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

目录

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

总 序

绪论：战争与人权——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人权的践踏

侵华日军在华反人道罪行述略

事实：惨绝人寰大屠杀

世纪暴行：南京大屠杀

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

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酷迫害

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伤亡之初步估计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与“特殊输送”制度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城市的破坏

侵华日军施暴心理探析

罪责尚未清算

总　序

步　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丛书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开始，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便成为有觉悟的中国人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的不断思考的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化，不断超越。从考证各个战斗、战役的成败得失，到分析评价战略决策的提出与制定；从对战争场面和战争罪行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到对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关系的历史哲学思考的升华，每个时期对抗战历史的总结与思考都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在战争结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发生战后以来巨大变化的今天，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确定丛书的题目，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对抗日战争的思考。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遏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中国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撤除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中国被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所束缚，在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约束中，中国一步一步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中国人民当然不甘心忍受列强的欺凌和侵略，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反帝爱国活动。特别是1901年以后，中国国内陆续掀起了拒俄运动、反美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拒英运动、拒法运动，以及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运动。1919年5－6月间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新的阶级、新的思想和主义的出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现了新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出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沉沦”转而“上升”的趋势。但是，一次次的斗争，都不幸以失败告终，中华民族复兴的梦始终未能实现。

近代中国追求复兴，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摆脱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侵略与压迫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步。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终生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民族复兴的追求是几代人的目标和理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前人为中华民族复兴进行的努力。当年，孙中山先生痛感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状况，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人们以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从坎坷的历史中走过来，但坎坷的历史也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处于分裂、战乱状态，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中国只能遭受战争的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的自觉和觉醒，才能让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的对外战争的胜利。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重要的一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效：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的锁链被废除；中国收回了被割让和被侵占的土地，台湾也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作为大国登上国际活动的舞台，摆脱了弱国的阴影。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复兴中国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是中国复兴的枢纽。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毅然奋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正是基于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抗日战争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刻揭示了民族自强是国家自立的根本保证。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教训和抗战胜利后建设发展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说明，民族团结，国力强大是国家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发展则是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的原因。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从任何角度看，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息息相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使13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地生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更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全人类利益负有责任。所以中国的复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也在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为世界所瞩目。因此，在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后，更要不断探索，思考如何对人类社会以更大的贡献。

中国在争取复兴的过程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当然需要提出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口号以动员民众，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爱国主义的传统则成为我们民族向下一个目标前进的重要思想与精神资源。在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各个领域都面临国际化的情况下，如何将我们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如何正视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何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以更大的贡献，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新课题。中国需要用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实际行动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丛书由 20册构成，力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在挖掘有价值的史料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近1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答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这一重大的课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努力，促进和推动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希望能够激励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进海峡两岸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的交流和团结，为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总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

绪论：战争与人权——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人权的践踏

中国国家档案馆从2014年7月3日起，连续45天，每天公布了一个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笔供。从这些战犯的笔供内容来看，他们当年在中国犯下了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残酷虐杀中国抗日军民，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强制劳工等很多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行，其残虐程度，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炮制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国家对中国发动了长期的武装侵略战争。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的武装侵华战争。从此，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期间，日本国家军队挥舞着罪恶的战刀，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狼奔豕突，横冲直撞，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为凶残、最大规模的大轰炸、大屠杀、大焚掠、大奸污，对中华文明进行了旷古罕见的劫掠和破坏。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实施无差别轰炸，强征慰安妇，对中国妇女实施残酷的性暴力侵害，进行人体试验，实施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强制劳动……可谓是无恶不作，把侵略者的本性表演得淋漓尽致，对中国人民的人权：生命权、生存权、尊严权、发展权，进行了无情的践踏与剥夺。侵略者铁蹄所至之处，血汇成海；炮口所向，尽成焦土。在中国广大的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每一处村镇，都遭到日军的烧杀；每一条河流，都漂浮着中国死难者的尸首；每一寸土地，都为中国民众的鲜血所染红、浸透。中华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灾难，人权的尊严在战争的硝烟弥漫中，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

我们一直认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命权、生存权。然而，在战争状态下，尤其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被侵略国家战火蔓延，其国民最基本的生命权，便会面临直接的威胁。“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受其侵略的国家，挥舞着手中的屠刀，对当地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屠杀，对当地民众的生命权实施了粗暴的剥夺。

以中国而论，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规模约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战线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上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00余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我们经过研究也发现，“二战”期间，整个中国境内沦陷或曾经战祸之市县数至少达1246个。若以省级行政区域论，当时中国28省及7个院辖市中，除西藏、新疆未直接遭受日军摧残外，其余26省及7个院辖市皆曾全境或部分沦陷，或局部遭日军窜扰，或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战祸所及，若按当时中国人口分布论，占当时人口区域的90％以上。

在如此巨大的战争规模下和广阔的战火波及区域内，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的生命权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与剥夺。本人关注侵华日军罪行研究二十余年，并从2001年开始，进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著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通过研究，我们得出若干基本结论，其中有关中国抗战时期人口损失总体数字是：

战争期间，因日军军事进攻、日军飞机空袭轰炸、日军残酷屠杀虐待所致死亡的人数达2062万人，此为战时中国直接人口损失的最低限数。而受伤人口达约为1420万人，累计所得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伤亡合计人口达3480万人以上，此数与中国目前官方口径数3500万基本一致，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及相关科研究机构在确立中国战时人口伤亡数时，态度是审慎的，估计的准确性也是极高的。

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生命牺牲。从人口损失的角度来说，战争期间中国人口损失数量，包括直接人口损失与间接人口损失在内，最低限数在4500万至5200万。结合对中国战时经历的战争情形考察及兵役、劳工的巨大损失、战争期间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增长数及战争期间由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人口增长率降低而直接导致的人口增长数的相对减少量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总体上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

数字昭示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命权的残酷剥夺的事实。事实就是事实，任何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掩饰战时反人道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在当年的战争中，在战场之外，日本国家军人对中国和平的居民实施了五花八门、极其残酷的反人道罪行，在其无情剥夺中国人民生命权的同时，也无情地践踏着几乎全部范畴与内涵的人权的尊严。当然，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反人道、践踏人权罪行的同时，也反过来湮灭了其自身的人性光芒，否定了其自身的人权尊严。

总之，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和人权灾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以宁死不屈的精神，与侵略者强加于自身之上的一切灾难抗争，并最终艰辛地迎来了她伟大的胜利。她数千万儿女牺牲的价值，又在这伟大胜利中得以体现；她数千万死难儿女的生命，又在这个民族的生命永恒延续中延续。而人性的光辉与人权的尊严，又恰恰在这种民族的不屈抗争与生命延续中，得到捍卫、展现、发扬与光大。

侵华日军在华反人道罪行述略

从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屠杀台湾同胞起，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止，在长达70年的日本侵华史上，与日本国家对中国主权的破坏、对中国领土的攫夺、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文化的摧残等侵略行为相伴终始的，是以天皇为其最高统帅的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无数的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行，是日军官兵用滴血的战刀对中国无辜的和平居民所进行的随时随地的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无可数计的累累血债。侵华日军铁蹄所过，留在其身后下的是遍布于大江南北的“万人坑”内的累累白骨，是散落于城镇街屋与乡村田壤间的断臂残肢，是飘荡于无边浩劫中的冤死的亡灵。尤其是在日本全面武装侵华的八年期间，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杀、日军官兵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彻底地暴露出日本军队嗜杀成性、疯狂暴虐的反人类面目，暴露出近代日本国家对中国人民一贯的杀戮残害的策略和日本民族近代以来嗜杀凶残的民族性格和畸形变态的民族心理。

侵华期间，日军官兵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所犯的反人道罪行，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简而言之，大致可分为大屠杀、大轰炸、大焚掠、大奸污和残害儿童、酷虐劳工、细菌战、毒气战等。在这不同种类的日军反人道罪行之下，中国人民蒙受了无以复加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华民族付出了无以数计的民族牺牲。为了便于人们有一总体上的认识，下面我们将对侵华期间日军官兵在中国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作一简单的概括。

（一）大屠杀

在日本侵华史上，伴随着日本国家对中国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日本侵略者严重破坏、物资财富遭受空前劫掠、文化遗产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踏上中国土地的日军官兵们，恰似一群嗜血的恶魔，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挥舞着手中的战刀，对中国广大的无辜平民，展开了疯狂的残酷屠杀。一部长达70年的日本侵华史，正是一部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更是一部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涂写、用中国受难同胞的断体残肢堆积而成的苦难史。凶残地屠杀中国无辜居民、屠杀中国非战斗人员，在这一历史中逐渐形成为日本国家的一项侵略政策，为日本国家侵略当局和侵华日军当局长期地奉行、实施着。

从1874年第一次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大肆屠杀当地高山族民众开始，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的历史便拉开了序幕。此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台湾、东北三省、华北大地制造了数十起大规模屠杀中国和平居民的血案。在这些血案中，无数的中国平民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长城内外血迹斑斑，台岛南北积尸如山。

1937年日本国家挑起全面武装侵华战争后，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更加肆无忌惮。在此后的整整8年期间，侵华日军官兵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制造了数千起乃至上万起的残酷屠杀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有四五千起之多。笔者曾参加过大型史料丛刊《抗日战争》资料集的编辑工作，这部资料集的第七卷为《日军暴行》，该卷是一部反映日本国家军队在华实施反人道罪行的史料简集，它利用档案文献、亲历者回忆，幸存者口述、机关调查、日军官兵阵中日记等资料，把日军在其铁蹄所至的26个中国省份内所制造的血腥惨案，分省区、按时间先后为序，择其规模巨大、极端残忍者汇集在一起，编成一卷。书中收录了侵华日军杀害中国无辜同胞的屠城、屠村、屠镇等重大血案4000多起。在每一起血案中，惨遭日军残杀的中国无辜居民，少则三五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更甚者乃至上万人，极端者数十万人。在这些血腥的罪恶之下，八年之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无辜百姓被日军官兵以各种超乎人类理性所能想象的手段加以杀害。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国家全面武装侵华的8年，是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地残酷屠杀的8年，是日军官兵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时随地制造暴行血案犯下反人道罪恶的8年。中国人民在这8年之间所遭受的生命牺牲，是人类文明发展上的最大悲剧，同时更是近代日本国家对外侵略之极端罪恶的永恒见证。

（二）大轰炸

在全面侵华期间，日本军队除在战场上凭借其空中优势，动用大批飞机投入战斗，造成中国无数抗战官兵死难外，侵华日军当局还严重违犯国际法，以飞机在其航力所及的范围内，对中国城镇乡村实施无差别级轰炸。空中轰炸除作为战斗手段之外，又成为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无辜民众、摧毁中国国民经济设施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日军疯狂的大轰炸下，无数的中国城镇化作一片瓦砾，无数的中国居民被炸得躯体支离、血肉横飞。其中，尤以抗战爆发初期日军飞机对上海、南京等地的轰炸，以及在抗战中期日机对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及西南云贵各省的轰炸最为惨烈。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至1938年1月3日，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日军飞机共轰炸中国13000余次，其中轰炸淞沪地区6000次，轰炸南京1200次，轰炸粤汉、广九两路900次，轰炸津浦、陇海两路660次。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上海、南京等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

以上海为例，1937年8月14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路与黄浦滩，炸死729人，炸伤865人。同一天，日机轰炸爱多亚路和虞洽卿路，炸死1011人，炸伤1008人。8月23日，日机轰炸同济大学，该校校舍等各项建筑物及所有校具设备全遭炸毁，损失无计。同日，日机轰炸上海公共租界和江西路一带，永安、先施两公司及邻近各商店多被炸毁，市民死伤达700人以上。8月28日，日机12架轰炸上海南北两个车站，投弹8枚，炸死难民与居民七八百人，伤者不计其数。8月31日，日军飞机轰炸世行汽车站，炸死候车离沪的难民伤兵200余人。9月5日，日机空袭北新泾、周家桥地区，死伤300余人。9月8日，日机猛炸淞江火车站，难民客车一列亦被炸，死300余人，伤500余人。9月10日上午，5架日机轰炸龙华镇，投弹30余枚，炸毁房屋80余间，龙华寺500尊罗汉化为灰烬，死伤五六十人。9月13日下午，日机在虞姬墩吴淞江上空投弹4枚，炸沉上海驶往嘉兴的3只难民船，死伤300余人。9月24日日本军飞机结队滥炸交通设施，沪杭铁路之西门站建筑被毁过半，炸死乘客300余人。10月18日，日机三次轰炸难民车，死伤妇幼700余人。同日，日机轰炸虹桥镇，炸死炸伤100余人，炸毁虹桥桥梁和30余间民房。10月28日和29日，日机向松江县城厢投弹200余枚，毁屋极多，炸死炸伤平民400余人。11月1日，日机对松江县钱泾桥、小仓桥一带进行猛烈轰炸，西门外北起莱花泾，西抵小仓桥均落有炸弹，死伤200余人。11月7日晨，日军飞机数十架次，轮番投弹轰炸朱泾。接着日军冲进市镇，放火焚烧，有78个隐匿于家中的居民被屠杀，全镇2460余幢房屋尽成瓦砾，等等。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飞机对上海的轰炸，不仅密度极高，时间持续长久，而且轰炸范围也极为广泛。不论是市镇乡村、华界租界，还是民房店肆、车站学校，皆遭轰炸。由于日机轰炸主要以车站码头、火车轮船、民宅商肆、学校工厂为目标，每次日机过后，中国民众伤亡人数都十分巨大，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建筑群落、公共设施也尽成瓦砾废墟。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飞机不仅在各大会战的战场上，如逐臭的蚊蝇，遮天蔽日地在中国抗日将士的头顶上肆其威虐。同时，它们更像是一群来自天空的死神，飞出战场之外，对战区内的交通要道、城镇乡村实施轰炸。更有甚者，日军飞机更远飞至日军兵力未至的中国西南、西北等大后方地区，将其罪恶的炸弹倾泻在中国无辜民众的头上。

从1939年初开始，日军出动飞机数千架次，对当时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市实施了长期的狂轰滥炸。当年5月3日下午1时许，日机26架空袭重庆，投弹100余枚，大梁子、苍坪街、左营街、陕西街等地均被炸起火，炸死炸伤居民近千人。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重庆，市区发生大火，市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为废墟，大火至7日方熄，全市约有1/3的建筑化作灰烬，居民死2000左右，伤3300余人，全市约有30万人被此次空袭波及受难，驻重庆的英、法、德使馆均无幸免，人员亦各有伤亡。此次日机空袭重庆，为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飞机对中国重要城市最猛烈的轰炸。5月25日，日本海军飞机继续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据国民党官方之《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称，日机此次空袭所造成的死伤约达万人以上。1940年至1943年间，日军飞机几乎无日不以上百架次轰炸重庆。以1940年6月为例：6日，117架次空袭重庆，炸毁民房100余栋；10日，129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数百枚，毁房约60栋；11日，126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200余枚，市民死伤60余人，炸毁房屋70余栋，苏驻华使馆，德、法两国驻渝通讯处亦中弹；12日，154架次空袭重庆，投弹480枚，死伤200余人，毁房屋300余栋；16日，117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投弹300枚，炸毁房屋371栋，死伤400余人；24日，117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在市区及江北、北碚投弹400余枚，炸毁房屋50余栋，英、法使领馆均中弹；25日，125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26日，90架次空袭重庆，死伤30余人，苏、德大使馆被杀，沙坪坝学校区被炸毁校舍数十栋；28日，90架次空袭重庆；29日，90架次分4批空袭重庆。1941年6月5日，日机于夜袭重庆，导致校场口和平大隧道大惨案，当时避难躲于隧道中的上千名中国民众窒息而死。

西南云贵地区也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贵州省贵阳市，仅在1939年2月4日一天，即遭受日军飞机18架次投弹200余枚的轰炸，民众被炸死488人，被炸重伤者73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民房被炸毁1326间，财产损失按当时调查统计在3380万元之上。在云南省，省会昆明、蒙自和保山等县城先后多次遭日机轰炸。1939年12月4日，日机空袭蒙自县城，炸死民众186人，炸伤185人，炸毁房屋1285间；1942年5月4日、5日，日机轰炸保山县城，并投下燃烧弹。整个城区房倒屋塌，烈焰熊熊，血肉横飞。据《保山县志》记载，保山县全城除东北角外，被炸区域有90多处，所有繁华街道、机关学校、店铺商肆及其他公共设施等无一幸免。保岫公园内的中山礼堂、图书馆、阅报室均被炸毁，嵌于壁间和展列于入口处的历代石碑无一完整，公园内被炸死观众300余人、学生100余人。太保山麓的元代建筑法明寺，只留下一堆废墟和七八个弹坑。吴家牌坊中弹后毁坏，因石块飞落压死10余人。上巷街孔宪章家中燃烧弹，除孔宪章及子孔庆余外出幸免于难外，在家10人均被火焚而亡。云集于环城公路一线的汽车、摊贩、修车工死伤两三千人，其中多数为南亚归国华侨。华侨中学遭第一批日机轰炸，师生死伤100余人，占该校师生的一半左右。省立保山中学校舍全部被炸毁，大殿后的操场上，30多名学生被炸死。保山县立中学男生部校舍被炸毁过半，教务主任雷祖荫和30多名学生被日机炸死在校内。位于马里街的女学生部校舍中燃烧弹全毁，100多名女学生葬身烈火，前往参加运动会的学生更是死伤无数。此后日机又先后于5月13日、23日、24日数次轰炸保山县城。据当时的调查统计，日机在保山县城先后炸死平民和学生计3828人。云南省会昆明市，从1938年9月至1943年12月，先后遭日机67次1311架次投弹1742枚的轮番轰炸，无辜民众被炸死者1430人，被炸受伤者1717人，民房被炸毁14990间。

中国西北内地，同样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间，陕西省仅西安市及周围各县即遭受日机200多次投弹2200多枚的轰炸，当地民众被炸死炸伤6000多人，民房建筑被炸毁者更是无法统计。又据1947年甘肃省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11月至1941年8月期间，日军飞机先后出动38次共1700架次，对甘肃各地的城镇乡村实施轰炸，炸死炸伤当地民众1343人，其中被炸死者663人，人民财产的直接损失按1947年8月兰州市批发价折算，高达国币64789亿元。

日军飞机的这种飞出战场之外对中国人民所实施的无差别级的轰炸，究竟炸死了多少中国无辜的平民百姓，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时至今日人们也无法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但其作为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的一个重要表现，严重违犯了战争法，应该永远受到人类正义的谴责。

（三）大焚掠

与一切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相伴始终的，从来都是一系列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与人道主义灾难，都是侵略者向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头上强加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在中国境内，除了用手中的战刀枪炮和天上的飞机，制造了数以万起计的大规模屠戮中国无辜民众的血腥屠杀惨案，致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死难外，还对中国人民实施了疯狂的大焚烧和大劫掠。日寇铁蹄所过之处，中国无数的城镇乡村、商肆民宅、古刹名寺被其纵火烧作一片废墟，无数的财富物品、文物图书、家畜粮食尽被抢走，即使抢运不走，也被日军临离时付之一炬。侥幸从日军屠刀下逃生苟活的广大民众，又会因为失去家园、缺衣无食而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而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日军再一次的屠杀、焚烧和抢掠。因此，战时日军对中国人民所实施的大焚烧和大劫掠，同样是侵华日军在华所犯严重罪行的重要表现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

杀人放火是最无耻的强盗行径，侵华期间日军把这种行径表演得淋漓尽致，时间上持续了整整八年，地域上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日军在每一次屠城、屠村、屠镇之时，都会到处纵火，大肆抢掠。八年之间，日军的大焚掠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财产损失难以估量。下面，我们以抗战初期上海、南京所遭浩劫为例，来说明日军大焚掠的野蛮与疯狂。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上海以极为凶残的手段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了毫无人性的破坏和摧残。在以枪击刀刺、炮击空袭等恶劣手段大肆屠杀上海民众的同时，日军还到处纵火，焚毁无数民宅、工厂、商店、仓库，造成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1937年8月27日，日本军侵入闸北后，大举纵火，一时烈焰冲天，连绵数里，日夜延烧，至30日未熄，致使全区民房及其他财产，被焚一空，整个市区变成一片焦土。据《立报》当年10月31日之粗略统计，此一地之大火所造成的损失最少在2万万元之上。11月12日，日军占领南市后，一路纵火，大火整整烧了5天。繁华街市顿化火海，无数店肆全成灰烬。在上海市郊农村，日军同样肆意纵火，所经之地，无一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上海市郊纵火，烧毁房屋218532间，仅蕴藻浜以北各乡就被日军烧毁房屋87700间，占原有房屋总数的81.42%。境内疮痍满目，元气大伤。罗店、吴淞、大场、杨行、刘行等地及宝山城厢外围遭日军轰炸、炮袭、纵火，房屋大部分被毁。罗店被烧房屋7258间；罗泾在日军小川沙登陆时被烧毁房屋10948间；大场在战争中屡遭日机猛烈轰炸和炮袭，所落下的炮弹、炸弹达160吨之多。大场镇东起康家桥，西至西街马路桥长约500米的整条大街以及浜南的房屋，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在金山地区，日军仅在金山卫一处即烧毁房屋3095间。山阳地区被焚房屋4269间。金山全县共有19个乡镇遭到日军的大焚烧，被焚毁的房屋共达26418间。

攻占上海后，侵华日军沿沪宁线挥刀西向，冲向南京，一路之上，残虐地实施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在其途经的常熟、太仓、苏州、江阴、无锡、常州、丹阳、句容、镇江等市县及沪宁间的大片乡村土地上，日军一路杀人放火，在其身后留下了成百上千处黝黑的焦土和无数中国死难民众的尸体。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约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时，日军还在南京市郊和城内肆意抢掠、到处纵火。南京城厢内外，烈焰冲天，浓烟滚滚，南京无辜民众无数的房屋、粮食、家具、财物、牲畜，尽在火海中化为灰烬，市区内无数公司机关、学校商店的建筑皆付一炬。无数公私财物、文物古董、衣物粮食、书籍字画尽遭抢掠或被焚毁。经此浩劫，整个南京城被日军杀成了一座死城、抢成一座空城、烧成了一片废墟。对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纵火的罪行，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中判定：“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与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物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日军“至12月20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敢有营救者，尽杀无赦。”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亦在其有关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书中称，“在日本兵抢劫了店铺和仓库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最重要的商业街道太平路被火烧掉，并且市内的商业区一块一块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掉了。日本兵毫无理由地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了。这类放火就像按照预定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都被毁。”

像这样在上海、南京城内市郊日军所进行的大焚烧、大劫掠，绝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现象。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所制造的焚掠事件，遍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日军在每一次扫荡、讨伐时，在每次屠城、屠镇、屠村的同时，都会伴以焚城、焚镇、焚村，都会继以疯狂、贪婪的抢劫和掠夺。可以说，侵华期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多少起暴行血案，同样就会伴随着多少起纵火破坏，亦就会有多少起大肆地抢劫和掠夺。八年之间，中国大地火海遍地，强盗横行，生活于其中的广大民众，其生计之断绝、境况之悲惨，自然是无以言喻而又不言而喻。在日军这种极端的罪行之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牺牲和财产损失，无以数计。

（四）大奸污

妇女是人类的母亲，在现代社会中，占人类成员构成之半数的妇女在一个国家中的社会待遇和法律地位，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文明进化程度。但在战争期间，妇女往往会沦为“最大的受害者”，成为各种反人道罪行的受害者。

抗日战争期间，被侵华日军残杀致死的中国妇女同胞不知凡几。八年之间，日军铁蹄所至，屠刀所向，无数的中国无辜百姓成为冤魂。在中国的辽阔大地上，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手挥战刀，恰如一群群食人的恶魔，一路砍杀，杀害了中国居民数千万人。在这数千万遇难的中国居民中，理所当然地有无数的中国妇女胞，按照中国权威人士的说法，日本国家发动的全面武装侵华战争，8年间造成了中国3500万民众的伤亡。而在这3500万的受害人中，遭日军残害的中国妇女同胞人数，经过我们的研究，约略在600万人以上。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所有其能够想象出来的残忍手段。据本人所做的粗略统计，全面侵华期间，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超过250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这些残杀手段，其大多数亦都曾施诸中国妇女同胞的身上。便是日军官兵专门施于中国妇女同胞身上的暴虐手段，亦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都极其残酷，令人发指。中国妇女同胞有的遭日军强奸、轮奸致死，有的被奸后杀死，有的孕妇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腹部，挑出胎儿，有的妇女被日军用刺刀从阴部豁开腹部，有的被日军从阴部插入棍棒捅死，有的被砍头割乳，有的被撕作两半，有的被斩指切肉，有的被开膛挖心，有的被肢解尸身，有的被剥皮抽筋……

日本国家军队作为一个“兽类的集团”，在对中国人民进行极端残酷的杀戮同时，还对中国妇女同胞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奸污。无以数计的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官兵无耻的强奸、轮奸，这是中华民族史上最为屈辱的一页。

允许、纵容日军官兵肆意强奸受害国的妇女，作为日本天皇和日本国家当局对其“忠勇的战士”们的一种肉欲的犒赏，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国家的战争指导者们确立为鼓舞军队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项基本政策，在日军部队中长时间地、普遍地执行着。日军官兵们，上至师团长下至一般士兵，皆以强奸、杀戮、凌辱中国妇女同胞为乐事。而长期在日本军中广泛实行的“慰安妇”制度，可能是近现代军事史上最丑恶、最具“日本特色”的日本军方制度和日本国家政策，是出于日本最高侵华当局和日本侵华军事当局的蓄谋和安排，是日本军方和日本国家有组织、有意识的反人道犯罪行为。

这种丑恶的慰安妇制度，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日军官兵对占领区域内的性暴力犯罪，反而更加刺激了日军官兵无穷的兽欲。于是，自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土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侵害事件就层出不穷，为日本军方所无法也无意控制，强奸成了日本军队所“特许”的事情，任由日军官兵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妇女实施暴力侵害。“二战”期间，在日军所到的每一处城市、每一处村落，都发生着大规模的日军对当地中国妇女的强奸犯罪。

与学术界所估计的在“二战”期间有二三十万的中国妇女同胞被强征为日军的慰安妇，在慰安所中遭到日军官兵的肆意蹂躏相比，这些在日军慰安所之外遭到日军任意强奸残害的中国妇女的人数，要超出数倍，或许是数十倍。我们认为，伴随着日军在中国的每一次军事行动，伴随着日军对中国乡村城镇的每一次“扫荡”，伴随着日军在中国所制造的每一次血腥惨案，都同时发生着日军大规模的对中国妇女同胞的强奸犯罪；也可以说，在日本全面侵华的8年时间内，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着成百上千起的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同胞的强奸犯罪行为。8年时间内，在日军铁蹄所到的每一块中国土地上，都留有日本国家军队反人道犯罪的记录。对于侵华日军对中国女性的残害罪行，我们还将在本书后面的相关章节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侵华期间日军在华所犯的反人道罪行，除上述的大屠杀、大轰炸、大焚掠和大奸污外，还有日军对中国少年儿童实施的灭绝人性的残害、日本侵华当局掳掠上千万的中国劳工及对其实施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迫害、侵华日军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及各级部队中所设的细菌战部队以中国民众为对象的细菌试验、活体解剖和日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山东、浙江、湖南和云南等地所实施的大规模的细菌作战、日军严重违犯国际法在战场上对中国抗日官兵和在广大乡村对中国无辜村民残酷实施的毒气战和化学战等类型的罪行，所有这些类型的罪行，同样造成了中国民众极大的生命牺牲，为人类正义所不容，为人类道德所不齿。

事实：惨绝人寰大屠杀

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残杀屠戮的反人类罪行，在日本侵华史上，无论是从其时间的持续之久长、范围覆盖的广阔，还是从其实施犯罪的规模巨大或杀人手法繁多的角度来看，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野蛮、最凶残的罪恶，都是对人类理性和道义最肆无忌惮的践踏，也是人性中罪恶一面最全面、集中和典型的暴露。

说起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最令世人震惊、最能表现日军官兵残暴本性、同时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事件，自然是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间侵华日军对沦陷后的南京城内中国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所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在这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中，攻占南京的日军以各种手段残杀中国民众30万人以上，强奸妇女2万起，焚毁城市建筑1/3以上，制造了人类文明历史上罕见的暴行。这一大屠杀事件在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认定，被当作日本国家军队在华反人道罪行、日本国家侵华战争罪恶的标志性事件，成为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所受巨大民族灾难的象征，成为教育炎黄子孙永记民族灾难、发愤为雄的典型教材，永载史册，永世不灭。

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南京大屠杀惨案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唯一的大规模屠杀。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日本国家在其近代侵华史上一贯实行的对中国人民疯狂残杀之基本国家政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侵华日军官兵在中国土地上长期对中国民众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残杀无辜的罪恶实践的必然结果，也是自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由东向西进攻过程中，在南北两条线上大规模屠杀中国居民的罪恶活动的极端发展的结果。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前、之后，伴随着侵华日军的铁蹄所经、战车所过、炮口所向、飞机所至，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大规模地屠杀着中国民众，随时随地地制造着令人发指的暴行，实施着反人道罪行，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最后败亡。从时间的延续性上来看，在日本国家长达70余年的侵华史上，日军官兵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大规模屠杀，大致可分作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七七事变至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三个时间段来进行考察。

下面，我们就通过具体暴行事件，来看一看日军在其侵华期间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的历史事实。

（一）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大屠杀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即已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血案。我们且看一下侵华日军用战刀蘸着中国民众的鲜血所涂写的反人道罪恶历史：

旅顺大屠杀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旅顺后，于11月21日开始，对当地民众进行了历时三昼夜的血腥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是由当时侵华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亲自下令所进行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在三天时间内，日军残杀在旅顺的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2万余人。据《纽约与世界》当年11月28日的报道，“在整个旅顺免遭杀戮的清国人不过仅三十六人”。当时的《世界》杂志对日军此次屠杀事件进行谴责道：“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日军在台湾的大屠杀 　日军从1874年第一次侵略台湾开始，即展开了对当地民众的残酷屠杀。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民遭受了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和血腥屠杀。1895年7月、8月间，侵台日军在台湾新竹地区残酷屠杀当地居民5000多人，焚毁民宅七八千栋。1896年6月17日至23日，日军在台湾中南部的云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数日之内，残杀当地民众3万余人，是为“云林惨案”。1897年陈发等人在台南番仔山进行抗日起义，起义失败后，日军对番仔山一带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陈发等1659人惨遭杀害。1902年5月30日至6月4日，日军在台南屏东制造林少猫事件，虐杀台湾人民逾4000人。半个世纪内，惨死于日本殖民当局军警屠刀之下的台湾民众，不可胜计。

五卅惨案 　1925年5月底，日本侵略者伙同英、美、法等列强，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残杀中国爱国人士25人，致伤数十人。中国广大的爱国学生、民众为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

济南惨案 　1928年5月3日，侵华日军在山东省济南市制造了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在这次惨案中，遭日军枪杀、炮轰、活埋而死亡的中国军民计有3945人，受伤者达1537人，伤亡合计5482人。当时中国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在交涉署惨遭日军割耳、劓鼻之酷刑，然后枪杀，全交涉署职员28人，除一两人逃生外，其余尽遭屠杀。

九一八暴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短短数月之内，日军铁蹄踏遍白人黑水，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在此期间，侵华日军在东北三省以各种手段，肆意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日军所过之处，遍地是惨遭屠戮的中国同胞的断体残肢。日军在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城乡，以枪杀、刀刺、炮轰、活埋、火烧、水灌、电磨、喂狗等等形式多样的残暴手段，对东北三省中国民众肆意残杀。在东北沦陷的14年时间里，东三省民众被日军残杀者，以数百万计之。

一·二八暴行 　1932年初，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军用飞机、大炮对上海闸北、江湾和吴淞一带进行狂轰滥炸，无辜市民伤亡者达四五千人。另据不完全统计，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国抗日官兵死伤者达14000多人。

平顶山大屠杀 　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市平顶山村制造大屠杀血案。在短短的3个小时内，平顶山村约3000多名无辜村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次日早晨，日军当局为掩盖罪证，又指使朝鲜浪人，用大钩子把数千具尸体钩到山崖底下，堆集起来，浇上汽油，焚尸灭迹。

白家堡子大屠杀 　1936年7月15日，日军血洗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残杀村民400余人。

南岗头堡子大屠杀 　1936年11月3日，日军在安东（今丹东）县南岗头堡子屠杀村民230多人。

上述这些血淋淋的事例，仅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在中国境内大规模屠杀中国民众的无数罪行中的一小部分，从中我们即可以看出，残暴地屠杀中国民众是日军在其70年侵华史上一贯奉行的基本政策。这一血腥政策，不论是在时间的延续性上，还是在地域的覆盖面上，都被侵华日军切实地实施着。

（二）南京沦陷前日军大屠杀举例

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至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前，随着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长江沿岸南北两线由东向西的军事进攻的展开，日军同样在南北两线上，对中国平民展开了血腥的大规模屠杀。我们在这里就日军在南北两线所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屠杀，亦各举数例以为明证。 a

1．华北地区：北线大屠杀

天津崔黄口惨案 　1937年10月29日，盘踞在杨村一带的日军扑犯武清和宝坻交界的集镇崔黄口，一路烧杀，制造了崔黄口惨案。当天正逢崔黄口大集，四周群众纷纷来到这里赶集。日本军进镇镇后，逢人便抓，稍有反抗，便施以刀挑枪杀。接着，日本军把抓来的300多人集中在三官庙前的西大坑旁，挑出100多人来，用刺刀逼到坑旁，然后用机枪扫射，加以集体屠杀。受难者尸体个个倒入坑内，鲜血把坑顿时染红。仅在这一处，惨遭日寇杀害的无辜群众即达127人，加上镇里镇外遭日本军杀害，总共有150多人。

日军河南安阳大屠杀 　1937年10月13日　侵华日本军第37师团和酒井旅团的飞机轰炸安阳县城，炸死居民1000余人，各种财产损失无数。11月3日，日军侵占安阳县城，对城内民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次屠杀中，日军用枪刺、刀砍、枪击等恶劣手段，共杀害无辜居民2000余人，其中仅西营街就有1000余人，遇害者中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有年逾古稀的老人。仅据裴家巷粗略统计：全家被杀绝的约占4/10，家人惨遭杀害的（其中被杀人数不等）占6/10，全家幸免于难的，仅有战前逃往农村的3户。日本军在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奸淫，从小西门到现红光剧院一带和北马道街等处一片火海，三天不熄，900家房屋全部被烧毁。无数妇女，遭到日军奸污，稍有反抗，立即被砍死。

清丰大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本军首次侵犯清丰，入城后屠杀居民千余人，南街房屋全部烧毁。随后，日军又窜到城外附近各村，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据统计，仅三天时间，就有无辜群众1096人被日军惨杀，所有贵重物品抢劫一空，日用杂具全部摔毁，牲口家禽被杀食干净。

日军在内蒙古境内的大屠杀 　1937年9月21日上午10时许，4架日军飞机轰炸从内蒙古集宁开往归绥（今呼和浩特）的一列满载难民的列车。同时，从西南方向沿西山进逼集宁的日军，架起机枪杀害从车上逃下的难民300余人。9月24日，日本军从南交通门、小南门侵入集宁后，立即挨门逐户搜寻居民，把居民押到大东门。凡手上及肩上有老茧者被认作是扛枪拉拴的军人，被押出东门外，枪杀50余名居民。

10月16日，日军攻占萨拉齐县城，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将49名群众用枪击、刺刀捅等残酷手段杀害在玉皇庙戏台后大水坑边。加上沿途杀害的9人、炮弹炸死的5人、被吓死的3人、枪杀致残的4人，受害者共70人。上午，日寇沿京包铁路进犯到萨县以西，在公积板村东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狙击，死伤数名。随后，日军闯入公积板村后，就抓老百姓进行报复，将东半村的刘金全、段龙等32人用机枪打死。

日军在河北省境内的大屠杀 　1937年8月23日，日军在河北制造“万全惨案”。杀害无辜百姓300余名。9月7日　日军窜至张家口地区南壕堑一带，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了大搜捕和大屠杀。据当时维持会的事后统计，这次惨案中，日军共残杀中国无辜民众330多人。

9月24日，日军攻占保定后，保定的商户、居民罹难者达3000余人。地处北关附近的东大街商会防空洞内，有许多商民在此避难。日军将避难者逼出地洞，逐个刺杀，当场死亡16人，重伤数十人。9月26日，日军飞机3架轰炸景县城，炸死110余人，炸伤190多人，惨状不忍目睹。10月7日，日军又在灵寿县孙楼村残杀二十岁左右的青壮年29人。

10月8日，日军在正定制造了“岸下、北关、朱河”等13处惨案，杀害无辜百姓1506人，伤103人，烧房106间，抢走牲口80余头，强奸妇女多人，其他被掠财产不计其数。10月12日，日军500余人，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后，把抓获的七八十名村民，全部杀害于河北赵县豆腐庄村南的砖窑场内。之后，又将北辛庄、徐家庄、苏家疃、投头庄、西罗村、大吕村等村的村民全部驱赶到豆腐庄西北角的一个操场上，用刀捅枪射，一批批地杀死。此次惨案中，日军共计杀害村民200多人，其中豆腐庄被杀130多人，被杀绝的有20多户，无数妇女遭到日军蹂躏，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同日，日军闯进赵县常洋村，疯狂烧杀了4天，共计杀害常洋村民68人，11户被杀绝。另外日军还杀害了外村百姓100余人。日军还把村内的牛、羊、猪、鸡尽皆杀光吃光，并把所有农具、家具烧毁、砸毁，把粮食衣物抢掠一空，离开时，装了10辆车拉回

县城。

同一天，日军在河北制造“梅花镇惨案”，杀害无辜民众1547人，其中46户被斩尽杀绝，致24人造成终身残疾；烧毁房屋650余间，其他财产抢劫一空。

10月23日，日军第8师团侵入成安县城，大烧杀七天七夜，在魁星楼、后大坑、西南街、东西大街、东路嘴、天爷庙等地，每处都杀了一二百人。11月5日，日军对成安又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两次大屠杀中，日军残杀平民5200多人，烧毁房屋、抢劫财物难以数计。10月24日，日军侵入邢台洛村，杀死村民66人，烧毁房屋100多间。11月初，日军沿邯广公路向大名进犯，大名境内凡是未及转移的村民尽遭其杀害。日军此次出动，残杀无辜百姓有名可证者计73人。

11月14日，日本军在井陉县制造“黑水坪大血案”。从14日至24日的10天中，日军杀害无辜百姓近1000人，仅在老虎洞就用瓦斯毒死村民155人，杀吃大小牲畜270余头，烧毁民房不计其数。

11月15日，日本军制造“丘城惨案”，杀害无辜百姓800余人。同日，日军飞机7架轰炸武安县城及附近村镇，炸死49人，其中和村30人。县政府和政府礼堂也被日机炸毁。

12月9日，日本军在正定县制造“王耨惨案”，杀害无辜百姓220余人，17户被斩尽杀绝，重伤50余人，烧毁房屋200余间。

12月19日，因驻高邑县城火车站的6个日本兵闯入东塔影村，搜寻年轻妇女，被村民打死2人，日军对该村实行报复，连续屠杀四五天，共残杀村民42人，烧毁房屋500多间，全村2/3的人家被洗劫一空。

日军在山西境内的大屠杀 　1937年9月9日，日军东条旅团制造阳高城大屠杀。日军侵入阳高城后，在南大街瓮城处，用机枪射杀居民600余人。9月11日，在南街、西南大街、悬楼底街五个门内，被日本军刀砍、枪杀、刺刀戳死者达400人之多。其中南街一个青年，被日军砍下头来扔进煮饭锅里。至于妇女、少女惨遭奸污蹂躏，难以言状。在这次阳高城大屠杀中，日军共血腥杀害中国平民1000余人。

9月12日　日军侵占天镇县，施行持续两天的屠城。在北门月城奶奶庙惨案中，日军屠杀居民300多人。在南街马王庙惨案中，日军砍杀居民300多人。在西门南侧惨案中，日军枪杀居民300多人。在狐神庙惨案中，日军刺杀居民500多人。在大操场惨案中，遇害居民达500多人。在这些惨案中，共蒙难者2000人，其中计有外地客商受害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者约700余人。

9月18日，日军侵占左云城后，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左云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在南门街东、西两巷等处，日本军烧死、枪杀无辜百姓210余人。

9月中下旬，日军飞机连日狂轰滥炸大同城，街市店肆民房被炸毁，大火延烧竟日。19日和25日，日机30余架次，投弹300余枚，炸死炸伤无辜居民320多人。大轰炸以后，大同城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9月23日，侵占灵丘城之日军，紧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在大云寺、奶奶庙等处集体枪杀居民600人。日本军还把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抽打着让妇女们裸体扭摆，然后集体强奸、轮奸，反抗者，当场杀死。从9月23日以后，日本军天天抓人，天天在三个杀人场进行比赛与杀人表演，这样又杀害了居民400多人。日本军先后残杀群众1000余人。同一天，进占灵丘城之日军川原旅团，侵入东河南村。23日，日军屠杀村民30余人。24日，更大规模的屠杀开始，日军在五道庙巷等处残杀老人、孩子和学生70余人。这些蒙难者，有的被活活钉死，有的被刺死，有的被狼犬咬死。两天屠杀居民100余人，残酷至极，惨不忍睹。

9月28日，日军队攻占朔县城，大屠杀三昼夜，杀害无辜百姓近4000人。

10月2日，日军攻占宁武。10月7日，在宁武县城开始了有计划的大屠杀。日军将几千名群众集中于师范学校的大操场上，用机枪疯狂扫射，随后又将抓获的群众在东城拐角、水口门、大务城院内、财神庙等地集体大屠杀。10月14日，在八路军一二○的打击下，日军被迫撤退。从日军进城到退出，短短13天时间内，烧毁宅院80处，寺庙8座，县城内七八条街巷几乎变成无人区。仅有7000多人的宁武城，在这次浩劫中，就被屠杀了1700多人（一说4800余人），就连佛家圣地也在劫难逃，延庆寺9个和尚，有8个

被杀。

10月8日，日军侵占崞县城后，纵火焚毁王家围、西关庙、西崖等房舍店铺。第二日，在西门附近屠杀居民100多人。另在正街、西街、南街、明顺义院等处，枪杀、活埋数百人。日军先后杀害城内居民1300多人。

10月10日，日军占领原平，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屠城残杀。日军将小北关20多个群众抓住，当作活靶，一人喊，众人刺。有一农民反抗，用手抓住刺来的刺刀，10个指头全被削掉。日本军又用麻绳将这20多人浑身缠住，使之不能躲，被一一刺死。在北关，日本军将17名群众赶到一处院内，令其排成队，割头比刀快，杀死16人。在魏家庄，日本军抓住16个群众毒打后，又让他们快跑，结果，这16人在前边跑，日军在后面用枪瞄着打，一枪一个，打死15人。据1938年统计，日本军这次原平屠城，共烧毁房屋 3000余间，杀害居民1800多人、商人近300人、晋绥军196旅官兵两千七八百人。此外还杀害应差民夫、过往客人、逃难百姓以及附近村庄居民几千人，合计近5000人。

10月11日，日本军五六辆汽车载兵侵占阎庄村后，逼迫村民上汽车，装满一车后开到野外用机枪扫死。群众知道后，有的躲到窖里或藏到井里，日本军就见井和窖就塞上柴火，点着火烧。全村先后被枪杀、烧死400多人。

10月12日，是日至11月2日，日本军在崞县西南乡地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在西南乡地区即今王家庄、阎庄两个乡镇和原平镇南部部分村庄。日本军杀害村民5000余人，烧毁房屋近10000间。其中仅永兴村一次杀死百姓900多人，烧毁民房500间，池上村杀死百姓500多人，烧毁民房400间；南、北郭下杀害村民500多人；王家庄当时只有500口人，被日军杀害了60%；下王庄当时只有200户人家，被日军烧毁房屋3000间，烧杀致死160多人。西南乡地区近50个村庄，几乎每个村子被日军残杀的都上百人。

10月13日拂晓，大批日军扑进南怀化村。日本军进村后，抢占村南的山头，用机枪封锁了村北的河川，然后实行灭绝人性的大烧杀。在村民柏润海院内的窑洞藏着52个村民，日本军用枪把他们赶出来，将男人用机枪扫死，强迫女人脱光衣服，遭到拒绝后，日本军用刺刀把她们一个个扎死。该窑洞52名群众除4名被枪打倒又挨了两刀未死外，其余48人全被杀害。在村民赵喜全院内的窑洞内藏着40余人，日军先用机枪向窑内扫射，继在洞口堆起柴火，倒上汽油点燃，洞内40余人全部死亡。在另一处院内的3孔窑洞内藏着100余名群众，日本军将他们赶出洞外，或砍下头来挂在树杈上，或绑在柱上当刺杀活靶。怀孕妇女有的被开膛破腹取出婴儿，有的被踩着肚子压流产；还有不少妇女被剥光衣服轮奸。之后，日本军又在洞内塞满柴火，倒上汽油，点着火，逼迫人们钻进窑洞内。居民不进，日军用机枪、步机进行杀害。最后日军把院内倒下的尸体扔进大火熊熊的窑洞，100余名群众化为灰烬。从10月13日至11月8日，日本对南怀化村的无辜老百姓杀了一批又一批，烧了一回又一回。使这个原来204户的村子，仅剩下104户，有100户被杀绝，只有24户未死人。这个当时有1024人的村子，日军杀害了766人，另杀害外村来此避难者500多人。全村房子几乎被烧光。

