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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饱食》作者：[日]森村诚一 骆为龙 陈耐轩译(全三卷)

内容简介：因披露大量机密档案资料而备受关注的《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全三卷，从2008年年底开始学苑出版社陆续免费赠送给了包括大学图书馆、博物馆、抗战遗址、纪念馆、历史研究部门、日本研究机构在内的近千家单位。部分长期关注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翻译工作者和热心网友也在受赠之列。

《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一书，是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所著。作者倾尽十多年心力，冒着生命危险采访了原731部队人员，还越洋渡海前往美国，费尽周折挖掘出美国、日本等密不外宣的大量档案资料，并赴中国进行现场查证，彻底揭开了关东军满洲731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恐怖的全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震惊。

《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先生，承受着外界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完成了这部著作，他正直、勇敢和坚韧的精神令人钦佩，事实证明，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包括日本本国的朋友。《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译本在2003年已经付梓，第二集和第三集也分别在2004年、2005年译完，但一直没有奉献给读者。原因在于：最初译者曾取得作者森村诚一先生的授权，后来出现一个除邮箱外未留下任何真实信息的“代理人”，声称该授权无效。此后，尽管学苑出版社想尽一切办法与森村诚一先生联系版权的授予事宜，但是，可能出于日本国内的某些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确解决。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扰，学苑出版社坚持认为中国人民有权知道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恶。于是，不仅承担所有的出版相关费用，并决定将《恶魔的饱食》中译本免费赠送给一些大学图书馆、抗战纪念馆、有关历史研究部门、日本研究机构、长期关注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工作者。

在将《恶魔的饱食》赠送至上述机构和个人后，学苑出版社还将此套图书赠送给了部分在该社网站、博客上留下真知灼见和真实联系方式的热心网友。作为出版社，让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是出版社应尽的义务。

作者简介：森村诚一，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与高木彬光、江户川乱步、佐野洋、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1933年1月2日生于日本琦玉县，父亲是个商人。他从中学到大学，一帆风顺。1958年毕业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系。他是英语科班出身，对欧美小说读得甚多。他最崇拜的作家是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引导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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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初，森村诚一创作了长篇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这部纪实小说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生物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出书300万册一销而空。由于此书的出版，日本右翼团体视森村诚一为眼中钉。一些好心人劝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不要招惹是非，因为森村诚一此时已功成名就，不如写点纯技巧性的推理小说安稳度日。但森村诚一毫不惧怕，他以无畏的精神表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目的：“当一个只知版税与稿酬的作家，我是无法容忍的。”“当一个作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的真谛，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八十年代中期，《恶魔的饱食》在他修订下出版了第二版与第三版。森村诚一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新人性的证明》，以一个中国女翻译被谋杀，再次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当年犯下的杀人事实，使日本右翼人士哑口无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森村诚一为了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不惜工本，花了近2000万日元作私下调查。在作品发表后，因为误用照片，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右翼团体借机大做文章，恶意攻击森村诚一。森村诚一在受到围攻与恐吓之后，泰然自若，他说：“如果我就此退缩，以后我还有何面目以作家自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援引日本宪法条文据理作出反驳，辑为《日本国宪法的证明》一书，由德间文库出版发行，这更表明森村诚一是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也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2008年3月，《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全三集，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并将免费赠送给学校图书馆、各抗日战争遗址、纪念馆和有关机构，以期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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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全三卷）

作者：森村诚一

翻译：骆为龙 陈耐轩

图源：hezhibin

OCR\校对：hezhibin

出版：学苑出版社

时间：2008年3月第2版

印数：1-2000册

字数：476千字（全三卷）

ISBN：9787507720624

定价：学苑出版社免费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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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关东军满洲731石井细菌部队”恐怖的全貌》一书先后于1981年11月和1982年7月在日本出版发行。作者以纪实的手法，用第一手资料系统地揭露了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在中国哈尔滨东南郊平房镇等地建立大规模细菌战研究基地，利用3000多名中国、苏联等国的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解剖，研制细菌武器并在中国和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极大震惊。这部著作的发行量一度超过180万册，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而后，作者在征求了包括原731部队人员在内的广大读者的意见之后，又在日本国内、美国和中国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采访，对原著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和重要补充，由日本角川文库出版了三卷本的新版《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套中文版，是根据角川文库出版的下述原著全文译出的：《恶魔的饱食》1998年5月30日出版（第28版），《恶魔的饱食》（续集）1994年4月10日出版(第4版），《恶魔的饱食》第三部2000年6月20日出版(第11版）。

这部著作的新版出版，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主要是核实历史事实和补充新资料。因此，新版比初版更加准确和充实。第一部主要采访原731部队人员，揭露了这支被称作“恶魔”的细菌部队的黑暗内幕；第二部增加了第一部出版后新查明的有关731部队内幕的事实，还利用在美国保存的资料，揭露了美苏两国围绕着细菌战部队问题进行的争执以及美、日两国就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的技术情报进行交易的内幕；第三部重点披露了在中国采访中国受害者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控诉及在现场搜集到的各种物证等。这套著作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有力罪证，而且也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的好教材。

731部队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支细菌战部队之一，这支“恶魔”部队利用活体解剖，进行细菌实验，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是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的国家犯罪。中国是日军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中央档案馆出版的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挡案资料证实，仅据有案可查的记录，中国各地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受害人数超过27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军人死亡人数，也不包括扩大传染后死亡的人数。中国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专家认为，731部队以活体实验杀害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等，远不止3000多人，这个数字仅仅是1940年至1945年期间在哈尔滨平房镇内杀害的人数。实际上，在1932年至1939年期间巳进行过大量的人体实验，其所杀害的人数并未计算在内。日本的细菌战部队不只是731部队，日军利用解剖活体研制细菌武器的基地也不只是中国东北的平房地区。据调查，当年日军共有7个大的细菌战基地部队，除平房镇的731部队外，在北京、南京、东南亚和日本东京等地都建立了细菌战部队，都做过大量的活体实验。据档案记载，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二十几个省市内进行过细菌战。无论在进攻、退却或扫荡中都使用过细菌武器。许多地区由于日军使用细菌进行大屠杀的暴行，形成疫病大流行，惨绝人寰，不少人惨死，有的地方至今还残留着细菌源。据我国有关专家估计，由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使中国受害人数不下200万人。

据原731部队人员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述，这支“恶魔”部队的建立与扩充，都是根据日本天皇裕仁的敕令实施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每一个研制细菌武器的计划和细菌战的作战行动都是依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或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进行的。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中发现的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的《业务日志》等“具有一级证据价值”。但是，从战败之日起，日本当局就千方百计地销毁证据，隐瞒这一罪行的真相，既不追究这些暴行的责任，也不公开有关细菌战部队的档案，甚至还隐匿了美国交还日本的731部队的罪行资料，为战争受害者的申诉设置了重重障碍。

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及其遗属的代表自1995年起向东京地方法院两次起诉，要求日本国家谢罪和赔偿。该法院的判决虽不得不承认“对于731部队的存在及其进行活体实验，没有怀疑的余地”，也认定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并杀害无数中国人的事实，但是又炮制种种谬论驳回中国原告提出的认罪和赔偿的正当要求。看来斗争是复杂的，还将持续下去。

尊重历史，正视历史，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是我们翻译这套新著的目的，我们也想通过如实地揭露侵华日军的这段罪恶历史，对细菌战受害者申诉的正义斗争进行声援。我们在东京工作时，森村诚一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恶魔的饱食》是从加害者的角度来记述这一段历史，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读完这本书以后受到很大冲击。他们的反应是：震惊、愤怒、反省，下决心不允许这种暴行重演，而日本政府却竭力掩盖过去犯下的罪行。承认不承认《恶魔的饱食》的记述，是一个是否承认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和侵略罪行的根本问题。”他强调：“只有承认这些错误，才能防止重演这种错误。”我们在翻译新版著作的过程中，耳边又响起森村先生十年前语意深长的这一席话。我们认为，在炭疽菌等细菌又作为生物战剂重新威胁人类的今天，向读者介绍这部新版著作，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本书出版之际，承蒙学苑出版社社长孟白及编辑潘占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译者

2007年10月于北京

新版序言

此次根据1982年9月访华以及尔后调查中查明的新事实，还有搜集到的新资料，对本书第一、二部进行补充核实之后出版了新版。在新版中，删除了对证词中有争议的部分，增补了查明的新事实，也吸收了读者提出的意见。关于有争议的证词内容，我打算把采访笔记、原731部队队员本身的演讲录音等整理之后另行出版。

自从发生误用照片事件①（1982年9月14日）以来，《恶魔的饱食》和作者以及助手下里正树遭到社会上严厉的责难，受到猛烈的攻击。从这部实录内容的份量之重和社会影响之大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误用照片问题为契机，日本那些希望复活军国主义，不喜欢揭发这些罪行的势力乘机钻了进来。

①误用照片事件：1982年2月，一个叫“竹内”的人向本书作者的助手提供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地图、军帽和一批“有关731部队的照片”。作者请原731部队人员过目后认为无误，就使用了，但后经查实，这些照片中有若干张“同731部队无关”，纯属误用。因此，在“新版”中均未使用。——译者

部分媒体抓住误用照片问题不放，加之《恶魔的饱食》最早是在《赤旗》报上连载发表的，遂就此认为这是日本共产党的谋略，把它用作攻击该党的武器。我是同该党毫无关系的一个作家。《恶魔的饱食》纯属我个人的作品。一名作家写的纪实被用作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实属罕见。

我执笔创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意图，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发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检者的义务。

731部队纪实，并非只揭露一支部队局部的战争犯罪，而是通过该部队说明在战争中旨在拥有比敌人更强的武器，不择手投的机制，以及平时善良的市民一旦被战争集团狂人所控制时的可怕性。

有人批评说，731部队不光是黑暗面，如果不写它在医学和防疫给水方面的贡献，那是不公平的。的确，731部队在医学和防疫给水领域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创设731部队的基础是侵略，日本闯进满洲，决不是受中国邀请而去的，而是日本担心赶不上欧美各国瓜分非洲之后竞相侵略中国的公共汽车，籍口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的名义，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划定日本的生命线而进行的便略。

日本企图成为亚洲的盟主，在中国建设“王道乐土”，在整个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侵略者无论在侵略地区为被侵略国国民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那只不过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把别国作为牺牲品的殖民政策的一环而已。

如果改变一下立场，中国打着建设以中囯为盟主的王道乐土或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闯进日本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假定说，作为殖民政策的一环，对日本做出某些贡献的话，作为日本人对于这种做法能够加以评价吗？所谓公平，对等的双方才能够说公平。无论包括731部队在内的日本军队在过去的被侵略国家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也丝毫不能抵消他的侵略罪行。

《恶鷹的饱食》凝聚着无数战争牺牲者的怨恨和绝不让那种悲剧重演的誓愿。

本书曾一度绝版，现在又以更加充实的内容由角川书店再度复活，令我不胜喜悦。如果本书能够为日本和平与民主的大厦增添一砖一瓦，我将感到无比荣幸。

对于本书的新生给予巨大支持的角川书店的有关各位人士以及在困难时期不断给我温暖有力支援和激励的各位读者，我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对于在《恶魔的饱食》（续集）中误用了作者不明、同731部队无关的照片一事，我深表歉意，至于误用的始末，将在“笫三部”中详述。

森村城一

序：今天窥视到的恐怖真面目

——写作731部队纪实的必要性

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登连载小说《死器》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原满洲731部队即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的许多生存者。

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细菌战部队集中了日本全国优秀的医生和科学家，以3000名以上的战俘为对象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生产了大量细菌武器。

后来，美国生物化学部队获得了这种技术和技术秘诀，但是，关于731部队的记录，在战争结束的同时，被彻底地销毁了，变成战争史中的一段空白。生存者们也像商量过似地都守口如瓶，不愿谈论有关情况。

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曾审判过731部队。以这次审判记录为基础写的作品有岛村乔著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1967年原书房出版），山田清三郎著的《细菌战军事审判》（1974年东邦出版社出版）等精心创作。

我接触原部队队员之后，窥视到这支都队恐怖的真相。731部队是日本陆军产下的恶魔部队。他们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为武器，并实施国际法上禁止的细菌战。队员们对自己的经历严守秘密，其中许多人隐姓埋名地活着。

战争本来是很残酷的。对于从事在战争中都认为是惨无人道而被禁止的细菌战的人们来说，尔后的人生必定是很沉重的。但是，我们必须真实地把真相记录下来，历史决不能留下空白。经过我们拼命的说服，这些人好不容易才开始张开了紧闭的嘴。

开始时，我想把这些材料写进小说《死器》中去，但是，有关731都队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感到有必要把听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下来，而不做小说般的修饰和加工。

对于把自己的青春或人生中最能取得硕果的时期献给731部队的人们来说，731部队究竟为何物呢？战后这些人度过了沉重而苛刻的人生，记录这些真实情况的笔也是很沉重的。

对在这次采访中给予协助的731部队的生存者们深表谢意的同时，我打算切入正题。

首先，让我们概观一下731部队1933年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延生前后满洲和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

当时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继获胜，资本主义和军事力量取得了飞跃发展。这些战胜并非来自日本自身的国力，而是借助于清朝末期的软弱和俄国国内革命等，但是，却把日本的国际地位推上到同欧美列强并肩而立的地步。

明治政府提出的国家意志是，改变由于锁国而带来的落后，建立一个与欧美列强并肩而立的大国。这种国家的意志，由于得助于三次侥幸的胜仗，使日本的野心膨胀起来，乘自19世纪末期欧美列强在亚洲各地进行帝国主义侵略之机一举扩大了它的版图。

由于欧美列强的侵略，中国到处被蚕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把俄国势力从满洲赶出去，从而増强了他在满洲的优势。

但是，日本迅速的抬头，遂步与欧美列强产生了摩擦，尤其同不喜欢日本在满洲占居优势的美英之间的关系变得险恶起来。

当时的日本军部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满洲是日本官兵用鲜血换得的领地。这同突破日本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危机对策联系在一起，从对满洲的侵略贪婪地扩大到对中国大陆的侵略。

从清朝末年（1900年）至1937年实现“国共合作”，全中国进入团结一致抗日态势之前，中国处于群魔乱舞状态之中，欧洲列强竞相侵略中国，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不休。日军乘机在满洲扩张势力。在这些势力之间，土匪里、马贼和秘密结社活动猖獗，加之满蒙独立运动混入其中，进一步加剧了动乱。

中国这种极其动乱的状态，大大地刺激了当时日本青年的野心。在“大陆雄飞”之梦的煽动下，年轻人竞相进入中国。在日本无法谋生的浪人，冒充忧国之士进入大陆。伊达顺之助、松本要之助和川岛芳子等人都活跃在这一时期。

在这一土壤之上，日本的派遣军部——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柳条湖事件，在正当防卫的借口下，无视政府不扩大战争的方针独断专行，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接着，于1937年7月又制造了成为日中战争导火线的卢沟桥事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731部队确定在哈尔滨郊外平房地区建设他的根据地。

第01章 军事特区

——哈尔滨市以南20公里

加茂部队的秘密——731部队的前身

731部队决定把根据地设在哈尔滨，它是今天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1982年7月，人口为254.4万人，是一座重工业城市，位于中国东北平原的中央。它是沿着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发展起来的。据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东北史学会的关成和先生说，“HARUBIN”的语源是从满族女真族的“家荣”转译过来的，汉译为“阿勒锦”，意思是荣誉。

1898年，帝俄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东北地方的野心，把这一地区作为铺设东清铁路的根据地。同年6月9日，作为铁路建设团第9分团团长的朱柯夫亲王被看作是哈尔滨的创始人来到这里。他一度把阿勒锦改为松花江市，但是遭到市民们的强烈反对。结果于1903年7月14日又改称为哈尔滨。

哈尔滨在满语中是“渔网晒场”，在蒙古语中是“平地”，在俄语中误译为“大坟墓”等，附加的这些意思，均无历史和语言的根据。以莫斯科为样版而建设的哈尔滨在街道整齐的市中心区内欧洲风格的建筑栉比鳞次，显示出帝俄在这里曾经进行过正式的城市建设。

从历史上看，实际的称呼是“HARUBIN”。这是正确的。但在本书中，作为731部队的根据地，仍使用当时日本方面通用的名称——“HARUPIN”①

①本书中无论“HARUBIN”或“HARUPIN”，均按中国现行行政区划正式名称，使用哈尔滨。——译者

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因此，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度回到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但是，不久后于1931年9月由于发生了以谋略性的柳条湖事件为发端的满洲事变，哈尔滨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早就一直企图占领满洲南部地区的日本关东军雪崩般地开始了侵略。

关东军占领奉天（今沈阳）之后，尽管若槻内阁提出了不扩大战线的方针，但是仍然不断地扩大军事占领地域，占领了北满的吉林、齐齐哈尔，直到辽西的锦州。1932年3月成立了满洲国，制造了傀儡政权。

在这个过程中，哈尔滨陷入了关东军的手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把行政上的称呼，改为滨江省的省会。

1933年在哈尔滨设置了细菌战秘密研究所——后来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通称为石井部队）。开始设置在哈尔滨市东南方的拉宾线上的小站背阴河。为了保密，称作“加茂部队”（也有人说开始时称作东乡部队）。“加茂”这两个字，是解开创设这支部队之谜的关键。

“加茂部队”到1938年已变成一支大规模的秘密部队。

同年6月13日，将距哈尔滨市中心区往南约20公里地区，当时称作滨江省平房镇，划定为关东军的军事特区。

在平房附近有三屯、四屯和五屯三个村落，军事特区大致设在这三个村落的中心位置。目前，关于其所在位置，曾有种种说法和写法，但满洲731部队的位置，这里是准确的所在地。

在禁止入内的约6平方公里的宽阔的军事特区内建设大规模的军事设施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设施包括宿舍群、发电站、铁路支线、训练设施。平时可关押80-100人的监狱、大大小小的许多研究室、训练用的马场、大礼堂、运动场和神社。

军事特区周围是架设着高压电线的土墙和壕沟。“加茂部队”从背阴河和滨江迁进了这个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大军事设施之中，那是1939年，但是由于是分多批进驻的，准确的日子不得而知。“加茂部队”在这里一时改称“东乡部队”。在发生诺门坎事件（1939年5月-8月）两年以后的1941年8月改用秘密番号“满洲731部队”。

在哈尔滨市以南约20公里地区建成的这一军事设施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进行了什么样的研究，当时是绝密中的绝密，是被封锁在军队厚厚的帷幕之中的。“即使是友军的飞机，擅自飞入上空时，也可以击落”。731部队甚至拥有专用的战斗机。

1949年1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才揭露出这一部分的秘密。

本书发表的“要图”（本书后面的插页），是由笔者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执笔写连载小说《死器》时接触过的几位原731部队人员绘制的。它显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设施的全貌及部队部署。

这张“要图”标明了每一个编制名称和班名，并涉及了它的研究内容，指明了设施内的任务和分布。无论在战前或战后，这张图都是首次公开发表。

恐怖的课题组

根据前731部队人员们一致的证词，为了去平房附近设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必定要经过哈尔滨市内的秘密联络站。

哈尔滨市分为新旧两大区。在新市区吉林街有一幢叫做“白桦寮”的红砖建筑，它是三层的高大建筑（部分是两层），这里就是联接部队外部和内部的秘密联络站。

白桦寮和法国电影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公寓相似，是一幢设有内部庭院的“口”字型的建筑，在入口处有大门，供部队的军用卡车和大轿车出入。队员们前往哈尔滨市时，先乘大轿车或卡车到白桦寮，在内部庭院里换上便装再出大门，前往哈尔滨市内。返回731部队时则按相反的顺序来进行。

哈尔滨市内当时设有花园小学、桃园小学、哈尔滨中学、哈尔滨女高以及作为培训满洲国官吏机构的哈尔滨高等学院等日本人学校以及许多教育设施。在这里上学的队员子弟们也是乘军用大轿车前往白桦寮内部庭院的。

白桦寮是一种像公用大厦的建筑。除此之外，也作为若干与军队有关的机关、团体的办公室、投宿、就餐来使用，表面上是满洲国政府接收的一幢建筑物，实际上是731部队的秘密联络站。不过，即使是哈尔滨市市内的日本人中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

从白桦寮出发，穿过哈尔滨市内，在左手方向可以看见忠灵塔，乘坐大轿车沿着宽阔的农村道路，摇晃约近一小时，通过新发屯，过五屯，来到右手方向可以看到四屯的地方就看到了与被叫做8372部队的航空队专用机场相邻接的、用铁丝网和土墙弯弯曲曲包围着的宽阔的一角。这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

部队的设施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六个区：

(一）从其形状看，叫“口”字楼①，是集中设置第一部、第四部的各部门的主要大楼；

①口字楼的口是日语字母RO，由于该建筑呈四方形，又称方字楼。——译者

(二）同“口”字楼相毗邻的是总务部、器材部等所在的建筑，其中设有总务部和医疗部的大楼，叫“1号楼”；

(三）设有食堂和放映厅的大礼堂；

(四）负责进行少年兵和从全中国各地、日本各部队集中来的卫生兵等人员训练的教育部大楼；

(五）部队人员及其家属居住的宿舍区，叫“东乡村”，其中包括单身宿舍和部队修建的东乡神社；

(六）在哈尔滨市滨江车站附近，还有一座第三部和诊疗所的大楼（通常叫“南楼”）。

在上述设施中，前两区是由布满高压电铁丝网的土墙围起来的，这两栋楼通常叫“总部”。（“要图”中用黑粗线标志）

在“要图”中，虽然巳做了标记，但在这里再次说明一下731部队的组织概况：

部队长：石井中将（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两段时间任职，在1942-1945年2月期间为北野少将）

总务部：部长中留中佐（后由太田大佐接替）

第一部：研究细菌，部长菊地少将

第二部：研究实战，部长太田澄大佐（兼）

第三部：制造滤水器，部长江口中佐

第四部：制造细菌，部长川岛清少将

教育部：训练士兵，部长园田大佐（后由西中佐接替）

器材部：实验器材，部长大谷少将

诊疗部：附属医院，部长永山大佐

此外，731部队沿苏满边境还设有四个支部和一个实验机场。即海拉尔、林口、孙吴、牡丹江支部和安达实验机场。

在大连还有一个由安东工程师（将官）率领的满铁卫生研究所，它直辖于关东军，在同731部队密切合作下，制造菌苗，并进行各种实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731部队的支部。

战后，人们把731部队通称为“石井部队”，是由于这里的大规模设施和组织，都是根据部队长石井中将的创议而设置的缘故。

从1939年建成一系列设施起，约有2600余人在731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是由日本内地大学医学部、医科大学或民间研究所派遣来的研究人员和学者。他们的身份是军队职员或工程师。

部队里设有19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研究作业班，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课题研究组”，过去任何书刊都没有发表过它的全貌。整个组织情况如下：

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①

①“马鲁太”系731部队内对在押活体实验用人员的称呼，日语原意为“圆木”，在这里把人视为任其随意使用的实验材料。一旦被送进731部队，无论哪国人，都不再称呼人的姓名，而称XX号“马魯太”了。——译者

第一部：笠原班，研究病毒

田中班，研究昆虫

吉村班，研究冻伤

高桥班，研究鼠疫

江岛班，研究赤痢

太田班，研究炭疽

凑　班，研究霍乱

冈本班，研究病理

石川班，研究病理

内海班，研究血清

田部班，研究伤寒

二木班，研究结核

草味班，研究药理

野口班，研究立克次氏体（斑疹、伤寒等病原体）

第二部：八木泽班，研究植物

烧成班，制造炸弹

第四部：柄泽班，制造细菌

朝比奈班，制造伤寒及疫苗

在东乡部队时，原来已经确定了这些研究班的正式编制名称，如“第一部细菌课”、“第一部病理课”等。但是东乡部队改称731部队以后，完全隐蔽了正式课名，从保密要求出发，只称呼班名。

这些班名是部队内部使用的一种“隐语”，正式编制名称是第一部下属14个课，如第一部田部班是第一课；凑班是第二课；江岛班是第四课；高桥班是第五课；石川班是第七课；吉村班是第八课；二木班是第十一课等。

在“课题研究组”编制表最前边列出了一个“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

“马鲁太”是什么呢？

被剥夺了人格的“人”

所谓“马鲁太”就是指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以及它所管辖下的“哈尔滨保护院”里关押的苏联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也包括朝鲜人）。

关东军宪兵和特务机关逮捕了潜入中国各地的苏联红军情报军官、在作战中成为俘虏的中国红军（八路军）干部及战士、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参加抗日运动的中国记者以及学者、工人、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属等许多人。

关东军把捕获的俘虏叫“马魯太”，一律以特种转移的方式由各地送往731部队“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之中。

被关东军逮捕的爱国者们，遭受非人的待遇，仅仅是被当做一块圆木头来使用的“马鲁太”。

由于是“马鲁太”，也就无须有人的姓名。凡是送往731部队的“马魯太”，每个人都编上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然后按编号分给前面谈到的各个班，归各班所有。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他们把“马鲁太”当做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来使用。

对部队的各个班来说，“马鲁太”的经历、人格自不待言，就连年龄也是毫无意义了。

在被送往部队之前，无论宪兵的审问是多么地残酷，“马魯太”仍然是会开口说话的人。

但是，自从他们作为“马鲁太”被关进部队之日起，全部都变成了无法生还的实验材料。

也有一些女的“马鲁太”，她们是以反日分子的嫌疑而被逮捕的俄国女人和中国的女学生。女的“马鲁太”主要用来作为性病的实验材料使用。

在部队“口”字楼的中间，有一幢混凝土的二层建筑，周围是用长廊围起来的。这里有许多单间牢房，每间牢房都有一个小窗户。这幢混凝土建筑同各研究班直接相联接，叫“马鲁太小屋”（即731部队特设监狱）。

特别班管辖的“马鲁太小屋”，左右分为两个部分，通常称做“7号楼”和“8号楼”。从移驻平房初期起，各建筑物就从1号起按顺序以编号称呼。原则上“7号楼”是关押男的“马鲁太”，“8号楼”是关押女的“马鲁太”，由于女的“马鲁太”少，有时“8号楼”也关押男的“马鲁太”。

据被告人川岛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词，731部队经常关押着二三百名“马鲁太”。实际数字没有记录。

根据各班的实验研究的不同目的，“马鲁太”被转移到单间，或以三至十人为单位被转移到杂居房。

在送入731部队监狱之前，他（她）们一直受到关东军宪兵队夜以继日的拷问，但是，一旦被送进了731部队，就停止进行任何拷问和虐待，也不强制他（她)们服苦役。

不仅如此，他们供应“马鲁太”最好的伙食，给予充分的睡眠，甚至还发给他们维他命药剂，以便早日恢复已经衰弱了的体力，恢复为健康的肉体——这就是赋予被关押的“马鲁太”的任务。

由于获得了充分的营养，除了做完冻伤实验后的人以外，其他“马鲁太”都很胖，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到接近供做实验时，肯定是死，或者说等待他们的是地狱般的痛苦，但是直到走上实验台的前一天，他们每天的生活是无所事事，表面上是十分无聊的。

作为“马鲁太”而关押的中国女教师做纸捻，并以它作材料编制小的中国鞋或其他工艺品。这就是“马鲁太”的日常生活。

但是，营养丰富的日常生活是短暂的。“马鲁太”的新旧更替是十分频繁的，大致是按照两天三个人的比例被当做实验材料来用掉。

据后来川岛被告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远东军事法庭上的供述，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731部队“消耗”掉的“马鲁太”达3000人以上，但是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的证词是“恐怕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关东军十分重视731部队秘密领受的特殊任务，为他们更加容易进行这种研究实验提供了各种方便。

“方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供应“马鲁太”。

他们按照实验的程序来使用“马鲁太”，给他们注射鼠疫、霍乱、梅毒、螺旋体等菌苗，或者在他们的饮料或馒头等食物中渗入或人工“移植”这些菌苗。有的也被用来进行冻伤实验、枪杀实验或瓦斯坏疽实验。

残酷的给养

关押在731部队里的“马鲁太”获得充分的营养。

养肥“马鲁太”有四重意义：

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完善的“实脸材料”，如果“马鲁太”身体衰弱或患疾病，就失去了“实验”的完善条件。

731部队一直全面负责进行细菌战准备的研究和实际作战。为了进行细菌战，他们需要有关细菌传染的准确资料。

健康的人体在何种条件下会患鼠疫和霍乱，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致死或得救呢？

为了彻底了解各种细菌感染、发病的过程，部队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来搜集资料。只有通过连续使用完善的“实验材料”才能取得完善的资料。“马鲁太”必须是健康的，而且随时可以进行补充。

养肥“马鲁太”的另一个目的是研究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病的方法。

为了进行细菌战，必须深入敌后或在前线散布大量的病菌。

这种作战自然是由日军部队（731部队）来实施。届时，日军士兵由于不注意，皮肤和口腔接触病菌的可能性极大。另外，在实施细菌战之后，友军也可能会进入细菌污染地区。

由于这种缘故，必须掌握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否则，马上就会有导致产生“悲剧”的可能。如果由于进行细菌战，而使友军蒙受损失的话，那么，开展细菌战就毫无意义了。

彻底打击敌人，认真保护自己，是进行细菌战的要诀。因此，必须“研究”针对鼠疫、霍乱、伤寒等病毒的菌苗，并研究血清疗法或利用其他药物的化学疗法等。

在大规模的细菌战中，需要大量预防用的菌苗。部队为了生产大量的细菌，同时，还要开发研究预防和治疗用的菌苗。

为了制造菌苗，必须进行许多实验，需要大量的血清。为此，有必要使“马鲁太”处于健康状态，并发胖。

有一原731部队的人员回忆说：“部分‘马鲁太’被注射细菌发病以后，以当时731部队最好的疗法，来控制‘马魯太’病情发展，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再次使用‘马鲁太’，也想从患病而尚未致死、又复原了的‘马鲁太’身上抽血或作为标本来使用，这种‘马鲁太’作为研究材料来说是十分宝责的。”

保证“马鲁太”获得充分营养的第三个目的是研制细菌战的“武器”。

731部队把老鼠和寄生于老鼠的跳蚤作为传播鼠疫病菌的有力媒体来加以研究。研究如何让老鼠和跳蚤传染上病菌，并让它们接触或聚在人体上，研究用什么方法在敌后和前线大量放出活老鼠和跳蚤……而利用“马鲁太”来解决这些难题是有用的。

细菌武器不仅仅采用小动物和昆虫，把炭疽菌和伤寒菌等放入食物中或投入井水和饮水之中，就是最好的“武器”。他们研制了滲入细菌的巧克力糖和馒头，用来进行实验。为了进行这种实验，也需要健康的“马鲁太”，又丝毫不承认他们的人性。

部队研制了自来水笔式的细菌手枪和手杖式的细菌枪，来实验这些“枪”的效果，马鲁太是最有用的。

养肥“马魯太”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为了研究防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地方病。

当时驻苏满边境的日本军队的部分官兵中，蔓延着一种原因不明的流行性出血热。据估计，这种疾病是由某种病毒或立克次氏体引起的。731部队曾使用“马鲁太”研究流行性出血热。

“马魯太”与“圆木”之间

731部队关押的俘虏，一律被叫做“马鲁太”，这一事实是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军事法庭上查明的。

让我们引用当时的公审记录——《关于目前日本军人被起诉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事件的公审文件》（1950年，莫斯科外语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一段吧。

出席法庭的是前军医少将川岛。他在731部队中历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长（负责研究细菌的部门）、第四部长（负责制造细菌的部门）等职，是部队中的一个资深军官，战后曾被苏军逮捕。

以下是国家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的问题和川岛的回答：

问：你们为何不在日本而在满洲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呢？

答：满洲是同苏联相邻接的国家，战争开始时，从满洲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比较容易和方便，而且在满洲进行有关研究细菌武器的实验非常方便。

问：在满洲进行实验的“方便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答：之所以说满洲非常方便，是因为在那里有充分的实验材料的缘故。

问：“实验材料”指何而言？是否是为供实验使用而送往部队的人？

答：就是这个意思。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

问：在监狱里你们是按照他们的姓名关押的吗？

答：不，他们都有编号。

问：那么，这些人最终都必须死去吗？

答：是的。

问：你作为专门研究细菌的人，采用蔓延杀人性的传染病作为战争的手段，难道不知道会带来可怕的灾难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问：你难道不知道鼠疫及其他传染病引起的可怕的灾难也会蔓延到中立国家去吗？

答：是的，我知道这一点。（以下略）

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记录当时公审法庭上有关“马鲁太”问题的对话，记述如下：

问：部队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牺牲者？

答：把他们叫做“马鲁太”（MARUTA），是材料的意思。（带点的‘字’是作者注的）

这是同一次公审法庭，同一场面的对话记录，但是却漏掉了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中提到的“‘MARUTA’是材料的意思”这一句。

从编写《细菌战军事审判》的前后情况和山田的经历来看，可以认为山田的叙述是准确的。据原731部队人员一致的证词，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俘虏，都一律叫做“马鲁太”。

记录各种实验时，按其性别，在表格上单纯地填上阳性“马鲁太”或阴性“马鲁太”。这些都是731部队中表明实验材料的专用语。

“马鲁太”就是“马鲁太”，它是否意味着什么“圆木”材料，队员们是不知道的。

“公审文件”中漏掉的前军医少将川岛关于“‘MARUTA’是‘圆木’材料的意思”的附带说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告人川岛在公审法庭上如实地解释了在部队内部表明实验材料的“马鲁太”这个词正如山田所写的，是“材料”。

可是，后来在把公审记录译为日文时，译者使用了可以切削、搬运甚至可以燃烧的“圆木”这个日语词汇，估计是那时删掉了附带说明部分。我想法庭上的实际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问：部队里使用何种隐语来称呼实验的牺牲者？

答：我们把他们叫做“马鲁太”。“马鲁太”是实验材料的意思。

731部队中使用的隐语“马鲁太”，在《公审文件》出版以后变成了“圆木”。“圆木”是植物，而“马鲁太”是被剥夺了人格的人。把活生生的人叫做“材料”，这就是731部队的恶魔性之所在。另外，“马鲁太”也有作为“实验动物”的野山羊的意思。

自此以后，正如《公审文件》中那样，其他文章中也决定使用“圆木”。

审俘要领

“马鲁太”从关押之日起，“人”这个固有名词就被抹掉了，而是用编号来称呼。但是，其中也有个别人的姓名流传下来。

牡丹江的老铁路工人孙朝山、木匠吴殿兴、修理工朱志敏、沈阳的爱国人士王英、大连的商业公司职员钟民慈、山东省的中国共产党员邱德思和乌克兰的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

留下姓名的人都是在关东军宪兵队、哈尔滨特务机关逮捕和审讯中坚持斗争到底的人。

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邱德思，“在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直到最后忠于自己的人民，未做叛徒”。（引自《公审文件》）最后，被送往731部队遭惨杀。

苏联红军战士德姆契柯顽强地拒绝提供有关苏联的任何情报，坚持不开口回答问题。

尽管哈尔滨特务机关“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但是德姆契柯始终坚持未供出任何情况。（引自《公审文件》）因此，被送往731部队。

对于拒绝审讯、坚持斗争的俘虏进行的拷打是很残酷的。这里有一份关东军宪兵队的手抄文件。这份题为《审俘要领》的文件表明当时这些“马鲁太”在731部队关押之前，遭到了如何残酷的拷打。在“总则”部分：

第1节 本审讯是基于搜集情报的目的进行的，不包括旨在调查犯罪行为的审讯在内。

第2节 对于投降者、逃兵、逮捕的敌方间谍、非法越境者、流浪者、迫降者、被俘又逃回我军的人员、新占领地带的居民、从敌区逃回的居民等进行的审问，除特殊情况外，均可参照审俘方法执行。

731部队创设时的哈尔滨则相当于这里所说的“我方新占领地带”。对该地区的居民参照本审俘要领。

在第一篇——对俘虏的调查的“通则”部分的第三节：

第3节 通过审俘获取情报，比使用间谍或其他手段搜集情报更加容易和迅速，常常可以获得利用其他方法所难以取得的重要情报，各部队及各级司令部均应致力于审俘，这是至关重要的。

审俘要领说，从俘虏口中获取情报，比利用间谍和其他手段获取情报更加容易和迅速，而且重要情报多，因此要重视审俘。（第4节至第59节未收录）

第60节 对怀疑我方措施或相信敌方宣传而顽固拒绝供述真情者，可给予绝对保护（具体给予生命安全或前途光明等“保证”），揭露敌方宣传的欺骗性，提高对敌我态势的认识(总之，做出有利于我方的证明）。一旦思想发生转向而自供者，常常有利于用来说服后来获得同样性质的俘虏。

关东军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分子”是抱有坚定信念的犯人，应让他们了解日本是不可战胜的，使之转向。一旦转向的人，在逮捕到同样的“抗日分子”时，可以作为说服人员发挥作用。

第61节 被审讯者为保护自己，有时希望在“内部”说明自己了解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军事力量的情况等。所以应通过用套话的策略或以赞杨的方法来获得可靠的资料。

第62节 根据情况，有时进行拷问有利，但不少情况下又往往伴随着弊害。所以，事先要研究是否使用拷问的形式，不致于以后对这种方法感到遗憾。

在这里解释一下审问要领中的拷问方法。

恶魔的送终水

第63节 持续进行拷问，给俘虏在肉体上造成痛苦，使之除陈述真实情况外，别无消除痛苦的方法。

所以，对于为了加快审讯速度而持续进行的拷问，意志薄弱者比较容易吐露真情，但他们也有可能为了迎合拷问或为摆脱眼前的痛苦而说谎。意志坚强者有时会增加反抗情绪，或在审讯后对帝国留下极坏的感情。

审俘要领说，由于给俘虏造成肉体上痛苦，使之感到除自供外，别无逃脱拷问的方法。俘虏为了逃脱痛苦，有时会做出迎合性的陈述，这反而使我们弄不清其实情况。对那些意志坚强者进行拷问，会促使其增强反抗心和反日感情。所以，要做到毫无遗憾。

第64节 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实施拷问：对已掌握确凿证据者，只让俘虏就内容供出真情，而且通过拷问完全有可能取得情报；对意志薄弱者，估计完全有可能屈服于拷问。

第65节 实施拷问的手段，应着眼于容易实施、没有残忍感、痛苦持续性大且不留下伤痕。但是，需要使对方感到生命危险时，则不应顾及伤害如何，而应保持“持续性”。

简言之，就是最好采取：容易实施，表面看不残酷但痛苦的时间持续长且又不留下伤痕的拷问手段。有时有必要使俘虏感到“再这样坚持下去就将被杀害时”，应毫不踌躇地留下伤痕。持续进行拷问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判断必须这样做时，就要毫不客气地拷问下去。

让我们列举一个进行拷问的实例：

1.让俘虏跪坐；

2.用几枝铅笔夹在各手指根部的夹缝里，然后用绳子或皮条紧缚指头，使之发生动摇；

3.让俘虏仰卧（腿略抬高）向鼻子和嘴里灌水。

4.让俘虏横卧地上，踩其踝骨；

5.让俘虏站在比身子低矮的棚子下面。

第66节 如发生误伤时，要从有利于国家的大局考虑，做出断然处置。

跪坐、夹铅笔、灌水、踩踝骨、长时间屈身站立，如果造成俘虏伤害，为了保护日军的利益，就要断然处置。送731部队者，就属于这一类。

第67节 通过拷问取得供词时，对那些为了逃脱痛苦而做出的迎合性的供词，要研究其真实性，并取得证据。

第68节 （略）

第69节 进行拷问时，不得让无关人员，尤其不能让其他俘虏知道。“审俘要领”中提到届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让拷问时的痛苦呻吟声外传，还要留意观察俘虏。

第70节 在审讯中，应注意被审讯者的脸色、姿态、眼神、声音变化以及嘴唇动作等细微部位的变化。以观察其供述语言以外的心理状态，要经常注意从喜、怒、哀、乐、羞耻、恐惧以及震惊等面部表情发现其有无隐瞒。

1.审讯时说口渴要求给水喝者多半是自供前内心发生苦闷。

2.严密注视着被审讯者的态度和脸色等，这种人企图从中看审讯者对供词的反应，他们多半仍隐藏着秘密。

以上是“审俘要领”文件的结束。俘虏开始要水喝是自供的前兆。

中央集中供热部队

731部队的设施，是在当时设在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监督下，经施工部门特殊设计，由军队的御用企业（除日本特殊工业大林组公司外）施工建成的。

在当时军队的有关设施中，特殊设计施工是最奢侈的。一说奢侈，人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豪华的高级建筑的形象，但是，731部队的设施却“奢侈”在超群的清洁方面。

在大致分为五个区的建筑物中，除教育部和卫兵所以外，其他如大礼堂、宿舍、“口”字楼（总部所在地）等建筑物都修建有抽水式厕所。仅仅这一点在当时就是令人吃惊的。

负责准备、研究并实施细菌战的731部队制造大量的细菌，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关东军最怕的是部队内部的细菌感染。

731部队的全部设施，直至3000名队员及家属的居住区都使用抽水式厕所就是为了预防细菌感染。

731部设施的另一个“奢侈”的地方，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建立了中央集中供暖系统。除教育部的建筑外，供暖系统几乎遍及了每一幢建筑。

从宿舍到总部大楼，所有房间都安装暖气，有热水供应系统。无论在哪一间房里，打开水龙头就会流出热水，像高级旅馆一样。

在部队院内的一角设有三台利用塔库马式锅炉的两台发电机，热水和暖气都由这里的锅炉来供应。在距塔库马式锅炉不远的地方，设有瓦斯罐，供应部队专用的煤气，也利用它制造出高温蒸气来做饭。

各研究室内部都设有洋式个人专用洗澡间，宿舍区也有公共浴池，约三分之一的宿舍里设有家庭澡塘。

饮用水和研究用水都是从731部队院内的水井中抽出的地下水。由于水井很深，抽出的是硬水，要经过发电站加工成软水以后才进行供应。

队员们把731部队夸耀为“满洲首屈一指清洁的军队”。

恶魔般的细菌部队却拥有最清洁而且现代化的设备，真成了二律背反。但是，这里是有它的道理的。

如上所述，整个院内建立完备的抽水式厕所和下水道，是为了预防细菌感染。“中央集中供热系统”是二十四小时大量制造细菌所必不可缺的设备。进行实验和研究，需要充分的电力供应，热水供应也是必不可缺的。

一名原队员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无论哪一幢楼，不分昼夜，总是灯火通明。”

731部队设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筑物的面积和房间设计比较宽敞。

楼内各层的天花板都很高。本部大楼（“口”字楼)等虽说是三层楼，但整个建筑物的高度都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左右。“口”字楼的外壁，是在混凝土构造上，又镶上乳白色的瓷砖。从哈尔滨市内乘公共汽车驶近这一地区时，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在辽阔的平原上突然出现了一幢被土墙包围着的白色建筑。

在三层的“口”字楼里，设有手动式电梯，可以一直通往楼顶。

教育部大楼是一幢砖楼，但宿舍却全部是坚固的混凝土建筑。

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是一幢被“口”字楼包围起来的二层建筑，修建得特别坚固。设计是特殊的，只要一扳动阀门，整个狱内就会充满氰酸瓦斯。部队人员说：“一旦有事时，扳动队长室里的阀门，‘马鲁太’就会全部死掉。”

总部大楼“口”字楼的一层都叫“地下”。在一层走廊正中间，铺设一圈供小型四轮手推车用的滑轨（轨距50公分）。柄泽班把大量制造好的细菌装在一种特殊容器之中，由“工厂”运往细菌仓库收藏。这种金属制的特殊容器很重，所以才设计了这种手推车，并在走廊中铺设手推车用的铁轨。

731部队这种尽善尽美的设施，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有一股十分厉害的刺鼻的腐臭气味，笼罩着整个总部大楼，有时甚至飘到院外。

笼罩着731部队的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使人们真正“嗅”到了这支部队整个设施的性质。这股腐臭气味究竟来自哪里呢？

腐臭气味的元凶

笼罩着731部队的腐臭气味，主要是“琼胶‘’①的烂臭味。

①琼胶也称”寒天“，是一种细苗培养基。——译者

731部队”口“字楼的整个一层，全部被第四部属下的柄泽班所占用。柄泽班负责主持细菌制造工厂。臭味就是来自这里。

731部队制造细菌是使用石井四郎亲自发明的细菌培养器（加压式培养器）来进行的。这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大量培养和繁殖细菌的一种创造发明。其原理很简单。

细菌喜欢肉汁、糖分等营养丰富的东西。利用这些东西制造出无菌的培养基，这是利用琼胶和胨①繁殖细菌的基础，然后只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暗度，细菌就会迅速繁殖起来，并聚集在细菌培养基的表面上。通常细菌是看不到的微小生物，但是，经过多次繁殖后，最后琼胶上呈现一种糊状乳白色的薄层，这就是制造出的细菌群体。

①胨（Peptone）：是一种用来分解蛋白质的物质。——译者

第四部的柄泽班利用特殊的传送带自动回收使鼠疫菌、霍乱菌等繁殖的细菌培养基，再利用特殊的刮取器把细菌刮取下来，然后把琼胶培养基收集起来，放入高压灭菌器中。

再向细菌刮取完毕的琼胶培养基通入高压蒸气，使它的表面恢复无菌状态，以便再次用来制造细菌。

收入高压灭菌器后，细菌培养基散发出十分厉害的臭气，它像果酱变质后的臭味，充满了整个731部队总部大楼，随着风向的变化，有时也被吹到旁边的大礼堂去。

731部队还有一个”臭气来源“：那就是解剖室及其附近的焚尸炉。

每两天”消费“三名”马鲁太“，他们的尸体就在这里火化。731部队为了消除战争犯罪的一切痕迹，所有尸体都在焚尸炉中烧掉，剩下的骨头全部扔入叫”骨坟“的大坑里。焚尸炉的烟囱虽然很高，而且采用高温焚烧方式，排烟较少，但是，由于风向的关系仍然散发出恶臭味。”马鲁太“的尸体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是，也有例外情况。那就是1945年8月9日731部队撤退时，对”马鲁太“的处理并未能这样做。关于这件事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部队里有一个由特别班负责管理的动物饲养室。在这里，饲养着兔子、豚鼠、老鼠和跳蚤。

原部队人员一致强调，进行细菌战着眼于老鼠和跳蚤，表现了指挥者石井四郎的恶魔”天才“。

石井中将一直把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置于构成细菌战基本内容的”两大基本武器“的地位。大量制造鼠疫和霍乱两大”武器“的特殊系统，就是根据石井式细菌培养法制造的。

为了利用制造出来的细菌进行细菌战，需要有传染的媒体。

鼠疫最有效的媒体就是跳蚤。饲养大量的跳蚤，利用细菌将它们污染后，放到目的地去，短期间内就能够使鼠疫蔓延开来。

“石井这老头子和他的助手发现了通过将鼠疫菌寄生在跳蚤体内，使其在跳蚤的保护膜的保护下不断繁殖的理想的循环途径。这老头子恐怕是世界上最精通跳蚤的专家，也是鼠疫菌的研究家”。这是一个原731部队人员的证词。

为了大量获得被污染了的跳蚤，就必须确保有大量的啮齿类的动物（老鼠等）。

为了研究和实践如何在短期内繁殖老鼠，731部队纹尽了脑汁。

负责管理“马鲁太”的石井“特别班”，同时负责管理动物饲养室里的跳蚤和老鼠。

在动物饲养室里，有胖得像小狗那么大的豚鼠。人们一走近它，它就瞪大眼睛发出尖叫声。石井动物饲养室的老鼠，受到他们特别的爱护。

对731部队来说，“马鲁太”是比较容易补充的“材料”，而却不能让老鼠轻易地死掉，因为它们是重要的“武器”。

出现幽灵的细菌工厂

第四部柄泽班负责管理的“口”字楼的一层，这是凝聚着731部队的经验和技术精华的大规模“细菌制造工厂”。

制造细菌的工序，是绝密中的绝密。柄泽班以外的部队人员，除特别重要的事情以外，严禁进入“工厂”。

在一楼的后面，有一个镶有瓷砖的消毒槽和更衣室。柄泽班成员首先更衣，必须“洗澡”之后才能到办公室上班。在更衣室里脱掉身上的全部衣服，换上白色工作服，带上七、八层厚的纱布口罩和白色的帽子，以及一个从脖子直到脚尖的橡胶制的前围裙，再穿上高到膝盖下面的长胶靴子，还要带上橡皮手套和特制的眼镜才算装备完毕。然后，以这身打扮走进浴室。浴室里一个比较浅的浴池里放满了石炭酸溶液，他们哗啦哗啦地趟过消毒液才算结束。这时膝盖以下部分变成了无菌状态，这是一条消毒用的“小河”。

制造细菌的工序完全是、流水作业。走进“口”字楼一层，向左拐第一间就是细菌培养基室。在这里放着四台巨大的蒸汽锅和培养基。在蒸汽锅里把琼胶溶化以后，再放入培养基中，然后将它放入中央走廊右侧的高压锅里，高压锅的温度高达180°C-250°C，使溶化了的琼胶处于完全无菌状态。

然后，把经过杀菌后的培养基琼胶放进冷却室内冷冻，再把形成的琼胶培养基送进无菌室，在这里把被培养的细菌涂在琼胶上。

无菌室是一间约三十叠榻榻米大小的玻璃房间。部队人员进入无菌室之前，必须首先通过“灭菌室”。从这个7平方米的“灭菌室”的天花板上喷出雾状消毒液，给部队人员全身消毒，以防止被培养的细菌以外的东西附着在琼胶上。

向琼胶植菌，是使用一根长五十公分的像铅笔那样粗的“棉棍”。先在“棉棍”端上卷棉花，再让棉花沾满菌母，然后迅速地涂在琼胶片上，由于一次就得把菌母植上去而毫无浪费，所以这是一项需要相当熟练技术的劳动。

在无菌室作业的人员除戴上厚口罩之外，还需要戴上圆型的白帽和大眼镜，整个身体几乎都被包得严严的，所以分不清谁是谁。为了防止吸入菌母，作业时不说一句话，全靠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由于这是一项繁重的劳动，作业时汗流浃背。旁边的人拿着纱布协助擦汗。柄泽班人员头戴白帽，身着白衣，前挂围裙，戴着眼镜默不作声地缓慢动作着的样子，具有一种异常扣人心弦的力量。

植菌结束后，培养基被运进培养室。培养室内全部墙壁都贴上了铜板。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天花板上只吊着两个电灯，令人觉得好像是一间暗室。培养室的温度一般保持在20°C-80°C之间。操作门口的仪表，可以自由调节室温。根据培养的菌种不同有必要调整室温。不同的菌种，繁殖的时间也不一，有的一天就够了，有的则需要一个星期。在培养细菌期间，严禁开关门户。在适当的暗度和温度的条件下，细菌从琼胶中获得营养，于是在培养基的表面上形成一层粘糊状的白色乳液而持续增殖。柄泽班的人员认为时机成熟就开始进行刮菌作业。

刮菌作业是利用一个用硬铝制作的，长50公分，顶端有一个5公分至7公分的小竹刀的，被称作“刮棍”的工具来进行的。利用它把聚集在培养基上的细菌刮到一个直径约10公分、高约30公分的特殊玻璃容器里。

一个原731部队人员（柄泽班勤务）回忆说：“玻璃容器底下聚集的菌母，让人联想起甜酒糟来。”

柄泽班“工厂”里制造出鼠疫、伤寒、霍乱、赤病、破伤风、结核、炭疽、癞病等各种细菌。

把经过刮菌以后的培养基，再次放入高压锅中彻底杀菌之后，扔掉已经溶解的琼胶。至此，完成了制造细菌的一个周期。

如果杀菌后的琼胶还可以使用，再生之后，作为培养基再次使用。琼胶通常使用三次后就失去了再生的能力。

制造细菌是一项需要体力和精神集中的极其危险的劳动。有时作业时一不小心滑倒，就会从上到下沾满细菌。

无论多么小心，在制造过程中，变成空中浮游物的细菌，也难免不会进入口中。

由于这一缘故，柄泽班“工厂”的各个房间里堆满了红苹果，队员们进行的作业告一段落之后，就不停地啃苹果，然后再吐出来。这样，可以让苹果把嘴里的细菌吸收掉。

在制造细菌的过程中，柄泽班的许多成员倒下去，丧失了生命。伸向三个方向的无窗走廊里，灯光十分微弱，“口”字楼一层的“工厂”，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的，部队人员有人悄悄地说：“出现了幽灵……”

充满怨恨的陈列品

在731部队里，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相并列，有一间“恐怖的房间”，除少数有关人员外，其他人严禁进入这一房间。

一间位于第一幢（总务部）二层的左端，是面积很大的“陈列室”；另一间是总部一层高桥班（负责研究鼠疫）左侧的“解剖室”。

关于“解剖室”以后再谈，在此先介绍一下“陈列室”的情景。

“陈列室”位于总务部对面的左端（参照要图）。顺便提一下，在哈巴罗夫斯克进行的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公审文件”中，把“总务部”误译为“庶务部”，这是一个错误。

虽然叫“总务部”，但是它并非一个单纯管理人事、会计等的事务部门。负责拍摄许多利用“马鲁太”进行实验情况的照片及16毫米电影片的“摄影班”也归总务部管辖。

还有一个“印刷班”，也归总务部管辖。这个班负责把利用“马鲁太”进行实验证明的结果等医学上的发明和各种研究资料编成小册子，或者以报告文件的形式进行印刷。这里集中了731部队所进行的各种活体实验的资料。

在731部队里，还有一个收藏进行细菌战作战所需要的大量地图的图库。

不仅仅是一般的地图，而且还有详细记载饮用水、江河、水井等细菌污染“战术目标”的地图。有许多对苏满边境或苏联境内、蒙古境内的军事设施经过彻底的研究后，详细标有搜集到的情报的地图和报告。这些资料都是由总务部兵要地志班编制的。

总务部还同宪兵室保持密切的联系，它担负着重要的防谍任务，严防731部队的罪恶勾当泄露到外部去。

从某种意义来说，总务部才是731部队的中枢神经。总务部集中掌握着有关731部队的一切信息。

问题是“陈列室”。它设于总务部二层的左端。虽说叫“室”，但它所占的面积相当于总务部内的庶务、会计和人事三个课所占面积的总和。经过总务部的走廊，就来到“陈列室”，一打开大门，一股福尔马林液的气味就钻进人们的鼻子，视神经受到刺激，使人睁不开眼睛。

原部队一个人员回忆说：“第一次看到陈列室的人，不禁会吓得瘫软，甚至会吓得坐在地下。”

沿着白墙排列着三排高约60公分、宽约40公分装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以及三层玻璃拒。

在福尔马林液中，放着人头。泡在这些容器中的人头，有的睁着眼睛凝视着上方；有的头发被裹成一团，紧闭着眼睛；有的面部被破坏得像石榴；有的被刀剑从头部到耳朵后边劈成两半；有的被锯锯开露出脑浆；有的面部严重溃烂，分不清眼睛、鼻子和嘴巴；有的皮肤上生满了红色、蓝色和黑色的斑点，呆呆地张着嘴。人头的主人主要是中国人、蒙古人和苏联人。不同种族男女老少都有。这些泡在浅咖啡色的溶液中的头向着走进室内的人，充满怨恨地无声质问：“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在“陈列室”陈列的不仅是人头，还有从大腿部切下来的人腿，也有没有头颅而四肢弯曲的人体，肾脏、肠等卷成一团泡在液中。还有妇女的子宫和胎儿。人体的所有部分都被泡在大小不同的容器中。这是人体各部位的“陈列室”。一位731部队人员说：“尽管部队的领导人解释说这是从诺门坎事件的战场上取回的标本。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一点。因为解剖‘马鲁太’的结果造成标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添了不少新的标本。”

据说在这些陈列物中有一个奇怪的标本，那是一只从肘部切断的手腕。这个手腕的主人是731部队中的人员。据说，他每个月都到“陈列室”里去看一次自己的手腕，一直不厌其烦地看它。

这间房子并非一间单纯的“陈列室”，同时又是发表各种研究成果的“大厅”。在许多“人头”包围之下，发表研究成果的医生们的形象，比“人头”更令人恐惧。

“安灵室”与“焚尸炉”

“安灵室”设于总务部庶务课和企划课之间。室内正面设有一个祭坛，并放置有许多照片和灯。悬挂的照片主要是731部队的死亡人员。这些人是在研究、准备和实验细菌战的过程中死去的。部队人员走过“安灵室”前，一定要鞠躬行礼。原部队人员说：“虽然一般人不知道殉职了多少部队人员，仅据我所知，因患鼠疫而死去的人就有30多名。在制造危险的细菌和分离克次氏体的过程中，许多研究人员由于被细菌感染而住院。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就由各班抽调人员组成新的小组，对各种设施反复进行消毒，而且给部队人员及家属注射预防疫苗。”

在研究细菌战的过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呢？过去一直没有公布，所以说不知道。但是，另一位原部队人员做出证言说：“应该说每年不下30人。”许多人都曾经亲眼看到：官员殉职宿舍的一角，被绳子围了起来，有严禁入内的字样。

在731部队里，有不少家属也参加了工作。部队人员定额为3000人。部队为经常缺额五六百人而苦恼。因此，一般军队职员的家属们当女职员在部队里工作。

在731部队的诊疗部，工作的护士多数是女职员，她们不允许进入“口”字楼。部队人员和家属有一个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向部队提出一份写明“自己死亡后，无论什么原因，都同意解剖自己的尸体”的誓约书。被进行遗体解剖的部队人员和家属的人数不详，但不在少数。原部队人员间流传着这种说法：

有一位美貌的女职员死亡，其死因不明。按誓约书的要求，对她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但是由于她是一个妙龄美女，参加解剖的队员在队内传开了她遗体的特征。据说，有关的消息让领导感到吃惊，对有关人员下令不准谈论。由于部队人员和家属等殉职人员增多，甚至要在部队内建立一座寺庙，作为部队的设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女“马鲁太”的待遇。在部队领导人中，悄悄地传阅过几十张关于女“马鲁太”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摄影班拍摄的。拍摄的都是被脱去衣服的女“马鲁太”下半身的各种姿态，都是特写镜头的照片。干部淫笑着让部分部队人员观看这些照片。原中国女教师、苏联女学生和被捕的“马鲁太”的妻女们带着手铐，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在单间牢房里，首先由部队人员用照相机进行凌辱。

有一名女“马鲁太”在狱中生了孩子。在摄影班中把女“马鲁太”妊娠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当成话题。这充满好奇心的话题立即传播开来。每当女“马鲁太”妊娠，几十张照片和猥亵的会话结合在一起，到处充满了淫靡的气氛。而另一方面则有如下的证词：

有一名妊娠的“马鲁太”被捕以后在狱中生了孩子。她为了救孩子一命，表示同意自己被用作任何“实验”。她流着眼泪，每天恳求看守人员救救这个孩子。只有部分部队人员知道这件事……但是在731部队看来，“马鲁太”的母亲只会生“马鲁太仔”。由于“马鲁太”是材料，那么，她的孩子也只不过像饲养老鼠一样地被饲养着而已。不消说，母子都遭杀害了……

部队人员死后，准备了“安灵室”。可是等待女“马鲁太”母子的却仅仅是印上编号的卡片和焚尸炉。

“特别移送”的内幕

“我们在日本占领的满洲领域内从未感到供应石井部队实验用的人体的不足……每年都有600人左右是以‘特别移送’的名义送到我们那里。”这是731部队第四部（制造细菌）的负责人川岛后来在哈巴罗夫斯克进行的远东军事法庭中作出的供词。

“马鲁太”是在抗日战争中作为特嫌被宣布死刑的人，是“反正要杀掉的家伙”。这就是731部队大规模进行人体实验的“合理的”口实。

在满洲建设王道乐土，建立五族协和（蒙古人、满洲人、汉人、朝鲜人和日本人）的理想国家——这种宣传蒙蔽了绝大部分日本国民，军部本身也陶醉于这种歪理之中。然而，无论日本军部怎样任意制造出种种歪理，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日军侵入他们的国家，用武力扩大占领地区，只能说是侵略者。

为反抗异民族的武装侵略而斗争，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把充满爱国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抗日游击队员、中国工人、农民以及学生们，当做“马鲁太”来对待，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当时在日本国民中这种理所当然的正当逻辑也完全被压制下去。凡是持有这种看法的日本人就被视为“非国民”，是“国贼”。

原部队人员说：“由于我深信：我们进行的作战，是使贫穷的日本富裕起来，而且有助于亚洲的和平，因此，也就认为‘马鲁太’等不是人，他们的存在成了连畜生也不如了……派往731部队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同情‘马魯太’，而731部队的全体军队职员和军人认为杀掉‘马鲁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731部队中却也关押着许多同反日抗战毫无关系的“马鲁太”。

哈尔滨原来是俄国人建设起来的一座城市，具有亲苏反日情绪的市民比较多。哈尔滨宪兵队和特务机关人员（配置在警察中的关东军间谍学校“绿阴学院”毕业生等）认为是“反日分子”者，不论有无实际行动，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予以“特别移送处理”。

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中也记载了女“马鲁太”在731部队的特设监狱中生孩子的事，但是也有没有提到的事实。

女“马鲁太”生孩子，并非仅仅一次。据有关人员说，有数名女“马鲁太”在特设监狱里生了孩子。

当女“马鲁太”生孩子的消息在731部队里传开后，部分人员开玩笑地说：“该不是通过人工授精而生的孩子吧！”然而，这是发生在集中了现代医学精华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内的事情。这里是否曾经进行过人工授精的研究，是个疑问。在部分人中产生这种传闻，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没有进行人工授精的研究，似乎是事实。那么，女“马鲁太”怎么会生孩子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逮捕了怀孕期的俄国妇女、中国妇女，并作为“马鲁太”关押着；另一种可能是女“马鲁太”在狱中怀孕而生的孩子。关于这一真相是被封锁的。

据说，女“马鲁太”全部都作为治疗性病感染实验材料来使用。部队中有数名军人和职员，战后在东海地方开设妇产科医院。当年在731部队时，队员们看到他们到口字楼去时就议论说：“那家伙又去看女‘马鲁太’了！”虽然仅此一次，但部队内的《会报》曾刊载“公告”说：“该人使妇女发生妊娠，予以免职惩戒。”

作者的插话——写作过程中的留言

在执笔写这部纪实的过程中，我收到了许多来信。

许多原731部队人员向我提供了新的情况。其间，让我觉得好像周围全都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的人员似的。

在本文中出现笔者，有些冒昧，但是，由于反应过分强烈，其中也有一些人诚心诚意地提出了责备和批评，所以，我想在这里写封回信。

有人希望看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满洲731部队要图”的原图。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前面巳经提到，无论战前战后，这张要图是首次公布。关于731部队的设施，迄今，在《特殊部队731》（三一书店出版）一书中，作者秋山浩提供的“图”是惟一的线索。那张图可以说是依靠记忆，一部分是靠想像补充的，是非常不准确的，但是，在战后36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通用，并为各种书刊所引用，至今仍认为是准确的，到处通行。在这种情况的后面有这样一种现象：原部队人员通过沉默严守秘密。

但是，另一方面却有一张由原部队人员悄悄保存的“绝密要图”。“要图”毕竟是“要图”，而并非“全图”。但是，根据后来我的调查，判明这张图大致是准确的。经过对持有“要图”的人一再进行说服，终于在本书中把它公布于世。

遗憾的是原图不能原封不动地公布，这是由于制作者的笔迹和制图的痕迹一清二楚的缘故。

原731部队人员的纪律仍然很严格。战争结束后他们曾发誓“要共同背着731部队的秘密走进坟墓”。公布原图的结果，不知会给提供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因此，我在此郑重表示拒绝。

关于首次公布的731部队各班（课题研究组）的研究内容和负责人的姓名问题，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公布全名？”关于这一问题，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各课题研究组的“班长”都是当时日本医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虽然有的人已经逝世，但是，不少人目前正活跃于医学界的第一线，其社会影响很大。我的意图是写出填补历史空白的满洲731部队的准确纪实，并非追究个人的责任。

第二个理由同第一个理由有所关连，部队人员的经历，并非是同当时的日本人完全脱离的特殊经历。日军侵略中国东北之后，许多“开拓”满洲的农民、商人、学者、工人及作家接踵而至。他们只听说“可以雄飞大陆”，心想在这一名义下到了满洲总会有办法的。但是结果却是无法维持生计，成了满洲游民。当时日本的国家舆论认为满洲是日本生存下去的生命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把中国的领土满洲错误地认为似乎是本国的领土一样，而毫无侵略的意识。与其说是继承俄国人的侵略，掠夺中国人的土地和财产，毋宁说是一种旨在保卫日本的正当行为。这巳成为当时的一种时代潮流。批判这种潮流的政党和个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名义，作为“国贼”而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被关进监狱，拷打致死。

在分配到731部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由于对数百名“马鲁太”进行活体解剖练得了“本事”，在战后医学界取得了地位。731部队的各种活体实验是作为集体的日本人根据组织命令进行的。

还有人问：在课题研究组中，“田部班”是否“田部井班”之误。这并非弄错。731部队中，有一直从事伤寒研究的田部中校和曾任第一部负责人的田部井部长两个人。如果写出全名，就很清楚，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回避了。

有人对纪实中多次出现的地名提出了批评。他们说为什么把HARUBIN(哈尔滨）写成HARUPIN呢；五屯和四屯等地名一旁注上日语字母的七号小铅字是汉语和日语低俗的掺和；笔者对中国的地名几乎是无知的，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在执笔前进行了各种调查，结果，“决定作为纪实采用当时731部队人员一直使用的称呼”。对战后的日本人来说，是HARUBIN，但是在之前，HARUPIN是街道名称。有的意思说，既然把黑龙江写成了阿穆尔河，那么，松花江也应写成SUNGARI。从地名辞典来看，这一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对当时住在哈尔滨市的许多日本人来说，SUNGARI还是“松花江”，对731部队人员来说，五屯还是UTON。

从这一点来说，731部队公布的支部名中林口、孙吴和牡丹江等注上了日语读法，但海拉尔并未如此注明。很难统一按国语（日本）注上日语字母的七号小铅字。

同样，例如在下面即将出现的诺门坎、三不管、傅家甸等地名或地区名称，有的按日语读法，有的按俄语读法，有的按汉语读法。统一按汉字（日语）读音记载是困难的。

另外，关于满洲的插图，按照原部队人员提供的原图那样，使用了“满洲”和“满洲囯”，其他地方则使用了“满州”和“满州国”。

第02章 残酷的大检阅

——让人产生梦魇的标本

“马鲁太”的用途

如上所述，731部队里有“研究病理”（冈本、石川班）、“研究药理”（草味班）、“研究冻伤”（吉村班)等课题的研究组。

问题在于这种课题研究组的内幕。

据原部队人员作出的证词，例如“研究药理”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研究各种药物（毒物）对人体的影响以及解毒的方法。

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医学界研究剧毒药物对生物的危害，最多只使用植物或小动物来做实验材料。

可是731部队却使用了“马鲁太”。送入特设监狱的“马鲁太”，多数是因反日抗战而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而且是经审讯、拷打以后，巳经被决定要被枪毙或处以绞刑的人。不执行死刑，而强使他们遭受成为“马鲁太”的命运，也就是在活体实验的名义下执行死刑。

读者也许还记得战争结束不久的1948年1月26日曾发生过一个“帝银事件”：在东京丰岛区长崎一丁目33番地的帝国银行推名町支店里，有16名银行职员在一个自称“来自东京都防疫部门的人员”逼迫下服毒，其中12人当即死亡，16.4万日元现金和面额为1.7万日元的支票被抢走。当时的一名幸存者说，制造这一事件的犯人是一名“年约四十五六岁，身高五尺二寸左右，瘦小的光头。作为医生来说，罪犯又显得有些粗鲁。”

这一事件具有几个特点：

首先，犯罪使用的毒物是“氰酸化合物”（而不是氰酸鉀），罪犯使用的吸管（玻璃制的医疗用具，用以正确测定剧毒等液量）以及医药箱都是旧日军部分研究所进行细菌实验用的特殊用具。

其次，从犯罪前后的行为看，罪犯对“氰酸化合物”及它的“解毒药”似乎有着丰富的知识。

第三，据判断，罪犯在灌毒药的方法方面有非同一般的经验。

过去几位学者都指出，这里所谓旧日军部分研究所，就是指满洲731部队。

这次我所接触的原部队人员一致做出证词说：“帝银事件发生后，马上有刑事警察来查问过。”“我被叫到警察署去，让我看模拟照片”，他们问我“你知道名叫XX的人吗？”有不少原部队人员被拘留了很长的时间。帝银事件的真正罪犯究竟是不是战后33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在狱中呻吟的平泽贞通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具体的材料，也没有说明的义务。

我想说明的是许多搜查人员从帝银事件中使用过的毒物、吸管、罪犯的行动以及年龄和容貌等各方面，对原部队人员一个个地进行调查的这一事实。当时有一个受到刑事警察盘问的原部队人员（中尉）说，他们一见面，刑事警察们就说：“噢，真像，和帝银事件的罪犯长得一模一样。”

原部队队员聚在一起时，至今还在说：“制造帝银事件的真正罪犯并非平泽。无论从手法或使用的毒物来看，肯定是731部队的家伙。”（战后原部队人员让部队长石井四郎任顾问，有时悄悄地召集秘密聚会，这一事实将在后面加以介绍）

搜查当局以原731部队的“研究药理”班人员为中心，一个个地对原部队人员进行调查，自有一定的道理。

731部队为了研究杀人用的氰酸化合物及其解毒药，使用了许多“马鲁太”。

并非单纯研究毒药和制造解毒药品，而是为了确认制造出来的毒药的效果。他们以“马鲁太”为对象，详细地研究了它的最低致死量以及旨在谋杀的“灌毒方法”。

让“绘图兵”来报到

让我写一下731部队对关押中的“马鲁太”进行残酷实验的一个小故事吧！

731部队里有一个擅长于画日本画的人，他出生于石川县金泽市，原来是一个描绘加贺友禅①底图的画师。

①“加贺友掸”是日本金泽地区的一种著名的染色的方法，是日本传统工艺“友掸染”中的一个流浓。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和服衣料染花时，首先要用毛笔在农料上画底图，而后才进入其他工序。——译者

在战时“奢侈就是敌人”的口号流行的时代，一些名流妇女特地将做礼服用的和服袖子剪掉，然后报纸大量予以报道。订做友禅染和服的人显著减少。画师们逐渐失业或觉得前途无望而转业。

画师就请求军队给自己安排一个能够发挥绘画才能的职业。经过军队文职职员的考试，他被录取后分配到满洲731部队。那是1942年1月的事儿。他到总部报到任职时，那里的人在了解他的履历以后问道：“能制图吗？”

当时部队绘制的地图、建筑物略图等许多图纸都是用钢笔画成的。可是，他一直描绘加贺友禅图，却从未拿过钢笔进行工作。画师描绘加贺友禅底画的本事，是利用几支细毛笔描成图案。

“我虽然没有用过钢笔和鸭嘴笔，但是只要有细毛笔，总能设法描出图来！”他回答道。

人事部门的人听后十分感兴趣，说这倒很有趣，画画看吧！于是拿出一张地图放在他的面前，看看他能否用细毛笔照样画出来。

他在一张很结实的日本纸上仔细地挥动着细毛笔开始绘制地图。绘制道路、河流的细微变化，标出散布在旱田和丘陵中间的村子等，确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作业，但是运用绘友禅底图的纤细技术，并不难完成。他手中的细毛笔尖自由自在地描绘出了线条又画制了一幅地图。地图和文字约花了三个多小时。部队里有专门编制地图的人。当时在兵要地志班的部门里有一名叫做T的能干的绘图员。他画的地图，被送到兵要地志班T绘图员那里。绘图员看到这幅仅使用细毛笔，而没有使用其他制图辅助工具而巧妙地画成的地图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用毛笔画成的地图，真不错！”

据说，T拿着那张地图到处给别人看。一位有绘画才能、技术高超的人参加了731部队，这个消息不久传到了部队领导人的耳中。

他逐渐习惯了731部队的工作。一天，他接到了领导的传呼。命令的内容是“拿着画笔、绘画工具到吉村班报到”。

吉村班是一个主要研究冻伤的课题研究组。该班的冻伤实脸主要在冬季（11月-翌年3月）进行。哈尔滨的冬天是很冷的，夜间气温常常降至零下40度以下。晚上十一二点，吉村班把“马鲁太”带到特别处置室，把他们的手脚泡在装满冷水的桶里，人为地制造冻伤。

把手脚泡过水的“马鲁太”带到户外，让他们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室外，经过一定的时间，造成冻伤。他们估计已经发生了冻伤，就把“马鲁太”带回室内，进行“治疗”。当时，在侵略中国东北地方的关东军士兵中，不少人由于在极寒地带作战而患冻疮。731部队为了研究冻伤原理和改进治疗方法，一直在加紧搜集有关极寒条件下细菌感染途径等资料。这位画师带着绘画工具去报到是白天，几个小时以后，他面色铁青，带着一幅十分憔悴的面容回到了自己所属的某班，他的腋下夹着十几张已经画好了的画。他坐下来，在桌子上打开了画。这是极为残酷的彩色画。任何人看后都会情不自禁把头扭过去，不忍看下去。

邪道的色彩

这是些十分残酷而又令人讨厌的画。不，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在用墨画的素描之上，又用作日本画所用的工具加上淡淡色彩的写生。画的是“马鲁太”严重冻伤的手脚。

在严寒中，只要把冷水泡过的手脚一放在室外，眼看着就会发生冻伤。室外气温-40°C，“马鲁太”外露的皮肤开始时由于贫血，变白，接着由于淤血由红变成紫色，在肿胀的皮肤上产生水泡，然后破裂发生溃烂，变成紫黑色，肌肉组织坏死。冷水浸泡过的皮肤在极寒条件下外露，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从轻度冻伤发展成完全冻伤。

吉村班人员为了确认是否巳经完全冻伤，用四棱木棍毒打“马鲁太”的手脚。打下去，如果还有“痛”的感觉，那么，就证明尚未完全冻伤。完全冻伤是坏疽性冻伤。病患部位变成坏疽，肌肉组织全部坏死，皮肤呈暗黑色，并脱落开来。吉村班确认已经完全冻伤之后，把“马魯太”带进屋内。

这时，再给巳冻伤的“马鲁太”进行治疗。把他们的四肢放在低温水中浸泡，逐步提高水温。有时，突然把他们的四肢放进15°C的温水中，看“马鲁太”的冻伤会有什么反应；有时，在保持水温不变情况下，观察轻度冻伤与严重冻伤的患部又都会怎样，研究治疗时水温与冻伤程度之间的关系。他们变换着外部条件，彻底地进行实验。

“吉村班实验的目的并非给‘马鲁太’进行治疗，而是为了搜集用什么方法才能准确地测定皮肤表面的温度、细胞变成坏死状态所需的时间以及整个过程等有关资料。……把‘马魯太’的手脚泡在温水中，也是为了寻找治疗冻伤最适当的水温以及泡入温水中的时间幅度等。……但是，一旦‘马魯太’完全冻伤的四肢突然泡入热水之中，那部分的整个肌肉组织就会一下子全部脱落掉……露出白骨来，尔后只能锯掉四肢，否则，‘马鲁太’是无法活命的”，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绘画师描绘下来的正是这些“马魯太”变了形、坏死了的四肢。

有一张画上画着“马鲁太”的双手，从指关节到指尖的肉巳经完全烂掉。另一张画上描绘的是“马鲁太”的两只脚，巳没有踝骨以下部分。还有一张画上，从脚膀子到大腿都露出了白骨。还有的画上画的四肢像海豹一样短。发生水泡时冻伤的画，描绘着肌肉组织逐步变成紫黑色过程。他根据命令描绘的彩色画，就是冻伤实验的记录。当时，吉村班对利用“马鲁太”进行的冻伤实验都细致地拍了照片，收入了黑白胶卷中，还拍了记录影片。但是，这些实验记录中惟一的缺点是“没有颜色”。当时也没有研究出彩色胶卷，拍摄的照片，除了事后着色之外，没有办法制作出“有颜色的照片来”。所以，吉村班才看中了他的绘画才能。他运用描绘友禅染底图锻炼出来的技术和眼光，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对“马鲁太”的某些部分的写生，并再现在画册上，使之成为一张彩色画。它是彩色胶卷的代用品。过去用来描绘美丽的友禅染底图——设计装饰姑娘们的和服长袖盛装的设计技术，现在被用来记录残酷的实验。他的内心是否痛苦，对吉村班来说是无所谓的，他们需要的是原封不动地再现那些腐烂了的“马鲁太”手脚的彩色画，需要的是描绘那些东西的绘画天才。

从那以后，他多次接到“带着绘画工具前来报到”的传呼。同事们看到，每次他离开时面部表情总是变得慌慌张张。他变得沉默起来。不久，传呼他的不仅是吉村班了。

他陷入了不得不描绘使用“马鲁太”进行的各种细菌实验结果的处境。对他提出的要求是局部彩色写生。他很想知道那个“局部”究竟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在近距离写生是否会有什么感染的危险？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他在战争结束复员之后，从未参加过原部队人员的聚会。每当他得知举行这种聚会时，他就嘟哝着：“真是多余……在731部队里留下的都是令人讨厌的记忆，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原部队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回忆的。”旧战友中知道他住处的人也极少。

吉村班当时的负责人吉村寿人于1982年11月4日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做了如下的回答：

问：据揭露，你们利用冷冻装置进行过冻伤的活体实验。

答：当时还没有那种装置。为了推行对苏战略，曾研究防寒用具能否经受住零下70°C低温的问题。为此，制造了冷冻装置。由于器材来的太晚，快到战争结束时才开始试用。可是，由于苏联参战而把它炸毁了。恐怕你们是从少年兵那里听到这些话的吧！

问：听说你们按民族分别进行过预防冻伤研究。

答：把中指放在冰水里研究其反应的方法称作摆动反应（Hunting)。这是今天也使用的一种方法。当时根据关东军的调查，不到-4°C，不会发生冻伤。因此，我们在0°C的条件下进行实验。而且并非利用“马鲁太”来进行的，而是在当地人的合作下进行研究的，并非活体实验。我尽量不接近看管“马鲁太”的特别班。后来我也进行过冻伤治疗研究，是让我的部下军医中尉进行的。虽说他提出过报告，但是我没怎么过问。他干了些什么，我不太知道。

问：利用婴儿进行过预防冻伤研究是事实吗？

答：1972年，这件事在学术会议上成为问题，曾对一起进行研究的技师（1973年去世）进行过质询。他写信回答说：“使用了自己的婴儿。”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封信。当时认为生命轻如鸿毛，能够帮助军队是一种荣誉。利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并不成为问题。詹纳（Jenner)①首次种痘不也是在自己儿子身上进行的吗？

①詹纳系英国医生，种痘的创始人。

问：你为什么进入石井部队？

答：大学的恩师说：“你去满洲吧！”我曾表示拒绝。但他说，如果不去就开除你。

问：虽说你本身没有进行活体实验，但你不是仍负有对部下的监督责任吗？

答：也许负有监督责任。但是，既然已参加军队，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就是这位吉村曾就自己进行冻伤实验问题发表过学术论文。关于这件事，追查731部队干部战后足迹的高杉晋吾先生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残存干部》论文中有详细的记载。让我们从中引用部分的内容。

这篇论文是吉村寿人战后发表在日本生理学会的英文刊物《日本生理学季刊》上的，是一篇关于寒冷生理学的论文。

正像前面提到过的渡边在M报纸发表的那样，吉村对别的民族（包括中国人、满洲的蒙古人和鄂伦春人）进行过冷冻实验，同样也对100多名旅满日本学生（18岁至28岁）和中国苦力（对劳工的蔑称）进行过活体实验。为对不同年龄层的差别进行调查，对7岁至14岁的中国小学生也进行过活体实验。

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还进行过把出生第三天、一个月、和六个月的婴儿的中指放进冷冻水中浸泡30分钟的活体实验。

读者一看就明白，这些实验并非志愿者乐意进行的。出生第三天的婴儿绝不可能乐意把自己的手指提供给他们做冷冻实验。更何况一般家庭的父母是不会乐意把出生才三天的婴儿供做冷冻实验的。把手指浸泡在冷水中30分钟，婴儿一定会声嘶力竭地哭叫。

由于这种情况，只有在密室中专门修造一个能够强制婴儿进行实验的设施，才有可能。当然这种实验只有在731部队的设施里才能进行。

对我来说，这种情况虽是十分凄惨的，但是那些接受这种论文的日本学者的感觉才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有许多证人证实了吉村进行的冻伤研究。现将其中部分证词引用如下。

首先引用原731部队教习生古都证人的供述：

问：731部队内是否进行过冻伤实验？

答：是的。我见过这种实验。

问：这种实验是在哪位研究员指导下进行的？

答：吉村研究员。

问：你谈一下活体冷冻实验的有关情况。

答：每年在全年最寒冷的月份——11月、12月、1月和2月，在部队内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如下：在夜晚11时左右把被实验者带到极寒的户外，让他们把双手放入装有冷水的桶内，然后把手拿出来，让他们双手湿淋淋地长时间站在寒风中。有时也这样做：虽然穿着衣服，但却赤着脚，然后带到户外，在夜间最冷的时候，让他站在寒风中。

这些人冻伤以后，再带进室内，让他们把脚放进5°C左右的温水中，然后逐步升高水温。就是利用这种方法研究冻伤的治疗方法。我没有直接看到被实验者被带进室内以后的实验情况。我值夜班时，只看到把他们带到户外进行冻伤时的情景。让他们把双手放到水中进行室内的实验，是听目睹者讲的。（以下从略）

下面是原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中佐的供述：

问：关于部队内进行过冻伤实验，你知道些什么？

答：听吉村研究员说，在严寒的条件下，把他们从监狱中带出来，空手站立，然后用人造风（电扇）吹，使手冻伤。然后用一支小棍不断敲打冻伤的手，直到能够听到像敲打小板时的声音为止。

下面是原731部队内宪兵的供述：

“（前略）我经过监狱实验室时，看到有5名中国人坐在长椅子上。他们中有两人没有手指，双手都变黑了，有三个人的手已露出了白骨。虽说还有手指，但只剩下骨头了。听吉村说，这些都是对他们进行冻伤实验的结果。（以下从略）

绝望的解剖室

731部队“口”字楼内设有一条秘密的地下道。这条地下道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7号楼和8号楼相连，由“口”字楼一层西北角开始，向前直走，向左拐，沿着一个没有扶手的混凝土楼梯走下去，就是它的“入口”。

没有扶手的楼梯往下走，右拐弯约走半分钟，有地下通道，再顺混凝土楼梯往上走，这上行的楼梯也没有扶手。在楼梯口有一个向外开的铁门。这里就是地下道的“出口”。

“出口”是一间混凝土的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特大的聚集型照明灯（相当于今天的无影灯）。下面设有一个铁制的手术台，乍一看，似乎像大学附属医院里的一间手术室，但是不同的是，除铁床（手术台）之外，找不到一件类似医疗器械的东西，而仅仅放着几个水桶和装有福尔马林液的供装标本用的大型玻璃容器。

这里就是731部队的解剖室。这座解剖室仅仅在靠近天花板的墙壁上开有一个采光用的小窗，它设于距“口”字楼的各个研究室——课题研究组最近的地方。

打开通往解剖室的大门，长廊的一侧就是负责研究鼠疫的高桥班的各个研究室。沿这条长廊走，一会儿就可以走到同纵贯“口”字楼内的中央走廊交叉的地方。交叉部分很陡，整个尽头部分呈逆坡状态，好像刨掉了一块似的（像山上的陡壁似地向前突出起来）。

这种设有逆坡的走廊结构，是731部队独特的设计，部队里的人员称此为“鼠回头”。

所谓“鼠回头”是怎么一回事呢？前面已经谈到，“口”字楼一层沿着长方形走廊的整个层就是第四部属下柄泽班的细菌工厂。这个工厂在高桥班——繁殖利用鼠疫菌污染的鼠疫跳蚤的地方附近。

繁殖鼠疫跳蚤，需要使用大量的老鼠。首先给老鼠注射鼠疫菌，将一二只老鼠固定在石油罐中，使之处于无法活动的状态，然后放入跳蚤，让它吸老鼠身上的血。直到剩下骨头为止，同时进行繁殖。

跳蚤吸了已经染有鼠疫菌的老鼠血，保持老鼠的体温，在黑暗中，跳蚤就会拼命地繁殖。

731部队中约有4500个这种饲育鼠疫跳蚤的器具，在两个多月中，可以“制造”几十公斤的鼠疫跳蚤，不是一千或一万只，而是几十公斤的鼠疫跳蚤。

假定是50公斤跳蚤的话，据专家的计算，其数量就会有几千万只之多。这是一套在两个多月内就能生产大量鼠疫跳蚤的设备。

写到这里，修建高桥班各研究室前的走廊尽头的“鼠回头”，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万一发生事故，这些经过鼠疫菌注射的研究用老鼠，从高桥班研究室里逃出来，即使穿过走廊，也必定会被逆坡的陡壁所阻拦，而无法再向前逃走。“鼠回头”的名字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解剖室的大门走出来，一直向前走，走到同中央走廊交叉处“向左拐，走到最深处就是笠原班（研究病毒）研究室。从解剖室走到那里仅需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按相反的方向向右拐，沿楼梯向上走，就来到”口“字楼二层。在二层楼上，是拥有功率极大的冷冻室和保温室的吉村班研究室，以及凑班（研究霍乱），冈本班、石川班（均研究病理）。还有江岛班（研究赤痢）、太田班（研究炭疽）以及内海班（研究血清）。

从解剖室到二楼的这些研究室步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

解剖室通过秘密的地下通道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相连，而且距各研究室很近。

设有铁制手术台的这间房子，就是731部队对”马鲁太“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的地方。

据说从1939年731部队进驻平房附近的新设军事区后直到1945年夏季这支部队垮台为止，六年期间，通过这个秘密地下道送入解剖室的活”马鲁太“就有数百名。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调查时，高级队员冈本供称1945年解剖的”马鲁太“约在1000人以下。

来自恶魔的预约

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未能弄清731部队所进行的无数活体解剖（据部分原部队人员说，刚死的人称“战死前解剖”——从法律上说，死体还有体温，不认为是尸体，解剖这种尸体，不是尸体解剖，而是称活体解剖）的真相。

这是由于受审的部队人员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事实，包庇他们头目的缘故。

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记录中，到处可以看到被告人为隐蔽或缩小事实而费尽心机的措词。也就是说，被告人敏感地察知了苏军当局的审讯意图和审讯的锋芒，然后在回答审讯中反复地供述已经暴露出来的犯罪行为，始终采取了一种“没有问到的事情，一句也不讲”的态度。

因此，在哈巴罗夫斯克所记录的“公审文件”本身，虽然是日本陆军进行细菌战犯罪行为的详细记录，但是却又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把731部队的全部所作所为只限定于“公审文件”上所列的事实来认识。

资料、文件以及出版文件，都是利用铅字印刷的，从这些东西中，读者容易产生对铅字的“迷信”，但是为了揭露731部队的真相，仅靠涉猎印刷资料或硬搬已经提到了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依靠那么一点证据就会陷入一种玄学式的表面调查研究之中。那只不过是现成资料的堆积而巳。继承、扩大现成资料的错误，也是有危险的。

山田清三郎写的《细菌战军事审判》和岛村撰写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作为记录来说，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虽然根据的是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的“公审记录”，但还通过笔者亲自的调查进行了证实。

上面提到的“口”字楼二、三层的各个班都利用设于部队一角的解剖室。

我在前面谈到“马鲁太”时曾写道：“马鲁太”是“按编号……作为731部队各班所有物分配的，成了他们根据不同研究目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

“马鲁太”为什么必须“作为各班的所有物分配”呢？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解剖室里的活体解剖。

从活着的人身上釆集新鲜的“标本”时，必须事先确定这些标本是哪个班的“所有物”。

据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在实际进行活体解剖时，解剖“马鲁太”人体的执刀和进行实验的权利，属于拥有这个“马鲁太”的那个班。执刀解剖和进行实验完毕以后，人体的内脏，根据各研究班的要求进行分配。

他们事先把解剖活体和进行实验的计划通知各个研究班。“解剖以后把小肠和胰交A班”，“B班要脑子”，“C班要心脏”……从那时起就开始进行预约。这是对被活生生地解剖了的人体部件的“预先订货”。

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大致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釆集标本。人患传染病时，心脏是否会肥大？肝脏是否会变色？感染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如何？在人活着的时候，查明各个部分的变化情况，解剖活体是最“理想的”方法。

并不只是采集感染疾病的标本，活体解剖的价值在于可以研究“马鲁太”服用一种药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此有关的内脏发生的各种变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给“马鲁太”“注射”了人们想得到相关结果的一切物质。从“马鲁太”的静脉注射进空气，观察身体的各种器官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窒息的？部队人员虽然知道注射空气会导致人的死亡，但是他们对更加详细的经过抱有兴趣。

他们还把“马鲁太”倒吊起来，进行实验，看看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死亡，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把“马鲁太”放入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直到“马鲁太”死亡为止。

把尿、马血注入肾脏，人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反应呢？他们用猴血、马血和人血进行交替的实验。究竟能从“马鲁太”身上抽出多少血液呢？他们利用针管进行过多次抽血实验。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榨取。

把大量的烟送入人肺中会怎么样？如果以毒气来代替烟，又会怎么样？毒气或糜烂性气体进入人的胃，会出现何种变化呢？

试用这种药物，不，使用那种物质时……那些平时甚至连念头本身都认为是一种邪念而禁忌的事情，在731部队里却满不在乎地付诸实施。利用X光射线长时间照射破坏肝脏，也是活体实验的内容之一。据说，也包括一些在医学界是早巳判明的毫无意义的实验。

解剖活体的手术刀，主要由研究班里具有助手资格的人（雇员）掌握……采集标本的想法，由班长一级提出。各班的班长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医生。只对特别有兴趣的“马鲁太”，他们才直接动手。通常绝不玷污自己的手。一切事情都让部下来干。各班人员对活体解剖丝毫没有罪恶感，毋宁说各班里充满了一种这次能够采集到何种标本的期待气氛。

这是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经过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的“马鲁太”，一小时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活标本”。

手术的“自助餐”

据原部队人员说，在这种解剖活体“实验”中，他们曾经接受过哈尔滨医科大学日本人教授和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大学的“委托研究”。

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虽然是只有很少几次，但是，大学教授也曾来过731部队。每次都戒备森严，下车时都是把教授的眼睛严严地蒙起来，进入大楼以后才取掉蒙眼布。

有一次，前往哈尔滨外游的“皇族人士”悄悄地来到了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根据“无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严禁任何人入内”的规定，让这位“皇族人士”在大门外等了很久，说了一番好话之后，才领他参观了设施。这段小插曲在有关人员中是人人皆知的。

石井四郎队长（军医中将）认为解剖活体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实验”，并把它作为对此有兴趣的日本医学人员参加部队的“诱饵”，不少教授既是731部队人员，又在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里教书。

“某有名国立大学的教授在战后日本医学上做过许多疑难的手术，博得高名，获得了政府的勋章……这位先生怎么掌握如此高明的外科手术技术的呢？如果那么难的手术遭到失败是不得了的！难道那位先生没有失败过吗？不，他的手术有过几十次失败的经验，……他在什么地方积累这些经验的呢？都是在731部队！”

在关西，我见到了原部队的一个队员，他说，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过多次疑难手术的“实验”。

“马鲁太”——是人，又并非是人。因为每个“马鲁太”都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管理卡片。当“马鲁太”被“消费”掉之后，就把他的编号改用在新“进货”的“马鲁太”身上。

但是，被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并非都是“反日分子”。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个原部队人员当时目睹的一个实例吧！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这个少年仿佛已经绝望，蹲在解剖室的角落里。站在解剖台周围的十几个身着白色上衣的队员，只露出经过消毒的双手。有一个人说了句简短的话，命令这个少年爬上解剖台。

可以“再造个活人”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光了上身，躺在解剖台上。这位少年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脱掉他的裤子。少年生殖器周围还没有长毛，也许中国东北地区的人体毛较少，从生殖器和其周围的情况来推测，这位少年年龄约为十二三岁。

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然后再用酒精擦干净少年的身体。

一位资深的雇员从围绕着解剖台的田部班成员中走出来，手握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然后他沿着少年的胸腔用手术刀开出了一个Y字型。再用止血钳进行止血，鲜血不停地流出，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体解剖便开始了。

“少年并不是‘马鲁太’……孩子并没有进行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我才知道解剖他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由于这个缘故，这个少年就活活地被解剖了……”，后来，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当时解剖情景时这样说道。

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放在计量器上的内脏还在蠕动，所以指针在摇摆，队员很难看准刻度。接着他们又把丢进桶里的内脏放到一个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里，盖上盖子。沾满少年体液的手术刀闪闪发光。由于雇员熟练的“执刀”，少年的上半身在流血中几乎变得空无一物了。取出的内脏，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还在不断地抽动，进行着收缩运动。

“喂，还活着呢……”

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取掉胃，切除肺部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头部，一个小小的光头。凑班的一个人把它固定在解剖台上，在耳部到鼻子之间，横切了一刀。在剥开头皮之后，开始锯头，头盖骨被错成三角形之后取了下来，露出了脑子。部队人员用手插入柔软的保护膜，像取豆腐般地把少年的脑子取了出来，又迅速地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容器中，解剖台上的少年只剩下四肢和一副空躯壳了。到此，解剖结束。

“拿走！”

呆在一旁的人员把装有少年内脏的容器一个个地拿走，而对这个被迫死去的少年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判刑都不需要。少年只不过是摆在恶魔餐桌上的一块肉而已。队员双手捧着玻璃容器在走廊上一走，由于摇晃，内脏在溶液里不时作响，收缩了起来。由于容器重，生怕摔倒，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捧着它，缓慢地走着……

将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中国少年的姓名，恐怕同无数“马鲁太”一样，至今也无人知晓，他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在被迫短短的假寐状态中，他丧失了一切：

鲜血流如注，

活体解剖躯尽空，

五脏秤上动。

1940年9月，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外笕桥逮捕了一名便衣队人员（中国游击队员），在蒋介石的中央航校旧址斩首后，尸体由731部队冈本班解剖。原731部队I.N氏目睹了活体解剖现场。他在回忆当时情景时写下了这首短诗。

第03章 黑暗的小天地

——731

终身负罪的俳句①

①俳句：日本传统的短诗，由五、七、五共17个音节组成。——译者

一名从平房撤退回国的原731部队人员在战败二十余年以后对自己的经历作了如下十七首俳句：

一

酷寒冻肉伤，

友祥画笔描彩绘，

双手惊颤颤。

二

凝视“马鲁太”，

双手僵冻硬如冰，

肉裂白骨露。

三

生体活解剖，

手术刀上血肉糊，

鲜血凝成球。

四

烈日当空照，

手铐脚镣紧身缚，

锁声震楼哭。

五

越狱求生存，

刀光枪影紧逼人，

解放献终身。

六

反帝意志高，

鲜血誓书留墙上，

葬身烈火中。

七

魔怕留罪状，

慌把尸体火中抛，

油脂臭味冒。

八

终身负罪重，

病毒跳蚤袭人伤，

吸血把病造。

九

狮子狂声吼，

恶魔医生死挣扎，

浑身汗淋漓。

十

大楼烈火烧，

恶魔白塔痕欲消，

鬼梦一场空。

十一

满脸泥汗泡，

亡命货车窜原野，

疾速向南逃。

十二

隧道闷又黑，

汗水煤末满身沾，

车中难友愁。

十三

一切化灰烬，

逃亡途中闻败讯，

货车哭声嚎。

十四

飞越跨国境，

人定气平心安宁，

忙擦满头汗。

十五

炎夏闷又热，

汗流浃背围相坐，

共话釜山夜。

十六

乘船返故国，

凭栏近指仙崎港，

新绿渗人心。

十七

多磨①静悄悄，

黑碑无言风中立，

五轮塔下寒。

①多磨：日本一个墓地名，在这一墓地建有一祭祀已死的731部队官兵的黑色石碑——“精魂塔”。——译者

据原部队人员说，他开始出席俳句会时，发表了其中几首，但是，与会人士几乎都不理解俳句的含意。现在让我代替作者来做一番“题解”吧！

第一、二首的“酷寒冻肉伤”和“凝视‘马鲁太’……肉裂白骨露”是以731部队吉村班进行残酷的冻伤实验为题材的。这一点估计读者已经理会到了。

第四首“烈日当空照……”是描写带着手铐脚镣的“马鲁太”被押送到731部队时的情景。

第六首的“反帝意志高，鲜血誓书留墙上……”的意思以后还要详细叙述。1945年8月9日731部队开始撤退和垮台时，他们发现在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墙上用鲜血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第七首的“油脂臭味冒”是描写撤退时烧毁巳经屠杀完毕的“马鲁太”尸体的情景。

第八首的“终身负罪重……”显然是描写在安达特设实验场里利用鼠疫跳蚤反复进行感染实验的情况。

第九首的“狮子狂声吼……”写的是731部队的指挥者——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我写这个纪实虽然是以不论及部队人员个人责任为前提，但是，关于石井队长个人的问题，作为731部队的创始人，作为象征，为了说明731部队的本质，不得不提到他个人。

第十首的“大楼烈火烧……”也还是描写从8月9日开始的撤退作业。第十一首的“满脸泥汗泡……”，第十二首的“隧道闷又黑……”，第十三首的“一切化灰烬……”，第十四首的“飞越跨国境……”，以及第十五、十六首都是写731部队撤出平房，越过中朝边境南下，在接到战败的通知以后，他们害怕追究战争犯罪的责任，“全家分散”，返抵日本港口前逃跑的情景。在逃跑过程中隐藏着许多插曲。

最后一首是“多磨静悄悄，黑碑无言风中立，五轮塔下寒”。这首诗句意味是深长的。

战争结束的同时，731部队虽然解散了，但是，战后，部队人员仍保持着联系，他们建立了各种战友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重温“旧谊”。1958年，为了祭祀巳死的部队人员的在天之灵，在东京的多磨墓地建立了一座“精魂塔”。在这座“精魂塔”上没有刻上任何一个建碑人的姓名，仅仅在黑色的碑上刻下了几个梵文字，除此之外，没有说明建“塔”意义的任何标志，而是隐蔽了建塔的由来，悄悄地修建在这个墓地之中。从俳句看是写这座奇怪的塔。

诚然，无论从哪一首俳句来看，雕琢在内的含义是深刻而沉重的。他的意境远远超过了那些习惯于重视季节语言，歌咏花鸟风月的俳人的理解。在这十七首俳句中，我注意到第五首：

越狱求生存，

刀光枪影紧逼人，

解放献终身。

这首俳句的含义是什么呢？从“越狱”一句来看，估计写的是731部队特设监狱——“马鲁太”小屋中发生的事情。

越狱——

这实际上是一座在严密警戒下甚至连一个人都无法生还的特设监狱。关押在这里的“马鲁太”，生活在两天有三个人遭到屠杀的可怕处境之中，他们豁出有限的生命，勇敢地进行了反抗。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战争结束前夕——1945年6月上旬发生的“马鲁太”暴动。

恶魔的同族经营

下图就是731部队特设监狱二层的示意图。这张图是通过原部队人员多次共同作业才重新绘制出来的。

部队里叫做“7号楼”、“8号楼”的特设监狱是独立的两层钢筋水泥建筑，它是由20余间单人牢房和集体牢房组成的。

单人牢房是由厚40公分坚固的混凝土墙壁和铁门隔开的。整排的单人牢房四周被很宽的走廊包围着，走廊镶有玻璃窗，窗外的断面呈梯形，外面还装有一层向外突出的铁栅栏。

从走廊向外走去，要通过图中右侧的楼梯。走廊和楼梯之间，隔有一扇厚钢板制成的大门。有时允许“马鲁太”外出放风，单人牢房出来的人几个人拴成一串，通过铁门，沿楼梯走下去，然后进入“内院”。

“内院”面积相当大，种有草坪。“7号楼”内院的一角，还留有一块尚未建成的球场空地，允许“马鲁太”进行运动。所谓的运动，就是剪草坪，拔杂草或者在球场捡石头，修理特设监狱的排水沟。

“马鲁太”整天面对着坚厚的混凝土墙壁，等待死亡的来临。对他们来说，这种可以直接接触外部空气，在土地上走路的“运动”，多少可以散散心吧！

但是，来到“内院”的“马鲁太”自己也知道完全没有可能从731部队逃走，肯定会更加感到绝望。因为“内院”的四周，是由“口”字楼的高大外墙包围着，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即使以某种方法突破了出入单人牢房的铁门，进入了走廊，但是仍会被隔断走廊和外部联系的坚固铁门所阻挡。即使撬开铁门，沿楼梯而下，冲进“内院”，但是，“内院”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口。的确，包围着“马鲁太”的环境，是令人绝望的，甚至任何通向希望的东西都不存在。他们考虑到“马鲁太”越狱的可能性，包围着“内院”的“口”字楼没有设出口，墙修得很高，玻璃窗开在二层楼很高的上方。

特设监狱“7号楼”、“8号楼”对称地修建在左右两侧。“8号楼”主要是关押女“马鲁太”的。

特设监狱是由731部队特别班负责管理的。特别班班长是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哥哥刚男。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有三个哥哥，大哥叫虎雄，二哥叫刚男，三哥叫三男。除已去世的虎雄外，石井三兄弟把持了731部队所有的重要职位。据原部队人员说，负责管理“马鲁太”小屋的特别班人员，包括警备、看守、炊事和事务人员在内共约50人。

