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序

吴焱金

曹承义的这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时隔三四十年，原始数据抄查殆尽，记忆又不可能十分详尽准确，但书中基本事实没有多大出入。

我的朋友曹承义，人如其名，是一个能承担重任和极讲道义的人，为此我曾手书“承道担义”相赠。他在文革中能广泛团结一冶的干部和工人，率先组成大联合的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享有较高的威望，幷自始至终参加了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造反派头头，率领一支上万人的产业工人造反军团，当年武汉三镇妇孺皆知，他的文革回忆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曹承义的文革经历很有代表性，其造反初衷和我颇有相似之处，文革前都是当权派信任的积极分子，甚至在文革初期充当了当权派整群众的工具。只是由于正义感，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和中央“十六条”感召下毅然带头造反，很大程度上是被刘少奇整群众的资反路线逼上梁山的。

随着运动深入，曹承义和许多造反派头头一样，怀着对背叛革命理想的官僚阶层(走资派)的义愤，抱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决心，把投身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神圣使命，为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而赴汤蹈火，相信跟毛主席干革命是不会有错的，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初识曹承义是1967年元旦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批斗王任重的大会上。当天大会的总指挥是工人总部的彭国华，我和曹承义分别是大会的副总指挥和主席团成员。那天我和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人坐在一起，交谈甚欢，此人就是曹承义。从此，曹承义就一直是和我们幷肩战斗、永远冲锋在第一线的战友。

江城造反派和广大群众认识曹承义，首先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新一冶义无反顾地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武老谭”操纵的屠杀造反派的刽子手们视为必须斩尽杀绝“一扫光”的对象。新一冶战士余望生、马三六惨死在长矛之下，谢观德、张重阳等血洒江城。

批林批孔运动中，新一冶一鸣惊人，由曹承义促成的一冶党委造反第一个在武汉亮相，迅速引起连锁反应。一时间党委造反、跑步亮相遍布武汉三镇，成了江城乃至全国一大奇观，迫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赵修、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人称两赵一王)亮相支持造反派。

在毛主席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曹承义更身先士卒。他率领的队伍一夜之间可以把大标语刷遍武汉三镇，广播车跑遍大街小巷，而且有能力将造反派头头全部集中到一冶开会，管吃、管住。

曹承义在斗争中和造反派各组织人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人缘关系好，重承诺，讲义气，对反对派的干部和群众也很讲政策。所以，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没人把他当反革命看待，相反给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打不死的曹承义凭借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从一文不名的无产者成为成功的服装生产、批发业主。他的儿女们也十分争气，在逆境中奋发成才，儿子在美国微软总部有优越的工作，女儿成为富裕的香港市民，这是一个人皆艶羡的幸福家庭。更难能可贵的是，曹承义始终“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洁身自好，乐于助人，与发妻相濡以沫。

如果说存在决定意识，按照曹承义的现状，可以乐度晚年，不再过问政治了。即使要关心政治的话，应该对西方民主更感兴趣。女儿对他说:“大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招牌，封建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道路。你一心安享晚年，不要想不通。”这话太经典了。然而曹承义不改初衷，执着地为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而努力。先是自费出版了一本自己收集的文革群众组织纪念章的图册，然后又写出这本书，给自己和历史一个交待，是非功过留待历史和后人评判。

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有幸的也是不幸的。有幸的是拥有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宝贵财富，不幸的是太多的人在这场斗争中备受折磨，蒙冤受屈，惨遭杀害，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至今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各个阶层、各个派别的人民群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主席本人更是心力交瘁而逝，亲人子女备受歧视和打击。如果说这是失败者应付出的代价，也只好留待历史评说。

有趣的是，四十年后，当年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幸存负责人聚会在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开全国之先河，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是现实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当年充当镇压、屠杀造反派工具的那一派组织的群众，如今同样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甚至劳动模范为生计所迫上吊自杀。工人阶级被打入社会底层，党的阶级属性起了根本变化。其中最悲惨的是造反派，被整的程度最重，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至今仍得不到公正对待。

曹承义的书把我们带到激情燃烧的年代。无数的群众支持、掩护造反派，踊跃为造反派捐款送饭的场景历历在目，让人热泪盈眶;千万群众自发夹道欢迎造反派的盛况激动人心。造反派始终是站在受压迫的底层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历史绝不会把无辜的群众宣判为罪人，这就是我的信念。

读过书稿，我觉得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曹承义被判刑的罪行中有一项是组织“六一七”武斗，这一罪名真是荒唐至极。1967年汉口六渡桥的“六一七”武斗，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武汉地区的党政军走资派操纵御用武斗集团“百万雄师”血腥屠杀造反派犯下的一桩极其残忍、严重的罪行。在这一天，有大约三十多名工人、学生惨死在百万雄师的屠刀下。文革失败后，那些杀人凶手无一受到追究，有些还被媒体捧为反“四人帮”的英雄。而胡双全等工人、学生惨死的罪责，却栽赃到一直制止胡双全等人去找百万雄师拼命、而且根本没到杀人现场的曹承义身上。而被杀的人是和曹承义立场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群众。青山区人民法院1980年9月24日[80]青山刑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说:“现查明，被告人曹承义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组织带领一汽车人参与武汉财贸大楼武斗。途中其同伙胡接替曹指挥，冲进武斗现场时，当场被打死。”曹承义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事隔14个月，1981年11月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市法[80]刑二字第308号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判决书说:“现查明上诉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组织带领一汽车人参与武汉财贸大楼武斗，致使其同伙胡××在武斗现场被打死。”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非但认定青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强加在曹承义身上的“组织带领”参加武斗的事实，还加上了“致使”二字证明胡双全被打死的罪责在曹承义的推断性结论，真是中外法制史上的奇闻。

曹承义判决书中的该罪状事实不符，是非颠倒，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此前的1980年8月18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80]青检二字第74号)是以“打砸抢”的罪名对曹承义提起公诉的，起诉书只字未提曹承义是如何“带领一汽车人参与武汉财贸大楼发生的武斗，幷造成死人的后果”这一犯罪的具体事实。青山区人民法院[80]青法刑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曹承义一案罪名为“打砸抢”，也没有提出曹承义如何“组织、带领”的任何事实，却增加了一句“途中其同伙胡××接替曹指挥，冲进武斗现场时，当场被打死”。即把胡双全被打死的罪责归结到曹承义的头上。打死胡双全的凶手无罪却有功。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青山区人民法院以“打砸抢”罪名判处曹承义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书，改用“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判处曹承义五年有期徒刑，但仍然沿用青山区人民法院认定的“六一七”武斗曹承义负有“组织带领”的罪行，在判决书中说:“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明眼人可以看看，那有“半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影子?如果“六一七”武斗曹承义真负有“组织带领”的罪行，“致使”造反派死了三十多人，五年有期徒刑何能自圆其说?无耻到这种程度，夫复何言!

我的这篇序，只能算是读后感。这篇序的标题，是与中国文革同时发生的法国五月风暴中造反学生的著名口号。当年他们把这个口号写在胸前，今天却时时在我心中回响。“让我们面对现实”，因为我们无法不面对，因为现实真真切切地面对着我们:当年我们誓死反对的走资派，作为一个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今天如愿以偿，人民的血汗终于化成他们日日狂饮的美酒。所以，“我们忠于理想”，忠于我们曾经奋不顾身追求过的人类平等、社会公正，忠于革命——革命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权利。我们不可能去相信那些历史终结、革命有罪、作为理念(理想)的历史已经消失之类的喧嚣，没有理想，社会会得病，人会无助无望，让我们怎么活?

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许不可重复，文化革命的行为方式或许应该讨论，但文化革命的原则和精神不会磨灭。正如一位美国60年代学生激进分子所说:“60年代似乎远去了，一个生活时代远去了。......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仍与我们在一起，——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在我们的政治中。”

感谢老曹，感谢钟逸，感谢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过努力的人，也要感谢愿意读这本书的人，更要感谢将来阐述这本书多方面意义的各色人等。

2008年5月16日于武汉

目录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序

我出身在一个小商家庭

调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竟成为“漏网右派”

转移目标，抛出替罪羊

一冶党委与广大工人、基层干部的深刻矛盾

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

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

组织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

参加一•二六夺权活动

《二八声明》后造反派分裂

反击“二月逆流”催生“新一冶”

在京西宾馆与陈再道面对面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撤离、避难和留守

民众乐园门口的募捐箱

杨道远动员新一冶幷入九一三

乘水文测量船绕道上海赴京告状

亲历七二○事件

关于成立“新武汉”的经过

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和受蒙蔽群众

徐正全、李武超打死人事件

我当面称张昭剑为“钢政委”

关于办《新一冶》报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瓶

钢新之争、“抢枪乱军”和揪“武老杨”

钢、新两派的裂痕在一冶很快表现出来

曾思玉、刘丰在一冶揪“黑手”

一冶“斗、批、改”中的过激行为

“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造反派开始挨整

“你在一冶和武汉的大联合中是做出了贡献的!”

一冶成立革委会时我被软禁

1968年底，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反复旧”与抓“五一六”、“北决扬”

张体学解放韩宁夫

大树曾、刘、方、张的权威

参加北京学习班见闻

(一)这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

(二)丰盛的伙食和看革命样板戏

(三)中央首长、张昭剑与中央学习班

(四)王海山当官的诀窍

在一冶三中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解放了造反派

我“当选”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

张体学临终时说:对造反派头头要落实政策

军区三办——专整造反派的特务组织

“批林批孔”运动和“一冶党委造反”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在文革中建成

打响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一枪

反击右倾翻案风担任第一线总指挥

胡厚民说:转弯子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

促进省委转弯子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公开信

赵辛初、韩宁夫在武胜路口万人大会上表态

面见赵紫阳了解四川“转弯子”的情况

一冶党委班子的调整和赵辛初的“转弯子”

受欺骗自投罗网被判刑

从“五不准学习班”逃走

受骗回到学习班

隔离审查一年被关进看守所

吓走项目人员林世念

“坏头头”得到了公安干警的照顾

见不得人的看守所

杂技演员汤柏林

关过向警予的牢房如今关着“运动犯”

在看守所为他人做好事

赠送食品和学《英语九百句》

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新一冶革命造反派文革付出的巨大牺牲

(一)七二○前被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屠杀致死致伤者

(二)1968年去127部队抢枪时被开枪打死者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两清一批”中自杀死亡者

(四)197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揭、批、查”、“清查”运动致死者

(五)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遭到“清查”迫害

(六)因参加文革被判刑者

差一点“二进宫”

从无本生意起家当个体户

派出所对我特别关照

“六四”前的预言

保守派、老干部众生相

红军老干部王大姐

“我们从来不认为你是反革命!”

“你的问题我们都否定了!”

青山区的大好人杨院长

胡德安副经理的养命钱

“过去我怎么看不出曹承义是好同志?”

曹承义就是湖北的人才

造反派头头众生相

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有厂不能回的朱鸿霞

温文尔雅的烈女徐筱芳

坐穿牢底的徐正全和李武超

聂年生的红色造反团和聂年生早逝

写报告帮李想玉反映个人家庭困难

杨道远的二进宫

一去不复返的张立国

陈文汉的第一桶金

一冶的两名总工程师和一批技术专家

被当作“特嫌”的烈士子女刘森

薛海澄:被大联合和三结合排斥的造反司令

蔡协斌:赵紫阳说造反派的问题后一步解决

在我精疲力竭时，突然有一双手来帮助我

我收集、保存了武汉文革各群众组织的纪念章

今日一冶

离别武汉

附件一:《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80]青检二字第74号)

附件二:《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0]青法刑字第95号)

附件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市法[80]刑二字第308号)

附件四: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文件《关于开除曹承义厂籍的批复》(一冶复[1981]28号)

附:我因文革两次坐牢

一、简历

二、文革开始

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四、第一次入狱

五、第二次入狱

六、文革中的同志加兄弟

后记

我出身在一个小商家庭

我1937年12月31日出生于武汉市武昌大东门以东的傅家坡“博文中学”(现为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对面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家庭。我的祖父是菜农，我家这一带当年是出产闻名天下的武汉特产蔬菜“洪山菜薹”的地方，那时周边有很多湖塘，出产武汉人煨排骨汤最好的配料——莲藕。1920年我的祖父因病去世时，祖母杨再民才23岁，她带着我3岁的父亲，依靠种菜和打短工维持生计。

1927年大革命时期，祖母在汉口协和医院当洗衣工，她参加了许多共产党人组织的活动。共产党人上街游行用的红旗和标语，都是祖母领着一些女工做的。那时祖母已经30多岁，经常来联系工作的年轻的共产党员都亲切地称她为曹妈妈。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逃离了武汉，祖母躲到了武昌城外(解放前武昌城东边以大东门为界)的傅家坡老家以种菜为生。

父亲从小放牛务农，1937年，父亲已经20岁了，就从提篮卖油条开始做小生意，还利用自住的一间破砖瓦房卖日常生活用品，后来发展成小杂货店。1938年武汉沦陷后，博文中学成为日军的兵营，因常受日本鬼子的欺压。1941年，全家迁到武昌粮道街，开了一间小杂货铺，由祖母杨再民、父亲曹凯峰、母亲王玉梅三人共同经营，用现在的话说叫夫妻店。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一直到1949年，小杂货铺的生意很好，生意规模扩大，那时母亲已有6个孩子(我下面有3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母亲能照顾孩子，祖母就开始雇用工人。先是雇了一个学徒，后来又雇了一位厨工兼任购货、运货工作。每到年关，还雇用一名临时店员。1949年解放时，我父亲的杂货店有雇工3人。1948年，我家在自己的菜地上，在博文中学旁边，兴建了一栋共270平方米的两层砖瓦房。

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至同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时，我家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据统计，全国“五反”运动结束时，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9大城市为例，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户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户数的4.5%。当时被定为“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就会受到打击和罚款，定为“半违法户”就不属于打击对象了，被罚款也很少，属于宽大处理对象。但我家一直没有划定阶级成分。父亲1954年关闭了在武昌粮道街的杂货店，1956年在大东门租了一间将近10平方米的门面，做起了新的夫妻杂货店。到公私合营时，加入到合作经营的小集体，开始父母亲都去上班。不久因母亲多病，又受人排挤，便失业在家，仅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收入和祖母部分空余住房出租的几十元所得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这就是我家文革前的经济收入情况。

我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我填的家庭出身为“小商”，在文革前的历次政审中是没有疑义的。文革初期，我的父亲被当作资本家戴高帽、挂黑牌进行过批斗。在我毌亲被游街批斗时，致使我祖毌惊恐过度，当众瘫倒在地，从此致残，病卧不起而死亡。这是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欠下湖北三千二百万老百姓的一笔血债。这一伙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当权派，理应受到人民的唾弃。文革中，因为我参加了造反派，成为数万人的国有大型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头面人物，我的家庭出身便成为历代当权派大做文章的由头。当权派还一再说我出身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文革中，每次反复，当权派批斗我，都要造谣说我是“曹祥泰”¹的小老板，想用谣言把我“斗倒、斗臭”，说我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

调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我1955年毕业于武汉市武昌钢铁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团。毕业分配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机装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机装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基建处工作，1964年调动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施工处任技术员。

一冶是冶金部下属最大的一支建设我国钢铁工业的基建队伍，以建设武汉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钢铁公司等大型钢铁企业而名扬一时，当时被冶金行业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野战兵团”。文革前，一冶和武钢同属省辖厅局级国营企业，一冶当时有正式职工28000多人，下属有十几个县团级的单位，有厅局级干部近20名，处级干部200多名，科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各1000名左右，加上家属工及附属职工医院、技工学校、子弟中小学职工等共三万多人。当时武钢、一冶合起来职工人数约10万人，武钢约7万多人。

一冶施工处是一冶所有建设施工工程运作的指挥中心，负责协调指挥一冶下属各小公司、各工地、各项工程的施工进度及各单位的相互配合。我到施工处施工科工作后，每天深入到施工现场，了解每项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存在问题，并且参加一冶大公司每周的施工调度会议。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是一冶各下属公司主管施工的经理和各计划、施工科长，施工现场的队长。会议的目的是，协调各公司相互配合，确保每项大工程按总进度按时完成施工任务。但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各单位相互牵制，往往因局部而影响大局，协调会常常开成扯皮的会，矛盾的双方各执一词，都是各说各有理。由于我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有时比有的当事人还要清楚，常常能准确地说出事实的真相，常常使多次的争执平息下来。我到一冶工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受到施工处党支部和施工科科长的重用，担任了施工处团支部书记、一冶机关团总支委员，被评为模范团干、一冶先进工作者、一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文革中后来我挨整时有人揭发，一冶施工处领导当时准备重用我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提拔我为副科级干部，党支部已通过决议，发展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因文革开始停止新党员审批工作，发展我为新党员才搁置了下来。在一冶施工处这段时间的工作，培养、锻炼了我的组织、协调能力，并为我今后成为一家大型工矿企业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奠定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²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继中央开展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以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³紧接着点名抛出武汉大学李达⁴、朱邵天⁵、何定华⁶“三家村”，中共武汉市委也跟着抛出程云⁷、武克仁⁸等黑帮分子。全省从上到下，直到每个基层单位，都在党组织的控制下揪出了“三家村”、“四家店”反党集团，各级党委以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姿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牛鬼蛇神”和党外群众。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的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老师和辜正年同学在校内召集了一部分学生团支部书记开会，揭发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反对阻挠学生写大字报问题，并决定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文化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此事后来被称为“六一一事件”。“六一一事件”被学校党支部汇报到一冶党委，被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经请示省委同意，一冶党委派出由机关各处室、各公司领导和骨干组成的近100人的庞大的工作组，由一冶处级干部、团委书记满守昌和一冶党办一位名叫翁文娟的女处长担任正、副组长，进驻一冶一中，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我当时是党委的红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被上级指派脱离生产岗位，调入工作组去镇压一冶一中的学生运动。我在工作组的工作，先是被派到教学班给学生们上课，不过是为了把学生们控制在教室里，保持高压态势，叫他们不要乱来。接着是将30余名教师集中到一冶业余学校进行政治学习，通过学习文件、读报，反复动员、发动，引导大家积极讨论发言，对我们工作队员和骨干们的要求是做好发言记录，以便发现对党、对当权者有攻击言论的人。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摘帽右派、平时爱说牢骚怪话对党有不满言论者，都是重点关照的对象。

我们每天通过查阅老师们的档案，从中分出左、中、右，找出落后分子和对党有不满言论的人。如有一女教师，档案内记载有人揭发她有一次将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带进了厕所，就认为她是反革命，工作组将这个秘密告诉党、团员教师，让他们写出大字报，贴在操场的大字报栏上，将这位女教师搞臭。还有一位50多岁教语文的夏老师，调来一冶前是武汉市戏剧学校的老师，专教汉剧团、楚剧团学员的文化课，每次学习时总动员他发言，想让他讲出点错误的话来好整他。工作组发动大家积极写大字报，相互开展揭发、批判。发动全校师生批判管典芬等人，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们自发地反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派的行动镇压下去。工作组的使命，就是将文化大革命搞成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引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最符合官僚集团利益、最符合湖北省委和一冶党委当权派利益的。我当时虽然是工作组的成员，是积极分子，但我对工作组的做法是不满的。工作组好像并没有搜集到什么实质性的反革命言行，就轻易地把教师、学生打成了反革命。我在翻看这些人的档案材料时，没法找出我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我也没有向工作组领导汇报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无法充当工作组的干将。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到一冶一中工作组不几天，在一冶的近邻武汉钢铁公司发生了一件事: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⁹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内幕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认为自己只是个小工人，不是当权派，黄连生不应该写自己的大字报，就撕掉了那张揭发自己身世的大字报，并且与黄连生发生了争吵。庞玉来见黄连生人多势众，仗势欺人，就捡起一块砖头去打黄连生，不想打在一位前来劝架的积极分子、女工蔡先梅的头上。这本来是一起不大的民事纠纷，中共湖北省委却将此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66年7月5日，在事发15天时间后，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

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们形左实右的实质是把文革运动的方向，引向镇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他们还组织党政工团干部和积极分子大张旗鼓地去慰问蔡先梅，以此组织起他们御用的“阶级队伍”，也就是后来的保守派，来打击牛鬼蛇神。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这些本来满足于搞好本职工作、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我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

我竟成为“漏网右派”

没过几天，大约在7月10日左右，工作组长满守昌和副组长翁文娟把我叫到工作组的办公室，态度冷漠地对我说:“你还是回施工处去上班吧!”我二话没说，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施工处。我还没有意识到，由于我对工作组抓右派的行动配合不力，工作组已开始对我进行政治清洗。他们依靠的是出身好的“红五类(”指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这时，一冶机关大院开始贴出了一些攻击我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说我出身资本家家庭，是个只专不红的典型，工作积极认真是假像，是想混进党内，有野心。还有一条耸人听闻的内幕，说我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是漏网右派!这完全是工作组在一冶一中整牛鬼蛇神的手法。他们斗争、专政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时，一冶施工处也被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通过查阅干部档案发现，反右派斗争结束时，我在党组织召开的一个向党交心的会议上汇报思想说过:“自己对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一些同情，虽然自己没有讲出来，但思想上有共鸣，今后要加强思想改造。”谁知这些话竟成为我是“漏网右派”的言论了。施工处也不准我再参加当时重点工程指挥部的工作，大概是防止我搞破坏活动吧。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来武汉畅游长江时，一冶工作组的领导竟无端派人对我进行跟踪监视，防止我有反革命行为。当时，我本人对此完全不知情，是后来一位奉命监视我的人告诉我的。

转移目标，抛出替罪羊

9月，湖北省委派省冶金局主管全省工交战线的陈克东、刘广泉来一冶领导文革运动。一冶党委把已经调到酒泉钢铁公司的一冶原副经理方如玉¹⁰揪回一冶批斗，工作组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又抛出一个非党员的副经理严叔端，因他在重庆钢铁公司工作时犯过右倾错误，也被划定为一冶的“走资派”。工作组还定调子说，一冶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让他们出来“洗洗澡”就可以过关了。文革时当权派抛出某人以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乱整干部，实际上是当权派最先搞起来的。

这一次，我按捺不住，终于跳了出来。我在一冶机关干部大会上请求发言，我质问道:“据了解情况的机关干部在大字报中揭发，工作组长刘广泉是一冶党委副书记董书立¹¹的老上级，文革前刘广泉家经济条件较差，董书立经常送东西接济刘广泉家。这次工作组是来保护徐扬¹²、董书立等人过关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应该是让群众自己来教育自己，现在群众运动尚未发动起来，工作组就事先定了调子，说一冶的领导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揪回方如玉，说他是一冶的走资派，你们凭什么可以叫一冶徐扬、董书立、林维¹³、王秉政¹⁴出来洗洗澡就行了，请问这张洗澡票是谁发的?这张洗澡票多少钱一张?”我不到20分钟的发言，使1000多人的会场一下炸开了花，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捅了一冶工作组的马蜂窝。我“路见不平一声吼”，就这样上了梁山。

党委书记徐扬把早已调走的方如玉副经理抛出来掩护自己，是不得人心的。方如玉在一冶工作期间，长期深入施工现场，吃、住都在施工第一线，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仅因与一位华中工学院刚毕业叫刘玉芬的女技术员有说不清的暧昧关系，事情暴露后，就被排挤出一冶，大家都知道个中缘由，对徐扬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徐扬的目的是捂住一冶阶级斗争的盖子，用从甘肃揪回来的一个“走资派”交群众去批斗，掩护自己过关。我在大会上捅破了这层纸，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成了后来赶走一冶文革工作组的第一人和一冶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后来成为一冶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打下了基础。

一冶党委与广大工人、基层干部的深刻矛盾

一冶党委书记徐扬，副书记董书立、林维，副经理王秉政、胡德安等人，都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在领导一冶这个大型冶金建设企业时，具有很强的军阀作风，平时都是当官做老爷的派头。他们很少出现在一冶基层单位，更别说经常深入施工工地了。

即使偶尔到了工地，他们也是只动口不动手，动辄以工程质量、进度问题处罚工人。他们多忙于会议，在工程施工上又实属外行，以强迫命令和“管、卡、压”来管理企业。他们很少关心广大工人和基层干部的疾苦。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职工要申请困难补助，总是要经各级领导反复研究讨论，一个班组每次最多补助1人，每人只有5元钱。

1965年，一冶承担了冶金部下达的武钢炼钢厂炼钢平炉的改造工程，这项工程任务重、时间紧，早一天完工，就可以早一天炼钢，国家的经济效益非常明显。党委副书记董书立在工程动员大会上讲:“这是中央和省领导交给一冶工人阶级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冶工人阶级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大家要革命加拼命地干啊!”可是，到了完成任务的庆功大会上，董书记却讲:

“这次能胜利完成任务，是各级党委、各级领导正确领导的结果。”只字不提广大工人群众、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干部流血流汗的贡献，在他们眼里，这些人根本不是企业的主人，而仅仅只是企业领导人的工具和奴隶!

文革前夕，国家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工人群众的生活非常贫困。许多人家属还在农村，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家人眼巴巴地指望着在城里工作的亲人寄钱回家。一冶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二级工每月工资仅38.74元，一般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人。刚刚进厂的青年学徒工人工资更低，每月只有18—24元钱。而从事基建工程的工人要承担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当年土建工程很少使用机械操作，全靠工人用手推车运送混凝土。过去没有钢模板，1974年建武钢1米7轧机时，都是用的木模板。这种木模板长1.5米、宽0.8米、厚0.1米，浸了水重100多公斤，全靠人抬肩扛。工人们长年在外地野外施工，在高空、高温、高寒条件下作业。住的是最简陋的工棚，热天蚊子成群，屋里像蒸笼;冬天寒气逼人，室内与露天几无差异。吃的也很差。“四清”运动以后，工人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上班下班都要列队，每周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家，星期天晚上19点以前必须赶到宿舍点名。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工人没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在外地施工的年休假假期连路程时间一共才有12天。一冶职工在大型冶金企业建设施工中被称为“不穿军装的野战军”。工人长期在外地施工，也没有野外津贴及出差补助。一冶的工人那时的全部私有财产，只有一身破烂的工作服、一双筷子和一个饭盒。每隔一两年，可以领到一套新的工作服，这是他们节假日上街或是回家探亲时穿的礼服，平时，他们是舍不得穿着新工作服干活的。

文革前一冶党委当权派和工人阶级的主要矛盾，是“工业六十条”¹⁵中指出的在管理上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企业的许多规章制度都是按前苏联模式制定的，都是不利于劳动者的。这些深深的积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暴露出来，后来一冶工人造反派人数多、力量强、造反坚决，也就毫不奇怪了。

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

湖北、武汉造反派学生运动兴起后，各大学校园的大字报对市民影响很大，我利用星期天从青山回武昌大东门看望祖母、父母亲的机会，经常到武汉大学、湖北大学¹⁶等校园去看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很快影响到社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精神号召下，1966年10月，造反派学生和产业工人的相互串联也开始了。我每天上下班必经青山区的闹市红钢城，在一冶当权派倒行逆施的50多天中，我主动与新华工¹⁷的造反派学生接触，他们有六七个人在红钢城青山区委办公楼一楼的建设科和交通科安营扎寨，利用接待来访、写大字报和印发传单，向青山区的产业工人宣传文化大革命。我几乎每天下班都要来这里和他们交谈。了解到他们刻印传单缺少工具，就自己掏出将近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油印机和钢板、蜡纸等送给新华工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到一冶机关大院去散发传单。记得有个学生叫罗红兵，是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骨干之一，对我们影响较大。青山区委办公楼的对面，就是原武钢党委的办公楼，文革时是武钢业余大学，是人们可以随意进出的场所，成为青山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常常和在这里看大字报、看传单的人们串联、谈心，在这里陆续认识了周岳来¹⁸、龚国祺¹⁹等人。1966年11月初，我在青山区最早和龚国祺组成了始终独立于武汉工人总部²⁰之外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我们写了一张红纸贴在武钢业余大学的一个教室门口的墙上。我们自封头头，招兵买马，成立工人造反组织。那时，持有造反派观点的人在本单位是少数派，有很多人前来要求参加组织，我们顺应这个潮流发起成立工人群众组织，所以深得人心。

我白天常常到一冶各基层公司去串联，组织工人造反组织。我到机装公司工地，找到起重工王世国，他第一批就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还找到技术员桂大庆²¹，希望他把造反派工人组织起来，桂大庆说:“等我们公司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条件成熟了，我一定会来找你。”

我和周岳来每天在武钢业余大学的教室里接待武钢、一冶以及青山区的职工，告诉每一个前来要求参加造反派组织的人回到本单位，自己成立战斗队，再来和我们这里的总部联系。青山区房地产维修队的陶师傅²²和我们联系以后，成为青山区工人总部最早的发起人。他先后串联了陶福生²³和青山区的干部李琦、洪森等。

我们还在这间教室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²⁴。起名“九一三”是为了纪念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在发起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以后，我和周岳来又兼做九一三成立的筹备工作。前来联系参加造反派的人，我就问他是愿意参加工人总部还是愿意参加九一三，凡是愿意参加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的，我就请他与龚国祺具体联系，或登记，或发给袖章。凡是愿意参加九一三的，我就请他与周岳来具体联系，由周岳来指导他们如何成立组织，成立以后如何跟总团联系。

12月10日前后，青山地区去北京上访的工人造反派回来了，我们在武钢业余大学一楼教室召开了九一三在汉和赴京人员的全体会议，选出九一三总团的勤务组人选。参加开会的武钢机械总厂人数最多，他们也是武钢造反最早、力量最强的造反派队伍，会上选举了白玉柱²⁵为勤务组组长、昌先栋²⁶为副组长、胡启生²⁷为组织部长、周岳来为宣传部长，我为宣传部副部长。这时九一三第一任勤务组的成员中是没有李想玉²⁸、钟锡钢²⁹、杨连成³⁰、邓金福³¹等人的，他们是在“二月逆流”后进入九一三领导班子的。12月12日，经勤务组筹备，在青山剧院召开了九一三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千人。我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由周岳来负责大会的会场布置，我负责会议接待，胡启生主持成立大会，白玉柱宣布九一三正式成立。李承弘³²代表武汉工人总部向九一三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³³的代表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

继青山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相继诞生以后，不久又成立了“武钢一冶红旗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是叶美堂³⁴、宋木森(武钢钢铁研究所工人)、杜国政(武钢炼铁厂工人)等。青山地区还有“新动力”、“新焦化”等革司、联司组织。我始终和这些组织的头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

一冶最先起来造反的有徐正全³⁵、张治能³⁶等4人。徐正全当年才20岁，是从四川省重庆市招工来的新工人。他们参与了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发起、工人总部1966年11月10日的成立大会和随后的工人总部进京告状、串联活动。他们两次到中南海请求中央首长接见，状告湖北省委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徐正全、张治能等人还将1966年11月10日赵修³⁷代表湖北省委授给工人总部的旗帜精心保存了多年。当时正是他们两人从赵修手上接过这面旗帜的。徐正全能言善辩，组织能力特强，在和他同时招工进来的近百名四川青年工人中威信最高，大家都自愿地拥戴他，他在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中也有很高的威信。

11月中、下旬，一冶党委在一冶红旗剧院召开一冶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继续为中共湖北省委和一冶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评功摆好，大唱赞歌。会议中午举行会餐时，一冶机装公司、工业安装公司、设备处和一冶机关行政处等单位的几百名造反工人冲击了大会会场和正在举行会餐的一冶职工第三食堂，把饭桌都掀翻了，揭露一冶党委追随湖北省委，对抗党中央、转移斗争大方向、继续大整群众的错误。这一天，一冶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在机关大院聚集起来，大约近千人到省委，要求省委负责人接见。省委主要负责人没有出面，由主管工交的陈克东出面对工人们进行劝说。工人们没见到省委领导，又转向武昌火车站，要到北京去告状，少数人到了北京，绝大多数人回到了一冶生产岗位。各单位几位带头人筹备成立了一冶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革命造反司令部(以下简称“野战兵团”)，这是一冶工人的第一个造反组织，主要负责人是机装公司的技术员桂大庆、机装公司供应科科员杨连洲³⁸、一冶机关行政处工程队锻工于湛东³⁹等人。

九一三成立大会召开的第三天，桂大庆、杨连洲到武钢职工大学找到我，桂大庆对我说:“一冶的工人造反组织是你串联我们搞起来的，现在我们搞起来了，你能不参加吗?”桂大庆、杨连洲不由分说要我退出九一三，回到一冶本单位参加野战兵团。当徐正全等人从北京回汉以后，也被动员参加了野战兵团，徐正全担任了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野战兵团的一号头头。

一冶野战兵团成立的前两天，我们本来打算集体参加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我先到了武昌阅马场红楼工人总部所在地，找到工总组织部长鄂世纯(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他大概从来不知道一冶是个什么单位，就像夜郎人只知道夜郎国最大一样，只认为武重(指武汉重型机床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最大。他见了我理都不理。我请求面见朱鸿霞⁴⁰，他叫我等等，结果我等了一整夜，天亮以后，我等得不耐烦了，就到汉口去找工造总司⁴¹吴焱金⁴²司令。我到了工造总司，找到了组织部长——汉阳造纸厂的卢××，他说吴焱金不在，就忙他的事去了。我不想再傻等一晚，就回到了一冶，我将投靠全市性工人造反大组织的过程向勤务组作了汇报。有人说，我们自己成立武汉造反工人第三司令部。杨连洲说:“我们学华工，本单位、本部门成立组织搞运动，哪个组织都不参加!”就这样，我们一冶一开始就成立了独立的司令部。几年以后，胡厚民⁴³和吴焱金分别听我讲了这件事，他们都非常后悔。

1966年12月中旬，一冶野战兵团在一冶红旗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时，剧院涌进了1000多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五湖四海战斗队叶传发⁴⁴、工人总部代表李承弘、九一三代表曹佩贤⁴⁵到会表示热烈支持和祝贺。野战兵团勤务组成员由杨连洲、于湛东、桂大庆、曹承义、徐正全等人组成。一冶这支产业工人造反大军，刚成立就超过1000多人，并且按各自所在单位为组织建制统一指挥，这在湖北工人造反初期是很罕见的。这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野战兵团”。

组织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

1966年底，我代表一冶野战兵团参加了省、市造反派头头在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省政协红楼(今武昌阅马场辛亥革命纪念馆)等地召开的会议。12月上、中旬，武汉造反派成立“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主要负责人是新湖大⁴⁶的张维荣⁴⁷，一冶黄家祥⁴⁸率领一冶1000多名红学员，参加了赴广州和北京的全程活动，是整个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一冶于湛东也是这个造反团的主要成员。一冶1000多名红学员在广州参加了封《羊城晚报》活动，已调到中央的陶铸从北京打来电报表示祝贺，说“《羊城晚报》封得好，封得高级。”

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回到武汉以后，桂大庆参加了全市筹备批斗王任重大会工作，桂大庆担任了大会秘书组组长，负责整个大会的组织、安排。

1967年元旦，武汉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吴焱金大会发言，我在大会主席台参与大会组织活动，一冶设计处工程师宋瑞玉⁴⁹带着照相机在主席台上拍照。后来因香港报刊登出王任重戴高帽被揪斗的照片，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⁵⁰时，此事被“秋后算账”，宋瑞玉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当权派诬蔑宋瑞玉是特务、反革命，武汉警备区⁵¹司令部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并株连迫害其家属，但宋瑞玉的特务问题一直未查清，不了了之。关于香港报纸刊登王任重挨斗照片一事，也不知道查出什么结果。其实这件事与宋瑞玉毫无关系。

参加一•二六夺权活动

上海“一月风暴”以后，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文章中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1月22日到1月25日这段时间，武汉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湖北大学31号楼开会研究，如何夺省、市委的大权。

1967年湖北省的一•二六夺权，是1月26日当天上午，在湖北大学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会议决定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湖北大学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又提供了比较好的开会条件。“新湖大”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总联络站。会场就设在课桌拼成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四周，到会者可以随意就坐，那时造反派还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多数场合是由张维荣主持会议。一•二六夺权会议的主持者是龙铭鑫⁵²，参加者有工总的朱鸿霞、胡厚民，二司⁵³的周孔信⁵⁴和庞道铭⁵⁵，九一三的杨连城，新华工的王富山⁵⁶，新湖大的龙铭鑫、张维荣、彭勋⁵⁷，新华农⁵⁸的谭志发⁵⁹、工造总司的吴焱金，省交通联司的余明生，红工兵的杜向东(邮电系统工人)以及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哈军工、西军电等外地来汉串联的学生组织，到会的共有30多人，会场上还不断有人进来参加会议。据吴焱金回忆，会上发言比较活跃的有彭勋，二司周孔信和庞道铭，工总胡厚民、刘兴隆⁶⁰，工造总司吴焱金等人，还有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的李金春⁶¹。会议上为夺权的9名常委名额分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当时也插不上话，基本上没有讲话。

张维荣布置1月26日夺湖北省的党政大权，当天下午各造反派群众组织到洪山礼堂参加夺权大会。会上斗争了张体学⁶²，还给他戴了高帽，挂了黑牌。根据张维荣的布置，我带领一冶野战兵团，组织了20多辆大汽车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夺权大会。但我根本不了解武汉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之间对此次夺权有巨大的分歧，有的造反组织未参加夺权大会，导致一•二六夺权流产。

一冶野战兵团的机关分团也在元月份夺了一冶党政大权。一冶设计处的一名造反派头头将一冶党政机关的公章全部收集到一起，收集的过程很顺利，根本没有人对抗。一冶的党政大权被我们夺了以后，生产、施工的指挥系统也全部在造反派的领导下进行，我们既抓革命，也抓生产，工程施工并未因造反夺权受到任何影响。我们参加了造反和夺权是事实，但这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干的。

《二八声明》后造反派分裂

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被打着“支左”旗号的武汉军区领导人看成漆黑一团，他们不支持毛主席“发动群众自下而上揭露我们阴暗面”的主张，为了维护党内官僚阶层的利益和特权地位，把一切仇恨都对准了造反派。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骨子里却对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夺走资派权的革命造反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1967年2月8日工人总部、九一三、二司等12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个声明指责工造总司等组织将矛头对准工人总部等组织，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已经变修了，把这些组织打成“托派”。声明发表以后，造反派分裂成了“香花”派和“毒草”派。支持的一派说

“《二八声明》是大香花，香飘云天外”，被称为“香花派”;反对《二八声明》的说它是大毒草，被称为“毒草派”。由于年轻的造反派头头政治上的不成熟，没有团结起来，牢牢把握向省、市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大方向，而是互相指责，打内战，痛失了战机，导致一•二六夺权流产。

我们一冶野战兵团司令部对《二八声明》的表态很慎重，我们召开了包括各基层头头共30多人的会议进行讨论，大家商量了整整一个通宵。有说它是“香花”的，也有说是“毒草”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二八声明》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的，大方向不错，缺点是把没有参加《二八声明》签字的造反派组织统统指责为“托派”，把我们一冶野战兵团等组织也打击了。讨论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的意见都发表完了，都想散会。我们勤务组中年纪最大的杨连洲说:“问一问新华工是什么观点。”我说:“新华工肯定是毒草派。”杨连洲说:“不争论了，我们也是毒草派，和新华工站在一起!”因为一冶是毒草派，我们逃过了军区对工人造反派组织的第一次打击。

1967年2月，武汉军区奉命支左、介入文革后，立即利用《二八声明》镇压造反派。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声明，批判《二八声明》，并连续两天派军队上街武装游行。3月17日，武汉军区宣布工总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逮捕朱鸿霞等几百名工总头头，并要九一三去军区请罪。这次武汉军区镇压造反派的“三月黑风”，实际上是“二月逆流”在武汉的延续。

支左的153部队进入一冶，虽未抓捕我和其他一冶的主要头头，但他们同样视毒草派观点的造反派为非法组织。他们要我们解散组织。他们从造反派手中夺回了权力，并一手扶植保守派组织。

军区镇压工人总部以后，一冶的工人总部及九一三的人数很少，如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野战兵团有近千人，工人总部和九一三的人数合起来不过十几人。一冶香花派实力最强的是一冶一中二司。我们野战兵团和一冶一中二司保持着极好的关系，我们尽量不交锋，不争论，不伤和气。他们也绝不会认为我们是“托派”。3月份，武汉军区在全省大张旗鼓批判《二八声明》，香花派的二司很受压抑，我们还提供差旅费，派一冶一中二司头头吴希秩等人到北京等地去外调当权派徐扬的历史问题，可见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我本人和杨道远⁶³、周孔信的个人关系也很好。周孔信的父亲是我在施工科的老同事，我们对二司和新华工是一样亲，从来没有与香花派为《二八声明》发生过争论。

陈再道⁶⁴等军队领导人介入支左以后，继承了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用高压水龙头冲刷街头大字报栏和墙上大标语的痕迹，好像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支左，一开始大方向就完全错了。

反击“二月逆流”催生“新一冶”

武汉军区三一七大逮捕虽然暂时没有镇压反对《二八声明》的毒草派造反组织，但我们也沉闷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按本单位组建的造反派组织，所以军区要求解散组织，回原单位闹革命对我们毫无影响。我们的造反组织依然存在并顽强地坚持活动。组织形式必须服从斗争的需要。3月底4月初，在共同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一冶势力最大的造反组织野战兵团联合一冶的香花派组织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和一冶红旗等，按党中央当时提倡的按行业、按系统、按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要求，经过协商，成立了大联合的、统一的造反派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勤务员除原野战兵团的5名勤务员外，黄家祥、徐彪⁶⁵、谢建生⁶⁶等人都成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勤务组由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组成，我为一号头头。一冶的大联合形成以后，由于增加了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学员、红卫军、一冶红旗等新鲜血液，造反派实力空前壮大。

武汉的“三月黑风”虽未抓我，但我对军队逮捕工总的头头是坚决反对的。新一冶和青山区所有香花派组织都有良好的关系，唇亡齿寒。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后，我们新一冶及时提出了“打倒武老谭(指武汉搞‘二月逆流’的谭震林式的人物)，为工总彻底翻案”的口号。我们在一冶一呼百应，发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受到武汉三镇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有人说新派组织不肯为工人总部彻底翻案，应该说新一冶是无可指责的。新一冶很多头头、群众都是香花派，新一冶就是香花、毒草两派大聨合的产物。

在京西宾馆与陈再道面对面

4月中旬，我和武钢九一三工人曾繁运一起到了北京航空学院，找到了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叶传发，住在他的学生宿舍里，和二司的几个学生联系，要求向党中央汇报武汉的情况，汇报武汉军区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4月28日，我和曾繁运与武汉地区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工总等造反派头头彭勋、刘传福、王彩珠⁶⁷等人一道，与陈再道在京西宾馆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天的会议在京西宾馆一个小会议室召开。陈再道满头短短的白发，圆圆的脸，一脸黑斑，矮胖身材。陈再道带着参加支左的武汉军区作训部副部长李良和十几个参谋、警卫人员，我们大约有20多人。陈再道态度开始还比较温和。在见面会上，彭勋说:

“你们为什么抓那么多任务总的人，你们的屁股是不是坐歪了。”二司小将雷志茂⁶⁸等人发言，指出在武汉军区在《二一八严正声明》、《三二一公告》以及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陈再道说:“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们正在核实材料。”雷志茂说:“我们认为《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你们既然发了这个言，一定有理论根据、事实根据，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相信你们一定拿得出足够的事实来了吧!因这一问题关系到支左的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追。现在，我们两个《二八声明》的炮制者都在这里。”二司的一位学生说:

“你们当时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言论，开动大批宣传车，甚至用飞机撒传单。毛主席说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你先下了结论，再来调查，你们这样做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吗?”一位小将说:“军区支左的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⁶⁹。二月末还说过，过三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你们说的话、做的事不认账还行?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炮制者是王任重!”在场的二司学生都要求陈再道将他们所称的幕后炮制者交出来，说:“你们要是交不出来，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你的大方向是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你们的监狱关的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

陈再道在二司小将的步步紧逼、一再追问下，支支吾吾、步步退却，一直很被动，始终没法交代谁是《二八声明》的炮制者，他已不像刚进会议室那么威风。他先是谎称要到中央军委开会，在无法溜掉的情况下，被迫承认:“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搞军训、搞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有些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着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一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归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们也改。对运动中的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地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犯错误，我们要负责。”

我当时希望雷志茂等小将再向陈再道提出叫他们更难回答的问题，既然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支左有错误，就要问他具体有什么错误，让陈再道多讲几句，抓住他的错误。但小将们始终揪住黑手问题不放，搞得陈再道狼狈不堪。陈再道不善言谈，他的策略只是拖延时间。陈再道口头表示，回汉后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好工作，解决好武汉文革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听陈再道一讲，就没有怎么难为他，以为他会说话算数。实际上是头一天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批评了他，他在北京跟造反派代表见面完全是做个样子给中央文革看，他根本没有转变态度的意思。

5月1日晚，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畔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毛主席的接见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参加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成为我后来一切行动的动力。

5月中旬，我回到武汉，努力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时，一冶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大多数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工人和占半数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参加了造反派，造反派人数已经达到一万人以上，接近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实力远远超过了一冶官方扶植的仅有几百人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⁷⁰。由于我亲自领教了陈再道的水平，在武汉造反派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全市大游行的时候，我们一冶游行队伍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吃了豹子胆，铁了秤砣心，为工总翻案!”这些口号以后流传到武汉三镇。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陈再道虽然在北京承认犯了错误，说回武汉后要认真对待群众、对待文革，认真解决武汉文革问题，但是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回武汉后，他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压制群众运动、镇压造反派的做法。

1967年6月4日，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六四公告》承认武汉部队在批判《二八声明》、解散工人总部等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话锋一转，指责造反派利用武汉部队的错误，破坏三结合⁷¹，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保权”。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个公告实际上是假认错，真镇压，真实用意是把破坏文革、破坏三结合的罪名扣在造反派头上，一巴掌把造反派打翻在地。

随着《六四公告》的出台，武汉造反派和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队领导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克服造反派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情况，应对武汉军区领导人操纵的御用工具——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力围剿，武汉造反派急需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指挥。由新湖大头头张维荣、彭勋、龙铭鑫、谢帮柱等人发起，组成了

“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交通方便的湖北大学内。参加总指挥部工作的人有工总的夏邦银⁷²、沈复礼⁷³，二司的杨道远，九一三是刚当上总团一号头头的李想玉，工造总司有吴焱金、龙梅生⁷⁴、蔡大祥等，新一冶是我参加，新华工有张立国⁷⁵、张汉卿(教师)、吴家丕(教师)等人，新华农有小谢和谭志发，此外，以新派组织为主的革司、联司也有很多组织参加，如新武船联司的林子忠⁷⁶、胡必清，新武机八一七的余平，省交通联司的傅廉⁷⁷、余明生，长办联司⁷⁸的郑兆鳌⁷⁹、严常⁸⁰，市安装公司的孙厚智⁸¹、黄金善，新中原的陈茂祥⁸²，新汉纸联司的张智华，省直红司的王志良⁸³，公安联司⁸⁴的李正才，武汉财司的默林生，武汉红工⁸⁵的丁喆生等。还有小教总部的代表参加会议。中学红联⁸⁶则派出新一中的陈德胜⁸⁷等人参加活动。揪陈抗暴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张维荣，杨道远、吴焱金和我担任副总指挥。夏邦银1967年5月被造反派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以后，带了50多人一直住在新湖大，他也担任了副总指挥，他一直到七二○事件前几天才离开新湖大，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从总指挥部成立开始，就形成了每天上午召开碰头会的惯例，各组织头头或亲自或指派专门的联络员参加碰头会。每天开会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主持会议的多半是新湖大的头头。每次碰头会先是由主持人介绍由驻京联络站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多介绍一些首都文革动向、中央首长讲话内容等。其后是各个组织头头轮流发言，交流各自单位及武汉市新近发生的情况。

六月上旬开始，百万雄师已经开始对造反派的广播站和宣传站进行武力围剿行动，如攻打汉口的居仁门中学、武汉市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都是在开碰头例会时各单位汇报的情况。总指挥部将收集的武汉市最新的重大事件通过驻京联络站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总指挥部虽然不可能组织人员去搞武斗，但当时是一个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集体，起到了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的作用。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做好防止百万雄师杀人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牺牲和重大损失，不要死守宣传站，随时做好撤退和转移的准备。在碰头会上，大家也建议，多将百万雄师挑起武斗、杀人的情况向武汉军区首长反映。

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团结了全市的革命造反派，坚持了“揪陈抗暴”的斗争。总指挥部及时将百万雄师六一七、六二四等大规模围攻、屠杀工厂、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的情况通过三新、二司和中学红联驻京联络站向中央反映，才有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六二六来电。总指挥部还决定在6月底将孤立无援的汉口民众乐园⁸⁸、汉阳轧钢厂、汉阳商场等宣传站撤离到湖大、华工、水院、武大等地，才避免了造反派遭受更大的伤亡。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武汉造反派统一整理了向中央汇报的材料，在坚持抗暴斗争中团结了钢、新两派组织，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钢、新两派仅在上层少数个别人中思想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丝毫不能替代在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面前，钢、新两派绝大多数头头和广大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每次全市造反派大游行，新一冶的组织工作都做得特别出色，各单位成建制统一领导，每次都能组织几十辆甚至上百辆“大红头”载重汽车，每辆车上站着三四十名戴着新一冶袖章的青年工人，打着新一冶的战旗，众多的载重汽车一起发出怒吼般的轰鸣声，车队鱼贯列队出发，游遍武汉三镇。一幅幅迎风招展的造反大旗，铁流滚滚的车队，充分展现了武汉产业工人的强大实力。这是一支压不垮、打不烂的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大受群众欢呼，真是威震江城，令走资派闻风丧胆。当权派后来把一冶列为重灾区，反反复复进行清算和打压。

