海神之声》及时开启了一扇双向的大

门，敞开过去，又通往未来。战死者家属成立了

“為会”（海神会），这本书也在接下来 的数十年

间一再重印。全书总共包括约75通信函，由自由

主义与左翼 的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精心挑选。

它们有文采，有反思，有内涵，而 且出奇地哀婉

动人，因为读者知道这些年轻人将在实现他们显

见的诺言 之前就会死去。尽管他们是在军事审查

下写的信并且过了关，有时还刻意迎合为祖国献

身的使命，但是在他们的信中，仍然透露出潜在

的生之渴望，而非对死亡的向往。这本选集压倒

一切的基调，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感和悲剧的损失

感。《听，海神之声》被辑录为一篇反战宣言，

由于它的出现正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让日

本重整军备以及反美“和平运动”在日本兴起之

时，大大提升了其反战的冲击力。

表面看来，将战时书写转化为和平宣言，很

像是将“再建”、“光明”、“文化”、“新”等战争口

号继续运用于和平年代。其实，这种选集的出版

情形要复杂得多。无论编辑者的意图为何，

《听，海神之声》使一种十分接近于军国主义者

虚构的牺牲形象变得不朽。他们都是纯洁的年轻

人。他们的死是高贵的。他们不应当被挑剔，的

确不该指责他们没有反抗军国主义。是他们的

死，而不是那些可能被他们杀死的人，博得了关

注，而且真的是悲剧性的。其实，在这个对战争

的封闭性视野中, 没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场。

更有甚者，正是由于学院派编辑们的阶级偏见，

凸现这些年轻人的文采，他们作为精英大学生的

社会地位，才使得他们的死如此引人瞩目。这些

年轻人被选做哀悼的对象，因为他们善于表达，

而且因为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是日本未来的领导

者。

在永井隆的作品中，主要是依据战争对日本

的破坏性后果，而对战争进行理解和批判。

《听，海神之声》的编辑者们从一开始就明了，

他们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暧昧含混，因为他们的

选集向有前例。这不是第一次，甚至不是第二次

出版精英的学生兵们的书信了。一部相似的选

集，被命名为《力々易山河》（《在远方的山

河》），于1947年出版，曾经销售约7万册，后

来因受到使战争思想永存的批判而绝版。这 200

本选集，专门拣选了日本顶尖大学——东京帝国

大学学生们的信件，来源基本上是1944年间定期

发表在东京帝国大学报纸《帝国大学新闻》上的

信函。

事实上，尽管1950年书信集的编者，也留心

在他们的选集中收录其他大学学生的信件，尽管

他们有热切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的意图，但是他

们都不能真正摆脱过去的历史。甚至是书信集的

题目，也传达出对过去的暧昧不明的、无言的回

响。《听，海神之声》，就是一句军国主义者喜

好引用的召唤性的名言，出自一部伟大诗集《万

叶集》。这些语言的桥梁，对于维持身份认同和

生活目标是如此至关重要，的确可怕，因为它们

承载了一种暧昧不明的转换。人们利用它们来逃

避过去，并且向新的目标迈进。同时，它们也包

含了某种可能性，甚至是诱惑，那就是--重蹈覆

辙。

注释:_

1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全记录》（东京：讲谈

社，1989),第7卷，pp.155, 167，227 , 237 , 267，

281，287 , 325；东京烧迹閤市奁记录卞冬会编

《东京閤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1978), pp.

16, 34 -35, 112 - 113。这两种文献下引为 SNNZ与

TYKS。感谢曾为占领军工作的Herbert Passin,向

笔者讲述有关酒的趣闻。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在日本人看来，“自上而下的革命”并非史无

前例。自十九世纪中以来，统治精英们就一直在

敦促民众进行产业化、现代化和西方化，诀别过

去，成为新的男人、新的女人，成为新诞生的民

族国家的新国民。从1868年开始，政府就明确以

欧洲导向的“文明开化”为目标，贯彻了广泛的改

革措施。自1880年代起，国家在天皇制更为保守

的、自上而下的庇护之下，积极推进现代国家的

形成。甚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部和文官的

独裁者们，也曾在革新主义与革命的名义下，实

行他们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政策。

（图：麦克阿瑟将军的超凡魅力，在战败的

日本人心中，正如他的权威一样崇高。）

依靠强制下达的专制主义指令而戏剧化地改

变现状，这并非是什么新鲜事。这一点有助于解

释——尽管只能部分地解释——为何美国人的改

革措施能够奏效。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典型的美

国人，轻易成为了日本政治盛典中的主要角色：

新的君主，蓝眼睛的幕府将军，家长式温情的军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事独裁者，浮夸而又极度真诚的歌舞伎男主人

公。麦克阿瑟以全副精神扮演着这一角色。正如

天皇和江户时代的将军们一样，他安坐在他的司

令部里，从不与人民大众接触，仅允许高官贤达

前来晋见，骄横地颁布法令，而且绝不容许批

评。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这位最高司令官从未真正看到过他所莅临主

政的日本。自他到达东京的那一刻起，他的活动

就限定于每日早晚的通勤路线：从他位于旧美国

大使馆的住所到附近的前第一生命保险大厦里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办公室。他从不与日本人交

际，而且，据他亲近的一位人士观察，“只有16

位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而且他们之中的任

何一位职位都不低于首相、最高裁判所长官或是

最大的大学的校长这一类的人物”。麦克阿瑟将

军的傍晚，大部分都在观看好莱坞电影中度过，

尤其是西部片。间或他也观看一些由美国军方摄

影师拍摄的关于日本的新闻纪录片，使他至少在

银幕上跟他所统治的国家保持关联。

5年中，麦克阿瑟将军的活动就像一架节拍

器那样可以预知。在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

前，他仅离开过东京两次，对马尼拉和汉城进行

了短期访问。正如1946年以前的明治天皇一样，

麦克阿瑟以亲切的、家长式的语气谈起，上千万

日本人在他的庇护之下的感受与成就，却从未与

他们有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有意义的接触，从未亲

自观察过他们实际的生活情形。这位将军凭借崇

拜发迹，深信“东洋的精神”乐于“奉承胜利者”，

并且假定只要他一说人民就会相信，民主就会落

地生根。而事实的确如此。大批日本人的反应

是，最高司令官真伟大，民主真伟大。

麦克阿瑟在被占领的日本是无可争议的最高

领主，他的下属们则都是小小的殖民总督。总司

令部活动的核心，位于东京市中心未被轰炸的地

段，在那里美国的军事和文职官员们（1946年早

期大约有1500人，1948年1月上升至3200人），

操纵着由充满活力的参与者西奥多·科恩

(Theodore Cohen)恰如其分地概括的“新的政府之

上的政府”。这一超级政府解释并推进基本的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同时推行“非命令

与命令具有同等强制力”的斡旋艺术。即便是总

司令部的中层人员向日本官员所作的提议或者劝

告，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并非命令，但是仍然会被

有效地执行。麦克阿瑟的副官法比昂·鲍尔斯

（Faubion Bowers),如此描述这位专横的将军：实

际上他专心致志于“要求、主张、强制、禁止与

刺激”的政策与时常“变得滑稽”的基本行为模式。

在占领过后，当日本官僚当局表现出擅长这

种“行政指导”之时，美国人反而指责，这种习惯

是日本人的癖好。这种新殖民主义革命的独裁主

义的遗产，是很难被承认的。

总司令部超乎寻常的中央集权，不仅依靠遍

布全国的文职与军职人员实现，而且还由教育体

制和日常文化直接干涉，因而更加完备。胜利者

敏锐地意识到，富于意义的民主化，不仅仅涉及

简单地促进法律和制度的改革。同样重要的是，

正如最初的一位占领方针的规划者所言，要“触

及每一位日本人，重塑他的思想与感情的方

式”，以提升对自由与民主更为深刻的认识。

为达成这一目的，占领当局设计创造了一套

教育网络，以触及日本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

童。他们派遣美国人组成的小队，主要由男人组

成，间或也有一些妇女，深入各地社区，提供民

间的美式公民教育。

到1950年左右，他们要求所有学校的教科书

必须译成英文，以备他们审查认可方能使用。他

们极力影响大众媒体，消极的办法是通过审查制

度，积极的办法是主动在报刊发表的文章、电台

广播的节目以及电影院放映的国内外电影中进行

宣传。

显而易见，以专制的方式实现民主，在每一

个层次上都十分困难，而且很容易被占领军当局

人员所滥用，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拥有了在自

己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梦想掌握的权力。一桩接一

桩的案例，证明了这种权力可以多么地诱人。只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为确保在广播电台这一至关

重要的媒体中只有“民主”一种声音，占领军当局

选择由国营广播电台（当时命名为“NHK”，效仿

CBS和NBC)，永久性地垄断全部广播频道。他们

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统筹规划如此固守己见，以至

于到了 1950年，总司令部还在故意妨害作为竞争

对手的商业电台的发展。改革者们相信，只有通

过这样严密的控制，典型的“日本佬”才能被塑造

为美式民主上好的复制品。

这种殖民总督角色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制定

政策本身。庞大的占领军部队——包括军官和他

们的家属，最高统帅部的文职人员及其家属，加

上最终接近100万的普通美国大兵——构成了一

个特权集团、特权阶级和特权种族。他们组成了

一个在日本的“小美国”，的的确确地存在于东京

的中心地带；而且他们实行明确的种族隔离政

策。岁月荏苒，当冷战升级、核军备竞赛加剧，

欧洲列强努力在东南亚重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共

产主义者在中国显然已经获胜，而战争在朝鲜爆

发——美国人在战败国日本的统治却岿然不动。

1947年新宪法生效，日本人从理论上成了公民，

不再只是他们天皇陛下的臣民。然而事实上，他

们却继续是占领当局的臣民。

毫无疑问，许多占领者表现出感人的理想主

义与慷慨大度的精神。美国大兵们因为他们随时

的友善与自发分发巧克力和口香糖的举动而闻

名。有些美国人表现出对日本文化严肃认真的兴

趣，以及对陌生人的责任感，这是他们的日本邻

居所不熟悉和感觉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有时只是

感到古怪）。他们送不相识的人去医院，而且做

好事不图回报。他们单纯地施行善举，不计报

酬，实事求是。

占领者还给予他们的新臣民以可观的实惠，

例如：青霉素、链霉素、血库以及名副其实的公

众图书馆。还有比如教授一些实际的技术与质量

管理的统计方法等，这些终将对日本的经济重建

产生极大的价值。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一些美

国人和日本人建立起了各式各样亲密的个人关

系。然而说到底，这样的关系之所以令人印象深

刻，恰恰部分是因为，这是对军事占领下不可避

免的不平等双边关系的挑战。而且即使是这样亲

密的个人关系，也通常有赖于美国文化优越性的

假定。极少有例外，所有交际几乎都是以征服者

的语言界定和进行的。

对美国人优越性的日常提醒是无处不在的。

在战败国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往往张贴于公众场

所，并在无数的公共或私人场合中被重申，那就

是“根据占领军的命令”。事无巨细都要由总司令

部的训令管理支配，并且被冗长繁琐的文书工作

以及相关的具体处理所拖延。众多的商店、剧

院、宾馆、建筑物、列车、地区以及像高尔夫球

场这样的休闲设施，被标明日本人“禁止人内”。

最高统帅部的普通军官和文职官员，他们在美国

只可能过着平凡的中产阶级生活，在日本却住着

从房主那里征用来的髙级住宅，这实在算不上尊

重别人权利和财产的令人信服的例证。他们可以

雇佣三个、四个、五个甚至六个仆人，都由日本

政府掏腰包 (厨师、男仆、女仆、花匠、保姆以

及洗衣女工，被认为是一份理想的仆役名单）。

法比昂·鲍尔斯，这位狂热的歌舞伎迷恋者，设法

得到了两位私人厨师，一位做西餐，另一位烹饪

日本菜。他后来沉思说：“我和我认识的几乎所

有占领军人士，都极端自大和傲慢，并且对我们

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东京市中心几平方公里未被轰炸过的地区，

成了众人皆知的“小美国”。

（图：这张1947年8月美国海军的照片，是表现

占领军人员舒适生活的一组照片中的一张。文字

说明如下：没有人议论在日本横须贺的125个海

军家庭高昂的生活费用。每月支付 27美元，他们

就拥有5到7个房间的住所，全套家具、电器、电

话、冰箱和仆役。”日本人可能会发现这个早餐

场景有点奇怪，因为右边的女仆身穿在这个场合

显得太过隆重的和服。）

从1945年12月开始，圣诞节的装饰每年都出

现在那一片街道，几乎是与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命

令日本国教神道教与国家彻底政教分离的同时出

现的。美国国旗在外国人接管的无数大厦上飘

扬，与此相反，悬挂日本国旗日之丸（美国大兵

俗称的“肉丸子”）却被严格限制，而且唱日本国

歌也是被禁止的。1948年6月，横滨的一位日本

男子因为不适当地悬挂国旗，被判处拘役6个

月。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小美国地区工作和娱

乐。他们将街道和建筑重新命名（例如，那儿有

一条麦克阿瑟林荫大道和一座Ernie Pyle戏院），

到处塞满了吉普车、军用汽车以及从美国舶来的

新式轿车。一幅日常图景完全反映出了日美之间

的关系：在繁华的日比谷街头，一位美国军警和

一位日本警官共同指挥交通，日本警察总是跟在

美国警察之后打信号。据一位美军上校的妻子回

忆，在小美国地区“我们可以从一端走到另一

端，总是有美国面孔或是美国汽车映人眼帘”。

这赋予占领者们一种亲近感和安全感，而且与周

边“残灰冷烬、破铜烂铁绵延堆积数十里的荒

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里他们的臣民正

尝试着重建自己的生活。对有些人来说，这两个

世界之间的鸿沟无可逾越，而且理当如此。一位

在占领当局担任文职雇员的女士，肆无忌惮地回

忆说：“对我来说，在我们光辉明亮的占领军宿

舍、办公室和铁路客车之外的世界，挤满了从尼

伯龙根式的东方魔界中钻出来的扭曲丑陋的生

物。我时常想，自己必定是狠狠地盯着他们，就

像他们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任何一位征服者主子一

样。”

当日本人仰赖黑市得以生存，美国人却在美

国陆军消费合作社与物资供应所购买琳琅满目的

日用百货乃至奢侈品。那位上校的妻子回忆

道：“在消费合作社门外，总是挤满了日本人。

他们观察顾客们进进出出，将舁子压扁在橱窗上

朝里张望，静静地、敬畏地凝望着陈列的货物：

纪念品、糖果、照相机、奶昔、鞋子、羊毛衫、

丝质和服以及货真价实的东方古玩。”衣衫褴褛

的旁观者们，静静地看着美国人满载着“十五磅

重的肉块、五十磅重的米袋以及大大小小的水果

和蔬菜罐头”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偶尔，这位官

员的妻子在往吉普车上装食物时，会故意将几块

新鲜的烤面包碰落在地，以便于那位好像总是在

场的、瘦小而眼神空洞的男孩，捡起来并匆匆逃

离。甚至连芥末也是一加仑罐装的，显然超出了

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需求。但是“仆人们会拿勺

子舀着吃掉，而不会让它坏掉”。法比昂·鲍尔斯

每天淸晨都会被一位仆役长造访并被问询：“您

需要什么吗?”在他花样翻新的重述中，他是这样

回答他的仆役长的：“十八只鸡和三整只火腿!”鲍

尔斯解释说，他的应酬款待很多，但是许多供应

也“填进了那些饥饿的歌舞伎艺人们的腹中

正如在任何殖民飞地一样，占领军中的某些

人士拥有过分的权利。麦克阿瑟深为器重的助手

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战前是他的私

人律师，以陆军上校的军衔竟然担当起盟军总部

民政局局长之职，而且在以下方面都发挥了决定

性的影响力：监督日本政府公职人员的整肃、天

皇与帝制政策、宪法修订以及一切有关内阁、国

会、选举制度、法庭和行政的事务。与之相匹

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威廉·马夸特

（William Marquat)少将的权力。在作为麦克阿瑟

仰赖的助手崭露头角之前，他曾是一位职业拳击

手、新闻记者和专攻防空战略的下级军官。被任

命为经济科学局局长之后，马夸特担当的职责不

亚于全面指挥财政、经济、劳动和科学的发展，

包括解散财阀控制的公司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非

集中化。

（图：在胜者与败者之间的每一次实际接触

中，人种和特权的等级关系都显而易见。这些美

国大兵，坐在昔日战场上的敌手拉的人力车上，

正摆好姿势配合一位美国军队的摄影师在日本皇

宮前照相。）

日本政府的各个主要财政和经济机构都要向

他的部门汇报，包括大藏省、商工省、日本银

行、经济安定本部、新设立的劳动省、商工会议

所乃至于新成立的通产省。

在这个命令系统的末端，二三十岁的美国年

轻人，既缺乏实际经验又不懂日语，却被授权教

导年长很多的日本人如何履行职责并且重整思

路。这些根本不懂外语的人，依据英语水平判断

与他们交往的外国人的智力，并嘲笑别人说英语

的瑕疵。被控告对日本人犯了罪的美国人，交由

他们自己的政府审讯，不必在地方法庭出庭，而

他们的罪行也不会在媒体披露。当然，对于外国

领主们的任何批评都在被禁止之列。公众媒体既

不允许对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方针提出异议，也不

允许对任何同盟国进行负面报道，甚至不许提到

自身是在这样的限制之下运作的。

尽管与日本军队在其亚洲占领区的行为相

比，胜利的同盟军通常要自律得多。但不可避免

的是，袭击和强奸事件仍有发生。此类事件都未

在媒体曝光，甚至不少案件也没有报警。受害人

根本就不相信可能得到公正的赔偿。占领期结束

后，发行量庞大的杂志纷纷刊登文章揭露美军人

员的强奸罪行，而日本男人们也愤恨地回忆起在

公众场合无端遭受的暴行。

占领军有关人员，包括外国记者，通过赠与

日本女人罐头、巧克力、尼龙丝袜、香烟和酒等

礼物去享受性的乐趣，羞辱并激怒着日本男人。

美国大兵们自以为是深谱“贝贝桑小姐的世界”的

行家里手，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带有种族色彩的称

呼很有趣，开玩笑说这使他们对日本有了独特

的“见解”。还有一些人以蔑视的口吻说起“东洋

妞”。混血儿成了占领时代一种无法言说的悲惨

故事--既难以得到外国父亲的承认，又总是被日

本人排斥和放逐。

正是在如此种种罄竹难书的情形之下，自上

而下的民主革命的矛盾清晰地显现出来：虽然征

服者鼓吹民主，事实上他们却依仗律令行事；虽

然他们拥护平等，自己却组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

特权阶级。他们改革主义的议程建立在如下假设

之上：西方文化及其价值，实质上一律要比“东

洋的”髙级。同时，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几乎

所有的交流，都发散着白人至上主义的气息。尽

管占领日本是在独特的“美国式”的打破旧习的历

史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

一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带有种族差别

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新形态而已。像他们的殖

民主义者前辈一样，胜利者们满怀着显而易见

的“白人的义务”的使命感。他们谈论着对臣民们

进行启蒙教化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自己承担着

种族、信条和文明的重任。他们傲慢自大，而且

令人羡慕地没有自我质疑的烦恼。

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对等，

但是这种不平等混合了独裁主义的习惯，这是美

国行事惯例的重要部分，根本无视日本的现状。

首先，日本承受的占领军美式的行政组织，本身

就是以难以想象的、极其严格的等级方式建构起

来的。毕竟，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一个军事官

僚机构，与民主制衡的原则根本对立。官兵之间

的阶级区分明确，而每个人在司令部的指挥系统

中的“固有位置”，都有精确的规定。妇女被排除

在这个统治机构的中枢之外。黑人则被隔离并且

归入下级职位。

独裁主义统治的工作模式与占领军政权贯彻

指令的方式相结合，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

在战败德国采取直接的军事统治相反，占领日本

是“间接”实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现有的政府机

构进行操作，从而蒙受了日本战败之前两种最不

民主的政治体制相互依存所造成的影响：官僚体

制和天皇制。就改革的基本议程自身而言，依靠

已经存在的政府机构的决定，是在最后关头才正

式形成的。直到占领军到达前夕，麦克阿瑟和他

的班底还在代号“黑名单”的秘密指令下运作，以

便建立直接的军事统治。这些计划在《日本投降

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文件中改变了，文件明

确规定“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及诸机

关，包括天皇陛下在内，行使权限，以便满意地

达成促进美方目标实现之目的”。

这种根本方针的改变背后的基本宗旨，是出

乎意料的实际理由：占领军缺乏语言能力和专门

能力进行直接统治。原则上，假使得到华盛顿上

司们的正式许可，最高统帅保留改变现存政府机

构、让天皇裕仁退位、甚至废除天皇制的权力。

实际上，这些选项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尽管日本

的军事组织被消灭，镇压性质的内务省解体，但

是官僚体系本质上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天

皇也被保全了下来。美国殖民总督们如此倚重本

土的官僚阶层来贯彻他们的指令，以至于在盟军

最高统帅部的庇护下，日本的官僚机构实质上获

得了比它们在战时的国家总动员的巅峰时期还要

大的权限和影响力。

最终，作为这个新的民主国家至高无上的象

征，麦克阿瑟专横的个人角色，将被转移回那位

天皇身上，他的统治贯穿起这些年的压抑、战争

和残暴；而且即便是在占领军撤离之后许久，最

高司令部的“超级政府”式的操作方式仍然会延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续，终将通过官僚机关的那些官僚们保留下来。

尽管如此，当这些以锐意改革的总督大人的姿态

莅临的胜利者们离去之后，日本终将成为一个不

同的国家。只有像乔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格列佛游记》的作者）那样充满想象力

的人，才能做到对这样不可思议的政治和意识形

态的回环往复进行正确的理解。而这还只是事情

的一个方面而已。

对“ 猿人” 的重新评价

对日实行民主化的设想，是对战时的美国宣

传进行大大修正的结果，当时美国媒体无一例外

地将所有的日本人描述为孩童、野蛮人、虐待

狂、疯子或是机器人。在最普遍的非人化比喻

中，日本人被描绘成猿，“患黄疽病的狒狒”，或

者最常见的就是“猿人”（monkey-men)。不像有所

谓“好的德国人”的说法，公众意识中缺乏所谓“好

的日本人”的概念。战时美国对超过十万日裔美

国公民和居民的强制收容，几乎没有引发什么抗

议，就是此种敌意的明证。当德国被打败，纳粹

集中营曝光之后，在美国陆军部拍摄的教育影片

《向东京进发》(On to Tokyo) 中，美国陆军总参

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C Marshall)，特意

强调日本人的“野蛮行径甚至超出德国人之上”。

仅仅在日本投降前数周，美国陆军部《了解你的

敌人——日本》(Know Your Enemy -Japan) 一片

中，日本人还被无情地描绘为毫无个人特征的民

族，就“如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照片一模一样”。

这些事实，使得一场民主革命并不那么令人

充满希望。一旦美国的政策从杀掉“猿人”转而变

为将他们改造成民主国家的公民，那么，就不仅

需要对日本人进行再教育，也需要对美国公众进

行再教育。战争时期贬低性的和非人化宣传的陈

词滥调必须加以纠正。例如，当美国仍然假定在

战败的日本将强制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时，在加

州民政事务驻军基地受训的美国人使用的教材，

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在战争的白热化阶段，日本人通常被视为背

信弃义、残酷暴虐和狂热盲从的“猿人”。

在不同的时期，他们的个人甚至是集团，的确曾

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

和偷袭珍珠港事件就是证明。这里并非是想为日

本人辩护或者开脱，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想象所

有的日本人主要都是“猿人”类型，则是错误的。

这就如同将所有的美国人描述为通常都参与暴民

的私刑、黑帮犯罪和种族骚乱一样。

民政事务指导员继续解释说，“对日本人性

格较为现实、平衡的认识”，不妨将他们的背信

行为视为一种西方观念的极端体现，即“爱情和

战争是不讲手段的”。在这点上，日本人只不过

是走得太远了，而且他们不理解或不赞赏西方式

的公平竞赛的精神。至于说到战争中日本人的残

暴行径，可以理解为长期受压抑者的突然爆发。

用军用手册上的话来说，就是“温顺、谦恭的小

日本，一旦穿上军装，受过无情的训练并任其发

泄的话，由于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表现自我，很可

能就变得完全疯狂，沉溺于脱离常轨的恐怖凶暴

的放纵之中”。然而事实上，被轻蔑的“猿人”，与

其他民族的差异并非如此之大：

他们还有其他的性格特征:诚实、有创造性、

勤劳、节俭、勇敢、好斗、正直。当然也有例

外，个体之间依据性格、性别、年龄、社会地

位、收入以及职业等的不同会有所差异，日本人

平均表现出的性格特征，则与其他国家的其他民

族大致相同。

美国读者尤其是被赋予占领使命的军人使用

的其他教材，也同样尽力传达“小日本”是跟他们

自己差不多的人的观念。1945年11月，当美国陆

军部发送一部教育短片《我们在日本的任务》

（Our Job in Japan) 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以便为占

领军部队放映时，占领军军官们要求删改影片，

因为它还是蹈袭战时对日本人危险而不值得信任

的描绘。此片的修订版于1946年初上映，日本人

发动的“令人厌恶、猥亵的”战争的恐怖影像被削

弱了。影片结尾数分钟的一组镜头，拍摄的是友

好的美国人与有魅力的、真诚的日本妇女和孩子

们在一起交流的场景。

《我们在日本的任务》是以这样的观察开始

的：日本人是“被训练遵从领导者”的民族。胜利

者遇到的麻烦，可以用一句话表述：日本人的头

脑，既可以“制造麻烦”也可以“明白事理”。观众

们先是看到一位日本男人头部剖面图的特写镜

头，然后看到头盖骨中充满了海绵状的大脑，这

个影像逐渐放大，直到巨大的人脑占据银幕的中

心，漂浮在无数其他更小的大脑所组成的背景之

上，就像是挤在盒子里的许多豆子。解说员的画

外音：“我们的问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头脑里。日

本有七千万这样的头脑，在物理性质上与世界上

的其他大脑没有区别，实际上都是与我们头脑的

同样材料构成的。这些头脑，就像我们的头脑，

可以做好事（此时，画面出现一位白胡子老人，

看上去像是在基督教堂里），或是做坏事（这时

银幕上是一幅著名的战争暴行照片：一个日本人

将一个跪着的金发士兵斩首），这些都取决于输

人头脑中的思想观念。”

贯穿影片的始终，那个巨大的人脑反复浮

现，告知美国大兵观众们这样的信息：战争中日

本人可怕的行为模式，都是“军阀”和“军事集

团”的教导所致。通过将古老的神道教信仰变成

现代教化的武器，军国主义者们使那个头脑中充

斥着“古老的噩梦”和“古老的仇恨”、“血腥的神话

传说和异教的迷信”、“黑暗的过去的咒语”。当解

说提到“一个古老、退化、迷信的国家”时，画面

上出现了民众在佛寺外烧香的场景。

在战时的宣传片中，标准的做法是通过表现

日本人“最为奇特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和谐的蒙太

奇镜头，传达出敌人的异质性。譬如拍摄季节祭

祀和传统舞蹈场景，人们穿着奇异的服饰，伴奏

音乐使西方人听起来既单调又刺耳。《我们在日

本的任务》沿袭了这一惯用技法，但是解说者顽

强的声音，持续强调的却是另外的一个基本主

题：所有的日本人都被灌输相信，“天照大神创

造日本人，去统治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民族”。此

观点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也被打印在了银

幕上。事实上，尽管日本领导人从未企图“征服

全世界”，这却是美国战争时期最主要的宣传，

而且他们也不打算此时加以更正。与此相反，它

被断定是“贩卖到日本人头脑中的”最基本的理

念。然后接下来，这一点又明确了胜利者的任

务。解说员吟诵到：“今天，这个同样的头脑中

还存在着这一问题，我们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的

时间，这需要我们的努力。但是我们决心让他们

了解这样的事实：这是日本最后的战争。”作为

强调，最后的这句话再次占据了整个银幕。

对战败国日本转而实行非军事化的方针政策

已经在进行之中，影片突然变得抒情起来，这的

确反映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更为积极的见解的需

求。影片中放映着微笑的美国大兵与身穿和服的

女子交谈，她们不再在奇异的舞蹈中旋转，也不

再用鼻音歌唱。大兵们与诚挚认真的日本男孩一

起读书，从娃娃般漂亮的日本女孩手里接过鲜

花。解说员宣布，美国人会警惕并且强硬地对付

狡诈的骗子，“但是对于那些正直的人、真诚的

人、的确想要明白事理的人而言，他们将会获得

所需的每一个机会。同时，这些民众，这些正直

的好人，正指望我们帮助他们证明，我们的观念

比日本的观念更好”。美国大兵们被告知，他们

的任务是只需要显得自然真诚即可：

通过自然真诚的展示，我们就能证明什么是

我们所说的美国方式，或曰民主，或曰简单的、

古老的金科玉律般的常识，是一种多么不错的生

活方式。我们就能证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摆

布别人，即便是当我们恰好处于领先地位之时。

我们就能证明，我们确信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公正

的待遇，无论种族、信仰或是肤色（这时，两位

美国黑人士兵的形象掠过银幕，黑人形象在此前

或此后的影片中再未出现过）。

《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简直是对美国“白人

的义务”式的正义使命的完美诠释，更不用说那

种高洁的宣教精神了。影片概括说，这是美国的

使命，让日本人读到、谈到和听到真理，而

且“当他们读到足够的真理，当他们听到足够的

真理，当他们对真理有了足够的亲身体验，他们

就能以一种建设的、和平的方式自己生活”。当

银幕上自由的钟声敲响，解说员做了总结陈辞：

我们来，是为了让日本人的头脑清醒地认识

到，从现在起，我们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这些血腥

野蛮的行後。我们来，是为了让日本人的头脑清

醒地认识到，现在是明白道理的时候了——现代

的、文明的道理。这就是我们在日本的任务。

这部电影的许多胶片，除去结尾一片废墟的

被占领的日本的影像，都是从以前的战时影片中

剪辑出来的。与《了解你的敌人——日本》这样

的宣传片比较，显而易见本片删除了对天皇的批

判，显示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信心——天皇的头

脑也是能够进行民主化改造的。然而这部电影的

最惊人之处，除了它不断怪异浮现的大脑图像，

则在于它根本性的乐观信念：既不是血统、文

化，也不是历史驱使日本走向战争，而是近年来

政府的社会统治和思想教化使然。因而，再教育

事实上看起来也就不是那么难以达成的任务了。

日本投降后4个月，周刊《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一篇文章的题目，简洁

地捕捉到了这一新的观念：“The G. I. Is Civilizing

the Jap”（《美国大兵以文明教化日本佬》),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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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通过将日本人刻画为“被训练遵从领导者”的

民族，美国陆军部的影片，接续了对日本的民主

发展颇有微辞的保守派观点。在那些声称对日本

有专门了解的英美精英人士看来，这一观察实质

上就是真理。这些专家中的许多人拥有这样的逻

辑：任何自上而下推行民主革命的观念，都是荒

唐可笑的。几乎毫无例外，这些“旧日的日本

派”首当其冲地轻视普通日本人自我统治的能

力。

在华盛顿，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战时日本问题

专家是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他

是1931年到1941年间的驻日大使。1945年5月，

格鲁告诉杜鲁门总统，不可否认天皇制是封建制

度的遗留物，“长远看来，我们在日本最好的期

望是发展君主立宪制，过去的经验表明民主在日

本不会成功”。尤金·杜曼（Eugene Dooman)，一

位日语专家以及格鲁的日本事务的关键性顾问，

同样强调日本是“一个共同体社会，是一个阶层

社会，社会结构的上层确定意图和目标，下层民

众遵从之”。天皇处于社会阶层的最高位置，作

为“日本民族人种连续性的活证明”，担任着提供

社会一体性的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角色。约瑟夫·

百伦坦（Joseph Ballantine)，美国国务院另一位颇

具影响力的精通日语的专家，认为提出新的日本

政治领导的理念是滑稽可笑的，因为普通日本人

只不过是“惰性的并且受制于传统”。

英国的亚洲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倨傲。例如，

在日本投降之前，享有盛誉的英国皇家国际问题

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发布

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将日本民众称为“顺从

的畜群”——这是当时的标准说法，并且表达了

对“日本人运作民主制度的能力深切的疑虑”。在

占领日本的初期阶段，以讲一口完美的英语而闻

名的日本前驻英大使币原喜重郎组阁。驻日的英

国代表趁此时机，向英国外务部拍电报说，日本

人“像任何非洲部族一样，完全不适于在现代世

界中实行自治，然而却更加危险”。

这种观点，在新闻记者和学者的著述中流传

甚广，他们也都是有名望的亚洲事务专家。这反

映出问题的复杂性，而不仅只是对“顺从的畜

群”或者“巨大的蜂房”（这是对日本民众的另一种

宠物式的比喻）的自我种族中心主义的轻蔑而

已。许多西方专家，尤其是外交官，在自己相当

一部分的职业生涯中，周旋于日本的上流社会圈

子。当他们轻蔑地谈论普通日本人的自治能力

时，不仅反映出他们自己的精英主义倾向，而且

也反映出他们的日本友人们反复表达的对天皇制

的崇敬之情以及对“大众”的可怕的轻视。

假使这些昔日的亚洲专家当道的话，引人民

主革命的理念早就会因嘲笑而夭亡。实际发生的

是，这种嘲笑被另一派专业人士的见解拨转了方

向。他们是强调日本“民族性格”的“适应力”的行

为科学家，以及自由派与左派的策划者和政策制

定者。他们真诚地相信民主价值的本质和要求的

普适性。尽管行为科学家与自由派以及左派之间

的观点有对立，前者强调“日本人的独特性”，后

者注重民主的“普遍性”，但是二者都为民主制度

可以真正在日本扎根提供了乐观的依据。

战争时期对行为科学家的动员，吸引了相当

一批英美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精

神病学家进入情报分析和心理战争的研究领域。

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们的工作已经推导出如下

结论：日本人的性格是钟摆式的，可以从一个极

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而能够由狂热的军国主

义，转向某种真正的民主主义。有关这一主题，

在秘密机关的谍报书中有无穷无尽的阐释，所有

报告本质上都是在想方设法将个人的临床心理学

发现，强行推广为对日本民族的整体性见解。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此种思想将会

导致何种后果。1944年

12月，美国作战新闻处

（OWI)准备的一份例行公文评述说，“日本的文

明模式，看起来最接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

状”。据说，这种强迫症明显表现为日本人对“仪

式与禁忌”的关注、受虐狂、受挫折的暴力性反

应，以及“全体性的行为僵化”。涉及占领军未来

的政策问题，这份诊断书最为意味深长的“实际

的结论”，包含在OWI调查员提出的疑问之

中：“是哪些个人和社会集团设定了思考和行为

的模式，以利于其他日本人加以模仿? ”

对这种疑问的现实反应有几种类型。最有名

的当数OWI的情报组成员、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

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分析：日本人据说依

照境遇状况或者特殊的伦理而行事，这与所谓的

西方传统的普遍价值有悖。同一个人在某些情境

中可能是礼貌宽容的，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可能

粗暴冷酷。关键取决于社会关系和个人在每个情

境中的指定任务。而在例外的境况中，任务和限

制未被规定，个人没有价值核心，没有明确主体

化的自我可以凭依。

分析进一步指出，更为显著的是，日本人对

权威的顺从反应。这是社会科学家对“顺从的畜

群”更为谨慎的说法，而且这将很快为在天皇的

庇护之下推进民主政策的合理化提供良好的基

础。OWI的分析家们，比如后来学术声名卓著的

克莱德·克拉孔（Clyde Kluckhohn)和亚历山大·莱

顿（Alexander Leighton)，他们主张，作为日本至

高无上权威的天皇，根本上就是个空虚的容器而

已。就像天皇可以作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化身被供

奉一样，他也可以变身为某种帝制民主的象征被

追随。这一切似乎都已经被美国处置日本战俘的

经验所证实。许多日本战俘都是被强行抓捕，或

是在伤重、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俘，因而无法顽

抗到底或者实施自裁。然而，作为战俘，他们很

快对逮捕他们的人表现出驯良和顺从，甚至协助

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起草劝降书。这些经验使分析

家们更加确信，通过一种权威、实例和象征操作

的巧妙组合，胜利者们可以提供一种“民主”模

式，尽管温和，却可能是战后日本人所寻求仿效

的目标。

这种修正过的谨慎的乐观主义很快就受到了

挑战。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溯起来，太平洋战

争的最后半年，不仅充分暴露了天皇政府的残暴

愚行，而且无益地延长了冲突，反而激起了华盛

顿方面出台更为激进的占领政策。假使日本在

1945年初就投降的话，就像天皇被身边某些顾问

所强烈敦促的那样，日本不仅可以躲过空袭、原

子弹爆炸以及超过百万民众的死亡，还很可能避

免自上而下的占领期革命。在1945年初，并没有

在战败的日本引进民主革命的计划。那些当时仍

然控制投降后计划的旧日的日本派，顶多期待的

是稳健的改良议程而已。

更为进步、更少种族歧视和文化侮辱意味的

建议，最终形成了对日本投降后的政策。这些建

议来自于几个相互间有所交叠的集团：拥护罗斯

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左翼和更为亲中而非亲日

的亚洲事务专家。随着战争进人最后阶段，罗斯

福新政的拥护者们，在国内事务上的影响力逐渐

式微，因而将他们的信念寄托于民主理想、民主

渴望和民主政策的普适性上。这种“普适性”认

定，各国的民众在根本上都是一样的，而理想的

政府只有一种，即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同时，拥护新政者支持的民主化的基本原理所包

含的要素之一，就是经济民主。实际上也就意味

着，积极鼓励劳工组织，反对经济力量的过分集

中，并致力于确保更为公正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政

策。另外，当然新政的拥护者们也不介意支持干

涉主义的政策以达成他们的目标。

正当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们尽力淡

化日本文化的局限性之时，一种更为激进的分析

思路，引起了对日本底层存在的真正的民主潜力

的注意。这种观点见诸于左翼出版物比如《美

亚》(Amemsia)，还有太平洋问题调查会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期刊《远东文

摘》(Far

Eastern

Survey)和《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上。左翼人士公开谴责支持天皇

和保守派官僚的绥靖政策。同时，他们为下层社

会群体的革命潜力鼓掌欢呼。而在旧时的日本派

眼中，下层民众不具备民主能力，更坏的是，却

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煽动影响。

按照《太平洋事务》著述颇丰的编辑者毕恩来

（T. A. Bisson)的观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这

样的日本男女：“他们曾经领导过 1941年前被镇

压的政党、工会和农会”，而且“曾经公开地、毫

不含糊地反对战争，可能由于鲁莽坐过牢，饱受

摧残”。毕恩来强调说，只有这样的日本人，才

能够建立真正“植根于民众意志并致力于民主和

平”的新秩序。年轻的左翼研究者安德鲁·罗斯

（Andrew

Roth)，于1945年9月出版《日本的困

境》一书，这本书有时被呼为占领初期激进改革

者们的“圣经”。罗斯在书中同样强调，真正的民

主潜力，在于工人、农民、被征兵入伍的学生、

小店主、政治犯、曾经被变得残忍而又醒悟的退

伍老兵，以及从前在中国的战俘，他们受到过日

本共产主义者，如延安的冈野进（野坂参三的化

名）和重庆的鹿地亘等人“反法西斯主义”再教育

的影响。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人最终阶段，这样的观点

在政府和新闻界更加突出。同时，日本专家日益

被视为日本保守派主张的代理人，以及被战前日

本的特权阶层过分优雅柔顺的手段灌醉和迷惑的

人。在美国国务院，这种对“日本派”的批评，首

先来自与中国事务相关的人士的发难。这些“中

国派”，对日本文职官僚的批判更加严厉，对打

破日本统治阶级掌控的组织制度，释放下层的民

主力量的可能性更为乐观。除了其他的保守观

点，他们还断然拒绝日本派将财阀领袖描述

为“稳健的”实业家，并强调现存的经济制度本身

就是“战争根源”之一，应当被连根拔除。

最广为人知的“中国派”观点的公共发言人，

是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0他是一"卓越

的、有点辛辣的中国与中亚问题的学者。拉铁摩

尔是个背景显赫的人物：在约翰?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学任教，战前是《太平洋事

务》的编辑者，珍珠港事件后为美国作战新闻处

工作，而且是美国国务院的常备顾问。普通读者

对他的了解，是由于1945年他出版的一本简短

的、带有论争性的著作《亚洲的解决》(Solution

in Asia) Q在书中，他痛彻批判了“日本派”。在他

看来，战后亚洲“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日本彻

底的民主化，连同全亚洲领域的经济实力最大

化。不然的话，日本迟早会重蹈剥削掠夺式的帝

国主义政策。日本赔偿是提升全亚洲经济水平的

手段的第一步，日本经济的非集中化则是另一重

要手段。28

当然所谓“日本派”和“中国派”，只是在展望

日本民主前景的复杂斗争中，使用的象征性的称

谓。大部分论争是在华盛顿的幕后发生的，而且

直到大战结束前数周，事情才发展到紧要关头。

当时，对格鲁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批判派，在美

国国务院取得了胜利，并获得了美国陆军部的支

持。一位陆军部长助理约翰·

J·麦克洛伊

（JohniMcCloy) 与批判派们有同感，由他主持对

日基本方针的修改和定稿工作。这种势力消长的

变化，反映出官僚体制内部更为广泛的政策斗

争，也部分地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的权力交替有

关。

标志着保守的日本专家失去权威的时间，可

以被精确锁定。1945年

8月11日，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n)取代格鲁成为副国务卿，而艾奇

逊旋即发表的关于根除将日本导向“战争意愿”的

势力的评论，反映出他对于更为激进的改革主义

者们的认同。日本派视为奇耻大辱的是，美国国

务院为麦克阿瑟指定的第一位政治顾问，是一位

中国问题专家小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

Jr.),而非国务院的资深日本事务专家，比如杜曼

（Dooman)或者百伦坦（Ballantine)。此后数年

间，定期往返于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顾问团，总

是由精选的情报专家构成，其中却难觅日本专家

的身影。

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日本专家也同样显

著地缺席。最高司令官本人，以他独特的方式给

出例证。从许多方面来看，麦克阿瑟都是一个最

具种族优越感的人，喜好不同寻常地概括所

谓“东方”人格。1945年 10月中旬，一位访问东京

的特使向杜鲁门总统报告：“（麦克阿瑟）将军

声明说，东方人具有一种自卑情结，使得他们在

战争胜利时会‘像孩子般的残忍’，在失败时则会

像奴隶般地顺从和依赖。”然而与此同时，麦克

阿瑟也能慷慨豪迈、不着边际地赞扬“种族的特

性”，甚至在战争中，他也经常从容地阐述“在此

后的一万年间，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十亿居民，将

会决定人类的历史进程”。

这位最高司令官除了战争之外，并没有对日

本像样的直接经验。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广泛涉

猎过有关日本的书籍，除了情报机关的报告书以

外。他的确跟学识渊博的、非精英主义的学者交

谈过，比如加拿大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诺曼（E. H.

Norman),但是多数“交谈”，最终都会变成他的个

人独白。鲍尔斯观察到，麦克阿瑟几乎从不询问

他的部下有关日本的问题，而且他当然也不从日

本人那里寻求情报。麦克阿瑟经常宣布，他仅有

的领路人，是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前两位

的画像装饰在他东京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从本

质上看来，他是以这样的假定进行操作的：他们

4个人一起，再加上天皇的帮助，就能将日本“民

主化”。尽管可以将麦克阿瑟的这种信念归为偏

见、假设和陈腐的豪言壮语的混合，但是它却没

有受到日本或亚洲问题专家们的干扰。事实上，

它的确使麦克阿瑟以一种近乎救世主的热诚，全

身心地投人到占领初期“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课

题之中。

麦克阿瑟在东京的“超级政府”，彻底反映出

对特定的地域专家的嫌恶。查尔斯?凯德斯

（Charles Kades)上校，是一位在盟军总部民政局

担任要职的、典型的新政拥护者，他所在的民政

局干系重大，参与新宪法的起草等要务。凯德斯

后来坦率地谈起自己有关这方面的背景，他回忆

说，“我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日本历史、文化或神

话的知识。我对日本一无所知，除了知道战争中

的暴行，以及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领土扩张。

我所知道的知识，绝不比一个人从报纸上的日本

新闻中所能了解到的更多”。

虽然也有例外，但是基本上凯德斯的情况是

典型的。确实，在日常运营层面，统帅部似乎刻

意排斥那些哪怕是对日本事务具有些微资格的

人。数千名在战争中为担任军政任务而受过日语

和日本文化训练的美国人，常常发现自己被派遣

到了日本以外的地方。麦克阿瑟和他的手下不想

要他们。而那些实际到达了日本的人，有的被调

遣到冲绳，简直是美国版的被流放到古拉格

（gulag)集中营，在那里美国的策略是回避改

革，取而代之的是尽力将曾经战争肆虐的群岛，

改建为牢不可破的军事基地。再不然，这些会说

日语的聪明而热心的家伙，会被派往横滨的第八

师团，担任最基层的占领军任务：地方民间事

务。无论他们的最终任职如何，他们都被排除在

了制定政策的重要岗位之外。正如最高统帅部内

的通天人物西奧多·科恩（Theodore

Cohen)所

言，“他们被完全排除出了东京”。最髙统帅部没

有利用这些新进的日本问题专家，而是操作了一

场集中的“内部的”人员补充运动，将战争结束时

滞留日本的无数“律师、银行家、经济学者、产

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罗至一位在德

国出生并且在德国受教育的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欧

普勒 (Alfred Oppler),应聘监督日本全部民法和刑

法修订的棘手任务。他本人的任职，足可视为这

一排除法则的完美产物。当被一位陆军上校接见

时，欧普勒主动坦承，“尽管我精通欧洲事务，

但是我对日本的情况毫无所知'他的情形真是再幸

运不过了。上校回答说：“噢，那样正好。如果

你对日本了解得太多，你可能就会有成见了。我

们不喜欢日本问题的老手。”

注释：

14“Babysan”（贝贝桑），是Bill Hume在1950年代

初创造的广受欢迎的漫画人物，

目标受众是在日本的美国大兵。Hume在占领后出

版的漫画集，名为Babysan’s World； the Hume9n

Slant on Japan (Tokyo and Rutland, Vt, ： Tuttle,

1954)。日美混血儿的最大的保护者是沢田美喜。

沢田是出身日本上流社会的女性，1947年2 月她

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个具有半黑人血统的死婴。此

后，沢田矢志抚养日美混血的弃婴。1948年2

月，沢田开办了一所这样的孤儿院，名为

Elizabeth SandersHome,主要通过变卖私产维持运

营。最终，她帮助许多孩子移居巴西。参见鹤见

等编《日本乃百年》，第1卷，pp_293 -296，以

及Elizabeth Anne Hemphill, The Least of These ：

Miki Sawada and Her Children ( New York and

Tokyo ： Weatherhill, 1980)。

20.与影片OMroiM’w

Japan相呼应，美国陆军部

还拍摄了一部影片，由Theodore Geisel (后来因创

作儿童读物“Dr.Seuss”而闻名于世）编剧。这部

影片对战败敌人的描绘，是从惯常的“坏的德国

人/好的德国人”的套路出发，立场十分严厉。在

此片中，德国人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大脑，被

认为是德国侵略之根源：这个现代国家的历史，

就是不断地发动战争，并且向其他民族制造田园

牧歌式的文化假相。影片强调说，事实上，每个

德国人都支持过纳粹；而且每个德国人，尤其是

青年人，都是将来潜在的复仇主义分子。这种对

德国人及其未来复兴的更为严峻的描述，与Our

Job in Japan —片中的日本人形象，形成了典型对

比。这种处理上的差异，部分是因为影片Your

Job in拍摄于德国战败后不久，而Owr Japan的最

终版本，则是在日本投降后半年才完成的。此外,

还可能有Geisel本人的影响（他曾为美国陆军部

创作过一部关于日本的更为冷酷的影片（Design

for Death)。Saturday Evening Post 上的文章，发表

于 1945 年 12 月 15日。

21.Cohen 注意到许多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都对

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着重参见

Co> hen 前引书，p.478 (注 13)。

22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pan in Defeat： A Report by a Chatham House Study Grou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强调日

本人“顺从的畜群的本能”的观点，总是出现在情

报部门的评估报告中；参见“Anglo-Ame-rican

Outline Plan f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Japan” (C. C. S. 539/4) of May

1944,box 3，Bonner Fellers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0 有关“非洲部族”的

评价，在不少论著中皆有引述，可参见Roger

Buckley，“Britain and the En^pero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1945

-1946，，，Modem Asian Studies 12.4 (1978) ：

567。

第七章拥抱革命

败战后，小林正树受到美国军方的拘留，在

冲绳服了一年的劳役。当他终于被遣返之后，眼

前的政治景象让他大吃一惊。他回忆说，“日本

变得极端民主化，每个人都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前

进。每个人都奔向民主化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与组

织活动。”小林正树，后来成了一名卓越的反战

的、人道主义的电影导演，他对日本人这种突发

的拥抱民主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疑虑。他评论

说：“这种盲目因袭的态度，看上去就跟战前一

样，只是那个时候人们是热烈地追随军部。我并

不认为日本人的意识的变化必然是恶的，而是变

化的方式有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吉田茂也表达了对“民主革

命”深刻的保留态度。强硬的、能讲英语的吉田

茂，在战后不久担任了日本外务大臣和盟军最高

司令官的主席联络担当官。1946年到1947年间，

吉田茂曾经组织了一届不幸的联合内阁，1948年

下半年，他又以更为稳定的权力基础和效率，重

掌首相之职。由于在占领期说过的一句保守主义

者的名言，吉田茂获得的名声比他掌权的时间更

为长久。这句妙语是，吉田茂一旦想到盟军总司

令部（GHQ)，他心中的念头都是：“快点回国去

拥抱最高司令官

吧（Go Home Quickly) !”。

与吉田茂的愿望相反，美国人继续留驻日

本。而且与吉田茂的预期相反，他和他的保守派

同僚们发现，彻底取消改革议程也是不可能的。

新殖民主义的革命，确实强制日本的统治机构引

入了进步的改革，并且以制度固定下来。即使保

守派和进步派都在怀疑，民众力量却因为占领军

的民主化政策得到解放，表现得活力旺盛、多姿

多彩、不屈不挠，甚至有些激进。尽管吉田茂直

到1954年末都在执政，并且为战后日本保守主义

的复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在回顾自己的政

绩时却心怀懊悔。吉田茂在评述他的内阁无可避

免地默认改革议程时说；“我自忖曾有这样的想

法：无论需要修改什么，等到日本恢复独立之后

都能改正。然而一旦事情已经决定，想改变可就

没有那么容易了。”

拥抱最高司令官

小林正树所担忧的、外国人所嘲讽的“顺从

的畜群”的心态，用日本人的话说，更像是个褒

义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个大多数人赖以生

存或者根基所在的地方，这种顺应大势的态度完

全是“淳风美俗”。一种强烈的对上下等级和自身

地位的敏感，是这种意识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全

部。顺应意识，还应该指向一个由价值、行为和

象征构建起来的令人熟悉而且感觉舒适的文化世

界。被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日之丸和国歌，就是

与这个“淳风美俗”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还

有村祭、盆踊、传统的婚丧仪式、感伤的流行歌

曲、茶道、武道、孝行、勤勉、对长者的敬意、

女性的美德、对“义理”与“人情”间纠葛的传奇美

化，外表和“面子”的顾虑以及对“和”的尊重等

等。对天皇感伤而卑屈的态度，就是这种民众意

识的一部分。因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也是质疑过

度西化或过分无为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健全的民众

精神。

当获悉这种态度和习惯可能会妨碍某些计划

中的改革时，一位盟军总司令部的科长回应

说：“让他们改变社会习俗好了。”当然，这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更大的问题是，需要何

其广泛地改变“社会习俗”，才能为胜利者自上而

下的革命打好真正的草根基础。正如学者日高六

郎所言，尽管这种“古老的意识”看起来对民主化

而言，并不一定特别适合，但是它也不是天生就

反动到不可救药。结果是，对胜利者和他们政策

自发的民众响应，要比任何人预料的更加充满活

力，在意识形态上也更加暧昧不明。

这一点，戏剧化地反映在直接寄给麦克阿瑟

将军或者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众来信中。在整个

占领时期，每天都有数百封的民众来信，尽管有

些涉及有组织的请愿或是写信活动，但是绝大部

分都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所有这些通信

都被占领军人员阅读和分析过。许多信件被翻

译，或者至少概括成英文，而最终有三千到四千

封信进人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个人档案。被普通日

本人热诚欢迎的总司令对和平与民主的乐观精

神，相当部分可能就是来源于阅读这些不寻常的

（并且被仔细筛选过的）信件。

这一通信事件有一个短暂的序曲。1945年8

月31日，在对麦克阿瑟抵达日本迸行铺天盖地的

新闻报道的同时，东久迩首相的言论几乎弓I 起

了同等的关注。东久迩敦促他的同胞，通过直接

给他本人写信，表达他们的希望和关注的问题。

尽管这是政府为了平息怒火、抑止抗议的措施的

一部分，然而却是对民众意见空前的征求活动。

数天之内，每天有四五十封信和明信片直接寄到

首相官邸。10月1日，据《每日新闻》报道，信

件最髙达到了每天1371封。

(图：1948年，当麦克阿瑟被作为共和党候选

人，提名竞选美国总统时，许多日本人，包括这

家乐观地起名为"瞬间建筑社"的老板，抓住时机

表达他们对最高司令官及其政策的爱戴。)

10月5日，东久迩内阁的倒台，阻断了涌向

首相的信件洪流，但是信件的洪流本身并未停

息。相反，它很快直接涌向了最高司令官和他的

班子。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记录，并没有统计占领

第一年收到的信件情况，当时的信件数量最为庞

大。据官方记录，从1946年9月到1951年5 月，同

盟国翻译通译局（ATIS）阅读并处理了 441161封

信函和明信片。这些信件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是

用英语写成，绝大部分是用日语写就。大多数来

信者都具名，而且写得感情热烈。袖井林二郎教

授对一些通信样本进行了意味深长的编辑和分

析，评价说这是历史上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之间无

与伦比的交流。最终，自发的来信者，约占到日

本成年人口的 0. 75% 。

当最高司令官审阅这些通信时，确实能满足

他的虚荣心，因为写信者都满怀崇敬，而且信中

充满对他的慷慨大度的各式各样的感谢。致信者

颂扬他“神一般高尚的仁慈”，并且称呼他是“活着

的救世主”。青森县的一位老人来信说，他每日

早晚都膜拜麦克阿瑟的肖像，就像他以前膜拜天

皇的神像一样。神户地区的一个地方文化协会，

制作了一幅日式风格的“基督山上垂训图”，呈献

给麦克阿瑟，并且附信说将军的领导，就如同画

上庄严神圣的时刻。麦克阿瑟被颂扬有佛祖般的

慈悲心肠，被比作孔子《论语》中的“有朋自远

方来”。他因为从战争的梦魇中解放了日本人民

而备受崇拜，由于为外国占领下心怀忐忑的国民

带来希望和幸福，而受到顶礼膜拜。普通男女向

他忏悔自己过去军国主义的罪孽，仿佛他是牧师

一般。他们向麦克阿瑟吐露心底最深切的恐惧和

希望，仿佛是面对心理医生。他们将麦克阿瑟视

为这些年来一个伟大的、变幻莫测的词汇

——“爱”的化身。他们的信一再地谈到和平与民

主，仿佛这两个词汇本身就是护身符，会带来好

运。最高司令官可能会由于他令人敬畏的权力，

而被人与天皇相提并论。然而，显然他被认为更

平易近人，更可能直接拉近关系。这对于许诺民

主愿景的独裁主义统治来说是自相矛盾，同时也

是挑战。

麦克阿瑟还收到许多礼物，他往往都欣然受

之。尽管向长者或是恩人送礼是日本的传统习

俗，但是向这位外国大君主进贡的数量，远远超

出从前军部高官们收受的赠礼。有些赠品质朴而

迷人。一位渔夫在1948 年仲夏的暑热中写信给麦

克阿瑟说，他一直冥思苦想如何向将军表达衷心

的感激之情：“由于你卓越的思想和才能”，才使

日本人有可能达成“甚至是长年血战都不可能实

现的成就”。在信的结尾，渔夫自忖他所能做

的，只有分享他所知道的最棒的美味——鲇鱼。

他以捕鱼为生，现在正是鲇鱼“最肥美”的季节。

渔夫盼望着收到回信，以便麦克阿瑟何时方便跟

他一起捕鲇鱼并且同尝美味。与此相比，献给麦

克阿瑟的最精心、最正式的礼物，是一套手工的

织锦和服与腰带。从1946年11月起，刺绣匠人独

自在京都的下鸭神社内，穷三年之功完成了这件

作品。他每日祈祷，最终织了七千万针完成了他

的杰作。这次，随礼物附上了神道的祈祷

文，“作为我们七千万国民纯洁的心的象征”，献

给麦克阿瑟将军。显然，织物的每一针就代表着

一个日本人。

在活蹦乱跳的鲇鱼与奢华绚丽的织锦缎的映

衬之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和邀请

函向最高司令官涌来。他收到过玩偶、灯具、陶

器、漆器、竹制品、古书、书籍、盆栽、盆景、

动物毛皮、铠甲、刀剑，还有绘画和雕塑，有时

包括他个人的肖像或者雕像。当占领开始时，麦

克阿瑟65岁了，他的年纪不仅为他增添了贤者的

光环，而且使来信的人们都真诚烟念他的健康长

寿。他收到了数不淸的藤条和手杖，还有一条束

腹带。

（图：1951年1月，为庆祝麦克阿瑟71岁寿辰，

神奈川县的官员和士绅，站在以县民的名义献上

的半身铜像前。将军收到的礼物不计其数。）

人们送来当令的水果和鲜花，还有各种各样

的吃食：蘑菇、茶、小豆、莲藕、山芋、腌鲑

鱼、风干栗子、大豆、蜂蜜、稻米和年糕。

一位日本面包师乞求准许前往，为最髙司令

官烤制生日蛋糕，他的请求被接受了。日本北海

道的一群原住民阿伊努人，捕杀了一头鹿，向麦

克阿瑟献上鹿皮和鹿茸，“作为对他为我们国民

保卫疆土，并给日本带来建立在法律与秩序基础

上的民主社会的感激之情的象征”。一打活的母

鸡被送来了，成了“大使馆农场”的一部分。一只

头上羽毛有黑色十字架纹样的金丝雀，被作为吉

祥的礼物送来了。两卷制作于1935年的挂轴，据

说是用汉字草书写就的整本《圣经》，也被作为

礼物送上。一位因新宪法颁布而欣喜不已的国

民，寄给将军一把扇子，他用蝇头小字将整部

《宪法》写在了扇子的正反面。一位10岁的少

年，天天给美国种子繁育的南瓜记生长记录，并

为麦克阿瑟将军手抄了一份。他父亲画了一幅成

熟了的南瓜的油画，他母亲写了信，全家人一起

表示谢意。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礼物都是对最高

司令官感激之情的朴素表达，并不是在纯粹的日

本社会关系中，准备特定赠仪精心表达互惠与信

赖的意思，也不像是日本皇家或者政界、财界的

名人，向麦克阿瑟及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官员赠

送礼物，背后有着精明的政治考虑。

大多数寄给麦克阿瑟及其司令部的信函、

明信片与陈情书，除表达来信者的希望之外，也

写下了他们关心的具体问题。半数以上的信件，

涉及家人或熟人的海外遣返问题。许多信件关注

特定的经济问题和政策。一少部分然而百分比惊

人的直接寄给总司令部的信件中，涉及指认写信

人确信应当被逮捕、肃清甚至是应当作为战争罪

犯受到审判的人。当地居民揭发在战争中压制民

众的官员。髙中生和大学生指责军国主义的教

师。前帝国军人自发揭露曾经虐待盟军战俘的人

员。某些组织，包括宗教派别，被指责为助纣为

虐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告发他人不仅包括过去

的行为，还延伸到了现在的问题。他们抱怨对地

方警察行动的不满，揭发与囤积居奇、黑市买

卖、贪污腐败和暴力行为有关者的姓名。未按照

盟军最髙司令官命令上交私藏家传刀剑的人遭到

举报，怀有“反美”或“反民主”情绪者被告发。如

果仅凭这些无情的信件推断，很可能会得出这样

的结论：昨天爱国的日本人，现在变成了向占领

军告密的眼线。另一类令人吃惊的信件，是迫切

要求日本被吞并，或者成为美国的永久殖民地。

一些这样的来信者断言，否则民主改革将很快破

灭。

有时候情形看起来并不美妙。一位AT1S的翻

译，是祖籍冲绳的日裔美国人，他告诉袖井教

授，阅读这样的信件，真的使他轻蔑日本人。许

多人觉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风向标，随风倒。

然而，他们也倒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千百万人

愿意向新的当权者公开表达他们观点的事实，本

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尽管来信通常对占

领政策表示支持，这些普通民众也毫不犹豫地提

出批评和建议。许多来信都恳求保护天皇。少数

信件写的是血书，或者至少摁上了血手印。更少

数的人，建议废除天皇制。一位来信者写道，天

皇是日本最大的利己主义者。另一位断言，天皇

是个“吸血鬼”。一位小学教师直率地抱怨说，审

判战犯，暴露出美国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一位

极度怨恨的来信者说，审判无论如何都不过分，

他相信至少有十万军国主义分子应当被处以绞

刑。一位警察认为，应当仅限于清查先前的特别

高等瞀察（思想警察）的高官。相反，另一位来

信者敦促，对公务员的清查，应当扩大到市、町

首脑一级。旧地主阶层，公开非难最髙司令官的

土地改革没收土地充公的本质。有些人建议，改

革议程应当在地方一级更加积极有力地推行。赞

同占领当局理念的人，认为有必要注意美军的暴

行。一位贫穷妇女鼓起勇气向最高司令官抱怨：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不间断地飞往美国的航班，在她们居住区的上空

飞过，噪音带来的恐怖的空袭记忆，都快把她逼

疯了。有些写信者的确疯狂，比如一位艺术家，

他献给麦克阿瑟一幅描绘了耶稣、圣诞老人、天

狗和山林小妖精的共同特征的绘画。还有些再清

楚不过的马屁精或是心术不正的家伙。毕竟这一

信件的洪流，至少树立起又一个以自我表现的新

方式，填充不寻常的战败“空间”的活力榜样。

这些信也暗示了占领的潜在的——有时也不

那么隐蔽的——性的维度。正如美国本身一样，

麦克阿瑟被日本男女民众认为是虽然宽大却占据

优势的男性的存在。甚至被认为是具有启蒙精神

的《朝日新闻》，也以某种天主教式的说法，称

麦克阿瑟为“我们的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也分

享了这种男性的身份。在写给最高司令官与总司

令部的信中，不难分辨出那种持久的依赖心理。

而许多写信者显然分不清楚接受麦克阿瑟、接受

家长制的权威与接受民主之间的区别。在这点

上，最露骨的是一些女性写给麦克阿瑟的独特来

信，被困惑的专家们分析为“我想给你生孩子”的

类型。在这里，拥抱征服者的愿望，如果不能在

现实中达成，至少是在字面上实现了。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与普通民众的这些时常很不成熟的自我表达

相对照，知识分子对战败的反应，则是以明显的

理论思考展开的。尽管内部存在许多冲突的差异

性，但是知识阶层少有例外地采取了“进步的文

化人”的姿态，并且在民主与解放的大旗下重新

集结起来。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丸山

真男，唤起了对他与他的同行们特异身份的关

注。“进步的文化人”不仅是一种新的提法，而且

在日本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反动的文

化人”或者“中立的文化人”的相对应的说法。在这

个时代做一名受人尊重的知识者，就需要成为一

名民主革命的传道者。

这对知识阶层来说，是一次戏剧性的转变，

因为他们之中曾经反战的仅是凤毛麟角。尽管占

领当局对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清洗，

最终只涉及数百名学者和作家，但是事实上到

1930年代中期，战前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

知识分子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无论如何，他们支

持过战争为数不多的几百名共产党员拒绝脱党变

节，继续保持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

在狱中，偶尔是在苏联或者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

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在战争年代没有

被极端民族主义潮流冲昏头脑，声望大增，比如

经济学家有沢広已与大内兵卫。1930年代后期，

有沢和大内因为左翼思想被帝国大学开除。与在

德国坚持原则、反抗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

的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左翼人士、教会人员和军

官们相比，同时期的日本并没有对应者。实际

上，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日本知识分子的作

为鲜有值得称道之处。

对许多受到“淳风美俗”教化的普通日本人而

言，投降之后突然出现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许

多其他公众人物对民主与非军事化胜利滔滔不绝

的赞美，带有伪善和投机主义的意味。“进步的

知识人”显然对他们新的激进主义有不同的讲

述。他们不无道理地强调说，这表现了1920年代

后期与1930年代早期受到镇压的自由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的复苏。

（图：日本政府对征服者的欢迎仪式，有时

看起来就像是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

（Sullivan) 的歌剧。上图为1947年日本艺伎欢迎

在环游世界飞行途中降落在横田空军基地的美军

飞机。）

然而除此之外，许多知识分子进步与激进的

政治实践，反映出后来丸山真男所谓的“悔恨共

同体”形成的特征。

对许多像丸山真男这样的学者和文化人而

言，战败与被占领，包含着对未来欣喜的期待，

还掺杂着对过去深深的悔恨，一种政治上和智识

上的解放感，伴随着未能抵制哄诱、未能反抗可

怕的国家权力的良心自责。在知识阶层中间，政

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就这样彻底地与悔恨和自我

批评纠缠在了一起。无论集体或个人，许多人公

开忏悔他们未能坚持立场、反对镇压和侵略的罪

责。正如丸山真男所言，他们决意重新开始，并

且将占领军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对非军事化

和民主化的自发的拥抱。

无论在智识方面还是心理方面，马克思主义

都对悔恨共同体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魅力，甚

至是对像丸山真男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

他们折衷取舍欧洲的知性传统，并且与共产党人

保持一定距离。对大多数进步的文化人来说，马

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与“科学”的框架，看起来通

过运用封建主义的残余、资本主义的矛盾、虚伪

意识和统治阶级阴谋的观点，就能够深人洞察并

且阐释近期的这场灾难。这与美国关于日本“战

争意志”的结构分析一致，并且给出了更为准确

和公式化的见解。

（图：1952年初，日本女性表演传统舞蹈，

欢迎载有美军家属的舰船抵达横滨港。）

马克思主义也支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在马克

思主义者看来，战争暴露出明治“革命”的不完善

性，而战败和盟军对日本的解放，无疑加速了向

民主的、最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的转

变。

对战争最有原则的抵抗，来自于执著的共产

主义者，这一事实使得战后这些共产主义者具有

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当德田球一与其他数百名

共产主义者从狱中获释，他们成了这个旧日英雄

形象皆轰然倒塌的社会里，一夜成名的英雄。同

样，1946年1月野坂参三从中国归来，吸引了大

批民众。他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据说甚至有

保守派们参加。数月之内，野坂就在占领军主导

下实施的战后第一次总选举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战败赋予了这些共产主义领导人超凡魅力，使他

们沐浴在髙洁和敏锐的政治性的光辉之中。基于

同样的原因，战败帮助确立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

自身成为明确的、现世的、普遍的理论源泉，超

越了帝国主义国家破坏性的、排他的价值。

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人们都以某种形式接受马

克思主义，成了战败初期日本社会景观的生动特

色，并且使大多数占领政策的美国规划者们惊诧

不已。他们未曾料到，拥有特权的整个知识阶层

有如此强烈的热情，会尝试推进超越资产阶级民

主界限的革命。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追求更

为激进的解放，结果陷入了论争的泥潭，但是许

多人超越了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提出根本

性的问题：“近代的自己”、“近代的自我”或者“近

代人之确立”。这些问题被认为是任何真正的民

主革命的基础。

他们热心主张，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或

者“自律的主体性”，就不可能期待个人与国家对

立，保护民主的价值。既然日本文化未能确立起

自律的近代自我的典范，知识分子便转向欧洲、

俄国和苏联，以及美国，寻求可资效仿的个人和

理念。

日本在寻求“近代的自己”的身份的过程中，

可谓屡受创伤：承认自己的失败经验，否定自身

的历史和文化，向本身实行压制、资本主义和战

争行为的西洋世界找寻效仿的典范。纵然如此，

对于悔恨的知识阶级而言，外国的效仿对象依然

有无穷魅力。在不同程度上，许多普通民众也感

受到了这种魅力，同样分享了这种坚定不移走

向“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的陶醉之感。然而正如

常见的情形，知识分子本身唤起了对他们世界大

同的激进主义与那种安于现状的平民情绪之间出

现的鸿沟的注意。一位显而易见的“进步文化

人”清水几太郎，批评有关战败的论著，总是趋

向于“或多或少以社会科学为立论基础，并且传

达出‘万事现在皆能解决’的乐观主义的基调”。在

清水几太郎看来，普通读者通常会感到与这些认

识大有距离，而且对罪与责问题的认识更加矛

盾。

无论他们的象牙塔看起来距离老百姓多么遥

远，知识分子对社会却是影响深远。许多战后最

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包括享有盛誉的有沢広已

与大内兵卫，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运作。劳资关系研究的顶尖专

家也是如此，例如未来的东京大学校长大河内一

男。战后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最激

烈的学术论争，是在战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争

的两个主导学派所建立的基础上展开的。

整个学术体系，比如权威的东京大学经济学

部，向全国的优秀学生实行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派

经济学、新古典派经济学折衷混合的教育。

在自然科学界，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等研

究者和理论家，在诸如“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这

样的新组织中变得十分活跃。这一组织的成员，

致力于利用科学达成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目

标。此协会宣称，“研究并且普及对民众有用的

真正的科学”，“竭诚协助国民诸斗争。全国民众

正热切期盼这样的协助”。几乎在立刻之间，科

学家们开始出版诸如《我们的科学》和《民主主

义的科学》这样的读本，向更为广泛的大众幵展

普及教育。

文艺界也刮过“革命”意识的狂风。最著名的

事件是，1945年末, 大约一百位作家在东京有名

的神田书店街集会，宣布“新日本文学会”的成

立。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发起人之一，而且他们立

即制定出激进的活动方针。新日本文学会的宗旨

是“团结所有民主主义的文学者，为民主主义文

学的发展而奋斗”。它清楚地强调，曾经与“帝国

主义战争”积极协作的作家不受欢迎。组织者邀

请了 322位政治审查过关的作家入会，其中有173

人同意入会。

这些作家想象“民主主义文学”本质上应当是

国际性的，尤其是应当对这些年来受到日本侵害

的中国和韩国民众作出回应。新日本文学会发行

的月刊《新日本文学》的创刊号，成了“8月15日

的记录”特辑。在稍后的一期上，批评家小田切

秀雄宣称，25位著名作家负有“战争罪责”，引起

了大骚动。其他的新文学杂志也参与了揭露和批

判。例如， 1946年间，《文学时评》开设了一个

固定专栏《文学界的纠弹》，致力于揭发著名文

学家的战争责任。像中野重治这样的著名作家，

率直表达了在外国占领体制下利用既存的国家机

构进行统治以期实现革命转变的困难，但是仍然

对民主基本框架的确立与新的“民众文化”的形成

抱有乐观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迎来了严肃出版

物的复兴。“悔恨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主义的倾

向，在出版者匆忙推出的外国著作的广泛性上反

映出来。仅试举一例，在新创刊的杂志《世界》

的早期刊号上，就宣传介绍过包括托尔斯泰、高

尔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巴尔扎

克、纪德、马尔罗、法郎士、司汤达、柏拉图、

康德、斯宾诺莎、卢梭、亚当?斯密、黑格尔、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宾格勒，以及其他许

多作者在内的新版和重新发行的旧版译著。以这

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在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

本身并且由此受益良多的日本知性传统的公共议

论场域中重新登场。

知识界对战败与民主化反应的多样性和热

情，远远超出英美“旧日的日本派”所能相信的限

度。实际上，这些专家们的表现，跟一小撮日本

的“老自由主义者”没什么两样，日本的老自由主

义者们曾被期望对民主改革积极协助，但是他们

的通常所为却如同吉田茂一般，并非如此。这些

草根的参与

专家对日本知识阶级的构成、他们的个人背景与

学术背景，以及他们对战败和解放可能的反应都

毫无头绪。在这一点上，为战后政策引人更为激

进路线的非专家们，以他们对民主改革的“普

遍”魅力的更加抽象和意识形态化的假想，倒是

与日本知识界同气相求。

然而，即便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者

和左翼人士也未能预见，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会深

受“悔恨共同体”感情的影响，也许他们会发现欧

洲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重新定义知识分

子的责任是如此关键。同样也没有人真正预料

到，知识分子的思考，如此迅速地通过媒体渗透

到了广泛的民众中间。这种“进步的”知识人的热

情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并且与美国主流知识分子

的行为大相径庭。占领当局因而也做出了回应。

当总司令部中更为激进的改革论者培育并且支持

左翼知识分子之时，警锡的反共主义者却将左翼

知识分子打人黑名单并且等待时机，直到冷战情

绪使得总司令部内部的改革论者不再信赖他们。

草根的参与

更为教条主义的左翼观点在心理上认为，全

体日本国民确实必须经由他们指导，才能实现民

主革命。这一左翼的或日共产主义的前卫观念，

建立在民众是落后的并且需要指导的前提之上。

在这一点上，左翼精英主义者与征服者，或者想

要在天皇的庇护和光环之下保持权力的保守派，

没有多大差别。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不情愿附

和麦克阿瑟的改革议程的日本保守派势力、“进

步的文化人”以及日本共产党，他们都以不同的

方式，成为天皇制民主的实践者。

谈到知识者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态度，事实上

悔恨共同体有其特定的天然的心理成因。正是因

为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战前的变节以及

对军国主义的迎合有罪，所以他们通常抱着决不

重蹈覆辙的忠诚信念，来对待战后要求与党中央

委员会的见解保持严格一致的共产党。像麦克阿

瑟及其总司令部一样，共产党坚决要求党员无条

件服从本党民主革命的正确路线。这种纪律性压

制了党内批评，并且将许多悔恨共同体的知识者

变成了新的教条和权威的信奉者。

之或者昏昏欲睡，但是知识分子倡导解放和

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见解，的确引起了民众意识

与文化的共鸣。全国性报纸的读者来信，反映出

全国性的对“民主化”意义的关注。占领初期《朝

日新闻》的一封读者来信，经常被后来的著述所

引用。这封信暗示了当外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将他

们在东京上流社会不可能见识到的日本民众当

作“顺从的畜群”不屑一顾时，他们对日本现实的

理解是多么荒谬不实。信的内容如下：

看样子美、英、中、苏四国，尤其是美国和

英国，强烈希望日本成为民主国家。如果将民主

理解为人类理想主义的解放，那么没有人会反

对。然而问题是，作为一个有三千年的历史传统

和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将会有什么样的民

主形态。

仅略观美国和英国的政治体制就可看出，有

不同的民主形式是不可否认的。这也适用于苏联

和中国。因而，主持占领事务的美国瞄准事事遵

从美式民主的目标并非好事。

必须承认，甚至是日本的封建领导者，也不

会单靠封建性来维持自己的权力。他们也会考虑

到日本国情的发展，并适应形势做出调整。很可

能只视美式民主为民主的美国的好意，会将日本

引入不幸的境地。我们已经受够了言论桎梏的束

縛，如果在摆脱旧枷锁的同时，又加上了美国式

的新桎梏，日本将会十分可悲。这样的担心也许

太婆婆妈妈，但是我希望能促成各位有识之士对

此的思考。

一些接受占领军改革议程的日本人，严厉批

判他们的日本同胞拥抱“民主”时的浅薄姿态。有

名的佛教禅宗解说者铃木大拙致信《朝日新

闻》，让读者警惕先前支持军国主义的著名佛教

领袖，现在突然以民主的传道士自居。—位家庭

妇女来信表示担忧，妇女选举权被赋予得太快，

妇女们还不能完全领会它的意义所在。—位女性

作家受到别人奚落，因为她先是对战时的军国主

义领导者不吝赞美，然后突然转向去赞扬美国军

人。电台的讽刺节目，用先前战后纸张短缺的笑

话，极力讽刺翻新政治招牌的人导致了纸张短

缺。一位喜剧演员惊呼，情形如此糟糕，人们在

旧的宣扬“八纮一宇”（四海一家）的战时布告的

反面，就刷上了“民主”的标语。

如此之多的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美国的崇

拜者以及“和平”与“民主”的使徒。这种仓促转变

当然有大量可笑可叹之处。玩世不恭者玩起这种

转变的游戏很是拙劣，只是翻新招牌、更换包

装，很容易成为讽刺的对象。更麻烦的是，日本

民众对胜利者的反应，看起来都有些不可救药的

天真、随遇而安或日浅薄。甚至在遭受原子弹爆

炸的长崎，居民们也是带着礼物欢迎第一批美国

人的到来。（他们将玻璃厘子盛着的日本偶人，

赠给了放射能影响科学调查团的领导者。）稍后

他们又协助驻留美军举办了“原爆美人”选美赛。

有一套连环漫画，以给两位漫画人物起名“小民

主”（与此相反，保守派的语言游戏，则是利用

日语的谐音，将Demo-cracy变成了“民主一苦”）

的方式，欢迎民主的到来。有个请愿团体写信给

麦克阿瑟，感谢他为日本带来了民主，并请他命

令当地一位颇有资格却不愿参选的公民竞选。

尽管这些插曲很容易被视为民主革命无根无

源的证据，但是同样容易注意到的是，持续的、

令人着迷的关于“民主的传说”开始出现。媒体不

知疲倦地讲述这些生动的事件，使得草根民众思

考拥抱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时这些故事简直

就是喜剧。譬如，一位澡堂老板由于燃料短缺，

只能隔天轮流开张男浴室和女浴室。有一天他发

现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在男澡堂开张的当天，来

了一位老年妇女，她开始更衣并且拒绝出门，因

为日本现在男女平等。她通俗泼辣地叫骂

着：“你说什么呢！跟过去不一样啦，现在可是

男女平等啦!”

有些个人对自己权利的坚持，则不同寻常地

严肃认真。战后不久，水户市高等学校的学生引

发了全国的关注。他们联合抵制授课，迫使实

行“军国主义的恐吓教育”的校长辞职。在东京，

一所高等女校的女学生制造了轰动性的事件。她

们公开谴责男校长贪污腐败，并要求课程改革。

她们的行动是一种双重挑战：不仅是学生对老

师，还有女性对男性的反抗。这一事件带动了多

所高校的自发抗议，要求军国主义的学校当局和

教师辞职，并且增加学生的权利。1945年11月，

东京、京都、名古屋和九州的大学生，开始成立

学生自治组织，奠定了战后学生运动的基础。

1945年8月25日，战前的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召开会议，检讨运动方针。一个月后，她们向政

府请愿，要求妇女参政权，恰巧是在麦克阿瑟将

军颁布这项基本的人权指令之前。11月的第一

周，首个全国性的妇女运动组织成立了。战后消

费者运动可以追溯到当年的10月9日，当时大阪

的15位妇女成立了“主妇会”，这是大米消费要求

的发端。同月，东京替察病院的护士们，成立了

最初的女性劳工组织，并且获得增加工资交涉的

胜利。1946年4月，首次妇女具有参选权的国会

选举举行，有 69位女性候选人，其中39人当选。

10月，战败后最初的男性工人的自发暴动，发生

于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煤矿工人中间，旋即被日本

煤炭工人跟进效仿。自10月开始，全国的新闻业

界也发生了剧变，普通雇员向高层经营者和编辑

者施压，要求他们辞职，以谢战争罪责。在全国

的44家新闻机构发生了大规模的组织改革，包括

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社。

许多新的民主化的尝试是在地方上发生的，

并未引起新闻报道的足够重视。例如，1946年夏

天，横滨因为战事中断了五年的夏祭活动恢复，

妇女破天荒第一次被准许加人扛抬御舆的行列，

从而进人了男性垄断的祭祀活动的核心，由此进

人了传统上妇女因为被认为身心不洁净而被癖除

在外的神道领域。

（图：许多日本人热烈拥护最高司令官自上

而下的革命。时为1949年1月总选举，这位女性

候选人正在向路边的群众演说，听众中包括许多

照看弟妹的儿童。）

以这样的方式，一向珍视的惯例与过去

的“淳风美俗”一起，从社会下层开始发生微妙的

改变。同时，关于民主革命热烈的草根议论，也

在不引人注目的出版物上进行着，如地方报纸、

学校校报、企业或社团通讯。大量的政治意见交

流活动，也在地方集会、小组座谈等新的美式讨

论会以及民意测验中展开。就像《每日新闻》所

言，民意测验是“加速新生日本的民主化”的又一

途径。在数月之内，人们被征求了从天皇制到町

内会等各种问题的意见。然而，他们却从未被问

及对占领本身的看法。

收音机也使大众对政治的参与达到了新的水

平。1946年3月，一般的家庭平均每天收听节目5

小时，使得无线电波成了至少像报纸铅字一样重

要的信息工具和政治化的手段。战争年代曾经饱

受争议的一档广播节目《真相箱》，在巅峰时

期，每周收到1000到1200封读者问询信件。人气

很高的《放送讨论会》节目，其特色是就特定话

题各领域的专家在全国各地巡回，回答听众提出

的数以千计的问题。

政治选举的候选人，通常由NHK提供广播时

改革的制度化

间宣传政见。1946年 4月总选举前夕，约有两千

名候选人利用了这一机会。1949年的一项民意测

验揭示，压倒多数的选举权人，都是“通过广播

来选择候选人的”。所有广播节目的新策划中，

反响最热烈的是“乃匕自慢素人音乐会”（“业余歌

手音乐会”）。这个节目不太可能带来什么名

利，但是它的创办是基于空前的、纯粹的、相当

善意的平等精神。在战败之前，普通人能够在国

家电台上一展歌喉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参赛者

从4岁孩童到耄耋老人，都汇集到一起向全国民

众展示自己。这样的草根行动，以进步的知识者

所理解的概念来衡量，可能未必是“革命的”，甚

至未必是“政治的”，但是它们却悄悄地推翻了旧

的等级体制，反映出民众对往往是具有自发创造

力的更为开放的社会的接受能力。而谈到拥抱民

主的表现，它们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改革的制度化

给最高司令官写信并且参加当地座谈讨论的

男女民众，并非是在脱离现实的“真空状态”中谈

论和平与民主。他们生活在一个直接触及日常生

活的激烈的制度变革的世界中。旧的法律被废

止，包括民法和刑法在内的新的法律被颁布。独

裁统治的基础结构从根本上遭到破坏。农地改革

几乎摧毁了地主与佃农的剥削制度。选举制度改

革强化了参众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的政治权限。宪

法修改第一次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提供了甚

至比美国宪法更加广泛的人权保障，并且将反对

军国主义的理想作为国家宪章的核心。劳动法改

革，使劳动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基本权利。教育

改革使学校课程自由化，促进了男女同校的平等

主义，并且扩大了上大学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

民法典的改革结果，消除了家长制的家族制度的

合法基础，并且加强了女性在离婚和继承权等重

要领域的地位。

这些变革，不仅为民主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舞

台，而且使日本人自身参与了建造这一舞台的过

程。事实上，所有基本的改革，都是由大批日本

的官僚、专家以及外围顾问贯彻执行或者鼓动提

议的。他们的努力常常是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日

本改革推进派的自发的贡献，可以得到方方面面

的证实。例如，监督修订民法典的阿尔弗雷德·欧

普勒（Alfred Oppler)，放权让日本人自己决定是

否完全废止得到法律认可的男性占支配地位

的“家族制度”。欧普勒回忆说，他的部下从未命

令或是敦促彻底废除古老的家长制，只是“热切

关注日本人如何将其与新的宪法原则相适应。他

们做的比我们期望的更彻底”。

与其他占领军官员一样，欧普勒发现，战败

的打击剌激了日本人对“根本的价值观的重估”，

甚至激起了一种“亵渎先前所崇拜的，崇拜先前

所亵渎的”彻底破除旧习的欲望。在占领初期，

美国方面的改革热情，与日本方面“开明地容许

改革”的积极姿态互为呼应。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欧普勒与他的同事们宣称，他们“尽最大的

努力不把日方命令得团团转，而是与他们平等地

一起工作。自由地讨论、相互说服和达成妥协，

而不是命令与服从”。

这样的宣言当然不能单从字面上理解。日美

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甚至是表面上的自由交

换意见，总司令部官员的建议不容忽视的默契也

依然存在。然而，就连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这位善于运作“任何命令都不得强制执

行”的髙手，也承认日本人的积极协助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偶尔甚至还超出他们主管部门的

职责范围。1945年12月的《劳动组合法》，第一

次使劳动者获得了组织工会、团体交涉和罢工的

权利。这一法律的制定，几乎全部是著名法学家

末弘严太郎领导的一个特大型咨询委员会的功

劳。委员会的构成如下：三位厚生省官员和两位

学者组成的作业委员会；包括热诚的共产主义者

德田球一在内的30位成员组成的运营委员会以及

代表大学、企业、政党、官员、社会事业家和劳

动者的130人构成的全体委员会。同样，1947年9

月设置的劳动省，“从一开始，就是日本人自己

的规划”。甚至第一饭店的一位女侍应生，也在

劳动实践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她成功地建议

将战时称为“劳动奖励事务所”的劳动者雇佣机

构，变更为“职业安定所”。她与总司令部的政策

制定者之间的确切关系无考，或许不寻根究底就

是最明智的做法。

战后有关劳动的立法中，最有进步意义的一

桩，是1947年的《劳动基准法》。这部规定劳动

条件的法律的制定过程，首先要归功于一位有些

不可思议的发起者——昔日的思想警察寺本広

作。1946年夏天，寺本未经通报就出现在素不相

识的科恩的办公室，带来了一大部劳动保护法案

的草稿。原来，寺本広作是厚生省劳动基准课的

课长。他和他的部下们已经为这一草案工作数

月。这一法案并非总司令部管辖的职责范围，同

样它在日本政府的课题中也不占据重要位置。在

科恩对这一故事的生动描绘中，《劳动基准法》

的制定，成了日本中层官员支持民主化改革的光

辉例证。

其实，寺本利用了战后的混乱状况，说服方

方面面的实业家、官员和政治家相信，总司令部

要求有强力保障工作条件的规定。在这样的掩护

下，他和数名部下组成的小小团队，在恢复被军

部搁置的战前劳动法规以及详细分析国际劳工组

织规定惯例的基础上，几乎独力起草了全面的劳

动保护基准法。直到寺本広作出现在科恩的办公

室之前，总司令部对此法案一无所知。然而一旦

这位意料之外的主动者取得了占领军劳动局的支

持，寺本広作就能够告知日本方面的利害关系

者，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赞同附和美国人

的愿望。有时候情况很棘手，看起来这游戏就要

露馅了，但是最终这个偷偷摸摸的改革者小团体

达到了目的。这一法案甚至包括一项女性生理休

假的条款，被科恩的“工资与就业条件科”的美国

女主管认为是史无前例，有些多余而琐碎。但是

条款规定保留了下来。新基准法的第一条强有力

地传达的个人价值观念，成了今日大家公认的民

主革命的基础。它宣布，“工作条件，必须满足

劳动者作为有价值的人的生活的必要需求”这似

乎并不是人们能够期望从一位昔日的思想警察口

中听到的话语。

一方面是命令与“说服”手腕的复杂较量，另

一方面则是真诚的合作与自发的协助。这种情形

在教育领域尤其突出。直到占领结束，最高统帅

部的“民间情报教育局”一直严密监视教育领域的

民主化推进。结果，文部省从战前的天皇制极端

民族主义的严格监督者，变成了战后日本最系统

和最热心的“和平与民主”的拥护者之一。没有人

翻新招牌比教育家们更为狂热，当然这伴随着文

部省内部不绝于耳的责骂之声。在这里，占领当

局通过允许自由意见的表达和对真正解放的追

求，又一次打开了压抑体制的缺口。这对教育者

和被教育者双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在可以使用新的教科书之前，学生们一直被

要求在他们老师的指导下检查教科书，并且将所

有被认为是赞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不太民

主的章节，统统用墨笔涂掉。这种“涂墨”作业，

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之前，就由日本政府自己

开始了。对学生们和老师们来说，这是一项内心

感受复杂的任务：既是对昨日的神圣教导的否定

仪式，又是对广泛认可之事进行思考批判的实践

锻炼。在战争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和叔叔的吵立

匕約（由利初），战争结束时才13岁，他像许多

孩子一样，永远难忘这种“涂墨”的经验。在横滨

的家被空袭炸毁之后，由利初被疏散到了乡下，

在当地上中学。学校很穷，需要学生自己抄写上

课用的国语课本。占领军进驻之后，被认为最具

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三门功课：修身、日本国史和

地理（授课中赞扬日本帝国的海外扩张），被中

断授课数月。同时，文部省和出版社正适应时代

需求，加紧赶制新课本。其间，由利初被要求将

他自己辛辛苦苦抄写的国语课本“涂墨”。这种经

历令他饱受创伤。被涂黑的课本，让他觉得“反

常而怪异”，但是这一插曲留给他持久的思考：

接受了的知识可以动摇，而教育本身并不是绝对

的事情。数十年后，栗田亘回想起同样的经

历：“我们将涂黑的书页，对着太阳照，如果还

能看出字迹，我们就再涂上一层墨水。那天，我

第一次被互不相容的价值观的混乱状态所困扰，

从那之后这种感觉就一直存在。”

激烈的教育民主化运动的要旨，体现在《新

教育方针》之中，1946年5月由文部省颁布。多

位学者应召起草原文，然后由文部省整理简化，

颁发给全国的教育者。此方针声明，新制度的目

的，是为建设“民主和平的文化国家”做贡献。为

此，发展“教育者之间自律的、合作的态度”就势

在必行。基于此精神，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被号

召，要对导致战争和国家悲惨现状的社会缺陷进

行深刻反省。

《新教育方针》指出，明治时期以来的近代

化，注重西方文明的物质方面，但是忽略了其背

后的基本精神。日本人“学会了如何使用火车、

轮船和电器，却没有充分发展制造出这些器物的

科学精神”。同时，战争和战败的发生，是由于

日本人没有对“人性、人格和个性”的适当尊重。

未能培养出理性的批判精神，导致军国主义和极

端民族主义抬头。而“在此意义上，战争责任必

须由全体日本人承担，必须为他们的罪行向世界

深刻道歉”。谢罪只有通过贯彻执行《波茨坦宣

言》和占领军当局的命令而实现，从而建设一个

新的民主国家。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教育

者担负着重要职责。《新教育方针》详细阐述

了“建设新生日本的根本问题”，教育者的使命共

分六章：（一）日本的现状与国民的反省；

（二）去除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三）人

性、人格和个性的尊重；（四）提高科学水准及

哲学的、宗教的教养；（五）彻底的民主主义；

（六）建设和平的文化国家与教育者的使命。第

七章则详细阐述了教育者的任务：个性尊重的教

育、公民教育的振兴、女子教育的提高、科学教

养的普及、体育的改善、艺术文化的振兴以及勤

劳教育的。

尽管许多文部省官员可能是被迫阐明和推进

这项改革议程，但是《新教育方针》中贯穿

的“反省”（那个年代喜爱使用的词汇）的说法，

也带有他们自身思考的启示。比如，此方针提

出，日本是个国家，然而并未形成真正的社会。

因为日本人对国家秉忠诚之心，懂得如何做好家

庭的一员，但是个人的感觉较弱，缺乏更广泛意

义上的公共道德。这与当时“进步的文化人”确立

自律的主体性的论争相一致。只是在《新教育方

针》中，这一表述以更为平实的语言，进入了日

本的课堂。

这本占领初期的手册的彻底的改革主义风

格，被文部省支持或批准《少年少女之心》、

《民主读本》指出，在当今世界，民主主义的理

念超越了政治，延伸到经济和日常生活的领域。

学生们被教导，自由应当被尊重，但是要与自私

自利相区分。自由必须与责任一起行使。平等是

民主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却不应与“同一性”相混

淆。平等意味着机会均等。

《少年少女的民主读本》，直率地记述日本

的被占领状态。“日本现在促进民主，是因为同

盟国的命令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吗?”这是课本上的

是非题，以小学生易于理解的话表述出来：“与

《波茨坦宣言》相一致，同盟国正尽力使日本早

日实现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怀抱。然而，即便

没有同盟国的说法，如果我们看看人类的历史，

成为民主主义的国家、民主主义的国民，也是人

们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课本接下来介绍，和平

主义，是日本和其他国家促进文明并且成为“学

问、艺术和道德”兼备的文化国家的最佳手段。

这与高深的知识分子杂志《世界》在其创刊号上

所阐述的思想，并无二致。这毫不奇怪，因为这

些新教科书的许多作者，都是自由主义和左翼的

学者，他们就是“悔恨共同体”的成员。

几百万学生日常接触这样的思想观念，并且

在与他们经历过的军国主义秩序大不相同的、自

由洋溢的课堂氛围中吸收这些思想。教师们所受

到的战败打击，往往异常惨痛。直到投降的瞬

间，他们一直是天皇制正统的教练军人。现在一

夜之间，他们被告知不但要改变思想，而且还要

以过去同样的热情教授新的正统教义。自然，个

体的反应千差万别。一些老师通过讽刺挖苦和苦

恼的自嘲，用师生间更加民主的交流方式，介绍

新的课本内容和思想。有人回忆起他的中学老师

说，“我们今天学习什么呢·既然我们有民主，我

必须问问你们的意见”。　　　　

然而，大多数教师都能很快适应新的境遇。

他们中的许多人，面对失败的战争有一种切肤之

痛的责任感，因为如此之多的人死去了，白白死

去，都是他们的学生。

许多教师心中充溢着对年轻学生死亡的悲

痛，常常被自己鼓励他们走上毁灭道路的罪恶感

所压倒，因而热心拥护和平与民主的理念。他们

新产生的激进主义思想，又被眼前面临的贫困悲

惨的生活环境所强化。

教师们大举成立工会组织，似乎是对过去盲

目服从国家的弥补，他们普遍采取与国家权力对

决的姿态。最强大的教师工会组织——日教组，

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到1948年，满怀焦虑的最高

统帅部官员，巡回于全国各地的学校之间，消

除“红色”运动的影响。

战后初期教育改革的理想主义氛围，在一本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拥抱最高司令官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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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1951年出版的、受到高度评价的学生作文集《山

二学校》（山音学校）中可见一斑。编辑者无着

成恭，是山形县一所小型中学20岁出头的年轻教

师。这本畅销书收录了43位学生三年间写作的散

文、诗和报告。无着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成了著

名的师生间理想关系的象征。而他的学生们的作

文，成了全国普及“日常生活的作文”的教学运动

的著名例证。

作文集出名之后，媒体群集于无着老师的小

学校，众口一词地报道那里开明、民主的教学氛

围。那里的中学生只有大约10%能够继续升学，

但是每个人都赞扬年轻的老师对他们的好奇心与

进取精神的培养。这些贫穷的乡村少年和他们的

良师益友，感动了整个日本。一位学生后来回

忆，当这位新来的老师第一次谈起“现在日本的

民主萌芽是从美国借鉴而来，还不是我们自己的

产物”的时候，他是多么地震动。无着老师对日

常生活的作文的重视，是基于他的信仰：教育的

目的就是“培育社会变革的力量”。从前的学生回

忆说，由于背负着农地改革引发的混乱和严酷的

日常生活的重担，当地的学生家长并不总是感激

无着老师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对学生和当地民众

总体上的影响和冲击，却是长久存在的。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日本教育制度的美国化，从大量新的借词的

出现中就可见一斑。力以年二歹么(curriculum,课

程）、力M(guidance,指导）、水一一 A (home

room，本班教室）、木一口工夕卜 (home project,

家庭作业）、口一又.才又夕于 (course of study,学

习课程）、夕亍匕(club activity,社团活动），所

有这些混杂的外来词和概念，都成了日本教育界

的日常语言。

然而，这些输入词汇不过是新的课堂环境的

一小部分，就像正规的学校制度的改革，只是当

时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1947年

开始，在帮助成年人“学习民主的意识、习惯和

生活方式”的明确目的下，成人教育项目被引

人。更有甚者，伴随理解战败与民主化的新世界

的精神而来，数以百计的借用语进入了日本社

会，日语的总体性质也发生了永久的变化。

日常语言的革命在日本历史上有两大先例。

古代和中世的日本社会，曾经由于采用汉字书写

系统以及大规模借用中国的文献和概念，产生了

深远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封建的日本对外实

行门户开放，导致另一个贪婪借用知识的时代的

到来。这次主要是借用欧洲，还有美国。

现在，对外国思想和习惯的第三轮消化吸收

又开始了。出版社以其固有的活力，立即着手编

写外来的新概念的目录，每年刊行流行新语的解

说手册。

通常这些手册都是东拼西凑、编排平庸，涵

盖了各个领域，既包括意义重大的词条，也有无

足轻重的小词。大众文化领域的美国化，在日本

化的英语借词词条中一目了然，如pinup

(招

贴），jitterbug (爵士乐迷），boogie woogie (摇

摆舞），whodunit (侦探小说）。1948年的版本包

括下面这些重要的英语借词，alibi

(借

口），“casting vote” (决定票），ecstasy (入

迷），scandal (丑闻），up-to-date (最新的），

Achilles’heel

(阿喀琉斯之踵）以及Amen

(阿

门），还有4个意味深长的俚语词：baloney

(胡

扯），corny (粗俗），hot (热门），phony (假

冒）“Darkhorses”（黑马）不经翻译就直接进人

了日语，“八八” (Hubba-hubba) 一词很流行，虽

然它的本意是男女之间眉目传情，但在日语中却

有了迥然不同的“快点，快点”的意思。

奇异的和制英语新词汇，也不时跃然纸上。

氺一厶一

(Money-moon)就是这样的创造，意思

是“以金钱为目的结婚者的蜜月”。英语借

词“bestseller”（畅销书）也有一个对应词乂夕又

七歹一 (sex seller),指的是色情书籍。新的辛辣的

俗谚成语也层出不穷。其中奇妙的“五廿石”，即

对官员有怀柔意味的“五让”辞日：“让他们吃，让

他们喝，让他们抓钱，让他们抱女人，让他们装

腔作势。”这个琅琅上口的俗语，如此不敬而且

直白，是对传统的“尊官”说教的露骨讽刺，传达

出当日痛快淋漓的打破旧习的风气。

（图：1950年初的街头风景。有人装扮成漫

画人物白朗黛（Blondie)与大梧（Dogwood),为广

受欢迎的连环漫画《金发女郎》的电影版进行宣

传。从1946年开始到占领期结束，所—直在全国

性报纸上连载，它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

阶级家庭，在推动日本民众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享

受的美式“民主"的羡慕方面，其影响难以估

量。）

这种新语详解手册多数是袖珍版本，携带方

便。它们整体上生动展示了流行的言语是如何被

匆忙而又根本性地修订着。'读者可以查询大毋的

借用语、翻译语、日木自造的新语以及S活语

（军国主义者禁用语），它们不同程度地捕捉到

了变化的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些新语词典

中，“Open

shop”（自由雇佣企业）、“Closed

shop”（工会会员雇佣企业)与“picket”（纠

察）、“scab” (工贼），“class consciousness” (阶

级意识）与“social

revolution”（社会革

命），“feminism”（女权主义）与“feminist”（女

权主义者），“public

opinion”（民意，舆论）

与“popular

sovereignty”

(主权在民），“four

freedoms”（四大自由：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

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与“transgression of human rights”（践踏人权）等词

汇成对出现。

时髦新词层出不穷的另一面，是先前随处可

见的言论和标语口号的蓦然消失，如“八纮一

宇”、“报国”等。直到战败，“报国”一直是使用频

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几乎可以跟任何行为沾边，

如“产业报国”让人联想起“爱国的产业奉献”，“言

论报国”则意味着“为国尽忠的公开言论”等等。现

在，“报国”与许多说法一起被悄悄埋葬。不知何

故，1948年的一本新语手册的编辑竟能躲过占领

当局的审查，谈到这些战时的常用语，已经“随

着广岛和长崎的居民一起”让原子弹炸成了死语

废语。编纂者还说，迄今为止，最为流拧的新词

是“民主化”。实际上，“如此民主的状态，如果不

穿着民主化的制服，甚至得不到定量配给”。

显然，这些辛辣的时代记录的产生，是“民

主化”自身的结果。但是这本身也说明，占领军

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制度化，的确存在某些问题。

注释：

4以“淳风美俗”意识为核心的战后保守主义的梳

理，参见日髙六郎《现代尹才口彳一》（东京：

劲草书房，I960〉，pp. 229-259。

26平凡社编集部编《昭和世相史

K今工卜战后

篇》（东京：平凡社，1976)， pp.307 -311。总

司令部忽略了这个笑话的讽刺意味，竟审査认定

此节目是“右翼的”。同样，可参见1946年4月号

《人间》杂志对1941年12月8日鼓吹“圣战”者的

讽刺，以及对1945年8月15日的“民主”的嘲弄，

《昭和世相史》，p. 156。

27 Stafford L, Warren, M, D*，“The Role of

Radi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收人 Kenneth D. A, Alien 编，Radiolog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 Surgeon

General’s

Office,

1966

)。此书是

Medical

Department of the S. Army in War//系列中的一部，

该书第890页有调查团和偶人的合影留念；

Joarrne Izbicki，“ The Shape of Freedom ： The

Female Body in Post-Surrender Japanese Cinema”，

U.