特别班几乎全部成员都是石井兄弟和他们的老乡——千叶县山武郡芝山町附近农村里的排行老二、老三①的男青年，是靠石井把他们带出来的。石井军医中将担心暴露特设监狱的秘密，所以利用自己的亲友加以防备。

①过去日本农村中，只有长子才有财产继承权，老二和老三在各方面都受到歧枧。——译者

黑板上的死亡预告

能够出入特设监狱的人，即使包括731部队的成员在内，也是极有限的少数。“马鲁太”小屋是731部队的秘密区，是沾满鲜血的黑暗天地。

“在前往7号、8号楼的本馆一层的两侧，在牢房通往‘内院’的铁门处，24小时都有用步枪和六棱棍武装起来的特别班人员轮流值班进行监视……在部队内部，发生各种议论和传闻的‘马鲁太’小屋，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路过中央走廊时，总想往里看一眼，但马上就会听到‘别东张西望！’的训斥声。……我们总是压制着好奇心以一种小跑前进的状态通过中央走廊。后来，‘马鲁太’发生暴动时，甚至许多部队人员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充当紧急警备人员，因为‘失去这个机会，就很难看到监狱的情况’。”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我写这篇纪实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弄清特设监狱内部的实际情况，因为原部队人员几乎都没有进入过7号楼、8号楼，而最熟悉情况的原特别班人员都顽固地拒绝供证词，不接受采访。

“这些事情涉及石井四郎阁下的军事秘密，严禁外传。”他们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这些人一直闭口不谈内情，且无法接近。战后36年的今天，原部队人员的意识里，至今仍认为已经死亡了的石井军医中将仍是“阁下”。“军事秘密”继续存在，仍在起作用。

“老头子（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而言）是千叶县地主的少爷，是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尖子……老头子在平房建立731部队时，最费神的是如何保守监狱的秘密……老头子注意到自家佃户以及村里贫农出身的老二、老三的存在，于是把他们从内地（日本）带到了满洲……战前，在佃户和贫农看来，地主是大老爷，是村子里的大人。老头子充分利用了他们这种乡亲意识，把他们拼凑在一起组成了特别班，同时以当时农民难以置信的高薪作为诱饵，力图来保守秘密。也就是说，利用乡亲关系和金钱双重办法堵住了他们的嘴。”

这是曾经在某大学教书的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许多原部队人员都知道石井四郎队长根本不重视特别班人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事实。“忠于任务、守口如瓶、身体健壮”就是要求特别班人员所具备的“秉性”。

部队里一般人员是根据服务年数和资格，按佣人→雇员→委任官的顺序晋升文职人员职衔。同他们相比较，特别班人员经过以格斗和射击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见习、实习阶段以后，许多人就当上了委任官，这是一种快速晋升。鉴于特别班人员负有管理“马鲁太”的特殊任务，考虑到其危险性，除每月薪金外，还增发约相当于薪金百分之七十的危险津贴。

“石井特别班分为两个部分：即饲养动物和管理‘马鲁太’……矮胖的人被分配到动物班；个高体壮的人则被分配管理‘马鲁太’，其中有的人不会写字、不会算术，甚至连‘马鲁太’的底账都不会记，所以，必须从别的班里选择适当的人才分配到特别班事务部门中来补充。”一个有关人员说道。

“由于特别班人员多数是乡下的年轻人，有的人纯朴胆小，所以对他们进行了‘旨在增加胆量的特别训练’。所谓特别训练是什么呢？就是用六棱棍打死‘马鲁太’。开始时，见习班员吓得浑身打颤，但是，不久就学会了不把‘马鲁太’当人看待而作为实验材料来对待了。他们得到了在千叶县农村时连想也不敢想的高薪，可以给父母高额的汇款，也赚到了弟妹的学费。对特别班人员来说，老头子就等于救世主，731部队是棵摇钱树。”

有一间很大的房间和包围着7号楼、8号楼的“内院”相通。室内设有桌子和黑板，这里就是特别班的工作场所。

黑板上用白粉笔有时写上有时又擦去三位数数字以及下面这样一段文字：

X月X日，XXX（编号），石川班使用，病理实验。XXX，凑班使用，K攻击。XXX，高桥班使用，P攻击。XXX，XXX，XXX，田部班。X日，XXX，吉村班……

黑板上写的“K攻击”就是霍乱实验，“P攻击”就是注射鼠疫菌。通过与各研究室的联系，特别班事先在黑板上记下预定进行活体实验的日程，就是“马鲁太”也无法弄懂这张比宣判死刑更加可怕，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屠杀计划表。

“马鲁太”大甩卖

据原部队人员的记忆，特别监狱的核心部分，都是在7号楼和8号楼的二层的部分。

因为一层一直是作为临时收容“马鲁太”杂居的集体牢房来使用的，与一层有两排牢房，中间有走廊相比,二层是供实验用的单人牢房。

为了搜集细菌、化学毒物的活体实验资料，必须仔细地观察“马鲁太”。特设监狱二层的十二个房间都分别作为单人牢房来使用的道理就在这里。

各间单人牢房的正面门上，有一个可以开关的窥视窗。部队人员通过窥视窗进行观察和搜集资料。

特别班人员带着来自各班研究室的“派来的人”，每天上午和傍晚巡视二层的单人牢房。他们通过窥视窗喊叫“马鲁太”的编号，让他们把带着手铐的手腕伸出来。身着白色衣服（在医院等地方常见的白色工作服），戴着口罩的冈本班研究室人员抓住“马鲁太”的手腕子试脉搏，还用体温计测体温。

“派来的人”和肩挂步枪、手握六棱棍的特别班人员联合巡视走廊，是只有在特设监狱里才能看到的一种特殊光景。

由于活体实验的结果，有时“马鲁太”无法站起来行走，即使喊叫他的编号，仍然躺着不动。这时“派来的人”和特别班人员就进入单人牢房。

“关押在单人牢房里的‘马鲁太’全部都带着手铐。有的‘马魯太’反抗心很强，大声表示抗议，还进行绝食。这种‘马鲁太’除带手铐外，还加上脚镣。一名原苏联红军战士‘马魯太’一看到看守和研究人员就带着手铐做出机枪射击的架势，‘嗒、嗒、嗒’地连声喊着,做出连续射击的样子，之后，就瞪着我们。这种‘马鲁太’很快就用来做实验。”

原部队人员提供的证词是生动的。综合原部队人员所谈的情况，关押在7号楼、8号楼内的“马鲁太”总数，最多经常有80人至100人左右。每栋楼平时40人，多时50人。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据被告人川岛在审判731部队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做出的证词，“马鲁太”的关押人数经常保持在二三百人，如果7号、8号楼的实际关押能力为八十人至一百人的话，那么，岂不是同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说的二三百人有很大的“差距”吗？在731部队里，除特设监狱外，是否还有别的收容所呢？关于这一疑问，后来，也有人证言在特设监狱有地下室。是否属实，未曾证实。

“不，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只有7号、8号楼。但是，由于像开水似地很快地消耗着‘马鲁太’，所以必须不断地进行人员补充。听说，在平房和哈尔滨市之间，稍靠近哈尔滨市的地方，在哈尔滨神社附近还有一个‘马鲁太’的特殊集中营，我记得那个集中营一直叫做”送死场“（音译），不知道写哪几个字。集中营里经常关押着300名左右‘马鲁太’。当实验材料不足时，立即把他们从集中营押送到731部队来。押送时，使用一辆没有窗户的黑青色的汽车。这种汽车像现在的二吨冷冻车那么大，也是那样的汽车。从集中营押送‘马鲁太’，原则上是夜间进行的，每次都是由宪兵队列队迎接。”

“731部队人员中还有几个人听说在哈尔滨市内设有一个‘马鲁太’的特殊集中营。但是却不知道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因为管理特设监狱和押送‘马鲁太’，是由不同的组织分别负责的。管理监狱由特别班员负责；从集中营押送‘马魯太’则由哈尔滨宪兵队总部承担。”

“关押在集中营的‘马鲁太’，除部分人外，都不带手铐和脚镣，特别注意不露出将送往731部队的迹象。在‘马魯太’中也有中国青年，他们听说这里可帮助找工作，什么也不知道地就被关进了集中营。”

据说，当时在731部队人员之间，这些事曾经成为话题。根据迄今搜集到的证词综合进行判断，“马鲁太”大致有三个来源：

(一）在华中和华北战场上俘虏的八路军战士和干部、国民党军官兵以及城市、农村里由于同抗日斗争有关连而被捕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日军）利用军用列车把他们由各地的俘虏收容所运往哈尔滨，直接押送到731部队中去。

(二）在哈尔滨市内及其附近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官兵（情报部人员）以及白俄和他们的家属。首先把他们关在哈尔滨市内的“保护院”里，然后由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或宪兵队押送到731部队中去。

(三）哈尔滨市郊外“忠灵塔”附近的集中营里关押的一般中国市民。他们几乎都是由于受骗而被迫当了“马鲁太”……其中似乎也有仅犯了盗窃罪的刑事犯。

平时白天值班的司令官，还要接着进行夜间巡视，但是在“马鲁太”押送到731部队的这一天晚上，停止进行夜间巡视。关于“马鲁太”的信息，属部队内部的绝密。

居住在福岛县的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宪兵M·M先生寄来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你（在书中）记述说哈尔滨宪兵队总部负责押送哈尔滨市忠灵塔附近的“马鲁太”集中营中的“马鲁太”，但是，我相信根本没有那种事实。

当时，哈尔滨市包括近郊在内设有如下的分队和分遣队。各分队之间联系十分密切。相互之间交换情报自不待言。连司法事件都保持着合作态势。

当时，为了日满亲善和推行国策，为了尊重中国人（当时称作“满洲人”）的习俗，增加亲日感情，我们宪兵一直在充分地执行人道主义的任务（原文如此，摘自来信原文）。

但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中，曾配属于731部队的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特高课班长仓员宪兵供称：“我的职务就是从哈尔滨往731部队押送犯人。”

“先由宪兵队总部打电话下达指示，通知我们去领人（‘马鲁太’）。这一通知是下达给田坂曹长的。”

“押送囚犯主要是在夜间进行。我们领到囚犯之后,乘坐押送车，前往平房火车站，以便交给731部队。在那里，我们的车停在大门口，由一个人走近哨兵所，同哨兵进行联系之后，哨兵同营地内的监狱值班员通电话，尔后值班人员出来，把这批囚犯护送进监狱”。

特设监狱中的“间苗”

“731部队的特设监狱是进行活体实验的场所，在这里最悲惨的事情是”马鲁太“的”间苗“。

刚建成时每栋楼有20至24间单人牢房，但是后来，一层楼约有近一半的房间巳”转用“为器材仓库和集体牢房了。

可是，到了1943年，由中国各地押送来的俘虏急剧增加，他们利用货车把”马鲁太“送到731部队。

由于这种缘故，原则上一直作为单人牢房使用的特设监狱的牢房，由于”马鲁太“源源不断到来，变得拥挤起来。

“按规定，原则上每间单人牢房关押两个人，但是这时，‘马鲁太’的人数增多，巳不允许遵守这一原则。每间牢房塞进了三四个人，各种实验开始出现了局部的紊乱现象。‘间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开始时，731部队的领导对于往牢房里塞“马鲁太”表示欢迎。在一间约有四至六块榻榻米那么大的单人牢房里关押三个人，“马鲁太”就只能身靠身地睡觉、吃饭。部队领导人注意到“过密”状态，认为实行鼠疫等各种细菌的集体感染实验，这是绝好的环境。于是，首先给一个“马鲁太”注射鼠疫菌，然后把他放进过密状态的单人牢房中进行观察，看其他的“马鲁太”是怎样受感染的。

原部队人员说：“可是，不那么容易发生想象中的集体感染。只有肺鼠疫，大致在两三天内就能够传染到同一牢房里的‘马鲁太’身上，但是其他的传染病一下子蔓延不起来，据说‘马鲁太’中有些知识分子，他们懂得预防感染的知识，相互转告预防方法，并在单人牢房中付诸实施。在‘马鲁太’中有许多比我们头脑更加优秀的有教养的人。企图使他们患传染病的731部队人员同防止患传染病的‘马鲁太’之间，每天都展开了智慧的攻防战。”

于是，他们想出了“间苗”的办法。在特设监狱的右端有一间浴室，同它相邻的是设有床铺的特别处置室。“间苗”就在这里进行。“间苗”的对象是那些虽多次被当做活体实验材料使用，但是仍然顽强地活下来的“马鲁太”。

出现这种顽强的“马鲁太”自有其原因。731部队把鼠疫菌视为“主要武器”，进行了大量增产。但是利用培养器大量培养出来的细菌具有毒性越来越弱的特性。为了制造即使进行（大量）培养毒性仍不消失的鼠疫菌，就必须首先取得毒性更强的菌种。

因此，高桥班人员想出了一种在“马鲁太”身上一次又一次地“移注”鼠疫菌的办法。首先给“马鲁太”A注射鼠疫菌，确认此人患鼠疫死亡。人体在死亡前血液、淋巴液中产生的抗体和鼠疫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鼠疫菌在同抗体进行的斗争中获胜后，毒性相应地增强。再把“马鲁太”A的血清注射到“马鲁太”B身上，侵入身体的毒性更高的鼠疫菌和“马鲁太”B的抗体又展开斗争，产生毒性更强的鼠疫菌。然后，再把它注射到“马鲁太”C身上……这是进行旨在培养剧毒性（细菌）的作业。

高桥班利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毒性更大、更凶恶的鼠疫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注射血清，人体内的抗体也变得更加顽强。“马鲁太”被注射鼠疫菌以后，虽一度陷入病危，但是其中有的人也会幸存下来。这些“马鲁太”不仅对鼠疫菌，而且对其他细菌也具有同样的免疫力。

在防疫研究上，这些“马鲁太”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如果让他们活着，就没有收容大批接踵而来的新“马鲁太”的空间。于是在“间苗”上采取了当场致死的方法。

特别班人员把幸存下来的“马鲁太”由单人牢房带到特别处置室来。曾经多次成为实验对象的“马鲁太”巳如惊弓之鸟，他们不肯离开牢房。于是，站在“马鲁太”一边的身带手枪的特别班人员佯称：“已决定释放你出狱了，所以先去注射预防疫苗。”就这样把他们骗出来。

“马鲁太”被带进特别处置室以后，首先在他们的手腕上注射20克哥罗仿麻药……不到一秒钟，只见“马鲁太”气喘不止，翻着白眼，呼吸困难，身上不停地起鸡皮疙瘩，终于断气……进行这种“间苗”，最多每月达20人左右……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幸存下来的“马鲁太”，终于被杀死了，真是残酷啊！

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回忆了“间苗”时的情景。

“快送活体来！”

特设监狱的一角设有一间浴室。这是“马鲁太”的专用浴室。原则上规定每周洗一次澡，但是，有时根据对“马鲁太”进行实验的目的不同，也会给予他们多次入浴的机会。

仅在洗澡时，多数“马鲁太”可以去掉手铐，在全副武装的特别班人员的监视下，几个人编成一组一起脱光衣服。

8号楼关押着女“马鲁太”。据原部队人员说，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名的中国军阀首领的情妇。

女“马鲁太”洗澡同样也在特别班人员的监视下进行。据说“监视”年轻女人洗澡，是特别班人员淫猥的乐趣之一。

让刚刚押送到731部队的“马鲁太”洗澡首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健康的实验体。洗完澡以后，为俄国“马鲁太”准备了相当高级的黑面包和肉汤；为中国“马鲁太”准备了松软的肉包子等晚饭。为了让他们好好地睡一觉，晚上九点钟就熄了灯。

翌日清晨，各研究室派来的人在特别班人员的陪同下，巡视每个单人牢房。这是为了预约实验材料，虽然有点像在妓院里挑选妓女似的，但是，在栅栏里关押的却是“马鲁太”。

根据有关人士共同做出的证词，“马鲁太”中，中国人占70%，俄国人等外国人占30%，其中包括朝鲜人和蒙古人；从年龄看，绝大多数是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就算年龄最大的了，没有一个五十岁以上的“马鲁太”。

他们从窥视窗巡视了刚关押进来的“马鲁太”以后边走边说道：

“我们要那个高个子的吧！……还有二号牢房里关的那个红脸胖子也不错。”

“是XXX号和XXX号吧！明白了。”研究室派来的人和特别班人员之间进行着评议，这是杀害“马鲁太”的评议和选择。

有时，连这种评议也可以省略掉。各研究室打个电话来订货：“无论什么体型都行，请适当地找出20个健康的‘马鲁太’来！”

731部队的特点是，不仅军人而且文职人员也在进行这种恶魔的订货。各研究室派出的人都是有文职人员身份的医学工作者，是研究人员，也是助手。

顺便提一下，部队里有一个图书室，保存着不少医学书籍，如巳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冈岛敬治著，该校医学博士谷口虎年修订的《解剖学》（吐凤堂发行）、《病理解剖术式》（陆军省医务局内陆军军医团发行），西成甫、铃木重武著《改订人体解剖学》（岩波书店发行）等。这些医学书籍上都盖有蓝紫色的“石井部队图书”的椭圆形印章，供队员们利用。

部队里许多医学工作者以医学的名义挑选健康的人作为活体实验材料像生活消费资料般地消耗掉。“那家伙反正要判死刑，如果同样都是死的话，那么就先让他对人类做出贡献后再死。”这种逻辑一直在731部队的医学工作者中通行无阻。

“马鲁太”个人小传

为了把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马魯太”作为活体实验材料来使用，需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

首先，第一部各研究班确定研究主题，并由班长(高等官）向委任官级的文职人员下达“调进马鲁太”的命令。

领取时，不能凭口头，需要书面申请。在申请书上填写研究课目、使用“马鲁太”的数量等必要事项之后，经器材部部长批准，再去副官（卫生中尉）室提出书面资料，加盖队长印章获得许可，再将它送往特别班后才能领取必要数量的“马鲁太”（从第XXX号到第XXX号）。

领到“马鲁太”之后，在仔细询问病历的同时，还要详细了解迄今实施的实验情况，并进行严格的体检。

进行这些检查，是技术员和下士官的工作。如果“马鲁太”超过10人时，在安达进行露天实验，而通常室内实验只限3-5人。

办完以上领取手续之后，开始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必须准确，具有科学的客观性。因此，需要健康的‘马鲁太’。但是，并不一定每次都获得理想的纯正的实验材料。所以各研究班都虚报申请人数。领到的‘马鲁太’中，如有病弱者时，虽可以作为实验基础来使用，但是，不作为资料来使用。”原部队人员作证说。

在“马鲁太”中有一位年约18岁被人误认为是歌舞伎演员的美少年。部队广泛传闻：在“马鲁太”中有一位美少年被杀掉太可惜。因此，他被分配到有关研究班后，都以“病弱”为由没有使用他。据原部队人员回忆，听说直到731部队撤退之前，这位少年一直还活着。

四肢发达的“马鲁太”被视作采血源。“马鲁太”是带着脚镣被拖进特设监狱二层处置室的。“马鲁太”想到了这一点，多数毫无抵抗地老实地躺在手术台上，然后由部队人员把采血针管插进手腕抽出400毫升的血。肥壮的“马鲁太”一次抽400毫升的血，能够受得了。但是有的“马鲁太”呈现贫血状态，一时站立不起来。

听说其中也有进行反抗的“马鲁太”。这时，特别班人员则在殴打之后强行抽血，抽出的血液，用于异型血液的输血实验。

1942年秋，关押在7号监狱二层已有两年的“马鲁太”中，有一个强壮的人。他在“两天消耗三人”的激烈的“马鲁太”消耗中，是一位“在监狱期间不倒的最长者”。他的关押编号是909号，年龄三十多岁，身高1.75米，是一位通晓日、英、俄三国语言的中国人。据他本人说，在被带进731部队之前，他一直在苏满边境当警官。

原部队人员S·T说：“懂日语的909号充当着特别班人员和犯人之间的翻译。特别班似乎把他作为统帅‘马鲁太’的人而非常重视。也许是语言的才能使909号得以生存了两年。”

在731部队里，“马鲁太”是不被当人来看待的，只不过是当作和土拨鼠、跳蚤同样的实验材料而巳。犯人和部队人员之间并不进行人的交流。由于“马鲁太”消耗的速度甚快，根本没有记住“马鲁太”面孔的余地。

但是，像909号这样的“老囚犯”，在特别班人员和各班研究人员中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虽说是实验材料，与其殴打之后强制进行实猃，莫如有一个“老囚犯”帮助在牢房里进行协调，办起事来更加顺利。909号是一个头脑敏锐、有很强判断力的人。他似乎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得救而奉承日本人的。他认为反正都是已无生存希望的“马鲁太”，至少要争取改善一下在押期间狱中的生活环境。他常代表“马鲁太”的利益提出改善饮食和待遇的要求。由于909号是这样一个人，颇得囚犯的众望。只要909号召唤一声，抽血、号脉、测体温等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部队人员对909号也高看一等。据说，有人在烧杯里放上浸满药用酒精脱脂棉代替酒躲开看守的目光送进909号的牢内。

有时，他叫住面熟的部队人员，打招呼问道：“听说，你为了升官正在进行考试前的学习吧！”使对方大吃一惊。虽然身体的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仍以语言为武器从出入牢房的部队人员那里搜集情报。

无论被关在怎样绝望的环境之中绝不灰心丧气。支撑909号的，不仅是人，而是一种不屈的信念。但是，他作为“马鲁太”的命运结束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1942年快到中秋节时，负责研究赤痢的秋贞班领到了909号。秋贞班班长是原满洲医科大学的教授，是北野政次的部下。研究赤痢的专门班虽是江岛班，但是从1939年起江岛班长不在了，北野部队长从兼任霍乱研究班的凑班那里把秋贞教授拉了过来，担任了没有班长的赤痢研究班的负责人。

1942年察觉财务违规问题以后，部队长由北野取代石井时，北野带着数名心腹进入了731部队。其中之一就是秋贞。

在追述909号命运前途之前，我想先用已经判明的内容记述一下秋贞班利用赤痢菌进行活体实验的内容吧！

731部队进行的各种传染病的活体实验中，赤痢菌实验是需要较长周期的。

新班长秋贞到任时，这个研究班正在针对当时使用的疫苗研究开发明矾变性毒素（利用明矾淡化毒性的新型治疗赤痢用的疫苗）。为了准确地查明试制的疫苗的有效性，需要重赤痢患者。于是，决定迅速“制造”一批赤痢患者。临床病例越多，数据的可靠性就越大。秋贞班使用8名以上的“马鲁太”制造了赤痢患者。赤痢活体实验的程序如下：在开始实验之前，先对“马鲁太”进行“调整”，然后对健康的“马鲁太”(纯品）进行预防注射1-3次→放入活菌疫苗→发病→进行试制疫苗实验→死亡→解剖→制作标本这一过程。必须通过上述全过程，尽可能地减少由于个人差异而造成数据误差。

为此，秋贞班班员把领到的“马鲁太”集中到同一牢房内，供应他们有充分营养的饮食。这是程序中的第一步即“调整”。

1942年秋天，秋贞班在进行赤痢实验中，使用了多少名“马鲁太”不详，但其中包括了909号。

把“马鲁太”“调整”到性质相等的实验材料之前，供应营养充分的饮食，并进行两三周的健康管理。每天仔细地进行健康调查，把头重、头晕、食欲、排便和脉搏状况的资料，主要根据本人的报告写进病历。

赤痢是一种经口腔感染侵入大肠粘膜的传染病。所以重视它对消化器官产生的影响。尤其要慎重地仔细检查有无排便，呈何种状态。“马鲁太”的调整工作结束以后，开始进行实验时，秋贞班给“马鲁太”进行预防注射。赤痢菌由于国际上和日本的分类不同其称呼也不相同。按照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分类分为志贺菌1型——7型、弗里克斯纳①菌1型——6型、X型、Y型、波伊德菌1型——7型、宋奈②菌等。

①弗里克斯纳（Flexner，Simon），美国细菌学家（1863-1946年）——译者

②宋奈（SonneCarl），丹麦细菌学家。——译者

进行预防注射时，使用的是把这些病菌人工弱毒化了的预防注射液。当时预防注射液的制造过程，在30年代使用的陆军军医团编写的《防疫学教程》中有所记载。据记载，它似乎是加上生理盐水和石碳酸处理后的弱毒化了的变性毒素（Toxoids类毒素——译者注）。

并不是对所有的被实验“马鲁太”都必须进行预防注射。如使用10名“马鲁太”时，进行预防注射时的比例如下：两个人0次；四个人1次；四个人2次。

进行预防注射之后，“马鲁太”因人而异，有时发生腹鸣、腹痛、腹泻、发烧、极度发冷、头痛等副作用。发生这种情况时，秋贞班则等待发病的“马鲁太”恢复常态。大致在四五天之内这种副作用就会消失。

在进行这种实验的前一阶段的某一天，909号对一位熟悉的秋贞班人员搭话说道：“大人，蒙您多方照顾，请把这个送给您夫人吧！”赠送的是909号在不知何时怎样亲手制做的一双中式女鞋。这是一双用布拼凑起来的简朴的女鞋，脚尖部分还有彩色的蔓草花纹。

“牢房中的‘马鲁太’都会做这种工艺品，他们把剩饭做成浆糊，布则是平时命令女‘马鲁太’缝补衣物时剩下的布头。它们似乎是通过秘密传送物品通道分配到各牢房的。我忐忑不安地从909号手中接过这双女鞋，藏在包中带回宿舍，以免被特别班察觉。”一位原秋贞班的人员这样回忆道。

909号平时对该班的人员常这样说：“怀疑我是间谍，就把我抓到这里来了。但是，我是无罪的。我有一个10岁的女儿。我突然消失之后，她必定会很担心。我想早点回家去。实际上，每年中秋节时，我都是和女儿一起过的。”

909号的话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一旦被关进了731部队，就不可能活着出去，这是肯定无疑的。909号是否悟到了自己的下场才说那种话呢？现在已无法向本人询问了。

注射赤痢预防针一个星期之后，即放入731部队培养的强力的赤痢菌。经过两三天的潜伏期之后，等待发生剧烈的腹痛、腹泻、发烧，然后转归（发病的结果，死亡。在731部队里把“马鲁太”的这种死亡称做“转归”。“木头”死亡之后又还原到人的尸体——作者注）。

那一天来临了。秋贞班人员进入909号的牢房，首先把一个装有20毫升黄色液体的杯子递给他，杯中的黄色液体是猪、牛的胆汁。为什么要喝猪、牛的胆汁呢？

秋贞班对于各种赤痢菌菌种进行累代培养。这些菌种分类为阪大菌种、满大菌种、SK菌种和异型菌种等。随着培养条件和放置天数的不同，其毒性有所增减。秋贞班详细地研究赤痢菌的特性，研究开发长期维持毒性的方法。把有强毒性的活菌疫苗原封不动地放入“马鲁太”体内，难于吸收，发病率低。在观察实验的主角——主变量（“马鲁太”）与原因（赤痢菌）之间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这种结果。

为了防止产生这种结果，在实验之前，让“马鲁太”喝下促进肠胃消化吸收能力的猪、牛胆汁，这应该叫做旨在促进吸收赤痢菌的“恶魔为被实猃者预备的餐前酒”。

让“马鲁太”喝完“餐前酒”之后，秋贞班在两名特别班人员的陪伴下，同909号进行约15分钟的杂谈。但这并不是同即将走上死亡之路的人话别。

“让‘马鲁太’喝下胆汁以后，如果放置不理的话，他们必定会把手指伸进喉咙，让喝下去的胆汁吐出来。‘马鲁太’中间已经积累和继承了许多让实验失败、自己能生存下去的智慧和经验。一旦胆汁被吐出来，实验的数据就紊乱了。所以，为了硬让他们吸收胆汁，就边计算着时间边进行杂谈。胆汁味苦，难喝，‘马鲁太’皱着眉头喝了下去。”原秋贞班人员做出了这样的证词。即使胆汁是甜的好喝的饮料，对“马鲁太”来说，也不能不皱着眉头喝下去。秋贞班人员当时谈过些什么呢？在先生的记忆中似乎巳不存在了。

15分钟以后，交给“马鲁太”一个小玻璃容器。容器里装着用肉汤（培养细菌用的营养液）①滤液稀释了的赤痢活菌疫苗。据原部队人员讲，听说“活菌疫苗发出一种和精液相似的气味”。

①肉汤（bouilon），来自法语曲filtre。——译者

909号目不转晴地盯着装有活菌疫苗的容器，低声嘟哝道：“该送终了。”无论怎样怕死的“马鲁太”，一旦送来装有活菌疫苗的容器，都会知道要死了，而把杯中的东西一饮而尽。从翌日起，909号发生剧烈的腹痛和腹泻。“餐前酒”的效果立即表现出来：从喝下活菌疫苗之后24小时以内被实验的“马鲁太”发病了。

909号排出的大便，从软便变成水泻、粘血便。一整天吃新型疫苗，也不见有效。909号由于剧烈的腹痛和腹泻，缺乏水分，排泻脓血便。牢房内准备的耐酸铝制的器皿中积满了脓血便，散发出恶臭。秋贞班人员把积满血便的器皿放进网袋中送往研究室。发病三天以后，909号极度衰弱而“转归”了。

“在尸体尚未开始僵硬之前，他被送往石川班。切开腹部时，909号的尸体还冒着热气。”

“909号送给我的那双女鞋，拿回宿舍以后，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它烧掉了。后来回想起来，那双鞋中也许藏有信件。如果一不留心，送给满洲人，731部队的秘密泄露到外部，也许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但是，那位聪明、成熟老练的909号是作为纪念品，怀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把这双女鞋交给我的。至今我心灵的深处仍感到有些疼痛。”

“但是，我认为，909号因患赤痢而死去，这样说也许有点残酷。但是，这还算是好的。如果经受住不彻底的实验而活了下来，那么还得经受冻伤实验和毒瓦斯实验，遭受二遍、三遍苦。”

对“马鲁太”来说，活下来仅仅是实验次数的多少和实验时间的长短而已。最后等待着的必定是“转归”。提供证词的原秋贞班人员说，在战后37年的岁月里，他总不能忘记909号临终时的情景。他说着眼睛湿润了。

“每年临近中秋月明时，总是被909号的恶梦魇住。在梦中，我乞求他宽恕我，浑身的冷汗都湿透了被窝。”

当时909号的女儿只有10岁，她一定在焦急地等待着某一天突然消失的父亲回到她的身边。因为909号的女儿每年都和父亲一起过中秋节。但是，自从她的父亲消失后，她将是以怎样的心情眺望中秋节的明月呢？909号交给原秋贞班人员的那双女鞋，也许是怀着祈求托他送给女儿的纪念品吧。

第04章 为什么说“731”是“恶魔”

在这里，我想就《恶魔的饱食》这本书的书名做些说明。731部队队员有人批评说，把“为了国家，根据国家的命令所做的事情”，说成是“恶魔”，算怎么一回事呢？恶魔是象征军国主义罪恶的抽象说法。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是作为侵略军而进行的。

731部队和侵略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侵略，就无法说明731部队的恶魔性质。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侵略这个词的性质。这是对侵略的一般性考察，并不只限于日本军队的侵略。

任何军队一旦成为侵略军队，就变成了恶魔的使者。他们通过战争把集体屠杀、掠夺、暴行、强奸和放火等残暴行径强加于别国的领土上，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中集中地进行。犯下这些罪行的士兵们平时在本国内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市民。他们热爱家属，承担着社会分配的工作，懂得责任和常识，都是善良的小市民，但是一旦手握武器，成为侵略军队士兵的时候，就成了罗剎恶鬼。

侵略军犯下的罪行，显然不是为了自卫，他们以战胜者的从容和傲慢，挥动起在战略、战术上毫无意义的罪恶的矛头。矛头所向，不仅是别国的作战人员，而且也指向了非战斗人员和无辜的市民们。战争的最大牺性者，是那些同战争毫无直接关系的市民们。他们没有抵抗能力，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略，像野草般地受到蹂躏。

侵略战争的目的在于依靠武力强行夺取别国的财富和资源，扩大本国的版图。任何一个国家有侵略企图时，并不把侵略作为自巳的旗帜，而是以“自卫反击”、“积极防御”或者“确立以本国为盟主的共荣圈的和平”等作为旨在使战争正当化的旗帜。

尽管是把利用武力进行的残暴行径强加于别国或别的民族，但是为了使其战争正当化（本来，战争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却进行诡辩。这里存在着人的可笑的愚蠢性，而动物绝不进行这种诡辩，其争斗的目的是很明确的。

可是，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战争目的的本身会被遗忘。在烧光、毁光和杀光之后，在不剩一草一木的焦土上，侵略者究竟寻求什么呢？在侵略战争中的无人性，证明了连战争的目的都被忘却的愚蠢性。

甚至由于战争曾经遭受过别国侵略的国家或民族，一旦成为侵略者而入侵别国时，也会犯下过去自己所蒙受过的，不，比那时更加残酷的罪行。作为被侵略者理应吸取的教训却丝毫不存在了。似乎是为了对本国所遭受的灾难进行报复，贪婪地重蹈侵略的覆辙。

从侵略战争的历史来看，似乎与民族性、国民性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在有无反省和吸取教训的态度上才表现出民族性来。在侵略战争中，虽说有程度的差别，但都有使士兵陷入共同疯狂的麻醉药。应该说那是一种使平时善良的小市民集体发狂的可怕的“魔药”。这种魔药的作用是，使人们甚至连战争目的都忘却，在通过战争创造出的无法无天的“自由”中，干出平时绝对不允许的以暴逆无道而寻乐的行径来。

在侵略战争中，人所不应有的罪行，军队却半寻乐地干了出来。这样说又未尝不可。也就是说，是一种旨在寻乐的罪行，是让那些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士兵们进行放荡的娱乐。有人把这种非人道的行径形容成兽行，但是，动物绝不会进行旨在寻乐的争斗。

对731部队来说，以“马鲁太”为对象的寻乐实验是不必要的（从医学上已经判明）。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侵略军队的性质。如果不是侵略军队，绝对不会在别国的领土上修建好些特殊的军事设施。

作为侵略军队的恶魔性，甚至在这一设施内也作为绝密而被隔离、封闭起来，打着为医学做贡献的旗号使之进一步发展起来。也就是说，731部队的恶魔性在侵略军中是用胶囊包裹起来的。

侵略战争中的寻乐因素，是把侵略者杀人、强奸和掠夺等强加在几乎是无抵抗的俘虏和市民身上。从这种情况看，也可以得到证明。它同那种战斗的正义性和“解放”是相距甚远的。这是确凿的证明。

侵略者要掩盖侵略的痕迹，是因为他明知侵略的罪恶性质。他们只强调本国在战争中受害的历史，而尽可能地掩盖其加害的事实。

但是，无论是侵略还是防御，战争必定有受害与加害两个方面。

在记述本国对别国犯下的加害行为时，必定出现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不要把国耻暴露于世界”的维护国家名誉论；另一个是“并非仅仅是本国犯了罪。一旦发生战争，任何国家都会犯同样的罪行”的反驳论。

但是，我们要分清下述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显而易见的“侵略”硬说成是“进入”，竭力掩饰国家过去犯的错误；另一种是坦诚地承认过去的错误，永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哪一种态度是公正的？这是毋需论证的。

那种认为战争状态下的残暴行径并非仅限于本国的反对论调，则随哪一方发动战争，其残暴行径的性质有所不同：一种是侵略者施加的残暴行径；另一种是为保卫本国免受侵略而进行反击的残酷。两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根本就不会存在。

战争是侵略，还是防御，有着明确的辨别标准：

一、战场在彼我哪一个国家；

二、在决定一个单位的战斗胜败之后，胜者施加残暴行径；

三、作战人员以外的一般市民遭到杀伤；

四、作战人员之间不进行战斗，对市民进行掠夺和强奸；

五、在战略、战术上根本不需要的半寻乐性的残暴行为；

六、交战中应该对敌方使用的武器，用于原来用途以外。例如军刀的试斩等。

大致有以上这些内容，尤其一、二是明显的特征。沦为战场的国家，无疑是被侵略的国家。被侵略的国家进行反击，把侵略者打退，反之，进攻对方的国家时，攻防位置立即变化，被侵略者变成了侵略者。这时由于报复心发挥强烈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它的残酷性。

战争本来是残酷的。它汇集了人的愚蠢性（动物所没有的，按说是非动物性的）。目前，拥有核武器的人类虽然清楚地知道下一次大战中敌我双方都不可能残存下来，但却在拼命地扩充核力量。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的愚蠢性。

但是，对于战争中敌我炮火交织的战斗中的杀伤是可以理解的。俘虏是作为“不再作战者”获得国际法(《日内瓦条约》）人道主义的待遇而受到保护。即使在战争中，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也作为规则而必须加以遵守。但在侵略中却有意识地无视这些规则不加以遵守。在战斗以外的情况下，对毫无抵抗的人使用武器。美化战争源自战场的规则。为了取胜而掩饰不择手段的战争本质，把体育中“胜负”似的错觉带进了战争之中。

然而，侵略战争彻底地暴露了战争的本质。它使人们认识到在战争中是无规则可循的事实。

在战争中人们之间甚至连作为人所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规则都不能遵守，这就是侵略战争的实态。对本书提供证词的人，现在都是极普通的善良的小市民，他们遵守法律和秩序，老老实实地生活着。同是这些人却犯下了本书中所谈到那些残酷的罪行，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这些罪行提供证词的人通过坦白自己在战争中所犯下的过错，向牺牲者们谢罪，并发誓绝不再重犯这种残暴的行径。

这些罪行虽然并非忏悔所能补偿，但是，在这些证词中却凝聚着这样一种愿望：即以很大的勇气向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传诉：市民一旦被战争这个疯狂的举动缠身时是多么的可怕。希望这种体验将成为新战争的抑止力量。

共同生活在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的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相互残杀呢？想遵守战争规则却遵守不了。战争否定了人类的智慧。

总之，战争源发自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其想法是，只要本国和本民族能够生活得很好，而别国怎么样都可以。

爱国的基础存在着个人和家属的幸福，所以这种幸福需要捍卫和发展。如果是一个个人的幸福遭到破坏的国家，那么个人就不想属于这个国家，这是人之常情。像美国、苏联那种多民族组成的复合国家，支撑民族主义的民族纯种就失去了意义。

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即使破坏了个人幸福，也要进行战争。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国民欣然献出自己的生命。献出生命的人们，是尚未从他们所从属的国家得到什么恩惠的年轻人。无论战争的胜败如何，失去他们的悲哀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遗属的心中。

失去了对个人来说最宝责的生命而取得的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保卫下来的国家荣誉又是什么呢？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生命和幸福，牺牲者是不能瞑目的。

成为大国奴隶的小国的人们，个人的人格和名誉是不会得到承认的。但是，小国的国民为了摆脱大国的奴役，争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挺身投入战斗，在实现战争目的之后，也能够毫无遗憾。国家的利益和国民的幸福和利益，未必是一致的。回顾日本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毋宁说，它是建立在国民牺牲的基础之上的。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之下，个人的一切利益被抹杀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产生了价值观的颠倒。

通过不回避侵略战争的真相并正视它的行动，我要再次质问：作为战争的旗帜而使用的“为了国家”究竟是什么含义？是先有个人后有国家呢？还是先有国家后有个人？

我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在奥林匹克大会上，当“太阳旗”升起时，我内心激动不巳，但是，绝不能忘记同样的“太阳旗”作为侵略的旗帜而使用的事实。然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促进维持本国的利益而战斗，是两回事。甚至连旨在防卫的战斗和侵略之间的界限都模糊不清。

但是，国民“为了国家”而战斗时，两者会混同起来。进行侵略战争时，甚至连战争目的都不让国民知道。说实话，许多国民在不知为何而战的情况下就丧失了生命。

把彻头彻尾的侵略换成“进入”来掩盖历史事实的想法中就存在着国家的利益。对本国不利的事实，全部掩盖起来。其内心就潜藏着利用花言巧语颠倒黑白，不承认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就是战争的根源。

但是，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着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为什么现在谈论731呢，这是因为战后经过三十几年之后，战争的伤痕好不容易才开始逐步淡化；原731部队人员嘴上封的牢固的“门闩”才开始逐步松动。帮助我们采访的一位队员说道：“10年以前保密的命令还在起作用，不准谈，而再过10年，731部队人员多数将会变成故人，所以，只有现在啦！”

我们在阅读本书时，视线不要避开惨绝人寰的内容，毋宁说，这正是潜藏在人身上的可怕的本性，不得不认为平时的人由于法律、秩序和理性给这种本性套上了“马嚼子”。在这一“马嚼子”的重量中存在着人类的智慧。对于我们在本书纪实中所谈到的令人战栗的证词有人产生疑问：“这是同样的人所干出的事情吗？”在回答之前，必须看到他们今天怀着诚挚反省的心情进行叙述的事实，同时也要重视今天编成本书得以重版基础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能够不加粉饰地承认国家犯过的错误，这是民主依然健在的证明。和平和民主是挂在人类可怕本性上脆弱的“马嚼子”。我们应该认识到。通过这部纪实看到这个“马嚼子”的脆弱性，并要决心为维护和加强这个“马嚼子”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第05章 争取做人

——“马鲁太”的暴动

不屈的单人牢房

特设监狱面向后走廊的墙壁约有40公分的厚度，墙壁的结构如此牢固自有一定道理。墙壁中间通有很粗的管道，它和各牢房的换气孔相连。

单人牢房只有两个窗口：一个是单人牢房面向前走廊的窥视窗，它的高度约到大人胸部，这是用来监视、观察“马鲁太”，以及每天测定“马鲁太”的脉搏使用的。

另一个在面向后走廊的墙上抠开的小窗口，高10公分，宽20公分，设在墙壁下面，高度约到大人的膝盖，这个抠开的小窗主要是每天送饭用。

总之，两个都是小窗口。所以，一到夏天，“马鲁太”就患湿疹。由于换气差，到了冬天就流行感冒，从而使实验材料产生缺陷。小窗口也是为了防止产生这些缺陷的换气装置。

换气装置有时又具备有效地屠杀关押中的“马鲁太”的作用。如果把墙壁中通过的换气简一端的阀门关上，从另一端放进毒瓦斯的话，十几秒钟内，毒瓦斯就会通过通风孔进入各个单人牢房。

换气装置也是注入毒瓦斯的管道，为了杀死全体“马鲁太”，至少用过一次。那就是1945年6月上旬“马鲁太”暴动的时候。

但是，据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在特别班人员看来，特设监狱里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各个单人牢房之间保持相互联系的通信输送网。

对731部队人员来说，“马鲁太”虽有编号，但却没有名字。只不过是单纯的实验材料而已。

乍一看，“马鲁太”们被束缚着手脚，关押在密封的空间里。白天，他们蹲在地板上躲开看守的目光，养精蓄锐；到了夜间，就秘密地开始进行狱中斗争。

从一间单人牢房向另一间单人牢房传递暗号，互作自我介绍，报告牢房里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押来了一个头脑聪明的中国‘马鲁太’，……牢房里的‘马魯太’很快就知道了他被关押的经过以及其经历和姓名等等。不久，此人被选作实验体，进行活体实验时，各牢房的‘马鲁太’全部绝食，进行静默抗议。……也就是所谓绝食斗争。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着牢房之间进行联络的通信手段的缘故。特别班人员想到这一点以后，每当单人牢房中的‘马鲁太’死亡时，他们在消毒单人牢房时，都要仔细地搜查牢房内部，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这是曾经短期内属于特别班的一个原部队人员根据自己的体验做出的回忆。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他们把掺有伤寒菌的糖包，送进狱内，供作实验用，可是，所有的“马鲁太”都不动手拿，那是因为有经验的“马鲁太”利用信号通知各牢房：“糖包很可能掺有细菌。”不这样考虑，是无法理解“马鲁太”们的行动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各个牢房之间“物品”往来这一事实。“物品”的内容各种各样。为了营救患病的“马鲁太”，他们从各间牢房把吃饭时配给的干果收集起来；利用手纸记述实验内容的信件，在监狱里传递；女“马鲁太”用纸捻编成小鞋，作为“慰问品”，送到新来的原八路军干部的单人牢房中去。

“开始时，特别班对于单人牢房里发生的这些事感到十分紧张，并把他们认为是主谋的‘马鲁太’一个个地拉出来做实验而杀害了。但是，新来的‘马鲁太’从临死的‘马鲁太’手中又接过了通信网，他们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不久，特别班人员似乎也死了心，认为‘反正这些家伙马上要死了，没啥了不起的’。但是，无论怎样苦思冥想，单人牢房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联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原部队人员说。

在完全隔绝的单人牢房之间秘密传送“物品”，这就是“马鲁太”仍然活着的证明，也正是他们那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证明。

暴动就是在单人牢房的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堀田证词的背后

“马鲁太”在特设监狱里究竟于何时，是怎样发动暴动的呢？关于这一点迄今几乎不知道任何准确的情况。

从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的“公审文件”中，仅找到如下的叙述：

回答审判长审问的是曾经在731部队经理课工作过的堀田见习士官（证人）。

问：在监狱里被作为实验用的人们，对这类实验是否顺从忍耐？有无犯人进行反抗的事例呢？

答：1945年夏，目黑（作者注：指曾和堀田证人一起受过731部队教育的目黑军医而言）邀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玩，我费了一番功夫赶到那里时，不知为什么他很激动，非常生气。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告诉我说，关押在监狱里的人进行了反抗。我经过三层楼去监狱时，我第一次看到监狱。

堀田证人继续做证词：

屋顶上站着两个用步枪武装起来的人，正在监视着监狱，监狱门旁同样站着四五个用步枪武装起来的人。他们都是特殊班人员，那时，监狱里已恢复了平静。

这件事发生后的两三天，目黑告诉我有一个被实验者闹了起来，用门的把手扔打了实验人员。

“公审文件”中可能是把“殴打”错印成了“扔打”。此外，“特殊班人员”也译错了。正确的是“特别班人员”。审判长对堀田证人做出的证词正在进行反问：

问：对这些犯人做了何种处里？

答：殴打实验人员的这个犯人，离开牢房跑进走廊，他把钥匙搞到手后，打开了几间牢房的门，部分犯人就跑了出来，他仅仅是个大胆者，这些大胆者都被枪杀了。

问：也就是说，反抗实验人员的人都被枪杀了？这是事实吗？

答：是的，是事实。

堀田证人关于“马鲁太”暴动事件的证词就到这里。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军事法庭的“公审文件”中，再没有人提到有关“马鲁太”暴动的事。堀田的证词主要是从他的朋友目黑军医那里听来的。堀田本身亲眼见到的只是“经过三层楼”去监狱时目睹镇压以后的情景。

当时，暴动巳被镇压下去了。

但是，在堀田的证词中有几个疑问，他自己说的“经过三层楼去监狱”这一段落就是一例。

关押“马鲁太”特设监狱7号楼、8号楼，它本身建筑在“口”字楼的内院里，是独立的建筑，不可能经过什么楼进入。或者是堀田证人“上了本楼的三层屋顶，看到内院里的监狱”，也许是译错了。

堀田证词中隐藏的疑问还有以下几个：

(一）堀田见习士官怎么会知道用步枪武装起来的监视人员是“特别班人员”呢？他是在这一天第一次看到监狱的。

(二）监狱里恢复了平静而又为什么要进行如此森严的监视呢？堀田见习士官在那里是否还看到了更多的情景呢？

(三）“马鲁太”闹起来以后，“用门的把手殴打实验人员”。所有的“马鲁太”不是都戴着手铐吗？还是“马鲁太”把手铐拿掉了呢？

(四）“殴打实验人员的犯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我怀疑堀田在证词中故意回避了犯人的国籍。

(五）“马鲁太”“跑出牢房，跑进走廊，把钥匙搞到手，打开几间牢房……”，那“钥匙”在走廊的什么地方呢？

(六）只是发动叛乱的“马鲁太”被枪杀了吗？不，杀害的方法到底是不是枪杀呢？

然而，以执笔写本纪实为契机，我找到了几个当时参加镇压叛乱、目睹当时情况的原部队人员。

地狱牢房的万能钥匙

只记得那是1945年6月上旬一个“晴朗的上午”。除此之外，“马鲁太”叛乱的确切时间，则不得而知。6月，正值日本的梅雨季节，中国的东北巳经是初夏。

综合有关人员所谈的情况，暴动是这样发生的：上午8时30分开始，院内各部分别全体集合进行早点名。结束以后，两千几百名的部队人员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刚开始工作不久，在特设监狱七号楼二层单人牢房左端的一间牢房里，一名俄国“马鲁太”开始说自己的身体不舒服。那间单人牢房里关押着两名俄国人，一个“马鲁太”叫喊看守说：“同房的另一个人情况有些异常。”

对731部队人员来说，活体实验就是日常业务，因此，对“马鲁太”的身体异常反应十分敏感，在搜集实验资料方面必须毫不遗漏地记录下各种异常情况。所以，对“马鲁太”反映出的情况不能置之不理。

后来，人们才想到，那时说“身体有些异常”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对提出报告的单人牢房里的两个俄国“马鲁太”尚未进行过任何活体实验。

但是，经常确保健康而又完整的被实验体是特别班的重要任务。一个在7号楼巡逻的特别班人员向报告这种情况的左端单人牢房走去。

他从单人牢房正面的窥视窗口看去，确实有一个俄国“马鲁太”躺在木板床上，戴着手铐的手压在胸部正发出呻吟的声音。戴着手铐的另一个俄国“马鲁太”在一旁守护着他，担心地正在同他说话。这是特别班人员在特设监狱里看过几百次，不，几千次的情景。

特别班人员并未感到怀疑，像平时一样，他满不在乎地把钥匙插进单人牢房铁门的锁眼里，打开了铁门。

实际上，特设监狱里各间单人牢房的门锁设计结构是相同的。

特设监狱里按两天消耗3名“马鲁太”的高速度（不包括解剖的速度）进行消耗和补充。假如每个单人牢房的门锁设计结构不相同，“马鲁太”出入时，就得一个个地寻找钥匙，费时甚多，效率会很低。因此，特设监狱里采用了一把万能钥匙能够打开任何一间单人牢房铁门的办法。

巳经列入实验日程的“马鲁太”，如果生了病，各研究室的预定计划就会被打乱。特别班人员敞着铁门就走近了正在呻吟着的“马鲁太”。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那个本应正在病痛的俄国“马鲁太”像弹簧似地突然跳起来，扑向了特别班人员，与此同时另一个“马鲁太”也搂住特别班人员，原来，“身体不舒服”是一个谋略。

特别班人员遭到冷不防的打击大为吃惊。就在一剎那，他的额部遭到铁锁的猛然一击，这是用来连接“马鲁太”手铐的铁锁。两个“马鲁太”都打开了手铐。

“怎么打开手铐的呢？后来成了一个大问题。本应打不开的手铐却被打开了。……是两个人合作把手铐弄坏了呢？还是他们都是对这种拘禁用具持有知识的‘马鲁太’呢？还是手铐本身有毛病呢……”，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据另外的部队人员说，也有人认为“那种手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伪劣产品”。

平常他们把“马鲁太”看做是微不足道的人，自以为单人牢房绝对安全，可是，就在这样的单人牢房里遭到了突然袭击。特别班人员，由于额部遭到袭击，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在这一瞬间，两个俄国“马鲁太”夺走了万能钥匙。

特别班人员像滚似地从单人牢房逃出来，跑进走廊，穿过单人牢房走廊和楼梯之间的铁门，喘着气赶紧从外面把门拴上。这样一来，即使“马鲁太”突破了第一道关口——单人牢房的铁门，也能够阻止“马鲁太”穿过第二道关口逃跑。

特别班人员刚下楼梯，就跑进了“口”字楼的特别班值勤室去报告狱内发生了暴动。

其实，“马鲁太”巧夺万能钥匙，巳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事件详情不明。特别班室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骚动起来。

值日负责人听到特别班人员的简单报告后，知道单人牢房和楼梯之间的铁门已被关上，才觉得稍微放了心。全副武装的人员立即从特别班值勤室跑出来，几乎同时，他急忙打电话给本馆一层的总务部要求警备人员立即进行增援。

这时，在七号楼的二层楼里，夺到万能钥匙的俄国“马鲁太”迅速地把单人牢房的铁门一个个地打开，大声喊叫着，用手比划着催促犯人们“向外跑，快逃！”

“马鲁太”的呼喊

“7号楼的‘马魯太’发生了暴动，要求警备人员立即进行紧急增援。请全副武装后尽快赶到特别班来。”总务部接到紧急联络电话后，笼罩着紧张的气氛。距“口”字楼最近的总务部，设于本馆1号楼的一、二层及63号楼（大礼堂）。

本馆1号楼一层设有诊疗部、总务部调查课、印刷班、庶务班、摄影班、课长室、管理课以及人事课、宪兵室等，二层设有总务部会计课，庶务课、企划课、副官室、队长室、陈列室、会议室、安灵室。

特别班提出的“请求警备人员的增援”，由副官室传达到了总务部的所有课、班。

但是，总务部里，事务人员、女文职人员和老头儿较多。能够立即紧急派出警备人员的部门，只有配属于该部门的身强力壮的文职人员的印刷班和摄影班。

特别是在这两个班里，有许多相扑选手和棒球队员。听到“全部武装出动！”的命令后，他们立即从暗室里跑出来，停止了印刷机的转动。

“平时作业时，他们脱掉上衣，只穿衬衣、长裤和拖鞋。一旦要紧急出动，就得换上军装，穿上长靴，戴上军帽。这是不常有的事情。所以他们紧张地跑进走廊，向着”口“字楼中央通道楼梯口跑去……从总务部和器材部只动员出了8名文职人员”，这是曾经跑去参加“紧急集合”的一个原部队人员的回忆。

在前往特别班值勤室之前，上级军官在武器库前分发给全体人员三八步枪和子弹，并用7号楼平面图说明了情况：“目前，‘马鲁太’已由单人牢房的铁门冲进走廊，气势汹汹。但是，从走廊能往楼梯的铁门巳牢牢关上，特别班正在严密警戒中。即使‘马鲁太’冲破这扇铁门也只能进入内院，因此，事态并非令人如此惊慌。但是，如果‘马鲁太’全被煽动起来，情况就不容乐观……你们要立即赶到内院，严密监视‘马鲁太’的动向。”

在说明了以上情况后，命令大家装上子弹。“紧张是紧张，但并不感到可怕。这是直接看看平常总想看一眼‘马鲁太’牢房情况的特好机会。喂，快走！快走！大家互相叫喊着，立即跑上了二层中央通道的楼梯，再由通往一层的楼梯跑下去，经中央通道向左拐。在特别班的带领下，他们冲进了内院，以1号楼为依托，成一线散开，端枪瞄准牢房”，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增援部队”的文职人员们看到眼前约15米处的一幢水泥建筑的二层楼房。一层、二层的正面都有似乎非常宽敞的阳台，那就是前走廊，走廊的外侧由一个梯形的突出铁栅栏包围着。这里可以看到铁栅栏里开着钢制的铁门，一些穿黑色中式长袍的“马鲁太”在阳台似的走廊里来回走动。三八式步枪瞄准了“马鲁太”。随着“马鲁太”的移动，枪口慢慢地左右移动着。

楼的左端，一个在特别处置室前走动的“马鲁太”突然抓着铁栅栏，开始向着持枪的731部队人员大声喊叫。这是一名头发呈棕色、宽胸、红脸，四十岁左右的俄国人。他的大声喊叫声不断地响彻内院，其声音可以理解为抗议或演讲。

“马鲁太”们正象刚才的说明一样巳被关在7号楼二层之中，不可能再有进一步的行动。看到这种情况，文职人员们才安下心来，同时他们被俄国“马鲁太”在枪口前面毫无畏惧堂堂正正的气势所压倒，在场的文职人员却没有一个人懂俄语。

不一会儿，总务部调查课的俄语翻译小川拿着扩音器来到了内院。

“我方无正义”

“小川，那个家伙在嚷什么？”也许那个人就是殴打特别班人员、夺走万能钥匙的肇事者。

“总之，他说，你们把我们骗到这种地方关押起来，反复进行残酷的实验，杀死了许多人。”

小川向询问他的文职人员做了回答。“你告诉他们：嚷什么！在这种地方无论怎么喊叫也逃不出去，别再胡闹啦！老老实实回到单人牢房去！”

小川嘴巴对着扩音器用略带颤抖的不熟练的俄语向俄国“马鲁太”喊话。他没有把俄国人的话翻译过来。俄国人挥舞着拳头喊叫着。

“现在又在说什么？”

“他说，你们虽然用枪威胁我们，但是，这种东西并不可怕。日本人净是胆小鬼，立即释放我们！如果再把我们当作豚鼠来进行残酷的实验，还不如任意地把我们杀掉！”小川很快地回答道。

“‘马鲁太’别狂妄！”，另一个文职人员粗声粗气地说道。

“你告诉他们：老老实实地回单人牢房去！这样可保全你的命。别再嚷了”，又一个文职人员向小川提出了要求。

俄国人与小川对话之间又挥舞着拳头，拍打着自己穿着缝有“马鲁太编号”的黑色中式长袍的胸部，左右来回走动着。其他的“马鲁大”也给俄国人鼓劲。

眼前，在围绕着特设监狱的内院里正产生着一种微妙气氛。本来“马鲁太”是被监禁在他们枪口之下，是在无法逃跑的密封的空间之中，但“马鲁太”的态度相反却压倒了全副武装的队员们。

俄国人张着两臂，拉着铁栅栏，指着自己胸部，喊叫着：“要开枪，就往这里打！”他那耸起的两肩，充满信心的喊叫声和愤怒的表情，使731部队人员感到焦躁不安。

“好，就让这家伙见鬼去吧！”

面对单人牢房排成一列横队的文职人员中，有一个瞄着俄国人正面的年轻队员，受不住这种紧张气氛，扣动了扳机。枪声在“口”字楼的高墙上回荡，俄国人突然翻一个身，他的一只手想抓铁栅栏，但没有抓住，就倒了下去。他一动也不动，高昂的喊叫声也停止了。“马鲁太”死了。向俄国“马鲁太”开枪，对镇压暴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曾经和俄国人配合左右走动的中国“马鲁太”们露出震惊的表情。

有的“马鲁太”合掌又向队员们摆手，似乎在说，我们马上回单人牢房去，别开枪了。做出一副不抵抗的姿态。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俄国人讲的话是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声……可是，当时我未能理解他的愤怒心情。我的心情是，‘马鲁太’本来就不是人，怎么能够受‘马鲁太’的气，怎么能让他们暴动……但是，临死前，在枪口前面，挺着胸脯、跺着脚高声抗议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们用子弹堵住了他的嘴，但却完全被这个被剥夺了自由的、赤手空举的人所压倒。大家默默地感到，‘我方无正义’。一回想起那时的情景，至今夜间仍然难以入眠”，一名当时在场的队员这样回忆道。

俄国人被枪杀之后，特设监狱的内院里出现了可怕的情景。

通向死亡的导管

“马鲁太”发生叛乱约一小时以后，高大的梯子被搬到了包围着特设监狱的内院里。

被枪杀的俄国人尸体倒在前走廊里，其他的“马鲁太”来来回回地从铁门缝中探头窥视内院的情景，然后又返回单人牢房。

没有能够让“马鲁太”们逃出去的空间。由于夺得了万能钥匙，从关闭出入口的铁门里解放了出来。然而，即使从铁门走到长廊里，但是它的周围还有铁栅栏和水泥墙，通过铁栅栏可以看到内院里，站满了手持三八步枪的队员。

不，现在武装人员并非仅仅站在院子里。“马鲁太”发生暴动的消息像冲击波似地传遍了731部队，这时，不仅总务部，而且其他部也相继派出警备人员，涌往特设监狱的周围。

在“口”字楼的三层楼屋顶上也站有持枪的队员。面向监狱后走廊的内院，分散配置了许多武装队员。“马鲁太”完全成了瓮中之鼠。在这封闭了的空间里，共约有30名“马鲁太”。

一小时以前，“马鲁太”还是实验材料。然而，现在对他们的评价已完全不同了。“发动叛乱的危险犯人”——这是强加给“马鲁太”的罪名。也许“马鲁太”们会在狱中进行新的叛乱准备，应断然处置！在俄国“马鲁太”被枪杀前的一个小时内，部队领导集团做出了决断。

高大的梯子被挪动到7号楼右侧的楼梯附近，一名手握软管喷嘴戴着防毒面具的人爬到梯子的最高层，他的上身巳伸进了7号楼二层的前走廊里。

一个“马鲁太”从单人牢房跑到走廊，看到接近过来的异乎寻常模样的部队人员，慌忙躲进屋里，关上了铁门。

以后出现的情景是在场的人员终生难忘的一幅地狱图。

那人打开高压瓶的阀门，从对准换气装置末端的喷嘴里猛烈地喷出了速效性的毒瓦斯。毒瓦斯进入换气筒，再经7号楼二层各单人牢房的通风孔，进入各个房间，然后进入了一层楼。

仅仅在几分钟之内，整个关押在7号楼内的“马鲁太”全都窒息而死。据说使用的可能是氰酸瓦斯，更详细的情况则不得而知。之所以特意使用高压瓦斯瓶和携带用软管，且只用在7号楼，估计是因为没有必要将连同关押在内院对面的8号楼里的囚犯全都杀死的缘故。

堀田证人目睹的“……到了这时，监狱里已经恢复了平静”。这是“马鲁太”全部遭到杀害以后的那种可怕的寂静。

一个原部队人员说道：

“‘马鲁太’发动叛乱是1945年6月，那正是美军在太平洋进行蛙跳式的进攻，日本整个国土被纳入329型飞机的轰炸射程之内的时候。东京等大城市几乎都遭到空袭，在冲绳决战中，由女学生组成的山丹部队全部覆灭，……谁都已经看清，日本即将战败了。731部队的调查班人员收听短波广播之后，都在悄悄地议论战争快要结束了。……正在这一时刻发生了‘马鲁太’暴动，对部队人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果‘马鲁太’再活上两个月，估计就能看到战争的结束。……不，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全部都会被杀掉，结果也还是一样。”

然而，这时“马鲁太”的死和由于多次“实验”而致死，性质是不同的。从发动暴动的瞬间起，“马鲁太”已不是“马鲁太”了。在731部队人员看来，殴打特别班人员，巧夺万能钥匙的“马鲁太”已经从单纯的实验材料向着具有敌对性人格的人进行了飞跃。虽然被子弹打倒，但是俄国囚犯持续一小时的喊叫，使731部队为之悚然，动摇了他们的绝对统治。

“珍贵的实验材料全都失掉了……”，据说暴动被镇压以后，一个上级领导人惋惜地说道。然而，这种损失却有利于他们马上进行新的补充。

第06章 细菌战的技术秘密

迟效性鼠蚤炸弹

731部队内有第二部直辖的航空班、气象班和机场。跑道同8372航空队的跑道很近，几乎连接在一起似的。在距“口”字楼约一公里远的机场的一角，设有两个机库，最多时拥有11架飞机。“包括经过改造的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和完全不能使用的飞机在内”（原部队人员的证词），11架飞机的构成如下：

吞龙轰炸机、97式重轰炸机、97式II型重轰炸机、99式双引擎轻轰炸机、99式单引擎轻轰炸机、轰炸教练机、运输教练机、隼式战斗机、患者运输机、AT客机以及无法使用而一直放置在那里的爱国飞机等。

航空班人员包括气象、通信和维修人员在内共约60人。

轰炸机较多，这一点一定会引起读者的注意。这是细菌战实验和作战的需要。

731部队有一种部队长石井四郎发明的“宇治式陶器炸弹”。

进行细菌战，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谋略。由深入敌方纵深的“敢死队”把细菌撒入江河、水坝和水库内，进行污染。第二种是利用炮弹，把经过细菌污染的小动物、物体和食物等装入炮弹内，并使之在敌区内爆炸。第三种是利用飞机轰炸进行撒布。

石井军医中将主张摆脱过去那种把细菌战仅仅看做是由少数“敢死队”进行的谋略战手段的“狭隘方法”，而将它置于现代战争正面作战之一的位置，因此，提出了利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的设想。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困难的问题……炸弹中装满鼠疫细菌污染过的跳蚤以后再投掷的这一想法是可以的。但如果在投掷之前遭到高射炮的阻击，有可能会在友军的上空爆炸……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曾设想让飞行超过高度，然而空气变得稀薄以后，跳蚤又会死掉。另外，炸弹爆炸时，由火药产生的高温会使大部分跳蚤死掉。如何做到不使跳蚤死掉，又能使炸弹爆炸，而且把利用鼠疫菌污染的跳蚤撒布在限定的地区内……使用‘马鲁太’多次进行研究实验的结果，终于研究出了新型的陶器炸弹……石井这老头子想出这种方法是在某一天的半夜，他十分兴奋，大声下命令要求731部队干部在夜间点名。”

这是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不是用金属而是用陶器制成的炸弹，依靠填充在外筒导爆沟内的少量炸药在距地面不太高的地方发生爆炸。如果炸弹内装满利用鼠疫菌污染的跳蚤，一旦跳蚤撒在地面上就会马上去寻找微温的人血而开始采取“行动”——这就是宇治式陶器炸弹的秘密。

从1939年至1945年夏战败前为止，多次进行了使用鼠疫跳蚤和陶器炸弹的“实猃”。安达实验场成了“实验”的舞台。安达即今天大庆油田的所在地。

关于这一问题，前面提到过的前军医少将川岛作出证词，他在有关人员中间是有名的。

——把供实验用的15名被实验者，从部队院内的监狱中押出后，捆绑在进行实验地里特地埋下的柱子上，为了便于飞机确定方位和看清特设实验场，在特设实验场上还升旗、施放烟雾。

——专用飞机从平房车站起飞，飞机在实验场地区上空盘旋，飞至实验场上空时，投下了20枚左右炸弹，炸弹在距地面一二百米的空中炸裂，弹内装满鼠疫的跳蚤从中跳出来。这些鼠疫跳蚤蔓延了整个地区。

——炸弹投掷后，为了使跳蚤能够蔓延开来，感染被实验者，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尔后，对这些人进行消毒以后，利用飞机又送回平房车站附近的部队营区内的监狱，进行观察，研究这些人是否受到鼠疫的感染……

川岛证词中提到的“平房车站”就是731部队的所在地。他隐瞒了航空班的存在，使用了很巧妙的措词，使人觉得似乎就是8372航空队。

“但是，不管有多少，那并非真正撒布鼠疫跳蚤。如果那么干的话，驻安达地区的731部队人员本身也会发生危险，所以那是以装入弹内的跳蚤作为假想鼠疫跳蚤进行的一种实验……等了四五个小时，以便跳蚤确实找到‘马鲁太’的肉体，并开始吸吮人血。当‘马鲁太’知道无数的跳蚤从脚上爬上来时，以为是鼠疫跳蚤，挣扎着身体，一味地哭喊着，由于他们的四肢都被紧紧地捆绑在柱子上，所以无法躲开跳蚤。一个炸弹内装有约3万只跳蚤”，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回忆道。由于多次进行陶器炸弹和跳蚤实验，这种实验全部都作为记录影片被拍摄下来了。

悄悄地残酷杀掉

731部队的器材部里，备有大量的棉被、毛毯和铁甲，这些东西都是供以“马鲁太”为对象的实验使用的。

战时，有一种叫做“防空头巾”的东西，是国民必备品。装满许多棉花的厚头巾，是在遭遇美国飞机空袭时，用来防止炸弹碎片和保护头部免遭因炸弹爆炸的冲击波而导致房屋倒塌所引起的伤害的。人们上学、上班或外出时都随身带着头巾。不久，美军开始进行无区别的燃烧弹轰炸后，这种头巾几乎毫无作用。因为它虽可以有效地防止弹片，但是无法防止辐射热的袭击。

731部队的棉被、毛毯、铁甲之类的东西是一种有带子的可以遮蔽全身用的“头巾”似的东西，可以说是棒球投手和裁判所使用的铁甲钢盔以及棉衣和遮蔽全身的棉被相结合起来的东西。

褐色的铁甲是铁制的，前后各带一个，两个铁盾之间夹着的是“马鲁太”。制造这些东西都是为“防护”细菌炸弹和炮弹试炸试射时使用的。

让“马鲁太”脱光衣服以后，用装满棉花的硬棉被裹起来，用绳子紧紧捆上，并前后胸套上铁甲，再用绳子捆紧，把身体固定起来。

731部队经常备有五六百套这种特殊的铁甲和棉被。从陶器炸弹的改良实验到改善鼠疫菌污染的跳蚤“活用”方法的实验，安达特设实验场进行过许多次实验。

731部队航空班的AT客机把带上眼罩手铐脚镣的“马鲁太”运往安达机场。怕万一被外部人员看到后感到奇怪，还让他们穿上文职人员的服装。在机场的一角，仅把“马鲁太”的脚镣拿掉，然后用卡车把他们送往特设实验场的“马鲁太”收容所。

但是，从731部队所在的平房到安达共约有120公里的距离。空运“马鲁太”和地面运输不同，同乘的警备人员有限。万一“马鲁太”在AT客机内闹起来，势必连同驾驶员一起都会遭到摔死的痛苦下场……“马鲁太”之所以穿文职人员的服装，也是由于考虑到这种偶发事态。万一发生事故时，可以说“这是在押送俘虏途中发生的事情”而支吾过去。每当运送“马鲁太”时，驾驶员在飞抵安达上空之前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在实验场的一角，每隔5至10米竖有一根捆绑“马鲁太”的柱子。用全身防护用的棉被和铁甲遮蔽起来的“马鲁太”被紧紧地固定在柱子上。

为了研制细菌武器的成功，从各个角度、高度进行爆炸，以确认它的效果，并搜集爆炸地点与细菌污染范围之间相互关系的详细资料。

爆炸后炸弹或弹片使“马鲁太”受伤而死去，那么实验效果就会落空。由于必须坚持冷静而透彻地追究细菌污染而造成的死亡率，所以研究出了奇形怪状的各色铁甲和全身防护用的棉被。

在带着特殊铁甲，被紧紧地绑在木柱上的“马鲁太”身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

有一次，让十几名“马鲁太”仅把屁股露出来，进行了瓦斯坏疽菌强制感染实验。

所谓瓦斯坏疽，就是由于受到一种叫做瓦斯坏疽菌的菌群的感染而产生的。在战场上受伤，伤口不清洁，一旦瓦斯坏疽菌侵入，在六七小时之内发生肿胀和剧痛，患部会胀得像空气枕头，惟一有效的方法是早期切开和切断四肢。

以“马鲁太”露出的屁股作为目标，在近处爆炸利用瓦斯坏疽菌污染的榴散炸弹。

无数的碎弹片深入“马鲁太”的屁股之中，“马鲁太”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部队人员逐个进行“检查”，看看瓦斯坏疽菌是否命中了“马鲁太”。

尔后，把“马鲁太”送回特设监狱，仔细观察和记录他们从发病到死亡的过程，而不做任何治疗。不，根本不准治疗伤口。731部队需要的是瓦斯坏疽菌贪婪地大吃特吃“马鲁太”屁股肉的过程。

一星期以后，从“马鲁太”烂肉中发出强烈的恶臭，作为实验对象的“马鲁太”全部死亡。

“多次进行过瓦斯坏疽实验。不仅仅瓦斯坏疽……还进行过钢笔式细菌手枪射击实验和更原始的实验。如在露出‘马鲁太’臀部的附近地方进行爆炸，然后调查弹片侵入肉体的情况，利用来福枪瞄准头部，进行不同角度的射击，然后解剖脑部，制成标本，用四棱棍打死后检查肌肉受伤情况，留下资料……”

“烤人肉”与串刺

在安达特设实验场，不仅仅进行细菌武器和杀人“实验”，而且还进行一般武器的实验。即以“马鲁太”为材料的杀伤性能实验。

1943年夏季的一天，在宽广的安达特设实验场里放上了十几辆即将报废的旧坦克和装甲车。

不一会儿，一辆涂有草绿和白色的迷彩色的车辆由机场驶抵这里。十几名捆绑成一串的带着手铐、脚镣的“马鲁太”从车上走了下来。

731部队的摄影班赶紧拿起摄影机按动快门。这一天天气十分炎热。

被迫穿上了草绿色的军队文职人员服装的“马鲁太”们被缓慢地拖到坦克和装甲车前，一个个被解开，被强制进入眼前巳报废的坦克和装甲车里。周围由用轻机关枪和步枪武装起来的特别班人员包围着，反抗和逃跑都是不可能的。

每辆坦克进两个人，每辆装甲车进一个人。被剥夺了手脚自由的“马鲁太”从狭窄的出入口被推了进去，尔后“嘭”的一声盖上了盖子。“马鲁太”在密封的车舱里弯曲着身子，满身流着汗。在夏日太阳的烘烤下，坦克和装甲车内像蒸气浴室般的闷热，当“马鲁太”们全部都进入密封的车舱之后，从安达特设实验场的一角出现了一队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士兵们身上背着一个草绿色的罐状物，里面装着压缩空气和汽油、重油构成的液体燃料（烧夷剂）。罐的右肩伸出一个软管，软管的顶端装有一个金属喷嘴。这就是火焰喷射器。携有火焰喷射器的士兵们分别站在距坦克10米、20米、30米的地方，摄影班也站在一旁待命。高亢的号令指挥着实验场，士兵们成跪射姿势，并把火焰喷射器的喷嘴对准了坦克和装甲车。现在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正要进行陆军新研制的烧夷剂和火焰喷射器实验。

再次发出高亢的声音，下达了命令。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情景，从士兵们手中紧握的喷嘴里喷出了白热的火焰，它包围了关有“马鲁太”的坦克和装甲车，1000°C以上的灼热地狱笼罩了车辆，发出隆隆的响声，还发出了小声的爆炸。大约20秒，不，可能是10秒左右，时间长短不等，红黑色的浓烟中，可以看到烧化了车辆的种种情景。坦克车炮身着了火，履带和装甲板由于高温而变了形，有的车辆已经倾斜下去。

等余热冷却之后，开始对车辆内部进行检查。坦克和装甲车里的“马鲁太”已经烧焦。由于高热的烘烤，“马鲁太”已经炭化。摄影班人员把每辆车的情景全部拍摄下来。

“‘马鲁太’中多数是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他们从特设监狱中被提出来时，就感到死亡即将来临。所以，不愿意出来……731部队的翻译操着俄国和中国语安抚他们说：‘不会干什么危害你们的事，只要进入车中就可以了，结束以后就释放你们。’骗他们乘上飞机或汽车带到安达实验场”，原部队人员做证词时说道。

在安达甚至还进行这样的实验：他们把运来的“马鲁太”蒙上眼睛，分成几个组，一个挨一个，每10个人紧紧排成一个纵队。一组都穿上厚厚的防寒衣，另一组则穿上普通的军服，有的则上半身呈裸体。

在各组排成队的“马鲁太”前面，持有三八式步枪的人员做出立射姿势，从近距离瞄准最前面的“马鲁太”。

“射击！”一声令下，三八式步枪一齐开了火。一发子弹使“马鲁太”们的身体从第一个开始，一个压一个倒了下去。

“穿透五人。我们穿透四人。我们穿透三人。”拿着记录用纸的队员不断地把“三八式步枪在XX米近距离射击时对棉衣、普通军服和裸体的穿透性能”记录下来。这种实验曾经进行过多次。他们把“马鲁太”当作串刺用的实验材料。

细菌战影片

731部队一面进行以“马鲁太”为对象的残酷的“实验”；另一方面也在实地进行细菌战。这一点也是人所共知的。

关于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军医中佐西在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审判的公审法庭上做出的证词供认了当时的概况。被告人西原来是731部队的教育部长，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7月至8月期间被调往孙吴支部（673部队），负责指挥这个支部。

证词是很长的，现仅从“公审文件”中引用西有关细菌战证词的部分。

问：你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有关731部队使用细菌战武器的情况。

答：我听说1940年对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1940年8、9月间，我在北京的防疫给水部总部工作，在那里曾听说在中国中部的宁波市附近使用过细菌。

问：你是从什么人那里怎样听到的情况？

答：我在北京防疫给水部总部时，南京防疫给水部送来了总部的一份文件。从这份文件上我了解到在宁波市附近使用了细菌。后来北京防疫给水部吉村中佐告诉我对中国使用的鼠疫菌是从石井部队领来的。（下略）

问：关于中国派遣队，你谈一下你在731部队所见到的情况。

答：我看过一部有关731部队派遣队1940年前往中国中部进行活动的记录影片，影片中开始出现的场面是把装有经过鼠疫感染的跳蚤的特殊容器放入飞机机身内；第二个场面是把撒布器安装在飞机的翼下面，并进行了有关特殊容器里装有鼠疫跳蚤的说明。尔后有四五个人乘上了飞机，究竞是谁乘飞机，我不知道。据解说词说，飞机起飞后，飞往敌区。在相继出现了飞机、中国军队正在行进、中国农村等场面之后，飞机翼下冒出白烟。从解说词中知道这种白烟就是对敌方撒布的鼠疫跳蚤。

西中佐继续就自己所见到的实施细菌战的记录影片做证词。

……飞机返回机场，银幕出现了“作战结束”的字样。飞机着陆后，人们拥向飞机，这些人是消毒工作人员。电影中还出现了对飞机进行消毒的情景。消毒以后，才出现人。首先从飞机里出来的是石井中将，接着是碇少佐，

其他人都是我不认得的人。影片上出现了“结束”两个字，介绍了中国报纸的报道以及日语译文。解说词中说，宁波附近地区突然以凶猛的势头开始流行鼠疫。最后出现的场面是，中国卫生兵穿着白色的作业服正在鼠疫流行地区进行消毒。我是从这部电影中清楚地了解到在宁波附近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

问：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情况，你还知道些什么？

答：我知道在发生黑河事件时，石井部队使用了细菌武器。1944年7月，我从孙吴支部调任驻平房车站的731部队的教育长。我的前任是园田中佐，我同他进行了工作交接。当天，园田中佐返回了日本，我打开他的文件箱时，发现有一份记有发生诺门坎事件，即黑河事件时使用过细菌武器的文件。

那里面有当时拍摄的摄影底片，参加这次作战的敢死队名单和碇少佐的命令等，敢死队是由两名军官和士兵等约20人组成的。我记得名单下面有用鲜血签的字。

西的证词虽然还在进行，但是他说看过1940年在“中国中部宁波附近”进行细菌战的记录影片一事，是令人注目的。

实际上，看过731部队在宁波地区进行细菌战的记录影片的人，并不仅仅是西军医中佐等731部队人员和关东军有关人员。

当时有一名作为大本营记者团成员派往新京（长春）关东军司令部的随军记者，叫M，他在军司令部里也看到过同样的记录影片，此人是在731部队周围采访过的一个人。

暂且让我们听一下M谈的堪称“731外史”的亲身体验吧！

“非道恶土”满洲国

I942年7月25日，满洲国（今中国东北地区）政府和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大将要求大本营陆军报道部向满洲国派遣大本营记者团。

当时，新京（长春）正在举行庆祝满洲国建国10周年的活动，十分热闹。

梅津大将是关东军总司令，同时也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

“建国10周年时，希望大本营记者团详细地参观满洲帝国发展的现状，并通过他们的眼睛转达给本国。”

这就是要求派遣记者团的名义。这一计划的献策者是当时关东军报道班班长长谷川宇一少佐，当时关东军副参谋长秦少将将其作为好建议而采纳并付诸实施。

根据关东军的要求，大本营陆军报道部指定了派记者的各家报社：《朝日》、《东日》（今《每日》）、《读卖》、《都》（今《东京》）、《福日》、《同盟通信》、《大陆新报》（汉城）、《满洲日日》、《满洲新闻》、《康德新闻》10家报社。

“关东军着急起来了……”，在被指定派出记者的M报社里，有人这样说道，“对，这是由于目前大本营和参谋总部正在注视着南方战线的缘故。虽然承认关东军的存在，但是当前军事战略的重点却并不在满洲。”

对此，关东军的头目是不高兴的，所以必须利用庆祝满洲国建国10周年的机会，让日本国民知道北方作战的重要基地——满洲以及统治满洲的关东军的存在……要求派记者团来的用意就在这里。

“不，说是让日本国民知道，那也是一种藉口。实际上是梅津大将等关东军将官们愤懑的一种表现：‘大本营啊！你们应该多关心关东军！’所以邀请各家报纸记者采访，让他们写出更多的报道来。”

“虽说如此，以所谓满洲国国宾待遇来接待，也算是关东军慷慨解囊了……说每个记者发给1500日元的旅差费呢！”

当时，在M新闻社东京分社里，有一个精通俄语的高个子长脸的记者。他就是在本节中出现的M。当时29岁的M，被选为M新闻社派往满洲的大本营记者团成员之一。

M等派遣记者团的日程，计划为三周，预定参观奉天（沈阳）、新京（长春）、抚顺、鞍山、吉林、哈尔滨、黑河、大连、旅顺等各主要城市的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关东军破格地发给每名记者1500日元的旅差费。1500日元，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在农村足够盖一栋连地皮一起买下的房子。

“我不是军事记者，但为什么特地让我代表M新闻社前往那里呢……”，M说，“当时，我正在研究苏联的军事、经济、文化情况，引起了参谋总部的注意……我正在调查研究以开发西伯利亚纵深地区森林和地下资源为目的，而正在建设中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通称贝穆铁路，贝加尔——阿穆尔线的简称）……还任东条内阁的咨询机构——‘国策研究会’的临时讲师……由于这种关系，我才成了派往满洲记者团的成员之一。”1942年7月29日夜，记者团由东京启程。记者团出发前，陆军报道部长谷萩那华雄大佐笑着对M记者说道：^

“以国宾待遇来迎接新闻记者，恐怕只有满洲国吧！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到时候你就自由飞翔吧！不过，喝满洲的生水，必定会拉痢，要多加注意……听说关东军有一支叫做防疫给水部的特殊部队，利用他们发明的一种过滤器过滤的水，就不要紧。”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特殊部队。M记者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名称。

“总之，当时陆军参谋总部对731部队只有如此程度的认识……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在南方战线取得了赫赫的战果，参谋总部得意洋洋……陆军统帅部门确实有这样一种想法：只要苏联在欧洲战线同纳粹德国进行殊死的战斗，苏满边境就不会出现特别的紧张局面……因此，他以轻松的口吻向我泄露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番号……当时，尚无法知道那就是臭名昭著的细菌战部队……满洲731部队。”

M记者一行乘坐关釜渡轮驶抵釜山，翌日在京城（汉城）朝鲜军司令部拜会坂垣司令，接着前往奉天（沈阳）。

特务机关长助理泄密

M记者等派遣记者团一行访问奉天（沈阳）、抚顺、鞍山、吉林、新京（长春）之后于8月11日进入哈尔滨市。

当天《哈尔滨日日新闻》晚刊报道说：“大本营记者团今天拜会了哈尔滨市政府。”

抵达哈尔滨市的当天下午，M记者等人访问了哈尔滨特务机关。因为他们负责带领记者团一行进行市内参观和照顾他们食宿等。记者们一致的愿望是了解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特务机关的实况和他们的“活动”情况。

由于特务机关长柳田中将不在家，由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大佐作为代表会见了记者。

“今天我能够见到大本营派遣的记者团感到十分髙兴……”，浅冈助理是一个高个子，脸晒得黑黝黝的，他一就座就以十分坦率的语调讲起话来，“今天很不凑巧，机关长阁下不在家，很遗憾。傍晚时，他能回来，我想会出席今晚在大和饭店举行的欢迎各位的宴会……那么，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吧！大家不是外人，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直言不讳地回答大家的问题。各位回国以后，可以原原本本地向大本营和参谋总部汇报。”

由于是代表性报纸的记者，所以大家推举M记者提问题。

“首先想请教的是治安方面的问题。满洲是否像政府所称赞的那样，确实是一个王道乐土呢……”

由于他的坦率提问，记者团出现了一阵嘈杂声。浅冈助理脸上露出一种苦笑似的表情。

“虽说是王道乐土……请不要忘记它是70万精锐的关东军驻守的满洲国这一点”，浅冈机关长助理讲话的声音变得有些尖刻，“一般说来，旅居满洲的日本人正因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似乎都深信这里是王道乐土，但是，这是单纯的政治概念。噢……实际上，满洲是临战地区。由于这种缘故，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满洲的日本人似乎丝毫也没有感到这些问题……”

M记者询问治安上存在“许多问题”的具体内容。

“你……”，浅冈助理瞟了M记者一眼，继续说道：“你询问满洲的治安状态，满洲本应是王道乐土，但是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八路军和俄国间谍在这里蠢蠢欲动……尤其这个哈尔滨是间谍的老巢，也是策动反满扰乱的据点……破坏铁路线、放火，就在二十几天前，哈尔滨发电站被炸，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失。”

他讲出了一些新鲜的事情，记者团中响起了翻动笔记本和记笔记的声音。

M记者继续问道：“那么，特务机关和宪兵队一定忙于抓间谍吧！”

浅冈助理点了点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哈尔滨是一个国际城市，住着几万名白俄。如果他们窝藏来自苏联的间谍，那是很难抓的。因此，宪兵队在哈尔滨设置了白俄事务局，对整个满洲居住的白俄一个不漏地进行了登记，并且严密地进行监视……但是他们人数太多，可不那么容易呀！”

“间谍潜入什么地方？”M记者继续追问道。

“哈尔滨有一个叫傅家甸的地区，占哈尔滨市区面积约近四分之一的大魔窟街就在这里。大魔窟住着各种族的人，流浪汉、失业人员和罪犯……间谍们潜入了这一地区。傅家甸的道路像蚂蚁窝似地会让人迷路，初到那里的人进去以后，不大容易走出来……有时，不久就被剥得精光，变成了尸体，躺在傅家甸的进口处”，浅冈助理讲话时眼睛闪动着光芒，“日本的刑事警察为了追捕罪犯进入傅家甸，但有时他们成了死尸飘在松花江上……你们可千万别靠近这个大魔窟。我们可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但是这一席话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同731部队有关的重大“秘密”。M记者不久就弄清了这件事情。

捏造“大魔窟传说”

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对派遣记者团继续说道：

“整个满洲自不待言，包括华北在内，鸦片黑市也都是由傅家甸搞起来的。……在这一地区内，住着拥有在一天之内就能使北满经济陷于瘫痪的经济力量的头目，也有穿着褴褛的衣衫，像乞丐般的居民……为了谋生，他们不仅偷盗，而且连杀人也无所谓。”

特务机关长助理环视了一下记者团，又说道：“傅家甸地下就有几处鸦片烟馆。有的人抽了鸦片，摇摇晃晃地在路上徘徊，要是在冬天就冻死在路旁。”

“只要关东军想干，难道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收拾掉那个魔窟吗？……”记者团比较客气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能够干得掉吗？”浅闪助理微笑地望着记者团，“住在傅家甸的几万人收容到哪里去呢？……指导他们找到正当职业，仅就这一点，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不料，这次会见记者好像成了哈尔滨特务机关宣传大魔窟的一次会议似的。

第二天晚上是自由活动，M记者应《哈尔滨日日》报记者木村的邀请来到了哈尔滨繁华街的一个俄国酒巴间。

《哈尔滨日日》报记者木村边喝着啤酒边说道：“喂……你要是说从我这里听到的就不好办了。昨天关于傅家甸的一席话，还有另外的含意。”

木村对注意倾听的M记者说道：“傅家甸确实是一个恐怖地区，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正像在会见记者时提出的问题一样，关东军不能插手，自有它的原因……这里的特务机关、宪兵队和市警察局分局等十分希望使傅家甸成为一个令人恐怖的黑暗街，并虛构着进入这一地区的人就失踪的恐怖传说。”

“那么……是带有谋略性的话？”

木村点了点头。

“两年多前的1月，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傅家甸入口处的正阳街路旁躺着一个冻死的年轻人尸体。这个男子是《满洲日日》报一个叫森本的日本记者……警察调查的结果说，死亡原因是，森本从很久以前就吸鸦片烟，那一天，他在傅家甸的鸦片烟馆抽完鸦片以后，摇摇晃晃地在行走中冻死的。……但是，他的同事都异口同声地说，森本从来没有抽鸦片烟的习惯。”

“那么……他是采访什么去的？”

M记者脑海中闪出了一个想象的念头。

“是的，森本是负责采访军队情况的记者，他很关心‘防给’问题。”

“防给……就是防疫给水部吧？”

在M记者的记忆中有这个名称，这是离开日本前，陆军报道部长谷萩那华雄大佐笑着告诉他的关东军特殊部队的名称。

“那么，是由于他超出需要地接近了某种军事机密才死去的？”

“不，我还没有想象到那一步”，《哈尔滨日日》报记者说着，脸上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回忆往事感到不是滋味。那天晚上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M说木村记者显然觉得自己说了多余的话，似乎有些后悔。

“在会见记者时，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强调说‘本特务机关拥有特殊的防谍任务和防谍部队’……据说明，所谓‘特殊的防谍部队’就是全部由白俄编成的叫做‘浅野部队’的匿名部队，部队长就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浅野大佐……为什么要组织白俄的匿名部队？浅冈助理未作说明。回忆起来其目的之一是保守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731部队的机密，……对于企图查明防疫给水部实际情况的人与企图消灭这些人的哈尔滨特务机关之间的攻防战来说，傅家甸的大魔窟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M继续讲了下去。

新式武器的真面目

在哈尔滨特务机关会见记者的过程中，M记者还清楚地记着另一件事情。

记者会见快结束时，M记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据我们这次来满洲以后，从关东军司令部人士处获得的信息，目前在苏满边境三个方面（东部、西部、北部）都部署有苏联远东军。尽管苏联以德军为对手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是却没有向苏德战线调动兵力和车辆的迹象，毋宁说，正在增强中。”

M记者讲到这里，稍停顿一下，窥视着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的脸色，又继续问道：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出现了苏军突然从正面进行作战的事态，关东军的北方战略设想是什么呢？能否圆满地完成北方作战呢？”

当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和关东军首脑之间订有一个密约，那就是一旦有事时，即展开叫做“北方作战”的军事行动的设想。

通过1941年的所谓“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完成了从满洲（中国东北部）、朝鲜至南库页岛的战略体制。原来只有36万人的关东军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达70万人。

“关特演”并非单纯在满洲地区的一次军事演习，而似乎具有更大的火药味性质。驻陆军省的记者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点。

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是以苏联为敌的。打倒苏联已成为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保卫北方”的关东军以苏联为假想敌，拟定各种作战计划也是基于这一传统的。关东军的绝招是无视中央意向的独断专行。这也多半是源自以苏联为敌的日本生命线边防军的强烈意识。

“关特演”初年度的计划打算把14个师（加上驻朝鲜的两个师）一下子扩充到34个师。企图在远东苏军的威压前取得优势。

陆军为了取得在全军中的主动权，必须把国民的关心引向北方，必须把日本的舆论引向日本的生命线——满洲，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关东军才独断专行地进行了多次示威行动。“关特演”迎来了它的全盛时代。

全盛时代正值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激化，（日本的）军事力量全被吸引在南方的时候。派遣记者团来满洲正是这个全盛时代出现缺口的时候。

总之，一旦和远东苏军打起来以后，关东军有无胜利的把握——“苏联通”的M记者提出的问题集中在这一点上。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做了如此回答：“我完全明白了你提问的意图。目前，日军的主力正在南方战线不断同美、英进行激烈战斗……您似乎担心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和远东军进行作战的问题。但是……我关东军的对苏战略是毫不动摇的。”

“是否有点过于抽象……”，记者团中有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

接着，特务机关长助理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我丝毫也没有搞抽象论的想法……我关东军实际上有着取得对苏战争胜利的保证，从很久以前，为了对苏作战就一直在认真地研制新式武器，近来好不容易才走上轨道，在数量上也已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剩下的是提高质量的问题，估计这一问题迟早也会得到解决的。”一听研制新武器，记者团中许多人马上明白了。因为离开日本前，东条首相在帝国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上回答咨询时表示说，“目前，正在认真研制新武器”云云。他说的新武器和关东军研制的“已经走上轨道”的新武器是否相同呢？

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听完记者团提出的疑问以后，边舐着嘴唇边说道：

“对了……今天碰巧，请各位看一部有趣的记录影片吧！”

“喂……”，他向在座的一个年轻的大尉命令说，“立即准备那部影片！”

从哈尔滨市傅家甸大魔窟的话题一转，会见记者转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人们能够想象到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同新武器有关，但却不了解它的内容。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们边低声交谈边等待着。不一会儿，那个刚才接受命令的年轻大尉回来了。

跟随在年轻大尉后面走进室内的是一个手中拿着16毫米放映机、白色银幕和黑色窗帘的放映技师。

放映技师和大尉把哈尔滨特务机关用来会见记者的那间屋关起来，用黑色窗帘挡上窗户，并在房间的正面挂起了银幕。

8月的晌午，这间窄小而又昏暗的房间里，像蒸笼一样，十分闷热。熄灯后，银幕上映出了电影的数字：“八、七、六、五、四、三、二……”

接着一架飞机突然充满画面。

银幕映真情

银幕上映出的是关东军拥有的99式双引擎轻轰炸机。地勤人员把两种大小不同的炸弹形状的容器装进了两翼涂有太阳旗标志的轰炸机内。

大型容器，与其说是炸弹，不如说它的外形像一个运牛奶用的大型容器。在不了解情况的外部人员看来，似乎是正在把装饮水用的大桶装入机内。

小型容器则像装入木箱内的成套工具那么大。由于是记录影片，根据影片放映场面，速度有不同，人的动作显然拙笨而又慌张。飞机发动前，地勤人员繁忙地相继从轰炸机的下腹部把大型容器装了进去。

这是在记者团围绕着关东军试制成功的“新武器”提出问题和进行答复之后进行的。

银幕上映出的东西肯定就是成为问题的“新武器”。在哈尔滨特务机关这间挂上了黑色窗帘的房间里，记者团的记者们用手背擦着汗，充满好奇心地注视着银幕。

在机内满满地装上了15至20个左右的炸弹似的东西之后，银幕上映出航空兵表示可以起飞的小白旗。小旗的对面，一架双引擎轰炸机的螺旋桨正在迅速旋转，不一会儿，它驶入跑道，闪耀着银翼起飞了。

接着，银幕上映出的是从空中俯瞰的辽阔的平原，好像是中国大陆的某一座城市的上空。平原的一角，可以看到正在飞行中的轰炸机机翼的一端。无疑，是从搭载“新武器”的这架轰炸机上拍摄这些镜头的。

平原变成了特写镜头，打开了轰炸机的弹仓，不断地投下了小型的白色容器似的东西。它们从飞机向地面落下，越来越远，不一会儿，变成了一个小点落了下去。

这大概就是“新武器”。记者们吃惊地注视着银幕。在这间封得严严的闷热的暗室里，只听见放映机的马达转动声。

投弹的场面刚一结束，画面就突然转为中国的某一街道。在栉比鳞次的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小巷里、道路与一排排的房屋之间，身着白衣好像是中国军队医疗队人员的士兵们脸上显示出一副紧张的表情，正在忙着工作。他们的手里提着一个细长的铁筒，利用手压式水泵正在忙着撒布药剂似的东西。

这个场面只有几秒钟，一瞬间就从画面上消失。接着出现的场面是，开始出现在画面上的那架机翼上涂有太阳旗标志的轰炸机返回了原来出发的基地。

同刚才几秒钟前消失的场面一样，又映出了几个身穿白衣的士兵，但是，这次是日军的卫生兵。这些带有大型电动喷雾器的卫生兵进入了返回（基地）的轰炸机内，正在对机内仔细地进行消毒。白衣士兵从轰炸机走下来时，电影放映机发出空转声音的同时，银幕变成了白色。电灯一亮，人们连忙打开了这间已经变成蒸气浴室似的房间的窗户。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以一种不知怎么说才好的表情环视了一下解开衬衣钮扣、正在搧扇子的记者们，高兴地期待着每一名记者做出反应似地慢腾腾地说道：

“这部记录影片是驻哈尔滨大直街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拍摄的，只是略微进行了一点尝试……在华中战线使用了细菌。”

记者团中嘈杂起来。电影中没有任何字幕解说词，只映出了轰炸机和饮水桶似的容器装载场面、身着白衣的中日两军卫生兵的活动场面。感觉敏锐的记者边看电影边进行了大概的猜测，但是，有的记者似乎直到最后也未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短短的这一句话才使他们恍然大悟。所谓“新武器”就是细菌！

M从记者说：“当听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名称时，我只是答应着点点头。当时根本无法知道731部队实际上正在以急性传染病菌等作为素材制造武器，并进行了数千人的活体实验。在看过这部记录影片的记者团中，听了浅冈助理的说明之后，仍有不少人并未注意到这一新武器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他们只感到他们干着了不起的事呢……”

但是，让记者团看了当时列为“绝密”等级的这部使用“新武器”的记录影片，似乎是浅冈助理的失算。后来听说由于一个有洞察力的记者向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干部谈了看电影以后的感想，关东军司令部很不高兴，认为浅冈助理轻率地向新闻界泄露了军事机密，为此给予浅冈助理以严重警告处分。

培养毒菌的温室

731部队拥有一个十公顷多的大农场。坐落在宿舍区北部的这个农场一直由八木泽班（负责研究植物）进行管理。乍一看，这是一个同恶魔的细菌战部队极不相称的农场。

农场里种植了大豆、高粱、玉米，到了收割期，包括妇女在内许多中国农民从邻近的四屯来到这里，整天干农活。除这些“临时雇工”外，农场里经常驻有40名左右的中国“苦力”。所谓“苦力”就是不折不扣地从事各种苦役劳动的底层劳动力。

关于这个广阔的自营农场，部队内部做了如下说明：“这是为了保证部队吃粮自给自足而建立的，一旦731部队失去周围的援军而陷于孤立时，如果储备了农场生产的谷物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731部队将以这里为根据地进行战斗……”

但是，这个说明存在着三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部队在大大小小的仓库里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部队人员日常的饮食生活中从未吃过高粱和玉米，不，甚至连大豆作为主食出现，每个月也只有一次，特别是在粮食方面，部队并不存在着必须建立谷类自给自足体制的必要性。

第二个矛盾是，八木泽班的研究人员经常保持在15个人至20个人之间。作为一个单纯的农场来说，研究人员太多了。仅仅生产粮食的农场，是不需要这么多研究人员的。

第三个矛盾是，指挥731部队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十分重视这个农场（八木泽班），队长室多次派人前往八木泽班，同班长进行谈话。

石井军医中将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擅长精打细算，不会悠然自得地经营一个不急需的农场。

实际上，八木泽班并非只管理农场，它还有一个约一百多坪（一坪为3.3平方米）的漂亮的玻璃温室。温室里种植着中国和苏联的主要农作物，栽培着各种大麦、小麦、燕麦、玉米、小米和黍子等许多标本作物。

中国东北地区的冬季和春季虽然十分寒冷，但是在八木泽班的玻璃温室中，通过锅炉日夜24小时不停地供气加温，保持植物最易于生长的温度和湿度。

在八木泽班研究楼的一角，还细心地“培育”着患病的麦子、高粱和黍子等农作物。经常保持适当温度的大玻璃温室和被病菌所侵害的农作物“标本”——这里面隐藏着八木泽班的秘密。

我接触过的原八木泽班人员讲话都十分严谨，但是，一个有关人员透露说：“八木泽班秘密地进行了黑穗病的研究。他们管理菌种，研究黑穗菌的特性以及发生黑穗病的机制。”

所谓黑穗病，是由于黑穗菌引起的稻科等高等植物的一种疾病，是在大麦、小麦、燕麦、玉米中发生的重要病害。从大麦、小麦中吸取来的黑穗菌侵入花的子房，随着植物的生长，它在寄主的体内发育，危害花的子房。受黑穗菌侵害的大麦、小麦产生了一种被称为腥膻病的疾病，割下来的穗发出一种恶臭。不到收获期，外壳不破，很难发现。患病的孢子生存下来，又会产生新的感染。

由于黑穗病不均匀地发生于广大的麦田之中，收获期的麦子不可能逐棵检查，除去病麦。如果污染严重的话，就不得不烧掉整个麦田，使收获受到沉重的打击。

部队劳务班一个曾经“征集”过在八木泽班劳动的中国农民和苦力的人做出了如下证词：“731部队中经常有三五百名满人劳动。为了管理部队雇佣的满人，还有十几名满人翻译。……1945年8月9日到10日731部队开始崩溃时，劳务班把在八木泽班农场工作的满人全部都枪杀了……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主要是因为担心他们向外部泄露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八木泽班进行的关于黑穗病的研究内容，和农业实验场进行的研究一模一样……八木泽班还进行过从空中撒布黑穗菌的研究。农业实验场是为了保护麦穗，而八木泽班是为了破坏它……研究方法相同，但是目的却完全相反，利用黑穗菌是否能够直接袭击苏联的谷仓地带呢？这项研究是赋予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

不仅对人而且还要对谷物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和研究——这就是这个大农场和玻璃温室的“秘密”所在。

第07章 恶魔的姊妹

——100部队

奇怪的灾难

1939年731部队搬到哈尔滨市南约20公里的平房附近军事特区以后，哈尔滨市内及其附近地区不断发生了奇怪的“灾难”。

所谓“灾难”就是突然流行各种急性传染病。

1940年夏，在距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西北约50公里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性鼠疫。

