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牛军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98-0023-2

Ⅰ.从…　Ⅱ.牛…　Ⅲ.中国共产党-国际关系-史料-1935—1949　IV.D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6963号

书　　名：从延安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作　　者：牛　军

责任编辑：姚建萍

出版发行：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236千字

印　　张：11.75　8面前插

印　　数：1-4000册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98-0023-2

定　　价：25.00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再版序言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以下简称《从延安走向世界》）最初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像当时多数学术著作一样，这本书的印数并不多，不过出版后很快受到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国外一些著名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等，先后刊载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书评。在国内，一些刊物如《美国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等，也刊载了书评，另外还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书评都给予这本书比较充分的肯定，当然也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在当时一本学术著作能获得如此多的反应，不论其中包含的肯定还是批评，从作者的角度看，实在是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由于学术界的反应和肯定性的评价，《从延安走向世界》曾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1992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此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梁思文（Steven I.Levine）先生利用工作之余，花了几年的时间，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由EastBridge出版公司于2005年在美国正式出版发行。梁思文教授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出版过很多有关中国的专著，在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研究领域享有盛名。他的中国研究的学术功底和中文水平堪称一流，经他翻译的英文文本感觉比中文还有提升。特别是他为人、为学的品德，用高贵来评价绝不为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发行后，国际学术界反应积极，在美国如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著名学府，在英国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有关的课程都将这本书的英文版作为必读书。能有这样的结果，同梁思文教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借此机会也再次向梁思文教授表达感谢和敬意。

《从延安走向世界》出版发行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回头翻看，基本的观点还是能站住脚的，特别是论述框架，迄今为止都未过时，也没有被其他有相同内容的论著所超越。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在书评中指出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使本人常感遗憾。一个是注释中的问题，当时一些历史资料没有做出注释，或注释不完整，因而使提供的信息给人不可靠的感觉。这固然同当时的一些客观限制有关系，即便是现在这些限制也是存在的。但这对于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毕竟是很大的问题，应尽可能解决。第二个是有英文书评指出，这本书在最后一章中，没有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个重要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缺失，是没有什么客观理由可以解释的。当时想只能有机会再作弥补了，后来这两个问题在英文版中都做了修订或修改。在这本书的英文版中，本人对注释做了专门的修订，并根据后来逐步公布的档案，大幅增加了注释的内容，使本书的立论更为可靠。正因为如此，内心非常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在本人提出再版这本书的请求后，慨然允诺，使本人有机会利用中文版再版的机会，对全书做一次修订，弥补过去的不足，也能同这本书的英文版保持一致。

这次再版过程中的修订工作，主要是使注释尽可能地规范和完整，并增加了对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这一重要事件的论述。其他基本上是对一些文字做修订工作，或根据这些年来研究的进展，对一些概括性的表述做些修改。

这本书在国内一些高校有关课程的教学中，一直被列为必读书。这次再版满足了青年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需要，不过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研究的一些发展变化，以便读者在阅读中能在一个更全面的框架中，审视书中的观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有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研究，取得很多新的进展，出版和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这些论著范围广阔，包括了延安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各个方面，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国际冷战之间的互动，等等。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国际冷战之间的关系方面，有关的成果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种进展部分地得益于有利的客观条件。此前中国学术界的研究依靠的主要历史文献是中国政府公布的一些数量有限的文件集，以及改革开放后中美学术交流使中国学术界迅速接触到的美国外交档案。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前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是前苏联档案的大量公布或失控所造成的档案外流。由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前苏联档案的公开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大量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有关研究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当然，多国档案的开放固然给有关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同时也对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根本性地调整既有的知识结构，以及有较强的运用不同语言的能力。

前苏联档案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状况。此前的研究由于很大部分是依靠美国外交档案，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研究比较深入细致，成果质量比较高。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深入和细致的程度的确令人赞叹。这些研究成果逐步影响甚至部分地改变着以往对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整体认知。正是在这些发展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有条件并已经开始思考和研究一些更为宏观的问题，如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冷战的相互关系，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演变对东亚冷战的发生与发展的影响，等等。

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全局看，1935年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与两个重大的领域直接相关。首先它是抗日战争到建国前的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中共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阐述肯定是不完整的，很多重要的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演变等等，都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

其次是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有着“天然联系”，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首先必须理解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共对外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层面，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共的对外关系中演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关系，如与苏联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是丰富全面的，但对中共以致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外交思想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天然联系”并不仅仅是指“历史连接”。它的核心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型塑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共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

以上大致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主要发展和主要特点，并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研究的观察，大致阐述了抗战到建国这个时期中共对外关系在现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说明了研究它的重要性。希望《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再版能有利于推动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2008年5月7日

序　　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外交就这样在失败与屈辱中，拉开了帷幕，中国从此开始，被动地逐步卷入了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历史进程之中。当时诚如李鸿章所言，中国人面对的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即他们面临的外来威胁不仅是入侵者们武装着坚船利炮，而且还有那些武器背后的典章制度，一种高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种文明，或者说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先进的另一种文化。这一大变局是当时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源头活水，是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要改革并最终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时的清王朝统治者们面临如此天翻地覆的大变局，却仍在做着“天朝抚有四海”、“天朝统驭万国”的旧梦。他们死抱着“中国中心”的陈腐观念，相信只要维持住中国的传统秩序，以及被他们视之为立国基础的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天朝德威”仍会继续“远被”，包括列强在内的“万国”也终会“来王”。但是，来自东西方的入侵者们，用大炮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晚清王朝的幻梦。为了对付东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入侵，晚清王朝的统治者们翻遍了中国的旧武库，用尽了一切曾经被称为是传统法宝的手段。从使用弓箭、长矛和马队的武装抵抗，到“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儿，乃至“用夏变夷”的自我安慰，等等。结果证明，这些曾经捍卫过多少代王朝的办法，都无法改变由先进必然战胜落后这个基本法则所决定的历史进程，中国在晚清王朝的屡战屡败中，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幻想中的“万国”不仅没有“来王”，倒是晚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变成了列强谋求和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的工具。列强则靠着它们的军事力量，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最终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则被禁锢在这个庞大牢笼之中，毫无自主发展的余地。

晚清王朝面临的不仅是列强武力征服的冲击，还有这种冲击引起或加剧的中国社会的动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在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下，酝酿着巨大的危机，下层社会的起义和统治阶层内部的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列强的武力入侵与中国社会危机的加剧，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一直面临“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的选择差不多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和《辛丑条约》签订时，终于由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作出了结论，即“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中国的外交彻底地服从维护清王朝的生存与统治的需要。清王朝在行将灭亡之时，给近代中国外交打上了独特的烙印，即统治者们总是将处理对外关系与阻碍中国社会的变革等，联系在一起，外交成了统治者在旧秩序与新世界之间设置藩篱的手段。清王朝末期外交的这一特点，几乎被后来的历届反动统治者所继承。从此，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

由于中国的大门被迫向世界打开，列强的坚船利炮赖以支撑的先进技术，以及使这些先进技术得以日新月异的科学文化和典章制度，伴随着廉价商品、传教士等等，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战争，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时，终于不再相信中国是世界“中心”的神话了。他们也不再认为，祖先创造的灿烂文明可以供后来者无止境地自我陶醉；老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也不可能再使中国永保太平和安全。他们相信，应该也只有向西方学习，到世界上去寻找救国的真理，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获得受尊敬的地位。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看，向西方学习同抵抗列强的侵略一样，成为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改革和革命运动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更为深刻地影响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方面。

当中国步入20世纪时，它在对外关系方面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一方面，列强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不断被强化和扩大，华夏大地在入侵者的践踏下变得满目疮痍。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着一个不堪忍受的外部世界，中华民族在列强塑造的世界秩序中，被抛到几乎是最底层，任人欺凌和宰割。最突出的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遭遇。中国在战争中站在战胜国一方，战后在巴黎和会上仍然被列强要求向日本出让权益。这一切对于多少年来一直站在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使人倍感屈辱的外部世界与中国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交织在一起，并经常产生恶性循环，这从深层次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必定是病态的和混乱的，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也必定是混乱和病态的。

中国在外交上屡受的耻辱和困境，犹如一道道催化剂，加速了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并汇聚成汹涌澎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滚滚洪流。1910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掀起的第一个巨浪，它一举摧毁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帝制。辛亥革命发动者们举义的理由之一，就是清王朝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他们相信随着共和革命的成功与新国家的兴起，中华民族终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国人在清王朝统治时期蒙受的耻辱，必定会被一扫而尽。然而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南京政府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夭折，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复兴，随帝制崩溃后出现的是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清王朝给中国外交留下的遗产被各色军阀继承。列强则乘机利用中国分裂的局面，分别与中国不断变更的中央统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以及各地方军阀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它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这种关系，影响中国的政局，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局面中，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同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交织在一起。各派各地方的军阀也总是企图获得某个列强的支持，依靠外国援助来打击国内的对手。在国内军阀争权夺利与对外关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家的权益不断被出卖；另一方面是内战连绵不断。政治极度黑暗，民族危机丝毫没有缓解。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危机和灾难，与清王朝统治时期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中国的权益在继续丧失外，更严重的是列强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实际达到的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只要中国继续处于分裂状态，以及列强不放弃通过干预中国内政以谋取利益的企图，中国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制定自己的战略和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时，都不能不充分地关注和稳妥地处理对外关系。这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

20世纪20年代初期，辛亥革命后一度消沉的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汇聚成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浪潮，最终爆发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以工农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将那些现代的反帝爱国思想，广泛地传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包括最底层的乡村社会。“打倒列强”的口号被送到千百万农民的耳中。另一方面，站在这场运动前沿的革命先行者，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他们多少都认识到，仅仅推翻一个清王朝这样的统治集团，并不足以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灾难。要使中华民族摆脱如此深重的危机，就需要对中国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在重新构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上，构造中国新的对外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是，中国由下而上的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苏联的同情与支持。当时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们相信，与向西方学习相比较，“走俄国人的路”很可能是更为可取的另一种选择。

20年代中期兴起的大革命运动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却仍然未能摧毁旧中国对外关系所联系的整个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国共分裂导致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1928年间，国民党靠着攫取革命运动的果实，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中国终于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局面，但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由于背叛孙中山的政策和反共，没能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并且内部矛盾重重，这使国民政府未能获得建立新型外交的基本条件。他们不得不又一次走上那条老路，将在外交上寻求列强的普遍支持，作为巩固自己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的手段，同时设法使各国在华势力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便他们在进行国内斗争时，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列强在承认南京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与挂上了国民党招牌的各派系军阀的联系，并企图靠操纵地方势力谋利。从南京政府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中国却仍然是内战不断。在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曾经提出过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所谓“革命外交”，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外交手段，逐步改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但成效甚微。

1931年秋，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灭亡全中国的威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延续了前此历届统治者的老路，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国民党政府的外交一方面是争取西方大国和国联的支持，试图依靠“以夷制夷”，重新恢复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均衡，以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是谋求对日妥协，以便争取时间，集中力量消灭中共和削弱国内的其他政治势力。这种“外交抗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失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西方列强和国联则是口惠而实不至。西方大国不愿采取过激行动抑止日本侵略中国，固然是由其对外政策的本质所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政府外交失败在一定程度是由它对日本侵华的消极抵抗政策造成的。当时的国联秘书长曾经向一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指出：“当一国受外国侵略时，首要的是自己起来抗战，才有希望得到别人的援助。如果自己不抵抗，像中国政府一样希望别人替你们火中取栗，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段话是为国联的无所作为开脱？是对中国代表团的揶揄和嘲笑？抑或是对中国深表同情时的怨其不争？无论如何它点出了国民党政府在外交方面失败的穴道。

近百年来被不断强化和扩大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依然存在；列强仍然能够利用中国实际上不统一的状态干预中国内政、操纵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国旧的外交格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结构尚未被摧毁；中国由于日本侵略而处于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内外交困时，照旧不肯抛弃近代历届统治者的外交思路和对外政策……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时，面对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几乎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在他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具有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含义。它既是消灭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的奋斗目标，也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主要途径。

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先是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运动，后来又领导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两次历时十余年的国内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矛头应该指向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也十分简单，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这种状况固然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共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华盛顿体系的建立大致协调了列强在华的利益和政策，列强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使它们可以一致行动，与中国的反革命政治势力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政治中的基本格局和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很难有其他的选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在中国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这一方面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同时也打破了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列强在东亚的均势格局。如果说1931年以前东亚相对稳定的列强均势，是使中国革命运动难以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那么此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动，确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列强之间不断发生和激化的矛盾，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通过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为自己生存和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从更为广阔的背景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将中国与世界连结起来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中国从此与世界已经密不可分了。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的前途都在相当程度上同它与世界政治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变化，在客观上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制定对外政策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的必要性。

纵观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备了迎接挑战的特殊条件和积极坚决的态度。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列强可以对中国内政进行肆意干预。就中国本身而言，除了国家落后之外，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不论是末代的清王朝，还是北洋政府，以至后来执政的国民党，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清末王朝中有帝党后党之争，北洋政府有府院之争，国民党内部更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在所有这些纷争乱斗的背后，若明若暗地都可以看到列强在其中操纵。列强甚至能够直接利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中国政治中纵横捭阖，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悲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所有这些政治集团的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它有十分坚强的组织和十分严格的纪律。它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组成的，他们有着相当统一的思想与意志。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组织起一支纪律严明、行动整齐划一的革命队伍。因此，任何大国几乎都没有能找到中共的内部矛盾来加以利用，以达到影响中共的内外政策的目的。

近代中国正处于从旧秩序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当时的情况是旧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尽管依然存在，但毕竟正在分崩离析，同时新的体制却始终没有产生和形成。这使得本来就不够坚固的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极度混乱和松散。中国历届的统治者从来就很恐惧民众组织起来；以往的革命家们也曾哀叹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但是他们既没有能力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组织引导民众。进一步说，中国是一个地域极为广阔和人口众多的超大型国家，中国的任何政治力量如果不能根植中国社会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的对外政策必定是缺乏合法性的，而且它必然会失去处理对外关系的力量和基础。

历史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了教育和组织民众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承担起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也开始进行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大革命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他们坚韧不拔和始终如一地从事乡村政权的建设和改造工作，按照自己的目标并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和组织起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愚昧和落后状态的千百万农民。很难说毛泽东在为“收拾金瓯一片”而欣喜时，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将对中共乃至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从他们史无前例地改造对中国乡村社会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站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上，从延安迈出了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步伐。

如同所有重大的事件的缘起和发展一样，从1935年到1949年10月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也是在特定时空中固有的历史结构中展开的。这里所谓固有的历史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是中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最突出的是在抗战时期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矛盾与斗争。这场斗争表明，中共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首先要做到的是必须在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在处理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可以说在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中共党内已经基本不存在会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的严重争论，尽管不同意见始终存在。

其二是支配中国政治基本走向的国共斗争。中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缘起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如何处理国共关系这个中国政治中的核心矛盾。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共领导人处理国共关系的重大政策调整和重大战略转变，都同他们对国际政治环境的认识变化和调整对外政策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中共中央历次调整对外政策，都主要是为了有利于各个时期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或是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的革命战略中，中共处理国共关系和中共制定对外政策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结构。

其三是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国际格局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是大国在东亚地区关系的变动，是中共对外政策缘起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而且它的影响后来变得越来越直接。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共中央一些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共领导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结果，也是对中国革命运动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东亚国际秩序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最典型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摧毁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上的，有关国家必将面对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国家。

总而言之，上述三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理解这15年中共对外关系的主要线索。本书试图沿着这些基本线索，分析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缘起和发展的基本原因和主要特点，以及它们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长远影响。

目　录

再版序言

序　　言

第一章　敞开大门

第二章　两个统一战线

第三章　“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

第四章　“利用矛盾”

第五章　重建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第六章　退一步进两步

第七章　第一次尝试

第八章　“我们也讲现实主义”

第九章　“无法无天”

第十章　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

第十一章　向大国体系宣战

第十二章　彻底革命与统一战争

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

结束语

主要参考资料

第一章　敞开大门

1936年7月的一天，一位蓝眼睛、高鼻子的洋人，骑着一匹被称为“瘦狗”的老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的保安。这位洋人就是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因为是第一位访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从此闻名于世，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中国广为流传。有关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采访经历和他的精彩报道，曾经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这些在中国都已经成为一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斯诺对世人给予他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准确地按到了时代的脉搏，并从此站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沿。

如果能拓宽视野，变换认识角度，更深入一步地思考斯诺1936年的西北之行，那么在赞扬和钦佩斯诺这一堪称历史性壮举的同时，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会在1936年夏天接待一位美国记者来访，而不是在此之前？除了气候、交通和通讯等客观条件外，有没有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值得思考的政策背景？为什么斯诺的访问会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如此重视，以致除了周到细致的接待外，毛泽东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斯诺长谈？(1)要回答这些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并非易事，答案实际上涉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正经历着的一次深刻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在极为复杂和严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即世界正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与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同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正日甚一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明确宣布，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将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起，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中国共产党人当时相信，在这场将会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政治前途的斗争中，只有苏联和各国的工人阶级，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的真正的支持者。这种认知和思想一方面固然是来自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后，一直遭受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侵略。这些国家在中国存在着利益矛盾，并经常由此引发它们之间的争夺与直接的冲突；但是在反对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变革方面，它们的政策经常都是一致的。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列强第一次确定了协调对华政策的原则，即通过支持清王朝的统治来维护它们的在华利益。镇压义和团运动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便是列强协调对华政策的直接结果。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列强在中国建立的旧秩序。此后经过华盛顿会议，列强再次协调了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和基本政策。它们在支持当时的北洋军阀，保持中国的旧秩序以维护它们在华利益的基础上，结成了反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在中国乃至亚洲，塑造的是一个阻挡和破坏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体系，这个体系成为当时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阻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强大支柱。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当时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低潮，中国人正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耻辱而义愤填膺，一批中国的先进人物们正在殚精竭虑地总结经验和寻找救国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理论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它为那些正在奋斗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展示了一条新的道路和前景。不仅如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自愿表示，准备放弃沙皇俄国政府从中国攫取的领土，并放弃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特权，以及放弃《辛丑条约》规定偿付的赔款。十月革命的成就和列宁政府当时有关对华政策的言行，使当时中国不少爱国的政治家们相信，只有列宁领导的苏联，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挚友。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当时他们断定：“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这一选择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者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并提供了足以取代西方民主主义的组织奋斗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在中国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华民族将因此而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而且意味着世界各国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

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思想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结构，独特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同样是导致中国共产党人作出自己选择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即表明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宣言》说：“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3)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并成为这场革命运动的最积极、最坚决和最勇敢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大旗，最终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在历时近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反革命势力的重重包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从未间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同军事“围剿”一样残酷和激烈。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正如斯诺当时所感受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4)

在当时反革命力量的严密包围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政局的影响等等问题的了解，必然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对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主要是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而且即使在这方面也是相当有限的。这一时期中共党内在世界形势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方面，居主导地位的认识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相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世界政治的基本判断，认为世界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正处于发生总危机的所谓“第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等等，各种矛盾都在激化。另一方面是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所谓“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苏联日益巩固和强大，成为打击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的动力”。总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加剧，世界革命的形势在成熟。

第二，接受斯大林有关世界政治的“三大矛盾”的思想，即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受此三大矛盾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存在三种发展前途。其一是爆发“公开的决定胜负的”世界革命和殖民地人民的暴动；其二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对苏联的武装战争”；其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战争。

第三，当时认为，在世界政治的各种矛盾中，当时主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是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兴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动摇”，苏联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本营”和“革命中心”，帝国主义必定要进攻苏联，以挽救自己的危机。因此，“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5)

对世界形势的上述认识使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赋予中国革命以三重任务：（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使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二）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信中国革命的发展会起到加速帝国主义的总崩溃的作用，并成为“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中国革命胜利会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独裁制之胜利的序幕”。（三）由于将中国看作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重要的根据地”，所以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起着保卫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作用。(6)

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三重任务只是在理论逻辑上一致和并行不悖。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的多重性，及其在实践中必然出现的千变万化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刻，上述理论便显现出内在的矛盾性，甚至存在着导致严重后果的可能性。

李立三和王明两次“左”倾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在世界出现革命运动高潮的可能性，夸大中国革命运动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认为：“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7)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8)1934年12月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讲时也声称：“中国事变底更向前发展，有使世界完全进入到革命与战争底第二周期底可能”，“全世界和全中国事变的发展，把中国革命底意义提高到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底第一等重要的地位，除苏联以外，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中一个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成分了”。(9)

这个时期，中共党内那些“左”倾领导人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低潮阶段，保存和积蓄力量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首要任务。他们极为不切实际地企图用中共实际上十分弱小且处于严重劣势的军事力量，去推动并不存在的所谓“世界革命高潮”。他们在对世界政治的幻想中高谈阔论，并罔顾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基本事实，其后果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无疑是决定中国革命运动前途的关键问题之一。由于不能合理地界定中国革命运动的民族性，夸大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性，导致中共“左”倾领导人在处理中国革命运动本身肩负的民族解放使命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方面，在理论上更加荒谬，在实践上走得更远。他们甚至将当时由于日本入侵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解释成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开始解体，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并逐步演化成这一地区起主导作用的矛盾。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却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是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反苏战争的前奏。中共“左”倾领导人完全接受了这种解释，他们将中共的任务规定为“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等等。(10)他们对内继续实行打倒一切“中间力量”的政策，对外继续坚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口号。甚至在日军侵入华北地区以后，他们仍然声称，日本侵略华北“证明干涉苏联的犯罪战争已经逼在眼前”，日本“企图在完成占领华北以后，即开始干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以便从那里侵入苏联的领土”；因此党的任务是“号召群众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外蒙古人民共和国”。(11)他们在日本入侵和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时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的口号，必然无法根据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和发生巨大变化了的东亚国际政治形势，适时地调整中共党的战略和政策。这些口号一方面模糊了反对日本侵略首先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也排斥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利用东亚国际关系变动的可能性。在中共“左”倾领导人看来，设想中国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利用西方列强与日本的矛盾，是荒谬的，是“引狼入室”，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政策越强硬，也就意味着它们“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与者”了。(12)

事实表明，中共“左”倾领导人在世界形势、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之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认识，是导致中国革命运动一再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也是使中共在民族危机加深并由此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时，未能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一个理论根源。

1935年间，在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首先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扭转“左”倾错误领导长期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并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此后红军完成了长征，在陕北再次建立了新的并日益巩固的根据地。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中共领导核心的改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决定性的内部条件。这一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并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观察极为复杂和千变万化的世界事务，以及世界政治中的中国与中国革命运动。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由此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型的革命道路，他也从此一直站在领导这场新型的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长期和极为残酷的政治军事环境，决定了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国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关心如何推动世界革命的高潮。客观地说，在诸如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出现和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等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的严重影响，所以他没有也不大可能提出相反的理论。但与中共“左”倾领导人明显不同的是，毛泽东在一般性地谈论世界革命理论时，着眼点却在如何使红色根据地得以建立和巩固，如何使红军得以生存和发展。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当时谈论有关世界革命的理论更多是为了证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必将长期存在和最终取得胜利，是有足够的国际条件的。毛泽东在更多的时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几个帝国主义同时统治中国所造成的基本特点，他更关注列强在中国的相互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社会矛盾和危机。

众所周知，在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初期，中共领导人需要回答并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井冈山道路”能否走通，红军和根据地能否在强敌包围中长期生存并发展。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才是当时他所有思考和重要论述所针对的真问题，也是他与“左”倾领导人谈论世界政治的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政治不统一和各派军阀长期混战，是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可以走武装割据道路的特殊条件。他认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必然只能发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他认为，这种现象与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政治有直接的关系，即“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正是因为这种状况长期存在，才使得根据地和红军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并坚持下来。(13)

1930年初，正当中共“左”倾领导人高谈阔论着世界革命高潮到来时，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即中国革命形势的形成和中共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动。在国际政治与中国政治相互影响的结构中，他关注的是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由此导致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持续扩大并愈演愈烈的内战。民族矛盾和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混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从而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条件。(14)

毛泽东的这些分析有三层含义。首先，造成中国社会危机深化和革命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次，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不断加剧，必然会导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再次，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国际政治有密切的关联，它们实际上反映了列强在华利益的冲突。这些观点已经包含了这样的逻辑，即不仅中共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和斗争，中共实际上有可能采取适当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的危机。当然，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提出此类政策和策略。客观上，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当时还没有尖锐到直接冲突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条件去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观上，毛泽东强调的这些观点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中共党制定对外政策，他本人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意图。那些舶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世界政治的思想理论等，在当时也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步步扩大，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中的各种矛盾日益深刻地展开。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有可能逐步重新思考并提出新的处理对外关系和制订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问题的认识一直深受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他们对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革命形势成熟的判断，主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的理论。因此苏联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成为促成中国共产党人对外政策转变的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迅速蔓延，逐步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1933年1月，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法西斯夺取了德国政权，从而引起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希特勒上台之初，苏联并没有给予重视。它的外交战略仍旧着重于冲破英美等国的传统包围和封锁。随着德国迅速发展成为第一流的军事大国，它们毫不掩饰吞并世界的野心，而且公然打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进行武力扩张。苏联开始意识到法西斯国家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在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之后，苏联领导人终于确定，对苏联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已不是来自英美法等国家，而是来自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苏联的对外政策必须进行全面调整，从与英美法等对抗，转向推行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的集体安全政策，并争取与英美法等国结成反法西斯和反侵略扩张的联盟。

1933年11月，苏联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不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2月提出并批准了旨在反对侵略和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新的对外政策。苏联对外政策从此迅速转上集体安全和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的轨道。12月25日，斯大林在会见美国记者杜兰特时，对德国和日本退出后的国际联盟的作用，明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5)联共（布）中央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愿意加入国际联盟。1934年9月18日，苏联正式加入国际联盟，从而摆脱了外交上长期孤立的局面。此后苏联加快了与有关国家缔结区域性互助条约的步伐，相继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签订了具有集体安全性质的互助条约。到1935年间，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已经对苏联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形势，造成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苏联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开始改变以往的策略路线。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在德国的迅速发展助长了各国法西斯势力的气焰，在一些国家中出现了法西斯进攻的新浪潮，那里的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力量受到极大的摧残。残酷的现实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合理地估计自身的影响力，他们逐步认识到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34年下半年，在联共（布）中央的推动和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直接影响下，共产国际的各项政策开始发生迅速的转变，其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对共产党的进攻，为了配合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各国共产党可以与本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那些对苏联有利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开始积极展开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并迅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工作是重新认识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结各国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提出了一条新的“策略路线”。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具体论述了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区别，法西斯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危害性。大会的报告和决议指出，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正在酝酿准备之中，在这场战争中，并不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都负有一样的同等的责任”，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格外露骨地力图重新瓜分世界和改变欧洲边界的现状，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倾向于维持现状”(16)。根据对法西斯主义的性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性质、以及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等等问题的分析，大会的报告和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人的中心任务是“为和平而斗争”。为了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各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并“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7)。

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不久，共产国际又于1936年3月间召开了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议着重分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各种问题，认为已经形成了德国和日本两个战争策源地，新的世界战争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会议指出，由于目前保卫和平的斗争具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性质与特点，各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必须区分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国家和非法西斯的被侵略的国家，各国党“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侵略者”，将斗争的“锋芒指向国际舞台上直接的战争罪魁祸首或间接帮助他们的那些力量”。各国共产党应争取在国际和国内建立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不仅要独立开展维护和平的斗争，而且应该拥护国际联盟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维护和平的措施，并反对一切鼓励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行为。(18)

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转变，立即对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无法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世界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中共“左”倾领导人继续坚持教条主义的立场之时，这种影响更显示出特殊的意义。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除了像以往那样高谈阔论世界革命形势外，也具体分析了由帝国主义战争迫近所引起的各种矛盾。他特别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而且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强国间的矛盾”等等，“都相当剧烈起来”，这就使共产党人“有了可能，去利用这些矛盾”。(19)七大期间，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呼吁团结抗日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亦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的外交主张。(20)

1935年11月间，张浩经辗转跋涉，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张浩转达的有关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由于共产国际七大对形势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和主张与遵义会议后中共领导人的主张和具体实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策略路线”的这次重大转变。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转变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同时也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外交主张和对外政策。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苏联与日本的矛盾在迅速尖锐化，苏联将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具体分析了日本侵华引起的美日关系和英日关系的变化与矛盾，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中共党的策略是“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英美等国“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为此，党的对外政策主张应是“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21)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仍然使用了不少以往分析国际问题的概念和术语，但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全面改变党的策略路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虽然早已认识到，在半殖民地中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但瓦窑堡会议是第一次提出，有必要也有可能直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发展某种联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窑堡会议有关国际和外交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对外政策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提出的对外政策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表明中共领导人在思考国际事务和党的对外政策时，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这一变化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取得领导地位联系在一起，其影响更为深远。不过如同任何推动历史性变革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历史和当时环境的影响一样，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对外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当时环境赋予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他们以往对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基本看法，他们仍然是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框架中，认识和理解当时的国际事务。他们提出的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结盟，主要是针对除苏联之外的非法西斯国家的，带有很强烈的策略色彩。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22)毛泽东的判断同苏联当时的政策有—定的关系，张浩到保安后，转达了斯大林关于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外蒙和西北新疆方向发展以及不反对红军靠近苏联的意见。正是这种判断与预测促使瓦窑堡会议决定，实施“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即通过三个步骤：1936年2月以前巩固陕北根据地，7月以前争取将根据地扩展到山西，然后由山西转进到绥远，最终实现“打通苏联和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目标。(23)1936年间，中共中央为实施“打通国际路线”战略，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后由于西进作战失利，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了政策和援助红军的计划，中共中央才放弃这一军事目标。

第二个特征是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对外政策与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统一战线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中共中央考虑的不是一般地为中国抗战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不执政的政党，它的对外政策不可能不反映它在国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重申了这样的看法，即“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24)。毛泽东所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形成并一直坚持的一种认知，即国民党政府不是真正独立的政府，英美等西方国家可以决定性地影响它的内外政策，因此中共有必要必须将国际统一战线与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合起来，以影响中国的政治局势。毛泽东认为，日本实行征服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25)。中国事实上不统一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观察和判断各种国际力量的性质时，除了要看它们对日本的政策，还要了解它们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因为反对日本的侵略和扩张，并不必然赞成中国的统一与和平；赞成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不必然赞成按有利于中共的条件实现统一与和平。恰恰是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和不同的出发点，往往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部局势。因此利用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推动或影响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时的重要考虑。

中共中央未能实现“打通国际路线”以建立与苏联直接联系的战略目标，同时，中共中央试图利用国际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这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使斯诺的西北之行在中共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

在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中共与国际社会的直接接触被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利用它控制的宣传工具，将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是基本上被消灭的、剩下的只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群“流寇”。国际社会无从知晓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只是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上，间或看到一些诸如“所谓共产党匪帮”、“土匪与共产党骚动”一类的报道。于是，中国共产党人被想象成“留着长胡子”、“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等等的江洋大盗。面对这种现实，中国共产党人要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首先就必须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共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特别是由此树立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形象。斯诺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外政策正经历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实现了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步骤。

斯诺经过直接采访和观察后所作的栩栩如生的报道，第一次打破了国民党长达十年的新闻封锁，使国际社会第一次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核心的真实面貌，了解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除了蒋介石和一群腐败的达官显宦外，还存在着一支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政治力量，而且它很可能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不仅如此，斯诺的报道和著作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流传，使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从斯诺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共的情况及其纲领和政策。

斯诺的西北之行得到国际舆论的极高赞誉，被称为是“西方对中国了解的一个新纪元”的标志，是与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震撼世界的成就”，“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26)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斯诺的西北之行在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影响之大之深远，或许是当时中共领导人所难以想象的。

历史的进程表明，没有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转变，就不可能有1936年斯诺的西北之行。实际上，斯诺在表明希望访问陕北根据地后，他的行动受到中共的欢迎，并得到中共北方局的介绍与安排。当时斯诺从北平地下党得到的见毛泽东的介绍信，是由柯庆施起草，并得到刘少奇的直接批准的。如果没有斯诺的西北之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至少将被推迟。继斯诺之后，又有十几位西方国家的记者陆续访问了各抗日根据地，他们掀起了一股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热潮。他们的介绍为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27)。在直接影响和改变各有关国家的对华政策方面，包括斯诺在内的西方记者很难说起了多少直接的作用。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大门终于敞开，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由此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注释】

(1)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第一卷，《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8页。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

(5)《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6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1931年5月9日。以上各文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5、6、7各册。

(6)《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9年6月；《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1931年5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以上各文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5、7、8册。

(7)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年5月15日，《布尔什维克》第三卷，第四、五期。

(8)《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1989年版，第117页。

(9)王明：《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中共党史系1980年印，第459页。

(10)《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421页。

(11)《中央紧急通知——关于在目前华北紧急形势下各级党的任务》1934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版，第221—222页。

(12)《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931年9月30日；《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华北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书》1933年3月3日。以上文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8、9各册。

(13)《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1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1页。

(15)《和“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先生的谈话》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9—250页。

(16)《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1935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1页。

(17)《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1935年8月2日至13日，《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105页。

(1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1936年4月1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469、471页。

(19)《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1935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页。

(20)《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24页。

(21)《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5—606、616—617页。

(22)《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1—162页。

(23)《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95—597页。

(24)《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48页。

(25)《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4、253页。

(26)杰克·贝尔登著，邱应党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序言第9页。

(27)肯尼斯·休梅克著，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明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第二章　两个统一战线

1937年7月7日，驻华北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华北和华中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战争从此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的民族危机骤然加深。面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中共领导人与以往不同，不仅没有再提日本进攻华北和华中的侵略战争是为进攻苏联做准备，而且还进一步说明，日本在进攻平津之前制造反苏空气和向苏联挑衅，不过是“企图以声东击西进攻苏联的空气来买得各帝国主义”对它的“好感”，其目的是“企图实现吞并中国”。(1)因此，中共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一切努力，阻止日本迅速灭亡全中国。

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迅速灭亡全中国，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即发表通电，呼吁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2)中共中央当时实际上认为，日本向平津地区发动进攻后，虽然全国开始出现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国民党政府亦“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但是，由于在国内国共合作仍未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仍未形成，国际上美英法等国态度并不明朗，因此中国政治的发展仍可能有两种前途：或是导致全国爆发抗战，或是国民党政府在国内外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对日本妥协。(3)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为了争取前一种前途，必须立即着手争取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是实现国共密切合作，以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二是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4)，以争取与美英法苏结成反日同盟。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进一步作出努力。7月15日，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赴庐山，再次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并向国民党方面转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中央还接连发出通电，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5)

国民党最初对国共合作仍然持观望的态度。直至日军开始进攻上海，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抵抗，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才真正积极起来。国民党政府于8月间宣布，将中共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正式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9月22日，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声明“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6)。蒋介石的演讲表明，他已经承认团结抗战、救亡图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国共两党在面临日本要迅速灭亡中国的危机之时对团结御侮的共识，终于造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此为标志形成。

国共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给中国的政治形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一事件，认为“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7)正是基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自国共合作形成之日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的政治策略和政策，都是以解决统一战线问题为中心制定的。与此相联系，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等，也必然都要围绕统一战线这个主题展开和发展。

中共中央提出实行积极的抗日外交、与英美法苏结成反日同盟，实际上有双重的目标。就其直接的目标而言，争取与英美法苏等大国结盟，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可以影响和推动各大国对中国抗战采取明确和积极的政策。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共中央的外交主张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因为在中国沦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中，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四分五裂，东西方各大国、强国等，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了既密切又复杂的关系。它们可以通过这种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形势。只要中国没有建立真正独立和统一的政权，列强利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复杂关系，通过在它们之间的纵横捭阖来操纵中国政局，这种现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去。

国共实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不等于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也不等于国共两党间的基本矛盾已经解决。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骤然爆发，促使国共两党携起手来，共御外侮。但是，它们在长期谈判中悬而未决的分歧并没有消除，结果是两个各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政党进行合作，却没有共同的纲领和统一的组织形式。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双方分歧的深刻程度。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维持住长期抗战的局面，并保存和发展中共党的力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将这个胜利同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但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国共实现合作后，国民党从来没有放弃打击、取消甚至于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图谋。

东西方各大国强国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仍然可以造成重要的影响，同时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又极其复杂等等，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中共中央判断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必须也必然要考虑它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以及对国共问题等，采取何种态度。利用国际力量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和抑制它的反共分裂政策，也必然成为国共合作后，中共中央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围绕日中战争展开的国际关系的基本估计是：“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8)总之西方大国反对日军进攻平津地区的态度虽有差别，但总的说来都不是积极的，苏联也还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中共中央的这一估计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企图以武力霸占全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远东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在此历史转折之际，美英苏等有关大国都在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各自的选择。

英美等国是华盛顿体系的营造者和受益者，它们的选择一如既往，就是要通过外交努力，争取继续维持以九国公约为蓝本的东亚政治格局。在这个旧的格局中，维持对日关系是英美等国借以维系东亚均势的主要环节之一。只要它们还不准备对东亚国际关系做基本的调整，就不会放弃以对日关系作为东亚战略的重心。它们一方面要约束日本，使其行动不致于彻底破坏东亚既有的格局；另一方面，不论日本如何在中国肆虐，只要战火不烧到它们视为生命线的地区，只要它们的战略利益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它们甚至对日本咆哮一声都不愿意。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以填平日本扩张之欲壑，从而维持住它们的既得利益，历来是英美东亚外交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次也不例外。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即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和使用武力的政策。他呼吁日本“信守国际协议……拥护条约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通过和平谈判与协商的途径，调整国际关系中的有关问题。”(9)赫尔的声明并没有谴责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它只是表示美国希望遵循九国公约的原则，对日中关系进行所谓和平的“调整”。显然，至少在这个阶段上，面临日本决心以武力打破原有的势力范围之时，美国仍不准备改变它的东亚政策。由于这个声明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西方列强的态度，因而得到它们普遍的赞成。

10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展开的攻防战达到白热化。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英美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利益相对集中的地区，加之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这从两个方面促使英美两国政府表现出试图采取积极一些的政策。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他在演说中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比作“世界没有法纪的疫病”，并说“不论宣布或是不宣布的战争，都是一种传染病”，美国不能幻想能够幸免于难，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防止疾病蔓延”。(10)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违背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即“九国公约中关于对华事件应遵守的政策及原则的规定”，以及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的规定。(11)与此同时，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对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并建议各成员国“考虑通过何种途径分别给中国以援助”(12)。

美英等国这种积极姿态并未持续多久。罗斯福政府由于受到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牵制，不得不限制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吁。英国政府则认为，对日本实行制裁将会使英国冒战争的风险，只要美国不承担明确的义务，英国决不能单独支持国联对日本采取行动。(13)11月初，根据国联大会的建议，九国公约签字国代表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在日本拒绝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即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和向中国提供援助。结果由于英美的反对，会议未能就此作出任何决定。

苏联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态度与英美等国的姑息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华盛顿体系本来就包含了这样的目的，即在东亚限制苏联的影响扩大，并阻止苏联支持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中，日本反苏尤为积极，它一直扮演着在东方反苏反共最勇敢的斗士的角色。不论是从国家安全还是政治影响等哪个意义上说，日本都是苏联在东方最主要的威胁和最危险的敌人。反对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武力扩张政策，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不过，苏联毕竟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上，苏联从来都将它的战略中心放在欧洲。所以自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以后，苏联远东政策的目标一直是一面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动，维护本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同时避免被卷入与日本在东亚的战争。苏联面临的复杂局面和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复杂考虑，导致它一方面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抗战，包括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通过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内部的国共合作，以及利用外交手段推动国际反日力量联合遏止日本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也从未放弃任何通过外交妥协以稳定苏日关系的机会。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苏联已经提出并争取建立所谓“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使国民党政府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放弃了犹豫徘徊的态度。这使苏联感到鼓舞，认为有可能改善中苏关系，通过向中国提供援助，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8月间，苏联主动采取行动，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向中国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21日，苏联与中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和军事装备，并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到中国与日军作战。苏联是当时第一个直接和公开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改善中苏关系并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动，自有其限度，不可能超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构想，即依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来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如果其他国家不能比较迅速地跟上苏联的步伐，采取相应的实际行动，苏联的援华抗日政策必定会受到制约，而且苏联本来就是以不被卷入同日本的战争，作为援华的限度。

11月3日，苏联应邀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坚持要求运用国联盟约中的有关规定，对日本进行制裁。苏联的建议遭到英美代表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将拒绝单独采取那种会把它卷入战争的行动。苏联领导人亦向国民党政府说明，苏联不能在其他国家不接受集体安全的原则的条件下，单独出兵对日作战。(14)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各方面解释苏联援华为何受到限制，以避免它们在对苏联出兵抱过高希望后，会大失所望，以致造成对苏联不利的政治影响。

事实表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没有立即引起东亚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却仍然准备以对日本让步作为它们政策的主调，试图以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把中日战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既可以使日本扩张的“瘟疫”不至于无节制地蔓延开来，又可以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苏联从中国抗战一开始便奉行远比美英等国家明确和积极的援华抗日政策，但在其对外政策的支配下，苏联的援华也明显是有限度的和有条件的。特别是11月初意大利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同盟后，苏联在欧洲面临的紧张局势更加严峻，这使它更加注意援华的分寸。这种国际环境在中国的抗战陷入困难之时，必然会对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发生消极的影响。

在各有关大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基本明朗的同时，中国政局也出现了新的变化。1937年11月，上海和太原相继被日军攻陷。中国军队在华北的大规模正面抵抗基本结束，在华中的抵抗也开始低落。中国军民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东亚的国际关系却没有发生令人鼓舞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初期集中主力部队抵抗日军的进攻，其目的之一便是借助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争取国际更多的援助，并促使列强进行积极干预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美英苏等三大国的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看到，列强积极干预日本侵略的局面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这种估计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国民党政府内部对日妥协的倾向抬头。此际出现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活动，虽因日本方面持强硬立场而未获任何结果，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调停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意向，却是明确无疑的。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因国际形势影响开始逐步接受积极抗战政策的同时，在政治上继续坚持其一党统治，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并且不放弃任何能够打击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机会。国民党政府在企图对日妥协时，往往加紧它在国内的反共分裂行动，这已经成为国民党政府政策的—个重要特点。

抗战三个月来，各有关大国对中国抗战政策的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共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影响，导致中共中央更加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并更加深入地思考对外政策问题。面对错综复杂和相互影响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共中央在抗战初期提出的外交主张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具体的政策。这些原则和政策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的重要特点是，它们几乎都与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党在得不到国际上各大国的支持和援助时，很有可能丧失抵抗的信心和决心。以致企图转而向日本寻求妥协。在国民党企图对日妥协时，往往会在国内加紧反共分裂行动。

国共合作形成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未放弃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警惕。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十年内战的经验，他们认为国民党只能是“临时的同盟者”，它决不会放弃打击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企图。如果对国民党“抗日防共双管齐下”的方针缺乏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就会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在国民党的进攻面前，失去抵抗力。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指出：上海太原失守后，中国政局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即一，“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二，“结束抗战，代以投降”；三，“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为了争取第一种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时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全国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在中共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15)

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积极抵抗以及后来的妥协倾向明显抬头，均同东亚国际政治的特点有关，特别是同英美的对日妥协政策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内部“民族投降主义”的产生，以及国民党对日妥协倾向的出现，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迷信和依赖。因此，中共中央从这一时期开始，特别强调应大力宣传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宣传苏联援助的重要性。(16)

中共中央强调自力更生和苏联援助的重要性，的确是发生在上海太原失守以后，从当时的情况看，主要是为了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倾向和国民党对日妥协的需要。但是也应看到，提出这两项原则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而且也的确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四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它尽管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发生越来越深且广的关系，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必然要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形成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但是，不论中国的内部事务还是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最终要由中国人根据中国社会独特的运动规律，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同样，中国内部任何企图依靠外部力量支持而生存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民族矛盾和深刻的社会矛盾。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同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从而能够提出、理解和敢于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有密切的关系。而国民党的失败同样可以从如何对待这个基本问题方面，找到深刻的原因。

在中共中央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总构想中，尽管包括了一切反对日本侵略和同日本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的国家，但是苏联在其中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首先当然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当时是唯一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一贯看法。他们认为，苏联在抗战中增加对华援助，将加强它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力，这肯定会造成对中共有利的政治影响。反之，对苏联援华的政治意义估计不足，或寄予过高的希望而未获相应的结果，以致对苏联对华政策失望或误解等等，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共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地位造成消极的影响。正是基于苏联比其他列强更积极援华的客观事实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在进行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时，更加强调苏联援助的重要性。中共领导人一再说明，苏联援助不仅是国际条件有利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主要根据，而且是克服“民族投降主义”、使中国由片面抗战过渡到全面抗战的主要外部因素。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则进一步将“苏联的存在”，解释为造成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的主要因素之一。(17)显然，中共中央此时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评价，是由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对中共党的实际利益的认识等等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

尽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苏联的对华政策，但他们与苏联之间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没有矛盾。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的关系比较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外关系的一般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中共作为一个不执政的合法政党，同国际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关系，并通过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对外宣传工作，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着实际上独立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权和军队，并控制着很大的地域和一定数量的人口，这使得中共的对外关系又具有一般外交关系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同苏联的关系明显地存在这种两重性。中共中央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政府推动中苏关系，同时又可以不通过国民党政府，直接从苏联得到援助，尽管数量是比较有限的。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同联共（布）还保持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关系。苏联除了通过党的系统直接影响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发号施令。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

在中共与苏联的不同层次的关系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关系一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中的各个层次不能协调一致时，双方的矛盾自然首先表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策略分歧。

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的任务。他当时尖锐地指出：七七事变后，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右倾投降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以及它企图统治中国共产党和削弱中共军队；另一方面是中共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和大量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以及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共在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中共党“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明确地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8)

实际上在此次会议之前，中共领导人已经根据中共何鸣部队被国民党缴械、国民党在西安和上海压迫救亡运动以及在民众运动中排斥共产党人等情况，不断向全党发出警告。10月13日，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说，只有在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的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因此，中共应“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组国民党，然后得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展开”(19)。此后不久，毛泽东发表公开谈话，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并提出应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20)