10月21日，大批日军烧杀王董堡及其附近的小营、河头、丁家寨等8个村庄，计杀死百姓约130人，烧毁房屋700余间。10月25日，日军围袭平定县前小川村，一天一夜杀害和烧死村民92人，烧毁房窑百余处，抢劫牛驴羊鸡410多只。10月26日，日军侵入平定县东沟一带村寨肆意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经过一天一夜的烧杀，东沟81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0月27日，日军在平定县桥头村进行4天大屠杀，杀害村民117人，烧毁170余处房窑。抢走牛、驴、骡、马、羊等大小牲畜不计其数。日军抢走的粮食除喂大洋马之外，全部泼上汽油烧光。

11月3日，占据怀仁县岱岳镇之日军300多人侵扰刘晏庄，奸淫烧杀，屠杀村民108人，烧房300余间。

11月7日，日军制造榆次张庆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日军烧杀三天，残害百姓117人，奸污妇女数十人。

11月8日，夜半，日军侵入太原后，进行大搜索、大屠杀。据粗略统计，当时太原居民约十三四万人，仅这一次被日军屠杀者约有上万人。

2．华东地区：南线大屠杀

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在上海的大屠杀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市民进行疯狂轰炸，至11月中旬上海沦陷，被炸死的市民无以数计，中国人民在日军飞机轰炸下所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尤以是役为最惨重和最集中。

11月5日，日军在塔港登陆，在增丰村对无辜村民进行残酷屠杀。全村101户，被杀52人，老至75岁，小至吮奶婴儿都未幸免，有30多名妇女被侮辱，有7人被拉夫，下落不明。

11月6日，日军从朱行方向侵入亭林镇，大肆烧杀掳掠，镇上被害者有50多人，被拉夫者无一生还。除镇上外，四乡被焚农房352家、1378间，被奸污妇女195人，被杀害百姓152人，被拉夫未归37人，人民损失惨重，无法详计。

11月7日晨，日军飞机数十架次，轮番投弹轰炸朱泾。接着日军冲进市镇，放火焚烧。有78个隐匿于家中的居民被屠杀。全镇2460余幢房屋尽成瓦砾。同日，日军冲进松隐，将街市房屋，尽行放火烧毁；路过荡新村朱家圈时，把村里朱毅夫等15人用刺刀捅死，血流遍地，积尸成堆，惨不忍睹。

11月9日，金山县枫围乡张家村，惨遭日本军血洗，有村民18人被枪杀或刺死。同日，日本军侵扰松江城，出动飞机五六架，轰炸泗泾，全镇精华付诸一炬。日军冲入市区后，大肆屠杀居民，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无辜居民有300多人，受伤者200余人。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民众以枪击、刺杀、火烧、砍头、剖腹、活埋等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加以屠杀。8月间，日军在宝山登陆后，在罗泾地区屠杀民众2244人，30多平方公里内之民房全被烧毁，计10908间。据不完全统计，宝山全县被日军残杀居民达11233人，其中男性6527人，女性4706人。连同瘟疫、饥饿，全县有2.3万无辜居民死于战祸，占战前人口的19.27%。

在金山地区，共有1015人惨遭日军残杀，房屋被烧毁3059间。其中日军在西山塘桥，杀害筑路工人等20人；在朱海、南门，枪杀居民71人；在新庙村，活埋青年10多人；在松隐，杀死居民10余人，奸淫侮辱妇女10多人。

日军在江苏境内的大屠杀 　1937年11月13日，日军向常熟县城进犯，先头部队沿途烧杀抢掠，烧毁民房3万余间，杀害群众3000余人。仅在吴市一带，日军即杀害571人，奸污妇女374人，烧毁房屋1090间。14日，日军侵占吴江平望镇后，大肆烧杀，屠杀百姓400多人，烧毁房屋700多间。

11月16日，日军攻占昆山县。从即日至1939年1月，日军在昆山县共杀害无辜百姓3762人，烧毁房屋10961间，造成当地财产物资损失合计约4070万元。

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纵火，苏州城内外霎时变成了血泊火海、瓦砾尸堆。据1939年3月伪吴县知事公署《事变损害统计表》（苏州、吴县同城）记载，全县13个乡镇被烧毁、破坏的房屋达7927间，其中城区4739间，阊门石路一带商业区被日机投掷燃烧弹烧毁，“被毁地区东自石佛寺、小菜场路一线以北，西至小鸭蛋桥河以东，南自老石路北侧的耶稣教堂以西至惠中旅社以东一线，北至饭店弄南侧，面积达几万平方米，大火燃烧三天三夜，石路一带遂成焦土。这一地区被毁商店、旅社、茶馆、戏院、饭店、浴室等约二三百家，民宅约六七百户。”全县遇害死难者约6774人，其中城区3738人；全县被损财产1043.3万余元，其中城区810万元。此外，日军还屠杀数以千计的外地难民及被俘的中国士兵。仅1937年中秋节这一天，日机炸毁难民列车10余节，炸死炸伤外地难民四五百人。在日军侵占苏州前夕，日机炸毁外地难民船4艘，炸死难民300余人；日军侵占苏州后，在齐门一次就用机枪杀外地难民100余人。另据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日本《朝日新闻》晚报载，日军入城后俘中国士兵2000余人，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曾密令“杀掉全部俘虏”。据此可知，自八一三事变至苏州被日军攻陷的数月间，日军在苏州屠杀的中国百姓及中国士兵逾万人。

11月19日，日军占领常熟城。进城之后，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据调查，当时城区有1/3的房屋被炸毁烧毁，遇害民众1500余人，无数妇女遭受日军奸淫，许多妇女为免受污辱，不惜跳井、跳河自杀。当时，常熟城内商店停业，无盐供应。11月30日，南门居民和附近农民结队搬运食盐，遭遇日军，被日军架起机枪扫射，当场枪杀300多人。

11月20日，日本军侵入沙洲县恬庄镇，杀戮居民200余人。

11月23日，日军在无锡东亭，残杀村民1821人，烧毁房屋13340间，烧掉稻谷共15518亩，强奸妇女504人。

11月29日，日军侵入武进县城（常州市与武进县同城），进行血腥的屠城，死难居民无以数计。据曾在伪自治会任职者所述，事后仅埋尸队掩埋的尸体即有4000余具。次日凌晨3时，日军侵占武进县奔牛镇，枪杀无辜百姓401人，烧毁民房1742间。据不完全统计，城区和戚墅堰被炸毁、烧毁的厂房、民房、店堂、庙宇等共9000余间，全城80%的工厂、商店遭到破坏。

12月7日，日军侵入高淳县淳溪镇，对当地民众，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枪击、刀刺、阉割、剖腹、火烧、活埋、犬咬，全县有1233名无辜民众死于日军各种暴行之下，另有314人致伤致残。

12月8日，镇江沦陷。日军进入市区后，疯狂地烧杀奸淫。城内被杀居民4525人，仅红十字的一个机构收尸共3000具。大队日军分散四出，到处放火达十天之久，所毁面积遍及全市。当时全城39个镇中，仅三阳、黄华、铁路3镇未烧外，其余36个镇均遭焚。全市被日军纵火烧毁房屋30151间（其中城区16700余间） ，原本商店林立的大西路西段及城里南门大街变成一片焦土。日军为泄其兽欲，看见妇女不问老幼，不问病人与产妇，均加以污辱，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在日后收尸过程中，人们发现，男尸多于途中，女尸多在床榻。此外，日本军还在旧武庙医院内设立关东武妓院，关押大批妇女，供军官发泄兽欲。

日军在山东省境内的大屠杀 　1937年10月23日上午，日军在陵县凤凰店对当地居民开始了残酷的屠杀。24日一天，就有30多名无辜群众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此后一个月的时间内，日军在凤凰店一带，四出烧杀淫掠。据事后统计，仅凤凰店一村就有108名群众惨遭杀害，另有邻村和过路学生200余人遭到日军屠杀，总计遇害人数在300人以上。此外，日军还在凤凰店一带放火烧毁房屋1200余间。

10月27日，日军连续两日血洗平原县马颊河东西两岸村庄，屠杀村民87人，致重伤15人，烧毁房屋355间，制造了马颊河畔惨案。

10月31日，日军制造济阳大血案。是日正逢济阳城大集，9时左右，两架日本军飞机飞来，在人集稠密处投下8枚炸弹，落于高家祠堂一带，当场炸死11人（5男6女），重伤4人，轻伤无数，炸毁房屋21间。接着，日军又于11月13日猛攻济阳城，到下午4点，城内中国守军由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全面溃败。城门一开，城内居民、守军拥挤而出，日军伏于两侧，疯狂地扫射、炮轰，不到半个小时，100多名守军、1900多居民和壮丁共计2000余人，尽遭屠杀。接着，日军又逐尸检查，发现没死者即随手补刺一刀。日军攻占济阳县城后，一城两关未及逃出的无辜百姓，尽成了日军屠刀下的羔羊。14日，日军在城内搜出四五十位60多岁的老人，押到南门外，全部用机枪射死。在南关的大堤下，日军军官高森率领日军一次杀害居民13人。同一天，日军军官菅野，指挥宪兵队用机枪在文庙一次杀害百姓40余人。7天之内，日军在济阳城内残杀无辜平民402人，被杀光的有4户，打伤致残的29人，奸淫妇女100多人，烧毁房屋550余间。济阳惨案中，被日军惨无人道屠杀的平民共2400余人。

11月15日，日本军进犯鹊山，枪杀、劈死、烧死及被迫跳湾摔溺而死的群众有96人，致重伤56人。

12月12日，日军数百人，出动坦克十几辆，汽车若干辆，由惠城出发，血洗阳信城。一部分日军冲进北园子村，砸门闯户，抓住32名群众，押到村西北角的一块平地上，刀砍枪刺，全部杀死。在西北城墙下，日军又一次集体屠杀30余人。这一次日军血洗阳信，共屠杀无辜群众400余人，欠下阳信人民累累血债。

12月14日，日本军土肥原师团一部占领观城县城以后，杀害无辜群众158人。仅南街被杀绝的就有4户人家，妇女被日军奸污20多人。

通过上面所列举的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民众的暴行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前，日本侵略者自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伊始，即展开了对中国民众的大规模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犯下了累累的反人道罪行。

（三）绵延八年的大屠杀

在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当时整个东西方世界的极端暴行发生，日军的残暴行径受到世界舆论一致的强烈谴责之后，侵华日军对中国无辜民众的大屠杀，并未由此停止，而仍然是伴随着其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随时随地地发生着。我们在前文曾经说过：在日本全面侵华的8年之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以万计起杀害中国和平居民的罪恶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有四五千起之多。在每一起血案中，惨遭日军残杀的中国无辜居民，少则三五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更甚者乃至数万人。日军在中国境内制造的这四五千多起大屠杀暴行血案，除较少一部分发生在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之前，其余绝大多数则是发生南京大屠杀之后。

这里，因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按时间顺序，列举其中数十案例，以见“二战”期间侵略华日军在中国境内实施反人道罪行之一斑。

芜湖浩劫 　从1937年12月4日起，日军飞机开始对安徽省芜湖市进行狂轰滥炸，炸死不少逃难的居民。1938年5月6至8日，日军飞机对芜湖进行了连续三天的猛烈轰炸，把芜湖这座当时有18万人口的城市，炸成了片废墟瓦砾。10日，日军侵入芜湖市，一路杀人放火。大火从西门烧到徽州会馆、上海银行，又从上海银行一直烧到江边。闹市区中山路国货大楼一带，被烧得只剩残墙断垣。未及脱逃出城的万余居民，尽遭日军残杀：有的被大火烧死，有的被当街枪杀，有的在家中被刺杀。一日之间，芜湖变成了一座死城。

清丰屠城 　1937年12月15日，侵华日军一部攻占河南省清丰县城，接着又蹿至城外附近各村，见人就杀，见物就抢。据统计，仅在三天时间内，即残杀当地无辜群众1096人，把所有贵重物品抢劫一空，日用杂具全部摔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清丰屠城”血案。

盱眙屠城 　1938年1月2日，日军攻陷江苏省盱眙，14日凌晨，日军撤走。在此13天中，日军在盱眙城内杀害无辜民众近2000人，其中外地人300多口。全城有100余户全家被杀绝。另有19名身穿白衣的救济队员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杀害。全城21条街巷，有17条被日军纵火烧毁，8000余间民房化为灰烬。劫后盱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温县暴行 　从1938年2月至1945年8月，日军在侵占河南省温县期间，惨杀全县无辜民众5262人，全县人民间接死于战祸及饿死、病死者达38229人，村民房屋被日寇焚毁者达15322间，妇女惨遭日军侮辱者计3663人，粮食被抢走85000石，牲口8571头，金银首饰、家具什物、商业财产之损失则更是无以数计。

博爱惨祸 　从1938年2月至1945年8月，日军在侵占河南省博爱县期间，共残杀中国无辜民众69214人，烧毁房屋15895间，掠夺粮食2815635石，占用土地6809亩，支差劳役民工411125人次，杀死牲畜14423头，掠夺羊9324只，猪3476头，鸡12420只，毁蜂215箱，损毁农具131072件，抢劫钱财118483819元，造成当地工商损失4470821元，土地荒芜60%以上。

浑源唐庄屠村 　1938年2月11日，日军骑兵二百四五十人袭击山西省浑源县唐庄。在贾家大院里，日军屠杀村民40多人，又在薄家大院、牛家院、敖家院烧杀村民。一天时间内，日军共屠杀农民127人，占当时全村人员的1/6，全村有15户人家被杀光，被烧的房屋达400余间。

长治屠杀 　1938年2月21日，日军第一次占领山西省长治县。在第14师团长下野的指挥下，日军疯狂屠杀长治人民，在北关厢、大北街、小北营、玄武庙等10余处专设杀人场。在日军第一次侵占长治的63天时间内，屠杀长治人民1000多人。

双池镇屠镇 　1938年3月4日，日军山元部队进占山西省交口县双池镇（原属灵石县），残酷屠杀镇上居民400多人。全镇街道上、屋内屋外、水缸里，甚至粪坑里，到处是被日本军杀害的居民尸体。屠镇之后，日军又到处纵火烧房焚屋，把双池镇烧成一片废墟。

大武镇屠镇 　1938年3月4日，日军纠集盘踞汾阳、离石的兵力2000余人，围袭山西省方山县大武镇。当时大武镇总计人口约有1000余人，此次被日军残杀340余人。此外，日军还在周围各村大肆屠杀无辜村民，武回庄、洞上、留子局、盛地、红罗沟等村被杀群众260余人。在这一惨案中，共有600人以上惨遭日军屠戮。杀人之际，日军还到处纵火烧屋，大火四日未熄。

濮县血案 　1938年3月初　驻黄河以北、平汉铁路沿线的日本军土肥原师团之大乌联队，对山东省濮县进行了残酷的烧杀淫掠，共杀害无辜群众1000多人，奸污妇女四五百人，烧毁房屋、粮食财产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濮县血案”。

马迹山屠杀 　1938年3月12日，1400余名日军，在3架飞机和47艘汽艇的配合下，对江苏省武进县马迹山（又名马山）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日军首先进行狂轰滥炸，然后又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在这次“扫荡”中，日军残杀当地民众1500人左右，炸毁、烧毁民房3600多间，击毁、击沉大渔船28艘，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滕县屠城 　1938年3月17日，日军攻占滕县城后，杀害百姓720余人，烧毁房屋5425间。滕县城内，到处是残墙断壁，满地是断体残肢，景状之惨，不忍目睹。

长垣屠城 　1938年3月25日，日军再次攻占河南省长垣城，屠杀城乡居民1700余人。

浚县屠城 　1938年3月29日，日军攻陷河南省浚县城，在县城内外，血腥屠杀民众4500余人，奸污妇女5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

金乡屠城 　1938年4月2日，日军一架飞机窜到山东省济宁金乡县鸡黍集，在人员密集的街中心和东门外，投下3枚炸弹，当场炸死117人，伤174人。5月16日，日军第16师团，侵入金乡县境，实行了连续四天的烧杀淫掠。在县城内，日军挨门逐户地搜杀，搜出一人，杀死一人，抄出一批，杀死一批，耄耋翁妪，襁褓孩童，皆无幸免。在奎星河前的天主教堂里，日军搜出180多人，赶至文峰塔下，先架机枪猛扫，然后又扔下手榴弹，180余人尽遭屠戮。在旧衙门后，日军搜出21名居民，带到东面角的城墙上，刀劈枪挑，弃之城下，随后又投下20多枚手榴弹。屠杀过后，仅县城东城墙下就有尸首300余具，城西南角南家后坑边有400多具；在城北门里的女子学校里，30多具女尸纵横狼藉，尽是十几岁的少女，她们披头散发，裸身露体，满身血污，不堪入目，都是遭到日军轮奸后被杀害的。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这次在金乡县城，共屠杀我同胞3347人，烧毁民房670间。

阳城惨案 　1938年4月14日，日军进犯阳城县。城破之后，日军把居民驱赶到开福寺、东王殿、城隍庙、旧盐店、西坛上等处，逐个残酷戮死。在城内各处有十余个较大地洞，洞内皆有避难居民数十人，尽都被日军放烟雾毒气，窒息而死在洞内。日本军还在城郊内城，采用砍头、割舌、挖眼、剖腹、割奶等杀人手段残害百姓。一夜之间，日军共在阳城屠杀民众700余人。

路家庄屠村 　1939年3月22日，日军第110师团、第8混成旅团出动2000多人，围剿河北省冀、衡、深、束四县交界的路家庄，屠杀当地村民237人，烧毁民房700多间，是为路家庄惨案。

武陟傅村大屠杀 　1939年12月14日，日军突然包围河南省武陟县傅村。当时有国民党当局征集1000多民工正在该地筑河堤，以防堵洪水泛滥。日军把围住的民工和村民分作四五十人组或百十人一组，加以集体屠杀。两个小时之内，日军杀害民工997人，烧房880余间。

濮阳大屠杀 　1940年5月5日，日军35师团、骑兵第4旅团等部1万多人对河南省濮阳、清丰、南乐、内黄、滑县等地进行了18天的轮番“扫荡”，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烧杀抢掠，数十村庄的财物被抢一空，村民被残杀者数以千计，房屋民宅尽遭焚毁。仅在濮阳县的大保、大堤口、余庄、东大保、薛村、破车口等15村，日军即残杀群众达1477余人，杀伤致残129人，失踪258人，其中有48户被日军杀绝。

涉县井店村屠村 　1940年10月27日，日军“扫荡”河北省涉县井店村，大烧大杀，屠杀村民316人，烧毁民房738间。

兴县屠城 　1940年12月21日，日军蹿入山西省兴县城，逢人便杀，见物就抢，全城共有1300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在北关紫沟一处，即有183名老弱妇孺被日军残杀。在西关郭家沟康家大院，日军用刺刀捅死42人。临走时，日军又纵火烧毁全县30104间房屋，抢走粮食和财物不计其数。

丰润潘家峪惨案 　1941年1月25日，数千名日军包围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老区丰润潘家峪，把全村人赶进潘家大院，然后用机枪扫射，手榴弹炸，并把点燃的玉米秸扔进大院。霎时间，潘家大院烟火四起，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全村被烧成一片瓦砾。在此次惨案中，除未在村内及个别幸存者外，全村有1703人被日军杀害，1100多间房屋被烧毁。

应县下社惨案 　1941年2月18日，日军驻山西省大同的黑田师团进攻应县下社，在新堡等处进行屠杀、奸淫和劫掠。24日再次对当地群众进行大屠杀，共杀害群众、外地客商等1000多人（一说1500多人），烧毁房屋850余间，掠夺无数银元、布匹等贵重物资。

东黄泥惨案 　1941年9月14日，日军数千人对河北省平山县东黄泥一带11个村庄进行扫荡，屠杀村民711人。

枣林村屠村 　1942年春，日军在河南省内黄县枣林村，用机枪集体屠杀男女老幼1300余人，把尸体填入七八口水井，全村居民几乎被杀绝。

修武北睢村大屠杀 　1942年4月11日，驻修武、焦作各据点日军，包围河南省修武县南部的北睢村。上午9时，日军开始对抗日军民展开血腥屠杀。日军将人群分别逼向设在村东北的北树园、北场和东南场三个屠杀场，用机枪扫射，大刀劈砍，一直杀到中午12点左右。下午，日军又在全村到处纵火，烧了两个多小时，直至午后许始撤走。在这次大屠杀中，日军共杀害中国抗日军民800多人。

冀中大扫荡 　从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在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集中4个师团的兵力，对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时间持续了近两个月，给冀中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前后共杀害冀中民众5万多人，造成冀中地区“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

海南岛大扫荡 　1942年5月5日，日军为镇压海南岛琼崖游击纵队的抗日斗争，对抗日游击区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5月、6月间，仅琼山县的三江、道崇、苏寻三等地，文昌县的潭文、大昌等地，就有3000多民众被日军杀害。在琼山县的树德乡，有5个村庄的村民，被日军杀得一个不剩。日军在成来乡的木石桥边，仅一个早上就用刺刀捅死200多妇孺。在南阳乡时，日军一次就杀害1500人。在文昌县东阁乡的流坑、流翠等村，日军一天杀了300多人，其中100多人被关在一间祠堂里，用火活活烧死，另有100多人被用刺刀捅死。日军还把尸体堆在桥底，垫桥通车。日军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遇害者有的被斩头、断脚，有的被挖去眼睛，有的被开膛破腹。更令人发者，有的日军士兵甚至把婴儿向空中一抛，然后用刺刀向上一顶或用军刀一劈，以杀人取乐。在南阳乡大屠时，日军把婴儿、小孩投进水井，或者把婴儿双脚朝天倒插在田里。在琼山县的美庙村、王荣村、博无村，不少妇女被日军强奸后剖腹，有的奸污残杀后暴尸路旁。文昌县流坑村10多名妇女遭强奸后，又被锁在屋内活活烧死。在大肆残杀中国民众的同时，日军还疯狂地到处纵火，他们扫荡到那里，就烧到那里。民解、武侯、海志、美福、独龙、能仁、略里、美巢、抗间等十几个村，被烧为平地。抗日游击中心区域文昌县的酒中、南阳、高隆和琼山县的钟瑞、树德、三江、道崇、云龙、苏寻三等乡，被烧房屋1800多间。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日军“大扫荡”期间，日军在海南岛共杀害2万人以上，被烧房屋1万多间。

定县北疃村惨案 　1941年5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长上坂胜指挥第一大队日军500余人，包围河北省定县北疃村，施放毒气，致使躲避在地道的村民800余人中毒窒息死在洞内，是为定县北疃村“五·二七”惨案。

柘林街大屠杀 　1942年7月17日深夜，驻江西南昌附近荷埠周村、龙口范村两个据点的日军出动100余人，对柘林街及其附近村庄进行大扫荡。沿途烧杀抢劫后，于18日凌晨分四路杀进柘林街。从东港头、陈家进街的日军，把当地农民50余人和街上盐店内10多人，逼到街东祖师坛集中，以机枪扫射，全部杀害。另一批日军在张家山杀死30余人后，窜入柘林街吴家祠堂，强奸妇女，杀人放火，藏在祠堂里的40余人，全被杀害。日军把住在令公庙内的22户难民，用刺刀和机枪逼迫出来，先将男人每6人绑一串，推出庙门，在河边枪杀。然后又将妇女两人一组，把头发拴在一起，拖出庙门，用刺刀捅死。日军对小孩，有的用刺刀捅肛门，有的用石块砸死，脑浆涂地，惨不忍睹。最后，日军将柘林街上的200余人反绑双手，驱赶到三面环水的西塘沟，以枪击、刀砍、刺刀挑等手法进行屠杀，除5人伤后被死尸掩盖而得幸免外，其余全遭杀害。据幸存者目睹，尸体填满了西塘沟，河水被鲜血染成透红。在此次大屠杀中，日军计残杀当地平民860人，烧毁房屋723幢。

洪山惨案 　1942年10月19日，驻湖南岳阳的侵华日军集结1200人，分四路包围洪山、昆山等十多个村庄，对这里进行了连续七天的杀烧淫掠。据不完全统计，遭日军杀害的村民有1800多人，有72户被杀绝，有600多名妇女被凌辱，2180多间房屋被烧毁，5400多头猪牛和大量财物洗劫一空。是为“洪山惨案”。

滦南潘家戴庄惨案 　1942年12月5日，日军在骑兵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血洗、焚烧滦南潘家戴庄，屠杀村民1110人，其中有60名孕妇和30名婴儿。同时日军还纵火烧毁了1030间民房。

六王冢屠村 　1943年5月3日，日军在河南省襄城县六王冢一带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屠杀村民2000余人，强奸妇女200余人。被害群众的尸体填满了一眼底面三十多平方米，十多丈深的大水井。此外，周围村庄还有800多名群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焚烧，妇女被污辱。

黎城暴行 　1943年5月7日，日军“扫荡”山西省黎城地区，抓捕壮丁、杀死群众7000余人。仅在城隍庙，日军将130多人用刀刺、绳勒、刀砍、剖腹、割生殖器、摘心挖肝等手段残害后，将尸体踢进井内，然后覆盖黄土，毁尸灭迹。在许多树枝上挂着遭轮奸后又被刺烂阴户的女尸和被撕成两片的孩童。

厂窖大屠杀 　从1943年5月9日开始，由湖南鸡窝岭渡河以及由汀州南下的日军侵扰汉寿县厂窖周围20华里的地区，在这里进行了四天大规模的屠杀、奸淫、纵火、破坏、掳掠。日军将躲避在同善社宋梅甫家的平民80余人，无分男女老少，集体加以屠杀。在垸子里，日军追杀农民几百人。在裕成垸，日军把搜捕的100多人捆在杨树上，而后用机枪杀死。在厂窖，日军刺杀平民100多人，尸体全部扔进一条小沟里。在龚家港、萧家湾、莲子巷的沙滩上，到处堆满了被日军屠杀的尸体。在这次连续四天的大屠杀中，日军共计杀害中国民众2.4万多人，其中本地居民7000多人，外地难民1.2万多人，国民党军队5000多人。另外，在厂窖附近的武圣宫、三岔河、游巷等地，日军屠杀6000多人。数日之间，日军在厂窖地区以枪杀、刀砍、绞舌头、刺肛门、火烧、盐腌等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共屠杀了中国军民3万多人，妇女被奸杀及孩童挑死者不计其数。此外，在这次历时四天大屠杀中，日军还烧毁民船2500多只，毁坏民宅3000多间。腥风血雨，惨绝人寰。厂窖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制造的又一起对中国人民极大规模的大屠杀事件。

长沙浩劫 　1944年5月29日，日军集中2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进犯湖南，发动湖南会战。是日，日军第11军分3路侵入湖南，连克通城、公安、湘阴、古港、益阳、浏阳等地，合围长沙。6月19日，岳麓山失守，长沙沦于敌手。日军在长沙城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先后四次攻掠长沙中，仅在长沙市就残杀36460人，致受伤残者9788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三灶岛大屠杀 　1944年7月1日至4日，日军在广东省三灶岛进行疯狂的烧杀，共残杀无辜民众700多人，焚毁民房531间、学校3所、祠堂5间、华安圩商店41间，造成的财物损失无法估计。日军的杀人手段十分残暴，有的妇女怀抱的小孩被日军强夺过去，向空中高高抛起，随即用军刀迎空一劈，将小孩劈成两段，母亲见状晕厥于地，日军却在旁边哈哈大笑；在一山坑中，填满200多具尸体。

井陉黑水坪惨案 　从1944年11月20日起，日军扫荡井陉县，历时3个月。在老虎窝村，日军对躲匿在山洞中的村民施放毒气，致使男女老幼150余人全被毒死；在黑水坪，日军用火烧、狗咬、刀砍、枪刺等手段，杀害平民400余人。在这次大“扫荡”中，被屠杀的平民达1000余人。

永新浩劫 　从1945年1月20日至3月1日，日军侵占江西永新县城共41天。全县33个乡中，被日本军骚扰22个之多，无辜居民被屠杀者353人，致伤残178人，被捕去54人，另有540人失踪，烧毁房屋392栋。乡间有一些妇女进县城，被日本军捉去，有的充当营妓，有的供日酋泄其兽欲。

小王楼村惨案 　1945年3月14日，日军在河南省正阳县小王楼村惨杀村民200人，烧毁房屋200余间。

侯田乡惨案 　1945年4月6日，3000余日寇侵入湖南省隆回县侯田乡的凤形、前寨、回小等地，盘踞8天之久。杀害百姓154人，活埋3人，强奸妇女228人（强奸致死的12人）。烧毁房屋3372间，杀死耕牛641头，猪3690头，抢走粮食20000余担。

万丰暴行 　1945年7月25日，日军3万余人由江西省万载蹿入宜丰县，至8月4日离县境。旬日之间，全县14个乡镇受到骚扰，民众被日军残杀657人，致伤1461人，被掳2990人，民房被毁约3600间，耕牛损失2908头，猪8565头，毁禾19893亩，损失稻谷27841石。

以上所列举的数十起暴行惨案，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在中国境内所制造的数千起大规模屠杀中国无辜民众的暴行案件中的极少数的一部分。其实，在日军所制造的这数千起屠杀血案中，每一次屠城、屠镇、屠村，每一次“讨伐”、扫荡，都会造成中国民众成百上千人的生命牺牲、无以数计的妇女同胞的惨遭凌辱和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境内所犯下的极端的反人道罪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遍布当时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几乎占中国2/3的国土；在时间延续上也极其久长，涵盖了从日本全面武装侵华战争开始到其败亡的整整8年。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国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8年，也正是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极端残酷、大规模地虐杀中国无辜人民的8年。在这8年之中，日军官兵恰如恶魔，在中国大地上磨牙吮血，毫无人性地残害屠戮中国民众，随时随地地制造着令人发指的惨案，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欠下累累血债，对人类数千年发展史上逐步形成的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热爱以及对文明追求等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共识，实施了粗暴的践踏乃至摧毁。任凭海枯石烂、沧海桑田，“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队军人在中国境内所犯下的累累反人类罪行，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的这极其丑恶、极其血腥的一页，将永世无法被涂去抹去。

世纪暴行：南京大屠杀

前文中，我们简要地讨论了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境内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的基本事实概况，借以说明，对中国无辜民众实施残酷的杀掠是日本侵华军事当局乃至日本国家在近代侵华史上一贯的政策。下面，我们将讨论一下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之极端暴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期以从个案的角度审视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自其发生伊始，便为中外一切正直人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于书中，契于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刻于人类文明的灾难史中，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这座古城所犯下的滔滔罪行，也久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成为证据如山的铁案，不论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人，都无由将其抹煞。而学术界关于这一极端的反人道罪行惨案的基本事实与相关问题的资料搜辑与积累、专题研究与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深入而广泛。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日本经济的发达、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及其国内右翼思潮的泛滥和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日本国内一部分政客和学者，不顾历史事实，每每大放厥词，企图否定这一段用数十万中国民众的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蒙蔽日本国民视听，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时至今日，日本国内妄图否认、抹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恶的政客、学者依旧大有人在，其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仍然不绝如缕。这，不能不让我们时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历史是真实的，对于日本国内一部分人歪曲历史、否认罪恶的言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充分的证据和足够的理由，对之进行强有力的驳斥与反击。但是，作为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加而来的侵略战争的直接的受害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时时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淡忘了这段历史？当年南京城内那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惨象，是否已经随着今天一个新南京的崛起而变得苍白、模糊？当年侵略者用手中的屠刀给我们留下的那刻骨铭心的创痛，在经过近80年时光的冲刷后，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是否已经变得淡漠？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当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国南京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极端的反人道罪行，其对人类共同的道德体系与价值共识的践踏与摧毁，是否也已被逐渐 淡忘？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时时翻开这被血肉粘连的历史一页，以自警，以警世。

（一）背水一战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具有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汉唐以降，两国人民彼来此往，睦邻和善。日本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是心神向往而亦步亦趋。但到了近代，两国间这种传延了上千年的友好关系发生了天壤之变。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对东亚国家的侵略，中日两国同时遭到空前的危机。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日趋没落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成为侵略者肆虐蹂躏的对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陷入深深的灾难之中。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在新的历史潮流面前，改弦易辙，实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并很快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它的锁链，走上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进而又以其极快的步伐，加入到侵华列强的行列中，与西方国家共同挥舞起屠刀，对中国人民进行无情的宰割。从此，中日两国强弱易势，旧谊尽泯，铁与火、血与泪交织成两国近代七十年关系史上惊心动魄、血腥弥漫的历史画面。日本，这个与中国有着悠久友好交往的海国，自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40年代，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为凶恶的敌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的武装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经历了上百年的灾难和屈辱之后，在国家和民族存亡绝续的危迫关头，悚然觉醒，他们握起双拳，举起刀枪，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历史洪流之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迎着日本侵略者的枪炮，与敌人展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浴血奋战。七七事变一个多月后，日本又在上海策划了八一三事变，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在淞沪战场与日军苦战近三个月，使敌人付出伤亡4万多人的惨重代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的三个月制服中国的迷梦。11月11日，中国守军最后撤离淞沪战场，12日，上海沦陷，南京保卫战也由此又拉开了战幕。

占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当时侵华日军首先要实现的重要目标。日军当局认为，攻占南京，即可彻底打垮蒋介石政权，使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瓦解，从而迅速实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11月7日，日军当局编组了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集团军，兵分三路扑犯南京：其上海派遣军之第十一、十三、十六师团沿京沪铁路经丹阳、镇江、句容西进；第三、第九师团经由金坛扑向南京；第十军之第一一四师团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前进，并以第六、十八师团沿宁国—芜湖公路进攻芜湖，以断中国军队西撤之路；同时，国崎支队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攻占浦口，图断中国军队之后路。日本参谋本部则同意了华中方面军的作战要求，11月24日颁布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12月1日，电令华中方面军，决定攻占中国首都南京，以图“彻底挫伤”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进而迫使中国政府俯首称臣，尽快解决其所谓的“中国事变”。 b

南京陷入日军的三面合围、一面阻江的险恶境地。是守是退，何去何从，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中国政府最高军政当局面前。当时攻守形势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日军挟上海战胜之威，集8个师团的兵力，分路进逼，来势汹汹；中国军队刚刚从淞沪战场撤退下来，未及休整和补充，已成名副其实的残破和疲惫之师，加以时间紧促，敌人近在眼前，战前既未作周密部署，斯时亦万难从容筹划。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三次召集其高级官佐和幕僚会议，讨论南京防守问题。会上，多数高级将领通过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日军三路进逼，来势凶猛，而南京地势三面环山，一面背水，易攻难守，中国军队也因上海一战损失惨重，战斗力一时之间难以恢复，因而主张对南京只作象征性的防守。其中以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刘斐的意见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南京是中国首都之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至于如何个守法，应当慎重考虑。他的意见是：在目前敌我兵势如此悬殊的情形下，不应以过多的兵力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的抵抗后即主动撤退。在兵力运用上，用12个团，最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也都表示支持刘斐的看法。但是，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不同意刘斐的意见，他认为南京非固守不可。他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慰藉总理在天之灵？因此，他异常坚决地表示了固守南京的态度。

蒋介石也深知刘斐等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南京孤城守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有另一种心思，那就是抗战爆发后一直在他心中挥舍不去的对国际局势变化和列强制裁日本的期待。所以当淞沪之战打响时，他一再要求中国军队拼死固守，“打给外国人看”，以求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的国际形势的转变。中国军队在上海苦战了三个月，虽然给日军以重创，但没有能够阻挡住其侵略的步伐，蒋介石心中的期待也没有因为中国军民的流血牺牲而出现。现在，日军进逼首都南京，他心中的这个期待重又对他关于南京防守方针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南京既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士气的影响也很大。他还预测，一个月后，国际形势必将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并且希望“由于我国的巨勇抗战”，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因此，他同意了唐生智的主张，决定固守南京。 c

11月19日，蒋介石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次日唐生智走马上任。24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公告。25日，蒋介石下达关于第三、第七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变更及任务电。 d 南京卫戍部队的主体由第七十二军孙元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首都警卫军谷正伦部之桂永清部队及宪兵部队和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组成，后又经过充实，于12月初，其主力部队共为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5万人。但是，唐生智并没有像蒋介石所期望的那样把南京固守一个月而待到国际形势大变的时刻。在日军疯狂的进攻下，南京外围重镇纷纷失陷，南京周边屏障丧失尽净，沪宁之间经多年精心构筑的吴福、锡澄两道国防线也很快为日军突破。11月29日，沪宁线上重镇常州失陷；12月1日，江阴要塞被日军攻占。12月5日，日军到达南京外围防守阵地，并于同日晚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遭中国守军激烈抵抗。8日，外围防线淳化镇和牛首山阵地失守，镇江炮台也被日军谷支队攻占。到此，日军突破了南京防守的外围防线，进至城郊，南京城被围。当日晚，唐生智令各部退守复廓阵地。10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用飞机向城内投掷最后通牒，诱迫唐生智投降，唐生智未予理睬。他发布命令，要求占领复廓阵地之各部，“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地，动摇全军”。同时，还命令第三十六师一部负责把守挹江门，“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与此同时，日军开始由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处同时向南京城郭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同一天，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占芜湖，进逼当涂，中国军队后路亦被切断。12日，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炸塌城墙数处，日军蜂拥而入，驻守这里的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抵挡不住，弃守溃败，南京复廓阵地终于被日军撕开了一道

缺口。

激战至此，蒋介石已经知道南京战局再无可为了。当晚，他连续两次电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此时，唐生智再也没有他在战前一再表示的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和勇气了，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他即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草草部署各部突围或渡江，然后偕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三十六师的掩护下渡江而逃。由于时间的紧促，加以事先没有预作周密筹策，唐生智所下达的一部渡江、大部由所在阵地向城郊各处突围的命令，只有第六十六、第八十三军两部遵照执行，当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经过与日军的一番血战，虽然付出重大伤亡，最终却也获得突围成功。其余各部恰如群龙无首，全都不顾命令，争先恐后，抢过挹江门，涌向下关江边。由于船少人多，人人争渡，江边人喊马嘶，秩序大乱。有船至中流而被岸上未渡队以枪击沉者，有因装载过重而翻沉者。次日，日军国崎支队占领浦口，第十六师团一部进入下关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并乘舰向江面上尚在用船只、木排渡江的中国军人射击，中国军队因此丧命者多至三四千人。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的撤退，参加南京防守的15万中国军队，除去战场上的阵亡，渡江而去的仅有三十六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少数部队，另有第六十六和六八十三军各一部突围成功，其余近10万人全被日军包围于下关江边和南京城内，南京城陷之后，成为日军凶残屠杀的对象。

（二）血腥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一天，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耻辱和悲惨的一天，也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永世都不应该忘记的日子。

在日军对南京城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夕，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曾对谷寿夫、牛岛、中岛、末松四个师团长说：“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13日晨，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首先从中华门、雨花门进入南京城。当时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到处是得不到渡江而已放弃抵抗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以及大批难民，日军第六师团入城之后，即把他们作为战斗对象，枪击炮轰，刀砍剑挑。霎时间，马路之上，街头巷尾，血飞肉溅，尸首纵横。由此，一场经日军侵华当局精心密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南京大屠杀拉开了序幕。14日，“日军潮水般地涌入城内，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络绎不绝，恐怖的时代随着开始。”日军“各师团按照预先指示的攻击要领，各以步兵一个联队为基干的部队入城扫荡了城内。第十六师团一部进入下关，乘艇在江上射击败退的敌人，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各兵团在华中方面军的17日入城式前，完成了南京城内外的主要扫荡任务。”当时的情形，当年与日军一道进城的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从军记者铃木二郎曾经写道：“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同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睹了日军无数暴行……从光华门北上，走到中山路，在光华门马路的两边，看到接连不断的散兵壕，都填满了烧得焦烂的尸体，四肢断折飞散，不啻是一幅地狱图画，我还看到战车毫不留情地在尸体上碾过，听到车底履带碾转过去的声音，闻到尸臭和硝烟气味，感到简直堕入了刀山、油锅、血污池的十八层地狱……12月13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的大屠杀。俘虏们在25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着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们的前胸和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天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浑身

战栗。”

松井石根所谓的“周详的研究”和“发扬日本的武威”，日军当局所谓的对南京城的“扫荡”，正是对南京无辜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有计划的屠杀的代名词。其实，伴随着日本每次对中国的武装侵略，都是日军对无辜的中国民众惨无人道的屠杀。当“八一三”淞沪抗战接近尾声，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时，为了报复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并彻底挫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即曾发表演说称，中国的“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要一律加以荡平。在向南京进犯途中，日军第六师团亦曾接到过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e 12月5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鸠彦到达前线，第十六师团长中岛向其汇报：“日军已攻破了南京周围所有的环形防线，约三十万的中国军队大概就要全部被包围了，逃不出南京城了。”朝香鸠彦听后，回到司令部“发出了一连串由他个人盖章签署的命令，上面有‘机密，阅后销毁’的字样，命令十分简单：‘杀掉全部俘虏’。” f “凡是中国人一概都杀”，日本军方这一彻底违反国际公法的凶残命令，在南京失陷后，被日军各部队忠实地贯彻执

行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因为我们采取大体上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光是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在集中在仙鹤门附近有7000～8000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处理掉这7000～8000人，非要一个相当大的壕沟，很不容易找到，所以预定把他们分成100人、200人一群，然后诱至适当地点处

理之。”

13日一天，仅在燕子矶江边的沙滩上，就有10多万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包围起来，用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至少有5万多人惨遭杀害。一时间，尸体蔽江，水为不流。

14日，日军在汉西门外又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多人，江岸之上，尸首狼藉，沙滩之上，血流成河，汇入江流。

15日，日军又将9000多南京军民围逼到上元门外的鱼雷营江边，进行集体屠杀，除了9 人幸存外，余者全部遇难。当时的情形，幸存者之一殷有余在战后含血带泪地向南京审判判战犯军事法庭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进行了揭发：“日兵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人，先用机枪扫，再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只漏下九个人没有打死，我也是漏下来的一个。”日军随军记者今井正刚目睹了12月15日发生在长江边上的大屠杀，他在一篇证言中描写道：“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我跟随到那里，在天色微明的杨子江畔，目击了这样一幕大屠杀的非惨情景：在码头上，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积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人影，总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转来转去拖着尸体——微弱的呻吟、滴沥着鲜血、抽搐着手脚——丢向江流里去。他们不声不响地忙个不停，就像在演哑剧。在朦胧中，渐渐可以看到长江的对岸，码头上到处像月夜泥泞一般，闪烁着微微的光亮，哇!那是血渊!过了一会儿，作业完毕，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只见仰面朝天，翻身扑地、腾空跃起——都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据在场作业的一个日本军官说：‘这样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

16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及中山码头、鼓楼四条巷一带，将从安全区内搜捕出的数万名中国青年赶至下关煤炭港，凶残地加以枪杀。同一天，避在华侨招待所的5000多难民也被日军驱赶至下关中山码头杀害。

17日，日军为庆祝占领中国首都南京，举行入城式，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骑着高头大马，踏着中国死难民众的尸身和血迹，耀武扬威地进入南京城。同一天，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将3000多人集体屠杀，另在三汊河放生寺及慈幼院难民所等处，集体枪杀平民四五百人。

从日军攻占南京的13日起到17日日军举得入城式，日军在南京城内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当时任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根据亲身的耳闻目睹，后来写了一篇题为《悲剧的证人》一文，在该文中，他写道：“在这五天之内，穿上了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刹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强奸，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惨遭屠杀。下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呼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出恶臭，著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g 即便如此，由于出于日本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当局的意旨，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依然没有得到制止，也没有人去制止，一直在继续着……

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将中国同胞数万人集体残杀，“先用机枪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于江中。”据当时在草鞋峡负责“处理”俘虏的日军军曹栗原利一说：“在举得入城式的17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俘虏队伍到达后三四个小时……天已快黑下来……在俘虏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圈状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不一会儿，军官们下达了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式，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齐射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俘虏全部倒在地上，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在日军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凶残屠杀下，近10万的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无以数计的和平居民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南京城到处是尸骸遍野，满地是鲜血染地，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间地狱。