1967年6月，武汉两条路线斗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阶段。一方是得到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各级人武部、公检法专政机关和大多当权者全力支持的半军事化组织百万雄师，他们头戴当权派发给的安全帽，身穿当权派发给的崭新的工作服，手执钢铁长矛，利用当权派提供的各种机动车辆、各种吃穿用物资装备和活动经费，对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工人、学生、市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6月3日中午，百万雄师100多人戴着藤条帽，手持木棒，从民生路花楼街出发，准备攻打民众乐园，被新一冶勤务组成员黄家祥带领群众用木棒和石块将其打退。黄家祥的头部被百万雄师打破。6月8日傍晚约19时，天将黑了，穿着黄军装，戴着新一冶袖章的黄家祥，骑摩托车在长江大桥汉阳龟山引桥中段被百万雄师拦截，黄家祥被打成重伤，不省人事，丢到引桥下面的铁轨上，如不是被铁路巡线工人救出，就可能被来往的火车轧死。那天黄家祥的摩托车紧随其后有几辆解放牌货车，站满了穿着白衬衣的人，百万雄师以为是来支持黄家祥的人，所以也用石块对这几辆车上的人进行了袭击，车上的人是去支农、抢收庄稼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拼命叫喊“不要打了，我们是解放军”，才逃脱了百万雄师的包围圈。黄家祥被救护车送到汉阳的武汉市第五医院救治。医护人员从黄家祥身上找出他的工作证，五医院的造反派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新一冶。因汉阳是“老保”的窝子，为了防止黄家祥再次遭到毒手，刘森开着一冶的救护车，桂大庆、肖银宝⁸⁹等人穿着白大褂，扮成医护人员的模样，把黄家祥从五医院救了出来，送到了新华工。黄家祥至今还留有被打的后遗症。七二○事件以后，武汉冷冻机厂的造反派来一冶找过黄家祥，说6月8日带队袭击黄家祥的是武汉冷冻机厂的干部余新南，他当时是百万雄师驻汉阳区委的头头。黄家祥对来人说，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了，不要打他。

6月5日、6日、8日、17日、23日、24日，武汉发生了多起屠杀事件。百万雄师的口号是“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百万雄师要从肉体上杀光一切牛鬼蛇神，这当然和造反派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走资派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百万雄师所代表的是走资派的利益，而造反派所代表的是遭受走资派镇压、迫害、打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将要失去的天堂对革命人民无情的杀戮。新一冶是这时走在全市造反派最前列的队伍之一。我们参与了1967年5月支持新公校[2]的全市大绝食斗争和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绝食、营救夏邦银的斗争，是最早提出彻底为工总翻案的实力最强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新一冶总部位于红钢城武钢业大与八大家一冶公司办公大院之间的三十三街坊，是一座六层楼房，是一冶的招待所和单身职工宿舍，6月11日晚6时起，很多造反派工人聚集到总部周围，还有人举着新一冶的旗帜。我问发生了什么事，有人问我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当然记得今天是一冶一中六一一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几个工人围着我说:汉口的民众乐园现在很危急，百万雄师要攻打民众乐园，我们要去声援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保卫那里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我看人越聚越多，就通知一冶总调度室调动了30多辆大红头的“斯柯达”进口载重汽车，满载着新一冶的造反派，武钢一冶红旗、武钢新焦化等青山地区造反派组织也各上了一辆车，开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指挥车。为声援造反派设在汉口市中心的几个主要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车队从青山红钢城向汉口进发。我们30多辆车上除了每辆车有人拿着新一冶或其它几个组织的战旗外，没有一支长矛，也没有任何武器，完全没有一点武斗的思想准备，完全是一支和平的游行队伍。当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和平大道、大东门、武珞路、长江大桥、江汉桥，来到汉口的闹市区中山大道，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

车队晚上7时游行到汉口水塔附近，距江汉路大约200米时，从江汉路方向跑来了许多惊惶失措的群众。我当时站在整个车队最前面的一辆车上指挥、协调车队行进的速度，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开着雪亮的车灯，从北向西快速驶向中山大道，这是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车队。百万雄师的车辆大约是10辆左右。

车上满载着队列整齐、手握铁矛、戴着藤条帽、身穿清一色蓝色工作服的打手，长矛一律指向天空，将我们游行车队行进的方向完全隔断。我们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车队的围堵。有人凄厉地高叫:“百万雄师来了!”给人以突如其来、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不知道百万雄师早已经成为一支准军事化的、训练有素的专业武斗队伍了。为了避免正面冲突，我立即叫宣传车调头，指挥车队后撤。就在我指挥车队后撤时，百万雄师的车队已经开到离我们几十米的距离，向西边逃跑的群众边跑边骂:“打倒陈再道!打倒黑乌龟⁹⁰!”我亲眼目睹看热闹的5名群众被百万雄师杀伤，其中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手臂被铁矛刺伤，一边哭，一边往民众乐园方向跑，找临时医疗点包扎伤口。我们和平游行的车队受到冲击，车队调过头以后，从水塔经过民众乐园返回一冶。车队经过民众乐园时，武冶机修厂九一三一个叫连庆传的工人像交通警一样站在路中间，指挥我们的八九辆汽车开进了民众乐园，另一部分车辆回到一冶。连庆传还对我说:“你们进来了正好，百万雄师已经封锁了长江大桥，你们就不要再回去了。”当他带我登上民众乐园最顶端的时候，民众乐园指挥部的人员已经将进入民众乐园的新一冶大队人马带到了南洋大楼。当时武汉各造反派组织在民众乐园成立了抗暴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⁹¹任指挥长，新华工和二司各有一名学生任副指挥长。张鹏程对我说:“我已将你们新一冶分配驻守南洋大楼。我们这里人太少，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全了。”张鹏程还说:“这里有食堂，但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你们可以加派一名炊事员帮厨。”我对这一切既毫不知情，他又根本不跟我商量就自行其是。如果那天我们不在江汉路被百万雄师围堵，我们的和平游行车队就会全部返回一冶，是百万雄师逼迫我们进入了民众乐园。进入了民众乐园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造反派工人有班不能上，有家不能回，只好到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避难。

在张鹏程的带领下，我查看了民众乐园的地形和各个剧场，我在考虑，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的人如何撤退出去，如何保证人员的安全。我进入南洋大楼已是半夜，我看到我们的人就睡在地板和办公桌上，这里条件较好，每个房间都有吊扇。他们已经按单位自己划分了房间，很好管理。我就住在顶层。

为了便于撤退，一两天后，我安排一冶机装公司及设备处造反派运来跳板、竹竿，在两座建筑物的屋顶上搭建了天桥，使南洋大楼和民众乐园联成一体，使驻扎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安全得到了加强。我们还从一冶运来了广播器材，成立了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我们进驻民众乐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宣传阵地，根本不是准备来打架的。我多次到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反复查看，万一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的人员从哪里可以撤走。我想万一百万雄师打进来，我们就撤回到武昌去。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六一一”游行时，我看到在一辆大红头汽车顶棚上，有两个工人护住一面红旗，旗帜上部印着较小的“三公司”三个字，旗帜中间有“敢死队”三个较大的字。三公司的头头对我说，他们公司的年轻人打出这面旗帜，还把旗帜涂上黑乎乎的机油，好像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下来一样，完全是为了达到一种威慑敌人的宣传效果。游行时，这辆汽车上的年轻工人大多光着上半身，少数人穿着背心或将工作服搭在脱光上衣的肩膀上。这面旗帜和这辆车果然特别引人注意，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呼。第二天，新一冶各基层单位都打出了自制的“敢死队”的旗帜。真实的情况是，新一冶司令部在当时并没有组织敢死队(七二○事件后，新一冶司令部为纪念六一七抗暴事件，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黄家祥任队长)。

新一冶大约200人住进南洋大楼以后，我请青山的新一冶司令部人员尽快筹集钱和粮票送来，还要司令部人员送来广播器材和笔墨纸张，我特别要求他们多送一些红旗来，以便挂在南洋大楼临街的窗户上，起到虚张声势的效果。我们从来没有叫新一冶司令部和任何基层单位给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送长矛、洋镐把和安全帽之类的武斗用品，没有作任何作战的准备。有一天，有几个“敢死队员”从民众乐园指挥部领到了几根洋镐把，供在民众乐园大门口站岗的人员壮胆。民众乐园里没有一支铁矛，为了自卫，他们准备了一些砖头、石块和石灰，仅此而已。

我这段时间很久未回家。有一天，我夫人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在武钢一中造反派同事的陪同下，给我送来换洗的衣物、粮票和零花钱。我们完全忘我地投入了这场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这时，民众乐园、南洋大楼、红太阳大楼(六渡桥百货大楼)、中南旅社(六渡桥路口)四个宣传广播站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从早到晚，广播里播放的是“打倒陈再道，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和革命大批判文章，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文件、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激昂的革命歌曲。中山大道和三民路的马路上成天围聚着热情支持造反派的革命群众。那种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场面，使我永生难忘。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

第二天，抗暴指挥部通过会议研究，指定新一冶曹承义为副指挥长，负责新一冶到民众乐园来的造反派队伍的管理。民众乐园内部的每个房间，包括杂技厅和京剧院，都由抗暴指挥部统一分配给各单位使用。吃饭由指挥部统一安排食堂供应。指挥部每天早上都有碰头例会，研究后勤等方面的问题，只有涉及新一冶的问题才通知我参加。

在南洋大楼，一楼至六楼都是住的新一冶的人。高峰时，南洋大楼全是人，上楼下楼都会人撞人。每天吃饭像开流水席，都是由素不相识的老爹爹、老婆婆自发地送来的，吃的食物也是百家饭，有馒头、稀饭、绿豆汤、干饭等等。那时没有钢新之争，吃饭时，大家都互相谦让，没有人抢着吃。如果是百万雄师住在民众乐园，绝对不会有老百姓为他们送饭。这表明了文革中人心所向。

南洋大楼的管理秩序很好。我们进驻南洋大楼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冶机装公司有两人在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发现一脸盆黄金饰品之类的东西，送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们立即送回一冶机装公司保卫科封存保管。后来当权派在“清查”时追查过这件事，这些贵重黄金饰品丝毫无损，说明造反派纪律严明，造反者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我那时要参加两个指挥部的会议，除了民众乐园的抗暴指挥部以外，另一个是设在新湖大的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我每天要在民众乐园和新湖大之间来回奔忙。我每次都带一两个随从人员，从汉口三民路坐一路电车来往于这两处。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1967年6月17日，发生了百万雄师屠杀造反派的惨剧。

在“六一七”血案发生以前，百万雄师已经武装攻打过汉口居仁门中学、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搪瓷厂等革命造反派的广播站和据点。但这些都没有引起造反派头头的警惕。

武汉的夏天，艶阳高照，最高气温可达到40度。驻守在南洋大楼的造反派，大多睡在垫着报纸的地板上，少数人睡在办公桌上，电扇日夜不停地转动，洗澡只能到水池旁用自来水冲洗一下，吃的饭菜质量也很差。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地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计条件，不怕艰苦，根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我们头上。有一天晚上，我去了红太阳广播站，我爬上没有照明的高高的楼梯，只见到有几个中学生在那里坚守，其中还有两个女学生。我问他们怕不怕，他们都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

有一些人，自称是造反派，被百万雄师赶得无家可归，来到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也被我们收留，我们每天免费发给他们餐票吃饭。他们白天去民众乐园，晚上回到南洋大楼睡觉。每天深夜，我都要在南洋大楼逐层检查有无闲杂人员混入大楼。见到有不认识的人，我一定要当面盘问清楚，以防止百万雄师的人混入大楼，里应外合搞偷袭。

6月17日的上午，天气非常炎热，我这个在武汉土生土长不怕热的人，也感到热浪袭人。9点多钟，中南旅社的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发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向三民路方向开来，于是广播员大声疾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钢八司⁹²的战友们，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现在向六渡桥方向开进，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请尽快用一切办法，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不一会儿，六渡桥十字路口就自发聚集了几百名群众，他们在中山大道的五马路、工艺大楼、前进一路口等东、西、北三个方向，用各种石块、木头、废铁等，设置了路障，防止百万雄师的车队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街道两边的商店一听到百万雄师出动，立即关闭商店的大门。街上行人有的逃走，有的加入到抗议的队伍。

不久，驻扎在离三民路约一公里江汉公园的百万雄师，开出十来辆满载全副武装百万雄师的车队，来到造反派驻守的三民路老会宾酒楼至六渡桥中山大道十字路口一带。这是一片四层楼的老商业区，一楼全部是商店，二、三、四楼是江汉区一、二商业局的办公楼，当时被称为财贸大楼。据一直在现场围观的群众后来讲述，百万雄师的武装车队一到，就像日本兵进了南京城，惨案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商店纷纷关门，公共汽车停驶，他们不论男女老少，见人就打，见人就杀。从一楼攻到二楼、三楼、四楼，从南到北，一间间房屋破门而入，再爬上屋顶。他们到达屋顶以后，开始遇到了抵抗。抵抗的一方手无寸铁，揭开屋顶的红瓦，砸向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而手持长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基干民兵或复员军人，他们步步进逼，所向披靡。下面围观的群众几乎全是支持造反派的，他们见屋顶上的抵抗者节节败退，就用“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来牵制百万雄师，这一招果然奏效。百万雄师的战斗队员放弃了追赶，从脚下揭起红瓦砸向街心的群众。进入四楼的百万雄师也将房间里的家具、锅碗瓢勺暴风雨般地砸向街心的群众。满街的群众四散奔逃躲避，跑得慢的就惨遭重创。一时间，三民路上满街的碎砖瓦堆积有几寸厚。

为配合百万雄师的扫荡，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及时派来了用吉普车、大客车各一辆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高声呼叫:“造反派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和百万雄师配合默契，一唱一和。群众则围着宣传车起哄，高喊:“打倒陈再道!”军车上的男女广播员则叫喊:“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当时在南洋大楼内，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中南旅社和红太阳广播站高音喇叭在呼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万雄师!”接着又听到胡双全⁹³同学在南洋大楼的广播台大叫:“快!快!快!一冶的同志到下面集合。”我感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要发生，就跑过去问胡双全。胡双全没有理我，他两手拿着一面红旗、一面绿旗跑下楼。这两面旗帜，约50公分见方，是前两天搭建天桥时从一冶工地带来的，肖银宝负责用这两面旗帜，在南洋大楼屋顶上，每天跟北边的中学红联新一中用旗语联络，如两面旗帜从两边合在一块就表示平安无事，如发生武斗就绿旗垂直向下、红旗平行指向发生武斗的方向，呈“丁”字形状。胡双全很喜欢它，天天拿在手里，脖子上还套了根绳子，绳子拴着口哨。胡双全的独立性很强，他参加的钢二司也不属于新一冶管辖，我赶快跟着他跑下楼去了解情况。我跑到民众乐园门前一看，有一辆5吨的解放牌载重汽车停在马路边，车头朝着六渡桥方向，车上仅有三五个人，还有一个是少年。有一位中年妇女拦在车头前。我去拉她起来，她又躺在地上，连哭带叫，不让汽车开走，不许车上的人去和“百匪”拼命。她知道，这些人只要上了车，就等于白白去送死。在我去拉那位妇女的时候，旁边拥上来很多人抱住我，也拼命地劝我不要上车。

我知道，很可能是中南旅社方向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站遭到了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但我们不可能去增援他们。我们人数太少，寡不敌众，又手无寸铁，前两天开进民众乐园的新一冶的汽车已陆续开回单位，这辆汽车也不是新一冶的，我指挥不了这辆汽车。拉拉扯扯了十几分钟，大家才冷静下来，已决定不去六渡桥那边。胡双全这时也不在场了。那位妇女慢慢走进了民众乐园。我叫车上的人都回民众乐园去，直到车上的人走光了我才回到南洋大楼。

离开了那辆空无一人的解放牌汽车，我到了南洋大楼广播站，有一位新一冶的女广播员在坚守岗位，她在播放《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曲。我在大楼内一层一层地找人，大楼内已是一座空城，有的已经去北京告状，有的去家里拿换洗的衣物和钱粮，也有少数人见形势危急自动离去。我们从来也不打考勤，实行来去自由。我那天即使想派人去现场支持也无人可派。这时已经不见了胡双全。

据当事人肖银宝回忆:“吃过中午饭不久，我正准备将门口收集的捐款交给民众乐园指挥部“新中原”(中原机械厂的造反派)的一位女同志，南洋大楼下面有人喊我。我下楼以后，来到一辆解放牌货车前，车上站着十几个人，有新一冶的张重阳⁹⁴、陈连生⁹⁵、马三六⁹⁶、余望生⁹⁷、机装公司一个外号叫“塌塌”的人，还有动力公司的几个人不记得名字，开车的司机是谢观德⁹⁸。他们说:百万雄师在三民路马路上追杀无辜群众，要开车去冲百万雄师的武斗队伍，将他们赶走。我不假思索就拿着两面红绿旗帜，站在驾驶室左边的踏板上。这时车上连我一共只有十七八个人，而且除了余望生是参加九一三的，其他全是新一冶的。我们一边开动车子，一边叫马路上的钢八司群众快上车。汽车开到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口又调头开了回来，这时上来了一些人，一共才二十几个人。当汽车从民众乐园再次开往六渡桥方向时，在中山大道清芬路口毓华茶庄门前，胡双全追了上来，说指挥部找你有事，你赶快下来。我就下车将手上的两面旗帜交给了胡双全，胡双全站在驾驶室左侧的踏板上。我离开汽车时，还有不少人往车厢上爬。”肖银宝被胡双全叫下车，才免遭屠杀，幸免于难。从肖银宝的回忆可知，1980年青山区法院判决书所说“途中其同伙胡××接替曹指挥”，完全是蓄意诬陷。

肖银宝亲历的这一情况，我不在现场，发生在我离开那辆解放牌汽车很久的一段时间里。后来听说，百万雄师大兵压境，在三民路光天化日之下追杀无辜的老百姓。他们的暴行，激起现场围观人员的义愤。民众乐园指挥部没有任何人作出决定和进行指挥，完全是无组织的热血青少年，包括在场的“钢八司”群众，自发地扒上这辆汽车。随后，这辆车在开往三民路铜人像(孙中山先生铜像)方向时，在老会宾酒楼附近的街面上，车上的人还来不及下车，遭到了屋顶百万雄师的攻击。长矛、砖瓦如雨而下。汽车在靠近铜人像的东风绸布商店门口被百万雄师的汽车拦劫，汽车被逼熄火，又遭到地面武装的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杀戮。这根本就不是两派群众的一次武斗，而是在军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单方面有指挥的武装大屠杀。地面上百万雄师冲杀过来，见人就刺杀，一汽车人多数被杀死杀伤，少数几人跑回了民众乐园。这一整天，百万雄师不断地派出车辆和人员，对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反复冲杀，公安局的保守派也派出三四辆消防车助战，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

刚听到人们传说这场血案，我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在民众乐园里大院花坛旁看到9具尸体。这些尸体是造反派从六渡桥铜人像处抢回来的。被打伤的人被百万雄师将汽车开到汉口滨江公园扔到江边，被老百姓送到医院包扎后逃回。所有死者身上的伤口都是铁矛戳的。其中有一具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武钢的龙克发正在动手将一具具尸体清洗干净，盖上白布。其中有一具尸体看不见伤口，我叫龙克发将尸体翻转来看，才在后背看见一个很像嘴唇的小伤口，皮肤向外翻开。我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悲愤充满胸膛。

我们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一辆车上究竟死了多少人⁹⁹，因为当时在民众乐园的造反派上这辆车的人互不认识，还有不少无单位、无组织的支持造反派的钢八司群众在车上。我甚至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开的这辆汽车。有人说开车的是汽运六站的头头张麻子。还有一说是一冶三公司工人谢观德，六一七后我看到谢观德头上裹着满头的纱布，纱布浸透了血迹，他说是六一七被百万雄师杀伤的，差一点被杀死。一冶除胡双全被长矛刺穿死亡外，还有一冶一公司工人余望生头部和身上全是伤痕被杀死，谢观德、张重阳和马三六3人重伤。张重阳身上竟有9处伤口。

我永远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我不该离开这辆车，我应该始终挡在车头前，我对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完全估计不足。根本就没有想到不久以后，会有人再次上车去营救老会宾酒楼一带遭打杀的群众。这些“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年轻生命是完全不应该这样悲惨地消失的。说来奇怪，我这个新一冶的司令，我这个抗暴的副指挥长，尽管能指挥一冶所有的十多个基层公司和加工厂，拥有生产成千上万只长矛的材料和设备，我却没有命令我的部下生产过一只长矛，也没有带领和指挥我的造反兄弟们去发动武斗。我们只是为当权派镇压下的劳苦大众鸣不平，为被武汉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翻案，行使党和政府赋予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民主权利，办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广播站，就成为当权派操纵的武装集团杀戮的对象。我如果是一个想搞武斗的头头，我当时完全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队伍，但我根本就没有这样想过。六一七这一天，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8201部队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出动了十多辆汽车，他们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长矛，身穿统一的蓝色全套工作服，完全军事化地整齐站立在汽车上，他们武装攻击民众乐园、南洋大楼、中南旅社、工艺大楼等造反派的宣传站，强攻下老会宾酒楼旁的江汉区财贸大楼，登上屋顶，赶走当地居民，发动巷战，见人就打，连同情造反派的老百姓也不放过。这完全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暴行。这种法西斯式的大屠杀，实际为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极少数人遭报复挨打埋下了祸根。走资派是文革中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致伤、致死的罪魁祸首。

七二○事件发生以后，历史虽然宣判了这一伙人的彻底失败和滔天罪行，但是重新上台的那个多次信誓旦旦保证“永不翻案”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历史，竟然把这次骇人听闻、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的凶手奉为英雄，在报刊上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歌功颂德。而被杀害的工人、学生却含冤九泉。更不可思议的是，从1969年文革中进行的“两清一批”运动开始，到文革结束几十年后，历代的当权派不但从不追究真正的凶手，反而将全市人民亲眼目睹、家喻户晓的百万雄师大规模屠杀人民这一铁的事实，诬陷到我的头上，无中生有地将不在现场的我说成是武斗总指挥，以此罪名(详见本文附件一、二、三)将我判刑，真是人间奇冤。

几天以后，我见到了母亲，她对我说“:你们四兄弟¹⁰⁰一个也不在家里!有一个在家里也好一点啊!”那天，我家四弟兄全部都在民众乐园，母亲一人在家。当她听到街坊们传说有一汽车的造反派群众被杀，母亲的心几近崩溃，一夜苍老了十年。

6月24日，还是这伙官方豢养的暴徒，在武汉三镇武昌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汉阳的汉阳轧钢厂，汉口的工造总司同时大开杀戒，他们调集重兵同时围困攻打这四处造反派的据点，仅在工造总司一地就杀死28人，其中包括15岁的女学生、广播员朱庆芳¹⁰¹，重伤无数。在汉阳轧钢厂杀死5人，杀伤无数。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杀死1人，杀伤无数。

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6月18日上午，暴热的武汉市竟下起了倾盆大雨，天空中传来一阵阵滚滚惊雷，对党内走资派操纵的六一七大屠杀行径，老天爷也愤怒了，流泪了。经民众乐园的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商定，决定当天上午为六一七死难烈士召开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主席台设在民众乐园正门即民众乐园与南洋大楼之间的文书巷口。民众乐园里面的空地上，搭起了帐篷，里面摆放着白布覆盖的13具尸体(据李开键回忆)，尸体的下面和四周放置了许多冰块。从民众乐园圆形建筑的最高处悬挂了一条标语:“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十名新一冶工人手持木棒和扁担，站立在大会主席台四周，担任会场的保卫工作，维护现场的秩序。到会者胸前佩戴着纸做的小白花，左臂上戴着妇女们连夜赶制出来的黑纱。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临街的窗口都低垂着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新一冶、工造总司、中学红联等等群众组织的旗帜，广播喇叭里，传来《红军想念毛泽东》、《在需要牺牲的时候》、《下定决心》、《远飞的大雁》等革命歌曲。从六渡桥到民生路口，自发聚集在中山大道上为死难者送葬的群众打着雨伞，更多的人淋着大雨，把中山大道挤得水泄不通，悲愤的表情刻在每个人的脸上，泪水混合着雨水无声地尽情流淌，人们在哭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真是天怒人怨的景象。

张鹏程主持了追悼大会，全场为死难者默哀。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相继上台发言，表示要继承死难者的遗志，不怕屠杀，不怕流血牺牲，誓死揪出“武老谭”，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走资派讨还血债。这种悲壮的场面，至今还铭刻在每一个亲历者的记忆中，永难磨灭。追悼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追悼会开完了，街上的人们还不愿散去，还站在街上议论。第二天，造反派控制的《长江日报》报道了追悼会的盛况。

随着百万雄师武斗规模的升级，造反派的诗歌创作应运而生。这些诗歌传抄在民众乐园的大字报栏上、传抄在三镇街头，更多是刻印在油印传单、红卫兵小报上，从大街小巷撒向群众。这些诗歌，多半是悼念战友，抗议党内走资派挑起武斗，表明自己投身文革的坚定意志的，有着鲁迅先生“怒向刀丛觅小诗”意境，故当时被人称之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诗歌的作者有学生，有工人，有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有解放军战士，还有支持、参加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这些朴实无华的战地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参加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人们投身文革运动的精神世界。我有幸保存了1967年8月钢二司宣传部编印的抗暴诗歌选《武汉战歌》，今天读来还令人热血沸腾。它也是历史的铁证。我从中敬录了9首有代表性的诗歌，献给为文革壮烈牺牲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

我们的挑战

红司“高十四”战斗队

据讯:反动组织武汉“三字兵”¹⁰²特动子制造的“五二七”新二十中血案[2]发生后，在场的革命群众抓住了凶手，并交给驻电信局×代表，而马上被陈再道之流放走。愤怒的群众围上来提出质问，而混进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混蛋，在陈再道之流的旨意下，疯狂地恫吓

群众，说:你们再闹，我们就开枪了!......

好吧，

要开枪，

就朝这心窝里打!

红小兵，

顶风上，

偏不喊“喳”!

面对着大刀和长矛，

我们朗朗大笑，昂首挺胸!

生当人杰敢造反，

死作鬼雄斗奸风!

看，曙光已冲破了浓郁的乌云，

听，进军号角响彻天空。

革命大军跳出战壕，

高擎四卷雄文

开始冲锋了!

不久的那一天，

我们将立于龟、蛇之峰，

庄严宣告:

江城是我们的!

胜利是我们的!

太阳是我们的!!

抗暴

新一冶一兵

抗暴!抗暴!

革命烈火在燃烧!

莫怕暴徒的长矛。

抗暴!抗暴!

拿起笔作刀枪，

揪出祸首，直捣老巢!

万众一心齐抗暴!

哪怕杀头和坐牢，

捍卫真理不动摇。

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高，

保卫“四大”，

保卫《十六条》。

抗暴!抗暴!

扬子江水在咆哮，

江城战旗处处飘!

抗暴!抗暴!

牺牲的战友在喊叫，

粉碎法西斯进攻，

把陈再道斗臭斗倒!

写于1967年6月

写在募捐册上的诗

钢工总一战士

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暴风中招展，

手捧着烈士留下的帽盔，在街头募捐。

眼望着千百万革命的亲人，

仇恨的烈火早已把泪水烧干!

谁不是悲愤填满了胸膛，

谁不是紧紧地握着愤怒的双拳，

募捐!募捐!募捐!

这高贵的价值谁能计算!

不需要说一句话，

也无须更多的语言，

募捐册上的每一个字啊，

都饱含着千斤重的无产阶级情感!

这哪里是在募捐，

分明是在控诉陈再道这个杀人犯!

这哪里是在募捐，

分明是天亮前战斗的呼唤!

一两粮票，一分钱，

革命的情谊重如山!

千万颗红心贴在一起宣誓: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暴风中招展，

手捧着烈士留下的帽盔，在街头募捐。

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被冲破，

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一定会照遍全武汉!

写于1967年6月20日

请松一松手......

——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朗诵诗)

钢二司战士吕凉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

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

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艶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

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你好像还望着胸前，

望着那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

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昨天，你还举着“钢二司”的红旗，

在江城的大街上战斗!

可是今天，白色的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

倾倒三江五湖水啊，

也洗不尽这千丈悲愤、万丈冤仇!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

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

她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

——抬着她儿子的尸首

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

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杀害了你，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

他们以为真的杀死你了，

不，摇头否认吧，

怒涛滚滚的江流!

摇头否认吧，

永不熄灭的星球!

革命造反派的精神决不会死，

你青春的火焰，

将照亮长江两岸的万代千秋!

你看哪，曙光已经穿透了云层，

红日，就要高悬在武汉的城头!

“钢九·一三”已经杀出了火山口，

“钢工总”的大旗正在腥风血雨中搏斗!

你天天唱的那支为“工总”翻案的歌，

已经响遍了大江南北，四海九州岛!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钢二司的红旗，

最后握一握你的手......

到明天，江城欢笑，红霞满楼，

托春风，带去同志们的问候。

等欢庆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再来看你，

愿红花年年开在你的墓前，

愿青松四季长在你的坟头!

永别了，我们的好战友，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把《语录》交给我收留。

我要带着他，在血染的战旗下重誓，

我要带着他，去为你们报仇!

我和《语录》共生死;

高举《语录》去战斗!

反复辟，斗逆流，

革命不到底，我们誓不罢休!

彻底砸碎旧世界，

把红旗插遍七大洲。

1967年6月写于街头

安息吧，九一三的烈士们!

革命干部任爱生

九一三的烈士们，

你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为了保卫红色堡垒“人民文化园”，

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烈士们，安息吧，

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辉榜样!

九一三的烈士们，

你们为了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

英勇地向陈再道作斗争，

英勇地向“百万雄师”作斗争，

流尽了自己的鲜血，

烈士们，安息吧，

你们的英雄业绩千古流芳!

九一三的烈士们，

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

为了保卫革命小将，

为了保卫革命群众，

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们，安息吧!

你们的死比泰山还重。

九一三的烈士们，

不管陈再道多么凶险，

不管“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多么残酷，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让他们完蛋!

烈士们，安息吧!

历史的车轮将把陈再道之流压个粉碎!

九一三的烈士们，

为毛泽东思想而战是光荣的，

你看，抗暴自卫的洪流正在掀起，

不管陈再道如何挣扎，

也挽救不了他灭亡的命运。

烈士们，安息吧，

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967年6月19日于病中

原注:任爱生同志是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是坚决支持“三钢”、“三新”比较早的革命领导干部，但却遭到“百万雄师”的残酷围攻、绑架，以致被打成残废。可是任爱生同志没有屈服，与“三钢”、“三新”始终战斗在一起。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赠给二司、三新的革命小将

武汉部队一战士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真想搂着你们的肩膀，

像地下工作时期那样小声而严肃地喊一声:

“同志们!”

当年，我们读毛主席著作是在寒夜的油灯下，

今天，你们却在灿烂的阳光下唱着语录歌前进!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冰冻的泥土上我们肩靠着肩，

手指上套着手榴弹的丝弦;

我们当年的理想就是你们今天为之战斗的一切，

为了这，我们咬着牙推上枪膛里的子弹。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我们从北方走向南方，

走向绿茵茵的边疆;

每一步都有战斗，都流了血，

和今天的你们完全一样。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脑袋里从没有恐惧和怯弱，

征途上一直是胜利和前进;

因为我们是天才统帅毛主席的队伍，

他永远率领着我们和你们。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如果你们要给我一个袖章，

我将和你们的步伐一样齐整;

我愿意和你们一样高呼:“打倒......!”

“打倒那些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任何形式的违抗都是犯罪!

我们广大指战员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一小撮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的死硬派，

就像妄图阻止大江东去的狂人!

他们将被洪流淹没，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全胜!

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

那时的战友就像今天的你们;

当我站在你们行列中的时候，

我是个老兵，又是个新兵，

同志们，战友们，弟弟妹妹们!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号召我们前进!永远前进!

原注:当时陈再道之流极力挑拨广大战士与革命派之间的血肉关系，蒙蔽广大指战员。在这重重高压下，解放军战士悄悄给革命小将寄来了这首满怀革命激情的诗。

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公开答话

——致全市革命群众

武汉部队一战士

当我走近革命小将的尸体，

看到滩滩血迹，

你们走近我，问我:

“解放军同志，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当我站在被焚烧的校舍前，

看见墙倒门破，

你们走近我，问我:

“解放军同志，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当我站在“百万雄师”的包围圈外，

看到革命者被绑架、被捕捉，

你们走近我，问我:

“解放军同志，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无论在街头、巷尾、白天、黑夜，

你们总是走近我，问我:

“解放军同志，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你们有权向我提出一万个问题，

因为我头顶上有一颗红星，

——它象征着领袖、国家、人民给予的重任和委托!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羞愧，

一个解放军战士，

不能保卫自己的阶级兄弟，

不能打击近在眼前的敌人。

甚至有话都不便对你们畅快地说。

只能含着眼泪我望着你们，

你们望着我......

只是表现了这么一点点同情，

也被骂成为解放军的“败类”，

加上莫须有的“罪过”。

不，同志们!

我要说，人民子弟兵回答人民的询问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

同志们:要坚定相信解放军，

相信这个久经考验的钢铁集体吧!

他们的血管连着你们的血管，

他们的神经接着你们的神经，

他们急你们所急，

他们爱你们所爱，

他们恨你们所恨，

他们是你们最最贴心的人!

我们广大的指战员，

永远忠于毛主席，

永远忠于人民，

这是值得信任的根本的根本!

可是，千万不要相信那么一小撮，

他们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

他们手里暂时还有军权，

可以用“命令”和“纪律”......

来破坏我们执行最高统帅的支左命令，

造谣言，放暗箭，

来陷害革命小将和破坏文化大革命。

战斗吧，同志们，

用不着怀疑，

今天，我虽然不能公开回答你们，

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并肩战斗，

总有那么一天，

我们肩并肩，手挽手，

把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得干干净净!

同志们:坚定的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要理睬那些不值钱的谣言。

谣言，是沙砌的墙，是雪堆的山，

不要指望大凶手去捉拿小凶手，

他们都是狼狈为奸，

鄙视他们!斥责他们!仇恨他们!

展开一个广泛的政治攻势，

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把他们打翻!

记下每一笔血债，记清每一张鬼脸，

杀人的血手是洗不干净的，

暗室里的密谋总有一天要在光天化日下展览。

未来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将会严肃地审理每个案件。

那些目前幕后的凶手，

一个个都要逮捕法办!

同志们，迎着长矛冲锋，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

去迎接这场生死的大决战，

去迎接

武汉灿烂的明天!

悲欣交集话文革

写于1967年6月

放开我，妈妈!

新华农东方红战士吴克强

面对两条路线的生死决战，面对着陈再道之流的血腥屠杀，妈妈拉住我，不让我到学校去，怕我被暴徒杀害。我对她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做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难道你忘了英雄的爸爸，

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胜利，

二十年前，他牺牲在“蒋该死”的屠刀下。

人民政权的奠基石啊，

洒满了革命先烈的血花。

而今天，

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又高举“钢工总”的大旗，

在殷红的血泊中倒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烈士的鲜血能够白流，

难道能眼看陈再道之流把革命派屠杀?

难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不去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

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

我走了，妈妈!

请你再一次告诉隔壁受蒙蔽的那一家，

叫他们别再为阶级敌人卖命，

跳出罪恶的泥坑，我们还是欢迎他。

“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一定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敌人的疯狂，只不过是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杀不绝，压不垮!

再见了，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命令我立即出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梨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写于1967年6月

孩子，去吧

武汉部队一战士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胡涂的妈妈。

雀笼，怎锁得住雄鹰，

羊栏，怎关得住骏马?

胡兰子有恋女的亲娘，

董存瑞也有疼儿的妈妈。

她们为革命能献出自己的亲骨肉，

我怎能有这么多的顾虑和牵挂?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胡涂的妈妈。

原来总担心你年轻不懂事，

怎经得起暴风雨的冲打?

不过你爹爹参军时也只十五岁，

你爷爷、奶奶没有强留他;

我在日寇的铁蹄下传递情报时，

还没有你这么大。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胡涂的妈妈。

在这生死决战的时刻，

你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

你的同学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

在战火中度过他们青春的年华。

妈妈听着那雄壮的歌声，

更觉得不应该把你留在家。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胡涂的妈妈。

在林祥谦就义的地方，

后代子孙决不会跪倒在敌人的屠刀下!

你们手中有红彤彤的宝书，

还怕他什么长矛、钢叉!

陈再道之流不过是一座小小的冰山，

春天一到就会融化......

孩子，去吧，

当春潮澎湃的时候，

你就是其中一朵晶莹的浪花。

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血战中，

孩子，我感到十分自豪，

因为我，

——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妈妈。

写于1967年7月

撤离、避难和留守

六一七以后，特别是六二四大屠杀以后，民众乐园里的人员越来越少，南洋大楼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人也所剩无几，许多人陆续离开，我没有去阻止，也未再增调人员补充。我当时每天到湖北大学武汉造反派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参加造反派主要头头的会议。揪陈抗暴总指挥部要求，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民众乐园等处人员全部撤离到新湖大、新华工、新武大(武汉大学)、红水院(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红武测(原武汉测绘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大学)去避难，另一部分骨干去北京告状。六二四以后，我带南洋大楼一部分人员先行撤离到了新华工，由桂大庆接替我留守大楼，直到6月底，我们新一冶人员才全部撤出了南洋大楼。

针对武汉市6月以来愈演愈烈的武装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大屠杀现象，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月26日给武汉军区打来电报，电报称: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¹⁰³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办公室

到新华工避难的新一冶造反派工人有100多人，成立了新一冶敢死队，由黄家祥任队长。新一冶敢死队的纪律非常好，集体住宿在华工附中。新华工保卫组从校人武部借出几十条没有子弹的步枪，发给新一冶敢死队，每天早上按方阵集合出操，高唱革命歌曲，显示出昂扬的精神面貌。新一冶敢死队还办了革命大批判的墙报，担负了在华工校内治安巡逻的任务，保护在新华工避难的几万大学师生和工人群众的安全。

一冶革命领导干部、红军老干部江勇副经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给我们送来一部分活动经费和粮票，帮助我们解决吃饭问题。

1967年7月13日，我们还组织突击队，由黄家祥、肖银宝等人带队，开着救护车，机智勇敢地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¹⁰⁴救出被百万雄师非法关押的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¹⁰⁵，将他送到了新华工。

1967年7月上旬，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彪被百万雄师抓走并被非法关押。7月14日上午10时，我们组织新一冶造反派四千余人，高举新一冶战旗，从青山区一冶大院出发，徒步游行20多公里到武汉军区大院门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我们高呼:

“打倒陈大麻子(指陈再道)!还我徐小麻子(指徐彪)!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使受“二月逆流”打压的人民群众无比高兴，沿途人民群众自发为我们送茶水、送棒冰、送西瓜、送饭，好像迎接自己的子弟兵。经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交涉，当晚，徐彪被百万雄师释放回到了一冶。我们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新一冶工人阶级的巨大革命威力。

“七一五”新华工全市大游行时，黄家祥带领的新一冶敢死队队员们扛着没有子弹的步枪，参加了游行队伍，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留守在一冶大院的新一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始终坚持广播，7月初曾被百万雄师偷袭，杀死一名一直坚守生产岗位的一冶四公司工人。于湛东等人为防止百万雄师再次武装袭击，在新一冶总部的大楼上绑上几个氧气瓶，表示了与大楼共存亡的决心，使百万雄师不敢再来侵扰。

参加支持造反派的“一冶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组织的一冶处级干部达20多人、科级干部100多人，是一冶造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半数以上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年轻工人大多数是参加我们新一冶的。说明我们新一冶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造反派组织，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得到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而当权派扶植的保守派组织在一冶力量非常微小。

民众乐园门口的募捐箱

在民众乐园的门口设有募捐箱，当时的人民生活尽管都不富裕，但每天都有群众热情捐钱、捐粮票支持造反派。对募捐来的钱和粮票，指挥部指定了专人管理。省直红司头头王志良从省直系统收集到几百元人民币和一些粮票交给我，当时几百元钱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当着王志良的面全部交给了新湖大的人。这些钱都交给了总指挥部，用在了民众乐园食堂的伙食费上。后来王志良多次对他人说，曹承义在钱财方面是过得硬的，没有把钱扣下来自己用。有一次，在新华工的一间教室里，工造总司有十几人听说我手里有一笔募捐款，就逼我交出来，七嘴八舌地围攻我，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从来不保管募捐的钱和粮票，我手里的募捐来的钱和粮票已统一上交。恰好这时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吴焱金赶到，为我作证并为我解了围。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造反派头头自己经济上也非常拮据。那时闹革命，除了非常低的工资，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和经费开支。就在几天前，在南洋大楼，新一冶头头杨连洲等人找到我，说他们有几个人想去北京告状，要我弄点钱给他们做路费，我在浑身上下捜遍，才凑了二十几元钱，全部送给了他们，后来我自己多日身无分文，全靠在新湖大、新华工吃不要钱的饭度日。事隔十多年，1983年春节，我刚坐牢出来没多久，有位家住青山工人村、原一冶动力公司的老工人刘师傅找到我家，硬要送给我十多斤猪肉，口囗声声说这是今年自家喂的猪，还说文革中抗暴斗争那年，老曹你给我路费上北京，我至今没法忘记，我才记起了多年前的往事。我的三个小孩当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多少年了，我们家从来就没有买过这么多的猪肉进门。

杨道远动员新一冶并入九一三

据武钢叶美堂回忆，七二○事件发生前，武钢参加九一三的共4000余人，武钢一冶红旗造反派人数约3000多人，武钢一冶工人总部约1000多人，武钢三大家造反派的人数加起来与新一冶的人数差不多，整个青山地区的造反派约20000人。而武钢的周岳来则认为武钢近80000职工中约60%参加了造反派。一冶28000名干部职工中，约40%参加了造反派，约11000多人。在这段时间，杨道远主动找我商量，动员我将新一冶与九一三合并起来，统称九一三，以增强青山地区造反派的力量。九一三的勤务组可以重新改组，让我当九一三的一号勤务员。新湖大的张维荣知道这件事以后，认为新一冶是新派一支较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如果新一冶加入了九一三，新派剩下的工人队伍除了长办联司、新武船联司、新汉纸联司、新肉联联司、新中原联司、省交通联司、国棉三厂等大型企业以外，就只有工造总司等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工人造反队伍，真的可能成了“卖烧饼、油条”的队伍了。他是坚决反对的。我也不同意这一方案，因为这事在一冶内部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七二○事件以前，新一冶的各基层单位都有点夜郎自大，认为新一冶在青山区的力量比九一三要大得多，不愿意参加跨单位、跨部门的组织。这件事就没有搞成。

乘水文测量船绕道上海赴京告状

从7月初起，我和夏邦银、沈复礼、杨道远、张维荣等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在湖大和武大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再组织一部分主要头头与已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头头会合，组成湖北、武汉革命造反派统一指挥部，争取毛主席、党中央在北京接见。我们还商议决定，为防止在上京告状时被百万雄师中途劫持，决定由长办联司派出一艘水文测量船，7月中旬我们一行10人从新湖大乘坐一辆救护车，开到武昌汉阳门长江边上船。水文测量船由武昌直驶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赴北京。和我一起乘船的人有严常、彭勋、张立国、张维荣、陈德胜、吴家丕(华工教师)等人。为防止意外，我们的人全部坐在船舱里面，从武汉出发一直到傍晚经过安庆，我们才上甲板吃饭。那一天船开到无锡江面，我们见到东海舰队两艘军舰开足马力、乘风破浪驶向上游方向，军舰掀起的巨浪使我们乘坐的水文测量船颠簸得非常厉害。经过两天三夜，我们才到达上海。到上海后，我们刚住进复旦大学，张维荣立即与武汉新湖大通了电话，张维荣告诉我，党中央已派代表团到武汉解决问题，叫我们尽快返回武汉。这样，我就和张维荣等人乘火车返回了武汉，另有几个人从上海去了北京。杨道远原商定和这几个人一起进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临行时又决定自己一人单独进了北京。

亲历七二○事件

我们从上海回到武汉，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回一冶，而是一头扎进了新湖大，坚持在武汉揪陈抗暴总指挥部工作，经常参加头头们的会议。新华工和新湖大有一个专班，专门负责整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材料，积极准备向中央汇报。我整天和张维荣、彭勋等人吃住在一起。我们的任务是注意了解最新的动向，负责武汉揪陈抗暴指挥部的日常工作，每天还要召开各组织头头们的碰头会。7月18日，新湖大总部的工作人员小曹告诉我们，中央文革已派人来到武汉，可能会接见造反派头头，解决武汉问题。他还告诉我们，王力¹⁰⁶、谢富治¹⁰⁷已经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要我们做好准备，中央首长也可能会来新湖大。20日凌晨，小曹来到我和张维荣，彭勋住的房间，紧张而又小声说“:出事了!百万雄师把中央文革的王力抓到武汉军区去，还打了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现在他们有很多人冲进了武汉军区。”我们立即起床，通知在新湖大立即召开全市造反派头头会议，商量对策，并立即用长途电话与在京的武汉造反派头头联系，希望他们尽快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武汉发生的新情况(当时除了武汉部队的高层领导，其他人都不知道毛主席就住在武汉解决问题)。天亮以后，我在湖北大学门前亲眼看到，大批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车辆快速冲过新湖大校门口，驶向武汉军区方向。许多军车上穿军装的8201士兵拿着枪支站在车顶和两边车门上示威游行。有些军人还不停地向天上放枪。百万雄师的车上也是全副武装，举着铁矛，戴着安全帽，疯狂地叫喊着:“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叫喊着他们编造的谎言:“毛主席最新指示:百万雄师大、好、纯”等。1976年10月事变以后，官方编造历史，说是王力、谢富治到红水院表态支持造反派，激怒了百万雄师和8210部队的指战员。其实真实的原因是，7月19日下午，谢富冶、王力召开了武汉部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周恩来代表中央解决武汉文革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是:“三钢、三新是革命造反组织;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平反;百万雄师是保守势力，不能依靠他们，要做好广大群众的工作。”军区个别领导人、党内走资派和公检法、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蒙蔽不明真相的广大战士和基层群众，公开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他们并不是只反王力和中央文革，而是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和周总理。现在有人说是林彪想借机整红四方面军的人，江青想整陈再道，这完全是为七二○事件翻案编造的无耻谎言。

整个白天湖北大学的气氛都很紧张，载着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的武斗车辆在湖北大学的北门外武珞路上来回冲撞。百万雄师有一次还冲进校园殴打、抓走手无寸铁的新湖大师生和在校内避难的工人、学生。当时新湖大的防御措施仅仅只是用砖头将许多教室的门窗砌了起来，防止百万雄师的武装攻击。全市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百万雄师上午11时包围了新湖大校园，下午3时左右，几辆满载百万雄师武斗人员的汽车冲进了校园，百万雄师手拿长矛，逐楼搜查造反派师生。抓了100多人，关押在武昌火车南站(现在的武昌火车站)旁边的汽运五站，其中包括新湖大几名头头张维荣、彭勋、谢邦柱¹⁰⁸等人。据事后张维荣、彭勋等告诉我，目睹百万雄师暴徒毒打新湖大学生，新湖大三位头头挺身而出，保护被俘的学生。谢邦柱站起来说:“我是新湖大的头头，有事情找我，不要打我们的同学。”张维荣高喊“毛主席万岁”，被百万雄师毒打。彭勋说:“我是老师，有什么事情找我，你们不要打学生。”三个自我暴露身份的人被百万雄师找来湖北大学的保守派学生指认身份，百万雄师还给三人背后贴了纸条。在彭勋背后贴的纸条上写着“新湖大临委会宣传部长”，结果，彭勋上厕所时挨了打。第二天上午，百万雄师放走了100多名师生，只留下谢邦柱、张维荣、彭勋和一个交代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的大个子学生等4人。大个子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认为是牛鬼蛇神造反，所以被打得最厉害。张维荣是工人出身，谢邦柱和彭勋是贫农出身，所以挨打稍轻一些。打彭勋时，百万雄师边打边骂:“婊子养的，你是贫农出身、共产党员，跟牛鬼蛇神搞在一起，你忘了本!”7月21日晚，百万雄师将谢邦柱等4人转移到靠近长江边的红卫纱厂(武汉国棉六厂)地下室关押。7月23日晚上，8199部队谢参谋长带领一个排的解放军、乘坐两辆军车，开到红卫纱厂，将谢邦柱、张维荣、彭勋等4人解救出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武汉军区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新湖大派出几名很勇敢的学生，混进军区大院内了解事态发展情况。他们回来说，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全部是闹事的百万雄师人员和军人，气氛非常紧张，完全是失控的状态。我和省直红司王志良等人将在湖北大学校门口、蛇山上、军区大院门口观察、了解到的第一手情况直接报告指挥部。

20日下午，百万雄师攻打新湖大，黄家祥带领新一冶敢死队员将百万雄师停放在路边的两辆解放牌汽车偷偷开到了新华工，车上有钢管打造的铁矛、藤条帽以及面包、汽水等物品。

7月20日那天，青山区以武汉市汽运六站为主的百万雄师组织了全副武装的队伍，他们头戴安全帽，身穿崭新的工作服，脚登反毛皮鞋，手持铁矛，队列整齐地站在一辆辆汽车上。他们首先冲击了九一三总团办公地点武钢业余大学和青山区委办公楼，追杀造反派群众。这两座造反派根据地大多数人这时已经撤走，百万雄师抢走了广播器材，砸毁了办公用品。接着，他们又冲击了离此一公里远的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将办公用品和广播器材洗劫一空，将住在大楼的一冶三公司四工地湖南籍工人×××用长矛杀死在宿舍内。新一冶司令部办公楼一楼是一冶三公司的职工宿舍，被杀死的人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一位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第二天，新一冶头头于湛东带人拼死回到大楼，将几个氧气瓶绑在大楼顶层的平台上，将大楼的门窗全部焊上钢筋，恢复了广播站，誓死保卫新一冶，誓与大楼共存亡。青山地区虽有武钢、一冶等大型厂矿企业20000多造反派，但都未组建百万雄师这样的准军事化的武斗队伍。新一冶6月11日到民众乐园以后虽基层公司打出了“敢死队”旗帜，也仅仅是少数人持有木棒在门前站岗，绝对没有组织人员加工生产长矛作为武斗的武器。7月23日清晨，我在新华工校园里听到高音喇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王力、谢富治同志胜利回到北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¹⁰⁹等革命群众组织。