S.

-Japan

Womenfs

Journal：

English

Supplement，12 (1997 )，杂志第109页刊有“原爆

美人”选美赛的照片；东京烧(于迹閬市奁记录石

会编《东京間市兴亡史》（东京：草风社，

1978), p_137;袖井前引书，pp.285-286。

40Cohen, pp. 231 ^2330有关这位日本中层官员

（寺本広作）此举的动机，科恩的分析道出了事

情的真相。Cohen总结说，寺本広作“在战争结束

数周后，就考虑起草全面的劳动保护法。哪怕当

时破败的经济能够承受得住，此事也似乎根本不

在日本政府的考虑之列。但是寺本认为那正是时

候，当时极端保守派受挫，自由派的雇主明白必

须保障工人将来有更好的生活，而许多企业正停

工闲置，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情况更糟糕了。最

终，只要我们真的想使日本民主化，寺本就可能

得到SCAP的支持。这真是深谋远虑”。一位前内

务省的“思想警察”竟然怀有如此进步的改革思

想，事实上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反常。其实战时

的官僚机构中有一批所谓的新官僚，或日“革新

官僚”，他们拥有坚定的改革志向，其中许多人

在战后的劳动改革、农地改革、财阀解体、地方

自治以及教育改革等领域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劳

动政策改革的贡献，参见 Sheldon Garon，“The

Imperial Bureaucracy and Labor Policy in Postwar Jap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3. 3 (May 1984)

： pp. 446 -448 ； Gardon，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m Japa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pp. 235 - 237 0 更详尽的评述，参

见 John W, Dower, “The Useful War”，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3)，pp. 9-32。

42文部省，《新教育指针》（东京：文部省，

1946年5月）。此文献之节选，收人海后宗臣、

清水几太郎编《战后二十年史第五卷教育/社会》

（东京：R本评论社，1966)，pp.9-i5。本人还要

感谢明田川融教授提供给我《新教育指针》的前

言与开头章节的副本，他是从曾经担任公立中学

教师的祖父的文件中找到上述材料的。在尚未受

到美方明显的直接影响之前，日本文部省的战后

方针，由新任命的前田多门文相于1945年9月15

口颁布。彼方针强调三大目标：护持国体、建设

和平国家与发展科学；前引之《战后二十年史第

五卷教育/社会》，P.2。对战后初期教育发展的

概述，参见SAWZ7: 298 -299。相关的学术著述，

多强调日方在战后教育改革中的主动性之重要。

44前引之《教科书乃败战体验》，p.43。文学者

渡边一夫在1945年9月12日的日记中记录，听说

一位小学教师告诉他的学生长大后要当兵向美国

人复仇。这位老师教导说，如果美国大兵给他们

糖果，他们应当把仇恨埋藏在心里并说“谢谢”；

参见串田孙一、二宫敬编《渡边一夫败战日记》

（东京：博文馆新社，1995), p. 85。

第八章实行革命

战后流行的大杂絵式的新词语，许多都与激

进的政治活动有关。最早出现的两个术语“统一

民主战线”和“民主人民战线”，指的是构想中的日

本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携手联合，最终却未能实

现。这种语言风格与富有煽动力的表现，引起胜

利者的震惊完全可以理解。日本之外的人，很难

想象战败的敌手除了对胜利者屈从之外，还能有

什么其他作为。更何况，大多数美国人从自己国

内的民主经验出发，真诚地认为激进的政治运动

完全超出了界限。

“粮食五一节”，似乎是另一项由左翼发起、

对精心控制的自上而下的革命造成威胁的运动。

这是发生于1946年5月19日的一场抗议政府陷入

危机的粮食配给制度的全国性示威游行。自1920

年起，日本的劳动者每年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1889年由国际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即第

二国际所设立，作为对劳动者团结的呼吁），直

到1936年被政府禁止。战争结束后，庆祝活动在

传统的5月1日这一天恢复，而“粮食五一节”，则

是这种表达团结与抗议的传统活动连带的创举。

同月，大学生们也宣布了他们自己的“学生五一

节”。这一切都使征服者们感到困惑。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生产管理斗争”也使他们感到困惑。从1946

年开始，这种情况月复一月地持续。在这项大多

是自发的工厂运动中，白领与蓝领劳动者一度掌

握了企业的经营权，在经营者不在场的情况下，

继续坚持生产。

回顾说来，胜利者由于未在日本经济重建中

承担积极的角色，显然无意之中助长了旨在推进

政治的自由化和社会改革的激进行动的风行。

实际上，在这种放任政策下，生产停滞、物

价飞涨。工人阶级当然易于接受左翼的一系列诉

求，而一大批学者和媒体也匆忙表明对激进改革

的支持。如果说，战败的破灭，后果之一是导致

了精疲力竭的虚脱状态，那么另一后果则是

对“和平”与“民主”的衷心希求，而第三个结果则

是对由启蒙先锋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期待

——这种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倡导

的。据辩称，这一目标可以无须暴力和流血就能

实现。其挑战则是如何将征服者的民主革命和平

地转换为社会主义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在战败后的混乱之中，早期的改革举措，比

如释放政治犯、共产党的合法化以及制定像1945

年12月《劳动组合法》这样强烈同情劳工的法

律，在实质上都保障了比胜利者所预见或希冀的

更为激进的运动的出现。由于获得了组织结社的

自由，社会党和共产党迅速登上了政治舞台。由

于获得了成立工会、团体交涉和罢工的自由，劳

动者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活力投身其中。无论社

会党的左派还是中间派，都在选民和劳工运动中

获得了重要的支持，重组的日本共产党，博得了

无数媒体的关注，而且在工会组织中势力大增。

1946年1月中旬，众望所归的领袖野坂参

三，从他长期逗留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回到日

本，日本共产党的诉求变得更为宽泛。野坂归来

立即冷静地表示，顺应占领军的改革议程与人民

的愿望，推进和平的革命。当野坂还在博多港至

东京的列车上时，他就发表了著名的创建“可爱

的共产党”的声明。“可爱的共产党”的说法，如此

矛盾搭配的修辞使一些在场者深感骇异，同时却

令更多的人感到魅力无穷。野坂参三抵达东京的

共产党本部，被看作是一件名人盛事。（一家报

纸困惑地报道说，无论是身着和服还是西装的年

轻女性，都像追星族在剧场门口守候明星一样，

等待野坂的到来。新闻报道复述当时热情的场

面：“太棒了！每个人都挥舞着红旗！真是妙极

了!”）在野坂归国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他谈到

了目睹日本遍地废墟所造成的冲击。他警告说，

特权阶级、保守官僚与“军国主义者和战争罪

犯”仍然是民主化的极大障碍，并向他热心的听

众们强调：创建民主的人民战线，“在今天，绝

不只是意味着试图通过颠覆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

主义”。作为将战时的军国主义宣传用语转而用

于战后新的意图的绝好例证，野坂严厉谴责

了“所谓的爱国主义者”毁灭了国家，并宣布“我们

共产主义者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民主主义的

护卫队”。翌月通过的共产党纲领，显然受到了

野坂的影响，纲领宣称“日本共产党，将通过和

平与民主的方法，实现现在进行中的我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作为当下和根本的目标”。

野坂参三本人还缓和了共产党先前关于天皇

制的强硬立场，他提出，尽管有必要反对作

为“国家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天皇作为宗教领袖

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可伺真正的人民民主体制建

立之后，交由民众投票选举解决。野坂最初于

1945年4月，在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起时，

提出了这一主张。是年2月，约4万人出席听取了

野坂对民主人民战线本身（而不仅仅是日本共产

党）作为“新的意味的爱国战线”的构想。

尽管在1946年4月的总选举中，野坂参三与

其他4位共产党人当选为议员，但是日本共产党

的最大影响力并非在于议会政治场合，而在于组

织工会和动员群众的抗议运动。共产党、社会党

左派与右派，三方之间发生了争夺主导权的激烈

斗争，最终共产党成功掌握了大约2/3的工会劳动

者。考虑到工会运动的迅猛扩展，这的确是一次

重大的胜利。到

1945年底，工会会员达到38万

人。一个月后，这一数字又增加了超过100万

人。到1946年底，加人工会组织的工人数量上升

到大约560万人，1948年中，这一数字达到约670

万人的峰值，当时非农业劳动人口中超过半数都

加人了工会组织。

由于通货膨胀同样深刻地影响着白领和蓝领

劳动者，当时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工资差距正在缩

小。其后果之一就是白领阶层广泛地加入工会组

织。因为公共部门的工资级别比起私营部门要落

后得多，所以公务员们对共产党的较具攻击性的

主张更易接受。新加人工会的劳动者们，毫不犹

豫地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利进行团体交涉并举行

罢工，导致在整个占领期劳资纠纷事件频发。从

1946年初到1950年底，劳资纠纷记录约 6432起，

涉及1900万劳动者，其中包括3048起罢工事件，

有近500万劳动者参与。大多数纠纷集中于薪酬

问题，并且得到了相当迅速的解决。

工会迅速组织起来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由

于战争年代劳动者作为“总力战”动员的一部分，

被按照会社、产业乃至全国的层面组织起来。一

旦战争年代爱国奉仕的理由被摧毁，这些既存的

工会组织和全国的联合团体，很容易被政治左翼

动员起来。同时，更令人震惊的是，生产现场劳

动者的激进化，推动了正式工会组织以外“生产

管理斗争”的过激运动。由于缺乏共产党或是社

会党方面的正式支持，“生产管理”运动，看来代

表了草根层面真正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思潮的出

现。单个企业的雇员们，大多自主行动起来，接

管他们所在的事务所、工厂或矿山，拋开企业主

或管理层继续经营。

当初，“生产管理斗争”是一种激进的战略，

其本身并非目的所在。劳动者们通过夺取生产的

控制权，而不是通过罢工或停业，要挟管理者答

应他们的要求。最初轰动一时的“生产管理斗

争”事件，包括《读卖新闻》、京成电铁和三井

美呗煤矿事件，都发生于1945年后半年的数月

间。结果是劳动者的要求得以实现，从而也就放

弃了他们所夺取的管理权。然而，事情很快变得

明显，这一战略具有爆炸性的含义。夺取企业常

常反映出劳动者方面相信：企业主和经营者们暗

中蓄意破坏经济复兴，希冀这会促使美国人放弃

他们的民主计划。通过维持生产，工人们把自己

看作是渴望协助解决经济危机的人。除此之外，

他们的接管行为也显示出日益成长的信心：他们

能够做出基本决策，而先前这被视为管理者独有

的特权。对某些激进主义者来说，在战败的日

本，生产管理运动似乎是新生“苏维埃”出现的信

号。

毫无疑问，这一运动戏剧性地挑战了资本主

义关系中劳资双方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投降时期

的混乱和匮乏中，极大地吸引了旁观者的注目，

而并非仅仅是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工人接管一批

工厂。工人们维持生产的努力，往往获得公众的

支持。在许多事件中，他们居然成功地增加了产

量，从而既证明了自身的管理才能，又证实了被

他们排挤到一边的经营者和所有者的不称职或者

蓄意破坏。成功自有后来人。1946年1 月，有13

起“生产管理”事件被报道，2月20起，3月39起，

4月53 起，5月56起。每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参与

其中，主要集中于东京地区和机械工业领域。此

后事件的数量开始下降，但还未达到使政府和企

业界安心的水平。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每

月平均约有30起“生产管理斗争”事件发生。

日本政府与盟军统帅部，不失时机地谴责劳

工和左翼严重干扰经济复兴。这一招十分阴险。

工人们的要求几乎始终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是

想在经济混乱时期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尽管工会

组织善于利用新获得的罢工权利，然而大多数罢

工持续期都很短。实际上，他们最流行的战术

是“二十四小时罢工”。SCAP的统计资料显示，到

1948年7月，仅有一个月例外，罢工中“人

日”（即一个人一天完成的工作量）数量的损

“红旗的海洋”

失，从未超过全部可用人日总数的1%。另有些许

作业时间由于生产减速或其他战术而损耗，但较

之于资本方囤积战略物资、向黑市转移货物和故

意的延迟行为，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更不用说与

政府处理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无策无为相提并论

了。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在于，“自下而起的

革命”的威胁，是否真正超出了旧有的劳工运动

和选举政治的界限。

“ 红旗的海洋”

1946年春，革命浪潮更加高涨。经过曲折复

杂的幕后操纵，吉田茂于5月22日首次组阁。后

来他满怀感慨地谈起，自己在“一片红旗的海

洋”中就职的情形。吉田的回忆实在是毫不夸

张。他所崇拜的“日之丸”旗被占领军当局所禁

止，短时间内取而代之的，就是街道上飘扬的红

旗。

吉田清楚记得的红旗，主要是与工人而非共

产党联系在一起的，从 4月10日总选举前夕开始

飘扬在大街小巷。妇女首次获得投票权，选民们

面对的是至少代表363个政党的2770名候选人。

数百名保守派政治家被清理出局。尽管半数以上

的候选者隶属于五大政党之一，但是95%的候选

人是从未担任过公职的新人。保守派候选人有明

显的优势，他们继承了被清除的前任政治家们的

选举地盘，而左翼候选人还在为建立新的支持基

础而努力。

总选举前3天，由69个工农团体和45个文化

团体发起的集会，吸引了大约7万人聚集到东京

市区的日比谷公园。这次集会是旨在推翻反动的

币原政权而召集的“人民大会”。由运输业工会提

供的50多辆大卡车，将参加集会者从东京各区载

往会场。国铁工会的成员安排临近县的农民免费

乘车前往。

（图：1946年5月中旬惹人注目的"粮食五一

节”示威活动，其背后的动力，就来源于这样的

邻里集会。当地的家庭主妇们抗议政府匮乏的粮

食配给体制。她们打出的草席标语"让我们吃饱

饭好干活"，具有鲜明的本土质感，使人回想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本的 "米骚动",那次风

潮也是由家庭主妇们领导的草根抗议活动引发

的。

（图：被禁10年之后，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于1946年恢复。劳动者们尝试用英语口号呼吁社

会党和共产党的“人民战线”。（照片背景中要求

保护工作的母亲们的标语，有拼写错误。）妇女

参加群众和劳工示威活动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战

前军国主义分子上台之前。）

朝鲜人劳动者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派遣

了数千人与会。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比谷公

园甚至连树上都站满了人，到处红旗招展，标

语“林立”。

《朝日新闻》感情洋溢的报道，使得示威活

动听上去更像是日本中世纪战争纪事中的战斗场

面，尽管标语布告上的口号明显是当代的：

“打倒币原内阁——有钱人的拥护者和人民

之敌!”“建立人民政府，结束饥饿!”“经由人民之

手的民主宪法!”自由主义者如石桥湛山，也加入

到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讲者中间。他后来很快升

任为吉田茂内阁饱受烦扰的大藏大臣。民众激烈

地质问他，叫喊着他应当下台，除非是与保守派

断绝关系。各项决议在鼓掌和欢呼声中通过，包

括经由“民主革命”推翻政府。

受此次集会的激励，约5万民众继续行进到

首相府邸请愿。警方声称，在后来发生的混乱对

抗中，有几名警察负轻伤。当民众冲破大门，开

始向首相官邸进发时，警察也开枪了。尽管未造

成严重伤亡，但还是导致配备有装甲车和架设在

吉普车上的机关枪的美国宪兵队介入，以恢复秩

序。由德田球一率领的13人代表团，最终被允许

进入首相官邸并且提出要求。但是币原首相本人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召见他们。在会见中，德田告

诉币原，说他如此肥胖，绝不可能是靠政府限定

的每月500 日元的国民收入限额过活。抗议者们

的言辞变得如此严苛，上了年纪的币原首相惊惶

失措，最终逃离了会见室。

总选举的结果，将一批所属各异而又毫无组

织的议员选举到国会，直到最终吉田茂才拼凑成

立联合内阁，致使即将去职的币原留任达6个星

期之久。当政治家们忙于争论、讨价还价之时，

粮食配给制变得更加混乱无章，民众的不满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中得到了创造性

的宣泄。5月1日，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都发生了

集会游行。据警方记录，参加集会的人数是125

万人，但据组织者方面推定，集会人数是这一数

字的两倍。东京的参加者人数令人震惊，多达50

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涌进了皇居前的广场。

此前一天，一位横滨的工人在日记中简短记

述：“昨天是天皇的生日，并非节日。但明天的

国际劳动节，我们将休假一天……世界变化真大

啊!”新闻报道传达出同样的认变化。《朝日新

闻》的版面，上面的标题是“与世界一致的、历

史的国际劳动节”；中间的标题是“百万劳 262动

者大团结”；下面的标题则是“向民主日本努力前

进”。一位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记者马克·盖恩

（Mark

Gayn)，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在日记

中，他将其描绘为连续不断地歌唱和不同寻常地

洋溢着热情和欢乐的一天。盖恩写道：“尽管天

空是灰色的，但这是一次欢快的集会。到处充满

了热情和我在日本从未见到的自信。”在别的场

合，他也提到“充满不可思议的欢乐的一天，或

许是战争囚徒重获自由时的那种明亮的喜悦”。

盖恩评论说，红旗使人联想到劳工运动，而不是

叛乱。当他通过翻译询问一位工人为什么示威

时，被告知“因为我相信民主国家的主权应当属

于人民”。诸如“让我们吃饱才能工作”的标语口

号，一如既往地唤起着对粮食危机的关注。其他

人则呼吁“即时结成民主人民战线!”性别平等的新

认知，在诸如“男女同工同酬”等标语口号中体

现。

对《朝日新闻》备感兴奋的时事报道员来

说，这些事件表现出“向建设民主日本迈出的强

有力的一步，像凤凰从战争灾难中重生”。组织

国际劳动节庆典的执委会，自认为是承袭《波茨

坦宣言》和同盟国对日政策的精神进行活动。而

这一点，事后被证实过于天真。在显然是为

SCAP和同盟国准备的信函中，组织者们以这样

的言辞开篇：

我们向同盟国采取解放日本国民、赐予他们自

由、保障工农权利的措施，表示最深挚的谢意。

受此鼓舞，我们希望根除封建的、独裁的压

迫；基于日本国民的真正意愿建立人民政府，决

不再次破坏世界和平；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环

境不再威胁国民的生活；并且成为世界公认的和

平民主国家。

信函接下来逐条详细说明“官僚、资本家、

地主和其他的利益集团”如何妨害这些目标的实

现，从而揭露他们是“民主革命真正的敌人”。

5月12日，东京世田谷区下马一带的居民举

行了小规模的索要大米配给的“区民大会”。这成

了本月第二个“五一节”——“粮食五一节”的灵感

来源。野坂参三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现场，或许是

被“可爱的”革命的新精神感染而过于兴奋，他令

人震惊地宣布，除了直接向天皇请愿别无他法。

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演说者的赞同。一系列决议

被通过，并将作为“国民之声”一同呈交给裕仁天

皇。于是下马的示威活动参加者分为两队，一队

向世田谷区政府请愿，另一队则向皇居进发。

在皇居他们与皇宫卫士发生了小型的非暴力

冲突，此后113名举着零星的红旗的男人、主妇

和孩童，被准许进入皇宫地界，向一位宫内省的

代表递交他们的要求。时代真是变了！在这次史

无前例的闯人事件中，他们真的检查了皇宫的御

膳房，在那儿他们自然发现了一般家庭的饭桌上

看不到的食物。他们的行为，鼓舞了面临配给问

题的东京其他地区的“粮食示威”活动，并成为引

燃一周后“粮食五一节”的星星之火。

当世田谷区被指派的地方官员谦卑地上书天

皇，请求对此次无礼事件的原谅时，当地居民则

迫使他们辞职，并要求继任者当由选举产生。这

是草根民主意识的一次重大表现。因为在战前的

政治体制下、弯至早在军部掌权之前，独裁控制

就通过指派官员形成的密集网络，贯彻到每个居

民区。现在当地居民，包括强大的家庭主妇军

团，不仅不服从权威，还竟然要求改变它。

“粮食五一节”当天，大约25万人聚集在皇居

前的广场上。后来，由于这一事件此广场被命名

为“人民广场”。尽管一直有女性参加这样的示威

活动，这次出席的家庭主妇和孩子们，与教师率

领的女学生队伍，仍然格外引人注目。一位背着

婴儿的虚弱的母亲，向群众诉说她所在的居民区

已经两周得不到大米配给了。她说由于只能“喝

米汤和吃野菜做的团子”，她根本没有乳汁给孩

子哺乳。当她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孩子的哀泣声

通过扩音器阵阵传来。一位五年级的男孩也同样

发自内心地控诉。他告诉人们，他渴望补上被战

争打断的学校功课，但由于粮食危机导致授课时

间缩短，这变得不可能了。德田球一对天皇的揶

揄贏得了喝彩：“我们在挨饿。而他怎么样呢？

……可能天皇只会说，‘啊，是那样吗？啊，是那

样吗？’”

然而，5月中旬发生的这些事件，其意识形

态矛盾混乱。最大的原因是，民众的抗议运动，

竟然采取了上奏天皇的形式。5月19日通过的决

议，很快整理成向天皇的正式请愿书。在请愿书

中，天皇依然被传统地尊为“君主”、“最高权力

者”，被恭请对民众的意愿进行适切处置。请愿#

们申述，请求天皇采取措施，排除导致日本濒于

饥饿和毁灭边缘的腐败的政治家、官僚、资本家

和地主。作为对他们的取代，天皇应当支持包括

工人、农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战

线。

自下而起的革命，其思想观念的混乱状况，

在这次陈情书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天皇当然毫不

令人意外地拒绝接受。正如在写给麦克阿瑟将军

的私人信函中，经常矛盾地混合着对自由民主的

赞颂与奉承话一样, 自认的左翼们，也以其不可

思议地向绝对的权威天皇进行传统请愿的方式，

玷污了这次要求创建民主的人民政府的运动。德

田球一可能会因为他对天皇的小小揶揄而自得其

乐，但更大的讽刺则是，共产党在激烈冲突的时

刻，竟然选择了拥戴君主制的做法。

考虑到请愿发生的时代背景，对“最高权力

者”天皇的请愿活动，就更加显出异样：宣告国

民主权的新宪法草案刚刚颁布；第一次承认男女

平等普选权的总选举刚刚实施；在产业领域工人

们公然挑战传统的劳资关系；女性作为一支政治

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学生们则要求扩大自治；人

们第一次自由地公开谈论、传播关于天皇的玩

笑。而左翼的领导者们却选择了在此时机，谦恭

地向天皇请愿，恭请他解决粮食危机，批判腐败

官僚，并对民主革命事业进行指导。世界民主革

命运动史上，鲜有如此滑稽荒唐的一幕。

裕仁天皇最后的反应早在意料之中。5月24

日，在他自划时代的投降时刻以来的首次广播

中，他重申对国民团结的要求。正如他在战争中

一直所做的那样，天皇表达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深

切关注。他总结说，值此艰难境地，“朕切望国

民实行家族国家的传统精神，来应对困境，勿念

一己之利害，在重建祖国的道路上努力前

进。”这完全是老套的言辞，20年来的战争和压

抑期间一贯如此。当日天皇的广播重播了三次。

对于战后初期的大众运动来说，其意识形态

的矛盾混乱是意料中事。出人意料、并且带来比

示威者错位的维护君主制的做法或是天皇了无新

意的空泛言辞更为严重的后果的，则是最高统帅

的严厉态度。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的过程中，日

本人民可以一定程度“采用武力”的问题，在《投

降后初期的对日方针》的政策文件中，就已经明

确阐释，是有章可循的。这保证了当发生针对根

除封建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行为时，只有在威胁到

占领军安全或者其他基本的占领目的之场合，最

高统帅才能干预其事。

1946年5月的示威活动，远未达到如此界

限。的确是发生了一些混乱的行为：首相的官邸

连同他本人的尊严都受到了些许伤害。当然皇宫

的御厨房也被平头百姓的闯入玷污了。尽管最终

有数百万人参与了遍及全国的集会和抗议活动，

却没有发生破坏和严重的暴力行为，没有发生死

亡事件或者严重的伤害事件。更没有对占领军的

安全和权威造成任何的威胁。尽管如此，但是5

月20日麦克阿瑟认为时机已到，他警告日本人

民“日益增长的有组织领导的集团暴力行为的倾

向，造成了对日本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

最高司令官的警告令，谴责了“少数捣乱分

子的过激行为”，这一在日语中被译为“暴民

于'壬”的字眼，带来了对半年前由最高统帅下令

废除的《治安维持法》中所使用语言的冰冷记

忆。字典对“暴民”的定义为“暴徒，聚众闹事者，

叛乱分子”，“亍乇”则是来自英语的借词，

即“demonstration”（示威）。4、5月间发生的民

众风潮，尽管自身充满矛盾，但仍然是民众反抗

腐败无能政府的历史性的象征，却被以这样恐吓

性的字眼，蒙上了暴民统治的污名。

马克·盖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一声明产

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我回想不起任何美方的动

作曾招致过如此巨大的反响。它使工会本部和左

翼政党事务所大为惶恐，也使保守派阵营毫不掩

饰地欢呼雀跃。”第二天，麦克阿瑟召见还在苦

苦思虑组阁事宜的吉田茂，并许诺额外的美国粮

食援助以抵制饥饿。翌日，一直以来意气消沉的

吉田茂宣布组阁成功，这只是胜利者在实现民主

革命是否许可的手段之间划下明确界限的一个信

号，他们最终倾向了保守派一边。当麦克阿瑟和

裕仁天皇一前一后发表声明之际，对日理事会东

京会见的美国代表，同样抓住5月抗议运动的时

机，打响了同时针对苏联与日本民众运动的反共

战役，认定它们之间密谋勾结。甚至是对五一节

集会组织者呈交同盟国方面的信件，美国代表也

毫无理由地断言，有从一种“外国语言”翻译而来

的痕迹，即暗示这是俄国人写的信。这种轻慢、

污蔑的方式，很快成了拒绝任何真正激进的民意

表达的惯常做法。

这种严厉打压的保守倾向，在有名的“标语

牌事件”中表露无遗。在此事件中，“粮食五一

节”的许多暧昧之处都有所展现：来自社会底层

的自发运动，向天皇哀告的同时对天皇绝妙的嘲

弄以及美国人自身对天皇的崇敬之情。涉案的标

语牌，是一块由精密机械厂工人、共产党员松岛

松太郎书写并带到示威现场的粗糙的布告牌。布

告以半文半白的语言，戏仿天皇庄严的口吻写

道：

诏书 国体得以维系，

朕饱食终日。

你们人民，饥饿死去。

-钦此

标语牌的另一面，有一段不太经常被引用的

话：“为什么不管我们怎样拼命工作都得挨饿？

答案就是，裕仁天皇! ”

这份天皇诏书的仿作诙谐放肆，无论松岛与

其工厂的共产党团体是如何想出来的点子，都表

明了一种迹象，即经过数十年的以天皇为中心的

思想统治之后，人民表现出来的有益健康的破除

偶像的精神。但是政府却不这么认为，而是于天

皇“家族国家”敕语发表的当天，以不敬罪 (旧刑

法第七十四条）签署了对松岛的逮捕令。值此之

际，刑法典的修订正在盟军司令部主持下进行，

而是否保留战前不敬罪的条款仍然争执不下。标

语牌事件，成了保守派政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隔

绝对天皇批评指责的试金石。

对大多数接受了国民自由权利思想的日本人

而言，事情总是出人意表。这一事件再次让人回

想起《治安维持法》的恐怖年代。占领军当局竟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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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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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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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然允许开庭审理此案。当美国人最终要求日本政

府将不敬罪的条款从刑法中去除之时，他们却允

许对松岛进行审判。松岛于6月22日被起诉。10

月，显然是迫于最高司令部的压力，起诉的罪名

改为“损毁名誉”。11月2日，东京地区法院判定松

岛松太郎有罪，并处8个月监禁。但在第二天，

松岛就由于新宪法颁布和天皇实施恩赦被开释

了。

松岛松太郎对有罪的判决提起了上诉。1947

年6月，上诉法庭裁定，松岛的确犯有不敬（而

非毁损名誉罪），但是已经因为天皇恩赦被免于

执行。当这位倒霉的举标语牌的人，试图向最高

法院提起上诉时，诉状却于1948年5月被驳回。

理由是恩赦使他的公诉权无效。从天皇方面看

来，这不失为展示天恩宏大惠及最不知恩义的臣

民的绝妙例证。但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标语牌

事件，更像是暗示新的天皇制民主边界的指示

牌。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当麦克阿瑟以申斥“少数捣乱分子”为大众运

动降温之时，民众运动并未完全冻结。“粮食五

一节”一周之后，东京地区约20所大专院校和专

门学校的上千名学生，以“学生五一节”的名义，

发起了第三轮“五一节”示威。他们不仅呼吁教

员、学生和职员的大学自治，还号召268 学生们

在搜查“战犯教授”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以某种

傲慢的姿态，

这些天之骄子们也证实了他们与“大众”在民主革

命中的团结一致。

“学生五一节”所选择的日期，体现出日本民

主化进程中一项持久不变的特征，即出于运动成

功的考虑，以某种方式与日本国内运动的先例联

系起来。5月1日的集会，是借日本庆祝“国际劳

动节” 17周年之际举行的。导致粮食五一节达到

顶点的“索米”运动，使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米骚动，当时由家庭主妇们抗议粮食不足引

发的全国规模的抗议运动，宣告了“大正民主时

代”的到来。与此相似，“学生五一节”所选择的日

期，是著名的“滝川事件” 13周年纪念日。在那次

事件中，京都帝国大学的滝川幸辰教授，因为自

由主义思想遭到驱逐。在这些学生示威运动中，

涌现出的反军国主义思想和对既定权威的怀疑姿

态，导致了翌年激进的“学生组织全学连”（全日

本学生自治会总连合）的创立。

尽管美国的食品输送避免了 5月中旬预期的

严重的粮食危机，但是其后持续破坏性的通货膨

胀，无情地抵消了工人们嬴得的每一次工资增

长。1947年初，据国铁工会推算，国铁工会成员

的平均工资只够承担家庭生活费用的1/4。在此情

形之下，工会活动家即使是在麦克阿瑟发布瞀告

之后，仍然在工会组织方面获得了惊人的成功。

反共产党系的社会党领导下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

盟，以及对手共产党系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

会议（简称产别），皆创立于1946年8月。两个

月后，产别领导动员了全国范围的“十月斗争”。

在这次运动中，由于劳动争议损失“人日”（劳动

者一人一天的作业量损失），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超过了理论上全劳动产出量的1%。这次斗争

的一个契机，是由于政府解雇大量国铁工人和其

他部门的公务员。继之而来的是，日本劳动史上

最大的事件——1947年2月1日的总罢工计划。

起初，由于受到共产党系工会所代表的300

万工人与中立派及反共系势力的支援，总罢工计

划是“和平革命”激进构想的分水岭；最终这一事

件却成为了左翼反美主义的转折点。依照计划，

罢工期间政府机关和主要产业都将关闭，除占领

体制赖以运营的必要部门以外，通信业务也将停

止。罢工策划者承诺，将不会妨害粮食输送，而

国铁也将继续为占领军提供服务。当2月1日逐渐

临近，全国的紧张气氛愈加浓厚。甚至连偏远的

乡村地区，也出现了支持罢工的布告。“青年

队”组织起来以保护罢工；对共产党的支持日

增；在国铁的列车上，出现了号召打倒吉田政权

的标语。

1月30日，当劳动组合指导部与政府之间的

交涉完全决裂时，总罢工的趋势看来在所难免。

翌日午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干预，宣布他不允

许“诉诸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由此，“二·一大

罢工”变成了政治传说。保守主义者们在5月20日

麦克阿瑟警告“少数捣乱分子”时，还只是欢欣鼓

舞，至此则欣喜若狂。工会领袖公然洒泪，他们

中的激进者，现在已经苦涩地将美国视为善于欺

骗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之敌。

左翼对美国胜利者是伪善者大于解放者的新

见解，由伊井弥四郎令人难忘地传达出来。伊井

是日本全官公厅劳组共同斗争委员会（简称全共

斗，意即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企业机关职员工

会）议长，他关于最高统帅干预的见证说明，成

了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上无法磨灭的痕迹。据伊

井所述，他于1月31日夜，被盟军司令部经济科

学局长马夸特（Wil-liam Marquat)少将召见，并

被命令签署中止罢工的声明。伊井反问道：“这

叫什么民主?”他声称日本的工会组织是民主的，

政策决议由大多数人投票决定。因而他没有权力

取消计划好的罢工。伊井徒劳地向马夸特尽力保

证，罢工者并未企图妨害占领军事务或是粮食输

送。此时，马夸特明显发怒地拍着桌子，七八个

美国宪兵冲了进来，挥舞着手枪以示威胁。这时

轮到伊井被激怒了。他质问美国人为何以暴力相

要挟，并大喊：“日本工人不是美国人的奴隶！

日本工人不是傻瓜!”当冷静下来之后，马夸特命

令宪兵离开，并找来另一位工人领袖，劝告伊井

说，许多工会已经决定放弃罢工了。伊井此时才

同意起草声明中止总罢工。声明当场就被翻译成

英文并且得到了马夸特的批准。当身影总是无处

不在、热情洋溢的、激进的德田球一突然出现在

NHK放送局，喃喃说出“停止罢工”的时候，伊井

弥四郎虽不情愿然而别无选择的结论得到了确

认。

在伊井弥四郎最为黯然的时刻，他仍然尽力

传达出诚实和希望的印象。在广播取消罢工的声

明时，伊井对乌夸特批准的文本进行了改动。伊

井昭告他的劳工支持者们，人常常不得不进二退

一。他向“工人和农民”高呼万岁。他声音嘶哑、

饱含深情地流泪。身穿军用短上衣的伊井，一只

手拿着眼镜，擦去眼中泪水的照片，将他极度的

苦闷留在了民众的记忆之中。他的许多听众也哭

泣了。当然，这也被后来的左翼叙事建构成了神

话：“无尽的愤怒的泪水，工人们本能地对日本

政府和美国人感到愤怒。”数年后，伊并弥四郎

将此称为重要的时刻，由此，美军占领当局“只

是在口头上拿民主欺骗日本民众”变得一清二

楚。尽管 1947年4月的总选举产生了短暂的社会

党领导的联合内阁，而且工会成员的数量持续增

长，但是对“二·一总罢工”的镇压，却标志着劳动

者作为平等的一员分享“民主”权利的可能性开始

终结。

并非只有盟军司令部和日本保守派对共产党

抱持不信任的态度，工会和左派的领导人也相互

对立，从而分裂为共产党员、同情共产党者、各

色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充满敌意的反共主义者等各

种帮派。至少，日本共产党对占领初期“和平的

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贡献，具有双刃性。毫无

疑问，共产党人在鼓舞和组织民众力量、对抗反

对改革的日本政府和拖改革后腿的企业方面，比

任何其他势力团体发挥出了更加有效的指导力

量。然而与此同时，激进的左翼也常常蔑视政治

民主的“资产阶级”性，并且表现出贬低由最高统

帅推进的政治和公民权利重要性的倾向。

（图：日本共产党在战后合法化，从最初欢呼

占领军为"解放军"，转而成为批判占领政策“倒行

逆施的重要力置。日本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在

此照片中可见一斑。这是1949年2 月，人们正在

听极富魅力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演讲。）

“粮食先于宪法”，是1946年5月大众斗争中

日本共产党打出的旗帜。考虑到饥饿和飞涨的物

价，对于平民生死攸关的状况，这种主张是可以

理解的。然而，它却反应不出对政治民主制度化

的积极承担。与其战前的立场相一致，日本共产

党更加倾向于关注打倒“封建遗制”或“反动政

府”，而不是对权利的创造和扩张。无论在党外

还是党内，日本 271共产党都很难说是多样性见

解的支持者。这一自命为真正的人民民主运动先

锋队的集团，实际上却损害了真正有效的、具有

广泛支持基础的民主联合政权的出现。而另一方

面，任何其他的进步团体，无论自由主义者或是

社会主义者，其拥有的激情勇气和使命感都无法

与这个时代“可爱的日本共产党”相提并论。

当时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可预见的恶性循环

相继发生。共产党人和工会的激进派变得更加具

有战斗精神，对盟军总司令部日渐敌视，使得美

国人越发倾向于放弃改革、接纳保守派官僚。占

领体制日趋保守化，反而驱使激进派的斗士发表

更加强硬的声明和采取更为敌对的行动。起初，

最高统帅部开始在公职人员内部搜集不受欢迎

的“赤色分子”名单，很快这些名单引起了高度重

视。1948年间，占领当局的劳动政策逆转，取消

了公务员的罢工权利。而公务员由于在薪金低

廉、解聘危机方面首当其冲，往往站在激进工会

最前卫的位置。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在幕后不

懈策划，在工会工人内部推出恶毒的反共主义

的“民主化”运动。

到了 1949年，“赤狩”（逮捕赤色分子）成了

占领下新的流行语，以日本式的英语恰如其分地

表达为一夕”。起初占领军内部称之为“排除擒蛋

分子”，在占领当局官员、保守派政治家、日本

政府官僚和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协助下进行，主要

目的是在企业和产业层面解散激进的工会组织。

为此，1949年末至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期间，公共部门大约有11000名工会活动家被解

雇。战争开始后，“赤狩”扩展到了民间私营部门

（包括大众传媒），至1950年底导致另外 10000

到11000名左翼雇员被解雇。与“赤狩”并行的

是“赦免”，那些先前由于积极支持军国主义和极

端民族主义而被“永远”开除的对象，重新恢复公

共活动。

1950年1月，野坂参三自认作为“可爱的共产

党”政策的责任人，甘愿受到苏联控制的“共产党

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 —1956）严厉的公开批

判，日本共产党陷入一片混乱。5月18日，日本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政治局批准，发表了富于战

斗精神的52页长文。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记述

者，恰如其分地将其概括为举行“‘可爱的共产

党’的葬礼”。对共产党员和激进派而言，其后的

事态发展迅速而且具有灾难性。5月 30日，美军

阵亡将士纪念日典礼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举行，由

于共产党的示威而被迫中断。在构成占领印象速

记的富有象征性的行为中，这一次走得最远。在

意图破坏占领的日美间的首次暴力冲突中，4名

美国人遭投掷石块和殴打，为此8名日本示威者

被逮捕。共产党机关报不计后果地刊登了他们的

照片，并赞誉他们是“爱国者”。6月6日，麦克阿

瑟命令日本政府将日共中央委员会24名成员全

部“开除公职”。翌日，他将开除对象扩大到了共

产党机关报的17位编辑人员。尽管共产党及其机

关报未被查禁，但主要领导人包括德田球一和野

坂参三在内，在占领期间都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德田球一设法逃亡中国，6年后在那里逝世。

尽管最终被边缘化，但是左翼以重要而持久

的方式，对勾画日本民主化的轮廓做出了贡献。

正如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

义已经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

部分，而激进的或者异端的观念，已经在日常生

活中见惯不惊。考虑到工会和左翼在动员大众运

动方面大获成功，尽管他们遭到了削弱，但是仍

然成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经济方面，其后

果之一就是产生了与美国模式迥异的资本主义形

态。日本有影响力的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在精

英大学中受过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

经济学者的熏陶，赞同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必要

性和诉求。保障工作安定和消除经济差距的政策

目标，在日本被广泛接受。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者，虽然避免激进的、独立自主的工会运动的出

现，但是他们与工会领导人合作，促进与“企业

内工会”之间劳资关系的协调，正面应对工会方

面的诸多要求。

尽管占领军当局的“倒行逆施”，帮助确立起

日本国内保守派的政治家、官僚和企业家的统治

权，致使他们的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

的今天，但是共产党和社会党人继续在国会当

选，并且在有关公共政策的议论场合获得注目。

他们成为日本默从美国冷战政策的最为明确的批

判者，同时也是（此处绝无反讽之讥）其后数十

年间，占领当初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念的最为坚

定的拥护者。

注释：

14美方《投降后初期的对日方针》中的关键部分

如下：“此方针乃利用而非支持日本现有之政府

形态。日本人民或政府发起的旨在消除其封建专

制倾向的政府形态之改变，将得到允许和支持。

如果上述改变之完成，涉及日本人民或政府对反

对者动用武力，最髙统帅将只在必须确保占领军

安全及其他一切占领目标达成之时，进行干

预。”

15Gayn,

p.2310麦克阿瑟的声明之全文，收人

Moore前引书，p.

184;亦可参见盟军闻令部民政

局，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Washington, D. C，1949), 第2卷，GHQ内部制作的机密然而广为散发的谍

报报告书中提到，“五一节庆典盛况空前。它们

展示了占领当局给予日本人民的新的自由与工人

阶级的政治活力，倘加以适当引导，可以成为日

本民主重建的潜在力量”。在“法律与秩序”的条目

下，此报告书记录“尽管示威者人数众多，内务

省报告说全日本绝无暴乱或秩序混乱发生”。至

于麦克阿瑟的替告令，据说“民众整体的情绪十

分平静。发生了零星的暴力行为，但是性质皆不

严重。然而不能排除形势恶化的可能性。于是5

月20日，最髙统帅为防止极少数捣乱分子

发动暴乱与进行人身威胁而发出强烈警告。警告

令占据了日本媒体的突出位置，

并且收效显著。此后群众游行的数童大幅减

少”；Summation： Non-Military Activi-ties in Japan

8 (May 1946), pp. 29-30，37。

18并非只有松岛的标语牌嘲弄天皇。一名年轻的

女示威者，当时挥舞着一条制作粗糙而又措辞粗

鲁的标语，大意是说“嘿老头，如果我没的吃就

得死，可我不买快死的”；SNNZ1 257。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直到日本投降，天皇一直是国民教化的最髙

的献身对象。每个奔赴战场的士兵都随身携带着

《战阵训》，开篇是：“夫战阵者，乃基于大

命，发挥皇军之神髓，攻必取，战必胜，遍宣皇

道，使敌仰御稜威之尊严而感铭之处也。”袭击

珍珠港之前4个月，一本重要的小册子《臣民

道》出版。执笔的御用理论家不厌其烦地强调，

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日本是神统治的国

家。“皇国臣民之道需排除自我功利之思想，第

一要义乃奉仕国家，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

运。”忠与孝是帝国最高之美德，《臣民道》极

力谴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唯物

主义”败坏了淳风美俗。天皇裕仁神圣不可侵

犯。天皇领导的战争是圣战。天皇所体现的德行

是唯一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事实证明，天皇裕仁也善于随机应变。

当他身边忠心不二的臣子纷纷被问责、开除公

职、追诉战争罪行乃至处以极刑之时，天皇本人

却仰赖天助，具体而言是有赖于麦克阿瑟将军相

助，终能全身而退，毫发无损。天皇在日本侵略

行径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追究。甚至连

为以天皇的名义或者在天皇准许下进行的镇压和

暴力行为承担道义上的责任，都受到了美国人的

劝阻。当天皇身边的人提出天皇退位的可能性

时，最高统帅也断然拒绝。实际上，占领军当局

选择了不仅将天皇个人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圣

战中解脱出来，而且将天皇重新置于了新生民主

国家的中心。

天皇的这种魔法般的变身，在政治和思想上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义被肆意拋弃。有关战争

责任问题的严肃追究被引入歧途：既然国家政治

的最高领袖对最近的事态发展都不负责任，那么

何以指望他的普通臣民能够自我反省？战后的政

治意识变得混乱不堪。尽管由最高统帅部起草的

新宪法，将天皇重新定义为“国家的象征与国民

统合的象征，其地位是基于行使主权的日本国民

之总意”，但是维持天皇制与重新神化裕仁个人

——这本来是两回事，尽管经常被混为一谈——

却严重损害了国民的主权地位。通过这位“象征

的”君主，世袭特权得到了重新肯定，同时天皇

依然是这个国家父权制至高的标志。尽管在日本

早期也曾有过女天皇的统治，然而战胜者仅准许

日本延续男子继承王位的近代传统。此外，天皇

仍然是所谓的人种的纯粹性与文化的同质性的体

现者。

从这一角度看来，“国民统合”实际上是表达

旧有“家国”思想的新形式。和谐与等级被认为在

价值上高于竞争和个性，新的天皇象征仍然体现

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所发明的“大和民族”的

特性，从而排斥朝鲜人、台湾（地区）人、中国

人、高加索人等一切外来人种成其为“日本人”。

抛开宗教和国家的正式分别不谈，天皇仍然是日

本本土神道教的大祭司，在皇宫中举行深奥的仪

式，并前往伊势神宫向他的神的祖先禀告。所有

这一切仍然让他成为种族隔离和血统民族主义的

最高偶像，体现着想象中的、使日本人有别于并

优越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所谓永恒本质。

以君主统治年数来纪年的年号制，在当今日

本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一特殊“传统”始于十九世

纪中叶）。因而始于1926年裕仁天皇即位的“昭

和”时代从未中断，无疑是过去的根基的连续性

的历法宣言。昭和时代一直持续到1989年才终

结，直到这位战前意i只形态理论家们供奉的从前

的“现御神”（以人的姿态存在的神），终于在89

岁高龄过世。以日本历法计，裕仁天皇逝于昭和

六十四年，占领期（昭和二十年到昭和二十七

年）不过是他统治时期中短暂的插曲。对于保守

派而言，这是贬低战败时期重要性的绝好方法，

而天皇本人晚年也一直强调，日本的价值观没有

变化。

天皇制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魅力。即便日本

共产党一涉及天皇问题，也会跌跤、出丑。然而

当日本战败之时，天皇制，当然还有裕仁本人，

正处于极端的危机状态。日本的精英分子们在其

一生中，目睹了世界上许多看起来伟大强盛的君

主制的崩溃，这通常发生于战争结束之时。而在

日本国内，破除旧习者敢于公然嘲笑天皇。在战

胜的各同盟国内，要求将裕仁作为战争罪犯进行

起诉的呼声很髙而且持续不断。甚至是强力拥护

天皇制的外国人士，如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

（Joseph Grew)也确信，至少天皇无法推脱签署

宣战诏书之责。日本投降后数月，格鲁仍然设

想“裕仁将不得不退位”。天皇近侧的许多顾问也

畏惧这确将成为现实，因而到1946年，日本政府

主要致力于不但护持“国体”，而且确保现任天皇

在位。

吉田茂在其自传中，赞扬麦克阿瑟是日本

的“伟大恩人”，这不是指他带来了民主的礼物

（对此吉田抱有相当的保留态度），而是指最髙

司令官在空前的危难之中，维持了君主制并拥护

令人敬畏的现君主。吉田是对的：盟军最高统帅

在这些事务上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回想起来这

也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最髙司令官有关处置天皇

的政策，早在投降之前就确立了。

心理战与“天子”

心理战与“ 天子”

麦克阿瑟战时司令部的心理战专家们，自然

是全神贯注于当前的军事目标，而非战后的计

划。虽然如此，他们提出的加速前线日本军队投

降并破坏日本本土士气的建议，却是建立在对战

后也不曾变更的敌人行为模式分析的基础之上。

战时研究的几位关键人物，将会陪伴麦克阿瑟抵

达东京，并继续为有关天皇的事务出谋划策。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比邦纳·费勒斯（Bonner

F. Fellers)准将的影响力更为重要了。他是麦克阿

瑟的军事秘书和心理战行动的负责人。费勒斯早

年是位日本人心理分析专家，1934—1935年以陆

军上尉衔，进人设立于Fort Leavenworth的司令部

与总参谋部的幕僚学校。在那里，他完成了一份

名为《日本兵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 的研究报告，此报告颇具先见之

明，而费勒斯本人也一直坚守此立场。在报告

中，费勒斯早在4年前就预见了日美战争的爆

发，甚至预言了一旦战争形势恶化，日本将采取

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战术。日本人的忠心和军纪

的严明使他感铭于内，尤其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美军临阵脱逃的高比率形成了鲜明对照。他总

结说：“在思想方式上，今日之日本人与美国人

差异如此之大，宛如一直生活于不同的世界，分

隔了数光年之远。”他顺便述及，日本人将西方

式的民主看作是“一时的性格”。1944年夏，当麦

克阿瑟的司令部开始严正敦促日本人在战场上投

降时，费勒斯制定了《日本解答》，这份报告实

际是他的“心理学”研究的修订版，并被用作同盟

国情报人员的指南。另外，费勒斯继续向军界的

熟人们散播他昔日的论文。1944年他向其中一位

提及：“今天我仍然可以对此研究一字不改。”

尽管费勒斯可以接收到大量的原始的和经过

加工处理的情报素材，包括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

公文、信函和日记，报纸和广播的译稿，战俘的

供词，此外更不用说还有各式谍报机关的报告，

然而他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随手可得的英文出

版物。实际上，他宣称“现有的关于日本人心理

研究最好的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

部经典著作：小泉八云的《日本：一个解释的尝

试》(Japan --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 。费勒

斯及其研究人员依据这些内部资料与公开出版物

对日本人心理描绘的轮廓，至少在内容上具有一

致性的优点。因为依据大多数官方文件，一旦麦

克阿瑟的部下们将观点写成了报告书，就会不断

地在其后的报告中蹈袭。单单通过不断的重复，

早期的不确定的看法，很快就会被罩上真理的光

环。

到1944年中期，费勒斯阐明了对天皇的角色

的看法，此后这一说法在本质上一直没有变更。

麦克阿瑟有关天皇的政策，显然不是对战败后日

本真实状况的任何严肃调查的结果，而是来源于

他自己司令部的一位业余的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所作的战时分析。他后来在占领初期的声明和决

定，最早的脚本都可以在费勒斯及其部下的政策

建议中发现。

作为一条基本规则，麦克阿瑟的宣传专家们

注意实行避免因为攻击天皇而激怒敌人的战时方

针。这与一般的美国战争方针相一致，后者禁止

针对皇宫的军事袭击，甚至是口头上中伤裕仁天

皇的宣传。虽然这种克制表面上的理由是：日本

人对天皇具有宗教性的敬畏，如果天皇受到攻

击，日本人甚至更易于顽抗到死，其实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考虑。1944

年7月，战略作战局

（O.S.S.)的一份内部报告称，“除掉现任天皇的意

愿值得怀疑。天皇个人更倾向于稳健派，将来可

能会产生有用的影响。”

像O.S.S.与其他情报机关一样，在战争的后

半段，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相信天皇掌握着不仅是

日本投降而且还有战后变革的关键。如费勒斯及

其部下所言，目标就是要通过说服日本人“军国

主义分子”不仅愚弄了他们，而且背弃了他们的

圣主，从而在军部领导人和天皇（及其臣民）之

间“钉入楔子”。一句话，西方的宣传家们预备介

入重新建构天皇的形象，将天皇与近二十年来以

其名、在其治下并且由其积极协力的日本帝国的

诸政策相分离。

有一次，费勒斯坦承“作为天皇和公认的国

家首脑，裕仁不可能逃避战争罪行。他是太平洋

战争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被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

挑起者”。然而在他的《日本解答》的结论中，

他发出了迥乎不同的声音。他指出，天皇将不仅

对影响日军投降不可或缺，而且还是战后组建和

平倾向政府的精神核心。这一政府被假设将由现

已年长的保守派精英们组成，包括那些早在军国

主义分子上台之前就已执掌大权的贵族的袭承爵

位的子孙们。这一结论值得大段征引，因为历经

一年时间和数百万人的战死之后，将由费勒斯重

提这些见解，以助麦克阿瑟论证保留天皇制还有

裕仁在位的正当性：

对于东方的持久和平而言，日本完全的、无

条件的投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经过彻底的

军事灾难和由此带来的混乱后果，日本人民才能

从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民族、注定要成为亚洲

霸主的狂热说教中醒悟过来。只有战敗及巨大伤

亡的刺痛，才能使人民相信军国主义体制是可以

被打倒的，他们狂热的领导阶层将他们引向了灾

难之路。

日本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是顽强坚忍的。但

是在对日本本土人民极端痛苦折磨过程中的某一

时刻，希望冷静的保守派能够顷刻之间看到光

明，并及时拯救自我。

一败涂地的战争结局将使所有人明了，军国

主义分子愚弄了他们的人民。

但这不是全部。要让民众意识到，军国主义

分子背弃了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的信赖。他

们将天子，帝国的神圣统治者，引向了毁灭的悬

崖。那些欺瞒天皇的人不能在日本存在。当这种

意识出现，长期潜伏的保守派，日本的宽容的势

力，将可能会发挥出真正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有

充分的领导能力掌握政府，做出必要的让步，以

保有残存的日本列岛、日本人民和他们的天皇。

由天皇许可的和平，将会得到全体的接受。以这

种方式，我们的对日战争，有可能在必须完全毁

灭日本之前得以终结。

在和平条款上决不能手软。然而，废黜或是

绞死天皇，将会引发全体日本人极大的激烈反

应。绞杀天皇对他们而言，就相当于对我们来说

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人将像蚂蚁一样奋

战到死。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将被无限巩固。战

争将会过度拖延。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为惨重的

伤亡代价。

我们中有些人鼓吹对全体日本人的屠杀，实

际上是种族灭绝。亚洲战争已经带来了如此之多

的痛苦，带走了如此之多的生命，对日本人而言

任何命运已皆不足惧。可是，一旦日本的武装军

队被摧毁，军阀倒台，人民彻底知悉战争的恐

怖，就有把握停止屠杀。无辜受死的平民越多，

生者的感觉就会越痛苦、越持久。我们执行屠杀

的青年一代将会精神失衡。这将有悖于我们的基

督教信仰。

美国人必须引导而非追随事态的发展。在恰

当的时机，我们将允许在天皇及其臣民与东京的

军国主义分子双方之间“钉入楔子”。如果我们对

敌人了若指掌并巧妙处置，将会避免数年的浴血

奋战。当日本被完全打败之后，美国式的正义必

须应当成为道义和光明所在。

只对天皇负责的独立的日本军队，是对和平

的永久威胁。但是天皇对其臣民的神秘掌控和神

道信仰的精神力量，如适当引导则不一定造成威

胁。如果日本完全战敗，军阀倒台，天皇可能成

为促进善与和平的力量。

日本政府必须要有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的组

织体系。天皇周围的领导层必须是非军人的自由

主义倾向的文官。武装组织必须仅限于维持国内

治安的警察部队，由非军人的当局负责。（中

略）

一旦东京的军国主义势力灭绝，日本军队被

摧毁，天皇治下的自由主义政府成立，极度悲

伤、人数减少但是更为贤明的日本人民，就能开

始他们人生的重新定位。

这种对天皇潜在的正面作用及其事实上对日

本人心理极端的“精神”支配力的满怀敬意的评

价，将成为战后对日政策的基石。1945年春，麦

克阿瑟的司令部在马尼拉召集了英美联军心理战

人员会议。在那里，费勒斯和他的部下们将可资

联军利用的“日本人行为模式”，扼要归纳为十五

条要点：“自卑情结、轻信、群体型思维、歪曲

事物的倾向、自我吹嘘、强烈的责任感、超常的

攻击性、野蛮、顽固、自我毁灭的传统、迷信、

重视体面、多愁善感、对家国的忠爱和天皇崇

拜。马尼拉会议没有在讨论天皇问题上耗费时

间，但却提出了诸如“将天皇归还于人民”的对敌

宣传口号。“楔入”政策得到了认可，并同意在“适

当的时机”，利用天皇“促进达成我们的目标”一

次，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官员郑重提议，

将联军战舰外舷绘上天皇的肖像，以阻止神风特

攻队的自杀式袭击。仅是想象一下如此这般联军

舰队的景象（以及在英美本土放映的新闻纪录片

中这将会是如何情形），就足以令人打退堂鼓

了，但这却足以说明天皇问题在这些人心目中的

重要性。

有关天皇的最为激情的评论，来自陆军上校

西德尼·马士伯（Sid-ney Mashbir)。他是同盟国翻

译通译局（ATIS)局长，也是费勒斯信赖的副手

之一。在一次口头发言的记录（注：此记录中包

含以括号补足的部分，然大意不变）中，马士伯

宣称“杀掉天皇是极大的愚蠢行为，天皇仅是两

千五百年来的渎神行为（近亲结婚）的产物。你

不可能通过杀掉天皇消除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天

皇只是日本人祖先崇拜体系的一环而已），正如

你不可能通过否认耶稣的神性而毁灭基督教一

样。”针对某一提问，马士伯的回答强调，“的确

要依赖他们对天皇的盲目追随”。

马尼拉会议上，参与者被直言不讳地告

知，“西方逻辑组织严密，与日本人的心理不调

和”，日本人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美国式的民主。

在这次会议上费勒斯分发的一份秘密资料，明确

表述了这一点：

日本人自认为是神，不知道也完全不能理解以下

所列的民主或美国的政治理想：

(1)我们的《独立宣言》。

(2)我们合众国的宪法。

(3)大西洋宪章。

(4)对人种、宗教的宽容精神。

(5)无公正裁判就不可处罚的原则。

(6)反对奴隶制。

(7)个人的尊严。

(8)对人民绝对的信赖。

日本投降的前月，麦克阿瑟令部的、理作战

部门，有机会通过短波广播直接向日本本岛实行

楔入战术。马士伯上校在起草和发布一系列日文

广播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他的方式直率到了粗暴

的地步：“军国主义分子”或日“军阀”打破了他们

对天皇的“神圣誓言”，“并陷祖国于灾难”或是“允

许灾难降临天皇的国度”而受到嘲讽痛骂。马士

伯的提问富于煽动性：“日本的军官是否能够像

要求战士那样，完璧般地忠诚奉仕于天皇?”同盟

国的使命是“驱逐一度掌控日本人民的军阀魔

鬼”，让臣民们达成重新接触了解天皇的意愿。

（马士伯的广播，有时听上去就像是他要向天皇

的核心集团求职一般。）

费勒斯的日本观要比他的副手精练、复杂得

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封私人信函中，他倾吐自

己“从1922年就爱上了日本”。这种情绪对于经历

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军军官而言自然十分难得，而

费勒斯对那场可怕战事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

1945年1月，当有位陆军上尉报告说，美军通常

在战场上杀死企图投降的日本人时，费勒斯以战

术理由对此进行了谴责。既然美国人空投传单敦

促日本人投降，他觉得“事关国家的荣誉，我们

要实现我们的承诺，尤其是对待敌人。另外，我

们需要俘虏，因为他们总能吐露实情，而情报能

够救人的命”。然而，当谈到美军对日本城市的

密集轰炸时，他对此进行了无条件的批判。在

1945年6月 17日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费勒斯将

此形容为“全部历史上对非战斗员最残忍和野蛮

的屠杀行为之一”。当亚洲战争迫近其悲惨结局

之时，他仍然直率地认定这是一场种族战争。他

在日本投降前一周写道：“欧洲的战争是政治的

和社会的战争”，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则是种族战

争”。要实现和平的构想，必须认识到“白种人作

为东方领主的时代结束了”。他坚持“美国人在东

方的地位，不能建立在白种至上论的基础

上”。“东方人必须被置于与我们完全平等的地

位……必须打破以人种为理由的禁区。”

费勒斯与日本的上层阶级有个人关联。最亲

密的联系是他的堂姊妹格温（Gwen)嫁给了日本

外交官寺崎英成。在日本战败之后，寺崎受日本

皇室托付，为费勒斯及其他GHQ官员充当联络

员，极大地推动了天皇周边与占领军最髙层之间

的意见协调工作。麦克阿瑟没有这样的私人纽

带，但是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作为现场指挥官驻

留菲律宾的经验，同样使他相信，未来亚洲将会

对世界局势的制衡起到支配作用，因而对西方人

来说，着手纠正过去的不平等关系至为重要。既

然他有这种先见之明，同时又认定亚洲在文化和

政治上落后，麦克阿瑟理所当然地认为，远东国

家仍然得由他这样的权威人物引导而进人这一新

净化天皇

的时代。至于说到战败的日本，这种见解自然就

会导致利用天皇实行强有力的双重统治的设想。

麦克阿瑟在实际被任命为同盟国占领军的首

脑之前许久，就已经接受了楔入策略。据他的私

人医生、有时也是他倾吐心事的知己罗杰·埃格伯

格（Roger Egeberg)回忆，1945年5月在马尼拉，

将军指着自己的胸膛，“说他想实现为日本带来

民主的和平。更有甚者，他认为天皇不过是被东

条英机和军阀们所俘虏，他们才真正应当为战争

负责，而裕仁天皇则有助于永远改变日本的统治

结构”。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当天（但在原

爆消息抵达之前），麦克阿瑟在一次非正式的记

者招待会上，描述天皇是“名义上的元首，但却

不是傀儡”。当还在马尼拉为他的日本新任使命

做准备时，麦克阿瑟告诉马士伯上校，“我绝不

想在日本人心目中贬低天皇，因为通过他，有可

能维持完全的统治秩序”。他还希望天皇于他抵

达日本之后来访。而密苏里号投降仪式的次日，

就由马士伯向日方转达了这一邀请。

净化天皇

天皇的终战广播，事实上是日本宫廷和政府

联手“护持国体”的一 287 系列宏大战略发动的信

号。7个小时之后，铃木贯太郎首相向全国广播

演说：“陛下为拯救万民并为人类的幸福和平做

贡献计，圣裁决断终止战争。陛下仁慈之圣明，

本身就是对国体的护持。”这位老迈的退役海军

大将继续发表宣言，举国应向天皇“真诚谢罪”，

这是因未能羸得战争而谢罪。“无论何种境地，

不管生死与否，我们作臣子的本分，就是辅佐天

壤无穷之皇运”。

这出以天皇为主角的新戏，其华丽的主旋律

在战败之后的声明中有细致的演绎。当天皇被描

绘为一位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之时，他的全体臣

民则承担罪责，不为军国主义的兴起与侵略，却

为未能贏得圣战而歉疚。日本人被分成了天皇与

其他全体国民两部分。当论及战败责任，突然之

间最低贱的草民与身上挂满勋章缎带、最显赫的

官员们变得平等了。在追究责任问题上，守旧派

急匆匆地支持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纯粹的民主。

在麦克阿瑟抵达日本之前的两周，公众人物

不断重申这些主旋律，公众媒体则大加唱和。8

月28日，全体（天皇除外）责任论发展到了完美

的表述。铃木贯太郎之后继任首相的东久迩稔彦

亲王，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一亿国民总忏

悔”是重建国家关键的第一步。9月4日第88 回帝

国会议开幕，东久迩首相不惜盛赞天皇“为拯救

国民出离苦境而树立恒久和平”铺平了道路。首

相大叹“为引起陛下如此忧心操劳我们深切反

省”。假使外星人听到这样的演说，将很容易认

为裕仁天皇是在 1945年8月才登基，正好及时终

止了可怕的战争。何况除了天皇，任何其他人的

感觉都无关紧要。

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签署投降

文书，在占领军进驻之后的8月末的惨淡日子

里，为天皇尽忠不遗余力。在美国人面前，他赞

扬天皇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正如费勒斯在战时

报告书中所言），并警告说，任何废除天皇制的

企图，都会招致国民革命蜂起。同时，他向天皇

深思熟虑地建议，顺应不可避免的改革浪潮。9

月1日在长时间拜见天皇时，重光葵以“臣葵”之

名上奏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相当于“楔入战

略”的日本版。

重光葵向天皇保证，《波茨坦宣言》的要求

具有灵活性，不包含任何妨碍日本重建的事项。

近来日本的失误，是由于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之

心与国民之心的一体性丧失，而军部乘机插人天

皇与臣民之间所致。真正的“我国本然之精神”本

质上是民主的，包括尊重基本人权以及思想、宗

教和言论自由。《波茨坦宣言》要求的民主，将

在天皇之思与臣民之心重归一体时实现。“帝

国”应当以比明治初期加倍的热情致力于民主改

革。翌日，重光葵为自己忠臣的角色写了两首短

歌。其中一首，他以君主的“盾牌”自况。在另一

首中，他期待一旦国家繁荣，由于他是投降文件

的签署者而受人们轻蔑的日子终将会到来。

诚然，重光的议论有些让人难以相信的感

觉。似乎天皇的忠良臣仆昨日还在宣扬的反对民

主的“臣民之道”，不过是一时失言而已。假使一

个月前，重光有勇无谋地公开宣称国体与西方式

民主是和谐一致的话，十有八九他会被送进监狱

（或者精神病院）。而且十有八九天皇会默认他

的消失，正如天皇默认弹压那些以其名义批判政

府政策、教义的人一样。然而，在战败的新形势

下，天皇对他的外务大臣的见解表示同意，并记

在心上以备将来之用。

9月3日，重光葵将他要做君主的“盾牌”的新

誓言付诸行动。在秘密会见中，重光当面向麦克

阿瑟提出了天皇无罪和军国主义分子阴谋论的主

张。这次会见重光葵的直接目的，在于说服最高

统帅放弃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政统治。他告诉将

军，“我皇室在历史上始终是和平主义者”，裕仁

天皇也不例外。天皇反对近来的战争，一直致力

于寻求和平，并为终结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重光葵强调天皇理解《波茨坦宣言》的诸条

件，并完全支持其用意。另外，天皇享有他的臣

民的“绝对崇拜”。由此，盟军最髙司令部实施

《波茨坦宣言》最简易的方法，即“奉天皇之命

由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的统治。

重光葵的话立即得到了麦克阿瑟的认可，当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这位外务大臣还坐在将军办公室里的时候，麦克

阿瑟就已下令放弃直接军事统治。（重光不知

道，最高司令官已然接到华盛顿准许间接统治的

指令。）这是一场“协议计划”的开端。日本政府

的旧高官和高级军人向占领军当局“简要说明”天

皇起先并未介入战争，正如后来流行的说法，天

皇直到出席御前会议的6位文武大臣僵持不下

时，才插手打破僵局，并成为投降的决定性因

素。而占领军方面也加以呼应，积极鼓励天皇的

近臣们继续将天皇塑造为和平主义的统治者形

象。

重光葵随后被以“甲级”战犯嫌疑起诉，他因

推进日本的侵略外交的罪名成立，被判处监禁，

最终成为了保卫天皇皇位的盾牌。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昭和天皇并非是一位雄辩之人，他甚至连普

通会话也未能应付裕如。他有智慧，但似乎并不

善于反省。他作为王位继承人所受的教育，显然

是严苛而教条的，或许这正是因为他的父亲大正

天皇心智无能的缘故。他向来非常自信，但从不

显露出过分的傲慢。他总是小心谨慎，神经质地

关注细节。战败之前没有证据表明，“民主”会引

起他任何真正的兴趣，除了可能使局势失控的威

胁之外。另一方面，有充分证据表明，他倾向于

专断。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遇有必要他总是包揽

施政的主导权。

天皇对于战争的缺乏自省，在9月9日他写给

其长子、12岁的皇太子明仁的一封罕见的短信中

流露出来。外人可能会想象，在这种时刻，这样

的交流应当既有深刻思考又富于实效。这种反省

在日本传统著作中不乏先例，但是却并非裕仁天

皇所长。他写给儿子的信既晦涩难懂又枯燥无

味。正如当时大多数的官方说教一样，他关注的

不是战争的起因，而是“战败的原因”。在这非常

时刻最私密的信件中，天皇强调的是军部近臣的

失策，根本就没有提到重光葵热切鼓吹的所谓民

主理想。

裕仁解释说，日本战败是因为“我们国人”太

轻视英美人了。军部过于强调精神而忽视了科学

的力量。尽管明治天皇手下不乏得力的名将，而

当今时代他自己的大臣们却未能把握大局。他们

只知进却不知退。天皇总结说，如果战争继续，

他将无法保全“三件神器”（镜、剑、玉），而大

多数国民将遭杀戮。因而，他忍悲吞声，接受战

败“以保留国民之种”。

这看上去或许有些奇异：天皇在批评军部不

理性的同时，却如此动情地关注三件神器。但他

确曾在为投降苦恼之时，不厌其详地谈论这些神

器，而且在次年春天向侍从口述他的战争记忆时

又如法炮制。神圣的镜、剑、玉让裕仁如此着

迷，看来不仅因为它们是正统和威严的象征，而

且还是维持建国神话、追溯皇统起源的神器。三

件神器是具体体现日本精神的最珍贵器物，而谈

论它们与前述“国民之种”的难堪表达一样，是传

达天皇作为神圣皇统继承人的表达方式。天皇从

未，即便是在 4个月后著名的“人间宣言”中，也

未曾否定自己是天照大神子孙的神。

从另一份珍贵的私人文件——皇太子日记

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宫廷周边有关战败原因的

更为神秘有趣的解释。在其父皇的终战广播不

久，明仁尽职尽责地记录了日本战败的两个根本

原因：物质的落后，尤其是科学发展的不足，与

个人的自私自利。年轻诚恳的皇储明白写到：

单个比较起来，日本人要优于美国人，但在

团体较量上，美国人占优势。因而未来的关键在

于发展科学，以及学习像美国人那样整个国家融

洽合作。对于利己的西方人与集团性的日本人，

其文化误读竟至如此!