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士兵以屠杀中国人民为乐事，他们竟然展开了“杀人比赛”。当日军于12月上旬侵占南京外围防线上重镇之一江苏句容时，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的两名少尉，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便开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约定，谁先杀满100人，谁就夺取锦标。一路之上，这两个恶魔，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砍，见人便杀，一次又一次地把罪恶的屠刀挥向中国无辜民众的头颅。到达汤山时，向井杀死89人，野田杀死78人。“杀人比赛”继续进行。日军攻陷南京后，两人又作第二次杀人比赛，结果，向井杀死106人，野田杀死105人，但究竟是谁先杀死了100人，无法判明，于是两人重又约定以杀满150人为准，继续进行杀人比赛。谷寿夫第六师团的一个名叫田中军者的中队长，手持大军刀，在南京城内竟连续砍杀中国民众300多人。

在对南京民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同时，日本侵略军还在南京城内犯下了滔天的奸淫罪行。南京城内苦难的妇女，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妪，下至七八岁的幼女，都难逃劫难，景状之惨，罄竹难书。日军在奸污妇女后，或剖腹，或者割脬，或刺胸，置之死地而后快。日本军官竟无耻地宣称：“奸淫是日本军队所特许的。”日本一中队长也曾公然训示他的部队：“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问题，事后将其杀掉。”参加攻占南京的日本兵冈本健三说：“强奸事件，并非传说，而是确有其事……长官们只是交代大家，要是搞了女人的话，就得当场杀掉她，最好把她捶死……而且干坏事的，不只是一般的士兵，有些官长还带头去干，比较凶的中队长、大队长甚至在攻向南京途中，都挟带女人跟着走，每天晚上供他们泄欲。”另一个日本兵田所耕三也在一份证言中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女性。不管老太婆也罢，什么也罢，谁也逃不过去。我们从下关派出木炭卡车，到各村落、各街坊掳来许多妇女，分配给士兵们，大致十五人至二十人分配到一个，找到仓库等墙边上挡太阳的地方，拿些树干树叶遮一下，当作强奸场所。由中队长用图章盖在纸上，叫着‘红卷’，大家拿着这个东西轮流入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那些女人只要我们一松手，就会拔腿逃跑，于是嘭的一声，从背后给她一枪了事。”日军中将、第六师团谷寿夫本人，不但亲自持刀杀人，而且还像野兽一样，在大街上强奸妇女，据事后所查到的证据证明，遭他奸污的妇女竟达十多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认定，日本对南京妇女的强奸暴行，“在占领南京后至少六个礼拜中，在松井和武藤入城后至少四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大规模地进行着。”“不管是被害人或是为了保护她们的家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就得到被杀害的处罚。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淫虐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强奸后被杀害，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据事后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主持难民区调查之国际人士的粗略估计，当时南京城遭到日军奸污的妇女达8万人之多，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遭奸污后，又被日军凶残地杀害了。

伴随着杀人奸淫，日军还对南京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焚烧。日军进城之后，一路之上，到处纵火，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到处是浓烟烈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日军对于繁华街区的店铺商肆和一般民舍大肆抢掠，然后付之一炬。当时南京最为重要的商业区街道太平路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市内其他各商业区也都整片整片地被焚毁。全市约有1/3的地方在烈焰之中化作了废墟。在南京周围二百华里以内的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对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大屠杀、大奸淫、大破坏的滔天罪行，当时留在南京的金陵大学的教授贝德斯博士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劫掠、酷刑、屠杀、奸淫、放火，凡是可能想象的坏事情，日军进城后，都毫无顾忌地实行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军的暴行。”即使是当时希特勒法西斯德的代表，在就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向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说：“这是整个（日本）陆军本身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

（三）铁案如山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中国民众究竟有多少人？从战后国民政府主持抗战人口损失调查，到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再到远东国际军事庭的审判，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都对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同胞的人数，有着较为一致的共同认识，即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中国民众达30万以人上。这早已成为铁案，为世人所共识。因为战后至今，南京大屠杀事件已成为抗战史研究中一个成果十分丰硕，资料积累也非常系统全面，档案资料、证言证词、图片书录等均极为丰富的专题。以下，我们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抗战损失调查机关的调查及相关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国家侵华战争罪行及日本战犯时所判定的事实。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曾组织过专门机构进行调查和统计。1946年中国政府对土肥原贤二等３０名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中说：“12月12日，雨花台陷落，我军于13日放弃南京。守城将士除突围而出者外，余均被敌杀死。日军占领南京，以为我即屈服投降，在城内实行大屠杀。据最近调查，我无辜平遭受杀戮者，共计达279586人，造成历史的大屠城。”另外，南京市政府战后曾就南京战时遭受日军暴行所致的人口伤亡进行了调查统计，统计结果于1946年5月4日由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汇总呈报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其在呈报统计结果的代电中称：“本市自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奉命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以来，所有查报事项业已积极进行，关于人口伤亡部分，至四月十日止，依统计所得伤亡总计二十九万五千六百零八人，已经编制南京市遭敌寇暴行人口伤亡统计表一种” h 。该项统计表系据原行政院颁《抗战损失查报须知》中所附《县市人口伤亡汇报表》型制统计，兹照录于次：

南京市遭敌寇暴行人口伤亡统计 i

类别

伤亡情形

共计（人）

死亡（人）

受伤（人）

总计

295608

295525

83

男

224373

224333

40

女

65940

65902

38

幼童

5295

5290

5

说明：本表系据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统计表及本会截至三十五年四月十日所收调查表之资料编制，其尚未填报者，概未列入。

1946年7月1日，在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首席检察官陈光虞说：“过去已有中统局、军统局、警察厅、市政府、市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支团部、各工会、红万字会等十四机关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有相当成绩，惟有困难数种：（一）全家被毁，无从稽查者。（二）有逃亡未归者。（三）有以政府调查手续太繁不愿提出者，或者事后羞愧不愿报告者种种阻碍。但虽有此种种原因，已得一可靠之数目，即为敌人惨杀者为二十九万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其后经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出一统计为九万六千二百六十人，共计已有三十九万余人。” j

1947年3月10日，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所作出的《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上说：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乃展开大规模屠杀，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关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亦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对谷寿夫“科处极刑，以昭炯戒”。 k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判决，判决书中说：“据后来估计，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 l

另一方面，当年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似乎是首次提到南京大屠杀中国民众死难人数为30万的人。1994年9月9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了“日本外交文件——1934年7月至1938年7月”3000余份文件，其中有6件直接与南京大屠杀案有关，它们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在1938年1月17日的一电中，广田称：“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里比较优良的典型的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处应受谴责的行为更为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地造成的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 m

如果我们对当时南京各慈善机构掩埋死难者尸体的数字和战后各人民、机关所具证的数目稍微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数目，同时对日军在南京所犯暴行达到何种惨无人道的程度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据可靠的档案材料记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南京市慈善堂曾掩埋尸体112266人，世界红卍字会掩埋43071人，中国红十字会掩埋23371人，无主孤魂碑下掩埋3000（以3000人计）余人，下关区所埋26101人。仅此几个数目累加，即已达207809人，这个数目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当年各慈善机构在掩埋尸体时都曾逐月填写掩埋尸体统计表，并在战后呈递政府。此外，据不完全统计，尚有伍长德具证的被害者2000余人，鲁甦所具证的57400余人，芮方缘、张鸿儒等具证的7000余人，中山码头遇难的10000余人，鱼雷营、宝塔桥等处遇难的4万余人，草鞋峡遇难的5万余人，上新河地区遇难的28730余人，共195130人。这一数目中，除了少数受难者的尸体事后经慈善机构掩埋，与前面所得的慈善机构掩埋总数稍有交叉外，大部分为日军在江边屠杀后，或弃于江流之中冲走，或浇以汽油、煤油焚化而毁尸灭迹了。 n 这个数目中的绝大部分，正是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所说的没有计算在内的“被日军所焚毁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掉的尸体。”

日军每进行一次集体大屠杀之后，为了毁灭罪证，总会纵火焚烧、投入江中或以其他手段对尸体进行处理，这一点，我们能够从日军随军记者、日本军人战时记述和日记以及战后各团体及个人的呈文中得到确切证实。据日本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笔供交代，该司令部专门负责处理中国死难同胞的尸体，仅在下关一带，即曾动用过30艘船只、10辆卡车和负责搬运尸体的士兵800多人，“处理掉”尸体10万具。这些尸体先由日本士兵用铁钩子搭上卡车，有伤重未死者，将其打死后再拖上卡车，运至码头江边，或直接抛放江中，或搬上船只，运至江心扔下，由滔滔江水冲走。其中大多数是南京市民，男女老幼皆有。这些被江水冲走的尸体，或被日军以其他手段毁灭的尸体，在慈善机构等尸体掩埋的数目统计中是绝难反映出来的，根据上述当事人的记述和供词，其数目至少在10万以上。 o

如果我们把远东国际法庭所作出的一个不包括日军所毁弃尸体在内的数目——20万——加上这里我们所说的被日军以各种手段毁灭的195130具尸体，或者，我们以有据可考的各慈善机构所掩埋尸体的统计总数——207809人——加以《谷寿夫判决书》中所说的惨遭日军集体杀戮而毁尸灭迹者19万人，都可以得出一个与陈光虞检察官所说的十分相近的数目，即39万多人。由于在这些被害人当中，有8万—9万人是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p 。而中国抗战军人死亡及受伤人员之统计，自抗战期间以迄于战后的人口损失调查，国民政府向有明文规定由军事机关专门查报，我们出于保守的态度，相信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这8万—9万中国军人，已在军令部、军政部或战后国防部的军人伤亡调查统计数字中得到反映。为了避免重复累计，我们依然按照传统的说法，以30万人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数字是有足够根据的，并且早在惨案发生的同时，即已由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所亲口道出。它是日军对南京人民所犯严重的反人道罪行的真实记录，绝非中国人在民族仇恨情绪支配下的凭空捏造，当然，它也绝不是能被任何人的无赖狡辩所能抹煞的。

滚滚长江，滔滔不停。在她的身边，曾经发生过中华民族最为惨痛的民族悲剧，30多万中华儿女曾在她的身边惨遭日本侵略者的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的鲜血曾在她的岸边汇流成河，注入到她的汹涌波涛中，把她通体染红，使她呜咽着流向大海，似乎在不停地向人们诉说这一段惨痛的经历。她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见证者，70多年后的今天，在她的怀抱里，还有她当年死难儿女不朽的骸骨!滚滚长江，将永恒地流下去，奔流到海，她将永恒地充当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的滔天罪恶的见证者，她将永恒地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不可忘记自民族历史上的屈辱和灾难，也将永恒地告诫每一个中国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同时，她也将永恒地提醒着世人，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

侵华期间，日军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无论是从哪个侧面看，都超越了人类文明史上所有的反人道罪恶。其规模之巨大、覆盖面之广泛、时间延续之长远、施暴类型之多样，空前绝后，世所罕见。而以其实施犯罪的残暴程度论，更是出乎人类理性所能想象，较禽兽等而下之，比恶魔难分轩轾。这里，我们拟再从侵华日军在中国残杀中国民众的杀人手法的角度，从另一个侧面，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所犯下的累累反人道罪行，揭露近代日本国家军国主义侵略罪恶和日本民族的扭曲性格和畸病心理。

（一）250余种杀人手法与名目

我们所搜集掌握的资料——中国受害幸存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战时战后相关机构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级史志、人武部门的采访资料、陆续公布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战时日记、事后回忆及其他一些档案材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采取了人类历史罕见的杀戮，其杀人手法之花样繁多，手段之残酷血腥，为人间一切有正常人类理性的人士所无从想象，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卑污的一页。经过我们的梳理排列，至少可以举出日军残杀中国人民之杀人手法250余种。 q 为条理起见，我们先将这些残酷的杀人方法加分类，分列于下：

1．枪击炮轰、空袭弹炸

机枪扫射

飞机轰炸

大炮轰击

坦克碾压

手榴弹炸

装入邮袋手榴弹炸

“活靶子”

“坐飞机”

小钢炮活靶

人头靶

枪托砸

试枪

子弹穿透试验

“人工苏生器”试验，等等

2．砍刺挑铡、杀人比赛

刀砍

刀挑

刀刺

刀劈

铡刀铡

刀刮皮肉

刺头

扎肋

刀分阴茎

砍头

刀挑摇拨浪鼓

“杀人比赛”

杀人表演

活靶刺杀

割头比刀快

瞎眼人靶

“试胆教育”

“试斩”

砍头祭旗

“猪（朱）羊（杨）大祭”

抽签杀人

砍首祭灵

杀人祭马，等等

3．残害妇女、虐杀儿童

先奸后杀

轮奸致死

棍棒戳阴

剖腹取胎

刀挑婴孩

油烧胎儿

踩肚压流产

孕妇灌水

枪击孕妇腹部

奸后挑腹

刀挑婴孩掷于崖下

刀戳阴户

撕婴

摔婴

刀挑双婴

切腹剖胎

倒插婴儿

婴儿抛空刀挑

婴儿投井

活煮婴儿

活烧婴儿

刀挑胎儿

胎儿喂狗

水田倒栽婴儿

火烧婴儿

凌迟幼童

野猫叉穿儿童

幼童杀祭

幼童奠基，等等

4．大卸八块、肢解肌体

戳尸成酱

五叉分尸

劈脸

砸头

断肢

剖腹剜心

挖肝摘心

活剜人心

割舌

割奶

剁成肉块

砍腿

割生殖器

剖腹挂肠

活体解剖

抽手足筋

活剥人皮

剐皮

活拔神经

电磨粉身

阉割

铅丝穿掌

铁丝串锁骨

穿锁沉海

斩指

零刀割肉

铁丝穿腮

铁丝穿鼻

肢解尸体

剖腹剜心剁八块

刀捅肛门

剖腹剜心肝祭马

砍头祭马

敲牙

割耳

挖眼

剜取喉结

钉棒抽打

钉死

凌迟处死

割嘴巴

刺嘴穿脑

杀人戳尸

焚尸灭迹

“楠竹分尸”

“耳锲”

滚钉桶

茨上滚死

钉手足倒悬

“拌豆腐”

悬首示众

十字钉板

铁丝穿腮

四肢钉墙

割肝取胆，等等

5．烟熏火烧、水淹电击

火烧

杀人焚尸

烟熏

冰冻

塞冰窟隆

淹溺

灌凉水

装入麻袋雪地上摔

裸体跪雪

雪天泼水

烙铁烙

活点天灯

灌煤油

火烫

吊水桶

灌辣椒水

投井

呛死

开水烫

冷水大瓮浸泡

火柱烙

火烧阴部

坠石沉河

七窍灌辣椒水

雪埋

刀捅锁骨串烧

穿锁沉海

开水锅煮

电刑

电刑试验

电磨粉身

浇油烧

剖腹拉肠挂树枝

强迫跳潭跳井淹死

“火筷子”

“烧草人”

“烧山羊”

晒死

铁钟烤烙，等等

6．活埋绳勒、摔压吊碾

活埋

吊打

吊死

杆子压

跪梯子

摔死

“吊架”

立埋深壕

活埋露头

填堵矿井

石磨压

石头砸

碾子碾

从山顶向下摔

摔崖

“摔西瓜”

“倒栽葱”活埋

“扛梯子戏”

提腿撞墙

倒吊死

绞死

杀人填井

“人肉开采”

“以人换煤”

“集团部落”

军事工程内屠杀劳工

炼人炉

死人仓库

自己挖坑埋自己

绳索勒死

饿死

掐死

“好汉床”

杖杀，等等

7．活体试验、生化作战

细菌战

毒气战

毒气熏

抽血致死

注射毒剂致死

注射细菌致死

鼠疫菌注射

施放毒菌

血管抽血注水

散播伤寒菌

毒瓦斯喷火烧死

“霍乱作战”

毒瓦斯熏

一氧化碳毒

细菌杀人试验

空气注射

毒药注射

“特殊输送”

细菌弹爆炸

灌镪水

硫酸腐蚀致死

石灰牢闷死，等等

8．喂狗饲马、饮血食肉

狼狗撕咬

狼狗扒胸

割肉喂狗

砍首祭军马

剁碎煮肉

杀人食肉

挖脑喂狗

剁肉喂马

心肝下酒

割胸喝血吃肉

人肉饺子

剜心为药，等等

上面的这八个分类并不严格，仅只是为了便于行文的条理而略加排列。事实上，侵华日军官兵战时对中国民众进行残杀时，往往是随心所欲，杀人方法层出不穷，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被害对象，随着日军官兵的个人喜好，就会“发明”不同的杀人方法。可以说，在全面侵华的八年间，每一个日军官兵，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杀人方法的“创造者”。

丧生于日军这种种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法下的中国无辜民众，其确切数字无法估量。但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民众牺牲于日军种种罪恶暴行之下的人，要远远高出战场上中国抗日官兵的战斗伤亡的人数——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是有数的、可统计的；但日军对一般平民的滥杀，则因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无法确切地统计，因而可以说是无数的。这也恰恰可以证明，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所犯的反人道罪行，达到何种严重的程度。所以，对日军的反人道罪行使中国人民遭受的空前苦难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和揭露，较之于对日本国家对中国国家所犯之战争罪的清算，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二）侵华日军杀人手法举例

事实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下面，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案例，对日军所发明的灭绝人性的杀人手法，进行一些简单的介绍，借以让世人有一形象的理解和感受，从中了解侵华日军官兵在华反人道犯罪事实及其凶残性格。

炮轰 　炮轰枪击是日军官兵在大规模屠杀中国民众时最常用的手段，但可能也是最普通、是不具“特色”的杀人手段了。但这种手段的凶残与野蛮，同样丝毫不逊色于日军所“发明”的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杀人手段。这里仅举一例：

1939年10月19日上午，驻霸县胜芳之日伪军绕到中口村，将大炮架在中口村南的高地上，对着王泊村进行炮轰。当时，天下小雨，村民们刚吃过早饭，尚未下地。“突然两声炮响，一炮打在村边文昌阁北，一炮打在文昌阁东，顿时浓烟滚滚，群众扶老携幼，急忙向村子东北部中亭河湾停船处跑去。想上船去苇塘隐蔽。日军又连续打来十几发炮弹，炸死群众21人，炸伤20多人。正准备下洼套苇曹连，听到炮响，急叫他全家和邻居陈家上船去苇塘躲避，船未离岸，一发炮打来，即将曹连腿部炸断，肚子炸破，其子曹永珍也被炸伤腿部，二子曹富清炸伤了腿，炸掉了两个手指，在惨叫中死去。刘振生全家10口逃到船上，一炮弹炸伤8口，4人丧命。薛志余的妻子，脸部和前胸均被炸飞，头部只剩一个发鬏连在后背。”

飞机轰炸 　飞机轰炸同样是日军大规模残杀中国无辜民众的最常用的手法之一。由于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中国航空和防空能力都较日本为弱，日军飞机肆意在中国的天空中肆其淫威，且远途奔袭中国大后方腹地，狂轰滥炸城镇乡村、军事设施等人员密集之地，经常造成中国军民的重大人员伤亡。其暴虐之残酷，实无法抗拒亦无与伦比。在前文中我们曾对日机的大轰炸概括地作过介绍，这里再举一例，以说明日机轰炸所造成的灾难之惨：

1937年9月26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日军飞机轰炸河北景县城，造成110多人的死亡，190多人受伤的重大惨案。据后来景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调查，景县劫后情形，至为悲惨：“这天天气晴朗，正是南关大集。上午十点左右，集市上人声鼎沸，买卖正浓。就在这时，突然传来阵阵飞面的马达声，不一会，三架鬼怪似的日军飞机出现在县城的上空。转眼间便冲到人们的头顶，一连串的机关枪弹如雨点般地从飞机上射向赶集的人群，许多人中弹倒下，顿时街面大乱。人们惊恐的四散奔逃的呼喊声，受伤者凄厉的呼救声和痛苦的呻吟声，愤怒的叫骂声，响成一片。被挤散的粮食、散落的布匹、瓜果、钞票等，满地皆是。紧接着敌机又在南关、南城门、南门里大街、文庙、天主教堂等处投下一颗颗炸弹。炸弹爆炸之处，房屋倒塌，尘土飞扬，浓烟滚滚，瓦砾遍地，许多人被炸死炸伤，血肉横飞。几分钟前还是好端端的县城，热闹的人群，顷刻间变成了日军屠杀我无辜群众的现场。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混乱。一幅幅惨景使人触目惊心。从南关集上，到南城门和南门里大街，被机枪打死和被炸死的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被炸伤的很多人剧疼的发出凄惨的呼救声。他们有的被炸掉了腿，有的被炸掉了脚，有的被炸掉了胳膊，有的被炸瞎了眼睛……尤其是南城门附近，景象更惨。当时赶集的人群和城内的一些听到枪炮声便潮水般地涌进城门正门和套门洞里躲避，一枚炸弹正落在两个城门洞中间的观音庙旁爆炸，许多人当即被炸死，尸体成堆，血流满地，一块块人肉，一团团脑浆，一片片的血浆，飞溅的到处都是，惨不忍睹。仅此一处被打死炸死的就有七十多人。南门里年仅十八岁的男青年王洪魁头骨被炸裂，脑浆流了一地；老庄农民王风祥整个脑盖被炸掉，脑浆溅得到处都是；郁桥村王振清的两条腿被炸掉，血从两个断腿上一股股地向外流着；南关李小多被弹片炸破肚子，一团肠子淌地外部，他两手捂住肚子，疼得惨叫着，身子在地上转了好几圈痛苦地死去了；一个姓石的中年妇女，被炸掉一个乳房，双手捂着伤口在呼救，但终因流血过多死在地上了。南门里染房被炸毁，正在染坊的张麻子、葛田小、张师傅、刘师傅、四个山西染坊匠和胡登龙以及七岁的儿童霍玉领六个人全被炸死。”

火烧 　侵华期间，日军长期奉行“三光”政策。日军不仅到处纵火烧屋毁房，而且经常把中国无辜的民众推入火窟，或在身上浇上煤油、汽油，然后点火活活烧死。抗战八年间，中国民众惨死于日军火烧暴行之下者，不计其数，其事例亦不胜枚举。

活埋 　活埋是日军残杀中国民众的另一种常见手法，在日本军队中被广泛地使用。且在活埋中国无辜民众时，日军还会变换出诸如“倒栽葱”、深壕立埋、埋身露首、掘坑互埋、自己掘坑自己埋等多样的埋人方法，随心所欲，以之为乐。

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河南省杞县高阳南门外土岗上，采用“倒栽葱”的办法，活埋阁口等村青壮年130余人。

从1940年5月1日起，日本军在山西省昔阳县以“清政”为名，对该县人民进行残酷屠杀。至12月间，日军在县境内共制造了29起惨案，屠杀无辜平民1243人。仅5月1日一天，日军对县城各机关、学校进行搜查、抓捕，先后屠杀、活埋百姓300余人。5月2日，日军又抓捕了大批知识分子和机关人员，押回县城，一次活埋了100多人。同月，日本军特务头子清水利一带领部属骚扰左权突堤村，将雷冬喜、宋润月等11人抓回县城，在西城根挖了一条五尺深的长壕，将11人立埋于壕内，只露一个脑袋；日军还用水洗净其脸上的泥土，每人嘴里塞上一支香烟，拍照取乐。深夜，有5人挣扎出土，正欲搭救其他受难者，被敌人发现。剩余6人被敌人用刺刀捅死。

砍头 　砍头同样是侵华日军残杀中国民众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日军用这种手段残害的中国民众不知凡知，且其名目手法，依旧是五花八门。

1937年9月17日、18日两日，日军在河北省固安县北流邵村制造了血腥惨案。“他们进村后，见人就杀，先后开枪打死李运清等四人。李运清的妻子听到枪声，赶忙追上去找人，结果也被鬼子用刺刀扎死了。随后，他们又到各家搜查，抓一个捆一个，共抓了李宪章、李生春、李大庆等12人，他们把抓到的人全部带到村南大场，强迫人们跪在地上，然后用刀把人头全部砍掉。”

1939年1月1日，驻河北灵寿城的日军约五百多人，以坦克开路，扑犯位于灵寿县城正北三十五华里磁河西岸的慈峪镇，来不及转移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七八十人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在伍河道沟，野蛮的鬼子，把抓捕的四五十个无辜的百姓用刺刀刺遍他们的躯体后，又一个个地将脑袋砍掉。然后把尸体扔到点着的柴草中去。”

1941年8月20日，日军在河北束鹿县小冯村制造了杀人惨案。“一部分日伪军在小冯村东，追杀逃难的群众，见一个打死一个。追到耿家营村时，围住了8个青壮年，把这几个青年带到一个井台上，让他们排好队，将衣扣解开，蒙上眼睛。鬼子举起东洋刀，把他们一个个地砍下头，推进井内。鲜血染红了井水。”

1942年，驻湖北黄陂宪兵队施用残酷的刑罚，屠戮无辜百姓。日本宪兵队割下城关大西门外布店老板的头颅，当作“红狮子头”名菜，端上宴席，以此取乐。在任家湾，几个日本宪兵队割下一个农民头颅，当足球踢来踢去。日本宪兵队把被俘的中国士兵成批地押往新兵训练场，当刺杀的靶子。

刀挑 　1938年2月5日，驻河北省霸县日军300多人攻打新镇未克，归途中在善来营、栲栳圈一带遭到中国抗日军队的伏击。6日，日军出动400多人进行报复。他们首先闯进栲栳圈，当地群众向村南逃走，日军架起机枪，当场打死7人。接着，日军又进犯牛庄伙村，端着刺刀挨门搜查，抓到12名群众，有的被当场杀死，有的则被押往村西大坑前屠杀。上午9时，日军包围了善来营，一路烧杀后，把其余群众押往村西大场，用刺刀一连挑死24人，然后把尸体扔进间窟之中。这一天，日军在上述三村共残杀无辜村民47人，烧毁民房430余间。

手榴弹炸 　1939年12月24日，驻河北河间县小店据点日伪军一百余人，在北桥中队长的带领下，闯进了翟生村，制造了“翟生惨案”。日军进村后，见柴垛就点，见房子就烧，全村人被赶到村西街口土地庙前集合，周围架起三挺机关枪。北桥令翻译念人名，一共叫出72人，随即用绳子串捆起来，押到小店据点，又从中挑出32人单押在一间屋里，余下的40人用绳子串捆起来靠墙跟站着。25日晚，日军在小店抓来20多个民夫，让他们在村西王家坟挖一个两间房大小、两人深的大坑，从那32人中拉出6人，其余全被推入坑内，接着向坑内投了几颗手榴弹，又用机枪向坑内扫射。然后，日军令民夫把坑填满，踩实。其余40多人，日军强迫每家交46块大洋赎回家。以后，人们在这个坑上筑起大坟，人称“肉丘坟”。

奸杀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实施了极其卑鄙的大奸污和极端残酷了大残杀，无数妇女蒙受耻辱，牺牲生命。

1937年8月23日，日军在河北万全县城内挨门逐户地进行大搜查。他们一边搜查，一边屠杀。“藏在山药窖里的马巨通老汉，听到日军在院子里糟蹋他家的妇女和孩子，就从窖里爬出来上前营救，背后一个日本兵向他的脖子上猛砍一切，当场死亡。这帮日本兵推开孩子，把孩子的妈拖进屋内进行强奸，然后又用刺刀把她捅死。可怜的孩子趴在血泊里的母亲身上要奶吃，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真是惨不忍睹，残忍至极。鬼子奸污妇女残忍美观了极点，有的被活活奸死，有的因奸而昏死过去，有一个妇女竟被三十多个鬼子轮奸。他们还把八九个姑娘抓起来，逼迫她们脱去全身衣服，不让穿鞋，露着赤条身子，在西街大道上来回走，这帮鬼子站在两旁哈哈笑。”

1937年9月17日，日军侵入河北省涿县柳河营村，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王三媳妇患病，正在炕上搂着孩子睡觉，几个日本兵闯进房子，吓得孩子大哭起来。日本兵抓起孩子，摔在地上，用刺刀乱扎。随后，日本鬼子兽性大发，把这农家妇女糟蹋后，又用刺刀挑死。”

1940年3月15日，日本军驻绥西警备联队，从山西秘密运来54名随军军妓。一日，皇协军王福森见8个日本军轮奸一个15岁的中国少女，少女爬起来向他磕头求救。一个日本小队长见状，给了王福森两个耳光，随即当着他的面调来一个班的日兵轮奸。最后，把奄奄一息的少女肿胀腹部挑开致死。这54名慰安妇，在日本军败退撤出五原时，被推进水中，然后用炸药炸塌，掩盖罪证。

剖腹挑胎 　战争期间，中国无辜的平民妇女成为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最大受害者。日军官兵在她们身上所实施的极端暴行，令人发指。

1937年10月13日拂晓，日军在山西原平县血洗南怀化村。杀害当地村民及外来难民近1300人。怀孕的妇女有的被开膛破腹取出婴儿，有的被踩着肚子压流产；还有不少妇女被剥光衣服轮奸。

1938年6月5日，侵占开封县的日军进犯小杜庄和紧邻的杨庄，杀害无辜村民213人，日军还把两村的青年妇女轮奸数名，其中有一孕妇被奸后，又被剖开肚子，把胎儿挑在刺刀上让群众看。9月15日，日军窜犯河南省修武县秦庄，残杀村民86人。村民秦绪洞之妻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日军扒光了她的衣服，用刺刀挑开肚皮，扒出胎儿，挑在刺刀上，然后扔给狼狗吞吃。之后，日军又在秦绪洞家把十几个儿童全部刺死。在秦绪廉家，日军搜出十几个儿童，把他们全部用火烧死。在秦绪功家，数十名男女老幼，尽遭日军用机枪射杀，然后纵火灭迹。

1939年6月16日，盘踞湖北省黄陂的日军3名窜至沈家田欲强奸妇女，村民打死日军2人，另一日军逃回据点。深夜，驻黄陂县的日本军一队偷袭沈家田湾村，四处放火烧村，抓捕无辜农民，共烧毁房屋110多栋，用刺刀戳死村民18人。日本军虐杀妇女的手段更是残忍。日本军抓住一孕妇，强行脱去上下衣，反绑双手，尔后兽兵围成一圈对她肆加侮辱和戏弄。尔后，日本军手执利刃割去她的双乳，又用刺刀从阴部刺入，切腹剖胎，直到胎胞坠地，肠肚流出后割颈而死。

1943年秋，日军纠集数万兵力，扫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9月21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日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平阳南山的山沟里抓捕到32名老百姓，加以杀害。日军大队长荒井和翻译指着怀孕7个月的张伟生的弟媳打赌，争论胎儿是男是女，相持不下。荒井乃即下令日本兵将孕妇衣服扒光，开膛剖腹，当场验看。一日兵奉令上前用刺刀猛地一挑，将孕妇腹部攉开，鲜血四溅，胎儿和肠子一起滚落地上。无辜母子双双惨死日寇屠刀之下。

1945年2月上旬，驻山西省宁化日军包围静乐任家村，挨户搜财抓人，杀害4人，轮奸两名孕妇，奸后剖腹残杀，掏出婴儿扔入火中。

割乳 　1937年9月17日，日军血洗河北省涿县西南15公里的东阳屯村，无辜民众遭日寇惨杀者共达97人。据幸存者李占元的回忆：“在村头又发现二具女尸，一是陈德成的婶子，当时50余岁；一是陈贺祥的母亲，当时仅23岁，乳房双双被割去。惨状真不可回想。”9月20日，上千名日军血洗涞水南义安村，“日军到一家捉鸡，这家主人张老太不让捉，日军割下她的舌头，挖去她的乳房，把老太太活活地折磨死。”

刀挑幼童 　儿童少年是人类的未来，在任何国家，任何族群，任何种姓，在任何时期，保护未成年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也是人类道德文明最基本的准则之一。然而，在侵华战期间，日军在官兵在中国境内，对中国的少年儿童，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与残害，对人类最善良的本性进行了无情的践踏，也使人性的尊严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937年9月5日，土肥原部侵华日军占领河北固安县境永定河北岸，14日渡河南侵，当天夜间侵入辛仓村。15日，一伙日军在向东湾、杨屯进犯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重创，败退辛仓村后，对村里的无辜村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5日、16日两天，杀害村民六十七人。“刘贵家三岁的小女孩，日本兵用刺刀从阴道扎进去，挑在空中，摔在地上，被活活摔死。”

1938年正月十八日（2月17日），日军沿平汉线铁路进行清乡，窜进河南新乡何屯村，杀死了未及逃跑的无辜居民37人。其中“胡承录有两岁小儿，被一个日本兵活活戳死后，挑在血淋的刀尖上，当货郎鼓摇，日军还狰狞大笑。”

1939年农历九月十二日（10月24日），六十多名日本兵突然包围了河南焦作市西十余华里的麻掌村，挨门逐户将全村男女老幼赶到村南进行集体屠杀。“鬼子兽性大发，将刚生下两天的武行妹妹攉开肚子挑在刺刀上转几圈摔在地上；又将一个三岁的男孩往井里扔；还将年仅六岁的武行毒打后扔到崖下。” 11月，日军又窜至焦作王庄，对王庄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共杀死当地无辜百姓147人，烧死7人，活埋二人，崩死4人，伤30人，杀绝12户，烧毁房屋615间。“日本士兵来到赵永贵家，接连杀了八口，最后只剩下一个刚刚满月的婴儿，一个士兵用刺刀挑起这个婴儿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狂笑着把这个婴儿挑进了燃烧的屋内，仅仅一个多小时，日军就在小王庄杀死三十六人，伤三人，并把全村房屋几乎全部烧毁。”

幼童分尸 　1937年9月7日，五队日军穷凶极恶地窜至张家口地区南壕堑一带，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群众进行了大搜捕和大屠杀。日军进镇后，逢院必进，逢人必杀，在一个院落内，日军就残杀无辜居民13人，曹风夫妻2人遭日军杀害后，他们两岁的孩子，被两个日本军各揪起一条小腿，将其五叉分尸。在西头郝家，日军抓住10余人，全部赶至西河滩，用机枪射杀。这场大屠杀前后经历了五小时，凡是未及逃避的村镇民，大多遭到日军杀害。据当时维持会的事后统计，这次惨案中，日军共残杀民众330多人。

活烧婴儿 　1942年5月12日上午，3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河北省迁西县马家沟、杨家沟及附近的山村。马永合一家4口人在山里被日军抓住，马永合乘不备逃走，其大儿媳和次子被枪杀后点火焚尸，大儿媳的女婴被日军扔进了火堆，活活烧死。

摔婴 　1942年6月14日，日本军在河北省曲阳制造“野北惨案”，杀害干部、群众167人，摔死婴幼儿9人，有8户被斩尽杀绝，并杀害党员及家属22人，烧毁房屋86间。

幼童奠基 　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省广灵县各村庄抓捕男女幼童15人，将其中2 人用于修建城南广济桥奠基，压死在桥基下，余者运往外地作祭礼

杀害。

摔婴煮童 　1945年2月10日，日本军骚扰晋绥边区的管峪村，将一个三岁孩子扔进滚水锅里煮死，又把仅有2个月的婴儿摔死在山沟路上。在黑土塔村，日本军从一老汉手中抢走孩童，把老汉踢到山沟里，孩子丢在山头，被活活冻死。

凌空劈婴 　1939年冬，日本军进犯广东省新丰县黄竹坑村和马蹄石（今马石）村。时两村群众四处奔逃，日本军边追边开枪射杀，打死不少无辜群众。有一母亲抱着3岁多的小孩，母亲被打死，小孩惊吓大声啼哭，几个日本军抓起孩子，抛向空中，一日本军向小孩开枪，又一日本军用刺刀对准从空中落下的孩子，无辜母子被日军当活靶惨遭毒手。

1942年5月，日军对海南岛琼崖抗日游击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被害者多为婴儿及老弱妇女，有的日军甚至把婴儿向空中一抛，然后用刺刀向上一顶或用军刀一劈，以杀人取乐。在南阳乡大屠时，日军把婴儿、小孩投进水井，或者把婴儿双脚朝天倒插在田里。

撕婴 　1937年9月7日，日本侵略军手持钢枪大刀，穷凶极恶地冲进张家口居民区，对全镇手无寸铁的无辜居民展开了疯狂的屠杀。“曹风为护其妻子、小孩，行动稍迟缓，头部被连砍数刀，血肉横飞，倒在血泊中。其妻怒视强盗，日军用刺刀直刺其奶头，血似喷泉溅满白墙……”两岁无知的孩子，他哪里知道妈妈已经惨死，号哭、挣扎要爬向妈妈的怀抱吃奶，两个强盗像饿鹰抓着刍鸡，“叽里咕噜”怪叫数声，各执一条幼嫩的小腿，活活将孩子分尸……其惨状目不忍睹。

童腿剥肉 　1941年8月20日，一百五十多名日伪军进犯河北束鹿县北部的小冯村，杀害了当地无辜村民48人。“赵连凤已怀孕八个月，听说自己六岁的孩子被敌人圈走，她急忙赶到现场，这时孩子已被刺死，只见腿上的肉被剥下来，从大腿根剥到脚脖处。赵连凤急忙向敌人扑去，也被刺刀刺死，肠子和肚里的胎儿一块淌了出来。”

活人喂狗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西部，建造了上千间狗房，成立了狗队，番号是“加藤部队”，专门驯养军犬和用狗杀人。狗队的头目是加藤，手下有一名叫吉田的驯狗技师和一批军犬手。狗的数目，平时三四百条，最多时不下千条。中国人无论是抗日军民还是无辜群众，被抓进去后，绝无生还之望。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杀人魔窟。当年被迫在日军狗队里当厨工的马振山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描述了日军在这里以活人喂狗的罪恶行径：

“怎样驯狗呢”就是拿活人让狗咬，拿中国人让狗吃。有个叫陈小旦的本地人，在狗队里当临时工。那天他从厂里拿了一小块薄铁板，准备回家做个小氽，谁知走到厂东门口，门岗的一搜腰，查出来了，立刻就送进了宪兵队。宪兵队的位置就在工厂东边的陈庄街上。进门就是一顿毒打，捆在老虎凳上，灌煤油，灌辣椒水，折磨得死去活来，然后用汽车送到狗队，锁在17号院北屋西间的地下室里。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日本兵把陈小旦押到9号院北边的31号院，那里有个洋灰砌的游泳池，六米来长，四米来宽，三米来深。二十多个鬼子，每人手里拉着一条大狗，全部伸着獠牙，吐着舌头，见着穿便服的就要窜上去咬，鬼子们使劲拉才能拉住。等把人放到池子里后，鬼子喊一声“喂塞”，二十几条狗一齐蹿了上去，只听陈小旦裂肺撕心地惨叫了几声就没气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不大工夫就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由一个鬼子拾到一个筒里，扔到旁边的万人坑就算完事了。这时候，军犬手们都把自己的狗叫到跟前，仔细地给狗刷牙漱口，有事先准备好的专用水桶和牙刷。

陈小旦没了，连个尸首都留下。

狗队里的狗越养越多，这加藤部队，除了为别处的日军提供军犬外，还成了处决“犯人”的机构。就是把他们抓到的所谓的“八路”，成批地拉到狗队喂狗。

……中国人一批又一批地倒了下去，数不清的中华好儿女，活活让狗咬死了。到了1939年底，差不多每天都有三十四人被杀害。

割肉喂狗 　1937年12月4日傍晚，从丹阳方向来的日军在丹句公路边倪塘村（今属行香乡），将沿途抓来的老百姓以及村内未走的群众共40多人，统统捆绑在倪安仁家里，用火活活烧死。当天晚上，日军把倪塘村青年倪才东吊在树上，剥光衣服，割肉喂军犬，倪才东喊叫惨死。

活埋狗咬 　1938年9月，日军在河南省留光集抓捕无辜群众38人，将他们“全部活埋于村东门外，有的活埋半截身躯，唆使其狼狗将人活活咬死。”

挖心 　1939年12月31日，一队日军窜至广东省洋高乡老围，将副乡长谭有举钉在松树岭上，用刺刀从胸部一直捅到肚脐，连心肺都挖了出来。

挖心取胆，晒干卖钱 　在侵华日军在长辛店所设的狗队——加藤部队中，有一名驯狗师叫吉田。他除了是一名专业的驯犬师外，更是一名疯狂地残杀中国人民的恶魔。据马振山说，他外号叫大金牙。非常残忍，他用军刀杀人，会多种砍劈方法，常把人开了膛，取心和苦胆，晒干了卖钱。万人坑里的人骨头，也被他成批地运走卖钱。

煮人头 　在长辛店的日军加藤部队中，还有一种极端凶残的杀人方法，就是煮人头。马振山说：有一次，处决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加藤竟然用刀把姑娘的头砍下来，放在锅里把肉煮掉，把头骨放在办公桌上，用玻璃罩上当摆设。

枣核钉脑 　1937年9月10日，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之一部闯入河北省青县流河镇，杀光了街上的无辜群众后，又挨门逐户进行搜杀。“李玉明的父亲被抓后，鬼子把一个枣核钉钉入老人头顶，老人惨叫身亡。”

割舌 　1937年9月初，日军矶谷廉介之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侵。9月9日，日军攻占河北省青县小王庄，一路烧杀，铁蹄所过，满目废墟，遍地尸骨。“村民邓福岭被抓后，日军头目向他问话，因为结巴再加上害怕，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日军头目大怒，冲着旁边的几个日军哇哇叫了几声，随即上来七八个，有的拽手，有的按头，有的掰嘴，一刀割掉了舌头，然后又用刺刀捅死。”

割阴 　在日军1937年9月9日对河北省青县小王庄的大屠杀中，村民于凤祥被日军抓住，“几个日军扒光他的衣服，按在地上，一刀割下小便，疼得他一声惨叫，昏死过去。鬼子却哈哈大笑，随后一切劈死。”

同年9月20日，上千名日军血洗河北省涞水县南义安村，“民众倪喜春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后，扔进火里。其子倪信见状，悲愤交加，连哭带喊扑向日军，拳打脚踢牙咬。日军一边哇哇惨叫，一边端起刺刀刺向倪信，倪信倒在血泊中。日军把他的衣服挑开，割下小便，尸首扔进大火中。”

铁丝穿腮 　1937年9月9日，日军对河北省青县小王庄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村民“刘树奎、刘景山等八人被日军从地洞里搜出来，用一根铁丝逐个从腮帮子穿透，拉到村西苇子坑边，挨个用刺刀挑死，然后踢入水中。胡殿甲被捅在小肚子上，当时昏死过去，醒来后拖着肠子，挣扎着去村外寻找亲人，过壕沟时陷入泥中，站立而死。”

木橛钉肛 　1937年9月16日，侵华日军土肥原部先遣队，侵入河北省固安县西玉村，枪击刀挑，杀害无辜村民48人。在村西路北大官坑旁，“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把最后抓来的张万高，推倒在地上，用刺刀乱挑乱扎。张疼痛难忍，开始还能在地上翻滚，后来便无力挣扎，只能轻轻地呻吟。但鬼子仍不善罢甘休，又想出一个灭绝人性的杀人伎俩。他们在坑边砍来一根一尺多长的枣木橛子，将一头削尖，硬从张的肛门钉入，捅进肚子内，张惨叫一声，昏死过去。侵略者见此状，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张母闻讯赶到，搂着儿子痛哭不已。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抬回家中，张苏醒后又是痛苦呻吟，奄奄一息一天一夜，最后在母亲怀里含恨死去。”

挖心祭马 　1938年6月12日，驻河南杞县日军的一匹菊青马死了，日军在高阳村东门外，将5个平民的心肝剖腹挖出，放入碗中，祭祀死马。

活人垫车 　在1937年9月18日，日军在河北省固案县境内制造了北流邵村惨案。这天下午，日军的一辆弹药车陷进村东渠沟里，“周德才等五人被抓去推车。由于沟深、水多、泥滑，车推不上来，野蛮的日本侵略者硬把这五个人垫到车轮下。结果，有的被轧得七窍流血，有的腹破骨折，五个人全部被轧死。”

砍手去足，活钉火烧 　1940年2月24日，上海南汇县的26名渔民迫于生计冒险在近滩捕鱼，被日本抓住后砍去手指脚趾，然后用铁钉活活钉在船板上，浇上汽油烧死。

铁钟烙烤 　1943年4月日军占领华容县禹山，强征沿山百姓构筑工事。被抓去的群众做工稍有懈怠，都要遭受一种酷刑：日兵把人绑在一口铁钟上，钟内烧起炭火，绑在钟上的人被烤得四肢弹跳，脂、血水淌流，而日军在旁拍手狞笑。死于这种酷刑之下的有10多名群众。

开膛剖腹 　1937年9月17日，日军石黑联队占领了河北省涿县城西南的泽畔村，对这里的村民进行了残暴的烧杀。“藏在肖征、崔庆昌两家的二十六军辎重营的12名伤兵，有的被日寇用刺刀挑开胸膛，内脏流出腹外；有的被日寇用铁镐砸得脑浆迸裂。”