天亮了!公鶏下蛋了!工人总部翻案了!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把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反革命逮捕的朱鸿霞、胡厚民放了出来。不可一世的陈再道之流被打倒了!武汉革命造反派的抗暴斗争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胜利。

周总理调遣的空降兵15军、8199部队已接受命令，派部队保卫新华工、武汉大学、红水院、红武测等大专院校。这些学校聚集了大批全市前来避难、坚持斗争的武汉造反派。

7月24日，在一冶支左的153部队派出的十几辆满载军人的军车护送下，我带领在新华工等地避难的新一冶队伍，乘坐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回到一冶大院和青山红钢城地区，青山区的人民真像迎接解放大军一样夹道热烈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头几天在全城搞白色恐怖，武装游行示威，打、砸、杀人的百万雄师一下子销声匿迹、土崩瓦解了。七二○事件以前，一冶绝大多数职工都加入到造反派组织里，造反派也一直是主流，保守派不得人心，人数极少，这在武汉市是很少见的。一冶矿山公司分布在黄石的铁山、宜昌地区的长阳等地，造反派也占绝对主导地位。

关于成立“新武汉”的经过

1967年七二○事件发生前，因工人总部遭到武汉军区公开取缔，大小头头很多被抓，工人总部组织基本被摧垮，七二○前虽有极少数单位重打工总战旗，但人数极少。因当时受到很大的打击，九一三的人数和战斗力在青山比不上新一冶。参加揪“武老谭”、抗暴的主力，是三新、中学红联、工造总司，是以本单位、本系统为基础成立的名称为革司、联司的新派组织，如新一冶、新武重、公安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长办联司、新中原、新武船联司、新肉联联司、交通联司、新汉纸联司、武汉财贸联司、红色敢死队¹¹⁰、武汉第二机床厂“八一七”、红工等造反派组织。七二○后，中央表态支持了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没有被点名的这些造反派组织就自称为“等派”。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钢工总有的头头在这个全市性的组织急剧膨胀发展下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经红工等小组织提议，工造总司的吴焱金等新派工人组织头头就想把这些“等派”的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与武汉钢工总平起平坐的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名称叫“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每个组织原来的名称不变，前面冠以“新武汉”三字。如“新一冶”就叫“新武汉新一冶”。

为此，周忠智¹¹¹通知我，他们已经开了两天的会，让我第二天去新湖大开会。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方案，并决定第二天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新武汉”成立大会。8月中下旬，即我在新湖大开会的第二天，新一冶派人去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宣布的“新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的勤务组，成员有:吴焱金、曹承义、顾建棠¹¹²、傅廉、孙厚智等人。吴焱金成为“新武汉”的总指挥，我成为“新武汉”的副总指挥。因为钢派的胡厚民等头头瞧不起新派组织，认为新派的小厂小单位是“卖烧饼油条的”，而新派认为为工总翻案、抗暴胜利新派组织功不可没，所以吴焱金一心一意想把我们这些新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因为钢工总坚决抵制，武汉警备区领导支钢不支新，屁股坐在钢工总一边，所以对“新武汉”成立大会明确表示反对，也不派人参加这个成立大会。我们新一冶内部也有些钢派头头不同意搞“新武汉”，我们在一冶内部也无法统一思想，所以我们对“新武汉”兴趣也不大，我始终倾向于回到本单位搞运动。这个“新武汉”组织开了成立大会不久就没有下文了。这是工造总司一厢情愿搞的一件事情。

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和受蒙蔽群众

一冶的保守派最早是1966年8月底一冶一中“红五类”学生组织的红卫兵，他们大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狠斗地、富、反、坏、右，殴打“反动学术权威”，将这些人游街示众，在大街上拿剪刀剪路人的“奇装异服”，造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就是从来不去斗争走资派。这种以“自来红”家庭出身成立的红卫兵在1967年初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批判反动的血统论而很快垮台。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官方及人武部组织过职工联合会、红武兵(意为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等保守组织，但没有形成力量。到底有多少人参加，由谁来领导，没有几个人知道。1967年5月中旬，一冶开始有了小规模的百万雄师，人数约三四千人。他们从来没有召开过什么大会，也没见到他们写过大字报或上街游行。有时半夜偷偷出来刷标语，但一到天明就被造反派将标语覆盖了。

七二○事件发生时，有一位名叫李明宇的老师带着一冶的20名百万雄师文艺宣传队队员在大冶演出，听说武汉在揪王力，他们就急匆匆地驱车赶往武汉，参加冲击武汉军区大院的活动。有人说七二○事件时，一冶动力公司出动了100多台大红头的载重汽车在全市游行，实际上车上的人并不完全是一冶职工，还包括武钢、青山及余家头武昌车辆厂的百万雄师。据后来揭发，在一冶副经理王秉政和团委书记满守昌的指挥下，百万雄师在一冶加工厂打造过武斗用的铁矛。七二○事件后，我主持对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分化、瓦解工作。

按照毛主席“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的指示，我下令造反派一律不准揪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不准贴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大字报、不准指名道姓地说谁是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我们不仅没有去伤害过他们，而且连我都一直不知道百万雄师一冶的头头是谁。和百万雄师始终把矛头对准造反派不同，我们在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当权派身上，从来没有把保守派当作自己的政治对手。1976年八九月间，一冶机关工会工人宋恩厚找过我一次，想和我谈百万雄师和我们造反派联合的事，我才知道他是百万雄师的一位头头。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一冶党委一位领导在讨论落实造反派头头进入一冶革委会和党委领导班子时，曾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将一冶企业公司技术员李彦文也同时进行安排补台。我愣了一下，问李彦文是谁，这位领导说，就是你们的对立面、一冶百万雄师的头头。他说如果造反派和保守派头头同时补台，阻力会小得多，领导层容易通过。此人今生与我仅一面之交，那就是1976年10月底，李彦文组织了对我的非法揪斗、殴打和监禁，将我打伤，此是后话。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后，遭受屠杀的一冶造反派立即从北京等外地和武汉的几所避难的大学回到生产、施工岗位。以新一冶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本单位七二○以后迅速膨胀起来的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工造总司等其它小组织，召开了批斗一冶走资派的大会。造反派声势浩大，组织大发展。一冶造反派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60%，达17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0%都参加造反派，干部中的保守派主要是原来的政工干部。为了肃清陈再道、钟汉华¹¹³等武汉军区领导人路线错误的影响，我们在一冶召开了万人大会，批判了追随武汉军区错误路线的153部队的几名支左领导。为了维护军队的形象，我们请他们摘掉帽徽和领章，站在台上接受群众批判，而且仅此一次而已。这在当时全国一片“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中，我们这样做已经是很讲政策了。

七二○事件发生前，一冶百万雄师中有人拿过长矛，参加过屠杀造反派的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备受欺压的造反派翻身后，确实有少数人有报复打人的过激行为。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当天，一冶小车班司机姚登生开车到新华工来接我回一冶，有人说姚登生是老保，要打姚登生，我立即用身体阻挡打他的人们，我趴在姚登生的身上，大声加以制止。姚登生被我保护后回到一冶，到处对人讲我救了他，造反派执行政策很好。这事很快在一冶传播开来。后来，我们团结受蒙蔽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多年以来，姚登生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

8月初，我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冶负责抓生产的保守派观点的领导干部亓道科，他向我反映说:“最近，施工处有个造反派头头凶狠地威胁我，说我不老实，小心挨打!”我很真诚地对他说:

“你放心，回工地好好抓生产，我立即给施工处打招呼，绝不允许发生殴打干部的事情。”这位工人出身的老干部很受感动，从此一直坚持在施工一线指挥生产。一冶革委会成立时，我还提议让他当上一冶革委会副主任，专门负责抓生产。施工科科长王明焕(后来提拔为一冶副经理)也是偏保守派观点的干部，是我文革前的老上级。他向我反映，施工处有个姓丁的技术员要打人，他很害怕，希望我出面制止。我立即通知机关造反派头头刘本孝(一冶施工处技术员)，制止了施工处可能发生的两起打人事件。

我通知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干扰你们生产指挥，如果有人来找麻烦，你叫他来找我。这两人后来长期主持领导一冶的生产、施工工作，使一冶的“抓革命，促生产”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和桂大庆等新一冶勤务组组成员，十分注意做好一冶站错队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团结他们一道革命。七二○事件后，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科级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让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组织的干部与他们一起座谈，让他们“站过来”，并大胆解放他们，在工作中加以使用，团结干部工作做得卓有成效。我们还根据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反映的情况，召集了多次各级造反组织头头的会议，严令一律不许打人，一冶绝大多数单位都严格执行了这一纪律。这成为以后我们与省、市当权派作斗争时能在一冶一呼百应、遇到阻力较小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我们按党的政策做好了团结广大干部和工人的工作，我们才在一冶深得人心。

徐正全、李武超打死人事件

徐正全是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一号头头，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一冶工业安装公司是个有1000多人的大单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和机械安装公司也是新一冶中并列的实力最强的两大主力公司。

百万雄师残酷杀害造反派群众，七二○事件后，造反派极少数人怀有报复的心理。一天晚上，有人揭发工业安装公司有个叫王永炎的保守派工人，七二○事件前曾拿长矛参加过武斗。几名20岁左右的造反派青年工人就将王永炎叫到寝室进行讯问，并把徐正全也叫到寝室，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主问。在讯问过程中，几名青工动手打了王永炎，其中有个叫李武超的四川青年工人踢了王永炎胸部一脚。在整个讯问过程中，徐正全既没有事前策划，也没动手参与打过王永炎。王永炎离开办公室，没走多远就倒在地上。这几个青工一看不好，马上将其送到一冶职工医院抢救。几天后，王永炎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徐正全还派人到王永炎的家乡，解决王家的困难，处理好善后的工作。

1968年底，军代表筹备成立一冶革命委员会。因我在全省“揪变色龙”、揪刘丰¹¹⁴、揪警司黑手跳得最高，为曾、刘、方、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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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所不容，所以他们决定将我排除在一冶革委会之外，特意办了整我的学习班。在军代表召集的批判我的会上，利用一冶钢、新两派的矛盾，鼓动几个钢派观点的人按军代表旨意发言，指责我在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是坏头头、野心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漏网右派，是一冶造反派不团结的总根子。

徐正全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他说:“你们想干什么?曹承义在文革中对一冶是有突出贡献的，革命造反派即使有错误也是前进中的错误。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你们是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来攻击他。”徐正全很能讲，煽动性很强，整个会场顿时风向大变，反对派哑口无言，批判会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徐正全是我的左右手，整徐正全就等于整我。过了没几天，军代表就让青山区公安局以打死人为借口将徐正全和李武超逮捕，青山区公安局开始判处徐正全7年徒刑、李武超死缓(文革中，由公安局代替法院进行判决)。军代表又指使工业安装公司的保守派工人到青山区公安局去哭闹，认为打人凶手中徐正全应负主要责任，迫使青山区公安局重新改判徐正全为死缓、李武超维持原判。这是典型的按政治需要对徐正全实行重判。因误伤致死人命一案，徐正全、李武超分别服刑了22年，两人一直到1990年底才刑满出狱，并且被开除厂籍，流落街头，生活无着。

我当面称张昭剑为“钢政委”

曾思玉¹¹⁵、刘丰、方铭¹¹⁶、张昭剑¹¹⁷，在七二○事件后上台初期，对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客气的，一直到1968年2月市工代会、红代会，省、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这半年时间是造反派与新上台的当权派的“蜜月”期。一旦他们站稳了脚跟，就开始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

1967年8月底9月初，因《二八声明》产生的裂痕，造反派又出现了钢、新之争的苗头。张昭剑和赵梗(武汉警备区参谋长)在各种场合讲了许多不利于钢、新两派团结的话，加深了两派的矛盾。我在会上当面称他们为“钢政委”、“钢参谋长”。张昭剑咬牙切齿地凶狠地对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当时激愤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们对我怀恨在心，埋下了报复我、视我为“坏头头”的种子。

9月初，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还去北京大学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被邀请坐上了主席台。那时外地的群众组织能请到武汉造反派头头参加他们的大会，是很光荣的事情。还有一次北京某厂邀我与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同台作报告。

我当时在北京，在“武装左派”的大气候下，一冶个别头头未经讨论就自行跟风行动，发生了一冶“九四抢枪”事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967年10月1日，武汉市举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等人邀请朱鸿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维荣和我等许多群众组织负责人等登上中山公园门楼上的主席台检阅游行大军。我和曾思玉有一段对话，我告诉曾思玉:前面走来的是武昌造船厂的造反大军。曾思玉对我说:很好啊!毛主席说，要解放台湾，就要造一座桥到台湾去，这座桥就是要我们多造船。刚到武汉不久的矮胖的曾司令员，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和曾思玉司令员在一起》，登在了10月3日的《湖北日报》上。这一天，刚刚从白色恐怖中翻身不久的武汉革命造反派，意气风发地参加了这一次国庆大游行。这天登上了主席台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全部被曾、刘、方、张当作反革命整垮了。那天，我们自以为当上了国家的主人，根本没有想到曾思玉不久就会跟所有的造反派翻脸，比陈再道更凶猛百倍地镇压造反派。

1967年10月，武汉警司办了两期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说是在促进大联合，实际上是在造反派头头中摸底，寻找他们中意的、听话的、将来能为他们所控制的人，以便为将来的大联合、三结合打下基础。他们特别注意像我这样桀骜不驯的“坏头头”，将来一有机会就会对我下手。

关于办《新一冶》报

文革前，一冶党委宣传部管辖着一个报社，主办一份不定期内部发行的四开铅印小报《战报》。这是一冶党委的机关报，每期印数1000—2000份，这份报纸主要发往在武钢的各一冶建设工地和青山红钢城地区，发到一冶机关、各公司、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和基层施工班组。1967年“一月革命”¹¹⁸时，我们夺了一冶党委宣传部印刷厂的权，开始办铅印报纸。一冶印刷厂的工人大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所以从排版、校对、印刷到发行都有造反派工人参加。由于一冶的经费、纸张充足，这份报纸是全市最早、坚持得最久、影响较大的一份铅印造反派工人小报。

1967年一月夺权后，我们野战兵团将报纸由《战报》改名《新战报》，由我负责主编。我经常在印刷厂通宵加班加点，身兼写稿、校对、编辑数职。

1967年5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以后，这份报纸改名《新一冶》报。七二○事件造反派胜利以后，我们几乎天天出报，有时两三天出一期，这份报纸在一冶和青山地区影响很大。我们还将报纸分送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等新派群众组织。

1967年10月初，武汉中学红联新一中革司余德亨、钟逸等两个中学生到一冶找我，提议《新一冶》和《新一中》两家报纸合刊办一期报纸，以纪念两个组织在文革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我们非常高兴，立即就带他们两人去一冶印刷厂，我们三人连夜写稿、组稿、排版、校对。经过一个通宵未眠的努力，第二天一早，这期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造反工人和造反学生组织合刊报纸就印刷了出来。报纸将“新一冶”、“新一中”两个选用毛主席手书字体制成的报头并列在一起，这期报纸的内容有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访问英雄江城武汉的，还有介绍新一冶、新一中文化大革命斗争成长史的。我们这期合刊的报纸发到工地、各基层单位，很受欢迎，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两位中学生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工作和写作能力却非常强，又特别能吃苦，所以工作效率非常高。这是我和他们两人一次终生难忘的合作。过了不久，我又派一冶的办报人员到新武重、新华工，分别办了一期《新一冶》、《新武重》及《新一冶》、《新华工》合刊的报纸。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1967年10月8日至1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前来访华的阿尔巴尼亚贵宾谢胡、阿利雅等，访问刚刚发生七二○反革命事件的武汉市，目的是想通过此事，向全世界宣告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在湖北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武汉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统天下。周总理通过精心挑选，邀请发生七二○事件时，未被中央公开表态点名支持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外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参加这次公开的外事接待活动，巧妙地弥补了中央七二○事件后公开点名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武汉革命造反派时，遗漏了许多重要造反组织的问题。武汉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中原、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一些新派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了10月8日晚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欢迎阿尔尼亚贵宾的盛大国宴和10月10日在汉口王家墩机场的欢送仪式。我有幸受到邀请，代表新一冶参加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东湖长天楼举办的国宴。

警司一位姓车的军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来找我，这一天我不在一冶。他将一冶的谢建生带上车，先到新华工去找我，后来找到新华农，最后通过院广播台广播才将我找到。到了东湖，警卫人员核对身份后不让随行的谢建生进去。我们要经过一段林荫小道才能进入长天楼，我进长天楼宴会厅时天已经黑了，在小路两旁黑暗中，站着一个挨一个的解放军警卫战士。这次与我同时被找去的还有新一冶的二号头头于湛东、工造总司的头头吴焱金，还有新中原的头头陈茂祥，说明我们这些迟到者是总理临时点名增加的。10月8日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¹¹⁹、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瓶

在致祝酒词前，周总理和我及于湛东进行了极为亲切的谈话。在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弯着腰，附耳轻声请坐着的周总理在我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题字。周总理身边有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阿利雅，还有钢二司头头杨道远等。我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带的红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周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我拿出《毛主席语录》，对周总理说:“我们全体战士，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坚定不移地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总理能不能给我们题词，献给光荣牺牲的战友。”周总理伸出右手和我又热烈握手，亲切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的这个精神很好。文化大革命以来，只有毛主席题词。我还没有题过词，不能开这个例，要不，以后就多了。林副主席题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果引起了两派武斗。”我感到不安，马上说:“那就请总理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周总理略停了几秒钟，站起来说:“我要敬酒了。”他走到身边不远处摆放的落地麦克风前，没有拿讲稿，作了第二天见报的“祝酒词”。我呆呆地站在主宾席的桌边，周总理作“祝酒词”时，我只好轻轻地从他身边经过，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周总理对我讲的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仅我一个人知道，我既没有记笔记，也没有讲给任何人听。当时，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周总理对我的最后一句谈话。我如果说出去，就会成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周总理说的话，等待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我吞下了这句话，逃过了当时的这一场劫难。

讲完“祝酒词”后，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周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周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

第二天，我在武钢接待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参观。我扶着李富春副总理在武钢炼钢厂平炉车间行走。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刘丰很不高兴地问我，这些跟着照相的是些什么人?我说他(一冶工程师宋瑞玉)是我们《新一冶》报的记者。这一天，刘丰对我和宋瑞玉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宋瑞玉后来一直是挨整的对象，被整得死去活来。

中午我陪同李富春副总理乘专车来到洪山宾馆，下午又一起来到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周总理又在万人大会上致词欢迎阿尔巴尼亚贵宾一行。

10月10日，周总理离汉时，有一张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及曾、刘首长的合影流传至今。当时没人通知我参加，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在那天的宴会上我突然走到周总理身边，是否动作太大胆，使某些人感到不安;也可能由于刘丰政委在武钢陪同外宾参观时，我一直扶着李副总理，把他这位主角晾在了一旁，使有心人对我心生不满。我好像从此渐渐被排除在军方主持的有武汉主要造反派头头参加的活动以外了。

周总理离汉后不久，在曾、刘首长和武汉警司一手操纵下，武汉造反派实现了大联合，分别成立了武汉地区(因有中央在汉单位和省直单位参加，所以称武汉地区)的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武汉地区工代会由朱鸿霞任主任，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任副主任，我担任了常委一职。1968年元月25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委员。

钢新之争、“抢枪乱军”和揪“武老杨”

张昭剑在七二○事件后，在有新派和我们“等派”组织参加活动的各种场合，开口闭口就是“钢工总”，他见了钢工总的头头就眉飞色舞，见了新派和“等派”的头头就很冷落。一冶有几个钢派的头头主动去巴结他，他对这些人也说说笑笑。见了我就像不认识似的。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指出“杨、余、傅”是变色龙、小爬虫，提出了“三反一粉碎”(即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开始怀疑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在造反派中支一派、压一派。4月上旬的一天，彭勋约我去新湖大，给我讲了他为揪“变色龙”提出的“十个为什么”。揪变色龙是新派组织1968年4月上、中旬在新湖大、新华工召开的两次会议上商定下来的。4月下旬，新派组织又在新湖大、新华工开过两三次会议，决定在长办大院林一山小楼成立武汉卫三红指挥部，并决定了卫三红指挥部的7人核心领导小组，组长是彭勋、龙梅生，组员是新华工的王富山、中学红联的陈德胜、交通联司傅廉、长办联司的严常、新一冶的曹承义等7人。

恰巧这时发生了新中原“五三事件”。1968年5月3日，钢工总调动人马攻打位于汉口五福路的军工企业中原机械厂的新派，造成了人员伤亡。中原机械厂是生产军用无线电步话机的军工厂。“新中原”的头头在五三武斗事件后告诉我，他们在武斗时使用厂里生产的军用无线电步话机监听到武汉警司支左军人在武斗现场使用步话机交谈，并说武汉警司是支持钢工总攻打新中原的。使新派进一步觉得军区、警司有人即“变色龙”在挑动钢、新两派武斗。这时新派揪“武老杨”(指武汉的杨成武)的大字报开始上街。曾、刘与武汉造反派已度过了蜜月期，军区“三办”的徐键、朱璋、刘志三人经常出现在造反派头头之间，搜集、了解造反派的新动向，以便伺机向造反派下手。

1968年5月，武汉造反派开始了抢枪活动。现在已经知道，张昭剑就到武锅(武汉锅炉厂)煽动钢工总的人去省公安厅抢枪，刮起了武汉抢枪之风。5月27日晚，我在新湖大开会，听说省公安厅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马上开来了满载人员的两辆卡车，我在湖大上了其中一辆车。这时再去抢枪已经很晚了，当我们赶到省公安厅仓库时，仓库已是空空如也，几个小伙子在路边拾了别人丢弃的无枪头或断柄的十来枝破枪回家。张昭剑煽动钢工总去省公安厅抢枪是一个大阴谋。当时省公安厅武器仓库门大开，根本无人看守。后来又污蔑造反派“抢枪乱军”。这些军队领导人完全是在政治上故意引诱造反派去犯错误，并挑起两派的武斗，然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

第二天，5月28日上午10点多钟，我在汉口长办联司的一间办公室，听到工造总司的彭祖龙¹²⁰说，钢工总已去127部队抢枪。我立即通知一冶，要求赶快派人来汉口，跟随钢工总去抢枪。当时社会流传钢工总抢枪是上面有人要“武装左派”，我们没有枪，就会像新中原一样挨打。

这天中午，我带领一冶机装公司的一汽车人到了127部队仓库附近，当时确实是尾随别人而去，也抢到了枪支。127部队很快就关死了大门。谁知到了下午4时，新一冶头头于湛东在长办大院找到我，要我带他们去127部队抢枪。我说，你现在来已经太晚了，人家已经抢到了手，部队已有防备，你不能再去。于湛东是个火暴脾气，他根本不听劝阻，骂了我一顿，自己跳上车，命令汽车冲出长办大院。我拼命喊“停车”，结果无济于事。据在现场的肖银宝讲，这伙人到达黑泥湖127部队以后，被先去抢枪的那一部分人包围在127部队，在黑暗中被密集的机关枪打死两人、重伤两人。我闻讯后，一面组织人员将伤员送到一冶医院抢救，一面严厉批评于湛东不听劝阻，造成严重后果。于湛东1977年9月在一冶机关大院被办“五不准学习班”¹²¹时非正常死亡。一冶当局说他是跳楼自杀，摔死在大楼进门的台阶上。大家都怀疑跳楼自杀的结论，但死亡真相不得而知。

1968年6月，传出钢工总头头在长江上一条船上召开了“江心会议”，并说警司派出的两名军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有矛头对准新派的内容。此时武汉体育馆里，钢工总保卫组搞的“群众专政”组织“江城前哨”活动频繁，宣扬“钢化江城”的钢派报纸大量印刷，钢、新之争进一步升级。钢派提出了“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新派则公开提出揪“武老杨”、揪“变色龙”的口号，把矛头公开指向刘丰和武汉警司。

钢、新两派的裂痕在一冶很快表现出来

一冶有个中专性质的半工半读学校，是一冶钢二司的主力，他们群众组织的两个头头，一个叫石头，另一个叫吴明超，都是不到20岁的青年学生，为人处世个性较强。新一冶二号头头于湛东，也是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的一条硬汉。一冶工读学校与新一冶司令部相距不远。6月初的一天，工读学校几个钢二司学生看见新一冶司令部门前停了一辆宣传车，这些学生中本来就有学汽车驾驶专业的，就向于湛东借这辆车开开。这本来是件小事，于湛东派性思想很重，又不会弹性处理此事，而是偏不卖“二癞子”(当年对钢二司的蔑称)这个账，就一口回绝了他们。这一下惹恼了这帮学生，钢、新矛盾一下子就升了级。这帮小子回去带着枪冲进了新一冶司令部，不仅殴打、抓走了于湛东和新一冶宣传部副部长刘丕林、新一冶联络部长乐兴国等三人，还把新一冶司令部办公室砸烂，将三人转移到武汉钢铁学院的钢派组织中关押。经我与新一冶机关头头纪小玉等找到一冶一中钢二司头头吴希秩、牟国新等从中调解，才化解了矛盾，将于湛东等三人救回。为了加强自身的安全，我们用钢筋焊接了许多钢门、钢窗，

把新一冶司令部装修为钢铁堡垒。1968年5月3日“新中原武斗”事件后，我还写了对武汉警司的《最后通牒》，指出警司的一小撮人是挑起钢、新两派之争的幕后黑手，其目的是想分化瓦解造反派，从中渔利。限武汉警备区司令部48小时内交出挑起钢、新两派武斗的黑手。我们印成了传单广为散发。因为击中了要害，这事被警司首长恨得咬牙切齿。

七八月间，生产水泥的一冶企业公司钢、新两派武斗也逐步升级。当时两派手里都有枪支，一天中午，新一冶21岁的青年工人刘朋山，在红钢城江边开枪打死了一冶钢九一三的青年工人陈家亮。

当天下午，我正在青山区文化馆礼堂开会，听警司传达中央关于收缴枪支的文件，这时，台上作报告的军人念了一张纸条“:请曹承义同志到会场门外，警司有人找你。”扩音器声音刚落，突然，有十来个人冲进会场，一边叫着“抓曹承义!”“抓住他!”我发现来者是一冶企业公司钢九一三的人，立即和跟在我身边的两三个同伴趁乱冲出了大门，看见一辆挂着军队车牌的吉普车，我跳上车，对车上的人说:“我是曹承义，请赶快去支左办公室。”司机立即发动汽车，将我送到在武钢、一冶支左的师级干部李因光的办公室。当时我如果反应不快，被钢九一三的人抓住，轻者要被打残，重者性命难保。

军代表李因光和我早就认识，对我说:“你们新一冶敢死队打死了人，尸体已经抬到我的床上。”我回答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向单位问清了情况再说。”但这时我已经走不脱了，来抓我的人已经尾随而来，把支左办公室团团围住了。这时，武钢钢九一三的头头曹佩贤也闻讯赶来，他非常冷静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认真把事情搞清楚，把凶手交出来，绝不要影响到武钢和新一冶的关系。”李因光毕竟是军人出身，处变不惊，他要了一辆军车，带着我和曹佩贤，大大方方地离开了愤怒的围困人群。为防止对方报复，我让新一冶敢死队的十几个人到新华工找了一间教室住下来，暂避风头。军代表调查清楚事件的经过后，将刘朋山抓捕归案，此事才平息下来。刘朋山后来被判刑16年，1984年才刑满出狱。现为无业人员。

曾思玉、刘丰在一冶揪“黑手”

曾思玉、刘丰为了打击革命造反派，首先打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名曰揪“黑手”。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打击支持造反派参加“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趁机解放一大批支持保守派的干部，为日后整造反派打下基础;其次，把造反派某些错误推到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身上，可以达到妖魔化造反派的目的。

曾思玉、刘丰上台以后，从来未组织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等人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也从未公开批判过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镇压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8年9月底10月初，他们又偷偷向武钢、一冶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一进来，就组织群众召开大会，批斗支持造反派的一冶领导干部方如玉、李树仁、冯明等人。他们在批斗干部时，不仅照样给干部脖子上挂黑牌，还标新立异地让这些人将手放进墨汁桶里，将双手染黑，然后低头弯腰，双手举在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黑手”。

徐扬为了保自己一伙过关，将已调走的方如玉从外单位揪回来，指定为一冶走资派。所以方如玉成为我们这些反走资派的造反派的天然盟友。他只要有机会见到我，就会告诉我一些对付徐扬一伙走资派的策略。方如玉就对我讲过，徐扬这个人被敌人俘虏过，历史上有问题。他还提醒过我，造反派内部一定不要打派仗，应该团结广大群众，一起搞革命大批判。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将一冶造反派联合起来，办徐扬等4名当权派的学习班，开他们的批判会，抓好斗争的大方向。在我们每次挨整的时候，方如玉总是鼓励我们不要灰心丧气，要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的，以此鼓舞我们的斗志。

一冶设计处的副处长李树仁，是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时就在军工企业担任过领导。因为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因此没有被发展入党。解放初，他在太原钢铁公司当过基建处处长，因为搞基建时，错挖了太原革命烈士墓，受到降级使用处分，被调到一冶工作。因此，他对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深刻的认识，文革一开始，他就积极支持造反派，为造反派受压鸣不平。

一冶教育处处长冯明，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区报纸上有一篇《脱离共产党启事》，署名中有一个“冯小丫”，因此被人怀疑是叛徒。此人是坚定支持钢九一三的干部，从不跟我这位新派头头来往，他挨斗时从不肯低头，也绝不承认自己是叛徒。

在曾、刘操纵的“揪黑手”运动中，我是做了错事的。一次，一冶钢九一三的头头、一冶三公司工人王青山主动约我去冯明家里，要和我一起去看看冯明在家干什么，我也想知道冯明的家住在哪里，就不假思索地跟着王青山到了冯明家里。王青山借口冯明是叛徒，将冯明家里的许多日记本、笔记本强行拿走，实际上是对冯明进行了抄家。当时，王青山与驻一冶的军代表打得火热，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要这些日记本、笔记本毫无用处。我后来分析，他肯定是受军代表指使，将非法抄家得到的材料交给了军代表，我不知不觉上了当，干了一件大傻事。这是我文革中参加的唯一一次抄家活动。我对不起冯明同志。

我还按照军代表定下的调子，在大会上批判过李树仁和方如玉。这确实是我在文革中很不光彩的一页。当时军代表要我们带头“斗私批修”、轻装上阵，实质上是要我们搞臭支持自己的老干部，我们却轻易地上了当。我既没有认识到曾、刘揭批任爱生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革命造反派;也没有识破军代表“揪黑手”的目的，确实被人利用，干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能原谅的错事。“揪黑手”实际是大整造反派的前奏，不久，大规模的全面清查、镇压造反派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¹²²、“两清一批”(清查五一六¹²³，清查北决扬¹²⁴，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就开始了。军代表打击支持钢派的干部和钢派头头，我还认为不会整到自己头上，最后军代表露出真面目，集中火力打击我，等到自己醒悟到他们各个击破的策略时，已经悔之晚矣。

一冶“斗、批、改”中的过激行为

1968年的7月至8月，为了响应中央提出的抓好“斗、批、改”¹²⁵这个革命大方向，我决定不再杀向社会，集中精力抓好本单位的运动。

新一冶司令部的办公大楼共六层楼，每层楼有十几间房间。为了防止对立面的武力攻击，我们在每层楼都安装了铁门、铁窗，而且警卫森严。我们把一冶的几位当权派徐扬、董书立、林维、王秉政、满守昌等留宿在新一冶司令部办学习班达40余天，还在一冶开过他们的几次批判大会。我们当时为了自己图方便，便不许他们回家，叫他们日夜交待问题，这在后来被他们称为“私设牢房”。这几位当权派对此事极为不满，当时他们也是极为恐惧的。

徐扬是一冶的党委书记，有人揭发他是叛徒，因此办学习班的人威胁他，如果不老实交待，就要重重挨打，但并没有人真正打过他。

林维是一冶的经理，他交代问题时，有一个叫傅××的工人乘人不备用脚踢了林维一脚，当即被我们严厉制止，并将此人强行推出了房间。此人也为这一脚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他后来被开除公职，注销城市户口，强行遣送到农村。此人曾当过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当权派说他是战场上俘虏过来参军的，是国民党的兵痞，拒不为他落实政策。

董书立是一冶的党委副书记，我们只要他交代问题，并没有打过他。

王秉政是一冶的副经理，我们还在批判大会上让王秉政发言，我们的意图是想让他转变立场，为将来解放干部、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时，让他出来抓一冶的生产打下群众基础，所以对他完全没有任何恶意。他在这个学习班里没有挨过打。

满守昌是一冶的团委书记，他在学习班写交代材料时，有一天，我见他闷闷不乐，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他说老婆生了孩子，家里无人照料。我叫他马上回家，交代材料可以在家里写，并嘱咐他，如果有人找他的麻烦，可以告诉他们是我批准的。

在办这几位干部的学习班时，我们也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于湛东因为被钢二司学生抓去挨过打，他为了保护新一冶司令部的安全，每天带着五六个年轻的敢死队员日夜坚守在大楼里。由于我们将几位当权派留宿在大楼里交代问题，敢死队员有几次闯进学习班来，口里嚷着“你是走资派，你是走资派!”将每人打几拳解恨。其中有一次被我看到了，我立即制止了打人行为。但是我当不在场时，有的勤务组成员是制止不力的。桂大庆很不满意敢死队员的乱来，提出严厉批评，甚至也遭到这几个人的殴打。我对这件事的危害性认识不高，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严厉制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我察觉有人打了人，就自做主张停办了这个学习班，将徐扬等一起放回家。

一冶工读学校钢二司头头吴明超，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军代表批斗。据传他性情刚烈，不甘受辱，跳楼自杀。我那时也被关，不知真相。传说吴明超所以被批斗，是他和一个叫石头的同学七二○后为胡双全报仇，将徐扬、王秉政、满守昌抓起来打伤。吴明超死了，一冶当权派还不罢休，又把石头投入监狱。满守昌在四人帮被抓后的万人批斗大会上，涕泪交流，控诉“曹承义之流”打得他死去活来，可能说的是这件事。他应该明白，身为制造过杀人长矛的一冶百万雄师的后台，他至少应该对一件命案负责——百万雄师在八大家三十三街坊一冶职工宿舍杀死一冶三公司四工地工人×××，这个工人不是造反派。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林彪死党张昭剑等在武汉是假支钢、真挑拨，故意挑起造反派抢枪、打内战、搞武斗。真是当时报刊上说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我们没有冷静地处理好这些矛盾，犯了抢枪、打内战和对当权派采取过激行为的错误，为他们日后镇压造反派制造了借口。后来我们被当权派非法关押办学习班、坐牢的时间超过了我们办当权派学习班时间的百倍以上。

“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造反派开始挨整

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八一五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船、武钢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造反派开始挨整。我看了那次冶金会议的会议纪要，记得是周总理主持会议，点名要李想玉发言，汇报武钢的生产情况。李想玉说，现在造反派在挨整，武钢的“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是军代表在负责，责任不在造反派身上。由于李想玉讲话太快，他又是一口地道的武汉方言，中央首长们很难听清他说了些什么。江青插话说:“不知道你说的些什么，像讲外国话。”在这一次会议上，江青也没有为武汉造反派说句什么好话。回武汉以后，警司就将武钢钢九一三头头胡启生、张克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杨连成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头头”。这是曾思玉、刘丰在湖北、武汉抓得最早的造反派头头。从此，整造反派头头就开始了。最先打击的是跳得高的头头，他们开始排挤一部分不听话的头头，找一些他们认为“听话”的人来“充数”，取代造反派头头。

他们就是在这时找出了董明会¹²⁶，推荐他去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使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安排他到中共武汉市委任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依靠董明会这样的人，而是为了排挤钢九一三上层的造反派头头，把斗争中涌现出来最有威信、最有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头头打下去。曾思玉等绝不会因为胡厚民是中共党员而重用他、喜欢他，绝不让胡厚民这样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是把胡厚民当成第一个打击的对象，一遇到整人的适当时机，胡厚民就会首当其冲地挨整。

“你在一冶和武汉的大联合中是做出了贡献的!”

七二○事件以后，因中央表态点名支持了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而在江城、青山造反最坚定的、声势最大的产业工人组织新一冶，因为不是全市性的组织，没有被中央点名，原已大联合成为一个统一造反派组织的新一冶中，又分裂出一冶钢工总、一冶钢九一三等两个小的造反组织，其中新一冶仍然是当然的老大，其它两个小组织也要在一冶争老大的地位，为争当一冶工代会的一把手和争相等的常委数量互不相让，在钢派头头“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支配下，一冶的大联合始终搞不起来。一冶的钢工总、钢九一三，当时都是“钢化江城”的思想，七二○事件前抗暴斗争的第一线没有他们这些人，现在却要争当一冶工代会主任，新一冶的造反派是不卖他们的账的，如果我不作出妥协和让步，一冶的大联合根本搞不起来。

1968年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的一天，我主持一冶造反派三家的头头共二十余人召开大联合的协商会议。会议上，一冶三公司钢工总的头头余长庚提出一个工代会常委的分配方案:钢工总的头头任工代会主任，钢九一三的头头任工代会第一副主任，新一冶的头头任工代会第二副主任;常委中钢工总占4人，钢九一三占4人，新一冶占5人。我一听，这实际上是一个三人核心的方案，比四人、五人的核心小组更便于开展工作。人多了更难于统一行动，难以达成共识，就会形成无休止的争吵。我自信地认为，我们新一冶的力量最强大，在三人核心中，我的意见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于是我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大联合方案，我出任工代会第二副主任。一冶很快就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工人代表大会。

事实证明，由于我的高姿态，一冶的大联合是很成功的。钢工总的头头王雨波是一冶三公司的一个木工，老工人，人很老实，很好合作。钢九一三的头头李诗波，是一冶电装公司的工人，尽管此人“钢”性(实质是派性)十足，但他还是通情达理的人，不是那种不可商量的霸道之人。我们在后来的斗争中配合得很好。我们三人一起出现在各个场合，一般由王雨波主持会议，我作大会发言，布置工作，李诗波作总结讲话。他总是“完全同意曹承义同志代表一冶工代会所作的报告”。三家的头头联合到一起，争取了更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后来每次运动反复，我们奋起抗争时，一冶的造反派都是团结一致的，表现得特别有战斗力。

在武汉地区的大联合中，钢工总和钢九一三联合打压工造总司，也排斥其他“等派”组织，另外，钢工总也排斥钢九一三。武汉工人造反派大联合的阻力来自钢工总的夏、朱、胡等人，他们想成立一个全市性的“钢工代会”。因为我把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一冶，也不参加争夺任何席位的会议，没有给张绪¹²⁷等领导找过任何麻烦，所以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按照新一冶在武汉文革中的表现和地位，新一冶勤务组的成员如桂大庆、于湛东、杨连洲、黄家祥、徐正全等人的造反资历，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中的表现和组织能力，都是超过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和工代会当常委的一些人的。

新一冶在七二○事件后处于受排挤的地位，仅我一人当了一个市革委会委员和省工代会常委。九一三有一伙人还到处宣扬:新一冶只是九一三下属的一个小组织。一冶的大联合也推动了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的大联合。20多年后，1991年，我和平毅¹²⁸去看望张绪，他还记忆犹新地对我说:“你在一冶和武汉的大联合中是做出了贡献的!”

一冶成立革委会时我被软禁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以后，一冶造反派掌握了实权，成立了自己的生产指挥部，也解放了一线抓生产施工的领导干部，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比七二○事件前造反派被打得无家可归好得多。1968年10月，曾、刘首长派空军一个姓张的团参谋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一冶支左。他们一进一冶，开始和造反派头头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还帮助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他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把一冶的主要头头都请到洪山宾馆住下来。另一方面，向一冶下属的十几个县、团级企业也派出支左领导小组，开始各单位只派来几个人，后来就暗中不停地增加人员。又派来7252部队的一批人将空军的张参谋长换走，从各级领导班子里面不声不响地全面夺了造反派的权，开始对一冶实行全面整顿，重点是为了打击我。

1968年10月，派到一冶支左的师级干部叫于合，他来一冶根本不找我，一直在幕后指挥。他派一个姓杨的参谋长和我们打交道。我们称杨参谋长为“杨四号”。

“杨四号”很和气地向我征询对一冶干部的使用意见，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他，一冶解放干部可以选用三人:一个叫亓道科，是位正处级干部，他干事认真负责，有长期领导施工的经验。第二个叫王长财，也是工人出身的处级技术干部。第三个是原一冶负责施工的副经理王秉政，但要做好他的转化工作，取得工人群众的谅解才能使用。我的意见，在成立一冶革命委员会时基本上被支左的军代表采纳。亓道科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长财被结合为革命委员会常委，几个月后，王秉政也被被任命为一冶抓生产的主要负责干部。但是，一冶革命委员会结合群众代表的人选，他们完全不问我，而是暗箱操作。一冶军代表和省委部分领导策划，拼凑了一个把我和一冶主要造反派头头完全排除在外的“革委会”。

1968年12月底，一冶成立革委会。那一天，我被软禁在学习班里，外面锣鼓喧天，我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看到了一冶革委会的成员名单，觉察到几个问题:

一、军队干部开始在一冶造反派中揪坏头头，他们开始算我们揪刘丰、通牒警司、揪幕后黑手的罪行，这个坏头头就是我曹承义。

二、一冶革委会的成立是在中央召开“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以后，在这次会议上，武钢就揪出了坏头头胡启生、张克勤等人。

三、曾思玉、刘丰等人这时已经成为林彪死党，陈再道、钟汉华的第二，林彪体系的军人政权对文革及造反派的仇恨甚至远远超过陈再道、钟汉华他们。

一冶革命委员会也结合了几名他们认为听话的、不会找他们麻烦的造反派头头，如钟锡钢、王雨波被结合为副主任，新一冶头头谢建生被结合为常委，一冶机关钢总工头头杨万富被结合为委员。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本应是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而不应该是按军代表的旨意和标准挑选的人。军代表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为了排斥和打击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代表一冶广大工人阶级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从而达到改变一冶革命委员会这个文革中成立的新生红色政权性质的目的。

一冶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代表从来也没有尊重过被他们挑选出来当陪衬和摆设的造反派代表，凡属重大问题，都是军队干部或几个人事先研究，然后就作出决定。有时提交一冶革委会通过，不过是一种假像。一冶革委会只是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一块招牌。革委会刚成立就名存实亡。军代表的倒行逆施，遭到了造反派代表的强烈反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敢于在各种场合为造反派群众讲话，这是军代表没有预料到的。

1968年底，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

1968年10月底，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

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工人、学生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曾思玉、刘丰自以为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揪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李迎希¹²⁹、孟夫唐¹³⁰、刘真、张华¹³¹等革命领导干部，又开始大整造反派了。武汉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

1969年元月，我被一冶军代表定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到驻扎在湖北应山的7252部队营房，开始了五不准的学习班。我失去了自由，被关进了“牛棚”。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也就是全面向造反派反攻倒算，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民群众秋后算账，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文化革命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被他们夺了权，他们才真正是篡党夺权啊!把我从武汉、从一冶赶到农村、军营，军代表“支左”的内容就成为彻底打击、镇压造反派了。一冶一切反文化大革命的右派势力在这些“支左”的军人支持下又死灰复燃、全面复辟了。

文革有一个真相被后来的主流媒体扭曲，说什么造反派用关牛棚的手段伤害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其实在湖北、武汉，和主流媒体散布的谎言恰恰相反，这些坏事全是官方干的，有不少是军代表干的，或是官方以各种名义操纵保守派一些打手干的。干这些事的从来不是造反派，因为造反派一直被当权者和保守派看作是“牛鬼蛇神”，所以当权派把造反派头头、文革的骨干分子和知识分子、技术权威、工程师、教授等所谓的“牛鬼蛇神”都一起关进了牛棚。

我在应山军营的牛棚被隔离关押、管制，和“牛鬼蛇神”编成一个班。早上起床“斗私批修”，背诵“老三篇”，参加各种繁重的劳动。我为之流血奋斗诞生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成了镇压我的专政机构。

“反复旧”与抓“五一六”、“北决扬”

一个复旧与反复旧的斗争自然开始了。正在党的九大隆重召开的时候，大约4月底，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传遍湖北省、武汉市，“反复旧”斗争在武汉已成燎原之势。武汉造反派群众在全市举行火把游行。在应山军营武钢、一冶学习班庆祝“五一”大会上，有人偷偷告诉我武汉正在“反复旧”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中央已经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请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解决“反复旧”的问题。我立即决定返回武汉，参加“反复旧”斗争。我经过策划和准备，利用午睡时间，做了一个假人塞在被窝里，骗过了值班检查，化装混出了军营。按计算好的时间，和一个放牛的小孩一起，等到一辆从应山到广水的长途客运班车路过军营前的空地，我飞快地跳上车，从军营逃到了广水火车站。我立即找到广水火车站调度室的李东升，此人是广水造反派的头头。我向他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武汉一冶造反派的头头、朱鸿霞的朋友。李东升马上将我藏进调度室里间。不到半个小时，闻讯追来的军代表和一冶办我学习班的几个人闯进了调度室，想抓住我立功。他们借用车站的电话通知一冶领导，曹承义已从广水逃跑，要他们迅速到汉口火车站去抓人。我在车站调度室里间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等到半夜，一列客车停广水去北京。追逃的军代表等人只想到曹承义会往武汉方向跑，根本没想到此时我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装着查找行李的样子，穿过北京车站行李房，混出了火车站。我走出北京站后身无分文，也无粮票，根本没法生存。我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借到了粮票和钱，吃了一顿饱饭。我企图找到在北京开九大和解决“反复旧”的问题的湖北代表团，打算在北京告状。但九大代表团住地是极其秘密的，我到哪里去找开九大的湖北代表团?更无从打听湖北来京解决“反复旧”问题的造反派头头的住地，无奈，我只好一人回到武汉。

我后来多次想当面感谢李东升这位造反派头头，可惜都没有机会见到此人。

几天后，我回到武汉也投入了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活跃在武汉和一冶的斗争前沿。

中央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五二七指示”传达以后，在军营办学习班的“牛棚”也跟着垮了，学习班也彻底失败了。但是曾思玉、刘丰又开始利用中央批评武汉“反复旧”的《五二七指示》和四个月后出台的批判“北决扬”的《九二七指示》¹³²，肆无忌惮地镇压造反派。他们大整黑材料，在全省抓“五一六”、“北决扬”，把数十万人打成了反革命。

张体学解放韩宁夫

1969年夏天，有一次张体学找了几个造反派头头到他的办公室，其中有我和彭勋，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他说:“今年长江、汉水水位猛涨，防汛任务很重，需要派领导干部到第一线去领导、指挥，我打电话给韩宁夫¹³³，他二话不说，背起行李就走，一直住在大堤上。韩宁夫是个好同志，有错误改了就好，你们要原谅他。解放干部是毛主席对待干部的政策。”我们这些造反派头头听了张体学的话，没有反对将韩宁夫解放出来。但韩宁夫被解放出来以后，把造反派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是湖北文革右倾翻案和阻挠干部“转弯子”的干将。他从来不因为造反派正确对待了他、解放了他，他就会正确对待造反派。

张体学还经常派车接我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去小洪山他的办公室谈话。有一次是谈结合姜一¹³⁴的问题，他给我们做工作，说姜一这个人是可以用的。张体学将一个又一个老干部解放出来以后，开始对我们采取措施了。

从10月3日开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的《九二七指示》。我这个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也被通知参加了扩大会议。我们被安排在汉口的武汉市革委会招待所吃饭、住宿，每天还安排了大客车接送。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歌颂曾、刘、方、张等担任省、市革委会主要领导的军队干部，批判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北决扬”等，一片白色恐怖。七二○以后造反派和军队干部共同掌权的局面被完全颠覆了，旧的人马重新上台了。

大树曾、刘、方、张的权威

10月的一天，就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张体学主持会议，大会发言时，不少的人在大树特树曾、刘、方、张的绝对权威，大骂造反派。他们把矛头指向“北决扬”、“五一六”是假，整所有的造反派才是真实的目的。他们在会上大批胡厚民，无中生有地说他是“北决扬”的总后台。在会议上，有一位满口黄冈口音的代表发言，说张省长在湖北黄冈、大别山一带广大贫下中农中有崇高的威信，我们坚决拥护曾、刘、方、张首长的正确领导。张体学听了很舒服。

我向主席台上的张体学递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体学同志:拥护曾、刘、方、张的提法不妥，我们只能提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正确领导。在湖北，只能大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权威，不能提大树曾、刘、方、张的权威，更不能宣扬张省长在湖北广大贫下中农中有崇高的威信。这样做很不恰当，将来一旦形势有变，会被人钻空子的。”张体学看了纸条以后，在主席台上即兴讲了两个小时。他一再讲:“我只是曾、刘首长的办事员，在湖北，我要坚决拥护曾、刘首长，而不能有任何别的提法。”张体学利用我的小纸条，夹着尾巴，发表长篇大论，公开向曾、刘表忠心。他后来知道了这张纸条是我写的。

参加北京学习班见闻

(一)这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

1969年11月，湖北省组织了1000多人进京，到后来林立果搞小舰队、搞《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空军学院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仅一冶就派去了100多人，被编为第二连。去的人中不光是造反派头头，还掺了一些“沙子”，派去多名政工专案人员，准备抓一冶的坏头头。我们一进这个大门，就有人向我们宣布了“五不准”的纪律。当时不止一次地向我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中央学习班，是延安党校的继续，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地方，要大家安心在北京学习。还一再强调“你们是党中央请来的客人，将来回到武汉是革命的人才”。这完全是欺骗人的!事实上，在武汉市却从上到下传达，这些去北京学习班的人都是反革命，中央已经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了。

中央学习班的班长是林彪，这是挂名的。湖北班副班长是张昭剑，他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为了点缀，还拉进了一个学员代表平毅当副班长，进入领导班子。其任务是大整造反派。在这次中央学习班里，开了不少批斗会，批判了李想玉、杨道远、胡厚民等人，并召开全体学员大会，公开逮捕了“钢工总”的刘万太¹³⁵、钢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¹³⁶等人。逮捕王锦铭之前，因为开批斗会的需要，学习班还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军代表指定我为写大批判发言稿的人员之一，军代表选好批判对象，再让我们写发言稿。发言稿首先要在大批判组内讨论通过，再经军代表审查合格后，才能作为大会正式发言稿。规定发言人只能照着稿子念，不能自由发挥。有一次批判任爱生，军代表指派我写了发言稿，由钢工总的郭洪斌¹³⁷上台去宣读。我写的发言稿引用毛主席语录，说任爱生是个“化作美女的毒蛇”，经郭洪斌结结巴巴一念，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尽管把我拉进大批判组，让我也成为帮凶和打手，军代表仍不信任我。1970年5月1日，学习班选派代表到设在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参加“五一”游行观礼，二连的学员按民主程序都推选我为代表，二连选出的代表名单报上去后，第二天，军代表也不进行解释，宣布换了另一人，撤消了我上观礼台的资格。

在办中央学习班中期，吴焱金接待了一位《解放军报》记者，他向吴焱金了解武汉抢枪武斗的情况。吴焱金等人讲了一些自己认为是比较大的有影响的抢枪武斗事件。记者问还有什么，吴焱金说，没有了。《解放军报》记者说:“和四川相比，你们什么都没有干!”第二天，吴焱金将《解放军报》记者的话告诉了我，我们一听，心里踏实了许多。

1970年春节期间，学习班放了一天假，允许我们三人一组集体外出逛街，但规定了不许我们向武汉通消息，不许给武汉打长途电话等纪律。我很听话，既没有偷偷写封信寄回去给父、母亲报个平安，更没有胆量给家人打电话表示问候，而这时武汉市到处都在谣传去京的造反派头头全部被抓的消息，可怜我年仅53岁的父亲因我音信全无，在对长子的思念与恐惧中病逝于武汉。当时我如果胆子大一点，偷偷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给父母报个平安，我的父亲完全能度过这个阴冷灰暗的冬天。

(二)丰盛的伙食和看革命样板戏

中央学习班学员的生活、伙食及文娱活动都安排得很周到。据说每人每天至少要吃三两猪肉，每餐8人一桌，三菜一汤，菜肴非常的丰盛，每天的菜肴从不重复，管饱管够，伙食好得不得了。据说吃的是空军学院学员的伙食标准。我到空军学院住了三个月后，体重竟增加了30斤，长成了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体形。其他和我同去的不少人如胡厚民、方斌¹³⁸、张耀忠¹³⁹等都吃成了大胖子。

除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接见，观看“五一”游行和焰火晚会，我们还先后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过《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有一次，四川造反派和我们湖北造反派一道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们自由自在，到处乱窜乱逛，打打闹闹，一点不像是在挨整的样子，而我们湖北班的学员个个都老老实实、很守纪律，湖北、武汉的造反派那时都被整蔫了。还有一部分人真的以为自己进的是延安党校。

在空军学院，我们还看到一个有30多个人的学习班，有张君秋、袁世海等著名演员参加的文化系统的学习班。每天早晨可以看到他们出操，这伙人好像从来不讲话，沉闷得很，一看就知道这也是一个挨整的学习班。

(三)中央首长、张昭剑与中央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一方面限制造反派头头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大揪“五一六”分子和坏头头。学习了一个多月，中央领导人经常来空军学院接见学习班的学员。我们经常可以近距离地见到中央首长。

有一次，在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以后，1970年4月中旬，在首都体育馆，周总理给全国在京造反派学习班全体人员约两万多人作政治时事报告，主持会议的是康生。周总理主要讲了有关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他讲到美国登月和太空的发展时说，我们中国不会去搞登月，我们不会去浪费这笔钱。

康生在大会上说:“你们有谁不满意，有什么事，可以写状子交上来。”但是在那种气氛下，有谁敢向康生写状子呢?