天皇的信和皇太子的日记都是私人记录，多

年来公众对此并不知情。而另一方面，“楔人策

略”的伟大计划、妖魔化军部、将天皇塑造为和

平主义者并建立天皇制民主，却是大肆公然的行

为。美日双方都利用公众媒体，实现他们最终趋

同的目标。例如9月21日，麦克阿瑟告知美国合

众国际社，由于保留了天皇，从而“使美国无数

的生命、金钱和时间免于损失”。3天后，《纽约

时报》头版以《裕仁在会谈中谴责东条英机偷袭

珍珠港并表示现在他反对战争》为题，破天荒地

刊登了对天皇的“访谈”。此访谈主要是基于天皇

对事先提问的书面答复而成。这些答复中最引人

注目的一条，实际是由重光葵的外务省起草的，

让天皇坚称“他无意使自己的宣战诏书在日本袭

击珍珠港时，被前首相东条英机以如此方式使

用。他说自己希望东条在必要时以正常、正式的

方式宣战”。在此访谈的补充纪要中，天皇最信

赖的顾问木户幸一解释声明说：

“裕仁事先并不知道袭击珍珠港，他是后

来从宫中的收音机广播上听说的。”29

这是掩饰之辞，但却正是麦克阿瑟司令部

的“楔入策略”论者想要听到的。数周后，呈交给

天皇机敏的侍从次长木下道雄的一份秘密报告，

表明了这样的回答实际上是多么地误导他人。写

报告的军部武官总结说：“显然，作为统治者，

他（天皇）应当为国家的战争负责，除非他是机

器人。”这位武官指出，关于开战问题，裕仁天

皇知情并下令战争准备、舰队部署、舰队任务，

决定最终时刻与美国外交斡旋一旦成功则开拔舰

队并制定开战时间等等，正是天皇责任的证据。

天皇没有想到的只是（包括东条英机，任何

人都没有料到）：在美国政府接到华盛顿的日本

大使馆正式断交的通知之前，珍珠港袭击就发生

了。断交通知没有及时送达的原因，竟然是荒唐

的人为过失：大使馆职员打字的时间太长了。除

去这个未能预料的、无疑使突袭看起来尤为“卑

劣”的缘故，裕仁预先十分明了珍珠港作战概

要，这正是选择星期天（“安息日”）发动奇袭的

原因。与广为引用的《纽约时报》“访谈”传达的

印象相反，他是在完全了解军部企图的情况下，

签署了开战诏书。

然而，据泄露的实情却是，一些政府机构并

未参与拯救天皇的战略，尤其是内务省。内务省

在投降后6周、美国人到达1个月后，仍然支配警

察机构和施行审查。9月29日，当天皇在《纽约

时报》的会谈被日本媒体报道时，内务省官员试

图压下这些冒犯性的新闻报道。他们反对国内报

刊登载天皇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声明，并非是以失

实为由，而是因为挑出自己的近臣之名使之承受

公众批判，有损天皇的尊严。据主管审查的官员

的说法是“不味”（不适当）。

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整个日本遭遇了下

面的这幅照片。刊登在同一张报纸上的这幅照

片，堪称整个占领时期最著名的视觉影像。它使

天皇的“访谈”大为失色，使内务省的审查官大为

震惊（这真是让检查人员足够难受的一天），也

成了他们试图召回这些报纸的另一原因。照片拍

摄的是麦克阿瑟与天皇并肩站立在将军府邸，谁

更大权在握，从照片上看起来一目了然。最高司

令官身穿卡其布衬衫，敞着领口，未佩戴勋章，

双手放在臀后，双臂略微叉腰，姿势有点随意。

他的个子髙出天皇不少，天皇则身穿常礼服，僵

硬地站在他的左侧。甚至是两位领导人年龄上的

差距，也增强了将军资历上的优势。麦克阿瑟当

时65岁，裕仁天皇44岁，是年轻得足以做他儿子

的年纪。

这次发生在9月27日的会晤，其提议通常被

归功于吉田茂。另一方面，马士伯上校宣称，是

他在投降仪式的第二天向日本外务省的冈崎胜男

转达了邀请。无论如何，拍照是由麦克阿瑟提议

的，而决定将其公之于众，则显露出他长期致力

于公共关系的敏锐触觉。这张照片建立起了麦克

阿瑟广为人知的权威形象，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天

皇的接纳。还有一个未曾料到的效果，最高司令

部禁止内务省试图召回刊登照片的报纸，使新闻

自由藉此得到确认。

当时总共拍摄了 3张照片。其中两张由于两

位主角未摆好姿势而不能用（其中一张，麦克阿

瑟闭眼了，而天皇张着嘴；另一张天皇还是张着

嘴）。快门一闪所摄下的偶然情形，往往记录了

我们对于重大事件的理解。僵化的天皇崇拜者，

如内务省的审查官们，立即将报上登的照片视为

骇人的犯上不敬。

（图：这张著名的照片，摄于1945年9月27

日麦克阿瑟将军与裕仁天皇初次会见之时。在日

本报纸上发表时，曾引起轰动。快门一闪，确定

了麦克阿瑟的权威以及他将支持天皇的事实。）

实际上从任何方面看来，照片上所显示的身

髙、姿势、年龄和场所，的确使天皇处于下风。

审查官们对画面的解读是正确的，但是缺乏想象

力。这张照片标志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大多

数日本人彻底理解了他们已经被打败，现在是美

国人说了算了。同时，还有一点被审查官们和过

度紧张的极端爱国主义者所忽略，照片明白地展

示了最高司令部对天皇的接纳，他们将会站在天

皇的一边。

会见安排低调，并未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地点

举行，而是在原美国大使馆建筑中他的私人寓

所。天皇乘坐他那辆定制的劳斯莱斯，身着正式

的燕尾服、头戴礼帽于10点准时抵达，还出乎意

料地随行带来了几车卫兵和侍从。而美方仅有少

数几个人目睹了天皇的到来，其中包括费勒斯和

狂热的歌舞伎爱好者法比昂·鲍尔斯（Faubion

Bowers)。据鲍尔斯后来描述，两位“帝王”的初次

会见，有点像歌舞伎的场面，或者英国剧作家吉

尔伯特（Gilbert)和作曲家沙利文（Sullivan)的轻

歌剧《日本天皇》中的场景。费勒斯和鲍尔斯向

天皇敬礼，天皇陛下鞠躬还礼, 并与他们握手。

然后鲍尔斯接过了天皇的礼帽，此举似乎是向怀

着可怕的预感到来的天皇发出警示，他的一切都

将要被拿走了。

正在此时，麦克阿瑟突然出现，“用他那打

动所有在场的人的闪亮的金子般的洪亮嗓音说

道，‘非常、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先生！’”这是鲍

尔斯第一次听到将军称别人为“先生”。最高司令

官伸出手紧握天皇的手，同时天皇深深地躬身还

礼，以至于握手礼就在他的头顶上方结束。然后

麦克阿瑟火速将天皇请进室内，仅有皇室通译奥

村胜藏同行，留下费勒斯和鲍尔斯两位尴尬地招

呼束手无策的宫廷侍卫们。鲍尔斯提起歌舞伎的

话头，后来他还可能谈到了牛仔竞技表演。费勒

斯提到自己曾作为埃及国王法鲁赫的随行人员，

并说起沿着尼罗河猎鸭的经历，一位侍从问他是

否愿意到皇宫地面上猎鸭。这几句闲谈，后来竟

引出向盟军司令部高官们连连发出参与“皇室猎

鸭”的邀请。

将军与天皇在一起大约呆了 40分钟，而原则

上双方都同意对会谈的详细内容保守秘密。后来

这两位又会见了 10次，每次会谈内容都保密。显

然，麦克阿瑟一方甚至对会谈内容都未作记录，

而日方翻译的记录除去三次例外，一直都未公

开。通过这些举动，最高司令部有效维护了围绕

着天皇宝座的“菊幕”，甚至增强了天皇的神圣超

越之感。事实上，此后的数月间，占领军当局通

过拒绝批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认真调查，甚至禁

止询问天皇本人他的忠良臣下们将被审判的相关

事由，从而将“菊幕”拉得更为紧密。

对9月27日重要会见内容的保密，使得双方

可以提供各自的说法。麦克阿瑟利用此机会，美

化天皇的形象，称其为“日本第一的绅士”。他告

诉副手们，裕仁曾提出由自己承担战争的责任，

后来又将这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在自传中公开发

表。数日之内，日本方面公布的消息也有唱和同

工之妙。内务省的发言人，巧妙地夺回了因天皇

照片事件丢失的颜面，声称麦克阿瑟给天皇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天皇自称对迄今为止的占

领进程“十分满意”。发言人还强调，麦克阿瑟将

军“表示占领的平稳进行，实有赖于天皇的领导

能力”。此说法及时在西方媒体上296 加以披露，

而且从未受到盟军司令部的反驳。

正如麦克阿瑟常常讲到的许多故事一样，他

宣称天皇自愿承担战争责任的说法，看来至多是

对天皇实际发言的有创意的修饰。因为，天皇的

通译奥村胜藏随后的详细记录，终于在30年后问

世了。会见记录与日本内务省发布的情况相近。

从这份在非公开前提下做成的会议记录看，天皇

从未提出自己承担战争责任，反倒是最高司令官

的表现有逢迎之嫌，满怀敬畏地对“陛下”表示亲

善，并在言谈之间表现得格外关切。

根据奥村的记录，很难说清是谁拜会谁，尽

管麦克阿瑟显然主导着谈话。在彼此交换过开场

的客套话之后，将军切人了通过原子弹爆炸生动

展示现代战争之恐怖的冗长独白。然后，简直像

天皇终战诏书的回声一般，他赞扬裕仁终止战争

的“御英断”，使日本人民免遭了不可估量的灾

难。显然是针对那些呼吁天皇应作为战争罪犯受

审的世界舆论，麦克阿瑟悲叹那些从未真正经历

过战争的人们的“仇恨和复仇的情绪”，尤其指出

美、英、中国媒体的公众舆论“令人遗憾的”刺耳

之音。

依据奥村的记录，此处天皇插话声明，他曾

想极力避免战争并遗憾最终发生了战争。麦克阿

瑟抓住时机强调说，他十分理解天皇如此希望和

平，并体谅天皇在公众强烈地倒向另一方向之

时，将其引向正确方向的困难。麦克阿瑟庄严说

道，只有历史能够评价他们——等他们过世许久

之后。考虑到天皇周边对裕仁在世即将受审判的

忧惧，这确实安慰人心。此时天皇再次开口。不

用说，天皇声明他和他的臣民深切理解战败的事

实，他将尽其所能履行《波茨坦宣言》的约定，

在和平的基础上重建新日本。

于是，最高司令官向天皇表示了敬意，并确

保在占领政策方面的协助以为回报。麦克阿瑟赞

赏天皇的“御稜威”（这是奥村的翻译，意即天子

广大无边之威德），一声令下，兵士皆放下武器

投降，是为明证。麦克阿瑟说，这对于天皇面对

今后的目标而言是种鼓舞。奥村引用麦克阿瑟的

话，“不用说，没有人比陛下更了解日本和日本

人民了”。将军鼓励天皇将来通过他的侍从长或

是亲自选定的其他官员，向他传递任何建议，并

保证为这些沟通保密。在略微谈了一些其他话题

之后，天皇告辞并表示希望此后有更多机会与麦

克阿瑟会晤。最高司令官也表达了见到天皇的荣

幸。

据宫中侧近的人士所言，会面之前，裕仁一

直紧张不安。鲍尔斯注意到，当他抵达的时候一

直在发抖（前一天《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时，

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会见结束离去的天皇

精神振奋，明显更加放松自信，他当然有理由如

此。天皇立即告知木户幸一有关麦克阿瑟对他的

赞扬，木户也感到无限欣慰。正如事后木户的记

载，如果没有这次会见，维护天皇免受战争罪行

的指控将非常困难。翌日，皇后将宫内栽培的菊

花与百合花束赠与麦克阿瑟夫人。到下一周，麦

克阿瑟夫妇收到了天皇夫妇赠送的精美的饰金漆

器文箱。

假使皇室私下对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消息知情

的话，他们定会狂喜不已，因为宫中的愿望与司

令部的意图，没有根本的分歧。10月1日，麦克

阿瑟通过费勒斯准将收到一通简短的诉讼摘要

书，清楚表明最髙司令部无意认真追查裕仁在以

其名义进行的战争中的真正角色。摘要认定以

下“事实”：天皇签署宣战诏书并非是行使自由意

志；天皇当时“欠缺对实情的正确认识”；他冒着

生命危险促成投降。摘要以蹩脚的法律措辞，得

出一句“结论”，即“如果欺瞒、威胁或强迫的存

在，足以证明 (天皇对战争的）否定意图，则民

主法庭不能宣告天皇有罪”。摘要以如下“劝告”收

尾：

a.为了和平占领、日本复兴、预防革命和共

产主义，必须收集一切围绕宣战诏书及其后天皇

的立场而开展的欺瞒、威胁或强迫的事实；

b.如果这些事实足以确立对天皇的辩护，但

是仍然无法打消那些常规的疑虑的话，则应采取

积极行动，避免将天皇作为战争罪犯提起控诉。

第二天，费勒斯准将为麦克阿瑟单独准备了

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更为详尽地说明，为何收集

这些减轻罪行的“事实”势在必行。费勒斯备忘录

的提出，早于总司令部的《人权指令》，早于日

本言论自由的许可，早于政治犯获释，早于

对“战争责任”的最基本问题的明确规定，早于对

舆论动向的认真调查，也早于日本人“国民主

权”提法的合法化。备忘录全文如下：

日本人对他们天皇的态度通常让人难以理

解。不像基督徒，日本人没有上帝可以交流。他

们的天皇是民族活的象征，体现着他们祖先的美

德。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不容许犯错或是犯

罪。对他的忠诚是绝对的。尽管没有人怕他，所

有人都对他们的天皇虔诚地敬畏。他们不接触天

皇的圣体，不直视他的天颜，不与他对话，不践

踏他的影子。他们对他卑屈的臣服，是由宗教的

爱国感情支撑的自我牺牲，其深度对西方人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

接受天皇与国民或官吏同等的观念，是一种亵

渎。将其作为战争罪犯审判，不仅是对神明的不

敬，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否定。

1941年12月8日，天皇签署开战诏书，是他

去时作为主权国家的元首拥有签署之权利，是其

职责使然。来自最上层的可靠情报，可以确定战

争并非出自天皇本意。他亲自说过，他无意将开

战诏书像东条英机那样使用。

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拥有选择自己政府之固有

权利，这是美国人的基本观念。如果日本人有此

机会，他们将选择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性元首。

大众特别热爱裕仁。他们觉得他亲自向民众讲

话，使他前所未有地与他们贴近。他愿望和平的

终战诏书，使他们满怀喜悦。现在他们知道他不

是傀儡了。他们感到天皇的存续，不是得到他们

有资格享有的自由政府的障碍。

在实行我们不流血的进驻之时，我们在军事

上利用了天皇。天皇的命令，使七百万士兵放下

武器并被迅速解散。天皇的行动，使数十万美国

人避免伤亡并使战争之终结比预定大为提前。因

而，在大大利用了天皇一番之后，让他因战争犯

罪受审，对日本人来说，无异于背信弃义。此

外，日本人觉得《波茨坦宣言》中无条件投降的

要点，意味着保存国体，包括天皇。如果天皇因

战争罪行受审，政府机构将会解体，大规模暴动

在所难免。国民将默默忍受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

屈辱。尽管他们被解除了武装，混乱和流血还是

会发生。那就必须派遣大规模的军队与数千名的

行政官员。占领期将被延长，而且我们会失去日

本人的信赖。

美国的长远利益，需要与东方保持在相互尊

重、信任和理解基础上的友好关系。最终从至高

无上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看来，不能使日本怀有

持久的怨恨。

总司令部对拯救、利用天皇的承诺是坚定

的。燃眉之急是打造利用价值最高的天皇形象。

鉴于当时同盟国阵营中公众舆论的反对声浪，看

起来这是个棘手的挑战。总司令部十分清楚美国

国内对天皇的深切憎恶。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倾

向于将天皇视为具有号召力的“摆设”，既可以利

用于战争，也可以轻易为和平所用之时，舆论主

流对这些主张却不见容。终战前6周进行的一项

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支

持绞死或是严惩天皇。9月18日，美国参议院也

加人了国民的呼声。10月16日，麦克阿瑟接到参

谋长联席会议指令，“迅速展开对裕仁参与并导

致日本侵犯国际法的所有证据的收集工作”。直

到1945年底，美国对改革甚至完全废除天皇制的

政策问题，尚未有定论。同时，由多国组成、作

为占领日本之顾问委员会的“远东委员会”，延迟

到1946年初才成立。由在战争中日本敌对方的中

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苏联代表组成的远东委

员会的成立，使反对天皇制的紧急协调行动成为

可能。东京的占领军当局，深切关注事态进展，

感到在外部压力使他们束手之前，迫切需要改变

天皇的形象。

在此氛围下，费勒斯以及其他人，毫不犹豫

地向皇室拥护派提供个人的鼓励和建议。接近10

月底，费勒斯竟然提醒一位私交甚密的日本中

将，天皇对偷袭珍珠港的责任，对美方而言仍然

是“最重要、决定性的”问题，敦促他拿出为天

皇“全面辩护”的好办法，帮助麦克阿瑟应付美国

及其他国家的公众舆论。显然，这一接触立即被

报告给了内阁书记官长：“麦克阿瑟与费勒斯都

对陛下极有好感”，并将“设法在不使天皇困扰的

情形下解决难题”。假使这些左右历史的暗箱操

作建议在当时为人所知，将会成为一时之丑闻。

在接下来的数月间，保皇派和他们的美国支

持者，为如何最好地保护和利用天皇笨拙地奔波

起舞，有时听错节奏，经常踏错节拍。然而最终

他们的勾结合作卓有成效，为天皇披上了新的衣

装，保证了他的人身安全，并将天皇的宝座安置

于新的民主国家的中心位置。在此进程中，皇室

周边与占领军上层之间，培育出公然的、惊人的

亲善深交。日本皇室带头行动，善于发挥长才，

很快就抓住了美国人对贵族华丽排场的热爱之

情，定期邀请占领军高官们参与宫中优雅的娱乐

消遣。由艺伎陪侍的宴饮成了与占领军中级官员

交往的最佳场所，但是招待占领军高层的上流活

动，则优雅精致得过分。捉萤火虫、到皇宫看撄

花、挖竹笋，欣赏宫中传统的御前武道表演，甚

至偶尔的猎野猪。然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被邀

请参加宫中的猎鸭活动。11月4日，20位GHQ高

官首次被邀请前往猎鸭。此后数年间，有时这样

的猎鸭招待多达每周两三次。麦克阿瑟将军本

人，从未屈尊参与猎鸭或任何其他此类活动，但

是其夫人和幼子阿瑟却欣然前往。正要将天皇最

忠诚的臣仆处以绞刑和监禁的东京战犯审判的审

判长与美方的首席检事也欣然前往。

日本皇室的猎鸭，与西方用猎枪将野鸟毙命

的活动完全不同。客人们在皇室的猎鸭场集合，

在那里野鸭（绿头鸭）、水鸭和其他猎禽已经被

引诱到下过米饵的狭窄沟渠和水道。宫廷侍卫出

迎来客，转达天皇的热忱欢迎，并简要说明如何

捕捉野鸭。每位猎人手持一张看上去像是捕鱼的

大网埋伏等候，直到猎场看守人给出信号，大家

就进入满是进食的野鸭的水道。客人们网住受到

惊吓试图飞走的禽鸟，然后再集合移入另一条水

渠。

正如一位美军少将所描述，“我们四五个人

从水渠两侧突进，高举着网。这时鸭子们直往起

飞。我们猛扑下去，当鸭子经过的时候，手中的

网嗖的一声挥过去，通常就能逮到一只。我个人

的平均击中率是 60%。跟谁比都是好样的”。从

猎人手中逃脱的鸭子，有时会被猎鹰扑中，那可

真是与宫廷气氛相称的优雅高贵的一击。等到挥

网运动结束，客人们转到附近的建筑中休憩，坐

在日式的矮桌旁，品尝日本米酒。宫中的大厨，

为他们在小巧的木炭火盆上烤着片好的鸭肉。

对许多盟军将校和文职髙官而言，日本皇宫

中的猎鸭，是他们在异国土地上短暂的贵族生活

中最值得回忆的瞬间。在这种活动中或者其他场

合，他们甚至可能期望得到一件饰有日本皇室菊

花纹章的小礼物。当美国媒体得意并热心于将日

本“美国化”之时，日本人正静静地、巧妙地使美

国人日本化。

这是征服征服者的挑战。

注释：

1《战阵训》于1941年1月向日本军队全体士兵发

布。此书所引的英文译本，是日本

在菲律宾的军队发放的官方（英文）译本。《国

民乃道》的官方（英文）译本，作为附录收人

Otto B, Tolischus 的 Tokyo Record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3) 一书，pp’405 -427o

32《天皇百话》下卷，p.47。这次会见及照片如

何成为彻底投降与战败的象征的例证。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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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当普通的日本人被直率地问及他们是否想要

保留天皇和天皇制时，压倒多数的回答都是肯定

的。最初，大多数人单是被问及这个问题都会深

感震惊。因为在1945年10月之前，这一质问本身

就是大不敬，更遑论否定性的回答。后来的民意

调查继续显示出对存续天皇制度的强烈支持，但

是这具有误导性。因为如果依照费勒斯（Fellers)

的解释，与战时普遍存在的狂热崇拜与深切敬畏

相比，情形已经大不如前了。以一种奇妙的方

式，天皇的投降诏书刺破了对天皇的崇拜。

当“圣战”结束时，对天皇这位大司祭和往昔的“现

人神”的崇拜也终结了。当时的警方报告以及其

他证据表明，许多人对天皇制的态度，仿佛已经

只是其命运的旁观者了。

成为旁观者

使费勒斯和其他西方分析者如此迷醉的天皇

崇拜，看来很大程度上只是事情冠冕堂皇的表

象，即日语所说的“建前”。一旦战败成为事实，

军事国家崩溃，普通日本人流露出的对于天皇制

和所谓国体的“本音”(真实情感），更近乎于和缓

的依恋、听任甚至是漠不关心。这种对天皇制的

超然，反映在战时及战后内务省完成的机密报告

之中。投降之前的警方报告，揭示出警方不断上

涨的忧虑：随着战况的恶化，不敬事件增多了。

报告书显示，甚至孩童都被认为是煽动言行的肇

始者。在某个案例中，警察认定犯了不敬罪的少

年，从报纸上剪下天皇的照片，仿照战死者骨灰

盒的模样，将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警方卷宗中

另一神经质的记录，则是在东京空袭开始后不

久，警方注意到孩子们在快乐地唱一首期待皇宫

也被烧掉的童谣。

这些不吉的预兆使人神经紧张，不仅由于其

自身的原因，还因为保守派们清楚，历史并不站

在他们一边。十九世纪中叶，就像是脱去破旧的

衣服一般，日本人轻易抛弃了700多年历史的封

建幕府将军制和武士社会。从1868年开始，从裕

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开始，日本只经历了不到一个

世纪的近代天皇统治。在日本历史上，还没有其

他政权、其他领导人，历经裕仁统治时期这样的

毁坏与灾难。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为外国的占领

军打开大门。这些顾虑可使人心神不安。

具有世界视野的保皇者们，也十分清楚二十

世纪君主政体的死亡率之高。中国的帝制，据说

顺应“天命”且历经两千年之久，于1911年垮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度强盛、令人敬畏的

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土耳其帝

国的倒台。当日本人考虑他们天皇制的命运时，

在战败的意大利，君主政体正风雨飘摇。1946年

6月，意大利萨伏伊王室，据称是欧洲最古老的

王室（而且是以“神的恩宠人民的意志”进行统

治），其存续被全民公决所否定。环顾日本国内

外，考察历史与现实，天皇拥护者们有足够的理

由惧怕，战败即便不导致对天皇制的公然敌对，

至少会使大众对皇宫里那个遥远的人物的命运不

再关注。

占领者的活动开展之后，思想警察继续运作

了相当一段时间。8月、9月以及10月初的内部报

告，有充足迹象表明，尽管对大规模反对天皇制

的恐惧并无必要，漠不关心的情形则又另当别

论。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担忧很快就会烟消云

散。9月初，宪兵队的一份机密报告，预见到了

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混乱”问题，包括西方自由

主义影响下的“主权在民思想”和“金权万能思

想”。滋贺县的警察报告称，“战争结束前后，一

般民众对军队、当政者的不信任和反感增强，尤

其是对天皇的不敬言行有增加倾向，正在锐意视

察取缔之中”。9月的一份报告，在处理东久迩首

相声称裕仁对偷袭珍珠港没有责任的民众反应

时，总结说有见识的人都怀疑这种说法。民众发

现很难将天皇无责任的景象，与天皇下令开战或

是当时大肆宣扬的天皇是终战的关键人物的说法

调和起来。

卷帙浩繁的警方报告也详细记录了有关天皇

的谣言：他在战败广播后因心力交瘁而驾崩；他

因面部神经痉挛卧病不起；他自杀了。有谣言说

他已经退位，有些说法还挺详细逼真：由于是战

争责任人，他让位给了年轻的皇太子明仁，但明

仁已赴美深造。明仁不在位期间，由裕仁之弟秩

父宫亲王摄政。皇宫前已竖起了绞刑架，显然是

为天皇准备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国民情绪调查

的结果显示，对大多数国民而言，天皇在他们关

心的视线之外，等于不存在。没有迹象表明，一

般老百姓会注意他。如果注意到了，也不过是漫

不经心的看热闹的心态：皇宫前面有绞架？后来

呢?

尽管警方报告表达了对普遍的“针对军方和

官方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失望和反感”的关

注，实际上天皇却罕见地不被包括在批评对象之

列。一旦提到天皇，甚至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

义者也表现克制，敬意就更别提了。对执迷于维

持“国体”的天皇制支持者而言，情形因而既充满

希望又潜藏着不祥。正好借民众“对军部的憎

恶”（警方文件中的另一用语），自然轻易地实

施费勒斯及其助手们鼓吹的在天皇与“军国主义

者”之间楔入的政策。同时，各阶层民众迅速坠

入贪欲、反社会的行动以及宿命论的心理状态表

明，日本人的效忠之心，实际上真的可能是“时

过境迁”。就连最老实的无家可归者，也挤住进

了神社寺庙，据说就在神殿上晾晒尿布。尽管他

们可能没打算否定天皇制，但是多疑之人可能会

认定，神圣之所已荡然无存。

美国的一些田野调查分析者，对形势有类似

的评价。1945年12月中旬，东京首都圈管辖的情

报部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观察家判断，尤

其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认为，关于天皇退位对日本

人产生的影响，同盟国是担忧过度了。据称，至

多可能会发生一些示威游行，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但是很快就会过去。相比于天皇的命运而

言，人们更关注粮食、住房的问题。”

12月29

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的前两天，同一支情报

部队报告说：“有消息来源称，许多人已经达到

这样一种状态：无论天皇在位与否，对他们来说

都无关紧要。”天皇发布元日诏书的4天后，他们

评述说，“国民普遍正在接受天皇只是凡人的观

念。据收到的报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一

代，不再以从前那样强烈的尊敬态度看待天皇。

过去3个月来，天皇甚至成了许多笑话中的‘笑

料’”。此后不久，美国战略轰炸调査团做了一项

调查，询问日本人听到日本战败时的感受。比例

惊人的普通民众对天皇持旁观态度，只有4%的人

选择了“为天皇担忧，为天皇感到耻辱，为他悲

哀”。

有关天皇的笑话和无礼言辞，是表明对天辠

的敬畏并非像天皇的支持者或费勒斯和麦克阿瑟

所认为的那样的又一小小征兆。将军与天皇的著

名合影问世之后，裕仁甚至成了占领期最淫秽的

笑话中的笑柄。这个笑话基于天皇不宜被提及的

一个双关语：事实是天皇自称的“朕”，与俚语

中“鸡巴”的说法同音。这个粗俗的笑话说，为什

么麦克阿瑟将军是日本的肚脐眼呢？因为他就在

天皇上面嘛。

民众层面上的其他事态发展，也表明天皇大

约并非不可替代。例如2月份，SCAP的地方情报

员报告说，下关地区流行一种谣言，大意是天皇

的祖先来自印度，因而他“不是日本人”。据说岛

根县的寺庙里有记录可以证明。“真相揭露”的后

果是，“一些下关居民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位日本

的总统，而不是有印度祖先的天皇”。

这是有趣还是令人不安，得看是站在何种立

场而言。这一时期还有一件更加广为人知的真实

事件：十几个自称是皇位的正当继承人和天照大

神真正子孙或化身的人出现。关注这一系列天皇

或女神的冒充者，成了那个穷乏年代使人们轻松

的消遣之一，而竟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自称天皇

或女神的人士引人关注：在冈山出现的“酒本天

皇”，鹿儿岛的“长浜天皇”，新瀉的“佐渡天皇”，

高知的“横仓天皇”。爱知县竟出现了两位自称天

皇的人，“外村天皇”和“三浦天皇”。

1945年9月，自称是菊花纹章的天皇宝座所

有者的最有趣的一位，首次将其主张提交给了总

司令部（GHQ)，并于翌年1月成了街谈巷议的话

题。此人是来自名古屋的56岁的杂货店老板熊沢

宽道。他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其主张基于可

追溯到十四世纪早期的皇统谱系之争，当时皇统

分裂为南朝和北朝。裕仁源于北朝系统，但有重

要证据表明，熊沢自称所属的南朝更具合法性，

应当继承皇室正统。

很快，熊沢宽道的三位亲属声称熊沢是真正

嫡系的事实，为熊沢的挑战加油助力，而媒体对

这一事件的持续关注，似乎也成了裕仁的权威失

落的另一表现。熊沢宽道巡回全国，得到了一小

撮人的支持并引起相当多的人的好奇。他博得的

人气，加上他精神振奋的公开演说表明，至少对

于某些日本人而言，占据着第一生命大厦的胜利

者，比现在正占据着皇位的天皇更有魅力。这位

自称天皇的人说，“我认为裕仁是个战争罪犯”，

很快他又接上一句（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精明还

是真正的信仰）：“麦克阿瑟是神国派来日本的

使者。”在这些自封的“天皇”中，熊沢宽道的挑

战，向现代天皇制赖以存在的所谓太古以来连绵

存续的“万世一系”的神话，投下了深刻的怀疑。

这个万世一系的神话可以追溯到天照大神

——天皇许多独有的祭祀仪式都是围绕此进行，

却很快受到草根们以另类方式的挑战。神道作为

国家宗教的废止指令，为民众宗教的复兴敞开了

大门。战前被《治安维持法》以不敬为由压制的

一些宗教，重新成为精神皈依的活力中心。创价

教育学会重建为创价学会，大本教复兴为爱善

苑，天理教以本道之名再兴。被边缘化了的神道

系的诸分支团体，也以各种形式开始重新独立活

动，其中有从战前的灵友会分裂出来的立正佼成

会和长生之家。

尽管这些复兴的宗教许多都充满活力，但是

它们却在两种战后新兴宗教面前相形见绌。这两

种宗教都由女性创立，她们自称与天照大神有特

殊关联，并许诺她们的信众以现世的利益。玺宇

教由长冈良子创立，她自称为玺光尊，声称自己

是天照大神再生，并预言将发生一系列的天地变

异，以纠正世界的混乱。玺光尊引入了传统

的“世界新生”的千年王国说，她的信徒中有相扑

界的传奇人物前横纲双葉山和围棋大师吴清源。

1947年，长冈的新宗教引发了新闻界的瞩目。当

时警方以违法私藏粮食为由，搜查玺宇的设施，

有不少警察被双葉山撂翻在地。

另一种新宗教，是天照皇大神宫教。战争结

回到人间

束之前三天，由山口县的一位农妇北村小夜创

立。1944年北村声称有神灵附体，使她能够直接

收到天照大神的神谕。北村通过吟唱说教，推行

一种忘我状态的“无我之舞”。她严厉批判包括天

皇在内的一切权威者，数年之内就吸引了 30 万

以上的信徒。

按照日本的说法，战后宗教的繁盛期，最终

被称为“神最繁忙拥挤的时期”。天皇的支持者们

继续坚持天皇是国民信仰不可动摇的中心，但无

数的人却在别处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回到人间

为天皇穿上新衣并将他转换成和平与民主之

象征的运动，在几个方面同时展开。为避免天皇

在日益逼近的东京审判秀中受起诉，他们进行了

莫大的努力。尽管天皇正式被免于战争罪责的起

诉直到1946年才真正实现，但是在此之前，天皇

已经脱去了他大元帅的军服换上西装，开始了一

系列最终几乎遍及全国的巡幸。有关天皇退位的

提议，其中有些就来自宫中，很快被压制下去

了。宪法对天皇的地位做了大幅修订，剥夺了他

的公职权力。在一份顺应时务的宣言中，天皇对

自身神格的否定，成功满足了外国批判者的预

期。

这一系列行动中的最后一项，是以元旦全国

报纸登载《新日本建设 (二关又诏书》（《关于

新日本建设之诏书》）的形式完成的。这是自8

月15日以来，天皇首次正式向臣民讲话，但其强

大的冲击力则是发生在海外。这就是众所周知

的“人间宣言”，发表之后立即受到英美的热烈欢

迎。天皇的“神格的否定”，被看作是他对构成战

前天皇崇拜与极端民族主义核心的神的血统的虚

妄性的真诚否定。

发表宣言的主意，并非如预想是出自天皇的

贴身顾问或SCAP高官之手，而是源自一位移居

国外的英国唯美主义者和一位美国中层军官。另

外，作为传统的日文文本，宣言也缺乏西方人所

期待的那种全面的“神格的否定”的内容。运用深

奥难解的谜一般的语言，裕仁天皇巧妙地仅从天

国下降了一半。主要是由于天皇亲自干预起草宣

言，宣言为天皇制攫取了主动权，将其与“民

主”等同起来，这种“民主”既不是植根于胜利者的

改革政策，也不是源自于民众的积极能动，而是

溯源到了裕仁的祖父明治初期的《五条御誓

文》。元旦宣言精彩地预示了，天皇的新装将会

是如何五彩杂糅。他将会被如何看待，那就全凭

观赏者的眼光了。

对西方人尤其是基督徒而言，“天皇崇拜”的

观念是亵渎神明的。将天皇说成是“天子”，通常

在英语中的说法即“神之子”，大有将天皇与耶稣

等同的嫌疑。美国人对此深表关注。早在1944

年，著作繁多的传教士威利斯?拉莫特（Willis

Lamott)在其畅销书《日本的罪与罚》(Nippon：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Japan)中，就探讨过

天皇需要“否定其神格”。美国作战新闻处的分析

家们，也在战争结束之前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施民意调查的专家们同样得

出结论，必须废除“天皇崇拜”。1945年11月，一

位有传教士背景的会说日语的年轻军官奥蒂斯?

卡里（OtisCaiy)，趁天皇之弟高松宫访问之际，

大胆向其提出个人建议，天皇应公开否定自己是

神。12月中旬，另一位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年轻专

家，在国务院以此为题做成备忘录。赖世和

(Edwin O. Reischauer),这位后来的著名的日本研

究者与驻日大使，向最高司令官建议说，“应当

尽一切努力使天皇自愿以言行向其臣民证明，他

是与其他日本人或者外国人无异的普通人，他自

己并不相信皇族神的起源或是日本与其他国家相

比具有不可思议的优越性，而且除了政府的政策

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的‘圣旨’”。

此外，宗教和国家、神权和世俗的权威关系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最髙司令部禁止将神道作为

国教普及的禁令，明确指的是“将神道教义和信

仰歪曲为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以蒙

蔽日本国民并将其诱向侵略战争的意图”。这种

有害的思想包括“由于家世、血统或特殊的起

源”，因而认定天皇比其他国家的首脑优越，日

本国民比他国国民优秀的信仰。虽然神道禁令打

击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天皇崇拜思想，但它并

未引发批评，事实是，平民对此没有多大兴趣。

当然宫内更关注其暗示的含意。12月22日，天皇

与少数身边人士听取了一位日本学者的阐释，被

告知，像禁令那样企图用现世的语言来谈论神鬼

之事，就如同想“用剪刀剪断烟雾”一样白费力

气。从而他说服天皇相信，发布声明平息天皇的

神格问题，有助于消除外来的干扰。

有一小队人马已经为这样一份声明工作了数

周之久，这一计划源于民间情报教育局（CI<?)的

特别咨询委员陆军中校哈罗德·亨德森

(Harold

Henderson)与英国的雷金纳德·

H·布莱斯

（Reginald H. Blyth)博士的一次偶然交谈。这两

位都是日本问题专家，对日本的文学和文化都有

着学术关注。亨德森生于1889年，1930年代曾旅

居日本，学习日本语言和艺术。他曾在哥伦比亚

大学教授日语，出版过一本颇受瞩目的介绍俳句

的书《竹幕》(The Bamboo Broom)。战争期间，

他为美国政府管理日语教学项目，并参与制作新

几内亚与菲律宾战线敦促日本士兵投降的宣传传

单。

布莱斯比亨德森小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布莱斯因反战而拒服兵役，度过了两年铁窗

生涯。他第一次卷入与日本有关的事务是在 1926

年。当时，他在朝鲜汉城的日本殖民大学京城帝

国大学任教。布莱、斯日语流利，与英国妻子离

了婚，娶了一位日本妇女，出版了独创性的

比较文学研究《英语文学中的禅与东洋古

典》（Zen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Oriental

Classics)

0战争期间布莱斯滞留在日本。在其

1941年的著作中，曾评价亨德森的俳句选是“一

本小小的杰作”。这两位显然有许多共通之处。

10月，布莱斯前往CI&E谋求翻译职位。然而，很

快他就发现了更为合适的机会：在负责皇族和贵

族教育的东京名校——学习院得到了教职，并担

当日本宫廷与GHQ之间的联络人。

日本政府官员相当倚重与GHQ人员的非正式

接触，以此探知占领军的政策风向。无论皇室还

是其他省厅机构，尽皆如此。由于占领军当局的

民间情报教育局（CI&E)事务，涉及民主化推进

的思想观念问题，成了宫中情报收集和游说活动

的主要对象。有时，通过奢侈的游兴节目和高价

的礼物达成意见交换与获得美方的支持活动之

间，很难划清界限。通常这种互动都是光明正大

的，然而，对于日本宫廷来说，没人能比得上布

莱斯的才干。

布莱斯的活动是每周访问CLSE —两次，总

是乘坐政府的公车前往。亨德森是布莱斯定期的

联络者之一。11月下旬，亨德森显然是在无意之

中开启了那次决定历史命运的谈话。当时就1930

年代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的支柱的1890

年《教育敕语》，他谈了自己的看法。亨德森评

论说，在和平与民主能够生长之前，必须清除日

本的国家优越和天皇神圣的错误观念。他沉思着

说道，或许，这可以通过新的天皇敕语来实现。

第二周布莱斯再次拜访CL&E时，出人意料

地告知，他已经将建议传达给了宫中的联络人，

并得到回话说天皇非常愿意遵从。但日方希望在

宣言的确切内容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当时

CI&E局长肯?戴克 (Ken R. Dyke)准将不在，因而

在布莱斯的坚持下，亨德森同意亲自起草一份宣

言的样本。于是午休时间，在第一生命旅馆自己

的房间里，亨德森躺在床上手拿拍纸簿和铅笔，

想象自己是否定自身神格的日本天皇写下了宣

言。无人见证这创造性的场面，但是这种美国人

奇妙的冒昧放肆和漫不经心，听上去却很真实。

亨德森和布莱斯都将这份匆忙草就的“午休

文本”，完全看作是非正式的意见。然而，让亨

德森震惊的是，一两天后布莱斯带回了一个“可

笑”的要求和一枚“重磅炸弹”。首先，应宫内大臣

的要求，亨德森和布莱斯烧掉了亨德森的草案。

然后布莱斯自己提供了一份草案，要点基本都是

依照亨德森的草稿，并要求亨德森提交给他的上

司。亨德森将它拿给了戴克准将，戴克又立即呈

交给麦克阿瑟。两位将军都对宫内官员考虑发表

这样的声明，表示既惊且喜。而布莱斯火速回

转，将他们的欢迎态度回馈给他的宫中联络人。

实际上，亨德森和布莱斯都成了天皇的枪手，但

此后所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震惊。

布莱斯的草案被他学习院的同事们译成了平

易的口语体日文，而这成了日本方面秘密商讨天

皇“人间宣言”的基础。直到年终，整个内阁被召

集评议诏书草案，从学习院院长到天皇本人，共

有十余人参与其事。由于害怕极端民族主义者的

激烈抗议，他们警觉地保守机密。有一次，其情

景比烧掉亨德森的备忘录还要滑稽。当时的外务

大臣吉田茂，在男厕所里秘密收到仅供内阁成员

参阅的未完成的宣言稿。看来没有人对在这样的

场所交换有关天皇神格的物件是否合适提出过质

疑。

元旦颁布的天皇诏书，显然就是布莱斯草案

的日文译本。它保留了亨德森和布莱斯提议的精

髓，但却以更加含蓄、庄严的形式巧妙地展示出

来。当把最终声明与以布莱斯草稿为基础的最初

文本加以比较时，其微妙之处就显而易见了。布

莱斯的文本以“有新的理想的新世界，以人性高

于国民性为伟大目标”的希望开头。在第二段，

它以一段几乎是逐字照搬亨德森草稿的文字对天

皇的神格进行否定，声明“我们国民与国家之间

的纽带，不是基于神话和传说，不是基于日本人

继承了神的血统、比其他民族优越、注定要统治

他们的错误观念。而是凭借千百年来由献身与爱

铸造的信赖和忠诚”。

在第三段，布莱斯的草案强调对家族、国家

的忠诚，“在所有宗教的、政治的信条中，一直

是日本国民最显著的特征”。然后继续阐释，“正

如我们对国家的忠诚要高于对家族的忠诚一样，

让我们对人性的忠诚超越我们对国家的忠诚”。

第四段是直面今日之苦难，并寄希望于日本重建

为自由国家，将“为人类的幸福与繁荣做出自己

独特的贡献”。总之，布莱斯的文本明确宣

布，“陛下完全否认对他自身人格的任何神格化

或神话化”。

两位外国人起草的文本受到宫中肯定的理由

是显而易见的。肯定天皇与其臣民之间存在“千

百年来的献身与爱”，简直就与1930年代广为流

传的天皇神话无甚差异。直到十九世纪的后半

期，普通日本人对天皇还几乎毫无意识，而皇室

则对普通百姓不是漠不关心就是瞧不起。布莱斯

赞扬忠诚是日本人至高、永恒的美德，简直就是

对历史的误解，尽管显而易见，他之所以选择强

调忠诚，不过是号召超越纯粹的民族主义、“忠

诚于人性”的手段。

当时天皇的正式地位仍然悬而未决，宫中不

可能期待SCAP的友善意愿有更加明确的表示

了。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对布莱斯的草案做出实质

性的修改。最终版本保留了布莱斯对家国的传统

忠诚以及谈到有必要扩展这种精神为“人类之

爱”的说法。这样，保留了英文版的基本观点，

但又有微妙的保留：不再将对国家的忠诚的地

位，明确置于对人类的义务之下。

另外，修改草案还增加了对近来的“危险思

想”、现在更发展为触目惊心的“思想混乱”的警

告。天皇强烈批评了这一点。“拖延的战争以失

败告终，我国民有流于焦躁或沉沦失意之倾向。

诡激之风渐长，道义之念颇衰。为思想混乱之

兆，甚堪忧之。”布莱斯的草稿中并无此言，但

这却是天皇的支持者们心头所想。

最富戏剧性的改动，是元日诏书的开头。它

全文引用了 1868年明治天皇统治之始发布的《五

条御誓文》。明治天皇之孙裕仁现在宣布，这将

成为舍弃“旧有之陋习”、创造致力于追求和平与

丰富文化的新日本之基础。（诏书中没有提到民

主。）对许多保守派而言，这才是元日诏书的精

髓所在。《五条御誓文》将会成为基准和护身

符，它是历史的和心理的支柱，他们可以通过它

宣告“新日本”坚实地植根于过去之中，将诏书的

重心从“否定神格”转换为强调明治时代的御誓

文，是天皇个人的授意。通过这简单的改订，他

达成了许多目的。他模糊了明治国家独裁的、神

权政治的、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为新生的战后体

制增添了日本固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古老色

彩；他无视（除了模糊提到“旧有的陋习”之外）

植根于其祖父时代，并形成他自身统治特征的压

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有害的国民教化；他公然与

以币原、重光、吉田为代表的“稳健派”和“旧自由

主义派”结盟，正如他曾公然与军国主义分子结

盟一样。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诏书否定神格的

公开目的。在此过程中，天皇使自己成为了《五

条御誓文》的拥护者，而在其统治的前20年间，

他绝少提及、也从未将其提升到国体的基准的高

度。

在天皇此后的宣言中，肯定《五条御誓文》

的理想成了“首要目的”，而神格问题成了“次要目

的”。他的强调不仅被麦克阿瑟所支持，还得到

了加强。据裕仁说，他只不过是打算以提到御誓

文为开场白，因为所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此都

很熟悉。然而当麦克阿瑟看到这一草案时，裕仁

被告知将军（御誓文发布时麦克阿瑟14岁）不仅

赞赏明治天皇“达成之伟业”，还敦促全文引用

《五条御誓文》。

剪不断，理还乱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现在御誓文成了诏书的开头，“人间宣言”被

湮没在文本之中。在天皇的亲自参与下，文本被

重新改写为文言，删除了布莱斯草案的早期白话

译本中明确提到的“神化”天皇与明确否定天皇和

日本人是“神的子孙”（最初草案为“神之子孙”，

暂定案中为“神之末I的信仰的部分。在最终宣言

中，先前的关键段落被删减了四分之三，正式的

英文版本如下：

朕与国民同在。朕永远乐于分享国民之喜与

悲。朕与国民间的纽带始终由相互的信赖和爱而

形成。它们并非基于单纯的传说和神话，也并非

基于天皇是神、日本国民比其他种族优越并注定

统治世界的错误观念。

天皇极力淡化“否定神格”的重要性，因为他

说这实质上是安抚西方人的必要的语义游戏。

1945年末，他曾在问题浮现的时候，争辩说他从

不是西方观念中全知全能的“神”，也不是日本人

通常对“神”的暧昧观念所理解的“神的存在”。当

然他此前也从未反对被当作神来看待。例如，裁

缝们从不敢碰触他威严的身躯，未戴上手套的医

生或其他人也 315是如此，除了他的妻子。他与

通常的人类接触几乎完全隔绝。事实上，天皇日

常的举手投足之间，都昭示了他的超凡之处。

天皇现在选择与阁僚们以最拐弯抹角的方式

讨论这件事，就是其典型做法。他借听来的逸闻

趣事，尤其是十七世纪初期后水尾天皇的事例做

参照。这是个简单的、近乎过分简单化的故事，

天皇是从担任他的神道教义顾问的学者那里听来

的。后水尾患了水痘，但作为在位的“现御神”，

不允许有人对他实行艾灸（一种用燃烧物体的尖

端烙灼皮肤的流行疗法）。于是他只得退位。

（皇家典籍中许多类似的逸闻之一，是说有位天

皇退位是为了纵情吃他喜爱的荞麦面条，而不必

总吃专供君王食用的“神圣”的白米饭。）裕仁显

然向币原首相和文部大臣前田多门都复述过后水

尾的故事，以证明自己对亨德森和布莱斯提案的

支持是正当的。裕仁天皇认为，是应当平息这些

荒唐事的时候了。

所有这一切的含意，当然要比水痘和面条复

杂深远得多。然而事实上，问题又并非如此神秘

难解。天皇乐于否认他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

的“神”，甚至也不是日本人更加暧昧地理解的

神，但他不愿意否认他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正如

八世纪的古代神话历史所叙述、明治天皇的宪法

所宣言、他作为神道的最高神官执行的全套仪式

所象征以及二十世纪天皇制倡导者令人作呕地所

重申的那样。

在“人间宣言”不得不提交新闻界的前两天，

事情发展到了顶点。除了建议全文引用《五条御

誓文》之外，麦克阿瑟还对呈交给他的英文版草

案做了一处明确的改动。针对文本中“日本人是

神的子孙的错误观念”，最高司令官说，不应当

是指“日本人”，而是“天皇”。现在，在这千钧一

发的时刻，天皇周边的人士不得不考虑，应当如

何措辞以表达此意。事实证明，还需要更多

的“障眼法”式的修正。

在这点上，布莱斯草案的修正版，宁可保留

了直截了当否定天皇和日本人是“神的子孙”（神

之子孙、神之末）的说法。然而，天皇的侍从次

长木下道雄认为这难以容忍。12月29日，他劝说

天皇，即便否定日本国民是神之子孙或许还可接

受，但是说天皇源自神的血统是“错误的观念”则

完全不能容忍。为能自圆其说，他提议采用深奥

难解的表达方式，否定天皇是“现人神”或“现御

神”。天皇全心全意地赞同这一改动。

初期草案中“神的子孙”的字句现在被删除

了。最终版本只是否定了日本人比其他民族“优

越”和天皇是“现御神”或“现人神”。“现御神”并非

全然是个意味不明的字眼，但也不是个日常用

词。它自然比正式的英文译本中“deity”（神，神

性）这样平实的字眼深奥得多。战时的军国主义

者用这个古色古香的复合语（“现御神”这三个

字，字面意义就是“看得见的尊贵的神”，日语发

音很特殊）来神化天皇，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也难以认识这个词，或者了然其含意。

比如，据木下道雄日记载：外务大臣吉田不

知“现御神”的意思，被木下愤然斥为愚者。侍从

次长还困惑地发现，12月30日当诏书的准最终版

本被提交内阁之际，“现御神”的汉字旁边被标注

了读音，以助阁僚们理解其意。简而言之，日文

版中的“神格的否定”，要比正式的英文版或是早

期版本中模糊得多。无论当日或以后，天皇从未

明确地否定他所谓神的血统。他不可能这么做，

因为他的整个世界都是建立在这个神话理论的谱

系之上。

天皇没有广播元日诏书。诏书发表在报纸

上，并附有币原首相的谨识。纵然受过教育的人

可以理解诏书的内容，诏书的最终文本还是典型

地经过了古典学者的修改润饰，以天皇诏敕专用

的艰深文言表达出来。另一方面，首相的注解则

是口语体，依照惯例，将会被当作对天皇诏书的

官方解读。这也是“障眼法”式的修正的又一例

证，因为首相特意强调了明治时代日本的民主存

在。他总结说，“谨奉圣谕，建设彻底的民主主

义、和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新日本，以慰圣

怀”，其重点不过是老调重弹：迄今为止，国民

未能顺应天皇的期盼。首相竟然对天皇的否定神

格只字未提。

美国人对元日诏书的反应相当积极。《纽约

时报》发表社论说，裕仁天皇以此宣言“使自己

成为了日本历史上伟大的改革者”（而且在此过

程中，对“混乱的宗教”神道教给予了致命的打

击）。麦克阿瑟将军也同样不吝赞美。他昭告天

下，天皇以其宣言“担负起了指导日本国民民主

化的责任。他将会牢固遵从自由主义的路线”。

突然之间，最高司令官把裕仁看作了民主化的领

袖，并暗示“未来”他将继续如此。

私下里，一些曾经真诚相信战时说教的忠诚

臣民，震惊于天皇披上的新衣装，感到被出卖

了。然而，却没有发生一起诏书的起草者们所恐

惧的右翼暴力行为。文部大臣前田吃惊地发现，

自己只听到一位来访的老者向他诉苦。看来绝大

多数人都能从容应对“人间宣言”，并未加以重大

关注。现在媒体可以用从不被允许的方式自由评

论天皇的人格了，而通过这种渠道，裕仁的确以

更加亲密、更加“人性”的方式贴近大众了。

许多读者可能会在天皇的《新年和歌》中，

发现比元日诏书更为重要的讯息。为迎接每年的

新年到来，皇家依惯例将举办命题和歌咏习会，

皇室与庶民皆可参加，由宫中召集专家评审。新

年之初，评价最高的作品将会与天皇以及显贵们

的和歌一同发表。这确实是业余歌人的最高荣

誉。体味苦涩战败的那年10月，发布的翌年的歌

题为“松上雪”，一个关于忍耐之美的经典意象。

天皇自己的和歌，于1月22日在全国发布，全诗

如下：

英挺的松树承受着积雪重压然而其颜色却并

不会被改变人民就像它一样。

这是反抗意愿的绝妙表现，读到它的人很少

会忽略其中的含意。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天皇

的“颜色”并未“改变”。他的臣民们的颜色也不会

改变。

注释:_

1这首童谣唱道：“第一座桥塌了/第二座桥塌了/

皇居下面的二重桥塌了/最后皇居也烧了”；鹤见

俊辅、中川六平编《天皇百话》（东京：圭文

库，1989)，上卷，

P.571。其他胃犯天皇的例

证，参见同书上卷，pp.566-579;亦可参照John W.

Dower，“ Sensational Rumors，Seditious Graffiti，

and the Nightmares of the Thought Police”，收人

Dower，Japan in War and Peace：Selected Essays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pp. 101 -1540

9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乃全记录》（东京：讲

谈社，1989)，第7卷，p.200;此文献下引为

SNNZ。“熊沢天皇”的故事，刊登于1946年1月18

日的美军报纸&趴 and Stripes以及1月21日的Li/e

杂志，pp.32 -33。熊沢自称是南朝后龟山天皇的

第十八代子孙。1951年1月，熊沢曾经试图与裕

仁天皇打官司，但是他的诉讼请求遭到驳回，理

由是天皇不能成为诉讼的对象。南朝与北朝的皇

统合法性之争，曾经在1911年成为争论的议题。

解决方式是政府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看似承

认南朝皇统的主张，但却维持裕仁祖父明治天皇

所在的北朝皇统的合法性。

21《五条御誓文》全文如下：“一、广兴会议，

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三、

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

怠。三、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至此，

强调《五条御誓文》的重要性被完全确立起来。

1945年8月29日，在广受瞩目的记者招待会上，

新任首相东久迩宫曾吟诵五条御誓文作为结语；

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收人日髙六郎《战后日本思

想大系》（东京??筑摩书房，1968)，pp.53 -58。

25参与起草“人间宣言”的日本人都认为，宣言无

损于天皇的地位，而且他们准备好了反驳的说

辞，即外国人完全误解了日本人对其君主的看

法。他们主张，天皇从未被看作西方意义上

的“神”。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也十分诡诈。从

历史上来看，天皇（以及早期的女天皇）曾经充

当过各种变幻的角色：最早的巫师与农耕仪式的

司祭；八世纪时达到权力巅峰的宗教领袖；此后

的髙度文明的权威，尽管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天

皇经常无权、无钱且被挟持。八世纪成书的《古

事记》与《日本书记》，是日本最早的神话紀

事，记录了从天照大神以降的天皇世系，而皇家

典范也巩固了天皇大祭司的地位。登基仪式是为

了表明天照大神与后继的统治者之间的神圣关

联，而天皇前往拜谒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或传说

中首位天皇神武天皇（天照大神的子孙）在奈良

的陵寝，则被看成是向皇家的神圣先祖致敬。直

到十九世纪中叶，普通的日本人假使真的知道天

皇的存在，其实也漠不关心。除了一小撮知识分

子外，多数精英人士也对此少有关注。

这一切在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统治的漫长时期

（1868 -1912)内发生了改变, 因为此时天皇制被

创造性地“复兴”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机

轴”。在明治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伊藤博文的直接

指导下，现代天皇制被明确地创造成了西方犹太

教一基督教传统在日本的对应体系；八世纪的神

话历史被复活成了政治信仰；迄今仍广为流布的

民间宗教神道教，当时成为国教，约有12万座神

庙被置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下。（例如，可参见

英文文献Emiko Ohnuki-Tiemey，“The Emperor of

Japan as Deity (Kami) ”，Ethnology 30. 3 (1991) ：

199 -215。）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明治天皇被宣

布为活着的神（“现人神”或“现御神”）。对明治

时期的政治家们而言，他们打造这位新的崇拜对

象，并且仔细体察西方的模式，显然是要野心勃

勃地创造与西方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中“全能的

上帝”类似的偶像（参照 Ohnuki-Tiemey前引文，

p. 204; Woodard前引书，p. 370)。这些伪宗教性

的表述，皆被写人1890年的明治宪法。此宪法宣

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规定的确切含义，

在与宪法同时颁布的权威性的《宪法义解》（伊

藤博文著）中阐释如下：开天辟地之时，确立神

圣皇位。天皇实乃天神至圣。英明神武超乎全体

之臣民。须崇而敬之，不可亵渎。天皇当尊重律

法，然律法无权约束天皇。非惟不得对圣躬不

敬，指斥言议亦不可犯之。

在裕仁天皇统治期间，明治宪法中神权统治

的独裁理念才得以充分实现。裕仁所受之教育乃

信仰国家主权，而且私下里他赞同将他本人喻为

国家的最高“头脑”（这一比喻也用在伊藤博文的

《宪法义解》中）。从他1926年即位到“二战”结

束，无论其个人想法如何，昭和天皇确乎顺从地

接受了神格化的仪式与说辞。效忠天皇的哲学家

们庄重阐明，与欧洲的君权神授或中国的“天

命”不同，天皇本身就是“神君”，他的旨意乃“神

谕”（参照Creemers前引书所引哲学家和辻哲郎的

说法，P. 118)。天皇忠诚的臣僚们在人人必读的

官方文本，如1937年文部省发行的著名的《国体

本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谨慎而明确地解释了

天皇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神（上帝），

而是具有独特的日本式的含义：

天皇乃以皇祖皇宗之御旨统治我国之现御

神。供奉现御神（明神）或现人神，非如所谓绝

对的神、全知全能的神之意味，乃眧示天皇为皇

祖皇宗之神裔，天皇与皇祖皇宗御一体，永久为

臣民?国土生成发展之本源，当示以无限之敬畏

（参见 Creemers 前引书，p. 123 )。

不同的日本人对此中含义的理解千差万别i但是无

人不晓“天子”不仅统治臣民而且超凡人圣。在裕

仁替他有精神疾患的父王摄政期间，依据1925年

通过的《治安维持法》，否认天皇是神是大不敬

的罪名。天皇虽然对各项事务广泛发表意见，却

从没有为那些因此而入狱的人说过只言片

语。“二战”期间，日本的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教友与圣洁会基督徒因为拒绝承认天皇不同于常

人而被捕。1942 年的内阁秘密会议上，东条英机

首相严肃声明“天皇是神……而我们，无论如何

位极人臣，不过是常人而已”。与以往的说辞一

脉相承，天皇8月15日的投降广播（玉音放

送），亦被称为终结战争的“圣断”。

带头保卫裕仁天皇与“维持国体”的高官们，

大部分都是Joseph Grew, George Sansom等英美权

贵所欣赏的亲西方的“稳健派”。他们无一例外都

将天皇看成神。当重光葵在狱中得知天皇将被免

于战犯起诉时，高兴地大叫“日本国民将天皇当

作神来崇拜是完全正确的”（《天皇百话》下

卷，P.130)。币原喜重郎首相即便是在起草“人间

宣言”之时，还虔诚地提到天皇的“神格”（参见

Woo dard前引书，p.254; “神格”一词，确曾出现

在布莱斯草稿的早期日译本中，尽管这正是天皇

陛下所应当否定的）。

31 1947年天皇的新年和歌，恰好描绘了重建的意

象。全诗如下：“天欲晓/晨曦沐水户/依稀传来捣

砧声”。当1948年新年来临之际，裕仁天皇重拾

战败后他首篇诗作的主题。这一次，天皇陛下发

表了两首诗作。一首吟诵海岸边的松树，迎着四

季猛烈的海风傲然挺立。另一首描绘孤独的园中

四季常青的松树，即便冬日来临也不变色（天皇

诗作的英译版，见1947年1月24日、1948年1月2

日《纽约时报》，收入 Arthur Tiedemann 编，

Modem Japan 修订版 New York ： Anvil/Van Nos-

trand，1962, pp. 184 - 186) 。

天皇“人间宣言”的发表，并未立即终止战后教育

体制中有关天皇崇拜教育的某些举措。例如直到

1946年4月6日，文部省才颁令声明，无须再向学

校中供奉的“御真影”（天皇像）敬礼；7月才正

式废除学校中供奉“御真影”的圣所(奉安殿）。到

了 1946年9月29日，文部省才决定停止在学校典

礼上颂读1890年的《教育敕语》。尽管如此，仍

然规定学生在课上学习《教育敕语》（以天皇为

核心的德育之重要文献），因为它包含“真理之

言而并非只是出自天皇之口”。参见美国国务院

之秘密报告“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Japan since the Surren-der”，December 9，1946，

pp. 27 - 28；此秘密报告之缩微胶卷，5L O, S.

S./State

Department Inter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II —

Postwar Japan，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 Washington, D. C, :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7)，

reel 3，number 28 。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在天皇自天而降的途中，对日本领导人的战

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319 也在缓慢形成。起诉

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

号，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

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 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

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

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

麿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

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

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

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

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

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

（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

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

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

最髙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

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面临退位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

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挪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

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

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

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

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

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

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

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

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

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

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

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

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

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

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

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

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

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

（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

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

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

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

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

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

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

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 -897年在位，于

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

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

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

10月下旬，近卫公爵 321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

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

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

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

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 日，

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

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

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

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

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

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

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

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

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

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

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

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

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

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

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

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

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

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

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

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髙松宫

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

太年轻缺乏经验。

(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

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

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

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

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

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

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

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惣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

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辺元，对佛教

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

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

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

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

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

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

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

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

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

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

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

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

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

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

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

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

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

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

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

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

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按理像个凡人那样退

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

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

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

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

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

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

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

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

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

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

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

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

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

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

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

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

公众注意,

天皇可以离幵东京，将宫廷移到京

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

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

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

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

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

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

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

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

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

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在麦克阿瑟有

关天皇的阴谋中，经常作为重要的解围人物出现

的菲勒斯，曾经露骨地告知日本方面，他们可以

保留天皇制并且应当让裕仁在位。当时菲勒斯告

诉前任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天皇是占领军当

局“最好的协力者”，“只要占领继续，天皇制就应

当存续”。菲勒斯则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强调天皇对于阻止苏联领导的“全世界的共产主

义化”的重要性，并且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

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

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依照日本方面的会谈记录，菲勒斯此后敦促

米内，对迫近的战犯审判中被告们的证词进行敲

定，以确保天皇无虞。据记录，菲勒斯说了以下

的话：“如果日本方面可以向我们证明天皇完全

无辜，则最合适不过。我想即将到来的审判，为

此提供了最佳时机。尤其是要使东条英机在审

324判时承担一切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

使东条说下面的话：‘在开

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我已经下决心力争开仗，即

使陛下反对向美国宣战。’”以东条为首的“甲

级”战犯被告，被切实要求誓死捍卫他们的天

皇，当然并非在战场上，而是在法庭上。米内欣

然答应前去通报信息。12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

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

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

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

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

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

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

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

领军的规模。即使天皇对战争负有“技术上的”责

任，他仍然抱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退位，可

能还会围绕继位的各种问题引发混乱。因此，菲

勒斯相信麦克阿瑟不希望裕仁退位。寺崎询问，

最高司令官是否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制

止新闻界“不谨慎的所谓天皇退位论”，从而使日

本国民感受到“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菲勒斯

回应说，这将甚为困难。13

菲勒斯向天皇的近侍透露的，是麦克阿瑟发

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的机密电报的要旨。在这封回应

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的电报中，麦克阿

瑟全力以赴地为天皇辩护。1月25日，最高司令

官致电艾森豪威尔，“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

去10年间裕仁与日本的政治决策相关联的证据。

麦克阿瑟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

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

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

民族间的仇杀”。政府机构将会崩溃，“开明的实

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

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一旦占领军离去，“将

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

力统治”。

这可不是令人欣慰的前景，而且想要在此混

乱中维持秩序的话，麦克阿瑟宣称，在未来的若

干年中，他需要引入数十万名行政官员，此外还

至少需要一百万人的军队。如果说这份热切的电

报是对10月2日菲勒斯呈交最高司令官的备忘录

的重述，那么这种世界末日论式的描述口气，则

是他人无法效仿的。尽管直到4个多月后，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才公开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

麦克阿瑟的电报，事实上标志着日本国内认真考

虑这一问题的终结。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

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

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

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

光政，遵照菲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

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

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日本宫廷和政府

的高官与最髙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

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

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

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

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

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

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

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

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与这种积极干预相应的，则是最为简单的战

术：不作为。尽管收到了指令，无论最高统帅部

还是国际检察局，都未开展有关天皇推动侵略战

争的调查，也未针对天皇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

态作用，对文件证据进行细密的文本分析。没有

人认真拷问天皇辩护者所宣称的，天皇的行为受

到他作为“立宪君主”的自觉的严格限制。实际

上，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在军事上的“统帅权”，

多数的日本侵略行为，都是在阁议之外，仅由军

部和最高司令官（天皇）参与的会议所决定。尽

管最高统帅部的大门始终为天皇的辩护者们敞

开，但是却禁止对原日本政府的高官进行涉及天

皇的严肃审问。当宫中最坚持真相的近卫公爵批

判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美国方面反应恐惧。一位

英国官员报告说，“一位美国将军会晤近卫数

次，对我描绘他就像是只耗子，准备出卖任何人

以保全自身，甚至不惜将他的主子天皇称为‘主要

的战争罪犯’”。事实上，由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

全力支持，检察当局发挥了天皇的辩护人的职

能。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

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

史记录的机会。当甲级战犯审判的正式开端日益

临近，天皇显然以为，他将最终被要求亲自说明

战时的政策决定过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3月

18日至4月8日期间，他花费8个小时向近侍口

述“独白”，讲述在他的统治下主要政策的决定。

这些回忆决不是承认他个人的战争责任。相反，

他趁机将灾难性决策的责任推到了他的臣下身

上。与此同时，这份空前的独白，提供了天皇对

最高层人物之性情、决策程序和具体决策的详尽

信息。

当时，除天皇之外的每位日本髙层领导人，

都遭到了国际检察局的审讯。看起来，胜利者自

然也想探知天皇独一无二的内部情报，而“独

白”事实上是天皇为预期的询问准备的彩排。当

独白透露之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已然通告

他的各国任职人员，天皇是禁区，如果他们不同

意这一点，那就“立马回国”。麦克阿瑟的反间谍

头目菲勒斯和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看来只是将宫中提供的有关天

皇告白的资料掩藏了事。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

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

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

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玩世不

恭的现实政治家们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任务。

埃里奥特·索普（Elliott Thorpe)准将，一位负责天

皇人身安全及编制最初的战争嫌犯名单的情报专

家，困惑地回顾起自己过往的行动。他回忆说，

自己全力支持保留裕仁天皇在位，

“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只剩下混乱了。宗

教没了，政府没了，他是唯一的统治象征。现

在，我知道他曾经有所染指，他并不是无辜的小

孩子。但是他对我们有极大的利用价值，因为这

样的理由我才建议老头子 (麦克阿瑟）留下他”。

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

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

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

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

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

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

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

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

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

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

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

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

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

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

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

事重提。早在宣判之前就已经明了，裕仁的忠良

臣仆们显然将被处死或监禁。天皇将会作何反

应？在一本大众杂志发表的讨论中，日本最高裁

判所（最高法院）长官三渊忠彦与宪法学者佐佐

木惣一、自由主义评论家长谷川如是闲坦率交换

了意见。三渊和佐佐木一致认为，天皇应当在败

战后就承担起战争责任。在大阪进行的民意调查

显示，1/4以上的被调查者赞成裕仁立即或在适当

时机退位。据其他推测，假使举行投票，大约将

有50%的民众支持天皇退位，如果天皇 328自己

表示出退位意愿的话，这一数字将会髙出许多。

事实上这些事情正在政府高层进行讨论，谣传裕

仁本人也甚为矛盾心情所苦。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

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

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

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

警戒。他断言，天皇退位“将会是所有共产主义

者的胜利，尤其是俄国人，他们认为号称只要天

皇在位就能实现日本民主化的主张是天真幼稚

的”。天皇退位“将会是对麦克阿瑟占领当局的沉

重打击，因为元帅的占领政策，最大限度地成功

利用了天皇个人的威信和领导力”。更有甚者，

裕仁的退位，还会揭露精心培育起来的天皇无罪

的整个奥秘：他的退位，尤其是与战犯宣判的时

机重合的话，在世人眼中，将会视陛下如同军

阀。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它将会使这个国家

(美国）刚刚开始抱持天皇没有战争责任的印象的

公众舆论发生逆转。退位，会将陛下在历史上的

地位固定为同情战争罪犯的立场，放弃王位，则

成了他同情他们的姿态……

今天日本正在接受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它

需要，实际上是必须，只有陛下能够给予的安定

的力量。天皇是必将出现的新生日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他必须帮助日本重归世界大家庭。

日本的保皇派也不可能超过这份对“陛下”的

敬意，但是菲勒斯对此问题的热情在美国人中间

并不罕见。10月末，前首相芦田均告知艾切森的

继任者——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威廉·西博尔德

（WiHiam Se-bald),天皇确实在考虑退位。西博尔

德立即使麦克阿瑟关注此事，并在一封“个人的

极其机密的”信中，向华盛顿的上级转达了令人

吃惊的信息：麦克阿瑟担忧，在日益迫近的军事

法庭判决的压力之下，裕仁可能不仅考虑退位，

甚至会自杀。他和麦克阿瑟一致认为，无论如

何，退位“将会直接有利于日本的共产主义并导

致动乱”，而且麦克阿瑟声明，一旦他见到天

皇，“他将会告诉天皇任何退位的想法不仅荒唐

可笑，还会导致对日本国民的严重伤害。”西博

尔德急速向寺崎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声明他相信

这是“华盛顿的立场”，也是最高司令官的见解。

认为裕仁可能在东京审判判决之时自杀的想

法，是由于对裕仁天皇的性格不甚知之。（西博

尔德同意裕仁有自杀的可能性，“尤其是因为天

皇既是东方人又是日本人”。）不管怎样，11月

12日在一封极端机密的私人信函中，天皇让麦克

阿瑟安心。他告诉最高司令官，他已经重新决

定，打算与国民一道，为日本的国家重建与推进

世界和平而努力。

当占领期于漫长的三年半之后结束时，天皇

面临他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

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人狱之时

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

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

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

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

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

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

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

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

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

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

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

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

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

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

恐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

铁杆儿人物撑腰。11 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

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

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

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

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

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

为致歉”的表示。

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

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

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

天皇的巡幸与“ 现人”

当有关天皇退位的阴谋逐渐显露，保守派精

英与最高司令部协同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借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将天皇由“现人神”转变

为“现人”。天皇被认为应当巡游全国，真正纡尊

降贵到他的臣民中间，与贫穷、饥饿、悲惨不幸

的人打成一片。这种巡游，日语称为“巡幸”，不

可避免地带有天子巡行或是“威严的天皇的访

问”的色彩。它们还标志着所谓“与大众沟通的天

皇制”的开始，从此，天皇由君王转变成了名

人。

天皇花费不菲的地方巡幸贯穿整个占领时

期，最终裕仁涉足了除冲绳之外的所有都道府

县。这位先前仅作为“现人神”供千百万人瞻仰的

君主，跨着有名的白马、身上挂满勋章的大元

帅，现在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拼命地试图跟从

未打过交道的各色人等交谈，穿着新式服装（身

着西装打着领结、头戴呢帽）曳脚而行。到1954

年8月巡幸结束时，天皇一行共费时165日，行程

33000公里。这些巡幸背后是精明的筹划。因为

事情不可能如此凑巧：天皇莅临广岛的时间，恰

好是珍珠港袭击的6周年。这大概是玩了一个双

重象征的小把戏，以某一行为抵消另一行为的影

响。后来他还访问过长崎，出现在因核辐射而奄

奄一息的畅销书作家永井隆的床前。

对刻板、拘谨的裕仁而言，巡幸是一次不同

寻常的重大任务。以计划之中以及意料之外的方

式，它们对确立新的天皇形象贡献巨大。有

关“君臣一致”的炫耀说辞，从未看起来如此可

信。在那些贫乏的岁月里，天皇将富贵繁华抛诸

身后，穿着打扮就像是一名会计师或者小镇的校

长，尽力与民众对话。当然，这是巡幸的目的：

钉入楔子，使天皇与国民融合在一起，并使大众

对天皇的崇拜世俗化。同时，裕仁天皇对巡幸任

务的淡定和任劳任怨，也使他意想不到地成了国

民痛苦和牺牲的亲切象征。他们时常对他充满了

同情。

尽管巡幸确切由谁发起已经无从查考，但是

后来宫内省的高官人江相政指出，战败后不久，

裕仁个人考虑要到臣民中去。那年的12月8 日，

一些普通民众自发地帮助清理皇宫的地面，后来

竟然发现天皇跟他们有了些许交谈。元月1日，

在关于天皇元日诏书的新闻报道中，《朝日新

闻》形容天皇为“温柔的绅士”，并且提出天皇有

必要与公众进行更为有效的交流。两天后，《朝

日》又发表了关于英国王室与公众有效互动的报

道。

裕仁自从1921年以皇太子的身份访问英国以

来，就对英国王室的风格印象深刻。1945年底，

他的顾问给他提供了一本英文插图版的有关英国

王室的书。其中有国王与民众在一起，甚至下到

矿井参观矿工工作的照片。这本书是由学习院院

长山梨胜之进介绍给宫内省的，山梨胜之进还是

雷金纳德·布莱斯（Reginald Blyth)进人宫廷圈的

介绍人。不知这本书是否来自那位热心信奉禅的

英国人布莱斯，但是他很快就成为让天皇证明其

人间性的行动中的主要中介人物。

这位远离祖国的英国人写了一份备忘录，在

1月13日翻译并呈交天皇。他陈述现在时机已成

熟，是天皇向麦克阿瑟积极建议，提出自己未来

行动方案的时候了。布莱斯强调：“天皇必须在

精神上统帅国民，而不是仅仅在政治上统治他

们。他必须表现出对国民的真正关注，不仅是颁

布诏敕，还要亲自与国民接触，告诉他们自己的

见解，激励他们的自豪感，鼓舞他们的爱国

心。”具体而言，天皇应当巡幸全国，访问煤矿

（插图本的魅力！）和乡村，倾听民众，与民众

交谈，向他们询问。

（图：从1926年登上皇位到战争结束的二十

年间，裕仁天皇担任了日益显著的公共角色：脱

缰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大元帅和牢不可破的意识形

态核心。他最难忘的公开露面，是骑着他那匹骏

马"白雪”检阅帝国军队。）

他应当吐露心情，释放出人性的声音，并且

要求品尝他们的食物……他应当告诉日本人，他

们仍然具有伟大民族的潜力，并将为世界文化做

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就文学、宗教和生活

方式而言。

日本有句谚语：“你可以看藩主，看将军则

会瞎眼，而天子根本看不见。”对于拘泥古板的

宫内官员来说，让君主屈尊真正与庶民融合的想

法是不雅的，更别提天皇还有可能遭到共产主义

者刺杀的恐怖想法。但是天皇积极接受布莱斯的

提议，而麦克阿瑟将军则在背后给予巡幸以热心

的支持。

明治时代再次提供了先例。1872年到1885年

间，明治天皇在全国各地先后6次出巡，动员民

众支持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的建设。明治与

裕仁两位君主的公开出行，有一点惊人的相似，

都是在国内动荡混乱、激进思想高涨而天皇制岌

岌可危的情形下进行的。

（图：裕仁天皇的巡幸始于1946年，足迹最

终遍布除冲绳之外的所有都道府县，使他与臣民

有了空前的接触。他谦逊的平民服饰和对民众举

帽致意的习惯（这样的手势在战败之前完全不可

想象）成了天皇作为往昔的“现人神”宣告人性的

新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裕仁从祖父的出巡先例中看出了什么，

这样的全国巡幸在他自己的治内都是从无先例

的，更不用说这与裕仁内向的性格以及他刚强超

然的教养不符。

裕仁天皇完全没有准备好与普通人交际，结

果反而成了极大的公关优势。他尝试交谈时如此

结结巴巴而且不安，激起了公众对这个与世隔绝

而又脆弱的灵魂的同情。近乎窘迫的笨拙，也强

化了他无与伦比的纯洁无罪的形象。天皇尽管明

显地不适应却仍然想要甚至渴望巡幸的心意，更

加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献身于臣民的君主。他的不

擅交际，使他显得如此人性化，同时又超凡脱

俗，真正是“精神的”存在。

天皇的不安还引起了民众的罪恶感。直到战

争结束，日本人一直受到教化，要为推进国家理

想的每个失败向天皇谢罪。天皇的巡幸以奇妙的

方式，使自我批判与谢罪的大众心理复苏并且重

新聚焦。显然，天皇巡幸是为民众着想。同样明

显的是，这对天皇来说并非易事。一种情绪油然

而生：人们应当像过去那样，因导致了陛下的困

窘和不便而谢罪。

（图：对于急速变化的皇室状况感到困惑，

这位站在天皇身边的老年妇女, 正在打量天皇新

的人间姿态。）

（图：罕见的天皇巡幸照片，占领军武装士

兵担任天皇的侍卫。）

这是对天皇崇拜的变形，尽管究竞是否

与“民主”相关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如一句陈腐

的比喻，通过从“云端”降下，踏上他的臣民所立

身的这同一片烧焦的土地，天皇也将曾经骄傲的

国家之衰落的困境个人化了。他几乎是有些奋不

顾身地，尽力去拨响民族主义悲哀而屈辱的心

弦，至少是触发国民的悔恨之情。正如他在压倒

优势的白人占领军中，保持一个日本人的权力的

鲜明形象。

带有偏见的西方记者却很少同意这样的看

法。他们更着迷于先前超凡人圣的天子与现在的

普通人之间的对照。正如美联社的罗素·布莱恩斯

（Russell

Brines)所描述，天皇的臣民们突然发

现“他个头矮，瘦弱，削肩膀，协调性很差，好

像经常要跌倒的样子。他下巴很小。他说话的调

门很高，谈话内容毫无意义。他的脸上有很多

痣，日本人认为这是幸运之印。除了短硬的口髭

之外，他的胡须散乱，时常需要剃除。厚厚的角

质眼镜保护着他虚弱的视力。他的衣服凌乱不

整，鞋子已经磨损。他实在需要一名机灵的男

仆”。布赖恩斯注意到，天皇向欢呼的人群致

意，时常举起他的软呢帽，不断点头，“仿佛唯

恐再次面对沉默”。

天皇的笨拙尴尬，显然从他最初的巡幸开始

就是如此。1946年2月 19日，他访问了横滨的工

场和黑市。他说，黑市“有趣”。翌日，他访问了

遣返者援护局，询问了官员两个问题。第一个

是，“当军人和平民遣返者回到日本，他们有何

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做才能使台湾和朝鲜

的旧殖民地臣民“带着真正的感谢”回到家乡。这

些“对话”由

NHK公共电台录音，于2月22日播

出。节目录下了天皇独特的口头语，对任何回答

他的回应都是：态?(啊，是那样吗?）。正如NHK

的新闻解说员所言，天皇的动作和语言如此僵

硬，就好像刚从箱子里出来一样。天皇吸引了大

批群众。他们茫然地望着他，在个别场合还会流

泪。

他们将充满感情的信和诗歌寄给报纸。他们

为“冲破乌云重见天日”喜出望外。他们将天皇的

浴汤装进瓶子保存，捡拾他走过的地面上的鹅卵

石。甚至号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也发觉自己挥舞

着当时已经被禁止的日之丸旗。尽管随着时间的

推移，据说天皇与庶民在一起的不适应得到了缓

解，他的言辞也变得更为流畅，但是事情并非一

帆风顺。巡幸开始近两年后，他到广岛的发言竟

然是“这里看起来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

簇拥包围天皇的人群不仅仅是日本人，外国

记者和美国军人也醒目地点缀其间。这种情景在

天皇初次访问横滨时就出现了。当时美国大兵包

围了天皇的汽车，爬上车盖，争着跟他握

手。“靠近天皇”显现出对美国人也像对日本人一

样具有传染性。如果说日本人和美国人潜在的感

情有所不同，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仍然具有

共同的特性：面对君主的敬畏与面对名人的陶醉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人在巡幸仪式中扮演的

正式的、几乎是封建的角色。无论天皇走到哪

里，他都有美国兵的保护，包括做先导的美国宪

兵队，就像是天皇的仪仗兵。这种保护是应日本

政府的要求，担心激进的左翼或右翼会对天皇发

动袭击，其实那些袭击从来也不曾实施。然而最

高统帅部应邀提供的，远远超出了对天皇身体安

全的护卫。美国以最具体可见的形式，证明了对

天皇制和裕仁个人的支持。所有这一切，是从退

位议论甚嚣尘上以及天皇理论上依然可以被起诉

战争罪行时就开始的。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写的作

文，捕捉到了天皇巡幸中的这一特殊的方面。这

位小学生写道，欢迎的人群挤在道路两旁，首先

出现的是一辆吉普，接着是肩扛来复枪的美国宪

兵……然后才是天皇。有时群众陷人混乱，天皇

的美国护卫兵就将吉普车开到混乱的人群中，或

是朝天放空枪以清理道路。

在所有的惊奇和兴奋之中，天皇的巡幸还引

发了某些健康的不敬行为。天皇的“啊，是那样

吗”，成了无所不在的口头禅，而巡幸本身也成

了著名的“救世的三口々”之一。这个笑话是源

于“々”这个日语发音，在当时极有影响的三个新

闻事件中同时出现：一是“玺光尊”的狂喜的新宗

教；二是最初由国会议员世耕弘暴露出来的军需

物资隐匿丑闻；三是天皇巡幸本身。1946年10

月，天皇的名古屋之行，竟然添加了滑稽的随行

者。当时在天皇车队的末尾，出现了一辆不明身

份的车辆。它的乘客不是别人，正是当地自称真

正的皇统继承人的“熊沢天皇”。狂欢的因素总是

潜伏在庄严的表象之下。

在巡幸过程中，天皇成了闻名遐迩的“扫

帚”，而且在左翼漫画中被描绘成了鬃刷头――

因为天皇预期的所到之处，皆被打扫得干干净

净。当天皇认为自己正在视察民生疾苦之时，他

其实只是被带到了整洁漂亮的地方参观。在天皇

预定经过之地，房屋重建、道路重修。河流被疏

浚清理。天皇的留宿之处一尘不染。通道上铺设

了席子，在预定视察的稻田旁搭起了看台。最高

司令部的一份报告说，在天皇仪仗经过的道路沿

途，“拱廊梁柱上常常装饰着花枝”。为确保不使

天皇看到真实情况不惜花费巨资，有时甚至到了

使地方财政破产的程度。

当巡幸逐渐成为常态之时，地方上的政治家

为提高威望，开始恳请天皇前往巡幸。在巡幸行

列的队尾，有时多达上百名宫内省官员会追随这

位新的民主的象征同行。随员中的腐败分子，会

利用巡幸地方之机，索取黑市大米或者其他

的“礼物”供己私用。（即使贵族阶级也感受到了

粮食的短缺。)部分是由于这样的放纵和腐败行

为，天皇巡幸于1948 年初一度暂停。到此时，天

皇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与战争年代的“现人神”不

同的人物，尽管他仍然具有某些非凡的特质。英

文的《日本时报》(Nippon Times)发表了《天皇裕

仁——他统合了日本》（“Emperor Hirohito—He

Holds Japan Together") 一文，传达出这样的讯

息。文章为如下事实拍手喝彩：“十分幸运，现

在天皇自身的人性化的努力，没有被任何困难所

妨碍在列举了人间天皇的众多才能之后，报纸指

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脚趾头给自己扇扇

子。裕仁天皇不仅展示了这样的绝技，而且能够

在游泳的时候这样做。他还能在雨中单手打着伞

游戏。

天皇的巡幸在1949年春再度开始。即便在当

时，情形也不尽由皇家的威严所支配。宫中的侍

医小岛宪陪同天皇巡幸四国的时候，就发现了这

一点。在宇和岛市，天皇的随行人员住宿在为天

皇此行修葺一新的旅馆中，由于天皇偶感风寒，

决定不进行沐浴。在此情况下，按照惯例随行人

员可以使用为天皇备好的浴汤。于是小岛宪和另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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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一位医师同僚泡进了浴盆。正当他们泡澡的时

候，水突然排干了，剩下他们两人在空澡盆里瑟

瑟发抖。这是桩古怪的意外事件，实情是旅馆企

图把泡天皇浴盆的机会卖给当地的显贵们，来收

回修缮费用。因为当地的显要们如市长、议长之

流，都希望在天皇泡过澡的热汤中沐浴一番。当

天皇因故未能洗浴时，焦急地等候在外面的地方

政要们甚为愤怒，于是他们拔掉了浴盆的塞子。

小岛宪冻感冒了，并且发了好几天的烧。

1951年11月，天皇巡幸京都就没那么有趣

了。当时占领期临近终结，对冷战状态下日本的

再军备以及与美国结盟的问题正展开激烈辩论。

京都大学激进的学生们，准备了一封尖锐质询的

公开信呈交天皇，并在天皇面前不唱国歌而唱起

了《和平之歌》。这是对天皇巡幸的首次公开的

抗议行动。学校拒绝将学生们的请愿信递交给天

皇，并以行动缺乏节制为由，对8位学生实施了

无限期停学的处分。对于任何回想到一、二十年

前压制“危险思想”的人来说，新的天皇制民主，

看来的确植根于过去的历史之中。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1983年，一本名为《碎力紅亡神》（《破碎

之神》）的书出版，这是一本对天皇突然从神变

身为凡人、从圣战的至高象征转而成为“民主”的

暧昧象征，进行独特而辛辣的批判的书。这是一

本从1945年9月到

1946年4月的日记，著者渡边

清，当时是一位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复员

兵。在战败那年的11月，渡边刚满20岁，但是他

并没有开心地庆祝自己的生日，他是一个由于被

天皇出卖的愤怒而毁掉的人。

渡边15岁时加入海军。1942年，战争局势开

始对日本不利，他参与了导致日本大败北的马里

亚纳海战。渡边从正在沉没的战舰武藏号上奇迹

般地生还，而他的战友们大多已葬身海底。他属

于最早一批解散的日本军人，大约在天皇玉音放

送的两周后，回到了故乡神奈川县的乡村。与别

的复员兵不同，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没有带回

什么抢掠的军用物资作为战利品。他因此备受母

亲的责备，拿他跟邻居家更务实的退伍兵们相

比。

作为一名年轻的战士，渡边热切地、无条件

地崇拜天皇，正如麦克阿瑟的心理战专家们在行

动分析表中对一切“天皇崇拜者”的描述一样。他

坚信天皇说过的关于“圣战”的每一个字，并且期

望战死疆场。当战败之时，在他服役的战舰上以

及后来家乡的村里都有谣言说，天皇将被处死。

渡边想当然地以为天皇会自杀。在他看来，这是

为战败负责并免受敌人之辱的当然的做法。当此

事并未发生时，渡边猜想天皇可能是在等待时

机，以免加剧战败的混乱。或许天皇打算等他的

陆海军士兵们大都复员之后再退位。天皇不以某

种方式对那些因为服从他的命令而战死沙场的人

负责，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渡边的日记始于9月2日，东京湾举行投降仪

式的当天。渡边看到甚至连日本舰艇上都飘扬着

敌人的旗帜，不禁心痛欲裂。他写道，没有什么

比这更屈辱的了。回家已经4天的他几乎不愿动

弹。他甚至不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当盟军部队涌

入东京，他感到那些泥泞的军靴，就践踏在他的

心上。东条英机的自杀未遂令他感到厌恶，而天

皇初次访问麦克阿瑟，更给予了他难以承受的打

击。看到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两位领导人像朋友

一样并肩站立，他只想呕吐。打击他的还有最终

的事实：“和天皇一道，我们真的战败了。”他的

绝望超乎寻常，因为他只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天

皇没有羞耻感。渡边写道：“天皇自己丢掉了神

圣和权威，在敌人面前像狗一样点头哈腰。”因

而，对他来说，“天皇陛下今日已死”。

其后数月间，渡边成了个鬼迷心窍的人：被

出卖的感觉折磨着他，他为自己的愤怒而恐惧。

他发现自己无法再相信任何事、任何人，包括他

自己。如果天皇真的不想打仗，那他为什么签署

宣战诏书？为什么他试图将珍珠港事件的责任转

嫁给东条英机？为什么他不直说是他命令这样做

的？新闻媒体也使他震惊。报纸昨天还在鼓

吹?“圣战”的口号，现在却谈论什么军国主义者、

官僚和财阀的共谋。渡边赞同地写道，有人说新

闻当中只有讣告是真的。

突然之间，媒体赞扬美式民主与“昨日之敌

变今日之友”蔚然成风，使渡边感到备受捉弄。

假使友谊真的如此重要，为什么起先他们还要开

战？为什么他还得冒死去打仗？面对政府宣传

的“一亿总忏悔”(当时是10月初），人们该做如何

感想？因为每个日本人都对战败进行忏悔没有意

义。另一方面，那些对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包括天皇，向国民忏悔才会有意义。

一位女性的熟人告诉他，他完全错了。天皇

曾经是个傀儡，不应该为以他之名所做的一切负

责。与麦克阿瑟的合影，不过是“表演”。然而，

渡边像许多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年轻士兵一样，从

未怀疑过天皇是神、是可以完全仰赖的至髙德行

的化身，对他而言，这样的真相太难接受。到了

10月中旬，渡边如此怒火中烧，以至于开始幻想

烧掉皇宫，将天皇倒吊在皇宫护城河边的松树

上，用橡木棍殴打他（就像帝国海军中惩罚水兵

那样）。他甚至想象将天皇拖到大洋之底，让他

看看自己命令开战的结果：那数千具葬身海底的

尸骸。他看到自己抓着天皇的头发，将天皇的脑

袋往海底的岩床上撞击。他觉得自己就要疯了。

10月下旬，渡边考虑应当对天皇制进行公民

投票表决。他承认，大多数日本人会支持天皇。

渡边全然反对逮捕天皇，因为那只是由胜利者进

行的复仇审判。在渡边的村子里，人们已经开始

将麦克阿瑟当作新天皇或是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新

的君王来谈论。他们的善变使渡边厌恶。他的日

本同胞们只管眼下谁最有权力就向谁靠拢。人们

不断地唠叨“时代变了”，但是渡边不想跟这样浅

薄的实用主义沾边。

11月7日，渡边记录下了他对人人迷恋的、

甜腻的“苹果之歌”的嫌恶。数日之后，他发现天

皇穿上了看起来像是铁道员工的新制服。他想，

这预示着皇室确信，天皇不会再被逮捕或是退

位。但是天皇自己是怎么想的呢？渡边揣测道。

月中，他听到一位村官宣讲“圣战”实际上是如何

变成侵略战争的，不由得回想起这位先生从前支

持战争的演说。

当最高司令部开始逮捕主要战犯时，渡边记录下

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日本人应当自己进行这样的

审判。11月下旬，他听闻天皇去了靖国神社，参

拜以天皇之名发动的战争中死亡的将士。他猜想

那些死者的灵魂会如何出迎天皇，然后他下结论

说，不可能有这样的灵魂存在。因为如果有的

话，他们早就将天皇诅咒至死了。几天后，渡边

听说新的天皇像将分发到各个学校。这让他忆起

武藏号沉没的那天，他眼看一位军官将沉重的、

神圣的天皇像紧紧抱在怀中，跃人了大海。圣像

的重量肯定使他葬身海底。

当渡边看到一位共产党人张贴海报，号召推

翻天皇制的时候，他不禁嘲笑语言的变幻莫测。

战争中，通常将对天皇的忠诚之心称为“赤心”。

现在，他发现自己同意张贴海报者的意见，他意

识到自己开始拥有一颗完全不同性质的“赤心”。

12月初，他决定一切由自我判断，再也不毫无批

判地接受他人所言。

12月15日，废除神道为国教的指令发布当

天，渡边被5个歹徒痛打了一顿，他们轻蔑地叫

他“老退伍兵”。负伤在床，他幻想自己又回到了

武藏号战舰上，以46厘米口径的炮弹对着全日本

狂轰滥炸。他记下了这样的诅咒：

什么是天皇？

什么是日本？

什么是爱国心？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文化国家”？

所有这些，所有这一切都去吃屎。

我呸！

12月21日，一位从横须贺来的熟人看望了渡

边，并质问他自己如此盲目相信天皇的责任o那

人留给渡边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

河上肇写的《近世经济思想史》与其经典著作

《贫乏物语》。他还给了渡边三包鸿运（Lucky

Strike)香烟。渡边将美国烟卷扔进了河里，但是

这两本书却带他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1945年的最后一天，渡边在日记中写道：最

髙统帅发布了日本民主进程报告书，宣称神道国

教废止令摧毁了支持天皇制的最后的邪恶之根，

从而一个个地清除了封建要素。渡边评论说，只

要天皇还在，这就是个谎言。最高统帅的声明，

使他联想起战时日本大本营发布的宣言。元月1

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之日，渡边读完了河上

肇的经济思想史。他发现写马克思的那一章尤其

发人深思。

当渡边读到他原以为是退位声明的天皇元日

诏书时，他再次变得怒不可遏。他感到头晕目

眩，“冷血”从脚下直往上冲。他感到像是要“吐

出”他的愤怒。他尤其感到激愤的是，天皇否认

他自己曾是“现御神”。裕仁就像是在跟国民做游

戏，仿佛这只不过是“狐与狸的变身比赛”（译者

注：狐与狸是日本民间故事中的狡猾者形象，善

于变幻成人的形象来骗人）而已。

诏书对“诡激之风”与道德的衰退发出警告，

也使渡边震怒不已。343 如果不是天皇，谁该为

引发这样的状况负责呢？渡边评述说，封建领主

会在城池陷落时承担责任。船长会在船只沉没时

负起责任。他备受打击：无论是8月15日还是元

月1日的诏书，都没有一行字提到“朕应当承担责

任。朕谢罪”。当报上发表麦克阿瑟赞扬天皇在

日本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时，渡边反

驳说这是自相矛盾，就像没有甜味的糖一样。真

正的民主化只能由人民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办被

译为民主主义（这四个汉字的字面意义是，人民

－主权－主义）。对一名只受过8年正式教育、

不久前还热烈崇拜天皇的人来说，渡边在愤怒的

驱使下，经历了漫漫征途。

“人间宣言”一经发表，渡边就开始深人思索

自己盲信天皇的责任。他表达了对*共产党放

弃“打倒天皇制”的失望。同时，他厌恶地听到一

位邻居告诉他的父亲，日本应当成为美国的第49

个州。他回忆，这个男人曾经东奔西跑，催促周

围的人与“鬼畜米英”战斗。1月下旬战犯审判的

正式通告使他困惑，尽管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审判

日本人看起来是正当的，然而一旦牵扯到美国

人，情势就不那么明确了。他同意袭击珍珠港是

错误的，但他纳闷：投放原子弹的人，为何能够

轻易地指责日本是“和平与人道之敌”。

1月下旬，渡边读完了河上肇的《贫乏物

语》。他非常赞赏这本书，但对其中的某个观点

有异议。河上在书中提到，有商店向贫苦的佃农

女儿们销售昂贵的化妆品，以此为例批判对穷人

的剥削。但是对渡边这样的乡下孩子而言，贫穷

的乡村女孩，完全可以有变得像其他年轻女孩一

样漂亮的愿望。2月1日，他记录了听闻河上肇讣

告所受到的冲击。这位老学者是一位真正的导

师，他使渡边看清了自己曾经盲从的道路。渡边

写道：“无知是最可怕的事情。”

2月初，渡边震惊于最高司令部所公布的皇

家的巨额财产。他从未 344将天皇与金钱财货联

系在一起。他感到这是对自己无知的另一揭示。

渡边继续对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进行着激烈的思

想斗争。他开始承认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事

实。尽管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确信他的无知并

不能抵消他的责任。经历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流

血牺牲以及此后的战败，才使他认识到了这一

点。现在渡边考虑的不仅是曾在他身边死亡的战

友，还有他射杀美国人的那无数发炮弹。2月中

旬，一位亲戚鼓励他重返校园，他对此进行了嘲

讽。“学问、艺术和文化”，既然不能阻止这样一

场侵略战争的发生，那么一切看起来都毫无意

义。

2月22日，渡边读到或者听说了天皇与一位

从塞班岛复员的士兵的谈话。“仗打得激烈吗?”天

皇问。“是的，很激烈。”士兵答。“你干得很卖

力。当时可真艰难，”天皇接着又说，“今后继续

努力。好好做人，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渡边

又一次陷人了失望之中。他想，或许天皇完全缺

乏他人所具有的正常的责任感。他就不能至少说

一句，“我很抱歉使得你如此艰难”？

使渡边迷惑的是，人们如此轻易就接受了天

皇挥动帽子的巡幸，他将之部分归罪于媒体未能

坚定地直面天皇的战争责任。流行的做法，是将

战争责任归罪于军国主义者和大财阀，而将天皇

视为他们的牺牲品--个“可怜的机器人”，或是一

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渡边推测，既然新闻界

自身曾经追随逢迎军部，那么或许这正是他们推

卸自身责任的策略之一。他继续揣度天皇的行为

对全体国民造成的“心理影响”。渡边担忧，如果

全国都效法天皇，国民最终的指导准则就成

了“连天皇都逃脱责任，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我

们也没有必要承担罪责”。

3月8日，渡边记录了他对新发表的宪法修正

草案的思考，对天皇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完成

从“神”到“人”再到“象征”的转变大为惊奇。他苦

涩地叫喊，一个沙丁鱼头也许是更好的象征。几

天后，他与一些从中国战区回来的比他年长得多

的退伍老兵有过交谈。他吃惊地听到其中一个在

中国犯下的暴行，而且显然毫无悔恨之意。是否

这个人的不负责任，正是天皇不负责任的反映？

假使他曾被送到中国，是否他也会满不在乎地参

与如此行径？

3月中，渡边在路上与一个美国大兵发生了

争执，那个美国大兵挽着一个穿红衣、涂鲜艳口

红的日本女人。由于不肯让路，渡边碰了女人的

胳膊，于是美国兵踢了他，两人动了拳脚。人群

聚拢来，4个日本警察终于将他们拉开。渡边被

带到警察署受训诫。他以前从未距离敌人这么

近。美国人的体味就像是野兽，他得出结

论，“毛唐”（多毛的野蛮人）的称谓真是恰如其

分。第二天，他仍然怒气冲冲，回忆起那些拒绝

日本男人的菲律宾妇女，有些甚至开枪射击日本

兵。她们令人难以忘怀。而那些时髦的英语词-

thank you, hello, good-bye, okay, I loveyou-使他厌

恶。

4月初，渡边以前的小学老师告诉他，尽管

日本战败令人悲裒，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输掉战争

也是好事。否则，日本人哪里能够梦想得到民主

呢。先前正是这位老师鼓动他年轻的学生们踊跃

参战，渡边怀疑老师是否想到了这些。几天后，

渡边记录了一起事件：一位早已被认定死亡的士

兵返回家乡，发现妻子和他的弟弟在一起，已经

有了 7个月的身孕。眼泪和暴力继之而起，这个

男人只好逃到亲戚家去了。

4月20日，渡边离开故乡的村子，前往东京

工作。他听说现在谁都可以给天皇写信了，于是

出发前就写了一封。渡边称呼天皇用的是普通人

称“了十夕”（你），这在战败前是不可想象的。

渡边写道，他曾经遵照天皇的命令浴血奋战，但

是自从战败以来，他失去了对天皇的所有信赖和

希望，因而他希望断绝他们之间的关系。他呈上

了一张明细表，列出了服役期间他从帝国海军得

到的所有军饷以及他能够记得的所有物品——明

细表很长，逐条记录了食品、服装和其他的物

品。据他计算，总价值为4281日元零5钱。在信

中，他附上了一张4282日元的支票。

“这样，”信的结尾说，“我就什么也不欠你的

了。”

注释:

17藤原彰《统帅权t天皇》，收入远山茂树编《近

代天皇制研究二》（东京：岩波书店，1987), pp.