1940年3月30日，日军在霸县靳家堡制造血案。村民“范全林被日军破腹开膛”。

剖肚挂肠 　1943年冬，日本军在交城西川和葫芦一带，恣意残杀中国百姓。在白家庄，日本军奸杀4个青年女子后，用刺刀剖开肚子，把肠子拉出来，挂在树枝上。更惨的是，日本军用刺刀挑杀婴儿后，却狂笑着用婴儿的血，在墙上画圈圈。

水井投毒 　1944年3月4日，盘踞在山西省柳林的日军进扰石家峁村，在水井里施放慢性毒药。全村24户人家86口人中，有16户、39人中毒，11人死亡。

灌凉水 　1943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十五日），驻河北省景县龙华、广川等据点的日军一百多人到陈木客村进行扫荡，逼问当地群众谁是共产党员，谁私通八路。“敌人见群众不说话，就把农民杨兰波、杨玉祥、陈昌贞等人抓到陈书印家西院，边打边追问。但敌人的淫威并没有吓倒他们……这时，日伪军就对他们灌凉水，杨兰波、杨宝祥、陈昌贞被灌得两眼发直，他们咬着牙仍是一声不吭。日军曹长宫元没有办法，下令把这村十八岁以上的男女群众六十余人带回龙华据点，关押起来，并扬言每人交一百二十元，限三天交齐，如到期不交，统统砍头。”

压杠子 　1943年8月24日，驻河北景县龙华据点的日伪军数十人窜至贾吕村扫荡，强令村民齐集到路照普的南院开会，日军“把诬告为偷盗的农民贾长印、王振义、贾稀龄、贾满仓、贾文同、赵老海、代狗子七个人抓住后，用压杠子的手段逼他们承认，让赵老海等人跪在砖上，腿上压着一条杠子，伪军们拽住受害者的两只手，用毛巾勒住脖子向后拽，几个日伪军站在子上往下压。赵老海等人被压得一连三次昏过去，头上冒着豆粒大的汗珠，但他们咬紧牙关，忍着剧痛，一声不吭，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日伪军见达不到目的，就将上述七人也带到龙华据点关押起来。8月26日下午，杀人不眨眼的宫元率领日军十多人，还有七名特务，把关押的群众十九人，押到龙华南的一个水坑旁，宫元极其残酷地用洋刀将他们一个一个的砍死，并令日军用刺刀把尸体挑入水坑。”

毒气熏 　1943年12月10日，驻河北省南皮县圣佛寺、孙清屯、唐家务、黑龙村等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包围了前罗寨村，妄图破坏这里的地道。“日军进村后，将全村的人赶到一个大院里，挨个毒打拷问。二十二岁的尚连枝被日军用绳子勒死。下午4时左右，日军在找到的地道口上堆满干柴，泼上汽油燃着推入地道，并放进毒瓦斯，然后用湿被堵严。日军站岗把守整整一天一夜，在地道被熏死的人有地委妇联干部席联华，有60多岁的老人，也有不满周岁的婴儿，共计29人。其中安吉兴一家8口，死了7口。这次惨案，全村有31人（干部、村民）惨遭日军杀害。”

1945年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六），驻河北河间县日伪军出动300多人抄袭禅阁村，干部和群众闻讯进入地道躲避。“日伪军进村后，拆墙破屋寻找地道口。10点左右，日伪军发现几个地道口，把洞口打开后，令从村外抓来的老百姓端灯带路，日伪军跟在后边下地道分段堵截，向外驱赶老百姓。”“夜晚，日军中队长颜泽令日伪军抓来一些猪，将毒气罐拴在猪尾巴上，拉火后把猪放进地道里。猪屁股被烧，一直往里钻，使地道内毒气弥漫，虽经群众堵塞，仍有多数村民中毒，18人死亡，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

火烧门板压烫 　1945年2月8日，驻河北河间日伪军出动日军1 个中队，伪军2个中队共300多人，扑犯禅阁村。“共产党员魏朋启被日军用燃烧的门板压在他背上、腿上擦烫，魏朋启咬紧牙关不求饶。日军又端起门板，跳起来猛拍魏朋启的头部，连拍数下，魏朋启当即昏死。次日，被挑死在村南。”

火炭塞裆 　1945年2月8日，驻河北河间日伪军在禅阁村制造了惨案。“杨书业是老实的庄稼人，在日伪军拷问下守口如瓶。日军把他的裤腰带解开，将烧红的木炭倒进他的裤裆里，疼得他死去活来，始终未屈服。最后也被日军用刺刀刺死。”

腌活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了河北束鹿旧城。日军在束鹿旧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却制造了许多惨案。据当时在旧城铁匠铺里当学徒的李广仁的亲眼看见，日军在这里所犯下的暴行，令人发指：

当时，日本侵略者住在旧城西头。他们抓了许多老百姓为他们干活。其中有的喂马。日本侵略者对马夫进行百般虐待。马夫非常愤恨，偷偷弄了些肥田粉给军马吃。这些军马吃了以后，全身糜烂，一个个病倒了，不久就死掉了。

军马死后，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报复，不仅把马夫抓起来，还把附近的居民押起来。其中六个人被押地“德文”店铺，七个人关押在“进德堂”店铺，这些人受尽酷刑，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受刑痛苦的呼叫声。最后，这些人有的被挑死，有的被捆绑着扔进防空洞里，并把附近店铺盛着酱咸菜的大缸弄进防空洞，把活活的人腌起来，直到折磨而死。

砍脑割耳 　1943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十九日）凌晨，驻河北灵寿县慈峪炮楼的日军再一次包围了慈峪镇，对这里的村民进行了血腥屠杀。日军“将无辜百姓二百余人抓捕在炮楼南边的大道上，让大家在路南排好队，日军曹手持木棒指挥，先把村粮秣主任刘风池从队伍中拉出来，让他跪在大路中央，逼他说出队里边谁是八路军的干部。他不说，日本侵略者就用洋刀砍他的脑袋，把头部砍得血淋淋，烂糟糟，接着又割掉了他的耳朵，最后被打死了。有二十一人被当场杀死，有四人被押送到石坎炮楼，在那里被杀害。”

火钩扒脖 　1943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四日），驻河北灵寿县慈峪西南岭之日军巴集石坎、贾良、岭北、龙田沟等炮楼的日伪军数百人，包围了慈峪镇。日军“把一百余人抓捕到东街的申家院，逼问谁是游击队，谁是八路军的干部？问了半天也没有问出结果。于是就从人群中找出十四个被怀疑的人，用烧红的大铁火钩扒住脖子，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拽出人群，用烙铁烙、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进行逼问。最后，就把这十四人押赴南河沟全部杀死。”

浇油活烧 　1938年3月，日军火烧河南省封丘县城小东关，街巷顿成一片火海，浓烟蔽日，数日不熄，千余间民房尽化灰烬，数百户居民无家可归。然后，日军又出动汽车三十多辆，向县北“扫荡”，到安上集大肆烧杀，农民刘洪妮、王五妮、周安德等十多人惨遭日军杀害。“粮坊会计靳兴隆被日军绑在柳圈椅上，浑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其状惨不忍睹。

南竹分尸 　1940年6月，驻江西南昌之日军和歌山第61联队，抓到俘虏，为了从“新鲜的恐怖感”中寻找“快乐”，不再采用砍头的枪毙的办法，而是试用“南竹分尸”的虐杀手段。日本兵把两根直径20厘米粗的竹子压弯在地上，把俘虏的两腿各绑在两根竹子上，而后竹子猛然弹起10米高，俘虏的身体即会被撕成两片，血脏流落。

耳锲 　1938年3月24日，日军矶谷部队窜袭山东枣庄郭里集，在西街的一家酒店里，日军把被抓的18个人全部“耳锲”致死。所谓“耳锲”，就是用刺刀猛地刺进耳朵中，旋转几周后，再把刺刀拔出来，死者顿时鲜血喷射，脑浆迸流。接着，日军又挨门逐户地寻找“花姑娘”，到处烧杀淫掠。生病不能逃离的王庆被日军用黑布包上头，绑在树上，开膛破肚，挖出心肝。赵德诚的二奶奶六十多岁，日军轮奸过后，将其赤身裸体地杀害在村头的大树下。当时只有1000余人的郭里集，在这次浩劫中，据准确统计，被日军杀害38人之多，其中妇女10人，儿童3人，亲人遇难的家庭占80%。

猪羊大祭 　1938年1月11日，日本军攻陷济宁。进城后，日军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晁家街、打绳巷和西大街等处，日军即屠杀居民近1000人。3月28日，日军侵犯夏镇，制造了“教堂惨案”，其联队长绿岛被当地群众击毙后，日军又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当地朱姓和杨姓的百姓，搞“朱（猪）杨（羊）大祭”。5月11日，日军闯入武翟山村，疯狂屠杀，全村500多人中，就有112人遭日军杀害，另有外村人和行商15人，亦遭杀害。村民耿本田被日军捅了10多刀；盖庆贤一家19人被杀17人，还有的全家被杀绝。当时村内外尸体狼藉，院落街巷血流满地，景象惨然，触目惊心。

试胆教育 　1942年7月26日，侵占太原一带的日军独立第4师团，补充新兵340人。日旅长长津田守弥少将下令对新兵进行“试胆教育”，即以活人为靶进行砍杀和刺杀训练。是日，有220余名俘虏被日军当作活靶集体杀害。过了几天，日军又以同样的方法，杀害了另外120余名俘虏。

活靶刺杀 　1938年8月8日，日军驻扎山西省临晋，蒲坂中学（现临晋中学）沦为日军兵营，时称“红都”。日军在此设有“活人靶场”，用活人练习射击或刺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此遇害的共有60余人。泰后庙的井被尸首填满后，日军又在坑西沟开辟了一个屠杀场。1942年冬，日军在第五次“强化治安”中，一次就在这里残杀了13人。抗战胜利后，在临晋城外一眼枯井中，发现被日军杀害的中国百姓的尸体有40多具。

1940年春，山西省平陆县张村，被日军占为据点，全村老百姓全部被赶出家园。从1941年至1945年，日军在村内设有杀人场4处：一是“吊架”杀人场，把人吊在木架上，或将人供练刺杀的活靶，或用狼狗去撕咬；二是“坐飞机”杀人场，用手榴弹放在被害人的屁股下边，在远处拉引导火索引爆，将人炸成肉花，四处飞溅；三是“活靶子”杀人场，把人活埋下半截，日本兵当练习射击活靶；四是“暗杀”杀人场，常常黑夜杀人投入井中。4年时间里，日军共残杀中国无辜民众300余人，仅后村的井内，就杀了60多人。

滚钉桶 　抗战期间，日军在海南定安县定安中学原24间学生宿舍后边偏西的地方设了杀人场，设了一个内壁钉满了半寸长铁钉的大木桶，将人塞进木桶滚动的时，人便被铁钉刺得血肉模糊。把人捆绑在大树上，日军用刺刀刺、用枪瞄准射击或用迫击炮演习轰炸活人。还挖了一口深井，把人刀劈之后，踢入井中。

抽血注水 　1941年12月26日，日本军第三十六师团近藤233联队第3大队第5中队，在山西安泽抓到一个八路军战士，命令军医用注射器往血管里注水，抽出鲜血，往复多次，把俘虏折磨而死。

电刑试验 　河北省承德监狱，是日本军残害中国民众的一座杀人场。酷刑有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拔神经等十多种。1945年夏季，日本军搞电刑试验，就杀死3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就有37690中国人被折磨而死。

杀人比赛、杀人表演 　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1937年12月间，在日军攻陷南京前夕，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岩少尉在句容作战时，举行杀人竞赛，在完全占领南京前，能亲手杀死100人夺得锦标。据《朝日新闻》消息，星期日在句容城外作战时，两人记录如下，向井少尉已杀死89人，野田少尉已杀死78人。1937年12月14日，该报又刊载以下新闻：据《日日新闻》的战地特派员从南京城外紫金山来电称，向井少尉已杀死106人，野田少尉已杀死105人，但不能决定谁先杀死100人。目前两人同意不以100人为标准，而以150人为标准。

杀人比赛非此一例。在此前的1937年9月23日，侵占灵丘城之日军，紧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在大云寺、奶奶庙等处集体枪杀居民600人。日本军还把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抽打着让妇女们裸体扭摆，然后集体强奸、轮奸，反抗者，当场杀死。此后，日本军天天抓人，天天在三个杀人场进行比赛与杀人表演，这样又惨杀了居民400多人。日本军先后惨杀群众1000余人。

抽血挖眼，铡碎喂马 　1940年3月。江苏省射阳县一村民周学东被日军抓去，割去双眼，抽去鲜血，死后又被日军用铡刀铡成小块喂马。

心肝下酒，割腿吃肉 　在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实施反人道极端罪行的时候，其残忍暴虐，无以复加。同类相食，禽兽不为，日军官兵径而为之。杀人吃肉，心肝下心，全然一副嗜血恶魔的嘴脸与本性。

1938年7月25日，日本清水师团扫荡安徽省太湖县四周村庄，杀害无辜民众数十人，其状惨不忍睹。更有甚者，日本军将抓捕的民众吊在大树上，挖心分食，下酒取乐。

1941年7月24日，日伪军偷袭江苏省涟水前老庄，杀害游击队员和群众48人。游击队员吴培信被俘后，日军将其绑在树桩上，先割掉舌头，再砍掉左右膀子，最后剖开腹部，掏出心肝，炒熟下酒。

1943年秋，日军对位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河北阜平县进行扫荡，所到之处，疯狂地实施“三光”政策。11月21日，罗峪村妇联会主任、共产党员刘耀梅被日军抓获。日军队长荒井对其施加酷刑，并亲手将其大腿的上肉割下来，让人烤熟，然后用刀叉在一起，边吃边说：“好吃好吃！”然后，荒井又令日本兵将刘耀梅腿上、胳膊上和胸脯上的肉零割下来，在火上烤熟后用刺刀叉逼迫群众观看，然后吃掉。日兵还把肉块塞进刘耀梅的嘴里。刘耀梅受尽酷刑，痛斥日军暴行，英勇就义。死后，荒井又将其头颅砍下，扔进井里，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带回营地包饺子吃掉。

1945年3月下旬，日军将2名老百姓缚在广东省韶关乐昌旧体育场侧边的两棵树干上，将其中一人胸口割开，20多名日本军各持杯子上前接血喝。饮完血，一日本军又持刀从此人胸口刀口处往下拖刀，剖开肚皮，抓出肝脏，一小块一小块割下放入玻璃缸，搀上一些无色液体，搅拌后，供在场的日本军吃。日本军一边吃，一边笑，一边跳，一边乱叫。另一百姓因有病，日本军才没有喝他的血、吃他的肝，但也把他杀死了。

割头比刀快 　1937年10月10日　日本军占领原平后，将小北关20多个群众抓住，当做活靶，一人喊，众人刺。有一农民反抗，用手抓住刺来的刺刀，10个指头全被削掉。日本军又用麻绳将这20多人浑身缠住，使之不能躲，被一一刺死。在北关，日本军将17个群众赶到一处院内，令排成队，割头比刀快，杀死16人。在魏家庄，日本军抓住16个群众毒打后，又让他们快跑，结果，这16人在前边跑，日军在后面用枪瞄着打，一枪一个，打死15人。

投井淹死 　日军在侵占河南安阳期间，对当民无辜平民用尽了种种极端残酷的屠杀手段。“一次，一帮日军押解31名平民，到城关（安阳）石家庄南地，找到一眼大井（系石老顺的），日兵手持枪托将这31人逐个捣进井内，全被淹死。”

解剖活人 　活体解剖作为日军细菌战部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一项最令人发指的极端反人道罪行，并不只是发生在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本部，也发生在日军设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细菌战部队中，更在日军实施细菌战之后，经常发生在中国广大的城镇乡间。

1938年10月，日军在湖北省应城县长江埠一带的池塘和水井中投放细菌，瘟疫四起，不少人抽筋窒息而死。在日本军战地医院内，常常把中国人抓去做解剖试验和细菌试验，并挖出肝脏制药，不少人死于非命。

1942年7月是月，侵占安徽省铜陵日军将抓捕的中国民众，先押送水牢，然后再送往医院进行注毒，肢体解剖，成为生物试验品。有一次，有8个抗日志士落入日本军手中，先是将他们剖肚，剜心再剁成八大块，装进草包丢在荒山上。

1945年4月，驻河南焦作日军为了训练二十名军医，“活生生地将我们一位年轻同胞进行解剖试验，先搞盲肠手术，后又进行大开膛、截肢、喉结、注射空气等，被惨杀在手术台上。”

毒气战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当局，严重违犯国际法基本准则，对中国抗日官兵和无辜民众实施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毒气作战，给中国人民造成 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仅在1938年武汉外围会战时，日军于瑞昌、郎君山、广济、松阳桥、浠水等战役中，大肆发动毒气战。在广济一役中，日军使用大量毒烟，致使中国守军官兵中毒伤亡达2000多人。

从上文中所列出的日军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二百多种杀人手法，以及60余种具体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军杀害中国民众的手法，极端残酷，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且多数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深刻地反映出了侵华日军恶魔般的暴虐心理。这五花八门的杀人花样，已远远超出了战争状态下剥夺敌人生命、消灭敌国有生之抵抗力量的战场目的，表现得恰如兽类的行径——甚而较兽类的行为更下一流：动物界同样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法则，各个物种都在自然界中占有着它应占有的地位。同一种属的动物之间，不同的动物与其天敌之间，即便是有所厮杀，那也只是基于保卫自身的安全、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的需要而攫取食物、为确保自己的生存地域而攻击来犯的其他动物的本能，绝没有超出为维护自身生存而剥夺其他动物生命之外的目的和心理。甚而有的动物学家还强调指出：作为生命发展之高等形式的哺乳类动物，其同一种类之间的相残相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人们把人类的极端暴行比拟为兽行，其实是对动物界生命的极大诋毁和不公允。

因此，较之于自然界动物间的厮杀，日军在对中国民众所犯下的累累的反人道罪恶，其所实施的这种种的残暴手段，更显示出其血淋淋的人性的荡然无存，甚至是一句“充满着兽性”都无法形容的暴虐，用尽人类一切可以想象之诅咒亦无法谴责其凶残。因为，日军在其反人道罪行实施中所表现出的暴虐，虽然形同禽兽而较禽兽等而下之。但毕竟，作为日本国家军队的日军，其个体的官兵是一个个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人，且不论日本传统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道德教育，但其终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人之为人的一种特质。然而，日军官兵作为人类的同类，在中国土地上对与之为同类的中国民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无人性的、甚至不能称之为兽性的暴虐，超乎动物间的残杀，出乎人类理智的想象。也正是因为日军暴行是一种作为有着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道德背景和个体心理背景的来自日本社会的军人，对作为与其同类的中国人民所实施的暴虐，我们才认为它较之于仅具有动物之本能背景下所发生的动物间的厮杀更残酷，更令人发指，更血腥残忍，更应遭到人类的同声谴责。

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酷迫害

妇女是人类的母亲，歌德在其不朽的名篇《浮士德》的末章曾经高唱：“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上进。”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在早期的人类共同体中，妇女具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起点上，社会的第一次重要分工其实是一种自然的分工，就是男女分工，妇女在当时低级的生产方式中，起到过组织生产、团结群体、维护部族生存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确立了她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达，男人们生理和体力上的优势渐渐地在物质生产劳动中突现出来，并逐渐地为自己赢取了在社会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妇女由此开始慢慢地丧失了她们前此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此后长达五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长时间地处于男人们的附庸的地位。进入近世之后，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重新逐渐上升，从而也重新开始改变自己作为男人附庸的地位。这种社会实在的改变，促使人们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加以重新定位，相关的规约也开始被制定出来，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男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一是强调在任何状态下的对妇女和儿童权益的保障。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妇女社会生活中独立性的日益提高，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的呼声更是日趋高涨。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现代社会中，占人类成员构成之半数的妇女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待遇和地位的高低，标志着这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化程度的

高低。

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开始，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对西方先进科技的学习和先进政治制度的引进效仿，逐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并且，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也渐渐走出了当年美国人柏利舰队强逼其洞开国门时所造成的民族自卑心理，开始标榜大和民族是世界上的文明的族类，日本文化是亚洲文明的典范。但也恰在此时，伴随着日本民族尊严的重新确立和日本国家实力的提高，日本人开始由自尊走向自负，由自强走向贪婪，向其邻国尤其是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略战争，在其自诩为文明的旗帜下面，干尽了一切毁灭人类文明的罪恶勾当。同时也彻底地暴露出近代日本国家贪婪凶残的本性，暴露出日本近代被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深刻毒害和扭曲了的畸形的民族心灵，也决定了日本国家所发动的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最终败亡的结局，造成了战后日本国家和日本民族之难以获得周边国家及其人民的谅解和信任，难以顺利返回国际社会的深刻的历史根源。

在日本全面武装侵华期间，日本国家军队的官兵，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超乎人类理性想象的极端残酷的反人道罪行，给中华民族的肌体上留下了创痛至深的伤残，在中华民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耻辱记忆。同时，日本国家军队在海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也早就遭到世界上一切正义人士的同声谴责和无情鞭挞，被永恒地钉在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作为一个曾经饱受过日本欺凌蹂躏的中华民族，更有理由也应该深深地记住这个近邻在历史上对本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以此昭示罪恶，以此自警自强，以此告慰受难的先人。同时，也是不断地提醒世人，侵略战争是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反人道罪行是对人类道德文明的严重摧残，是对人性尊严与光辉的严重

蒙蔽。

在本章，我们即拟从当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残害的角度，考察一下日本国家军队在其全面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以此说明近代日本民族扭曲的、病态的民族心灵和近乎恶魔般残忍的民族性格。

（一）血腥的杀戮，大肆地奸污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其国家军队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即开始对中国人民实施了极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极端残忍的血腥罪行，对中国妇女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在人类文明史上涂下了重重的一团污迹。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所有其能够想象出来的残忍手段，这些手段堪称人性罪恶最为极致的发挥。在上文，我们曾经作了粗略的统计：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队的官兵们，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而这些残杀手段，其大多数亦都曾施诸中国妇女的身上。即便是日军官兵专门施诸中国妇女身上的暴虐手段，亦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都足以令人发指。中国妇女有的遭日军强奸、轮奸致死，有的被奸后杀死，有的孕妇被日军用刺刀挑开腹部，挑出胎儿，有的妇女被日军用刺刀从阴部豁开腹部，有的被日军从阴部插入棍棒捅死，有的被砍头割乳，有的被撕作两半，有的被斩指切肉，有的被开膛挖心，有的被肢解尸身，有的被剥皮抽筋……同样是在前文中，我们在考察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实施反人道犯罪的手段与事实时，印证了大量的其对中国妇女的血腥残案的事实案例。

事实上，日军对中国妇女进行残杀时，同样是随心所欲，其杀人方法层出不穷。中国妇女丧生于日军这种种杀人手法下的人数，因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因而无从估量其确切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认定，在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无辜妇女惨死于日军种种暴虐残杀手段下的人数，应在数百万之上。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反人道罪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全面侵华的八年间，伴随着对中国民众极端残酷的杀戮，日本军人对中国妇女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奸污。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官兵无耻的强奸、轮奸，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卑污的一页。

与德国法西斯军队相比较而言，日本国家军队更显无耻下流。德国法西斯基于其所谓的民族优越的理念，为了维护其种族血统的“纯洁”，一般不屑与他们认为是下等民族的被其侵略的其他国家的妇女发生关系。他们以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掠夺其他民族的财富，消灭其他民族成员的肉体和生命，从而为日耳曼这一世界上的“优等民族”争夺生存和发展“空间”为最高目的，因而不论是对犹太民族的妇女们，还是被其侵占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妇女们，未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强奸事件。军国主义的日本虽然与法西斯德国一样，自近代以来自诩为“文明”国家，视其民族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优秀民族，视其文化和历史为“超越万国”的高等文明，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国家的国民、日本民族的成员，一当其成为天皇的士兵，手握战刀踏上海外侵略之路时，即全部丧失人性，背弃人类伦常，表现得较禽兽而下一流。

允许、纵容日军官兵肆意地强奸受害国的妇女，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国家的战争指导者们作为对其“忠勇的战士”们的一种肉欲的犒赏，确立为鼓舞日军官兵士气、提高战斗力的一项基本政策，在侵华日本国家军队中长时间地、普遍地执行着。日本国家军队的官兵们，上至师团长下至一般士兵，皆以强奸、杀戮、凌辱中国妇女为乐事。当上海沦陷后，日军向南京推进的途中，日本军中曾经流行过这么一句话：“吃中国的鸡，奸中国的妻，杀中国的狗东西”。战时日本随军记者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当年即清楚地记载：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柳川兵团之进击之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奸的默契’。”当时的日本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针对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后来对其发出的有关军队风纪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奸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 r

而在日本军中广泛实行的“慰安妇”制度，可能是近代世界军事史上最具“日本特色”的军方制度和国家政策。全面侵华八年间，日本军方在日本国家最高当局的纵容许可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并实施了军中慰安妇制度，在上海、南京、天津、山东、安徽、江西、山西、河南、海南、云南等地，在每一块日军的占领区内，都设置了规模大小不同，名目不一的慰安所，日本军方通过各种无耻的手段，诱拐、强征、抓捕中国无数的妇女在慰安所里充当日本官兵的性奴隶、发泄兽欲的对象。对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形成及其在日本军中的普遍实施，及日军征集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种种手段，近年来国内的学者进行了不少探讨，取得了一些有突破性的成果。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有实在的证据证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普遍实施，并不是当年某一部分日本士兵或某个部队长官等少数人为发泄其性欲而犯下的个体性犯罪，而是出于日本最高侵华当局和日本在华最高军事当局的蓄谋和安排，是日本军方和日本国家有组织、有意识的犯罪行为。明白地说，慰安妇制度正是日本侵华当局有意确立下来的组织数百万侵华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进行大规模的强奸犯罪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军中制度和国家政策。

由于在日本军队中，日军官兵性欲的发泄被日本侵略当局视作是“不得已的”正常现象，并从制度和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鼓励，所以，军中慰安制度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日军官兵性行为、提高日本军战斗力的目的，反而更加刺激了日军官们兵的无穷兽欲。于是，自日本军队一踏上中国土地，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侵害事件就层出不穷，为日本军方所无法控制，强奸成了日本军队所“特许”的事情，任由日军官兵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肆无忌惮地对中国妇女施暴。全面侵华期间，在日军所到的每一处中国的城市，每一处村落，都发生着大规模的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强奸犯罪。

这里，我们列举无数日军强奸中国妇女案例中的极少一部分，以说明侵华日军八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日本军方有组织有系统地设置的慰安所之外对中国妇女所犯下的严重强奸罪行：

据统计，在上海，1937年11月6日，日军在金山县亭林镇四乡大肆淫杀，杀害百姓152人，强奸妇女195人 s ；从1937年8月至1945年8月，日军仅在青浦县境就奸污妇女1540人 t ；在江苏，1937年11月13日，一天时间内，日军仅在常熟吴市一带，就奸污妇女374人 u ；11月23日，日军在无锡东亭强奸妇女504人 v ；12月1日，日军攻陷江阴，八年之间，日军杀害江阴平民2万多人，强奸妇女无以数计 w ；1937年12月9日，日军侵入镇江市区后，凡山洞、地下室，一律以机枪扫射，避难妇女，均惨死其中，“日寇狂肆兽欲，见妇女不问老幼，不问病人与产妇，均无幸免，被轮奸致死者极多。仅红十字一机构收尸共3000具，男尸多在途中，妇尸多于床榻。之后，日军在旧武庙医院内设立关东武妓院，供军官泄欲之需，士兵仍在四乡淫掠 x 。”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超过30万的中国军民惨遭杀害。同时，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罪行，在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内，大约有2万多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 y 。关于日军官兵在南京强奸中国妇女的丑行，《拉贝日记》中所附附件中记载颇多。当时日本第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更是供称：“女人是最大的受害 ，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从后面向女的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尽管不想杀，但还是杀了……虽然在南京几乎没有宪兵 z 。”12月16日，日军侵占仪征县城，仅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仪征之初，城乡居民就有400多人被杀害，200多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 aa 。1938年2月19日，日军再次侵入江苏溧阳县，四出掳掠，肆意蹂躏妇女。日军将其抓捕到的女就地轮奸后，又带至驻防地，强迫脱光衣服，裸体禁闭于一处空房内，到夜间任由日兵入内奸宿。在一旬之内，仅此一处空房内，就禁闭了被掳的中国妇女50多人，不久这些妇女全遭日军官兵奸杀或溺毙而死 ab 。

1939年，日军在江苏盱眙，掳掠1000多名中国妇女，以铁丝洞穿手掌，鱼贯押送到蚌芬军，夜间供日军官兵淫乐，违者以刺刀剖腹，死者累累 ac ；1940年5月，日军在龙华镇扫荡，从天主堂内抓去20多名妇女，关在一个屋子里，晚间由日军官任意轮奸，其中有一个13岁的女孩，被几个日军轮奸后，又刺上两刀，抛到半山草丛中死去 ad ；自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日军在江苏启东县东南地区一带强奸妇女871人 ae ；8年间，日军在江苏武进县强奸妇女2570余人 af ；在盐城县境内强奸妇女500多人 ag ，在建福县境内强奸妇女986人 ah 。

在浙江省，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咀登陆，当天即在白沙湾全公亭沿海一带强奸妇女200多人 ai ；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入舟山，侵占定海六年，杀害居民900多人，奸污妇女无数。仅在城内光裕里即设慰安所多处，掳掠中国妇女100多人在里边供日军淫乐 aj 。1942年5月17日，日军侵扰建德县长乐镇，一天时间内强奸妇女100多人，其中一青年妇女还被割去乳房 ak ；5月29日，日军窜扰浙江省鄞县大皎村，枪杀村民11人，强奸妇女40多人 al 。在汤溪县境，8年间日军强奸妇女1805人 am ；在龙游县境，遭日军强奸妇女1820人 an ；在金华县，仅1942年下半年时间，就有1370多名妇女遭日军强奸 ao ；1942年7月7日，坂垣师团侵入青田县境，此后40多天内，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334人 ap ；

在江西，1939年3月9日，靖安沦陷，至8月1日，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100多人 aq ；1942年5月，日军侵占鹰潭后，中国妇女深受荼毒，许多中国女被日军蹂躏后又惨遭杀害。5月12日，日军在东溪村抓到7名妇女，赤身裸体地绑在树上，然后进行轮奸。6月1日，一队日军在流源彭家、余项、虎岭奸污妇女24人。在鹰潭路上，日军当众强奸两名青年姑娘后，又将其当作活靶子开枪打死。5月至6月，日军三次窜扰江上艾家等地，奸淫妇女34人，奸后还用竹竿插入阴部杀害 ar 。1942年5月，盘踞南昌的日军侵入余江县，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强奸该县妇女4000多人 as ；同年6月8日，日军攻陷崇仁，在其侵占崇仁期间，杀害中国百姓320多人，强奸妇女数百人，仅奸后被杀的中国女学生即有30多人 at ；1944年6月、7月，日军两次侵犯萍乡，造成当地人口死亡达29017人，妇女被日军强奸者达6389人 au 。从1939年至1945年，日军在江西高安县强奸妇女15300余人 av ；抗战期间日军三次进犯清江，奸污妇女1083人 aw ；

在河南，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安阳，屠杀城内无辜居民2000多人。被日军搜出的妇女，从10多岁到70多岁，均遭奸污，稍有反抗，立即砍死。临走时，日军还掳走两汽车妇女，以充作军妓 ax ；8年间，日军在巩县奸污妇女480多人 ay ；1938年2月8日，日军侵占濮阳县城，晚上，日军三五成群地在城内各地追逐寻找妇女，进行强奸。妇女婴儿的惨叫声彻夜不息，有的幼女被奸后不能行走，有的被奸后昏迷不醒 az ；同年2月24日，日军侵占淇县县城，在城内大肆淫暴，很多未及躲避的青年妇女遭到强奸。城北下关有位青年妇女，被堵在屋内，在刺刀的逼迫下，遭9名日军士兵的强奸，该妇含恨自杀 ba ；沦陷期间，河南温县共有3663名妇女遭到日军强奸 bb ；1944年日军攻占许昌县，至抗战结束，日军在该县境内强奸妇女8868人 bc ；8年间，日军在通许县奸妇女1288人 bd ；

在广大的晋冀鲁豫边区，日军所犯暴行，更是亘古未有。仅以其强奸中国妇女一项，即骇人听闻。8年间，日军在边区奸淫妇女达36.3万人，仅太行区即有10万余人，太岳区4.29万人，被日军强奸后患性病的中国妇女，在全边区共计有12.2万人 be ；

在湖南，1942年10月19日，驻岳阳日军制造了洪山惨案，7天之内，残杀洪山、昆山等十多个村庄村民1800多人，奸污妇女600多人 bf ；1943年5月9日，日军在汉寿县厂窖地区进行4天大规模的屠杀和奸淫，共杀害中国军民32000多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 bg ；据不完全统计，在常德争夺战期间，日军残杀常德市民3300人，奸淫妇女5000多人。在常德四周各县境，日军强奸妇女35180余人，其中有4200多人被强奸致死 bh ；1944年6月21日，湘乡沦陷，在1年2个月时间内，日军在该县境强奸妇女1655人 bi ；

在海南，1939年2月14日，日军在三亚登陆，攻占崖县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军在该县强奸妇女774人，并在崖县十多处日军据点设立慰安所，从海南各地农村抓来320多名妇女充当慰安妇，以供日军官兵宣淫 bj ，其中有的人现在还健在；1942年7月，日军侵占屯昌县乌坡墟，3年之间，日军在这里强奸妇女433人；1939年7月，日军侵占牙县，6年间，日军在该县强奸妇女7560多人；在临高县，被日军强奸的中国妇女数以千计，并在新勇、临志、加来设3个慰安所，先后强迫当地妇女数百人充当军妓 bk 。

以上所列，仅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中极小的一部分，至于日军在其所到的每一块中国土地上，在每一个村舍，每一个城镇，对中国妇女所实施的无休止的强奸暴行，无可胜计。与学者们所估计的在“二战”期间超过20万的中国妇女被强征为日军的慰安妇，在慰安所中遭到日军官兵的肆意蹂躏相比，这些在日军慰安所之外遭到日军任意强奸的中国妇女的人数，要超出数倍，或许是数十倍。可以说，在日本全面侵华的8年时间内，几乎每一天都发生着成无数起的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的强奸暴行。8年期间，在日军所到的每一块中国土地上，都留有日本国家军队极端的反人道罪恶的记录。

（二）无耻的侮辱

日军在残杀和强奸同时，也极尽种种手段，侮辱中国妇女，更表现出恰如兽类的行径，深刻地暴露出日本国家军队乃至近代整个日本民族病态的虐待狂性格和丧失最基本人类理性的畸形心理。以下是日军官兵在残杀和奸污之余，对中国妇女进行侮辱的若干案例：

1937年9月23日，日军侵占山西省灵县城，在集体屠杀城内居民600多人后，又把城内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抽打着让妇女们裸体所扭摆跳舞，然后集体强奸，轮奸，稍有反抗者，当场即予杀死 bl ——这是日军个体官兵心理变态的典型反映，强奸已是罪无可恕，轮奸更足令人发指，日军官兵不仅不以为耻，反更变本加厉，以种种无耻手法集体侮辱中国妇女，将人类一切理性和良知丧失净尽！

1942年7月31日，日军攻占了浙江松阳县城。8月2日，日军把城内五六十名太婆，赶到南门的大溪畔，用刺刀将她们逼下河里。日军官兵却三五成群地在大坝上看这些老妇们在河水中挣扎，以为乐事 bm ——尊敬老人是人类共同遵循的基本道德，中国儒家历来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传统的日本社会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道德理念在日本也可谓深入到各个层面。但一当日本社会的个体成员来到中国时，他们即彻底抛弃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表现得极为野蛮与残忍。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侵占安徽来安县，任意屠杀居民，奸污妇女。城内妇女自十三四岁至60多岁的老妇，只要被日军发现，就难逃厄运。日军在对中国妇女奸污之后，每每用刺刀割去双乳，或是对着女人裸体肆意鞭打 bn ；1939年4月27日，日军扫荡青阳县城东乡老屋村，肆意残杀侮辱村民。村民侯义发的弟媳是刚过门的新媳妇，被日军抓住，先将其衣服扒得精光，用脚踢，用枪托捣，用刺刀戮，强逼她在众人面前行走，以为日军取乐开心。她羞愧难当，只得蜷着身子伏在地上，两个日本兵上前把她架起来拖到日本兵丛中，日兵如同苍蝇见了血，蜂拥而上，推来推去，摸摸抱抱，进行百般戏弄和污辱，同时发出嚎叫。待戏弄够了，日军残忍地用刺刀从她的阴部刺入，将其残杀在场基上。村中一江姓妇女被七八个日兵抓住，身上衣衫也被脱得一丝不挂，日兵对她先是调笑戏弄，然后进行轮奸，之后，又用一根竹签插入她的阴部。江受此大辱，痛不欲生，投塘自尽 bo 。1945年5月15日，日军血洗了颖上县五里井孜村。日军用刺刀逼着几十个青少年妇女，路上将她们衣衫用刺刀上下划成布条条，身上滴着鲜血。日军将这些女人驱赶到一间屋里，即群起对之进行轮奸 bp 。

1940年4月22日，日军侵占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后，规定每周三、五为行乐日，日军官兵散游街市，强奸妇女，虽稚龄幼女、花甲老妪亦难幸勉。此外，日军还于夜间闯入民宅，见女即奸，常于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强令家人在前观看，形同禽兽。遇有农妇进城卖菜，日军便强令其脱光衣物，当街猥亵，加以百般凌辱，有的甚至白日之下，当街强奸，泄其兽欲 bq 。

1938年11月11日，日军侵占湖南岳阳，先是逼令地方维持会设立招待所，强拉当地妇女逼充临时军妓，以供日军官兵泄欲。更多的日军士兵则是成群结队地闯进民宅，强奸妇女，虽七旬老妪十龄幼女，皆不免于蹂躏。日军甚至颠倒伦常，强令父奸其女，子奸其母，日军则在一旁鼓掌狞笑 br ——伦常法则是人类在其从动物界脱离出来时，经过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经验与知识积累而确立下来的根本法则，为人类最基本的规范之一，同时亦为人兽之鸿沟，背弃伦常法则，即是禽兽行径。而日本军队官兵在中国妇女身上所施行的反人道罪行，则偏偏就完全背弃了这一法则。日本国家军队往往被世人谴责为“兽类的集团”，可谓恰如其分，不带有半点的虚拟和牵强。

1942年6月，日军在江西上饶姚坪乡抓到60多名妇女，押至西山庙关押，在对她们进行强奸之后，又令她们赤身裸体要庙前的百级台阶上爬上爬下，日军在旁观看取乐 bs 。7月上旬某日，一队日军在上饶朝阳扁担山，对两名青年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逼迫她们赤身裸体在庭院中伏地作马，驼着日军爬行取乐，动作稍稍缓慢，即施以毒打；另一队日军窜扰黄村，将未及逃脱的三四十名妇女抓捕，押到一所房子内，将她们衣服强行剥光，然后用锅底黑烟灰涂抹每个妇女的面部及全身，然后再用油脂涂抹，以为取乐。之后，又将所有妇女赶下水塘捉鸭取乐。最后，日军对她们实施了集体强奸 bt ；

1938年5月，日军在侵占河南永城县后，在城内肆意奸淫妇女，不分老幼，一经发现，无一幸免。日军在强奸妇女时，还无耻地拍照留影，以为“纪念” bu ；1944年4月21日，日军窜扰新郑县人和寨，先将30多个村民杀死后，将一女学生带进寨内，绑在树上，令村民围观。然后又用刺刀挑光了这名女学生的衣服，放出狼狗撕咬，女学生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日军接着将一面杖，从下部捅入，女学生当场惨死。随后日军又抓来多名妇女进行强奸 bv ；5月10日，日军攻占河南宝丰县观音堂，将村内老少1000多人赶到南门外，从中挑出十几名妇女，在村民面前戏弄，然后当众强奸，并逼几个年青村民，依样当众强奸自己的姐妹，不从即用刺刀猛戳，一天之间，先后杀害村民80多人 bw ——罪恶本来见不得阳光，一切丑行本来也只敢在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但是，日本军队却十分乐意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其最无耻的罪恶，似乎他们有意要向世人暴露自己是没有罪恶感的族类，是没有人类自尊和羞耻之心的族类。

1940年4月6日，日军偷袭海南省儋县新隆村，抓捕村民79人，强迫男女各站一排，脱光衣服，相对站立对视，然后命男女互相摸弄对方，不动手者立遭毒打。其中的村民尹小红、黎红女、尹义成等10多名男女反抗，当即遭日军惨杀。日军戏弄够了，又将苏姣英、苏尾英两姐妹拉去，让20多名日兵轮奸 bx ——在一个时期间，一个民族的成员表现出了淋漓尽致的病态，表现出了对人类理性的最彻底的背叛，表现出了对一切人类道德的最全面的背弃，那么，在这一时期内，这个民族内在的心理肯定是病态的，违背人类理性的。

上文所列之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空前模的大屠杀，其在残杀中国妇女时所采取的无数种极端残忍的手法，其对中国妇女骇人听闻的大奸污，以及其在奸杀之余对中国妇女所施加的形形色色的侮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且多数出乎常人的想象之外，同样也远远超出了战争状态下消灭对方军队，剥夺敌人生命、消灭敌国有生之武装抵抗力量的战场目的，甚而不能以战争暴行对其定性。也即是说，日本军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反人道罪行，其中包括其对中国妇女的杀戮、强奸和侮辱，超越了战争暴行，超越了反人道罪行，表现得恰如兽类的行径。战时中国妇女所遭受的日本军人的残害，是人们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

慰安妇问题与日本战争罪责

我们在前文中谈到，“二战”期间在日本军中普遍实施的强征被期侵略国家的妇女充当日军所谓的慰安妇即性奴隶制度，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无耻最丑恶的军中制度，也是日本国家军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其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犯下严重的反人道罪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华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在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内一直备受关注，在民间也引起人们的普遍而持续的关注。但是，在日本国内，一些学者和政客，为了掩盖历史事实，推卸日本侵华罪责，这么多年来，总会常常有人站将出来，发表歪曲事实的言论，企图蒙蔽世人视听，伤害当年被日本国家伤害过的国家人民的感情。

那么，真的就如日本国内的一些政客和学者所希望的那样，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年日军随军慰安妇具有强制性吗？甚至真的就如日本国内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没有证据来证实日军当年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罪恶事实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本章，我们就来谈一谈侵华日军当年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行事实以及日本国家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

（一）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

“二战”期间，日军曾大规模地征集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这已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八年时间里，日军在天津、山西、河南、安徽、南京、海南、云南，在它的铁蹄所到的每一个中国地方，都有无数的中国妇女受到耻辱的蹂躏和残酷的摧残。这一事实，已为无数幸存者的血泪控诉和当事人的回忆所证实。

至于实际上有多少中国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学术界的估计也从当初的互相歧异，逐渐形成共识。据战后协助美国处理军需情报的一位日本人曾经说过：“中国慰安妇的数量，占日军在亚洲战场征用占领区妇女当随军妓女的67.8%。” by 也就是说，在当时日军所设的慰安所里，每100名慰安妇中，就有被强征的中国妇女近68人。在20世纪90代初，有人估计：“当时日本军队中慰安妇的总人数，最高限应为30万人，最低限应为20万人……在这些日军慰安妇中，数量最多的不是朝鲜人，而是中国人。” bz 而这许多年来倾力于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资料挖掘、搜集、研究，以及慰安妇受害幸存者救助的苏智良教授在《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一文中，则进而估计认为：日本军队中的慰安妇总数“不少于36万—41万人……按国籍来分析，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6万左右，日本慰安妇人数为2万—3万人，台湾、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慰安妇各有数千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慰安妇各有数百人，而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中国被日军掳掠充当慰安妇的人数总计在20万以上。” ca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年侵华日军如此大规模地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出于某些日本士兵的违犯军纪和个别部队长官对这种违纪行为的纵容，还是出于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划和安排？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判定日军强征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行的总体性质，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通过我们这些年对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和资料的搜集分析，我们有理由认定，当年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所谓的慰安妇，绝非哪一个违纪士兵和部队长官的个人犯罪，而是出于日本侵华最高当局乃至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蓄谋和安排，是日本军方和日本国家有组织、有意识的犯罪行为。

