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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牛群的她们仨，跟你说一个香港真正的牛故事

记者 余美霞｜2021-10-03

牛在何来到达之前，已经饿了整整两天。

这一星期，天没有下过一滴雨，太阳高悬。大空地上的草长久被晒成枯褐色，土壤又因缺乏营养无法再长出新草高树，牛无法找到一方阴凉，牠们就在这片荒地上百无聊赖。直到带着草的人来了，牠们才渐显生机。

何来和义工提着一袋钝重的干马草，走进空地，趁牛还没跑来之前把草倒出来。马草气味浓郁，嗅觉灵敏的牛群一涌而上，舌头不断打转，把地上的干草卷到嘴巴里，发出清脆的喀咯喀咯声。人类站在旁边看，能感受牠们饥饿，好像也能品出青草的美味。

这里是香港南大屿山的塘福村，送草行动的第一站。牛脚下的地原是一片农田，后来人们发展，“地（原来）是这么矮的，堆填这么高，后边全部都是垃圾。”何来指向数十阶级上的停车场，说那边原来也是田，“牠们吃草的地方一点一点这样消失、一点一点这样少。”

何来是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主席，个子不高，在牛群中想要找到她，还是要伸长一点脖子张望。四年前的冬季，南大屿山昂坪气温急降，草在一夜之间全被冻死，牛会赶忙向赛马会买草，开始绕着牛的栖地派；之后牛慢慢变老，就由只派冬季，到每周一两次，再隔天一次，一派便是四年。何来的发根也开始变白。

四年时间冬去春来。牛不知道，捱过了漫长的等待，这一年有了城市人突如其来的关注——2021辛丑年，牛再次成为当红主角。但当新年已过，热情退散，牛的身影又得回归落魄。

有人耕田，就有牛

人类大概是忘了，牛在香港乃至以农立国的中国，与人的关系一直紧缠互相羁绊，彼此造就了大家的历史与文化。

翻开明列一年行事宜忌的《通胜》，首篇章就是一幅春牛图：倘大的“辛丑年春牛”字在页顶，图中的主角是牧童芒神与牛。据传统，无论是芒神站立的位置与衣着、春牛的大小甚至嘴巴开合都满藏玄机，是来年农作收成的启示、农夫干活的一纸指路明灯。

大澳环境及发展关注协会主席何佩娴过去多年一直研究牛的历史，她下了一个这样的推演：“有中国人住就有米，就有人耕地，耕田就需要黄牛。”一只成年黄牛的体重为800公斤，水牛更可达1200公斤，旧时的人辟新地耕种，只有牛才有那么大的力气把田犁松，边走边拉的粪便又可以顺带当成天然肥料，丰沃土壤。也因为牛这么重要，历代皇帝曾为牠立下盟约，禁止百姓宰杀耕牛。

牛的价值备受肯定，文化传统也不乏其身影：无论是佛教讲述人修行以达致开悟的《十牛图》、牛郎织女又或是牛魔王等民间故事，牛的出场率都相当高——这一部份也有赖于牛与人的亲蜜关系，以及其温驯又固执的特性。在香港，不少地名以牛命名，如牛头角、牛池湾、牛潭尾等，分别因为地貌与牛形酷似，或与过去种田的历史有关。

其实，香港牛的历史早可溯至4000多年的铜器年代——据香港历史博物馆馆藏，出土自梅窝万角咀的文物显示当时已有控牛技教具。活在香港的耕牛分为黄牛与水牛两种：属华南牛种的黄牛天性怕水，长期泡在水田里容易得病，多在旱田工作；水牛却好水，大热天必然跑沼泽泥泞中翻滚降温，是水稻田的指定工人。

后来港英政府修建水塘，河流被截断后米业式微，村民相继移居转业。农田荒废了，村民却舍不得杀牛，放生后的牛群之后繁衍后代，为今天石屎丛林的香港留下了一群藏有历史缩影的原居牛。

以前农活辛苦，但牛总有瓦遮头受农民善待；人离开后，世代绵延下来的牛家族终于免于劳役，能自由来去。但命运的必然，当人再次回来，牛处在社会的位置却开始落入狭缝——“牛都没有来得及安置，人就已经进入城市，”何佩娴苦笑道，“你看到今天是乡村，明天就是城市了。”如是，牛真正的挣扎故事才正要开始。

活在冷酷异境的牛

第一次跟随何来送草的地方，是位于西贡以北的离岸小岛“塔门”。连接塔门的交通并不方便，往返需要搭乘街渡。义工们早上从西贡野外割了鲜草，而后把草抬下船再拉上山。现时岛上20来只黄牛就聚集在这山上的大片平原，都是耕牛的后代。

前往塔门的路程远途拔涉，上山的路更颇为崎岖，但它环山抱海，登上草原后，峭壁下就是整片清澈碧蓝的大海。人们无法不爱这片土地，正如数百年前到来的英国人一样，把塔门英文译名为“Grass Island”——人们初来到时，这里仍是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岛屿。

当手拉车吱吱嘎嘎的拉到山上后，牛就嗅到了。牛的眼睛虽然巨大，但实际上只有两种视锥细胞，并不擅于辨认食物，真正厉害的是嗅觉。十来个牛头围着义工的红白蓝胶袋哄，挡住来者的去路，头两侧的大耳朵不断摇动，饿了这么久，谁都想抢先吃一口头啖草。

近年，塔门成为露营热门胜地。草地遭频密的踩踏，沙质化后的土壤一年比一年流失严重，留不住水份也留不住有机物，长出的幼苗很容易枯萎，牛开始无法在贫瘠褐黄的土地找到食物。义工们开始戏称这里是“Grassless Island”。

据渔农自然护理署2018年的统计数字，全香港共有980只黄牛及160只水牛、主要散居在大屿山、西贡及新界地区；这一数字，比起2015年少了90只。活在城市的牛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已经定位在其生存的基本——没有草。

人们应该还是爱牛的。“你喜欢牠，一定会请牠吃东西，”何来说。但人不知道的是，“这只牛吃完东西之后就会去吃垃圾”。人向牛喂食，牛记住了食物的气味，就开始翻垃圾、搜寻营地抢食。现在塔门不少牛只瘦得可见肋骨，只是肚子却异常肿大，这些都是胶袋堵在胃里的明显症状。

2018年，大屿山贝澳黄牛 Billy 死亡。渔护署在解剖时从其胃部抽出大量胶袋，足以装满两个垃圾桶，判断其因消化系统被阻塞致死。事件震惊社会，人们开始重新反思牛的生活状况。但在塔门，这里并非郊野公园范围，渔护署称不属其管辖；地政总署表示，会为政府土地的天然植物提供“非经常性护养”；食环署则称其职责只负责收集岛上垃圾——牛只面对的问题，政府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并不全然受理。

在这片“三不管”地带，草原复生与人类践踏的速度竞赛，每日都在发生，这同时也是义工与牛抢食（塑胶品）的拉锯战。

Camille 17年前搬入西贡十四乡，退休之后成为全职牧牛人。十四乡14条村落在西沙路两旁连在一起，因为以前全是耕地，那里仍有着香港最贴近城市生活的牛群。牛群偶尔会横跨公路过村觅食，村民见到会自觉停车，“没有人觉得很苦恼、很鼓噪，大家相处得好好。”

直到2017年，西沙公路扩阔工程开展，密林被连根拔起，整个十四乡成了一个大地盘，“每一棵树掉下来、铲植被，（牛）害怕得很要紧，经常冲出去马路。”据端传媒统计，自2017年至2019年两年间，香港发生至少六宗牛只被撞的交通意外，当中四宗发生在西贡。牛与人的拉锯战，在发展开始的那一刻，已经延续到了城市。

生物演化是个极缓慢且悠长的过程，达尔文说人类甚至未能在有生之年观察到。但当人进一步介入自然，动物即使未及演化，其生活习性已不断地适应改变。惟有些时候，想要动物“改变”也不见得容易。

牛是固执的。一直以来，牠们按着先辈的路线游牧，所以当工地占有栖地，牛还是会走上旧路、在被围封的高墙前等候。而公路频密的车辆高速飞驰，牛遭受意外的风险就大大增加。Camille 每天早上及傍晚用发带盘起头发，蹬上湖水绿色的水靴就沿着西沙路巡，把路旁的牛赶回村里，“你赶一次牠不去，你赶牠十次牠就会去。”在此之前，还没退休的她从来都没有这么忙过。

牛也会抑郁与焦虑

“人一直以来都是以人为中心。他从来开发一个地方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有其他生物的存在空间，包括牛。”何佩娴说。

2017年，西沙路一只牛王“大公牛”被的士撞伤右前脚，毛皮撕裂见肉，而整个牛家族就在公路中心守候不肯离开。Camille 回忆，当时到达现场，马路上的车已经一直堵到市中心。她慢慢引领大公牛走回路边吃草，一边联络渔护署协助，但牛被带走以后一直失去消息，直到后来有记者告知 Camille，大公牛已被人道毁灭。

“牠是我们的 icon，看着牠经常出出入入带着一家大小在西沙路走，感情很深。”村民一直对大公牛一家爱护有加，而渔护署拒绝交出验伤报告，引发了村民对署方任意人道毁灭的愤怒。这举动在无形中，其实就契合了何佩娴所说的：当人牛冲突浮现，需要改变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牛。

自2011年底起，渔护署开始实行牛只“捕捉、绝育、迁移”计划。他们认为，把“流浪牛”从原栖地迁移到附近郊野，或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牛不认得路折返，就会大大减少滋扰民居。当中，牛只最常被迁移到西贡创兴水上活动中心。据渔护处回覆端传媒查询，现时当地约有50只黄牛活动。

然而何来强调，每群牛都有自己的地区特性，若将牛只从原本的族群抽离，对牛造成的将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伤害，“你不可以将大屿山的（牛）搬去西贡、将西贡搬来这里，他们就迷惘、会 confused、会抑郁的。”

牛的样子坚拔、体格彪悍，但其实与人一样，“人离乡贱”。“去新的地方一定会被人欺负的，那些（牛）就会很容易病，加上抑郁、没有了自己族群；那些还要带住孩子的妈妈，见到牠旁惶到都不知怎么办。”何来说来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牛在创兴根本无法生存。创兴前身由填海而成，土地拥有相当厚的沙石层，聚水条件不高，所以草在下种之后，很容易因为缺乏肥料而没法持续成长。乍看之下，土地上只几棵枯黄低矮的树，牛只目前的生活状况，与渔护署所持的“拥有足够天然资源维持牛群生活”说法存有距离。

“人们总是幻想大草原就适合牛生活，但其实草原是被牛吃出来的。不是因为有草原，就适合牛去那里。”何来说，找不到食物的牛只会开始离开，再次踏上公路觅寻食物。交通堵塞、意外重演，人牛冲突的命运，就这样陷入了永远都逃不出来的轮回。

为了避免把牛推进循环中，最好的安排是保育者先了解牛族群行为的文明和习性，再设计合适的方法；而他们非得仔细观察，才能知其个中一二。何来举例，一只牛的出现，是比人吓怕躲藏？还是在睡午觉？小牛被母亲抛下，为什么母亲会懂得回去找牠？牛行为的种种，“我们需要多一些时间去理解和观察”，而且“真的要 onsite 才会见到、你还要见很多次才会见到。”

牛是慢热的，与人的一切关系和信任都需要时间建立。前些年，一只公牛争夺牛王之位不果，其中一只角被打缺，悬在头上、血流了快一年；Camille 把牠叫做“崩崩”、为牠疗伤。但因为打输了架就永远不能回到牛家族，这只牛开始自暴自弃——Camille 形容牠当时不肯进食，犹如自杀。村民于是每天去哄牠、采牛最喜欢的血桐叶喂他，甚至工地的判头也主动和牠聊天，时间久了，“他就知道有人疼他，才开始吃草喝水。”

牛也是内敛的，“不喜欢你抱牠、亲牠”。牧牛者可以做的是以耐性去软化、赢取其信任。在十四乡，每只牛都有自己名字，像在牛界风流倜傥的周润发“牛皇发”、自幼丧母跟着人类长大的牛家族恩典“家恩”，还有最疼爱牠的“八姨婆”——Camille 都一一记得背后的故事。名字是连接人牛关系的一座桥，当新搬来的村民和外来者记住了牛，愿意配合 Camille 的工作，学会尊重彼此存在也开始成为可能。

当牧者以前，Camille 在大学里任教管理学。如今，她认为牧牛也像管理。从微观角度上，牧者要勤力好记性，知道每一只牛的性格脾气，懂得跟牠沟通；在宏观面而言，她更要拿着地图去分析，为牛找一个安乐窝。但在管理的过程，面对城市人的误解及投诉，牧者也要去疏解矛盾。Camille 说：“管理牛，其实（也）是管理人。”

牛屎变蚊香

何佩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乡村建了公园以后，“就不给牛进去呢？以前那里本来是牛栖息的地方；如果进去的话，（为什么）又投诉牠污染环境、破坏我们的地方？”

何佩娴现在住的地方也经常有牛出没。这些年来，她眼看着住家附近的草地堆满土，牛一只只地少、也看牠们变得无助。一次，牛群爬上一个人为的泥头小坡觅食，但因为爬得太高不知道该怎么下来。每当环境的遽变使牛产生不适应，何佩娴有时反思，也会为人待牛的所为感到悔疚：“我们社会发展太快，而在这个城市现代化（过程）里面遗留了原生动物的权益……我们城市没有为牠们想一个（人牛融合的）空间。”

不过，在追求效益的社会，每种事物都好像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保留才被认为是值得。何来相当坚定说，“牛就是十二生肖里面唯一一个物种、是给到我们人美好生活的一个动物。”

疫情之下，人们爱到自然躲避瘟疫。采访那天辗转一个下午，从塘福、水口到石壁，再到昂坪、羗山至大澳，端传媒记者跟着何来走遍了南大屿山各个层次的牛栖地，也看见不少游人。但从旷野般的工地到沙湾、郊野公园及监狱外的石屎地，再到早被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整个过程就像见证着一个人类如何发展、而牛栖地却慢慢死亡的仪式——高速的车辆、干枯的植物，人们无法想像，牛的生存条件如何严峻。

但既然牛的生存都成问题，何来口中的美好何以形成？她解释，水牛喜欢在废地上挖洞，一个个像月球表面的磒石洞，在雨季时能够储存水份，让泥土变得沼泽化，“一两年就可以将本来一块干巴巴的、种不到东西的泥土，变成长到这样，”何来一手指向塘福荒土边上的“小绿洲”。那里是由水牛挖开来的小坑洞，上面长满的海芋，雨水经植物净化后深入地底，“（下面）储水量可以是水塘这么大。”

眼前的绿洲不大，这话变得有点难懂。但在送草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梅窝；这一回，我们才真正见识到何来口中的完美湿地。太阳的余晖下，这里就像水牛的故乡。

放眼过去，被水牛踏松的土壤像一块深褐色的软垫。上面长满已被牛吃得矮矮的野草，泥下藏着的百种昆虫会吸引雀鸟来啄食；从雀鸟身上抖落的种子，又会顺势被这片沼泽地接住，再次长出树和植物。在这个由水牛创建出来的地基之上，各种动植物跨越了彼此体积、习性，形成复杂的生物链，互相循环补充。“我们保护到牛，有牛就会有幸福的生活。”何来说，这一切都因牛而生。

2006年，米埔湿地保护区开始引入水牛营造湿地，改善候鸟生活环境。结果在数年间，有水牛放牧的湿地每公顷平均发现到18只鸟类，比起没有人管理的地方增加了三倍之多。不过，如果人不到郊野、看不见环境如何被牛改变，侊似还不足以说服人为何要为牛在城市里留座。

何佩娴很明白。她尝试代入人类最关心的经济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善用资源，其实牛粪是很好的资源。”她举例，在美国就有农场利用乳牛粪便发电，“牛粪亦都可以做蚊香”。

在护牛界翻滚二十多年，何佩娴观察到，人对事物的固有观念，很多时候都源自于人只以“自己”作为本位去思考。比如提到牛粪时人们脸上总有难色，说很脏很臭；其实牛粪没有臭味，甚至还有草香味。人们也觉得牛随处大便后没人清理，环境都被弄脏了，“但是坦白说，牛是没有公厕的，而且有人教它们公厕在哪里吗？没有啊。”她替牛抱打不平，“我们对牛不认识，亦都不愿意认识牠”。

人类只抓到事物的表面，对种种细节事情不问因由，牛对于香港的重要性就逐渐被遗忘，甚至牛存在本身就成为一种“猎奇”。多年前，一只小牛受伤，何佩娴暂代照顾三个月。朋友听到以后都问：为什么你养了只牛这么有趣？但她不解：“你养猫狗来干嘛呢？『陪我咯』，养牛都一样啊，牠都善解人意的”，“其实牛很乖，你跟牠相处了以后，你会发现牠很有性。”

在余华的《活着》里头，也有这么的一段：“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牛是通人性的，我拉着它往回走时，它知道是我救了它的命，身体老往我身上靠，亲热得很。”从文化历史来看，牛之于人类是种有益的动物，“以前香港人吃米，牠养到好多人的喔”，“那么现在，（城市人）已经没有这种态度了。”

采访当天，从何佩娴住家阳台往外看，在疏落的楼宇之间，有一大片如茵草地。闲时，牛只就会跳过屋苑的栏栅躺在这边休息，“我就远观牠们，看牠们晒太阳。”说时屋子里没有亮灯，任由午后阳光映着，“我觉得动物是有自由的。”她靠在椅背上幽幽说，“其实我们渴望的东西，牠也渴望的。”

外界一直锲而不舍追问个别物种的存在意义，但对何佩娴来说，物种之间都是相互依存、都有它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并不应该是由人去衡量。

90%的牛消失后

过去的元宵节，十四乡的公牛“崩崩”终于偷到机会，见钟意的牛女“狮子女女”一面。在牛家族栖身的狮子女女跟崩崩情投意合，但却又不敢跟崩崩私奔。牛其实像极了人，甚至在牛的父权社会，苦命鸳鸯就更常见。Camille 说，牛与猫狗不同，一年一生，还要讲感情，“我喜欢你才追你、才拍拖的”。

要做好物种保育，除了维持牠们的生存基本以外，不可忽视的还有牠们繁衍下代的关键角色。人类的介入间接提升了小牛的夭折率：母亲受惊难产、走失后小牛饿死、或被狗咬死。所以当知到有母牛怀孕，Camille 和一众义工就会“计着牠什么时候要生”，在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同时，还要在母牛疏忽照顾的时候补位。“你说我们会否越来越多牛呢？一定不会。是越来越少。”Camille 皱着眉头说。

尽管有心人各出保护牛群的妙计，这也大抵能暂时从牛灭绝中偷来点时间。2010年，渔护署开始试验流浪牛绝育计划。截至今年2月，署方称香港约有800只牛经已绝育，达全体牛只数量七成；预料十年后，牛只数目将会减少约一半。

但按照牛只的绝育速度，何来觉得时间对牛没有那么宽容：“15年之内，我们就会消失90%的牛”。

事实上，绝育计划最先由牛会引入，目标定位在已离群及四岁以上的牛，只占牛族群里的2-3%；牛会再会按牛群繁殖速度，留下区间让牠们自然淘汰。不过，现在渔护署从环境承载力出发，除了拥有交配优先权的牛王以外，其余牛只均会进行绝育，这就让关心牛保育的人感到紧张，“这是危险的，下一代真的会没有了90％的牛的。”

何佩娴同样觉得，即便牛的绝育不一定成功，牠们“能够繁衍下一代的机会是很小的”，牛很有机会在下个世纪前就完全灭亡。更进一步的是，牛在香港存活多久、剩下的数字能多大程度支撑香港的生态功能，何来直言，这是人们仍然要去追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美好一点的城市，我们想要什么形式的美好？”努力保护物种的延续，然后迎接更好的生态环境，是一场集体的行动，甚至小孩子也要参与在其中。每一次何来与义工进行送草时，都会备好单张向游人教育如何与牛只共处，当中也不乏特意牵着小朋友来看牛的家长。

何来觉得，牛保育就正好是人去学习尊重生命的一个课题，“小朋友最 honest，你问小朋友想不想见到牛牛？佢一定话想的。”人生而单纯，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他者生命的存在。但牛能活多久、快不快乐，决定的就在于城市对牠们有多友善。

香港大屿山，水牛吃着义工送来的草。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主席何来。摄：陈焯煇/端传媒

一只牛背鹭站在一头牛上。摄：陈焯煇/端传媒

塔门岛上的牛靠近吃东西的游客。摄：陈焯煇/端传媒

牛的剪影。摄：陈焯煇/端传媒

一只小牛跟着牛妈妈探索游人的物品。摄：陈焯煇/端传媒

义工们早上从野外割了鲜草，而后卖力把草抬下船拉上山。摄：陈焯煇/端传媒

牛在塔门的土地上吃着义工送来的草。摄：陈焯煇/端传媒

义工们从山腰提水予山上牛群解渴。摄：陈焯煇/端传媒

马草气味浓郁，嗅觉灵敏的牛群一涌而上。摄：陈焯煇/端传媒

一只牛在喝水。摄：陈焯煇/端传媒

来访塔门的游人与黄牛合照。摄：陈焯煇/端传媒

义工们在岸边收拾垃圾。摄：陈焯煇/端传媒

近年，塔门成为露营热门胜地，草地遭频密的踩踏，土壤变得沙质化。摄：陈焯煇/端传媒

牧者Camille及义工Bosco。摄：陈焯煇/端传媒

公牛“崩崩”用牛角蹭地上的泥土。摄：陈焯煇/端传媒

创兴水上活动中心附近的牛。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贝澳的牛。摄：陈焯煇/端传媒

西贡市中心。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塘福。摄：陈焯煇/端传媒

上水河上乡。摄：陈焯煇/端传媒

塔门。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石璧。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贝澳沙滩。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贝澳。摄：陈焯煇/端传媒

十四乡十四条村落在西沙路两旁连在一起，牛群偶尔会横跨公路过村觅食。摄：陈焯煇/端传媒

十四乡。摄：陈焯煇/端传媒

创兴水上活动中心。摄：陈焯煇/端传媒

义工们会收集牛粪作肥料。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澳环境及发展关注协会主席何佩娴。摄：陈焯煇/端传媒

Camille 十七年前搬入西贡十四乡，退休之后成为全职牧牛人。摄：陈焯煇/端传媒

塔门上的幼牛。摄：陈焯煇/端传媒

大屿山长沙，一头幼牛跟着母牛走过海滩。摄：陈焯煇/端传媒

在香港找一个角落，当起养蜂人

记者 施嘉怡｜2021-10-14

小小蜜蜂看似可有可无，却是植物界的授粉大师，在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近年，世界各地频频传出大量蜜蜂消失的讣闻，人人都说没有蜜蜂授粉，就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人类……当人类赖以为生的生物链被威胁，才让蜜蜂议题渐受关注。

元朗牛潭尾的新兴农场，坐落在香港“石屎森林”的角落，藏着一片与城市截然不同的风景。大片田野中，外勤蜂匍匐在花朵上，汲饮着香甜的花蜜。蜜囊渐满，毛茸茸的身体沾上花粉，满载而归飞回巢内，和内勤蜂交接后，又再外出采蜜。在农业边缘化的香港，三个年轻人找到一处地方创办了养蜂场，想细说蜜蜂的平凡故事。

90后的Harry本职是树艺师，在日常工作中不时接触大自然。有一次他与洞穴探险队游览马达加斯加后，当地农夫透露他们都使用“刀耕火种”的传统耕作方法，导致大部分农地因过度耕作而变得日益贫瘠，只得开发森林，最后令砍伐问题变得严重。看到当地的生态问题，他开始反思该如何保育环境。

偶然之间，Harry想起从事树木工作的前辈曾前往非洲孤儿院，教当地儿童爬树以及在树上安装蜂箱的经历。他深知蜜蜂对生态环境的平衡的重要性，于是决定从这小小的生物着手，思考在香港养蜂的可能。虽然香港一直也有蜂农，但多是商业养蜂场或一些零零散散、把养蜂当作兴趣的老养蜂人，Beetales的诞生，正正就是为了填补“保育蜜蜂”这个缺口。

蜜蜂需要人类协助

Bee + Tales——他们想讲蜜蜂的故事。跟着三位创办人，年仅20多岁的Harry、阿骢和Jill来到新兴农场，环绕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野生果树。当初三人就是看中了这里大片的农地和邻近的山头，能在不同季节为蜜蜂提供足够的蜜源。穿过农田，便是养蜂场，十个色彩缤纷的蜂箱一字排开在农地旁。

Harry小心翼翼地从蜂箱抽出一板由蜜蜂用蜂蜡修筑而成的“巢脾”，轻轻往蜂巢吹吹气，受风压的蜜蜂们有序地散开，一只体型较长的“蜂后”便显然而见。在蜜蜂的母系社会中，“蜂后”作为首领，担任着产卵繁殖的工作；雄性蜜蜂唯一的工作就是与“蜂后”交配。繁殖器官发育不完善的雌性蜜蜂便会成为“工蜂”，负责蜂群里大部分的工作。这时，挟着两颗花粉的“外勤蜂”凯旋而归，将战利品交给“内勤蜂”。为了妥善收藏花粉和蜂蜜，“内勤蜂”会分泌蜂蜡，筑出六角形的蜂房。牠们同时要照顾“蜂后”及幼蜂，并在敌人入侵时抵抗外侮。

阿骢熟练地检查蜂板，仔细观察蜜蜂的体型。蜜蜂尾部的丰腴程度反映了一个族群采蜜的状况：当蜜蜂的“屁股”愈丰满，代表牠们采食愈多的蜜糖。若蜜蜂的体态未够肥大，成员便会适时在蜂箱内放置一碗由砂糖调配的“糖水”，以及喂饲蜜蜂食用混合花粉及大豆粉的饲料，为族群填补不足的食粮。

Jill直言，“从前的我曾以为蜜蜂能天生天养，但事实上现在的自然环境已被人类活动破坏，在某些地区已不能完全地让蜜蜂天生天养，而我们人类的协助，能让牠们的繁殖数量回复至以往的状态”。除了检查采蜜状况，养蜂人更要帮忙维持蜂箱的整洁，包括挑走蜂巢内的寄生虫、被寄生的虫蛹、入侵蜂巢的昆虫尸体等。