195 - 226；家永三郎《战争责任》（东京：岩波

书店，1985)， PP. 37-47。这一问题的论争，可

参见秦郁彦与小岛升关于“天皇‘独白录’的彻底研

究”的谈话，1991年1月号《文艺春秋》，pp. 142-

144。

18引自 Roger Buckley,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 1945 - 1946”，Modem Asian Studies 12.4

(1978) ： 565 - 566。最高统帅部与国际检察局开

脱天皇的热情，竟然发展到了审查或是故意忽略

可能触及天皇战争责任的材料。例如，法庭起诉

的主要的原始材料之一，就是前掌玺大臣木户幸

一的日记，此日记是了解日方内情的宝典。当日

记被译成英文供审判之用时，有些章节被认为可

能对天皇构成伤害而删除了事。更为臭名昭著的

是，对木户的多次秘密审讯，获得了累计达800

余页的英文审讯记录，最终却未被检方提交。原

因是唯恐这位小心谨慎的天皇心腹对昔日决策过

程的某些供述，无意中牵连到天皇。参见粟屋宪

太郎《东京裁判t天皇》一文，收人日本现代史研

究会编《象征天皇制tU何力、》（东京：大月书

店，1988)，pp. 35 -36。

19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的麦克阿瑟

纪念馆关于Bonner Fel丨ers的文献中，藏有寺崎

英成（TerasakiHidenari〉的一份12页的备忘录，

未注明日期。此备忘录概括了裕仁天皇对自1927

年以来所有事件的看法，显然出自天皇向近侍口

述的“独白录”；RG 44a, box 4, folder 23

(“Terasaki, Terry & Gwen”）。亦参见 Arnold C.

Brackman，The Other Nuremberg ：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ail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p. 78; Bix (1992)，pp.

358 -360。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后，长期未公开

的天皇“独白录”，与有关裕仁的其他史料、论著

纷纷出版面世，前引之Bix (1992)对此有切实分

析，此书征引了许多其他的日语文献。天皇“独

白录”及其评注，参见寺崎英成与Mariko Terasaki

Milk!?编著，《昭和天皇独白录——寺崎英成?御

用掛日记》（东京：文艺春秋， 1991k从独白录

看来，裕仁对在他的支持下出台灾难性的政策应

担负的个人责任缺乏反省，但也显示出他对某些

臣子十分信任，如在战犯审判中被诉为“共谋

说”首犯的东条英机。

日本历史学界对裕仁“独白录”的自我粉饰以

及SCAP开脱裕仁责任的观点，进行了矫正。参

见藤原彰《昭和天皇0十五年战争》（东京：青

木书店，1988);

藤原彰《天皇t战争指导》，载

《科学t思想》71号（1989年1月），pp.

676

-693；秦郁彦《裕仁天皇乃五决断》（东京：讲

谈社，1984);千本秀树《天皇制C0侵略责任t战后

责任》（东京：青木书店，1990);山田朗《昭和

天皇0战争指导》（东京：昭和出版，1990)。

24Nakamura前引书，pp. 114-117;粟屋宪太郎《东

京裁判论》（东京：大月书店， 1989)，pp. 37-

38, 160, 195 - 197。占领后废除了冒犯君主罪（不

敬罪）的律法，但是禁忌仍然存在。随着裕仁年

事已高与日本国运的昌盛，质疑裕仁个人的战争

责任，似乎更加“不合时宜' 当然曾经与裕仁有过

密切接触的许多人，都等到裕仁过世才公开他们

的日记或备忘录。因而，1989年初裕仁去世后，

学术界与新闻界对其战争角色与责任问题的公开

探讨上升到了新的髙度。

裕仁本人对这些问题极其草率的看法，在

1975年10月31日他首次访美归来的那次著名的记

者招待会上表露无遗。当时一位日本记者询问他

对“战争责任”问题的看法，裕仁回答：“考虑到今

天发言的场合，我并未对这些问题多做准备，因

此不太明白你的问题而不能作答。”天皇还表达

了迄今未能巡幸冲绳的遗憾（冲绳曾因其战争策

略被毁，后来又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在占领结束

后沦为新殖民地性质的美国军事基地）。裕仁温

和地说，冲绳“过去曾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是他希望冲绳居民未来能够做得好。记者招待会

上最恶名昭著的时刻，或许是当天皇被问及如何

看待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之时，广岛迄今他已经巡

幸过三次。裕仁对原子弹空投表示遗憾，他为广

岛的民众感到难过，但是既然这发生在战争期

间，是“无法避免的”。昭和天皇至死都未在道义

上有所忏悔。此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录，参见高桥

纮《陛下扫寻申上圭卞》（东京：文春文库，

1988)， pp. 226 - 227；亦参见前引之《天皇百

话》，下卷，pp. 636 -637。

15.据日方的巡幸策划人大金益次郎说，麦克阿瑟

将军是唯一的完全支持天皇巡幸的权势人物。

29.明治时期，天皇的巡幸是为了平息“自由民权

运动”。188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暴动，使“自

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昭和天皇身边的人士，

也早就强调了他巡幸的“任务”性与对民生的真切

关注。

37 .“天皇是扫帚”的漫画，载《真相》1947年9月

号，收人Sodd

Rinjir6

(袖井林二郎）的文

章，“Satire under the Occupation： The Case of

Political Cartoons”，此文见于 Thomas W. Burkman

编，The Occupation of Japan ； Arts and Culture

(Norfolk, Va ：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 1988)，pp. 93 — 106。GHQ 的报告，

参见Bix (1995)，p. 3520 一位投身于地方女性事

务的占领军人员Carmen Johnson，在其日记中记

录了她对地方上洒扫以待天皇巡幸的惊奇（“人

们忙着清理河道。石头移走了，垃圾清除了。我

认为石头将被洗刷干净并且重新放好”）。Justin

Williams 及其他学者，注意到了天皇巡幸给地方

财政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见Justin

Williams，

Japan's Political Revolution under MacArthur： A

Participant’s Account (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79)，pp. 55 -56。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 起草新的国

民宪章

1946年初，事实上是突如其来地，麦克阿瑟

将军开始着手所谓“或许是占领中最重要的一项

成就”，即以新的国民宪章取代1890年施行的

《明治宪法》^美国人早就对《明治宪法》不以

为然，认为它与负责任的民主政府的健康发展相

抵触。这种批评见解在美国政府的内部调查与政

策文件中多有阐发。日本投降前后，美军所使用

的《日本指南》 (Guide to Japan)中，对该观点也

有难得的生动表述。《指南》告诉读者，初期的

明治政府由旧萨摩、长州藩出身的旧武士阶级所

支配，这些寡头执政者向西方寻求宪法范本，并

产生了这样的杂交产物。《指南》断言：“《明

治宪法》是以普鲁士专制政治为父本，英国议会

政治为母本，由萨摩和长州的助产士接生的雌雄

同体的生物。”

1946年为这个双性生物变性的手术，包括舍

弃它以之为基础的德国独裁主义的法的模式（这

也是向来大多数日本法律专家所受的训练），并

置换为植根于英美法传统的基本理念的宪章。

1946年3月6日，新宪法草案作为日本政府的自创

性成果被公布，随后提交国会审议采用。实际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上，宪法草案原本是由GHQ民政局人员，在东京

的“第一生命”大厦为期一周的秘密会议上以英文

拟就的。参加这项非同寻常任务的美国人，称它

为我们的“宪法制定会议”。如GHQ的内部备忘录

所指出，他们将旧的明治宪法掏空，仅留下“结

构和标题”。然后将旧壳重新填入—英美和欧洲

的民主理念——甚至不止如此。在新的宪法下，

日本还放弃了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利。

从未有现代国家建立在如此外来的宪法基础

之上，也没有比这更为奇特的君主制、民主理想

与和平主义的结合。更少有像这部宪法一样，外

来文献被完全内化吸收，并将得到强烈拥护的例

证。尽管它带有征服者的清晰印记，而且使日本

的保守派们大为震惊；尽管实际上它也有自己的

两面性，但它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植入了民众对

和平与民主的热望。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宪法修正的根据，是《波茨坦宣言》中几项

含意不明确的条款。其中第六项声明，“必须永

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征服世界者的权

力与势力”。首先，这为战犯审判与大规模开除

参与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活动和团体者的公

职提供了依据。然而，它还可以解释为，要求确

立防止将来政府滥用权力的宪法保护。第十项要

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国民间民主倾向之复兴强化

去除一切障碍。应当确立言论、宗教和思想自

由，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相关的第十二项

还许诺“只要前项诸目的达成，并建立顺从日本

国民自由意志、有和平倾向与负责的政府，同盟

国占领军即从日本撤离”。

麦克阿瑟与他在东京的班底，以这些条款为

基础，并受到华盛顿后来重申占领的总体目标

是“修正日本政府封建的、独裁的倾向”的指令所

激励，得出结论：如果不根本改变日本的宪法体

系，他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1946年1月初，华

盛顿的决策者们向麦克阿瑟拍发了批判日本宪法

体系缺欠的机密电报，要求改革日本“统治体

系”，实现真正的参政权、国民对行政的支配

权，加强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议会），保障基

本的人权、扩大地方自治。意味深长的是，华盛

顿的意见，比SCAP 内部的主流观点还要激进得

多：电报劝告“应当鼓励日本人废除天皇制，或

是沿着更为民主的方向对其进行改革”。

尽管在东京的美国人确信宪法修正的必要

性，但是当初麦克阿瑟的方针是，旧宪法的任何

修正案须由日本政府自行提出。即便如此，仍然

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美国人命令日本人通过宪法

修正，以他们“自由表达的意志”采纳民主。此

外，他们还假装战后的保守派内阁就是真正代表

国民意志的政府，其实任何人，包括SCAP、日

本民众，以及走马灯般更迭的日本政权本身，谁

也不会相信这一点。

SCAP当初仍然做出了此情形下最适宜的举

措。到1945年10月，美方私下和公开告知日本方

面，希望进行宪法修正。后数月间，占领军官员

等待日方回应，并未试图强行干涉。结果是民众

迅速领会了美方的意图。私人团体和政党都着手

起草和发表宪法草案，有些草案内容相当自由开

明。媒体怀着兴趣追踪报道这些活动，而GHQ也

紧密关注新闻报道的动向。与此形成对照，日本

政府的行动像乌龟一样迟缓，即便是当美国人向

他们重申之时，也对《波茨坦宣言》的表述不予

理踩。在日本方面提出的所有宪法修正案中，政

府草案的公布日期是最迟的，内容也是最遮遮掩

掩的。日本国民对内阁宪法调査委员会的草案颇

多嘲讽，而GHQ借此时机自己召集了大胆创新、

秘密的“宪法制定会议”。关于宪法修正案问题，

日本保守派是自掘坟墓。

正式而言，美国人实际上分别着手了两起宪

法调查。一起成了悲剧，另一起则成了一场闹

剧。悲剧始于10月4日，当时麦克阿瑟亲自鼓励

时任东久迩内阁国务大臣的近卫公爵，实施关于

宪法修正的调查研究。数日后，乔治·艾切森

（George Atcheson)与近卫详细商讨了这一计划。

尽管东久迩内阁在近卫会见麦克阿瑟的翌日辞

职，近卫仍然认为自己是受任命的宪法修正问题

的推进者。在艾切森和最高司令官的热情支持

下，他与天皇探讨了宪法修正问题，在皇室的庇

护下推动调查，并召集了一小队宪法专家进行协

助。近卫对待他的新任务很认真。以贵族讲求舒

适的一贯排场，他甚至自己出资租下了箱根一所

旅馆的三楼，以确保他的团队不受干扰地工作。

显而易见，宪法修正现在成了天皇的事业。新闻

界报道说，宪法修正是由天皇主导推动的。

尽管近卫的官方立场暧昧不明，但他本人实

在是一位极有影响力和个人魅力的人。从1936年

到1941年的关键时期，他两度出任首相，极大地

提高了威望，最终也导致了他个人的幻灭。1937

年，在近卫首相任内，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歼

灭战”。1938年还是在他任职期间，日本宣布所

谓的“东亚新秩序”。1940年近卫政权使日本缔结

了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轴心国同盟。

1945年近卫被指定为战争犯罪嫌疑人实在并不出

奇，令人惊讶的是麦克阿瑟和艾切森――美国在

日本的军方和官方的两位最高代表，最初都将他

作为推进宪法民主化的最适当人选。

11月1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公开宣布与近

卫的项目脱离关系。这么做有实际的理由，但却

不能减轻背叛的痛楚。近卫成了包揪，因为他将

被作为战犯起诉正日益明确。GHQ内部的秘密备

忘录和舆论对近卫批判的高涨，都使这一点显而

易见。另外数周以来，币原内阁变得难以驾驭且

心怀怨恨，正对在内阁的权限之外进行重大的宪

法修正的事实加以指责。

近卫公爵的公关与自我宣传的才能，导致了事态

的危机，而在此过程中，透露出了天皇政治的错

综复杂。10月末，在一次激发事端的记者会见

中，近卫暗示天皇可能退位。近卫还提及他与麦

克阿瑟的会谈，并揭露最高司令官曾以“十分决

然的口气声明自由主义宪法的必要性，并建议我

在此运动中担当指导”。SCAP曾经乐于造成天皇

主导宪法修正的印象。近卫直率的揭露，颠覆了

这一伪装。

尽管出现了这次失态，近卫的调查仍然继续

进行。11月22日，他上奏天皇《帝国宪法改正纲

要》，详细列出了 22项具体问题和悬疑事项。他

首要关注的是，明确天皇的权限以及防止以天皇

之名滥用权力的方策。但近卫的建议也显示，他

仔细倾听了由助手或是美方线人处获悉的许多具

体问题。他的首要观点是，“天皇有统治权并行

使之，但须特另!J明确是依万民翼赞之旨而

行。”既然“今日战败之灾难”，主要是由军部滥用

权力而起，在近卫看来，还有必要明确军部从属

于内阁和国会，因而从属于“国民的意志”。

至于人权问题，现行的宪法下，人权总是

被“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这样的字眼所限制，近

卫对这样的批判表示理解。他建议，“应当明确

表示，国民的自由优先于法律”。近卫进一步提

议，删除非常事态下暂时停止国民权利的特权条

款。迄今为止仅对天皇负责的国务大臣，今后应

当也对帝国议会负责，并应确立选举首相的固定

程序。公爵还提案废止精英式的、超出议会权力

之外的贵族院（枢密院）。

实际上，这是近卫宪法调查的终结。近卫

《纲要》的官方版本从未发表，尽管一个月后，

《每日新闻》登载了其精确文本。看来近卫的提

案并未给SCAP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纵然曾有

过关于天皇退位的挑拨性发言，近卫公爵仍然为

天皇履行着微妙的职责。他出色的公共宣传活

动，协助重新打造了天皇献身和平而非致力于军

事的形象。

SCAP对近卫自作主张的暂时容忍，强化了

美国人将满足于稳健的宪法修正、打算在天皇特

权与选举政治之间搞平衡的印象。这种印象是误

导性的。此后承担宪法修正的日本政府官员，由

于未能领会SCAP比近卫的构想更激进的变革要

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卫公爵本人没能等到

游戏的结束。12月6日，他的名字与其他8人一

起，出现在正式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名单上。10日

“明治男”们的难题

后，预定逮捕日当晚，近卫服毒自杀。

“ 明治男” 们的难题

日本政府更为滑稽的宪法修正闹剧，始于10

月25日，当日币原内阁设立了自己的宪法问题调

查委员会。一位具有广泛政治与行政经验的极端

自信的法律学者松本蒸治，被任命为委员长。作

为一名商法而非宪法的专家，松本是由吉田茂外

相极力推荐上任的。尽管在未来动荡激变的数月

间，松本的公正尚且完整无损，但其自信却遭受

到了意想不到的试练。

对币原、松本和吉田这样的权威人士而言，

宪法修正是个轻率的概念，不过是美国人一时冲

动的想法，而起初他们也并未拿麦克阿瑟的声明

认真当回事儿。私下里，币原首相对近卫公爵和

木户幸一都说过，宪法修正既不必要也非所愿。

在他看来，只要对明治宪法做出更加民主的解释

就足够了。在公开场合，首相的说法也是一样。

10月11日在会见过最髙司令官之后，他迂阔地告

诉新闻界，宪法修正并无必要。“宪法问题调查

委员会”的名称，本是故意回避提及“修正”、“改

正”等字眼，松本还特意提醒每个人不要忽略这

一暗示。他宣布：“委员会的意图不一定是要修

正宪法，它的调查目的是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修

正，如果是的话，则明确修正的诸要点。”这可

不仅仅是虚张声势。数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

松本沮丧地吐露真情，“我们以为可以按照自己

所愿处理问题。我们甚至以为可以对（既存宪

法）不作更动”。毕竟，《波茨坦宣言》不是说

过嘛，日本可以顺应“日本国民自由表达之意

志”选择将来的政府形态?

这种想法的天真幼稚很快就带来了切肤之

痛，但在当时，这是上层阶级的男人们的性格理

所当然的反应。像近卫公爵一样，他们都是生于

明治时代的特权阶级男性。对他们而言，明治宪

法的精髓，即主权在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

那是不容亵渎的圣域。另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开始后的十年间，这些守旧派们见证了议会政治

与“大正之春”的繁荣，根本无须任何宪法的修

正。由此他们认为，既存宪法是足够灵活变通的

法律文献。尽管军国主义者滥用了宪法，反军国

主义的文官当然还可以重新加以纠正，而无须篡

改基本的原理。事实上，他们的想法也并非一无

是处。在新宪法实际生效之前，包括农地改革、

妇女参政权、劳动组合法以及经济民主化等广泛

的改革政策，已经在现有宪法体系下付诸实施。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真正可能实现日本民主化

的，既非旧宪法，也非“稳健派的”旧式文官精

英，而是新的改革主义的盟军领主，外来的美国

人。在他们眼中，一旦他们离去，缺乏阻止系统

重蹈覆辙的宪法保障。这是日本的保守派们完全

未能领会的。

尽管对宪法修正持怀疑态度，币原和松本仍

然设置了包括17位委员的权威委员会，其中有多

位著名的法律学者。虽然独断的松本倾向于一个

人背负重责，经常独立运作，但在10月27日到翌

年2月2日期间，委员会召集了22次秘密会议。就

这样一支权威云集的团队而言，它也集合了惊人

的缺陷。币原首相显然没有给他的咨询委员会任

何有关宪法修正的基本原理或是政治利害方面的

认真指示，而委员会成员自身似乎也完全不受军

事占领下明白无误的权力现状的影响。他们完全

未能把握美国修宪思想背后的法律和哲学根据，

甚至拒绝询问。除了不顾《波茨坦宣言》和投降

条款的存在，他们还未能考虑到胜利的同盟国阵

营中众多国家是如何看待日本的，并将在日本恢

复主权之前对日本有何要求。

最有趣的是，这些饱学之士表现得根本不关

心千百万普通日本人将如何理解“民主”，以及期

望或接受什么。实际上，他们宪法修正的唯一参

照，就是明治宪法本身。他们不仅无视其他的宪

法模式，而且也未屈尊检视当时民间发表的宪法

草案。松本委员会的天真认识和精英意识，被证

明是自身的灾难。委员会作为岛国的自满心态和

短视的专家意见的可悲例证，在历史上留下了自

己的身影。

1946年2月中，在延迟地认识到漫不经心态

度的愚蠢并为重新获得宪法修正进行了徒劳努力

之后，松本尝试说服占领当局，在此问题上东西

方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他在致GHQ的备忘录中

写道：“法律制度非常像是某种植物。如果从本

国的土壤中移植到外国，就会退化甚至死亡。欧

美的有些玫瑰品种，在日本种植，就会完全失去

香气。”这种东是东、西是西的即席论调，看似

对玫瑰评头论足，不过是些转移注意的话，因为

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绝非白人的植物不适合种在

东方的土壤这么简单，也非是“西方”与“东方”文

化简单冲突的问题。这是欧美两种法的思想体系

之间的基本对立问题。简而言之，这些专家基于

德国立法和行政法与德式的“国家机构论”的立

场，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的重视人民主权和人权

不感兴趣。

松本管理委员会十分得力。一旦他和他的同

事们接受了宪法修正不可避免的观念，他们就采

取了有名的“松本四原则”作为指导方针。12 月8

日在众议院答辩公布如下：

（1）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大原则不可变更；

（2）扩大议会的决议权，并相应对天皇大

权进行限制；

（3）国务大臣承担一切国务责任，同时，

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

（4）强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考虑对

自由和权利侵害的赔偿方法。

委员会提议对明治宪法中有关天皇的条款仅

作一语之更改，由“神圣不可侵犯”改为“至尊不可

侵犯”。委员会采用的所谓松本草案，最终增加

了十项修正条款，但这处关乎天皇的微小的语言

变动，虽然在委员们的心目中十分重大，但对其

他人来说不过是形式而已，成为这些修正案极端

保守性的象征。至于《波茨坦宣言》一再强调的

基本人权，松本委员会只是提出修正案，宣布日

本臣民的自由与权利除“法律规定情形之外”不得

侵犯。正如GHQ内部的批评家很快指出的，这正

好是战败前日本执行的“依法”对人权和自由施行

压制。

与近卫不同，松本坚决拒绝了解SCAP的希

望。一位未被纳入松本委员会的精通英美法的学

者高木八尺，警告松本其草案将会被拒绝。当髙

木敦促松本与GHQ协商时，他被唐突地打发了。

松本回应说：“宪法改革应当是自发的和独立

的。因而我看没有必要探明美国人的意图或达成

事先的谅解。”币原首相也从未费心去询问麦克

阿瑟的确切想法，这本来是件容易的事。在至关

重要的宪法修正问题上，胜者与败者根本未作沟

通，直到从保守派的立场看来，一切都太迟了。

这些政府高官和著名学者未能揣测美国的要

求，可以说是1946年之前日本精英人士对美国认

识局限性的颇具启示意味的注解。因为他们显然

是具有世界大局观的人物。币原首相是亲英派，

他的英语好得出奇。据说，他手头常备的是莎士

比亚与弥尔顿的著作。吉田茂担任外交官的最终

职务是驻英大使，同样作为“老自由主义者”而闻

名。松本也英语娴熟，先前不仅在学术领域（东

京帝国大学）享有盛誉，而且还在议会政治（贵

族院）、官僚行政（南满洲铁道与法制局）、内

阁（商工大臣）担任过要职。依照他的一位崇拜

者的说法，他甚至“在年轻时颇有点像是社会主

义者”，最终成了“全心全意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被称为亲英派或“老自由主义者”，并

不意味着他们也强烈亲美或是对美国有深切的了

解。实际上，有几位在美国研究过宪法的法律专

家，并未被邀请参加松本的委员会。而最著名的

关于“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和美国宪法的日本参考

书，对《波茨坦宣言》特意强调的人权问题，只

是顺带做了泛泛的解释。战败前日本最有名

的“自由主义”宪法理论家美浓部达吉的著作，是

这一盲点的绝好例证。在1930年代，美浓部被极

端民族主义者攻击，从东京帝国大学退职，并被

剥夺了帝国议会的议席。原因是他的理论——天

皇是政府“机关”而非神圣超越的存在，被认定是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对国体本质的歪曲。然而美浓部的著作，也透露

出对美式自由主义思想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缺乏

关注。他有名的明治宪法研究著作第五版，出版

于1932年，仅以27页的篇幅（总篇幅626页）论

述臣民的权利义务问题。在稍早的一本专门研

究“美国宪法的由来及其特质”的书中，美浓部只

用8页篇幅略述了整个《权利法案》。

没有必要揣测一旦有参与宪法修正论争的机

会，被迫害的美浓部会如何行事，因为他的确获

得了这样的机会。他是松本委员会的一员，而且

时刻都在独立发表个人见解。他激情而直白地争

辩说，没有必要急于修改明治宪法。而且无论如

何，国家在外国占领状态下，这么做是不合适

的。在他看来，近年来诸问题的发生不是由于明

治宪法有缺陷，而是由于宪法的真正精神被扭

曲。他根本不认为明治宪法下的天皇地位是什么

问题，他指出西洋宪法也称君主是“神圣的”和“不

可侵犯的”。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松本委员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主要是

因为文官精英们坚持专制与反民主，而大多数的

普通人却表现出善于接受美国人推进的民主。

譬如，许多人乐于放弃明治宪法神格化的天

皇崇拜。松本委员会修正案确定之际发布的调

查，只有16%的受访者希望不变更天皇的地位。

明治宪法下被否定了人权和主权的民众，欢迎改

善自身状况的机会。GHQ 的高官已经认真指明，

这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民间团体和个人提交多

种宪法修正案，包括自由主义的和进步的提案；

第二，当松本委员会的修正案发布之时（当时那

可是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媒体在民众的强力

支持下，批判其反动性。

除近卫与松本的修正案之外，在1945年秋到

1946年3月间，至少还有其他12种宪法修正案提

出。其中4种来自于政党，按发表时序为:

共产

党、自由党、进步党和社会党。大日本辩护士会

联合会（日本律师联合会）参加了宪法论争，提

倡限制天皇特权、扩大议会权限、废除贵族阶级

并导人国民投票制度。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提出了

几种修正案。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宪法研究会提

案。宪法研究会由自由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构

成，包括两位杰出学者大内兵卫和森户辰男。在

战争年代二人因异端见解从东京帝国大学被开

除。另一民间团体宪法恳谈会，是以稻田正次的

个人思想为基调，尽管它还包括其他成员，如令

人尊敬的富于经验的国会议员尾崎行雄。23

某些个人也参与了这些宪法审议，最有影响

力的莫过于高野岩三自P。进步的知识者高野参

与社会党和宪法研究会草案的制定，还个人发表

了重要的宪法草案。社会党长老，受严重歧视的

贱民群体（战败前称为“秽多”，战后称为部落

民）的领导者松本治一郎，给出了更为激进和异

质的提案。他提议“日本共和国联邦”，各“共和

国”（九州岛、关西、关东、东北）都将有自己

的总统和内阁。24

这些提案中仅有共产党和高野的提案，提倡

全面废除天皇制。然而，即使支持保留天皇制的

其他一些提案，也要求大幅削减天皇的权限。宪

法研究会的草案明确提出，主权所在由天皇转移

到国民，将天皇的职能限定为“国民委任的国家

礼仪之专司”。社会党人在是否废止天皇制问题

上有分歧，最终支持天皇制的存续，其所支持的

天皇权限事实上皆为礼仪之范畴。尽管社会党直

到2月中旬才公布其宪法草案，但“作为象征

的”天皇的基本概念，在GHQ的美方官员采用此

概念之前，就已经纳入社会党的审议之中。宪法

恳谈会本质上采用英国“议会”的概念，规定“日本

国的主权源于以天皇为首的国民全体”。保守派

团体如大日本辩护士会联合会和日本自由党，强

调保留天皇，但也表示支持限制天皇特权。甚至

名实相违的进步党，日本主要政党中的最右翼

者，也要求“扩大和强化议会的权限，使议会参

与运用大权”。

一些非官方的提案，包含了自由主义的人权

条款。1945年11月日本共产党公布七项《新宪法

构成纲要》，其中第五项规定“人民享有政治

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由，并确保其监督批评议

会及政府的自由”。第六项规定“人民的生活权、

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应当由具体设施加以保

障”。这些颇有深意的条款，显然是根据1936年

苏联的“斯大林宪法”改写而成。社会党的提案，

与高野岩三郎的个人提案以及他帮助打造的宪法

研究会草案一样，不仅明确保障“言论、集会、

结社、出版、信仰和通信的自由”，还保障经济

权利，诸如“老年人生活受国家保护”，以及性别

权利，如保障婚姻中“男女享有同等权利”。

由于公布时间早和自由主义的内容，宪法研

究会的提案得到了 GHQ 民政局的特别关注。毕

竟，它代表了比“稳健派”或“老自由主义派”显然

更为民主的日本人自身的观点。它的作用还在

于，引起了对明治宪法形成的契机和思想根源的

注意。宪法研究会的提案指出，在绘制日本的未

来构想时，并没有单一的日本历史、传统或文化

可资利用。日本的近代经验可以有多样化的解

读，关于创造日本自身的民主，也可以得出各种

各样的教训。民众对新宪法的积极热情，透露出

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与旧宪法的维护者们

所拼命捍卫的大相径庭。

那些崇拜明治宪法的人，自然倾向于将其作

为万世不灭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价值观的体现。事

实上，明治宪法诞生尚不足60年，代表的是一小

撮精英求助于德国为他们新兴的单一民族国家寻

求宪法模式的结果。

天皇成了德国式的专制主义日本化的载体。

在选择这条道路时，明治时期的政治寡头们拒绝

了政府之外提出的更为自由主义的宪法草案，如

最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的草案。

宪法研究会从明治时期的反政府运动中汲取

灵感，受到了引入日本的更为自由、激进的西方

思想传统的影响。高野岩三郎本人就是典型的例

证。高葑生于1871年，比明治宪法和现代天皇制

的存在年长18岁。他始终认为这一新“国体”是悲

剧性的事件。他在公布个人的宪法草案之际发表

的评论《囚权亡民众》（《被囚的民众》）中，

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高野在这篇文章中，详述了

在明治宪法下，民众如何成为天皇制的囚徒。他

认定自己的思想受到了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影

响。高野在唤起对明治初期激进运动的注意方面

并不孤独。宪法研究会参与者中唯一可称为宪法

专家的铃木安藏，也颇受明治初期共享民主制运

动的启迪。1927年，铃木因激进思想被清除出京

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此后他致力于自由民权运

动思想的研究。其实，高野和铃木所做的，也是

保守派文官们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做的：唤起对

十九世纪末期日本固有的“民主”传统的关注。

对占领军当局而言，这种对历史的批判的利

用，比玫瑰移植的议论要有说服力得多。尤其是

当局这些改革推进者中，至少有某些人通过加拿

大外交官诺曼（E. H. Norman)的学术研究，曾经

知悉过这样的观点。诺曼是西方历史学家中研究

日本近代国家形成的先驱。诺曼恰好作为在此重

要时期加拿大政府驻日本的代表，于1945年9月

初会见了铃木安藏，并鼓励他展开对“国体”的批

判研究。

民政局对宪法委员会草案的赞成倾向，在迈

洛·罗威尔（Milo E.Rowell)中校为民政局长惠特

尼（Courtney Whitney)准将准备的机密备忘录中

表露无遗。罗威尔后来成为新宪法起草的重要参

与者。罗威尔评述宪法研究会的提案仍然忽略了

某些权利，包括对法律执行机关的制约和对刑事

被告人的保护。然而，他在总体上赞扬了草案

的“显著的自由主义的诸规定”，包括人民主权，

禁止因“出生、身份、性别、人种以及国籍的歧

视”，贵族制度的废除以及对劳动者广泛的利益

保障。有些条款尚需补足，但草案是“民主的和

值得接受的”。

数星期后，与此情形相对照，松本委员会的

草案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发表，引发轰动。1月份

的最后一天，《每日新闻》记者西山柳造在松本

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的房间见到了宪法修正草

案。他“借”走了草案并迅速回到报社。他和同事

们将草案拆开，赶忙分头抄写。然后他将草案重

新装订好并悄悄地还了回去。他倒是做得礼数周

到，但松本的团队已经不再需要它了。现在委员

会成员们想要多少份秘密草案都没问题，只要买

到2月1日的《每日新闻》就成了。

当时对《每日新闻》的独家报道性质有一些

误解。民政局官员认为是日本政府故意走漏消

息。惠特尼准将向麦克阿瑟描述这是吉田外相

的“观测气球”。通常《每日新闻》偷窃、公开的

版本（记者们在抄写之际有些细小的错误），还

被误认为是委员会最终提交的版本。事实上，这

一版本的私下反应并不像委员会实际预备提交给

GHQ的草案那么保守。

即使这样的一个版本，也被广泛嘲弄为虚

饰、象征性（做做样子）、反动与完全脱离时代

的氛围和要求。《每日新闻》的社论是对这一问

题的公平看法的范例。社论说，大多数人确实对

政府的草案深感失望，它“只是寻求维持现状”。

草案像是“见习律师草拟的文书……全无新国家

构成所必需的识见、政治才能与理想主义”。宪

法修正“不仅是个法律问题”，还是“极端重要的政

治行为”。松本和他的同事们表现得完全“不理解

日本正处于革命时期”。

SCAP的接管

SCAP 的接管

日本政府为执迷不悟、不知变通付出了代

价。经过2月1日至3日间的一系列迅速决议，麦

克阿瑟及其民政局的顶级助手们做出结论，日本

政府没有能力提交满足《波茨坦宣言》要求的宪

法草案。SCAP不得不亲自指导。这一大胆决

定，再次表明与日本人和美国政府相比，麦克阿

瑟所行使的非同寻常的权力。2月1日，元帅的部

下完成了一份备忘录。他们在一周内斟酌有关日

本投降的基本文件，得出结论：最高司令官具

有“为变革日本的宪法构造可以采取任何自认为

适当措施的无制约权限”。翌日，麦克阿瑟指示

民政局准备修正事项大纲，以指导日本政府。2

月3日，他判断说，日方的顽固官员更适合由详

细的宪法典范做指导。

这些步骤不过是民政局不同寻常的一周的序

曲。2月4日，根据秘密记录，惠特尼召集部下并

告知他们，“下周民政局将召开宪法制定会议。

麦克阿瑟将军委托民政局担负为日本国民起草新

宪法的历史重任”。

日本的新宪法将基于麦克阿瑟宣称的三项重要

原则。惠特尼将这三项原则草草记下，带到了会

上。三原则如下：

I

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

皇位世袭制。

天皇的职务和权能将基于宪法行使，并为宪法所示的国民基

本意志负责。

II

废止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放弃以战争为手段解决

本国纷争乃至保持本国的安全。日本的防卫和保护，依靠的

是打动当 今世界的崇高理想。

不批准成立日本海陆空军。日本军队不被授予交战权。

III

日本的封建制度将终结。

责族的权力除皇族外，以现存者一代为限。

华族今后不再享有国民、市民之外单独的政治权利。

预算模式仿照英国制度。

那么将这几条稀疏的指导方针制定成宪法的

时限是多久呢？惠特尼告知他的部下，草案将于

2月12日完成并准备供麦克阿瑟审批。

占领期再没有哪个事件比这更能体现麦克阿

瑟的宏伟手段了。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分析盟军和

美国政府的基本文件，以确认他囊括无遗的权

限。他抓住关键时机，以谁也梦想不到的方式下

达了指令。换了与他实力相当或是相近的任何

人，也不会建议甚至想象得到，美国人会代日本

起草宪法。这些豪言壮语式的原则：君主立宪

制、绝对和平主义与废除封建制度的宣言，与他

委任部下的细节一样具有典型性。在麦克阿瑟心

目中，最高司令官与最高的存在（上帝）之间向

来仅有一线之隔。而在2月初的重要时刻，他几

乎将二者之间的差别完全消除。

但是为什么，在数月谨慎控制，不对日本政

府施压之后，麦克阿瑟如此迅速果断地决定采取

行动？他为何不让日本人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尤其是当日本人独立的民主之声鼎沸、大有希望

之时呢？就在麦克阿瑟指示民政局制备宪法的当

日，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日本人支持修正宪

法，并希望选举自己的组织研究这一问题。假使

如《波茨坦宣言》所言，占领的目的是为创造

与“日本国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相一致的更为民主

的社会，那就不应当无视这些调查表明的草根民

主发展的前景。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SCAP要代替日本

政府制定宪法草案呢?

答案在于数月来频繁出现的有关天皇地位的

考虑。麦克阿瑟的立即行动是因为他相信，这样

主动出击对保护天皇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他的

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采取行动所对抗的极端

保守主义者的基本考虑是一致的。天皇的地位问

题，作为最高司令官原则的第一条出现，并非偶

然。这是他的首要考虑。放弃战争和废除封建制

度是第二位的，是麦克阿瑟认为获取世界各国支

持、保留天皇制度和天皇本人的必要条件。这不

是否认麦克阿瑟对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承

诺，因为他在这些方面也以救世主自居。然而，

这出宪法修正匆忙上场的高潮戏剧，其动机在于

麦克阿瑟感到，日本政府的极端保守主义倾向，

正危害到保守主义者最为珍视的目标。

惠特尼准将在2月4日下达指令时，向部下点

明了这一点。他解释说，GHQ推出宪法草案的最

终期限是2月12日，是因为日本高官预定当日与

他进行非正式会谈，商讨还未正式提交GHQ的宪

法草案。2月4 日的会议记录记述，“惠特尼将军

预计日本方面的草案将会具有十分强烈的右翼倾

向。无论如何，他打算说服日本外务大臣及其同

僚，保住天皇和他们自己残存权力的唯一可能，

就是接受和批准一部决定性的向左转的宪法”。

这一论点成了其后与日本政府代表多次磋商

的主题。日方被一再告诫，接受“麦克阿瑟草

案”的基本模式，他们就能够避免可能完全废除

天皇制的更为激进的修正案。此时是1946年初，

麦克阿瑟确信皇室正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深刻威

胁：首先是来自日本国民的威胁。高野岩三郎和

共产党宪法草案体现出的“共和”思想，随着时间

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强大。其次是来自日本外部的

威胁。胜利的同盟国阵营中具有强烈反天皇倾向

的各国，很快就会干涉到宪法的修正。

外部威胁的问题突然提上了日程，多国组成

的“远东委员会” (FEC)即将成立。事实上，1月30

日，筹备“远东委员会”的“远东咨询委员会”委员

们在东京会见了麦克阿瑟，并询问了宪法修正的

进展状况。FEC预定在2月末正式开始运作，而在

2月1日其部下预兆不祥地向麦克阿瑟报告

说，“您对宪法修正的决策权，在远东委员会公

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决策之前，尚不会受到实

质性削减”。这份备忘录还提到，此后麦克阿瑟

关于宪法改革的指令，还可能被四国联合的对日

理事会的任一成员国所否决。对日理事会预定在

FEC成立稍后开始在东京运作。突然之间，对天

皇及天皇制抱有敌意的国家，其权限将有可能凌

驾于麦克阿瑟之上。

在此情势之下，麦克阿瑟面对突如其来的挑

战所要做的是，在FEC 真正开始运作之前，制定

出宪法草案公开审议，既要满足《波茨坦宣言》

的要求，又要存留天皇制。在民政局完成宪法草

案之后，惠特尼准将及其部属试图向松本和他震

惊的同僚们解释草案背后的根本原因，天皇制的

存续一直是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因而，当美方

草案首次向日方披露之时，惠特尼不厌其烦地强

调了这一点。他告诉松本及其同僚：

最高司令官顶住让天皇接受战犯调查的日益

增强的外部压力，坚决地捍卫天皇。他如此保卫

天皇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正义的事情，并将在此

过程中继续竭尽全力。但是，先生们，最高司令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官并不是万能的。无论如何，他感到接受这些新

的宪法条款，将可能确保天皇安然无恙。他感觉

这将使你们从同盟国手中获得自由的日子尽早到

来，还能使日本国民尽早获得同盟国要求的国民

的基本自由。

这些重要意见最终甚至得到了吉田外相这样

的人物的接纳，而吉田被惠特尼和其他人视

为“内阁中最反动的分子”。5月吉田就任首相，

后来他特意向保守派的同僚们解释说，在战败与

被占领的状况下，宪法修正不是个法律观念问

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皇室安泰以及占领尽

早结束的实际的政治问题。45

GHQ 的“ 宪法制定会议”

民政局立即召集“宪法制定会议”。第一生命

大厦第六层的跳舞厅成了他们集体作业的场所，

点缀着几组办公桌。24位官员——16位武官和8

位文官，被指派在一周之内将麦克阿瑟的三项基

本原则扩充为血肉丰满的国家宪章。

工作组很快分成了1个指导委员会和7个专门

小组，其中包括4名女性。他们在随后的数天内

高强度地工作，通常早晨7点到7点半左右开始，

一直持续工作到午夜。用一位参与者的话来说，

被借用的跳舞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牛栏”。专门

小组与指导委员会之间持续不断地进行沟通。惠

特尼以及通过他获知情况的麦克阿瑟听取工作组

的进展情况直到深夜。时间如此紧迫，以至于没

有谁真的有空闲去思索一下，他们正在承担如此

大胆创新的任务。

尽管起草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是穿军装的，但是

却没有一个职业军人。他们之中除惠特尼准将

外，还有4位律师：陆军上校查尔斯·凯德斯

（Charles L. Kades)，指挥官小阿尔弗雷德·哈西

（Alfred

R.

Hussey,Jr.),陆军中校迈洛·罗威尔

（Milo

E.

Rowell)和陆军中校弗兰克·E.海斯

（Frank E. Hays)。另外还有波多黎各的前众议员

和地方长官盖伊·斯沃普（Guy J. Swope)司令，刚

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行政学博士学位的米尔顿·埃

斯曼（Milton J. Esman)中尉，北达科他州的报纸

编辑和发行人、海军中尉奥斯本·海格

（OsbomeHauge)，华尔街的投资家、陆军上尉弗

兰克·瑞佐（Frank Rizzo)，民间谍报机关专家、

海军少校罗伊·马尔科姆（Roy L. Malcolm)，社会

学教授、陆军中校皮耶特·鲁斯特（Pieter

K

Roest)，商学教授、陆军中校西塞尔·蒂尔顿

(Cecil Tilton),驻外事务官员、海军少尉理查德·普

尔（Richard

A.Poole),中国史专家赛勒斯·匹克

（Cyrus H. Peake)博士以及有战前滞留日本经历

的新闻记者亨利·爱默生·怀尔兹（Harry Emerson

Wildes) 047他们的政治立场，从保守的共和党支

持者到民主党的新政支持者，颇有分歧。惠特尼

坚定地站在前者的队伍中，指挥委员会的头儿和

这个团队的真正领导者查尔斯·凯德斯（Charles

Kades)上校，则是自豪的新政拥护者，他在罗斯

福政府中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起草委员会中的少数人曾经接受过军政训

练，而且对日本稍有了解。然而除了匹克与怀尔

兹之外，委员会中真正对日本有认识或经验的人

是比特·西罗塔（Beate Sirota)。西罗塔是一位22

岁的犹太女性。她出生于维也纳，在孩提时代随

父母迁居日本。当时她的钢琴家父亲在东京音乐

学校任教职。直到12岁，西罗塔在东京上了 6年

德国学校。后来她的父母认为德国学校“太纳

粹”，让她转学到了美国学校。15岁高中毕业

时，她的日语已经相当流利，并且还懂其他4门

外语。到她进入第一生命大厦六层的“牛栏”里的

时候，她已经从米尔斯学院毕业。战争中她曾在

美国驻外广播新闻处和美国作战新闻处工作过，

在那里她写日文稿甚至亲自播送日语的宣传广播

稿。她还担任《时代》杂志的特约日本通讯员。

战争年代，她的双亲滞留在轻井沢度过了穷乏的

岁月。西罗塔从儿时与日本孩童和仆人的接触

中，还有那些时常来拜访她父母的女性、艺术家

和知识分子身上，切实地感受到了既存宪法下个

人自由受侵害之苦。战败后回到日本时，她在民

政局得到了对弱势政党和政治中女性地位进行调

查研究的工作。

西罗塔分配到了关于人权的小组，而她几乎

偶然的在场，为GHQ 的“宪法制定会议”提供了罕

见的视角：一位年轻的、勇敢的、理想主义的、

相当具有世界视野的欧洲犹太女性，调和了日美

两种文化背景，尤其是对压抑和迫害问题有着敏

锐的感觉。另一个更难以捉摸的偶然性的例子，

是关于年轻的海军少尉理查德·普尔（Richard A.

Poole)的任命。他是掌管起草有关天皇新条款任

务的两人之一。尽管普尔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格，

但是他出生在横滨，而且他的生日跟天皇是同一

天。松本及其同僚对这样的分派和行动毫无所

知。假使他们能够向这个热情狂乱的舞场偷窥的

话，他们焉能不悲从中来，哭得肝肠寸断。

这支美国团队的非军事背景，造成了完全不

分等级的工作氛围，身处其中军衔被忽略了，大

家畅所欲言。凯德斯几乎得到了所有部下的高度

评价。据大家所言，他是个倾听意见的天才，能

够最大限度地引人发挥才能，并能明确把握大

局。他还对“日本问题老手们”的精英论调抱持新

政拥护者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在他与普尔之间

的一个小玩笑中显露出来。既然普尔年仅6岁半

时就离开了日本，凯德斯告诉他说，“我猜你还

行”。这种有所指的讽刺挖苦，很可以说明为何

美国人能够如此打破旧习，推出激进的宪法修正

案。正如普尔后来所言：“大体而言，让那些在

旧日本文化中浸淫未久、有完全新鲜的一套或许

因此而不怕尝试新观念的人，来实施对日本的占

领是健全的做法。”

比特·西罗塔在批判GHQ的行动“傲慢自

大”时，其观点甚至更为坚定。她回忆说，她从

未感到自己是在试图通过协助修宪教导日本人。

她和周围的每个人宁可强烈地相信，他们是在参

与创造一个大多数日本人渴望而从自己的领导者

那里得不到的更少压抑的社会。就西罗塔而言，

这种良知是基于对日本妇女不同寻常的共鸣，再

加上对她们法律上和婚姻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个人

经验。她也见识过“思想警察”的活动，因为他们

经常光顾她父母的家，从佣人和厨子那里榨取有

关客人的信息。（甚至从他们那里收集参加晚宴

的日本客人和外国客人的座位名牌）。尽管西罗

塔的个人经验不同寻常，但她的态度却是典型

的。在第六层的“牛栏”里，理想主义的集体精神

超越了政治上的分歧，参与者们后来称其为“人

文”精神，即一种身负特殊使命以消除压抑并实

现民主制度化的共通判断。

这种精神具有感染力。虽然无法被精确计

量，但是此种精神的存在至关重要。他们的起草

作业，往往按照君主立宪制的完美形式可能具有

的最宽容、最自由主义的向度做出解释。同时，

民政局的宪法制定会议还受到最高司令官三大原

则之外的许多声明与规范的宽松指导。《波茨坦

宣言》是其中之一；编号为“SWNCC228”的关

于“日本统治体制改革”的美国官方指导方针，也

是其中之一（SCAP于1月11日收到此指令）。52

与联合国创设相关发布的诸原则以及民间团体和

个人发表的各种宪法草案也受到关注。数年后，

凯德斯特意驳斥了那种认为 GHQ草案“完全是从

庞大的民政局产生的庞大固埃式的巨人”的看

法。相反，他坚持认为，“日本方面提供的情报

最为有益”。另外，起草委员会还在匆忙之间征

集了所有能够得到的外国宪法的英文版本。

比特·西罗塔征用了一辆吉普车到各大学的图

书馆四处借书，以免让人注意到她从单一的地方

借用过多的资料，她总共大约借阅了10到12册文

献资料。

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周当中，麦克阿瑟的帝王气概

以最微妙的方式表露无遗：他完全不插手部下每

日的起草工作，但却总是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

允许部下自由裁夺对他申明的基本方针的具体解

释。在此过程中，他的三大原则得到了重新审议

和进一步的提炼。这样的时刻，职位低下的部属

担负起了将麦克阿瑟的抽象思考具体化的责任，

生动地展示了无名之辈可以像著名人物一样刻下

自身的历史业绩。

例如，凯德斯的团队将麦克阿瑟有关天皇的生

硬指示做了根本性的转换，写成了新宪法序言之

后的第一章。负责重写这一节的二人起草小组-海

军少尉普尔和另一位下级军官小乔治·纳尔逊

Nelson, Jr)中尉，

（图：作为教育公众认识新宪法运动的一部

分，占领军当局发布了一系列“之前与之后”的布

告画，其中包括对诸多民主原则的描绘，如：

（左上1)政府公务员的角色是国民公仆而非作威

作福的官僚；（右上2)消除等级制，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左下3)内阁取代军部当政；（右下4)

家长制终结，男女平等确立。）

简直忽略了麦克阿瑟含意不明的头一句

话：“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这些年轻人与

指导委员会一起，还以最高司令官从未提及的方

式对天皇进行了重新定义。他们将天皇描述为国

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随后凯德斯及其团队明

确申述了主权完全在于国民的理念。在日本的语

境中，这是一个革命的观念。以这样的方式，民

政局团队不仅加强了最高司令官的指示，而且推

行了这些指示可能具有的最自由主义的解释。同

时，他们还将有关天皇的核心问题做出了与宪法

研究会草案提议相类似的表述。

以与此相类似的方式，只是含糊命令“日本

的封建制度将终结”的麦克阿瑟的第三条原则，

成了保障代议制与广泛的国民自由和人权详细条

款的基础。新宪法明确列举“国民之权利与义

务”的章节，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自由主义的人

权保障规定之一。主要是由于比特?西罗塔的努

力，新宪法甚至保障了“两性的本质的平等”，这

一点在美国宪法中都未给出明确规定。起草委员

会还不揣冒昧地缓和了麦克阿瑟有关日本非军事

化的措辞和意图。凯德斯个人承担起了此项条款

的修正责任，他认为将军断然放弃“作为国家主

权的战争权力……乃至保持本国的安全”过于武

断。他解释说，任何国家都有权维持自身的安

全，通过保有某种形式的宪兵、海岸警备队等，

抵御内在的纷争与外来的威胁。于是凯德斯毅然

将放弃战争条款的第一项修正为“废止作为国家

主权的战争权力。永久废弃以威吓或使用武力为

手段解决与他国的纷争”。同条款的第二项否定

了交战权以及保持海、陆、空军，基本上遵从了

麦克阿瑟的指令所言。凯德斯故意暧昧地保留

了“为保持自身安全”适度再军备的可能性，并由

此埋下了此后数十年论争的火种。

宪法放弃战争的条款是SCAP “楔入战术”的

辉煌例证，昨日还与战争结合的国家主权，今天

却成了正式与激进的反军国主义关联的国家主

权。然而，这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政治操作的技

巧，还有放弃战争的理想本身巨大的吸引力，以

及近年历史上的确切先例。它反映出近20 年前当

世界还未陷入灾难性的战争之时，以1928年的凯

洛格一白瑞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巴黎和

约）为标志的世界性的和平构想。正式以“关于

抛弃战争的条约”而闻名的凯洛格一白瑞安公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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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约，为GHQ草案放弃战争的言辞提供了最为明确

的范式。

凯德斯上校早就是凯洛格一白瑞安理想的崇拜

者，币原首相与芦田均、吉田茂等阁僚皆为外交

官出身，不可能不熟悉放弃战争条款的惯用语

言。实际上，和平的构想正在他们的周围复兴。

1928年日本曾参与签订凯洛格一白瑞安公约，而

日本对其原则的违背，正由当时东京战犯审判所

起诉的被告人的主要罪状显露出来。在此情形之

下，凯洛格一白瑞安公约放弃战争的和平表述，

在言辞和法律方面都成了一柄双刃剑: 新宪法草

案中的放弃战争条款，在保护天皇的同时，却也

拔剑出鞘，砍倒了他往昔的文武高官。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SCAP突然决断制定一部“典范”宪法，意味着

对旧宪法“修正”设想的全面否定和废弃。现在突

然之间，既未经内部讨论也未向公众发表，既存

宪法就被宣布缺陷如此严重，以致必须捐弃其全

部内容。只有“修正”的说法保留了下来。新的现

实是要以新宪法取代旧有宪法，这简直与松本委

员会的观点完全对立。与松本委员会完全是在明

治宪法的框架内修修补补的作业相反，民政局团

队仅仅感兴趣于将现存宪章作为反面教材，提醒

日本的误入歧途。他们根本未浪费时间对既存宪

法做逐项仔细的研究。

然而，美国人在第一生命大厦舞厅内彻底改

造的日本，并不被认为是美国的小型复制品。凯

德斯后来坚持说，在起草委员会拼凑新宪章之

时，并未过多参考美国宪法。毕竟，这是天皇制

包装下的英式内阁制度的代议政体。即便如此，

美国式民主的政治理想与同盟国的诸项宣言，最

终也在新宪法中留下了鲜明印记。日本宪法的序

言部分尤其如此。这是对美国独立宣言、葛底斯

堡演说、美国宪法以及战时的两大宣言—《大西

洋宪章》与《德黑兰宣言》的回应与共鸣。

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振奋人心的任务，可以

交付给这些满怀政治理想的聪明（大多数也很年

轻）人了。实际上，美国人得以书写的是全新的

历史，尽管其背景上雕刻着日本皇家的菊花纹章

作为装饰。而日常审议的秘密议事录也显示出，

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共同目的意识，还具有高度

的技术才能和专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起草委员

会的律师们没有一位是宪法方面的专家，正如松

本是一位商法专家一样，这并未使他们踌躇不

前。但是，他们却不允许自己阵营内部基本的意

见分歧，这一点很快就显现出来。当他们的行政

管理专家、陆军中尉埃斯曼干扰宪法起草进程、

批判起草计划执行的草率性和秘而不宣时，忽然

发现自己收到了一张为期5天的“休息与娱乐”休

假许可证，而且立即生效。在同僚们秘密地突飞

猛进铲除封建残余之时，埃斯曼却在日光下消磨

时间考察德川幕府创始者宏伟的陵庙。等他返回

之时，起草工作已接近尾声，尽管他还来得及为

最终草案尽绵薄之力。新宪法采纳了埃斯曼关于

行政省厅之上设立法机关的提案。

埃斯曼关于宪法制定过程的保留意见未能见

容，不是因为这些意见太保守，而是由于它们不

现实。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一周时间对于达成目

前的任务来说过于仓促，但是这一时间表是最高

司令官下达的命令。埃斯曼批评起草计划的秘而

不宣，他希望通过积极征集“致力民主的日本学

者”的支持和专门意见，使此任务的日美合作更

加名副其实。他相信，由此产生的草案将真正反

映大众的民主情绪，并能更加坚实地植根于日本

文化和社会。然而，正如起草时间的仓促一样，

秘而不宣也是麦克阿瑟的命令。在最高司令官更

为宏大的构想下，制定中的宪法不仅要向日本政

府保密，还要向全世界保密，包括华盛顿的决策

机构、占领当局内部的反对者，以及集结于远东

委员会的同盟国阵营的多个国家。

尽管埃斯曼的日光之旅有利于其他人宪法草

案起草作业的加速，但是他们的确自认为满意地

解答了后世评论家将提出的质疑：他们是否种族

中心主义？他们是否文化帝国主义者？经过争

论，他们的答案是：在现代世界中，主张“政治

道德法则的普遍性”是适当和必要的。这一说法

最终添入了GHQ宪法草案的序言当中。那么，试

图强加给日本如此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否贤明和切

实可行？对于这个特定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日

本政府而非日本国民在抵制这样的变化。如果日

本国民不情愿美方的提案，稍后他们总可以对宪

法加以变更。

“宪法制定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审议各起草

小组反馈的各种提案时，上述议论时有抬头。当

有人指出，“基于美国政治经验和思维的理想宪

法与日本现政权的运作和过去的经验之间的显著

差异”时，凯德斯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但其立

场却是：“美国政治的意识形态与最良好或最自

由主义的日本宪法思想之间”不存在同样的差

距。另有一次，委员会中两位最为行事谨慎的成

员提议，应对宪法修正设定严格限制，

1955年之前不许可任何宪法修正案。他们的

理由是“日本国民尚未做好民主政治的准备，我

们陷入了为想法难以理解的国民制定自由主义宪

法的令人不安的境地”。凯德斯及其指导委员会

很快驳回了此项主张。他们声称，宪法的前提是

负责任的选民，而且宪法被规定为“不仅是合理

的、永久的同时还是易于变通的文件，具备简明

而非复杂的修正程序。

对于他们正在完成的事业，起草者们的认识

无疑有些暧昧。大多数人（并非全部）似乎理所

当然地认为，他们是在为日本起草真正的宪法—

一部理想的“典范”宪章，而并非只是样本或指

南。但他们谁都不清楚，他们的草案在得到帝国

议会承认之前，将会加以怎样的变更。有一次，

他们甚至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可能“全盘”否定GHQ

草案的忧虑。从一开始，几乎每一位参与宪法制

定的美国人都假定（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无论

日本国会最终采用什么样的宪法，都得经由日本

人的审阅。而且即便是被采用，也要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2月10日，在召集宪法制定会议6天之后，惠

特尼准将把全新的宪法草案呈交给了最高司令

官。惠特尼指出，草案是民政局成员深思熟虑

373的共通见解的具体表述，“几乎全面代表了美

国的政治思想”，而且是考虑到日本宪法的历史

发展过程并对美国和欧洲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认

真考察的结果。他评述说，草案展示出对宪法相

关事项的先进思考，但同时并未打破既有之惯

例。GHQ宪法草案不仅确立了政治的民主，还确

立了经济的、社会的民主，而且可以说具有强力

的、健全的中庸特征。正如惠特尼所言，“它构

成了政治思想从极右向左派的大幅度回转，然而

却未屈从于极左的激进观念”。

麦克阿瑟以其特有的高姿态，仅对呈交的草

案做了一处变更，删除了对《国民基本人权宣

言》（人权法案）的修正限制。2月11日，恰逢

日本的纪元节（建国日），麦克阿瑟批准，将

GHQ的草案成果提交给了对事态发展一无所知的

日本政府。

注释:

3.曾参与宪法起草并在最髙统帅部承担起草新宪

法的过程中，汇总与实际进程相关的大多数内部

文件。以下的许多论述都是基于这些原始资料。

此文献下引为。

1957年到1964年间，日本著名法学家高柳贤三领

导日本的宪法调査会，对战后宪章的起源、问题

和前景进行了大量的听证。调查会公布了约4万

页篇幅的记录和档案。调査会的大部分调查报告

有英文版本。

5《波茨坦宣言》之后，美方支持宪法修正的基

本指令有三：（1)《投降后美利坚合众国的初期

对日方针》（1945年9月6日）；（2) JCS 1380/15

(1945年11月3 日）；(3) SWNCC 228 (1947年1月7

日）。

37只有天皇退位的情况，才会使麦克阿瑟的职权

受限。他将被要求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解决。

39凯德斯后来的评论十分精辟：“假如不是麦克

阿瑟的魄力，可能根本不会起草这样的文件”；

凯德斯访谈(GI) 2： 19。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了正当（而不坦白的）辩护，声称他是“小

心翼翼地”遵从美国政府的指示，参见1946年5月

4

日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冗长电文，

FRUS 1946、8： 220-226。当GHQ宪法草案随后

以日本政府提案的面目出现时，美国国务院驻东

京代表大为震惊，见 FRUS1946, 8： 172-174。

GHQ开明的宪法草案，自然对认为日本人不能实

行民主的英美保守派的日本通们造成了冲击。华

盛顿的决策者也表示担忧：日本人民在政治上还

不够成熟，无法担当新宪法赋予的责任并且可能

由此导致混乱，从而助长“官僚政府的回归”。

41TOT/RP 1 ：占领终结后，麦克阿瑟本人着重强

调这一点。例如，在回应日本宪法调查会领导人

高柳贤三的质询时，麦克阿瑟直截了当地回

答“维护天皇制是我不变的目标。对日本政治、

文化的留存而言，它是内在的和必要的。妄图消

灭天皇个人从而废除天皇制的邪恶举动，是对日

本成功复兴最危险的威胁。”参SUCC/FR，pp. 73-

74；髙柳贤三前引书，p. 79。日美研究者一致认

为，宪法第九条背后的主要动机，是为缓和因维

持天皇制所招致的批判。例如，参见秦郁彦、袖

井林二郎编，《日本占领秘史》（东京：朝日新

闻社，1977)，第2卷， pp. 8-11；秦郁彦《史录

－日本再军备》（东京：文艺春秋，1976)，pp.

47-78； Theodore McNelly，“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isarmamentp.

30。

55Poole访谈（G/), p. 17。民政局草案定稿的第一

款为“天皇乃日本国之象征，亦

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唯基于国民之主

权意志”；TOT/RP 1 ： 268。日本

国会最终采纳的宪法行文为，“天皇乃日本国之

象征，赤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

其地位是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国民的总意”。

对英美“象征”君主制思想的详尽考察，参见

Nakamura Masanori, The Japanese Monarchy：

Ambassador Joseph Grewand the Making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1931 - 1991 ( Armonk,

N. Y.：M. E_ Sharpe，1992) 0

57 1986年，在与竹前荣治的令人瞩目的访谈中，

凯德斯谈起他起草的修正条款针对

麦克阿瑟指令的变化，说假使当时他考虑更为周

全的话，“我可能会修正为：‘除非抗击侵略或者

镇压叛乱’。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在极大的压力下

工作的”；Kades (1986)，pp. 277-282,尤可参见 p.

279。亦参见 Kades ( 1989), pp. 236 - 237；

TOT/RP 1 ： 272。关于是谁首先提出在新宪法中

体现放弃战争的理念，众说纷纭。

McNelly

(1982)前引文中对此问题有详尽论述。McNelly令

人信服地反驳了此理念是由币原首相首先提议的

观点。有可能是凯德斯或者惠特尼向麦克阿瑟提

出了此类建议，但最终肯定是麦克阿瑟的决定。

然而必须谨记，战争时期英美方的许多公告，曾

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呼吁，一旦德日战败，必

须“彻底且永久”解除武装。这种措辞在包括《波

茨坦宣言》、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阿瑟指令

（JCS 1380/15)等在内的对日方针文件中，得到

重申。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

化

2月13日，惠特尼准将与三位随从造访了日

本外务大臣的官邸，并向松本蒸治和吉田茂提交

了GHQ的宪法草案，当时在场的有吉田茂的侍从

白洲次郎和一名官方翻译。日本方面确信他们的

会见是为讨论松本的提案（此提案最终于2月8日

提交），当惠特尼以断然的态度对此置之不理

时，日方着实大为惊愕。除了在场的翻译之外，

松本、吉田和白洲也都懂英语。惠特尼字斟句酌

而且故意语速很慢。那天他还患了流行性感冒，

正发着高烧。这或许使惠特尼在表达自己见解时

变得罕见的激烈和锐利。

他开口道：“前几天，你们提交给我们的宪

法修正草案，在最高司令官看来，完全不可能作

为一份自由和民主的文件被接受。”随后他分发

了 GHQ民政局起草的宪法草案，并解释说，麦克

阿瑟赞成这份“以他的观点看来体现了日本局势

所要求的诸项原则”的草案。会晤后，立即由惠

特尼的三位助手共同完成的详细会议记录提到，

日本官员“显然惊呆了”，“此时整个气氛充满了戏

剧性的张力”。

美国人退到庭园里，留给他们的对手阅读英

语文件的时间。当白洲走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时，惠特尼刺耳地说道：“我们刚才颇为享受了

一番你们原子能的阳光。”这句刻薄的闲话，勾

起了到底谁是胜利者和战败者的令人触目惊心的

记忆。在1956年出版的麦克阿瑟传记中，惠特尼

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这一插曲，还添加了一个细

节：此时，一架B-29 轰炸机恰好从他们的头顶飞

过。

惠特尼准将认为自己放的冷箭颇具心理威慑

力，而他的箭囊中还另有储备。在松本和吉田对

草案做了大约半小时的文本细读之后，双方重新

会合，惠特尼再次拉弓放箭。他指出接受GHQ宪

法草案的诸项规定, 是确保天皇“安泰”的最佳选

择。他声称，假使日本政府拒绝此方针，最高司

令官准备将草案向日本国民直接公布。尽管这一

宣称超出了惠特尼本人的权限，但是麦克阿瑟随

即对这一威胁给予了强力支持。正如美方的会议

记录所示，惠特尼补充说：

麦克阿瑟将军感到，这是许多人认为反动的保

守派集团保留权力的最后机会。唯一的办法是急

速向左转。如果你们接受了这个宪法草案，你们

就大可放心，最高司令官将会支持你们的立场。

我不可能更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你们接受宪法草

案是你们残存下来的唯一可能。最高司令官坚决

认为，日本国民应当有权在这一宪法和不体现此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诸项原则的任意宪法之间自由取舍。

日本人并未借助翻译就理解了这些话，他们

掩饰不住苦恼之色。惠特尼回忆说：“白洲先生

好像坐到了什么东西上，一下子站了起来。松本

博士倒抽一口冷气。吉田的脸色阴云密布。”当

这些带来不幸消息的人准备起身告辞之际，吉田

才从满天阴云中回过神来，敦促他们一定要对此

次会晤完全保密。

“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惠特尼在2月13日的会见中，为日方提供了

一根救命稻草。他明言，尽管草案的基本原则没

有商量的余地，但是日方无须全盘接受GHQ 的宪

法草案。松本确实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而数日

之后他才完全明白，自己已处于绝境之中。私下

里，他先前曾嘲讽CHQ草案的“业余”水平，对国

会一院制的不切实际加以指摘。最终他发现，这

是美国人作为议价筹码唯一愿意让步的所在。

日本政府在最高统帅眼中显而易见地完全丧

失信用之前，白洲和松本最后一次尝试说服惠特

尼：日本保守派精英实际上拥有与美国人一样的

民主理念。他们争辩说，问题只在于二者的方法

不同。白洲在致惠特尼的信中说，美国人的方法

是“直线的和直接的”，而他们的方法则是“迂回、

曲折而细致的”。他甚至在信中附上草图，来解

说日本人从起点到达目标的途径是山间的一条蜿

蜒道路，而美国人直达目的就像坐飞机一样。惠

特尼不为这种文化图解所动，他回复白洲说，最

高司令官将允许对草案进行小的改动，但是

其“原则和基本形态”不容变更。

松本主张，如果宪法不符合国情，将招致专

制和暴政（日本近几十年的专制和暴政，倒显然

没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鋳躇）。难以置信的

是，即使面对盟军总司令部的最后通牒，他仍然

继续坚持日本国民在民主方面需要长期、和缓而

且慎重的政治监护，而松本委员会的宪法草案正

应当照此理解。他致函惠特尼，“比方说”，他的

草案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裹上糖衣的苦药”。任

何更加激进的主张都会吓坏稳健派、刺激过激分

子，使日本国内陷人大混乱。

对GHQ民政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令人厌烦

的老调重弹。无论美方提出何种改革提案，保守

派都无一例外地回应说，那将诱发“无序、混乱

和共产主义”。凯德斯后来评述，他们如此频繁

地拋出赤化危险，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威胁都

免疫了”。甚至是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惠特尼，

也表现出对这种末日论调门的不耐烦。他简洁地

向松本交代，如果内阁在48小时内不对此采取行

动，最高司令官将如约定的那样，直接将草案公

之于日本民众。当松本最终意识到，其他人或许

输掉了战争，而他却输掉了明治宪法的时候，显

然是肝肠寸断。

盟军总司令部原本期待日方会对2月13日的

会晤立即进行内阁审议。为推动进程，惠特尼及

其助手甚至准备了超过15份的草案副本，发放给

吉田和松本认为适当的人选参阅。然而，日本政

府并不像美国人想当然的那样以集体决断的方式

处理重大问题。直到2月19日，日本内阁才被告

知2月13日的会晤，当时松本苍白而颤抖地做了

首次陈述。他告诉同僚，惠特尼准将发现他的草

案无法接受，并代之以GHQ提议的草案。据松本

总结，惠特尼的立场认为，美国人并未将此草案

强加于日本政府，但是麦克阿瑟将军确信这是保

护天皇“圣体”（显然松本使用的是英语单词

person)不受反对者攻击的唯一方法。

数位阁僚的即时反应是，美国人的立场绝对

不可接受。币原首相同意此看法，但芦田均提出

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赞成接受草案，他后来在国会

的审议中成了关键人物。芦田警告说，如果内阁

回绝了GHQ的要求，美国人将如威胁所言把草案

公之于众，随之一系列厄运就会降临。“奴颜婢

膝的”媒体将会支持美国人。内阁将被迫辞职。

美国草案的支持者将被期待有所作为，并可能在

即将到来的总选举中获胜。总之，保守派必须谨

防被人气高涨、支持民主的势力夺去议席。他们

一致同意此事应当从长计议。2月22日，在币原

与麦克阿瑟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内阁审

议重新开始。这次审议，首次配发了GHQ草案前

两章关于天皇与放弃战争问题的大致译文。（由

于被打击得晕头转向，日本政府直到2月26日才

分发全部译文。）币原报告说，最高司令官并非

不讲道理。麦克阿瑟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为日

本着想，并强调自己“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天皇安

泰”的内心意愿。如币原所述，麦克阿瑟对苏

联、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想法做了可怕的暗

示，“其令人不快的程度超出你们的想象”。币原

首相还引述了将军表达的信念，“日本应当通过

声明拋弃战争、担负起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币

原是用英语

moral

leadership传达这个字眼

的）。”

币原首相仍然对大幅修改GHQ宪法草案寄予

希望，但在当天松本发现，即便想要抢救明治宪

法的一小部分也已经不可能。折磨人的美国方面

直率地告知他，使用既存的明治宪法作为修改基

础是“不可能的”。当这位自负的学者官僚切齿问

道：“你们到底认为新宪法草案中有多少条款是

基本的而且不容变更?”惠特尼回答说：“写成的整

部宪法都是基本的……概而言之，我们将此文件

看作是一个整体。”罗威尔（Rowell) 上校还唯恐

对此有所误解，他补充说：“新宪法的结构相互

交织，每章之间相辅相成，因而不能删削任何章

节。”应松本的请求，美方同意国会两院制，条

件是两院都必须经国民投票选举产生。”

2月22日，币原与数位政府高官，就美方草

案向裕仁天皇做了概要说明。这天是民政局给出

的日本内阁“原则上”承认GHQ草案的最终期限，

据说天皇答复得很果断。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理

解，天皇或许不像他的内阁大臣们那么犹豫不

决。他意识到自己的“圣体”得到了保护，所以他

的立场也就更简洁明了。裕仁天皇不像他的忠实

臣民，他可以自由地考虑对明治式的天皇制的变

更，而不必担心大不敬。无论如何，天皇对GHQ

草案的承认，使得内阁大臣们减轻了良心上的歉

疚，并且使他们能够遵从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

与此事件相关的日程安排，多少有点儿爱国

主义的迷信色彩。正如惠特尼准将高兴地表示，

盟军总司令部完成草案的最终期限2月12日，正

巧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日。币原内阁接受草案的

回复期限又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重合。然而，

即便在日本政府屈服于最后通牒之后，民政局还

是被告知，币原内阁的阁僚间仍然存在“激烈的

斗争”。政务大臣兼书记官长措桥渡，是就这些

问题向盟军总司令部提供消息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以严峻的语气描述了这些后台斗争。据措桥

说，旧天皇体制顽固的捍卫者，在官僚、前军官

翻译马拉松

和财阀领导人当中仍然为数众多。官僚由于其权

力来自于身为天皇忠实仆人的精英地位（而

非“公仆”或者人民的仆人），唯恐失掉自身的权

威。措桥还观察到，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阁僚们

真心忧惧，一旦天皇的特权被剥夺，将会引发恐

怖活动和暗杀。

翻译马拉松

这些事态的发展，与东久迩宫关于天皇应当

退位的令人震惊的公然暗示同时发生。“天皇‘圣

体’”与天皇制，突然间前所未有地岌岌可危。正

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3月4日，日本内阁向盟军

最高统帅正式提出最终被称为“最初的日本政府

草案”的宪法修正草案。从表面上看来，这份草

案完全无异于是GHQ草案的日译本。实际上，松

本与助手们用多种方式冲淡了 GHQ草案的建议方

针，包括玩弄术语变更草案的意图。

3月4日上午10时，松本及助手佐藤达夫，由

两名翻译陪同，向 GHQ民政局递交了他们的草案

文本。这次他们交给美国人的，是没有任何相应

英文翻译的日文版草案，就像是2月13日“原子能

的阳光”会见只有英文草案的重演。接下来是30

小时的马拉松会晤，日美双方合作将日文草案重

新译为英文。其间，美方不停地参阅日英词典，

并将日本草案新的英译文与他们的GHQ初版本对

照检查。在此漫长的无眠无休的艰苦奋斗中，双

方以军用应急干粮补充体力，从5加仑的咖啡罐

中分倒咖啡提神。在此情形下，对日本人来说，

味道不佳的食物，似乎成了被迫接受GHQ宪法草

案苦恼的象征。

无论如何发挥想象力，这都不是令人愉快的

场面。尽管如此，颇具戏剧性的场面还是时有所

见。松本和凯德斯对天皇与内阁的关系问题发生

了激烈的争论。孤立无援的保皇派松本，指控新

政拥护者凯德斯企图不仅将国体甚至是日本语进

行重新改造。正午过后，松本怒气冲冲地离去，

将宪法草案的翻译和修订工作留给佐藤和两名翻

译，佐藤他们不得不单独应付至少16位美方官员

及其日裔翻译人员。

此后，当凯德斯将自己的两个拳头交叠在一

起，比划着说明将内阁明确置于天皇之上的重要

性时，佐藤和凯德斯之间也一度剑拔弩张。佐藤

倒不甚留意凯德斯阐述的观念，而是被凯德斯拳

击般的紧张姿态所激怒。随后凯德斯得出结论，

日本人不能想象在政治上任何人比天皇优越，是

一种既神秘又矛盾的态度。正如凯德斯所见，一

方面，日本人主张在明治宪法下天皇本质上是无

权的，这是使天皇与战争责任完全分离的重要论

据；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

的特权不可侵犯。

比特·西罗塔（Beate Sirota)的双语技能，使

她在交换意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发现自己对

日本人古风犹存的善意，竟然能够推进男女平等

的大业。正如凯德斯对她的描述，这位瘦高个的

女孩，在许多问题上反而都支持日方的立场。随

后，当商议到西罗塔起草的有关女性权利的条款

时，凯德斯不失时机地提议说，既然西罗塔先前

对他们很友善，日方现在也应当善待她。通过这

种友好的互惠，日本现代宪法中最强有力的男女

平等条款被保留了下来。另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则是吉田外相的助手——受英国教育、沉着稳重

的白洲次郎的登场，使美国人经受了一次小小的

心理打击。午夜刚过，马拉松会议进行到半途，

白洲不经意间译出了每个人都在努力翻译的日本

草案大概的英译文，因为此前他就一直将日语草

案揣在口袋里。

在这次令人精疲力竭的会议过程中，美国人

发现，日本人在GHQ草案的“翻译”中，掺进了许

多实质性的变更。例如，英语的“建议与同

意”（advice and consent)，在日文版中变成了“辅

弼及协赞”（advice and assistance) ”日本政府所谓

的翻译，还将GHQ草案的序言省略，而序言中强

调了“人民意志的主权”。他们删除了废除华族制

度的条款，提出创设限制众议院权威的参议院，

以及改变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并加强中央政府的

控制。另外，他们削减多项有关人权保障的条

款，有时重新插入明治宪法中使用的套话。言

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只有“在

不妨害安宁秩序的范围内”才得以保障。同

样，“除去法律规定的场合外”，禁止书报检查才

能够实行。劳动者组织、团体交涉和集体行动的

权力，同样受到“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日本政

府的草案还删除或削弱了许多特定权利，包括外

国人的权利，理由是这些权利更适宜在宪法之外

进行立法措置。

最后，尽管睡眼惺忪、精疲力竭，顽强的佐

藤终于成功说服美国人：特定的权利，最好留待

宪法之外的立法解决。他还成功保留了对一些关

键词翻译的微妙差别，如“people”（人民）

和“sovereignty”（主权）。立足于这些微妙的基

点，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机能的综

合作用，使得日方宪法草案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

与美国草案不同的文本。

最明显的莫过于“the

people”（人民）的概

念，它是美国人民主权观念的核心，能够唤起植

根于美国经验的“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所

有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本人没有可与此相比的

人民主权传统。明治宪法所说的“臣

民”（subject)，与“people”（人民）的概念不可同

日而语。松本及其助手面临的问题是，用哪个词

汇来对应翻译“people” (人民）。一种选择是翻译

成“人民”，这个词通常是用来翻译美国宪法或是

亚伯拉罕?林肯的经典表述：“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

民享的政府）。然而，现在“人民”一词的用法，

却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暗示，并传达出对

抗权力的意味。

尽管外务省准备的GHQ草案的译文，当初

将“people”译作“人民”，松本和佐藤却弃之而采

用了本质更为保守的“国民”一词。

以“国”和“民”这两个汉字表示的词汇，是个日常

用语，其含意是人民与国家的融合，不存在对人

民与国家、政府或包括天皇在内的最高权力之间

潜在的敌对关系的暗示。相反，正如日本政府随

后的特意说明，“国民”的概念包括天皇本人，从

而表明天皇与国民的一体性。战争年代，“国

民”是个常见的宣传用语，本质上与“日本人”甚

至“大和民族”是同义词。

佐藤达夫后来坦率地说明，新宪法为何选用约

定俗成的、具有民族主义意味的“国民”概念。他

陈述他与助手们“采用‘国民’一词是因为：

（1)我们想要强调人人是国家的一员的意思；

（2)我们想‘人民’的说法，可能会造成对天皇

加以排斥和敌对的感觉”。

尽管民政局顾问提请注意“国民”一词的保守意

味，惠特尼准将和凯德斯上校并不认为此间的差

别有多么严重，并且许可了这一译法。

“sovereignty”合理的对应是“主权”。然而，在

币原首相的劝说下，日本政府草案以另一用

语“至高（supreme height)”取而代之。与“主权”不

同，“至高”是一个含意模糊而古旧的词语。“至

高”这两个汉字的字面意义是“最高的高度”，但这

个词汇并不具有政治意味。实际上可以说，对于

生活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日本人而言，这个词没有

什么意义。当然，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暧昧的词

语，保守派希望能够钝化和模糊美国“人民主

权”观念本身激进的推动力。他们一想到与天皇

同等甚至于高于天皇的主权形式，就吓得目瞪口

呆。

3月份的第一周，这些故意歪曲的翻译，能

够历经美国人30小时的仔细推敲而过关，对日本

政府来说真是令人欣喜的胜利。但就事件的全过

程而言，这一胜利则是甘苦参半。因为“至高”的

译法，未能进人日本国会最终采用的宪法草案，

取而代之的是“主权”一词。3月5日下午4时左

右，经马拉松会议诞生的草案，与日方前一日提

交的草案有10 点以上的实质性差异，而这些差异

使这份草案更接近于GHQ草案的原初版本。

3月5日，当佐藤终于步履艰难地挺过马拉松

式的考验之后，日本政府也迎来了自己的最终结

局。其后再未回到盟军总司令部的松本，于当天

早晨向内阁详细说明了自2月22日以来所发生的

事情。阁僚们午休之后，于下午2时继续开会。

其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象征事件，简直就像是某

种仪式。10份英文版的GHQ草案，显而易见是民

政局数周前发放的副本，初次呈现在全体阁僚们

面前。在这最后时刻做什么都已经回天乏力，而

它们此刻出现在阁僚们中间，成了外国势力支配

内阁大臣们命运的鲜活证明。

大约4点半，币原和松本前往皇宫，与天皇

商讨局势并为翌日日本政府草案和天皇敕语的发

布做准备。他们于傍晚8时返回内阁会议。币原

传达天皇的话说，“于今形势之下，一切毫无办

法”。皇室侍从次长木下道雄的日记，清晰表明

了当时宫中是如何悲伤乃至混乱的情形。他写

道，天皇正感到巨大的退位压力，而“全世界的

气氛”都在“反对天皇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发了

疯。日记复述了天皇给币原内阁留下强烈印象的

那句话。木下记录道，如果不接受美方原来的草

案，就不可能保全天皇本人。

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内阁决定当天是否接

受与佐藤达成的宪法草案。经天皇批准，全体阁

僚开始进行相关程序。晚上9时许内阁散会之

前，币原做了简短演说。芦田均在其日记中有详

细记述。币原首相说：

宪法草案的发布

“接受这样的宪法草案是极其重大的责任，

必将累及子孙后代。当我们发布这份草案之时，

一部分人会拍手喝彩，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保持沉

默。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会对我们心怀

愤恨。然而从大局着眼，今日之场合，我们别无

他途。”

听到这些话，内阁大臣们都悲叹流泪，而首

相本人也禁不住擦拭泪水。

宪法草案的发布

3月6日，新宪法以天皇与民主和平理念并重

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发布。以天皇的名

义，币原首相发表了宪法修正事项的详细“概

要”，还附带发表了一篇支持各项新理念的雄辩

的短文。很少有人能够猜到，数小时前首相和他

的阁僚们还曾相对涕泣。裕仁天皇同时颁布敕

语，简明宣布对国家既存宪章进行“根本性”修正

的必要性，并要求政府遵从他的希望。同一天，

麦克阿瑟宣布“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国民

提交开明的新宪法……对此我深表满意”。

币原、天皇和麦克阿瑟三位的表态，为创造

新的天皇制民主的后续论争奠定了基调。币原以

对天皇的赞辞套语作为开场白，他对天皇“喜授

内阁权力修宪”的敕语表示由衷的敬意。币原宣

布，“为使我国国民与他国一道向世界人类的理

想同一步调进发，天皇陛下非常决断地命令对现

行宪法加以根本的修正，为建设民主和平的日本

打下基础”。

币原首相随后令人感动地谈起，人类由战争

步人和平、由残虐转向慈悲、由奴役迈向自由、

由专制混乱走向秩序的道路。他以暗示性的语言

话锋一转，表示宪章提案的和平主义本质，将把

日本推向世界的前卫地位。“如果日本国民在多

国大家庭中占据了荣誉性的位置，我们必须注意

日本宪法的意图在于，在国内确立民主政府的基

准，对外领导世界他国废除战争。也就是说，我

们必须全面放弃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力，并且向全

世界宣布，我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与他国的一

切争端。”接下来，币原首相表达了自己对全体

日本人将会尊重天皇的慈悲意愿的信念。末尾他

表示，宪法草案是在“同盟国司令部的紧密联络

之下”才得以公布。

宪法草案大纲发表之际，裕仁天皇的敕语全

文如下：

朕曩受波茨坦宣言之诺，日本国政治之最终

形态，依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而决定。朕顾

念日本国民正义之自觉、享有和平生活之热望、

文化向上之希求，及抛弃战争、修万邦之谊之决

心。乃依国民总意之基调与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之

原则，将宪法加以根本之修正，庶几以定国家再

建之基础。政府当局其体克朕意，必期达成其目

的。

事实上，天皇是在命令他的臣民们支持新宪

法的推出。天皇的这种姿态，与他从未行使真正

权力的说法难免自相矛盾。从此时起，“宪法修

正”的公布过程，沾染了旨在强调天皇慈悲为

怀、授予更民主的国民宪章的陈腐敕语的气息。

像币原首相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以一种庄

严的语气讲到和平、民主和文化。他将宪法提案

形容为“与人类关系最进步的观念完全对应……

一种折衷的宪法、由知性的正直者提倡的、数种

不同政治哲学的切实的结合”。他还决定强调而

非弱化法案起草过程中盟军总司令部的紧密参

与。他声明，“宪法是遵照5个月前我对内阁发布

的命令，经日本政府阁僚与本司令部间的辛苦调

查与频繁会议之后草拟完成的”。显然，这份声

明并非完全属实，但关键是点明了盟军最高统帅

密切参与了宪法的起草过程。

另一方面，承认宪法草案源自于民政局则是

禁忌。不允许日本政府的高官提及GHQ草案，媒

体也被严禁对此公然揣测。此后的国会审议，也

被同样虚伪的氛围所笼罩。盟军总司令部在幕后

密切关注国会审议，并且抓紧各种时机解释宪法

的基本原则——改宪后天皇的地位、放弃交战

权、国民主权和理想髙远的宪法序言，都像明治

宪法下的天皇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必要时，总

司令部还秘密干预促进或者压制日本国会的某些

议案。正如秘密参与其事的一位美国人所言，民

政局的人“仍然是在紧闭的大门后运作的官僚机

构的成员”。

这是又一次的暗箱操作。然而，所有的日本

人都知道暗箱的存在，宪法取决于美国人的介入

是公开的秘密。首先，每个人对2月1日公布时被

嘲笑殆尽的松本草案与日本政府如今号称亲自打

造的进步的新草案之间的天壤之别，都大为惊

诧。正如《读卖新闻》所言，“反动的松本草

案”已经“被风吹散”。没人相信币原的“老人内

阁”会经历如此的3% 集体转变。这两份草案出自

同一批人之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日文版草案无论是基本的原则还是拙

劣的文体，到处都有外国人染指的痕迹。扭曲的

句法夹杂着古怪的措辞。贵族院议员中有不少学

者，但是有的人在翻阅日文版草案时，甚至得参

照官方提供的英译本。英文版与日文版草案的同

时发布泄露了天机。贵族院议员高柳贤三是位哈

佛大学培养的专攻宪法的法律学者，他后来评

述，“译文要比 (日语的）原文容易理解”。

阻止媒体议论新宪章的真正出身的责任，落

在了 GHQ的民间审阅部肩上。在审查官使用的审

阅指南中，“对SCAP (最高统帅部）起草宪法的

批判”正式列入了所谓禁止发表的内容名单，而

且明确规定禁止对

SCAP角色的一切指涉。然

而，新闻记者仍然尝试引发对草案的“奇特日

语”和“可笑用语”的关注。有一句被GHQ审阅官

用蓝铅笔删掉的话直言不讳地说，日语草案

的“翻译不是很好”。可是，操劳过度的审阅官们

不可能万无一失。甚至连一般抱支持态度的刊

物，也设法将嘲讽的话语掺杂进社论当中。例

如，《朝日新闻》描述政府草案“不大合身，就

像是借来的洋服”。《时事新报》将其最初的反

应比喻为：有人闻到了从厨房飘来的日本料理的

香味，结果发现端上桌的却是西餐。于是不得不

放下筷子，拿起刀叉。

在此情形下，不乏冷嘲热讽和混乱局面，公

众议论纷纷。但是宪法草案作为遭受战火洗劫的

战败国的希望和理想的指路明灯，仍然具有极大

的魅力。日本人被告知，他们应当考虑，采用体

现二十世纪中叶最先进和开明的“折衷”思想的国

家宪章。正如币原首相所言，只要放弃国家的战

争权，日本就甚至可能看到自己领导世界。对据

说已沦为四等国家的骄傲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抱

紧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安慰。

无论如何，公众对新提案的反应，都与对松

本草案压倒性的否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只有

日本共产党表示反对。共产党的立场直截了当：

天皇制的存续是反民主的，尽管共产党本身在国

内曾受到军国主义分子最严酷的镇压，但是否定

任何国家的自卫权利，是不现实的也是歧视性

的。所有其他的主要政党，都认可3月份的草

案。社会党甚至声称，政府新的立场本质上就是

他们自身的主张。

构成币原联合内阁骨干的两大保守政党，当

然没有立场批判政府发布的公告，但是他们表明

支持的高姿态却令人惊讶。自由党赞赏被他们当

作草案特征的三大原则：保存天皇制、尊重基本

的人权和民主原则以及通过放弃战争建立和平国

家。甚至是极端保守的进步党也戏剧性地变脸，

宣称“衷心”欢迎新宪法草案。进步党现在主张，

历史上天皇从未直接施行统治，因而新宪章提案

下的天皇地位，实际上符合历史和现实。只要经

常重申，这种合理化的借口就很容易变成新的真

理。许多保守主义者心情沉重，不得不承认草

案，但是到了3月中旬，大多数的保守派也开始

分享麦克阿瑟的信念：危机时期为守护天皇和皇

室，新宪章确有必要。

数周过去了，普通公众对新宪法提案的意义

有了更多的理解。3月

6日内阁颁布的详细“概

要”，仍然是以沉闷的、正式的文语体书就。大

选一周后的4月17日，日常口语体的文本取代了

水流走，河还在

文言“概要”。被称为“政府第四草案”的最终版

本，于6月21日正式提交国会。

水流走，河还在

由于技术操作上的原因，新宪法被作为明治

宪法的“修正案”，由天皇提交国会。无论对麦克

阿瑟还是日本的天皇支持者而言，这都是幸运

的：宪法的制定与对天皇的拯救合而为一，成了

同一项任务的重大使命。因而，天皇参与了宪法

制定过程的每一个重要阶段。6月20日，依照既

定程序，天皇宣布临时国会召开，提交宪法修正

草案及其他法案，并且希望国会以“协调的精

神”审议这些议案。尽管新宪法规定主权在民，

但是这实际上表明了，主权是天皇赠予国民的礼

物。“自上而下的革命”与“天皇制的民主”，在这

一仪式中融合在了一起。

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之际，最极端民族主义

的和最反动的政客已经被清洗。新当选的众议院

议员的阵容，是个多样化的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议员。保守派仍然在众议院占据支配地位，总体