据《远东审判案》备有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所载，当时日本情报部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我们必须更多地征用中国女人作慰安妇，从精神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侵华期间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8日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曾就记者所提出的日本是否有秘密强制日军占领区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一事的问题，毫无掩饰地回答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此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国士兵能请假去驻军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cb 这就是当时日本国家首相、日本军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对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看法和主张。把女人当作一种“战略物资”，是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和日军侵华当局在观念上忠实信奉和在实践上切实执行的信条。不仅仅是中国妇女、朝鲜妇女，即便是日本本国妇女，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都只能是“战略物资”；也不仅仅是在侵华日军部队中，而且在侵略亚洲各国的日军部队中，也都广泛地设置了慰安所。这恰恰更能证明慰安所的设立及日军对他国妇女的强迫征集，是当时军国主义的日本针对其所侵略国家的一种基本政策，具有十分明显的普遍性，而不是日军官兵零星的、偶然的、个别的对妇女性侵害犯罪。所以，正是当年的日本军部和侵华日军当局，有意识地策划并实施了这一在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严重亵渎人类尊严的反人道犯罪。

《近代史资料》总94号上曾经刊出《侵华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更为我们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组档案材料共10件，其中4件形成于1944年6至10月，分别为侵华日军当局强迫当时伪天津当局强征中国妇女前往河南和唐山充当日军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其余6件皆形成于1945年5至7月，主要是日军强迫天津当局强征中国妇女在天津和前往山东莒县充当慰安妇的资料。这10件档案，都是根据当时侵华日军当局——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向天津伪政府所下达的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命令或“通知”而形成的。其中在《来仲威为选送妓女去山东慰劳日军给警察局长的报告》中，还附有一件《军方待遇说明》，是当时驻山东莒县日军第一四三七部队为赴鲁慰安妇所提供的军方待遇的说明，更是直接出自日本军方之手。所以，从这10件档案产生经过本身，即可看出，当年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在日本军方一手操纵策划下的产物。

其次，在这10件档案中，有好几件行文中都记载了当时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为强征慰安妇而下达给天津政府和天津警察局的命令或通知。如：

在1944年6月8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劝遣妓女赴河南慰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记录了当年5月30日“天津防卫司令部”给伪天津警察局的通知：“本市妓女应赴河南一百五十名慰劳军士，一月为期，凡有押账暨有领家者均即取消，皆为自由身，从速办理，三二日即当起行。”

在1944年10月7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就办理选送妓女赴唐山市慰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之呈文》中，也记载了日本宪兵队通知：“选送美貌妓女十五名，限一星期内送往唐山市，担任慰劳工作。”

在1945年5月3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关于选派妓女劳军给市政府的呈文》中，则载有1945年4月11日天津防卫司令部给伪警察局的通知：“本市应选派妓女一百名，交由军医验选二十名，集合第二区槐阴里一号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劳工作。”

1945年7月17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办理慰军妓女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载有天津防卫司令的通知：“自七月一日起，前设之防卫司令部慰安所办事处取消，所有慰军事务交由各乐户分会轮流负责办理”。

1945年8月7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为办理选送妓女赴山东慰军经过情形给市政府的呈文》中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准关系方面通知，选送妓女二十五名，赴山东莒县慰军”，并发《军方待遇说明》一纸。同月30日上午11时，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召集局保安科股长来仲威和乐户总分会长刘仲和训话称：“此次选送妓女赴鲁慰军，系为协力东亚全面圣战成功，不能拘于某一地区，希望速办。” cc

这些保留在档案行文中的“通知”，为我们证实当时日军在天津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在日军侵华当局——天津防卫司令部——的直接策划指挥下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提供了至为确凿的证据。

根据这10件档案资料的记载，每一批被强征的慰安妇都由日本军方直接派出军医官进行检验，并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派人押送或由所赴慰军地点的日本军方派人前往天津接收。在慰安所或慰军地点，她们受到日军的全封闭的管理，毫无人身自由，成为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如：

1944年6月被强征赴河南慰军的慰安妇，即是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所派出的军医官出崎从290名中国妇女中检验选出86人，并由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进曹长率日兵10名，于当月4日下午5时，由东站登车转北京赴河南的。

同样，1944年10月所强征前往唐山的17名慰安妇，则是由唐山日本宪兵队长及诹访部少尉检验，以确认为“合格”。

1945年4月所征集的在天津“日本军人俱乐部”担任慰军的20名慰安妇，则是从100名中国妇女中，于4月25日先后经过日本军部儿玉大尉、出崎军医官等依次检验，选出34名。复于4月28日下午3时，又由天津防卫司令部德本文官派车押送至第十一分局界内秋山街同仁会妇人医院进行第三次检验，选取“合格”者20人，并于当日下午7时由德本文官亲自送往“军人俱乐部”，交由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

1945年8月所征集的赴山东莒县慰军的25名中国妇女，则是由天津防卫司令部高森副官出面与天津警察局会同征召，于8月1日由同仁会妇人医院院长荒木一郎检验，并于2日11时19分由莒县“来津之军方责任者佐藤中尉等三人”率领，押送莒县。 cd

我们可以看出，这10件档案所反映出的当时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从征集命令的下达，妇女的征集，妇女身体的检验，到押送和当地军方的接收，全部是在天津防卫司令部和目的地军方机构一手操纵强制下的罪恶行为。所谓“一叶而知秋”，日军侵华当局之征集中国妇女充当其性奴隶，于此一时如此，于天津一地如此，那么我们同样敢于判定，当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罪恶行径，同样是出于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战争指导者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更是在侵华日军当局的直接操纵下实

施的，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任由今天日本国内的一些政客和学者的空口白话是无从将其从历史上抹去的。

（二）突出的“强制性”

关于日军在中国强征慰安妇是否具有“强制性”这一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日本国内的一些人偏偏又喜欢在这上面发表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似乎只要他们坚持住“从军慰安妇并不具有强制性”这一主张，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征他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日军对受害国妇女肆无忌惮地实施性暴力侵害的犯罪性质，进而减轻甚至推卸日本国家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但历史的事实却恰恰又是，当年日军在亚洲各国，尤其是在中国对所谓的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都是以其强大的军事武装为后盾和军事占领为前提，用各种极其野蛮的手段进行的；在名色不一的慰安所中，日军官兵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和肆意虐杀，更是令人发指，无法言喻的。这一切，都证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及对受害妇女的征召，都不可避免地、与之俱来地具有强制性。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对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实施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日军在中国所设慰安所的类型，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所的方法等方面，都已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日军在华所设慰安所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由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其二是日侨娼业主随军所设的慰安所，随着日军部队的移动而移动，其中从业者多为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它所存在的目的，是商人牟利，而且在整个日军慰安妇中所占比例不可能太大。我们在这里暂且存而不论；其三是日军强迫汉奸组织或伪政府出面强征中国妇女，交由日军驻在地由日本军方管理的慰安所。

日军自己设立管理的慰安所，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地设立的，以日本和朝鲜慰安妇为主；另一种是日军前线部队根据日本侵华当局和日本军部的策划和授意而有意设置的，以中国慰安妇为主 ce 。很显然，在这后一种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大部分是日军沿途掳掠拐骗到的中国青年妇女或女战俘，被强迫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它所具有的强迫性是无法遮掩的。

我们这些年的资料搜集和调查，为证实日军以各种残酷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城镇中，日军大规模地掳掠青年妇女在当地或劫往别处，充当日军慰安妇，这是日军强征慰安妇之犯罪中一种较为典型的手段。日军攻陷南京时，对中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同时对中国妇女同胞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奸淫，在日军进城之初的几个星期内，强奸案多达数万起，而且，其中许多妇女在经过日军的疯狂蹂躏后又被残酷地杀害。不仅如此，日军还从南京掳掠走大批中国青年妇女到各地充当日军慰安妇。其中有320人被秘密运往东北充当了慰安妇。这些被日军强行掳掠至异地他乡的妇女，或为日军践踏致残，或为日军残酷杀害，其遭遇惨绝人寰。当年受害人中的一位幸存者，向调查者控诉了自己遭到日军奸污和众多姐妹被劫往东北的亲身经历。 cf 这岂不正是慰安妇之具有强迫性的有力的证明！

在《拉贝日记》 cg 中，同样也有日军攻占南京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记载，1937年12月25日，拉贝这样写道：“日本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10天内完成。难民共有20万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件麻烦事已经来了：已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平民被挑选了出来，他们的命运不是被拉去作苦力就是被处决。还有一大批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ch 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拉贝写道：“现在日本人想到一个奇特的主意，要建立一个军妓院。” ci

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南京城破兵溃之时，无数难民皆成日军的砧上之肉，在日本最高当局授意和纵容下的日军侵华当局，手握着滴血的战刀，从难民群中挑选青年妇女，劫往其慰安所，南京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哪里又有反抗的力量和机会呢？如果硬要说当年日军在对南京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后，再从难民中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不具有强迫性，又岂不是一些人有意在对历史进行歪曲吗？

成立专门的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诱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是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的另一重要手段。据日本东京《时报》1998年8月18日报道：原侵华日军特务永富博道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承认，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至少有20名中国人被他活活杀死，大批的中国妇女被押送到由他一手筹建的6个慰安所内，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他说：“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亲自负责设置了6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cj 这是一个日军当事人的回忆，他的回忆应该更具有说服力。在他的话语中，诱拐与掳掠岂非同一含义？其所具有的强迫性同样是无法掩盖的。

同样，1942年日本以香港“合记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广州等地诱拐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行为，也是日军这一手段的典型案例。这一年，日军以招收女工为名，先后拐骗300多名青年妇女，押至海南石碌，强迫她们进入慰安所充当慰安妇。据载，石碌慰安所地处今天石碌河南派出所和县供销贸易公司所在地，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房屋两面对列，隔成20多个小房间——这些小房间20世纪80年代才被拆除。四周设有铁丝网，日军日夜巡逻，逃跑者捉回后，或活活打死，或剥光衣服吊起毒打及施以其他酷刑。每人每天只给米饭三两或几块番薯，每天却要接待日本官兵至少8次，休息日则多达24人次。至中国抗战胜利时，300多名妇女，被日军折磨致死达200多人。 ck 很明显，所谓的“合记公司”，是日军所设立的拐骗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专门机构。在这里，中国受难妇女不仅被强迫做了日军的慰安妇，更为悲惨的是她们受到日军惨无人道的摧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严，生活生命也绝无丝毫保障，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仅此一例中，300多人被日军迫害至死者多达200多人，这本身已足以说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野蛮而无人性的摧残达到无以复加的

程度。

在战场上不幸被俘的中国女军人，同样遭到日军官兵无情蹂躏，成为日军慰安妇的重要来源。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旅第3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将被俘的23名中国女军人，从俘虏营中带往树林深处（据现在的调查，即今江苏省丰县和沛县之间的昭阳湖），“秘密成立随军妓院，供士兵与军官淫乱。”此事前后因果，有1938年6月7日日本军方的调查报告为佐证。 cl 根据相关国际法之规定，对战俘应有适当安置。那么日军把被其俘获的中国女军人强行当作供其官兵发泄兽欲的工具，其不仅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同时也更是日军在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有力证明。

在其占领区的乡村，日军更是随时随地随意地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这却又恰是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最为普遍的方式和手段。1940年4月10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第23中队袭击河南新乡王各庄，屠杀乡民487人，拘留213人，烧毁民房106户，掳掠当地妇女82人充当随军慰安妇。其中有9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另有9人在三天之内即被日军蹂躏致死。其余64人皆被押往山西大同慰安营，直到抗战胜利才得幸免； cm 在海南乐东县黄流机场，日军也设立了慰安所，名曰“军中乐园”，有房两间，其一专供空军军官玩乐，内有慰安妇5人；另一供日军士兵玩乐，内有慰安慰16人。至日本投降时，这21名慰安妇，幸存者仅有4人。其中有一名叫吴惠蓉，据她控诉说：自己16岁时被抓来，同时被抓的有100人左右，到黄流时仅余40多人，其中一部分留在黄流据点，她与其他一些姐妹则被挑选到黄流机场“军官乐园”中充当日军慰安妇的。 cn 日军在海南乌牙峒（今陵水祖关镇）砧板营油棕坡建立兵营

时，勒令各村选送20多名黎族妇女去日本军营，充当不固定的慰安妇，这些黎族妇女白天在军营中替日军挑水煮饭，夜间则成为日军官兵奸淫泄欲的性奴隶。据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陈金妹老人控诉，她还记得起部分受害姐妹的名字：卓亚扁、陈亚妹、陈进女、卓理女、陈亚曾、卓亚天、陈毛姩、卓石理、卓毛夫、胡有英、卓亚广、陈亚合、卓毛定等。 co

此上所列举的，仅是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各种手段和犯罪事实的极少一部分。所有这些无耻手段和罪恶事实，无不充满着日军血腥的罪行和中国妇女的悲惨苦难。

至于由日军命令汉奸组织或强迫沦陷区当局出面组织设立的慰安所，其中的慰安妇也都是被强征的中国妇女。即便是这一种由汉奸政府出面组织设立的慰安所，日本军方也不可逃脱其罪责，而其本身所具的强迫性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很简单：在沦陷区内的伪政权和大大小小的汉奸组织，皆为日军的爪牙而已，他们的一切所为，皆为仰承日军意旨，听命于侵华日军当局。而侵华日军当局却又正是直接受日本政府的派遣，侵华日军是日本国家的军队，其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一切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其责任最终只能由日本国家来承担。因此，侵华日军当局及其之所受命的日本政府当局和天皇本人，才是一切日军在华反人道罪行的最终的罪魁祸首，永世都不可能逃脱其所应承担的其国家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行的战争罪责。

在慰安妇的征集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暴行和压榨，则更是不一而足。而由此所引发起的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连带性迫害，其程度和数量更是无法估计的。例如：

1945年7月3日《天津特别市警察局特务科关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强征中国妇女充作军妓之社会情报》中所载：“查王士海领导下之别动队（即天津防卫司令部慰安所），迩来办理征集妓女献纳于盟邦驻津部队。每批二三十名，以三星期为期。于征集之际，流弊百出，凡被征者，能出以相当代价者，亦可收回；而近更变本加厉，在南市一带有良家妇女被强迫征发者之情事，致社会舆论哗然，一般良民惴惴不安。” cp

而被征集的中国妇女从慰安所的伺机逃亡，更是慰安妇之具有强迫性的最有力的证明。据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十件档案所载，1944年6月8日，天津防卫司令中命令天津市警察局强征86名中国妇女，由防卫司令部派遣中井进曹长押送河南郾城。但在短短的二十天内，除了生病遣返8名外，郾城仅余36人，其余42人据称全部逃亡 cq ——当然，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42名“逃亡”的中国妇女，并非是“逃亡”而是“失踪”，其大部分被当地日军蹂躏致死了——逃亡是以强制性为其存在前提的，如果慰安妇不具有强制性，可以来去自由，则所谓的“逃亡”也即无从谈起。

从日军征集中国慰安妇的各种手段，日军对中国慰安妇的残酷迫害和肆意屠戮，到中国慰安妇的伺机逃亡，清楚地说明，在慰安妇的征集和从军过程中，充满着日军血腥的暴力，具有十分明显的强制性。这种事实，岂不是任何狡辩所能掩盖得了的。

（三）无从推卸的战争罪责

在前文，我们已经通过有关档案资料和各种旁证资料，认定侵华期间日军在华强征中国妇女充当其随军慰安妇的行为，是在当时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的蓄意策划和安排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在日军侵华当局的直接插手操纵下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犯罪和军方犯罪，是侵华日军对中国民众实施的严重的反人道犯罪。在其犯罪过程中，作为犯罪者的日军对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慰安妇所采取的诱骗、劫掳、抓捕、强征、残杀等手段，也都证明其具有无可否认的强制性。

对于日军和日本侵略当局“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手段和借口，搪塞推卸，淡化否认，表现出了极不诚恳的、无视历史事实的态度，直至今天，依旧如此。对于慰安妇问题，也正如同劳工、七三一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一样，日本政府一直坚持“不能承认国家赔偿”的主张。换言之，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所犯下的残酷暴行，日本政府不承认日本国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进而并以种种借口，拒不履行日本国家随其战争罪责而产生的对受害国的受害民众的战争损害赔偿义务。

然而，是罪恶终究逃脱不了审判。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灾难，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反人道罪恶，也永远铭刻于中国人民的记忆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抗战胜利后，中国广大的受害民众，未能及时向日本侵略者清算其战争罪责和刑事侵害罪责，行使受害索赔权利。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时，中国政府出于宽宏博大的胸怀和建立中日永久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中国作为受害国向日本进行战争受害索赔的权利。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日本国家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也更不能成为日本国家推卸战争罪责的借口。同时也无碍于至今尚幸存人间的当年的受害者或受害者遗属向日本国家行使申索战争受害赔偿的权利。

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作为日军在“二战”期间所犯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它伴随着日本国家对亚洲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战争罪的同时而发生，对其总体性质的认定，在国际法学界也有着普遍一致的看法。1996年，受联合国委托进行“慰安妇”问题调查的法学家拉迪克·克马拉斯瓦密指出：根据国际法，慰安妇是日本在战争时期犯下的有组织强奸及奴隶制的罪行 cr ；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人麦克杜格尔曾于1998年草拟过一项题为《战时有组织的强暴的性奴役》的报告书，认为“二战”期间日军设置随军慰安妇是一项反人类的罪行，建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和日本政府确立对造成这一事态的责任人和有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并要求日本政府设置行政基金，以便对受害人及其遗属提供赔偿。当年8月8日日本《读卖新闻》对此曾经作为报道，并做出评论说：该报告书的内容与日本政府的“不能承认国家赔偿”的主张是完全针锋相对的。而“二战”之后国际法的观念进步与实践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世人有关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行共同认知。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作为铁的事实永载于人类历史，作为罪恶则永远不可抹杀；日本国家不论是否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缔约国，都应该履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日本国家和日本政府无论何时都得承担当年日本军主义的战争罪责，一切搪塞都是无力的，只能激起邻国人民更强烈的反感和世界舆论更激烈的谴责。同样，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作为日本国家当年犯下战争罪的同时所犯下的一项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也无任何时效可言，无论何时，日本国家都要对此承担其无可推卸的战争侵害罪责及其国家军队对受害国家国民实施反人道罪行的侵害赔偿责任。

抗战时期中国妇女伤亡之初步估计

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考察过的那样，作为全面武装侵华期间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广泛实行的各类型的反人道罪行的一种，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实施了非人道的残酷迫害，对中国妇女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奸污及变态侮辱，在人类文明史上涂下了重重的一团污迹。本章我们拟据相关资料，简单考察一下战时中国妇女伤亡在整个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中的比率，并据目前流行的官方有关中国抗战人口伤亡数的口径，对战时中国妇女伤亡规模作一初步的估计，借以从一个方面揭露侵华日军当年对中国妇女实施的反人道罪行对中国妇女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一）难以估算的伤亡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铁蹄所至，屠刀所向，在中国境内制造了数以万计起的杀害中国和平居民的血案。在每一起血案中，惨遭日军残杀的中国居民，少则三五十人，多则成千上万人。而在这每一起血案中，几乎都有中国妇女遭到残杀。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军杀害中国居民达数千万人，而在这数千万遇难的中国居民中，有无数的中国妇女。按照中国权威人士的说法，日本国家发动的全面武装侵华战争，8年间造成了中国3500万人的伤亡。那么在这3500万人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惨遭日军残害和屠杀的中国

妇女。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问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地步，有待进一步深入地研究。究其原因，简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由于日军之暴行实施所持续的时间亦十分长久，覆盖区域非常广泛，而且日军对中国人民实施暴行又无所拘束，十分随意，则其造成的对无辜民众的伤害无比巨大，根本无法做出准确而无一遗漏的统计；其二是战时的普通民众与一般的社会团体幸免于难者皆忙于迁徙避难，而国共两方面的各级政府机关更因忙于应付对日抗战军事，投入抗战损失调查的人力财力有限，同时战区内弹片横飞，沦陷区又以势力不及，所以事实上也不具备全面调查统计的客观条件；其三是抗战胜利后的追查补报同样在准确性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战争持续八年，时过境迁，人是物非，欲求追查补报之全面无误无遗，从常理上几无可能。而国共两方政权分据不同地区，关于抗战损失调查步调、方法、表报未尽一致，更不可能互相协调，且战后未久国内政局、国际形势突变，故抗战损失调查工作并未能够彻底进行。

由于上述等多方面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数字，注定会成为一个研究难度极大的课题，人们只能企图通过新的资料的发掘或新的估算方法的运用，在所能掌握的资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获取关于这一问题更进一步接近谜底的认识。战争期间牺牲于侵华日军残害之下的中国妇女的人数，同样也难以由精确的统计得出，依然只能靠某种方法的估算，探讨妇女伤亡人数之与男性伤亡人数的比例及其占整个人口损失的比重，即考察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中的性别比例，从而于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总数中予以分割出来，以期获得对战时中国妇女伤亡情形及日军官兵残害中国妇女之程度的总体性的

认识。

（二）调查与估计

其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张进行的1939年7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即颁布《抗战损失查报须知》暨附表式29份，通令省、市、县各级政府对所辖区域的人口伤亡、直接间接财产损失进行查报 cs ，汇呈行政院。在《查报须知》所附的29份表式中，其表式1和表式2分别是《人口伤亡调查表》和《人口伤亡汇报表》，前者要求对受伤亡者的姓名、性别、职业、年龄、最高学历、伤或亡、费用等项逐项填报，后者则要求按男、女、童、不明项别，分重伤、轻伤、死亡三种伤亡情形，对各县市人口之伤亡进行汇报，并填明事件、日期和地点。 ct 此后，《查报须知》及所附表式都经过修正，层转汇报手续程序也有所变化， cu 甚至1944年8月11日由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颁行的《抗战损失查报须知》暨附表中，取消了《人口伤亡汇报表》 cv 。但实际上，各省战时关于人口伤亡的调查、统计、汇报，一直是基本上按照这两种表式填造汇呈的，所以从目前能够见到的部分省、市、县的人口伤亡汇报表及国民政府主计处根据各省市县之汇报表所编制的《人口伤亡总表》中，对于当时调查所及的范围内的人口伤亡的男女比例、成人儿童分布以及各组轻伤、重伤、死亡的分布情形，还是有所反映的。在这里，我们择取部分较为严格地遵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颁行表式要求填造的人口伤亡总表及省县人口伤亡汇报表，来考察战时中国妇女之受伤害在全部中国抗战人口损失中的情形、

比例。

自从抗战损失《查报须知》颁行后，各省陆续有县市造送人口伤亡查报表送行政院及国民政府文官处。从1940年开始，约每隔3个月，国民政府主计处便会根据由文官处或行政院转来的各省县市的汇报表，调制出截至该3月底、6月底、9月底和12月底所收到材料的《人口伤亡》总表。下表即是据这种《人口伤亡》总表摘要编制的：

人口伤亡情形表一（截至1940年12月）1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小计

16687

3260

3830c

9617

男

9866

1800

2202

5864

女

4567

1024

1277

2468

童3

1706

302

487

917

不明3

546

134

44

368

说明：1．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16728：《总表五　人口伤亡　① 原因别》。

2．原表“材料来源”：根据主计处截至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收到行政院查报表汇编。

3．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颁行之《抗战损失查报须在》所附《表式2：县市人口伤亡汇报表》之说明规定：“不满十六岁者为童”，查报时此项数据不分男女。“不明”系指查报时无法确知受伤者性别。本文后文分析计算人口伤亡各类型分布比例时，于此二项数据各有取舍，各表皆同。

需要作特别说明的是，表中的数据仅只局限于根据行政院截至1940年12月底收到的有数的县市呈报的汇报表汇编而成，与当时中国人口之伤亡的实际情形相差得绝非一星半点。这一点可据同次汇总表之《②地域别》一表的“查报县市数”中知道，此次汇总，各省查报汇呈的县市数多寡不一，其分别为浙江省1，安徽省13，江西省9，湖北省5，湖南省2，四川省1，河南省27，陕西省2，福建省17，广东省11，广西省13，云南省1，贵州省1，西京1，共计查报县市数为104个。此与当时已经沦陷或成为交战区域以及日军飞机空袭所及的范围相比，不及十分之一。若以之寻求截至这一期限中国抗战人口伤亡或中国妇女所受残害之实况，则绝不可行。但以其查报表之来源的随意性，我们则可以将其作为研究人口伤亡之性别比、伤亡比、轻重伤比例的随机样本。从表中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在伤亡总计中，男女之比为2.16∶1，成人与儿童之比为1∶0.12，若按此比例折成百分比数则分别为，男性伤亡约占总伤亡的68.4％，妇女伤亡约占总伤亡的31.6％，儿童伤亡约占10.7％；从“死亡”一栏的数据看，男女之比约为2.38∶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11，折成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死亡约占70.4％，妇女死亡约占29.6％，儿童死亡约占10％；合轻伤、重伤两栏数据情况来看，男女受伤之比约为1.74∶1，成人与儿童受伤之比约为1∶0.13，折合为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63.5％，妇女受伤约占36.5％，儿童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11.5％；再看伤亡比例：死亡受伤人数之比约为1∶0.74，死亡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57.6％，轻重伤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42.4％。

同样，我们根据1943年12月底主计处调制的同样形制的《人口伤亡》总表，摘要编制出下表进行分析：

人口伤亡情形表二（截至1943年12月）1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小计

106586

17939

27867

60780

男

50692

9603

12125

28964

女

27150

5872

6298

14980

童

6337

888

1326

4123

不明

22407

1576

8118

12713

说明：1．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六·②·239：《总表五　人口伤亡　① 原因别》。

2．原表“材料来源”：根据主计处截至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收到行政院及国民政府文官处与各机关造送之资料编制。

此表是我们从档案资料中所能查到的国民政府主计处以这种形制的对抗战人口进行统计的最后一次表格，对于表中的数据，我们同样不能奢望其能真实地反映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伤亡的实际情况。我们之所运用者，依然是其资料来源的随意性，把它作为研究中国人口伤亡之各类型分布的随机样本。以与上文同样的方法计算，则在伤亡总计中，男女之比为1.87∶1，成人与儿童之比为1∶0.081，若按此比例折成百分比数则分别为，男性伤亡约占总伤亡的65.2％，妇女伤亡约占总伤亡的34.8％，儿童伤亡约占8％；从“死亡”一栏的数据看，男女之比约为1.93∶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094，折成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死亡约占65.9％，妇女死亡约占34.1％，儿童死亡约占8.6％；合轻伤、重伤两栏数据情况来看，男女受伤之比约为1.79∶1，成人与儿童受伤之比约为1∶0.065，折合为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64.2％，妇女受伤约占35.8％，儿童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6.1％；再看伤亡比例：死亡受伤人数之比约为1:0.75，死亡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57％，轻重伤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43％。此表的各项比率，除儿童所占比重有所降低外，其余各项比例，与上面1940年12月表所反映出的情况，相差是不大的。

下面，我们再对曾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全省抗战人口损失进行过相对全面的调查统计，且统计资料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省的情况进行一些考察。先看湖南省的人口伤亡统计：

湖南省抗战期间人口伤亡统计表1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2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小计

2617383

733512

963786

920085

男

1077022

360480

432106

284436

女

650508

197065

302920

150523

童

139687

26485

79937

33265

不明

645146

94482

148823

401841

说明：1．据湖南省政府统计室1946年12月编印之《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所载《人口伤亡表》编制；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二卷，军事（下），第2552－2553插页表。

2．原表无“性别”各组之“共计”栏，本表系据表中数据累加填补之；唯《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之“编辑例言”之“一编加目的”中云：“总计人口伤亡2622383人，其中伤1702298人，亡920264人”，与此表各数累加结果略有出入。孰正孰误，无从判断，今从表。

上表《湖南省抗战期间人口伤亡统计表》之情形，与上文所附之主计处二表又有不同：表中数据是在抗战胜利后，由湖南省“各主管机关有关人员负责查报，省政府统计室负责办事汇编”，“依照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修订之《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所定表式”查报，资料时期包括“自1937年7月7日抗战起至1945年8月15日敌军投降止”， cw 《统计》中列有全湘78县中68县的人口伤亡的详细统计数据。所以，该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八年间湖南全省人口伤亡的情况。从表中情况看，在伤亡总计中，男女之比约为1.66∶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081，再折成百分比数则分别为，男性伤亡约占总伤亡的62.4％，妇女伤亡约占总伤亡的37.6％，儿童伤亡约占8％；从“死亡”一栏的数据看，男女之比约为1.89∶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076，折成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死亡约占65.4％，妇女死亡约占34.6％，儿童死亡约占7.1％；合轻伤、重伤两栏数据情况来看，男女受伤之比约为1.59∶1，成人与儿童受伤之比约为1∶0.082，折合为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61.4％，妇女受伤约占38.6％，儿童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7.6％；伤亡比例：死亡受伤人数之比约为1∶1.84，死亡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35.2％，轻重伤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64.8％。

江西省抗战八年的人口伤亡情况，我们也摘要编制成下表：

江西省抗战期间人口伤亡统计表1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2

重　　伤

轻　　伤

死　　亡3

小计

504450

83529

107672

313249

男

307870

48361

65770

193739

女

137981

24748

28354

84879

童

57868

10420

13548

33900

不明

1231

1231

说明：1．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出版之《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所载《江西省抗战人口伤亡数》表编制。转据（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四），第353－359页，1981年9月，台北。

2．原表无“性别”各组之“共计”栏，本表系据表中数据累加填补之。然以“死亡”栏中“性别”各组数据定有一组错误，故总数较原表数多出500。

3．原表“死亡”一栏中，“性别”各组数据应有一误，故总数多出500。又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2：《江西善救资料》卷内所藏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经济技工室1946年3月编制之《江西省各县市人口数抗战伤亡数及财产损失总值表》核之，则上表中伤亡各栏总计数相同，应无误。唯惜《江西善救资料》卷中之表无性别各组之分组统计数字，无以考订错误出自哪一性别组。故下文应用只能就目前各数分别计算之，此栏中4项分组数据之和较总数多出500，误差率约为1.6‰，4项分之，各约占0.4‰，则虽存在误差，在所难免，但不致有太大出入。

江西省办理抗战损失调查统计情形，据1946年4月由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出版之《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之《绪言》称：江西省统计处“清算累累血债，以为对敌要求赔偿及复员善后之备，遂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筹划全省抗战损失总清查，八月倭寇投降，中央限期呈报损失数字，进行益感急切；乃于九月上旬奉省府核定预算后，积极进行印制表格，调派人员及召开讲习会等预备工作，齐头并进，十日完成，九月下旬调查专员分途出发，至十二月中旬调查完竣，现全部整理工作亦已蒇事，得总损失数字，计人口伤亡504450人……” cx 据此可知江西省是于抗战胜利后及时进行抗战损失调查并及时将调查结果汇总编辑出片的省份之一，其《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中所载之《江西省抗战人口伤亡数》，也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较为详细地、分县市、按性别组别对全省人口伤亡情形进行统计的总表之一。其调查及时，固然会对伤害情形及时摸清，甚而在数据的取得上以其及早着手而会增加其准确性。然又以其在短短不足两个半月内，完成此项调查，其时间之仓促，调查之是否彻底，却又令人担忧。好在我们主旨在于就所能掌握的数据，对不同区域，不同调查情况，不同行政级别的抗战人口的性别分布等项数据进行分析，求取妇女伤亡人口在全国抗战人口伤亡总数中的所点比例，则此种担忧似乎对数据的利用目的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同样以前文方法进行计算，则在伤亡总计中，男女之比约为2.23∶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13，折成百分比数则分别为，男性伤亡约占总伤亡的69％，妇女伤亡约占总伤亡的31％，儿童伤亡约占11.5％；从“死亡”一栏的数据看，男女之比约为2.28∶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122，折成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死亡约占69.5％，妇女死亡约占30.5％，儿童死亡约占10.9％；合轻伤、重伤两栏数据情况来看，男女受伤之比约为2.15∶1，成人与儿童受伤之比约为1∶0.143，折合为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68.3％，妇女受伤约占31.7％，儿童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12.5％；伤亡比例：死亡受伤人数之比约为1∶0.61，死亡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62.1％，轻重伤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

的37.9％。

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动手得也较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桂南十九县市于1939年11月沦陷，至次年11月日军撤退，前后遭敌蹂躏整整一年之久。敌退后，有关机关即行组织调查，编辑成《桂南十九县沦陷损失》，于人口损失方面，列有《人口伤亡统计总表》、《焚杀伤亡统计》及《空袭伤亡统计》三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广西省政府即调派调查专员八人，分区赴遭受有人口财产损失的80县市进行调查。8月下旬各调查员分途出发，至11月各调查完毕回桂。广西省政府乃于11月6日成立广西抗战损失调查统计资料整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整理汇编调查资料。至1946年3月15日整理完毕，编辑成《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并将上述之《桂南十九县沦陷损失》附录于后，于1946年12月印行。该《调查统计》中分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两大部分，其人口伤亡部分列有《人口伤亡统计总表》、《各县市人口伤亡统计》。编辑者明确说明，战后之调查结果，并不包含桂南十九县之损失：“十九县沦陷，被敌洗劫，人民被敌杀害与财产损失，为数亦颇巨大；唯当时币值与现在币值相差千倍以上，欲以目前币值表现当时损失价值，换算手续烦琐，且为保存当时损失之原来状况起见，故不将其并入此次沦陷之损失内，另别为一节，附于本编之末。” cy 现将这两次调查结果中有关人口伤亡部分的数据合并，编制成下列《广西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统计表》，唯两次调查的原人口伤亡表中皆列有“失踪人数”一栏，然以不能断定其为死亡、受伤，故下表将此栏数据舍去。

广西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统计表1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伤亡人数

（人）

性别

共　计

重　　伤

轻　　伤

死　　亡

小计

942134

88948

344675

508511

男

629384

61849

239942

327593

女

154004

12377

49899

91728

童

109935

9642

35127

65166

不明

48811

5080

19707

24024

说明：1．本表系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室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编印之《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中所列《人口伤亡统计总表》及附节中《桂南十九县沦陷损失》中所列之《人口伤亡统计总表》数据合并编制。

2．数据起讫日期为：桂南十九县之人口伤亡为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其中含有空袭伤亡人数，系自抗战开始至此次沦陷结束；战后统计中之人口伤亡为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其实在这两个时间段之外，广西境内尚有多次遭日机轰炸、炮击及日军窜扰造成的人口伤亡，应是皆未含在内。

仅就表中已有调查统计所得数据而言，抗战时期广西省人口伤亡的男女性别分布、伤与亡比例、成人与童年比例情形大致为：就伤亡总计来看，男女之比约为4.09∶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14，折成百分比数则分别为，男性伤亡约占总伤亡的80.4％，妇女伤亡约占总伤亡的19.6％，儿童伤亡约占12.3％；从“死亡”一栏的数据看，男女之比约为3.57∶1，成人与儿童之比约为1∶0.155，折成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死亡约占78.1％，妇女死亡约占21.9％，儿童死亡约占13.4％；合轻伤、重伤两栏数据情况来看，男女受伤之比约为4.85∶1，成人与儿童受伤之比约为1∶0.123，折合为百分比则分别为：男性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82.9％，妇女受伤约占17.1％，儿童受伤约占总受伤人数的11％；伤亡比例：死亡受伤人数之比约为1∶0.85，死亡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54％，轻重伤人数约占总伤亡人数的46％。

此外，在我们搜集到的统计资料中，还有除前文所引用之外的国民政府主计处调制的全国人口伤亡总表、福建省民国三十五年一月编印的《福建省沦陷区抗战损失调查汇报》中所列的《福建省沦陷区及日军流窜县市抗战损失人口伤亡部分汇报总表》及各县市人口伤亡统计表、河南省黄泛区人口损失统计表，以及浙江省档案馆所藏该省部分县市的抗战时期人口损失统计表等，其表报形制大体上与前文所引用之各表相同，皆分死亡、轻伤、重伤等栏及男、女、童、未明各组。限于篇幅，我们且不再对这些统计表一一进行考察。

（三）妇女伤亡占全国平民伤亡的三成以上

为便于对上文中各表反映出来的人口伤亡性别分布情况有整体直观的认识，以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妇女同胞战时伤亡所占比重，对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屠戮有一总体认识，我们把各相关的比例数字集中起来，编制成以下二表，而成人幼童之比暂时不予探讨，留待日后进一步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性别比例1

项目

区域

死亡

伤（合轻重伤）

伤亡总计

备考

男女比

％（男）

％（女）

男女比

％（男）

％（女）

男女比

％（男）

％（女）

全国1

2.38∶1

70.4

29.6

1.74∶1

63.5

36.5

2.16∶1

68.4

31.6

全国2

1.93∶1

65.9

34.1

1.79∶1

64.2

35.8

1.87∶1

65.2

34.1

湖南省

1.89∶1

65.4

34.6

1.59∶1

61.4

38.6

1.66∶1

62.4

37.6

江西省

2.28∶1

69.5

30.5

2.15∶1

68.3

31.7

2.23∶1

69.0

31.0

广西省

3.57∶1

78.1

21.9

4.85∶1

82.9

17.1

4.09∶1

80.4

19.6

平均值2

2.41∶1

69.9

30.1

2.42∶1

68.1

31.9

2.40∶1

69.0

30.8

简单平均

说明：1．本表数据据上文表1－表5所列数据计算。

2．“平均值”行中数据为简单平均法所得，即每栏纵向数值平均，故横向则男女各占之百分比数男女比略有出入。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比例表1

项目

区域

死亡比

死伤比

％（亡）

％（伤）

项目

区域

死亡比

死伤比

％（亡）

％（伤）

全国1

1∶0.74

57.6

42.4

全国2

1∶0.75

57.0

43.0

湖南省

1∶1.84

35.2

64.8

江西省

1∶0.61

62.1

37.9

广西省

1∶0.85

54.0

46.0

平均值2

1∶0.84

53.2

46.8

说明：1．本表数据据上文表1－表5所列数据计算。

2．“平均值”行中数据亦为简单平均法所得。

从《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性别比例》中数据来看，除广西省战后损失调查统计表中所反映的人口伤亡分布情况有较大不同外，其他几个来源的数据表的所反映的情况似乎有一定的一致性。而就平均值来看，死亡、受伤及伤亡合计三种情况的性别分布，却又大体一致，即不论是在这三种统计范围内，男女之比都在2.41∶1左右，亦即男性人口伤亡均占69％左右，女性人口伤亡占31％左右。表《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比例表》中的伤亡比，湖南省情形则又与其他区域相关较大，平均而言，战时中国人口之死亡占伤亡数总数的53.2％，轻重伤合占46.8％。这几种比率放诸全国范围内是否有一定的准确性，当然还需要以更大范围的统计数据及更科学的计算方法来加以论证支撑。总体上，我们一以种保守的态度估计：战争期间，中国妇女伤亡人口，约占战时中国平民伤亡人口总数的三成以上。结合中国战时平民伤亡总数两千万以上的总数，则中国妇女伤亡至少在七百万以上。这正是侵华日军战争期间残害中国妇女之反人道暴行的恶果。

当然，笔者也深知上文所用的估算方法过于简单粗疏，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其中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估算的结果与历史的事实之间的距离：获得到统计数据的地域与未获得同类型数据的地域之间的差别是必然存在的，不论多么精密的模型，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差别同样是一种客观存在；计算方法的准确与否，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单就以这种估算方法来大致推算中国妇女人口之伤亡来说，首先必须要有两个前提才能保证结果的相对准确：一是全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的准确，二是人口伤亡之性别分布比例之准确性。但以目前研究状况，这两个前提都是不甚具备，急待学界同人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这里的估计数字只是笔者的一种初步尝试，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展开，这一估计极有可能会被修正，而这正是笔者一直关注的课题

之一。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与“特殊输送”制度

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及其分支部队的细菌武器研制与实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以及由其本部及其分支部队主导并经与侵华日军各野战部队联合实施的细菌武器作战，则是侵华日军严重违犯国际法、战争法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另一项极端严重的反人道罪行。有关日军731部队及其细菌作战的相关问题，学术界历年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本章，我们拟从专门为731细菌部队输送活体解剖“原材料”即中国被俘军民的“特殊输送”制度的确立与实施这一侧面，探讨侵华日军细菌实验与细菌武器作战的残暴罪恶，并由此讨论战时日本国家乃至日本最高当局，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之罪行所应承担的战争

责任。

“特殊输送”或“特别输送”这两个词语，如果与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联系在一起，便具有了浓厚的血腥之气，它们是中国学者学用来翻译日语中“特移扱”一词的专用词语。凡是研究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历史的中外学者，甚至是每一位研究抗日战争史的中外学者，对于隐藏在这些词语背后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人体解剖、人体细菌武器试验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极端罪恶，以及无数的中国、苏联、朝鲜等国家人民在这些极端罪恶下所遭受的深重苦难，都会有着深刻的了解。简而言之，“特殊输送”即是日本侵华期间分布于中国各地的日本宪兵队、宪兵支队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长官秉承以日本昭和天皇为最高统帅的日本军部的授意而发布的血腥命令，在中国各地抓捕中、苏、朝等国抗日志士及一般平民，经过审讯或不经审讯而强加罪名后，秘密押送移交731细菌部队，用作人体解剖、人体细菌试验的一种罪恶活动，它联系着日本宪兵队对抗日人士的疯狂抓捕和731部队人体试验的极端暴行，在731部队建立后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一期间，形成一项在侵华日军当局中普遍实施而又十分秘密的罪恶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支持下，731细菌部队以极其残忍的、彻底违反国际法的手段，剥夺了数以千计的抗日志士和一般平民的宝贵生命。以此为出发点，731细菌部队还把以残害人类生命为手段研究开发出的细菌武器，广泛地运用于日军侵华战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罪恶的细菌战，造成了数十万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牺牲 cz ，遗害至今在当年曾经经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中国的部分地区未能得到彻底的根除。所以，从这一意义来说，“特殊输送”不仅仅为731细菌部队源源不断地获取活体试验“材料”进行细菌武器试验和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构成了731部队罪恶的人体试验的基础，而且它也成为日军进行大规模细菌作战的前提。

这里，我们拟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对 “特殊输送”制度的形成及其执行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和日军细菌战等严重的反人道行。

（一）“特别输送”制度的确立

众所周知，日军731细菌部队的设立及其所进行的罪恶的人体细菌试验和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武器作战，向被日本侵华军事当局视作“秘中之秘”，严防向外界泄露。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之际，日军731细菌部队仓皇撤逃。撤逃之前，731部队尽可能地销毁罪证：杀害数百名在押的由宪兵部队“特殊输送”至其本部供他们用作细菌试验材料的囚犯，烧毁档案，炸毁建筑，释放带菌老鼠和跳蚤，携走人体试验所得之数据材料，密令731队员严守秘密，等等。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国家战争罪行时，日本军部恐731细菌战试验的“秘中之秘”泄露，特向当时担任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中将下达密令，指示其不得回国受审，而由增田大佐代替北野回国向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出头”，并指示其编造谎言，隐瞒731部队细菌试验的罪行。这份密令的原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1996年被日本国内研究细菌战的著名学者、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先生发现并公之于众。后由管宁先生从常石敬一处复制带回国内，翻译成中文发表于《近代史资料》总96号。兹特将其译文照录如下：

致北野中将联络事项

一、……及“保作”之事绝对不可说出；

二、石井部队长以下之关防给尚在满洲；

三、增田大佐排除万难，单独归还，向“麦”司令部出头；

四、关防给为：总务部长兼长四部长大田、第一部长菊地、第二部长碇、第三部长兼资材部长增田大佐。其他转出或解队；

五、担任：第一部　研究；第二部　防疫实施及指导；　第三部　给水实施与指导以及资材修理；第四部　制造、资材部、资材保管、补给；

六、场地使用：七、八栋——中央仓库、田中班——P研究、八木泽班——自营农场；

七、关于“保研”，除石井队长及增田大佐以外，（余者）不知道综合性事宜。研究要细部分，经常换人担当之。其他人只可使部分地知道，而不可使得知研究之目的；

八、北野中将在职中，除对前任者之实验进行部分追加试验外，并未积极地研究，呈中止状态；

九、“保研”非上级指示，乃出于防御研究上的必要，由一部分人进行的；

十、北野中将在职中，专一埋头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 da

如此，在731细菌部队和日本军部的精心策划下，其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究的档案和证据绝大部分被销毁，从而造成了战后关于日军731细菌战部队研究的资料上的极不完整。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行及其战犯进行审判时，美国不顾苏联等国的强烈要求，与731部队的长官和队员们进行了秘密的交易：以免予起诉为交换条件，换取731部队用无数中国人做试验材料所获得的关于细菌武器的血腥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使以石井四郎为首的一大批731细菌战恶魔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和法律的惩罚，同时也掩盖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极端的反人道罪恶 db 。1949的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城滨海军事法庭举行了对12名被拘押在苏联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一案的审判 dc ，并于1950年在莫斯科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一书。该书报中披露的有关日军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和细菌作战罪恶的材料，在当时美国一手遮天掩盖731细菌部队罪行的情况下，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影响，同时也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着手追究731细菌部队罪行的重要开端和关键资料。1956年6月19日，中国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军731部队林口162支队长榊原秀夫的细菌战罪行进行了审判。 dd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恶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资料集、专著和论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行；森村诚一所著《恶魔の饱食――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の全貌》，日本文光社1982年5月版。该书后由祖秉和、唐亚明译成中文，以《食人魔窟》为题，于1983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森村诚一著《恶魔の饱食——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の全貌》计一、二、三部，1991年由徐明勋译成中文，以《魔鬼的盛宴》为题，分三部出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纪实》，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年版；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图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韩晓、辛培林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常石敬一著《消えた细菌战部队》，日本筑摩书房1993年版；哈里斯著《死亡工厂：1932——1945年日本的细菌战及美国的掩盖》，美国路特莱基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已由王选等人译成中文，以《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为题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郭成周、廖应昌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村村高夫、解学诗等著《战争と疫病》，日本本の友社1997年版，该书并于1998年以《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为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本，等等 de 。这些著作对于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及由其派生而出的分布于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各支细菌战部队的创建与败亡，它们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活体解剖、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研究，它们对中国抗战军民秘密进行的大规模的细菌作战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危害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与研究，对于我们了解日军细菌部队的罪恶本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资料集和专