冷门行业的传承

成员们能够纯熟地打理着蜂场的一切，这都全靠今年70岁、拥有丰富养蜂经验的陈师傅倾囊相授。

自登门拜访师傅的场地，开始拜师学艺后，这些年轻人很快就从师傅手上得到第一箱蜜蜂。当时，拿着第一箱蜜蜂的他们其实喜忧参半，皆因“夏季是养蜂的一个困难阶段：花蜜的缺乏、居高不下的气温，通通是导致蜜蜂逃跑的主因”。陈师傅甚至向他们表示，只要他们能让这箱蜜蜂捱过夏天，已算有成绩。

初生之犊不畏虎，成员们大胆选址在青衣的山坡上、一个人迹罕至的丛林里，搭建他们首个养蜂小天地。第一个蜂箱十分简陋，基本上只有放置蜂箱的架子以及遮荫的设备。

回忆在青衣养蜂的时光，即使在炎炎夏日下，三人检查蜂箱时都不能吹着风扇以免惊动蜜蜂，工作后总是浑身湿透。“夏天有些时候还下雨，但无论天气有多恶劣，我们也要检查蜂箱的状况”，阿骢苦笑。Jill又表示，“丛林里有很多蚊子，但因蜜蜂对气味十分敏感，我们还是不能使用任何驱蚊产品，所以尽管我们已被蚊子叮到全身痕痒也要忍耐。”

养蜂的路道阻且长。养蜂作为一个传统的冷门行业，不少老蜂农都没有明文记载养蜂要诀，中文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刚开始的时候，成员们主要参考外国养蜂资料，但是，西方与香港本地的蜜蜂品种不尽相同，前者多为意大利蜜蜂（简称意蜂，又称西方蜂），出没在香港的则是中华蜜蜂（简称中蜂，又称东方蜂）。两者的脾性也差天共地，中华蜜蜂较意大利蜜蜂胆小，但意蜂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却不如中蜂，因此中蜂在蜜源匮乏之地仍能顽强地生存。阿骢坦言，“一开始摸索蜜蜂的习性是最难的”。

在首次收取蜜糖时，Beetales成员便参考了外国的取蜜方式，尝试用刷子扫走在巢板上的工蜂。没想到这行为在胆小的中华蜜蜂眼中甚具威胁力，一下子就惹怒了牠们。蜂箱里的蜜蜂倾巢而出，追着他们攻击，结果每人都至少被针了十多个包，留下极大的阴影。那次之后，他们更用心学习观察蜜蜂的情绪，发现不同的蜜蜂也有不同的性格，一些会比较敏感、一些会比较勇敢、一些会比较友善……有一定理解后才再次跨过心理关口，不再害怕蜜蜂。

阿骢坦言，虽然一早就知道养蜂就如耕田般辛苦，要“看天气做人”，但面对困难也曾有气馁的时候。然而，Harry就认为，“是我们额外将一箱蜜蜂的生命放在一个箱子里，我们有责任对这件事负责。如果我们不继续，就不知道这一箱的生命会有什么下场。既然如此，我们就要继续做好这件事。而且当你养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其实蜜蜂是很可爱的，变相会坚持做好养蜂的工作。”

蜜蜂是大自然的哨兵

除了像陈师傅一样，在自家后院养蜂的蜂农外，香港也有不少历史悠久的养蜂场，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便是其中之一。

坐落于香港最高山脉的大帽山，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里明显空气较为稀薄，气温较低。沿着门口右侧的一条楼梯拾级而上，40个蜂箱依着山势遍布在三段的石阶。抬头一看，峰峦叠翠，蜂场四处不乏苍绿的参天大树。“那些就是楠树，多生长于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坡，即使一般乡村地方也较难看到它的踪影。所以楠树蜜糖就是我们嘉道理农场的特产”，负责打理蜂场的叶子林边走边指着远处的树林说。

叶子林自九十年代便开始用“永续”方式养蜂，他早已察觉香港蜜蜂数量下降的现象。坐在蜂箱旁，他沏住茶说：“其实蜜蜂是一些哨兵。当大自然出现问题，例如是全球暖化等，蜜蜂是第一个发出信号。”

十多年前，欧美多地先后出现蜂群离奇死亡。经学者多年致力研究后，才发现问题出于新式的类尼古丁农药。他以此为例，指“是蜜蜂用牠们的性命，我们才知道这种农药其实不安全”。这样看来，人和蜜蜂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紧密，一旦蜜蜂消失，人类必受牵连。

凭着多年养蜂经验，叶子林坦言养蜂的门槛十分高，当中自然环境最影响养蜂。他分析：“如果社会没有足够重视和保护植被，蜜源是不能持续发展的。那说什么么养蜂呢？那是没有基础的。”正因如此，他认为人们都应保护树林和郊野公园，因自然环境对蜜蜂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眼见越来越多后起之秀投入养蜂的行业，叶子林承认“养蜂对生态环境好是事实。”然而，在大自然界里，一事一物都是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他提醒“每一个地方养蜜蜂的数量其实有上限 。一旦到达上限的话，再养更多的蜜蜂，其实都会降低蜜糖和生态上的价值。”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维持蜂场只能最多养殖四十多箱蜜蜂的主因，验证了所谓的“永续”养蜂方式。他又强调：“对蜜蜂不要太刻薄，即使要打糖也要留有余地。”

当然，叶子林是支持年轻人养蜂的。他表示多了人对养蜂有兴趣，便能增加人们对蜜蜂的认识，引起社会回响。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人们“变相可以透过蜜蜂，更重视郊野公园和树林。”

Beetales的养蜂实验场

看着三人亲手打造出来的养蜂基地，阿骢说：“本来蜂场的位置生满杂草，我们于是先将杂草清除。在翻松和平整泥土后，再用公司剩下的木材切割放置蜂箱的层架。”

仔细观察蜂箱，这里的蜂箱除了较一般蜂箱的颜色美观，更有许多小细节。Harry 指，市面上虽然有现成的蜂箱，但那些木箱却难以清洁底部，他们于是在蜂箱底部增设一个可拆除的抽屉，只要轻轻一拉，便能轻易把底部的脏物倒出。另外，每个蜂箱外也安装了一个温度计，显示蜂箱内的温度。Jill表示：“透过纪录温度，我们期望以后可以将养蜂变成一个现代化、数据化的工作，非但依靠养蜂人的经验，而是由数据来支持养蜂工作。”

在整齐排列的蜂箱一旁，两个小小、钻满洞的木头分外显眼，这是专门为独居蜂而设的“Bee Hotel”。原来有些蜜蜂不会群居，只爱在断木或土墙上的洞里产卵。牠们性格羞涩，授粉能力却比一般蜜蜂还要厉害。可惜，香港这个“石屎森林”却让许多独居蜂失去了栖息地，因此Beetales便在此设立“Bee Hotel”，期望为独居蜂提供安乐窝。

Harry表示：“Beetales的主要三大目标就是保育蜜蜂、教育大众和提供相关职业。”眼见农场里的农作物授粉状况变好，三名成员不但希望能增加野外蜜蜂数量，更希望养蜂计划能扩展至城市，继而增加城市的蜜蜂数量。

“城市”与“养蜂”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一个朋友在住处天台养蜂的经验却令他们惊觉城市养蜂的成效。Beetales成员提到，初次看到那位朋友的蜂箱时，他们都不禁惊叹蜂箱的状况——蜂群生命力旺盛，蜂巢里的蜂蜜也十分充足。当他们向友人请教秘诀时，没想到友人却表示，平时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这箱蜜蜂上，更没有额外喂食。

一般而言，蜜蜂的觅食范围是所在之地的直径两公里内。就是说，只要在蜂箱的两公里范围内有牠们合意的蜜源，牠们就可以在那里找东西吃。Harry解释，“这时我们就发现，除非是市区正中心，其实在香港的任何一点的一至两公里内，四周都会是山的踪影。于是我们觉得在城市里面仍然有的少量绿化地带，其实都有它的生产力。例如是何文田中间的山、港岛中间的一撮山，都可以为蜜蜂提供食物，这是连我们都觉得惊奇的地方。原本我们以为是要很大的山才有这个产量，但原来不是。”

在香港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的蜜蜂去竞争天然资源或树林的花粉和花蜜。人们只要在城市里放置蜂箱，就能独占资源，所以蜂蜜的产量就会出乎意料地多。Jill表示，“虽然说香港是一个石屎森林，香港的城市绿化其实做得颇成熟。当然花花草草的质素不能说是很好，但人们与大自然的距离其实不如想像中远，城市里的蜜蜂亦可去采城市绿化得来的成果。”

现时，他们也会与有兴趣的市民合作，为他们提供养蜂训练，或成为养蜂的合作伙伴，期望能组成一个城市养蜂的网络。但叶子林就认为：“城市养蜂的关键不是在于城市，而是附近有没有蜜源”。若大众能好好保护郊野山林，蜜蜂自有栖息地，再次强调自然环境的重要。

与蜜蜂拉近的关系

来到假日，一向清静的新兴农场便多了些人气。这天，一行十人男女老少，来到农场，参加Beetales举办的蜜蜂及手作工作坊。

带着少许不安，参加者在成员们的带领下便来到蜂场，与蜂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成员从蜂箱中取出一版的“巢脾”展示，大部分的参加者亦仍未敢踏前观察。唯独一名6岁的小孩，没想太多就走了过去，雀跃地探头观察蜜蜂，又断断续续向成员和父母发问，难掩心中兴奋。在成员的指导下，小孩伸手戳了一下蜂蜡，染上甜滋滋的蜂蜜，一只蜜蜂停留在他的手指根上。

Beetales 创办人Harry、Jill和阿骢。摄：林振东/端传媒

Harry从蜂箱抽出一板“巢脾”，轻轻往蜂巢吹气，受风压的蜜蜂们有序地散开。摄：林振东/端传媒

当蜜源不足时，成员就会以花粉和大豆粉调配出蜜蜂饲料喂饲牠们。摄：林振东/端传媒

陈师傅和朋友在粉岭布格仔村家中的后庭饲养了近50箱蜜蜂。摄：陈焯煇/端传媒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永续农业主任叶子林。摄：陈焯煇/端传媒

阿骢检查蜂板，观察蜜蜂的体型。摄：林振东/端传媒

位于元朗牛潭尾的新兴农场。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全香港都在变，但有没有不变的地方？

特约撰稿人 刘修彣｜2021-10-04

十年前，瑞典籍自由作家 Johan Nylander 决定从冬天总是寒冷的瑞典搬到香港。他在网路上搜寻“香港廉价租房”的时候，看见一个外籍白领论坛上有人发了个这样的帖子：“我应该搬到南丫岛住吗？”

他好奇点进去，看见底下有位女士留言：“警告！你绝对不应该搬到南丫岛，它是一个屎坑，那里到处都是记者和音乐家。”

到处都是记者和音乐家，他想，这听起来其实不错，蛮适合以写字维生又喜欢音乐的他。从来没去过香港、对香港只有粗浅认知的 Johan，因为这句话搬进了南丫岛。

当年，他与太太和儿子拉着两个行李箱下了飞机，搭着渡轮，穿越海洋，踏上这个有树林、沙滩、穿着拖鞋逛大街的街坊与缓慢生活步伐的小岛，从此爱上这里。一家人前后换了三间房子，现在在他们看得见海的公寓里，还多了两只岛上捡来的小黑猫。

“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人对你说，香港南方的海上有一座热带小岛，上面有茂密的森林和自然的海滩，有一个小小的渔民社群，野狗、野猫与野猪每天在岛上乱跑，岛上住着香港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而且距离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都市丛林只有 25 分钟的船程……你会觉得那是假的吧？”

不是Expat社群

从中环码头搭船至南丫岛最热闹的地区榕树湾，一下船，就能感受到座岛上面住着几种人——周末在社区转角西班牙小酒吧吃早午餐的外籍都市白领，他们的狗慵懒地躺在地上晒太阳；世代居住在岛上的香港原居民，在一旁的海鲜餐厅吃点心、喝早茶；度假的游客一船船来到，好奇地打量他们的生活。

这个香港第三大离岛，相比自然生态丰富的大屿山，香港家庭旅游胜地长洲，纯朴、低调的坪洲，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弥漫异国情调的嬉皮岛屿——许多外籍人士聚集在这里，有音乐、酒精、药物和开不完的派对，刻意避开现代科技与消费主义的人也喜欢住在这里，崇尚自然、追求灵性。

Johan 说，“嬉皮岛屿”的刻板印象之外，南丫岛其实是个文化组成多元的社区。在拥有万名成员的南丫岛居民 Facebook 群组中，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7000 多个南丫岛民至少来自 71 个不同国家。看看大街上岛民开的餐厅就知道，有茶餐厅与海鲜酒家，有泰国菜、印尼菜、日本菜、四川菜、墨西哥菜，有西式扒房，有酒吧。离开大街，往山上走，还有有机农场、香草园、养蜂人家。“一般人说 expat 社群指的都是一群欧洲或是美国来的人混在一起，但南丫岛不是这样。”

岛上住着年轻白领、嬉皮、鬼佬、拥有村屋的本地乡事派，发电厂带来定居岛上工作的日本籍员工，来自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等国家的移民在这个小岛上落脚。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因离岛长时间几乎没有确诊人数，公司与学校也停班停学，越来越多年轻人与家庭从市区搬进岛上。许多原先只打算在南丫岛待上一年半个月的外籍人士，也因为疫情滞留在岛上，一时之间，岛上的房子租金不跌反升。

在街上，常常能看见以物换物的街招，街坊们在村子组成的 Facebook 里面请其他人帮忙寻找走失的小猫、小狗、小鸟、乌龟，周未，有些岛民会一起组织爬山、净滩或是瑜珈活动。

住在岛上十年，Johan 最爱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他说，南丫岛上没有车子，所有的居民以单车代步，或是双脚行走，步调慢下来之后，人和人之间也多了时间互相认识与相处。他认识每一间酒吧、餐厅的老板，走在大街上，常常得停下与朋友们打招呼。对 Johan 来说，南丫岛紧密的“社区感”，根源也来自这些店铺。

因为居民反对，岛上没有连锁店，没有7-Eleven，没有超级市场百家或是惠康，没有麦当劳，唯一能算是连锁集团的是一星期只营业三天的汇丰银行分行。所有的士多（杂货店）、五金、杂货铺、餐厅、酒吧，都是岛民们自己开设的小店。

“你认识卖牛奶给你的人，认识卖咖啡给你的人，他们成为你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店铺长大，你看他们从出生慢慢长高，开始上学。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消失了。”

暗涌，在本来远离政治的小岛上

南丫岛的多元社区是怎么形成的？

53岁，母亲家族世代都住在南丫岛南段索罟湾一带的黄明达（阿达）过去一直收集南丫岛的历史故事、剪报、相片，在 Facebook 专页“南丫岛 历史变迁”上与人分享。他说，南丫岛在六十年代之前都还是一片荒山野岭。旧时的南丫岛，居民以捕鱼、务农为生。南丫岛北段的北角、大坪、榕树湾、洪圣爷村，与南段的芦须城、榕树下、东澳，过去有相当广阔的耕地，索罟湾一带的海湾则渔业兴盛，排满一个又一个的渔排。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港灯在南丫岛兴建发电厂时，大量日籍工程师发现这个岛型如树的枝丫，拥有许多好的海湾的小岛环境怡人、适合居住，口耳相传下，越来越多外国人到此定居，久而久之，有了“拥有异国风情的嬉皮岛屿”这样的形象。

这个拥有多元色彩、步调缓慢的小岛，多年来年轻、流动、住民来来去去，也与香港政治、社会保持着礼貌距离。但在 2019 年反修例运动之后，南丫岛也曾长出关注社区事务的那一面，与原来“离地”的社群接触、碰撞。

澳洲悉尼出生长大、在南丫岛住了十多年的 Matthew Chapple 是其中一位。

Matthew 刚来到香港时，在一家跨国企业任职，薪水优渥。“我每天上班下班，完全不关心政治。” 几年前，他希望能改善南丫岛上乡村车辆车速不受限制的问题，开始联系岛上任职超过20年的民建联区议员、当时的新界西立法会议员朱凯廸与拥有岛上乡村车辆驾驶权的原居民、乡事委员会。虽然后来各方没有达成共识，但 Matthew 因为这样开始关心南丫岛的社区。

过程中，他认识了一群对岛上民生、政治事务抱有热诚的街坊。2019年夏天，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Matthew 与这群街坊组织起来，一起在码头派传单、用流利的广东话鼓励岛民参加游行、为政治运动发声。

连结南丫岛上各种不同背景的居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Matthew 说，外人常常想像南丫岛的社群是一碗浓汤、大家共容而且混合，但它其实是一盘沙拉。“南丫岛这个地方的神奇就是来自这里，人们的生活并不直接交织，外国人和香港人去不同的酒吧，大家的生活其实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有时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当时，岛上与香港其他地方一样出现黄蓝标签。参与运动的岛民搭船出门抗争，回到像是平行时空、歌舞升平的岛上也继续尝试微小的抗议，在黄店吃饭、在码头附近的布告栏上贴起连侬墙（虽然隔天上面的内容便会被拆除）。Matthew 记得，2019 年一个深夜，有人爬上每年十一码头附近都会立起的庆祝国庆大花牌，写下抗争标语，天亮时标语已被匆匆擦去，留下一团模糊的灰色印子。

但 Matthew 说，这些碰撞好像松动了南丫岛的社群。“在派传单时，不论立场，我感受到遇到的街坊开始更关心自己住的地方，也更愿意发表意见。”区议会选举时，Matthew 帮忙进行选民登记，讨论由谁出马参选区议会。作为过去也十分“离地”的 expat，当时，他对这种新气象可能带来的东西非常期待。

变得热衷参与社区事务的还有阿达。阿达一家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近十几年和二哥一起打理父母退休后留下的威记海鲜酒家。二哥做厨，他做楼面。他不是主导岛上社区事务的乡事委员会成员，他说，他也不喜欢岛上那些“很黄”的人“将一切话题都变得政治化”，平时他帮邻居修坏掉的水渠，疫情时组织索罟湾的街坊做自愿检测，鼓励大家对码头改善工程发表意见⋯⋯

然而 2020 年疫症爆发和国安法实施之后，才刚刚冒出芽的社区连结又被迫走回原点。Matthew 现在已经不再更新自己的脸书专页，其他仍然进行社区工作的街坊，也将眼光摆向较不不敏感的民生议题。“像是保护海豚、码头修建、要不要起单车架等等。越来越难了⋯⋯”

这个岛给了很大的包容

经过震荡，后国安法时代的南丫岛，乍看之下并无太大不同——黄店里的文宣仍然存在，乡事委员会屋顶上的中国国旗与香港区旗仍然飘扬。周末，疫情带来一船一船前往小岛透气的游客，外籍白领也还在大街上的酒吧饮酒。

阿达耸耸肩，说这种社群与社群之间隐隐存在张力，但之间也保持距离、不互相干涉，原先便是南丫岛一直以来的特色。“像小时候的索罟湾，每到十月，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的人会插起不同的旗子庆祝『国庆』，有些人饮完酒在大街上打架呀！”他说：“但听日（明天）又相安无事。”

Matthew 也说：“我我觉这个地方有一种『我们在这里共存』的意识，大家尊重彼此的文化，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从大陆移居至香港的 Linda 有类似观察，她说，这两年香港的政治情况带来的社会分裂，她在岛上感觉不到太多。

“大家立场可能很鲜明，比如说 Green Cottage 他们就是黄店嘛，可是也没有因为我是内地人就对我怎么样，”她说。“有时候我们吃早茶，旁边的乡事委员会贴了一个巨大的海报说，我们支持警察，也没有人把它撕掉，大家之间不会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

“我觉得这反而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态。对，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大家也可以对话也可以不对话，但是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

Linda 2003 年从大陆到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念书，后来因为喜欢上南丫岛的简朴与原始，Linda 带着家人一起搬进小岛。Linda 说，原先她有点担心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下，86 岁的妈妈在岛上生活会不会有麻烦。

但岛上的人，不论在地和外国人，大家对老人家都很友善，会帮忙拎东西，给她很大的耐心。“我觉得这个岛给了她非常大的包容，这个地方，人心是向善的，”Linda 说。“我一路没有刻意地去认识谁，对这个岛好像也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我很感谢这个地方。”

回到岛上好像充电

各种生活方式都能在南丫岛的山与海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大自然拉开了空间，令拥有不同文化、立场的岛民彼此之间维持相安无事的距离，组成一个自然生长的社群。因为如此，近年越来越多相信生命有城市主流以外的价值的年轻人，从市区搬进南丫岛，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

独立音乐人黑鬼 2012 年到了澳洲 working holiday，在墨尔本街头卖艺，他说那趟旅程带给他很大的冲击。离开香港以前，黑鬼卖结他，做吉他技师，也做过通利琴行员工，救生员，每天上班下班。“那时候觉得人生没什么希望了，不停地重复，返工、放工，储到一些钱，你买了一些东西，不断循环。我的努力让公司营业额上升，但是我没有升 level，好像打机一样，你花好多时间打机，但是升 level 的是里面的主角。”

澳洲的旅程转变了他的人生。“在香港长大，生活的可能性好像少一点，读书好的话就继续读书，读书不好就早点出来工作，我去到澳洲之后大开眼界，原来生活有这么多可能性。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在街头分享音乐，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你不用出名做明星，做音乐过生活，是最幸福的事。”

回到香港，他尝试让自己过与在澳洲一样的生活，每天起床便出门在街上 busking 分享音乐，得到足够生活的收入就回家。刚刚搬进南丫岛时，黑鬼帮忙打理一间在石洞旁的屋子 Gaia Valley。黎巴嫩籍的屋主在九十年代来到南丫岛定居，在岛上四处种树，Gaia Valley 屋子旁的一棵大榕树，树下刻着屋主种植的年份 1995。当时，黑鬼希望在这里打造一个融合自然的艺术空间，与到访的朋友来分享大自然的疗愈力量。他在这里上堂，举办工作坊、音乐会。“那一年我用了好多时间种植，在这里自给自足，种菜、养蜜蜂，日落时落沙滩坐禅修，做瑜伽⋯⋯”

黑鬼与太太一直渴望亲近大自然。“有位日本街头音乐人跟我说过，现代人跻在城市狭小的空间里，好像住在一个监狱，人的生命就是买楼、供楼，困在里面。住在大厦，人与人之间其实在互相吸取彼此的能量，因而产生情绪。在大自然中生活，是从天与地拿能量。”

山竹台风后，GAIA Valley 受到许多破坏，他没有续租了。现在，他在南丫岛借朋友家的天台教学生 handpan，让他们也能感受离岛的生活。

“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关系，但是简单是难得到的，要靠努力才能达到的，”黑鬼说。“住在贴近大自然的地方，生活简单好多。接触了少一些人，宁静一点，可能你出门你要小心不要踩到狗屎，但是望着海，你已经，唉⋯⋯城市里面其实好多东西对我们的心是不健康的。回到岛上好像充电一样，一落船就，哇，呢度唔系香港（这里不是香港）。”

走到树林里，你马上变得谦卑

政治空间极速缩小的时候，也有岛民在大自然与街坊的身上找到连结的力量。

岛龄八年的 Wyee 是个巴松管手，有一个乐团“七呎六寸半”。她一直希望生活里有足够休息与抒展身体的空间，在南丫岛，她发现，很多岛民都是喜爱动物与热爱大自然的人，而且很愿意付出去保护这一切。有居民组成动物义工队带流浪猫狗看医生，组织塑胶回收群体“不是垃圾站”，Wyee 有空时便会协助这些工作。周末，有时候她会与朋友划直立板出海，在南丫岛的海滩上捡垃圾。在她的小花园里，她种了柠檬、蕃薯叶、油麦菜等蔬果，每天，都有一只流浪猫玳玳慢悠悠地晃来串门，讨罐头吃。

Wyee 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爱的南丫岛山林里举办一场音乐会。

Wyee 说，巴松管来自森林。它的身体以枫木制成，吹奏用的簧片取自芦苇，发出声音的本管、底管、侧管等在木头身体里弯弯绕绕，有七呎六寸半长，可以发出浑厚的低音，但也可以很俏皮滑稽。

在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等木管乐器家族里，巴松管以长度自居。但是当它走回森林里面，所有的树都比它更长、比它更高。“好像在一个社会里，你是最骄傲的那个，但是当走到树林里，你马上变得谦卑。”

森林有这个神奇的能力。“在城市里大家都要斗大，但一踏进森林，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Wyee 相信，森林和山有自己的语言。树木之间不但能相互对话，也能和人沟通，如果人愿意聆听。但是城市里太多噪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连结也消失了。她好想有一天能把生活在演奏厅里的巴松管，带回山林里举办音乐会，让听者在大自然中打开耳朵。

疫情前，她与一群朋友开始筹备这个音乐会，取名“山山林林”。她们摸黑爬上南丫岛北面的山探路，路上没有路灯，但有萤火虫相伴。

每次她烦恼的时候走进大自然，赤脚走在草地上，坐在树木下呼吸，聆听林中的各种声音，感受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她说，这时候，人会突然变得谦卑。“在大自然中，谦卑能带来心里的平静。”Wyee 说，这是南丫岛带给她最无可取代的东西。

黑鬼在南丫岛榕树湾的小码头上伸展筋骨。摄：林振东/端传媒

瑞典籍自由作家Johan Nylander。摄：林振东/端传媒

榕树湾沿岸的一只鸟。摄：林振东/端传媒

榕树湾大街。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植物。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一把伞。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一位钓鱼的男子。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明达（阿达）近年与家人一起打理父母退休后留下的威记海鲜酒家。摄：林振东/端传媒

晒干了的咸鱼。摄：林振东/端传媒

Johan Nylander家中的生果。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乡事委员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南丫岛住了十多年的Matthew Chapple。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发电厂。摄：林振东/端传媒

神风洞。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一块小地上的垃圾。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洪圣爷湾泳滩玩水的小朋友。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中国大陆移居至香港生活，后来喜欢上南丫岛的Linda。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对出海面上的一架游艇。摄：林振东/端传媒

小朋友在洪圣爷湾泳滩玩沙。摄：林振东/端传媒

索罟湾第一街。摄：林振东/端传媒

行山人士。摄：林振东/端传媒

独立音乐人黑鬼。摄：林振东/端传媒

夕阳下，一架单车架在榕树湾码头旁的栏杆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另一个专门供卸货用的码头。摄：林振东/端传媒

施工中的工地。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植物。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狗。摄：林振东/端传媒