有一天，我在室外见到陈伯达¹⁴⁰乘红旗轿车来到空军学院。

他乘坐的轿车前面保险杠上有一个10公分直径大的车灯，车灯玻璃上有一个红色十字标志。有人告诉我，这个车灯是别的车所没有的，汽车行驶在大街上，车灯就会一闪一闪的，交警就会优先放行。中南海的警卫见到约定闪动的信号和闪动的次数，也就会照样放行。

陈伯达在中央学习班大会作报告讲的是福建话，我们听不懂，台上还站着一位聂纪峰司令员为他当翻译。在一次讲话时，陈伯达还将会场上一位老干部叫起来训斥了一番。

有一天，穿着银灰色军大衣、戴着一副墨眼镜的李作鹏¹⁴¹，在一群穿草绿色军大衣的首长陪同下，来到我们学习班的教室，军代表要学员全部坐在地上，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他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学习班有一位来自四六一厂的军队老干部，四六一厂是生产军用船舶配件的军工企业，当李作鹏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低着头，不敢抬头。事后我们问他是为什么，他说，李作鹏是他在部队的老上级，我现在在学习班挨整，没有脸见他。

有一次，在空军学院大礼堂召开中央学习班学员大会，军代表在台上宣布，谢富治同志来看望大家。谢富治穿着绿色军大衣从主席台左侧走出来，一面向大家招手，一面向主席台右侧走过去，他没有停顿，也没有讲一句话，就离开了空军学院。学习班的军代表事后也没有传达谢富治的指示。有人说，谢富治当时是反对整造反派的，所以不表态。

张昭剑那时可谓春风得意，大显身手。他每天紧绷着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经常披着军大衣，带着几个年轻的警卫，前呼后拥地到学习班各“连队”视察。见到我们都是爱理不理的，好像从来不认识的样子。

每当中央首长来接见学员以后，张昭剑就显得特别兴奋，他每次讲话都声嘶力竭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忠心。他就是狂热地提倡大跳“忠字舞”的人，讲话中只要一提到“林副主席”四个字，他就马上掏出手绢擦拭挤出来的眼泪。完全是一个善于表演、装腔作势的戏子和吃人的恶魔形象，特别招人反感。每次总是由他传达中央首长对学习班的最新指示，最后都是落脚到如何深挖细找“五一六”、“北决扬”了。天知道这些话真的是中央首长指示还是他自己借题发挥、“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私货。

总之，新一轮的清查镇压又开始了。在开大会抓捕现行反革命刘万太、张鹏程、王锦铭时，他表现得最积极。他也是揪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的主谋。每次开批判会以前，他都要到大批判组亲自布置、检查。他握着湖北学习班每个学员的生杀大权，是曾思玉、刘丰揪湖北造反派“五一六”、“北决扬”的第一得力干将，其他人都不像他那样张牙舞爪。

(四)王海山当官的诀窍

王海山(文革前为省委常委、副省长)是一位老干部，他当时大约60多岁，为人相当和气。他经常要学员去帮他买烟，他给的买烟的钱有多的，就叫学员买水果或买糖请大家吃，每天和大家在一起混混时光。他是大批判组的组长，我们写的发言稿，他负责把关审查。

第一次审查时，我念完了发言稿，他要紧不慢地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你的文章里，最高指示用得少了一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应该再加几条毛主席语录。第二点，文章的内容还要充实点，要加一些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内容。第三点，文章的内容分了好几段，是不是可以把次序调换一下，把第三条改成第四条，第四条改成第三条，这样突出重点，就比较好了。

我一听，别看这老头平时老是闭着眼睛打瞌睡，人家当副省长还是很有一套的，水平相当高，千万不可小看，不愧是老革命、老干部，真有令人敬佩的感觉。时隔半月，我有幸又和他一起参加第二次审稿会议。当我们念完了发言稿请他指示时，他严肃认真地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多加几条毛主席语录，第二条是把前后段落调换一下次序，第三条是增加一些具体事例。他那一点本领完全暴露出来了!这位老先生就靠这老三条混饭吃。第三次、第四次开会他作指示仍然是如此三条。想来他长期在省里工作，每次开会的对象不同，初次接触的人都会和我第一次听到的那样，对他的水平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可能我是少见多怪。其实，共产党的高官，哪个不是如此这般地当官呢?只是我和王海山在一起混长了，才了解了他的底细。但王海山确实还是一个好人。

北京“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从全面镇压造反派开始，以抓了一大批“五一六”、“北决扬”分子，把各级革委会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基本赶了出去而结束。1970年6月，我们刚从北京中央学习班回到武汉，紧接着又在汉口黄浦路的武汉兵站集中，参加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批判胡厚民和李想玉。

在一冶三中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当一冶一伙头头被送到北京中央学习班，进了所谓“延安式的中央党校”以后，从1969年底到1970年初，一冶将没有去北京的造反派头头300多人，关进了一冶第三子弟中学的学习班，后来简称一冶“三中学习班”。这年武汉的天气特别寒冷，大家在空空荡荡的教室里受尽折磨。一天到晚，几个军代表凶狠地逼迫学员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和“北决扬”。我们在北京的这些人，还没有在北京学习班遭到清查和逼供，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根本就没有沾上边，我们一冶的造反派上上下下也都没有沾上边，当局也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是在一冶三中办的学习班就像着了魔一样，追查反革命“五一六”和“北决扬”成了军代表的主要任务，一冶公司革委会主任和处以上干部一起参加了三中学习班的清查动员会议，军代表逼迫一冶钢九一三头头熊大武¹⁴²，要他承认参加了“五一六”，并说他曾经到华中工学院的后山上会见过一个老太婆，并参加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在山上藏有地下电台，直接和国民党联系。熊大武死也不肯承认，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结果他被这个学习班的几个军代表打成

“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一冶材料处监督劳动。熊大武是一冶材料处的工人，汽车司机，193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石市，他十岁就当童工，母亲是文革前黄石市有名的市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湖北省副省长王树成任团长、省委组织部部长冯洗尘任副团长的省四清工作队在黄石揪“三家村”、“四家店”，以熊大武母亲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为由，将熊大武的母亲弄到全市游街、批斗。熊大武的老母亲就赤着双脚游街，脚被玻璃渣扎破，血流了一地，很多围观的人都暗暗流泪。熊大武有一个哥哥，是陕西省的劳动模范，他正好回黄石看望母亲，当局也不放过他，熊大武的哥哥也被陪同游斗。湖北省委和王任重在黄石搞的“文化大革命”，对熊大武一家来说真是暗无天日。这是黄石市文革中家喻户晓的一大冤案。湖北省委硬要把这个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家庭打成反革命，虽然在1966年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这个冤假错案进行了很正式的平反，但是他们对熊大武一家长期无端的迫害，造成了重大的人身和精神的损害，作恶者却个个逍遥法外，没有谁来承担这一罪责。王任重和湖北省委工作团文革初期的倒行逆施，将熊大武和熊小武兄弟二人逼成了后来闻名的造反派头头，熊小武是黄石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之一。

熊大武是我们一冶造反派头头中最硬的一个，他长期挨斗，却从不低头弯腰，一直和走资派斗争到底，他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4年多，坐监牢近3年，他从来也没有屈服。事实说明，有罪的不是他，真正有罪的是迫害他的人。

在一冶三中的学习班，老干部李树仁被整得最惨。李树仁是一冶设计处处长，他和他的夫人罗玉离科长，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李树仁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为一冶的当权派所不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冶整所谓的“三家村”，就整到了他的头上，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所以，他是一冶公司最早支持我造反的处级干部，他长期就是一个挨整的命，在三中学习班里，他已身染重病，寒冷冬天，他患严重的哮喘病，又患肺气肿，生活已不能自理，军代表还不准他去看病，不准他住院治疗。在学习班他又是重点打击对象，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学习班结束后不久，他就因病重去世，他是一冶最正直的革命干部之一。

这个学习班还将我的同班同学黄维生¹⁴³和设备处造反派主要头头李开健¹⁴⁴打成“现行反革命”。

军代表折腾了半年，一个“五一六”和“北决扬”分子也没有找出来。他们在湖北、武汉“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丧心病狂地否定文化大革命，迫害造反派，迫害广大劳动人民。最后走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刘丰、曾思玉一伙，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解放了造反派

曾思玉、刘丰在武汉文革中，从来没有真正批判过一次刘少奇、王任重，从来没有搞过真正的革命大批判，而是大张旗鼓地把斗争的矛头向下，打击革命群众，打击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头头。在“两清一批”中，他们总结出“上联刘，下连牛，中间火烧头”的经验。向上联系刘少奇是假，向下连接牛鬼蛇神是真，“中间火烧头”就是叫造反派头头自己整自己。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批判胡厚民和李想玉。会后，全部人员回到各自单位。我被一冶赶到汉阳县西南边水洪口附近的一冶五七干校报到，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湖塘野地施工建平房，搬运砖瓦沙石，与一冶广大造反派群众隔离。而背后，军代表则继续抓紧整我的黑材料，准备将我按坏头头抓捕。

这时，一冶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头头，已经被他们整的整、抓的抓、关的关、赶的赶。他们为此用尽了一切手段。支左的军代表和被他们“解放”的干部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天堂，一切都与造反派无关了。他们拆除各处的大字报栏，用消防车高压水龙去冲洗、清除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的痕迹，用红色的油漆涂满他们想覆盖的一切地方，大搞所谓的“红海洋”。好像他们已经胜利了，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消灭了造反派，镇压了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行为，巩固了他们统治人民的地位。

但是毛主席还健在，这一伙人高兴得太早了。

1971年10月3日，我回武汉休息三天后返回干校。过了几天，我们从每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报道中，发现有种异样的感觉。特别可笑的是，有几个搞我的专案的人来到干校，在干校布置各连队组织人员写批斗我的大批判稿，准备在批斗、逮捕我的大会上发言。另外，军代表还加强了对我的监视，准备了手铐，定好了召开大会的时间。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就在批斗、逮捕我的大会召开的头一天晚上，军代表接到一冶革委会的紧急电话，取消了这一活动。这次仅差一天，我就进了监狱。原来，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传达下来了，林彪死党曾思玉、刘丰迫害造反派的计划落空了。过了几天，接到省革委会的通知，我参加了在汉口滨江饭店

武汉军区招待所召开的会议。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在干校和一冶所谓的“牛鬼蛇神”们一起在稻场劳动。一冶干校军代表叫干校的“连长”通知我，叫我立刻随军代表坐小车回武汉。我早已听到风声，林彪已死，回武汉可能就是向我们传达文件吧?在那几天，干校的学员每天白天劳动，晚上都要开会，但不让我和有问题的“牛鬼蛇神”参加，当时，只有革命群众才可以有权利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我当晚赶到了武汉军区招待所滨江饭店(此处原是侵华日军汉口宪兵司令部)，见到了武汉市的许多造反派头头。当天晚上，我洗得干干净净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洁白的床单上还是粘有从干校带来的稻草。

张体学主持会议，向结合到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头传达了中央文件。他故意问大家:“你们知道今天传达什么文件吗?”我也故意大声地回答:“不知道，我和牛鬼蛇神关在一起，干校不向我们坏头头传达。”张体学说:“好，现在向你们传达。”

毛主席健在，又保护了我们造反派。我们又一次被毛主席解放了。抓我们的人那叫什么解放军啦?

当时一冶干校除了整人的人就是挨整的人，参加造反派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还有“历史问题”的、成分不好的、出身不好的，等等。还有许多是被当权者排挤的“臭”知识分子。一个军代表在大会主席台上说:“你们有知识，有什么知识?你们回头看看你们走的几步道，歪歪扭扭的!”

三天后，我回到干校，好事的人就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把事情经过一讲，干校就炸开了锅，干校的军代表借口不来了，也不管事了，干校的受压迫者和牛鬼蛇神得到解放了。没有了解放军，大家就“解放”了啊!

不久，我从干校回到武汉，当权者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将我从一冶机关排挤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调度室搞业务工作。当时一冶的许多基层单位不敢接收我，怕我来了不好领导。新调到一冶工作的高晓声，出任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党委书记，他主动要我到工业安装公司去工作。后来我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一起干出了批林批孔中基层党委在全省带头上街造反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1972年省革委会计划分批办学习班，地点设在武昌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没有通知我，让我“逍遥法外”。

1973年12月，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曾思玉离开他统治了6年半的湖北、武汉。直到临走，他也没有停止整

“五一六”。他是在武汉借清查“五一六”整造反派的罪魁祸首。他和刘丰领导的武汉警司领导方铭、张昭剑都是假支左，都是镇压武汉造反派的打手。我在1968年写给武汉警司的《最后通牒》大方向没有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行”。我指出警司中有挑动钢、新两派武斗的黑手，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曾思玉、刘丰在湖北武汉大搞清查并不存在的反革命“五一六”组织，他们整死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致残了多少人?这是一笔笔的血债啊!是他们，破坏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他们一伙，破坏了武汉的生产和安定团结。现在不是有人把文革中破坏生产和安定团结的责任，统

统说成是造反派干的吗?真是奇谈怪论!

1973年6月，省总工会成立。为了欺骗造反派，当权者又搞了一个花样，将我拉进了湖北省总工会，当上了省总工会委员，闭幕时还让我上了主席台。这大概就表示我被他们整了几年的“问题”搞清楚了。

在此之前，我在一冶工会成立时，通过“选举”成为“副主任”。当权者把我从“牛棚”里拉出来，给我“落实”政策。只是他们一时的政治需要。

我“当选”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

1973年6月23日至27日，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这是文革开始以来首次恢复的工会组织，我“当选”为第四届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此事事前我完全不知内情，完全是上面安排的。首先，在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召开职工大会时，大会主持人宣读了工业安装公司党委的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我被“当选”为新成立的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工会副主席;第二个决定是出席一冶工会成立大会的工业安装公司工会代表有曹承义等人。过了几天，召开了一冶工会成立大会，又是经党委决定，我又“当选”为一冶工会副主任和一冶出席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一冶工会主任的是一冶处级干部翟洪河。过了几天，由翟主任带队，一冶大约十名代表到省里参加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大会开了5天，其中一个程序就是民主选举省总工会委员。大会发给每名代表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我的名字。关于我的家庭出身，候选人名单上印的是“资本家未定”。记得还有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也是“资本家未定”，此人是原省委组织部长沈因洛。

翟主任在我们一冶分组讨论会上说:“很早以前省委就成立了一个省总工会筹备组，筹备组根据全省情况，将委员名额分配到各地、市、县，分配给我们一冶一个名额。一冶根据省里安排，报上了曹承义。他的家庭出身属于‘成分未定’，但这并不影响他‘当选’湖北省总工会的代表，曹承义在一冶，大家还是非常了解他的，他现在已经是我们一冶公司工会副主席了，因此被选进省总工会，大家也应该知道这是上级的安排。今天上午，省总工会筹备组已经召开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希望我们回到各单位先预选一下，如能通过这个名单就好，如果不能通过，叫我们再做工作。”就这样，我被本单位的民主选举一致通过。这个“民主程序”有如下特点:

其一，凡是经层层选上来的代表，都是领导信得过的“好同志”，有的是“劳模”，有的是骨干，来开会的都是按照领导意图进行的。

其二，凡是来开会的，包括我在内，一定会吃得好、住得好。

其三，既然都是领导安排来的，领导信任的，代表们心里都是美滋滋的，哪有来了不听话的?

大会最后一天，就是全体代表按湖北省委确定的名单“民主”选举。候选名单全部顺利通过!大会胜利结束，我成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夏邦银、朱鸿霞、平毅、胡厚民、潘洪斌、邓金福等造反派头头成为省总工会的副主任。这也是从1968年年底我挨整4年多以来再次重返政治舞台，它标志着我在文革中的政治地位有了一定的好转。

张体学临终时说:对造反派头头要落实政策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湖北造反派的产业工人代表夏邦银、董明会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谢望春¹⁴⁵再次当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十大闭幕没几天，张体学因病在北京逝世，朱鸿霞等湖北造反派头头还参加了中央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

张体学临终时对夏邦银、董明会讲，对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要落实政策。其中说到，湖北对彭勋、曹承义二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并希望湖北、武汉的领导把湖北、武汉造反派落实政策的问题解决好，把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董明会回汉后，派小车把我和曹佩贤接到他在市委的办公室，传达了张体学的临终讲话。

军区三办——专整造反派的特务组织

军区三办，即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1967年底成立，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撤销。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往死里整造反派，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具体收集、伪造罪证，其源概出于军区三办。

军区三办和我有接触的是徐键和朱璋，他们刚和我们认识的时候，并不说他们是军区三办的人，而自称是曾、刘首长办公室的人。我因事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过一次，但未见到他们。地址是在武昌洪山的武汉军区招待所。招待所进大门右侧有几排平房，军区三办大约在第三排。徐键见到我一贯是笑容满面的。朱璋见到我则比较冷淡，总是漫不经心的，好像他没有什么重要事情要找你，也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我们的情况。朱璋还经常找一冶其他头头一起玩玩，聊聊天，其实就是为了收集情报。有一次，朱璋打电话到一冶总调度室，找到我，说想见见我。我知道他多次来一冶都没有找过我，而是找其他人，我在电话中对他说:“你不是朱璋，朱璋是不会来找我的。”朱璋急了，忙说:“我是朱璋，你来了就知道了。”

1974年春天，傅廉等人抢军区三办的黑材料，就是到洪山武汉军区招待所去抢的。毛主席曾指示:武汉军区整“五一六”搞过了一点。傅廉等人抢到的黑材料，就是军区三办整的造反派“五一六”、“北决扬”的黑材料，曾思玉曾经在这些材料上批示:“等待适当的时机，对这些人要处以极刑。”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孔庆德也有类似的批示。抢军区三办的黑材料这件事在文革结束后成为傅廉等人的罪行，以抢夺国家军事机密的罪名，把这次参加抢黑材料的人每人至少判了4年徒刑。

“批林批孔”运动和“一冶党委造反”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指示。《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1973年国庆前后，武汉掀起了“反潮流”运动，这一回冲锋在前的是聂年生¹⁴⁶、王华珍¹⁴⁷、谢妙福¹⁴⁸等人，他们从街头演讲和汉口江汉路水塔民主墙大字报阵地开始，举起了“反潮流”的大旗。革命群众又一次运用“四大”武器，走上街头演讲，张贴大字报，示威游行，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和几年来利用“清理阶级队伍”、“两清一批”(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批判极左思潮)残酷镇压他们的当权派作坚决的斗争，希望讨回公道。

一冶有郭贤臣¹⁴⁹和唐反修¹⁵⁰等人参加了在武钢一冶的“反潮流”活动。我当时和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党委书记高晓声关系处理得很好，原来一直揪住我不放的7252部队和0128部队的支左、军管人员此时都离开了一冶，我又刚刚被当选为省工会委员，没有了多年来挨整的压力，所以我一心一意地在上班，没有参加“反潮流”运动。只是很关心社会上这方面的进展。

一次，党委书记高晓声要我在党委主持的大会上就“反潮流”发表意见，我在大会上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革命造反派就是要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坚持‘反潮流’。在本单位已经成立了党委的情况下，我们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发扬‘反潮流’精神，投入‘反潮流’斗争。”我的讲话被党委上报到省里，省总工会第六期简报刊登了我的讲话全文，发到全省。省领导当时是反对造反派脱离生产上街搞“反潮流”的。

我也尽力做好郭贤臣、唐反修等反潮流派与一冶当权派之间的协调工作，我还主动向他们提供文具纸张等物品，他们也向我表示:“你还是我们的头头，还是应该像以前一样领着我们一起搞，不要光去当官。”

一冶根据湖北省委抓工业的书记赵修的安排，通知我以一冶工会副主任的身份，参加赵修主持召开的武钢、一冶领导干部和主要造反派头头参加的会议。党委还将我从一冶工业安装公司抽调到一冶公司工会上班，参加一冶公司党委扩大会和批林批孔运动。从这时，省委领导开始口头上讲要正确对待造反派了。

1974年3月31日，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刚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¹⁵¹、政委王六生¹⁵²主动约见了全省数十名造反派主要头头。这次约见，最先接到通知的是我和彭勋，由我们分头通知其他头头参加这次接见。当时，钢新两派分别组织人员查抄了军区三办和中共武汉市委的“两清一批”的黑材料。在军区首长接见时，沈复礼、彭勋代表武汉造反派讲话，表示我们查抄“两清一批”黑材料是革命行动。曾思玉、刘丰在武汉主政期间，整了我们很多黑材料，整死、整残、逼疯了很多人。他们用大量事实、控诉了原武汉军区林彪死党曾、刘一伙的罪行。在发言中，他们还表示，热烈欢迎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人，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杨得志司令员和王六生政委表示他们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和革命群众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他们按照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使我们大受鼓舞。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友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中共湖北省委在1967年初瘫痪，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恢复。湖北省委恢复以来，一直在曾思玉、刘丰把持下，以整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能事。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中，三位一冶造反派头头——我和一冶革委会副主任王雨波、工会副主任李诗波同心协力，在一冶掀起新的运动高潮。党委书记徐扬见运动来临，就住进了医院。文革中的当权派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运动。由我们带头做林维、董书立、胡德安等一冶主要党委成员的工作，他们在省委书记赵修的支持下，陪着我们三人，参加一冶及各基层单位党委组织的批林批孔报告会，由我在各级会议上进行批林批孔的发动工作。我和王雨波、李诗波晚上还经常到红钢城百货大楼前街头的广场进行公开演讲，武钢和青山地区的干部、工人群众都自发前来听演讲报告，点燃了整个青山地区批林批孔运动的烈火。

一冶党委还让我们参加一冶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我们用毛主席文革以来一贯的教导，启发一冶两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造反;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基层党委造反;基层党组织出了修正主义，党员、群众造反。在省委赵修书记的影响下，一冶党委走上街头造反游行。几十辆高举“一冶党委造反”大旗的汽车冲向武汉三镇街头、冲向省委，向省委发出了造反信，创造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新气象。连续几天，带动武汉三镇许多单位的党委先后上了街，纷纷表态，否定前几年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路线，支持造反派提出的河南经验:“放、平、补、提、纳”。放，即放出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平，即为打成“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派成员平反;补，即补台，让造反派头头进领导班子;提，即将造反派中的优秀的积极分子提干;纳，即“纳新”，就是让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一冶党委成员为什么要走向街头造反呢?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一是省委主要领导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形势是大势所趋，不会犯很大的错误。二是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争取主动，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是在文革运动搞“三支两军”的军代表当政时期干的，与刚恢复成立的党委无关;再说这次运动造反派的矛头也不是对着党委来的，如果坚持与之对立，这把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三是批林批孔运动与1967年的“一月夺权”不同，造反派头头无非是想要“放、平、补、提、纳”，而这一切的主导权还在党委领导下，并不是要把党委推倒重来。

在一冶党委上街造反的那一天，当我们的造反车队出发前，一冶党委副书记胡德安主动抢在我的前面，坐上了一辆吉普指挥车，他要上车参加上街造反游行。我拿着盖了一冶党委鲜红公章的《一冶党委致省委的造反公开信》，走到他身边，低声附着他的耳朵说:“你就不要去了，留在家里主持工作。还是由我到省委去送信吧。万一将来有反复，还是由我来顶着。免得将来找你的麻烦。”胡德安那天就没有上车，因为我吸取了以前走资派“揪黑手”的教训。批林批孔运动降温以后，参加了一冶党委上街造反的林维、董书立、胡德安等人并未受到省委的追究。1976年，这三人都是积极支持“转弯子”的干部，这是我们注意在运动中保护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的结果。胡德安这位老干部至今健在。相隔30多年后，每次见到了我都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不放。这是一个坚定、正直的老共产党员啊!

批林批孔运动时，一冶党委成员陪着我到一冶约十来个县、团级公司作形势报告。我大讲特讲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意义，大讲特讲林彪及其在湖北的同伙开历史的倒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会场鸦雀无声。当我讲到精彩处，全场掌声雷动，造反派群众扬眉吐气，产生了群情激昂的宣传效果。1974年春天，在武汉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期间，我被一冶党委正式调动到一冶“落实政策办公室”当副主任，我多次向一冶党委负责人做工作，抓紧解决了一冶造反派头头熊大武、李开健、黄维生等人被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一冶党委及时作出了平反决定。1969年10月到1970年6月我到中央学习班时期，一冶军代表在一冶三中办了100多名造反派头头的“五不准”学习班，长期关押，隔离审查，逼迫这些人承认自己填表参加了“五一六”组织，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这些人每人都有一笔血泪账，这都是曾思玉、刘丰等人欠下的一笔笔血债。一冶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也获得了平反。

经过我请示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¹⁵³获得批准，我代表一冶公司到新生砖瓦厂探望了在那里服刑的“反革命分子”徐正全。我在狱中会见徐正全时，仅对他讲了一句话:“我现在是一冶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副主任，你要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徐正全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造反派头头，当然知道我要传达的信息。徐正全因下面的人打人致死人命一案，被当权派故意错判重判为死缓。那时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在一冶党委领导下公开进行的。我的愿望是想排除派性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分清徐正全个人的责任，力争重新处理这一运动中发生的刑事案件，争取能对其改判。但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后期，此事毫无进展，不了了之。监狱还加重了对他的打压，对他的监管还严了一些，这是由于我去探监造成的。徐正全服刑22年后刑满出狱后我们相见，我表示非常抱歉，当年我没有能力营救他，使他遭了罪。徐正全说:“算不了什么，我只是七亿人中的一分子，我受得了。”这是一个对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无怨无悔的钢铁硬汉。我这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只干了几天，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就结束了。

1974年下半年，我们要求的“放、平、补、提、纳”五字中的“放”字在一冶还未落实，“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补”、“提”、“纳”还未起步，刚刚热闹了一阵，批林批孔运动转入“深入持久”发展以后，运动就很快冷了下来。这一回合的斗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又失败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个新的花招，将省、市一部分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工作调离。不仅不搞“补”、“提”、“纳”，而是叫造反派“滚”。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对我这个非党员的干部也发了红头文件，调动我到湖北省黄石市铜录山附近一个省冶金建设公司去工作，甚至不派人找我谈话，仅由一冶的基层领导干部将文件发到我的手里。我接到省委组织部文件以后，采取回到家里不上班也不去黄石报到的办法，对省委组织部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当时傅廉被调到宜昌工作，彭勋也被调离湖北大学，调到地、县挂职锻炼的还有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等人。

邓小平向毛主席、党中央多次表示自己“永不翻案”，请求保留党籍，为党做一点“抄抄写写”的工作，骗取了毛主席的信任，这才得以复出。但邓小平复出后，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大搞“整顿”，批派性，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反对文化大革命，完全证明其“永不翻案”是一个骗局。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在文革中建成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即使要生产一个铁制的饭盒，原材料也必须从国外进口。1978年，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投产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国终于可以用自己生产的钢材来制造老百姓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

1974年，中国为了改变钢铁生产停留在傻大黑粗的落后面貌，决定成套引进并开始筹建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这项工程采用西德和日本的先进钢铁生产设备和技术，该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热轧钢板300万吨、冷轧薄钢板100万吨、冷轧硅钢片7万吨，全部采用国外70年代最新技术，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其中热轧和硅钢厂由日本引进，冷轧厂和连铸车间由西德引进。一米七轧机系统工程的技术之新，当时在我国钢铁界是前所未有的。

一米七轧机冷轧厂工程由西德派专家来协助建设安装工程，一冶在1974年初就承担了国家冶金工业的重任——武钢一米七轧机冷轧厂的建设工程¹⁵⁴。武钢和一冶抽调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德语培训班。其中刘淇¹⁵⁵和一冶的高级工程师桂大庆是德语学习班的学员。我当时是一冶主管一米七轧机工程的主管技术员，是一冶现场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我在1955年17岁时在鞍山钢铁公司建设公司机装公司参加工作，1958年参加过鞍山钢铁公司冷轧厂的施工建设，主管该项目的全部管道安装施工和通风工程，是一冶当时唯一参与过冷轧厂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所以，1965年我就被选拔参加武钢一米七轧机建设指挥部工作。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虽然是1974年才从西德和日本引进的项目，但在文革前的1965年就已经开始搞“三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做工程施工的准备工作。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外围工程——武钢12号水泵站，是为轧钢厂供水的配套系统，1965年底开始施工，是我主管的工程项目。有一次下暴雨，淹没了已挖了很深的坑的施工现场。我跳进全是泥浆的水坑，和工人一起抽掉积水，被公司领导看到。由于我踏实肯干，1965年被施工处评为一冶先进工作者。这个重点工程在文革中并没有如后来诬陷造反派者所说的“遭到严重破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继续按原施工计划进行。在被走资派诬蔑为“重灾区”的一冶广大革命干部和造反派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工程进展顺利，按期优质完成了施工、安装任务，开创了我国自己生产薄板的新纪元。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冷轧厂、热轧厂工程能胜利按期完工，高质量建成投产，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成果，充分说明一冶工人阶级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没有了“管、卡、压”，也没有物质刺激，在当权派基本靠边站、领导瘫痪的情况下，在革命造反派的主持下，仍然可以创造人间奇迹。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献身精神，没有艰苦的努力，这一成绩绝不会从天而降。这是对走资派诬蔑文化大革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力回击。武钢生产的冷、热轧卷板至今仍是广大工人的铁饭碗，还在惠及我国的各项工业建设。

打响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一枪

一冶基层的广大产业工人在与湖北、武汉的走资派作斗争时，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正如朱鸿霞所说:“一冶是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1976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和刚刚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传达了一个信息，毛主席、党中央将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柳汉昌及工人老韩、老罗等人都主动找我畅谈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党中央新精神的体会以及如何在湖北贯彻落实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指示。柳汉昌是一冶一流的电焊工，还是《新一冶》报上有名的工人版画家，他有很多幅美术作品发表在《一冶工人报》和《冶金报》上，他的字也写得很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又红又专的人才。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再加上他文革参加了造反，所以文革中在单位饱受歧视和打击。但他从不消沉气馁，是一名义无反顾的造反派骨干分子。我在文革中，始终得到像柳汉昌那样一大批基层工人的全力支持和信赖，这是我在文革中欲罢不能、认准了和党内走资派对着干就永不回头的动力和信念的重要源泉。

1976年的春节刚刚过去，2月4日或5日，春寒料峭，经过文革以来政治上的多次较量反复，特别是1975年的“整顿”、批“坏头头”和“资产阶级派性”，广大群众又一次陷入政治寒流中，政治气氛一片萧杀。住在武昌昙华林的一位同事邀请了我和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几位同事，还有原武汉新一中的几位同学，其中有一位是一中毕业、文革中在清华大学参加造反派的同学，到他们家去吃饭，并畅谈形势。大家谈了各自对全国形势的看法，都感到自从1975年邓小平上台搞整顿以来，自上而下的政治谣言满天飞，否定文革的现象非常严重，都认为一场大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

这天中午，我和主人又约请了胡厚民、李想玉等人一起前来吃饭、饮酒，畅谈怎样迎接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

我的这位同事家住在武昌蛇山的山坡上，一条背街的小巷里，有十几栋依山而建的老式砖瓦平房，同事家在小巷的最深处。进入小巷，有两扇大木门把关，进了这两扇大木门才能进入巷子里。同事家距大木门有50米开外，只要有人进巷中来，我们远远地就能看到。此处距离武昌区闹市司门口和黄鹤楼不远，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安全地带。我们还相互开玩笑，说这是武汉市最安全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必选的藏身之地。如果有人想来此抓人，等他敲开大门，他要抓的人早就从后门跑上蛇山了。

在这次聚会中，我提出一冶造反派要按照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的党中央精神，草拟一份口号报，贴在汉口水塔大字报墙上、武昌司门口长江大桥下、青山红钢城和汉阳钟家村的京汉铁路桥下，这些地方都是武汉三镇最繁华、大字报贴出去影响最大的地方。我们受毛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的鼓舞，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打击挨整，再一次向党内资产阶级冲锋陷阵，投入到“天地翻覆”的伟大斗争中。

口号报的内容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长江万古流，百折不回头!”“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等七八条标语口号。落款署名“一冶革命群众”(当时群众组织已经取消)。

口号报拟好以后，当天晚上，柳汉昌和工人老韩师傅用他们刚劲有力、十分漂亮的毛笔字将口号报抄写成几张大字报，我们几人分头熬了一个通宵，将大字报分别贴到了汉口、武昌、青山和汉阳的闹市区。

次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立即打电话给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告诉他们:“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枪我们已经打响了!”

为了不使“一冶革命群众”和老曹等人孤军作战，原新一中几位学生连夜在汉口水塔大字报墙贴出几篇高质量的、有理论分析、有鼓动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进行呼应，署名为“尤勇”，意即“虽九死一生，犹有余勇”;因为群众组织早已解散，更有“散兵游勇”之意。原一中同学的大字报也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湖北、武汉地区文革新一轮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反击右倾翻案风担任第一线总指挥

1976年来临之际，毛主席、党中央开始了对邓小平的公开批判。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传达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

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1976年，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公开批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从农历的正月初一到初十，我们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串联在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大约是正月初三那一天，我骑摩托车，带上市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¹⁵⁶到汉口存留巷傅廉家聚餐。已经到达的有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还有郑峰¹⁵⁷、吴焱金、李想玉、潘宏斌¹⁵⁸、彭勋等人。这一天，根据新一年的“元旦社论”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决心“重上井冈山”，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建立统一行动的指挥部，促进省、市领导“转弯子”，钢、新两派头头空前大团结。

我、傅廉和彭勋都是属于省里领导人要我们“滚”出武汉的造反派头头。胡厚民说:“还有沈复礼也是被叫‘滚’的对象，你们看由谁去把他请来?”胡厚民接着说:“我看彭老师(彭勋)和曹承义去请最好。”因胡厚民考虑到由夏、朱、胡三人去请沈复礼出山，恐怕他家里的人反对。于是确定了彭勋和我去武汉锅炉厂请出沈复礼参加运动。沈复礼在钢工总威信极高。彭勋和我连续几次到他家中去看望他，沈复礼很爽快地答应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沈复礼是我们这次联合行动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之一。

胡厚民这一天反复拿“滚”字做文章，他说:“当权派把我们这些人从革委会赶出去，现在，毛主席说话了，他们就很被动了。现在，中央叫他们‘转弯子’，就是把省里叫‘滚’出去的人请回来。”

由彭勋和我去请出沈复礼出山后，造反派头头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即由夏邦银、谢望春两位中央委员牵头，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顾建棠共七人组成领导班子，胡厚民、顾建棠、聂年生、彭勋、沈复礼、曹承义等6人组成参谋组，胡厚民为参谋组长。我担任第一线总指挥，指挥上街写大字报、刷大标语、组织群众游行等具体活动。用赵修1977年批判造反派在1976年活动时概括的几句话说，叫做“夏(邦银)、谢(望春)的旗帜，朱(鸿霞)、吴(焱金)的牌子，胡(厚民)、顾(建棠)、彭(勋)的点子”。

胡厚民在主持我们参谋班子会议时说:“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转弯子。那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们认为文革搞错了，搞过了头，他们应该从反对文革的立场上转到拥护文革的立场上来。”“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毛泽东思想，‘走资派还在走’就是毛泽东思想。”“抓坏人、抓坏头头，大方向完全错了。抓‘走资派’，抓‘就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大方向就对了。这就叫‘转弯子’。”这些讲话内容，也是我们几个人在街头向群众反复宣传、演讲的内容。

我们第一个统一行动就是致省、市革委会领导人的公开信，公开信结尾签名，九届、十届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排在前面，接着就是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中的造反派头头，共22人。前后共写了三封公开信，将湖北、武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当时由林子忠和我多次去游说张立国参加联合行动，林子忠对张立国说，这次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钢头新兵”(意思是钢派头头领着新派的群众干)，不管你参加不参加，将来挨整也是都有份，造反派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张立国一听有理，答应了我们，公开信白天在武昌司门口用大字报张贴出来，张立国晚上叫张继良(武重技校新派头头，外号小胖子)跑腿，搭了一个梯子，偷偷地将“公开信”中他的姓名涂掉。

这三封“公开信”迅速地传遍全省、全市，广大群众应声而起，武汉三镇的造反派又发动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组织了武汉三镇几个重大行动，由胡厚民、吴焱金、彭勋和我等人先后在建工局礼堂、红钢城、武昌中华路、汉口武胜路等地集会演说。我在一冶发动群众，很快得到大量产业工人的支持。

胡厚民说:转弯子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

1976年春节刚过，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的大批干部和工人从四川渡口市调来武汉，参加武钢热轧厂的工程建设。我在一冶第二招待所见到了我在武昌钢铁工业学校的老同学郑流川¹⁵⁹。郑流川文革前是十九冶五公司技术员，文革中是十九冶造反派头头、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他是冶金部安排到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指挥部工作的，进入了领导班子，有职有权。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紫阳¹⁶⁰向全省作了“转弯子”的讲话以后，十九冶就从组织上解决了问题，将造反派头头全部“纳新”、提干，进入了领导班子，罗克仁任十九冶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袁家根任党委组织部长，刘双勤任施工处处长，方和会任技术处处长。这几个人都同时调到武钢建设施工工地。我与刘双勤以前就是老熟人，其他人经郑流川、刘双勤介绍，我们都一见如故。他们将赵紫阳在四川“转弯子”的讲话稿交给了我。

我将赵紫阳的讲话稿交给了夏、朱、胡等头头，大家学习了赵紫阳的讲话和十九冶的经验，明确了目标，要求赵辛初¹⁶¹能迈出“转弯子”的第一步，首先达到赵紫阳“转弯子”的水平。胡厚民在我们湖北造反派主要头头的碰头会上，用他的习惯性动作，右手握拳，向伸开的左手手掌猛然一击，然后用右手食指点几下，说:“造反派头头一定要进班子，要有职有权，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抓住不放的主要问题。1976年5月份，我们在一冶招待所举辧了全省造反派主要头头参加的三天学习班，重点就是由我介绍赵紫阳“转弯子”的讲话精神和十九冶从组织上解决问题的经验。不久，赵辛初接见了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的群众组织成员，他明确表态，凡是过去省里、各单位革委会赶走的同志，要一律请回来。这是他对“转弯子”的一个表态，也是省委的决定。

1976年8月份，《长江日报》总编邓国栋和记者王军为了推动湖北的运动，经我从中联系介绍，专门采访了十九冶的郑流川同志和十九冶党委领导班子，并予以报道。

这期间，胡厚民、吴焱金、彭勋和我等人组成报告团，反复上街、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发动群众。胡厚民还提出，每星期我们都要研究出最新的口号，满街刷标语，让群众知道我们的具体目标。我在这一段时间和胡厚民配合得很默契，也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战斗力。我和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在1974年到1976年里合作得非常好，过去的钢派、新派头头之间已经完全没有距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胡厚民密切配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1976年9月份胡厚民都坚持要让夏邦银和谢望春进省委组织部，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解决好全省造反派进领导班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省、市革委会成员，是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的，曾思玉、刘丰等诬陷我们是“五一六”、“北决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以后，叫我们全部“滚”出了各级革委会。现在，我们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再“滚”回来，究竟是谁“篡党夺权”不是很清楚了吗?

促进省委转弯子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公开信

促进省委转弯子的大标语、行动口号，都是由胡厚民组织，彭勋提出，由参谋班子讨论商定的，并做到了每星期有新的出现。聂年生参加过一次参谋组的会议就不肯来了。胡厚民说，我们一定要研究出好记、好懂的口号，让所有群众知道，好统一行动。如果我们不能明确提出新的口号，群众的认识就不能统一，搞不清运动的重点。我们每个星期研究决定并用大标语传达下去，全市的造反派就知道这一星期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应该做什么。胡厚民有很丰富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使全市造反派能形成一个整体。如当时提出指导思想是:“上促下改，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如当时的战斗口号是:“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比如“快转弯，转好弯，诚诚恳恳作检讨!”就是批邓中的核心问题。

那时，我们一冶有一个活跃在全市的贴大字报、刷标语的战斗小组，并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极强的战斗力。我带领一汽车造反派工人活跃在全市，一夜之间，就可以使全市街头的大字报、大标语焕然一新。不管白天黑夜，这个战斗小组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全身有使不完的劲。例如长江大桥武昌桥头，每次要写上很大的标语，每次更换标语的难度都很大。战斗小组要爬很高的坡，每次换上的新标语都非常醒目，效果极好。再如贴在水塔版上的大字报，每次的内容观点鲜明，文笔又好。大字报的字也写得好，好像是美工人员的作品，气势很大，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水塔是武汉最繁华的地段，无论白天晚上，每天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有的大字报内容还被传抄到全省许多市、县，影响极大。如我写的大字报《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评赵辛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几乎家喻户晓，一直传到全省各县、市。有一天，省委书记赵修、宋侃夫¹⁶²问我“:这篇大字报是你写的吗?”“你对全省的具体情况很了解。”

1980年1月20日，这篇文化大革命时期写的大字报，竟成了法院一审判决我的“罪行”之一。经上诉后，二审法院不得不取消了这一所谓的“罪行”，但还是维持了一审五年徒刑的原判，以解少数几个人的刻骨仇恨。这是封建社会才有的文字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允许的，还被写进了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写大字报也犯法?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这是封建专制社会才会有的独裁统治。共产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法官?

在胡厚民、彭勋和我等人的组织下，我们把武汉三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造起来了。每一轮新的全市统一的口号、大字报，大都由彭勋提出初稿，由胡厚民召集“参谋组”在一起讨论、定稿，每次的改动以胡厚民意见为主，定稿后经决策班子同意，由我带宣传车和造反派骨干人员，连夜贴满武汉三镇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1976年3月初，我就在一冶成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领导班子，在一冶设立了运动办公室，在一冶会议室公开办公，大得民心。3月9日，我带领造反派向正在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送去了造反派头头致省委的“公开信”。

3月19日，我和吴正斌¹⁶³等人带领造反派近百人，在省委机关约见了省委领导人韩宁夫。韩宁夫开始态度还比较收敛，愿意和群众见面。但在听取造反派头头反映意见时，他见到人群中有一妇女敖安秀¹⁶⁴，就低声对我说:“你们怎么把反革命家属也拉来了?”态度就较为反感了。

韩宁夫所称“反革命家属”敖安秀的丈夫名叫陈长根，1932年生，1963年至1965年因投机倒把罪被法院判处劳教两年，在劳教中，陈长根主动交代出法院未掌握的在劳教前曾倒卖手套获利8000元的事实。文革前，陈长根到武钢炼钢厂当合同工，文革中参加造反派九一三。“一打三反”运动中，陈长根被重新收监关押。因武钢出了一次煤气管道爆炸事故，严重烧伤9人，需植皮治疗。1971年7月30日，陈长根被以“投机倒把”罪名和其他11名犯人同时“枪毙”。据知情人揭发，在开完宣判大会后，犯人被麻醉后活体移植皮肤。敖安秀不服，那天也挤进会场，想挤到韩宁夫面前，为丈夫申诉翻案。文革结束后，陈长根一案经核查确属错案，当权者为其丈夫进行了改判。1985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武公军(71)316号刑事判决书，陈长根属于错杀。敖安秀后来还当上了武汉市工商联文化产业商会海外联络办公室主任。

这一天到省委机关约见省委领导人的活动，后来被歪曲成我“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负责同志”，写进了判我有罪的判决书，成为我的又一条“罪行”。

第二天，即3月20日，有一个参加“冲击省委机关”的姓戴的人自作决定，到武昌水果湖13号楼省委第一招待所，拿到了全部房间的钥匙，安排人员住下和办公。这也构成了我的“破坏社会秩序罪”，后来也成了我被判刑的“罪行”之一。

4月4日至4月7日四天，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一冶召开结合到省、市革委会造反派头头的“二委”会议，到会约30人左右，商讨推进省、市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于我们在一冶有深厚的干部、群众基础，在一冶第二招待所，有条件可供开会、吃饭和住宿，有宣传车、广播器材和充足的文具纸张供应，还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报纸和宣传品，为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后勤物质条件，所以，1976年的一冶成为湖北、武汉造反派的大后方和革命根据地。

赵辛初、韩宁夫在武胜路口万人大会上表态

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央处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正值“二委”会在一冶召开，我们全体开会人员在一起收听了广播。收听广播后，夏邦银、谢望春接到省委通知，立即赶去参加省委、省革委会的紧急扩大会议会议。我们立即组织群众上街，将全市街头的标语口号换新:“坚决拥护党中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怎么被说成有“罪”?