中共中央的这些行动很快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注意。如上所述，苏联对华政策作为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具体到中国抗战问题上，苏联的目标一是要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削弱日本；二是要推动英美等西方国家，接受苏联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决定了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必须放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苏联支持中共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激进的政策，不仅有可能刺激国民党政府放弃联苏抗日的政策，而且将影响苏联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何况当时中共军队只占中国全部抗日军队的六十分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一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要求中共中央坚决执行拥蒋抗日的政策，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刺激国民党走上分裂道路的行动。11月初，斯大林告诉即将回国的王明，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像在大海里游泳，不要担心中共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又不要被淹死。总之，中共当前应尽最大努力来坚定国民党长期抗战的决心，并使国民党不能不抗战。(21)

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在当年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国共关系的复杂性，他们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是否能坚持贯彻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季米特洛夫甚至认为，为了保证使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必须有新生力量、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2)当苏联再次表示出对中共中央的政策的担心时，共产国际又相应地作出与苏联对华政策一致的决定。它要求中共中央，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谁占优势”的问题，而应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共中央要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23)为了使中共中央确实能贯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图，王明等于11月29日乘苏联飞机到达延安。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分歧从此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

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发生分歧，从主观上看，是由于双方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而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双方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关系。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是建立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对华政策作为它的国家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必然要服从这个中心目标的需要。共产国际则起着指导各国共产党的工作，配合苏联对外政策的作用。苏联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固然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出于影响与英美等国的关系的需要。因此苏联必然要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将其政策与苏联的对外政策协调起来。苏联显然是从它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考虑问题的，不过它在协调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和一贯宣传的无产阶级战略策略理论方面，是有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中国，以苏联对外政策为主要背景，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经常会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要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成为非常难以实现的空话。苏联对此的解释是，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苏联代表了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当然也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也一样，在评价各种政治力量和政策的问题上，“除了对苏联的态度如何这一个标准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其他标准了”(24)。

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苏联不同之处是，在它维护国共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重视如何在国共统一战线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中共中央认为，保存和发展中共党的力量，才是决定中国抗战前途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必须十分谨慎地应付国民党消灭异己的图谋。客观上，国共合作是建立在中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承认并接受国民党政府及其军委会“指导”的基础上的。这一形式本身就决定了，中共有必要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并提出统一战线中实际上是“谁领导谁”、“谁吸引谁”的问题。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态度显然增加了中共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复杂性，使之具有了双重含义。中共中央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对中苏关系乃至整个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和深远的。当然，这是就这个问题的实质而言，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认识和总结这一点，还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抗战初期的分歧不过是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而已。

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尽管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不过当时它们有远远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即反对和抵抗日本的侵略扩张和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倾向。在影响中国政治局势方面，它们还需要而且客观也是在互相协助的。这是它们克服政治策略分歧的基础。问题是王明回到中国后，并没有在解决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分歧方面，起任何积极的作用。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的关系方面，本来就存在发号施令、苏联利益至上和过分强调集中统一的严重缺陷。王明本人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工作，难免受其影响，养成了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眼中，他就像一个拿着圣旨的“钦差大臣”，对国共关系缺乏起码的了解，却偏偏要发号施令，其言行自然会引起长期在中国革命第一线艰苦奋斗的中共领导人的反感。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中展开的。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环境养成并助长了王明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王明的特殊地位和他个人品质方面的缺陷，又反过来给苏联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特殊的组织关系，也是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中共中央内部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最初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王明所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基本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关系的意见和政策。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主动地改善和密切国共关系。在推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方面，王明表现得特别积极。他在他的某些过分的行动受到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抵制时，甚至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与中共中央立场不符的声明。(25)在他看来，只要中共中央作出足够的让步，就可以使国民党消除戒心，并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相应的回报。

然而，王明一厢情愿的努力没有感动蒋介石国民党，反而加剧了国民党内取消中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鼓噪。事实证明，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仅存在“谁领导谁”、“谁吸引谁”的问题，斗争的性质甚至比这更为严重。鉴于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和党的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感觉到，有必要批评并纠正王明的错误，以及消除党的某些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国共关系的状况，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并最终澄清中共党内的领导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以进一步提高全党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认识。中共中央亦开始采取具体措施，抵制王明的错误。

由于中共中央与王明的分歧已经公开化，而且王明显然是在挟共产国际以自重，目无中共中央的领导，无视中共党的组织原则，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分歧采取何种态度，已经成为解决中共党内矛盾、维持党的团结的关键因素。

1938年4月14日和5月17日，任弼时先后两次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报告了中国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本意是希望中共能在中国政局中发挥更重要的政治作用，促使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任弼时的报告使他们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中共中央在国共统一战线中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使他们担心，中共有可能因为被国民党削弱，并最终变得无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通过一项决议，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表示肯定和支持，并随后就会议的有关决议，发表了公开的声明。(26)季米特洛夫随后接见了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表示希望中共党内加强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27)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连续发表文章和报道，突出宣传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以此帮助中共扩大政治影响，巩固和加强中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由于共产国际的明确表态，中共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进一步团结到毛泽东的周围，这使中共中央认为解决党内政治路线分歧的时机成熟了。从9月29日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并获会议通过。以此为标志，中共党内围绕国共关系展开的政治路线的分歧基本得到克服。

从抗战爆发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一时期，围绕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展开的东亚国际关系已经逐步明朗，并逐渐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矛盾也已经逐步展开，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逐步清晰。在中共党内，一场实际上涉及苏联对外政策大背景的政治路线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变化、结果和造成的影响，使中共中央有可能、也有必要，认真总结一年多来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经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已经与世界紧密地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不可能离开与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地取得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基本国情，应当成为中共中央考虑各种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一个“立脚点”。只有准确地估计中日战争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才能认识和理解中国抗战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残酷性和必然取得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认为，在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在法西斯瘟疫四处蔓延的灾害中，中国不过是首当其冲。中国抗战是使世界免遭法西斯蹂躏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前途与整个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正是这种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使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和各有关国家已经和必将给予中国抗战事业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这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国际形势中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其一是德意日法西斯的扩张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和采取不同的战争形式”，逐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削弱英美法，最后再战而胜之。这一特点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英美法等大国产生了绥靖政策，它们经常幻想依靠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其二是“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围绕着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和英美法都将解决欧洲问题放在它们对外政策的第一位，东方问题“暂时放在第二位”。受到这种格局的限制，即使是苏联，对中国也不可能提供“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

中国抗战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抗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环境中，企图放弃自力更生，主要寄希望于外援，是完全错误的政策。要坚持长期抗战，就必须“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看问题”，抗日的外交应执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个基点之上”。在争取外援的问题上，必须“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但是，对国际上不同的政治势力，应该有所区别。中国抗战与外援的配合，主要是同苏联和未来的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由于东亚的旧格局还没有彻底瓦解，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对中国政局有不同的影响，所以有三个基本区别不可忘记。第一是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区别；第三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政策与将来的政策的区别。中共中央必须在鉴别和了解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28)

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党内在如何理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方面，一直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由于党内“左”倾领导人在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根据“苏联至上”的原则看待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过分强调中国抗战是为了保卫苏联，以至在政治上造成了对中共党的极其不利的影响。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与王明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和更复杂的背景下，又一次直接反映出这种思想混乱的影响。为了澄清党内的思想，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中共应如何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应该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党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而战”，打败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的一切爱国主义行动“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运用”。(29)毛泽东在这里间接地否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确立了中共必须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坚持长期抗战，坚持中共党的利益，作为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等的论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中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看法，以及他们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中国抗战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们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国际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扩大自己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以争取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国际间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问题造成的影响是异常复杂的，中共中央必须提高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为了合理地处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外部关系，应付和利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在争取外援中要区别对待、以及坚持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等重要的原则。

由于抗战初期是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动的转折时期，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套观念，不论其已经显示出来的积极意义，还是其中包含的局限性，都必然要对他们后来制定对外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在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对外政策等方面，一直没有超出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里构筑的基本认知框架和确定的主要原则。

【注释】

(1)朱德：《实行对日抗战》1937年7月15日，《解放周刊》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2)《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3)《实行对日抗战》1937年7月15日，《解放周刊》第12期；《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1—292页。

(4)《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7页。

(5)《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

(6)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第590—591页。

(7)《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365页。

(8)《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193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2页。

(9)《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1937年7月6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3页。

(12)《国联公报》专刊，1937年第169期，第148—149页。

(13)《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节录）》1937年10月1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37页。

(14)孙科：《中苏关系与我国抗战前途》1939年1月7日，中山文化教育馆印。

(15)《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9、391、395页。

(16)《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第389—390页；周恩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1937年11月16日，《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期；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1937年11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第95—96页。

(17)《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6页。

(18)《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4页。

(19)《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1937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65—366页。

(20)《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5页。

(21)参阅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35页。

(22)《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会议上就中国问题的发言》1937年8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下册，1986年版，第678—681页。

(23)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5—436页。

(24)《救国时报》1937年11月10日。

(25)《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10—413页。

(26)参见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0页；《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1938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885—890页。

(27)《王稼祥年谱》，第190页。

(28)《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5—642页。

(29)《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39、641页。

第三章　“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开始强调并重视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权问题。中共中央强调，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党应保持阶级斗争的观念和维护本党的利益。中共中央对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这种变化，同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有着潜在的重大的影响。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利用各种国际因素，既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同时也在统一战线中有效地维护中共的利益，已成为中共中央当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正值武汉保卫战达到高潮。10月21日，广州被日军攻占。25日，武汉三镇陷落。至此，中国军队在华中的大规模抵抗作战基本结束。国民党政府为保卫武汉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并根据保卫武汉作战的需要，要求并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援助，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和保卫武汉的决心和信心。日军占领广州后，国民党政府一面再三向苏联发出求援的紧急呼吁，同时内部决定最终放弃武汉，将主要力量撤往西南地区。

日军攻占武汉后不久，日本政府于11月3日发表声明，改变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30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即所谓“恢复日满华三国的新的外交关系”(1)。对日作战中的被动与失利，加之日本诱降政策的变化，使国民党政府内部对日妥协、“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倾向，明显地迅速上升。蒋介石本来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信心，作战愈趋保守，武汉失陷后日本调整对华政策，使他对能够保住剩下的地盘颇为乐观。他认为，日本“兵力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它既不可能向中国增兵，在中国作战的日军也“已疲敝不堪”(2)。因此，蒋介石开始向日本试探，寻求所谓“光荣和平”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企图寻求对日妥协的途径，除了战场局势被动和受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外，同当时英国张伯伦政府加快在东亚绥靖日本的步伐，也有密切的关系。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后，中国战场局面呈现暂时的稳定。英国政府立即积极展开调停活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从上海前往重庆，先后与蒋介石会谈了七次。英美舆论也开始大量散布消息，声称有关国家要召开太平洋会议，以解决中日冲突。实际上在1939年春，英美中日都曾考虑过重新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结束日中战争。中美英三国政府还就此进行过磋商，只是因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作罢。

英国等的行动使本来就缺乏自力更生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党政府，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们宁愿相信，可以“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国民党官员甚至公开对外宣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解决之”。国民党的报刊这时也与英美舆论遥相呼应，宣传“拥护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有益于中国的步骤”。

1939年4月，卡尔再一次到重庆游说，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谈判解决日本侵华问题。7月间，为了解决英国在天津的租界问题，时任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举行谈判，结果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是一个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单方面向日本妥协的协定。英国在协定中表示：“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现状”，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3)至此英国绥靖日本达到了一个高潮。受此一事件影响，中国舆论中的消极抗战气氛明显上升。

国民党内对日妥协倾向的加强，直接导致国民党领导层的分裂。1938年12月，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汪精卫本人潜逃河内。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内造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然而蒋介石在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叛国行径时，国民党政府仍在或明或暗地寻找对日妥协的途径。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倾向加强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蒋介石加强了在国内的反共分裂行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尽管中共中央一度继续尝试密切与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这并没有能使国民党放弃以往对中共的政策。在武汉陷落前不久，蒋介石已经透露出，他对中共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对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加强，均深怀戒惧。蒋介石最初同意中共军队深入敌后作战，是因为他断定，仅有四万之众且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必定会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被大大削弱。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中共军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半，并且在日军后方建立了大片巩固的根据地。中共的发展使蒋介石备受威胁。因此正面战场的局势刚刚稳定，蒋介石便匆忙开始部署对付中共了。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先后召开了南岳会议、洛阳会议和武功会议，决定调动胡宗南部队，建立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防止中共力量继续扩展。此外，国民党还决定派遣三分之一的兵力到日军占领区，与中共争地盘。1938年12月，蒋介石会见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国共合并成一个大党的方案。蒋介石的目的是通过两大党合并，以达到限制、取消中共的目的。他在会见周恩来时说，他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还表示，中共不仅不能在国民党中发展组织，也不能在民众中发展力量，“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4)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对东亚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前途作出了基本判断，他认为，今后解决中日问题的关键，是在美国的东亚政策，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就是“苦撑待变”，“外交抗战”。在基本确定了这种消极抗战的方针后，国民党明显地开始将主要力量转向国内斗争，特别是对中共的斗争。这次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和“溶共”的方针，决心采取一切手段对付中共。会后，国民党连续发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秘密文件。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限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共关系不断恶化，陆续进入河北和山东的国民党军队，亦开始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磨擦。

东亚国际形势中对日绥靖逆流的发生，以及由于国民党实行限共政策而引起的国共关系恶化，很快引起中共中央的警惕。中共中央在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同时，亦开始重新估价英美在中国政治局势中，到底在起什么作用。

抗战爆发以后，中共领导人在考虑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时，一直存在着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英美等国究竟准备在多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它们同日本妥协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其严重性可能达到何种程度？因为英美同日本的矛盾加深，并不必然导致它们加强援华。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等，显然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那些基本教训，即西方国家完全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它们与日本之间暂时的妥协。中共中央在公开宣传中一度对英美政策作出肯定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他们心中的这一层疑虑已经不复存在。

中共领导人的另一个更大的疑问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否真诚地赞同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和国共合作？是否会纵容和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政策？因为即使英美等愿意支持中国继续抵抗日本，也不等于它们必然赞成国共合作，更不等于它们会赞成按照中共的主张，维持国共合作。这两个疑问的存在，构成了当时中共领导人了解英美等国政策的心理基础和判断标准。一旦东亚国际形势出现波动和曲折，中共领导人必然要从这两个角度，重新审视英美的政策和言行。

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仍然认为，日本加紧侵华，加深了它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东亚的矛盾，英国要对日本妥协是有困难的。(5)广州和武汉失守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几乎根本改变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看法，并将英国在欧洲绥靖德国、在东亚对日妥协等事件，同中国内部的国共关系恶化直接联系起来。193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专门在党内颁布了指示。该指示分析了国民党政策变化的国际背景，认为国民党执行对日妥协和反共分裂的错误政策，其根源主观上在于它“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对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以及“对外的依赖性”；客观上则是由于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所促成的。(6)所谓的“对外依赖性”，即是指国民党将“抗战胜利的结局，寄放在国际会议上”，“总是依靠外援，不是自力更生”，指望“美国用政治力量来召集会议，逼使日本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7)中共中央在指示中所说的国际形势，就是指英美等国的对日绥靖。

6月间，鉴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新的慕尼黑的可能”。(8)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对日投降危险的主要根源之一，是英美法加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压力。英美法自抗战开始以来，一直保持所谓的“中立”，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的政策，目的是“消耗战争双方”，然后“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英美当前绥靖日本的政策表明，“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更加积极了”，英美已经成为日本“包围中国外部”的“战略同盟军”。中共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国内外一切进步的力量，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9)从这时起，反对英美的绥靖政策在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内容。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推动各方面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10)当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时，中共中央在国内掀起的反对“东方慕尼黑”的舆论宣传，达到了最高潮。

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对日妥协的同时，他们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苏共和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而且高度评价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共产国际》杂志全文转载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该杂志1939年第六期还发表专论，称赞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等等。(11)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支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时，其侧重点与中共中央所强调的重点并不完全吻合，但是，他们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的评价，以及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肯定，对于刚刚结束党内斗争、在危机中迫切需要加强全党团结的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的崇高威望，对于当时统一中共全党的思想、意志和政策，的确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和决定外，苏联当时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援助和对中国内部国共斗争的态度，同样是促使中共中央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因素。苏联为了鼓励中国坚持抵抗，在武汉保卫战开始前不久，与中国签订了总计5000万美元的贷款及两个合同书。这些协定规定，从7月5日至9月1日，苏联将向中国提供186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及附属设备、200门野战炮及其他各类轻重武器和弹药。此后不久，苏联又应中国方面的要求，紧急运送了100架飞机、100门火炮和各类武器弹药，以支持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在中国参战的苏军顾问和志愿军事人员直接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一些苏联飞行员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正值此时，张鼓峰事件爆发，苏军与日军在中苏边境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日军的进攻，同时以强硬姿态，拒绝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在边境地区停止军事冲突的建议。苏联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苏联在武汉保卫战前后的行动，对中国抗战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苏联积极援华抗战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坚持长期抵抗，另一方面的确有利于加强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因为苏联的行动在证明，中共中央一贯主张和坚持的联苏政策，以及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反侵略盟友的理论等，是千真万确的。总之，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越积极，它在中国的影响就越大；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影响越大，对中国共产党人就越有利。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积极支持中国军民抗战的同时，也对国民党实行反共分裂政策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随着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的逐步贯彻，国共关系急剧恶化，国共军队在华北地区的军事磨擦日益严重。面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浪潮，中共中央在采取自卫行动的同时，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发出了紧急通报，请求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克服当前日渐严重的国共危机。

国共关系恶化的确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注。4月11日，国民党政府特使孙科应邀访苏，主要谈判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三笔贷款相关的向题。苏联最初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但在获知国民党已秘密发布反共文件，并在华北挑起国共军事磨擦后，很快改变了态度，致使苏联第三次贷款的谈判搁浅。此后不久，苏联基于在东亚牵制日本的战略考虑，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总额达1.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但苏连领导人还是利用这一机会，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他们警告国民党政府，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只能被用于对日作战。苏联的这些外交行动在抑制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政策方面能起多少作用，是很难确切估量的。不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的确是令人鼓舞的，即苏联不会因为遏制日本的需要，便罔顾国际主义的道义原则。

显然，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在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必然对中国政治和国共关系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面对东亚国际形势发展的这种基本格局，不论是基于抗战的考虑，还是从国共关系的需要出发，除了加强同苏联的关系，是别无选择的，更何况他们同苏联本来就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至于对英美的政策，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时已经不是争取同它们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而是坚决揭露和反对它们绥靖日本和帮助国民党反共的阴谋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的这种认知，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动时随之摆动。

正当东亚国际局势动荡不定时，欧洲的形势也在发生骤变。1938年3月11日，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随后它立即着手实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以夺取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和进攻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前进基地。为了防止德国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5月20日宣布，国家实行局部动员。苏联在5月初表明，它将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德国的斗争。苏联政府宣布，只要接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将履行有关的条约义务。斯大林还通过捷共领导人转告捷总统贝奈斯，苏联准备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12)此时苏联向它的西部边境地区增派了30个步兵师，苏空军和坦克部队也奉命进入戒备状态。

英法的反应截然相反，它们在虚张声势要“卷入”德捷战争的同时，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对德国让步。9月19日，英法经协商后照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声称为“欧洲和平的利益”，捷克斯洛伐克应满足德国的要求，让出苏台德地区。(13)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此时根本没有抵抗德国侵略的勇气和决心，而且在外交上几乎完全依赖于英国和法国。捷政府领导人当时说，捷苏关系与捷英法关系相比，始终是“次要因素”。当英法施加压力后，捷政府于当天便作出妥协，表示它除了接受英法的条件，别无选择，希望英法能因此而尽“保障”捷的“切身利益”的义务。(14)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第二天凌晨，四国首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该协定规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于10月1日起自该地区撤退，然后由德国到10日止分阶段占领。(15)同一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接受该协定。在此次会议期间，张伯伦还与希特勒签署了《英德宣言》。此后不久，法国与德国也签订了类似的宣言。

《慕尼黑协定》对于纵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英法等国家围绕这一协定展开的外交活动，至少在当时向被侵略国家的人们表明了这样的前景：首先，英法等西方国家面对法西斯侵略的威胁时，往往会采取绥靖政策，通过牺牲其他弱小国家的利益，维护旧的国际格局，从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其次，英法等国在绥靖德意法西斯国家时，仍然在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企图将德国扩张的祸水引向苏联，其结果必然导致它们实行更加严厉的反共政策。再次，直接受到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如果幻想依靠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承诺，与这些国家结盟，不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援助，而且最终将被出卖。对于这种背景，当时各国不同的政治力量有不同的认识和反应。

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基于复杂的理由，在这一时期仍在加强与英美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对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结盟的企图高度警惕，并予以反对。可以说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和《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国际事件。中共中央当时迅速对英美法和《慕尼黑协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开始对中国是否应该与英美法结盟等，提出疑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国家的行动极度警惕和愤慨的合理反应。

德国在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以后，并没有停止侵略行动，反而加紧向巴尔干半岛、匈牙利和土耳其扩张与渗透。5月22日，德意签约，结成所谓“钢铁同盟”。由于德国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新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英法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欧洲形势，一面不断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同时也试图组织一个遏制德意向西扩张的联合战线。

这时苏联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正当德意迅速扩张和英法组织反德意阵线时，苏联的对外政策也的确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德意的扩张使欧洲的局势变得极其复杂，英法在组织反德意阵线时，不仅将苏联排斥在外，而且仍然没有放弃绥靖的幻想，不过它们企图牺牲的不再是弱小国家，而是要将法西斯扩张的祸水向东引向苏联。在东方，日本也在不时地加强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在1938年7月发生的张鼓峰事件中，日军在冲突中出动了3个步兵师、1个骑兵联队和1个机械化旅团。苏军给予坚决的反击。8月12日，日本被迫与苏联缔结了停战协定。1939年5月，日军又在诺门坎宽约60公里的地段上，向苏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日本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也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集结，有可能突袭占领苏联的海参崴、伯力和乌苏里鄂克等地区。在面临来自东西方法西斯国家的两面威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政策屡受挫折的情况下，苏联开始对外交政策作大幅度的调整。

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第18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引人注目地批评了英美法的外交政策，认为德意日发动的侵略战争首先损害的是英美法的利益，“而英国、法国、美国却一再后退，接连向侵略者让步……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英美法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它们的目的是想孤立自保，并促使德国侵略者转而进攻苏联。斯大林特别强调，面临这种新局面，联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维护和平，“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加强军备，同时“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国卷入冲突中去”(16)。斯大林对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批评措词之严厉，超过了对德意日的指责，而且他专门提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维护和平，与一切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苏联应谨慎地避免被卷入战争。这一切均表明，联共已经准备好将对外政策的重点，转向为避免被卷入战争而实行中立。

6月初，苏联最后一次尝试与英法建立对付德国的集体安全体系。由于英法采取敷衍的态度，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这时英国在东方正提议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冲突，并于7月2日与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在苏日军事冲突处于白热化之际采取这种行动，必然引起苏联对其意图的怀疑。6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英法冷淡的谈判态度。同一天，莫洛托夫向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表示，苏德关系正常化是“值得向往和可能做到的”(17)。此后苏德两国关系迅速改善。8月10日，双方达成贸易协定，规定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等物资。19日，里宾特洛甫急电莫洛托夫，建议两国签订一项协议。两天后斯大林复电表示赞成。23日，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当天便同苏联领导人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支持第三国对缔约国中另一方交战，以及不参加反对缔约国中另一方的国家集团。条约中还附有一项秘密附属议定书，划分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8)

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表明，它终于放弃了长期坚持并大力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试图孤立地保卫自身的安全。苏联的行动使它自己得以暂时免于战祸，但却使欧洲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变化，促使希特勒决心按原计划入侵波兰。9月1日，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苏联利用这一机会，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附属议定书划定的范围，出兵占领了当时属于波兰领土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消灭了驻守这一地区的波兰军队，赶走了波兰政府。27日至28日，苏联又经谈判与德国签订了《德苏边界友好条约》。11月，苏联又向芬兰发动进攻，攻占了芬兰的战略要地。波兰和芬兰都是英法的盟国，正当英法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时，苏联却火中取栗，结果使苏联与英法等国家陷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为了给自己的外交政策制造合理的根据，甚至声称德国已经不再是侵略者，它“正欲早日停战，恢复和平”，而英法则被说成是“拥护继续战争的战争贩子”。苏联的行动使它一度获得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政治上陷入严重的孤立。

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必然要对共产国际产生重大的影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领导人立即根据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向各国共产党重新阐述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他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为了争取世界的统治而斗争的直接继续”，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变为“同苏联建立和平的相互关系的道路”，英法则“转向进攻”，是“继续要求战争，继续要求扩大战争的有利拥护者”。对战争的性质和已经参战双方的政策的这种认识，导致共产国际领导人重新提出，应执行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而制定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领导人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策；应坚决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的口号，“从下层来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并向工人阶级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奴隶制度”的任务，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19)

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方针体现的基本上是苏联的利益，是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制定政策的一次最典型的表现。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既不符合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符合很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实际情况，结果是立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度的混乱。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由于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造成党的组织被严重削弱。他们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失去了广大的同盟者，政治地位迅速降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甚至因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导致党的组织陷于瘫痪。

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同样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9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阐述了它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新的策略路线。共产国际的电报指出：已经爆发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争”，各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共产党人，不应支持战争中的任何一方，而且应该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贩卖政策，凡是在国会中作议员的共产党员，都要投票反对本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在美国这类国家中，应揭露其政府一面保持中立，一面赞助其他国家进行战争的政策。凡是违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共产党，“应很快纠正自己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后，立即表示“全部的完全的拥护”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认为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与中共中央“过去所采取的方针是一致的”。(20)

由于广州和武汉失守以后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中共中央已经在高度警惕并严厉批评英美等国家的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7月间，中国共产党反对英美搞“东方慕尼黑”的宣传攻势正达到高潮。不过，中共领导人当时认为，英美等国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中共中央对英美等国的批评指责也还是有限度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对英国张伯伦的妥协政策，应当加以抗议并施加压力，对英国政府中的进步人士，则应表示欢迎与联合；对美国则应赞成和拥护罗斯福的援华政策，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21)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明显地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绝对化倾向。9月1日，毛泽东针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形势问题，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认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将结束，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全面战争迫在眉睫。在这种形势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它使苏联可以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22)。

显然，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关于改变“策略路线”的电报以前，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已经与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相当接近。共产国际的指示则起了强化中共中央有关认知的作用，并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这种看法引向了极端。此后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讲话，认为目前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贩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他们严厉地谴责英美法实行的是“好战”的政策，并表示支持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人，实行反对本国政府参加战争、反对本国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的政策。(23)对战争性质的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作出脱离实际的判断。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与酝酿，这是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唯一积极结果”。世界革命形势的出现和英美法变成了主要敌人，更有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走向彻底的民族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法阵线和与英美法结盟。(24)

苏联进攻波兰后，不仅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应，在中国也引起了各方面对苏联对日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种种猜测和疑虑。为了消除中国国内对苏联不利的舆论，中共领导人为苏联进攻波兰的行动进行了辩护。他们在公开谈话中说，波兰政府是“法西斯政府”，波兰是“半法西斯国家”，它一贯奉行反苏政策，所以苏联进攻波兰“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25)。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进攻波兰事件的评价，比较突出地反映出他们这时在评价国际问题方面，实际上是在使用双重标准。他们一方面以是否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来判断是非；另一方面，又以苏联的利益为中心，确定国际上重大事件的性质。结果，正在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波兰政府，被说成是“法西斯”政府，而苏联进攻波兰则被解释成是“谋解放的战争”。

苏联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共产国际新的策略路线对中共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理论、思想方面，它们的影响直接渗透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具体工作中。中共中央反对国民党政府与英美法结盟，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与英美记者的关系，切断了他们与英美方面本来就十分薄弱的联系。1939年10月21日，英国《每日先驱报》发表了美国记者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的报道，其中包括了毛泽东对中国内部问题，包括国共关系的一些评论。共产国际领导人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声称必须揭露斯诺报道的“挑衅实质”，并要求中共领导人不要再向外国记者发表类似的谈话，因为这一类谈话被“用作挑衅目的”(26)。

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一度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英美记者适应英美政府策划“东方慕尼黑”的需要，“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27)中共中央这时将英美记者看成是为英美政府对华政策服务的人物，这显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片面化了，这种认知必然要对中共外事工作造成消极的影响。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这时起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这种情况固然同国共关系紧张后，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控制的地区实行封锁有密切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对英美记者的看法和相关政策的变化，同样是造成中共与国际媒体之间联系脱节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原因。同英美等国记者的关系当时在中共外事工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以斯诺为代表的一批英美记者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种联系之被切断，对于中共的外事工作的确可以说是重大的损失。

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的确给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不过其程度远不像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消极影响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当时接受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上述英美对日绥靖和国共关系的影响外，从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看，它们对欧洲国家共产党的要求和对中共要求并不完全一样。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苏军占领波兰东部地区后，苏联在欧洲频繁用兵，这使得它在远东谋求缓和与日本的关系的愿望随之增长。不过诺门坎冲突结束后，苏联远东政策的这种变化尚不明显，苏联亚洲政策的侧重点仍是援华制日。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既然是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的理论，它对欧洲和亚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自然会有不同的原则规定。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在中国，以及正在从事本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家中的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现在还是完全可以采用的”(28)。根据共产国际的理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而不是实行使本国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政策，所以那里的共产党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固然与苏联的亚洲政策是合拍的，但同时也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可以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尽管影响了中共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们对当前国际事务的判断，但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中共中央在实践中，坚持持久抗张的立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际上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在更加积极地鼓励和帮助中国坚持抗战，鼓励和帮助中共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1月11日，国民党制造了确山惨案。12月间，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占领了镇原和宁县。与此同时，阎锡山发动晋西南事变，使抗日武装“新军”遭受严重损失。国民党发动这次反共高潮，同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有密切的关系。此时正值苏军向芬兰发动进攻。芬兰是英法的盟国，苏联进攻芬兰自然会引起英法的强烈反应。它们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巨大的反苏浪潮，结果导致12月召开的国联会议决定开除苏联。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国联开除苏联一案，并没有投反对票。由于苏联此时正在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援助，国民党政府对国联开除苏联采取的所谓中立的立场，实际上表明了它的亲英美的倾向性。

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一开始，中共中央即判断，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表明，蒋介石正“动摇于亲英反共降日与亲苏联共抗日之间”，中共全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29)中共中央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紧急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苏联和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统一战线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共关系危机的状况，希望苏联和共产国际能采取具体措施，帮助中共中央克服当前的政治危机。鉴于苏联这时在欧洲的行动，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寄予厚望。他们公开表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好朋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30)。

中国国共关系的危机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1940年1月至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会议。在有关的决议中，共产国际明确表示，中国抗战正经历一个危急的变动时期，“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方面来的投降危险，现在比整个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尖锐”。因此，“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起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31)共产国际执委会随后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导致国共之间磨擦的原因，并力图为消除国共间的紧张局势作出努力。共产国际还公开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方面的反共行动是企图削弱中国的抗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苏联也公开表明，坚决反对国民党制造与中共的军事磨擦。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同英美加强联系、在国联大会上对开除苏联一案不予反对以及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谋和等等行动，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极为不满，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已经相当冷淡。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挑起国共危机后，苏联决心进行干预，并停止了对中国第三期贷款中的军事项目。苏联国防部通知中国驻苏使馆武官，中国方面必须“消除政策方针中摇摆不定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坚决地和最终地作出决定：跟谁走”(32)。4月间，苏联驻华大使两次面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认真考虑国共关系问题。他向蒋介石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错误地处理国共问题，必将对中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33)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行动对于正处在困难时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是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苏联和共产国际这时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主要原因还是苏联已经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分道扬镳，而国民党政府一面追随英美法等国家，一面谋求与日本妥协，从而导致与苏联关系的倒退。苏联和共产国际干预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首要的是为了阻止国民党政府投入英美集团及可能的对日妥协，这是苏联亚洲政策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一旦国际风云变幻，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有可能对国共斗争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过中共领导人当时受到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从东西方国际关系的全局和更深层次上，了解和把握苏联对外政策的全部含义。他们只能从获得的实际利益中感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中央这一时期拥护和接受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路线确实有其特殊的原因，不过在这个新策略路线的影响下，对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在“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总的判断下，把英美法等国当作最主要的敌人加以抨击，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时东亚国际政治中，正在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美国在东方保持所谓“中立”的同时，其政策开始逐步增加了援华制日的新因素。其二是国民党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已经越来越明确地向美国倾斜。这两个变化都在逐步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其结果之一是国民党政府尽管对日作战消极，但向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实际上越来越小。

中共领导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远东国际关系中这种新的变化趋势，并在一些宣传中有所反映。不过这些片断的言论太微弱了，以致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谴责声中。由于这一时期时局扑朔迷离，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迅速分化，各种趋势、组合等变幻不定，在无法获得比较充分的信息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根据陆续得到的不同的情报，对时局作出不同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高度警觉性、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使他们的行动基本上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以致背离党的根本利益。但是，在苏联对外政策转变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毕竟是一次严重的失误。这一失误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地位和外事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共关系发生危机时，多少助长了党内“左”倾的情绪。

【注释】

(1)《日本进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1938年11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387页。

(2)《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致词》1938年11月25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第1172—1173页。

(3)“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1939年7月24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3页。

(4)《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5)《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40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0页。

(6)《中央关于国民党五中全会问题的指示》193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9—30页。

(7)《周恩来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1939年2月1日。

(8)《中央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1939年6月7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233页。

(9)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365—366页。

(10)《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1939年7月29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484—485页。

(11)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478页。

(12)参见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69页。

(13)《英国和法国政府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照会》1938年9月1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311—312页。

(14)《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致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照会》1938年9月2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324页。

(15)《慕尼黑协定》1938年9月2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348页。

(16)《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6—220页。

(17)《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1939年6月29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698页。

(18)《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第839页。

(19)《战争与各资本主义国度里的工人阶级》1939年10月，《季米特洛夫文集》，第369—389页。

(20)《中央同意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致王明、博古、凯丰电》1939年9月11日。

(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4日。

(22)《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3—584页。

(23)《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5页；彭德怀：《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与坚持华北抗战》1939年10月25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第549—550、556页；斯诺：《1939年同毛泽东的谈话》，《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9—139页。

(24)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政策》1940年6月25日；周恩来：《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1940年5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25)《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7—599页；斯诺《1939年同毛泽东的谈话》，第136—137页；王明：《目前国内外形势与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成绩》1939年9月20日。

(26)《季米特洛夫就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9年10月。

(27)《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28)参阅杨云若：《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后中苏美关系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第71页。

(29)《中央对时局指示》193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1页。

(30)《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8页。

(31)《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1940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637、640页。

(32)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13页。

(33)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第四章　“利用矛盾”

1940年春，德国继占领波兰后，迅速掉头西进，相继攻占了欧洲低地国家，并于5月向法国发动进攻。6月22日，法国贝当政府宣布投降。此时意大利也乘机入侵北非的英法殖民地。正当英法在西线与德国鏖战之际，苏联从6月开始，相继向波罗的海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并终于迫使它们先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军同时还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苏联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动，为其西部国境和德国之间，造成了近三百公里的缓冲地区，有效地扩大了防御空间。在苏联建立了“东方战线”后，德苏在欧洲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双方关系明显地紧张起来。

欧洲战局对各大国的东亚政策造成了复杂的影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仍然将它的注意力放在欧洲地区，并没有因为苏德关系的改善，便在东亚对日本采取比以往更严厉的遏制措施。1939年12月31日，苏日双方同意将两国的渔业协定延长一年。1940年6月9日，苏日就外蒙古和伪满洲国的边界问题缔结了协议。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使苏日关系逐步趋于稳定。

与苏联调整对日关系的同时，英国为了集中力量应付德国在欧洲的进攻，于7月间与日本达成协议，从7月18日起的三个月内，封锁滇缅公路，禁止有关国家通过该公路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法国的维希政府也封锁了滇越公路。这一阶段大国之间的外交折冲表明，由于欧洲战局急转直下，苏联和英国都受到德国军事行动的牵制，它们都不希望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所以在亚洲对日本妥协的倾向明显地增长。

与苏联和英国缓和对日关系的行动正相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本采取了引人注目的威慑行动，而且显然越来越严厉。1940年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集结，摆出要坚决对抗日本南进的姿态。该舰队按原计划，本应于5月9日返回美国西海岸训练，但是罗斯福总统却命令它留驻原地待命。罗斯福总统还把素以主张对日强硬而闻名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诺克斯等人，延揽到政府中，分别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个决定极大地加强了美国政府中对日“强硬派”的力量，使美国政府中反对日本扩张的积极因素明显加强。与此同时，由于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美国为了稳定中国的人心军心，又一次向中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苏联和英国缓和与日本的矛盾，本来在客观上已经使美国与日本的矛盾相对突出，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明显地趋于强硬，更进一步提高了它在亚洲对抗日本的重要地位。

1940年上半年的国际局势的确云谲波诡。中共中央自1939年10月以来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与东亚形势的发展显然并不吻合。到1940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克服党内的“左”倾错误倾向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和估价国际政治形势。

6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他的报告反映出，由于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理论，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国际问题时，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毛泽东在报告中认为，法国战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或是继续战争，或是暂时停战，或是欧洲爆发革命。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即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德关系才会破裂，否则国际形势不会出现大的变化。毛泽东还认为，革命有可能在法国、英国或印度爆发。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存在着完全不同于欧洲的特征。他指出，由于英法在欧洲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它们与日本的矛盾扩大，美英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他尽管仍然在预言，中日苏在东方联合“反对英美法的前途，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更倾向认为“美日冲突不可避免”，苏联“将与美国接近”。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共党在政策上应有所调整，不要再强调英美法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性。(1)毛泽东的这些分析已经在逻辑上提出了重新调整党的对外政策的必要性，而且这种调整必将导致中共重新建立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的报告表明，中共领导人对国际问题的基本认识虽然还受着苏联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影响，但他们在分析东亚国际形势时，并不是不顾现实的变化，一味地生搬硬套共产国际的有关理论。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在论述国际形势时，一方面继续抨击“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并作出“爆发革命”的预言，另一方面也指出，世界现在划分成三大阵线，包括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线、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阵线和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中共当前的对外政策主要应是利用两大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认为，在两大帝国主义阵线中，对中国来说，目前主要的敌人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东亚，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有可能被德意的“劝和政策”所代替。由于存在两个帝国主义的阵线，中国抗战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坚持长期抗战的国际有利因素增加了，除了苏联的援助外，还包括了“有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可以利用”(2)。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布的党内指示中，更明确地说明：“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3)。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时局的会议上，再次说明：“目前是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特别是中国，必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8月2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批评两个机构，在宣传工作中未能把握住国际形势的新特点。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详细分析了7月以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英国封锁滇缅公路，美国提出亚洲问题由亚洲人自己解决等等，都同日本国内政局有密切关系。英美目的是为了支持日本米内内阁的“维持现状派”，以争取将日本拉入英美阵营。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英国封锁滇缅公路是无条件投降，美国的主张是放弃了“门户开放”。日本近卫的登台，是德意的胜利和英美的失败。其结果将是美国不会再提“亚洲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援助中国’等旧调又会重弹”；英国对日对华政策“也必会变化……滇缅路又有重新开放的可能”。如果说在7月16日以前，英美搞“东方慕尼黑”已经不是主要危险，近卫内阁上台后，英美搞“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根本“就没有了”。中共中央还进一步指出：美国目前的政策是“积极反德意日阵线的”，“美苏关系必将好转。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丘吉尔，而是罗斯福了”。面对这种急剧变动的国际关系，中共党必须“把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与外交政策区别开来。因此不要去鼓励帝国主义的军备‘迎头赶上’德意日，也不要在英美改变对日对华政策后（即在放弃东方慕尼黑政策后）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孙科派的亲苏联美政策是对的”。(4)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中共中央“8.2”指示对东亚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的分析，无疑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从抗战以来中共中央认识国际问题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发展脉络看，“8.2”指示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表明中共中央在认识国际问题和思考对外政策方面，正在发生飞跃性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为对国际政治趋势的宏观把握相对准确，以及对英美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的外交言行，能够做出更有针对性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从中共中央对外政策的具体变化看，“8.2”指示已经预示，中共中央在重新开始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与美国的关系将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1940年夏季提出世界划分为三大阵线和中共党必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开始重新调整党的对外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对外政策调整的影响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很快就显示出来。

1940年9月22日，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迈出了实施“南进”战略的第一步。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使它与英美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28日，美国决定禁止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同时宣布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英国在征得美国的同意后，于10月8日宣布，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并准备在该公路受到日本攻击时，竭尽全力进行“有效的抵抗和报复”(5)。在东亚国际关系出现新的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也利用美日关系恶化的机会，向英美提出合作反日的建议。

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国在欧洲大陆基本确立了霸权地位，苏联对德国未来的动向深感忧虑。作为预防措施，苏联着手建立了“东方战线”及针对德国的战略防御地带。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更加深了苏联的警惕。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苏联在东亚一方面继续采取措施，争取稳定与日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开始着手修复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

9月2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国民党政府希望与苏联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的侵略扩张。苏联立刻对蒋介石的呼吁作出反应。斯大林复电蒋介石，希望国民党政府能排除与日本议和的可能性，并巩固和加强中国那些与日本作战的军事力量。(6)苏联当时已经非常关注日本的动向，苏联领导人已经获得的日军正在增加驻华军队的情报，他们根据这些情报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在1941年集中全力，争取彻底打败中国，如不行就会利用与蒋介石的和谈来稳定中国战场，以便在德国进攻苏联时，能够趁火打劫，进攻苏联。因此，对于中国来说，1941年将是充满危机和不确定性的一年。要么中国坚持其抵抗政策，要么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妥协。为了达到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的目的，苏联有必要要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用其他方式，尽可能地影响国民党政府，并促使中国军队积极地对日作战。这一政策决定了苏联对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的基本态度。苏联一方面要“遏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军队和对共产党人控制的游击区抱有的黩武图谋”，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也认为，中共“也热衷于把枪口对准蒋介石”，而不考虑这种政策带来的危险后果。苏联应对国共问题的方针就是要协调国共军队共同抗日，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

斯大林当时向奉命前往中国担任苏联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说明，苏联对华政策的宗旨就是紧紧束缚住日本的手脚，避免在将来德国发动进攻时，苏联被迫两面作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必须援助国民党政府，以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认为要比国民党对苏联“更亲密些”，然而有几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苏联不能给予更多的关照。首先，中共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共中央“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远不能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方面打下烙印”，其结果是造成中共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其次，中共要成为“反侵略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将群众争取过来“很难说”需要有多长的时间。第三，西方“帝国主义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中共“永远得不到”英美的支持，而苏联却同国民党政府定有条约。有苏联和英美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如果中共中央要采取夺取政权的行动，或者苏联和英美不援助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就会投入日本的怀抱，以便共同对付中共。(7)总而言之，在斯大林看来，不论从意识形态、实际作用，还是从外交战略等哪个方面看，苏联都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寄予过高的希望，当然也就不能给予过多的支持和援助。

英美苏等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1940年夏秋之际，几乎不约而同地加强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这使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明显提高。正值此刻，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此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在华北的日军，但中共军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从10月上旬开始，日军针对中共军队的迅速发展，在华北地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作战。日军的大规模进攻使华北抗日根据地一度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和国民党则立即利用英美苏为牵制日本而加强援华，以及中共军队在华北面临严重困难，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10月16日，蒋介石接到斯大林表示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援助的电报。三天后，他便授意何应钦和白崇禧，通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按照国民党7月16日的“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8)国民党军队亦奉命部署，加紧准备向中共军队发动进攻。

事实表明，英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几乎同时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是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主要外部因素。然而，当国共关系骤然恶化之际，中共中央还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府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其主要表现首先在于，没有充分估计德意日军事同盟的形成对欧美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没有注意到在东亚，英美苏正一致加强援助国民党政府。尽管这一行动是不约而同的，但毕竟反映出它们之间在援华制日方面，有着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而这种共同利益使它们都不希望国民党政府垮掉，甚至不希望它被削弱。其次是几乎不曾料到，苏联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会对形成国共危机起推动的作用，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

在10月19日何白皓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党内指示中指出：英美的政策使国民党的态度“极速”转变，“国民党英美派近来兴高采烈，积极活动加入英美集团”，“同时利用日苏谈判，实行反苏宣言”。目前国民党反苏反共是它“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因此，中共的任务应“是阻止国民党”加入英美同盟，“我们既反对德意日同盟的所谓新秩序，也不赞成英美的旧秩序，而主张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秩序”，不反对“利用英美的借款”，但反对“加入英美同盟的错误政策”。(9)毛泽东当时也认为，国民党政府主张依赖英美，“反对苏联是定了”，目前反共是作“试探和准备工作”。他甚至由此进一步预言，“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打败日本，然后“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10)他在11月1日还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政府“目前反苏反共，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所以应该将“英美拉蒋与德意日拉蒋一样看待，两者都会造成反共”。(11)

中共中央这时仍然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模式，分析造成国共关系恶化的国际因素，据此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11月初，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南方局的报告很可能是导致中共中央迅速改变此前认识的关键因素。毛泽东这时开始认识到，英美抵制日本对中国抗战“是有一定益处的”，他因此特别强调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的问题。11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地提出：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有害无利。我们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如能有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12)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一项党内指示中要求改变对外宣传的内容，即“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13)。

12月25日，毛泽东起草发出了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这是目前能看到的这样一份文件，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共中央处理党的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说，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党的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针对当时的复杂形势，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是在如何认识英美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上，需要有区别，即“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在此区别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有必要调整对英美的认识和政策。其次是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要有区别，即：第一是区别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是区别英美于德意日；第三是区别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第四是区别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它们目前的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就是“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14)