Wyee是个巴松管手，有一个乐团“七呎六寸半”。摄：林振东/端传媒

已损毁的快艇。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一间屋顶。摄：林振东/端传媒

南丫岛的老房子。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造字师：正方宫里保卫香港人的字体

特约制作人 Chilam Wong｜2021-09-22

文字有其思想，有其形体。时代变迁，旧日一纸墨宝怎样穿透时代，见证艺术的不同定义？新字体的冒起意味着一浪怎样的新思潮？让一切从字体说起。

“李汉港楷”是香港第一套众筹成功的街头书法字体，修复过程接近五年，于2020年底达成众筹金额，其后正式开放供购买。字体的原形由已故街头书法家李汉书写，由其挚友的儿子李健明修复。

比起“字体设计师”，李健明更想以“招牌佬”自称。他从小接触招牌制作，对他来说，字体从来都不是艺术，也不曾让他狂迷，他甚至自言小时候“讨厌美术”。他认为，字体只是一种与生活交融的东西，避无可避。而李汉的字可说是八、九十年代香港风貌的一部分，凶猛粗豪，与旧香港那种“别欺负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连贯的笔划，也蕴藏了前人的招牌制作智慧。

随着时代变迁，霓虹灯招牌受监管、招牌制作电子化，香港街道已慢慢换上新画风。字体比起从前得来容易，同时字体设计也趋向专业化。

在九十后字体设计师Roy Chan眼中，字体是一种黑白线条的艺术。当字体升格“艺术”，却需面对非法下载的风气，使本来艰巨的䌓体字体开发过程更难实现。

他创立《思绪侠造字》回应时代需求，年半间造出约200款风格各异的字体，每套字只有十至数十字。对他来说，教育香港人是当务之急，“网络热度、新鲜感”是当今需求。然而创作与商业化社会共存，意味着他得投放时间在相对䌓琐的工作上，如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两位与造字工作的情感交缠，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

李汉的字由一袋字帖跃成七十万众筹金额，同时香港人近年需要的字体也愈趋情绪化。

字体的价值在变，涵意也在变。

从前的招牌字实用抢眼为主，如今则成了杆卫本土文化的符号。而随着近年社会情绪持续发酵，不少形态新鲜的字体紧随面世。Roy认为，香港人近年的情感是保衞、还击，一个时代的情绪需要一些新字体作为出口。

他心目中的“香港人字体”—“思绪重生体”也悄然在脑海里成形，激发他加入募款制作一套字体的行列。“有火”、“二十度的斜角”“有痛感”的字体虽然刚烈，但必定安份守己地把煴火留在正方宫内，一旦被入侵就奋力还击。是字体，也是香港人。

自由不断收缩，文字被禁，字体如是吗？李健明一笑置之，他心目中的《李汉港楷》有千万种用法，任由诠释。字体世界本应百花齐放，既然没有特定用法，何来被禁的字体？

“幸运地，这种事情还未出现。我说的是未出现，将来的事我不知道。”Roy对于字体被禁的想像，也不大担忧。

他认为虽然文字受限，但当传意的世界浩瀚得不着边界，就不需害怕规条。“设计就是一门这样的东西，怎禁也禁不了大家心中的意念。”造繁体字难，在香港造繁体字更难，这一点难，造就了香港字体独有的时代风韵。 

字体设计师Roy Chan。摄：Chilam Wong/端传媒

“李汉港楷”街头书法字体复修计划发起人李健明。影片截图

字体设计师Roy Chan。影片截图

街头书法家李汉的手稿。影片截图

李健明的工作室内的雷射切割机。影片截图

深水埗街头一家当铺的招牌。影片截图

街坊自发办地区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来书写

记者 尹诗瑜 发自香港｜2020-07-05

自去年6月以来，街头抗争于香港社区延蔓，“地区”开始以另一意义出现人们眼前：太古“和你唱”、中环“和你Lunch”、光复屯门公园、721元朗黑夜；每一区都在时代之下，被赋予深层意涵。社会运动的能量开始注入社区，将各社区之间的无形边界打破。

政治气候使得港人社区意识变得强烈，并在网络上展现。“西环变幻时”、“大埔谷”等以地区为单位的社交群组，由替街坊寻失物、分享资讯，到积极发表政治意见，呼吁区民参与社区事务等，将原本零散的街坊们连结起来。

同一时间，也有不少群体走出网络，还原最原始的方式，以印刷和派发社区报，构建连系区民的全新纽带。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延续

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有年轻人陷入于无力感之中，但社运的步调并没有停下来，不少人选择把运动能量消化并“深耕社区”——《写屯》也就因此而生。

“其实想当年2014经历好大型的运动，当时就想让多一点人了解自己地区、更关心自己地区，”《写屯》筹备组成员之一的Nicole如是说，“始终有一班人还未热衷于上网，更习惯看实体（刊物），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

定位比较生活化的《写屯》，内容从环保资讯、小店推介、人物故事到食谱等等题材均有涉猎，每期印刷约1000份。

单靠民众自发的地区报，执行过程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不专业”——从采访、资料搜集、编辑、拍摄、排版设计到派发，都需靠成员们各自“认头”（请缨）、按兴趣分工完成。现时《写屯》筹备组成员一直维持约10人，当中有从事文职、资讯科技、会计界、教育界人士，也有学生。成员之一的吴小姐笑言：“我们全部业余，最专业嗰个应该系排版㗎喇！”

相较编采分工仔细、有精密架构的专业新闻机构，地区报的工作及资金由成员分摊，选题没有包袱，灵活性极高，“自己出钱，自己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吴小姐说。

《写屯》创刊号面世于2015年2月，首期的题材就已率先谈及屯门当时最热最争议性的“水货客”议题。Nicole指出，《写屯》旨在为当区市民提供一个平台，补足一些人们不常主动接触或不知道的资讯，所以成员们“乜都写（什么都写），只要有人想做”。

近半世纪前的社区报

香港地区刊物最早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1973年，石峡尾徙置区居住环境出现卫生、治安、管理等问题，亦面临城市发展规划及重建的争议。区内年轻人遂自发组成居民组织，与有关当局沟通，争取改善区内环境；同时开始出版名为《大坑东之声》的区报，报导社区发展动向，并鼓励居民发表意见，期望唤起居民对社区议题的关注。

《大坑东之声》的创刊词写道：“市面上的报章和刊物不算少，但大部份都是以犬马声色作招徕，那么难道居民们需要的只是这类不健康的东西吗？”“到底有些什么舆论能代表广大居民的真正要求和呼声呢？”

早期的《大坑东之声》形式跟一般报纸分别不大，以油墨双面印刷，每期发行数千份，由街坊义务在区内派发。内容主要聚焦与居民贴身的议题，大至重建规划、搬迁政策，小至屋顶漏水、球场设施等；报中又曾详细记录当时居民组职与政府的多次交涉、角力，将原来只能以口述方式存在的历史，如交涉的细节和居民的观点等以文字一一记录下来。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份地区报的存在是一种珍贵的历史纪录。“靠区报作为一个传讯工具，在邨里派——以前没有Whatsapp、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就是看这些。”曾在区内住过多年的深水埗社区协会会长周洁贤忆述，当听完居民大会后，要单凭记忆向其他街坊复述会议内容，难度相当高，“如果有这份资料在手，街坊就可以拿回去告诉不识字的人，今天说了什么……可以拿着一份资料去讲，”周洁贤说，“真的可以差很远。”

回看保存至今、已残旧破烂的初版《大坑东之声》，至今已经47年历史。单从设计演变来看，从创刊号密密麻麻的细明体配以手绘插图，到后来加入图片、漫画、甚至广告，地区报的设计随时间变得多元化。

来到1980年代，区内新建的公共房屋落成，居住环境大为改善；加上媒体资讯流通进步，另在区议会制度落实之后，居民反映意见的渠道变得更有系统，地区报的角色也因而开始慢慢淡化——15年间共断断续续地出版了35期区报及一期特刊的《大坑东之声》，最后于1987年停刊。

不容忽视的社区力量

当年《大坑东之声》的初衷是要将社区报打造成宣扬居民要求和呼声的扬声筒，不过随着时代改变，社会气氛不可同日而语，新一代的地区报有了新意义，关心的议题更广，栏目亦更多元。

近年开始，被誉为“香港后花园”的西贡墟镇陆续开展公路改善、豪宅兴建等发展工程；昔日宁静的社区开始被推土机入侵，规划及城乡关系问题浮现。李嘉慧留意到，西贡区内虽然有其他网上媒体分享社区即时资讯，但却缺乏深入、深度的报导。同时，社会上的主流媒体虽不时会就个别地区议题进行报导，但往往不能作出更“贴地”的跟进。

李嘉慧与全职家庭主妇何洁仪突发奇想，一同成立了《贡想》，希望填补主流媒体资讯上的空缺。“看到自小长大的地方正在发生大规模的转变，自然会想自己可以为这地方多做一点。”李嘉慧说。

2017年末至2018年初，《贡想》追踪报导由西贡区议会拨款35万筹办、在西贡市举行的旅游及经济嘉年华“西贡玩味3.3”。成员调查后发现，区内30多间店铺从未听闻有关活动筹委会，而区议会秘书处又拒绝答应让居民加入筹委会，层层问题勾起了活动的筹办过程及款项去向不透明的疑云。

事件于社区报刊出后，引起西贡居民关注，“35万对比其他区可能不算是很多，但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居民都应该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怎样花。”《贡想》编采团队里的大学生许耀梁如是说。这个“权”，不仅驱使地区报聚焦社区之事，更能产生由民间监察区议会运作的推动力。许耀梁认为，这都是一些主流媒体未必能注意到、做到的事。

《大坑东之声》后来的复刊也同因如此。自80年代末，大坑东一带社区环境渐趋完善，然而随着社会大环境及政治气候的变迁，不少关乎社会发展、政制的问题陆续浮现。为聚焦主流媒体可能忽略的空洞，深水埗社区协会与一些关心社区事务的年轻人在2010年再次出版《大坑东之声》，望再一次将社会议题以实体报纸的形式呈现。

复刊后，《大坑东之声》一如以往，以石硖尾一带屋邨的议题为报导重心，同时更新增了一些全港性议题，就像自愿医保计划、财政预算案派钱、国民教育科等。另外，为应对区内人口老化，《大坑东之声》重新选取较大的字体和显眼的设计，迁就年长的读者。

“我们做区报时的选题其实都是视乎当时hit（热门）的事，尽量去反映街坊关心的议题。有时比较全港性的议题，我们会从街坊更容易理解的角度报导，甚至带出一些观点，反映在社会大政治气氛之下，一个社区如何作出反应。”刘卓奇说。

社区民主的实验场

“社区报”的概念早已在世界各地盛行，如台湾1977年正式发行、着眼农村问题的《美浓周刊》，更是当年肃杀的政治气氛下唤醒公民意识的哨子；另外在欧美国家，也有不少以村落、小镇、城市为单位的社区杂志（Community Magazine），专门记录社区故事。这些社区刊物形式各异，有些依靠政府或大型机构资助，有些则倚赖广告收益或社区资助定期出版，已有十年以上出版历史的刊物比比皆是。

为见证社区的变化、提高大众对社区的归属感，独立媒体（香港）在2018年1月发起了首期“社区新闻众筹计划”，众筹30万港元，以工作坊形式培训社区记者，并协助居民出版属于自己的地区报。发起人之一的梁启智当时表示，希望由计划育成的社区报发挥影响，让当区居民了解社区，为地区政治注入新的一股力量。

扎根元朗的《元居民》团队便是第一期计划其中一个获选的示范项目，于2019年2月正式出版创刊号。根据计划内容，《元居民》运作初期印刷费用由计划众筹支付，隔月出版5000份，免费于区内派发，并放置于众小店、区议员办事处、屋苑大堂供居民取阅。

一年过去，回顾已经出版了6期的《元居民》，成员黄丽颖显得相当雀跃。

“第一期（封面）中间这条其实就是元朗的大马路来的，几明显的地标，一谈起大马路元朗人大家都会知道。”“这是新西牛，然后轻铁、17亿桥……”到最近几期，为分别呼应反修例运动及近期的疫情，“元居民”标题字样的设计上先是加上“手铐”，再是换上了“口罩”。

《元居民》的Facebook专页又会定期刊登贴文，除了转发媒体对社会事件的报导以及其他专页的资讯外，成员亦会把居民私讯投稿的第一手图片和消息在专页上发放，希望更有效地将地区的即时讯息传达出去。

社区报的影响力或于这里得到折射。自从去年6月，《元居民》Facebook专页大多分享及报导与反修例风波相关的事件。而自721元朗袭击事件后，更新更是变得频繁；专页的赞好数量因而大幅上升，至今已收获逾15000个赞好，越来越多人透过专页去了解时事资讯。得到这种关注，黄丽颖认为是源于市民对事件的关心，需要寻求资讯渠道去了解更多。

走过反修例运动，又遇上了疫情，核心成员坦言一直保持平常心继续将社区报做下去，不过报导的主题及出版进程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完成印刷的报刊亦无法像往常设街站派发。不过，《元居民》仍然坚持出版。黄丽颖说，曾有位工作坊的导师讲过，地区报就是创作者用一个业余的身份，去追求一个专业的水准。

“我们做的过程尽可能严谨和认真，对于资料的fact check啊，采访要求一定要落场，自己约访问和去过现场亲身采访的。”

从出版到带来改变

资金人力具备、地区报也顺利出版，那么实制问题来了，在人人手机不离手的时代，该如何将一份资讯满载的地区报顺利地送到人们手中？

在《大坑东之声》复刊后，刘卓奇自言在摆设街站派发时，因街坊们大多都乐意取阅，每期约2000份的报刊很容易分发出去，“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报纸，份报纸只是其中一环，是要看人的。”

但对于2015年成立的社区报“新丁”《写屯》来说，如何派发到市民手中，有时倒比内容制作更棘手。对此，成员之一的Nicole笑言曾有暗忖过，“当有一个人攞（拿）你份报纸的时候，你就要好快地派给后面的人，因为有了第一个人攞，那些人见到有人攞就会攞。”

不过，相较于派发的速度与数量，Nicole更重视与街坊互动的机会。“有次做的议题是屯门区应否建焚化炉，有个叔叔走过来谈他的意见，偶然会见到认识的街坊，会很兴奋地走过来说好难得可以遇到我们。”

“有少少一句的鼓励（我们）已经好开心。”Nicole说道。

从光纤速度的网络传播，最后兜兜转转回复到最传统的街头派报方式，黄丽颖说，“有些东西是一定要亲身落区才会接触到的，接触同温层以外的人。”而纸媒的传递就像一轮命运的流转，“可能这个人看过不喜欢放下了，可能就会有另一个人拾起，你不知道下一个拿起看的人是什么人，就算在一个家庭入面的传阅中，已经包括了不同的光谱。”旁边的张靖雯回应。

“Even他拿了份报纸回去是要来垫枱食饭，他食饭的时候都会见到一些字。”Nicole笑说这是自己一个“好小学鸡”（幼稚）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或许就是一众办报者的坚持和希望所在。

不过，非营利、以信念汇聚而成的一份小报纸也难以避免争议。《元居民》起步不久，就已遭受到受访者的不解，质疑为什么无薪会去办报。郭志衡反思，认为这也是一个好渠道去让人们知道，“系㖞，原来一些人真的可以是不收钱，去做一些觉得对社区有意义的事，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计算着钱、对自己有着数才去做。”

《贡想》发起人之一的何洁仪也是这样感受的。除地区报以外，《贡想》也尝试定期在区内举行如社区放映会和回收站社区活动。但活动刚出现时，区内很少人主动去了解，甚至一度被质疑与政党有关连，动机不纯。

直至大约半年后，居民开始习惯《贡想》成员的出现、会参与他们举办的活动。“开始直情觉得我们好奇怪的，到后来慢慢接受了我们的存在，多了人肯理会我们。”何洁仪感慨开始见到居民对社区的投入，见到《贡想》所造就的凝聚力。

时代下的区报角力

近年来香港政治气候风谲云诡，反修例运动再使社会撕裂进一步拉阔，新一代的地区报除了肩负引起居民对社区关心的责任，成为社区沟通渠道外，亦成为政党、区议员用作交代工作成果、宣传政治理念的媒介；由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鸿出版的《北角报》、九龙城区议员邝葆贤医生的《小黄纸》，乃至屯门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社区双周报》等，报章形式与风格大不相同。

活跃在九龙地区的《龙周》便是一份有规模的建制地区报，逢双周三出版并免费于港铁站出口派发。该报以往关注的议题多为九龙地区的社区议题，内页以各种生活资讯为主，亦有建制派区议员专访和专栏，不时讨论国际新闻。

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前，《龙周》出版了一期“选举特刊”，内容更多与半年来的示威活动挂勾，多强调“黑色恐怖”、“反黑暴”，又以不同的话语形容当区候选人的特色，如以“迟到早退及缺席、议会『懒王之王』”形容民主派议员涂谨申，而对建制派议员李慧琼及郑泳舜，该报则以“二十年地区工作”及“地区工作扎实”形容。另外，区报的内页及封底分别有署名为“一位店员”、“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及“一位爸爸”的全页广告，呼吁读者以选票“止暴”、“救香港”。

正正因为开办社区报的门槛不高，每份社区报都有不同的成立背景，当中更掺和着政治立场的拉扯，但办报者的共通之处均是希望借由这个媒介，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社区。

《元居民》来自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社区报的始创成员大多来自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朱凯廸的助选团队。在选举过后，团队中部份成员希望借由举办读书会、放映会等社区活动，继续营造社区。现时经营社区报的成员有不少是在活动上结识，结伴参加独立媒体发起的计划，并成功脱颖而出，才完全了现在的《元居民》。

由于资源匮乏、没有固定的工作地方，《元居民》偶尔亦会借用朱凯廸的“不是地办”元朗办事处开会，而办事处也是《元居民》最初的取阅点之一。但正因如此，不少人会暗有疑惑认为《元居民》与朱凯廸的政治立场和背景有连结，“我不会否认有些活动都有朱凯廸团队的伙伴会出来，但《元居民》的确不是朱凯廸团队出的。”成员郭志衡强调说。

回应社区报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工具的角色，他认为“社区报本来就是跟政治有关系，无论你怎样说你不是政治目的，但你想出来想人关心一件事，其实已经是一个政治目的。”

沉思片刻后，他续说：“如果有人说是政治工具我都不介意的其实，因为不可以让一边去完全垄断话语权，需要有一班声音抗衡，抗衡得来不是要biased（偏执）向某些人的利益，只是想社区有多些持平的声音可以反映一事实，或令一些本身不知道事实的人可以有多一个渠道去认识件事。”

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好的时候

逆转数码化的时代，由民间雄心壮志自发进行编采出版的地区报，生活空间越来越小，更终须面对现实的问题——在即时新闻风行及背后有财团支撑的媒体市场，不少地区报出版一段时间后，经已因经营成本、人手等问题停刊，有如筲箕湾的《纸筲箕》 (2012-2014) 、油麻地的《活化报》(2012-2014)、大埔的《埔纸》(2013-2015) 等。

即使有不少“有心人”自发出资运作，但人手欠奉加上效果未如理想，很多地区报都“做不下去”，若用黄丽颖的话形容整体办报气候，就是“一鸡死，一鸡鸣”。“通常（区报）一出来的时候该区会有很大反应，我们也是，创刊号的时候都挺大反应，但新鲜感一过就可能习惯了。”

习惯的，不止是区内的读者，也可能是负责编采工作的成员。

《写屯》的成员感同身受，“大家都有社会、经济上的压力，我们都想了很久怎样可以keep住做落去，后尾都是有空就做、见步行步。”吴小姐耸耸肩。

从2015年2月创刊至2018年4月，已出版至第36期《写屯》终暂别社区。“人手问题，没有人做就被逼停了，你也知道通常一旦停了，就……”吴小姐以笑容交待了后续。虽然没再出版实体社区报，“写屯”的Facebook专页仍维持更新区内资讯，以另一种方式关心社区。

无独有偶，停刊后再次复刊的《大坑东之声》，2014年再度因为人手不足停刊。此后，这份“元祖级”的区报走进了历史；刘卓奇也不确定未来是否会再次复出，不过，“《大坑东之声》保持了几十年，从最初没有什么，到后来的模样……它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变化，没有了这个区报就会没有了很多东西。”

对于其他地区街坊自发办社区报的后起之秀，刘卓奇相信也是连结社区重要的一步。

“你发觉现在好多东西都社区化了，以前没有18区乜乜乜嘛……这就好像回到七几年那时一样，现在的人是多了『我是住沙田的』『我是住黄大仙的』『我住深水埗的』的身份认同，其实是有优势的。”

刘卓奇续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人们很有需要去参与一些事，而且不断对资讯有渴求，区报在这社会环境下是有它的作用的。”

香港各区社区报。插画：Wilson Tsang

2015年《写屯》创刊号。

早期的《大坑东之声》，内容主要聚焦与居民贴身的议题。

《贡想》2017年9月出版第一期。

《元居民》团队成员Wing、Vivian、Ark与Vera。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坑东之声》2014年9月号。

《贡想》成员吴墁焜、李菁与梁健聪。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居民》2019年6月号。

《纸筲箕》2013年出版的第七期。

在垃圾年代重新走进一家书店：香港崩坏时的独立书店新浪潮

特约撰稿人 陈奉京｜2021-10-12

【编者按】自2019年中之后，香港经历政治变幻、疫情惨淡、移民潮与国安法轮番洗礼，谜底尚未终章，但一个新浪潮却引人注目：香港在两年左右时间里，新增了近二十所独立书店，地理遍及港岛、九龙、新界和离岛，可谓“遍地开花”。文化组今次制作“后2019香港独立书店地图”系列，分两日推出，来观察一城能量如何于惨淡与创伤中，保存并转换。

书店不好做这件事已说了很多年，不独香港，全世界亦如此。每有书店倒闭的消息传来，总令爱书人惋惜。然而过去两年，香港虽百业摧残，却意外迎来了独立书店的“春天”，多家独立书店在不同地点开业。

例如去年6月，“蜂鸟书屋”和“夕拾x闲社”分别在中环和观塘开张，9月和10月有深水埗“一拳书馆”和梅窝“瀞书窝”的接力，后来又有太子的“阅读时代”和元朗的“书少少”赶在2020年结束前开业。这波独立书店的热潮在2021年继续延伸，3月有炮台山的“Vhite Store”，4月有观塘的“纸本分格”和西贡的“神话书店”。经历了乱世，香港人怀着复杂的心情，也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沉淀，而新冒出的独立书店是否正好可以回应这些需求？

元朗“书少少”：当老板写“我不卖书”

“书少少”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不太像书店的名字，因为一般书店即使书真的很少，也不会说自己“书少少”，而且“书”和“输”同音，总让人觉得不太吉利。这家书店位置偏僻不说，在它的网页和Facebook专页上连地址也欠奉，如要前往，需先谘询店长。店长阿信说，不是故作神秘，而是地址真的不知如何说，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我们照着阿信提供的方法前往，在元朗西铁站外叫了一辆的士，跟司机说了一个书店附近的“地标”，司机一开始也仅仅知道大概的位置而已，打了电话去问人才弄清楚。

阿信一开始是想在外面找铺头的，但最后出于租金的考虑，还是选择了在元朗这个新建成不久的村屋，用来安置他开书店的梦想和自己的日常起居。“这样变成有一个好处，来的人真的是好有心才会来。”他说，“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其实来这里的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是我朋友都不会来，因为这个空间私人性较高，直接让客人看到我的私生活，会无形中令人却步。我有反思过，但又想，其实我就是想和他们做朋友，而并非一个老板和顾客的关系。来这里要经预约，沟通过程中已知道大家谈不谈得来。”

书店偏远，又行预约制，来的人不会像一般书店那么多，阿信甚至在网上写了几篇“我不卖书”的系列短文，但他的的确确是把这里当作一家书店在经营的，书仍是这个空间的主角。当你跟随他踏入书店的门口，看到玄关两侧的书架，你不会怀疑这是一家书店，反倒可能会思疑：他平时真的就睡在这里吗？

书店的确不大，从玄关进去，便是主体部分，也是客人来到可以看书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地方。中间放了两张沙发，其中一张摊开的大概就是阿信的睡床，但客人来到也可随意坐在那里聊天。墙上则挂了一张银幕，有时会用作放映。说到书，绘本是阿信主推的类别，其次是宗教书，文史哲当然必不可少。主推绘本，是因为他相信绘本较易阅读，他希望更多人能通过绘本提升对阅读的兴趣。

开这家书店之前，阿信已有多年的书店从业经验，直至去年年中终于下决心要开一家自己的书店，然后用了半年时间去筹备。他坦承，在这个时势下开书店，也算是时势推了一把，他坚信一个再普通的人，也可以在这个时势下做一点事，而开书店刚好又是他想做的事而已。

“台湾有家书店分享过一篇文章，记得里面有句话是，当一个城市步入黑暗的时候，书店就担任着灯塔的角色。”阿信说，做书店或出版的人，往往比别人更早感知到社会的转变，比如言论自由的收窄。

“书少少”网页的左上角有一句话特别引人瞩目：“当阅读作为一种反抗，书店就系革命基地。”社会运动被镇压，不少人被抓了去坐监，阿信认为，当大家仍在一起阅读，某程度上仍是在维持一种“齐上齐落”的感觉。他也不讳言，书店当下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围炉取暖”。

“书店这个空间本身就预你停留好久，不像以前可能不喜欢你打书钉。大家来到一起坐，一起看看书，谈得来就一起聊天，不是进来就要消费。现在书店的市场分明，走入一间书店便知它会有什么客人，释放也会比其他地方来得容易。书店首先能做到一种放松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给予知识。”

在阿信看来，阅读总是和社会运动脱不了关系。阅读可以是一种表态，也可以为身处漩涡的人指明方向，而人在经历巨变后，文字也能给予精神上的治疗。“有些东西只能书店才能提供给你，在其他地方未必。”阿信说。

梅窝“瀞书窝”：书里看见更真的世界

另一家同样神秘的书店，是位于梅窝的“瀞书窝”，它也位置偏远并采用预约制。在梅窝码头下船后，沿着海边的路仍需步行二十分钟左右才到书店，这一路上环境也逐渐从喧闹变得安静。喜欢自称为“掌柜”的店长蔡刀，路上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公开地址。除了从中环坐船， 以陆路的方式从东涌坐巴士亦可抵达，同样是在梅窝码头下车，然后步行前往。总之，如非自己驾车，那二十分钟的路是免不了要走的。蔡刀还嫌不够远，他觉得最理想是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他说，根据他造访台湾山上书店的经验，愈远愈有人来。