邓小平下台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湖北省委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转弯子”(所谓“转弯子”，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各级党、政机关安排造反派头头补台任职)。但赵辛初步子很慢，他虽然没有陈再道、曾思玉镇压造反派的那股狂热劲，但是要“慢慢来”，以免“脱离群众”。

湖北、武汉造反派写出报告，向党中央汇报湖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发生后，4月8日中午，造反派为促省委“转弯子”，在武汉市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大门口，召开了街头的群众万人大会。这一天的大会由吴焱金主持。我们将省委书记赵辛初、韩宁夫请上大会主席台。赵辛初、韩宁夫先后按当时党中央的调子表了态，表示要尽快召开省委会议，认真“转弯子”。当时，有几个省委工作人员很担心现场的秩序混乱，会危及书记们的人身安全。后来在我们这些造反派头头的安排下，赵辛初、韩宁夫等书记们安全地回到了省委机关大院。赵辛初、韩宁夫等很佩服造反派头头的组织能力。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对促进省委领导转弯子很有帮助。

我们按毛主席、党中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部署，就是这样促进省、市领导人“转弯子”的。这与“四人帮”有何干系?把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成是我们参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并以此罪名给我们定罪。历史本身只有一个真相。歪曲历史真相的人，是为了掩盖自己见不得人的真实意图。

面见赵紫阳了解四川“转弯子”的情况

我住在红钢城，离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张华的住地武昌杨园不远，我经常去张华家玩。张华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河南省滑县工作，当年在滑县和他一起工作的有纪登奎¹⁶⁵和赵紫阳。当时在武汉市流传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四川省委的“转弯子”讲话。我和任四川渡口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郑流川是老同学，当时十九冶的领导班子都来到武汉参加武钢热轧厂的建设工作，我想利用这些关系去见见赵紫阳，请赵紫阳向中央转交湖北、武汉造反派的汇报信。经过与张华商量，张华为我写了推荐信，交给我。我在1976年5月1日前后，与罗克仁一道，从武汉乘飞机到达成都。

蔡协斌¹⁶⁶带我进入四川省委大院。这天中午，我一眼见到正在院中散步的赵紫阳，我大步走上前去，喊了一声“老赵”。警卫士兵前来阻拦，我举着手中的信，又喊了一声“老赵”。赵紫阳已看清楚站在我身边的蔡协斌，立即向我们走了过来，制止了卫兵的阻拦，走到我面前。我双手递上信，和赵紫阳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北造反派曹承义，这里有一封张华同志给您的信，我是送信来的。赵紫阳接过了信，赵紫阳的夫人老梁也走了过来，我向老梁点头致意，并亲切地叫了一声“老梁，您好!”赵紫阳的秘书也跟了过来，他穿着一身军装，30多岁，个子较高，站在一旁，对人很有礼貌，他不知我是何方神圣，也不知我送来是一封什么信，只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

赵紫阳看到是张华写来的信，对他的秘书和蔡协斌说:你们安排他去休息，我先看看信。就和我握手告别。我被赵紫阳的秘书安排住进了省委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我无事，就去游游览成都的名胜古迹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下午五点左右回到省委招待所，赵紫阳的秘书已在省委招待所等候我。他立即带我去省委一个小会议室。晚上约七点钟左右，赵紫阳到来，与我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赵紫阳的秘书没插话，只在一旁做记录。

赵:你坐。(秘书给我倒了茶)

曹:赵书记您好!

赵:你从武汉来，你是党员吗?

曹:我是团员，我还不是党员。我想入党，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入党的事停了下来。另外，现在造反派入党还不那么容易。

赵:这是全国共性的问题。

曹:是的。

赵:你这次来，带来了张华的信。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身体现在还好吗?

曹:他现在很好，我们最近经常见面。

赵:你们要向中央汇报湖北运动的情况，要我向中央转交你们的材料，这我可以代办。向中央交汇报材料，这是党中央允许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机要办公室帮你们把材料转交上去。

曹:非常感谢赵书记，非常感谢!

赵:我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时和你们湖北的一个中央委员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曹:那是夏邦银。

赵摇头。

曹:那就是董明会。

赵点头。

曹:紫阳同志到过湖北没有?我们武汉有一个紫阳公园，里面还有个紫阳湖......

赵:我们省委大院比较小。

曹:我们的省委大院很大。赵书记去过吗?

赵:没进去过，湖北倒是去过。

曹:我们武汉造反派把赵书记在四川省委的讲话抄成了大字报，贴在武汉最热闹的地方，大家希望湖北省委也能向四川省委学习，转好弯子。

赵:你们对我的讲话反映怎样?

曹:我们认为很好，我们湖北省委能象您这样就好了。赵辛初转弯子不积极。

赵:赵辛初同志是不错的，我相信赵辛初会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好弯子的。

以上是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内容。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后，我还向赵紫阳谈了我们想向党中央汇报的内容:湖北省委“转弯子”调子比较低，步子很慢，跟不上中央的要求。而这几年湖北的曾思玉、刘丰借清查“五一六”，大整造反派。造反派已经基本上从革委会“滚”了出去。湖北造反派受压很深，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和迫害。赵紫阳说，相信湖北省委会按中央的部署，转好弯子。

最后，我主动提出:“赵书记你很忙，不能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今天就谈到这吧。”

赵紫阳说:“那好吧。”

赵紫阳站起来说:“那以后......”

我说:“今后有机会，我一定再来看您!”赵紫阳很友好地点

点头。赵书记将我送到会议室门口，非常亲切地向我挥手说再见。赵书记亲切的笑容，比我略高一点的身影，至今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他谈话语言流畅，反应敏捷，平易近人，有军人气质，给我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我至今还在怀念他。他确实具有领袖的气质。可惜我与他仅见过这一面，而不是“今后有机会”见面。当晚，我在省招待所详细地追记下我与赵紫阳的谈话。第二天我向赵紫阳的秘书告别。他帮我买了第二天由成都去重庆的火车票。

我到成都市轻工局的一个单位看了大字报。通过看大字报，我结识了这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我已记不起这人的姓名，是他帮我找到了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邓兴国。邓兴国听我介绍是武汉造反派头头，很兴奋，立即赶来见我，说他认识夏邦银。我说就是夏邦银派我来四川，了解四川运动情况的。邓兴国说，四川赵紫阳讲话后，有好有坏，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单位造反派力量强的，形势就好一些，多数地方阻力还很大。我没有对他讲见赵紫阳的情况，怕这事谈得不好，对武汉运动不利，要等我回汉向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汇报后才能外传。第二天，我到了重庆，又见了在武汉认识的学生造反派头头蔡三省。他向我介绍了重庆运动的情况。这天，我还抽空参观了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第三天，我乘船返回武汉。

回武汉后，我向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头头们详细汇报了见到赵紫阳的情况。经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同意，我很快将我追记的赵紫阳与我的谈话记录请人抄成大字报，传遍武汉三镇。后来，省委书记赵修、宋侃夫对我说:你和赵书记的谈话，我们看很符合赵紫阳的口气。这份追记的谈话记录用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追记的和赵紫阳书记谈话记录稿，在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我很不情愿地将它烧掉了。我一面将谈话记录往火中送，一面想这份记录应该保留下来才好。这一次幸好我不是找的“四人帮”中的某某人，如果我是去会见“四人帮”中的某个人，那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但是，在算账派看来，只要你造了反，无论你和“四人帮”有无来往，你肯定就是“四人帮”在湖北的黑爪牙，这是没有疑问的。

一冶党委班子的调整和赵辛初的“转弯子”

在这期间，赵辛初书记接见了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武汉造反派头头，我和沈复礼二人在接见后整理了“座谈纪要”。这天，正好一冶党委书记徐扬也被一冶造反派拉到省委，要徐扬当着省委领导的面作“转弯子”的表态。赵辛初对群众说:“徐扬同志身体不好，我去做工作，这么晚了，先让徐书记回去休息。”

徐扬这个人比较顽固，从不轻易表态，上级不表态他绝不会说话。运动初期，因一冶领导人中有人揭发他是叛徒，所以造反派对待他特别严厉，谁也不去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也不希望他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但是到了批林批孔前，省委又把他解放出来，还是让他当一冶党委书记。批林批孔开始后，他称病住进医院避风头，所以一冶的“党委造反”他没有参加。有一次，我听取他对运动的意见，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现在，人们说你们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也说我是不三不四的人。”这说明到了文革后期，他对造反派的认识还是有所转变的。文革结束后，徐扬也因受排挤离开了一冶，调到省计委任副主任，此后再也未得到提拔重用，离休后，年老体弱多病，到广东颐养天年。

5月份，我和省、市革委会成员包括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顾建棠等人在武昌杨园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召开会议，留下了一张集体照片，还有一次造反派头头在东湖开会后照的集体合影照片。这几张照片保留下来非常珍贵，这些照片在整造反派时都成为“篡党夺权”的重要的“罪证”。我在1977年清查前，由我12岁的儿子将这些照片转移交给了另一家人的小孩保存，防止被人抄家时销毁，结果害得这小孩的大人被隔离审查，被整了很长时间。

这年七八月份，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作了几次“转弯子”讲话，省委计划在全省落实造反派头头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一冶是冶金部在汉企业，是建设钢铁工业的大型施工队伍，是武汉地区产业工人大军的主力之一。我当时在一冶公司和武钢一米七轧钢厂建设指挥部的领导干部中做了大量工作。按党中央部署，省、市委当时正抓紧一冶党委班子的充实调整。冶金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当时代表冶金部，坐镇武汉抓武钢一米七轧钢厂建设指挥部的工作。李非平对一冶的情况很熟，通过一冶生产战线的许多领导，和我有较密切的接触，能耐心听取我有关一冶情况的汇报。我也单独向李非平汇报过自己对充实一冶党委班子的想法。我建议在党委班子中增加造反派头头、工人和干部。这些都是当时党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我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名单和建议，争取李非平的支持。

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黎智¹⁶⁷，也是我积极串联的对象。我多次到这位干部家中，提出对一冶党委调整的具体建议。他很满意，认为是完全可行的方案，有利于今后一冶的“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于武钢一米七轧钢厂工程建设。

省、市领导干部赵修和宋侃夫也主动通知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听取我关于一冶党委班子调整和一冶造反派头头补台的建议，他们两人耐心听了我一天的汇报，留我一起吃饭，气氛良好。赵修对我说，你的建议很好，也很好操作，阻力不大。他认为我工作能力很强，所提的建议对一冶有建设性意义。在一冶党委内部，我与林维、董书立、胡德安等领导干部，也基本达成共识。过了几天，张立国对我说，赵修告诉他:“这一回省委在一冶发现了一个人才。”

在1976年国庆之前召开的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我发言说，苏修的坦克能在布拉格(原捷克斯洛伐克首都)的广场上碾过，也存在着在天安门广场碾过的危险。毛主席叫我们搞革命“三结合”，就是要在你王克文这样的老干部身边安排一些造反派头头，让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反修防修。可是有些老干部不理解，动不动就叫我们滚。王克文听了连连点头。“转弯子”、“补台”，这一切都是在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要求下，在省、市委领导人的参加下，光明正大地进行的。后来这一切都被称为我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逝世后，所有和我共同参与这一切活动的省、市领导人都无事，只有我是“反革命”，是“野心家”。而可笑的是，在我提出的一冶党委调整的建议中，因我当时不是党员，在人员组成名单上，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虽然如此，那也是我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也叫“篡党夺权”。

在1976年9月9日前一天，正是赵辛初主持省委常委会，通过了“转弯子”的讲话，并通知9月9日上午在省委洪山大礼堂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布置在全省“转弯子”。毛主席逝世恰恰在这一天，省委于是取消了这次“转弯子”大会，没有宣布对湖北造反派头头的各项安排。历史的偶然性把他们参与“篡党夺权”的活动隐藏了起来。10月1日前，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在关山华中工学院以东山沟里的武汉打靶场主持召开了三天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在市革委会任委员、常委、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全部参加，王克文作了“转弯子”讲话，并对新的工作作了安排。毛主席一逝世，省、市委都不再按照毛主席在世时，由他们自己制定的计划工作了。我们这些将要被彻底弹压的造反派头头，被省、市委安排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就停止了一切“补台”计划。武汉市的追悼大会在中山公园对面武汉展览馆门前的广场进行。革命造反派失去了自己的靠山，很快就有人要置造反派于死地。背叛毛主席、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很快就到来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了他们公开的旗帜。

改朝换代了!胡厚民说，我们今后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老遗少。

10月，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造反派之间私下议论“右派政变”的言论，遭到严厉追查，被扣上“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帽子。据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讲，全国清查出来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的就有200多万人。赵辛初的转弯子刚刚开始，很快又转了回去。

1976年的10月底，毛主席逝世仅一个多月后，对造反派的全面镇压开始了。赵辛初在湖北召开广播大会，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夏、朱、胡等一伙。他们加入到王任重、陈再道、曾思玉十年一贯的反人民行列，十年一贯的镇压又开始了。尽管如此，赵辛初还是在高层的压力下，1976年11月16日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到1977年7月，赵辛初、赵修、姜一、王克文、宋侃夫、李衍授¹⁶⁸等都作为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都调离湖北，只有韩宁夫留下，成为与毛主席对着干的邓派人物。

1977年7月，陈丕显¹⁶⁹来到湖北，继续而且变本加厉地实行王任重、陈再道、曾思玉等人对造反派的十年镇压，只是这一次换了新的口号——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再也不是破产了的“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再也不是捕风捉影抓子虚乌有的

“五一六”、“北决扬”。据王克文的秘书说，陈丕显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讲，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王克文反驳道:“不能这么讲，钢工总的李洪荣¹⁷⁰就是劳模。”这一次的“五不准”学习班空前扩大，全省究竟抓了多少人，伤害了多少人，劳改了多少人，整死了多少人，永远不会告诉人们真相。据胡耀邦讲，在揭、批、查中，全国共审查了9000万人。他们这一次不是革自己的命，而是革老百姓的命，是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时，造了他们反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的命。这一次他们回来了，他们要反攻倒算、秋后算账。他们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盼望着这一天，他们早就在等待着毛主席逝世了。这次，还乡团真的回来了。

陈丕显来湖北主持工作后，一冶的徐扬曾与李非平约好，一同去见陈丕显。见面后，徐扬说李非平是曹承义的后台，陈丕显笑而不答。徐扬不知道陈丕显和李非平是老上下级关系，徐扬揪我的后台，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其实我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赵修和市委书记宋侃夫。可以这么说，当年我和张体学、赵修、宋侃夫、王克文、李非平等人，还有至今不愿交代出的其他领导人都有特别好的关系。在组建一冶党委班子时我是向各级领导提出建议，又不是向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提出建议，而仅仅只是向省、市委领导人提出建议方案，为什么我就成了“篡党夺权”的罪人，而和我一起商讨的人则不是“篡党夺权”了呢?这一切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为什么就不追查了呢?只有我一人是“反革命”并被抓进监狱，审判、判刑，而其他人全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呢?这就叫做“拨乱反正”了吗?这就叫做“实事求是”了吗?

受欺骗自投罗网被判刑

从“五不准学习班”逃走

1976年11月某日，我被一冶党委通知参加“五不准学习班”，即被非法关押起来。湖北省走资派十年一贯操纵、利用的一伙镇压造反派的打手们又轻装上阵了，他们打着“工农兵”¹⁷¹的旗号在全市到处揪斗造反派头头，这才是十年来专门镇压“反革命”、镇压劳动人民、镇压造反派的官方“党卫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专门镇压“牛鬼蛇神”，他们把自己十年来干尽的坏事，都栽到造反派的头上。他们清算文化大革命“罪行”，并称文化大革命为“十年浩劫”。就在这一天，他们揪斗了董明会、吴焱金、李想玉。晚上，他们冲击一冶党委办的学习班，揪斗我，残暴地殴打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将我打倒在地上，打伤了也不肯罢手。我双手紧护在胸前，才逃过致命的一劫。他们是特权阶层压迫工农劳动大众的货真价实的打手。他们要我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我在这伙围殴自己的人面前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的任何话还有什么意义!”我拒不认错、拒不讲话。到了半夜，趁这伙人不注意，从一冶党委办“学习班”的一冶第一招待所三楼跳楼逃走，使这一伙人想将我第二天拉到全市游街的企图没有得逞。

我从三楼跳下逃跑，半夜跑到钢九一三头头周岳来家，在他家吃、住，我三天不出门，那些要抓我的人可辛苦了。车站、码头，到处布下重兵，一无所获。三天后周岳来找来青山轴承厂司机张根生，他开着一辆解放牌汽车，张根生是我的朋友——原武钢技校钢二司的头头，绰号“张壳子”。我混在三四名装卸工人之中，周岳来和张壳子将我送到武昌积玉桥我的一位亲戚家。我这位亲戚不是造反派，他只是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他又掩护我转移到靠近葛店化工厂的一户农民家中。我就是不带一分钱、不带一斤粮票，也可以长期躲藏下去。就是在葛化附近的农民家中，我听到葛店化工厂的有线广播，赵辛初在全省有线广播中已经称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造反派是反革命了，一改毛主席在世时的面目，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川剧“变脸”演员。一冶当权派死不甘心，从档案中找出我办工作证的照片，向全省发出《通缉令》，抓捕我这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曾任省政法委秘书长、1969年起省委“两清一批”和1976年起省委“揭、批、查”项目组组长的谢杰民对顾建棠讲:从1969年“两清一批”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湖北省整造反派的项目组从来未撤销过，那些“两清一批”的黑材料，又成为整造反派的依据。有一个非常巧合的数据，1972年3月到1972年底，武汉军区在首义路办了湖北、武汉268名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批林批孔中，省、市造反派从军区三办项目组抢出来的“两清一批”黑材料中有一份268人的名单，1982年湖北省委报请中央准备判刑的造反派名单也是268人。

受骗回到学习班

1977年2月，湖北省委用欺骗的办法，由张玉华¹⁷²公开放风:“只要曹承义在三日内自动回到一冶学习班，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以为堂堂的省委书记是可以信赖的，结果我受骗了。省委也好，张玉华也好，他们是绝不会讲信用的。其实，我也是鬼迷心窍。1976年3月，那次我面对面与韩宁夫谈话时，就对他说:“湖北省委早已经叫人失去了基本信任，很多话说了不算。”韩宁夫马上说:“不要这样说。”韩宁夫当时还为自己、为省委辩护。我真的不该相信他们!我上当受骗，相信他们所谓会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逃亡三个月后，我自己回到一冶，被关在所谓“学习班”里，继续被审查。

有一天，气温达到40多度，我找招待所一位工作人员要了一杯水喝，被项目人员发现了，这个人马上就倒霉了，差一点被整，后来为此竟不给这人加工资。招待所的一位女服务员给了我一个油饼，也大难临头，因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也不让给她涨工资。当权派对这两人的惩罚一辈子都没有给他们改正。他们就这样死整同情造反派的最普通的老百姓，这难道还是“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共产党干的事?这些人哪里还有一点人性?这够资格叫什么“人民”政权?这不是残酷欺压老百姓是什么?

其实，那些充当了镇压造反派的打手们，那些立场坚定的项目人员，他们这一伙人也是被华国锋、邓小平等走资派利用的。除极少数人后来受赏、升官发财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和劳苦大众一样，最后被迫下岗，过着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当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同样是受害者，过着极其悲惨的晚年生活。他们既没有捞到任何政治利益，也没有得到任何经济利益，在这个世界上，只落得一个充当打手的骂名，稀里胡涂，了此一生。他们中间有些正直的人，后来见到被自己整过的造反派也抬不起头来。他们见到许多造反派被残酷镇压，也逐渐报以同情。他们最终看清了，是这个腐败的政权、这批腐败的官员，使他们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们如今和造反派一样，生活并不幸福。他们错误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们真的是自找的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湖北省委最后还是欠了我的债。他们失信于民，他们用编造的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材料作为我的“罪行”，既不许我请辩护人，又无法无天地不公开开庭，就判处我五年徒刑，把我开除公职，让我流落街头。这一冤案至今已过去了30多年，还得不到平反。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哪里有什么社会正义?

隔离审查一年被关进看守所

我在学习班被隔离审查、关押了近一年时间。1977年9月28日，一冶在红钢城青山公园召开了25000的人大会，冶金部副部长钱传钧、李非平，省委常委张进先，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马学礼，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梁仁魁，武汉市委书记文祥，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长、常务书记黎智等党政军官员和在汉中央委员王超柱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会上，一冶党委安排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孙立正和被一冶工安公司李武超等几名青工失手打死的百万雄师王永炎的儿子进行控诉发言，公然诬陷曹承义、张帮吉一伙在文革中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抄、抓，冲击军队、抢夺枪支，挑起武斗、大搞白色恐怖，“致使成百上千的群众死伤在他们的魔掌下。”造谣说:“由于他们的破坏，搞得商店关闭，交通中断，人民群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把明明是党内走资派操纵百万雄师犯下的罪行栽赃到造反派群众身上。

公司党委书记徐扬在大会上宣布，经请示省委批准，撤销曹承义、张帮吉的一切职务，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实行逮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天起把我关进了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那天，当权派还将一冶企业公司造反派头头张帮吉押来陪斗。可怜张帮吉穿一件已成白布条的破得不能再破的白衬衣，站在我的身旁。我当时就感到，这一伙还乡团的官员们，穿得很神气地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想没想到，这完全是同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斗的是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反迫害的工人阶级啊!斗的是最贫穷、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啊!

为什么把张帮吉弄来和我陪斗，这是有原因的。一冶的保守势力很弱。全一冶近三万名干部、职工中，参加百万雄师的总人数大约在3000人左右。一冶百万雄师的力量实力最强的在一冶企业公司，而就是在企业公司的1700名干部、职工中，造反派仍然占绝大多数。这与全一冶十几个县、团级公司的情况相同。全一冶百万雄师的主力在一冶企业公司水泥车间，全车间300多人中，参加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各占一半。而造反派在一冶各基层公司都超过了1000人以上。这在湖北武汉各大工矿企业都是名列前茅的。因此一冶被当权派称为文革的“重灾区”。

一冶企业公司是一冶大公司下面百万雄师实力最强的县、团级公司，张帮吉是这个公司造反派的一号头头。张帮吉出身贫苦，1950年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还进过部队的坦克兵学校。转业后，张帮吉成了一名推土机司机。张帮吉文革中只在本单位搞革命，他很少参加大公司新一冶的各种会议和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活动。七二○事件以后，他正确对待参加保守派的群众，从未办过他们的学习班，也未组织过对保守派的批斗会。有一个百万雄师的头头不敢回厂，张帮吉派人叫他暂时在家里避避风头，待形势平静了再回来上班。企业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张帮吉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张帮吉领导的企业公司在造反派全面掌权的情况下，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创造了年生产十多万吨水泥的前所未有的生产新记录，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华国锋上台以后，一冶党委不仅立即办了张帮吉的“五不准学习班”，还对此对他搞逼、供、信，搞站板凳、架飞机等批斗，要他交代和曹承义等“篡党夺权”的罪行。无中生有地要张帮吉承认恶毒攻击华国锋上台是“右派政变”。因张帮吉拒不交代，就在1977年9月29日将张邦帮吉和我一起在一冶进行公开批斗，说张帮吉“这样的死硬分子，在大量的事实面前还拒不认罪，顽抗到底，就坚决从严处理，逮捕法办。”一冶党委对一个“能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同伙的罪行”，“有悔改表现”的许东升当场予以解脱。原来是为了将“揭、批、查”运动深入下去搞的所谓的“宽严大会”。徐扬说什么帮派体系骨干分子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是一伙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帮吉被关押了三年，确实没有找到所谓的累累罪行，检察院只好对其“免于起诉”，张帮吉被关押的三年工资也没补发。

时至今日，好端端的一冶水泥厂早已卖给了私人，究竟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究竟是谁篡党夺权已经非常清楚。

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被关进监狱后，有几件事情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吓走项目人员林世念

一次，有一个调查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党委书记高晓声的项目组，两男一女三个人到狱中找我调查。其中有两人一言不发，只作记录。另一个男的，三十多岁，身穿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作服，装出一身正派的工人阶级形象，还确实是一个“共产党员”。此人长了一个鼠头和贼眼，口口声声说我与高晓声勾结“篡党夺权”，说有一个人揭发我在高晓声家密谈了几个小时，要我老实交待。我说，我只是去联络感情，什么事也没有谈。此人坚决不信，一再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看他纠缠不休的样子，对他说:“我是反革命，今后不能为人民工作了，可人家不是反革命，人家还要为人民工作。我怎么能按你的要求乱说一气呢?如果你一定要我写材料，那你自己写好了，最后我签名，我会写上‘材料是你写的’。”

他很恼火。我看他没完没了地纠缠，我突然想到，此人既是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人，我怎么会不认识?我想当权派派此人搞项目，态度又这样坏，会不会是那个叫林世念的人呢?我马上问他:“你是不是林世念?”他一惊，回答“是!”我说:“林世念，你听着，我曹承义要是犯了你干过的事，你们的党会马上把我拖出去枪毙!”我一句话都没有骂他，他立即起身，二话不说，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当局怎么竟选派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来整治我这个“罪犯”呢?!我知道因他出身红五类，又是共产党员，文革中被当权派当作依靠的骨干力量，派到一冶一中当工宣队员。他因奸污一初中未成年女生，被庇护送出一冶一中，搞到干校劳动，免去了刑事追究进监狱的命运，可是他本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对人说:“只是犯了严重错误。”林世念在一冶留下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坏名声。我虽不识其人，但久闻其名。就是这样一个人品低下的人，在当权派需要整人的时候又被重用起来。他想立功向上爬，我给足了他面子，没有当面戳穿他的劣迹。后来听说高晓声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带头参加了党委造反活动，运动后期被调离一冶，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厂任厂长。在“揭、批、查”运动中，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到这个厂去反映，高晓声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是“四人帮”的黑干将曹承义的黑后台。但没有找到高晓声与曹承义勾结的证据，于是就到看守所来想捞一点整高晓声的罪证材料。另外一起来的两人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机械厂派来的，他们亲眼看到了林世念的丑恶表演，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所以，与他一起来外调的那位女士出门后又返回来，要回我借用她的一枝笔，她大声地对我说:“曹承义，你真不错!”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若干年后，因林世念在一冶名声太臭，后来通过关系，调离了一冶。不知此人后来的下场。他只不过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小丑罢了!

“坏头头”得到了公安干警的照顾

我这个“坏头头”，还得到了公安干警的照顾。在青山公园抓捕大会结束后，两名警察押我上了吉普车，送我去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车上，两人将手铐松到最松，他俩自言自语说，给他松松。那天看守所如同送进来了江洋大盗，不许全监所的人起立，不许站在牢房窗口，不让被监管的人员在院中放风。看守所一下进来几辆吉普和卡车，不知进来了一个什么要犯。几天以后，看守所里的干部提审了我。听说我是造反派头头，又是市公安局“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的好朋友，就暗中给予照顾。我在第一看守所关押长达4年左右，直到1982年刑满出狱，并未被按判刑后的惯例送劳改监狱。这期间受到这些素不相识的看守人员的多方照顾，从未受打骂和加铐之类的虐待。冷天，安排我到办公室去生火炉;夏天，早晨7点多钟就赶早开门给我放风。在专政机关的最底层的看守所，在举国对造反派头头妖魔化、必欲斩尽杀绝的形势下，他们对落难的造反派头头做到了尽可能的照顾。

有一次，我被从看守所押送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批斗，押送人员将我转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代管一夜。那天天气非常寒冷，看守所一负责人以谈心为名，让我得到力所能及的照顾，和我一起烤了一夜火炉，没将我送进监号。在批斗会召开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一位炊事员冒险送来了丰盛的饭菜给我吃，在场的看守人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我真像回到了自己单位的革命群众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对造反派都是血腥镇压的。造反派怨深似海，有些正直的公安干警是同情造反派的，他们并不认为造反派头头是坏人。

见不得人的看守所

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地狱。看守所也有残酷的见不得人的地方。这里延续着中国封建社会牢房的规矩，牢头狱霸是要打人的，先进来的要打后进来的。刚进来的人两三天无饭吃，饭被先进来的人享用了。牢房伙食极差，每餐饭用铝碗蒸一点米，像一个小面饼，根本不让人吃饱，菜更是少得可怜。有一年冬天，整个监号几百人有十几天天天吃腌菜，我带头叫喊起来:“你们喂猪也不能这样喂呀!”全体犯人都闹了起来，中午送来的菜里才增加了一点豆腐。他们只好解释说，现在是蔬菜淡季，外面的市民也没有青菜吃。他们调查后知道这次闹事是我领的头。这一次破例没有追究是谁带头闹事的。

对那些不守监规闹事的犯人，他们设有暗无天日的黑牢。黑牢一米见方，里面有一个拉屎拉尿的地坑，一米多高，站不起来，把人推进去，一丝光亮也没有，也不知白天黑夜。你叫喊也没有用，外面的人根本听不见。关进去的人还要戴上脚镣、手铐。再敢闹的人，再疯狂的人，一进去就老实了。出来的人说，进去了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不知道昼夜时间，完全是恐怖的感觉，好像进了棺材一样。而且浑身是臭味，人已经是猪狗不如了。进去过一次的人，再也不想被关进去了，再也不敢闹了。凡被关进去的人，每次都超过十天半月，放出来时已经像一个从棺材里拖出的鬼了。

看守所对待死刑犯是十分严酷的。对已被宣判了死刑的人，待遇是配备两到三名“警卫员”，由其他犯人负责喂饭、洗澡，帮助他拉屎、拉尿。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任何自由。整死刑犯的办法是拉来一个加厚的单人铺板，上面按大字形加了铁环，即将犯人的颈部、手腕部、脚踝部铐死在五个铁环上。就是一头猛虎，铐上以后也别想逃掉，死刑犯被铐上去了也别想松下来。一天24小时，人就这样固定躺着，需要大、小便时就把床板立起来，洗澡就用一桶一桶的凉水冲洗。死刑犯最好的待遇是可以任意被蚊虫叮咬了，“警卫员”可以帮助抓抓痒。已被宣判了的死刑犯，其中多数人是成天唉声叹气的，我只见到有一个爱唱歌的死刑犯，一天到晚唱邓丽君的歌，是很快活地死去的。看守人员对付这些死刑犯人的绝招就是叫他们上诉。看守人员欺骗他们说，你们还年轻，还可以劳动，上面还有可能看你认罪态度好，改判死缓。多数人倒是很相信这一套，直到拖到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还以为可以改判，还在那里很注意地听下文，真是哄死人不偿命。每次清早6点多钟，天还没有亮，如果听到开“号子”(牢房)的声音，我们就知道要拖人出去枪毙了。据有这方面经验的人说，被枪毙的人这时被带到前面的小房里，可以吃到一碗长寿面，这是看守所所做的最人道的一件事。那时枪毙人是不通知家属和亲友、不许见亲人最后一面的。等这一行人离开看守所后，“号子”里的犯人都高兴起来了。按惯例，有人死，犯人就有肉吃。这一天的伙食会有加餐，一般是有一点红烧肉或蒸肉。这些被枪毙的人里面，倒没有造反派头头，而是一些刑事犯。

湖北省有一家看守所，位于武昌民主路，在胭脂路和小东门之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杨道远、徐道基¹⁷³、叶美堂等人被关押在这里。

杂技演员汤柏林

我被关押的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位置在汉口宝丰路附近。这个看守所的地理位置很独特，进门处设在武汉市第一监狱内，有一条小道，并且只有这一条小道与外界相通，实际上位于武汉市第一监狱范围内。如果有人翻墙逃跑，不但不会跑出看守所，结果倒是逃进了戒备更加森严的武汉市第一监狱。看守所的院墙有三米多高，墙上还安装了电网。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独立小院用来放风，我们可以在这院内自由走动，但放风时不许交头接耳。

有一次，一个看守问武汉杂技团演员汤柏林，这墙修多高，你才跑不出去?汤柏林说，你再加高一点，3米6以上，我就过不去了。据说后来新修的汉阳看守所院墙高度就在3.6米以上。第一看守所的院墙在此以后也有加高的痕迹。

我和汤柏林以前不认识，汤柏林也是造反派，因在武汉杂技团搞文革的问题关了一段时间放回原单位。武汉杂技团先只让他修自行车，后来才让他当上了教练，过了很久才让他带学员出国参加国外杂技节，得过国际杂技比赛金奖。汤柏林是我的好朋友。

夏菊花¹⁷⁴本来不姓夏，就是汤柏林知道的“夏家班子”的杂技艺人从小收养并培养出来的。夏菊花文革前到处控诉，说收养她的人打她、骂她，她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专门为报道夏菊花的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写过一篇赞扬她的序言，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上发表，题目就叫《一朵红花——夏菊花》。文革中，夏菊花是立场坚定的保守派。汤柏林对夏菊花发迹的真相知道得一清二楚，没有她的师父收养，哪有她的今天?夏菊花后来在武汉杂技团当了团长，汤柏林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夏菊花愧对自己师父的一家啊!不知此人后来对此是否有过忏悔?

关过向警予的牢房如今关着“运动犯”

道听途说，这个看守所的历史很悠久，是原国民政府关过向警予¹⁷⁵的老牢房，砖瓦结构，牢房中间有一条长廊，一层两边大约二十多间。共二层，约50多间牢房。每间牢房都可关犯人10人以上。

每间牢门上开有一个小监视孔，监视孔有一块红砖大小，有个一活动门，每天固定要打开几次:一日三餐发饭，每日送两次洗用水，发饭、送水的时间很准时。发饭时将门打开，一铝钵饭，菜就加在上面，放在地面上一推，滑进牢房里面。同时犯人还将里面洗好的衣服，用盆子装了推出来，由外劳人员取走，晒干，再送回到牢房门口。天天如此，根本就不把人当人看。据说，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的伙食还算是市看守所里比较好的，还有一个位于武胜路的看守所就差多了。和我同时被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的人太多，超过了几百人。我所知道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有吴焱金、李想玉、沈复礼、聂年生、董明会、罗世栋¹⁷⁶、傅廉、林子忠、严常、胡秀娟¹⁷⁷、韩光文、陈昌雄¹⁷⁸、肖螺丝、汤柏林、李苏明¹⁷⁹、周荣先、黄友堂¹⁸⁰等等。

我被抓进去半年左右时间无人管，也不做事。后来看守所联系到加工生产火柴盒的任务，每人每天做火柴盒子1500个，手脚快的人一天可以做2000个左右，我每天很难达到1500个。完成了每月的任务，看守所奖励一个人约半斤白糖。糖对这些被关押的人作用很大，可以补充一点营养。高温天气时，牢房里热得汗流如雨。严寒时，牢房里冻得很厉害，睡在被子里一点热气也没有。牢房内就是一个木板统铺，犯人一排整齐地睡下，最满的时候人挤人，每人所占宽度不足40公分。牢房内还有一个冲水便坑，平均一个牢房面积在10平方公尺左右，有时要关七八个人。

那时除了刑事案犯外，还有“反革命犯”，我们被叫作“运动犯”。

有一个18岁的小现行反革命犯，外表凶凶的，话都讲不清。

因有一伙人在一起打牌，不要他玩，他就写了“打倒毛主席”的纸条，偷偷丢在这伙人的脚下，他以为可以害那些人，公安人员一对笔迹，就把他抓了进来。当时大家都以为性质很严重，但关了一年就被释放了。

我被抓进去第一天，牢房里就有一个人说认识我，他是长航的一个食堂管理员，因所管的钱、粮数字不对，又因是造反派，就被抓了进来。后来没查出什么大事给放了。当时几乎每一间牢房都关有一两个“运动犯”。“运动犯”进来了，不仅不会吃亏，还会受到犯人的尊敬。

我们进了看守所，就开始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因为在被抓进来以前，各单位的项目人员要“火线立功”，要不断地整材料报送省委审批抓人，就用“车轮战”向审查对象要这材料、那材料，没完没了地要你“说清楚”，要你“竹筒倒豆子”，屁大的一点事要搞几天，让人很烦躁。进了牢房，案情没人问了，想一想就更顽固了，再也不想“争取主动”、“宽大处理”了，都感到一身轻松。

这里虽然戒备很森严，无人可以逃出去，但管理不到位，犯人进进出出的流动性很大。不到一个月，我的牢房有一个农村的年轻人被放出去，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出去，他很愿意帮助造反派，后来把信送到了我母亲家里，母亲感到很意外，不敢相信他，怕是公安机关搞鬼。

我们在牢房虽然失去自由，心却静了下来。我们很关心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期待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会对造反派有利。另外总希望能见到其他的造反派战友，大家相互鼓励。我们偶尔还写些小字条和短诗互相传递。

我们天天在墙上“打电报”，传信息。如敲“7、6”，即今天要“吃肉”;敲“7、5”，即今天“吃豆腐”;如敲“9”下，即今天放人“走”;如“有情况”，即连续快速敲打......

我们也会想念亲人。我夫人也是造反派，我知道她的信仰很坚定，但总担心她一人带着3个小孩，一个月才41元钱的工资，生活肯定很艰难，希望她能把孩子们带大。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每隔几个月家里总有20元钱送来，供我在牢内花钱买点食品。当时根本没想到哪一天会被放出来。我心想，没有十年八年，是回不了家的。

我在被关押了4年后，骨瘦如柴。我多次讲过，我自己浑身上下只有自己的皮肤包着自己的骨头。我出生于1937年，1976年底到1977年被“学习班”非法监禁一年，1977年40岁时入牢房，1981年44岁时出牢房。我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正当壮年，在可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干一场时被赶出单位，受损失的是单位，受损失的是国家。我自己完全可以一心一意做个个体户，依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和一家人。

在看守所为他人做好事

处在这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还在为他人做点好事。有一位看守，一天心事重重，闷声不响地抽烟。放风时，我小声问他有什么心事，他说:他的儿子被自行车撞了，腿受了伤，很严重，还没有送到医院治疗。我告诉他，去汉口协和医院找住院部骨科病区的护士长梁医生，就说是我介绍来的，她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梁医生人很好，是顾建棠的夫人。过了几天，此人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梁医生待他很好，帮他解决了大问题。此人本来就很同情我们，后来对我们更好，从来不把我们造反派看成刑事犯，尽可能对我们给予照顾。

还有一位看守，孩子读书想请人补习功课，他希望接我晚上到他家中去帮他小孩补课。能够走出牢房，短暂地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对犯人来说，这是件好事情。我立即想到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沈复礼可胜任这一工作，我请看守自己去联系，就说是我推荐的，沈复礼不会不同意的。

还有一位从部队南下转业的看守，我问他原来在什么部队，他说是南下到海南岛的。我马上告诉他，一冶有许多南下干部是到过海南岛的，他说他的老领导是×××。我一听，高兴地说，此人在一冶当武装部部长，和我关系极好。以后这位看守就经常帮我们做善事，后来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就叫“善人”。

在最底层没有人把我们这些造反派当坏人，最多把我们看成政治犯、运动犯。那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人，不是人民大众，不是老百姓，而是当权者。他们不把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他们就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大约是1974年批林批孔时，我到武钢干部招待所3楼去看冶金部基建司李非平司长。我们俩正谈得兴高采烈时，矮矮胖胖的武钢轧钢厂厂长赵克，拿一个拐杖，一拐一拐地敲门进来。赵克见了李司长点头哈腰，一副极尽拍马屁的样子，李司长前李司长后的，说到激动处不禁向李司长诉起苦来，他说“造反派比日本人还坏!”李司长微微笑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再看一下赵克说:

“你知道他是谁?”赵克看我比他年轻，还笑着摇头准备说不认识，李非平说:“他是曹承义。”赵克的表情一下愣住了，张开的嘴都合不拢了，呆呆地看着我。我哈哈大笑，使他感到无地自容。

我在当官的眼里“比日本人还坏”，难怪要被判刑、开除。就是这样的一伙社会势力，这样的一伙人组成的团伙，是决不会容忍我的。我无罪也要被编几条罪状打翻在地不可!

1983年“严打”时，关进了不少刑事犯，严常为一个东西湖区的犯人代写申诉状，使得死刑改判为死缓。

赠送食品和学《英语九百句》

坐牢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肉体上主要是食物营养不足，在精神上主要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罪行”。有一位看守在我们放风时问我，你对这些死刑犯有何看法?我说这些抢劫、杀人的刑事罪犯，应该和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惩罚、制裁，就是我们这些人掌权，也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听了这话，这位看守就安排我到被判了死刑即将执行的犯人牢房里去值班，配合看守所严管死刑犯的工作。

由于我和所有的看守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在整个被关押期间，经常受到小小的关照。看守就允许我花钱去买一些饼子、油条、面窝和红糖、白糖，使我有饮食得到一些照顾的特权。我利用这种机会，每次尽量多买一点食品，积累起来。看守明明知道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也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其实他们心里很明白，只是懒得去过问就是了。我想方设法，把这些牢房里非常难得弄到的东西，分别赠送给关押在各个牢房里的造反派战友们，尽管每次送的数量很少。我利用外出放风、洗衣、晒衣、取热水、取饭，送空饭碗等种种时机，向各牢房分送食品，不让看守和警卫人员(枪兵)发现。我分别送过不下30次食品给他人，从来没有走漏过风声，每次都很成功，都没有出事。先后得到我赠送食品的人有吴焱金、沈复礼、董明会、罗世栋、傅廉、林子忠等人。唯一的，也是一次都没有得到我送食品的人是李想玉，因为我们两人关押牢房的位置一直是处在整个看守所相隔最远的两端，所以实在无法明目张胆地送到。董明会和罗世栋就关押在我的对面牢房，所以他们俩得到我送的食物次数最多。他们害怕被监狱看守抓住受罚，所以，他们在感激之余，每次都向我不停地摆手，表示不要我再送了。我就示意让他们尽量把这些食品转送给其它牢房的造反派难友。

当时我们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造反派头头最大的是吴焱金、李想玉和沈复礼，加上1973年底补台上来的聂年生。我有一两次放风时见到过吴焱金，我们简单地互相问候，互相鼓励。吴焱金坐牢时想抽烟，在看守所没法弄到香烟，我的牢房里关着一个小偷，他有一个绝技，他每次光着脚板出去放风，能用脚趾捡看守们扔下的烟头，积攒起来送给吴焱金。沈复礼在关押期间很平静，满不在乎。陈祖文¹⁸¹在押期间还给我写过纸条，写过诗歌，互相鼓励，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和林子忠在押期间心情最为乐观，因为我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没有“犯罪”，认定总有一天会放我们回家。我一直认为前十年我们日夜奋战，现在入狱是进疗养院，让自己休息休息。把坐牢看成是进大学深造。

我和李苏明约有一年时间关在同一个监号内，我坚持每天向他学习《英语九百句》，因为监狱管理很严，学习不能发出声音，所以我们的教学只能是纸上谈兵，用抄写、默写的办法来加强记忆。李苏明也非常耐心地教我。我大约在一年时间内就大体能够默写出《英语九百句》了。可惜当时学的是哑巴英语，因为不会发音，又无法巩固，以后就渐渐忘记了。

我在牢房中的另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学会了与他人下闭目象棋，这是看守人员无法禁止的。

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最后基本上是当权派按照政治需要，瞎编一气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判的刑，当局完全是不顾事实，颠倒是非，进行政治迫害。胡厚民被判刑20年，朱鸿霞、杨道远、夏邦银、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严常等人被判刑7年—15年，我被判刑5年。

1980年9月16日，曹承义“打砸抢一案”一审由青山区法院以“不公开开庭”审理，还不许我请辩护人。1980年9月24日完成法律文本。青山区法院将判决书送达我手中是1980年10月10日，这中间放置了半个月。送到我手中，要我签字。我签字如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不知道青山区法院是不是办过这样被犯人拒绝签字的案子。堂堂法院也太失威信，很不光彩。在我上诉12个月内对我不理不问后，突然于1981年11月10日下午对我送达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判决书落款日期为1981年11月3日)，将原定我“打砸抢”的罪名改为“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5年。我签字为:“不服，冤案。曹承义”。1981年11月17日，青山区法院又将一判决通知书送到我手中。他们荒唐到不公开开庭，一审检察院也拒绝派人参加，竟然没有公诉人出庭，法院不许我请辩护人，剥夺我的人权，二审连过场都不走，拖了一年，因我已被关押了5年，就判决5年，将我赶出看守所。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法制?这就叫依法办案?不知道是依了哪一个社会主义的刑法，肯定不是真正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办案人员怎么会不知道，我国刑法有明文规定，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文革中，1974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法律是保护人民有“四大”的自由，我在文革中所有行为，除了判决书上栽赃我的指挥武斗、指挥抢枪、老干部办学习班时挨打之外，当时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不得判我为“扰乱社会秩序罪”。我是无罪的，为什么有法不依?我要问，在文革六一七武斗和五二八抢枪开枪打死人事件中，究竟是谁有罪?为什么真正的罪犯被奉为英雄，逍遥法外?遭到屠杀的一方相反有罪?我拒绝签字，法院竟奈何不得，法律已失去了尊严。听一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曹:我要请辩护人。

法:你又不是不会说，你又不是不会写，你要什么辩护人?(这种法官完全没有法律常识，信口开河，有法不依)

曹:你们这样搞，经不起历史检验。

法:(先将头向后一望)以后的事，谁搞得清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谁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法官的讲话，精彩绝伦。

还有二审法官的话:

曹:历史已宣判我无罪。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寄希望于人民的法官。

法:哼!我们不是人民的法官?

看守人员:有什么话出去说吧!出去再说，不要不出去。

法院就这样解除了对我的非法关押，我走出了看守所，回到家里。也是在同一天，湖北省委和一冶违背中央的1982年9号文件对“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人员安置回原单位就业的精神，将我开除公职。他们心虚，他们怕我回到一冶后，万一有风吹草动，一冶又是我的天下，他们知道自己是斗不过我的。我坐牢、被开除公职不是我本人有错，不是我本人无能，不是我跟错了人，而是毛主席去世以后，有人否定了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胜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这一代人因听了毛主席的话，因跟着共产党投身文化大革命，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拼死战斗，坐牢，被开除公职，我不后悔，不惭愧。我吃了苦，但感到光荣。我才是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是革命造反派的头头。

我高傲地回到了社会。我见到了任何人，从来没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新一冶革命造反派文革付出的巨大牺牲

文革十年和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清查，参加文革的一冶革命造反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凭我个人记忆，死亡的有12人，受伤者无法统计，被判刑的就达6人之多。至于被长期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受到长达几十年迫害，被社会、单位限制使用的人就根本无法统计了。

(一)七二○前被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屠杀致死致伤者

七二○以前武汉市的两大派根本谈不上是武斗，完全是党内走资派支持的百万雄师围剿屠杀革命造反派。在汉口六渡桥发生的六一七血案中，新一冶死亡3人:余望生(一冶一公司工人)、马三六(一冶机装公司工人)、胡双全(一冶工读学校学生)，重伤3人:谢观德(1951年生，文革前为一冶三公司工人，文革中参加新一冶，为对外联络负责人)、张重阳(一冶筑炉公司工人)、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四公司四工地工人×××，在一冶四公司宿舍被百万雄师杀死。

(二)1968年去127部队抢枪时被开枪打死者

1968年，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费永昌、一冶矿山公司工人×××、×××二人在去127部队抢枪时被开枪打死。现已查明，此次抢枪是由警司挑起的，其罪魁祸首是张昭剑。是他先策动武锅钢工总去省公安厅抢枪，致使抢枪风第二天刮到127部队。开枪凶手逍遥法外。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两清一批”中自杀死亡者

任祥瑞¹⁸²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中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两年后宣告死亡。我们都认为是跳了长江。一冶业余学校老师李峰在青山八大家(地名)撞火车自杀身亡。一冶工读学校造反派头头吴明超跳楼自杀。一冶公司机关干部杨权在军代表办“五不准”学习班时，被关押在地下室里，不久因病死亡。一冶机关工会干部刘振武因办“学习班”受迫害死亡。

(四)197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揭、批、查”、“清查”运动致死者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建设指挥部一冶技术员黄祖豪¹⁸³被关押在“五不准”学习班时跳楼自杀身亡。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于湛东被宣布为“自杀”身亡，死因不明。

(五)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遭到“清查”迫害

一冶文革前处级干部有300多人，在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支持过造反派的处级干部占了半数以上。1977年以后开展的“揭、批、查”、“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一冶处级干部有100多人受到牵连，受到审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对跟随毛主席的造反派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疯狂地围剿，穷凶极恶地在各种场合表态，要“除恶务尽”，绝不放过一个隐患。要像当年斗争“南霸天”、“北霸天”一样狠狠斗争“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他们采取非法关押、隔离审查等手段，把大批干部、群众关进“学习班”和看守所，逼迫其交代“恶毒攻击华主席”、“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行。一冶党委组织部干部张允昌，因揭发过党委书记徐扬遭到无情整肃，喝农药“敌敌畏”自杀死在街头。一冶一公司会计左咏梅因200元现金不知去向被诬指贪污，左咏梅不堪凌辱，含恨自杀。同事清理左咏梅遗物时，在办公室发现200元现金掉在抽屉的夹缝中。一冶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国卿因在文革中参加“革干联”¹⁸⁴，支持造反派，被长期隔离审查，逼成了精神病。文革运动初期的铁杆保守派，一冶党委办公室主任卢善扬、副主任翁文娟等人，因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以后开始转变对抗文革的立场，同情、支持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也遭到清查。

(六)因参加文革被判刑者

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徐正全，因被指控对打死人负领导责任，是打死人的策划者、指挥者，被判处死缓，服刑22年。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李武超因打人致死被判死缓，服刑22年。一冶水泥厂工人刘朋山因开枪杀人致死被判刑18年。一冶机关质量检查处技术员李元斌，因打死人案被判刑15年。新一冶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委员、省总工会委员、一冶工会副主任曹承义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刑5年。这些人被判刑后均被开除公职，刑满后均不得返回原单位工作。

以响应党中央“反修防修”号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文革”遭全面否定、工人阶级全面遭受血腥镇压、党内走资派全面复辟为结局，结束了双方为时10年的反复较量。中国大踏步迅速走向两极分化，走上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差一点“二进宫”

1981年底，我走出牢门，已经被开除了公职，成为无业人员。比我先出牢门的罗世栋、李苏民、傅廉、李家华¹⁸⁵等人，已经在一起谋生，他们在汉口古田四路附近开了一个加工钢门、钢窗的小厂，招聘了十几个工人生产。罗世栋派李苏民到我家预先送给我一个月工资200元钱，叫我先休息几天，然后到厂里上班当技术员。我上班后，分配我在外接业务。罗还给了我一些图纸，作为谈业务之用。这项工作我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我也想把它干好。罗世栋还带我出差到了广州，想在广州接点业务，结果空手而归。有一次，李家华向我了解钢材方面的业务知识，我思想上立即警惕起来。我担心李家华背着我搞倒卖钢材的业务，我对李家华这个人比较了解，我知道他这方面的本领大，他原来又是在武钢工作的人，关系比较多。但我知道搞倒卖钢材生意是违反当时国家政策的，我怕他不跟我讲实话，陷入到被打击的危险之中，我又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做，我只好说上班路程太远，向罗世栋道歉，借故离开他们。后来我就再也没来上班了。

当时，湖北省委专门有人盯着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没有生活出路的造反派头头的一举一动，以打击经济犯罪为名，将其重新罗织罪名逮捕入狱。杨道远、严常、孙建春¹⁸⁶、陈德胜等人就是省、市委以各种罪名被重新逮捕入狱的。不久，罗世栋这一伙人，除李苏民外，都被抓进了牢房，都被以经济犯罪的罪名判刑。其实这些人也根本没有构成“经济犯罪”，明显是冤案。他们就是故意制造错案、冤案，让这伙人永世不得翻身。

在审查过程中，他们的“公检法联合办案组”找过我讯问，问我为什么离开他们?我说:他们叫我当技术员，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只知道冲冲杀杀，技术工作我一点都不懂，所以只好回家，另找一个出苦力的工作干。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废物，很对他们的胃口，他们这才放过了我。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对我说:你既然不为他们干活，那就要退回领去的200元工资。我立即高兴地说:好啊，我老婆每月工资41元，养三个小孩，我没有工作，她还要养我。你们可以到武钢一中她单位去联系，扣她的工资。我应该退还多少钱，就只管到她的单位去扣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给我找一份工作，搬砖、搬瓦都可以，每天只给我一口饭吃，工资由你们全扣光，扣到哪一年都可以。那几个家伙一听，我是杀无肉，剐无皮，已经是一个无法榨出任何油水的无产者了。他们无奈地说:“我们怎么会帮你去找工作呢?”就夹着他们的公文包走了。

可是在武汉市当时各种“打击经济犯罪”展览中，还是要把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说我参加了他们的“犯罪活动”。一冶那些死不改悔的领导人，还在一冶召开的大会上，说我本性不改，又参加了犯罪集团，继续在一冶搞臭我，消除我的影响。

从无本生意起家当个体户

离开了这个小工厂，我想发挥我的一技之长，搞点小工程，赚钱再也不像以前上班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自己的生存。我先后找到了张景贤¹⁸⁷和韩光文二人，他们都收留了我。张景贤是因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北决扬”问题坐牢才放出来的，也没有工作单位，自己带几个人打零工，接一些梯子、走台等金属结构的零星工程，混饭吃。我跟着干了不到两个月，最后他经营不佳了，还欠我的二十几套工作服的钱未给，我就只好离开了他。韩光文当时也是因当造反派坐牢的，比我早出狱，自己已经搞了一个金属加工厂。他虽然对我很尊重，却因自己管理不善，大量资金外流，经营情况越来越差，过了两个多月，我也不得不离开他。最后他也欠下我一大笔钱。我曾多次想开口要他还钱，看他越来越差的窘况，只好咽下了口边的话，不了了之。

在很难打工维生的情况下，我只好转行做小商品个体户。1983年底到1984年初，我到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工商所办公室，我拿出我家户口本，以我二女儿的名字登记办证。接待我的姓李的人不同意，他说，你女儿才十几岁，怎么能做生意?我说，主要是我做。他说，你做就用你的名字。我说，用我的名字怕你们不办。他瞪了我一眼:“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曹承义。”他说:“你是一冶的曹承义?”我说:“是。”他说:“我给你办!”