开始时，鼠疫发生于县城内，几天以后，蔓延到城郊的农村地区。这种疾病像燎原烈火似地在农安县一带迅速地扩散开来。

鼠疫共有五种：一、腺鼠疫；二、肺鼠疫；三、皮肤鼠疫；四、眼睛鼠疫；五、鼠疫败血症。

农安县发生的鼠疫，是两种以上的混合鼠疫，县内到处相继出现患者，并一个个地死去。发生鼠疫的紧急报告传到了驻平房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总部出动卫生兵进行消毒，但是：对于来势迅猛的鼠疫却几乎无计可施。

死者达300多人，这是农安县发生的惨重的鼠疫灾害。关东军当局却将死亡人数说成是120余人。尔后怪事相继发生。以哈尔滨市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了肠伤寒。所谓傅家甸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魔窟。转眼之间，伤寒病从该地区蔓延到哈尔滨市内，出现了许多死者。

这次流行伤寒病，把当时居住在哈尔滨市内近10万名的日本人也卷了进去。其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经营文具的日本商人的孩子患了病，护理他的母亲因受到传染而发病，后来，父亲护理他们两人后，也染上伤寒病。结果，全家死亡。伤寒病患者越来越多，一般医院容纳不了，只好送到哈尔滨陆军医院。

“我上学的哈尔滨高等女子学校（后改称富士高等女子学校）里也不断出现患者，所以提前放了署假，但是署假结束后举行追悼会时挂起了20名同学的遗像，这次的记忆是十分清楚的。据传闻，是‘特务在水源中撒下了病菌’……这是一个突然开始、短期内结束的像暴风雨般的事件”，谈起当年伤寒骚动时，一位曾住在哈尔滨的女学生K·S这样回忆道。

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病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火车站的后面以北大约一公里附近的贫民密集区——三不管地区突然发生了鼠疫。

“三不管”这个地名，是俄国、中国和日本三国都不管的意思。日俄战争以后，日俄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国际纠纷，在南满铁路新京车站附近设置了军事缓冲地带，即使在满洲国成立以后，“三不管”仍然作为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杂居着许多白俄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形成了一个小傅家甸似的魔窟。

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军事审判》一书中写到三不管地区发生鼠疫时的情景，他做了如下的记述：

“当时，在三不管这个狭小的有限区域内，集中居住着700户、5000名贫民。身着白衣的防疫队像雪崩般地涌进这一地区，隔离患者、强行检查、打预防针、逐户进行消毒等等。整个魔窟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闹得天翻地覆，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之中。”

传染病的发生，并不限于这些。接着，在哈尔滨市东北20公里附近、松花江南岸的滨江省阿城县的满蒙开拓团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饲养的羊、马患了原因不明的疾病连续大量死亡。

在一系列传染病蔓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细菌的人靶

关于1940年夏季在哈尔滨市内及附近城市发生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关东军当局说明了种种原因。

农安县流行的鼠疫是“由于大兴安岭的老鼠窜入市区，把鼠疫跳蚤传播到人家的缘故”。而哈尔滨市内以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的伤寒病和三不管地区产生鼠疫患者的原因被认为“饮食街不卫生，灭鼠不彻底”。

“……在团营的大羊困里，饲养着1000只左右的羊，每天由二三名放羊的的苦力（指雇佣的中国牧羊人）放牧饲养。母羊生小羊，小羊再生小羊……本应不断繁殖却越来越少。既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屠宰，而是患了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大量的羊死亡，至战争结束时，减少到不足200只，我们每天吃羊肉都吃腻了，剥下的皮涂上食盐，送往鞣皮工厂（由开拓团的一家老百姓经营）进行加工，然后，用经过加工的鞣皮做成大衣、背心和袜子等，由于满洲的冬天严寒，深受开拓团团员的欢迎……”

当时，住在三棵树附近的天理开拓团团员风间博曾就“难以理解的大量羊群连续死亡”一事寄来一封信。羊群发生病死的同时，731部队派调查部队进入了开拓团，最后以“原因不明”而了事。

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有着以下共同的现象：其模式是：一、传染病突然发生；二、为查明原因和预防蔓延，出动731部队；三、短期宣告结束；四、强行赶走居民，并拆除发生传染病地区内的民房、整顿街道、强制患者进行检查和隔离。

例如：三不管小魔窟内发生鼠疫而死亡的患者只有几个人，但是，当鼠疫骚动告一段落之后，关东军命令全体居民迁往两公里以外的“宋家窪子”临时修建的村落去居住，工兵队以“彻底防疫”的名义把三不管街巷全部炸毁（据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

傅家甸地区发生伤寒病时，731部队诊疗部人员前来进行消毒、隔离患者和给居民进行检查时，还派来了许多关东军宪兵队员、特务机关人员和工兵队人员。

据有关人员的记忆，“在预防伤寒的名义下，关东军宪兵队一个不漏地搜查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白俄和中国人聚集场所——地下赌博场——这里是由武装的中国土匪把持着，并以‘隔离预防’为借口抓走许多俄国人和中国人，然后破坏了建筑物”。

曾在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工作过的一个宪兵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虽然没有明确断定就是如此的根据……但是，当时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哈尔滨市内来历不明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蠢蠢欲动，间谍潜入了傅家甸企图侦察设于平房的731部队的秘密以及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内容等，必须以发生某件事情为契机对大魔窟进行彻底搜查，并将它置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这是宪兵队司令部经常在研究的事情……发生伤寒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731部队内有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叫做“密特”的集团，他们一到晚上就化装外出，潜入哈尔滨市内。这些人属器材部和第三部，都是经过选拔的擅长格斗和外语的人。

“密特”人员负有何种任务，在干什么？只有石井部队长等极少数领导人才知道。

“密特”人员利用黑夜乘上涂黑了的汽车，不知去向地离开部队，有时一个多月才归队。“出差去南京”、“出差去海拉尔”、“联系工作”……这就是“密特”人员销声匿迹的名义。

当时曾在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工作过的人员说：“有时夜间把已作为传染实验体的‘马鲁太’悄悄地运往部队以外地区。”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人们怀疑1940年在中国东北各地发生的伤寒和鼠疫，很可能是731部队和关东军宪兵队总部以及特务机关三者进行的秘密“联合作战”。

那么，当时，在“满蒙开拓团”的部分地区内猖獗一时的“原因不明的羊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除731部队外，在关东军还有另一支叫做“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细菌部队。

1935年编成的满洲100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在高桥兽医中将领导下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100部队的部队长。

100部队是一支以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人才为基础新设的以家畜和植物为对象的细菌战部队。部队的根据地设于新京（今长春）以南约10公里的孟家屯附近。部队人员共800人，比731部队的规模略小些。在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幢十分坚固的混凝土两层楼和许多研究室。

100部队分为从事细菌战实战研究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二部的组织情况如下：

第一课：制造炭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二课：制造鼻疽菌，进行有关的研究实验。

第三、四课：制造其他流行性兽疫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五课：制造黑穗病菌和叶斑病菌，进行有关研究实验。

第六课：制造牛疫病菌和研究制造其他化学性毒物。

这里出现的炭疽菌，包括侵袭人畜和侵袭植物的两种。100部队研究制造的主要是侵袭动物的炭疽菌。这种叫做炭疽的病，是一种十分顽固的炭疽菌。从伤口或混在食物中进入动物体内以后发病，引起败血症。在发高烧的同时，全身粘膜出血，半天或一两天内症状加剧就会死亡。这是一种相当厉害的疾病。

所谓鼻疽病是一种马、驴的特定传染病。感染以后，从鼻孔里流出大量的鼻涕，一般在两个星期内就会死亡。除马以外，狗和羊也会被传染。由于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这种病成为家畜的大敌而为人们所知晓。它对人也会感染，严重时，使人几乎在两三周内就死亡。

100部队利用这些病菌进行着消灭中国和苏联军队的军马和农村地区的家畜的实验和研究。

炭疽病和鼻疽病也会传染给人。把注射了病菌的牛、马或羊悄悄地放入敌区，军马、家畜就会相继受到感染，也会感染饲养牛马的人。100部队的着眼点就在这里。

100部队拥有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茵500公斤、黑穗病菌100公斤的年制造能力。

“对苏作战开始时，如果日军由于作战上的原因退却至大兴安岭一线时，就利用细菌和剧毒物污染所有的江河、水库和水井，使一切农作物荒废，牛羊死亡。”这是关东军司令部赋予100部队的主要任务。

100部队的“实验研究”，并不是单纯在桌上或研究室内活动，在这里也使用了“马鲁太”。

“……在1944年8、9月间利用活人进行了实验。让被实验者毫不注意地吞服催眠剂和毒剂，使他们不知道实验内容，被实验者有七八名中国人和俄国人。实验使用的药品中，有朝鲜牵牛花、海洛因、蓖麻子等，他们把这些毒剂混入食物之中，在两星期内，让被害的实验者吃五六次这种下有毒剂的饭食。我想在汤中主要是加上了朝鲜荦牛花，在粥里加上了海洛因，在烟里掺上了海洛因和细菌。被实验者喝了混有朝鲜牵牛花的汤，30分钟至一小时以后就陷入睡眠状态，能连续睡眠五个半小时。”

——这是曾经在100部队工作过的第六课课员三友，后来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法庭上供认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残酷事实。

进行这种实验的结果，“马鲁太”的身体日益衰弱，当无法再进行实验时，100部队人员就让身体衰弱的“马鲁太”泻肚，然后把“氰酸化合物”当做药给他们进行注射，把他们毒死。

731部队把“马鲁太”的骨灰扔在“骨冢”里，100部队则把“马鲁太”的尸体埋在部队的家畜墓地里。

731部队和100部队是一对玩弄细菌的恶魔姊妹。

杀光牲畜的作战

1942年夏天，在流经苏满地区边境附近的德尔布尔河畔，约近30名人扒开野草，沿着河滩走来。

这是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村本少佐以及下属军官、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是装备器材却是大量的，运来了两艘大型充气橡皮艇、十几个高大的金属容器、大皮箱、玻璃容器、水桶、长柄勺等。这些东西都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从外表看谁也不知是什么。

一个好像指挥官似的人站在最前边。他用望远镜观察德尔布尔河下游。从这里再往前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是苏联境内，只靠望远镜进行侦察，还看不到苏联边防部队的踪影。

指挥官一举手，一行人就停了下来。他们在齐人高的水草丛中开始动手组装器材。两艘橡皮艇充满了气，船尾用绳子栓在岸边。

然后，他们把大型金属容器和水桶装上了橡皮艇。由于是在盛夏的中午进行作业，他们的军装全被汗水湿透。

每艘橡皮艇上都乘有一名100部队的研究人员，他熟练地划起短桨，橡皮艇驶进了德尔布尔河中流。第一只橡皮艇行驶至约100米处时，第二只橡皮艇又出发了。艇上也同样装有金属容器和水桶似的东西，一名研究人员划起了桨。

岸上用绳索紧紧地拉着，这时，研究人员打开容器的盖子，从两艘橡皮艇上把它们沉入河中。容器里装有大量的鼻疽菌。鼻疽菌是马、羊等家畜的大敌，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

容器在水下慢慢地不断向外吐出鼻疽菌。德尔布尔河在下游不远的地方同额尔古纳河汇合，而额尔古纳河流入了苏联境内。100部队这次的实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企图躲开苏军边防部队的监视，在距边境最近的地方放入大量的鼻疽菌。

一旦经过鼻疽菌充分污染的河水流入苏联境内，当鼻疽菌游于某河岸附近时，家畜和人饮用它，其结果，苏联境内许多家畜和人就会死亡……这就是100部队实验的企图。

两只橡皮艇在约一公里的范围内，缓慢地逆水而上，同时在河面上继续撒布鼻疽菌。当时，日苏尚未处于战争状态，借口是实验，实际上已在进行细菌战了。

“演习的名义是100部队第六课夏季演习……当时从部队里取出了共约12公斤的鼻疽菌。归队的演习班报告说‘实验完毕’。估计把鼻疽菌全部都流放河中了。”

这是原100部队队员的证词。至于下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人员是不得而知的。

不论规模大小，100部队经常进行这种“实验”。满蒙开拓团发生的“羊群原因不明大量连续死亡”，恐怕是类似100部队在苏满边境进行的秘密实验所引起的二次灾难波及的结果吧！

100部队还在苏满边境附近的海拉尔市西北80公里的地方设有一个秘密牧场。牧场里饲养着500只羊和100匹牛马。

这些家畜是100部队从中国北兴安省居民手中买来的，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些牲畜一直在那里悠闲地吃着饲料。

但是，100部队饲养家畜并不是为了使它们长膘，他们一直“保存”着这批家畜。1944年4月，100部队派遣秘密部队前往北兴安省，命令这支部队边视察，边统计兴安省一带的“家畜总数”。统计的结果，省内家畜总数共约有150万头。

“一旦日苏开战，苏军越过边境后，估计一定会把北兴安省的家畜作为战利品全部运回苏联境内。届时，我们放掉注射过鼻疽病菌的羊、马、牛而撤退，在一两个星期以后，在家畜的集中处就会爆发传染病……。”

100部队在牧场悠然自得地饲养羊等牲畜的目的就在这里。

和731部队一样，时至今日，100部队的实际情况仍未彻底弄清。在100部队中，许多兽医、研究人员是作为文职人员配属的，他们一直利用“马鲁太”进行家畜传染病和毒物的研究。

第08章 饱食终日的恶魔

帝国陆军最奢侈的美食部队

731部队在日常伙食中，从来不见高粱、小米和玉米等杂粮，甚至连大豆作为主食端上饭桌，每月也不一定有一次。

实际上，731部队是日本帝国陆军中吃得最奢侈的部队。

一个原在会计部门工作的人，战后带回了731部队一张叫做人均每餐“普通食谱一例”的罕见的记录，似乎是为编造部队预算而写下的笔记。

高等官：

早餐：鸡蛋豆腐汤或猪肉丁大酱汤，烤鱼干，腌山芥菜、梅干等咸菜，水果，白米饭或面包，咖啡。

午餐：汤或橘汁，牛排，炸大虾，猪肉煮牛蒡，咸菜，水果，白米饭或面包，冷饮，咖啡。

晚餐：啤酒或其他酒，金枪鱼生鱼片，猪肉豌豆豆腐羹，萝卜炖咸大马哈鱼，咸菜，水果，白米饭，甜食，咖啡。委任官以下：

早餐：肉丁炒青菜酱汤，醋溜豆芽，腌山芥菜、梅干等咸菜，白米饭。

午餐：猪肉炒花生米，红烧猪肉，咸菜，水果，白米饭，有时有冷饮。

晚餐：生乌贼片，洋葱炒鸡蛋，糖醋肉片，白米饭，甜食，绿茶。

根据原部队人员的回忆，这是1944年春做出的记录，但确切的时间不详，“山芥菜”、“牛排‘’、”面包“等全都是用汉字标记。但是一看就知道这是731部队的豪华食谱。

“战争胜利前，什么也不要”、“不够，不够，是因为想办法不够”等战时的标语和配给票抑制着日本全国的欲望。1944年“百姓食谱”每天巳开始成为掺有芋头叶的疙瘩汤和白薯了，当听到“普通食谱”就吃牛排、炸大虾时，真令人大吃一惊。

根据原部队人员的解释，我再做些说明。在731部队人员中，带家眷者可自己做饭吃，但是单身队员和单身赴任的研究人员、学者一直在部队食堂里就餐。带家眷的人也常常在部队食堂吃午餐。

731部队中有8名具有文职人员资格的专业厨师，不仅有厨师，而且厨师烹调用的材料也是很高级的。每天三顿饭都有猪肉、牛肉和冷冻鱼肉等鱼和肉类。当时，前线的日军士兵每个月只配给一两次甜食——牛奶糖、饼干、甜纳豆（一种甜豆豉）、糖包、羊羹等，但是在731部队里却可以随便吃这些东西。

三顿米饭都是不折不扣的“雪白”的米饭。为了“不忘国内的贫困”，每月吃一次象征性掺有大豆的米饭，但是许多人还把米饭中的大豆捡出来不吃。

水果也很丰富。夏天，中国的东北特产肉厚的哈蜜瓜是很好吃的，到了冬季，虽然没有新鲜水果，但是摆在饭桌上的也有冷冻橘子、葡萄干、干枣、苹果干等。现在一说“冷饮”就是指冰淇淋，但当时在731部队是指冷冻水果而言。

所谓面包是中国特有的馒头，还有咖啡。冬季，部队人员特地把汽水放在窗外，使它冻成冰棍后再坐在暖气前吃。

“早餐时吃的猪肉青菜酱汤确实很好吃，把萝卜和胡萝卜切碎，还放进许多约五公分见方的猪肉，再加上蒜味大酱，吃上一碗就要吃得打嗝了……部队里也有贫苦农家出身的人，每天三顿饭都吃这样高级的饭菜，比什么都高兴……甚至有的人十分认真地说：‘这种大碗猪肉，那怕有一次也好，真想让俺娘也尝尝。’一个千叶县出身的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每天都吃三顿高级伙食是有原因的，因为731部队一直在制造大量的细菌。细菌和人一样喜欢营养充分的肉汤、鸡蛋、糖分和淀粉。

因此731部队是作为部队作战必不可缺的“武器”而接受大量肉类、淀粉、果糖、面粉和米粉供应的。养肥老鼠，养肥“马鲁太”，制造大量掺有伤寒菌的毒包子也需要丰富的高级材料。

部队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共同点都是腿细、肚子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军事训练，而且由于吃得太多、太好的缘故。有的文职人员由于大腹便便，不得不定做裤子；有的军官太胖，无法骑马。整个日本正在饥饿的时候，731部队的恶魔们却一直是饱食终日。

“维尔布鲁吉斯”舞蹈①

①“维尔布鲁吉斯”一词来源于古典芭蕾舞——“维尔布鲁吉斯之夜”：在4月30日夜为了纪念一个叫维尔布鲁吉斯的圣女，魔女和恶魔们骑着雄山羊、野鸭、狗熊以及扫帚等飞到高山上举行不讲虚礼、开怀杨饮的聚会。——译者

一

青叶嫩叶绿似碧波，

飘荡在无际的原野上。

回忆起昔日美妙的梦，

唤起了我心中的琴声。

二

东乡村是我的故乡，

快乐的第二个故乡。

钟声响彻了起伏的山岗，

月牙儿在虫鸣声中升起。

这是731部队队员应征得奖的作品：“东乡村小调”。

在本书一开头我曾提到，731部队改来改去，原来叫“加茂部队”，后来改为“东乡部队”，又改为“满洲731部队”。

部队把731部队里的钢筋水泥三层建筑（一部分是二层建筑）的军官宿舍区（包括单身宿舍）一直称为“东乡村”。

731部队是驻在哈尔滨市南20公里宽广的荒野中惟一的一支部队。为了保守军事机密，部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不方便。

虽然乘坐一小时的军用轿车，就以到榆树与马粪气味共存的、美丽的哈尔滨闹区，但是，生活的大本营毕竟还是在东乡村。

由于部队的性质所决定，不得不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闭塞村落。但是，多年来，近3000名的士兵为了在闭塞村里以细菌和“马鲁太”为对手生活下去，是很需要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的。

在东乡村，一到盂兰盆节，就跳盂兰盆舞。本节开头介绍的“东乡村小调”的作词者是总务部调查课课员T，这首小调就是在为跳盂兰盆舞征集作品而应征得奖的。

跳盂兰盆舞时，女文职人员也参加，只有这时她们才脱去平时上班的西式扎腿裤，换上单和服，扎上窄腰带，以艳丽的姿态参加到跳舞的行列中去。

近来，“扎腿裤”、“国防色”等日语词汇不仅不是“死语”，甚至又出现了恢复它的趋势。当时那是多么不舒服的衣着啊！在这里，说明一下部队人员的着装情况吧！

部队人员的服装统一都是一种叫国防色的黄褐色。文职人员的服装是开领式的，比黄褐色略淡些，平日穿的就是衬衣加国防色的领带。而不准使用其他颜色。

文职人员的服装带有肩章，并有山形符号的臂章，胸前刺绣有流星，表明在部队的级别。人们可以从星的数目和颜色来判断其级别。

白星是雇员；黄星是委任官；紫星是高等官。

雇员、委任官和高级官员都是当时官员的级别。731部队人员几乎都不是军人，是为研究细菌战而配属的学者或研究人员，身份定为文职人员，但却有和文官一样的官衔。

文职人员戴的肩章、臂章和胸章，是为了在部队内部相互确认级别。行进中遇到上级官员时要敬礼（遇直接上级则要停下来敬礼），并应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

下身穿的是马裤、长靴。帽子前沿带上有黄星。在室内允许脱帽、脱鞋；在研究室里则更换成白色作业服，但是在室外，要戴帽穿靴。在战区，雇员以上的人员要佩刀，还规定平时（即在731部队内）委任官以上官员要佩刀（后来因发生痴情的刀伤事件，以后平时就禁止带刀）。

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军医中将，除他之外，也有不少人员有军人身份，但是也有从军人“倒转”为文职人员的。

在跳盂兰盆舞或进行体育活动时，常常使人忘记了这种军衔地位，它发挥着一种使军人和文职人员都回到普通人的作用，从而可以使部队人员互相之间更加和睦。

为达到这种目的，每星期五晚上在63号楼放映故事片。夏天，举行盂兰盆舞会或摔跤大会；秋天，举办运动会、演剧活动或举行音乐会；春天举行棒球比赛或从国内请来歌舞团进行慰问演出等等。部队内部也有一个女文职人员参加的剧组，她们演出“军神——山崎部队长”等节目，深受大家欢迎。

此外，为了防止部队家属想家，在东乡村里，鼓励种家庭菜园。

虽然“东乡村小调”具有轻快的旋律和节奏，女文职人员穿上单和服又是那么艳丽，但是731毕竟是731，在部队设施的中心——7号楼、8号楼关押着“马鲁太”，阵列室里有“刚砍下来的人头”，总部一层到处都是鼠疫菌。

穿着清一色的国防色衣服的平时，在毫不在意同文化、体育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正是利用文化的糖衣给恶魔的残酷性涂上迷彩的时候。

女职员被杀事件

1943年秋天（也有队员说是1944年春）发生了一个反映干部颓废状态的神秘事件：在高级官员宿舍里发现了一具女文职人员的尸体。

女文职人员的名字叫大月某女，是总务部庶务课的课员。大月某女中等身材、丰满，是一个胸部和腰部富有性感的刚满20岁的单身女子。一个认识她的原同事这样说道：“大月是一位冈山县出身的姑娘，她总是拼命地劳动。不仅事务工作，而且做饭、缝衣也都很棒，书法和插花也不错。她巧妙地把官员宿舍里开的大波斯菊插活。她是一个吸引着许多男人的人物。正当她突然没有精神，人们感到疑惑的当儿，发生了这一事件。”

东乡村里有几套家属宿舍提供给女文职人员居住。

大月某女的尸体是在某高等官宿舍的一间屋里发现的。发现者是一个经常出入该官员宿舍的满人勤杂工，但确切的情况不详。据说大月某女穿着西式扎腿裤，手放在喉咙上，脸上露出一副很难受的表情，死亡时口中吐着沫，乍一看，似乎是在吃了什么药物之后死去的。大月某女突然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部队里在悄悄地议论着，认为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估计是被杀的！

确实有令人怀疑她被杀害的迹象，大月某女虽然在总务部庶务课工作，但是也兼作吉村班Y技师的女佣。Y技师是从日本国内单身赴任的一个学者，住在高等官宿舍，大月某女的尸体就是在这个高级官员宿舍的一间屋里发现的。当时部队里有许多单身赴任的人，Y技师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了照顾高等官的生活，雇用了满洲勤杂工。根据上级的命令有时也派部队的女文职人员来服务。一个同她一起工作的女文职人员认为“她该是怀孕了”。这样，影响更扩大了。

大月某女的尸体立即被解剖，结果证实是怀孕了。胎儿父亲是谁呢？调查的同时，部队的上级领导感到紧张的是成为死亡原因药物的真相，经过对胃、肝脏的调查，查明大月某女吞服的是一种氰酸化合物。氰酸化合物——它只有731部队的草味班（研究药理）才有，这是该研究室研制的一种新型毒药。但是，研究室设在“口”字楼里，女文职人员是严禁出入那里的。如果大月某女想要获得这种氰酸化合物，只有一个办法：即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研究室，从严密加锁的药品柜里偷出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经调查，没有发现毒药被人盗走的迹象。大月某女服下的毒药，只有一个搞到手的可能性：草味班或同草味班关系很密切的其他班人员直接或间接托人将毒药拿出去交给大月某女，或者强迫她服下。

经过解剖，相继弄清的事实，使部队内部的疑惑集中到一点上：可能是使大月某女怀孕的人，由于不好处理，跟她说明原委强迫她自杀；也可能是把药物混在饮料里或欺骗她说是治怀孕反应的药或堕胎药而给她的。据说部队上级把Y技师叫去，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之后，很快就把他调回国内。查明大月某女死亡原因说明到此就结束了。

“731部队的人员死亡后，送往哈尔滨火葬场，郑重地进行火化，已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可是，只有大月，部队上级在解剖她的尸体以后，同马鲁太一样，把她的尸体放在焚尸炉烧掉。当时部队人员私下议论说，也许是由于婴儿处于刚刚长骨头阶段，怕发现胎儿的存在或防止怀疑毒杀的缘故吧！”大月之死仅仅是一个事例，在高等官宿舍里，妻子和年轻雇员通奸、干部引诱女文职人员以及其他的不正之风到处横行。“由于石井四郎部队长带头行为不轨，所以干部们都向他学习，这也是很自然的”，一个原731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第09章 日本陆军的私生子

——第一期少年兵的苦斗

少年见习技术员

“（前略）最近《赤旗》报发表了满洲731部队的纪实，立即托朋友找来，很有兴趣地拜读了……”，1981年7月下旬，我们收到原部队人员的一封信，信的一开头这样写道。

信的末尾只写了“KK生”，写信人的地址和姓名都隐蔽起来。投递邮局的邮戳，好不容易才判读出来，上面是“京都西阵7·25·81·12～18”。也许我判断得不对，从来信的字面看，估计是一位上年纪的男子写的。

信中继续写道：

“……特别是第一回发表了731部队的要图。关于这一点，我作为原部队的有关人员，想说几句话。

“战后，通过各种报刊等已发表原部队人员秋山浩著的《特殊部队七三一》等20多种关于731部队的记录和报道。令人觉得，关于731部队的秘密全部都已发表，主要情况已揭露无遗，其中有部分消息是从兴趣出发的或者是带有煽动性的，但是，我觉得不少人一直在认真地追踪，使内容更加准确，这种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在连载第一次发表的‘要图’，虽说我们部分同事知道它的存在，但是，迄今却未在社会上发表过，正是由于这张图是在部分有关人员手中流传，并不断修改、复制，一直珍存的贵重文件，所以这次森村先生搞到手并公布于世，不禁使我大吃一惊。”

“对我们原731部队有关人员来说，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份‘要图’更加珍贵了。但是，从秋山的著作到最近发表的其他著作看都刊登了一个不准确的略图，对此，731部队的人员一直保持沉默，而未做要求订正的发言，主要考虑这种发言对社会会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认为，至今731部队人员仍保持着相互之间的友情。‘要图’发表以后，由原731部队人员补充了原来写的20种记录和报道的不足，修正了夸张之处，并在森村先生的连载文章中再现出来。我认为，不论事情本身好坏如何，作为731部队准确的集大成，应该留下它的真正纪实。”

“在这里，我想向提供‘要图’的人进一言，时至今日，公布这张图，并非背叛了731部队人员之间的信任和友情。战后已过了30余年，原731部队人员中，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已削发为僧，有的逐渐退出社会第一线，进入了回顾往事的时期。正如森村先生在执笔意图中所说的，必须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731部队还存在着世人尚不知道的秘密历史，诸如石井中将和战后占领军之间的关系；731部队的真实沿革；当时十四五岁入伍的少年见习技术员，几百名年轻人可爱的青春以及他们战后隐瞒自己经历的苦难的人生航程，等等。”

“希望笔者森村先生写出731部队这些真实的记录，向731部队的正史挑战。匆匆就此搁笔，匿名写这封信，有些失礼，请原谅。

敬具KK生”

我把投递邮局的邮戳上的“京都西阵”作为惟一线索，设法找出写匿名信的人，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尝试还是以徒劳而告终。

(一）石井中将和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

(二）731部队的真实沿革；

(三）称为少年见习技术员的特殊队员的轨迹。

这恐怕就是暗示要我写的内容。

虽然我说自己正在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满洲731部队的纪实”，但是，KK先生指出的（一）至(三）部分，确实是我写得最不充分的地方。

我的意图并不是写日本陆军的一支派遣军或者一支部队的战记，而是把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象征来解剖军国主义和战争罪恶的机制。

可是，KK先生信中提到的“……当时十四五岁入伍的少年见习技术员，几百名年轻人可爱的青春”，是指何而言呢？

若干文献中都提到731部队中有一批称为“少年见习技术员”的青少年的事实。读秋山著的《特殊部队七三一》一书，大致能推断出KK信中提到的“原部队人员秋山浩”，可能就是第四期少年见习技术员（战争结束时约十六七岁）。

机关刊物《房友》

这里有一本只有极少数有关人员才能看到的机关刊物《房友》。

每一期都是打字印刷的，约20至25页，是一个封皮只由红、绿两种颜色绘制的小册子。

翻遍了每一期的任何一页，也找不到发行单位的标志，也未写明发行负责人和事务局的所在地的底页。这是为了防止新闻媒体进行采访。

打开最新一期（65号），下述报道立即映入眼帘：

房友会——这是原731部队少年见习技术员建立的战友会，《房友》是它的机关刊物。

“房友”的“房”字可能是取自当年731部队驻守的平房，也许“房友”两字也是表示同学的中国语。“BO”（汉字“房”）表示“房间”，（日语中）“FUSA（汉字也写作‘房’）”意思是同根生出的一串花或果实。也可说表示同窗、同期毕业生。如果是后者的意思，那就是指原731部队少年见习技术员的同窗会。

《房友》创刊于1957年11月15日。在创刊之前，曾向会员们征集过这个会的名称。他们提出了“731”、“平房”、“炼成”、“杂菌苦乐部”、“房友会”、“明魂”、“平房友之会”、“光”、“向上”、“友”等各种方案，最后定为“房友会”（据《房友》创刊号）。

今年（1981年）1月发行的《房友》第64号刊登一名会员的如下来信：

“……听说，对‘房友会’的做法，似乎也有人提出了种种批判，但是我们并非乐意回顾过去，赞美过去，而是由于我们在少年时期曾经是在异国他乡的同一屋檐下同甘共苦的伙伴，若干年见一次面，互祝健康，重温旧谊，进一步加深友谊关系。难道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吗？”

在同一期上，还有如下内容的一封信：“……每当我读到刊登的记事时，就立即回想起各位的活跃情况和少年时代，每当我见到精神饱满的各位时，对满腔热情的诸君就产生很大的期待，觉得只有你们才能拯救今后危机中的日本。石井先生等各位对我们进行化学基础教育的情景，犹如昨天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石井先生”恐怕就是指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而言，读者来信的内容和倾向因人而异。

还看到了使“昭和一代”的我也感到惊异的语句：“无论在战前、战时或战后，我们昭和一代人都是作为国家的核心活跃至今天，这也是由于平房精神的恩惠……。”

如果追查一下“房友会”及其机关刊物《房友》的根子，那么，就会出现1942年4月上旬107名年龄仅十四五岁的少年从日本内地来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火车站时的情景。

731部队少年兵——集结之后立即被人们这样称呼着。

731的侍童队

参加731部队的少年兵有两个共同之处：

第一，他们出身的家庭经济情况都不富裕；第二，少年们都正在国民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小学）里上学，在校时是成绩优秀，头脑聪明的人，都是有上进心、求知欲很强的人。

关东军司令部和731部队教育部派人到日本全国各地，动员那些希望求学但由于家境困难又不得不放弃的少年们说：“当军队的少年见习技术员吧！”

对于当时由于家庭贫困而无法升学的少年们来说，军队的少年见习技术员是一个获取资格、求学上进的好途径。

这和进幼年学校不同，少年见习技术员有获得军队文职人员身份的保证，虽然为数不多，但是还可以领到月薪，而且根本不用担心吃住等一切问题。部队中，也有教育设施（学校），当时是“为国奉公”的教育气氛笼罩着全国小学的时代。731部队通过学校当局进行动员，许多少年应征入伍。

北起青森县南至鹿儿岛县，经过考试合格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们只身从内地（日本）来到了哈尔滨。

少年们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后，立即前往平房，配属给731部队教育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们还是些中学(小学里有两年高等科，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二年级）刚毕业还很幼稚的孩子。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731部队是一支负有何种特殊任务的部队等情况。

1942年4月，107名少年入伍了。当时部队的设施虽然已大致建成，但是由于怀疑少年们是否会来北满这个地方，所以尚未做好接受少年们的准备。

少年们暂且被安顿在一幢利用大仓库临时改建而成的少年兵宿舍里。虽然巳经是4月上旬，但是初到哈尔滨的夜晚，无比寒冷，到了夜间，仓库改造而成的宿舍里，高高的天花板显得空荡荡的，屋顶上寒风在呼啸。

他们都是素不相识的少年，熄灯时间一到，都蒙上棉被，听着穿过附近平房火车站的夜间火车的汽笛声，就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和父母兄弟，一会儿又想到即将开始的部队生活，一直无法入睡。

听着窗外异国寒风的呼啸声翻着身，寂寞与不安冲击着他们的内心。

从日本内地抽调许多军医、医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这支部队，从创设为“加茂部队”之日起，就深为研究人员奇缺而苦恼。

尤其严重的是，专门研究细菌战的骨干技术人员的绝对数量不足。

制造细菌和进行实验，需要理论指导和研究的学者，也需要许多协助学者整理实验资料和制作各种标本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在战前的日本，大量培养卫生临床检查技术人员的教育机构比较少。

虽然匆匆忙忙地从日本各地的医院和公共卫生部门里抽调了一批具有检查技术的技术人员作为军队文职人员配属到731部队中来，但是由于不习惯从事和细菌打交道的危险作业而发生差错，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技术人员离开了部队。

石井四郎十分重视这种情况，立意要培养出既掌握细菌战的技术秘密，又在防谍方面具有铁的纪律的熟练技术人员。从这一点出发，计划大量培养少年见习技术员——731部队从少年兵培养出来的骨干干部。

实际上，在1938年时，731部队里就有了第一批少年兵。但是，从1941年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开始，到同年12月8日爆发太平洋战争，许多少年兵转战南方，他们根本尚未在731部队里扎根就奔赴前线，参加了防疫给水作战。因此，培养技术人员的事，由于战线的扩大而中断了。

少年们在利用仓库改建而成的宿舍里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实际上，他们是731部队新开始培养的第一期少年兵，也就是说，731侍童队诞生了。

早春季节，在夜间气温低于-25°C的严寒地带，开始了少年兵的严格训练。

可柏的训练课程

少年兵的一天，是从清晨六时起床号响开始的。起床后不洗脸就在宿舍一旁的练兵场集合开始上早操。

只要稍想睡懒觉或磨蹭一些，马上就会挨班长的木枪或嘴巴子。总人数为107名的第一期少年见习技术员举行入伍仪式以后编为四个班，每个班配置一名由下士官提拔的文职人员任班长。对这些单纯的少年来说，班长的训斥是最可怕的。刚一听到来自教育本部的起床号声，他们就争先恐后地从床上跳起来。

做操、跑步约30分钟以后，他们回到少年兵宿舍，洗脸，然后值班人员抬来了早餐（开始时到63号楼食堂去吃）。很大的铝制容器里盛满了猪肉大酱汤和白米饭。这是731部队“名产”——营养充分的早餐。猪肉上虽有时还带着猪毛，但是在出身贫穷的农村少年兵看来，这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佳肴。

吃过早饭，稍事休息以后，从九时起在教育队的教室开始进行紧张的学习。这就是少年兵每天的课程。

他们要培养出731部队的骨干技术人员，学习的内容是高深的，包括如下广泛的领域：

数学（陆军教授高木）

语言学

英语（陆军翻译羽野）

汉语（陆军翻译春日）

化学（药剂中尉阿部）

物理（陆军教授斋藤）

地理（陆军副教授堀内）

历史（陆军副教授堀内）

博物学（陆军技师八木泽）

国语与汉文（陆军技术员有木）

军事学（陆军文职人员长屋）

生理学（军医中尉白井）

细菌学（军医大尉伊藤，其中包括细菌检查法、染色法、培养基制造法、灭菌消毒法和动物解剖法等）

“进行着一种十分紧张的填鸭式教育……上课时，手持木枪的教育部人员站在教室后面对学生进行监视，谁想打盹，马上就会挨上一枪……但是，少年们怀有一种‘要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使命感和求知欲。他们以十分认真的态度来消化教官的一言一语，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难懂的课程内容面前，他们毫不畏惧，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一个曾经担任过班长的原部队人员谈到对第一期少年兵的印象时这样说道。

使少年兵感到发懵的是化学课的时间，尽管都是些大家首次看到的龟甲文字（化学符号），但是教官仍快速进行讲课。因此无论在上厕所还是吃饭，少年兵们都不择时间抓紧片刻闲暇学习化学。

少年兵最难对付的是下午的军事训练，虽然他们都是从日本全国各地选来的头脑优秀的少年，但是，每一个人的体力和运动神经是有差异的，刺杀、格斗等“特别训练”和部队纪律，有着军队特有的严格性。

“虽说如此，不仅可以领到每月的薪水而且部队教育结束后，成绩优秀者可以上哈尔滨医科大学……将来也可以开拓出做医生的道路，也能够当临床检查技师。免收住宿费和伙食费，而在部队教育中期就可以无条件地当雇员。在孩子们的心中，有‘来到了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够掉队呢？’的深刻感受”，一个原少年兵这样回忆道。

紧张的填鸭式教育和军事训练结束以后，傍晚则是少年们的自由活动时间。这些少年兵“作为731部队地地道道的人员，将能成为建设王道乐土基础的人才”，但是，在自由活动时间里，他们却又成了一个孩子。

春天的傍晚，吃过晚饭以后，走出教育队，举目远眺无边无际的黄色大平原，望乡之情就涌上心头。

在遭到班长训斥的日子里，独自吹着乡愁和怀旧的口哨，寂寞之感笼罩了全身，不禁热泪流满双颊。有时“逃走”这两个字也在少年兵的脑海中闪现，但一想起家中贫困的生活，又常常哭泣着钻入了被窝。

在上级看来，将刚入伍的这107名小光头的少年队员同自已的孩子相比较，确实也怪可怜的。

教官们商定之后，对少年兵说：“喂，XXX和XXX，今天到我家来帮助种种菜地吧！”东乡村宿舍区家家都有一块小菜园，少年兵就是帮助种这个菜园。

但是，帮助种那么一块小菜地，约有一个小时就干完了，其目的是干完之后请少年们到家中吃老婆和女儿亲手做的豆沙糯米饭团和饭菜。

许多用大量小豆和砂糖做成的饭团和令人感到温馨的家庭气氛，大大地安慰了少年们的心。

少年兵大声喊叫着“雇员殿”①、“技术员殿”，并很有礼貌地敬礼。他们的出现，给731部队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出现了有些青年也想努力成为受少年们尊敬的模范前辈的局面。

①“殿”是一种尊称，通常接在姓名或官衔的下面。——译者

但是，一年以后，当对少年兵们进行部队各部门的教育时，他们逐步地认清了731部队黑暗的真面目。

魔鬼的继承人

对第一期少年兵来说，“731部队的日日夜夜是连续的惊恐，也是斯巴达式训练和学习的日积月累”（原少年兵语）。

使少年们感到惊叹的事情之一是部队实习内容水平之高。

进行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实验训练时，自然要使用显微镜。使少年们瞠目而视的是借给他们使用的显微镜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

实习实验是在63号楼二层左侧的实习室里进行。在一间很大的实习室里，靠窗边放置了一张长拒台似的实验台，上面排着150多台奥林巴斯公司制的光学显微镜且各带有一台本生灯。当时，即使在日本的任何一所大学里，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一台显微镜，不，到了农村地区，不少中学里连一台也没有。

在阳光反射下显得黑亮的显微镜和专用实验台面前，少年们发出了感叹声。

“让我们充分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又在实地手把手地教给我们有关细菌的基础知识……我们的目光闪闪发亮，突飞猛进地吸收细菌学的知识。就连吸管（取微量容积液体使用的玻璃制的测定工具），也不使用那种所谓简陋的吸管，而是使用正式的吸管，等等。教育实习的内容安排得很充实”，一个原来的少年兵回忆道。

显微镜中，有的具备这样的性能：放上细菌标本，加上光源，细菌的周围变暗，只有细菌闪动着金色亮光，在浮游。这是一种仔细观察细菌形状和构造用的特殊显微镜，似乎是暗视野显微镜。

731部队备有当时还很罕见的双筒显微镜，还有一种非常精密的大型化学天平，据说即使一只苍蝇在室内飞动，它也能够准确地查觉气压的波动。此外，还有许多按当时物价计算每套价值几千日元的白金器皿和蒸发器皿。由于白金蒸发器皿不会氧化，在测定实验用细菌时，细菌在器皿内不会死掉。

“731部队备有不少日本国内没有的、高价的珍贵药品，这些药品是利用潜水艇从德国运来的。”

有的少年兵听说过这种情况。然而，这并非单纯“传闻”，而是事实。

各部的研究室里备有白色的洋式澡塘和抽水马桶的厕所。这使少年们产生一种异国情调的幻想。

但是，惟独少年兵宿舍里的厕所是例外的，不是抽水式的。因此，冬天，少年兵宿舍的厕所里大小便都冻冰，堆得很髙，得用一根长约二米多的尖铁棍捅开它。由于冻了冰，在捅它时，不觉得臭，但是，作业结束后，进入室内在壁炉旁取暖时，衣服就逐渐散发出一种厉害的臭味。溅粘在身上的大小便的碎冰碴熔化以后，就散发出它本来的臭味。

从防疫出发，整个731部队都采用抽水马桶式的厕所，惟独教育部不同。据他们的说明，这是“为了让少年兵们亲身体验一下清洁的概念以及大小便和防疫的关系”。

“拜启在大东亚战争取得辉煌战果的决战形势下，谨悉您身体健康，正为国家做好本职工作。虽然经常收到各位的来信，但是，由于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复信，十分抱歉，谨请原谅。

在这严冬未消的北满一角，为争取大东亚战争的彻底胜利，年轻人踏着春天的残雪正在一心一意地锻炼身心。今天，他们下课后在白雪映照的夕阳里，发出清脆的喊声，以坚强的意志高声地呐喊着，拼命地练习拼刺。这些年轻人精神抖擞，咬紧牙关勇敢地向前冲刺，沖到哪里都不会败退似的。这就是我们少年兵一年学习之后的英姿。（中略）在3月中旬举行的春季期末考试中，XX君获得XX的成绩，光荣地升入二年级。现在又迎来了来自故乡的很多弟弟们，作为出色的老大哥，他和他们在一起友好地奋斗着。自从被迎接入伍以来，X君已迅速地成长为一个体格十分健壮的人。情况如上述，请予放心。（中略）上面谈得很简单，向您报告了尔后的情况，我们在遥远的北满祝贺您身体健康，为国家做好本职工作。

1943年4月10日

敬具

少年兵队教官长屋喜代二”

（以上引自原文）

731部队定期向少年兵们的故乡发出这样的信件。（《房友》第46期）

“最优秀成绩”——这是第一期少年兵们在考查时获得的讲评，“大致良好”、“优良”等考查评语则是一般的。在当时，考查官发给第一期少年兵们“最优秀”的证书，以表彰第一期少年兵们艰苦学习的情况。

身高一米三十左右……个子都不高的满脸红光的少年们边挨着班长的嘴巴子边作为731这支恶魔部队的继承人而成长起来。

目睹的恐怖事实

经过一年的基础学习以后，第一期少年兵们全部被分配到731部队的某一部、课、班里，转移到正规的教育队。虽然依然继续在教育队楼内进行教育，但是在进行课堂基础教育的同时，开始了部队的实习。

有的少年兵被分配到兵要地志班或航空班。在负责病理解剖的冈本、石川两个班，研究霍乱的凑班以及研究冻伤的吉村班里，都有少年兵参加工作。

有的原部队人员说：“少年兵不应了解部队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但是，少年兵们是不受部门的限制被分配到整个731部队里的，所以，这里成了相互交换见闻、收集整个部队情报的“情报中心”。另外，有的部队人员也让少年兵列席秘密实验，泄露了绝密事项。

原少年兵们说：“上午由各部班进行独特的专门教育，下午则工作……大致就是如此。在第三部诊疗部工作的人组成了南楼班。据我们的记忆，未分配少年兵的只有管理‘马鲁太’的特别班和负责管理农场的八木泽班。”

被分配到各研究室的少年兵们在学习各种专门知识的同时，亲眼目睹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情景。分配到冈本班的少年兵，每天列席几个尸体的解剖，也曾亲眼看到过解剖女“马鲁太”活体的现场。石川、冈本班一直在培养汉森病菌①。冈本班还在特殊的培养液中培养一种莫名其妙的虫子似的东西。

①汉森病（Hamsen），即麻风病。汉森是挪威医师（1841-1912)。——译者

利用显微镜观察，原虫的形状长得像洋梨，还有几根细长的鞭毛。老兵笑着告诉正充满好奇心认真进行观察的少年兵说：“那是阴道滴虫！”

大概是供以“马鲁太”为对象的实验用的，他们培养着引起妇女阴道炎的原虫。

从老兵那种复杂的笑容中，少年兵们巳大致推断出这种原虫寄生在什么地方了。

在吉村班工作的少年兵，还看到把戴手铐脚镣、仅穿一条短裤的裸体“马鲁太”扔进超低温冷冻室内的情景。“马鲁太”全身的皮肤上都是青黑色的冻伤，由于肌肉组织坏死而窒息死去。吉村班人员用16毫米摄影机把这种情景从头到尾地拍摄下来。

在真空实验室里，少年兵遭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他们把“马鲁太”关进一间可以利用抽气泵抽掉室内空气的真空室里，然后，慢慢地把室内的空气抽掉。

随着外部气压逐步加大，内脏从“马鲁太”的眼眶、口腔、肛门等所有人体的“洞穴”里被挤了出来。在真空实验室里，“马鲁太”的眼球突出起来，脸异常胖胀成排球那么大。全身的血管像蚯蚓似地隆起，身体的各个部位像橡胶似地伸长，最后肠子本身像一个生物似地蜿蜒地向外爬了出来。“实验开始五分钟以后……七分钟以后……九分钟以后……”，部队人员在实验室外，用像透镜般的眼睛观察着，并把所见情况用8毫米摄影机拍摄下来……

有一天，一个分配到1号楼的少年兵休息时无意中沿楼梯向上走，来到了“口字楼”的屋顶上。这里到处是鸽子粪，充满着一种鸡窝似的臭味。少年兵刚伸了一下懒腰，突然听到“唏里哗拉”的金属相碰的声音。从“口字楼”墙壁反射回来的声音引起了少年兵的兴趣。他向下面的内院望去，他的心脏跳动得更厉害了。内院里，有两个男人的脚镣用铁链子连在一起，正在挥动着铁锹进行某种作业，旁边有一个文职人员正在监督着他们的工作。两个男人身着发黑的囚衣，剃着光头。他们一活动，就发出拖动铁链的声音。少年兵像干了坏事似地，脸色变得苍白，悄悄地从屋顶逃下了楼。他目睹的是正在进行室外作业的“马鲁太”。

“当我看到内院里抱着婴儿正在哂太阳的女‘马鲁太’时，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她像我老家的姐姐那么大年纪，是一个皮肤白净、身材矮小的女‘马鲁太’……当时我在屋顶上偷看时，内心曾经被一种情感所驱使：真想把口袋中的糖块扔给婴儿吃。其他的‘马鲁太’都带着手铐，只有女‘马鲁太’解下了手铐。她把婴儿抱在怀里，正在哄他。那种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原少年兵谈到他看到女“马魯太”时的心情时这样说道。

一天，另一个少年兵列席了从马身上抽血的作业。他们把一个特制的注射器安在水泵的一端，从马的动脉中慢慢地向外抽血。随着时间消逝，马的全身开始轻轻地发抖。再抽下去，马的四只腿瘫倒了下来，最后变得简直像个瘦木乃伊似的。军马的腹部起伏着默默地死去的情景，像恶梦般地残忍，留在农村出身的少年脑海之中。如此“研制”出来的抽血泵，不久就用来从“马鲁太”身上抽血了。

部队严格要求少年兵“实习时的所见所闻，绝对不准向外面泄露”。但是，这个缄口令却无法管住充满好奇心的少年兵。少年兵和一般部队人员不同，在实习完毕后，又回到队舍。夜间教育结束以后，一到了宿舍，他们就交谈起当天在队内的见闻。在旺盛的好奇心和恐怖心理的驱使下，活像利用抽血泵交换全身血液似地，他们迅速地交换着信息。熄灯的时间规定为晚上10时，然而，在少年兵房间里，各班的少年兵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一直交谈到深夜。为了防止灯光外露，他们把灯罩尽可能地拉低。

有的少年兵陷入“马鲁太”活体实验的冲击之中，而一直没有恢复过来，躲在宿舍里，整夜以一种黯淡的表情凝视着天花板。在比较内向的少年兵中，有的人喝着利用实验用的纯度很高的酒精偷偷制成的酒，想尽量麻痹这种可怕的记忆。

可怕的豆包

少年兵们也变成了实施细菌战的实验体。有一天，第一期少年兵被召集到吉村班实验室内。吉村班是专门进行冷冻实验的。少年们的面前有几个水槽，都灌满了水。这个放有温度计的水槽和几根电线联在一起。实验室的一角，有一台空气压缩机正在进行运转。

“把两手放进水槽！”

有人向列队的少年兵们下达了命令。少年兵们战战兢就地把手放进了冷水之中，随着水温的下降，越来越感到皮肤疼痛。

“现在感觉如何？”

“是，皮肤有些刺痛。”

“现在怎么样？”

“冷得厉害，皮肤很痛……”

吉村班人员把少年兵们的“报告”一一记录在整理资料用的纸上。

如果是“马鲁太”还要继续进行实验；对少年兵则进行到这一阶段就停止了。实验结束以后，“特别发给”少年兵们羊羹等甜食。

有一次，第一期少年兵们接到命令在航空班机场的一角排队集合。

“走整齐，……齐步走！”

少年兵在宽阔的机场上行进时，前方上空突然出现了轰炸机，这是航空班的飞机。

眼看着轰炸机转入低空飞行，接近少年兵时，从机尾喷出了红雾，盘旋一围，使正在行进中的少年兵满头都喷上了红雾之后飞走了。少年们穿的上衣染上了许多红斑。

回到教育部以后，少年兵把上衣都放进了设在大帐蓬内的高压灭菌车中，经过灭菌后领回的上衣和衣领也都变了形，无法再穿了。这次实验是使用一种一洗就掉的色素。据说“这是为了使鼠疫菌雾化后进行空中撒布所做的准备”。

有的少年兵也经历过奇妙的发病体验。有一天，在研究室有人劝C少年兵吃研究室自己做的豆包。这种豆包到63号楼的小卖部里很容易买到，但是由于这个少年正处在无法战胜甜味诱惑的年龄。别人一劝说，自己就在研究室吃了一两个。

731部队作为实验用的材料有大量的面粉、小豆和砂糖，加之随时都有高压蒸气供应，部队人员在各研究室里都自制供夜餐用的豆包。

C少年兵吃了豆包两天以后，开始发高烧，食欲不振，全身倦怠。他觉得很奇怪，赶紧来到了诊疗室。

军医给C少年兵进行诊断以后脸色变了，他说，马上化验白血球。根据化验结果，诊疗室做出了白血球显著减少的诊断，他们立即用731部队的小轿车把C少年兵送往设于滨江的诊疗部。

C少年兵根本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就住了院。据宣告，他患了肠伤寒。

据当时的医疗知识，肠伤寒一发病就等于死亡。C少年兵入院的当天夜里，高烧达四十三四度，陷入脑症(由于高烧而产生的意识障碍）状态。

躺在床上，床从脚底下慢慢抬起来……抬起来的床接近垂直状态，枕头从床上掉了下去，天花板慢慢地掉了下来，身体翻了筋斗，一种跌入无底深渊的恐怖感充满C少年全身，这是由于高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恐怖之余，想大声呼喊但是却发不出声音来……C少年从此陷入神志昏迷。

实际上，在发高烧之前，C少年被注射了一种黄色液体，这是一种装在100cc注射器里的黄色透明液体。据说，这是731部队研制的一种治伤寒的疫苗，详情至今不明。

“黄色注射液的效用在于使人体产生有限度的高烧……使生命能够勉强维持下去。由于高热和人体内白血球的作用，伤寒菌被完全消灭。这就是注射液的效能。我一直由于高烧处于昏睡状态，经过一番苦斗之后，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原少年兵C这样回忆道。

住院四个月痊愈以后，在C少年兵身上出现了一种令人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头脑比生病以前更加清晰了。军医对C少年说，这是由于全身发高烧，使大脑内部的毒素以及身体内部的杂菌全部都被烧死了的缘故。

C苦笑地说道：“我可以很顺利地看懂很难懂的理论书籍，背诵很长的化学方程式，根本不感到困难……。”

在C少年兵即将出院的那一天，担任教育部长的西中佐来看望他。

“你偷吃豆包的结果，给大家都增添了麻烦，你这小子……”，西中佐高声笑着打了一下少年兵的头。

(不对……那豆包是他们骗我吃的。）

关于这次奇妙的生病体验，原少年兵C至今仍有些想不通。

少年兵宿舍里的“造反”

第一期少年兵入伍后第三年下半年——1944年10月，发生了“少年兵宿舍里的造反”活动。这件事至今仍成为原少年兵们的话题。

“造反”的原因是由于在少年兵宿舍里横行霸道的T班长的暴力统治。T班长疯狂的暴力在他的同事中也引起了反感。

第一期少年兵们是作为731部队未来的骨干而入伍的，他们一直接受着严格的训练和紧张的填鸭式教育。

少年兵的一切举止，都经常处于班长的监视之下，一有点什么毛病，就以军纪为名打耳光或以木枪进行制裁，这巳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配属给教育部的雇员都是从那些擅长剌杀技术的刚强的下士官中提拔出来的，他们担任了少年队各班的班长。管教少年兵，就是班长的使命。在班长中有的人在发现少年兵有毛病（行动不合规矩、穿着不符合要求或成绩低劣等）时，首先打一耳光，然后耐心说理教育，像T班长那样进行教育的人也有。而T班长却只是进行彻头彻尾的严格管教。

早点名时，有的少年兵不知不觉打了一个小哈欠，就遭到T班长的训斥和毒打，甚至打得面部变了形。他发现在少年兵宿舍里第一期生和下级生（第二期以下到第四期）吵架，就用高统皮靴把他们踢得鼻青脸肿，甚至昏迷。以某少年兵对上级不礼貌为由，就让他脱掉裤子，用木枪枪托猛打屁股。这个少年兵流着眼泪，忍受着屈辱，像狗爬似地爬回床上。

T班长施加的暴力是很凶狠的。当用木枪把站着的少年兵打倒并在地上打滚，如果其他班长的话，则等待少年兵站起来，说体罚终究还是为了进行教育。

但是，T却走到摔倒在地的少年兵前面，再向他的侧腹打第二下，当他看到少年喘不过气来而弯起身体很痛苦时，再向他的脊梁骨捅第三下。

凡是挨过T毒打的原少年兵都一致认为：“当时再这样打下去，就被打死了……”

T班长为什么对自己班内的少年兵态度好，而对别班的少年兵却异常憎恨呢？有的少年兵被打掉了牙齿或用烧火棍被打伤，有的少年的眼珠子被打出来，一直流泪不止，T班长见面却说：“你要哭到什么时候！”接着用木枪毒打少年兵，直到嘴里流出鲜血为止。这些人都是别班的少年兵。

“你小子，这副眼神，干什么！”少年兵们稍稍流露出一点反抗的态度，T班长的眼睛就像暴虐者似地闪动着光芒。

T班长以刺杀术高超而闻名于731部队。一个正显年华、精通剑法的人却在制栽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兵们，而且T班长把自己置于“绝对服从上级”的安全圈内，为所欲为地虐待少年兵们，然而又何止如此呢！他越打人越觉得虐待行为是正当的，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因而促使他的行动变得更加凶狠。T班长的表情也变得心旷神怡。天真烂漫的少年兵边哭泣边咬着牙站了起来，可是，T班长又用烧火棍打他的脸和下颚，无情地进行毒打，直到两只胳膊感到疲劳才放下烧火棍。别班的少年兵们逐渐憎恨起T班长来了。

在伙房值班时，少年兵用力挠头，把头皮落在T班长的铝制餐具上，为他特制“头皮饭”，然后若无其事地把它送到T面前暗中叫好。有一个少年兵费尽心机从动物房拿出一试管的跳蚤，并把这些跳蚤撒在T班长床上的枕头下面。

“等了这家伙睡觉时，咱们把鼠疫菌放入他的口中，怎么样？”

“放了鼠疫菌，马上就会死掉，没劲，能否搞到点伤寒菌呢……”

从少年们日常的这些认真的交谈中，可以看出T班长平日的暴力统治是如何凶狠了。

“如果T整我，我就杀死这小子……”

有的少年兵悄悄的搞到一根铁棍私藏起来。T班长结婚了。过去，T班长每天都呆在少年兵宿舍里，直到深夜，管教少年们。结婚后他每天总是匆忙往宿舍跑，刚刚新婚，这虽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T班长的这种变化使少年们产生了一种反感。

“T这家伙……讨了老婆，就没了骨头……给他一顿惩罚吧！”

“现在精神有点松弛，该给他提提神了……”于是，以第一期少年兵为中心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其他班的班长也感到少年兵们的动向有点不正常，但是却一直视而不见。

有一天夜晚，T刚接班，少年兵宿舍里突然发生了骚动，家具倒翻的声音，大声吵骂和乱踩地板的声音，乱成一团，T班长闻讯后脸色都变了。

T班长离开办公室，拿着木枪，大声训斥着走进了少年兵宿舍。他刚进门的当儿，室内明亮的电灯突然熄灭。两名等待已久的第一期少年兵猛扑到T班长的头上。以这一行动为信号，藏在暗处的十几名少年兵默不作声地袭击了T班长。原来，少年兵宿舍内发生的这场骚乱，是把T班长引来的一个谋略。

对他平时暴力统治的愤恨，像洪水冲开水闸般地爆发出来。少年们在黑暗中压住T班长的两只手和脚，抱住他的脖子，竭尽全力踢他的侧腹，用木枪打他的下胯部，没头没脸地抡了约30分钟的铁拳。

T班长在黑暗中摸到枪架，抓了一支三八式步枪进行“应战”，但是少年兵们仍然聚众进行袭击，用木枪刺T班长的胸部和腹部。T班长满身是血，半死不活地逃出了少年兵宿舍。

一个原少年兵回忆说：“当天值班的司令高桥少佐听说发生骚动后骑着马赶来……第二天，宪兵传讯少年兵……虽然大闹了一场，但是，少年兵们异口同声回答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是谁搞的’……当天晚上，有的第一期少年兵们不在少年兵宿舍，还后悔说：‘怎么不让我也参加呢，真想让这家伙吃一两拳……’T班长的脸变成了紫颜色，肿得像个大西瓜，在部队内总是低着头走路。不久，T被撤销了少年队班长职务，调任石井四郎部队长的随身警卫。”

据说，在“应战”时，步枪上的菊花“纹章”被弄上伤痕，在保管武器上是重大的过失——这是731部队领导人给予T班长“降格处分”的理由。

“要以731为自豪！”

“今天……在这里看到少年兵朝气蓬勃的情景，感到很高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讲部队真正的任务是什么，并说明一下建立少年兵的意义……”

战争结束13年以后的1958年8月17日，在东京多磨灵园附近石材店“岩木屋”内客厅里，一个高个子的老人被指名站起来致词。

这个高个子的老人就是石井四郎，作为原731部队的部队长，是曾经指挥过这支恶魔部队的人物。

这一天，为建立“房友会”，保持联系的22名原第一期少年兵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聚集一堂，出席“房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你还活着啊……”

“嗯，……你也变了样啦！简直认不出是谁啦，是XX君吧！”

原少年兵们互相握着手，一种感慨无限的情感涌上心头，有些说不出话来，相互凝视着对方的面孔虚脱似地流下了眼泪。石材店的内客厅又重新挤满了“战友”们。

又哭又笑的原少年兵们的那股激动的风暴平静下来以后，选议长、报告“房友会”成立经过、研究财政开支、审议会章草案……成立大会的议事程序即将结束的时候，议长介绍说：“现在请石井四郎先生讲话……”关于战后的石井四郎，原少年兵们听到过许多传闻。“听说正协助美军再次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不，在美军的娱乐设施的地下室里原封不动地集中保存着731部队的资料，石井正在进行整理”，“朝鲜战争时，石井乘坐美军飞机亲临前线指挥了细菌战”，等等。这个传闻中的人物出席了“房友会”成立大会。

顷刻之间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当原部队长石井站起来致词时，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出席人员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气氛。石井四郎谈到“建立731部队的动机”时说：

“……731部队的任务，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拯救日本国家的研究机关。我于1927年起用了5年的时间，作为密探潜入了意大利、德国、法国、俄国等，在当地调查了这些国家对日本的感情。各国的反响是要‘杀光日本民族’，‘日本民族是最坏的’，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思想……”。

“……‘控制世界的是白种人’，处于这种世界思潮之中，当时的日本被人们说是所谓‘精神丰富，科学贫乏’。为了从这种危机中拯救日本而诞生的研究机关，就是石井部队。”

“……由于诸君曾经是731部队的人员，战后撤回国内以后遇到了许多麻烦，关于这一点，我感到实在抱歉。但是，目前毋宁反过来说，希望大家以曾在拯救国家的研究机关731部队里工作过而感到自豪。不久，时机一旦来临，我打算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发表这一观点。正像基南①检察官所说的，石井部队并不是战犯。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希望大家多加注意，防止被共产党所利用。”

①基南（JosephBerryKeenan），美国律师，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译者

虽然进行了3000人的残酷的活体实验，但是却又“希望大家以曾在石井部队工作过而感到自豪”。石井四郎丝毫没有反省之意，依然不把“马鲁太”当作人来看待，却认为731恶魔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救国”而使之正当化。

“……当初建立少年兵的意义，就是由于大家家庭经济困难，想念书而念不成书，所以把你们召到满洲来让你们读书，希望各位成为731部队的重要人才。”

“由于这种缘故，打算授予各位中等学校以上的资格，成绩优秀者，还让上大学。可是，谁知道文部省当局有意见，国家面临的形势也不允许，终于未能达到这一目的，实在令人遗憾……”（引自《房友》第二卷第六号）

但是，石井四郎的这一发言简直近乎托辞，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加以叙述。

写731部队纪实，必然要碰到石井四郎这个人物。在原部队人员中，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把过去的部队长叫做“石井阁下”。

731部队本身是在侵略战争这块土壤上疯狂般地开出的一朵谎花①。同时它又是以石井四郎这个具有特殊个性的领导人为媒介而合成的一个暴虐的医学研究机关。

①谎花，不结果的花，瓜的雄花之异称。——译者

“石井部队长有一种彻底的优越意识……这种意识是同惟我独尊的优秀人种意识以及当时日本人所拥有的‘在亚洲各民族中日本人最优秀、最了不起’的排外的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的……731部队暴行的根子里存在着一种突出的优秀人种意识”，一个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石井四郎以恶魔的想法把科学和战争结合在一起，进行以“马鲁太”为对象的活体实验，并立意创建少年兵。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第10章 假面具掩盖下的“军神”

石井四郎秘录

关于731部队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队长石井四郎，原部队人员有若干一致的记忆。让我们从这一点开始来描绘吧！

“老头子是耍猴的猴”——首先浮现在原部队人员脑海里的是石井四郎当“猴”的情景。

731部队每年也是从不遗漏地按惯例举办全体人员的集会活动。诸如：陆军纪念日、纪元节、天长节等。每当举办这种活动时，石井部队长就出现在全体人员的面前。

每当有事时，石井部队长就把全体人员召集在63号楼大礼堂内，向他们强调731部队的任务。在主席台的背后，挂起一张世界大地图，他站在前面像狮子吼叫般地发表演说的那种姿态和他那魁伟的身材最相配了。他身高超过一百八十厘米，还留着一撮漂亮的小胡子。

出现在会场里的石井四郎部队长身着草绿色军装，挂起金光闪闪的勋章，脖子上缠着扩音器的电线，发表演讲时做出一副高傲的姿态，讲得激动时，就在舞台上走来走去。

当时，还没有无线扩音器。石井四郎部队长在台上走动时，电线弯弯曲曲地在地上蠕动。

在部队人员看来，石井部队长谈论时事和731部队使命时的那种姿态，活像一只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吼叫的老猴子。

“老头子是只猫头鹰”——石井部队长是一种极端的“夜猫子”。白天，他在队长室里酣睡，傍晚醒来，到了夜晚，他的头脑清醒起来。

石井部队长的一句口头禅是：“如果你们对731部队的工作提出建议的话，无论多么小的建议，都可以来找我，半夜也没有什么关系。”部队人员背地里骂道：“他自己白天睡大觉，晚上起来，才能够说那样的话。”

石井部队长这种极端的“夜猫子习性”的“受害者”是731部队的干部们。深夜，他想出一个关于准备细菌战的想法，马上就把副官叫起来吩附说：“立即召集干部……现在就开紧急会议。”

半夜里，副官给东乡村宿舍打电话、敲打731部队干部住宅的大门。有的干部由于白天紧张的工作感到疲劳，以一副不高兴的表情来接待这位半夜来访的“部队长派出的使者”。据说，副官的身心也得不到休息。

“老头子有一种想当大将的迷”——石井部队长由于本身的经历，怀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意识。

石井四郎生于1892年6月25日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今芝山町）。在当地的私塾“池田学校”上学时，一夜功夫就能够背诵教科书。他的脑子之好，使老师大为吃惊。后来他上了千叶初级中学。

石井四郎的老家是千代田村一带的地主，四郎是石井家的老四。

四郎从千叶初中毕业后，由石川县金泽市旧制四高，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干部后补生进入陆军。后来，作为军队委托培养的学生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为什么四郎选择职业军人这条道路呢？这段情况尚未弄清。

从年轻时起，石井四郎就对日莲①和法华经的所谓的“王佛冥合”的理念产生共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对欧洲列强进行毒瓦斯战异常关心。他的晚辈做出的证词说，他还仰慕“铁血宰相”俾斯麦，或者说，他是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年轻的国粹主义者。

①日莲：即日莲宗，是日本佛教中的一个宗派。——译者

有这样一个插曲，由于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时成绩出类拔萃，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寄希望于石井四郎的未来，让他和自己的女儿结了婚。

离开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后，石井四郎作为陆军干部沿着职业军人发迹的道路突飞猛进。1921年任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升为一等军医（相当于上尉）；1927年他写了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了医学博士；1931年，只有39岁的石井四郎晋升为三等军医正（相当于少佐），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成了陆军兵工总厂的干部。石井四郎在兼任兵工总厂干部和军医学校教官的经历有着它的特殊性。

就在这个时候，在石井的脑海里开始产生了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恶魔想法。

陆军中军医的最高军衔是中将，不能晋升大将。对于这一点，石井四郎十分不满。

许多人看到过石井酒醉以后，对自己的地位（军医中将）发泄不满的情景。有的记者也曾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老子是天才，参谋本部的那帮军官都是笨蛋！”

在731部队的队长室里，同一台当时还十分罕有的双镜头显微镜相并列，放置着永田铁山（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胸像。

关于这座表示石井部队长仰慕的永田铁山胸像，在有关人员中间有一种传闻：这是由于永田是“对实行细菌战最表示理解的人”，也是“支持石井主张的人中最强有力的人物”的缘故。

然而，在石井四郎醉心于永田铁山的背后，却隐藏着迄今任何书籍或报道都未谈及过的人所不知的真相。

神乐坂的阔嫖客

1932年春，在东京牛込神乐坂的高级饭馆街，每天夜晚有一个挥金如土的嫖客。战前的神乐坂，仅艺妓院就有十几家，这里是从农村来卖身的姑娘们落身的烟花柳巷。

“最近，有一个挥金如土的年轻嫖客，几乎每晚都出现在神乐坂的高级饭馆里”，经营饭馆的人悄悄地向管辖这一地区的神乐板警察署报告。

接到报告后，神乐圾警察署的刑事警察暗中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位“嫖客”的来历有点怪。

第一，这位“客人”身材魁伟，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多，似乎通晓武术，动作十分敏捷。精神集中的时候，形成独特的三白眼，几乎看不到黑眼珠了。他穿的服装是三件一套的漂亮西服，头发从中间分开。一到傍晚，他就乘车由市谷方向来到神乐坂，迈着大步走上坡来。

“有没有弄到年轻的姑娘啊……你们这家店的艺妓都是些老太婆！”在高级饭馆内宅客厅里，他以这样一种语调大声问道。

仅从这一点来看，是职业军人的可能性很大。神乐坂警察署把这位“嫖客”的情况报告了牛込宪兵队。因当时警察不得随便对现役军人进行调查。

宪兵奉命继续进行秘密调查，发现那种挥霍的豪游令人吃惊。

这位“嫖客”一听说那家妓院刚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强迫饭馆的女主人说：“让那个雏妓到这里来，和我睡觉！”作为妓女初次接客的钱，他一下子就拿出100日元。当时的100日元，约相当于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年轻工薪人员三个月的薪金。

听说有一次，这个“嫖客”还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带上几个艺妓前往湘南海岸，以“实猃”为名，在旅馆里和几个艺妓一起睡觉。其费用之多，依靠职业军人的月薪是无法支出的。他的玩法和一般男人相比，也是相当异常的。

牛込宪兵队进行秘密调查的结果，查明这个“嫖客”就是当时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三等军医正石井四郎。

石井军医正从哪里搞到如此巨额的娱乐费呢？又查出还存在一个叫“帝国医疗株式会社”的医疗器械制造商。

“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是一家根据陆军的订货，专门承包生产“石井式滤水器”的公司。所谓“石井式滤水器”就是后来让陆军防疫给水部和石井四郎的名字轰动前线的细菌过滤器：让污水或江河的水通过一个利用桂藻土烧成的素陶器制成的过滤室，通过素烧的细微粒子，排除细菌，可以保证饮水的安全。

根据这一原理制成的“石井式滤水器”，经过后来多次改进，1939年发生诺门坎事件以后，生产了许多种类，大的像卡车搭载的水槽那么大，小的像携带用水枪那么大。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可以说明它的性能是优越的。石井四郎亲自利用滤水器过滤小便，制作出透明的水，拿到陆军参谋本部喝给他们看。

由于日中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官兵“转战”于中国大陆和南方（指东南亚等地区——译者注）。对他们来说，“石井式滤水器”成了防疫上的“新武器”。

当牛込宪兵队对石井四郎挥霍的豪游秘密进行调查的时候，只有陆军上层的部分人知道石井四郎这个名字。

宪兵队查知：“帝国医疗株式会社”一手承包生产“石井式滤水器”，作为一个陆军御用企业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它的背后，存在着石井四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据说，不久，牛込宪兵队掌握了石井四郎曾经受贿五万日元的事实，逮捕了“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有关人员和石井四郎。

牛込宪兵队把石井四郎军医正拘留了10天，进行了严厉的审问。正当石井四郎被起诉，一般认为不可避免地即将做出有罪判决的时候——到了第十一天时，陆军的上级机关突然下达了一道秘密命令：“释放石井四郎三等军医正！”

石井四郎斜楞着眼睛看了一下顿足捶胸后悔莫及的牛込宪兵队，满面喜悦地走出了陆军监狱。他了解到在突然释放的背后，是他的上司——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当时是大佐）做了工作。

从此以后，对石井四郎来说，永田铁山就成了他终生难忘的“救命恩人”。永田确实是拯救石井四郎军人生命的恩人。“这个即将有所作为的人，被当做罪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太可惜了”，于是，永田铁山在陆军上级机关里上下奔走。这是石井四郎至死也难以忘怀的。

在队长室里放置永田胸像的背后，隐藏着有关滤水器的大贪污事件。

着眼于鼠疫菌

石井四郎有着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这种恶魔的想法，并产生了在日本完成细菌战战术的野心。其契机是1930年春天赴欧洲的视察旅行。

虽说这次是视察，其实后来据石井四郎自己讲，是一次同驻各国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保持着联系的秘密侦察，也就是说，是一次军事间谍旅行。

派石井四郎到欧洲去的是当时陆军省的一个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那时，石井四郎是一等军医，作为“石井式滤水器”的发明者，他的名字在陆军领导人中开始有所知晓（当时还在研制中，实际上两年后才研制出成品来）。

1931年秋，石井四郎结束对欧洲各国的“间谍旅行”回到日本。在他回国前的9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发生了柳条湖事件。

石井四郎一边旁观着日中战争扩大，一边为了报告在欧洲一年半的视察成果，前往陆军省访问了永田课长。据说，当时，石井报告说，欧洲列强尤其是纳粹德国都在进行把细菌转用为武器的尝试，主张“日本如果不立即开始进行基础研究，那就赶不上马车了”。

石井四郎回国后不久，便开始在陆军第一医院工作，并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兼任陆军兵工总厂的工作，又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

据认为，石井四郎从这时起开始着手进行细菌的毒性研究，不，并非单纯的细茵毒性研究。石井四郎成了设置于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陆军防疫研究室（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在1933年时叫别的名称，这一点尚未弄清）的负责人。虽说使用助手进行小规模的研究，但是却开始了相当有组织、有系统地培养细菌和感染实验工作。

《陆军军医学校50年史》（1936年11月7日发行）在谈到石井四郎和新设的“防疫研究室”之间的关系时，有如下一段记述：

其三设立防疫研究室

设立宗旨：防疫研究室作为有关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机关新设于陆军军医学校内。关于新设这一机构，1928年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作为国外研究员访欧期间察知各国形势，深感我国缺乏相应设施，乃国防上一大缺陷。1930年结束对欧美的视察回国后，他指出国防上这一大缺陷，并向上级呈报说建立这种设施乃当务之急。尔后，作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利用指导学生之余暇，彻夜不断进行实验和研究。1932年，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援下，获上级批准，在军医学校内新设了以该军医正为首的研究室。

开设防疫研究室1932年8月，石井军医正等五名军医新配属给陆军军医学校，开设了防疫研究室。当时，把防疫部的地下教室加以改造。为了进行基础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作业。

随着防疫研究室作业的进展，感到设于防疫部地下室研究过分狭窄，石井军医正向上级呈报意见的结果，在近卫军医部部长小泉的支援下，从靠近军医学校的近卫骑兵团占用的土地中让给他们5000余坪（每坪3.3平方米——译者注），着手新建防疫研究室。1933年4月，以约20万日元的施工费开始施工，同年10月竣工。

新研究室是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占地约7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795平方米，附属建筑物有39.7平方米的木造动物房，863平方米的办公室、变电站、机械室和仓库等。

设立满洲防疫机构随着基础防疫研究的进展，为了进行防疫实地应用研究，石井军医正排除万难，挺身奔赴满洲，为建立防疫机构而尽力，并取得各项研究的实际成绩。驻满洲各部队同内地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为了在防疫方面满足皇军作战上的要求，于1936年新设了防疫机构。

该机构同内地防疫研究室遥相呼应，不仅成为皇军防疫的中枢，而且在防疫方面为完成驻地作战上的重要使命而向前迈进。

“在军医学校任教官时代，石井就使用助手进行过活体实验，几个当过石井的助手从事细菌研究的人都因为细茵感染而死亡……在许多急性传染病中，石井最关心的是鼠疫。这些助手们死亡是由于何种细菌感染而造成的，至今尚未弄清，估计可能是鼠疫”，原陆军防疫研究所的有关人员这样说道。

石井四郎很早就注意到鼠疫菌是进行细菌战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石井四郎在前往欧洲列强国家旅行的过程中发现，包括德国在内，各国像事先约定过似的，都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用的‘武器’之外”。

欧洲各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笼罩欧洲大陆的悲惨历史经验。

14世纪中期，鼠疫在欧洲大陆蔓延，而且来势凶猛。当时拥有一亿人口的欧洲大陆，约有四分之一的生命被鼠疫夺走。由此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凶猛了。

当时的鼠疫袭击的地区，南至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英国、法国、德国，北至荷兰、丹麦、挪威、瑞典，东至俄国的部分地区，大约有2500万人丧命。

据说，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国民把当时令人不寒而栗的鼠疫猖獗情况视为“上帝发怒”——称之为天刑，并把当时的悲惨情况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

在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内心里，14世纪中期鼠疫大流行的恐怖心理作为后遗症留下来。出自鼠疫等于上帝的惩罚这种思想，他们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武器”之外。

石井四郎在访问欧洲各国的过程中，听到过许多关于鼠疫的恐怖传说。他似乎把各国都不研究的鼠疫菌，反而看做是“日本应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

永田铁山自始至终支持石井四郎提出的“要进行日本独自的细菌战研究”这一主张。永田从滤水器的贪污行为被揭发的事件中，把石井救了出来，这在前一章中已写过。

永田铁山于1935年8月12日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里被相泽中佐刺杀身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皇道派对陆军统制派总帅永田的“天刑”。关于这一事件的详情，请允许在这里割爱。

后来，石井四郎为了怀念永田铁山的“遗德”，从京都请了一位著名雕刻家来到哈尔滨，雕制了永田的胸像。

腐蚀的培土

研究一下731部队的历史沿革，就会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令人难以理解的人事调动。

1942年7月，石井四郎被调离731部队部队长的职务，由北野政次接任他的工作。

石井被解除部队长职务之后，进入南京，指挥了日中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浙赣作战”——大规模的细菌战。

但是，当时突然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并非为了进行细菌战的战地指挥。解除职务的原因是发现包括挪用预算在内，他有一笔巨额的经费用途不明。通俗地说来，就是石井四郎和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参与的贪污和侵占公款的败露。

察觉犯罪的直接契机是发现他在修建731部队设施——63号楼大礼堂问题上有违法行为。

据有关人员做出的证词，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修建63号楼大礼堂的计划和实地建成的礼堂有很大的差别。陆军参谋本部注意到那里建有一座没有列入修建计划的豪华舞台和舞台设备。这成为发觉犯罪行为的开端。但详情不明。

731部队作为关东军的一支秘密部队，领有巨额的秘密预算。例如：1940年，731部队领到的预算总额达1000万日元，其中，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人事费500万日元。（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记录）

当时，军队中最高级的将官（大、中将）的年薪为8000日元至10000日元，由内阁总理大臣的通知来决定“行情”。委任官的年薪，包括战时津贴在内，平均为2500日元。雇员为1000日元，佣人为400日元左右。

1940年731部队实有人数为2000人。假如佐级军官、高级官为50人；尉官、委任官为600人；剩下的雇员为700人；佣人为700人。计算一下全年的人事费，大致如下：

高级文职人员（高等官）50万日元

中级文职人员（委任官）15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雇员）7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佣人）28万日元

共计：298万日元

主管财务的人提供的证词说，在1940年前后，包括危险津贴在内，“部队人员的人事费总额每年不超过400万日元”。

虽说是单纯的估算，每年仅人事费一项就能多余100万日元。

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的内容则更是离奇。1940年731部队的主要设施，除部分宿舍外，几乎巳全部建成。实验器材、印刷机械、药品和医疗器材也有大量库存。根据原部队中一些老人员做出的证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样，每年还有100万日元以上的剩余金额。

此外，在731部队还有临时支出50万日元至100万日元的巨额“临时机密费”。发生违法腐败行为的根源就在这笔庞大的秘密预算上。

石井四郎被解除731部队长职务的理由有三：

第一，石井四郎本人有把巨额公款挪用于娱乐费的嫌疑。白天睡大觉的石井四郎，一到傍晚，就和副官一起溜出平房，跑到新京（长春），远至奉天（沈阳）沉迷于游荡，常常几天几夜也不回部队。

关东军司令有急事联系时，副官们全体出动，分头到新京的大街小巷逐个饭馆寻找“石井部队长”。这种笑话是很有名的。

奉天市浪花町的日本式高级饭馆“粹山”是石井四郎喜欢去的一家店。石井来到奉天，必定要到这家店去，他从傍晚五六点钟起，就让年轻的艺妓伺候着，游兴很高。

第二，怀疑经常来往的军火商人对石井四郎行了贿。731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由日本特殊工业公司等十几家公司承包，负责施工和供应器材。用途不明的巨额经费大部分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这些“军火商人”供应滥竽充数的物品，而作为相应的报酬，由这些“军火商人”负担石井在哈尔滨、新京、奉天、大连等地同情妇玩乐的费用。

第三，怀疑他同负责押送“马鲁太”的哈尔滨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之间有违法的经济往来。因为“马鲁太”对731部队来说是宝责的实验材料，但又是宪兵和特务机关人员最好的摇钱树。每一个“马鲁太”究竟从731部队支付多少“内部手续费”，不了解准确的情况。

但是，同731部队有关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人员挥金如土的游乐是当时人皆共知的秘密。

以怀疑63号楼大礼堂建设费开支为开端发现了财务上的违法行为，后来发展到由陆军参谋本部进行特别侦察，先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相继查出了他的犯罪，牵连的人也不少，最后宣布：“给予石井四郎严重警告处分，解除部队长职务。”这就是真相的大致轮廓。

口头上高唱爱国主义的忧国之士，背地里却好色游荡、违法腐化者为数不少。731部队正是这种违法行为最好的培养基。本来军队上层集团中的腐化行为并非仅731部队存在。对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来说，别国是应该侵略的对象，军队是自己谋求发迹的手段，在爱国和保卫祖国的正面招牌的背后，他们把军队一直当做一个工具来利用。

另外，犬山市M·H先生就石井四郎问题寄来如下的一封信：

我没有特意把石井四郎说成是一个反派角色的意识。为了恢复石井“私人部队”似的731部队的真实面目，不得不谈他的个性和他的影响。也并不是要揭露石井四郎个人的隐私，而是追究当时作为‘公务人员’的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石井的贪污和游荡同731部队的战争犯罪是互为表里的。但是，部分读者却得了下述来信中所记述的印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还感到笔者对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有一种极端的异常看法。

笔者最后断言说“真正可怕的是，犯下如此残酷行径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这一点在《恶魔的绝食（续集）》中再三强调过。尽管如此，仍有蔑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之嫌。

在故事中是有反派角色的，故事中的反派角色是一直坏到底的。但是，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却没有那种坏到底的人。

在其他部队人员匿名的情况下，对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强调，特别显眼。

笔者在书中把战争定义为“集体发狂”我也同意。如果是集体发狂的话，那么，存在一名慢性狂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我不觉得，在这本书中石井四郎是一个所谋的反派角色。

1982年9月19日，星期日

以上均系原文摘录。

第11章 731部队的崩溃

——1945年8月9日

跳蚤、老鼠增产狂想曲

731部队把3000多名活人作为细菌战的实验材料而杀害，为所欲为地施加恶魔般的暴行，但是，他们崩溃和逃亡的日子终于来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带来了731部队的崩溃，而直接的契机是苏军1945年8月9日开始对日宣战。

早在头一年，马里亚纳战败（7、8月）、伊姆帕尔作战的中止（7月）、雷伊泰海战的放弃（12月）……日军连续遭到失败。由于空袭和舰炮射击，日本国内主要城市遭到破坏，物质生产急剧下降，国土荒废，曾经沉醉于“大日本帝国万岁”的胜利幻想中的国民，开始厌恶战争而怨声载道。饥饿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与绝望严重地打击了群众。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川柳”①：“如今世道变，金星铁锚②行无阻，办事靠情面。”职业军人、高级官吏和军火商等公然利用战争大发横财，腐化堕落，但是，前线的几十万名官兵却作为“肉弹”在炮火中死去。在“一机拼一舰”的口号宣传下，许多有为的年轻人在特攻作战中丧失了生命。

①“川柳”是日本一种传统的短诗，兴起于江户中期。它由17个音节组成，内容多为讽刺性的。

②“金星”指日本陆军；“铁锚”指日本海军。——译者

在欧洲战线上和日本结成三国同盟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已经土崩瓦解，无条件投降（1943年9月）；剩下德国在东部战线上也遭到严重打击，在苏军进攻的面前，一直败退。法西斯主义在世界上正在逐步崩溃。

1945年夏，在中国大陆，表面上看来，“所向无敌的70万关东军”一直在夸耀它的威容，但是，那只是一个假象。伴随南方战线局势的恶化，关东军的主力20个师被抽调至南方各地，许多军马、车辆、重炮、重机枪、飞机以及弹药也都抽调到南方，甚至连苏满边境的要塞炮都拆了下来，由此可见其装备水平之低。

关东军虽然号称70万人，但精兵几乎全部都抽调至南方战线，在所谓“满洲总动员”的号召下，在当地征召参加满蒙开拓团的民间人士当兵，包括朝鲜人和中国人的部队在内，好不容易才做到每5个人一支步枪，其中有的部队是用大刀、镰刀和驱赶野兽用的猎枪装备起来的。在不得已时，在缺少武器装备的情况下，还编成了竹枪部队。关东军巳失去了当年的雄姿。败落的关东军握有的惟一“现代化武器”就是731部队制造的各种细菌和毒药。

1945年3月，再次担任731部队长的石井四郎把部队的代号由731部队改为25202部队。同年5月，把部队干部召集在一起，下达了著名的“增产训令”，他说：“日苏开战势在必行，……从今天起，集中731部队全部力量，突击增产细菌、跳蚤和老鼠。”他激励大家说，实验阶段业巳结束，今后要以实施细菌战的“X日”为目标，坚持增产下去。

731部队已经研制成功了干燥保存鼠疫菌技术——制造干燥菌技术，甚至连毒性比一般鼠疫高60倍的变性菌也已生产出来。鼠疫菌的雾化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陶器炸弹也巳经完成，尤其是大量繁殖了具有很强生存力的老鼠和一种“有着有效吸血能力的跳蚤”。

“5月10日还下达命令说，要在今后两个月内以鼠疫菌为主，大量生产投入井里和蓄水池里用的伤寒菌、霍乱菌和污染河流、牧场用的炭疽菌。……在细菌制造厂——‘口’字楼一层工作的柄泽班增加了人员，24小时日夜进行生产……结果，仅鼠疫菌就制造了近20公斤……包括贮备的细菌和干燥菌在内，估计可能达到100公斤”，这是原部队人员（第四部）做出的证词。

731部队在战争结束前夕，作为“可以使用”而保存着的各种细菌，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如果用理想的办法全部把它撒布开来的话，地球上的人类就会全部死光”。（原部队人员语）

上级机关下达了“增产300万只”老鼠的命令。为了捕捉老鼠，组织了“特别攻击队”，部队人员把大量捕鼠器装在卡车上，在哈尔滨和新京市内到处转来转去，动员居民、中学生、女学生们大捉老鼠。731部队的各支队自不待言，无论办公室或宿舍，都围起了不到一米高的木板围墙，甚至派上守夜的人，疯狂地进行老鼠增产活动。鼠疫跳蚤的增产指标，定为“300公斤”（约十亿只）。田中班里共有4500个跳蚤饲养器。据说仅在几天内就确保生产了一亿只跳蚤。

“可是，10亿只马上就能使用的活蹦乱跳的跳蚤，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深感在这些跳蚤中撒上鼠疫菌，然后都放到苏军中去，放到苏联的城市中去……那将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啊……”原部队人员回忆说道。

但是，席卷731部队的“增产细菌、老鼠、跳蚤狂想曲”至1945年8月9日宣告结束。

8月9日拂晓，苏军宣布开始对日作战。

“731可以独断专行”

1945年8月9日凌晨0时至1时，苏军开始进攻满洲和朝鲜。在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梅列柯夫元帅统率的第一方面军从满洲东部和北朝鲜，布尔柯耶夫大将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从北部正面，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统率的第三方面军从西部边境，约150万名苏军怒涛般地全线发起进攻。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废除了和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在此之前，于同年2月，美、苏、英三巨头在克里米亚半岛举行的会谈（雅尔塔会议）确认：“苏军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不久后的5月，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只剩下日军以盟军为对手还在进行作战。

另方面“苏军在苏满边界集结了异常大的兵力”的情报，不断地送到了大本营参谋总部，日本政府认为，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已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关东军总司令部也估计苏军将要大规模进攻，把迎击敌人的主力部署在牡丹江一线；从前一年底起，便在吉林省的通化地区修建了大规模的兵站基地，以“6号作战”为名，把战略器材和秘密文件等都转移到了通化。随之，731部队的部分器材也转移到了通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的只是一般官兵和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市民，而军队的上级机关是深知苏联即将参战的形势的。

“苏军开始进攻”的消息，使整个中国东北地区陷入了大混乱之中。

8月9日苏军轰炸机出现在长春上空，并进行空袭。当时很多人都误认为是美军飞机，这个笑话广为人们所知晓。由于市民一点也不知道苏满边界的紧张局势，所以，苏军进攻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苏联采取的战术是建立在事先透彻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基础上的。空军炸毁了铁路、军事设施和机场，尔后，从8月9日半夜到10日拂晓，在坦克的引导下，装甲部队怒涛般地向前推进，虽说因地形而有所不同，他们自豪地说，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8月10日午夜1时，苏军第一远东方面军先遣支队从滨海省地区跨越边界，开始向哈尔滨——吉林一线发起进攻。根据原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回忆，上午8时30分，从边界进入纵深20公里，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日军防守阵地，当时几乎连炮兵的支援射击都不需要。

在苏军进攻的当天，731部队是处于何种状态呢？据许多原部队人员做出的一致的供词，8月9日那一天，石井四郎部队长不在平房。部队像平时一样地执行任务。苏联空军飞机已在中国东北各地开始轰炸，而731部队全体人员还很平静，这是一件怪事。但是，有一种说法是：731部队的干部都飞往各支队，正在指挥向通化转移，石井部队长从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发给731部队的密码电报由于无人译码而原封不动地放在部队里，这就是8月9日“731部队保持平静”的原因。

731部队人员从8月9日夜里开始为之骚动。这一天夜晚，出现在哈尔滨上空的几架战斗机投掷了照明弹。这些都是苏联空军的飞机。

哈尔滨被照得满天通亮，市民吓得目瞪口呆，街上乱成一团，甚至连空袭警报器都没有响。

731部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在防空洞里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因为有的情报说：“苏军已逼近哈尔滨。”

10日清晨，收到关东军司令部致石井部队长的一份电报：“立即前来接受命令。”

但是，石井部队长不在部队，他的行迹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部队干部慌忙利用飞机把N副官送往长春。

N副官到关东军司令部一看，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以及各位参谋都巳飞往各地，那里没有一个负责干部。不断收到来自中国全国各地的紧急电报，询问有关陆军参谋本部指示的电报……关东军司令部像发生火灾的现场那样骚动起来。

N副官报告说前来领受命令，关东军司令的命令是：“苏军的进攻速度极为迅速，关东军各部队也都开始转战南下，731部队可以独断专行。”

独断专行是关东军的“绝招”，制造诺门坎事件，从柳条湖事件到进攻奉天，关东军一直无视本国政府的训令，一口气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

但是，8月10日凌晨，731部队接到的可以“独断专行”的方针是尽快“转战”，所谓“转战”就是逃跑、撤退的代名词。

N副官8月10日中午回到731部队，接到“独断专行”、“转战”的命令以后，731部队高层机关骤然间紧张起来。

如果平房落到苏军手中，恶魔对3000多名“马鲁太”进行活体实验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暴露出来，731部队全体人员将被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

“即使不出现这种局面，最终全体人员也免不了遭到枪杀……”

他们围着副官举行了紧急会议。

残杀“马鲁太”的真相

领受关东军司令部可以“独断专行”的命令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忆起从N副官8月10日中午回到731部队起至8月15日期间的严重混乱的情况了。

据认为，实际的撤退工作是从10日晚上开始的，但是，关于作业内容、程序、时间和地点等的记忆因人而有所不同。“总之，象做恶梦似地过着混乱的日子”。只有这一点是一致的。

据说，石井四郎是8月10日夜回到731部队的，关于这一点，也不了解确切的情况。

再次召开关于撤退作战的干部会议，会上，石井部队长和菊地少将（第一部长）等人的意见严重分岐，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石井部队长的撤退方案：（一）保守“731的机密是最大的问题；（二）为此，已派西中佐（教育部长）前往地处苏军进攻线上的海拉尔、林口、孙吴和牡丹江支队，命令部队人员销毁证据，全体自杀；（三）同样，也命令住在东乡村宿舍的部队人员家属和全体人员自杀；(四）一个也不留地杀掉目前关押中的”马鲁太“，同时”彻底“毁掉”口“字楼，部队设施由工兵负责进行爆破；（五）尔后，包括少年兵在内，整个部队在严密的统率下南下至通化。

石井部队长和菊地部长进行激烈争论的原因，在于石井方案中的（二）和（三）。菊地少将认为：“731部队内有许多有才能的研究人员，与其强迫他们白白自杀，不如想出一个拯救支队的方法，这才是先决条件。”他气愤地说：“部队长应努力率领部队人员的家属先回国。”对石井部队长平日沉迷于酒色、工作放荡的态度，许多干部一直是很不满的。

结果，石井部队长做出让步，得出结论是“马上开始撤走家属，部队长前往各处，找火车，指挥各支队撤退。”石井部队长再次从731部队中消失。

其间，石井四郎干了三件事：第一，把731部队为进行细菌战准备而积存的各种资料和庞大的实验资料、菌株等送回日本进行准备；第二，安排731部队撤退列车优先通过，以免被苏军逮捕。为此，石井四郎充分利用731部队航空班的军用飞机，飞往长春、沈阳等城市。

石井四郎干的第三件事是：特别班人员的紧急避难。千代田村里有一个叫做加茂的小村落，特别班人员多是这个村落人，就是今天千叶县芝山町加茂地方。石井四郎于1933年创建细菌战部队时，把部队起名为“加茂部队”。这一名称的由来就是这一村落，特别班名副其实地是731部队的核心骨干。

“处理‘马鲁太’以后，全体人员立即紧急撤退……”，这是石井部队长对特别班人员下达的手谕。即在731部队中优先安排同乡出身的特别班人员逃跑。

来自平房站的货车已有三列进入了731部队的专用铁路线，这些满载特别班人员和贵重资料的货车11日从平房发车。

据说，至8月10日，被关押的“马鲁太”总人数已不到40人，关于如何处置掉“马鲁太”的问题，有关人员过去有种种说法，如“用氰酸化钾毒死”、“全部枪毙”等等，其中有的说法还印成文字。真相究竟如何呢？

据我的调查，“马鲁太”是用毒瓦斯杀害的。据说，犯人发生暴动以后，特设牢房换气系统很快把毒瓦斯注入了毒气管道。

“简直像观看大猩猩在善栏里发狂一般……”，这是一个亲眼看见残杀全体“马鲁太”情景的部队人员说的。

在“马鲁太”中，有几个人未被毒瓦斯杀死，他们敲打着铁门，发出令人恐惧的吼声，乱挠着喉咙，无比的痛苦。特别班人员慢慢地走近不胜痛苦的“马鲁太”跟前，对准他们的脑门扳动了毛瑟枪扳机。“不断地拖着杀掉了的‘马鲁太’”的腿，扔到7号楼旁的一个大坑里，浇上汽油和重油，点了火……我记得，那是11日下午的事。为了进行烧毁，731部队的焚尸炉里塞满人头标本、培养细菌用的琼脂、大量的文件和器具等。……‘马魯太’的尸体不太容易烧掉，可是撤退工作正在争分夺秒，慌忙逃跑的特别班人员们把尸体烧了一半就埋上土逃之夭夭……因此，有的尸体手脚从土中露了出来，难以发挥掩盖罪行的作用。部队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后命令说：‘再把尸体挖出来彻底烧掉……’负责挖掘瞠目硬挺的‘马鲁太’尸体的部队人员边恶心边进行挖掘“，一个部队人员回忆道。

单人牢房墙上的血书

731部队急于处理的不仅仅是“马魯太”，还有1号楼二层“陈列室”以及第一部各课研究班里的许多人体标本。泡在大小容器内福尔马林溶液中的人头、手腕、躯体、腿以及各种内脏标本都是按传染病的种类、病情等制成的成套标本。

标本大约有1000多个，都是731部队进行残酷活体实猃的证据。

绝不能让一个标本落到进攻的苏军手中……根据上级的命令，10日深夜出动了卡车。

“从10日傍晚到深夜，哈尔滨市一带下雨，冒着雨把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器皿装上了卡车。运载着几十几百个的人体标本的卡车，从731部队出发，深夜中驶抵松花江岸，利用黑夜将标本都扔进了松花江。由于撒退仓促，未能把全部标本都装上卡车”，原部队人员这样回忆道。

“处理”一再增产而库存的各种细菌、大量老鼠和几亿只跳圣也是紧迫的大事。此外还有731部队各研究班保存的庞大的实验资料。其中，在中国各地进行细菌战的详细记录、解剖记录、病理记录、各种实验记录和培养细菌的记录等堆积如山。在10、11日两天内，他们在部队驻地内匆忙地挖了许多坑，把这些资料放进去，浇上重油加以烧毁。在从大学研究室抽调到731部队的学者中，有的人对于烧毁这些难得的研究资料感到可惜，想悄悄地把它带回国内；也有的人把这种人体实验记录往皮包里塞，准备带回去，以便将来在学会里出名。这种情景被发现后，有的学者挨了上司的严厉呵斥。不过，那时谁都不知道明天自己会怎样，他们的真正动机只是不忍心让贵重的纯学术资料化成灰烬。

当务之急是毁灭器材等，为数甚多的细菌培养器、冷冻设备、显微镜、化学天平和陶器炸弹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全部毁掉。

最困难的是破坏建筑设施。尤其是那座利用特殊钢材和近50公分厚的水泥墙盖起来的特设牢房，十分牢固，必须出动工兵队，在牢狱里的十几个地方放上炸药，进行爆破。

为了进行爆破，就要在特设牢房的地面和楼梯下挖很深的洞，教育部下属的人员奉命执行这项任务。

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锨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剎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

“马鲁太”的尸体已经运走，空荡荡的牢房里，充满消毒用的石碳酸味，直到昨天为止还紧闭的“马鲁太”地狱还留有痕迹，潮湿的冷风穿过了7号楼二层单人牢房前宽敞的走廊。他们之所以吓得呆立不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写满了大字。在不少地方已经剥落的水泥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每个字约为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这恐怕是他们用满是鲜血的手掌，含着无比仇恨，躲开看守的监视写成的吧！这些一笔一划写成的大字，具有一种威力无边的力量，能够很自然地触动站在墙前人们的灵魂。个个黑紫色的字迹，像高压电流般地冲击着这些慌忙进行战败处理的731部队人员的大脑，使他们麻木了。

“我看到墙上的字时，受到了冲击，也许是在通过实验被杀害之前，他们竭尽全力写成的吧！我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主义思想’，但是，却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冲击。我直感到，世界上竟还有在最后时刻仍保持着如此信念的人，他们不是‘马鲁太’，而是勇敢的人”，当时曾经在牢房墙壁血书前站立过的一个部队人员这样追忆道。

墙上的血书是书写者为继续鼓舞后来不断关押进来的犯人为民族解放和维护人类的尊严坚持到最后而留下的。部队人员停下了挖爆破坑的作业，在墙壁前面默默地呆了一会儿。

由于苏军进攻迅速，哈尔滨市内陆军医院挤满了从前线撤下来的日本伤兵，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逃难的人也拥挤得混乱不堪。

已经一刻也不能再迟疑下去，“口”字楼内的各个房间和走廊里都巳浇上了重油并巳点了火。在滚滚的黑烟中，发出一声震撼整个建筑的巨响，特设监狱的墙由于工兵的爆破而倒塌了。

恶魔城的崩溃

到了8月11日夜晚，731部队的内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撤退用的专用列车开进了来自平房的货车专线，开始撒退兵员。

“全体人员立刻上车！每人只许带两件手提行李，不许提取存款。”

11日下午，东乡村宿舍贴出了这样的“通知”。“苏军已进入哈尔滨市内，好像开始了巷战。”谣传四起，整个宿舍内为之骚然。各家都开始准备路上吃的东西和捆行李。虽说是捆行李，但家具什物几乎都不得不扔下不管。为了争分夺秒地撤走，许多家属顾不得烧水洗澡，柜子的抽屉也敞开着，就领着孩子徒步走到平房车站，挤上了货车。

听说撤退回国，少年兵营里响起了欢呼声。对少年兵来说，回到在梦中见到的父母身边，是和战况推移无关的好消息。731部队里的零售商店开门了，少年们推着满载准备带回家的土特产的手推车回到了少年兵营，

衣服和甜食是少年们最欢迎的东西。从器材部仓库运来了大米、小麦、酱油和砂糖等，把这些东西铺在开入专线的货车车厢底上，作为撤退途中部队人员和家属的食物。从宿舍搬来榻榻米铺在粮食上。虽说是货车，但却改造成了铺有榻榻米的临时客车了。往撤退专列上装的粮食和物资是不均衡的，有的车箱满载物资，有的车箱则空空无物，乘坐这类车箱的人苦于粮食不足。车辆和人混乱不堪，到处散乱地放着文件和物资。这个超过2500多人的大家族慌张撤退的同时，731部队的各幢建筑物设备都起了火。火药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滚滚浓烟布满天空。

“毗邻的8372航空部队大吃一惊，赶紧派出消防车。我们的上司推却说：‘请不必担心，这是作战处理的需要，请回去吧！’……731的机密和开始撤退的情况连友军也不能告诉”，一个原部队人员提供证词说道。

