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莱维作品辑（共9册）

[意]普里莫·莱维 [意]乔瓦尼·泰西奥 [意]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著

杨晨光 刘月樵 武忠明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

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休战

他人的行当

若非此时，何时？

扳手

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

目录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序言

罪之记忆

灰色地带

羞耻

交流

无用的暴力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成见

德国人的来信

结语

版权页

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

时时出现，将我折磨：

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

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

《古舟子咏》，vv.582—585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导读　幸存者的记忆和见证

徐贲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普里莫·莱维的最后一部著作，一共收入了八篇文章。莱维从1975年便开始写作此书，到完成共历时10年。1984年此书出版时，正当拒绝承认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修正主义在欧洲泛起，此书起到的驳斥作用使它格外受到各界读者的重视。莱维最初的写作动机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屠杀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必须站出来做见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莱维已经在大约140所学校做过关于大屠杀的演讲。在与年轻人的接触中他发现，在他们眼里，“二战”和“二战”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极权罪行早已成为过去，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这些年轻人不但不了解奥斯维辛，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了解奥斯维辛。灾难见证因此对他们有特殊的教育意义：“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出人意料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出人意料，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226）[1]莱维要提醒世人，尤其是青年人，纳粹造成的灾难发生在不久以前的过去。他记录的不是古代史，也不是像基督教殉道者那样的传说历史，而是与今天人类息息相关的人道灾难历史。记忆和见证这样的历史是为防止在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人道灾难。

一、灰色地带中的人性

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之前，莱维的许多著作已经使他赢得了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代言人的声誉，但是，他对记忆和知识，对他自己作为一个见证者的正当性都抱有怀疑。他说，集中营的历史几乎没有例外是由像我这样的人书写的，我们并没有沉沦到底，那些沉沦到底的都没有能够回来。（9—10）这种沉痛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感觉是莱维见证和回忆的主调，它直接包含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个题目之中，这个题目也是莱维《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è Un Uomo，1947年）第九章的标题。原来的书题是I sommersi e i salvati。“i sommersi”一语来自但丁《炼狱》第20章第3节，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指的是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死去，因此沉沦到地狱底部的芸芸众生。莱维用这个说法来指那些去了另一个世界，而终于没能再回来向人世间报告的人们，这里又有《圣经·旧约·约伯书》里的意思。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们便是莱维在集中营中的难友，他们死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人间来做见证：“他们是常规，而我们是例外。”（85）

不仅如此，消失于灾难的杀戮，再也回不来的人们，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得救的、存活下来的，少数是因为幸运，而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和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84）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里说，15万底层囚犯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裁缝、鞋匠、乐师、厨师、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至于他自己，他说：“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84）

莱维通过他自己和其他受害人的眼睛来观察集中营的灰色世界，做见证给他带来令他困惑、痛苦、始终无法释怀的感觉。那就是，一方面，他需要从他的见证得到一些普遍的结论（以便对后人有所帮助），而另一方面，他所记忆和需要分析的现象和现实太复杂、太暧昧，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简单化的黑白两分“成见”，丢失那种本是“灰色”的真实。因此，“理解”成为见证似乎难以达到的目标，而“交流”既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却又加深了这个问题，使它变得更加困难。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所有文章中，都有两个同时存在的莱维，一个莱维在害怕自己不能被读者充分理解，而另一个莱维则在坚持与他们交流，他在本书“交流”一章中说：“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这个词。”但是他又说：“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94）《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几乎无法交流而又必须交流的特殊经验。传递任何过去的其他人道或极权灾难的特殊经验，也都是这样。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莱维写得最沉重的一本书，既超出又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书中罕见地流露出他只是在诗歌里才有所表达的激情，但基调仍然是一种局外人式的冷静和怀疑。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在本书“罪之记忆”“灰色地带”“无用的暴力”“德国人的来信”和“结语”中，莱维都不断让读者看到，除了少数例外，纳粹冲锋队员并不都是魔鬼，他们的恶毒不过是常人的恶毒，他们的愚蠢更是常人的愚蠢。他们由于受到纳粹教育和宣传的洗脑，心灵和思维被彻底扭曲，成为在极权组织化体制中作恶的螺丝钉。如果施害者不是妖魔鬼怪，那么受害者也不是圣人般的殉道者。受害者也是平平常常的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近乎殉道者的少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和施害者一样被极权统治侵蚀和扭曲，也是丧失了灵魂的可怜虫。

在人性扭曲的灰色世界里，囚犯对囚犯的侵犯甚至会超过德国人所做的。“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彼此之间……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34—35）莱维让我们看到的是极权统治下几乎所有人的集体灵魂崩溃，集中营成为这种地狱式统治的最极端的缩影。“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36）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只是施刑人，受害人同样也被极权之恶所挟裹。

这样看待受害者的阴暗人性，有着犀利的剖析力量，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让敌人（加害者和他们的辩护者）高兴，而让朋友（受害者和同情者）痛苦。莱维不是不理解这些，但他同时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人类，要知道如何保卫我们的灵魂，就必须面对人性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他引述19世纪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话说：“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40—41）权力腐蚀施害人，同样也腐蚀受害人，使他们变成另一些受害人的施害人。但是，加害人和受害人毕竟是有区别的。莱维反对“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的说法。他坚持认为：“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46）

二、羞耻和良心责备

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有一种自我保护和求生的本能，这是一种实用的、不受道德约束的自然本能，不是自由、理性的选择结果。压抑羞耻和罪恶感便是这样一种本能机制。羞耻心的消失对囚犯能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变得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完全不同，也不再受文明社会伦理的约束。在另一个世界中也许会令他们羞愧不已的行为，在集中营世界却成为一种规范。在极端的处境下，人们平时所说的伦理和道德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是基本生存的有害障碍。

伦理学者们会仔细分辨羞耻（shame）和罪恶感（guilt）的区别，但莱维是将它们混用的，统称羞耻。人会因为不断受到惩罚而羞耻感消失，也会因为专注于生存需要而无暇去感受或思考羞耻。这种反常的心理机制集中地反映在莱维关注的“自杀”问题上。

莱维发现，脱离了集中营后的自杀人数反而超过了在集中营里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这样自杀身亡的）。他认为，只有当人活得比较有人的意识时，才会考虑到自杀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77—78）只有在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切都结束”时，羞耻和罪恶感才开始咬噬人的良心，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个吃人的体制。这是一种理性与良心的无胜负的交战，“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78）。

早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莱维就曾记叙他自己在内心所感受到的那种良心痛苦，那是他在集中营时就有所体会的。他在集中营的“医院”（ka-be）时，有了喘息的机会，但不仅没有觉得解脱，反而感受到一种久已麻痹了的痛苦。他记叙道：“谁要是内心里还留有良心的种子，就会感觉到良心的苏醒。在那些漫长空洞的日子里，一个人会想起饥饿和劳动之外的事情，想起他们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多少东西，让我们过着这样的人生。在这个叫‘医院’的相对平静的地方，我们发觉自己的人格甚至比处在危险中的生命更加脆弱……那些年老的智者……为什么不告诫我们这些。”[2]后来，当莱维在集中营化学实验室工作的时候，他又再次感受到良心的痛苦，又想到“我那些平静的时刻，想到‘医院’，想到休息的星期天——那种记忆的刺痛，那种因为又觉得自己是个人而感觉到的可怕内疚，当我的良心走出阴影时，让我痛苦不堪”[3]。

莱维被从集中营解放出来以后，并没有感受到心灵的纾解和良心的解脱，他在本书“羞耻”一章中这样解释道：“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才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71）曾经被压抑的悲伤伴随着苏醒了的罪恶感涌上心头。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罪恶感呢？莱维认为：“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76）

幸存者的特殊羞耻感和罪恶感让莱维首先感觉到的是那种因“缺乏人类团结精神”而产生的自责，他在集中营里将近一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了考虑自己的存活，极少与他人分享这些经验。有一次他在干渴时偶然找到了一点水，只告诉了一个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81）走出集中营后，莱维为这件事感到羞耻，他自问：“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这是他永远记住的“忽略伙伴的罪恶”。（82）

另有一种罪恶感，它来自你“替代他人活了下来”，而“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具有活下去的意义”。你发现自己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这种内疚“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83）

还有一种罪恶感，是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许多幸存者感到自责，“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88）

对莱维来说，极权灾难的羞耻、罪恶感和自责是在受害人脱离了集中营世界，重新成为人以后，得以恢复的人性显示。尽管受害人的人性曾被侵蚀、扭曲，甚至泯灭，但对极权灾难他们负有的道德责任是与加害人不同的。他们对过去也会有与加害人不同的记忆或遗忘方式，他们的见证和羞耻感应该对全人类都有教育作用，其中包括以自己的羞耻感去打动别人的羞耻感和以自己的责任心去激发别人的责任心。

三、羞耻教育与记忆更改

莱维的见证中有冷静的人性剖析，还有一种属于弱者的道德哲学力量。冷静的剖析和平凡低调的道德哲学会对读者产生理性教育的作用。不仅如此，莱维见证的羞耻心也能起到教育作用，但与理性教育不同，它更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更发自良心的感受而不是哲学的思考。羞愧的情感教育对一般读者比较有效，他们虽然未必有成熟的认知或深入的思想，却不缺乏卢梭所说的那种人类基本的同情心（compassion）。有思想认识和哲学思考未必就能有所行动（想得越多甚至可能越没有行动），对于促使思想者从思考转向行动，情感教育是非常可贵的。然而，莱维清楚地知道，对没有罪恶感的人谈罪恶感是徒劳的，羞耻的情感教育对他们也难以发生作用。反倒是那些没有作过恶、没有犯过罪的，在大屠杀过后会更加因为羞耻和罪恶感而灵魂不得安宁。

在运用羞耻心的教育时，莱维非常小心而有节制，因为他知道，过度使用羞耻教育，效果会适得其反。然而，即使不过度，诉诸羞耻心仍可能造成强烈反弹，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充当过加害者的人们。羞耻心是接受了伦理教育的结果，如果不是从小接受正常的伦理教育，一个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就有羞耻心，更不会对自己的坏行为有罪恶感。因此，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羞耻心对最需要接受羞耻教育的那些人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莱维对此指出：“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87）