就这样，我在红钢城小商品市场当上了经营小百货的个体户。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姓李的是青山区工商局个体户科的科长，此人默默地照顾我多年，直到我离开武汉到深圳谋生。我做生意的资本，是我母亲一生全部的积蓄人民币200元。我做生意资金太少，只能每天清早起床，从红钢城坐船、坐车，赶早到汉口汉正街批发市场，购进小百货、小商品，在早晨九点以前回到红钢城小商品市场出摊售货。售货摊是由红钢城小商品市场用铁板、角钢焊制，统一制作的。设在消防队外墙的人行道一侧，清早摊主用手推车、自行车或三轮车将货物从家中运来，摆上摊经营，刚开始我只能用自行车搬运，拿一纸箱货物卖。就靠200元运转。几个月以后，我稍有积蓄就买了一辆三轮车，运输货物的数量和品种都增加了。我早出晚归，每天最早起床，每天最晚收摊，天黑没有一位顾客光临了才回家。我从没有一天的休息，也没有任何节假日，起风下雨下雪我也从不缺勤。我把文化大革命拼命干革命的劲头又用到了新的岗位上。当然，武钢、一冶造反派的弟兄们也都来照顾我的生意。

第一个帮助我做生意的人是严常的弟弟严连。严连从浙江长兴家乡贩来儿童尼龙小背心、尼龙袜等当地生产的小商品，在武汉汉正街、车站路，找不认识的老板做生意，送货上门，售完结账。我知道后，按他的方式去推销，他就开始向我供货，我开始了无本生意。也是我运气好，我的经营很成功，销量大幅上升。当时一是武钢职工工资收入高于武汉市区，职工购买力强;二是我的人缘关系好，大伙都照顾我的生意，抢着购买这种市场少见、又非常实用的便宜货;三是我们夫妻将商品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带到学校、医院等“内部”处理，价钱还有点优惠，很受市场欢迎。后来，严连所在地区小工厂的老板来武汉结账时，很高兴地对我说，只有你的销售量最大，结账最痛快，算得一清二楚，又从不拖欠。我从这笔生意中赚到了很可贵的第一桶金。

第二个无本生意是顾建棠和他的弟弟提供的，是江苏省海门县棉纺厂总工程师顾敬贤向厂方担保，将新开发的“提花绸”7000多米的布料先发货，卖出还钱，如卖不出去可以退货。我找到退休的张海涛夫妻二人，他们帮我联系生产加工服装，生产了几千件女上衣。特别是短袖上衣，很快卖光，长袖有积压，就将部分长袖改成短袖，最后也总算全部处理完毕。这两项无本生意，为我们起步打下了很好基础。

武汉市青山区的武钢、一冶职工中开始流传了一句话:很多人都在帮老曹。

派出所对我特别关照

我在青山区做个体户的日子，也一直受到有关单位的注意。

有一天，我刚刚卖出了一个手指上戴的戒指，一个高个子警察冲到我的身边，一个女警察站到我的摊前，对我实行控制。高个子说:“我也要一个。”我就拿了一个戒指给他，他说:“不是这个。”我问:“是什么样的?”他说:“金的。”我一下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我说，我哪来的金的，我敢在这里卖金的吗?我有那么凶，卖金的要警察保驾，要保安站岗?我在街头卖金的那不是叫人来杀来抢?我要卖金的，你今天就可以抓我现行的，你明天就可以提科长，明天的《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就会有我的消息。说得他收起了奸笑的脸。我说，不怕你知道，这种黄铜合金的戒指，汉正街批发三角钱一个，我买回来卖三元钱一个，小女孩子买一个玩，戴个把月不变色，我一天卖几个，吃饭的钱就有了。我敢去贩卖黄金?那是死价钱，买进卖出还要抓进去坐牢。他一听，不知道如何回答，满脸的失望表情，但还不肯走，不肯罢休，还想搞点名堂。我又加了一句话:如果你要是买真的金戒指，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他又来劲了，问:“谁啊?”我说:“一冶的经理啊!一冶在深圳施工的人很多，他们每天都可以到沙头角去买黄金，你要多少他们都可以帮你买到，去呀!”

那个女警察倒很有水平，一声不响地走了。高个子警察才悻悻地不言不语地离开了我。

还有一天，主管我辖区的户籍警察，一个姓彭的小青年，才当警察不久，走到我的小摊前，扯着嗓子叫“曹师傅，明天早晨上班到所里来一下”。我看他小小年纪，个子也不高，就说:“凭什么，我什么也不犯，我去派出所干什么，我不去!”他说:“要去，通知了啊!去打手印。”我毫不示弱地说:“市公安局已经有我的手印，你去一查就有了。”他也不示弱:“通知了啊!”

第二天，我没有去派出所，这个小彭户籍就在我们市场，在我摊位附近转了一天，市场也增加了不少巡逻人员。第三天，一看报纸我就明白了，是一位关键时刻念错报告的大人物视察武钢。我哈哈大笑，犯得着吗?不知这伙人怎么会如此对待我。我终身不忘，就是这个大人物，在人民大会堂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向全世界作电视实况直播时，他说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责任完全在中方”。他算还不错，马上停了一下更正说:“英方。”

这是连我这个无能之辈、街头小贩都绝对不会犯的错误啊!丢人丢到了这个份上。

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会有时间、有兴趣去铤而走险吗?我曹承义想都不会想这样太低级的问题，我应该不会弱智到这种程度。

对我的特殊照顾还没有完，1989年春夏，红钢城出现大学生游行的事件，六月四日前几天，也闹得很厉害。我一直低头做生意，不去看热闹，也不去看传单、大字报，我心中有数，因为在这个特殊的非常时期，一定会有人注意我在干什么，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六月四日以后，要抓人了，我又被派出所盯上了。又是这个小彭户籍对我说:“曹师傅，请你写几个字。”我说:“干什么，要对我的笔迹?回去对你们领导讲，我不写，没有我的事。你们公安局给我发工资，我也不会去干这个事。”小彭急了，说:“曹师傅，我了解你，我们派出所了解你，分局也了解你，但这一次是上级非要不可!”我一听笑了，说，好，我写几个字:“曹承义家中5口人，我现在干个体户。”可不可以?小彭说，“可以、可以!”他拿着我写的字条，高高兴兴连蹦带跳地一溜烟跑了。真是太可笑了，他们钻进了死胡衕。他们对我太不了解了。

“六四”前的预言

1989年6月4日前几天，我从汉正街打货回红钢城。途经武昌十五中我母亲的住地，看看我的老母亲。在路上，我看到了武汉大学的学生游行，人流向长江大桥方向前进，人数不算多，与我当年带的队伍相差甚远。看看那些标语与横幅，感觉他们还只是刚刚拉起来的队伍，组织性、纪律性、狂热性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公共汽车上，我听到一个女学生气愤地说:“他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她是指当时在台上的党内一个高级领导人。她留给我的印象比过去新华工、“钢二司”学生的水平相差太远，但我还是很佩服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

我的儿子几天没有回家来，我也担心他的安全。我儿子1964年出生，已经25岁，大学毕业三年了，在红钢城附近一所大学当助教。他已经办理了自费留学申请，参加了“托福”和“GRE”考试，成绩都很好，只等待美国、加拿大校方的通知。“六四”前的几天，儿子回家时每次都先到小商品市场帮我收摊，帮我装车、推车，一道回家吃饭。这天晚饭时，他轻声问我:“共产党会动用军队吗?”凭着我对邓小平长期的了解，我毫不犹豫地说:

“会!”儿子又问我:“军队会开枪吗?”我回答:“会!”“六四”过后，儿子有一天对我说:“爸爸，您老人家全说对了!”

保守派、老干部众生相

红军老干部王大姐

王舜(女)文革前是省地质局处长，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她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丈夫是湖北省军区黄冈军分区司令员。我与王大姐文革期间并无直接接触，也回忆不起有什么联系，我知道她和谢望春有些来往，她们经常在一起参加一些省里召开的会议。

1993年前后，一次，我到汉正街进货时，在拥挤的人群里，近70岁的王大姐急急忙忙追上我，拉着我说:“曹承义，你做生意要不要钱用?”我见是王大姐，回答说:“我现在有钱用了，我不缺钱。”王大姐说:“我有钱，你要缺钱用就来找我!我住在汉口青年路一家军队干休所内。”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准备到广州去多进一些货，需要多带一点钱，就想将王大姐的钱借到手，但我能否借到这笔钱，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我专门去看望了王大姐，问她有多少钱，她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三万元。那时，这是数额很大的一笔钱。我点了点头，王大姐进里屋出来，拿了一个建行的存折，一手拉着我出门，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不要告诉我的家人，这点钱不能让他们知道。”王大姐领我到银行取了钱，马上塞到我手，收条都没有要一张。我问王大姐:“你不怕我不还?”她马上说:“开玩笑，我还不知道你曹承义是什么人!”听到如此信任我的话，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三万元周转资金帮我做生意起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遭受政治上的残酷打击，流落街头，成为一个穷困不堪的小贩时，这位老红军、老大姐就是这样无私地帮助我，信任我，帮我脱离苦海。直到她去世后，我才将这一笔钱按她去世前在住院时的交代还给了她的亲人。我的另一位大姐谢望春对这件事知道得清清楚楚。这样，我才没有被残酷的生活所击倒，使我能将幼小的三个孩子养育成人。

“我们从来不认为你是反革命!”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有钱去广州进货，但是我住不起招待所和旅馆，我每次就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天当被，地当床，用报纸垫在地上睡几个小时。后来，被一冶派到广州工作的接待站站长何承金科长偶然发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我到他的接待站去住。那时他一人住在名叫四川宾馆的一个标准间，里面有两张床。此人和我年龄相仿，原是一冶施工处施工科员，和我是老同事，后来当上了一冶总经理室接待科科长。他是一冶保守派成员，因此文革后被提拔重用。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看我多次都不愿意去他那里，他急了，他大声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认为你是个反革命!”硬是拉着我不放。我看见旁边很多人都在看热闹，只好离开广州火车站，跟着他去了他的接待站，晚上就享受了一冶领导人去广州才有的待遇。那时，广州回武汉的火车卧铺票很难买，他每次都优先照顾我，将他预定的计划票给我，再另行安排其他出差的人。

我感受到，虽然我被一冶开除，我还是一冶职工的好朋友。一冶正直的职工不会忘记我。

从我和何承金交往开始，他生活圈子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和我有了来往，其中有位一冶党委办公室的中层干部，在一次聚会时说:“我们那时搞你的项目，就知道，光搞政治上这些东西没有用，到时候不能把人搞死;但只要找到你有经济问题、男女关系问题，你的案就翻不了，但那时就是找不到你这方面的问题。”

在企业彻底衰败的前夕，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位中层干部说，如果一冶让曹承义来搞，还可以把一冶搞好!可惜，事到如今，一冶已经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的一冶才是真正的“重灾区”。

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今天，一冶就这样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至今，一冶公司大院长年有那些下岗的、苦难的职工们在那里静坐，在那里争取自己的权利，延续着我们当年的反叛。

“你的问题我们都否定了!”

我在红钢城街头摆摊，星期天，这个小商品市场人山人海，生意好得不得了。如那时年轻女人穿的长统丝袜、短的尼龙袜、各式新花型的袜子，都是我从广州贩运回来的。而整个红钢城小商品市场仅我一人在卖，每天要买几十百把双，一双赚几角或一元多钱，一天下来比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多得多。我的摊前都是市场从未见过的商品，我又是独家经营，摊子前总是人挤人的。

一天，我见到一个年岁比我大、瘦瘦个子的军人路过摊前，我脱口喊道:“于合。”此人一惊，停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会记起我，我说:“我是曹承义。”他才回来过神来，他问:“你怎么?........”

我笑笑说:“我被一冶开除了，我被判了5年刑。”

于合是7252部队的师长，是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和我从没有个人之间的交往，成立一冶革委会时，我已被软禁起来，筹备革委会时他也没有找我谈过话，没见过一次面，就被他们收拾了。他听到我的遭遇，凑近我身前，很友好地对我说:

“你的问题，我们最后不是都否定了吗?”我想都没想，随口说:“文化大革命都已经被否定了，你们的‘三支两军’工作也都全部被否定了啊!”

老师长一句话也不说，一步一步地离去。我知道，他有话想对我说，却不知如何说起。那时他们到一冶支左，将我排挤出了一冶革委会，是认为我有问题，后来他们经过调查已经将我的问题全部否定了，可是对我的不公还在继续，对我的打击和迫害还在继续。

张绪当年担任武汉警备区的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他1990年对我说:“你曹承义还是我们保护的51人名单里的人啊!”所谓“保护的51人名单”是“曾、刘、方、张”退出湖北、武汉历史舞台之时划定的。这种“保护名单”已经毫无意义，后来湖北、武汉的当权者整造反派比原来的当权者还要凶得多、坏得多。

青山区的大好人杨院长

我在红钢城街头摆摊，有一年夏天特别热。一天，有一个老头，骑自行车，戴着草帽，背着鱼竿，满身大汗，将车停在我身旁，兴高采烈地说:“来，送几条鱼给你，回家给小孩子吃。”他也不听我回话，接着说“:今天运气特别好，钓了很多鱼，自己吃不完。”我也不记得此人是谁，我坚持不肯要，他也不理睬我的推辞，还是笑眯眯地推着车走了。有认识他的人说，他就是青山区法院的杨院长，现在退休在家，没有事干，迷上了钓鱼。

到了大年初一，这位老头儿走到我的摊前，这时是下午三四点钟，时间还早。他说:“你不过年，小孩子也要过年，收了摊回家吧!来我家坐坐，我陪你喝杯酒。”我到了他家，他的老伴肖老太太摆上酒菜，杨老头边往我碗里边夹菜边说:“曹承义呀，是文化大革命害了你。不搞文化大革命，你当个一冶的领导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你到青山区法院来找过我一次。那些年找我的那么多造反派的头头，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对我骂一句，也没有拍桌打椅。就那么一次，我就记住了你。这几年，我看着你一心一意在做生意，真是可惜了你这个人才。”我记起来了，就是批林批孔那年，我曾为徐正全一案找过他。我对他说:“派出所还盯着我呀!还要找我去按手印。”他教我说:“你要高高兴兴对他们说，可以啊!你们要我打多少手印，我可以打个够!你的姿态要高，要顺着他们，不要和他们对着来!”我自然不同意，一言不发。他对我说:“青山区公安分局的领导经常到我家来，我会跟他们打个招呼的。”果然，以后再没有人叫我到派出所去了，还让我挂名当上了红钢城小商品一条街个体户治安小组的治安员。

这老头常常到我的小货摊上来玩。有一次又是多日不见，他高高兴兴地跑来对我说:“这次我刚从南方回来，先到深圳，又到了珠海，再到了澳门和香港，是参加一个离休干部的旅游团。”他说，“嗨!这次我真的看见有钱人了。年轻时我打土豪，分田地，那时看到的有钱人跟现在的没法比。这次我到深圳，去了沙头角，那些店老板才是有钱人，好多黄金啰!”我也笑着说:“那还不是最有钱的呢!不过像你这样现在还是无产阶级的干部也很少了。”

胡德安副经理的养命钱

在红钢城做生意时，我又见到了原一冶的党委常委、副经理胡德安。胡德安这个老革命，早年在武钢当过组织部长，为人和善，从没有什么官架子，当一冶副经理也没有什么实权，跟着混日子。一冶在批林批孔时期，搞了一个“党委造反”，汽车游行去省委，在指挥车上，是我把他拉下了车，叫他不要去，他也就逃过了“秋后算账”。

一天，胡德安来找我说，他们几个一冶老同志退休无事可干，被一个“开发公司”的老总承诺以优惠条件借走他们五万元养命钱，在那里瞎胡闹。他们这些老头想要回这笔钱很难。这一次老总发了善心，同意给他们一张银行进账支票还债，胡德安心想，我们还得快一点办，拖几天，怕这支票兑不了现就惨了。这几个老头从来没跟银行打过交道，真不知怎样办成这件事。胡德安对我说:“我昨天晚上想来想去，这一冶还是只有找到你才能叫人放心。”我说:“没问题，我一天卖不到这么多钱，我得要好几天才能凑齐你这个数。你要放心，我过两天就给你现金。老胡头说一千个行、一万个行地走了。过了几天老头笑眯眯地推着自行车，仰着头，看着我，伸手接过我用报纸包好的钱，看也不看，数也不数，放进了他的小背包。

老头如今90多岁了，在医院病床上打吊针。我去看望他，老头握着我的手，十多分钟不愿放，一句话也不说，眼里闪着泪花，点着头。我和一冶革命老干部之间真是比亲人还要亲。

“过去我怎么看不出曹承义是好同志?”

徐扬是一冶的党委书记，运动初期转移斗争大方向，揪回已调走的方如玉副经理来保自己，结果吃了大亏。方如玉和其他人都揭发徐扬有历史问题，是叛徒，是我们派一冶一中钢二司头头吴希秩等人赴北京等地外调，查清了他历史上并无此问题。此事他应该感谢我们。

1980年，徐扬被排挤出一冶，被调到省计委当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副主任，从一冶宿舍搬到省计委分配的住房，住宿条件比原来差远了，心里很不舒服。1985年前后，我从一冶设计处造反派头头、调到深圳发展银行负责基建的工程师陶铁才处了解到，因陶铁才是徐扬的老乡，徐扬就照顾他，批准他调出一冶到深圳工作。陶铁才有一次去看望徐扬，徐扬说:“你们造反派对我不了解，整过我，我还可以原谅。可是我瞎了眼，将我排挤出一冶的人，竟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陶铁才对我说:“你可去看看他，他家住在武昌中南路的建展馆附近。”有一天，我在傅家坡见到了徐扬的夫人叶小梅，彼此点了一下头。当日下午，我就到了徐扬家。我想去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他曾在批林批孔运动时对我说过，有人说你们造反派不三不四，可是我年轻时也有人说我们这些老革命是不三不四的人。这是我想去看望他的基础。当我找到徐扬的住处，开门的正是叶小梅，她一见是我，就将门抵住，不让我进门。可是我已经将右脚迈进了门坎，她惊恐地说:“你来干什么?”我说:“叶小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来看望徐书记，你为什么不让我进门?”叶小梅说“:没有这个必要，你走吧。”我不肯退却，我了解叶小梅的为人，她曾是一冶计划处的处长，喜欢摆官架子，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在单位没有什么好评。我大声说:“徐书记，我来看你，她不让进。”徐扬在里间慢吞吞地说“你是谁呀?进来吧。”叶小梅这才松手放我进门。徐扬给我让座，又叫夫人倒茶。我说:“陶铁才说你住在这里，身体不太好，让我来看看你。陶铁才对你批准他调回广东非常感谢。”我接着说:“因为你的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年轻，对你特别严厉，整过你，今天来向你道歉。在对待你的问题上，我有错。”叶小梅一听，放下心来，她尖刻地说:“你今后要好好做一个公民。”意思是，你是刚刚放出来的犯人。我说:“你不欢迎我，我现在可以走了。”徐扬也没有留我，他送我到门外。

徐扬、叶小梅离休以后回到家乡广东，住在广州一所干休所里。子女都不在身边。因患糖尿病，双目几乎失明。我通过一冶驻广州接待站主任何承金了解到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可怜。有一次，一冶来了许多干部，住在广州新大地宾馆，大家想见见徐书记。何承金说，我请徐书记和叶处长来看望大家，一起吃顿饭。想不到这位老太婆来了以后，在门外站了好半天，好说歹说，保安就是不让她进去。我等急了，走到大门口一看，这位叶老太太身穿一套洗褪了色的列宁服，正在为不能进门而无计可施。我到大门口，将保安骂了一顿。我说“:这是老处长，你们以为是捡垃圾的，不让进?”

何承金说，上次我带去了你送给他们的春节礼物，徐扬感慨地说:“过去，我怎么就看不出曹承义是个好同志呢?”

曹承义就是湖北的人才

一冶排挤徐扬的，就是接徐扬党委书记位置的王秉政。王秉政是与造反派比较对立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主持工作后，卖力地执行省、市委对造反派加大打击力度的政策。但在他身患直肠癌，在一冶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原是一冶钢二司造反派的曾之洞医生千方百计对他进行治疗和抢救，减轻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他在临死前，对造反派的认识有了变化。有一次，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他主动对我说:“我们是梁山上的朋友——不打不相识。”

我在一冶有一位好朋友，名叫肖建华，比我大一岁，是一冶机关质量检查处技术员，是搞钢结构设计和施工的专家。此人是个“摘帽右派”，但他毫无顾忌，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坚定的老造反派。1978年，他因参加文革被关押审查。他被解脱以后，离开一冶，最早下海，在湖北率先成立了“大地工程设计施工工程公司”，成为工程界的企业家，还担任了全国钢结构工程协会的副秘书长。他有一次很得意地告诉我:“王秉政这个山东大汉，临死前对我说过，湖北不是没有人才，肖建华和曹承义两人就是湖北的人才。”

徐扬和王秉政是一冶文革中最难争取“转弯子”的两位书记，但在他们下台以后、临死之前，却完全改变了原来和造反派对立的观点。

造反派头头众生相

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在湖北武汉文革历史上，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人物中，地位最高的是董明会。武汉造反派工人担任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共有3人，董明会和夏邦银分别是代表钢九一三和钢工总的工人代表，当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谢望春(女)是作为工造总司的代表，当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3人都是军代表从造反派中挑选出来，在他们眼里，都属于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的产业工人造反派代表。但3人的各自情况又很不相同。夏邦银原是汉阳轧钢厂钢工总头头，1967年3月17日被陈再道下令逮捕入狱，1967年5月底，被全市造反派在汉阳公安局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斗争，营救出狱，担任过武汉造反派联合指挥部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后进入钢工总勤务组，属于造反派头头的类型。董明会、谢望春一直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从没有当过头头。夏邦银和谢望春两人在历次运动的反复中都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造反派群众一边，和省、市当权派有合作又有斗争。但董明会自从当选九届中央委员后，从不参加武汉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派别活动，一直听命于当权派。所以，董明会还兼有夏邦银、谢望春所从来没有过的省、市许多更高级的职务。

七二○事件以前，我在青山区认识众多九一三和其他造反组织的头头，并不认识董明会。1969年4月召开中共九大，董明会被推选为党的九大代表并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湖北、武汉及武钢的知名人士。有了解董明会情况的人告诉我，董明会是武钢耐火材料厂窑前工，七二○事件前参加钢九一三，他仅是一个基层的造反派普通成员，是由驻武钢的军代表康星火¹⁸⁸把他挑选出来，指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其本意是不愿意推荐钢九一三的造反派头头去当中央委员，而是专门挑选一个老实、胆小、听话，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的一般基层造反派成员来挤掉武钢产业工人造反派头头的名额。这是武汉军区当权派在操纵湖北、武汉地区推荐九大代表、中央委员人选上，欺上瞒下搞的小动作，是曾思玉、刘丰为了排挤、打击武汉革命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董明会当上中共中央委员后，省、市委就安排他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武汉市民兵总指挥部指挥长和武汉市总工会主任等，这完全是一个挂名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按当时中央要求设计、挑选的一个政治花瓶。董明会只有小学文化，又没有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更无任何当头头的经历和工作经验，只能是一个完全听从军代表任意摆布的傀儡。他们想用安排一个造反派工人出身的董明会，说明他们是依靠和重用工人阶级的，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的。董明会从被军代表选中，直到1976年底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坐牢关押7年，始乱终弃，完全是当权派的政治需要。

他除了挂名当官，参加党中央、省、市委的各种会议，常常坐上主席台，名字经常见于中央、省、市报刊以外，没干过多少有意义的具体事情。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仅仅做过两件有意义的事:一是1973年10月他参加党的十大和张体学追悼会从北京回来，找我和曹佩贤传达过张体学要落实我和彭勋政策的遗嘱。第二件事是1976年春节正月初二那天中午，董明会坐着市委配给他的专用小轿车，到徐道基家中，谈了他在北京参加中央读书班学习的情况，传达了毛主席说“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等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徐道基事后告诉我的。

董明会的夫人也是武钢的工人，她曾经向我诉苦，董明会担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职务以后，市委行政处为他分配了市委大院对面解放公园路市委书记院的一套小别墅，院子大门有部队战士站岗，他们全家搬进去以后，出出进进、上班上学、上街买菜都很不自在。由于文革中当官提职不提薪，董明会工资低，住在里面被人瞧不起。他们家也极少去大院里专为高干开设的特供商店买东西。大院内周围那些邻居，不光是主人、小孩，甚至连保姆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董明会被当权派安排当官后，从来也不敢和省、市、武钢的任何造反派头头来往。他从来也不是造反派的代表，只是当权派用来愚弄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工人群众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从董明会发迹的1969年春天到倒霉的1976年秋天，湖北、武汉造反派为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当权派进行殊死斗争时，他都从来没有参与或表示过支持，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去做争取他的工作，从不去勉强他、邀请他参加我们造反派头头的任何活动及会议。尽管董明会始终和当权派高度地“保持一致”，没有任何有违当权派意旨的言行，但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因为董明会1974年参加过王洪文副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读书班，回湖北公开传达过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为了把湖北、武汉的造反派和四人帮联系起来，董明会照样被赶出了省、市委，照样被逮捕、批斗、坐牢。因为省、市委再也不需要在政坛上摆放有造反派头衔的政治花瓶了。

董明会被隔离审查以后，原来分配给他家居住的市委书记别墅被市委收回，他的家属被赶出了书记大院，市委行政处在外面为他家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临时居住，直到六七年后董明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家人才重新搬回到原来居住的青山区红钢城武钢职工宿舍。董明会免予起诉出狱后，武钢按中央政策，并未开除他的厂籍，安排他回原厂上班，工龄连续计算，直到正式退休。

董明会家距我家仅几百米距离，因我们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是邻居，因参加文革挨整有相同的命运，他退休以后，成为我家经常的客人。董明会请我帮忙为他找一个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解决家庭的困难。大约是1995年，我介绍他到广东省东莞市一个外资工厂担任门卫工作。老板为了照顾他，提出允许他带家属，他们夫妇两人包吃包住，每人每月可拿500元钱。因董明会夫人要在武汉照顾孙子，不能同去，老实、善良的董明会就跟我这位介绍人商量，将老板照顾他夫人的工作机会让给同他一样生活困难的一冶一公司工人朱师傅。于是，董明会与朱师傅一道去东莞那家工厂打工。大约一年多以后，由于朱师傅不仅能做门卫工作，还能为老板干木工活、做饭等，适应能力比董明会强，老板于是留下了朱师傅，董明会被裁员回家。

2000年前后，我以祖父母、父母迁坟为由，请了夏邦银、谢望春、吴焱金等20余名湖北、武汉造反派头头聚餐。我这次破例请了董明会，并告诉他几乎所有在世的湖北、武汉造反派主要头头都要来我家。文革以来从不参加造反派头头聚会和任何非官方组织活动的董明会兴奋异常，他说，我从牢里出来后还没有见到过夏邦银、谢望春及这些大头头们。当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破天荒地参加我们这伙人的聚会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惊讶和高兴。这时的董明会，才恢复了他作为一个造反派老工人的本来面目。

董明会的个人悲剧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本来是一位朴实、善良的普通工人。当权派先是用心险恶地选中他、利用他，尽管他服服帖帖地听从调遣，竭力配合当局演好双簧，也从未参加所谓的“篡党夺权”活动，但还是遭到当权派无情的抛弃和镇压。

有厂不能回的朱鸿霞

朱鸿霞被判刑15年，于1991年刑满回家，也没能回到原单位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顾建棠告诉我朱鸿霞回来以后的安置情况和他没有回原单位安置的原因:“朱鸿霞从沙洋劳改农场释放回来时，农场派了两名干部送他回汉，专门去为他办理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的事宜，另外，还给当地公安部门交代对他进行管辖的要求。因为朱鸿霞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省工办副主任时，工作关系1976年夏天已经转到省工办，武汉重型机床厂以朱鸿霞组织关系已经转走为由，不肯接收，坚持要省委安排。后来这两名干部对朱鸿霞说，你回厂工作有困难，你向省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就返回了农场。”朱鸿霞为此写信给省委，坚决要求回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省委后来安排朱鸿霞去湖北机床厂上班，朱鸿霞坚决不去。

朱鸿霞被迫选择自谋生路，也开始当起个体户，自己做生意。当我知道他去湖北省黄石市新下陆开了一家小餐馆以后，我专程赶到了黄石新下陆，我这个当年新一冶的司令将新下陆铁山的一冶矿山公司造反派的兄弟们约来，向他们介绍朱鸿霞，拜托他们关照朱鸿霞。这些工人兄弟和朱鸿霞欢聚一堂，分外亲切。他们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艰难，但都竭尽全力地从各方面帮助和照顾老朱的生意，使他能在当地生存下去。据一位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曾经看到过湖北省安全机关监控朱鸿霞专班向中央写的报告，报告说湖北造反派头头朱鸿霞现在黄石以卖热干面为生。

因为生意清淡，朱鸿霞只好回到武汉，先后在汉口粤汉码头附近开餐馆，到汉正街做副食品批发生意，还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到汉阳做过卖工业用氧气的业务。但是，他的生意始终未做起来，凡是他到过的地方，我都去帮助过他，但成效不大。1997年，这位毛主席、党中央在七二○事件前夕亲自下令陈再道释放出来的湖北工人运动领袖，在贫病交加中患脑溢血去世，仅活了63岁。他也没能留下自己的文革回忆录。

温文尔雅的烈女徐筱芳

我和林子忠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大约一年多以后，有一天我的“号子”(牢房)来了一位新犯人。十来天后，这位犯人说:“你们运动犯关在牢里还快活些，我们单位有一位医生因造反派问题跳楼自杀了。”我问他是哪一所医院，他说是六角亭的武汉市精神病医院。我问他自杀的医生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只听说是在武汉市卫生学校办“五不准”学习班时，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的。我又追问这位医生是男的还是女的，他说是女的，很年轻，长得很漂亮，很多人都说死得太可惜了。我断定这位医生是徐筱芳。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没有流露出来。当时，我和林子忠并不关在同一间“号子”里。从这一天起，我天天盼望有机会和林子忠见面。

隔了一段时间，看守所安排我和林子忠在一个小院里放风，我们装着不认识似的围着小院的院墙转圈，监视我们的徐干部吩咐了一句:“不许讲话!”就站在一旁抽烟去了。我凑到林子忠身旁问道:“你最近知道筱芳的情况吗?”林子忠摇摇头。我又问他:“最近收到过家里送来的东西吗?”林子忠又摇摇头。我轻声说:“听说筱芳在学习班里病得很厉害，情况不太好，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着急，看能不能打听一下情况。”我想把这个噩耗分两次告诉他，以免他受不了。同时，我还希望我听到的消息不是真的。林子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传达的信息，他没有多说一句话。

徐筱芳是武汉“三司革联”勤务组的三号勤务员，文革中毕业于武汉医学院(今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是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市革委会刚成立时经常开会，我常常见到她。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说话轻言细语，给人非常文静的印象。每次会前会后，一些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都愿意和这位女委员说说笑笑。我和她那时并没有讲过话。在1969年11月至1970年6月中央办的学习班湖北班学习期间，我常常看到林子忠和徐筱芳在一起散步，在那样严酷的全面清查“五一六”、迫害造反派的氛围中，我怎么也不敢往两人谈恋爱的方面去想，这是需要对文革有坚定的信念和极其超脱的境界的，无异于文革版的“刑场上的婚礼”。

从北京中央学习班回汉以后，我去了农村干校，他们俩结婚我也不知道。直到1976年初，我到林子忠家去，见到了徐筱芳，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名叫“胖胖”。这是一个幸福的革命家庭。徐筱芳性格开朗，对人很真诚，我们去他们家，夫妻俩都忙着做饭，留我们在他们家吃饭。他们的小孩“胖胖”也特别惹人喜爱。在林子忠家，我经常见到的有张立国和严常。

张立国经常到林子忠家来玩，他和徐筱芳很谈得来，我和林子忠多达5次做他的工作，说服他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参加造反派中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常委、委员20余人致中共湖北省委公开信的签名活动。张立国说:“你们有那么多人签名，又不缺我一个。你们在外面闹，我在省革委会内部配合，不是很好吗!”有一次，张立国被我们逼急了，他不愿当面得罪徐筱芳，才勉强同意在公开信上签名。公开信在武昌司门口大街上贴出以后，他又急忙叫新武重的张继良将他的名字偷偷涂掉。

徐筱芳是湖北黄冈地区农民家的孩子，自己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如果不是在“五不准”学习班里受到过分的刺激和逼迫，无论如何不会舍弃这幸福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跳楼自杀。当我知道这不幸的消息以后，有一天，看守所的干部将我从监号带到了审讯室，看守所来了一男一女两名外调人员，两人大约30多岁，挺斯文的，知识分子模样。这两名外调人员劈头就问:“你是曹承义吗?”我很不高兴地答道:“是。”那位男人问我:“你和徐筱芳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愤怒地反问:“你们两人是什么关系?!”那女人一听，满脸绯红，我不等他们作出反应，接着说:“你们搞运动就搞运动，怎么这么卑鄙，问我们是什么关系?”这两人还没等我继续说下去，立即灰溜溜地走了。他们是想来捞点徐筱芳的“罪状”，掩盖他们整死徐筱芳的血腥暴行。1976年底开始的揭、批、查运动，致使多少人自杀身亡!这是党内资产阶级继文革以来对革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后来，我又有机会见到林子忠，我对他说:“你有什么事就往筱芳身上推吧。”林子忠说，我压力再大也不能往她身上推呀。一直到他出狱，他才知道他心爱的筱芳已离去多年了。

坐穿牢底的徐正全和李武超

我在青山搞个体户，到街边货摊找我的还有李武超。我非常高兴。他因“打人致死”一案与徐正全一道关押达22年之久，我一见到他就问起徐正全，他说徐正全过几天就会被放出来。李武超见我怀疑的眼神，连忙拿出刑满释放证给我看，他身上穿的还是监狱发的全套劳改犯穿的服装，我带他到我家洗了澡，扔掉了身上所有的旧衣服，换上了一身的新衣，只是没有新毛衣，我将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旧毛衣脱下来给他穿上了。

他吃完饭对我说:“老子要去找人报仇!”我说:“你真混蛋，亏吃得还不够，报什么仇?这根本就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事，你就死了这条心。回四川老家去看看你的老爸、老妈，下半辈子找点事做，好好奉养你的老爸、老妈吧!”这人被关了22年心还不死。经我一说，他倒清醒了一点。我将我卖的西服送了10套给他，叫他拿回四川去起步做生意。如果不会做生意，就拿去送给亲戚朋友，找个工作，继续去打拼吧。这小子回四川一年后，抽时间专门来武汉耍，带了一点四川特产送给我，以后就再无音讯，不知其下落。

李武超放出来过了没多久，徐正全也来看我了。他来我家住了几天，武汉市有很多朋友帮助他，这小子又特别聪明能干，找工作不成问题。过了几年，徐正全不仅在武汉买了房，又娶了老婆，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一有机会，我就和他在一起喝酒、闲谈。我们一谈起来，对许多问题两人的观点惊人地相近，特别是他看问题的角度和常人不同，使我很受启发。这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这个21岁就当上了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的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被硬扯进了“打人致死”事件，文革十年中，他一定会和我始终并肩冲杀在一起。难以想象，在运动后期，一冶会被我们两人连手搞成一个什么样子，恐怕会将一冶搞成走资派特别害怕的“重灾区”。

聂年生的红色造反团和聂年生早逝

聂年生在新华工内组织的名称叫红色造反团。1966年9月底到1967年1月，经常到青山区红钢城去点火宣传的就是新华工的红色造反团。可以说，他们是整个青山区工人造反运动的启蒙者和发动者。虽然青山区有两所高校——武汉钢铁学院(现已改名为武汉科技大学)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已合并到武汉理工大学)，但这两所院校的造反学生杀向社会比新华工晚一些，同时影响也小一些。红色造反团在校内相对红司新华工郭保安¹⁸⁹派影响小一些，但在社会上影响却比红司新华工郭保安派大一些。

我刚开始接触的是红色造反团的罗红兵，他一脸的麻子，湖北口音。罗红兵给我一些红色造反团油印的数据，我就拿到一冶机关去散发。我问罗红兵有什么困难，罗红兵说缺少油印机，我就给了罗红兵几十元钱，让他去买了一台油印机、刻蜡纸的钢板和一些纸张。后来我多次在新湖大开会，遇到过聂年生，我和聂年生没有什么个人交往，关系不深。倒是和张维荣来往多一些，我有时去新湖大，晚上就和张维荣睡在一起。1973年国庆期间的“反潮流”运动中，聂年生、王华珍、谢妙福等人是冲在最前头的。不久，成立于1968年1月的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特地为聂年生增补了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这在武汉文革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以后，他就突然不再参加社会上的“反潮流”活动，也不再冲在前头了。

有一次，我到省二招去找聂年生了解省里办造反派头头的学习班，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我跟聂年生约好时间，聂年生答应单独跟我谈一次。我按时去找他，他却不在。我等了他三四个小时，他终于回来了。他接待我时，神不守舍地什么事也不愿跟我谈，根本不谈“反潮流”的话题。他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现在要集中精力研究理论，我把《资本论》反复看了两遍。”我听他封了我的口，我就走了。他被“补台”后，和王克文、伍能光¹⁹⁰、黎智等市领导来往很密切。有一次，在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主持召开的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他跑到主席台上，对着王克文的耳朵小声讲话，王克文点了点头，聂年生就离开了。他在一元路的一套房子，就是市领导伍能光、黎智等帮他搞的。

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为了促进省、市革委会“转弯子”，聂年生参加了造反派22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省市革委会常委、委员给中共湖北省委公开信的签名活动。但他很少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活动。为了照顾原各大造反组织头头的代表性，大家认为他不适合进7人核心小组。胡厚民和顾建棠提出建议，将聂年生吸纳到省、市造反派头头的7人参谋班子里来，参谋班子也是领导班子。于是请吴焱金去通知聂年生。但是，在我记忆中，他只参加了参谋班子的第三次或第四次会议，就再也没有参加以后的会了。开会时他也没有讲什么话，完全没有当年滔滔不绝的雄辩气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忙，来去匆匆，基本游离在我们这些人之外。

聂年生坐牢时关在我牢房的隔壁。有一天我看到我左边牢房里的聂年生拿饭、拿水，我们相互点了点头，聂年生表现得很平静。我们在牢房里没有过多的联系。在被关押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这一批造反派头头当中，他是最早被从轻发落放出去的，既没有被判刑，也没有作犯严重错误的结论。从牢房出来以后，又回到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上班。这可能是他与市里几个领导干部关系比较好的原因。他比张立国处世要精一些，既参加了造反派头头集体公开信的签名，又与省、市领导搞好了关系，所以没有像张立国那样，在造反派中落下骂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3年或1984年，聂年生的工作调动到位于武昌东亭的武汉市半导体厂工作。我的妹夫姓范，是这个厂里的党委办公室主任，他告诉我聂年生调到他们厂里上班，他暗中非常照顾聂年生。后来该厂出的产质量量不过关，效益不好，聂年生就到湖南家乡去弄一些农产品来贩卖，以补贴家用。有一次，他向厂里借用一辆东风牌汽车去拖货，厂里居然借给了他，他绝不会想到是有人暗中相助。后来，这辆车在湖南翻了车，厂里又派车去湖南将车拖了回来。他生存艰难，挣扎在贫困线上，郁郁不得志。聂年生逝世于1993年11月，离50岁生日还差一个半月，死因是脑溢血。这个有才华的当过田径运动员的学生领袖，因参加文化革命英年早逝，属受残酷迫害而死。

写报告帮李想玉反映个人家庭困难

我在红钢城小商品市场做小百货生意时，红钢城小商品市场离李想玉家很近。我每天晚上收摊，都将商品用三轮车运到李想玉家存放，第二天上午再去他家，将货物搬到市场去。李想玉坐牢刑满释放后，武钢按中央的政策，安排他仍回机械总厂当电焊工。1992年年底一天，李想玉告诉我，他经医院检查确诊患了肝癌。他的夫人当时是武钢的家属工，两个儿子都很小，生活十分困难。李想玉的精神负担很重，也不知此事该怎么办。李想玉文化水平低，我出点子，帮他起草了一份反映他个人、家庭困难情况的报告，报告内容如下:

武汉钢铁公司领导、武钢机械总厂领导:

我是至今仍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工作的老工人。最近经医院确诊，我已经患了肝癌，且已到晚期。我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了。我妻子彭××是武钢的家属工，两个孩子尚未成年，家庭经济情况十分困难。我不敢奢望市领导和武钢党委给予我特殊的待遇，仅希望组织对我按一个普通老工人的身份，安排一次专家会诊，给予我正常治疗的机会。并请考虑在我去世后对我的家属和子女尽可能给予适当的照顾。

此致

敬礼!

李想玉

1992年12月××日

我对李想玉说，你自己将报告抄一份递上去，不要将我的笔迹交给武钢的领导。这封信交上去以后，果然发挥了作用。李想玉被安排到武钢职工医院住院治疗，直到1993年去世。另外，武钢机械总厂的工会领导送给李想玉家一笔钱，以改善李想玉目前的生活困难状况。工会领导对李想玉夫人说:“这是厂工会借给你们家的。你们家将来有经济能力就还，没有经济能力就可以不还，但这件事不要说给别人知道，厂工会不可能对每个职工都这样做。”在当时那种社会形势下，对造反派头头公开进行照顾还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李想玉去世后，李想玉夫人偷偷告诉我，厂工会送来的是一万元钱，在当时这是一笔数额很大的钱，确实解决了一定的家庭困难，李想玉对我帮助他出点子、写报告一事非常感激。

李想玉在医院住院时，我经常去医院看望他，他是在难忍的疼痛中去世的。我在他的灵堂上写了一首诗悼念他:

想玉今日上天台，

毛周二人请进来。

不叙当年是非事，

谈笑风生话情怀。

杨道远的二进宫

到红钢城来找我的还有住在长航青山船厂的杨道远和孙卫旗夫妇。第一次我见到他押了一汽车苹果到青山区水果批发站去卖。这人特老实，一汽车水果运到批发站不称重也不派人值守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来看，可怜水果不见了半车。杨道远完全是一个做生意的门外汉，我想帮助他都很难。

又有一次，杨道远来问我，他家乡河南有很多煤，不用付钱就可以装几汽车、几火车皮来，问我在武钢、一冶可不可以帮他拉点生意做。我心想，我绝不能向武钢、一冶讨饭吃。我建议他到红钢城来摆小摊，离妻子孙卫旗又近，别去跑家乡的煤和水果了。他当然不会听我的建议。结果时间不长，被当局安了一个“贪污罪”，又被抓了去坐牢，一判又是15年，加上以前判刑12年，总共27年。他坐牢、判刑成为全国地方造反派头头之最，差一点赶上了王洪文这个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判的是无期徒刑)。

杨道远差一点把我又带进了监牢。“钢二司”中学造反派的头头谢保安¹⁹¹跑来红钢城偷偷告诉我:“老曹，你要注意，市公安局把我叫去，不问我的事，不问杨道远的事，劈头一句就是问，曹承义和杨道远有什么来往，他们只要我写这个证明材料。”我听了谢保安绘声绘色的一席谈，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去不复返的张立国

还有一位坐牢出来找我的人是张立国。在红钢城我新开的一家小服装店里，我将家里给我送来的午饭让给他吃，他边吃边用他浓厚的湖南腔对我说:“你的伙食好得不得了。不错，不错!”他赞不绝口，三下五去二，把一大碗饭菜吃得精光，真像是武汉人说的那样，是“刚从饿牢里放出来的”。

我对他说:“很多人放出来后二进宫，你张立国名气大，就更不能约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搞生意了。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劝你开公司，你千万别去。你就在东湖附近，夏天卖游泳裤，冬天卖围巾，和小汤(张立国的夫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可以到我这里拿货去卖，卖了来结账。卖不了的，破的烂的都给我退回来。拿货的价钱按汉正街批发价，我不会赚你一分钱。现在你刚开始做，你哪里也不要去，只可回湖南老家看看你老娘。从现在起，我每月给你100元生活费(当时我夫人在武钢子弟中学任教，每月工资才41元)，直到你不需要我帮助为止。”他顺手收下了我送给他的100元钱。

在我的劝说下，当着武钢造反派头头徐道基的面，我清了一大包货，有年轻女人穿的袜子、衣服等，算了一下，货物价值将近400元钱。

张立国高兴地拿起货就走，临走时我说:“你卖出了多少钱就来结多少钱的账，你卖不了就将货全退回来。你要是结了账，下次再来我就多给一些货给你。你要是不来结账，那你就别想我再把货给你。”这小子连连点头，以后就一去不复返。若干年后我再看到他时，他只字不提这件事，好像早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只抓大事的人。

后来听说他做了大生意，发了大财，哪里还记得刚从牢里放出来时，别人帮助过他这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有一次见到现任长江大学副校长、原新湖大的头头龙铭鑫，龙铭鑫告诉我，张立国欠他的钱，一直赖着不还，躲着不见面。若不是同情他，只要去公安局一报案，非把他再一次抓起来坐牢不可。

陈文汉的第一桶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陈文汉¹⁹²来红钢城找我。当时陈文汉的工作关系还在黄梅，陈文汉找到我在红钢城的家中，说他想回武汉做服装生意，希望我帮他找一点业务起步。我非常愿意帮助他。我拿出一件服装样品，是黄灰色夹克男式上衣，衣服上用的是最新式的四合扣。我在汉正街成千上万的服装款式中，选中这一新式样的卡叽布上衣，在青山红钢城一上市，就非常抢手，很适合当时中学生的要求，价格也不贵。后来这种上衣在红钢城流行一时，直到武钢将这种上衣做成工作服发放为止，几乎到了家家户户都有的程度。我拿着这件服装样品对陈文汉说:“这件衣服每件在汉正街批发价是七元五角左右，我另外给你每件加一元钱，作为业务费。希望你拿去找一家服装厂加工制作，在一星期内为我加工300件。条件是，你加工后只能批发给我，不要自己去销售或者批发给汉正街市场，也不要给其他人销售。”

他满口答应，欢喜而去。一星期后，他真的守信，送来了300件服装，由我夫人李琳验收。衣服加工质量不错，可能由于经验不足，他没有在工厂检查，四合扣的质量不过关。或者扣上打不开，或者四合扣脱落，或者根本就扣不上。李琳严格地一件一件检查，因为凡有这种毛病，不退回工厂返工，就不可能销售出去。陈文汉也一件一件地检查，紧张得满头大汗。两人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将合格的留下，需要返工的衣服由陈文汉拿走。过了几天，陈文汉再送货来。这一次质量过了关，我立即结算了应付款，还另外给了陈文汉300元钱的业务费作为酬劳。陈文汉当即激动地对我说:“我用这笔钱回去买一个电剪，就可以起步了。”

陈文汉开始了他千万元富豪的成长之路。一个星期后，我已将这批300件衣服卖完，我打电话给陈文汉，要求他再送100件衣服到我家。陈文汉欺骗我说:“厂里没有货了。”我只好又到汉正街去采购。我经过航空路小商品一条街，去傅廉小摊去看望傅廉，一眼就看到傅廉挂着这种衣服在卖。我问他从哪里买来的，他说:“是陈文汉送来代卖的。”碰巧鲁巷有个服装厂的厂长拿着这种式样的服装，到红钢城小商品市场来我的摊点推销，我就到他厂里去直接订货，发现陈文汉的父亲就是这个厂里的裁剪师傅，第一次我订货的300件衣服就是这个厂生产加工的。他背着我把这种式样的衣服交给别的地方去销售，每件就不止赚一块钱了。以后他再也没来找过我。多年以后，吴焱金的儿子结婚的那一天，我去吃喜酒，见到了久别的陈文汉，好像我们从来不认识一样。

一冶的两名总工程师和一批技术专家

大约在1995年，我读中专时的老同学张昆，从甘肃酒泉钢铁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岗位，调到武汉一冶任党委书记。新书记还未到一冶党委报到，张昆一住下来，就和我见了面。我向他详细介绍了一冶的情况，并介绍了当时任一冶总经理曹典读和副总经理王明焕等人的为人，也谈了一下文化大革命前后一冶的主要变化。我对他说，你听了我的介绍后，再听一冶有关人员向你汇报，就了解得比较全面了。

我向他反映，因为全公司占半数以上的职工是造反派，有许多很有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得不到重用，你应该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还应该落实他们本来应有的职务、职称和生活待遇问题。此外，我本人很想回一冶工作，是否有此可能?因为像我这样“两案”刑满释放人员的情况，武钢的领导是允许这些人回厂工作的。

事隔不久，张昆对我说，你们武汉市现在还有一个专门班子，对你们这些人进行监视，这在全国大概是少有的。你说的造反派头头这些人，既不能提干，又不能入党，还不允许出国。你想回一冶工作，如果我能决定，我马上就会让你回一冶去工作。但是你的工作安排，必须经过省、市有关部门同意批准，这就难办了。有一次，张昆对别人说:“这个曹承义，在一冶的影响也太大了，只要开党委会，会前会后，动不动就扯到他头上了。”还有一次，开党委会时，有人发言，说这个曹承义，现在还在搞派性。曹承义常到在深圳的一冶南方公司去找肖银宝吃吃喝喝，搞派性。张昆就在会上说:“我到深圳去，还没有到南方分公司，就找到曹承义一起吃过饭。老同学一起吃餐饭是不是搞派性?”