除石井部队长等干部搭乘的几架专用飞机外，航空班的飞机全都被炸毁。随着一阵轰隆的爆炸声，设有3台塔库马式锅炉的发电站化为乌有。东乡村的宿舍也一间间地放火燃烧起来，许多老鼠都从动物房里逃窜到周围平原上，从着了火的田中班所在楼里逃出了几百万只跳蚤。谁也不知谁在干什么，正在奉命干活的部队人员本身也陷入混乱和一心想逃跑的漩涡之中。

白金制的医疗器皿和蒸发器皿悄悄地从实验室的一角“失踪”了，部队保险柜里的几十万日元纸币被缝入了部队人员的随身钱兜中了。在混乱中，凡是值钱的东西都一个不漏地捆包起来放进了火车里，也有人在战后以它作为资本开办医院。但是许多部队人员却是只穿着一身衣服别无他物地挤上了火车。列车都是有篷或无篷的货车，没有一辆客车。

“苏军巳逼近眼前，一旦被俘，就把这个吞下……”他们把装有药草班研制的氰酸化合物（毒药）的小瓶分给部分部队人员家属。这是自杀用的毒药。由于妇女被捕后很容易供出731部队的秘密，所以应该封住她们的嘴。按照石井四郎部队长提出的“家属自杀”的方案，曾在部分人中分发了毒药。这是后来产生许多悲剧的原因。虽然都巳乘上了火车，可是，火车就是不启动。“哈尔滨巳经陷落”，“听说苏军也已进了我们即将去的长春”，部队人员和家属中传闻着许多疑神疑鬼的谣言，促使了人们的混乱和不安。

8月12日，从听到风声的三屯、四屯等村子来了许多中国农民。他们小心翼翼地接近731部队设施。过去，这块宽阔的土地用土墙围着，还立有“未经关东军司令许可，严禁入内”的高牌子，一直是危险地区，如今，专制暴君731部队一下子土崩瓦解，这里正在回到原来的有权者中国人的手中。

中国农民们确认安全之后首先进入东乡村宿舍，开始抢家具等什物。如果在几天前发现这种行为，马上就会被枪杀，可是，现在在败退中的部队人员眼里巳激怒不起来了。部队人员在撤退作业中满脸是汗水和煤灰，望着这座正在烧毁中的恶魔之城，身心都巳疲惫不堪。

在烈火中，工兵队员费了很大劲才彻底炸毁了“马鲁太”特设监狱，有的人头部由于火药爆炸时飞散的混凝土块受了重伤。

“要严守部队的秘密！”

在8月11日至15日期间，溃退中的731部队人员和家属乘坐的专用货车，实际上共有15列（每列由20节编成）。

从731部队专用铁路线直接出发的列车，先抵达平房火车站，尔后又同后发列车联接在一起。列车的编组和出发日期多种多样。前边的列车通过沈阳时，后发的列车还停在平房火车站。因此，在原部队人员的记忆中，“退败时的体验”各不相同，很难统一起来。从平房火车站先沿拉宾线北上，在滨江火车站增加第三部诊疗部有关人员乘坐的货车，并在列车最前头、中间和末尾加上三个火车头，专用货车像大黑蛇似地不断地从哈尔滨火车站蜿蜒曲折地向南驶去。关东军总司令部把这一列火车作为带有特别机密的军用列车来对待，在经过的主要车站，都配置了许多宪兵，保证这些列车优先通过。离开火烧得如同白昼般的平房设施，这条大蛇群缓慢地南下了。8月15日傍晚，许多731部队人员和家属在抵达沈阳和长春前就听说战争结束了。“听说美军巳在日本登陆，妇女都被强奸”，“整个日本国土到处都遭到轰炸，家属们四处逃散”，“长春已被苏军占领，开始打巷战了”等等，在天皇发表宣告战争结束的诏书的同时，各种小道消息在火车中传开了。由于驾驶专用列车的中国司机很快逃走，后发的货车在长春附近停了一整天，一动也没有动，部队人员把堆在车厢里的大米、大酱、酱油等拿到铁路一旁，并偷偷地潜入中国人的村落，袭击鸡窝偷鸡，赶做饭菜。

但是，在以妇女为主的家属专用货车中，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在家属中间发生了悲剧。她们感到前途悲观，在小道消息的恐吓下，女文职人员和部队人员的妻子们吃了发给她们的小瓶氰酸化合物而自尽了。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8月16日晚，“装满”家属的货车在长春车站停车时，副官通知各节车厢说：“现在，石井四郎部队长阁下要向大家讲话。”家属们走下车站，在月台上，石井四郎站在他们前面，跟随拿着蜡烛的副官走动着，分别向各节货车的家属们大声讲话。

“……日本战败了，现在即将让你们回国……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都要严守731部队的秘密。如果有人泄露了军事机密，无论讲到什么程度，我石井可要追查泄露机密的人，记住了吧！”在烛光照耀下，石井四郎的表情笼罩着一层奇怪的阴影。在家属们看来，简直是一副阴气逼人的形象。抱着幼儿的母亲由于魔鬼的突然出现，吓得颤抖起来。

败退的列车群，从安东经新义州，于8月中下旬抵达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每到一个车站都遭到中国人和朝鲜人的袭击和掠夺。有的列车上的全体人员是忍受着饥饿和疲劳的折磨抵达釜山的。许多人在列车上丧了命。有的部队人员说：“回到日本也没啥用，不如留在这儿当土匪。”于是就途中下了车。有的人逃得慢，成了苏军或中国八路军的俘虏。随列车的不同撤退时间，各人的体验也不相同。如果把731部队人员和家属撤退回国和在收容所经历的苦难生活都写出来，仅这一部分就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纪实。运输731部队人员回国的轮船，在1945年8月18日至25日期间，先后抵达佐世保、博多、舞鹤、敦贺、门司、仙崎（山口县）和萩等港口。

“告全体部队人员：……希望诸位严守以下三条：(一）回到故乡后，也要隐瞒曾参加过731部队的事实，要隐瞒部队的经历；（二）不就任一切公职；（三）严禁部队人员之间相互进行联系。”

这是回国轮船抵达码头时向731部队人员下达的命令。那时下达的这条命令，在战后十多年中间一直束缚着原部队人员。在原部队文职人员中，有的人由于隐瞒部队经历，不能申请旧军人抚恤金，在贫穷的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少年兵们等待着接受严峻的人生航道。撤退时他们只有14岁到18岁，但是不承认他们具备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以上的学历，利用掌握的临床检查技术谋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战败的混乱时期内，少年兵作为日本陆军的私生子尝尽了一切辛酸。

在原少年兵中，掀起了要求承认他们的见习技术员学历资格的运动。但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的干部们害怕涉及自己的战争犯罪，对于原少年兵们战后的困境釆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没有一个人愿意把在731部队内接受高深教育的实际状况向文部省人士进行说明。少年兵成了连在731部队中呆过都得不到“承认”的私生子。尽管在动员时宣传过，但是在石井四郎的脑海里根本没有让少年兵获取正式资格的想法。

据传，石井四郎战后初期一直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利用未烧毁的一幢与陆军有关的建筑经营旅馆，当时美国占领军曾传询过他，那是1945年冬天的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时，苏联要求审问和惩办满洲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等领导人。但是，石井四郎立即向“盟军”总司令部献媚，把秘密带回国内的731部队的有关资料提供给美军，以图保全自己。

美军当局得到大量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细菌战资料狂喜万分，把一直关押在中国上海俘虏收容所中的北野政次（1942-1945年期间曾任731部队部队长）悄悄地放回了日本。“盟军”总司令部审讯石井四郎前，石井和北野在日本某地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是美军当局给予的一种旨在掩盖罪行的“温情”，使石井和北野获得了利用一整天的时间交换情报和进行商谈的机会。统一口径，严守应该保密的事项，为即将进行的审讯做了准备。结果，“盟军”总司令部当局的审讯仅仅是一个形式，“石井四郎等人下落不明，731部队不足成为战犯”。他们将这一见解转告苏联方面。731部队进行过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细菌战，并杀害、“消费”了3000多人，但却几乎丝毫无损地继续生存于战后的日本。此后，石井四郎在东京四谷地区从美军手中弄到一间与原海军有关的宿舍，把它改造成为美国兵的慰安设施（妓院），一边让女人们卖淫，一边整理从平房带回来的有关731部队的资料。

此外，关于731部队领导干部与美国占领军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相当于战后秘史的事实，如731部队储备了大量的贵重金属，战后秘密拿回国内。也有人说，战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这些贵重金属为基础，曾向部分部队人员支付过“津贴”。由于版面所限，我将利用别的机会说明战后的轨迹。

在731部队溃败、战争结束以后，翌年即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在平房附近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在义发源、东井子和二道村等村子发生鼠疫，造成103名村民死亡。这是从731部队逃出来的老鼠和跳蚤引起的鼠疫流行病。

第12章 绝不能让军神复活

1981年9月5日刚过中午，入秋后的天气还很炎热。在国营铁路篠之井线松本车站的月台上，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下了车。

这个人走出检票口，看了一下表，从站前广场向左拐，一直在寻找饭铺。不一会儿，他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写有“生马肉片”的招牌。于是，他掀起布门帘走了进去。生马肉片是信州①的名产。

①信州：今日本长野县。——译者注

他要了生马肉片、荞麦面和滑子蘑菇汤。这些都是当地有名的饭菜，也是这家店铺引以自豪的菜肴。女掌拒听完他订的菜以后笑嘻嘻地说道：“我们这里的生马肉片净选用最好吃的部位……在别的店很难吃到，大家都订这个菜。”

在饭菜送上来之前，这个人从上衣的口袋里取出信封来，坐卧不安地打开了一张请帖。

“值此残署季节，谨祝安康。光阴似箭，激荡漩流，约四十载岁月流逝。今留心中者，对为祖国日本献青春大义实践之行动，联想当时绝对效忠于祖国之情，感慨无量。当年离乡关，我等名实均乃731部队者，立足北满旷野，坚守皇国生命线，恰边境风云告急……”

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张请帖，连端来的茶也没有喝。

“……我石井部队精兵出动或上诺门坎或赴决一命运的南方作战，立下功绩极其显著。然而，冠居世界的帝国陆海军，在长期战中武运拙劣，充满泪水命运之八十年历史永终矣。日本人有史以来污辱性之悲伤，今巳成为过去，国民致力于重建，建成今日之经济日本，然而，综观国际形势，不得不深感面临极其严重之秋……”

请帖上印有“关东军731部队战友会第一次全国大会”。读到“立足北满旷野……”，“上诺门坎或赴决一命运的南方作战”段落时，他面部露出一种茫然的表情，他的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活动。

“……开会日期：1981年9月5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准时）。地点：信州松本里山边美原温泉旅馆。参加费用：8000日元。由松本车站下车，乘出租车前往山边美原温泉旅馆。”

吃过饭后，他在车站前乘上了一辆出租车。

“关东军满洲731部队第一次战友会各位”——旅馆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写有大字的导向牌子。下午3时，人们准时都集中到了旅馆二层楼的宴会厅。据旅馆有关人员做出的证词，出席这一天聚会的原731部队人员共有19人，除长野县外，还有从东京、千叶、神奈川、群马等各地赶来参加的人。

这些人聚集的宴会厅正面的壁龛挂起了一面大太阳旗，墙上贴着一张写有“关东军731部队第一次战友会”毛笔字的纸。

宣布开会后，全体起立，在门窗紧闭的宴会厅里，“向战死者和死亡者默哀”，甚至宴会厅外面也能听到司会人的喊声。

“向军神石井四郎中将阁下以及关东军731部队全体官兵在天之灵默哀……默哀！”

旅馆里的年轻服务员大吃一惊，面面相觑。

接着，做经过报告，进行自我介绍，继续进行议事。在731部队有关人员之间，巳经建立了“精魂会”、“房友会”和“波空会”等三个战友会，各地方也有件多战友会。但是，像这次这样，堂堂正正地使用“关东军731部队”的名称召开战友会，战后还是首次，如果新闻界获悉这一消息，马上就会成为新闻。转入议事以后，与会人谈到这一点时都说“这是一件有勇气的事情”。赞扬发起人“出了力”。

对此，发起人回答说：“哪里，即使知道我们是731部队的人员，也不必提心吊胆，我们只不过为了国家进行了作战而已。”

终于也冒出了这样的发言：“我想，谁都不太知道平房的731部队设施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子……那些建筑由于爆炸和火药爆破全都破坏了。‘马鲁太’怎么样呢？最后撤离时，有人主张用毒瓦斯毒死，也有人主张放水淹死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结果，还是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彻底地消灭了证据……”

在战友会大会上，有人建议新建一座颂扬已故石井四郎部队长“威德”的纪念碑，原第四部部长川岛少将给大会发了贺电，会场内一片沸腾。

这种战友会带有复古调、赞美军国主义并不稀罕。但是，出席人员在发言中说“731部队的建筑物全都炸毁了”、“用手枪枪毙”等等，都是不准确的。关于屠杀犯人一事，在第11章中，我已谈到。

宴会结束后，还请当地的摄影师专程赶到旅馆来为全体与会人员摄影留念。

结束语

731部队意味着什么

写《恶魔的饱食》最后一章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事实过于残酷，握笔的手多次停下来，不禁为“马鲁太”的悲惨遭遇流下了眼泪。从《赤旗》报开始连载这部纪实以来，我的心里燃起了火焰，直到写完最后的部分。原稿，仍留有燃烧的余热，那一定是精神和肉体上的热度尚未恢复正常的缘故。

正如序言中所说，这部纪实是作为小说《死器》的副产品而诞生的。由于在《死器》中谈到了731部队，所以作者得以接触该部队的生存者。从那时以来，逐步扩大了接触，搜集到包括照片在内的大量资料。

为了进行采访，我们去过的地方，除东京外，还有北海道、岩手、山形、宫城、福岛、茨城、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长野、新潟、静冈、爱知、三重、滋贺、京都、大阪、冈山、广岛、山口、德岛、爱嫒、高知、香川、福冈、大分、鹿儿岛等地；接触过的原731部队人员达三十余人。此外，还有许多协助采访的人。其间读者也向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启示。之所以能够把这些一直隐藏多年的真实情况挖出来，写成这部有分量的纪实，是由于得到了该部队人员的合作和许多有关人员支持的缘故。

在战争这个“集体发狂”的行动中

在结束这部纪实时，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对日本人来说，731部队究竟是什么呢？

读者对不断揭露出来的731恶魔的所作所为抱有怀疑，说究竟是否人所能够干得出来的，人会变得如此残酷吗？许多人无法再读下去，不知不觉地放下了书本。

但是，在这里我敢说的是一旦人被战争的疯狂性所缠住，即使有些残酷，也会变得不感到异常。

毋宁说，那些拒绝执行残酷命令、保持着正常状态的人反而被视为“违反命令者”、“非国民”而受到惩罚。国民并非怕受惩罚，出于无奈而服从“异常残酷的命令”，而是在战争这个国家“集体发狂”的行动中，在坚信自己的行为“对国家有益”的情况下，毫不踌踏地干出了恶魔的行径。

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731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次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

成为发狂行动的刹车器

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把战争体验传下去，防止忘记战争记忆的运动。尽管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在（日本）国民中间，“尝到过苦头”这种受害的记忆和记录却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恶魔的饱食》是日本人“加害的记录”，加害的记忆容易淡化，也难以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觉得无论他是多么令人讨厌，也应首先作为战争体验的核心传下去。

和平时，提倡反战比较容易。但是，在整个国民被战争的疯狂性所缠住时，使他们成为冷静的刹车者，那就要靠过去的准确记录。它会把战争的本来面目告诉没有战争体验的人。

这是一部真实的记录，既不是731部队的赎罪记，也并非追究部队人员个人责任的一本书。在这支部队的人员中，有的人在战争结束30多年以后依然是终身负罪，隐瞒着战时经历，从社会上沉沦下去；也有人以该部队的活体实验为基础在学术界或实业界成为名利双收的人。虽说同样都是人，但是，731部队既是束缚他们人生的一副沉重的枷锁，也是他们取得功名地位的土壤和跳板。

为了不让《恶魔的饱食》重演

民主主义这个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脆弱的，它本身又包含有违反民主主义的主义思想。如果不承认破坏和颠覆自己的敌对思想的存在，民主主义也就不能存在。在这里，它存在着体制上的脆弱性和注定的命运。

历史证明：存在着民主的敌人，一旦成了敌人（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的天下，再次收复民主主义就不得不付出大量流血的代价。在对敌人持续不断抱有怀疑和警惕的基础上，好不容易才能维持住民主主义。

为了不让《恶魔的饱食》重演，对于有可能威胁民主主义的东西，无论多么小的迹象，也都不能忽视。我们对民主主义的敌人怎样警惕都不会过分的。如果通过这本纪实能够重申这一点的话，那么，笔者将会感到再幸福不过了。

作者、采访和作品……

对于完成这本纪实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下里正树。他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大量的资料在我身边堆积如山。

以往的纯文学性的私小说①，作家把题材置于自己身边封闭性的日常生活琐事中，脱离同社会的瓜葛，描写封闭的隐士世界，几乎不需要有采访能力。

①日本文学中自然主义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多以第一人称，写生活琐事的小说。——译者注

但是，作家的关心一旦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开来，作品世界加深了同社会之间的联系，那么，作家就不得不从日常身边琐事中跳出来。

伴随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信息日益泛滥，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放了读者和作者的关心。

对于描写再现开放了的世界，作者的经验是不足的。在描绘作者未经历过的世界时，送来现实之风的则是采访活动。在这里，作家的采访能力同作品的成功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是，作家并不一定具备采访能力，作者个人的釆访也是有限度的。我多次亲身体会到：我自己去直接采访，对方反而不愿意谈情况。再者，作者直接进行采访，把感情过分转入对象，笔下往往就会缺乏冷静，也就难以做到同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进行仔细的观察。

在写社会影响较大的作品时，作家往往有进行合作的支持者，但合作者通常得不到赞扬，而仅仅是一个在背后卖力气的人，也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由于这一缘故，一部难得的作品，理应开拓出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延伸的收获。仅停留于一部作品，会以一种不明朗的形式而告

我们两人的协作

使《恶魔的饱食》结出丰硕果实的是我们两人的协作（同心同德的共同作业）。重要的是为读者提供了“好的作品”。在序言中写的“我们”，就是包含这个意思。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是同心同德的。两个人之间经常保持着联系，一边就采访对象以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热烈的研究讨论，一边写《恶魔的饱食》。现在该是请读者对这一成果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在写《恶魔的饱食》的同时，还根据从731部队获得的主题和材料为《野性时代》月刊写连载小说《新人证》，采取齐头并进的办法。《恶魔的饱食》是一部纪实，《新人证》是作为小说而加以升华。把一个主题同时写成纪实和小说，对我来说，也是初次尝试。

向许多协助者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自始至终给予协助的户上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多次接受我们采访要求的许多原731部队人员以及有关人员深表谢意。我很想把他们的姓名一一列出来表示感谢，但是尊重原部队人员至今仍顾忌出头露面的意向，和在纪实中一样，全部都隐匿了他们的姓名。

再重复一遍，写这部纪实的目的并非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填补历史上一段空白，记录真实的战争体验，在抑制重演战争蠢事上发挥一臂之力。

在原部队人员中，自然有不少人对我们的采访采取拒绝态度，抱有反感。估计许多人对于我们把他们叫做“恶魔”会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国家的命令，“为了国家”而干出来的。

对于那些理解这部纪实的意义，并对我们予以协助的各位原部队人员，我们要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些协助过我们的各位的处境也许会变得更加困难。我怀着谢意把这纪实献给他们。

终身负罪重，

病毒跳蚤袭人伤，

吸血把病造。

这虽然是原部队人员作的一首俳句，但是原731部队人员终身负罪是沉重的，恐怕在今后的人生中，是无法把它卸下来的。731部队提出的理由和说明的意义都是无用的。重要的是真实，是这部记录，终身负罪的分量也就是真实的重量。虽说是为了国家，但是犯下的罪行还是罪行，刑法上的责任另当别论，应该正视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恶魔的饱食》是绝对不能重演的错误，人类有睿智使它不再重蹈覆辙。我是坚信这种睿智的，就此结束这部纪实吧！

附记一 “历史上被隐瞒了的一章”

(摘要）

——战后美军和石井部队的交易

出生于中国的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在同一时期，以“历史上被隐瞒了的一章”为题，利用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的最高机密资料，公布了战后“盟军”总司令同该部队人员暗地进行交易的详情：该部队向美国全面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美国赦免了他们，不把他们判为战犯。笔者和他取得联系，找到了刊载鲍威尔论文的杂志《原子能科学公报》，获得了翻译权。鲍威尔论文的要点如下：

在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来进行各种活体实验的俘虏中有人数不明的美国人，华盛顿明明知道这一事实，但是为了确保独占该部队的资料就诡辨说，“手头的资料……在目前情况下，尚不能够认为已经有了充分证据可以证实石井及其合作者的战犯嫌疑”，阻挠揭发日军的细菌战部队。

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福德·迪特立克堡研究所的埃德温·希尔和约瑟夫·维克多两位博士为石井部队等人员请求免罪，他们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实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无法取得的，我们为了取得这些资料仅仅花费了25万日元（当时约700美元）的很少一点钱而已，是廉价品。”

在美国军部和国务院限定分发份数的备忘录中刊栽的学者劝告说：“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全部都没有落入苏联手中，如果公审战犯，这种技术秘密就会全部公布给苏联，所以，从美国的防卫和安全来看，应避免进行公审。石井集团正在全面协助美国准备大部头的报告，同意提供8000张‘进行过细菌实验的人和动物的幻灯片’，远远超过了通过揭发战犯所获得的好处。这对国家的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结果，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在免罪问题上，石井要求用文件做出免罪的保证，但是，美国国务院担心日后发生麻烦，坚持说只要通知日方作为特殊谍报部的机密事项来对待，就是可靠的保证。

目前，美国和其他大国是否真的放弃了细菌战呢？关于这一问题，在有识之士中，意见有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已经过去了的问题。”有人说：“历史经常是伪造的，不能相信那是准确的事情。但是，不能将日本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看做是结束。这一点似乎是确实的。细菌战还应有新写的一章。”据已获悉的文件……

数千名中国人、蒙古人、俄国人、美国人和混血人种的俘虏被感染上了鼠疫、斑疹伤寒、赤痢、瓦斯坏疽、伤寒、出血性败血热、霍乱、炭疽热、野兔病、天花、恙虫病、马鼻疽和梅毒等疾病，还向他们注入马血，或通过长时间的X射线照射，破坏他们的肝脏，或进行冷冻实验，活体解剖等，过了半辈子的人被迫强制死亡，等等，相反石井（四郎）将军和731部队的领导成员却尽享天年。再者，包括北野（政次）将军在内的若干人身体非凡的健康，我在执笔写这篇论文的时刻，他们正在安度晚年。

以上是鲍威尔论文的要点，“还应有新写的一章”那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不论怎么说，《恶魔的饱食》从美国方面得到了证实。在“尚未结束”的现代，它是在可怕阴影下的战争犯罪。

鲍威尔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我一方面向他提供有关《恶魔的饱食》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打算今后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追踪一下战后以731部队的研究为基础的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部队这个恶魔成长的足迹。

那将是恐怖的新篇章，它也将证实“正义”的战争是不可能存在的。

附记二 细菌战部队沿革史

1931年9月18日：发生柳条湖事件，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石井四郎倡议创建细菌战部队。

1932年5月15日：发生“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首相。

1932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置防疫研究室。

1933年：在背阴河创建关东军防疫班，代号为“加茂部队”。

1935年8月：相泽中佐在陆军省内刺杀军务局长永田。

1936年2月：发生“二二六”事件。

1936年8月：关东军防疫班改组为关东军防疫部。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中战争扩大。

1938年5月：日本国内禁止庆祝五一劳动节。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1938年6月13日：在平房附近地区划定军事特区。

1938-1939年：关东军防疫部进驻滨江省平房附近进行建设（以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三屯、四屯、五屯为中心）。在滨江留下第三部和诊疗部的设施，作为“南楼”，进驻完毕，代号改为东乡部队。

1939年5月：发生诺门坎事件。

1939年6-10月（上旬）：在诺门坎事件过程中，在黑河附近进行细菌战。碇常重少佐等22人污染该河。

1939年9月1日：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5月-6月：在中国东部的宁波地区进行细菌战。

1940年6月：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1940年7月26日：发布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命令。

1940年8月：改组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签订同盟条约。

1940年I2月2日：创设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支队，平房地区设施成为总部。牡丹江支队（海林）林口支队（林口）孙吴支队（孙吴）海拉尔支队（海拉尔）

1941年4月：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中立条约。

1941年7月：举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70万兵力。

1941年夏：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命令，太田澄大佐派四五十人在中国中部常德地区进行细菌战。

1941年8月：代号改为：本部为满洲731部队；牡丹江支队为满洲643部队；林口支队为满洲162部队；孙吴支队为满洲673部队；海拉尔支队为满洲543部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2年7月：北野政次接替石井，任731部队长。

1942年8月13日：在浙赣作战中日军退却时石井中将等50～100人实施细菌战。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3年10月：日本731创建安达特设实验场。

1945年2月11日：签署《雅尔塔协定》。

1945年3月：石井四郎归任731部队长。

1945年5月：番号改名为满洲25202部队。

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1945年7月1日：731部队的重要设备开始向通化疏散。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宣战，部队下达解散令。

1945年8月2日-5日：部队总部和支部自我破坏，深夜留下部分要员，总部全体人员乘有篷货车逃跑。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时的部队实力分布：本部：石井四郎中将等1300人；牡丹江：尾上正男少佐等200人；林口：榊原秀史少佐等226人；孙吴：西俊英中佐等136人；海拉尔：加藤恒则少佐等226人。

附图一 伪"满洲国"略图

（1944年当时）

附图二 关东军防御给水部本部满洲731部队要图

（点击图片看大图）

序：越洋渡海的细菌战部队

——对法西斯主义要不断质疑和保持警惕

为了使初读这本纪实的年轻读者了解有关731部队当时的情况，首先作一概述。当时的中国，由于欧洲列强的侵略，一直处于被“蚕食状态”。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连续获胜之后，增强了军事力量，提高了国际地位，以搭乘欧美侵略公交车的形式挤进中国，巩固了其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由此加深了同不愿意日本独霸中国东北地区的美英之间的对立，从而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近郊的柳条湖，当时处于日本经营下的南满铁路被炸毁，这是日军为占领整个东北地区而策划的谋略。但是，（日本）关东军却说这是中国军队有计划的行动，并以此为借口，把战争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这就是“满洲亊变”。

关东军于1932年3月1日制造了日本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满洲国”事实上是关东军制造的，其实际效果和实力使关东军越来越强硬，它甚至无视中央政府的意向而独断专行起来。

翌年的1933年，在哈尔滨市内诞生了731部队的前身关东军防疫给水班，其秘密代号为“加茂部队”。关于731部队机构的全貌，笔者已在第一集中作了详述。为了弄清731部队的性质，必须知道的是，这支部队在当时被视为“日本的生命线”，是在别国领土上任意圈出一片土地，作为军事特区而建立起来的。它所用做根据地的土地以及“马鲁太”，全都是利用别国的领土和国民。

修订版《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写到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告一段落。继第一集之后，第二集是追踪战后731部队的足迹，内容更加准确，增加了尔后查明的新事实而做的修改版。

本书的后半部分，几乎全文以报告书的形式发表。它是根据战后美国审讯石井部队长等731部队领导人时的供词编写而成的。这就是被通称为“汤普森报告”的美国档案资料。战后它一直保存在美国国防部。

战后，这一报告毫无遗漏地记录了731部队领导人对盟军总司令部调查官的供词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争吵，清楚地记录了731部队研究成果的全貌以及美军吸收这些成果的经过。迄今，人们一直对它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执笔写这一集的动机和第一集一样，都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事实和真相告诉下一代人，以免重蹈覆辙。

731部队的成员所走过的道路，也就是37年前全日本民族所经历过的疯狂的轨迹，也是当前的危险。我们为什么要顽强地反对扩充军备呢？

那是因为不想失去用太平洋战争的牺牲换取到的和平。因为我们估计，失去了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军备就会无限地升级。

这并不单纯是一个只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就行了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上所有的侵略战争几乎都是在“保卫祖国”的名义下进行的。

其次，军备如果不是一流的，就毫无意义，这也是促使军备无限地升级的原因。当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军备时，实力就成了法律，由于这种噩梦的重现，民主就会彻底地遭到践踏。

违反宪法的军备是日本军备的特色。过去关东军把自己视为法律而独断专行，（和平）宪法是限制这种军队的本质——侵略性的铁栏杆。

现在为什么要重提731部队问题呢？那是因为日益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正成长到即将进入壮年期，通过再次注视战争的实质和军队的本质，有益于重新认识和平与民主的脆弱性。

和平与民主，像飞在天上的滑翔机一样，要维持飞行就必须付出努力，否则就会自然下降，它具有“自动下降的倾向”。反之，法西斯主义如果放置不理，则会出现自动上升的势头。

我们为了取得今天的和平与民主，洒下了大量的鲜血，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断质疑和警惕，好不容易才把它维持下来。

失去和平与民主比较容易，要是再次获得它，却要日积月累地付出无数的牺牲，还得忍受漫长的黑暗。

通过追踪731部队的历史轨迹，我们才知道过去日本民族所经历过的黑暗是多么深重，希望它能成为维持民主主义的一块基石。

《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从1945年8月10日上午10时位于哈尔滨市以南20公里平房的731部队的设立开始记述。

1983年

731部队全貌

建成以后的731部队全景

第01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与731部队的撒退

恶魔的善后处理

这天的清晨，从邻近731部队专用机场的一角，一辆涂着军用色的卡车，缓慢地驶抵731部队总部大楼的正门。

卡车的车厢里坐着一个30多岁的高个子军人和一个军队的文职人员。估计事先已有联系，卫兵敬礼相迎之后，卡车就直驶被称作1号楼的总务部、诊疗部大楼，在门前停了下来。

“大尉，怎么处理啊？”

“只有我们两个人进行作业，巳经没有充裕的时间使用喷射器了，得快干……屋顶上该有个高压气瓶。”

两个人简短地交谈着下了车，快步从大门走进了口字楼，接着乘上走廊左角的手控电梯。

电梯一直开到大楼的屋顶，两人打开屋顶的小门，迅速环视了一下四周：房顶的一角果然放着一个类似大型液化气罐的钢瓶。

两人走近钢瓶前，举目巡视了一下被口字楼环抱的院子。那里有两栋左右对称的用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物。这里就是731部队的特设监狱——通称“马鲁太小屋”。

“你目测一下，算算建筑物的容积有多大，然后用房间数除一下，看看得出的商数是多少？氰酸的有效浓度是多少？”

从大尉的嘴里突然冒出了氰酸这个词。

1945年8月10日上午10时，出现在731部队总部楼顶上的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口中突然出现的“氰酸”这个词，预告以部队为舞台，即将展开一场惨剧。

1945年3月，石井四郎中将取代北野政次军医中将再次担任了731部队的部队长，他把部队的秘密代号由731改称为25202部队。这在第一集中已经提到。

石井中将复职两个月以后，有一天曾召集731部队的军官和军队文职人员开会，作了“增产训示”，向全部队发出了号令，他说：“日苏开战巳成为必然的趋势……今后要集中部队的全力投入增产武器……”

石井中将所谓的“武器”，就是鼠疫菌、霍乱菌、炭疽菌、赤痢菌、伤寒菌等病源菌，作为细菌媒介的昆虫（跳蚤、虱子、臭虫）以及繁殖昆虫的“营养源”——老鼠。

跳蚤吸吮了带有鼠疫菌老鼠的血液之后，鼠疫菌在体内生存繁殖起来，然后，跳蚤又转移到人体上，并传染给人。石井中将着眼于自然产生的这种传播性，创建了这支细菌部队。

在731部队内的口字楼一层设有一座由该部队第四部柄泽班管辖的大规模的细菌制造工厂。在培养室内设有1台巨大的蒸汽锅和4台培养器。此外，在那里还设有彻底灭菌用的高压锅和冷冻室。面积约为30张草席大，四壁都镶有铜板的培养室则设在口字楼一层“工厂”走廊的周围。

剧毒性的细菌菌种，被抹在琼胶上，然后送进温度适宜的漆黑的培养室里进行繁殖。在菌种涂抹之前，琼胶或蛋白胨必须进行彻底杀菌，因此，设置了高压锅和冷冻室。但是，使用处于无菌状态的琼胶的操作者如果带有杂菌的话，立即就会污染琼胶。

柄泽班人员在消毒室里，一定时间内全身处于消毒液雾的包围之中，变成无菌状态，然后才开始从事制造细菌的作业。

由于这是部队长亲自下达的命令，柄泽班增加了人员，利用24小时三班倒的办法紧急制造细菌。结果，“仅鼠疫菌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就增产约20公斤”，“如果加上原来储存的以及干燥的鼠疫菌的话，这时保存的细菌巳达到100公斤之多”。原731部队人员作了这样的证词。

所谓干燥菌是731部队费尽苦心研究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式武器。这种细菌的毒性超出一般鼠疫菌的60倍。它把变性鼠疫菌冻结起来，可以在干燥状态下保存。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叫“速溶鼠疫菌”。

这种细菌可以放进玻璃等轻便的容器里，带进敌方纵深地带，使用时，只要加上少许水或培养液就可恢复原状。

为了把这些大量生产的细菌分撒到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人群中去，为了使之成为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就需要大量作为媒介用的跳蚤、虱子以及繁殖跳蚤用的老鼠。也就是说，如果把鼠疫菌比喻作弹药的话，那么，跳蚤、老鼠就是发射弹药用的枪炮。

到1945年夏天，731部队巳储备了100公斤的鼠疫菌以及大量的伤寒菌、霍乱菌、赤痢菌和炭疽菌等多种细菌。如果把731部队储备的细菌和多达数吨的老鼠、跳蚤等散布到苏联的大城市去的话，那么，剧烈的传染病立即会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单纯从理论上来说，这些细菌量足够毁灭全人类还有余。

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于1945年5月分析“日苏开战是必然的趋势”，提出增产“武器”，是有着明确的根据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被逼到悬崖绝壁，处于崩溃的边缘。同时，苏军在苏满边境巳跃跃欲试。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三方就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处理问题签订了秘密协定。

这个协议在关于苏联对日参战的秘密协定中约定：作为苏联参战条件：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将库页岛归还苏联。

在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号召增产细菌武器的1945年5月，德国向盟军签订了无条件投降的文件，部署在苏满边境的苏军突然加紧了调动，苏联对日作战已迫在眉睫。

号称“精兵70万”的关东军虽然已察知苏军活跃的动向，但是手中巳无兵可用了。

关东军的精锐主力已转战频频告急的南方海洋，主力飞机和舰船、燃料、大炮、弹药，最后甚至连御寒用品都调往南太平洋岛屿和冲绳岛去了。一度被誉为日军最精锐部队的关东军巳失去了实力，变成了一只纸老虎。

一位原731部队航空班的人员叙述说：“有一次，石井阁下大发雷霆时表示，关东军除了打一场细菌战之外，是毫无取胜的希望了。……关东军现有的飞机少得可怜，只能采用把今天配置在长春机场的编队明天迁移至大连的方法，显示自己还拥有许多飞机，费尽心机进行着伪装演出……不利用细菌同苏联打仗，是打不赢的。”

三起佯动作战

在731部队全力动员制造细菌武器的六七月间，在部队内接连发生了三起奇怪的“骚动”，即“挖坑骚动”、“宪兵骚动”和“特攻队骚动”。

第一起“骚动”是：在口字楼的院子里，开始进行大规楔的挖坑作业。指使几十名“马鲁太”挖了一个深约1米、宽2米、长约10米的大坑，筒直像个大蓄水池似的。

烈日炎炎，“马鲁太”默默地挥动着铁锹，汗水湿透了全身的囚服。

看到挖坑作业的这番情景，有些下级队员便想到，“看样子，731部队可能要以苏联为对手进行彻底抗战了……。”

因为从部队高级官员中早就听说，“即使周围布满敌人，731部队在平房也可以利用细菌开展游击战”。

不过，有的高级官员看到挖出来的坑，心里就明白了它的用途。

一位原摄影班的人员作证说：“部队领导们一方面高喊增产细菌……多养老鼠啊，但另一方面也在急忙进行撤退的准备……传闻这个坑肯定是用作处理‘马鲁太’尸体的。”

不久，发生了731部队附属宪兵队一名宪兵突然失踪的事件。有人认为：“此人觉得战争快要结束，害怕被追查战争罪责就匆忙逃跑了。”也有人推测说：“不，为了准备同苏联进行决战，肯定是潜到敌人遥远的后方地区去了。”围绕着宪兵失踪的原因，队员中悄悄地进行议论，众说纷纭。

接着，部队在各部募集“特攻队”，要求建立一支由每班6人组成的、执行特殊任务的“特攻队”。这和“马鲁太”挖坑、宪兵失踪是在同时进行的。

“立即前往哈尔滨市内，动员各学校的儿童和市民大力开展捕鼠作战。在作战期间鼓励进入道外等地区。”这就是赋予“特攻队”的特殊任务的全部内容。特攻队员一听就泄气了。虽说是“作战”，原来只不过是抓老鼠而巳。一个大男人手拎着装老鼠的笼子跑到学校和居民区内，低头哈腰地说：“部队要用耗子皮做帽子，务必请多多帮忙。”

这么一来，在很多哈尔滨市居民中出现了一种瑶传：平房地区有一支奇怪的日军部队，可能要打细菌战。那支部队来了数十名人员，要求大家努力协助捕捉老鼠。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用毛皮做帽子，完全是扯谎……很可能是用老鼠打细菌战。”充满疑惑的揣测迅速扩散到以俄籍市民为中心的市区内。

但是，这些“特攻队”队员们再次泄了气。当他们把连日来千辛万苦地从哈尔滨市内各区捉来的老鼠装上卡车送回731部队总部之后，他们打电话询问同事说：“老鼠怎么处理了？”对方回答说：“噢，你们收集回来的老鼠吗……全部浇上汽油都烧掉了。”

“让我们到处去收集老鼠，难道只是为了烧掉它们吗？……派我们‘特攻队’到哈尔滨市内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特攻队”队员们对于自己的行动产生了疑惑。

另一方面，“特攻队”的各班长们，对于“鼓励进入道外”的命令也产生了疑问。

所谓道外，是哈尔滨市区的一个“吃喝玩乐的地区”。这里到处是酒吧和小酒店，有不少低级趣味的表演场、鸦片馆、妓院，是一个很大的寻欢作乐的地区。

当他们从731部队平房驻地出发时，班长们在领到作战经费的同时，还收到部队发给的绝妙用具。所谓绝妙用具，就是大量的避孕用品。它们不仅仅是一打两打，而是每班每周可以领到六七打。

与作战经费同时领到这些东西，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暗示：即让班长带领部下到道外地区去痛快地玩乐。这种破格的优待，过去在731部队是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哈哈，明白了……所谓‘特攻队’就是在夜间潜入到敌方间谍活动的花街柳巷去的意思。”

班长们突然“领悟”了这一精神。于是，每天一到入夜时分，这些“特攻队”队员们不是去串酒吧，就是在朝鲜女招待或白俄舞女的陪伴下去寻欢作乐。真可谓白天逮老鼠，晚上搞女人。

班长们的“领悟”是正确的。731部队一向隐身匿迹，秘密地保持作战行动，只有这次故意让人看到它的行踪。731部队领导决定往哈尔滨市内派遣“特攻队”的真实企图，也就在这里。队员们捉老鼠、搞女人日夜往来的行动，肯定会被苏方察觉，证实“关东军似乎正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并将这一情况报回苏联国内……这样，正在苏联边境集结兵力的苏军当局就会警惕起来，推迟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同时，日军通过示威，争取到了时间……

关东军731部队领导下命令增加细菌与派出“特攻队”是相互联动的一种恐吓战术的佯动作战。

“争取时间，迅速做好撤退准备”——三个骚动，都是根据731部队全面撤退这一基本指导思想进行的。

令人恐怖的本性

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夏天，疯狂地增产细菌武器的气氛笼罩着731部队，首先冷静地察觉出部队正在做撤退准备的是第三部运输班所属的队员们。为了使新读者了解，再次概述一下731部队的组织机构情况。

部队长：石井中将（1936年-1942年、1945年3月到战争结束），1942年-1945年期间为北野少将

总务部部长：中留中佐（任期中曾一度由太田大佐接替）

第一部 研究细菌 部长菊地少将

第二部 研究实战 部长太田大佐（兼任）

第三部 制造滤水器 部长江口中佐

第四部 制造细菌 部长川岛少将

教育部 队员训练 部长园田大佐（任职中曾由西中佐接替）

器材部 实验用器材 部长大谷少将

诊疗部 附属医院 部长永山大佐

在第一、二、四部内分别设有下述专题研究组（班）：

第一部：

笠田班 研究病毒

田中班 研究昆虫

吉村班 研究冻伤

高桥班 研究鼠疫

秋贞班 研究赤痢

太田班 研究炭疽

凑　班 研究霍乱

冈本班 研究病理

石川班 研究病理 姊妹班

内海班 研究血清

田部班 研究伤寒

二木班 研究结核

草味班 研究药理

野口班 研究立克次氏体跳蚤

在田班 研究X光线

有田班 研究血液

门马班 研究血液

第二部：

八木泽班 研究植物

烧成班 制造炸弹

第四部：

柄泽班 制造细菌

朝比奈班 制造斑疹伤寒和疫苗

队长直辖：

特别班 负责管理“马鲁太”

让我根据写完第一集之后又查明的新事实来说明一下专题研究组的性质。

高桥、秋贞、太田、凑、田部和二木等各班，通过使用“马鲁太”进行活体实验搜集细菌战的资料，并研制出剧毒性的细菌；笠原班和野口班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流行的地方病（如流行性出血热等）；八木泽班研究植物（粮食作物）传染病（如黑穗病等）和对症的农药。

田中班研究的主题是哪一种跳蚤最适于传播鼠疫，同时研究这类跳蚤的繁殖方法以及撒布的方法；吉村班主要是利用“马鲁太”研究寒冬条件下的细菌战以及有效地医治冻伤的方法；冈本和石川两个班负责解剖“马鲁太”的活体和解剖尸体，制作各种组织的标本。

内海班和草味班的研究目的则同上述几个班不同。内海班专门研究实施细菌战时，日方官兵受到传染病后的对症疗法以及疫苗的研制等项目；草味班以“马鲁太”为对象实验各种速效性、迟效性的毒物和化学药品，并研制暗杀敌方要人用的特种武器。

特别班的任务是补充和管理731部队内按两天三名的进度所屠杀的“马鲁太”，也就是731特设监狱的看守。

“马鲁太”的供给途径

再回到本节一开始时谈到的运输班上来。运输班总部设在第三部。所谓第三部设在哈尔滨市内拉宾线滨江站附近通称作“南楼”的楼房里。这是731部队内一支负责制造滤水器的731防疫给水分队。

第三部管理的这个运输班的任务大致有三项：首要任务是接送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上下班。这在第一集中我曾谈到。731部队总部（第一个楼）二层，靠右头的房间是部队长办公室，可是石井部队长的宿舍却在哈尔滨市内吉林街36号。从部队长的宿舍到平房的731本部约有20公里的距离。运输班的司机几乎每天都要驾驶石井的专车往返于两处之间。

原运输班的一位司机回忆说：“部队长阁下有两辆专车：一辆是1934年型的西伯莱；另一辆是1938年型的福特。为了掩护部队长的专车，躲避潜伏在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和中国特工的监视，在专车后尾挂车牌的框架上造了假。每逢在市内停车时，都巧妙地更换车牌——今天伪装成滨江省的，明天又变成吉林省的……但是，前往平房上班时，车的前方挂起黄色的三角形的将军旗，高速飞驰，只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便可开到本部。”

运输班的第二项任务是驾驶消防车。该班的指挥中心设在滨江站附近的“南楼”。在平房731部队本部常驻一个运输派遣班，还设有运输班的车库和调度室。作为731部队本部的防火设备，平时一直备有两辆消防车，车身全都涂成军用色（当时军服的统一颜色，接近茶褐色，也叫土黄色）。

运输班的第三项任务是领受和护送“马鲁太”以及迎送特别班人员和宪兵等。这位运输班的人员继续说道：“‘马鲁太’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送往731部队的；一条是在哈尔滨站的一端设有一个宪兵队分室，装有‘马鲁太’的货车开到值勤室门前，停车……运到车站宪兵值勤室的‘马鲁太’都穿上日军文职人员的服装，把戴着手铐的双手藏在衣服里面。如不仔细看，谁也看不出他们是‘马鲁太’……另一条路线的起点设于哈尔滨市内，是一幢用石头墙围着的二层欧式楼房，地下室关押着‘马鲁太’。”

那幢奶黄色欧式二层楼大致位于哈尔滨车站与中央寺院之间那个地方……在哈尔滨神社附近。这幢楼实际上……是日本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它的地下室就是“马鲁太”的关押处。

哈尔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就是用于把“马鲁太”送往731部队的关押处。

原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副官吉房中住在谈及“马鲁太”供应问题时，作了如下证词：在东北，以“严重处分”的名义公然允许仅根据当地部队的判断，就可以随便杀死中国人，但是由于抗日运动日益激烈，1937年表面上不得不禁止这种做法。后来，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及关东军宪兵队司令田中静童、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又秘密制定了一项代替“严重处分”而屠杀中国人的计划，以保证无限制地获取中国人作为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

吉房中佐在其手记中写道：“1937年底，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特别转送处理’规定的密令。所谓‘特别转送处理’就是：将日本宪兵队和满洲国警察非法逮捕的中国人，定为‘相当于重罪者’，无须进行审判即可由宪兵队转送石井部队作为细菌实验用材料而处死。”

1941年8月，吉房中佐新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为了排除晋升大佐的障碍，他一直想拼命“做出点成绩”来。参观石井部队后，他想尽可能地增加“特别转送处理”的人数，于是，下达了加强“边境防谍”和无线电侦察等一系列命令，督催各宪兵队，而且还通过发奖金、奖状等各种办法，以增加“特别转送处理”的数量。

对于吉房课长下达的命令，其属下的宪兵队长们像觅食的虎豹一般，紧紧地跟了上来。宪兵们更是红了眼，争取“立功”、“受奖”、“晋级”、“荣升”……

后来，例如鸡宁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奉天宪兵队特高课长小林喜一、牡丹江宪兵队长平木武、佳木斯宪兵队长桔武夫等人都由于“特别转送处理”工作而晋升。于是，要做“特别转送处理”的宪兵队就以“送几根‘马鲁太’”、“运去几件货物”等暗语，同哈尔滨宪兵队进行联系。

相当于暗语中所报数量的爱国者在哈尔滨站被抓进了哈尔滨宪兵队，又被送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在拘留所里受到残酷的拷打，然后，于夜深人静之际，又被特殊运输汽车送到最终的地狱——石井部队。

被宪兵们作为“特别转送处理”的中国爱国者，仅1942年一年内，至少达到了150多名。加上其他特务机关和伪保安局送去的爱国者，1937年以来，约9年期间，石井部队杀害的爱国者人数至少达4000人之多（引自新读书社出版的日本战犯在中国的自白——《侵略》一书）。

消毒后杀掉

运输班人员在拉运“马鲁太”的任务过程中，明显地觉察到731部队快要撤退了。1945年8月1日下午，运输班人员前往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地下室，开车领收和拉运“马鲁太”。拉运“马鲁太”的汽车叫作“特殊汽车”，样子很像一般的客车，是美国制造的道吉33型，有85马力，竖排6汽缸的引擎，总载重为4吨。

“特殊汽车”覆盖有赛璐珞窗户的军用色的苫布作为伪装，如果揭下苫布，就是一辆没有窗户的用铁板做成的像装甲车一般的普通运输车。车内约有4米×2.5米宽，没有车座，代替车座的是地上铺着的木板和草席。

木板底下设有一个长长的消音器，据说冬天行车时还可起到使车内加温的作用。

“特殊汽车”一次可装载四五十名“马鲁太”……其车尾车牌和部队长专车一样，可以自由更换，以预防敌方游击队的袭击和探知……这种汽车起初只有两辆，后来，在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又增加了一辆，它是在大连用福特牌汽车改装的，总共算起来就有三辆。

有一天，开往哈尔滨的那辆道吉牌33年型特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领事馆的大门口。一会儿，从地下室走出40名“马鲁太”（原运输班人员的证词），全都是俄国男子。

他们都被剃光了头，身着白色的夏季服装，每个人背上都用油漆写着一个很大的号码。他们都戴着脚镣和手铐。在押送宪兵的催促声中，这些“马鲁太”上了特殊汽车，行走间脚镣发出泠泠的金属碰撞声。

日本领事馆周围砌着一道很高的石头墙，所以这些“马鲁太”默默地乘车的情景，墙外是一点也觉察不到的。

装满“40根圆木（‘马鲁太’）”的特殊汽车，30分钟之后就开到了平房731部队本部的驻地。汽车经过一个岗哨，往右拐去，沿着发电站后面的水池（食用鱼池），左右摇晃着车身缓缓地绕到口字楼的后面，就停在口字楼的跟前。

8月的一个下午，酷热的阳光笼罩着口字楼，四周一片寂静。

车刚停下，6名731部队人员便来到特殊汽车门前，指挥“马鲁太”下车。这6个人以731部队诊疗部技术员矢吹为首，全都是军队文职人员，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注射器。大家十分清楚即将发生什么事。

一个担任翻译的队员，站在特殊汽车门外，用生硬的俄语对“马鲁太”们喊道：“现在要注射预防针，一个个地下车。”

首先走下车来的是一个俄国青年，他的手提着脚镣上的锁。当他走下了车，身后特殊汽车的车门随即关上了。

这是一位满面红光的大个子。一个队员在他扣着手铐的手腕上敏捷地消了毒。接着另一名队员拿着注射器走过来扎了一针。转眼间，这位俄国“马鲁太”就倒下了，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

原来注射器里装的是氰酸化合物溶液。一位在旁目睹这一情景的运输班人员回忆道：“了结一个人之后，两个队员就抓住这个‘马鲁太’的脚镣，把他拖到汽车后边，将尸体藏起来……其间，特殊汽车的引擎一直开动着，发出轰响，使‘马鲁太’们觉察不到外边的动静……‘好啦，下一个快下车’，车外的队员边喊边打开车门，‘马鲁太’一下车，照样是先在他手腕上消毒，然后注射不到一毫升的氰酸化合物……一声不响地转身就倒下，然后被抓住脚镣从地面拖走……就这样，连续反复进行了40次，在特殊汽车的后面，眼看着尸体堆成了山……他们以打预防针为名，把‘马鲁太’逐个骗害了。他们既然要用注射毒品的办法杀人，还特意进行消毒。对被杀者故意进行消毒，这只有731部队才干得出来。

“我们知道用‘马鲁太’做实验，但是，8月1日下午见到的情景却不是实验，而是连续的屠杀。残忍的情况我见过不少，但是，当时的情景实在令我大吃一惊。……唉，战争是如此残酷无情啊！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害了。一种空虚和无名的情绪不由得涌上心头……”

运来的40名“马鲁太”都被杀害之后，运输班人员才明白其中的全部道理。

731部队如今已失去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使用的必要了……新运来的“马鲁太”，“不用做实验”而全部屠杀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以往731部队一直作为“消费”用的实验材料，现在，对731部队来说，已成为累赘。他们已不需要“马鲁太”了。

通过从连续屠杀的现场看到的情景，运输班的人员已经预感到“战争即将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不久，731部队将开始撤退”。

通往地狱的路标

运送“马鲁太”的任务，不只是往返于哈尔滨车站和平房之间，或者是哈尔滨日本领事馆地下室和平房之间。731部队运输班人员最辛苦的事，是押送“马鲁太”去安达特设实验场的远程运输。

安达，今天是大庆油田的所在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东军在这里修建了一个很大的飞机场。同它相毗邻的就是731部队特设实验场。从731部队本部平房往西北走，要途经大约260公里的荒野地区。

往安达护送“马鲁太”还有一条道路。叫护送只是好听，实际上是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作为实验材料运输的。地面运输使用特殊汽车。

原731部队运输班的一名队员作证说：“从平房装上‘马鲁太’，穿过哈尔滨市区，沿着荒野的一条道路往齐齐哈尔方向跑10小时……在周围没有围墙的一片广阔的割了野草的荒地上搭起了几顶帐篷，这里就是安达特设实验场。

“每次拉运三四十个‘马鲁太’……在特殊汽车驾驶室和运输‘马鲁太’的车厢之间有一个窥视窗，武装宪兵和特别班人员从驾驶室里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马鲁太’。……‘马鲁太’全都带着手铐。为了防止他们在途中逃跑，在脚镣上再挂上一个像掷铅球时的铁坠子，还用很长的钉子固定起来，使它无法拿掉。”

运输班人员最大的忧虑是在去安达途中迷路。当时这里尚未铺路，只能在光秃秃的荒野上行驶，几乎连可以当作路标用的东西都没有。

尤其是到了冬天，大雪把车道也覆盖了，特殊汽车不仅无法判明自己的位置，甚至会失去前进的方向，搞不好就会同“马魯太”一起，在茫茫的雪地里变成迷路的孤儿，全体人员都会落个冻死的下场。为此，731部队要求运输班人员带上一瓶高锰酸钾。它是用作漂白杀菌剂的锰化合物，其溶液俗称“变色龙”。

高锰酸钾水溶液遇碱性物质会变成绿色；遇到酸性物质则变成紫红色；而遇到有机物质则会变成无色。因为它能够不断改变颜色，所以，人们就给它起了个“变色龙”的名字。

运输班人员在雪地运送“马鲁太”时，途中常常要停下车来，往雪地上撒些“变色龙”，作为返程时的路标。万一在回来时迷了路，沿着紫红色的痕迹走，就可以返回。

运输班人员拿着小瓶在原地旋转一下，立即在雪白的地上浇出一个紫红色的圈。对于运输班人员和宪兵来说，它是保证安全返回的路标。然而，对于那些等待凄惨实验的“马鲁太”来说，却是下地狱的里程碑。

一位原运输班人员说：“从平房出发时是活生生的‘马鲁太’，等从安达返回时，几乎都变得死气沉沉的……不是死气沉沉的，就是濒临死亡的危急状态。这些濒临死亡的‘马鲁太’因到平房以后，等待他们的是马上进行活体解剖……因此，凡是送往安达的‘马鲁太’，他们的命运就是不能再活下去。”

“马鲁太”的大逃亡

事件的梗概是这样的：

“战争结束前的二三月间，准确的日期已记不得了。”（原运输队员的因忆）

那一天，在安达特设实验场进行鼠疫弹的感染实验。从平房拉来的40名“马鲁太”都戴着棉帽，穿着防寒服、防寒鞋。每隔30米埋有一根十字架形的柱子，围成圈，他们分别被绑在上面。

埋设十字架柱子并不复杂。先挖开实验场的积雪，埋上十字架形的柱子，然后用水浇在根部就行了。安达地区冬季白天气温超过零下25度，浇上的水马上就会冻结起来，光靠人力是无法摇动的。

在实验场的一角，立有一面风幡，随时指示着风向。在离绑着“马鲁太”的十字架柱子约3公里的上风处，约有20名731部队人员正准备用双简望远镜进行观察。他们置身于上风的地方，是为了避免自己也感染上细菌。

开始实验之前，他们让全体“马鲁太”、都戴上铁帽，穿上用铁板制成的胸挡。这是为了避免在鼠疫弹爆炸时弹片直接穿透“马鲁太”的胸部和头部而又能够使“马鲁太”感染上鼠疫菌的一种办法。

所谓鼠疫弹是731部队研制的一种开花弹。是把一根细长的圆铁棒扭成麻花状，再切成一公分长的大小，然后在其表面涂上鼠疫菌。由于扭成的麻花状小铁块表面凹凸不平，可以让许多细菌附着在上面。他们把这种开花弹放进一个稍大一点的炮弹里，利用烈性火药使它爆炸，开花弹就会向四面八方飞散开去，命中人体。这和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的“球型炸弹”相似。往弹芯上抹的鼠疫菌，是一种毒性比一般细菌高60倍的变性菌。

装上炸药的鼠疫弹，放在绑在十字架上的“马鲁太”们的中央。731部队人员在等待着起爆的瞬间。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异常变化。只见一个中国“马鲁太”，突然大声喊着，挣脱了十字架就往外跑。他似乎经过了百般的努力，解开了绑在手脚上的绳索。这个“马鲁太”接着又到就近的一个十字架旁，给另一个“马鲁太”也松了绑。

这两个获得了自由的“马鲁太”又分别向前后左右跑，给就近绑在十字架上的“马鲁太”解开绳索。从两个增加到4个，再从4个增加到8个人……呈几何级数地增加着。转眼之间，他们搞掉铁帽和胸挡，像小蜘蛛似的迅速向四面八方逃跑。

731部队人员开始没有弄清楚望远镜里出现的这种情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吓得目瞪口呆。眼看着获得自由的“马鲁太”人数愈来愈多，才醒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就是发生在实验场里的前所未有的“马鲁太”逃亡事件。

为了防止细菌污染，“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保持着3公里的距离。

“不得了啦，快抓人……”他们虽然吓得惊慌失措，但是由于是正在进行实验，所以随身都没有带武器，一时狼狈不堪，有的人想回帐篷去拿武器，有的人光是站在一旁大声喊叫：“别让他们跑掉，逃掉了问题就严重啦！”有的人徒劳地举起双手朝着“马鲁太”高喊“站住！站住！”这20多名731部队人员完全陷入混乱状态。

正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个人动作敏捷地往前跑去。这个人就是731部队的宪兵S。S径直跑到运输“马鲁太”的特殊汽车跟前，抓住驾驶室的门把大声喝道：“运输班的人在吗？”

看到往汽车飞跑的S宪兵样子，在听到喊声之前，运输班的人巳经明白了他的来意。S宪兵坐进助手席，几乎同时，司机打开车钥匙，把车发动起来。S宪兵乘坐的特殊汽车发出轰鸣声向“马鲁太”追去。

“‘马鲁太’在雪地里东奔西跑，一个劲地往实验场外跑。等事过以后回想起来，令人感动的是‘马鲁太’所要得到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自由，无论哪个人松了绑，都跑到仍被绑着的同伴那里去帮忙，直到40个人全部松了绑，才一块儿开始往外跑……但是，汽车一开动也就没有工夫想这些事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把‘马鲁太’截住，于是一个劲地用力踩着加速踏板。”

践踏生命的囚车

原运输班人员继续回忆道：“实验场周围没有任何围墙，在那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方圆10公里的大地上，连一草一木的遮掩也没有，‘马鲁太’怎么使劲跑，也跑不过汽车的速度。开始时，想追上去抓活的，但是，当他们追上时，其中有人进行反抗……看来，逮捕巳不可能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场面：“马鲁太”踢起白雪，张着大嘴，上气不接下气地猛跑着，汽车跟在他们的身后，用最猛的速度向前冲去……

“他妈的，轧死他！一个也不要漏掉！”S宪兵坐在助手席上叫喊着。为了防止“马鲁太”跑掉，他们要用汽车把“马鲁太”全部轧死。汽车以前方左右逃跑的“马鲁太”当作目标，飞速冲去。

汽车的保险杠震动一下，车头上保温棉罩掀起了一层雪花，还带着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接着又是一个。这次轮胎下发出像轧断了一根干木头似的声音，接着，车后甩出一个人，倒在雪地上。

“行，干掉了三个……快开！就这样下去，统统地干掉！”

正当S宪兵不断喊叫的当儿，道吉牌33型特殊汽车的85马力发动机像发疯似的狂吼一声，司机把方向盘向左一转，朝着前边约20米远的一群“马鲁太”直冲过去。在一声巨响中，刚刚获得自由的这群“马鲁太”发出了刺人心肺的嚎叫声。

“在‘马鲁太’中，有的人实在跑不动了，坐在雪地里按着胸脯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动弹不了……特殊汽车不管这些人，继续朝着正在奔跑的‘马鲁太’一个一个地冲过去、轧上去……40名‘马鲁太’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有的被轧死，有的被活活地抓住带上汽车拉回去。特殊汽车的保险杠和轮胎上，牢牢地粘住‘马鲁太’的血迹、头发和衣服碎片，汽油味中混杂着血腥味，车厢内充溢着一股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一位运输班人员回忆当时情景时这样说道。

特殊汽车拉着宪兵在实验场里快速地兜了一圈，到处是被轧死的“马鲁太”的尸体，一滩滩的鲜血染红了雪地。有的“马鲁太”被汽车轧破了肚子，内脏正在外溢，奄奄一息；有的下肢被轧断，但上半身还在挣扎着……宪兵和运输班人员抓住他们的脚，一个个地扔进特殊车厢内。

一位运输班人员回忆道：“当时如果有一个‘马鲁太’逃脱，那么，731部队的秘密实验马上就会暴露出去……不仅如此，有关731部队设施和兵力的情报，也会全部泄露给中国或苏联的军队……S宪兵当机立断，采取了全部轧死的措施，对731部队来说，当然是合适的，也是自然的。因为‘马鲁太’算不上是个人，他们只是已被判处死刑，正在听候执刑的囚犯罢了。731部队内部的这种教育，自然就会产生将‘马鲁太’全部轧死的想法。”

如果说这种做法就是执行死刑的话，那么，也是未经审判和判决，悄悄地处以死刑。在那晃眼的茫茫雪地上，映入“马鲁太”眼帘的却只能是绝望的黑暗。

运输班人员还作了如下的证言：“把‘马鲁太’全都说成是判了刑的囚犯，这种说法完全是骗人的。……在送进731部队的‘马鲁太’当中，很多人是从未干过任何坏事的普通市民……一个叫春日的翻译曾对我说：‘马鲁太里有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人，他说他爱读书，也爱写点文章，曾向各种杂志投稿发表文章。有一天突然被日本宪兵逮捕，送到这里来。’……只要哈尔滨特务机关或宪兵队说一句‘这家伙是反日分子’，无论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就统统被送进731部队来。这是抹杀不了的事实。”

据说，在安达特设实验场发生“马鲁太”逃跑是件之后，731部队首脑们命令实验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增加配备，派了武装士兵。

走向死亡的编号

把马鲁太写成“丸太”，实际上是战后的事。在战争结束之前，在731部队里，对于所收容的俘虏，一直用日语片假名（楷体字）写成マルタ（MARUTA)。“丸太”这个词是“圆木头”的意思。所谓“丸太”是专指失去人格和姓名的活人材料。在731部队内，在实验用纸上按性别分别写成“♀(女性）马鲁太”和“♂(男性）马鲁太”，而且每个“马鲁太”都给编了号。

本书第一集出版以后，部分媒体质问道：“你说牺牲了3000多名‘马鲁太’，这一数字的根据是什么？”“是否为了凑数，就写成了3000多名？”

我把731部队屠杀“马鲁太”的人数写成3000人，绝不是在凑数。在本书第一集中虽没有写，但在731部队本部楼的二层有一个叫“在田班”的专题研究组，以卫生中尉在田为首的在田班共有3名成员，他们主要负责进行有关X光射线方面的实验。

在田班和摄影班直接相关联。运抵731部队的“马鲁太”必须拍摄X光射线的照片，并利用X光射线进行许多人体实验。在田班里，除在田中尉外，没有专门的X光射线的技术员。每当要做实验时，都要由摄影班派有经验的人员前往在田班去承担实际业务。

“马鲁太”到731部队，等关进特设监狱之后，首先立即由在田班进行X光射线的拍摄。X光射线室设在特设监狱“7号楼”二层的尽头。

一个曾经在X光射线室工作过的人员作证词说：“在7号楼，X光射线室里设有两台岛津制作所制造的X光射线透视机。无论男女进屋后都得全部脱光，由在田班人员在‘马鲁太’的胸脯上用墨写上阿拉伯数字……这个数字是从三位数的100开始，到四位数的1500为止，算完成一个循环，然后再从100开始。”

对“马鲁太”进行X光射线透视的目的，主要是检查他们胸部是否有病。利用各种细菌对活体进行实验时，胸部有无疾病，反映在致死过程的种种数据上有微妙的差别。

尤其是二木班在用结核菌做实验时，他们最希望要的是“纯品”活体。如果“马鲁太”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结核病患者，那么，只能用作冻伤实验或者毒气实验的材料了。所以，进行X光射线透视是选择实猃材料的需要。

但是，目的并不仅仅限于这一点。X光射线透视的另一个目的是给“马鲁太”编号。

从100开始的“马鲁太”的X射线编号，也就是管理“马鲁太”的编号。当这一编号达到四位数的1500时，再回到100从头编号。“以四位数的1500完成一个循环”。原部队人员的这一证词包含着多么让人恐怖的含意啊！

这位人员继续说道：“据我的记忆，1942年5月时，‘马鲁太’的编号还只有700多号……但到1943年底，就超过了1000大关，1944年初马上达到了1500。于是，这时再从100开始重新编下去。”

“从这时候起，‘马鲁太’的新旧交替加快，到1944年底很快突破了1000，1945年春，已达到1400，因此……据我所知，管理编号共编了两个循环（共2800人），所以说3000人并不夸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此外，不经过X光射线透视就直接送往实验场的“马鲁太”也不少，运到731部队后立即遭到杀害的也很多。731部队创建于1933年，从那时算起，“3000人以上”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恶魔的取景窗

在进行X光射线透视的同时，摄影班人员对全裸体的“马鲁太”进行透视，尤其是轮到给女“马鲁太”透视时，摄影班人员像用舌头舐尝一样，用镜头几乎把全身各部位都照个遍。

摄影班属调查课，由8个人员组成。除班长、事务员和见习生外，实际摄影的人共5名，其中有一人常驻在田班。

为了摄制各种实验记录，摄影班配备了许多当时最新式的器材。

先说16毫米摄影机。当时还没有8毫米摄影机，记录影片都是用16毫米摄影机。可是，731部队有美国造的“特种柯达”牌摄影机和日本造的“箭”牌摄影机等10台之多。

35毫米照相机有3架“莱克”、2架“伯爵夫人”；使用长胶卷的照相机有3架“劳莱高特”；双镜头照相机有5架“美能达夫莱克斯”等日本造的照相机。加上其他牌子的，共备有近20架照相机。

原摄影班人员回忆说：“摄影班最引以自豪的是‘莱克’相机，当时一架约700日元，是世界上最高级的照相机。按现在的物价来估算是每架价值200万日元的高级照相机……把这样的照相机挂在脖子上，拍的是用活人进行实验的惨景，因此，并非是令人愉快的，可是……”

“今天又有客人来了！”

摄影班人员至多不超过三天就能接到调查课课长的这种通知。所谓“客人”，指的就是新运来的“马鲁太”。从哈尔滨市内上了特殊汽车，直到开进731部队大门之前，把“马鲁太”叫作“客人”；一进了卫兵哨所旁的大门，这些客人立即就改称为“马鲁太”了。

运来的“马鲁太”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马鲁太”先是被关押在7号楼里。有的人脱了衣服满身就显出被拷打的伤痕；有的人因为营养不良，肋骨凸出……俄国的“马鲁太”多数是脊背宽厚，营养良好，穿着西服或夹克，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根据我的记忆，女‘马鲁太’不是关押在8号楼的一层。1944年时，7号楼关押着三个女‘马鲁太’和一个小女孩‘马鲁太’。其中成人两个是俄国人，一个中国人。那个小女孩大约四五岁，是个俄国人。听说女‘马鲁太’分别都在活体解剖和毒气实验中被处理掉了……。”

携带16毫米摄影机和莱克照相机的摄影班人员出差拍摄的地点主要有四个地方：第一是安达实验场；第二是特设监狱7号楼的X光透视室以及特别处置室；第三是连接口字楼和地下道的“解剖室”；第四就是本书初次提到的“强巴”实验场。

安达特设实验场、7号楼特别处置室以及解剖室等，都已做过介绍。现仅把摄影班第四个出差拍照地点“强巴”实验场再作些说明。

所谓“强巴”（Chamber）是一个小房间的意思，英语为Chamberofhorrors，正如文字表明的那样，是“令人恐惧的小屋”。

摄影班人员通过取景窗目睹活体实验，并把当时的实况记录在胶卷上。在以“马鲁太”为对象的特别处置室做实验时多半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摄影班人员在活体实验结束之前无聊得很。

于是，会中国话的一个摄影班人员，从X光透视室里搬出一把小椅子，便在7号楼二层单人牢房的内走廊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消磨时间。趁特别班人员不注意，他就偷偷地同“马鲁太”进行简单的交谈。

这个摄影班人员，把脸紧贴在单人牢房门下面那个送饭用的小窗口上朝里面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有位“马鲁太”把脸都快贴在地上了，从里面做出积极的回答。

历史上最坏的日本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942年，关在7号楼里的“马鲁太”中，有一名身体健壮的中国人。

摄影班人员闲着没事跟他搭话，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我是八路军的军官！”这个摄影班人员立即紧张起来。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解放中国为目的的一支军队，也是日本军队不易对付的劲敌。

“日军很强大吧！”摄影班人员小声问道。从单人牢房中传来意想不到的回答。

“目前的势头虽不错……但是，再过两年，日军就得统统完蛋，必定失败。”他的声音很低，但说话很坚定。这位“马鲁太”继续说道：“日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是因为日本打的是一场坏战争，坏战争必定失败！坏战争使日本不断树敌，失去朋友。在日本人中，田中义一是历史上最坏的人。”

田中义一是山口县出生的军人政治家，1927年领导政友会并曾任日本首相，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1928-1929年期间，他强行出兵中国山东半岛，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颁布敕令把治安维持法的最高刑罚提升为死刑，并制造了“三·一五”①镇压共产党事件等。

①“三·―五”事件：发生于1928年3月15日，田中内阁逮捕日本共产党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学生共1600余人，并起诉了400多人，史称“三·一五”大逮捕事件。——译者

这个“马鲁太”把田中义一痛骂成“历史上最坏的人”。对此，摄影班人员勃然变了脸色，接着又追问道：“那么，在你看来，日本人中谁是好人呢？”

“现在叫野坂的一位日本革命家，巳来到了中国内地延安，还有一位叫德田什么的人，据说眼下正被关押在日本的监狱里……这两个人都是优秀的日本人。”

野坂、德田，这是在摄影班人员中从未听说过的日本人姓名，这个摄影班的人员冷笑了一声，只当耳旁风听过就算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仅到此就收场了。

这个当时摄影班的人说道：“可是，当我复员回到了战后的日本不久，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用大字标题报道‘野坂参三先生回到国内……’我在读这条消息时，突然想起来……就是当年‘马鲁太’所说的野坂那个人物。所谓德田就是指（日本）共产党的德田球一吧！‘马鲁太’对战争前景和结局的预见，真令我感叹不巳！”

那位八路军的军官如果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成为一位肩负现代中国重任的人才。

至于那位在731部队里被杀害的八路军军官的姓名，“当时我直接听他说过……但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摄影班人员说话时，露出一副惆怅迷惘的表情。

送毒气上门

让我们把话题再回到1945年8月10日的平房吧！731部队从这天开始撤退了。这一天，在部队内口字楼屋顶上出现了两个男子，让我们仔细地观察一番他们的行动吧！

“多少立方米？”大尉向随行的军队文职人员问道。“一个小屋的大小，按两间乘一间半的面积就没错！”

“……小屋的容积是多少？”

“小屋从地面到天花板，高度大约有2米左右吧！”

“差不多，估计还可以。”

“两间大约有3.6米，一间半是2.7米，高2米……那就是，3.60×2.70×2=19.44立方米，约计19.5立方米。”那位军队文职人员嘴里念着数字，立即心算出来了。

“噢，每间小屋的容积大约是19.5立方米。”大尉边嘟哝着边朝军队文职人员扫了一眼。那位文职人员机灵地领会了大尉的意图，未等大尉催问，立即用谜语般的话做了回答。

“大尉，‘茶’的比重是0.72……19.5÷0.72=27……也就是说，平均每间屋用27毫升就可以了。”

大尉对文职人员再次用心算得出的数字点了点头，但是，他的视线又扫了一下这房间说道：“为了有把握起见，投入量要增加一倍才行。按比重计算，每间屋里投进40毫升，就万无一失了。”

“是，马上照办！”文职人员边答应着边打开了带来的军用袋子，从里边拿出好几个透明的玻璃容器。这种容器是三角形的长颈瓶，与中学生上物理、化学课做实验用的那种小型的长颈瓶一样。

那位军队文职人员把取出的三角形长颈瓶迅速地在地上摆成一行。一个个三角形长颈瓶变成了分解盛夏阳光的三棱镜，反射出好几层色彩淡淡的小光环，投射在口字楼顶的地面上。接着，这两个人又从带来的另一个袋子里取出白衣服。这白衣服是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或制造细菌时穿的那种衣服。他们敏捷地穿上白作业服，戴上长胶皮手套，把整个胳膊都包了起来。那是做手术时使用的白色胶皮手套。随后，这位文职人员又从袋子里找出一种奇怪的东西。原来是防毒面具。

“这种‘茶’一沾上很快就会渗进皮肤。就是沾上一点点也会死掉……你可要当心啊！”

“是，要不要用天平称一下？”

“好，长颈瓶的容量是100毫升……因此，我估计装上半瓶就够了……不过，一旦缺分量就糟了，所以，还是称称吧！”

身着白色作业服、手戴长手套、头戴防毒面具的这两人把摆在屋顶上的高压钢瓶头朝下抬起来，合力拧开钢瓶的活栓轻轻地前倾着对准长颈瓶瓶口往里倒。他们的动作缓慢又谨慎。

随着往长颈瓶里灌时，空气往外跑，发出声响，一股透明的液体从活栓口流出进入长颈瓶里。这种无色透明液体进入长颈瓶以后，随着容量的增加，开始呈现出淡淡的茶褐色。那颜色就像非常淡的麦茶里又放进了几倍白水稀释了一样。

他们在前面的谈话中提到的“茶”，肯定是指这种液体而言。

当把这种“茶”往三角形长颈瓶里灌到一半时，他们拧死了活栓，迅速用胶皮塞堵住了瓶口。那个文职人员随即把长颈瓶放在事先已准备好的小天平上。天平轻轻地上下起伏，然后显示出“茶”的重量是40毫升多一点。

……

那个文职人员做出了OK的手势，大尉点了点头。接着，他们又一个个地往另外十几个三角形长颈瓶里倒进了“茶”，然后也都用胶皮塞堵住了瓶口。

……

大尉边干活边说话。由于隔着防毒面具，话音不清楚，没传到文职人员的耳朵里。如果不戴面具，就可听清楚他一再说的这样一句话：“氰酸液化气的沸点约为26℃，有气化的危险……你绝不要因为戴着面具就疏忽大意。”

原来“茶”就是氰酸液化气。

他们把装有三角形长颈瓶的袋子挟在腋下，依旧戴着防毒面具，乘电梯从屋顶下到口字楼一层。在走廊里没走几步，就遇到了特别班人员，一齐向他们举手敬礼。穿过二道和三道铁栏杆门，登上7号楼特设监狱的楼梯。走到二层楼的入口处时，特别班人员还想领着他们继续往前走，可是被他们用手制止了，并示意再往前走就危险了，要特别班人员赶快离开大楼。

两个人走在7号楼的外走廊上，皮靴发出咯嗒咯嗒的声音，一步步走近了第一个单人牢房。

原731部队特别班人员说道：“如果‘马鲁太’们看见这两个身着白色服装，头戴防毒面具，提着口袋的人的话，一切都会明白了……如果事先知道这两个人的真面目的话，肯定会陷入绝望……因为这两个人不是731部队的人员……他们是关东军516部队派来的。”

关东军516部队！这是“恐怖的名声”震惊满洲的毒气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这两个人是516部队的技术军官和军队文职人员……

日本陆军，设有陆军大臣直辖的陆军技术总部、武器行政总部。从1944年起共拥有第一至第九技术研究所。其中“六研”即第六研究所设于东京淀桥，专门从事有关化学武器以及有关化学战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负责进行关于毒气的研究。在中将或少将级的所长领导下，共约有700名人员，划分成四个科：第一科负责研究侦测毒气和合成毒物，第二科负责研究防护，第三科负责治疗，第四科负责研究化学战剂。

这也许是多余的话。战后，美军进驻日本以后，带来许多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这是一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和搜集情报的部队。石井四郎在战后一直躲在千叶县，把自己隐藏起来。经过千方百计的秘密侦察，最后发现并抓获石井的也正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

随着美军进驻日本以后，中央情报局和第8军的人员就巳想方设法地到处搜寻旧日军的人员，尤其是陆军技术研究所的军官们。

其中对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的人员，中央情报局表示了异常的关注。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设于神奈川县的登户，在长野县松川村和中泽村、兵库县的小川村都设有分室。他们在战时和731部队合作研究杀人光线、特殊药物、谋略用器材以及对植物战剂（如枯叶剂等）。

在特殊药物中，据说就有后来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用过的那种氰酸化合物——丙酮氰酸合成毒液，还有为印刷假纸币而研制出来的特殊染色液等。

除了这个研究化学武器的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之外，还有一个千叶习志野学校。它属于另一指挥系统，归陆军教育总监领导。这个学校在各连队分别配属一二名负责毒气工作的军官，他们是负责开展连队毒气战防护方法、防毒面具及衣服的穿着训练和消毒等教育的专门技术军官。习志野学校从全国各地和海外驻地召集这些军官进行六个月至一年的毒气防护及攻击方法的训练。

“六研”的研究成果则拿到在满洲的齐齐哈尔的516部队总部，进行大规模的野外实验时使用。因此，“六研”、习志野学校和516部队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员也不断进行交流。

恐怖的孪生部队516

研制毒气的516部队人员，怎么会出现在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里呢？这里面自有它隐秘的原委。

1941年12月8日，日军以袭击珍珠港事件为开端，一举占领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婆罗洲、爪哇岛以及缅甸南部，大肆夸耀“皇军无敌”。

但是，以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为转机，战局日益不利，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攻防战失败并从该岛撤退开始，失去了制海和制空权。实施“跳蛙作战”的美澳联军和进行阻击的日军，在中部所罗门群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在日军驻腊包尔要塞的官兵中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致死事件”。腊包尔位于西太平洋俾斯麦群岛、新不列颠岛（新几内亚所属）的东北部，当时是个军事要地。

日军在腊包尔构筑了坚固的要塞，从这里可以炮击经过附近的美军舰船和飞机。但是，从这个用水泥构筑的永久性的半地下式的要塞连续发射大炮和用机关枪射击，使要塞内产生并充满了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在空气中含量增加到四万分之一时，人会感到头痛而影响人体的健康。这是因为一氧化碳和血液中血红蛋白相结合，氧气便不能进入人体内，引起严重缺氧。

腊包尔要塞里的官兵开始频繁地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由于一氧化碳很轻，浮游在大气之中。当人们察觉时，浓度就很高了。由于它伤害人的脑细胞，常常使人失去知觉，甚至死亡。

当时的大本营（后改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十分重视腊包尔要塞的中毒事故，指令516部队和731部队共同研究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并提出防止中毒的对策。于是516部队经常秘密派出五六名人员到731部队去工作。据说，516部队首次到达平房的时间是1943年6月1日，一直在那里工作到同年9月1日；第二次是1944年6月1日至9月1日；第三次是1945年6月1曰至战争结束。先后共派遣三次。

这些研制毒气的人员抵达731部队以后，731部队对他们的身份严格保密。731部队安排他们住在高级军官宿舍里，宛如731部队人员一样。除731部队的部分领导干部外，其他人员至今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516部队和731部队的联合研究：1943年进行了一氧化碳及芥子气对人体影响的研究；1944年进行了芥子气的若干实验以及“茶”一号（氰酸）的研究；20年来进行了氰酸对人体的实验。

当时研制出了氮芥子气这种残留效果很高的毒气，并进行数次实验。

另外还进行过在棒球那么大的玻璃球里填满氰酸的“攻击坦克用的茶弹”的研究。这是一种按照火焰瓶投掷要领将“茶弹”投入坦克炮塔杀伤内部乘员的原始武器。

“1943年秋，在诺门坎进行过极大规模的氰酸实验。这次实验是由25师团师团长直接领导，在下风处部署了猴、马、鸟、兔等实验用的动物，喷射了压缩在像灯油桶似的一桶约一公斤氰酸。当时没有使用人做实验。”

“当时，陆军十分重视把氰酸作为武器来使用。但是，氰酸武器致命的缺陷是挥发性太强，沸点只有25℃～26℃，夏季十分容易气化；经皮肤吸收很快，使用起来也就非常危险；另外，同空气相比，它的比重仅0.7，很容易从地表面蒸发掉。

“因此，必须在日出、日落等地面垂直温度‘上温下冷’现象发生逆转的时间带内来进行实验，作为武器来说，是不完善的，所以没有使用。516部队储藏了大量未使用的‘茶弹’。战争结束撤退时，在嫩江河畔烧毁了一些，装在高压钢瓶内的氰酸和芥子气都扔进了嫩江。人们都担心一旦那些钢瓶烂掉，是否会成为污染源。”原516部队人员作证时担心地说道。

出现在“马鲁太”小屋外走廊的那两个毒气部队人员，开始时在单人牢房前停了下来，从“窥视窗”观察牢内的动静。在这间狭小的牢房里关着4名“马鲁太”。

由于是夏季，有的“马鲁太”上半身接近裸体，他们坐在地上，似乎在秘密交谈着。

这两名516部队人员从自由开关的“窥视窗”观察了一会儿，立即迅速地从袋中取出装有氰酸液化气的三角形长颈瓶，投进了牢房。长颈瓶发出摔碎声的同时，“马鲁太”们大声喊叫道：“毒气！快逃！”牢房为之骚然。

516部队人员的长靴发出响声，从一间单人牢房走向另一间牢房，相继打开“窥视窗”，把三角形长颈瓶扔了进去。长颈瓶被摔碎以后，气化了的氰酸气在单人牢房内迅猛地扩散开来，充满了房内。

整个“7号楼”立即变成了一座充满惨叫声的活地狱。有的“马鲁太”口里吐着白沫，显然憋得十分难受；有的“马鲁太”把脸贴在地上蹭来蹭去，想躲开毒气；有的“马鲁太”往同伴的尸体底下钻；有的“马鲁太”在临终的痛苦中，用系着手铐的锁链，使出全身的力气拼命敲打“窥视窗”，直到气尽力竭才倒下去。

原516部队人员回忆道：“投掷三角形长颈瓶作业，大约在15分钟内就结束了。据通知，处理‘马鲁太’是731部队撤退准备工作的第一个步骤。我记得，一共投进去9个三角形长颈瓶……似乎有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人，是空的。各牢房死的人约三四个人以上。不过，有的不是马上就死去，发出一声声痛苦的惨叫，不停地从里面敲打铁门……放在口字楼顶上那个装‘茶’的钢瓶，是在战争结束前镇压‘马鲁太’暴动时用剩的……

在第一集中曾写到那里有利用换气系统施放毒气的装置。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系统，而让我们冒着危险，把氰酸灌进三角形长颈瓶后投入牢房呢？这一点我们始终未弄清楚。我想大概是没有注入毒气的系统吧。另外为什么不用枪杀，也是一个疑问。

“据我的推测，在731部队里用尽一切手段处理‘马鲁太’之后，可能委托516部队来做‘最后的处理’。如果使用枪杀，因为‘窥视窗’太小，死角太多；要是把毒物混入食物送进去，有的‘马鲁太’会不吃，也不会自杀。由于这种种考虑，所以最后才让我们来做‘马鲁太’的善后处理吧！

“我们是8月10日上午10时左右抵达731部队的，在单人牢房里，镶有玻璃的杂居牢房里巳经有不少上吊身亡的俘虏尸体，多半是妇女。我记不清是否向7号楼、8号楼的所有牢房都投过三角形长颈瓶，而只记得向那一栋楼的一侧投过，为什么只向一侧投毒，我不明白。我们在731部队撤退时，曾经进行过挖坑埋许多死尸的作业。从以上情况看，估计在我们抵达731部队之前已处理了相当多的‘马鲁太’。”

走向死亡的斗室

在731部队的许多作恶行为中最惨不忍睹的活体实验，要算是和516部队联合进行的毒气实验了。

在平房731部队总部设施的西北方向约4公里洼地上，有一块用苇席和部分砖头围起来的地方。它的周围是极目无垠的荒野。由于这个小小的庭院是用苇席和砖墙围起来的，从远处看去，只是一个普通的仓库。

但是，这片洼地却正是堪称恶魔宴会的毒气实验场。

当时陆军拥有数种毒气和毒气弹：

黄一号　芥子气

黄二号　路易士毒气

茶　氰酸

蓝色　碳酰氯

红色　联笨氰基胂

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气，有些和做豆腐杂烩等作为调料的芥末所发出的臭味相似。人们的皮肤一沾着这种毒气，就像烧伤那样，先起水泡后溃疡，外露的手脚、脸部、脖子不消说，它还可浸透衣服，弥漫全身，直至全身烂透。

路易士毒气是速效性糜烂毒气。它可以渗入人的视神经或皮肤里，还能伤害肺部和咽喉，引起呼吸困难。死亡时的惨状，令人不忍一睹。

氰酸气，有些像苦杏仁那样味道，吸入体内立即会同血液中蛋白质相融合，使人陷入缺氧状态。它是一种中毒性气体。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大量使用过这种毒气。

碳酰氯和联苯氰基胂（氯化砷）都是一种刺激性的毒气。前者能使人窒息而死；后者具有催泪性。“红色”的毒性较小，常常用于毒气演习。

516部队内的毒气防护实验，着眼于人对毒气能“持续”多久，它是在戴或不戴防毒面具时，在面具内的活性炭和氧化剂的量发生变化或毒气种类和浓度发生不同变化的情况下，人究竟能“持续”多久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使用了许多“马鲁太”，三年间可能使用了100多人。

“参加这些实验的人员，首先是现役人员，其次是要提拔干部候补生的预备役人员。516部队在当时的日军部队中，民主气氛较浓。在队员中有一位毕业于大阪大学的叫S·Y的技术中尉，在N部队长命令他参加实验时，他表示了拒绝，说自己是天生教徒，不能参加那种不人道的实验。虽说是民主气氛较浓的部队，但是，在天皇的军队中，S中尉根据自己的信仰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很了不起的。容忍他这种态度的部队长也是很了不起的。战争结束撤退时部队长指挥得当，我能平安无事地回到国内也是托了他的福。这位部队长现在业巳去世。”

731部队的毒气实验，主要在夏天进行。因为这种实验必须利用广阔的荒野。如果放在冬季，在严寒条件下，是不可能进行野外实验的。

用来作毒气实验的“马鲁太”多数都已做过各种实验，身体机能已经遭到损坏。

“和516部队关系最密切的是731部队的吉村班。因为往往是吉村班在冻伤实验中使用过的‘马鲁太’，再送到毒气实验场去。……从吉村班转送来的‘马鲁太’是十分惨的：多数烂掉了手脚，光剩下像海豹一样的躯体；有的由于营养不足，全身只剩下皮包骨头，腿肚子只有手腕那么细。我想，可能是把进行冻伤实验后巳经没有用处的‘马鲁太’转送过来的。”

原516部队人员以一种充满苦涩的口吻做出了上述证词。这完全是把“马鲁太”彻底利用到底的一种凄惨的“废物利用”。516部队置于承包731部队（废物）的位置。

一位原516部队人员把自己的证词录了音送来。他在录音最后说：“战争是狂人干的勾当，绝不能让它重演。因此，挖掘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为了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

毒气实验是在被称作“小屋”的特殊组装的一间小实验室里进行的。（参看当事人根据记忆画出来的示意图）

实验室是一套一大一小的两间房子。大的是用厚5毫米的铁板围起来的一个每边长3.6米的方形房子，这里是毒气发生室，它同毒气发生机直接相连接。它可以根据需要调节毒气浓度，称大气调节室。

小的是一间.每边1.5米的玻璃房子，除天花板和后面以外，全部都是用玻璃镶起来的。

大房间里装有芥子气、氰酸、一氧化碳发生机，天花板上装有一个大型风扇（气体搅拌机），只要一按开关，就可以向小房间送毒气。

大房间的天花板和地板分别安装有直径约50公分的管道，分别同小房间相连接。大小两个房间是用两根管道相连接。这些管道的作用是使保持一定毒气浓度的空气相互进行循环。

小房间是用特殊防弹玻璃盖的，它之所以要求透明的，主要是为了便于从外部进行观察和摄影班拍摄实验情况留作记录。

这间用玻璃组装的小房间有一个单开门。一开门就能看见地面上铺有一条短铁轨，这是专供往里搬运“马鲁太”使用的。

“从特殊汽车下来的‘马鲁太’，一个个被架到台车上。这种台车只有轨道车的一半大……台车上立有一根柱子，把‘马鲁太’绑在柱子上然后在地面轨道上移动。

“这间用玻璃组装起来的小房间，比电话室稍大一些……绑着‘马鲁太’的台车咕噜咕噜地发着响声，一直推到小屋的门口。台车的铁轨和小房间的铁轨是相连接的……等把台车推进房间内，就关上门，实验的准备工作算完成了。”

这是曾列席毒气实验的一位原731部队人员的回忆。

这个“小屋”，在战争结束时拆掉了，听说把玻璃和钢骨架都埋入地下，仅把马达和铁制部分搬到了齐齐哈尔。

37年的守灵

原731部队和516部队人员一致证明，每逢在玻璃小屋里进行实验时，同“马鲁太”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小鸟、土拨鼠、狗和鸡等动物。根据使用毒气的种类和浓度的不同，“马鲁太”的着装也有所不同。

送进小屋时，根据不同的需要，有时让“马魯太”带上防毒面具，有时让他们穿上军装，有时则是裸身露体。

在如同温室般的小屋周围，由六七个人围着，这些人是731部队吉村班人员、摄影班人员和516部队的技术军官。有时还有从孟家屯远道而来的100部队的军官。

当“马鲁太”被绑在台车的柱子上时，他们就明白这一切了，有的人便大闹起来。这时负责警备任务的特别班人员，就用棍棒毒打“马鲁太”，不让其反抗，然后再把台车推进实验室。在场吵闹的人多数是朝鲜“马鲁太”。这种毒气实验每次只用一个人，平均每天“消费”四五个“马鲁太”。

从731部队本部到毒气实验场架设了一根长4公里很粗的电线，这是用作毒气实验的电源。516部队人员一边透过实验室四壁的玻璃盯着拼命想挣脱的“马鲁太”，一边按动了大实验室里的开关。电风扇随即开始转动，使整个大实验室都颤动起来。安装在大实验室里的热源也在给烧瓶加热，茶褐色的氰酸液渐渐变成氰酸气体冒了出来。

原516部队人员作证说：“和实验室相连接的粗管道中有一个用铁板制的气闸……电风扇一转，气闸一拔，毒气就流进关着‘马鲁太’的小屋里……由于风的压力，每次往外拔气闸都要费很大劲。要拔出这块铁板，必须按照命令行动，还得要快速，通常是由两个士兵一齐用力才能拔出来。……大实验室里安装有一台岛津制作所制造的毒气浓度计，可以测定‘马鲁太’的死亡与毒气浓度相关的数值。”

拔起气闸的同时，站在玻璃实验室外的731部队人员，手里拿着秒表，贴近玻璃，自始至终地观察“马鲁太”的变化情况。这时，16毫米摄影机也跟着转动起来。被绑在台车上的“马鲁太”，吸进了从管道送进来的氰酸气，发出猛兽般的吼叫声，疯狂地扭动着身体。片刻之后，嘴里向外吐着白沫，瞪圆了两只眼睛，把四肢硬直一挺，脑袋立即耷拉下来，这个“马鲁太”就断气了。

“凡是用氰酸气毒死的‘马鲁太’脸上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红色……用芥子气毒死的‘马鲁太’，全身都起水泡，皮肉都被烧得烂乎乎的，令人惨不忍睹……通过我们的实验获知‘马鲁太’的生命强度，大致上和鸽子差不多。鸽子死时，‘马鲁太’也断了气。我们整天都进行实验，在731部队一共进行了50多次。”

原部队人员至今仍清楚地记忆着若干情景。有一天，车前飘着黄色将军旗的731部队长的汽车驶进了氰酸毒气实验场。石井四郎中将从车上走了下来，接受在场人员的敬礼以后，便催促大家立即进行实验。

这一天的毒气实验，由于部队长亲临现场视察，部队人员的情绪特别高。用作实验的“马鲁太”，不仅有经过各种实验以后的“处理品”，而且还有特意从单人牢房选送来的几个健康的中国人，即谓之正品。

电扇发出隆隆声转动起来，气闸也拔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喷射出氰酸气。“马鲁太”陷在弥漫的氰酸气之中，气闷得要命，痛苦地挣扎着，使绳索勒进了手腕的肉里，最终断了气。

从实验室里拖出了尸体。石井四郎站在尸体前命令说：“扒光下身看看！”一个文职人员从僵硬的“马鲁太”身上脱下裤子和内衣。这时看到从这个“马鲁太”的阴部到大腿流了许多白色的、滑溜溜的黏液。

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说：“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就是精液。凡是吸了‘茶’（氰酸气）的人，都会流出这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情景。那是在战争结束的那年7月发生的事。当“马鲁太”从开到实验室的特殊汽车下来的时候，连731部队人员看后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原来走下来的是俄国的母女两人。

一位原731部队人员这样作证说道：“母亲个子不高，一头金发，30岁左右；那个女孩最多不过三四岁，……两个人穿的都是白色的裙子。我们问，拉她们来这里干什么？回答是：‘部队再不撤退不行了，你们下狠心给处理掉吧。’……于是我们把母女两人架上了台车，没有给她们戴手铐，也没有把她们绑在柱子上，就推进了实验室。看样子，这位母亲已横下了一条心。”

这位人员断断续续地说道：“即将往室内送毒气时，偎依在母亲脚下的那个女孩还抬起头来，从玻璃屋内以好奇的目光环视着四周。母亲用双手静静地按着这颗放射出天真目光的褐色头发的小脑袋。这时，女孩把头贴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也不动……正在这时，毒气喷射进来了。

“在玻璃屋里，这位母亲尽力把孩子的头按在地上，拼命用自己矮小的躯体庇护着孩子，然而，不断喷进室内的氰酸毒气像一只魔爪，先夺走了女孩的生命，接着又把这位母亲杀死了。”

“可怜的母女俩人紧紧地靠在一起先后断气了。母亲的手始终放在女儿的头上。真是残酷极了！当时我的工作是……握秒表，测母女咽气的时间……那双放在孩子头上的母亲柔软的手掌……37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不能离去……”

这位74岁的原731部队人员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拳头紧紧地握着。等他讲完这段话时，两眼里含着的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至今巳过了37个年头，这时流下的眼泪，再也不能献给那俄国母女俩了。

活的木乃伊

“读完这些实录，想到那些无比残酷的情景，我对人类感到绝望了。虽说是一支魔鬼般的关东军731部队，但其中总会有一些敢于抵制上级命令的人吧！连续发生那么多残暴的场景，真让读者的神经不堪忍受。……”

这是宫城县一位叫Y·M的家庭主妇（33岁）的来信。在读者中二三十岁的人写这种信的比较多。

但是，本书并不是故弄玄虚，强调那些残暴的场面，而仅仅是为了排除主观，填补战争史上这段空白，正视了实录的结果。就拿上边说的毒气实验这一段来说吧！在我撰写《恶魔的饱食》第一集时，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情况。原731部队人员都想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把这些事隐瞒下去，因此都闭口不谈。

可是，后来由于得到了516部队的一位当事人“勇敢地通报”了此事，才有了可靠的线索。经过好几个人的介绍和百折不挠的采访，终于使这些可怕的事实得以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毒气实验集中了731部队现代科学技术的精华……在实验室里，‘马鲁太’在大约5分钟至7分钟内就可以断气，但另一方面还利用原始的办法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许许多多的实验把人折磨死……比如饥饿实验、断水实验、干燥实验、触电实验、热水实验……又如利用活体进行火攻、水攻实验，更是家常便饭了。”这是一位原部队的高级人员提供的证词。

“以两天三个人”的速度“消费”“马鲁太”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笔者的想象。

执笔记录日本人加害其他民族的实录，是一件心情十分沉重的作业。

在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是日本人在37年前亲手进行的，这是事实。这些实验的内容是多么惨无人道，我们无法把自己的视线从那些由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研究人员）带头搞的这些残酷的事实上移开。

所谓饥饿实验，正像字面上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在不给“马鲁太”任何食物而光靠喝水的情况下看能够活多少天的实验。所谓断水实验，则同饥饿实验相反，这种实验是在只让“马鲁太”吃面包而不给一滴水喝的情况下看能活多久的实验。

“饥饿、断水实验是在哈尔滨市内滨江站附近的南楼地下‘马鲁太’拘留室内进行的……这个实验由江口中佐为首的江口班负责。‘马鲁太’光靠喝水平均能活到60天至70天……可是，那种只吃面包的实验，到了第5天，‘马鲁太’的脸就都浮肿了，一个个显露出十分难耐的表情。实验到了第7天，‘马鲁太’无一例外地都吐血死亡。”有关人员这样说道。

所谓干燥实验，就是把活着的“马鲁太”绑在椅子上，然后再放进高温干燥室里，在干燥的热风烘烤下，“马鲁太”全身冒大汗，然后烤出来的汗水还不等落到地上，又被热风烘干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马鲁太”体内的水分一点点地都被烤干了。不到15个小时，“马鲁太”体内再没有一点水分可以滲出来了。这可真是桑拿地狱。原731部队人员的证言说：“‘马鲁太’的身体，就这样变成了一具干巴巴的木乃伊……把它放在秤上一称，干尸的重量，只有活着时的22%……实验证明，人体内含有的水分为78%。”

所谓触电实验，就是把“马鲁太”固定在电椅上，然后逐步增强电流。由于电流的冲击，常常发生“马鲁太”和椅子全都翻倒在地上的情景。在小规模的电击实验中，“马鲁太”的身体顷刻之间就烤糊了。

所谓热水实验，就是实验在赤裸的“马鲁太”身上不断地增加热水浇洒，看烫伤的部位、烫伤的程度以及在烫伤情况下人体的生存条件。

隶属于731部队的医生、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利用“马鲁太”进行活体实验，需要计划好多种多样的变化（应用与配合）。所以，在731部队里设置了一个“企画课”，由该课课员来协调各班提出的实验项目。

他们把那些经过冻伤实验全身受到伤害的“马鲁太”编在一起，再送去做毒气实验；利用注射了鼠疫菌或正在发烧的“马鲁太”做紧急的搾血实验。

在利用鼠疫菌进行细菌战时，不能让友军士兵受到感染。研制防止鼠疫菌感染的菌苗，这就是731部队担负的重要研究课题。他们从那些得了鼠疫正在发高烧的“马鲁太”身上活生生地榨取他们的血液，正是为了制造这种疫苗而大量采集血清。

731部队处理“马鲁太”，宛如处理一条鱼，把鳞作为肥料，把身子清蒸或红烧，剩下部分熬成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鲁太”身上没有一点废物或残渣。

最后的抉择

由于把氰酸气放进了7号楼二层，关押在那里的“马鲁太”全部都死掉以后，我们再回到平房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当苏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边境，进入满洲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8月9日到10日。

原731部队从事搜集敌情的调查课一位课员回忆说：“我知道苏军参战是在8月10日下午6时……收音机里播完关东军军歌之后，播出了一条特别消息……说‘今天拂晓四点钟，苏军开始入侵满洲，我军立即进行迎击。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我当时心想，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苏军参战前几天，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日本政府发回电报，报告了苏联政府提出的“日军必须从整个满洲撤退”的要求。此外，关东军首脑估计苏军进攻的“某日”在8月中旬。这一点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原731部队人员所说的“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的预感巳经得到证实。

在此之前，关东军首脑纹尽脑汁，从关东军所剩无几的装备中，调集了仅有的反坦克炮，编成了一支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牡丹江一线。

如果苏军最新式机械化装甲师突破牡丹江防线，从那里向哈尔滨推进，就近在咫尺之间了。因此，无论如何要把731部队的证据和秘密隐藏起来。为了“蠃得时间”，牡丹江至少要顶住48小时以上。关东军首脑痛苦的判断就在这里。

后来，担任苏联国防部长的马林诺夫斯基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苏军分三路进攻满洲，作战中唯有驻牡丹江的日军抵抗最激烈。苏军进攻的消息立刻使整个满洲陷入混乱状态，731部队惊慌失措地忙着撤退。”

当关押在7号楼二层的“马鲁太”被氰酸气毒死以后，8号楼的“马鲁太”又被731部队特别班人员赶到一起，让他们观看从7号楼二层拖下去刚刚死去的“马鲁太”尸体。

一位原部队人员证词说：“在这些活着的‘马鲁太’中也有妇女。还有一个直到最后仍充当翻译的俄国‘马鲁太’……他在731部队算是个老‘马鲁太’了，才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要这些‘马鲁太’去看7号楼二层的屠杀现场。其真意是促使他们下决心，‘你们不会愿意这样去死吧，最好还是去自杀。’也有人作证说：把活下来的‘马鲁太’集中在房间内，投入苦味酸（日本曹达公司制的一种炸药），然后再刺喉咙，置他们于死地。

“对于‘马鲁太’，哪怕是一个人，也不允许留下来。要不把他们毒死，要不让他们自杀。731部队人员要这些‘马鲁太’从中做出选择，意思是给一点‘人情’。不，毋宁说是恶魔之情。”