著，对731部队的“特殊输送”也多有记载和论述，为我们对这一罪恶制度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建立细菌战部队以秘密地应用于对外侵略战争，是战时日本国家一个重要的侵略国策。731部队自其建立伊始，即确立了它的以活人作为试验材料的基本方针。从1933年8月石井四郎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南岗区建立细菌研究所，并在距哈尔滨市东南70多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设细菌武器试验场开始，至1936年8月奉日本昭和天皇裕仁敕令正式建立“石井部队”止，这一段约为3年的时间是石井四郎率其细菌研究所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石井四郎即在背荫河开始了其臭名昭著的“人体试验”的罪恶活动，其后在平房细菌试验基地大规模地在活人身上进行的活体解剖、冻伤实验、毒气试验、鼠疫菌和霍乱菌试验、电击试验等项目，在这一时期即已经全面展开。这一时期被日本细菌部队残害的中国人的数目，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df

由于石井四郎细菌部队以人体实验为基础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由他所提出的准备细菌战的主张不仅得到了日本陆军省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当时日本国家最高当局的允准。从1936年初开始，石井四郎开始在哈尔滨西南的平房地区动工兴建731细菌部队本部。同年，日本陆相正式颁令任命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长 dg 。从1938年1月开始，731部队队员陆续进驻平房。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训令《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规定平房地区石井部队所在驻地为“特别军事区”。该训令称：

“兹奉命知照，本问题已作如下决定：平房石井部队房屋（围墙以内），均指定为特别军事建筑物；一、依据‘满洲国军机保护法施行规则’，附件要图上所标明甲号地段应认定为第三种区域甲号地段。上述规则禁止事项均适用于该地段；二、在附件要图上所标标明乙号地段内，禁止建造二层以上之新房屋；三、对民用航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指定有航空线及禁航地带；四、甲号地段和乙号地段境界以及禁止事项由满洲国治安部宣布之，军事建筑物所在地区由防卫司令官宣布之；五、本训令只通知直接有关各部队；不得作任何公布。” dh

至1940年，731部队本部主体工程四方楼建成。在此期间，作为当时日本最高军事统帅的裕仁天皇为细菌部队的建立、改编与扩充曾多次发出敕令。裕仁曾于1936年8月敕令建立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于1949年12月23日在伯力城军事法庭受审时供称：

“第七三一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一九三六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该部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该部驻地是由关东军司令确定的。一九四一年前，这部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只是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石井部队’，因为日军中各个部队通常是按该部队长官姓氏来称呼的。一九四一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于是这部队就开始命名为第七三一部队。” di

“第七三一部队奉天皇裕仁一九三九密令，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期间曾经改编过。一九四○年二月左右，我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读到过这个密令，并在上面签署过……此外，根据天皇裕仁一九四○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密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第七三一部队底四个支队，密令上规定了各该支队成立的期限及其驻扎地点。从密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签署的各该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队员额达三百人。日本陆相东条根据天皇敕令所颁发的命令中，曾责成相当军医院或第七三一部队抽调出定的医生专家、士官和兵士，并指出可以接纳雇员，但其人数不得超过各该支队全体员额的百分之三十。” dj

关于日本天皇所颁的建立、扩充石井部队的敕令，前第731细菌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在伯力城受审时也供称：

“第七三一部队是一九三六年遵照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该部队驻地最初决定在哈尔滨，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七三一部队长。当我任第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这部队在刚一成立后就正式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它名义上是经营关东军部队内水料消毒和供应以及防疫事宜。关东军内部把它称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其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除了在名义上担负的职务以外，还担负有别的秘密的任务。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加紧，该部队作用的增大及其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于是也就必须增加部队员额，扩大其实验室和驻地范围。由于这个缘故，日本天皇裕仁就于一九四○年颁发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三十公里处的平房站地区……此外，一九四○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人员扩充到三千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为几部。” dk

从这些731部队重要人物的受审供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不仅日本陆军省和日本最高统治者裕仁天皇对石井四郎所进行的罪恶的、严重违犯相关国际法禁规的细菌武器研究乃至人体试验深知内幕，而且这支罪恶部队的建立、改编和扩充，本身即是在遵奉日本天皇的一系列敕令和日本陆军省的一系列训令下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731细菌部队是由日本陆军省、日本天皇操纵策划下建立的，而战后逃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和制裁的裕仁天皇，对于731细菌部队的罪恶活动负有着不可推卸的罪责；其次，731部队在裕仁天皇敕令和日本陆军省的训令下，在1936—1940年间迅速地扩大，其所进行的细菌武器研究的“作用的增大及其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显然得到了日本天皇、日本陆军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等各当局的认可。反过来，它们会给予731部队的细菌武器试验和细菌战准备以大力度的支持；最后，正是由于得到了来自这些方面的大力支持，731部队在这一时期及此后所进行的细菌试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活动更加频繁。那么，它所需要的试验“材料”不仅数量会大增，而且在来源上亦必须得到保障。

731部队的主要活动是以活人为“材料”进行细菌武器试验和开发，甚至是以秘密的方式“远征”，进行细菌战实战。它之所以选择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建立本部机关，一个重要的原因，按照川岛清在伯力城受审时的说法，“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并且满洲地域也很辽阔。” dl 但是，它所需要的数量巨大的“活体材料”，却不可能由其自身来解决，而必须由731细菌部队之外部的日军侵略当局，织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替它抓捕、输送其所需要的囚犯。替731部队操办这一切的，即是向上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和日本陆军省，向下直接管辖731部队的关东军司令部。为了满足731部队对活体试验材料的源源不断的要求，关东军司令当局于1938年初策划确立了“特殊输送”亦即“特移扱”这一罪恶制度。

（二）特殊输送的制度化特征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伯力军事法庭的《审判材料》、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以及其他相关的前日本军人的回忆文章中，保存着大量的有关“特殊输送”的材料。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特殊输送”也有很多论述和记载。但笔者认为，这些现有的成果，都没有把“特殊输送”认定为是一项制度，而多把它看作是向731细菌部队提供活人试验材料的特殊的输送方式，把它看作是日军731细菌部队罪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则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重新利用所能见到的资料，论证“特殊输送”作为一项由日本侵华当局所炮制确立并长期付诸实施的罪恶的军事制度。

任何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制度，应该具有几个方面的前提或特征，那就是现实的实践要求，国家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参与炮制和动用国家力量或社会集团力量以保证其确立及实施，明确的目的性，实施过程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可推广运行的可实施性以及保证其能够顺利实施的程序性。我们在这里提出“特殊输送”应该被认定为日本侵略当局所炮制并付诸实施的一项军事制度，也恰是由于我们看到，“特殊输送”的产生、运作，明显地具表现出上述各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特殊输送”被确立为一项制度，明显具有其现实的实践要求。731细菌部队既以大量地利用活人为试验材料为目的而设立在中国东北，在其设立伊始，即把它的这一罪恶目的付诸实践。当石井四郎提出的细菌战主张及其利用人体试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和日本天皇的认可与允准后，石井部队在天皇的敕令下正式建立并迅速扩张。在平房建立本部机关之后，731细菌部队所从事的细菌试验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过其在背荫河时期的前身，其对“非日籍的活人试验材料”的需求，同样随着其人体试验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这种急剧增加的需求，便成为促使日本侵略当局确立一项确保731细菌部队获取足够的活体材料的制度的实践要求。

其次，从前文所征引的材料来看，731细菌部队是在裕仁天皇的直接敕令、日本陆军省的直接训令和日本关东军司令的直接管辖下建立扩充的。那么，天皇本人、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后任陆相的东条英机、关东军各任司令官对于731部队的活动内幕、目的与性质不仅十分明了，而且是十分支持的。于是，当731部队对细菌试验用的“活体材料”的需要大增之时，这些代表着当时日本国家侵略意志的祸首们策划确立一项制度以对这种需要提供保障也即成为一种必然。虽然由于日本侵略当局在战败之际对其罪恶行为的周密的掩饰、对其犯罪证据进行了系统的销毁，使得后世的研究者无从挖掘出关于“特殊输送”作为一项制度而被日本侵华当局以命令的方式逐级下达施行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因而也即无法清楚明白地判明这一罪恶制度的直接策者及幕后的操纵者。但是，在今天人们所能见到的关于731细菌部队的资料中，依然还是向人们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现有研究成果中所常提及的关于“特殊输送”的最早的日军文件，是在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紧要案件部所颁发的“第一二○号令”“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中所提到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五十八号文件”。 dm 今天我们同样不能得知这个“第五十八号文件”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第一二○号令”对其相关规定加以重申来看，它肯定是确立“特殊输送”制度的一个较早的并且是关键性的文件。这个文件虽然以关东宪兵司令部警务部的名义颁发，但其被炮制出来，则应是出自更高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韩晓、辛培林认为“用活人做细菌试验的材料，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兵兵队司令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石井四郎等人秘密策划的屠杀中国人民的计划。为此，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特别输送处理’的密令，就是宪兵队及伪满警察署把认定为重犯的被捕者，不须提交法庭审判，直接由宪兵队‘特别输送’给石井部队，当作‘细菌试验品’而害死。于是，‘特别输送’成为这一罪恶活动的专用名词，而日伪当局也利它来掩盖其罪恶活动。” dn 郭成周等人则认为“据知人体试验是由关东军司令梅津批准的”。 do 而于1944年接梅津美次郎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的山田乙三也在伯力受审时供称：“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举，原是由我的一位前任人梅津将军或植田将军批准的……把监禁的人送去受实验，或者说‘特殊输送’一举，也是由我的前任人植田或梅津批准的。这个批准令，我也没有废除，所以原定的‘特殊输送’手续在我任职期间也继续发生效力。” dp 梅津1939年9月至1944年任关东军总司令官，东条英机1937年任关东军参谋长，次年任陆军次官，1940年任近卫文麿内阁陆军大臣。从时间上来看，以关东军命令的形式颁布确立实施的“特殊输送”制度，至迟已在1938年1月26日“第五十八号文件”颁布时形成。而此时梅津尚未到任，此后任陆相的东条英机却正在关东军参谋长任内。因此，我们认为关于这一制度的炮制者，韩晓、辛培林的看法较为合理。

当然，梅津在关东军司令官任内，对于“特殊输送”也是深知内幕并负有责任的。山田在供词中提及梅津也是有其缘由的。原关东军司令部第二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审判以证人身份受训时供称：“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是在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问题方面具体领导过第七三一部队。”当其被问及“关于第七三一部队活动情形，总司令究竟收到了哪些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又采取了何种决定”的问题时，松村回答说：

“关东军总司令收到的这种报告有两个。第一个是该部队长石井关于从飞机上用特种装置器散播细菌法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收到的。当时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次郎大将阅览了石井将军在报告中所提出的方法后，就认为这种方示的效能很少……当即经过参谋长笠原饬令该部队长石井，要他另外拟制一种更有效的细菌武器使用法。大约经过一年之后，总司令收到了关于细菌武器新使用法的报告。总司令梅津对于这个报告没有做出任何指正，他把这个文件一直保存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他离去总司令一职时为止。我从工作实践中知道，如果总司令对呈给他的某一报告不加任何指示，那就是说他同意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一九四四年七月山田乙三大将接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他的前任梅津将这一文件给他看过，并把石部队的活动情形告诉了他。当这文件交给我保存的时候，山田乙三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示，这就是说，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山田乙三也是表示赞同的。” dq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梅津美治郎在其关东军总司令官任内，对731部队的细菌研究给予过直接的具体的指导，对于731细菌部队的活动情形，其中自然包括“特殊输送”活人给731部队做细菌试验材料的情形亦应非常了解，而且正是他亲自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的继任者山田乙三。这也进一步说明了731细菌部队相对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属从关系。川岛清还供称：“要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以及为此目的从宪兵部方面领到犯人，若不经过关东军总司令认准是办不到的。因为他同时是日本驻满洲特任全权大使，即事实上是满洲的主人。” dr 这更直接说明，“特殊输送”制度的确立，关东军司令部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虽然由于原始档案的缺乏我们无法判明究竟是哪些具体的个人亲手炮制策划出“特殊输送”这一罪恶的军事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把731细菌部队与关东军司令部的属从关系、关东军司令部与陆军省的属从关系、陆军省与日本大本营的属从关系、大本营与作为其最高统帅同时又作为日本国家元首的天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予以综合考虑，同时注意到这些不同方面的关系者们对731部队的成立、扩充及其细菌试验和细菌武器的研制的共同的关心、直接的支持与密切的指导，则我们判定“特殊输送”是被日本国家、日本陆军省、日本关东军等各个层面的侵华当局联合炮制出来，作为一项从外部对731部队的细菌试验和细菌战准备及实施的予以支持与保障的军事制度，应该是站得住脚的。

第三，“特殊输送”之作为一项制度，其所具有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要为依据日本国家细菌战之国策而设立的731细菌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非日籍的”活人，用于细菌试验，以研究制造细菌武器。而其在时间上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它从作为一项制度被确立下后，至日本战败投降、731部队败亡撤逃止，其实施从未被间断过。而从作为一种制度的可实施性方面来看，“特殊输送”也同样具有这一方面的特征。它被策划确立下来之后，依靠日本军部的授意、关东军司令的密令，向遍布于其在中国的占领区域内的宪兵队、听命于日本侵略当局的日伪警署，以及各级日本侵华军事当局层层下达，指令他们按照指定的程序，在各地捕捉抗日人士，押送至哈尔滨，交付给731部队。所以，它的运行，背后有着强大的日本侵华军事力量、完备的宪兵队和日伪警察网络、严格控制下的交通运输系统等等物质力量的支持。当然，还有日军占领区域内的抓不尽、杀不绝的无数的中国抗日志士和无辜居民。731部队罪恶历史的事实也证明，“特殊输送”制度在其被炮制确立后，得到了广泛而严格的实施，切切实实地为731细菌部队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实验材料”。至于在这一制度下牺牲的抗日志士与无辜居民的数目，同样是一个不解之谜。人们经常所提到的被731部队细菌试验残杀至死的人至少在3000人左右的说法，显然源自于川岛清在伯力受审时的供述：

“为尽量完备研讨细菌对人的传染作用，及尽量迅速研究出制造细菌武器以供战时使用的方法起见，第七三一部队内广泛地进行过用活人作对象来检查一切致命细菌效能的实验……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七三一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大批大批的犯人，这些犯人都被关在监狱内的两座房屋里……当本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五年之内，即从一九四○到一九四五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三千人。至于在一九四○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 ds

川岛清这里所说的至少有三千人，是指他自1941年来到731部队担任生产部长后至日本战败止所直接获得的数目，远非石井部队进驻平房后残杀数目的全部，亦不包括其本部机关之外的其他分部机构用作细菌试验残害致死的人数，更不包括其早期在背荫河时期的杀人数目。但即便是这“至少三千人”，也都是日本宪兵机关在“特殊输送”制度下向731部队提供的。由此足证这一制度运行的进展及其可实施性的完备。

第四，“特殊输送”之作为一项制度，其在程序性方面的特征更为突出。虽然我们至今无法见到1938年1月的“第58号文件”的庐山真面目，但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1943年3月12日颁发给关东宪兵队各队长、各独立分队长的重申“第58号文件”关于“特殊输送”规定并明确颁定输送“标准”的“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的“第一二○”号文件及其附件，则被完整地保留在伯力军事法庭的《审判材料》中。利用这份文件，我们可以讨论“特殊输送”制度的运作程序。这份文件内容为：“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兹奉命通报，本问题 dt 虽应按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五十八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 du 这份文件的关键部分更在于它的附件。它是以一种表格的形式规定了各宪兵队长选择被捕犯人作为“特殊输送”对象的标准。该附件在“类别”中把可以用作“特殊输送”的犯人分作“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其中“间谍”包括：“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庭审判时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并且被“估计”为“无被我方吸收和调派回去工作价值者”；“曾以间谍或破坏分子资格屡次潜入满洲境内和直至被拘时止始终进行此种活动者”，并且在“品

格”方面“怀有亲苏和反日心理者”，据“估计”“无被我方叫收和调派回去工作的价值者”；“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庭审判时将被释放或经短期禁闭即可获释者”，在“履历”方面“住所不定又无亲族的游民，鸦片中毒者”，在“品格”上“怀有亲苏和反日心理者，性格不逊者”，据“估计”并表悔悟表示而有重犯罪行的严重危险者；“以前进行过此种活动者”，在“履历”方面“当过游击队员或干过含有同等危险作用的活动者”，据“估计”“无接受感化的希望者”；“与他种秘密活动有关者或因参加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与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者”，“情节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思想犯”则包括：“依其罪行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法庭审判时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与他种秘密活动有关者或因参加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与国家者。”该附件在“备考”中还规定：“各宪兵队长依上述标准来确定怎样处理某一犯人时，应根据满洲国内部情况，周密考虑到这点对国政上、社会上、社会道德上将有何反映，把这一切估量清楚之后，便可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坚决申请援用‘特殊输送’办法。” dv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此“第一二○号文件”的“附件”中所规定的应按“特殊输送”手续向731部队输送的犯人的类型和条件，我们按该附件的原样表式复制附上：

附件

类别

罪状性质

具备条件

履　历

品　格

我们的估计

其　他

类别

罪状性质

具备条件

履　历

品　格

我们的估计

其　他

间谍

（破坏分子）

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庭审判时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

无被我方吸收和调派回去工作的价值

间谍

（破坏分子）

曾以间谍或破坏分子资格屡次潜入满洲境内和直至被拘时止始终进行此种活动者

怀有亲苏或反日心理者

无被我方吸收和调派回去工作的价值

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庭审判时将被释放或经短期禁闭即可释放者

住所不定又无亲族的游民。鸦片中毒者

怀有亲苏或反日心理者。性格不逊者

并无悔悟表示而有重犯罪行的严重危险者

以前进行过此种活动者

当过游击队员或干过含有同等危险作用的活动者

无接受感化希望者

参与他种秘密活动有关者或因参加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与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者

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

（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

思想犯

依其罪行可以预料该犯被提交法庭审判时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

与他种秘密活动有关者或因参加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

备考

各宪兵队长依上述标准来确定怎样处理某一犯人时，应根据满洲国内部情况，周密考察到这点对国政上、社会上、社会道德上将有何反映，把这一切估量清楚之后，便可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坚决申请援用“特殊输送”办法

*附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紧要案件部第一二○号文件之附件：处理“特殊输送”犯人的“标

准”。 dw

从上述的这些“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确定“特殊输送”的对象，完全取决于宪兵队长的意志 dx ，其所认定的“间谍”或“思想犯”，绝大部分无疑都是抗日爱国人士和无辜的平民。同时也使我们知道，“特殊输送”程序是，各宪兵队在抓捕到犯人时，首先由宪兵队长依据上述标准，对犯人进行衡量，确定被“输送”对象，然后由该宪兵队长向关东宪兵队“申请援用‘特殊输送’办法”，经关东宪兵司令机关核准后，即向731部队之本部或其他各地分部“输送”。

（三）特殊输送制度的运作及其罪恶

从前日军731细菌部队队员和曾经参与过向日军细菌部队输送“活体材料”的前日本宪兵队员在1954年受审的供词中，也可以看出，“特殊输送”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正是按照特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保存有近80篇前731队员及日本军警宪兵队员们供词，记述了他们亲自参与向731部队及其分部“特殊输送”罪行 dy 。例如，森三吾即在供词中承认，其在日本东宁宪兵队任少尉战务课长和满洲里宪兵队少尉分队长时，即曾亲自下令或参与将14名中国人向731部队“特殊输送”。他供认，当宪兵队抓获囚犯后，先对其进行刑讯，然后由其向上级司令机关申请将囚犯作为“特殊输送”对象，在获得司令官批准后，即向石井部队移送。森三吾同时还供认，确定“特殊输送”的对象，是“根据队长的秘密命令，按下述四个条件进行挑选输送：（1）所谓谍报工作者，在军法会审上将处以死刑者；（2）没有家族亲戚或家属亲戚很少者；（3）没有同案关系者；（4）将来不能利用者。这是由军司令官以机密文件直接命令队长

的。”而关于“特殊输送”的手续问题，则“是根所以上四个条件，向队长提出建议，再由队长请示关东军司令官，经批准后，才执行输送。” dz

关于将被日本宪警逮捕的囚犯确定为“特殊输送”的对象向731细菌部队移送以作为细菌试验的对象的程序，1939年在牡丹江任宪兵分队长的堀口正雄也在1954年受审时供认：

“在当时，宪兵队有‘特殊输送’处分，这个处分必须请示宪兵司令官，得到关东军司令官批准才行。对捕获的谍报案件送军法会审的也有；特务机关逆用的也有；送地方检察厅的也有；另外，就是‘特殊输送’处分。所谓‘特殊输送’处分，就是把罪状弄清楚，认为其行为不能改正的，附注意见，报送上张，经宪兵司令官进行审查，批准或不批准。确定‘特殊输送’处分后，就送哈尔滨香坊部队（即石井部队或秘密部队），前往那些地方，也需经司令官批准，否则任何人无法进行。”

同时堀口正雄还承认自己曾经亲自将四个囚犯“特殊输送”至石井细菌部队 ea 。

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先后公布的日本宪兵“特殊输送”的档案材料，同样也印证了这些原日军731细菌部队队员和宪兵队员在受审时所供认的“特殊输送”的实际执行过程和运作程序。1999年8月2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了一批首次发现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日文原始档案。这批日文原始档案共66件，形成时间为1941年至1944年，其中大多数形成于1941年7月至9月间。档案中记载了被各宪兵队请示实施“ 特殊输送”处理的抗日人士共计52人，其中有42人经过关东宪兵司令部司令官的签发批准指令。这些材料都是经过侵华日军各地宪兵分遣队长、分队长、队长，直至关东宪兵司令官，逐级亲笔签字、加盖“宪兵队长点检”或“宪兵司令官点检”的红色长条印章，并有经手和阅知人、办事员加盖的圆形私章及盖有“防谍”、“极密”和“秘”等字样方形、圆形印章的“特殊输送”的秘密指令和审讯报告。这些秘密指令和审讯报告除个别是打印件、复写件外，大部分是用日文钢笔书写而成。报告内容极其详细地记载了被捕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被捕时间、地点、身份和家庭状况以及对被捕人员作“特殊输送”的处理意见等情况。其中王振达、朱云岫两位受害者的档案中还附有本人的

照片。

例如这批“特殊输送”档案中报告之一记载了苏介臣的被捕、受讯及被“特殊输送”的全过程。苏介臣，别名苏敬先，原籍山东省莱阳县曲格庄，当时住虎林县虎头村西顺街，职业饭店炊事员。档案中认定苏介臣的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他于1941年8月16日在虎头村如意街，被虎头宪兵分遣队秘捕审讯。8月20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64号”文，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审讯报告，提出该人“无利用价值，且性情放纵，无悔改之意，最适合特殊输送”。东安宪兵队遂向关东宪兵司令部转呈，乃形成此份报告。该报告的首页，大大小小，长长圆圆地盖了十五六个红色印章：“秘”、“防谍”、“虎头宪兵分遣队长印”、 “东安宪兵队长点检”、“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点检”、“关宪司”“特移扱”（二枚）等等。9月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正式下达了将苏介臣“特移扱”的指令。又如，在另一份报告中记载了綦宪度之被捕及被确定为“特殊输送”对象的过程。綦宪度，别名王子悛，男，时年26岁。原籍山东省招远县洼子村，当时无固定住址。曾任原山东省战时后方委员会胶东联合办事处西海区助理。1944年1月15日经大连到新京（今长春），1月23日14时在关东宪兵队教习队附近被捕，当即移交新京宪兵队。2月29日，新京宪兵队长以新“宪战第117号”文，呈送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没有利用价值，特殊输送较为适合。请司令部给予指示”，并实施“特殊输送” eb 。

2001年9月6日下午，吉林省档案馆也向社会公布了80卷400余件、涉及277名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以供细菌实验的人员的档案。据该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这277名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的人员中，除中国军民外，还有1名苏联人和4名朝鲜人。档案中详细记载了他们的姓名、年龄、住址、职务等情况，有的还附有本人的照片。其中凡涉及重要事件的人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二课（科）都要代表关东军提出处理意见，并在文件的左上角加盖“军司二课”和“特移扱”字样的长方形印章。

从这些被公布的“特殊输送”的档案材料来看，“特殊输送”制度的实行程序正是：当各地的宪兵队或分遣队捕获犯人时，他们将首先依照“特殊输送”的命令，对犯人进行审讯，把犯人的性别、年龄、籍贯、职业、罪状等记录在案，然后再由宪兵队长或分遣队长根据自己的意志，拟定“特殊输送”的建议，层层向上一级宪兵机关报告，最后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点检核准，有的甚至经过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核准，然后正式对该犯人实行“特移扱”。这一过程，在1943年3月12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一二○号”文件颁发之前即大规模地实施，这一点，可以从黑龙江档案馆公布的“特殊输送”档案中存在着大量的1941年度、1942年度的“特殊输送”材料得到证明 ec 。

此外，犯人的逮捕、被确定为“特殊输送”对象的犯人向哈尔滨的押送、731细菌部队根据需要派员与关东宪兵司令部的交涉、犯人被日本宪警机关派人押送或由731部队派人接收至平房，也都是“特殊输送”制度在实施程序上不可或缺的环节。1934年至1945年在大连宪兵队服役的三尾丰在1954年9月18日受审时供认了他所亲历的1943年10月逮捕沈得龙，其后亲往天津与当地宪兵队一起抓捕王耀轩、王学年二人并押回大连，以及其他宪兵队在沈阳逮捕李忠善，并由他率领4名宪兵队员把这四名犯人押送哈尔滨交付731部队的经过。 ed 而在《审判材料》中也保留了一份1939年8月8日关东宪兵司令部颁发的《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四号》及同日由平野宪兵队根据该命令所发的《作战命令第一号》，记载了依据关东军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二号”，由关内向东北日本细菌部队“特殊输送”90名中国人的安排，以及关东宪兵司令部命令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派军官一名，承德宪兵队长派该分队柴尾大尉，平野宪兵队派出24名宪兵及一名下士官由新京出发，于8月9日到达山海关站，接受锦州宪兵队长指挥，接收押送30名被“特殊输送”的犯人至哈尔滨交付石井部队 ee ，及将另外60人押送至孙吴731细菌部队分部的情形。《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四号》第四款还明确指示：“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范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的监督办法。”这是一次日本宪兵机关较大规模地从山海关以内的中国地方将被捕的中国人“特殊输送”至东北日军细菌试验部队的事件，同时也证明了“特殊输送”这一罪恶制度绝不仅仅在东北范围内实施。关于该“第二二四号命”的发布情形，当时任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的齐藤美夫在1954年8月20日的笔供中供称：

“一九三九年八月八日，以关宪作命第二二四号发出了将由河北送往石井细菌化学部队的中国人九十名解押到哈尔滨、孙吴的命令。此命令是作为警务部长的我，根据关东军作战命令，命第三课拟稿，后以司令官名义发布的。其内容如下：‘宪兵教习队平野中佐，指挥部下约三十名及护理下士官一名，在山海关与河北押解部队接交自河北押解来的中国人九十名，将其中三十名留在哈尔滨交石井部队人员，所余送孙吴石井部队。’” ef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犯人的抓捕押送及向731部队交付时，每一步骤都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严格的命令指示，都有切实的实行程序。

关于731部队与关东宪兵队交涉、接收被特“殊殊输送”的犯人的手续，川岛清在伯力供称：

“关于必须从宪兵部那里领到犯人一事，每次都是由石井将军本人根据那些直接用活人进行实验者所做出的报告来确定的。当部队长认为必须补充受实验犯人数量时，他就吩咐总务部长去同宪兵部接洽，并从那里领到犯人。” eg

“押送犯人到监狱里来时，是经过部队中央大楼正门下的一条秘密地道。部队内的宪兵队有几辆特种汽车，汽车表面涂的是暗黑油漆，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通气孔。这种汽车就是把犯人从讨伐机关押送到第731部队监狱里来的。监狱管理处给每个送来受实验的犯人安上一个号码，一直到他死去时都叫这个号码。” eh

至此，“特殊输送”制度的程序全部完成，731部队接过罪恶的接力棒，把一批又一批抗日志士和无辜平民送上活体解剖的实验台、细菌弹试验的靶场，持续地实施着世间罕见的反人道罪行。

总之，在我们看来，“特殊输送”在日本侵华期间不仅表现为各地各级日本宪兵队、分队或分遣队秉承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宪兵司令的命令，为731细菌部队输送活人试验材料的特殊的运作方式，而且它更是一项由日本天皇、日本陆军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各宪兵队等各级各层面的日本侵华当局共同策划确立并加以实施的制度。正是这一罪恶制度的实施，才得以使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各种邪恶的计划、骇人听闻的细菌试验、令人发指的活体解剖暴行，以及在此前提下展开的大规模的细菌作战获得实现的基础。因此，“特殊输送”制度也正如日军中臭名昭著的慰安妇制度和日本国家战时强掳中国劳工制度一样，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虽然它的目的是向731细菌部队提供任其残害的非日籍的活人，它的罪恶也是通过731细菌部队恶魔们的双手而最终实现，但是，它的罪恶却不应该只被看作是731细菌部队之罪恶的附庸。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特殊输送”的罪恶不仅与731部队的罪恶有合为一体的一方面，同时它作为制度层面的罪恶，独立于731细菌部队之外，又与731细菌部队的罪恶并道而行，并成为731部队之罪恶的前提和基础。此外，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实施的本身，也能充分地说明731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恶不仅仅是石井四郎一个人的罪恶，也不仅仅是731部队的罪恶，而是一项由战时日本天皇、日本军部、关东军军事当局乃至整个日军侵华当局集体参与实施的罪恶，是日本国家的罪恶。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城市的破坏

城市是人文精华汇聚之所在，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人类的许多重大社会活动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社会财富的积累、文化的建设、交通的延伸，也都是围绕着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在自古及今的战争时期，城市往往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重点或据守的要点，并由此遭到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十分常见。兵燹之后，一座座繁华都市往往会在战火硝烟之中化成废墟瓦砾，城市人口大幅度骤减，物质设施与文化场所也会尽遭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亚洲战场上，都有无数城市遭到惨重破坏。而在日本全面武装侵华战争期间，其对中国城市的破坏更为严重，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巨大滞碍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一）空前巨大的战争规模

抗日战争是当时中日两国各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但皆几乎倾举国之力进行了一场大较量，战争在中国境内持续时间之久、战斗战役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战争激烈程度之巨、战争伤害之重，几可谓20世纪中外战争史上之最。仅从国民党政府主持领导的正面战场计，抗日战争时期各个不同阶段中日两国双方投入的军队人数，是十分庞大的。

有数据显示，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最多投入兵力达到353万余人，而日方在中国战场上最多时投入兵力达到386.4万多人。 ei 此外，在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部队主力，在1945年上半年达90万以上，抗击着60余万日军和63万伪军的进攻。 ej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民抗战的方针，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民兵抗战最多时在200万人以上。所以有人在论及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规模时称：“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00余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 ek 考诸陈诚所列及敌后战场抗日兵力，其实中国方面最多时投入战场之兵力应高出500万以上，日方投入的兵力，合被其裹胁的伪军，合计亦近500万人左右。故称最多时双方使用兵力达1000万，应该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就战斗次数而言，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中国陆军共对日进行过22次重大会战、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规模战斗。 el 合空军整个抗战期间共出击4375次共21597架次 em ，则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战斗数为43306次。其于不同时期的分布情形，当时国民政府府军政部曾经作过统计。而中共敌后战场对日军大小战斗更达到12.5万次。 en

（二）战祸波及大半中国

如此大规模的、长期的战争，其所波及的地域范围，可以想象是十分广阔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近150县市尽数沦陷。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至抗战结束，中国国土沦陷及遭日军窜扰、日机空袭，范围更大。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经统计认为：战火所及，“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一年四月，已遍及十三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鲁、豫六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五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二省。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二十七年（1938）秋末，截至三十二年（1943）七月六日，计时总达四年八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三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六十一县。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三十处以上。再次如豫、桂二省，亦各有约二十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八省，则有十五处至一处不等。合计十五省共的二百九十五市县。第三期自三十二年（1943）七月六日起至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四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概言之，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到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84市县作为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五十处，长江流域三十二处，珠江流域二处。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四百六十七市县。” eo 国民政府还在《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中指出：“溯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有计划侵略，以迄日本投降日止，中国为维护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并为保障世界正义与安全，艰苦抗战历十五年之久。中国之作战期间，实远较任何同盟国为长久。在此期间，中国被侵占地区之广大，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百分之四十五。拥有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地区，均遭日军破坏蹂躏。” ep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相关机构亦即随时据战区各省县市之关于县政情况的报告，由行政院统计室编制《战区县政》情况表，随时在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印之《统计月报》上发表。据此，我们曾经编制出《1939—1942年战区县况及沦陷情形统计表》，以观当时中国国土沦陷之一般。

1939—1942年战区县况及沦陷情形统计表

县况

日期

甲

乙

丙

丁

戊

被战及

沦陷县数

材　料　来　源

1939年1月

670

37

261

14

56

368

《统计月报》第38号

1939年2月

676

27

264

7

64

362

同上

1939年3月

629

27

324

6

52

409

同上

1939年4月

611

29

335

12

48

424

同上

1939年5月

581

37

354

16

50

457

《统计月报》第39号

1939年6月

580

39

359

15

45

458

同上

1939年7月

538

36

403

21

40

500

同上

1939年8月

532

39

362

23

82

506

同上

1940年6月

579

43

445

36

50

574

《统计月报》第49、50号合刊

1940年7月

571

40

448

34

60

582

同上

1940年8月

565

38

352

29

39

458

《统计月报》第51、52号合刊

1940年9月

567

36

340

30

50

456

同上

1940年10月

568

37

337

29

52

455

《统计月报》第53号

1940年11月

567

36

337

31

52

456

《统计月报》第54号

1940年12月

475

35

385

29

50

499

《统计月报》第56号

1941年1月

474

31

326

30

63

450

同上

1941年2月

473

31

324

35

61

451

《统计月报》第57、58号合刊

1941年3月

473

30

322

37

62

451

同上

1941年4月

476

29

320

37

62

448

《统计月报》第59、60号合刊

1941年5月

458

30

338

39

59

466

同上

1941年6月

459

31

335

40

59

465

同上

1941年7月

456

32

336

44

56

468

《统计月报》第61、62号合刊

1941年10月

458

35

329

45

56

465

《统计月报》第66号

1942年1月

459

33

324

49

59

465

《统计月报》第69号

1942年4月

457

29

330

50

58

467

《统计月报》第70号

1942年7月

432

28

367

48

49

492

《统计月报》第73、74号合刊

1942年10月

445

28

352

48

51

479

《统计月报》第77号

材料来源：行政院统计室报告。

说明：（1）县况：甲，为县区完整者；乙，为县长虽驻县城但县境已有一部分沦陷者；丙，为县城沦陷县长迁乡办公者；丁，为县长移驻邻县但仍能行使职权者；戊，为县长完全不能行使职权者。

（2）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南京、杭州、济南、汉口、广州及厦门市未列入。

（3）有未按时报告县况者，姑据以前之报告。

资料来源：

1．本表系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统计月报》第38号至第77号各号所载之《战区县政》之各月总计栏重新编制，原表皆有战区各省县况详数，本表未录；

2．本表之“被战及沦陷县数”为笔者据前乙、丙、丁、戊四项累计所得。

上表中不同时期的沦陷数，有所变化，这自然是由于战局战况的变化而引起。从数字上看，当时战区各县沦陷情形，以1939年7月、8月和1940年6月、7月较为严重，最高时不同情形之沦陷县数达582县，超过安全县。但在实际上，这也不是当时中国沦陷区域的实际数字。首先该数字明确注明“市及设治局未列入”，当时战区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广州、芜湖、徐州、蚌埠、武汉等，几乎全数陷敌；其次这个数字中并未将全面抗战爆发前尽数陷敌的东北地区约150县市计入。这个数字只是当时行政院依据其所定立的战区县况标准，对当时期的战区各省之沦陷县数，反映着当月苏、浙、皖、赣、湘、鄂、冀、鲁、晋、豫、闽、粤、桂、绥十四省之各县沦陷情况。这个数字更不能反映当时中国遭遇或曾经遭遇战祸的实际范围，因为其只将当月完全沦陷或部分沦陷之县数计入，而未将此前曾经沦陷复经收复但业被战祸之县数计入，亦未将曾经日军窜扰而未久盘踞之县计入，更未将遭到日军飞机轰炸之后方诸省之各县数计入。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社会所韩启桐著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一九四三）》一书，他利用各方统计资料，编制出中国抗战《六年来各省遭遇主要战祸市县数分类统计》如下：

六年来各省遭遇主要战祸市县数分类统计1

区域

原辖市县数

被战市县数

按政区分类

按战情分类（市县数）

院辖市

省会或省辖市

县

经过多次战役且兼有大战者

经过一次大战者

经过多次普通战事者

经过一次普通战事者

总计

1277

467

4

16

447

108

295

15

49

黄河

流域

469

219

2

6

211

48

154

4

13

绥远

17

10

1

9

10

察哈尔

16

8

1

7

8

河北2

111

48

1

1

46

1

47

山西

105

73

1

72

31

26

3

13

山东

109

32

1

1

30

3

28

1

河南

111

48

1

47

13

35

长江

流域

434

185

2

6

177

45

117

5

18

江苏

64

26

2

24

5

18

3

浙江

76

49

1

48

3

33

5

8

安徽

62

26

1

25

9

12

5

湖北

72

39

2

37

15

22

2

湖南

76

11

1

10

7

4

江西

84

34

1

33

6

28

珠江

流域

261

61

4

57

14

23

6

18

广东

99

36

2

34

7

11

2

16

广西

99

19

19

7

12

福建

63

6

2

4

4

2

云贵

高原

113

2

2

1

1

云南

113

2

2

1

1

注：1　本表所列各数多未能与正文所举二期统数完全吻合，盖有若干地区兼有多次或多型战役，本表予以分别记录，而正文则合并记录，此其差异所在。

2　冀东21县系于七七事变前陷敌，本表未予列入。

资料来源：韩启桐著《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第8页，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1948年印。

韩启桐此表认为抗战六年来中国除东北地区遭遇战祸之县市数为467个，且此数在战后被国民政府误用为整个抗战时期“全面部蒙战祸区域”。这个数字更不可靠。因为在前面《1939—1942年战区县况及沦陷情形统计表》中，即统计出1940年7月全战区沦陷或部分沦陷之县市数已高达582个，那么到1943年，考察六年间中国战区各省所曾遭沦陷和曾经战祸之县市数，则绝不可能少于此数。好在韩启桐在同书中随后又编制了《各省沦陷区统计》，对当时中国战区各省沦陷城区数重作了统计：

各省沦陷区统计

区域

原辖总数

沦陷

城区数

遭遇主要

战斗城区数

未遇主要战斗而城区即告沦陷城区数

（3）－（4）

（1）

（2）

（3）

（4）

（5）

总计

1369

751

445

306

黄河流域

561

415

214

201

绥远

17

17

10

7

察哈尔

16

16

8

8

河北

111

111

48

63

山西

105

101

72

29

山东

109

106

32

74

河南

111

63

44

19

陕西

92

1

1

长江流域

434

263

175

88

江苏

64

63

26

37

浙江

76

58

48

11

安徽

62

49

26

23

湖北

72

52

38

14

湖南

76

7

6

1

江西

84

33

31

2

珠江流域

261

71

54

17

广东

99

45

31

14

广西

99

17

17

福建

63

9

6

3

云贵高原

113

2

2

云南

113

2

2

资料来源：韩启桐著：《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第10页，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1948年印。

就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国土沦陷区域和战祸经及区域而言，我们认为至少还应该在韩启桐1943年统计所得之751县市数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战后国民政府统计中所指出的1943年7月以后至抗战结束时曾经作为游击战场的84处区域、东北150个左右市县、在1944年1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为其8个月的豫湘桂战役中沦陷的近150处，韩启桐表中未统计入的贵州遭日军窜扰祸害的孟定、三合、荔波、八寨、独山、三都、丹寨、匀明等8处 eq ，以及后方四川、云南、贵州、西康、青海、宁夏、甘肃、陕西等省及战区诸省沦陷区域之外所曾经日军飞机空袭的地方。后方诸省曾遭日军飞机轰炸的县市数，向无准确统计，现据所能收罗到的相关资料作一基本估计为：四川省有重庆、成都、万县、奉节、温江、松潘、合川、泸县、乐山、自贡等52县市 er ；贵州至少有贵阳、清镇、独山、八寨4县；云南省至少有昆明、蒙自、滇南、西畴、富宁、开远、个旧、保山、文山、马关、安宁、建水、广南、大理、祥云、盈江等16市，另外，云南在韩表中只计入2县沦陷，其实自1942年起，云南至少有德宏、龙陵、松山、泸水、腾冲、盈江、片马等7个县沦陷或遭日军窜扰，除去其中盈江上面所说的日机轰炸县市重复外，较韩氏表中至少多出4个沦陷地区；陕西省抗战期间遭日机轰炸者至少有潼关、府谷、保德、南郑、宝鸡、渭南、西安、榆林、延安、华县、石泉、高陵、蒲城、神木、安康、洛南、咸阳、韩城、澄城、凤翔、延长、西乡等22市县、另外，还至少有府谷、平民、吴堡遭日军侵占窜扰，除府谷与日机轰炸县重复外，亦较韩氏表中陕西省沦陷数多出一个；甘肃省则至少有兰州、榆中、靖远、平凉、永昌、泾川、固原、天水、陇西、武威、临洮、临夏、灵台、武都等14市遭日机轰炸；宁夏则至少有中卫一县遭日机轰炸； es 另据韩启桐所制之《敌机袭扰后方各地统计（自26年至30年）》，则青海、西康两省至少各有一县遭日机轰炸 et 。以上合计，抗战时期整个中国境内沦陷或曾经战祸之市县数至少达1246个。至于战区各省沦陷各市县之外遭日机轰炸的县市数，则无法准确统计，亦无从估测，于上述总数中无法明确区别表现。若以省级行政区域论，则当时中国28省及7个院辖市中，除西藏、新疆未直接遭受战祸摧残外，其余26省及7个院辖市皆曾或全土沦陷或部分沦陷，或局部遭日军窜扰，或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战祸所及，若按当时中国人口分布论，占当时人口区域的90％以上，远要高出国民政府战后不久在《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中估计的占“全国人口80%地区”。

（三）对中国城市的巨大破坏

如此众多的中国市县历经日军的占领、轰炸，损失至惨。仅以抗战初期为例：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该市工厂损失极其严重。据当时《立报》载：“被毁工厂为9998家，损失564535297元。全市工厂总数依照战前统计为5255家，损失估计南市区为31%，闸北区为100%，特一区为70%，四乡区为50%，特二区无，当呈复之时，南市我军尚未撤退，区内工厂大部分完整，今南市已沦为战区，工厂林立之日晖港、高昌庙等处，均已成焦土，照目前估计，应以100%计算，况该处有工厂2272家，占总额2/3以上，所以沪市工厂损失估计当在国币8万万元以上。”1937年11月19日，苏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大肆抢劫、纵火，苏城内外处处血泊火海，瓦砾尸堆。据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伪吴县知事公署《事变损害统计表》（苏州、吴县同城）载，全县13个乡镇被烧毁、破坏的房屋7927间，其中城区4739间，阊门石路一带商业区被日机投掷燃烧弹烧毁，“被毁地区东自石佛寺、小菜场路一线以北，西至小鸭蛋桥河以东，南自老石路北侧的耶稣教堂以西至惠中旅社以东一线，北至饭店弄南侧，面积达几万平方米，大火燃烧三天三夜，石路一带遂成焦土。这一地区被毁商店、旅社、茶馆、戏院、饭店、浴室等约二三百家，民宅约六七百户。”全县死亡约6774人，其中城区3738人；全县被损财产1043.3万余元，其中城区810万元。11月25日，日军攻占无锡，到处放火，大火延烧十日，先后烧毁工厂厂房18537间，商店店堂54268间，学校房舍8614间，机关、团体、医院用房1626间，祠堂、名胜建筑2105间。另外，工商企业的机器生财、原料、成品，学校医院的设备、图书、仪器，名胜古迹场所保持的文物都毁于大火，其数难以统计。12月8日，镇江失陷。日军到处滥杀平民，焚烧房屋，将商店林立的大西路西段及城里南门大街变成焦土。大队日军分散四出到处放火达十天之久，所毁面积遍及全市。当时全城39个镇中，仅三阳、黄华、铁路3镇未烧外，其余36个镇均遭焚。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残杀中国军民30万人以上，全城被日军纵火焚毁1/3以上。