上比起前任者更加灵活通融。众议院同僚中，也

不乏相当数量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贵族

院由于占领当局的清洗政策空出的议席，被新当

选的学识丰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杰出人士所填

补。既然最喧嚣的保守派被强制沉默，那么应当

说，立法机关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但是国会发

出的新的声音，确实与真正的民主热情的显现相

吻合。

显而易见，此后的国会审议是充满活力和实

质性的。两院的全体会议和委员会讨论，共计历

时114天。国务大臣金森德次郎，继松本蒸治之

后担任有关宪法问题的内阁首席发言人，大约答

复了1300个正式质问，有些回答十分详尽。两院

的国会审议笔录，最终合计超过3500页篇幅。

国会议员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宪法草案是否

变更了“国体”，尤其是它牵涉到了天皇。假使回

答是肯定的，那么国体是如何变更的？其次关注

的问题是，令人震惊的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之

含意。然而，议员们及时将注意转向了每一项条

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马拉松翻译会议的佐藤达

夫后来承认，总司令部“看来对民意的最高代表

国会充满敬意”。他认为，国会的审议“没有遗漏

草案的任何部分”。佐藤推定，议会提出的修正

案（必须经过盟军最高统帅的认可），其中“80%

到90%”都获准采用。

日本政府对新宪法是否根本变更了“国体”的

问题，其回答是绝对否定的。金森德次郎和新任

首相吉田茂，几乎用上了表演杂耍的精力，来对

付这一最敏感的问题。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权

主义者加藤静江当选为国会议员，她后来绝妙地

描述了金森和吉田当时的行为。她说，吉田就会

大声嚷嚷：“国体得以维持！让国务大臣来说

明!”于是金森就会站上讲台，“叽叽咕咕地”说些

拐弯抹角和令人费解的话。

加藤的说法不够厚道，但是涉及天皇和国

体，吉田和金森的解释就被感情的逻辑所支配，

而不是基于精密的法律或者正确的历史认知。吉

田总是宣称，“皇家与国民之间全无区别……天

皇与臣民是一家……新宪法不会使国体变更哪怕

一丝一毫。新宪法只是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日本

自古以来的精神和思想”。仿佛连歌顶真的搭档

一般，接着金森通过指出“水流走，但是河还

在。这里蕴涵着我们关于宪法草案的基本观

念”，以此揭示变动不休的题旨。

尽管这种对新宪法不可思议的肯定方式不过

是种愿望，但是却引起了民政局内部的惊惶。惠

特尼于7月中旬报告麦克阿瑟，日本官方关于新

宪法没有变更国体的主张，贬损了新宪章的民主

精神，并为独裁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以及

日本人“独特性”和种族优越论的复辟铺平了道

路。凯德斯由此进一步要求金森德次郎澄清宪法

人民（国民）主权的纯粹性。实际上，就在此

时，“主权”这个词取代了“至高”的译法。然而，

在许多国会议员看来，新宪法可以被接受，仅仅

是由于它保留了天皇超凡的地位。由芦田均任委

员长的众议院宪法修正小组委员会的最终报告，

证实并且承认了如下观点：

宪法修正的第一章明确规定，万世一系之天

皇基于国民至高之总意愿，以确保其君主地位，

团结统一国民与天地同在，直到永远。由此以确

认俨然之事实：天皇虽处国民之中，然身在实际

政治之外，仍保有其作为国民生活之中心及精神

指导之源泉的权威。绝大多数之委员以最大之欢

喜与意愿达成此项目的。

这些恭恭敬敬的陈述中，情感的流露与民族

主义的挑战势头十分明显。然而，对许多人而

言，这些主张使他们能够问心无愧地转向他们数

月前仍难以想象的立场。一旦考虑明白不可思议

的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他们甚至可能说服自

己，在新的天皇制民主下，天皇的地位得到了升

华，因为现在他超越了政治。1947年在新宪法生

效后不久，吉田茂给他的岳父原内大臣牧野伸显

写了一封私人书简，提到天皇与政治明确分离的

后果，是天皇的“内在地位”——大概是指天皇的

精神职能——“将更为扩大，天皇之地位的重要

性和微妙性也将增加”。

即使是在这些皇室崇拜的议论中，一些内阁大臣

和国会议员也能保持冷静而不失幽默的看法。例

如，内部人士将新宪法称为“山吹宪法”。

这个笑话是说，在新的宪章下，天皇现在就

民主的“日本化”

像山吹之花一样，尽管花开得漂亮，却不结果。

同样，在表面上庄严肃穆的论争之际，两首咏金

森的狂歌在国会中流传。这两首狂歌都是关

于“宪法”和“剑法”谐音的双关语。一首歌问道，

金森用的是什么奇怪的宪法程序（剑法流派）？

另一首答道，金森是二刀流国体派，一刀变一刀

不变。金森见招拆招，印证了自己确实是位娴熟

的剑士。金森反击的方式极有技巧，他自己写了

一首歌作答：名士之一剑看似二刀。无论其政治

策略如何，他们的确都是机警聪敏之人。

民主的“ 日本化”

当国会审议之际，凯德斯上校访问了贵族院

并告诉议员们，总司令部“很遗憾国会未能提出

更多的修正案”。他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美国

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鼓励议员们积极参与修宪

过程。毕竟，这是民主实践的样板，是《波茨坦

宣言》建立反映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的政府的

高迈理想的体现。国会可以自由做出所希望的一

切改变，只要不违反GHQ的基本原则。

有关国会审议问题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盟

军最髙统帅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长度，以及有时日

方的修正案所反映的盟军总司令部或者经由总司

令部反映的远东委员会（FEC)的秘密指令的程

度。那年夏天，远东委员会对宪法问题相当关

注。美方小心掩饰他们对两院每日活动的介入。

指示通常是口头而非书面下达。由于盟军最高统

帅的坚持，众议院宪法修正小委员会的会议秘密

进行，以便美方秘密传达指示。这些秘密会议的

记录，也不准提及美方的干预。原本鼓励国会和

媒体对宪法的自由讨论，但是直到1949年，所有

触及盟军最高统帅对新宪章起决定性作用的言论

皆被禁止。

盟军最高统帅无所不在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在占领结束之后被一语道破。按照1957 -1964年

间进行调查的权威的日本宪法调查会的说法，即

便美方并未直接干预国会审议进程之时，他们也

要求日方能够通过“心灵感应”揣测其意。贵族院

议员、原内务省高官沢田牛麽，以异乎寻常的热

情抵抗占领当局的强制做法。沢田对宪法草案的

采用投反对票的理由是，宪法修正的适当时机，

应当在国家恢复主权之后。他主张，急于采用新

宪章根本毫无意义。他借用《朝日新闻》此前的

比喻说，“实际上，新宪法不过是借来的洋服，

打满了太多的补丁，而且根本就不合身”。

据说，国会对政府的6月草案做了大约30项

修正。然而，许多重大的实质性变更，多来自于

盟军最高统帅部或者远东委员会的指示。例如，

远东委员会通过盟军最髙统帅部施压，导致国会

强化了重要的诸项民主条款：普遍选举权、立法

机构优先权以及首相与半数以上的内阁阁僚从国

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在远东委员会的坚持下，国

会还附加了一项条款，规定全体内阁成员必须

是“文民”。

最终，由日方主导的重要变更数量很少。令

人震惊的是，国会表决通过了社会党的动议，立

即废除华族制（皇室除外）。美方反而只要求停

止将来再赋予华族任何特权。社会党某种程度上

受魏玛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还成功引

人了如下条款：“所有国民有保持最低限度的健

康文明生活之权利”、“所有国民皆有劳动之权利

和义务”，劳动条件由法律保障。

草根压力奏效的一个有意味的事例是，成人

教育学校与夜校的教师联盟，成功地说服国会，

取消了6年制初级义务教育的限制规定。教师联

盟直接向文部省、盟军司令部和政治家们进行游

说，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受益。最终的

条款保障全体国民“按照法律规定，依其能力接

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成为此后立法确立所谓六

三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基础。

宪法最终草案中最为民主的方面之一，也是

由草根提议发起的，并且影响到了此后正式官方

文件使用的语言性质。此前，包括宪法在内的法

令和文书，都是以文语体书就，这种古旧晦涩的

文体一般民众难以理解。4月中旬之后，政府呈

交的文件使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

的实践和象征意味。它表明法律和全部的公文，

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控的领域。结果是，随

后民法和刑法的全部文献也变换为口语体。引人

这一影响深远的变更的决定，完全来自于日方。

其动议不是源于日本政府内部，而是源于游说语

言改革的学者和知识阶层。

至于反动性的修正案，日本政府和国会成功

废除了《在留外国人法》为外国人提供平等保护

的条款，从而有损于盟军总司令部的初衷。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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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放弃战争

（图：利用旧有的民众娱乐和教宵手段——纸

芝居，街头的群众受到了有关新宪章意义的教

育。标牌和纸幌上写的是“新宪法施行纪念”。）

其基础工作是由佐藤达夫在马拉松翻译之后

数小时内完成的，当时他向民政局递交了一项看

似无关紧要的请求，要求以重复累赘为由准许削

除有问题的条款，另行在宪法草案之外提供法律

保障。美方予以批准，当时并不知晓日方的文字

游戏是将外国人排除出受保护之列。在这里日方

394 使用的关键词是“国民”，故意用这一更具民

族主义色彩的词汇，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

People”（人民）。实质上，保守派使用“国民”一

词，不仅是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意，而且要将国

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持有日本国籍者。当美国人

试图肯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GHQ 草案明确

规定禁止基于人种或国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

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通过

将“国民”解释成“所有持有国籍的人”,日本政府成

功否认了包括台湾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数十万

旧殖民地出身的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这种

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的修正条款，随后在国会审

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并为1950

年通过有关国籍的歧视性法案打下了基础。

也许…… 放弃战争

全方位看来，宪法草案中最具冲击性的部

分，是序言和第九条中提到的“战争的放弃”。毫

无疑问，这遭到了国会的集中轰击。最终，议员

们对第九条的措辞进行了修正，使得无人能够理

解其确切含意。由此造成的含糊其辞将遗留下

去，成为占领期最为复杂困惑的遗产：宪法第九

条究竟是允许还是禁止出于自卫目的的限定武

装？

呈交国会的第九条全文如下：

国家主权之发动战争，与武力之威吓或行

使，作为解决与他国间纷争的手段被永久抛弃。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的保持，将不被许可。国家

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发誓成为不安定的世界中

非武装的国家？许多国会议员表示忧虑：这将使

日本处于危险之中。另外那些被日本可能加盟联

合国的想法所吸引的议员质问，如果日本不能满

足成员国对集团安全做贡献的要求，是否就不可

能加盟联合国？对“第九条是否禁止甚至是出于

自卫目的的武装?”这一直截质问，日本政府通常

回答是，但有时却回答不。当这些弯弯绕的审议

完成之时，任何人都可以回头找出当日的记录，

征引一番以支持各自的立场。

4月4日，在宪法草案提交国会之前，松本蒸

治出席枢密院的秘密会议，并被直截质问放

弃“交战权”是否意味着禁止自卫战争。他回答说

并非如此。松本声称，“‘交战权’指的是宣战，并

不旨在禁止自卫行为”。另一方面，在国会召开

之际，吉田首相有相反的表述。6月26 日，吉田

指出宪法第九条放弃交战权，也随之放弃自卫

权。他评述说，所有的侵略战争，包括日本近来

自1931年开始的侵略战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

动的。

两天后，当野坂参三质疑这一宪法制约时，

吉田首相趁机做出了详细说明。共产党领导人宣

称，有必要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当牢记

这一点时，显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自

诩“现实主义者”的吉田，发现自己在为理想主义

的现实态度而辩护。他反驳说，“战争有被国家

合法的自卫权正当化的可能，但是我认为那种想

法是有害的”。日本今后的安全保障，将有赖于

国际性的和平组织。此后的数年间，吉田以不同

形式重申了对第九条的这一解释。

在审议的最终阶段，众议院采纳了由芦田均

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宪法改正小委员会提出的对

第九条文辞的变更。经贵族院认可，以下为新宪

法的最终文本：

日本国民出于对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

平的诚实希求，永久放弃作为国家权力的战争权

与以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

段。

为达前项之目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将

不得保持。国家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因提案的变更须经盟军司令部的承认，芦田

均事先请求司令部对新措辞的许可。凯德斯上校

和惠特尼准将立即予以批准。显然三人并未讨论

修正背后的缘由。

在此后的岁月中，所谓的芦田修正案，被用

来论证第九条最终之形式并未禁止自卫目的之再

军备。其主张为，第一款论证了维持国际和平是

第九条之目的。既然如此，第二款的导入句

（“为达前项之目的”）必须放弃“战力”，指的是

保持侵略战争的能力，将会妨害世界和平。芦田

均自己后来声称，他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通过

这一变更为未来自卫目的之再武装开道。然而，

这种观点却从未出现在国会审议当中。而芦田均

率领的小委员会此后多年间仍被视为机密的议事

录，揭示了无论芦田或是其他委员，从未以容

许“自卫”的视角来议决他们的修正案，也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有此种暗示或理解。当时大部分的国

会审议，意见相当分散，经常不甚连贯。但是有

一次，芦田均的确解释说，他只想使第九条有关

日本不保持战力的约定，不像是那么“被动”的承

诺。

国会议决宪法最终草案之时，政府首席发言

人确认，第九条禁止保持一切战力。数度参加众

议院秘密讨论的金森德次郎，应邀向贵族院宪法

特别委员会说明第九条的新文本。他强调了对武

装的绝对放弃。9月

14日，金森向委员会解

说，“第九条的第一款并未放弃自卫权，但此权

利在第二款事实上已经放弃”。换言之，他说“第

二款的实际宗旨是，即使自卫战争也不能进

行”。前首相币原同样向此委员会毫不含糊地断

言，在第二款下，“日本不能拥有任何战力与外

国开战的事实是非常明白的”。

在此时刻，远东委员会以令许多议员震惊的

异乎寻常的方式介人。7月份，远东委员会敦促

麦克阿瑟增加宪法条文，规定只有“civilians” (文

民）才能担任内阁职务。麦克阿瑟将军无视这一

要求，但是9月21 日在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远东委

员会的中国代表，注意到第九条的新措辞，指责

这样含混暧昧的语言，事实上可能为今后某种形

式的再武装留下缺口。然而，远东委员会并未敦

促严密第九条之行文，而是再次要求内阁成员必

须限于文民之身份。麦克阿瑟与盟军总司令部感

到，为避免远东委员会的责难，他们必须遵从其

要求。

9月26日，在贵族院提出这项迟到的修正案

时，当然引起了混乱：因为如果第九条禁止陆海

空军，那么从逻辑上可以推定，不可能有常设的

军事组织可以选出内阁成员。议员们质问，提案

规定的意图，是否可能是要防止原军人担任内阁

职务？那么对近年来曾经为国家服役的年轻人而

言，这自然是歧视性的。贵族院特别设立了委员

会，以检讨远东委员会的要求，结论是此项条款

没有必要。这次轮到麦克阿瑟传话了，他提出务

必要使远东委员会满意。贵族院议员别无选择，

只得集中精神创造出新词汇以对应英文

词“civilian”。在新造的复合词“文民”被采用之

前，大约有7个以上的词汇曾作为候补。

无论远东委员会用意何在，奇妙的“文民”条款

成了新宪法的第六十六条，无意间削弱了第九条

禁止保持任何战力的主张。毕竟，从内阁中排除

军事人员，即是假定军人的存在是国家机能的一

部分。10月21 日，当金森德次郎向枢密院秘密说

明新宪法之时，他提供了与一个月前他在贵族院

委员会的版本全然不同的解释，使得这种暧昧状

况变得更为复杂。特权组织枢密院（新宪法下将

予以废除）的议事录记载，金森“解释容许保持

军队以维持国际和平”。

11月3日，新宪法公布日刊行的《新宪法乃

解释》读本中，芦田均初次公开做了同样的解

释。他声明，第九条“实际意图指的是放弃侵略

战争。因而，此条款不放弃自卫目的之战争与武

力的威吓或武力的行使”。盟军司令部对此见解

未加驳斥，然而此立场从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明确

支持。

事实上，此后数年间，吉田首相发表的见解与

此大不相同。1950年 1月，他明确声称，“日本的

自卫权将是不诉诸军事力量的自卫权”。同月，

在参议院（取代了原先的贵族院）的即席发言

中，吉田竟表示，“假使我们心中存有以武力自

卫的念头，或是万一在战争中以军事力量来自卫

的念头，那么我们自己将会妨害日本的安全保

障”。这位年事已高的首相建议，真的安全保

障，在于贏得他国的信任。

（图：“放弃战争"的理想，表现在小册子<新

宪法的故事〉中的这幅著名插图中。此书于1947

年由文部省发行，数年间被作为中学教科书使

用。）

吉田的这些说法确有讨好听众的因素。他确

信尽早结束占领，使世界各国重新接受日本的最

佳途径，就是强调彻底放弃军国主义。然而与此

同时，第九条对饱受战争之苦、在多国间背负军

国主义者和不讲信义者恶名的战败的日本人民而

言，还有难以抗拒的心理魅力。放弃战争、成为

凯洛格一白里安公约理想纯粹的体现者的可能

性，在战败之后为日本人提供了肯定自身独特价

值的道路。

这些事件发生35年之后，查尔斯·凯德斯反观

第九条日文解释的矛盾之处，不由回想起十五世

纪一位英国法官的话：“不要以魔鬼的恶意揣测

人心，因为那并非人心所想。”就宪法第九条而

言，最初的混乱，更多是由于草案措辞的拙劣，

而并非出于阴险的企图。此外，在继续被占领的

状态下，自卫问题很难成为紧迫性的关注所在，

直至1950年 6月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开始重新

武装之时。当时保守派和美国人同样在芦田修正

案的暧昧言辞中找到了漏洞，而再军备的反对者

们捍卫着非武装中立的理想，他们确信他们

的“和平宪法”，坚实地植根于这一理念。宪法第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九条，成为其后数十年间使国家深受其害的论争

之试金石。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国会议员可自由投票反对宪法草案，但是最

终很少有人这么做。众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

421票赞成8票反对。对贵族院而言，通过草案意

味着华族制本身的立即废止。结果却是以全体起

立、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对新宪章的采纳。

（据GHQ计算，300票中仅有2票反对。）在国会

投票中，反对宪法草案的主要是共产党议员。

愤世嫉俗者会说，这种近乎全体一致的对征

服者理念的拥护，只能证实高人一等的英美研究

者向来的观点：日本人对追随权威，具有“根深

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倾向”。正如1946年初美国国

务院的乔治?艾奇逊 (George Atcheson)所言，“日

本模仿美国——不仅模仿美国的机械还有美国的

理念——的时代”正在到来。

对某些人而言，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当时日

本的怀疑派和焦虑的自由主义者，都有这样的说

法。然而，当时的政治和思想动态十分复杂，并

非如此简单化的大众心理认识所能说明。实际在

很大程度上，对采取新宪法一致投赞成票，反映

出的不是体制顺应主义或者封建的“日本的”价值

观，而是任何地方民主的政党政治通常的特征：

维护政党的纪律。除共产党之外，各个党派的领

导者都支持宪法修正，党员自然保持一致。

许多务实的保守党领导人还相信，尽管此刻

他们少有选择只得附和征服者，但是以后有可能

撤销已经做出的决定。采用民主的、和平主义的

国民宪章，有可能会加速占领的终结。一旦重获

独立，宪法可以被修正。吉田茂后来后悔地解释

说，这一直是他对付美国改革者议程的哲学。他

坦承：“我总是下意识地有这种想法，无论有何

修正的必要，等日本重获独立后都能修正过来。

然而一旦做出决定，再改变就困难。

1946年11月3日，明治天皇诞辰94周年之

际，裕仁天皇颁布新宪法，于6个月后施行。

（在挑选爱国主义的纪念日方面，战败者与胜利

者同样乐此不疲。）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典。在

东京，10万人聚集在皇居前纪念这一重要事件。

作为皇恩浩荡的又一证据，天皇颁布大赦，33 万

服刑者得到恩赦。这是天皇最后一次如此浩大地

行使皇权的机会。

一个月后，日本政府还发布了将继续使用天

皇纪年的历法的决定。12月5日，为回应国会的

质问，日本政府声明维持“元号制”，意味着纪年

继续以现任天皇的元号与其在位年数计算。依此

算来，宪法颁布于昭和二十一年。这是保守派倍

感欣慰的胜利。因为这是以冠冕堂皇的日常方式

重申，由于他们的天皇制，日本人是独特的，生

活在他人无法分享的王国。当任何人看到出版物

上印制的日期，他们就会记起天皇的存在。

1947年5月3日，宪法生效之日，这是一个几

乎谁都可以根据自己选定的方式来纪念的日子。

皇居前的广场上，一支日本铜管乐队的庆祝方

式，是吹奏起《星条旗永不落》。枢密院的最后

一任议长、裕仁天皇的明治宪法个人教授清水

澄，如此苦恼于天皇制的民主化，以致在数月后

自杀。而枢密院是最终议决采用新宪法的实施机

关。另一方面，天皇的幼弟三笠宫，向东京帝国

大学发行的报纸寄去了令人注目的评论，严厉批

评天皇和政府当日举行庆典方式的非民主化。三

笠宫因染恙未能出席庆典，但是庆典的某些问题

使他困惑。为何给他的请柬上只有他的名字，而

没有他妻子的名字？为何请柬只提到了天皇而没

有提到皇后？三笠宫评论说，他感到尽管日本妇

女最近首次入选国会，但是她们无疑仍然面临艰

难的斗争。

三笠宫收听了庆典广播，对继续使用专为皇

室保留的特殊敬语大为震惊。如果要实行真正的

民主化，语言也必须民主化。语言的民主化应该

就从改革迄今仍为天皇保留的特殊用语开始。三

笠宫还震惊于这样的事实：天皇在庆典开始时并

未到场，而是举行了盛大的入场式。三笠宫被吉

田首相迎接天皇人场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的

行为吓了一跳。

三笠宫评述，如果是天皇的即位仪式，这么

做可能合适，但是对于主权移交国民的庆典而

言，就不那么合适了。

实在是破坏偶像的有趣评论。裕仁天皇在考

虑退位之时，排除将其幼弟作为可能的继任者或

让他为皇太子摄政，看来确有原因。事实上，三

笠宫的反思远未结束。他口出狂言，而此时读者

很容易联想到他得意地大笑——假使庆典的策划

者们将髙呼“天皇陛下万岁”改为天皇带头欢呼“全

日本国民万岁”，就合适多了，或者由首相率领

包括天皇在内的全体人员欢呼万岁也行。又或

者，要求天皇代表热爱和平的新日本，带头为全

世界的人民欢呼万岁。三笠宫总结道，无论如

何，皇室的民主化，将是日本真正民主化的开

端。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盟军司令部与日本政府

都慌忙行动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

族法、皇室典范，全部都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正，

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同时，开始推进大规模的

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当天，政府发行了2000万

册题为《新宪法，明冬生活》(《新的宪法，光明

生活》）的袖珍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

为保证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新的宪法，光明生活》仅有30页篇幅：芦田均

（众议院宪法改正小委员会委员长）的发刊辞一

页，包括几幅插图在内的充满光明的序文 13页，

以及宪法全文。小册子是应GHQ的坚决要求发行

的，与宪法本身同样是被强制书写的文本。同时

它也传达出许多日本人真心拥护的理想主义精

神。尽管对“麦克阿瑟宪法”的修正，甚至在占领

结束之前就已经成为某些保守派集团的民族大

业，但是《新的宪法，光明生活》单纯、乐观的

语言艺术，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足够的

大众魅力以挫败任何修宪的企图。

芦田均简短的发刊辞以平实而动人的陈述开

始：“旧的日本被投进阴影之中，新的日本诞生

了今日之国民将基于人性彼此尊重。他们将实践

民主主义。与他国之关系将以和平的精神践行。

新宪法大胆宣言“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表达了人

类的崇高理想，而建设和平世界是日本新生的唯

一途径。

序言以1947年5月3日为新日本的诞生日开

篇，旋即宣布宪法最大的“赠予”是民主，即意味

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

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正如富士山象征着日本的

风光明媚，樱花象征着日本美好的春天。新宪法

被描述为绝不再次发动战争的誓言（此处配有插

图：一只垃圾桶里装满了大炮、炸弹、战车、军

用飞机和军舰，另外还有一条死鱼和两只嗡嗡叫

的苍蝇）。平等、人的尊严、幸福、“自由的喜

悦”得到强调。重要的是人活着要合乎自己的良

心。还有男女平等。（此处插入一幅浪漫的素

描：一对年轻夫妇手拉手跪坐在一起，在他们相

握的双手上方，画着交叠的爱心和一个惊叹号。

背景中是一对震惊的老夫妻。）官吏如今成了公

仆。国会是人民的喉舌。司法机关是宪法的守护

者。新宪法的精髓是“国民的政府与国际的和

平”。”

这无疑是征服者要求的宣传，而且是极端单

纯化的表达。它拨动了国民的心弦。然而，宪法

既成事实的强制力之强大，寓于如下事实：即便

是起初顽固支持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高官，竟也

及时认同起新宪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前内阁首席

发言人金森德次郎，就是思想产生显著变化的绝

好例证。在GHQ “宪法制定会议”之前，金森协助

起草了自由党保守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作为吉田

内阁的宪法问题担当大臣，他被迫不情愿地将

GHQ草案作为日本政府自身的提案成果。这些艰

巨的工作完成两年之后，金森主动写了一本儿童

读物《少男少女读宪法故事》。他仍然浪漫地美

化天皇，但也有力地书写了和平、国民主权和基

本人权等伟大理想。金森告诉他的小读者们，对

于宪法修正，必须极其谨慎。他的结论如

下：“我们务必要尊重和保卫宪法。尽管道路漫

长，让我们坚定地、一步一步地，向着理想的光

明共同迈进。”这些话可不是他被迫说的。

金森的前任宪法问题担当大臣松本蒸治，却

不能如此安然顺应宪法的既成事实。在体味屈辱

的十多年之后，松本已是八十高龄，他傲然宣布

自己从未屈尊读过新宪法的最终版本。另一方

面，前首相币原曾泣告阁僚，他们只会受到后世

子孙的蔑视，后来却自豪地宣称，最初是他自己

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放弃战争的理想。此事十有

八九是这位老者记忆有误。然而，无论事实还是

虚构，币原真心接受“反战”的理想，使这样的主

张变得令人信服：终究，新宪法确实反映了日本

的理想。

裕仁天皇内心对新宪法作何感想无从知晓，

但是凯德斯上校及其数位同僚接到了天皇表达的

谢意。他们每位收到了一只小小的银杯，杯上饰

以皇室纹章十六瓣菊花的金浮雕，而且铭刻着新

宪法施行纪念的标记。

注释：

6．TOT/RP 1 ： 352-364。在某些方面，松本委

员会与盟军民政局之间的冲突，再次上

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华盛顿方面“中国

派”与“日本派”之间的对决。

37．1996年1月25日，99岁髙龄的加藤静江接受

《朝日新闻》采访时，发表了此番评论。时过境

迁，当这篇访谈提到“国体”一词时，《朝日新

闻》不得不附加说明，向今日的读者解释何

谓“国体”。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战争年代最具

意识形态意味的词汇，曾经动员了整个国家、此

后保守派又曾经为之斗争哭泣的概念，在当今语

言中早已消亡，1946年的国会辩论，是“国体”作

为公认的核心概念的回光返照，研究此后这一概

念的边缘化，将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最终“国

体”成了只与极端右翼的思想家相关联的语汇。

44McNelly (1987), pp, 84 , 89 - 90 , 96 - 97； Eto Ju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1946 Constitution”，

Japan Echo 8.1 (1981)，pp. 44 - 50； Sato, p, 384。

1949 年 SCAP 的记录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公刊，坦率承认了占领军对筹备日本宪法草

案的作用，使许多人大为震惊。众议院宪法改正

小委员会（即所谓芦田委员会）的议事录，直到

1995年才披露，此时速记记录已有6处脱漏。参

见众议院第90回帝国议会《帝国宪法改正案委员

小委员会速记录》（众议院事务局，大藏省印刷

局，1995)。但当时新闻报道并未将脱漏原因断定

为占领军的干涉；参见《朝日新闻》1995年10月

1日。

48《朝口新闻》1996年1月22日（p_12);此报道披

露了有关“文民”问题新公开的史料，以及新解密

的金森德次郎的陈述，内容是GHQ要求日本国会

所做的修改。亦参见McNelly (1952)，第7章（尤

其是pp. 267-269)。与2、3月份忧虑

远东委员会将对天皇制形成“国际性”的威胁的预

期相违背，远东委员会并未对天皇制采取批判立

场。与此相反，1946年4月4日，远东委员会免除

对裕仁天皇进行战争罪行的起诉。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1946年4月，盟军总司令部（GHQ)获悉，东

京的剧场有位艺人自咖弹自唱具有颠覆意味的歌

曲。侦探们前去观看演出，结果大为震惊。他们

听到了这样的歌词：“引诱日本女人很容易，只

要巧克力和口香糖。”更令人震惊的歌词是：“每

个人都在讲民主，但是有两个天皇我们怎么可能

有民主?”一句歌词竟然同时愚弄了民主、裕仁天

皇和麦克阿瑟！美国人取缔了这个节目。

身处演艺剧场圈外的无数日本人都可以证

实，这绝不是占领当局偶然的举措。他们以审查

机关审阅这个国家新的自由，深入到了公众表达

的方方面面。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很快学会了识

别新的禁忌，并且相应地采取自我约束。人们知

道向终极权力挑战，没有什么好结果。

通过1946年10月的所谓“权力者崇拜”事件，

作者和编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国家的第二位

天皇——麦克阿瑟将军的神圣不可侵犯。《时事

新报》针对麦克阿瑟受到的阿谀奉承发表了一篇

温和的社论，警告“过去两千年来一直浸染日本

人心理的统治者崇拜”。社论因麦克阿瑟传记的

出版畅销，以及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向报纸杂志汹

涌投书而起。

在这些来信中，人们以裕仁天皇的专用语来

形容麦克阿瑟，将他描绘成“活生生的神”、“密云

冲破”现“天日”，乃至“神武天皇再生”。《时事新

报》的评论，随后在英文版的《日本时报》

(Nippon Times)上发表，其部分章节如下：

政府是由卓越的神、伟人或者领袖强加于国

民的，如果这个观念不加以纠正的话，民主政治

迟早会破灭。我们担忧，在麦克阿瑟引退之后，

我们还会找到某位活着的神，为我们带来曾经引

发太平洋战争的独裁政治……日本国民感激麦克

阿瑟战后在日本的贤明统治以及对日本民主化的

努力之方式，并非是将他作为神来礼拜，而是应

当拋弃奴性心理，获得不向任何人低头的自尊。

尽管这一不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议论，在发

表前得到了 GHQ当局的认可，但是其英译转载却

立即被美国宪兵队扣押。命令是民间谍报局局长

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少将发出

的，理由是“很不得体”，而且有损于占领军与最

高司令官的声望。这是极端保守派威洛比罕见的

公开的权力展示。同时，他以高压手段的介入，

暴露了审阅制度的日常控制状态，显示出占领军

对所谓“左翼”言论乃至对美国政策极微小批判的

控制的强化，成为民主化议程严密计划与调控本

质的象征。

幽灵官僚机构

从1945年9月到1949年9月，审阅制度通过

GHQ内部精心设置的机构执行，并且继续变相实

施直到日本恢复主权。占领初期曾预定，实行此

项控制直到确保外国驻军安全以及改革政策成功

贯彻之际。1945年 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首次

发布关于“言论及新闻自由”的正式指令，明确宣

布“应当对言论自由施行绝对最小的限制”，只要

言论表达坚持“真实”，不妨害“公共治安”。

实际上，审查机构很快有了自己独立的生

命。在民间谍报局内的民间审阅部（CCD)名下产

生了交错蔓延的官僚机构。民间审阅部的审阅官

们受到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内“积极的”民主

推进派的强力支持。审查范围覆盖各种媒体形态

与表演形式：报纸、杂志、普通书籍、教科书、

广播、电影以及包括古典艺术在内的各种戏剧。

巅峰时期，民间审阅部在全国各地的审阅官超过

6000人，绝大多数是会讲英语的日本人，他们识

别可疑的资料并且加以翻译或者概括，然后提交

给上司。直到1947年末，许多出版物，包括近70

份主要日报和所有的书籍杂志，在正式出版之前

都要接受审查。仅民间审阅部的出版演艺播送处

(PPB)，月平均审查材料数量之巨，髙达“报纸20

号，通讯社刊物 3800份，广播稿23000本，印刷

快报5700份，杂志4000期，书籍和小册子1800

种”。在4年的监控过程中，CCD审阅官还抽查了

3亿3千万件邮件，监控了

80万次的私人电话通

话。

被审查的对象，既包括日语资讯也包括外文

资讯。对外文资讯的审查，意味着日本人不被准

许阅读胜利者掌握的所有信息。美联社与合众国

际社的电讯，有时在翻译成日语之前，都要经审

查确认是否“安全”。譬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这样的专栏作家的文章，被美国各大报

业辛迪加争相采用，但是在横渡太平洋之后也遇

到了同样的障碍。全面的审阅活动，最终产生了

关于禁止事项的一长串清单。而最具极权主义色

彩的是，这些事项包括禁止公开承认审查制度的

存在。审查制度确立伊始，编辑和出版者就都接

到了如下秘密通告：

1.此通告之目的，在于确认本审阅局管辖区

域内之全体出版者达成共识，不得公开有关审阅

手续。

2.全体出版者应当明了编辑出版物时，不得

出现任何关于审阅的具体暗示（例如涂黑、空

白、粘贴覆盖、文句不完整、使用〇〇、xx

等），以及其他不易明确理解的符号。

3.不得发表涉及审阅人员或者行动的评论。

此规定不仅适用于有关新闻出版物的审阅，亦适

用于有关广播、电影和演剧的审阅。

4.不得出现例如“通过审阅”、“占领军出版许

可”或者任何其他提及、暗示CCD审阅的字样。

既然审查制度的存在从未被公开承认，因而

在1949年末，审查制度随民间审阅部的解体，也

就悄无声息地终止。正如幽灵一样，民间审阅部

的官僚组织，在“不得发表有关民间审阅终止之

报道”的秘密告别方针下，从历史的舞台上消

失。

与当初审查制度将很快逐步停止的期待相

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审阅部的监控，反而

变得更加严厉而琐细。在这一点上，投降约一年

后对刊载“权力者崇拜”评论报纸的扣押事件，昭

示了盟军司令部审查政策的强硬，以及对旨在排

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初衷之背离。

在民间审阅部历任数份要职的罗伯特·斯伯尔丁

（Robert Spaulding), 后来谈到威洛比的行为带来

了三重后果：它导致了 CCD审阅官的增员；在审

阅官中培育出了极端谨小慎微的心理；并且导致

繁杂的“检查”手续蔓延，使得GHQ各个部门的人

员，加紧了对新闻言论的控制。

尽管占领当局的审阅，绝不像日本投降前15

年间实行的审査制度那么普及和压抑，但是许多

杰出的文学家，从太宰治（《斜阳》的作者，

1948年自杀引发轰动）到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川端康成，都尝过作品被审阅官蓝铅笔删改的滋

味。令小说家谷崎润一郎震惊的是，他的一篇短

篇小说彻底被查禁，查禁理由竟然是因为作品

是“军国主义的”。谷崎应当感到与有荣焉的是，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日译本，也受到了

CCD审阅官的质疑。然而，即便是中村光夫这样

辛辣的文艺评论家,

也在占领终结之后得出结

论，尽管战后日本的文学大多没有什么价值 (中

村认为性的描写过多），但是总体上作家享有了

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的大得多的自由。

对战败前和战败后不同的审查制度都有体验

的新闻记者，对战后的“自由”不那么乐天派，但

是通常也承认征服者较为手下留情。稳健派月刊

《文艺春秋》的原编辑池岛信平，表达了被甚至

不懂日语的人审阅的反感。但是他也承认，GHQ

的监控比起日本军部的高压还差得远，彼时一旦

越界就可能性命攸关。左翼杂志《改造》的编辑

者松浦总三，是民间审阅部注意的目标。他写过

一部有名的关于占领时期审阅制度的著作。松浦

觉得，即使是在严酷的“赤狩”后期，美国人吹毛

求疵的审阅，也绝不像帝国主义的日本“天皇制

专制主义”那样压迫深重。同时，他将1948年到

1951年视为曾经受到占领当局鼓舞而又希望幻灭

的进步和左翼作家的黑暗时代。广播节目的制片

人间或说起美国人监督下漫长的间隔时期，“依

然是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某些方面比战时管

制“更加麻烦”，至少在自家思想警察的审查下，

他们不必为接受审阅官审查而将广播脚本翻译成

英语!

盟军总司令部高官敏锐地认识到，他们达成

民主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要讲求微妙的平衡。

起初，审阅政策更积极强调言论自由和解除政府

对媒体的控制。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颁布《人

权指令》之后，编辑和出版者受民间情报教育局

召集，被鼓励积极进取地阐释这一“基本法”。他

们被告知，与过去相反，现在允许批评政府、议

论天皇制甚至支持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将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因为胜

利者的审阅制度，有时就是以离奇的方式复制先

前帝国政府镇压“危险思想”的行为，从一开始就

残害着战后的民主。实际上，在向作者和出版者

传达《人权指令》的同时，新闻界就被逐渐置于

民间审阅部的出版物审阅制度之下，并且完全明

白了现在需要遵守的新禁忌。

禁止披露审查制度自身存在的审阅政策，反

映出美国人的伪善，并且使之在与军国主义者、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旧制度对比中相形见绌。直到

1930年代末，仍然允许文本的删除部分，在发表

时以〇〇或x x标示。至少战前的读者知道某些内

容被删除了。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计算〇〇或者x.x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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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许的表达

的数目推测其意。因而有些经历过这两种审查制

度的作者，在评价盟军最髙统帅版的“表达自

由”时大加嘲讽，显然不足为奇。有一位引用古

老的成语比喻最高统帅部的伎俩为“作茧自缚”；

另一位则不计前嫌地评论说，至少战时日本内阁

情报局的审阅官，还会给被审查者倒杯茶喝。

不容许的表达

对出版、广播、新闻报道、电影和文学创作的

从业者而言，最髙统帅部审查的实际操作并不透

明，使得如何把握不触怒新思想警察的界限十分

具有挑战性。这部分是由于民间审阅部审阅官的

操作，基于从未公布过的有关禁止事项的秘密议

事录。换句话说，不容许表达的确切标准，并未

传达给那些受审阅者。结果是，参与任何形式的

公开交流者，不得不依靠两种模糊暧昧的指标，

来判断什么内容不被允许。一是，占领之初数月

间最高统帅部发布的有关出版、广播和电影的相

当概括的“法规”：“新闻必须严守真实原则。不得

发表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妨害公共治安的报道。不

得对同盟国进行虚假或者破坏的批评”，等等。

二是，借助经验的想象。就是说，在审阅官迄今

所准许表达的内容基础上，推测什么内容可能通

过审查。这不仅容易误入歧途，而且一旦错误地

估计审阅官的容忍限度，还会遭受惨重的经济损

失。这种状况培育出了令人不安的流言氛围，很

容易使人陷入病态的自我审查。

民间审阅部作为月度清单的秘密记录，随政

治动向的变化而改变。初期，它们包括30多件禁

止事项。1946年6月，民间审阅部的秘密记录中

全部的“删除和禁止出版的对象类别”，包括如下

事项：

批判SCAP

批判军事裁判（即东京战犯审判）

批判SCAP起草宪法（包括任何涉及SCAP担

当的角色）

言及审阅制度批判美国批判苏联批判英国批

判朝鲜人批判中囯批判其他同盟国对同盟国的全

部批判

批判日本人在满洲的待遇（指日本投降后，

苏联人和中国人对日本战俘或者平民的处置）

批判同盟国的战前政策言及第三次世界大战

评论苏联与西方各国的对立

拥护战争的宣传（表现为“任何直接或间接

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和战争中的行为辩护的宣

传”）

神圣国家的宣传军国主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

宣传赞美封建的价值观念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全部

的（日本）宣传对战争罪犯的正当化或拥护

亲善（尤其是指同盟国士兵和日本女性间的

性交往）

黑市活动

对饥饿的夸大

煽动暴力或社会不安（在实际审阅的材料

上，常记作“扰乱公共治安”）

虚假报道

当地言及SCAP (或地方军政部）

发表尚未解禁的报道

当审查印刷校样时，审阅官用蓝铅笔删改有

关章节，同时附上一张标准表格，简单提示这些

章节有违数十项出版规定中的哪些项目，然后将

涂改得令人心烦的材料交还给出版者。这样一

来，琢磨被删除内容的具体性质，成了日本人揣

测占领当局不明确的法规指令之真实意图的主要

手段。回顾起来，有些脱离常轨甚至荒唐可笑的

审阅官审查过度的事例，竟然成了受审阅的一方

判断战胜国容许表达的界限的标准。

正如这些内部清单所示，不容许表达的内容

范围十分广泛。不得批评战胜的同盟国（当初包

括苏联在内）或者最高统帅及其政策。这意味着

在6年多的时间里，最高权力机构一直超越责任

而存在。敏感的社会问题，比如日本女性与占领

军士兵的性交往、涉及占领军的卖淫、混血儿，

更不用说包括强奸在内的美军士兵的犯罪行为，

都不得谈论。公开评论冷战的紧张气氛，起初也

是被禁止的。甚至对黑市严肃的批评分析，大致

也在被禁之列。不得对“封建的”价值观表示赞

赏。任何类似于战争年代宣传的观点表述，皆为

禁忌。

占领伊始，对胜利者而言，控制对刚刚结束

的战争的议论，自然极其重要。他们认为，关键

是要压制任何可能重燃日本人战时暴力热情的煽

动言论，以防危及占领军人员安全或者动摇占领

当局的改革计划。美国人还主动出击，认为有必

要教育一般国民认识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暴行的方

方面面，而此前，这一直被日本本国的审查机构

所压制。

这是一项合乎情理的使命，一项艰巨的挑

战，也是一件微妙的任务。因为它有将被征服者

的宣传简单置换为胜利者的宣传的危险，实际上

最终也未能幸免。之前所有谈论战争的方式，都

成了不正确和不可接受的。对战胜的同盟国战前

政策的批判，被全面禁止。所有过去的宣传，似

乎都有违新闻报道的规则。即便见仁见智而又完

全在情理之中的、对日本发动战争之时世界局势

的议论（大萧条的冲击、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

保护主义与独裁政治的世界趋势、欧美帝国主义

的榜样和压力以及对抗种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

的泛亚主义思想），也被视为既煽动社会不安定

因素，又有悖于“真实”，遑论对占领军政策及诸

战胜国的批判。

当然，现在的“真实”，是同盟国一方的战争

见解。新闻报道不得不以遵命发言或者保持沉默

来予以响应。出版者和广播电台，被要求按照总

司令部尤其是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的授意发

表看法。不得对战犯审判进行批判。这意味着，

正如机密目录所示，不得公然“正当化或拥护”被

作为战争罪犯起诉的人物。与此相反，尽管东京

审判的被告有指定的辩护律师，实际上媒体被要

求不加批判地支持检方主张和法官的最终判决。

最高统帅部的战犯审判活动，对日本人心理

的去军事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同盟国的

A级战犯审判，以卷帙浩繁的证据和口头证言，

最有效地揭露了隐藏阴谋与暴行的历史。这些是

绝好的反面教材，但是透过审阅机构，它们也给

予了媒体和一般大众一些不那么值得肯定的教

训：例如，不得质疑法庭的构成和操作，而且被

告将被推定有罪除非被判无罪。在法庭之内，被

告的辩护人被允许申辩日本的领导人是在追求合

法的国家利益，而“胜利者的正义”对这些行为有

根本的偏见。而在法庭之外，媒体既不被准许支

持这样的主张，也不被允许批判审判未能在更大

范围内起诉更多的战争领导人。同样自相矛盾的

是，日本国民从对战争的了解中获益匪浅：他们

认识到，审阅制度和自己国家政府的机密都是不

允许民众参与的，同时也都不许民众自由议论。

然而，有关战争的不容许表达的内容范围更

广。不用说战时泛亚主义和针对“支那匪贼”、“鬼

畜米英”的圣战宣传都不可容忍，与此相伴的

对“大和民族”优越性的赞辞也不得出现。至于公

开谈论死、破坏、败北也大有问题。在这里,审阅

制度甚至妨害了合理的、有治愈作用的对悲伤的

表达。公开面对广岛和长崎之意义的困难，最为

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

书写“原爆”体验并未被明确禁止。投降后一

两年间，尤其是广岛周边的地方刊物，发表了许

多作家关于“原爆”的散文和诗作。然而与此同

时，像永井隆这样的幸存者发现，他们初期的著

作被查禁，许多与原子弹爆炸有关联的作品，被

大幅删削。有关原子弹爆炸最动人的英文作品，

是约翰·赫西（JohnHersey)的《广岛》(Hiroshima)

对6位幸存者的素描，在1946年8月的《纽约客》

(The New Yorker)上发表时，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虽然日本媒体对此有所提及，但是直到1949年之

前，其日文译本都未能出版。“原爆”体验是禁忌

主题的说法传播开来，直接的审阅制度和广泛的

自我审查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原爆”体验书写的

完全消失。直到1948年末，永井隆的著作出版，

标志着“原爆”文学的姗姗来迟。在这样的状况

下，“原爆”的幸存者发现，想寻求彼此的安慰或

是告诉他人核战争对于人性的意义，都极度困

难。除此之外，公然的审查延伸到了科学著作。

许多关于原子弹爆炸和后继的核辐射影响的报

告，直到占领终结之际才得以公开。在6年多的

时间里，日本的科学家和医生，甚至包括一些在

广岛和长崎从事放射性影响研究的美国科学家，

竟然无权使用他们所需的档案资料，从而无法

与“原爆”受害者沟通并且帮助他们。

“原爆”破坏的视觉记录，甚至被更为彻底地

屏蔽。1945年8到10 月间，大约30位日本摄影师

组团在广岛和长崎拍摄的纪录片，于1946 年2月

被美国人没收并送往华盛顿，而且被严令不得留

一个拷贝在日本。直到1950年，才首次有绘画呈

现原子弹爆炸对人的影响。画家丸木位里和丸木

俊夫妇，当时出版了一本小画册，收集了他们对

广岛见闻的描绘（标题为《匕力》，是特指“原

爆”的术语，字面意义为“闪光一爆炸”）。同年，

丸木夫妇还获准展出了令人悚然动容的题为《幽

灵》的绘画，此画作成为丸木夫妇合作、强力描

绘“原爆”受害者的系列壁画（《原爆之图》）的

首幅作品。丸木位里后来解释说，他们夫妇作画

的动机，是担心对“原爆”破坏的恐怖经验，永远

不再会有本土的视觉记录。20直到占领终结之

后，1952年8月原子弹爆炸7周年之际，一般国民

才有机会看到有关广岛和长崎灾难照片的展示。

正因如此，唯一的核战争体验国的国民，在核时

代的早期岁月里，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民对“原

爆”的后果更为无知，也更少有自由公开讨论它

们的意义。

在同盟国看来，日本人完全是自食其果。以广

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为顶点对日本城市的恐怖

轰炸，被视为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向他国

所施暴行的正当报复。1949年初，当占领当局最

终缓和对“原爆”感受的个人叙述的出版限制，他

们的确流露出“正当惩罚”的意识。在威洛比准将

的坚持下，永井隆的《长崎钟》初版本，被迫附

录了美方提供的有关1945年日本军队“马尼拉大

屠杀”的长文。这样的胜利者逻辑是愚蠢的。因

为这很容易被当作暗示，揭示出长崎和马尼拉暴

行的相似性，这可不是美国人的初衷。对绝大多

数普通民众而言，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家人亲友的死亡和他们自身所受的苦楚，都是应

得的报应。

公开表达悲痛之情、哀悼和称扬死者的要

求，有时会超越审阅官容许的界限，这也不足为

奇。最有名的例子，是前帝国海军少尉吉田满写

的哀婉的散文诗。吉田从东京帝国大学应征入

伍，在注定毁灭的超级战舰“大和”号上服役。

1945年10月中旬，受痛苦灵感的强烈激发，吉田

详细叙述了 1945年4月驶往冲绳途中，“大和”号

与近三千官兵葬身海底的记忆。吉田百感交集，

他希望从记忆中抹去对战友们无谓的牺牲的印

象，将他们从耻辱中解救出来，纪念他们的忠诚

和勇气，哀悼死者，而且像任何国家的海军士兵

一样，向伟大战舰的沉没默哀。

23岁的吉田也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为何死

亡夺去了如此众多战友的生命却没有选择他。作

为“大和”号上的少数幸存者之一，此外还作为船

桥上最后战斗始终的目击者，吉田以写作此文为

己任，实际上是在同时书写战斗报告、讣告和悼

文。其结束语如下：

乘灵数三千余名，生还者仅二百数十名。

至烈之斗魂、至高之炼度，其死也天下愧

之。

吉田满的《战舰大和最期》（《战舰大和之

末日》），现在被公认为日本战争体验产生的少

数重要的文学记录之一。当时的审阅官承认其感

人的质量，却担心这种对“日本军人精神”的个人

召唤，可能诱发读者悔恨和报复之念。结果，此

书在1946年和1948年两度被禁，只在 1949年中出

版过删节版，直到占领结束后才发表全文。

比《大和》更为温和审慎、将战死者作为悲剧

的牺牲者公开悼念的行为，也遭到非难。1948年

中，审阅官从长与善郎的一篇小说中删除了如下

句子：（据审阅官译文）“目前的状况，她不可

能为失去唯一的宝贝儿子而公然哭泣或是表达哀

思，她的儿子在所罗门群岛的海战中光荣战

死。”审阅官举出的理由是“对占领军进行批判”。

同年早些时候，诗人矢野又吉题献给他孩子们

的歌集，其中多数诗歌未能获得审阅官的许可。

矢野很晚才知道，他出嫁的女儿战后在满洲饿

死，他的儿子则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死于苏联人之

手。他的许多诗歌都因“反苏”情绪被查禁。他的

一首俳句，提到将儿子的生命“献给胜利，绝非

是献给战败”，结果被认为是“右翼宣传”。在另一

首俳句中，他感叹“战败之鞭太严酷”，质问道这

些年轻人何罪之有，则被审查为“煽动社会的不

安”。

著名诗人壶并繁治，引起了审阅官们更为复

杂困惑的反应。审阅官们用蓝铅笔删削壶井出版

的诗集。除了删除描写孤独、饥饿的人们在日本

资本主义的“蜂窝”中呻吟以及战士战斗、死于“纯

血色的旗帜”之下的诗句外，审阅官还面临一首

题为《历史》的诗作带来的尴尬，原诗未加标

点，译文如下：

旗坠地从收音机中

神的声音传来-

空洞、颤抖、哀伤此刻必定被记入历史

虚假创造的神话之页今日闭合

人民的眼睛重新睁开直视周围的现实

惨淡的废墟之街尸体已被移走无迹可寻只有

怨恨残留

怀抱业火中毙命之人的怨恨杂草在废墟上蔓

延

八月十五日之上重叠起八月十五日亡国者

与将重新建国者一年间的激战

三百六十五日的历史流入明日的时间明日的

二十四小时充实历史的时间 (后略）

这或许既是诗人本人也是审阅官不能确定的

象征，审阅官们只否决了诗作第三段的“历史”，

而保留了开头将天皇呼为神的提法，以及第四段

对“亡国者”的暧昧的暗示。

另一方面，审阅官们在完全否定有才华的女

诗人栗原贞子的《握手》时，却毫不迟疑：

“哈罗，美国兵”

小军国主义者们大声叫道扔掉了他们的玩具

枪直到昨天

他们还在忙着玩战争的游戏

“哈罗，美国兵”他们叫道在他们小小的心中

突然涌出

对未知民族的渴望“哈罗，美国兵！

昨天是你们在跟我们的父亲打仗吗但是你们

朝我们笑得多灿烂啊你们一点儿也不像是

我们想摸摸你们的大手我们想跟你们握手

有时，审阅官对触及战争之语的反应异常过

敏，简直缺乏头脑。川端康成小说中，偶尔提到

一位特攻队员之死的部分被查禁。同样，广受欢

迎的坂口安吾的一篇短文，赞赏自愿为国捐躯者

的爱国热情，希望受挫沉沦的老兵们现在把这种

无私的精神转化为和平的动力，也被以“军国主

义的”理由查禁。审阅官以“民族主义宣传”为由，

将下面这段朴素、自然的话从英语教科书中删

除：“如果战争教会了我们和平的价值，那些我

们今天仍怀念的人就没有白死。”下面这首俳

句，歌咏的是在遭受轰炸的都市地区人们种植蔬

菜的常见景象，被冠以“批判美国”的罪名。

烧毁的菜园街边雨水敲打着嫩绿的菜叶

一本少年杂志的文章，以长崎土地上萌芽的

植物，来比喻年轻人投身于废墟之上新日本的建

设，基于同样的理由被删除。下面的这首诗也被

认为是越轨之作：

就像是一个遥远的，遥远的梦

我们挥舞一元二十钱的竹枪

对抗巨舰和大炮

1947年，一位美国记者在天主教杂志《口乇

一》(Comnwnweal)上发表文章，认为这首短歌被

查禁的具体事例，是最髙统帅部审查过敏的典型

例证，认为实际上这些谨慎适度的诗句，恰好反

映了“现在的日本人嘲弄自身政治和军事不成熟

的倾向，从常识和人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值得

表扬的态度”。这一批判，激起了民间情报教育

局新闻出版处主任丹尼尔·伊伯顿（Daniel

Imboden)的猛烈反击。他认为，日本人是“莫名其

妙不可理解的国民”，并疾呼“感谢上帝，麦克阿

瑟将军建立了审阅制度”。

关于战争的最重要的审阅政策之一，不过是

所用术语的变更：日本人被禁止将其在亚洲的战

争称为“大东亚战争”，而代之以“太平洋战争”的

称谓。此项变更由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2月中旬

引人，是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主义教化的广泛命

令之一环。这种相当于语义学帝国主义的行为，

却产生了预料不到的后果：“大东亚战争”的提

法，具有其侵略主义的排外性，明确地将战争中

心置于中国和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的新名称，

则将战争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地区，明白无误其

首要所指是日美之间的冲突。对此事件的更名并

非出自任何阴谋，而只是征服者自发的种族中心

主义的反映。他们根本将日本在亚洲的对手排除

在占领格局中任何有意义的角色之外，现在又直

接将他们从战争命名的字面上删除。这种不得要

领的更名，非但不能提醒日本人对战争罪行的自

觉，反而推动他们逐渐淡忘对亚洲邻居们所犯下

的罪行。

净化胜利者

一旦涉及对占领当局和同盟国的批判，审阅

官们有不少事例是接近荒唐可笑的。拍摄占领军

行进的照片要删去画面中的一只小狗，理由是有

损于部队的尊严。更常见的是，军队本身以及一

切军队的象征物（吉普车、英语标识之类）都被

从视觉记录中删除，似乎从影像资料中消去占领

的印记，就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日本人忘记他们失

去主权的事实。由于被查禁，公众无缘看到一幅

描绘美国大兵占领东京的惊人效率的漫画，作为

这小小压制行为的后果，他们也无缘得见那惊人

的评论标题“口香糖的无穷威力”。审阅官甚至也

不允许公众阅读这样机智诙谐的川柳（一种诙谐

讽刺的俳谐诗）：

只有吉普车似乎沐浴着五月明媚的阳光

另一层面上的压制，是数年来禁止媒体直接

提及日本政府必须支付的巨额占领军维持经费，

此项经费通常高达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1946

年，新闻界一旦必须言及占领军经费，即被要求

以“终战处理费”呼之。翌年，遵审阅官之命，此

项支出，更被轻描淡写地称为预算中的“其他”费

用。“不许批评占领军”的可笑禁忌，还意味着日

本人不得唠叨和探究此类矛盾：一面是民主自由

的髙谈阔论，另一面则是痛苦的忍饥挨饿。下面

这首原定发表于《改造》1948年2月号上的诗，

由审阅官英译后旋即遭到查禁：

每当时间到了　

“饭做好了，爷爷。饭做好了，奶奶”　

我们说着　变味的饭菜端到了他们的面前　

只有那么一点“定量配给”　

一旦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他们被告知闭上嘴

只管吃　

这样一来他们的生存　正如国家的生存　

国家在享受自由的盛宴　好像它在试试看不

管怎么说到底能撑多久　

这就是“定量配给”　

一天清晨吃饭还太早　

庭院里的桃花开了　爷爷奶奶进了院子　

他们伸展着弯曲的腰背　向天上打着哈欠

这并不能算是不朽的文学作品。但在战败两

年半之后，作家竟仍被禁止表达如此观点的事

实，正如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所言，的确对占领时

代“封闭的言说空间”揭示良多。那些对昨日的军

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迅速变身为今日热爱和

平的国际主义者提出讽刺疑问看法的人，不时

（绝非总是）感觉到审阅官设下的圈套；那些指

摘政治在占领下被阉割的人往往被迫保持沉默。

投降3年后，日本著名报人马场恒吾，仍然无法

发表如下内容的评论文章：战后内阁凡庸，因为

历任首相不得不唯唯诺诺。

这种软性独裁的一个微小受害者，是尖锐的

政治漫画。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群干

练的社会和政治漫画家，以深受西方影响、颇有

才气的插图画家北沢乐天为首。北沢一伙常在题

为《夕》(Puck, 意为恶作剧的小精灵）的幽默杂

志上发表漫画，对日本文化的弱点、社会的不公

与政治的腐败和弊端进行尖锐的讽刺。1930年代

以来，对世相的辛辣讽刺遭到禁止，新世代的漫

画家纷纷登场。为首的近藤日出造富于才华、风

格多变，在政治潮流中乘机而起，却从未停止特

立独行地贯彻自己的目标。在近藤的领导下，漫

画家们起初宣布政治中立，声称不过是受到“一

种健全的虚无主义”的激发。他们夸耀只制作“无

意义的漫画”，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几乎毫无例

外地成了日本对外战争热切的传播者。

与电影工业（映画产业）的情形相同，漫画

家们事实上安然无恙地逃脱了投降后的清洗，并

且宣称自己一贯是民主的倡导者。作为这种迅速

转变的表征，战时宣传的主要媒介——《漫画》

月刊于1946年1月复刊。封面是近藤日出造的漫

画，描绘倒霉的东条英机被关在监狱的铁栅栏后

面。近藤他们还在《民报》等新的左翼出版物上

发表了不少作品。然而，这些漫画家很快明白了

民主是有界限的。近藤为《漫画》战后的创刊号

描绘的穿和服的女子与大块头美国兵跳舞的漫

画，被不准付印。两个月后的3月号，审阅官又

禁止了另一位有名的漫画家杉浦幸雄的作品发

表。在杉浦的漫画中，一位做美国兵生意的、抽

烟的妓女，站在一位无家可归者的旁边。相比之

下妓女更走运的原因一目了然：她身穿和服，披

着一件有星条旗标志的羽织。“找份工作”，妓女

教训那位流浪者。在她身后的墙上贴着左翼的标

语：“打倒天皇制”。

杉浦的谐墟犯了民间审阅部的三重禁忌：攻

击天皇、凸现了经济危机并且唤起对美国兵与日

本女性“亲善”的注意。胜利者们也不能容忍另一

本杂志上的巧妙漫画，嘲讽日益迫近的战犯审判

将天皇排除在外：画面上，一位大个儿军警将日

本战时的领导人都逮进了监牢，漫画有一行冷嘲

热讽的说明文字：“只留下了天皇，其他人都进

去了”。

天皇并非正式禁止讽刺的对象。实际上有些

杂志，尤其是左翼月刊《真相》，的确敢于将他

作为漫画的题目。36然而，1947年之后，即使是

对天皇温和的讽刺，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关

于讽刺权威的更为重大的官方限制，涉及实际统

治这个国家的外国人。麦克阿瑟将军神圣不可侵

犯，正如降临人间之前的裕仁天皇。一位担任

CCD审阅官的欧洲人，私下将SPCD部门解释

为“道格拉斯批判防止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iticism of Douglas)的缩略语以自

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麾下的占领军，从最高级

的将校到最下级的士兵或文员，实际上同样与赞

辞之外的批评绝缘。原则上，占领军将校也不接

受媒体采访。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方针，主要通过

记者招待会和散发文件来传达，要求媒体对此进

行j顿从的报道。这种权威式的“导向新闻”，被外

国记者们认为是开创了危险的先例。

嘲讽麦克阿瑟统治下日本的民主前景或其本

质，是一项冒险的企图。当1947年10月号的几幅

漫画遭命令删除时，幽默杂志《VAN》学到了这

样的教训。其中一幅漫画，小麦克阿瑟面对着一

只庞大而友善的龙，龙身上写着“日本”，龙的脖

子上拴着缰绳，背鞍上写着“民主”。麦克阿瑟低

声咕哝道，“唔，不知怎地我已经驯服它了”。对

当时任何的美国报刊而言，这无疑是对占领军面

临的棘手挑战以及麦克阿瑟仍未完全做好准备的

平常写照。然而，民间审阅部的审查官们，将此

漫画解释为对麦克阿瑟的批评，通过描绘他无法

骑上龙鞍，从而“在日本民主化的过程中度日艰

难”。

这并非表示，占领时期没有机智有趣的漫

画。战后最伟大的连环漫画，长谷川町子的《寸

寸工各尤》（《阿螺》），于1946年初次登场。

连环漫画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机智、动人地描绘

了一位具有超凡勇气的女性阿螺，作为妻子一母

亲一女儿一姐妹，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喜怒哀

乐。在《豆馅公主》中，年轻女孩们见识了一位

中世纪的活泼开朗的漫画公主，她傻乎乎的名字

说明她非常喜欢吃甜豆馅。日本最有创造力、最

受崇拜的漫画家手塚治虫，于1946年在战后初次

亮相，超越日本的现实局限，创造出一个人形机

器人和类人生物的想象世界，对科学、人性、个

人的身份以及善与恶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

正如这些例证所揭示，最好的漫画往往在政

治领域之外才能发现。报纸漫画家，比如在《朝

日新闻》连载作品的清水崑等人，的确由于他们

对政治家（如吉田茂首相）滑稽言行出神入化的

描摹戏仿而声名大著。尽管如此，据清水崑自己

所言，即便是他和像他这样的漫画家，创作的也

不是真正的政治漫画，而仅仅是“政界漫画”。鲜

有例外，他们没有特定的政治观念，没有对滥用

权力和权威的尖锐批判，也没有世界性的视野。

占领当局的手法，使这样的批判视野的公开发展

几乎没有可能。假使我们仅依据漫画留下的视觉

记录来判断的话，占领期看上去就像是没有占领

者在场的占领。

对占领政策的根本性批判遭到禁止，基于同

理，此禁令亦适用于对同盟国的全面批判，因为

说胜利者的坏话，会贬损他们的道德权威。这意

味着，日本人所消费的外部世界也必须被净化。

有关评论胜利的同盟国及其世界会被视为违反新

闻出版法的问题，左翼月刊《改造》提供了一个

小小的研究个案。根据古川纯教授对《改造》月

刊的研究，《改造》曾被要求删除以下内容：提

及西方同盟国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言及日本

军队向中国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军队投降；对美国

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影射；将苏联描述为“社会

主义的”，将美国和英国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将

中国描述为“半殖民地的”；提及“民主的”苏联

和“反动的帝国主义的”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表

达对日本可能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担忧；将法西斯

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对资本主义

的全面批判（譬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羽仁

五郎等人的批判）。

《改造》的违规事例还不止于此。1946年

中，《改造》还被要求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关于朝鲜的文章的译文中，删除如

下字句：“某位美军高官私下向我透露，‘现在朝

鲜是新的美国前线的一部分’，而这反映了统帅部

大多数人的思考。”审阅官的理由为“所言不实”。

在占领当局新的历史逻辑下，“对同盟国的全面

批判”，甚至追溯到了中世和近世。1947年8月，

《改造》上一篇题为《但丁与哥伦布》的随笔，

被命令删去相关段落。这篇随笔述称，在欧洲国

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历史发展

中，有一种获取新的土地作为殖民地的支配性倾

向。1948年10月，《改造》正式被列入民间审阅

部关注名单上的“极左”刊物，当时《改造》被禁

止提及日本计划仿照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

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设立“反日活动”调查委员会。尽管

这一委员会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是当时的确是

在酝酿之中。

其他刊物也遭到类似的严格审查。世纪之交

著名的基督徒内村鉴三，其自传体作品于身后再

版时，亦遭到了审查处分。所谓冒犯性的内容，

不过是提到了他早期在美国时，纽约的凶杀案和

酗酒者比东京的多。对此CCD的审阅官回答，尽

管这能是实情，但是让日本人知道这一点现在太

早了。甚至连顺道提及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Cordell Hull)牌技不佳这类的琐事，也被命令删

除。一位被扣留在威斯康星州麦考伊兵营（Camp

McCoy)的前日本战俘的自传体记录，通过了审阅

官的详细审查，仅删除了如下字句：“美国人给

人的印象颇有教养，但是却惊人地无知。他们真

的相信从报上读到的新闻。即便日本人这么容易

被愚弄，我们当中也没人相信现在的新闻

了。”一本日英辞典的编纂者，未能将如下例

句，偷偷添加到动词Anotmce (谴责）名下：“今

天美帝国主义比任何帝国主义更应受到谴责。”

这些异常绵密而神经质的审查，延伸到了偶

尔提及的对之前战争中美国的同盟国的批评。禁

止“对中国的批判”包括：涉及中国国共内战中对

日本投降军队的利用，言及对日本残留人员的虐

待，以及将中国描述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状

态”的国家。谈论国共内战本身并非禁忌，但是

生动细致地描绘中国的动乱局面，则有可能被视

为超越了适当的界限。

有段时间，这样的压制连对苏联的否定性评

论也包括在内。1946年 1月，哲学家田边元因表

达对占领军中苏联角色的忧虑而遭到审查。

1946年4月，国会元老尾崎行雄在《创造》

发文，因顺便提及苏联国内的压制，也遭禁止。

关于雷恩霍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

《光明之子，黑暗之子》的一篇文章，发表于

1946年11月号的《思想的科学》，因为批评斯大

林的专制独裁，遭到大幅删节。甚至到了

1948

年9月，冷战的紧张氛围在被占领的日本已然确

凿无疑，《世界》月刊上的这段文字还因“批判

苏联”而遭到删除：“苏联以绝对的独裁的政策统

治自己的国家，因而它以同样高压的独裁态度对

待其他小国。”

这种不容许同盟国有任何污点的神秘氛围，

电影管制

促进了非现实的、有时几乎是超现实的公共世界

的形成。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战败的日本人被假

定无视战胜国同盟的崩溃、中国的国内分裂、亚

洲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复活、冷战

紧张的决定性的出现，以及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可以说，他们被置于了扭曲的时间经度之内，尽

管往昔的战胜国已经开始新的斗争与论战，在这

里胜利方的二战宣传仍然被一再重申。

在此世界中，日本人不能表达对战胜国之

间“有关原子能的竞赛从确立世界和平的立场来

看，并不是值得欢迎的现象”的顾虑（1946年5 月

以“对同盟国的全面批判”为由被查禁）；在此世

界中，不允许警告“今日之朝鲜成了美国和苏联

之间的连接点，与美苏两国的国际命运关系深

重”（1947年1月被查禁）；在此世界中，尽管西

方久已采信铁幕之说，但是日本作者仍然被禁止

报道“美苏之间的意见冲突现在广为人知”，或者

表达希望这不会导致未来的公开对抗（1947年12

月以“扰乱公共治安”为由被査禁）。

电影管制

在6年半的占领期，日本电影摄影所制作了大

约1000部长片。直到 1949年，每部电影剧本都得

事先向最高统帅部的“顾问们”提交两份英语文

本。在数不清的场合，在剧本使美国人满意之

前，会有大量的意见交换和妥协发生。有些电影

导演，臂如黑泽明，无视这些限制的存在而创作

活跃；而其他导演，如龟井文夫，则在战后始终

未能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

对于黑泽明而言，总司令部的控制，与战时审

阅官的压制比较起来微不足道。他将那些战时的

审阅官视为天皇崇拜与性幻想压抑所导致的变态

白痴。黑泽明在战时执导了自己的首部影片，而

他所有的4部战时影片——《姿三四郎》及其续

编，《一番美》（《最美》）以及未完成作品

《虎尾踏男达》（《踏虎尾之男》），均被列入

1945年11月盟军统帅部命令销毁的236部“封建的

与军国主义的”电影。这并未阻止黑泽明迅速成

为新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电影革新者。1946年到

1952年占领期间，他制作了 8部影片。开篇是纯

真的理想主义的“民主电影”《杉春悔《我对青春

无悔》，1946)，第二部则是在废墟中逆境生存与

委婉纾徐的浪漫故事《素晴务日曜日》（《美好

的星期天》，1947) 。

随着占领的推进，黑泽明继续演绎时代的主

题，但是一种更为阴郁的视角，取代了他早期电

影中的希望与理想主义。他的电影的主人公也由

《我对青春无悔》和《最美》中的女性，转为了

男性角色——通常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个人，

不时被过去所诅咒，而且几乎总是身陷拜金主义

的、奸险的社会困境。在一部又一部影片中，这

位男主人公总是一成不变地由三船敏郎所扮演，

穿越于日趋阴暗的境遇之中：黑社会 (《醉匕天

使》，1948)，复员兵的犯罪者（《野良犬》，

1948)，贪赃枉法的新闻记者（《丑闻》，1950)

以及绝望的、错乱的无辜者（《白痴》，改编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1951)。即便他1950

年上映的杰作《罗生门》，虽然故事的发生背景

是在中世，却通过描摹性、犯罪、暧昧的双关性

以及人们讲故事的相对性，成为同时代场景的镜

像写照。

龟井文夫的体验与黑泽明形成对照。当黑泽

明对总司令部的监督一笑置之，并在容许的范围

内驰骋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之时，更为理想主义和

意识形态化的龟井文夫，则生动地体现了新的审

阅民主的禁区地带。

这一点显而易见：1946年，龟井发现无法上

映一部题为《日本的悲剧》的记录短片。此后又

被迫对他与山本萨夫共同执导的野心勃勃的长片

《战争与和平》做大幅删节。

《日本的悲剧》主要利用战时拍摄的电影胶

片，呈现对导致日本陷入侵略和灾难性战争的日

本统治势力的痛彻分析。龟井简洁利落的蒙太奇

风格，来自对日本政府宣传片娴熟的剪辑技巧，

也与战时美军宣传影片的首席执导弗兰克·卡普拉

（Frank

Capm)的剪辑手法相似。这的确有些讽

刺。卡普拉剪辑艺术的代表作，是反日影片《了

解你的敌人——日本》（ATncnv

yicwr

—

Japan)，比龟井的《日本的悲剧》早近一年上

映。尽管《日本的悲剧》相当忠实于日本共产党

认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即所谓的讲座派路线）

分析，强调封建的因袭与天皇制下统治者集团的

军国主义及其镇压，但是它与卡普拉的战时宣传

影片并无根本的不同。

迄今为止，龟井的纪录片中最令人难忘的镜

头（此处卡普拉肯定会为之喝彩），是一组叠映

画面：在观众眼前，裕仁天皇从严肃的、身着戎

装的国家司令官，变身为仁慈和蔼、略带佝偻，

穿着朴素的外套、系领带戴呢帽的文民形象。主

要的电影公司东宝、松竹与日活映画，都拒绝这

部纪录片在他们的电影馆上映，显而易见更多的

是由于财政问题，而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龟

井后来回忆说，起初上映时有些观众起哄，有一

位还将木屐扔向银幕。这是部非主流影片，但是

吸引了一些好奇心强的观众——大约日均2500人

次观影。1946年8月中旬，影片突然被总司令部

禁映。

龟井是位左翼电影人，但不是共产主义者。

1920年代末，他在苏联学习过纪录片的制作技

法。他遭受过帝国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先

后禁映的独特经历。1939年，他拍摄的在中国战

争的阴郁记录《战兵队》（《战斗的士兵》），

曾经得到军部的正式援助，但是旋即因影片

的“失败主义”遭撤回赞助。此片被内部人士戏称

为《疲权々兵队》（《疲惫的士兵》与此略有相

似，在筹拍纪录片《日本的悲剧》时，龟井得到

了民间情报教育局的美国官员的强力支持，直到

放映约3周后，威洛比少将亲自干预并且命令没

收所有的拷贝和底片。

威洛比是应吉田茂首相的请求介入的。吉田

认为龟井的影片对天皇的处理是大不敬，并成功

说服威洛比的两位助手与他同观这部冒渎天皇的

作品。处在自身的立场，威洛比阵营更烦恼的

是，影片对占领当局开脱裕仁战争责任的政策暗

含批判。正如龟井以及其他人后来的评述，对这

部纪录片的禁映，实质上标志着有关天皇战争责

任的严肃讨论消失的时刻。查禁这部纪录片的公

开理由，正如与吉田茂同观影片的一位美国人所

言，“这样极端地对待天皇，将诱发暴动和骚

乱”。

《日本的悲剧》的禁映，至少向那些努力揣

测最高统帅部的“民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人传

达出三项教训。第一，它不仅揭示出绝对权力的

固执己见，还有其专横性。毕竟，总司令部审查

的作品，纯粹是对投降前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滥用

权力的日本人自身的批判，正是占领当局声称希

望推进的自由与批评之议论的典型。龟井及其同

仁受民间情报教育局官员的鼓励承担此片的拍

摄，而且忠实地履行了审查手续并获得了官方的

上映许可。当被告知影片将被查禁之时，制片人

岩崎昶真如五雷轰顶。而威洛比本人私下也承

认，这部纪录片并没有真正违反审阅方针。龟并

本人漠然的反应则是，自从7年前在帝国陆军那

里遇到麻烦以来，他自己没有什么变化，显然社

会情势也没有多少改观。

传媒界人士谨慎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严肃

认真的批判，可能会导致付出过分沉重的代价。

尽管主要是利用现成的电影胶片，但是制作《日

本的悲剧》对日映公司来说仍然所费不赀。影片

的禁映使日映公司濒于破产，并且严重警告了其

他任何企图抗争的人。对印刷业人士而言，延迟

发行与直接的禁止出版都会导致财务困难，他们

同样敏锐地调整了自己说真话的会计成本。

从这一影片的突然禁映得到的第三个教训，

则关乎意识形态：审阅制度的审查目标在改变，

正缓慢然而不可动摇地从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

主义的目标转向左翼的目标。如果说这种关注焦

点的变化在1946年还不易认清的话，那么到了龟

井文夫与山本萨夫完成他们雄心万丈的长片《战

争与和平》时，已经颇为明了。

民间审阅部的下级审阅官们展示了他们的博

学多识，他们在《战争与和平》的电影剧本上做

了批注，大意是：这部电影的题目，“显然是来

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尽管这题目

是来自托尔斯泰，但是故事情节--位早已被认定

死亡的士兵在战后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嫁给了他

的好友，实际上是来源于戴·沃·格里菲思（D.W.

Griffith)1911年革新性的电影《伊诺克·阿登》

(Enoch Arden),像《日本的悲剧》一样，1947年的

《战争与和平》，起初也受到官方的鼓励。这一

次是由日本政府奖励、总司令部主张，以纪念新

宪法的理想。主要的电影公司，皆被敦促制作电

影以体现新的国家宪章的理念。东宝映画选定龟

井和山本执导一部故事片，以传达宪法第九条的

反战理念。在民间情报教育局指导下完成制作

后，影片于5月中旬提交民间审阅部，立即受到

传播“共产主义宣传路线”的严厉批判。6月中旬

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将此描述为“赞赏示威运

动，将天皇与不名誉的集团等同视之，过度暴露

投降后日本的饥饿和道德的堕落”。此备忘录接

着记录道，这部影片陷人了与《日本的悲剧》同

样“需要敏感关注的”类型。

其他几份备忘录，更具体地说明了这些所谓

的“共产主义路线”。例如，劳动者罢工和示威的

场面，被以“煽动社会不安和批判最髙统帅部”的

理由删去。正如审阅官所言：“示威者举着‘言论

自由’、‘让我们劳动者有饭吃’等横幅标语，以及

群众欢呼并加人游行队伍等等，使人联想到批判

最高统帅部的审阅制度和鼓动劳工斗争。”一段

涉及凶暴的破坏罢工者的情节被彻底删除，理由

是容易将右翼的破坏罢工者与支持天皇制的极端

民族主义者联系起来（实际上，这样的联想也并

非不合情理）。据称，这些镜头还通过展示一位

主角被破坏罢工者痛打的场面，以“暗示美国人

的‘强盗’逻辑”，“巧妙地蕴含着对美国的批判”。

审阅官们还在下面的镜头中，察觉出对战胜

国的批判和对道德颓废的“共产主义的”强调：一

个男人背对镜头与街边妓女讨价还价的一闪而过

的镜头；酒吧间场景中，墙上装饰着好莱坞女明

星的海报和白人的裸体照。尽管民间情报教育局

官员向日本人打包票，银幕上的接吻镜头是开放

和民主的表现，但是此处混乱的接吻、热舞及其

他的夜生活场景，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批判，暗

示了这些公开场合的情爱表现是由于美国的影

响”。

尽管使审阅官恼怒的许多场景，涉及占领下

社会和政治状况的真实描绘，然而《战争与和

平》自始至终，仍然是部令人心酸落泪的反战情

节剧：被宣布阵亡多年后从中国归来的主人公，

发现妻子嫁给了自己过去最好的朋友。他的好友

受到在中国的战争经历刺激而精神失常，成了主

人公的儿子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在悲惨的生活条

件下，妻子通过做计件的零活支持这个重新拼凑

起来的家庭。影片的许多场景使观众难以释怀：

战斗的恐中国人的苦难与宽容、东京的空袭、战

后脏乱的生活环境、顽强的流浪儿和年轻的卖春

妇、旧军官的腐败、生活在边缘者享乐主义的逃

避。谁该为这所有的不幸和堕落负责？

影片的答案使审阅官们惊惶失措：责任在于

那些利用以天皇为中心的社会教化为战争服务

的“贪欲者”。受到战争刺激的复员兵，发现自 ?

身的困境而陷人疯狂，呼喊“天皇万岁”、想象自

己重新回到战场上的场景，被审阅官当作“批判

最高统帅部”，理由竟然是“最高统帅部承认了天

皇制，而这一场景是通过暗示只有发疯的复员兵

才想到他们的天皇，来试图轻视天皇制”。这一

镜头最终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那句让人不舒服的

话被删除了。

最终，民间审阅部撤回了当初审阅官的多项

批判，但是要求从5月份民间情报教育局批准的

样片中剪掉17处镜头，共计达30分钟。即便经过

这些删削，《战争与和平》仍然是投降后描绘日

本的电影中最有勇气的作品之一，是传达出那个

时代的苦恼、破败、紧张、希望和热情的内心深

处感觉的稀有之作。尽管有审阅官的干涉，这部

电影主要由理想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推动的左翼视

野，仍然十分清晰。影片对受日本侵害的中国人

的同情描绘，在当时的日本殊为罕见。此片的3

位主人公，他们被战争荒诞扭曲的命运，最终成

为简直难以置信的最高层次的宽恕与爱的体现。

在孩子们玩耍的校园背景下，影片的结束语既凝

练朴素又意味深长，唤起了教育新的一代珍视和

平与民主的梦想。尽管如此，观众仍然愿意观看

这部电影。评论家赞扬《战争与和平》是当年最

好的影片之一，而且有大批观众蜂拥而来。然

而，龟井将没有机会再重复这样的辉煌，因为此

后他发现，找到导演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尽管《战争与和平》如此野心勃勃，相比许

多镜头在剪辑室里被迫剪掉更令人遗憾的是，影

片最终未能真正传达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原

因很简单，影片中没有美国人，没有占领，看不

见外国权威的存在。这是迫不得已的。尤其在占

领初期，电影制作者和其他摄影者、视觉艺术

家，被命令要避开美国人的存在。禁令也有例

外，但是仅限于反映征服者仁慈和蔼形象的场

合。占领期结束后，导演山本嘉次郎曾经回想

起，当初在东京拍电影是多么困难。导演不得拍

摄美军大兵、吉普车、英语标识以及被占领军接

收的建筑物，更别提拍摄被烧毁的地区了。就连

山本的一部电影剧本中口头提到了“被烧毁”，台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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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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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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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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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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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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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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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词竟然也被删除。他的另一部电影中有飞机的声

音，也被命令销掉了。既然当时没有日本飞机飞

行，这种音响效果代表的只能是美国军用飞机的

声音，这同样被解释为对占领当局的批判。

“被占领的”银幕不仅呈现出一个新的想象的

世界。它也让真实的事物消失无踪。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正式说来，最髙统帅部的审阅制度从1947年

开始趋缓，并于1949 年10月民间审阅部解散时终

止。1947年中期，传统戏剧的事先审查被解除，

5月份首先是文乐木偶戏、6月是歌舞伎紧随其

后，9月份则是能乐。11月古典歌舞伎《仮名手

本忠臣藏》（赤穗四十七义士），以全明星阵容

重返舞台。（此前唯恐这些封建忠义与复仇的故

事，可能引发对新到来的占领军的猛烈报复。）

1947年8月后，多数广播稿无须再经事先的批

准，3个月后，唱片也无须再在发卖前接受审

查。10月，除了 14 家出版社之外，其他所有出

版社由事前审查变更为事后审查，而到了 1948年

9月，剩下的出版社也从毛条校样（版面内允许

检查和改正错误之前在活版盘内所选出的校样）

阶段就得接受检查中解脱出来。到1947 年12月，

除了 28家杂志以外，其他所有杂志都被变更为事

后检查的对象，剩下的28家杂志继续接受发行前

检查，直到1949年10月。到1948 年7月底，所有

主要报纸和通讯社，都解除了发行前的检查。

然而，这种正式控制的缓和容易令人误解，

因为审查制度在1947年后采取了新的形式，而且

直到1949年都未终结。民间审阅部无限蔓延的官

僚机构，实际上于1948年才在人数上达到巅峰，

恰好是在美国国务院抱怨审阅活动造成了“延续

日本独裁主义传统的影响”之后。由于越来越多

的自由主义官员离开了总司令部，并且由更为保

守的技术官僚接替，审阅制度变得更为严格、专

断和不可预料。尤其是在出版业，检查制度更加

隐蔽而阴险，由事先审查改变为事后审查，对许

多出版社、编辑和作家来说，更给人以恐怖感而

非解脱感。因为一旦占领当局发现他们的出版物

不合要求而下令召回报纸、杂志或者书籍，就更

会使他们遭到惨痛的经济打击。在经济不安定的

状况下，审查的暧昧和肆意，对达成最高统帅部

的目的尤为适宜，因为少有出版者敢冒出版物上

市之后被查禁的风险。结果是，随着占领进程的

发展，谨小慎微和自我审查的倾向愈加明显。

这种威吓战术还有其他的形式。当执行事前

审查制度时，总司令部的高官有时只是“扣留”或

者故意忘记技术上并不违反出版法规但是仍然不

合要求的文章放在了哪里，以此造成文章错过发

稿日期。这样的情形多次发生在日共机关报《红

旗》呈交给民间审阅部的有争议的文章上。据说

这是CI&E (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权势人物——情

报处长唐·布朗（Don Brown)的拿手好戏，民间审

阅部常将有争议的材料提交给他处置。总司令部

官员还可以通过操纵占领时期一贯短缺的纸张配

给，对出版社非正式地实行赏罚。左右出版市场

的另一阴险形式，则是GHQ 掌控外国书籍的翻译

特许权，译书必须获得民间情报教育局情报处的

认可。

还有一种更为强硬的手段。GHQ官员有权要

求触怒他们的作家和编辑立即解职。最高统帅部

（SCAP)初期的清洗指令（1945年12月），只包

括少量的媒体高层人士，而正式全面清除珍珠港

袭击之前与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宣传相关的

有影响的媒体人员，直到1947年末才开始。当

1948年5月一再拖延的媒体大清洗终于结束之

时，约有2295人被审查，1066人被清除（其中

857人早已辞职或引退）。

与“昔日战争”相关的清除行动几乎尚未停

止，GHQ官员就开始非正式地要求管理层开除他

们由于冷战原因而不能容忍的记者和编辑。例

如，1948年10月，《日本评论》的发行人铃木利

贞被民间情报教育局的丹尼尔·伊伯顿（Daniel

Imboden)少校吩咐开除他的副主编，罪名包括：

企图发表加拿大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外交官诺曼

（E. H. Norman)有关言论自由以及著名的共产主

义者伊藤律关于新“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铃木被

告知，如果他不这么做，他自己就可能遭到军事

法庭审判，并且将被送往冲绳服刑。副主编于当

月辞职。此后不久，在所谓的12月事件中，《改

造》的4位编辑被迫在类似的情形下辞职，他们

甚至招致一位GHQ日裔官员的到访，向他们提出

到冲绳“做苦工”的相同威胁。这种露骨的威胁，

因为审阅活动的另一侧面而颇具分量：冲绳，在

美国人将这个战略地位重要的岛屿打造成主要的

冷战军事基地的过程中，一直被秘密遮蔽于美国

的严酷统治之下。贯穿整个占领期，实际上直到

1955年，没有关于冲绳的新闻报道或者评论在媒

体发表，将这个实际上看不见的省份，想象成一

处发配服刑的殖民地，似乎完全合乎情理。

威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要将他们送上军事

法庭并且判处劳役，这是一个有些极端但是并非

全然无谓的惩戒。滥用审阅权力更为极端的事

例，发生于1948年9月，当时这出极其荒诞的事

件涉及一家娱乐报纸。事件的起因是1948年5月

27日的《日刊又术一》（《日刊体育》）发表了

一篇题为《汤普森先生介绍大都剧场美国裸体舞

表演》的文章。GHQ主管娱乐表演的一位官员在

观看了浅草欢乐街的脱衣舞后，向日本记者评论

说，那里的脱衣舞娘并不怎么吸引人，他乐于介

绍他们看一场真正的美国脱衣舞滑稽表演。

尽管此报道属实，而且通过了民间审阅部的

审查，但是被事后追认为攻击SCAP的权威，并

且开始遭到正式的追诉。9月1日，美国军事法庭

宣判，主编服劳役1年，《日刊体育》发行暂停6

个月，并处高额罚金75000日元，正式的判决理

由为违反出版法规第二条（扰乱公安）。经上

诉，主编的判刑和报纸的停刊被推翻，但是不合

理的罚金依旧执行。一年后，经过貌似稍为严肃

的诉讼程序，3位共产主义者编辑以发表煽动宣

传的罪名，遭到审讯并被判处服劳役。

乍看之下，汤普森事件本身可能就像是一出

滑稽表演。然而，在试探言论表达限度的新闻界

人士看来，将这样的事件诠释为GHQ有意图的、

有组织的专横跋扈更合乎情理。毕竟，这桩历经

数月、令人愤慨的脱衣舞案的性质，远远超出了

GHQ某些下属的个人癖好或者偶尔过分的举止，

而是戏剧性地揭示了：哪怕是细微或者无心地越

出了最高军事权力认为适当的界限，都要付出惨

重的代价。

另一方面，《日本评论》和《改造》的案例，

则在意识形态上十分清晰：它们表明，审阅制度

现在的主要审查目标是左翼而非右翼思想。这在

媒体圈中已非秘密。事实上，在从起初的事先审

查程序转为事后审查的过程中，清楚地将左翼视

为民主的新的敌人。1947年12月，这实际成了公

开的方针，当时在28份留待事先审查的期刊中，

只有两份是“极右”刊物（大约总共拥有4000名读

者）。剩余的26份杂志，全部是进步和左翼的出

版物，发行量共计超出60万份。其中，有些杂志

是日本最有影响的刊物，包括《中央公论》（发

行量80000份）和《改造》(发行量50000份），二

者在战争年代都曾经受到帝国政府禁止发行的处

分。

每日新闻社发行的周刊《世界乃动务》（《世

界动向》）（发行量

50000份）与另一份刊物

《世界经济评论》（发行量50000份），被审阅

官描述为“将精力放在挑资本主义制度的‘毛

病’上”，并且预言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而《世界》（发行量30000份）则被认为在国内

问题上温和节制，但是在对美国、英国和资本主

义的批判中，“通常采取共产主义路线”。

这26份杂志代表的，仅是当时存在的进步和

左翼出版物的一小部分。而民间审阅部策略的本

质，是要通过刁难和审查这些最有影响、最有声

望的传播者，杀鸡儆猴地削弱社会主义、共产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譬如，审阅官曾在秘密

文件中阐明，他们为何决定将《潮流》月刊（发

行量30000份）留在事前审查的名单上。他们认

为，《潮流》，“被评价为最重要的左翼出版

物。执笔者多为左翼学者，他们对于世界的工

业、农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头头是

道，但是结论的反资本主义和破坏性却一成不

变。他们大多数的论述，在狂热的共产主义评论

家中罕见地平实，却以如此博学多识和彻底详尽

的方式呈现出来，其宣传目的十分见效”。对于

其他目标刊物的一些经常享有盛誉的执笔人，也

可以这么说。他们的论述，远远超出对马克思主

义教条的简单重复。岩波书店出版《世界》的编

辑们发现，通常审阅官倾向于以比其他出版社更

为严格的反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要求他们，理由是

他们应当受到约束，以免被政治左派借势。

民间审阅部（CCD)出版·演艺·播送处处长罗

伯特·斯伯尔丁(Robert Spaulding)后来承认，实际

上在1945年10月4日《人权指令》颁布之时，审

阅官就开始既注意右翼也注意左翼对SCAP和美

国的“反民主”批判。由民间情报教育局协办的最

早的一档广播节目，拥有《爱国者(二券)》

（《爱国者宣言》）与《出狱者时间》的双重标

题，设计构思是给新近释放的政治犯一个机会，

表达他们对罪恶的过去和新日本前景的见解。然

而12月节目被停播，因为事情变得显而易见，大

多数政治犯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946年底之前，民间审阅部开始准备对日本媒体

的苏联影响和左翼、共产主义倾向，彻底进行国

内调查，尽管直到1947年中期，“左翼宣传”才作

为明确类别出现在民间审阅部的秘密清单上。

的确有数量巨大的左翼分析文章通过了审查

之网，有些深刻尖锐，有些不过是无关痛痒的教

条套语。另一方面，即便是名士派的“温和的”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劳资关系专家，如有沢广

已、大内兵卫、大河内一男等人，虽然被许可拥

有大规模的读者，但是都不时受到小的审查刁

难。如平野义太郎、信夫清三郎等杰出的历史学

家，在1947年中期面临更为彻底的压制。在东京

大学赞助丛书的第一卷《日本民众革命课题》

中，平野的《日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和

信夫的《明治维新中的革命与反革命》被全文删

除。

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正式的审查制度逐渐

废止，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它正与占领

政策保守主义的“逆转”，以及预见中的左翼批判

的增强同时发生。1948年4月30日，民间审阅部

的核心部门出版、演艺播送处，受命对共产主义

媒体执行“100%的监督”，主要是出于情报收集的

初衷，而非直接管制的目的。1949年初，日本的

保守政权经最高统帅部（SCAP)同意，将正式的

共产党出版物新闻用纸的配给量，从每月86000

磅削减为20000磅。吉田茂政府在GHQ的积极协

助下，于1949年末开始实行“赤狩”（赤色清

洗），起初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新闻媒体，因为清

洗是以“削减”、“合理化”或者诸如此类的委婉表

示为借口，针对公共部门的激进员工实施的。然

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赤狩波及了

民间部门以及其他许多活动领域，横扫出版、电

影和公共广播界。

尽管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媒体领域清除“极

左”的契机，但是在战争开始数周之前就已经准

备停当。6月6日，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对日本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开除公职。翌日，清洗波及日

共机关报《赤旗》的17位编辑骨干。日本共产党

本身，则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残存下来。为了将

清洗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行为正当化，麦克

阿瑟宣布，共产主义者近期的煽动言论和不法行

动，“与过去军国主义领导人欺骗和误导日本人

民的做法惊人相似，而他们的目的一旦达到，必

然将日本引向更加深重的灾难。假使允许这种无

法无天的煽动不加遏制地继续下去，即便现在看

起来尚处于萌芽状态，也将冒着根本压制日本的

民主制度、直接否定同盟国政策方针之目的和意

图、丧失日本政治独立的机会、并且毁灭日本民

族的风险”。

6月26日，朝鲜战争开始翌日，《赤旗》被

命令停刊（起初为停刊 30日，但是后来修正为无

限期停刊）。3周之内，约有700种共产主义和左

翼报纸停刊，到1950年10月，据SCAP的官方数

据，这种无限期停刊扩大到1387种出版物，（另

据统计约为1700种）。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和贯彻

其指令的日本保守政府，通过将共产党领导人与

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等同起来，为这些清洗和

压制行动正名，但是对许多人而言，历史上更为

明显的前车之鉴，则是战前军国主义对左翼反抗

压迫的镇压。既然媒体被置于强大的压力之下，

以顺应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官方立场，那么倒更像

是先前日本帝国强制“一亿一心”的单一口径时的

情形。

与左翼刊物停刊并行的，是赤狩在公共部门的扩

大化以及向民间部门的扩展。这些开除行动的首

要目的，是削弱左翼在劳工组织中的影响，但是

这种政治迫害也改变了从大众媒体上所获见闻的

面貌。超过 700人被清除出新闻界，其中广播界

104人至119人（统计数字各有不同），电影界

137人。到9月份时，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被解雇。

尽管起初 GHQ的停刊处分，针对的是“极左”出版

物，它们大多仅有很小的发行量，但是赤狩却打

击了主流媒体。例如，对公共放送（广播）局的

清洗，于1950年6月28日在各个城市同时执行，

包括张贴各放送广播局即将开除的职员名单。在

一些城市（如大阪），据报告依照麦克阿瑟的指

令，美国军警参与了对指定人员的排除行动。

对主流新闻的第一波赤狩，于同日展开。当

涉及民间部门时，解雇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在

朝日新闻社，指定的开除人员被依次召唤到一位

面色苍白、明显颤抖着的高层经理的办公室里。

在读卖新闻，自1946 年以来，经营者与职员之间

始终激烈对立，是由一位身旁护卫着便衣警察和

公司警卫的干部宣读解雇决定，并且声称是依照

麦克阿瑟6月6日的信函行事。在共同通讯社，在

宣布被解雇之后企图滞留的职员，被管理层召来

的武装警察架出。在电影产业界，排除行动于9

月份实施，是在GHQ劳动处髙官召集各制片公司

的高层，命令他们从公司中排除所有的共产主义

者，但是必须自担责任之后。

尽管GHQ从未诉诸日本帝国政府《治安维持

法》的手段，对左翼表现进行有组织的镇压，但

是它停止活动的处分、不断侵扰和政治迫害的手

法，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许多进步和左翼

的出版物停刊，其他刊物的编辑方针也趋于保

守。然而在此之上，不少真正理想主义的民主支

持者幡然省悟，由早期热心支持美国转变为怀疑

派或者彻底的反美派。清洗运动还证明了教条的

左翼对资产阶级伪善原本自以为是的非难的正确

性。

与占领期的巨大发展和成就相对照，SCAP

审阅民主的统治真的那么问题严重么？答案是肯

定的。自然，从数量上讲，被审査删改的案例数

量与印刷出版业繁荣的洪流相比极其微小。不可

否认，媒体在占领期终结时比战争时期要大为活

跃。然而与此同时，随着占领期的延续，他们变

得逐渐丧失多样性和活力。当然，对于那些深受

战时压制之苦而惊喜于投降后初期改革活力的自

由主义者和左翼而言，目击美国人乐于行使绝对

权力的姿态是令人沮丧的，而眼熟地发现他们很

快展示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敌意，则更加令人灰

心。

岩崎昶，曾经参与拍摄被美国人没收的有关

广岛和长崎“原爆”破坏的纪录片，后来又成为龟

井文夫命运多舛的《日本的悲剧》一片的制片

人，他狡黯地将占领当局呼为“军阀”。岩崎昶回

忆起当他发现无法反抗《日本的悲剧》遭禁映时

的感受，“我厌恶地意识到，非民主的美国军阀

现在将日本抓得是多么紧”。左藤忠男，这位尖

锐辛辣、自学成才的战后电影的资深批评家，回

想占领期是由“鼓励的民主”时代与随后“压迫的民

主”时代两个阶段构成。对松浦总三而言，作为

《改造》的编辑者，他亲眼目睹了 GHQ日益狂暴

的反左翼运动，直到1952年占领当局实际从日本

撤离，“民主的新闻界的复兴”才有了转机。事实

上，当时出现了堪与占领初期匹敌的开放的、春

天般的氛围。直到那时，坦率地讨论占领本身等

问题才成为可能。

这种审阅的民主更深层的遗产，超越意识形

态保存了下来。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以“自

由表达”为名实行的秘密审阅和思想统治，无损

于战后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一方面高高地挥舞

者“自由表达”的旗帜，一方面却严厉地限制对麦

克阿瑟将军、SCAP当局、庞大的占领军全体、

全部的占领政策、美国和其他战胜的同盟国、战

犯审判的诉讼和判决，以及胜利者出于实利的考

虑否认天皇个人的战争责任等问题的任何批判。

审阅的民主，并非如官方所宣称的是清除民主威

胁的筛网，不过是默许不合理的权力并且强求舆

论一致的古老教训的新篇章而已。

依照这一观点，“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遗产，

使得认同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强化了

与政治的、社会的权力相关的集体宿命论，以及

一种普通人的确无法左右事态发展的意识。尽管

不断地谈论民主，征服者却致力于控制舆论。在

许多重要问题上，他们让人明白了沉默地顺应大

势才是真正的政治智慧。征服者如此成功地巩固

了这种意识，以至于在他们离去之后，随着时间

的推移，日本之外的许多人，包括美国人，开始

将这种意识当成是日本人原本独有的态度。

注释：

6． CCD审阅活动的详细年表，参见古川纯《年

表——占领下0出版?演艺?放送检阅》，《东京

经大学会志》118 (1980年12月）号，pp. 231-

251。包罗详尽的被审阅出版物的总览，参见奥

泉荣三郎《占领军检阅杂志目录?解题》（东

京：雄松堂， 1982) 0这一指南是对占领结束后，

美国马里兰（Maryland)大学东亚图书部收存的大

量CCD档案的日英双语解说。遗憾的是，由于这

些文献年久易损，1990年代以来查阅受到了限

制。Burkman (1988) 一书，收录了有关占领下的

文化艺术的论文和讨论，提供了在不同领域对审

阅意义的观点和看法。原始资料研究代表性的英

文成果，是Marlene Mayo的著述。

10．松浦《占领下言论弹压》，pp.