事实上，关于走路的书，也是“瀞书窝”主推的一类书。在蔡刀心目中，走路是一门学问，他说：“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行路，像卢梭、笛卡儿，行路就思考，停止行路就停止思考，同时所有的宗教领袖也都喜欢行路，像朝圣。”自开了这家书店后，他自己也走多了很多路，还设定了每天走路的目标。

步行可说是一种体验，而“瀞书窝”是一家很强调体验的书店。“如何才能静，静了又如何”，是蔡刀在布置这家书店时所一直思考的问题。他把书店分成六个区，分别为“知止”、“定”、“静”、“安”、“虑”、“得”，是参考了《大学》里的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基本上每个区域都有一样东西做。”蔡刀说。进来书店前要经过一段阶梯，然后在门口脱下鞋子，便是“知止”，蔡刀形容，“脱了鞋后整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了”；进来后是一条通往书店主体部份的走廊，称为“定廊”，书店提供一本薄给来客签名，留下自己来过的印记，甚至还提供了毛笔和字帖，让来客通过写字来准备进入安静的状态。

在“定廊”写完字，用一根小木棍敲一下悬挂在墙上的钟，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书店的主体部分“静厅”。“静厅”算相当宽敞，四周放了书架，依照不同的主题而放满了不同的书，蔡刀又将它们分成三大区域，左手的书架是“认识自己”，右手的书架是“认识世界”，而中间则是“东西交汇”。

“静厅”有一条规矩，所有人进入之后都必须保持安静，不能说话，不能拍照，也不能使用手机。整个“静厅”的布置颇有点日式的感觉，使用了日式的窗户、日式的榻榻米。“严格来说是禅风，最紧要是能给予人宁静，心情可以放轻松一点。其实我们最想的不是来到才安静，而是想要来的那一刻已开始心情的转换。”

环境太静太放松，会不会让人睡着？蔡刀并不介意人在店里睡着的，他甚至在“静厅”安排了一张很容易让人入睡的摇椅。他说：“我每次回来一坐这个位就睡着。”

“安室”是两间分别供男女使用的洗手间，位于“定廊”的旁边。从“静厅”出来，再次经过“定廊”，左转即是“虑堂”。“虑堂”的空间布置像“深夜食堂”，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地方。“我们一般都是先来这里喝一口茶，然后去静厅，再回来喝咖啡。但这里不是咖啡馆，喝什么咖啡甚至有没有咖啡，都要看掌柜的心情。不收钱的，不过要说一件感恩的事情，所以这里叫感恩虑堂。这源于一本书叫《幸福，从谢谢这一杯咖啡开始》。”说着，蔡刀就随手从旁边的书架拿起一本书，“我现在每日都会写三个感恩，譬如今天会感恩你们过来，感恩天气好。写到没什么好写，就感谢仇人。我已经这样维持了年半，每日临睡时用起码三分钟去感恩，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再一样。”他希望每个来过“瀞书窝”的人，回去都可以尝试做这件事，就算未必像他那样坚持每天写三个感恩。

“虑堂”的功能，虽以吃喝、聊天为主，但四周仍安装了一些小书架，放了一些饮食题材的书。每次聊到相关的话题，蔡刀就熟练地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书，开始讲书里的内容，动作非常自然。蔡刀打算之后从“静厅”里面各分类的书都选上一两本放在这里。而“虑堂”外面的室外空间，则是书店的最后一个部分──“得”──“得”后面该加个什么字，他还没想好，他希望每个来客能帮他出出主意。至今为止，来客已经起过这些名字：“得着”、“得空”、“得觉”……有个诗人来了之后，还即场作了首诗，写在了分隔“虑堂”和“得”的玻璃门上：“开开心心过一天，欢欢甜甜又一年，清静神畅又欢乐，得益匪浅乐绵绵。”

“清静神畅”四个字，可说是“瀞书窝”的灵魂所在。“瀞”这个字便是将“清静”两字结合在一起，而“神”与“畅”又可组合成另一个并不存在的字，蔡刀再把这组合而成的四个字写成牌匾，挂在“虑堂”的墙上，似是在提醒每个进来的人保持清静神畅。

说起开这家书店的原因，蔡刀想起去年6月的一天。“那天，我在观塘走了一个圈，当时整个工厂区没有人，好恐布，但行路给了我思考的空间，脑筋特别清晰。对我来说，书真是救我一命，如果一本书救一个人，那一间书店呢？”

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蔡刀感觉到香港人的精神健康近两年明显地变差，可能是因为疫情，也可能是因为社会运动，或其他原因，他并不在乎来的人是蓝还是黄。他知道书店不能给人提供快乐，但至少可以是一种情绪的出口，一种寻求心灵安静的选择。他说：“书店的功能有些像诗，诗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写，苏东坡的诗通常是死老婆、贬官、兄弟分离，因而流传千年，书店亦都是这样。有些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他们知道我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来到这里可以得到片刻的放松。我相信每个来过的人，他再来的时候都会有所期待。”

蔡刀说，现在香港很多人都有情绪问题，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看精神科医生，而且即使去看精神科医生，他也会说要靠自己努力，而阅读其实就是一种自救的方式。从书中认识自己和世界，又或者从书店中重获心灵的安宁，人便可重新出发。

乱世之下书店可以做些什么？蔡刀不假思索地回答：“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专长，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下和疫情之下。经典的说法是罗浮宫起火你救那幅画，就是救最接近自己的那一幅。”

在深夜食堂，一碗拉麪能给予身心疲倦的人予慰籍；在“瀞书窝”，一本书或一杯咖啡，又何尝不是想给人一点抚慰。蔡刀说：“其实太平盛世的时候我未必会开书店，正正是最坏的时候，就是书店最值得开的时候。”

西贡“神话书店”：用阅读抵抗愚昧

位于新界西的西贡向来有“香港后花园”之称，是城市人散心休闲的热门之选，疫情之后，外地游客减少，但本地游客却有增无减。书店在西贡向来少见，几乎算是唯一的“悠闲书坊”也在2015年结业，直至“神话书店”于今年4月开始试业，西贡才又有了书店。书店所在的西贡大街，实际上更像一条小巷，店铺则以食店居多。店长Stephanie相中这个地方，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业主是亲戚，可提供较为优惠的租金。在香港，租金开支始终是影响书店能营运多久最大的因素。

Stephanie在西贡已住了十年，丈夫Samuel是西贡原居民，本职做IT，偶尔会来书店帮忙。Stephanie说，她因为厌倦了办公室，在2019年前辞去了原本的工作，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人生方向，也因此开始经常在社区做一些义工活动，又在区议会选举期间参与助选，对社区组织多了认识。“社区组织比较缺少空间发展他们的事务。”Stephanie说，“大家经历过社会运动及各样事情，去到今时今日好像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心里会有点儿不甘，也想尝试其他方法来凝聚公民社会。”

开书店，既是源于Stephanie对书的喜爱，也是她希望借书店这个空间能与社区组织合作，推动社区发展。由社区组织“贡想”主办的“在地西贡”，便是是神话书店参与的第一个项目，Stephanie借出地方给“贡想”举办工作坊等等。

西贡虽然偏隅一角，但同样跟随社会大气候转变而变化，2019年后的变化尤为明显。Samuel说：“2019年的社会事件之后，你会看到西贡并非只有一把声音，黄蓝之分在西贡也明显了。近来新开的小店都是所谓黄店，会多了很多人来支持。2019年之前，西贡只是用来住和睡的地方。前后的分别就是地区活动多了，多了人参与，也感觉有了些活力，年轻一辈会出现多一点。”

社区气象生机勃勃，与居民的归属感增加有关。据Stephanie所言，以前区务由乡绅把持，而乡绅会觉得西贡是属于原居民的，由外面搬进来住的居民不算西贡人。“任何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这个地区的人，只要他对地区有感情，为地区做事情。好像我们现在地区组织的主要成员，他们也是搬过来的人，但就是因为他们太爱这个地方，所以会做很多保育的议题，很多是那些乡绅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认识了这班人之后，觉得书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通过书店可以看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更多可能性。”

神话书店十分注重历史书的推广，门口的第一排书架就摆放了Stephanie精挑细选的历史入门类的书，她说读了这些可再由浅入深，在里面的书架上找到更深入的历史书。其实她自己也甚为喜爱历史书，更直言历史书治愈了她。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而历史也算是故事的一种，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香港的教育会令你不再喜欢这件事，他们对历史的诠释好无聊。我因为工作不开心而重拾读书的兴趣，一开始是看文学书，后来回想起自己对历史的兴趣，而且文学离不开历史，所以觉得不如自学一下，也算是一种补偿。”Stephanie说。

运动过后，社会氛围陷入低潮，通过阅读历史，Stephanie重新审视历史的发展规律。“历史某程度是循环的，总是有高有低，每行一步都不会没有意义。现在如何灰心也好，其实在历史长河都只是在某一个点，未来仍有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不如尝试放大历史的图象去想一些事，心开阔一点，眼界开阔一点，就可以令自己不用那么灰心，或者觉得有一些寄望，因为做过的事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历史书的治愈性就在于此。”

开书店后，Stephanie明确地感受到，社会环境愈差，人对书本的渴求就愈大。“如果连最后一张有异议声音的报纸都没有了，那么当你想要一些知识，就只可以在书店寻找答案。当你每日看到各种荒谬的事情，你反而会想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去抗衡这些事情。我觉得也是反抗的一种，即是抵抗愚昧。抵抗愚昧你就可以武装自己。”

至于香港将如何变化，书店会如何受到影响，Stephanie明言无法预计，但至少现在仍可以卖她想卖的书，“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是任何书都入不到，我就结束营业”。

观塘“夕拾x闲社”：做播种的工作

在访问的四家书店中，“夕拾x闲社”是唯一一家开在市区的。观塘原是工厂区，近年已转型为商业区，除了新建或改建的商业大厦，也有很多旧工厦变成工商两用，吸引了不少小店进驻。旧工厦环境也许不如商厦，但租金却便宜得多。“夕拾x闲社”就开在工厂大厦里面，店长Sharon特别找到了一个位于高层又有大窗户的单位。大窗户引入了自然光，也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可看到天空，也可看到楼下的小公园，在观塘这个大楼和人口都密集的地方，倒是十分难得。

Sharon是抱着“多一间独立书店就对独立出版多一份支持”的态度去开书店的，可想而知，书店主推的书也是以香港本地的独立出版物为主。选择在观塘，一是她熟悉观塘，知道这一带没有独立书店，新的书店能提供新的选择，二是觉得这一带人多，书店可以担当“播种者”的角色。她说，随着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变，不再那么喜欢逛大商场，工厦里的小店会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间。

“我们卖两样东西，一是书，一是空间。”Sharon认为，香港人最缺乏的是空间，无论是看书的空间，还是喘息的空间，而“夕拾x闲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空间分成两部分，一半是书店，一半是共享空间。在她一开始的设想里，出租共享空间带来的收入，可以帮补书店，令经营得以持续，但是书店开设一年来，她发现书市比她想象中好，关键在于“找对了书给香港人看”。心灵类的书籍是“夕拾x闲社”最畅销的，其次是政治类，另外绘本也很受欢迎。

社会运动之后，人们从街头撤离，香港的公民社会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压，Sharon希望书店可以发挥“围炉取暖”的作用，让同路人有个地方重聚。“现在社会上弥漫着敏感的气氛，但在这里会遇到有共同理念的人，不用说一句话都怕得罪人。”她说。

她很乐意和来客倾谈，这一年来在书店遇到的人，也让她感到温暖和舒服。“我听到很多的事情，这些也都会滋养我的人生。我重视这些交流，我想，来这里的人也都是这样。大家都很开放去讨论事情，这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共享空间不止是共享空间，还会用来举办活动，或租给一些手工艺艺人、导师开班教学。“除了卖身心灵书，我们也有举办身心灵活动，参加者可以放开一点自己的包袱。像是一个套餐，不只从书中得到心灵的满足，而是更多可以聚在一起，找到谈得来的人，又可以有一些合适自己的活动，有导师带着，把自己的情绪洗涤一下。”Sharon希望保持这个空间的灵活性，想到有什么可做的就尝试去做。书店部分书架装了滑轮，随时可以通过移动书架来改变空间的格局，令空间的用法多了些可能性。

当初开书店，国安法仍未实施，Sharon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只想在能力范围内尽力去做。国安法后，禁区越来越多，对于一家书店而言，自然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但Sharon说：“人就要不断适应社会，遇到阻力太大时，再重新评估自己能力可去到那里，作出相应的调适，不然我自己都会病，心灵上的那种病。”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书少少”的店长阿信。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元朗“书少少”。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 店长蔡刀。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梅窝“瀞书窝”。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店长Stephanie。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西贡“神话书店”。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 店长Sharon。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观塘“夕拾x闲社”。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百物档案馆：有“物”有真相，我们可以一起备份香港吗？

特约撰稿人 凌梓鎏｜2021-09-17

早前八月，在湾仔富德楼的艺文空间“艺鹄”，出现了一个“香港百物档案馆”（HongKongers Archive）开放日。档案馆由香港艺术家江耀荣（小江）发起，是他在台北艺术大学美术学院做硕士研究时，酝酿出来的项目。那“香港百物”从何来？就靠小江向所有香港人，公开征集“关于香港的物件”，条件几乎不设限，纯粹碍于他要自费存仓：“暂时只收藏小于一位成年人体积的物件。”他笑：“犯法的东西如毒品，当然不收。”

开放日已结束，但档案馆将持续征收物件，至2046年。这些年港人都明白，多一个镜头，多一份真相。档案馆想做的，不外是多一件物件，多一个见证，反映港人的身份认同。有人捐赠今年6月24日，《苹果日报》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当日小江正兼职foodpanda通宵更外卖员，凌晨在街头买了一份收藏。“这件事对我颇大冲击，虽然预计得到，但没想过来得那么快。”消失变日常，港人的收藏和备份意识瞬间提升，想把好物藏笼底，他日留给后代。小江说：“有些捐赠者都有这种意识。”

当苹果遇上文汇

办开放日时，小江请朋友黄宇鹏（小土）来策展，两人常在现场坐镇。小土曾于岭南大学修读文化研究硕士：“香港学者说，当我们面对九七回归的大限，想重整『我是谁』，便有身份认同的讨论，也出现焦虑。”这是他年轻时读到的理论，现在感觉自己置身另一处境：“觉得有些东西正在消失，想挽回或重新建立。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很靠整个社会参与。所以档案馆公开征集物件，是想大家以流动的状态去谈论，而不是老早就认定香港是怎样的。”

小江在台湾读书时，接触后殖民地主义的讨论，特别记得一个概念：“在理论层面，有个term叫『众声喧哗』，意思是我们在一个平台，讨论身份认同或相关议题时，可容纳很多不同人的意见或杂声。”他公开征集物件，就是想档案馆能众声喧哗。“例如有人捐了《苹果日报》（最终章），也有人捐了《文汇报》，内容指《苹果日报》是『毒苹果』，我们两者都收藏。”

大家想起两份报章“相映成趣”，不禁失笑。小土指，该份《文汇报》是对应《苹果日报》最终章而办的特辑，列举“毒苹果的问题”，捐赠者是任职社福机构的中年男士。“他做关于社区archive的工作，谈及自己面对的问题，觉得在现今资讯丰富的社会，要透过archive去建立『地区特色』，本来就很难。所以他来我们的档案馆，想参考一下。”后来大家聊到香港发展，他忽然拿出那份《文汇报》，说值得捐赠。有些人盛意拳拳来捐物，也有些人像这位男士，捐得随意。小江说：“这个project有趣和artistic的地方，就在于某种偶然性。”

如果要为这段偶然性加上一个期限，档案馆希望是2046年。小江说：“当初伟大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对香港人的承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九七回归后）50年不变。”小土亦解释：“到2046年后，可能有另一种变化。起码之前50年，我们好像在框架和法律制约下，某种生活模式仍可继续，虽然大家已觉得有些变化。”开放日结束时，档案馆藏品共约300多件，微细如在维园拾获的木棉絮、印有音乐表演场地Hidden Agenda标志的贴纸等，都是香港的生活痕迹。

如林夕写《最后的信仰》歌词所说，“思想他人难偷取／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肉身和实物总可被绑被抢，但小江仍会选择保存物件：“因我们的身份或生活习惯，都是被身边的物件和环境所塑造出来的。”他记得去台湾读艺术硕士时，电影《十年》（2015年尾）在港上映不久。戏中五个故事之一的《冬蝉》，拍主角用制作标本的形式，把终将消失的事物保存。“当时看，觉得是香港政治上的预言，表达了一种忧虑和恐惧。”小江说：“标本是原来有生命的东西死了，但百物馆所做的不同，我们想将日常的、有历史的或被搁置的物件重新激活，让它重新进入大众视线中，引发想像或讨论。”

好厉害的难民营营长

“早几天有一位好厉害！”小江回想芸芸捐赠者。“他一进来就说，自己做过一份很少人做的职业，是营长。当时我就猜，他是难民营营长。”果然猜对，那是年过七旬的梁显明先生，自1979年在深水埗安置越南难民的“银禧难民营”（下称银禧营），当营长两年多。1975年越战结束后，越南难民潮爆发。梁先生与小江想当年，大谈营长的工作，又捐了一叠陈年旧信，全是难民由香港移居海外后，写给他的感谢信。小江说：“我问了他很多次，这些信那么珍贵，真舍得给我们吗？他说自己留着没什么用，也带不走，不如公开让更多人看。”

那次梁先生捐信后不久，再到档案馆，送来关于银禧营的剪报。老人家提起往事，兴致勃勃：“全港可能不足十人做过营长，虽然工作辛苦，但经验很特殊。”年轻时他读过社工课程，曾于收容单亲儿童的宿舍任职，辗转当上营长。银禧营能容纳8000多名难民，他说：“8000多人，就有8000多个问题。例如营中天井位置，有电源可供煮食，他们却爱在床上用火水炉（煤油炉），若生意外便惨了！”他笑说自己像个家长，常教育难民，甚至替他们调解家庭纠纷。

难怪难民给他的信，感激之情满泻。梁先生指，从西贡（胡志明市前身）来港的难民多是华侨，所以不少信都用中文写的。有人在信中形容，银禧营是“我们离开人间地狱后在自由世界中的第一个『家』”。 营中还有其他志愿机构，为难民提供康乐活动、医药、教育等服务，相比当时世界其他地方的越南难民营，梁先生说：“香港对待难民非常人道。”封尘旧信记载了一段香港历史，他宁捐不弃：“有些东西，不由你或我去衡量它的价值。它像种子，就看它落在哪里。既然档案馆能收藏，那便好了。”

亲人遗物见历史

小江和小土眼见来捐百物的，真是百样人，什么年纪和职业都有。有人只捐物，不愿多谈，他们会尊重。也有人跟他们谈上半天，印象深刻的一位，是人称“二胡auntie”的社群艺术筹划者梁以瑚。她与小土相识多年，今年73岁：“我已这把年纪，一直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因我是个『收集狂』。近十多年，身边所有亲人去世，我都担当『遗物处理师』。我很喜欢旧物，也喜欢说故事。”她把已故亲阿姨的两本相簿，连同一些摄于影楼的个人照，都捐给档案馆。

阿姨生于1910年代尾，从中国内地来港，终身未嫁。二胡auntie觉得，阿姨没儿女承传她的故事：“若不捐出来，他日我不在世，她的东西可能被丢掉，而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任何物件，都有它的历史和存在价值。”沙滩泳照、穿长衫的生活照、与办公室外籍同事合照等，留有阿姨倩影。“她从封建主义的社会来到香港，在英华女学校接受西方教育，之后踏入新中国思维，经历日占时期。以单身女性来说，她的坚韧力很强，也没放弃对美的追求，从她在相中的姿态、打扮和衣服布料，都可看到。”

小土看在眼里，旧日罕见的独立女性形象，今天仍令他赞叹。二胡auntie说：“接收旧物的人，也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有所沉思。”档案馆收藏物件，一心为香港敍事。谈到香港，二胡auntie说：“这是我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前路好像很黑暗，但总会找到光的。我作为老人家，会留在这里，陪伴怕黑的小朋友。圣经有句话说，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做人就应如此。”

高达的意义

捐赠者如二胡auntie和前营长梁先生，连人带物，成为有血有肉的口述历史。小土笑说，有些人反而没想太多，捐赠是心血来潮。“例如有朋友拿了一个高达（日本经典动画《机动战士》系列主角）模型来。他不是高达迷，只不过曾在模型店工作，高达是老板给他的。”他觉得神奇在捐者无心，看者有意，高达引起不少观众回响。“有人说它勾起童年回忆，有人甚至觉得高达故事某些人物，很代表香港人现时的状态。很有趣，即使没预计物件有什么意义，但意义忽然便产生出来。”

藏品一一放在黑盒，全是专门储存菲林的防潮盒。开放日期间，观众要先从一份藏品列表选心水，再向小江提取物件，还要戴上白手套，才可拿在手中。一般人感觉陌生的程序，源自正规档案馆。小江解释：“我去过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经验很深刻，通过这些程序，会令我们觉得物件很珍贵，需要好好保存。”唯一能跳过程序，观众一眼看到的，是墙上“香港百物档案馆”的字样，由小江找著名手造招牌师傅欧阳昌制作，属藏品之一。

大家都可以做百物馆

档案馆在港出现前，2019年先在台北的艺术计划空间“水谷艺术”，办了首次开放日，那亦是小江的艺术硕士毕业作品。当时他尚未公开征集物件，藏品多是他放假回港时，于地摊和小店搜购，如不锈钢蛋挞模、竹蒸笼等。毕业后返港，他获香港艺术发展局赞助，才再举行开放日。现时小江租用迷你仓摆放藏品。虽闭门收藏，但仍像开放日时那样，将一个个安放藏品的防潮盒，井然有序置于层架。“这样方便提取，稍后计划让公众继续捐赠物件，先在网上预约，再约我出来交收，放进迷你仓。”日后会再办开放日吧？否则征集物件至2046年，却不见天日，岂不成了时间囊？

他老实说：“会否再公开展示，办专题展览还是开放日，暂未有具体想法，因一切取决于有没有场地和资助。至于迷你仓的费用，还未贵到我不能负担。”艺术家也要谋生，日常为网媒拍制影片，不时兼职foodpanda外卖员，都是他的收入来源。好友小土会做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晚间职业则是保安员。小江说：“很有趣，开放日临完结，有两个人来到，问可否加入我们。”

他无任欢迎，亦没深究对方背景，只知其中一位，是修读创意媒体的大学生。“因为多了两个朋友，所以现时百物馆有个『义工工作小组』，小土都在内，大家不定期整理一下藏品资料。”还有好消息是，近日他有台湾朋友，打算替档案馆做网上展览。小土觉得，档案馆虽人力物力有限，但重点是：“让人明白这件事值得做，而且不一定由我们做，大家都可以做。”

“香港百物档案馆”的策展人黄宇鹏（左）与艺术家江耀荣（右）。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6月24日的《苹果日报》（编号HKA-D0025）与2021年6月24日的《文汇报》（编号HKA-D0026）。摄：林振东/端传媒

艺术家江耀荣与策展人黄宇鹏。摄：林振东/端传媒

数位模型：卢亭（编号HKA- U0001）。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百物档案馆”的艺术家江耀荣。摄：林振东/端传媒

越南难民感谢信及新闻报导（编号HKA-D0031）。摄：林振东/端传媒

越南难民感谢信及新闻报导（编号HKA-D0031）。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楚华女士（二胡auntie已故阿姨）相簿（编号HKA-D0023）。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楚华女士（二胡auntie已故阿姨）相簿（编号HKA-D0023）。摄：林振东/端传媒

1/100高达模型（编号HKA-O0097）。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百物档案馆”参观者写的观后感。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百物档案馆”。摄：林振东/端传媒

默念香港，抽出一张塔罗牌

记者 李慧筠｜2021-09-21

在数十呎的工作室里，穿着黑色连身裙、顶着及肩长发的Kate，把一叠痕迹斑驳的深蓝色塔罗牌洗匀后，在桌子上从左到右划出一个半圆。刚完成一天的占卜工作，她准备星期五全日做遥距线上占卜。数数手指，塔罗师Kate占卜12年认识的约100个熟客中，40个已经移民离港，10多个正在考虑或筹备中。

“我常常都会自嘲自己有一个神婆Database（数据库）——神婆就是数据。”2019年，每逢周末便有示威浪潮，上门的客人亦不断求问香港的命运：社会运动什么时候完结？会不会有一些很大改变的决策出现？2020年，他们又问：香港日后还会是东方之珠，经济繁荣吗？

“有一个比较行内的黑色笑话：世界越乱，我们生意越好，”Kate说。人们来到塔罗师和卜卦师的桌前，挑牌、起卦，求问新时局下的前程、职途、庭审结果和恋爱抉择。姑勿论是否相信塔罗卜卦，或占卜爱好者所说的“水瓶时代”，近年塔罗市集确是在香港逐渐冒起，各类占卜亦成为了一些年轻人的解忧娱乐，同时也是Slash族（斜杠族）的副业出路。

在塔罗牌义、宫位命盘之间，他们试图在迷雾中寻求指引方向。一支卦、一张牌，至少仍是由自己的手挑选出来；占卜过后，他们相信至少仍有改变命途的可能。对他们来说，绘图精致的塔罗牌和时辰八字，坐在眼前的陌生人，一场一小时的对话，有时比强调理性的现实世界来得实在。

“死人冧楼”也要走

塔罗牌中有两张牌，一张“塔”，一张“死神”，牌义比较负面，Kate戏称这组合为“死人冧楼”。早些日子，一位妈妈上楼问卜，问要否不理老公反对，带儿子移民，开出来就是“死人冧楼”。不久后，Kate收到她传来讯息，“神婆，我上飞机了”。“那一刻我真的很冲击，『死人冧楼』，为什么还要上飞机？”

Kate的担忧不只是因为占卜结果并不理想。问卜的半小时内，这位妈妈曾经谈到对于儿子留港读书的忧虑、和老公因政见产生的摩擦与分歧，但因为自己多年忙家务，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积蓄，想带儿子离开也不容易。Kate后来才知道，客人拿了老公的钱，接过刚放学的儿子，跟他说要去玩，便带着儿子上飞机离港。现在母子投靠亲戚，但找不到工作，旅费也快要见底。

犹豫去留的人们，有觉得社会限制了发展、想要闯荡一下的毕业生，也有带小孩的家庭，因为考虑下一代教育而计划移民。随着英国公布BNO“5+1”方案、和加拿大开始救生艇等移民计划，关于移民的问卜明显增加。