以上几个城市的遭遇，足为抗战期间中国城市遭受侵华日军残酷摧残的写照，战争期间中国每一处遭到沦陷的城市，都曾遭到过与此相类的破坏。而在战争期间，日军往往借其空中优势，派出无数架次战机，飞出战场之外，深入中国西北、西南大后方腹地，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城镇乡村，实施无差别级的轰炸，把中国后方一座无设防城市，炸成一片片瓦砾场，无数城镇乡村居民，被日机炸得血肉横飞。战争之后，一座座繁华城市化作废墟，无数的社会财富和文化遗产荡然无存，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遭受到严重的阻碍。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之综合估计

在前文中，我们考察了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境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类型的反人道罪行。而在侵华日军累累罪行之下，中国军民蒙受了巨大的人口伤亡损失。本章，我们将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重点考察一下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伤亡损失情况，借以使人们从总体对当年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和侵华日军的反人道罪行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民族牺牲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早在抗战期间就已经展开进行的包括人口损失调查在内的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以及抗日战争结束后进行调查统计，不论在国民政府或在中共解放区民主政府，该项工作的目的与意义都是很明确的，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即是要借此掌握各自所辖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战时遭受日本侵略战争践踏摧残的情形，了解民众及军人的伤亡损失情况，揭露敌寇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酷暴行罪恶，并为战后处理某些与战争密切相连的国际关系，尤其是战后对日提出战争赔偿要求提供可靠的数据统计依据，或为战争结束后进行善后救济、恢复重建乃至确定未来的政治斗争方略提供参考。因此，在经过了紧张繁杂的分别省市县或分别地区的具体的实际调查工作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所辖抗战损失调查机关或中国解放区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救济委员会，皆对各地方机关查报汇送的调查材料进行整理、归类、统计、分析、汇总，并依据可资参考的统计材料，对缺报失查区域内的数据进行推测估算以为弥补，并在最终形成较为完整全面的抗战损失统计，以供各有关方面采择，于各自实际工作中利用；或为载诸史册，永昭后世，以反映中华民族所受的空前浩劫，以记录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以警示后来者长自警醒，发奋自强。于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方面，这种统计汇总工作的意义，一样十分巨大。因为战争中的人口损失本身即是战争的残酷破坏性的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人类灾难最基本的形式之一，更是侵略者所犯罪恶最显著的证明，较为准确的战争时期人口损失统计，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反映人类的灾难、民族的浩劫、战争的残酷及侵略者的反人道

罪恶。

抗战胜利后分别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辖相关机关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府主持进行的抗战人口损失调查，也分别于1946年底以前形成统计结果，它不仅构成了当时有关方面对抗日战争给中国民众生命造成损害的基本认识，同时也是战后至今70年来我们关于抗战人口损失的基本数据来源。所以，我们拟对作为这种来源的战后国民政府关于中国抗战军民伤亡损失的估计所得出、战后及今诸种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总数估计的构成进行简单的考察，并结合最近数年间笔者在研究中国抗战人口损失问题时所进行的分区别、分具体方面的考察，对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总体规模做出初步的估算，以期反映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基本情形。

（一）战后国民政府关于军民伤亡之估计

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所辖的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机关对中国抗战人口损失先后有几个不同的汇总数字。其中首次汇总有人口损失数字是由内政部据战时各省市县汇报材料汇总并于1945年10月12日经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签核后呈送蒋介石的《人口伤亡报告表》，表中仅列平民人口伤亡516690人，其中重伤57851人，轻伤62272人，死亡396567人 eu ，于抗战军人伤亡并未列入。由于该表所据材料，仅系抗战期间各省市县政府据行政院战时所颁各项有关相报抗战损失训令调查所得汇报而来的零星资料，且在汇总时显然对这些资料未作全面利用，故其统计所得的数字与战时民众伤亡实在情形相差过甚，故蒋介石本人、外交部国际问题委员会议等皆对此项统计不以

为然。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以战后处理善后问题，尤其是对日要求战争赔偿问题，急切需要有关中国抗战损失的调查统计资料，特别是财产损失及人口损失方面的统计。为此，国民政府先后于行政院下将战争末期成立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组归内政部，复设赔偿调查委员会，并将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归并；再设赔偿委员会，又将赔偿调查委员会归并，与行政院内政部、社会部、外交部、国防部及国民政府主计处、军政部、军令部等单位协同，督促各省市迅速切实办理抗战损失调查汇报、统计及与国际相关机构交涉事宜。参加远东中国、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11盟国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成立远东委员会，并于该会内设赔偿委员会，以协调、办理各盟国对日要求赔偿事宜。各盟国也都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敌国战争罪行，以为向远东委员会赔偿委员会提出战争赔偿要求的依据。

在地方各省市遵国民政府行政院及中央有关部会训令紧张地进行抗战损失调查的同时，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为“适应必要时之紧急需要”，也即是向远东国际委员会提出中国抗战损失数字，以为对日要求赔偿的依据，在各省调查材料尚未完全汇总之前，便开始着手利用已经掌握的各地调查统计材料，对中国抗战人口损失进行估计。1946年8月5日，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召集外交部、主计处、财政部等单位临时会议，讨论战时中国军民人口伤亡数字问题。该次会议决议采用军政部统计数作为国军官兵抗战伤亡数，关于人民伤亡数则由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先行依据相关规则估计一数字，二者合计则为中国战时人口伤亡数据。

据此，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乃“根据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苏、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山西、江西12省所报之县份中，择出较为适当之三都、荔波、梧州、耒阳、开平、昆山、唐县、息县、黄陵、武进、贵溪、沅陵、武康、沁县、林县、寿县、罗定、南宁、常德、新昌、石门、博罗、汉寿、邵阳、湘乡、衢县、南县、上犹、潜山、岳西、太湖等31县人口伤亡总数平均之，作为每次普通战斗人民伤亡之代表数”，再“根据军令部抗战八年敌我战斗次数统计表分为会战、重要战斗、小战斗三种，应根据每次普通战斗人民伤亡之代表数寻觅三种代表数。兹按普通战斗代表数百分之十之数为小战斗之代表数，普通战斗代表数之十倍为每次重要战斗之代表数，普通战斗代表数之百倍为每次会战之代表数”，然后再“根据军令部抗战八年敌我战斗次数统计表，并由本全抄录军令部第二厅战讯发布组各省战斗数表参酌制成抗战八年各省会战、重要战斗及小战斗次数统计表，先就每省每种战斗之次数，分别乘以每种战斗之代表数，将所得次数相加后，再将后方各省实际报告本会之空袭伤亡数字分省加入”，求得抗战8年全国各省平民伤亡估计数字，进而汇总成全国平民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总数。 ev 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以上项办法估算的中国战时各省平民伤亡情况，详如《抗战八年全国分省人民伤亡估计总表》

所示：

抗战八年全国分省人民伤亡估计总表

地域别

共计

重伤

轻伤

死亡

备考

地域别

共计

重伤

轻伤

死亡

备考

总计

8609852

979003

2240685

5390164

河南

947478

107668

248615

591195

河北

399590

45408

104851

249331

陕西

1637

104

420

1113

山西

694927

78969

182347

433611

江西

645849

73392

109468

402989

广东

422725

48037

110921

263767

广西

762929

26696

260190

476043

山东

308888

35101

81051

192736

湖南

1391472

158152

365188

868402

湖北

1271952

144540

333756

793656

安徽

385554

43813

101168

240573

浙江

279655

31779

73380

174496

江苏

594545

67562

156006

370977

云南

76617

8706

20104

47807

福建

43124

4900

11316

26908

贵州

46270

5258

12141

28871

绥远

54498

6193

14300

34005

察哈尔

28894

3283

7581

18030

四川

8927

2381

2753

3793

甘肃

1426

605

821

宁夏

639

129

102

408

南京

205784

77148

33298

155338

重庆

36202

9179

11729

15294

资料来源：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行政院文，调京字第0189号，1946年8月12日。转据迟景德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第239－241页，[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

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对于上项估算方法中所用的每次大会战人民伤亡代表数、每次重要战斗人民伤亡代表数及每次小战斗人民伤亡代表数三种比例，特别说明称：这些比例，“系根据对此次大战有经验之军事专家所估计，虽然每单位之代表数未必正确，但三种代表数整个配合约可相近”。并在《估计总表》又作“综合说明”称：“根据以上方法估计全国人民伤亡其总数为8609652人，深知尚有若干不合理处。据一般军事专家之经验估计谓，此次战争人民之死伤，在空袭、大屠杀及辗转逃难之伤亡数较战斗之伤亡数为多。日本军人之伤亡与我国军人之伤亡之比率为1∶3，即日本死伤军人1人，中国死伤军人3人。军人与人民之比率为1∶3，即军人伤亡1人，人民伤亡3人（战斗、空袭、大屠杀及辗转逃难之伤亡，均已包括在内）。此次军政部所报陆空官兵伤亡为3405461人，如以三倍乘之，为10216383人，两相比较虽相差16万余人，然据纽约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军人死伤为1000万人，内中列日本死亡为150万人，中国自珍珠港事件后死亡25万人，但日本对中国作战部队最多不能超过全部队2/3，而死亡不过100万，如以三倍乘之，变为我军之伤亡最多不过300万，如再以三倍乘之，则变为我国人民之伤亡为900万，与本会估计数字尤相差无几。军政部所列军人伤亡为3405461人，而本会估计人民伤亡为8609852人，两者共计为12015312人，数字当亦可观。惟内中估计方法是否合理，数字是否适当，仍请专家多方研究指正。” ew

大约在1946年底之前，王炳文拟具有《中国抗战损失说帖》，对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逐项进行说明，内中并记有海陆空军官兵伤亡3227926名。 ex 这里所记的官兵伤亡数，出自1946年11月国防部的统计。 ey 案此项《说帖》似有多个版本。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中亦载有《中国战时财产损失说帖》，文字与王氏《说帖》全同，而名称不同，不著撰拟者姓名。孟国祥等著《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书中亦附有《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名称与秦氏书中所载同，亦不录拟者姓名，但内容却较前二者的《三、全国公私财产其他损失》后多出《表一：全国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统计表》、《四、士兵的伤亡》和《五、海外华侨的伤亡》三部分内容。孟书所附《说帖》来源系“取自《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291－306页，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出版。” ez 孟书附录中多出部分，在秦氏书中除《四、士兵的伤亡》未录外，其余部分与《说帖》之间虽存在明显联系，但却分别作独立文件收录， fa 未知此间差异由何产生。在《全国公私直财产直接损失统计表》的附注中，记有“经初步调查，计人民伤亡842898人”。 fb 此项数字既与上文所引的“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1946年8月间的估算数不同，也与此后不久“行政院”公布的数不同。

据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所记，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3日，全国人口伤亡各项数字统计如下表《国民政府全国人口伤亡统计（1947年2月）》所示：

国民政府全国人口伤亡统计（1947年2月）

类　　别

死亡（人）

负伤（人）

失踪（人）

合计（人）

军人伤亡

作战伤亡

1328501

1769299

130126

3227926

因病死亡

422479

422479

小计

1750980

1769299

130126

3650405

平民伤亡

4397504

4737065

9134569

总　　计

6148484

6506364

130126

12784974

资料说明：本表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所记《全国人口伤亡统计》各数重新编制，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上表中军人伤亡数分作作战伤亡及因病死亡数，皆来自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国防部据军令部等单位历年统计资料汇总所得，只是把国防部统计中“因伤消耗”部分及“因病消耗”部分之“残疾”、“逃亡”等项数据剔除。而平民伤亡数字及合军民伤亡统计全国人口抗战伤数的总数，则是第一次出现。

上项全国人口抗战伤亡总计各数，虽然至迟已于1947年2月出现于行政院的报告文件中，但其正式向外界公布时间，据迟景德氏根据台湾所藏外交部档案研究，系在1947年5月20日开始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期间，由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对大会所作的关于抗战损失与日本赔偿问题的工作报告。行政院做出上项统计的时间，迟景德氏复认为应是在1946年12月间，他并估计此项统计数字“想是为提报远东委员会而制作的，但未派上用场”，其间原因是“美国对于日本赔偿问题，鉴于各盟国意见分歧，迟迟难决，而采取单独行动，对驻日盟军总部颁发临时指令，饬令执行先期拆迁，并向远东委员会建议制定先期拆迁计划，就以前公布之临时赔偿范围，先提百分之三十，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依此计划，我国可得百分之十五。日本赔偿分配率既已定案，则我国的各项抗战损失统计即不须向远东委员会提报了。美国政府作此决定的时间是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二月间，则外交部档存的此项损失统计完成的时间必在此时以前。” fc 我们应当承认迟氏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同时我们据上项统计中所援用的军人伤亡数字看，行政院做出该统计时间，又应晚于1946年11月间国防部向行政院呈报军人伤亡统计数字

之后。

行政院在做出上项全国军民抗战人口损失统计时，并记录有战时“人民因直接参加战争而不能从事生产，或因战争流亡异地而脱离生产，或被迫参加伪军及服役，或被迫吸食毒品等所受之劳力损失”，其中除“吸食毒品人数及所受之劳力损失尚未能作正确统计之外”，其余各项损失经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行政院赔偿调查委员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等机关的专案调查统计，其

结果分别是：（1）征服兵役14049024人，（2）人民自卫抗敌人员1900851人，（3）防空服务人员441978人，（4）征工及征夫450万人，（5）被敌强迫服役2136020人，（6）被迫参加伪军872399人，（7）平民流亡95448771人，总计123663157人。 fd

上文所记行政院报告中所做出的各项统计，除计入军人死亡总数的因病死亡数外，据所发现的档案资料，在当时复被制成《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兹亦将该表附于下页。

该表基本较全面地反映了1946年底，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所辖抗战损失调查机关据各省市及军队机关调查资料而得出的关于国民党区域调查所及范围内抗战人口、人力损失情况的全面统计与认识。就抗战人口损失方面而言，一般认为行政院所作的此项包括平民伤亡及军人伤亡数在内的全国人口伤亡统计，系据实际的查报统计而成，且是国民政府战后唯一公开向外发表的全国抗战人口损失数字，故于研究中国抗战人口损失问题极具意义。不过，依据有关档案中所记各省调查完成并将结果汇总时间看，在1946年12月之前尚有数省并未完成调查统计及结果汇总工作。如湖南省于1946年12月才将调查结果由湖南省政府汇编成《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并于是年12月底才将结果上报；广西省也是到12月间才把调查结果汇编成《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另如广东省、甘肃省及中央资源委员会等六个机甚至到1947年上半年才完成调查及汇总。此外，东北地区自1931年沦陷后，至战争结束，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国民政府以权力不及，故对其所受抗战各方面损失几乎从未调查统计，战后也因该地区局势特殊，抗战损失调查也未见进行。那么，一般认为的行政院1946年12月间作出的全国人口损失统计，是否完全系按照各省汇报结果累计得来，也是颇有问题。惜我们没有见到行政院据以累计出全国平民伤亡各数的分省统计数据，无法对其在做此项汇总统计时所利用的各省资料作更深入的讨论。不过，此项统计作为经国民政府官方机构调查统计、汇总公布的一项覆盖有限地区的全国抗战人口损失统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权辖区域战时人口损失的情况。

（二）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抗战人口损失

数据的基本来源

上节所引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7年2月在其《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披露的各项人口损失统计数字及总计数据，并不包括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内人口损失数，虽然早在1946年6月30日，董必武即以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报告了中国解放区七个地区的抗战八年人口损失初步统计结果。 fe 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在披露“全国人口伤亡统计”之后，紧接着即作说明称：“以上各项损失字系以东北各省市及台湾以外之中国领土为限，共军占据区域亦未计列在内。” ff 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行政院及其所辖的抗战损失调查机关当时即已明确意识到自己所作统计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在抗战结束后以迄于今，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战时人口损失，官方从未做出统计数字公布。人们涉及这两个地区时，往往只能据有限资料，对具体事件或具体地点的人口死伤数作零星说明，却无法得出相对全面的且令人信服的统计数字。那么，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公布的全国抗战平民人口损失数据、国民党军事机关公布的国军人员伤亡数字以及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统计公布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平民人口伤亡统计、中共抗日武装部队人员伤亡统计数据，便成为分别来自两个相对独立政权对两大片基本没有交叉重复地区的军民人员伤亡综合性的统计，其实也即成为战后人们考察中国抗战时期全国人口损失的最基本的数据来源。为简明起见，我们将前文所引用的来自国共双方战后统计的各自政权控制区域内的军民伤亡等损失数字，进行简单汇编，制成下列《抗战期间国共两区军民伤亡统计表》，以从中考察战后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各种说法的来源及依据。

抗战期间国共两区军民伤亡统计表

区别

项别

死亡（人）

伤残（人）

失踪（人）

被俘捕（人）

合计

（人）

备考

区别

项别

死亡（人）

伤残（人）

失踪（人）

被俘捕（人）

合计

（人）

备考

国

统

区

域

国

军

作战伤亡

1328501

1769299

130136

3227926

国防部1946年11月数

因病消耗

422479

191644

323436

937559

失踪栏数为“逃亡”数

因伤消耗

45710

123017

274671

443398

合计

1796690

1915233

453562

4165485

伤残栏数为作战消耗伤残数加因病伤残数，减因伤死亡数

平民

4397504

4737065

9134569

前文表3

小计

6164194

6652298

453562

13300053

各项数均含因病因伤消耗数

中

共

区

域

部队

160000

290000

87000

46000

583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2－1945－23－10：抗日战争八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

中

共

区

域

平民

3176123

2963582

2760200

8899905

董必武1946年6月30日报告数；伤残栏数为“鳏寡孤独及肢体残疾者”

小计

3336123

3253582

87000

2806200

9482905

总

计

军人

1956690

2205233

540562

46000

4748485

总计各数为笔者重新计算

平民

7573627

7700647

2760200

18034474

军民总计

9530317

9905880

540562

2806200

22782959

说明：本表系据相关档案文献资料汇编；因国军伤残数核有增减，故军人合计各数与分项数不相合。

抗战胜利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近30年间抗战史研究学界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问题曾经出现多种提法。约而言之，大致有平民伤亡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合计2000万人、2100万人、2180万人、3000万人、3100万人、3500万人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2200万以下诸说，我们从各项数据中多可觅到其踪影。1800万平民伤亡数，显然系合国民党区域之平民伤亡统计数与中国解放区平民伤亡被捕失踪各数之和；如以中国民党军各项损失耗合计数、中共抗日部队伤亡失踪被俘总计数、国统区平民伤亡总数、中国解放区平民死亡伤残两项合计数累加，而不计入被捕失踪或下落不明之解放区的276万多人，则得20022759人。如果止记中共军队人员死亡数，则国共军队官兵死亡共计1956690人，再合国共两区平民伤亡总数，则为19991164人，皆与2000万人非常接近，此是否即是伤亡合计2000万人一说的源头？如果以国军战争伤亡数合“中共”军队损失总数，再加上国共两区内平民伤亡数，则得21845400人，此数又当系2180万人一说的数据来源； 如果把中国民党军损失总数去除因伤、因病两项消耗数，中共部队损失总数中去除失踪、被俘两数，各项余数合计则国共两军直接作战伤亡数，为2944528人，再与国共两区平民伤亡总数相累计，得20979002人，此数约记为2100万人，也属合理。此外，对于我们列于表中的各项数字，经过不同的取舍相累加后，则可得出多种不同的全国军民伤亡总数，便形成了不同的有关中国抗战人口损失的总数字，分散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之中。对此，孟国祥、张庆军认为“大陆史论关于军民伤亡总数的分枝根源于对材料的取舍不同”。 fg 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于各种抗战史研究著作中的中国抗战人口伤亡3000万人以上的各种说法，则是在传统的2000万人或2100万人以上又加入了“因战祸受折磨而死”者1000万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其表述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被残害致死。”这一说法后来被许多学者采用。

除上述孟国祥等人的文章外，至今所能见到的对中国抗战人口损失试图进行更详细研究的论文是袁成毅1999年所撰《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考察》一文，作者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所做出的关于全国抗战军民伤亡总数、中国解放区平民伤亡统计及中共抗日武装部队伤亡统计各数为基础，结合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中国局部抗战的军人伤亡数、日军细菌战所致平民死亡数及日军当局制造无人区致死平民数、台湾籍日军士兵伤亡数、亚洲各国华侨战时伤亡数考察，不计重复部分，得出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最低限数字，“根据前面的综合分析，我们目前只能就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伤亡人数作一个初步的结论，大致来讲，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最低限度的人口伤亡数为22828469，其中军人伤亡4285820，平民伤亡18542649。”并且认为：“考虑到1947年国民政府所公布的数据里国统区损失统计的保守性。我们可以估计，中国军事科学院公布的3500万的说法，绝对不是一个夸大的数据，唯尚需作进一步的求证而已。” fh

（三）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综合估计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在试图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时，所能依靠的综合性统计数字，仅止局限于前文征引的国共两方面各自做出的关于抗战官兵的伤亡损失及平民损失统计共四大块数字。但正如当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或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在对各自区域内的平民伤亡数字做出初步汇总时所声明的那样，上项四大块统计数字，除国共两军抗战人员伤亡损失以有历年统计相对可靠外，国共两区域内平民伤亡，皆只是初步性的统计。就国民党区域的统计而言，行政院在公布其统计数字时，即曾声明不含东北地区、台湾地区及南洋华侨人口损失数字在内。且如我们上文所论，其所依据的各省呈报的统计资料，在汇总全国平民伤亡统计时，尚有数省并未据报到院。再以中国解放区论，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当时主持的抗战损失调查，覆盖面只能是中共政权实际控制区域，对于华北地区沿铁路干线狭长地带各县及各省会城市等县市战时人口损失，其实也并未完全概括在内。且各年解放区的调查也不尽周全，上报时间也不能划一。如当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据七大解放区查报资料汇总根据地区域内抗战八年人口伤亡被捕损失时，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山东部分汇总数即未完成统计出来，直到1946年5月，该区山东部分八年抗战损失统计表才编制完毕，所记“战争中损失人口”一项下共1160104人，其中死亡者934501人，失踪48559人，被抓壮丁177044人。 fi 虽然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至是年6月30日始将损失初步统计表向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通报，但该表依然据1946年4月所作汇总统计数字。那么，我们今天据以考察解放区抗战人口伤亡损失的基本数据依据的这一统计表中，是否包括有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部分的93万多人的人口伤亡损失，则即很难断定了。因此，当我们据国共两方面所做出的较不完全的军民抗战伤亡统计数字，试图得出全国抗战八年人口损失数字时，难免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笔者曾花过相当力气，对中国各省市或地区、中国解放区、国共抗日武装部队、华侨、劳工等方面抗战期间人口损失情况及战后调查统计情形进行过考察，并据各省战后调查统计结果，初步开列出各省区战时因遭日军进攻、日机轰炸及各种日军暴行残虐致死致伤的直接人口伤各数，对没有寻到战后调查统计结果的部分省市区，则据地理相连、战情相类为原则，各选具体的参照省区为基数，以统一方法估算，亦分别求出这些省区抗战人口损失的估算数字。此外，对劳工、东北地区、伪军及兵役壮丁等方面的战时人口损失，也都进行了分别考察，并皆依具体办法求出最保守的估计数字或累计数字。将这些数字全面汇总累计，所得结果，则即产生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的初步统计。为求明了起见，笔者把考察所得的各省、各地区、各方面战时人口伤亡各数汇编成《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总计表》如下：

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总计表

区别

死亡（人）

受伤（人）

失踪（人）

被捕被俘（人）

合计

区别

死亡（人）

受伤（人）

失踪（人）

被捕被俘（人）

合计

江西

313249

191201

504450

广西

512132

436045

954220

湖南

920085

1697298

2617383

福建

7751

3251

10978

河南

1126954

239939

1366893

四川

22500

26000

48500

陕甘宁

5229

3536

8765

云南

130396

28810

159206

贵州

27406

17399

44805

部会机关

5603

4414

4367

14384

华侨

253000

253000

山东省

1830215

1632985

1485603

4948803

冀晋热辽察绥

1385539

982296

2367835

国军

1852458

1915233

397794

4165485

“共”军

225383

362610

23000

610993

兵役壮丁

3554670

3476811

2439131

9470612

南京

300000

300000

上海市

122082

19775

18882

160739

江苏省

1527661

298537

1826198

浙江

461243

281534

742768

安徽

834325

260517

1094842

湖北

964129

1778547

2742676

广东

958741

816309

1786357

东北地区

462531

118741

605545

劳工

2312830

2312830

长城抗战

7543

10057

17600

伪军

453285

554014

1007299

台籍日军

43999

11394

55393

总计

20620939

14184957

2860174

2490899

40198559

资料来源：本表分三部分：上部各省市区、国共两军、兵役壮丁、华侨及部会机关数，皆据战后调查统计数并据相关史志部分增补，重新核定所得；中部各省市、东北地区、劳工、长城抗战、伪军、台籍日军数为据有关资料累计数，或为据统一规则估算数。下部为各项总计数，毕以各栏垂直累加所得。以表中部分地区分栏数有独立来源，与合计数不相符，故总计数各分栏数亦与合计数不尽相符。

上表向我们展开了一幅触目惊心的中国抗战人口损失全景图画，其结果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表中数据显示，抗战八年间，中国因战争影响而遭受的直接人口死亡高达20620939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直接战死于抗日沙场的中国将士和被侵华日军直接残杀或迫害致死的平民百姓；直接遭敌杀伤者为14184954人，且此数显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如劳工、华侨、华北地区六省即未计入受伤数，另如东北地区、上海市等所计入的受伤数也仅系据有限资料累加所得。仅此两项合计，抗战八年中国直接人口伤亡损失即高达34805896人，与中国官方1995年以后所公布的3500万伤亡数基本一致，这一点也使我们感到意外。失踪、被俘可合并计算，共计5351073人，如果再将此数计入总数，则战时期中国死亡、受伤、失踪、被敌俘捕共计40198559人。

将作为间接人口损失的河南省1942年灾荒致死的300万人计入，则死亡人口达到23620939人。再者，尚有山东省和含晋冀热辽察绥在内的华北地区战时因敌灾患病或致鳏寡孤独者共计1884812人，亦未计入上表的总数。但此项受到日寇摧残的人口数字，不能忽略不计，应如抗战胜利后中国解放区救济委员会汇总人口伤亡时一样，或如战后学术界以中国解放区人口损失统计中的鳏寡孤独肢体残疾者为伤残一样，将其视作战争直接造成的伤害计入受伤数中，则中国战时受伤人口可以统计出16069769人，再合失踪数，则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死亡、受伤、失踪、被俘共计又达45083371人。

（四）惨重的牺牲

本人曾就中国抗战人口损失问题作过专题的研究，著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之研究》一书，2012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本章所引的数与结论等，均请参考该书，也曾经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大体得出过若干初步结论，揭示于该书之末。这里，我们拟这些初步的研究认识，揭引于此，供大家参考。从中，我们也许可能从总体把握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及其国家军队对中国民众所实施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生命牺牲：

首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蒙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生命牺牲。以全面的人口损失而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口损失数量，据我们利用人口学的相关指数，结合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对1937年和1945年中国实际可能保有人口数量的估计，可得出包括直接人口损失与间接人口损失在内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的最低限数在4500万至5200万，结合对中国战时经历的战争情形考察及兵役、劳工的巨大损失、战争期间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增长数及战争期间由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高、人口增长率降低而直接导致的人口增长数的相对减少量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体上至少在50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包含着抗战期间直接遭日军残害致死的平民、因对日作战及与抗战相关而死亡的中国军人、海外华侨遭敌残害致死数以及作为中国人口损失的特殊方面而计入的伪军死亡人数及台籍日本士兵的死亡数，这一部分数字即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数；同时也包含着战争期间因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流行所致死亡人数及战争所造成的社会人口增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量的减少部分，这也即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抗战间接人口损失数。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数是因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死亡所导致的中国社会人口绝对减少数，间接人口损失中的死亡部分亦为绝对减少数，这两部分绝对减少数，通过我们的考察累计，至少在2362万人以上；抗战间接人口损失中的因社会人口增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量的减少部分则是中国社会人口的相对减少数。

第二，抗战期间，因日军军事进攻、日军飞机空袭轰炸、日军残酷屠杀虐待所致死亡的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同样十分巨大，在总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损失中占很大比重。我们通过分省区、分具体方面的考察，初步分省、分主体构建了各方面抗战期间直接人口伤亡等各项损失的数据，并通过该项数据的累计，认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直接死亡于战争者为2062万人，此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的最低限数。直接累计所得受伤人口达约为1420万人，累计所得中国抗战伤亡合计人口达3480万人以上，此数与中国目前官方口径数3500万基本一致，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及相关科研究机构在确立中国战时人口伤亡数时，态度是审慎的，估计的准确性也是极高的。不过，通过研究，我们认为，3500万伤亡数字其实只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蒙受伤亡人口的最低限总数。实际上日本侵华战争所直接造成的中国受伤人口最低限数应该与直接死亡人口基本持平，即约为2070万人，伤亡合计共达4100万人以上，若再合战争期间失踪被俘者最低限数为535万人，则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受伤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合计超过4500万人。

第三，以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的死亡与受伤人口的分布看，死亡人口则占伤亡总数的49.77％，伤、亡之比基本持平的。以军人伤亡认，死亡官兵占伤亡军人总数的47.7％，抗战军人的伤亡比重也大体持平；纯以平民论，伤亡各占比率更相接近。总之，抗战期间中国人口伤亡比率分布情况，大体上表现为相互持平；以伤亡人口的主体分布看，含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官兵、国民党军官兵及应当视同中国抗日官兵的兵役壮丁等在内的中国抗战军人伤亡总计达1140余万人，占全部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的27.61％，劳工伤亡达460多万，占11.25％，此外的中国大陆境内平民遭敌残杀致死致伤者共计近2400万人，占伤亡总数约57%，是抗战期间蒙受人口伤亡最严重的主体。

第四，再以中国抗战直接死亡人口而论，于地区分布上看，包括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及察绥热辽数省部分地区在内的华北地区为最惨重，全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的21.07％；其次为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市，战争直接造成的死亡人口战全国死亡人口的17.3％；东北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总数的13.36％，此外该区域境内，人口死亡最严重者是中国强制劳工，合东北本地区劳工死亡，全境强制劳工死亡共计达231万多人，仅此一项，即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的11.22％；华中两湖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死亡数的9.14％，华南两广地区死亡数占到全国死亡数的7.13%。其余西南地区、西北地区抗战期间也因长期遭日军飞机空袭，被炸死炸伤者成千上万，另如云南、贵州两省战时也多次遭日军窜犯，直接遭敌残杀者，为数亦众。

从战时直接死亡人口的主体分布看，中国军人、强制劳工、普通民众、伪军等各主体伤亡与死亡比重持平。以男女分布看，在军人、劳工、伪军之外的中国大陆境内平民战时直接死亡人口中，男女比率为5∶2，女人死亡人口占该项死亡数的28.6％，占整个中国抗战直接死亡人口的15.03％，共计达310万左右，以伤亡比率持平粗略计算，抗战期间，中国妇女伤亡合计共达622万余人，占全国抗战伤亡人口总数的15.07％；以成人儿童分布论，排除军人、劳工、伪军之外，在中国大陆境内平民战时直接死亡人口中，成人与儿童比为10∶1，即儿童死亡人口占该项死亡数的9.1％，占全国死亡人口的5.26％，共达108万人以上，亦以伤亡比率持平约略估计，则战时中国儿童伤亡数近220万，占全国伤亡总数的5.27％。如果合军人、劳工、华侨及“一般民众”在内，则男女死亡比率约为9∶1，女人死亡人口占累计所得中国抗战直接死亡人口的18.27％，女性受伤人数及伤亡合计数分别占相关各数的17.76％和18.01％。这一死亡人口男女性别比率也显示了一个事实，即抗战期间，中国男性人口的损失要比女性惨重得多。

侵华日军施暴心理探析

在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一次次地发动武装侵略战争，肢解中国国土，屠戮中国民众，勒索劫掠财富，毁灭中华文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反人道罪行，给中华民族的肌体和心灵留下了创痛至深的印痕和记忆，对人类公义和世界文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践踏。本章，我们拟从剖析侵华日军的施暴心理根源的角度，对近代史上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所犯的无数反人道暴行，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一）广义的和狭义的侵华日军暴行

广义上来说，侵华日军暴行应该指的是近代史上日本国家及军队在其侵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国家和国民所进行的一切施暴行为。它包括从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止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系列的武装侵略战争，与此一系列武装侵略战争相伴发生的日本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领土的割占、主权完整的破坏、财富的勒索、资源的掠夺，以及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践踏和破坏。道理是十分浅显的：对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无端地发动侵略战争，置受害国于战乱之中，置受害国人民于苦难之境，这本身就是违背人类正义和理智的罪恶行径，就是严重的暴行。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从其自身的利益角度，纵有千般的说辞和狡辩，都无法改变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罪行实质，也无法推卸其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与施暴

罪责。

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讨论的日军暴行，也正和许多年来国内学术界所从事的研究范围一样，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日军暴行，也是笔者所说的狭义上日军暴行 fj ：那就是近代史上由于历次侵华战争的发生而被日本国家派遣来到中国的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战场上和非战场上，在战争状态下和非战争状态下，违背在近代历史上由长期的国际关系实践而确立的一般国际法准则与战争法准则，对战俘——战场上被俘虏的或已放下武器、放弃抵抗或失去战斗能力的敌对国 fk 官兵的杀戮，对敌对国无辜和平居民肆无忌惮的残害，对敌对国的受到国际公法保护的妇女儿童的蹂躏摧残，对敌对国资源和财富的掠夺和摧毁，对与战争无涉的民用设施 fl 的无差别级轰炸及带来的毁灭，对敌对国文化同时也是世界文化之一组成部分的严重破坏，以及对国际法所明禁的非正当战争手段诸如细菌战、毒气战等的大规模利用，等等。在日本国家侵华七十年史上，上述一切暴行，都被日军在中国境内无一例外地实施着，并在其全面武装侵华期间发挥到极致的地步，使中国人民蒙受到甚至较直接的战争伤害更为严重的痛苦，同时也把国际法的一般准则践踏得体无完肤。这种狭义上的日军暴行，也正是本人在本书中一直坚持利用的一个概念，即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而启用这样一个概念的本意在于，对于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犯下的上述各项行为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其残暴与否，将不再由作为受害国的中国民众的主观心理与情感认知作为判断依据，而是以其是否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则，是否违犯人类共同的道德伦理与价值认识，是否与全人类有关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珍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对少年儿童的呵护、对正义的追求等共同的人价值取向相悖逆，作为评价依据。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种意义上的日军暴行，虽然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它们却又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受到两种不同准则的约束——广义暴行指的是日本国家对中国国家所发动的武装侵略战争及与此相伴而发生的一切施暴行为，它包含着全部的狭义的日军暴行，总体上受到国际公法中一般战争法则的约束；而狭义的日军暴行则侧重指的是日军在中国的非战斗行为的施暴行为，也即是反人道罪行，这种行为同时还应受到国际人道法则的约束。

理论上——虽然在现实上无此可能且没有理由——我们可以权且把战争的正义与否的性质放开不谈，单就处于战争状态时的敌对两国各应遵循的战争法则和采取的战争手段进行讨论：则正如人与人之间一切的争执和争斗，最终都是根源于现实利益的冲突和争夺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状态的发生，也是根源于国家利益的目的。而为此目的所发生的国与国间的战争，在人类上古史上并不鲜见，在近代史上更是数不胜数。在战场之上，两国官兵你冲我突，相互厮杀，皆以剥夺敌方官兵之生命，战胜敌国之军队，取得战斗胜利为战斗的直接目的；敌对两国也皆以战败对方，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保全或实现为战争的根本目的。所以，在战场上，在交战中所发生的杀伤人命，即一方军队对对方军人的生命的剥夺，以及对一切军事设施的破坏，都属于在战争状态中，是双方所必须采取的为达成战争目的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这是由战争自身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不考虑战争的正义与否的性质时，也是正当的。

而当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也即是从战争的正义性层次审视两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战争时，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谴责非正义一方的军队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对那些拼死保卫自己国家安全的军人的生命的剥夺是非正义的，是暴行，是战争犯罪。然基于战争本身而言，这种对敌对国军人生命的剥夺和对一切军用设施的摧毁，却又似乎可以看作是战争手段，而不再是暴行。但当战场上硝烟散尽，战争状态不论是以一国的屈服或两国的缔和而宣告终止后，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不会再局限于战争的本身，而会从更高的层次上来检讨它。甚至在若干年之后，相关的国际机构可能会判决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国家犯下了战争罪，指责其侵略行为为暴行，进而对其进行制裁，强制其对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责予以承担——这同样是为维护人类正义和国际法准则所必然采取的一步。

然而，在我们前文中列举的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多种类型的反人道罪行径，不论其是在战争状态，或是非战争状态，也不论是基于战争本身的层面或更高的战争性质的层面来加以审视和检讨，由于其严重违犯了国际法和战争法则的有关规定，违背了人类正义的原则和人道主义法则，所以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种层面上，都会被同声指责为罪恶，指责为暴行，受到全世界正义之声的强烈谴责，受到人类理智的无情批判和清算。施暴一方虽然可以用战争状态下的战争手段为辞对其施暴行为进行狡辩，但由于诸如虐待战俘、残害妇女儿童、实施细菌战化学战、强制劳工、无差别级轰炸等这一切行为，受到一般战争规则的严格禁止，那么，侵华日军种种施暴行为被判定为暴行则是无法逃避的。所以，我们要把日军暴行局限在上述狭义的暴行之内，也即其反人道罪行的范围内，对它进行分析、剖析和揭露，以期更深刻地认识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累累暴行的实质。

（二）侵华日军施暴之原因探讨和心理解剖

在本书前文中，我们用了大量的笔墨，考察、探讨了侵华日军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反人道罪行，及其在实施犯过程中所使用的残害手段与杀人手法等内容。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来自于日本社会的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施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当他们对中国民众实施暴虐时，又是受到怎样的一种心理机制的驱动？是日本军人秉赋有日本民族先天而来的对中国人的仇恨？——但翻开历史，在近代以前，两个民族的相互仇恨和仇视并不是历史的主流，反倒是和平交往占据着主导，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在近代之前似乎并不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是人性之中隐蛰千百万年的嗜血嗜杀本性的伺机外

露，并且在战争状态下极致的发泄？——但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力量和智性，发展着文明，克制着野蛮，其深层的目的和理念就是要完善人类自身，使整个人类共趋人道和人性的完善。日本民族同样也在历史上为追求本民族的发展付出过不懈的努力，到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也一再向世人标榜自己作为一个文明的民族而存在，作为一个亚洲文明的代表主体而存在，它似乎也不应该纵容由日本之社会成员所组成的日军在其他国家的土地上，全然抛却了人性，表现着彻底的非人性，致令日本整个民族蒙历史之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军队在中国表现得如此暴虐，又是在什么心理机制的驱动下使得一个个日军个体官兵，对中国人实施如此不可想象的残忍手段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深入进行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这许多年来，笔者一有机会就与相关学者和专家进行讨论，试图从中得出一个理智、客观、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我们也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揭露侵华日军在华暴行的性质，对于我们认识与自己近在肘腋且今天与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层面发生着正面的或负面的关系的日本国家及其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乃至认识整个人类的人性，都有着十分的必要。

可是，要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却又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历史的真实表现得如此的血肉模糊，它以铁案如山般的证据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残忍本性，无论我们和世间的一切正直之士，在当时或在今天，出于情感的厌恶或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评论，对其做怎样的谴责和批判都不算过分，同时无论我们用怎样的心力和理智去加以分析，去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答案在那数以万千计的血肉淋淋的历史真实的面前，都将显得没有说服力!这可能是人类的理智的解释力的一种缺陷吧？

但是，昨天的真实成了今天的历史，社会科学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认识历史，总结历史，取其经验，得其镜鉴，以昭未来，以免覆辙。同时，正如上文所说，人类发展文明，其重要目的之一又恰在完善自身，完善人性。那么对人类历史上所曾经出现的一切非人性的行为进行认真的反省和批判，从而力图避免类似的非人性事件的再一次发生，也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作为中国国家之国民和中华民族之成员，我们在谋求自身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使国家走向富强，不再遭受外敌的凌辱，让人民生活美满安康，同时也必须认清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认清邻国民族的性格，如此才能在激荡变幻的国际交往中做到心中有数，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人类公义。出于这种信念，我们在这里对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实施的种种反人道罪行的发生原因及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施暴的心理原因，试图做一初步的探讨。

过去，当我们谈及日军在华暴行的产生原因时，往往会以“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毒害”为词而一笔带过。对于何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形式和基本性质又是怎样？其何以毒害日本国民并进而发展到日本社会成员一踏上他国土地即变得暴虐成性、禽兽不如？则往往又当作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匆忙略过。其所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不仅使人们不能深刻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曾给中国人民乃至日本人民所带来的重大灾难，甚至不能使人们理解何为军国主义，何为法西斯主义，因而也即无从谈起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彻底根除，甚至会由于我们的谴责浅薄、批判无力，反而使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余孽和法西斯主义残渣肆意地扭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挑战人类良知，伤害亚洲人民感情，威胁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

我们同样也认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其近代以来一切国家犯罪的罪恶根源。正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后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并且在此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日本把对外扩张，尤其是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作为其重要国策之一，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完成与军国主义的结合，法西斯运动即成为推行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有力保证，才导致了日本近代对中国的一次又一次，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的武装侵略战争，才导致了侵入中国领土的日军官兵对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施暴和残杀。但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作为一切日本国家犯罪的根源，其意义应该着重于日本国家犯罪之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源。对它进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自然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日本国家的侵略本性和中国人民的苦难根源。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则无法具体阐释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国策是如何转化成日军整体的对中国人民残害的杀人政策，同样也不能说明日军个体官兵在采取五花八门的杀人手段残害中国人民时的个体心理动机，进而也无法判定日军在华施暴行为之战争罪行的性质和罪责的承担者，从而为一些蓄意狡辩者留下借口。因为，从抽象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到近代日本国家之侵略中国的具体国策，再到日军官兵个体在中国土地上对中国人民的残虐杀戮的具体暴行，其间各自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对此距离，我们不应该略而不论。

侵华日军数以千万计的在华施暴行为的发生，具有多层面的原因和心理机制：在根源层面上，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成为近代日本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并促成了日本近代国家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国策的形成和执行。我们姑且在这里做一番假设，如果军国主义没有被日本明治政府采为国家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日本国内得到确立，法西斯运动也没有得到迅速发展，与此相关的在这一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国策也没有得到确立并切实执行，日本国家在近代所走的是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道路，则日本国家军队也就无由即不会被派遣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侵略战争，因而亦无由对中国人民实施虐杀和残害。那么，我们在前文所列出的二百余种残暴的杀人手法也即无所表现出来，近代日本全民族的暴虐性格和张狂跋扈的国家性格也不会暴露出来，世人对日本国家和民族也同样会是另样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历史的真实恰恰是不容人们来做假设的，我们做这种假设只是想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明侵华日军在华反人道罪行的实施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根源 fm 。