对这样的加害者，批评他没有罪恶感，他就会进行反击，反诬这是批评者在不公正地进行“集体罪恶”指责。典型的强辩之词就是，德国人或党卫军并不个个都是坏人。为了避免与这类强辩之词纠缠，莱维从来不用“某某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语气讨论羞耻心和罪恶感的问题，也经常用“德国人”而不是“纳粹”来称呼集中营的管理者。这种低调和理性反倒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使不少曾经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们多少感觉到自己对一些事件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们的这种感受是来自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否定，而不是由于莱维对他们做了什么道德指责。

莱维避免用罪恶感来进行道德责备，因为这种责备的效力有限，乃至完全无效。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弄错了对象，这样的责备还可能根本就是无的放矢。莱维自己就常受到别人的道德责备，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集中营里的他，还有其他犹太人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躲避被捕？这样的问题在暗示，受害者至少应当为他们的命运担负部分的责任，他们的羞耻感是咎由自取。莱维并不回避犹太人的软弱，但他也耐心地解释，受害人事实上不应该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担负罪过。在“成见”一章中他说，逃跑也许确实可以“洗刷被监禁的耻辱”，然而，“关于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没有半点相似之处”。（168）在集中营的极端处境下，人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

对那些生活在集中营世界里的犹太人，“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在纳粹统治的天罗地网里，“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169）

比起受害者们，那些加害者和施刑人才是更应该受到羞耻心责备的，但是，他们却常常用逃避和更改记忆的方式回避这种本该来自羞耻心的责备，“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21）。

对于那些逃避有罪记忆（memory of the guilty act）的人们来说，“被洗脑”反而成为他们自我开脱的方便理由。莱维以耶路撒冷审判的艾希曼和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鲁道夫·霍斯为例指出，几乎所有的纳粹军人都以相同的理由来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22—23）在对有罪行为的记忆中，“诚实”（good faith）和“自我欺骗”（bad faith）之间的区别是模糊的，那些被带上法庭的罪犯常常会说“我不知道”和“我不记得”，有的是故意撒谎，有的则是因为决意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来逃避罪责，“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25）

在受害者中也有不愿记忆的，但与加害者的情况不同。在受害者那里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26—27）。羞愧对人的记忆起着至今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的多重细微影响，莱维的剖析也许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莱维引述说，党卫军喜欢这样嘲笑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做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莱维拒绝在这样的魔咒下度过他作为幸存者的一生，他要用自己的见证证明，只要坚持记忆，这样的魔咒是可以破除的。

四、做见证和当知识分子

灾难见证具有普遍的教育作用，对于灾难见证，莱维一直意识到大屠杀幸存者威塞尔（Elie Wiesel）所说的那种“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困难。[4]莱维对大屠杀的冷静观察、平和叙述和低调语气使得他的灾难记忆被看成见证作品中“最不惊扰、最不伤害，也最不追究责任的”。[5]大屠杀幸存者让·埃默里（Jean Améry）就曾经批评过莱维作品中的这种冷静和不愤怒，指责他是一个对纳粹罪行的“宽恕者”。其实，读过莱维诗歌的人都能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缺乏激情的人，更不是一个被打了左脸又把右脸送上去的宽恕者。在写作《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1975）的时候，莱维就已经反驳了对他的这种误解。莱维提到了一个叫穆勒（Muller）的德国人，穆勒曾经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化学师，战后又与莱维有化学业务的往来。莱维说，穆勒“在我的书里看到一种对犹太教（愤怒）的克服，一种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的教诲，那是不对的”[6]。

莱维散文作品中那种低调和理性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宽恕了大屠杀的加害者，这一点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一章中，莱维反驳了埃默里对他是“宽恕者”的指责。他写道：“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无法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149）莱维这种非英雄主义但并不妥协的反抗伦理，与他考虑到犹太人无法逃跑，不责备他们不逃跑是一致的。

虽然莱维不宽恕施害者，但他并不愿意像埃默里和其他“愤恨者”那样生活，他认为，正是愤恨和仇恨造就了集中营世界的那种邪恶结构——我们与他们、自己人与敌人、人与非人，而要打破这样的邪恶世界结构，首先应该从自己先跳出仇恨做起。他承认自己不如埃默里那么勇于反抗，但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148—149）

也正是因为莱维的见证不是“拳来拳往”，它才具有一种特殊的理性和思考力量。它要传播的是充分了解极权罪恶的知识而不是对它的简单控诉。做见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光有一些直接的受难经验是不够的，“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注意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9）。

现有的集中营回忆和见证其实并不是由那些最具有受害经验的底层受难者做出的，对其他极权统治的许多见证也是如此。底层受难者的观察能力往往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实际情况是，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像莱维那样的“特殊囚犯”书写的，那些最有资格做见证的，其实都已经死掉了，莱维对此怀有罪过感。那些属于“特权阶级”的囚犯，他们的身份会影响其证词的质量，他们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但是“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更有那些因为曾经属于“特权阶级”而根本不愿意做证的，“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做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10）

“证词”和“见证”的这种吊诡和困局使得证词的认识和伦理价值都成为一个问题。对此，莱维有比许多其他幸存者更细致深入的思考，这使得《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成为一本不同寻常的思想和伦理文集。莱维认为，他自己属于那些极少数的集中营最好的历史学家，“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10）

莱维称赞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政治犯拥有比犹太人和其他囚犯高得多的文化背景，他们有能力“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而且，“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10）他们中许多是集中营里的知识分子，埃默里本人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但是，莱维并不同意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3）。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莱维说，虽然他自己以前是一个化学家，但在精神上是幼稚、无知、冷漠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他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144）同样，许多一般的知识人也都是因为有了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经历，并由此产生了迫切的思考需要，才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很难在集中营或极权世界中立刻显现出来，他们在那里常会成为嘲弄和讥讽的对象。在一个只能关注基本生存需要的环境中，从上到下都是反智的。一个人越是受过好的教育，就越是会处于双重劣势：首先是在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而且，想得太多也给他们带来比未受教育者更多的痛苦，“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并“失去尊严”。他们更是常常会受到来自狱友的伤害，“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不合常规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147）

但是，莱维坚持教育和文化对于人自我优化的意义，“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快乐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扬扬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150—151）莱维对大屠杀的见证便是这样一种既令他振奋又给他带来痛苦的文化行为。见证者的付出和期待往往与他从读者那里得到的理解和体会并不一致。莱维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他一直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作为“幸存者”，也作为“人”来做见证的权利和责任。

莱维的许多作品都记录了他的大屠杀记忆，但他并不愿意人们只把他看成一位“大屠杀作家”。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不需要“大屠杀”“意大利”“犹太”这类附带词的作家。除了大屠杀记忆之外，他还创作了诗歌、散文、科技小说和一部关于“二战”中犹太人战士的小说。他虽然珍视自己的私人生活，低调行事，还是接受过数百次的采访。他的大屠杀证词不只是“做见证”，而且是对人的行为及其道德理由的伦理思考，这是一种对后人富有人文价值的思考，它虽然受到古典人文主义的影响，却清醒地看到，在遭受极权主义的统治后，人类对自己的价值及其可经受考验的程度，应该有新的认识。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在莱维那里看到一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7]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脸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至于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在这个伦理价值中，平凡美德不是要抛弃诸如英雄主义、勇气、力量这样的传统“英雄”美德，而是要赋予它们在极权处境下或后极权时代的特殊含义。这与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所说的“弱势美德”颇为相似。与弱势美德相对的是“强势美德”，强势美德常与历史进步和公民政治联系在一起，而弱势美德则总是伴随着被侮辱、被损害、被践踏的弱者经历。[8]弱势美德不能使人成为英雄，也无法使人充分高尚，它只是帮助人活在人性道德的灰色地带，而不致完全绝望或彻底堕落。但这不是弱势美德的错，弱势美德本身就是极端环境的产物，它之所以还有价值，是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令人屈辱的极端环境之中。

2012年10月5日于奥克兰

[1]括号内的数字为本书出处页码，全文同此。——编者注

[2]Primo Levi,Survival in Auschwitz.New York:Collier Books,1993,p.55.

[3]Primo Levi,Survival in Auschwitz.New York:Collier Books,1993,p.142.

[4]Elie Wiesel,“Art and Holocaust”.New York Times(11 June,1989),pp.1,38.

[5]Cynthia Ozick,“Primo Levi’s Suicide Note”,in Cynthia Ozick,Metaphor and Memory:Essays. New York:Alfred A.Knopt,1989,p.40.

[6]Primo Levi,The Periodic Table.London:Michael Joseph,1985,p.221.

[7]Robert S.Gordon,Primo Levi’s Ordinary Virtue:From Testimony to Eth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8]Quoted by Stanislao G.Pugliese,“Trauma/Transgression/Testimony”,in Stanislao G.Pugliese,ed.,The Legacy of Primo Levi.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10.

序言

在1942年这个关键的年头，关于纳粹进行种族灭绝的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虽然只是些模糊的只言片语，但这些消息相互印证，勾勒出一场大规模屠杀的轮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如此错综复杂的动机，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人们往往难以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有意思的是，这些罪犯早已料到了公众们的质疑：许多幸存者，如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著作《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The Murderers Are Among Us）结尾处回忆党卫军喜欢用嘲笑的口吻训诫囚犯：