130-131。

GHQ的翻译多有赖于第二代的日裔美国人，对这

些日裔而言，日语只是第二语言。日本方面不少

涉及与征服者沟通的不正确、不完全的怨言，成

了直接针对这些第二代的日裔美国人。这些种族

间的紧张，构成了占领时期微妙的、有待考察的

亚主题。例如，参见日本放送协会编《续放送夜

话》（东京：日本放送协会，〖970)，p.

17；

Akira Iwasaki, "The Occupied Screenn, Japan Quarterly 25. 3 (July-September 1978): 308，315；

KiyokoHirano, “The Occupation and Japanese

Cinema”，Burkman (1988), pp. 146, 148,

18．关于原爆文学与科学数据的审阅，参见松浦

《占领下言论弹压》，pp.

167-212;James

Yamazaki 医生是 1949 - 1951 年被派往长崎研究

放射性影响的美国科学家，尤其是调查原子弹爆

炸对胎儿的影响。他实际上在离日前夕才发现，

有人刻意向他隐瞒了美国之前的相关报告书与调

查结果；他在著作中曾多次提到这一点)。有

关“原爆”的电影的审阅，参见 Hirano (1992)，pp.

59-66。1945 - 1946年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涉及“原

爆”的著作，见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同时代史

第一卷败战t占领》（东京：青木书店，1990), pp.

237 -2380详细的纵览，参见《中国新闻》1986年

7月30日到8月12日间关于占领期“原爆”文学的30

回连载。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果的目击者堀场清子

强调，作者的自我审查，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局审

阅制度的强制规定是分不开的。例如，参见堀场

《原爆一表现t检阅》，pp. 32-35, 54, 164-172。

亦参见《朝日新闻》1994年5月16日对原CCD审

阅官回忆的报道。

19．映画制作会社日映藏匿了一份这部被禁影片

的拷贝，在占领结束时上映了其中的一部分，但

拒绝公开影片的全部内容。参见岩崎昶《日本现

代史大系?映画史》

(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

1961)，pp. 226-227；岩崎是广岛、长崎拍摄影片

的联合制片人。1966年此片被美国政府解禁后，

根据其中的一些剪辑片断制作了英文记录短片

Hiroshima-Nagasaki，August 1945Q短片于1970年

上映，监制为Eric Bamouw。

21．“原爆”灾难的照片，最初主要发表于1952年

8月6日的《朝日》。日本政府报道部的摄影师山

端庸介，对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惨状进行了全

方位拍摄。山端秘密保存了上百张底片。占领结

束后不久在日本出版，直到1995年才出版英文

版。

40．《寸工儿》于1946年4月22日的《夕刊夕二

千》上初次登场，1949年12月转移到《朝日新

闻》的夕刊上发表。《尤為姬》是《少女》杂志

的连载漫画。亦可参照1990年11月23日《朝日亏

7》的短评。手塚治虫极其多样性的全部作品，

皆收录于制作精美的展览目录《手塚治虫展力夕

口》（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朝日新闻社，

1990)，并附有详细介绍和日英双语的分析评论。

占领初期最受欢迎的连环漫画是日文版的历(《金

发女郎》），作者为美国漫画家 Chip Young。

1946年6月2日开始在《周刊朝日》上刊载，后来

转移到《朝日新闻》朝刊上发表。5/0/w如漫画与

好莱坞的电影一起，对日本民众的“美国”想象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日本民众想象的“美国”，是

一个冰箱里塞满食物、住宅里满是神奇的家用电

器的富足国家，家庭主妇们为了购买迷人的帽子

一掷千金，赚薪水的丈夫们尽管可能不太走运，

但照样开得起汽车、买得起房子，甚至连孩子们

和宠物也不必承受家长权威的压迫。占领期间，

出版了6册漫画集单行本。这扇可以窥见美式消

费生活的诱人窗口，也成了学习英语会话的颇具

魅力的启蒙读本。漫画的对话框中换上了日文，

并在下方标注英文原文。研究政治的象征符号的

学者，可能会发现以下事实的重要意义：1951年

麦克阿瑟被召回之后，《朝日新闻》几乎立即停

止在朝刊上刊登而替换上了《寸寸工人》，后者

此前一直连载在地位较为次要的夕刊上。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结束时，胜利的同盟

国满怀着憎恨与希望交443 织的情绪。这两种情

感的纠缠不清，在胜者执行的战犯审判中表现得

最为明显。日本军队在所有战区犯下的暴行，激

起了强烈的报复欲望，与此同时，向那些违反战

争行为的既定规则和惯例的罪人施以严惩，被视

为理所当然。按照正式规定，这种“常规”的暴行

或日“反人道罪”定义更为宽泛，被认定为“B

级”（中国称“乙级”——编者）战争犯罪；

在指挥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策划、命令、授

权以及对此种罪行的不作为，被归入“C级”（中

国称“丙级”——编者）犯罪。

在实际操作中，这两种罪行经常混淆，通常统

称为“B/C级”战争犯罪。最终数千名日本人被指

控犯有此类罪行，并被带到战胜国在各地召集的

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法庭，对山下奉文和本

间雅晴两位司令官仓促进行了诉讼，山下和本间

在被判决应为麾下军队所犯暴行负责后被处决。

除了这两起案例之外，各地施行的这些并无先例

的B/C级战犯审判，并未引起大的注意，也没有

在日本之外的公众记忆中留下持久的印记。真正

在法律意义上和人们的记忆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战

犯起诉，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少数日本领导人

空前的战争罪行的起诉和有罪宣判，这一审判更

为人熟知的名称是：东京战犯审判或日东京审

判。

像同盟国在纽伦堡对纳粹领导人的审判一

样，东京审判以对“反人道罪”的扩充解释和更为

大胆地引入崭新的概念——“反和平罪”，把握住

了当初厌倦战争的世界的脉搏。在胜利者理想主

义的言说中，尽管同盟国在各个层次的审判都会

提供公平与公正的范例，但是东京和纽伦堡示范

性的“A级”战犯审判，确实代表着意义重大的发

展。用东京审判的荷兰法官洛林（B. V. A.Rming)

的话来说，这是“国际法开始踏上禁止战争、将

战争当作刑事犯罪的道路”的时刻。

对洛林法官和无数其他人而言，让领导者个

人为国家的极端行为负责，为核时代的“法律进

展”树立了一块至关重要的“里程碑”。东京审判的

审判长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以“在整个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刑事

审判了”的发言宣布审判开始时，正是心存此

念。首席检察官美国人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的开篇陈词给许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

严厉的审判

象，他特意强调了最终的原告是“文明”，假使这

些司法行为不能防止将来再发生战争，那么文明

本身很可能将被毁灭。然而事实上，这些希望与

理想不可避免地被参与审判者的双重标准所玷

污，正如同盟国阵营的某些成员私下所承认的那

样。对日本而言，司法正义的理想与胜利者理所

当然的制裁之间的矛盾，为战后新的民族主义的

抬头提供了温床。

严厉的审判

战争之后进行大的战犯审判，甚至是史无前

例的重大审判，并非必然。1945年，许多英美官

员开始设想对敌方阵营的“主要罪犯”进行立即裁

决。美国国务卿科德尔·　赫尔（Cordell Hull)曾

经告诉英国和苏联两国的高官，如果能够办得

到，他“将让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以及

他们主要的帮凶，接受战地军事裁决。只要到第

二天的日出时分，就会发生历史性的事件”。美

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首先

考虑的是德国，他建议同盟国列出一张清单，标

明被捕和指认之后应立即“被联合国士兵组成的

行刑队”处决的最高领导人。直到 1945年4月，德

国投降之前数周，英国人还敦促美国人批准“不

经审判处死”德国的最高领导人。数年后，一些

官员仍然相信这对日本也将是适宜的方针。

这种鼓吹战地裁决的主张，受到了陆军部长

亨利·斯廷森（Hemy Stimson)的带头抨击。斯廷

森认为，基于公正的法律程序的即时审判，“符

合文明的进步”，并将“对子孙后代产生更大的影

响”。斯廷森解释说，他倾向于军事委员会的审

判，军事委员会将被授权，通过建立自身的“基

本”规则迅速有效地实施诉讼程序，可以避免一

般的法庭、甚至是通常的军事法庭可能引起的法

律技术问题。这位陆军部长表示，除了将实

现“历史的审判”之外，这些审判还将保留敌人的

罪行记录，发挥教育的和历史的功用。在战后不

久出版的回忆录中，斯廷森断言，侵略“是如此

严重和十恶不赦的犯罪，我们不能容忍其重复发

生”。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菲律宾的德尔芬·哈那

尼拉（Delfm Jaranilla)对此深有同感，他个人在

对日本A级战犯被告提出的严厉的判决意见书

中，引用了上述的话作为结论。

在日本投降之际，同盟国对于日本战争罪行

的方针的主要声明，仍然坚持《波茨坦宣言》中

的阐释：

必须永久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国民去征服

世界者的权力与影响，因为我们坚信，只有不负

责任的军国主义被从世界中驱除出去，方能产生

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我们并无意奴役

整个日本民族或是将日本国毁灭，但是对所有的

战争罪犯，包括那些残忍虐待我方俘虏的人，将

会处以严厉的惩罚。

（图：在横滨召集的“B级”战犯审判中，一位

日本护士被判处5年徒刑。她被证实参与了对一

名美国空军战俘的活体解剖，这是战争的最后几

个月里，在九州岛帝国大学实施的数项暴行之

一。）

这些声明是高度概括化的，也不得不如此，

因为直到战争终结，胜利者仍然在对如何处置日

本的战争罪行进行慎重考虑。《波茨坦宣言》传

达得最为清晰的是，同盟国阵营对日本虐待俘虏

的愤怒之情。战争结束后许久，尽管披露了纳粹

骇人听闻的暴行，大多数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

利亚人仍然相信，他们在亚洲的敌人，甚至要比

德国人更为可憎。审判过程中形成的统计数据，

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据估计，被德国和意大利

俘虏的英美军人，只有4%在囚禁期间死亡，而日

本俘虏的美国和英联邦军人的死亡率，则达到约

27%。

日本投降后不久，据推测，因虐囚或在日军

占领地区对平民施暴而被起诉的日本人，可能多

达50000名。一年之后，据估计大约有10000名这

样的嫌疑犯，被验明正身等待受审。最终，亚洲

各地约50处军事法庭开庭，由荷兰召集开庭12

处、英国11处、中国10处、澳大利亚9 处、美国5

处，以及法国、菲律宾各1处。其他审判由苏联

及许久之后在中国开始掌权的共产党政府的法庭

执行。

在苏联和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审

判，于1945年至1949

年间实施，最后的审判于

1951年结束。由于多种原因，不可能提供有关这

些诉讼结果的精确数据。这些审判在广为分散的

地点、在各个国家的管辖范围内发生，因而并不

总是能够保留或者得到准确数据。尤其在涉及死

刑判决的场合，有时会发生再审或改判。有些被

告在等待审判时死于监禁。刑期未满就被释放的

情形时常发生。然而，这些地方性审判的整体规

模十分明了^据最权威的日本统计数据，总计

5700人因“B级”或“C级”战争罪行被起诉。其中，

最初被判死刑者984人；无期徒刑 475人；有期徒

刑2944人；无罪释放1018人。另有279人因为某

种原因没有宣判或者根本未进行审判。被判死刑

者中有50人在上诉时被减刑，多数是法国法庭实

施的减刑。除苏联外，各国批准的死刑判决数依

次递减:荷兰（236人）和英国（223人），其后是

澳大利亚（153人）、中国（149人）、美国

（140人）、法国（26人），以及菲律宾（17

人）。按照一般公认的说法，实际处以极刑的人

数为920人。

和本间雅晴之外，他们很少为人所知。大多

数被告是处于军事命令系统末端的下级军人，包

括被征募充当审讯人员和监狱看守的日本的各殖

民地人。被起诉的嫌疑犯包括173名台湾人和148

名朝鲜人，其中超过40人被处死。—些地方的审

判涉案者为个人，而在另一些审判中，被告受到

集体诉讼。最大规模的集体审判由澳大利亚法庭

开庭审理，被告共93人。美国法庭集体审判了前

日本帝国海军军官和士兵46人，其中41人被判死

刑。在这些“B/C级”战犯的审判中，约有3/4的被

告因虐待俘虏被起诉。

（图：1947年，关岛，一名被裁定有罪的日

本战犯被施以绞刑。 1945年到1950年间，全亚洲

地区近6000人因残虚行为罪被起诉，在战胜的同

盟国（不包括苏联）军亊法庭受审。超过900人

被处以死刑）

无论被指控的理由如何，这些嫌疑罪行无一

例外地残忍，而且经常是骇人听闻。虽然有些嫌

疑犯在审判之前已被羁押数年，然而一旦开庭，

审判通常十分迅速。尽管存在不同语言间的障

碍，这些审理通常只需两天左右的时间。与此同

时，苏联对在满洲、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萨哈林

岛）逮捕的日本人，实行了秘密的战犯审判。其

中，1949年1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 (Khabarovsk,伯

力）进行的审判，包括12名与“731部队”相关的

人员。“731部队”曾在满洲对3000名俘虏实施了

致命的人体医学试验。此法庭议事录于1950年以

英文出版。苏联有可能在迅速裁决后，将多达

3000名日本人作为战争罪犯秘密处死。在中国方

面，10次正式的“同盟国”军事审判，由当时的国

民党政权的法庭宣判了149名被告死刑。中国共

产党在战时和战后，对大约1000名日本俘虏进行

了集中的“再教育”，并在日本战败11年之后，对

45名日本战犯嫌疑人进行了审判。尽管他们全部

被判刑，但是到1964年为止，最后一名战犯也被

遣返回了日本。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 东京审判

在经历了夺去数百万日本军人和平民生命的

长期战争之后，远在异国的这数千名战争犯罪嫌

疑人的命运，起初并未引起日本国内多大的关

注。尽管对日本人在各地犯下的暴行的披露，的

确在一般公众中留下了印象，但许多人将这些遥

远的、依照同盟国的正义进行的审判，视为无论

战时还是平时，权力底层的人不得不偿还真正有

权势者的罪行的另一例证。当一切尘埃落定，显

然只有一小撮陆海军军官、极少数高级官僚为前

线军人犯下的恐怖罪行进行偿还。实际上，根本

没有战争经济的巨头，也没有在政治、学术和新

闻界煽动民族的傲慢与狂信的军国主义的理论指

导者被包括在内。

胜利者将民众对终极责任的关心，引人

了“日本的纽伦堡”——对日本最高领导人的示范

性的东京审判。尽管东京审判被证明只是纽伦堡

审判阴暗暧昧的倒影，然而单纯就数量而言，却

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业。纽伦堡审判始于

1945年11月20日，历时约10个月。而东京审判经

过数月的筹备期之后，于1946年5月3日开庭，历

时31个月。这

450种长期拖延的审判的必然结

果，是民众对于战争罪行与战争责任问题的日益

厌倦。1948年11月，在即将宣判之际，一家日本

报纸发表评论，“老实说，普通公众的兴趣不在

于诉讼的过程，而仅是关注判决结果这一点而

已”。

纽伦堡审判负责审理的法官4人，而东京审

判则有11人。在高峰时期，东京审判的检察团有

大约100名检察官，配备了100多名同盟国人员和

近200名日本人组成的辅助团队。在历时417天的

818次开庭中，法庭听取了419位证人的证言，受

理了另外779人的宣誓证词和宣誓口述书，数量

比纽伦堡审判大得多。在法庭的授权下，收集了

数千份迄今为止仍属机密的文件，提供了在其他

情况下不可能汇集到的日本发动战争的决策记

录。此外还有数十份对前文职或军人领导者的审

讯记录。法庭采用证据4336项，合计篇幅30000

页左右。法庭的审讯记录，除证据与判决文书之

外，篇幅达到48288页。正如加拿大外交官与历

史学家诺曼（E. H. Norman)所指出的：这次审判

最永久的遗产，可能就是卷帙浩繁的宝贵文件

了。

按照东京审判的规章，单纯多数的裁决即足

以判定有罪。事实上，当1948年末这些庞杂的审

判程序终于完结之时，审判席发生了内部分裂。

11月4日到11日间，由7位法官裁决的多数意见书

的长文被当庭宣读。5位法官提交了个别意见书

但未被宣读。一位是哈那尼拉法官，他虽然在多

数意见的判决书上签了名，但却趁机提交了认定

多项判决过于宽容的意见书。审判长韦伯法官的

意见，虽然表面上与多数意见同调，但却对审讯

与判决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代表法

国、印度与荷兰的法官提交了反对意见书。印度

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 (Radhabinod Pal)提交的个

别意见书，与长达1200页的多数意见判决书篇幅

相当。

经多数判决，日本的7名前领导人被判处绞刑。

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20年和7年。被判刑的“A级”战犯中，有5人

病死狱中，但其他人皆未服满刑期。前外务大臣

重光葵于1950 年被释放，在占领结束后即重返政

坛。余下12人在1954年至1956年间被假释。1958

年，当时仍然健在的10人，依据战胜国协议被赦

免。

洛林法官与威洛比（Willoughby)少将的私下谈

话，揭示出这一“里程碑式的法律进展”的暧昧性

质。尽管两人个性对比鲜明，随着审随着审判进

程的发展，理想主义的荷兰法学家与警觉的、保

守的总司令部谍报活动头目却成了朋友，他们经

常在一起打网球。

（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席，代表11个

战胜国的法官们对“A级战犯”被告实行裁决。）

当洛林离开日本时，他去向威洛比辞行。尽

管对判决有保留意见，并递交了个别意见书（赞

成对25名被告中的5人无罪释放，却支持对3名判

处无期徒刑的被告执行死刑），洛林从未质疑过

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全部理念。自认是和平活动

家的洛林，终其一生都对这两次审判的全部目的

和公正性保持“赞许的态度”。而威洛比则不然。

他坦率地告诉朋友：“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最

大的伪善。”

战胜国阵营的其他人也赞同威洛比的观点，

尽管从来无法公开承认这一点。即使是决定将哪

些日本高官作为战犯逮捕的主要人物美国准将艾

略特·索普（Elliott Thorpe),也私下将东京审判消

极地解释为“迷惑人的做法”。多年后他解释说，

他“做了拣选战犯受审的工作——不是拣选兽性

的恶者、伤害罪和杀人罪的罪犯，而是拣选政治

性的战争罪犯，那些人被冠以令人嫌恶的名目，

即利用战争作为国策之手段者。现在我仍然不相

信那是正确的做法。我仍然认定那是一种事后

法。那是在游戏结束之后再制定的规则。我们是

以他们利用战争作为国策的手段的理由，绞死了

他们”。

如索普所见，“A级”战犯审判根本上就是复仇

的行动。（“我们想要以血还血，感谢上帝，让

我们得以复仇。”）然而，反对这些新的游戏规

则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建立起了一种令人担忧

而非令人钦敬的先例。

（图：1948年11月，东京审判中，被告们带着耳

机收听宣读的多数判决书的日语译文。25位被告

全体被判决有罪。其中7人，包括前首相东条英

机（前排左起第3人）被宣判死刑并于翌月执

行。）

由此，将来任何曾经支持本国发动战争而失

败的身居高位者，都可能发现自己被胜利者追诉

为战争罪犯。另一位曾经服务于占领军的美国将

军后来写道，他“多次前往法庭，每次离开时都

强烈感到，审判一个在战时为国家和政府履行职

责的人是错误的……我对此百分之百地反对”。

他相信在他的美军同僚中间，这种情绪是普遍

的。

私下里，并非只有职业军人对这一展示性的

审判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1948年3月，美国国

务院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访日，在他写

给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的绝密报告中，对

此进行了辛辣甚至过于尖酸的评论。凯南评述

说，战犯审判从总体上"被当作国际司法的极致

而得到赞赏。但是单凭这样的事实证据：这些审

判依照我们的司法概念在法律程序上完全正确，

而且征服者史无前例地给予了被征服者公开答辩

和为其军事行动辩护的良机，并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然后，他严厉批评东京审判“从一开始就被

深深地误解”。对敌方领导人的惩罚被“掩盖其本

质的司法程序的故弄玄虚所环绕”。无休止的拖

延（“无尽的、屈辱的折磨”）使问题更加复杂。

凯南将东京审判消解为“政治的审判……而非法

律的”审判。在稍后与英方的会谈中，凯南在审

判“构想欠稳妥，心理不健全”这一观点上，得到

了英方的附和。

到东京“A级”战犯审判终结时，世界局势已

经发生了变化。战胜的同盟国由于冷战分崩离

析；东京审判席上代表的各国之间正在发生内部

冲突，并在亚洲的许多地区进行着殖民战争；美

国的占领政策正逐渐偏离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

主化”的理念。被起诉的日本前领导人，因试图

辩解他们的海外侵略行为的部分动机是由于对共

产主义的恐惧而受到斥责；而当此辩解被压制之

时，美国却致力于为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而创建

自身的国家安全保障体制。正如一位检察方人员

所言，由于“时事问题渐趋浓重的阴影”，东京审

判很快变得黯然失色。到1948年，已经没有人还

相信，纽伦堡和东京审判能够为建立国际法和正

义的新秩序之上的和平世界提供什么依据了。

这种怀疑倾向，在两起象征性的不作为中表

露无遗。尽管纽伦堡审判出版了全部42卷的双语

（英语与法语）法庭议事录，东京审判却从未有

正式记录刊行。就连详尽概括检察方主张的多数

判决意见书，也不易读到。全部审理记录的速记

东京与纽伦堡

笔录被随意分发，甚至没有哪个同盟国的政府获

取了权威完整的资料。尽管日本政府收集有东京

审判的资料，但并不轻易对公众开放。实际上，

审判记录已被埋葬。

同时，由美国人先导，战胜国方面迅速转

向，表明同盟国不再关心先前战争的最终责任问

题。曾被作为A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并监禁在巢鸭

监狱的人，要比实际接受审判的人多得多。当初

的说法是，一旦最初的展示性审判结束，嫌疑犯

们将被依次起诉。然而这样的起诉从未发生。随

着时间的推移，监禁的嫌疑犯数量下降，主要是

由于放弃起诉所致。 1947年6月，拘禁人数为50

人。到东京审判结束时，拘禁人数减少到 19人。

其中包括两位影响力极大的右翼头子児玉誉士夫

和笹川良一，还有精明毒辣的前官僚（后来的首

相）岸信介。岸信介曾是傀儡满洲国的经济沙

皇，在对他的指控中有一项，是对奴役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进行强制劳动负有罪责。1948年12月24

日，七名被告在巢鸭被处以绞刑的翌日，所有19

名剩余嫌疑犯被释放，理由是证据不足。不精通

国际法之微妙解释的普通人，未能精确理解司法

正义在何处罢手而政治的反复无常又始于何处，

显然是有情可原的。

东京与纽伦堡

尽管日本的领导人明白，他们将为战争罪行

负责，但他们绝不可能预见得到同盟国在这一方

面的野心。《波茨坦宣言》并未表示，胜利者可

以提出国际法的新规范。在这一点上，东京审判

与改革主义的占领政策总体上看来十分相似，都

是史无前例的新举。即便是麦克阿瑟将军，也吃

惊于这一法律工程的规模与创新程度，觉得有些

过分。他私下表示，他原以为东京审判是集中于

突袭珍珠港罪行的简短的军事诉讼审判。

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使得日方根本不可能有

所预见。尽管1945年6 455 月，在德国投降一个

月之后，胜利者们在欧洲苦心推敲出了对德战争

罪行追诉政策的总体构架，但是直到8月8日，即

苏联对日宣战当天、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两天、

长崎“原爆”的前一天，确立审判纳粹领导人基本

原则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章程》才得以发

布。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时间对此进行分析，而且

他们也无法预见到，明确为审判纳粹领导人设置

的原则，仅作最小限度的更改就将移用于日本。

事实上，同盟国为明确他们处置日本战犯的

方针，花费了数月时间。一方面，多国委员会就

此问题准备提议、美国各部局委员会酝酿内部提

案，另一方面，日本人正由于战争罪行受到逮

捕，最终方针一直没有确定。11月初，麦克阿瑟

将军签署了一份简略的备忘录呈交华盛顿方面，

抱怨尽管涉及纳粹战犯的定义“比较简单”，而在

日本却“没有这样的明确界定”。直到1945年末，

任命约瑟夫?基南为首席检察官一个月之后，华

盛顿方面才通知它的同盟国，东京审判将“在适

用于远东战区的前提下，沿用纽伦堡审判的模

式”。麦克阿瑟将军直到1946年1月 19日，才宣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权限和职责。同时他还发布

了《东京宪章》。这些与纽伦堡宪章相对应的指

导方针，由美国检察方人员与最高统帅部的法务

部起草，仅在公布之后征求了其他同盟国的意

见，并于审判开庭之前稍加修正。

4月29日，检察方向东京法庭正式提出起诉

书。依照法庭规则的规定，先前已经将起诉书依

法向被告进行宣读。尽管起诉书指控被告犯

有“反和平罪、常规的战争罪行与反人道罪”等55

项控罪，而且法庭照此审理达两年之久。但是多

数判决意见最终以不必要、多余或仅仅不明确为

由，驳回了其中45项指控，充分表明了审判的复

杂与难以操控的程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检察

方花费了相当的时间与技术进行论证，试图在既

存的国际法和条约中，为“反和平罪”与“反人道

罪”确立先在的法律基础。抛开这些论证不提，

事实上没有人否认这两次审判开创先例的本质。

《东京宪章》第5条规定东京审判管辖权的重要

定义如下：

以下之一项或数项行为，在本法庭管辖范围

内属犯罪，对此应负个人责任：

a.反和平罪：即策划、准备、开始或发动公

开宣战的或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是违反国际

法、条约、协定或誓约的战争，或是参与达成任

何前述行为的共同计划或共谋；

b.常规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争法规或惯

例；

c.反人道罪：即战前或战时犯有杀人、灭

绝、奴役、驱逐和其他非人道的行为，或是任何

基于政治或种族理由实施与之相关的迫害行为，

无论是否违反所犯行为发生地的国内法，皆属本

法庭管辖范围内的犯罪行为。参与规划或施行共

同计划或共谋，以犯有任何上述罪行的领导者、

组织者、煽动者和同谋者，为任何人在执行上述

计划中所犯有的一切行为负责。

对反和平罪的规定性论述，在起诉书的第一款

中展开。此条款指控被告参与“共同计划或共

谋”，以确保“对东亚并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军事

的、政治的及经济的支配”，而且为达成此目的

向反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这种看似简单明了

的指控，是建立在三种大胆的前提之上的。第

一，它假设在纯粹的侵略战争与出于真正的担心

（却被误导）而进行防卫合法的国家利益的战争

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分基准，而日本的战争都属

于前一类；第二，它假定为发动这样的侵略战

争，必有广泛的、持续的“同谋”存在；第三，要

求确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与心理威慑，以防范将

来“反和平罪”的发生。这一理想的核心是，它主

张在国际法领域，个体的领导者为先前被视为国

家行为的行动负个人责任。

尽管作为审判开头的公诉（因袭《波茨坦宣

言》的说法），起诉被告们已经着手征服世界的

计划，但是东京审判的多数判决意见，明确驳回

了“同谋者曾经认真决议，企图确保对南北美洲

的控制”的观点。然而多数判决书的确认可检察

方扩大化的解释意见，即日本的最高领导人早就

参与了罪恶的“发动侵略战争的共同谋划”，不是

始于袭击珍珠港的稍早之前（如麦克阿瑟所言）;

也不是始于1937年当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之时；甚至也不是始于1931年，当时日本借“九

一八事变”，强占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被告人被

起诉参与了上溯至1928年1月 1日的共同谋划，据

检察方申述，当时日本正开始着手占领亚洲大陆

的计划。　　最终检察方指控，在亚洲地区混乱

和纷争的这18年间，被告的 756项独立行为构成

了“反和平罪”。检察方大量的时间与多数判决书

的数百页篇幅，皆用来详细论述1928年至1945年

间日本制定决策的秘密细节，论证事实上所有这

些作为，的确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相

符。

尽管“反和平罪”得到了如此详尽的考察，但

是“反人道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却没有细致

地展开论述。“反人道罪”的概念是在纽伦堡审判

中引入的，主要的目的，是同盟国以此惩罚纳粹

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大屠杀式的种族灭绝政策。与

此相对照，东京审判的起诉书并未包含独立

的“反人道罪”指控。在审判过程中，它们根本就

是与“常规的战争犯罪”以及纯粹的“杀人”罪关联

处理的。检察方出示的日本人对战争俘虏和平民

的暴行的证词，其详实内容通常令人毛骨悚然，

并由此主张，这样广泛的、持续的、形态相近的

残暴行为，反映了最高领导层做出的、至少是容

许的共同方针和计划。在此，东京法庭起诉了

《纽伦堡宪章》所不包含的一项指控：消极责任

或日替代责任，即忽略行为的罪责胜于实施行为

的罪责。在法庭支持的指控当中，不仅有以命令

或授权的形式直接参与的战争犯罪（第54项指

控），而且有“故意或粗心大意无视其法律义

务，未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遵守和防止破坏”战争

准则的犯罪行为（第55项指控）。

其他方面的差别，也使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

判迥异。纽伦堡审判的 4位首席审判官每位都有

一名替补，而东京审判的11位审判官并没有替

补。这导致在不少场合下，东京审判席常有人缺

勤。在纽伦堡审判中，检察团由代表4个战胜国

的4位“首席检察官”率领，在起诉中有明确分

工，各自负责。而东京审判中只有1位首席检察

官——约瑟夫?基南。尽管他由10位陪同检察官

辅佐，每位代表除美国之外参与审判的其他10个

国家之一，但是美国人仍然近乎绝对地控制着检

察方针和策略。

纽伦堡审判中，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4

种语言同时并用。东京审判的基本工作语言是英

语和日语，至少还需适应其他6种语言。沟通交

流非常复杂。正如当时的日本刊物《每日年鉴》

所言，“言语上的困难简直无法与德国的审判相

比较”，不仅动用了大量的笔译和口译人员，而

且还有语言监督官、协调官。在东京审判中根本

不可能进行同声传译，结果是证人和辩护团陈述

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停顿，以待翻译完成。检察团

的不少人员估计，“当证人被询问时，审判速度

就会降到标准进度的 1/5”。

据许多观察者看来，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

的主要差别，在于被告人及其被控罪行的性质不

同。日本不存在与希特勒及其亲信党羽相当的领

导人阴谋小集团。（事实上，在整个的所谓“共

谋”过程中，裕仁天皇是日本唯——个始终处于

权力中心的人物。）日本也不存在像德国纳粹

（国社党）及其下属的罪恶机构，如盖世太保和

党卫军那样的组织 (在纽伦堡审判中，它们使得

共谋的指控更具有说服力）。而且除了在东京审

判中揭露出的对包括南京和马尼拉大屠杀在内的

恐怖暴行的反复陈述，日本并没有真正堪与德国

匹敌的、有计划地实行种族灭绝的行为。这种差

异被巴尔法官所强调，他坦率宣称“我们面前的

这件被告案，无 459论如何都不能与希特勒的案

子相比' 韦伯法官同意“德国人被指控的罪行比日

本人的更为残暴、更为多样和广泛”。尽管被指

控犯有极端凶残的罪行，东京审判的被告们，也

未能流露出纳粹分子在被审讯时所散发出的那种

令法庭全体窒息的恶魔般的气息。

纽伦堡审判的22位被告中，3人被宣告无

罪，12人（其中1人缺席）被判处死刑。东京审

判中没有人被宣判无罪，25名被告中的23人被判

参与了反和平的“全部共谋”而宣告有罪（第1项

指控）。在7名被判死刑者中，对其中2人的指

控，包括授权或许可残虐行为（第项指控）与未

能防止这种对战争准则的破坏（第55项指控）；

其中3人因第54项指控获罪。被告原日本陆军大

将松井石根，因玩忽职守未能防止麾下部队在南

京的大屠杀暴行，单独以负有“消极责任”的理由

被判死刑。对一般公众而言，最令人吃惊和受冲

击的是对前外务大臣和首相广田弘毅的死刑判

决。他因3项指控被判有罪，包括参与全部共谋

和未能防止在中国的暴行。广田弘毅竟然是以11

名审判官中6人赞成的判决被送上了绞刑架。

公众在审判远未结束之前，也许就已经厌烦

了。但是当1948年11

月12日陪审团裁决公布之

时，还是颇有值得议论之处的。其中包括完全始

料未及的4份个别意见书的提出，它们皆以某种

方式对法庭的审理和裁决提出了批判。关于这一

点，纽伦堡审判可并无先例。尽管个别意见书并

未在法庭上宣读，但是它们的旨趣依然被媒体所

关注。巴尔法官判决全体被告无罪，而洛林法官

也判决5人（其中包括广田弘毅）无罪。韦伯法

官与法国的亨利·伯纳德（Henri Bernard)法官认

为不起诉天皇的决定对审判造成了损伤和危害。

联想到将裕仁作为和平拥护者强力推出的行

动计划正在展开，这种高层人士对天皇战争责任

的唤起令人震惊。两年来，全体A级战犯被告人

小心翼翼避免牵涉到他们的主君的努力，于瞬间

坍塌。现在，韦伯法官和伯纳德法官揭露出了他

们这种提心吊胆的忠君行为并不得力。韦伯不同

寻常地直接谴责“犯罪的领导者尽管可以到庭却

被免责”的事实。他评述：“天皇的权力使他必须

对战争负责。假使他不希望开战，他早就应当不

予准许。”虽然如此，韦伯还是支持多数判决意

见，尽管他的确不甚有说服力地建议，死刑判决

也许可以复审减刑。

伯纳德法官认为审判程序如此不公而且技术

缺陷严重，以至于他相信根本不可能下任何判

决。他痛责日本人犯下的“可憎罪行”，承认至少

有一些被告为这些罪行应该承担重大的责任。然

而，天皇的缺席对他来说是如此醒目的不公正，

使他不可能对被告们进行宣判。日本的反和平罪

行“有一位首要的发起人逃避了一切追诉。跟他

相比，本案的被告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共犯”。

以“不一样的标准”衡量天皇，不仅不利于对本案

被告的诉讼，而且有损于国际司法的正义。

这些意见令人不安，然而天皇与他的日本和

美国跟班们，马上着手平息这些言论。陪审团判

决宣布当日，天皇写信给麦克阿瑟将军，向他保

证自己没有退位的打算。8天后，首席检察官基

南重申，将天皇当作战犯审判是没有根据的。11

月25日，新闻报道了头一天发生的三起引人注目

的事件：尽管有数个战胜国的代表提出减刑请

求，麦克阿瑟仍然对多数判决意见予以认可；基

南得到了罕见的待遇，被邀请到日本皇宫与天皇

共进私人午餐；面临死刑的东条英机，发表了他

被报纸称之为“东条最后的告白”的绝命书。

这些事件合起来看，就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

的三条屏。假使麦克阿瑟对有异议的死刑判决减

刑的话，那他就是相信了韦伯的主张：作为“犯

罪的领导者”，天皇应当被起诉。而这将是不可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思议的。天皇在他的忠臣们被判决之日，热诚邀

请首席检察官赴宴，或许滋味不甚美妙，然而时

光短暂。基南要离开日本了。两人进行了 3小时

的私下会谈，引得媒体禁不住猜测，天皇是想要

表达对基南确认他无罪的谢意。

而东条英机呢？东条可不像他的主君那样满

怀悔恨之情，并未像他的主君那样屈服。他“最

后的告白”对日本未受挑衅、并非出于国家安 461

全保障的合法考虑而走上战争之路的判决结果的

根本前提提出了挑战。据东条所言：“世界诸民

族，绝不应当放弃发动自卫战争的权力。”

东京审判的死刑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

诉，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此案无管辖

权。三日后，7名受到死刑宣判的被告被执行绞

刑。依据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新闻稿，“他们

身穿美国陆军废弃的作业服，摘除了所有的标

记”。他们临终之际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至死都

是保卫天皇的盾牌，而在他们身后则留下了无尽

的争议。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像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集法律、政治

和作秀于一身。与纽伦堡不同的是，正如洛林法

官多年后指出的，它“是地道的美国表演”。这位

荷兰法学家评述说：“它就像是鸿篇巨制的戏剧

作品，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我也没有意识

到，当时周围竟有那么多的‘好莱坞式’的东西。”

其他人的确看出了这一点。在有关东京审判

开庭的报道中，《时代》杂志对审判舞台的布置

印象深刻：“黝暗的、胡桃木色调的镶板，威严

的讲坛，为新闻界和电影摄影师准备的便利的看

台。强烈的弧光灯让人联想起好莱坞的首次公

演。”灯光让每个人眼花缭乱，甚至于简直要令

人失明，其强烈程度与其说是电影首演，或许不

如说是电影拍摄现场。

实际上，大多数时间审理程序都在被拍摄之中。

日本人也谈论“好莱坞水准的照明”，虽然比《时

代》杂志多了点嘲弄的意味。

作为东京审判所在地的东京市谷区的这幢建

筑，传达出了某种戏剧性的讽刺意味。作为日本

的“西点军校”——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原先的讲

堂，到终战时这座建筑正是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

部的临时所在地。依照盟军最高统帅的指令，日

本政府花费了近100万日元的巨额经费对此建筑

进行了翻新：安装了空调和中央供暖系统，设置

了 500人的旁听席，其中300个座位预留给各同盟

国的普通公民，余者由日本人使用。

旁听席的视线对着一个广阔的区域：其中一

侧是被告席，另一侧是审判官席，而由各职能人

员如法庭职员、翻译官、检察官以及为每位被告

指定的辩护律师组成的队伍，则占据他们前方的

席位。通常头戴白盔的美国宪兵，检查人员出入

并担任警戒。他们伟岸的身姿俯视着被告，展示

出强势者与失败者对比鲜明的构图，提供了难以

抗拒的拍照良机。

通过舞台布局的设计，被告们被充分矮小化

了。这些站在被告席上身形瘦小的上了年纪的

人，和他们被控犯有的弥天大罪之间的关系，有

时看起来近乎超现实（这一点与占领中的其他事

件是如此相像）。

被告们不仅可以有日本辩护律师，而且还在

他们自己迟来的要求下，获准配备了美国辩护律

师。美国的辩护律师于5月中旬审判开始前不久

到任。一个月后审判刚刚开庭，6位美国律师包

括首席辩护律师在内，以对本案准备时间不足为

由突然辞职。其他坚持到底的律师们，最终为他

们的当事人辩护得相当出色。一旦考虑到当时的

情感倾向于立即处决这些“主要犯罪人”时，被告

们获得的辩护机会真是令人惊叹。与纽伦堡的先

例不同，东京宪章没有禁止被告方对审判表示异

议，而在两位杰出的日本律师高柳贤三和清濑一

郎的率领下，被告利用这一点质疑了审判的合法

性以及起诉书中最基本的罪状的有效性。尽管可

以预见到这些异议皆被驳回，但是被告方律师的

论证，仍然是此后对“胜利者的审判”进行批判的

基础。随后，在检察方花费约7个月的时间对本

案提起诉讼之后，辩方得到了更多的时间（包括

在法庭上的187天）予以回应。

指派美国律师反映出审判颇具争议的一个方

面：它是以英美式的审判程序为准则，而非以培

养大多数日本法律专家的欧陆传统的法理体系为

基础。审判使用的基本语言是英语，而且1]位首

席审判官中的7位，包括审判长本人基本上都是

英美法实践的专家。这种状况使日本辩护律师处

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起诉书中一项醒目的美国化

表现是，检察方陈述的核心概念“共谋”。大约在

1944年末，陆军部长斯廷森及其副手们得出结

论，在战争罪行的罪状中加入共谋一项，将有利

于像对纳粹组织的下级成员一样，对纳粹领导人

进行迅速有效的追诉。从那时起，法学家与历史

学家们就一直对此争论不休。无论共谋的说法在

纳粹案中如何正当，但是它在解释日本帝国为何

及如何走向战争时，却是十分不自然的根据。巴

尔法官举出无数看似真实的例证，证实日本领导

人对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安全威胁，采取的是当机

立断的决定。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支

持巴尔的怀疑态度。声称法庭所提供的记录资料

揭示出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了

18年的“共同谋

划”，更像是宣传而不是认真严肃的历史分析。

对共谋的指控更有技术含量的批驳是，在

1945年之前的国际法中这一罪名并不存在。韦伯

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书中对此有明确表述。他评述

说：“国际法，与多个国家的国内法不同，并未

确切包括单纯的共谋罪……同样，战争的法规和

惯例也未将单纯的共谋列为罪行。”韦伯承认，

主张国际法应当将共同谋划重大的国际违法行为

定为犯罪，是完全正当合理的。然而，这样的主

张并不能改变事实，东京审判“无权基于英美概

念制定单纯的共谋罪；也无权基于各国的国内法

所认定的共谋罪的共同特征而创设此项罪行' 按

照韦伯的说法，如果这样做，“无异于法庭行使

立法权”。尽管如此，东京法庭仍然批准了作为

起诉书第一项提出的共谋罪指控。

仅通过提出“法庭立法”的问题，韦伯就含蓄

地质疑了确立战后新的国际法秩序的设想。试图

创设所谓的“反和平罪”，造成了可怕的自相矛盾

的困境：如果对纳粹和日本领导人的审判确属先

例的话，那岂不意味着这些领导人被指控的罪行

并未事先在国际法中得到确立？如何才能像洛林

法官在他的个别意见书中开篇所言，合法地让被

告“对世界历史中的特定事件、对这次战争之前

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罪状”担负起罪责？一项为所

有参与审判者所熟知的神圣原则成了问题：“无

法可依则不能定罪，无法可依则不可处罚。”

(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sine lege)。

有时检察方也承认这是一项先驱性的议程。

在其开篇陈述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坦承，

在国际法下由个人承担国家行为的罪责方面，审

判“尚属先例”。但是更广泛而言，如同纽伦堡审

判，检察方不过是试图在起诉书中对既存法律和

条约中内在的概念与责任义务进行大胆的重新表

述。据称，禁止“侵略战争”，已经在1928年的凯

洛格一白瑞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中确

立，当时日本也是缔约国之一。此外，正如基南

在其开篇陈述中所言，“被告的不法行为，其结

果是对人的生命的不法或不当的夺取，构成了最

古老的犯罪——杀人，而且我们要求给予的，是

与这些不法行为相应的处罚”。

被告方的初始抗辩，重点放在了“追诉

的”或“事后法的”犯罪问题上。辩方主张，“侵略

战争本身并不违法，而且1928年巴黎和会宣布放

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既没有扩大战争犯

罪的内涵，也没有将战争等同于犯罪”。可以想

见，辩方还质疑了让领导者个人承担国家行为的

罪责的合法性。其抗辩声称，“战争是国家行

为，对此国际法中不存在个人责任”。由此可以

断定，《东京宪章》的规定是“‘事后’立法，从而

不合法”。这些可不是无关紧要的议论。巴尔法

官的反对意见书中相当部分，即关乎对既存的国

际法与国家主权以及国内法的界限的严密解释。

要言之，他断定在这一点上被告方是正确的。被

告是因轴心国战败之前国际法上并不存在的“罪

行”而受审。

东京审判在其他问题上也颇易受到批判。在

决定谁将作为“A级”战犯被起诉时，包含了一定

的政治的任意性。（在检察方的开篇陈述中，约

瑟夫·基南本人令人吃惊地坦率承认，“我们对任

何个人及其处罚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被告在某种

意义上只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表”。）即使依

照这是启示性或展示性的审判、“代表性的”领导

者该为他们的战争责任负责的观点来看，某些集

团及其罪行的缺席仍然十分显著?没有令人胆寒

的宪兵队头目被起诉；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秘密

团体的领导人被起诉；也没有因侵略中饱私囊并

密切参与铺平“战争之路”的实业家被起诉。对日

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和台湾人的强制动员，并未作

为反人道罪行被追诉；同样未被追诉的，还有驱

集成千上万名非日籍年轻女子并且强迫她们

当“慰安妇”，为帝国军队提供性服务。控制检察

团的美国人，还决定对一个罪恶昭彰的日本集团

秘密准予全面免责。这一集团就是在“满洲”对数

千名俘虏实行致命的人体试验的731部队的军官

和科学研究者。（他们被免于起诉的交换条件，

是与美国人共享其研究成果。)检察方也没有认真

追究有关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

东京审判对审判官人选的选拔，显然有些异

想天开，至少是相当随意。最敏锐犀利且令人印

象深刻的两位审判官是洛林和巴尔，他们是两份

主要的反对意见判决书的出具者。东京审判的11

位审判官，无一堪称国际法方面的专家。最初任

命的美国审判官在听说自己的资历被轻视之后，

于1946年7月仓皇离去。他的继任者乏善可陈。

苏联审判官，先前是列宁领导下的司法长官，曾

参与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的伪审判。他不懂

东京审判的任何一种基本的工作语言。（据说，

他只懂两个英文单词“Bottoms up!” [干杯!])法国审

判官在两次大战之间在西非为殖民地统治服务，

据洛林所言，他也不懂英语。中国审判官是在美

国接受的教育，曾出版过有关宪法的著作，但此

前并没有做法官的经验。菲律宾法官是巴丹死亡

行军的幸存者，如果是在常规法庭，他根本就不

具备做法官的资格。审判长先前曾在新几内亚的

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参与过对日本人战争犯罪的起

诉。被告方对后两位审判官资格的质疑遭到了法

庭的驳回。

巴尔与哈那尼拉两位审判官在最后时刻才被

任命，而在被任命之前他们都明白自己被指望做

出何种判决。他们就是相互间的镜子，都是做摆

设的“亚洲人”。在审判过程中，巴尔和韦伯两位

审判官对部分审理显然缺席。然而，审判席的行

动中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11位法官从未全体集

会认真商讨最终的判决，以及应当如何论证和提

出判决。取而代之的是，正如洛林所描述的那

样，只有7位法官“内部决定起草判决文书……他

们1位组织起草，并将既成事实的结果摆在其他4

人面前”。

关于审判是否“公正”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对

军事法庭适当程序认识的不一致。即便是美国陆

军部长斯廷森也从未料想到，东京法庭会以一般

法庭乃至是军法会议现行的一切诉讼程序的规则

和保障来执行审判。采用军事法庭或“军事委员

会”的手法，正是因为它许可检察方运用在其他

审判场合所不允许的程序，尤其是当涉及对可取

证据与不可取证据的裁夺之时。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看起来全然合理。

本来，胜利者有一切理由料想，敌人会试图毁坏

或伪造证据，事实也的确如此。胜利者还害怕被

告有可能企图利用审判作为其宣传的讲坛，重申

其行为的正当性。为防止这一点，对他们以自我

辩护之名可能提出的证言或“证据”进行限制，被

认为是有必要的。《东京宪章》明确宣布：“法

庭将不受有关证据的技术规则之约束。本法庭将

最大限度地采取和应用迅速且非技术性的程序，

受理任何本庭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战争

罪犯审判不是民事诉讼程序，而且宪章的起草者

显然并不对这些“主要犯罪人”被告实行无罪推

定。

事实证明，使用胜利者界定的宽松的证据规

则，为审判的任意性和不公正性开了方便之门。

法庭允许检察方引入可能会被更严格的听证驳回

的材料，包括传闻、日记摘录、未宣誓证言、丢

失原件的文件副本以及无法出庭接受讯问之人的

供述。有一次，韦伯法官对不受“关于证据的技

术规则”限制之意味的说法近乎嘲讽。他解释

说，无法预测每天什么证据会被采纳，因为无法

预测每天哪些法官会出现在审判席上。这位审判

长评述说，“有时我们有11位成员，而有时我们

只有7个人。而你不可能预料，对于任何特定证

据是否具有证明价值，7位法官的裁定都跟11位

法官的裁定一样……你无法确定法庭对于任何特

定证据将如何翁空”。

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检察方比被告方掌握的

资源大得多，而且在任何争议中，检方通常可以

指望审判官有所偏袓。例如，在以英语作为基本

语言对日本被告进行的审理中，拥有能干的翻译

至关重要。据一项统计，审判开始之初，检察方

有102名翻译供其差遣，而被告方仅有3名翻译。

检察方在很大程度上握有对日语文件翻译提交的

决定权，而且仅在特别的要求之下，这些译件才

会被检查。据洛林法官回忆，有一次，一份译文

看上去有些奇怪，经重新核对证明是翻译有误。

当他要求将正确文本存档时，却被以重新打开档

案太麻烦为由拒绝。被告的证言完全是通过翻译

向审判官传达，而译成英语后往往比原有陈述更

为隐秘难懂，也无人费心思量，依据辞不达意的

译文来进行裁决（而且其中7人还是死刑判决）

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如韦伯法官和伯纳德法官在他们的意见书

中所强调，关于证据的最公然的操纵，莫过于检

察方一心一意开脱天皇的举动。法庭的显著特征

是，除了天皇本人缺席而且被小心翼翼地避免提

及之外，其证言亦告阙如。操纵“胜者的证据”以

挽救天皇的做法，使纽伦堡审判甘拜下风，即便

天皇的证言可能对某些被告有利，这种做法在东

京审判中也并未受到辩护方的反对。相反，从被

监禁之刻起，被告们就在狱中紧密联络，决计尽

其所能保护天皇，正如前外交官重光葵所

言，“为日本民族的将来”。1946年6月18日，当

基南宣布天皇将不会受审之时，巢鸭监狱内天皇

的忠臣们毫不掩饰地哭了。重光葵写了一首贺

诗，大意是因为他的主君是神，因而不可能被敌

人所伤害。曾经尽力向基南和检方工作人员开脱

天皇的木户幸一，欣喜地表示，“至此，我的使

命完成了”。

事实上，被告们的忠君使命尚未完成。此后

数年间，辩方和检方共同致力于使天皇保持隐

形。辩护方的警惕性仅有一次出现疏忽：1947年

12月31日，当时东条英机坦率证实，对于他或是

任何臣民来说，采取与天皇意向相反的行动都是

不可想象的。为回应这一坦诚然而危害甚大的无

心之过，基南立即通过天皇的近臣安排，与在狱

中的木户幸一进行接触，并敦促他通告其他被告

同僚，尽早纠正有可能牵连天皇获罪的证言。其

他中间人也被派上了用场。东条英机自是乐于听

命。一周之后，在法庭上机会终于来了。1月6

日，在接受基南讯问的过程中，东条英机撤回了

他先前的发言。

尽管被告们乐于串通起来、达成默契保护天

皇，法庭仍然采取其他措施，以防与被告意愿有

悖的证言出现。辩方不被准许追溯大多数被告认

为对案情至关重要的某些推理路线，因为在胜利

者和法庭看来，这些主张只是“宣传”。任何被告

都从未接受他们曾经阴谋策划18年发动“侵略战

争”的指控。相反，他们始终全心全意地相信，

他们的政策尽管结果是灾难性的，但动机却是对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根本权益的合法关注。在被告

席上的人们看来，他们的国家安全被一系列真正

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所危及：中国的政治动乱和

经济上的极端抵制日货；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

叛乱和颠覆活动；美国和欧洲的保护主义贸易政

策；独裁的“集团经济”的世界性趋势以及珍珠港

袭击之前数月强迫性的西方经济政策。这些利害

关系不可能不提，但法庭却不准许辩方详细展开

论述。譬如，战时泛亚主义宣传，归根结底是由

于日本及亚洲面临欧美帝国主义“白祸”（White

Peril)。当然，被告也不得引人证言或证据，以期

展示胜利者也有与被告所控“罪行”相当的行为，

比如撕毁条约或是违反战争准则。

阻拦被告的这些抗辩，是与斯廷森的合理愿

望完全一致的：处罚战争犯罪要严厉，而且不许

将审判蚁变为被告进行宣传的讲台。依据纽伦堡

审判的先例，这是与《东京宪章》授予法庭可

取“证据”的裁夺权完全一致的。带着随之而来的

一切荒谬成分，东京审判成了占领期检阅制度的

总体方针在司法方面的相应表现。东京审判开庭

之前，温斯顿·丘吉尔早已公然抨击在欧洲竖

起“铁幕”。东京审判还未进行到中途，美国业已

引入其反共产主义的马歇尔计划。东京的审判程

序接近尾声时，其代表还坐在审判席上的中国国

民党政权正逃向台湾，而美国的政客们正处在即

将“失去”中国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慌之中。尽管

处在共产主义与反共力量全球对'决与日俱增的氛

围之中，往日的二战“同盟国”仍然坐在东京的审

判席上，拒绝被告们抗辩他们对亚洲大陆政策的

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混乱和共产

种族、权力与无力

主义的担忧。

在意识形态上，这种极其复杂的事态，使毫

不相干的人结成了奇特的同盟军。由此，反动保

守的威洛比（Willoughby)将军与印度民族主义者

巴尔法官，都认识到了审判的虚伪性。他们两位

共有的对东京审判的蔑视是出于其反共思想，尽

管事实上，苏联法官就安详地端坐在审判席上。

这仅是胜利者审判的变态之一端。

种族、权力与无力

尽管善意的说法是建立国际秩序而不使侵略

逍遥法外，但是东京审判自身的司法程序，仍然

反映出被种族与权力左右的严酷现实所歪曲的世

界。这一点在法庭组成的“国际”性质上一目了

然。尽管日本侵略和占领的全是亚洲国家，尽管

日本劫掠的后果致使亚洲人民死伤无数，但是11

位审判官中仅有3人来自亚洲。即便如此也已然

超出了胜利者原先的预计。起初的预想是9位审

判官，其中只有1位亚洲人，即中国代表。追加

巴尔和哈那尼拉两位审判官是他们本国运动的结

果。东京审判基本上是白人的审判,

勉强追加两位亚洲审判官，反映了特殊的殖

民状况。菲律宾，自 1898年起成为美国殖民地，

被允诺于1946年独立。印度，长期以来是大英帝

国皇冠上的明珠，将于1947年获得独立。在东京

审判初期，巴尔法官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仍然未

获得自由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人则没有那么受关

照，尽管在日本人占领“荷兰的东印度”之后，他

们可能有多达100万人死于残酷统治下的强迫劳

动。荷兰大致上在东京审判中代表印度尼西亚。

在日本人手中饱受苦难的越南、马来亚和緬甸的

亚洲人民也没有自己的代表。法国在名义上代

表“印度支那”发言。理论上，英国人也同样代表

缅甸、马来亚人民和他们在香港的殖民地居民。

尤其违背常理的是，没有朝鲜人出任审判官

或检察官，尽管数十万被殖民的朝鲜人被日本的

战争机器所残害。他们充当“慰安妇”、在日本最

繁重艰苦的矿井和重工业部门被迫做苦工或被强

迫成为日本军队中的下级征募兵。朝鲜当时并非

真正的主权国家，也不清楚何时才能成为主权国

家。在东京审判期间，朝鲜人，这些日本先前的

殖民地臣民，其国家仍然处于被外来的美国和苏

联分割占领的状态。他们不被获准审判他们原先

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或是参与准备对他们的起

诉。

朝鲜人的境遇，以自身的方式，如实反映出

东京胜者审判严重的反常状态。它唤起了对以下

事实的注意：亚洲近代的战争，并非发生于自由

独立的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由不同的殖民宗主

国瓜分的版图上。殖民主义与更为普遍的帝国主

义划分了二十世纪的亚洲疆域，而身处其中的日

本却被控告谋划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的殖民地与

新的殖民领地（台湾、朝鲜与满洲），与如今坐

在审判席上的四大列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

国在亚洲的海外领土并存。而中国，虽然名义上

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被日本、欧洲和美国

的“特殊权益”所瓜分，甚至直到战争临近结束，

仍然没有正式摆脱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

东京审判通过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

界与追诉反和平和人道罪的正义理想之间的矛盾

的方式，使这一冲突得到了根本解决。日本的侵

略，被作为没有肇发事端、没有对比、而且几乎

完全没有背景的罪行提出。有时检察方看起来，

对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亚洲甚至毫无所知。在其开

篇陈述中，首席检察官基南竟然声称，日本人曾

经“决心毁坏民主及其根本——自由，也就是对

人性的尊重，他们决意根除民有、民治、民享的

政治制度，而以他们所谓的‘新秩序’取而代之。”

这是美国人的轻浮说法，只会令战胜国阵营

中更多的有识之士感到厌烦。然而对巴尔法官而

言，它突显出构成审判的基础的双重标准。巴尔

在提及日本占领满洲时说，“这使我们回想起作

为本审判追诉国的西方列强，他们在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半球所主张的大多数权益，都是依靠这样

的侵略手段获得的”，正如日本人被指控使用的

侵略手段一样。他还将欧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粉饰之辞与日本联系起来，造成奇特的变形效

果，他充满讥讽地评论：“对于一个我们不喜欢

的国家的扩张政策，我们可以拒绝称之为‘上天的

使命’、‘保护重大权益’、‘国家的荣誉’，或是依

据‘白人的责任’的说法造出个新名目来称呼它，

而是简单明了地将其命名为‘侵略扩张’。”

印度审判官显然十分快意于指出胜利者审判

的伪善。例如，他详细引述了英国权威的皇家国

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关于日本几乎是以“学究式的

精确性”效仿欧洲帝国主义先例的说法。同样，

在讨论1934年日本宣称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的

《天羽声明》时，巴尔评论说，这种对国家利益

的定义“在美国奉行门罗主义的行为中，可以找

到明确的先例”。检察方企图指控日本人阴谋通

过教育体系强化“种族的优越性”意识，在巴尔看

来也不以为然，因为这并不能作为日本人独有的

罪行被谴责。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态度悲哀而非

嘲讽。他引用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关于“种族情感”是现代西方社会基础之

一的论述，指出了日本人和其他亚洲人近年来在

白人列强手中遭受的歧视。不过，最终他还是将

种族优越感的灌输，视为“自人类历史的发端

起，就是阴谋者手中危险的武器”。

尽管巴尔法官的反对意见书直到1952年占领

期结束才有日译本出现，但它让许多日本人产生

了深刻的共鸣。巴尔并未宽宥日本的行为，而且

大多数日本人事后也未容忍这样的罪行。但是除

了坦承对“常规”战争犯罪与暴行的厌憎、除了感

叹战争的愚蠢之外，许多日本人，就像这位印度

法官一样，发现很难将他们自己国家的行为看作

是独特的现象。毫不奇怪，他们比胜利者更倾向

于将战争看作是不稳定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强权政

治的表现。

无力者终究无能为力，或者至少，胜利

的“列强”们会让他们保持无力的现状。这一点不

仅在朝鲜，而且在近些年来曾被日本占领的东南

亚都显而易见。在东南亚，欧洲的诸战胜国正忙

于重新控制其旧殖民地的军事行动。基南在开篇

陈述中谴责日本人推翻了亚洲人民“民有、民

治、民享政治”的拙劣昏聩，不仅在于事实上这

种政治从未存在于旧时的欧美统治之下，而且在

于当时的事实是，法国人正奋力夺回印度支那、

荷兰人攫取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国人争夺马来亚。

没有哪位美国的首席检察官打算论证，这些血腥

的侵略构成了反和平与反人道罪，尤其是既然美

国政府一直在扶持这些老牌帝国主义苟延残喘。

按照日本人的观点，苏联出现在审判席上，

构成了胜者的审判极端恶劣的一面。毕竟，苏联

并非完全是和平与正义的典范（尽管许多左翼人

士)^此有不同认识）。说到底，苏联犯有最拙劣

的伪善罪行。日本被控违反庄严的条约承诺，但

苏联有资格坐上东京的审判席，完全是由于在战

争的最后一个星期，它无视与日本订立的双边中

立协定。而且尽管东京审判最令人痛心的披露是

日本人对平民与俘虏的残虐行为，但是苏联红军

在中国东北对平民普遍的虐待行为则广为人知。

此外，在整个审判期间，数十万日本俘虏仍然在

苏联手上，他们的景况并不为人所知。

事实将会表明，死于苏联之手的日本俘虏的

数量，要远远大于作为日本的俘虏而悲惨死去的

美国和英联邦国家战俘的数量。

对美国人最为不利的是，意料之中的谴责审

判的双重标准的理由，就是美国对日本多个城市

的恐怖轰炸，尤其是使用原子弹，也构成了反人

道的罪行。巴尔审判官对此进行的论证，在他本

人来说也是异常辛辣。他先是提到了一战期间德

意志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写给哈布斯堡王

朝（Hapsburg)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

（Franz Joseph) 的恶名昭著的信件（“一切都要烧

杀净尽；男人、女人、孩童和老人都必须被屠

杀，一棵树或是一座房子也不留”），然后将下

面这段话加入了他的反对意见书中：

在我们的考察之下，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中有

任何事情近似德国皇帝在上述书简中所言，那就

是来自同盟国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后世将会对这

一可怕的决定做出判决。历史将判定世人反抗使

用这一新式武器的情感爆发是否丧失理性或是感

情用事；通过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粉碎全体

国民继续战斗的意志以赢得胜利是否合法……据

此足以说明本法官现在的目的，即如果任何无差

别地损毁平民的生命和财产在战争中仍属违法的

话，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决定，

是唯一近似德国皇帝在一战中及纳粹领导人在二

战中的指令的指示。而本案被告所为绝无可与之

相提并论者。

哈那尼拉审判官在其个别意见书中强烈反对

这种主张。他写道，“如果手段是由目的决定其

正当性，则使用原子弹是正当的。因为它使日本

屈服并终止了可怕的战争。假使战争继续，不使

用原子弹，还会有多少千千万万的无助男女和儿

童白白送死和受苦？还将会造成多少几乎无法挽

回的破坏和毁灭?”巴尔和哈那尼拉的意见加起

来，涵盖了此后数十年间有关使用原子弹的论争

的基本要素。

巴尔的意见是异常严厉的谴责，因为这等于

说，在亚洲的战争中，唯一可与纳粹暴行匹敌的

行为是由美国领导人犯下的。其他法官的意见没

有达到如此深人程度，但是洛林法官也认为，以

原子弹爆炸为顶点的空袭，违反了战争法。洛林

推断，许多日本人也有同感。他回想起与研究者

们的接触，“他们问的第一件事总是：‘当同盟国

轰炸了所有的日本城市，有时，比如在东京，一

夜之间造成10万人死亡，而对广岛和长崎的破坏

更是登峰造极时，你在道义上有资格坐在裁决日

本领导人的审判席上么？这些都是战争犯罪。

胜利者的伪善将很快成为新民族主义者的重

要思路，而巴尔的反对意见成了“东京审判史

观”批判者时常翻弄的金科玉律。在共同的反共

事业中，美国政府不久即接纳了许多往昔的战

犯。此处仅举三例，重光葵和右翼教父児玉誉士

夫是在占领期间复出的，岸信介则出任了1957

-1960年的首相。这为否定东京审判的裁决渲染上

了两国关系反复复杂的色调。

然而，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罪行被审判所暴

露，也带来了对疯狂的暴力世界的认知以及对此

种反和平与反人道的罪行并非日本所独有的领

悟，增强了随战败而来的对穷兵黩武和战争的深

刻厌恶。那些持有如此立场的人对审判的嘲讽，

与新民族主义者们的认识又有不同。正如一位左

翼知识分子在占领结束不久写道，以历史上最伟

大的“革命性审判”开场的东京审判，结局却变成

了对正义的“讽刺性漫画”。它成了彻头彻尾的“技

术性的审判”，蜕变成了对20多个被告人的报复

败者的审判：指名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公众号：古德猫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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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行为，这一失败与美国人推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

大失败是分不开的。他诧异于“很少有人可以从

中找出真正的行为准则”。然而，他又补充说，

这并非意味着和平与正义的理想现在无关紧要。

相反，现在珍视它们更加重要，因为这次审判恰

恰表明了和平与正义是多么的脆弱。当然，只有

在新宪法“放弃战争”的规定中，这些理想才能够

得到珍视。

败者的审判：指名

日本人本身就是被排除参与战犯起诉的亚洲

民族之一。同盟国对此有清晰的逻辑：被告无权

裁判自身，只能进行辩护。当然，前提是假定事

实上所有的日本人都对战争多少负有一些责任，

从而不能相信他们能够严正地追究其同胞的战争

责任。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氛围中，这种推理是可

以理解的。尤其是事实上，除少数共产主义者之

外，在日本的确缺乏对战争体制的真正抵抗。尽

管如此，在对战犯的调查和起诉中，拒绝日本人

担当任何的正式角色，仍然可能是欠缺远见的行

为。

在此我们进入了对历史假定性的危险讨论。

尽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至少可以求助于当时事

件的一些参与者，他们的确考虑过让日本人在起

诉战犯的过程中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日本人的

正式参与——乃至在审判席上占有一席之地（至

少这是洛林法官曾经考虑过的，尽管只是在事

后）——可以消除一些胜者审判的印记。它还有

助于渗透日本民众的意识，即日本人比任何人都

更需要承担他们的罪责。未能推进这一做法，与

占领当局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专权独断可能取得反

效果的更大败笔不无关系。

战败之后，积极揭露国家的战争罪行的活

动，得到了日本民间的强大支持。早在1945年9

月中旬，震惊于日本军队所犯暴行的披露，《朝

日新闻》等报纸倡议，日本人应当收集自己的战

犯嫌疑者名单。既然这些名单有可能比同盟国提

出的要长，那么还可以执行日本人自己的审判。

许多读者都强烈赞成。到10月中旬，检举“战争

责任者”的来函数量急遽上升，不仅检举军阀，

还包括官僚、警察与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领导

人。《朝日新闻》的编辑对如此之多的日本人敦

促惩治自己的战犯表示惊讶。早在近卫文麿公爵

与内大臣木户幸一被逮捕之前，《朝日新闻》就

发表社论表示，像他们这样的文民，而不只是所

谓的军阀，都应当在起诉之列。12月初，当同盟

国公布的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达到

218人时，

《朝日新闻》最具人气的专栏《天声人语》认

为，这一数字还差得太远。12月中旬，美国国务

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 (George Atcheson)的秘

密报告书中，记录了这一动向。艾切森在拍给华

盛顿的电报中说：“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是将

战争责任强烈地归罪于主要嫌疑人。战败带来的

痛苦以及对日本不应该发动侵略战争的明显提髙

的认识，使他们对日本的领导者产生了强烈的愤

恨。”

这种情绪得到了政治左翼的普遍赞同。马克

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欣然同意对日本的“侵略

战争”至少要追溯到1931年的“满洲事变” (九一八

事变），而在投降后初期，他们呼吁“人民”在社

会各阶层开展清查战争罪犯及其合作者的活动。

尽管对人民审判的倡导并没有成为共产党纲领的

一部分，但是细川嘉六等杰出的左翼知识分子，

最早考虑推进“由日本国民自身审判和惩处战争

责任者”。（细川嘉六竟然是在因思想罪入狱、

等待盟军胜利者解放之时，预见到了这一点。）

东京审判前夜，一些日本人在告诫将这一审判拱

手让给同盟国方面确实取得了成功，他们强烈要

求这一审判“也应当由日本人民亲手进行”。而另

一些人在将此消息公布出去时却不那么成功。

1946年12月，在一次公开的研讨会上，法学家戒

能通孝批判东京审判将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排除于

检察团和审判团之外，结果发现他的演讲在送交

出版社后被盟军司令部的检阅官全文查禁。1948

年，当审判渐近尾声，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重新

提倡“人民法庭”和日本人的审判，到此时却发现

无论如何再也唤不起公众的关注了。

政治立场的另一翼，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实施

审判。尽管从未有过使胜利者接受的可能性，然

而战败前后这种设想仍然得到了上层的关注。

8月9日，在关乎是否投降的内阁内部斗争

中，这一设想首次浮现。当时军部徒劳地主张独

自行使审判的权力，作为接受《波茨坦宣言》之

条件7 9月11日，当最高统帅公布首批逮捕的“A

级”战犯嫌疑人名单时，日本政府立即重新考虑

这一设想。9月12日，东久迩内阁投票通过调查

战争罪行并实施独自审判而无视同盟国方面之行

动的决定。与此相关并且受被捕近在眉睫的打

击，东条英机企图通过自杀逃避起诉。外务大臣

重光葵（此后他自己也遭到逮捕及审判）向总司

令部传达了日本政府的意向，并于次日被告知此

路不通。

内阁的提案，暴露出包括天皇在内的多位当

局者进退两难的困境。据木户幸一的日记记载，

天皇说“己方的所谓战争犯罪人，尤其是所谓负

责任者，尽皆忠于职守之人。以天皇之名处置他

们，实在是于心不忍”。应天皇之请内阁重新考

虑这一决定，并且再一次确认了这一决定, 最终

在向总司令部呈交提案之前，得到了裕仁的勉强

认可。木户幸一本人对以天皇之名发动战争，又

以天皇之名接受审判完全难以接受。他还担忧此

举可能引来共产主义者并导致国民审判，发

生“我们自己之间的相互血洗”。

即使在盟军司令部否决其提案之后，日本内

阁也没有放弃这一企图。9月18日，东久迩首相

告诉外国记者，日本政府打算调查和惩罚虐待战

俘及其他战争犯罪者。这一声明被日本新闻界大

加报道。有的报纸标题为《审判战犯：从我们自

己手中开始》。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间，日本

政府的确在4次独立的审判中，以常规战争罪行

嫌疑审判了8 位下级军人，直至最高统帅正式颁

令宣布审判无效。其推断显然是，一旦被审讯并

判刑，这些人将不可能被双复位罪再接受同盟国

审判。这种推断的根据大有问题。此8人皆被同

盟国的下级法庭重新审判，并受到了更为严厉的

裁决。假使日本政府被授予追诉高层战犯的权

力，他们确曾预想将这几起审判相对宽大的判决

作为适当的样例。

日本官方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如实展示在败

战之初数月间起草的《紧急敕令》草案中。这一

秘密敕令从未公开，却是我们可能找到的日本统

治集团对战争责任问题愿意主动进行调查的鲜明

详实的例证。当然其前提是，只要这样的审查能

够再次证实天皇的德行与清白。敕令的全称结构

复杂——《为安定民心并确立自主的国民道义以

维持国家秩序之紧急敕令》。敕令的忠君逻辑是

其基本框架；损失惨重的战争，是对天皇信赖的

背叛以及对天皇不变的和平承诺的悲剧性歪曲。

正如战胜国想当然地认定，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他

们体现着尊重和平与人道的“文明”理想，敕令草

案的起草者则描述了天皇制的传统核心也体现着

同样的理想。西式法学家在纽伦堡及稍后的东京

审判中苦心孤诣所定义的“反和平罪”与“反人道

罪”，在此草案中则被称为“叛逆罪”。

敕令草案起诉的核心，在12项条款的前3项

中进行了繁复的规定：

第一条本令旨在安定民心并确立自主的国民

道义以维持国家秩序，为达此目的，凡紊逆国

体、谬辅天皇、未能顺随天皇之大和平精神，指

导或辅助指导政治行政及国民风潮以推行侵略的

军国主义，因而违背明治天皇之敕谕、招来军阀

政治且朋党比周以蓄意助长支持，以挑发诱导满

洲事变、支那事变与大东亚战争，破坏内外诸国

民之生命财产且陷国体于危殆者或机构设施及社

会组织，均予以惩处、除却及解散。

第二条下列人等该当以叛逆罪判处死刑或无

期监禁：

一、无天皇之命令动兵，妄然惹起军事行动与指

挥侵略行动，

造成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不可避免

者；

二、违背明治十五年军人敕谕并招来军阀政治之

情势，抛却国体之真髓实行专横政治或类似之政

治行动，以违逆天皇之和平精神，使大东亚战争

必然发生者。

第三条下列人等该当以叛逆罪共犯判处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

一、直接参与前条第一号之谋划者；

二、与前条第二号之军阀政治共鸣，共谋以强化

或蓄意支援者；

三、对军人政治家或其他人好战的策划宣传蓄意

支持并协力运作者，违背天皇的和平精神造成主

战的舆论，从而使开战无法避免者。

草案接下来指出，在特定场合下，这些处罚

可以减刑为开除公职以及剥夺臣民通常自然发生

之权力。对个人提出的诉状如有100人以上签

名，将由检事总长（即司法部长）指挥对其进行

调查、起诉和审判。

乍看之下，这份仍然使用战时天皇崇拜格式

的修辞起草的草案，与《东京宪章》所阐述的理

想之间形成了异常强烈的对比。然而，尽管具有

鲜明的日本色彩，《紧急敕令》所提出由日本人

实施的审判，并非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发生

的审判完全背驰。与实际中的A级战犯审判一

样，这些审判将会是展示性的审判。少数曾经颇

有权势的人物将会被起诉，多数是与东条英机有

关联的军官，但也会包含几位文职官僚，如前外

务大臣松冈洋右（他被同盟国起诉，但在东京审

判中死亡）。文献记录也会建立起来，用以证明

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

是“军阀政治”而非天皇政策的反映。与同盟国所

谓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相当的含糊概念也

会投入使用。

本质上，敕令草案是“败者的审判”的阐述大

纲，这一审判也会把东京审判中审讯及宣判的同

一批人中的许多人作为替罪羊送上被告席。

这并非只是臆测，因为在准备起诉书时，东

京审判的检察方十分依赖天皇近旁的指认者，他

们即使不是敕令草案的直接起草者，也是敕令草

案宗旨与策略的支持者。日本人预想的审判的主

要目的，与东京审判基本的次要目的一致，即将

天皇确立为热爱和平、纯洁无瑕、超越政治的存

在。败者的审判，像胜者的审判一样，最终必将

主张，是一小撮不负责任的军部的阴谋主导者，

将日本引向了“侵略的军国主义”。实际上，必定

也会出现日本自制的“共同阴谋”论。

尽管这种想象饶有趣味，但是对胜利者来

说，将高级战犯的审判权留给日本人是难以想象

的。最终，美国人拒绝了让日本人加入东京审判

检察方的较为谨慎的提案。84可以想见，这一提

案曾经被海外舆论认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引

发了强烈抗议。尽管如此，这一提案仍然是一个

真正值得期待的错失之良机。日本方面可以立即

派出能干而且负责的法律专家组成辅助检察团，

深受战争之苦并渴望新的开始的大多数日本国

民，也将会支持这一使命。这样的检察团甚至还

可以为正在德国进行的战争犯罪调查提供骨干力

量。

尽管在起诉战犯中无法担当任何正式的角

色，日本的精英人士却对战胜国决定起诉逮捕的

人选施加着非正式的影响力。与战时“一亿一

心”的宣传再次相违背，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被

内部纷争所破坏。党派之争不仅在军部官僚与文

职官僚之间展开，即使在官僚机构内部也司空见

惯。例如，陆军与海军之间，甚至是各军种内部

都有派系斗争。1945年初，甚至是在同盟国对各

城市的定向轰炸之前，日本最高领导层就已经开

始认真为日本的即将战败指认责任人。胜利者可

能会想象自己踏人了守口如瓶的武士歃血为盟的

国土，然而他们发现的真相更接近于被谣言蛊惑

分裂反目的拜占庭帝国。

在“共同阴谋论”泛起的派系争斗环境里，最

简便实用的莫过于“军阀政治”的概念。1945年2

月，前首相近卫文麿向天皇上奏秘折，对“军阀

政治”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强有力的解释。此后被

称为《近卫上奏文》的这份富于启示性的文件，

基本上将所有罪责都归之于近卫的后任首相东条

英机及其追随者。在近卫文麼及其追随者看来，

国家被邪恶的军阀与非法的共产主义者推到了革

命的边缘。而且近卫文麿认为，军阀与左翼都诬

蔑资本主义，企图在日本国内与全亚洲发起社会

的、政治的革命。

近卫文麿的阴谋论，实际上是局内人对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初日本政界与军部中

激烈的派系斗争的叙述。他的主张相当程度上反

映了受1936年“二二六”政变事件牵连、在陆军失

利的皇道派路线。皇道派对攻击欧美列强在东南

亚的殖民地、与其对抗态度慎重，更倾向于鼓吹

日本“向北进击”与苏联对抗。皇道派与近卫文麿

的强硬对手是东条英机率领的统制派。墙倒众人

推，在战败的瓦砾中，曾经如日中天的东条英机

成了全日本最弱势的人，几乎成了每个人乐于攻

击的目标。

在投降后的数月间，近卫文麿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向战胜国方面传播他的“军阀政

治”观念。有一次，他基本上将谒见天皇的情形

向麦克阿瑟重新演示了一遍。近卫公爵于12月自

杀之后，他的同僚与同谋者继承其遗志继续谋划

运动，使同盟国的调查主要集中于与统制派有关

的人士。近卫的前侍从与私人秘书牛场友彦的交

游极为广泛，他立即将属于近卫公爵的75册手记

及其他文件提交给了盟军司令部的国际检察局

（IPS)，并敦促胜利者追究东条英机与其赞同

者，以及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此人曾

是推进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盟的主要人物。牛

场友彦还向IPS推荐利用岩渊辰雄提供情报。岩

渊是著名记者，曾参与《近卫上奏文》的秘密起

草。岩渊孜孜不倦地撰写新闻稿和剪报，向胜利

者推广和举荐皇道派。他还指认天皇的近臣木户

幸一，负有与军国主义者同调并向主君进谗言的

重大责任。另一位起草《近卫上奏文》的合作者

吉田茂，也乐于将木户幸一纳入他自发向战胜国

通报的主要战犯嫌疑者名单。

《近卫上奏文》的其他参与者，也与国际检

察局以及总司令部的反间谍要员密切合作。这一

集团中最执著于“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论的殖田俊

吉，最终提交了他认为应当为日本的愚行和灾难

负主要责任的78 人的名单，退役大将真崎甚三郎

同样热心协力。他是前教育总监和皇道派的思想

指导者。作为A级战犯嫌疑人被捕后，真崎基本

上迷住了他的审讯者。他尤其热衷于批判木户幸

一。他告诉美国人，假使遇到木户幸一，他会向

木户的脸上唾口水。尽管1930年代中期，皇道派

对推进军队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训育起了主要作

用，审讯真崎的检察官仍然感动于他“亲美”且极

端反共的思想，将其从指定立即审判的嫌疑人名

单中剔除。

许多其他的人也加人了向IPS与总司令部调

查官合唱进言的队伍。可以想见他们反复吟唱的

主题是：排除天皇，集中调查东条及其周围的

人，并将少数显眼的文职高官包括在内，如轻薄

无礼的松冈洋右与老谋深算的木户幸一。有些通

风报信者本身就是宫内人士。1946年2月，天皇

与IPS和总司令部之间任劳任怨的联络员寺崎英

成，交给检察方一份他声称对灾难性的战争负有

主要责任的45人（当时健在者42人）的名单，提

供了关于其中多位的具体情报。寺崎毫不犹豫地

暗示，有些情报直接来自天皇。一次，他告知他

在IPS的美方联络人，裕仁本人表示反对松冈洋

右在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仅数月之后就攻击苏联的

提案。国际检察局的文件中有一条记录显然是基

于与寺崎英成的秘密会谈，其内容竟然是，天皇

问起为何前中将有末精三未被逮捕。

对检察方影响最大的两位日本人，一位是前

少将田中隆吉，另一位则是天皇原先的内大臣木

户幸一。1946年1月，国际检察局盯上了前少将

田中隆吉，并发现他熟知包括在中国的犯罪行为

以及军部秘密输送鸦片在内的许多军队上层活动

的内部情报，且非常乐于坦白。审判过去多年之

后，当初曾为检察方充当主要证人的田中隆吉，

解释他使如此之多的同僚负罪的根本目的在

于，“不使天皇受审以证明天皇无罪，从而护持

国体”。

比田中隆吉更为有名、且在指认问题上影响

力更大的是木户幸一。木户的祖父是明治维新的

元勋之一。1940年至1945年，木户幸一担当天皇

的内大臣，不仅协调天皇的日程、充当天皇的心

腹，而且还是情报的传送者、流言的加工者和狡

猾的阴谋家。他树敌无数。12月6日，木户幸一

被宣布将作为A级战犯嫌疑人受到逮捕。起初他

企图包揽天皇认可战争决策的全部责任，以保护

他的君主。然而，12月10日，在木户感人地拜别

天皇之后，他被人说服采取其他的方式。他战术

上的变化，是因为与都留重人交谈后得到了新的

启发。都留重人出身名门、是位年轻的、名义上

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杰出的经济学者和教

育者）。他是木户幸一的姻亲，曾在美国接受高

等教育并于194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都留解释说，照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木户设计的

战术有重大缺陷。假使他声称有罪，美国人会将

此作为天皇同样有罪的解释。他必须辩称自己无

罪，才能加强天皇无罪的印象。听闻此言，木户

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感觉心里有了着落”。都

留重人的此番建议，显然受到了他的老熟人保罗·

巴兰（PaulBaran)的怂恿。巴兰是一位进步的经

济学家，当时是在日本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

一员。12月12日，国际检察局首次讯问木户幸一

（由都留重人任翻译）。木户幸一透露，他自

1930年以来都保留有详细的日记，并同意将日记

交给检察方。12月24日至翌年1月23日间，木户

分三次交出日记，日记的截止日期为1941年。彼

时正是珍珠港袭击前后，是美方检察官最感兴趣

的部分。木户幸一的日记，很快成了检察方的“

rfh ”