“当然也是有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无论世事变改，依然是问自己嫁不嫁得出，其实都很多。”Kate记得，2019年8月31日警察进入太子地铁站无差别追打乘客后，翌日开业的第一个客人，问自己和男朋友之间是不是出现第三者。“那一下我就觉得：好吧，现实是这样的。”

Kate正式开业时值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社会气氛相对平静，客人的问题围绕个人生活居多，举凡跳槽和薪酬，置业和婚姻，“是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情况维持了数年，“2019年上半年大家仍在问，几时去旅行比较好？我年末去瑞士，想知道安不安全、会不会断脚、飞机会不会delay。”她说，“六年前开业的时候，来问移民的客人一年可能一两只手指能够数得完。”

塔罗文化主要分为马赛塔罗（Marseilles Tarot）、伟特塔罗（Rider-Waite Tarot）和托特塔罗（Thoth Tarot）三类，Kate专长是伟特塔罗，这是她中学时向油麻地庙街的一位塔罗师学成而来的。现在仍然位于油麻地停车场旁空地的算命街，搭起一个个红色帐篷，坐在其中的老师傅点起大黄光灯，为背向途人的问卜者睇相塔罗，看时辰八字。

算命街的历史，可追溯至殖民时期。1861年，英国人正式占据尖沙咀一带，当地华人迁移到油麻地，在码头附近聚集生活，榕树头逐渐衍生出市集、卖物等摊档，人们下班后常去凑热闹。有码头便有庙宇，船员常到天后庙拜神，信众上香、求签，解签档应运而生，是平民的娱乐之一。时代更替，香港人除了测字、灵雀占卜和睇相，也开始探索新的占卜形式。

在香港，“占卜”和“塔罗”的搜寻热度在过去五年呈上升趋势。深水埗有塔罗师经营的咖啡店，也有店铺办假日塔罗；社交平台Instagram里，不少人开设专职占卜的帐户，收费由免费至数百港币不等，为陌生人预测前程；Facebook专页“星座迷因”大受欢迎，不少人借帖子标签朋友，或跟情人开玩笑。一些分析指出，网络和近年兴起的Meme（迷因），加速了占卜资讯的传播。

探索自我的“水瓶时代”

每天晚上睡觉前，黄子豪都会为明天翻一张塔罗牌。他说，这除了是对占卜的好奇，也是一种发掘生活中偶然和巧合的趣味。有天他工作累透，抽到“宝剑十”，牌中的人背上插满十把利剑。他翻出访问前一晚抽出的“战车”牌，上面有一黑一白的狮身人面像，问来访的记者：“你看这像不像你身上的黑白色衣服？”

“是一种生活的预示吧，也会对明天的生活有所期待。”早前因为恋情遇阻滞，黄子豪开始接触占星，追踪阅读一个著名占星师的分析文章，也问了一次自己的前景。结果出来，他觉得颇准确，便花钱上占星班、塔罗班，床头逐渐堆起画满彩色图腾的塔罗书、占星流年工具书。

最近黄子豪在电话储起了一堆好友的星图，偶尔也会替他们抽塔罗牌看过去、现在和未来。相比他身边情绪不稳的好友，他虽然觉得自己比较淡定，是个“煮到埋嚟就食”的人，但2019年也目睹过社会种种冲击景象，学习占星让他更加平静，“占星是一个定数、恒星的轨迹，你在轨迹中找一个走得舒服点、容易点的方向。”

根据IBIS World的行业分析，形而上的心理服务如睇掌、占星等，在美国并不像其他服务行业遭受疫情的打击，“更多人在不稳定的时代下寻求建议”。

定期举办不同文创市集的“集Hub市集”7月公开了一则市集档主招募。这次“身心灵”主题异常地受到欢迎，当天下午，他们收到的报名人数已经超过原订的100档限额，需要挑选档主了。这次是他们第二次举办同类型的市集，广招塔罗师、能量治疗等探究灵性事物的档主，也包括水晶、健康食品等档摊。在“集Hub市集”负责营运和市场策划的Sumio和Sabrina说，报名的速度，“相对其他类型市集快一倍。”

他们发现，不只塔罗，中式算命、天使卡、阿卡西等的占卜文化亦很受欢迎。Sumio觉得，这种现象或许跟社会上充斥着负面情绪相关，像疫情下失业和转行的问题，而因为无法出境旅行，人们也会多逛本地市集，“现在偏向照顾自己的内在，inner peace成为了趋势。”

按占星者的说法，我们现在走进了探索自我的“水瓶时代”(The Aquarian Age)。

记者占的卦：占不到香港

坐在黑夜中的维多利亚公园，梁嘉丽打开背包，左臂上日和月更替的纹身，在灯光下显得线条柔和。她在湖水绿色小袋中倒出一粒十二面的金骰，骰上每一面是一个时辰。抛出丑时，她跟着记者的时辰八字翻查电话上的十二个宫位，又在笔记上找相应的生肖表、四化表，尝试在金、木、水、火、土的星型环回中，找出指引方向。

“很多人问我可否占香港，问会不会一直差下去？”她摆摆手说，“占不到的，林郑问香港就可以，刘皇发问新界就准，要由有资格、有权力的人去问。”

既然如此，她还是着眼于个人生命的小事情；一如她以往写的人物访问。

梁嘉丽在《苹果日报》港闻专题版工作约3年多，现在是一名独立记者，去年她开始学习卜卦和紫微斗数，以前者看事件的发展，以后者看个人的命盘。“2019年下半年，令你觉得很多事你掌握不到，你掌握不到。于是趋向找其他解释的方法，真的开始怀疑人生，人生点走呢？不如学紫微斗数，看看自己怎样走吧。”

新手上路的她，在假日市集摆过卜卦档，偶尔会请客人上门问卜聊天，要不便流连咖啡店、公园开卦，均是自由定价。她接触的客人，感情、事业烦恼不计其数，亦有不少年轻人在疫情下很沉闷，问及创业的前景。

今年5月开始，移民问题排山倒海而来，在梁嘉丽学习的紫微斗数中，移民牵涉命盘中的迁移宫。自己想要移民，但老婆不想，怎样说服老婆？又有不打算移民的男性友人，他在大陆出生的女朋友和家人都希望他尽快结婚，离港生活，怕他老了不利生儿育女，否则便要分手。“不舍得女友，但又逼得很紧，”怎么取舍？

越洋过海前要卖楼，到埗后要找工作，抉择的忧虑在人们脑中炸开。梁嘉丽总安慰犹豫的人，这时局下要更加灵活和流动，“不要紧，你就试试，适应不到就回来嘛。你是流动的，去哪里都可以，他们当下便纾解了心理压力。”

不论塔罗师或占卦师，她说，“很多时像个树洞。”这样的安慰有时也会失效，曾经有客人有朋友因为社会运动的诉讼在身，还柙多时，他问怎样才能帮到朋友？卦没有给出答案，“就有些爱莫能助。”

不安感无孔不入，累积到一定程度，终以一条问题的形式，反照出最脆弱的内心深处。梁嘉丽发觉，很多求问者都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的新方向。最近她当通识老师的朋友决心离港，舍弃本业，他日人在异地不知道该如何，前来问卦。梁嘉丽建议他再试试教育工作，或者可在YouTube教授香港史，“他说可以考虑，真没想过。”

学师不久，梁嘉丽感受最深的，是人们其实一生没花过太多心力了解自己。“30岁要结婚、35岁要生仔，要做爸爸、妈妈，但其实不理解自己根本不是这种人。很多人为什么困惑、痛苦，是源自对自己的不理解。”占卜在她心中的意义所在，恰好是找出自己的趋势，“社会只是给了你ABCDE的选择，当他了解到自己需要什么，便有勇气去走J、走H的路。”

“我想2019年的转捩点，是令很多人反思世界发生什么事，香港发生什么事，我在发生什么事？这是对很多人的人生冲撃。”这也包括了她自己。自从《苹果日报》在今年6月结束营运后，她跌入了新闻行业崩盘的命途中。

《苹果日报》倒闭之前，她曾为《苹果》和自己卜卦。她以《苹果》创刊的时辰八字起卦，心中默想，《苹果》能捱过7月1日吗？“过不到。”至于她自己那支卦，工作宫死了，但卦象显示情况对她而言是好的，梁嘉丽当时还没想明白这支卦的意思。6月，报馆弥漫着恐惧，很多同事忧愁地找她占卜，思虑之后找工作、移民，或是被捕的可能性。看着同事，她选择留下来，直至《苹果》倒闭的一天。

现在回想，梁嘉丽终究领略到卦的意思，“跟同事撑到最后有种革命情感吧。”她庆幸没有早早递信辞职，在《苹果》印刷厂看着最后一纸付梓的景象。《苹果》的命数到此为止，但梁嘉丽没有停下来，她建立了Facebook专页和Patreon帐号，尝试走独立记者的路，同时以占卜等副业帮补收入，“原来Facebook的触及率是很复杂的！我以前做最老土的报纸专题，也要慢慢摸索一下。”

其实她很少为自己卜卦，“我有个信念，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件事的话，我就不卜了。开Facebook page报导都有危险，有没有为自己卜卦？没有，我死都要开。朗天说的，不疑不卜。”

社工的塔罗：治愈的“命运之轮”

“难听点说，我觉得塔罗是一个幌子。它是一个前菜而不是主菜。”坐在餐厅，阿彦戳了戳杯中的柠檬片。

阿彦是刚毕业的社工，今年20多岁。一次，阿彦在旺角的咖啡店接触到塔罗，觉得解牌过程很有趣，自己也可以做到，于是开始学习塔罗，闲时替朋友开牌。开牌以来，除却恋爱问题，很多人求问自己的人生规划。

“他们很多时都不知道自己的路向。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报名做一件事，做足准备还是来问，很没信心，其实他是需要支持和自我肯定，”他说，“可能大环境难找工作，或者读完书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有些可能想去台湾，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之所以视塔罗为幌子，因为阿彦觉得塔罗的真正主菜，是让问卜者在过程中透过发问认识自己，“看看他的需要是什么，帮他们肯定自己”。

这听起来跟他的社工本业有点相像，讽刺的却是，他觉得自己的正职，并不能做到他读书时想像般，替别人解决问题。社会气氛肃杀，加上以前诸如社工通报学生私事给老师、甚至报警等事件，使人们开始对体制中的社工失去信任，“有时我甚至不想跟别人说我是社工。不只社工，人和人之间已没有信任的bonding。”

阿彦感受到比他年轻的人明显跟自己保持距离，沮丧于制度或多或少影响了彼此的信任，“原本我以为社工可以做到支援角色，但实际上很多限制：政策、机构背景、学校。”

有时他甚至想，社工岗位无法做到的事，在塔罗的过程中补偿那么了一点点——因为在开牌的过程中，他和对方都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身份也没有顾虑，“虽然工作性质差很远，但会想找位置满足自己……”

最近，阿彦认识了另一个接触塔罗比他更长时间的网友梓翎，闲时会见见面，聊塔罗。梓翎今年20多岁，束长黑发、穿时尚的牛仔裤，是传理系学生。她小学时已经留意星座运程，但正式接触塔罗，是因为在2019年失恋了。她在Instagram看过一些网上占卜，也曾花钱向塔罗师求问，最近一年，她跟师傅学习，收朋友一杯珍珠奶茶、一顿饭的钱，为他们开牌。她又去学习了灵摆、颂砵等等的灵性体验，也接触静观瑜伽和精神健康急救。

梓翎说，或许一般人觉得跟社工或心理学家有距离，但一个远离自身朋友圈的塔罗师，感觉较容易沟通。每次跟朋友占卜，从爱情、事业谈到社会，她都觉得是一次心灵治愈，“一倾就很多泪水”。解牌后，她往往花一两个小时聊天，或拥抱一下对方。

有次她替一位女性朋友塔罗，开始之前，梓翎请她先深呼吸放松，到提问的时刻，她想要查问自己的去向，气氛凝重起来。“解释牌面后，她说想跟我谈谈，留在香港抑或台湾，说着说着就开始哭。她真的很迷惘，觉得留在香港有可做的事，但她曾经去过警署又怕影响家人，一直以来独自烦恼了很久，而男朋友也正在烦同一件事。”

因为塔罗，梓翎看到了朋友从没在人前展现过的情绪，“我好多谢我懂得塔罗，原来我可以去帮忙解决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她说，“我们不会经历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有时候在塔罗中会觉得见到自己，可能我曾经历过类似的状态。既然他信任我，我就要好好照顾他。”

阿彦说，塔罗牌中有一张“命运之轮”，他理解为“某些事情是你能力范围外，你要学会接受”。以前的他可不认同这种说法，在感情、事业或更大的公共事务上，“因为我正是要make changes的人”。时局动荡，他执着于社工能做到的事，每当身边朋友说现在做不到什么，他总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调整自己”、“努力休息”本质上都是语言艺术，“我是电力未去到0％也不会停的人。”

他也很想弄清楚社工在国安法下工作的界线，社工责任和法律界线之间的冲突，自2019年反修例运动开始困扰着他，“到底要不要站出来？站出来是否合法？当有些人自发站出来，代价是他要自己衡量风险。我们没有保障之余亦很辛苦。”

对梓翎和阿彦来说，占卜不是宿命论，而是在命运中找出指引的方向，占出的建议比结果更重要。每次开牌前，阿彦都会先跟客人说，最好已有一些方向才找他，而不是完全依赖塔罗做决定，“做决定的始终是人。”

说到底，他们仍然相信自主改变的可能，阿彦也透过塔罗牌想阔了一点，放松了一点。最近，他参加线上静观课，下课后一小时才发现自己睡着了，“休息时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很累。”

我们的功课

12年了，Kate自觉陪伴了很多客人成长。电话不时弹出客人的讯息通知，告诉她自己刚毕业，或是最近拍拖、转工、结婚了，也有家人患重病的消息。“生命只有一条，我无法全部经验一次， 在客人身上听到不同故事是一种乐趣。”

双手离开塔罗的桌上，她回到家中，会尽量从客人的故事中抽离，回归一个闲时写写日本动漫的普通人。最近，她的哥哥带同妻儿移民了，她也想过离开，但是终究选择留下来，“无论你对它有什么不满，人们不懂得担遮、坐升降机没有礼貌，它也始终是你的家。 在铜锣湾食饭，在黄金（广场）等是很亲切的事，离开了香港，所有东西都是全新的。”

她也有无法忘记的故事，“耿耿于怀，他将来会怎样？例如有客人被判暴动罪，要坐3年8个月。这个数字从此对我意义不一样。”也有中年父母上门求问儿子案件的结果，她说，“我也只能跟自己说，我只可以在这张塔罗桌上帮到他们，给他们意见。”

刚刚学师的时候，Kate只是个中学生，因为妈妈癌症病重，一个师姐提议她去试玩塔罗牌。她走到油麻地庙街的一个档口，向后来的塔罗师傅问了人生中第一条占卜问题——在妈妈离开人世之前，我有什么可以满足她、帮助她？师傅看看塔罗牌，再看一看她，问她多大后，只着她专心考试，不要多想。会考期间，妈妈去世了。

塔罗牌主牌共22张，以“愚人”为起源，愚人在牌中手执鲜花，在悬崖边面向阳光，却不见惧色。接下来的牌，男男女女一时高举宝剑指向天际，一时手执水瓶弯腰向湖中浇水，“恋人”、“正义”、“节制”、“审判”，最后终结于“世界”牌。在塔罗师眼中，这是一趟生命的历程。

“我有时会提醒自己，客人和当年的自己一样，一定是很迷失才会出现。”她说。

“就像你搭一架巴士，终点是去某个地方。但中间有变数，可能会塞车、很多人客，也可能没人客。又或者它是红Van，可以随时变换路线，但终点始终在那里。”黄子豪说，占星看的是宏观星盘，命途的终点不变，但也非没有转换的可能，“有人见到前面塞车就落车，去搭另一架。”

“莫问苍生问星辰，苍生解决不到的事就问星辰吧。”他说，最近占卜爱好者常说香港在某某年分会变好，“虽然是空口说白话，但有生之年，有个希望会见到好的香港出现……那就捱下去啰。”

梁嘉丽常常挂在嘴边说，各人有各自“个人的功课”，“如果在盘或在卦，可以使一个人把执着30年的事，放低一点，这个才是功德。”

去年，她跟拍拖十多年的情人分手之际，碰上《苹果日报》报馆被国安处搜查的时刻。她直觉跌至谷底，想起年初看过卜卦师傅，似乎说中了这些低潮期，机缘巧合下便跑去学卜卦。遇到客人分享感情事、家事，抒发过后，她也喜欢讲讲自己，“我今年差不多40岁，人生阅历在卜卦时很重要。”这样一来，个人的、孤独的功课，就变成了“我们的功课”，“这样跟客人建立关系，其实我是跟所有人一同成长。”

晚上，她一个人坐巴士回家，途中经过中环、金钟、湾仔到东区走廊，一边忍不住不断哭。想到了以前情人反对她在《苹果》当记者，彼此价值观不尽相同。“我在巴士上看见所有那些抗争的场景，那一刻觉得，其实我知道有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什么不重要。”

“生命原来有另外一个完全真正的转向，”她说。

（尊重受访者意愿，黄子豪、梓翎、阿彦为化名。端传媒实习记者卢彦妤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插画：Wilson Tsang

塔罗师Kate。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子豪正在解说塔罗牌。摄：林振东/端传媒

梁嘉丽在维多利亚公园。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6月18日，苹果日报印刷厂。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9月20日，观塘一个闭路电视。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7月29日，香港国际机场有不少人乘机离港赴英，亲属朋友送机后离开。摄：林振东/端传媒

塔罗师Kate的工作室。摄：林振东/端传媒

梁嘉丽学习紫微斗数十二宫位的笔记。摄：林振东/端传媒

压抑下的激情：今日的香港人抱着什么心情看奥运？

记者 庄诚静｜2021-08-07

东京奥运会步入尾声，香港代表队至今表现超卓，为港夺得历来最好的“一金两银三铜”佳绩。当中虽有争议事件冒起，但运动员们在比赛时的拼搏精神还是感染了一众香港人，为近年社会气氛低迷的香港，带来正面的刺激。

香港健儿陆续凯旋归来，香港人又如何看这场奥运，如何回应这一路的跌宕起伏？端传媒采访了五位不同背景的香港人，询问他们当下的所思所想。在东奥面前，这群思想不一的香港人大多有着难得的共通点，就是大家心里想的，始终是“We Are Hong Kong”。

前体育记者阿牧：“运动员说的每一句，香港人现在都能投入和共鸣。”

80后的阿牧，曾经因工作需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现场看过比赛。他慨叹，以前只是在看好戏，现在的他，更乐于看中国“如何输”。

阿牧对京奥并不反感，因为就像在参加一场大型嘉年华，他更直言有点过瘾。当年整个北京都是自各地而来的志愿者，街头巷尾都有不同的社区部长值勤。

京奥的马术比赛选址于香港进行，令阿牧有种与奥运距离很近的感觉，但以前的他，还是没有特别投入奥运，通常只留意看得懂玩法的比赛，甚至只看决赛。

到了本届东京奥运会，阿牧人不在现场了，对于观赛，他却变得毫不挑剔。“只要有香港运动员，我就『汁都捞埋』（香港俗语，意为照单全收）地观看比赛。”他说。

“像个人形比赛，其实我就完全看不明白。”阿牧爽朗地笑了出来。港队代表刘慕裳的这面女子空手道个人形铜牌，可能让不谙空手道的香港人看得有点糊涂。有网民甚至表示，最初还想这铜牌战的热身环节竟然如此激烈，没想到裁判突然就判了刘慕裳胜——观众以为的热身环节，原来正是比赛高潮。

不过阿牧觉得，他之所以能更投入这届东京奥运，“未必只是因为张家朗夺金，更重要的可能是香港运动员背后的体育精神感染了今年的观众。”

他认为，香港人时刻追求的速度与经济效益，与体育训练里“要挨很多年才能赢”的心态格格不入。却又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精神逐渐植根在港人心中，化为一道既虚又实的共鸣。

阿牧没有说穿，但他想起了曾经那个没有腥风血雨，一切如常的香港。

“那些政治事件还没发生时，香港人的精神除了与金钱挂勾外，根本就是一见到不对路的事，就跑。吃饭要快，生活要快，赚钱更要快——这些才是很香港的东西。”

运动员生涯要求多年的训练，当中必须具备能够面对多次失败的心理准备，那种韧性和坚持，都使阿牧由衷相信，“运动员说的每一句，香港人现在都能投入和共鸣。”

惟政治之手最后也伸进了奥运代表队中，先有伍家朗的球衣风波，后又有乒乓球运动员被指立场亲建制而受到网民批评。阿牧觉得，若要以不应阻碍运动员作赛的基准去衡量伍家朗事件时，那么对其他运动员，不论其立场背景，观众都理应给予同样程度的尊重。

阿牧又认为，奥运会对香港体育界尤其重要，只因这是一个能有效推广运动品项和其发展性的平台。能带动一些冷门运动之余，亦能消除家长们对新型运动项目的偏见。

他笑言：“以前谁会料到滑板也能成为今日奥运项目的新星？香港家长一看见滑板就头痛，心想这只是专属边缘青年和上不了台面的活动。”

阿牧觉得，奥运会所涵盖的运动，其实也是香港家长为子女安排兴趣班的指标之一。而增加这些兴趣班的需求后，能养活的是背后的教练，相当于为体育界创造更多工作机会。阿牧觉得大家要把言语上支持转化为实质的行动，为运动员寻觅更多机会，才能给予他们实质的收入，以支援长期发展。

“如此一来，每个香港运动员不一定只要追求夺金，他日也能继续从事自己有兴趣的职业。金牌每届只有一人能得，但其他曾经为此付出血汗的运动员，也理应得到退役后的生活保障。”

大学生林同学：“为了要看张家朗的剑击准决赛，我紧张得饭都吃不下。”

20出头的林同学趁这天放假，特意留在家中观看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直播。他从小已着迷于节奏明快的比赛，但对于剑击比赛，林同学坦承，“自己其实也是在东奥才首次留意到。”

这届奥运的香港播映权被港府买下，分配给五家免费电视台，意外造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以前林同学不看剑击，反而常看乒乓球、跳水等中国队精英云集的“热门”比赛，主因是奥运剑击项目以往不太受主流电视台青睐之余，在香港也属较冷门的精英运动。不过今届香港代表张家朗在个人赛中表现出色、更在劣势之下反败为胜，成功引起香港人注意。

“特别是当你看着张家朗一步一步晋级，到后来甚至一直在破香港的纪录，就真的很想去不断支持这个人。”

林同学忆述，本届奥运最深刻的赛事，当数7月26日下午举办的男子花剑八强赛。眼见张家朗在准决赛中力挫来自俄罗斯的劲敌保路达捷夫（Kirill Borodachev），张于八强赛尾段连取6分，反追至以15:14的一分差险胜对手。比赛过程不止剑手，就连观众，也是一秒都不敢松懈。

傍晚的四强赛事，碰巧撞上了林家的晚饭时段。一般香港人习惯了“电视配饭”，他却是紧张得连饭都吃不下，“观赛时真的激动得放下了手中捧住的那碗饭，偏要确保张家朗赢了比赛，我才肯乖乖坐回饭桌前。”

四强赛事结束，张家朗杀入决赛，林同学却更坐不住，匆匆吃完晚饭，便约了几个朋友，飞奔到离家最近的观塘APM商场看决赛。

东奥期间，许多港人聚集在大型商场内为运动员打气，当中以观塘区APM广场的气氛最为热烈。林同学到商场时，UG层、地下及一楼等所有能够观看大电视的楼层都站满了人；当张家朗在决赛出场时，商场围观的市民不断拍手叫好，中场休息时更会齐声高叫“We Are Hong Kong！”的口号。

大家都在以热切的眼神关注着这场香港队的重大赛事。和友人靠在商场栏杆前观看直播的林同学自然也乐在其中，身旁偶尔会有人跳起来，林同学仿佛误闯了一场大型派对。

“最记得的是在张家朗夺金后，商场里不知道谁真的开了一瓶香槟去庆祝，地下甚至有一道道香槟酒渍。”

林同学回想起当晚的状况，突然十分庆幸自己能见证到香港自主权移交后得到的第一面夏季奥运金牌。他由衷觉得这是一件值得港人自豪的大事。

但林同学一行人，最后也赶在颁奖仪式开始前离去。他担心现场观众可能会在播放国歌时发出嘘声，令自己有被捕风险，兴许也是因为，林同学觉得这些行为没有实际意义。

“其实我对升中国旗、奏国歌没有太大感觉，因为我知道赢了比赛的是香港人，这面金牌最后也会落到香港手中——所以我并不在乎这些表面仪式。”

文职李小姐：“最重要是对这些香港运动员公平，但现在明显对他们不公。”

“现在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是犹如捏死一只蚂蚁般，轻易摧毁掉一个世界级羽毛球选手的职业生涯最高点。”

长发及肩的李小姐，穿着合身的蓝色上衣，言谈间偶尔掺杂一些英文。

当大伙儿都在为剑击界张家朗夺金而高兴时，任文职的李小姐却忍不住为另一个家朗——被列为奥运男单比赛8号种子的羽毛球好手伍家朗打抱不平。她说得起劲，浑然不觉大荧幕中直播的乒乓球比赛快要结束。

香港代表伍家朗因未获球衣商赞助，选择以自行印字的Lululemon黑色球衣作赛，却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波。民建联成员、中学教师穆家骏突在其社交平台上“强烈谴责”伍穿着没区旗的球衣出赛。结果伍再次上场时，换上了由FILA赞助，并配有区徽的绿白色球衣。

伍家朗在与危地马拉选手对战的分组赛中遗憾止步。事后，有网民发现伍家朗身穿的新球衣与FILA所售之网球T恤相似，故认为可能因球衣材质不同，吸汗速度不一，导致选手最终表现受到影响。

“我自己也有打网球的习惯，一想到伍家朗就觉得十分可惜。”李小姐感叹，这届观赏奥运的气氛虽好，但每当运动员们在前方奋力拼搏，不断以喜讯来为香港增添朝气时，背后却总有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场国际体坛盛事，誓要将无关痛痒的小事发酵成一宗政治事件。

“怎么可能让运动员在重大比赛时仍然衣不称身？整件事的最大问题是对伍家朗公平吗？合理吗？Of course not！”李小姐认为，香港的社会气氛难得在这一两年间逐渐平复、沉淀下来，却总有一群人在兴风作浪。“令人讨厌！”她又道。