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做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历史学家们可能会怀疑、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无法定论，因为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他们会说这是盟军的夸大宣传。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非常奇怪，出于绝望，同样的想法（“即使我们把这些事情讲出去，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们”）也会以梦魇的形式出现在囚犯们的脑海中。几乎所有的囚犯，在他们的口述或回忆录中，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常做的一个梦。梦的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回到家，带着热情和宽慰，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但对方不相信，甚至不倾听他们的讲述。在最典型（也是最残酷）的梦中，对方会默默转身离开。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话题。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受害者，还是迫害者，都怎样深刻地意识到集中营所发生的滔天罪行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在此我们还要补充的是，这些罪行不仅发生在集中营里，也发生在犹太人隔离区，发生在东部战线后方，在警察局中，在精神病院里。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以受害者所担心的（也是纳粹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即使最完美的组织也有弱点。而希特勒的德国，尤其在崩溃前的几个月中，远远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大量关于大屠杀的物证被销毁，或者多多少少被巧妙地尝试去销毁证据：在1944年秋天，纳粹炸毁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的毒气室和焚尸炉，但废墟仍然在那里。不管纳粹的追随者们如何歪曲事实，他们都难以借助千奇百怪的假设为它们提出合理的用途。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在1943年春天那场著名的起义后被夷为平地。但多亏众多战士（他们既是战士，又是历史学家——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的非凡努力，证据被保留下来——在瓦砾堆中，常常在数米之下，或被偷运出高墙之外。使其他历史学家后来能够重新发现这些证据，从而了解隔离区内每天的生活和死亡。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所有集中营档案都被烧毁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受害者的人数是400万、600万，还是800万——但仍以百万为单位。在纳粹修建起的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前，无数遇难者的尸体，被蓄意杀害的，在苦难和疾病中殉难的，可能成为大屠杀证据的，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消失。最初的措施，可怖到让人难以启齿，是把尸体，成千上万的尸体，草草地堆积埋葬在巨大的万人坑中。这样的措施真的被付诸实施了，尤其是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其他小型集中营，以及德军侵略苏联之时。这是一种野兽般漫不经心的临时措施。那时德军在各条战线节节获胜，最终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他们可以在胜利后再决定怎么办——毕竟，胜利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连历史真相都可以随意书写。无论如何，可以为万人坑诡辩，可以让它们消失，也可以把黑锅扣到苏联人头上（在这方面，苏联人在卡廷惨案[2]中证明他们并不比德国人差多少）。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好马上销毁所有证据。集中营的囚犯们被迫挖出那些可怜的遗骸，堆在空地的柴堆上烧成灰烬，似乎人们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些反常的大规模行动。

随后，党卫军指挥机构和安全部门殚精竭虑以确保消灭所有证人。这正是他们在1945年1月间，草菅人命而丧心病狂地转移集中营囚犯的用意所在（难以有其他解释）——随着囚犯被转移，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也得以篡改：麦达内克（Maidanek）的幸存者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的囚犯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的女犯们到什未林（Schwerin）[3]。总之，当德国人在东西两线频频败退之时，他们必须攫走每个迎向解放的囚犯，再一次转移向德国的核心地带。纳粹并不在乎囚犯们可能在转移途中倒毙，重要的是不能让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从作为政治恐怖的核心，到成为死亡工厂，再（或者同时）成为巨大的、不断更新奴工苦力的劳动营，集中营已经对行将灭亡的德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集中营的秘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了解大屠杀真相的犯人们，德语称为“Geheimnisträger”[4]，组成了仍然植根于集中营的幽灵军团，必须加以处理。已经被拆毁的灭绝营，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不得不向德国内地转移。这些决定，一方面是荒唐地希望减少不断逼近的前线对集中营的威胁，继续把这些“幽灵”困锁在集中营内，进一步压榨他们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恶毒地希望如《出埃及记》[5]般行军的苦难折磨会减少他们的人数。而事实上，他们的人数的确惊人地减少了，可一些囚犯靠着运气和体力活了下来，成为大屠杀的证人。

鲜为人知（也少有人研究）的事实是，在德国人中，仍有很多人掌握着大屠杀的秘密，尽管多数人了解得不多，但个别人却深谙一切。永远没有人能准确地计算出，在纳粹机构中，有多少人会不了解纳粹所犯下的可怕暴行；有多少人了解一些真相，却装作毫不知情；还有多少人原本可以了解其中的所有真相，却更谨慎地选择闭目塞听（更是缄口不言）。无论如何，即使我们不能假设大多数德国人轻松愉快地接受了大屠杀，但可以肯定的是，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又一项重大集体犯罪，并极为显然地证明了希特勒式的恐怖已经使德国人民归于怯懦。这种怯懦，已经成为德国人行为习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让丈夫无法向妻子讲述真相，无法对子女进行教育。没有这份怯懦，就不会有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今天的世界和欧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

那些成为（或曾经成为）纳粹帮凶而了解可怕真相的人们，无疑有着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不过，既然他们掌握着秘密，即使沉默也无法确保他们的性命无虞。就像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特拉夫尼基”[6]，他们见证了斯坦格尔[7]以及其他刽子手的罪行。但在纳粹镇压了特雷布林卡的囚犯暴动并拆除了这个灭绝营之后，他们却被遣送到了最危险的游击区之一。

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一些企业无情地压榨囚犯的劳动价值，接受党卫军冷酷（而愚蠢）的原则——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的价值相等，要是累死了一个囚犯，马上就会有另一个囚犯替换上去。少数企业小心翼翼地尝试减轻囚犯们遭受的折磨。另一些企业（也可能是同一些企业）通过供应集中营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等而获利。一家德国公司，威斯巴登的托普弗公司（Topf of Wiesbaden）设计、建造、组装和测试了集中营使用的焚尸炉（这家企业在1975年仍在营业，生产民用焚尸炉，仍未考虑过改名）。很难相信这些企业的员工们从未意识到党卫军指挥机关订购的这些机械设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重大意义。同样的质疑也适应用于奥斯维辛使用的毒气：氢氰酸。这项产品多年来在船舶养护中一直用于寄生虫的防治。但从1942年起，突然大幅度提高订量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无疑曾引发人们的猜疑，但恐惧、对效益的渴望、我们提到的盲目和装糊涂，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很少）对纳粹的疯狂服从，压制了人们的质疑。

显而易见，在了解集中营的事实时，最有力的材料便是幸存者们的回忆。但在这些回忆所激起的同情和愤慨之外，我们更应该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们。集中营并不总是一个好的观察对象：在非人的条件下，囚犯们的观察是有限的，他们只能对生活环境构建一个笼统的印象。囚犯们，特别是那些听不懂德语的囚犯，坐在闷罐车厢里，经过一段充满折磨的致命旅程之后，可能甚至不知道他们的集中营位于欧洲的什么位置。他们不知道其他集中营的存在，哪怕仅在几公里之外；不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也不知道生活条件的突然改变或大规模转移的重大含义。被死亡环绕着，这些被放逐者根本无法了解眼前这场屠杀的规模。今天还在身边工作的伙伴，明天就消失了，也许在隔壁的棚屋里，也许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无从知晓。总之，囚犯感到被一种巨大的暴力和威胁体系所淹没，而自身却无法对其做出表达或刻画，因为迫于每时每刻的威胁，他的注意力总是固定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上。

这个缺陷制约了“普通”囚犯的证词，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代表着集中营的核心。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才让他们逃脱了死亡的命运。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大多数，却是幸存者中的极少数——在幸存者中，在集中营里享有某种特权的人数要多得多。多年之后，今天的人们可以更明确地肯定：集中营的历史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就像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低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低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另一方面，“特权阶级”的见证者本身无疑可以通过更好的角度去观察集中营，只因为他们站得更高，有着更广阔的视野。但特权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观点。关于特权（不仅在集中营里）的讨论是微妙的，但我仍会在本书中尽可能客观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要提出一个事实，那些地位最高的“特权阶级”，也就是为集中营当局服务而换取特权的人们，根本不会做证。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证词要么不完整，要么就是歪曲事实或完全虚假的。所以，最好的集中营历史学家出自极少数人之中——他们有能力和幸运去获得特权地位，可以更好地观察集中营，而不用卑躬屈膝，出卖人格；他们有技能去讲述目睹的事实，遭受的苦难；他们能够以优秀历史学家的谦卑，既考虑到集中营现象的复杂性，又记述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是政治犯——因为集中营是一个政治现象；因为与犹太人和其他囚犯（正如我们知道的，集中营的三大类囚犯）相比，政治犯拥有高得多的文化背景，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现象；因为，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原本都是反法西斯斗士（甚至现在仍是反法西斯斗士）的事实，他们意识到证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战争手段；因为他们更易于接触到统计数据；而最后，因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有着重要的地位，往往也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至少，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以忍受的，比如，允许他们记录和保存笔记，这对于犹太人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奢侈，而其他囚犯们则可能毫无兴趣。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集中营的真相走过漫长的道路，穿过狭窄的门廊，最终大白于天下。但在“集中营世界”，仍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寻。现在距离集中营的解放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巨大的时间跨度，产生了复杂矛盾的影响，我将尝试列举如下：

首先，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在“二战”结束时，人们还没有获得关于纳粹驱逐和屠杀犹太人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分布在各个集中营和其他地方。人们不易于理解它们的意义和细节。而仅仅几年后，人们开始明白纳粹的屠杀是一场可怕的“惩诫”。而且，如果将来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事情，那么这场大屠杀将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一场浩劫，被人们铭记。

相对地，岁月流逝也产生了负面的历史效应。大部分证人，控方的和辩方的，都日渐凋零。留下来的证人，那些愿意克服自己的悔恨（或伤痛），仍然同意做证的人们——他们的记忆也趋于模糊和模式化。他们的记忆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后来接受的信息所影响，例如读到的报道，他人的叙述。有些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无中生有的虚假记忆，可时隔多年，这些虚假的记忆已变得可信。同样，今天听到许多德国人说“我不知道”或“我以前不知道”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这的确（或本应该）令我们震惊。

而另一种（更严重）的模式化则归咎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些幸存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中有些人，决心用最草率简单、最无足轻重的方式来实践我们作为幸存者的生活标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利用仪式、庆典、纪念碑和旗帜以示哀悼。适当分量的浮华辞藻可能对记忆的留存是不可或缺的。强者之墓（the urns of the strong）点燃灵魂去施行崇高的事迹，或至少保留崇高事迹的记忆，不仅存在于福斯克洛[8]的时代，也存在于当今世界。但人们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哀悼每个死者，也应该同情和帮助每个幸存者，但并非每个人的事迹都可以作为榜样。集中营内部是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等级分明的小天地。在本书中，我会对“灰色地带”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囚犯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出于良好的意愿，勾结集中营当局——这并非微不足道。事实上，这导致了一种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至关重要的现象。没有一个囚犯能够忘记“灰色地带”，忘记那一刻带来的惊诧——第一个威胁、第一次侮辱、第一记耳光，并非来自党卫军的暴徒，而是来自其他囚犯，来自“同伴”，来自同样穿着条纹囚衣（就像他们，新来的，刚刚穿上的同样的囚衣）的那些神秘的大人物。本书旨在说明集中营现象中一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尝试回答最紧迫的问题，折磨着我们所有读者的问题——有多少属于集中营世界的现象已经死去，无法复活，如奴隶制度和决斗法典？又有多少现象已经复活，或即将复活？我们每个人能做些什么，从而在这个孕育着种种威胁的世界，至少可以消除其中的一种威胁？