显然，从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深刻影响，但是必须承认，毛泽东的论述中包含着重要的合理内核，即“区别对待”和“利用矛盾”。这些内容在经常受到几个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的确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将国内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运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这不仅对当时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都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与毛泽东在党内重新解释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提出应改变此前一个时期的有关政策。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一方面要把他们“当作情报人员看待”，另一方面应将他们“当作外交人员看待”，“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15)如果与此前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影响下断绝与英美记者的联系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有关问题认知的明显变化。特别是反映出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并尝试，与英美等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此时改变对英美新闻记者的政策，是中共中央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重新向西方国家打开根据地大门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直接推动了南方局的外事工作，这对挫败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南方局领导人正是通过同英美记者的联络工作，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皖南事变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公诸于国际社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特别是有关的国际舆论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议论，并终于导致美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诉蒋介石：美国“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斗争，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及其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非常关切”，“他们听了中国内部困难与摩擦后，自然非常关切，希望这困难能予克服”。(16)罗斯福还派遣白宫助理居里带信给蒋介石，希望国共“为抗日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并表示赞成中共“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17)美蒋特殊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蒋介石急于说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因此，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蒋介石推行反共内战政策构成了巨大的打击，它是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暂时停止反共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重新开展对英美的外交工作，可以说一开始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但是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中共中央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当国民党方面挑起国共磨擦之初，中共中央便将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行动，同中国国内舆论对8月开始的苏日谈判的批评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事件都是蒋介石、国民党为反苏作准备动员的组成部分。他们几乎无从想象，蒋介石下决心制造新的反共分裂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再度决定援华和改善中苏关系。正是对复杂形势的这种误读，使中共中央最初对苏联的干预寄予相当大的希望。中共中央根据克服1939年底国共危机的经验，相信苏联会再一次采取有力的措施，反对和制止国民党的分裂行动。毛泽东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说，国民党要发动反共内战，“仍顾虑苏联的态度与国内人民的反对”，他表示相信，“如苏联再加以压力，配合我们的活动，可能延缓其投降和大规模军事剿共的时间”。(18)为了促使苏联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南方局领导人，向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说明时局的严重性。中共中央同时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对国共关系恶化的看法和中共准备采取的对策，他们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国共关系出现危机，是蒋介石被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向投降，中共中央决不能上国民党亲日派的当，而不能采取过火的行动；中共中央应全力表示爱护蒋介石、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应当看到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区别，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亲日派和内战的挑拨者。共产国际领导人还认为，中共中央的报告夸大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投降分裂的危险，采取的政策是“左”倾的。(19)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这种认知和反应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法国战败投降，苏联已经面临德国的直接威胁，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与英美的关系，因而不愿在任何问题上，包括中国问题在内，刺激它与英美间本来就已经相当冷淡的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代言人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因此必然从维护苏联与英美关系的角度，强调中共中央不要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对于中共中央调整对英美的政策，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通过多么曲折的途径才起作用的。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内部问题的看法，的确严重地干扰了中共中央对国共关系恶化的判断。因为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英美为了遏制日本而加强援华，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党政府加强抗战，有时甚至会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更加强化其在国内实行的反共政策。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前一种影响而言，对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在中共中央为克服第二次反共高潮所作的努力中已经表现出来。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危机本身的看法以及它们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不要反击“过火”的要求，在言辞上虽无可挑剔，但就实际情况看，对中共中央应对当前这场国共危机的政策，显然是有消极影响的。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中共中央曾经几次提出，希望苏联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以迫使蒋介石放弃反共分裂的政策。苏联驻华军政代表最初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崔可夫一面向中共方面建议，应让新四军遵命北上；同时也表示，蒋介石如果继续推行反共内战政策，他有权停止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他建议中共代表经常向他通报国内的情况，特别是有关国共关系的情报。崔可夫还多次与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直接接触，试图施加影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曾在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苏联“希望国共勿起内战”，以免损害中国“抗战之力量”。(20)苏联驻华军政人员由于切身的感受，确实表示了同情中共中央的处境。然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很可能没有完全反映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此刻的意图。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皖南事变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他们尤其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尖锐对立的方针。他们一再提醒中共中央，要注意把握政策的分寸，不要把斗争矛头对准蒋介石。2月初，斯大林针对国共关系恶化的情况，一方面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另一方面则建议中共中央，应对日军采取积极作战的行动。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事援助，他表示中共中央可向国民党提出要求补给。(21)斯大林的意图很明确，即中共中央不应将注意力放在国共斗争，而应更积极地同日军作战。苏联不能停止给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同时也不可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崔可夫随后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党不会激化与中共的关系，中共中央应利用日蒋矛盾，对国民党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避免因国共对立而妨碍国民党抗日。事实表明，苏联当时可以（准确地说愿意）给予中共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双方的共同利益使苏联不能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表示关注和反对，而苏联对华政策的主旨则决定了它对国共危机反应的限度。于是中苏贸易协定照常签署，苏联的军用物资照常沿着兰新公路运到重庆。蒋介石在决心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对苏联是否会重演一年前停止军事援助的行动，并非完全不在乎。苏联方面息事宁人的态度的确也为蒋介石所料不及。

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一般地说并没有错误。而且中共中央一度对国共危机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致产生“左”倾情绪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也从未打算用主动进攻，造成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并且也没有完全否定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见。问题的实质是，当国民党已经挑起反共军事冲突时，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为维护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利益，不仅没有采取有影响力的行动，反而只要求中共中央妥协退让，惟恐中共中央不够克制。事实已经一再证明，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行动，中共中央采取“尖锐对立”的方针是有其必要性的，而且总的来说是合理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维护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保护中共党的力量和独立性的重要原则，经过实践证明也是必要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态度，不仅有碍中共中央及时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表明苏联为了维护它自己认定的现实利益，有时是不会顾及中共党的利益和具体的需要的。如果说在皖南事变以前，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经给中共中央造成的消极影响，被认为主要是思想理论方面的，那么经过皖南事变，中共中央与它们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终于清楚地浮现出来。

经过1940年夏季到1941年春季的一系列事件，中共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有必要从根本上调整中共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危机刚刚结束，便为在党内发行的小册子《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恳切地向全党指出，中共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太多了，要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必须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22)他在5月召开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说，中共对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复杂情况，“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党内许多同志“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23)他因此号召党的干部，对中国国情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开始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次总结以往的经验，为中共中央改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此后不久，中共党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在整风中得到全党的认同。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从此开始了实质性转变的过程。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注意到另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制约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的各种国际力量中，苏联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真正能够而且有时也愿意约束蒋介石的，主要是美国政府。中共南方局领导人根据与美国方面的直接接触断定，美国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美国不愿中国的内战扩大；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但对他有所不满，并会促使他改革内政。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认识，为中共中央展开更广泛的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使中共领导人相信他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月间，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又一次明确指出，不必强调反对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集团，英美援华可以使国民党政府“难于投降和难于反共”，目前“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24)中共中央在总结克服此次国共危机的经验时，不同以往地肯定了英美舆论和英美政府的积极作用，认为国共统一战线没有完全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25)。至于苏联的影响，中共中央只作了一般的评价，同过去相比，显然是非常低调的。这种情况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西方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以便造成处理国共问题的更有利的条件。

从中共中央于1940年夏季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和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如何认识国际政治的全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等问题上，中共中央继续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对于参与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应予以谴责。但是，在处理国际形势与中国内部问题的关系等问题上，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以有关各国如何对待国共问题为标准，来判定它们的政策，并据以制定自己的对策。为了解决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共中央将世界上的各种力量划分成三大阵线，用依靠苏联和“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用这种“三大阵线的划分”，来为不得不经常变动的对外政策作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理论和策略是不符合实际的，并力图摆脱中共党在外交方面自我孤立的状态。但这毕竟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共中央还没有、这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有着过于深远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而且中共中央在对外政策领域，正处于起步的摸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中共中央制订的对外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上说，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局势扑朔迷离、变幻不定，充满了爆炸性，并没有给中共领导人留下多少潜心思考的时间。这些主客观因素都使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复和摆动。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德军迅速攻占东南欧，并在北非大败英军。到1941年夏初，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在西亚和北非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地位。德国的疯狂扩张使当时尚未卷入战争的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都对欧洲的前景日益担忧。它们基于并不完全相同的利害关系，采取了共同的措施，即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付德国，它们几乎同时在东方推行对日本妥协的方针。结果是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美国则在《日美谅解方案》的基础上，开始与日本谈判。

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直接原因，是德苏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危险性正迅速升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暂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西方，苏联则全力以赴地经营它的“东方战线”。苏联一直严格遵守条约的规定，并试图进一步加强与德国的经济关系。但是苏联与德国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调和的，苏联建立“东方战线”，固然引起希特勒的不满；德国采取针对苏联的种种措施，也使斯大林疑窦丛生。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和11月德苏领导人会谈失败，使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德国随后为了加强未来对苏作战的南北两翼战线，一面进攻东西欧，一面改善与芬兰的关系，这使苏联领导人进一步警觉。1941年2月，苏联开始秘密制订防御计划，加紧西部边境的国防建设，并批准了军队大规模动员，组建新的机械化师，征召80万预备役人员入伍。

为了配合西线的防御准备，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两面受敌，苏联在加强援华以牵制日本的同时，也试图争取在东亚缓和与日本的关系。苏联外交努力的结果是，它终于于4月13日与日本订立了《日苏中立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战争对象时，缔约的另一方将严守中立。条约还声称：“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26)由于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苏联为它全力以赴地对付德国的侵略，造成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美国在东亚对日本的妥协，同罗斯福政府对全球战略的设想有密切的关系。罗斯福在1940年的大选中获胜后，为了打破孤立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某些法律的限制，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即著名的“租借法”）。1941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授权总统以租借或贷款的形式，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租借法”的实施是美国走上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道路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美国是面临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国家，当它走上反法西斯道路后，必须在欧洲和太平洋之间选择战略重点。美国政府中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欧洲战场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世界均为存亡所系。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美国于1941年初便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美国一方面对德国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并通过扩大海军巡逻范围而在大西洋对德国不宣而战；另一方面在东亚处理对日关系时，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美国在近一步加强对中国援助的同时，仍在争取与日本妥协，争取苟延美日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日美谅解方案》以及随后的美日谈判应运而生。《日美谅解方案》的内容包括：美国说服中国政府与日本媾和，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在日中达成协议的基础上，保证不在中国驻军，保持“中国独立”，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保证不诉诸武力”；美国恢复履行美日通商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日本应声明德意日三国条约是一项有限的防御性条约。(27)美日两国代表以这个方案为基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已经决心武力南进，提出了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美日谈判终于流产。

比较《日苏中立条约》和《日美谅解方案》的内容，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苏联在《日苏中立条约》中，并没有保证迫使中国接受日苏之间的妥协，当然它也没有要求日本放弃侵略中国的政策。《日美谅解方案》却提出，美国承诺“说服”中国政府，接受日美之间的谅解。作为交换，日本应从中国撤军和恢复“门户开放”。这种区别反映出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不同，即苏联在处理对华对日关系时，主要考虑的是苏联的安全问题，而美国除了安全问题之外，还有在华利益（包括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需要加以保护。加之双方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不同，对世界格局有不同的战略考虑，所以苏联在获得日本的“中立”保证后，对中日间的冲突便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了。美国在对日本妥协时，却企图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与它一致的妥协政策。

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日苏中立条约》与《日美谅解方案》的确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美国和苏联在谋求对日本妥协时，都以中国的东北作为维护它们各自的战略利益而与日本做交易的筹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当日本占领中国大部分地区后的动向尚不明朗时，美苏都试图以牺牲对方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苏联看到日本加快南进步伐时，通过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又把日本向南推了一把。在苏联的外交行动增大了日本南进的危险后，美国为了避免陷入同时在两洋作战，也试图通过牺牲中国的某些利益以缓和同日本的矛盾。从起因、使用的手段和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等各方面看，此时出现的美国和苏联分别谋求同日本妥协的事件，性质是基本相同的。

对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日苏中立条约》和美日谈判等两个事件，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是完全不同的。自从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中共领导人一直没有排除苏联与日本签订类似的条约的可能性，只是由于形势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对这种可能性的大小的估计，是有所不同的。对于苏日妥协的前景，中共领导人似乎并不担心。他们考虑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是苏联如能置身于战争之外，就可以为援助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提供更可靠的保证；其二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即使与日本签订条约，也是为了维护和平，它不会因此就放弃支援中国的抗战与革命运动。4月16日，即《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评论，给予该条约肯定和热情的赞扬。评论称《日苏中立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符合“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苏联的国际地位因此而“极大的提高了”，而且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不会使中国失望”。(28)1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文件中进一步指出，《日苏中立条约》“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使苏联获得了“保卫其边疆并援助全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充分自由”，西方国家淡化该条约的意义，暴露了它们的“恐慌”。全党应反复揭露国民党“对苏日条约进行欺骗宣传之危险”，“对各界说明该条约之真确意义，务使亲日派顽固派之反动宣传不易逞强”。(29)中共驻重庆代表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向有关各界人士做了广泛的解释工作。

中共中央对苏联与日本缔结中立条约的肯定与赞扬，固然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将保卫苏联，作为决定党的对外政策的标准。不过也不应该忽视这个时期已经出现的另一个因素对中共中央的影响，即中共领导人对苏日签约对中国内部形势的影响的估计。毛泽东当时认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放手反共，日苏条约给了蒋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和反共将更加困难，故日苏条约有制止中国投降和反共危险之作用”。(30)他还认为：中国的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和进步派中的动摇分子等，都在“对苏献媚”，因此中共应利用这一机会，“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31)。

实际上在1940年9月至11月间，中共中央即认为，中国政局的发展有四种可能性，即：一、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组织贝当政府，投降日寇，而欲汪精卫合流”；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三、“美日相持不下，中日相持不下，国共相持不下，欧洲英德也相持不下”；四、国民党被迫在国内实现缓和政策，在外交上以亲苏路线为主。(32)其中第四种前途当然对中共最为有利，因此中共中央一直作出努力，争取使之成为中国的现实。《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显然使中共领导人相信，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中共中央对《日苏中立条约》的影响的估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个条约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至少没有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对英美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苏日妥协对美国造成的压力除了推动美国加紧备战外，还间接地促使它加快了对日妥协的步伐。这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有利的。

在中国内部，苏日条约也没有造成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重大的波动。4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发布通告，他除了对苏日条约中有关外蒙古和东北的条款感到意外，认为日本的地位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改善，苏日矛盾也不可能靠这个中立条约解决，而且西方国家与中国已经形成对日本的包围，尤其是美国已“决不会对日妥协”，日本“已陷入最大困境而犹不自觉”。(33)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还说，最后胜利必定属于美国，世界仍然只有两个阵线，即侵略与反侵略阵线，苏联不可能置身事外。(34)显然，蒋介石在将外交重心放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以后，苏日关系的变动已经很难对国民党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了。

5月间国民党再次利用晋南战役的机会制作反共舆论。不仅如此，在晋南战役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在5月10日召开的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上，提出应命令包括华北中共军队在内的所有前线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进攻。他还声称：“谁不听命，谁就应该受到处罚。”(35)在此之前，国民党代表刘为章奉蒋介石之命，向周恩来提出，中共军队须在华北阻击日军的调动，如果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调度，那就是对日妥协。(36)蒋介石和国民党显然是企图利用这一机会，损害中共的抗战形象和政治影响，在国人中造成中共不积极对日作战的印象。而崔可夫的言行至少在客观上起了帮助国民党向中共施加压力的作用。这当然要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反感。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要他转告崔可夫“不要随便乱说”(37)。这一事件表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毛泽东关于利用日苏妥协争取使国民党改变反攻政策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而且中共中央即使是在与苏联协调政策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困难。

中共中央在肯定和赞扬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的同时，严厉谴责了美国与日本间的谈判。此时国民党正利用晋南战役问题，散布中共不积极对日作战的流言，企图煽动舆论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这时中共南方局已经认为，国民党政府“靠美和降日”的倾向更加严重，因此国民党一旦发难，中共中央立即将国民党的行动与美日谈判联系起来，认为日美蒋正酝酿“牺牲中国，造成反苏反共局面”。从5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并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美日谈判，谴责美国正在制造新的“远东慕尼黑”，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国的此类“阴谋”。(38)

美国为了实现其“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在东亚对日妥协时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中共中央当时提出揭露和反对美日妥协牺牲中国，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中共中央仍然是从英美与德意的斗争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框架，认识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甚至坚持认为日本不会南进，不会“爆发美日战争”，英美反对德意日的斗争是投机的，它们的总方针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美国的亚洲政策则是鼓励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的一部分，英美与德国的区别就是前者“反苏反共反德”，后者“反英美”。(39)这显然是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的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

由于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错误理论和策略的束缚，过高估计苏联东亚政策对中国内部局势的积极影响，致使中共中央一时难以从东亚国际关系的扑朔迷离的现象中，把握住时局演变的主流，从而也就难以跟上迅速变化的形势，及时提出合理的因应之策。

【注释】

(1)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1940年6月26日。

(2)《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143号。

(3)《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19页。

(4)《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们的宣传方针给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指示》1940年8月2日。

(5)Ernest L.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H.M.S.O，1971），Vol.2，p101.

(6)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86页。

(7)瓦·伊·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日记》（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35—36页。

(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4），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27—230页。

(9)《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194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24—527页。

(10)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11)《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40—542页。

(12)毛泽东：《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妥协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皖南事变》，第81页。

(13)《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54页。

(14)《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4、765页。

(15)《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16)参阅何迪、曹建林、翟卫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第15页。

(1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1），第542页。

(18)《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19)参阅《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

(20)古屋奎二：《蒋总统密录》，《中央日报》社1980年版，第12册，第115—117页。

(2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91—492页。

(22)《〈农村调查〉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

(23)《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6、797页。

(24)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

(25)《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六个月来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26)《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27)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后简写为FRUS）1941—1944，Vol.2，pp.398—402.

(28)《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75—77页。

(29)《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情报——国际形势》194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78—81页。

(30)《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279—280页。

(31)《关于对形势估计等问题的指示》1941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82—83页。

(32)《中央关于时局趋势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情报第六号》1940年10月20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皖南事变》，第17—18、32、34页。

(33)《蒋总统密录》第12册，第133—136页。

(34)《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8页。

(35)《周恩来关于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7页。

(36)《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194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5—106页。

(37)《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04页。

(38)《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4页。

(39)《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解放日报》1941年5月18日。

第五章　重建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2日拂晓，德国单方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动用550万军队，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1800公里长的战线上，同时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18天后，德军即深入苏联腹地500多公里。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苏联苦心经营的“东方战线”即土崩瓦解，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已经相当于法国领土的两倍。德国发动突然袭击取得的成功和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苏联依靠孤立自保和绥靖德国来维护自身安全的政策，最终未能达到目的。

苏联面临的严峻局势迫使斯大林迅速改变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22日晨，斯大林紧急召见共产国际领导人，磋商如何组织各国共产党人牵制德国，以及如何采取措施，保卫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随后召开会议，讨论德国进攻苏联后的国际形势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他们在会议后，陆续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明确地提出各国共产党目前应该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和奴役的斗争，并且不要再谈论“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战争”，等等。(1)

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1939年8月以来的错误政策，立即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当然，苏联卫国战争的成败客观上的确关系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途，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因此各国共产党由衷地表示拥护苏联和共产国际重提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以后，于6月23日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声明全力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共中央在决定中向全党说明：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2)。

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固然是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改变政策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仍可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界碑，标志着中共在苏德战争爆发之际，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所实行的对外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中共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显然，中共中央终于彻底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曾经提出并一直未加根本检讨的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尽管这个转变是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下实现的，但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此前已经在调整重新思考有关问题，并已经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也是有迹可寻的。中共中央提出，当前应将斗争的矛头集中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国家，这无疑是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也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共党的利益。

当然，中共中央此时在这方面的认识仍然是有局限性的。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明确了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和确定了斗争的主要目标，即集中一切力量，打败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共党的内外政策。与此同时，在与世界上哪些政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仍然在沿用此前的一些政治概念，只提出了“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如果仅根据这种指导方针行动，显然是不可能实现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的，因为其中的狭隘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固然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重要的区别。苏联和共产国际又一次改变策略路线，仍然是以维护苏联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给苏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以致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更加严重。它们很少考虑各国共产党面临的特殊情况，一味地强调各国共产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支援苏联，保卫苏联。在他们看来，只有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帮助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各国人民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3)

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共中央在实践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将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和中共党的利益，采取各种政治军事行动。中共中央在决定中说明，中共主张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并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苏联”，也是为了“保卫中国”。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党的任务，中共中央在决定中也作了详细周到的说明。它们包括：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际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三、“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以反对共同的敌人。(4)显然，中共中央并不准备因为苏联受到德国侵略的威胁，便不顾中国的利益，放弃在四年抗战中已经确定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中共中央坚持以维护中共党的利益为中心制定政策，使它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发生严重的矛盾。

早在6月初，日本已经获知，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这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引起了关于“即刻北进”与“即刻南进”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决定日军同时作好在南北两个方向作战的准备。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一时仍然难以确定下一步扩张的方向。在日本举棋未定的背景下，苏联领导人极度担心，日本会借德国进攻苏联的机会趁火打劫，先在东线进攻苏联。7月7日，日本陆军部下达“关特演”动员令，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日军多达70万人，飞机600余架。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必然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结果是日本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弥漫一时。这种气氛更加强了苏联领导人的警惕，担忧日本将进攻苏联东部地区。为了阻止日军可能向苏联发动的进攻，苏联领导人指示其驻延安的代表，要求中共军队立即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牵制住在华北的日军。

中共中央同样十分关注日军的动向，并确实一度考虑要准备配合苏军，打击日军对苏联的进犯。6月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八路军部队，制定破路计划，以便迟滞日军可能发动的攻苏战争。7月2日，毛泽东打电报告诉彭德怀，他认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我军必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不过他也指出，八路军对苏军的配合只能“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他特别要求中共华北部队，必须“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5)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时亦在党内向全党发出通知说：“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拖住日本，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则是配合苏联作战，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和中共中央的通知都表明，中共中央的确准备配合苏军同日军作战，但是基于中共军队的实际力量和面临的实际困难，对苏联的军事配合必须是有条件的。所谓条件，首先是日本确实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其次是与苏军的配合是“长期的”和“战略的”配合，即中共中央并不准备按照苏联的要求，不顾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盲目地采取军事行动。

中共中央保持慎重和自主性，很快被证明是完全有必要的。7月2日，日本内阁召开的御前会议正式确认了《情势推移后帝国国策要纲》。该《要纲》的主旨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发展，也要“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达此目的，日本将“采取措施，谋求南进”。这次会议还决定，应秘密准备对苏联使用武力。(7)这次御前会议是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会议，7月上旬日本关东军举行特别大演习，显示是日本为了掩护南进战略意图而施放的烟幕。在关东军演习开始前不久，中共中央一直在观察和分析日本的战略意图，并认为“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8)。15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指示他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共的态度和面临的困难。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有决心，“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4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表达了他的基本能判断，即“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故中共目前只能“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9)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中共中央对东亚战争形势的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据此作出的决定也是正确的。7月24日，日军根据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协议，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第二天开进越南南部和柬埔寨，从而取得了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扩张的桥头堡。8月初，日军侵入泰国。16日，日本军方制定了“帝国国策施行要点”，于9月6日获日本御前会议批准。这个侵略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完成战争准备”。(10)

即使形势已经如此明朗，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仍然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批评和指责。9月初，苏联统帅部再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军队准备在日军进攻苏联时，采取军事行动予以配合。到10月初，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形势已经基本明朗。但是季米特洛夫在10月初仍然打电报质问中共中央，究竟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在中国战场上打击日军，以阻止其进攻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这种怀疑和不信任必然在中共党内产生不同的反响，他们的怀疑和不信任不仅对中共中央坚持了四年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构成了威胁，在中共党内引发了毛泽东与王明的尖锐争论。

王明在获悉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内容之后，立即借机发难，指责中共中央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左”倾的错误。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再次提出他已多次受到党内批评的右倾错误方针，并声称，中共中央需要根据季米特洛夫在其电报中提出的质问，严肃检讨以往的政治路线。

王明的言行不仅引起了有关政策问题的争论，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极度反感。在经过四年艰苦奋斗和在统一战线中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切身体会和实践中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和坚持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这条政治路线使中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军事力量日渐强大。因此，当王明再次在党内挑起争论时，立即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一致批评。王明挑起这场争论，其目的无非是想挟共产国际以自重，以争取党内多数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他最后不得不以有病为理由，宣布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从而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标志，经过长期演变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终于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策略、如何处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方面，基本可以步调一致地作出决定。当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共中央的决定出现分歧时，再没有在中共党内引发严重的斗争。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英美等国家的政策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之所以重提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其直接原因是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影响，并由此造成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转变最初仍然是不彻底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共中央在理论上，还没能彻底摆脱长期形成的“苏联中心”的影响，继续认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与此有关的言行，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才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在这种认识的框架中，中共中央对英美的政策一度是含混不清的，它提出的口号仅仅是“联合起英美两国的人民”。中共领导人当时认为，英美政府目前不会赞成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的同盟。(11)按照以往理论的逻辑，既然英美的目的就是要将德国法西斯的祸水向东引向苏联，那么德国与苏联拼个两败俱伤，当然是英美求之不得的。不过随着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很快改变了对英美的认识。

6月1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打电报给罗斯福，表示一旦德国进攻苏联，英国将向苏联提供援助。21日英国根据截获的情报断定，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同一天，丘吉尔与英国内阁主要成员在午餐席间作出决定，在即将爆发的苏德战争中，英国将站在苏联一边。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丘吉尔即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英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支持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保卫自己祖国的斗争。他还呼吁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应采取相同的政策。丘吉尔的声明对于促进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3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任何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和反法西斯的斗争，都会加速德国统治者的败亡。罗斯福在第二天宣布，美国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向苏联提供援助。美国政府随后宣布，停止冻结苏联在美国的存款，并取消“中立法”对苏联的限制。

英美两国政府的行动得到苏联的积极回应。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存在着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前景。他声明：苏联进行的卫国战争“不是孤立的”，“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帮助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帮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这个演说和宣言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12)英美苏三大国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的认识，对反法西斯斗争的世界意义的阐述，以及他们对三大国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共同利益的认同，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面对苏联与英美的立场迅速接近，中共中央迅速大幅度地调整对英美的政策。这一政策调整首先始于重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发表的宣言中，彻底改变了以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承认世界已经处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惟有建立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即倒”(13)。重新评价世界大战的性质的结果之一，是导致中共中央根本改变了评价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标准。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专门谈到，“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14)结合此前中共中央认识的反反复复，从毛泽东的电报中便会感觉到毛泽东在苦苦思考后豁然开朗，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显然，迅速变动的国际形势终于解开了中共领导人心中的困惑，他们终于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判断各种国家政治力量的首要标准，是它们面对法西斯侵略所持的态度和政策，而不是对苏联的态度和政策；只有根据这个标准制定政策，集中力量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才最符合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共的利益；而追求和维护这些利益，必须成为中共党制定对外政策的唯一出发点。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侵略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唯一标准，当然会导致中共中央对英美政策的变化。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顺理成章地说明，目前“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15)。中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评论和宣言中，对英美等国家已不再使用诸如帝国主义一类的措词，而是称它们为“友邦”。

7月12日，苏英两国在莫斯科缔结协定，宣布将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对德国作战。英苏协定为两国建立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使它们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英苏协定公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在党内通告的政治情报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该协定为“整个国际联合的枢纽和反法西斯胜利的保障”，并认为“今后世界政治将环绕这一协定而支配着一个历史时期”(16)。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对英苏协定作了更高的评价。他认为：“英苏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并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关系的好转。”(17)中共中央为了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统一全党的认识，专门向全党发布指示说明：“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18)。

中共中央调整对英美的政策，是他们摆脱“苏联中心”的思想桎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一政策调整是同清除制定对外政策中“左”的理论和策略等，同步进行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事实使中共中央认识到，以往在制定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承认“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的情况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的多”。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决定，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党委或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机关等等，均需设立调查研究机构，以“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中共中央直属的调查研究局中，专设国际问题研究组。(19)这一系列涉及对外政策的决定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到，不能再简单地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理解美英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开始从更为广阔的角度，认识世界政治的复杂性及其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并力图实事求是地制定党的对外政策。可以这样说，与对英美的政策的转变相比，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阶段认识国际问题的思想方法的转变，同摆脱“苏联中心”的桎梏一样，具有更重要更深远的意义。

8月9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的阿根夏湾举行会议，14日签署并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他们在这一历史性文件中，提出了对德战争的目的，以及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进步的和民主的原则。《大西洋宪章》的诞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意义，它阐述的重要原则迅速得到大多数反法西斯国家的认同。9月24日，苏联代表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其他十几个反法西斯国家也先后发表声明，支持《大西洋宪章》。

中共中央同样给予《大西洋宪章》很高的评价，认为英美签署这一文件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并说这个文件“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共中央还认为，美国签署《大西洋宪章》表明，它已经下决心“参加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营已经在政治上完成”(20)。中共中央对《大西洋宪章》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是他们重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调整对英美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大西洋宪章》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他们对《大西洋宪章》中的重要原则的认同，必将对其国内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此后的四年战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日本东京时间12月8日，日军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美国、澳大利亚等20余个国家从此正式参加到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中，国民党政府亦在国际大变局的影响下，正式向德意日宣战。11日，德意日三国签订《联合作战协定》，世界两大阵线已经壁垒分明。在12月召开的英美华盛顿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经与苏联、中国等反法西斯国家政府的代表协商，起草了反法西斯国家联合宣言的草案。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该《宣言》声明，完全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基本原则，并宣布每一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保证互相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单独停站协定或和约”。(21)此后又有21个国家陆续加入。以《联合国家宣言》的诞生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太平洋战争爆发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与英美的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中共中央即在一份电报中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对英美的应当是建立与开展与英美政府的广泛和真诚的反日反德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并且可以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22)。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声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侵略英美及其他国家，是“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英美抵抗日本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应与英美和其他反日国家“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23)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的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其中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各解放区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放手大胆”地与英美人士进行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合作。(24)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只注重和强调与英美人民和社会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的公开宣言和党内指示明显表明，他们正逐步克服以往政策中的狭隘性。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一方面，中共中央突出强调了与英美等国家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英美政府在内，以及支持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结成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几乎没有明确提到，苏联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中有任何作用。在1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认为，国际形势对苏联和中国有许多有利之处，而且苏联在东西方两大战场上，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共中央随后很快便注意到，苏联并不准备立即卷入亚洲和太平洋与日本的战争，战胜日本将主要依靠美英苏三国的努力。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全力以赴地投入抵抗德国入侵的殊死斗争。它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之祸，对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摆出谨守中立和不介入的姿态。也是基于全力抵抗德军的需要，苏联陆续撤走了在中国作战的飞行员和大部分军事技术人员，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尽管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了字，但它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的规定，维持与日本相安无事的局面，并且很快又撤走了在中国的军事顾问。显然，苏联这时既不愿意、也没有实力，对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进行积极的干预。苏联的这种政策使它在抗日和中国内部问题等两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明显地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实际上也不可能将苏联作为中共外交工作的重心了。

这时中共中央评价国际各种政治势力的标准已经是一致的了。造成苏联在中共外交工作中的比重下降的原因，也是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强调必须重视对英美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理由。与当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下降形成明显对照的是，英美的地位迅速提高。在英美两国中，美国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这时已经超过英国，显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虽然对日本侵犯它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深恶痛绝，但是苦于在欧洲与德国的战争的纠缠，已经精疲力竭，自顾不暇。美国则不同，它不仅有实力在亚太地区发挥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一地区对它的战略利益生死攸关。日本一手挑起太平洋战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与国家安全，致使美日两国势同水火，罗斯福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彻底打败日本，根除它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

从1940年夏季起，中共中央已经开始注意到，美国虽然还没有直接参战，但是在西方国家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战争中，它已经取代英国，实际居于领导地位了。(25)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当时并无法确定，西方国家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这一变化，对于中共来说，是利还是弊。经过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直接的初步认识。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两国间实际存在着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共同利益，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等关键性的因素，促使中共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主要以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不论在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的哪一个阶段中，中共与美国方面的联系都是非常薄弱的，与美国官方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联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客观的，即美国政府一直不重视、不关心中共的力量；也有主观的，即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的某些特征，很大地限制了中共在抗战中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抗日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中央新的对外政策的推动下，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接近和联络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力争与他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共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并希望通过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中共中央这时决定开展对美统战工作，并不能说是一厢情愿的，中国与美国双方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一方面，美国为了彻底打败日本，需要与中国军队合作共同对日作战；另一方面，美国不赞成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政策，希望国共两党团结，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改革。美国对华政策中包含的这些内容，既反映了美国对日作战的需要，也是世界性的民主潮流使然。这些内容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有不少重合之处。

中共中央改变对英美的政策，开展对英美的外交工作，以及争取与英美官方建立联系，同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相比，的确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如果将这些关系都作为这个时期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的一部分加以考察，以及从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角度予以分析，就应该承认，这些关系是有重要的共同之处的，即它们此后的发展和演变，都是服从于中共中央解决中日民族矛盾和中国内部的国共的目的的。与公开发表的声明相比较，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的指示中，在阐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上，确实是有不同的重点的。

在公开发表的宣言中，中共中央声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以及与英美合作，主要是为了“增进英美的抗战力量，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26)。在党内指示中，中共中央则比较侧重于强调利用与英美的合作，为解决中国内部的国共问题，造成有利的条件。即一方面利用英美迫切需要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促使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限制其反共政策，促使国民党政府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国内政策。另一方面，争取通过与英美的合作，扩大中共的影响，增强中共的力量。中共中央指出：“中英美合作集中力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日美英战争使英美政府及其统治阶级，站在和中国人民反日的一条战线上，使英美政府更加关怀中国抗战之成败，国共关系之好坏，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之积极。我们利用此机会向英美人士特别其当权人物表明我们愿意与英美政府真诚合作抗日，同时向他们暴露中国统治者之黑暗，以争取他们对中国政府施行某些压力，以改进中国对日反攻之准备。”(27)

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共中央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这次重大转变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它在深层次上触及中共领导人认识世界政治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个转变在表现形式上，是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共与英美等国家的关系则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状况使中共中央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充分地利用各有关大国之间在中国的矛盾，以及他们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造成对中共中央实现其目标尽可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和他们与英美的关系成反比的变化，在1942年间仍然在继续着。1942年初，苏军派遣一个各兵种混合情报小组到延安，以便加强在中国收集日军情报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见苏军情报组成员时，提出情报工作由双方合作进行，苏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共方面提供人力，所获情报共同使用。苏方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建议。此后苏军情报组成员大部分撤走。(28)

1942年5月，苏军在苏德战场西线所受的压力刚刚减轻，苏军统帅忽然得到日军正在向苏联东部边境集结的情报。苏联国防部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遣八路军正规部队，进入东北南部，以便牵制日军。苏联和共产国际紧接着又派原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前往延安，敦促中共中央采取实际行动，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配合苏军阻止日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苏联和共产国际一再催促和要求中共中央，指挥所属部队向日军发动进攻，破坏交通，并要求中共中央改善国共关系，以便在日苏战争爆发时，国共军队能够齐心协力地配合苏军作战。(29)

苏联和共产国际此时要求中共军队主动向日军发动进攻，被中共中央拒绝。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决定，一方面是因为并不存在日军将进攻苏联的实际威胁，；另一方面，日军正向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等，发动残酷的“大扫荡”，中共正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人口迅速减少，八路军新四军伤亡严重，加之身边还有一个施行“限共”、“反共”政策的靠不住的同盟者国民党。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中共中央如果因为苏联喊一声“狼来了”，便使八路军贸然出击，必定会造成主力部队被歼灭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坚持毛泽东的既定战略方针，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在坚持长期斗争中，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然而，中共中央拒绝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要求，在将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看来，自然是不关心苏联的命运，并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的表现。

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变化，并不仅仅限于对日军作战的问题上。从1941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了整风运动。到1942年2月，整风运动已经在中共全党的范围内展开。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从理论和思想方法这个深层次上，端正中共党的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全党能自觉地运用中共中央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然而，中共中央的整风运动却引起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的另番解释。他们根据毛泽东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言行断定，整风运动包含着清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的目的，而且中共中央一再拒不执行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向日军发动进攻以保卫苏联的指示，是同整风运动互为表里的。他们不断向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告那些充满了指责的观感，以期通过外部影响，制止所谓中共党内的“极不正常”的状况。他们的这些报告的确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报告使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相信，整风运动不过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次特殊的表现。他们向中共领导人表示了对中共“党内的情况的担忧”，并且断定，中共“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30)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早已对中共中央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他们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只注意依靠农民，以致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严重”，“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的不够”。(31)当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将对中共、中共整风运动等的看法，与中共中央拒绝调动八路军进攻日军以保卫苏联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便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只是爱国抗日的政党，它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只是具有“反帝性质”的革命，而不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32)

苏德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造成了美英苏三大国支配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新格局，苏联当时迫切需要英美尽快在欧洲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以便减轻德军施加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和对国际力量实际对比的估计，苏联的对外政策很快便转上依靠大国外交的轨道。另一方面，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已经主要依靠国家的正规武装力量进行，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统一领导的各国共产党的斗争等，对于保卫苏联已起不了多大的实际作用。而且诸如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人等，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经常进行国内斗争，这也使苏联担心，他们的行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苏联与英美等大国间的关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通过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来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对于苏联毋宁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负担，其积极作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很可能远不足以抵消带来的麻烦。正是苏联在对外政策转上大国外交的轨道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43年5月21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解散得到来自中国共产党人由衷的拥护。5月26日，毛泽东亲自在党内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共产国际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那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各国的革命“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中共已经“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有利于“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33)毛泽东的报告实际上点穿了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变化的本质，即中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它不再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从遥远的莫斯科指手画脚，发号施令。中共中央完全能够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以及适合中共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政策和策略。

当然，中共中央强调独立自主，以及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变化，绝不等于它试图要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否认中共与苏联共产党存在特殊关系，也不等于中共中央对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基本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共中央要强调的只是，中共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将以维护中共党的利益，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实际上，即使中共领导人已经提出了富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他们仍然坚定地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与苏联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必然而且只会得到苏联的真诚援助和支持，这是当时中共领导人根深蒂固的理论认识。

但是，这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看法的变化，却是实质性的。他们认为，中共“自称是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联系”，他们只是对自己所处的经济状况不满，一旦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苏联声援中国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希望“同日本人战斗”，不过也仅此而已。斯大林在同美国的官方代表会谈时，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并认为国民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中共发生纠纷和矛盾，是完全没有必要的。(34)后来的发展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这种看法，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苏联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判断以及为解决国共问题所采取的手段，特别是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均产生了严重与深刻的影响。

【注释】

(1)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145页。

(2)《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6页。

(3)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33页。

(4)《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6页。

(5)《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6)《中央1941年7月政治情报》1941年7月14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中）”，第365—367页。

(7)张蓬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二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页。

(8)《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11页。

(9)《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1941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359页。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44—545页。

(11)周恩来：《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解放日报》1941年6月28日；《世界政治新时期》，《解放日报》1941年6月26日。

(12)《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第267页。

(1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

(14)《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11页。

(15)《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11页。

(16)《中央1941年7月政治情报》。

(17)《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

(18)《中央关于凡是反对法西斯德意日者均应联合的指示》1941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64—165页。

(19)《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73—176、177—178页。

(20)《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解放日报》1941年8月20日。

(21)《联合国家共同宣言》1942年1月1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167页。

(22)《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1941年12月8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582页。

(23)《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48—250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1页；《中央关于建立情报组织及其目前主要工作方向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

(25)《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们的宣传方针给南方局、新华日报的指示》1940年8月2日。

(26)《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52页。

(27)《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8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587—589页。

(2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29)参见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吕文镜、吴名祺、唐秀兰、石菊英、余瑞先等译：《延安日记》，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第31、38页。

(30)《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88页。

(31)参阅《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19页；瓦·伊·崔可夫著，万成才译：《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日记》，第35页。

(32)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吕文镜、吴名祺、唐秀兰、石菊英、余瑞先等译：《延安日记》，第185页。

(33)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报告》，《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

(34)FRUS，1944，Vol.6，p79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0页。

第六章　退一步进两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形成，不仅对世界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同样给中国的政治局势发展，带来了新的特点。由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与以美英苏为中心的反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对立，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基本格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决定了反法西斯力量在两大阵线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占压倒性的优势，从而使反法西斯同盟所坚持的基本政治原则，必将成为决定世界政治潮流发展方向的主导因素。大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各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领域的关系，空前迅速地加强，以致一些反法西斯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问题，那些问题的演变和解决必然要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强有力的制约。世界政治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在客观上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重新调整中共党的内外政策。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确定了自由、独立、人权和正义的原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之下。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成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成为世界政治中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可以这样说，没有各反法西斯国家对《联合国家宣言》揭示的民主原则的认同和支持，就不可能建立起空前广泛、空前团结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包括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打败法西斯侵略者。为了达到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共同目标，同盟中的各个国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居于核心地位。美英和苏联分别代表着世界上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他们进行战争的目标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之间会存在或不断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足为奇。真正引人注目的是，美英苏三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却能够在战争中长期进行有效和积极的合作。它们在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合作，贯穿反法西斯战争之始终，这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1942年的上半年，在德意日法西斯的军事压力下，美英与苏联的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

1942年5月26日，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共同签署了《苏英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英苏两国在战争中互相给予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决不与德国的希特勒政权谈判；未经对方同意，不与德国及其仆从国谈判或缔结停战协议或条约。条约还确定了两国在战后的相互关系准则，即双方承担义务，在战后继续采取共同行动与合作，相互给予经济援助，并共同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经济繁荣。苏英签订《苏英合作互助条约》，促使两国关系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与合作，受到国际社会中反法西斯力量的普遍欢迎。斯大林在5月28日给丘吉尔的信中，高度赞扬了《苏英合作互助条约》，认为这一条约对于“进一步加强苏英两国以及我们两国同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在战争胜利结束后保障我们三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将有很大的意义”(1)。6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原则的协定。该协定规定，美国将继续向苏联提供物资、设备和情报，苏联亦应向美国提供同样的援助。

美英苏三国关系的根本性改善表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世界上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存在压倒它们之间对立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或追求这种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有可能建立起合作互利的关系。另一方面，美英苏在为赢得战争而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时，曾经非常重视并作出努力，使业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下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它们为维持在战后的相互关系所确立的原则，基本上没有背离《联合国家宣言》的精神。国际政治中的这种发展趋势，在当时是极具影响力的。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战斗的人们，而且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和希望。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国际政治潮流的上述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产生了影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新策略路线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一度认为，世界形势的中心问题不是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是战争与革命，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2)。他们当时几乎不曾料到，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并有可能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中共领导人在判断中国内部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发展时，对国际政治的基本分析一直是他们的重要依据。上述的那种理论认识导致他们从1939年底至1940年间提出，应立即实现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即否认“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领导权，实现“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3)显然，中共中央提出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源之一，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当时国际政治潮流的论断，即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世界政治中再次形成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为中心的政治格局。

如果仔细地分析当时历史的进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共中央尽管迅速调整了对外政策，特别是调整了对英美等国家的政策，但他们的国内政策并没有立即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共领导人这时并非不关注国际形势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影响，但他们显然还不能摆脱以往的认识方法。在194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人都认为，英美在太平洋战场遭到惨重的军事失败，为了维持住中国的抗战局面，英美有可能更加依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以便拖住驻华日军，减少英美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英美的这种态度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关系上更加“骄横”，蒋介石明显地表现出，希望日本进攻苏联，以便国民党借机按既定方针，迫使中共的力量向北收缩。在英美有求于国民党政府和苏联面临严重困难而无力东顾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两面政策还会继续，因此国内政治形势将更加严峻，1942年将是“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不是最黑暗的一年”，中共中央有必要准备应付国民党新的压力和进攻。(4)

4月中旬，中共南方局根据掌握的情报认为，国民党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周恩来在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历数了国民党方面制造的109件反共事件，他据此说明时局的严重性。周恩来还建议中共中央，应预先作好应付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准备。(5)中共中央接到电报后立即在党内发布了“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也向各地区党的负责人，通报了南方局提供的情报。中共中央命令各地区党组织和各部队，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打退国民党发动的新的进攻。(6)中共中央还将那些被认为是国共关系将逆转的情报，迅速通报给苏联和共产国际。5月上旬，周恩来再次打电话报给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正在加紧准备反共的军事行动，他建议中共中央应速调大军，给以迎头痛击，以使国民党方面“知难而退”。毛泽东很快便复电，表示中共中央已经作好“痛击”国民党进攻的准备。(7)这些事实表明，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对国共关系的估计是相当严峻的。

大致是从6月中旬起，中共中央对国内时局的看法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看，中共中央之所以一度认为，国共关系将恶化，国民党正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等，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试图利用德国进攻苏联的时机，解决新疆盛世才政权的问题所引起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向盛世才施加压力，并防范苏联和中共中央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西北地区频繁调动军队。随着盛世才政权为了苟延其存在而改变亲苏立场，开始在新疆地区推行全面反苏反共的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从新疆撤军，中苏关系顿时紧张起来。中共中央一向认为，国民党政府反苏将必然反共，因此国民党政府在新疆问题上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势必引起共产党人的高度警惕。加之盛世才政权为靠拢国民党政府，在新疆地区逮捕、迫害中共驻新疆的重要领导人等事件发生，加剧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担忧。

不过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一次国民党政府在新疆问题上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主要意图很可能并不是有意地恶化中苏关系。从事件发生的时机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很可能恰恰以为，在苏联面临德国巨大军事压力的时刻在新疆采取行动，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此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这种估计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直到蒋介石认为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之前，国民党方面不仅没有向中共挑衅，反而作出了某些表示愿意改善国共关系的举动。

从主观上看，导致中共中央重新估价中国政局的前途和国共关系状况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随着美英苏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于6月中旬几次打电报给毛泽东，说明美苏关系已经迅速“好转”，国际上“反苏力量日减”，形势总的说来对苏联很有利。这种变化使得国民党目前既不敢投降，也不敢反共。(8)美苏关系的变化显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变了，它正在积极援助苏联。6月26日，毛泽东在一份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对国共关系、中国目前形势和战后可能出现的政治前景，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国共关系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变坏，很可能是“拖的局面”。但是德国希特勒垮台后，国际形势变化势必要影响到中国，“国共关系好转和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还是有的”，目前国际国内都是关键。(9)此后不久，毛泽东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他的判断，即“苏美英团结的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联合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总局势下，国民党战后仍有与我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10)