李小姐认为，“黑衣事件”大大影响了伍家朗的表现，一想到伍家朗在穿上新球衣时不自然的动作和神情，她便为此感到愤怒不已。李小姐有点没好气地回道，希望民建联的穆家俊在提出质疑时，先查阅清楚所有相关文件，而不是在旁煽风点火，硬要生一番事端出来。

她甚至大叹，“若非这场意外，香港此刻可能又会多添一面奖牌。”

李小姐觉得，所有人都应优先考虑运动员和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尊重。她不忿地说道，一众高官不愁没有赞助商供应的衣服穿时，旗下的运动员却是连替换用的衣服都可能欠奉。

“这届奥运真的很可惜，一个家朗是世界最叻（棒），另一个家朗就好像被人硬生生DQ（取消资格）掉。”

她最后又悄悄叹了口气，“其实他（伍家朗）真的很叻。”

80后设计师Frankie：“这届就是一定要支持香港队，要撑自己人。”

本不热衷于追看体坛盛事的Frankie，今年趁港人追看东奥的热潮兴起，又为了支持一众香港健儿，特意来到奥海城（香港其中一所转播奥运的大型商场）观看比赛。衣装轻便的他，盘坐在中庭位置的假草地上，接受了端传媒记者的采访。

近年香港虽然经历了很多不如意之事，但Frankie觉得，撇清所有大环境因素后，收看奥运始终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背后还要归功于这些优秀的香港运动员，及他们在场上突出的表现。 “香港作为一个亚洲地区，老实说我们的体魄绝非特别出色。而港队成员能够取得奥运资格，甚至挤身决赛，本来已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更何况本届陆续有选手赢得奖牌。”“我至今都觉得这是件很神奇的事，真的。”他又特意提及为香港夺得两面银牌、有爱尔兰血统的游泳女将何诗蓓，感激女飞鱼代表香港比赛。“还要谢谢她选择了香港人这个身份，为我们争光。”

Frankie选择以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时值香港乒乓球女子队杜凯琹、李皓晴及苏慧音出战团体赛4强，香港队正苦战日本代表伊藤美诚、石川佳纯及平野美宇，虽然Frankie已在奥海城看了一个下午的直播，但每每港队得分，他都是最先拍手叫好的人之一。

Frankie的双手时而轻轻摇晃着商场派发的绿色横幅，上面写的是“齐撑运动员”五字。

“这届就是一定要支持香港队，要撑自己人。”不过，他亦没有吝啬对其他国家代表队的鼓励与支持，比如他甚为欣赏本届东道主日本选手在滑板、乒乓球项目上的表现。

Frankie笑说，他观看比赛的准则一律都是“好看就看”。不过当被问到有否留意中国女排比赛时，他却有点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

“以前其实也会看。近年嘛，就不用多提了吧。”

“大环境因素、大环境因素。”他轻轻笑道。

资深奥运观众赵先生：“你去了，就代表你支持香港政府。要么你就不比赛。”

作为奥运会的忠实拥趸，赵先生独自一人站在商场大屏幕前，身子微躬的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男子200米跑的决赛直播。

年近七十的赵先生表示，他几乎每届都有追看奥运，“数不清有多少届，反正我也看到老了。”他本来以为由于疫情关系，大家会没了观赏和讨论的兴致，却没料到一家人到了晚上亦会聚在电视前，后辈甚至不断观看比赛重播。然而他觉得要谈气氛，今届自是及不上2008年，在自己国家举行的北京奥运会那么热闹。

当谈起这届香港选手，赵先生可谓如数家珍，兴奋不已。“剑击比赛很刺激，何诗蓓游泳、乒乓球三女的赛事也很好看。”他亦补充道，他份外期待“单车女神”李慧诗的表现。至于今届中国国家队于女子排球比赛中表现平平，他语气则略带婉惜：“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毕竟过去的疫情、水灾等都可能影响球员的训练和临场表现。”

这样的一个资深观众，对香港羽毛球代表伍家朗在奥运比赛的球衣争议又怎么看？

“这些都是奥委会的出错，当然不能怪责选手啦，也不能怪提出来的人。随便你要（印上）区旗、国旗，总之委员会就该安排清一色的制服予选手。”

赵先生补充，他觉得事件的责任既不在对球衣提出质疑的民建联成员穆家俊，更不在球手伍家朗身上。“这个怪不得谁。这件事是领导有问题。你做领导，怎能容许制服的这边多一块，那边缺一块呢？”

赵先生狠批委员会在球衣争议上处理不当，而面对香港社会分作不同派别，运动员的政见可能不一的问题，他起初显得淡然，“总之都系代表香港出去（比赛）就ok啦。”

但当被问到运动员能否有自己的公开政治取态时，自言没有留意运动员私下立场的赵先生，语气却渐渐激动起来。

“你（运动员）要表什么态呢？你现在打政府的工，吃政府的饭，代表香港出外比赛⋯⋯如果运动员在政治方面有问题，那就不要去比赛吧。”

“你去了比赛，就代表你支持香港政府。要么你就不比赛。”

他强调，大家都是中国人，理应要支持自己的政府。

赵先生最后叹道，“能去比赛的，大家都辛苦练习过，当然要去比赛吧？你又何苦要谈政治呢？现在谈政治，还有什么着数呢？你迟早都是要回来‘揾食’的。”

2021年7月30日，何诗蓓于女子100米自由式夺得银牌，大批市民到观塘apm商场观看赛事。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8月6日，香港选手李慧诗在东京奥运出战女子单车争先赛，市民在沙田新城市广场观战。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1年7月26日，东京奥运，香港花剑代表张家朗在16强赛事中击败意大利对手Alessio Foconi激动庆祝。摄：Andrew Medichini/AP/达志影像

2021年7月30日，何诗蓓于女子100米自由式夺得银牌，观塘apm商场人头涌涌。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7月24日年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单小组赛香港队伍家朗。摄：Leonhard Foeger/Reuters/达志影像

2021年7月30日，大批市民到观塘apm商场观看赛事，现场有橙色衫的男子在场挥舞香港区旗。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8月5日，香港选手刘慕裳在奥运女子空手道个人形夺得铜牌，市民在奥海城观战。摄：林振东/端传媒

走出仇恨、哀痛与愧疚：高压时代，香港人如何情绪自救？

特约撰稿人 吴世宁｜2021-07-14

去年六四，Ray参加一个正念共修工作坊的分享时，突然崩溃大哭。他想起1989年，父母带着年幼的自己去维园，买了一个民主女神像，现在父母已经不太关心民主进程；现在，他因为反修例运动被起诉，案件即将开庭，内心充满忧虑。

“好像山洪爆发一样，”Ray说。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再被警方禁止，他特意避开维园现场，在家点燃蜡烛，平静悼念。“我现在更懂得放下执着。”过去两年，他经历巨大的情绪创伤，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走过一段艰辛的自救过程。

过去两年香港大地震，反修例运动发展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运，触发巨大管治危机，北京和港府随后以通过港区国安法和全面整顿来处理民意。社会急剧转变，不少市民情绪翻搅，却似乎没有一个倾倒的出口。

香港心理卫生会于2020年进行全港抑郁指数调查，收集1366份问卷，发现23%的受访者抑郁情况达到需要关注级别，而首三个最让港人受困扰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及社会动荡、疫情以及与家人关系。另外，权威医学期刊《刺针》于2020年发表由香港大学进行的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22%港人疑似患有抑郁症或创伤后遗症。

向外求索不得，有人选择走进内心，开始一段段面对仇恨、愤怒、哀伤、悔恨的向心旅程。我们采访了几个平常香港人，以及数个致力于情绪健康的平台，探索在面对种种社会和个人问题的辗压之时，人们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活下去。

每日绝望之时，来一场静观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时，Chloe每一天都在社交媒体上滑动，掀过一页页怒骂、愤恨、哀痛。当时她决定每天静观半小时，自拍缩时影片放上Instagram Story，挑战维持一星期，行动虽微小，起码让朋友滑stories时，有一刻宁静。

Chloe廿多岁，在大学任职文员，她的人生没有高低跌宕的经历，仅偶尔在个人生活上遇到小挫折，近年则因为政治气压而感到难过。

最近，她一个朋友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到那一刻，就觉得国安法其实好近。”Chloe说，得知消息那天，她在上班，突然陷入深沉的绝望，胸口翳闷。她尝试做一个静观练习，帮自己稳住心神。

过去两年多，静观作为一种修练，为她增加了一些生活勇气。静观，英文为“Mindfulness”，是近年流行的心灵练习，练习者需集中注意力，留意呼吸或身体反应，培养专注力及觉察力；静观期间，如果偶尔分心，只须观察脑中念头，温柔提醒自己再觉察呼吸或身体反应，无须批判。在静观界看来，现代人的身体和情绪反应，很多时候就像长期无人驾驶的汽车一样，只是以恒常反应回馈外在刺激，不觉察自己的状态，心神被过去和未来所占据，忘记平静拥抱当下。

追溯根源，静观跟佛教“正念”有较深渊源，“正念”是佛教脱苦达涅槃之境的“八正道”之一，意为记忆及清晰觉察，须配合另外七道方能悟道。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静观之父卡巴金（Jon Kabat-Zinn）在修习佛法后，把观察呼吸及身体反应的静观练习从佛法抽出，应用于减压、治疗长期痛症之中，令静观大大普及化。目前香港大部分推广静观的机构也跟循卡巴金的教学，采用“静观”一词，但部份跟佛学有连系的机构则采用“正念”一词。

Chloe说，练习静观后，一些念头仍然会萦绕不散，而且香港每日新闻不断，刺激情绪的消息一直都在，但她觉得，不要回避，而是要面对自己的感受，察觉它，消化它。

“静观的时候会有许多念头从你脑中浮现，不须急于把它压下去，而是note（注意）它的存在，渐渐地它会自己过去。”她说，“许多人经历创伤后，都尝试跟世界隔绝，什么也不理会。但静观所培养的觉察力就继续让自己去感觉。”

Chloe不希望失去对世界的敏感度。现在的她更在意要过好每日的生活，戒掉坏习惯，栽种好习惯。为了对抗拖延症，Chloe开始戒掉睡前看手机和早上赖床的习惯。不久前，她读到一个研究指出，“冷感跟人的情绪有关系，所以外国有心理医生建议抑郁症病人去冲冻水凉或跳冰湖”，于是就开始尝试洗冷水澡。

“当大家对社会不抱什么希望、不知道可做什么时，其实你努力做好生活琐碎小事，已需要好多气力。你要好有意志力、好有勇气，才可生活得比较像样。”Chloe说。

一些同事正在计划移民或出国读书，未来大家不知会否各奔东西，但Chloe打算珍惜当下，最近和同事们一起搞运动会。

精神科医生黄宗显经营私人诊所，拥有19年经验，他发现，近年香港人整体精神状态变得更差了。在2019年，他大约每天见10个病人，现在差不多每天见12个，最多试过一天见15个，每晚至少忙至十点才下班。

“现在比较多的压力来源是因为疫情带来的改变，以及社会整体气氛。”黄宗显说，有人因疫情感到焦虑，一天到晚担心自己染病，原来得了惊恐症；有人因困在香港无法外游，令原有的情绪症状恶化；有病人因一天到晚在家工作，跟家人磨擦增加。

叶剑青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亦是民间心理谘询组织“良心理政”的创办人，为社运中情绪受创者服务。他亦认同近期香港人的情绪状态变得更坏了。他举例指，他在2021年这几个月所接触的求助者，无论是需要协助或转介至私家服务的，都比2020年下半年多。其中部分人的创伤经验直接来自反修例运动，也有不少市民因朋友被控感到不安，也有市民因移民问题与家人冲突等。

不过，考虑到义工过劳、政治因素等，良心理政已于2020年8月停止服务。“但我对香港整体精神健康心理情况仍然十分担心，唯有希望be water，以其他方式服务大众，照顾彼此。”叶剑青无奈道。

从抑郁黑洞，到主动求助

2019年于Ray来说，是最纷扰可怖的一年。他本来是专业人士，在一机构工作8年后，感觉晋升空间有限，毅然辞职，却在找新工时碰壁。“当时把自己看得好低，情绪太差，没能力从事本来工作。”不久后，反修例运动席卷全港，Ray几乎每星期都参与游行。

Ray自言个性多愁善感，情绪随着社运起伏，却没有分享和宣泄的出口。他形容自己当时社交圈狭小，跟同事从不谈政治，身边几乎没有政见相同的朋友。2019年11月，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在将军澳冲突现场附近的停车场堕楼不治，Ray悲痛欲绝。

当时他正为12月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做义工，惟候选人担心大家情绪，后来取消助选活动，Ray突然失去寄托，情绪崩溃。最后他在街头参与周梓乐悼念活动时，被警方拘捕。“被捕当刻我其实是自毁的……我脑里只想：『不如你一枪打死我啦！』”Ray最终中了一脸胡椒喷雾，到翌日提堂时眼睛仍无法张开。

不久，他找到新工作，却在毫无心理准备下，目睹一个男子上吊自杀，死者的电话铃声刚巧响起，是象征反修例支持者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当时一大队防暴警察接报上门，他整个人呆住。

两天后，他决心辞职并约见精神科医生，确诊焦虑症及抑郁症，吃了四、五多个月后停药。后来，他开始见社工，在“一起静”等机构定期参加静观共修，尝试稳住自己。

Ray说，静观让他开始爬梳内心，觉察自己情绪背后的因果。“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多行为问题的小孩，会常乱发脾气、打人。现在才明白背后有情绪需要疏导，但父母都不会懂，只会纠正你的行为，不准这样那样。”

他也开始察觉，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是情绪问题的一个根源。“6月15日梁凌杰在太古广场堕楼，我好伤心，没想过自己会这么难过……”Ray深吸一口气，“第二天我一早去太古广场悼念，接受传媒访问，我妈妈知道后话我高调、多事，问『你都不认识他为什么会这么伤心？』”Ray说，当母亲知道他被起诉后，很快就叫他认罪，从没有探询他的想法。

“我觉得最大问题是我的情绪长年不被接纳，然后我又老是期望妈妈可以接纳我的情绪。我们都知道大家互相在意对方，但又不断互相伤害。”Ray说时，眼眶有泪。

他托社工跟妈妈说：“因为我太想妈妈明白我，太在意你的每一句话。”妈妈后来回覆，只要儿子快乐，不见面也可以。

在社工调解下，Ray开始更理解母亲的成长、背景、世界观，以至她很多行为模式不得不如此的原因。Ray现在明白，母亲一辈子“所有事都靠自己一手处理”，一直习惯逆来顺受，因此近年不明白Ray对社会的投入及参与。

“我知道我妈妈从来不信社工，有什么事都自己吞下肚，”Ray眼睛红了。

“但她竟然跟社工说，她参加了个家属小组，学习如何跟情绪病复原人士相处。”

跟母亲一样，Ray也明白了主动求助、建立自己社群的重要性。今年7月1日，铜锣湾发生刺警然后自杀的事件，Ray的情绪也受到影响，决定约朋友吃饭倾诉。“虽然那位朋友没有空，约不成，我起码懂得向会明白及了解我的人求助。”

“我用最幼稚的方法疗愈自己”

为了弄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怎么处理自己的压力来源，阿苗花了好几年时间。

她今年近30岁，表面来看充满童真，无厘头，兴致来了的话，即席拿起结他，用朋友的名字作一首儿歌。童真背后，阿苗心里踽踽独行。她跟家人关系一直颇差，其中一个家人确诊精神病，她身边也缺乏支援陪伴，同时承受着庞大的工作压力。

2017年7月，阿苗开始出现思绪混乱的征状，玩Facebook玩上瘾，一度以为所有内容都指向自己。阿苗形容，当时自己不断努力，也得到当时男友支持，接触静观和放松技巧，最后症状完全消失。不过家人不断劝她见精神科医生，医生最终确认阿苗患上思觉失调（Schizophrenia，以前被称为精神分裂）。

在医生建议下，阿苗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服药之路。她发现，药物的副作用令自己停经、双臂紧如石头；眼部肌肉更受影响，在白天无法张开眼睛、晚上又无法合眼睡觉；早上她也难以起床，上班经常迟到，以至收到公司警告信。刚确诊时，精神科医生对阿苗说，药吃两年就好。两年后阿苗问怎么停药，医生取出一份科学研究，说假如停药的话，有八成机会会复发。

阿苗唯有继续服药。除了应付药物的副作用，生活、工作以至社会的压力接踵而来。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跟身边人政见上的分歧，更让阿苗情绪受到不少困扰。

阿苗身边不少亲友是跟她政见不同的“蓝丝”（政府和建制阵营的支持者），同时间，她也不认同不顾一切冲上前线的策略。

阿苗记得，曾经跟一个在运动冲得“好前”的朋友争辩。“他问我为什么现在不是全香港人一起冲出去？为什么得他们这班『手足』在出面？”阿苗说，自己认为“前线”朋友不顾虑全局，对政治有不符现实的想像，只会白白牺牲；网络上许多KOL“煽风点火”，鼓励年轻人冲，也让她愤怒。

她在一家社会企业工作，公司老板常常骂示威者激进、不理智，指公司才能真正改变社会。惟当阿苗向上司坦承自己因服用精神科药物而导致上班迟到，上司说：“你这样对其他同事不公平。难道其他同事也称自己有精神病，我们也容许他迟到吗？”

“我要寻回自己的人生，”经历数年浮沉，阿苗于去年六月约满离职，决心赢回人生自主。她决定停服精神科药物，试试先处理生活上压力来源，如辞掉工作、投入创作，尝试解决情绪问题。

阿苗说，过去半年是自己逐步做到“自主生活”的时光。工作方面，她现在主要靠补习兼职赚钱，尚可维持生活，其余时间花在写小说及摄影创作。“创作对我来说好重要，就像留下遗言一样，在这世界表达我自己想讲的。”阿苗正自学摄影，并在参与一个鼓励公众跟精神病者同行的摄影计划。

现在，若遇到负面想法来袭，阿苗会随时随地来一场静观。把手放在肩膀，感受自己所感：“我的手现在放在肩上，我听到后面的声浪，感受到现在很热，太阳晒下来。”

“不用去淘宝、不用去深水埗，随时随地可以做，先stop负面想法。”阿苗笑着说。

一步一脚印，阿苗觉得此刻活在香港，可以从一件件改善自己状态的小事开始做起。2021年6月12日，尚未停运的《苹果日报》印上全版广告——“我会留喺香港，继续___”，让读者自由在空白处填写。

阿苗最后填上两个字——“自主”。“我觉得大家应该继续有希望，觉得自己可以自主。即使环境恶劣、社会由一小撮人控制，我们都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创伤之中，如何发展集体抗逆力？

“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情绪是集体情绪，是集体创伤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集体的力量去支持，”阿池对端传媒表示。阿池今年35岁，是非暴力沟通导师，亦是“创伤同学会”创办人之一，这个组织致力帮助香港人转化集体创伤。

2020年11月，“创伤同学会”开始不定期举办一个名为“一白故事”的流动展览，收集100个香港平常人在社会运动期间所经历的故事，分享展出，同时设有聆听和分享的机会。

另一位创办人山地说，她去访问和写作一个个个体故事时，无法想像这些碎片故事最终会拼凑成一幅怎样什么图像，又有什么意义。“当我在展览里看到一班人坐在一起，有人分享时流泪，我就感到人与人间的紧密连结。”

100个截然不同的生命故事并列一起，原来有不少交叠之处：不少人出生于中港家庭、在对待人如砖头的教育制度里吃苦等等。创伤同学会相信，透过这种分享和连结，市民可以从创伤中发展出一种“集体抗逆力”（collective resilience）

“讲什么抗逆力、连系好像好抽象，但其实是好简单的，就是共鸣，当你见到别人跟你经历相似的事情，共同承担痛苦、共同支持。”山地说。

阿池记得，他们曾经举办一个转化仇恨情绪的工作坊。一个参加者分享他对执法人员的仇恨，当他尝试连结内心、跟仇恨对话时，情感如一片片剥开洋葱，参加者发现，他的仇恨其实是为了保护他的，因为面前的敌人在他看来太可怕，所以要用妖魔化的方式去跟他们保持距离。

再往深处探索，他发现愤怒背后是恐惧，而埋在恐惧底下的是悲伤，而悲伤源自他对香港的，想保护身边人的渴望——亦即是爱。

“就像 Rumi (十三世纪波斯诗人) 所讲，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 (原文为：this turning toward what you deeply love saves you)，你所深爱的会拯救你，当我们了解自己情绪背后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就会跟所珍重的建立连系，然后那种内在爱的力量会把我们疗愈。”阿池说。

面对难以承受的苦难，创伤同学会主张从中寻找一个“有意义并且连贯的故事”，让自己更理解苦难背后的意味。“如果我们面对逆境时把它视为威胁，其实我们受伤程度会增加；但如果我们有多点方法或能力把它视为挑战，虽然我未必拥有应付挑战的能力，但我可以去增强它，帮我去回应及度过这种挑战。”创伤同学会另一创办人小曹说。

不过，在太多情绪和压力的时候，谈转化和理解也不容易。由正念导师阿乐创办的“一起静”，正提供一个让市民放下手机和纷扰，共同修习正念的平台。

“当我们训练这颗心不被判断影响，不被偏见带走，其实你看世界的方式会更广阔，因为手上多了方法及角度让我们检视现时的状况。”阿乐说，当我们停下来，回到呼吸，“我们可深刻地留意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种好或是坏的处境能千秋万代，内在智慧会为你说明，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有了这份智慧，我们即使面对再坏的处境，也能抱持改变的信心。”

不久前，法庭裁决Ray无罪释放，令他终于放下心头大石。现在他决定先好好照顾自己，虽然很重视母亲，但他还是打算暂时断绝跟妈妈的联系，只通过一个社工当中间人传话，有需要时向好友寻求支援。

“现在我对自己的信心回来了，起码我知道就算找不到全职，也可养活自己。我明白我是有选择的，不像以前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很绝望。”Ray说。

阿苗亦在微小的事情上投入心力。最近，她开始了一个自称无厘头的计划：写一篇小说。她一头栽入想像，若果这个世界不以货币交易的话，可以什么方式运作？世界会更温暖吗？生产会更有价值吗？起初朋友笑她白痴，但也有人开始跟她一起认真臆想——没有货币，通胀通缩怎么处理？还可以有工厂流水式生产吗？ 阿苗越写越认真。

“其实我不是幼稚，我是绝望。你问我怎样疗愈自己？我想这个是一个方法，我找一个答案给自己。当这个世界无法给你答案，我怎能继续在这个社会自处，继续走下去？或许这听来幼稚（指小说），但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我们都需要重新诠释，什么叫做活得真实。”阿池说，他认为，当下香港人的命题，是首先要活得真实，与自己内在连结，诚实的面对恐惧、麻木、悲伤等情绪。

阿池的拍档小曹说，美国学者Joanna Macy所提倡的让他深受启发。Joanna Macy是一名佛教学者，长年参与保护生态及反核的社会运动；她在见证伙伴因未能促成社会改变而感绝望后，为行动者整合一套学说及实践方法，助他们回复心志，其中一个建议是，“试试从小事上经历自己是行动的主体，是有影响力的，无论多小也好。”

一切可以从小事开始。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Ray, Chloe, 阿苗为化名）

阿苗在长洲的沙滩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Chloe在高温下的海旁跑步。摄：林振东/端传媒

精神科医生黄宗显。摄：林振东/端传媒

临床心理学家叶剑青。摄：林振东/端传媒

Ray在湾仔码头观景台上眺望天空。摄：林振东/端传媒

阿苗在长洲的长椅子上看书。摄：林振东/端传媒

创伤同学会三位创办人—— 前传媒人山地、非暴力沟通导师阿池及学者小曹。摄：林振东/端传媒

“一起静”创办人邹铭乐（阿乐）。摄：林振东/端传媒

“疗愈系大叔”马杰伟，苦难时代如何找回内在力量？

特约撰稿人 吴世宁｜2020-07-08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退休教授马杰伟，自2016年以57岁之龄提早退休，从学术舞台走下来后，一步步变成疗愈系大叔。他修习静观，钻研心理辅导，老是把“内在力量”、“心灵”、“爱”、“同行”挂在口边。

“我现在好『老土』，我以前不会说这些话的 —— 『我喜欢、也需要被人关怀』，娘到爆。但这是真的，有谁不需要呢？”马杰伟笑说。

他以前古肃木讷，喜怒不形于色；现在七情上面，常笑常哭。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中大爆发攻防战之时，在校园迎面见到认识多年的学生及同事，满脸挂泪；在家里听着雨声浙沥淅沥，雨点敲打土地，又顷间被大地吸收，他莫名感动，觉得生命不能言说的奥妙，在此时此刻跟他连结上。

港区国安法立法后，有人恐惧，想逃离香港；也有人呼吁大家不要害怕，沉着应对，马杰伟说，与其压抑，不如直抒恐惧。“『不要恐惧』这句话背后也是由恐惧所引发。与其压抑，其实你可以让它走出来，放在一段安全的距离外。渐渐它的力量会减弱，然后你内心会腾出更大的空间，去感受其他情绪。”

身边人人惶恐不安，马杰伟近年找到自己在教授以外的新角色—— “陪伴者”。“一个人自己在颤抖，我镇定地走过去他身旁，起码他不会抖得那么厉害。”

马杰伟说，现在自己变化之大，以至跟多年不见的好友会面，对方常常大吃一惊。而新认识的朋友则不易看出，数年前他曾深陷抑郁，一度想放弃生命。

妻问：“为什么我们越走越远？”

从前，在学生眼中，马杰伟是一个明星级教授，留一头不羁长发，授课贴地惹笑。在学术界，他亦是具声望的香港研究学者，研究题目既广且深，从次文化LMF乐队到《网中人》的阿灿，以小见大论述香港的身份认同及文化流变。

“马杰伟以前好多粉丝的！”旧生A道。

“他不像一般老师般『古板』，风趣幽默，有种潇洒感。”旧生B说。

这一切只是外人的观感。

2010年前后，马杰伟刚刚年过五十，得了抑郁。他记得当时情绪低落，不想跟人说话，甚至想死。劳碌了半辈子，他突然觉得一切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做人做够啦。我年轻时希望自己做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完成起码十倍。”

他回忆，年轻时梦想成为作家。直至2011、2012年左右，他已经以作者、编者或译者身份，出版近40本著作。他自少年时代已对人类、生命、世界怀有好奇，长大后一直埋头研究香港普及文化和身份认同，后来也成为了备受尊重的学者。