我并不想也没有能力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全面地考察对象。我几乎将自己局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因为我只有这方面的直接体验。阅读书籍，倾听他人的叙述，以及与我前两本书的读者讨论，也让我积累了丰富的间接素材。此外，直到撰写本书之际，纵然我们见证过广岛和长崎的恐怖、古拉格[9]惩戒营的羞耻、越南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血腥、柬埔寨人的自相残杀、阿根廷的“神秘失踪”（desaparecidos）[10]，还有许多残忍而愚蠢的战争，但纳粹集中营体系仍然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性质。人们从未在其他时间和地点目睹过如此出人意料和复杂的现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屠杀如此多的人类，而且将技术智慧、狂热和残忍如此明确地结合起来。没人愿意赦免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大陆上实施的屠杀暴行。这场屠杀贯穿整个16世纪，导致了大约6000万印第安人的死亡，但这是他们的自主行为，并非遵循或违背他们政府的指示。而且他们通过100多年的时间跨度“稀释”了他们的罪行。无意中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也帮了他们大忙。归根结底，难道我们不也曾靠一句“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来打发它们吗？

[1]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德国建立的最大的集中营，因靠近波兰小镇奥斯维辛而得名。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其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供认，此集中营内共杀害了超过三百万犹太人。——译者注（文中注释如无特殊标注，均为译者注）

[2]卡廷惨案：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原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批准下，于1940年春对被俘的波兰战俘、知识分子、警察及其他公务员进行的有组织的大屠杀。约2.2万名波兰军人和公民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州以西的卡廷森林被集体杀害。

[3]以上均为纳粹集中营。

[4]Geheimnisträger：德语，意指掌握秘密的人。

[5]《出埃及记》：《圣经·旧约》中《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卷名源于旧约希腊文七十士译本，解释了犹太民族如何沦为奴隶，替法老用泥和草造砖建城；又介绍了他们怎样出埃及，去往迦南地。

[6]特拉夫尼基（Trawniki）：原指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一个村庄。纳粹在这里训练从被俘红军和乌克兰人中挑选出来的“志愿人员”，用于协助纳粹大屠杀以及管理集中营，因此“特拉夫尼基”成为纳粹帮凶的代名词。

[7]弗兰茨·保罗·斯坦格尔（Franz Paul Stangl，1908.3.26—1971.6.28）：生于奥地利，党卫军军官，曾担任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1967年在巴西被捕，1970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71年死于心脏病。他一生杀害了约90万人。

[8]乌戈·福斯克洛（Ugo Foscolo，1778.2.6—1827.9.10）：意大利诗人、革命家和作家。

[9]古拉格（Gulags）：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惩戒营的管理部门，直属于前苏联内务部。前苏联最多曾建立了476座古拉格集中营，监禁超过1700万名苏联公民。

[10]Desaparecidos：西班牙语，意指失踪。此处指阿根廷独裁政府对反政府人士的秘密逮捕和谋杀。

罪之记忆

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不但是心理学家，任何人只要留心周围人的行为，甚至自己的行为，都会发现这个老掉牙的事实。我们的记忆并非镌刻在石头上，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不但会渐渐消失，还会经常改变，甚至会增长，与不相干的记忆纠缠成一团乱麻。法官们非常了解这一点：几乎从没有同一件事的两个目击证人能用同样的方式提供同样的证言，即使这事儿刚刚发生，即使证人中没有人蓄意歪曲真相。只有当我们知道记忆究竟使用怎样的语言、怎样的符号、怎样的“笔”记录在怎样的“纸”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记忆为什么不可靠。但我们离这一天还很遥远。我们已经知道一些特定条件会造成记忆的扭曲：创伤（不仅是脑创伤）、其他“竞争性”记忆的干扰、非正常的意识状态、情绪压抑和心理阻滞。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记忆也在缓慢消退，记忆的轮廓逐渐模糊，只有极少的记忆能残存下来，这就是所谓生理性遗忘。这无疑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一种，同样的力量让整洁变得凌乱，年轻化作垂暮，生命走向死亡。特定的练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重新唤醒记忆）可以保持记忆的深刻和活跃。这就像经常锻炼能保持肌肉有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过于频繁地唤醒一份记忆，并像故事似的讲述它，这份记忆就会渐渐变成一种结晶般的、完美的、添枝加叶的、在经验中千锤百炼的老生常谈。这份虚假的记忆，终将取代原始记忆，并自发地不断增长。

我打算审视的，是极端体验下的记忆——受伤或施加伤害。这种情况几乎具备了能够扭曲或抹掉记忆的所有因素：受伤或施加伤害的记忆本身就是一种伤痛，因为这种回忆令人痛苦，至少让人不安。受过伤的人倾向于阻滞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在这儿，结合其他现象，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看似荒谬的类比——受害者与迫害者。我们迫切需要说明的是：两者都处于相同的困境中。但是，是迫害者准备并实施了相应的伤害，要是他因此遭受煎熬，应该说他罪有应得。如果说受害者应该遭受同样的折磨，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确饱受折磨，甚至几十年的时光都难以抚平他的伤口。可悲的是，这一切再次成为必然遵循的规律：记忆的伤口无法愈合，它在时光中延续。复仇女神——我们被迫相信她们的存在——不仅拷打施暴者（如果她们真的拷打他，运用或不运用人间的刑罚），也让施暴者的暴行趋于永远——因为她们让受害者无法归于平静。当我们读到让·埃默里留给我们的文字时，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的恐怖。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因参加比利时抵抗运动而遭受盖世太保的折磨。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后来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受着折磨……

任何曾受折磨的人永远无法再轻松地活在世间，永远无法摆脱对屠杀的憎恶感。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然后在折磨中轰然毁灭，永远无法恢复。

对他来说，折磨是一种冗长不堪的死亡。埃默里，于1978年自杀（我会在“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一章中再次提到他）。

我们并不希望鼓励彼此混淆、无聊的弗洛伊德学说、病态的观点或者纵容的态度。施暴者仍是施暴者，受害者仍是受害者。他们不能互换。前者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但是，如果可能的话，理解），而后者则会受到同情和帮助。但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都曾经历了卑下且无法更改的暴行。他们需要庇护，需要保护，并本能地搜寻着它们。不是说所有人，是大部分——并且通常是终其一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掌握了施暴者的大量供词、证言和自白（我不单指德国纳粹党徒，而是所有服从法西斯主义而犯下多种恐怖罪行的人们）：有些来自法庭，有些来自采访，有些也收录在书籍和回忆录中。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至关重要。一般来说，对于目睹事实和所犯罪行的描述并不重要：它们充分与受害者的陈述一致，鲜有冲突之处，随着法庭的判决，便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动机和理由：你为什么这么做？你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吗？

对这两个问题（或者其他类似问题）的回答非常相似，尽管被询问人秉性各异，如野心勃勃、非常聪明的专业人士施佩尔[1]；冷酷而狂热的纳粹党徒艾希曼[2]；目光短浅的公职官员，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斯坦格尔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霍斯[3]；愚钝的畜生，像博格[4]；酷刑的发明者卡度克[5]。每个人的表达各不相同，带着或多或少的傲慢，取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背景，但他们的回答最终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命令；其他人（我的上级）比我做得更无情；我成长所接受的观点，生活的环境，让我不能采取其他行为；就算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顶替我的职位，甚至做得更无情。任何读到这些辩解的人，第一反应都是强烈的反感——他们说谎，他们看不到这些借口在他们引起的巨大痛苦和死亡面前是多么苍白，他们不会相信人们能相信他们。他们故意说谎——他们是奸诈之徒。

在此，任何对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经验的人都知道，奸诈和诚信的区别（“对比”，语言学家会说）带着启蒙主义的乐观精神意味。而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纳粹党人，奸诈与诚信之间的界线更趋于模糊。我们可以假设，在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即使这极少数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过去或现在的事实让他们不安或紧张，便会很快失去这份清醒。在这样的条件下，的确有人故意说谎，冷静地编造事实，但多数人则拔锚、启航，暂时或永久地，远离真实的记忆，为自己编造一个方便的事实。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种负担，他们为犯下的罪恶（或遭受的痛苦）感到厌恶，愿意用另一份记忆替换真实的过去。开始时，这种记忆更替可能完全是有意的，根据一个虚构的脚本，凭空捏造。尽管扭曲了事实，但真实的记忆比它更痛苦。他们向别人，也向自己不断重复虚构的记忆，真与伪的边界渐渐模糊。最终，他们完全相信了自己讲述了无数次并将继续讲述的故事，修饰和润色其中的各处细节——那些不可信的细节，那些与历史公认事件不相符或不一致的细节——最初的捏造转变为笃信。从凭空虚构到自我欺骗，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有用的——任何坚信自己谎言的人的日子都要好过得多。他的故事讲述得越逼真，就越容易取信于法官、历史学者、读者，或他的妻子和儿女。

事情过去得越久，这种自我欺骗的虚假记忆就越趋于完美。我相信只有这种精神机制才有可能解释，比如，路易斯·达奎尔·德·佩莱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维希政府[6]犹太人事务委员会委员，在1978年对《快报》[7]的陈述。尽管他对驱逐大约7万名犹太人负有责任，但他否认一切——成堆尸体的照片是画面剪辑而成；成百万的死者人数是犹太人编造的，目的是贪婪地窃取公众的关注、同情和赔款；可能驱逐过一些犹太人（他发现这点难以否认，他的大名出现在太多驱逐令的下方，包括对儿童的驱逐令），但他并不清楚这些犹太人的目的地和遭遇；的确，奥斯维辛有毒气室，但那是为了杀死虱子，而且无论如何（注意他说话的条理性），这些毒气室是为了拍照在战后修建的。我并不想为这个懦弱、愚蠢的家伙辩护。而且，战后他在西班牙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这件事也令我愤怒。但我认为，我从他身上也看到了一种从习惯当众说谎到最后自欺欺人的典型案例。为自己构建一个心安理得的事实，从而平静地生活下去。保持真伪之间界线的代价是沉重的——这需要一个人保持正派、诚恳或真诚，并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我们怎么能期待像达奎尔这样的人会付出这样的努力呢？