这个原部队人员继续作证说：“当把堆积如山的用毒气杀害的‘马魯太’尸体，给活着的‘马鲁太’们看过之后，就给赶在一起的‘马鲁太’每人发一根细长的铁丝和棍子……要他们每两个人一组，面对面地站好，然后把铁丝拧成圈套，将两个人的脖子套在一起，中间插上木棍，让一个‘马鲁太’抓住棍子的上头，另一个‘马鲁太’抓住棍子的下头，接着就要他们把手中的棍子朝同一方向，一圈圈地转动，命令把铁丝圈套勒紧……”

随着棍子的转动，铁丝圈套越来越紧，相对站着的两个‘马鲁太’也就越来越靠近，不一会儿，勒得胸脯紧贴胸脯，最终铁丝勒进脖子的肉里，两个人便都断了气。

“这些‘马鲁太’，在看过被毒气杀害堆积如山的尸体以后，都横下了心：反正同样是死，和难友一起互相勒死，总算好些吧！”

“于是，这些‘马鲁太’便面对面，把头伸进铁丝套里，相互盯着对方的眼睛，合伴踏上了凄惨的死亡之途。”

“在731部队人员的监视下，‘马鲁太’们一齐转动棍子，眼看着铁丝套越来越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场互相绞死的凄惨情景。”

“为了防止‘马鲁太’们逃跑，手持毛瑟枪的731部队人员站在一旁全神贯注地监视着……‘马鲁太’们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逃跑的。”

“这些‘马鲁太’都咬紧牙关，紧勒铁丝套，眼珠都快蹦出来了，可是，那棍子还是在不停地转动着……两个‘马鲁太’如果有一个断气松手了，另一个‘马鲁太’还得继续紧勒，结果都被勒死……只剩一个活下来是不可能的。”

“两个人合力转动棍子，使铁丝套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大批量自杀的方法。”原部队人员说道。

对女“马鲁太”的办法是“劝逼”她们自己一个人吊死。她们被逼得无奈，只好在门把上挂上铁丝，猫着身子，把腿一缩，就自缢了。

尸沉江河

在加紧处置“马鲁太”的前后，731部队的各处设施都烧上了重油放了火，十多处设施都冒着巨大的火焰，黑烟滚滚。

在高等军官宿舍西侧的地下燃料库，埋藏着几百个盛满汽油的圆桶，十几个731部队人员清除了盖在圆桶上的土，就用导火线一下把这些燃料全部烧光。

在器材仓库群中，有个同口字楼形状相似的巨大的四方形建筑物。其一层内“秘藏”着许多辆新卡车。当时，在关东军的其他部队里是没有的。这些库存品是为进行大规模细菌战所做的准备，全都是福特汽车制造厂的产品。

一位原部队人员回忆说：“其卡车数共80辆……不，也许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些，全都浇上重油和汽油。等我们往上投炸药的时候，大家都叹息说：‘真太可惜了。’”

731部队在撤退工作中感到最棘手的是火化“马鲁太”的尸体。我在前面曾谈到，在口字楼院子里“马鲁太”曾经亲手挖了一个很大的墓坑。各班传达了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命令。这项任务就是集中被毒气熏死和勒死的尸体。领到任务的部队人员全部集中起来，每两人为一组，把尸体运往坑里。

这些死亡的“马鲁太”中，有的从嘴里吐出白沫，有的从嘴角和鼻孔里流出鲜血。尸体很沉重。部队人员都不敢看“马鲁太”，一个劲地往坑里扔尸体。

一位原部队人员说：“我记得往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重油，又扔进柴火，还拣了几张马口铁板盖在上面，然后点了火……尸体没有烧透，后来又重烧了一遍……虽然上司命令要求在火化后‘马上收集骨头，装进草袋里扔掉’，可是骨头太烫，无法下手……结果，到了傍晚，才把骨头收集起来。”

在原731部队人员中，据说有很多人直到今天仍梦见火烧“马鲁太”的情景。

被烧过的“马鲁太”的骨头，装了几十个草袋，用卡车拉走投入松花江内。运输班接到命令到了江边，“打开草袋口，把骨头在江中撒开”。他们是在夜间满身是汗进行这项工作。扔“马鲁太”尸骨的同时，还有几百副手铐和脚镣，也扔进江里。装在玻璃瓶里的几千个人体标本，也随着飞溅的水花沉入松花江。

据原部队人员回忆，撤退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已经是8月13日拂晓。接着又下达命令在平房的铁路专用线的731部队的煤堆边“全体集合”。到这里来集合的有满身臭汗又沾上了煤灰的731部队以干部为中心的许多部队人员。

石井四郎中将站在堆积的枕木垛上。这个曾经率领恶魔部队的大个子，盯着部队人员，一边摘下战斗帽，擦了檫汗，一边提髙嗓音讲话。他说：“……很久、很久以前，在这个地方，有一支石井部队，它曾经运用现代科学，费尽心血从事研究……在历史上这个名字是不会消失的……”

据说，有人看到，石井四郎部队长像狮子般地吼叫时，从他的下巴上一颗颗大粒的汗珠在往下流淌。由于撤退工作把人搞得筋疲力尽，731部队人员一副发呆的表情望着部队长。“马鲁太”小屋巨大的爆炸声多次打断石井四郎的讲话。

日益扩大的影响——写作过程中的留言

本书自开始执笔以来，得到许多读者真诚的批评和鼓励。到第二集写作期间，直接给我寄来的书信和转来的信件、明信片等，已超过300封。再加上电话，直接反响已多达500人。在如此短期间，得到如此大的反响，对我来说，这是自从《人证》问世以来所未有过的，我想借此机会表示谢意。现就读者的若干质疑与询问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第一集中的“马鲁太”暴动问题，居住在九州的一位原“731部队人员K·A寄来了一封郑重的信。据K·A先生的回忆，早在1942年初夏，曾在731部队里发生过一次”马鲁太“暴动。

现将K·A先生来信的部分原封不动地引述如下：“……我在部队任职到1943年5月。下面讲的事是我在任职期间发生的。我记得那是1942年六七月间的一天。部队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我拿起步枪和另外四名人员一起来到特别班的门口处集合，在入口处领了子弹。特别班的出入口两侧架起了机关枪，两挺机关枪对准了‘8号楼’。”

“我是第一次进入特别班，过去从总部三层楼的窗口看到过‘马鲁太’在室外工作的情景……宪兵把梯子架在8号楼的三层①用手枪射击‘马鲁太’。”

①这位K·A先生在信中多次提到关押“马鲁太”的731部队特设监狱是三层楼建筑，这是应该注意的证词。左右平行的7号楼和8号楼的特设监狱，从外形看来都是二层楼，但数名原731部队人员都作证说：“看起来仅仅是二层楼，但实际上监狱是个三层楼建筑。”K·A先生的信中证实是“三层”的说法，但真相仍隐藏着一个谜。或者说特设监狱有秘密的地下一层，实质上也许就是三层建筑。有的人说“马鲁太”是从地下运进去的。——作者

“中留部长②说把‘红的’拿来！我心想，‘红的’是什么呀？当时没有想起来，当发下防毒面具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剧毒毒气！它装在一个直径为10-20公分的罐里，罐盖上面系有一根红线。在部队里把这种剧毒毒气叫做‘红的’。”

②关于中留部长：参看第一集文中的照片。他喜欢挥毫写“芙蓉万古之雪”，被尊为人格高尚的人，但这种人在731部队屠杀中仍叫喊“拿‘红的’来”，其恶魔本性暴露无遣。——作者

“我和小川君③（翻译）同时也担任部长的警卫，我们接到的报告说有7名苏联军人（逃兵）闹事。他们用手铐突然从背后将一名哨兵打晕，夺走他们的手枪和钥匙，把8号楼二三层的收容者全部放出楼道里，正在大闹。

③小川君：就是第一集中出现旳那个翻译小川。如K·A先生来信中提到的，如果”马鲁太“暴动为实的话，那么，小川就亲眼目睹了两次暴动，不过，如今小川已逝世，无法同本人进行对证了。——作者

“部长召来特别班的技术员，命令把一层的‘马鲁太’全部转移到7号楼去。8号楼一层的十几名年轻苏联女‘马鲁太’①举着双手出来了。我看到其中有一个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举着走出来。

①十几名年轻苏联女”马鲁太“：这也是新揭发出来的事实。过去原部队人员的证词都说女”马鲁太“只有两三个人。如果女”马鲁太“是十几名的话，那么原部队人员中间谈及关于梅毒实验、活体解剖时，他们悄悄地私语的那些淫秽的传闻就有了根据。——作者

“这些女‘马鲁太’被重新关好的同时，打开碳酰氯毒气罐，从一层的窗户扔进去。部长看着手表，命令把门打开，大家一齐跑到二三层楼上去。60多名‘马鲁太’都死了。我对特别班人员处理‘马鲁太’的这种做法，大为吃惊……”

K·A先生在来信中继续回忆“马鲁太”暴动的情况，并联系到日本民族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祸说道：“你们对原子弹的爆炸是怎么想的？可以说全日本被当作‘核武器’的‘马鲁太’和进行实验的实验场了。数十万同胞在转瞬之间被消灭了，如今仍有许许多多人处在原子弹后遗症的痛苦中。”

此外，住在川崎市的O·A先生和住在多久市的J·T先生提出了下述值得听取的意见，现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一介绍：

“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的结尾处有‘拒做动物的宣言’的一节，对这种看法，我无论怎么想象都是无法赞同的。”

“如果人类把动物视为不如人，并以这种傲慢的思想来指导反核运动的话，那么，同731部队对待‘马鲁太’的想法在某些地方就有关联了。我想我们应注意到人类并非万物之灵这一点。仅就731部队而言，正是由于是人，才有可能完全证明人的本身。这样说，也不过分吧！甚至令人想到所谓富于人情味的人，岂不是指伊藤（石井之误吧）四郎一类人而言了吗？”

“人比其他动物在什么地方、怎么高出一等，我一点也不明白。”

“同人类相比较，动物是没有礼貌、不稳重，但他们直到死亡，除了仅有的一点欲望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呢？”

(川崎O·A先生来信摘要）

“但是，如果让我大胆地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要重提‘恶魔的饱食’呢？战后巳过了37年——这种说法也许有语病。那么，今天为何又要旧事重提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如果这样的话，翻开世界历史来看，战后巳经过去37年，突然又爆发了下一次战争，即使再发生类似‘恶魔的饱食’的情况，也并非怪事。在这个时期，就是现在……我想说的是揭发如此可耻的（本来打算尽量掩盖的）历史上的一幕，有点为时太迟了。”

“从搜集秘密撤退的‘石井部队’的有关资料和信息，直到出版，这一过程是否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呢？还是森村先生身边碰巧有愿意不惜做出这种努力的人呢！”

“不管怎么说，到1982年出现了教科书问题、修改宪法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久又出现了满洲国建国纪念碑问题，等等。人们在议论日本右倾化，担心出现军国主义化的危险，使人不由得感到某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开始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此类书籍在某种意义说应该是合乎时（宜）的，或者说这是一种巧合吧……”

(多久市J·T先生来信的部分摘要）

(括弧内文字均系作者所加）

另外，在实录中，对汉语的日语注音，得到了许多人士多方的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部分媒体提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是否是日本共产党的宣传品，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恶魔的饱食》发表的媒体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作为秘书协助我工作的下里先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由此产生了这类批评。我估计在这种批评的背后潜伏着下述情况：

可以说，在日本人那里存在着对“到处是收容所的苏联社会”的阴暗印象，存在着“讨厌共产主义”的观念。的确，目前苏联式社会，没有真正的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性上的自由。以武力为后盾的露骨的扩张欲望，以及有关国家的一些不明朗的阴暗面，令人不能对苏联放松警惕。它显示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

日苏关系的历史和北方领土问题等更促使日本人对苏联产生了更坏的印象，不少人把对苏联的这种印象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置于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对立面上。

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没有这个任务。那些概念本身有很多不同含义。西欧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对民主主义的解释也不一样。

本来，共产主义是表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用语。资本主义立足于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自由原则之上，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提出了建立一个以财产共有为基础的未来社会。

对此，民主主义主权在国民，作为行使的政治形态，它是同一个君主或独裁垄断权力的君主政治或专制主义相对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产生了独裁政治。虽说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但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共产主义与作为政治形态的民主主义相对的概念产生了混乱。它同对苏联式的社会的阴暗印象以及战前和战时的反共教育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

战时或战前，只要一说“赤色”，人们就像细菌一样感到害怕，从贴上这种标签的人家的门前经过时，赶紧快步而过。当时，可以说“赤色”成了罪犯或大坏蛋的代名词。这种思想残余至今在日本人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不少人并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只是觉得讨厌。我的秘书是日共党员，就硬把我和该党拉扯在一起，把《恶魔的饱食》说成好似该党的宣传广告一样，令人感到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的心理。他们知道许多读者会远离共产党的作品，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惜以执著的态度攻击因我们的过失而误用的照片，攻击的次数大大超过了此书的发行量。

另外，有人认为《恶魔的饱食》为了追踪日本侵略中最残忍的场面，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批判侵略也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体制的选择（自由主义社会呢，还是社会主义）。而这些会被别国情报战、谋略战的战略所利用。因为情报的破坏力不比武器差；情报战对于宣传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苏联式的社会或独裁国家来说，是单方面有利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廉价、无抵抗的而又有效的战略目标。

的确，在情报战中，保障国民“知道权利”的自由主义社会和没有“知道自由”的极权主义社会相比较，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报道（思想、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说揭露本国不好的情况，就是伤害了国民的自尊心，甚至会影响到对体制的选择，这种意见是说不通的。我们为了取得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在内的人的基本自由为根基的民主主义，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我认为对于能够保障不隐瞒对本国不利的情况，可以有公布的自由，这种国家体制，不仅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毋宁说是一种自豪。当要人们对不存在报道自由的社会和保障能够揭发其阴暗面的自由体制做出选择时，人们会毫不踌躇地选择后者。

也有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过分依赖于美国方面的资料。第二集的资料，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而取得的。为了确保构成民主主义根本的自由，甚至连对本国不利的情况也能够予以公开（虽说国家安全保障上有限制）。从美国的这种姿态，人们可以看到坚定的民主主义。在《恶魔的饱食》中，没有苏联方面的资料，毋宁说，显示出美国的强大，取得了同“战略成果”相反的效果。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恶魔的饱食》是绝对不能出版的。今天之所以能够出版，是民主主义的成果。

第02章 美苏在731部队问题上的争执

同约翰·鲍威尔的交谈

关于约翰·W·鲍威尔，只知道他是出生于中国的记者，现居住在芝加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

1981年秋《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短文。这家杂志是由美国科学家主编、在芝加哥市发行的。

这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揭露了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盟军提供丰富的细菌战资料为条件得以赦免战犯罪责的经过。

论证的依据，是使用了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若干份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并写此论文的就是鲍威尔。由于鲍威尔论文的发表，731部队问题不期而遇地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几乎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鲍威尔也许是一位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多大，为什么对731部队如此关心，他以什么为契机知道有关731部队档案的存在？虽说我们事先已通知了他，但仍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突然来访的日本客人。

鲍威尔的家，坐落在教会大街坡道的中间，是一幢刷了白粉的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是个有大橱窗的店铺，玻璃窗上写着“鲍威尔商店”几个金色大字。橱窗里摆了些旧的陶制茶壶、用藤编织的椅子、鸟的羽毛、大小不一的发光的金属管制成的旧式西服衣架等，毫不在意零乱地摆放着，是一家旧货商店。

反法西斯主义的记者

我们按了电铃，听到里面有人从二楼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中“牺牲”的山羊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记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刮起了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从1949年开始，以麦卡锡参议员为中心进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

麦卡锡注视着美国国内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委员会常传唤文化界人士。凡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开除公职，甚至连名演员卓别林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有些议员为了迎合这股潮流，追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参议员切纳就是其中之一。

参议员切纳目光紧盯着报社、电台以及学校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内容。他曾把许多知识分子传呼到切纳委员会，给他们打上“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的烙印，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职业。鲍威尔也成了切纳委员会的牺牲品。

鲍威尔写过一篇题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源自731部队”的文章，引起了切纳的注意，于是，切纳委员会便指责鲍威尔是一个“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企图把他从所有的媒体宣传舞台赶出去。

然而，鲍威尔没有屈服。他在受审过程中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它所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档案。终于，进行了十年艰辛的法庭斗争，把政府追得理屈词穷，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审判。

鲍威尔回忆道：“就是这个缘故，我就奇怪地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十年里，我们曾辗转地从旧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因为我和妻子都很穷，所以就把旧家具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搬到新的家。后来，这些旧家具可真起了作用……”

当时碰巧出现了“旧家具热”。妻子西露比亚把丰富多样的旧家具做资本，开了“鲍威尔商店”，维持了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一度萌生于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这对一个记者或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奇怪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同一时期里，从1981年夏天到秋天，鲍威尔也孜孜不倦地埋头在美国国家挡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认真地发掘有关731部队的文件。

由此而产生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

对于我提出“你是为何对731部队变得如此关心呢”这个问题时，鲍威尔用平淡的语调简洁地做了以上的回答。

气球炸弹的真相

“可是……”鲍威尔转过身来反问道，“你知道气球炸弹这件事吗？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日本陆军放出几千个气球炸弹。至今还有人写了许多文章……你知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吗？难道气球炸弹和731部队毫无关系吗？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呢？”气球炸弹与731部队！鲍威尔的提问击中了要害。

所谓气球炸弹，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由日本陆军研制和使用的一种特殊武器。他们妄想利用太平洋上空强劲的气流，把充满氢气的气球作为炸弹运载者，“直接打击”美国本土。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是它却付诸实施。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都曾听说过这种炸弹。

鲍威尔继续说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其实是不是细菌炸弹呢？我深深地怀疑它同731部队的新武器有着密切的关联。”

“你到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去看看吧！在史密索尼亚历史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气球炸弹的实物……这种气球炸弹每次落到美国本土时，美国的化学家和医学家们看后都对它的真相抱有很大的疑问。”鲍威尔的话包含着冲击性的暗示。如果气球炸弹就是细菌炸弹的话，那么，军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那种“战史上最幼稚的作战”的说法，就得该换词了。

“浮号”①与“粮草总厂一号”

有一份关于日本陆军暗示气球炸弹和731部队之间关系的挡案文件，题目是“陆军省军事课特殊研究处理要领”。它是陆军省军事课于战争结束的同时，下达给有关机关的一个通知。由于文件不长，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①“浮号”：就是指气球炸弹。文中引用的陆军部军事课通知，是服部学先生告知的，该文件是由新妻清一先生所保存。关于气球炸弹问题，还有不少精心著作和研究文献，如：足达左京先生著《气球炸弹大作战》（学艺书林出版）、铃木俊平著《气球炸弹》（新潮社出版）、佐久田昌一先生著《气球炸弹始末记》(山手书房出版）等。

1982年3月13日鲍威尔访日，笔者同他再次就气球炸弹与731部队的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鲍威尔访日的同时，又同原731部队的高桥班员进行接触，打听到了曾计划在气球炸弹里装载731部队细菌的事实。这些情况的原委请参阅《恶魔的饱食笔记》（晚声社出版）。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

军事课1945年8月15日

一、方针：为了不使敌方获得有特殊研究的证据，必须从速处置。

二、实施要领：

1.“浮号”及其与登户①的关系，把本文件要点立即传达给兵本草刈中佐处置。（15日8时30分）

①“登户”：为前陆军第九研究所的所在地。——译者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以及100部队的问题，用电话传达给关东军藤井参谋处置。（本川参谋不在）

3.关于粮草总厂一号，通知粮草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系办理。（15日9时30分）

4.召有关医务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要点，同小野寺少佐和山出中佐联系。（9时30分）

5.关于兽医问题，各有关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已同土江中佐联系结束（其他均发文件）。（10时）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是不能让“敌方”获得“特殊研究”的证据，令其从速做出处理的命令。

鲍威尔询问气球炸弹与731部队关系时，我当即联想起上述陆军的档案文件。

反复阅读“处理要领”后，隐藏在这份通知背后的黑暗轮廓就浮现出来了。这份通知不是汇总出“特殊研究”项目，它也不是毫无关系的独立项目，而是具体地列举出同“敌方”有关的应立即迅速处理的事项。

这些通知中所谓“敌方”，就是指美、英两国为主力的盟军，特别是指美军而言。从战争结束前夕的军事形势看，则不言而喻了。通知所列项目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让美军没收的绝密项目。虽说是一份枯燥无味的档案文件，但是反复推敲起来，就可以看出下达这份通知的当事人的意图。

“处理要领”一开头提到的“浮号”，可能就是指气球炸弹而言。

鲍威尔的提问，变成了穿过大脑的闪光，一下了把“浮号”照了出来。

“浮号”——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粮草总厂一号——医务问题——兽医问题以及“处理要领”都串在一条线上。

“浮号”是气球炸弹，731和100部队都是日军拥有的细菌部队。所谓“粮草总厂一号”又是什么呢？其真相尚未搞清楚。但是根据战争末期在粮草总厂工作过的，现在在茨城县的G·T先生来信发表的意见说，那可能是用来伤害美国小麦的锈病菌。这位先生在该厂从事过帝国大学农学部植物病理教研室的黑锈病菌孢子的耐久力的研究。

“医务问题”和“兽医问题”，是相应地指731和100部队而言，或同他们相关联的项目。

战前，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医院、陆军防疫研究室里有许多人体标本。其中有经烘干变成木乃伊的人体，患过鼠疫的黑色尸体，霍乱、伤寒患者的标本也不少。

战争结束的同时，动员了许多研究人员、教育队的少年兵，急忙处理了这些标本。在防疫研究室的后面空地上，挖了一个深10米的大坑，把陈列在防疫研究室里的许多用福尔马林药水泡的人体标本，连同玻璃瓶一起扔进去了。据有关人员的证词：“人体标本的处理工作，从8月15日开始，足足用了一个月。”

这个有关人员说：“那个大坑约15米见方，10米深，深得可以把一幢三层楼房完全装进去。在这个坑挖成时，把几百个装有人体标本的大广口瓶和经过石蜡处理的人体组织标本都扔进了坑底……我记得当木乃伊人体标本扔进坑里的时候，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派来的人又从坑里把它捡上来，拿回帝大去了……在这些标本中也有一副传令兵高桥的脏器，它被警视厅拿走了。”

这一时期处理人体标本的工作和前面提到的陆军省下达的“处理要领”是互为表里的。估计读者早已察觉了这一点。在新宿区若松町陆军防疫研究室和陆军军医学校里，是否会有从哈尔滨拿回的许多“马鲁太”的标本？在标本中是否也有在731部队里杀害的白人“马鲁太”的脏器和人头呢？

所谓“医务问题”，也许是指九州大学医学部解剖美国俘虏活体事件的证据，总而言之，其意图在于“消灭”构成战争犯罪的“证据”。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浮号”（气球炸弹）——731部队——100部队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关于“浮号作战”，《环境和测定技术》1982年第9期第10号在“环境与地球百话第25”和“铪与’浮号‘作战”（日本环境测定分析协会）中刊载了下述有趣的消息，文章中谈到“B剂”，大概就是表示bacteriological（细菌）的细菌武器。

太平洋战争第二年试飞的气球炸弹中有几个到达了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广播电台报道了日军空袭的警报。气球好不容易飞越了太平洋，是否被防空战斗机击落了呢？据说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把它的金属机械部分涂上了钛等涂料”，进而又出现了性能良好的“铪氧化剂”，后来，改变了计划，“气球”上不使用铪了，而改用“富嶽”。把1943年11月3日明治的佳节定为“D日”（决战日）。

“浮号作战”有三个主角：第一是大型战略轰炸机“富嶽”，第二是B武器“芙蓉”，第三是运输它们的“气球”。这些都是经过多年秘密研究而成的。当时日本航空界有这样一个构想：即他们认为从研制A26远程飞机的实力来看，如果生产出搭载1万马力发动机的飞机，就可能进行环球一周无着陆飞行。为此，如果能搭载6台这样强有力的发动机，飞机就能飞越太平洋，横穿美洲大陆，再飞越大西洋，在德国着陆加油后，再横越中亚，就可完成环球一周的飞行。“富嶽”战略轰炸机飞至1万米的高空，把机体涂上铪，干扰雷达的监视，气球飞至9000米高空，再把机体涂上铝粉，引诱雷达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偏西风向东飞行。结果，这一作战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主要是由于芙蓉使用B剂，未获得领导层的批准而作罢。“富嶽”的研究工作也在同年3月由于南方的拉包尔空战情况恶化也中止了。人们认为，“与其制造这种怪物不如多生产一架战斗机更好”，现在只剩下了“气球”。北太平洋上空的偏西风在秋季的11月至翌年春天3月期间，变成喷气气流，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过副平流层。利用直径为15米的气球对美国大陆实施攻击。为此，巳在千叶县的一宫、大津等房总半岛的三个基地部署了气象连队的气球大队，做好了间隔时间最长为5分钟发射一个气球的准备。结果，据战后美国发表的消息说，共有350多个气球飞抵了美洲大陆。据说到1945年3月6日，在俄勒冈州由于气球炸弹掉下来，造成6人死亡。近年来，美国一家杂志报道说，同年3月10日华盛顿州汉福德附近的输电线，由于这种气球的降落，造成了电线断线，使汉福德生产钚的原子能工厂停产。这则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单纯而奇妙的秘密武器，使最复杂、耗资最多的曼哈顿计划的作业陷于停顿。”

美苏围绕着细菌战情报的争执

鲍威尔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套英文文件说道：“这是我最近在美国国立挡案馆发现的1947年2月至9月期间，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东京盟军总司令部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来往的机密文件。具体地记录了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围绕着是否把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及有关人员的身份移交给苏联问题的具体记录。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现在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鲍威尔首先出示的最初的文件，是“国务院、陆、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指令”，其标题如下：

REQUEST OF RUSSIAN PROSECUTOR FOR PERMISSION TOINTERROGATE CERTAIN JAPANESE（苏联方面检察官要求允许对 特定日本人进行审讯）

1947年2月11日

这份文件里还附有远东最高司令的函件。

东京CINCFE发往WDCSA战争局

文件编号C6994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同意他们对在满洲哈尔滨近郊平房设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KIKUCHI大佐和OTA大佐进行审讯。

远东小委员会关于“苏联方面检察官对特定日本人的审讯”记录。

这一要求是根据尚未确认身份的俘虏供述的上述三人进行实验结果造成2000名中国人和“满洲人”死亡的情报提出的。

苏联的要求是基于美国可能同意进行辅助性军事审判的设想提出来的。同时，苏联方面承认他们关心731部队大量生产伤寒菌、霍乱以及伤寒跳蚤。我们的意见是看不出苏联打算获取美方尚不知道的情报。在我们的监视下，美国通过苏联的审讯有可能获得追加的情报。

关于上述问题，是否答应苏联方面的审讯，请做出判断。

CINCFE的意思是太平洋军司令，也就是麦克阿瑟。估计“KIKUCHI大佐”是731部队第一部长（研究细菌）菊地少将；“OTA大佐”是该部队第一部炭疽菌研究班班长兼第二部部长，曾担任过细菌战实战指挥的太田大佐。

接着，鲍威尔又拿出了第二份文件。

“这是国内发来的复电！”

这份文件的英语标题如下：

FROM：WASHINGTON(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CINCFE (MACARTHUR)

NR：W94446 March 21 1947

The following，received from the state，War and NavyDepartments，is in reply to you C69946.Message is in towparts ……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7年3月21日发给麦克阿瑟。以下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069946号电的答复，文件由两个部分组成……）

在这份电报稿上，盖有“绝密”、“优先处理”、“机密情报”等字样的图章印迹，说明了这一文件拍发时的情况。

Part 1：Subject to following conditions permissiongranted for SCAP controlled Soviet interrogation GeneraIshii，Colonels，Kikuchi and Ota topic biological warfare……

（第一部，关于苏联方面所提审讯有关细菌战的石井将军以及菊地、太田两大佐的问题，必须在盟军总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主持下，以下述条件为前提方能许可……）

电报中的“SCAP”是指战争结束后不久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即麦克阿瑟元帅的略语。

a.在苏联审讯之前，要指派美国方面的专人对菊地、太田两大佐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为协助您（是指麦克阿瑟？原文为Subjectyour currence）工作，陆军部准备立即派出经过特别训练的代表参与美方的顸审和继续监视苏方的审讯。

b.根据预审情况，如发现有不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应指示菊地和太田不向苏方泄露。

c.指示日本方面的细菌战专家（指石井、菊地和太田）在苏联组织面对面调查之前，不得向苏方透露曾对他们进行过预审一事。

要求凡重要情报全由美国独占，并对美方进行过预审要保密，这是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华盛顿的文件还继续提出指示，对苏方的审讯方法，应定出个框框。

第二部分，鉴于苏联方面在揭发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细菌战的）罪行尚未掌握应追究战犯的确凿证据，美国同意苏联方面可以进行审讯，但不得采取提审战犯的方式，而应本着对待友好国家的姿态来进行。

同时要转告苏方，本次（经由麦克阿瑟总司令）准许的传讯，并不能视为对他们有利的先例。

在此之前，麦克阿瑟向国内发了如下的电报（日期不详）：

（电报编号为SWNCC——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351——1）

一、苏联方面检察官继续要求审讯从事过细菌战的日本陆军军官，2月27日又表明了以下事项：

1.强烈要求共享美国已经获得的（细菌战的）情报；

2.准备根据基于实验记录的证据起诉；

3.确保海参崴的两名证人，希望把他们带到日本，让他们参加审讯；

4.同意使用苏方的资料对日本人进行全面的审讯。

二、苏联方面检察官关于此件显然已受到上级的严厉督促，送来了要求我方火速做出回答的声明。请从速做出答复。

华盛顿向SCAP（麦克阿瑟代号）发出指示是1947年3月。这时，正是日本“二·一大罢工”被麦克阿瑟勒令停止的时期，也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另一方面，新学制的中小学开学，一般国民正为严重缺粮而伤脑筋，而高级饭店暴发户开后门营业，街头巷尾的低档酒吧泛滥，东京的低音节爵士乐大流行。可是就是这个时候，美苏之间为争夺控制731部队头目，斗争已很激烈。在内部资料中显示了这种情况：

在接到苏联要求审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后，美国政府企图独占有关731部队的情报……而石井等人感到身处危险，就同盟军总司令部进行狡诈的交易……石井窥察到美国想独占自己所拥有的关于731部队的情报。

美国和石井的交易

鲍威尔又拿出另一份资料，继续说道：“石井要求把731部队的全部情报交给美国，以此为条件，保证免除他们的战犯身份。石井向盟军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免除战犯的文件……麦克阿瑟立即向美国政府请示对石井的对策。我发现这份资料就是美国国务院对麦克阿瑟做出的‘备忘录’。”

1947年9月8日，绝密。

标题是：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PROSECUTOR REF.SFE 188-2 Note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关于苏联检察官要求对特定日本人进行传讯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备忘录”。是在这份电报打字记录稿的第二页同一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写道：

国务院就SFE(远东小委员会）188/2提案答复如下：对石井将军和同僚们所提供的情报，列入情报系统，关于向石井等人保证不使用‘战犯’论处的凭据一事，不能同意。

因为即使不作保钲，照样可以从石井及其同僚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给了那种有保证性的文件，日后很可能给美国会引来麻烦。

同时，为了不让石井掌握的有关细菌战情报在公开审判中披露出去，就要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措施。

国务院指示把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作为秘密情报处理，使之不泄露。

电报中使用“情报系统”（Intelligence Channels)来表示，也可以意译为“特殊情报渠道”。

Intelligence Bureau是情报局,Intelligence Officer是情报军官的意思。美国国务院巳摸透石井心思：“与其被苏军逮捕，还不如投靠美国，能延长生命。”

关于石井以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免于追究起诉其战犯的罪责，有关人士反驳说，“这并非进行交易。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唯美之命是从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但是，这里有一份美方的资料可以确定两者之间有无交易。

这是一份附有编号为SFE188/4和1947年9月29日的文件记录。

标题为：“国务院、陆、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分会”。文件一开头写道：

参照SFE/2·SFE/3秘书备忘录，附上的文件是SFE为CAD代理成员的备忘录，分发给分会。

J·P·CRESAP USN司令秘书

在“附上的文件”中有如下记录：

一、CAD（陆军部民事部）代理成员对于国务院成员所说的“即使不做出这种保障，也可以从石井将军及其部下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的记述，不能表示同意。

二、陆军部和空军的成员相信，这种情报（细菌战）在合众国的安全保障上极其重要，所以应该承担日后的困难等风险。

三、合众国军部、军队职员以及合众国政府当局领导认为，同石井将军及其细菌战集团保持着密切的个人接触，但只要不向他们表示（细菌战）情报不作为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就不可能获得具有最大价值的详细情报。

四、因此，最终最重要的是合众国的安全保障。

五、（a.省略）b.各部的不同意见，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仍不能统一时，各部不同的见解，可分别写报告送交SWNCC（三部调整委员会）。

六、P&O陆军部和空军的委员同意上述事项。

这样，美国方面在把本国的安全保障看作最重要的这一点上统一了意见。

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利己主义

美国国务院于1947年9月8日发出一份绝密文件，就保护石井四郎中将等731部队干部的身份和收集细菌战资料问题，再次对麦克阿瑟总司令的详细方针做出设定：

一、CINCFE(麦克阿瑟）不得对石井及其他有关的日本人给予任何许诺，要采取以往一直使用的方法，尽可能地继续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

二、由此而获得的情报，要全部保存在情报系统内，直到向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证据表明犯罪事实又无法再隐瞒下去时为止。

三、虽不给石井等人做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许诺，但是，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当局从美国的安全保障的角度考虑，不对石井及其有关人员的战争罪责予以追究。

美国国务院的绝密文件明确地传达了美国对731部队的态度。接着，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向麦克阿瑟下达这一指示的“理由”，在附录A中这样写道：

1.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

2.在手头的附录A第三项的资料纲要中，认为对揭发石井及其有关人员战犯的证据，其根据尚不充分。

3.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

4.通过审判战犯，透露出731部队的情报，使它传到别国，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来说，是不明智的。

从日方获得的细菌战情报可保存在情报系统内，从石井等人取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宜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证据确凿，应继续使用上述方法到无法再采用时为止。

在附录B中附有致麦克阿瑟的如下信件：

一、在不做任何承诺情况下，从石井处获取所需的情报是可能的。危险的承诺，日后恐怕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国家安全保障的情况来看，必然会揭发石井等人，尽可能地依靠以往的方法继续收集情报；

二、上述一切联络，均作为最高机密来处理。

石井四郎等人企图保存生命，而美国“从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上出发”，也必须救免731部队人员的罪责。因此，国务院绝密文件在“本文三”、“附录B”中一再重复强调。

这样，就开始“避开苏联”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致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长的“关于细菌战调查梗概的报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哈尔滨和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受审人员如下：

受审人员自发地提供了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没有人提出通过审讯保障赦免战犯罪责的要求。

提供的情报，除KASAHARASHIRO保存着孙吴热的临床资料外，其他受审人员全部是依靠记忆。不仅对事先提出的日本细菌战研究报告中的题目追加了情报，而且还能收集到不少报告中未提到的有关由日本人集中研究的人体疾病的情报。

金泽的病理学资料，由1943年ISHIKAWATACHIO从哈尔滨拿回来的约500人的人体标本组成。其中在研究上能有效使用的有400个。据OKAMOTOKOZO说，在哈尔滨的人体解剖，到1945年有千人以下。

据OKAMOTOKOZO说，850份标本记录中，有效资料有401件，资料不完备的317件。OKMOTO怀疑ISHIKAWA从哈尔滨带回了不到500件。

调查结果，收集到的证据，补充和扩大了这个领域以往的内容。这些资料都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研究才获得的。

情报是通过传染病接种细菌性的病源菌才得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取得的。这种情报涉及活体实验，受到良心谴责，是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取得的。

为了取得这些资料，花费了25万日元，同实际研究成本相比较，这只是微乎其微的零头而已。然而，收集到这些病理学上的资料是这种实验性质的唯一的物证。我希望做出一切努力，不要使自发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卷入麻烦中去，也不要让这些情报泄露给别人（底特律克堡研究所Md基础科主任埃德温·V·希尔说）。

在取得以上大致情况的报告以后，从I947年10月29日至11月25日期间，进行了个别面对面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肉毒芽孢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实验材料经两天培养，让5人摄取其菌，其中两人死亡。

布鲁（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20人以上的实验材料进行了皮下注射。他只记得注射后，波状发烧持续了好几个月。

布鲁（杆）菌 YAMANOUCHIYOJIRO

患者1-4周发生波状发烧。发烧时血液呈阳性。（以下略）

此外，对5人进行肉毒芽孢杆菌实验，对20人进行皮下布鲁（杆）菌注射实验。

皮下注射及利用炸弹进行瓦斯坏疽实验。通过注射、吸入、鼻滴、肺内注射和咽喉涂抹，进行流行性感冒实验。

在满洲利用从自然发病体采集的病毒进行天花实验。

对2名实验材料进行破伤风实验。

对10名实验材料通过注射进行野兔病实验以及马鼻疽、鼠疫、结核、炭疽菌炸弹等实验。

OTAKIYOSI在沈阳进行了炭疽菌实验，菌种是从受污染地区的家畜和土壤中提取的。

TAKAHASHIMASAHIKO使用轰炸室进行喷雾实验，以及鼠疫、炭疽菌、伤寒、天花、马鼻疽、结核、赤痢、肉毒芽孢杆菌、霍乱、孙吴热等，与KANEKO共同进行上述实验。

TSUYAMAYOSHIFUMI器材及人员污染的净化。

UEDAMASAAKI赤痢（志贺菌、弗里斯纳杆菌、Y型菌）的实验。

MASUDATOMONOBU赤痢（志贺菌、弗里克斯纳杆菌、Y型菌）、河豚毒、炭疽菌炸弹。

幕后的策划

鲍威尔说：“这你明白了吧！……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看作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美军当局绝不向任何国家泄露731部队的资料，甚至连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不让他知道……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文件，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盖有“绝密”印章的这份文件上，迄今传阅过的人有国防部的军官和指定负责的官员。其中有乔治·A·伯特列特、M·C·格里森、梅阿利·哈米尔顿、M·D·法兰克斯，还有一个军官只签了“P·I·B”缩写字母。

鲍威尔说：“可以认为这就是电文中所说的那个情报系统的成员。因为是机密文件，不是指定的人员当然是不能阅读的。”

第二天继续在鲍威尔家中，整整谈了一天的情况。“在赦免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的背后，威洛比少将的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建议说：‘苏军要求逮捕石井四郎等人进行审讯，我们应设法加以阻挠。’……你知道威洛比这个人吗？”鲍威尔问了我一句。

威洛比少将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头目。战后曾统治过日本的这位军人的名字，深深地留在当时日本人的记忆中。

战后，美军在日本登陆以后，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很多情报部队。情报部队称作CIC，美军在西起九州、中国、近畿、东海、关东甲信越，直到东北、北海道的7个军管区内都设置了CIC地方总部。

统率CIC的是盟军总司令部的第二参谋部，其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他一方面指使CIC收集日本财政界、劳动界、文化界的情报；另一方面，他亲自接触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一边同他们接触，进行安抚，一边把日本作为“反共防线”来加以利用。

在威洛比属下从事情报活动的右翼有三浦义一、儿玉誉士夫等人。曾以搞阴谋破坏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加农机关，也是直属第二参谋部的情报机关。曾在下山、三鹰、松川发生过“战后三大阴谋事件”，背后就是由第二参谋部操纵的。

据说，战争一结束，在东京四谷车站前的“福田家”旅馆、西银座的“浪漫曲”俱乐部、涩谷的“红星”咖啡店，都曾被用作原日本海军高级军官以及原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中的情报军官和原朝鲜军司令部军官们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据点。还有一个在东京新宿区的若松町的“若松庄”旅馆，据说石井四郎等731部队的军官经常出入那里。

“威洛比一向蔑视日本人，把日本人叫作‘杰普’，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等人也同样蔑视，把他们写作‘杰普佬’。他对俄国人也是用侮辱性的词汇‘露斯’来称呼他们。”

“C·A·W……这是威洛比少将的签字，威洛比的全名是CHARLESA WILLOUGHBY。C·A·W是三个英文词的字头。威洛比是德国出生的美国人，他讨厌有色人种，正如讨厌犹太人那样。他是麦克阿瑟元帅的心腹之一。……”

据鲍威尔说，由于威洛比少将的彻底阻挠，才使苏联未能对石井、北野等731部队领导人进行审讯，因为“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没有一份记录苏联审讯成功的文件……”

在这一时期美苏的争吵，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记录如下：

1947年3月30日威洛比致萨克顿上校的信中提出了十一项指示。其中，第六项：（要求引渡石井部队的重要人物）显然是“露斯”的挑衅。尽管他们只参战5天，却企图把这些人物搞到手，使他们脱离合众国的管理。

第十一项：我认为在致德尔毕扬科（苏军司令）的信件中应采取这种态度。信中措辞非常感情用事。

根据威洛比的意见，军务局长（或副官）约翰·B·克林上校于4月10日致函最高司令代理德尔毕扬科中将，在第二项中表示坚决拒绝说：“不能把前日军石井将军和太田大佐引渡给苏联，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日军对中国人和满洲人犯下战争罪行以及它同苏联方面有什么利害关系。”

1947年3月27日致参谋总部的保存文件中记录说：“连日来，苏联一再探索又非常执著，所以，处于不愉快的状态中……”

鲍威尔根据美国情报公开法，前往华盛顿国立档案馆，在9000多份盟军总司令部的文件中，拼命地复印了一套副本。不过，在这9000多份文件中，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围绕着731部队问题的秘密文件，只有50多份。

“我每天同堆积如山的文件进行拼搏……但是，平均在200份文件中才发现一份……真有点丧气。”

“复印费每张10美分，迄今已花了900美元。”鲍威尔苦笑着继续说道。

费尔报告的关键

我们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交谈，结果，在交谈中浮现出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名叫诺伯特·费尔博士(Dr.Norteet.H.Fellows）。从他的博士头衔看，可能是个医学博士之类。费尔的出生地、毕业的学校以及现在生死的情况，全不清楚。

现在弄清楚的是诺伯特·费尔于1947年4月中旬至6月期间曾在日本逗留，参与了对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等人的审讯工作。

“关于费尔，毫无线索吗？……是什么原委，使他担负对石井等人的审讯呢？”

对这一提问，鲍威尔耸了耸肩说道：“噢，这位诺伯特·费尔先生，曾在福特·底特律克堡的美国陆军化学部队当过领导。”

福特·底特律克堡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一个叫弗列·德里克的小城市里。“福特”是要塞或营的意思。不过在美国国内把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叫堡，把临时性的军事基地叫兵营。所以，底特律克堡，从战前到战后，一直是个军事设施。

“底特律克堡……曾是美国陆军细菌战研究所的所在地。”

鲍威尔说着拿出一张奇怪的照片来。照片上是一只用金属和胶皮制的长手套，手指部分插在一个装有小动物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和外部是隔开的。

鲍威尔说：“在底特律克堡有这样一个手套和箱子。听说操作时，人把手臂从外边伸进胶皮手套里，用手指在里边摆弄那些做细菌实验用的老鼠和兔子……由于箱内装的都是被细菌污染了的小动物，为防止感染，于是从外部进行操作。

“现在细菌战的研究业巳中止。应是U.S.AM.R.I.D设施。‘U.S.AM’是美国陆军意思，‘R.I.D’是研究传染疾病的意思（即美国陆军的传染病研究设施）。

“它虽是和五角大楼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军事基地，不过，并不是不许入内，大概谁想进这个基地都是可以的。”鲍威尔就说到这里。

关于诺伯特·费尔，在鲍威尔拿出来的1947年4月1日W95265记录文件上记载：化学战部曾选出诺伯特·费尔博士作为进行审讯的人物。只要未提出需要两个人时，由他一个人担任审讯官就足够了。费尔博士预定4月5日由华盛顿出发。

同年6月30日CS3704文件中记载：关于战争犯罪问题，应找费尔博士商谈。他是一位熟练的调查官，并掌握着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情报。

诺伯特·费尔博士是底特律克堡的高级职员。他曾审讯过石井四郎等人。如果那时的记录还在的话……我心里产生着怀疑。

“鲍威尔先生……你认为诺伯特·费尔在审讯石井时使用哪种语言？如果不是使用日语的话，731部队领导人是听不懂的。一般来说，日本人对英语的读、写还过得去，但是听和说就不擅长了。……”

鲍威尔对这个提问似乎不太明白，皱着眉头露出诧异的神情。

“假如……对石井等人的审讯是用日语进行的，假如费尔又不懂日语的话……那么，谁担任翻译者？”

“噢……那是日本人吧！”

“那个日本人是军队文职人员吗？”

“也许是吧！战争期间，我在军队里做过宣传工作。每当美军想得到一份周密的资料时，审讯全都由美军的职员来当翻译，很少在当地雇用日本人来做。”

“这么说……尽管有通晓日语的美军职员，在审讯石井等人时，在场的有可能还有日本人了。”

“是第一代日本移民！”鲍威尔提高嗓子说。

“对啦……那能不能找到担任盟军总司令部和731部队人员之间当翻译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呢？”

“不，在美国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在社会上虽然分布很广，但也许是想象不到的狭小……你真是抓住了要害。在石井与盟军总司令部之间担任翻译的人……当时即使是30岁，现在该是60多岁的人了。可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住址。”

“嗯，虽说如此，也要试试看。尽管美国很大，但是，只要能把战后在盟军总司令部供过职的日本人每一个都查一遍，说不定会意外地发现线索。因为我们都是日本人，开口提供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一代日本移民

我们试想寻找美国底特律克堡的干部们、诺伯特·费尔与731部队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等人之间进行交谈、审讯时的日本第一代移民的翻译。我虽对鲍威尔讲了这一席话，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把握。

根据旧金山市内第一代日本移民提供的线索，我立即飞到了芝加哥市。在第一代日本移民的辗转介绍下，从像墓碑一样的高楼大厦林立的芝加哥市又赶往底特律市，继续进行着毫无目标的寻找。

在那里会见了几位第一代日本移民，等我感到脚尖已开始冻得发麻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从前曾在盟军总司令部当过翻译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他模模糊糊地介绍了从战前到战后的情况。

战前在美国西海岸——以洛杉矶市为中心，大约住有11.2万左右的日本移民，其中约1/3，也就是说，约4万人是第一代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他们由于受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几乎还都是日本国籍。这些勤劳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多数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荒办农场或经商。日美开战前，日本移民几乎垄断了那里的生鲜农产品的零售市场。他们经营着该州约40%的农产品。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发动的“珍珠港事件”彻底摧毁了日本移民的生活。美国政府为了提高美国国民的斗志，开展宣传说：“日本人是敌对民族，都是疯子”，并规定“日本人无急需，禁止外出；不许到各单位去上班；上学和购物只许限定在离家五英里范围内”。

这些规定是洛杉矶市长和警察局长联名“通知”所有的日本人的。行人还往在街上行走的日本人身上扔鸡蛋，吐唾沫。侨居在美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了避免被市民误认为是日本人而遭受暴行，就在胸前佩带一个“我是中国人”或“我是朝鲜人”的标志以“自卫”。

1942年2月，美国总统颁布了“立即全部收容日本居民”的决定。与此同时，把全部日本居民都强迫关进强制收容所，限制所有日本人只准带两件手提行李，迫使他们把农场、店铺和办公室都原封不动地让出来，然后撤离。

准许日本人去的地方，只有美国中部的亚利桑那、阿肯色、科拉科多、爱达荷等州，在这几个州内建立了9个强制收容所。把他们一家一户地封锁在连学校也没有的山沟里，强制实行了同美国社会隔离的非人道政策。

在沙漠、沼泽地和在印第安人居住区，建起了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简易木板房，约有10万名日本移民，不分贫富，都被关进强制收容所里。

“从加利福尼亚经堪萨斯到达阿肯色强制收容所，整整耗费四天时间……在火车上食物没有了，饥饿时就想到停车站附近的商店街去买吃的，可是商店都贴着‘不卖给日本人’的标语，什么东西都不卖给。日本移民带着妻儿像牲口似的挤在火车里，大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位第一代日本移民讲了这一席话。

允许日本移民从强制收容所里出来，那是日本明显将要战败的1944年。这时，美国政府发出通知，严禁迁往西海岸一带落户。至于往东海岸城市迁移者，务必要有朋友（美国人）作保，方可自由迁往。

西海岸和日本列岛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美国政府之所以“严禁他们在西海岸落户”，就是要让那些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日本人无法从事有利于日本的情报破坏活动。

科学情报部的“多诺凡机关”

从收容所搬到东部各城市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中，有不少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来到美国的。他们想在那里大干一场，但在美国的生活中却迎来了日美战争。把他们称作第一代日本移民，也许不太合适。

1944年夏，美国五角大楼已预料日本将在一年内投降，为了做好占领日本的准备，就注意到了“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通过调查，寻找那些对日本政府并不太忠诚、又希望永远在美国居留的这些第一代日本移民，极力劝说他们到五角大楼去工作。

对年轻的第一代日本移民进行劝诱的，不仅有美国国防部，还有国务院战略活动局（OSS)。

OSS是Offices of Strategic Service的缩写。

OSS是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在日美开战前五个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由多诺凡上校（后晋升为少将）新建的一个情报机关。

被称为“多诺凡机关”的这个组织，改变了过去那种培养特务潜入敌区，收集情报的老式做法，而是广泛地从民间的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工程学等领域吸收专家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并通过对情报的综合处理来侦察敌情，是一种崭新的科学的情报组织。

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协作，在对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底细进行调查之后，一个又一个地将他们拉进“多诺凡机关”。

战后，被置于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作为美军情报部人员担任翻译任务的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美军文职人员）都是原“多诺凡机关”的成员。

以上情况就是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大致了解到的“盟军总司令部”录用翻译的原委。

过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E先生就是原国务院战略活动局的成员，战争刚结束时也曾去过日本。

在芝加哥逗留的第三天夜里，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由于我这个调查者的热心，感动了周围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互相打听，范围越来越广，其中，有位老人还寻找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康涅狄格等地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朋友，还多次同他们通了长途电话。

为了寻找那位原国务院战略活动局的职员E先生，我又飞到纽约，访问了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在反复的询问中，时间很快地流逝了。要寻找那个曾经审讯石井四郎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翻译，如同在寻找一个30多年前大战中的亡灵一样，结局是否会是徒劳的呢？……

我胆怯地在风雪交加中回到纽约市的历基盛顿大街的旅馆时，收到一份电话记录。上面写着：“虽说找到的不是E先生，但同你要找的那个日本人的情况十分相似。他可能住在纽约州伦古爱兰德的N街一带。他是U·U先生。”

这个暖人心怀的消息，是芝加哥的“第一代日本移民”带来的。不，说不定是那些住在洛杉矶素不相识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努力。通过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最大努力终于到达了金字塔顶——即将会见U·U先生。

石井四郎的“复活”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日本人，我曾给那个日本将官当过翻译。”

U·U先生刚坐下，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长着似乎很凶的一对长眉毛，如今巳经发白了。他的脸被太阳晒黑了，眼睛大大的，右侧没有耳朵，笑起来嘴角有几条很深的皱纹。

“是叫石井四郎吗？”我大声问道。

“对……他是叫石井。我记得他是个高个子，满脸长着胡子……”

“是，是个高个子。”

“他曾生过病吧……好像在1946年夏到1947年夏的那一年里。”

“生病？……我记得石井部队长很健康……”

“不，他是生过病，没错。我记得好像曾被派到他家里去进行过审讯。因为，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当然也不能说记得那么清了……”

“他得了什么病？”

“啊！……这一点可记不清了，有一次（看了石井的照片），对，对，就是他……我想起来了，我当翻译的那次审讯，是在东京丸之内的邮船大厦里进行的。”①

①在这里出示的照片是新版《恶魔的饱食》（原著）第251页石井四郎中将的相片。

邮船大厦……肯定，是当时第二参谋部的根据地。

“战争结束前，我曾在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工作过，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第一代日本移民现在几乎都已过世……田中、友末、伊奈等人，都是些能干的人……我们是从1944年10月到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日本的短波广播……仅从收音机里了解到，日本正苦于物资的严重短缺。报道说，日本国内用松树桩榨油，从地瓜秧里提取酒精……这些使我想到祖国多贫穷啊！”

先生说的他在第二参谋部当翻译的经历，就是从“用松树桩搾油”开始的。

来自峡谷的证词

问：你是怎么到OSS(美国国务院战略活动局）去工作的？

答：1944年2月，JIC(联合情报委员会）有两位上校到我家。JIC是属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由总统直辖的一个情报组织。JIC属下有海军情报部、陆军情报部、空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国务院、战略活动局（OSS）和对外经济管理局（FEA）。到我家来的一个是陆军，一个是空军情报军官。他们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编写的材料。

问：是FBI？……你有过犯罪前科吗？

答：我没有任何前科。FBI拿的是我的身世调查材料。他们详细地调查了我是在什么时候结婚，到哪些地方去蜜月旅行，在日本移民强制收容所有过哪些言行等等。这两位FBI的情报军官以调查记录为依据，不容说，他们用命令的口吻要我到OSS去工作。一周以后，OSS负责我的全部经费把我派到华盛顿，住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宿舍，又由OSS的上级军官询问了好几天。

问：询问的内容是什么？

答：问我为什么答应到OSS来工作？对美日战争怎么看？

对这些询问我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地道的日本人，热爱着日本。能够自如地讲日本话，也理解日本人的心理。同时，对美国，由于多年从事商业活动，美国又是妻子、儿女出生的国家，所以，我对美国有一种感恩之情。我对美国和我的祖国日本发生战争，感到十分悲痛。如果我的日语能力对结束战争能够发挥作用，那是我的夙愿。”

数名军官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也都作了同样的回答。因为这也是我的真心话。

问：你在OSS主要是干什么工作？

答：用高频收音机收听日本国内的广播，从内容来推测日本国内的民心动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附上自己的意见，一并提交给上级。据我的记忆，以当时的东京、大阪为中心，歌舞伎座等都停止了演出，城市的百姓经常用杂烩粥来充饥；畅销的是《击败夙敌美英》一类能激发战争斗志的书籍；另一方面，针对有些报纸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刊登了“要反击敌人就得多造飞机，光靠竹枪是不行的”新闻，开始对那种片面的宣传进行了批判。

“爱吃大米的日本国民只能吃杂烩粥，估计是粮食严重短缺。停止演戏这会使许多国民的心越加转向背离战争的方向。禁止自由批评和提建议，把标语口号强加于人，迟早会使日本国民中经验丰富的一代人，也就是中老年人转而批评政府。但是，如果言行上有所暴露，就得坐牢。因此估计消极怠工将会扩大到各个领域中去。”我们附上这类的意见之后，每天向OSS领导人呈送……

通过对原OSS文职人员U·U先生的采访，使我了解到“第一代日本移民”所经历过的坎坷的人生。U·U先生谈话的要点如下。

登陆训练

I945年春天，在OSS工作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奉命调往旧金山市的门特雷特兵营。当时前往门特雷特兵营报到的日本文职人员共有400人左右。虽然他们的待遇不错，但是，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很艰巨的。

这是停战中的一个秘密，它在哪里也没有发表过。美军已决定于1945年9月的“某日”登陆日本国土，登陆地点：相模湾方面军为小田原、横须贺；东京湾方面军为横滨、东京；仙台方面军是从仙台湾进入仙台和釜石；日本海方面军为金泽，将占领各城市。此外，九州有两个地方等等。这样，整个日本列岛共设定12个登陆目标地区。从OSS调来的这批“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在门特雷特兵营接受了彻底的登陆演习和情报战训练。

这些“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每25人到30人编成一组。他们在支队担任的具体职务是车辆司机、军曹、情报军官、广播员以及负责印刷事务等。在12个登陆地点，美军编成了12支队。让各部队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反复观看预定为登陆地点的城市村庄的模型。这不是那种简单的模型，而是详细的标有城市街道的马路、家家户户、主要机关、交通机关及商店等很详细而精巧的模型。

以仙台市的模型为例，上面标有市长官邸的位置，街内的鱼店旁边是米店，再隔两间房是个旧衣铺……这个小模型把目标城市的布局如实地缩小后再现出来。尤其令人震惊的是，OSS甚至把各街道有权势的人物以及地方城市的有权势的名门，都准确地调查了出来。部队的领导人命令“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必须把各自登陆目标的城市资料，全都背熟。

训练的内容，是利用放在登陆艇上一辆装有高音喇叭和印刷机的卡车，从登陆点直接开进市区，对市民进行安抚广播。

“仙台市的市民们，请你们安静地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不是到这里来迫害你们，而是来保护你们的。我们准备了食物和药品，希望我们友好相处！”

训练出让我们给市民以安心感的声音顺利地朗读广播稿，还进行了一个晚上能把几千张传单撒到市区街道的训练。不消说，如果遇到日军阻击，如何进行应战也进行了训练。

“1945年9月某日……在几天前美军对仙台市巳经用舰炮和飞机进行了彻底的打击。海军陆战队配合陆军巳登陆，并占领了市区……紧跟着我们情报战部队也进入市区，到街头巷尾开展宣传工作。九月的‘某日’……记得是20日，但已记不太清楚了。”这是先生的回忆。被分配到门特雷特兵营的OSS的“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那就是在当时的日本各地都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潜伏。这些情报提供者随时向美国提供空袭目标、轰炸战果、人心动向以及物资生产转移等情况。干这些的日本人都是里通外国者。据说到1944年夏，在日本国内，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在内已发展了“相当多”的情报提供者。

OSS收集情报的能力具有令人吃惊的准确性。他们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①如果逮捕天皇让其颁布停战命令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军人都会停止抵抗。

②因此，在登陆的同时，军部可能会让天皇逃亡到长野县的松代或三浦半岛要塞地带。

③一般民众对美军几乎不会进行抵抗，如果再发给他们食物和药品，就不会同美军作对。

④估计天皇会逃亡，但是他的下落立即会查明，逮捕天皇是很容易的等等。

这些“分析”都提供给了OSS的要员。

但是，当时日本军部正在高喊在日本本土要与美军决战，“不辞一亿人玉碎”。“第一代日本移民”文职人员的情报战有很大可能遇到日军疯狂的抵抗。因此，一到1945年夏，“第一代日本移民”中不少人给故乡的妻儿打长途电话向他们告别说：“我不能告诉你们我的任务内容，或许会遇到最坏的情况。”话简里传来了对方啜泣的声音。

特别训练持续了四个月之久，离“某日”越来越近的8月15日这一天，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门特雷特兵营里，“第一代日本移民们”爆发出欢呼声。

U·U先生等人回到家乡之后，又被下达了新的任务，要他们作为日本占领军的一员前往日本。1946年6月，运输船从西雅图出发，经过两周的航行，抵达了横滨港。相隔20年踏上了祖国的大地，奇怪的是心中却没有产生感伤之情。

从横滨前往东京的大客车中有许多“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都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直属翻译人员。

“第一代日本移民们”说：“从大客车的窗口向外望去，川崎、大森一带已被烧成连一草一木都没有的荒野，真惨啊！……如果早知道会搞得这种惨景，倒不如在日美开战之前，招待那些顽固的日本军官到美国去参观一下……如果他们亲眼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国力强大，很容易就会知道，他们以美国为对手发动战争，就等于自取灭亡。”

翻译们的工作地点在东京丸之内的邮船大厦。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总部就设在该大厦里。第二参谋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

翻译们当初的工作是把日本的报刊翻译成英语，然后提供给第二参谋部司令部。他们住在东京的八重洲大厦。1946年夏，第二参谋部开始同许多旧日军军官进行“接触”。“第一代日本移民”翻译的工作骤然间繁忙起来。U·U先生也是其中一人。

大约是1947年6月间，U·U先生巳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那一天外边下着雨，一个满脸胡子的高个男子，被叫到邮船大厦。这位男子脸色很坏，他说：“我很冷，请允许我带着围巾吧！”他就是石井四郎中将。

“美方的审问者是谁，我巳忘记了，但是记得是在邮船大厦六层的一个房间作为审讯室。石井反复地表示：‘关于在满洲研究细菌武器一事，正如我已提出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他得意洋洋地说：‘让患鼠疫的成年男子背着沉重的沙袋走路，看他能走多少米。’这些话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一般来说，翻译是记不住双方谈话的内容的。可是，石井的谈话充满着不同常人的感觉，所以我记住了。”据U·U先生的证词，对石井四郎的审问是“很客气的”。

“听了石井的谈话，我感到日军的确干了非常残忍的事，唯有我是个井底之蛙，独善其身，自以为并不像日本陆军那样，干出利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用于战争的无耻勾当……可是在审讯中，我作为一个日本人，也同样感到非常可耻。”

U·U先生说：“石井四郎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邮船大厦，他巳多次被美军当局传讯，看样子巳向美军当局提供了详细的报告。石井四郎很早就同盟军总司令部有了接触，盟军总司令部也多次派人到石井家里，对他进行审讯……我只当过石井一次翻译，也就只知道这些情况。”

转入地下的731部队

在这里，再叙述一下731部队从平房撤退以后不久的石井四郎中将的情况。战后，石井四郎的行动一直是个谜。

据原部队人员讲，在731部队撤退前夕，石井部队长曾向运输班下达命令说：“要去吉林省通化！立即准备一辆性能最好的卡车供部队长使用。”运输班接受命令后，立即准备了一辆福特牌的卡车，装上了10桶汽油，做好了出车的准备。

可是，石井部队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运输班准备的这辆卡车还没有使用就被炸毁了。

从那以后，原部队人员说，在好几个地方都见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有的说在新京（今长春）车站前，有的说在奉天（今沈阳），有许多队员和有关人员还说在通化、在朝鲜釜山和台湾见过“石井部队长的身影”。

综合U·U先生的证词和731部队有关人员回忆的情况，战争结束前后，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的活动大致推测如下：

①苏军开始进攻的1945年8月9日，石井部队长乘飞机飞往新京（今长春），利用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指示牡丹江、林口、孙吴和海拉尔等支队销毁构成细菌战犯罪的证据。

②除上述支队外，731部队在大连还有一个叫满铁卫生研究所的秘密支队。另外，在吉林省通化几个月前还保存着根据“口（RO）号作战”而运去的庞大的资料和器材。石井四郎下令烧毁这些物资，再行撤退。之后，他又返回731部队。

③731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家属乘坐的专列火车驶离哈尔滨以后，石井四郎乘军用飞机追赶火车，提前一步抵达釜山机场。

④石井四郎在釜山换乘日本海军事先准备的驱逐舰返回日本内地，指挥处理掉分散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防疫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金泽医科大学的“马鲁太”标本。

⑤同时，在金泽医科大学附近，“设立”了“731部队内地总部”。

731部队的战后本部

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8月19日那天，数名身着军队文职人员制服的人来到坐落在金泽市小坂町东一番地的野间神社。他们对出面接待的宫司（神社的最高神官）说道：“我们是撤退到舞鹤港的陆军部队的人员，来到金泽市后，找不到住处，十分困难。我们带着大量的粮食等，不会给你们增添麻烦，只想借责神社的一角暂住，请帮个忙吧！”

野间神社是金泽市河北一郡的总社（乡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社。穿过高大的石牌坊，院内可以看到高高耸立的松柏，长满青苔的石灯笼，露出青铜屋檐的洗手处……沿陡峭的石阶而上，来到白木结构的正殿和一座朱红漆的小祠堂的跟前。

来访的几位身着文职人员制服的人，来到正殿一侧的神社办公室兼宫司的宿舍。

据宫司的回忆，这些人的举止言谈都很稳重，没有一点军人的架子，看上去很像一支撤回内地的“无处栖身的部队”。当时，金泽市内驻有陆军第七联队。据宫司判断说，由于指挥系统和隶属关系不同，也许有什么无法帮助的原因。

金泽市是为数很少的几个免于战争灾难的城市之一，它离复员基地舞鹤很近，所以，市内求宿的人很多。战争刚结束，没有一个旅馆能容下一支部队。

遇到困难，应互相帮助。神社成为战败“皇军”的临时住处也是由于战争结束所造成的混乱。尽管他们没有说出部队的番号，宫司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腾出了神社办公室的二楼让这二十几个人住宿。

得到宫司同意留宿后，部队的行动非常迅速。当天傍晚，载着部队人员的卡车到达了野间神社，不只是一辆卡车，还有许多车辆和队员相继抵达神社大牌坊的旁边。一支部队突然开到神社来，使附近的百姓大吃一惊。

看到从卡车上卸下来的物资，百姓们更是瞠目而视。先卸下来的是几十袋大米，接着是面粉、大豆和食盐，大桶装的黄酱，瓷缸盛的酱油，这些物资多得不是十袋二十袋，而是堆成了山。平时正为缺粮而发愁的百姓，虽一直听说军队里的物资很丰富，但是，这次亲眼看到路旁堆起的粮山，谁能不羡慕呢！

其中最让百姓看得眼红的是袋装的砂糖和葡萄糖粉。这些很久没吃甜食的百姓们，一看到成堆的葡萄糖都瞪大了眼睛。

曾经目睹过当时情景的百姓们作证说：“卸完卡车上的物资，立即用苫布盖了起来，车就开走了。几小时以后，那辆卡车又回来了。……我们看这趟卸下来是什么呢？从车上搬下来几台崭新的‘胜家’牌缝纫机……几十捆用马尼拉麻编成的新绳索堆在路旁……布料也堆积如山。还有用油纸包着，不知里面是什么，好像金属似的东西，也有蒸汽锅直径约有一米左右，还卸下大的铁拒。”

阴影笼罩下的部队

对这支二十多人的部队来说，物资可说是太多了。最后，他们在野间神社里搭了一顶帐篷，还装不下。当地的百姓把神社附近的青年团的一座建筑物（青年会馆）也让出来，把大部分物资装了进去。

搬运工作一结束，部队的负责人马上宣布向神社附近的百姓们发放和分配物资。为了领取葡萄糖和大米的“特殊供应”，百姓们在野间神社前排起了长队。这种“特殊供应”完全是为了安抚附近的百姓。人们知道这支部队是驻满洲的第731部队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这些在神社院内搭起帐篷，起居却在野间神社的人，行动上有若干令人可疑之处。

第一点是：一个看上去像是部队干部的人，经常化装外出。在二十几名人员中，有两个长得很像石井四郎中将哥哥石井三男和石井刚男的人，还有一个自称叫栗原的主管会计的军官和一个姓辻的人。

这支部队在野间神社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个队员们称他为“少佐大人”的有领导派头的人换上西服，戴上一副宽边眼镜，化装成老百姓离开了神社，日落后他才返回。

第二天、第三天，这支部队的那个干部一直不停地化装继续外出。有一天晚上，神社的有关人士听到那位化装外出回来的人对部队人员报告说：“根据今天获悉的情报，美国占领军似乎不久将抵达神奈川县的厚木……”原来，那个部队干部化装外出，是为了刺探美军的情报。

“美军于九月某日将抵达七尾机场”、“美军飞机已抵达七尾”。长得酷似石井四郎的人相继收集到了情报。

宫司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们得到情报，说‘今天上午11时似乎将有大批美军要在小松机场着陆’。部队人员听了这个消息，立即惊慌起来。因为小松离金泽市很近……但是，当天又知道这个情报是虛假的，那些像指挥官的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唉，这支部队非常害怕美军的动向，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原因吧！”

令人可疑的第二点是：他们在神社内派士兵站岗，在临时居住的社务处二层楼的入口处，24小时总有一个肩挎手枪的部队人员在那里站岗，这似乎是为了警卫放在二楼上那些大铁拒。

有一天，神社的有关人员上楼，碰巧有一个军官正在打开拒子，无意中看到拒子里装的全是成捆的钞票，除钞票外，还有很多用纸包着的东西。

令人可疑的第三点是：这支部队把驻地设在神社院内之后，出入的人突然猛增起来。看上去“队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从这里领到一些钱就回去了。在社务处的二楼还有一个缝纫兵，从早到晚踏着缝纫机，忙着把军装和文职人员制服改成一般百姓穿的国民服（与军装相似，但腰间不带佩刀用的扣环，多为翻领，颜色比军装略深）。来访的人换上这种国民服，然后再分散到各地去。

这支部队好像被包起来似的，气氛都显得很神秘。有时他们用神社院内的大锅做饭，升起一缕缕炊烟，他们就互相提醒说，别让人“从空中发现”。

那一年9月，17日、18日两天野间神社举行秋季祭典。那是物资短缺的时节，百姓们把自家种的蔬菜和水果作为供品，献到乡社的大殿上。那位“少佐”从部队拿来几瓶清酒、大米、大酱和砂糖等上供。当时，清酒是很珍贵的东西。部队的供品吸引了老百姓。

“这支部队有难以想象的不可告人之处，除了大量隐藏的物资外，队员们的行动总是躲着百姓的耳目。它是一支不能公布于世的秘密部队吧。长期借住神社算是什么呢？这样下去，最后，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把百姓们也卷进去呢！……”这样的呼声，从四周响起，越来越大。

这时，金泽市内的第七联队司令部也来人问宫司“神社里住的是哪里来的部队”？

秋季祭典结束后，宫司对“少佐”坦率地提出：“事巳到这种地步，还是请你们从神社搬出去吧！”

“少佐”露出为难的神情，但仍然用一种稳重的口吻回答说：“明白啦！”

这支部队从野间神社“撤走”是1945年9月22日的事。

据原部队人员提供的证词，金泽市内的野间神社，就是731部队背着美军的耳目设置“战后本部”的地方。

魔鬼现出原形

“和石井两兄弟长得很相似的人及其部队”从野间神社开始“撤退”情景：

从金泽市内金泽医科大学医院仓库（现金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仓库）驶出两辆卡车开往东京。车上满载着许多货物。除731部队利用撤退的船带回国内的显微镜、各种药品、医疗器械、防寒被服和毛毯等之外，还有“严密捆包的木箱”。

金泽医科大学和京都帝大医学部，事实上都是731部队的支队。731部队从满洲带回丰富的物资，不仅藏在野间神社，而且也藏在金泽医科大学里。

据原部队人员回忆，这两辆卡车的驾驶舱里坐着菊地少将（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太田大佐（总务部部长）和与石井部队长是同乡又是亲戚的细谷某（特别班所属？）。另外还有一名运输班人员。

卡车从金泽市内出发沿今天的304号国道线南行，穿过岐阜县飞弹山地进入白川乡。在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辆卡车在山道上行驶拐弯时滑下山坡翻了车，滚进了谷底。

不幸中的万幸是车辆在跌进谷底的途中，挂在了树上。乘坐的人员都平安无事，但满载的货物却不能收回了。

因此，4名队员换乘另一辆卡车继续行驶，在下吕温泉住了一夜之后，沿东海道线，一路驶进了东京。卡车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陆军医院门前停车。在医院前面有一幢叫“若松庄”的二层楼的旅馆。部队人员打开大门后，从二层走下来一个高个子的人。他就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

“731部队的秘密，大部分已经泄露给美军方面了……”石井四郎在“若松庄”二层开口说道，“这可能是因为部队里也有‘主义者’的缘故吧。”

所谓“主义者”，在战前是指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该党的同情者而言。石井队长说731部队中有“主义者”，使聚集在那里的部队人员大吃一惊。

“但是，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和该特务机关布下了多层防谍网，日本共产党员进入731部队工作，这毕竟是不可想象的……部队的核心是由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从731部队这一特殊性来看，学者（文职人员）比军官更有威力，在部队里存在着自由的科学研究气氛，这是事实。……但是，归根到底是把‘马鲁太’作为活体实验材料而杀掉，这只不过是在恶魔的土壤上开出一朵（不结果的）谎花似的自由与学究精神而已……在石井四郎看来，连这种自由也是‘主义者的言行’吧！”一位原部队人员这样说道。

在部队人员的印象里，这时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已陷入战后的精神虛脱状态之中，但他的身体仍很健壮，毫无患病的迹象。

卸完货物以后，太田大佐迁往东京杉並区的一家老百姓家，菊地少将则说要去群马县的涩川，急忙地先走了。他们一行在告别“若松庄”时，石井四郎一再叮嘱他们要严守秘密，说：“部队人员相互之间不要再联系。”并把药品和防寒帽等分送给他们留作纪念。

顺便再说一下，太田大佐落脚的“东京杉並区的老百姓家”，只知道在东洋摄影工业公司和“工厂附近”，此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实际上，这家老百姓的家在战后约两年中，一直被用作731部队人员的秘密活动据点。据说，许多军官经常出入这里。其中作为帝国银行事件的嫌疑犯，受到警视厅秘密侦察的人，也曾住在这里。

这一点在前面曾谈到过，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从金泽市内取来的货物中有许多“严密捆包的木箱”，这些木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至今没有查明。

问题是下述的东西去向不明：

①731部队从平房撤退时带回日本的白金、锡等贵金属铸块；

②鼠疫、霍乱、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菌种；

③进行细菌战必不可缺的各种疫苗；

④731部队积存的数量庞大的活体实验资料。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9月下旬，一直住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石井四郎，于这一年年底从“若松庄”消失了踪影。

“石井将军潜回了千叶县石井家（老家）……（美军）占领日本的同时，许多美军情报部人员在日本登陆后，他们一直在探寻石井将军的下落。由于原731部队人员的告密，石井可能在老家被捕。”U·U先生推测说道。

“我记得，石井再次被传唤返回东京新宿的‘若松庄’……苏军军官和美军情报军官都竞相同石井进行接触。结果。石井同美军全面合作，开始供述关于731部队的资料。”

其口供记录，现保存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呢？

U·U先生回答这一问题时说道：“我想会有四个地方：一是五角大楼资料部，它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二是总统纪念图书馆，它也在华盛顿市内；三是国立档案馆，同样在华盛顿；最后一个是马里兰州的底特律克堡，那里设有美国陆军的细菌武器研究中心。”

鲍威尔在旧金山市内家中曾提及的美军基地名称，再次从U·U先生的口中说了出来。

鲍威尔找到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文件证实，审讯石井四郎军医中将的就是底特律克堡的干部诺伯特·费尔博士。

第03章 “虚幻的口供记录”与细菌炸弹

细菌战的乡里

汽车穿过华盛顿市区，开出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举目望去，尽是一大片杂树林和平缓起伏的丘陵地。在已经枯萎的草坪间可以看到几百户别墅式的独立房屋，这就是美国的陆军医院。

据出租车司机介绍说，这些绵延几十公里的杂树林，每年到五六月的新绿季节就变成了翠绿色的围墙。

这条370号公路有“华盛顿国立摩托车公路”之称，平时是收费的。到了冬季，无人收费，也无人影了。在一片白色中，贯穿着一条在除雪后发出乌黑光亮的道路，一直伸向远方的丘陵地。汽车向右拐，路过一个有岩石建筑的小镇，爬上了凯撒斯公园的山丘，往左看到占地很广的美国原子能研究所。汽车一直在急驶中。

在白茫茫的旷野中，顺着这条湿润的黑色公路径直向前行驶，一切都集中在透视画法的定点上。经过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的工厂，穿过牧场，在丘陵和杂树林中行驶约30分钟。不久，前方山丘后黄褐色的费雷德里克小镇呈现在眼前。汽车向左驶出了高速公路，进入了这座小镇。

进入镇内，到处可以看到银灰色的尖塔式建筑，这是镇里的教堂。镇内许多房屋的色彩比较暗淡。人们把砖造的坚固的连檐式平房从中间隔开来，两户共用。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尖塔顶上的钟声告诉人们已是下午两点了，庄严的钟声向旅行者们叙说着这座古老小镇的历史。

穿过费雷德里克镇市区几分钟以后，车窗左右又展现出一片白茫茫的旷野。道路两侧的围栏里，耸立着楼房。汽车前方的远处，屹立着履盖着白雪的绿色球型油罐和一些分散的木造建筑。

对外开放的基地

乍一看，似乎是一座某种研究设施，这里肯定是底特律克堡。它在朝鲜战争时发挥了进行细菌战大总管的作用，是美国陆军的一个要塞。这里的基地化学部长诺伯特·费尔博士在35年前曾审讯过石井四郎中将。——除这点片段的情况之外，关于底特律克堡与731部队的关系，毫无任何知晓。

沿着军用道路径直前进，行驶到尽头，迎面是一个大门。从值班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头戴蓝色军帽，身着蓝色制服，伸开双臂，命令停车。这个人在纷纷的雪花中慢慢地走了过来，原来是一位圆脸的女文职人员。她用手指敲着车窗说道：“请打开车窗！”

接着一阵寒风吹进车里。

“您好，您是来访的吗？”

“是的。”

“您找谁？”

“我想拜访基地司令，巳联系过了。”

“噢，欢迎您。请进吧！”

这一瞬间，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这位女文职人员确实说了“欢迎您”这句话，而且在我这个发愣的旅行者手中塞了一张纸片，然后她敬了一个礼就走开了。

半张稻草纸大小的纸片，就是基地指南。上面印着一行大字：“欢迎访问美国陆军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底特律克堡”，“欢迎”这个大字立即映入了眼帘。

石井报告的再现

女文职人员给我的这份基地指南上，印有底特律克堡的地图，还印有设施示意图的说明。

地图上的底特律克堡的形状好似一只白颈鸻。从大门直伸向基地中央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双向行驶道路”；在进大门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货运道路”。

仅从地图来看，主要设施的大部分似乎都集中在“双向行驶道路”的西半（左侧）部分。地图的左半部是这些设施的简称，按英文字母的顺序印有、说明。地图印得很详细。

(点击看大图)

按照英文字母的索引，从A一直找到U，有一个“USAMIIA”的字样，一看说明就知道是US Army Medical Intelligence andInformation Agency，可以译为美国陆军医学情报部。和基地司令官室相毗邻的这幢建筑，似乎是专门负责接待各媒体的，是底特律克堡的门面。

按照地图的指示，我们来到了情报部的楼前。楼前广场的两侧各架有一门迫击炮，上面都覆盖着绿色套子。广场的上空飘着一面星条旗。情报部建筑物呈左右对称状。

我们进入双重门的大门后，看到左右走廊铺着绿色的漆布。走廊的两侧，是几间小房间。

在这里闻到一股强烈的消毒水的气味。几个穿白衣服的文职人员正在热烈地争论问题。向右拐过去，是一间宽敞的大房间，这里就是情报部。

经过传达，不一会儿，出现了一位40岁左右的高个子的男人。他身穿一套深蓝色西装，金发碧眼，高鼻梁，红红的脸庞长着一些雀斑。圆圆的脸，很爱讲话，充满了求知的好奇心，是一个喜欢探索的人。他就是底特律克堡的宣传部长诺曼·M·卡伯特。

我们送给他一本《恶魔的饱食》，并告诉他说，这是一部记述原日本陆军731细菌部队的著作，接着，打开了书中所附的731部队设施要图，作了说明。卡伯特听着连连点了头。

卡伯特部长听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然后打断了我们的讲话，若无其事地说道：“731部队的资料嘛，现在我们这里有啊！”

“那是什么记录呢？”

“731部队的领导人石井将军讲述有关日本细菌战部队情况的记录。”

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卡伯特部长的回答，突然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他对惴惴不安的来访客人说了一声“请等一下”之后就离开了座位。

不一会儿，听到走路的脚步声，卡伯特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文件夹和一个装图的圆简。

“此复印件只有一份……请注意不要损坏。”在厚厚的文件夹上印的这一段文字立即映入眼帘。

卡伯特翻开几页后立即看到“……ReportedbyShirolshii(石井四郎的报告）”。

“序这里报告的调查是根据华盛顿军务局于1945年12月16日致A.T.汤普森（1946年12月21日）的信函（AGPO-A-0201发文编号00-东京-AU）中的行动命令第一项，由汤普森于1946年1月11日至1946年3月11日期间进行的……”底特律克堡宣传部长打开文件夹第一面，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英文打字的文字。

上面的标题是“关于日军细菌战（BW）活动的报告”，报告人姓名是：兽医部中校A.T.汤普森。

“A.T.汤普森中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我们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恐怕他巳不在人世了。”宣传部长从旁插话说道。

据宣传部长卡伯特说，一系列有关731部队的文件，一直保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五角大楼的资料部里。

文件从001到009共九册，内容有：

①石井四郎中将的口供记录；

②～⑤石井以外的731部人领导人的口供记录；

⑥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两中将绘制的平房设施示意图；

⑦各种细菌炸弹的图解说明；

⑧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机构表；‘

⑨平房设施中作业概况等等。

审讯期间，具体资料中有不一致的地方；由于是和受审者合编，也出现了一些“差别”。

五角大楼资料部的秘密资料，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出现在底特律克堡的宣传部里呢？

卡伯特部长对此提问笑着回答道：“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很长时间一直在五角大楼冬眠，从来没有任何人过问过它……谁知道……到了今年（1981年）10月底全国的媒体、日本的报社频繁地给底特律克堡打电话来询问。

“查询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记录资料……其中也有人询问731部队是否曾把美军士兵作为实验材料使用过。”

日本细菌战部队，骤然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是什么原因呢？感到奇怪的宣传部长，经过调查，弄清了如下的情况：

原来居住在旧金山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公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公开披露了战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资料全部交给了美国的事实。鲍威尔的论文，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同一时期内，日本国内的媒体，对731部队的关注正在日益加强……

底特律克堡为了今后同媒体进行交往，向五角大楼资料部查询“有没有保存有关731部队的资料”。结果，找出了9册文件夹。战后36年间一直沉睡在五角大楼一角的资料，事隔这么久又引起人们的注目。

“我们把这些资料要来以后，正要开始研究时，你们来访问本基地，你们真是很幸运啊！……这些资料，对于毫不关心的人来说，完全是一堆废纸；而对研究731部队问题有兴趣的人来说，则是宝贝了。”卡伯特宣传部长这样说道。

疑问终于解开了。《恶魔的饱食》和鲍威尔论文，成了唤起日美两国舆论的导火线，而且已波及到遥远的美国马里兰州的底特律克堡，他们从五角大楼资料库的阴暗角落里把石井四郎等人的口供记录挖了出来。

与本书旧版不同，在新版中我把作者本人的解说压到最低限度，巳经取得的报告资料，除重复部分以外，以接近全文的形式收录在书内。但这个调查并非费尔报告，而是汤普森报告。石井四郎交代其进行活体实验的情况尚未说明，然而，731部队其正企图是处于攻击还是防御呢？请各位从报告本身来做出判断吧！首先将这份报告的目录列出如下：

目录

一、概要

二、结论

三、关于日军细菌战活动的报告

附录1：哈尔滨地区示意图

附录2：

a.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机构表

b.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任务纲要

附录3：

a.哈尔滨研究所示意图（石井）

b.哈尔滨研究所示意图（北野）

c.平房设施示意图（石井）

d.平房设施示意图（北野）

e.平房研究所内作业概况

附录4：

a.“伊”①型炸洋详图

①a～g炸弹的代号来自日本语用47个字母为首编成短歌的顺序，是学日语的入门，“伊”即i，“吕”即RO，“波”即Ha……相当于英文的A、B、C。——译者

b.“吕”型炸弹详图

c.“波”型炸弹详图

d.“宇”型炸弹详图

e.旧式“宇治”型炸弹详图

f.“加”型炸弹详图

g.50型“宇治”炸弹详图

概要

日本军细菌战活动

一、日军把细菌战的攻势与防御两个方面的广泛调查研究，作为日军军事活动而加以实施。日本海军对细菌战的关注，似乎仅限于防御方面。

二、日本陆军的细菌战研究与开发，主要受石井四郎中将的影响，并由他进行指挥。石井认为，不存在旨在完成这种活动的正式指令，说这一活动是作为军事预防医学的一部分而实施的。但是，从事态的经过来看，全面大规模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与开发，显然是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正式认可和支持的。

三、石井说，日军认真对待细菌战的理由是：由于苏联和中国都进行了细菌战谋略破坏行为，所以有必要研究和开发针对这些事件的防御手段。他强调从未考虑过把开发细菌武器作为进攻性武器。

四、满洲的哈尔滨附近的平房设施，是细菌战研究开发中心。这一领域的作业，在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里也实施过。细菌战属军事活动，基于安全上的理由，被列为高度机密。它不能利用民间的科学家和民间的研究机构的设施来进行活动。

五、可以认为，肠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等病源菌，过滤性病毒和立克次氏体等可以用于细菌战。野外实验仅限于微生物，它是非病源菌，而且人和动物会同时感染两种细菌——B炭疽与M马鼻疽。

六、日军通过调查研究撒布细菌战用的细菌方法，包括炸弹、炮弹、飞机喷撒、谋略破坏。其中，努力开发撒布病源菌最有效的手段，倾向于研究炸弹。因此，到1940年巳研制和实验9种从飞机上投掷的炸弹。其中，制造过污染地面用的炸弹、传染云雾，包括利用伤口感染造成对人伤害的碎片弹等。

这里记述的传染云雾，是731部队苦心研究开发出来的一种细菌喷雾方法。按现在说法，就是一种烟雾剂。据原部队人员作证说，在安达实验场曾在地面铺上一块白布，然后在空中以不同的高度把大量的蛋黄撒下来，实验地面的污染情况。在731部队专用飞机库里还有装有各种细菌喷雾装置的不同型号的飞机炸弹。

七、把炮弹改造成填装细菌战弹药的预备实验，只进行过几次。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撒布，被认为是不实用的。从飞机上喷雾，进行过数次预备实验以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八、“波”型炸弹和50型“宇治”炸弹在平房研究的各种弹药中，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两种炸弹虽都存在着若干重大缺陷，但是，石井坚信，如果由兵器专家设法弥补这些缺陷加以改良的话，这种炸弹就能够制成有效的细菌炸弹。

九、日军认为，强化防疫和净水的手段，是对细菌战最有效的防御。在战场上，侦察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并加以抑制，是防疫、净水的非机动部队和机动部队的责任。宪兵作为辅助部队，对于可能发生的细菌战事件进行监视、收集证据和逮捕破坏工作的人员，来完成情报机关的这些任务。

十、在研制攻击性细菌战方面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日本绝不能把细菌武器作为实用武器来使用。

结论

调查官的见解如下述：

一、关于日军的细菌战活动的情报，基本上是从分散的单个情报来源取得的，但内容却是极为一致。令人觉得提供情报的人事前得到过指示，知道在受审时应该透露的情报数量与质量。

二、据认为，全部情报都是凭记忆，因为所有的记录，根据日本陆军的指示，业已销毁。但是，部分情报特别是炸弹的示意图极其详细，使人对全部文件证据业已销毁的说法产生疑问。

三、通过审讯了解到，日军对细菌战的活动范围，特别是对研制、开发攻击用（武器）方面所做的努力，尽可能轻描淡写，说得小一些，少一些。

四、由于军部（作者注：陆军与海军）内缺乏合作，使细菌战“研究开发工作，受到制约，未能把日本的科学力量全面用于军事上，从而妨碍了研制细菌武器作为实用武器的进展。

五、即使完成了实用细菌武器，日本担心（对方）利用化学武器进行报复，而未付诸使用。仅据我们所知，日本没有获得美国有关细菌战活动的情报。

以上是汤普森中校报告的”结论“部分。

在”概要“第三项中，石井强调日军认真开展细菌活动的理由，是为了取得对付中苏细菌战的防御手段，但是在”结论“第三项中说”对研制攻击用的细菌武器方面所做的努力，希望尽可能地轻描淡写，说得小一些，少一些“，又从强调的内容后退了一步。创建石井部队的目的，究竟是攻击，还是防御的问题，在报告后半段中，日美之间还继续进行着争论。

另外，结论的第一项中说，供述内容”极其一致“，”令人觉得，事先，在应透露的情报数量，质量上曾得到过指示“。这一段记述是有寓意的。从中可以看出石井、北野等731部队领导人在受审时曾统一过口径。

现将汤普森报告中显示详细内容的”分论“介绍如下：

关于日军细菌战活动的报告

―、序

对日军的细菌战活动首次调查，是由化学研究部的麦里·桑德斯中校和哈利·扬格斯中尉进行的。当时是作为对日本的科学情报调查的一环，由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科学技术顾问团于1945年9月和10月实施的。关于这次调查的报告，已收入1945年11月1日整理的第5卷细菌战中。

同这项活动有关的人员，后来有可能参与了审讯。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WDIT课以及化学战研究部的人员在日本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石井四郎中将和北野政次中将。他们都是负责研究开发日军细菌战的原部队长。

本报告主要是通过审讯石井将军从他那里得到的有关情报。审讯北野将军等人的情况，没有附加在这一情报中。总的看来，确认了从石井将军那里获得的情报。据认为，在分别进行面对面调查的人物中获得的情报，仅有细微的不同之处。

在调查中，关于日军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发情况，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性的书面材料。在面对面的调查中，这些接受调查的人都一致作证说，那些记录文件属绝密，根据陆军的指示已全部销毁。因此，我们得到的情报，全部都是接受面对面调查的人凭借追忆提供的。

石井四郎中将对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开始与实施，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直接审讯他成为可能。战争结束后，他的行踪不明，但是，美军情报部人士查明，他隐藏在他的家乡——千叶县。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军情报部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让石井回到他东京的家。当时石井患慢性胆囊炎和痢疾，因此，允许他住在东京的家，面对面的调查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对石井的审讯，是在1946年1月22日至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审讯采取了由翻译参加的直接面对面的调查和提出书面质问的方式。石井关于细菌战研究开发问题的回答是釆取慎重、简单而又常常抵赖的态度；关于防疫研究、给水和净水问题，石井的谈话自由。通过面对面的调查査明，他强调有关防疫、净水、给水活动，而对于他自己指挥的组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细菌战方面，则竭力予以缩小。

731部队的”表面招牌“是”防疫给水“。代表它的是江口中佐指挥下的第三部，主要是制造滤水器，负责防疫给水。但是在这个假面具的掩盖下，隐藏着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背后是另一副面孔。731部队的上层领导上强调”表面的招牌“，许多人都说在”医学、防疫领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但是，731部队的本质在于研究和实施细菌战，因此，把活人视为”马鲁太“而当作实验材料使用。731部队在医学方面的贡献，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副产品“。731部队的医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活体实验，他们发表了许多亲自研究后的论文。应该说，731部队背后的面孔，才是它的真实面孔，这才是它的本质。

石井谈及防疫、给水问题时，”谈话自由“，而谈及细菌战时则”躲躲闪闪“，”尽可能缩小细菌战的一面“。美国方面敏锐地看清楚了这一点。以731部队的活体实验为基础的医学论文，发表在《日本病理学会志》等许多专业学会的刊物上。尤其是吉村班班长在日本生理学会讲演时发表了该班冻伤研究成果，其内容刊登在该学会刊物上，引起了争论。

这份报告接着详细地记述石井四郎的经历，但是它同本书第一集有许多重复，所以在此予以省略。归纳在第三项”开发动机“内。

二、《原文缺——译者）

三、日军细菌战研究开发的动机

在审讯中，石井说，日军任何旨在开始和实施细菌战用研究开发计划的正式指令，都是不存在的。石井断言，日军对细菌战表示关注的责任，全在他本人，主要是在他的影响下，为了对敌方细菌战攻击进行适当的防卫准备，才进行了攻击方面的调查研究。他解释说，防疫给水部的任务是预防和抑制传染病以及供应纯正的好水，所以开发针对细菌战攻击的防御手段，是他的部队逻辑上的任务。

据石井说，导致日军对细菌战能力进行调查研究有如下事件：在中日冲突中发生过许多水井投毒、污染（饮水）事件，苏军在细菌战领域内活动的传闻，满洲警察有关逮捕携带瓶装斑疹伤寒菌、霍乱菌和炭疽菌的苏联间谍的报告，在修建北安至黑河铁路时，2000头马因患炭疽病而死亡（这是针对日本陆军牵引马匹运输的谋略性破坏），以及在外国文献中出现的关于细菌战的论文等等。

石井相信，中国战区内水井污染是在苏联影响下的中国游击队的犯罪。在上海战区，由于发生霍乱病使6000名日本士兵死亡以后，他的部队人员对1000多眼水井进行了检查，发现其中三眼水井受到霍乱菌的严重污染。调查是由有经验的细菌学学者进行的，实际上，在现场还回收了细菌容器。因此，石井相信，这是人为的，并非是自然排入水井而造成的污染。

日本占领南京地区后，发现水井被霍乱菌污染事件。发现用中文写着”好水“的水井受到了污染，而写着”坏水“的水井却能饮用。

关于细菌战的外国文献，石井列举出了德国的论文和美国陆军里昂·A·福克斯少校写的有关”细菌战“的论文。石井认为，这些论文充满幻想，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关于对苏联在细菌战领域的活动和意图产生的不安，石井说，针对这种威胁以及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满洲作战区开展的许多细菌战破坏活动，有必要开发防御手段。这是日本认真对待细菌战活动的主要理由。他反复强调把细菌武器作为攻击性的武器来开发，并非日本的目的，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这种战争方法。

关于研究细菌战的动机，石井反复强调其动机在于针对苏联细菌战的防御。其意图是石井表明一贯反苏的姿态，来改善盟军总司令部对他的印象。为了防御而开发兵器的这种借口，巳是陈词滥调。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为保卫祖国而创设，在维护和平的名义下而养兵，旨在自卫的军备转而进行侵略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

如果为了防御而研制武器的话，那么，可以不在侵略地区，而只在日本国内进行就可以了。

目前超级大国之间进行的增强核军备的竞赛，也是打着维护”各自世界“的和平旗号。石井四郎的抵赖与通过核军备均衡以维持和平的想法，虽经历了30多年，但仍是那一套的翻版。

四、谈到”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与配置“石井说，日本陆军最早的防疫机构，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设立的野战防疫部。日中战争爆发后，其担负的范围，从苏满边境扩大到海南岛。当时日本陆军没有统一的净水给水方式，因此，把”预防来自给水系统的疾病“作为主要目的，编成了防疫给水部。

防疫给水部由海外作战战区和日本本土的非机动部队和机动部队组成。到1938年7月为止，在海外作战战区建立了5个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其分布情况如下：

a.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

b.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

c.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

d.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

e.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

这些非机动防疫给水部设施，分别配属给各方面军司令，置于关东军总司令的直接指挥之下。

机动防疫部，由海外战区的野战防疫给水部、师属防疫给水部以及日本本土师属防疫给水部和军管区防疫给水部组成。和防疫给水部的固定设施一样，机动部队也分别配属给各部队组织，置于该部队长的直接指挥之下。到1938年7月为止，编成18个师属防疫给水部，

分别在各师辖区内活动。随着日军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增设了机动部队。防疫给水部的部队从军医部分离出来，是独立的部队。军医部仅仅是分别对军司令就医疗问题发挥咨询作用。

关于上述各项中的c，由于南方派遣军是1941年11月6日才建立的，因此，令人觉得石井的记忆有错误。e项所列机构是后来建立的。

五、防疫给水部的任务

防疫给水部各部队，被赋予下述任务和责任：

a.非机动防疫给水部——预防传染病和研究给水；生产与供应细菌制品；生产、修理与供应防疫给水器材及设备；实施与指导防疫给水措施；开展防疫给水教育；进行物理、化学考试；负责安排传染病患者的入院与治疗。

b.野战防疫给水部——防疫巡逻与侦测水源；实施与指导防疫措施；进行水质检查与侦测毒物；消毒与健康诊断；供应净化水；修理卫生滤水器；开展防疫与供应净化水的有关研究。

c.师属防疫给水部——它是师属的部队，和野战部队虽负责有同样的任务，但不包括研究与教育。

在无法控制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时，在野战部队与师属部队的分担区域内发生异常疾病或事件时，由固定防疫给水机构派遣人员和设备协助处理事态。

六、关于防疫给水部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从1936年建立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由石井将军指挥，其任务是执行日军研究细菌战的开发计划。除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期间北野政次将军取代石井任部队长外，这支部队的细菌战活动，一直由石井直接指挥。显然，石井只对日军统帅部负责，关于防疫和净化给水方面的问题，他从属于关东军司令，而细菌战活动的实施，石井显然是自由的。石井说，细菌战问题是极高的机密，因此未能提出正式的报告。

在回答他被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时，石井说，这是为了要取得晋升陆军野战勤务所需要的中将资格。据他的看法，这是由于要任命他为第一军的军医总监而不希望他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总而言之，这项研究的主要开发项目，于1942年底业已结束。由于石井的影响，至少在北野政次将军领导下，研究工作有某种程度的继续。

关于解除石井部队长职务的理由，在第一集中已作了详述。主要是由于陆军参谋总部特别监察的结果，察觉他在63号大礼堂的建设费上有违反财务规定的问题。

关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与其他防疫给水部及部队的关系，石井在供述中强调，他不是整个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不了解其他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活动情况。

石井说，在细菌战活动方面，陆军省没有给他下达过任何正式指令，也没有拨下具体的预算，而是把防疫和给水方面的研究预算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石井估计，挪用于细菌战研究的资金，只占预算总额的1%～2%。（作者注：据另一信息来源称，防疫研究预算每年约为600万日元）。但是，石井的估计，和他后来说的约20%的预算用于细菌战是不一致的。

石井在受审中竭力想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细菌战研究规模极小，只不过是作为防疫给水研究的一部分来进行而已。他反复强调的是，进行细菌战攻击面的调查研究，唯一的目的在于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查明从防疫给水的角度必须采取怎样的防御措施。

关于这一问题，受审的全体人员做出的一致回答是，天皇不知道日军的细菌战活动。石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细菌战是非人道的，主张采取这种战争方法，是会玷污天皇的德行与慈悲的。”他还说，“如果天皇知道有这种活动，会加以禁止的。”’

尽管石井说，细菌战研究仅是关东军给水部的很小的一部分，是在“没有正式指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从其研究规模和进展来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细菌战的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在这一问题上，石井竭力给人以“细菌战研究的规模极小，是作为防疫给水的一个部分实施而巳”的印象，但是，美国方面巳看透了这一点，认为“研究开发是大规模、全面地实施的，是一直得到正式认可，并得到最高军事当局支持的”。

石井供称，其目的是了解细菌战的潜在能力，以便弄清防御措施，但是又说“细菌战是非人道的，如果天皇知道石井部队活动的话，会加以禁止的”，暴露出他的供述也是自相矛盾的。报告接着记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机构、人员和任务，这些内容完全重复，予以省略。

七、涉及了平房的设施

在平房设施建成之前，开展初期研究时，曾经利用过哈尔滨的小研究所。平房设施建成以后，哈尔滨研究所主要用于制造和修理净水设备。石井将军开发的硅藻土管型滤水器，已作为日军制式野战装备而得到采用。哈尔滨研究所烧制硅藻土过滤器的设备，也用于制造“宇治型”细菌炸弹的陶瓷弹壳。

石井说，细菌战的调查研究，并非由平房的固定的组织来进行的，而是根据特定的计划或实验的需要，从各部抽调人员临时配属在一起。计划或特定阶段完成以后，人员立即解散，返回各自的原部门。

关于制造陶制弹壳的地区，据《佐贺新闻》最近的调查，佐贺县藤津郡盐田町是制造地区之一。1983年1月14日该报报道称：

发现弹体的地方，是该町中街道政府职员贞包贞利(57岁）的家里。从明治初期到1950年为止，贞包家持续三代经营制陶所。贞利的父亲贞次（1969年82岁逝世）说曾经接受军部的委托烧制过陶瓷弹壳。根据父亲的叮嘱，贞利在家中只珍存着一个。

这种弹壳还有一个，保存在住在久留米市的长子贞悟家中（61岁），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个。弹体长约50厘米，尖头圆筒形，直径20厘米，厚约5毫米，顶部有一个螺旋盖，从这里灌进细菌溶液。

已故贞次的妻子贞包金（87岁）和贞悟作证说：“1938年、1939年时，委托是通过町内窑业指导所进行的。军方的人从东京来到这里住下，工厂的窗户全部封死，从外无法窥见。制品是悄悄地挟着在火盆中烧制的。烧好的弹体，要逐个进行严格检查，稍有一点毛病就将它粉碎，埋在深山里。成品仔细地放入画有红十字符号的木箱里，然后用军用卡车拉走。”

烧制工作对孩子和家人也彻底保密。在当地的人中传说：“战争快结束了，铁的原料供应不足，大概是用陶瓷做炸弹吧。”

制造了多久，贞包巳记不清，大约半年左右。后来以担心泄密为理由而迁往别处。此后，在哪里制造，是否还有其他的制造所，都不清楚。

盐田町把天草产的石灰石和陶石卸下后，在町内加工成陶土，向盐田町的窑业供应原料。731部队也许着眼于把盐田产的陶土作为细菌炸弹的原材料吧！这样，“宇治”型的命名则另有原因了。

所谓“哈尔滨的小研究所”，是指直到战争结束前，731部队的第三部通称为“南楼”的那幢建筑而言。它位于滨江火车站附近，在今天的南通大街，靠近哈尔滨陆军医院。

关于第三部制造的细菌炸弹，我将在后边叙述。但用陶瓷做弹壳是石井四郎的一项独创发明。如果使用通常的钢铁弹壳，需要填充大量的火药，爆炸时的高温，使鼠疫菌、跳蚤和老鼠都会被烧死，而且在地面着地点会留下证据；而他发明的硅藻土制的炸弹壳，以低温、少量的炸药爆炸，弹壳变得粉碎，满足了既不留证据，又不会使细菌致死的要求。如果在盐田町发现的弹壳是细菌炸弹的话，那么，仅靠哈尔滨小研究所的制造设备巳无法满足需要，也许是盐田町的陶土适合制造这种弹壳。