我建议张昆重用两个人，一个是一冶施工处测量员、施工处造反派头头纪小玉，他是一冶职工大学毕业生，任一冶三公司工地主任。三公司多次报一冶，想提拔他为三公司副经理，一直未被批准。后来他在总工程师岗位退休。

还有一人叫帅争鸣，此人是华中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新华工造反派组织办公室的骨干成员。此人在一冶也只能担任总工程师，就是不能被提拔为副经理、经理。最后还算是不错，退休前因工作需要，让他出了一次国。

桂大庆是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核心工程轧机安装的工长，1977年初，一冶党委就准备对他隔离审查，因工程现场离不开他，一直拖到1977年5月5台轧机全部安装完毕，才将他关进“五不准学习班”。1991年，一冶机装公司在大冶钢厂搞意大利进口的无缝钢管轧机设备安装工程，桂大庆是工程指挥长，担负的是机装公司经理的职责，他还要做设备安装的方案，因安装场地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吊装，桂大庆使用土洋结合的方法，解决了难题，受到意大利专家的高度赞赏，该方案被评为一等奖。1994年，一冶大公司韦学槐副经理带队到福州搞德国进口的瑞闽铝带钢轧钢厂设备安装工程，韦学槐副经理无法拿出方案，急电请桂大庆坐飞机赶到福州，桂大庆三天就拿出了方案，得到德国专家的好评，获得了一冶工程施工设计方案特等奖。因为桂大庆是造反派头头，这位完全可以胜任一冶大公司经理职务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工程技术专家竟然连科级干部都没有当过。

肖银宝精通土建结构材料检验管理，1990年代初任一冶深圳南方分公司土建结构实验室主任，他的工作职责应该是由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人来搞的，凭他的能力和资历也完全能够评上高级工程师。当权者出于对造反派的偏见，一直压抑他，以他仅有大专学历、专业不对口而不予评定职称。一直到2002年他退休，他的职称还只是助理工程师。

1946年11月13日出生的黄家祥，1965年参加工作，文革前是一冶筑炉工业公司的青年徒工。因工作表现出色，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被评为一冶公司的优秀徒工。文革中，黄家祥是新一冶二号勤务员、一冶革委会常委、一冶工代会常委、一冶筑炉公司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黄家祥受省革委会派遣，带领280人的一冶抢险队奔赴唐山，在唐山钢铁厂、唐山弹簧厂、唐山耐火材料厂、唐山中板厂，黄家祥冒着强烈余震的危险，视死如归地爬上多数为50多米高、最高的达80多米高的烟囱，将钢丝绳固定在即将倒塌的烟囱上，拆毁、抢建了42座烟囱。其中每座烟囱都裂开了大缝，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黄家祥谈体会时说，我就是要为造反派争气，为一冶工人阶级争气。黄家祥作为一冶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被评为天津市抗震救灾的英雄模范代表，还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的英雄模范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和冶金部部长陈绍昆的亲切接见。《人民日报》曾对黄家祥作过报道。陈绍昆部长指示，要黄家祥回武汉担任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的副总指挥长(担任常务副总指挥长的是黎智)。黄家祥回到武汉却被隔离审查，要他交代“篡党夺权”的罪行。陈丕显到湖北主政后，黄家祥被从领导岗位上清洗掉，又回到筑炉公司当工人，被一冶弃之不用，还因参加文革给了个记大过的行政处分。黄家祥被迫离开一冶，调动到武汉开关厂当工人。他从工人起步，最后当上武汉开关厂分厂的厂长。

中共在1983年11月至1987年5月整党时，提出了“三种人”的概念。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整党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在党内清理“三种人”。按照文件的说法，所谓“三种人”，第一种是“造反起家的人”，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第二种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第三种便是“打砸抢分子”。“三种人”应该是指党内的党员，但是凡是造反派，不论是否党员，都遭到无休止地清查。即使不是“三种人”，也当作“三种人”整。

当年华国锋等人给“四人帮”伪造的罪行之一是“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代理人”。此刻全国却是“层层揪‘四人帮’，处处抓‘人和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完全一副“宁可错整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架势。除了政治迫害，在不许入党、不许做官以外，还在加工资、分房、评定职称等生活待遇各方面进行歧视。

这些造反派虽长期被限制使用，可是很争气，一冶先后出了多名贪污、腐化落马的官员，都没有这些造反派骨干分子，而都是被党委重用的经理、处长之流。

被当作“特嫌”的烈士子女刘森

刘森是一冶动力公司的工人，比我大几岁，是一冶动力公司的造反派头头，一冶野战兵团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因他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担任什么大头头。他能开车，又能吃苦，是我的跟班，整天和我出生入死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们两人常在办公桌或地板上睡在一起，他是我的保护者。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干的每一件事，他都一清二楚。

1966年底或1967年初，当时他所在的动力公司保卫科有一名干事曾向我打过招呼，说刘森是一个“特嫌”，你要小心。他还说，你不问问他的工资是多少，他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钱，你该知道了吧!

刘森在武汉青山区的一冶上班，可他的老婆和6个小孩都住在黄石大冶的铁山，真难以想象这二十几块钱是怎么养活一家6口人的。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他随意花过一分零用钱，一年四季老是穿一套工作服。

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被关押，都是他想方设法去“学习班”的窗外看看。在我4年坐牢期间，他无数次到我家看望我的孩子，还从大冶铁山背来许多红薯给我的孩子吃，每当刘森来了，孩子们就围着他“刘伯伯”长、“刘伯伯”短地叫个不停。1977年，刘森也被当作“四人帮”的黑爪牙关进了牢房。

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中央有位叫朱涤新的老干部找到了黄石，查到了刘森本姓曹，父亲是和李先念一起参加革命的，是湖北阳新一带共产党的最早领导人，刘森父亲牺牲时，刘森还在母亲的腹中。刘森这才从监牢中放出，成了革命烈士的儿子，刘森家庭成了“革命烈属”，这是货真价实的，不像某些自称是“革命烈士儿子”的中央领导人是水货革命后代。共产党不认识自己的儿子，把刘森当反革命几乎整了一辈子。

后来，他的“特嫌”问题也查清了。他所在的工作单位，有一个反革命组织想发展他入伙，刘森就向领导作了汇报，而这个基层领导就叫他打入其内部，后来这伙人全部被一网打尽，本该是立功受奖的刘森，又被稀里胡涂地说成了一个“小跑腿”，成为已经加入这个反革命团伙“从宽”处理的成员，这就是“特嫌”的来由。

共产党成天整老百姓，整到了自己的子女，而那些假冒伪劣的“烈士子女”却捞到了大实惠。世界上还真有这么一回事。

刘森因我挨整，不管如何关押他，办他的学习班，他总“交待”不出来我的任何实质问题，他总是只说这样几句话:“曹承义开什么会，见什么人，我从来不关心。我只替他开车，从来不进会场;到各级领导家串联，从来只在大门口外等，连具体是到什么人家里都不知道。”

刘森为什么吃尽苦头?一问三不知。

刘森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工人，一生贫病交加，又特别肯帮助人。他住铁山，只要我去铁山，吃、住都在他家里，就连朱鸿霞、顾建棠，都受到他热情的接待和多次的尽力帮助，一冶工人阶级的优秀质量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可惜他重病缠身，2007夏天不幸去世。

我写了一首诗，略表悼念:

老实善良烈士子，

悲惨一生遭欺压。

古有狸猫换太子，

江中小虾戏金蟾。

薛海澄:被大联合和三结合排斥的造反司令

赤总工二司¹⁹³的司令是薛海澄¹⁹⁴。在我坐牢的那一段时间里，我母亲长期受歧视遭打击，在外面去当一个清扫厕所的工人，还要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薛海澄能多次去看望我母亲，我真的非常感动。

薛海澄这个造反司令当得最可怜，赤总工二司是造反较早、人数较多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大多是合同工、临时工，据说1966年12月人数最多时达到几万人。合同工、临时工在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他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是走资派造成的，以为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文革初期，他们很早就到北京上访，1966年11月江青曾经接见过他们，在听他们汇报时还流过泪，说想不到他们有这么苦。文革中，他们是新派观点，赤总工二司刚成立时，司令部设在司门口的武昌区委，后来在汉口的六合路市委第二招待所办公。他们的造反宗旨包含着为临时工、合同工争权利、争地位的要求。赤总工二司坚决反对陈再道镇压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一直坚持为工总翻案，冲锋在前，作出英勇牺牲。但武汉七二○事件后，工总翻了身，工总和其它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根本就不承认赤总工二司这个组织，因为参加这个组织的人，都是湖北、武汉地区的失业人员，都是无固定工作的“坏人”，很多人都是因种种原因无正式单位、无正式职业者，是当时被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受压迫、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武汉军区、武汉警司也从不承认这一组织，认为这一伙人是闹“经济主义”的，是借文革运动“要工作”、“要钱”的，不是搞“革命”的。

1968年初在筹备成立湖北省革委会时，薛海澄带人冲进了军区首长曾思玉、刘丰主持召开筹备会议的会场，并大闹会场。他们认为军区、警司筹备大联合、三结合，成立工代会、省市革命委员会完全排斥了赤总工二司这个工人群众组织。朱鸿霞出面制止赤总工二司闹事。薛海澄是个河南人，性格直爽，他指责朱鸿霞忘恩负义，说:“工总被陈再道打成反革命组织，你们坐牢时，我们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戴你们工总的袖章，打你们工总的旗帜，为你们工总翻案，甚至很多人集体加入你们的组织。你们现在凭什么把我们撇开?”还动手推了朱鸿霞一掌，这就闯下了大祸，当即被工总一头头(记不清是夏邦银或是胡崇元)打电话通知部下，派人去砸赤总工二司的司令部。当天，我在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听到他们在电话中说:“他们把老子们的老朱打了，你们去把赤总工二司司令部跟我砸了。”我这人的“阶级觉悟”特低，对薛海澄心生同情。大约过了不久，虽然钢工总并未真的去砸赤总工二司，老薛一伙人还是到处告状，见人就投诉。他们找到我，我还跟随老薛去了一次六合路赤总工二司的办公地，看望了他们的几个勤务员，这样就给老薛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仅此一面之交。老薛却一再在我艰难的日子里来看望我和我的家人，怎不叫我感动。

1990年前后的一天，他主动找到我母亲住的地方，我那天也回到了母亲家，两人终于会面。那天老薛专程把我领到他家，问我能不能接一些铸造件加工的业务，他想帮我找点生活出路，助我一臂之力，让我渡过难关。很惭愧，当年我对他和赤总工二司都未能作任何一点帮助，而此人却因我当年同情过他而对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至今仍怀念他。

蔡协斌:赵紫阳说造反派的问题后一步解决

1987年前后，我常抽空去青山区工人村看望老朋友蔡协斌。蔡协斌原是一冶工人，后来调到四川十九冶。文化大革命中当选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赵紫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支持蔡协斌在第一线搞全省“转弯子”。

蔡协斌1973年担任四川省总工会主任，1976年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准备出任全国总工会主席。1976年10月后在四川被“清查”，1978年5月在四川省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退休后回到武汉青山区工人村居住。

蔡协斌晚年多病。我去看他时，他已卧床不起，眼睛患白内障，已看不清眼前物体。他看不清我的脸，只能长时间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在与他的交谈中知道，赵紫阳对他个人的照顾还可以。1987年左右，蔡协斌曾写信给赵紫阳，赵紫阳回信给蔡协斌所在的单位，解决了蔡协斌反映的两个问题:一是儿子要结婚，房子太小;二是工资太低，生活困难。蔡协斌告诉我，他现在的单位给他增加了住房，也加了一点工资。

当时有几个人想叫我去北京找一下此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反映造反派遭受迫害的状况。我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一个婆婆管着他。但是，我曾通过蔡协斌得知，有一个在京的副部长，曾传达了赵紫阳的一句话:“造反派的问题，后一步解决。”其实，中央领导人关于如何对待文革中造反派的问题，意见一直都是不统一的。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揭、批、查扩大化，曾想大力纠正，但阻力很大，虽向全国发了一个1982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对造反派头头能不判刑的就不要判刑，判了刑的，刑满释放后一律回原单位安排工作。但这一政策遭到湖北及全国各地当权派的阳奉阴违，有的拒不执行，有的走了过场。胡耀邦下台死亡后，此政策全国绝大多数并未真正落实，造反派遗留问题就长期拖下来了。赵紫阳比较开明，他能照顾蔡协斌，也能解决全国造反派的遗留问题。赵紫阳当时只能说:“造反派的问题后一步解决。”可是赵紫阳又下台了。

这个造反派的安置问题就遗留至今。其实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确实是有人想阴谋篡党夺权，但这些人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等卑鄙小人。湖北的造反派，包括我和胡厚民等人，肯定是没有参加篡党夺权的。湖北、武汉抓我们判刑，肯定是搞错了。

今日的中央领导人，要么是认为造反派没有遗留问题;要么是有人也认为有遗留问题，要“后一步解决”;要么是认为这已是历史的铁案，永远不能翻案......可是，我们还有时间等下去吗?

我有一次去看望一冶一个离休干部李希英¹⁹⁵，我爬上她住的无电梯的八楼，她非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在送我下楼时，她突然问我:“曹承义，现在还有没有人说你错了?”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声音。

在我精疲力竭时，突然有一双手来帮助我

我做小生意来往于红钢城和汉正街之间，常常会碰到很多老熟人、老同事、老朋友，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对我的一次又一次的帮助。

有一年秋末冬初，我从汉正街购货回来，寒潮突袭，天寒地冻。我从徐家棚轮渡码头上岸时，地上已结了一层冰，我背上很重的货物，双手拉住坡上的铁链，一步一步地沿着大堤50多米的石阶向上攀登，就像登天一样。在我精疲力竭时，突然有一双手来帮助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一冶造反派的头头、一冶革委会的常委谢建生。一冶军代表曾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他还是很热情地帮助我。这件生活中很小的小事，使我终身难忘。至今已相隔多年，我仍历历在目。如今只要我回到红钢城，我都会抽空去看望谢建生，不管他是在家中还是在医院住院，哪怕是在打吊针，我都要去开开玩笑。我说:“到处在找你开常委会，你为什么躲在这里?”他每次见了我总是笑得很开心。

我收集、保存了武汉文革各群众组织的纪念章

1967年底到1968年初，全国各革命群众组织、新成立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兴起了制作、佩戴毛主席像章的热潮。“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以及几乎所有全市有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都设计制作了自己组织或本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纪念章，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也制作了纪念章。这些造型各异的毛主席纪念章，在像章的反面都刻有制作单位，是研究湖北、武汉文革历史，研究造反派组织的极其珍贵的史料和活化石。每当我和我的朋友们看到这些纪念章时，我们仿佛又回到那难忘的岁月。

我收集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武汉市工代会、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公安联司、长办联司、交通联司、新一冶、新武重、新肉联、武昌造船厂革委会、红工兵、武汉财司、省直红司、武汉机关红司、武钢一冶红旗、武汉锅炉厂革命委员会、武汉重型机床厂革命委员会、中原机械厂革命委员会、武汉银行革命委员会、武汉测绘学院、汉阳轧钢厂、空军006部队红总，南下学生“五湖四海”(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等革委会和群众组织制作的纪念章，几乎囊括了当时武汉所有造反派组织制作的纪念章。我还收集了清华井冈山、青岛、四川渡口02信箱(即十九冶)等外地革命群众组织的纪念章，具有特别的珍藏价值。1977年初，当我被诬陷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隔离审查时，一冶当权派派人去我家非法抄家，将我珍藏的纪念章当作废物扔进了垃圾堆里，我不到十岁的小女儿冒险又偷偷捡了回来。我收集的纪念章，都是当年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主要头头亲自送给我的。历经当权派几十年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对造反派的妖魔化和血腥镇压、围剿，如今能完整地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

90年代中期，我萌生了将我保留的这些像章请当年参加省、市革委会“三结合”的有关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员签名留念的想法。所以，凡是我能找到的这些历史人物，主要是当年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我都想方设法地让他们签名，也请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¹⁹⁶、郑流川等同志亲笔签名，让这些纪念章成为别具一格、名符其实的文革纪念品。遗憾的是，由于我请当事人签名的设想年代较晚，一部分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已经去世，极少数人失去了联系。当年省、市革委会结合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就更难以找到他们签名了。蒯大富在为我签名时说:“这是我文革后见到的唯一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纪念章，也是唯一的一次为收集者签名。”

2006年，在文革四十周年纪念之际，我将当年收集的纪念章和签名请人摄影、编辑，印刷成纪念册，赠给当年签名者留作纪念。

今日一冶

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无比辉煌的一冶，将自己的大名前面冠上“中国”二字，在深圳黄贝岭，“中国一冶”四个大字还赫然耸立在高楼屋顶上。可惜一冶早已今非昔比。一冶现在已改成股份制企业。还留有一个一冶公司的空牌子解决为内退的老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发放内退工资之类的遗留问题。另一个已改制的股份制公司与市场接轨，专门搞建设，负责挣钱。原来的公司党、政领导都成了新公司的股东即老板。一冶这个为新中国冶金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队”，几万产业工人买断工龄，绝大部分职工下岗，顷刻土崩瓦解。多年以来，一冶公司大院一直有人静坐、罢工、闹事，长期不得安宁。曹承义的幽灵始终在一冶上空徘徊。

有一次，市某局几名头头到一冶谢建生女儿开的茶座去消费。其中一人问谢建生，曹承义、李诗波等人现在在搞什么，谢建生告诉他们:“曹承义、李诗波等人现在都去做生意了，当了大老板，他们才不到公司大院去静坐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好啊!可是绝大多数人呢?一冶开除了曹承义，一冶至今没有得到安宁。有人说:“一冶工人和上层领导的矛盾丝毫没有解决。”难道不是在“让绝大多数人先贫穷下去”基础上的才有的“先富”吗?不管黑猫、白猫，全国的高级宾馆、别墅里出出进进的，坐着很多西方人都买不起的名车的，长得油光水滑、大腹便便的，躺在如花似玉小姐怀里的，都应该是好猫!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陈良宇之流。

开除了曹承义，并未挽救一冶的没落，衰落的速度反而加快!一冶本来是一个可能产生瓦文萨¹⁹⁷式人物的地方，但无人有此觉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承义应该是一冶工人阶级的千古罪人。一冶的辉煌已成过去，一冶的未来，不知路在何方?

离别武汉

1993年母亲去世，我选择了离开武汉。

在深圳工作的十九冶造反派头头郑流川，比我年长一岁，但比我晚一年在武昌钢铁学校土建专业毕业。当我问他，我该不该来深圳时，他说:“你要不来深圳，就是白白浪费你的时间，白白浪费你的才能，白白浪费你的精力。”

武汉这个地方，有一些才子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一个全国首创的政治观点:“造反派头头(所谓的‘三种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捞到好处，又想利用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捞一把。”并以此理论来制造冤假错案，抓了不少造反派头头第二次进班房。他们认为“捞”只能是他们的特权。

武汉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之时大搞对造反派头头的“二进宫”，逼迫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武汉，再求发展。俗话说，故土难离。但武汉已经是造反派头头难以生存的地方。长期的打压、限制、监控，有事无事还要到派出所打手印。我已经无最基本的人权和人身自由，被迫远走他乡。

我起早睡晚，早出晚归，在街头摆摊，一分钱、一角钱、一元钱地积累。我的儿子、女儿放学回家，我老婆下班都来帮助我。不管是在“火炉城”酷热难熬的夏天，还是在风雪交加的冬天，我这个被打翻在地的人，靠自己辛勤劳动赚到的血汗钱，提供财力，终于让我的儿子在艰难的家境中长大，自费留学去了加拿大，完成了数学硕士和计算器硕士的学业，取得了在美国微软公司工作的机会，并移民到国外。

我对一位造反派朋友说过:“种子的力量真是如此顽强，哪怕它生长在岩石缝中，只要有一线生存的条件，它就会生长，就会发芽。这就是惨遭迫害、打击的人惊人的力量。”我不屈不挠地寄希望于我的儿孙，希望他们比我生活得更美好!我的儿子也为我争气，为我们湖北、武汉的造反派争气。我的一位造反派大姐林逸说:“一冶几万职工，家家有一个儿子出国留学都不算稀奇，恰巧这个儿子出在你家，真是老天有眼。”

2006年6月—9月，我带上我好友江雪川(湖北省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画家)的国画，到儿子那里去探视，我把这张雄鹰飞越大海的画，挂在我儿子在美国家客厅的墙上。我在画上的题字是:

展翅一飞越大海，

万里晴空在胸怀。

三代辛酸成过去，

宏图大展看未来。

我深深感到，他的日子比我过得要自由得多啊!

我的小女儿，见他的哥哥去了异国他乡，她也有了离开武汉的念头。她知道她的祖辈、父辈的生活遭遇。经过自己的努力，她也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成为香港居民。她和丈夫、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经常往返香港、深圳来看望我，和我在一起看电视，谈古论今，每天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她说:大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招牌，封建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经常地教育我的子女，永远不要忘记祖父的悲惨晚年、父亲的苦难中年和自己的不幸童年。

从1996年起，每隔一两年，我都要在香港住上3个月的时间。

2000年，我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温哥华生活了3个月。2006年，我在美国的西雅图生活了3个月，2008年，又住了9个月。

我从牢笼放出来以后，不仅失去了脚镣手铐，还摆脱了思想上的牢笼。当我从地狱中活着出来，我终于理解了我们一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打压的原因:我和我的战友们义无反顾地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取社会最底层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为受到压抑的弱势群体、平民利益表达着最简单的要求，没有这种舍生忘死的投入和千难万险的地狱的磨炼，就没有今日的觉醒。有了这种觉醒，我们过去一生的奋斗，就再也不是用幼稚和狂热可以解释的了，再也不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在自己的住宅，也挂着一张江雪川的国画，画上是一个站着的雄鹰。我在画上题了一首诗:

朝有高山凌云志，

暮存江河不老心。

展翅长空劈风雨，

鸟瞰大地识冬春。

我愿将这首诗，献给我们全国造反派的战友们。

我将本文献给湖北、武汉和我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们。我特别怀念胡厚民，怀念这位湖北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90年他在狱中去世时，我写下了一首诗纪念他:

尔才可封将相侯，

屡遭打压不回头。

果真修得来世在，

甘为吾友马前卒。

他是江城上空永远飞翔的雄鹰!

本书写成于2008年5月

2010年2月重新修订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我因文革两次坐牢

李开键 初稿 钟 逸 整理

一、简历

1938年，日寇攻陷武汉那年，我两岁。母亲带着姐姐、妹妹和我开始逃难。整整7年间，历经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5省。其间，因与父亲失去联系，经济窘迫，大我两岁的姐姐和小我两岁的妹妹相继因病死于逃难的途中。我亲眼看见了日本法西斯飞机追踪难民狂轰滥炸、血肉横飞的悲惨景象。我幼年和少年时度过的灾难是亿万中国百姓境遇的缩影，我要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父亲1896年生于汉阳县永安乡灌林咀村。13岁经人介绍进入招商局的轮船上做工。后来轮船由招商局转到民生轮船公司，由于为人忠厚踏实，30岁就做了事务长。抗战爆发，民生公司包括父亲工作的轮船多艘被炸毁。1944年初父亲在昆明与我们团聚。1946年初父亲带着我们到重庆谋生，为生活开了一丬“义丰纸号”。1948年，父亲因车祸辞世。由于祖父在乡下留有22亩地，解放后，我的家庭出身被划为“资本家兼地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加上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注定了我必有坎坷磨难的一生。

我在重庆读完初中二年级，于1951年回武汉插班，在武汉三中初中毕业。1954年由武昌高级商业学校毕业，因成绩优良，被分配到省商业厅计划处做统计员。因班上王启迪同学未被分配工作，当年我约了在汉的17位同学去找厅长任仲林了解情况，这就是文革中大会逮捕我时说我“18岁开始反党”的来历。1957年12月反右派运动结束，省直3000名干部由田英副厅长带领，下放到洪湖县大同湖开荒办农场。1958年4月，我转行支教到远安县做了初中教师。1959年我考入宜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一年后，母亲在汉病危，家中无人照料，只好由花楼街街道政府派人照料，同时去函学校党委要求我退学回汉。我回汉以后，适逢武钢招人，街道政府将我的档案给了武钢机械总厂人事部门。1960年10月，我进入武钢机械总厂机动科工作。当年底，我见新成立的工程车间缺工人，便申请做了工程车间钳工，拜师学艺。两年后，我又调到武钢设备处工作。1965年，冶金部将武钢设备处划归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管辖，我就成为了一冶职工。

二、文革开始

1966年10月，北京大学生南下到武汉点革命之火。我住汉口花楼街，每天跑月票往返青山和汉口，目睹了大辩论、大字报和挤满马路看热闹的人群，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参与其中。回到家，脑海里建国以来肃反、反右，历次政治运动的场景犹如在眼前。我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参与。1966年11月8日，本处同事吴建昌、王幼珍、桂玉兰、汤月娥找我帮他们抄一份支持南下造反大学生的造反公告。我再三推辞，最后还是将这份设备处第一张公开宣布造反的大字报抄好，落款是“一一•八”造反战斗队，贴在设备处大院。这张大字报引起上百人围观议论。人群中，韩德林大声说:“这张《造反公告》肯定是李开键写的。”下午，“四清”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的肖道平找我谈话。“《造反公告》是你写的?”他问道。我说:“我只是帮他们抄了一遍，只字未改。”肖道平却严肃地说:“党是信任你的，为什么你还跟反革命跑?”我说:“吴建昌、王幼珍、桂玉兰、汤月娥他们都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肖道平生气地走了。本来我是处文革领导小组的记录员，因为帮别人抄大字报一事，当天下午处文革小组的会就不让我参加了。我自言自语:“看来这卒子过了河，只能向前。”文革中，我的这句话一直是被批判的把柄。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加入了设备处第一支造反队。“一一•八”的这把火点燃了设备处文化革命的烈火。紧接着，两三天工夫，“红铁锤”“、铁扫帚”等十几个战斗队的造反公告都贴了出来。几天之内，设备处造反派队伍由几个人扩大到近两百人。而由官办的文革小组组建的红五类“红卫兵”，正在热火朝天地查抄“反动学术权威”的家，看到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势头，也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一些战斗队，与我们对抗。1966年11月底，设备处所有的造反派战斗队大联合成立了“设备处革命工人造反战斗总部”，我母亲所在的花楼街向阳工艺美术厂为我们连夜印制了造反大旗和几百个红袖标，大家推举我为一号勤务员，勤务组成员还有张恒华、吴建昌、熊家景、赵冰臣等。12月初，机装公司杨连洲、丁金生来到设备处，征得我们一致同意，“设备处革命工人造反战斗总部”加入了曹承义为首的一冶野战兵团，我们并派周贤亮、杨锦进驻公司野战兵团总部，作为设备处野战兵团派出的联络员。自参加一冶公司的造反派大联合后，我们将办公室设在后方33街03栋108房间。

从1966年11月8日当晚开始，我基本没有跑月票，而是住在单位，白天就是无休止的大小辩论会，晚上写大字报稿，写完后，两三个小时就抄成了大字报，次日清晨就有专人贴出去。只要我的大字报一出现，老保们便蜂拥而至，手持纸笔抄录，留作“秋后算账”时可以在字里行间寻找的“反革命”证据。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我都是凌晨四点左右和衣而卧，睡上两三个小时，便投入第二天的战斗。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在他们眼里连“血都是黑的”。从文革一开始，设备处的保守派在官方授意下，就把目标对准了我。1967年《二八声明》出来后，担负“支左”任务的军队开始打压造反派，设备处保守派拉拢王幼珍整理了我的80条“反革命言论”。设备处一时间黑云压城，保守派以我为目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二月逆流”开始，军代表找我谈话，针对我的“反革命言论”和夺权问题，要我写检查。支左军方一屁股坐在了保守派一边，不少参加造反派的群众声明退出野战兵团。设备处的文革形势如同全国一样处于低潮。我和十几个造反派的中坚者汪长江、李统学、江同保、付国宝、汤月娥、柯俊等人，每天下班后到晚上七点钟之前，准时守候在总部设在后方八大家33街的办公室，围坐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旁，盼望早点听到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盼望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因为她是指引我们战斗的指路明灯。

在保守派得势的日子里，保守派的头头经常召开以造反派为对象的批判会，每次都有军代表坐在台上为其撑腰。

1967年3月下旬一天下午3点，军代表召开全处“抓革命、促生产”职工大会。首先宣布会议纪律，缺席或早退者算旷工，各科室、各班组点名报人数，发言者按预先安排的顺序上台发言，气氛十分紧张。发言者全是会前精心安排的保守派干将、“笔杆子”，如总支秘书代诗堂，还有关鹏飞、李永轩、郭才耀、韩德林等。发言内容只需大帽子，不需事实。他们把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名强加在革命造反派头上。快到下午5点的下班时间，坐在台下的造反派群众一个个万分气愤，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我身上。这是无言的期盼。我急速地选择了十几条毛主席语录，递上了要求发言的纸条，我想可能轮不到我上台发言，就会到点下班了。不料我的条子刚递上去，大会主持者立即让我上台发言。保守派的干将们一个个手拿着纸笔，准备记录我的发言。我上台以后，一口气大声朗读了十几条毛主席的语录，然后突然说道:“我的发言完了。”台下保守派一片哗然。造反派战友们掌声雷动，只叫痛快。第二天早上刚刚上班，关鹏飞、韩德林二人到造反派总部办公室找我问道:“开键，昨天大会上你都念了哪些毛主席语录，能指给我们看看吗?”“有这个必要吗?毛主席语录条条皆是真理。”我平静地反驳道。对方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乖乖地走了。

不久，我写了长篇大字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文章以高尔基《海燕》中的名句为标题，呼吁造反派战士坚持信念，紧跟毛主席，大长了造反派的志气。军代表立即找我谈话，质问我:“你是何居心?”我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向他老人家表决心，不可以吗?”

1967年5月，文革进入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设备处造反派队伍壮大了，设备处共计500人中有近300多人加入了野战兵团与其他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新一冶”。我们控制了设备处的广播站，每天坚持广播党中央有关文革的文章、消息。

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从文革开始，拥护与假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两派群众的激烈矛盾冲突就已展现。造反派们只有靠自己的坚定信念勇往直前。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反对派开始赤膊上阵。

1967年6月上旬，我们设在33街坊的总部被百万雄师打砸。汽运六站的“百匪”头戴柳条帽，手持丈余长的铁矛，上街武装游行，向造反派示威。他们要武斗，要杀人，支左的军方视而不见。青山区这个近20万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顿时一片白色恐怖。工厂、机关很少人去上班，可他们把破坏革命和生产、挑起武斗的罪名强加在造反派头上。设备处百万雄师的头头郭才耀在处里公开喊道:“我们只要抓到李开键，就在他身上捅几个洞!”坚守在设备处的钟守德6月15日火速派人到33街坊告知我。当天，我和汤雅杰、汪长江等人就住进了民众乐园旁的财贸大楼。中午，我预感设备处里的百万雄师会趁我们外出，偷袭设备处的广播站，我就打电话给钟守德，叫他把广播站扩音设备上的电子管卸下来拿走。果然不出我所料，当天下午，百万雄师手执长矛、扁担抢占了广播站，但广播喇叭哑了。

6月15日至18日，我在民众乐园看到的几天几夜的景象，与1871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景象何其相似。人们在民生路口至六渡桥的中山大道上筑起街垒，没有人动员，花楼街、方正里到统一街、火巷子一带的太婆们，晚上无偿往民众乐园送稀饭、绿豆汤、馒头。民心所向，可见一斑。这期间，我也目睹了百万雄师用长矛屠杀造反派的血腥罪行。

六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造反派在民众乐园门口为死难的13位烈士举行公祭大会。天下着倾盆大雨，雷声滚滚，苍天在哭泣，在怒吼。上到六渡桥，下至民生路口，数十万市民冒雨驻足参会，何其壮哉!这笔血债，这个场面，将永远留在百姓们的记忆中。

一冶设备处文革时期有干部职工500多人，是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最小的一个县团级单位。在一冶设备处22万平方米的库区里面，存放着确保武钢这个大型企业正常运转需要的几亿元设备及备件，其中有大量的进口成套设备，还有30多台12吨的大型进口卡车。设备处的综合实力远非一冶各工程公司可比。只要曹承义一声令下，设备处要车有车，要钱有钱。1967年的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曹承义组织的历次大型游行活动中，我们设备处每次派出的大卡车都不少于15辆，全一冶数十辆进口大卡车引擎的轰鸣声就足以震撼武汉三镇，扬我新一冶造反派的威风。1967年五六月间，造反派被迫应对百万雄师的武力镇压，我们设备处为新一冶万余造反派随时退守设备处大院而准备了近万斤粮食，并筹划在设备处仓库大院的四角修建岗楼，只因形势迅速恶化，未及实现。但一冶设备处在青山，特别是在武钢的厂区和厂前一带，它每天坚持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广播，成为青山远近闻名的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前，青山地区的百万雄师先后扫荡、踏平了新一冶总部和九一三总部，但却无法攻打一冶设备处的广播站，因为一冶设备处的广播站设在存放武钢战略物资、高墙深院的一冶设备处仓库里，成为整个青山地区百万雄师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这个新一冶造反派的红色根据地的显赫名声，成为后来我遭受残酷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7年7月20日发生在武汉的七二〇事件震撼全国，中央表态公开支持造反派，设备处造反派队伍再次扩大，几乎占了职工总数的70%。但一个错误的思潮滋生出来。1967年7月中央表态的第三天，设备处有头头就带人去武昌县纸坊军火库抢枪回来。第二天，在我毫不知情的时候，付国宝、江同保把百万雄师的骨干韩德林打了，虽然只打了几拳。我立刻召开了勤务员会议，批评付国宝、江同保的行为。有人在会上发言，影射我在白色恐怖时避难去了北京，可去北京避难的武汉造反派有3000人之众，都是各单位被百万雄师追杀的对象。还有人认为我批评付国宝、江同保打人是“康老三”(“康老三”:指偏保的武汉红卫兵三司，此处借“康老三”指责我右倾)。造反派出现了分歧。这次勤务员会议目的是制止抢枪、武斗，但收效甚微。后来，设备处副处级干部刘长富和保卫科干事郭才耀先后被打成重伤，送医院抢救。这些事情，直到文革结束，都成为我的严重罪行。

1968年6月4日，新一冶所属多个处级单位去汉口黑泥湖武汉127部队仓库抢枪。当天下午，我们接到新一冶总部的指示，张恒华和我带着处里30多个造反派战士，乘一辆12吨大卡车，到了抢枪现场。我们抢了约10来支54式手枪、几支冲锋枪之后，匆匆地退出了该军用仓库。下午4点多钟，我们的人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门口集中时，传来消息，127部队仓库当兵的开了枪，死了人。

几天后，曹承义又拿着许多现场死者的照片交给我，令我去新湖大找彭勋，参加武汉二十几个新派组织组成的赴京上访团。在新湖大，彭勋听说我是新一冶的带队负责人，于是在300人的上访团里选出了5个人，参加了赴京上访五人领导小组，我也被选为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到北京后，我们住在距北京大学不远的北京矿业学院招待所。在京十来天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达到上访的目的。赴京上访的其他人在北大被聂元梓接见过一次，我没有去。我感到很无奈，因为被解放军打死的造反派，他们的抢枪行为不可能得到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但就是我们在北京的这段经历，成了后来两次办我的学习班甚至包括我第一次入狱时无休止地追查的内容，但我从来没法将此事交待清楚，因为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1968年冬天，政治寒潮到来，各单位均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或小组。形势十分清楚，设备处造反派头头中只追查我一人，只有我一人被控制在“五不准”学习班内，与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叛徒、特务、地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右派分子，组成了不到20人的学习班。学习班里有七八种类型的“学员”，大家各有各的账。如果怀疑你是叛徒，你就反省、交待你是怎样叛党的;如果你是地主分子，你就交待你如何剥削农民的。我是“反革命坏头头”，我就每天写材料，交待从文革开始，我是怎样破坏革命和生产，如何策划抢枪乱军、殴打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挨斗，接受批判。有时是几十人的小会，有时是全处500人的大会。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地主分子等人，在学习班里只是陪衬，大会、小会的主角是我。批判我的内容，就是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将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造走资派的反，向干部的封建特权开火、使他们威信扫地，统统定性为反革命罪行。

“学习班”实行军事化管理。按照军代表的要求，学员每日清晨6点起床，在未洗口脸之前，全体学员要立定在床前，右手高擎毛主席语录本(当时人手一册红色小语录本)，由一人领诵，其余人跟着大声背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约5分钟后，开始快速洗漱。6点半，在户外门前集合，喊着“一、二、一”的号子列队跑步约20分钟，然后收队回宿舍。宿舍是由约80平方米的一间空库房改成的，沿墙根成L形有一排地铺。休息10分钟后，集合去食堂早餐。大家买完早餐后，仍然是由一人带头领诵，其余人跟着朗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方能进食。我不禁想到解放前我在昆明一间教会学校上小学时早餐的情景:每个孩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吃早餐之前，要先将右手放在胸前，虔诚地念道:“主啊，感谢您赐予我食物，阿门!”然后方能用餐。对毛泽东大搞形式主义的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是军队支左干部发明创造的。

早上7点45分开始学习，同样也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中间约在10点时休息，5分钟后继续学习。11点45下课午餐，下午1点到5点、晚7点到10点为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基本分为交待“历史”和“现行”问题两类。“学习”二字，是交待问题或罪行的代名词，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970年冬。

四、第一次入狱

1970年2月3日上午，一冶设备处突然开大会，一冶公安处来了人，我被人反架着推向大会主席台，押送的人迫使我九十度弯腰，不准抬头，否则就会拳脚相加。会上，由保守派干将代诗堂发言，历数我的反革命罪状。第一条就是篡党夺权(1967年元月造反派夺过设备处公章)，二是抢枪乱军，三是武力镇压革命群众(打韩德林、郭才耀、刘长富)，四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等。最可笑的是批判发言的最后，说我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当天上午将我投入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

1970年2月3日午餐前，我被一冶公安处干警在看守所门前移交给狱警。姓俞的干警令我在前、他在后，走进监所甬道，在七监门前令我停下，他在打开七监正门的瞬间，猝不及防从背后猛地一脚将我踢了进去。我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好半天爬不起来。很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监狱对待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手段。之后的日子是越来越像。

1970年5月4日，监狱里的喇叭广播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正是这一天的傍晚，关我的号子门被突然打开“，谁是李开键?”枪兵的声音。我站起来。“出来!”仍是这个枪兵的声音。我被带入与七号监室一墙之隔的小房内，里面已经站定4人，皆免冠着军装。其中一人小声问道:“你是李开键?”我答:“是。”话音刚落，拳头从我的前胸后背雨点般打来，我的左右手被两旁的人用力拉着，十来分钟后，我瘫倒在地。已经不知疼痛的我怎么也爬不起来，此时不知何方一盆冷水倒在我的上身和脸部，有人厉声骂道:“装什么熊，站起来，妈的。”我站起来，扶着甬道墙沿走进隔壁我的监号。此时的我头脑十分清醒。这4名打手应该是监狱军管部队的兵，他们指名道姓毒打我，只可能是老保郭才耀“点水”(背后支招指使)，因为他曾在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造反派打伤，否则这问题无解。号子里的武钢三中体育教师舒邦庆、武钢技校教师谭玉林、武钢医院伤科大夫向进凯等5人均系政治犯。我躺在铺板上，他们根据我身上发出的响声，判断我被打的伤势。向进凯让我每天坚持喝自己的尿治伤。半个月后，我的上半身像穿了一件乌紫色的背心，监狱方知道我被打伤，不闻不问，不予理睬。我近20天没有出去放风，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监狱的环境与犯人食物之恶劣，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我蹲的七监号面积有12平方米，号里少则关七八个，多达12个犯人。供犯人活动的地方，是不到1米宽、4米长的通道，号子门口上方约25公分见方的小风门口，狱卒们可将监号一览无余，几乎没有死角。可是每次狱卒们打开风门窥探犯人时，都用手捂紧自己的鼻子，因为供犯人大小便的粪桶就靠监号门下方放着，自然臭气熏天，而在押的犯人对此已习以为常。至于囚犯伙食，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消耗，一日两餐米饭，市场上快罢园的扒堆菜最适合犯人享用。譬如冬瓜，不用削皮，用水管对着冲洗一下，剁成大块，倒进大锅里，煮熟就行。不夸张地说，蔬菜中除了这菜较干净以外，别的菜常常能找到手纸之类的异物，没办法，谁叫你造反“犯罪”?人权对于犯人是奢侈的。

坐牢七个多月后，1970年9月25日，一冶公安处将我押回设备处，由一冶军管方宣布给我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监督劳动改造期间，每月仅发给我16元的生活费。分配给我的具体工作是:种设备处院内后山坡上的10亩地，打扫处里办公楼三处卫生间、公共区域、托儿所的卫生，送处里烧的煤，有空要到设备处里的木工班、泥工班、人防工程干活。我早上6点必须到岗，晚上几乎每天都在下午6点以后才下班，经常是近10点钟才能回家。夏天，10亩地必须抗旱，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天色一片漆黑，就把儿子从睡梦中强行弄醒，送到幼儿园，叫开大门，将儿子放在幼儿园伙房里看着大师傅打豆浆，自己强忍心痛，赶到设备处里干活，我天天干到晚上12点。像这样度过了将近4年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日子。我不仅没有被整死，身体反而更强壮了。那几年住在厂前基建村10平米的斗室，似同寒窑。偶尔会有与爱人、女儿呆在一起的时候，小屋里也会听到我与女儿嬉戏的笑声，这是仅属于我们另类的欢乐与幸福。

1973年冬和1974年初，曹承义、黄家祥先后两次夜访我家，告知我文革发展的形势，表示要为我平反奔走。曹承义在新一冶、在武汉参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冶的党委造反震惊全国。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部分纠正了“两清一批”的错误，给一小部分受打压的造反派平了反。当年的情景如在眼前。曹承义为我们受打压、受迫害的兄弟作出的努力，在我心中，在整个一冶造反派队伍中，有口皆碑，我永存感激和敬佩之情。

1974年3月，三八妇女节过后，一天上午，设备处领导召开大会，由青山区公安局代表在大会上宣布:“1970年2月3日将李开键拘留入狱关押、释放后又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改造，属于错案，现予以平反。”一冶设备处为我补发了坐牢和劳动改造期间扣发的工资，并批准我去上海治病。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后，风向右转，开始以整顿为名清算文化大革命，清算的矛头又指向造反派。

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揭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形势对造反派大好。4月初开始，设备处领导吕成利，经常在下班后步行到肖家湾基建村我家，找我谈心。表面也看不出有什么目的。6月初，我伤病突发，住进一冶职工医院外科病区。在40天住院期间，设备处里的一、二、三把手吕成利、熊锦文、刘长富都经常到医院探视我，找我谈心。吕成利明确表示要将我“补台”进设备处领导班子。我当即质疑道:“这不是印证了我有篡党夺权的野心吗?”吕成利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1976年7月我出院在家养病，8月底上班。

9月9日毛主席去世，对于我们是晴天霹雳。悲痛之余，我有极强烈的预感:“要变天了。”这段时间，仿佛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皇帝突然“驾崩”后的权力“真空期”。

毛主席去世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满天阴霾，我独自一人行走在大街上，街上了无人迹。数百条黑狗汇集于大街的十字路口，其中领头的两条狗居然互相以人的语言问好。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思索梦中荒诞之事，突然醒悟到:二犬对言这不是“狱”字吗?当然这只是梦境，但这梦境后来居然应验了。

从毛泽东近世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20多天里，我们感到四周出奇的寂静。人们是沉浸在对伟大领袖辞世的哀思中，抑或是在等待什么?文革中的喧嚣戛然而止，偶尔可以听到的是不远处几座高炉炉顶放散阀的放气声。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宣判了文化大革命的死刑，吹响了反对派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的号角。

10月上旬末的一个周六晚，我把母亲和儿子从汉口接到青山家中，当晚正好余金岭在我家。我十分认真地向母亲、爱人、孩子说:“我一定会二次入狱，可能被判刑。这是政变，绝非从前的反复。”母亲听了十分伤心。不久的一天晚上，余金岭、朱仕深，还有两个人的姓名记不清楚了，到我家闲聊。朱仕深说:“听说唐歧山带人上山打游击了，你注意到主席追悼会上许世友打绑腿、穿草鞋吗?”我随口应答:“可能许和尚真有示威的意思。但我们上山打游击?太幼稚了。”没想到这一句搭讪的话却种下了祸根。

1976年10月的历史是一定会进入史册的。

毛泽东去世，尸骨未寒，北京皇城根上演了一出中国封建王朝屡屡出现的权力更迭大戏的现代版。

由于我早有“二进宫”的思想准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中，我不是紧张，只是等待，等待他们自上而下地动手。

五、第二次入狱

1977年3月中旬，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和女儿正在家午餐，颜昌华走到我家门口说:“李开键，收拾一下，跟我到处里参加学习班。”

层层都揪“四人帮”，设备处也应该有“四人帮”，除我以外，另外三人分别是刘武、王幼珍、余金岭。每层楼设一个“学习班”，设备处四层的办公楼，就有4个学习班，我居顶楼。绝对的“五不准”，至今我也不知所谓“五不准”的具体内容，实际感受到的就是囚禁。我的学习班以我为“对象”，另有16名精选的“动力”来“挽救”我，白天令我睡觉，晚上8点开始让我交待问题。由于我不“老实”，在夜深人静的办公楼里，很远都会听到他们的吼声，骂声。令我交待的内容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如“交出篡党夺权的人员名单”，“设备处二十几个革命群众被打，其中三人重伤，你是如何策划指挥的?”“四人帮倒台后你是如何策划上山打游击的?”