读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审判中的陈述，还有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氢氰酸毒气室的发明者）在他的自传中的话语，你能发现他们精心编造的过去，比达奎尔更狡猾。本质上，这两个人都采用纳粹军人（更准确地说，所有军人）的典型方式为自己进行辩护：人们一直教育我们绝对服从、等级观念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我们被灌输了种种口号，被仪式和游行冲昏头脑；人们告诉我们，唯一的正义是我们人民的进步，唯一的事实是领袖的指示。你们（还能）希望我们做什么？在这样的事实下，你们怎么还能期待我们，还有所有和我们一样的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我们是勤勉的执行者。正因为我们的勤勉，我们得到表扬和晋升。那些决定并不是我们做出的，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允许自主决定——他人已为我们做出决定，而那是唯一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为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也不应该受到惩罚。

即使比尔克瑙集中营[8]焚尸炉的烟囱历历在目，这些辩解也不能简单被视为厚颜无耻的结果。一个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对其个人所实施的压力是可怕的。它拥有三个最基本的武器：直接宣传或把宣传伪饰成教育、指示和流行文化，对多元文化信息树立壁垒，以及恐怖。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们承认这种压力是无法抗拒的，尤其是在第三帝国短短的12年统治中。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如艾希曼和霍斯，在答辩和开脱自己的罪行时，夸大其词，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记忆的操纵，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国家”之前，两人早已出生并长大成人。而他们加入纳粹的原因，更倾向于机会主义的投机，而不是党徒的狂热。直到战后，他们缓慢而（很可能）无意识地，再造他们的历史。问一个人这样自欺欺人是出于奸诈还是诚信。这真是个天真的问题。他们面对别人的痛苦时，显得那么坚强；而当命运把他们送到法官面前，等待着罪有应得的死刑下场时，他们只好为自己营造一个方便的虚假记忆，并最终笃信这份记忆的真实性。特别是霍斯，他并非一个城府很深的精明人，就像在他自传里的形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倾向于自制和内省的人，以至于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发誓和竭力否认，反而证明了他粗野的反犹太主义罪行，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公职官员、父亲和丈夫显得多么虚伪。

对于这些再造的虚假记忆（但不仅是这些，而是所有的记忆），人们一定会注意到，事实的扭曲往往会受到事实本身客观性的限制，如第三方证言、文件、罪行实证（corpora delicti）和公认的历史背景。一般来说，人们难以否认他们做过的特定事实或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相反，人们非常容易歪曲导致事实的动机或我们内在的、由事实引发的情感。我们的动机和情感是极度善变的，即使很小的压力也会导致答案的扭曲。在回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时在想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并不存在可靠的回答，因为精神状态的性质是反复无常的，而记忆本身甚至更不稳定。

犯罪记忆的极度扭曲往往发生在记忆的抑制状态。这里，同样，真与伪之间的界线会趋于模糊。人们经常会在法庭上听到“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了”，有时罪犯的确故意说谎，但有时却是一种僵化自欺的谎言，形成了化石般的固化模式。回忆者决定放弃这段记忆，并通过否认这段记忆而取得成功——他已经排出有害的记忆，就像人们排出排泄物或寄生虫。辩方律师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常常建议他们的客户，把记忆断层转化为遗忘，把推定的事实当作真正的事实。我们不需要深入精神病理学的领域，就可以找到一些人物案例——他们的陈述让我们迷惑不解，虽然我们肯定他们的言语是虚假的，但我们无法确定主体是否知道自己正在说谎。荒唐地假设一下，如果说谎者在一瞬间变得诚实起来，他自己也会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说谎时，他就像一个完全入戏的演员，与他的角色化为一体。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试图行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土耳其人阿里·阿贾[9]在法庭上的行为。

要想抵御难以忍受的记忆侵扰，最佳手段就是延长“免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阻止它们进入头脑。阻止一份记忆要比忘记一份记忆容易得多。实际上，当士兵们受命去做“脏活”时——即使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也无法接受的工作——为了保护这些士兵的良心，确保他们能奉命行事，纳粹指挥官们为此费尽了心思。在苏德战线之后的特别行动队，强迫平民挖掘巨大的公共墓坑，然后便在刚刚挖好的万人坑边用机枪屠杀平民。每当这时，纳粹就应行动队员所需，为他们提供各种烈酒，通过酒醉来模糊屠杀的记忆。那些众所周知的委婉辞藻（“最终方案”“特殊疗法”，还有特别行动队的字面解释“快速反应部队”，都是为了掩盖一个可怕的事实）不仅用于欺骗受害者，防止他们采取自卫行为，也是为了在可能的限度内，向公众以及其他未直接参与屠杀的纳粹部队，隐瞒在第三帝国占领的全部土地上究竟发生着什么。

总而言之，希特勒“千年帝国”的短暂历史可以重新诠释为一场对抗记忆的战争，奥威尔[10]式的伪造记忆，伪造现实，否定现实。希特勒的所有传记，尽管在解释这个难以归类的人的一生时颇有争议，但都同意他的晚年生活已经脱离现实，尤其从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一个冬天开始。他禁止和否定他的部下以任何形式接触事实，毒害他们的道德和记忆。但是，在地下掩蔽所里，他越来越偏执，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妄想狂，使自己也隔绝在现实之外。像所有的赌徒一样，他在自己周围树立着由迷信般的谎言组成的舞台背景，正因为他那疯狂的信仰，如他要求全部德国人所深信的信仰，使他最终迎来了失败和自杀的命运。希特勒的倒台，不仅使全人类得以拯救，也证明了一个人放弃现实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受害者这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同样存在着记忆的迁移。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显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任何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或伤害的人，不必精心编织谎言，为自己开脱并未犯下的罪行。即便如此，由于一种看似矛盾的机制（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进行探讨），他也许会为此深深感到羞耻。但这并不能否认受害者也会出现记忆更改这一事实。人们已经注意到，比如，许多战争的幸存者（或其他经历过复杂心理创伤的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过滤他们的记忆——在追忆他们的往事或向第三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断。他们不愿意从记忆仓库中唤醒这些痛苦的记忆。因此，随着岁月流逝，这些记忆逐渐模糊。在但丁的《神曲》中，乌哥里诺伯爵[11]在向但丁描述他那可怕的死亡时变得讳莫如深，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信的。他同意这样做，并非因为对但丁的顺从，而是为了在死后向死亡——他永远的仇敌复仇。当我们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时，这定论过于鲁莽，尽管“那件事”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但它不会在我们的灵魂里或生活中留下重要的伤痕或永远的空虚——在“日常”生活里，我们都乐于忘记已经痊愈的一场重病（或成功的外科手术）的细节。

出于自我保护，现实的扭曲不仅存在于记忆中，也可能存在于生活的每时每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有一个兄弟般的挚友，叫作阿尔贝托（Alberto D.）。他是一个结实勇敢、聪颖过人的小伙子，因此对许多编织幻想的人不以为然。这些人编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来安慰自己，再相互传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谣言：“两周内战争就要结束了”“不会再进行筛选了”“英国人已经在希腊登陆了”“波兰游击队就要解放这个集中营了”，等等。但在现实面前，所有的谣言都不堪一击。阿尔贝托和他45岁的父亲一起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4年10月那次大规模筛选前夕，我和阿尔贝托曾一起带着恐惧、无奈、愤怒、听天由命和抗拒的心理来讨论这件事，但没有在虚假的现实中寻求庇护。在大筛选中，阿尔贝托的“老”父亲被选中送进毒气室。短短几个小时内，阿尔贝托改变了。他开始听信那些对他来说似乎值得相信的传言——俄国人逼近了，德国人不敢像以前那样屠杀犹太人，所以这次筛选和以往不同，并不是把选中的人送进毒气室，而是选择那些虚弱但还有利用价值的囚犯，事实上，正像他的父亲，非常疲倦但没有患病。他甚至知道这些选中的人要被送到哪里——贾瓦诺（Jaworzno），离集中营不远，一个只适合康复期犯人的轻体力劳动的特殊集中营。

当然，人们再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而阿尔贝托也在1945年1月集中营转移时的行军中失踪了。奇怪的是，尽管并不了解阿尔贝托的行踪，但他的亲属们（他们仍躲藏在意大利，躲过了德国人的追捕）却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方式——拒绝难以接受的现实，而为自己编造出另一个事实。我被遣返回国后，立刻感到自己有义务赶到阿尔贝托的家乡，向他的家人讲述我所了解的一切。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但只要我开始讲述阿尔贝托的故事，他的妈妈就会立刻恳求我停下来：她已经知道一切了，至少所有关于阿尔贝托的事；我唠叨那些常常听到的可怕故事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知道她的儿子，孤身一人，从大队中偷偷溜走，躲开了党卫军的射击，藏进森林，现在正安全地在俄国人那边。尽管他还没有任何消息，但她肯定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来信儿的。那么现在，她请我换个话题，说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年后，我有机会路过那个镇子。我再次拜访了阿尔贝托的家人。“事实”有了一点调整：阿尔贝托在苏联人的医院里；他很好，只是失去了记忆；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他正在康复，而且很快就会回来了。她从一个可靠的人那里听到这些消息。

阿尔贝托没有回来。40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勇气将我那痛苦的事实与他们自我安慰的“真相”对立起来——阿尔贝托的家人们互相帮助着为自己构建出的“真相”。

接下来是一则道歉。本书是记忆的结集，而且是年代久远的记忆。因此，本书信息来源难免有可疑之处，必须声明以预防疏漏错误。故声明：本书笔墨重于思辨，而非记忆；流连于事实状态（如当今之反思），而非编年史般的追溯记叙。此外，本书资料，或来自围绕大屠杀遇难者（或“被拯救的”）主题而形成的重要文献，或来自大屠杀罪犯的合作，无论自愿或非自愿的，所以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且本书文献具有充分的一致性，冲突之处可忽略不计。至于我个人的记忆，还有一些尚未出版的逸事，有些我已经提到过，有些将在后面提到。所有事例都经过我的认真检视：尽管时间的流逝让这些记忆有些模糊，但它们都与历史背景非常吻合，而且看起来，我所说的记忆迁移并没有影响到我自己。

[1]阿尔伯特·施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1905.3.19—1981.9.1）：原为德国著名建筑师，1942年任纳粹军备部长，大力发挥德国军备生产的巨大潜力，为德国战争机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战后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2]阿道夫·艾希曼（Adolf Otto Eichmann，1906.3.19—1962.5.31）：党卫军军官，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