“好像即使再活多一、两年，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假如不会对家庭造成太大烦恼的话，当时的我好想了结生命。”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抑郁，是由多年来面对的压力、社会气氛、性格习性交织而成。他一直努力经营一个“好教授”、“好丈夫”、“好爸爸”、“好儿子”的形象。“比如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好好先生』，从来不会批评太太。她有什么想法，例如到哪吃饭、对我的看法，我也全盘接受，还以为自己好大方好包容。但其实每次对我的伤害，都好像在一个平面上钻洞，一直都在。”他说。

当时的的社会气候和政局也进一步把他推往深渊。 患上抑郁后，他仍于2012年投入反国民教育运动，期间参与绝食。他说，当时虽看见年轻人的热诚与希望，及后却见政制发展迟滞，香港离双普选的可能越来越远，一路看见“社会好像一直一直向下沉”。到了2014年，马杰伟情绪陷入前所未见的低潮，跟太太的关系也降至冰点。

太太忍不着跟他对质：“为什么我们越走越远？好像越来越不认识对方？”

“当你接受它，它反而不会把你俘虏。”

差不多同时间，马杰伟的家人也得了情绪病。2016年，他选择提早退休，当时在医院做职业治疗师的太太也深感身体大不如前，同时决定退休。在太太鼓励下，马杰伟开始了漫长的心灵探索及疗愈过程，挽救分崩离析的家人关系。他读许多书，起初自学以解决问题为本的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后来学习静观、生命自觉、以及强调梦境并无唯一解释，以梦为认识自己的一道门的释梦（Dreamwork ）等等。

马杰伟喜欢用比喻解说。他一边说，双手一边在胸前比划，像在描划一颗宽广的心，或一个很大的世界。

“静观，就是让你不要被外面的风吹得你踉跄摇摆。你就好像，站在水塘边，看着水面。虽然最深层的未必看得清楚，但站在那边，你慢慢会隐约看到水底的沉淀物。”

在静观和生命自觉的练习中，马杰伟说，有一个神奇的句子：“我留意到此刻我有着……的感受。”这样表达的时候，等于把自己变成观察者，跟情绪拉开距离。 “你的心好像一个篮子。你可以把各种情绪感受放进篮里，看着它们。当你看着它，而不是沉溺其中，你就在你内心里腾出一个空间，很快感到安定。”他说。

当马杰伟开始跟太太一起学习开放自己、聆听感受，触及埋藏至深的创伤时，他直言“非常大镬”（麻烦大了），触发内心的防卫机制。

年轻时的一个决定一直是他的心结。年轻时，他入读中大生物学系，后来因想寻求人生意义，决定退学，改为到长洲建道神学院读神学。 本来对马杰伟非常自豪的父亲十分失望，父子关系几近决裂。

“当时我讲到我对生命好有热诚，为理想而放弃学位云云。当我深入内心时才发现我当时根本是一时冲动，英雄主义上脑。想读神学，不可等中大毕业后才读吗？”年届中年，马杰伟这样反思，卸下防卫机制，坦承错误，让心结渐渐消融。

另一件“大镬”的事，是跟太太坦诚沟通时，太太直指他“自我中心”、“虚伪”。“好难接受。我第一反应是『搞错呀？』每个学生都说我好好，有个学生患癌，我更是陪了他一年……你说我自我中心？”马杰伟当时反诘。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冷静反思，才开始明白个中意思。

“我想我更关怀的是我心里那个『教授』、『丈夫』等等的形象。”马杰伟语气平静地，说出这个耗费许多力气才承认的实相。太太所指责的“虚伪”，其实讲的也是每人心里对自己的“不诚实”。“当你接受它（自我中心），它反而不会把你俘虏。我现在很容易觉察到内心里自我中心的反应，然后我让它在其中一个角落安住，然后腾出一个更大空间给予更高的理想、对人的关怀。”马杰伟说。

当然，内心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间发生。人在社会，每一日都面对不同的压力、冲击，马杰伟形容寻找内心的力量和平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旅程。有一次，他因一个同是教授的旧同学支持警察对示威者做法的说法而气结，为梳理情绪，他回到当下的“临在”—— 在雨中闭眼，倾听窗前淅沥声，他看见自己如脱壳夏蝉，就像那个想跟旧同学辩驳的自己，既激动又脆弱；但刚脱壳的蝉，同时散发着丰沛的生命力。

马杰伟遂明白到，“在丰厚的悲乐人生之中，女教授的反恐政见，只是图景中的一个碎片”。心变得更宽广，既可容纳所不认同的政见，但亦更看见示威者的坚持、身边人对香港的爱，更多关于生命的饱满力量。

近年，马杰伟开始把他手上所学的静观、生命自觉、释梦等工具揉合起来，为家人朋友提供非正式的心理辅导。

为妈妈做一件“老土”的事

马杰伟陪伴的，包括他妈妈。

他笑说，自己以前做足“孝顺仔”本份，每周都去陪妈妈饮早茶，但其实他心里只是在“尽本份”，一心想饮完茶便走人。甚至有段时间，他心里暗想，父亲已过身，母亲也这把年纪了，若然此刻安然离世，也不算坏事。

他口中的妈妈是个“好打得”的女强人，和马爸爸一起开猪肉档，拉扯大几个孩子。不过教妈妈念兹在兹的一生遗憾，是一直也无法帮马杰伟的哥哥从内地申请到港。马杰伟哥哥感觉被世界遗弃，陷入不见底的自弃自怜，常常下午就开始喝酒，一根又一根烟接着抽。“我妈呢，也觉得她须对我哥哥坎坷的一生负全责。她常常讲：『你哥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马杰伟回忆说。

去年，马杰伟哥哥在中国大陆过身。妈妈一直因身体状况无法返乡探望儿子，直至他离世。得知噩耗后，她一滴泪也没流，咬着牙关一头栽进葬礼事务。

“我做了件超级老土的事，”马杰伟说，他在两人独处时，对着妈妈拉开嗓子唱起《时光变幻时》，每句歌词清脆俐落，敲进心坎：“怀缅过去常陶醉 / 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 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 / 悲苦深刻藏骨髓。”

“我妈哭到猪头一样！”马杰伟笑说，他一点点打开妈妈紧锁的心，让她诉说自己的情绪。

这些年，妈妈一直抗拒做白内障手术，因为之前经历了白内障手术失败，即使另一只眼也因白内障而剩下一成视力，仍坚拒治疗。家人们施尽浑身解数，也不成功。

马杰伟请母亲想像，如果现在进入手术室，你会有何感受？只不过是想像未来，妈妈已经颤抖，说“好惊”。“我知道你好惊，我也觉得你好惊，所以我会陪着你的。”马杰伟对妈妈说，两人隔几天就重来一次这样的想像练习，妈妈的颤抖逐渐减少，到最后答应做手术。

“你感受对方的感受，如果对方感受到你感受到他的情绪，很快会感到一种安定、平静。”马杰伟说。

感受那个伤口刺得你有多痛

去年至今，香港难平静。

自2019年6月，社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反修例运动。马杰伟辅导身边人时，少不免触碰社会动荡在大家心里刻下的伤口，而他自己看见年轻人不断被捕，或听到身边人的不同政见，情绪也起伏不断。他尝试一层层剥开自己在运动中的愤怒及失望，发现每种情绪背后都有深厚的脉络。

“比如说我发现我好喜欢中大，那里就像是我的思想家乡，孕育我的地方；香港也是，是我一直投入许多情绪、好深爱的地方…… 你越爱这里，你就越失望，不知将来有没有改善、挽救的可能，”他说，例如不少市民当下对官员、警察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这些人原本是他们相对尊重的对象，“看见他们变成这个样子，面目全非，你会有被出卖的感觉。”

失望、被背叛、陌生感、眼见珍重之物粉碎……马杰伟说，“诉说种种情绪过后，当然不等于会免除痛苦，但你比较可以自觉地承受，那个伤口刺得你有多痛及多深。”

近年，马杰伟所辅导的朋友们，各自都在面对纷陈的个人故事，有患上厌食症的少女，绝望地渴望移民的博士生，表面上长袖善舞但其实患上社交障碍的中大职员；而在这其中，运动所带来的创伤又增添了梦魇。过去大半年，太子站、警察、催泪弹等成为他们梦境中出现的符号。

有大学教授梦见希特拉出现在课堂，她被迫调动内容敏感的简报。

作为陪伴者，马杰伟请他们先回到当下，感受此时此刻的生命能量，然后逐层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例如有人对他说，自己在街上看见示威会窒息，亦有持续的失眠问题，有时会无端哭泣；清醒时，便开始费尽力气寻找移民方法，对香港希望全失。这个朋友心中充满焦虑和恐惧，怕国安法立法后被捕，感觉一个人生活好孤单，马杰伟不时请他把注意力带回当下，感受所身处的空间，再请他问问自己，其实内心在逃避什么？有什么具体的危险？

渐渐地，这个朋友意识到自己以前不断重覆的逃避反应，发现自己每次都是顶受不住压力就拔足狂奔。马杰伟认为，这样的觉察，正正是扭转心结的开始。

马杰伟说，自己始终不是敷在别人身上的膏药，能够帮人免于苦难，他只能陪人走一段路。“这样他起码会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人跟他同行，有些情绪可与人分担。Life becomes more bearable（生命变得更可承受）。我读好多关于辅导的研究，转捩点都在于他自己愿意站起来，允许自己迎来改变。”

苦难年代的意义

来到2020年夏天，香港气氛更见低沉。港区国安法快速通过和生效，七一前后，香港的空气中漂浮着愤怒、恐惧、忧虑、绝望…… 此时此刻，马杰伟认为更需要找回强大的内在力量，保持靱力，“这样才可在政权前微笑。”

“先掌握一些实在的，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马杰伟建议各人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处理情绪，不一定是静观、自觉，各家有各法。他正尝试由编剧及畅销书作家Julia Cameron所提出的Morning Pages方法，早上起来后，在白纸上不带批判写下自己当下的感受。

最近的早晨，他疾笔写下自己感受到的： 担心言论受限制，看见市民被捕受屈辱感到难过，听见官员的言论而感到“气顶”。

“你描述头脑里种种情绪，容许它存在，同时跟它保持一段距离，”他说，这些修习好像每天洗澡，每天把情绪冲刷一遍，才不会变成心头顽石。

“我也希望香港人在苦难里可以找到意义。不是每一天唉声叹气，觉得是磨难。有些确切方法让大家活得有意义，让痛苦在我们承担范围以内 。当然这不算容易，但也不算困难。”马杰伟说。

走过数年的抑郁和低沉，近年他说自己开始领悟苦难于他的意义——作为一个致力研究香港身份认同的学者，他看见香港人爆发前所未见的共同感和力量；同时他还发现了以往研究范畴以外的世界，那里有人与人的连结、精神心灵未知的领域。

当香港来到一个苦难年代，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角色和定位，马杰伟觉得，自己或许就适合做一个陪伴者。

从2019年年初开始，他在《明报》撰写专栏〈七情上面〉，纪录自己及身边人所体验的心灵和情绪转化，并将结集成新书出版，书名为《七情上面：苦难时代的情绪自觉》。

马杰伟说，自己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但他相信冥冥中有某种神性力量，默默承托着、保守着这个世界。他不时记起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的那场战役，年轻的示威者和警察对垒，硝烟弥漫，他跟校长、副校长和其他职员一起走上前线，尝试和警方协调。一片催泪弹云雾，各种巨响不停传来；但同时夜空有星有月，月光洒落大地。他看着年轻人前仆后继，一批受伤倒下，另一批随即补位上前。他坦承，那里有他不喜欢的特质—— 冗奋、冲动，但他亦看见一班人为追求心中价值，甘愿抵受猛烈攻击。

他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自己的心情出奇的平静。“历史里总是重覆悲剧，起起伏伏，未来可能会变好，或变得更坏。但当你看到月光照下来，大地承托人的快乐与痛苦，那种力量远远大于一个历史瞬间。究竟生命是否有其奥秘，有更大的善良力量？如果你讲信仰，这就是我的信仰。我相信有这样的力量，默默承托和保守一切。”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退休教授马杰伟。摄：陈焯煇/端传媒

马杰伟的家。摄：陈焯煇/端传媒

马杰伟的画作。摄：陈焯煇/端传媒

马杰伟的家。摄：陈焯煇/端传媒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退休教授马杰伟。摄：陈焯煇/端传媒

马杰伟家内的植物。摄：陈焯煇/端传媒

《七情上面：苦难时代的情绪自觉》。图：受访者提供

兼职栋笃笑的职场新鲜人：香港人想笑，但会压抑自己

记者 何绮绫｜2021-08-28

紫黄色调的灯光纵横交错，交织了一个制造笑声的舞台。不过这个舞台几乎容不下身高一米八六的 Nicholas，他的头顶好几次险些就碰到天花板，就连麦克风架也欺负“高人一等”的他。他初踏上栋笃笑舞台上表演，就用了自己的身高开玩笑。

刚大学毕业的 Nicholas 是个职场新鲜人，日间当个生态顾问，四周考察昆虫，到晚上就会摇身一变成为镁光灯下的喜剧艺人。他大学时期发现自己对栋笃笑有兴趣，趁“落庄”后有些空余时间便孤身勇闯喜剧艺人的聚脚活动 ———“Open Mic”，不知不觉他已踏入栋笃笑表演行列第四个年头。

“Open Mic”，即“试笑话”，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表演新的笑话。不少栋笃笑表演者亦会透过“Open Mic”练习在正式栋笃笑舞台上表演的内容，或将某些笑位演绎得更好。而香港的“Open Mic”会在酒吧、咖啡厅等地方举办。

七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中环兰桂坊一如既往地灯影迷濛，但即使疫苗接种率已达四成，兰桂坊的人潮并没有如以往般络绎不绝，气氛也没有喧嚣热闹。那天晚上，穿着T恤、牛仔裤的 Nicholas 踏进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兰桂坊。

疫情下一枱只有两、三人，现场十多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彼此隔着两、三步的距离，准备轮流上台表演。纵然不能互相碰杯，但每隔数十秒便引发的笑声和掌声都将彼此靠拢。

台下的笑声

四年前，当时从未去过酒吧的 Nicholas 抱着对栋笃笑的一股热血、硬着头皮“初来报到”，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上台“试笑话”，“很 welcoming，人人都可以上去（表演）。”而四年后的这一场“Open Mic”，有中四的女学生，有操着一口河北口音的年轻女子。有人初次登场，也有人已经在舞台上千锤百炼。

四年前，Nicholas 在“Open Mic”认识了其他资深的栋笃笑表演者，“我上网搜寻看到香港有陈乐添、Matina 等栋笃笑表演者。第一次去『Open Mic』的时候，竟然遇到他们，很大冲击。”初期他们会分享自己写的笑话，然后互相评论。

对表演者来说，除了实际的建议，台下的笑声也满载温馨，更是一种让他们继续搞笑的力量来源。当时这群资深的栋笃笑表演者鼓励 Nicholas 尝试栋笃笑表演，“只要不是很不好笑的笑话，他们都会笑，这鼓励了我继续玩下去。”

后来 Nicholas 参与“爆笑馆”举办的“栋笃笑新秀比赛”并获得亚军，又与其他喜剧艺人一同参与“即兴喜剧”。从酒吧到大学校园，从咖啡厅到艺术中心，他都有举办过大大小小的栋笃笑表演。

2019年，为了获得更多表演机会，他联络香港大学的部门，在校园内举办了两次演出，“演出前一年，我在 lecture 面对二百多个学生说了三分钟栋笃笑，那次是完全不好笑的，但居然会吸引到当时的同学来看我这次的演出。”未来他会举办“One-man show”，更希望在大学筹办栋笃笑学会。

“当生活遇到好笑的事情，都会想这个笑话可不可以上台讲，就如 YouTuber 的生活就是为了拍 Youtube。因为喜欢表演，会和其他喜剧艺人讨论和钻研栋笃笑，令上班以外都有一个良好的社交圈子和兴趣去放松和发挥。”但当他被问到会否希望成为全职喜剧艺人时，他没有丝毫考量便拒绝，“由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觉得自己未必安排得来。”

台上台下双重人格？

与 Nicholas 对话时，他不时会停顿、沉思皱眉，然后再精准地吐出一字一句，用语平实而谨慎，不带半分夸张的修饰。整个过程他的脸部几乎不带一丝笑容，而陈乐添亦形容 Nicholas 的第一印象是“乖巧”。

但舞台仿佛是一股神奇的力量，激活了他沉睡的演艺细胞，和对谈时的那个认真、正经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以锐利的眼神、抑扬顿挫的腔调，演活了内心的小剧场。然后清一清嗓子，用接近纯正的国语模仿高德导航中，林志玲的性感声线 ———“亲爱的，前面三百米要转左。”现场一片哄堂大笑、掌声不绝。

这种栩栩如生的演绎方式看似是为了台上表演而准备，实际上是他刻意培养的另一种性格。初中时期的他自以为很成熟，总是严肃看待事情，展现一副正经的模样，欠缺幽默感，被同学称为“正义超人”。他希望打破这个形象，证明给他们自己都可以“放得开”。后来常常说笑话逗全班同学笑，慢慢享受获得同学注视的目光。如今他在台上看到越多观众，反而越想表现自己，“感觉到观众很雀跃，吸收到很多能量，就觉得要做场好戏娱乐大家。”

而他表演的内容围绕日常生活为主，从平日的事件中找出笑点，然后再构思分析。起初他会在表演前来回踱步背熟稿件，如今习惯了在台上的说话模式，慢慢撇除依赖稿件“生硬”的感觉。他以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而观众以笑声作为回报。

路边看到的一块横额也可以变成他表演的题材，“我见过最废的区议员 Banner 是『成功于巴士站增设垃圾桶』。Banner 上面还不止一个区议员，有三个区议员，好像『我都有份！』。三个人才争取到一个垃圾桶，那么一个堆填区岂不是需要三万个区议员？”当中每个紧凑的笑位都是“谂过度过”，破坏观众的预设想像才可戳中心声。

不过每一个笑位的背后，都可能蕴藏着心酸。不少栋笃笑表演者就以自身悲伤经历为题材，转化为笑话。喜与悲看似是极与极，但其实这种悲喜交融的创作特色对香港人也许并不陌生。回到七十年代，“冷面笑匠”许冠文就以笑点和对白讽刺社会问题，他从《半斤八两》带出阶级差异的无奈，这套喜剧电影就是蕴藏打工仔心酸的典型代表。差不多踏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周星驰的电影更开展了悲喜剧的路线，将悲惨沉重的经历转化为笑声。电影反映了小人物在社会的无奈和哀愁，令观众难以掌控自己的微笑和眼泪。

马克吐温亦曾经说过：“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虽然 Nicholas 不太相信这句说话，他认为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可以变成笑话。不过他坦言自己不如其他表演者般可以在失恋后马上自嘲自己的经历，他需要酝酿一段时间，才可以豁达地道出心酸的事迹。栋笃笑表演者以幽默淡化悲伤的情感，而台下的笑声则令表演者从悲伤得到解放。

不过他表示香港并没有很多机会让表演者带出深入的题目和含义，“外国的表演者需要一小时，最后才带出一个题目 round up 整场表演，这才比较有深度。香港的表演者未够出名，可能只有三、四个喜剧艺人有『One-man Show』可以做到。”

栋笃笑与黄子华划上等号？

说到“One-man Show”，九十年代黄子华在香港开创了栋笃笑“One-man Show”的先河。二十多年来，因为演出内容从日常到哲学、从人生观到讽刺时弊都应有尽有，引起不同年代观众的共鸣，继而被封为“子华神”。

尽管黄子华早已在2018年“金盆𠺘口”，但时至2021年在 Google 上搜寻“栋笃笑”，系统依然会推荐“黄子华”给大家。可见，黄子华的金句确实在不少香港人脑海中挥之不走，但他一手开创的栋笃笑又会否因而停滞不前？Nicholas 慨叹香港人对栋笃笑的接受程度低：“有多少人除了看黄子华，愿意花时间和金钱去看栋笃笑？”

那么香港人会对不用花钱的表演更有兴趣吗？观众通常都可以免费入场观看“Open Mic”表演，Nicholas 说英文“Open Mic”的入座率较高，会有观众捧场，其中大约有三成都是本地人。但广东话“Open Mic”的台下总是只有来来去去那几个很熟口面的喜剧艺人。Nicholas 感叹：“香港人可能知道黄子华会在红馆开show，但不知道有些少人的场地也会有表演。”

打开 Nicholas 的社交平台，看到他不时上载自己的表演片段，时长约1-2分钟。从观看数字就可以反映栋笃笑表演者的心酸，他发现人们几乎不会花时间观看，慨叹多数人都不肯踏出第一步了解栋笃笑：“有时候你就算好笑，但也没有人留意你。”

随着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一众喜剧艺人陆续举办多场表演，算是可喜可贺的消息，但 Nicholas 认为重开后观众不会“特别涌出来看show”。庆幸的是，有些比较知名的栋笃笑表演者，例如：Vivek 会举办及宣传某些表演，令更多人认识他们的合作演出，观看情况也越趋理想。可惜，移民潮下有些栋笃笑表演者即将离开香港，他们变得更“人丁单薄”，要让更多人认识广东话栋笃笑也许变得更加艰难。

红线前的表演者

对栋笃笑表演者来说，推动广东话栋笃笑的困难之处远远不止人才流失。过往的栋笃笑不乏时政讽刺，就如1997年黄子华的栋笃笑表演，台下笑声夹杂着对前途的彷徨和忧虑，轻松而沉重。后来更有人说多年前的栋笃笑预言了今日香港，教人心酸。二十多年后，世界新闻摄影展被腰斩、同学在校内唱歌被记大过，这些都疑似与政治内容扯上关系。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艺术创作行业面对步步进迫的创作红线，创作者只要触碰政治内容也会特别警惕。

作为栋笃笑表演者的 Nicholas 也更谨慎小心，“因为身边的喜剧艺人开始紧张的时候，我也会紧张”。但他相信“香港说这些一定会有观众听的”，他指社会运动期间，有表演者的政治笑话爆红，人气急升，“那个笑话真的很好笑，又打正当时的议题，很多人欣赏。”不过 Nicholas 不常说政治笑话，因为他认为很难将一个政治笑话演绎得好笑，“如果只是抽一句水，观众可能会笑，但其实只是一个很 cheap 的笑话。”如果他要说政治笑话，也要找“适合的场地”，“小型的表演可以『摸到大家个底』，就会可以很『放』地讲。”但将影片放上网络平台时会把名字消音，“传到哪里我控制不了，所以会特别小心。”

笑声是一面双刃剑，除了政治层面，Nicholas 对于其他表演内容也很谨慎，甚至一度怀疑自己说过的笑话侵犯某些群体，导致上载至社交平台的表演片段被举报，“是关于一本运程书，当时我开名说了哪一本运程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社交平台上的）影片不见了。”他认为栋笃笑的表演内容都会牵涉自己的意见，特别“易踩界”，所以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大声讲、细声笑

2021的变种病毒极速扩散全球，但笑声的传播速度却恰恰相反。疫情紧接着社会运动，香港沦为充满着悲伤、压抑的地方。这个时势香港人的脸上一个笑容也变得奢侈，连讲笑也要“就住就住”，就如有香港人刚为24岁的香港选手在奥运摘金而兴奋，转眼又看见24岁的年轻人因港区国安法被判囚，情感被现实无情地拉扯。一声笑声也要思前想后，恐怕让人知道自己过得太开心会冷遭白眼。

Nicholas 认为有些观众在放声大笑之前会深思熟虑，想笑但会压抑自己：“我们很怕做错事、在意别人怎样看我们，我猜这与香港的网络文化有关，因为只要一说错话、做错事就会有一群人批判你，对整个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压力。”

Nicholas 在“Open Mic”表演当晚，有一个近年从美国回港的中年男子也上台表演。他的双手扭曲，吃力地扶着拐杖，靠他人的力量搀扶才能上台。他以自身的残障自嘲：“你打针了没有？不要误会，这不是副作用”。表演者展现赤裸裸的自己，观众面对眼前血淋淋的“地狱梗”，会否在道德上压抑自己的笑声，还是能脱下自己的武装，以笑声回报他们的黑色幽默？

那么一个表演者希望观众可以从一场栋笃笑中带什么回家？Nicholas 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我纯粹觉得我挺好笑的，那便一起笑。”虽然只是希望带出纯粹的笑声，但却单纯可贵，因为要观众撇除外界的眼光，本能地“做自己”放声大笑并不容易。

不过 Nicholas 认为大部分观众购票进场也“预咗会笑”，观看栋笃笑表演对他们来说是无可否认是一种纾压的方法。而对于少数观众来说，这种笑声过于理所当然，不好笑便要“回水”。他们购票进场的目的是“买笑”，理应笑尽才值回票价，“有些人摆出一副姿态是『你来取悦我吧！』”。作为表演者的 Nicholas 看到这些情况会尽量不留意他们、压抑自己的情绪，以免影响表演进行，但他坦言有时候观众这种急于抒发压抑的表现令他饱受困扰，难以将目光从他们身上移走，“因为表演很视乎当刻的演绎和心情，他们可能会令我分散注意力，错过了某些 set-up，回头也补救不了。”

在这个时代，观众希望透过笑声找到纾压的出口，而 Nicholas 希望未来有更多香港人认识广东话栋笃笑，“如果栋笃笑的笑话真的可以感动到别人，这不会是改变人生的一件事，但它会不知不觉带了欢乐给别人。”

栋笃笑表演者Nicholas。摄：陈焯煇/端传媒

栋笃笑表演者Nicholas。摄：陈焯煇/端传媒

一间酒吧正进行栋笃笑表演。摄：陈焯煇/端传媒

栋笃笑表演者Nicholas。摄：陈焯煇/端传媒

栋笃笑表演者Nicholas。摄：陈焯煇/端传媒

喜剧艺人的聚脚活动“Open Mic”，表演者在台上演出。摄：陈焯煇/端传媒

2021年的香港人怎样笑：Mirror 同 Error，缘何在崩坏时代迷狂全港？

特约撰稿人 陈子云｜2021-05-27

经历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香港陷入疫情与国安法双重压逼之中。国安法使人噤声，彻底改造香港在过去二十年间，由下而上建立的公民社会及代议政治，言论自由稀薄得连呼吸都很费劲，更谈何发声？而疫情之下政府屡设种种限聚令，人与人之间多了无形距离，压逼无日无之，心灵更为孤独。“大家都去了哪里”这一疑问，在当下极其沉重——朋友不是坐牢，便是离开香港，留下来的也不断挣扎去留。