共产国际在促使共产党人调整其国内政策的问题上，也起了重要作用。6月15日，共产国际领导人致函毛泽东，要求中共中央“竭尽全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正在千方百计地孤立和打击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必须善于应付国民党的挑衅。但是，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却秘密与反蒋人士和外国反蒋记者联系，这种行动是为国民党的离间行动“火上加油”，并使蒋介石有借口进一步恶化国共关系。因此中共中央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重庆办事处“坚定不移地贯彻改善国共关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的政策，避免采取使国共关系尖锐化的一切措施。必须直接同蒋介石说清一切争论问题，力求加以解决”。(11)共产国际领导人要求中共中央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固然反映了苏联一贯的意图，即促使国共军队都积极对日作战，以牵制日本无法进攻苏联。不过他们此时对国共关系的估计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与此时中共中央的看法趋于一致，中共中央很快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七七’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救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的口号，并决定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12)7月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在“宣言”中，中共中央表达了对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极为乐观的估计，认为不仅战争胜败谁属已应确定无疑，“而且战后世界的动向亦有了明确的方针”。《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英美协定和美苏协定等等，“都规定战后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在世界反法西斯和民主的潮流的支配下，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中国，“既不是专制的半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的或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应是“民生幸福”、“经济繁荣”，“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共中央不仅在《宣言》中突出强调了民主和国共合作，还郑重声明：“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13)中共中央发表的“七七”宣言是中共对国内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标志。《宣言》对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充满乐观的判断，它显示中共中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国际上美英苏三大国关系已经根本改善，这一重大变化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国共关系不仅不会像前一阶段估计的那样发生逆转，而且经过努力，甚至有可能促其好转。另一方面，在美英苏合作和世界政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在战后既不可能再维持目前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也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要走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对国际政治形势及其对中国国内政局的重新分析，导致中共中央开始采取措施，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5月中旬，盛世才之弟盛世骐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盛世才政权的关系。5月底盛世骐返回新疆后，新疆政局即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盛世才认为，苏联正面对德军的进攻，已经无暇东顾，他不能指望依靠苏联的支持，维持在新疆割据称王的局面。他因此决定再次投机，放弃所谓的联苏联共政策。为了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投靠的诚意，盛世才开始着手准备迫害中共在新疆的代表。

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陈潭秋不断向中共中央报告，新疆局势正在恶化。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正积极部署，企图控制新疆；盛世才与蒋介石可能已经达成协议，这必定会导致盛世政权改变对苏联和中共的政策，因此“苏联与中共（特别是中共）在新疆的地位均发生变化”，“须作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新的可能的事变”(14)。对于新疆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显然决定采取克制的态度，力求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驻新疆的代表，“不要激愤慌张，对盛的态度也不应过于尖锐（如采抗议形式），还应继续采取积极政策，缓和盛对我们的关系”(15)。直到7月上旬，中共中央才决定，着手准备撤回中共在新疆的大部分人员。(16)

为了进一步改善国共关系，毛泽东在中共“七七”宣言发表两天后，即在一份党内的电报中提出，应“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7)。7月底，毛泽东打电报给周恩来，指示他应主动向国民党方面说明，“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的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18)毛泽东的这些部署表明，中共中央准备完全放弃它在皖南事变前后极力坚持的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国民党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划界要求。

中共中央“七七”宣言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亦做出反应。此时，国民党政府正试图利用其国际地位提高的机会，解决所谓“军令政令统一”的问题。蒋介石的第一个目标显然是解决新疆盛世才政权的问题，所以他确实有意暂时缓和与中共的关系。8月14日，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提出，他准备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商谈解决国共两党间的一切问题。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提议显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应该借这次会见蒋介石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关系。他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由于周恩来一再提出应谨慎从事，毛泽东才放弃这一打算，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目前似已接近解决国共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只要苏军近期内能守住斯大林格勒，日本不向苏联发动进攻，“整个大局好转便可确定”。在此期间，毛泽东不断指示各地区的党的领导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全党应一致“极力争取国共好转”，“凡可避免的国共摩擦均须避免”，并“不应刺激国民党”。(19)

为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为改善国共关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加强对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工作。5月间，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他利用这次会见第一次明确表示，希望美军代表团能正式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向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转交有关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材料。周恩来还提出，应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提供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中共驻重庆人员也与美国驻华外交官员频繁接触，试图通过同他们的交往，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在加强援华抗日的同时，也在解决国共问题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综观中共代表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接触中阐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们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中共中央对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它们包括：一、争取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是中国内部的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认识并承认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实力；二、争取使美国政府认识并接受这一点，即一个有中共参加政府领导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既符合美国当前对日作战的需要，也符合美国战后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所以，美国政府应利用它的影响力，在解决中国内部的国共问题上，发挥积极的影响，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改变其错误的政策。

中共中央这时努力维持统一战线和争取改善国共关系，很快就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国际影响。不仅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赞赏，美国方面亦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由于中共中央调整国内政策，公开表示拥护《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所揭示的民主原则，主张中国在战后走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并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救国等等，这一切为中共中央的联美统一战线政策，构建了新的现实的政治基础。因为坚持维护国共合作和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既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否定，是中国政治的进步；也是英美等国家在当时有可能接受的原则。形势的演变表明，中共中央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调整其国内政策，几乎立即推动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发展。

中共中央调整国内政策之时，美国政府正开始关注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连为一体，中国军队也成为盟军之一部。中国战场与世界战场的联系变得明确而又直接。这种变化一方面使中国军队不再是孤军奋战，同时也使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成为直接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各有关国家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必不可免的，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盟军建立中缅印战区后，美国加强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它基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考虑，极力反对国共之间发生大规模内战，不希望中国的抗战力量因为国共内战而被分散和消耗。另一方面，美国也很担心，国共斗争会引起盟国内部、特别是引起美苏之间的无谓斗争，以致干扰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后，主动加强了对美国的外交联络工作，其结果是在美国驻华军政人员中，造成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是促使他们认识到，确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政权和军队的真实情况；他们后来也的确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促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美国应该也可以利用在中国业已形成的影响力，设法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实现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而中共方面将会同这样的政权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开始对如何维持国共合作表示关注。美国方面的这些变化对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当然是有利的。

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调整党的内外政策的过程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始终是影响中共中央各项重大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时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看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法西斯主义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这一本质决定了中国在战争期间必须进行民主改革，中共提出和坚持民主的口号和主张，必然会得到同盟国的支持。

第二，美英苏三国关系的改善、特别是美苏关系的改善，基本上决定了国共关系会向稳定和合作的方向发展。尽管要使这一趋势成为现实，中共仍须作出巨大的努力，但要克服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在国际方面，而主要是在国内，在国民党方面。

第三，国共关系的变化与苏联卫国战争的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共在国内的处境亦是如此。苏联由于其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强大的实力，必然会取得抵抗德国侵略的胜利，这必然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共关系，产生对中共有利影响。

第四，在解决中国内部事务时，应该而且也有很大的可能利用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促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改变其错误的政策。

第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大国政治联盟，必将影响战后的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美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不会因为战争结束便很快发生变化。这一国际政治的现实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决定了战后的中国只能走国共妥协的民主共和国道路。因此，中共中央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必须采取更为稳妥的政策。

上述判断和认识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们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比较重要因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共领导人这时已经大致形成了对战后世界政治的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初步认知，即美苏两国关系的发展，不仅在战时、即使在战后，也是影响中国政治发展趋势的主要国际因素，中共中央不仅会继续保持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而且必须（也必定）要更加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上述一系列的判断和认识与过去的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促使中共中央在解决国共问题时，更加重视和更加自觉地利用国际因素。

正当中共中央决心作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护统一战线和积极改善国共关系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也在观察和盘算，国际形势的变化将会对中国的内部问题，产生何种影响。在蒋介石看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已经使国民党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它因为坚持领导中国抗战而获得了合法地位，得到同盟国中所有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遇到严重的困难，美英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致使中国战场的重要性相对提高，加之美国已经实际上承担起对日作战的主要任务等等，这一切毋宁说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使国民党有可能集中精力和力量，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1941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这次会议确认了所谓取消“割据式”政府和收回“部落式”军队的计划。1942年春处理新疆盛世才政权的问题，可以说是实施这一计划的第一步。新疆问题比较顺利的解决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相当克制的态度，使蒋介石很快便失去了缓和国共关系的兴趣。

1942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中全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共必须“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彻底觉悟，服从命令”，否则“必予以制裁”。(20)对于蒋介石的指责，中共中央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以争取使国共之间一度出现过的缓和局面，能够大致维持下去。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却将中共中央认真改善国共关系的努力，看成是一种示弱。他们中共中央的忍耐，是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遇到巨大的困难，不得不做出让步。结果是国民党借机向中共中央提出更加强硬的条件。

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变进一步向中共施加压力的同时，美苏两国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它们与中国的关系。1942年12月，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返任，向蒋介石转交了斯大林的一封信。斯大林在信中表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艰苦的尝试过程中，处处表现，将来必能坚而且笃，久而不渝。在战争完全胜利之后，此种友谊，必能奠定两国人民合作之基础，树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21)1945年1月11日，中美两国签订平等新约，美国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中英亦签订了相同性质的条约。此后不久，在美国活动的宋子文打电报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总统认为，“中美间此时已无须再非正式讨论原则，尽可与美方正式商谈远东各实际问题，及中国对世界集团之意见”(22)。外交方面突如其来的令人炫目的进展，显然助长了蒋介石的自信。他以为国际环境正变得对国民党越来越有利，不论他采取什么样的国内政策，都不会受到来自国际方面的阻挠。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这本书的出版很可能与国民党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有关，它具有为国民党采取措施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作思想动员和舆论的性质。《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尽管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克制的态度，但国共关系恶化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5月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立即利用这一机会，掀起一阵针对中共的宣传浪潮。国民党的报刊宣称，第三国际的解散“证明所谓阶级斗争，所谓世界革命路线之根本错误”，中共“应该赶快有同样的觉悟”，放弃政权和军队，“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23)国民党方面亦向中共驻重庆代表提出，可将中共合并到国民党中，至少也应交出军队和政权，如此中共才可以取得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制造紧张空气，向中共施加军事压力，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动摇和分裂。蒋介石和国民党采取的这些行动，导致西北国共对峙的地区顿时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国共关系又一次陷入危机状态。

可以说国民党发动的反共行动，骤然打破了中共中央根本改善国共关系的希望。为了克服蒋介石和国民党制造的新的危机，中共中央一方面紧急动员全党全军，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也加紧了外交活动，争取国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帮助。由于有了处理皖南事变的经验，特别是已经认识到，已经变化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国共问题形成了新的制约，并且美苏均不赞成在反法西斯战争如此紧张之际，在中国发生国共内战，中共中央在此国共危机中，特别重视有意识地利用国际力量，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

7月9日，毛泽东同苏联塔斯社驻延安的记者会谈，要求他将目前国共之间的紧张局势迅速报告苏联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争取他们能够出面进行干预。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办事处，立即向国际社会传播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消息，特别是要通知英美方面。(24)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再次通知重庆办事处，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实行新闻封锁，重庆办事处应将有关国共关系恶化的资料，立即通报英美使馆。(25)中共重庆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国际宣传和联络工作，特别是针对美英等国家的驻华使馆，大造舆论。这一时期，美英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司令部几乎从中共方面了解到有关此次国共危机的全部情况，以及中共中央的立场和政策。他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本国的政府。

中共的国际宣传工作的确的是卓有成效的，国共关系出现危机的情况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7月7日，在国民党中宣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向新闻部长张道藩询问有关国民党制造内战危机的情况。张道藩尽管当场矢口否认，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包围边区事，已闹得中外皆知”(26)。7月20日，美国著名评论家汉森在《纽约时报》发表中国问题专论，批评国民党政府对日消极作战，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战报不可信，只是为了骗取美英更多的军事援助。汉森的文章在国民党政府中引起“极大的骚动”，以致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专门公开予以指责。(27)

8月11日，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塔斯社驻重庆分社社长及著名记者罗果夫的文章，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该文严厉谴责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指责他们“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想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消灭八路军与新四军”。文章特别指出，中国抗战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国民党领导人对民族团结这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的认识。罗果夫的文章因其内容深刻和用词尖锐，又是来自苏联，立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美国《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很快予以转载。国民党中宣部亦承认，罗果夫对国民党的指责“一时颇动国际视听”。(28)

不仅各国舆论界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动表示不满，美苏等国政府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国共危机表示密切的关注，其中苏联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7月14日，苏联使馆武官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其森，就国共危机交换看法。苏联武官认为，目前边区周围的形势“非常紧张”。他指出：“从中国与国际间的关系来看，国民党应该认识到，在目前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8月5日，苏联驻兰州的代表在与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谈话时说，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8月11日，苏联武官甚至向美国使馆官员询问：“如果冲突发生，美国是否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29)苏联方面的关切引起一阵连锁反应，它表明国民党如采取反共军事行动，有可能直接影响美苏之间的关系。尽管苏联方面透露出有意与美国协调行动，但其协调行动的基调也是明确的，即不赞成中国发生反共内战。

对苏联的反应最敏感的是美国。7月14日，艾其森在与苏联武官会谈后向国务院报告说：“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是苏联使馆第一次这么直率地表示了对中共前途的关心。同时，他们显然对最近形势的发展颇为重视”。在另一份报告中，艾其森指出，苏联官员的态度非常重要，它表明了中苏关系的新发展，涉及两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合作，这更增加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罗果夫的文章刚一发表，美驻苏大使即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分析说，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苏联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中共。(30)

正当美国大使馆为苏联的态度感到紧张时，美国军方也从对日作战的角度，推测蒋介石国民党挑起国共危机的动机。他们担心蒋介石会以国共关系紧张为借口，阻挠实施在缅甸进攻日军的计划。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认为，蒋介石很有可能借口国共关系紧张，不肯让国民党军队参加缅甸战役。他曾电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参谋长格伦，如果国民党方面要求攻击西北的中共军队，美方不得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政策是不介入中国的内战。在给时任美军参谋长马歇尔的电报中，史迪威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正准备以武力消灭西北的中共军队，这一动向表明，他对缅甸战役缺乏诚意。

对中苏关系、美苏关系的担忧和出于对日作战的考虑等等，促使美国政府决心阻止蒋介石恶化国共关系的企图。马歇尔接到史迪威的电报后，即向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表示，如果中国内部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将给盟国的地位与努力带来不良的后果。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在与宋子文会谈时说：美国“一直公开希望中国像其他地区一样，应避免内部冲突”。一直在为争取得到更多的美援奔波的宋子文，直接和立即地感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美国政府已经向他清楚表达，“美国政府严重关切（国共）双方的公开冲突，此种冲突应加以避免”(31)。史迪威这时又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强烈要求，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调往山西。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在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时，也一再清楚表示，中国爆发任何具有内战性质的冲突，都将是重大的不幸。英国方面也对国民党可能发动对中共的军事进攻，表示了担心。

面对主要盟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直接干预，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他被迫放弃利用政治和军事双重压力迫使中共妥协的计划，一方面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意对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指示国民党各党部，各种反共行动暂时不以国民党名义出面。

中共中央显然不再相信蒋介石和国民党会真有诚意地改善国共关系。中共中央认为，经过7月初的危机之后，“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了”(32)。党的政策应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己的实力”(33)。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以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为中心，再次发动了一场舆论宣传攻势。7月至8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等等重要文章。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质问国民党》。中共中央特别指示重庆办事处，应将这些重要文章“秘密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34)。中共重庆代表处则奉命将有关文件，散发到美国大使馆，并利用与各国外交代表接触的机会，介绍中共中央的政策和中共军队的抗战业绩，以便尽力扩大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

中共中央争取国际舆论的努力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它就像一道催化剂，加快了国际舆论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反映过程。其突出的表现是，美英苏等国的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7、8两个月达到一个高潮。其中除了罗果夫的文章外，美国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秘书处成员毕生在《远东观察》上发表的文章，也引起极大的震动。毕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国民党方面没有能通过实行民主改革，使中国获得实际上的统一；结果是“两个中国已经明显形成，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政府军队和政治经济体系。一个通常被称为国民党中国，一个被称为共产党中国。但是，用‘封建的中国’和‘民主的中国’更能准确地表达它们目前的实际状况”。毕生的文章由于其一针见血的鲜明立场，揭开了国民党最不愿意承认和不希望被国际社会关注的事实。国民党中宣部立即指责该文章，说它“谎报和充满了恶意”，“‘民主的共产党中国和封建的国民党中国’的提法完全是荒谬的”。国民党因此决定，不再允许太平洋国际关系学会的成员利用国民党政府的电台发送消息。(35)

国民党官员私下曾经表示，美国记者的报道“对中国弊多利少”。国民党当局为此加强了新闻封锁，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只有一条何应钦接见路透社记者时攻击中共的消息，被允许通过了新闻检查。但是，中共舆论宣传的影响仍然持续发酵，盟国舆论界对中共的兴趣和关注日益增长，其结果是盟国记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允许他们组织专门团体，于1944年夏季访问延安。

由中共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所推动的美苏等国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不满和指责，的确使蒋介石和国民党一度陷于被动和尴尬。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36)。大会同时通过了一项《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公开宣布准备“实施宪政”，一俟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随后蒋介石又在国民参政会发表讲话，宣称对宪政“总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迅速积极的推进”。他表示希望各党各派齐心协力，共同努力。(37)蒋介石这种姿态表明，国民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了靠武力迫使中共妥协的计划。

在克服第三次国共危机中，中共中央开展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制止国民党的反共行动，是抗战时期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最成功的一例。中共中央在总结这次克服国共危机的经验时，特别注意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不仅苏联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政策，美英等国同样不赞成中国爆发国共内战，因而亦可被利用来约束国民党。而且就现象上来看，美国已经表现出是当时能够影响国民党政策的主要国家，美国舆论和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均对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反感。苏联的立场则更多的是通过向美国施加影响，然后通过美国的反映折射出来。这种特殊状态表明，中共中央从1942年中期起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是有根据的，而且这必然会进一步对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产生影响。

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反映出，在美国与中国政治形势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美国已经成为对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并因此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要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第二，到1943年夏季为止，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不仅仅受到对日战争的制约，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苏联因素的约束，苏联对华政策成为美国处理中国事务时，不得不予以严重考虑的问题。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共中央一方面必须合理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利用美国对华政策中可利用的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制约美国的国际因素，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现实性。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在处理对美关系时，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尽管他们是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的。

中共中央在克服第三次国共危机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东亚国际关系的认识，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实际变化结合在一起，预示着中共中央将在1944年的中国外交舞台上，采取更加令人瞩目的行动。

【注释】

(1)《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中译本）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4页。

(2)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纲要》，解放社1939年版。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第一期。

(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26、535页。

(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0页。

(6)《中央书记处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372页。

(7)《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80页。

(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3—534页。

(9)《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89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34页。

(10)《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页。

(11)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46—547页。

(12)《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

(13)《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14)参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559页。

(15)《中央关于对盛世才态度问题给陈潭秋同志的指示》1942年6月27日。

(16)参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468页。

(17)《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页。

(18)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1942年7月31日，《文献与研究》1995年第3期。

(19)《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399、402、403—404、409页。

(20)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27日。

(2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79页。

(2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1），第159—161页。

(23)《中央日报》1943年6月12日；《益世报》1943年5月29日；《中央周刊》第5卷，第45期。

(24)毛泽东：《关于发动制止内战的指示》1943年7月4日。

(25)毛泽东：《关于迅速传布七一纪念论文等文件的指示》1943年7月6日。

(26)《解放日报》1943年7月12日。

(27)《解放日报》1943年8月16日。

(28)《解放日报》1943年9月14日。

(29)FRUS，1943，China，pp.283—284，308，314—315.

(30)FRUS，1943，China，pp.283—284，314—315.

(31)FRUS，1943，China，pp.97—98，291.

(32)《关于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的指示》1943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页。

(33)《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1943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85—86页。

(34)《关于目前宣传方针问题致董必武电》1943年7月21日，参阅《毛泽东年谱》第2册，第459页。

(35)FRUS，1943，China，pp.80—81，82.

(3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1页。

(37)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7—1211页。

第七章　第一次尝试

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与前两次国共危机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因为它发生的国际国内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的抗日战争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在这一次危机中，国共两党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转到战后应建立一个何种性质的国家。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张是坚持维护其一党统治，中共当时则主张，战后应建立各党派合作的民主共和国。可以说，第三次国共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盟军的对日作战计划，而且影响到东亚未来的政治局势，从而导致美苏两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强烈关注。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中苏双方的基本矛盾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其一是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纠纷；其二是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苏两国为了反对日本扩张和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益，一度建立了良好的反日同盟关系。加之日本相继占领了东北和内蒙古地区，从而实际上切断了中苏通过这些地区的联系，这些都是导致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因素。然而，追求共同利益和暂时搁置有争议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中苏间的基本矛盾已经被根本解决，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根本解决。

另一方面，中苏两国的政治关系是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然要同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自从华盛顿体系建立以后，中国作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等等，从内外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政府不可能采取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且国际政治格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与分歧，与两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纠缠在一起，造成两国关系不时地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发生动荡。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迅速主动地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国民党政府亦积极响应，从而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但由于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和苏德战争的爆发，严重削弱了苏联在东亚地区的影响，苏联从这时起，实际上也在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这一重要的变化无疑削弱了共同反日这个维持中苏间良好关系的基础，中苏关系出现动荡难以避免。

第一波冲击发生在新疆问题上。在断定对日作战的重担已经转移到美国身上时，蒋介石从1942春夏起，便试图利用苏联在西线作战失利的时机，根本解决新疆盛世才政权长期割据的问题，并将苏联的影响从新疆地区清除出去，结果是中苏关系随后即开始出现波动甚至紧张。在1943年夏季的国共危机中，苏联舆论公开、明确并相当强烈地谴责了国民党政府。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东亚问题已经保持了两年的沉默。这一次它发出措辞如此强烈的声音，当然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明显的迹象，自然会引起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注。

但是，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行动和对国共危机的反应，毕竟是有限度的。斯大林在1942年12月给蒋介石的信表明，苏联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相当克制的态度，斯大林表示，苏联希望继续维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1)苏联舆论在1943年夏季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尽管措词激烈，却也是有明显的界限的。苏联的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苏联战时东亚政策的基本点，是利用一切办法拖住日本，使其不要在苏德战争结束前，冒险进攻苏联。一旦时机成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以便从根本上解除日本对苏联东部地区的长期威胁。维持同中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是实施这项对日战略的必要保证之一。

其次，由于英美、特别是美国同国民党政府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苏联要维护与英美的同盟关系，就必须稳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特别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转上大国外交的轨道后，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就更有必要了。稳定中苏关系以有利于协调美苏关系，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中，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当然，稳定中苏关系对苏联来说尽管非常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苏联会无条件地满足国民党政府的愿望。苏联的基本条件最初是要求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和实行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改革，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苏联的条件也在不断变化。总之，有条件地稳定中苏关系，以稳定为主，可以说是苏联战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特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即包含了两个目标。其一是彻底打败日本；其二是在战后的东亚取得优越的战略地位，造成对美国有利的稳定局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改变了东亚的旧格局，美国领导人曾经考虑，中国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在战后东亚地区唯一的一个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考虑，美国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发生转折之际，大致确定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概括地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罗斯福在解释美国的这项对华政策时说：一个稳定的中国“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2)。显然，美国领导人从构思这项对华政策开始，着眼点就在于战后在东亚取得优越的战略地位，限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发展。

美国在实施其对华政策时，尽管在国际上也遇到某些障碍，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国国内事实上没有统一的政治局面。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能有效地对全中国实行控制；另一方面，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抗衡的中共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背景复杂，很有可能在战后引发大国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努力抬高中国地位的同时，也为解决国共问题设计了一个方案。首先是确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将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牢牢地拴在一起，以取得和巩固美国在东亚地区相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地位。其次是促使蒋介石服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按照美国规定的方针，处理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和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具体地说，在国际上，国民党政府在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并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同时，必须稳妥地处理中苏关系。这样既可以减少美国的麻烦，避免引起美苏纠纷，又可以防止苏联干预国共问题。在中国的内部问题方面，国民党政府应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改革，稳妥地处理国共关系，避免发生国共内战，争取为国民党政权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这一时期的美苏对华政策有着明显和重要的共同点。它们为了维护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关系，以及妥善地处理战后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关系，均力图维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革新，坚持和积极的抗战，反对蒋介石实行有可能引起大规模内战的反共分裂政策。总而言之，就是要使中国出现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为达此目的，国共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在东亚美中苏的三边关系中，苏联是试图通过稳定中苏关系，维持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关系，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苏政策。苏联对国共斗争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它的东亚政策的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只起着次要的作用。美国则是通过推动国民党政府改善对苏关系，维持和改善它与苏联的关系；同时利用美苏同盟关系来影响中国的内部斗争，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国内地位。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调整国共关系以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对于美苏两国来说，不论是基于战时对日作战的需要考虑，还是从战后维护双方利益的目的出发，都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1943年底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美国压蒋介石和国民党放弃武力反共的政策，敦促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革新；另一方面是苏联方面要求中共，不要对国民党采取过激的政策。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罗斯福在会议期间向蒋介石提出，“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人握起手来”。他还提醒蒋介石说：“美国不会陷入那里（中国）的任何战争陷阱里”。(3)无独有偶，12月22日，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写信给毛泽东说：“从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4)美苏同时分别向国共两党施加影响的行动，典型地反映了它们协调对华政策的基调，即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并尽可能地防止中国爆发内战。

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动对中共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般地说，美苏均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对于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反对国民党反共分裂，当然是有利的。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共中央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美苏的政策、主要是利用美国的政策，在不致使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条件下，争取更为有利的前途。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约束住国民党政府，如果后者决心一意孤行的话。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在不断调整政治战略时，始终在关注并试图利用各种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内部问题的政策。可以说中共中央这一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估计，是影响它调整政治战略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一度决定暂时停止针对国民党的宣传战，公开表示“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5)。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毛泽东于1944年1月间两次致电莫斯科，解释中共中央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并表示理解季米特洛夫来信的某些内容。此后中共中央接连在党内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队“力避刺激国民党”，“保持国共之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6)。中共领导人还向国民党方面表示，仍准备维持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和建国的方针。不过中共中央这时再次提出缓和和改善国共关系，可能更多地带有策略的考虑意义，因为中共中央很快便决定采取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放弃一党统治的更积极的政策。

造成中共中央迅速改变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中央再度缓和国共关系的努力，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有诚意的回应。5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解决目前紧迫问题的20条意见，其核心是进行民主改革，结果被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5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让步，将20条修改为12条，另提口头建议8条。当中共代表林伯渠于6月5日将12条建议面交国民党代表时，又一次遭到拒绝。与此同时，国民党拟定了一项“国民政府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之提案”，规定只允编中共军队为4个军10个师，此外不得以“其他名目”增加军队，“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而且全部中共军队“应限期集中使用”。(7)国民党方面提出这种提案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宣传而已，并无实行的诚意。这表明国民党所谓的“政治解决”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策略手段，它根本没有也不打算放弃打击中共的政策。

欧洲政治形势发展中的某些特点，也对中共中央产生了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欧洲国家为了团结一致地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纷纷组织了联合政府，实行党派合作。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英国这类议会中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在战争后期，欧洲各国共产党入阁参加联合政府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的出现既反映了美英苏三大国为战后政治安排而展开的角逐与妥协，也反映了世界民主力量的发展。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共产党人入阁的趋势还在发展，组织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政治中的一股潮流。

上述两个原因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中共中央调整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开始以压蒋联共的方式直接介入国共斗争，以及中共中央对美国这一举动的估计，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4月间，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攻势作战，其目的是在海陆交通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在中国开辟陆路运输通道，同时“扫荡”华东和华南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面对日军的攻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很快溃退，中国正面战场再次出现大溃败，华东的美国空军基地也相继被日军攻占。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在盟国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和紧张。3月中旬，美军部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为在中国沿海登陆做准备。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让美国方面感到，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是很难实施的。特别令美军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蒋介石在大难临头之际，仍然顽固地保存实力，不仅拒绝按史迪威的要求，调动胡宗南所属精锐部队向日军发动进攻，反而釜底抽薪，要求将正在缅甸同日军酣战的中国远征军调回国内，保卫昆明和重庆。中国正面战场的溃败使美军的太平洋战略受到猛烈冲击，导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加剧，双方关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与中国正面战场崩溃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中苏关系由于新疆的局势而再度恶化。蒋介石于4月间向美国告急，称中苏纠纷已经无法靠国民党政府“克制”来解决，美国必须明确表示其态度。(8)中国驻美国大使魏道明亦奉命告诉美国政府，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同它在欧洲的行动有“同等意味”，希望美国能为国民党政府“主张一切”。(9)国民党政府拉美抗苏的政策明显毒化了东亚盟国间的气氛，如果这种气氛持续下去，很有可能在盟国间造成更大的纠纷。

中国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国开始直接介入国共斗争。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敦促蒋介石妥善地处理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华莱士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向后者建议，国民党政府应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并应与中共达成协议。罗斯福随后打电报给蒋介石，强调了美国对与中共达成协议的重视。(10)继华莱士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一再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说明，美国目前最关心的是“加强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蒋介石能采取“有政治家风度的步骤”，进行民主改革并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如果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解决国共争端，可行的办法是先成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负责任的”军事委员会。(11)高思的方案得到美国领导人的支持，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表示对中国内部问题的关注。

美国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亦开始着手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1943年间，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和戴维斯等人多次向美国政府建议，应派遣美国官方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在延安设立美国的官方机构。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指出：“我们需要在还能受到欢迎之际，立即派遣一个军事的和政治的观察团到中国共产党地区去搜集敌情，帮助并准备从该区发动某种有限度的作战，获取关于中共实力的精确估计，在设若俄国人攻击日本的时候，报告俄方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和估量华北和满洲发展成为一个分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或甚至成为俄国新卫星的可能性”。(12)戴维斯的报告终于引起美国领导人的重视。罗斯福通过史迪威转告蒋介石，应允许美军立即向西北中共控制地区派遣代表。在美国方面的一再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做出让步，同意美国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分两批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至此美国与中共之间终于建立起准官方关系。

这时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联系也在迅速加强。驻华美军加强与中共军队联系的主要原因是对日作战的军事需要。美国第十四航空军队需要在华中地区建立情报通讯网，美国战略情报小组需要获得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地区的情报资料，史迪威指挥部需要了解向华中地区的日军进攻时，中共军队能够提供哪些援助，等等。所有这些具体的军事考虑，都离不开与中共军队的合作。在整个1944年的夏季，除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控制的地区和华南的东江纵队，均有美军在积极活动。在收集日军情报、提供空军作战用的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营救落难的美军飞行员等方面，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在不断增进了解的基础之上，驻华美军各单位多次提出计划，拟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以使中共军队能够更有效地配合盟军对日作战。这些计划包括：戴维斯提出向连云港附近的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和物资，以及建立情报网等；麦克罗将军提出，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时，争取与中共军队配合作战；史迪威亦提出向中共军队提供5个师的装备和军火，他的建议甚至得到罗斯福和美国陆军部的支持。连史迪威的继任人魏德迈也曾命令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与中共军队合作的方案。美国这时以压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着手与中共建立正式的联系并进行军事合作的特殊方式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促使中共中央改变策略的很特殊的国际因素。

1944年夏季国内和国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感到鼓舞。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表明，他当时曾经估计，美军由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很有可能不得不与中共军队进行更多的军事合作，从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对中共有利的局面。他说：“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如果美国在中国大陆上与日本作战，“那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大陆上的力量，那就不能不与我们合作，与我们合作就对我们有利”。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13)由此可以大致看出，当时中共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变化的确很乐观，很有信心。这也促使中共中央决心大幅度调整以往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方针和策略，变自卫性政策为进攻性政策，从谋求解决局部的具体问题，转变为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

9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公开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尽管国民党方面不会接受这一主张，但是“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等等，都会赞成。(14)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由国民政府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15)随后中共各报刊全面展开宣传，公开点名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强调组织联合政府是克服中国当前军事和政治危机的唯一出路。

中共中央在公开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也已经在更细致和更全面地思考和估价美国的对华政策，并逐步形成了更为积极和更富进取的对美政策。中共领导人显然认为，美国这时以压蒋联共的姿态介入国共争端，是一个有利的因素。由于将美国的行动看成是迫使国民党方面改变政策的主要国际因素，中共中央非常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并试图对其施加影响。例如当国共谈判在7月间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便认为：“国共关系之转变，要待蒋更加困难和美给予更大压力”(16)。

中共中央当时获得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信息，主要来自三个渠道。它们包括：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谈判代表、有美军人员活动的各根据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尽相同，但在美军急于利用中共军队配合对日作战方面，几乎是一致的，有些报告甚至对驻华美军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作出相当高的估计。

6月5日，林伯渠等从重庆报告中共中央，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表示，他们目前最关心的是中共军队能否获得日军在华北华中活动的情报，以及敌后根据地能否提供飞机场。(17)8月间，新四军第五师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代表到该驻地联络的情况。五师领导人认为，美军人员实际上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他们回避谈政治，但其目的不仅仅是获得军事情报，而且还要了解整个华中华南的情况，以便在对日反攻时加以利用，以及了解中共军队在政治方面是否与美国的战后政策一致。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活动同样给人以美军正试图与中共军队进行军事合作的印象。来自各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情报使中共中央断定，美军将有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希望能够得到中共军队的配合。

8月中旬，中共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政策。报告认为，由于中共力量日益增长，各大国在制定对华政策、太平洋战略和战后世界和平的计划时，已经不能不考虑中共的力量和动向，这是围绕中国展开的国际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最近政治变化的一大事件”。在美苏英三大国中，英国的远东政策是“恢复与确保大英帝国战前殖民地”，它不希望出现“一个独立强大的新中国，并恐惧苏联在亚洲影响的增长”。英国一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甚感不满”，另一方面对中共“也怀着很深的戒惧”。苏联是中国革命的最可靠的朋友，但对苏联是否参加对日战争，目前不可估计过高，所以应该利用美苏合作来促进中苏合作，以取得苏联的物资与技术援助。

报告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报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为此它需要联苏联共，这有利于中国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面临来自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保守分子和教会造成的阻力和实际困难，而且美国人民也有可能因为在战争中牺牲过大，以致产生消极情绪。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会自动赞成中共在中国取得胜利，它目前联苏和压蒋联共，是为了打败日本的需要。美国推动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是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拥护，以便同中共对抗。美国“决不放弃对中国政治经济的领导，决不放弃对于中国中央的影响力”。如果美国认为蒋介石不能适应它的需要，它有能力“扶植一个完全执行美国政策的政府”。报告的结论是：美国赞成打败日本，“不会自动赞成中共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不过“在现实已经造成不能否认时，可能被迫承认”。报告同样认为，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并建议中共中央采取措施，加强力量，控制美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区。(18)

中共南方局在这时专门向中共中央提交外交问题的报告，是应中共中央的要求，还是有感于国际形势的明显变化，目前还无法确定。按一般的规律，应是第一种可能性大些。不过不论原因为何，南方局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是当时中共党内最具体详尽地分析东亚国际关系的文件。报告实际上说明，在美苏英三大国中，英国的政策最保守；苏联是最可靠的朋友，但它受到自身实力的制约，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有限；美国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最强，它的政策有两重性，因此有可利用之处，而且中共与美国有在一定范围内合作的基础。报告的这些分析很可能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

迅速发展的形势和各方面情况的变化，显然使中共中央感到，“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项更为明确和全面的对外政策。(19)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该指示中，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而“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外交政策”。因此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注意学习作外交工作。(20)“8·18”指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外交工作为题目和内容发布的党内指示，它是中共中央对外政策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8·18”指示表明，中共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内容，开始从对外宣传工作转变为“半独立”的外交工作。这一转变突破了以往外事工作的限制，直接导致了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同盟国国家敞开了大门。其次，中共外事工作的中心由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扩大党的影响和制止国民党反共分裂，转变为争取国际合作和对中共政权的承认，外事工作包括了争取更多的合作者和承认者。中共中央在指示中专门说明：国内统战政策一般也适用于国际统战，但是同盟国中的“顽固保守分子”与国内的顽固派不一样，并不反对中共，因此对他们“应诚恳说服给以好的影响”。(21)可以说“8·18”指示更彻底地清除了以往国际统战工作中的“关门主义”的影响，它提出的是一项极其富有进取性的外交政策，而且这项政策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采取进攻性策略是基本一致的。

“8·18”指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调整中共的对美政策，这一调整的中心点是建立和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指出：“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但目前不应希望过高”。(22)中共领导人当时显然考虑过，与美军合作有可能引起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但他们认为，与从中获得政治和军事利益相比，与美军合作仍是利多而害少。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军事上“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23)

为了争取实现与美军配合作战，中共中央作了相应的军事部署，调动有关部队和大批干部，向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发展，在沿海地区加强游击战争，准备在美军登陆时，在沿海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为了能有效地与美合作，中共中央还要求各有关部队改进参谋、情报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工作。(24)中共领导人这期间多次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向他们解释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以促进双方关系向更多的领域发展。这一时期，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积极加强与美军的联系。时任美军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曾经说，中共军队这一时期给予美军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作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正当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合作迅速发展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来到中国。导致赫尔利使华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与驻华美军最高领导人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激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赫尔利使华是美国在中国战场发生危机的时刻，试图以统一中国军队为契机，改变它在中国面临的困境。美国的这一行动必然对国共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赫尔利到重庆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利用此次机会，提出美国应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等人，应争取会见赫尔利、纳尔逊和史迪威等，直接向他们提出，将美国援华物资的一半供给中共军队，同时可以邀请这些美国人访问延安。(25)中共中央当时认为，赫尔利使华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组织中美联军如何对日作战，所以并没有准备与赫尔利讨论国共关系和其他政治问题。

赫尔利在处理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后，很快便表露出他将积极介入国共问题的意向。10月下旬，赫尔利多次会见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在会见中，他一方面强调要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亦承认中共军队力量很强大，甚至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中共在中国政治中“应取得合法地位”，并应该有中共代表参加军事领导机关(26)。赫尔利这时的谈话有可能不是虚伪之词，一方面它们符合美国领导人对国民党政府的状况和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估计，也大致反映了罗斯福政府解决国共问题的基本意向，即通过以蒋介石为领导中心的民主联合方式，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另一方面，这些谈话也多少反映出，赫尔利本人这时对中国政治是无知的。

赫尔利与中共代表的谈话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毛泽东根据赫尔利的谈话断定，经过努力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有可能迫使美国方面做出有利于中共的让步。他认为：“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蒋存在条件下，可以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27)11月6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与赫尔利谈判的问题。第二天赫尔利到达延安，中共领导人与美国官方高级代表第一次谈判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从此开始。从谈判的过程分析，中共中央的基本策略是利用美国急需中国军队配合作战，以及急于维护和巩固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通过适当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争取促使美国方面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改组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赫尔利经过两天认真的谈判，双方于11月10日签订了一项“五点协议”，其中新内容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28)在谈判过程中，毛泽东谴责了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政策，但是他没有对蒋介石进行任何尖锐的批评。他甚至表示，愿意在适当的时候会见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等问题。中共领导人在签署“五点协议”时，还进一步向赫尔利说明，组成联合政府后，仍然承认有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中共领导人的态度使赫尔利相信，“五点协议”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尽管“五点协议”规定了国民党一党政府必须被改组为联合政府，但这并不违背美国的民主政治原则，而且中共表现出希望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蒋介石还可以保住他的领袖地位，美国则可以通过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统一指挥中国军队的问题。所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五点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他在与戴维斯谈话时甚至表示，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责任将在国民党方面。(29)

延安谈判结束后，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中共中央当时对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做了比较谨慎的估计，认为国民党方面肯定要对“五点协议”提出修改；赫尔利虽然在协议上签字，并不是因为他的扶蒋立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是他没有弄清楚，组织联合政府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这两者之间，存在重大的区别；蒋介石有可能接受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但决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因此谈判将是曲折复杂的，问题能否获得解决，显然在于赫尔利是否有可能和在多大程度上，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为了进一步影响美国政策，毛泽东于11月10日托赫尔利带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中共中央愿意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与美国合作，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在信中说：“五点协议”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人“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30)

中共中央的判断显然是准确的。赫尔利回到重庆后，最初曾经试图促使国民党方面接受“五点协议”。他向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爱国分子”，“他们是愿意团结的”。在13日与周恩来会谈时，赫尔利甚至表示，他要“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以便斗”国民党代表。(31)但是，赫尔利的这种态度并没有维持多久。当蒋介石亲自表示，国民党绝不会接受“五点协议”后，赫尔利很快便倒向国民党一边，转而要求中共代表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三点建议”。这个建议案的主旨是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32)谈判立即陷入僵局，随之而来的是赫尔利和魏德迈开始试图用美军援助，换取中共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赫尔利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一再提出，美军可以向中共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可以协助训练中共部队。作为交换条件，中共应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他声称中共如果这样做了，那将是“同我——美国政府合作”。(33)周恩来拒绝了赫尔利提出的这笔“交易”，他向赫尔利等指出，造成目前谈判停顿的症结，不是中共是否与美国合作，而是国民党拒绝组成联合政府。实际上，毛泽东此时已经无意将谈判再拖延下去。他认为美国的“全部政治见解仍然是保持蒋的体系”，“并无诚意改革政治”，因此他指示周恩来终端谈判。(34)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谈判遂告中断。

国共谈判陷入僵局后，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政府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中共在这时做出让步，加入未经彻底改组的国民党政府，只会对蒋介石有利。美国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妥协，目的在扶持蒋介石，并不是真正准备与中共合作。12月7日，中共中央开会决定，中断与国民党的谈判，准备早日公布“五点协议”，并着手筹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第二天，周恩来致函赫尔利，向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决定中断谈判的理由，并告中共将公布“五点协议”。(35)同日，毛泽东在会见包瑞德时，谴责赫尔利在谈判中的做法是言而无信。

毛泽东对包瑞德的谈话和周恩来给赫尔利的信等，展示了中共中央的强硬立场，在美方引起强烈的反应。赫尔利和其他一些美国驻华人员认为，毛泽东等人的做法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心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赫尔利在接到周恩来的信后，认为中共中央决定公布“五点协定”，违背了双方在签署协议时达成的谅解，这关系到他个人的国际信誉。他在复信中表示，公布“五点协定”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谈判“已告终结”。(36)其他一些美国人员则担心，中共中央立场骤变，决定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肯定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37)他们一直认为，中共中央拟议中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并“不是解放区各个政府的联合委员会”，“可以解释成为中国人民的联合委员会，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38)

美方的强烈反应显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的本意是拉美压蒋，采取强硬立场和准备公布“五点协议”，都是为了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进一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周恩来在给赫尔利的信中实际上仍然表示，不希望国共谈判影响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军事合作。(39)为了避免造成与美方的对立，毛泽东在获悉赫尔利等人的反应后，立即于12月12日派王若飞转告美方，中共中央毫无与美国方面决裂之意，“五点协议”可以暂时不发表，但是美方不应要求中共原则只派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至于其他一切都好商量。(40)周恩来亦致函赫尔利，表示暂时不公布“五点协议”。(41)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召开会议，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1945年1月，经赫尔利从中斡旋，国共谈判恢复。这时日军的攻势已经停顿，中国正面战场相对稳定。由于苏联在打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大局已定，加之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进展顺利等等，促使美军领导人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计划。这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的峰会即将举行，美苏两国协调战后东亚政策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一切都使美国急于廓清中国的政治局势。它一方面需要尽快整合所有中国军队，以便在中国大陆对日军发动反攻，并有利于应付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可能造成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它需要尽快使中国实现政治统一，为美国与苏联协调东亚政策造成有利的条件。在中国的军队统一和政治统一这两者之间，美国当时更关心的是中国军队的统一。

东亚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和美国解决国共问题的重心的转移，固然给中共中央造成了新的困难，但是对国民党也同样形成了新的压力，特别是美国急于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使它仍然有可能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上做出某些让步。关于统一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赫尔利曾提出，由美国军官来指挥国共军队。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极为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反感，他指责赫尔利的建议是将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军队“变成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42)不过，中共中央在回避讨论军事指挥权问题的同时，也针对变化的形势，改变了谈判的策略。中共代表在重庆公开提出召开党派会议，通过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达到推动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的目的。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拒绝了赫尔利提出的由美国军官统一指挥国共军队的建议。

毛泽东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中共中央在谈判中断后，之所以仍然对赫尔利做出某些让步，除了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策略考虑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尚未受到赫尔利调处受挫的影响。实际上，在谈判中断后的一段时间里，驻华美军各单位的代表仍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穿梭往返，他们积极寻求与中共军队进一步合作的可行的方案。中共领导人同样对双方合作与日军作战的前景，抱有一定程度的希望。他们曾直接向驻华美军领导人提出，希望得到财政帮助，用于瓦解日伪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显然不希望因与赫尔利的关系恶化，影响中共军队与美军业已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以及这种合作正在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

显然，赫尔利并不能理解他调处失败的原因。他竟将中共中央不肯在关键问题上做出让步，归咎于驻华美军仍在与中共明来暗往，致使中共领导人以为可以不重视他的代表地位，从而经常无视或反对他的意见。结果是赫尔利现在美国驻华机构实现了“军令政令统一”，他采取各种措施切断驻华美军各单位与中共的联系，并撤掉一些被他认为是对他不忠诚的美军军官和使馆官员。赫尔利的这些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基础，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大的。赫尔利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由美军统一指挥国共军队，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和谴责。由于这时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合作已经停顿，周恩来拒绝与赫尔利讨论军事问题，以及毛泽东指责赫尔利的建议等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含义。中共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并警惕美国插手解决中国军队问题的真实意图。

赫尔利很可能很快就意识到，他切断驻华美军与中共的联系，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导致中共中央的立场更加强硬。他开始意识到，如果国民党方面不在政治问题上让步，美国就不能达到统一中国军队指挥权的目的。因此他不得不一再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影响，甚至抱怨蒋介石不该断然拒绝“五点协议”，以致失去了控制中共军队的机会。在赫尔利的督促下，国民党谈判代表于2月2日对周恩来的建议作出答复，表示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是蒋介石很快便否定了这项提案。他公开指责“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他还试图以强硬的立场，促使美国支持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

蒋介石的态度使中共中央相信，能逼迫蒋介石在政治上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条件，包括国际方面的条件，均未成熟。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性在增长，但苏联毕竟还没有公开作出承诺，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美国的扶蒋政策有变化的可能，但目前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中断与国民党的谈判，否则继续谈下去，反而会助长蒋介石“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毛泽东认为，对美国方面亦应采取相同的态度，“要攻掉美政府之扶蒋主张”。(43)2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反驳国民党代表对国共谈判没有进展的解释，并宣布他将返回延安。至此战时最后一次国共谈判实际破裂。

抗战时期最后一次国共谈判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都有美国政府的代表参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谈判也是中共的第一次外交活动，是中共中央利用外交工作解决国内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中共中央的基本设想是，利用美国需要与中共军队合作对日作战的时机，促使赫尔利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争取迫使他们接受改组国民党政府、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中共中央也试图利用解决政治问题的谈判，推动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由于赫尔利在谈判中坚持扶蒋的立场，以及他某些个人特质的影响，不仅使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政治关系恶化，而且造成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军事合作停滞。特别是赫尔利企图以美国的军事援助作为筹码，诱使中共中央在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做出妥协，严重地加深了中共中央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怀疑和警觉。赫尔利跳出的结果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在战后中国将会起何种作用。对美政策在中共中央的战时对外政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调整对美政策时，必定会给中共中央的全部对外政策甚至对它的国内政策等，都带来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79页。

(2)安东尼·艾登著，瞿同祖、赵曾玖译：《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7页。

(3)Elliott Roosevelt，As He Saw It，（New York，1946），pp.249—250.