[3]鲁道夫·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öss，1900.10.25—1947.4.16）：1922年加入纳粹，1934年加入党卫军，1940年至1943年期间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1947年在华沙被绞死。

[4]威尔汉·博格（Wilhelm Friedrich Boger，1906.12.19—1977.4.3）：德国警察委员，集中营督察，因惊人的罪行而被称为“奥斯维辛之虎”，1965年被判处终生监禁，1977年死于德国狱中。

[5]奥斯维德·卡度克（Oswald Kaduk，1906.8.26—1997.5.31）：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突击队长，被称为“奥斯维辛党卫军中最残忍、最蛮横的混蛋”，1954年被判处终生监禁。

[6]维希政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成立的傀儡政府。德国侵占巴黎后，法国政府于1940年7月1日迁至法国中部的维希（Vichy），故名。正式国号为法兰西国。统治大约五分之三的法国领土。

[7]《快报》（L’Express）：法国著名的新闻周刊。

[8]比尔克瑙（Birkenau）集中营：也译作比克瑙集中营，建于1940年，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被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拥有著名的毒气室，是纳粹最大的杀人工厂。

[9]阿里·阿贾（Ali Agca，1958.1.9—）：土耳其杀手，1981年5月13日执枪射伤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直到2010年1月18日出狱，共服刑29年。他一直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雇佣杀手，但众所周知，他是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灰狼”的成员。

[10]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出生在印度的英国小说家、散文作家埃里克·亚瑟·布莱尔的笔名，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此处指“第三帝国”如奥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通过宣传手段，伪造事实，欺骗公众。

[11]乌哥里诺伯爵（Count Ugolino，1220—1289）：中世纪意大利贵族，海军司令。他多次在保皇党和教皇党之间摇摆，后连同全家人一起被投入监狱，监狱的钥匙被扔进河里，全家人在狱中被活活饿死。但丁在《神曲》中描写乌哥里诺伯爵因背叛而被投入地狱。

灰色地带

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体育比赛才会蔚为流行，例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失败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彼此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套“进入仪式”以及由它所导致的道德崩溃，多多少少是由集中营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权囚犯——所煽动的。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彻底转变是非常快的！）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德语称为“Zugang”，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抽象的管理名词，意味着“进入”“进来”），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所有团体对待“新人”或“菜鸟”一样，或像原始人类加入部落所举行的仪式——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实际上，就像其他所有形式的心胸狭窄，对于新来者的敌意很可能有其目的，即以“他们”为代价来加强“我们”的无意识尝试。简而言之，去建立被压迫者中的团结。因为被压迫者之间缺乏团结正是其额外遭受痛苦的根源，尽管囚犯们并没有广泛认识到这一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地位的竞争，这是我们文明中一个无法抑制的需要：饱受羞辱的老资格们，习惯于将新来者作为目标，以发泄他们所遭受的羞辱，用他人的痛苦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补偿，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地位更低的形象，从而将他们从地位更高者处遭受的痛苦负担转嫁给新来者。

至于特权囚犯，情况愈加复杂，也愈加重要。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极为重要的。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尤其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从众多方面看来，是时候去探索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不仅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空间了。与以往的尝试相比，比如，许多电影，我们要更加小心翼翼，运用更清醒的头脑去探索这一空间。只有过分简化的浮华辞藻才会宣布这个空间里是一片空白——它从未如此，这其中充满了下流而可悲的形象（有时他们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甚至如果我们只想了解一个巨大的产业工厂里到底发生着什么，那么这些形象是不可或缺的。

特权囚犯是集中营里的少数，然而他们代表着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艰苦的劳动，残酷的殴打，寒冷和疾病，即使对于最节俭的囚犯来说，食物配额也是绝对不足的——机体的生理储备在两三个月内就消耗殆尽。死于饥饿或死于因饥饿引起的疾病，是囚犯们通常的宿命。得到额外的食物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获取额外的营养需要一份特权——或大，或小，或被赋予，或依靠征服，或凭借精明的头脑，或来自暴力的抢掠，合乎或不合乎规定——任何特权，只要能让一个人凌驾于普通囚犯之上。

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大多数幸存者的记忆，口头的或书面的，都始于与集中营现实的碰撞，同时还有兼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一批新的、奇怪的敌人——那无法预知、无法理解的侵扰。他们不会握住你的手，安慰你，教导你在集中营生活的诀窍，而是冲向你，用一种你听不懂的语言向你狂吼，痛打你的脸。他想驯服你，熄灭他早已失去但你却可能仍保有的尊严的火花。但如果这份尊严让你有所反抗，那么你无疑惹了大麻烦。集中营里有着不成文的铁律，“还击”（zurüch-schlagen），即敢于以牙还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罪过，尤其对于“新来的”，这种念头只能放在脑子里。对任何犯了这项罪过的人必须杀一儆百。其他兼职囚犯蜂拥而至，扑灭对秩序的威胁。他们会暴怒而巧妙地殴打“罪犯”，直到他驯服或死亡。特权，当然，捍卫和保护特权。

我现在还记得意第绪语和波兰语把特权说成“protekcja”，发音为“普罗泰克斯亚”，显然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有人曾告诉我一个意大利“新来者”的故事，一名游击队员，以政治犯的罪名被投入劳动营。那时他还精力充沛。在分汤时，他就挨了打，而他居然敢推搡负责分汤的囚犯。后者的同事们立刻赶过来帮忙。“罪犯”被当作杀一儆百的例子，脑袋被按进汤桶，活活淹死。

特权的崛起，不仅存在于集中营，也存在于任何人类群居的环境中。它是一种痛苦却无法消失的现象——只有乌托邦才不存在特权。正义的人有责任通过战争去消灭所有不应存在的特权。但我们不能忘了，这样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当权力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所掌握去奴役大多数人时，特权就会出现，并滋生蔓延，甚至违背权力的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权力通常纵容和鼓励特权。让我们回到集中营这个话题。集中营（甚至苏联的集中营）可以被看作一个优秀的“实验室”：兼职囚犯（他们既是囚犯，又兼任集中营职务）的混杂阶级组成了集中营的骨干，同时也构成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它是灰色地带，可简单地定义为“与主/客两个阵营都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一个地带”。灰色地带拥有极为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内容，让我们难以对它做出正/邪的判断。

勾结纳粹、享受特权的灰色地带诞生于多个根源。首先，权力范围越受到限制，就越需要外部辅助。在“二战”最后的年头里，纳粹为了对抗盟军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流尽了鲜血，如果没有外部的辅助力量，他们就无法维护在欧洲占领区的统治，为前线提供新生力量和给养。当德国本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被占领国不仅要提供劳动力，还要提供维持纳粹统治的军事力量——德国权力的代言人和管理人。在这个名单里，尽管程度不一，包括挪威的吉斯林[1]，法国的维希政府，华沙的犹太人事务理事会，意大利的萨罗共和国[2]，负责最肮脏勾当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雇佣兵（从未参加战斗），以及囚犯特遣队（Sonderkommandos）。对于后者，我们还将进行更多介绍。

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以前的敌人，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他们背叛过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披上血腥的外衣，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

第二，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态模仿；短视地渴望所有形式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可笑地只限于某些时间和空间；懦弱；还有，最后的，精明的算计，希望逃避强加的命令和秩序。人们会同时带有一种或多种动机，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动机，都在形成灰色地带的时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而言之，维系灰色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是人们希望在面对没有特权的囚犯时，保留和加强自己已建立的特权。

然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我们必须声明：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当然，极权政体的结构、体制应该负最大的责任，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3]很清楚这一点，他曾说过：“内奸，压迫者，所有那些以某种方式侵害他人的人，是有罪的，不仅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我们并不排除受害者也会犯罪，有时客观的罪行还很严重，但据我所知，人类的审判团并没有资格去审判这些罪行。

如果是我，如果被迫让我做出判决，我会很高兴地无罪释放所有在最极端的高压环境中，只在最小程度上与纳粹合作的那些人。在我们这些普通囚犯的周围，挤满了低等级的兼职囚犯，一个别致的生态群落：清洁员、洗壶人、值夜人、床铺整理员（德国人固执地要求床铺必须平整、被褥叠成方形，他们则充分利用了这微不足道的优势）、虱子疥癣检查员、通信员、翻译、助手的助手。一般来说，他们是像我们一样可怜的家伙，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艰苦的劳动，只是为了多获得半升汤，而情愿担负这些以及其他“次等”职能——无害，有时有用，但通常是被凭空发明出来的工作。他们很少使用暴力，但他们习惯于发展一种群体性的心态，并积极地防备“上面”或“下面”的人攫取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特权，不管怎么说，必然要增加额外的工作和困难，而得到的实惠不多，也不能让他们免于每人必须面对的痛苦和纪律。而他们对于生命的希望，本质上与那些没有特权的囚犯并没有区别。尽管他们粗鲁并盛气凌人，但并不被囚犯们视为敌人。

对于那些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来说，判断就变得更加多变，难以确定：劳动队长（“卡波”：德语叫作“kapo”，直接来自意大利语中的“capo”，但读音更短，由法国犯人率先使用，几年后，因彭特克沃[4]的同名电影而流行起来，因为它与“capo”的含义不同，而被意大利人乐于使用）、宿舍舍长、办事职员，等等。而在办事职员的圈子里（我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的存在），囚犯们担任着形形色色的技能职务，常常是集中营行政职能中最专业的职务，如政治处（实际上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劳动服务部，甚至刑罚室。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技能和运气，接触到各个集中营里最秘密的信息，像奥斯维辛的赫尔曼·朗本（Herman Langbein），布痕瓦尔德的尤金·科根（Eugen Kogan），毛特豪森（Mauthausen）的汉斯·马萨利克（Hans Marsalek，后来书写了该集中营的历史）。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钦佩他们的勇气，还是他们的机智，通过有意识地研究他们所接触的党卫军军官，了解哪些人可以买通，哪些人可以劝阻，以避免更残酷的压迫，哪些人可以勒索，哪些人可以欺骗，哪些人可以用“大清算”（redde rationem）的前景来恐吓，从而让他们能以许多具体的方式帮助狱友。他们中有一些人，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人，又同时是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鉴于他们既是“抵抗成员”又是秘密的掌握者，所以他们凭借职位所换取的权力与他们所承受的极端危险是相互抵消的。