木户幸一可能对日记略做了删改，以便不给

他的主君造成麻烦。当然，这位前内大臣确信，

他那含义隐晦难懂的日记，再辅以他向检察方的

直接“说明”，能够证明天皇一贯希求和平，诉诸

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和军部。他对这一

赌注的丰厚回报，计箅得很妥帖。尽管检察方在

准备对各位被告的诉状时，对木户幸一的日记进

行了细心梳理，但是那些作为证据提交法庭的日

记部分却被谨慎筛选，以避免对裕仁的言行有任

何意味深长的提及。检察方对木户进行了异乎寻

常的长时间讯问，30次审讯共产生了大约800页

的打印记录，却从未被作为直接证据提出。这是

因为，即便是高度警惕的木户幸一，偶尔也会有

发言可以被解释为，天皇是对日本的一连串行动

负有责任的领导者。

1946年3月，A级战犯嫌疑人受审名单最终确

定，国际检察局决定在全体被告的起诉书中，最

大限度地引用田中隆吉的审问记录与木户幸一日

记的摘录。在东京法庭的最初审判中，与木户幸

一同时受审的27 位被告，其中15人是由木户幸一

本人指认的日本战争的主要责任人。

注释：

4东京审判采用检察方统计结果：欧洲战场被德

国和意大利俘虏的英美人员总数为 235473人，其

中9348人在押期间死亡。太平洋战场相应的数字

为：被日本俘虏的总人数132134人中有35756人

死亡；77 1: 385.对死于日本人之手的亚洲俘虏的

情况没有相应的估算，这些俘虏受到了同样的苦

难，而且数量巨大。死于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俘虏

数目庞大，但是轴心国成员之间进行情况比较

时，这一点很少被提及。

此外，大屠杀通常被作为异常情形进行个别处

理。

7 粟屋宪太郎合计朝鲜人与台湾人受审325人，其

中42人被处死刑。粟屋宪太郎《东京裁判论》

（1989)，p,291。Yuki Tanaka提出，需注意1945

年9月17日帝国军队指示军官将虐待战俘的罪行

归咎于朝鲜人和台湾人的监狱看守；参见他的所

必价，p. 71.关于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为日军服役

而受审的问题，参见内海爱子《朝鲜人BC级战犯

记录》（东京：劲草书房，1982)。

8共计有5700名B/C级战犯在2244处法庭受审。澳

大利亚审判以其规模之大而闻名。美国的审判参

见美国国务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6, p. 873。平均审理时间约为2

天，见SAWZ7: 221。许多B/C级战犯，包括被判

终身监禁者，在1950年代均获释放。

15Chase接下来评论道：“我们过去经常在东京

说，美国最好别在下次战争中打败，不然我们的

将军们都会不经任何审讯，就在天亮时被枪杀

死。

16FRUS 1948，6： 717-719，794.凯南的抨击并

非像职业军人威洛比，索普和Chase 一样，是出

于对日方的任何同情。更确切地说，他轻视日本

人对作为审判基础的公正与公平概念的理解能

力。凯南属于认为即刻处罚更为合适者的阵营。

他在其绝密报告中写道，“如果我们在日本投降

时立即将这些人处死，可能会被更好地理解和接

受。”

34麦克阿瑟接受多数判决的引经据典的声明，见

于FRUS1948, 6： 908。11月23日，即麦克阿瑟发

布声明前一日，他会见了远东委员会的11国代

表，当时有5国代表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

印度与荷兰）表示对减刑采取欢迎姿态。11月29

日，罗马教皇Pius七世关于减免死刑的呼吁递交

美国国务卿；FRUS 194S，6： 897 -898. R6ling法

官亲自将他的反对意见书副本交给了麦克阿瑟的

一位副官，却未能引起麦克阿瑟的“任何关注”；

Ruling (1993), p. 82。

42参见Pal法官对检方与辩方有关“共同谋议说”主

张的概述，77 2 : 657 - 666。Pal 的反对意见的大

部分篇幅（2: 657 -950),都是对检方提出的“全面

阴谋”指控的全方位批判分析。Pal并不否认日方

出现的“用心险恶的”事件与“非法所得”的存在

（参见2: 717, 728)，也不否认当时日本正在进行

战争动员，而是主张法庭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

这些行为是否“正当”，而在于它们是否可以被解

释为进行侵略战争的全面阴谋的一部分，正如起

诉书中指控的那样（参见1 734, 750, 824 -826, 873

- 880, 893，938 - 940)。至于珍珠港袭击的特殊事

件，Pal认为，尽管日本的立场“可能不理智、侵

略性而且无礼”，但是与美国谈判破裂以及袭击

本身，并不构成背叛或是阴谋。相反，日本“是

被形势所推动，逐渐走上了不归之路”（2:

893

-935,尤其可参见 pp.903，935)。

对“胜利者审判”论的简要概括，包括对简单

化的共谋指控的批判，参见 Minear (1983)与Large

(1995)。有关这一论点的深入论述，最有名的是

Minear 的Victors, Justice，总结了 Pal法官的反对

意见中的许多观点。对审判最详实、最具辨析性

的学术著作是大沼保昭的《战争责任论序说》

（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5)与粟屋宪太郎

的许多著述，尤其是他的《东京裁判论》，以及

1984、1985 年在Asa/ii Jdnaru杂志上连载的系列

论文“Tokyo Saiban e no Michi”。还可参见大沼保

昭与粟屋宪太郎在Hosoya前引书中的论文。

Brackman的The Other Nuremberg 提供了对检方观

点不加批判的全面概括，传达出了当时的一些观

念和色彩。与纽伦堡审判形成对照，有关东京审

判的英文著述相对缺乏，这也是东京审判未能实

现当初期待的又一反映。

47有关这一问题的辩方质疑与法庭驳回，参见

771:

27-28。除了文中引述的要点之夕卜，辩方

还主张，同盟国“无权将‘反和平罪’纳入审判的宪

章并认定为法庭可裁决的罪行”；依据《波茨坦

宣言》，投降条款规定“在宣言之日[原文如此]

(1945年7月26日）国际法认定的常规战争罪行，

将成为唯一被起诉的罪行”；交战中的杀害行

为，除非违反战争法规与惯例，不能被认定为起

诉书中所指控的“杀人”行为；有些被告人，如战

俘，应当交由1929年《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军事

法庭而不是东京法庭予以审判。

检方的论据凯洛格一白瑞安公约宣布“侵略战

争”为不合法，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受到了多方

质疑。经常被指出的一点是，1944年同盟国本身

经内部商榷得出结论：“侵略战争”并无一致的定

义，而且在现行的国际法下并非犯罪，也没有先

例让个人为国家的行为受审。法学家Kmit Ipsen主

张，“反和平罪”及其对个人责任的相关指控，其

实是“事后立法”，从而“与东京审判自身明确认定

的审判原则‘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犯罪’的原理不

兼容”。他认为，情形较好的是“反人道罪”的立

法。

48有关基南的陈述，参见7WCT1: 463。美方最初

的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的确包括秘密团体的领

导人以及数位实业领袖，如著名的鲇川义介、中

岛知久平与藤原银次郎，他们虽被捕却未被起

诉；可参见6： 968 , 978。“A级”战犯审判中颇有

意味的一点是，苏联未能坚持起诉天皇以及至少

一名“有代表性的”财阀领导人。自1920年代起，

苏联的对日政策（明显地反映在日本共产党的宣

言中）认为日本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扩张的关键

所在，就是罪恶的天皇制与财阀控制的垄断资本

主义。然而，在向东京审判施加影响时，苏联迅

速灵活地无视这种看来难以打破的意识形态争

论，转而要求起诉当时仍未被起诉的两人：前外

相重光葵（一个令人吃惊的选择）与前关东军司

令官梅津美治郎。很难看出此举到底有何意义。

据俄罗斯学者研究，苏联起初确实打算起诉3位

已经被捕的财阀领导人（鲇川义介、中岛知久平

与藤原银次郎），却被基南告知这绝不可能。到

此时，苏联只得罢手，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的同

盟国已经对纽伦堡审判包括实业家公开表示遗

憾；参见Smirnov与Zaitsev, pp. 31 -32, 122。事实

上，苏联在此问题上的让步，与它最初对美国控

制占领局势的调和政策相一致。本质上，斯大林

似乎希望能够以默认美国控制日本（以及在中国

的低姿态），作为获得美国默许苏联在东欧

的“安全地带”的交换。

49揭露被掩盖的731部队活动的开拓性研究，是

由John W. Powell进行的。参见他的“Japan’s Germ

Warfare： The U. S. Cover-up of a War Crim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2.2 (1980): 2

- 17，以及“Japan’s Biological Weapons, 1930 一

1945 ： A Hidden Chapter in Histor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37. 8 (October 1981〉： 43

-53。粟屋宪太郎注意到，检察方还掌握有1644部

队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的情报；参见粟屋在Hosoya

前引书中的论文，pp. 85-86, 116,以及粟屋在Wm

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985年3月1日号，pp. 39 -

40。

60在1946年3、4月份秘密口授的独白录中，天皇

实际上对大部分辅佐他的文武官员都是严厉无情

的，与精心标榜的关切臣下命运的仁慈君主形象

大相径JS。颇有兴味的是，得到裕仁显著的肯定

评价的两位是木户幸一与同盟国眼中最大的战犯

东条英机。可参见 Herbert Bix, “The Showa

Emperor’s ‘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M ,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2 (

summer 1992) , pp. 299, 303 , 349 , 351 -352。

65Pal法官对东京审判多数判决意见彻底而详尽的

批判，极易于而且通常被归因于他作为亚洲民族

主义者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这种描述是有偏见

的。同时，Pal的反对意见强大而持久的重要性在

于另外的两大原因。他是东京法庭对国际法解释

的严密性最热心的维护者，最为雄辩的是其

对“法庭立法”的批判。在这点上，美国国务院驻

东京代表对法庭判决的概括很有意味。这一结论

认为，Pal法官的观点“似乎拘泥于国际法的实证

主义理论，坚持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是国际关系

之基础的严格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国家的主权资

格不容假定”；FRUS 1948，6：907。对于这位印

度法官的民族主义与国际法解释的“实证主义”之

间的关联，就本人所知，从未做过仔细探讨。

同时，尽管Pal法官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他还猛

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在这点上，他与许多反殖民

主义的亚洲同胞不同，而后者发现马克思主义或

者共产主义是为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最犀利、最具

吸引力的手段。Pal的反对意见书，反复批评东京

审判拒绝认真考虑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势力抬头

的担忧。然而他也着意指出，问题不在于反共观

点“正确”与否，而在于事实上反共情绪正在全世

界蔓延。他认为，“当全世界都表示出对共产主

义的忧惧，当四面八方都严阵以待之时，我相信

无须第1到第5项指控所宣称的阴谋论帮忙，日本

对这一假定威胁的恐惧以及随后的准备和动作也

是可以理解的”。

74Pal法官的反对意见由田中正明译编为《全译日

本无罪论》（东京：日本书房， 1952)c同年，田

中正明还出版了其修订版《日本无罪论——真理

乃裁&》（东京：太平洋出版，1952k 1980年代

中期，他还公开主张“整个审判只是一出闹剧”；

参见 Hosoya 前引书，pp. 153-154。

日本战后的历任保守派政府不对二战中所犯战争

罪行明确谢罪，源于对东京审判双重标准的深刻

感受。具体而言，就是要抵制关于日本帝国政府

的政策与日本人的暴行是独一无二的罪行的谴

责。在此后的岁月中，胜利者并未以此标准审判

自身的行动，自然加深了日方的不满情绪。这不

仅是指苏联和欧洲殖民主义而言，也包括美国在

越南的战争。著名的“家永诉讼案”质疑日本文部

省对教科书的审定，官司拖延了30年，就与“东

京审判史观”的争议有很深的渊源。1995 年，二

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政府是否应为战争罪

行“道歉”的争论再起。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日本人得知败北之后，最初的正式反应，可

以借用古代希腊或是中国的说法来表达。报纸的

社论写的是“一亿相哭之秋”，诗人则吟咏“国土遍

起无声的号泣”。心被痛苦的愤怒燃烧，被泪水

所侵蚀。战死者之魂最后的憩息之所靖国神社属

下的一位将军，则提及“刀折矢尽”这一传统的喻

指战败（实际上也指性的无能）的成语，描绘死

者的眼泪纷纭落在他的身前身后，死者的面庞压

迫着他的背脊。

在首批占领军到达前一周，作家大佛次郎在

《朝日新闻》上以《英灵(二诧t/石》（《谢英

灵》）为题发表的记事，是写给死者的心里话。

述说自己在听到天皇广播之后的无眠之夜，战争

中死去的熟人的面庞在眼前浮现：出版社的友

人，偶尔一起饮酒的同伴，自己喜爱的餐馆中沉

默寡言的大厨，仅在大学棒球赛上见过的男子，

擅长写和歌的医生……大佛说他们是拂晓时天空

隐去的星辰，想象他们随着地平线上光影的推移

而消失，并追问他们在此后的岁月中时刻萦绕许

多日本人心头的问题:

“如何才能告慰你们的亡

灵?”当时大佛的答案看起来相当明了：能够做的

一切就是信赖天皇的决定，“抖落过去的尘垢”，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期盼黎明的到来，建立新的日本。只有到那时，

才有可能超越屈辱为英灵们“献上安魂曲”。或许

只有那时，才能让死者“含笑九泉”。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当大多数日本人

尽力去理解和接受战争责任、罪行、忏悔和赎罪

时，是这一问题，而非胜利者将会从道德和法律

方面如何处置他们，占据了他们的内心。这种想

法是真实自然的，不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是战

败之后，世界变了。当胜利者质问谁为天皇军队

的侵略和暴行负责时，在日本人看来，更为紧迫

的问题是，谁为战败负责？胜利者关注的是日本

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首先是

被对自己死去同胞的悲痛和内疚所压倒。胜利者

可以通过报告战果辉煌，来告慰死者的灵魂并安

慰自身。正如胜方的每一位战士都成为了英雄，

因而在胜利的战争中最后的牺牲并非徒劳。胜利

有助于抚平悲伤。战败则使亲人、友人、广大的

同胞战死的意义，变为血肉淋漓的伤口。

终战时的日本人，当然是指大多数日本男

人，无人不对帝国军队的劫掠暴行有所了解。数

百万人曾赴海外服役，即便自身没有残虐行为，

至少也对这些战争罪行有所见闻。而对于那些不

知道这些残暴行为的人，或者至少不清楚其规模

和极恶程度的人，战胜国的宣传机构很快就会提

供具体可怕的证据。这一切听上去是如此难以置

信，事实证明却更加难以接受。正如大佛次郎在

他苦恼的记事中所言，对死去的日本人的无尽行

列中的每一个幽灵而言，“都有一位父亲、姊妹

和兄弟”。人们可能会诅咒遣返士兵或者蔑视他

们，但是对死去的日本人，仍然需要一些哀悼。

另一方面，天皇的陆海军士兵杀死的数百万人，

仍然是抽象的数字，难以将他们想象成活生生的

人。日本人以外的死者仍然面目不清，身份不

详。他们当中没有熟悉的形象。

在胜利者眼中，日本没有什么“英灵”。东京

审判清楚地表明，对一个自1928年以来每一次军

事行动都是侵略行为和事实上的“杀人”行为，而

且对俘虏与平民的残虐行为如此普遍，几乎可以

看作是其国民性的表现的国家而言，使用这样的

概念是一种亵渎。日本战败后，可以为战争中死

去的军人和平民举行追悼仪式，但是不可颂扬他

们的牺牲。

正如查禁吉田满对大和战舰末日的描写所揭

示的，不可能向为国战死者的勇气和光荣高唱挽

歌。然而对吉田满、大佛次郎，乃至摆脱了对天

皇的最后一丝崇拜的愤怒的年轻复员兵渡边清而

言，不把死去的同胞看成是本质善良的人也是不

可能的。数百万的普通人，他们也是通过家人、

友人、邻人和死去的熟人来理解自己国家的战败

的，同样有着切肤之痛。

当大佛次郎和渡边清这样的人愈加洞察事实

真相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战争和日本社会进行

更为广泛的批判。战败后社会精英们显而易见的

贪污、腐败和无能，本身就足以破坏对权威的敬

意，以及对往日的“圣战”神话的信仰。此外，胜

利者的宣传和“再教育”，包括东京审判的证言在

内，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先前受到压制的信息，

这些信息所显示的日本人在海外有组织的劫掠破

坏，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尽管许多人开始承认

战争是错误的而且涉嫌犯罪行为，但是并未抑制

国民在忏悔和赎罪的共同行为中，以肯定的方式

安慰己方死者的迫切需求。大佛次郎的随笔指出

了对这一困境通常的回应：可以通过拋弃“过去

的尘垢”、建设新的社会和文化，赋予死去国民

的牺牲以意义。事实证明，这些通往死者灵堂的

新的道路，将是迂回而曲折的。

基督徒教育家南原繁在战后不久成为东京帝

国大学校长，他悼念战争中死去的同胞的曲折方

式，在许多受尊敬的人物中颇为典型。像许多教

育者一样，南原繁为曾经鼓舞学生支持战时“光

辉的日本”使命的个人之罪，背上了沉重的精神

负担。南原繁转变为战争批判的先导者与和平的

传道者，经历了理论和信仰上大的飞跃。正如常

见的情形，这是一次“转向”体验。南原对于新的

发现的热情和真诚，早在1945年9月1 日《帝国大

学新闻》的评论中表露无遗。南原繁开篇谈到，

自从这次大战将战争的不人道和惨状以空前的方

式呈现出来，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要实现

与世界宗教的普遍原理基本一致的根本的“人性

的理想”（文章中附有“人性的理想”一词的德语原

文HumanitStsideal)。这涉及一场“新的战斗”，战

死学生的归魂将参与其中：

我们的“同仁”即将从大陆和南洋诸岛归来。

他们重新埋头讲堂、学业精进、燃起再建祖国的

理想和热情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然而，想到

几多俊秀再也无法回还，我感到无尽的悲哀。他

们皆作为军人勇敢地战斗和牺牲。但是在身为军

人的同时，直到最终之日他们也没有丢弃学生的

矜持。他们无疑坚信，最终兴国者乃真理与正

义。今天，他们的灵魂已经归来与我们同在。我

将祝福并引导诸君从此投入新的战斗。

南原繁向“英魂们”庄严禀告，大学在战争中

奋力保全了宝贵的学术书籍。他确信，英魂闻此

将备感欣慰。11月，在欢迎复员学生的集会上，

南原繁率直地告诉学生们，战争的真正胜利者

是“理性和真理”，而且这些伟大理想的担负者不

是日本，而是美英。这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应当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战败和死去同胞的极大牺

牲。从悲剧中将诞生新的国家的生命，尽管不经

奋斗是不行的。南原繁引用克尔岂郭尔

（Kierkegaard)的话，谈到了一场以自我为对手的

新的“和平之战”，在民主的方向上发展并对普遍

的自由做出贡献的大挑战。最后南原繁进行了富

于戏剧性的总结：他不仅欢迎他面前的学生，而

且还有他们死去的“战友”的归来。从此刻起，战

争的幸存者将与留存在他们心中的死去的战友一

道，投身新的“真理之战”。

1946年3月，由南原繁主持举行了东京大

学战殁学生职员慰灵祭。南原繁校长以《告战殁

学生书》为题的追悼辞，在《文艺春秋》全文发

表。他指出，慰灵祭基本上是以非宗教的“精神

的”方式，对战死同胞进行追悼，并唤起对罪

恶、忏悔和赎罪的思考。他的确也谈到了天皇所

说的忍耐，以及像基督徒那样背负“现实的十字

架”。他率直正告战殁者之魂，是少数无知无谋

的军阀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将日本引向战争。包括

来自大学者在内的国民，因为相信是为真理和正

义而战追随其后。不幸的是，真理和正义是在英

美一方。对此，历史与理性自有其俨然的审判。

他还指出，这并非是说，战胜者一定是正义的。

他继续指出，战殁者已经无需目睹战败之

日，以及此后生活的悲惨与精神的痛苦。然而，

他们应当知晓，日本人现在感到的愤恨，不是针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对战时的敌手而是自身。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政治、社会和精神的变革正在发生，建设“真理

与正义”的日本真正成为可能。南原繁哀悼亡故

的众多学生才俊，称他们是“为国民的罪恶而赎

罪的牺牲”。

在战败初期的发言中，南原繁有许多问题

尚未提及。他没有谈到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也完

全没有言及其他的亚洲民族。对他现在谴责的东

京帝国大学积极参与推进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

义的行为，也未加详述。此外，他对学生“才

俊”的称颂，有精英主义的危险和浪漫化之嫌，

似乎表明，可以而且应当对战争的牺牲者进行社

会价值的测算。尽管有这些局限，南原繁仍然提

示了如下的方法：当谴责非正义战争之时，仍然

可以给予战死者以敬意，并告慰（或者，至少使

活着的人感到安心）他们没有白白送死。这是胜

利者无需面对的道德与心理上的巨大困境，而对

此他们少有耐心和宽容。无论如何，南原繁的悼

念方式，成为许多日本人非宗教的“祈祷文”。只

有那些献身于建设和平与正义的新日本的人，才

能够忏悔和赎罪，而追求这些理想就是荣耀死

者，因为它们是死者确信曾为之战斗的理想。

非理性、科学与“ 战败的责任”

南原繁的转向基于这样的确信，即他像他

所追悼的寻求真理的学生们一样，被日本的领导

者欺骗和误导。在这一点上，南原的感情与国民

普遍的感情完全同调。战败后，最常见的受动态

的动词就是“受骗”。甚至连最恶名昭著的战时宣

传者，也利用这一含糊的说法，洗脱个人的责

任。有才能的政治漫画家近藤日出造的经历具有

普遍意义。近藤以奔放的热情乘军国主义的战马

直达破灭之门，在战后又以同样的热情讽刺铁窗

后的东条英机。1946年初近藤写道，在战争开始

前生活是安乐的, 而无论何时想到这一点，他都

感到“对A级战争罪犯的憎恨。我们全体国民被他

们利用和欺骗，并且不知真相地在战争中协力。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于无知和被蒙蔽”。著名

作家菊池宽，曾是文学界战争动员的主要人物。

通过在题为《话屑笼》的随想中主张惨败是由压

制国民言论自由的有勇无谋的国家领导者所引发

的，菊池宽也设法洗脱自身战争协力的污点。

从这一视点看来，不仅是死去的“英灵”，全

体国民都是战争的牺牲者。早在东京审判开庭之

前，对这一命题的详细阐述已经成为媒体的一大

卖点。由一帮记者以“秘史”的形式编纂的《旋风

二十年：解禁昭和内幕史》急遽出版。这部畅销

书的上卷（1926 - 1936),于1945年12 月15日发

表。上市第一周就售出10万部。据说书店内的新

书堆成了小山，热心的购书者则在店门外排起长

龙等待书店开门。到战争结束为止的下卷，于

1946年3月1日发售，很快售出70万到80万部。同

年末，稍加修订的上下卷合订本出版。《旋风二

十年》在整个1947年都名列“十大”畅销书排行

榜，以日本人自制的共同阴谋论，向A级战犯审

判友好送别。

此书的创意源自东京一家小出版社的经营者

增永善吉。增永是在去乡下的途中，听到了天皇

8月15日的广播。他被悲剧性的事态转变所潜藏

的商业机会打动，于同一天乘火车返回首都。

（风靡一时的《日米会话手帐》，也是在几乎相

同的情形下构思出来的。）增永善吉很快从每日

新闻社招募了一批记者，这些人大部分隶属于报

社的东亚部。他们以报社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再

加上自己和同僚们的个人知识，编纂出了所谓

的“内幕史”。他们揭秘的方式真实生动，并未受

到深思熟虑的束缚。他们并非关注于揭露日本侵

略的本质或是对其他民族造成的牺牲（南京大屠

杀甚至根本未被提及），也未探讨更广泛的“战

争责任”问题。记者们主要基于既存的资料和以

前未曾发表的个人素材写出了即席的“揭露”事

实，并未促使他们对自己当下所谴责的战时媒体

的共谋行为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每日新闻》

记者们的念头，只是想指出应为惨淡败北的

大“罪行”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

他们搜集了通常的犯罪嫌疑人：与某些右翼

头子和充当理论指导者的学者沆瀣一气的“军

阀”，这些军阀主要与陆军而非海军有关，再加

上少数实业家和政治家。追随当时的流行看法，

他们指认东条英机为祸首。前陆军大臣兼首相东

条英机因未能在战败后通过自身的举动切实提高

威信，从而在所难免地成了替罪羊。9月11日逮

捕令发出之后，东条英机向自己的胸部开了四

枪。美国记者将他抱扶到椅子上，将手枪塞回手

中，告诉他“东条，拿着它”，并为他拍照。等待

救护车时，东条英机将“遗言”交给了记者。随后

多亏姓氏不详的美国大兵为东条输血，美国的医

护人员才救了东条一命。在被送往急救的军医院

的途中，东条被医护人员的亲切和效率所感，不

禁向前来看望他的外务省高官褒扬“美国民主之

强大”。在经历这一连串不名誉的事件之后，他

赠予了美国第八军司令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Robert Eichelberger)将军一把贵重的日本刀。

此后，顺利康复的东条，继续在东京审判中宣称

自己无罪。

起先人们普遍认为东条英机应当并且将会毫不

迟疑地自杀。毕竟，1941年时东条英机担任陆军

大臣，陆军正是在他的支持下发布了有名的《战

阵训》，训谕军人“不可生受囚虏之辱”。东条收

到些敦促他“立即自杀”的信函，据说还有人送了

他一口棺材。当他终于犹豫不决地鼓起勇气赴死

时，却选择了外国人的方式，使用子弹而不是用

武士的刀自裁。甚至连他没有死成这一点，都超

出了悲伤的爱国者们忍耐的限度。作家高见顺在

日记中简洁地表达了这种嫌恶感：“苟且偷生，

随后又像外国人那样用手枪自杀，还没有死成。

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

陆相那样连夜自杀？为何东条大将不能像阿南陆

相那样用日本刀自杀?”另一方面，以如释重负之

感迎来战争终结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发

现这场轻喜剧很有趣，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地记

录，倒霉的东条大将现在“成了混血

儿”。　　　　

无论进行何种阐释，单凭东条英机从一国之首

相到一国之首犯加替罪羊的华丽转身，就帮助

《旋风二十年》获得了可观的读者。

然而，记者们的共同阴谋论，与其说仰仗对

恶魔般的毒辣阴谋家的肖像描写，不如说有赖于

对举国领导者的集体痴呆症的诊断记述。这是以

粗制滥造的文体，对南原繁所谓普通人被无知的

缺乏“理性与真实”的军阀所蒙蔽的说法的添油加

醋的描绘。正如《旋风二十年》所言，到 1930年

代中期，“基于畸形的精神主义教育的非合理、

非理性的暴力冲动”渗透日本军部上下，与现实

的乖离使他们的策划能力成了笑柄。这种非理

性“露骨地体现了大东亚战争指导上的极度的非

科学性”。如今可以说，整个军队司令部或许都

应该关进精神病院。事实表明，东条英机是巨大

的愚者之船的船长。

集体非理性的命题，很容易导致非常有说服

力的关于科技进步的推论。也就是说，领导者们

无能的最终证据，在于未能意识到日本科学和应

用技术的落后。到《旋风二十年》摆进书店之

时，这种科学与“战败责任”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

固定的观念。在最广泛的象征意义上，这通常与

空投原子弹联系在一起。从8月8日首次报道广岛

被“新式武器”摧毁，到9月中旬占领当局禁止言

及核破坏期间，在头几天过后，广岛和长崎日益

高涨的恐怖气氛在单张的新闻日报中，根本未被

提及。在占领军抵达之前，公开发表了最初的详

细调查的摘要，称广岛和长崎为“活地狱”。核辐

射的致命影响——使看似生还的人突然死去，在

短短两周内估计死亡人数竟然翻番——被描述

为“恶灵”占据了广岛。当地到处弥漫着对可怕

的、超现实的新的生存维度的体验感，是其他人

所绝不希望了解的。这种核破坏意识，即便不是

最显著的因素，也是此后尝试诚实面对战争意义

的必要因素。它强化了普遍渗透的无力感，并为

或许无谓的战败赋予了奇异的特殊性。

战败的前一天，后来成为东京战犯审判主要

辩护人的清濑一郎，公然推测美国人对日本而不

对德国使用原子弹的缘由，是因为对日本“猿

人”的种族蔑视。然而，尽管战后普遍谴责美国

空投原子弹的“残暴”与“非人道”，深刻的反美仇

恨却并未持久延续下来。甚至在审阅制度实施之

前，大多数关于核破坏的见解，就已经转向哲学

性的基调：主要是武器本身而不是使用它的人，

承担了残暴与非人道的特性。从这一点出发，谴

责的是战争总体的残酷。战败、牺牲、压倒一切

的无力感，面对梦想不到的破坏性武器，很快融

合为新的反军事化民族主义的基础。日本通

过“原爆”体验而成为非军事化、非核世界的倡导

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过去的失误（或日罪行、

罪恶、罪孽）的想法，最终将成为和平运动的主

要宗旨。但是这种以“忏悔”的语言方式清晰表达

的想法，甚至在占领开始之前就已经出现。8月

27日，内阁情报局总裁向国民发出指示，如何应

对外国的占领。他说，战争是相对的，总是要由

败者而非胜者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必要的，也

是符合期望的。“一亿总‘忏悔’”应当彻底进行，

或许通过承担禁止未来使用核武器的领导角色，

日本人可以从“战争的失败者”转变为“和平的胜利

者”。

然而，核武器的骇人力量被证明既恐怖又魅

惑，因为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具体展示美国优越的

科学、技术和组织能力。因此，原子弹以其特有

的方式，在成为未来战争的警钟的同时，也成为

照亮日本将来实力恢复之路的烽火。8月15日辞

职的首相铃木贯太郎，于同日傍晚解释说，“这

次战争的最大欠缺是科学技术”。退任的文部大

臣同日发表声明，感谢学生们在战争时期的艰辛

努力，并激励说从此以往，他们的任务就是提升

日本的“科学力与精神力”到最高水准。3天后，

报纸新闻登载了新就任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关于

战后教育体系将“尽力关注基础科学”的说法。8

月20日《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直率地断

言：“我们败给了敌人的科学，向广岛投下一颗

原子弹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篇题为《科学立

国》的文章，特意强调了必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理解“科学”，包括在各级组织和社会的各个层面

讲求“理性”和“合理性”。这正是南原繁和其他无

数人所要持有和发展的观念。数日后，《朝日新

闻》再度强调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非理性

与非科学的态度是如何普遍，正是这种态度决定

了战败。

“科学”很快成了几乎人人喜欢的概念，用以

解答为何战败以及未来的出路在哪里的双重疑

问。前首相若槻礼次郎男爵激励国人拿出勇气，

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压抑的理由，以说明为何必

须鼓起勇气：因为旧日的敌国拥有优越的物质财

富、机械力和工业技术，此外还在应用科学上领

先，正如原子弹所见证。东京湾投降仪式两天之

后，文部省宣布将设立新的科学教育局。在对青

年学生的讲话中，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解释

说，“养成科学的思考能力”是“建设文化日本”的

关键。据公布，改订后的教科书将更重视科学精

神的形成。日本政府宣布，从战时国防献金的剩

余资金中划拨5亿日元，用于促进一般日常生活

的科学化。即将在菲律宾接受审判的山下奉文大

将，也毫不掩饰地重申了这一熟悉的主题。据从

美国刊物翻译过来的一篇文章称，当被问及他所

认为的日本败北的根本理由时，山下大将以整个

访谈中唯一使用的英语单词回答说，“科学”。

这种只关注“战败责任”的实用主义做法，本

质上无疑是保守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然而，正

如能拆开织物的松脱的线头一样，此时这正是拆

开日本帝国结构的线索。首要的欺骗国民者不再

是“鬼畜米英”，而是造成本质上落后、非理性和

压抑的体制的不负责任的领导者。从而，上当受

骗的意识与“战败的责任”问题，不免使人倾向于

更加多元、平等、民主、负责任而且理性的社

会，即占领军改革者们所期望建立的社会。正是

在此背景之下，当杜鲁门总统声称，原子弹的发

明反映了自由的民众所能达到的成就之时，他发

现日本的听众竟然乐于接受。科学只有在“自由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的精神”之下才能繁荣发展。

日本的科学家中有许多人学成于欧美，他们

拍手欢迎这一新的信念。战败之后首批派遣到日

本的美国科学家，实地遭遇了这种情绪的绝妙表

达。那是用英语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的一份临时

通知，就贴在东京近郊一所大的海洋研究所的玄

关门上：

这是一所具有六十年以上历史的海洋生物研究所。

如果你是从东海岸来，你可能知道Woods

Hole、Mt

Desert或

如果你是从西海岸来，你可能知道Pacific

Grove或是

Puget Sound生物研究所。

这里是像它们一样的场所。

细心照料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继续和平研究的可能性免遭破

坏。

你可以毁掉武器和战争设施

但请为日本的研究者保留民间的设备

当你在这里完成了工作

请通知大学，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科学之家

这份通知署名为“最后离开的人”。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8月28日，美国人的第一支先遣部队抵达厚

木航空基地，“忏悔”的概念被置于了公众议论的

中心。当被日本记者问及“战败的原因”时，东久

迩首相仔细地解释说，许多因素都起了作用，包

括许多规则的制约，军部和政府当局的错误，以

及国民道义素质的低下，比如说显而易见的黑市

行为。随后，他借用前一日内阁情报局总裁声明

中的说法，断言“军、官、民全体国民必须彻底

反省和忏悔。我相信一亿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

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

此前两周，军部和文民官僚一直忙于销毁表

明其罪行的证据文件。就在那一刻，关于“责

任”的均一化、集团化的说法成了某种堕落的真

实。没有人想要负责任，也没有人自己要求负责

任。数年后，政治学者丸山真男诙谐地将政府

的“总忏悔”，比喻为乌贼遭遇紧急情况拼命逃生

时喷出的黑色烟雾。尽管一些团体和个人认真对

待个人的责任并且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但是官

方版的“总忏悔”，事实上就像乌贼鱼的墨汁基本

上烟消云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国民与军

部和文民官僚负有同等的战争责任。一位乡下男

子激愤地呼喊：“这场战争在我们农民一无所知

时开始，又在我们相信将要获胜时败北。我们不

需要为自己没有参与的事情忏悔。那些背信和欺

骗国民的人才有忏悔的必要。”一亿人中的另一

位更是单刀直人。他向报社投书：“如果一亿总

忏悔意味着战争当局者如今企图向国民分配责任

的话，那就太卑怯了。”当政府提倡其总忏悔之

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田边元，正在就同

一题目完成一部书稿。田边元的著作，是一位严

格而孤高得颇具传奇色彩、长期以来以信念坚韧

著称的知识分子，对于怀疑、精神危机和思想转

变的激烈的个人告白。尽管晦涩难懂的文体反映

出田边所受到的德国哲学的专门训练，但他的文

字时时流露出对亲鸾有关救济的睿智的一种法

悦。亲鸾是一位十三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和佛教布

道者，他的预言是对苦难与虚无、绝望与否定、

转换与新生的共鸣，似乎与战败的国家氛围神秘

相符。

很难想象还有比田边元关于忏悔的缜密论证

与政府在同一问题上的陈腐论调更为鲜明的对比

了。然而有一点事实除外，即田边元的“忏悔”也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对亲鸾教义满怀激

情的再考察，强调的不仅是自我批判或者对日本

的批判，而是对所有当代国家和文化的批判。田

边元接受战败，承认恶行与绝望，请求忏悔，展

望新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强调日本独特甚至优

越的传统智慧的方式进行的。他主张要照亮日本

独有的赎罪之路，展示出比任何西方思想更伟大

的超凡智慧。对许多有思想因而深受苦恼的爱国

者而言，这是颇为奥妙的悔悟哲学，是从败北中

得来的精神胜利法。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

的战争遗留的废墟，日本人无可否认地负有巨大

责任，赎罪之道乃至拯救全世界的道路，就存在

于一位日本先知的预言当中。

田边元的这些思想并非为回应战败而展开。

他的“忏悔道”是由他在1944年最后数月的经历而

来，当时他正准备从京都帝国大学荣誉哲学教授

的职位上退休的最后讲稿。田边元长久以来一直

是热情洋溢的民族主义者，他“非政治的”哲学理

论，正适于支持军国主义者种族的与国家中心的

意识形态。严于律己的田边元意想不到地发现自

己跌得粉碎：国家面临破灭与耻辱，而许多学生

的战死，使他承认了自身的责任甚至是罪孽的深

重。数年后他忏悔说，“我这样意志薄弱的人，

发现自己不能积极抵抗（战时的思想统治），多

少受到时势风潮的支配。这使我深感自惭。已经

盲目的军国主义仓促地将许多毕业生、在校生驱

上战场，牺牲者中有十数名学哲学的学生，令我

自责痛悔至极。我只能垂下头认真悔悟自己的罪

过。”

1945年2月田边元几乎完全隐居。在崩溃巨

变的数月间，他奋笔疾书。他的著作《忏悔道哲

学》（《作为忏悔道的哲学》）于1946 年4月出

版，正是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在他注明写于昭和

二十年十月的《序》中，田边元描述自己战争结

束时的精神状态，颇类于临床心理学或宗教之回

心的研究者的描述。他谈到了深刻的不安、苦恼

和折磨，谈到悲伤与痛苦、优柔寡断与绝望，以

及压倒一切的惭愧与挫折感，谈到陷入知性的危

机与“精疲力竭的境地”。在其著作的开篇，田边

元沉浸在自我否定的发作之中，认定自己“罪恶

深重且性多虚伪”、“浮夸虚荣”、“愚痴颠

倒”、“不正直不诚实乃至无耻无惭”。

日本的自责传统中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当属

亲鸾，他是自我憎恶与法悦回心的先达，日本最

大众化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的鼻祖。田边元对邪

恶的自身的谴责，其实读来有点儿像是对这位先

达的剽窃，因为亲鸾也曾同样如此詈骂自己。亲

鸾还超越自我憎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似乎尽

其所能地预言了 1944 - 1945年的危机。这位伟大

的中世的传道者，为一时迷失方向的现代哲学

者，指明了通过否定与转换超越现世（往相），

并实现向现世肯定的回归（还相）的道路，恢复

了田边元对自身的信心，并带给他以惊喜。田边

元感受到自己的新生，并重获以前的哲学的自

信。而现在田边重新审视世界。他写道，忏悔不

可能没有痛苦，然而“忏悔的核心是转换的体

验。痛苦转为欢喜，惭愧换作感谢，是为其本

质。当今我国除忏悔外别无他途……此非单止绝

望之意，同时还有转换复活的希望意味”。

田边论文中的许多佛教隐喻，无论是否有意

为之，在占领下的日本读者看来，无疑具有双重

意义。田边谈到“自我拋弃”，谈到力与无力，谈

到他力对自力，都是亲鸾的佛教流派的基本思

想，同时也是对美国作为他力的思考的回响。他

谈到超越错误的教义和“过去的邪恶传统”，古典

的亲鸾思想就像是在败北的熔炉中新铸造出来那

样闪亮。

考虑到田边先前是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

的主要研究者而闻名，他的“忏悔道”就更令人印

象深刻。他曾在德国与海德格尔及其他学者一同

求学，他的声望主要来自于对欧洲思想的认同。

据说田边从来不笑，从不随便交谈，从不因琐事

走出家门，从不在他优美的故乡京都游山玩水，

从未屈尊出游，哪怕是到临近的大阪。而且，除

了他的民族主义和一些先在的佛教思想，他从未

背叛过他的欧洲哲学之神。现在，在自己国家历

史上最大的危机与屈辱的时刻，田边以新发现的

忏悔理论宣布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劣势。

在此重大问题上，田边戏剧性地乖离了将忏

悔等同于接纳西方思想的“理性与真实”的南原繁

等知识人。他写道，正如亲鸾为他指明了穿越个

人危机的道路，这位伟大的导师也可以为日本指

明走出疑惑与泪水之低谷的道路。因为亲鸾的睿

智超越了康德、黑格尔或是海德格尔的智慧，事

实上超越了西方哲学或宗教的任何提示。亲鸾的

教义著述，提供了“从西洋哲学的诸体系不易求

得的积极原理”。它们使“以西洋哲学为指导无法

得出的社会性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亲鸾指

明了“对康德理性批判的最终归结”之路。

当其他许多人颂扬“科学”与“理性”是国家赎

罪的关键所在时，田边元认为西方理性陷人了二

律背反、无法调和的矛盾困境，是走进了死胡

同。正如一朵花历经了七开七落，然而最后的凋

落或日否定，可能是迈向亲鸾式的往生的最后之

死，从而进人超越西方论理僵局的世界。田边着

重阐释亲鸾的教义不仅提示法悦的否定与超越的

转换体验（往相），还强调“向现世的回归”（还

相），将其视为发生转换的个人有能力向他人指

示睿智与慈悲之道的体现。正如向亲鸾的净土真

宗皈依而重获新生的中世的改宗者那样，他们会

继续其俗世生活，只是多了一颗觉悟之心；1946

年的日本的忏悔者同样经历了精神的觉醒，同样

能够以新的活力与洞见致力于社会、政治之紧要

任务。田边极力期待“在当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

义对立之际”，他个人的体验与论理能够“从超越

双方的立场指出具体的中间道路”。

田边元以独立的知性宣言，肯定了日本具有

这样一种传统：不仅能够为日本战时的愚行赎

罪，而且孕育着救赎世界的潜力。正是通过战败

与忏悔的体验，日本或许能够向已经分裂为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胜国，展示通向健全世

界的适宜的中间道路。田边时常行文压抑，但却

无所顾忌。他对胜利者的批判异常直率。他主

张“民主与自由主义，无疑正在制造今日资本主

义社会的不平等。同时，社会主义将平等作为目

标，但是社会主义体制限制自由，并在此意义上

否定自由却是不争的事实”。亲鸾的“还相”说，提

供了阐释新的社会理想的基础：“民众以综合了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兄

弟性（友爱）相互结合”。向世界展示“使我们能

够克服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对立原理的具体原

理”，完全是“命运授予我国的历史使命”。

这是为新的意识形态目的对古老的宗教教义

大胆创新的利用。田边元以亲鸾的“自由与平等

的统一”为出发点，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的创造，

这一主题在田边其他的著作中亦曾展开论述。同

样，他将佛教对利己的批判，作为攻击发达资本

主义的“个人享乐主义”的立足点，并将亲鸾“超个

人的”对他人之宥和，与败北之际超越一切的大

目标“绝对和平”相融合。田边向许多读者提供了

从内部批判自己国家的道路。

“忏悔道”逃脱了“西方”思想的霸权，并把批

判之光投向了其他的国家和民族。甚至对征服者

坚信要强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根本性改革，田边也

深表怀疑，设法在其论述中掺进蔑视性的评论，

他评述说，“他者强制的自由主义既无意义又自

相矛盾”。此外，尽管田边元先前对皇权深表敬

意，他的新的忏悔道立场，却使他与政府倡导国

民对天皇的战败的罪恶感、迸行“一亿总忏悔”的

运动完全对立。依照田边的见解，天皇比任何其

他人都更应当表示忏悔，并在其他国家和自己的

国民面前切实承担起战争责任。这种对天皇的立

场，与占领当局的立场相比，与对日本人的民族

性格观念僵化的战胜国所承认的日本人可能达到

的批判立场相比，远远更具有批判性。田边甚至

敦促将皇室保有的莫大财产划拨国家，分发给穷

人。

田边在日本当代被认为是战后初期最具影响

力的思想家，而且其魅力之源清晰可辨。他告白

式的文风格调高尚，他宣扬忏悔与新生，并复活

了日本历史上的文化英雄。当战胜国谴责日本是

失败的文化和侵略的祸首国家时，田边承认日本

的恶行与罪，但是否认这些罪恶为日本所独有，

并且驳斥本国的传统文化毫无可采之处的观点。

他写道，“我们被误导的民族主义，的确有必要

进行忏悔道的清算，但是与此同时，被民族主义

所沾染的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当然需要

忏悔。”他于 1946年出版的力作，在结尾处昂然

得出同样的结论：“显然我国不是唯一有必要忏

悔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应当对自己的矛盾过失罪

恶，进行正直而谦虚之忏悔。忏悔是世界历史中

今日诸国国民之任务。”

南原繁与田边元等著名知识人所提示的对忏

悔和赎罪的思考方式，其遗产得到了持久的继

承。1947年末到1950年间，当时东京审判临近终

结，审阅制度渐趋缓和，反对冷战期军事化的国

内和平运动汇集壮大，受到南原繁赞美、田边元

哀悼的战殁学生，通过他们战时动人的书简而复

生。1947年12月，东京帝国大学战殁学生的手记

集《汰冬妒々冬山河》（《在远方的山河》）出

版，引起了争议。两年后，《听，海神之声》发

表，收录了东京大学及其他大学75名战殁学生的

战时书信、诗与日记。这部畅销文集的编者承

认，他们小心排除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更优

先人选质疑者和梦想家的真情告白。文集的衬页

上，印制了一位在太平洋岛屿饿死的学生兵的日

记本上的素描，饱含感情的卷首《感想》与卷末

《解说》，则提出了对这些文章有可能被利

用“再次招来战争者”的危惧。

时代的悲观气氛在这本文集中有浓重的体

现，与战败之后南原繁祭奠战殁学生呼唤光明和

平未来的梦想形成鲜明对比。东京大学教授渡边

一夫，在卷首简短的《感想》中，请读者们想象

一片遍布浸透着鲜血的白木十字架的原野，并且

宣告“再也不要竖立这样的十字架。一个也不”。

同校的小田切秀雄所作卷末的《解说》，描绘了

一幅荒凉的景象: 真的民主革命已经被挫败，战

争的臭气重新在空中弥漫。小田切解释说，正如

《听，海神之声》收录的沉痛手记所预示的那

样，对人性与理性的追求，必须靠不惜一切代价

地守卫和平来保障。他总结说，“流洒的鲜血，

除了保证这些鲜血绝不再流之外，是永远无法弥

补的。”如今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文集的编者在

提到“再次招来战争者”之时，心里想到的主要是

美国人。本质上，纯真高贵的死者是被重新召唤

起来，以对抗美国人的。

东京审判终结前后出版的其他著作，同样巩

固着这种对战争意义的重新构筑。其中最有名的

是竹山道雄的《竖琴》（《缅甸的竖琴》），一

部博得极大人气的小说。（与《听，海神之声》

一样，它很快被拍成了电影。）竹山道雄试图以

小说完成田边元在哲学上的冒险之旅：通过佛教

传达出战争的意味——苦恼、内疚，尤其是赎罪

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复员兵水岛安彦，成了想

象中的对本国战殁者莫大的灵魂安慰。水岛目睹

了战争末期绝望的悲惨战斗，从而拒绝回归日本

并成了一名僧侣，决意在密林中搜寻并埋葬饿死

以及在战斗中被杀的战友的遗骨。水岛拥有一副

美妙歌喉，他的歌声时常给战友们带来欢乐。优

雅的他随身携带着一把乐器，即小说题目中所提

到的竖琴。在这里，一个日本兵以别样的面目出

现，近乎圣人。在小说结尾的一封信中，水岛这

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我想学习佛教的教义，思考并汲取它们。的确，

我们，我们的同胞，饱受痛苦。许多无辜的人成了无

意义的牺牲者。那些像年轻的树木一样的人，纯净而

贞洁，离开家乡、辞别职场、步出学校，最终将尸骨

抛洒在异国的土地。我一想到这些，就感到无比痛

恨。

水岛被为什么世上有如此多的痛苦和悲伤的

问题所折磨，而这正是佛教的核心问题。水岛总

结说，对此，人也许永远不能完全知晓。尽管如

此，日本近来的痛苦是由自身所招致：

我们国家发动了战争，被打敗，现在又经受痛

苦。这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脱离了控制。因为.我们

自以为是，而且忘记了做人的根本。因为我们的

文明在某些方面异常浅陋。

水岛说，这些不仅是日本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

的问题。对他自身而言，他打算用一生来研究思

考这些问题，帮助别人，像拯救者那样努力践

行。

尽管《緬甸的竖琴》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

品，但它几乎立即被收人了流行的儿童读物（在

较为难懂的文字旁边，用语音进行标注）文库

中。竹山道雄还为少儿读者写了简短的附言，提

到了《在远方的山河》，并表示希望他自己的

书，能像学生们的书简一样，使某些战死者重

生。《在远方的山河》也在《听，海神之声》初

版后再版，并以1946年3月南原繁的《告战殁学

对暴行的反应

生》作为序文。如此一来，各种关于战争与赎罪

的著作和讲演交相辉映，成为大众文化较为经典

的存在。很快，包括“原爆”幸存者回忆在内的有

特色的流派——“牺牲者”文学形成，不仅是以反

军国主义与和平的名义，而且以忏悔与赎罪的名

义出现。

1950年，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上出现了翻译小

说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这部小说通常被

认为是描绘太平洋战争最优秀的美国文学作 504

品。梅勒通过对一场残酷的海岛之战的再现，再

次确认了战争总体上是无意义与无以言喻的残酷

行径，以及美国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暴行的印象。

好莱坞电影版的《裸者与死者》在日本上映之

后，小说家椎名麟三评论说，梅勒的描绘证实，

即便是基督徒，也不能诚实面对战争杀戮带来的

罪的问题。几位优秀的日本文学家，都以个人的

军队体验写出了杰出的反战小说。1952年出版的

野间宏的《真空地带》，对帝国陆军的堕落与残

忍的描摹震撼了读者，并作为当时的经典受到广

泛赞誉。同年发表的大冈升平的杰作《野火》，

描述一名掉队士兵在菲律宾遭遇日本士兵相残而

人吃人的场面，最终发了疯。

对暴行的反应

各种文化和各个时代的人都神化己方的战死

者，而很快忘却他们的受害者——假使他们曾经

真正想到过那些受害者的话。许多日本人对这种

狭隘意识的危险性十分敏感，即使是当他们称颂

因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悲惨牺牲的同胞之时。

1948年，自由主义与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组织正式

的和平运动，他们承认这种狭隘的牺牲者意识是

一大难题。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强调，牺牲者意

识是最终建立更普遍的和平意识的唯一基础。他

们主张，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动员反军国主

义的情绪的切实之道，就是保持对身边的伤亡与

苦难鲜活的记忆。反战意识就像是一组由个人到

国家、再到国际的逐渐向外扩展的同心圆。超越

国民意识和种族意识的内向性需要时间。

实际上，牺牲者意识从未被最终克服，而这

些想象的同心圆的外侧圆也从未被描画出明确的

轮廓。尽管如此，那么多人采取“无辜的旁观

者”的态度，依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有时，这些批评是高度理论化的，如知识阶层对

日本文化中个人责任的“主体”意识的薄弱进行的

激烈论争。有时，这些批评则单刀直入。1946年

中，保守的教育家津田左右吉承认，国民被法的

强压与军部宣传所共同蒙蔽，但他指出了如下事

实，即日本在此期间一直存在经由选举产生的议

会。津田主张，“国民”自身负有责任，“因为知性

脆弱被欺骗，而且没有勇气反对和抵抗压迫”。

评论家阿部真之助对东京审判终结的反应，同样

是“大多数的日本人”被军部的指导者所欺骗，“必

须为自身如此愚蠢而担负责任”。

多数左翼人士回避“民众”的责任问题。他们

当中的教条主义者，热心于将民众描绘成被国家

及其统治者榨取的牺牲者。一些进步人士还主

张，过分追究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容易与政府

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亿总忏悔”以及战时领导者

极力倡导的日本单一民族论相混同。然而，不少

国民在此问题上吐露过心声。长野县的一位年轻

的女性，在当地青年团体的月报上评论说，“败

战后，报纸一致声讨军部的罪行。……政府欺骗

我们自然是恶行，但是我们被欺骗的国民就没有

罪吗？我认为愚蠢也是一种犯罪”。东京审判临

近结束时，一位农民向报社写信说，这是所有日

本人对战争中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反省的机会，而

并非只是作为第三方旁观审判。他主张“我们必

须清楚自己对权威太懦弱和盲从，我们也在接受

审判”。当7名战犯被执行死刑之时，大阪的一位

师范大学的教授同样敦促同胞要认识到，这绝不

意味着战争责任的问题已经打上休止符。他指

出“领导者自身不可能打这么大规模的一场战

争，国民被操纵并且踊跃追随迈人错误的侵略战

争，由此招致悲惨的战败。有罪的并非只是指导

者本身，全体国民都必须承担责任”。他接着

说，今后，国民必须自我裁判，永远反省自己的

战争责任。为达此目的，他提倡将战犯的死刑行

刑日定为国民反省日。

普通人的意见，有时还附带着对日本人暴行

的认知。当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野蛮行径，如南

京大屠杀，被日本的随军记者目击并在国际上公

开之时，日本国内却并无揭露报道。南京大屠杀

在东京审判开始时被提出，《朝日新闻》的“天

声人语”栏目悔罪地表示，“报纸上没有一行真实

的报道，真是可耻”。1945年初包括马尼拉大屠

杀在内的其他集体屠杀行为，也被隐瞒报道。围

绕在菲律宾和中国的暴行进行的最初的详实报

道，使日本人受到了猛烈冲击。其震撼效果如此

强烈，以至于使其他暴行相形见绌。（唯一的例

外，大概就是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的日本兵嗜食

人肉的报道。）对白人的常规的战争犯罪，远非

如此令人不安。毫无疑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战胜国的白人在被占领下的日本成群出场，

才使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变得清晰可见。对日本前

殖民地臣民朝鲜人与台湾人的罪行，无论对战胜

国或是战败国而言，其受关注程度都相对薄弱。

至于被日本皇军残酷役使导致死亡的数量庞大的

印尼“劳工”，则几乎根本未被提及。

无论如何，从1945年9月到东京审判终结，

日本军队的暴行得到了广泛报道，不少人表示出

真心的厌恶。当马尼拉平民大屠杀曝光时，一位

士兵的母亲向全国性的报纸寄去一封惊人的信

件，声明“如此残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儿子，我

也不可能让他回家，就地射杀就是了”。一位年

轻女性，在回应事实真相的信中宣言，“当我听

到这件事时，第一次明白了‘总忏悔’的意义”，从

而为政府只考虑自身的“一亿总忏悔”运动赋予了

个人的含义。一些从菲律宾复员回来的士兵，即

便当回想起自己的战友在那里地狱般的死亡时，

也公开表明了对自己罪行的悔意。羽仁说子等女

性改革家，以马尼拉大屠杀的揭露，来表明这种

不同寻常的暴行绝非特殊行为。羽仁说，战争反

映出一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文化水平。她自从在北

京经营学校起，就见识到了类似的暴行。据她看

来，这些对平民的暴行，暴露出日本男性心理中

女子地位的低下，以及日本人对他人之子普遍的

漠视。

这些认识将“战争责任”的问题，推向了文化

考察的中心地带。左翼杂志《太平》，以《国民

的道义低下吗?》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对施加于

其他民族的暴行的钝感，来源于建立在个人的自

由、平等人格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道德”的缺

失。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将这些行为归因 507于

不平等的、高度阶层化的社会中可以想见的“压

抑的转移”。《朝日新闻》的社论作者与专栏作

者，将此看作是一种社会病态，不仅反映出民族

的傲慢，还有教育与道德的根本缺陷，甚至是日

本人宗教信仰核心部分的缺失，导致了欠缺严格

的道德行为规范。在中西功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对受压迫的亚洲民族的野蛮行为，暴露

出“源自我们心底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排他主

义与利己主义”。

其他人对暴行披露的反响，大多没有如此深

入的分析。东京审判开始后不久，一份石油会社

的杂志刊登投稿，用同音字的双关语，辛辣地将

皇军称为“蝗军”。投稿者称，“这次战争的责任，

实在于全体之国民”。另一位作者回应南京大屠

杀的披露，写道：“过去我们吃的每份食物、我

们穿的每件衣服当中，都浸透着一滴中国民众的

血。这是我们国民的罪恶，必须由全体国民负

责。”不习惯公开发表意见的家庭主妇、农民等

普通民众，也寄信给报社，表示向中国人谢罪，

并询问日本人如何才能补偿这些恐怖的行径。龟

井文夫在他1947年的影片《战争与和平》的开头

数分钟，对中国的悲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是这种罪的意识的电影表现。这种感受不同寻

常，但是没有人觉得古怪或者不合适。

一些男女诗人借助传统的诗歌，来表达他们

知晓同胞暴行后的心情。东京审判终结后发行的

一本诗歌杂志，发表了下面这首激起广泛反响的

短歌：

历历在目地日本军队的暴行被揭露出来使人

在不意之间不由得大吃一惊

1947年初，一份乡村的诗歌杂志发表了如下短

歌：

日本兵的罪在南京和马尼拉他们犯下了难以

言喻的暴行一定要进行偿还

诗人佐伯仁三郎，以此为题写了两首诗。一首写

的是他知道在中国的暴行后的心情：

如此的悲伤

在今天的日子里

竟然使得我忘记了今天就是

我们战败的日子

第二首写的是：

在孩子面前侵犯他们的母亲

哪管夫与妻

强占已婚的妇人

这就是帝国军队

事实上，日本公众从未看到第一首诗的发

表。这首诗被GHQ所查禁，因为审阅官显然对任

何的日本人感叹败战的公开表达都神经过敏。这

可真够倒霉，因为佐伯此诗显然不是悲悼战败，

而是忠实有效地传达出当国人的罪行暴露之时，

他如何睁开双眼以及他的良心所受到的冲击。佐

伯的诗属于为数不多却极其珍贵的声音。在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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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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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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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的岁月中，随着冷战氛围的加强，占领军将新生

的共产党中国视为大敌。阻止日本人的暴行记

忆，成了美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天皇臣下

直接造成的惨剧暴露的这些敏锐反应，从一开始

就是脆弱而破碎的，从未能发展成对日本是施害

者而非受害者的真正广泛的大众认识。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1947年12月，在东京审判判决下达前一年，

大众月刊痛烈讽刺舆论的世事无常，悲叹说“当

年那些战争煽动者即今天所谓的‘战犯’登场之

时，我们拍手喝彩欢迎他们，等他们失事之后，

我们追着他们唾骂。而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将

他们遗忘”。此杂志谴责这是“对战犯的怠惰”。其

他刊物也有同样的批判。面向知识分子的杂志

《世界》的编辑者认为，对东京审判乃至判决的

漠不关心，只能看作是“国民的颓废”令人寒心的

又一例证。“颓废”一词则是当时流行的文化批判

用语。《每日新闻》的视角稍有不同，悲叹随着

审判的拖延公众越来越超然，但同时指出，对纽

伦堡审判，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漠不关心的反应。

当东京审判临近结束时，媒体使用如今已经

具有魔力的“和平”与“民主”的语汇对审判的意义

进行评价。《每日新闻》警告说，惩罚战争领导

者，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全体“洗清”了反和平的罪

责。面向实业界的《日本经济新闻》呼吁“反

省”，并强调国民现在负有确保国家的领导者遵

守和平与民主的原则的责任。《朝日新闻》对国

民未能积极抵抗独裁统治表示遗憾，并对《朝日

新闻》本身曾屈从于军国主义者感到羞耻。现在

的任务是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在这种自知之明

的基础上决意“建设和平的民主国家”。日本经营

者团体联盟的周刊《日经连时报》发表社论

称，“日本人必须信奉民主主义，切实理解‘反和

平罪’的意义，像积极爱好和平的国民那样生

活”。

然而，认为正义得到了真正行使的人却不

多。尽管一些评论者真诚欢迎“反和平罪”的法律

概念的出现，但是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战时领

导者集团并处死其中少数人以创设先例，在当时

并不能感动多少人。就连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羽仁

五郎也回应说，绞刑是种不该滥用的“严重的牺

牲”。

这些反应中深刻的矛盾情绪——期待感与宿

命论的奇妙混合——反映在一些小型刊物在东京

审判的宣判与死刑处决之际发表的短歌中。

一首应景诗，提到了判决带来了如释重负之

感，甚至是为创造新的国家重续承诺。例如，静

冈的地方月刊《静冈展望》于1949年初刊载了如

下的短歌：

自从听到了 七名战犯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从内心深处涌出 重建日本的力量

然而，更具代表性的是认命与无常的情绪。

在日本发行的无数诗歌杂志中，一首女性诗作绝

妙地捕捉到了这种感受：

眼下暂接受

然而内心里

仍然感觉到小小的踌躇

其他一些诗作提及听闻执行死刑的消息，默

默地回到宿地，或是无味地咀嚼着午餐，或是说

起妻子纳闷为何判处死刑者中包括前首相与外相

广田弘毅在内。

1949年5月，GHQ审阅制度接近终了。一位

札幌的居民发表的短歌，使人想到即便是“A

级”战犯祸首东条英机，也能唤起同情：

我既赞同也反对 兄长的看法 他小声地说起 东条毕竟

是伟大的

公众对东条英机的评价相对上升，可以看作

是当时社会情绪的一种晴雨表：这并非是对战争

时代的怀旧表示，而是对同盟国的双重标准含蓄

的批判。然而，东条英机人气的小幅回升，似乎

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极端隐秘且具有反讽意

味：在被占领受奴役的世界中，东条是公然反对

美国人的最著名的日本人。这是胜者与败者马拉

松式的舞蹈中又一种离奇的舞姿。在同盟国“最

高司令部”、尤其是美国人的统治之下，日本的

知名人士无人敢对占领政策公然表示异议。在此

情形下，最自由的人莫过于在东京审判中主张自

己无罪的战犯被告人。他们至少被允许对胜者的

立场公开表示异议。在法庭之外，所有其他社会

名流只得隐忍不言。基本上，其他人都在溜须拍

马。

像他为之尽忠的君主裕仁一样，东条英机在

其他方面也有着指向标的作用。通过挑选东条英

机作为侵略与败北最显著的标志，美国人与日本

人共同将美日之间的冲突，设置成了这场亚洲战

争的中心维度。尽管东条英机发迹于关东军，而

且在推进亚洲战争的过程中担任了主要角色，但

是他被指认为“共同谋议”首谋者的理由，主要与

他参与决策对美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开战有关。在

东京审判期间，GHQ的审阅官压制了认为东条的

角色被夸大以及“战争责任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对

中国的侵略的批判声音。甚至在审判结束之后，

这种批判的见解仍属禁忌。法学家戒能通孝在文

章中提出这一主张，并发表在学术杂志的1949年

6月号上，结果遭到全文查禁。

1948年末，东条英机等7人被执行死刑，美

国人和他们在日本统治层中的反共支持者，有了

对中国之苦难轻描淡写的新理由：中国将要“共

产化”，并将代替日本成为美国人眼中在亚洲的

主要敌人。到1949 年秋，据可靠情报，约500名

前日本飞行员在SCAP的支持下，被台湾的国民

党政权所雇佣，以期协助夺回中国大陆。秘密的

征募事件被揭露，让人忆起中国正被遗忘的曾遭

受的劫掠，日本军人曾经如何恐怖与训练有素，

他们受到的反共教导是如何强烈，以及他们对在

亚洲大陆作战拥有多么丰富的直接经验。美国第

八军司令官罗伯特·艾克尔伯格

(Robert

Eichelberger)中将在东京审判期间曾公开吐露一

句骇人听闻的评语：日本兵是军官们梦想拥有的

士兵。可以想见，东条英机在走上绞架之前留下

的遗书，也是强调反共。东条在退出历史舞台

时，仍然站在时代的前端。

巢鸭监狱内东条的一些幸运的未被起诉的同

伴，在东京审判结束以及中止对他们的战争犯罪

指控之后，几乎立即得到机会重新在反共潮流中

乘风破浪。右翼教父笹川良一与児玉誉士夫，在

东条及6位同僚被处绞刑的第二天获释，给人的

印象是利用他们坐监牢获得的名人资格，直接从

监狱大门走进了出版社的大门。笹川于1949年5

月出版了回想录《巢鸭表情——战犯狱中秘

话》。児玉誉士夫的回忆录《运命乃门》，封面

是巢鸭监狱的特写，则于1950年10月面世。

有一位日本战犯，前陆军大佐辻政信，甚至

未经在巢鸭的停留过渡，就直接从恶名昭彰者变

身为著名人士并且获得了商业的成功。辻政信是

狂热的理论家与残暴病态的参谋官。他对新加坡

和菲律宾的大屠杀事件（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皆

负有重大责任，他还参与了几起残虐行为，甚至

包括处死美国俘虏之后的噬食人肉的行径。辻政

信名义上作为日本最声名狼藉的逃亡战犯，在

1950年现身公众之前，实际上先是得到中国人后

来又得到美国人的庇护。战败后，他逃脱了英军

的逮捕并从东南亚潜人中国，由于丰富的军事谍

报知识和激烈的反共思想，得到蒋介石手下国民

党军的重用。

（图：1949年12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圣

诞特赦中释放的战犯之家属，曾中守候在巢鸭监

狱带刺的铁丝网外。）

1946年中期，吐政信假扮成中国的大学教授

秘密回国，得到以前军中同仁的支持潜伏下来。

对此威洛比（Willoughby) 少将完全知情，而支持

让政信的军中同仁们，就是威洛比集合在麾下以

资将来作为反共日本军的核心集团。1950年元

旦，美国指名通缉辻政信为战犯，他的秘密逃亡

生涯才告终结。同年，辻政信的潜伏生活结出了

两本畅销书的硕果。一册讲述他的"地下逃亡生

活”，另一册叙述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

战役。1952年初，关于新加坡攻略的第三本书，

从这位旧日杀人犯的手中问世。就在同一年，占

领终结之后不久, 迁政信当选为故乡石川县的众

议院议员。

迁政信的书受追捧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大放

异彩的军国主义者的邪恶魅力：他智斗胜者，像

幽灵般地消失，从未蹲过一日牢狱。日本在屈从

于美国人统治4年之后，仍然看不到占领终结的

迹象。辻政信、笹川良一、児玉誉士夫与东条英

机等反叛形象，难免会对即使不支持他们政见的

国民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政治姿态已然成

为笑柄。先前敌对的日本人与美国人，战争罪犯

与他们的审判者，现在已经站到了同一阵线。即

便审阅制度的解除，使这些日本圣战的拥护者可

以公开发言，他们的见解也只能是边缘化的声

音。日本投降4周年时，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向

报社致函，说他意识到，几乎没有人还在真正为

战败悲伤。这不仅是人们在公开场合的真实表

示，而且他耳闻亲友间私下的谈话也莫不如此。

他认为战争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打碎个人的尊

严。这反映出一般人的普遍意识。事实上，没有

日本人仍然幻想辻政信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旧梦，

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没有人再想记住帝

国“蝗军”在短命的征服圈中确曾做过的一切。

在这种存心遗忘的氛围中，此后的岁月目睹

了公众意识中A级战犯与B/C级战犯大规模的名誉

恢复。被认定有罪并判刑的被告，开始被公认为

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他们在日本国内监狱的服

刑，极尽愉快舒适之能事。那些多是在异国他乡

被处以极刑的人，通过他们辞世的遗言而复苏。

人们记住了罪犯，却忘记了他们的罪行。

巢鸭监狱服刑者的待遇，是早期最为明目张

胆的例证。巢鸭监狱的在押犯总数约4000人，其

中的数百名战犯被给予了许多便利。起初他们就

被允许发行自己的报纸《巢鸭新闻》，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们还获得了堪称第一流的现场娱乐。

被称为“巢鸭礼堂”的小剧场为他们修葺一新。从

1950年11月石井芭蕾舞团的演出开始，确实有一

连串的明星登上过巢鸭的舞台。当从监狱外面来

的艺人们排好队伍为这些有名的观众演出时，这

些表演仿佛带有某种御前演出的气氛。

占领结束后的数年间，这些表演节目继续进

行，既不保密也不偷偷摸摸。艺人们高兴地为拍

照摆好姿势，最受欢迎的背景是巢鸭独具特色的

高墙和瞭望塔。来访艺人的数量和节目的丰富，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统计，仅1952年全年至

少就有114次演出，参演艺人近2900人。

著名的喜剧俳优横山工夕与柳家金语楼都曾

在巢鸭的礼堂演出。小提琴家诹访根自子也曾在

此演奏，参加演出的还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一些

流行歌手，包括童星美空云雀、以爵士乐闻名的

笠置静子、灰田胜彦、赤坂小梅和藤山一郎。大

名鼎鼎的日剧舞蹈团与鲜为人知的艺伎团体、各

县的民谣舞蹈家等，都曾为在押战犯登台献艺。

这里还上演过传统的剑道表演。从留下的照片资

料判断，娱乐款待在押犯们的年轻女性，衣着暴

露、造型奇异，远远超出了那些阴沉顽固的军国

主义分子当初作为皇道道义的裁判者所允许在公

众面前展示的尺度。还有些娱乐活动是在监狱外

进行的。1952年3月28日，专业棒球队读卖巨人

队与每日猎户星队，以一场表演赛为在押犯们欢

庆占领即将结束。巢鸭运动场还曾因“日本女子

野球一久”（日本女子棒球联盟）比赛和西式摔

跤比赛而增辉。马术团队表演完毕，曾经像士兵

一样在观众面前排齐队列合影留念。女子体操选

手也在镜头中向巢鸭的观众微笑。

1952年夏，由于一首感伤歌曲的发表，服刑

战犯的战争受害者形象达到了新的髙度。歌曲的

词作者代田银太郎与曲作者伊东正康，因战争罪

行在菲律宾被宣判死刑，但实际未被处死。代田

宣称他是遭人构陷，并在菲律宾蒙特鲁帕

（MontenLvipa)监狱的多位狱友被处以死刑之后,

于1952年初写出了这首让人流泪的歌。歌曲的题

目是《啊，蒙特鲁帕夜深沉》，这首歌完美展现

了日本式的感伤，据说曲调是如此具有感染力，

就连监狱的菲律宾看守也禁不住哼唱它。

这首歌曲于4月29日（日本恢复独立翌日）

在蒙特鲁帕监狱首次推出，当时还齐唱了日本国

歌《君之代》，并集体向遥远的东京皇宫的方向

鞠躬，这是皇军在亚洲大陆横冲直撞之时，向天

皇日常敬礼的仪式。通过狱中的日本忏悔牧师，

代田与伊东成功地让著名歌手渡边浜子将这首歌

介绍到了日本，并在那里轰动一时。

歌曲展现了夜深人静之时，囚人对“遥远故

乡”的“难耐的思念”之情。举头望月，泪眼蒙昽，

梦中见到了“慈母”的身影，看到她悲叹“爱儿何时

回还”；想象母亲的心“一直向着南方的天空飞

来”，像“呼子鸟”（即杜鹃鸟，子规）寻子般哀

鸣。歌曲的最后一段唱到，当清晨终于来到蒙特

鲁帕，囚人的心中也升起太阳，给他们以希望和

勇气“坚强地活下去……直到再次踏上日本的土

地”。

对于“初升的太阳”所寄托的民族主义和乡

愁，再也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表现了。此后不久，

蒙特鲁帕的战犯死囚们绝望的心愿成为了现实。

1953年7月，他们全体被遣返日本，一部分恢复

了自由之身，其他人则被移送巢鸭监狱。当他们

的遣返船到港时，大约有28000人迎接他们回

国，却无一人提及天皇的陆海军士兵在菲律宾杀

害的母亲、孩子和俘虏。

当生还的战犯受纵容之时，頜怀荣耀已经处

死的战犯并恢复他们因统一的“战犯”标签而失去

的个性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经过效果出色的

保守派的出版活动，这些死刑犯的遗嘱、最后的

家书、辞世诗和临终遗言被辑录发表。1950年到

1954年间，编辑出版此类书籍15本以上。日本人

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为这些死刑犯盖棺定论，让他

们仿佛由墓中走出，自己开口说话。

这些出版物中内容包罗最广泛、最广为人知

的，是1953年12月出版的大部头文集《世纪遗

书》（三栏式，741页）。文集收录了因战争罪

被处以死刑的人的译作，他们个性与见解的丰富

多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文字正如学生兵

的书简、永井隆对长崎的思考，乃至太宰治的杰

作《斜阳》一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因为它们

反映了面临死亡之人的思想与情感。

有名的或日恶名昭著的人，在此对自身所受

的审判进行了评价。在这些遗书中，东条英机的

遗言占有永久性的地位。东条为战败向国民与天

皇道歉，同时断言自己并无国际上的犯罪行为。

他申述，东京审判是政治审判，而且美国人和英

国人犯了三大错误。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

垒；容许了满洲（东条旧日的关东军根据地）的

赤化；并将朝鲜一分为二，为将来的纠纷种下祸

根（这是东条英机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半之前的

预言）。像竹山道雄的小说《缅甸的竖琴》中的

僧人一样，东条认为，要永久根绝战争，必须排

除人的贪婪和欲望。然而，与那位乐观的托钵僧

不同，东条相信，人的本质不可能改变，并由此

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要求美国人不

要让日本赤化。在遗言的结尾，东条为军部可能

犯下的“错误”谢罪，但同时要求美国对使用原子

弹与轰炸平民的行为进行反省。

对巴丹死亡行军负有“命令责任”而被问罪的

本间雅晴陆军中将，在最后的家书中，对胜者的

审判有类似的评价。他断言，“说美国是公正的

国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提到数十万被空袭

与原子弹夺去生命的日本人，他忧郁地评

论，“宇宙上国际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正

义”。—些死刑犯承认了对其罪行的指控，但更

多的死刑犯的反应是，对他们的审判基本上是双

重标准和报复行为，根本没有确保真正公平的审

理。包括本间雅晴在内的几位死刑犯，还引用明

治维新时代的谚语讽刺说，“胜则官军，负则贼

军”。

这些死刑犯的临终遗言，几乎无一例外都透

露出对身后家人的深切关注，以及迫切希望消除

所爱的人和社会全体心目中真正将他们视为“罪

犯”、而不只是战败悲剧的牺牲者的印象。不能

对临终“私人”书简中的这些想法评价过于认真。

为人子者得劝慰双亲，为人夫者要安慰妻子，为

人父者得抚慰儿女：他们不是凶手和畜生；对他

们已经被证实的任何罪行，他们都有解释的理

由；他们所爱的人仍然可以昂首做人。大部分书

简都是私下的通信，不必保证所说的话都真实可

信，并不像编纂者们想让读者们相信的那样。不

过安慰的假话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通常难以

说清，有时无疑对书写者本人来说也是如此。

日本文化中最为珍视的家族关系的纽带，最

使人落泪、最感伤的当然是母子间的亲情。多愁

善感的歌曲《啊，蒙特鲁帕夜深沉》之大受欢迎

即为明证。《世纪遗书》中相当数量的信简，同

样流露出这些死刑犯对母亲深深的依恋。其中数

封信都引用了吉田松阴著名的绝命诗。吉田松阴

是十九世纪中期以天皇之名集结颠覆幕府封建体

制的魅力非凡的年轻武士。1852年，年仅29岁的

吉田松阴因计划暗杀幕府阁老而被处以死刑。在

斩首当日，吉田写下了以下诗行：

母亲的思念甚至远胜过我们对她的思念我不

知母亲今日闻此消息又如何

此后不久，“叛逆者”与“罪人”吉田松阴被神化为

近代日本的英雄，成为目的纯粹与悲剧性牺牲的

完美象征。近一个世纪之后，对这些将要作为明

显的失败者甚至是恶人死去的囚犯而言，吉田身

后的清名，成了他们希望与慰藉的源泉。同时，

吉田对西洋“夷狄”的帝国主义侵略直言不讳的批

判，并不会减损他的魅力。然而，吉田的绝命诗

为人珍爱的原因，主要还在于面临灭顶之灾时，

他流露出对母亲最后的思念和牵挂。他由此成为

了有情有义的好男儿。

在较低级别的审判中被判死刑者的书信，时

常提到的是“牺牲”二字。这样的人，可能是将自

己视为“国家的尊贵的牺牲”或者国家“以血付

出”的牺牲，或是“战败的牺牲者”，“日本再

建”、“民族的”的牺牲者，乃至更加充满希望

的“世界和平”的牺牲者。对于牺牲的原因，他们

之间并没有一致性的认定。对有些人来说事情简

单明了 ,就是因为同盟国。在新加坡被判死刑的

一位军官，将自身简单概括为“英军复仇的牺牲

品”。然而，还有许多人将自己描绘为上级的牺

牲品，是上级命令他们执行了现在被认定有罪的

行动，然后又以同样不负责任的逻辑予以否认。

其他人则将自己视为战争本身随意的牺牲者。

1946年在缅甸被执行死刑的一位日本宪兵队军

官，在遗言中对义务与个人责任进行了哲学性的

思考，并得出结论，像他们这样的人只是“战争

带来的暧昧的牺牲品”。

像其他多数由这样的文章汇编成的文集一

样，《世纪遗书》中所附的意义难明的作者简

历，反映出用心颇深的保守性。简历中只提到了

作者在哪里被执行死刑，却并未提及处决的缘

由。其实，许多人的遗书中都谈到了他们被控告

的罪行，有的还颇为详细。然而，这些出版物的

意图，基本上是为这些显然不名誉的死者赋予人

性的色彩，并赦免他们 (至少是赦免他们当中的

许多人）的战争罪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这种

宽恕成了天皇所受美国人的包庇自然的、镜像般

的映照。正如裕仁被赦免所做的恶事或日战争责

任一样，现在无论被诉战犯曾在战争的大熔炉里

做过什么，他们也得到了暗中宽宥——当然是被

那些没有受过他们行为伤害的人。战犯们柔情的

话语被引述，然而他们真实的所为却被忽略。他

们被描绘成对参与事件完全无力左右的人。天皇

著名的《人间宣言》是一种降格，从“现人神”降

到了人间。与此相反，这些战犯也从魔域被引领

提升到了同一个人间。但是无论是活着的神还是

已经处死的战犯被赋予了人性，最终给人的印象

都是昔日日本帝国的上上下下，无人真正为恐怖

的战争以及随之遍布各地的暴行负责。

这种对历史与记忆的改写、对全体帝国陆海

军的人性面目的恢复，是修复国民心理的环节。

假使这些最可耻的军人无论缺陷多么严重，都能

被展现为复杂而敏感的人，那么即便不能完全消

除至少也能弱化掠夺成性的“蝗军”的恶名。因而

这种出版物的反动力量不可小视，因为这些遗嘱

容易被解读为日本的牺牲者文学的另一亚种。他

们还可能被看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白人的文

本。因为尽管这些死刑犯在召集战犯审判的每个

战区都主张自己无罪，但是他们辛辣地表现了荷

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严酷与双重标准。仅在

个别情形下，这些遗书才使人想到日本人曾经多

么严重而且无谓地牺牲了亚洲其他人民。

尽管如此，《世纪乃遗书》这样的遗文集给

人的总体印象，既不是愤怒甚至也不是辩解，而

是压倒一切的徒劳感、悔意和悲伤。战犯们的遗

言，与自由主义和左翼学者汇辑出版的战殁学生

兵的遗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异。事实

上，《听，海神之声》中最动人的遗书，是东京

帝国大学的经济学部学生木村久夫所写。木村久

夫于1946年5月在新加坡因虐待俘虏罪被作为战

犯处决。1948年木村久夫的评传出版，他不寻常

的遗言，就潦草地写在田边元的哲学书的书页空

白处，与他狱中的诗作一道收人《听，海神之

声》。《世纪乃遗书》在木村久夫的条目之下，

除了同样的诗作之外，还收录了他给父亲最后的

书简。木村写于绞刑前一日的两首绝命诗，其中

一首传达出26岁的他直面死亡时的了然心境：

风止雨停歇朝阳何清新明日我将去

另一首可能会让日本读者联想到吉田松阴：

既不害怕也不悲伤我将走向绞首架心中珍藏

母亲的笑脸

除了少数的例外，被处决战犯写下遗书并非

是为了日后的出版。这些遗书是向当事人的遗属

和友人广泛呼吁后搜集出版的。它们产生的社会

影响具有矛盾的两面性：它们一方面削弱了战争

责任的意识，另一方面却强化了人们为军国主义

和战争所付出的可怕代价的记忆。像战殁学生兵

的书信与“原爆”牺牲者的回忆录一样，这些遗书

成了人生被战争所毁的日本人的个人肖像集之

一。他们通常是美化了的自画像，以一种奇特

的、至少是未曾预料的方式，协助奏响了数年前

大佛次郎提到的日本战死者的“安魂曲”。这些遗

书的语言像是哀怨的挽歌。这些作者可能是因

为“常规的”战争犯罪而被处决，但其中许多人的

文笔却很不寻常。此外，出版时的版式与体裁也

突出了哀歌体的风格。

例如，《世纪遗书》的序文中，加进了大慈

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的铜像照片。依照同盟国战犯

审判的开庭地点对遗书进行分类，每一部分从所

收遗书中选取动人的词汇作为小标题。在中国接

受死刑判决者的遗书条目，其小标题为《日支之

楔》；在缅甸接受英国人审判者，其遗书分类标

题为《命运》；香港的则是《迎春》。巢鸭监狱

收押的死刑犯的遗书，标题为《紫罗兰》；关岛

死刑犯的遗书，标题就叫《人间》。

每个人的作品，也由编者从遗书文本中撷取

只言片语作为标题，这些题目也充满悲伤、沉思

和人性的基调，传达着此书出版者的意图。如在

中国受审者的题目有：《来自黑暗的世界》、

《中国兵之泪》、《深爱的日本》、《虚无与忘

却》、《日日是好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受审

者的题目有：《生命的余白》、《彼岸的友

情》、《百人之颜》。澳大利亚的则是《善与

恶》。马来亚与北婆罗洲的有《告英国》、《回

到母亲身旁》（作者的母亲去世了）。緬甸的有

《!立石子谷九?》（《给晴子（或春子)》），这

是一封写给幼小女儿的信，没有文字，完全以表

示语音的假名写成。印度支那的是《不同的人

们》。关岛的是《科学者的思虑》。巢鸭监狱则

有《独来又独去》、《背负十字架》（作者在狱

中学习了基督教的赞美诗）、《哭墙》、《白

云》、《永远的和平》、《别》对敌人而言他们

是残暴邪恶的罪犯，对许多国人而言，他们现在

成了哲学家和诗人。

《世纪遗书》在一本月刊上摘录发表，其简

短的序言提到，这些遗书是能鼓舞整个日本民族

并帮助全人类净化的“伟大的圣书”。编辑呼吁读

者振作起来，记住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发表遗书

的杂志名《曙》，本身就是“黎明”的意思），并

献身于确立永久之和平。这是战争年代经常听到

的有关纯洁与和平的说教。这是宽恕不名誉的死

者的民族主义的辩解。这是遮蔽日本的战争罪犯

与暴行的可怕现实的烟幕。但这也是在这个极端

内向性的世界里的反战声明。被判死刑的战犯的

许多书信，以深深打动读者的方式，强化了这一

宣言。一位军医写给年幼的女儿最后的一封家

书，颇具代表性。他告诉女儿，在一生中尽量不

要杀害任何生命，即便是一只蜻艇。这名军医因

虐待同盟国俘虏的罪行，被处以死刑。

注释：

3与德国的犹太人不同，日本的受害对象，即便

与日本人产生了切身的关联，如朝鲜和中国的劳

工或者“慰安妇”，也从未被认为是日本社会的一

员。除了少有的例外，“泛亚”的说辞纯粹是宣传

而已。

6收人文艺春秋编，《〈文艺春秋〉為昭和史》

（东京：文艺春秋，1988),第2 卷，pp. 15-H战后

初期，对死者的哀悼多关注于战死的年轻人，但

是这种情绪也投射到了空袭遇难的一般市民身

上。1945年9月23日，在东京空袭遇难者的追悼

仪式上，亡者被告知“你们是为国家失去生命，

我们永志不忘”。这些牺牲，誓将成为“和平日本

建设的基础”；《朝日新闻》，1945年9月24日。

12《朝日新闻》1945年9月12、13、15日；朝日

新闻社编，《声》（东京；朝日文库, 1984),第1

卷，pp. 35 -36 (对《战阵训》的典型援引）；保

阪正康《败战前后日本人》（东京：朝日文库，

1989)，pp. 246-250 (髙见顺的记述与东条的病房

会见）；渡边一夫《败战日记》（东京：博文馆

新馆，1995), p.85。东条的自杀事件是根据 B_ V.

A, Roling 的记述，引自 Anotonio Cassese 编，The

Tokyo Tried and Beyond ：Reflections of a

Peacemonger (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34D

东条被作为首犯的例证，参见森《旋风二十

年》，上卷，P.102;下卷，PP.88，114,

121。据

1945年末在东芝工厂的调查， 80%的白领和蓝领

雇员表示对东条抱有敌意；参见吉见《占领期日

本民众意识》，p. 90 (其他批评观点，参见pp.

78-79，81, 82)。多年后，东条之妻回忆起她的家

族当时遭受的屈辱Q她和孩子们逃到了她的家

乡，但仍然收到许多来信。有的信是表示同情，

但是很多信都充满了仇恨。她回忆说，有位写信

者扬言要给她和每个孩子都寄来棺材。她的一位

女婿也是军官，自杀了。她的长子从公司辞了

职。两个最小的女儿改换了姓氏，以免在学校引

起注意和嘲笑。参见东条胜子，《战后道以远

力》、《文艺春秋》1964年6月；收人《〈文艺

春秋〉為冬昭和史》，下卷，pp.99-111。

16日本人描述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标准形容词，

是“残暴”、“非人道”。笔者曾在其他著述中探讨

过日本人对原子弹的反应。

26引自 James W. Heisig, “‘ The Self that Is Not a Self’： Tanabe*s Dialectics of Self-Awareness ^ ,收

入 Taitetsu Unno 与 James W. Heisig 编，The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anabe Hajime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0) , p. 2840 此书是关于

田边元哲学思想的重要的英文论文集。对田边元

颇有兴味的分析，见久山康《战后日本精神史》

（东京：创文社，1961), pp. 170 - 201；此分析曾

摘引于“Postwar Japanese Thought ： 1940 -

1960”，Japan Christian Quarterly 47. 3 ( Summer

1981)：

pp. 132-144。1930年代后期，田边元竟然将日本

国家表述为真的佛性的显现，是大慈大悲的菩萨

理想的化身，个人对国家的顺从实质上就是对佛

的皈依。这是佛教的流俗化与哲学的堕落，是后

来田边的耻辱感与罪孽感的真正缘由；参见Kiyo-

shi Himi, “Tanabe’s Theory of the State”，收人 Unno

与 Heisig 前引书，pp. 309 -310。1943年，也就是

田边思想转变的前一年，他还写道，“危难时国

家与个人是一体的；民众须竭力奉仕国家。个人

与国家的疏离，同时也意味着毁灭个人本身”；

引自Heisig前引书，p.283;可对比同书之淡1

-284。甚至1946年在其卢梭式的忏悔论述中，田

边也未真正涉及他对战争遂行重要的理论贡献。

例如， 1934年他曾提出了影响极大的“种论理”的

概念，完全服务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

义者推行由神圣天皇统治的单一种族国家的意识

形态；参见前引之 Himi, pp. 303 -315。1940年，

田边元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杰出前辈西田几多郎，

曾私下坦率评论说，田边的著述完全是法西斯主

义的。这是中肯的评价。田边本人哪怕是在最为

自我否定的时刻，也未能对此进行忏悔；西田的

评论，见Heisig前引书，p.283。在1945-1946年忏

悔与转变的著述中，田边仍然对他的“种论理”的

洞见进行了再次的确认。田边元的战后思想究竟

在何种程度上脱胎于他的战前思想、可以如何被

独裁统治所利用，仍然是有待研究的课题。

34PM,

p.296。在此书的序言中，田边元对占领

军“自上而下的革命”做了精辟的批判：“然而一个

被迫投降、受到外来的自由主义所迫使以及内在

的文化发展所催促的国家，只是因为排除了以往

的压制就能被指望拿出创造新文化的精神资源

吗？真正的自由不是别人赠与的，而是自己争取

得来的。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即便新文化之花能

够开放，那也只是温室的花朵，看上去很美但是

根基浅弱，不可能在户外生长”；PM，p.lxi。令

人震惊的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段落，竟然通过了

GHQ 审阅官的审查。也许是因为这些论述，隐藏

在如此长篇大论的一部书中，才未引起注意。

40《(汰石力々石山河》于1951年12月再版，新版

附记生动地传达出幸存者对死者的罪的意识。在

初版前言中，法国文学研究者辰野隆也曾深情吐

露，许多年轻的学生死去而自己却残存下来的耻

辱与痛苦。他认为战败是对日本在珍珠港事件后

因暂时胜利而狂妄自大的神圣惩罚，并认定惩罚

日本的手段是“对方的物力与科学”。参见《《石

力么山河(东大战殁学生手记》（东京：东京大学

出版会， 1951年版）。

42《野火》与《緬甸的竖琴》在1950年代末期被

搬上银幕。表现无辜的日本平民遭受战争戕害的

最著名的电影，是占领结束后两年上映的《二十

四瞳》。影片描述了战前偏僻的乡村中，一位理

想主义的、年轻的小学女教师与12个学生的命运

(这就是片名的由来）。正如影评家佐藤忠男所敏

锐指出的，影片感人的魅力主要源自它一分为二

的结构：起初观众见到的是年轻的女教师和她可

爱的学生们；然后又看到上了年纪的她，在战后

回到自己曾经短暂待过一年的村子，给以前的几

位学生扫墓。从而影片传达出的印象是，那些在

战争中死去的人，永远拥有他们孩童时代的纯

真。观众们并未见证这些少年如何成长、如何参

与海外的侵略和杀戮。如此一来，孩童的纯真，

就成为了表达战死者纯洁性的手段。佐藤的文章

收入鹤见俊辅等编《讲座日本映画第五卷战后映

画展》（东京：岩波书店，1987)，pp.46-47。

44对战争责任的旁观者态度，是个人责任的“主

体”意识薄弱的表现。这一观点，是战后日本的

研究者在强调日本战争责任问题时的共同见解。

这在吉田《占领期 (二扫叶冬战争责任论》（尤

可参见pp. 122-123，135，137)与吉见《占领期日

本乃民众意识》（尤可参见PP. 76-78关于民众意

识“被欺骗”的论述）等重要论文中，皆有强力阐

述。

51当论及战争责任问题时，朝鲜人与台湾人所受

的战争苦难相对被较少提及，参见吉田《占领期

(CfcifS战争责任论》，P.B4。日本人对惨绝人寰

的战争罪行的震惊反映，与南京大屠杀以及日本

军队吃人等行为有关，参见《声》第2卷，pp.