接着，报告叙述了“攻击性细菌战活动”。

八、攻击性的细菌战活动

a.开展细菌研究。从细菌战的角度研究了肠伤寒及副伤寒、霍乱、赤痢、炭疽、马鼻疽、鼠疫、破伤风和瓦斯坏疽等病源菌及过滤性病毒、立克次体等等。石井说，在野外实验中用做武器的细菌，只限于无传染性的B枯叶菌和B灵菌。马鼻疽的野外实验，只进行过一次，不了解这一实验的性质。由于感染的危险和马鼻疽牺牲了一个人，所以，没有进行更多的实验。关于马鼻疽的研究，限于努力开发其免疫剂和治疗用软脊。石井否定使用过P鼠疫的野外实验。他说，鼠疫研究限于研究室内的理由是，担心它的反作用和啮齿类的扩散。

我们询问石井在攻击方面最有效的细菌是什么时，他说，这只能是推测，特定细菌的效果取决于有关地区的气候及在该地区实施的卫生措施如何。

b.大量生产细菌。石井发明的培养箱用于大量生产疫菌用的细菌，是细菌战野外实验用的细菌生产手段。这种培养箱是由双重门的硬铝箱组成的，箱内在固体培养基上放有一个表面培育细菌的浅盆。通过浅盆带有盖子的门，向空间灌进培养基溶液，就会自动地敷上一定厚度的培养基，然后用棉棒植上细菌。增殖菌则用一个很小的金属棒取出。为了进行大量生产，使用三四十个培养箱。

在附近日军医院技术人员的支援下，石井表演过培养箱的使用办法：使用7升标准寒天培养基溶液，把培养箱倒下，从门的洞口灌入培养基，然后把培养箱再扶正，在各浅盆中自动形成9毫米厚的增殖菌；在另一个培养箱内，事先植入B大肠菌，可以取得160克的液体状态的表面培养菌。

使用这种培养箱，比利用标准研究室设备生产的效率高，可以进行大量生产。石井说，研究开发这种培养箱，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军野战必需的各种疫苗日益增大的需求。绝对没有生产细菌和大量储藏，也没有进行过战术上的使用。

c.撒布方法。在平房研究过的撒布细菌战用的细菌的方法，包括下述几种：①炸弹；②炮弹；③从飞机上喷雾。研究开发有效撒布传染性细菌的方法，主要精力集中在细菌炸弹上。改造炮弹和从飞机喷雾的预备实验，进行过二三次。

在这里所谓的喷雾，是把含有细菌的液体雾化之后喷射烟雾剂。从空中把变成烟雾的细菌撒下来，人是无法逃走的，这是石井中将研究出来的，是一种卓越的想法。利用这种方法，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变成了人为的。

①炸弹：到1940年为止，共研制出九种从飞机上投下的可供撒布细菌用的炸弹，并进行了野外实验。其中，包括制造地面污染、传染云的炸弹，利用污染弹片和利用榴霰弹的受伤感染制造对人伤害的粉碎弹药。最早的弹药，是利用化学战炸弹改造而成的，后来，根据独自设计研制了炸弹，包括利用导火线爆破的陶瓷弹壳和玻璃弹壳的炸弹以及瓦斯喷雾炸弹。

玻璃制炸弹是耐人寻味的。在731部队的一角设有一个玻璃工房，并配属了制造玻璃工艺的名匠。许多部队人员都记得那里的老工匠们。他们用铁制的吹竿，蘸上玻璃溶液，自由自在地吹成各种瓶子和陈设品。

731部队里有玻璃工艺名人的原因，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制造烧杯、烧瓶等要求精密的玻璃实验用具，但是，估计它同报告中提到的“玻璃弹壳”有着微妙的关系。

按照石井的说法，这些炸弹都是在没有正规兵器人员的援助下，利用平房设施内和哈尔滨研究所内的设备，由石井部队人员研制开发的。石井承认，如果得到炸弹专家的合作的话，那么，弹药开发工作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后来，经过改造成专供细菌战用的炸弹、炸药和信管等都可以通过正规供应渠道取得。在平房开发的各种炸弹的主要缺陷之一是信管不好。按石井的说法，全都是利用老式炮弹的信管改造而成的。

石井强调说，这些炸弹都是供应实验用的样品。生产的数量足以证明它的实用性，也足以了解针对同样兵器所需采取的防御措施。石井提供的下述炸弹生产数据，同石井的主张对照起来看，是令人吃惊的。

石井谈到的野外实验中使用的炸弹数量是不准确的。他说，各种炸弹只进行了极少次实验。估计剩下的炸弹，在撤离平房之前都已被销毁。开发和实验最初的弹药是1937年。从这一事实来看，到这时为止，日军显然巳相当频繁地进行过细菌战领域的活动。

石井在谈及日军的活动时，矢口否认其他报告中谈到的“母子”无线电炸弹和“符号——7”（7型）炸弹的存在。1942年以后已不再继续开发弹药。据石井说，是由于至1943年巳感到物资匮乏的缘故。1944年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人员不断调往前线，平房设施已处于“停息状态”。

所谓“母子炸弹”，是第九技术研究所权藤中尉于1944年设计的。正如字面所表明的那样，它是由母子两个炸弹组成的。它的设计是：“母弹”装有无线电发报系统。它通过电波和“子弹”相联结。投下“母弹”时，同空中的“子弹”持续保持数十米间隔。当“母弹”抵达地面爆炸时，电波的发送系统停止工作，促使“子弹”在距地面最近距离的空中爆炸。通过母子的配合，可以在一定高度喷雾污染。

据有关人员的证词，这种炸弹只试制了一套，未能进入实用阶段，就迎来了战争的结束。至于“符号——7”型，情况不详。

石井认为“波”型炸弹和50式“宇治”型炸弹，是在平房开发的炸弹中最有希望的两种。如果克服它的缺点，由武器专家加以改进的话，那么，这两种炸弹能够成为有效的炸弹。

在何处可以看到这些炸弹的样品呢？对于这一问题，石井说，剩下的炸弹和整个平房设施的一切具有情报价值的东西，在苏联人进入哈尔滨地区之前全部都被销毁了（作者注：由于苏联占领该区，无法确认石井的证词）。由于无法获得这些炸弹的示意图，石井提供的炸弹示意图复制品如附图[参阅资料一，附录（四）]

我们多次强烈要求石井提供有关的详细情况，但他反驳说，像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么大的组织的部队长，大部分时间忙于管理工作，不可能精通具体的技术细节，然而从石井处获取的详细炸弹示意图以及其他技术情报中的技术数据表明，他是令人吃惊地精通技术。对于他所说的关于细菌战的研究与开发的全部记录都已被销毁的主张，人们产生了疑问。恐怕石井提供的许多情报，是和他在平房时的同事以及住在东京或附近地区的若干人共同合作整理出来的。对石井的审讯是断断续续进行的，而且石井的许多情报是采取绘图和书面回答提问的形式提供的，所以石井有许多与同事们商谈的机会。

(a)“伊”型炸弹：这种容量为2升的改进型20公斤瓦斯炸弹，是为撒布细菌液而最早研制的炸弹。通过着地时的冲击引发弹头爆炸，使弹尾部飞散，撒布填充在内的液体。这种炸弹在1937年至1938年期间，曾进行过地面静止实验和空投实验。实验时，把01%的“品红”和2%-5%的淀粉溶液或者非传染性细菌，填到炸弹容量的约70%，然后，利用100×500米的长方形棚格，根据填充物的不同，每隔20米敷上试纸或放上陪替培养皿①，用来评价撒布的效果。冬天则利用雪作为测定炸弹填充物有效撒布面积的手段。地面静止爆炸时的撒布面积，在风速为每秒5米的条件下，可达到（10～15）米×（100～150）米。从飞机上投掷时，炸弹在爆炸前钻入地下，形成深漏斗状的弹坑，填充物的撒布效果几乎等于零。弹坑的深度，随投掷高度的不同而不同：从高度为100米的空中投掷时，弹坑的深度为0.5%米至1米；从高度为2000米的空中投掷时，弹坑的深度为1.1米至1.5米；从高度为4000米的空中投掷时，弹坑的深度为2.5米至3米。由于存在着爆炸前钻入地下的问题，“伊”型炸弹容量小，不发率高，被认为不完善而被放弃。

①陪替培养皿：陪替是德国细菌学家，陪替培养皿是平碟培养基用有盖皿。

(b)“吕”型炸弹：它的尺寸与外形和“伊”型炸弹相似，但其弹头部分，是新设计的。它包括前隔室和后隔室。炸弹接触地面后，前隔室发生爆炸，把炸弹弹体推至距地面约10米至15米的高度时，后隔室发生爆炸，把弹尾部炸开，射出填充物。实验时，弹内填充物和“伊”型相同。实验时也是用同样的棚格进行的。静止实验时，撒布面积为（20～30）×（200～300）米。空投实验的结果和“伊”型炸弹大致相同。不发率比“伊”型炸弹高，主要原因，同样是由于不良信管所致。由于被认为不比“伊”型炸弹更具有改良的价值，因而也被放弃。

(c)“波”型炸弹：40公斤的“波”型炸弹，是破碎性炸弹。其设计目标是通过炭疽胚种污染的炸弹碎片和发射榴霰弹产生破坏效果。这种炸弹是双重壁式，在中央的炸药管周围有一圈厚10毫米的破碎性的铁壁，在这层铁壁和钢弹壳之间加入填充物。填充室的容积为700立方厘米，放入约1500个钢球，借以增大炸弹破片的破碎效果。填充室与钢球之间，为了防腐蚀，涂有电木涂剂。弹头和弹尾均装有触发信管，在弹头隔室以及弹尾隔室和中央炸药管内填充有3公斤的TNT炸药。这种炸弹在爆炸后，以高速向水平方向撒布炸弹碎片、榴霰弹和炭疽胚种。

“波”型炸弹的野外实验在1938年和1939年期间进行。在进行静止实验时，以染料溶液和微生物作为填充物使用。炸弹的碎片、榴霰弹的尺寸与分散情况、穿透力等均利用与炸弹爆炸地点呈同心圆状配置的由直立板靶组成的棚格来测定。实验动物也按同样模式进行配置。冬季，则通过从冻土上回收碎片来测定碎片的分布情况。弹片和榴霰弹的投射距离约为400～500米，半径为50米以内，其密度约为每平方米内一块碎片或一个榴霰弹。把炸弹碎片和榴霰弹回收以后，对其附着微生物的繁殖能力进行调查。从飞机上也进行过投掷实验，其目的是测定炸弹的机能和不发率。

还把炸弹埋在5米深的砂中进行破碎研究。利用电气引爆炸弹，筛掉砂子以后，推断碎片的尺寸。回收的碎片，约10%为1～3克；20%约为3～5克；25%为5～10克；40%为10～15克；50%为15克以上的重量。

“波”型炸弹存在若干缺陷。据认为，大量生产过于复杂；弹壳薄，同弹头和弹尾焊接在一起，经受不住操作和运输时的震动，常常发生细菌外漏现象，存在着使操作人员感染的危险；由于它的外形不同于制式航空炸弹，所以难以挂在飞机仓内的炸弹悬挂处；重炸药使40%～65%的微生物遭到破坏。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缺陷，但“波”型炸弹被认为是有发展前途的。石井相信，如果由炸弹专家设法弥补这些缺陷，加以开发的话，“波”型炸弹能够成为有效的炸弹。

(d)“仁”型炸弹：50公斤的“仁”型炸弹，总体的设计和“波”型炸弹相同：弹体长约100毫米，填装容量为1升，但是，炸药仅为“波”型炸弹使用量的50%。由于炸药少，细菌的生存率高，然而炸弹碎片的穿透力和撒布面积不太大。1939年炸弹实验的结果，认为“相当良好”。据认为，这种炸弹有进一步开发的价值。

(e)“宇”型炸弹：30公斤的“宇”型炸弹，其设计是利用压缩空气在事先设定的高度喷射液体。这种炸弹有一个带喷头的装卸式弹头，它装备有触发弹头信管、尾部延发装置的信管，以及从飞机上投掷时的尾部自动计秒表。这个自动计秒表走动时，中央炸药管向前移动，装卸式弹头和喷头分离。中央炸药管向前移动，放出压缩空气，使炸弹填充物从喷头喷雾。达到地面时，炸弹本身就爆炸。石井说，这种炸弹仅制造了20枚，除进行过测定炸弹机能实验外，根本未进行野外实验。由于填充物外漏和信管有缺陷、计秒表不准确以及结构复杂等原因，这种“宇”型炸弹被认为不具有开发的价值而被放弃。

（f）旧式“宇治”型炸弹：I938年日本开发细菌战炸弹的设计倾向是设计简单、容量大，尽量减少撒布碎片和活细菌所需的炸药。石井虽没有具体地说明这一目标，但是，对初期的炸弹，石井提出过批评，同时从后来开发炸弹的想法来看，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从使用TNT炸药和黑色火药等重型炸弹、填充物易受到破坏的钢铁制炸弹，而努力转向设计开发陶瓷炸弹和玻璃制炸弹。这些炸弹的炸药使用导爆索和最少限度的TNT火药。

陶制“宇治”型炸弹的成果，带有研究炸弹方面的这种倾向。石井给它的原型起名为老式“宇治”型炸弹。这种炸弹重25公斤，容量约为18升。陶瓷弹壳的外侧设有纵沟，可以容纳4米长的导爆索的炸药。炸药是从有金属制的螺丝盖的头部瓶口进行填充，炸弹的弹底装有赛璐珞制稳定翼板，在炸弹尾部装有定时信管，在设定的高度空中爆炸后，陶瓷弹壳变成碎片，将填充物撒开来。陶瓷碎片几乎没有穿透力，从地面进行探知比较困难。1938年这种炸弹和“伊”、“吕”、“波”等型炸弹一样，部署在野外，利用染料、淀粉溶液与非病源性微生物的悬浊液进行过实验。在静止实验时，在15米高处爆炸，风速为每秒5米，其撒布面积为（20～30）米×（500～600）米；在空投实验时，炸弹的爆炸高度为200～300米，其撒布面积为（20～30）米×（600～700）米，撒布下来的液体颗粒大小“从雨滴那么大的小滴至直径凝集为50微米的粒子”等多种多样。

石井说，老式“宇治”型炸弹有很多缺点。如陶瓷弹壳经受不住粗暴搬动；金属制的填充栓和陶瓷弹壳的结合部易发生填充物外漏；由于炸弹重量和尺寸不一，所以弹道不固定；由于要求炸弹填充至容量的70%，填充物发生膨胀也不要紧，导致这一空隙成为炸弹发生纵旋转的原因；陶瓷制的稳定板在天热时会弯曲，弹道更加不准，天冷时它就发脆，致使常常在飞行过程中脱落；由于信管不完善，无法准确地确定爆炸高度。虽有炸弹的容量充分，使用陶瓷弹壳消除了金属对细菌的不好影响等优点，但是，这种炸弹被视为没有进一步开发的价值。

(g）“加”型炸弹：35公斤炸弹，是老式“宇治”型炸弹改用玻璃弹壳的实脸样品。它不是使用纵沟，而是把波导线的炸药埋在螺旋沟内。这种炸弹仅试制了20枚，由于它的缺点和老式“宇治”型炸弹的缺点几乎完全相同，进行了几次预备实验之后也被放弃。

(h）50式“宇治”型炸弹：25公斤、10升的50式“宇治”型炸弹，是“宇治”系列中的改良型。弹头部装有触发和延时信管以及500克的炸药管，弹尾部的定时信管在高度为200～300米的空中引爆4米长波导线使炸弹起爆；如果尾部信管和波导线没有启动，当炸弹着地时，弹头部的炸药也肯定会使炸弹炸裂，并将填充物撒开。

这种型号的炸弹在1940年至1941年期间，共制造了约500枚。从1940年至1942年期间，进行了广泛的野外实验，并进行过静止爆炸和空投实验。在初期的实验中，弹内的填充物是染料溶液和非病源性微生物的悬浊液。后期的实验，使用炭疽菌胚种的悬浊液作为填充物。这种悬浊液的浓度是1立方厘米的液体加入50～100毫克的胚种。为了测定撒布情况，根据填充物的不同，在野外使用了试纸或棚格。进行炭疽菌实验时，把牛、马、山羊、和羊等大型动物作为实验对象来使用。

投掷实验时，风速为每秒5米，爆炸高度为200～300米，撒布面积为（40～60）米×（600～800）米。

在高度为15米，风速相同条件下，进行静止实验，其撒布面积约（20～30）米×(500～600）米。在炭疽菌实验时，在炸弹高度为15米的条件下进行了静止爆炸，尔后，让动物在下风污染地区吃草一二小时，感染炭疽病或死亡的马约占70%，羊约占90%。

50式“宇治”型炸弹，虽仍存在老式同型炸弹的若干缺陷，但比老式的更加有效。石井感到，如果由专家纠正它的缺陷继续进行开发的话，那么，50式“宇治”型炸弹能够成为有效的细菌战武器。

(i)100式“宇治”型炸弹：50公斤100式“宇治”型炸弹，是把50式“宇治”型炸弹放大了的一种型号。这种炸弹的装载容量约为25升，炸药使用12米波导线，共制造了300枚，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利用和50式同样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实验。这一型号的问题是尺寸大，在操作时易破损，因此，没有认为具有和50式同样的实用性。

②炮弹：共有两种型号的炮弹作为细菌战用细菌的撒布手段进行过调查研究。它们是定为“H”型炮弹的制式毒气弹和榴霰弹“B”型炮弹。这种炮弹在海拉尔附近的沙漠中进行过实验。炮弹的填充物为染料溶液和每立方厘米200～500毫克的浓度的肉汤（细菌培养液）。炮弹从3000米外距离发射，目标设在500平方米的地区内，每隔20米放有一张试纸或一个棚格。B型炮弹的实验是在500平方米的地区内，每隔20米放置一块靶板，进行命中测定。实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测定利用炮弹撒布细菌的生存率。石井说，由于几乎都未命中靶板，所以没有得到准确数据。利用这种方法撒布细菌，被认为无实用价值。

③从飞机上喷雾：据石井的证词，为了测定从飞机上喷雾撒布细菌的效率，在平房附近进行约10次实验。飞机上装备一台压缩空气瓶和一台喷雾溶液用溶液罐。压缩空气被送入喷雾剂罐内后，通过飞机尾部的导管，把喷雾液压到空中。染料溶液和非病源性微生物的悬浊液作为实验液使用。使用的染料是“品红”或苯胺红色染料0.1%的溶液。B枯叶菌和B灵菌作为实验用微生物使用。为了査明飞机喷下的着色溶液，在1000平方米范围内，每隔50米放置了铺有色试纸的棚格，也排列了装有标准寒天培养基的陪替培养皿，用以查明微生物。利用带刻度的透镜，从试纸上计算粒子的尺寸和密度，并使用标准试纸进行比较，在研究室内将陪替培养皿进行培养实验，推测出喷雾结果——微生物的密度。

在高度不超过500米的条件下喷雾，可以带来可能查明的结果。喷雾形成粒子直径为3毫米至50微米；高度超过3000米时，喷雾后微生物无法回收。据经验，喷雾机的启动相当困难，有时候，压缩空气瓶发生破裂，使操作人员受伤。石井说，喷雾实验的结果被认为不够理想，得出的结论是，利用这种方法撒布（细菌）不起作用，无利用价值。

④谋略破坏：日方多次谈及敌方对水井的污染问题，正如野战净水巳制度化了的措施很广泛一样，由搞破坏的工作人员撒布感染性细菌，从攻和守两个方面都受到重视。石井暗示，谋略破坏恐怕是细菌战最有效的方法。情报报告中虽谈到了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训练问题，但又被否定了。

关于谋略破坏问题取得的唯一具体情报，是从石井过去的同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一直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内藤良一中佐那里获取的。但是，石井说，这个研究所进行的细菌战研究，仅限于防疫上的防御性的研究。然而内藤在陆军军医学校进行的细菌战研究与防疫研究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一直在进行着有攻击性细菌战寓意的研究。据内藤说，研究细菌战的一个阶段，曾探索用于食物谋略破坏的稳定毒素。这项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从河豚肝脏提取的耐热性“河豚毒”。这种毒素只要1伽马就可以使老鼠死亡。他尝试浓缩这种毒素，打算以与此相当的量实用于对人的谋略破坏活动，但是，未能提炼到这种程度而告终。1944年由于B-29型重轰炸机的空袭，使研究中断。1945年4月陆军军医学校的一场火灾，使这场研究被破坏而告终。

731部队里有一个与草味班（药理研究）保有姊妹班关系的S班，这个班是以暗杀要人的实战技术指导的专业班。原部队中有人坦率地说，帝国银行事件是“原S班人员和盟军总司令部防疫部门的某个人的共同犯罪”。战后S班成员的去向不明。

九、防御性细菌战活动

据认为，增强防疫给水措施是对细菌战最有效的防御。防疫给水部的固定部队和机动部队广泛地分散部署于各地，负责对自然发生的流行性疾病和敌方可能带进的疾病，进行警戒、察知与预防乃至抑制。在平房设施和陆军军医学校曾经把加强防疫学研究和大力生产疫苗和血清等治疗剂作为细菌战防御的手段。军医人员对这两个设施都进行过防御细菌战的防疫训练。

石井说，在平房的攻击性实验中开发出针对细菌战武器潜在能力的防御手段如下：

a.卧倒，利用低洼地或物体进行防御。

b.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

c.全身罩上强化玻璃纸或涂有柿核液的纸。

d.穿着丝制的松紧袖口的防护衣和制式陆军防毒面具。

e.涂抹防护软膏。

我们要求提供有关防护软膏的详细情报。石井回答说，他们研制了对炭疽菌有效的软膏，其处方如下：

氰酸汞0.1；淀粉7.0；西黄芪胶粉2.0；药皂1.0；甘油1.0；水100.0；

f.机动野战消毒车：

①“A”车是地面消毒用；

②“B”车是人员和服装消毒用。

g.机动野战侦测、诊断车。

h.运输传染病对策部队、设备、补给品和早期送患者用飞机。

i.医院火车与医院船的设备。

j.增产包括疫苗和血清以及马法尼、青霉素在内的治疗药品。

k.传染病的早期发现与治疗。

l.实施整个陆军的预防注射。

此外，作为防御措施之一，是维持宪兵队和防疫给水部之间的联络。宪兵队是辅助性的单位，为监视细菌战事件，收集证据，逮捕破坏工作的人员，发挥情报网作用。由于这支部队的人员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由防疫给水部人员对他们进行初步的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基础教育。这种教育包括最普通疫病的征兆、传染途径及应急处置方法，教育他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看来并不重要的事件，但是也不要漏掉情况，应迅速地向直属的司令官报告，由接到这一报告的司令官再上报附近的防疫给水部，由他们采取适当的措施。

十、海军对细菌战的关心

缴获的日方文件中提到过海军的“符号——7”（7型）细菌炸弹和向海军担负包括细菌战研究在内的危险任务的人员支付特别开支问题表明，海军可能有细菌战活动。但未发现证明这种暗示的证据。接受面对面调查的陆、海军人员都否定有“符号——7”炸弹的存在。

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期间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在受审时谈到海军省文件中列为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特别开支问题时，否定海军进行过细菌战活动。他谈及文件中的细菌战问题时插入了这样一段说明：“恐怕是起草海军规章的人着眼未来设想了细菌战，这是个人的责任。”岛田说，估计是海军军医总监室人员提出的。他认为细菌武器对海军作战来说，是一种既无实用价值又无效果的武器。

陆军和海军在细菌战研究方面显然不存在合作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发现海军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独自研究的证据。岛田的证词表明，日本海军至少从防御的立场出发对细菌战抱有关心。陆军和海军的军医总监之间在细菌战防御方面有联系。

岛田繁太郎从1941年10月起担任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被人暗地里说成是“东条的副官”。战争结束以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释放以后，他对媒体一直保持沉默。

十一、在攻击性细菌战开发工作上未取得进展的理由

尽管在平房设施集中地进行了攻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但是，日本毫无把细菌武器作为实用武器使用的准备。石井在谈到攻击性细菌战的开发没有取得进展时，列举了以下理由：

a.日本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动机是防御；

b.没有进行细菌战研究的正式指令，所以未能获得必要的资金、人员和设备；

c.缺乏有能力的技术人员，对于细菌战研究中的事故补偿不够充分；

d.由于缺乏有能力的人员，也就未能建立供协商用的科学咨询委员会；

e.在日本，基本器材不足；

f.缺少最高司令部的支持，科学的重要性没有得到承认。他们（最高司令部人员）没有公平的判断能力；不尊重科学家，对于科学上的问题，充满了误解和迷信；

g.不能进行防谍，日本担心遭到报复。

十二、细菌战的实用性

石井等人谈及细菌战的实用性时，得出如下结论：

a.细菌武器作为攻击性兵器的实用性尚有待于实证；

b.由于传染病成功发生所需的细菌武器战剂和许多基本条件不稳定，有效地使用大规模的细菌武器，值得怀疑；

c.细菌战作为小规模的破坏工作手段，也许有效果；

d.对细菌战的防御，通过开发适当的防御措施是可能的；

e.在利用其他武器取胜的战争中，就没有必要使用细菌武器，战败时，不可能有效地使用细菌武器；

f.细菌武器并非决定性的武器，最多也只能是一种辅助性武器。

在这一部分之后是“机构表”以及“研究内容和范围”，已收入本书卷尾的附录部分。

第04章 恶魔是否已经复活

老鼠的故乡村

这是石井四郎中将接受盟军总司令部第二情报部反复审问调查约4年后的1950年2月的事情。

在埼玉县北葛饰郡川边村诞生了一个自称“川边村实验动物组合”（以下称“实验动物组合”）的古怪的协同组合。

川边村就是当今埼玉县的庄和町，位于埼玉县东部，是由江户川和庄内古川中间的高地和低洼地组成的地带，这里是该县的谷仓。该町建制于1964年，实行町制以前，划分为川边、南樱井、富多和宝珠花等几个村子。

川边村的在乡农民约40名参加新成立的“实验动物组合”。这里有一份成立时的章程，全文由15条组成，行文很长，在这里仅介绍其中具体显示其性质的4条：

川边村实验动物饲养组合章程

第一条此组织的目的是为增殖老鼠以求改良该事业，给成员増加福利；

第二条为实现上述目的，开展下述事业：

一、共同贩卖土拨鼠；二、改良品种；三、研究饲养方法；四、共同采购饲料；五、其他附带的各种专业。

第三条本组合定名为“川达村土拨鼠饲养组合”。

第四条本组合的成员为实验动物饲养者以及有志支持这一事业的人士。（以下从略）

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组合章程，但是，现代的恐怖，几乎都隐藏在普通日常活动的背后，“实验动物组合”也是如此。

制定章程、开办事务所、吸收会员、协商选举领导人等工作结束以后，同年5月举行了组合成立大会。召开大会的当天，从坐落于埼玉县南埼玉郡春日部町（当今春日部市）粕壁的“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来了一位姓小林的人致辞。小林身高1.7米左右，约40岁，其特征是上半身有些营养过剩，总是露出一副见人自来熟的笑脸。

小林所属的“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在建立“实验动物组合”过程中，对于吸收会员、介绍事业内容、拟定章程一直到收购动物（土拨鼠）等，都进行了照料。综合研究所和川边村饲养组合，实际上是上下级组织的关系。

小林名片上印的头衔是上述综合研究所主任兼会计主任。

小林在出席大会的川边村农民前致辞：“我是刚才介绍过的小林，衷心祝贺川边村实验动物饲养组合的成立。我认为，这种组合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是能够建立的。”

“战前，在春日部周围的村子里，无论哪里都盛行饲养实验动物，每个村子都有生产组合；战争结束后，粮食供应一时恶化，也没有收购土拨鼠的研究机关，由于需求的断绝，再没有人养了。近年来，这一需求又在不断增加。”

“……战争时期，我在一个叫满洲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的军队传染病研究所工作。这个部队的部队长叫石井四郎阁下中将，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

“我当过石井阁下的副官，后来又承担了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采购器材的任务。我常到春日部的小泽先生这里来。当时从附近的村子里收购了很多老鼠和土拨鼠，用飞机送往满洲，供研究传染病使用……”

“……石井阁下的部队，是根据天皇陛下的命令编成的日本陆军唯一的敕令的部队，所以部队的预算很多，不受任何限制。”

小林主任的讲话，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在农民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小林说的“春日部的小泽先生”，是战后自由党（当时）埼玉县议员，是地方的大头目，这是农民们所共知的。另外说到“收购了很多老鼠和土拨鼠”，在农民中也仍留有很深的记忆：

战前，在埼玉县南埼玉郡春日部町一带农村，有过一个倒买倒卖的经纪人，到处“奖励”人们饲养老鼠，并进行收购。不久，这个人建立了“埼玉县医学实验动物生产组合”，自任组合长，并在南埼玉郡各町村建立“支部”，把这一事业扩大起来。

这个人不久就变成了向军队交纳老鼠的御用商人。他从军队弄来大量的饲料和铁丝网，然后又在黑市上出手，从中牟取暴利。那时正是物资奇缺，生活必需品实行票证配给制，一切买卖全按黑市价格成交的时代，这个经纪人赚到很多钱，堪称是一个小“军火商”。战争结束后，仰仗他积蓄的赃款打进了地方政界，成了县议会议员。他设立“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重操收购老鼠的买卖。这个经纪人就是小林主任在讲话中谈到的那个“春日部的小泽先生”。

小林没有理会农民们的嘈杂声，继续说道：“……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真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他们有专用机场。我等乘坐部队的专机往返于（日本）内地和满洲之间，去交纳老鼠……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美军取代了日本陆军，正在研究传染病。”

小林主任的讲话来了一个快速的跳跃。如果说，战前春日部町饲养的老鼠实际上是交给“石井阁下的部队”一事是初次听到的话，那么，“美军取代了日本陆军，正在研究传染病”的事实，对农民来说，同样也是初次听说。

小林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今天，研究传染病，不单纯有医学上的意义，而且在军事上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石井阁下的部队里有许多医学家，都成了大学教授，许多人现在在美国的研究机关里工作。

“目前，苏联说这些学者先生们是细菌战犯，要求进行审判，但是，麦克阿瑟绝不答应这种要求。”

“盟军总司令部赞扬石井阁下的细菌研究非常出色。在总司令部的关照下，石井阁下说他正在自由自在地继续进行研究，感到非常高兴。”

“各位通过组合上交的老鼠，全部都提供给美国陆军的医学研究所了。美国允许交纳实验动物的，在日本，只有我们‘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这一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完全是由于是同石井阁下有关系的缘故。今后以美军为中心对老鼠的需求将日益增加，希望各位鼓足干劲，努力生产。我的讲话到此结束。”

小林回到座位后，农民们掩饰不住惊讶的表情，用绷着青筋的双手鼓掌。

随着岁月的推移，小泽所长、小林主任属下的“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浮现出一种离奇的面貌。

川边村的农民们从小泽和小林两人口中多次听到“石井阁下与美军的关系”，也目睹了证实这一说法的若干事实。这些事实如下所述：

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G2)(小泽明确地举出了G2的名字），把石井四郎等原731部队的干部都编入了美陆军特殊部队。特殊部队的驻地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丸之内的三菱大厦内，部队的番号是“J2C406”。

“J2C406”部队，除需要老鼠外，还大量需要土拨鼠、仓鼠、兔子、猫、鸡、乌龟、青蛙、螳螂、蝎子等小动物。“J2C406”为了研究传染病收购小动物，实际上其收购的目的是进行细菌战实验。

在“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内，有两名G2人员——自称叫木暮和饭田的日本第二代移民。饭田是“J2C406”部队的补给主任，担负着沟通综合研究所与406部队之间的渠道的任务。木暮的桌子上放着用英文写有“Virus Group”(病毒组）、“RickettsiaGroup”(立克次氏体组）的用纸，纸上写着原731部队医学工作者的英文姓名的字首字母……

石井四郎一方面让其情人经营着东京都新宿区若松町77号的旅馆“若松庄”；另一方面在原陆军军医学校设施旧址上挂起了一个“东京营养研究所”的招牌，接受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委托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小泽和小林两人向川边村农民提出的收购“实验动物”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他们规定的标准是：土拨鼠重量分为60克、70克、80克、90克四个档次；仓鼠重80克，老鼠重8～15克，兔子重4公斤，猫重2公斤。

进入1951年以后，川边村的农民们不断地增产小动物，交给“日本实验动物综合研究所”。这是一种有现金收入保证的副业。附近的村子里，相继都成立了这种组合。最盛时期，通过综合研究所交给“J2C406”部队的老鼠，每月平均达15万只、土拨鼠2万～3万只、仓鼠4000～5000只之多。

有一次，农民们到小泽所长经营的另一公司的集货场去交土拨鼠，农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高1.8米、直径1.5米左右的“木桶”，感到很纳闷。在场的第二参谋部人员、日本第二代移民木暮说：“这木桶是为了繁殖孑孓，采集抆子用的。”几乎和埼玉县川边村农们大养小动物的同时，朝鲜半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950年6月25日拂晓，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整个地区，南、北朝鲜突然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开战后不久，北朝鲜军队越过38度线，开始进军南部地区。

接着，美军介入，联合国通过了支援韩国的决议。美国等联合国军队一直反击至中朝边境。中国军队提出“抗美援朝”，参加了战争。

重新得势的北朝鲜和中国军队一起，在各地粉碎了美国和联合国军队的进攻。进入1951年，双方一进一退，战争完全陷入了泥沼状态。

与朗鲜战争的结

1951年7月10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双方在交换俘虏问题上碰到了意外的障碍，未能打开走向停战的道路，整个朝鲜半岛依然战火连天。

1952年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则电讯。2月22日的这则电讯是以“全国各民主党派抗议侵朝美军撒布细菌”为题的。它的内容，着实令人大吃一惊：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正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违反人类正义和国际公法，进行以大规模屠杀朝鲜居民和朝中人民部队为目的的细菌战争。自今年1月28日至2月17日为止，美国侵略军的军用飞机连续在朝鲜的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部队的上空，大量撒放传布细菌的各种毒虫。”

“1月28日，敌机在伊川东南、金谷里以外一带地上，空撒迄今在朝鲜半岛从未见过的附着细菌的三种昆虫——黑蝇、跳蚤和壁虱……”

新华社这则电讯继续报道说：“这次暴行是美军同日本帝国主义曾在侵略中国时期进行细菌战的大战犯石井四郎、若松和次郎、北野政次等人勾结进行的，他们从东京转移到朝鲜半岛准备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为对象进行细菌战实验。”

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曾是731部队的部队长，若松和次郎是原731部队的姊妹部队第100部队的部队长。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一直还活着。新华社电讯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美国联合国军当局反驳说：“这是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宣传，纯属捏造。”

接着，中国《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电讯，并发表了在朝鲜北部、中国东北地区投下的细菌炸弹和许多昆虫的照片。其中，有同731部队开发的“宇治炸弹”形状酷似的东西。

石井、北野、若松等旧日本陆军细菌战部队军官，究竟是否像传闻的那样，去了朝鲜半岛呢？还是像美军当局所说的那样，“是政治宣传，纯属捏造”呢？石井四郎在朝鲜战争时的行动，仍被封锁在阴暗之中，至今仍然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恶魔的饱食》（第二集)提出的这个谜，有必要另写新的一章，也有必要前往中国、朝鲜进行实地采访。

第05章 731部队与朝鲜战争的关联

恶魔会复活吗

终于迎来了写《恶魔的饱食》（第二集）最后一章的时刻。在第一集的最后一章中，我说过“打算追踪以研究战后731为基础的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部队恶魔发展的足迹”，预告不久将执笔写续集。

这一预告出乎预料地提前实现，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的写作即将结束。

原来，我打算追踪到美军“接收”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是否有一部分在朝鲜战争中而得到“活用”的时期，也就是说，打算追踪到“恶魔是否复活了”为止。但是，和当初的展望不同，写到窥视朝鲜战争入口处，就停止了第二集的写作。其理由之一是，我们的采访比原来的估计大大提前和扩大了。在美国国防部人士的协助下，我们得到了石井四郎在战后盟军总司令部审讯时的口供记录（汤普森报告）资料远比当初预想的要多。这部著作是纪实性的作品，有必要做出介绍，不能把已得到的资料省略掉。理由之二是，关于石井部队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暗中活动，全面相信以往的刊物宣传是危险的，也很难分清中国和朝鲜方面的说法中的事实与宣传成分，许多情况，不到实地进行调查难以落笔。我认为，把两者清楚地加以鉴别是笔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恶魔的饱食》的反响

我是1981年7月19日开始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的。从开始写作到现在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其间，我和下里正树先生都被卷进了以《恶魔的饱食》为中心的大旋风之中。

一本书赢得了一百多万读者，这是非同寻常的。这本书既不是娱乐小说，又不是流行的指南书或时尚的流行书，更不是那种拍成电视和电影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品。

这是一部读起来难以从中找到乐趣，只能是一部使读者不忍一睹的纪实。731部队的纪实，是日本在侵略战争这种全国处于疯狂状态中所犯下的罪行，是日本的耻辱。而如此众多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值得深思的。

这本书仅靠铅字（不受电影的影响）就获得了一百万以上的读者，归根结蒂，依然是“战后”社会心理在起作用。

读者中，包括着许多不了解战争或者对战争陌生的年轻一代，但是，这些人仍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间接地从父母、哥哥、姐姐或祖父母那里听到过战争的知识。即使没有听到过，也对战争和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厌恶。我在《恶魔的饱食》中揭发出的事实，以及在书中发出的不能让那种暴虐无道的行为重演的呼吁，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和同感。

这本书的反响并不限于国内，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北朝鲜、韩国、香港、加拿大、瑞典、瑞士、南斯拉夫、澳大利亚、苏联等各媒体机构都有人接连不断地进行采访。世界各国的关心是因为他们对于日军犯下了不亚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战争罪行感到震惊。同时，对这一罪行的全貌在战后三十六七年中间一直能隐瞒下来，也产生了疑问。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一事实，使我感到这一纪实引起的反响是非同寻常的。

拒做动物的宣言

任何人都认为，人类废寝忘食地为屠杀人类而扩充军备，这是愚蠢的。虽然他们都十分清楚这种愚蠢的行为，但实际情况是，各国仍是把大量的国家预算投在扩军上。

人不同于动物，是他们拥有一种卓越的智慧：即最终解决争端的办法，不诉诸于武力，而是通过谈判相互做出让步。

军备是暴力的集聚和积累，是一种拒绝人类卓越智慧、动物性的待机而攻击的姿态。如果说是暴力行为最强者掌握世界霸权的话，那么，这和猴山里的猴子没有什么两样。

目前，全世界日益高涨的反核运动的底层存在着对美国里根政权提出的“有限核战争政策”以及美国力图填补同苏联之间核力量“差距”而产生的焦躁心理的危机感和对它的反动。

美苏之间在核力量上的拉锯战，像猴山的两只猴子。这和两只强大的猴子依靠他们的实力均衡想维持和平的愚蠢想法一样。一旦失去这种均衡，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也就失去人类的生存和未来，他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但却正在使核力量不断升级，这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一旦发生核战争，就将是“国破山河碎”的结果。

那些拒做动物的人们，支撑着反核运动，这一运动正在全球日益高涨。我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就是要彻底消除战争和军队的这种非人道性，发表一个不再重演错误的“拒做动物的宣言”。

战后37年，好不容易使战争的记忆巳经淡薄，不了解战争的一代多在30岁以下。即使经历过战争的人，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还有人美化那种经历和记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今天，日本享受的和平、民主与繁荣，是在太平洋战争中宝贵的牺牲基础上争取到的。

统一国内舆论的宣传

在美国的压力下，扩军和修改宪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它打着的旗号是“为保卫祖国而承认交战权和军备”。看到这种旗号，我就感到恶心，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这使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那是整个日本国民在军国主义的桎梏下，毫无思想、政治和人身的自由，太平洋战争的战火，使许多国民死亡、国土荒废的黑暗时代。这和当年军事政权为了统一国民的意志所使用的旗号和想法一模一样。所谓“为了东亚的和平”、“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国民精神总动员”、“前进！一亿人的火球”、“尽忠报国”等都是战争时期听腻了的标语口号。

为了进行战争就必须统一国内舆论。

日本帝国政府在公布太平洋战争的声明结尾处这样说道：“此刻，皇国之盛衰、东亚之兴亡，均在此一举，望全体国民深思此次征战之渊源与使命，苟能不骄不懈，尽心忍耐，一往直前，进而完成征战之目的，以祈永安圣虑。”

在那个时代罗列出许多夸张的词藻，其意思就是“这场战争关系到日本和亚洲的命运，全体国民必须顽强战斗，争取胜利，以慰藉天皇之心”。仅从这一段庄严的宣言来看，这场战争是一场多么正义的战争。不与其合作的人，就被看作是臭不可闻的叛徒。

这一段话和不久前伊藤防卫厅长官的“国民的团结应该是防卫”的发言和想法如同一辙。在开战的时候，绝不使用“侵略”这个词。

在“全体国民团结起来，保卫国家”的口号下，统一了国民意志，限制了言论自由。这样，为国家而死的人，被标榜为爱国者，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奴隶，而不这样做的人则被贴上“非国民”、“卖国贼”的标签，成了宪兵以及特高等秘密警察取缔反体制政治运动和思想的牺牲品。

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对“保卫国家”、“为自卫交战权”这一类词就有一种拒绝反应。

制定自主宪法国民会议和自主宪法促成议员联盟会会长岸信介谴责说：（日本国内）犯罪频发、家庭及校内暴力泛滥都是由于这部有缺陷的现行宪法所致，因为它是日本战败后的占领初期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它使日本失去了一切物资，又得不到独立，于是，日本人失去自信，又几乎不允许有言论自由。

那么，在战败之前有自由吗？我在战争结束以后，看到变成一片废墟的街头，稀稀拉拉的木板房和被战火烧残的房屋里露出的点点灯火，内心产生了一种新鲜的感动，那种情景至今也难以忘却。我的心中涌现出无限的喜悦。啊！从今以后的夜晚再也不会有空袭，也不会有灯火管制了。我的家乡是埼玉县熊谷市。这里在8月15日拂晓，遭到了空袭。这是日本遭受的最后一次空袭，我的老家遭到了灾害。距接受波茨坦公告仅一天之差，市街74%化为瓦砾，死伤了3000多名百姓。黎明就是战争结束的当天，流经市内的星川小河，填满了市民的尸体。我亲眼目睹了这种情景。那些人再熬过一天就不会丧失生命。在死亡线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废墟上重建战后的生活，废墟堆上稀疏的灯光像死者灵魂的萤火一般，美丽而又幽静。但是，这灯光即使增加，也不会因为空袭而再熄灭。我们虽然“失去了所有的物资”，但是，我们却有着战争时期未曾有过的希望。

的确，战争结束以后，在签订媾和条约之前，日本处于占领军的统治之下，对于占领政策的言论自由，是不被承认的。

有关言论机关、新闻界都被置于占领军的审查之下，不容反驳，“日本是战败的敌国，没有置于文明国之间的权利”。

战前、战后的不自由并非同等性质

但是，当初占领政策的课题是铲除军国主义和实现民主化。波茨坦公告第6条以后规定，在铲除军国主义权力及势力，毁灭日本的战争能力，建立和平、安全及正义的新秩序之前，联合国占领日本，制裁战争罪犯，复兴及增强民主主义，确立基本人权。在实现上述各项目的之后，以通过日本国表明自由的意志建立起和平的、负责的政府为条件，撤退占领军等等。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志，接受了公告。

既然接受了这一公告，自然就受到约束。说这样就是不允许自由和独立，是说不通的，而且说这些话的岸信介，在战争时期，曾经是东条内阁的阁僚，是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逮捕过的人物。我觉得以他为会长的改宪派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嫌疑，他们所依据的精神主义存在着和过去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相同的模式。

对我来说，与其是害怕担心因B-29的空袭而进行的灯火管制下的黑夜的恐怖和不自由，不如说是害怕担心在战后的废墟上点亮的灯光下已没有生命危险的、“在建立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之前”的、处于被占领状态的日本的不自由。虽说我们一无所有，但是，确实存在希望，而这种希望的象征就是新宪法，它是战争时期日本人未曾有过的东西。如果说战争结束前存在希望的话，也不过是军部鼓吹的“胜利之前，无所欲求”的虛伪希望。

我们认为，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压制自由和在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后，在占领状态下缺少的自由和独立，性质是不同的。改宪派认为，两者是相同的，并把修改宪法的根据建立在不允许有比战时和战前更大的自由规定之上。这就是他们的欺骗之处。

和平与民主的最后堡垒

有人提出太平洋战争并非侵略战争的谬论，其思想基础在于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在“防卫”的名义下进行的。太平洋战争的名义是“为了东亚的和平”。那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主义体制以统一世界为目标的战争，却说成是“为了世界和平”。不久前，文部省加强以高中社会科教科书为中心的教科书审定，把“侵略”改为“进入”，把“宪兵政治”改为“武断政治”等，其企图在于淡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复活法西斯主义，必须严加警惕。

战争的目的，可以由战争领导人任意荦强附会地加上去。进行战争的国家，绝对不说本国无正义。我们立足于太平洋战争的牺牲之上，绝不能被“为了自卫”这句话所欺骗。

未来不会发生完全蹂躏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战争。假如会发生的话，那么，就是大国顾全面子（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内）的战争，边境冲突，民族纠纷，其规模可能是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日本不可能拥有(像美苏那样的）大规模的军事能力。即使以日本的工业力量为后盾，有这种可能的话，也绝不能让其保有这种能力。但是，军事力量有一种追求达到一流的本能。不是一流的军事力量，就毫无意义。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军事力量会在战争中失败，有谁还愿意拥有它呢？

如果宪法明确同意拥有军事力量的话，显然它就会无止境地逐步升级。日本一旦拥有了像美苏那样的军事力量，它果真还会仅仅用于自卫吗？现行宪法的基本精神遭到蹂躏之后，还能够维持民主吗？如果是一场局部规模的战争，那么，目前的自卫队就足够了。如果说日本的自卫队还有可称道一面的话，就是它作为现行宪法的私生子，绝不会侵略别的国家。

国民并不是突然被战争这个国民的集体疯狂所迷住的。这种疯狂是巧妙地悄悄地逐步接近过来的。当某一天发现它时，国民的主流已朝着这一方向狂奔而去。这样，按照杠杆的原理，少数派的正常人就只会不断地受到压迫。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之所以认为宪法第9条是保卫日本民主与和平的最后堡垒，就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对此，改宪派的要点，无疑集中在第9条上。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改宪派的背后存在着军火商。在他们看来，第9条是眼中钉。他们的阴谋就是要拔掉这个眼中钉，恢复征兵制，让服兵役成为国民的义务，建立起不用花钱就可以马上动员优秀兵力的体制，让改宪派从人事费中省出来的经费大量购买武器。

修改宪法的焦点，置于第9条以外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天皇的世袭制等方面，是把锋芒暂时从第9条转向其他地方的一种做法。无论从哪一部位修改宪法，如果予以承认，都会造成填没保卫民主与和平的护城河的结果。

致作为“同志”的各位读者

我顽强地追查战后731部队的足迹，也就是诉说国民集体发狂的可怕性和国家的自以为是主义，是为了不再重蹈这种覆辙，在人类日积月累的和平基础上增添一块小小的石头。

一部分电视界人士评论本纪实是“虛构的”，也有自称科学家的人说这部纪实是“传闻的汇集”，但是，这部纪实依靠作家旺盛的想象力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它是通过两人协作进行广泛的采访，根据原部队多数人员协助下收集的有关资料、证词、照片、要图、有关遗物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731部队领导人的口供记录(汤普森报告）以及美军和中国等的公开资料写成的。

根据情况的需要，对消息来源保密，这是新闻界的逻辑。出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中的原731部队人员，有一部分人后来在各电视台的特辑节目中公开了他们的身份和姓名，提供了宝贵的证词。

如果把这部纪实称作是“虛构的”，那是对证人名誉的损毁。既不看（包括第一集在内）本书内容，也不看有关的电视节目，而是胡思乱想地诽谤本书，那是无能者“妄想力”的产物。

这部纪实，是在许多原部队人员和有关人士的合作和旅居美国的日本人以及美国、中国有关人士的努力和好心的基础上写成的。某些人虽然是歇斯底里地诽谤，并不配做和我进行争论的对手，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这几句话。

对于不追究731部队人员的个人责任问题，也多少有些人批评过。不过，我没有追究责任的资格和权利。如果我是731部队在编人员，挺身反对过对“马鲁太”的活体实验，也许多少有这种资格。然而，战争结束时，我才是个12岁的少年，连731部队的存在都不知道，我只是想查明事实，填补历史上的这一空白。

我不知道究竟什么人有资格和权利来追究731部队的责任。

最后附带交代一下，这部纪实是继第一集之后，是和下里正树“两人合作”的成果。“两人合作”一词是取自英语的“workinpairs”，但是这一作品并不是共著，而确确实实是“森村作品”的一环。创作意图是由我提出的，全部采访活动的指挥是我，采访的一切费用由我负担，最后的作品是由我写成的。

我怀着同读者早日再次见面的心情，从1981年7月19日开始动笔写“第一集”，是用了约一年的时间完成的。

写完这部作品时，我并不想和大家告别，而想把《恶魔的饱食》的读者看作是保卫和平与民主的“同志”，今后共同携手，继续同威胁和平与民主的敌人斗争下去。

承蒙各位喜欢阅读这部作品，我表示感谢，就此搁笔。

附录资料一 汤普森报告

附录（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机构表

本部……部队长军医中将或少将

总务部……部长军医大佐或中佐

第一部……部长军医少将或大佐

第二部……部长军医大佐或中佐

第三部……部长军医大佐或中佐

第四部……部长药物学者或军医大佐或中佐

大连分室……室长=特别参谋

支队

牡丹江支队……支队长军医少佐或中佐

林口支队……支队长军医少佐或中佐

孙吴支队……支队长军医少佐或中佐

海拉尔支队……支队长少佐或中佐

本部及各支队人员如下：

本部人员

陆军军医……35人

药物学者……18人

卫生军官……约25人

技术军官……约10人

财务军官……5人

工程师……约30人

陆军教官……3人

翻译……1人

下士官……约100人

辅助技术员……约150人

卫生兵等人员……若干人

支队人员

陆军军医……1人

药物学者……1人

卫生军官……1人

财务军官……1人

下士官……约10人

辅助技术员……约10人

卫生兵……400人

文职人员……若干人

附录（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任务纲要

1、总务部

①计划与管理

②业务

③人事

④财会

⑤运输通信

⑥建筑物管理

⑦医务

2、第一部

①关于各种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的调查研究

②各个种类的物理试验与化学试验

③关于改良预防注射液和医疗用血清等的研究

④关于预防传染病的基础研究

3、第二部

①关于实施预防传染病措施的研究

②进行预防传染病器材的实验

③预防传染病措施的实施

④预防传染病的指导

⑤快速运输有关预防传染病的器材和人员

4、第三部

①关于改良给水设备的实验

②各项给水措施的实施

③供应净化水的指导

④制造和维修给水设备

5、第四部

①制造预防注射液和医疗用血清等

②实施医学实验

6、器材部

①保管和供应预防传染病、给水及各种实验器材

②关于预防医药的研究

③制造预防医药

④繁殖和供应实验用的小动物

7、支队

①分担区域内预防传染病和给水措施的实施与指导

②分担区域内有关预防传染病与供应净化水的调查

③防疫给水设备的小规模维修

8、大连支队

①关于改良预防注射液和诊断、治疗用的血清等研究

②制造和供应预防注射液及血清等

③病源菌的研究

④分担区域内预防传染病措施的实施

附录（三）

1、防疫研究

①改良菌苗：肠伤寒与副伤寒、赤痢、霍乱、鼠疫、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淋病菌等菌苗

②研究抗毒素：瓦斯坏疽、破伤风、白喉、猩红热等的抗毒素

③改良治疗用的血清：瓦斯坏疽、破伤风、猩红热、丹毒、白喉、赤痢、连锁状球菌、葡萄状球菌、肺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鼠疫等血清

④增进士兵健康的措施：有关营内的食物、休息、睡眠和给水的研究

⑤预防肺结核：

a.食物、休息、睡眠、给水与军事作业所需的营养（热量）之间的关系

b.预防注射

c.检疫与消毒

⑥立克次氏体与病毒疫苗的研究：斑疹伤寒、满洲热、流行性出血热、森林壁虱脑炎、狂犬病、天花等疫苗

⑦维生素的研究

⑧脱水研究。预防血清和治疗血清、诊断用剂及血浆的脱水与干燥保存方法

⑨繁殖研究用的小动物：20天的幼鼠、老鼠、土拨鼠、兔子、山羊

⑩环境卫生的研究；研究研究所人员的食品自给；预防炭疽和马鼻疽方法的研究

2、诊断学的研究

①诊断用剂的干燥与供应的研究

②诊断用的血清及其干燥的长期保存

③诊断用变应性抗原：结核菌素、鼠疫、野兔病等抗原试验

3、治疗学的研究

①外科处置早期切除鼠疫和炭疽引起的淋巴腺

②内科处置肠伤寒和副伤寒带菌者的根本治疗

③化学处置马法尼、琉化利凡诺、盘尼西林

④病毒感染患者的根本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森林壁虱脑炎

⑤血清疗法肠伤寒、鼠疫、炭疽、赤痢

⑥研究干燥血浆野战输血的效果部队人员及其家属使用时的效果

⑦物理处置对血清病脾脏的X光射线照射

⑧斑疹伤寒的病毒疗法

⑨炭疽和马鼻疽的治疗

4、野战消毒的研究

①野战消毒的方法

②消毒剂

③地面消毒用的野战消毒车

④服装和人员消毒用的野战消毒车

⑤野战细菌检测车的研究

⑥火车与船舶防疫及检疫的研究

⑦使用飞机进行消毒的研究

5、药品研究

①马法尼与琉化利凡诺的合成

②生产盘尼西林

③提炼索通培养剂用的天门冬酰胺

④从“蒺瑰”中提炼维生素C

⑤利用白桦树油精作杀虫剂

⑥维生素B1和B2的合成

⑦胨的研究

⑧利用野生蚕蛹制造肉精

⑨精制白喉凝集用的工业用硫化氨

⑩制造胃液素和胰液素；利用白桦树油作汽车燃料；利用褐煤作汽车燃料；使用“满洲”的资源制造酒精；用酒精作飞机油料使用时，去除耐寒润滑油(豆油或蓖麻油的混合物）产生的胶状物质，如果用80%酒精与20%汽油或者80%酒精与20%松油，可以防止出现这种物质；研究氯试纸

6、代用衣料及食品的研究

①利用满洲野生蚕作代用衣料

②利用满洲资源制造代用食品

③冷藏青菜

④以食用野草来代替青菜

⑤以食用野草来代替饲养小动物的青菜

7、研究供应野战时的净化水

①卫生过滤装置用的耐寒设备

②卫生过滤器的重量与体积的小型化

③过滤器内铝与铁的代用品

④大量生产硅藻土过滤器

⑤野战用消毒水测定法

⑥检测水中的毒素

⑦软化硬水

⑧去除滤水管中的铁

⑨改进清洗滤水设备的方法

⑩利用狗运输小型过滤器；空投袋装净化水的供应；增加硅藻土过滤管容量的方法

8、研究运输

①空运防疫人员与器材

②利用飞机撤离传染病患者

③耐寒卫生学的研究

9、用于防御炸弹和飞机喷雾的防疫研究

①对研究所制造的实验炸弹的防御措施

②喷雾撒布与防御措施的研究

10、制造

①疫苗

a.干燥疫苗

b.鼠疫疫苗

c.肠伤寒与副伤寒疫苗

d.瓦斯坏疽疫苗

e.破伤风疫苗

f.霍乱疫苗

g.赤痢疫苗

h.猩红热疫苗

i.百日咳疫苗

j.白喉疫苗

k.斑疹伤寒疫苗

1.利用鸡蛋制造疫苗

m.利用白鼠肺制造疫苗

n.利用野生松鼠肺制造疫苗

②治疗用血清

a.瓦斯坏疽血清

b.破伤风血清

c.白喉血清

d.赤痢血清

e.连锁状球菌血清

f.葡萄状球菌血清

g.治疗丹毒用血清

h.治疗肺炎用血清

i.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用血清

j.治疗鼠疫用血清

③诊断用抗原

a.肠伤寒抗原

b.副伤寒抗原

c.斑疹伤寒抗原

d.结核菌素抗原

④诊断用血清

a.诊断肠伤寒热用血清

b.诊断副伤寒用血清

c.诊断各种赤痢用血清

d.诊断各种霍乱用血清

e.诊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用血清

f.诊断肺炎用血清

g.沙门菌因子血清

⑤过滤器器材

a.过滤器（B）

b.过滤器（C）

c.过滤器（D）

d.过滤器部件

e.滤水管

⑥药剂

a.胨

b.肉精

c.马克顿

d.马法尼

e.盘尼西林

f.白桦树油

⑦维修滤水器

⑧试制炸弹

a.“伊”型炸弹

b.“吕”型炸弹

c.“波”型炸弹

d.“仁”型炸弹

e.“宇”型炸弹

f.“宇治”型炸弹（老式）

g.“宇治”型炸弹（50式）

h.“宇治”型炸弹（100式）

i.“加”型炸弹

附录（四）

A“伊”型炸弹细菌液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I2型信管 　　　生产：1937年约300枚

褐色火药（TNT) 重量：20公斤

螺丝组装 　　　容量：2升

黑色火药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

钢制弹壳 　　　炸药：黑色火药约30克

褐色火药（TNT)50克

B“吕”型炸弹细菌液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信管　　 生产：1937年300枚

黑色火药　　　 重量：20公斤

褐色火药（TNT) 容量：2升

钢制弹壳　　　 信管：I2年型“投下即发”

炸药：黑色炸药约30克

褐色火药（TNT）40克

C“波”型炸弹炭疽粉碎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信管 　　　生产：1936年，300枚

褐色火药　　　　 重量：40公斤

传爆药 　　　　　容量：细菌液700毫升，钢球1500个

榴霰弹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

细菌液 　　　　　炸药：褐色炸药（TNT)约3公斤

褐色火药

有熔接缝

褐色火药

传爆药

12年型信管

D“宇”型炸弹喷雾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12年型触发信管 　　生产：1939年，20枚

多孔喷雾弹头 　　　重量：30公斤

I2年型触发管 　　　容量：约25升

TNT炸药 　　　　　 信管：12年型“投下即发”及全部

安全线　　　　　　 3秒延发信管

2升压缩空气　　　　炸药：褐色火药（TNT）400克

延发装置信管

自动计秒表

E旧式“宇治”型炸弹细菌液陶瓷制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螺旋盖（注入口）　　　 生产：1939年，约300枚

填密片（薄板状填充物） 重量：25公斤

陶瓷弹体　　　　　　　 容量：约10升

导爆索　　　　　　　　 信管：定时信管（由炮弹5型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赛璐珞尾翼

定时信管 　　　　　　　炸药：导爆索约4米

安全栓

F“加”型炸弹玻璃制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螺旋盖（注入口） 　生产：1940年，50枚

玻璃制弹体 　　　　重量：35公斤

导爆索　　　　　　 容量：约10升

赛潘珞尾翼

定时信管　　　　　 信管：定时信管（由炮弹用5型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安全栓　　　　　　 炸药：波导线约3.5米

G50式“宇治”型炸弹，细菌液用的陶瓷制改良型实验弹

(根据石井四郎中将提供的示意图整理）

I型触发信管　　　赛璐珞尾翼

褐色火药（TNT) 　定时信管

陶瓷制弹体 　　　安全栓

导爆索

“吕”型炸弹、旧式“宇治”炸弹以及“加”型炸弹均为细菌炸弹，大致有三类：

①将活的鼠疫跳蚤、老鼠投下去；

②撒布细菌溶液，使之发生烟雾；

③让附着细菌的榴霰弹四散。

50式

生产：1940～1942年，约500枚

重量：25公斤

容量：约10升

信管：弹头信管——I型触发（延时）

弹尾信管——定时信管（由5型炮弹用的复合信管改造而成）

炸药：导爆索约4米，褐色火药（TNT）500克

100式（设计同50式）

生产：1940～1942年，300枚

高：约1600毫米

宽：约300毫米

重：50公斤

容量：约25公斤

信管：和50式相同

炸药：导爆索约12米，褐色火药（TNT）500克

本书收录了“002号”文件，此外还有一份“003号”文件，但后者的内容和前者大致相同，反映着报告人的意见和态度在细节上有微妙的差别。两者都是美国国务院与盟军总司令部之间往来的官方电报记录，现全文译出，内容如下。

731部队存有的疫苗、血清的种类与数量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根据关东军部队长的命令，对部队、军队的民间雇员，“满洲”及东北、朝鲜关东军管辖下的部分居民储备和提供疫苗和血清，其主要种类与数量如下：

附录资料二 关于“旧少年队史”

731部队为了培养未来的骨干，从全国各地物色少年文职人员。这些头衔为“少年见习技术员”的少年们，在731部队内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即配属于该部队的各个研究班。

这里收录的是第一期少年队员整理出来的旧少年队史、少年队概要和房友会，第一期队员的人数、日薪、培养期结束后取得的资格和撤退时的情况等。

关于少年队员的生活，在本书的姊妹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文版第九章）巳做了叙述，不同的是，“队史”是记述第一期少年队员的各内务班的编成、少年队长、班长姓名等的宝贵资料。

“房友会”是原少年队员组成的战友会。战争结束时徘徊在青春期入口的少年，如今也巳是近六旬的人，由于担心今后这些资料会散失，原班长A出于好意，提供了这些资料，现就照原文发表在这里。

少年队员是在不了解731部队性质的情况下入伍的。战后，仍被该部队的枷锁束缚着，其人生受到很大的压力。毋宁说，他们是处于受害者的处境。所以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姓名。

少年队，不仅在这一期间，在1939年以前也编成三个班，共80名，在部队中为“初期少年队员”。1939年夏季至秋季期间是在现地召集的，所以自然消亡了。

1938年11月由生存者编制的名单中，在战争末期死于南方的队员居绝大多数。初期少年队员作为日本陆军的私生子，连出生时的哭声都没有，就从战史中消失了。

少年队概要

部队名称沿革：440军邮转659部队、731部队、25202部队（别名）加茂部队、石井部队、防疫给水部、东乡部队

部队长

石井四郎 1936年～

北野政次 1942年～

石井四郎 1945年3月～

教育部长

(第五部长）园田 1942年9月～

西 1943年1月～

少年队队长

田部 1942年4月～

阿部

斋藤 1943年11月～

薮本 1945年～

教官：长屋、有木、羽野、久保田、伊藤、高木、堀内

班长：浦山、大屋、杉原、武田、大淹、细矢、小林、乾、长谷川、山下、高阶、熊谷、井上、西泽

第一期生内务班编成（入伍时）原姓

第一班：生田、石川（昭）、宇佐见、江崎、金田、金尾、片冈、後藤、佐藤（仪）、贞政、樱井（富）、铃江、高木、田野、永野、内藤、中山（正）、野泽、藤井(幸）、高味、前川、山本（祐）、和田、石原、笠松、西原、林第二班：天野、小仓、小川、松冈、小口、越川、樓山（辰）、须永、砂场、细川、立川、吉本、谷泽、森下（干）、佐佐木、中込、长沼、中山（德）、浓野、平林、福松、宫一、宫岛、三浦（久〉、森下(正）、吉川、佐藤（义）

第三班：赤泽、岩泽、木村、杨庐木、山崎、大马、神永、小板、小林（义）、小池、小林（勇）、佐藤（秀）、斋藤、铃木(郁）、铃木（保）、濑户口、近兼、出仓、手塚、广田、福丼、松本、宫崎、三角、三浦（昌）、金谷、市川

第四班：儿岛、福井、鹈饲、榊原、樱井（三）、岛田(精）、岛田（岩）、神谷、谷奥谷、常世田、中山（安）、长野（昭）、崎藤、中林、砂田、森田、山本（清）、吉田(太）、吉田（博）、芳金、吉田(政）、渡边（照）、小田、矶村、设乐、日好

解说

松村高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日本现代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恶魔的饱食》于1982年出版，把它的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许多人以强烈的冲击。接着，根据从美国方面取得的资料出了第二集。后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出了第三集，构成三卷本。尔后又出了修订本。迄今，这套书产生了种种影响，它对历史学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一位推理作家通过“两人协作”，投入莫大的能量，进行采访和挖掘从未问世的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种做法迫使历史学家对自己以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做出深刻的反省。

本书（第二集）主要是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来揭露731部队内幕的。第一章描写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731部队为了消灭证据，炸毁平房的建筑，屠杀全部在押的“马鲁太”的事实。第二章是从1947年美国和苏联围绕着获取该部队细菌战研究成果展开争夺战开始的。美国采取了以免除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战犯的罪责为代价，垄断全部人体实验研究成果的方针。盟军与美国之间往来的秘密文件，生动地显示出美国对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百般阻挠，企图独占研究成果。这样，到1947年秋，美国成功地进行了“排除苏联参加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被称作“费尔报告”。作者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诺伯特·H·费尔曾经访日，对部队人员进行过调查，是一位“重要人物”，接着又追查出调查时的翻译。进而，第三章在底特律克堡发现“汤普森报告”（审讯石井四郎的报告），收录了其大部分内容，并附上了详细的解说……不断挖掘出资料的过程，一直吸引着读者。

美国对731部队的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到1947年11月为止，断续进行调查达四次之多。来日本进行调查的负责人，从第一次开始，其顺序为：马里·桑德斯、阿沃·T·汤普森、诺伯特·H·费尔、埃德温·V·希尔。他们在盟国占领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第二参谋部部长）的全面协助下，审讯了有关人员，并将调查结果（除桑德斯外）报告给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部长。其中，记录有关活体实验的都在I947年以后，即第三次调查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调查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桑德斯报告”（1945年11月1日）和“汤普森报告”（1946年5月31日），由于被审问的部队人员彻底隐瞒，就活体实验问题没有提出报告。

可是，本书（第二集）是作者沿着挖掘美方资料的过程写成的，所以各种报告，是按照希尔、费尔、汤普森顺序出现的，实际上和报告形成的顺序恰好相反。另外，由于作者判断“桑德斯报告”没有“汤普森报告”那么重要，所以没有提及。当然，关于“费尔报告”的内容，本书出版时，尚未查清，所以未做记述。于是，在这篇解说中，我想把后来查明的事实补充进去，以完整地显示美方资料并说明这些资料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1945年8月配属于菲律宾化学战部队的马里·桑德斯，奉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命令调查731部队。同年8月下旬，他作为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科学技术顾问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和哈利·扬格斯一起着手开始调查，在九、十月间先后审讯了陆军军医学校、参谋本部、陆军医务局以及731部队有关人员，但是，由于石井四郎（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任731部队长）正在潜藏中，而北野政次（1942年～1945年任部队长）尚未回到日本，所以未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调查报告，以“日本科学情报调查报告1945年9月、10月第5卷细菌战”为题，于1945年11月1日提出“桑德斯报告”的附录中有对9个人的审讯记录。在这些记录中，部队有关人员虽把活体实验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隐瞒了，但是，却详细供述了731部队的组织机构和实验内容。

审讯时的翻译是在美国留学的内藤良一。后来，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中，桑德斯对“何时同731部队人员首次接触”的提问回答说：“开始调查后，不久，内藤博士来当翻译，开始时，我不知道内藤曾是731部队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是谁叫他来的，真不可思议。后来，内藤博士当了绿十字会的社长。”（《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接着，桑德斯这样说道，“深夜，趁内藤不在，731部队的干部及年轻的士兵们悄悄地到我这里来，有的人送来了细菌炸弹的设计图，大家都要求我不要把他们当作战犯。（内藤）不太合作，反而在试探我。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我告诉他说：

‘这样，我不得不委托别人来进行严厉的审讯了。’于是，当天，他彻夜赶写出报告，送到我这里。根据这一报告，我才掌握了整个情况，并能依照名单逐个审讯部队的干部们”。

彻夜赶写出来的这份报告（只写1945年9月写，没有日子）交给桑德斯保存下来了（《每日新闻》，1985年12月7日晚刊）。报告的一开头，内藤写道：“为了对阁下的调查做出真挚的努力，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细菌战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他介绍了部队以天皇为首的组织机构示意图，石井、北野部队长的姓名以及构成哈尔滨部队的八个部及其任务等。他向神林浩（军医中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谈到提供这些情报一事，神林说：“我曾努力争取参谋本部的批准，但是尚未批下来。”他又写道：“我非常害怕我的这一行为，也许会同我们参谋本部发生对立。我希望阁下阅读后，立即销毁。我还希望这些情报不仅对参谋本部，而且对神林也要保密，并希望阁下能够理解，我提供这些情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提供了这种情况，我必会被害无疑。我唯一的希望在于拯救这个可怜的战败国家。”由于他感到本身有危险，所以提出了希望销毁的请求，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份报告作为资料而保存了下来。内藤的这份秘密报告，恐怕是向美方供出731部队组织系统最早的一份资料。在报告的附录中写道：“桑德斯问内藤博士是否把俘虏当作实验用‘土拨鼠’使用过，内藤发誓说，从没做过那种事。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是虚假的回答。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桑德斯说：‘内藤对我多次发誓说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我相信了他的这种说法。谁知道，近来我弄清楚了这件事，受到很大的冲击。内藤已经死去，但是，他背叛了我。’”（《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桑德斯真不知731部队搞过活体实验。

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受到欺骗的桑德斯，是通过内藤的报告首次掌握了731部队的全貌，才可能陆续地审讯部队的干部。9月9日在盟军总司令部，对陆军兵器行政本部的新美清一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审讯。同月27日，在陆军军医学校的审讯中，取得了芥子气和路易士气等毒气治疗法的报告（《每日新闻》1984年8月16日）。同月20日，在军医学校审讯了出月三郎（防疫室室长）和井上降朝（细菌学教室室长）。得到的回答是：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负责防卫方面的任务，配置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给水部的任务，如同招牌上所写的是防疫给水。而对于细菌战武器及其研究，一无所知。对桑德斯来说，“这虽是关于细菌战问题最早的审讯，但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出月等人不仅没有供出日本军医学校与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的关系，而且连进行过攻击性细菌实验也未交代。10月1日再次审讯细菌战防御负责人井上降朝时，他说，军医学校的研究记录在遭受空袭中90%以上业已烧毁，巳不可能找到。但是，到了11月，新潟支部送来了记录的复制件，弄清了遗留下来的问题。1988年8月，山中恒先生发现了《陆岸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的第二部10号至947号，共61册（《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告包括大量培养霍乱、鼠疫菌以及大量提炼河豚毒等内容，揭露出隐藏在731部队后面的防疫研究室的真实情况。此外，《研究报告》中包括了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军医学校召开军医药物学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记录（第99号）。据此，认定固定防疫机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1836人，1936年8月11日组成），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机构：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以及“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给水部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在编人员310人，1933年4月1日组成），从而弄清了东京防疫研究室和防疫给水部的关系。另外，还有22支机动防疫机构，其中一支就是参与诺门坎事件的加茂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995人，1939年6月21日组成，已复员）。

由于对陆军军医学校有关人员的审讯“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桑德斯又审讯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神林浩和海军省医务局局长保利信明。在9月25日的审讯中，神林给桑德斯留下了“非常合作的强烈印象”。事实上，10月2日他提供的731部队的基本资料：即部队的规模（本部、支部的驻地）、命令系统图、部队任务、本部组织机构图（731部队（平房）各部部长姓名以及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大连各支队的支队长姓名），还有疫苗和血清的生产能力等，给人的印象是“在整个日军中细菌研究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小规模”而已。没有提出超过防御性实验的资料。内藤良一在10月6日的审讯中最早说“平房研究所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将细菌战武器作为实战武器来研制的”。同时，结合示意图说明在平房建立这支部队的经过，以及“宇治”型炸弹、“波”型炸弹、“吕”型炸弹和母子炸弹等细菌武器的种类，桑德斯评价说：“这是初次揭示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今后的课题在于能否取得这些资料”，从而产生了获取这些资料的积极性。10月7日又就各种炸弹详情审讯了金子顺一。金子是一个到1941年为止在平房工作了三年半，后来又调至东京军医学校工作的人物。

1945年10月8日，增田知贞从哈尔滨回到东京。审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开始摸到部队的核心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田是石井四郎的心腹，如果日本没有战败的话，继石井、北野之后，他会成为731部队的第三代部队长，是一个了不起的干部。10月9日，增田在接受桑德斯审讯时交代说，“在731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研究攻击性细菌战的部门为了保密，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协作的”。从增田的经历来看，在军医学校任教官（1931-1932年，1941-1943年）和在731部队（1937-1939年，1945年4月至战争结束）工作，是交叉在一起的，说明平房的部队和东京的军医学校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增田患急性疟疾，使第一次审讯陷于中断。三天以后的10月11日和16日又进行了审讯。增田本人吹牛说：“只有石井和我，才了解有关细菌战活动的全貌。”（10月8日）增田的口供成了“桑德斯报告”的核心。也就是说，他详细地供述了在平房用于实验的病原体种类、培养基、大量生产的方法、生存能力的研究、水井污染、动物实验、细菌喷雾（烟雾剂）、从飞机上直接撒布以及部队感染事故等有关情况和在实验中使用的病原体肠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马鼻疽菌、破伤风菌等，以及在炸弹的野外实验中，使用了灵菌和炭疽菌两种等情况。另外，还供认在炭疽菌的研究中，两年内共使用了100匹马、500只羊。他初次供称，平房的研究费，1944年度为600万日元；部队人员数1939-1940年期间，最大规模时多达3000人，1945年部队崩溃之前为1500人。这样，于11月1日提出了“桑德斯报告”。

“桑德斯报告”总结了上述两个月审讯的情况。报告说，细菌战的中心机关设于平房，最多时拥有3000名部队人员，其重点放在制造实战用的细菌武器，研究过8种特殊炸弹，尤其彻底研究了“宇治”型炸弹，曾在野外进行过2000多枚的实验。但是，在这里没有交代在安达进行野外活体实验的事实；同时，报告的“结论”中认为，日本细菌战计划未能制造出实用武器，而且还指出，即使手中掌握了细菌、化学武器，但由于担心美国用细菌、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所以，没有用于攻击（作战）。

桑德斯生病回国以后，盟军总司令部查到了潜伏在千叶县的石井四郎，把他带到东京。1945年底至1946年初，石井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易（所谓“镰仓会议”），以换取细菌战情报为条件，盟军司令部免除731部队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关于这件事，石井本人曾向若干人说过。免除战犯罪责一事，早在1945年秋麦克阿瑟、威洛比和桑德斯三人就巳做出决定。桑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你是否知道免除战犯罪责的交易”的提问时说：“是的，那是1945年秋天，我和盟军总司令部的上司威洛比少将进行商谈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我们坐在麦克阿瑟两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交谈的内容。威洛比说，如果不保证不追究他们的战犯责任，就不能顺利地查明731部队的情况，是否可以由桑德斯中校出面做出这一保证呢？麦克阿瑟回答说：‘可以这样做。’威洛比问：‘桑德斯中校可以说是您的意思吗？’麦克阿瑟（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为了接办桑德斯的调查工作，底特律克堡的阿沃·汤普森来到日本。他从1946年1月11日起至3月11日为止，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这就是第二次调查。汤普森的调查，瞄准在石井的审讯上。对石井的第一次审讯是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进行的，直到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审讯。1月9日，另一个部队长北野政次独身从上海乘美国飞机回国后，对他每周进行一次审讯。对石井的审讯，作为“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于1946年5月31日提交给化学战部队长。这个“汤普森报告”收录在本书第三章和资料一中，已有详细说明，在这里予以省略。但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不仅隐瞒了进行活体实验的事实，而且有关731部队的其他情况，也作了谨慎的供述，使之不超越“桑德斯报告”的内容。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注意。

对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是以1947年初苏联要求允许审讯原部队人员开始的。国际检察局1947年1月7日打电话给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说，苏联代表要求批准他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关于细菌战的审讯。过了两天，乌西里耶夫（苏联副检察官）发出了致威洛比（第二参谋部）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其实验的结果杀害了许多人。为了就这一问题提供证词，希望审讯石井四郎、菊池齐（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太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等三人。1月15日9时起，在东京陆军省召开了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和翻译在内的7人会议。在会上，苏联斯米洛诺夫内容充实的说明，使美方惊叹不已。他说在平房的731部队中，进行过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杀害了2000人，还说在安达有一个野外活体实验场。这一情报是关押在苏联的两名原731部队人员提供的。斯米洛诺夫这样说道：“在平房，他们把人关押在监狱里。为了提供研究所制造的各种培养菌效力的数据，以各种方法使这些人感染——或者以密封汽车送往安达，把他们捆在木柱上，以种种方法让他们暴露在从飞机上投炸弹和通过喷霁扩散撒布的细菌之中；为了对牺牲者进行观察，又把他们带回平房……日本人杀害了2000名满洲人和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同石井将军、菊池大佐和太田大佐有关系。”

提供这一证词的是拘留在苏联的两名原部队人员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川岛是该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柄泽是第四部细菌制造班班长。斯米洛诺夫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一证词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请苏联的细菌武器专家（对川岛和柄泽）再次进行了审讯，并对平房废墟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一情报。”

以川岛和柄泽等原部队干部的口供为契机，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美国开始对活体实验进行调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1949年12月苏联举行的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公审记录上留下了川岛、柄泽等12名被告的审讯记录和法庭上的证词。正像在本书第一集中描写的那样，他们生动地供出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实际情况。哈巴洛夫斯克法庭的公审记录，是苏联非公开的审判（实际上是公审，有许多市民进行了旁听。《朝日新闻》1989年10月4日、1990年2月5日）。有人对被告的证词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但是，美国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审讯，完全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记录。不消说，美国并非意识到这一点才进行调查的，也并不是为审判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而进行调查的。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免除石井等人的战犯罪责，是为了以此换取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全部技术成果。其目的在于：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收集细菌、化学战的情报。因此，“费尔报告”、“希尔报告”中的审讯内容极其详细。这些详细的报告，结果有力地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中被告证词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本书第一集使用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记录，又根据美方的资料写了第二集。如上所述，两者具有国际上相互论证的关系。

但是，根据斯米洛诺夫的报告，则不得不说美国在以往的桑德斯和汤普森进行的两次调查中，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完全受骗了。感到十分困惑的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国本国（华盛顿陆军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围绕着如何对付（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频繁来往秘密电报。如上所述，美国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让苏联审讯石井等人，而由他们自己再次进行审讯，以独占活体实验的成果，这是自不待言的。麦克阿瑟于1947年2月10日再次致电陆军部参谋总部，要求就是否应允许苏联审讯石井等人问题做出判断。尽管苏联连日进行催促，但是（美国）本国一直没有复电，处于无法答复苏联的状态之中。至3月21日美国才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发给麦克阿瑟（W94446）。同时，威洛比于3月30日发出致撒克斯顿上校的文件。4月10日约翰·B·克里上校发出了致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德尔毕扬柯的电报，通知说，不能把石井、太田交给苏联。

这样，诺伯特·H·费尔于1947年4月16日抵达日本，开始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关于“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到1947年2月为止，盟军总司令部和第二参谋部（G2）收到了主要是原731部队人员的许多匿名信，也有人通告他们在平房进行过活体实验。费尔抵达日本以后，同意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看法：即认为这些信件可靠，有必要再次审讯原部队的干部。于是，立即开始进行调查。在四五月间，费尔在审讯中，当然包括苏联要求审讯的石井、菊池和太田等人，此外，还包括了龟井贯一郎、荒卷广户、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村上隆、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在本书中，据审讯石井时担任翻译的U·U先生说，在1949年6月左右（无准确的月日记录）费尔于5月8日、5月9日两日审讯了石井，把龟井称作是一位全面协助调查的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其间，让19名细菌战研究骨干用英文写出了细菌、化学方面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一报告共60页，记述了利用炭疽菌、鼠疫菌、肠伤寒菌、斑疹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等进行活体实验的情况。编写这份报告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历时9年之久的灭绝谷物研究问题，由八木泽和滨田提出了10页的报告。此外，还有细菌炸弹、利用喷雾撒布细菌的报告（可能是在安达进行的实验），对对于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脸、气球炸弹，对家畜进行的细菌、化学研究也进行了调查。

费尔回国以后，于6月20日由底特律克堡向化学战部队长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新情报概要(英语写成，共11页）”。这相当于“费尔报告”的概论部分。迄今，尚未找到这个60页的英文报告，也未找到“费尔报告”。也有人认为，只要未找出这一报告，就无法依靠美方的资料来弄清活体实验的情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四次报告的形式都是有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接着是分论，包括单个调查、审讯记录或附录补遗。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是分论的要点或者概要，有的还包括了结论。费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凡没有加以特别说明者，本报告所列资料，全部都来自对人体的实验。60页英文报告的摘要，详细地介绍了对上述炭疽菌、鼠疫菌等问题的审讯结果。对石井四郎的审讯，是在5月8日、5月9日进行的。让石井在上述60页英文报告之外另写一个报告，说明石井将军20年来在细菌、化学领域中的经验概要，估计7月10日可以取得。”但是，这个报告实际提出与否，现在无法确认。同样，20名原部队人员正在写有关驻长春的“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报告，原定8月底可以取得，但是究竟结果如何，也未得到确认。

在“费尔报告”中说，获得了8000张显微镜用标本。细菌战用的病原体是利用200多名死者制成的。这些标本秘藏在寺院或日本南部的深山里。我们看到并巳经取得了这些标本印刷品。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麦克尔上校已将它装船，“在极为良好的状态下运抵美国”（费尔6月22日信函）。在制作这些标本时，请来日本病理学专家，让他们从事整理标本内容、实验说明以及病历等方面的作业。“费尔报告”的结论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种报告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审讯。在大量生产、气象学研究以及实战用武器方面等，我们显然比日本高出好几档……然而，活体实验方面的资料，如果把它同我们及联合国动物实验的资料联系起来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病理学研究和人类疾病方面的其他情报，对于研制炭疽菌、鼠疫菌、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尝试也许很有价值。”

为了扩大费尔对活体实验调查，“分析各种报告之后进行特定的审讯”，埃德温·V·希尔和约瑟夫·维克托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日本。希尔从10月29日至11月25日进行了审讯调查。其结果于1947年12月12日向华盛顿国防部化学战部队长奥尔顿·C·维特提出了“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报告”。正如报告中记载的那样，先后审讯了研究喷雾的高桥正彦、金子顺一和研究斑疹伤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两人，还就25种细菌审讯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共22名医生。报告中写道：“被审讯者主动地提供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在审讯中，没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要求。对于石井四郎同美国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文件保证石井及部队人员免除战犯罪责的话，他们就详细地供述细菌、化学战研究计划，围绕着细菌战情报是否作为战犯的证据问题，最终美国本国于9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下述事实：‘为了安全保障，不应追究石井与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也不应留下许诺，而应按照以往的方法，一个不漏地获取全部情报，务必继续进行工作。’”

“希尔报告”在“各项结果”的项目中一开头说：“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以前提出的主题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日本彻底研究过，但尚未报告的许多有关多种疾病的情报。”强调不仅获得了费尔调查的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了许多费尔没有报告过的关于利用细菌进行活体实验的新情报。本书虽然没有收录在内，但在费尔的调查中，“业巳报告过的”有炭疽、喷雾（烟雾剂）、霍乱、马鼻疽、鼠疫植物疾病、沙门氏菌、孙吴热、破伤风、肠伤寒、副伤寒；“没有报告过的”有肉毒杆菌、布鲁（杆）菌、消除毒气、河豚毒、瓦斯坏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天花、森林壁虱脑炎、肺结核、野兔病、恙虫病等。在总论之后，还附有相当于分论的按细菌分类的69页审讯记录，本书巳将其部分要点收录进来。这些单个的审讯记录中，有的还记录了在活体实验中死亡的人数。在审讯记录中技术上的详尽程度令人吃惊。美国究竟为什么要做如此详细的审讯，那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对活体实验审讯调查的目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希尔报告”是作为“由注射细菌性传染病的病原菌而显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得出的”情报，“关于活体实验受到的良心谴责，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没有的”，“获得这些数据所花的费用为25万日元”，而“日本科学家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年的研究才能取得。我们以极为便宜的‘零头’就取得了”。这样，通过美方的调查，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一点不漏地全部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以上证明了出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的美方资料在美国整个调查中的地位。同时，再次确认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研究工作受到制约的条件下，挖掘和选择出了极其超前的资料，并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本书通过731部队人员的供述，说明活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美国方面以免除石井等干部的战犯罪责为条件，为获取活体实验的成果不遗余力。这已为庞大的美方资料所证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对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忠告。他们首先必须向许多读者说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恐怖，同时让他们重新下定决心，必须防止它的重演[本稿的出处全部省略，但可参阅松村高夫、金平茂记著《〈希尔报告〉——关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美方调查报告》（上），《三田学会杂志》，1991年7月号]。

序：写作第三集的意图

终于迎来了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时刻。本来，我打算更早一些时候进行这项工作。

这是由于突然发生了笔者预料不到的《恶魔的饱食》（第二集）误用照片的问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应付这一事态，同想以这件事为借口，趁火打劫“搞垮《恶魔的饱食》”者进行斗争，出于无奈，把开始执笔写第三集的时间大大推迟。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深表歉意。

关于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已在《文艺春秋》月刊（1983年1月号）上发表。由于这一事件，不仅成为“问题”的第二集，甚至第一集也不得不停止发行了。另外，预定出版的演讲、论文等的汇编集《不再重演恶魔的饱食》也无限期地延期出版了。

这一切都是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集中精力写《恶魔的饱食》的意图是：揭发日本军国主义所犯下的过错，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以防止重蹈那些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但是这一意图被歪曲了，《恶魔的饱食》成了那些不乐意揭发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

由于我借《赤旗》报发表这部作品，加之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又是《赤旗》报记者的关系，有人就说《恶魔的饱食》是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事实上，《恶魔的饱食》是根据我既不“左”也不“右”的个人信念写成的。

支撑我写作《恶魔的饱食》的信念是希望在反对军国主义、维护和平与民主而努力的基石上添加一块石头（堪称是夙愿）。这同“左”、“右”的影响毫无关系。

对一个作家来说，为重新唤醒一时不得不停止发行的《恶魔的饱食》而写完第三集，比澄清误用照片问题责任更为重大。

虽然一时处在难于同读者再次见面的困境之中，但是，在此开始执笔写第三集，又有机会同各位读者再次见面，作为笔者来说，内心无比軎悦，感慨无限。

本书即将付梓时，《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也会以新的面貌出版。

通过执笔第一、二集，想去看看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的心情更加强烈。

以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和航空照片为基础，通过原部队人员绘制的精密的“全图”，在我的脑海里已形成了一张731部队设施想象图，甚至连做梦我都看到了它。

但是，想象图终归是脱离不了想象的范围。731部队最早设置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的附近是1933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哈尔滨以南约20公里的地区划出了约6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军事特区。这一地区当时被称作滨江省平房。在这里，他们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建成部队的各项设施。

然而，关东军“划定”军事特区的这一地区是别国的领土，并不是日本固有的土地。在平房原来就没有居民吗？如果有的话，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征用土地和房屋时，日军是否进行过补偿呢？这些人现在怎么样呢？有人说731部队为当地的医疗、防疫做出过贡献，当地人对731部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第一、二集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有勇气的证词写出来的。但是，731部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组织内部的分工很细，每个部队人员分工的范围很狭窄，是很专业化的，因此，原部队人员中就有人怀疑，说“731部队真的干过那么残酷的事情吗”？“仅靠听说就能写出《恶魔的饱食》吗”？

为了确认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如果731部队没有犯过任何罪行的话，那么，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如果731部队对当地的医疗做过贡献的话，那么，也许当地的居民会有所感谢。

只收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词而不听取受害者的呼声，那等于是车子少了车轮，太片面了。

到当地去，能否听到受害者真实的声音呢？据传闻，“马鲁太”全部被屠杀，没有一个幸存者，但果真是如此吗？即使没有幸存者，难道没有遗族吗？无论如何我要亲自去确汄731部队的“现场”。

1982年9月，中国大使馆正式发来了同意入境的通知。我们是在这一年春天申请入境访问的，由于下里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的答复来得晚一些。

中国方面的条件是：下里先生不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我的秘书随我赴《恶魔的饱食》现场采访。此外，可带一名翻译随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希望调查的项目和访华的条件。希望调查的项目如下：

一、设施（遗迹）：

1.哈尔滨市内及近郊731部队有关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尤其是日本领事馆（1936年前）哈尔滨宪兵队本部、731部队第三部遗迹；

2.平房的遗迹及附近的农村；

3.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迹；

4.沈阳：中国（原满洲）医科大学北野政次(1942-1945年任731部队部队长）的足迹；

5.北京军事博物馆；

6.如果日程允许的话，访问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731部队各支队及安达实验场的遗址。

二、采访受害者、遗族及有关人员。

三、战争结束时，731部队撤退以后，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具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听说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着的原部队人员的口供记录和名单。

四、平房设施遗迹在战后的发展情况，目前利用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历史及解放后的照片。

五、据传，朝鲜战争时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了细菌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传当时从事细菌战的美空军士兵俘虏的口供记录及录音带等。

我们大致提出了以上“贪婪”的要求，访华的条件是：

1.访华的全部费用由我负担；

2.日程全部根据我的想法来拟定，变更自由；

3.对采访事项的执笔内容不加任何限制；

4.翻译随我同行。

我们提出上述要求以后，中国方面全部应允。在实现访华计划之前，我多次同中国大使馆进行沟通，并得到了中国蔡子民和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平先生和多和辉雄先生以及其他希望匿名的各位人士的热心帮助。

另外，中国作家协会提供了访华期间在各城市内采访用的车辆，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一行，除我之外，还有下里正树和翻译，共三人（翻译是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1982年9月14日，在期望的访华出发前夕，我们抑制着首次访华的激动心情，住在成田机场的旅馆，准备翌日早晨出发。

第01章 北京的早晨

——同朝鲜战争的关联

自行车的洪流

那天夜晚——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在成田机场的旅馆里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的突然采访，才知道误用照片的事情。

为了准备翌日清晨的出发，我刚刚躺下。这一突发事件对我和下里先生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此后，这一事件的原委各媒体都做了报道，正如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的那样，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面临这一问题，必须做出选择的是：是按预订计划出发，还是延期访华呢？中国方面等待我的访华并已做好了一切接待准备。明天的访华，是两国许多有关人士的协助和好意的结晶。

如果无视这一切，那么，就会前功尽弃，失去中国方面的信任；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无法再次到731部队遗迹进行现场采访。据说中国方面为了我，在平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还找到了一些证人，正在等着我呢！

当天晚上我们已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之中，中止出发，事实上已不可能。我们不顾在日本即将蔓延的火种，迫切希望尽快赴731现场进行调查。

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5小时，我们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比东京时间仅慢1小时，气温比较高，令人有一种“秋老虎”的感觉。9月至11月期间，北京连日放晴，据说是全年中最适于旅行的时间。

这里湿度低，天气晴朗，候机室里穿短袖白衬衣的人很多。在候机室入口处，有一男一女来迎接，女的用日语说：“欢迎光临，我们正等着你们呢！”

这两位是我们访华期间的全程陪同，负责照顾我们。他们当中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林绍纲，一位是翻译李梅子。

林先生是一个高个子，略瘦，肤色浅黑，表情严肃，但使人感觉和蔼可亲。林先生走起路来稍微有些驼背。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估计50多岁，英语会话水平和我差不多。

李梅子看上去20几岁，作为中国妇女来说，个子比较高，身材苗条，短发童颜，脸上长着一些雀斑，一副十足的稚气，但听说她巳是有一个孩子的30多岁的母亲。她和所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完全不化妆打扮。

互致寒暄之后，我们乘上来接我们的小面包车驶往市内。由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过海关的手续。从机场到市中心约48公里，乘车需1个小时。

汽车快速地急驶在笔直的大道上，道路两侧全是一望无际整齐的杨树和榆树。在日本东京近郊像这样伴随着绿地的笔直大道是没有的，令人产生了一种确实来到了中国的感慨。

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逐渐增多。汽车从郊区驶往市中心。骑自行车的旁若无人的姿态，令人吃惊。他们堂皇地行驶在马路中间，即使遇到红灯，或者汽车逼近，也毫不在乎地穿行过去，似乎马路是专为他们修的。随着驶近市中心，自行车成了群，汽车在自行车群中快速穿行，有好几次我觉得“快碰上了”，不禁闭上了眼晴；司机习以为常，巧妙地躲着，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度。

经过城市的主要道路长安街、天安门，一直向西行，抵达了我们下榻的旅馆“燕京饭店”。这里好像是外国人专用的旅馆。在中国，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设施是截然分开的。除林主任、李女士这种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以外，一般中国人是不能同外国人自由接触的，即使使用同一饭店、餐厅等设施，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是分开的，甚至连流通货币的设计也分为中外两种类型。

住在这家旅馆的客人，绝大多数是日本人，其次是美国人。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就开始商量从明天开始的行程。由于发生了误用照片的问题，不得不大幅度地变更原来向中国方面提出的旅行日程。

为了准备我的访华，中国作家协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同希望访问的地区取得联系之后，编制了周密的日程。我们提出从根本上做出变动，大幅度地压缩日程，不受预定的束缚，而且要流动地进行采访，对此，林主任大吃一惊也是不无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日本不同，不轻易变动或取消预定旅程的计划，而且，我们要采访的海拉尔和杜丹江地区还没有向外国旅行者开放，为此，中国政府还给予了特别的照顾。

但是，林主任在了解了情况之后说，一切都按照我希望的那样安排，最大限度予以照顾。后来在访华期间采访的成果，是同林主任、李梅子女士以及当地的有关人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美国造的细菌炸弹

北京的清晨，自行车的铃声唤醒了我：从早上六点左右开始响起来，高潮是在七八点左右。我站在旅馆的窗口往下看去，自行车的洪流自西向东，像银色的河流流向城市的中心。由于过分密集，自行车群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到了黄昏时，这个洪流又反过来流动。绝大多数自行车是坚固的载重型的，轻便型的自行车为数极少。听说上海产的自行车比北京产的更受欢迎，要买上海产的自行车，得等上几个月才行。不仅自行车，电视、手表等工业产品，都是上海的质量好。

由于17日下午4时才有飞往哈尔滨的航班，在等候飞机期间，我们决定前往市内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复兴路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参观在这里展出的“细菌炸弹”。这里的馆员都是军人。博物馆是一座有宽敞庭院的高大建筑。参观者多数是一家人或学生团体。由于事先巳进行过联系，我们在大门口受到秦兴汉副馆长的欢迎。

在秦先生和女馆员的引导下，我们在馆内匆忙地转了一圏，来到了陈列细菌炸弹的展拒前。细菌炸弹在馆内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如果不是特别注意的话，就会忽略过去。

在照片上早就见过的“宇治式炸弹”，现在静悄悄地陈列在破璃拒里。在照片上多次见过它，但是，见到实物还是第一次。陶制品似的茶褐色弹简上刻有发夹状1厘米宽的垂直导爆槽，在弹筒的中央，水平地安着一个铁箍与导爆槽垂直地交叉着。那是为了压进导爆沟内的导爆线吧！弹头部有一个螺旋式的陶瓷盖。没错！这就是石井部队研究发明的“宇治式50型”炸弹。在它旁边陈列着压扁了的铁制捕鼠器和发着黑色光泽的玻璃碎片似的东西。捕鼠器显然是装带有鼠疫细菌老鼠用的。黑玻璃的原形是什么呢？说明上这样写道：“抗战时期，日本不顾国际法，公然在我国长春市建立了细菌工厂，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细菌战。这是日本培养细菌装老鼠用的笼子和使用过的细菌弹及部分残片。

“黑玻璃”也许是“加”（ga）式炸弹——玻璃制细菌炸弹的残片。关于玻璃制的细菌炸弹，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做了介绍。但是，仅看到黑色玻璃的外形，并不能确认。

我们要求把“宇治式50型”炸弹及其他有关细菌战的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

秦副馆长表情有些为难，拒绝说：“这需要经上级的批准，所以不能这样做。”从展柜外摄影，也是让一般参观者让开之后的一种“特殊照顾”。

对细菌炸弹进行直接观察和摄影的要求，暂时被搁置起来，我们来到“抗美援朝”展区。这一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形状奇怪的炸弹残骸。

铁板制的细长弹体，约1.5米长，弹体的一半被剖开。弹体内由三块钢板隔成四个槽，尾部装有四个铁制的尾翼。“东北地、安东、编安”的标识，说明了回收地点。

“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下的细菌炸弹。各个槽里装满了蜘蛛、苍蝇等毒虫。”秦副馆长这样介绍。

在同一展柜的上方陈列着许多小黑虫的标本，在放大的照片一旁注明了说明：

Hylemyza 粪蝇

Hylemyia 黑蝇

采集地：朝鲜 汲川郡里 1951年2月5日

在这里，再次交涉能否将展品从展柜中拿出来，但是，秦副馆长仍坚持说：“需要上级批准。”这样，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做工作了，但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至多只有明天上午了。

我对美军的细菌炸弹产生了比“宇治式50型”炸弹更大的兴趣。因为在朝鲜战争中，731部队干部是否协助美军进行过细菌战还是一个很大的谜。

陈列着的美军细菌炸弹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呢？从外表看，其结构很简单。另外弹体内塞满“活炸药”——有毒的苍蝇和蜘蛛是特地从美国运来的呢，还是在日本“制造”的呢？

弹筒的外壳上写有这样的字样和数字：

BOMB LEAFLET 600LB T3

100 DEX 1—4G—45

在观察炸弹的过程中，我回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某文献中读到的一段记录：

带有可变定时空中爆炸雷管的传单炸弹

这种炸弹的形状，是在朝鲜和中国发表的所有细菌战说明中最常见的一种。这是两国当局收集的炸弹中最普通的一种。委员会的成员都多次看到过这种型号的样品。这种炸弹与一般美国造的500磅HE炸弹的尺寸和形状大致相同，其重量约为150磅左右，用手就可以往机枪里装栽。这种炸弹有一个圆锥形尖嘴，其尖端就是定时信管。尖嘴里面有一个小空槽，在它的下达连着圆筒形炸弹弹体。弹体内用三个钢板间隔成四个槽，围壁上有竖缝连接在合叶上的另一半，打开后可以在指定的时间投下装在里面的东西。最下层槽床的下面，围壁逐渐缩小，形成圆推形的空槽，空槽的外侧伸出4片尾翼。在它的下面装上降落伞时，开有一个降落伞能够出去的圆孔。公布的炸弹尺寸，各不相同（NCNA/85、SIA/13、ISCC/4等）。委员会看到的和被俘驾驶员所说明的炸弹样本，全长约4呎，直径1.2呎，围壁是用厚1吋的钢板制成。四个空槽的总容量约为14.5加仑。定时信管长约3吋多，标识是“传单炸弹，500磅，M105组，美制定时（信管）无内容”。据被俘飞行员的说明（附录37～40），炸弹的扇门大致在100呎高度就被打开，能在直径300呎的地面的土地上散发传单。

“美军细菌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1952年9月15日”（资料引自晚声社出版的《细菌战》一书）。

这是否就是“带信管的传单炸弹”呢？从弹体上的文字来判断，可能是“传单炸弹，500磅，G45组”的意思，“T3 100 DEX 1—4”的意思不清楚。

该报告称，据传此外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细菌炸弹还有：空中爆炸的带螺旋桨的传单炸弹、带推进器开扇传单炸弹、落地开扇及侧面传单炸弹、带纸降落伞或硬纸简、纸降落伞纸容器（自毁式）、土制或陶器制的炸弹型容器、人造蛋壳容器以及装有其他啮齿目动物用的金属网筐及木箱等。

其中似乎与731部队有关的土制和陶制的炸弹型容器，有如下记载：

土制或陶制的炸弹型容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细菌战部队在哈尔滨附近的特殊工厂中至少生产了两种不同尺寸的“陶制”（实际上是土制）炸弹型容器。委员会在沈阳调查了它的样品：一种大的长约2.6呎，一种小的长约1.6呎。在上述论文中（附录17），正像榊先生所说的那样，这种容器虽然在日本曾被推荐为培养细菌使用，但是，委员会1952年没有发现在朝鲜和中国使用过这种容器的证据。这种容器比任何容器都精巧，而不易被发现，作为“蛋壳”容器的先行者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帮助下，第二天情况有了好转，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展品可以从展拒中拿出来，自由地进行观察和摄影了。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一）

关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问题，1952年1月13日，美国空军一架B-26型轰炸机在朝鲜安州上空被击落，同年5月5日，该机的飞行员K·L·易诺克中尉和驾驶员约翰·库尹中尉做了一个很长的供述。北京发表了供述的全部内容。

1953年《人民中国》杂志发表了“19名进行过细菌战的美国空军俘虏的供词”。

在供词的序文中说道：“美国借助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等人的帮助，继承了日本军阀进行细菌战的实施方法的研究，发展制造了各种细菌武器。”这些供词约230份，共51页（每页400字），现将我感兴趣的部分摘要如下：

首先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副队长安德烈·丁·爱文斯上校（34岁）于1953年8月18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在第49联队工作期间，负责管理第5空军器材的副参谋长厄普莱特上校常常来K-2基地。他来访时，多次和我谈话。从谈话中我了解到细菌武器补给与保存方面的若干事实。

据他讲，听说油箱式容器、细菌炸弹的弹壳和雷管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从美国运到朝鲜。但是，细菌本身是在东京附近的某工厂生产的。这些细菌装入容器之后，空运到朝鲜的两个细菌武器库：一个在釜山，另一个在大邱。