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兼职囚犯，他们根本不是，或仅仅表面上是纳粹的合作者，实际上却是伪装的对手。但绝大多数担任管理职务的囚犯并非如此，在这些专业人员中，既有普通平凡的人，也有邪恶透顶的恶棍。与其说权力让人身心俱疲，不如说权力腐蚀人格。而鉴于这些囚犯手握权力的特殊性，所受到的腐蚀便更加严重。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但是，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即使只是个小头目，像劳动队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个“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集中营里的常态。只是后来，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许“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卡波”所遵守。

因此，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几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未存在真正“极权”的政体。从未缺少过一些形式的抵抗，对于暴政的纠正，即使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在这两个国家里，公众的意见、法律、外国的压力、宗教、对于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让只有十几、二十几年历史的暴政难以立足，并或多或少地充当刹车的作用。只有在集中营里，下层阶级对权力的约束不复存在，使这些小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那些对权力并不过分热心的人，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好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地迷陷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力之中。

哪些人可以成为“卡波”？这是另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首先，集中营指挥官及其代表（往往是优秀的心理医生）会从监狱中挑选普通罪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合作者。对这些罪犯来说，作为施刑者的生涯要比牢狱生活好得多。其次，是在5到10年的痛苦折磨中信仰崩溃，或者无论如何，具备脆弱的道德观的政治犯。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把集中营当局提供的职务看作逃脱“最终方案”唯一可能的途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像我们所说的，同时也是权力狂、虐待狂。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但非常可怕，因为对他们而言，在获得特权职位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向下层囚犯施加折磨和羞辱的机会。那些遭受挫折的人也会去寻求权力，这也是集中营这个微观世界从极权社会的宏观环境中所复制的一个特征——在这两个环境中，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为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他们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

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真实的和虚构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进的和愚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被表达过——这不是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这片土地已经被深深地耕犁过，被践踏，被撕裂。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5]，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丽而虚伪的电影简短发表看法时说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只有萨德[6]和陀思妥耶夫斯基[7]真正了解这件事。”她还表示相信“在每个环境中，在每段人际关系里，都存在着受害者与施刑人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表现出来，并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中”。

我不是一个潜意识和深层心理的专家，但我的确知道很少有人在这个学术范围内能够成为专家，而这极少数人都是最小心谨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不仅在德国，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经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跃着，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而首先，这是向否认事实者（有意或无意）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服务。我知道，在集中营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的舞台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单一的事例难以证明什么。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重申：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对此，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不可否认，在集中营内外，都存在一些灰色的、立场模糊的人，准备出卖人格和道德。而集中营内的极度压力倾向于提高他们的地位；他们既是犯罪的主体（随着他们选择的自由度的提高，他们的罪行也迅速增长），也是体制犯罪的载体和工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压迫者，在他们犯罪的同时，或者（更多的时候）犯罪之后，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可能体验到怀疑和不安，甚至受到惩罚。但这种痛苦不足以把他们归于受害者的行列。出于同样的原因，囚犯们的错误和缺点不足以使他们等同于他们的看守们。集中营里的囚犯成千上万，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来自欧洲的几乎每个国家，代表着人类的一种平均的、未经选择的抽样。即使不考虑他们骤然坠入的这个地狱般的环境，人们也没有道理要求他们（正像那些虚华辞藻所维护的）达到圣徒或禁欲哲人般的行为标准。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行为都是被预先设定的。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被剥夺到只能单纯地生存下去，在一个毫无选择（尤其是道德选择）的环境中，每天在饥饿、寒冷、疲劳和殴打中挣扎。在这些人里，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而他们的幸存，只是靠着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组合。总之，他们是靠着运气活了下来。除了刚开始时他们的健康条件可能都很好，试图在他们的命运中寻找一些共同点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意义。

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的特遣队代表了合作者的一个极端案例。对于他们来说，人们难以提到“特权”——他们的特权（但多么巨大的代价！）仅限于在几个月内能够吃饱。这肯定不会招致其他囚犯的嫉妒。这个非常含糊的字眼，“特遣队”，指的是那些值得党卫军信赖，去操作焚尸炉的囚犯们。他们的任务是在新到的、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往往完全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中维持轶序；从毒气室运出尸体；拔掉尸体的金牙，剃掉女犯的头发，整理和归类衣服、鞋子和行李箱里的东西；把尸体送进焚尸炉，并监视炉体的运转，提取和清理骨灰。奥斯维辛的特遣队，视时间不同，人数从700人到1000人不等。

特遣队并不能逃脱其他每个人的命运。恰恰相反，党卫军千方百计使任何特遣队员都无法存活并说出真相。在奥斯维辛，前后共有12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在几个月内维持有效运作，随后即被屠杀。每次德军都采用不同的诡计来防止他们进行可能的抵抗。每个特遣队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焚烧他们前任的尸体。在1944年10月，最后一个特遣队进行了暴动，炸毁了其中一个焚尸炉，随后在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中被镇压（我稍后会介绍这场战斗）。所以，特遣队的幸存者极少，只有个别人因为命运一时不可预见的异想天开才侥幸存活。在解放后，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述说他们可怕的生活境遇。我们关于特遣队的信息，来自幸存者贫乏的证词；来自他们的“教唆者”在各个法庭上的供述；来自偶然接触过特遣队的德国或波兰“平民”的证词；还有最后的，某些特遣队员为了未来的记忆而狂热书写的日记。这日记被极端小心地埋藏在奥斯维辛焚尸炉附近。所有这些信息相互印证，但我们仍然发现自己难以、甚至不可能想象他们每天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接受他们的生活境遇。

最开始时，党卫军从已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中挑选特遣队员。人们已经证明，党卫军在挑选时不仅看重囚犯的体力，也参考对面相的深刻研究。在少数情况下，这种选拔被当作一种惩罚措施。后来，党卫军更喜欢在铁路站台上，直接从每班到达的囚犯中挑选候选人——那些新来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已经筋疲力尽，失去抵抗能力，在踏出火车的关键一刻，每个人都真正感到站在神秘、可怕而黑暗的门槛前，他们绝望，迷失了方向。党卫军的“心理医生”发现，在他们中抽调人选要容易得多。

特遣队基本是由犹太人组成。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集中营的主要目标就是灭绝犹太人，而且，从1943年起，奥斯维辛人员的90%—95%都是犹太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巨大的背叛和仇恨让人震惊——必须让犹太人把犹太人放进焚尸炉；必须表明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低等民族，对于任何命运和羞辱都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党卫军都乐于把大屠杀当作每天的工作；他们把一部分工作（事实上，最肮脏的工作）委派给受害人来完成，从而宽慰（而且很可能的确有效）某些人破碎的良心。

显然，把这样的逆来顺受都归咎于特定的犹太民族特征是不公正的——特遣队的成员中也包括非犹太人，德国和波兰囚犯，尽管他们常常担任着“更体面”的“卡波”职务。还有苏联战俘，纳粹认为他们只不过比犹太人稍微高级一点。他们的人数很少，因为苏联人在奥斯维辛的人数并不多（大多数战俘在到达集中营之前就被屠杀了，被俘之后立刻被机枪杀害在巨大的万人坑边），但他们的行为与犹太人并没什么区别。

因为特遣队的成员们了解大屠杀的可怕秘密，纳粹把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部世界严格地隔离开来。然而，正像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所了解的，没有不透风的墙——信息，可能是不完整或扭曲的，但有着巨大的渗透力量，其中的一些总能渗透过严密的壁垒。我们关在集中营的时候，这些关于特遣队的含糊不清、支离破碎的传言就已经在我们当中流传，后来被上面提到的渠道所证实。这种人类境遇所固有的可怕本质决定了所有相关的证词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保留，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也难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使人们了解这些特遣队员被迫连续数月从事这种工作“意味着什么”。人们已经证实，党卫军提供大量酒类供这些不幸的队员随意取用。而且，他们永远处于一种完全道德崩溃和筋疲力尽的状态。他们中，有人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而另一个人说：“当然，我原本可能会自杀，或者被党卫军杀掉，但我想活下去，为我自己报仇，也为了做证。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是更不开心得多。”

显然，不能从字面来理解他们的言语，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已经无法获知的无数言语。但对于这些身处极端绝境的人们来说，我们不能期望他们的话可以具备法律证言般的意义，但这些话语立刻成为一种悲叹、一种诅咒、一份救赎，试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其说是对可怕现实的控诉，不如说是情感的释放。

筹备和组织这些特遣队是纳粹最恶毒的罪行。除了那些务实的考虑（节省人力，通过他人之手来完成最残忍的任务），还有一些更微妙的动机。这项制度代表着纳粹试图让他人（尤其是受害者）来承担犯罪的责任，甚至借此剥夺他们无辜的慰藉感。重新挖开邪恶罪行的深渊，是一件既不容易也不惬意的事情。但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完成，因为昨天犯下的罪行，有可能在明天重演，再一次施加到我们或我们的子孙身上。对于几十年前的残酷暴行，人们往往倾向于做个鬼脸便转身离去，关闭自己的心扉：这是人们必须抵制的一种倾向。事实上，特遣队的存在有着一种含意，一个信息：“我们，优等民族，是你们的毁灭者，但你们并不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我们不仅可以毁灭你们的身体，也可以毁灭你们的灵魂，正像我们毁灭自己的灵魂一样。”

匈牙利医生米克罗斯·尼兹利（Miklos Nyiszli）是奥斯维辛最后一批特遣队中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他是一位著名的解剖病理学家、验尸专家，比尔克瑙集中营党卫军的主任医师，接受门格勒[8]的领导。门格勒（在几年前去世，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给予他特殊待遇，几乎把他视为一位同事。尼兹利所接受的任务是专门研究双胞胎——事实上，比尔克瑙正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研究被同时杀死的双胞胎的地方。应该顺便说一句，对于自己的任务，尼兹利似乎也没有格外反对。尼兹利还是特遣队的现场医生，因此与特遣队员有密切接触。而他回忆起一件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事情。