(4)《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1943年12月22日。

(5)《毛泽东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669页。

(6)《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194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56页；《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677页。

(7)《解放日报》1944年9月20日。

(8)FRUS，1944，Vol.6，p772.

(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1），第171—172页。

(1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3页。

(11)FRUS，1944，Vol.6，pp.116，125—126，546—551.

(1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87页。

(13)《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阅《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2—553页。

(14)《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23—324页。

(15)《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16)《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30页；《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82—285页。

(17)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态度》1944年6月5日。

(18)《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以及对中共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17页。

(19)《中宣部关于对中国大资产阶级及英美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718—719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4—318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5、316页。

(22)《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指示》1944年9月10日。

(23)

(24)《中央军委关于苏浙皖发展给华中局电》1944年10月24日；《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3页。

(25)《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44—545页。

(26)《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1—552页。

(27)《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2页。

(28)《五点协议案》1944年11月1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2页。

(29)FRUS，1944，Vol.6，p699.

(30)《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页。

(31)《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要点》1944年11月13日。

(3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3页。

(33)《赫尔利与周恩来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7日，12月2日。

(34)陈毅传记编写组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3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3—144页。

(3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4页。

(37)《王若飞关于包瑞德、赫尔利等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12月11日。

(38)《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的报告附件》1945年4月1日，《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第18—22页。

(3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3—144页。

(40)《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194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12页。

(4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4页。

(42)《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况的复示》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中央关于发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789、793页。

第八章　“我们也讲现实主义”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这两个重要的报告中，毛泽东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在即将到来的新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并提出了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战略目标和一整套相关的政策。(1)中共七大召开后不久，国民党于5月5日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专门就中共问题作了秘密报告，并通过了《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和《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的方针》等两项决议。在这两份重要的文件中，国民党一方面表示，将继续争取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同时也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则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2)关于战后中国的前途，大会确立了反对组织联合政府、继续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基本路线。

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大召开之际，正是德国法西斯灭亡在即、中国抗战接近尾声之时，解决战后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国共两党在各自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两个政治路线，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将战后中国的两种发展前途，清楚地摆在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面前。这也预示着未来国共关系的发展，难免充满冲突与对抗。

当时的情况表明，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做出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刻，都在密切地注视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国际环境对中共要比国民党严峻的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争取美国更积极地支持中国抗战和政治改革。中共中央一度采取积极联美的政策，主要是基于对东亚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而非根本改变了他们以往对国际政治分野的基本看法。中共中央始终认为，相比较而言，苏联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

1943年夏季，苏联舆论在苏德战争后首次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引起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这一行动表明，苏联在西线对德战争取得主动后，必将关注东亚事态的发展，并试图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显然注意到苏联东亚政策的变化，在这期间，中共各报刊转载苏联评论东亚事务的文章显著增加。从1944年夏季到是年底，中共中央在积极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也在着手加强同苏联的联系。中共领导人向苏联方面几乎通报了有关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每一项重要发展。

11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谴责日本是侵略者。(3)12月2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著名评论员阿瓦林的文章。该文章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并提出中国应该实现“真正的民主统一”和国家民主化。(4)苏联对日对华政策的动向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有可能在打败德国后，在东方参加对日战争。苏联参战将对美国以及国民党政府形成有力的制约，特别是可以平衡美国在中国政局中的影响力。这个判断是导致中共中央宁愿将国共问题推迟到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之后再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5)

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变化中的某些特点，也使中共领导人有理由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将会产生的影响，寄予较高的希望。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从此在欧洲西部开辟了打击德国的第二战场。此时苏军也已经收复被德国侵占的绝大部分领土，并开始越过苏联边界，在欧洲的东部继续向德军发动进攻。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形成了围剿德国法西斯的包围圈。在盟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德军迅速崩溃，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随之尖锐起来。10月9日至20日，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商讨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他们划分了两国在东南欧的势力范围。英苏两国首脑的会谈结果当时虽然尚不为人知晓，但东南欧政治局势的发展，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后果。其主要表现是，凡属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坚决支持对苏友好的政治力量掌握政权；凡属英美势力范围的地区，情况正好相反。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波兰和希腊。

6月底，苏联红军在中部战线发动攻势，一举打入波兰领土。7月下旬，苏军攻占乌海姆，受到苏联支持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该城市宣告成立。此后苏联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兰国内的地位，并抵制英美干涉波兰事务的企图，苏军实际上是波兰政府得以巩固的主要支柱。与苏军在波兰的行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军在希腊的行动。英军于10月在希腊本土登陆后，便着手扶持亲英美的帕潘兹雷夫的联合政府。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退出联合政府，随即发动武装起义，结果遭到英军的武力镇压，终于失败。苏联对英军在希腊的行动始终不置一词。

欧洲发生的这些事件至少间接地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使中共中央更加关注苏联是否以及何时参加对日战争。因为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不仅有利于早日打败日本，而且可以在中国形成直接制约英美的国际力量。中共领导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在对日战争中有求于苏联，它才没有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苏反共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共报刊发表的评论反映出中共中央对波兰和希腊两国局势，抱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些评论文章热烈赞扬苏军解放波兰，并称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行动是义举。对于英军在希腊镇压希共领导的反政府起义，这些评论则予以强烈的谴责。特别是它们反复提出，要反对斯科比式的人物在中国策动反共军事行动，并提醒中共全党，要警惕国外反动势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很快反映到中共的战略部署的调整中，其突出的特点是将军事发展方向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北方地区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共军队同美军的合作明显在迅速减弱，与此同时，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则日益受到重视。3月中旬，华南中共部队领导人曾经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示配合盟军在广东沿海登陆作战的相关问题。中共中央的复电表明，中共领导人对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登陆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中央认为，美军有可能先在广东登陆，但美国以扶蒋为主，英国则注意拉拢地方实力派，对中共军队比较轻视，华南部队必须准备应付局势恶化，应利用矛盾，发展自己的力量，以立于不败之地。(6)中共中央显然已经不再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将对中国政治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注意到暂时不存在迫使美国放弃扶蒋政策的条件，因此对是否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开始采取谨慎的态度。

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日苏中立条约。这一事件表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而且肯定将为期不远。中共主要报刊立即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7)4月18日，毛泽东转批《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指出：苏联废除日苏中立条约表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已为期不远，远东国际形势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中共军队配合英美苏作战主要是配合苏军作战，配合苏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察哈尔北部和东北。为了完成这一战略性转变，必须对干部进行教育，克服对美国的盲目观点，使干部了解只有苏联才是最先支援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在宣传工作中应强调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废除和苏联力量的强大。(8)毛泽东批转这份文件不仅标志着中共军事战略方向的转变，而且也是中共对外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信号。在此前后，中共各报刊报道和转载苏联评论中国政局和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文章明显增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开始对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虽有分寸但足够尖锐的批评，在报刊上公开指责他的言行客观上是在鼓励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

中共中央对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的调整，直接反映到中共七大的政治决议中。特别是对外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构成了七大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还会有斗争，这不仅是因为还有法西斯的残余势力散布在世界各地，而且还因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反民主与民主、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将对战后世界政治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毛泽东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共的外交政策必须是明确地联合苏联。因为苏联的存在才是“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主要根据，苏联是1924年至1927年间唯一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家，而且“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对于美英两国政府，毛泽东则警告说，它们必须“严重的注意”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要使其对华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否则将“犯下绝大的错误”。(9)毛泽东在七大的内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警惕新的外来干涉的危险，要警惕斯科比式的人物，抗战胜利后中国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中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10)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甚至已经在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与美国的对抗。

在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措施，限制美国军政人员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向有关部队发布指示说明：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但为了对日作战和顾及苏联与我方的关系，暂时不愿贸然中断与我方的联系，并企图借双方已经建立的联系了解我们的政策。因此我方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和予以地面救护，其他问题应向中央请示，如有未经许可之事发生，我方有权予以制止。(11)七大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通知各根据地，为了防止美军利用与各抗日根据地间已经建立的联系，进行破坏活动，决定不再准许美军在各根据地建立通讯机构，并停止供给机密情报。对于擅自空降到根据地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和监视其行动。(12)毛泽东告诉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他们为了抗战可以到中共各根据地去，但不准“偷偷摸摸到处乱跑”，因为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中共对他们不放心。(13)驻华美军在此期间曾经提出在灵丘、阜平和沂水等中共控制的地区建立飞机场，在中共各军区、军分区建立通讯网，在敌后增设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和侦查电台等等要求，结果均被中共中央拒绝。中共中央明确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其在敌后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14)

中共中央调整对外政策同它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变化，基本是一致的和互相影响的。1944年12月国共谈判中断后，中共中央曾经决定，立即着手建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不过时隔不久，毛泽东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应暂缓执行这一决定。当时国际各方面的不利反应，是中共中央决定改变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1945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中央重新开始考虑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在国共谈判期间，蒋介石为了抵制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于3月1日在宪政实施促进会议上发表演说，指责召开党派会议违背了孙中山制定的建国程序，国民党“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他宣布将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决定下届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有关事宜。(15)蒋介石在会见赫尔利时声称，不论中共赞成与否，国民党都将如期召开国民大会，希望美国表明立场，给予支持。(16)

蒋介石发表演说的第二天，中共《解放日报》即载文谴责蒋介石的演说是“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17)周恩来随后致函王世杰说，由于蒋介石公开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间已无转圜余地。3月9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大使馆转交一封信给赫尔利。他在信中说，中共中央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与国民党的谈判。(18)4月1日，毛泽东专门会见在延安的美国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向他说明中共中央准备提议组织“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毛泽东告诉后者，该委员会不仅包括解放区的代表，而且大门对全国“所有愿意参加的团体都是敞开的”，包括“蒋管辖区的所有团体”。如果国民党坚持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将同时召开“解放区联合委员会”。(19)

中共七大正式讨论了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及筹备成立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大会期间建议，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由该会议宣布成立联合委员会，并将该委员会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对外宣布，中共将“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20)

七大结束后，各解放区立即开始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6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与参议院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7月13日，该筹委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宣布于本年11月在延安举行“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会议代表务必于11月12日以前到达延安。大会还通电表示，欢迎全国各党派和人民团体，都能选出代表参加这一“关系中国前途的会议”。从7月中旬起，各解放区先后开始选举代表。8月1日，筹委会组织成立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纲领起草委员会”。此时，延安的报刊报道说，部分解放区的代表已经启程赴延安。

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组织“中国人民解放联合委员会”，并迅速着手进行筹备工作，是对抗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的最激烈的措施。中共中央在公开宣传中，将这一决定解释为建立联合政府的“最近步骤之一”，是为了“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21)。但其实际意义远不止此。通过成立联合委员会的方式，将各解放区在形式上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联合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其结果正如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22)。谢伟思所说的“暗含的威胁”可以理解为，成立“中国人民联合委员会”，是中共抛弃国民党政权的“决定性”的第一步。

中共中央决心采取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种强硬的手段，对抗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同它对美苏对华政策、特别是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析，有密切和直接的关系。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倾向于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组织联合政府，美国为了促使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惟恐国共关系破裂，力图维持住国共合作的局面，因此其对华政策（即扶蒋反共）并非绝对没有变化的可能性。(23)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强硬对抗国民党召集国民大会的计划，至少不会受到苏联的反对，甚至还有可能迫使美国让步。

事实表明，由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已为期不远，而美国对华政策日益偏重扶持蒋介石，中共中央从1945年春夏开始，逐步放弃了1944年夏季以来实施的联美政策，开始将对外政策的重心转移到配合苏军对日作战，并试图利用苏军参战的时机，创造解决国内问题的外部条件。显然，对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析，这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确定战略方针的重要前提。这一时期影响中共中央分析苏联对华政策的因素，的确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苏联在东欧坚决支持对苏友好的政府、苏联舆论对国民党政府的抨击、中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苏联对外政策的程度的认识、对对日战争的进程的预见，等等。这些因素的确有助于中共中央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一般趋势，不过事实表明，仅凭对这些因素的掌握和分析，并不足以使中共中央能够完全把握住苏联对华政策在一些特定阶段可能呈现的具体特征。特别是由于美苏两国在解决东亚问题时，经常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外界要确切了解它们的政策的具体变化，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更是如此。

苏联战后东亚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它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包括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以便保护苏联东部地区的安全，以及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获得某些优越的权益。苏联的对华政策作为其东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标也是双重的。苏联一方面要彻底打败日本，清除苏联东部周边的日本军事力量，从根本上解除日本对苏联安全的长期威胁；另一方面，苏联也试图利用苏军参战必然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与苏联边界接壤的地区，营造一个缓冲地带，防止战后新的侵略势力进入，以致再次威胁苏联东部地区的安全。

基于对东亚地区的战略考虑，苏联的确希望中国的政治形势能够长期稳定，并使中苏关系长期稳定。不论是中国内部局势动荡，特别是发生大规模内战，还是中苏关系恶化，都会招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干预，甚至会演变为苏联与美国的直接对抗，而这正是苏联力图避免的。至于苏军参战后对军事占领的中国地区实行何种政策，要取决于美苏关系、中苏关系和中国内部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一系列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问题，苏联采取的方针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利用外交手段和实力地位，造成对国民党政府的制约力量，包括对与苏联接壤的部分地区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促使国民党政府奉行对苏友好政策，以及利用舆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政策和对中共表示同情和支持，最终形成一种形势，使国民党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

苏联推行其东亚政策的第一步，是与美国协调行动。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和11月召开的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期间，美苏之间开始直接讨论远东问题。从这时起直到1945年初，美苏双方经过一系列的折冲，基本敲定了它们在东亚合作的条件。其一是苏联承诺与美英中合作，在打败德国三个月之后，参加对日作战。其二是美苏均承认，在战后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特殊的利益。其三是在处理中国内部问题方面，美苏均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双方都同意应推动国民党政府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团结各派政治力量一致对日作战。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将敦促国民党政府努力改善中苏关系，苏联则在解决中国内部的国共问题上，不妨碍美国促成中国统一的努力。(24)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对日作战问题时，罗斯福和斯大林经过讨论，使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交易进一步具体化。根据他们达成的秘密协议，苏联将于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即参加对日作战，并与国民党政府缔结一项友好条约。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承认苏联在东亚与苏联毗邻的地区，主要是中国的东北和外蒙古，拥有特殊的利益。(25)

苏联推行其东亚政策的第二个重要步骤，就是着手处理中苏关系，具体地说就是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争取国民党政府承认苏联与美国达成的谅解。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同时开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斯大林本人自始至终直接参与了从7月初开始的中苏谈判。他坚决地贯彻苏联的既定方针，一方面依靠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造成的优势地位，以及与美国协调东亚政策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可能援助中共的恐惧心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利益，从而确保对苏联所谓亚洲安全带的中心环节的牢固控制。

中苏谈判历时一个半月，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至8月14日签订了中苏条约和一系列附属议定书。由于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基本上达到了目的，它的东方安全防波堤从此合龙。当然国民党政府也不是只赔不赚，该条约损害的是中国的利益，国民党政府却从中得到了苏联的保证，支持它实现军令政令统一。中苏条约的第一条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以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提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有关东北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条款规定：由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在东北收复区“设立行政机构”，“树立中国军队”。(26)所有这些规定的确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鼓舞。

苏联与美国协调它们的东亚政策，以及与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必然要影响它同中共的关系。苏共与中共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和一段时间不充分的交往，苏联领导人这时对中共中央既不信任，也不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所制定的政策。苏联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一，是双方均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一致同意以吸收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党政府，作为解决国共争端的基本办法。这一方案本身就是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联合政府方案的否定。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苏联热衷于大国外交时，有意无意地更加轻视中共的力量和它在中国政治中可能拥有的影响力。这导致苏联并没有在与美国达成妥协后便就此止步，反而试图进一步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的党际关系，促使中共中央配合苏联的东亚政策。

中共七大以后，中共中央将对外政策的中心逐步转向争取密切同苏联的直接合作。但是，随着苏联东亚政策的各个方面逐步展开，中共中央不能不重新考虑和分析，苏联在中国政局中到底会起何种作用，以及苏联的政策会对国共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中共领导人分析和估价的变化，势必要引起中共中央重新调整中共的内外政策。中共中央制定对苏政策的基本依据，是苏联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有可能利用这一形势达到两个目标。其一是通过与苏军合作对日军作战，取得苏联直接的援助。中共领导人相信，苏联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应该会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赞成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其二是苏联为了维护战后东亚地区的和平，不会允许战后的中国出现美国独占的局面，因此它势必要加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不过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中共得到苏联直接援助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了。由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都在利用舆论工具，渲染中苏谈判在如何“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以及双方的代表如何“坦率”和“友好”地讨论各种问题等等，中共中央在无法确切了解谈判内容的情况下，把握不住中苏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苏联参战后对国共斗争会采取何种态度。因此，对凡是涉及中苏关系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均未公开发表意见。中共各报刊除用较小的版面报道宋子文访苏的消息外，一直未对中苏谈判作出评论。

大致是在8月3日，曾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长期谈判的王若飞，在延安作了形势报告，从中可以部分了解，中共领导人对中苏谈判的前景抱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王若飞在报告的有关部分中，对中苏谈判的影响做了十分谨慎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中苏谈判的前途有可能是签订条约，而且中苏条约必定要同时照顾美苏双方的利益，因此不会是一个苏联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约，故中共对此不可心存侥幸，中共要有准备，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过他也相信，苏联的妥协不会越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战后东亚出现一个美国支持下的法西斯中国；其二是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一个限制中国革命的条约。王若飞对中苏谈判的分析很可能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基本看法。(27)

8月11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中央立即命令各部队，配合苏联红军向日军发动大反攻，同时也开始在党内部署，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国共内战。(28)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有关苏军参战和抗战胜利后的形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重要意义，认为“外国共产党的军队来援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打击法西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但是，他在谈到中共是否会得到外部援助问题时，却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有美国援助，中共至今还没有得到外国援助。纵观报告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评价苏联参战的积极意义是有明确范围的，即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以抵消美国全力扶蒋反共给中共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参战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成为一种制约，使“美国不一定援助中国内战”，暂时将内战限制在“若干地方性”的范围内。总之，苏联不过被看作是制衡美国的另一个大国，至于它是否会给中共直接或间接的援助，毛泽东未作任何解释或预言。他特别强调的倒是全党要自力更生，“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29)。事实表明，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断定，中共不大可能直接从苏联得到援助。不过他们显然没有估计到，苏联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对中共的不利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一天，国民党政府即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立即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打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很明显，蒋介石就是在利用中苏条约签订后的国际局势，借助美苏协调对华政策和中苏关系改善对中共形成的压力，通过与毛泽东直接谈判，达到迫使中共中央妥协的目的。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关于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东北地区的日军外，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均应向国民党政府投降。“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取得了接受在华日军投降的合法地位。这时国共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争夺对驻华日军的受降权。继中苏条约签订后杜鲁门政府又发布的“一号命令”，的确又给中共中央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压力。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确实在客观上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共七大以来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最初显然不打算在国际压力下让步。8月16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公开通电，答复蒋介石的邀请。他在声明中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不准中共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并要求蒋介石“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朱德通电的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国民党政府在通电中被指责为蒋介石的“政府”。朱德同时致函美英苏三国政府，认为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统帅部，并不能代表中国“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军队有权接受日军投降，并派遣代表参加处理日本的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会议”(30)。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说明，蒋介石提出和谈“完全是欺骗”，是为发动内战作舆论准备。盟军如强令日军只许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即等于助蒋内战，我们坚决反对”(31)。中共报刊此时公开称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他的言行是在“埋伏扰乱远东和平的祸根”(32)。

到8月下旬，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强硬的立场。其原因首先是中苏条约公诸于世，该条约的内容表明，苏联将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如果说中苏条约的影响尚在中共中央的预料之中，那么8月22日中共中央收到来自苏联方面的电报，的确是有些出乎预料了。斯大林在电报中告诉毛泽东，应该接受蒋介石之邀，去重庆谈判，以“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办法”，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发生内战，“中华民族有覆灭的危险”(33)。那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就会避免内战吗？斯大林当然知道，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的。在如何“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办法”的问题上，斯大林的方案与美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中共应解散军队，派代表加入国民党政府。斯大林的电报表明，苏联不仅不会援助中共，而且还要求中共中央作进一步妥协，以适应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给中共中央造成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不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既然苏联的主旨是力求维护中国国内的和平，它的政策固然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对美国也是一种制约，特别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同样也是一种压力。何况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垄断受降权，美国正在积极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运兵。中共中央如果通过政治谈判，促使出现国共和平的局面，并非完全不符合中共的利益。毕竟在国共力量对比上，中共明显处于弱的一方，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在当时又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或许只是暂时的。

8月23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对苏联领导人不仅不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军事行动，反而要求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领导人最初很可能感到不满。但是，他们不能不重视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34)。何况不仅斯大林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很可能是中共遭受严重的失败。(35)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后，当然也是在斯大林的判断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中共中央当时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当时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36)从中共政治战略的发展看，这个方案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来由的。当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考虑，即：一，“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二，“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三，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37)其中第二种形式是相当接近当前的方案，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利用美苏均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时机，提出和平、民主的口号，重新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会议决定毛泽东在适当的时机赴重庆谈判，并准备在谈判中适当妥协。两天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正式提出解决国内问题的六点主张。与朱德15日发表的六点主张相比，中共中央准备作重大让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宣言在受降和政治改革这两个当时最为关键的问题上，改变了以往的要求。如提出划定受降区域，允许解放区军队及代表“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重要工作”；在重申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时，加上了“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等等(38)。中共中央在党内通知中说明，中苏条约和国民党政府垄断受降权，给中共的军事战略造成了困难。但是，由于美苏英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也有可能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准备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以“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通报全党，中共中央在谈判中，“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39)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提出，中共军队可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大部，绥远小部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并可以与国民党军队按7∶1的比例整编军队。在政治方面，中共代表团只提出各党派参加政府，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大会代表由普选产生。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对，中共又提出只增选三分之一代表的妥协方案，并表示不在北方另行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中共的让步实际上是回到了1942年夏季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只是更为具体和完整。这再次反映了中共中央对美苏合作将对中国政局产生何种影响的分析和判断。中共中央认为，“苏美英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如果中共作重大让步，目前的国共谈判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40)

与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正相反，蒋介石相信，美英苏三大国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统治地位这一事实，足以迫使中共彻底妥协，否则国民党完全有理由发动讨伐中共的战争，并且不会受到来自国际方面的干预。这种虚幻的充实感使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强硬地坚持，必须贯彻军令政令统一的方针。他们指责中共的妥协方案是“分疆而治”、“割据地盘”，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国民党方面的这种立场导致重庆谈判没有产生中共中央预期的结果。重庆谈判尚未结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便开始向华北铁路沿线的中共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再次出现内战的危机。

【注释】

(1)《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9页。

(2)《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方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第734—735页。

(3)《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七周年》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第400页。

(4)参见C.A.戈尼昂斯基等编，武汉大学外语系、北京大学俄语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外交史》第四卷下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647页。

(5)《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790、793—794页。

(6)《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194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页。

(7)《解放日报》1945年4月7日、8日；《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8)《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的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4月18日。

(9)《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1032、1085页。

(10)《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演集》，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11)《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进行破坏给林平电》1945年6月2日。

(12)《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79—180页。

(13)《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

(14)《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79—180页。

(15)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3月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下），第730—731页。

(16)《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10页。

(17)《解放日报》1945年3月2日。

(1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51页。

(19)《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谈话备忘录》1945年4月1日，第18—22页。

(20)《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2页。

(21)《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22)《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所作的谈话备忘录》，第18—22页。

(23)《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3日；《中央关于对付美、蒋反共发动内战的方针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790、807—808页；《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78—579页。

(24)《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6页、第47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40页。

(25)FRUS，1945，“Malta and Yalta Cenference”，pp.353—354.

(26)《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1945年8月14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下卷，第264、274页。

(27)《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6442/1，4。

(28)《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3页。

(29)《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4页。

(30)《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17日。

(31)《中央关于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给徐冰张明同志的指示》1945年8月16日。

(32)《解放日报》1945年8月17日和19日。

(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34)《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35)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2页。

(3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398页。

(37)《对“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2—103页。

(38)《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

(39)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3—1154页。

(40)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3页。

第九章　“无法无天”

日本宣布投降后，由于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局面，国共两党利用日军停止抵抗的机会，立刻展开一场争夺受降权的激烈斗争。在重庆谈判期间这种斗争一度沉寂之后，从10月中旬起，国共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一时期国共发生武装冲突的主要地区是在华北，但双方的着眼点都还包括了被苏军占领的东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长期驻扎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远离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相反，中共军队却活跃在敌后广大地区，中共根据地实际上包围着被日军占领的一些战略要地。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中共军队经过长期堪称是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大片的巩固的根据地，并控制着通过华北进入东北的主要战略通道。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中共相当有利的战略态势，即中共军队经过努力，有可能控制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并以华北为依托，进入并控制东北地区。

争取控制日军长期侵占的东北地区，使东北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是中共中央经过长期准备要力争实现的重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曾在东北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军队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相继开辟了冀热辽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这些地区均可作为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已经为中共夺取东北，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从目前能看到的文献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已经在考虑战后中共军队有可能必须转入东北地区，故从战后长期考虑，经营山东根据地可作为中共军队战略转移的枢纽。(1)

中共七大前后，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内部向全党干部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实际上已经大致勾画出中共在战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即准备在战后大力经营华北并向东北方向发展，形成背靠苏联和建立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如果中共能夺取东北地区，那里将成为中共可靠的战略后方，中共根据地和军队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况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并可以获得苏联直接的援助。毛泽东在七大期间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就有了东北四省的基础。现在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巩固，没有基础，有了东北，就有了基础。”毛泽东当时相信，苏联将会支持中国夺取东北的计划。他说：“外国无产阶级和苏联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是情况不允许”，但是“国际援助最后总要来的”。(2)显然，在抗战接近尾声时，力争控制东北在中共中央的战后战略规划中，已经具有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它同密切和加强与苏联关系的对外政策调整互相呼应，决定着中共中央在战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和战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对于中共中央来说，的确是势在必争的。和中共中央对外政策重心的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的逐步形成。

1945年4月，由于估计到苏联不久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晋察冀分局发布重要指示，要求所属各部队加紧训练和扩军，以便能及时抽出主力部队，向东北发展。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项部署。6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抽调所属部队三分之二的兵力，组成三支挺北支队，开始向热河和辽宁的敌后地区渗透，并掩护干部进入指定的地区，开辟各项工作。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前，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即决定，应向北方集中部队，力争在陇海路以北取得优势地位，并在实际上控制东北。9月17日，中共中央终于做出战略性的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即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3)

中共中央决心实施“向北发展”的战略，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是中国内部国共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中共在东亚地区向战后列强安排的国际秩序发起的巨大挑战，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冲击东亚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开端。中国东北地区历来是列强在东亚激烈角逐的竞技场，这里汇聚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在20世纪初以来，美日俄之间的纵横捭阖，是列强争夺东北的基本格局。1989年美国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了胜利，美国则充当了日本的“匿名合作人”。俄国则由于战败，被迫退出东北南部，放弃了对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等港口的控制。此后，美国企图借调节日俄纠纷挤入东北，结果立刻遭到日本和俄国的联合抵制。它们捐弃前嫌，携手将美国排挤在东北大门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的影响逐步被削弱，另一方面是日本的势力不断扩大。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东北开始形成了日本一家独占的局面。当时美国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阻止日本的武力扩张。苏联同样不愿意为东北问题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它为了缓和与日本的关系，于1935年将中东路转售给伪满洲国。苏联势力从此全部退出东北，日本也最终实现了独占东北的目的。

日本在东北靠武力征服造成的独占局面，必然要随着它的军事失败而根本崩溃。同样，战后如何解决东北地区涉及的各种问题，势必要有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美苏两家参与。苏联战后对东北的政策是它整个东亚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一个部分，同时又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部分。苏联的政策要服从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也取决于苏联对中国战后在东亚扮演何种角色的认识。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后，选择东北地区作为主要战场，主要是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不过它在军事上作出战略选择后，进而试图利用战后必定会军事占领东北的有利条件，谋求在这一地区的局部优势地位和优越的经济利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在战时已经确立的联盟关系表明，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很可能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追随者。苏联要在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它除了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以争取中立国民党政府之外，还试图控制东北的主要港口和铁路，以及取得在辽东半岛的驻军权，尽可能地加强它对东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样即使不能彻底阻止外国势力的渗透，至少可以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苏联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毫无疑问是受到俄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影响。

客观上看，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打算确实包含着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冲突的逻辑。美国自提出“门户开放”以后，历届政府的传统政策就是不允许任何大国在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拥有排他性的特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实力空前强大，世界地位空前提升，这使美国更加不能容忍苏联在东北的要求。在战争期间，美国出于尽早打败对日的需要，不得不对苏联作出的让步。但是，美国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包括满足苏联获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的愿望，以及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某些特殊和优越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也试图将苏联在东北的影响限制在只能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的范围内。结果是在东北地区，苏联要保持和扩大它的影响，美国则是要限制苏联影响的扩展。美苏双方既互相妥协，又互相限制，这是东北地区局势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必须要应付的主要麻烦之一。

在美苏的角逐中，国民党政府扮演着相当尴尬的角色。中苏两国在东北问题上存在着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纠纷。这些纠纷既包括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有些是现实的。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势力的迅速扩张，中苏在东北的接触被日本的侵略扩张所切断，客观的局势导致中苏的矛盾暂时缓解。一旦日本的势力被逐出东北，中苏在东北的纠纷必然会再度爆发。蒋介石对此显然不会实际上也没有掉以轻心。在战争后期，维护国民党在战后中国的统治地位，是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也贯穿于国民党政府处理中苏关系和解决东北问题的全过程，而且在东北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突出。

国民党政府的对苏外交需要解决两个互相纠缠的问题，即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一方面，如果承认苏联控制东北地区或在那里拥有过多的特殊权利，不论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哪个方面，都会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严重的困难，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危机。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中国引起的震荡可为前车之鉴。另一方面，如果不对苏联让步，一旦苏联采取积极支持中共、在新疆地区制造动乱等等的政策，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会更可怕。这两种前途都会危及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的应付办法很可能按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进行选择，他在外交方面很难超出中国近代历届统治者的基本思路。苏联在东北地区的行动不过是“肘腋之忧”，中共才是“心腹之害”。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显然是和苏反共，因此在东北问题上必定要对苏联让步，以达到在国际上孤立中共的目的。

导致国民党政府对苏妥协的另一个客观存在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它本身缺乏实力。羸弱的实力和精神状态，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严重地依赖美国。蒋介石和国民党相信，除非积极追随美国的东亚政策，否则国民党政府在外交方面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不过，东北对国民党政府毕竟有着比美国远为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在对苏妥协的基调中，仍然企图尽可能地限制苏联索求的范围，蒋介石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美苏矛盾，拉美国压苏联。

从2月雅尔塔会议结束到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的大约半年时间里，美苏和国民党政府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它们经过一系列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就东北问题达成了协议。苏联几乎争取到了它想要的全部条件；国民党政府也得到苏联的保证，即将东北地区的行政控制权移交国民党政府；美国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限制苏联的发言权。

美国、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围绕东北展开的外交活动表现出两个特点。首先是它们在处理相互间关系时，是以妥协为主调的。它们妥协的主要基础是，美苏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及苏联在战争结束后，将东北的行政权移交国民党政府接收。从国共关系的角度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将中共排除于东北之外。

其次是美苏和国民党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的矛盾表明，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在协调美苏和中苏关系方面的作用，其实也是有限的。造成这种矛盾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美苏两国的政策在三方处理东北问题的过程中，起着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国民党政府的羸弱，以及它企图在美苏之间玩弄“以夷制夷”的手腕儿，使它不仅无力阻止美苏两个大国在东北的角逐，反而经常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总而言之，美苏和国民党政府三方既要通过妥协，以维持经过长期外交活动在东北地区形成的格局，又要为追求各自的对外政策目标而激烈地角逐。这是中共中央在东北面临的基本形势和基本问题。客观地说，这种局面既给中共造成了困难，也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后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给中共干部的形势报告中，已经阐明了中共中央应对战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的基本方针。针对列强的外交折冲以及国民党政府所获国际支持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中共将坚持两个原则。其一是“自力更生”，即依靠中共自己组织起各种力量，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其二是“无法无天”，不受国际上大国外交及其结果的束缚。毛泽东特别向中共干部说明，中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要代表得好”(4)。毛泽东用“自力更生”和“无法无天”这种形象的语言，阐述了中共中央当时处理对外关系问题的基本准则，这两个准则被贯彻在中共中央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中。它们也包含着中共中央必定会提出和实施控制东北的战略的逻辑，换句话说，夺取东北的战略是贯彻这两项方针的必然结果。

中共中央执行夺取东北的战略，毕竟触动了战后东亚大国外交中的一条特别敏感的神经。中共在这一地区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他们本身的实力，决定了他们在试图冲破大国体系的束缚时，有必要谨慎并尽可能地利用美苏和国民党政府之间复杂和时常变动的矛盾。从当时的情况看，苏军到8月下旬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在这一地区获得了支配地位。中共中央能否妥善地处理与东北苏军的关系，以及充分利用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必定要成为中共能否在东北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这样说，“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形成和实施的全部过程，都与处理对苏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1945年8月9日，苏军向东北日军发动进攻。毛泽东在同一天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曾经号召解放区军民密切和有效地配合苏军作战。(5)从直接或间接公开的文献看，中共中央这时并不清楚苏军作战的范围有多大，配合苏军作战很可能主要是指在华北地区。另一方面，由于已经估计到得到苏军援助的可能性不大，中共中央并没有立即提出利用苏军参战的机会夺取东北的计划。(6)毛泽东在8月13日的政治形势报告中，实际上提出了应对包括处理对苏关系在内的基本方针，即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与苏联合作，同时中共的行动不能太受苏联对外政策的限制。毛泽东在报告中列举了中共应力争控制的各个地区，其中只字未提东北三省。(7)

8月11日，朱德发布一系列命令。在第二号命令中，中共中央指示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及李运昌等指挥的部队，立即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8)同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说明：二号命令只是“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公开地位而发”的，除李运昌所属部队外，并不是要求其他部队立刻开赴东北。(9)第二天，毛泽东在给中共晋绥和晋察冀两分局的电报和给山东分局的电报中，即指示有关部队去攻占张家口等地，以配合长城以外的苏军，并作好进入东北的准备，待命出发。(10)这时延安也开始准备组织进入东北的干部。13日，冀热辽军区决定调动部队分三路出关，迅速进入东北，与苏军配合作战，解放热河、辽宁和吉林三省。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派接近东北地区的部队，注意向长城一线战略要点推进，迎接苏军以了解其动向。22日中共中央提醒晋察冀分局注意，苏军已经占领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它在占领区的政策尚未完全明了。目前分局可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如果苏军允许八路军进城，可以派一部分进驻，如果苏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必须与之友好协商，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工作。(11)需要指出的是，这时中共中央仍在考虑发动上海等东部沿海大城市的起义。

8月22日到26日，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更加谨慎。原因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的条约内容逐步披露，苏联大使通报了中苏谈判的情况，以及前述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等，都使中共中央对苏联对华政策有了更清楚的判断，即中国为美国所必争，苏联援助中国，美国必将援蒋，故苏联不大可能向中共提供直接的援助。中共中央通知各解放区：苏联“为中苏条约限制及为维护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12)这期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两次会议中，毛泽东都谈到东北问题，并决定先派干部前往开辟工作。毛泽东表示他相信，东北地区一定有文章可做的。(13)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党内通知中说明：东北三省属于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中，目前无法断定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因此命令已经派遣的干部继续进入东北，军队则进至热河边界待命，能去则去，不能去就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14)

8月26日，中苏条约正式公布。这时冀热辽军区北进各部队分别在围场、平泉、承德、绥中等地，与南下的苏军会军，并合作解放了围场、隆化和山海关等重镇。张家口地区的中共部队也与苏军会师。与此同时，苏军机关报《火星报》发表国际评论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说中国的“反动力量……正拖着中国倒退，阻碍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的解决”。文章还赞扬了中共在抗战中的业绩。(15)这些表明了苏军对中共至少也是持同情的态度。

中共中央根据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和中苏条约的内容，认为中苏条约有可利用之处，可以派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并可能与东北苏军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和山东等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指出：“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苏军报刊表示在中国支持民主与进步，我党在东北的行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条约中承担的义务，苏军“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各地区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立即出发，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可非正式进入东北。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不要在报上发表文章，不进大城市，不勉强与苏军建立联系，不请求苏军给予援助。一切只要苏军不坚决反对，即刻放手进行。但苏军坚决反对者，必须予以照顾，不使苏军在法律上为难。中共中央当时的估计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尚有困难，苏军将于三个月内撤完，中共军队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北三省和热河、察哈尔。(16)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从山东渡海进入东北的部队，不必去找苏军指挥机关正式接洽，因为对方受条约限制，不会同意中共军队的行动，而且南满各城市也不会交中共接管。进入东北的军队不要用八路军的名义，注意在苏军不去的县镇和农村开展工作。(17)中共中央这时对苏军是否会给予援助显然是有保留的，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力争苏军不妨碍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中共军队主要在苏军未控制的城镇和乡村开展工作，组织力量，大发展的时机选择在苏军撤退而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之时。

9月初，中共胶东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从山东渡海的部队在大连与苏联作非正式接洽，苏军方面表示，他们不干涉对中共部队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9月6日，冀东第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队进入沈阳。第二天，苏军代表与曾克林等举行会谈，讨论如何协调双方在东北行动。苏方代表同意，八路军可以先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11日，中共中央根据胶东区党委的报告断定，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遂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先到东北的乡村和小城镇开展工作，利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的机会，迅速发展力量，争取在东北确立巩固的地位。(18)

至9月中旬，中共军队抢先进入东北已经刻不容缓。此时国共在重庆的谈判尚未取得重大进展，而国民党已经派遣数十万大军，分四路向平津张地区推进。为了迟滞国民党军队深入华北和快速进入东北，确保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和争取先机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着手在华北铁路沿线组织重大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催促挺进东北的部队要加紧行动，选择的时间和道路则愈快愈近愈好。这时不论苏军采取何种态度，中共军队都必须进入东北。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与苏军协调行动已经不是要不要向东北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向东北发展的问题。

9月14日，东北苏军指挥部代表贝鲁罗索夫在曾克林陪同下到达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东北苏军指挥部的口头通知。贝鲁罗索夫声明，根据苏军统帅部的指示，在苏军未撤出之前，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都不要进入东北，进入苏军控制地区的中共军队请即退出，苏军不久即撤军，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苏军不予干涉。中共领导人表示，中国军队不可不进入东北和热河的大城市，苏军应将热河、辽宁原属于抗日根据地的地区移交中共军队。苏军代表表示同意。(19)通过这次会谈，以及汇总一个时期以来了解的情况，中共中央大致确定，中共军队是可以不公开地进入东北的，而且进入东北后，可在乡村和苏军不管理的地区开展活动，苏军实际上同意由中共军队控制经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以及苏军撤出东北后，不会干预中共争夺东北的行动。

东北苏军代表与中国领导人在延安的谈判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表明苏联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并通过东北苏军与中共形成直接的联系。苏联与中共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中共中央作出夺取东北的战略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即召开会议，讨论了会谈的情况，并决定“方针还是争取东北”(20)。17日，刘少奇起草“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电。19日即获毛泽东的批准。(21)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东北局，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各部队的行动，并实际上形成了与东北苏军协调行动的对等机构。与此同时，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共批准第一步撤出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解放区的军队；第二步撤出苏北、皖北和豫北的军队。中共代表团这一决定既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也是为了配合夺取东北的行动。中共军队随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冀东和热河集中。

中共军队大批进入东北后，在继续避免与苏军发生纠纷的同时，也力争苏军不干涉或少限制自己的行动。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一再说明，进入东北的部队应将部署的重心放在苏联、朝鲜、外蒙古和热河等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基地，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的大城市，目前不能将主力部署在东北的大门口。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作这种战略部署表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并不能直接在东北南部的战略要地，取得迅速发展的机会。客观上看，这时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力量并不充足，不适合在东北南部与美国协助向东北开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面对抗。不过也应看到，苏联在东北地区奉行的政策同样是造成中共既能发展、又无法放开手发展的重要原因。东北苏军的政策也使中共中央相信，东北苏军很可能不会承认国民党以外的其他组织，而且肯定会将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这时中共中央指示从山东渡海的部队，仍然不得在苏联驻扎的地区登陆。(22)

从9月中旬开始，苏联在东北采取有限度地支持中共夺取东北的政策，同当时美苏在东亚的矛盾尖锐化和苏军在东北所处的实际地位等，有密切的关系。9月11日至10月2日，美英法苏中等五国外长在伦敦召开会议。会议期间也讨论缔结对日和约和管制日本等问题。美苏不仅在有关巴尔干半岛和与东欧国家缔结和约等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且在东亚问题上，美国企图利用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垄断对日本的控制权，抵制苏联参加对日管制。苏联则针锋相对，提出应组织四国管制日本的委员会。美国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并单方面宣布于10月下旬召开远东咨询委员会议。在美苏的争论中，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积极追随美国的立场。伦敦外长会议因美苏争执不下无结果而终，双方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在这种气氛中，苏联在东亚开始采取强硬对抗的姿态，向美国反击。苏军在东北采取一些不受中苏条约限制的行动，就是在东亚反击美国的重要措施之一。

另一方面，苏联在东北的地位并不牢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军必须于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全部撤出东北。当时伪满洲国的军队已经放下武器，但那些旧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潜在的影响不容低估。特别是伪满军队长期保持对苏作战的姿态，其成员敌视苏联的程度可想而知。苏联撤退后，国民党军队势必很快控制东北。一旦国民党军队与伪满遗留势力合流，加之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随着苏联实力地位的削弱，变得更加棘手。这种前景对于苏联来说，的确不容乐观。

从在东亚与美国对抗和从巩固在东北的实力地位出发，苏联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拖延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时间，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其二是苏军撤出后，在东北造成制约国民党的力量，避免东北地区形成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独家经营的局面。

从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东北苏军当局与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举行了一个月毫无结果的谈判，双方讨论的中心是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兵问题。国民党方面的企图是，利用中苏条约中的有关规定，要求苏联允许并协助国民党军队迅速开进东北，同时辅之以已经改编的伪满军队，迅速确立在东北的军事优势。苏军则针锋相对，采取各种手段，阻止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在彻底解决东北悬案之前，不准这一地区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出现。

国民党政府在接到苏联关于谈判接受东北事宜的通知后，便向苏方提出，国民党第十三军将于10月10日从九龙乘美国运输舰前往大连登陆。13日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国民党代表熊式辉就提出，国民党军队需要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和安东等港口登陆，苏军应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给予协助。苏军代表表示，在大连登陆涉及中苏条约，应由两国政府间谈判解决。营口和葫芦岛可供国民党军队使用，但苏军不能也没有义务保证国民党军队登陆安全。(23)在此后的谈判中，双方始终未能够就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问题达成协议。在东北行营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熊式辉等，国民党军队海运绝不能因苏联方面反对而停止，在大连登陆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熊式辉奉命立刻再次向苏军方面提出，国民党军队必须在大连登陆。21日，东北苏军正式答复说，不仅不准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而且也不准国民党政府设立航空站和派人员视察。对于前往北宁路视察的国民党接收人员，苏军可派人陪同，但在锦州以南段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24)此时正值国共在华北主要铁路沿线展开激烈的争夺，东北苏军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以少量精兵在美国协助下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最终成为泡影。

国民党政府在交涉失败后，决定沿北宁线进入东北。国民党代表因此向苏方提出，国民党军队需要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以便能迅速控制锦州和锦西，从而与平津和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的美军配合，完全控制北宁路。国民党代表相信，苏联在外交上并没有理由拒绝国民党军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为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东北行营纷纷行动，蒋介石也亲自出面，在各个层次上与苏联方面交涉。(25)

10月29日，东北苏军答复东北行营，国民党军队可在营口登陆，但在葫芦岛苏军不能负责他们的安全；如国民党军队沿北宁线运兵，锦州至山海关段，苏军不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在苏军于11月1日撤出前，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锦州，美国军舰不得驶入大连水域。(26)重要的是，东北苏军在答复国民党政府后不久，即将营口移交中共军队驻防。11月1日，苏军驻华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营口已被来历不明的军队占领。当载满国民党军队的美国运输舰到达营口时，发现该港口军队已经被中共军队控制。美军指挥官上岸与中共代表联系登陆，遭到拒绝。他们在葫芦岛亦遇到相同的情况。11月6日，苏军再次通知东北行营，如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只能在苏军撤出前五天降落，每次只准降落飞机一架，地面设备由苏方提供，空运部队的驻地由苏军指定。苏军的规定显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部署，使其经海陆空运兵的计划无一不困难重重。