记得有一次厄普莱特上校对我说，在釜山的细菌武器库负责供应第17、第3、第474和第18联队；大邱方面负责供应第49、第58、第8和第51联队。

我对参加过美国空军的细菌战计划感到羞耻。这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在各国的武器中，(细菌武器）是应该永远被禁止的。我知道，今后无论置身于何种环境之中，绝不再参与这种事情。

爱文斯上校的供述，回答了美军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是否是日本造的这一疑问。

其次是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大队大队长沃克·M·马菲林上校于I953年8月10日做的如下供述：

梅因逊上校在讲话的最后说，细菌炸弹是一种内部有分格型的炸弹，里面装有疟疾、肠伤寒、鼠疫菌感染的蚊子、跳蚤和苍蝇等。细菌炸弹的操作方法和往飞机上装的方法与油箱式细菌容器相同。我们必须努力尽快地把这种炸弹装上飞机。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梅因逊上校都会让他们从大邱空运适当数量的细菌炸弹来。

再就是美空军第58战斗轰炸机大队第311战斗轰炸机中队作战军官兼驾驶员约翰·A·奥斯本上尉于1952年12月4日做的如下供述：

我们携带的武器是，每架飞机有一枚装有液体物的细菌炸弹和一枚500磅的普通炸弹。其他8架飞机都各携带2枚1000磅的普通炸弹。夏雷在传达命令时说，第2队的目标是安东附近的飞机场。在出发执行这项任务的前一天下午，我

们的联队长华·福特上校在，第5航空队情报部来的布朗温中尉也出席了我们的下达命令仪式。一般命令传达之后，第1队的飞行人员都分别返回自己的中队，听取中队下达命令。布朗温中尉向第2队人员传达了第5航空队有关在安东地区逃脱和回避的指示。

我们正在横越鸭绿江时，遭到米格飞机的攻击，于是，我们就在安东上空投掷细菌炸弹和普通炸弹，这才好容易开始将航路转向南方。

马菲林上校和奥斯本上尉的供词，同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美军投下的细菌炸弹是相呼应的。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词（二）

另外，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理由，美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第336战斗截击机中队驾驶员温斯·R·布里克少尉，于1952年10月9日供述了该大队情报军官里德兰德中尉所做的细菌战讲解的内容：

接着，他继续讲道：“为了成功地尽早结束战争，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必要的。敌人的补给线是由中国的东北地区一直通向朝鲜。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止补给物资送往前线。我们必须极大地损伤敌方的人力，使敌人无法把补给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务必要挫伤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决心，应要求他们停止战争，以免遭受到轰炸。我们必须杀伤送往朝鲜的补充部队，使他们丧失作战实力。在这种轰炸之下，人民和军队都会丧失战斗的意志。这样，战争将会结束。”

该联队的大队第334战斗截击机中队查尔斯·M·卡少尉于1952年5月23日在内华达州纳里斯空军基地听取了细菌战讲解。他供述称，训练中队长、教官杰姆斯·马克因泰亚少校所讲的内容如下：

根据他的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和上次战争中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一样，使用细菌炸弹，为的是尽早地结束战争。他说，如果使用细菌武器，必定会发生传染病，无论前方后方都会缺乏人力，使人民的士气低落，结果人民就会要求停止战争。我们在将要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人介入了战争。对此，作为报复将使用细菌炸弹。

他说，炮兵虽然也可以和普通炸弹混在一起发射细菌炮弹，但是，细菌战大部分将由空军来实施。他继续对我们说道，各位作为F86驾驶员的主要任务是同米格战斗机进行战斗和掩护战斗轰炸机。但是，各位在朝鲜工作期间，必须参加细菌战。

美国联合参谋总部显然是要进行这样一种作战：即在朝鲜战争时要制造一种横断朝鲜半岛中部的“有菌地带”，称为“纹杀计划”，企图切断北朝鲜和中国之间的补给线。

关于这一点，在该供词的“序文”中有一个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美国空军动员了极大的力量，同时进行了精密的分工。第一飞行联队负责这一目标的左翼，即负责新安州和军隅里地区。空军负责自军隅里至距东海岸约30里处这一地区；海军负责右翼。1952年，美国空军第3轻轰炸机联队、第17轻轰炸机联队、第4截击机联队、第51截击机联队、第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1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第58战斗轰炸机联队、第474战斗轰炸机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等先后都参加了细菌作战。用于细菌战的飞机机种有：B-29轰炸机、B-26轻轰炸机、F-51、F-80、F-84、F-86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等，还有同型或与他们相类似的战斗轰炸机和战斗机。撒布细菌的方法也越来越阴险巧妙。经常是撒布细菌的任务和投掷普通炸弹的任务同时完成，以使朝鲜和中国人无法察觉。美国空军撒布细菌时选择了“更加有效”的方法。例如把细菌撒在人口密集地区或军队的集结地区；把细菌武器投掷在交通要道、公路和铁路桥梁；在破坏公路和铁路之后撒上细菌，使修复铁路或公路的工人感染传染病，从而阻碍或延缓公路或铁路的修复；或者把细菌撒布在江河和饮用水中，污染水源，直接一举杀害大量的中国人和军队。

美国空军俘虏们摆出了难以否认的证据，供述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朝鲜和中国方面对俘虏一贯采取宽大政策，说强迫他们坦白交代完全是荒谬的。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而巳，并非是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结果，由于美国空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体释放，遣送回国。

历史逆缘的见证

由于航班的原因，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天，所以有机会在市内多进行了一些参观。

在去军事博物馆之前，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故宫”(旧紫禁城）。这里是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遗迹。故宫本身就是具有500年历史的博物馆。

穿过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向北走，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故宫整个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屋宇达9000余间。据说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虽说是平日，但由于休息日采取轮休制度，游客仍很多，外国人也比较多。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文物，在故宫内展出。

听着李梅子女士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太和殿。这里堪称故宫的核心宫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庆典、颁布政令等重要仪式的地方。显示着昔日王朝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陈设，令人瞠目结舌。我望着那些涂着耀眼的金箔和油漆的柱子，紫檀的宝座，金鼎，烛台……这些惊人的财富，不禁令人哑然。后来，我靠着笔记又逐一地回忆起来。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王宫里，每当我看到统治阶级集中在那里的大量财宝时，就感到似乎听到了那些变成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的无数民众的怨恨和恸哭声。为了收集如此众多的财宝，多少民众付出了牺牲啊！这些陈列品似乎在呼喊：看一看凝聚在财宝中的怨和恨，听一听劳苦大众的恸哭声吧！

翻译李女士说道：“这些财富和艺术都是为一部分统治者而存在的，和老百姓是无缘的。”我边听边想：不能说无缘，这些财富绝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毋宁说，会使他们更不幸。但是，今天，这些财富服务过的统治者死了，这些财富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传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难道不是一种“逆缘”吗？

离开沉淀中国历史的宏伟故宫，我进入公厕，大吃一惊：“小便”姑且不论，“大便”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排便；在日本是面向里面，而在这里是面向外侧，同外边的人形成面对面。

公共厕所的外观，是一座很漂亮的砖砌建筑，而里面却是开放式的结构，使人大吃一惊。后来听说，女厕所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好在我是小便，得了救。那些不服水土、坏了肚子的外国人和妇女们想必感到很窘吧！除了北京、哈尔滨的旅馆以外，我进入的公共厕所全都是同样的结构。有了这种经验之后，外出时，我都事先做好准备。

我担心这种公共厕所是否会使人误解现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首都的“名胜”——故宫的公共厕所采用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是不好的。在日本则不同，“有臭味的东西要加以掩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性格所致，但是，厕所本来是具有很强的隐私性，而且人们对自己发出臭味向外散发就有抵触。用很少的费用加以改造，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的。

其次，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顾客站在前面，服务员们却满不在乎地仍在与同事闲聊，多次招呼才搭话，好像照顾你似的来接待，毫无笑容。

在中国第三产业领域里，很少看到年轻女性的微笑。中国的妇女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腿细长，没有萝卜腿。她们虽然具备美人的条件，却不知把女人最重要的素质——殷勤忘在哪里了。

服务员不服务

在北京的购物中心王府井，我们曾经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

这座书店坐落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拐角处，恐怕是北京最大的书店。在中国的书店里，顾客是不能直接拿书看的，而必须委托服务员把引起自己兴趣的书拿过来看，是一种“闭架式”的方法。

年轻的服务员当着顾客的面把书扔在拒台上。那一剎那，我大吃一惊，而顾客一点也不生气地拿起扔过来的书看起来。顾客一再招呼，佯作不知的服务员为数不少。

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服务部门服务员的态度都是不好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所谓“服务”是何含义。我曾短期在旅馆里工作，吃过服务行业的饭。看到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当然，也有态度很好的服务员，但是，那是在逗留期间，与他们相互产生了感情所致，并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服务态度。我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并非职业服务教育落后，而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不过，也许是由于我有过从事服务行业的经验缘故，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在意。

北京的夜晚比较暗，不仅路灯少，而且由于节省能源，总体看来，灯光照明都比较暗。

这在美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夜晚路灯比较稀疏。从国外旅行回来，为日本街道夜晚灯光之明亮而吃惊，不仅大城市，而且地方城市也是灯明如昼，在马路上能够看书的恐怕只有日本吧！

日本的资源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别国，而消费却如此可怕。对此，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心。

在王府井暗淡的灯光下，许多人在步行，这是人们吃过晚饭之后出来散步。这里并没有为方便购物设置的“橱窗”，也没有鳞次栉比的餐厅、酒吧和弹子房，人们只是散散步，散步成为一种消遣。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的银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是一个昏暗的银座。街道两侧虽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商店，但商店本身也很暗，从外边看去，弄不太清楚里边是卖什么的。

在昏暗的灯光中，随着许多人的移动，扬起蒙蒙的尘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灯光暗淡，但是却没有忧郁，人们边走边高声谈笑，从昏暗中涌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我们走进路旁的一家餐厅。样品拒里只陈列着二三种饭菜。餐厅内方桌边坐满了顾客，几乎座无虚席。整个餐桌都是面对面的席位，也看不到服务员。这里似乎并不像是自助餐厅。由于没有空座，也不懂得订菜的方法，无奈我们走出了餐厅。肚子饿起来，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晚上八点不回到旅馆，食堂就关门了。

习惯于东京“日夜服务”的我们，一下子还不适应昼夜分明的中国。

第02章 平房的落日

731部队的旧址

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行于9月17日下午4时乘中国民航601航班飞往哈尔滨。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苏制伊柳辛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满机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内，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我们预感到，如果不出现误用照片问题，这次似乎将是一次愉快而成果丰硕的旅行。

飞行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飞机到达了哈尔滨上空。从机上向下望去，透过云海的缝隙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弯曲的河流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乘火车需要17小时的旅程，乘飞机只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云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满洲国”，是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这块深深地铭刻着侵略伤痕的大地，在云海下面苍然地迎来了黄昏。

飞机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渐显露出来，我刚想飞机会不会在小米、高粱地里着陆时，前方巳出现了跑道。

一阵轻轻的振动，飞机着陆了。这时是下午5时40分，飞机是准时抵达的，恰好是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刻。

走下飞机，迎面袭来一阵寒气。在机场大厅的入口处，我们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关沫南先生和该会的张浪先生还有诗人中流先生的欢迎。看上去他们是衷心欢迎我们访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非常统一的组织。听说作家也是公务员，根据各人的业绩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薪金。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尔滨来。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人士，作为中国的作家，对《恶魔的饱食》都表示非常的关注。

机场距市内约42公里，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所在的市中心，约需一小时的时间。

我们分乘两辆中国制的“上海”牌轿车离开机场。汽车行驶在广阔农田中的道路上。这里并不是平原，而且到处都经过耕耘，根本没来到“满洲”的感觉。

几乎看不到人家，没有擦身而过的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几辆运货的马车。视野所及的辽阔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柔和地染红，气温相当于日本10月中旬左右。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慨。虽然心中担心着日本的情况，但是，既然已来到了当地，就决心专心致志地进行采访。由于这种缘故，平安无事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异常的紧迫感。

我们的车里坐着关沫南先生。在车中再次相互介绍之后，通过德永君的翻译，双方进行着交谈。

关沫南先生身体比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纤弱。他语气稳重，说话的表情柔和，很有风度。作为共产党作家，他参加过抗日运动。他在东北地方从事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差一点被送往731部队。在车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

“如果无妨的话，能否讲一讲您的抗日活动和被日军逮捕后的体会呢？”

对于我的希望，关沫南先生既不争强，也不勉强开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忆往事般淡淡地讲了起来。

抵达哈尔滨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证人。查证731部队现场，从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动证词揭开了帷幕。

抗日作家的证词（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日本宪兵把我逮捕了。他们将灯火管制时用的外黑里红的窗帘蒙在我的头上，架着我上了车，走了大约30分钟。这天夜晚，哈尔滨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时都被捕了，所以将这次事件称作‘12.31事件’，又称‘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被捕以后，我被监禁在松花江附近挂着‘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监狱里（位于今天哈尔滨中央大街和友谊路的拐角）。从外表看，它是一幢极其平常的、屋顶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监狱。

“被关的房间中，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小窗户，踮起脚尖或跳起来也看不到外边。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电车终点站。从传来的阵阵钟声和电车进站的轰鸣声和回头电车的发车转辙器转换声，可以判断出监狱的位置。

“我们进行活动时，有三个特务（机关人员）钻进了我们内部。他们在三年中间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活动，掌握内情。在我们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们事先已进行了调查，日方巳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三个特务中的一个是其他县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捕后转向，背叛了党。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团员。还有一个人伪装进步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们将他们作为同志和他们交往了三年。其间他们完成了对我们活动的调查。

“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唯恐是前边的汽车发生了事故。

不一会儿，汽车绕过马匹，离开了事故现场。晚上六点半左右，比预定的时间稍晚了一些，汽车驶进了此后五天下榻的宿舍——“和平邨宾馆”院内。七点开始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秘书长张积智主办的欢迎宴会。

作者注

关沫尚：1919年11月14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小兰屯。从上初中起受鲁迅和高尔基的影响，立志从事文学事业。1937年由于家境贫困，高中退学到邮局工作。后来参加了哈尔滨马克斯主义文学研究小组，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在《新青年》和《小说人》等刊物上发表了40余篇小说和散文等。

1941年在哈尔滨报纸上发表连载《沙地之秋》、《落零时节》时被捕，连载中断。在监狱中被监禁三年以后释放，加入长春的东北人民解放同盟，任杂志《新群》总编辑、东北作家联盟执行委员。1946年1月起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文学科科长、《北方文学》杂志总编辑等职。30余年来，主要执笔创作小说和文学评论，也写过不少剧本和散文。

（摘抄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不战的圣地

9月18日清晨，我们一行“进入了平房”。这是我们访华旅行最重要的一站。中国作家协会的张浪先生和中流先生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佟振宇先生陪同我们访问。

平房就是731部队的根据地，是《恶魔的饱食》的核心，是铭刻着被杀害的“马鲁太”无数的怨恨和日本侵略战争爪痕的地方。经历了37年的岁月，这里究竟会以什么样的表情来迎接我们呢？

“我们是为祖国而战，是为了日本，才把‘马鲁太’作为实验材料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这些家伙没有参加过战争懂什么呀！”

由于愤慨而拒绝采访的原731部队的老队员，每当谈到平房这个地名时，总是显露出一种百感交集的表情。

原731部队年老的护士，谈到平房地名，总是把布满皱纹的双手合起来为牺牲者祈祷冥福。不仅仅是原部队人员，平房这个地名使日本人心中回忆起痛苦的过去。与其说是日本人过去在“圣战”美名下犯下罪恶的本身，不如说是要隐瞒过去的错误，而借口这是因为战争没有办法而支吾搪塞的做法更是野蛮。然而，虽说这是被军国主义的疯狂所迷惑而犯下的错误，但是访问铭刻着祖国犯下的错误，洒满牺牲者鲜血的大地，作为一个日本人来说，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虽说如此，《恶魔的饱食》的作者我和下里先生不得不访问平房这个地方，这是令人产生像圣地耶路撒冷那种乡愁的矛盾心理所促使。这里应该是日本人发誓不再重犯战争罪恶的圣地。

天空云很高，阴天，黎明前一场雨使路面变得湿漉漉的。由于昨夜下了一阵暴雨，我们担心今天不能去平房了。听说，迄今有几个日本团体访问过平房，但每次都遇上暴风雨。我突然想到，是否是“马鲁太”的灵魂不喜欢日本人访问这里呢。

但是，到出发时，天气逐渐变好。市内正是自行车高峰的时刻，我们的汽车穿过自行车群，向平房驶去。没有自行车的人们，站在货运卡车上，被分别送往工作单位。这里上班时间通常比较晚，但采取轮班制，错开上班的时间。

汽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就看不到一排排的居民房屋了，而是进入了广阔的农田。视线所及，都是种有高粱、土豆、大豆、小麦和青菜的农田，在地平线处种着许多白杨之类的树木。

穿过绿色的农田，通往平房的道路是笔直的。道路两侧都种满了白杨树，货车和自行车也大大减少，偶尔有几辆运货的马车，悠闲地行走着。

田野虽然很宽阔，但都耕种得很整齐。这里和我印象中的“满洲”荒野相距甚远。令人担心的天气完全放晴，明亮的阳光照射着碧绿的平原。这同731部队阴森森的印象相差十分悬殊。

再向前行驶三四十分钟之后，在原野的尽头，出现了一群砖瓦的建筑群。不一会儿，汽车进入了市区，自行车和行人骤然间增多起来，街上几乎看不到独幢的住房，多半是三五层的砖造公寓。道路很宽，两侧种植着浓密的白杨树。

同日本的城镇不同，这里是公寓、工厂、仓库、牲口圈、马棚、货车、工地和绿化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熙熙攘攘的活跃气氛。

731部队的根据地——平房区，现有人口为142523人，是哈尔滨市的一座卫星城。这里的经济是以生产农机具和木材工业为主，城市处于发展中。

第五十一个年头的握手

汽车在看似市区中心的一座横的细长的像学校式的三层楼前停了下来。这里是平房区区政府兼区议会、警察署和共产党的办事处，是平房区行政机关的中枢。

我们的访问事先已通知了当地，因此，受到了十几个人的欢迎。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着长统雨靴。

附近楼房的窗户里露出了许多人脸，街上的行人也围扰过来。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位目光和蔼可亲、充满信心的人，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欢迎来平房访问，我们恭候巳久了。”这就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学琴。接着，又走过来一位面孔晒得黑黝黝、表情淳朴而魁伟的人，他是韩晓先生。

我们早就听说过韩晓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正式头衔是“平房区友协街道办事处主任”。作为当地研究731部队的人员，对该部队多少有些关心的记者、作家和学者大都知道他。

韩晓先生读过《恶魔的饱食》。在我们之前，日本记者团访问平房时，他做过向导。在我们访华前10个月，韩晓先生通过日中有关人士给我来信，表示希望在哈尔滨市翻译《恶魔的饱食》，并保存731部队的遗迹，以免淡化战争的记忆。因此，我觉得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

过去对日本只有厌恶和憎恨的平房人和日本人，现在沭浴在和平的阳光下紧紧地握手。此时，充满秋日馨香的微风，轻轻地拂过绿色的杨树林。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末尾的一段话，那是主人公为替自己受刑的人写的：

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有了今天的扭曲与丑恶。那孩子长着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束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

我现在将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在平房留下无数的怨恨而死去的许多“马鲁太”一定会想，不久，和平将重新到来，雨过天晴的明媚阳光和一片绿色在微风之中，日中两国人民相互握手的日子将会到来。

在特设监狱的墙壁上留下血书而死去的中国“马鲁太”，如果灵魂有知的话，对于现在这种情景，将会产生怎样的感慨呢！

恰好是1982年9月18日上午10时，正值关东军对沈阳郊区柳条湖（柳条沟）的满铁线路进行阴谋性破坏并以此为侵略中国的借口，制造“满洲事变”的第51个年头的早展。

作者注

关于爆发满洲事变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柳条湖，另一种说法是柳条沟。迄今，在日本通常是说“柳条沟”。

关于这一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九一八事变史》作了有关的记述，现介绍如下：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炸毁铁路地点的地名问题，众说纷纭，如柳条湖、沟、桥、湖沟等，其根据是《沈阳县史》、《承德县志》、《满洲帝国行政区划便览》和《沈阳十年》等地方史的记栽。

但是，清朝、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该地的地名一直是“柳条湖村”，另外，居住在该地区的老人也把它叫做柳条湖村。

在事变前后，满洲铁路一直使用“柳条湖保线区”地名，关东军也称之为“柳条湖分遣队”。关东军参谋部在1931年7月发行的《奉天（沈阳）近郊地图》记栽为“柳条湖”。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9月18日的日记里，写为“柳条湖事件”。1938年关东军在爆炸地点修建的纪念碑上刻的是“柳条湖纪念碑”。那么，怎么会把“湖”错叫成“沟”呢？可以认为其可能性是：朝日新闻奉天（沈阳）通讯局局长武内文彬于9月19日发往东京朝日新闻总社的第一次电讯中把爆炸地点错写成“柳条沟”。从那以后，日本的媒体都使用“柳条沟”了。本书统一采用“柳条湖”的说法。

战争罪恶的思想基础

我们被从拉有电线的白灯罩路灯的大门引进了区政府建筑内，来到了二层像是会议室的大房间里。室内没有什么装饰，仅在白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幅中国画。房顶很高，室内摆着一些木制桌子，桌子背后放着的沙发呈口字型摆放着。

我们被安排坐在靠窗边中央的沙发上，然后大家围着我们而坐。首先是王学琴副区长代表平房区致欢迎词：

“今天是9月18日，正值日军开始侵略中国的51周年。在这个日子里，迎来了森村先生一行，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王学琴先生的讲话在高大的室内引起了回声，翻译李梅子女士紧张地进行翻译。不足之处，由德永女士进行补充。在整个旅程中，她们两人相互帮助，配合得很默契，很好地给我们进行了翻译。

“森村先生在《恶魔的饱食》中尖锐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的罪行，对于保卫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礼节性的致词之后，王先生开始具体地讲述了731部队与平房区的关系。

“731部队强硬地让居住在平房区的人们搬走，之后，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制造细菌的工厂。731部队在这里利用各种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不仅使用动物，还利用中国人的人体进行各种实验。日军通过各种残酷的实验杀害了许许多多中国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夕，他们把作为犯罪证据的工厂设施全部炸毁。从中心设施里逃出了许多动物，被细菌污染的动物多数逃跑了。战争结束后，曾以凶猛的势头流行了鼠疫。1946年在义发源、东井子、后二道沟等村子里有100多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中犯下的罪行。（日军的）这些极其残暴的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近来，日本文部省正在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杀害中国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今天，为了维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应共同展开斗争。日本和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我们必须让这种交流的历史发展下去，让中日两国人民的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我再次表示衷心欢迎森村先生一行的访问。”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先生结束了致词。

访华期间，不仅王先生，而且所到之处都听到了“必须把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句话。随行的林绍纲主任和李梅子女士也这样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真的能够区别开来吗？对于中国方面的这句话，我们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吗？

的确，过去是军事立国的法西斯主义统治着日本，并由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发生的。由于政治权力全部交给了擅长集体催眠术的独裁者，所以才把全体国民驱赶进了战争这个集体疯狂的状态之中。

但是，这并非仅仅是由于独裁者的催眠所致，是否也因为“日本人”具有一种容易被催眠的思想基础呢？那就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民族在岛国封闭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忠君爱国精神。这些使（日本）容易统一舆论，并把日本置于世界中心的地位，沿着侵略战争的轨道狂奔下去。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爱国心，只要没有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就谈不到个人的人格和自由。但是，过度的爱国心，就会把本国以外的国家看做是支撑本国富裕起来的“基础”，从而陷入只要本国好，不管别国怎么样的自以为是的状态中。在日本，这种状态和激进的军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日本加入了殖民者的行列。

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记录中，绝大多数是日本受害的记录。

日本的战争是在“用亚洲人的手保卫亚洲”这一类防御性的口号下开始的。揭露日本侵略真相的人，遭到“卖国奴”、“那还算日本国民吗”的咒骂。这也是基于日本民族的集体归属意识。

对《恶魔的饱食》最多的共同批判谴责是说“有儿子揭露老子罪行的吗”？也就是说他们把国家和领导比喻为父母，而把国民比喻为儿子。本国“战胜”的成果，是建立在对别国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加害的基础之上的。受害的伤口，相互舔舐，而对于加害，则相互掩盖。这在日本巳成为一种默默的倾向。破坏这种倾向者，就被看作是叛徒，是“非国民”。

对家比个人更重视，集体受到尊重。个人归属于强大的集体，并企图把这种权威和力量变成自己的东西。通过向集体献出忠诚，把自己埋没在集体之中，谋求安身立命。为了集体抛弃自己，毋宁说有一种快感。日本人的使命感，多半发自对集体的忠诚。

当想到日本的这种思想“基础”时，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行为和战争罪行是和一般的日本国民毫无关系，不能和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犯过的错误分割开来。

731部队真正的可怕之处，并不仅仅是活体实验等犯罪行径的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也站在731部队的延长线上。

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极为普通的日本市民，他们绝不是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者。在“为了国家”这个免罪券（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用）的保护下，也许能够免除个人的责任，但是，我们日本人具有一种如果处于同样状态之下，会多次重演相同罪行的危险“基础”。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为了不忘记这种“基础”，我才写了《恶魔的饱食》。

王学琴先生的致词包含着对我们日本人访问平房的一种“照顾”吧！

在中国各地听到的同样措辞中，存在着一种希望同历史上、地理上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友好相处的意识吧。

中国方面这种有所“照顾”的措辞，使我因想起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5日向全中国国民的广播讲话，他强调采取以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的方针：“我们绝不企图进行报复，尤其不能对敌国无辜的人民加以侮辱。如果以暴行回答敌人过去的暴行，以侮辱来回答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话，则是以恨报恨，那就永无止境……”

这次广播讲话，使在中国的日本人深受感动。

然而，至今原731部队上层人员依然认为“石井部队在当地为医学防疫做出了贡献”。“搞过活体实验，但那是为了国家而搞的”。不少人不是悔恨，而是抬出为集体行动是合理化的歪理。

在王学琴先生讲完欢迎词之后，我站起来，首先对他们的欢迎表示感谢。接着讲道：

“我并不是为了激起中国国民的旧恨才写《恶魔的饱食》的，而是为了使对战争的记忆不致淡化，防止重犯同样的错误才写的。我希望评价创作《恶魔的饱食》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作为一个国民来说，对于祖国犯下的错误总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但是，一方的国家在侵略另一方的国家之后，为了恢复两国真正的友好关系，侵略一方的国家应该做出诚挚的反省。这部书也是曰日本国民反省的书。如果把《恶魔的饱食》作为桥梁，平房人和原731部队人员之间忘却旧怨而进行交流，进而成为支撑两国友好的一块基石，那么，我将感到荣幸。”

讲话结束之后，双方进行了座谈。“1978年7月的一天，一位高龄的日本人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房区，他在口字楼（原731特设监狱）前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鲜花之后，口中念念有词。附近的人感到很奇怪，询问老人的姓名。他说叫上坪铁一，现年87岁，伪满时代曾任原安东县宪兵队长。战争时期，他曾把22名‘马鲁太’送进731部队。他从日本来到这里是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席间，平房的人谈了这样的一段故事。

中方的这一证词，和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的下述手记是一致的：

1944年8月，上坪铁一中佐当上了鸡宁宪兵队队长。为了提高达境宪兵队的“成绩”，他知道，最大限度地利用“特别移送”是一个最有效的做法（中略）。同年11月初，他探知了军事情况，捏造了“进行反满抗日运动”的借口，逮捕了居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王环女士和她的父亲共15人。（中略）

平阳分队长曾场中尉等30名宪兵，一个多月里，不让他们吃，不让他们睡，加以种种凶残的拷打，但未能发现任何事实。（以下略）

张女士双颊消痩，头发零乱，苍白的脸上伤痕累累，又有些肿胀，但是，她只说：“我到苏联去诉说中国农民濒临死亡的痛苦，这有什么不对呢？”除此之外，她一句话也没讲。（中略）这样一个被严刑拷打、伤痕累累的人，不能释放，送上法庭又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考虑到已向司令官报告了“逮捕了15人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也必须把这一事件作为自己的“成绩”。反复思考的结果，只有把他们送进石井部队。包括张女士和她的父亲在内，把6名拷打致残的人作为“特别移送”转送进了石井部队，其他人勉勉强强地释放了。（《在华日本战犯的自白》，引自《侵略》一书，新读书社出版》）

王先生和韩晓先生最后说：“如果原731部队人员希望来平房访问的话，我们这里随时都热情接待。”

第03章 731部队旧址查证

1号楼

座谈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到现场去查证731部队旧址。部队旧址离区政府不远，乘车去二三分钟就到了。

下车之后，穿过砖砌的门，映入眼帘的是曾在照片上已熟悉的731部队总务部，即1号楼。

大楼前面是一片宽阔的操场。门口正面是一座三角形的屋顶，左右呈对称形状。这幢二层的黄色建筑向西边伸出了长长的两翼。

在楼前的操场上，设有两个练习用的篮球架。在731部队的各项设施中，唯有1号楼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乍一看，它与地方上的中小学毫无区别，目前是哈尔滨市第25中学的校舍。在校学生约1700人。

好像正在上课，校园内空无一人，校舍与院内静悄悄的。校园内积有昨夜的雨水，映照着蓝天和白云。这种和平而又平凡的外观，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根据地的旧址。

在三角屋顶下的正门外面停放着十几辆自行车。根据原部队人员复原的部队设施“要图”，进大门之后，一层左边有传达室和宪兵室，再往左走是印刷室，左端是诊疗室；右边是调查科庶务班、调查课长室、摄影班、管理课、人事课。二层右端应该是石井部队长办公室。现在这些房间是学生上课、职员上班的地方。

瞬间，我们追溯到37年前的岁月，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出现在眼前。

校舍——原1号楼正面大门三角屋顶的右上方屹立着一根砖造的烟囱。围绕着这根烟囱的照片，在原部队人员中产生过争论：

1.在1号楼屋顶后面的那个位置，没有这样的烟囱。

2.在1号楼屋顶后面看到的烟囱，只能是焚烧“马鲁太”尸体用的，但是其位置应该在1号楼的左后方，还应更高些，而照片中烟囱的高度形状都比较小。从这一争论中又派生出新的问题来。

3.在1号楼右后方（东北）锅炉房的烟囱理应是两根，但照片中却有三根。

4.1号楼的屋顶比照片的屋顶低些，大门上三角屋顶的坡度还要更大些。

原部队人员众说纷纭。根据部队设施的空中照片，意见虽然大致统一，但是细节仍有争论。由此可以看出凭借记忆做出证词之难。

对疑问1、2，韩晓先生十分简单地做了回答。“那根烟囱并非731部队的，是我们修建暖气时新建的。焚尸炉的烟囱原来在西北角，但731部队撤退时已被炸毁，现在已不存在了。焚尸炉的位置还能找到，但什么遗迹都没有了。”

听着韩晓先生的说明，沿着校舍的右侧往后走。由于头一天夜晚下了雨，地面有积水，鞋子上沾满了泥泞。这时才明白平房区的人们都穿高统雨靴的原因——是为了陪同我们参观而早巳做了准备。

转到楼的后面，建筑物的状况为之一变。这里和涂黄色的正面不同：后面的墙壁没有任何装修，茶褐色的墙壁有不少地方已经脱落；由于雨水的侵蚀，留下许多灰色的水纹。

从1号楼中央三角屋顶下通往口字楼的中央走廊呈垂直状态连接着，听说这个走廊还是原样，但是1号楼后面的2号楼——兵器库和器材事务室的后面由于被炸毁，只剩下残骸了。院子里堆满了煤。韩晓先生回忆道：

“1953年，我来平房时，除1号楼外，还剩下一幢三层楼和走廊。但是，关押‘马鲁太’的7号楼和8号楼监狱的遗迹——我们把它们叫做四方楼（即口字楼的意思），只剩钢骨水泥的碎块、砂土、木材片和玻璃等的堆积，里面散乱着一些坏了的仪器、医疗器具和资料……部队撒退时，为了消灭罪证，把四方楼破坏得乱七八糟。”

韩晓先生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少年，曾在今天平房区伟建机械工厂前身的一座小工厂里当机械组装工。据说，附近没有能够居住的房屋，他住在1号楼二层的一个房间里。

“午休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宽敞的院内散步。当时这一地区内，还有731部队带鼠疫苗的跳蚤活着。院内到处都有严禁入内的铁丝网，我们都穿着防疫用的棉布袜子。”韩晓先生把那种袜子送给了我们。

特设监狱

从1号楼后面，我们沿狭而陡的楼梯来到二楼石井部队长原来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两间房子组成的，现在已是学校的办公室。在场的两位女办事员对于这突然闯进来的一群人瞠目而视。我们一行包括陪同参观的平房有关人员、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人员以及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士等在内共十七人。估计事先巳接到通知，但是她们却没有料到会来这么多人。

我们向这里的办事员询问了情况，听说战后，墙壁、天花板和窗户部分进行了修整，其他部分全部维持原样。这时，室内响起了电话铃声，似乎非常繁忙，我们想看看里屋，但遭到婉拒。

离开原部队长办公室，回到校园的门前，又乘车前往口字楼旧址。由于1号楼后的工厂和学校之间建有一道墙，不能直接走过去。

我们回到校门时，正好学生们下课。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走出来。他们中间穿草绿色、蓝色制服的人较多，也有几个女生穿着红色的运动衫。可能是把课本都放在教室里，大家都空着手。这和日本放学时的情景大不相同。

口字楼旧址是一块用砖墙围着的普通空地。砖墙并不是口字楼的围墙，而是为划分工厂、学校、仓库和住宅区而修建的。周围的榆树长得绿荫如伞。

地方史学会佟振宇先生说道：“731部队彻底破坏了四方楼和特设监狱，但当年种植在四方楼四角的小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可以弄清楚监狱的位置和面积。”据该学会对旧址的精密测量：

四方楼 7900平方米

黑框 47500平方米

生活区 98100平方米

总面积 32.24平方公里

从以上数值和空中照片来推测，口字楼近似长方形，东西略长一些。东西外壁长约90米，南北宽约88米。

由于空中照片的摄影位置不同，其形状有所不同。所谓黑框，是指在731部队“要图”中用粗黑线围起来的高压电网的区域，包括总务部、第一部、第四部和器材部等部门。生活区是黑框以外设施的总称。从总面积32.24平方公里反过来推算，731部队的占地面积约为5.678平方公里，这与以前说的6公里见方大体相符。

我们终于来到了口字楼院内的7号楼和8号楼旧址。作为一个日本人，为了查明731部队的真相来到了曾经关押过3000名“马鲁太”，对他们进行活体实验而无一生还的特殊监狱旧址。

空地上，摆满了附近工厂生产的大量水泥预制板，上面盖着草帘子，等着阴干。越过榆树，可以看到锅炉室的两根烟囱。工人们正在榆树荫下谈笑休息。

我走过去，向一位来看热闹的40岁左右女职工问道：“你知道从前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她回答说：“我知道这里有过细菌工厂，但不知道有过监狱。”

我接着问道：“从前这里经常关押着80到100个叫‘马鲁太’的俘虏，并进行各种实验。在这块充满仇恨的地方，有没有听说闹过鬼？”

对于我的提问，她朗朗大笑着说：“没听过这种说法。”她又补充说，“我是1957年来到这里的，当时大家都穿着到膝盖的高统防疫厚棉布白袜子。731部队放走的带鼠疫的跳蚤在这里还活着，有危险性。跳蚤最怕白色袜子。”

关于特设监狱有若干问题必须加以确认。原部队人员作证说特设监狱有地下室。也有人说731部队撤退时由于时间不够，在口字楼的院内挖了一个大坑，把“马鲁太”的尸体掩埋。但也有人否定这种说法。原部队人员的意见存在分歧。

在现场，我向韩晓先生询问真相。他回答道：“1958年，修建伟建机械厂宿舍的基础工程时，这一带挖了一丈多深，没有发现地下室，也没有发现尸体。”

我又问道：“那么尸体的骨头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呢？”

“是在口字楼西北角挖掘出来的。当时挖出三卡车的白骨，还有注射器、试管、乳钵、水壶、药瓶和碎玻璃等许多东西。”

“那些骨头和药品都怎么处理了？”

“用卡车拉出去扔了。”

“扔了！扔到哪里了？”

“20多年前的事情了，记不清楚了。不过，除了遗骨外也许还保存着一些其他物品。”

“请务必让我看看！”

“当然可以！”

两个以上的原部队人员做出证词说，“由于撤退的时间紧迫，坑挖得太浅，在特设监狱的院内焚烧、掩埋的‘马鲁太’的尸体，埋得不彻底，达不到隐藏尸体的目的，又派别的组把尸体挖出来，重烧一次，然后把骨头和灰扔进了松花江。”

从口字楼周围挖出白骨，并不止一次。据说1949年从地下也曾发现过大量的白骨。

731部队在撤退时“处理”的尸体，并非仅限于“马鲁太”。作为翻译雇佣的劳务班的中国人等，知道731部队特设监狱秘密的苦力（日本人把中国劳工叫做“苦力”）都一起被杀害了。挖掘出来的这些白骨，估计有可能是这些人的吧！

听说，至今在旧址内到处仍能挖出人骨的碎片。

中苏联合调査团

在启程去中国之前，居住在关西地区的D·S先生给我寄来了如下的信息：1945年11月，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进行了实地调查。当时的调查资料今天理应保存在中国的某处。

D·S先生是原日本陆军第一航空兵司令部的通信兵，是一个有坎坷经历的人。他在乘坐轰炸机时，被迫降在敌区，1944年参加了八路军。1945年11月，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调查了731部队旧址。

据D·S先生说，中苏两国军队在平房现场进行了两天的查证。

调查团是以驻哈尔滨的中苏两国的军医为中心组成的，共20人。中方人员中有后来当副总理的民先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部政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姓吴的干部也在场。D·S先生分工负责测量731部队的全部设施。

通过两天的测量，判明包括防御阵地在内，整个设施的总面积约为254万平方米。这和前面提到的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测量数据多少有点出入。

中苏联合调查团采集了旧址的土壤，调查了细菌污染状况以及老鼠、跳蚤等实验污染生物的生存状况。据说，当地老鼠繁殖了不少，甚至还跳到调查团人员的身上。

各种设施破坏得相当彻底，只有锅炉房的两根大烟囱还在。虽然还留有三台锅炉和发电机的残骸，但是，锅炉的几十根管道内繁殖了大量的老鼠。

63号大礼堂仅剩下钢骨架，建筑本身已变形。1号楼的屋顶已被炸掉，单体楼被破坏，已看不出原来的形状。高等官宿舍有四栋无损地保留着。动物房和焚烧炉只剩下了房基。

破坏得最彻底的是口字楼，部分建筑仅剩下一半残骸，特设监狱变成了瓦砾堆，仅剩下房基。D·S先生用手杖拨开瓦砾堆，还发现沾有血迹的石头，写有人名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块。

参与调查的政治部干部队R先生，对731部队怀有憎恨，对设施旧址的调查是很彻底的。据说，他的战友是被731部队残杀的。

据D·S先生的回忆，在口字楼旧址有一个相当大的地下室。穿过口字楼中央的通道，是地下结构，同高桥班设施连接的地道（估计是通往解剖室的路）有一个出入口。

在许多废墟堆积的地方，地下室的出入口都开着黑色的洞口。由此可以看出，口字楼设施是一座设有复杂的地下结构的巨大建筑。

在731部队宿舍的周围，每隔50厘米密密地种植着牛蒡。关于这一点，中苏联合调查团中央的意见不同：有人说，日本人喜欢吃鸡素烧，所以种植了牛蒡；也有说：“不，这是为了防止由动物房逃出来的动物（老鼠）进入而种植的。”

“731部队在撤退时，来不及处理那些装在玻璃瓶中的人体标本，将这些东西装了两卡车，拉到松花江畔弃置不顾。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和卫生部人员认为这些人体标本是关押在原日军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建筑地下室的人……其中，能够辨识的标本也有二十五六个。

“如果找到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先生的话，也许能够搞到当时的资料。贺诚先生是指挥当时调查活动现在还健在的中方负责人。”

出发前夕，D·S先生提供的回忆和建议，具体而富于启发性。

作者注

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的王之堃先生于1956年四五月份进入平房区731部队旧址，拍摄了整个设施被炸毁后的情况，作为地方史学会的资料。我们在该公司的试映室里看了这部资料影片。这是战后首次拍摄731部队旧址的影片。听说，现场一直保留着战争结束时破坏的原样。关于这部影片，将在以后加以叙述。

“马鲁太”小屋的值勤表

关于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后来又有若干名原部队人员寄来了新的证词。特设监狱（“马鲁太小屋”）的负责人是石井四郎的二哥细谷刚男。他是军队文职人员，享受高等官待遇。管理“马鲁太”的特别班，每班由6-7人组成，包括摄影班在内，共约100人。细谷刚男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官。

特别班人员的工作安排：上午8：00进入营门，直到次晨8：50，通宵达旦地工作。

工作分为管理“马鲁太”事务、炊事和看守监狱三大类。晚上10点全部人员出勤，而后每隔两小时换一次班轮流睡觉。

特别班备有一本《巡回日记》，足有三本大学用笔记本那么厚，以红线划为两栏，一栏记入“马鲁太”的编号，另一栏记录巡回情况。

“马鲁太”的编号从101开始到1500结束，这和负责X光透视的在田班的管理编号（在本书第二集中已叙述）是一致的。

巡回从上午10点开始，每隔六小时进行一次，最后一次狱内巡回是在“马鲁太”就寝前，晚上8点左右进行。

腰上挂着毛瑟枪的六名特别班人员巡查各个牢房，让“马鲁太”从通话和送饭用的小窗口伸出手来试脉测体温。

写进《巡回日记》的内容：次晨交班时，在细谷技师列席的情况下，向下一班报告。如果发生事故（“马鲁太”生病，出现异常情况或病情变化），需要较多的时间，但通常巡回一次的时间约需30分钟。

各牢房内均安装有警铃，“马鲁太”感到身体异常时，可以自己按铃通知特别班办公室。

夜间常常响起警铃，这时立即叫醒正在打盹的特别班人员，全体人员连忙赶往报告异常的牢房，预防“马鲁太”闹事或逃跑。

开始进行细菌活体实验时，巡回的特别班班员也有被感染的危险，给正在实验的“马鲁太”试脉时，班员们必须穿上白色衣服和高统防护靴，加以保护。巡回结束以后，还要在专用消毒室里进行全身消毒。

“马鲁太”的讲习会

在特别班工作的人，事先要接受细谷技师的“讲习”。

“……‘现在让大家看看牢房，关押在这里的是按满洲人、俄国人人种分开的，把他们叫做‘马鲁太’。许多‘马鲁太’是供研究用的材料，患有鼠疫、霍乱和赤痢等，要特别注意不要过分接近他们。试脉时，为了避免感染，要这样……’等等。”原特别班人员这样回忆道。

“特别班人员日夜都带着消毒棉，边擦手指边进行巡回。监狱一层中间是走廊，两边是牢房，每栋有12间牢房。1938年时，特别班人员每月增加25日元的危险津贴，那时大学毕业的工薪人员每月才拿30日元左右的工资，我们算是高薪了。”

据这位特别班人员说，“特设监狱里虽说有地下室，但规模并不大”。关于这一点，另一位特别班人员提供的证词是：“‘马鲁太’是经由地下通道运进7、8号楼（特设监狱）的。地下通道有轨道车用的铁轨……从口字楼中央走廊通往7、8号楼，院子设有坚固的铁门，经常有警备人员在门旁站岗”。

从口字楼到位于楼的一端的高桥班的解剖室，是由地下道连在一起的。这在第一集中已作了介绍。这个地下道延伸到解剖室的距离很短。部队人员把口字楼一层通称为“地下”。

一位特别班的人员为我们绘制了一份特设监狱一层的平面图。

第三根烟囱

从口字楼去锅炉房。再次乘上汽车绕过原卫兵室前大街，沿铁路线把车开到不能再开的地方。

下车后，我们继续沿铁路线往前走，不一会儿两根很怪的烟囱呈现在眼前，用我的照相机无法拍下它们的全景。

可能是窗框的残迹！一块上下并排着八个方孔的灰色残壁，像屏风般地立在前面，它的背后立着两根原来的烟囱，铁梯子也原封不动地附在烟囱的侧面。

这是731部队旧址中保留得最接近原型的地方。据说是平房区人民政府决定把它保存起来的。

墙壁上弯弯曲曲的钢筋，像恐龙骨架似的挺出来。这宛如731部队一直喂养的锅炉房这个恐龙的化石。

用高性能炸药也未能破坏的这个恐龙化石，如今似乎已从头部开始脱落，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外貌，但是走近一看，经历了爆破和37年的风霜，它的残骸依然很牢固。

南边烟囱的基础部分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731部队锅炉房、给水室、工务班”。在残壁的基础部分光秃秃地伸着14根支柱，徒然地支撑着昔日731部队死去的机关。烟囱高约30米，残壁长约70～80米。

转到后边，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残壁上只能看到的两根烟囱之间还藏着“第三根烟囱”。它失去了上半身，但下半身却藏在残壁的后面。

再往后走，破坏得更为厉害。看起来像原状的烟囱，但它的下半部分已被打开了若干个洞口，像断裂的架桥似的，都可以窥见里面的钢筋。铁梯子的下半部分也被折断，但是，尽管被破坏，它拒绝倒下，依然附在上面。这根烟囱和坚固的残壁出奇得倔强。那厚厚的残壁断面，基础的坚固程度和伸出的钢筋显示出它是很粗的，就连工兵也拿它没有办法。目前，这里也设有“危险，严禁入内”的标志。

731部队修建如此坚固的烟囱，可以认为反映了他们打算半永久地在这块土地上盘踞下去的想法。

731部队采用了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央集中供热系统。为了经营细菌工厂，不仅在医学方面，而且把当时科学技术的精华都集中用在部队设施的各种设备上了。

部队里，有三台最高压力为20公斤的田熊式锅炉安置在动力室内。这种锅炉是田熊常吉于1912年发明的自然循环式水管锅炉，战前作为工厂用的锅炉曾得到广泛的使用。

给水泵有两台90马力的，一台50马力的。通过给水预热器来适当控制抽水，多余的水自动流入蓄水槽内。

锅炉房的主任叫H·K，是海军上等机械兵出身的技术员，是个上班时间也不能离开酒的酒精中毒者。

但是，他对这三台锅炉和动力室的每一角落都十分熟悉，是锅炉的“主人”，因此，在动力班里，人们悄悄地说，石井部队长准许他在上班的时候喝酒。

动力室属管理课管辖。管理课由工务班和动力班组成，后者又分为发电、给水、供气和气缸等部门，共约50人。

恶魔的原型——锅炉房旧址

在高大的烟囱前面有一幢三层楼的动力室，后面有一个发电室。动力室的纵深有100米左右。动力室的一层设有驱动锅炉的发动机室、更衣室、浴室、盥洗室和仓库。二层设有锅炉（燃烧室）、热量和压力交换用的(锅炉）水箱。三层是同向锅炉供煤的加料斗相连的储煤室，燃料使用由阜新煤矿运来的优质煤末。每辆加料斗具有70吨的储煤能力。储煤室和加料斗由传送带和升降机相连，是机械化的供煤系统。

锅炉每小时约消耗5吨煤末。这里安装有90马力的换气用电动机，利用鼓风机向锅炉输送空气助燃。大型锅炉中，空气管道和烟道中通风的阻力较大，为了排除这种阻力，利用鼓风机增强通风力。

汽缸由16人分担，两人一组三班倒。工作分为白班和夜班。白班从上午8点工作到下午5点，尔后是夜班，工作到次日早晨8点。星期五的夜班，休息到星期一的夜班为止。星期六的白班，从星期日早晨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早晨。

最让汽缸组头疼的一件事是从石井部队长办公室里可以看到烟囱：一旦冒出燃烧不彻底的黑烟，部队长马上就会直接打电话来大加训斥。由于田熊式锅炉的焙烧炉是自动进行旋转的结构，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是不冒黑烟的。在各作业场都安装有一台以上富士通公司制的拨号式电话。烟囱冒黑烟不利于防谍和防空，值班人员神经总是很紧张，生怕受到部队长的斥责。

在三根烟囱中，经常使用的只有两根，因此，不少部队人员记忆中“只有两根烟囱”。

1945年8月9日，部队开始撤退时，为了销毁大量罪证，三根烟囱全部开动起来。据原动力班人员的记忆，“各研究班连日来把大量的资料运来，从8月9日到13日，在炸毁锅炉房之前，一直忙着烧毁这些东西”。据说在烧毁的资料中，有许多“马鲁太”的X光透视片。

由于731部队专列的中国司机在途中逃走，动力班人员立即成了司机的替补人员，当了火车头的司炉。

在原锅炉房的东侧，有一片用砖墙隔开的住宅区，在原第二部、航空班和机库附近。这是一片泥墙、马口铁屋顶的平房，其中有的房子看起来像要倒塌似的。像这样的房子，屋顶上也装有电视天线。烟囱一旦倒塌，也许会殃及这些房屋。但是，今天平房的人们似乎并没有这种担心。在烟囱的上空，是中国东北地区蔚蓝色的天空。731部队原型残存的唯一旧址，总有一天也会荡然无存吧。

日中两国有关人员在烟囱的基础部分合影留念。731部队成了他们与过去素不相识的中方有关人员友好的纽带，令人不禁感慨万分。

冷冻“副调整室”——吉村班旧址

离开锅炉房，沿铁路线向北走，来到远离烟囱的地方。在铁路线分岔的地方，我们走进了左边的草丛。

杂草丛生，有一幢没有窗户像仓库似的建筑，还散布着一些用途不明的砖瓦小屋，正处在口字楼的后面(北），空地上乱堆着木材。我们走进了一座像仓库般的建筑。这是一座呈“』”形的建筑，左侧横的是二层楼，右侧竖的有高高的天花板，已破烂不堪。韩晓先生说，这里就是“吉村班（研究冻伤）的设施旧址”。在卷末附录的“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设施全图”⑤中，所显示的是“『”形，但实际则是一幢相反的“』”形平面。

在天花板很高的屋里，只能从上方的小窗口透进一点光线来，室内阴暗。地上铺着一层石头，墙壁是厚厚的混凝土。现在是哈尔滨市新丰工厂的器材仓库。

关于吉村班用“马鲁太”进行的冻伤实验，1949年I2月26日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原部队教育部长西曾做了如下的证词：

“……听吉村班研究人员说，在零下20度以下的严寒中，从部队的监狱里把人拖出来，让他们光着手，用人工吹风的办法，使他们冻僵，然后用一根小木棒击打冻伤的手，一直打到能够发出如同敲打木板一样的声音为止……”

原部队第一部第一课课员古都做出的证词如下：

“……半夜11点左右，把被实验的人带到严寒的室外，让他们把双手放进冷水桶中，然后拿出湿淋淋的手，长时间在寒风中站立着……或者在夜间最冷的时候，被实验的人虽然穿着衣服，但却光着脚，被带到室外，在寒风中站着，进行冷冻。”

“我还听到目睹者说，还有在室内让人把手泡在冰中进行的实验。”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驻731部队宪兵曹长仓员做了如下的证词：

“……吉村研究员还让我看这种实验，它是在监狱的实验室里进行的。”

“这些中国人中有两个人完全没有了手指，他们的双手变得漆黑。有三个人的双手露出了骨头，虽说手指还存在，但只剩下了骨头。听吉村讲，这是对他们进行冻伤实验的结果。”

另一名原部队人员说，冻伤实验并非仅在露天进行，在室内也曾进行过。让裸体的“马鲁太”在冷冻室里进行冷冻。哈巴洛夫斯克公审记录中的“人工风”、“室内实验”和“监狱的实验室”表明是存在过室内冻伤实验的。眼前的吉村班设施是否相当于公审记录中提到的“室内”呢，还不清楚。在墙壁底部有砖砌的豁口，在它的上边，埋着一些用途不明的金属零件。

韩晓先生推测说：“从曾经安装过大型压缩机的痕迹来看，可能是低温仓库吧！”

在这幢组合成长方形的建筑里，横向楼和纵向建筑接合部分，二层的高度恰好可以俯视纵向楼的石头地面。如果在两幢楼之间用透明的厚玻璃隔开，那么宛如电视台里俯视演播室的“金鱼缸”——副调整室的情况一样。

孪生地下室

紧靠吉村班设施的附近，即“全图”中第（13）号的特别班动物房旁边有一个地壕。这个地壕的入口是一个突出地面的巨大的混凝土制的管道。

731部队在口字楼等处都建有复杂的地下设施。1945年11月中苏联合调查团的D·S先生的证词及原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认：“犯人是通过正面中央建筑物下面隧道似的秘密通道送进监狱的。”其他情况都已作了介绍，人们都知道有一条连接口字楼和解剖室的地下通道。

但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地道和地下室呢？从关押在特设监狱里的“马鲁太”人数(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川岛供述说：“虽然能够关押200-300名‘马鲁太’，但是，有一次也曾同时关押过400人。”）来看，我依然怀疑该监狱可能有一个大规模的地下室。即使不是如此，我也嗅到在地道和地下室里有一种秘密的气息。

据下里先生的测算，堵在地壕入口的两扇铁门，每扇宽约1.4米，两扇合在一起，大致呈正方形。

地壕高约2.85米，在入口处有一个长1米的水泥屋檐向外伸展，下面就是铁门。铁门半开着，里面的台阶散乱着瓦砾和木头等，地壕里一片漆黑。

“我初到平房时，这个铁门是开着的，地壕里空无一物。1954年建成伟建机械厂以后，这里就成了堆积废物的地下仓库。现在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我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壕。”

我们听着韩晓先生的介绍猫着腰沿台阶而下，借助灯光沿着水平的隧道慢慢地向前走，突然发现满脚都是白色的粉末，原来是石灰。

“恐怕他们听说森村先生一行提出要进地壕，为了安全起见，进行了消毒。”

李梅子翻译了平房区副区长王学琴先生的说明。我虽然不认为37年前石井部队有毒细菌还会活着，但是当地为此照顾我们的盛情厚意，令人感动。

地面宽约1.6米，“铺着砖头”。我们觉得似乎走了相当远的路，但实际上只走了几米路，在右侧又看到一个横着的坑，坑的宽度和地壕相同；再往里走10米左右，天花板呈拱形，两侧墙壁上有两层长水泥架，水泥架子上都有一道U字型的浅沟，显然是洗物台；水泥架向入口方向缓缓倾斜，尽头有一个排水口似的洞穴。从地面至天花板高度为2.85米，天花板中心处有一个通风口。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但是，横着的坑并非只有这一个，同它相平行的还有第二横坑，其尺寸和结构和第一个完全相同。如果在这里进行某种作业的话，肯定会有照明。用手电简朝天花板一照，上面果然吊着一个灯罩。

只有一个电灯不会太亮，充其量也就是60瓦到100瓦。从照明这一点来推测，我想这里并非操作精密机械的地方。地上和水泥架子上有许多碎木片、瓦砾和油桶。听说这些东西都是战后放进来的。

由于空气很坏，我们准备往外走。在地下呆了近一小时，考虑到我们的身体，因此，地面的人们催促我们回去。

这“孪生横坑”本身可能是“弹子仓库”，但是，这种推测是错误的。后来访问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时才弄清楚孪生横坑的用途。

可是，“弹子”是什么呢？

干燥菌弹子

第四部的编制

第一课：炳泽少佐；制造鼠疫、霍乱、肠伤寒、副伤寒和炭疽菌

第二课：野口少佐；见以下说明

第三课：有田少佐；斑疹伤寒

第四课：二木技术员；结核

通过一名原野口班人员的证词知道731部队里有弹子的存在。

野口班是第四部第二课的通称。负责研究炭疽干菌。第四部在战争结束时的最高负责人是军医少将川岛。

第四部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量生产和保存细菌的方法，制造疫苗及免疫性血清，其编制与分工如上图所示。

在野口班的业务中有“研究干燥菌”一项。第四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保存大量生产细菌的方法。川岛部长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短期内保存细菌的方法，是依靠冰箱来进行”，但制造能够长期保存的干菌，是赋予野口班的主要任务。

野口班的作业设施，是口字楼外边的平房。这里由军官室、委任官室、四个研究室、冷冻室、分注室、雇员休息室、浴室、厕所、作业所(各种消毒、冲洗）和仓库等组成。

最里面是干燥室和冷冻室。干菌的制造流程如下：

1.将装在高30厘米、直径10厘米玻璃瓶内的毒性极大的鼠疫菌和媒介物一起分注在200毫升的安瓶中；

2.把分注的活菌浸泡在60度的酒精中，使他们凝固在安瓿①的玻璃壁上；

①安瓿：指装药用的小玻璃瓶。——译者

3.然后利用干燥器抽出水分，使之干燥成为白色粉末；

4.最后把安瓿原封不动地装入陶瓷炸弹（宇治式炸弹）里。

干菌的毒性一般比活菌减弱7%～8%，但是，在使用装有菌体的陶瓷炸弹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失和漏出的危险性小，安全系数高。

野口班在长2～3厘米像干梅核那么大的铅片上挖出沟，让鼠疫菌附着在上面，这就是所谓“弹子”。把“弹子”装入小型炸弹内，然后放进烘干器中，使之干燥。

但据说在投下爆炸时，这种方法制成的细菌比陶瓷弹的死亡率高。在野外使用附着灵菌的“弹子”进行过实验。

投下“弹子”实验的实施要领是：以投下地点为中心，周围摆上培养皿。培养皿的间隔从50米到100米、150米、200米、300米，逐步加大距离。

在培养皿里加入了培养液，开着盖。在投弹后，将培养皿盖上盖，带回研究室，培养投下的细菌，确认细菌的死亡率。

如果通过上述实验取得成果，就在安达实验场利用“马鲁太”和动物进行实验。在这种活体实验中，使用了炭疽菌。

原部队人员作证时说：“野口班制造的干菌装入安瓶，和装有弹子的小型炸弹一起，放进木箱中，然后保存在地下仓库里，其数量多达几万个。在制成弹子之前，以‘马鲁大’为对象多次进行实猃，在取得对人体有效的结论之后，进行大量生产，并加以储藏。地下储藏是一种利用自然低温的良好保存方法。”

被夺走了的故乡

在查证了1号楼、特设监狱、动力室、吉村班设施和地壕等旧址之后，已到了中午，我们还想继续进行实地查证，但是，陪同我们的人员已面带倦容。

如果当地人有午睡习惯的话，就不能硬要他们采取“日本式”的做法，所以决定吃午饭进行休息。

在平房区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分头进行活动：我去三屯、五屯等附近村子，下里先生再次查证731部队各种设施并摄影。我对下里先生说：“时间不够用了，别吃饭啦，马上出发吧！”中方看到下里先生立即答应而吃了一惊。我们想看的、想转的地方太多了，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觉得可惜。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吃了午饭，然后下午分头进行采访。

731部队进驻平房区时，这块土地上原先居住的人们突然被没收了祖先传下来的土地，被迫背井离乡。我们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通过对原部队人员的采访，脑海里早已熟悉了一屯（头屯）、三屯、五屯、义发源等地名。直接访问这些同731部队有着密切关系的村庄，也是这次采访活动的目的之一。

目前平房区人口为！42523人（1983年），其中农业人口23361人，城市人口119062人(数字均引自当地资料），总面积为130平方公里。东部为机场跑道，西部为何家沟，北部为东轻砖瓦厂和靶场，南部为江南中环路，东南部为平房屯和伟建机械厂及地界。

731部队坐落在平房的东北部，其占地面积内包括了21个村庄：即义发源、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四屯、新五屯、瓦盆窑、大南沟、小南沟、正黄旗头屯、二屯、三屯、黄家窝堡、韩四家子、大乔家、三家子、张家店、平房屯、韩家店、腰二家沟、后二道沟、东二道沟和山咀，其占地共约80平方公里。

我们分乘两辆汽车出发，驶向平房郊外。不一会儿便出了市区。过了五层楼的住宅区，便上了一块小小的高地。在这里，一片大平原尽收眼底。

前面丘陵的斜坡上可以看到烧暖气的烟囱林立的住宅群。韩晓先生说，那里就是三屯。

中国东北的地名，多数是根据满族的军事组织——“八旗制”命名的，如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等。

像正黄旗五屯、正红旗五屯这一类的“五屯”也有好几个，很容易混淆。眼前的这个村庄是正黄旗三屯，我站的这个地方，是原来的“黄家窝”，都是被731部队强占过的村庄。

汽车沿着斜坡缓缓地驶入了三屯。到处都是土墙、草屋顶或是用苇席盖屋顶的旧式农户。

人字形的屋顶两端都砌着砖烟囱。这种设计是将炉灶底下的烟道和土炕连在一起，利用做饭时的余热来取暖。这一带地方很少有汽车来，居民们以一种好奇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他们没有遭受731部队的伤害。”

汽车从三屯离开，又进入了乡村道路。由于前一天夜里下过雨，没有扬起尘土，但是，汽车车轮却常在泥泞中打滑。不一会儿，来到一个住户比三屯更加稀疏的村子，这里是四屯。村子中央有一条到处是积水的道路，土墙、草屋顶的房子稀疏地坐落在路旁，马车不慌不忙地走着，鸭群横穿道路。这一地区的住房上看不到电视天线。

一批好像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走过来。他们不同于中学生，肩上挂着一个手缝的布书包。他们穿着粉红色、红色、蓝色和黄色的上衣或毛衣，和穿清一色人民装的大人形成对照。

来到这一地区，未开垦的原野格外引人注目，使人感到中国地大物博。中国东北地区的秋高气爽，每个村庄都洋溢着和平的景象，似乎毫无731部队留下的痕迹。

但是，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们，多半是战后从外地迁来的。从这一事实来看，被731部队夺走了故乡的人们，早已离散。

韩晓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谈到731部队在战后平房区留下的“后遗症”时，这样写道：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为了消灭证据，他们炸毁了细菌工厂，向外散放了许多带菌的老鼠，引起鼠疫的流行。1946年6月，以原来的细菌工厂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方向呈扇状向外蔓延开来，当地出现了许多死者，平房完全荒芜，尸体遍野，人们在苦难的深渊里挣扎。真是惨不忍睹，到处都听到哭声，到处都是新坟。”

“……今天的金星大队，那时是一个只有约400名居民的小村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死了四五十人。贫农刘忠的母亲，34岁，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病，痛苦了整整一夜，没等天亮就死了。没等到送葬，其父亲也死了。这样，一家四口人，只剩下了不满一岁的刘忠和64岁的祖母两人。”

“靖富祥一家是三代共23口人的大家庭，几天之内就死了16口人，其中还包括5岁和2岁的孩子。”

“派来的防疫医疗队在群众的全力协助下，捕杀老鼠和跳蚤，注射预防针，还到各村镇指导防疫活动，取得了成效，制止了鼠疫的蔓延。”

在阳光灿烂、牧场般的平房周围，村庄荒芜，由于鼠疫而暴死的尸体遍地皆是，这种情景令人不堪想象。

今天上午我们进入的地壕内撒满了消毒粉。由此看出，当地的人们对37年前撒下的细菌至今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我们乘车很快地转了一圈，看了这些情景，然后我和下里先生不约而同地在口字楼内的特设监狱旧址汇合在一起。

第04章 梦魇般的证词

731部队的沿革

9月19日上午10时，我们再次来到平房。这次再访的目的是听取韩晓先生研究731部队成果的报告，同时对平房区人民政府为我请来的，尚幸存的被原731部队强制征用过的劳务班的劳工进行采访。

昨天是对现场进行查证，今天决定听取证人的证词。

虽说昨天和今天一共只访问过两次，但是，却感到一种似乎在这里已居住过很久的亲切感。从1981年7月19日在《赤旗》报上开始连载以来，平房的地理情况巳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由于多次研究731部队设施“全图”，恐怕我们比当地的人更加熟悉731部队设施旧址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常常被韩晓先生和当地有关人士问及：“这里是什么设施的旧址？”

继昨天之后，今天的天气仍然十分晴朗。我们聚集在区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出席人员大致和昨天相同，但多了四名证人。

“关东军731部队进驻平房以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计算的。今天，尽我们所知，谈一谈《恶魔的饱食》中没有写到的事实，作为谈话的中心。”韩晓先生首先开口，立即谈起731部队侵入平房的历史：

“1936年春天，关东军来到平房区开始测量土地，奠定了建设731部队的基础。当时，平房区有许多村庄，正黄旗、头屯、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刘家窝和五屯等村庄。关东军在这些村子的中间修建了731部队的基地。

“关东军在测量土地以后命令刘家窝、黄家窝、头屯和五屯等共1638户居民限期迁走。每户平均20平方米，共强制征用32760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建筑面积和耕地面积在内，按中国的单位计算，约610垧（6.1平方公里，一垧为1万平方米。测量田地的单位各地都不同，东北地区一垧折合15亩，1亩为60平方丈）。在这片土地上，731部队修建了细菌工厂、机场、礼堂、宿舍和发电站等。”

“限1936年秋天之前迁出的有黄家窝，限1937年迁出的有刘家窝，限1938年阴历8月15日（公历9月15日）迁出的有头屯、五屯，并且扬言如到期不迁的话，就将统统烧掉。因为下达命令那一天正值中秋节，所以当地的人们记得很清楚。”

“征用土地之后，发了很少一点补助金，这点钱连地租都不够，更不用说补给土地了。从下达命令到迁走为止，黄家窝和刘家窝仅有半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村庄也有一个月的。”

“共令1638户人家迁走，结果，居民不得不去投亲靠友，其中545户人家无家可归。住在正黄旗五屯的340户人家迁往西北约1.5公里外的裴家窝。当时裴家窝只住着两户人家。”

“虽然迁往了这一地区，但是没有钱盖房子，只好在丘陵土坡上挖洞，搭上树枝，用野草做屋顶，被迫过着穴居的生活。一到夏天的雨季，洞穴就有坍塌的危险；到了冬天，则置身于严寒之中。”

“头屯的农民张兴宽，无处可去，只好在二屯西门外搭了一个三角形的架子，上面铺上木板、稻草，比马架（简易房）还不如。在这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棚里，有老父母、张家夫妇和三个孩子，三代共七口人挤在里面度日。”

“在平房区还有不少曾被强征到731部队劳务班当劳工的幸存者。”

韩晓先生说，为了不使当地对战争的记忆消失，他奔波在他们之间收集了不少证词。韩先生所调查到的731部队强制征用劳工的事实是活生生的：

“731部队对周围的村庄还规定：凡有18至55岁男子的家庭，每人每年至少服役四个月；有三个男子以上的家庭必须有一个人强制义务服劳役一年。”

“张兴宽家也接到了服劳役的命令。他一家七口人，就只有他一个劳动力。如果被强征去服劳役，全家就会饿死。他无可奈何，只好卖掉了仅有的家当，雇人替他到731部队去服劳役。”

“劳工有两类：一类是以工作为名从中国各地骗来的；另一类是从平房军事特区周围征用来的。”

“731部队对第一类人分文不给，而对后一类人支付很少一点工资。对全部劳工，不给予任何人权。加之731部队对中国劳工不合理的管理和残酷的压迫，完全不考虑劳工的死活问题。”

“1944年，从海城、大石桥和锦州运来约800名劳工。他们在货车里整整关了两天，到达平房时，已死了一人。”

“731部队称，发生了传染病要消毒，让劳工们脱光衣服，两天时间一直光着身子关在货车里进行隔离。把脱下的衣服放在锅中煮，等拿回来时，巳不能穿了。”

“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劳工们一丝不挂地被带到五屯。五屯有一间用苇席围起来的透风的大房间，把他们关在这里。当时快要进入严寒季节，在这个没有取暖设备的破草屋里，由于寒冷和营养失调，在10月和11月的两个月中间，劳工们由800人减少到200人。”

“活下来的劳工用土色的野生橡子面做团子来充饥；好的时候，掺上点玉米面，或用玉米面做成金字塔形的窝窝头来吃。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根本谈不上营养。”

“这些劳工置身于731部队劳务班残酷的管理之下。他们每天早上出工之前，要站队、点名，还让他们背诵日本国的‘国民训’。开始几年都是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的监视下前往施工现场。基础工程结束以后，开始建设细菌工厂，这时劳工们没有身份证明就不能出入这里。”

“结束一天劳役回来时，门卫对劳工进行全身检查。在工地劳动时，不允许离开指定位置一步。”

“口字楼周围有围墙，不准中国人进入。因此中国劳工只能在‘严禁入内地区’以外的地方服劳役。在劳动中不允许在此附近步行或四处张望。”

“……强制劳役经常置于日本兵的严格监视之下。1938年，他们为了进行肆无忌惮的罪恶勾当，在这里设立了军事特区，其面积达32.24平方公里。他们在这一地区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凡是居住在军事特区的中国人，都必须有居住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就被视为可疑分子，随其进行任何处置而不能进行争辩。”

“在军事特区周围都立有表示边界的‘界牌’。731部队就这样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了另外的国家。他们命令，经过军事特区的火车，必须在平房的前一站放下窗帘。凡是从窗户向外张望者都作为间谍而被逮捕。”

“如果详细地讲述731部队对居民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

一位曾在原田中班（动物班）工作过的劳工，现为平房区居民的黄国荣介绍了体验。

老黄是在田中班养马的饲养员。他劳动的马棚，位于口字楼的西南角。他在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押送囚犯的汽车驶抵这里。据老黄的记忆，押送车每周星期六下午驶抵，汽车是深绿色的。

某星期六，他看到从押送车上下来了约20名囚犯。他们都被蒙着眼睛，带着手铐和脚镣。押送车有时从东门或南门进入口字楼。老黄常常亲眼目睹押送囚犯进楼时的情景，但是，却从来未见过从楼内走出一个人。接着，韩晓先生又讲了原工务班的劳工白武斌的体验。

白武斌看到过一辆满载高粱和蔬菜的马车停靠在口字楼前，然后由日本军队文职人员把货搬进楼内。

“从老黄和老白的证词来看，估计口字楼内关押着中国人，但是，里面究竟在干什么，是打听不到的。”

731式的“粪便刑”

同韩先生所讲情况相似，从原部队人员那里也听到了中国劳工的一些悲惨的故事。

负责731部队各项设施建筑工程的是日本特殊工业、铃木组、大林组等建筑公司。在口字楼东北的一角设有各企业的工地宿舍，工程结束以后，就当中国劳工的宿舍用。中国劳工的工种，分为翻译、木匠、场内物资搬运、农业、清扫和洗濯等，总人数约500人。

在那根奇怪的烟囱向南约100米处有一幢很普通的二层楼，这是秘密监视中国劳工的监视所。警备人员用望远镜监视劳工们。警备人员隶属于731部队总务部，称之为“中留班”。据说，监视所尤其注意的是在铁路线上劳动的工人们的举动。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劳工以为周围没有人看见，想掀开货车的席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不料被警备人员发现，该劳工被带到卫兵室。这名年轻的劳工还带着一个道教的护身符。

被捕的劳工哭着哀求说：“我出自好奇心，并不是间谍行为！”但是，他们连听也不听，用铁丝把他的四肢捆绑起来。在交给宪兵之前，把他扔进卫兵室的粪坑里。731部队的厕所几乎都是冲水式的，唯有卫兵室和教育部的厕所是掏取式的。

“泡在粪坑里就无法逃跑了。”这是保密人员想出来的一个‘臭主意’。“

这位劳工浑身被泡在粪尿的底下，不断地哭泣。从关在粪坑的时间来估计，队员们已多次在他身上大小便过。

“发现劳工有可疑举动就捉起来，这时，审问只是一种形式，肯定都会被送往7号楼或8号楼。这个年轻人连同他那块道教护身符一起被送进监狱，最终作为实验材料而被杀害。”

原731部队人员回忆道：“这种事例并不是经常出现的。我们每天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进行监视，劳工们都是十分认真地干活，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种像粗磨的咖啡一样的粗鸦片和伙伴们一起传着嚼咬。”

如果这位劳工还活着的话，即使洗掉沾在全身上的粪尿，然而在精神上受到的屈辱却是终生不能消除的。可是，他曾经哭着喊冤的那个厕所和卫兵室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了。门柱上挂起了一块白地黑字的标示牌，上面写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卫兵室旧址”。

37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人民沭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在这门旁拍照留念，战争与和平形成强烈的对照。但是，我们必须铭记：这是把战争作为“历史教训”，为维护和平而不懈努力的结果。

白武斌的证词——731部队的判刑者

为了我的采访，平房区政府请来了曾经受过731部队强征体验的劳工和在该部队受害的四名中国幸存者同我们见面。

听完韩晓先生的讲话以后，我对四名证人进行了采访。

第一个提供证词的是白武斌（55岁，住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自1942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一直在731部队劳务班当钣金工。

老白是韩晓先生在调查中出现过的人。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机灵，比年龄更年轻些，口齿也很清楚。

他说：“I942年时，我家有祖父母、父母和兄弟，是11口人之家。接到731部队的强制征用令时，家中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如果父亲被征走，全家就难以生活下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时只有15岁的我，只好顶替父亲应征。以下讲的全都是我在731部队亲眼目睹的事情。那时的恐怖与残暴，真是一言难尽啊。”

白开始这样说道：

“被731强征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人权，在残酷的统治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杀害。劳工们每天早晨都要接受点名。有一个叫李昶的老人，由于年龄大，腰弯曲，点名时挺不起胸来，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为此，被劳务班的日本人真田发现了。真田把李昶从队列中拉了出来，用铁棍毒打。李昶抱着头蹲在地上。真田继续用铁棍殴打，李昶的头皮被打破，流出了血。真田又唆使军犬去撕咬已经不能动弹的李昶——他被撕咬得浑身是血，已无力逃跑了。”

这时，我问道：“在场的还有其他日本人吗？”

“除真田外，还有劳务班的三个日本人。”

“他们没有劝阻真田吗？”

“没有，他们只是在一旁笑着看。”

“中国人也没有去劝阻吗？”

“如果谁劝阻的话，那劝阻的人也就没命了。中国人只能边哭边咬牙切齿地注视着。”

“请你继续讲下去吧！”

“真田的暴行好不容易结束以后，伙伴们把李昶抱起来送回家。李昶老人半年卧床不起，后来死了。”

“在劳务班里，还有一个叫秋叶的日本人，约二十六七岁，不胖也不痩，中等身材，长脸。他受大工头工藤的指挥。有一天早晨，出工前，一位叫潘德亮的劳工，46岁，遇到秋叶。秋叶向他招手说：‘过来！’老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听不懂日本话。秋叶就慢慢地向他走去，走到相距10米左右的地方，他拔出军刀。潘感到生命危险，拔腿就逃。他逃到翻译李初廷家的门口，想请翻译协助与秋叶调解，但是李翻译还在睡觉。潘就大声喊李翻译，但李仍未起来。这时，秋叶追了过来，举起军刀就砍。潘用手招架军刀，结果手被砍掉了。秋叶命令潘用剩下的手去拣被砍掉的手，然后，把他带到了劳工调查处——拘留所。在拘留所前，秋叶命令他拎着断手跪下，又从肩膀斜着砍下去，将他砍死。”

白继续说道，“发现731部队中的中国劳工稍有反抗，‘使者’就来了。‘使者’往往都是半夜里来，不允许任何辩解就把劳工抓到新五屯（即裴家窝）去。凡是抓到那里去的人，总是有去无回。我的朋友文业责和黄国富两个人也是被抓走以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也参加过危险性的施工。1943年3月，让我们在‘口字楼仓库’的庭院挖一个3米见方的坑，将一根直径30厘米、长约13米的铁管子埋在坑里……”

“施工时，用木棍支撑着铁管——铁管两头用软木塞堵住，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经过长时间的施工，才弄明白似乎是给‘龙宫’（日本人对口字楼仓库的称呼）地下设施安装通风口。”

“通风口是用混凝土固定的。从坑底往下还钻了3米深。铁管从坑底往上伸出10米左右，在地面的末端有4根支管，向四方伸出来。”

“如果这是通风口的话，那么，地下就可能有人；如果龙宫地下是秘密监狱的话，那么，我就是知道秘密的人。我们担心，一旦施工结束，就会被杀害。我是和同事陈洪起、梁万超两人一起参加施工的，他们还都健在。”

“1943年3月，用货车运来一个装在大木箱里的机器，放在口字楼东侧的空地上。木箱高约3米，宽2米。原来的木箱放在那里，但一周以后木箱忽然消失了。”

“由于木箱很大，搬不进口字楼的出入口。当时，我们觉得它的去向很奇怪，不久发现口字楼东墙上有新补修的痕迹，而补修的面积和木箱的尺寸是一致的，我们估计木箱是从这里运进去的。机器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弄清楚。”

一位原部队人员推测说：“白所见到的这台机器可能是731部队当时大量使用的高压蒸气灭菌器。其形状类似油罐车上的油罐，不能拆卸。我曾在口字楼南楼（以前叫3号楼）的走廊里看到过这种东西。关东军高级军官来视察时，各班就把标本集中起来，放在3号楼的走廊里供他们参观。”

反战官兵的下场

在731部队里，除工藤、真田和秋叶外，还有劳务班人员青木、西尾和安住等。八木泽班有一个红脸的日本人，外号是“大红脸”。劳工们把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心里很恨他们，蔑视他们。白用汉语说工藤、秋叶、青木和西尾，有时也用日文名字叫他们。

据白说，“劳务班一部分人在63号楼，早晚有两个日本人来管事。他们的名字叫工藤和关冈。工藤是工头，负责掌管劳务班。劳务班人员身穿土黄色制服，头戴战斗帽，脚蹬无光泽的生皮靴子。工藤和关冈穿着有铁钉的马靴，平时腰间挂着军刀，日本投降前还带着手枪。

这时，我问道：“听了你的证词，净是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但是，我想他们中间也会有有良心的通情达理的日本人吧！731部队进驻平房以来，平房人和日本人之间从来没有过友好的交流吗？”

白回答道：“在第二仓库有一个叫竹口的日本人，他和中国工头文利帮的关系很好。双方互相进行家访。文利帮虽然是中国人，但却帮助日本人欺侮中国劳工，所以中国人都恨他。”

“那么，他不是我说的友好关系，而是为了讨好日本人才友好相处的。”

“是的！”

“731部队人员中，有没有暗地里庇护和帮助中国人的人呢？”

“从未见过那样的日本人！”四个证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日本人拳打脚踢中国人是家常便饭。不殴打中国人的日本人就算最好的了。据我所知，比这种人更好的日本人是没有的。”白又追加了这样一句话。

“日军士兵中也有成为中国人的朋友的，但是在731部队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这里没有这种人！”

室内除了四名证人外，还有韩晓、王学琴以及当地十几个中国人，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

“当年来到哈尔滨地区的日本人，无论军人或民间人士，都到处耍威风吗？”

“也有不耍威风的人，基层的人、开拓团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不耍威风。基层的日本人，受到上级日本人的欺侮。”

“731部队的怎么样呢？”

“也有态度温和的人，那是极少数。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好的日本人，就是不打骂中国人的人。”

“但是，我听说731部队里也有反战的人！”

731部队原少年兵机关刊物《房友》第16号刊载过吉田不二男写的一篇题为《我所见到的731里的反战者》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熊谷班长说……上战场就是去送死……我们在背后指责熊谷班长是胆小鬼、‘非国民’等。由于这种说法和当时受的教育发生矛盾难以理解。现在回想起来，在那种气氛中，他的话作为一剂清凉剂促使人们清醒过来。”

另外，“臼井中尉常说：‘我可不是以军人作为本行。’他这样夸耀自己并不是职业军人。有一次，他向我和藤崎兄问道：‘你们将来打算干什么？’‘当军医！’‘当军人！’我们分别回答道。‘想当军队的医生？当一辈子军人？’他脱口而出地说道，接着又想讲什么，却停了下来。‘这并不太好吧！’他含糊其辞地说道。”

这种反战的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理应会有所不同。

“虽说也有那种人，但被撕掉军衔，带上手铐，披上斗篷，用车押送走了，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了。”白这样回答道。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把反战的士兵彻底清除的体系，731部队也不例外。

“潘德亮被杀害时，提到的那位翻译李初廷，在日本投降前，731部队撤退时，可能也被杀害了。1945年8月11日晨，一个和李关系不错的叫春日的日本人，在731设施炸毁前，把李叫出来，乘马车从北门进入了口字楼。不久，从马车进入的方向传来一声轰隆的爆炸声，建筑物也一起被炸毁。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过李初廷。我想李当时是被炸死了。估计春日会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作者注

关于李翻译的死因，我曾听原宪兵的证词说：“把李杀死了”。这名宪兵现在卧在病床上，在悔恨自己犯下的罪过。他说：“我是奉上级的命令亲近李的，但后来又接受了杀害李的任务。我从后面靠近他，是用枪射死的。我和李的关系一直不错。杀死他以后，我觉得很难过，把他的手表解下来留作纪念，可是，一戴上手表，每天晚上都梦见他，被噩梦缠住，所以在回国的船上把手表扔进了大海。”他坦白之后，在我们到中国采访旅行之前，交给我一万日元作为香火费，委托我无论如何要为李吊唁。我想把那位宪兵的名字告诉白，但却忘记了。

……

“有一个叫八木泽的日本领导干部，他是个小矮个，留着胡子，是农场的负责人。八木农场在农忙期临时雇用一些中国女工，在他的领导下，还有一个叫田中的日本人。”

“箱床刑”——恐怖的灌冷水

“731部队为了彻底控制中国人，推行‘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的执行机关，是设在距731部队北门约半里处的叫‘衙门院’的刑讯所。‘衙门院’是政府机关的意思。我想讲一讲在那里是干什么事的。

“‘衙门院’设在老虎屯村庄。老虎屯（老五屯）是劳务班的意思，原来叫正黄旗五屯。从外表看，是一幢普通的民房：围着土墙，屋顶上长着草，平房。我奉命去修理房子，曾进过一次屋。房子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6米。共有五间房。有一间是把两间屋打掉隔板合为一间，是劳务班的办公室，其他四间屋都放着许多拷问时用的刑具。”

“中国劳工最怕的是‘箱床刑’。”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呢？

“在‘衙门院’的一间屋里放着一张木床，在床的两边手脚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有铁环。让犯人仰面躺在木床上，用铁环把手脚固定起来，然后用绳子捆在床上。”

“在枕头的位置把人头套在一个木箱里，使整个头固定起来。当犯人的头放入木箱之后，审讯人就用水桶往犯人脸上泼水，木箱中的水越来越多，接近了鼻子和嘴；再往里倒水，水位就越过了鼻子和嘴，想抬头，头部已被木箱口卡住，成了枷锁，手脚和身体也被固定在床上，所以根本无法动弹。”

“当水位升至脸的高度时，犯人连水带空气一起吸入，就猛烈地呛起来，一呛水就灌了进去……然后审讯者再往里倒水。这样反复下去，犯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让犯人从床上下来，使之苏醒过来。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犯人遭受异常的痛苦，但是不会使犯人的身体受伤（不会妨碍劳动）。其目的不是杀死中国劳工，而是通过恐怖使之顺从。”

“凡劳工缺勤三天以上者，不管什么原因，就罚以‘箱床刑’。由于执行这种刑罚的人很多，所以床上的铁环一点铁锈也没有，被磨得闪闪发亮。这种刑罚的效果，很明显，缺勤的人少了。”

在白的证词中讲到的“箱床刑”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曾使用过“泡水刑”的发展。“泡水刑”是把囚犯捆绑在梯子上，然后连梯子带人慢慢地往深水池里放。开始时，囚犯闭着嘴忍受，但每呼吸一次，就得喝一口水，一会儿，肚子就胀起来，然后把梯子提上来倒挂，让囚犯往外吐水。

731部队的“箱床刑”用少量的水给犯人极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比“泡水刑”更“科学”。本书前面提到的扔到粪池里，也是日本早期使用过的“粪刑”的一种。

“无论是刑具床还是木箱，都由日本人设计，由中国木匠去做。被拷问的中国人或看过这种刑具的中国人都憎恨731部队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中国人遭到731部队人员的暴行。”

“有一位姓邢的年岁较大的中国劳工，由于口吃，在卫兵所被责问时未能流畅地做出回答，被毒打得不省人事了，还被穿着带铁钉的长靴摧残。”

“有位叫孙继功的人，为了寻找丢失的猪来到老虎屯，那里有不少猪圈。当他正在寻找自己的猪时，被731部队的工藤发现了，工藤硬说孙继功来偷猪，举枪顶着他的头部，勾扳机做出要射击的姿势。孙虽免于一死，但由于惊吓过度，精神失常，不久死亡。”

“三屯还有一位叫姜风明，他因迷路走进731部队的‘禁区’而被捕。他遭受了‘箱床刑’，得了神经病，一辈子也没有治好。”

“鬼子”的去向

不过，这些人没有被当做“马鲁太”就算是万幸了。

原731部队的一些高级官员曾信口开河地说：“731部队里没有恶魔。”在他们看来，这种暴行并非恶魔所为。

白武斌说：“每当日本人过来，还离得很远，大家就相互提醒（东）洋鬼子来了，小心留神。731部队人员从来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果把对方不当做人看待，他想做什么都会产生自己并非是恶魔的感觉。

白武斌继续讲道，“731部队在五屯以东强占了100垧土地，作为防空演习的基地。1945年6月底，731部队在这片土地上放置了不少装有灯泡的金属箱作为伪装。到了夜晚，点上灯，飞机从空中看，很像是房屋里的照明灯光。这是旨在保护重要的设施免于轰炸的幼稚的诡计。在此之前，流传鞍山钢铁厂被炸的谣言。”

“从那时起，731部队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像以前那样对中国人的粗暴言行少了，态度也变软了。”

“我们中国人把731部队人员一直称作‘大人’。6月的一天，一个部队人员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变成大人了！’由于他是用很有礼貌的话说的，所以，使我们大吃一惊。”

“从日本人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察觉到可能正在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我们中国人并不知道731部队正在进行撤退的准备。直到开始炸毁设施时，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白武斌结束了很长的证词。他的证词和我们在采访调查中掌握的事实有许多是相符的。

首先，在证词中出现的日本人的姓名工藤、春日和八木泽三人在发音上早已熟悉了。

原部队人员证实，在731部队劳务班里确有一个叫工藤的。有一个叫春日的翻译，能讲一口中国话，发挥着沟通“马鲁太”和部队人员之间渠道的作用。

在战友会“精魂会”里有两个叫“春日”的人。“春日翻译”在战后成了某音响机器制造公司的领导。

八木泽肯定是一直负责研究植物、研究黑穗病的八木泽班长，但是，据原部队人员讲，他没有留胡须。TANAKA估计是田中，在731部队里有好几个叫“田中”的人。TAKEGUCHI(竹口）可能是！TAKEUCHI(竹内）之误。

731部队的警备、劳务班为了防止中国劳工逃跑饲养了军犬，还有一幢称作“龙宫”的建筑。这些都是相符的。

在“龙宫”的地下究竟有什么呢？原部队人员中有人说是“一个包括汽车库在内的大规模的地下仓库”，有人推测说是“一个储存细菌武器的冷冻仓库”，至今尚无定论。

制造细菌的负责人，第四部部长川岛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供述：“为了大量繁殖跳蚤，第二部设有四间特别室，室温一直保持恒温，即摄氏30度。”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在地下呈长方形状的建筑，效率最高。

白武斌一直在平房区的一个工厂里当钣金工，1982年春55岁退休，当了技术顾问，负责指导晚辈。

在白武斌的证词中出现的“日本鬼子”其田、青叶，在我们采访中尚未遇到。

鼠疫祸害的村庄

接下来提供证词的是靖福和（48岁，平房区友协街233楼321号）。

“今天有机会提供证词，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说高兴呢，是因为通过森村先生的笔，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真相介绍给日本国民。”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犯下的奸淫烧杀的罪行，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除了枪、刺刀、军刀和大炮等之外，还带来了细菌。为了进行细菌战，在平房一带秘密修建了细菌工厂。为了制造细菌，命令当地居民每人抓5只老鼠。如果交不出，就要受罚。”

“1945年8月15日时，我才11岁。我也住在这一地区，去捕捉‘黄老鼠’（黄老鼠俗名为大眼贼）。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731部队为什么要下达这种命令。劳工们用车把大量的老鼠运到部队。同年8月15日日军战败，销毁了所有的证据资料。”

“当时我住在距平房3.5-4公里的后二道沟村，听到了炸毁工厂的声音，看到了浓烟。细菌工厂饲养的动物都逃跑到了周围地区。这些动物，除老鼠以外，还有骆驼和猴子。1946年6月底至9月底期间，整个平房地区鼠疫流行得非常厉害。”

我插话问道：“731部队里还有骆驼吗？”

“有骆驼！”靖福和回答道。

“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有39户人家感染上鼠疫而死亡。我家共有19口人，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死了12口人。村子里最早死的人叫张颜延。在中国，谁家里有事，大家都去帮忙，我的小叔也去帮忙处理张家的丧事。当时他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办完丧事回来就不舒服，两天内大腿根长了脓肿，痛得无法走路，两天后就死去了。接着祖父和他的弟弟、姐姐、父亲，我弟弟、婶子和婶子的弟弟先后都死了。有时，一天之中两个亲人死去，大家处于极其悲惨的状况之中。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就难过极了——眼巴巴地看着亲人相继死去，却束手无策。我姐姐脖子周围长了脓肿，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感染的危险，把她放在一间小仓库里进行隔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万分却不能给她任何帮助。弟弟在感染后一天就死掉，连句话也没留下。奶奶活下来了，她总要到亲人的坟前去哭泣。”

“鼠疫流行时，我家周围出现了许多黄色的老鼠。用木棒敲打老鼠皮，跳蚤就直往下掉。正当我们在死亡的深渊里进行挣扎的时候，中国人民政府派来了救护队。”

“救护队身穿上下连在一起的白色防护服，戴着头巾、防尘眼镜、胶皮手套、口罩等，穿着胶皮长统靴，进行全身防护。作为紧急措施，封锁了流行病地区，进行了消毒，还给居民打预防针。”

“我的一家19口人，被救护队从死亡线上救出了7口。活下来的，除我之外，还有祖母、叔祖父的弟媳、母亲、哥哥、小叔的弟弟和堂妹。如果政府不派救护队来，我也活不成了。现在回想起来，心中充满了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细菌杀害了我的一家。”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这些数不清的罪行，下一代人也绝不会忘记。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能重演这种悲剧。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不仅我们，广大的日本国民也是反对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日本人民的家庭也被拆散，流离失所，遭到破坏。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为防止这种悲剧的反复而努力。”

当讲话结束时，靖福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双颊却被泪水浸湿了。

连续不断的噩梦

第三名证人是陈芳盛（73岁，平房区保国街198楼423号）。他说：“我曾住在正黄旗五屯。村子的面积为1200垧，其中有200垧被强占。当时的土地每垧约500元，可是，731部队只给了120元。1938年，我们被赶出了正黄旗五屯，迁到裴家窝（新五屯）。当时盖一间房需要200元，但只给了50元。因此，只好在地上搭个有顶的马架，连马架也盖不起的人，只能到处流浪。赶走我们的原因，主要是不让我们看见细菌工厂的建设。”

“他们命令我们在1938年8月15日至9月15日一个月内迁出。这时庄稼巳经收割完毕，天气很冷，已经下霜了。同村的金志福、张志宝和文道周三人对强迫搬迁表示不满，被宪兵队逮捕。被捕后强迫劳动，死在鞍山。金的儿子自杀，妻子改嫁。这些不幸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第四名证人是金国忠（57岁，东方红公社正黄旗四屯）。他说：“日军侵华时，我才十四岁，住在四屯。四屯也被划为731部队的军事特区。当时，四屯有125户人家，820口人，土地面积为650垧，有151名劳动力，不得不从外地请人来种地。外来帮忙的人没有居住证明书，宪兵队就把他们逮走，有的杀害，有的被赶走。结果，还是没有人种地，土地荒芜了，打不出粮食，农民缺吃少穿。”

“我的邻居是一位叫文业志的人，当时他家有6口人。1943年4月15日，文到731部队机场砍柴时被捕。逮捕时，用白布把双眼蒙上带走了。被毒打了整整一天一夜，受了重伤，再被蒙着眼睛放了出来。他半死不活地回到家中，第三天就死了。他满身都是被鞭打的伤痕。

“当时文业志有一位65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的孩子，老母亲由于过分悲痛哭瞎了眼。他的妻子改嫁，两岁的孩子由姥姥带着。失明的老母亲于1943年12月去世。现在他的孩子文立学已经长大，当了赤脚医生。”

金国忠在动力班服劳役，每天用手推车把煤运到锅炉旁。他说：“锅炉每昼夜要消耗150吨煤。每辆货车的容量为50吨，一天必须运三车煤，需要20个劳动力。劳工的午饭是橡子面团子和玉米面窝窝头、腌黄瓜。早饭和晚饭是高粱米粥。”

金国忠继续说道：“从1943年3月的一天开始，731部队给劳工颁发了劳务证明书，干活时必须随身携带，早晚出入时要出示，接受门卫的检查。劳工身份证明书上写着‘满洲第731部队’，盖有石井的印章，右上角贴着本人照片，左下角盖有‘普通劳工’的印，左上栏写着劳工姓名、性别、年龄和职务。劳工分为普通劳工、班长、小队长、副队长和大队长等级别。”

“有一天，我干完活以后回劳工宿舍（马架），途经门卫室时，劳务班的头目真田（似乎和白在证词中提到的真田为同一个人）要我出示身份证明书。由于总是随身携带着身份证明书，纸面磨起了毛，731部队这几个字不太清楚了。真田把我带到卫兵室后用皮鞭抽打5次脑袋，又用木棍在后背殴打4次，从下午5点收工起一直打到8点，开始还数数，后来巳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8点以后好不容易放回去。由于殴打得太厉害，巳无法出工。但是，第二天还是被叫去运煤。1945年6月到7月初，731部队发出通告，说天气巳暖，不需要烧锅炉了。锅炉一停，我们没活干了。不久，日本军官把中国劳工赶出工厂。在此期间，他们每天用十几辆马车从口字楼运出许多装满文件的箱子，在锅炉里烧，整整烧了一个星期。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不清楚。那时，‘保密队’监视中国人，不让靠近，保密队员也是每天一换，似乎也是怕他们过多地知道秘密。保密队开始时在东门，后来挪到西门。其队员由宪兵队派遣。”

731部队选定据点的条件

结束了在平房两天的釆访之后，我们返回哈尔滨。从进入中国之日起，连日来一直是好天气。汽车沿着两旁白杨树成荫的草原中的大道直奔哈尔滨。夕阳在地平线上映着余辉。原731部队人员用“金盆”来形容夕阳。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感到那么大。今天，这块土地巳不是“红色夕阳下的满洲”，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一角，到处都是建筑物、行人和车辆。

这里虽比日本辽阔，但到处都是人工的。沉落在人工范围内的夕阳，和在日本所见到的，是相同的色彩，大小也差不多。

昔日，日军渡过对马海峡，沿朝鲜半岛北上，通过满铁线路侵略“满洲”。这里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未开垦的土地。在侵略者看来，是在远离“故乡几百里”的大原野上看到的夕阳，它像鲜血涂过的那样红，像“金盆”那么大，这不过是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的梦想，是一种伤感的错觉。

今天从东京到北京的飞行时间约5小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北京到哈尔滨和哈尔滨到北海道西端，几乎是等距离。在中国任意设定的日本生命线的幻想业巳消失，夕阳也还原到极为普通的尺寸。

今天的日本，已变成了美国的前沿据点、“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了“美国的生命线”。航空母舰并非为航空母舰本身而存在，作为它存在的理由的实体设在后方。又是谁把日本卖给美国，成了“不沉的航空母舰”和“生命线”呢？

我边追忆着时代的演变边思考。731部队为什么把根据地选在平房呢？在参观了平房现场之后，我想出了若干理由：

1.作为细菌战基地，便于保守秘密；

2.附近地区人口稀少，万一细菌外泄，可以把受害控制在最小限度；

3.靠近大城市，容易确保制造细菌所需的人才、器材、技术设备和劳动力；

4.这一带地形平坦，没有峡谷、山脉、沼泽和岩石等自然障碍，有充分的土地可供划定军事特区；

5.靠近中苏边境，是能够抑制苏联南下的战略要地；

6.便于研究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

7.容易确保实验材料（“马鲁太”、老鼠）；

8.研制出的细菌武器容易用于实战。

上述理由中的5、6、7、8条尤为重要。在当时的“满洲”，作为鼠疫的媒介物——老鼠甚多。当地被称作“黄老鼠”(大眼贼）的松鼠科土拨鼠，每只体重约250克，此外，还有沟鼠、田鼠、鼷鼠和仓鼠等，甚至用手就能够捉到。

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整个满洲地区曾有过鼠疫自然大流行的历史。作为鼠疫菌的研究环境来说，是最理想的。另外，作为供应实验材料用的“马鲁太”很充足。

由于能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所以才选定了平房这块土地。

高级队员的小传

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任支那派遣军司令的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直到石井四郎晚年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731部队创建直到结束，他做了如下的回忆。这个当时军部最高的实权人物的回忆录，证实了“平房以前”731部队选点，使用活人进行实验的事实，冻伤实验以及美苏围绕着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争夺战等的真相。

“时间在1933年某月某日，在哈尔滨东南拉滨线车站附近的背阴河设置了石井研究机关，邻近就是关押土匪的收容所。”

“因为用活人代替了土拨鼠做实验，所以自然取得了效果，并稳步地取得了医学成果，但其详情我不知道。据石井战后透露，约有200多项取得了专利权。”

原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叙述了有两名军医大尉“因实验马疽和其他项而以身殉职”，731部队制造虚假的战绩，为“这两个人申报功勋”的事实以及人体冻伤实验的成果之后，这样写道：

“……战争结束以后，石井留下了许多问题。与其说是战争结束前，倒不如说是我作为第二师师长，于1937年春到哈尔滨赴任时，那时，石井机关在哈尔滨南郊已建有相当漂亮的建筑物，石井军医中将也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苏军迫近哈尔滨时，他把最宝贵的研究资料装了三大皮箱，乘飞机回到了东京，把它藏在牛込户山町的家中。”

“战争结束后，苏美两国之间围绕着细菌战的权威——石井的研究资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同满洲有着密切关系的苏联已经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这并不奇怪，但是，美军也重视它，说明美国的谍报机关是很优秀的。

“战后有一次，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当局，要求联络官有末精三中将‘把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带来’！”

“有末询问道，这是战犯还是利用？对方说是后者。所以有末就放心地陪同石井来到司令部，尔后进行过许多交涉。他们还赠送金子等给石井。结果，把这三个装有贵重资料的皮箱全都带回美国。后来，美国虽把没收的陆海军的文件大部分都交还日本，但是，那三个皮箱始终没有归还。”

“苏联方面要求获取石井研究资料的运动极为积极。苏联军官访问石井，开始时，按照规定，是在占领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后来，他们背着有关人员在深夜访问石井。当时石井在自己家中经营旅馆，所以不能谢绝来访客人。苏联军官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有时做出让步说即使提供一部分资料也可以。由于他们频繁来访，石井得了神经衰弱症，搬到老家去了。”

原陆军大将冈村认为，苏联判断“从石井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而采取了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审讯731部队人员的办法”。（引自“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集）

“冈村宁次大将资料”记述了731部队于1933年在哈尔滨市背阴河诞生的情况，但《真相》杂志于1950年4月1日发行的第40号以“370000人之谜——活着的细菌部队”为题做了如下的记述。虽说引用的稍长一点，但是由于它是被埋没了的贵重资料，我想在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作一介绍：

“当时（1934年），石井是军医中佐，头衔是满洲医科大学教授，去满洲以后，秘密组建了‘东乡部队’——后来，利用石井的家乡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部落的名称，改称加茂部队的细菌研究所。它设在哈尔滨东南方约70公里的拉滨线五常车站附近。

“著名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别名第731部队’这个名称，是在5年以后，部队的根据地迁至哈尔滨郊外平房火车站附近以后才使用的。当时，和队长石井中佐在一起前往的有增田知贞军医中佐（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太田澄军医中佐（冈山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佐藤俊二军医中佐（京都大学，医学博士）、渡边连军医少佐（熊本医科专门学校，医学博士）、早川清军医大尉（东京大学，医学博士）、西村英二军医大尉（京都大学、医学博士）等军医军官，还有天辰良道药剂中佐（长崎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川岛三德药剂大尉（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增田美保（东京医药专科学校、理学博士）、山之内药剂大尉（金泽医科大学，理学博士）等药剂军官。这是主要阵容，此外，还有五六十名下士官。在用铁丝网包围着的研究所内，由乙津一彦宪兵（法制大学毕业）等20余名部队直辖的宪兵队队员进行着严密的警戒。”

“后来，晋升为中佐的山之内药剂大尉（现为中央区日本桥本町4一6，生产‘苯海拉明’的原兴和化学东京研究所所长）说：‘一不留心，说漏了嘴，后来受到同事们的责备。我什么也没干过，只是对那里的井水进行过检测，马上就被调往野战部队了，其他人干了什么，我不知道。’”