107 - 108 (1948年12月6日）。一般而言，除了最

初揭露1945年马尼拉大屠杀引起了强烈反响，日

本人似乎并未有意关注东南亚的受害民众。此种

倾向，即便是在战后进步的研究者和活动家深人

调查日军战争暴行时仍然存在。他们的著述，首

先倾向于关注中国受害者，其次是朝鲜受害者。

尽管这两个亚洲民族受日本伤害最大，但是这种

倾向不是仅以数量问题就能解释的，还与地理

的、历史的、文化的、种族的、心理的距离感有

关。

53《朝日新闻》1945年9月18日。战后日本人的

战争责任意识令人闲惑之一例，就是为何揭露非

日裔随军慰安妇这样厚颜无耻的“隐蔽的战争犯

罪”，费时如此之久。具体而言，比如说为何日

本女性这么久才注意到这一问题？对这一点的解

释，至少应当考虑种族和阶级的因素。充当随军

看护妇的日本女性对外国慰安妇的存在心知肚

明，她们通常像日本男性一样，歧视慰安妇，将

她们当作外国妓女来看待。

76《历史读本别册》，pp. 68 - 73 , 87-101。杜鹃

鸟，日语称为“呼子鸟”。日文中的一些幽微的含

义，自然会使听到这首歌的所有日本人浮想联

翩。

77参见《思想》1984年5月号上刊载的有关战争

犯罪与战争责任的参考书目，其中既有学术著述

也有畅销书，颇值玩味。在“战争罪犯的遗著与

遗嘱”条目下，列有1950-1954年出版的书16本，

1982年则是31本。到1954年，至少出版了 9本巢

鸭战犯与嫌疑犯的自述，一本关于美国主持的横

滨B/C级战犯审判的书，有6 本书则是关于亚洲各

地的B/C级战犯审判。1956年—1983年，又有29

本关于亚洲各地B/C级战犯审判的书出版。A.

Frank Reel的著作The Case of General Ya-moyWm

是对那次审判不公的强烈质疑，日译本出版于

1952年，同年Pal法官的个别意见书翻译出版。

85在后来出版的坂邦康编《史实记录战争裁判横

滨法庭第一 B/C级》（东潮社， 1967) 一书中提

及，强迫下属为实际上反映了日本官方政策（如

帝国海军杀死敌船全体船员的政策）的暴行负责

任的策略，其实是掩饰官方政策，找借口替天皇

开脱。参见pp. 102-104。

87例如，对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残酷与复仇的无情

评价，参见《世纪遗书》pp. 113 -118, 168 -171,

183 - 186，311-315，332 -333，453 -461，483

-487。许多战犯称扬在中国国民党监狱中得到善

待，哪怕是在感到对自己审判不公之时。蒋介石

温和对待日本战犯自有其政治的计算（从而在反

共行动中得到日本的支持），结果使日本人在战

后对“中国人”普遍怀有友善之情。例如，可参见

《世纪乃遗书》PP.8-9, 108-109；《天声人语》

第1卷，pp. 33 -34 (1945年11月10日）。本书其他

章节也曾述及，中国共产党迟至1950年代初期对

许多日本人进行了战犯改造，但未施加任何死刑

判决。

91《世纪遗书》，pp.407

-408。这位军医的遗

书，是一份典型的主张自己无罪的遗书。他在战

俘营担任军医，声称自己在决定谁应当上工劳动

时，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对战俘和日本士兵（他

们中的许多人也同样虚弱）一视同仁。（1984年

版的《世纪乃遗书》，应作者遗属的要求，此遗

书也在删除之列）。

一般而言，在战后关于战争与“战争牺牲

者”的思考方面，不能过分强调《世纪遗书》所

唤起的情感的影响。它们体现了对战争理想化

的、保守的重构，显然对右翼的新民族主义者具

有吸引力。同时，它们还使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感

到宽慰，他们的亲友参与了战争，不能只是作

为“战争罪犯”、为“侵略战争”送命的人而被记

住。因此，当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

最大的民众团体之—“遗族会”，主张向死于二战

的日本人表明敬意，并且反对为日本的侵略和暴

行“无条件地”、“明确地”谢罪。他们中的一些人

可能自认为和平主义者，许多人更自认为反军国

主义者。他们对战死者的纪念活动，必然包括和

平的祈愿，祈祷将来不会再有如此的日本人

的“牺牲”。寡廉鲜耻的右翼政客照例对此进行操

纵利用，而日本以外的民众也照例进行声讨。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占领开始时，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麦克阿瑟

在内，都认为占领期将不会且不应超过3年。可

是3年过后，占领期才过了一半，而当时很多日

本人显然已经厌倦了外国的统治。最高司令官依

然收到仰慕者的来信，“和平”的理想依然可

贵，“民主”依然是判断良性社会的试金石，然而

征服者，尽管还握有非凡的权力，却已经成为日

本拥挤的政治版图上的利益集团之一而已。

这种转变，并非只是发生在被征服者的意识

当中。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人开始放弃当初的

许多“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理想。然而在

1945

年，这些理想在战败的日本民众看来，曾经是那

么的超乎预期而又鼓舞人心。在此转变的过程

中，美国人日益公然与日本社会中的保守势力甚

至是右翼势力结盟，其中包括那些与这场失败的

战争切身相关者。

曾因战犯嫌疑被捕的人士被撤销起诉。经济

大权重新回到大资本家和中央官僚的掌握之中。

禁止担任公职的政治家和其他战时的领导人逐步

“哦，出错了 !”

得到“赦免”。而与此相反，激进的左翼遭到“赤

狩”。无论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或是源于任

何其他地方的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想法，就如同老

话说的那样，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场梦。在占领

结束之前，日本媒体已将这一戏剧性的方针变化

称为“逆流”。

过去的舆论曾经欢呼美国人对“草根”民主的

贡献，现在的民意测验则传达出国民显著的失望

情绪。1948年，当被问及是否相信国家正朝“好

的方向”前进时，大多数日本人的回答是肯定

的。到了 1949年，大多数人的回答则是否定的。

1949年初，确实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达了对

日本可能重新陷人战争的不安。

曾经被胜利者和战败者如此小心翼翼地共同

培育的和平梦想，突如其来地，在这个前同盟国

之间、乃至同盟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相互纷争

较量的世界上，看上去其实如此不堪一击。尽管

书报检查制度经常过滤公众新闻，但这种做法只

会使对冷战现实的觉醒更具冲击力。欧洲国家对

东南亚重新实行殖民统治的野蛮企图，苏联在东

欧的暴力镇压，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惊人胜

利，恐怖的核军备竞赛的开场，所有这些都不是

梦，而是梦魇般的现实。

“ 哦，出错了 !”

1950年6月25日，战争在邻近的朝鲜战场爆

发。而美国，仅仅在强制日本实施“和平宪法” 4

年之后，遽然强行对日进行再军备，同时美国购

置战争关联物资为日本贫血的经济输血。突然之

间，一切都以意料不到的、令人心力交瘁的方式

好转——和恶化。占领期还将要持续近两年，但

是先前征服者和战败者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占

领”已经结束。朝鲜战争宣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到

来。而日本，无论愿意与否，自从战败一后第一

次成了这个世界明确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逐渐展现的不祥的氛围中，有时细小

的事件呈现出极大的象征意味。1948年，名校东

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因盗窃罪被捕。这桩罪行本身

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犯罪人愤世嫉俗的自我

辩护却引人注目。他说：“在当今社会中，无法

判定什么是犯罪。”此时正是东京审判渐近尾声

之际。对当时流行的《现代用语的基础知识》词

典的编者而言，这看来正是诠释“混乱与虚无”的

绝佳例证。对于这种玩世不恭，很快就会出现更

多深刻洗练的表达。替如黑泽明导演的与日倶增

的幽暗暧昧的影片，其巅峰之作是1950年结构精

妙的“相对的真实”的《罗生门》。

1950年9月，一对莽撞的年轻人向新闻界说

了一句简单的话，引发了一场更为轰动的事件。

当时一名在日本大学当司机的年轻男子，因偷窃

大学基金被捕。他将偷来的钱与他18岁的女友

（一位教授的女儿）挥霍一空。当被捕之时，他

的回答“哦，出错了！” (Oh, Mistake!)很快成为占

领期最著名的一句英语。原来，这个窃贼和他的

情人都是好莱坞黑帮片的狂热爱好者，他们说着

混杂日语和蹩脚英语的古怪语言，除了物质消费

和性的快乐之外，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对自己

轻率的犯罪也毫无悔恨之意。社会评论家争相将

他们作为战后年轻人无道德意识的象征，然而这

句使人难忘的话却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共鸣。在一

个人人都争着改弦易辙的世界里，近些年来的往

事，无论战争还是占领，都越来越容易被看作只

是个错误而已。

对傲慢自负的美国人存在的厌烦，随着书报

检查的趋缓，引发了大众文化中温和的反革命潮

流。在流行歌曲中，轻浮絮叨的歌词盛行，曾与

新的喜悦感和活力结合在一起的喧闹的美国摇摆

舞音乐风格，让位给了传统的感伤格调。从1949

年起，词曲中的支配情绪是徘徊、孤寂、放浪以

及满溢无可慰藉的渴望的乡愁。这种苦乐参半的

放纵情绪的魅力偶像，是早熟的少女歌手美空云

雀。美空生于1937年，由演唱爵士乐一跃成名，

却成了占领结束前“本土”感伤情绪的代表歌手。

在此时，传统的千个八歹（时代剧）重新回

到了舞台。同时中世纪的传奇武士物语和小说开

始重新出现在书店里，以吉川英治自1948年开始

的4部大热的畅销书为代表。甚至是进入畅销书

排行榜的翻译作品，也反映出新的保守主义倾

向，其中包括诺曼·梅勒（No　 Mailer) 的《裸者

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对美国太平洋战

斗灼人的、批判性的描绘。玛格丽特·米歇尔

（Margaret Mitchell) 1936年发表的空前的流行佳

作《飘落的心》{Gone with the Wind,中译名

《飘》），自1949年起的两年间，位居“十大”排

行榜之列。不需要多少想象力，读者就能够在对

战败的南部邦联的描绘中读出日本自身的命运。

与优雅时代“随风而逝”的浪漫追忆相对照的，是

战争蹂躏的土地的兴衰、被入侵的北方诸荼毒并

重新探索定位的战后社会。甚至是米歇尔小说中

对照鲜明的两位女主人公，也可以看作是日本镜

像中的人物:贞洁、顺从、家庭型的韩媚兰与务

实、投机、物欲的郝思嘉。牺牲、生存的奋斗，

以及郝思嘉反抗的誓言“我永远不要再挨饿”，这

一切的确使米歇尔的美国南方传奇看起来十分眼

熟。

真的解放和草根民主之梦的终结，在一本少

儿读本的流行小册子的命运中有更为直接的反

映。庆应大学教授浅井清在热情与理想主义的冲

动之下，写了这本《态宪法乃々》（《新宪法的

故事》），于1947年出版，并被广泛使用为中学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一年级社会课的教科书。这册课本上说，新宪法

与明治宪法不同，反映的是日本国民的意志。宪

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是：国际和平主义、民主主义

和主权在民，三者相互关联。日本放弃战争意味

着，今后日本绝不再拥有陆、海、空军。课本所

附的全页插图，描绘了军备物资在“放弃战争”的

大釜中销熔，从中产出的是和平国家的奇妙建

筑、列车、商船、消防车和通信塔。这本小册子

还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权利，包括男女之间的

平等。

尽管教育制度仍然是在美国名义上的监督之

下，浅井的小册子仍然于1950年被文部省降格为

辅助读本，到1951年被彻底弃用。它也不可能有

别的命运。此时的日本，不仅在美国鹰的卵翼下

组织新的军队，而且终于开始着手经济复兴，但

这是全面依附于为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提供“特

需”服务的军需繁荣。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哦，出错了”哲学最热心的信奉者，实际上

是那些华盛顿和东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因为经济

政策中优先考虑事项的转换，意味着对占领开始

时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一项最基本指令的否

定。这项指令规定，将军的最高权限延伸“到经

济领域的所有事项”，SCAP将“不承担日本经济复

兴或增强日本经济的任何责任”。这一方针背后

的秘密计划文件确实包含惩罚的意图。国务一陆

军一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的一份早期文件明

言，“日本的困境是其自身行动的直接结果，同

盟国将不承担修复损失的责任”。直到1948年，

与这些指示相一致，将军属下的经济官僚，其职

能主要限定于惩罚的、改革的任务，如指定担当

赔偿的工场、指导财阀持株会社的解体，制定财

经界领导人的肃清名单，确定需要分割的“过度

集中的经济力量”以确保经济民主，以及组织农

地改革并废除地主制度。尽管美国最终提供了大

约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大部分的援助都是为

防范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安定所必需的粮食和物

资。

在被占领的德国，盟军司令部将劳动、金融和经

济职责分散到不同的部门。在日本，这三大领域

的指挥监督权以及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控制，都合

并在单独的经济科学局（E. S.S.)治下。经济科学

局雇佣有大约五百名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原工商

经营者，并监督大藏、劳动和商工三省以及具有

强大影响力的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新设立的经济

安定本部。占领当局保留了日本“总力战”战时总

动员过程中引入的大部分经济统治机制。必要

时，他们甚至推进或认可比战时政策更激进的控

制。直到占领临近终结，E. S.S.还对日本的通商

实行“中央集权的与独裁的”控制。华盛顿派来的

髙层顾问使团的建议，对强化这种上意下达的决

策的制度化发挥了影响力。

日本长期的战时动员体制的一个惊人后果，

是资本高度集中于一小撮财阀手中。占领当局挑

选了 10个企业共同体作为详细审查的对象。

其中4个有名的“旧财阀”（三井、三菱、住

友、安田），加上6个与军530 部密切合作获得支

配地位的“新兴财阀”（浅野、古河、日产、大

仓、野村、中岛）。到战争结束时，“四大财

阀”的投资份额从1937年的

10%增长到25%。

1945年，十大企业共同体总共控制矿业、机械、

造船和化学领域49%的投资资本，银行业的

50%，保险业的60%以及航运业的61%。"

尽管战争导致了资本集中和成长，大企业的

领导者却普遍乐于看到战争的终结。他们失去了

海外的投资，国内资产的大部分埋在了瓦砾之

中，而这只是他们欢迎终战的一半原因。多数大

资本家已经将战争视为对抗内敌的生存斗争，也

就是说，对抗军国主义者和经济官僚对民间部门

实行完全的国家控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于

是，被资本主义的真正拥护者所占领，乍看起来

是有利的形势变化，尤其是对战前与英美人有私

人和生意往来的许多经营者而言。

这样的情绪在工商界是得到公开承认的。天

皇玉音放送两天之后，最大的财阀三井的管理层

集会，对在美国人的统治下转入和平生产的前景

信心十足。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江户英雄所说，

大家一致同意“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恶劣地对待

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感到庆幸，毕竟

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是曾经批判三

井“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和亲美主义”么？在占领

军登陆之前不久，实业界首脑的秘密会议也表达

了同样的见解。一家巨型钢铁企业的社长，哈佛

大学毕业生浅野良三竟然以英语失口说出：“我

们的朋友就要来了。”他叫嚷说，由美国人率队

占领是日本的幸运，这甚至可能为日本提供机

会“奋斗以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多数工商界首

脑都具有这种天真的乐观。另一位与会的经营者

回忆，“我们从未梦想到财阀会被解体或是我们

的领导者将被清算。”

尽管资本家比经济官僚可能更欢迎征服者的

到来，二者却都没有为逼近的战败准备好具体的

计划。在这点上，日本人退出战争与他们的宣战

同样茫然失措。1941年当日本袭击珍珠港时，军

部和文官领导人都没有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力或是

眼前迫近的巨大冲突的可能性进行认真的长期预

测。当时，东条首相借矗立在断崖绝壁上的京都

清水寺设譬说，“有时候，人不得不跳下清水的

舞台”。而当战争结束时，精英人士暴露出对未

来也同样缺乏计划性。只有少数几人认真考虑过

如何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或是和平经济将

会是如何面目。官僚、实业家和政治家似乎仍然

处于“清水的舞台”的妄想之中：就像是倒放的影

片，他们将会重新跃上清水的舞台。无论如何，

事情将会自行解决。

实际上迎接天皇败战广播的大多数行动是狂

乱而破坏性的。私人承包商手中的军用储备和生

产资料，要么被隐匿起来，要么直接运到了黑

市。陆军、海军和军需省官员立即开始提出巨

款，支付承包商或是充实自己和亲朋好友的腰

包。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成了印钞机，巨量发

行油墨未干的新纸币，为数百万失业工人和复员

军人提供遣散费。同时，为缓解民众焦虑，战时

的个人储蓄账户提款限制解除。认真的簿记制度

被放弃，记录被故意销毁。结果是财政和经济混

乱与极端的通货膨胀开始，最终导致经济枯竭。

对于大企业的领导者，这样的沉痛打击似乎

并不严重。瓦解他们士气的冲击，不是战败的混

乱，而是战胜国存心惩罚和改革的经济政策。当

浅野良三这样的经营者自信地谈起他们的美

国“朋友”时，他们想到的是战前认识的保守商人

和喜好社交的外交官。对当初占领政策影响如此

之大的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主义和反托拉斯热

情，则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譬如，为迎接占领

当局的到来，三井雄心勃勃地计划设立“三井复

兴事业会社”。他们解释说，这项新事业通过开

展住宅建设和旨在扩大耕地的农地开垦，确保三

井员工和子公司维持继续工作，必要时赤字经营

也在所不惜。当SCAP官员将其作为混淆财阀战

争责任的企图加以拒绝时，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经济科学局的第一任局长--位前百货商店的

经营者，他坦承自己既弄不懂日本人的心理又不

明白日本的“商业结构”，当他命令解散三井持株

会社时，日本方面则感到无以言表的委屈愤恨。

正式投降后的第二周，由经济团体的主要代

表提交给商工省的申报书同样有着一厢情愿的意

味。无视无条件投降的严酷事实，申报书强

调“日本以完全自主的态度”履行《波茨坦宣言》

的条款，并敦促政府与战胜国坚决“交涉”，确保

日本人对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这些写申报书的财

经首脑们假定，为支付战争赔偿金，日本将被鼓

励再建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并恢复在全亚洲的海

外事业与贸易。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之一。同样

乐观的工厂军转民生产的提案持续推出，直到12

月初，美国赔偿事务发言人埃德温·鲍莱（Edwin

Pauley)发表了令人心寒的声明，明确指出美国人

对处理掉这些工厂作为赔偿，比让它们转产日本

国内消费物资更为关注。基于美国当初的这些劝

告，约1100个大企业被指定赔偿，主要集中于化

学和重工业领域。其中的一些企业被允许继续民

需生产，但必须随时准备按照指示停业。另外的

企业被迫闲置停产。直到 1950年底，多数指定企

业一直处于这种不明确的状态之中。

至于反垄断任务，SCAP迅速行动，确定了

解散财阀持株会社和排除财阀家族成员任主要股

东和公务员职位的政策。另一方面，拖延实施更

广泛的“排除经济集中”政策，将大规模的生产设

施置于不确定状态达三四年之久。对战时企业干

部的“经济清洗”一直延迟到1947年1 月，最终导

致超过1500人辞职或被驱逐。同年7月，三井物

业和三菱商事两大商事会社被指令解体。直到12

月，国会受理并通过了基本的《过度经济力集中

排除法》。投降两年半之后，1948年2月，依照

此法律可能被解体的325个大公司的名单终于公

布。此时，经济政策的“逆流”已经占据优势，此

后数月间大多数指定公司被从此名单排除。“排

除集中”行动结束于1949年8月，最终只有11家企

业被命令解体。正如战后关于企业经营的一份大

规模调查报告指出，这些状况毫不意外地导致了

大企业经营者“生产意愿”的急剧减退。

经济混乱的确以某种未曾预料的方式，支持

着改革并激励创新精神。恶性通货膨胀大幅减少

了企业和个人的债务，并使SCAP能以实际上近

乎没收的方式，剥夺大地主的土地和解散家族保

有的持株会社。同时，大企业被悲观主义和消极

气氛所笼罩，为中小型企业带来了创业的意愿。

由于经营灵活和被指定赔偿或解体的危险不大，

中小企业能够创造性地应对战后的危机。

在战败的废墟中繁荣崛起的多数中小企业，

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它们中一些企业的创新产

品，其成功颇具传奇色彩。投降一年后，《东京

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炸弹再生变手炉》的文

章，详述了以前的军需生产者如何改造生产线满

足和平时期要求的事迹。标题中的手炉指的是传

统的烧木炭的火钵，现在是由除去弹头的炮弹外

壳架在尾翼上制成。报上这类转换利用的长目录

中还包括，弹药箱制成的米柜、小口径炮弹壳制

成的茶筒。先前用于探照灯的反射镜制造商，现

在生产窗玻璃和玻璃灯罩。一位生产战斗机活塞

的分包商，改装其产品用于灌溉型抽水机。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不时闪现出战后经济

中标志性的企业名字。坦克部件和战舰船铺的生

产者小松制作所社长，由看到美国推土机平整机

场场地获得灵感，就将推土机作为重建公司的产

品。战后成功的相机制造商佳能（Canon)和尼康

（Nikon)曾是军用光学仪器制造商。1946年，战

时曾为丰田供应活塞环的小分包商本田宗一郎，

开始将军用通讯 534设备使用的小型发动机装到

自行车上。这种轻型摩托在小卖店老板和黑市小

商贩中间大受欢迎，导致了

1949年名为“梦幻

号”的摩托车上市, 并标志着本田技研工业帝国的

发端。战后许多成功的电子工业会社，其前身多

为制造军用通讯设备的中等规模的公司。投降后

数周内，此类公司的一位前雇员井深大，与几位

同事合作生产一种受欢迎的装置，将短波广播转

换为常规频率的广播，为索尼（Sony)公司奠定了

基石。

SCAP以有意和无意的方式，激励着特定领

域的创业意愿。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生产纺织品、

化肥、电气产品的部门。美国兵的需求，不仅推

进了三得利（Suntory)威士忌公司的成长，还促进

了佳能与后来的尼康公司的销售和声誉。占领军

还偶然帮助了建筑和陶瓷产业的再生。 SCAP要

求日本政府支付维持占领军所需的巨额“终战处

理费”，约有

50%成了建设费用（包括抽水马

桶、洗涤槽、瓷砖等等），为一大群承包商提供

了职业。日本人很快开始在全国各地谈判获取

SCAP的建筑合同，他们善于将外语拿来为我所

用，因为合同主要靠“三P”获得：请愿

（petitions)、宴会（parties)和礼物（presents),然

而，这种革新的创业活动对恢复经济活力还远远

不够，于是政府很快感到有必要确立和促进特定

的战略优先产业。SCAP对此的支持值得注目。

1947年初，麦克阿瑟本人竟然告诉日本首相，执

行“全面经济阵线的统一行动”至关重要。正如在

东京的同盟国对日理事会的澳大利亚代表W ·麦

克马洪·鲍尔（W.Macmahon Ball)所解释，这意味

着“SCAP明确声明，现状下‘自由企业’应当被管

制经济所取代是至关重要的”。到最高司令官发

布此命令之时，日本政府早已致力于一项名

为“倾斜生产方式”的干涉计划。

倾斜生产方式作为不同思想信念的经济学者

的思想产物，得到了超越党派的广泛支持。本质

上，它基于三足鼎立的措施：将劳动力和稀少的

原材料分配到主要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由政府

直接补助；通过新设立的复兴金融金库（RFB)发

放政策诱导贷款。这样的产业目标设定为通过引

导资源流向最基础的能源生产（煤炭以及随后的

电力）和最关键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钢铁以及

次要一些的化肥），刺激经济的全面复苏。造船

和纺织由于对未来的出口恢复至关重要，也受到

了优先对待。

到1949年，这6大指标部门约四分之一的外

部资金，都通过复兴金融金库由政府供给，仅97

家公司就获得了 87%的RFB贷款。

这为贪污受贿提供了便利之机。实业家、官

僚、政治家毫不迟疑地滥用职权。贿赂带来资

金，部分资金反过来又成为礼金和将来的贿赂。

从大煤矿经营者流向保守系政治家的大笔资

金尤其显著，违法资金流向四面八方，甚至沾染

了 GHQ本身。1948年“昭和电工事件”的曝光，使

这一问题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引起了国民的关注。

事件揭露出一家化肥公司在获得RFB巨额融资的

过程中打造的巨大的贪污网。这一丑闻最初于

1948年4月被新闻界曝光，导致了10月芦田均内

阁的垮台。到年底，事件导致64位权势人物被

捕，包括前首相芦田均本人、前大藏相（现任经

济稳定本部长官）、商工省和农林省高官、主要

银行经营者、两大保守党有名的政治家以及一位

社会党高级干部（因接受贿赂平息国会对此事件

的调查被捕）。这件丑闻内幕如此黑暗，以至难

以完全查明，诉讼过程拖延了 13年之久。但它具

有黑幕故事爱好者期盼的一切因素：

派系斗争、黑市交易、艺伎情妇、周旋于企

业干部和GHQ高官之间的上流夫人以及泄露GHQ

高官“招待费”暧昧账目的双重账簿。实质上，复

兴金融金库的滥用职权，继终战时的掠夺和隐匿

物资之后，成为大规模贪污腐败的新舞台。

然而，渎职腐败只是倾斜生产方式的副产品

而已。到1949年，指定产业的生产得到了相当充

分的提高，而在此更为明确的状况之下，隐匿物

资开始重新回流到生产环节。但是“偏重”方针的

代价也显而易见。通货膨胀毫无衰退迹象，当日

本银行成为复兴金融金库债券的主要承买人，从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而增加了日元钞票的发行时，“复金通货膨胀”成

了令人生厌的新名词。同时，未受倾斜的产业遭

受资金枯竭的困扰。各种瓶颈突现，甚至是对煤

炭、钢铁运输具有决定重要性的铁路运输部门也

不例外。中小型企业遭遇显著困境，失去了某些

竞争优势。庶民继续经受薪金一物价上涨的恶性

循环，因而劳动争议大增。到1948年中期，倾斜

生产方式的前提受到质疑。此意见认为，“通过

增加生产抑止通货膨胀的计划，应当变更为通过

抑止通货膨胀增加生产的计划”。

随着方针政策的变动，倾斜生产方式很快相

应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仅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

虽然如此，但它作为战后最初的宏观政策，其遗

产却影响深远。它集中关注基础重工业和化学工

业，开创了战后对制定最高产业政策的崇拜，嫁

接和融合了多种经济思想体系，促进了政府和大

企业更加紧密的结合。它为巨额资金的再整合与

经济计划的新舞台奠定了基础。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在倾斜生产方式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日本

决策者对日本经济将来的设想与战胜国的设计形

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即使在转而关注促进日

本再建之时，也有考虑将原有的日本经济去势化

的倾向。也就是说，是一个切断庞大的军需生

产，转而生产出口廉价杂货物品（陶器、玻璃器

皿、雕塑和玩具等）、“东方”特产（丝绸和茶

叶），用进口原材料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

品、纸制品、简单的电气制品等）的贸易国。依

照这种见解，新的日本，应当类似于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的经济情形，而非驱动经济

为全面战争服务的时代。

当然，情况会有变化。战前能够使日本渗透

和扰乱外国市场的廉价出口商品的“社会倾销”，

将会被消除。事实上，这一直是占领当局经济改

革政策的目标之一，包括土地改革和劳动改革。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推行高工资、高收入和更为

公平的财富分配来提高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将

会产生更大的国内市场并抑止低价商品的海外倾

销。无论美国人如何积极将重点移到复兴日本经

济，甚至发布宣言称日本的命运是成为非共产亚

洲的“工厂”，他们对日本经济的设想，一直充其

量不过是根本上的二流经济。他们想当然地认

为，日本的未来市场主要是亚洲的欠发达国家，

而非欧美国家。朝鲜战争开战前几天，在东京的

一次鸡尾酒会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轻率却有代表性地告

诉大藏省的一位髙官，日本应当考虑向美国出口

鸡尾酒会餐巾纸这类的东西。4年后，当占领结

束，日本由于朝鲜战争带来经济繁荣时，时任艾

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仍然私下“坦

率”告知日本领导人，日本“不应当期望开发出大

的美国市场，因为日本人不制造我们需要的东

西。日本必须另外寻找出口市场”。

尽管日本的决策者经受了岁月的煎熬，他们

从未真正认为日本是技术低劣产品的生产国。没

人能够否认这次的战争是一场灾难。然而与美国

人不同，日本分析者倾向于不以战前的经济而以

战争中的进步为基准设计今后的规划。在他们眼

中，始于1931年侵略满洲的“十五年战争”之最为

显著的遗产，是在战时压力下重化学工业发生的

革命，而庞大的技术人员、中层管理者和熟练工

人集团的诞生，将会继续推进革命。未来繁荣的

关键在于科学的推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掌

握以及髙附加值产业的生产。日本方面是没有人

会关心鸡尾酒餐巾纸的。

在第一批美国人到来的前日，三菱财阀强有

力的当家人岩崎小弥太，在致一位管理干部的信

中对这一前景做了展望。他写道，重要的是要

有“百年大计”（这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成语），而

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最

近正在考虑的是日本于战争中在技术领域取得的

显著进步。未来“与他国竞争”的唯一途径，其重

点将在于“彻底的研究、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管

理效率的提升”。9月初，全国最大的经营者团体

的首脑们，在向商工省提交咨询申报书时，也表

明了类似的见解。

对基于先进技术的经济设想最直接的早期表

述，出现在1946年3月外务省特别咨询委员会题

为《日本经济战后重建的基本问题》报告的油印

本草案中。这个委员会由包括经济学者和财经界

首脑在内的20位委员组成，在起草此报告之前集

会讨论了约40次，并在翌年9月发表了足有一本

书篇幅的最终版本。尽管从未被提升到官方政策

的高度，这部长篇大论的研究成果对随后的决策

而言，非常接近于长期的规划蓝图。

虽然这份报告强力支持占领军当局反封建、

反军国主义的政策，但当谈到政治经济的基本问

题时，报告仍然提出了有特色的独立道路主张。

它承认战后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美国色

彩”，但强调日本条件的特殊性，使任何对于经

济民主化的外国模式的“机械套用”都不适宜。创

造适合日本国情和亚洲特色的“新型民主”十分必

要。

据咨询委员会的见解，世界趋势表明，自由

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世界“终于进人

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是控制的、有组织的资

本主义时期”。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希望继续强

调自由竞争，但即使是他们理想化的经济自由，

实际上也“被计划所限制”。事实上，中央计划的

重要性不仅可以在英国、苏联和美国的罗斯福新

政中见出，就连身边的SCAP,对于粮食、贸易、

失业救济和公共财政的各类事务，也要求“接二

连三”地进行政府计划。

战败后，日本的全部生产结构“就像巨大的

车轮停止转动”而处于静止状态。难题在于通过

以最合理的方式调动巨额资本让车轮重新转动。

尽管咨询委员会批判财阀，支持占领当局解

散“垄断资本”的经济障碍的计划，但它指出财阀

曾在积累资本、扩大贸易、推进技术革新和促进

重化工业成长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

财阀衰败的今天，显而易见“民主政府本身可能

不得不承担起同样的使命”。

咨询委员会认为，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日本

别无选择，只有接受美国的支配地位。实际上，

日本将从这里获益良多。但是一旦日本恢复主

权，避免“经济殖民地化”就变得至关紧要。在新

的世界秩序中，可以料想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

将会成为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国和出

口国，夺走日本的传统市场。于是，日本别无选

择，只有另觅出口领域。也就是说，从事高附加

值同时又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随着时间

的推移，日本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与发达的

西方国家相比）将会减少，需要增加更多的技术

优势。

对此中心议题，报告书阐释得相当明确。尽

管像茶、生丝、纺织品等传统的出口产品仍旧重

要，将来日本不得不“很大程度上依赖机械和化

学产品的输出”，包括电气和通讯设备、采矿机

械和农业机械、铁路车辆、仪表和其他精密仪

器、科学和光学机器、钟表、自行车和机动车以

及各种化学制品。报告带点儿讽刺意味地宣称，

这些产业是战争经济遗赠给日本的“许多宝贵的

教训和纪念”。

中央决策者的责任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因

而其重要性被大大强调。新官僚们将确保为全国

的利益服务而进行生产，承担迄今为止由财阀履

行的多种职责，为有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促进

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采取政策防范基础工业

被外国资本所控制，并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稳定

（尤其是在因全球竞争而可能丧失工作机会的行

业）。对外贸易将由国家计划和引导，公务员

的“现代科学的管理”将取代旧体制下官僚的“封

建”惯例。教育体制将被动员起来，培育具有统

计才能和各种技能的学生，以满足高度工业化的

社会的需求。

提交报告的咨询委员会中有名的几位委员，

曾在战争期间由于公然同情左翼被大学免职，而

且委员会的每个人都十分敏锐地感受到了当时思

想动向、专家政治和科技进步的时代大趋势。他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们致力于国内安定、国家繁荣和创造非军国主义

经济的决心表露无遗。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身的

信奉则是另外的问题。报告坦率地表示，对日本

将来会采用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未

有定论。无论如何，“渐进的社会化的经济”看来

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值得期待。

尚待观察的，是这一切将如何成为现实。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1948年12月，华盛顿发布将在日本实施的经

济安定九原则，而在两个月后，向东京派遣了引

起广泛关注的使团，旨在恢复日本市场经济的活

力。使团由独裁的“经济沙皇”约瑟夫·道奇

（Joseph Dodge)率领，直到朝鲜战争之前，他保

守的“道奇路线”一直在日本推行得力。

在道奇严格的指挥监督之下，九原则很快被

定为“九戒”。在这种近乎宗教的氛围中，可怕的

底特律银行家道奇先生实质上与麦克阿瑟一起，

成了被占领日本的另一位上帝。至少起码日本现

在发觉自己有了第三位统治者，就像西奥多·科恩

（Theodore Cohen)所挖苦的“帝国的会计师”。在

道奇路线下，复兴金融金库贷款的龙头被关闭

了，政府的财政补助（至少在理论上）得到抑

止，而内阁和国会不得不采取实现盈余的“超均

衡”预算。

在“帝国会计师”的眼中，安定、经济复兴、

自给自足这些新口号，都依赖于抑止通货膨胀和

国内消费并促进出口活跃。为此，1949年 4月道

奇实际一手建立了

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

率，低估日元通过使世界市场上日本商品更廉价

来刺激出口。一个月后，商工省与贸易厅合并，

产生了前所未有地强大的通商产业省（MITI）。

反垄断法被修订，以放松企业间互相持股、合

并、兼任管理职务的限制。1949、1950年期间国

会通过了基本法，赋予政府对贸易、通货和投资

的强大控制权。与此同时，通过“赤狩”削弱了劳

工运动，裁减了劳动法，企业的“合理化”导致数

万名工人被解雇。

到1950年，道奇路线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取

得了成功，但代价是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的日本

人，都日益感到不满。公共事业、福利和教育预

箅被削减，失业率上升，国内消费低迷，小型企

业的破产增加，媒体开始集中关注小企业经营者

自杀事件。而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部分是由

于不利的国际形势，出口并未大幅增加。作为新

的投资指标，耐用品的生产实际有所下降。股市

下跌，人心更加惶惶不安。日本政府经济安定本

部当初就批判过于紧缩的经济计划，现在则发出

警告：“紧缩的恶性循环”正在侵蚀国家的产业基

础并威胁到了社会安定。“安定恐慌”成了新的经

济流行语。1950年4月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

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描述日本正处

于“经济萧条的边缘”，并且称通货紧缩政策无异

于“经济的自杀”。

道奇的政策是否会真的以经济萧条而告终已

经不再重要了，因为6 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终

结了安定恐慌，代之以美国的“特需”采购刺激出

现的军需繁荣。现在正蹂躏日本前殖民地朝鲜的

战争，正如吉田茂首相以及其他许多人乐于提到

的那样，是“天佑神助”。考虑到仅在数年前和平

和民主还被形容为“天赐的礼物”，这样的说法确

实具有反讽意味。无论如何，至少这些礼物都是

美国人所赐，而且深入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

落。

多数产业部门受到了战争特需的刺激，先是

金属制品，逐渐扩展到 (大到序按支出额依次递

减）石油和机油、织物和纤维制品、医药用品、

车辆、初级金属制品、原材料（除粮食和能源之

外）、非金属矿产、电气机械和设备零件、服装

鞋帽、建筑材料（包括管道设备和暖气装置）、

木材和软木制品、非电气机械、饮料与烟草、纸

张及纸制品、粮食以及橡胶制品。此外，美国人

向日本求购弹药、轻武器和燃烧弹，尽管理论上

这些产业仍在禁止之列。“特需”采购还扩展到向

交战中的美军提供服务，其中修理坦克、飞机和

军用车辆是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当然，此前日本

工人被严格命令，不得将他们的技能再次用于此

类直接的军事目的。日本人还为新涌入的美国军

事人员及其家属建造、扩建设施并供应食品。美

国人的私人消费和娱乐费用超出一般水平，也能

带来一笔小小的财富。

据说，1950年6月到1953年底，“特需”采购

为日本带来约23亿美元，超过1945年到1951年间

美国的援助总额，而且由于大多数以美元支付所

以更具价值。即使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

与军事相关的采购仍然以“新特需”的名义继续进

行，1954到1956年间又额外带来 17. 5亿美元，约

占这些年日本“出口”收入的一大半。这种长期延

续的意外之财，使日本的进口能够大幅增加并使

基础产业的生产规模倍增。

然而即便如此，也难以传达出军需繁荣的规

模和本质，因为引发全球经济变化的朝鲜战争对

日本十分有利。贸易方式被打乱、各国经济不景

气的终结，都刺激了外国对日本产品的购买。此

时，日本是唯一工业技术能力过剩的工业国家，

购买机械制品的订单大量涌入。由于西欧的造船

厂已经达到扩展限制，日本面临黄金契机发展自

己的造船业使之成为最重要的出口部门。甚至是

朝鲜战争的终结也有正面效应，因为日本被允许

参与并受益于美国领导下的南朝鲜（韩国）的重

建。

各种指标都显示出经济的猛烈复兴。停滞的

股市从朝鲜战争爆发到

1951年12月间上涨了

80%。朝鲜战争的前8个月，日本钢产量增长了约

38%，而钢材出口增长了三倍。汽车工业复兴受

益于美国大批购买卡车和其他车辆。例如，丰田

汽车的产量增加了40%。丰田会社的社长后来回

忆说，“这些订单救了丰田的命。我既为我的公

司感到高兴，又对我欣喜于别国的战争而怀有罪

恶感”。

许多公司利用这次天赐良机不仅进口了更多

的原材料和半成品，而且升级改良设备并获取外

国的先进技术。这是日本系统获得美国商业许可

和专利权的开端。这是获取巨大利益的交易，这

是美国政府对其冷战盟友仍然脆弱的经济之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的强力支持。军需景气还促进了

W·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提倡

的“品质管理”方法在日本的普及。戴明是一位美

国统计学者，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美国政

府的顾问，在美国本土的听众正日见稀少。1949

年，由于对道奇路线效果的悲观，日本中坚阶层

的科学者和技术者为探索在世界贸易中的竞

争“优势”，邀请戴明前往东京主持召开研讨班。

戴明同意赴日演讲的条件是，确保能够左右有关

生产过程的企业方针的管理者参与研讨。此后正

如命运的安排，1950年7月，就在朝鲜战争爆发

之际，戴明对一群日本的企业管理者发表了最初

的讲演。如果没有战争的发生，戴明关于品质管

理的福音也不可能会有如此影响，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没有对日本制品的外国需求，也就没有

可以适用其品质管理技术的大批量生产。这种绝

望与机遇的偶然结合，使得戴明的日本崇拜者们

将其有关品质管理的理念，整合到了新的生产循

环和新的企业冒险的创始阶段，其影响力将持续

数十年之久,。

这是长期经济停滞之后的猛烈成长，但上层

的许多经济策划者仍然将军需景气只不过看作是

喜忧参半的天佑神助。他们为经济重新陷入军需

依赖的前景而惊恐不安。他们警告说，由于主要

是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受益，从而加剧了经济

的“二重构造”，使经济景气受到威胁。新设立的

经济审议厅发表的1953年《经济白皮书》，竟然

提到了“特需之罪”。同时，普遍景气的积极影响

无可否认。许多中小企业繁荣兴盛。制造业的实

际工资显著上涨。到1952年，普通民众开始感受

到《白皮书》所谓的“消费景气”。粮食消费恢复

到了战前的水平，廉价服装随处可以买到。基本

的家用设施如冰箱和缝纫机更为普及，奢侈品如

收音机和照相机也是如此。个人储蓄上升，从而

使可用于产业投资的资金也增加了。

这确实是个新世界。“生产疲弊”和“笋式生

活”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连道奇路线的苛

酷记忆也几乎已经消失。然而道奇的遗产依然可

观，无论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崇拜道奇

的西奥多·科恩 (Theodore Cohen),将道奇强迫性的

紧缩政策坦率地描述为“无情的实施，无视战后

三年半、历经两次民主选举的日本人的意愿”。

当军需景气将无情的实施者推离中心舞台，其经

济沙皇的角色实质上被日本官僚机构集体继承。

通商产业省就是此遗产的继承机构之一，达成了

比日本战时总动员体制为顶点的经济独裁更加强

力的经济权力集中化。大藏省是另一继承者，道

奇通过它推行了大多数的指令。道奇与大藏大臣

池田勇人的合作尤为紧密。池田是吉田的左膀右

臂，后来也曾担任首相。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大

藏省继续行使相对于其他省厅和国会的非凡特

权，控制着预算和金融政策。正如科恩所指出，

道奇也“在日本保守的大企业集团及其官界和政

界同盟者与美国政府的高官之间，缔结了战后最

初的沟通渠道。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守主义者就

跟美国的权力顶层接上了头”。日本大企业的领

导者当然等待了不止3年，但是他们曾经期待的

美国朋友终于到来了。

战后日本经济的“特质”，主要是在道奇路线

的动荡岁月和军需景气时期形成的。资本主义旗

开得胜，解决了 1946年外务省咨询委员会遗留的

问题。这是以资本髙度集中（这令决策者们悬心

不已）并高度容忍官僚政治干预（这是他们乐于

见到的）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对这些发展至关重

要的是，少数几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巨大

成长的民间“都市银行”，通常与各种财阀关联紧

密。尽管美国的反托拉斯人士认定这些巨大的银

行造成了“异乎寻常的严重问题”，但是由于金融

部门逃避了初期的改革，实际上未被触及。当道

奇停止经由复兴金融金库对重点产业的融资时，

这些商业银行转而成为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很

快发放了超出自身保证金额的贷款，并主要通过

向日本银行借款弥补差额。“过剩融资”及时成为

了标准程序，得到各种财政手段的支持，增强了

中央对银行的影响力。同时，过剩融资加速重新

巩固了产业与金融间的亲密关系，有时是延续败

战前建立起来的家族关系，有时则是新的结合。

在军需景气归于沉寂后不久，经济科学部以

前的一位敏锐的经济学者马丁·布朗芬希伦纳

（Martin Bronfenbrenner)观察到，主要都市银行

取代解体的持株会社，“成为财阀的神经中枢”。

这种发展预告了由所谓“系列”支配的独特的战后

体系的出现。“系列”这一古老的词汇，突然之间

获得了特定的、强力的经济内涵。系列是商业和

制造业企业的强大集团，实质上取代了（而非废

除了）以前长期支配经济的以财阀为中心的工业-

- 金融资本集结。到1950年代初，六大主要经济

集团出现，皆以都市银行为中心：三井、三菱、

住友、富士、第一、三和。除三和之外的系列，

都是旧财阀的再编和重新集合。

这并非是战前日本的复归。经济的大部分保

留在这些集团之外。这些系列本身也与败战前家

族支配的持株会社控制的财阀帝国具有显著的不

同。与以前财阀俨然的金字塔构造不同，系列内

的关系更加横向、开放，更具内部竞争性。家族

世袭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股份持有更

加多样化。系列内的银行与外界做生意，系列所

属的企业也可以与外间的银行往来。通常，这样

的战后企业比过去更加依赖国有资金（和国家的

指令），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种新的资本主义

将被证明比先前财阀支配的经济更加灵活和具有

竞争力，并在应对全球经济和技术挑战的能力方

面超乎任何人的想象。然而在当时，战败、占领

与得自邻国战争的有污点的“天助神佑”的结合，

似乎诞生的是奇妙的异形生物，即经济企划厅担

忧地指出的“日本产业构造的畸形化”。这个生物

既熟悉又陌生，既出乎意料又在计划之中，既脆

弱又强大。它的问世，既是由日美两国间的合作

产生，又是日本所独有的产物，可以说，它是在

特定的历史时刻不期而遇的结果。

此后数十年，当有关“日本威胁”的警报在美

国和其他各国拉响，这种国家主导、系列支配的

经济，其起源的两国性几乎已被遗忘。许多初期

改革政策，诸如农地改革、鼓励劳工组织、财阀

的持株会社解体等，被恰切地认为对活跃日本国

内经济做出了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占领军的一

些被忽略的行径，如未能推进银行组织分散化的

不作为，也具有巨大的长期后果。再者，经济

的“逆流”，其背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

是确保日本成为强大的反共堡垒，而这必然导致

对日本社会最为保守的、集团主义因素的扶持，

以及美国人对这种“畸形”市场经济的持续培育。

美国人对这个新兴的重商主义国家最为显著

的贡献，还远远未被觉察。它既非来自初期的改

革政策，也非来自“逆流”进程本身，而是来自于

占领军统治的运行机制。当占领军的政策目标从

改革向重建急遽转变时，经济仍然受到上层的严

密控制。不少先前的改革推进派从中体味到了苦

湿的后果。利昂·霍勒曼（Leon Honerman)，一位

受雇于经济科学部的经济学者，沮丧地总结说，

尽管占领本身的任务是推进民主，但“它实际上

部分地推进了官僚主义”，而且“其官僚主义的遗

产主要在于经济方面”。这种占领时代的官僚构

造，草率地建立在败战前日本固有的战时官僚制

度之上，在1952年之后被日本人精明地延续下

来，以守护他们新的资本主义。如此一来，正如

霍勒曼所指出的，“SCAP通过向日本人‘返还’管

理统治权对占领进行了消解，不仅天真地委让了

自身的权限，而且无可奈何地目睹了对于自由主

义的大国而言限制最为严格的外贸与外汇控制体

系的制度化”。

注释:

6．盐泽实信《昭和沁又卜七，一世相史》（东

京：第三文明社，1988)，pp.265 -266。吉川英治

在〖948年有两本书进人“十大”畅销书排行榜：

《亲鸾》与《新书太平记》。《亲鸾》一书是对

十三世纪的佛教布道者亲鸾的研究（亲鸾也是启

迪哲学家田边元进行本土性的“忏悔”思考的先

哲）。《新书太平记》则是对十四世纪著名的战

争记事新的再现。1949年，吉川英治的《宫本武

藏》，一部富于传奇色彩的十七世纪武士的传

记，也登上了畅销书《_行榜。到1950年这部书

仍然持续畅销。《亲第十七章设计成长鸾》与

《宫本武藏》都是吉川英治在1930年代连载的历

史小说的再版。1951年, 勤力笔耕的吉川英治又

出版了一部畅销书《新平家物语》。这部著作是

对日本经典战争记事的全新演绎，记述了十二世

纪后期引领日本进人封建时代的南北朝内乱。

1951年的“十大”畅销书，还包括谷崎润一郎以现

代日语译出的十一世纪的经典之作《源氏物

语》。

7．文部省《态* 6 宪法（东京：文部省，1947)。

这本小册子于1972 年由日本平和委员会再版，作

为占领初期的理想主义的例证，受到公众的关

注。

10．“中央集权的与独裁的”说法，来自于经济科

学局的经济学家Martin Bronfenbren-ner;他对于占

领时期经济政策的简要概括，参SL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Tokyo： K5dansha，

1983)，vol. 2, pp. 154 - 158。如前所述，SCAP 过

分大权独揽的情形，由另一位当事者切实地传达

出来。参见Theodore Cohen，Remaking Japan ：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 Free Press, 1987)。日方对占领军通商管理的看

法，参见野田一夫编《战后经营史》（东京：生

产性本部，1965), pp. 294-302;这部大型文献提供

了有关战后经营管理的许多切身的观察和体悟。

16．据野田编《战后经营史》（pp.59-66)，1950

年5月1日共有844处工厂被指定赔偿（其中524家

处于生产状态，320家被闲置），到i950年底莫名

增加到930处。关于赔偿问题，参见Borden前引

书，pp.71

-83。占领期间，日本实际的赔偿从

1947年5月开始，共有14000台工业机械被输送到

亚洲各国。1952年占领终结。日本恢复主权后与

各国交涉，达成以生产物方式进行赔偿的协议。

34．Basic Problems, pp*48t 60, 96-100。报告书

称，在战争动员过程中，日本“有了自己制造精

密机械、轴承、光学仪器、短波电信设备以及其

他各种现代机械的经验。此外，国家在真实需求

的压力下，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服兵役者和重

工业劳动者。现在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也能

找到从大城市学习了车床操作技术回来的年轻

人。只要今后竭尽努力，这些条件将对建设和平

的日本经济做出宝贵贡献。

37．“九戒”（经济安定九原则）包含税制、金

融、抑制赁金、抑制物价、外贸汇兑、产业分配

与输出奖励、国内原料的开发、粮食征收、紧缩

均衡预算等内容。

38．日本流行的说法是“天助神佑”。有关朝鲜战

争的另一流行语是“复苏灵药”。

45．Shibigaki 前引书，pp.42 -50。Teiichi Wada,

“Zaibatsu Dissolution and Business Groupings”，

Waseda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2 ( 1980)，pp. 13 -

17。三井、三菱、住友“系列”显然产生于旧有

的“四大财阀”。富士银行集团属下的公司，不仅

与旧日的安田财阀（“四大”中最小的财阀）、而

且与先前的浅野、日产和日立等财阀相关。第一

集团除了拥有独立的企业商号之外，还接收了从

前古河、川崎与藤山财阀名下的公司。在这

些“系列”定名之前，曾经多次改换名称。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结语幻影· 遗产· 希望

在邻近的朝鲜半岛发生的那场战争期间，日

本获得了一支军队，但却失去了一位最高统帅。

美国迅速着手，重新武装往昔的敌人。日本的再

军备，没有经过修改宪法的认可，没有取得保守

的吉田内阁的热情协力，没有引起商界的欢迎喜

悦（尽管确曾出现过推进再军备的财团游说活

动），甚至也没有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所以不

可能光明正大、直言不讳。组建于1950年7月的

地面部队，仅仅被称作“警察预备队”(NPR),而在

其军事操典上隆隆驶过的坦克，也只是被称

为“特种车辆”。预备队草创期的训练指导弗兰克·

科瓦尔斯基（Frank Kowalski)上校曾经形容：在

组织方面和装备方面，警察预备队就是“一支小

美军”。在科瓦尔斯基看来，吉田茂拒绝公开承

认日本正着手进行再军备，使日本处于“暧昧的

再军备黎明期。一方面首相承认必须修改宪法之

后，国家才能够拥有‘战力’；但与此同时，警察

预备队却在继续装备大炮、坦克和飞机”。在

1952年2月举行的民意调查中，48%的被调查者认

为，否认再军备，是吉田首相在撒谎；40%的人

表示不能确定；只12%的人相信吉田茂的话。

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吉田茂祭出了诡辩态度

作为其官方策略，但他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吉

田茂的小心谨慎，实际上起到了替美国人的狂热

态度刹车减速的作用。美国人在激烈的朝鲜战争

所带来的恐慌之中，秘密敦促日方领导人加紧筹

建一支30万到35万人的军队。这是一个鲁莽的、

几乎是愚蠢疯狂的要求。吉田茂辩驳说，这种骤

然再军备的做法，将会颠覆整个经济基础、扭曲

整个经济结构，激起全国的强烈抗议，并将刺激

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与美国人不同，并

未遽然忘却日本在上次战争中的恐怖行径。

吉田茂还有理由相信，如果日本迅速重建军

队，则要甘冒与美方在朝鲜共同作战的巨大风

险。吉田茂对于美方强求日本赴朝参战的极端要

求异常警戒，以至于当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访问东京敦促日方加紧再军

备之时，吉田茂派使者秘密照会两位社会党领导

人，敦促他们在首相官衙外举行示威活动，向来

访的美国使团施压。这种政治上的小把戏表明，

吉田茂希望外界理解他真正忧惧竭力再军备将会

使日本的社会组织分崩离析。在吉田政权统治

下，整个占领期间，日本警察预备队的规模始终

控制在75000人。

1951年4月11日，一条公告如晴天霹雳震惊

了整个日本：杜鲁门总统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免

去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

务。由于公然鼓吹比总统更为强硬的对华军事政

策（中华人民和国已于前一年10月援朝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剥夺他在

日本占领期的指挥权。在简明扼要的广播演说

中，杜鲁门声明，他已经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采取了行动。理论上，罢免这位最髙司令官是文

官治军的绝佳例证。而实际上，麦克阿瑟的屈

辱，被普遍理解为令人意外的悲剧事件。民众的

遗憾之情发自内心而且迅即溢于言表。在总统声

明的翌日，自由主义派报纸《朝日新闻》，就发

表了题为《惜麦克阿瑟将军》的社论，触动了许

多日本人的心弦：

自战争结束至今，我们一直与麦克阿瑟将军

生活在一起......当日本人民面临空前的战敗困

境，而且陷入疲惫绝望的虚脱状态的时候，是麦

克阿瑟将军教导我们民主与和平的真谛，并慈爱

地指引我们走上这条光明之路。如同为自己孩子

的成长感到喜悦一般，他乐于接纳日本人民——

昨天的敌人，一步步走向民主，并继续鼓舞我们

前进。

4月16日，麦克阿瑟离日赴美之际，享尽了

英雄般的待遇。吉田茂首相拜访了他，以感谢他

的巨大贡献，并私下致函表达“难以言喻的震惊

和难过”。天皇本人不顾宫内厅高官们的阻挠，

最后一次诚挚地拜访了麦克阿瑟的官邸。本来宫

内厅强调，既然将军被罢免了官职，理应前来拜

会天皇陛下才对。这是两位领导人的第11次会见

——而在天皇离去的时候，麦克阿瑟第一次陪同

天皇陛下走到了他的轿车旁边。颇具势力的日本

经团连，作为日本大企业复兴的代言人，发表了

致谢公告。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也同样赞扬将

军的“公正、同情的理解和英明的指导”，并尤其

感谢他使国会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东京

都议会则以“630万东京居民”的名义，表达了感

恩之情，媒体报道说，将制定法律条例授予将

军“名誉都民”称号。有人建议设立“麦克阿瑟纪念

碑”，甚至要在东京湾为他树立铜像。

麦克阿瑟将军的启程，由日本放送协会

（NHK)实况转播，当背景音乐《过去的好时

光》（Auld Lang Syne)旋律响起，一位广播员哀

伤地重复着“再见了，麦克阿瑟将军”。连小学生

们都停课了。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有两百万人

沿街为他送行，有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据东京

警视厅统计，送行的人数接近20万。这一数字仍

然可观，也更为可信——麦克阿瑟将军一贯倾向

于成十倍地夸大事实。吉田茂和其他内阁成员前

往羽田机场为他送行，天皇陛下派出自己的侍从

长，国会也派出参众两院的议长作为代表送行。

麦克阿瑟乘坐其专机“巴丹号”向蓝天白云间起飞

的镜头，触动得《每日新闻》大发感慨：“啊，

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他把日本从混乱

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这份报纸哀泣道，“你看

到窗外青青的小麦在风中颤动了吗？今年将会有

个好收成。那是将军五年又八个月辛劳的硕果，

也是日本人民感恩的象征。”

在美国，麦克阿瑟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尽管他狂热拥护共和党执政。而日本人也密切关

注着他的回国之行。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

联合听证会上发表演说，以他西点军校学员时代

流行的一句军歌作为结语，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

用：“老战士永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日本

的感伤主义者们发现，他们与爱国的美国感伤主

义者们一样，为此感动不已。但是5月5日，麦克

阿瑟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在日本感

伤主义者们听来，就不会那么令人感动了，或者

应当说是令他们震动才对。5月5日，历时三天、

令人精疲力竭的听证会就要结束了。

在此期间，麦克阿瑟不仅顺便高度评价了日

本人民令人钦佩的素质和他们经历的“伟大的社

会革命”，而且称赞了日本战士在二战中的高超

的战斗精神。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于，强调日本人

比德国人更可信任。当被问及是否可以指望日本

人维护他们在占领期获得的自由成果时，麦克阿

瑟以这样的方式作答：

当然，德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大相後庭。德国

人是成熟的民族。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

度上，在科学、艺术、宗 教和文化方面正如45岁的

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

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

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

还像是12岁的孩子。

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

范、新的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儿灌输基本的概念。

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 始，足够灵活并能够接受新的观

念。

德国人像我们一样成熟。无论德国人做什么无视

现代道德标准、国际规范的事情，他都是有意为之。

他不是由于缺乏对世界的常识而犯错误，他不像日本

人在一定程度上犯的是无心之错，他是将其作为深思

熟虑的策略，他坚信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确信其措施

将是通往他所渴望的权力和经济控制的捷径……

但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之间没有相似性。

我们已经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试图将在日本如

此成功的策略应用于德国，在德国至少它们不太成

功。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运作。

麦克阿瑟3天听证会的全部记录，长达

174000字，而这些评论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

反响。在日本，仅仅这段话中的几个字就引起了

强烈关注：像12岁的孩子。这句话就像一记耳光

打在了日本人的脸上，同时标志着麦克阿瑟神秘

光环的消失。正如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袖井林二

郎所言，这些赤裸裸的话使日本人民清醒地认识

到，他们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突

然之间，许多人感到难以言喻的耻辱。自此刻

起，从前的最高统帅开始从记忆中被抹去，就像

战时的暴行被抹去一样。设立纪念碑的计划被丢

弃了。再也不会竖立什么铜像了。“名誉都民”的

授予仪式永远也不会举行了。几家大公司甚至发

布了联合广告作为回应，以大字标题写下“我们

不是12岁的孩子！日本产品被全世界所尊敬”。

——当然，与其说这是事实，不如说这是愿望。

然而，这些企业家确乎迅速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

所在：麦克阿瑟有关日本进化落后的演说，恰恰

契合了他国对日本不成熟经济居高临下的、轻蔑

的评价。

尽管老战士本人可能会在日本人的意识中逐

渐凋零，甚至比他自己料想的要快得多也不光彩

得多，但他无意中轻率地标举出来的问题，却不

会也不可能消散。毕竟，一向是日本人将自己当

作麦克阿瑟的孩子，这也正是4月12日《朝日新

闻》感情冲动的社论的精髓所在。整个占领就建

立在默许美国压倒性的家长式权威的前提之下；

甚至当日本恢复主权临近，甚至当日本重新成为

冷战伙伴，美国人也从未期望与日本建立平等关

系。日本的新军队是“小美军”，显然注定要继续

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日本的新经济，则过度依

赖美国的援助和庇护。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

无论身处冷战阵营的哪一方，实际上都对日本如

此急速地抛弃民主议程，复兴保守派势力和促进

再军备而感到震惊和警惕。在氛围之下，在可以

预见的将来，日本即便是在名义上恢复了主权，

除了不得不仰仗和服从美国，做其实质上的附庸

国之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任何其他出路。

自麦克阿瑟解职到占领期正式结束，一整年

的时间过去了。就绝大多数方面而言，这一年中

对即将到来的国家独立，人们缺乏喜悦兴奋的期

待之情。尽管最终和平条约的签订将涉及许多国

家，但却是美国人控制着和平的进程；同时日本

为将要并入美国强权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版图所付

出的真实代价，正在逐渐显现。在美国“核保护

伞”下进行的再军备，仅是这代价的一部分而

已。继续维持遍布全国的美军基地及设施，则是

另一项代价。冲绳被排除在恢复主权的范围之外

（正如它被排除在占领期的改革措施之外一

样），作为主要的美军核基地被托管，无限期地

处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由于苏联未参与和

平谈判，北海道以北岛屿的归属争端依然悬而未

决。

和平条约本身由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对于日

本而言是少限制而多宽容的。然而，事实早就清

楚，共产主义国家将会拒绝参加这项将日本如此

紧密地捆绑于美国的遏制政策的和解计划。按照

当日的说法，摆在日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路：

要么“单独和谈”，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谈。尽

管日本的进步人士和左翼竭力呼吁“全面讲和”以

及日本保持非武装中立，但在当时严峻的冷战氛

围下，这并非现实的选择。直到日本接受单独和

谈，1951年9月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正式

和谈的盛典之后，吉田政府才真正明白独立的代

价会有多高。果不其然，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和

平条约生效，除非日本同意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

党政府签署一份平行条约。除此之外，还要坚守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强

硬政策。这一点使日本企业家和经济计划专家大

为震动，因为他们向来将进军中国市场视为理所

当然，而这一点也成了他们赞成国家主导、上意

下达的产业政策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日美安保

条约》及相关的《日美行政协定》，也被证实是

美国战后签署的最不平等的双边协议。美国人保

留了过多的治外法权，他们要求的军事设施数

量，也大大超出任何人的预期。《纽约时报》高

明的军事评论员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准

确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当日本自由时却

仍然不自由的时代”。

对于保守派而言，这是保证日本在分裂的世界

中独立与安全所付出的高昂而不可避免的代价。

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军事占领状态与过渡性

的“从属独立”状态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当然也

就没有什么好庆贺的。据官方宣布，日本于1952

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恢复行使主权。但每个人

都报告说，所有街巷都异常安静。大概只有20人

左右聚集在皇宫前欢呼万岁。银座的一家百货商

店，售出了大约100面太阳旗。盟军最高统帅

（SCAP)与总司令部（GHQ)的标识和徽记被撤

销，但美军人员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几乎所有人

都继续驻留日本。

第二天是裕仁天皇的51岁生日。一早，天皇陛

下宣谕了两首自寿诗，一首是为和平祈愿；另一

首，天皇则欣喜于日本经受了痛苦的战败而根基

不变：

冬风已吹过，

八重櫻正在盛开，

春天到来了。

在稍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针对日本现在是

否独立国家的设问，只有41%的人的答复是肯定

的。

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从领土上来说，冲绳

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同时，日本人对于自己国

家新的世界地位的感受，也处于分裂而不安定的

状态。然而，最富戏剧性的分裂，还在于意识形

态的分崩离析。对于这种状况，吉田茂后来曾借

朝鲜的分割局面加以描述。他说，美国对日本的

占领，在日本人民心上划下了一条“三八线”。这

指的是自由主义和左翼反政府阵营的出现，他们

忠实拥护占领军当局“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初

衷，反对日本并人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格局，

激烈批评美国政府现在扶持的保守派政客、官僚

和大商人群体。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持这种批判立

场，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组织中仍然强大的左翼

力量并肩作战。战斗性日益增强的共产党支持者

们也是如此，尽管一再被政府弹压，领导层被清

洗，共产党仍然作为合法组织存续了下来。

和平条约生效3天之后，超过一百万人参加

了全国各地举行的330 多起“五一国际劳动节”集

会。6年前的1946年，在举行这样的“五一”庆祝

活动时，显然参与者们都满怀希望，甚至欢欣鼓

舞。但是不久之后，5月19日，一场为获取粮食

的空前的群众大游行，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发生

了。而1952年的5月1日，则最终以“五一流血事

件”的名目进入了历史。由于吉田政府禁止使用

皇宫广场，并且无视取消此禁令的法令，由日本

工会总评议会发起的东京“五一”节大集会，只好

在著名的明治神宫前的开阔地举行。早上，大约

40万人聚集在那里，口头表决通过了诸如“反对

再军备——为民族独立而战”等决议。集会人群

举着密密麻麻的标语旗帜，支持劳动者的经济要

求，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战争、反对美军基

地和美国强占冲绳，并要求将4月28日定为国耻

日。游行队伍中还有手绘的标语牌，画着斯大

林、毛泽东或是遭到清洗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

肖像；有几幅标语牌上用英文写着“滚回家去，

美国佬”。

集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呼吁到被禁入的

皇宫前广场上去，自 1946年示威运动以来，它就

一直被称为“人民的广场”。几支游行队伍形成

了，大约共有10000人，由共产党人、朝鲜人和

学生等激进派领导。白领职员跟蓝领工人一起加

入了游行队伍，女人与男人一道并肩行进。他们

一路行进到皇宫，呼喊着反美和反政府口号。当

一队示威者大约6000人奋力突破警察强大的封锁

线，在皇居护城河著名的“二重桥”前停顿下来整

理队伍时，暴力冲突发生了。在没有任何预警的

情况下，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手枪向人群发动攻

击。一位市政府雇员和一名大学生在随后的混战

中被打死，共有22名示威者被子弹击中。在人们

纷纷逃离到边道上的同时，暴力冲突和破坏行为

持续发生，双方的负伤情况都触目惊心。最终共

有5000名警察卷入暴力冲突，超过800名警察负

伤。示威者的受伤人数几乎是警方的两倍，许多

人在试图逃离时因后面的推挤而负伤。大约20辆

美国人的汽车被掀翻和焚毁，它们大多数都停在

护城河边。3个美国大兵被扔进了护城河，在被

别的日本人救上来之前还遭到了石块袭击。有几

个美国士兵受了轻伤。“五一流血事件”，在日本

的民族意识中烙下了国家分裂的印记。

5月2日，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新宿御苑主

持了缅怀全国战死者的追悼式。这是日本自被占

领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公开仪式。政府试图

将5月3日的“宪法纪念日”作为1947年宪法颁布和

本年度主权回归的双重庆贺日。出席仪式的人数

比较稀少。约有15000人聚集在皇宫广场，在那

里天皇发表了简短声明。他回顾自己7年前本

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初衷，允诺接受了《波茨坦

宣言》的条款，并表达了对战争中“无数牺牲

者”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告诫不要重复过去

的错误，号召以新宪法的民主精神“建设新日

本”，劝诫他的臣民团结一致，致力于“综合东西

方的文化”。最后天皇宣布，尽管感到负荷沉

重，但他并无退位的打算。一个月后，裕仁天皇

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向皇室的创始者和太阳女神

天照大神，报告日本恢复主权的消息。

在日本战败和被占领的数年之间，裕仁天皇

和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双重统治者统治着日本。他

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磁场的正负两极，他

们也担负着不同的角色和使命。而这磁场本身，

即全体日本人民，则充满着创造的张力。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一点现在看来更加清晰。而在占领

期结束时，这一点还并不明显。

尽管天皇对和平与宪法的民主多有赞扬，但

他仍然是日本历史、文化与民族延续，以及等级

社会、父权社会理想的首要象征。无论战争还是

战败时期，天皇一直是政治神坛上的伟大祭司。

他对日本恢复独立的贺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巧

妙手腕和他新的“象征的君主制”的保守本质：占

领期曾经暗淡凄凉，只有现在，真实纯粹的日本

才会再现，正如寒风过后八重櫻永远会绽放一

般。1975年，当记者问到日本的价值观有否转变

时，天皇以更为平实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思绪。

他回答说：“我知道，自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已

经表达过各式各样的观点。但是，从更为广阔的

前景看来，我并不认为战前和战后有任何变

化。”而且事实上，裕仁继续在位直到1989年逝

世。他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寿是否也证明了这

一点呢?

在日本以外的世界，麦克阿瑟将军在外交方

面的奇才比裕仁天皇更为人所知。他对日本人民

的印象也与裕仁有显著差异。的确，他喜欢

下“东方思维”式的大判断，而他关于“12岁孩

子”的论断是由于殖民心理作祟，这种心理通常

会抹杀非西方人民彻底自新的能力。然而，这并

不是他发表言辞的初衷。相反，当天皇一贯津津

乐道于持续性的时候，麦克阿瑟从来就没有停止

过颂扬日本人经历的革命性的变革。在他著名

的“老战士永不死”的讲演中，他告诉美国国会的

议员们，“日本人民自战争以来经历了现代历史

上最伟大的变革”，并继续以夸张的说法修饰这

一断言。他这些话不仅只是对美国人说说而已，

他在东京的讲坛上也多次发表同样的看法。通过

强调在他任期之内令人鄙视的敌人变化之巨，麦

克阿瑟在明显地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然而我们必

须指出，他确实由衷地相信这些话。

在日本之外，很少有人将这些意见当真。《纽约

时报》上有关日本恢复主权的一篇评论，其副标

题是《日本没有变化》。文章解释说，毕竟“一

个国家不可能在6年之内改变其民族性”。与天皇

发表类似观点不同的是，这里表达了傲慢轻视的

意思。与此精神相一致，《泰晤士报》以漫画的

形式这样描绘占领期的结束：胜利者巨神一般的

双手将一个标着“日本”的小人释放到了“独立”的

道路上。这个小人身着传统劳动者的短衫木屐，

而他前面的道路曲折蜿蜒，消逝在黑暗之中。

当然，这个步履蹒跚的小人，是麦克阿瑟关

于“12岁男孩”的更为普遍的图解，这是令许多西

方人心安理得的日本先天落后、发育不良的写

真，保证既不可能在军事上也不可能在经济上构

成任何威胁。直到I960年代末，日本这个孩子般

的小玩意儿和廉价器具的制造者，才进人美国和

欧洲人想象的视野。一切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发

生，日本的汽车和优质电子产品涌入了西方市

场。几乎一夜之间，小人们被置换成了经济“奇

人”和“超人”。这种反应很像是25年前当日本帝国

宣战并震惊西方列强的时代：妖怪再次从瓶子中

跑了出来，只是这一次它穿的是西装，而不是黄

卡其布军服。

此后整整20年，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超级大

国的奇迹，将会风靡和震惊大半个世界，掀起大

规模的所谓日本模式的论潮。1979年，一位哈佛

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名叫《日本第一》的

书，“日本第一”的观念，使人们目瞪口呆。震惊

一部分来自于这样的暗示：西方人统治世界的全

盛时期结束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事

实：“第一”的评价，被授予了一个不久之前还一

片废墟、被当作“四流国家”不予考虑的国度。专

家们质询如何解释这种转变，通常的回答是，必

须从日本深层的历史和传统价值中寻找根源。评

论家们生造了像“民族经济学”这样的新词来说明

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者，则重新打

磨“文明的冲突”的老调来进行阐释。

“新生”成为日本战败初期最受欢迎的词汇。

然而在往昔的蔑视者眼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竟

然如此壮观地复兴，简直是远远超出了任何日本

人的想象。这是复仇的偿还，而且它引起了日本

人的语言快感，有关战争年代“领导民族”的观

念，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初期狂妄自大的言论，

开始重新登场。陶醉于自己国家的突然崛起，学

者和文化批评者们陷入了关于“作为日本人”到底

意味着什么的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广为流行的这种“日本人论”的调门，很快

成为了某种反义词游戏：将“原日本的”定义为

与“原西方的”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两极。如群

体和谐对应个人主义，特殊主义对应普遍主义，

重视主观直觉对应极端理性推论，重视调解对应

重视诉讼，垂直型人际关系对应平行型人际关

系，等等。战争时代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大和

魂”的偏激氛围，再次变得浓厚起来。

这种对血统和文化固执而夸张的态度需要引

起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众多的现代社会

中，血统和文化的因素已经被过度关注。在日本

和其他地方一样，种族、文化和历史，就是发明

集体身份和意识形态的素材。然而，要了解日本

站在二十一世纪起点的现状，与其去了解日本在

历史长河中漫长演变的民族经验，不如去了解日

本从1920年代末开始到1989年实际结束的近阶段

的历史周期。当仔细审视这个短暂、暴力、创新

的时代的时候，被当作战后的“日本模式”的，在

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一种混血的“日本一美国模

式”：锻造于战争年代，加强于战败和被占领时

期，由于对国家虚弱的长期惧怕以及日本需要顶

级计划及保护以实现最大经济增长的广泛信仰，

得以在接下来的年代中继续维持。如果不了解胜

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日本的战败，这种官

僚资本主义就无法被理解。借用战败初期流传的

幽默新词汇来说，所谓的“日本模式”，可以更恰

切地描述为“占领军模式”。

日本现代经验的短暂周期，几乎与裕仁天皇

的统治时期完全一致。天皇是这些年来一直存在

的意识形态的试金石，是从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

了无痕迹地过渡到帝制民主的象征。无论在战争

还是和平时期，对那些希望强调种族和文化

的“国民统合”者而言，天皇都是最显而易见的图

腾号召。对于他的臣民们而言，1989年裕仁天皇

驾崩，的确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信号：昭和时代结

束了，旧符得换成新桃了。然而，使这一年真正

成为一个大时代的终结的，是其他一些重要事件

的汇合。柏林墙倒掉了，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

束。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了。一切变得昭然若

揭：当日本一心一意地追求在经济和技术上“赶

超”西方的时候，忽略了制定新的规划所需要的

远见和弹性。曾经产生出日本这一超级大国的体

制，正在坍塌。天皇裕仁以其一贯典型的好运

气，避开了这一切。他去世的正是时候。

这些年来，有些日期被当代的编年史家拣选

出来，作为日本战后时代终结的标记。1955年，

日本经济企画厅如释重负地宣布“战后时期结

束”，其为时过早的宣告，是建立在全部的生产

指标终于恢复到战前水平的事实基础之上。1960

年，当日本政府镇压了激进的劳工主义者最后一

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池田勇人首相开创了他

颇为自负的“所得倍增”计划，使得这一年被指定

为另一个进人新时期的标志。1979年亦复如此，

当时“日本第一”的狂潮正在袭来。当所有这一切

平息之后，1989年仍然会成为“漫长的战后时

代”真正终结的年份，这一时代从天皇的声音第

一次被他的臣民们听到开始。它历时44年。

1945年无疑是个分水岭，正如1868年一样关

系重大——当时封建统治被推翻，新的明治政府

建立起来。在日本，总有读者关注那些聚焦于

1945年的书籍，有些书实际上只聚焦于1945年8

月，甚至是只关注8 月15日的事件。而现在已经

很清楚，日本战时直到战后年代的建构性遗产是

庞大的。日本帝国在大萧条初始，即着手动员全

国的资源用于可能爆发的战争；自1930年代初

起，建设“全面战争”能力的观念（即一旦发生战

争，有能力发动国家的各个部门全力投人），在

军事和官僚政治的圈子里得到了大大推进；而产

业与金融的一体化则较晚，最终在所谓的“1940

年体制”中得以实现。这就是盟军占领日本时的

事实基础，而这也是美国人赖以维持长期统治的

体系。

从战争体系中继承而来的各种制度，并非本

质上就是军国主义的。例如，产业订单下包制

度，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还有对少数民

间银行的金融依存度的增长。所有这些成为了战

后经济“系列”组织结构的核心。大企业强调员工

保障，实行“终身雇佣制”，将员工稳定问题置于

股东利益之前，通常被作为战后日本体系的突出

特征，而其真正起源也是在战争年代。同样，政

府向商业和工业提供“行政管理”的“密切指导”也

是如此。面对战败的无底洞，遭遇令人心惊的战

后危机，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维持这样的安

排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承蒙他们美国领主的恩

赐，也的确是如此实行的。后来许多所谓的“日

本模式”，被笼罩于儒家伦理的光环之下，其实

只不过是延续了战时萌生的方略；而战后的规划

者保留继承这些，并非因为他们是隐匿下来的军

国主义分子，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在不利的

世界中，最大限度推进经济增长的合理道路。

在这个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保守派官僚。正是

在这一点上，占领军的举措产生了重大失误：未

能抑制官僚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

面。美国改革者的确相当显著地改变了日本的政

治经济，最为著名的是农地改革、财阀持株会社

的解体以及立法保障工会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权

益。他们还强制实施了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官僚

体制的具体改革，取消军事组织并拆分了支配警

察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强大的内务省。但为了方便

起见，他们的确保留了剩余的官僚机构，以及更

广泛的“1940年体制”。通过现有渠道实施工作，

使得贯彻占领方针更为容易；而从根本上改变这

一体系，则会在本已混乱的情势下发生骚乱。

但这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因为胜利者也

应该为这一点负责——他们巩固了业已十分强大

的官僚政治体系本身，而从这里，就可看出“战

后模式”本质上的混血特性。自他们到来的那一

刻起，美国人就以其保护姿态加强了官僚机构的

职责和权威。当冷战的考虑占了上风，占领方针

的“逆流”正式启动。是美国人推进了行政的“合理

化”，导致了官僚政治权威的进一步集中。创设

于占领期结束前三年的强有力的通商产业省，就

是日本官僚组织强化最鲜明的例证。

此外，处于这一切之上的，是盟军总司令部

以自己的惯有方式形成的官僚政治模式。美国人

真的是作为“解放军”到来的，正如共产党人也曾

经一度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确启动了一项令人印

象深刻的改革议程。而他们自己却像官僚一样施

行统治。麦克阿瑟将军的权威“至高无上”。从他

的总司令部发出的指令不容更改。甚至总部里下

级官僚们的建议，也能对非正式命令施加影响。

坐落于东京的“小美国”朝廷，整个统治结构等级

森严。在这一超级政府中，没有“透明度”可言，

它不必对日本的任何人负责。有日本记者想要报

道自己国家首相们的懦弱，因为他们只能对美国

人应声附和。但由于总司令部的审阅官大笔一

挥，记者的愿望终成泡影。事实表明，一个国家

不必继承儒家文化，就能推行独裁政治、权威崇

拜、和合第一、舆论一致以及自我束缚。

盟军总司令部自上而下的新殖民主义改革不

同寻常，因为它是柄双刃剑：既真诚地推动了进

步变革，也重新强化了独裁统治结构。谈到战时

体系和战后体系的环环相扣，就会使人联想到盟

军总司令部正是症结所在：征服者赋予日本国会

以新的权威，但却选择以官僚政治的方式起草和

提交法案。他们促进了负责任的文官内阁的产

生，然后又以自己的规则阉割了它。人们往往能

够正确指出：自1930年代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

都处于彻底的独裁和军国主义统治之下，但事实

上，日本继续处于军事控制之中直到1952年。

这是进退维谷的民主政治，麦克阿瑟将军对

裕仁天皇的格外体恤，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延迟

而非促进了社会的真正多元化、公众参与和行政

负责制理想的实现。然而，尽管存在日美合作的

官僚政治崇拜、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

的大政翼赞会的古老体制，还有以天皇为代表的

回避责任的神秘做法，以及新的帝制民主的不健

全之处，但麦克阿瑟在肯定这个社会所经历的重

大变革时，他还是相当正确的。相比于日本的帝

国时代，战后的日本是个极其自由和主张人人平

等的国家。它的人民已经变得对军国主义和战争

极为谨慎，世界上少有其他国家堪与匹敌。一种

健全的搞笑的荒诞感弥漫于流行文化之中，尽管

很少有外国人欣赏这一点。当中立派和保守派仍

然牢牢控制大权，公众舆论却以在美国都不可思

议的宽容方式，继续支持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

者发言。

这也是一种日美混血的遗产，充满了矛盾和

混乱的讯息。这些对立而复杂情形最好的例证，

莫过于围绕引人瞩目的新宪法继续展开的争论。

如果没有征服者，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国家宪章，

而一旦占领期结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国会

修改宪法。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很快就希冀并游

说这样的修正了：宪法第九条如此妨碍日本的再

军事化，使得盟军总司令部在指挥召开小型的秘

密“宪法制定会议”后的一周内就感到后悔了。然

而，当1997年庆祝宪法施行50周年时，它一字一

句也未曾更动。保守派从未能够超出修宪必须的

2/3的国会议席，而且他们也没有勇气面对即将到

来的民众的怒吼。

在不久的将来，宪法很有可能被修改，但是

其中涉及的问题，仍然可以反映出当今日本民众

的政治意识。尽管宪法第九条已经被扭曲变形，

以维持“自卫”能力的名义被不断扩充阐释，但它

毕竟仍然作为具有强制效力的不战理想的宣言，

与宪法导言中强烈反战的言辞一同留存了下来。

二战后“杜绝战争”的梦想打动了全世界人民的

心，但却从未载入其他国家的宪法或法律。任何

有关再军备的事件，在日本都必须受制于对战争

与和平基本问题的承诺，由法律和宪法加以保

障，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占领初

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想，以这种意料不到

的方式，超越半个世纪鲜活地留存在了日本民众

的意识之中。

日本的和平梦想实际上无所慰藉，因为它们

首先是停留在有关二战的恐怖记忆之中——数百

万日本人白白地付出了性命；战争第一次以大规

模空袭的方式向日本本土袭来，当然接下来还有

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战败数年后日本人民还经

常三餐不继，甚至无法公然哀悼战争中的死者：

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

为杀人凶手而责骂。这种深深的痛楚和受骗的感

觉，被一种日益增长的、而且不完全是毫无道理

的想法所强化：日本正在被其他国家以并不施之

于自身的标准评判着。日本人感受到的双重标准

和胜利者的正义观，曾经使东京战犯审判变得黯

淡，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国家的残虐行为、否认事

实和虚伪证词的刺激，这种感觉正与日俱增。甚

至那些认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日本和平活动

家，和那些致力于证实和公布日军暴行的人，都

无法为审判战犯的方式辩护；他们也无从为美国

在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决定之后，又在冷战的寒

流中，释放并随即公开接纳被控的右翼战犯（如

后来的首相岸信介等人）而辩护。

在漫长的战后时期，那些掌控日本迅猛复苏

的精英们，几乎全都出自亲身体验过战争和战败

的那几代人。由于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相对

落后和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他们将过去的战争

看成是愚蠢之举。他们着力避免这种灾难的重

演。而且他们对日本一旦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

易于制造核武器而将引发全球抗议极端敏感。他

们中的一些人与战后作为“悔恨共同体”出现的进

步的左翼学者持有相同的自我批判观点。有些人

则属于懊悔战败的“后悔共同体”。颇有几位将记

忆中的“大东亚战争”，当作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

者和军阀，驱逐在东南亚的欧美帝国主义者而发

动的战争。当谈到日本的极端暴行时，许多人都

坚持否认。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

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他们也还记得战败后数

年间，白人胜利者轻蔑地将他们看作“小男人”而

引起的迷茫困惑。

这些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现在几乎都淡出

了历史舞台。对于裕仁统治的前20年间日本所犯

下的掠夺罪行，此时正当需要明确承认和道歉的

历史时刻，而在他们身后却只留下了糟糕的记

录。在他们心目中，承认这个，就包括必须承

认“东京审判史观”，而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

的。他们的爱国心，为他们的国家招来了多数外

部世界的轻蔑和不信任。同时，这些精英们也为

他们的继任者遗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具备严重打击报复他国的独立军事力量的

日本，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和人民严肃对待？这

是“宪法第九条”的遗留问题，这是“单独讲和”的

遗留问题，也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遗留问题。

这是在附庸于美国的独立之下结束被占领状态、

恢复名义上的主权所遗留的问题。日本忠于宪法

第九条的精神，却招来了世界的奚落。1991年海

湾战争期间突袭伊拉克时，日本因只提供金钱援

助而拒绝派军受到嘲笑，对日本来说这是显而易

见的伤痛。毫无疑问，如果捐弃宪法第九条，将

会引发对日本复仇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因为除了

日本保守派，没有人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日本独

特的和平梦想已经陷入了令人苦恼的进退两难的

境地。

这些战败和占领期错综交织的遗留问题，以

循环往复的方式展开。既然已经被军事托管，并

由此导致对华盛顿的外交从属，那么留给日本领

导层保住战后日本民族自尊的，就唯有经济一

途。敏感、受伤，而又十分脆弱的日本民族自尊

心，只能表现在全心全意地追求经济增长之中。

由此，在屈辱战败的25年后，日本崛起成为一时

的经济强国。这种追求的特征，表现为重商主义

心态和近乎病态的保护主义的经济防卫策略体

系，其实是不出所料的。或许最终，真正能够信

任的只有自己？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悬而未决。没有人能够确

定日本将走向何方，而且也没有人再念叨“日本

第一”了。不确定性令人忧虑，但降低期望值肯

定有益无害——然而，这实在又令人悲哀。为什

么？因为随着日本模式（“占领军模式”）而变得

不那么光彩的事物，其实正反映了占领初期“非

军事化和民主化”方针那些特定的理想。日本经

济学家和官僚为计划经济起草了 1946年的蓝图，

对于这些目标极其明确。当然，他们寻求急速的

经济复兴和最大限度的经济成长只关注实现经济

的非军事化和经济民主的目标。而在相当大的程

度上，他们推行的这种有导向性的资本主义，在

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是成功的。日本变得富裕了。

每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都飞速提高。收人分配

比美国要公平得多。经济成长的达成，无需过度

依赖军事产业体系或者繁荣旺盛的武器贸易。

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目标，但是目

前，“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理想正随着战后体系

各个方面的必然崩溃而被丟弃。战败的教训和遗

产，确实已经很多而且也千差万别；然而它们的

终结还远未到来。

注释:

10.麦克阿瑟关于当时朝鲜战争状况的演说，其有

关部分全文如下：

自战争以来，日本人民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

伟大的变革。他们以值得赞赏的意志、学习意愿

和显著的理解能力，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

致力于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大厦，而且在随后

的进程中，创立了真正典型的忠于政治道德进

步、经济活动自由和向社会正义迈进的民主政

府。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现在日本

都与地球上的许多自由国家并肩站在了一起，而

且将不会再辜负世界的信任。可以仰赖日本在亚

洲事务进程中发挥深远的有益影响，这一点业已

被日本人民在遭遇最近的外部战争、动荡和混乱

危机时的高尚姿态，以及日本在丝毫不延缓前进

步伐的前提下，有效抑制国内的共产主义的做法

所证明。

我将我们占领军的全部4个师都派往了朝鲜

战场，丝毫不必頋虑由此导致的日本后防空虚。

结果证明我的信任完全正确。

我觉得没有比日本更加安宁平静、有秩序和

勤奋向上的民族了，在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建设性

贡献方面，也没有国家比日本更值得寄予厚望。

--《纽约时报》，1952年4月29日、5月4日。

13．1960年，在日本发生激烈的示威游行之后，

美日之间极端不平等的《安保条约》被加以修

订，似乎构成了确保那一年成为战后时代结束标

志的第三项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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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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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三年前，当我着手翻译这部书稿之时，并未

意识到这将会是一项如此艰难的任务：其一，与

大多数的日本研究论著不同，这是一部美国学者

的日本史研究著作，文本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化

背景与学术资源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往往使得我

并不充分的学术储备捉襟见肘。翻译此书的过

程，竟然成为我重新学习日本近现代历史与日美

关系史等专业的过程；其二，本书60余万字的篇

幅，也延长了翻译时间、提升了工作强度，使得

翻译此书不再仅仅是一项学术锻炼，而且在某种

程度上成为对译者耐心与体力的锻炼。应当说，

本书作者约翰?道尔（John Dower) 所具有的真正

的研究精神与学者的良知，是激励我最终完成译

文的动力。这让我时时感到：如果不能以原作者

同等的态度和努力来对待译稿，必将心怀愧疚。

以至于我难以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衡量这项历时

漫长的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它已经在我的学术生

命中留下了轨迹’，甚至隐约对我的学术人格发生

了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的深远程度，就我个人而

言，现在谈论似乎为时尚早。

此外，我还要对本书的翻译体例做一下补充

交代：一、原书所涉日、英文献之引文，皆由本

书译者自译，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二、原置于书

末的注释部分，改为章后注的形式，以便于读者

阅读对照；三、为方便读者查询相关文献起见，

注释中所引英语文献出处保留原文，以拉丁字母

转写形式标注的日语文献出处还原为日语；四、

原书中以拉丁字母转写形式引用的日本人名、地

名、文献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在日译本《敗

北奁抱叁——第二次大戰日本人》中有对应者，

皆参照日译本原文；五、原书中出现的在欧美的

日本人姓名，是按照英语习惯以名·姓的顺序、以

拉丁字母转写形式表示的，仍予以保留；六、为

保持原著索引的完整性，索引条目采用原著页

码，并在正文中以边码形式标示，索引顺序仍按

照英文字母顺序编排；七、对原书中极个别的印

刷错误进行了订正。需要说明的是，为尽力保留

原著的面貌，中译本对原书十几万字的注释与索

引部分未作任何删削，因而较此前出版的日译本

可能更为完整。

诸位师友的督促与关注，使这部译作终于得

以问世。在此一并致以诚恳的谢意！

胡博 2008年6月

Table of Contents

拥抱战败

致谢

序言

目录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

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

Document Outline

拥抱战败

致谢

序言

目录

第一部胜利者与失败者

第一章支离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无条件投降

战败的数据

或者……归国？

难民

受歧视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从天而降的礼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强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超越绝望

第三章虚脱：疲惫而绝望

饥饿与笋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绝望的社会学

孩子们的游戏

通货膨胀与经济破坏

第四章战败的文化

为占领者服务

“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

黑市创业者

“粕取文化”

颓废与真实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语言的桥梁

对战败的嘲弄

光明、苹果和英语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畅销书与死后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与牺牲者

第三部革命

第六章新殖民主义革命

作为殖民总督的胜利者

对“猿人”的重新评价

专家与顺从的畜群

第七章拥抱革命

拥抱最高司令官

知识分子与悔恨共同体

草根的参与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语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实行革命

可爱的共产党与激进化的劳动者

“红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民主

第九章天皇制民主：楔入

心理战与“天子”

净化天皇

信函、照片与备忘录

第十章天皇制民主：从天而降的途中

成为旁观者

回到人间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一章天皇制民主：回避责任

面临退位

天皇的巡幸与“现人”

一个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宪法的民主：GHQ起草新的国民宪章

为雌雄同体的生物变性

“明治男”们的难题

民众对新国家宪章的积极性

SCAP的接管

GHQ的“宪法制定会议”

理想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考察

第十三章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翻译马拉松

宪法草案的发布

水流走，河还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许……放弃战争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第十四章审阅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灵官僚机构

不容许的表达

净化胜利者

电影管制

对政治左翼的压制

第五部罪行

第十五章胜者的审判，败者的审判

严厉的审判

展示性的审判——东京审判

东京与纽伦堡

胜利者的审判及其批判

种族、权力与无力

败者的审判：指名

第十六章战败之后，如何告慰亡灵?

献给英灵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学与“战败的责任”

忏悔之佛教与民族忏悔

对暴行的反应

记住犯罪者，忘记他们的罪行

第六部建设

第十七章设计成长

“哦，出错了 !”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

最尖端的经济计划

超出预期的发展与天助神佑

结语幻影·遗产·希望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