去年看了巴勒斯坦导演苏莱曼（Elia Suleiman）的《那里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最后一幕镜头定在巴勒坦斯一间的士高内，巴人少男少女在内劲舞。你以为以巴冲突的战争状态都见不到，但是他们即使生于战乱之地，也会像一般人想玩，娱人娱己。于是在怪异的气氛下，镜头切换到的士高外，受声浪吸引的军车停下来，两名以色列青年军人隔窗盯着里面，忽然两人都不由自主地随节拍摇晃身体。

娱乐何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承认一点：娱乐无人可以摆脱。娱乐即使使人盲动，但确实能够打破某些藩篱——当然苏莱曼刻意留白的是，歌曲播完后，他们会回复正常。踏入2021年初，人们开始谈论“香港电影已死”，或者“香港正趋向消亡”等题目，然而来自香港电视台“Viu TV”的两队偶像组合“Mirror”和“Error”，它们本质是娱乐的，却不期然凝聚了过去一年，饱受限聚令而变得疏离的香港人你我他。这个爆红的现象，令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如果流行文化未死，眼下残破不堪的香港死未（死没死）？

《全民造星》与“Mirror”：一面镜照千种人心

“Viu TV”于2016年开台，2018年举行《全民造星》，获大批青年参加，经过重重淘汰，第一季结束后，十二名成员（杨乐文、邱士缙、陈瑞辉、陈卓贤、卢瀚霆、吕爵安、王智德、姜涛、柳应廷、李骏杰、江熚生、邱傲然）被挑选组成跳唱偶像组合“Mirror”，四名年纪较大的成员（梁业、郭嘉骏、何启华、吴保锜）则组成“Error”，以骑呢（奇葩）搞笑音乐组合为方向，发展音乐及综艺事业。“Mirror”当中人气最高者是姜涛，粉丝自称“姜糖”，而随时间发展，“Mirror”透过造星余热、参加综艺节目、举行演唱会等，每位成员个人都累积不少人气。

2020年，姜涛以单曲《蒙着嘴说爱你》鼓励抗疫下的香港人及前线医护，颇受好评。他亦凭歌夺得该年叱咤乐坛颁奖礼的两项大奖“我最喜爱的歌曲”、“我最喜爱男歌手”。由于歌曲内容为低潮期的香港人打气，领奖时其可爱自然的表现，闻得奖一脸愕然，成功打破“镜粉”的同温层，成为当时香港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正如他得奖感言所指：“我知道今日攞呢个奖（得这个奖），有好多民众一定会讲『姜涛值唔值得攞呢个奖』，但系点都好（但是无论怎样），我以后会用作品说话，希望全香港嘅市民都督促住我哋呢班偶像，睇住我哋成长（希望全香港市民都一直督促我们这些偶像，看着我们成长）”，网上随即掀起热烈讨论，围绕姜涛作为2010年代香港捧出来的偶像，是否有实力继承过去香港娱乐工业众多天王巨星。

有人认为他完全比不上张国荣、刘德华，也有人认为他正正代表当下香港人需要的价值观——低调内敛，不失赤子之心。因为他们自觉代表香港人，音乐事业暂未北移（但有趣的是，《全民造星》第一季在中国其实同步网上播出，由是他们在中国一样有稳定的粉丝群），又不像很多歌手、艺人，为了在中国开拓生意，委曲求全，甚至反过来一味责难香港的失败。即使上述艺人太多不能尽录，但最近周柏豪改变政治立场，终能北上开骚（演唱会），以及陈奕迅无端支持新疆棉，都是对香港粉丝造成打击的好例子。在政治立场无法再暧昧下去的时候（无论对中国市场还是香港本地），转变立场必然会被视为对过去培育他们成功的故乡香港，一次最无可饶恕的背叛。

其实除了姜涛外，“Mirror”这个组合多少有点像以前的女子组合“Cookies”。2002年成军的“Cookies”最初有多达九名成员，同样各有特色，以拍电视剧、电影等辅助人气。但随后九名成员里人气差距拉阔，“九饼”时期结束变成“四饼”，留下来的成员如邓丽欣、吴雨霏在歌、影、视各有发展。“Mirror”成军至今三年，同样陆续有成员双线发展，部份成员如Eden、柳应廷、陈卓贤都发表单曲，邱士缙获邀参加台剧拍摄、杨乐文早于2013年的《狂舞派》担纲主演，今年上映的续集《狂舞派3》人气稳定上扬。柳应廷在去年与词人小克合作，推出“风水光三部曲”（《水刑物语》、《风灵物语》、《回光物语》），剑走偏锋探讨生死题材，加上柳应廷的实力派唱腔，无形中唱出香港人在反修例后经历的心灵创伤，乐评多形容柳应廷歌曲有为香港人疗伤之用。

“Mirror”是一面镜，照见我们困于反修例创伤、疫情、国安法之中，情感上真切的需要。4月“姜糖”为姜涛庆祝生日，合力买下铜锣湾所有当眼广告版，把铜锣湾变成“姜涛湾”一事，是一次质变的追星行动。

我没参加追星，那几天也没专程到铜锣湾感受一下气氛。然而正如文化人查映岚分享她追星的经历和观察，她提到很有意思的一幕，当时有人对她说，好像很久都没试过街上有那么多人在一起，为同一件事聚集一起。追星文化，本质就是每个人把对偶像的爱，投射到不同形式上，偶像某程度上，不是他自身本来的形像，更有粉丝的回应与主动创造在其中。我相信今年“Mirror”的演唱会一票难求，以及“姜涛湾”行动，“镜粉”和“姜糖”当中一定有他们的主动创造，如果我们考虑到，去年六月国安法一槌定音后，香港连上街游行发声的权利都失去，造星／偶像正是让粉丝可以相互照见、连结的行动符号。

买下广告版，粉丝在铜锣湾四处拍照，无形中突破了政权设下的限聚令，又当我们考虑到“限聚令”执行上只是让政权有借口扼杀任何带有政治意识的群众聚集，以追星作为情感上的共同连结，群众重夺公众场域，以娱乐之名，保存、延续香港的独特娱乐文化（连结到“Mirror”暂时立足香港的性质）。即使未必每名粉丝都能察觉此点，但他们的集体行动，就是让每颗疲惫残破的心灵，找到新的寄托。

流入社会上不同文化领域里，仍有些微空间与力量，民间动员然后主动创造，同样例子还有石峡尾主教山百年水池遗迹保育行动。也许政治大环境非常恶劣，如何守，怎样守，民间的能动性必然会转入不同层面的议题，而“Mirror”、“姜涛”、“追星”，换言之就是香港人于娱乐层面上的接收与再创造。虽然，确实也有声音认为，这些行动无异饮鸩止渴，一日未重夺政治意义上的场域，娱乐本身具有麻醉人心的那部份，可能只会令香港人娱乐至死，一如对“黄色经济圈”的批评，那种民间力量转移避险，是权宜之计还是可以长足发展？我认为与其批评，不如先行参与，加以创造，所以当姜涛及Mirror在年初的乐坛颁奖礼屡次夺奖，我还真的花几晚听他们的作品，我想我必须去了解，而非先入为主断定香港的娱乐、流行文化工业已死，那么我只会对他们得出相当负面的结论。正如《Errror自肥企划》导演Mike所说，如果大家还未准备好战斗，严肃警醒只会显得无谓。

《ERROR自肥企画》及“无制限OT编集団”：电视娱乐的新路？

最近香港人像回到以前无线电视《欢乐今宵》的时光，每晚11时正打开电视或手机，收看“Viu TV”节目《ERROR自肥企画》（下称《自肥》）。这个综艺节目是组合“Error”和幕后团队“无制限OT编集団”第三次合作，与其说是综艺节目，《自肥》更加像一套戏仿九十年代日本人气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的电视剧。

公司又要我哋开新嘅节目

面对收视的压力是但啦顶你个肺

但我心里惊才华早已尽流逝

“For 真心观众”变了做志气 Bite

系呀 冇钱㗎 我为什么要做奴隶？

“For 香港观众”畀埋条命你好冇？

（译）公司又要我们开新的节目

面对收视的压力随便啦顶你的肺

但我心里惊才华早已尽流逝

“For 真心观众”变了做志气 Bite

是啊 没钱的 我为什么要做奴隶？

“For 香港观众”把这条命给你好不好？

从极度在地化的、对原动画主题曲的改编，点明节目本身是为香港观众而拍，随即在网上爆出全新的讨论热度。同时观众也因为这个节目，倒过来重温两季《花姐Error游》，舆论多大呼“走宝”（看走眼）。节目一开播，《自肥》不但令本身人气受丑闻困扰的“Error”成员保锜重新复活，更因为节目以外，郭嘉骏（别名193）大胆讥笑无线电视台新推出的综艺企划及曾志伟过时，IG帐号的追随者暴升至30万。可以留意到，一开始《自肥》及“Error”爆红的原因，虽然有节目对动漫作品的成功戏仿，更大原因却是他们直率地表明自己要与过去传统的电视娱乐工业划清界线。他们毫无保留嘲讽步入老化，无能创新的无线电视，连结起反修例之后，大多数香港人对无线电视作为官方喉舌的愤怒。主创与受众一拍即合，从而激起不少香港人的好奇心——咁串（这么嚣张）？我就要看看你们拍的节目有什么能耐。

结果是，《自肥》真的是横空出世，只有在2021年这个时空下，它才会那么成功。同样，节目的成功挑起了香港人对社会局势的判断混乱：崩坏的社会下产出一部成功的娱乐节目？其实《自肥》的成功，正是源于我们过去两年来的“失败”。

《自肥》的结构以“Error”四位成员与嘉宾参与不同游戏环节，赢得大奖；加上四位成员的个人“自肥”项目组成。慢慢有观众在不同环节发现彩蛋，加上主创团队其实也有份演出，从旁介入、暗示，于是社交媒体每晚都有人分享他们的发现。第二集〈任何人都是你的朋友〉，要求“Error”成员各自找来自己的朋友，再与他们一起穿上全黑衣服。例如“肥仔”梁业要坐在单车上，高速驶过运动场，在一瞬间要认出混在朋友之中的保锜，认出之后，要以“死亡行星”（一颗实心球）打向他，证明对方真的是他的队友。网民一眼认出“朋友”、“黑衣”等符号，认为环节背后其实是回望反修例抗争期间，每一个街上的蒙面手足，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却又是你最好的手足。

又例如在〈侏罗纪公主〉一集，导演亲自扮演成速龙，会持棍追击四位“Error”成员，网民一样心领神会。在编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过程中，观众明白了主题曲“For真心观众”的深意。但是再多运用符号游戏，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不过是打打擦边球，刷人气用。我也有过类似担心。直到剧集一集接一集播出，导演Mike、编剧麦可晖等人把信息愈讲愈明显，最后一集更加把《自肥》升华到新的高度。就像〈错误体育祭〉一集，Error与无制限团队比赛，由于拍摄到落场参与的都是主创团队的成员，Error一方不断作弊，试图扭转劣势。事后麦可晖在个人社交媒体特别点出：如果制度明显向某一方人倾斜，按照制度角力未免愚蠢，“犯规还犯规，错还错，是两回事，但有人总把两者串连，是他们最常用的武器”。而团队本身的“自肥”项目也有导演出海拍摄中华白海豚，借此暗示港珠澳大桥工程对大屿山海洋生态的破坏。

我认为，这就是“Error”的精神。其实四人即使歌精舞劲（如“肥仔”梁业组军前已经是dancer），但外形都不是当一般意义上的“偶像”的料，那是“Mirror”与“Error”的一奇一正的偶像概念。正者，外形、实力具有，以正面的人格特质赢得粉丝支持；奇者，外形三尖八角，性格奇特（如193经常口没遮拦，连监制花姐都曾经得罪过），玩综艺经常作弊，但他们与“Mirror”一样，有未成熟的活力，有未经世故的赤诚，也因此同样有无限的成长潜力。

在两季《花姐Error游》和《自肥》里，观众一起见证“Error”和主创团队等人成长。尤其在《自肥》的结尾一集，可以说是他们一起在三年间从事电视综艺的反思结集，然后以电视作为媒介散发出去。

电视是对抗碎片化娱乐的对策？

《自肥》的最后一集首尾呼应，大玩互文性，四位“Error”成员成为“Error”（Eva）的驾驶员，反覆探问“娱乐的意义”、“Error是什么”，如同动画结尾主角真嗣在自我的世界里颓坐，不断问自己为何要战斗。《新世纪福音战士》当年最后几集缺乏经费，《自肥》的Mike导也在最后一集向观众报告超支情况，本人接受“死亡行星”惩罚以示问责（多么久违的问责精神）。

在当下香港社会脉络，生产娱乐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按照无线电视千篇一律的生产模式（如人气处境喜剧《爱回家》），娱乐就是一种麻醉你的身心灵的毒，你以为香港如同剧中的家庭与社会般和谐安定，所有矛盾最终都会成为误会、笑料；从而隔绝观众解读信息期间会有再创造的能动性，隔绝深思的可能。不过，《自肥》展现了Error与无制限团队就社会一年多以来的反思，也就是他们相信娱乐可以凝聚已经流离失所的人心，在当下香港那个无家般的社会里，一部节目旨在重新连结深陷孤独与自我质疑的每颗心灵。

Mike的声音、麦可晖撰写的稿，提及他们要把电视改变成对抗碎片化娱乐的媒介。不无吊诡的是，《自肥》也都是靠不少环节剪接串连而成，当下人人观看的IG、网片或Tiktok，确实比电视节目更短，更加即食，由是缺乏阅读纵深。《自肥》好在以戏仿《新世纪福音战士》获得相对完整的结构。或者所谓对抗碎片化娱乐，深意是电视仍有凝聚广大观众民心的能力，像一家人一起边看电视边聊天，此情景在手机主导的时代无法轻易被取代。如果连结到反修例后，香港人深陷孤独与无力感之中，看电视或者就如同粉丝追星，同样是突破人心里的“限聚令”的策略。假如我们无法重新聚集一起，只会被恐惧吞噬，被政权逐个击破；而电视娱乐，会不会是一座可以长足发展，让破碎微物得以凝聚，最后形成高塔？当下无法轻易下判断。

去年我曾就香港的影视生产工业提出一个观察：“独立”制作才能盛载香港人的意志，“主流”则全面被收编，无法传达甚至主动封杀香港人的意志。仍记得去年某一集《爱回家》，仅仅因为剧中一对手套被人有意或无意摆设出“五、一手势”，无线即时解雇该剧导演。“主流”不再，于是“主流”与“独立”吊诡地倒置，也因此我们的主流，会面对更加大的风险去传播。

那么《自肥》及无制限团队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回望“Viu Tv”成立仅仅五年，不是没有过因触碰敏感政治议题而低头的时刻（拒播《带着矛盾去旅行》其中一集，主动发声明谴责嘉宾冯敬恩、王丹宣扬港独），但是绝大多数时间里，这间电视台的制作经常呈现出“未成熟”的气息。“未成熟”意即有活力，敢放手予年轻人大胆创新，也因此，旗下制作一直四处摸索，有时尝试到好的东西，有时则不。“Viu Tv”的董事鲁廷晖才四十多岁、无制限团队的Mike导、编剧麦可晖等人清一色是“九十后”，他们仍有时间，如果政治压逼尚未近身，我期望他们可以为业已阻塞的“主流”工业打出一小个缺口。即使我并不乐观，事实上左派应已留意到这个节目的影响，未来会怎样演变，“Viu Tv”会不会再次向政权叩头，统统是未知之数。

《自肥》热潮前后，评论如纸片雪花般飞来，也有人提出不少质疑。然而，此时此刻，不只是观众需要Error与无制限团队的生产，他们也需要我们看见，起码人人都移民的时候，你看得见我，我看得见你，有你故我在。继续行动，继续寻找意义吧，人类学家James Scott说：“他们能够认清现实⋯⋯转而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当为的事情；并不是先喊个原则，然后身体力行。他们行动在先，才从行动中找到逻辑。抽象原则是实际行动的孩子，而非父母。”（《人类学家的无政府主义观察》）

流行文化未死，香港不死。

2021年5月11日香港，Mirror的成员在演唱会舞台上。图：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5月11日香港，Mirror在演唱会舞台上。图：VCG via Getty Images

姜涛。图：姜涛Facebook

组合Error。图：网上图片

《ERROR自肥企画》第15集。图：影片截图

my little airport告诉我们的：如何在香港的新时代保存自己？

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2021-10-02

在今年夏天推出最新一张唱片《Sabina之泪》和演唱会之前，my little airport已有三年没出新唱片，尽管2019年也曾有多首作品单独推出。随着香港进入新常态，2021年围绕my little airport（MLA）的话题，更是披上多一重香港文化身份的考量。

MLA的矛盾，也像是香港的矛盾

MLA会不会是香港最后的另类流行组合？以后还有这种可以冲出香港的独立组合吗？之后还会有音乐人那么肆意玩弄港式俗语和文字玩笑吗？又或者，那份充满矛盾的地道气息，有多少会被“新常态”下的香港文化延续或扼杀？以独立创作出道，可能不会有人把MLA和夏金城拿来比较，可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确存在着某种传承，甚至联系到始自1970年代末的“黑鸟”乐队和1990年代本土独立乐队AMK的话，就是走进更大的香港独立音乐发展脉络。

从吟游式的唱腔演绎，到笔下书写的城市众生，纵然记录的取材不尽相同，但反映的同属所处时代的某种精神状态以至生活关怀。MLA身上，是矛盾的化身，既清纯又恶坏，外表斯文平静但实则酝藏极端反叛与不安。甚至看似无害纯真的唱片封面照片，也带一种奈良美智式的笑里藏刀。刀不用以伤人，只是反衬世途的险恶，不得不防，以此傍身身。

由《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到《Sabina之泪》的17年间，旧香港走了最后一程，至2021年被全面接管变色，MLA也由轻盈渐露暴烈而后淡然，也像是短短这两年间的城市精神面貌。一度奇迹般输出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另类音乐圈，那种发展空间上的开放乐观一去不返。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讨论组被封掉后，成为香港本地原创在大陆的绝唱案例---- 以后香港音乐文化都只能以大湾区和乘风斩棘哥哥姐姐的过去式姿态出现。MLA的矛盾，也像是香港的矛盾，我们得与它共存，以及期盼这种独特的，那么香港的声音能怎样延续下去。

当我们说“港式”：创作空间根本不同

MLA 那幽默感Hongkongness，从名字就开始。非香港学校成长难以一click 即中（学生时代开玩笑说平胸的女生是“飞机场”，但这个in joke似从没被公开认可为组合名称的由来，只能各自领会）。甚至乎，MLA作品中很大部份呈现的，就是这种in joke，懂的会懂，不懂的，要解释就多隔了一重。这种语带相关，要求一份对香港通俗文化的基本理解，贯穿了整套作品。

这种理解首先是港式语言文化的理解。当我们说港式，也不独是说“粤语”，而真的是夹杂了英文、港式俚语、粗口的“香港语”。香港语不独指用词，也包含了一种表达和观察。这种文化特色，可要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才看得更清楚，譬如曾有在大陆粤语区的朋友，凭曲寄意，发在社交媒体朋友圈的歌，试过是《忧伤的嫖客》。并表示，写这种主题，以至用那种场景式和口语化的描述，真是中文歌界绝无仅有。那指的显然不只用语，而是敢写，也写得到位淋漓，突破了他习惯了的创作自设界线---- 他难以想像流行作品能这样彻底赤裸又反讽的去写这种交易关系（新作《只收一半》该是呼应作品）。

这种彻底，反映的根本是创作空间的不同，创作人可尽全力，用心中一团火去表达生活感知中被打动的一些触碰，无论是生活琐事，到喜欢的文化养份，整合形成了某个时代的香港年青人生活蓝图。

这其实是我最早期留意和比较MLA的切入点：我竟然想到，在林阿P的歌声中，我听到夏金城（这里的独立音乐代代相传是八十年代传奇的士司机音乐人夏金城和黑鸟，到九十年代AMK，而再到2000年代的MLA）。不仅是说那懒洋洋和半唱带讲的节奏（比较一下夏金城的《马小灵》和MLA的《给Face杂志的记者Ivy》），也是面对社会的一种源于贴近土地（街道社区）而表达的情感和众生描绘。在各自的世界和岁月中，夏金城关心的可能是迫（挤）巴士、炒股票、选美，流行文化上看漫画上脑而沉迷马小灵自比王小虎。在MLA一代，是各式商场街道中的过客，暗巷里抽烟，是过份紧张的情侣去开房，是不想上班的打工族，文化层面则是金斯堡（Serge Gainsbourg）以至伊力卢马（Eric Rohmer）。关注的范围不一，可表达的语态和迫切感依然。在性意识层面，夏金城那代在幽幽讽刺《为了靓靓》式的扮靓风，而MLA已在质疑《适婚的年龄》，又长驱直入要《攻陷你的西》。

MLA 世纪：价值观与矛盾

但显然，来到2000年代，MLA反映的也是另一时代的香港审美。早在“文青”这词在香港流行之前，MLA用它的唱片摄影和涉及各式文学电影的歌词，重写了香港的不和谐景像——组合一方面看似小清新又文艺（有首叫《How can you fall in love with a guy who doesn’t know Gainsbourg？》），另一面又唱着punk味的爆烈《让我搭一班会爆炸的飞机》。

它的唱片最为人留意的，首先是不需要贴题的男女孩生活照片（女性较多），不像偶像歌手的大头，也不强调和主题的接近，通常只是女孩子的生活照风格（以至早期有乐迷以为是队女子组）。后来，这些被定义为“文青”的美学，很大程度同时代表了这时代的青春流行审美。如果留意歌名曲词，MLA较多写的是西九龙的话（也远涉火炭和中环），那如果我们把近日的深水埗旧区活化的发展联上，大可以统称MLA的审美为“大南街美学”。深水埗大南街这几年间成了香港文青流连地，它原本足够地道市井，但添上咖啡香或潮物店后，变成一种带有矛盾格调的香港街道新文化（MLA或该写一下大南街），散发着一个有待更新的老城的余韵。

去到作品层面，歌词用语的口语化当然是组合被放大的特色，综观香港乐坛，这种入词也绝无仅有。但更能把MLA区分的，该是所说的题材或具体场景之勇猛。有些是写实残酷，也不乏像是无病呻吟或断章絮语。而这些听起来有另一种价值输出的音乐，才是核心所在。可以说，如果夏金城时代的独立创作关注，是小民衣食住行，到MLA 世纪，则是价值观。

那成名早年传播得最广的《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一针见血把所谓多劳多得的价值颠倒，说无用之用（当然其中那个in-joke又是另一个案例，原文本中的ZOO唱片店，被广泛误解为真的动物园，其意像却是更有普及性）。其他不正经事，还有离经叛道但唱起来又平淡普通的生活琐碎：敏感话题如嫖妓、青年人开房、不停抽烟、验孕、大麻等等。而这些，表面唱起来都那么乖巧，梳着齐阴长发型的Nicole，在台上永远企（站）得毕直（笔直）淡定，而歌曲的内核却又那么尖锐。极度反映了说过的这种矛盾，躁动的讯息，用淡定的歌喉演绎，“无限的文字想像，配上有限的音乐技术。”

独立精神如何保留

如果再去到香港论述范畴，各种社区街道名的入题，像在音乐领域，也试图重现香港的各区城市景观：《介乎法国与旺角的诗意》、《白田购物中心》、《 荔枝角公园》、《 美孚根斯堡与白田珍宝金》、《浪漫九龙塘》、 《荔枝角网球场宣言》、《 九龙公园游泳池》、《 给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 》、《牛头角青年》、《诗歌舞街》（是九龙人多过港人）。再而是掌握了香港人爱旅行，视一些外国地方为“乡下”的比喻，从京都到印度，再去泰国夜市讲价的习惯，香港人都听得会心微笑。

MLA不少作品也插进一些读白，较多由Nicole平淡的朗读带出疏异效果。那其实也是特殊的香港教育经历：我们讲的是口语，但书写的则是白话（书面语）。当有如Nicole刻意平铺直叙朗读白话文时，就会产生一种异化，变成“念口簧”式的滙报，在朗读的行为中，反向消解了文中可能要带出的“正经”意义（真话是讲出口的，只有反话才背诵出来）。

随着2009年后，社会运动轮番出现，让MLA与另一派香港独立音乐接连上。《毕业变成失业》、《边一个发明了返工》、《失业抗争歌》、《社会主义青年》，单看曲名，以为是黑鸟和民众剧场街头演出时期为劳动阶层发声的社运歌。论意识形态及批判立场的鲜明，也是香港乐坛，不论主流或独立场域皆罕有。《香港是个大商场》的名字，就遥遥和地产霸权等其时的社会批判互相共鸣。但林阿P的幽默依然，写“无产”的无奈，可减少怒火，转而表达成《给亲戚看到我一个人食吉野家》，又或终极对《美丽新香港》的刻画：“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头，就当我在外地旅游”——作品出现时，不知那将成为预言。

这城市经历了近三年翻天覆地的变化，MLA的新碟《Sabina之泪》没有明显的针对式表态或激荡，只以尽在不言中或以一大片迷雾的烟幕去回应。《K同学》略提及防暴、习武以至太子周边穿街坊装的路人。《散步之年》想念“世界未病发前”的光景，也再一次回应前作。《烟》指的再非过往常出现的香烟，而是催泪弹引起蔓延全城的迷阵。另一首行文最为明显写女子参与街头运动的《吴小姐》则没在发布清单中。是含蓄或勇猛都好，彼此都知，很难返回那逛动物园才是正经事的日子，但偏偏置身这个不可理喻的非常态时代，这动物园散步的初始态度，原来才是这新时代最可取的姿态。

没有声嘶力竭，现场演出，只静静站在台上，娓娓唱出，不会跟随大队哥哥姐姐去综艺节目飊高音，这就足够贯彻另类我行我素，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

扩音器传来，叫人随歌起舞的噪音天天在响，这个时代的香港，得保持自己有亲的语言，以及冷眼的幽默感。当主流将逐渐被主旋律取缔，另类乐风与游击演出的意义将更重要。从演出到作品，歌词唱着的无聊和磊落站于台上不摆动的姿态，就是这城市赖以传承及唱不完的故事。

My little airport《我都唔知道》演唱会2021 宣传海报。图：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My little airport 。图：my little airport Facebook

My little airport 《适婚的年龄》(2014)。

My little airport 《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2004)。

My little airport 《Sabina之泪》(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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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疗愈香港：后运动时代的自救进行式》

出版：Initium Media Group Inc.

网址：https://theinitium.com/

出版日期：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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