“所谓‘野战部队’，事实上是指1939年10月入侵华北、华中地区的石井细菌部队而言。第1855部队即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城内东单）和第1644部队即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城内中山路）是两个重要的根据地。1940年6月，在此之前，原在731部队本部的山之内，在晋升少佐的同时，调任华中的第1644部队（第一任队长为增田知贞军医大佐）的‘材料课课长’。这是在该部队工作过的某女抄写员透露的。顺便讲一下。第1644部队的队长，于1941年由太田澄军医大佐接替增田知贞大佐。1942年佐藤俊二军医大佐（和在苏战犯佐藤俊二原军医少将为同一人）又接替了太田大佐。而华北的第1855部队，从1939年末创建以来，一直由西村英二军医大佐担任队长。增田、太田、佐藤和西村四个人被称为‘石井部队四大天王’。他们深受石井宠爱，虽是药剂师的身份，但常和驾驶重型轰炸机的增田美保大佐（新宿区大久保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成员浅沼靖氏说）在一起，常在哈尔滨、北京和南京三个点飞来飞去，是进行‘人类大屠杀战’的名人。”

接着，就1938年在平房建立根据地，以后显露731部队本性的过程做了如下的记述：

“1938年底，731部队在满洲国滨江省双城县平房进行大规模工程的招标。”

“石井部队长让宪兵上士乙津一彦对在长春设有分公司的大仓组、清水组、五十岚组、松村组和间组等赶来的大小企业者进行严格的监视。这时，乙津上士派出宪兵对各企业的估价现场进行监视，割断各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封闭式的投标。

“‘我记得是松村组中标。石井部队长说搞得不错，表示十分高兴，还给我一笔钱。那个大工程项目，似乎出乎意料的便宜。’（现帝国兴信所第一调查课职员乙津一彦说。）当天晚上，731部队首脑在长春的日本饭馆‘红叶’聚会，举行开工庆祝会。石井部队长还特地遨请宪兵上士乙津出席，并鼓励他说：‘从现在开始要动真格的了。’”

“‘就这样，1939年在平房地区建成了拥有许多研究所和办公室的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并把731部队部署在这里。’（起诉状语）”

“731部队只有一个大门，部队的周围全布满了铁丝网。到了晚上通入强电流，闻到人味的狼群常常触及电网，发出令人讨厌的呻吟声。”

“哨兵所由宪兵队和部队各派一名哨兵站岗。带车篷的无窗军用卡车，每周一次从哈尔滨市内的俘虏收容所‘保护院’运来30人。进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出去。这些人被叫做‘马鲁太’或‘特殊材料’，关在部队正面的口字型三层建筑的地下室里。最初一周内让他们尽量吃有营养的东西。”

“他们中多半是因间谍嫌疑而被捕的苏联人或中共党员，发给他们的食物无论是什么，他们都默默地吃掉，不久都胖了起来。一周内充分摄取了营养之后，就一个个地被送进实验室。在‘冻伤实验部’开始从手指、脚趾、耳朵、鼻子和睾丸等突出部分进行实验。使用的装置，是一种像冰箱似的玻璃罩，罩内温度可以任意进行调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75度。从外部可以完全看到人体局部在不断冷却中的变化过程，还常常进行摄影。从玻璃罩拉出来的人，被完全固定在床上，然后用手术刀切割冷却的部分，切掉脚、手腕时，还使用钢锯。卫生兵常常在军医的鼓励下拉动钢锯。无论多么坚强的人，这时都会满头大汗，痛苦异常，甚至连拉锯的人，都无法忍受下去。如果拉锯的人停下手来，在一旁进行监视的宪兵就会开枪。上级军医就会责骂道：‘你这家伙，也想得这样下场吗？’但是，这样说的军医本身对于自己将要实施的残虐行为也常常踌躇不前。出现这种情况时，如果石井队长在场，不管是大佐还是少将，都会劈头被叱骂：‘混蛋！别磨磨蹭蹭的！’（以上据原731部队卫生上等兵大泽某谈话）”

关于战时俘虏的处理问题，从石井细菌部队被称为东乡部队时起就一直当宪兵的乙津上士这样说道：

“战争时期，由于对方群情骚然，到处都是土匪、共匪。捉到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送到军事会议，而是可以立即加以严惩，再向宪兵本部报告。宪兵内到准尉、上士级就具有这种权限。经我手处理的都是中国人，究竟有多少人，巳记不清楚了。”

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吉村寿人博士，当年是石井四郎部队长选调到731部队冻伤实验部来的技师。听说在俘虏中，听到吉村技师的声音，很少有人不发抖的。

石井四郎的母校是京都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当时的校长对他的未来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让自己的女儿和他结了婚。这段经厉在本书第一集巳作了介绍。石井则从京都大学物色731部队人员，因此，731部队几乎成了“京大派”的天下。

这些情况在《真相》杂志上有如下记载：

“为了补充3000名部队人员，石井部队长飞回国内物色学术界的大人物。他成功地把他在京大时的恩师清野谦次博士（因盗窃国宝而失去京大教授资格的生物学家）和京大的同学、庆应大学病理学教授川上渐博士安排为病理解剖的最高顾问。病理学家、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大刀雄丸博士积极地参加了部队，使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例如：1940年秋，由于731部队撒布的鼠疫菌，吉林省农安地区流行鼠疫，出现了很多患者，他一个人解剖了57具人体。石川博士本人报告称：‘这在解剖史上创下了世界记录。’（日本病理学学会刊34卷）招来的人中还有被医学界一致公认的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毒权威笠原四郎博士。他在任病毒检验室主任时，表示不愿干这种事，但石井恳求说：‘你虽说不愿干，但是此事非你莫属。’（笠原博士语）笠原博士于1939年参加了731部队。前边已经介绍过的冻伤实验专家、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的吉村寿人教授、京都大学病理学的冈本耕造教授、兵库县立医科大学细菌学的田部井和教授、长崎医科大学的林一郎教授等关西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都被石井陆续选调进了731部队。林一郎教授目睹了731部队实验室的惨状之后，立即产生了厌恶情绪，干了不到半年就瞒着石井逃回国内。”

“‘进了731部队，就必须参加石井部队长难以对付的面试。’（国立资源科学研究所所长员浅潘先生语）石井知道林教授逃走后，大发雷霆地说：‘只要抓到他，就立即杀掉！’据说，在战争时期，宪兵一直监视着林教授的行动，简直使他无藏身之地。目前经营《政界吉普》时局杂志的原金泽医科大学细菌学的二木秀夫博士等人，在731部队的技师中可能是属于怪家伙。有柔道四五段之称的二木博士，虽说并不是因为柔道才和‘陆军的放荡公子’（原宪兵上士乙津语）石井四郎将军非常投缘，1938年以来，为了查找‘孙吴热’病原体——731部队的新研究课题，大量屠杀了‘满洲猴’。在满洲供实验用的猴子不管是苏联产的，还是中国产，都叫‘满洲猴’。苏联当局近年来公布细菌战战犯以后，据说，二木博士情绪极度消沉。

“除1945年春在九州被俘的B-29型飞机乘务员8人之外，据说还有40多名仍下落不明的美军俘虏（《朝日新闻》1948年2月26日）。苏联在押战犯唐某、少佐富雄（笔者注：估计可能是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说：1943年春天，我在沈阳住院，731部队的科学合作者凑来访时说，他在沈阳正对美军俘虏进行传染病免疫的研究。‘凑专门对俘虏收容所的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一直进行免疫调查’（1949年12月27日哈巴洛夫斯克广播）。陆军军医团杂志（366号）在‘各地研究会记事’栏目中报道说，一个叫‘凑技师’的人写过一个题为‘XX俘虏收容所的印象’的报告。据北里研究所的笠原博士说，凑和凑技师为同一个人，是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凑正雄讲师。

“石井四郎物色到731部队中来的细菌、病理、生理学方面的学者大部分是他的母校京都大学出身的。继担任731部队华北根据地1855部队最高顾问的宫川米次博士之后，是就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田宫猛男博士(现任山梨医院大学校长）（笔者注：说田宫来自山梨医科大学，是该大学的校长，这并非事实）。他说：‘在军人中能够培养弟子吗？’回绝了石井的劝诱。据说除应召和征用外，东京大学没有一个人参加731部队。石井队长失败以后，又对当时传染病研究所第四研究部部长兼东京大学教授小岛三郎博士进行活动说：‘派你的弟子来吧！’当时，小岛博士正在一个劲地把‘传染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培养的细菌送往南京的1644部队。他本来就是约定协助石井合作的，所以答应了。‘我真不愿放他走。在我手下学习的中込君，虽说本人不太愿意，但我打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出去走走，就给了石井君。’（小岛博士语）据说医学士中込在731部队的细茵实验中由于感染病菌而死亡。”

人才济济的解剖名手

731部队有过为当地的防疫工作做出“贡献”的事实。1940年8月，平房四屯大肆流行霍乱。731部队的凑班秘密进行了调查，查明其发生源是部队的排水。特设监狱和各栋楼的排水和污水消毒不彻底，从动物班(田中班）西侧的污水坑流出，穿过八木泽班西北的小山坡和农场之间的排水沟污染了下流各村庄的饮用水。

由于发生霍乱，四屯处于危急的状态，即使哈尔滨市的报纸也报道说：“本市发生了原因不明的霍乱。”731部队进行了长达40天的防疫活动，霍乱才平息。如果不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细菌实验的话，仅仅是排水不妥当，并不会发生霍乱。这一事实一直保密，几乎所有的队员都不知道。

731部队内设有冈本、石川两个病理班。像“一个人解剖57具人体”的石川班班长等病理解剖的名人，人才济济。

京都大学医学部在校学生，为同学会的前辈们从1929年10月开始每两年不定期地出版一期杂志《芝兰》。1977年11月30日号（79号）刊载了石野琢二郎的一篇文章：

“……他于1931年从京大医学部毕业的同时，在病理学教室任助教，在清野谦次教授的指导下专攻病理学。1936年晋升为讲师。1938年作为陆军技师去了满洲，在陆军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研究分析当时尚是未知领域的流行性出血热、森林壁虱脑炎的病因和病理，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

……

“由于我是专攻外科的，所以，当时开始进行肝切除实验性的临床研究。石川君在满洲的研究所工作时，我能够在那个研究所里从事肝切除范围的工作，确认肝的4/5可能切除。他给予我的建议和帮助是很大的。”(石野琢二郎，《芝兰》79号。）

石野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陆军在哈尔滨郊外的研究所”，就是731部队，“他”即“石川君”就是石川班长。这是很容易推测出来的。

关于石川班长，《真相》同一期中做了如下的记述：

“（前略）解剖‘满洲猴’创下了世界记录的金泽医科大学教授石川太刀雄丸博士、二木秀夫博士以及北里研究所笠原四郎博士等人，由他们率领的各研究班分别被派遣到整个满洲边境地带，采集可能成为病源的老鼠、跳蚤、壁虱、虱子、臭虫和蟑螂等。对强制患者即‘满洲猴’进行彻底解剖。（下略）”

“上面谈到的猴子就是所谓‘满洲猴’，现在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理学研究室工作的某博士（特隐其名）说：‘所说的猴子，莫如说成是人更为贴切。’”

“与北里研究所笠原博士自中学以来就一直是同事的某博士说，猴子的体温为38、39度（笔者注：前面曾谈到注射病原菌后，刺壁虱发烧到39.4度）属正常体温。猴子的正常体温比人高2-3度。为了慎重起见，现再把同北里研究所过滤性病原菌研究部长笠原四郎博士的对话附在后面：‘你为什么到这支部队来？’‘我是受石井的邀请而来的。因为我是研究过滤性病毒的权威。’‘所谓猴，是什么样的猴？’‘噢，别太刁难我啦，这种问题去问军人吧！’”

巡视731的“史迹”

我们在哈尔滨逗留两天以后，原来打算去采访731部队在海拉尔、牡丹江支队的遗址。听说那里已做好了欢迎我们的准备。然而，现在海拉尔巳丝毫没有留下731部队的痕迹，要寻找其遗址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乘火车去该地区单程需要17个小时，仅仅往返就需要三天。所以，我们打消了采访该两地的想法，决定将这段时间安排在哈尔滨活动了。

从抵达北京之日起，我们不断改变预定（计划）。这是一次把在日本发生的麻烦事放在一边进行的采访旅行，是不得已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在日本那样简单地改变或取消旅程。每次，林绍纲、中流和李梅子三人同有关各机关联系，重新进行安排时，三个人常常聚集在一起紧张地商讨至深夜。在背后支撑我们这次采访旅行的就是他们三个人。

在平房哈尔滨市区，遍布着许多与731部队有关的遗迹。731部队的发祥地、背阴河、731部队人员市内中继站、白桦寮、“马鲁太”的秘密集中处的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1936年前）、负责运送“马鲁太”的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据传有进无出的大魔窟街傅家甸、设有731部队第三部的南楼（在移往平房之前的731部队所在地）、和宪兵队并存的令人恐惧的特务机关等等。总之，在哈尔滨市内布满着许多的《恶魔的饱食》读者熟悉的地方。实际访问这些遗迹，确认现在的情况如何，也是笔者很关心的事情。这些地方虽然曾遭遇不幸，但是，确实又是重要的“史迹”。原731部队人员至今一听到哈尔滨这个地名，脸上仍会呈现出一种怀乡的表情。对当地来说，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但是，对731部队人员来说，哈尔滨却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9月20日我们决定“巡视”一下哈尔滨的“史迹”。地图是在战争时期的地图，在这上面根据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标上了大致的位置。

首先访问的是展览着许多有关731部队资料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在日本占领时期，哈尔滨特别警察（厅）就设在这里。这是一栋白色的二层楼，前面配有古希腊式的大理石圆柱，显得威武庄重。它转用为特别警察厅时，想必给人一种威压感！现在有许多小学生聚集在大门前等待着按顺序入馆参观。

我们先被领到馆长室。女馆长李颂鸾致欢迎词之后，介绍了该纪念馆的历史沿革。据她讲，这幢建筑始建于1928年，是当时外国资本为了进行文化侵略而兴建的图书馆。1932年2月5日日军入侵哈尔滨，接收了这幢大厦，作为特别市警察厅。从这时起，这里就成了关押抗日群众和爱国志士的魔窟。著名的抗日运动女领导人赵一曼也曾被关押在这里，对于日方的拷问，她始终坚持了不屈的狱中斗争。

愚蠢的历史再现

“这幢建筑于1946年4月28日获得解放。为了缅怀在14年抗日战争和尔后的国内战争中牺牲在哈尔滨、黑龙江省的烈士，于1948年10月10日开设了这个纪念馆。其间，由于‘四人帮’作祟关闭了10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重新开馆。一层设有抗日战争的展区，二层是解放战争的展区。目前，针对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又企图模糊侵略的史实，举办了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所犯罪行的特设展览。每年有数十万人访问这个烈士纪念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许多日本友人参观了纪念馆以后，都说绝对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几天前，福冈县的代表团来访，其中有一位老人哭着说，希望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这一历史教训。中国有句谚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意思就是不忘从前的教训，使后人引以为戒。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笔者注：1982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回顾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使用了这一谚语）

馆长讲完话之后，领我们参观馆内。“绝不能忘记历史教训”，馆长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人有一种希望早日忘却讨厌的记忆的本能，也有一种喜欢美化过去的恶习，甚至连那曾给人类带来悲惨的战争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不仅忘记了战争的结构和本质，而且还把战场体验看作是“英雄传”来传颂，将战争割裂成为局部的战斗，怀念在战争中结下的战友感情。这些体验过实际战争的官兵，并没有看清战争本身的实质，而把国家组织的杀人集团——军队看做是以命令和军纪来锻炼人们身心的“道场”。

连亲自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何况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下一代人呢。他们模仿电影和电视里的战争做游戏，把战争看做体育比赛或游戏，看到时髦而漂亮的统一军服就羡慕不巳。

李馆长的话使我想起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史实。他出身农民而后成为日本的统治者，从个人的野心出发，挑起了非常愚蠢的战争。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后，国内战争消除了，使他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引起了武士们的强烈不满。同时，侵略战争得到了富商们的支援，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巨利。

这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的模式完全相同：即为了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处心积虑地向海外扩张，并同军部的野心结合在一起。“贼军（丰臣秀吉军）蹂躏三道，所到之处，焚烧庐舍，杀戮百姓。凡被捕者，皆削其鼻，以示其威”（《惩毖录》）。这和关东军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三光政策”完全相同。关东军虽然并非模仿丰臣秀吉的战略，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教训。

日本侵略朝鲜的结果，又获得了什么呢？不仅无所得，而且失去了许多官兵的生命，招来了朝鲜人民的仇恨。结果，成为导致丰臣家族灭亡的原因。

但是，从丰臣秀吉到关东军，其间有380多年，从太平洋战争到现在，不过38年（到执笔时）。战争结束时，永不再战的誓言，却已开始被人们淡忘了。

在参观烈士纪念馆为教科书问题而开设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展览”的过程中，我再次想起了一个问题：对日本人来说，继日中战争之后，为什么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呢？

第05章 731部队的补给城市——哈尔滨

前事不忘——参观中国的战争博物馆

战争的记忆容易淡薄，历史的教训容易忘却。有过战争体验的老一代人应当把这种记忆和教训讲述给没有战争体验的下一代人。

不是作为英雄传或战争故事来讲述而是要讲明战争的成因和本质。

因此，战争博物馆这种设施是必要的。广岛的和平纪念馆在揭示战争的悲惨和恐怖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增加日本民族加害的记录和史料，成为国家规模的设施。

哈尔滨市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广岛和平纪念馆的内容有所不同，展览的是有关抵抗侵略者的内容。

作为日本人，参观日军侵略的罪证，心情是痛苦的，但是，正是因为是日本人，所以就不得不看。

与中国不同，日本没有值得纪念的英雄。虽说并非出于本人的意愿，阵亡的军人们曾作为军神而被祀奉，他们也只是侵略战争的英雄。

战局恶化之后，也有为保卫国土而死去的人，对于他们，最好的供奉是不再发生同样的悲剧。

参观中国各地的“战争博物馆”之后，心情不是很愉快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博物馆，在来访的外国人中，日本人最多，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

东北烈士纪念馆内731部队遗留的资料，在二层的走廊展出。展柜中展有一枚宇治式陶瓷炸弹，一个硬铝制带盖的箱子（琼脂培养器），大大小小的乳钵，两个叫作“坩埚”的白金制血清瓶以及捕鼠器。

由下里先生制的草图和仪器测量值，将另用其他图来表示。

原日本领事馆——731部队的转运站

在731部队遗物的旁边陈列着一件奇特的器具，形状类似固定式的钉书器，铁制杠杆和台座之间有波浪形的银齿。一压杠杆，锯齿就咬合，形成五个圆孔。

圆孔的大小正好能夹住5个手指。这到底是干什么用呢？大家正感到不解时，馆长亲自边做演示边说道：“这是在原日本领事馆地下室内发现的拷问刑具……将手指这样夹进锯齿之间，再一压杠杆，就能把手指夹断。”

馆长说这种刑具是在被称作“马鲁太”转运站的日本领事馆内发现的。我听了以后惊呆了。

据后来的调查弄清，这个刑具原本是化学实验室里常用的软木塞压缩机，可是，它却在同化学实验毫无关系的日本领事馆地下室被发现了。由此来推测，它很有可能转用为拷问刑具。当地是作为“夹指器”展览的。离开烈士纪念馆之后，我们来到原日本领事馆。对我们来说，这是访问哈尔滨的重点之一。哈尔滨的初秋，清新凉爽。原来听说这个时期气温相当低，所以做了“御寒”的准备，但是，早晚也并不太冷，中午时甚至还微微出汗。街上汽车少，排气污染也少，天空湛蓝明亮，耀眼的阳光投射到地面。街上步行者和自行车占绝大多数。

原日本领事馆的旧址，位于花园街和奋斗路的拐角，现在是挂着“花园旅社”简易旅馆和花园小学的招牌。这里位于市中心的闹区，距“文化大革命”中拆除的中央寺院旧址的地盘不远。

在小学和旅馆之间有一个不大的后院，那里是“学校的操场”吧！与其说是小学，莫如说有点像幼儿园。

从马路上看去，旅馆是一幢三层楼，但它有大规模的地下结构：内部是五层楼，其地下室可能曾经是“马鲁太”的中转站。

旅馆的外貌，是一幢令人回想起帝俄时代的洋式楼房。它的外貌非常漂亮，但是，出入口却不像是旅馆。在楼的一侧有一个通往地下的台阶。这里似乎就是“旅馆的大门”。

除此之外，找不到一个像出入口的地方。我们提心吊胆地沿台阶而下，下边果然有一扇门。这好像是工作人员专用出入口的门。推门一看，有几位男子聚集在那里。左侧有一个像公共汽车售票处的栅栏，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妇女。

在人们可疑的目光下，我们说明了姓名和来意之后，一位中年的负责人走出来，热情地领我们参观内部。这个人就是花园旅馆和花园小学建筑物的管理人倪宏滨。

售票处在厅里挂着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讲卫生）的标语。这是在全国都可看到的。

在日本，各种广告泛滥。但是在中国和苏联的城市里，“让我们……吧”式的口号十分显目。

强烈的广告，令人畏缩，但是，到处是口号和标语，也令人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通过服务台来到走廊里，这里有许多客房。令人吃惊的是，无论外表或内部都依然是地下监狱的样子。每个房间的入口都有一扇木门，门上在和眼睛差不多的高处有一个枪眼似的窥视孔，可以看到室内的情况。

管理人打开门，鲁莽地进入房内。房内两侧靠墙各有四张双层床，全部共八张床，只有二三个旅客。

对于突然闯进来的管理人员，没有人表示不满，旅客和旅馆方面根本不在意隐私等。

所有的房间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是男女分住的。每个房间内有4至10张双层床，只有比较高级的房间才配有沙发和桌子。

面向外边的墙壁上嵌有铁栅栏的长形的窗户，从窗户的上部能够看到地面。房间内倒是很清洁，但是，仍使人感到有些煞风景。据说，旅馆常常接近客满。

对于突然闯进来毫不客气窥视室内的我们，旅客们虽然投以奇怪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露出愤怒或不愉快的表情。

这是仅供住宿用的简易旅馆，也是中国人用的最普通的住宿设施。

把监狱若无其事地改用做旅馆，令人有些吃惊。

“这个旅馆的前身是旧日本领事馆的监狱，人们怀疑这里是被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你知道吗？”我向管理员询问道。

“详细情况我不知道。但听说在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设有特务、间谍机关的建筑物。最近从广播中听到还在平房驻过731部队。”

“旅馆的每个房间，还是当时的原样吗？”

“门窗还是老样子，每间房子都有铁栅栏！”

“日本人来参观过吗？”

“来过5次左右，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

“他们说为什么到这里来参观呢？”

“说从前曾在这里住过。”

“他们说过是原731部队的人吗？”

“不清楚。”

关于旅馆，我们了解到共有11间房80张床，全都是合住的大房间。旅馆和学校的房子虽是统一管理，但互不干涉。房租，“大”房间2元，“小”的1.4元。在中国，旅游尚未普及，旅客都是因公出差的人。

地下刑讯室

倪先生说，这里有审讯犯人的地下室，还有其他的地下室。

我们走进了旅馆与小学之间的操场，又沿着很久没有人使用过的台阶往下走，一股霉味和潮气迎面扑来。如果没有手电简照明，这里将是一片漆黑。

这个地下室约有30张草席（榻榻米）那么大，天花板很高。这里乱堆着一些破木头、旧车胎等。倪先生说，这里已很久无人问津了。

我们打着手电简在室内观察，发现在砖墙上有淋浴用的支架似的金属物，一共有三根。用灯光照着仔细一看，原来是铁制的滑车。

滑车固定在墙壁上方长25厘米、宽12厘米的铁板上。

这个滑车是做什么用的呢？所谓滑车，一般是用来吊沉重物体用的。在审讯犯人的地下室里，被吊起来的物体又是什么呢？

我们做了种种想象，但是，在场的旅馆管理人、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的人等陪同人员，谁也回答不出滑轮的用途。

那么，又是怎么知道这里是犯人的刑讯室呢？倪先生说，有一位女士是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的，在这里受过刑讯，此人还活着。

我想会见这位妇女，但是查明她的住处颇费时间。听说，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住在哈尔滨。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她是很难的。

原731部队人员作证说，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是送往731部队的“马鲁太”的转运站。证明地下室就是刑讯室的资料却很少。

但是，销毁731部队的活证人“马鲁太”和证据文件的是日本方面，现在只有凭日本方面的有关勇于作证的人和中国方面仅有的资料来追溯过去了。

这个地下室，战后曾一度被封锁。倪先生是在1968年战后第一个进来的，那时就发现了软木塞压缩机。

地下室约30个草席子大。除有滑车的房间外，还有一间宽2米、长7.8米的长房间。房间内积满尘土，那个软木塞压缩机就是从中挖掘出来的。化学实验室里使用的软木塞压缩机怎么会在日本领事馆的地下室里呢？倪先生说：“烈士馆一个工作人员的妻子，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是她把这个器具送来的。”

地下室里有一个从外部窥视的小窗户，但改作旅馆时把它堵死了。听说，战后，在倪先生之前，确实没有人进过地下室。

我们在地下室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调查之后，回到地面上。明媚的阳光令人心旷神怡。校园里成群的小学生，十分热闹。

倪先生补充说：“退休的花园小学校长曾介绍说：‘这里从前是座监狱，日本投降以后不久，又做过日本难民的临时收容所，因此，那些日本人为了怀念过去，常常到这里来访问。’现在花园小学正在编‘校史’，寻找有关人员调查校舍的由来。”

等这部校史完成之后，日本领事馆地下室的秘密，中国方面就会解开。

在花园小学那旧式砖瓦结构的建筑物上写有“五爱”的大标语：“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以及“勤奋学习，文明礼貌和遵守纪律”等口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这里曾经是恐怖的“马鲁太”转运站，而今天，这里巳变成了旅馆和学校。

印象淡薄的白桦寮

离开原日本领事馆旧址之后，我们来到731部队哈尔滨市内的联络站——“白桦寮”遗址。原白桦寮建筑位于吉林街11号。这是条街道路面狭窄的普通街道，但731部队人员是十分熟悉的。白桦寮右侧同哈尔滨特务机关相毗邻。在吉林街和一曼街的交叉路口处，设有哈尔滨市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和宪兵队本部一样，戒备森严。

我们参观的“原白桦寮”是一幢白墙的三层半（一层为半地下室）的俄式建筑，现在已变成“地质勘测队”的办公地点了。

虽说这幢建筑和战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和我们从原部队人员那里获得的印象有所不同。他们说，原白桦寮是一幢红色砖结构的旧式二层建筑，呈]字型，大门略高，有一个旋转大门。

可是，有一位原部队人员说，1938年至1940年时的白桦寮位于义州街，主要是作为事务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宿舍来使用的。吉林街的那幢建筑称作“分室”，由石塚少尉担任分室长。也许在平房根据地建成之后，“分室”改称“白桦寮”了。“分室”和特务机关相毗邻，当时原731部队人员常常看到特务机关长秦彦三郎少将乘坐着派克汽车出入“分室”。

据中流先生说：“白桦寮原在吉林街15号，现巳成为地质勘测队的车队所在地。据公安局长的调查，那里有地下室，是俘虏的中转站，‘马鲁太’被运进这里之后，再被送往731部队。

“地牢锁着，长时间没有人进去过了。白桦寮是731部队的转运站这件事，早就查过当时伪政权当局的档案，查明这里曾被宪兵和特务使用过。大家来哈尔滨之前，我们又请公安局调查了市内同731部队有关的旧址，发现市内有白桦寮和白桦别墅两个名称，感到很奇怪，又向公安局长进行查询，说根据接收时伪公安资料判明这里就是白桦寮，是‘马鲁太’和抗日运动参加者（地下活动家）的转运站。有时731部队人员来这里领‘马鲁太’，那时他们都脱下军装换上中国服装。”总而言之，这一点得到了确认。

当时在场的人对突然闯进来的我们，投以惊奇的目光。当我们说明来意之后，他们便欣然做了我们的向导。“白桦寮”后面那座二层楼的地下室里，有一米左右宽的走廊，在一边排列着八个像口琴孔一般的房间，门上都带有门闩，里面的确就是地下监狱。向左最里面的房间是“水牢”。装有铁栏杆的大门紧闭着，而且上了锁。现在，其中一间做了休息室，灯光下有两位妇女在休息。

当我提出希望看一看里面的水牢时，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一位长脸，似乎是负责管理的青年人跑过来，板着面孔责问道：“是谁允许你们进到这里来的？”

虽说我们是得到许可来的，但可能事先没有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于是，本来很友好的人，表情也变得难看了，气氛似乎变得紧张起来。不管怎样，我们又回到了“白桦寮”的外面，并向管理人员解释：到这里来是为了进行采访，但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谅解。许多人从“白桦寮”的窗口注视着我们，其中有一个在骂我们，虽然没有翻译，但可以明白，他是让我“滚出去！”我觉得在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仍然存在着反日情绪。中国东北是遭受日本侵略最深的地方，虽然战争已过了37年，但是，那种被侵略的伤痕仍然深深地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最近发生教科书问题后，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

由于中流先生从对外友好协会取得了批件，所以，紧张的气氛暂时缓和下来。那位管理人员拿着手电和钥匙，给我们做了向导。

这里的“水牢”比其他地牢深1.5米左右，是一个水牢的布局，里面堆满了废料和破烂。手电照出了墙上写着的“水牢”两个字。

管理人员对我们说：“那是战后进来的中国人推断这里是水牢而写的。”我觉得这里似乎不是“白桦寮”，而像是特务机关的旧址似的。但是，表面白色的三层半楼房，战前的确被日军接收过。歌唱家加藤登纪子的父亲从前曾在这里工作过。不久前，她也到这里进行过采访。

管理人员说道：“‘红砖结构的建筑’是在右侧的后面。但是，六个月以前巳经拆除了，现在正在修建新的公寓。

“据说，地下监狱和哈尔滨警察局（现烈士纪念馆）之间，由一条可以通汽车的隧道相连，警察用汽车把犯人送到这里来。”

听说，那条隧道尚没有填埋，但是，却没有能够证实它的资料。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现在哈尔滨市市长，他了解详情。但不凑巧，市长出差去了，没能见到他。

但是，警察局和白桦寮之间由汽车隧道相连，缺少必然的理由。那毕竟是传说。

回国以后，我把照片给经常出入白桦寮的原部队人员看，他们说：“不是白桦寮。”而说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和白桦寮的外貌十分相似。根据当地多数人士的证词表明，1936年以前，原日本领事馆曾设在这个地方。在那以后迁移到了火车站前的红军街（原车站街）。（作者注：I936年以后，日本领事馆已迁至现在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地下室作为铁路方面罪犯拘留所而加以利用。不能参观。）迁移以后的设施，由731部队接管改做白桦寮。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马鲁太”的转运站则肯定更加方便了。

关于“白桦寮”，当地的记载的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有些出入，现将这些情况整理如下：

当地记载：“白桦寮”和特务机关是分开的。旧址是吉林街I5号，外观是三层半的楼房，里面有座三层的建筑，它的地下室里有监狱和“水牢”（？）的遗迹。

原部队人员：

A：“白桦寮”在吉林街22号，是一幢红砖结构]字型的二层建筑，右侧同特务机关相毗邻。

B：A说中的“白桦寮”是吉林街分室，大门入口是旋转门，隔条大街是技师宿舍和一个叫“浜田”的花柳病专科医院。中方称作“白桦寮”的建筑是特务机关，原日本领事馆旧址的花园旅馆是“白桦寮”，同花园小学之间的后院，战争结束时，曾作为日本难民收容所，这和记载是相符的。

我在现场辨别的印象，现今“地质勘测队”的建筑是原特务机关的设施。

在如此狭小的地段内集中了特务机关、731部队分室、原日本领事馆和“白桦寮”，也许当地记录把这四个设施的性质混在一起了吧！37年的岁月，已使当地的记录和原部队人员的记忆日益淡薄。

美味的中国饭菜

访问哈尔滨的最后一天，我们决定去看看那些没有去过的与731部队有关的地方。

上午来到了细菌炸弹制造厂旧址，现在是“龙江橡胶厂”。

战争刚结束，工厂院内发现了成群的老鼠，鼠疫病流行。日军占领时，出入工厂进行严格管理。

它曾经是细菌工厂，不能单凭说发现成群的老鼠来认定。知道当时详情的人，都巳不在了。总之，这里确实很像日军的某种设施。

中国方面的记载之所以不详细，是由于日军占领时，那里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战争结束时，日本方面又将人证和有关资料全部销毁。经过37年的岁月，加害者、受害者双方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淡薄。

工厂内绿化得很好，深红色的万年红正在盛开，与其说是工厂，莫如说像个花园。快到中午，工人们拿着铝饭盒，他们走的方向像是食堂和小卖部，似乎他们在那里买吃的东西。我们不由得朝那个方向走去。

走进写有“安全门”的白色油漆大门，里面是个到处都有遮阳伞的院子，绿叶衬托着一簇簇盛开的鲜花。院子的中央是职工食堂，朝里望去，那里和院内截然不同——在破旧的地板上，摆着几张木桌，职工们正在吃饭。在供应食物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队，室内充满饭菜的香味。食堂虽然简陋，但食物的种类却非常丰富，看起来似乎香甜可口。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如果说旅馆里的饭菜是为外国人准备的，是经过专门加工的，那么，这里就是本来面目的饭菜了。

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可在香喷喷的气味和好奇的驱使下，我们巳感到饥肠辘辘了。我们向陪同参观的刘俊明厂长提出，很想在这里吃顿午饭。厂长显出吃惊的神色，但还是领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里间。

面对突然出现的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我们这一伙人，厨房里的人们都很惊讶。听我们特意想品尝一下这里的饭菜，他们便起劲地一个菜接一个菜地端了上来，真是丰盛极了。

有炒豆角、炒洋白菜、炖土豆、土豆焖鸡肉、豆角拌蘑菇、烤羊肉、猪肉炒胡萝卜青椒、凉粉拌洋白菜、汤，还有带馅的烧饼。最后，为了表示欢迎我们，又端上了一个水晶果冻。

我惊讶地问道：“这个工厂的职工，每天都吃这样可口的饭菜吗？”

“这是职工们最普通的伙食，一般从中选三四个菜。”

“一顿午饭大约多少钱？”

“平均一个人五角钱，工会负担一部分伙食费。”

这比日本人的一般伙食丰盛得多，充分保证了人体所需营养的均衡。日本的职工食堂，可选择的范围不过是A、B、C三种份饭和面食类，较好一点的食堂也不过是加上“寿司”。没有职工食堂的话，就得买汤面或咖哩饭，或者盖浇饭，再加上咖啡，约一千日元左右。支撑经济大国日本的工薪人员的午餐真是简单乏味。

旅馆的伙食中蔬菜很少。在这里，我们尽情地品尝了美味的中国饭菜。在整个旅途中，这个橡胶工厂职工食堂的美味佳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地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品尝其食物”这句名言的含义。和他们吃了同样饭菜后，也都产生了亲切感。我们同厨师们合影留念之后，依依不舍地告辞了。

再生的傅家甸

下午，我们到731部队的发祥地“南楼”和曾经是大魔窟街的傅家甸去转了一转。“南楼”的旧址目前是解放军的设施，不能进去。南楼附近是原江防舰队哈尔滨司令部大楼，依然如故。门旁的哨兵岗楼还保留着昔日的迹象。现在，司令部已成为第二职业高等学校。地处内陆的满洲国还有海军，令人大吃一惊。听说当时被日本嘲笑为玩具的舰队，却曾在松花江上威武地巡航。

许多路人围拢过来，纷纷向我们讲述。据他们讲，在日本占领时期，这条街叫做“南楼街”，令人惊奇的是，原司令部的旗杆依然如故地保留下来。

傅家甸位于哈尔滨市北部，面临松花江。滨州线(满洲里方面）和拉滨线（拉法方面）在这里通过，当地人称它为“道外”。从这种称呼来看，给人一种特地划出的区域的印象。听说，中流先生生于傅家甸十八道。据说当时这一地区的人口约30万，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一个人口过密的地带。其中，日本人5万，其他外国人5万，军队有关人员严禁进入这一地区。满洲国时代的大魔窟街传说“一旦误入，九死一生”。今天，以往的那种恐怖气氛已荡然无存。大街比哈尔滨的任何一条街道似乎都充满着生气。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自行车，人们的服装也干净利落。可能很少有小轿车来往，大家都注视着我们。这里的氛围有点像东京的浅草地区。

越往里去，道路越狭窄，这里就是从前的傅家甸了。到处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屋，东倒西歪的砖瓦房，满街堆着破烂。屋顶上林立的供暖用的烟囱，说明这里冬季十分寒冷。

乍一看，像是个贫民窟，但却丝毫也没有纽约的哈雷姆和东京山谷那种阴森和荒芜的感觉，旅客走进人群之中并无不安的感觉，反而觉得处在一种明快舒适的气氛之中。人们的表情心平气和，房屋虽然陈旧，道路却很清洁。小巷里妇女、小孩和老人们偷快的形象引人注目。曾经是“东北特产”的老鼠几乎都没有了。

我想，不久的将来，昔日的傅家甸的影子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栋栋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新兴住宅区吧！现在，“魔窟”传说的阴影已经消失。今日的傅家甸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古老，却使人感到温暖。

归途中，我们游览了松花江畔的斯大林公园，以及为纪念1950年大洪水后治水工程而兴建的防洪纪念塔，从那里沿斯大林公园稍做散步。松花江吹来的阵阵寒风，刺痛肌肤。从日本带来的“御寒服”首次发挥了作用。

过去俄国和日本统治哈尔滨的情景，已被彻底改变，只有公园的名称依然保留下来。

731部队旧址纪录片

9月22日，即将离开哈尔滨的早晨。我们在这里仅逗留了五晚六天，但是觉得时间过得好像很长似的。在逗留期间，中流先生住在旅馆，负责同访问单位进行联系，和我们一起行动。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人也一直全程陪同。

由于地方史学会的关照，利用出发前仅有的时间，让我们观看了731部队撤退后拍摄的纪录影片。

这部影片保存在哈尔滨电影发行公司。上午刚过8时，电影公司似乎全体人员都上班了。

我们认识了摄影者王之堃先生。他约50岁，个子不高，目光敏锐，不善言词。他带我们来到试映室，开始放映。既无字幕，也没有进行编辑，是摄影后未做任何加工的原片。没有配音乐，也没有解说。王先生结合画面做了讲解。

影片是从铁路支线开始的。右侧出现锅炉房，上边原封不动地耸立着三根怪状的烟囱和它支撑着建筑物墙壁的钢筋。

中间的烟囱上半部巳被炸毁，汽缸和旋转轴似的铁轴倒在地上，这可能是被炸毁了的田熊式锅炉。

画面上映出了一幢快要倒塌了的建筑物的一角和堆积如山的瓦砾。

“这是口字楼中间走廊的北侧。”

“从口字楼南部以及从口字楼内侧的北部进入各研究室和解剖室。”王先生做了这样的解说，这里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设施全图”（参阅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⑨⑩)。

画面上出现了原状的盥洗台，接着是二层楼的残骸。“这是口字楼北侧建筑物的内部和西侧的二楼。盥洗台怎么没有炸毁呢？”王先生提出疑问。画面上又出现了许多用钢筋水泥围成的变形的斗状洞孔。王先生说：“这可能是饲养老鼠的地方吧！那就是高桥班（本书卷末附图中的⑩）吧！”接着出现的是墙壁。王先生介绍说：“周围墙壁内侧的基础部分筑有深沟。”

“这是飞机场，在北侧堆积的是飞机残骸。”

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水池。“这个池子不深。”可能是全图（38）的食用养鱼池。到处都堆积着陶瓷碎片、宇治式炸弹弹头螺旋式的盖子。刻有U字型导爆沟的弹简有一部分清晰可辨。“这是细菌炸弹的残片。”虽说是残片，但是数量太多了，银幕几乎容纳不下。

又出现了一个油罐状的大型容器残骸，头部有闸口式开口，这可能是高压蒸气灭菌器，也许是细菌培养罐。王先生也弄不清楚。

然后是遍地的瓦砾，只剩下石柱的基部，像墓碑似的残留着。显然是彻底地进行了破坏。“这里是7号楼、8号楼的旧址。”石柱的基部宛如“马鲁太”的墓碑。

再次出现了油罐状容器残骸的特写。王先生说：

“拍摄时，发现有七八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好像是培养鼠疫苗的铁容器。”

银幕上出现了地道。王先生说：“这是口字楼的东侧，炸毁后它暴露在地面上。口字楼东西方向能看到有地道的入口。”

再次出现锅炉残骸，王先生说：“这是发电机。”

“这是口字楼北侧的实验室。”

又出现了一个像地道似的洞穴。王先生说：“这不是地道，是炸弹坑。”

到此影片结束，放映时间共7分钟。放完影片后，我们向王先生询问了摄影时的情况。

与夙怨的诀别

“摄影是接受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的委托，于1956年春（四五月）进行的。目的是作为地方史的资料保存。由于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前后算起来大约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战争结束到拍摄，其间相隔11年，这是什么原因？”我问道。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不在哈尔滨。”

“在王先生之前，没有人拍摄过吗？”

“不太清楚。”

“在拍摄之前，731部队设施的旧址，有人动过吗？”

“从拍摄时的情况判断，可以认为就是战争结束时的原样。”

“你进入地道了吗？”

“没有进去过，我感到地道很深。”

“拍摄的对象，是否有谁作过指示？”

“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拍摄了一些重要建筑和设施遗迹。”

时间很紧迫，预定今天乘火车去长春。因此，对731部队的“地下结构”只能具体地窥视其中的一部分。

说“口字楼东侧看到有东西方向的地道口”，实际上指的是全图（33）仓库附近连接7、8号楼的隧道。

原第四部部长川岛少将供述说：“监狱曾一度容纳过200～300名‘犯人’，最多的时候也曾收容过400名。”D·S先生作证说：“有地下室。”原队员也证明：“撤退时处决的‘马鲁太’有300人以上。”由此可以推断731部队的特设监狱是有地下室的。这部纪录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我向有关人员提出，能否得到这部纪录片的拷贝。他们流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听说，这些纪录片也是首次给外国人看。这是出于理解我们的采访目的而给予的特殊照顾，但是，复制纪录片却没有先例，而且技术上也有很大困难。

最后分手告别时，他们表示“我们将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哈尔滨的日程安排到此全部结束。五天的逗留期间，和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的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关沫南副主席、中流先生、张浪副主席、地方史学会副理事长关成和先生、副秘书长刘福均先生、理事佟振宇先生、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的杨大义先生、对外友好协会王贯实先生等，都到车站送行。在这六天中，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和地方史学会的人员，放下自己手中的工作，热忱地协助我们进行采访。他们的协助和热情的接待，使我们感到“日中友好”绝非只是口头上的，而是真正把日本人作为邻邦来关心照顾的。临别时，哈尔滨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希望再来时，不是采访，而是带上家属尽情地来玩一玩。”

在这里看到的是人们不念夙怨的笑容，然而，我们却不能只看到这种笑容而忘记加害于人的事实以及作为加害者的忏悔。哈尔滨的天空，这一天显得格外晴朗，火车徐徐地启动了。

731部队的脊髓

关于地道的情况，有些是在采访结束后查明的。我们在中国采访旅行后回国约第四个月，接到了M·N先生寄来的关于731部队的地道情况的详细证词。1941年以前，他曾在原731部队管理课主管部队电气设备的维修工作。

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以前，原731部队人员缄口不谈实情；但在问题发生以后，却有不少人寄来了新的证词，M·N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虽然公开姓名也无妨，但是，为了贯彻“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则，还是决定使用英文字头来代替其姓名。

M·N先生生于1908年，原是电气技术员，1938年在东京牛込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第一研究室工作。他是从那里被派往731部队的。“这些情况没有多少人知道。”M·N先生说了这句开场白之后，在桌上展开了“全图”，指着图中的（31）（32）(第二栋器材办公室和武器库)说道：

“在图中（31）建筑物的地下室，实际上是变电站。器材办公室和中央走廊的连接处有去地下室的台阶，下台阶就可以看到那里安装着一台大型变压器。

“这里，就是地下变电站（室）侧面的一个小铁门，往前走就是中央走廊的下面。地道从这里开始，电工们把它称作‘地坑’，地坑宽约1米，高约2米多。我记得很宽敞，是一个大人站着的高度和宽度的地下通道。

“地坑，本来是矿山里的纵穴的意思，但是，731部队的地坑是横穴，墙上有许多粗细不等的管道，这些管道包括电话电缆、电线管道、热水管道、给水管道和排水管道等。地坑相当于731部队中枢神经的脊髓。”

“沿地坑向前走，就来到了口字楼南楼的地下。在这里，地坑同口字楼地下的东西走向的地坑相交叉。”

“再往前我就没去过了。我进地坑都是为了排除电气系统的故障和定期检修。若不是管理课人员，大概不会知道地坑的存在。”

地坑设在中央走廊的地下，贯穿于南北。同时，它和南楼下东西走向的地坑相连接，可能环绕口字楼一周。口字楼集中设置了各研究室、实验室、细菌制造工厂和特设监狱等，可以说是731部队的枢纽。既是枢纽自然就不可缺少供电、供热、排水、供暖和通信等设备，而731部队的地坑就发挥着中枢机能地下砥柱的作用。

这个地坑的存在与王先生拍摄的纪录片中，从在“全图（33）号建筑物附近可以看到的朝7、8号楼东西方向贯通的地道入口”这一事实相符。（33）号建筑物的南端，恰好位于口字楼南楼的延长线上。

但是，利用这个地坑来运送“马鲁太”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地坑的入口正对着器材办公室，如果“马鲁太”来到这里，很容易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也就没有必要再潜入地下了。如果有秘密搬运“马鲁太”的地下通道的话，自然也可能会成为“马鲁太”逃跑的通道。这样，特设监狱的铁门、口字楼以及黑框内的三重警戒线就都不起作用了。即使通往地下道的出入口被严密封锁，但万一有人进入地道，需要共用其地坑的话，发现731部队的“中枢神经”，那么，地坑将有被一举破坏的危险。这样冒险的兼用，是不可想象的。

八角亭的秘密

M·N先生证实地坑的存在后，又谈到另一个新的设施——“八角亭”。他说那是对“‘马鲁太’进行细菌空气感染实验的观察装置”。

据M·N的记忆，八角亭在房间的中央，其直径约3米，高约2米，是一个八面体的铁制容器，可以容纳三四名“马鲁太”。在各个面上都设有（70×50)厘米的观察窗，几根铁制导管从天花板伸进去。它是一个关上门就不漏气的密封装置。细菌污染了的空气通过导管送进亭内，然后从窗口观察空气感染的过程。在八角亭的房间的一角，有通往地下的楼梯。如果它是通向地下的楼梯，那连接的就是八角亭的一楼。它位于口字楼的一层，细菌制造工厂的中心。从室内角落的楼梯走下去，有一个“操纵”八角亭的动力室。动力室内有装着鼠疫、霍乱等多种细菌溶液和消毒液的容器。每个容器都装有泵，通过管道与八角亭的天花板连在一起。

管理人员在动力室里，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操纵八角亭。M·N本人曾几次操纵过八角亭，目睹实验的过程。好几名军医从八面的窗口观察被关在亭内的一个“马鲁太”。M·N根据指示按动了操纵开关。他忘记了当时使用的是什么细菌。通过天花板上的导管喷出大量细菌液，包围了无法躲避的“马鲁太”。M·N从动力室回到实验室，靠在墙上观看。军医们厉声斥责说：“墙上也粘有细菌，靠着它是危险的！”

“我也兼做消毒作业。实验结束以后，将吸入细菌雾的‘马鲁太’送回特设监狱。然后，从导管喷出消毒液将亭内消毒干净，再把污染的空气抽回后排入容器里，八角亭又成了真空罐。”

每次参加八角亭实验时，都能领到50日元的危险津贴。但是，由于受到良心上的谴责，有时连饭都咽不下去。再加上有被感染的危险，所以，M·N先生提出了退职的申请，一年后，好不容易从731部队退职。离队时，宪兵威胁说：“要是将731部队的秘密泄露一句，你就别想活命！”

知道八角亭的人很少。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记载着证实M·N先生证词的检查官的公诉词。

“为了利用活人进行这种实验，731部队还设有实验人体耐力极限的气压室。”

“被关进气压室的人，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这个“气压室”是否是八角亭，这一点尚难确定。但是，第一集中提到的“真空实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气压室”里进行的。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原731部队细菌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时，他的陈述是意味深长的：

“除以上谈到的情况外，我还知道731部队经常利用活人进行实验室内的实验。当时让被实验者强制感染各种细菌，对他们进行观察，其目的是研究效果最为理想的传染病的病原体。”（下划线为笔者注）

有关八角亭实验的证词充分说明，731部队的实验当时的目的在于改变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731部队的“主要武器”——鼠疫跳蚤就是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在敌国领土上，人为地使鼠疫流行起来。这种通过跳蚤将鼠疫菌传入人体的感染，是忠实地沿袭着自然感染的途径。所谓自然感染途径就是鼠疫、破伤风、恙虫病、斑疹伤寒、疟疾等通过皮肤感染，赤痢、伤寒和霍乱等通过口腔，肺鼠疫、流感和白喉等经过呼吸道感染。

八角亭的实验，表明（731部队）企图通过细菌喷雾，利用人工方法，将各种细菌统一通过呼吸道来感染。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731部队研制利用自然感染途径的细菌武器的方案。这也证实了本书（第二集）中收录费尔报告中的731部队人员，向盟军司令部供述的曾经利用飞机进行细菌喷雾实验的可靠性。

第06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缘

屠杀牲畜总部的旧址

开往长春的火车，约需4个小时的旅程。客车分为软席和硬席，外国人自然安排乘坐软席。双层卧铺对面而卧，四人共用一间包厢，这就是软卧客车。火车和(日本）新干线一样，是宽轨，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女服务员不断地端茶倒水。

窗外辽阔广大，一望无际。海洋一般的平原，丘陵绵延起伏，几乎见不到人影。在中国似乎明显地存在着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偏僻地区人口过稀的现象，但是，这一带地区不能说是偏僻地区。

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许行先生和王玉臻女士、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王文洁女士等人的欢迎。从车站前乘车前往旅馆途中，我们顺便去看了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长春是昔日“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关东军在这里拥立溥仪，制造了“满洲国”政府。关东军是“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原关东军司令部是一座日本城郭式的建筑。楼顶中央有个阁楼。以“天守阁”为中心，两翼对称地向左右延伸，两端设有“望楼”。这座建筑，确实显示出当年关东军的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现在正面朱红色的门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的匾牌。

长春的街道宽阔，绿树成荫。路上行人似乎比哈尔滨少些。我们住的旅馆，是位于该市南郊的“南湖宾馆”，它坐落在宽阔的南湖公园内。宾馆院内的大门旁，有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白色的楼舍掩映在繁茂的绿荫和盛开的鲜花丛中。庭院、楼舍和客房，都占有宽阔的空间。

访问长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731部队的姊妹部队——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的旧址。现在，这里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广”。据说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以制造卡车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

9月23日，我们访问了孟家屯。先到汽车厂总厂大楼，结识了工厂办公室接待科科长高先庆先生。在总厂楼前可以望见一排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在大门口遇见了昨天和我们同车来的日本家具制造厂的访华团一行。

关于第100部队的情况，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关东军司令部善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以及原第100部队人员平樱全作兽医中尉、三友一男中士已有供词。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关于这些供词，在本书第一集中已有叙述。731部队主要是研究以人体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名义上是“军马防疫厂”的这支部队则主要研究以牛、马、羊等牲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

高科长领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工厂院内一角的像仓库似的砖瓦结构建筑物。

高科长根据工厂有关人员和当地人士传说的有关第100部队的情部做了如下的说明：

“1951年，为建设汽车工业基地，首先进行了测量和平整土地。当时，从地下挖出了大量的人骨、马骨、药瓶、注射器和医疗器械的碎片。村里的人说这可能是被强迫到这里来做苦力者的遗骨。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曾为第100部队用马车运送粮食，他亲眼见过许多中国苦力被带进部队。他多次见到被带进去的中国人，可是，从未看见他们出来过。附近的村民们也这样说。”

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第100部队人员三友一男供认：为了保密，给七八名做人体实猃的俘虏注射了氰酸钾，将他们杀死。解剖之后埋在了家畜的坟地上。此外，检察官问他：“为做实验而送到部队来的人都必须弄死吗？”他回答说：“是的。”

三友供认的将俘虏尸体和家畜埋在一起的事实，与在100部队旧址挖出大量人骨、马骨这一事实正好相符。

第100部队留下的礼物

我们一边听着高科长的说明，一边来到写有“严禁烟火”的像仓库似的房前。

“听说这一带的房屋就是原细菌工厂的旧址。被炸以后，只剩下地基。我们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新的房屋，现在是机械部件工厂。”

“仓库”中空无一人，也没有收存的货物。仓库旁的空地上煤块堆积如山。

“就在这堆煤的下面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军撤退时，被炸成废墟，埋在下面了。要是挖掘开来的话，该场地和地基会保留着原状的。劳工几乎都是作为军马的饲养员而被送来的。被炸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我们工厂建于1956年。在此之前，这里作为仓库使用。”

“能够显示当时情况的，只有这张照片了。”和高科长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部件工厂的吕寿松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这一带就是司令部的旧址。”现在后院周围的房屋是工厂工人们集会和娱乐用的。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读者的来信报告说，在这一时期，长春近郊也发生了霍乱病。

731部队“留下的礼物”是鼠疫，第100部队留下了霍乱病。731部队放出了鼠疫跳蚤，而霍乱菌则通过污染了的食物，经口腔进行污染。据说，孟家屯的水井是霍乱病的病源，可能是第100部队在撒退时把霍乱菌投入了水井。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下到台阶底下，有一个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三层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们在平房见过同样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里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刻着“群灵碑”的船形二层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着一块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样的铜牌。

周先生说：“这个地下室是北野饲养实验动物的地方。在这里专门饲养‘满洲’产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温度保持在适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发现，使小动物在黑暗恒温的地下室里处于半冬眠状态后，注射斑疹伤寒菌，就能很快地发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动物的生理周期来生产斑疹伤寒疫苗。

根据周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当时估计为”弹子仓库“的地下室，其实是饲养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周先生还说：“北野给13名中国人注射了大概是在这地下室里培养的斑疹伤寒菌，并且进行了人体实验，残杀了5个人。北野在自己的论文里还介绍了这一实验。把活人当做实验品，良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北野，竟然会为供实验用的灰田鼠立碑。”

听了周先生的讲解，我联想起德川纲吉的“生灵怜悯令”。没有子嗣的纲吉，从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里得知“没有儿子是前世杀生太多的报应”的说法。他为了消除自己业障而发布了世界上最可恶而愚蠢的法令——“生灵怜悯令”。为了慰藉实验动物灵魂建立“群灵碑”，这种想法与动物的生命优于人类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两人的罪孽不同：纲吉是出于迷信，而北野则是在探索医学的过程中践踏了医学者所应有的理念。

群灵碑鲜明地象征着731部队医学者的本质。与其说他们是医术优先于医道，莫如说他们为了探求（医）道而丧失了（人）道。

伪满洲医科大学是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为研究军事医学而设立的“医学机构”。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来看待。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凌驾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傲气，促使他们把中国人作为绝好的实验材料，将医术和医道本末倒置了。

731部队在“为了探求真理”的名义上，又加上了“为了国家”的大义。也就是说，实施了“双重的正当化”。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国方面关于北野政次1939年写的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研究论文。北野的这篇论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国人作为实验材料而写出的。以下是论文中关于人体实验部分的摘要。

自制的人体实验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铁丝接骨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这具骨骼标本，是伪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的。其中两条左右股骨长短不齐，右股骨比左股骨短3公分。右股骨中间的部位用铁丝缠着。由于形成结痂，铁丝巳深陷入骨中，至少已有一年多了。铁丝是用钳子固定住的。被剪断的铁丝端部十分锋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腿部肌肉和神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骨骼的前后两面均有小孔的痕迹，这是急性骨髓炎转化为慢性骨髓炎之后，从这些化脓的地方整年不断地流脓汁造成的。那么，这具骨骼究竟是什么人的呢？我们查阅了尸体记录，结果得知他是同胞佟报功的骨骼。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杀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遗体记录卡上写着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骨骼为何成为这种状态呢？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抗日作家的证词（二）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北部进行大扫荡。这次扫荡在华北被称为‘4·12扫荡事件’。4月初，日军集中兵力包围八路军的三个根据地冀、鲁、豫边区。这是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开端。当时，我年仅15岁，个子又小，所以，直属队长认为我不能适应今后的激烈战斗，决定把我托付给村里的一位老人——张广彩家，作为他的儿子抚养。

“4月12日，日军完成了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包围之后，烧光了所有的村庄。见人就杀，见物就全部抢光。这就是三光政策的开始。”

“尽管进行大扫荡，但是，农民和八路军亲如骨肉，是分不开的。在实施三光政策前，日军多次进行了扫荡，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彻底破坏八路军的根据地农村，断绝八路军给养的来源，日军推行了三光政策。”

“我当时寄住在滑县北部张桑村的张广彩大爷家里，村子位于黄河支流岸边，是盛产红枣和苹果的地方。张大爷家有三口人，老夫妻俩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

“4月12日白天，日军进村时，我们四人躲在村外树林中冬天储存粮食用的地窖里。”

“……这时，八路军不在村子里，己开往别的地方。白天，我们可以听见从村里传来的抢劫和村里人的喊叫声，从地窖里还可以看到村子被烧的浓烟。到了晚上9时左右，村里终于平静下来，日军好像巳经撤走。我们回到村里去看情况，那时我们家和附近的房屋还在燃烧。来不及逃走的人们的尸体，横在路上、家门口或家中，到处都是。

“张大爷原来一直认为日军只杀战斗人员，但目睹他们连农民也杀的情景后，决定弃家而逃。他带着老伴、女儿和我，沿着树林中的小道，想尽快逃出日军的包围圈。我们沿着枣树林中的小路走了2里多地时，被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用日语盘问我们。最后我们终于从日本兵那里逃了出来。但当时张大爷带着我，他的老伴带着女儿分两路逃跑，结果跑散了。张大爷带着我走了一夜，终于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我们跑到了亲戚家，可是，亲戚家也处在日本军的占领下，于是我们在亲戚家躲了一个月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村子。虽然已过了一个月，又下了好几场雨，可是村里仍然随处可见余烟未尽的房屋。那时日本军已经转移，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这个根据地东西30里、南北10里，其中有几十个村子，约有8万村民被杀害。来不及逃跑的人全都遭到杀害。受害最深的是以河南北部滑县为中心的内黄、濮阳、清丰等地。据八路军游击队的调查，在某村，日军把村民赶进一所大房子里，然后堆上柴草放火烧杀，尸体多达400具。

“日军还把村民赶下水井，再扔手榴弹杀死，然后投进石块压住尸体。我们在一口井里发现了72具尸体。我走进一户人家，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已无从知道。一位像是父亲的男人，在院里被刺刀挑死，尸体被扔进粪坑里。旁边的树上吊着一个像是儿子的男尸，尸体上留有7处刺刀的伤痕。在附近的地上估计是儿子的媳妇，是个20多岁的年轻妇女，棵露着下半身倒在那里。她身上有十几处剌刀伤痕。现场从情况来看，她是在被强奸之后杀害的。她尸体的乳房上趴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尸体，看样子是婴儿抱着母亲的乳房，哭喊着‘妈妈、妈妈’而死去了。婴儿的背上也有三处刺刀的伤痕。

“村里所有的水井、沟渠里都是尸体。我们回到村里时，住房已被烧光，食物已被抢光，连喝的水也没有了。”

“当时我们回到村里目睹的这种惨景，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养父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去寻找老伴和女儿，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在最初藏身的树林的地窖里找到了她们的尸体。大概是跑散后，大娘累得走不动了，才又回到地窖里来的。”

韶华先生淡淡地说了这些，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汽车进入了房屋鳞次栉比的大街，那是抚顺市。目的地平顶山就在附近。

“当时遭到日军袭击的村子，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害，三分之一的村民逃难。遭袭击后的村子，所有的河、沟和水井，凡有水的地方都填满了尸体，幸存的人只能用手接雨水喝；耕地荒芜，即使到秋收季节，也无人收割。从其他根据地赶来的人和八路军帮助收割，还从别的根据地送来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

“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和农民的联系而推行‘三光政策’，但是，相反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使他们更加团结起来。我所经历的抗日运动，巳是41年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没有把它写成文章。我讲述抗日的经历，绝没有怨恨日本人民的意思，只是希望不再重演这种悲剧。”讲到这里，韶华先生这样强调说。

“为什么过去不写成文章呢？”我插话问道。

“关于日中战争的悲剧，许多人都写过，将来，我打算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向日本作家讲述我的经历，还是第一次。有我这种经历的中国人是很多的。我对日本人民并无怨恨，而是作为历史的教训来谈的。”韶华先生重复地说道。

“日军的士兵虽然身穿军服，但原来都是农民和工人等一般市民，是由于接受了军部领导人的错误教育而被驱赶上战场的。这些人被赶进侵略战争，在一段时期内失去了良心，但是，受了反战同盟的教育之后，认识到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1973年，我47岁那年，再次到张桑村访问了张大爷，他是我的养父，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再婚后有三个孩子。村子周围到处都是坟墓，坟墓上插着白幡。但是，绿树成荫，栽上了枣树、苹果树，人们过着筒朴而又幸福的生活。”

“把我托付给张大爷的八路军游击队长，现在是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先生。”

韶华先生的证词和曾亲自指挥过“三光政策”之一的陆军少佐本田义夫的下述手记是完全相符的：

为了进攻以河南省濮阳县李家庄为中心的地区，1941年5月9日深夜，我率领800名官兵利用黑夜开始行动……河南是大枣的盛产地，一年的收获，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仅这一片枣林，至少能有12～30吨的收成。重叠的小枝冒出了嫩芽，沭浴着春天的阳光。我望着枣树林，心想如果把这些枣树都欲倒的话，农民就失去了生存之道，就一定会断绝和八路军的联系。于是，下令砍树，不断地听到砍树声，看到扬起的尘土，心里感到很高兴。

这一片枣树林的面积约为15町（每町约99.2公亩，译者注），农民用二三十年的时间亲手培养起来的约2500棵枣树已根深叶茂了。

我下令各小队进行砍枣树比赛，并训斥那些动作迟缓的农民出身的士兵。

“喂！山本，你总说你是农民出身，干过山里的活，现在怎么磨磨蹭蹭的？”

山本大概在想，中国老百姓费尽苦心才把枣树培育到这么大，把它们砍倒了，老百姓的心情将会怎样呢？山本拿锯的手，渐渐地变得没有力气了。站在他身后的分队长细田中士，突然朴向山本，用皮鞭不断地抽他的面颊，厉声骂道：“山本，你小子又偷懒！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这是战争！”

山本像是醒悟过来似的挺直了身体，用力锯起树来。

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回到营地时，已接近黄昏。一日之间让枣树林面目全非，对此，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无法知道，只要有培育枣树的大地和不屈的农民存在，为了生存就不会停止反抗。

后来有一位姓王的老头，向我乞求不要欲倒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枣树，我们就以“通八路”为由把他杀死了。

我把副官叫来，毫不在乎地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第5中队，将吴村的70户人家烧光后，到大百尺集合；

第6中队，将桑因村50户人家全部烧光后，返回本部；

第7中队，去李家庄，将80户人家全部烧光。

下午3时，我发射了可怕的“黑吊星”信号弹。不一会儿，就看见吴村和桑园方向升起了黑烟，眼看着浓浓的黑烟包衮着红莲似的火焰映红了天空……

（引自《侵略》一书第九章“三光”，新读书社出版。该手记中特别凄惨的场面部分略去——笔者。）

作者注

韶华原名周玉铭，1925年农历十月初七生，河南省滑县庄子营人。1940年参加革命，发表处女作《石磙》。1950年成为专业作家，作为抗美援朝作家参加朝鲜战争。1965年以后被派往抚顺炼钢厂负责党和工会的工作。1977年发表了描写输油管道建设现场的群众和四人帮斗争的《沧海横流》。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

(引自《中国文学家辞典》）

第08章 团结起来，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能力大小不同的序列

9月26日上午8时15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沈阳。在这里虽然仅停留了两天，但我觉得待的时间似乎很长。到车站为我们送行的有韶华先生、陆明友先生和金良模先生等人，大家依依惜别。

从沈阳到北京约11小时的旅程。若乘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是特意提出希望乘火车的，因为乘飞机领略不到中国大地的辽阔。我坐在火车上，反复回味着这次中国东北之行，觉得这次旅行似乎很长又很短，很短又很长，也许由于在短短的时间内进行了爆炸式的采访，觉得它很长。我背包里“满载”着材料，一切都是杂乱无章地塞在里面。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材料缺乏整理，显得零散，为此感到有些不安。

为了整理眼花缭乱的材料，我想利用火车来结束这次旅行。

去北京乘坐的是四人一间的软席卧铺。车内几乎坐满了军人、干部模样的乘客。看上去中国人好像都穿着一样的人民装，但根据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布料和手工各不相同。工人的人民服是棉布，手工也比较粗糙；高级官员的人民服，衣料和手工都是上等的；军人中，军官服四个兜而战士服只有两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不能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序列呢？记得九年前访问苏联时，看到苏联火车的等级分得比日本还要细。我问列车员：“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把等级分得这样细呢？”得到的回答是：“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嘛！”顺便说一下，听说目前中国薪金的等级序列大致如下：

副总理 400～500元

部长 200～300元

司长 140～200元

处长 80～150元

科长 60～90元

科员 40～80元

即使中国，薪金从最低到最高相差也有10倍以上。列车经过锦州一路南下，窗外一直是一派壮丽的景色，风很大，草木随风摇摆，在尘沙飞扬的地平线上尽是巍然耸立的石山。

沿途几乎看不到人影，说中国人口过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人们都集中到城市里去了吧。据说，北京为了控制人口的增加，禁止往市内调人。

中国现在正处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之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个现代化列为国家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立于世界前列。为此，举国上下，充满着努力奋斗、团结向前的气氛。街上到处都是“建设光明的社会”式的标语，把个人凝聚在一起，向着统一的目标，令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那种对青少年明显有坏影响的自由演出，低俗的电影、电视节目或自由出版书籍等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我在所到之处，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

对此，一位中国作家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自由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决定的，不能一概而论。考虑到日本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就会理解的。中国也有思想、信仰、言论和表现的自由。”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确，日本正处于自由的洪水之中，在艺术的糖衣掩盖下，正在争取一切表现的自由。对人生来说，究竟需要公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主张在自由旗帜下，极端暧昧的性表现不应成为禁忌。解除对性（淫猥）表现的限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掌握表现自由的管制权。

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全民团结一致“建设光明的社会”，解除对色情的禁令，恐怕是讲不通的。

我们日本，过去由于错误的领导人而把举国团结一致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我衷心地希望中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实现全国统一的意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林绍纲先生和我开玩笑，相互换穿了衣服。林先生变成了日本人，我变成了中国人。仅从面孔看，几乎分辨不出。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两国国民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自不待言的。可以说在民族上有着血缘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过去把“满洲”看做日本的生命线，军部甚至抛出谬论说：“从历史关系来看，满蒙应属日本民族。”

夕阳照射着窗外壮丽的景色。火车从无人的旷野逐渐进入市区，那是天津。

国共争论

9月30日，我们迎来了离开中国的日子。在两周的逗留期间，我们同许多人有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会见，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告别中国之际，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遗憾。1945年11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合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贺诚先生曾参加中苏联合调查团前往731部队设施旧址进行过调查。我希望同贺诚先生见一面，但是，当时他身患重病，正在住院。

在访华前，曾经参加过该调查团的日本人D·S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贺诚先生的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贺诚先生，那时就可以查明731部队撤退后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

但是，哈尔滨市地方史学会、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以及平房区人民政府都不知道在日本投降后中苏联合进行调查的事实。也有中方有关人士否定这件事，他们认为，战争结束时十分混乱，中苏两国不会联合起来，进行这种调查。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东北地方的日方人员也认为，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11月时，照例不会进入哈尔滨周围地区。

也有人主张“1945年战争结束前后，哈尔滨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的总部设在佳木斯，贺诚先生等人理应在那里。再者，战争结束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苏联约定只向国民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不会和中共军队联合进行调查”。

对此，D·S先生说：“战争结束时，哈尔滨地区十分混乱，苏军、国民政府军和中共军队的势力都进入这一地区，哈尔滨市区大致在国民政府军的统治之下，而周围郊区则在中共军队的控制中。苏军和中共军队在地下保持着联系。”

总而言之，1945年对中国来说，是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争夺统治权的特殊时期。

顺便说一下，中共红军（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改编成了八路军，它和留在以江西省为中心的旧苏区的游击队新四军，构成了中共的主力军。开始时约有5万人的兵力，到了1945年超过了128万人。作为抗日战争的第一目标，提出了解放“满洲”。

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时，国民政府军队为了单独控制满洲，调遣了大量兵力北上，到处肆意烧杀。因此，八路军调遣主力北上，与之进行对抗。

负责指挥解放“满洲”的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简史》（中国战士出版社出版），1946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期间，中共改编八路军，把东北民主联军、新四军和华南的游击部队统一起来，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之，中日战争结束时，在华日军面临着国民政府军、中共军队、苏军和美军等同时要求解除武装的困境：“一天之内来要求日军缴械的人，不下10次之多。”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哈尔滨和东北地区乱到了什么程度。

即使贺诚先生健康，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风暴，在这个过程中，也许尚未建立起档案系统，中苏联合调查的记录，究竟是否保存下来了，尚属疑问。唯一的希望是贺诚先生的记忆。可是，他重病在床，只能祝愿他早日康复。

一生一次的泪水

9月27日，已是临回国的日期。我们应遨同戏剧作家夏衍先生座谈。他是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先生生于1900年，1929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剧团“艺术剧社”，并投身于抗日运动。他曾以《救亡日报》编辑身份，转战于广州、桂林和香港等地，最后来到重庆。他的代表作有：《法西斯细菌》、《考验》、《祝福》等。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曾一度被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又重新活跃起来。考虑到夏先生巳是82岁的高龄，原来预定只座谈15分钟左右，但是夏先生谈笑风生，座谈竟达一个半小时以上。夏老谈话的内容涉及文学、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回忆等多方面。真看不出是位年过八旬高龄，身心都老当益壮的人。

初次见面，寒暄之后，夏先生谈到教科书问题。他的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打算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无数罪行。可是，现在日本的一部分人却说什么没有进行过侵略，并且要支持和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37年前的往事，将侵略史实公之于众。”历史的见证人夏衍先生，曾为抗击日本的侵略，挺身而战，对于教科书问题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加害者如不反省自己的罪责，受害者是不会忘记过去的创伤的。

9月30日晨，北京机场显得很繁忙。中国是一个拥有从北方的寒带到南方的热带的国土和5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内航线的乘客身上也能看到丰富的民族色彩。

终于要和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陪同我们的林绍纲先生和李梅子女士分手了。他们带着“送行通行证”，通过了出入境管理处和海关，一直送我们到乘机口，在送客者止步的门口，和我紧紧握手告别。

林先生和李女士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中也涌现一股暖流。在两周时间内我们共同旅行，虽说只有两周的时间，但却感到很长。这是一次收获丰硕的旅行。

这次旅行，我最大的收获是在中国结识了许多朋友。仅在两周内就结识这么多朋友，是难以想象的。可我的确在这次旅行中结识了洒泪相别的朋友，其意义是很大的。

即使是相处很久的朋友，也未必会依依惜别。两位中国朋友目不转睛地目送我们进入机舱，直到看不见为止。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条约中强调两国确认“要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而努力”。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是每个国民之间友谊的堆积。

每个国民之间无任何怨和恨，但是，由于领导人的想法和煽动，国家之间才产生对立，国民之间才相互杀戮。我不能背叛在北京机场所见到的两位中国朋友的泪水。对我来说，在北京机场的惜别比任何和平条约更有分量。

中国朋友啊！我希望不久还会重逢，再见！尽管还会有多次宾主的会面，但是当我一想到今天的会面不会再现时，更深切地感到：其实，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会面。

第09章 《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理念

内在性的疯狂

在一段时间内，我曾担心是否会永远写不出《恶魔的饱食》第三集的最后一章，现在得到了写成的机会，使我不能不有所感慨。

照片误用问题是在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使《恶魔的饱食》一书的继续写作，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上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问题的发生不止是在“第二集”，甚至连“第一集”以及相关的图书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订及继续执笔“第三集”，是两项极其痛苦的工作。

但是，这是日本民族在军国主义肆虐情况下所犯的罪行，必须由全体日本人来承担这种痛苦，这是推脱不了的。若诚心诚意地承受这种痛苦，就必须将这种痛苦作为日本人的债务而承担起来，并做出反省，以免重蹈覆辙。

发生误用照片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两种动向：有的人竭力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也有人从根本上否定731部队的恶魔罪行。

即使同是731部队的人员，但战后的经历多种多样。有的下级队员至今仍拖着沉重的枷锁，而高级队员们利用他们拥有的部队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身居要职。《恶魔的饱食》里的证词，大部分是背着731这个枷锁的原委任官级的下级队员从赎罪观念出发提供的。

但是，在误用照片问题发生的同时，在高级队员中出现了“反对证词”。他们缩小或否定下级队员的证词，以维护731部队。过去一直缄口不语的高级队员，张开了紧闭的嘴，迫不及待地开始为731部队进行辩护。在谁都不愿意开口的时期，是下级队员挺身作证，使那些力图被隐瞒的战争罪行公之于众。与此相比较，那些辩解的证词，是何等的卑劣。

听了高级队员的一系列证词，令人感到他们毫无反省之意。

我曾接受了许多外国记者就《恶魔的饱食》问题的采访。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日本为什么不能由本国独自审判那些战争罪犯呢？”原来的高级军官和战争指挥者们在战后都窃据要职，怎么能审判呢？

我回答问题时说，关于战争，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同案犯。同案犯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审判同伙的。

虽说是在一部分军部领导人的诱导下，但是，日本人有一种“以天皇为首的大村落共同体成员”意识，还有一种大和民族乃“世界之冠”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驱使全体人民疯狂地参加了战争。

这就是“八纮一宇”（囊括天下为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扩大为以日本为家长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对此，日本军队的走狗宣传媒体，则大肆进行吹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存在着一种容易被独裁者利用的国民秉性。“为了国家”这句话成了免罪符。在战后38年的今天，它又抬起了头，这种免罪符仍能保持其很好的有效性。这不正是日本本质危险之所在吗？

所谓国民的疯狂，纯粹出自内因，而不是从外部加上的外因性疯狂，我认为这是日本国内不能审判战犯的重要原因。

但是，731部队的高级队员挥舞着“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等免罪符，说“731部队里没有一个恶魔”等等。在这种自我辩解面前，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日本人是否是一个不进行反省的民族呢？

正如在本书第一集中所阐明的，采访写作这部纪实的目的，并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对犯下的罪行进行反省。写这本书是为了促使人们反省罪行，相反，如果导致缩小731部队的罪行（不仅于此，还有日本的战争成因及其罪行），甚至隐瞒、搪塞其罪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日本人把个人责任掩埋在集体之中的意识结构了。

我并不是把731部队的所作所为仅仅当作日军的一支部队的战争记录来追溯的，而是将731部队作为战争罪恶的一个象征来捕捉的，并且想通过这些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恶魔结构进行一次解剖的尝试。

在“为了国家”的背后

附属于比个人更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发誓来效忠于他们，从而得到团体的庇护，并将团体的权威和声誉视为己有，进而，在团体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则作为团体的责任而被分散和掩盖，从而个人也就得以免除罪责。

个人多半是出于对团体的忠诚或使命感而犯下罪行的。但是，利用团体作为个人责任的“蔽护伞”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就731部队而言，在“为了国家”、“为了医学的进步”的“免罪符”和天皇锦旗之下，难道医学者们没有追求个人功名的野心吗？以活人为材料进行众多的实验，难道真的只是在“集体疯狂”下完成的吗？这里就没有个人的精密打算和作为医学者旺盛的求知欲望吗？这不是在“为了国家”掩盖下的“为了自己”又是什么呢？之所以这样说，证据就是在战后某些人把731部队在“为了国家”的名义下搞出的研究成果窃为私有。

若说是由于日本人的血液和秉性所产生的内在的疯狂导致日本人的战争罪行的话，那么，见过731部队的高级队员之后，总会感到在他们身上的某一部分似乎还存在着某种不同的因素，这又说明了什么？在这里难道不正是潜藏着731部队的恶魔性吗？

他们绝不是为了日本这个集团而犯下了罪行，其实是利用集团的名义强烈追求私欲而发动了战争。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人欲望，所以对自己不利的证词就断然否认，或保持沉默，将其罪行缩小，甚至掩盖起来，丝毫没有反省之意。

731部队将活人视为医学和个人技术素材这一思想，一直持续到战后，成为“日本医学、医疗‘荒废’的起点”。731部队的思想，在日本医学界中仍然继续存在着。这些实情在高杉真吾先生为追踪731部队在战后医学界的足迹和影响而写的《追查石井细菌部队现存干部》（德间书店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由于高杉先生不休的调查，这样的例子发现了很多。如1952年至1976年期间，新潟精神病院曾以治疗“脑梅素”为名，对患者进行过恙忠病的人体实验。又如，1952年前后，名古屋市立医大的小儿科和细菌学教研室，以市立婴儿院的婴儿为对象进行过人体实验等，这些仅仅是冰山的一角。这种全国性存在的人体实猃，很明显和731部队的干部是有关联的。

如果爱护患者，尊重生命，绝不会产生“把人的生命当作自己医术素材”的想法。医学者的使命感，应该建立在对患者的爱和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任何医学者都应以此为志。然而，医学的使命感不知何时被个人的求知欲、功名心和提高技术的欲望所代替，并且打着为了国家和医学的旗帜来掩饰。

斗争的理念

不仅是731部队，而且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高举着“为了国家”这面锦旗，究竟是为什么呢？无数的士兵在战场上临死时，不喊母亲的名字，却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不仅高于骨肉亲情之上，而且是日本国民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象征。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切只要以天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盲从。上级向下级下达命令时，使用天皇的名字；军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利用天皇作为工具，违背政府的方针，接连不断地发动侵略。日本军国主义的特征，不仅军队脱离中央的文官控制，陆军中央也控制不了派往满洲的关东军，而关东军司令部又控制不了当地的部队。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疯狂的模式。就连最低级的下士官，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命令，其部下不得反抗。同时，还将奇怪的疑似家族式的关系搬到军队里来。陆军的内务班，就是所谓的“军人家庭”。“生死与共的军人家庭”的大家长，就是“朕依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领，其亲至深”的天皇，上级、班长是父母，老兵是兄长。

利用天皇作工具建立起坚固的军国主义体制，在“军人敕诏”和“战阵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军人敕诏”中一开头就颂扬“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

在“战阵训”中更是反反复复地拥戴天皇：“第一，大日本是皇国。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在上；第二，军队在天皇的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第三，皇军军纪的精髓，在于诚惶诚恐尊奉大元帅陛下，在于绝对顺从的精神；第四，军队要尊奉至高无上的天皇陛下为首领。”

尽管如此，他们却无视应是天皇命令的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方针和命令而为所欲为。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特殊结构。它与德国纳粹党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不同，日本军部领导人不是依靠独裁者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舆论、掌握政权的，而是利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和尊重来实现的。

由同一民族构成的“日本村”的居民——日本人(大和民族）是很愿意从属于组织或团体的国民。“个体”的传统比较薄弱，日本民族往往以一切均从属于某团体来谋求安心立命，这个民族由此产生忠君爱国的精神。只要是为国家、天皇、首长、上级或公司而献身，就会感到一种英雄式的喜悦。

虽然太平洋战争的宝贵经验和牺牲使我们争取到了自由和民主，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个体”的历史短浅，愿意从属于统一行动，从属集体，并为其献身的日本人的这种秉性，是容易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的。

疑似家族体制下的家长

前边巳经叙述，日本侵略中国，是和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军部狂妄的野心分不开的。最能代表当时军部想法的是有“关东军智谋”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住写的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

石原在这个方案中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其积极的解决办法（日本进行统治），不仅是日本的需要，而且也是大多数支那（中国）民众最应高兴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了正义，日本应断然付诸实施。从历史的关系来看，满蒙不应属于汉民族，而应属于日本民族。为实现上述目的，应准备对美战争。一旦对美战争的准备完成，应立即开战，果断地将满蒙政权归属于我。通过合理开发满蒙，日本的元气自然得以恢复，有识的失业者应得到救济。适时，支那本部之要部也置于我领有之下；通过我方武力铲除妨碍支那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旺盛的生命力，确立东亚的自给自活的道路，有力地指导长期战争，以达成我方之目的。”

这仅是其中的要点，总之，他的意思是，由于中国缺乏对现代国家的经营能力，由日本代而统治满蒙，对中国民众来说，是最幸福的。从历史上来看，由于满蒙距日本比中国更近，所以，这样做是正义的。另外，通过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确立起亚洲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他的想法最清楚地表现出了当时日本和日本人的傲慢情绪。

他把侵略满蒙任意确定为日本唯一的活路，说这是“正义”行动，闭目不看它所面临的矛盾，说要用武力铲除中国的障碍，这完全是多管闲事，妄图把本国推崇为亚洲盟主的地位，并使之正当化。

石原这篇论文写于1929年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论文中的矛盾和自我陶醉暂且不谈，石原这时也想到了对美战争。正像石原所预想的那样，在日中战争的延长线上，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有人说，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没有侵略美国的任何领土，所以不是侵略战争。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太平洋战争的结构和发生的原因。

当军队为权力者所拥有时，民众就被强制性地作为军队的人和物的补给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人的自由与民主的。拥有武力的军队自然凌驾于非武装的民众之上，军队本身就是权力。这种体质结构的军队，是不会为保护民众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民众才有军队的，而是由于军队的需要才有民众。职业军人的领导人下达命令，将穿军装的民众编成精锐的军团，还必须有精神支柱。基于至诚的忠君爱国的精神，就产生了日军轻视人命、精神力量第一的非人性。那么，在失去了作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以后，以什么作为军人伦理的基础呢？作为自卫队的精神教育，提出了“爱国心”。

“我们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一颗火热的忠诚心。所谓武士道就是这样哺育起来的。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形成了以皇室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武士道所倡导的忠诚心也就成了爱国心，把国家视为至高无上而热爱，为国家牺牲视为最高荣誉。这成了国家发展的动力。……”

但是，被视为爱国心基点的武士道一“习武者之常，乃惜名也”，它是从尊重战场上的名誉产生的，个人性极强，其战术从单个较量发展到集体作战，因此，武士道成了武士集体的规范，集体成了个人生活保障的基础，对集体（君主）的忠诚，优先于其他一切价值。

忠君思想和爱集体（爱国）思想，是表里互为一体的。它被利用来加强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需要这样一种理念：即只要一声命令，士兵就能够高兴地为自己所属的军队（国家、君主）而战死。这种理念把民众变成强兵，在命令面前，被驱赶到失去人的思考与判断的战争疯狂之中去。如果他们有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用战斗理念被统一染成一种颜色的思想。

对自卫队过分的要求

军队的真心话，是希望把天皇那样的坚固的支柱，灌输进士兵的理念之中。失去了天皇这个支柱以后，日本军队存在的理由是“国防”。自卫队不是为了进行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而创建的。它是否违反宪法，暂且不谈，自卫队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保卫国家呢？这里，有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先生的一个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来引用其中的一段：

万一发生问题时，自卫队将保卫我们免遭侵略。这种说法甚嚣尘上。对此，我必须尖锐地指出，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利己主义，是毫不负责的，而且对现代战争是毫不了解的。(中略）对日本来说，几乎没有防御空间。也就是说，它是赤棵棵地同“假想敌国”相毗邻。我认为，这些人在高谈军事国防之前，有必要先计算一下：日本的地形南北长，和遥遥相对的大陆之间的空间距离，若发射导弹的话，只需几分钟，高速战斗轰炸机只需几十分钟。（中略）

从结论来说，日本的所谓“自卫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是一场马上就进入“本土决战”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在距日本本土2000～3000公里的外洋设置了外层防卫圈，在距日本本土1000～1500公里的海上设置了内层防卫圈（绝对防卫圈），然后展开兵力进行战争。可是，今天却没有这样的纵深防线。即使有自卫队的存在，但必将迎来一场日本本土立即成为战场的战争。（中略）

那么，以攻击作战来弥朴这种被动的不利因素，如何呢？如果对方是军事大国的话，那么必将遭到更加猛烈的“报复”，实际上，马上就会超过战略起草者所设想的限定型“局部战争”的范围，而落个更加悲惨的结局。

有人说“万一发生战争时，没有自卫队的话，那……”我认为，万一发生战争时，自卫队可能会全力应付战斗，但是与万一的同时，整个国土、全体国民都将卷入“战争”，立即出现本土决战型的战争。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从天而降时，这些人会说什么呢？他们站在屋顶上观看时会说，自卫队保卫我，所以很安全吗？万一发生自卫战争时，国民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的攻击，这是自明之理。自卫队本身不得不竭尽全力和敌人进行战斗，根本无暇来顾及每一个国民的生命。

自卫队的确是能够进行防卫“战斗”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防止脆弱性极大的日本国受焦土化之害，并无法保证在“战争”中取胜，而且，那并不是自卫队的责任，而是决策者的罪责，因为他们把过重的任务作为幻想授与了自卫队。如果要彻底保卫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话，就不能发生“万一”有战争等情况。如果冷静地进行军事分析的话，那么，万一发生战争时，将防卫全面托付给自卫队的这种国防思想，实在是一种苟且偷安依靠别人的思想。这不仅是强加在自卫队身上的苛刻要求，而且是一种依赖自卫队、设想战争的危险思想。

(引自《这就是自卫队》一书，黑体字是原文）

专门防卫的自卫队也加入集体防卫体系，可以进行攻势作战，但无法保证那时不会遭到猛烈的报复而出现“万一”的事态。

日本国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拿起武器来进行战斗，只不过是“农民暴动”而已，它与作战的水平相距甚远。国民常常被当政者强迫拿起武器，送往战场，在“保卫国家”、“正义战争”的名义下侵略别国领土，把枪口指向别国的民族。

日本人抛弃了战争理念，发誓永不再战，获得了自由和民主。我们绝不能淡忘这一誓言，时刻不能放松旨在维护和平与民主的努力。无论什么方法，都不得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宪法前文中阐明的理念，是永恒的，当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的时候，时局就巳恶化。

如果说731部队有理念的话，那就是恶魔的理念，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作为医学者和人的理念。

我打算通过第一集到第三集，以731部队作为标本来解剖战争的罪恶。《恶魔的饱食》一书，写到这里暂且搁笔。但是，只要继续淡忘战争的记忆，那么，本书就不会完结。

把731部队作为日本人的债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原罪①，永远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才是赎罪和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①原罪：基督教教义之一。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这一罪过就成了人类的原始罪过。这成了人类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由，即使初生的婴儿，虽未犯任何罪，但因有与生俱来的原罪，故仍是罪人，需要基督的救赎。——译者

“一生一次相会”的纪实

最后，谨向协助完成这部纪实作品的多数原731部队人员、中国方面的证人、日中有关人员、全程陪同的翻译以及回国后帮助笔译的德永淳子等各位先生深表谢意。这部作品是靠他们的证词和热情协助才得以完成的。731部队亲手销毁他们的全部罪证之后，如果没有这些证人的证词，本纪实是无法问世的。

如果本书能够告慰因731部队犯下的罪过而牺牲的许多不幸者，并对日中友好有所贡献的话，我将感到无比荣幸。如果读者有机会去平房访问，希望到“特设监狱”旧址去看一看，体会一下死难者留在那里的无限怨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鲜明对比。

如果日本人从前在“满洲”修建的纪念碑还存在的话，那就是赎罪的十字架。

第三集和前两集一样，是我和下里正树先生两人合作的。我们两人无论缺少谁，恐怕都不能完成这部纪实作品。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们受到了严厉的责难，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写完《恶魔的饱食》，死难者是不会瞑目的。

支撑我们完成《恶魔的饱食》一书的，是死难者的遗恨和“绝不能重演恶魔的饱食”的理念。

各位读者，我们还会相逢。这部纪实能够成为与读者“一生一次的相会”，我感到非常高兴。虽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相会，但作为作者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相会。

承蒙各位长时间对这部纪实作品的厚爱，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以此作为告别之辞。

第10章 误用照片的原委

误用照片问题的原委

关于误用照片的原委，迄今我巳三次会见记者并发表过一些片段的文章做了说明，但是，一部分报道与事实有出入，而且流传着种种揣测，作为作者来说，必须尽早查明真相，澄清事件的整个过程。

我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严正地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我本人也是一名战争受害者，憎恨军国主义，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的动机。在执笔的时候，我预测到厌恶这种揭发的人士会加以严重的阻挠和干涉，可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误用照片问题表面化之前，没有发生任何阻挠，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看，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对一部分日本国民来说，本书是个极其痛苦的存在，他们是否一直在伺机进行反扑，这一点，我有所感觉。

《恶魔的饱食》现已超出了“误用照片问题”的范围，已成为涉及日本言论和表现自由的重大问题。如果《恶魔的饱食》不能继续公开发行的话，那么，今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和出版，将会明显减少。

这种情况，将会加速日益发展中的右倾化，成为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这样，我的责任就不仅仅是个“误用照片”问题，责任就更加重大了。

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一直在为澄清“误用照片”的真相而努力，然而事态是反复不定的。在新闻媒体的包围下，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的心理发生了动摇，所以，为了得到确凿的证词，我们耐心地等待事态平息下来。

1982年10月24日下午2时，在东京千代田区新大谷饭店，终于会见了A先生。我用了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我认为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便借用《文艺春秋》杂志，予以发表。

迄今，A先生几次推翻他的证词。为了确保证词的可靠性，决定在极其可靠的证人列席的情况下进行会见。住在千叶县船桥市经营商业的冈本进先生（49岁）是A先生的挚友，他是站在保证A先生话的可靠性，以及我们（我和下里）不对A先生加以诱导性提问，以保护A先生的权利和利益的立场上而列席的。

冈本先生与A先生约定，这次谈话不要有任何谎言。我们是以相信A先生的谈话内容真实可信为前提进行了会谈。A先生不善于逻辑性的谈话，寡言少语，有些情况又记不清，让他开启这张嘴，唤起他的记忆，说出事实真相，是一项很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和协同我采访的下里正树先生提出问题，A先生对问题的回答都收录在大小两台盒式录音带里。在会见期间，冈本先生始终在座，从未中途离开过。

事件起因于1982年9月14日晚11时左右。我和下里先生第二天要出发去中国采访旅行（为写《恶魔的饱食》第三集），住在成田机场的成田旅馆。就在这时，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牧作树先生等人的采访，我们才知道《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使用的35张照片中，有20张与本书中的731部队完全无关，是明治45年发行的《明治四十三、四十四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照片集》（满洲日日新闻社发行）中收集的照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误用照片”的事件呢？得到有问题的照片是1982年2月上旬，一个自称读过《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读者“竹内”（据光文社的电话记录），给光文社打电话说：“有人保存着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资料和照片。”从光文社得到通知后，我立刻让下里先生去会见此人。他就是提供“无关照片”的A先生。但那时A先生的住处和姓名是保密的，只留下了第一个通报者的电话号码。

2月20日，下里先生通过竹内先生（后来得知此人是A先生的儿子）的介绍，见到了A先生。A先生出示了石井四郎的亲笔信、日记、731部队人员给石井的信件以及长靴、军帽、医疗器械、地图、石井与家属的合影等，共约60件。同时，A先生还拿出了包括20张（当天交给8～10张）“无关照片”在内的26张照片（后来合计）。其中也包括了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刊载的照片，即①～④的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实物）。发生问题的与本书无关的20张照片是翻印的，文字说明的地名、年号及其他能辨别出与731部队无关的红十字记号都用墨水涂掉了。

当下里先生问及有没有原版照片或底片时，A先生始终回答说：“有，但是与石井三男（石井四郎的胞兄）夫人约定，不能出示实物。”

因为这些无关的照片是和石井四郎的日记、石井家族的大量信件、家属的照片、731部队设施的航空照片等一起拿出来的，所以，下里先生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当他要求A先生请求提供时，A先生不肯应允。为此，我打电话劝说A先生。他终于答应提供给我们。但是A先生说，新闻媒体不可信，要求由他在场的情况下复制照片。于是，A先生在20日晚与下里先生一起在《赤旗》报编辑部摄影室里进行了复制，然后将照片退还给A先生。

在A先生向我们提供包括“无关照片”在内的一系列资料时，很怕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向下里先生提出，他的住址和姓名要绝对保密，除下里先生以外，连我也不能告诉。因此，下里先生推断A先生是石井家族的一员，他的背后可能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为了对A先生的身份保密，我们就说他住在鹿儿岛。下里先生对于A先生的约定，一直信守到10月3日，第二次会见记者的前夕。在此之前，我本人没有直接和A先生接触过。

下里先生和我商量，在会见记者时，是否公开A先生的身份。我和下里先生商定，考虑到应该信守提供资料时的约定，决定仍对A先生的住址和姓名保密。

有些新闻媒体巳公开了A先生的姓名和住址，但我们决心始终坚持使用A先生这一称呼。

听说发生了“误用照片”问题，新闻界人士蜂拥到原731部队人员那里，但我对队员的住址和姓名始终是保密的。原部队人员的住址和姓名是新闻界自己打听出来的。

以上是A先生提供“无关照片”的大致经过。下里先生把这些照片拿给7名原731部队人员看过（其中有两名是通过电视看的），都认为是731部队有关的照片。我也对这些照片进行过检查，考虑到A先生提供的一系列资料是从石井四郎的胞兄、731部队动物房负责人石井三男的妻子敏子那里得到的，所以认为是真正的731部队的照片。

关于让原731部队人员确认无关照片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当时，我对这些照片信以为真，所以没有抱着让他们“确认”和“鉴定”照片的态度，而只采取了“我们得到了这些照片，请看一看”的方式。看过照片的原731部队人员也没有意识到这是请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

即使请求他们进行确认和鉴定，也绝没有转嫁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推卸作者责任的意思。但是，我只听说原731部队人员也已看过，就放心了。

关于“无关照片”的说明文字用墨涂抹的问题，在战争时期，一些涉及军事机密的照片说明都是釆用用墨水涂掉的方法，所以，反而更使我确信它是机密照片。

后来，《赤旗》报修版人员误认为一张照片中第号人物脸上的墨迹是照片上的污点而进行了修整，从而使其错上加错，导致了愈加激烈的纠纷。其实，这只不过是校对、修版上的一个失误而巳。

我们对误用的照片上附加说明被看做是“篡改历史”而遭到责难，有的人甚至说这是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性谋略。其实，只是在采用照片时，由于我确信这些照片是真实的，才附加说明。问题是这些误用的照片，全都是照应第一集的内容。因此，针对第一集的有关部分附加了说明。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所有的采访，并非完全委托下里先生一个人，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四处奔波获取材料，并且是经过我的检查才决定取舍的。所以，最后判断和责任，始终在我。

10月3日晚，对于我和下里先生的提问，A先生坚持说，照片从石井三男夫人那里得到的时候就巳涂抹过了。可是，第二天会见记者时，他推翻了前一天所说的证词，说是“自己用墨水涂抹的”。但这究竟是何理由，当时没有弄清楚。

10月24日，在新大谷饭店和A先生会见时才弄清事实。除重复部分以外，会见约谈了5小时。在A先生的证词中，家属的人名仍隐匿起来。

一、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大约10年前，由花匠的哥哥介绍去她家的，后来逐渐熟悉起来。

二、到夫人家去过的次数：从10年前算起，直到三男夫人去世前一年（即4年前），至少去过十七八次。

三、什么时候用墨涂抹照片的：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四、用墨涂抹的动机：金钱和收藏家的虛荣心。

五、幕后关系：绝对没有，都是自己个人的意志。

六、儿子失踪与事件的关系：毫无关系。儿子是因私事而出走的。

七、“无关照片”的出处及A先生弄到这些照片的情况：在石井家走廊里和旧书堆放在一起，和三男夫人熟悉以后，她陆续拿出来的。他发现其中有一本破烂不堪、装订线已脱落的相册。

八、向下里先生提供照片时，是否已知道它们与本书无关：知道。

九、是否向下里先生暗示过是“无关的照片”：绝对没有。反之，还努力让他相信照片是真的。

十、实物的处理：9月15日至17日晨在我家水池里烧掉了。

同A先生的问答记录就省略了。A先生讲述无关照片和一系列731部队资料的出处，以及与巳故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都过于冗长，限于篇幅，只能概括地写一写：

——请你谈一下与石井三男夫人的关系。

A：我有收集古物和古书的兴趣，常到名门世家去转转。我的哥哥横紫是个花匠，经常出入名门或有钱人家。我早就托他给我介绍一些那样的门第。

距今约10年前，我在哥哥家看到一副旧蜡台，问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是在芝山町石井四郎的老家得到的。于是，我请求哥哥和嫂嫂带我去石井家串门。初次见到遗霜敏子。她在石井家孤身一人，穿着一件下摆已经磨破发白的和服，屋里很脏乱，厨房的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餐具。我实在看不下去，便和同去的兄嫂一起清扫了房屋，洗刷了餐具，并给老太太做了饭。

从这开始，我常到老太太家去，渐渐地熟悉起来，因此，得到了石井四郎的遗物。

——有问题的照片是放在哪里？

A：在走廊里边，和旧书堆在一起，是从装面条的袋子里拿出来的。与老太太熟悉了，她就陆续地拿了出来。

——这些东西是买的吗？

A：开始时，是我哥哥从老太太那里拿来以后，再转让给我。我分两次付了钱：一次是1万日元；一次是5千日元。后来，我和老太太渐渐熟了，常给她做饭，照料她的日常生活，老太太说，不要钱了，作为答谢吧。她还说，反正这些东西都打算烧掉的。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国主义曾酿成一场战争的噩梦。一旦再次爆发战争，被驱赶上战场的将是那些尚未得到国家一点恩惠的年轻人。战争的指导者是不会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的。正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才从加害者的角度将(过去的）这种错误记录下来，传达给下一代人。我们并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这里，我谨向读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我的决心，希望大家今后仍能给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载1983年1月号《文艺春秋》月刊）

作者后记

《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巳过了10年。在那以后，对731部队的研究有了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和新事实。通过加害者的手，勾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而销毁罪迹和隐瞒证人的做法，使战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锁在黑暗之中。

在《恶魔的饱食》中，我虽自负“已迫近了731部队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进展，越发使我期待它更加准确。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协助下，得以在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版，这是笔者莫大的喜悦。

为了不让战争的罪恶重演，要把战争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传达给下一代。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挚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受害者尽可能地夸大，加害者尽可能地缩小，这是人的心理。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可耻的战争犯罪，而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恶魔的饱食》对希望不愿重犯这种过错的人们来说是共同的财富。对迄今由作家和记者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学者的手加以补充，进一步完善，我感到格外的幸运。今后，一有机会，我会继续加以补充，希望使之更加接近于真实。

森村诚一

出版者的话

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中译本的全集（共三集）即将付梓，诸多感慨，欲一吐为快。

虽然十多年前读过非正式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后又看过同样题材的影视剧，当时被震撼的感觉一直梦魇般刻在脑海中，但这次重读修订本的书稿，我仍然陷入深深的压抑、悲愤之中。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日寇兽行，那一桩桩对中国人残忍、血腥的蹂躏，它所反映出的日军在“为了国家”的幌子下对人类和道义的蔑视和践踏，令人不寒而栗。

森村诚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我都读过，而且喜爱。因为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畅快，而这几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日本小说所稀缺的因素。但是他在创作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求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包括挖掘日本军方和政客以及美、苏政界极力遮掩、毁灭的档案材料，耐心说服731部队成员吐露真相。在此期间，理解、支持他的人少，不理解、反感甚至憎恨他的人多，但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令世界震撼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书中写道：“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我执笔写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的心声，我深感敬佩。

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里我社出版的《战后补偿的思考》、《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帷幕后的奸雄》、《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劳工惨案始末》几本著作的作者本泽二郎、内田雅敏、田中宏、田中伸尚、波田永实等几位日本作家。他们与森村诚一先生一样，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对和平、人类的危害，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了中日人民和民族世代友好，奋力奔波，大声疾呼，甚至不惜在国内遭到孤立和迫害。这几位日本作家，无一例外地热情支持我社出版中译本，并慨然放弃版税。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正直和勇敢。

同样，我想到全力帮助我社将这些日本作家的正义之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骆为龙、张碧清、陈耐轩、闵曾瑜、陆建元、陈俊英、张锁柱、刘孟州、颜锡雄等先生。看到日本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地抹杀侵略历史真相和为军国主义罪行涂脂抹粉，看到中国的青少年正在淡忘、漠视中华民族屈辱、苦难历史的现实，这几位先生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正义和爱国的精神和品格。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中译本在2003年巳经付梓，第二集和第三集也分别在2004年、2005年译完，但一直没有奉献给读者。原因在于：尽管我社想尽一切办法与森村诚一先生联系版权的授予事宜，但是，可能出于日本国内的某些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确解决。其间，张碧清先生不幸病逝，我感到愧对为中译本的出版弹精竭虑的诸位先生！几经踌躇，我决定将《恶魔的饱食》中译本出版，免费赠送给一些学校的图书馆，让广大青少年朋友阅读。哪怕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作为出版者，让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不让历史重演，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吗？

这是我社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社将一直做下去的。

学苑出版社

孟白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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