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对其国民实行军国主义的教育，从而形成了近代日本民族军国主义的民族心理，则是侵华日军在华施暴行为的另一层面的根源和原因，即近代日本民族心理的原因。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心理，简而言之，主要表现在：全体日本国民认同于对日本天皇的绝对忠诚，日本国家至上，日本民族至尊，日本种族至优；“天皇是现世之神”，是日本全体国民的领袖，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同时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同时东京也即成为世界的首都；日本国民全体认同于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对外发动的一切侵略战争为正义之战，即所谓的“圣战”，一切与日本国家之侵略利益发生冲突的周边亚洲国家，都被日本国民认定为敌国，都是全体日国民进行“圣战”的对象，也即是日本国家军队侵略的对象；大和文明是亚洲文化的表率，是世界文明的榜样，日本民族有责任把亚洲各国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拯救出来，然后以日本民族的意志为意志，建立所谓的“共荣圈”，然后根据日本民族的意志，为此等被“拯救”的国家和民族赐定一个地位，拥同者即可共荣，反对者即属敌国，其国民皆在刈除之列，等等。在对这种军国主义信念全体认知认同的心理驱动下，日本近代的国民，几乎全都狂热地投入到与向外侵略扩张有关的各项“事业”中：军界成为日本国家对外侵略的急先锋，时时刻刻准备着发动侵略周边国家的战争；财界与军阀相互勾结，为日本国家军队向外侵略提供坚强的物质后盾；处理日本与其他国家间之关系事务的外交部门，则成为军部的附庸，整日忙碌于为日本军部所挑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对外侵略战争搪塞掩饰；无业游民、没落武士则摇身一变成为大陆浪人，一批又一批地离开日本本土，前往朝鲜、中国，为日军侵略刺探情报，设立据点，充当帮凶；文化界和理论界更成了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国策和法西斯主义的强力机关，向日本国民更进一步地灌输军国主义理论，为日本的海外扩张政策摇旗呐喊；乃至一般的普通国民，也推夫送子，参加日本向海外侵略的日本军队，关注着日军在海外的每一举动，欢呼日军在海外的每一次胜利，节衣缩食，为日本国家的海外扩张军队捐输财粮。即当日本国家战败，“圣战”之梦破灭时，日本国内居然还叫嚣着“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当战争的尘埃落定，日本民族同样也没有表现出令曾经受到日本国家严重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满意的认罪和反省。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近代史上，全体的日本国民被日本天皇和日本国家紧紧地团结于军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了与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的高度一体化，客观上成了日本国家对海外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民实施暴行犯罪的整体性主体。

近代日本这种军国主义民族心理的形成，一方面是日本国家军国主义教育的推行和法西斯运动的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一大批“独树一帜”的所谓的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理论家，在这种民族心理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日本思想的近代化而言，他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对同时代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思想界，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但同时，福泽谕吉的许多理论和主张，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意识，在日本国民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意识及其影响强烈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文明观上，福泽谕吉著有在日本近代流传极为广泛的《文明论概略》，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当时世界文明之三个阶段的理论，从理论上推崇西方欧美诸国为“文明国家”，把历史上一直作为亚洲文明之象征的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指斥为“半开化文明”。由此奠定了他所极力倡导的日本必须“脱亚入欧”的理论根基。在此理论基础上，福泽谕吉更系统地提出了他那对日本近代民族心理形成具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中国观：首先，福泽谕吉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否认日本千百年学习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在福氏的各种立论中，都把中国与日本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的。他从孔子、孟子的“不谙世务”，“徒招丧家之犬之辱”，一直谈到自己天生怀疑中医，进而论及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的“不守本分”：“治学的要道在于懂得守本分”，“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如果国家遭到侮辱，全体日本国民就应当拼着生命来抗争，以期不使国威失坠。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是国家自由独立。至于像中国人那样，觉得除本国以外似乎没有别国存在，一见外国人就呼为夷狄，把他们看作四只脚的牲畜，贱视他们，厌恶他们，不计量自己的国力，而妄想驱逐他们，结果反为夷狄所窘。这种情况实在是不懂得国家的本分之故。” fn 福泽谕吉一方面倡导着日本全体国民为了不使日本国威坠失拼着生命与外来的辱国之敌抗争，但另一方面却对中国人民的抗敌御侮横加指责，斥为不守国家本分。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则中国似乎应该任由别国侵略而俯首帖耳，这样才算得是知道国家之本分了。只此一端，有人认定福泽谕吉的思想为日本现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源头，我们也认为不是凭空之词；进而，福泽谕吉在其著述中多处提出了他的关于国家间交往的准则：“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 fo “就拿日本今天的情况来说，虽然有些不及西洋各国富强的地方，但就国家的权利来说，却没有毫厘轻重之别。如果无故受到欺凌，即使与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只需与讲理者建交，对不讲理者则驱逐之。”结合上述福泽氏的文明观和中国观，则他所谓的讲理者自然指的是开化的、文明的西方各国和他自诩的作为亚洲文明代表的日本，被他指为半开化的、不知国家本分的中国等亚洲国家，自然就是不讲理者，理应在其“驱逐”之列了。更有甚者，福泽谕吉所一再宣称的当国家自由遭到妨害时则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理念，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上升为日本的国家理念，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折不扣地信奉和执行着。所以我们说，福泽谕吉的思想和理论，对日本国家视其他亚洲国家为野蛮之邦、日本之敌的日本军国主义观念的形成，使日本国民蔑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心理的形成，以及日本国家外交中强权信念的形成，都在理论上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民族心理的形成和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泛滥，同样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与福泽谕吉同时代的中江兆民和冈仓天心等人，一方面作为日本国内思想近代化的重要启蒙者，同时更由于他们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生成长而成长，所以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同样充满着极其浓重的军国主义意识。这一方面促进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形成，同时，由于这些人本身所具有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他们所鼓吹的军国主义观念，在普通的日本国民的心理中，深深扎根，并由内在的理念转化为外在的潮流，继而由潮流化作具体的行为，对近代日本乃至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

进至20世纪，日本国内又出现了一大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诸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他们更露骨地鼓吹军国主义，其中有的人还是重要的法西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形成和法西斯运动的空前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也促使完成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国民心理的最后形成和定型。

在近代日本侵华七十历史中，日本国家以穷兵黩武向外侵略的军国主义作为其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以日本近代天皇制为核心、以军阀意志为政府意志的国家体制。并在一大批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启蒙、宣传和鼓吹下，军国主义以极快的速度，深入普通国民心理，由国家意识形态灌输、演化为畸形的民族心理。从而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亚洲各国人民最为深重的苦难。那么，作为日本国家向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反人道罪行实施者的日本国家军队，这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兽类的集团”，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非人的日本军人集团心理，才使得一切人类理性所能想象出的和不能想象出的暴行，在受到日本军队侵略的国家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发生。这即是日军侵华暴行另一层面的心理根源——非人的日本军人集团心理。

在日本走上向外侵略的过程中，以天皇为其统帅，日本军人集团的代表、由海陆军大臣直接负责的日本军部，既独立于其国会、政府之外，又一步步地控制了国家政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人集团攫取了日本国家政权，军阀政府自由地发挥着自己的意志，将其强加于日本国家和国民，同时更把军部所挑起的一切对外侵略战争，都合法化成为日本国家的利益而进行的“圣战”。由此，日本军队发展成为一种身躯庞大的凶残之兽，其所到之处，碾肉成酱，殛骨为粉，肆无忌惮地对他国人民残酷施暴。

日本军人集团在攫取日本国家政权、组建军阀政府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极端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心理。这种集团心理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近代以来，日本军人集团从来认为，在日本国家政权组织中，军部高于一切，其他政权部门皆为军部附庸。军部的意志就是日本的国家意志，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实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军部操纵舆论，隐藏一切日军海外行动的真相，宣扬军国主义，鼓吹侵略，镇压思想，煽动全体日本国民的侵略意识，把一般的日本民众全部卷入对外侵略的战争旋涡。

其二、肆意践踏国际公法，无视维护人类公义的国际关系准则。在日本军人集团的心目中，国际社会基于人类公义和人道主义法则所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是那些有意与日本国家为敌、意图约束日本军队行动自由的敌对国方面所随意制定的。因此，他们狂妄地认为，只要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日本军队对于这些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准则不予理睬，国际社会对日本也是毫无办法的。这种心理，是日本军部上层的典型心理，同时也在日军各级指挥军官中极其广泛地存在着。

1907年，国际社会制定了《海牙条约》，禁止在战斗中杀害普通市民和非战斗人员。日本虽然是这个条约的签字国，但在作为日本国家对外从事战争的主体的日本军人的眼中，这个条约简直形同空文，从未承认其对自身所具有的约束力。这一点，从日军历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无辜平民的残酷虐杀中，可以得到最铁案难翻的证明。1923年，国际社会再次制定了《日内瓦条约》，禁止交战各国军队对敌国战俘的随意处置。日本国家在军部的鼓噪下，不仅没有批准该条约，甚至对英、美、中、荷等国的指责，日本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即军部也仅仅答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应当做适当调整方能适于用战争状态。至于如何“适当调整”，日本军部并没有做出说明。事实同样十分清楚：当日本军部下达有关其军队的战阵训令和军人教育的训诫时，只是强调军人对天皇的忠诚，对张扬日本国家之武威的义务，和对敌国人民的仇恨心理。根本没有制定基于国际条约的对敌国俘虏和普通居民的处置办法的训令。很显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不仅无意于预防国际公法所严加禁止的战争暴行的发生，而且还有预谋地为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对他国人民的实施反人道罪行预留了伏笔。这一伏笔的极端发展，就是日本军部上层对日军海外战争暴行的纵容，日军指挥官屠杀命令的明目张胆的下达和实施，以及日军官兵在残杀战俘和一般和平居民的疯狂和无所忌惮。其结果，给亚洲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其三、日本国家在战前对从幼儿到成年人的国民教育中所输入的军事训练，一直到日本国家军队的平时操练和日常生活中所实行的种种非人道的统制和压迫手段，造成了整体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负和日本皇国至上心理，同时也在日本军人集团中培养了极为盛行的施虐心理和受虐心理，进而发展成一当日本国家军队踏上海外，侵入近代以来一直被日本人认为是低于日本民族的、尚处于半开化文明状态下的亚洲其他国家诸如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时，日本军队便表现出了较于对自己同胞更残酷的施虐心理。

作为明治政府富国强兵的日本国家政策，近代以来，日本对于国民教育中的体育训练极为重视。进入20世纪后，随着日本军部对日本国家政权的逐步攫取，日本军阀政府对于明治政府的这一举措更加极致地继承和发展。“二战”之前，在日本的小学教育中，普遍地向幼儿灌输国民皆兵的思想，讲授必须征兵保卫国防的道理，造成男儿从小就向往当兵征服海外的风气。日本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战事，更会对日本国家的思想产生反作用，进而加剧其军国主义思潮。于是，师范学校的学生接受军事教育课，青年学生进行“身心锻炼”课，与体操分开，单独设立军训课，对从小学到大学的全体师生进行军队式的训练。因此，有人说，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青年人入学与入伍正同，这也正向我们突出地表明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特征。

不论是在学生的军事训练科目中，还是在日本国家军队的日常操练中，由于日本国家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和军队的军事训练，皆是以实现其战争国策为第一要义，所以，在日常的教育和训练中，便产生出许许多多非人道的强迫手段和支配措施，残酷的体罚和私刑层出不穷，借此达到养成日本军人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对下级的绝对支配的目的。体罚和私刑这种普遍存在于日本军队中的对同胞的暴虐行为，逐步确立为日本军人集团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心理，即施虐狂心理和受虐狂心理——上级对下级、施教者对受教者、强力者对弱小者的绝对支配和随意惩罚施虐，和下级对上级、受教者对施教者、弱小者对强力的绝对服从和甘心受罚。遭受虐待、具有受虐狂心理的人，一旦遇到时机，就会对于其认定比自己弱小者施以更残暴的行为，从而将自己相对于上级和强力者的软弱和无能转嫁于他人，从中获得某种满足。这种施虐和受虐的心理形成日军的集团心理后，既表现出了日本人对同胞的残暴心理，同时当其侵入海外国家时，也表达了对日本人认定的弱小民族的更为残暴的行径。其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其入侵国家的人民的虐杀和残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心理，也正是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和民族心理的一个较出突出的侧面，它孱杂着自负和自卑，表现出显著的病态特征。

其四、日本军人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心理，还表现在对其所犯战争罪行和暴行罪责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否认上。由于从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怀着对日本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日本军队深深认同于日本国家对外发动的每一次侵略战争都是圣战，自己投身于战争行为中，是在向国家尽忠，向天皇尽忠。因此，对于自己在侵略战争中对他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非人道的罪行，日本军人并无丝毫的犯罪感和负罪感。在他们看来，对于较之于日本国家劣等的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战争，是拯救这个国家，是理所当然；对于较之于自己弱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实施种种暴行，是在对他们进行惩罚和教训，同样是无可指责的；对于不服从日本为其在“大东亚共荣圈”中赐定位置的国家进行“惩膺”，对其国民进行“刈除”，是自己的天职，并无罪责可言。在这样一种无罪恶感的心理驱动下，日军手握战刀来到中国后，对一般无辜的和平居民施以无数的残虐暴行，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发展和其心理观念在实践上的现实体现了。

日本国家对海外的战争犯罪，依赖于日本国家军队在海外的侵略，日本军队在海外对受其侵略国家的人民所实施暴行则依赖于每一个个体的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具体施行。集团心理是由该集团的每一个个体成员的心理构成，并由每一个体成员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所以，海外日军个体军兵的个体心理，既是我们上述几个层面日军海外施暴心理根源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造成日本军队对受其侵略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进残酷虐杀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一个具体层面的心理根源。

深受日本传统的封建武士道精神影响，完全接受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国内法西斯运动中得到高度训练的日本国家军队的个体军官和士兵，当他们踏上了为日本天皇和日本国家“尽忠”效命的对外侵略之路时，从个体的层面上，他们几乎全部都怀着一种认同于日本向外发动战争为正义之战的军国主义民族心理；视受其侵略国家的国民为下等民族、为非人、为草木的民族自负心理；以虐杀受害国人民为可炫耀张扬“大日本帝国”之“皇威”、“国威”的民族虚荣心理；以杀人为乐，以向弱小者施暴为理所当然的施虐狂心理；以及基于战场上的残酷厮杀而造成的个体性格扭曲和极端的报复心理。

侵华战争期间，侵入中国的日军官兵们，普遍怀着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心理。同时这种心理普遍存在于近代日本国民的整体信念中，日本近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煽惑，日本军部有意识的鼓吹和放纵，更使这种心理在每一个日军个体士兵的心目中深深扎根。在每一次侵华战争中，日军对中国人民都表现出了极端残酷的行径，在施暴过程中和施暴之后也都表现得心安理得而无丝毫的罪恶感，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具体的日本士兵视中国民众为非人，只是随其任意屠戮的对象。

1937年淞沪会战时，当日军第十军由杭州湾登陆时，其司令官柳川平助即明令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凡山川草木皆为敌”，则在其心目中，中国人与草木为一，可杀可砍，不可为人；臭外昭著的日本“七三一”部队，更是把每一位陷其魔爪的中国人称为“木头”、“马鲁他”或“丸太”，仅仅是石井三郎及其手下一大批杀人魔王用作各种细菌实验、毒气实验、医学解剖等的实验“材料”，与用作试验的诸如小白鼠等各种动物无异。各地日军把被捕的中国军民押送往“731”部队也被称作是“特殊输送”。输送者，运送实验材料也。中国人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日军所到之处，每每把被俘的中国军队抗日官兵，把被抓捕的中国无辜的和平居民，当作靶子，训练日军射击、刺杀、练胆；当作鱼肉，可煎可炸，可吞可食；当作饲料，剁碎喂马喂狗。在这里，中国人只是一块标靶，一个草人，一串美味，一堆饲料。日军士兵对其枪击刀刺，宛然如同平时训练场上的射靶练刀一样；日本人对其生吞活吐，俨然如同高朋聚宴一般；对之刀砧斧剁，更如割草喂马，析骨饲犬无二了。

正是由于每一个个体日本士兵视中国人为非人，所以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可以对中国人像对付一切其他动物一样，生吞活剥，随意屠杀，进而把中人国视作为其取乐消闲的对象，杀人比赛的对象，炫耀武功的对象，发泄自己报复心理的对象，满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对象，却不会由此感到同类相残的罪恶和内疚。这时，视与其同为人类的中国人为非人类、为实验材料、为射击标靶、为刺击草人、为取乐工具、为刀下羔羊、为盘中鱼肉、为狗马饲料的日本官兵，恰恰他们自身，泯灭了人性，一个个全都沦为丧失了人类理性、专门嗜吸人类鲜血、专门嗜杀人类生命的恶魔!在中国的土地上，战争期间之间侵入了数以百万计这样的恶魔，中国民众的灾难自然是无法逃避了。

罪责尚未清算

许多年以来，不论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在国家有关部门，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是：侵华期间日本国家及其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应该由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承担罪责，日本国家对中国国家所犯下的严重的战争罪行也只应该由这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来承担战争罪责。而作为日本的一般国民，由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受到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蒙蔽而踏向侵略中国的道路，他们同样在战争中饱受到巨大的灾难，因此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由此引申下去，这种说显然蕴涵着这样一种认识：日本国民与中国人民一样，同是战争的受害者。于是，关于日本国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无数的反人道罪行，日本国民似乎再无责任可言；正视日本国家过去的侵略历史，承担战争罪责，向曾经饱受日本侵略和日军残虐的亚洲国家及其人民做出令人满意的道歉和诚恳的认罪，也仅只是代表日本国家的日本政府的事情，至于日本国民之整体的认识态度，倒显得无关轻重了。这是我们在进行抗日战争史和日本侵华史研究，谴责日本国家战争罪恶和日军在华反人类罪行，关注日本国家在反省其侵略历史、检讨其战争责任的动向时的一个重大误区，或者说是一个严重疏忽。

（一）日本国民的战争罪责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时日本国民是曾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受到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煽惑蒙骗，为这场由自己国家政府发动的对亚洲邻国的非正义之战付出了惨重的生命牺牲和财产损失，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战时日本国家一般国民之受害，与遭到日本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之饱受日军的残害，完全是两种意义上的受害行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等抵消的作用，即是说，战时日本国民之战争受害，并不能否认其作为日本国家对外侵略战争支持者、参与者所应承担的相应的战争罪责，也不能抵消其对受日本国家侵略的其他国家国民之受害应有的责任。

很显然，日本一般民众之受害，加害者是其自己的国家政府和军队，是其自己的同胞，甚至就是其自身。而且，战时日本民众由于受到军国主义民族心理的驱动，他们不仅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对自身之加害行为的发生，而且还狂热地认同于日本国家对外发动的一切侵略战争，与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达成了高度的一体化，从而才使日本国家对外的一次次侵略战争得以一步步扩大升级。可以说，当时日本国民之受害，是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之毒害，是受日本国家发动战争之损害，更是受其自身之认同于日本军国主义国民心理之损害，受其自身狂热地投身于对外侵略战争行为的损害。所以，仅就日本战时国民之受害而言，日本之一般民众，既是受害者，同时更是伤害自身的加害者。在这种受害行为中，毫不涉及第三者，日本国民所遭受的受害者的痛苦和加害者的责任，都应由其自身及其国家来承担。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相对于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受害，日本国民却又从其受害者的身份一变而成为加害者。在日本国家全面侵华期间，整体的日本国民，成为受日本国家之派遣侵入中国领土的日本军队的强力后盾。日本国民完全接受了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向外侵略的国策，从心理上、人力上、财力上乃至舆论上，都全方位地支持着日本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及日军对被侵略国家人民实施的暴行。所以，从每一个个体的日军官兵到整个日本军队，从每一位普通的日本人到整体的日本国民乃至整个的日本国家和民族，在侵华战争期间，都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甘心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有意识地认同于战时畸形的日本民族心理，同时怀着非人的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弱小者的鄙视仇恨的心理，结成了一个极端残暴的施虐狂主体，对亚洲各国人民施行了史无前例的残害和虐杀，对亚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造成了无以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说，“二战”期间的日本全体国民，是一个向中国人民加害的整个性主体。每一个日本国民，对于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反人道罪行，都具有一份不可推卸的罪责，这一份罪责不会由于日本国民也曾作为战争的受害者而抵消，每一个日本国民都应该对之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勇敢地加以承担。

战时日本天皇一个人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几个人承担不起历史的全部责任，他们所能承担起的只是后世历史对他们永远的唾骂和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判定的个人刑事责任。“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战争罪责和日军对受其侵略的国家的国民所犯下的无以数计的反人道罪行，其责任只能由作为加害者主体的日本国家及其整体的国民来承担，日本国家和日本国民无由将之推卸。而且，战争罪责任和施暴加害罪行责任的承担，同样也不能由代表日本国家的日本政府某一届首相或某一位阁员的几句毫无诚意的空话而能了结，而应该由日本国家的全体国民，深刻地检讨自己民族侵略中国等国家的罪恶历史，反省战时日本国民作为对中国人民加害者整体而应承担的罪责，揭批战时畸形的民族心理和个体心理，根绝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敦促日本国家政府公开侵略战争之档案，勇敢地承认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责和施暴罪责，向亚洲各国人民做出诚挚的认罪和道歉，向受害者及其遗属提供损害赔偿，以谋求日本国家与亚洲国家的相互谅解，谋求安全稳定的亚太国际关系秩序的真正建立。

这是日本国家的责任，但是日本国家做得远远不够——日本政府一直不能就日本国家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等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责、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对各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的反人道罪行，进行认真的反省和诚恳的道歉，反倒不时会冒出一些重要阁员否认历史事实、美化战争、搪塞日本国家战争罪责的言行。时至今日，日本国家的这种态度与做法，并未有发生根本改变。

这更是日本全体国民的责任。与几个经常跳将出来发表谬论的日本内阁阁员或所谓的学者相比，甚至说与走马灯似更迭不休的日本政府相比，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反省，全体日本国民的态度，显得更为重要。但是，日本国民做得同样也远远不够——日本的大部分国民自“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加害者主体对这场战争和受害国人民的苦难所应承担的那一份不可推脱的战争罪责，反而更多地强调自身所受到的灾难。而且，日本国民也并未认真地对其曾经认同的军国主义民族心理进行清算和根绝，反而有意无意地纵容一些军国主义余孽散布谬论，误导视听，对日本下一代进行反历史的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是危险的信号，值得日本国家及其国民的注意，更值得饱受日本侵害的中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

（二）追究战争罪责无有尽时

曾几何时，日本政府经常援引1941年2月2日日本大审院的判例，认为日本军人即使从事了犯罪行为，受害者也不能向日本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对此，中国学术界早就严正指出：但这个判例是不正确的，因为日本军人从事了犯罪行为，即使受害者是日本公民，他也有权向日本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因为军队是日本国家的军队，这是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同时，由于国家的国际法责任高于国内司法判例所确定的责任，因此，这个判例根本不能适用于日本国家根据国际法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它根本不适用于被侵略国家的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国家进行赔偿的情况。同时，“二战”以后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也表明，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要承担其战争罪责——政治上的被占领、被管制和对战争受害国家和人民的赔偿责任以及战争罪犯个人则要承担刑事责任。当年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和日本国首要战争罪犯的判决，并不能免除德国和日本国家被管制和被占领的政治责任以及赔偿损害的责任。这种国际法理论也反映在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之中，该规约之第25条第4款规定：本规约关于个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法应负的责任。

因此，当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战后其首要战争罪犯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制裁，只是作为战犯的个人承担了他本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这丝毫不能减轻或开脱日本国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战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国家的战争受害赔偿要求的权力，但这正是以日本国家存在着战争罪责和战争侵害赔偿责任为其前提的，否则，也就谈不到中国对日本国家放弃战争受害赔偿的要求和权力了。这一点，也可反证出日本国家无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另一个经常为日本政府引以为据而推脱战争罪责的借口是责任时效问题。日本政府根据《日本民法》第724条规定：“因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从受害人或其代理人在知晓损害以及加害人的情况之时起，经过三年期间之后，其时效将丧失；从不法行为发生之时起经过二十年之后，其时效亦同。”认为中国平民在日军侵华期间因被强征为慰安妇、劳工、细菌实验对象、屠杀对象等所构成的损害，向日本法院提出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已经丧失时效，因而日本国家不再有履行赔偿的义务，力图借此逃遁其所应当承担的战争罪责。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人民所具备的对日本国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由于日本国家对中国所犯下的战争罪以及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家和日军所犯的反人类罪而产生的，并非由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因而不能适用于民法上的时效规定。对此，国际法上有着明确的规定：鉴于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上最严重的罪行，它给受害国和受害国的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所以，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危机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论何时所犯，均不适用于法定时效限制。1970年联合国大会第25届会议又通过决议，要求非缔约国不得进行任何与此公约的主要目的相违背的行动。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29条也明确规定，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不适用任何时效。也就是说，不论何时，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日本国家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种种反人道罪行，作为铁的事实永载于人类历史，作为罪恶则永远不可抹杀；而如果以战后的国际法实践与原则来判断的话，日本国家不论是否是《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危机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缔约国，都应该履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遵守该公约的规定；则日本国家和日本政府，无论何时都得承担当年日本军主义的战争罪责，认真地正视历史、反省历史，严肃地向当年受其侵略的国家及其国民尤其是中国和中国人民道歉认罪，并对向其提出战争损害索赔要求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履行赔偿的责任，是其基于国际法原则所必须承担的基本义务。

（三）谴责罪恶的目的正是为了捍卫人类正义

笔者一直强调和主张：对于一个曾经产生过畸形民族心理和恶魔般的个体心理，曾经给中华民族造成空前劫难，至今仍不肯反省侵略历史、不肯承担战争罪责，并且在战后已经发展成世界上超一流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同时其潜在军力已在于亚洲前茅，整日妄图篡改历史事实，掩饰战争罪恶，整日叫嚷着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修改和平宪法，放弃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断向战后国际秩序发起挑战的日本国家及其国民，我们在与之进行国家交往、人民交流和民间往来时，是有充分的理由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的。而日本国家和国民对于其侵华历史和罪恶历史的认真而深刻的反省，对战争责任的勇敢承担，才是中日两国、两国人民达成谅解，建立中日真正友好的基础。这一基础一日不能确立，中日两国间和两国人民间的谅解就不可能达成，我们所诚心希望的中日友好也即成必将水月镜花，只是一种毫无实际内容的、时时让人迷惑的梦幻；而所谓的中日合作、关系改善等或者只是以一时之利而相合的沙上楼阁。我们也同样敢于认定日本国家及其国民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友好近邻，对之抱有太多的幻想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幼稚和天真。

同时，我们还要时刻记住当年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无数的极端反人道罪行，用我们民族的血泪痛史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世子孙；我们同样应该严重关注并时刻警惕日本国内对于其侵略历史的反省态度和言行动向，并对其未来趋向保持清醒的认识。总之，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人口生命损失和物质财产损失，对中国经济、文化事业产生毁灭性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有人认为，日本侵华战争延缓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可能会超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空前惨重的代价，中华民族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上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没有没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所付出的惨重的民族牺牲与代价。今天，战争的硝烟已消散净尽，中国人民已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抚平了战争的创伤，在神州大地上树起了一座座现代化城市，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当我们置身于其中感受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伟大进步的雄壮与辉煌时，在心灵的一角时常忆及我们曾经的灾难，应该是有益的。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强调：我们在这里讨论战争罪、反人道罪行与战争罪责的承担的话题，谴责当年侵华日本国家军队在中国的反人道暴行及其对中国人民人权无情践踏的罪恶，其出发点并非仅仅出于对本民族曾经的苦难的不可释怀，也不是出于激发记忆中的民族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深刻理解战争所必将来带来的社会破坏与人权灾难，更加珍爱和平。而我们基于理性的对战争罪恶与一切反人类、践踏人权的罪行予以研究与批判，又恰恰是对基于人类正义的呵护，是对人权尊严的捍卫！

a 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同事们一起，搜集整理编辑《抗日战争》（资料集），凡七卷1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其第七卷为“日军暴行”卷。另搜集编辑了《侵华日军暴行实录》凡四卷，北京人民出发社1996年出版。本节所举各侵华日军在各地实施的大屠杀案例，均据此二书征引，不复一一注明。

b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2分册，第107—111页。

c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载《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1987年版。

d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号，第10页。

e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二卷，军事上，326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f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二卷，军事上，331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g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二卷，军事上，330页。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h 《南京市政府致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代电稿》，1946年5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468－46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i 《南京市政府致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代电稿》，1946年5月4日。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468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j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38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k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1947年3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74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l 《远东国防军事法庭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1948年11月4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84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m 《广田自东京给华盛顿电》，1938年1月17日，译文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n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编南京慈善机构暨人民鲁甦等报告敌人大屠杀概况统计表》，载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41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o 　 《太田寿男笔供》，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第863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p 　关于中国军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遇难人数，据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发表的战况统计称：“敌方战死84000人，被俘10500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另据章伯锋、刘萍之《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第13、16师团杀俘问题的事实考证》一文论证，“在南京城内外被日军所俘的中国官兵至少在8万～9万人以上……事实上日军所谓消灭的8万多人中，绝大多数是被俘后被日军残杀的。”载陈安吉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学研讨会论文集》，第78—79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q 本节所举各侵华日军在残害中国民众各种血腥手段及其案例，均征引自《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日军暴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侵华日军暴行实录》（北京人民出发社1996年版）二书，不复一一注明。

r （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中文本，第231―232页。

s 上海《金山县志》，第371页。

t 上海《青浦县志》，第532页。

u 江苏《常熟市志》，第693页。

v 江苏《无锡文史资料》第4辑，第93页。

w 江苏《江阴文史资料》第6辑，第39页。

x 《侵华日军罪行实录》，第77页。

y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z （日）小俣行男：《日军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第55－56页。

aa 江苏《仪征县志》第465页。

ab 《野兽在江南》，1938年10月，前级日报社出版。

ac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日军暴行》，第187－188页。

ad 《日军侵华罪恶实录》，第2页。

ae 江苏《启东县志》，第29页。

af 江苏《武进县志》，第670页。

ag 江苏《盐城县志》，第517页。

ah 江苏《建福县志》，第618页。

ai 《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第273页。

aj 浙江《定海县志》，第634―636页。

ak 浙江《建德悬志》，第362页。

al 《铁证——侵华日军在浙江暴行纪实》，第271页。

am 同上，第300页。

an 同上，第300页。

ao 同上，第300页。

ap 浙江《青田县志》，第535 页。

aq 江西《靖安文史资料》第2辑。

ar 江西《鹰潭文史资料》第1辑，第55页。

as 江西《余江县志》，第211页。

at 江西《崇仁文史资料》第1辑，第57页。

au 江西《萍乡县志》第1辑，第110―112页

av 江西《高安县志》第387页。

aw 江西《清江县》第405－406页。

ax 《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第23页。

ay 河南《巩县志》第221页。

az 《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第89页。

ba 同上，第94页。

bb 同上，第121页。

bc 河南《许昌县志》第268页。

bd 洒南《通许文史资料》第1辑，第4－5页。

be 《日寇侵华暴行录》1951年联合出版社。

bf 湖南《岳阳文史资料》第6辑，第129页。

bg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第263页。

bh 同上，第266－267页。

bi 湖南《湘乡文史资料》第1辑，第50页。

bj 《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

bk 同上。

bl 《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第15页。

bm 浙江《松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8页。

bn 《“皇军”的兽行》，1938年战时出版社。

bo 安徽《青阳史话》第4辑，第110－112页。

bp 安徽颖上县《慎城春秋》第1辑，第20页。

bq 福建《福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56－57页。

br 《湖南文史资料选加》第8辑，第81页。

bs 江西《上饶县志》，第325页。

bt 江西《上饶文史资料》第4辑，第37、39页。

bu 《侵华日军在河南的暴行》，第123页。

bv 河南《新郑县志》，第198页。

bw 河南《宝丰文史资料》第1辑，第81－83页。

bx 《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第397页。

by 引自《昭示：中国慰安妇》，第53页。

bz 管宁：《慰安妇问题与日本的国际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9期，第36页。

ca 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3页。

cb 转引自《昭示：中国慰安妇》，第62—63页。

cc 以上所引资料，皆见于《近代史资料》总94号，《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

cd 以上所引资料，皆见于《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第94号。

ce 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4页。

cf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18—523页。

cg 《拉贝日记》中文版于1997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本根据拉贝生前编辑整理的原稿本复印件完整译出，忠实于原文。同一年，在日本国内也出版了一个日文版的拉贝日记，书名为《南京的真实》，是据德人维克多的编纂本翻译。译者是平野卿子，1997年10月讲谈社第一次印刷，同年11月第三次印刷。日文本的拉贝日记被删节了很多，许多记载有日军当时在南京的严重暴行的附件和拉贝等国际安全区负责人给日本军方的交涉文书或抗议书尽被删除。但这似乎又不是译者出于体例上的考虑。比如1938年2月13日《拉贝日记》附件中，当时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同年1月30日《字林西报》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出面“辟谣”并表示怀疑，声称：“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供不出我们的军队曾经有过这类行为的证据，我们的军队有着良好的纪律。”日文版中就将这一段被拉贝题作是《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的附件译出。然而对于紧随这一附件后面的拉贝本人的评论：“从《日本大使持怀疑态度》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全世界这时已获悉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残酷暴行。吉田茂大使先生如此为自己的同胞辩护，没有人会因此而见怪。此外，这里25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日文版却又避而没有译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日文本的《南京的真实》及其译者，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拉贝日记》的原貌进行了扭曲，意图使谬种流传，借以掩盖日军当年在南京的罪行。这也正是某些日本人常用的伎俩。

ch （德）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中文本），第2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此条记载也见于日文本的《南京的真实》，第144页，1997年11月讲谈社第三次印刷。

ci 同上中文版，第285页；日文本第147页。

cj 参见《参考消息》1998年8月19日第8版。

ck 《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第748—750页；《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第494—495页。

cl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07页。

cm 《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一）》，第523—529页。

cn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第508页。

co 《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第509—510页。

cp b 《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资料》，《近代史资料》总94号。

cq

cr 转引自苏智良、陈丽菲：《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89页。

cs 而在行政院《查报须知》颁发之前，从抗战爆发开始，广东省即着手进行抗战损失及人口伤亡调查统计的工作。参见黄菊艳：《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另，国际救委员会由史密斯主持，亦于1938年3月至6月，对南京地区的战争损失进行过调查统计。参见路易·S·C·史密斯著：《南京战祸写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在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ct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二．6．4037，手刻油印本：《内政部抗战损失查报须知（附表式）》；另，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之《江西统计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号）之53－80页的“统计法规”专栏中，亦载有《抗战损失查报须知》，与此相同；此外，浙江省档案藏档56－6－18号卷宗中，亦有此文件，为手刻油印本，唯只附有表式八种：《……市县人口伤亡调查表》（表式1）、《……市县人口伤亡汇报表》（表式2）、《财产损失报告单》（表式3）、《……财产直接损失汇表》（表式4、5）、《人民团体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表式19，文化团体部分）、《住户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表式23）及《财产间接损失报告表》（表式26）。

cu 此种变化集中体现在几种不同版本的《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及其所附的表式、填造应行注意事项上。自1939年7月1日行政院颁行《抗战损失查报须知》后，先后于1941年7月19日颁行《修正抗战损失查报须知暨填造抗战损失查报表应行注意要点》，1944年8月11日由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颁行《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规程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对这几个版本的《查报须知》及其附属文件的变化作详细的介绍。

cv 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印：《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组织规程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1944年8月。

cw 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编辑例言”，转引自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二卷，军事（下），第255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cx 江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绪言》，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出版。转引自转据（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四），第345页，1981年9月，台北。

cy 白日新：《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经过》，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编：《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印。转引自（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四），第218－220页。1981年9月，台北。

cz 关于日军细菌战所造成的中国抗日军民牺牲的具体数字，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郭成周及廖应昌两位研究员，在他们共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揭露：“仅在中央档案馆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我们统计出有据可查的就有我27万无辜人民死于细菌战中。我方军人的死亡人数还未列入。其他众多书刊、报纸刊登的死亡人数，也未列入。还有疫病蔓延扩大传染造成各地的流行，以及形成新的疫源地后造成多年疫病的流行，其死亡人数更难统计。”（见郭成周、廖应昌编著：《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之《前言》，第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6月版。）这一数字公布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后来郭成周先生在多种场合下表达了欲对此数字进行补正的意向。他认为至少有六七个方面的因素在当时统计这一数字没有考虑进去，而这每一方面的因素都足以将该数字增加一倍。所以他认为日军细菌战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应在100万人之上，甚至高达140万人以上（郭先生的这种主张，乃笔者依据郭先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处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所做的笔记）。

d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9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原件为日本陆军用信笺，微黄，长24mm，宽17mm，共二页，用蓝墨水书写。该件在翻译发表时，译文注释中有一处明显错误：“关防给”应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上即是731部队的对外正式称谓。而原注释为“职务所属、任职地”，谬甚，应予订正。

db 关于美国与日军731部队的交易及其对日军细菌试验罪恶的掩盖，今天已经成为世人共知的事实。韩晓、辛培林所著之《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一书中对此有所记述，见该书第303－30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郭成周、廖应昌所著之《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对此问题亦有更进一步的记载，见该书第461－47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而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H·哈里斯博士，1997年他完成并出版了《死亡工厂：1932—1945年日本的细菌战及美国的掩盖》一书，在书中他以约占全书1／3的篇幅，利用大量的档案材料，揭露了战后美国与日军731部队的交易及其对731部队之暴行的掩盖。见该书中文版第245－375页。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dc 这12名受审日本陆军军人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塚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731细菌部队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前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序言》（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下注《审判材料》。

dd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307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56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注《细菌战与毒气战》。

de 关于战后国内外学者研究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资料集、专著、论文，郭成周、廖应昌所著之《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的附录部分提供了一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前苏联及英美等国在内的学者研究成果的共计140余种的文献目录，借此我们约可了解迄于该书出版国内外学者对此课题研究的全貌。

df 参阅谢尔顿. H·哈里斯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译本），第57－61页。另参见韩晓、辛培林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6－11页。

dg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10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莫斯科。以下称《审判材料》。

dh 《审判材料》，第163、165页。

di 《审判材料》，第107、108页。

dj 《审判材料》，第109页。

dk 《审判材料》，第116、117页。

dl 《审判材料》，第123页。

dm 《审判材料》，第167、171页。

dn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03页。

do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46页。

dp 《审判材料》，第45页。

dq 《审判材料》，第134、135页。

dr 《审判材料》，第122页。

ds 《审判材料》，第121页。

dt 指“特殊输送”。

du 《审判材料》，第167、171页。

dv 《审判材料》，第169、172、173页。

dw 笔者注意到，国内学者关于细菌战研究的几本专著中，也大多提到日本关东宪兵队对囚犯进行“特殊输送”的标准。很明显是出自伯力审判材料。但书中往往不予注明，且不以原表式样，而只是如笔者在本文中表上那样进行排列叙述。但从这一原表图式中可以看出，这种排叙很难准确反映出这一重要附件的原貌。

dx 原日本东宁宪兵队少尉战务课长森三吾在受审供词事即称：对囚犯“经逮捕刑讯后，如证据不足时，即便是送交军法会审也得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便建议队长作送交石井部队处理，类似这样种例子以前是有过的。除所谓政治犯外，凡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一般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去的也有……为了造成‘特殊输送’的条件，唯一的手法就是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挟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8－89页。

dy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7－135页，《警宪向第三一部队的“特殊输送”》。

dz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8页。

ea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9页。

eb 杨玉林等曾利用“特殊输送”档案为线索，在东北地区和山东省等地进了多次的调查，先后撰成《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案例调查》和《侵华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山东省受害者调查报告》等文，对档案中涉及的十多位受害者生平故乡、被捕情形、遗属生活等情况进行了细致调查和报道，这两篇调查报告前者发表于《近代史资料》总第103、104号，后者载于《近代史资料》总第106号。

ec 其实，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向社会公布的关于日本宪警机关向731部队“特殊输送”的66件档案中，其绝大部分形成于1943年3月12日“第一二○号文件”颁布之前：57件形成于1941年度，5件形成于1942年度，1件形成于1943年度，3件形成于1944年度。其中形成于1943年度的《鸡宁宪兵队昭和18年度管内逮捕苏谍一览表》中，涉及被“特殊输送”者三人，其中二人是于“第一二○号文件”颁布之前被捕。

ed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23页。

ee 《审判材料》，第189－192页。

ef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94页。

eg 《审判材料》，第122页。

eh 《审判材料》，第121页。

ei 陈诚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之《附表第九：抗战各期敌人使用兵力及伤亡人数一览表》。

ej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全宗号2，年代1945，卷号23，份次10：《抗日战争八年敌我兵力损失统计》。

ek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2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l 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二：抗战期间我陆军大小战斗次数统计表》，[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9月版。

em 此数据陈诚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之《附表第四：抗战第一期空军作战次数及成果表》及《附表第六：抗战第二期空军作战次数及成果表》相关数字累计而得，1946年12月版。

en 转据孟国祥、喻德文著：《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第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

eo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31页。

ep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44页。

eq 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日军暴行，第518—520页资料统计。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r 《四川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空袭损失统计》，载《四川档案史料》1983年第3期。

es 后方各省遭日机轰炸县市数，据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资料集），第七卷，侵华日军暴行日志，第511—536页资料统计。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t 韩启桐著：《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第11页，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1948年印。

eu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11页，（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

ev 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行政院文，调京字第0189号，1946年8月12日。转据迟景德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第229－234页，[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

ew 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行政院文，调京字第0189号，1946年8月12日。转据迟景德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第241－242页，[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

ex 王炳文：《中国抗战损失说帖》，1946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19－2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ey 王炳文：《中国抗战损失说帖》，1946年，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19－22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数与1946年11月国防部“部特字第88号”函致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所开官兵伤亡数字同。

ez 孟国祥、喻德文著：《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第181－19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fa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30－44页，（台）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

fb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第40页，（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

fc 迟景德著：《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第262页，（台北）“国史馆”1987年印行。

fd 《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fe 《董必武报告解放区抗战损失致蒋廷黻函》，1946年6月30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00—2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ff 《行政院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1947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第23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fg 孟国祥、孙庆军：《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数字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页。

fh 袁成毅：《抗战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考察》，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34－35页，1999年7月。

fi 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六辑，第532－53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fj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用词上的矛盾：“一般意义上”恰应该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然而在国内学术界，“日军暴行”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约定俗成的概念而有特指，具有了“一般的意义”，其内涵又恰恰被局限在笔者在这里所说的“狭义上的日军暴行”，从而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和日本侵华史研究领域内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

fk 此处所说的敌对国自然是指中国。

fl 其实，在战争状态下，绝对的与战争无涉的民用设施也是绝对的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一切可资利用的设施机关，都极其自然地成为抗战力量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民用设施与军事设施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严格的区分，道路、桥梁、医院、银行、学校、机场、船舶、粮仓等，与军用的营地、兵工厂、弹药库、指挥部等，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其外在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

fm 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据笔者的粗浅看法，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我们习惯于以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等同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同样，我们也习惯于以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代替对日本军国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乃至形成一种一般人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概念耳熟能详且能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但同时却又对二者之发生发展、核心内容、对日本近代国策之形成及对日本民族性格之影响等方面重要内容不作深究的局面。笔者在这里根本不能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仅将之作为问题之一提出来，以为同人之参考。

fn 福泽谕吉著，群力译：《劝说篇》，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修订第2版。

fo 同上，第6页。

1.

全国人民生命损失及人民劳力损失统计表

机密（印）

损失

类别

人民生命损失

人民劳力损失

附注

合计（人）

死亡（人）

负伤（人）

失踪（人）

其他（人）

人数（人）

工数（人）

损失

类别

人民生命损失

人民劳力损失

附注a

合计（人）

死亡（人）

负伤（人）

失踪（人）

其他（人）

人数（人）

工数（人）

总　计

18546693

5727047

6503635

2572011

3740000

123663157

1067552333

军人伤亡

3229926

1328501

1769299

130126

包括陆海空军参战官兵所受伤亡（见附表一）

抗战期间人民劳力损失列入征服兵役项内

平民伤亡

9134569

4397504

4737065

平民因受日军进攻所受之伤亡（见附表二）

征服兵役

14049024

抗战八年行征募参战之兵员（见附表三）

民众自卫

抗敌人员

1900851

抗战期间民众为自卫而参加抗敌组织有国民自卫队、保安队、游击队、义勇警察等，本表所列仅保安队实报为400851人，其余1500000系按照作战部队半数估计

防空服

务人员

2313

1042

1271

441978

详见附表五、六

征工及

征　夫

4500000

164470333

包括修筑飞机场、战壕工事、筑路以及随军服务之夫役等，本表所列仅系修筑飞机场之民工（见附表七），其他征夫征工系依据各年平均作战部队300万人之一倍半数估计，为450万人

被敌强迫

服役人员

4214114

903082000

以上数字依据各省实报列入，尚有湘、鄂、冀、粤、热、察、绥及南京、汉口等省市未据报送，留待

补列

被敌强迫

调至异地

服役人员

1924586

1924586

2136020

以上数字仅山东、广西两省查的者列入，余待

续查

被迫参加伪

军作战人员

517299

517299

872399

国防部查报之资料

被敌强迫

迫吸食毒

品人民

3734000

37340000

依照国际法庭之统计列入

平民流亡

95448771

八年来作战期间人民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者，经善后救济总署调查如上数

说明：

一、本表计算损失日期自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抗战之日起至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日本签降之日为止。

二、本表生命损失价值及人民损失价值之计算，留待国际间有一标准后再加计算。

三、南洋群岛、安南、缅甸等国外侨民伤亡人数尚未据报，留待补列。

四、我国抗战八年人民遭受之伤亡损失，自非短时期所能调查完竣，未及查报完毕者，均应保留补列。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2·587。表中附注栏所列附表一至六未见原表。

a 附注栏内文字以原档复制件清晰，尚需作进一步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