苏军在为国民党军队运兵设置障碍的同时，给与中共越来越多的支持。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迅速进入东北，以及防止苏军撤出后出现由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东北的局面，苏联除了在东北支持中共获得一定的发展外，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方案可供选择。苏军于10月初即劝告中共中央，抽调30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及沈阳一带，守住东北大门，苏军愿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装备。(27)10月下旬，苏军再次向中共东北局表示，中共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工作，苏军未拆运的工厂设备可全部交中共接收，中共可派人迅速接受工业中心所在城市的工业，并可逐步接受那里的行政权，苏军将帮助中共军队训练炮兵，如果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苏军将配合中共军队作战。苏军还建议，中共中央将指挥中心移到东北。(28)

由于苏联的外交行动彻底破坏了国民党军队抢先进入东北的计划，特别是东北苏军又表示将积极支持中共全力控制东北等等，再次促使中共中央做出更坚决更富有进取的决定。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将战略重心从东北北部转移到东北南部，“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东、安东，然后掌握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29)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更明确地指示东北局，将主要力量放在东北南部和热河，应“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30)为了争取部署军队的时间，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立刻与苏军协商，拖延撤军一至两个半月，或从张家口、绥远方向提供必要援助。

11月初，东北苏军答复东北局，苏军将按期撤军，不能再推迟，但在撤军前将不准国民党军队乘飞机在长春着陆。苏军表示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以及火车和小型运输机。在国民党登陆地区，允许中共军队自由行动。在长春市，除市长一职外，其他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立即通知中共军队前往接收。当搭载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军舰到达时，这两个港口已经被中共控制，美舰被迫返航。

由于与东北苏军已经建立了密切的战略配合关系，中共中央在11月初进一步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即“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31)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转向东北南部。在给华北和东北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中共中央说明：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继华北冲突之后，国共“武装夺取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和冀东等地区，我们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场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中共中央当时估计，在东北苏军提供便利的条件下，如果能在11月歼灭国民党两个师，在部队整训后全部歼灭进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就有可能控制整个东北。为此，在华北的部队必须迅速北进，准备夹击从山海关突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军队应以锦州为中心集中，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准备破坏葫芦岛港口和北宁路，并严密控制长春机场，争取全歼国民党机降部队。(32)为了迟滞国民党军队沿陆路北进，中共华北军队这时已在铁路沿线展开大规模阻击战，先后发起了察绥、邯郸和津浦路等战役。为了配合军事斗争并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中共中央还指示在重庆谈判的代表团，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和边区等地区，应全部实行人民自治，华北地区全部由中共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平津等地可暂驻一小部分国民党军队，而且国大代表必须重选，会期推迟到一年以后。(33)

中共中央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是在美苏在东亚关系趋于紧张的国际背景下，以及得到苏联积极支持的条件下制定的。因此，中共中央在实施这一战略时，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的政策发生冲撞。中苏条约签订后，美国政府一直企图限制和削弱苏联在东北的影响。它首先采取外交措施，一方面通过外交方式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苏联公开保证，在东北会尊重门户开放的原则；(34)另一面利用麦克阿瑟任盟军统帅的地位，限制苏军在东北的对日作战行动。(35)当这些手段都被事实证明无效后，便转而鼓励国民党政府，尽快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其目的同使用外交手段一样，就是要限制苏联在东北的影响。

9月底，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在华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登陆。这时正值中共刚刚开始实施夺取东北的战略，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达到高潮。美军抢占华北战略要地的行动一方面为国民党军队集结出关创造了条件，同时限制了中共军队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与东北苏军对峙的局面，形成了对苏军的巨大压力。华北形势的恶化导致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美军的动向。

9月下旬，中共中央已经获悉美军将在华北登陆。由于还不了解美军的真实意图，中共中央的反应是非常谨慎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北各部队，对美军的外交工作极宜谨慎，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是避免与美军冲突，所以在前线如遇到美国军民，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讯器材。(36)中共中央还专门提醒山东分局，美军有可能在烟台、威海和秦皇岛等地登陆。美军登陆后，中共部队应避免冲突，以善意接待。如遇美军进行武装挑衅，须迅速向中央报告。(37)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又连续向各地区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在遇到美军时，应以主人的态度予以欢迎，避免冲突。各部队应照常控制驻地的行政和治安管理权，如遇美军开枪开炮、拘捕我方人员和占领我方阵地，或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应立即向中央详细报告，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些。

中共中央对美军在华北登陆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重庆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同美军的关系紧张不利于在重庆的政治谈判；另一方面是避免激化与美军的矛盾，以致给中共在国共冲突中，造成新的障碍。但是到10月上旬，随着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美军对中共的敌视态度也越来越明显，中共同美军的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双方发生直接的对抗。

8月25日，中共军队解放山东烟台，控制了华北经海路进入东北的最近的烟台港。9月底，美舰开始在烟台附近的海面游弋，企图伺机占领烟台。为了防止发生突然事件，避免经海路进入东北的计划被美军破坏，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一再催促山东部队，尽快做好渡海进入东北的准备。中共中央军委亦通知东北局，美军已在天津登陆，山东部队海运出关的行动不能因美军登陆便停止，必须改在夜间进行。中央军委还批评山东部队的行动过于迟缓，应立即采取措施解决。中共领导人还要求延安美军观察组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如果美军在烟台登陆，将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美军在烟台可能实施的行动，有可能严重妨碍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战略计划，因此对美军在烟台登陆采取了强硬的对抗措施。9月29日，美军舰抵达烟台海面。第二天，美军代表与中共驻军负责人谈判，要求在烟台登陆，随后又于10月4日派军舰一艘进抵烟台港，向中共守军提出，撤退烟台地区中共驻军、撤销烟台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接管等要求。面对美军的直接威胁，中共中央指示烟台守军：对美军在烟台登陆必须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才许撤退，但中共守军不得先打第一枪。中共中央认为，只有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38)由于看到中共军队已经严阵以待，确实准备实行抵抗，美军终于被迫放弃了在烟台登陆的计划。

与中共军队在烟台阻止美军登陆的同时，双方在秦皇岛——山海关地区发生了更为紧张的对抗。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很快便控制了秦皇岛、山海关和北戴河等地。这一地区既有陆路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有海路出关的重要港口，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咽喉要地。在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这里是国共双方势在必争之地。

9月下旬，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根据美军部的指示，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秘密协议，由美军抢先控制从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和向山海关运兵的交通要道，然后与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队配合，完全控制北宁线。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必要和适宜的军事行动”。(39)

10月初，美军根据所获命令，在秦皇岛强行登陆，并向前往联络的中共守军开枪射击。随后美军又掩护国民党军队攻占海阳镇，解除了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10月下旬，美军不理睬中共守军的警告，强行修筑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中共军队的阵地推进，为国民党军队进攻山海关作准备。美军指挥官甚至声称，如果再遇中共军队的射击，就轰炸中共军队驻守的村庄。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铁路沿线遭受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它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可能达到在平津集结然后向东北进攻的目的。如果美军控制了秦皇岛——山海关地区，并完成修筑秦山铁路的计划，将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提供极大的方便，从而破坏中共中央关于“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的计划。

鉴于秦皇岛——山海关地区的局势日益严重，中共中央电告华北中共领导人和东北局：“美军强修秦皇岛至山海关铁路，我应坚决表示反对，除非武装的美国人外，应禁止美军任何武装人员进入我军控制地区。我军应在铁道线上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布置警戒，不许美军武装通过。如果美军武装进攻我应给予抵抗，以暴露美军干涉中国内政面目，只有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条件下反攻之。但我军应迅速将上述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40)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亦提醒东北部队，应坚守葫芦岛等港口，坚决阻止美军登陆。10月26日，叶剑英致函驻华美军负责人，谴责美军在秦山地区向中共军队施加军事压力，要求美军立即停止军事干涉行动。驻重庆的中共代表也向美国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并警告美方，美军的行动有可能引起国际纠纷。

10月初，中共中央曾经估计，美国“用美国兵直接打内战可能性不大”。(41)但美军在华北的行动促使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策，深堪注意”，“美军反动派魏特梅耶（魏德迈）等指挥下的对中国的武装干涉，今后将变得直接与露骨”，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个宣传攻势”，“要求美国像苏联一样立即撤退在华军队”，“把收缴日军武装的工作留给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对于美蒋的进攻“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42)中共各报刊立即开始大量载文，激烈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并立即撤出中国。

由于美军已经强行登陆，中共军队没有能阻止美军控制秦山地区，也无法阻止美军向前推进。随后美军全力帮助国民党军队通过海运和空运，迅速向秦山地区集结，并配合国民党军队于11月中旬攻占山海关，打开了陆路进入东北地区的通道。驻华美军的行动使中共军队与美军处于尖锐的敌对状态，双方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中共中央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并取得巨大的成果，同美苏在东亚的矛盾尖锐化有直接的关系。在美苏格局中，中共实际上处于背靠苏联，同时与美国敌对的状态。一旦美苏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中共中央势必要重新调整相关的政策。

【注释】

(1)《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435页。

(2)《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第218—219页。

(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372页。

(4)《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8、1132页。

(5)《对日寇的最后的一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9页。

(6)《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1945年8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52—453页。

(7)《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9页。

(8)《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

(9)参阅《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页。

(10)《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页。

(11)《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

(12)《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13)《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页。

(14)《中共中央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8月26日。

(15)《解放日报》1945年8月31日。

(16)《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17)《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吕志恒、邹大鹏、余克等指示电》1945年8月29日。

(18)《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275页。

(19)《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0页。

(20)《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0—491页。

(21)《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80页。

(22)《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99—301、309—310页。

(2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1），第122页。

(24)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2期，第36、72页。

(25)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第74页。

(26)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3期，第76—77页。

(27)《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5年10月8日。

(28)《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10月25日。

(29)《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366页。

(30)《中央关于东北省主席人选及战略重点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

(31)《中央军委关于11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94—395页。

(32)《中央关于组织野战军及反对美舰掩护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给彭真、林彪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中央关于增调兵力控制东北的指示》1945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0—401页。

(33)《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页。

(34)FRUS，1945，Vol.7，pp.973—974，979—980.

(35)Herbert Feis，Japan Subdued：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the War in the Pacific，（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143.

(36)《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给各局各区各部队的指示》1945年9月25日。

(37)《中央关于美若登陆烟台等地我应避免冲突给林浩同志、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30日，《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2页。

(38)《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9页。

(39)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文史资料选集》第55辑。

(40)《中央关于坚决反对美军强修铁路问题给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指示》1945年10月25日。

(41)《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及目前时局的通知》1945年10月1日。

(42)《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揭露美蒋进攻解放区的宣传攻势致各地电》1945年11月4日，《中央关于宣传与谈判的方针问题给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6—407、413页。

第十章　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

从1945年10月中旬开始，国共为争夺东北和华北的军事冲突逐步升级，内战规模不断扩大，以致抗日战争结束仅仅三个月，东亚便形成了新的战争热点。中共中央当时对时局的基本估计是，今后六个月是由“抗战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时期”，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不仅仅是中共争取的目标，也是国民党不得不走的道路。(1)中共中央认为，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走和平民主道路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两个方面。除了中共和中国民众反对内战这个国内因素外，主要的国际因素就是美苏妥协仍然是世界政治中的大趋势。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报告有关重庆谈判的情况时说，战后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问题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2)在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下，一方面不会发生反苏反共的世界性战争；另一方面，各大国为了维护妥协和平的局面，必定要约束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防止中国内战无限度地扩大，甚至引发大国之间的对抗。在这种大国关系中以妥协为主调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未来能否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关键在于中共能否保持并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形成制衡国民党的力量。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说，目前国共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主要是由于国民党企图控制更多的地区，企图在华北和东北占优势，以便在有利的形势下，形成对国民党有利的和平妥协。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当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大量歼灭向华北和东北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在华北和东北的地位。中共中央相信，“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3)对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是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坚决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关键原因。由于得到东北苏军越来越积极的支持，中共中央继提出在华北展开交通战和独占东北后，又于11月初提出“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计划，目的就是要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依靠军事斗争的胜利，迫使国民党承认华北和东北自治，以此作为过渡到和平建国阶段的必要条件。(4)为了配合军事斗争，中共中央还指示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团，坚决拒绝蒋介石关于在11月初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方针实际上是以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放弃以武力取得在东北和华北的优势地位的企图，并创造对中共更为有利的谈判条件，以便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国共谈判和最终的政治妥协，能导致中共地位的加强，而不是被削弱。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以军事斗争制止国民党进攻华北和东北，并取得有利之谈判条件的斗争所要达到的程度和规模，实际上与东亚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紧张、以及随之而来的东北苏军积极支持中共控制东北等国际因素，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从当时的事态发展看，那些相继出现的对中共相对有利的国际条件，它们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简单地说，如果美苏关系稳定，中苏关系就不至于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稳定，东北苏军就不会支持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战略；东北苏军不承认甚至阻止中共在东北取得有利地位，中共军队在东北就不可能获得迅速发展；如此则中共中央争取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全部计划也就很难实现。

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一连串的外交和政治行动，试图通过外交压力，迫使苏联按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将东北移交国民党政府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行动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东亚国际局势迅速发生新的变化。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与东北苏军在长春进行的有关接收东北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在苏军支持下，迅速进入东北并发展壮大。这种局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一系列战略问题，即根据目前的军事态势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及在中苏澄清双方处理接收东北的原则以前，是否急于调动大军，靠武力打进入东北？国民党政府接受东北的战略，是否应以长春地区为重点？从客观的态势看，这时国民党军队聚集在秦皇岛——山海关地区，可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不能总是引而不发。加之中苏长春谈判在当时的局面下，显然不可能迅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结果蒋介石遂下决心，命令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打进东北。为了配合军事进攻，国民党政府中断长春谈判，将东北行营撤到山海关待命；同时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将国民党东北行营与东北苏军在长春的谈判，改为在两国政府之间直接商谈，地点也改在重庆与莫斯科。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即一方面通过将地方当局的谈判升级为国家关系问题，可以直接向苏联施加压力，并可增加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东北的军事行动时，避免在外交上节外生枝。

国共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苏关系紧张，对于美苏两国可以说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当时驻东北的苏军和驻华北的美军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已经形成了美苏在中国内战中各支持一方的局面。国民党政府在这时又火上浇油，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企图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一方面拉美国下水，另一方面压苏联让步。这种状况很快引起美苏两国的反应。

9月伦敦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在东亚一度采取自行其是的外交行动，破坏了美苏协调解决东亚问题的规范，引起苏联的不满和警惕。苏联立即采取行动，一面拒绝参加美国一手操纵的远东咨询委员会，一面通过阻止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运兵和支持中共控制东北，加强自己在东亚的实力地位。但是，苏联的这些措施不过是对美国在东亚自行其是的报复和警告。11月6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公开演说中，不点名地批评美国旨在谋求自己战略利益的外交政策。他同时也宣称，苏联愿意同爱好和平的各强国加强合作关系。苏联显然无意破坏在二战中与美国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它更不愿意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内百废待兴之时，在东亚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

美军在华北地区登陆后，与中共军队的关系极度紧张，这种情况已经引起苏联的关注。11月上旬魏德迈奉命到中国视察，苏联对美国在此敏感时刻派遣如此高级别将领到中国，极为警惕。苏联方面曾经向中共代表表示，魏德迈此次访华目的复杂，他“有表里两重任务，其内部任务，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方面的确关注和警惕华北美军的意图。

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照会苏联，由于苏军一再阻碍东北行营的接收工作，该行营将从长春撤到山海关。(6)同一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动军事进攻。苏联很可能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它几乎立刻采取行动，争取缓和中苏关系。11月17日，苏联照会国民党政府，否认苏军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声明苏军撤出地区被中共军队占领，是国民党政府自己无力接收的结果；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苏军可延缓撤出，并允许国民党军队空运至沈阳和长春等大城市。随后不久，苏联在拒绝由两国政府级谈判东北问题时提出，有关接收的具体问题仍由双方在东北的地方当局解决。东北苏军还通知国民党政府的东北行营，苏军会加强长春城防，清除暴乱，取缔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活动，以消除国民党政府不再长春谈判的疑虑。(7)12月下旬，蒋经国应邀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了两次会谈。斯大林在会谈中说明，苏联希望改善中苏关系是基于三个原则，即一、苏联不介入国共斗争，只是希望国共两党“和平共存”；二、国民党政府应在美苏之间“不偏不倚”；三、不准美国染指东北。他还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以图彻底改善两国关系。(8)斯大林的谈话包含了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即争取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和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

苏联要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必定要影响它同中共的关系。实际上苏联的确在利用各种方式，促使中共中央配合它调整对华政策。就在苏联与国民政府沟通期间，东北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称，凡是苏军驻扎的地区，中共军队不得进入；在苏军全部撤出东北之前，包括山海关至锦州地区在内的东北全境，不允许中共军队作战；中共军队必须撤退至东北主要铁路沿线两侧50公里以外；中共所属各机关必须从大城市撤出。(9)苏联这时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延缓撤退东北苏军，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以消除国民党政府反对的借口。东北苏军对中共的限制表明，苏联已经决定用直接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外交手段，取代支持中共控制东北的策略。

为了使国民党政府在美苏斗争中保持中立，苏联在争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同时，也力图施加政治影响，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以便在中国造成制约国民党内亲美势力的力量。苏联提出支持国共“和平竞争”同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和不干预国共斗争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至少在形式上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致之处。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与美国相比，在国共能否“和平竞争”的问题上，苏联基本上不抱多少希望。(10)所以苏联的表态只不过是要居于超脱的位置上，对美国以调处的方式介入国共争端表示支持，并利用与中共的关系施加一些影响，它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东北问题方面，利用苏军延缓撤出的时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合作经营东北经济的问题。

与苏联调整对华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在酝酿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国共两党为争夺华北和东北而发生的武装冲突，以及中共军队在东北地区的迅速发展，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的战后东亚政策。对日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处理中国问题主要遵循两个原则。其一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其二是避免卷入中国内战。(11)由于中国内战已经爆发，美国面临尴尬的局面。如果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就很难避免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国共在华北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爆发后，驻华美军领导人很快便注意到，他们即使用“最富伸缩性的方式”来解释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无法执行既援助国民党政府而又不介入国共内战的命令。(12)

从9月底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北推进，美国政府不断收到来自中国的报告称，国共在华北和东北的冲突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内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种炽热的气氛中，在华北的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磨擦。美国驻华使馆的报告更令人担忧，这些报告指出，中共军队在张北地区和东北南部得到苏军的援助，这表明苏军参与了中共军队夺取华北和东北的计划，其动机很值得怀疑。(13)11月下旬，魏德迈在中国视察后，也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国共的军事冲突在扩大，关键是国共冲突表明，“美苏在东北和华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他认为，就当时的战略态势看，国民党政府如果不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肯定不可能控制华北和东北；美国如果真的打算支持国民党军队收复东北，就必须介入中国内战，其结果甚至有可能是美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14)

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就对华政策展开一次较为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中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国民党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实力，确保在国共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美国既无能力、也无必要，去支持蒋介石的毫无希望的武力统一政策。根据这一结论，美国政府决定从两方面着手解决问题。首先是争取与苏联协调对华政策，在不致于破坏美苏在东亚的基本政治格局的前提下，促使苏联履行有关条约的规定；其次是直接介入日益激化的国共矛盾，争取用政治方式促使中国形成基本统一的局面。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全面阐述了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实行这项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它们包括：一、争取在中国内部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与军事统一；二、各大国均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15)自从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来，美国处理对华事务的中心就放在处理与列强在华关系方面。杜鲁门的声明强烈地反映了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这一特点。杜鲁门政府所谓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是防止苏联控制东北。为了实施这项政策，美国政府经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调处办法：促使国共停战——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实现由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这三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其核心是尽可能地限制苏联在中国的影响。12月下旬，美国特使马歇尔带着美国政府的方案到达中国，开始调处国共矛盾。

显然，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尽管目标和手段各异，介入国共斗争的程度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双方都试图避免被卷入国共之间的内战，并避免因为国共内战而导致双方的直接对抗。既要避免导致双方的直接冲突，又要防止对方的势力扩大，以致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在妥协的格局中限制对方，就是美苏对华政策的重合点。对于美国来说，调处国共争端是既可以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又能避免自己陷入中国内战的一种策略选择。中国的统一与稳定又是防止苏联介入和将苏联挤出东北的基本条件。(16)同样，苏联改善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是为了不给美国直接介入东北问题的借口，同时还可以并争取国民党政府不要一边倒向美国。

在12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就如何解决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美苏承诺尽快从中国撤出各自的军队，实际上也等于是苏联承认，美军目前可暂时留在中国，美国承认苏联可以延缓从东北撤军。第二，美苏双方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同时也承认，国民党政府需要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吸收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派参加。第三，双方同意应促使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苏联表示它将支持美国调处国共争端的努力。莫斯科会议专门就中国问题发表公报，公开表明了美苏的立场。(17)

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共中央的军事战略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均造成相当严重和复杂的影响。美苏之间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再次相互妥协并达成协议，特别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缓和，使中共中央失去了实施“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计划的外部条件。由于东北苏军的限制和苏军决定延缓后撤时，坚决表示不允许中共军队在其控制地区作战，加之国民党军队很快攻占山海关，随后迅速向北突进，而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有关部队和从华北刚刚到达锦州一带的部队尚未做充分准备，以致失去了在战略要道阻截国民党军队的战机。对中共军队来说，这时要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实际已经不可能了。

急剧演变的东亚国际局势和东北南部的军事形势，迫使中共中央逐步开始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改变11月初的战略计划。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东北外交形势的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东北局必须有所准备。(18)中共中央在了解到东北苏军态度骤变的当天，便指示东北局领导人，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将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中共中央要求目前仍在前往东北途中的中共干部，均在承德地区停止前进，东北部队主力向西移动，靠拢在热河的部队。为了争取时间调整军队部署，以延缓国民党军队北进的速度，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应向苏方提出，锦州至山海关一带原为中共军队控制地区，在这一地区中共只能让出营口，不能让出锦州、葫芦岛和北宁路南段；东北局还应向苏军表示，希望他们能推迟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时间，如苏军不接受此一建议，东北部队应考虑彻底破坏北宁路的锦州至山海关段，以使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不能利用铁路迅速运兵。(19)

这时中共中央毕竟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虽然已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也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20)一个偶然事件加强了中共中央的信心。11月29日，国民党东北行营要员张嘉璈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让出北宁路。中共中央据此推测，苏联在东北一方面是要阻止美军进入东北，另一方面有可能是要便利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于12月上旬指示东北局，要争取苏联出面促成国共合作接收东北大城市。(21)

在如何理解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方面，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这时都较多地强调了苏联与美蒋斗争的一面。他们认为，苏联改变政策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斗争。这是中共中央一度希望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或部分取得东北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当时处于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苏联的政策变动有更为长远的战略考虑。他们在11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22)他们对苏联政策的目的分析尽管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毕竟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苏联的政策是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而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未必总被苏联认为是符合其战略利益的。

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恢复和12月下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苏联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性的和临时的策略行动，中共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插足”。中共领导人在随后一个时期的一些言行，比较清楚地证明，中共中央对苏联政策的确存在颇多怀疑和不信任。在1946年初的国共谈判中，由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不过是可以在谈判中用来平衡马歇尔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对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23)2月中旬国共谈判转入讨论东北问题后，中共中央甚至不再认为苏联参与谈判是必要的了，因为苏联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24)比较能说明中共对苏联政策的认识的事件是，3月间苏联在东北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趋强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收。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25)

11月底至12月初，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原来设想的中共单独控制整个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肯定不可能了。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不会拒绝国民党军队北进。即便如此，这时中共中央还是相信，国共两党“谁在东北占优势的问题，还未能确定，这还要看将来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今后中共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以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席地位及可能的优势”(26)。为了达到“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对国民党的优势”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相继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和中共军队，根据长期斗争的打算，应在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镇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动员群众的工作上。(27)

中共中央重新调整夺取东北的战略，固然是在苏联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背景下，迫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沿着中共对外政策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从更深层次上考察，可以说夺取东北战略的调整至少包含着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

首先，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表明中共中央在贯彻其夺取东北战略时，从主要是争取背靠苏联支持，重新转向强调依靠中共自己组织力量，达到党在东北的战略目标。从本质上说，这对自力更生原则的重申与强调，也是这个原则在夺取东北战略中的具体体现。中共中央肯定相信，由此可以建立维护中共的战略利益的可靠基础。

其次，中共中央调整东北战略反映出它试图适应美苏妥协的大格局，在适应的前提下利用美苏矛盾，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从背靠苏联、与美国对抗，转向实行在国内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政策。面对美苏和国民党政府重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给远东国际形势带来的变化，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28)。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中共在主要是同国民党进行国内斗争时，对美国和苏联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

东北苏军改变对中共的政策后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了处理对苏关系的原则，即在形式上与苏联隔离，“表示与苏联无关”(29)。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在东北的妥协是美蒋对苏联采取外交攻势后，中苏关系处于危机的反应，这是一场严重的国际斗争，东北局的工作必须顾及苏联的国际信誉。(30)东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再告诫东北部队，不要产生对苏联不满的情绪，在东北的工作必须“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中共目前撤出大城市“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一场世界性的外交斗争”。由于苏联政策复杂多变，东北局提出应“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31)。这表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时，一方面注意到苏联调整政策是其出于调节美苏关系的需要，因此必须予以配合；另一方面由于苏联作出妥协，它对中共的援助已经严重减少，因此中共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再将苏联作为可以依靠的因素予以考虑。

由于苏联调整后的对华政策的特点是强调不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同中共建立正式的联系，在处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时排除美国的干预，在协调美苏关系时承认美国在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方面的主导地位，加之美国有意介入国共斗争，这使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相对提高。因此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中共中央尽管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仍是扶蒋反共，但也注意到美国干涉中共内政不是没有顾忌的，其能力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中共中央在重新估计远东国际形势时提出：“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32)。这项在国内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在苏联表示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在外交上与中国共产党隔绝的条件下，利用美苏矛盾与美蒋矛盾，排除美国军事干涉的可能性。

中立美国的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内容。11月底中共中央提出这项政策时，美国对华政策正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中共中央也在调整战略部署，国共在华北地区的武装冲突正趋白热化，驻扎在华北铁路沿线的美国与中国军队经常发生磨擦。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式，中共中央当时指出，中立美国只是进行国内斗争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33)。

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12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注意到已经存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可能性。11月下旬，苏联曾照会国民党政府，苏军在已经撤出地区无法协助国民党军队运兵，只能保证空运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的安全。(34)这实际上是以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为理由，拒绝协助国民党军队经北宁路沿线中共军队所控制的地区运兵。此后不久，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接触，要求中共军队让出北宁路。他声称这也是苏军的意见。(35)中共中央认为，张嘉璈的行动表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已经造成了有利于中共谈判的形势。(36)不过这时中共中央的看法是，在美苏关系未定、美国政策没有明朗和中共军队取得军事胜利以前，国民党不会认真谈判解决全局性的问题。(37)事实表明，中共中央这时更关心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

12月7日，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当时不能将这种支持扩大到卷入中国的内战。他还说，国民党政府是“发展民主中国最满意的基础”，不过它必须“扩大范围容纳各党派的代表”(38)。中共中央认为，贝尔纳斯的讲话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会有所变化，其中将会有可利用之处。第二天，周恩来在延安的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蒋介石尚在摇摆不定，时局的特点将是国共两党“边谈边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使其“知难而退”，对美国的批评要有区别，要留有转圜的余地。中共中央在给董必武等人的电报中说明，马歇尔到中国后，美国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可能有变化。目前应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使美国和国民党“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39)。这是一项以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自卫、以军事斗争推动政治解决的有很大伸缩性的策略，其目的包括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12月15日，就在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会议认为，赫尔利辞职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表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有某种限度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北宁路上得手，但困难仍然很多。中共提出恢复谈判，目的是展开政治攻势，配合军事自卫。两天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对杜鲁门声明中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党派会议、通过民主协商改组国民党政府等建议表示欢迎。(40)同日中共代表访问美国驻华大使馆，通知美方中共赞成杜鲁门声明，并正等待马歇尔到中国。(41)

12月19日，中共中央就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及党的对策等问题发布党内指示。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赫尔利辞职和杜鲁门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停止内战、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约束驻华美军的行动等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党“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这项指示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明朗后，中国共产党中立美国的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即从一般地对美国不挑衅和避免冲突转变为在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时，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发动和平攻势以配合军事自卫。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各部队，对驻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持友好态度，避免冲突；对进入解放区的美国记者，应帮助他们自由采访和报道中共控制地区的真实情况，使他们获得友好的印象，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和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军人员，应善意接待。(42)中共发言人在公开声明中，改变了以往要求立即无条件撤退驻华美军的要求，仅仅提出美军应停止其超越协助受降范围的行动。(43)这实际上是表明，中共中央有条件地承认美军可以继续留在华北。中共领导人亦向延安美军观察组说明，中共愿意在解除在华日军武装的问题上与美军合作。(44)中共领导人还通过报刊和各种公开场合，表示欢迎马歇尔使华调处国共争端。

12月底，国共谈判恢复。这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基本处于一种新的均衡状态。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如果美军继续为国民党向华北运兵，显然将会使形势更加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中国共产党既不能组织国民党军队开入，也不能阻止其接受仍被苏军控制的长春路沿线的大城市。这种军事形势使中国共产党利用马歇尔调处的机会迅速促成停战，成为相当紧迫的策略问题。

11月间，中国共产党曾经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再插手国共谈判。当时在美苏关系缓和、苏联支持美国调处国共争端和美国表示赞成国共停战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感到很难拒绝马歇尔参与国共谈判。(45)为了因势利导，充分利用马歇尔调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是利用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争取马歇尔在调处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在运用这一策略时，中国共产党必然也要作相应的妥协。

马歇尔到中国后不久，中共代表便与他建立了合作的基础，首先是在政治问题上，中共代表明确指出了国共双方的主要分歧，提出了停战——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样一个解决国共争端的程序。中共代表同时表示，中共方面可保证支持蒋介石在改组后的政府中得到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第一大党的地位。(46)其次，中共代表表示承认东北问题有其特殊性，关系到中国政府接收主权和美国经海路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对此类涉及国际条约的问题，中共方面不参与。应由国民党政府直接与美苏两国交涉解决。当时中共方面也以不涉及国际条约为理由，反对将有关条款写入停战令的正文，并指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只能从苏军手中接收地方，国民党军队要调动必须事先与中共方面协商。(47)

中国共产党在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承认中苏条约的有效性这两个问题上的妥协，对马歇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旨就是通过政治谈判，使中国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马歇尔根据这项政策调处国共争端的基本设想是，首先实现停战，为解决其他问题造成必要的条件；第二步是推动政治谈判取得成功，为整编中国军队奠定基础；最后完成军队整编，实现军队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战——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程序，至少在形式上与马歇尔的设想是吻合的，这的确使他感到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中共方面承认中苏条约的有效性至少在客观上产生了加深美蒋矛盾的效果。蒋介石和马歇尔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在华北和东北两个地区哪里是战略重点。蒋介石以华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至于东北问题，则试图依靠运用外交手腕加以解决。而马歇尔正相反，他是以东北为重点，以华北停战作为尽早控制东北的条件。美国是着眼于取得对苏联的优势。马歇尔当然不会改变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当中国方面表示承认美苏与国民党政府为解决东北问题达成的国际协定时，马歇尔必然要重视中共方面的其他建议。

中共中央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利用美苏矛盾，向马歇尔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根据以往的经验无法相信美国的调处会是公正的，因此认为如能使苏联参加调处，将“利多害少”。中共中央在给其谈判代表团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如能做到英苏参加更好，如做不到只好让马单独参加”。(48)基于这种考虑，中共代表在停战谈判期间曾经多次请苏联出面，参与讨论东北和热河等有争议的问题。同时在谈判中也向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提出，国共双方争论的问题凡涉及中苏条约的规定，或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有关，均应请苏联代表共同解决。苏联的基本方针是不直接介入国共谈判，除在东北等直接涉及其战略利益的问题上通过中共方面反映它的主张外，始终坚持不出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中央的策略完全不起作用，它对马歇尔造成一定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共产党采取利用矛盾的策略使马歇尔在调处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作出某种选择的局面。他要么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其妥协，促成国共谈判成功；要么冒谈判破裂的风险，支持国民党政府，从而破坏与中共方面取得的谅解，这甚至意味着美苏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一系列国际协议都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马歇尔明智地作出前一种选择，当然这并没有超出美国对华政策所允许的限度。

为了促进国民党方面接受停战，马歇尔在谈判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拒绝为国民党向华北运兵，冻结美军控制的华北各港口，拒绝蒋介石关于立即商谈整军的要求等等。他在会见国民党谈判代表时，要求他们放弃那种“相当不妥协的立场”(49)。当国民党方面提出，国民党军队必须接受热河的赤峰和内蒙古的多伦两个城市时，马歇尔并没有给予支持。直至中共方面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方面将热河和察哈尔作为停战的例外，并再次指出因内战尚未停止，美军不得再向华北运送国民党军队，马歇尔于1月9日直接将有争议的问题诉诸蒋介石，促使他接受了停战无一例外地包括整个华北地区的原则。此后国共迅速签署停战协议，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布了停战令。

在随后的政协和整军谈判中，马歇尔能采取明智和公正的立场，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实行中立美国政策和策略有重要的关系。不过马歇尔在谈判中的表现，以及他推动国共谈判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样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共中央最初觉得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军事斗争而“发动政治攻势”。随着国共谈判迅速取得进展，中共中央逐步认为，谈判的结果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1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指出：打败日本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的努力已获得成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50)中共中央在此后不久发布的党内通知中，明显地强调必须学会政治斗争的方法。

1月下旬，周恩来返回延安，汇报国共谈判情况。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授权中共代表团在政协各项决议上签字，并拟定了参加政府的中共领导人的名单。至此中共中央实际上接受了政治谈判中协商通过的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周恩来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中央在政军谈判中实行军党分离、实现中国军队统一的决定，以及毛泽东将参加政府和实现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1月31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他在转达中国中央的决定时指出：中共在理论上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但目前不能付诸实施，现在还需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中共领导人重视马歇尔在国共谈判中所持的公正合理的立场，并准备以他的立场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在地方和全国性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51)

中共中央采取这一系列行动是因为它认为，从抗战转向和平民主建国的过渡阶段已经结束。中共中央在党内指出：政协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表明，“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党的领导人将参加政府，“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必须克服狭隘的关门主义，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倾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而奋斗。(52)

中共中央决定接受民主共和国方案，走渐进改良的发展道路，是有其认识根源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革命的基本理论之一，就是革命要分两步走。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到底会出现何种社会形态，党实行何种政策，以及以何种方式取得名副其实的领导地位，则取决于当时的力量对比。在如何估计力量对比时，分别以美英、苏联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体系的关系，至少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从来都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同苏联联系在一起。在经历了抗战八年的国共合作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看法，即当世界上美英与苏联两大势力处于尖锐对立和斗争的状态时，美英为了反苏，必然要反共，绝对不会允许中国革命运动的存在和发展。它们必定要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结成反共同盟，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除了发动激烈的社会革命外，无法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反之，当美英苏结成同盟或互相妥协时，在中国内部，国民党亦会向中国共产党作一定的妥协。美国对苏联让步时，势必要对中国革命力量作出让步，在某种条件下允许中国共产党存在，并促成国民党放弃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政策。而苏联为了维持和美国的关系，也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采取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政策。停战协议签订后，苏联方面再次告诫中共中央，对美国要有足够的估计，不应设想中国苏维埃化，而应停止内战，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进行民主改革。(53)在美国压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苏联又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实行更激进的政策的条件下，中共中央认为，走和平改革的渐进的道路势在必行。

1月3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讲到“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时，首先强调了出现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国际原因。他指出，中国革命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顺利的国际环境”，即美英苏三个大国“来援助中国的民主化”。在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每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帝国主义就帮助中国反动势力使革命失败”。这一次则完全不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通过了“要中国走民主化”的决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也“赞成中国民主化”，如果中国不实行民主化，外国就要干涉，马歇尔就是“干涉的”代表，他“实际上是执行三国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这种国际形势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有可能的。(54)2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了内容与刘少奇的报告基本相同的指示。

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2·1”指示对国际形势和美苏妥协对中国时局的影响的估计，主要是基于当时马歇尔在调处时立场公正、内战暂时停止和政协决议获得通过等事实，从而得出了中国即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结论。不过在美苏妥协的大格局中，他们的矛盾仍在发展，一系列新的问题不断显现出来。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特点是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限制，双方以妥协为主，同时又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地限制对方，而且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互相制约的限度和能力也不同。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政府到底可以在多大范围内控制国民党政府。在各种矛盾尚未充分展开时，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作出更具体的判断。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席代表的美国的特使马歇尔，在调处中一度采取公正合理的立场，这很容易引起对美国妥协的程度和它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能力的高估。随着1946年国际和中国内部局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有必要而且的确是在重新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东亚大国体系的关系。

【注释】

(1)《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

(2)《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2页。

(3)《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0—372页。

(4)《中央军委关于十一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95页。

(5)《魏德迈在华的任务》1945年11月12日。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1），第147页。

(7)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第89页。

(8)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124页。

(9)《满洲不许作战》1945年11月20日。

(10)James F.Byrnes，Speaking Frankly（New York，1947），p.228；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140—141.

(11)Herbert Feis，Japan Subdued，p.14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53页。

(12)FRUS，1945 Vol.7，China，pp.532—534.

(13)FRUS，1945 Vol.7，China，pp.572—573，686—687.

(14)《魏德迈报告》，台湾光复书局1959年版，第308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92页。

(1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28—629页。

(16)FRUS，1945 Vol.7，China，pp.745—747，762—763.

(1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85—186页。

(18)《在苏军预定方针不变情况下重新部署力量》1945年11月13日；《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页。

(19)《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页。

(20)《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448、434—436页。

(21)《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央统战部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页。

(22)《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23)《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6年1月3日。

(24)《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78页。

(25)《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5日。

(26)《中央关于在东北的宣传方针问题给彭真通知的指示》1945年12月10日，《中央关于东北形势及今后方针的通报》1945年11月29日，《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465—467、474—475页。

(27)《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0页，《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79—1180页。

(28)《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29)《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页。

(30)《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31)《东北局关于今后方针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9—552页。

(32)《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33)《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页。

(3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1），第154—156页。

(35)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1期，第109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再开谈判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

(37)《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策略给董必武、王若飞同志的指示》1945年12月5日。

(38)FRUS，1945 Vol.7，China，pp.1046—1047.

(39)《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及谈判问题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945年12月9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4页。

(40)《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

(41)FRUS，1945 Vol.7，China，p794.

(42)《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页。

(43)《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8日。

(44)FRUS，1945 Vol.7，China，pp.486—487.

(45)《中央关于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日；《中央关于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5年1月3日。

(46)FRUS，1945 Vol.7，China，pp.800—803.

(47)《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46年1月5日，重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70—876页。

(48)《中央关于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日，《中央关于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5年1月3日。

(49)FRUS，1946 Vol.9，China，p1.

(50)《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1946年1月10日，《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

(51)FRUS，1946 Vol.9，China，p206.