我的这个“学习班”，从1977年3月中旬到9月24日，我入狱前半年多的时间，比后来在监狱的境遇更恶劣，在“学习班”里人的精神、人格受的摧残是监狱里受到的摧残所无法比拟的。每天从晚8点到次日凌晨4点，由16个人轮番上阵，我根本无法休息。他们把衣袖撸到上臂，手握拳头，在我眼前挥舞着:“李开键，你这个家伙黑心烂肝，从里黑到外，你他妈的压根就不配做人，老子们可以揍得你灵魂出窍，你信不信?”我立即答:“信。”“你个狗日的，这倒答得蛮快。”污言秽语的辱骂，人格的践踏，疲劳战术，几乎可以令人崩溃。我每天无法入睡，他们弄来安眠药，吃了方能入睡。最后只追查我两个问题，一是篡党夺权班子名单，二是上山打游击一事。所谓“班子名单”指的就是朱天榜、吕成利曾向我表示安排我进处领导班子的问题。我应该保护这两个曾经倾向过造反派的老干部，我讲再多真实的话，这帮人渣仍然会以整死我、再踏上一只脚为快。后来我出狱后，回武钢设备处工作，吕成利调任一冶党委组织部长。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与吕成利在红钢城九街坊相遇，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并拉着我一定要到他家吃饭。我因晚上要去夜校讲课，谢绝了。吕成利诚恳地说:“开键，你是冤枉的，你很正派。”“造反派都是君子，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我笑着答道。

1977年9月24日下午1点，在设备处库区可容纳200人的空库房内，一冶公司开大会批斗我，三个选定的发言人先后上台，历数我的罪行: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的得力干将，破坏设备处文革的首恶;幕后策划打伤革命群众17人，其中3人重伤;配合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篡夺一冶党政大权;破坏一冶的革命和生产;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要上山打游击......最后结论:“将五毒俱全、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开键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下午4点，我被押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姓陶的所长打开三监号门。多么熟悉的地方，7年前在这个监号的情景如在眼前。我很快回到现实，正是犯人晚饭的时候，我将面前的一钵饭用筷子纵横两下划成4块往前一推，送给同牢房的狱友吃。此时陶所长在外打开风门喊道:“李开键，你不吃饭是吧，我饿你3天，你信吗?”我答:“不会吧。”陶所长关上风门走了。

1977年9月25日，我入狱后第二天早上放风、洗漱完不久，号子门打开，我被几名身着警服的人带出看守所，押上囚车，来到厂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工地剧院后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百万雄师头头陈百桥和一名干警将我反架双臂，推上舞台。台下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我被人强力压成九十度弯腰。不时有人用力踢我，同台被批斗的还有余金岭。只听到讨伐者们的慷慨发言，内容皆是我多年来听腻了的陈词滥调。我的脚下四周早已被汗水浸染湿透。我的腰已不是自己的了，没有丝毫感觉。台上的我急切盼望尽早收场。3个多小时过去，在“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声中，我被拖到后台，推入吉普车。车内坐定的3人挥舞拳头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我的口鼻满是鲜血，一路打，一直打到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口。陈百桥令我蹲下，我的手被反铐着，陈百桥着皮靴，以正面对准我的胸膛飞起一脚。我被踢了个后滚翻。几乎闭过气去，怎么也立不起身。此时看守所老李所长(一个正直、厚道的老公安，我第一次入狱时遇到的就是这位所长)正好出来接犯人，见我面色苍白，口鼻流血，当即大怒道:“怎么搞的，把人搞成这样?早上我跟你们打过招呼，要照原样把犯人送回。现在我不能收监，你们治好了再送来。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我这儿是代押，谁负得起这样的责任?”陈百桥见状，急忙将老所长推进了办公室，约半小时后，李所长才愤愤地走出来，把我和余金岭送回各自的监号。晚饭时，李所长差人给我送来了一大碗面条和一小瓶红药水、一包棉签。我对这位老公安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1977年的秋天，不同于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秋天。因为伟人已经逝去。反对派对他的清算是彻底的，继中央夺权之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追随者，酷似解放初期的“镇反”与“肃反”。

在对造反派的大清洗中，青山看守所包括我共关押造反派6人，他们是曹佩贤(钢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周岳来(九一三宣传部长)、李诗波(一冶工总头头)、彭特辉(一冶行政处新一冶头头)、余金岭(一冶设备处钳工，1975年底从越南战场复员，因同情造反派，为造反派仗义执言而被捕)。

我被押的三监号，在青山看守所11个号子里面积最大，约20平方米。可关在押犯25人。犯人睡在马蹄形木板上，中间约4平米水泥地，号子门正对空地。号子门离地1.5米高有一25公分见方的风门，供狱方监视犯人、发放犯人的饭菜等。

每天早上6点，犯人听到电铃声起床，5分钟整理内务，同时监狱甬道向大门出口一侧的铁栅栏被急速关闭，并且在岗楼上架上轻机枪。狱警每次打开两间牢门，犯人们手持面盆，依次鱼贯式跑步，经甬道另一出口左转，至百余平方米的放风场，在左侧坪墙边的方水池里，每人舀一盆水，然后返回各自的监号。途中不可停顿或抬头东张西望，否则必遭皮肉之苦。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在押犯人们一日两餐的用餐时间，由劳改服刑的犯人为在押的犯人做饭。

每天除了洗漱进餐时间外，犯人们必须像和尚一样面对墙壁背对风门、盘着腿脚坐在木板上面壁思罪，尤其是上级公安部门来检查或视察时。平时犯人们在监内都是三三两两聚在一堆，做他们想做的事，说着私房话，但必有一人在风门放哨，一有动静，便发出信号，犯人们会立即各就各位。

一切善良的人们，发挥你的想象力，也不能想象到监狱内的黑暗，对犯人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难以言其状。狱警和枪兵们告诉你的只有两个字:“专政”。犯人在专政者眼中外表是人，可他们没有人权，没有人格，狱警和当兵的可以随心所欲辱骂犯人。

1977年末，天气特别的冷。有一天，我所在的三监号一在押犯陈敏(20岁，因轮奸罪入狱)为争饭菜打了同监犯人，狱警给他戴上48斤的重镣。下午放风，陈敏手提着近50斤重的镣链，肯定走不快。姓马的干警在背后用脚踩着镣链，陈敏“哎哟”大叫一声向前扑倒在地，两脚脖子上的皮肉被铁镣划开，鲜血直流。狱警视而不见，到了放风场上，我喊报告:“陈敏的脚血流不止。”后有人拿来红药水、纱布，陈敏的脚伤才治好。不久，他因高法判死罪被枪决了。我认为，即使犯了死罪，犯人在行刑前，也不应受虐待。

1978年盛夏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对门七监内急切的“报告、报告”声打破了犯人们午休时的寂静。随即七监牢门被干警打开，一个口鼻流血的犯人和余金岭被同时拉出来。只听余金岭大声申辩道“:新进来的犯人，被他(牢霸)饿了三天。今天我出面制止。午睡时他突然袭击我，我是被迫自卫还手。”狱警不予理论，让余金岭戴上48斤铁镣，双手上了铐子，强令只穿短裤，光着上身，跪在甬道的水泥地上，然后跪行到放风场去。姓马的虐囚狂让余金岭站在距墙约1米处，头顶着墙壁，挺直腰身，不许弯腰，人与墙和地面构成三角形，在烈日下暴晒约两小时。当天下午六点，我在放风场见到余金岭前额隆起的血包，皮肉绽开的膝盖已包扎，血迹渗出了纱布。从他简短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了马干警的法西斯虐囚暴行。余金岭是在抗美援越战场火线上入党的英雄，因为参加文革蒙冤入狱，且狱中仍然能主持正义，反被施以暴行，华国锋当局的罪行是何等令人发指!

1979年的夏天是上世纪70年代中气温最高的，持续数天最高气温在39°C-41°C。三监关押的犯人有24个，每人只约0.8平方米面积。晚上每人躺的平面宽度只40公分，每个犯人必须全部头朝牢门以方便监视。牢房内温度高达45°C，酷热使在押犯们几乎窒息。酷热加上蚊虫肆虐，使我全身长满疥疮，只能背朝上趴着睡。同监一个小犯人用扇子帮我赶蚊子，当兵的骂道:“狗日的，不准扇，坐牢就是叫你受罪的。”第二天下午，我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同监犯人报告狱警后，将我抬到干警办公室内，放到一个长板凳上。狱医说:“中暑了，身上烂成这样，赶快擦点药，感染了会出问题的。”一小时后，我被送回牢房，服了解暑药，室内的温度表被狱方拿走。此后的几个高温天，每天下午，监狱内甬道两头的铁栅栏关牢后，架上机枪，再打开所有十一个监号的牢门，有枪兵来回巡视，以防犯人再度中暑。

在牢房内，犯人们最关心、最看重的就是一日两餐。每天早上，犯人们会议论今天吃什么菜。他们最爱吃的当然是肉，但一月仅有一次。其次是土豆，可以充饥。犯人最讨厌吃菠菜，因为里面沙子太多，有时还会发现手纸。每逢吃菠菜，大家都会把它倒在盛满开水的碗里漂洗后再吃，最后将菜汤慢慢喝下。犯人们每餐吃饭时都是把各人的那份菜放到开水里，先喝“汤”再吃菜。这样自己的肚皮鼓起来了，再慢慢地一口一口品尝白米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尝到米饭的香味。对于犯人，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一日两餐吃饭所用的时间要比正常人多几倍。有名的武钢三中钢二司敢死队长张根生，吃牢饭的花样使我至今不忘。他在用菜和汤灌饱肚子后，用自制的小竹瓢把米饭在碗里反复压、捣无数次，直到看不清一颗米饭，然后倒出来，放在一块布上压平，用自己搓的细线，将米粑切成块块菱形，然后用竹签叉着，每送一块到嘴里之前，必先让自己的眼睛端详一番这心爱可口之物，口里还念叨着“:哎，民生甜食馆的发糕。”细嚼慢咽后还会赞道:“真香。”每餐饭费时约一小时左右。这样的进餐方式，也只能是牢头、牢霸才能享有。因为同监犯人在目睹这个进餐过程时，自己刚刚感觉饱了的肚皮会随着馋人的演示过程而使饥饿感袭来。所以一般的犯人是没有这种特权的。

第二次入狱后，对我唯一的一次审讯，是在1977年12月底的一天早上8点。10平方米的小房充作审讯室，对着房门的窗下有个约60公分高、固定在墙上的水泥凳，我被指定坐在上面。一位姓舒的女预审员严肃地用双眼盯我几秒钟，才开始谈话。

舒:姓名，年龄，籍贯?

李:李开键，40岁，武汉。

舒:文化程度?

李:初中。

舒:(拍案而起大声喝斥道)老实点，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档案里记载的是大专文化，是假的啰?

李:那是多年前的事了。

舒:我不和你纠缠，(指着桌上一大摞材料)看看这些都是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证，你还不老实?

李:这些材料全都是在外面“五不准”学习班写的检查，我是设备处造反派头头，对于打人、抢枪，我当然应当说是我的责任。可是进了监狱，性质变了，一切都要以事实为准，讲证据，那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检查，把所有问题都由自己承担起来。

舒:你要翻案?

李:用法律条款作标准，你给我定罪吧。

舒: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到这里来了，就莫心存幻想，老实争取宽大处理。

半个多小时后，她让狱警将我送回牢房。

下午一点，狱警再次将我带到同一房间里。上午的舒姓预审员改做记录员，一位姓王的中年男性预审员开始提问:

王:听舒干事讲，你把原来的交待材料全部推翻了，(王预审员同时扔给我一支烟，点上火)可以，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

李:是的，因为我从外边被捕进了监狱，我的矛盾的性质都有了本质的变化，我必须根据事实说话。

审问持续至当晚8点。第二天仍然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连续两天的审讯内容集中在抢枪乱军、篡党夺权的策划过程及人员名单，“粉碎四人帮”后的反革命言论，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除抢枪有事实依据，其余的罪名均为莫须有。尤其是“要上山打游击，以此对抗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这一指控依据工安公司朱仕深的揭发信(上面盖有一冶工安公司揭批查办公室及工安公司党委的公章)，纯属无耻的栽赃，我坚决不认账。为此，两天审讯中几乎一半时间纠缠于此问题。审问结束时，王预审员以平和的语气问我:“李开键，今后你有什么打算?”“服10年徒刑。”我答。

王:你的量刑标准是什么?

李:此前在青山看守所几个十九冶县团级单位造反派头头如石良义、陆忠茂都被判了10年徒刑，这些应该是我的参照标准。

王:你应乐观点，何况还要看你的认罪态度。

李:主席去世后，“四人帮”被抓前，我就认定自己会第二次进来，这是大势所趋。

王:什么大势?

李:走资派上台，必然在全国抓大大小小的造反派。

王:你们这批人怎么可能正确估计形势?你安心坐牢吧。最后送你两个字:“等待。”

从此，我一直处于等待宣判准备投入劳改的心境中。

同监的绝大多数人是轮奸犯、鶏奸犯、诈骗犯、小偷等。你想洁身自好，与刑事犯们格格不入地闹对立，你就死定了!监狱中监号内是最黑暗的。在狱中，我每晚入睡前都反省这一天的言行有无不妥之处。和各类罪犯朝夕相处的第一要则:不参与任何争吃、争喝，不为无聊的事争风头、逞能耐、显见识、语言伤人。为了消磨时间而又使时间过得有意义，我动员几个少年犯在每月两次“传件”(每月15号和月底最后一天，家属给犯人送衣物、日用品)时，让家里送来初中的数、理、化教科书，我给他们上课。这几个少年犯中，有我原来在武钢机总厂的同事王守义的儿子王小宝，一冶的朋友王如逊的小弟王钢，他们均因扒窃罪入狱。王钢与我同监，半年后于1978年秋以扒窃罪获刑10年被送走。

1978年9月底，囚室高悬的窗户外，梧桐树叶懒洋洋地一片片飘落地面，已是深秋景色。我入狱整整一年，百无聊赖地哼着我经常唱的一首古老的囚歌:“苏武流胡节不辱......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总不亏。”凄凉的词曲，催人思念着老母、爱妻，撕心裂肺地想念着儿女，他们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

为了解脱痛苦，我开始试着给同监犯人读书。每天晚上放风后，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给他们读书。首先读《水浒传》，接着读《三国演义》、《侍卫官日记》，还有惊险故事《断了线的风筝》。在牢房里读书效果极好，大大改变了牢房内阴沉的气氛，赢得了同监犯人的尊重。每天上午10点的早餐，牢头在给犯人们分菜时首先申明，给老李增加一份咸菜，一盅开水，让他讲故事时润润喉咙，充充饥。不久，我给犯人读书被狱方知晓。陶所长在一天晚上放风时当众训斥我，说这是扰乱人心，是别有用心的教唆犯，警告我不要第二次犯罪。我哭笑不得。同监的犯人却不肯让我就此放弃。牢头李水清说:“老李，你只管讲你的故事，干部知道了，你就说是他们逼的，不然就会挨打。”从此，故事照讲。我的故事没有讲完，已进入了1979年的秋天。

1979年7月，中国新的《刑事诉讼法》见诸报端。狱方向各牢房分发该新刑法，令犯人认真学习。大多数在押犯不屑此事，我非常认真地阅读并试图将其背下来。

197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午餐后，我情绪激动地大声叫“报告”，并用力捶牢门，正好是老李所长当班。他打开风门问道“:李开键，老号子了，闹啥?”我说我要见陈干事。“今天是星期天。”老所长说。我说:“我认为新刑法无一条款能将我的问题对上号。”老所长吃惊地反问我:“李开键，这可是你说的?”同时，他打开号子门，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李所长用电话请来了预审科的陈少伯，陈少伯刚走到门口，老所长对陈少伯说:“小陈，李开键今天闹监，说是新刑法没有哪条和他对得上号。”“他说得对。”陈少伯回答。老所长悻悻地出去了。房间内仅剩下我与陈少伯二人。陈少伯开始与我对话。

陈:李开键，你什么时候关进来的?

李:1977年9月24日。

陈:新刑法几时公布执行的?

李:今年7月。

陈:你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你是两年前由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由青山分局代押。

李:新刑法只有刑事罪和反革命罪两大类，我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公捕的，而新刑法对反革命罪的界定是:“有组织，有纲领，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我是反革命组织成员吗?新刑法并且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所谓政治犯，而自我入狱到今，干警们都叫我政治犯。

陈:“新刑法公布前，大家不明确相关概念，现在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你不要钻牛角尖。如果上面今天下令放你，我们不会要你在这里过夜。你安心等待吧。”

我和陈少伯谈话，感到他在传递一个信息:不久我将出狱，而不是十年牢役。但以什么结论出狱，我心中无底。

1980年元月初，一天上午9点左右，预审员陈少伯把我从牢房提出，进了监狱楼上一间办公室。一冶设备处的郭才耀、熊建新、关鹏飞在室内坐着。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关鹏飞将一张材料纸放到我面前，说:“李开键，你先看看，如果无异议，就在后面签上你的名字，你的问题就算结案了。”只见上面写着:“李开键的见面材料”，以下罗列了六条:一、邓小平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二、毛主席百密一疏，选错接班人，华国锋领袖无能;三、汪东兴背叛了毛主席，成全了叶剑英、邓小平;四、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遭无情清算，令全国人民心寒;五、他们沿用了中国封建王朝皇帝驾崩后以“清君侧”之名行政变夺权之实;六、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后，想上山去打游击。我手里拿着他们为我准备的笔准备签名，但当我看到第六条时，我放下手中的笔，他们见状不知原因。关鹏飞说:“开键，你看你，脸色苍白，又浮肿，关了这么久，不想马上出去吗?”我说:“三年前在半年多的学习班中，我无数次地否认我曾说过这样的话。”口蜜腹剑的关某巧言令色，更加让我心生疑窦，我坚决不签字。郭才耀、熊建新、关鹏飞三人败兴而去。在送我回牢房的途中，陈少伯说:“关了几年还蛮清醒。”我进监后，陈少伯驻足牢房门外，与我交谈了几分钟，陈少伯说:“今天如果你签了字，就麻烦了。”我从他的眼神中知道，自己险些掉进阴险的陷阱。

1980年初，农历腊月二十八的早上，牢门被打开，我被带出去，来到监狱门口一间小办公室，陈少伯、郭才耀、关鹏飞和一冶公安处的一名干警等在室内。由陈少伯代表专政部门对我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判决书，我只记得最后一句“免予起诉”。

我签字、摁了手印后，郭才耀，关鹏飞等三人离去。陈少伯笑着对我说“:走，我跟你一起到号子里拿行李，你今天即可出狱，你爱人已在外面接你回家。”在经过监狱几个牢门时，只听到周岳来大声喊道:“老李，我们外面见。”我想另外5名战友也将很快被释放。

陈少伯送我到监狱大门口，分别前，他小声对我说道:“开键，出去以后想心思多赚钱，再莫介入政治。”听了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自己好似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的政治犯。时至今日，这种感觉被现实彰显得愈发真实。

我爱人和小姨妹在监狱大门外等候多时，见到我后，大家喜极而泣。我们步行来到任家路41街家门口时，母亲迷信地让我跨过一个正燃着火的盆子，才让我进屋。14平方米的家早已坐满来自一冶设备处、行政处、医院的好友和战友。文革被否定、被批判，然而文革中可贵的战友、兄弟情谊仍然温暖着彼此的身心。

1980年正月初三上午，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方、邓两位管教干事来到我家，他们首先表示了拜年之意，我则戏言道:“对我不放心吧。”他们矢口否认，方干事说:“我们受所领导之托，来找你帮忙。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关押在青山看守所29个月，转过3个监号，与你同监关押过的各类刑事罪犯有156名，其中包括王维城、尤金华、李新华、陈敏4个死刑犯。这些罪犯在预审中，只肯交待罪行，不肯触及犯罪心理。为了了解各类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做好我们的管教工作，请你以回忆录的形式或日记形式整理写出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作参考，我们会非常感谢，也是你对社会的贡献。”“我肯定不能这么做。”我给了他们明确的答复。方干事，这位从抗美援朝战争中走过来的女战士，在我被关押的几年中多方关照过我，她认为我会答应她的要求。她坚持说:“李开键，你很清楚，我们从未把你们这批人当罪犯，年前邓干事还请你帮忙搞看守所的工作总结，对吧?”话说这个份上，我只好变通地说:“我可以给你们帮忙，我口述，你们做笔录，但我不能签字。”见我态度诚恳，他们只好说回去考虑一下再说。

这两位干警文革中都是原公安联司的成员，都是造反派的观点，因此文革后被贬到基层看守所工作。

1980年夏天，一冶将派队伍去上海参加宝山钢铁厂基建，设备处决定抽调一批“精兵强将”去上海，一冶设备处留下的人与武钢基建处的几十人合并，成为武钢设备处。我又回到了武钢。这次，我与多年的仇家刘长富、代诗堂、关鹏飞分开了，但鲁占生、郭才耀、颜昌华等也分到了武钢设备处。从十九冶调来舒斯茂(一位留苏工程师，原一冶设备处副处长，1965年去了四川渡口十九冶)任处里一把手。舒处长根据我的工作经历和我身体状况，照顾我，让我到计划科搞统计。当时连科长都被安排到二级厂的工地去回收废钢铁，然后送碎铁厂。这样打杂到1982年初，武钢援建坦桑尼亚阿沙巴一钢材厂，处里让我负责采购这个项目的材料和电器。我数次往返武汉和北京、天津之间，这期间我经手采购了一亿七千万元电器及小型设备，我数次拒收任何形式的馈赠，哪怕是一条烟、一次酒宴，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们这些人不是寡廉鲜耻的小人，我们是堂堂君子。”

1982年冬，武钢教委要对文革中的老三届及历届知青的毕业文凭重新认定，开始将这批人分期分批脱产参加文化、技术补习班，谓之“双补”。他们中很多人在干部岗位上。舒处长抽调罗学立、熊家锦和我三人组成双补的教学领导班子，将我调入武钢设备处人事教育科做专职教师，我教数学课。1983年舒处长被调走，由答朝甲当处长。鲁占生这个助理技术员，靠整造反派起家，1983年升上副处长位置。他上任一周，就利用权力再次整我，将我的名字划到班组，让我在人教科上班，发工资时去班组拿工资。后来鲁占生因在背后搞答朝甲处长的小动作，又被答处长在领导考评中还治其人之身，当了三年副处长的鲁占生被就地免职而坐在电气科，游手好闲地直到退休。由于我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89年3月我53岁时几次找答朝甲处长提出退休申请获批准。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被尘封30余年，一直被当年的革命对象称之为“浩劫”。因为这场大革命几乎让他们失去“五子登科”、“鶏犬升天”的封建特权。他们在毛泽东去世政变成功后的余悸中大呼文革为“十年浩劫”。我们称为文革夭折，因为40余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的社会弊端给予了文革本来意义的最好诠释。

六、文革中的同志加兄弟

1966年末，我在与一冶机装杨连洲的接触中认识了曹承义司令。客观地说，在一冶，在产业工人云集的青山区乃至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都是举足轻重、值得一书的代表人物。文革中，一直是他号令我行动，我们从来没有过分歧与争论。我们不仅是同龄人，在文革形势跌宕起伏变化的险恶岁月里，我和曹承义有“同志加兄弟”之情。在经历文革大风大浪锻炼，在风险、快乐与苦难的历程中，老曹为人宽容、有亲和力，他睿智、成功地化解了一冶造反派中的“香花派”与“毒草派”及“七二〇”事件后的“钢、新之争”，最大限度地团结了青山区和一冶的广大造反派群众，他是我心中最值得信赖和钦佩的人。在我第二次入狱公捕我的大会上，说我与“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是“同志加兄弟”时，我内心无丝毫的反感，而是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在我们成为儿孙绕膝的古稀老人时，这种情感依然不逊当年。

“我在文革中”的另一个必书之人便是我的爱人，老伴汤月娥。

汤月娥是我的同事、小师妹，一个最美丽的小姑娘。因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推到了一起，使我们携手前进，不弃不离，直到今天。

由于政治信仰的一致，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9月17日，在几百位战友的祝贺中，我们把自己一生的荣辱、痛苦与欢乐托付给了对方。在1968年初文革高潮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有了儿子;1971年冬，我在劳改期间女儿诞生了。自从有他们，我们的夫妻之舟变得更加稳重，我俩驾驭着这生命之舟，信心百倍地迎接暴风骤雨，儿子和女儿就是我们的生命和未来。

十年文革，我们这个家平静的日子不足三年。在几乎不间断的政治压迫、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下，小汤(我对她一直的昵称)每月收入不足40元，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我的母亲，她咬紧牙关艰难地生活，还要面对外界对“反革命家属”的冷漠和歧视，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熟悉那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

在批判我的大字报和数不清的批斗大会上，凡有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必有针对汤月娥的骂声:“反革命分子李开键的臭老婆汤月娥。”在文革的7年多时间中，小汤是人们避而远之的“反革命家属”。她是一个在江南水乡小镇长大的女孩，秉承了江南女子心灵手巧、精打细算的品性。孩子们衣着不好却十分整洁，小汤手工给孩子们做的衣服比买来的还合身。小汤手工做的棉鞋送到狱中，我看着千针万线整齐如机制的针脚，心疼得双眼噙满泪水，眼前浮现出深夜斗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小汤坐在熟睡的小女儿的身边，顶着白天劳困，在鞋底上穿针引线的画面。在我无助的遭遇中，小汤以她柔弱的身躯，顽强地维系着我们的家，保护着我们两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夫妻携手42年，在经历了光荣与磨难的“八十一难”后，重又回归了幸福的平淡。在平淡中我们看着对方慢慢变老。

人的百岁的生命只相当于地球年龄的500万分之一，地球物理学家曾经戏言过人生的短暂。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人们会永远记忆。文化大革命对党内资产阶级的冲击，人民群众对党内腐败分子表现出的蔑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追求，人民群众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也会与历史同在。这就是天道。天道即民心。正所谓:你在干，天在看。人人皆有口，口口相传，悠悠不绝......

本文写成于2009年9月，此次被收录于本书时进行了再次审定、修改。

后记

本书2008年曾自费印出，赠送文革战友和感兴趣的朋友。

2009年，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决定出版，我在钟逸的帮助下修改了原书中已发现的错讹之处(有很多是读者指出的)，订正、补充了一些材料。

其间，原新一冶生死兄弟李开键在网络上发表《我因文革两次坐牢》一文，我读后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这篇文章平实而准确地记述了一介平民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文革全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一冶这个大型企业乃至武汉市、全国的文革;了解老百姓为什么参加文革、参加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经历了些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对文革怎么看、为什么这样看。

征得开键和出版社同意，将此文收入本书。

曹承义

2010.3.16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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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祥泰:武昌司门口经营喜饼、绿豆糕、芝麻糕的百年老字号，解放前是武汉数一数二的大杂货店，兼营机米厂、槽坊、肥皂厂和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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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1921年出生，194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关押，1983年3月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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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1917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6年11月倒台，文革结束后先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去世。

[←4]

李达:1890年生，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

[←5]

朱邵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6]

何定华:武汉大学副校长。

[←7]

程云: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

[←8]

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

[←9]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10]

方如玉:1927年生，文革前军队干部转业、一冶原副经理，1984年调到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

[←11]

董书立:1911年生，1934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副书记，1989年去世。

[←12]

徐扬:1914年生，1932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党委书记。

[←13]

林维:1906年生，1936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经理，2007年去世。

[←14]

王秉政:1917年生，1938年加入中共，军队干部转业，文革前任一冶副经理，1997年去世。

[←15]

工业六十条:“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毛泽东1960年3月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我国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1960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问题后，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陆续试行了这种管理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地肯定了这个制度。

[←16]

湖北大学:即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在的湖北大学由原武汉师范学校改名而成。

[←17]

新华工:华工当年全名为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学。“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8]

周岳来:文革前为武钢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宣传部长。

[←19]

龚国祺: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武钢革委会副主任。

[←20]

工人总部: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1967年6月下旬开始简称“钢工总”。

[←21]

桂大庆:1941年生，武汉钢铁学院1964年机械设备专业毕业，文革前为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后为高级工程师，已退休。他在文革时期专做一冶干部工作，成绩很大。

[←22]

陶师傅:后来成为青山区革委会常委。

[←23]

陶福生:后来成为工人总部青山区的头头、区革委会副主任。

[←24]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1967年6月下旬又称“钢九一三”。

[←25]

白玉柱: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总团首任一号勤务员，因犯生活作风错误1967年夏天被撤销勤务员，由李想玉接任九一三总团一号勤务员。

[←26]

昌先栋:1938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中共党员，运动初期参加活动，任一冶野战兵团二级公司主要负责人。不久退出了造反派队伍。

[←27]

胡启生:武钢机械总厂工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

[←28]

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被关押十几年，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事处分，1993年初死于肝癌。

[←29]

钟锡钢: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冶金机修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现中风瘫痪。

[←30]

杨连成:文革前为一冶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

[←31]

邓金福:文革前为武钢综合加工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4失踪。

[←32]

李承弘:1943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工人总部组织部长，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33]

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1966年8月下旬，部分北京的大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公开提出“炮打张体学，火烧湖北省委”的口号，幷在湖北大学31号楼成立联络站，称“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湖北省委在全省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学生、工人以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

[←34]

叶美堂:文革前为武钢动力公司无线电工，文革中为武钢一冶红旗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武钢革委会副主任，文革中、文革后两次被捕入狱，被判刑8年，罪名是1967年六一七在六渡桥杀死鼓风机厂工人范××，纯属冤案。

[←35]

徐正全:1946年生，文革前为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文革后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改判无期，再改判20年，劳改22年刑满释放。

[←36]

张治能: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

[←37]

赵修:1921年生，1971年3月至1983年12月任湖北省委书记，1992年去世。

[←38]

杨连洲:1933年生，一冶机装公司供应科干部，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上世纪90年代退休。

[←39]

于湛东:1945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房产处工程队工人、复员军人，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1977年底被办“五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学习班非正常死亡，死因不明，但当时结论为跳楼自杀。

[←40]

朱鸿霞: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7年去世。

[←41]

工造总司:全称为“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42]

吴焱金:194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隔离审查时跳楼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离婚后自杀。

[←43]

胡厚民: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在狱中去世。

[←44]

叶传发:文革前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中参加“北航红旗战斗队”。

[←45]

曹佩贤: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96年病故。

[←46]

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湖大”，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当年的湖北大学现已改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在的湖北大学由原武汉师范学院改名而成。

[←47]

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48]

黄家祥:1950年生，一冶筑炉公司工人，文革中为红学员勤务员、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后调离一冶，任武汉电缆开关厂分厂厂长。

[←49]

宋瑞玉:一冶设计处工程师，1973年调到十九冶，文革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所所长。

[←50]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以1968年5月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为开端，持续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时告一段落。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后，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尽管在运动开始，中共中央已强调，“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运动中仍不断指示“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但这场运动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51]

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15日，中央军委电令武汉军区幷武汉空军，决定成立武汉警备区，由空降兵第15军军部兼该警备区机构。军长方铭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军政委张纯青兼武汉警备区政委，张绪任副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张昭剑任军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

[←52]

龙铭鑫:1942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3]

二司:武汉市大中学校造反派学生红卫兵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1967年6月下旬又简称“钢二司”。

[←54]

周孔信:1945年生，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生，文革中任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革委会主任。

[←55]

庞道铭:1940年生，武汉邮电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武汉邮电学院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关押6年，免予起诉，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6]

王富山:1942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勤务组三号勤务员、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新疆塔城。

[←57]

彭勋:1935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宣传部长，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58]

新华农:华中农学院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农东方红总部”，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

[←59]

谭志发:1945年生，文革前为华中农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总部勤务组成员、华中农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

[←60]

刘兴隆:武汉锅炉厂工人。

[←61]

李金春: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大学学生。

[←62]

张体学:1915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1973年9月病逝。

[←63]

杨道远: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64]

陈再道:1909年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93年去世。

[←65]

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负责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已去世。

[←66]

谢建生:1929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机装公司工人、复员军人，文革中为红卫军勤务员、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革委会常委。

[←67]

王彩珠:1945年生，华中师范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成员、华中师范学院革委会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80年代患癌症去世。

[←68]

雷志茂:文革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文革中参加二司，是《二·八声明》的起草者。

[←69]

刘真:1913年生，文革前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

[←70]

百万雄师:成立于1967年5月16日，是武汉文革中所有保守派组织联合体，是军队全力支持的镇压和屠杀造反派的武斗组织。

[←71]

三结合: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述了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军队干部、地方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三个方面的代表。

[←72]

夏邦银:1935年生，文革前为汉阳轧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被判刑13年，2001年去世。

[←73]

沈复礼:1938年生，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副主任、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1977年底起被关押6年，免予刑事处分，现患帕金森病。

[←74]

龙梅生:1940年生，武汉胶管厂锅炉工，后调武汉染料厂当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政参部长、工造总司驻北京联络站站长、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杜则进”写作小组组长兼主笔。文革后因组织“杜则进”写作小组问题被判劳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

[←75]

张立国:1945出生，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农办副主任，1982年8月被判刑13年。

[←76]

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3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5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

[←77]

傅廉:1930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4年。

[←78]

长办联司:1966年12月26日，以“长办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为主，与其他十多个组织，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阵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司令部”，简称“长办联司”。顾建棠为一号勤务员。

[←79]

郑兆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行政处汽车队实习司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

[←80]

严常:194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共青团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长工大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7年，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2005年因肝癌去世。

[←81]

孙厚智:武汉安装公司工人红色敢死队司令。

[←82]

陈茂祥:1935年生，文革前为中原机械厂技术干部、党员，文革中为新中原联司一号勤务员、中原机械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3年，免予起诉。

[←83]

王志良:文革前为省物资局科级干部。

[←84]

公安联司:武汉地区公安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公安联司武汉总部”。

[←85]

红工:全称为红工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元月上旬，工总勤务组发生内讧，元月12日，由工总发起人之一、武汉市精细医疗器械厂工人丁喆生拉队伍脱离工总成立。丁喆生为一号勤务员，武汉储运公司工人余正莲为二号勤务员。

[←86]

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于1967年4月24日，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约8万人。七二○事件后，1967年8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

[←87]

陈德胜:1947年生，又名陈实，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第一任一号勤务员、江汉区革委会常委，1986年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4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

[←88]

民众乐园:是武汉市最大的综合娱乐场所，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六渡桥闹市地区，创建于1919年，原名“汉口新市场”，与上海大世界、天津劝业场齐名，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园。有大小剧场12个，露天演出场地4处，可同时演出京剧、汉剧、楚剧、话剧、豫剧、越剧、评剧、杂技、曲艺等，当时以戏剧最为繁荣。文化革命中虽改名为“人民文化园”，但很少有人叫新的名称。

[←89]

肖银宝:1948年生，一冶一公司工人，新一冶司令部工作人员。[2]新公校:中学红联下属的武汉市公安学校的造反派组织。

[←90]

黑乌龟:百万雄师的主力是红武兵，由基干民兵按系统组成，武汉市民称为“黑乌龟”。此处代指百万雄师。

[←91]

张鹏程:1934年生，汉口某理发店工人，九一三汉口指挥部总指挥，六一七民众乐园抗暴总指挥。

[←92]

钢八司:武汉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无组织群众。因要坚持每天八小时上班，所以自称钢八司。

[←93]

胡双全:一冶工读学校钢二司学生，当年仅十七八岁。

[←94]

张重阳:1949年生，一冶筑炉公司工人。

[←95]

陈连生:1949年生，一冶三公司工人。

[←96]

马三六:一冶机装公司工人。

[←97]

余望生:一冶一公司工人。

[←98]

谢观德:1946年生，一冶三公司工人。

[←99]

据当年钢二司《红水院》报第9期报道“:三十七勇士除三人重伤逃出外，全部壮烈牺牲。”据工造总司勤务员彭祖龙2007年回忆:“造反派当场死亡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另据1967年8—10月负责追查杀人凶手的钢工总发起人之一胡国基2006年回忆:“用长矛等武器当场杀死工人、学生二十余人。”

[←100]

大弟曹承恩，东湖中学教师，中学红联成员，后为新东中革委会成员;二弟曹承惠，钢工总战斗队员;三弟曹承扬，高中学生，中学红联成员。

[←101]

朱庆芳:女，15岁，武汉市八中学生，文革中参加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二四百万雄师血洗工造总司时被杀害。

[←102]

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武汉群众蔑称为“三字兵”。[2]1967年5月27日中学红联新二十中革司张昌森被“三字兵”特动(红卫兵特别行动委员会)分子杀死。

[←103]

《六六通令》: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

[←104]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现改为“长江水利委员会”。

[←105]

顾建棠:193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106]

王力:1922年8月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8月底被关押，囚禁14年，但从未被正式起诉。1996年10月去世。

[←107]

谢富治:1909年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2年去世。

[←108]

谢邦柱:1945年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109]

三司革联:“红三司”中部分学生不满头头的机会主义路线，1967年4月18日从保守派三司中分化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主要领导人有谢华之(武汉大学)、雪湘明(武汉师范学院)、徐筱芳(武汉医学院)等。

[←110]

红色敢死队:武汉市工业安装公司造反组织。

[←111]

周忠智:1942年生，文革前为一冶机械动力公司工人，新一冶派驻新湖大的联络员，1967年底调离一冶。

[←112]

顾建棠当时在江苏老家养伤，9月21日回汉，后来才知道是郑兆鳌擅作主张把顾建棠的名字报上了。

[←113]

钟汉华:1909年生，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14]

刘丰:1915年出生，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升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被撤职，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1973年被开除党籍。

[←115]

曾思玉:1911年2月生。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116]

方铭:1921年生，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5军军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文革期间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

[←117]

张昭剑:1923年生，文革期间1967年七二○事件前任陆军29师即8199部队政委，七二○事件后任空降兵15军即7250部队副政委兼武汉警备区副政委，1968年9月至1972年10月任陆军第17军政委，兼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2008年3月去世。

[←118]

一月革命:指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事件，这一行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全国范围的夺权高潮。

[←119]

康生:1898年生，中共8届、9届、10届政治局常委，10届中央副主席，文革时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1975年12月去世。

[←120]

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121]

五不准学习班:文革中及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类似后来的“双规”。“五不准”的具体内容是: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当局规定“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可抵刑期。

[←122]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2月至10月，全国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重点是“一打”。

[←123]

五一六:1967年夏天，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为首的一批大、中学生，组织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但此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制止。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从此揪五一六掀起新的高潮。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五一六项目联合小组的决定》。在清查中，“五一六”的罪名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成为祸及全国的特大冤案、假案。在各地实际上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为主要清查对象，在清查中大量出现严刑逼供，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难以统计。据称，在清查“五一六”中，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

[←124]

北决扬:“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湖北、武汉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

[←125]

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126]

董明会: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钢耐火材料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九一三基层的造反派，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武汉市总工会主任、武汉市民兵指挥部指挥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关押6年多、免予起诉，1999年去世。

[←127]

张绪:l921年出生，文革中为武汉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兼任武汉市警备区副司令员。

[←128]

平毅:1941年生，复员军人，文革前为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1973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129]

李迎希:1902年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81年去世。

[←130]

孟夫唐:文革前任湖北省副省长。

[←131]

张华:文革前中共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132]

九二七指示:《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133]

韩宁夫:1915年9月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1972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95年去世。

[←134]

姜一:1919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3月至1977年7月任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1998年去世。

[←135]

刘万太:1942年生，武汉市红星帽檐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汉阳分部一号勤务员、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7年3月、1970年3月、1975年7月三次被公安机关收监，1977年9月第四次收监、1978年7月释放，免予刑事处分。

[←136]

王锦铭: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被以反林彪、江青罪名被关押十几年，后无罪释放，2006年去世。

[←137]

郭洪斌:1942年生，硚口区房地局工人，文革中任工总组织部长。2003年去世。

[←138]

方斌:1940年生，武汉客车制配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客车制配厂工总一号勤务员、工总组织部部长、武汉客车制配厂革委会主任。

[←139]

张耀忠: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列电基地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140]

陈伯达:1904年生，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后倒台，1989年去世。

[←141]

李作鹏:1914年生，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1967年任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倒台。

[←142]

熊大武:1936年生，一冶材料处工人，文革中参加九一三。

[←143]

黄维生:1937年生，一冶机械处技术员，文革中参加九一三。

[←144]

李开健:1943年生，文革前为一冶设备处工人，文革中为新一冶设备处负责人。

[←145]

谢望春:女，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撤销党内外职务。

[←146]

聂年生:1943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6年底被关押4年后释放回厂，1993年死于脑溢血。

[←147]

王华珍:女，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电车公司勤务员。

[←148]

谢妙福:1932年生，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武汉肉联厂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判刑7年。已去世。

[←149]

郭贤臣:1927年生，一冶材料处工人、文革中为一冶九一三负责人之一。

[←150]

唐反修:原一冶企业公司九一三勤务员。

[←151]

杨得志:1911年1月3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原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委员，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来武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94年10月逝世。

[←152]

王六生:1917年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3年12月起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1995年去世。

[←153]

王克文:1917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93年去世。

[←154]

热轧厂工程由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担任施工任务。

[←155]

刘淇:1942年11月生，当时任武钢炼铁厂技术员，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156]

田学群: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侦缉科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公安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82年11月被审讯期间据称突发脑溢血死亡。

[←157]

郑峰:1939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档案局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二号勤务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市机关红司:1967年8月由市委人勤总部、市人委人委联司、市总工会红尖兵联合组成，魏绳武为一号勤务员。

[←158]

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后免予起诉，2002年病逝。

[←159]

郑流川:1936年生，四川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九冶革委会副主任。

[←160]

赵紫阳:1919年生，文革前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75年至1980年4月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2005年1月逝世。

[←161]

赵辛初:1915年生，1973年6月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5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1991年11月逝世。

[←162]

宋侃夫:1910年生，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12月—1983年11月任湖北省委书记，1991年去世。

[←163]

吴正斌:1941年生，文革前为长航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新长航港务局兵团勤务员、长江航运公司革委会常委。

[←164]

敖安秀:女，1928年生，文革前为市纺织局职工医院助产士。

[←165]

纪登奎:1923年生，文革中历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7月去世。

[←166]

蔡协斌:1928年生，文革前为四川省渡口市十九冶五公司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头头，1968年2月任十九冶五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工会主任，1973年7月—1977年2月任四川省总工会主任，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四川省委常委，中国工会筹备组组长，文革后被清查，1978年5月被免职。

[←167]

黎智:1922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委候补书记兼工业部部长、市经委主任。1973年9月起先后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武钢一米七工程指挥部常务书记、常务副总指挥长等职，2001年去世。

[←168]

李衍授:1921年生，1970年后，任湖北省生产指挥组副组长兼农林水利组组长、省农办主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1998年12月逝世。

[←169]

陈丕显:1916年生，文革前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7月调湖北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95年去世。

[←170]

李洪荣:1931年生，武汉锅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

[←171]

工农兵:垮了台的百万雄师的变种，以极少数百万雄师骨干分子组成。1974年后至1976年底在社会上以此名字夜间出来刷标语。

[←172]

张玉华:1916年出生，1964年晋升少将，1967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70年到1976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173]

徐道基:武钢革委会副主任、钢九一三武钢分团头头。

[←174]

夏菊花:女，1937年生，杂技演员，文革中是“百万雄师”成员，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湖北省杂技家协会名誉主席。

[←175]

向警予: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1年底入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1928年5月1日在汉口被国民党杀害。

[←176]

罗世栋:共产党员，原市法院“政法尖兵”一号头头。“政法尖兵”属市直机关红司。

[←177]

胡秀娟:女、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国棉三厂图书管理员，文革中参加工总，任总部工作人员，文革后因指挥1968年中原机械厂“5.3”武斗事件被判刑5年。

[←178]

陈昌雄:1933年出生，1949年8月参军，1952年转业到硚口区公安局所属派出所，1961年调到财贸系统工作。文革中任钢工总粮食分团政治部长，红色警卫兵(公安系统转业干部组织)一号勤务员。1977年11月被关押26个月，后“不予起诉”予以释放。

[←179]

李苏明:1938年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师，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驻京联络站工作人员，文革后被判刑4年。

[←180]

黄友堂: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国棉三厂一号勤务员，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判刑15年，后改判为5年。

[←181]

陈祖文:1931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航运公司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省交通兵团”头头、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成员、省航运管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关押5年，免予起诉。

[←182]

任祥瑞:文革前一冶材料处科长，文革初为一冶革干联负责人，后参加新一冶。

[←183]

黄祖豪:西安交通大学土建系毕业生、一冶施工处技术员，文革中参加新一冶，负责总部及机关的宣传工作。

[←184]

“革干联”:全称为“武汉市革命干部联络站”，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组织，1967年5月成立。

[←185]

李家华: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钢焦化厂工人，文革中为九一三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钢九一三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已去世。

[←186]

孙建春:1941年生，文革前为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工造总司政参部工作人员，1986年因加入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省委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

[←187]

张景贤:1940年生，文革前为红星电机厂工人，文革中先后参加赤总工二司，担任过工造总司铁军政委，为“北决扬”一案1969年起被关押10年，免予起诉，1997年去世。

[←188]

康星火:1927年生，时任15军45师政治委员、武汉钢铁公司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2007年去世。

[←189]

郭保安:1944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工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河南，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二年，后成为一个党委级大单位的厂长和总工程师，现退休。

[←190]

伍能光:191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

[←191]

谢保安:1949年生，文革前为武汉三中学生，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9月坐牢3年无罪释放，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192]

陈文汉:1946年生，文革前为武汉一中学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入党，在黄梅县当上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后成为企业家。

[←193]

赤总工二司:这个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总部工人造反第二司令部”。

[←194]

薛海澄:1936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建筑机械厂合同工、复员军人，文革中是赤总工二司一号勤务员，文革后被长期关押隔离审查，2002年去世。

[←195]

李希英:女，1923年生，一冶机关行政处副处长，文革中参加支持造反派的革干联组织。

[←196]

蒯大富:1945年9月生，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文革中为清华井冈山兵团一号勤务员、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4月被逮捕，1983年3月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出狱。

[←197]

莱赫·瓦文萨，1943年9月出生，1968年，瓦文萨成为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的一名电工。20世纪80年代，波兰掀起反对政府冻结工资和食品涨价的大罢工。瓦文萨在罢工中成为“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并在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12月，莱赫·瓦文萨成为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由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统。

Table of Contents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目录

我出身在一个小商家庭

调到第一冶金建设公司

一冶一中的“六一一反革命事件”

工人庞玉来被判死刑

我竟成为“漏网右派”

转移目标，抛出替罪羊

一冶党委与广大工人、基层干部的深刻矛盾

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

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

组织万人大会批斗王任重

参加一•二六夺权活动

《二八声明》后造反派分裂

反击“二月逆流”催生“新一冶”

在京西宾馆与陈再道面对面

武汉成立揪陈抗暴总指挥部

新一冶遭到百万雄师全副武装围堵

新一冶出现“敢死队”

秋毫无犯——南洋大楼发现黄金饰品

“六一七”胡双全被活活打死

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

撤离、避难和留守

民众乐园门口的募捐箱

杨道远动员新一冶并入九一三

乘水文测量船绕道上海赴京告状

亲历七二○事件

关于成立“新武汉”的经过

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和受蒙蔽群众

徐正全、李武超打死人事件

我当面称张昭剑为“钢政委”

关于办《新一冶》报

周总理妙解未被中央点名组织难题

对周总理不肯题词的讲话守口如瓶

钢新之争、“抢枪乱军”和揪“武老杨”

钢、新两派的裂痕在一冶很快表现出来

曾思玉、刘丰在一冶揪“黑手”

一冶“斗、批、改”中的过激行为

“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造反派开始挨整

“你在一冶和武汉的大联合中是做出了贡献的!”

一冶成立革委会时我被软禁

1968年底，造反派的冬天开始了

“反复旧”与抓“五一六”、“北决扬”

张体学解放韩宁夫

大树曾、刘、方、张的权威

参加北京学习班见闻

(一)这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学习班

(二)丰盛的伙食和看革命样板戏

(三)中央首长、张昭剑与中央学习班

(四)王海山当官的诀窍

在一冶三中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解放了造反派

我“当选”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

张体学临终时说:对造反派头头要落实政策

军区三办——专整造反派的特务组织

“批林批孔”运动和“一冶党委造反”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在文革中建成

打响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一枪

反击右倾翻案风担任第一线总指挥

胡厚民说:转弯子要从组织上解决问题

促进省委转弯子的大标语、大字报和公开信

赵辛初、韩宁夫在武胜路口万人大会上表态

面见赵紫阳了解四川“转弯子”的情况

一冶党委班子的调整和赵辛初的“转弯子”

受欺骗自投罗网被判刑

从“五不准学习班”逃走

受骗回到学习班

隔离审查一年被关进看守所

吓走项目人员林世念

“坏头头”得到了公安干警的照顾

见不得人的看守所

杂技演员汤柏林

关过向警予的牢房如今关着“运动犯”

在看守所为他人做好事

赠送食品和学《英语九百句》

我的上诉书就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新一冶革命造反派文革付出的巨大牺牲

(一)七二○前被军方支持的百万雄师屠杀致死致伤者

(二)1968年去127部队抢枪时被开枪打死者

(三)清理阶级队伍和“两清一批”中自杀死亡者

(四)197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揭、批、查”、“清查”运动致死者

(五)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遭到“清查”迫害

(六)因参加文革被判刑者

差一点“二进宫”

从无本生意起家当个体户

派出所对我特别关照

“六四”前的预言

保守派、老干部众生相

红军老干部王大姐

“我们从来不认为你是反革命!”

“你的问题我们都否定了!”

青山区的大好人杨院长

胡德安副经理的养命钱

“过去我怎么看不出曹承义是好同志?”

曹承义就是湖北的人才

造反派头头众生相

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有厂不能回的朱鸿霞

温文尔雅的烈女徐筱芳

坐穿牢底的徐正全和李武超

聂年生的红色造反团和聂年生早逝

写报告帮李想玉反映个人家庭困难

杨道远的二进宫

一去不复返的张立国

陈文汉的第一桶金

一冶的两名总工程师和一批技术专家

被当作“特嫌”的烈士子女刘森

薛海澄:被大联合和三结合排斥的造反司令

蔡协斌:赵紫阳说造反派的问题后一步解决

在我精疲力竭时，突然有一双手来帮助我

我收集、保存了武汉文革各群众组织的纪念章

今日一冶

离别武汉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我因文革两次坐牢

一、简历

二、文革开始

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四、第一次入狱

五、第二次入狱

六、文革中的同志加兄弟

后记

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