(52)《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1992年版，第62—67页。

(5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8页。

(54)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第120页。

第十一章　向大国体系宣战

国共两党在1946年初的停战、政协和整军等谈判中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美苏两个大国在东亚妥协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正当中共中央认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之时，美苏关系却在由对抗向冷战的方向迅速演变。与美苏从妥协走向对抗几乎同步，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逐步毁弃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达成的各项协议，并于6月下旬开始，向中共中原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至此，国共两党时断时续的局部军事冲突，终于发展成为全面内战。面对国际上的美苏关系全面逆转和国内国共关系最终破裂，中共领导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美苏对抗的性质和前途，及其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重新思考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美苏全面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以及它的作用和发展前途，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结论，严重地影响着中共中央在历史时刻作出的战略抉择。

从抗战结束到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闭幕的4个月里，美苏两国不断试图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却是它们终于从战时的盟友变成和平时期的对手，从而导致长达40年的全球冷战。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不久，美苏在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三国曾以“战时需要”为理由，达成分别在伊朗驻军的协议。日本投降后，英美开始从伊朗撤军。到1946年1月，美军已经全部撤退；英国则重申，将按原计划撤出英军。然而，苏联不仅没有撤军，在伊朗苏军占领区反而出现了一个“阿塞拜疆民族政府”。伊朗政府遂派军队前往镇压，却受到苏军的阻挠。于是伊朗政府开始指责苏联的行动是严重的“干涉内政”。美国政府立即借机发难，要求苏联停止对伊朗内政的干涉，苏联则批评美国另有企图。最后苏联于5月将苏军全部撤出伊朗。美国立即在这一地区扩大它的影响，伊朗很快便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在土耳其，苏联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应归还卡尔斯和阿尔汉达两个边境地区，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向苏联提供陆海军基地，以及修改有关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国际公约，等等。土耳其政府为了抵制苏联的外交压力，便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美国立即借机指责苏联的行为越轨，并借机向东地中海扩展势力范围。1946年2月，美国向地中海派出特遣舰队，并开始向土耳其提供大量的财政援助。从此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了东地中海。

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和军事行动，必然会影响苏联领导人对战后世界局势发展的看法。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了引起国际舆论震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不可能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因此战争不可避免。苏联过去的三个五年计划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1)斯大林在这里重新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这个列宁主义的经典观点，而且指出苏联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以此判断作为出发点之一。

美国等国家针对斯大林的演说反应强烈。2月22日，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被称为是“8000字的长电报”。凯南当时是美国驻苏联使馆的临时代办，他的报告为美国政府决定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提出了一套理论根据。凯南认为，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理智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2)凯南的建议使美国的决策者们如获至宝，得到他们的一片赞扬。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一次极富煽动性的演讲。他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利亚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后面的所有地区和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东西方势力相接的中欧和东地中海、近东和巴尔干等地区，也都受到苏联“施加的压力”。在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们“绝对服从”来自苏联的指示。丘吉尔呼吁要及时正视苏联扩张的事实，美国必须在“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时，负起领导的责任，反对所谓“铁幕”后面的苏联。(3)经过美英领导人很可能是有预谋的呼风唤雨，必须遏制苏联的气氛很快就笼罩了全世界。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给领导处于特殊阶段的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共领导人，的确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必须重新思考的问题。首先，根据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富尔顿演说所阐述的理论，被普遍认为战后将长期存在的“美苏妥协”的局面，看来已经不复存在了。美国为了抵制它所描述的“苏联扩张”的威胁，已经下决心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反苏从而必然要反共的“圣战”。这包括在美苏势力范围相接的边缘地区，采取各种措施遏制苏联的影响，并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的影响，以及在非“铁幕”的国家里，消灭美国声称的所谓苏联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中国同时具备了美国势必要进行干预的上述两个条件，不论从地缘政治争夺还是从意识形态斗争的哪个角度考虑，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都势必要同美国的遏制战略相抵触。造成美国与中国革命运动内在的对抗性质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国一贯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受苏联指挥、为苏联扩张利益服务的工具。从另一方面说，中国共产党人也从不讳言，他们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与苏联息息相关，尽管双方在有关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重大问题上，经常会发生分歧，而且中共中央常常受到苏联的限制。“反苏必然反共”，这是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内部局势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认识之一。

其次，美苏在东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的斗争，向世界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即在美苏对峙的大格局中，处于两个势力范围相接的边缘地带的国家，往往会成为引起矛盾和冲突的热点。这些国家一旦决心利用美国的影响抵制苏联的压力，其结果是导致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大。换句话说，就是意味着这些国家将最终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当然，这些国家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其社会制度和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决定的。但是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苏联要求它们付出的代价，往往超出了那些掌权的政治集团的承受力。

中国的情况与伊朗和土耳其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政治和军事上完全统一的局面。国民党政府不论是处理对苏关系，还是利用美国的影响，对抗苏联对中国权利的各种要求，其着眼点和归宿最终都落在国内的反共政策上。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实际上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中，这种恶性循环简单地说，就是抵制苏联、拉住美国和在国内反共等各种政策在互相影响，其结果是导致国共矛盾迅速尖锐化，并终于促使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如果战后中国局势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脉络发展下去，其前景同伊朗和土耳其的结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不论是从中共的战略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都绝对不可能接受中国最终被划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结局。从1945年12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到1946年2月达成政协决议，这期间中国政治中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曾经使中共中央一度相信，美国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未必不是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有利条件。由于美苏关系的变化对东亚的影响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共领导人当时还不可能透彻地了解这种变化将对国共关系造成何种冲击，他们当时主要是从国内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了新的对外政策。

美苏在近东和东地中海展开角逐的同时，它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也再度尖锐起来，其导火索则是如何处理东北的经济问题。早在1945年8月莫斯科中苏谈判的第二阶段，斯大林就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东北日军失败后，如何界定和处理苏军的“战利品”问题，简要地说就是要中国东北的日属工矿企业等，作为苏军的战利品，归苏联所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当时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建议宋子文，要顶住苏联的压力。他向美国政府汇报说，苏联提出这种要求，表明它企图长期控制和榨干东北经济。(4)由于时间紧迫，中苏双方当时在谈判中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苏军进驻东北后，于10月间开始拆迁长春地区的工厂设备。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的代表在谈判一开始，便提出由苏方协助接收东北厂矿企业的建议，结果被苏联方面拒绝。苏方的理由是，东北日本所属企业应为苏军战利品，中日合办企业应作为敌产处理。负责处理东北经济接收问题的张嘉璈立即电告蒋介石，如果接受苏联的上述认定，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将名存实亡。因为东北的工业企业差不多都可以被算作是日产或地产。他建议由政府出面，发出强硬照会，阐明中方的立场。(5)国民党政府这时关心的是尽快取得苏联的同意，派遣军队进入东北接收行政权，并不打算在东北经济问题上与苏联搞僵。蒋介石指示东北行营，目前可暂缓讨论经济问题，“做一步算一步”。(6)为了不妨碍与苏军交涉运兵，国民党方面在谈判中，一度回避了有关的经济问题。

11月中旬，苏联在改变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的政策后，开始利用撤军问题迫使国民党政府谈判，争取实现对东北经济的实际控制。苏军领导人曾告诉东北行营，今后谈判的关键就是东北的经济问题。由于国民党军队运兵受到苏军阻挠，蒋介石下决心在经济方面，作出部分让步，以换取苏军在政治、军事等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合作。(7)不过东北行营很快便发现，蒋介石允许的让步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让步与苏联方面提出的条件相比，距离实在是太远。

11月底，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在重庆详细讨论了解决东北经济问题的办法。他们认为，不能接受苏联的要求，目前的办法只能是必须坚持住，在政治问题解决以前，不与苏方讨论经济问题。这个原则得到蒋介石同意，并由蒋经国转告了东北苏军当局。(8)12月下旬，蒋经国在访苏期间，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苏军撤出东北后两国再讨论东北的经济问题。斯大林坚持说，必须在苏军撤出前先达成协议，可以在苏军撤出后再予以公布。结果双方未能就此取得一致意见。此后苏方一再提出谈判解决经济问题，东北行营则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

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之所以提出相当苛刻的要求，固然是要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实惠，毕竟苏联国内的战后重建工作负担沉重。不过苏联领导人还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是防止美国通过经济渠道向东北渗透。如果苏联不利用军事占领的时机控制东北经济，很可能就再也无法阻止美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力量，挤进东北地区，除非苏联能在东北扶持一个完全亲苏的地方政府。但苏联这样做无疑会导致与美国的尖锐对抗，而这正是当时苏联所竭力避免的。

苏联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控制东北的经济，彻底地控制东北的政治形势。如果能控制东北主要的工矿企业，再加上中苏条约中规定的苏联对东北港口和铁路享有的特殊权利，那么不论在东北出现一个何种性质的政权，都不会也必然不敢轻易采取敌视苏联的态度，否则便是自取灭亡。

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意图，美国并非完全不了解，它当然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一前景。在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在苏联从东北撤军的问题上已经输了一步，即不得不同意苏联延缓撤军。所以，当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向苏联发难时，也在东亚抓住中苏未能解决的东北经济问题，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

马歇尔到中国后，一直相当关注中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谈判和争论，并试图在幕后影响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立场。他在第一次与蒋介石会谈时便说：国民党政府在东北与苏联的关系中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在欧洲与苏联的关系中面临的问题一样。一旦苏联人“进来并提出战利品的要求，他们就把这个地方一扫而空”。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办法，“便是把留给俄国人的那一部分夺过来”。(9)马歇尔还建议，在与中共方面达成协议以前，推迟与苏联的谈判。(10)按照他的设想，如果美国通过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实现中国的统一，美军撤出中国，以及中国宣布向日本派遣占领军等等，就可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样一旦苏联不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条件，就可以将东北问题提交远东国际委员会解决。(11)就马歇尔本人而言，从他调处国共争端一开始，东北问题已经在他心中被纳入美国处理对苏关系的轨道，不再仅仅是中苏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了。他的看法必然会影响美国的有关政策。

1月中旬，随着苏军撤出东北的最后时间迫近，苏联方面一再催促国民党政府，尽快通过谈判解决经济问题，东北苏军甚至不惜以延缓撤军相威胁。蒋介石为了应付苏联的压力，提出在东北经济问题上可以与苏联进行部分合作。不过由于双方的立场距离实在太远，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1月30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于返美途中，顺便到重庆访问，以便了解情况并与马歇尔直接讨论东北问题。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有可能在苏联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都表示担忧。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们声称如果默认苏联的要求，就会“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整个门户开放政策”；而且美国政府还必须注意，苏联已经表示在经济问题解决之前，并不准备撤军，因此美国应该“找到对付俄国人施加压力的办法，以使他们采取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12)此后不久，马歇尔告诉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不应对苏联作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承诺，以致承认苏联所提出的战利品中，包含它正在要求的那类经济权利”。他告诉王世杰，时间实际上对苏联不利，苏军“留驻满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为有意破坏条约的人”。他随后向杜鲁门报告了东北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他说美国“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取得的成果能否巩固，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满洲局势恶化问题的解决”。(13)

根据马歇尔和哈里曼的建议，美国政府开始公开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照会苏联称，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已经违反了门户开放的原则，并将损害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称：“在此时期进行对满洲的日本国外财产的最后处置，不论当作‘战利品’将此种工业财产搬走，或是由俄中两国政府关于这些财产所有权的掌握问题进行协议，都似乎是最不恰当的”。(14)美国在它的照会遭到苏联的反驳后，又一次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强调，目前的中苏有关东北经济的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由于东北苏军宣称，他们的行动是以雅尔塔秘密协议为根据的，英美政府很快便公布了该协议的全文。英美舆论也开始大量报道苏联对东北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以及苏军停止撤出东北，等等。美国著名参议员范登堡在参议院发言时，直接将苏联在东北的行动与东欧和土耳其等地区的问题联系起来，声称对美国那是现在“最费心机的问题”之一。

美国公然施加外交压力引起了苏联的警惕和反击。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后，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苏谈判，不仅没有干扰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处工作，甚至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停战，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政治改革。(15)在停战谈判中，中共中央曾经希望，最好能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在东北做有利于中共的调停工作，但苏联方面始终拒绝参与。停战令颁布以后，尽管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并没有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苏联仍然警告中共中央，绝对不能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开战，否则会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之绝大危险”。(16)1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攻占营口的冲突发生后，马歇尔提出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中共方面后来表示支持这一建议，也是因为得到苏联的赞成。(17)1945年10月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曾经包括，不许东北有大量国民党军队存在和不许美军进入东北。在1946年初国共谈判恢复后，苏联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都是有所让步的。这显然是美苏关系缓和以及苏联对中苏谈判寄予希望的结果，它也表明，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的确是认真的，尽管条件的确也是苛刻的，在政策上是留有选择余地的。

美国政府发出“2·9”照会之时，正是苏军即将开始撤出东北的关键时刻。苏军是否如期撤出东北，是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一旦苏军撤出，苏联将失去一个挟制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手段。中苏谈判毫无进展和美国的外交压力等，确实使苏联在撤军前控制东北经济的计划难以实现。这样的局面导致苏联再次开始调整有关的政策，以便在苏军撤出后，阻止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单独控制东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除了通过外交途径，坚决拒绝美国的干预外，东北苏军又开始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发展，不同的是这次东北苏军主要是支持中共控制长春以北地区，目的是造成国共在东北的南北地区分庭抗礼的局面。

美苏在东北地区展开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国共关系的逆转。到2月下旬，马歇尔的调处其实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军队整编协议签订后，美国共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随后到华北视察，从而进一步稳定了华北地区的形势。这时中国的和平局面能否维持下去，关键就看有关各方能否稳妥地解决东北问题了。由于美国已经开始直接干预中苏谈判，而马歇尔本人又积极主张，在东北问题上应对苏联采取强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苏联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美国势必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尽快控制住东北。美国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军撤出时，协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规模地运兵。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东北问题在本质上并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美苏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问题。在国共在东北的矛盾没有获得基本解决之前，美国帮助国民党军队向该地区大规模运送军队，必然会加剧国共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紧张，实际上也是在为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发动内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政府在解决东北问题时，一直坚持一家独占的原则。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策略就是将国共在东北的冲突与相关的国际政治博弈挂钩，利用美苏之间的协议和中苏之间的有关协议，使国民党独占东北的政策合法化，进而使国民党政府为独占东北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美国政府在2月间的行动和马歇尔在此前后的言行等，使蒋介石备受鼓舞。他认为，东北苏军领导人公开将苏军撤出东北与美军撤出华北联系起来，是“不惜与美国公开为敌”，而且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日渐积极”，加之丘吉尔发表富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18)3月间，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要求“切实交涉”以促使东北苏军“迅即撤退”。(19)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亦通过类似的提案。国民党领导层此时并不打算或者说还不敢采取恶化中苏关系的行动，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显然已经不存在了。

美苏和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关系的变化，尤其是苏联政策的再次变化，又一次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东北战略。如前所述，1945年11月中旬中苏关系缓和后，中共中央逐步放弃了争取独占东北的计划，并同时在作两方面的准备，即战争与和谈。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中共中央认为，东北内战很难避免，东北局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作好准备，以便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至于和平谈判，“必须有苏联帮助，最后还必须美、苏有一般的妥协才能成功”。中共中央准备妥协的上限，是由中共军队控制长春以北铁路沿线的城市。(20)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苏联政策的主旨是稳定东北的形势，因此有可能赞成国共谈判。东北局应争取苏联能出面，促成国共在东北的谈判，或由苏联与国民党方面交涉，在东北造成国共合作的局面。(21)中共中央还公开提出，应用政治方式解决东北问题，在东北成立包括中共代表人在内的地方性民主联合政府。(22)

停战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在讨论东北问题时，一方面表示承认国民党政府有权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的行政权。同时也提出两个基本的条件，包括在东北问题上，必须将外交与内政分开解决，以及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应事先与中共方面协商，而且运兵的数量必须有所限制。(23)这些显然是中共中央认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内容是从侧重军事斗争，转向争取在东北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为主。中共中央在这期间曾经告诉东北局，由于停战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可以向东北调动，东北局应与苏军协商，力求缩小苏军占领区，以免被国民党接收过多的地盘。该指示同时说明，全国实现和平以后，在东北对国民党应采取和平合作的方针，暂时不向国民党进攻，以配合“全局的政治形势”。(24)到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共在东北的“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中共中央认为，在停战协定前后，还“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是不对的，行不通的”。(25)

除了国共谈判恢复后两党关系有所缓和外，苏联当时不赞成中共在东北继续采取强硬立场，也是促使中共中央决心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共中央这时认为，“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采取和平合作的政策，苏美都会赞成，所以中共“应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26)马歇尔这时在调处中的态度也使中共中央相信，只要使美国认为中共无独占东北之意，它将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因此提出在与国民党商谈东北问题时，可以请马歇尔参加。(27)

国共军队在营口发生军事冲突后，马歇尔提出应派三人军事小组到现场调查并解决纠纷。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军调部派遣有美军代表参加的军调小组到东北活动。这一决定表明，中共中央甚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使美国直接介入东北问题，并非是完全不利之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美国代表到东北后，对中共的“态度可能更须公平，只要他们发现苏联确未援助我方，他并不怕我们在东北有一定地位”。相反，“苏联出来作为东北之马歇尔对我在根本上是有利的，但他们将和马歇尔一样，在形式上决不能偏袒我方，并可能要我们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以表示苏联的公平”，“故苏联暂不出面，亦有好处”。(28)

从1月中旬起，国民党第七十一军、新一军、新六军等，被陆续运抵东北南部。进入东北的这些国民党军队并没有不去从苏军手中接收地方，而是以锦州为中心，四处攻掠，先后占领了盘山、台安、新民、阜新和彰武等中共军队控制的城镇。国民党军队夺取中共控制地区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东北的紧张局势。

至2月间，中共中央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及在关内局势缓和以后，能否和平地解决东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时局发展的关键。2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东北问题。会议的决定仍是争取和平解决，争取与国民党和平合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指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应主动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北问题，向对方提出应由国共共同接收东北，以及驻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得超过10至15万等等建议。(29)2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详细介绍东北的现状和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实力，并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四项原则，其核心是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0)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要求东北中共军队，争取打出一场胜仗，达成以战促和的目的。

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坚持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同接受民主共和国方案一样，都是相信“美苏妥协”将成为世界政治主流的结果，是基于美苏将长期妥协的判断而制定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3月间美苏关系开始明显恶化，与之相联系的是，东北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从3月11日起，苏军开始沿长春路向北后撤。这时中苏谈判并未能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而国民党政府由于得到美国公开的支持，对苏联的态度渐趋强硬。3月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公布了给苏联的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方面的要求。王世杰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蒋介石已经敏感地注意到美苏关系紧张，并且认为马歇尔“对中国共产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矣”。(31)这种判断使他在解决东北问题时，宁愿采取更加不妥协的立场。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些精锐部队陆续开进东北，蒋介石使用武力的意向越来越明显。4月1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讲话，声称东北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国民党政府在东北“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任何人不得借外交方面的困难，要挟政府以自立(32)。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宣战书。与此同时，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向国民党军队下达命令，迅速抢占长春路沿线苏军撤出的战略要点。东北行营亦开始极力阻挠军调小组进入东北。各种情况均表明，国民党方面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东北发动战争的准备。

这一时期，尚在中国执行调处使命的马歇尔并没有失去对东北局势的影响力，但是他一直完全从如何限制苏联的角度思考和处理东北问题，不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东北在国共争端中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种认识的严重缺陷是非常清楚的，它导致马歇尔一开始便不接受中共代表的建议，即在东北地区，应该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同时解决。他始终将东北问题主要视为外交纠纷，视为美苏之间的博弈。结果马歇尔提出的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实质上必然是一种排挤中共的解决方法。3月11日，马歇尔在回国述职前，提出了一项关于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命令草案。这个草案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只谈军事和外交问题；二是几乎接受了蒋介石的全部附加条件。(33)马歇尔虽然不希望在苏联撤出东北之前，与国共讨论东北的矛盾，这与蒋介石“4·1”演讲几乎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也成了马歇尔与蒋介石协调东北政策的基础。正是美国对华政策中包含的冷战内容，以及对苏战略为重点而形成的偏见等等，使马歇尔贬低国共矛盾在解决东北问题中的极端的重要性。结果是马歇尔与蒋介石不谋而合，他的主张严重的助长了国民党政府在东北使用武力的气焰。

3月下旬东北的战争形势已经是一触即发了，这一地区的战略布局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苏军在北撤时，不断给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将主要力量用于打通承锦路和争夺东北南部中共军队控制的战略要点。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而国民党军队向北接收的兵力明显不足和行动迟缓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军队夺取东北北部的有利时机。特别是苏联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促使苏联决心支持中共军队控制东北北部，东北苏军为此甚至建议中共军队要在东北放手大打，以彻底破坏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独占东北的计划。

在东北局势瞬息万变的气氛中，中共中央曾经判断，“苏军撤退后，东北军事情况将紧张起来”，今后只有靠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才能迫使国民党妥协。(34)及至苏联明确表示支持中共军队夺取长春以北地区后，中共中央终于下定决心，一面指示东北中共部队准备作战，一面指示重庆代表团，如果国民党不停战，中共军队将进占长春路沈阳以北段，即使国民党“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中共“亦决不屈服”。(35)3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指示东北局，应“不惜一切重大牺牲，保卫北满，保卫战略要地”，“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并就此计划迅速与苏军协商。(36)中共中央夺取东北北部的计划显然得到苏军的配合。中共军队在苏军撤出长春三天后，于4月18日攻占该城。此后不久又相继占领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中共中央决定夺取东北联系南北地区战略枢纽长春，实际上面临着两个关系整个中国形势的基本问题。第一是攻占长春和控制长春以北地区，会不会引起全面内战？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实际上一直在思考却没有明确的结论，从政策操作上看是留有转圜余地的。3月27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曾表示，国民党方面如果同意东北停战，它还可以确保长春和哈尔滨的地位。但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在拖延时间。4月8日，国民党军队向四平街发动进攻，受到中共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四平久攻不下，苏军于4月15日撤出长春后，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前往接收。4月11日陈诚忽然表示，国民党方面同意在东北停战。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认为，陈诚的行动表明国民党在使用缓兵之计，等待援军，中共东北部队应按计划，尽快进占长春。(37)中共中央随即电令东北局，迅速占领该城。显然，中共中央这时很可能认为，占领长春尚不致引起全面内战，反而会加强中共在谈判中的地位。

第二是在美苏对峙的局面中，控制长春及其以北地区，在国际上会引起何种反响，会不会引起国际冲突和美国的直接干涉？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是在东北已经形成内战之势的情况下，为了配合谈判和夺取东北北部而采取的战略性行动。不过这一行动毕竟发生在国际矛盾尖锐的东北地区，是苏军撤退过程中，中共军队第一次夺取长春路沿线的大城市，这无疑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后，中共在东亚向雅尔塔体系的公开挑战。它也表明，中共至少在客观上已经试图突破美苏格局的束缚。这一行动在东亚国际政治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动，美国是否会进行直接的干预，自然要成为中共领导人认真考虑的问题。

目前还无法完全了解中共中央内部的思考和讨论，不过，毛泽东于4月间起草的一份党内文件，证明中共领导人在思考并试图给予准确的回答。该文件的题目是《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中指出：首先，全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因此世界大战的危险虽然存在，但人民民主力量一定能克服世界战争的危险。在这种总的发展趋势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同苏联的关系不是破裂或妥协，而是早晚要妥协的问题。其次，西方国家同苏联的妥协是有限的，不会在一切国际问题上都妥协。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同苏联妥协，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反动势力斗争的结果。因此尽管美国同苏联早晚还会妥协，但这“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38)按照毛泽东的逻辑，中共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越坚决，取得的胜利越大，东亚地区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因为美苏之间的妥协，限制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的情况制定中共的战略和政策。毛泽东起草的这份文件当时并没有发表，只限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不过这份文件阐述的重要思想和形成的时间，都预示着在战后世界正经历重要转折时刻，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中心内容是，中共中央不再认为美苏之争会决定性地影响中国局势，它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中共最终将摆脱大国外交束缚的意向。从4月初开始，中共中央对美国的谴责日趋尖锐激烈，同样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也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

长春是联系东北北部和南部的战略枢纽，长春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地位，失去长春就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东北北部的控制。因此中共军队占领长春后，国民党政府立即借机扩大东北内战，声称国民党军队不占领长春，东北就无停战可言。4月至5月间，国共军队为了争夺长春，在四平周围展开了大规模的攻防战，致使东北内战白热化，而且迅速波及关内。

为了配合四平保卫战，中共代表向马歇尔提出，美军应停止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并且应修改军队整编协议中规定的国共在东北的军队比例，增加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共代表采取强硬立场的目的，是试图迫使马歇尔在两个问题上妥协。一是停止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二是压国民党军队停战。但是马歇尔坚持认为，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是导致东北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他决心要保证国民党政府在东北获得优势的地位。这两点决定了他不仅不接受中共代表的建议，反而宣布暂时退出调处。(39)这实际上等于是放手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打，让国共先在战场上打出个结果，而且很有可能是马歇尔相信，国民党军队会在四平战役中取得胜利。

由于四平保卫战失利，中共军队于5月23日撤出长春。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借机迅速向北推进，中共军队加强了在东北南部和热河的军事行动。山东的中共军队也向陇海路发动进攻，威胁徐州的国民党守军。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在谈判中表示，可以考虑在军调小组中，美方代表享有最后决定权，中共的条件是必须对美方代表决定权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中共在军事上的反击的确使马歇尔担心，东北的内战会蔓延到关内，这种担心加深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中共代表在谈判中的原则性让步又让他感到，在政治上还是有转寰余地的。中共中央的策略对于促使马歇尔下决心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停战，显然产生了作用。马歇尔在调处不断碰壁后，终于决定停止安排向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和补给。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拉法和新库地区正遭受中共军队的沉重打击，它在东北的攻势事实上已经到了极限。在美方停止提供援助的情况下，蒋介石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

东北内战暂时停止后，中共中央认为全面内战已经难以避免。但由于中共的力量还处于弱势，目前的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竭力争取和平，那怕短时间也好”。(40)为了推迟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十分关注马歇尔调处的态度，试图尽可能地利用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中共领导人认为，马歇尔能否向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是能否阻止立即爆发全面内战的重要因素。在解决东北问题方面，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已经一致，但国民党要发动全面内战，马歇尔还不愿给予支持，因此对国民党可以针锋相对，对马歇尔则不要公开批评，在谈判中仍然需要“经过他来缓和局面”。(41)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说，还是要“改善与美人的关系，无论美如何偏蒋，我除据理力争，只要美不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应尽可能争取美人”。(42)

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谈判代表一再作出努力，争取马歇尔能够继续保持他在年初调处时的公允态度。然而，马歇尔这个时期的行动使中共领导人确信，他不仅缺乏控制国民党的能力，而且正逐步与蒋介石的步调协调一致，因此中共中央已有必要，“重新估计”美国与马歇尔在中国政局中的作用。(43)

6月14日，美国政府向国会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它实际上表明，马歇尔调处过程中态度的变化，不过是美国政府决心采取援蒋内战政策的必然结果。毛泽东立即亲自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行动。(44)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则指出：美国对华军事干涉日益露骨，国民党政府的美国殖民地色彩日益显著，中共必须发动群众与之斗争。(45)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宣言，指责美国推行援蒋内战的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46)这是马歇尔使华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批评美国在中国的政策是挑起内战。

这一时期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磨擦也开始升级，并终于爆发了安平镇事件。这也是马歇尔使华以来，中共军队第一次与美军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一事件尽管迅速获得解决，而且在中共方面是一次脱离对美政策的轨道的行为，但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8月12日，中共中央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明，今后一段时间主要是争取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谈判中对美方可以持保留态度，但对美国的政策要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评。(47)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已经从争取合作，转向公开的对抗。

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地区向中共中原部队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蒋介石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发动全面内战，除了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战争准备，以及东北局势相对稳定使国民党军队可集中兵力在关内作战等原因外，他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马歇尔使华之初，国民党方面即认为，美国的调处固然难以被接受，但这不过是美国的权宜之计，它在支持国民党政府方面，最终没有多少选择余地。(48)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看来，美国政府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不仅证实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而且他们已经可以肯定，在中国即将爆发的全面内战中，美国将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这时对美国的政策是利用马歇尔调处，诱中共“降”；同时利用美国的援助，同中共“战”。处理这两个策略之间的关系固然复杂，但依靠美国的支持打败中共的外交方针，是一成不变的。

2月以来，美国不断利用各种机会，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而苏联在近东和远东则避其锋芒，于5月间分别从伊朗和中国东北撤出全部占领军。苏军撤出东北后，尽管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未能就东北的经济问题达成协议，但斯大林仍向蒋介石发出邀请，试图稳定和改善中苏关系。苏联的态度当然使蒋介石对发动内战是否引起苏联干预一事大为放心。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拒绝斯大林的邀请，以表明在美苏之争中一边倒向美国；另一方面又以存在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要挟美国更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的明确支持，苏联就不会甘冒与美国对抗的危险，在中国的内战中支持中共。反之，由于苏联存在拉拢国民党政府的意图，美国为了更坚定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向它的决心，势必要给予更多的好处。过高估计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时甚至自以为可以在美苏对峙中游刃有余，是蒋介石分析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之一。

且不论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观考虑中，有多少一厢情愿的成分，美苏两国这时的对华政策毕竟对中共有诸多不利之处。一方面是美国在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是苏联不能给予中共明确的支持，甚至还在尝试与国民党政府改善关系。显然，它们仍然在试图维护东亚注定会瓦解的大国体系。但是，如果从更深层次考察并联系战后美苏在对华关系上的几次交锋，可以说它们这时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既是巨大的，也是有限的，而且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共内战的发展，它们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有限。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重心均在欧洲，它们在亚洲用于支持其外交政策的能力和手段都受到这一基本战略的限制。

苏联固然要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在亚洲也不能为所欲为。苏联在5月从东北撤出全部苏军以后，除了采取措施稳定住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外，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基本上是置身事外，任其发展。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围绕对苏关系发展的，美国当时尽管仍在积极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其干预的程度既受本身的实力和它全球战略的影响，也受到苏联在东亚的行动的制约，因此美国不可能也不意愿无限度地卷入中国的内战，这一点美国政府在派遣马歇尔使华时就已经确定了。随着冷战的加剧和全面展开，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对抗愈演愈烈。苏联于5月从东北撤军后，即开始对美国继续在中国驻军予以猛烈的抨击。这时对于美国来说，不但不可能更深地介入中国的内战，反而会设法从中国脱身，这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当然，这个趋势要成为现实，还是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东亚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对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是妥协还是坚决予以反击并夺取胜利，已经成中共中央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诸如不断变动的战后国际形势，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它在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作出理论上的回答。

8月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思想。此后中共领导人又对这一思想作了系统和深入的阐发。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思想主题异常鲜明，他一改过去的判断，提出战后世界的中心实际上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到处侵略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张。他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世界政治图景：“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认为，目前美国进行的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美国在国内和国外面临的困难，是为了“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在反苏的借口下，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因此，只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49)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和压迫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反美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甚至认为，英法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能加入到这个统一战线中。他认为英法可以并且必须抵制美国，这些国家在不久的将来都有可能建立起左派政权，实行亲苏反美的政策，“打破了德国，来了英法左倾，打破了日本，来了中国革命”。(50)毛泽东说，反美国际统一战线虽然不包括苏联在内，但是必定会得到苏联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束以来，中共中央每一次调整国内斗争的战略和政策，几乎都联系着美苏关系的变动。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一直认为，美苏之争是世界政治的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决定一切的，如何处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也离不开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一认知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经常作出适应或配合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并力图避免造成刺激美苏关系的后果。经过长春争夺战到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其首要的意义在于重新阐述了中国革命运动在战后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对世界形势的特殊影响。根据毛泽东论述，在美苏斗争中，苏联“是世界和平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但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中间地带”国家和人民的矛盾，要想阻止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战争，阻止美国进攻苏联，主要是要依靠属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抗与革命斗争。反之，只靠妥协来避免战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助长美国扩张的气焰。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苏联不仅不应冷淡或者是束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而且责无旁贷地应该给予支持，这既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美斗争取得胜利，苏联的安全才有保证。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思想是对4月以来中共领导人认识世界政治与中国革命运动之关系的补充和发展。可以说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系统地廓清了中国革命运动与美苏矛盾以及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关系。它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革命运动在战后东亚格局中将独立发展的趋势，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不会再受任何大国操纵的基本趋势，中共最终将走上独立自主地争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

【注释】

(1)《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第441—442页。

(2)George F.Kennen，Memoires，1935—1950，（Boston：Princi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p.546—559.

(3)Arthur M.Schleisinger，Jr edited，Dynamic of World Power：A Docu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1973），Vol.pp.211—217.

(4)FRUS，1945，China，Vol.7，pp.957—958.

(5)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第37页。

(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1），第371页。

(7)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6期，第94页。

(8)台湾《传记文学》第37卷第1期，第109—111页。

(9)FRUS，1945，China，Vol.7，p807.

(10)FRUS，1946，Vol.10，China，p1101.

(11)FRUS，1946，Vol.9，China，pp.428—429.

(12)FRUS，1946，Vol.10，China，pp.1100—1102.

(13)FRUS，1946，Vol.9，China，pp.427—428.

(1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17页。

(15)《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38页。

(16)《子丑关于在长春路沿线城市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战斗及营口盘山问题给寅卯的指示》1946年1月25日。

(17)《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78页。

(18)《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46、49页。

(19)《对于外交报告之决议案》1946年3月16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049页。

(20)《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页。

(21)《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74—475页，《中央关于在东北的宣传给彭真同志的指示》。

(22)《解放日报》1945年11月30日，《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4日。

(23)《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24)《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25)《中央关于目前东北的工作方针的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

(26)《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2—53页，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1946年1月26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的工作方针的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27)《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28)《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77—79页。

(29)《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30)《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31)《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38页。

(32)《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33)《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34)《中央关于准备粉碎东北顽军的进攻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12日，《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96页。

(35)《中央关于停战协定应无条件适用于东北的指示》1946年3月16日。

(36)《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1、102—103、104—105页。

(37)《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7页。

(38)《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4、1185页。

(39)FRUS，1946，Vol.9，China，p803.

(40)《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71页。

(41)《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65、668页；《中央关于东北局势及作战问题给林彪、彭真同志的指示》1945年5月15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0—231页。

(42)《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163页。

(4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74页。

(44)《解放日报》1946年6月23日。

(45)《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6—217页。

(46)《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

(47)《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273页。

(48)《国民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1945年12月22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5/6.*0453.2100。此文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电报。

(49)《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

(50)《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6年11月21日。

第十二章　彻底革命与统一战争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时间的防御战争，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解放军口号”，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及八项基本政治纲领。以此为标志，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1947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自7月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当前中国军事形势的变化代表着一个革命高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断言：“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1)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此后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始向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进攻。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平津、淮海等三大战役，四个月里歼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余人，相继解放了东北、华北大部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的出现，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共中央曾先后面临两个重要的战略性选择。首先是在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时刻，在军事上敢不敢于从长期的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其次是在取得战略优势和战场主动权的历史时刻，敢不敢于义无反顾地用战争手段，完成全中国的统一。从更深层次上说，这两个战略选择都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一贯穿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之始终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实际上一直认为，在中国革命内部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对敌人特别是美帝国力量的高估与对人民力量的低估”。中共中央专门就此一问题向全党说明：“在党内的右倾危险，是对人民的反蒋力量估计不足，而对美帝援蒋内战存在恐惧，因而缺乏充分信心去动员群众，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反对美帝侵略，将反蒋斗争进行到底”。(2)当时中共党内一定程度存在的“恐美”思想，同党内一些干部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有直接关系，它主要产生于对如下两个问题的疑虑。第一个疑问是中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会不会导致美国更大规模的援蒋内战，甚至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第二个疑问是在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内战会不会引起国际上的美苏冲突，甚至触发新的世界规模的战争？这些问题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在作出任何战略性决定时，都予以严重关注的。革命阵营内部反映出的疑虑，更使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给予明确的答复，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从实际情况看，中共中央在决定举行战略反攻并决定推翻国民党政府时，已经在分析和评估美国可能的反应，并且基本上预见到，美国几乎没有可能——包括没有意愿和能力，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甚至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都有困难。1947年6月，在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军的前夜，邓小平在一次军队干部会议上分析说，确实存在美国“出兵援蒋的可能性”，但目前这种可能性不大，“还不是现实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3)9月间，周恩来在陕北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他在论述举行全国战略反攻的国际条件时，主要就是详细具体地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周恩来指出，在革命队伍内部，“的确要打破以为美国了不起这样一个观念”。他认为美国甚至没有能力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足够的军事和财政援助，直接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更“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4)

正当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反攻，并为此在党内和军队内部进行思想动员时，美苏对抗加剧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其实给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造成相当有利的外部条件。1947年春，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英国请求美国出面援助希腊政府的机会，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会议厅，宣读了被称为“冷战宣言”的国情咨文，这份咨文的内容后来被概括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在咨文中声称：世界已经分成两个敌对的营垒，一边是“独裁政权”，另一边是“自由国家”。“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必在两种生活方式中挑选一种”。“独裁政权无论其为直接或间接侵略，均足以贻害国际和平与美国之安全”，“美外交政策之一大目标为创设若干条件，在此种条件下，吾人及其他各国当能创造一种免受压迫之生活方式”。(5)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图证明，以反对苏联扩张为理由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完全合理的。只要美国认为哪里出现了“共产主义威胁”，它就有责任也有权利进行干预。6月5日，担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借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机会，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复兴欧洲”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利用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帮助欧洲战后的经济复兴，以防止苏联利用欧洲各国社会的混乱和动荡，扩大苏联的政治影响。1948年4月2日，在一片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声浪中，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案》。

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极大地鼓励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共势力。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中，战后一度出现共产党人入阁取得政府高级职务的高潮，此时则明显地迅速低落，由共产党人担任的部长相继被罢免。随后不久，这些国家的政府又挫败了工人的大规模罢工。与此同时，东欧一些国家也受到马歇尔计划的冲击，出现了政局不稳定的征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曾经与西欧国家保持着重要的经济贸易关系。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第三季度到1947年第一季度，从苏联的进口降低一半，对苏联的出口降低三分之一；同期从美国进口增加两倍，对美国出口增加50%。波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面对美国外交攻势的冲击，苏联采取了坚决对抗的措施。从7月开始，苏联促使所有东欧国家，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同时苏联与这些国家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贸易协定，并最终在1949年1月成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通过加强它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有力地抵制了美国的经济渗透。在政治方面，苏联更是充分利用它的影响力，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清除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巩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

经过1947年夏季持续的动荡与分化之后，在欧洲终于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国际集团。9月22日至27日，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苏共代表日丹诺夫在会议上作题为《论国际形势》的报告。大会根据日丹诺夫的报告，起草并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该宣言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已经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阵营，它的目标是摧毁帝国主义制度和巩固民主制度。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确立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和摧毁民主制度。在这种新的国际局势中，各国共产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高举起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保卫本国的主权、自由与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侵略。《宣言》特别谴责了右翼社会党人的所谓“贩卖政策”，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各国共产党应该加强领导，巩固队伍，“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并把本国人民中一切民主爱国势力集合到自己的周围”，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6)10月5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消息。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东西方内容不同但程度一样强烈的反响。欧洲冷战的局势随之愈演愈烈。

不论是美苏两国在欧洲的对抗加剧，还是两大国家集团的形成，以及苏联终于举起反对美国扩张的领导者之旗，在亚洲所起的作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美国干预这一地区事务的能力，最突出的是限制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1947年7月至8月间的美国魏德迈将军使华的结果，以及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等等，都证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在加深，以及美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在下降。一方面，为了扶持国民党政府，阻止美国所谓的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共取得胜利，美国必须援助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另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美苏在欧洲的关系在恶化，它们的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使美国政府不可能花费太多的精力和物力，照顾它在亚洲的蹩脚盟友。“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7)。这是美国政府中居主导地位的看法。因此，尽管美国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院外援华游说团体一再大声鼓噪，声称美国不能“忽视中国”，美国对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共力量都应“一视同仁”地慷慨解囊等等，但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援助。即便是这种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援助，也不免带有作交易的味道，它是美国政府为换取国会支持马歇尔“复兴欧洲”的方案作出的让步。

美国不得不采取有条件和有限度地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除了受到力不从心这个根本因素的制约外，苏联越来越明确地反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后，苏联在对华外交方面立即取得了主动地位。此后，利用外交手段迫使美军撤出中国，排除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成为苏联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苏联在这一问题上与中共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也同中共进行了合作。

在1946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引证了大量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材料，并指责美国政府在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美国的行动会引起危险的后果。(8)1947年4月初，参加莫斯科会议的国家相互交换了书面情报。这次会议也包括要讨论中国问题。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给马歇尔的信中表示，苏联政府仍然坚持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确认的原则，并强调履行包括“在最短期内”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等规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在信中提醒马歇尔，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已将近一年了，而美国何时旅行从中国撤出美军的义务，人们还一无所知。11月间，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他说美军继续留在中国使中国内部问题复杂化了，也给中国造成了特殊的国际地位，从而使美军驻华问题“愈益带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他语带质问地表示，看不出是什么理由使“中国政府就非有外国军队不行”。(9)与此同时，苏联舆论也不断抨击美国政府以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为手段，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对苏联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事实上，美国政府在中国采取每一项行动时，都不得不考虑如何避免给予苏联以介入的口实。

欧洲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和苏联举起反对美国扩张的领导者的大旗等一连串的发展，给予中共中央极大的精神鼓舞。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伊始，就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而共产党情报局任务就是要团结和领导一切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又一次公开宣布，它将担当起世界反美斗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主力军的角色。这对中国政局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表明，苏联至少已经开始放弃单纯以谋求大国妥协来维护国际和平的政策。这一变化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其意义决不仅仅在于获得了一般的道义支持，更重要的是苏联必将更为明确和坚决地反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在诸多主客观条件中，苏联作为限制美国干预国共斗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必定是更为有力和更为有效的。

其次，几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的一些内容十分适合中共中央解决这个时期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中共中央的政治需要十分契合。如《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认为，当前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集团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不怕美国的战争恫吓和讹诈，就可以挫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任何计划。(10)《宣言》的这一论述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共中央克服中共党内的“恐美”思想或倾向。所以，自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和宣传《宣言》中的这一内容。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以及党的任务。会议期间很快反映出存在不同的意见，如与会干部中可能有人认为，存在爆发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任务》的报告，并获得会议通过。毛泽东的报告表明，中共中央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观点，认为世界已经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以及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者，等等。毛泽东在报告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的思想，认为美国由于在国内外面临的各种矛盾不可调和，被迫“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但是全世界反美力量超过了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中共“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1)

毛泽东在会议的政治小组讨论会的发言中，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提出的观点，并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的协议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他特别指出，一些中国人害怕美国是一种精神作用，因为中国人一百年来在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都失败了，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他说苏联也有此种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其根源即在于“战争受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毛泽东相信，要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首先就要从精神上解放自己，去掉对美国干涉的恐惧感。(12)显然，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发表的宣言非常有利于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统一全党的思想，因此它受到中共中央由衷的赞成，被中共中央称赞为“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13)。

人民解放军经过1948年一年攻势作战以后，到1949年初，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部队，将战线推进到国民党军队的“内壕”——长江一线。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提出必须在革命阵营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主要是为了把握历史转折的时机，敢于推动解放军从长期的战略防御转入从未有过的战略进攻，那么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以后，是否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便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首要的战略问题。其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打过长江，用战争手段完成国家统一，还是接受国际调停，与国民党政府“隔江而治”。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前途的议论，有关中国未来的各种方案伴随着旧秩序的土崩瓦解，也相继出笼。其中关于“区域自治”、以江淮为界搞“南北朝”的鼓噪甚嚣尘上，一时竟闹到鼎沸汤扬的地步。

最初提出这种主张的，主要是一些国民党的谋臣策士和少数在国共斗争中持所谓“中立”立场的人们。他们或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或是为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够给自己保留一席位置。他们公开提出的理由尽管都是忧国忧民的一类说辞，如“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等。其实他们真正的也是最主要的看法是，国共两党谁也没足够的力量，靠军事手段彻底征服对方。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每当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的转变时期，总有这一类的议论出现，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不足为奇。而且就那些人士而言，他们除了造舆论和游说外，根本没有实力、也没有资本来推行其主张。但是当人民解放军打到长江边的时刻，国民党政府方面先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接任总统；继而是李宗仁发动和谈攻势，并在和谈方案中提出“隔江而治”。国民党政府提出这样的方案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尤为重要的是这个转变有重大的国际背景。李宗仁在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之际，正式抛出“南北朝”的方案，当然是企图利用国内某些政治势力和某些舆论的支持，造成对中共中央的压力。但这只是次要的因素，相比较而言，国际因素是使国民党方面心存幻想的更重要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不久，世界政治中便出现各自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美苏两个大国争雄对峙的一种表现形式。美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战争中本土未受任何影响，而且还利用世界战争的机会，获得了超一流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凝聚了向全球扩张的强大动力。苏联尽管在二战中损失惨重，但作为一个幅员极其辽阔、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国，在战争中表现出巨大的潜力，最突出的是建立起了庞大的军事工业和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苏联还利用苏军在战争中的巨大胜利，控制了超过俄罗斯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势力范围，并使其他大国承认既成事实。可以说，美苏两国各有其优势和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不仅如此，它们还代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冷战从一开始就带有双重性质，它既是美苏两国大国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产物，又是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冲突的结果。就地缘政治斗争而言，美苏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实际还是以雅尔塔体制作为基础，界定它们之间关系。双方都想有所突破，也都力图避免引起直接的对抗和冲突，以致酿成新的世界战争。结果是美苏战后尽管在欧洲尖锐对抗，互相遏制，它们争夺的重点确是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一些重要地区，伴随争夺而来的，往往是在既定的格局中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

在1948至1949年间，冷战中美苏关系的上述特点已经基本上表现出来，这些特点也继续影响着它们的对华政策。即使在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折的时刻，仍是如此。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后，美苏双方对华政策的特征之一，仍然是力图维持雅尔塔秘密协议构建的格局。它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确不断发生龃龉，不过双方主要都是指责对方破坏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有关规定，以及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达成一系列谅解。

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打败中共的政策。美国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目的是“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在美国决策层看来，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取胜，“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这“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的”。(14)如同对待战后亚洲所有源于各国深刻的内在矛盾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革命运动一样，美国也认为具有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双重意义的中国革命运动，不过是苏联世界性“扩张”的一个部分，是苏联向亚洲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逻辑，中共的胜利属于苏联在亚洲的“间接侵略”，因此美国必须帮助国民党政府打败中共，才能消除来自北边的“俄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唯其如此才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

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公开理由，是它在支持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而这个政府正受到共产主义势力“颠覆”的威胁，中共的背后实际上站着苏联。但是，对于散布这种舆论的美国军政要人来说，当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证明，中共除了信仰共产主义之外，在内战中到底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多少直接的援助。中共取得军事胜利对苏联有战略上的好处是一回事，而中共是受苏联指使并得到苏联直接的实质性援助，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事实上，美国在中国的官方观察员表明，他们没证据证实“苏联向中共提供了军事装备”，“苏联人没有进行任何直接干预”。(15)美国的反共政客把所谓苏联在中国“扩张”形容得骇人听闻，美国决策者却非常明白，“同情”、“助长”、“纵容”等等，同“援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无法有力地证明援蒋内战是反对苏联“侵略”和“扩张”的义举，是限制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1948年秋季，美国决策者终于得出关键性的结论，即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他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鉴于国民党政府已经注定失败，以及美国军政界人士对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美国领导人感到，有必要放弃用美元和武器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策，争取使美国逐步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1948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起草了一份政策文件，题为“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这份文件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中国革命和中国目前事态发展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内部的深刻矛盾，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美国并无力量左右中国的局势；第二，从军事角度看，中国“与其说是战略跳板，毋宁说是泥沼”，它“最好不过是个弱的盟国，最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在未来可能发生美苏对抗中，它对哪一方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第三，“蒋以后”的中国只要不变成苏联的附庸，就不会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随着中共与苏联之间新的矛盾发展起来，美国还是会有新机会的。总而言之，美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承担起保卫国民党政府不被推翻这种“不健康的义务”。该文件的最后结论是，美国应从中国的内战中“超脱”出来，把政策从防止中共取胜，转移到“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16)1949年2月初，杜鲁门终于批准执行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制定这项政策，即确定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苏联的附庸”。为达此目标，美国开始对东亚战略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中国即将出现的新局面。

按照美国政府的新对华政策，美国不准备再积极地反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取得胜利，而是将重点放在尽量利用中共与苏联的矛盾，以待时机卷土重来。但是实际情况正如《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一书描述的那样，在美国调整其对华政策期间，“决策者认识落后于现实，决策落后于认识，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17)。这种特征表现为，美国在军事上继续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驻华美军迟迟不完全撤出中国，以牵制解放军的南下作战行动。结果，美国的所谓“脱身”，只不过是“比共产党进军所到之处早退出一步”。(18)直至1949年12月，美国才真正在军事上彻底从中国“脱身”。

同军事上不甘心“脱身”一样，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在美国政府内部出现了各种支持国民党或其他政治势力割据的方案，目的显然是尽可能地阻止中共统一中国。这些方案的炮制者幻想依靠割据局面，使“中国人民的反共本性再次抬头，从而削弱对共产党的同情”(19)。在美国政府中，最早提出割裂中国的方案的是魏德迈。他在1945年11月就曾向美国军方领导人建议，对中国的东北地区实行国际托管。(20)1947年七八月间，魏德迈奉命再次到中国视察。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重提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托管的计划，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可能不久获得对于满洲在军事上的控制，宣布成立一个政府”，那里最终“可能发展为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21)显然，割裂中国的方案从产生之日起，就包含着反对中国革命的意图。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出现的在中国支持割据的方案五花八门。有建议蒋介石保东南和台、澎的；有主张支援马步芳、马鸿逵割据西北，搞甘宁新绥自治的。当然也有人支持李宗仁提出的与中共“隔江而治”。

从美国政府中一些人士和美国驻华各机构中透露出的这种种议论或方案，不论是对企图保住半壁江山以便与中共长期抗衡的李宗仁政府，还是对那些趁火打劫，企图分疆裂土、割地称王的军阀政客们，都可以说是不小的鼓励。特别是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使李宗仁把美援当作“救命稻草”，幻想依靠美国的支持来加强与中共讨价还价的资本，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他甚至一再要求美国发表反对解放军打过长江的公开声明。事实表明，美国对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运动采取敌视和阻挠的态度，是鼓励中国反共势力提出“南北朝”、“隔江而治”的重要的国际背景。

不过客观地说，对于李宗仁的“和谈”和他提出的“隔江而治”设想，尽管美国朝野多有议论，而且李宗仁政府也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但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并没有表示会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可以说是相当冷淡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已经无可挽回，和谈只可能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才有可能达成协议。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李宗仁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心怀疑虑，他们担心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方案，反而会给苏联插手中国事务，造成有利的条件。美国方面的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苏联确实也在利用李宗仁政府的和谈建议。

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和宣布世界两大阵营的形成，是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苏联的行动表明，面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苏联决心建立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阵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和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声明，将支持和鼓励“一切愿意保卫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力量”，反对和谴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切扩张政策。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而且苏联和几国共产党情报局鼓励各有关国家和人民进行反美斗争，目的是给美国的对外政策造成巨大的困难，迫使美国放弃强硬的反苏政策，重新回到寻求妥协以解决国际纠纷的轨道上来。斯大林一直认为，苏联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客观基础是存在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不相信美苏之间“真有爆发新战争的危险”，并且“深信国际合作远不会减少，而只会增加”，美苏之间的合作“不仅可能，而且这完全是在属于可能范围内唯一明智的道路”(22)。所以，各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斗争，都是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压力和制约，可以迫使美国领导人变得“清醒”而且“明智”，并最终放弃其被称为是“狂妄的扩张计划”。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角度确切地说，就是迫使美国对维持雅尔塔体制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不要总是妄想突破这个体制。苏联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一面在原则上支持一切反对美国的力量，一面根据苏联利益的具体需要，对不同国家的革命运动或是积极支持，或是消极支持，或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苏联领导看来，并不是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利于世界和平，有些甚至会刺激美苏关系。

这一时期苏联对华政策当然不可能背离苏联对外政策的全局考虑。一方面，苏联极力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谴责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向它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并且特别反对美军无限期地驻在中国。1946年11月，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苏联报刊对这一条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谴责该条约使中国再次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苏联的行动表明，它坚决反对美国在东亚的扩张，反对美国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共的胜利表现出多少有些淡漠的态度，甚至在给予舆论同情和支持方面，都是谨小慎微的。苏联领导人确有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的军事干预。而且从苏联的实际利益考虑，不论是美国的军事干预，还是中共取得最后胜利，都会冲击苏联从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已经获得的好处。中共的胜利固然会起到阻止美国在东亚扩张的作用，但也会冲击东亚业已形成的基本格局，有可能导致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关系紧张。苏联领导人很可能已经感到中共胜利可能给东亚带来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苏联的既得利益可能并非都是正面的影响，所以需要予以十分谨慎的对待。苏联领导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对中共的胜利持谨慎态度，与反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反对美军驻华一样，都是为了防止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以便维持住东亚已经大致形成的格局和苏联已经获得的利益。

正是苏联的政策决定了每当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苏联除了对中共已经获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外，便是试图影响中国事态的进一步演变。1946年12月，也就是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和美国实行共同的政策”。(23)1947年4月，莫洛托夫给马歇尔的信中，实际上为斯大林的话作了一个注。斯大林所说的苏联准备采取与美国“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莫洛托夫在信中重申了该决议的内容，并表示苏联方面一直遵守了这项政策，而美国却一直没有从中国撤军。(24)一般地说，苏联这项政策声明当时与中共中央的政策还是协调一致的，因为中共中央这时毕竟还没有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纲领。但问题是苏联的政策决非如此简单，它符合苏联对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理解，是一项既定方针。这一点很快便得到证实。

1947年至1948年之交的冬季，南京一度风传苏联有意调停国共冲突的消息。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会议期间曾经意味深长地表示，中国在对日政策问题上，应与苏联一致，中国应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一些高层人士也对美国援助不力表示不满。他们暗示，应该转向寻求苏联的帮助，由苏联出面，在国共之间斡旋。(25)1948年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奉召回国之前，会见了张治中。张治中在谈话中表示，如果苏联能够“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就会改善中苏关系。罗申表示，张治中的建议会使他给苏联政府报告“更充实”。(26)此后不久，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告诉美国驻华大使馆，苏联似乎有意在国共之间斡旋。(27)罗申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后，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苏联领导人对罗申活动不会是不知情的，这一任命则表明苏联可能有意保留这样的选择，即在必要时可以国共内战施加影响。

在分析这个阶段苏联的动向时，有必要考虑中国内战的战局发展，特别是东北战场的局势。1947年9月到1948年3月，中共东北部队在东北战场连续发动了秋季和冬季攻势，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等几个孤立的大城市，占领地区仅占东北总面积3%。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统治的彻底崩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结合国民党高层与苏联明来暗往的动向和东北战局变化这两个因素，可以说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中有人存在拉拢苏联介入调停国共内战的意向；另一方面东北大局已定，这时苏联出面调处，可以以东北在国共间的归属为筹码，换取国共停战，从而巩固苏联东北地位，而这正是苏联在中国追求的基本目标。当然苏联并不仅仅是在利用中国的局势，它也有自己的担忧。恰在此前不久发生的魏德迈使华，已经引起了苏联的严重关注。苏联方面认为，魏德迈此时访华，有可能是“美更深地干涉中国事态的序幕”，所以苏联有必要采取某种预防措施。(28)

然而美国政府恰于1948年2月提出了一项援华法案，蒋介石当然不会在这样的时刻作出刺激美国、损害中美关系的举动。况且蒋介石作出缓和与苏联关系的姿态，很可能本来就包含着讹诈美国增加援助的用意。一旦美国表示准备充实国民党政府的金库，蒋介石便否定了拉苏调停的努力，他还向美国表示，并无意与中共言和，因而也就没必要请求苏联斡旋了。这个阶段的拉苏调停就这样胎死腹中。

应该指出的是，几乎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加强援助中共的关键性的决定。2月10日，斯大林在会见南共代表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判断中国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是对的。(29)此后不久，苏共中央决定接受中共中央的请求，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5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30)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贸易联系是地区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战略层次的考虑了。苏联领导人这时的决定同美国援蒋法案以及蒋介石继续其亲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是值得思考的。

解放军打到长江边后，苏联又一次表现出力图影响中国局势的意向。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致函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促成国民党与中共举行和谈。(31)1月10日，斯大林将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备忘录转达中共中央，并附上草拟的中共中央的答复函。斯大林在他草拟的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中说：苏联政府向来主张国共停止内战，但在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以前，必须了解中共中央是否愿意接受。斯大林同时还附上一份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即中共一贯赞成和平，但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不接受任何外国的调停。(32)斯大林的用意非常明显，即表明苏联支持国共和谈，但坚决反对美国借机插手。他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除了要说明苏联的态度外，主要是借中共中央之口，反对美国介入。不过斯大林毕竟透露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即防止美国各种形式的介入。根据他在战后的一贯看法，防止美国介入国共斗争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国共直接谈判。问题是在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两分天下”、“隔江而治”的背景下，笼统地提出“停战”和“和平”，其后果很可能是非常严重的。说斯大林不理解这个阶段的中国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是没有根据的，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对美国可能的干涉过于担心了。

苏联表示不作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以及建议中共中央表示反对外国插手国共谈判，其实都是为了反对美国的介入。不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支持和谈的努力。在国民党政府向英美法苏四国发出调停请示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方面都自认为已经了解到，苏联并不赞成解放军打过长江，而是主张国共“隔江而治”，美国则应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33)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李宗仁一上台便宣布准备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他的谈判方案的核心就是与中共“两分天下”、“隔江而治”。为达此目的，李宗仁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支持。他的一位代表告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李宗仁已经与苏联大使馆商定了三点协议草案。其内容包括“1.中国在将来的任何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2.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3.建立中国和俄国间真正合作的基础”。这位代表称，李宗仁“已在原则上同意了这几点”（李宗仁后来只否认他曾经接受其中的第二条）。(34)作为拉拢苏联的另一个姿态，李宗仁任命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为外交部长。

李宗仁采取联苏政策，显然是为配合实施“两分天下”战略的外交行动。他的这一行动本来就是事出有因。1月下旬，反对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坚持“先行无条件停战”的孙科内阁，决定迁往广州。苏联驻华使馆随即着手准备南迁，并于2月2日先行抵达广州。对此连按兵不动的西方国家驻华官员都感到困惑。傅秉常出任外交部长得利于与苏联有良好关系的张治中的推荐，李宗仁这项任命的用意不言自明。3月间，当傅秉常即将离开驻苏联大使职位时，这位即将升迁外交部长的大使受到苏联政府的破格礼遇。维辛斯基抱病接见了他，对他任驻苏大使时的工作表示赞赏。斯大林在接见他时，也表示对国共和谈寄予希望。(35)苏联所有这些行动都可以被解释为是策略性的，但无论如何在客观上都在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幻想，使国民党领导人相信，他们在和谈问题上还有牌可打。

不论是美国步步为营的阻挠，还是苏联方面的种种暧昧言行，都必定会在客观上对中共中央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已经根本不可能动摇中共中央的战略。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国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共夺取最后的胜利了。1948年7月8日，中共中央即在党内指示中说明：“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如果给国民党政府喘息的时间，“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36)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元旦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文章中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37)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战争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引起的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动，并作了相应的准备。国民党政府向有关国家提出调处的请求后，中共中央立即公开声明，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中国的内政，不接受任何国家的调处。中共中央向全党强调，当前外交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不允许任何外国或联合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38)2月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在国会发表演说，建议联合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中共中央发言人立即公开声明，任何外国或联合国组织，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39)

这时中共领导人已经断定，美国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正在减少。他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正“摇摆不定”，并且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因此应继续在革命队伍中克服“过分估计”美国力量的“错误观点”。(40)为了预防美国可能进行的军事干预，中共中央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并采取大纵深迂回、抢占沿海地区、封闭主要海口的进军战略。中共中央相信，成功地实施这一战略，将使“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彻底消失。(41)

在对苏关系方面，中共中央继续高度评价苏联反对美国援蒋内战的政策，认为苏联的行动是阻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1月10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电报发到之前，已经注意到苏联与美国之间很可能还要作出妥协，这很有可能会反映到苏联的对华政策中。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以当时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例，指出美苏早晚还是要妥协的。他一方面以此来论证不会发生新的世界战争，以及国际环境完全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妥协是有范围和有限度的。毛泽东说：“我们讲妥协，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苏联在国际斗争中与美国作某些妥协，决不意味着“各国人民都必需向反动派妥协”。(42)毛泽东在这一重要的时刻重申1946年4月提出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他是在提醒全党，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必须正确处理中国革命运动与苏联的和平政策的关系。美苏之间出现某种妥协，有可能造成有利于中共的国际条件，但是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形势，也随之在国内斗争中妥协，就会导致中国革命半途而废。

在接到斯大林1月10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在给第二天斯大林的回电中，通过修改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明确表示不希望苏联介入国共谈判。他向斯大林说明，中共中央倾向于要求国民党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其阴谋，不必再用迂回战术，推迟胜利的时间。他还指出，苏联的答复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参与调处是“适当的事”；国民党政府也会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共“好战”；此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建议，还会在革命队伍中引起思想混乱，因此苏联最好明确表示不参与调处。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斯大林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详细解释了他的看法。他还表示和谈只是他的建议，中共中央接受与否，都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43)即使在斯大林解释以后，毛泽东仍然利用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机会，再次向苏联方面阐述了中共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告诉米高扬，中共军队可以不费力地打过长江，而且美国很难进行军事干涉。(44)

在澄清了基本分歧以后，中共中央在形式上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毛泽东于14日发表关于时局声明，宣布中共可以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核心，就是根本摧毁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国共和谈开始后，中共领导明确地向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代表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4月5日，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协定共8条24款，限国民党政府于20日以前答复。19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拒绝了中共的方案。21日晨，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个野战军的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到北面的湖口、东至江阴的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幻想据以维持半壁江山的长江防线一朝倾覆。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20余年统治的覆灭。

【注释】

(1)《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4页。

(2)《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8页。

(3)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6月21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册），第390页。

(4)周恩来：《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1947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282页。

(5)“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上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演说”，1947年3月12日，齐世荣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4页。

(6)《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7)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光荣与梦想》第2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9—220页。

(8)《外交史》第五卷（上），第185页。

(9)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中译本），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253页。

(10)《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5页。

(11)《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9—1260页。

(12)《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6512/2.5。

(13)《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9—1260页。

(14)FRUS，1948，Vol.7，China，pp.838，387.

(15)FRUS，Vol.7，China，pp.215，350.

(16)FRUS，Vol.7，China，pp.146—155.

(17)参阅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18)参阅Tang Tsou，American’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501.

(1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92页。

(2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92页。

(2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773页。

(22)参阅费尔南多·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下册，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113页。

(23)《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1946年12月21日，《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5页。

(24)《外交史》第五卷（上），第186页。

(2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10页；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 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 of John Leighton Stuart，（Westview Press，Inc.，1981），pp.176—177.

(26)《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762页。

(2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06—307页。

(28)参阅袁明、Harry Harding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

(29)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著，达州译：《苏南冲突的经历》（中译本），三联出版社1977年版，第98页。

(30)N.B.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

(3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35页。

(32)“Stalin to Mao Zedong”，January 10，1949，The Cold War in Asia，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Winter 1995/1996）.

(33)《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国务卿的信》1948年12月1日，《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84页。

(3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35页。

(35)《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3页。

(36)《中央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252—254页。

(37)《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9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9页。

(39)《中共发言人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1949年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29—130页。

(40)《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5—22页。

(41)《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92—293页。

(4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8日。

(43)“Mao Zedong to Stalin”，Janurary 13，1949；“Stalin to Mao Zedong”，Janurary 14，1949，The Cold War in Asia，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6—7.

(44)《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页；“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Far East Affairs，No.2，1995.

第十三章　历史的抉择

随着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和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未来的中国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新的国家将走上何种发展道路，成为中共中央面对的首要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前途”这个贯穿中共革命战略之始终的问题中，建什么国的问题与用革命战争的手段统一中国相比，显得更为深刻、更为复杂。其内涵之丰富，几乎可以包含100年来中国人在各个阶段上呕心沥血的改革与艰苦卓绝的革命的全部历史。对建国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必然会受到中国革命运动与各种国际力量之间关系的长期发展历史的影响，也必然会受到现实的世界政治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的制约。确切地说，中共领导人对未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和最终的选择，同它处理与世界两大国家集团，主要是处理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时所作的抉择，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近百年来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特别是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毛泽东认为，世界和中国的两大历史性进程的发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基本走向。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过两次世界战争后的衰落，以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包括战胜了德国的侵略以及成为世界级强国。从中国的历史看，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再失败并一蹶不振，以及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不容置疑的胜利。毛泽东说，当时世界和中国的两个历史性发展，都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决定了未来的新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世界和中国的两大历史进程也决定了中共“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一边倒”，相当于一项政治宣言，是中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向全国和世界宣告自己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它表明中共在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以后，决无可能走“中间道路”，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面对美苏对峙的世界政治大格局中，中共将领导新中国，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影响下，新兴起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是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运动又长期处在西方列强和中国反革命力量结合成的政治同盟的包围之中。总而言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世界局势的大变动，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国际环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以往中国的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经验和严峻的处境，从一开始就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这个框架在1922年7月发表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被清楚地表述出来。

“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2)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创建时期便已形成的基本看法，它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不仅一直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与世界之关系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的思考，以及建立在那些思考基础上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中央曾经大幅度调整革命战略和策略，并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的认识，以及他们所持的根本立场，几乎从没有动摇过。每当世界政治中出现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激化的情势，中共中央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经进一步说明过，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同盟军”，这一革命导致“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最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他说处在这样的时代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3)。

1941年末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与苏联一起，建立了同盟与合作关系。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为在战后避免爆发新的战争和维护各自的利益，美英与苏联等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几乎都采取了相互妥协的解决方式。一般地说，美英苏的合作在当时符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也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与第一次大战后完全不同的期待，人们相信战后世界会出现和平与民主的发展潮流。受当时美英苏合作的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一度不仅赞成和支持美英苏的合作，在处理对外政策和国内的国共关系时，主要是采取适应美苏合作与妥协局面的方针。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美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波折不断，它们在各个领域的分歧日趋增加。与此同时，国共关系也是起起伏伏，处于紧张状态。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曾经这样总结他认识世界政治的结论，他说“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究其原因就是存在着苏联为一方和以英美为一方的两种政治势力，而苏联力量的壮大与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4)显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开始重新思考战后世界政治的趋势，并明显地再次回到原有的思考框架中。

抗战结束后，特别是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后，鉴于美苏关系缓和和国共恢复谈判并取得重大进展，中共中央一度认为，世界有可能真的出现缓和和稳定，大国之间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将长期维持下去，并最终导致各国内部斗争的缓解。在中国问题上，就是美苏妥协势必要求国共妥协。(5)然而，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几乎同时爆发使中共中央终于得出结论，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危机甚至冲突，才是绝对的，缓和与稳定即使不是虚幻的，也是相当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年“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因美苏妥协而必然导致的国际形势缓和国共和解这种前景，已经从中共领导人心中彻底消失了。

1947年间美苏冷战爆发，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集团对峙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苏联宣布它会担负起领导责任，反对美国的扩张政策，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这对正处于战略抉择时刻的中共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不难理解，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出现，使中共领导人相当容易地就回归到传统的理论。不过，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外，这时欧洲政治和苏联阵营内部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对中共中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极大地强化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

二战爆发以前，东欧地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也是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前沿。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7个国家，先后获得解放，建立了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领导核心、同时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和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美苏关系的恶化和冷战爆发，引起了东欧家政权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西方国家在压制本国的工人运动并排挤政府中的共产党代表的同时，也对东欧各国进行政治干涉，支持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夺权。东欧各国政府的一些资产阶级反对派则与西方国家遥相呼应，企图乘机在政府中取得领导权。这一时期东欧各国几乎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政治动荡。

东欧各共产党或工人党为了巩固他们在国家中的领导，在军队和政府内部展开了肃反工作，并在肃反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罗马尼亚清除了与美间谍机关有联系的农民党领导人，保加利亚破获了受英美支持的军事组织，匈牙利打败了菲伦茨·纳吉集团，波兰第二副总理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少数追随者叛逃国外。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挫败了资产阶级的夺权政变，这是东欧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捍卫政权的斗争达到最高潮的标志。东欧各国党的行动得到苏联坚决和强有力的支持，这场斗争的结果不仅强化了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而且导致这些国家迅速走上建设苏联模式的国家发展道路。

东欧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的胜利提供了两个基本的经验。其一是强化国家的专政机器，坚决镇压国内外的一切颠覆活动；其二是坚决站在苏联一边，争取苏联的强有力的支持，从而造成有利的国际条件。东欧的形势和东欧各国党巩固领导权的经验，必然会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恰于此时提出，必须注意学习外国革命的经验，“只有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不吸取世界革命的经验”，就无法“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6)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提出和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一边倒”的原则，决不是偶然的。它们既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结果，也是总结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关经验才得出的结论。

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不久，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歧便公开化了。到1948年间，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实际上已经超出国际共运内部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3月间，苏联政府从南斯拉夫撤走了全部专家和军事顾问。6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该决议严厉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声称南共已经脱离和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决议宣布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因为它已经“处于兄弟的共产党的大家庭之外，处于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之外，从而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7)会议结束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内部纷纷展开了反对所谓“铁托分子”的斗争，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开始对南斯拉夫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南斯拉夫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陷入极度的紧张。

苏共与南共的冲突对中共的影响虽然是潜在的，但的确也是巨大的。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表明在苏南冲突中，中共将坚决站在苏联一边。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声明，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是正确的，是“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保卫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应尽的职责”，而南共领导的行动则是“背叛性的”，他们“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中共中央将从南共领导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党内加强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8)根据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中共党内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当时联系反对南共领导人的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宣传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应“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的主力军与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9)

11月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发表重要文章，题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刘少奇在文章中说，目前世界民族的基本状况是与世界政治的基本状况一致的，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两大阵营，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是美国企图压迫全世界各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反对美国的压迫。脱离阶级分析，把民族斗争从阶级斗争中分离出来是错误的。他认为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压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必须站在苏联一边。刘少奇据此提出，共产党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即：“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世界上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10)。刘少奇这时发表这篇文章，既是为了在党内统一思想，也是在向苏联方面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中共中央既然提出，应该以对苏联的态度作为判断国际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重要标准，这必然要影响到中共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共东北局在处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苏联方面的建议。当时中共中央在有关外交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对待苏联和东欧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和人员，应采取“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首先和尽量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展进出口贸易，然后再决定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11)中共中央还主动密切与苏联的关系，以期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获得苏联的指导。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已经进行了互访。尽管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是否会走所谓的“铁托道路”心存芥蒂，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共中央的决心，反而推动中共中央更明确地阐明新中国将站在苏联一边的立场，并在密切双方关系方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

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斯大林可能是认识到，已经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和中共党内的情况。1月14日，苏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苏联的对华政策和是否邀请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会上决定，派米高扬访问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回应和意见。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中共的战略和各项政策。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解放军不久将打过长江，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在对外政策上“一边倒”，在经济建设中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2）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中央与王明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米高扬此前已得到指示不会见王明，这表明了苏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不介入中共党内斗争的立场。（3）中共领导人在东北、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婉转地转达了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奉行的政策。米高扬转告中共领导人，斯大林认为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共掌握政权后，苏联主张签订对日和约后从旅顺撤军，如中共不赞成，苏联亦可立即撤军。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不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关于外蒙古问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大林主张维持中苏条约的决定。尽管这时双方还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在一些关键的政策上，苏联方面已经比较清楚和透彻地了解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并且双方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2)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这种积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中央的信任。中共中央在处理新中国的外交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他们在处理与美苏任何一方的关系时，必定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一旦中共中央决心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它就必须准备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付出代价。恰恰是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斯大林比较主动地给了中共中央回旋的余地，即赞成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指示科瓦廖夫转告中共领导人，苏联无意干预中共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13)4月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4)

1949年初是中共中央开始为未来的新国家设计外交蓝图的重要时期。在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忙的是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不过这还仅仅是一种设想，会议通过的决议基本上没涉及外交问题。中共中央在会议后发布的有关指示也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西方国家外交机构的问题。很可能是米高扬的访问及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3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对中共的帮助和支持，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15)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国家的外交将“一边倒”。(16)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中苏结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5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6月30日，在刘少奇启程前往苏联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重申新中国将坚决“一边倒”向苏联阵营。(17)早在4月8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18)他选择在刘少奇访苏前公开予以发表，目的显然也包括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时，可以进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从报告的内容看，中共代表团至少希望在下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即：（1）使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2）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3）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予以承认；（4）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解决新疆和台湾问题；（5）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6）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中苏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7）确定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

斯大林对凡是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并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袖”，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人应向中共学习。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在外交方面，斯大林明确表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有关问题——如苏联在旅顺驻军和中东路等等，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19)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迫使有关各国面对一个在战火中崛起的新型的革命国家。苏联要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要进行两方面的调整。首先苏联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国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远东国际格局意味着什么？其次，苏联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从以往的国际格局中获得的好处。与新中国结盟苏联将得到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是否情愿放弃它在东北获得的权益。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但是，当中共领导人决心与苏联结盟时，他们对苏联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上将持何种态度，并无把握。在解放军过江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在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告诉他们“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20)所谓“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主要就是中苏条约了。中共领导人做这种准备本身就表明，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苏联将如何处理中苏条约是没把握的。

刘少奇访苏期间曾就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1）保持该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条约；（3）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除许诺重订新约外，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这使条约问题成为后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焦点。

12月16日，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称，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牵涉到千岛群岛。他建议就旅顺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即可。在毛泽东坚持要废除中苏条约后，斯大林才表示两年后可对条约作大的修改。(21)22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1）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条约问题；（2）双方广泛讨论有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22)但在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避而不谈毛泽东的建议。显然斯大林这时还不想根本解决中苏条约问题。

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3）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不过他这时对新条约的内容持相当保守的估计，认为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只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23)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此后谈判进入具体讨论阶段。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双方在新条约的关键问题上，如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等，进行了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价还价”。此外斯大林还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坚持就东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达成一项《补充协定》。(24)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于双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系列协调和让步的结果。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同盟友好条约》。

纵观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历程，可以说从“一边倒”到中苏结盟，是符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指导这场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的逻辑的，它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对中共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的重申。不过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也的确存在影响中共对外政策和新中国对外关系格局的其他因素，其严重程度不应被低估。尤其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另一个方向极大地强化了中共对外政策的“一边倒”。

从战后东亚国际格局的缘起看，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的精神，中国应该维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统一与和平，而且中国主要应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而不是苏联，将在中国政治中起主导作用。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架构包含了中国革命与战后东亚国际体系之关系的对抗趋势。或者是大国主要是美国不论用何种手段，最终迫使中共接受大国的安排；或者是中国革命运动冲破雅尔塔体系的约束。总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美国与中共不可能长期协调地共存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事实表明，中共中央对美苏妥协局面的适应是有限度的和暂时的，它不可能根本放弃自己的原则，更不可能放弃中共的战略利益。

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美国不仅由于援助国民党政府，以致造成事实上的同中共间接对抗的局面，而且还企图利用政治和外交等各种手段，阻挠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冷战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共同美国的对抗，其本质是极其深刻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方向和前途。

抗战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不仅一直是国共两党斗争的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在战后中国，不论是国共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还是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建国问题展开的。1945年九十月间和1946年初，中共曾经两次与国民党谈判，试图用和平方式同国民党共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并于1946年1月31日与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共同达成了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但是这项协议很快成为一纸空文，6月全面内战爆发，从此国共内战的胜负成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关键。

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不久，中共中央便根据形势的发展，坚决否定了1946年1月政协决议中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重新勾画出未来新国家政权建设的蓝图，提出建立由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948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25)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失败也使某些政治势力看到，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它们都试图利用这种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和社会大动荡的时刻，出现这类政治力量的活动是必然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而美国的确在支持和鼓励它们，企图利用它们的活动，阻止或影响中国革命运动的方向。

早在1946年派遣马歇尔调处国共斗争时，美国就在利用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势力，并试图使之成为能够真正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调处失败后，马歇尔曾经向国民党高级官员解释说，他“曾经用种种努力来创造机会，使中国正直的人们能上升到最高地位”。(26)为了有助于组成所谓在蒋介石“间接赞助下”的自由主义党派，马歇尔在他的离华声明中声称：当前挽救中国局势的唯一办法，是“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主义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他们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推进工作，必可经由良好之政府而达到团结之目标”。(27)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上述离华声明。这两个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在尝试，通过扶持中国的所谓“第三种力量”，组织起反对中共的政治联盟。

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之初，美国扶持中间势力主要是围绕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展开的。美国政府对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内战政策的行动，从不予以支持，反而热衷于鼓励一切中间势力加入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他们“团结在委员长周围”，从而使蒋介石“在他的独裁中恢复足够的仁政，足以再度吸引克服共产主义威胁所必要的群众的拥戴”(28)。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后，在这方面的确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体力，做了大量的工作。

至1948年秋季，美国政府已经断定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认为蒋介石政权与其说是“中流砥柱”，不如说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包袱”，“蒋政府如再继续下去，将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深渊”，其结果不是中共“取得权力”，就是中国四分五裂。由于对蒋介石大失所望，美国政府一度确实有意在国民党政府中“换马”。当李宗仁一度在政坛上看好之际，美国政府曾经多少对他寄予希望。司徒雷登就认为，李宗仁周围聚集了很多“自由主义分子、或改良主义者”，他们“已能够表现并施展他们的力量”。(29)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为扶持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中共而利用那些所谓的“中间势力”，其结果不是进一步削弱这种势力，就是加速了它们的分化，因为这时中国人中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任何依靠外国扶持的政治力量都越来越遭到民众的蔑视。

美国利用“中间势力”组织反革命的政治联盟，不论其客观效果如何，实质上就是干预中国革命进程的一种形式。在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之后，中共中央在反对美国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同时，也提出必须在政治上孤立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并实际上将其视为反对美国干涉的斗争。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就刘航琛企图组织“和平统一大盟”一事，在党内指示中发出警告。中共中央认为，党内有人以为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倒蒋，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当时分析，蒋介石集团的覆灭可能有三种形式：一是被解放军完全打垮；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有美国支持的政变；三是在人民解放军未攻占城市发生反蒋运动，一些政治势力会利用这种形势，与中共争夺领导权。中共中央指出：党的方针就是争取第一种前途，警惕和揭露后两种形式。为此必须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右倾危险，特别要克服那种“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可以改变，可以影响蒋介石变好”的错误认识，中共中央称这是“投降主义思想”，在中国“要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独裁政权，要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自由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欧美式旧民主，在今日世界上已经一去不返”。(30)1948年夏季，针对国民党内部一些人试图在美国支持下发起倒蒋，中共中央再次在党内说明：美国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以迫使蒋介石让出更多的权力，以便在国民党军队崩溃时，拉拢反动集团的各派和“一部分中产分子共同反共”。对美国这类阴谋应予以揭穿，并需要与“中间派反蒋分子”密切联系，争取使他们不要陷入美国的圈套。(31)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的战略转折时期，中共同美国的矛盾不仅范围在扩大，而且正变得更加深刻。

1948年底的事态发展使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政策更加强硬起来。1948年夏秋之际，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面临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官方驻华机构的关系，而且也确实有些国家的领事馆表示希望与解放区政府建立关系。对此中共中央总的政策是观望和摸索性的，即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机会逼使西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不得不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政府地位和权力”；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经验，在行动上相当谨慎，“不忙订立具体的协定”。(32)11月中旬，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主要是对美国领事馆的方针逐渐强硬。

首先是美国领事馆对中共的军事管制措施采取对抗的态度。11月15日，沈阳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11月初的指示精神发布通告，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外，任何中外人士和机构不得擅自设立电台，凡有电台及收发报装置者，应于36小时内交军管会保管。(33)这一通告当然也被专门发给美领事馆。美领事馆以未获美政府允许为由拒绝不肯交出电台。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告诫沈阳军管会，在美国未承认中共政府的情况下，对其在沈阳的领事馆只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在接获东北局的报告后，中共中央认为，美领事馆是在蓄意滋事，以造成外交事件，沈阳军管会不能退缩，在事先警告后可进馆查收。(34)

其次是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对美英法领事馆采取强硬措施。在沈阳军管会发布通告的第二天，苏联方面即告东北局负责人，应没收美法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称此事对苏联关系重大。东北局负责人由此将查收电台与将美领事馆从东北“挤走”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在沈阳刚被解放时即认为，由于无外交经验，应多与苏联协商。故在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后亦立即表示同意东北局的方针。(35)

沈阳军管会于20日不仅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进入美领事馆查收了电台及有关设备等，而且开始对美领事馆实行封锁，断水断电并限制美领事馆人员的行动自由，以期达到“挤走”的目的。沈阳军管会的措施显然超出了中共中央授权的范围。在获知沈阳军管会封锁美领事馆后，中共中央即向其强调，任何行动必须事前请示，并要“照顾全局”。目前在东北的行动必须考虑：（1）要对美国与英法有所区别；（2）东北地区特殊，在东北对美领事馆实行的“挤走”方针不一定在其他地区也实行；（3）要考虑到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36)即使随后不久东北局破获美国间谍案，中共中央在未证明该组织与美领事馆有直接关系时，于12月中旬电告东北局，在案情没有新的发展的情况下，应适当放松对美领事馆人员的限制。(37)不过由于军事原因，处理沈阳美领事馆的问题实际上被暂时搁置起来。

显然，中共领导人在11月间曾考虑未来与美国等建交的可能性，不过他们很快便抛弃了幻想。直接的原因是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说一位叫雷文和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在香港的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政府有意承认新中国，条件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有在上海和青岛的驻军权。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他认为美国政策已从单纯支持蒋介石，转变为一面支持国民党进行军事顽抗，一面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中共必须粉碎美国的“政治计划”。(38)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将美国在中国的各种行动视为中共面对的一种主要危险。他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已经无力阻止中共取得在中国的胜利，他们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其手段之一，就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要不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计划实质是使他们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毛泽东声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中国每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那些劝告将革命半途而废的“自由主义人士”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士兵的朋友”(39)。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其中特别强调要警惕美国的两面政策，击破“帝国主义的阴谋”。(40)

如前所述，李宗仁任总统之后，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中“脱身”，何况李宗仁不仅没有掌握国民党政府的实权，而且在对抗苏联方面，显然不如蒋介石来得坚决彻底。美国对外政策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给予李宗仁政府实质性的援助。1949年3月国共和谈尚在进行之时，司徒雷登向美政府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即寻找适当的机会，争取与中共领导人建立联系。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可以使美国的影响渗透进即将建立的新国家，使新政权更“宽容”(41)。这前后其他一些美国驻华外交官也建议美国政府，应与中共建立联系，争取未来的新政权不反美。司徒雷登的建议获得美国政府的同意，因为他的意见基本符合正在变化中的美国对华政策。

1948年10月中旬，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将“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编号NSC34），作为正式文件印发给有关部门讨论。1949年2月4日，杜鲁门正式批准执行NSC34号文件。28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提出一份对华政策报告，获美最高当局批准。这些文件的中心内容，就是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苏联的附庸”；为达此目的，美国应在适当时机与中共建立联系，以便施加影响，使中共逐步“铁托化”。(42)显然，美国尽管仍在帮助国民党政府苟延残喘，同时也已经开始考虑，如何逐步争取与未来的新中国政权发展关系。在已经或将要被中共控制的地区，美国外交人员几乎是能留即留。北平、天津、上海相继解放后，美国驻这些城市的使领馆均未主动撤离。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府22年来的统治中心南京。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南逃广州，但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却留在南京，观望形势的发展。

中共中央当时已经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反映出，中共中央对美国政策变动的动机高度警惕。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种转变可能导致在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美国“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取得合法地位”，而目的则是实施“内部破坏”。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要警惕“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并坚决将其击破”。(43)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和外贸关系等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有关的文件中，还专门针对美国作出更严格的规定。(44)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问题。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确定，将“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进一步阐述了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他特别强调：“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应急于去解决”，只要帝国主义国家一天不改变敌视中国革命的态度，“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45)。毛泽东有关“承认”问题的论述，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中央处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基本态度，即首先要在原则上解决是“谁承认谁”的问题，谁是主人，谁主导中外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总题目的组成部分，即在中共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解决“承认问题”必须有利于中共争取革命彻底胜利这个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不允许任何国家借“承认”问题，干扰中国革命的进程。辛亥革命的基本经验无疑是前车之鉴。

不过即使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仍然试图保持一定的转圜余地。中共中央指出，在外交工作方面，“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的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46)。这部分也因为当时中共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尽快推翻国民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减少来自国内外的阻力，特别是避免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外交对于中共中央毕竟是一项极为生疏的工作。如果操之过急，是有可能引起消极后果的。因此，中共中央对外交问题，一般都谨慎地“不急于解决”。对于在被解放地区和大城市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驻华机构和人员，在“一概不予承认”的同时，中共中央也要求有关部队“予以切实保护”。即使发生了审判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领事华德的事件后，中共中央也没有决定驱逐其他城市中的美国官方机构和代表。实际上直至1950年1月，中国政府下令征用美国驻北京总领事馆的馆址，美国政府随后决定关闭一切在华使领馆。至4月美国政府驻华人员才全部撤出中国。

解放军打过长江并占领南京后，如何处理外国驻华官方代表机构，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使领馆均未撤离南京，而是在驻扎观望。中共中央显然是十分谨慎的。4月17日，周恩来在北平召开会议，向即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作《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共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特别是对美国，“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关于同美国的关系，周恩来专门说明：“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交往，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美国人是两面作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中央的方针则是“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47)

4月30日，解放军总部就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被击伤一事发表声明。在这项由毛泽东起草的声明中，中共中央首次向西方国家公布了有关建交问题的政策。声明宣布：新政权愿意考虑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建交的条件是外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48)

与以往相比，上述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起草的声明在有关建交问题上，明显地采取了更灵活的态度，并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如声明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讨论建交问题，并提出了建交的具体原则。首先，任何国家如有意与新中国政权谈判建交，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其次，谈判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提出这两项相对具体的原则，反映出中共中央准备在建交问题上实行更为进取的策略。正是在此期间，中共代表已经与美国方面有了较低层次的接触。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与解放军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领导人黄华曾经数次会谈，探讨美国与新中国政权的关系。双方最初的接触是试探性的，目的是阐明各自的立场，同时了解对方的意图。尽管如此，由于司徒雷登是美国驻华机构的首席代表，而黄华的行动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可以说他们的接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他们的接触表明，双方此时都有建立某种联系以了解对方的愿望。然而接触的结果表明，美国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没有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

首先，美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基本原则，都是不急于与对方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双方接触的限度，既是非正式的，而且也只是限于试探性的，双方都不大可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黄华在会见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时曾说明，应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司徒雷登声称，美国“只好处于被动地位”，“除了等待中国局势的发展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了”。(49)这种关于行动程序上的分歧，固然反映了双方的谨慎态度，但是它包含的意义则深刻得多。

对于中共中央来说，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是因为，美国一直敌视中国革命运动，而且是曾经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它不肯首先表明放弃以往的立场，就意味着中共中央需要妥协，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就双方所处的地位而言，美国再强大，它在中国也是失败者。

对于美国来说，首先采取行动就意味着它承认以往推行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而这又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且也不愿意做的。美国领导人显然没有理解，当时也不大可能理解，中共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觉醒和解放，这一本质突出地反映在中共中央并不会追求西方国家的承认这个原则上。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在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承认新政权与否的问题，而是新政权是否给予它们合法地位的问题。美国领导人的经验决定了他们不会放弃世界超一流强国的傲慢，反共意识形态又使他们将“承认”问题作为影响中共政策的手段。

其次，双方尽管都试图保持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各自所持的立场却是针锋相对、冰炭不相容的。中共领导人在一系列公开声明和党内指示中反复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这是中共的奋斗纲领。中共对外政策是为这一纲领服务并受这一纲领指导的，根本不可能脱离这一纲领在另一条轨道上运行。中共领导人提出，可以在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力量和对新政权采取平等态度等两个条件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谈判建立正常的关系。其中第一条在当时对中共更为重要，它可以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敌视中国革命和保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都被中共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同表现形式。

美国政府的立场同中共提出的条件截然相反。5月1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提交报告，提出有关美国驻华使、领馆地位的六点建议。其中第二条声称，只要国民党政府“没有明白无误地灭亡”，美国与中共的接触就只能限于“美国人的福利、财产方面的咨询与抗议”(50)。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政府的三项条件：（1）事实上控制该国的领土和行政机构；（2）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3）得到该国人民的普遍接受。(51)司徒雷登的报告和艾奇逊提出的三项条件表明，美国不仅不准备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且仍然在按照近代以来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政策逻辑，与中共代表会谈。对在中国因中国革命运动胜利而迅速高涨的爱国情绪，毫无感觉。

美国政府与中共中央在处理双方关系时，出发点根本不同。中共中央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出发点是确保中国革命彻底胜利，加速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防止美国任何形式的干涉。美国的动机是争取在中国保住“立足点”、“监听站”，用外交手段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从策略的角度看，中共中央对美国一度采取比较缓和的方式，包括与司徒雷登秘密谈判，也为了了解美国的政策。美国则是将国民党政府的苟延残喘当作拖延时间的借口，寻找讨价还价的适当时机。

事实表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使中共领导人彻底打消了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中共领导人认为，司徒雷登提出的条件表明，美国政府并无意放弃以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司徒雷登在与黄华会谈中和与其他有关人士的接触中，一面表示美国还不准备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同时却一再提出“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中国政府，非如此美国将不会承认新中国。(52)此外，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甚至不愿意改变其一贯的傲慢态度。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方面接触过程中，在南京外交界中张扬他与中共已经建立联系。特别是在接触的后期，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一事上故作姿态，企图造成是中共方面邀请其北上的事实。(53)而且此后不久美国政府便决定，不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司徒雷登等人的此类言行如果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只会是加剧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厌恶和敌意。

中共与美方接触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对外政策都在迅速地发展。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访问苏联，以确定未来的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刘少奇于6月底成行，这标志着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苏关系在中共对外政策中居最优先地位，这方面的任何发展必定会牵动对美政策。与此同时，6月14日至19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会前及会议期间反映出的问题使中共领导人认为，在《共同纲领》起草的关键时期，仍有必要进一步统一各方面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极有意义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在给南京市委的电报中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54)毛泽东在公开宣布“一边倒”时，并未了解到美国政府已经否决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美国决策层在否决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时，也不了解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在双方接触过程中发生的这两个并无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恰恰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双方尖锐对立的深度。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及艾奇逊的一封附信，试图对过去不成功的对华政策辩护，并表明美国政府对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艾奇逊在他的附信中指责中共“已舍弃他们中国的遗产，公开宣布他们服从于一个强国——俄国”，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造成一个“悲惨的结局”，中共向中国移植了一个“外来制度”。按照《白皮书》和艾奇逊的逻辑，既然中共的胜利是苏联“扩张”的成功，中共是向中国移植“外来制度”的外国附庸，美国就有理由进行干预。艾奇逊还明确说明，美国将“鼓励”中国内部的反对派，改变或者阻止中国新政权的“一切发展”。(55)

《白皮书》一公布，立刻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判。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再次阐述了近百年来中国不断兴起的各种革命运动同东西方各大国的关系。他说“走俄国人的路”，站在苏联一边，是中共中央总结先进的中国人近百年来奋斗的经验后，才得出的结论，它是一项历史性的抉择。中共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才彻底抛弃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毛泽东特别提醒那些对美国还存有幻想的人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同美国进行斗争。(56)中共在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批判《白皮书》和反对美国干涉的教育运动，以便彻底肃清美国的影响，为反对美国干涉作了思想准备和动员。

从历史的纵深处观察，如果说美国政府不准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和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与美国方面接触的结束，那么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和毛泽东对《白皮书》的批判，就是新中国与美国走向对抗的开端，而且从一开始就揭示出，围绕新中国的发展道路而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将是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率先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了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在苏联的率领下，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迅速同新中国建交。与苏联相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10月3日宣布，美国政府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要求它的盟国和受它影响或控制的国家，与它采取一致的行动。美国政府利用建交问题施加压力和支持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港口实行封锁，使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

事实表明，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它的方向，决定了这场革命中孕育和诞生的新中国必定会“一边倒”向苏联阵营。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和从中产生的新政权的敌视，更将使新中国与苏联的合作关系向前推进一步。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取得圆满的结果，中苏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从此不仅成为以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而且成为苏联的盟国。

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便迈向社会主义阵营，这既是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共中央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国际体系尖锐对立的选择。这一选择奠定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而且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决定了新中国必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注释】

(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

(2)《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的宣言》1922年5（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7—109页。

(3)《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6—672页。

(4)《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第182、184页。

(5)《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6)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1948年12月14日。

(7)《南斯拉夫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8年7月1日。

(9)《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1日。

(10)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11)《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9页。

(12)《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5—378页；“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13)“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1”，March 15，1949.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Korean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30—231.

(14)“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April，1949，Uncertain Partners，p231.

(1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7、548页。

(16)《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4—1435页。

(17)《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18)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中共党史资料》第48期，第152—155页。

(19)《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98—403页；参阅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7—79页；“Stalin Remark to Liu Shaoqi re Creating a Union of Asian Communist Parties”，July，1949，Uncertain Partners，pp.232—233.

(20)《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21)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22)《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第32页。

(23)《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2日、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213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1—25页；《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6年3月31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22页。

(25)《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72页。

(26)《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264页。

(27)《马歇尔离华声明》1947年1月7日，《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583—1587页。

(2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46页。

(29)《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86页。

(30)《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我党的领导权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

(31)《中央关于对李济深、冯玉祥倒蒋活动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1948年8月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04—205页。

(32)《中央关于对法国领事要求与我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1948年7月28日；《中央关于与英商谈贸易问题给方方同志的指示》1948年9月25日；《中央关于对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及侨民的态度和方针应按丑虞电处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0月29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94页。

(33)《中央关于处理外国银行及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1月1日。

(34)《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49页；《中央对沈阳美拒交电台处理办法给林彪等同志的指示》1948年11月19日。

(35)《同意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1948年11月17日。

(36)《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

(37)《中央关于对沈阳之美英法旧领事馆人员的对策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2月25日。

(38)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

(39)《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5页。

(40)《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7—18页。

(41)FRUS，1949，IX，pp.173—177.

(42)FRUS，1949，IX，pp.474—475、492—494、827—881.

(43)《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7—18页。

(44)《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9页。

(45)《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1435页。

(46)《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9页。

(47)《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选集》（上），第321—322页。

(48)《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与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1页。

(49)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322，325，328.

(50)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323.

(51)FRUS，1949，Ⅸ，pp.17，22—23.

(52)《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53)《司徒谈话经过》1949年6月28日。

(54)《中央关于司徒雷登欲来北平事给南京市委的电报和批语》二，1949年6月3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55)《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29—41页。

(56)《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3—1489页。

结束语

1935年底，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开始从延安迈上世界政治舞台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1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重新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获得尊敬的开始。这一历程饱含着中华民族百年来摆脱屈辱的追求，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充满自尊和自信的奋斗。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就是从延安开始走出困境的。

得出近百年来的中国外交从延安开始走出困境的结论，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力量，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型的对外关系，并最终领导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和解放，而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这15年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在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套制定对外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也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些原则大致包括三个主要的内容：“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能不能提出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运动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衡量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水平和能力的最本质的标准之一。当中共领导人开始发展党的对外关系时，他们面对的历史与现实是，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不仅国家不统一，而且各种政治力量内部也不统一。这种状况使列强不仅可以用武力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内部的分裂，瓦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或者改变其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运动失败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例如20世纪前20年中国革命运动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领导层的分裂使列强有可能利用革命队伍中的矛盾，并最终使革命队伍分裂、瓦解。

从1935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共曾经多次面临外来的干涉。抗战前期，发生过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干预；抗战胜利前后，有过以美苏协调对华政策为背景的美国和苏联对中共战后政策的干预；1945年末到1946年春，美国曾经试图通过调处国共矛盾，影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解放战争后期，苏联曾经试图干预中国革命的进程；美国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企图通过接触来影响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当然，美国和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们介入中国政治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之所以要干预，都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共领导人不能坚持党的立场，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放弃党的奋斗目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次面对外来干预时，能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和目标，制定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同他们能深刻理解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有直接的关系；同他们能合理地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任何依靠外来援助才能生存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当然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在中国政治中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合法性。战后的国民党政府是极为典型的一例。它在战后获得了空前广泛的国际承认，但最终因为未能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在内战中成为失败者。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沉溺于国际支持而忽视了中国民众的基本诉求，从而失去了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反之，中国共产党人在整个革命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和大量的外部援助。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中共领导人相信，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主要力量，存在于四亿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众之中，坚韧不拔地从事组织和动员人民大众群众的工作，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因为有了这样坚固的基础，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时刻，毛泽东才有勇气宣布“我们就是无法无天”，中共才有勇气有力量抵制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挑战战后东亚的大国体系。

当中共中央提出应该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时，他们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如何认识中国自己的力量，更为深刻和长久的意义是他们触及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有一部分人过多地强调外援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他们与外国势力有某种联系，或仅仅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国家的基本特性。他们在认识上的真正失误在于过高地估计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共中央在提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外援的关系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不可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固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东方问题是围绕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中国抗战在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一方面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外援，但无论如何外援都会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决定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决战前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运动在以美苏矛盾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基础上，实际上指出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有限，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有限，中国革命运动必须也只能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共必须依靠组织和动员民众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国情的这种认识，是中共中央始终强调并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同时受到几个大国侵略或干预的半殖民地国家。列强之间不断因利益冲突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各个政治力量提供了纵横捭阖的广阔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在对外关系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列强在中国的关系的变化，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为中国革命运动创造尽可能有利的外部环境，或尽可能地减少党在国内斗争中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中央能否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利用列强在华利益纷争的局面，是他们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1940年末，毛泽东将“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作为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原则。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的对外政策，它要处理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同它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问题是有质的区别的。但是，不论那些变化有多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指导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这确实也被后来的历史反复地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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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

《人民日报》。

《救国时报》。

《新中华报》。

《解放日报》。

《新华日报》。

《中央日报》。

《解放周刊》。

《群众周刊》。

《八路军军政杂志》。

《中国文化》。

英文部分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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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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