正如我所说的，党卫军从集中营或新到的囚犯中仔细挑选特遣队员的候选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当场消灭任何拒绝或看起来不适合其职责的囚犯。党卫军对待新囚犯，正像他们在所有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面前一贯的表现——蔑视和冷漠。他们早已被灌输的理念是：这些人是卑鄙的生物、德国的敌人，因此并不配拥有生命，最好强迫他们劳动，直至其劳累而死。但他们并不这样对待特遣队的新队员——在一定程度上，党卫军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同类，现在，和自己一样是非人的禽畜，在强加的同谋中，依靠罪行的纽带，绑在同一条船上。尼兹利讲述了在工作间隙，他参加的党卫军和特遣队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一队球员代表守卫焚尸炉的党卫军，而另一队球员代表特遣队。其他党卫军士兵和特遣队员观看着这场比赛，支持着自己的球队，打赌，鼓掌，为球员加油，似乎这场比赛不是发生在地狱的大门口，而是平常的村庄广场上。

对于其他囚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但对于他们，对于这些“焚尸炉乌鸦”，党卫军却能与他们在球场上平起平坐，或者说，几乎如此。在这个“停战协定”的背后，人们能听到魔鬼的笑声——这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成功了，你们不再是异族、对立种族、“千年帝国”的宿敌；不再是拒绝崇拜偶像的人们。我们降服了你们，腐蚀了你们，把你们拉到底层，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同我们一样，你们这些骄傲的人民——身上沾满了自己同胞的鲜血，就像我们，就像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来吧，我们可以一起玩。

尼兹利还讲述了另一件值得深思的往事。一批刚刚到达集中营的囚犯被杀害了，毒气室里堆满了尸体。特遣队正完成他们可怕的日常工作，整理纠缠在一起的尸体，用水龙冲洗它们，再把它们送到焚尸炉中。但他们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仍然活着的年轻姑娘。这是个意外，绝无仅有；可能人们的尸体在她周围形成了一圈壁垒，为她隔离出一些可以呼吸的空气。人们都不知所措。死亡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死亡是他们的习惯，因为，准确地说，“做这种工作，人们要么第一天就疯了，要么就慢慢习以为常”。但这个姑娘还活着。他们把她藏起来，让她暖和起来，带给她牛肉汤，询问她的经历：这个姑娘只有16岁，她迷失了时间和空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经历了闷罐车厢的押运，残酷的初选，被剥光衣服，再走进从未有人生还的毒气室，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些经历。尽管她不能理解，但她见证了一切，所以她必须死。特遣队员们清楚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必然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杀害。但这些在酒精和每天的屠杀中堕落的奴隶们被改变了，他们的面前，不再是不知姓名的乌合之众，不再是一群惊弓之鸟，不再是从闷罐车厢中走出的被吓呆的人群——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人们会不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9]，当孩子塞西莉亚（Cecilia）死于瘟疫，而她的母亲拒绝把遗体扔上堆满尸体的大车时，“恶臭的莫纳托”（foul Monatto）[10]的犹豫和“出奇的尊敬”呢？像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震惊，是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应该与自身相和谐、一致而统一。但我们并不应该为此而惊讶，因为人并非如此。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安妮·弗兰克[11]一个人所引发的同情要远多于无数遭遇了同样痛苦的人，只不过后者的形象湮灭在历史的阴影中。也许这是世间的必然。如果我们不得不体验并能体验到每个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将无法生存。可能，只有圣人才配拥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可怕天赋；而对于运尸人，对于特遣队的成员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还是把我们零星的同情放在个人、邻居和伙伴身上——那些站在我们面前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在我们天生有限的感官范围内的人。

特遣队员们叫来了医生。他为姑娘打了一针，使她恢复活力。没错，毒气并没有发挥作用，她会活下去，可她能去哪儿？又怎么活下去呢？就在这时，焚尸场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穆斯菲尔德（Mushfeld）来了。医生把他叫到一边，告诉他发生的事情。穆斯菲尔德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做出决定：不，这个姑娘必须死。要是她的年纪再大一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会更聪明些，也许可以相信她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缄默。但她只有16岁，不能被信任。然而，他并没有亲手杀死她。他叫来一名下属，命令他通过脑后的一记重击杀死了她。然而，穆斯菲尔德并不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除了每天例行的屠杀他还独断专行、变化无常，尤其热衷于发明和“改良”各种酷刑。他在1947年受到审判，被判处死刑，在克拉科夫[12]被绞死。这很好，但即使他也不能算作彻头彻尾的坏蛋。如果生活在其他环境和年代，他的行为可能和普通人一样。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 Karamazov）中，格鲁申卡（Grushenka）讲述了一个小洋葱的寓言故事。一个恶毒的老女人死了，坠入地狱。但她的守护天使检查她的记忆，发现她曾经有一次，仅有一次，把她从花园中挖出来的一个小洋葱施舍给了一名乞丐。于是他取出那个小洋葱，递给她。那个老女人抓住小洋葱，飞出了地狱的火焰。这个寓言总是让我反感：什么样的衣冠禽兽会在一生中不曾送出一个小洋葱这样的礼物？即使不送给其他人，也会给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狗。一份稍纵即逝的同情当然不能赦免穆斯菲尔德的罪行。但是，它足以让他置身于灰色地带——建筑于恐怖和顺从上的政体所滋生的模糊区域——尽管极为靠近它的边缘。

审判穆斯菲尔德并不困难，我不相信特别法庭在判决他的罪行时有任何的迟疑。在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特遣队员时，我们审判的能力和需要就变得畏步不前。我们马上会发现问题，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急切地寻找答案，以便能够对人性重拾信心：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为什么不情愿去死？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所掌握的事实允许我们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份工作；一些人反抗了，明知他们会死。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确定无疑的：来自科孚[13]的400名犹太人，在1944年7月被招募进入特遣队，但他们无一例外地拒绝接受这份工作，立刻被纳粹送进了毒气室。我们已经发现各种各样的个人反抗事例，都立刻被纳粹残暴地处死。特遣队极少数幸存者之一，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同伴被党卫军活活推进焚尸炉烧死。我们还发现了许多自杀事件，一些发生在被招募的时候，而另一些则发生在被招募之后。最后，我们不能忘记，在1944年10月，特遣队在奥斯维辛的历史上尝试了唯一一次绝望的反抗。

我们得到的关于这次反抗的信息并不完整，同时充满矛盾。我们得知，起义者（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五座焚尸炉其中两座的操作人员）极为缺少武器装备，也未与波兰游击队或集中营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联系。他们炸毁了三号焚尸炉并与党卫军展开战斗。那场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很多起义者设法割开铁丝网，逃出集中营，但很快被纳粹抓住。他们没有人活下来。党卫军立刻处决了大约450人。而在党卫军中，有3人阵亡，12人受伤。

因此，我们所了解的焚尸场上那些可悲的苦力们，是那些从一次筛选到另一次，选择多活几个星期而不是立刻死去的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会说服自己，或者被说服，亲手去屠杀的人。我重申：我相信没有人有权力去审判他们——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们没有权力，而没有经历过的人更没有权力。我愿意邀请任何敢于亲身做出判断的人，诚心诚意地，进行一个概念化的实验：让他想象（如果他可以），长年累月生活在一个犹太人隔离区，遭受着慢性饥饿、疲劳、混乱和羞辱的折磨；他已经见证了身边的死亡，他所爱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他与世界隔离，无法接收或发出信息；终于有一天，他被塞进火车，80到100人挤在一个闷罐车厢里；在无眠的日日夜夜，他被押送到未知的目的地；而最终，他被投进高墙中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人间地狱。对我来说，这真是“被迫服从命令”（Befehlnotstand），并不是纳粹们在受审时有计划地、厚颜无耻地引用的借口（后来也被许多其他国家的战犯所引用）。前者是刻板的，要么服从，要么马上被杀；而后者则是权力中心的一种内部现实，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得以缓解（实际上，往往得到了缓解）：职务晋升的推迟，温和的惩罚，即使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把反对者调往前线。

我所建议的实验并不让人愉快。韦科尔[14]在他的小说《黑夜的武器》[15]中尝试描写了这种情景，他称之为“灵魂之死”。即使在今天重读这本小说，我仍无法忍受其中唯美主义的文学辞藻。然而，确定无疑，它所直面的正是灵魂的死亡。现在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灵魂能在这样的考验中坚持多长时间而不屈服或崩溃。每个人都拥有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之源，但只有通过极端不幸的考验，我们才会了解自己的潜力是大是小，或是根本不存在。即使不考虑特遣队这个极端的例子，我们这些幸存者，在讲述我们命运的沉浮变迁时，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是你，我连一天也活不了。”这句话并不存在准确的意义——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复杂，试图预测人们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也无法预知自己的行为。所以，我要求我们以同情而严谨的态度思考“焚尸炉乌鸦”的故事，但要暂缓对他们做出的判决。

面对查伊姆·兰科斯基[16]的故事时，我们会因同样的“无法判决”（impotentia judicandi）而束手无策。准确地说，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集中营的故事，尽管它的结尾归于集中营。它是一个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虽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讲过这个故事[17]，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这个基本主题，所以我必须承认它非常适合我们的讨论。从奥斯维辛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衣袋里找到一枚由轻合金制成的奇特硬币。我为了这一天而一直保留着它。它的表面布满划痕和蚀缺，在它的一面，有一个希伯来星（大卫之盾）[18]，1943年的日期，以及“getto”（隔离区）的铭文。它的另一面刻着：“QUITTUNG ÜBER 10 MARK”和“DERÄLTESTE DER JUDEN IN LITZMANNSTADT”，分别意为“收讫10马克”和“利茨曼恩市犹太元老会”。总之，这是一个在犹太人隔离区内使用的硬币。多年以来，我忘记了它的存在。后来，大约在1974年，我才能再次组织起这个迷人而邪恶的故事。

为了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俄国人的利茨曼恩将军[19]，纳粹将罗兹（Lodz）改名为“利茨曼恩市”（Litzmannstadt）。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里，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被押运至奥斯维辛，而我很可能在集中营的地上发现了这枚已经毫无用处的硬币。

在1939年，罗兹拥有75万居民，是波兰最工业化的城市，也是最“现代化”和最丑陋的城市。这座城市以纺织业为主，就像曼彻斯特[20]和比耶拉[21]，城市中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工厂，虽然当时大部分工厂已经废弃。鉴于罗兹在东欧占领区的各个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纳粹迫不及待地建立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并恢复了中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22]的犹太人聚居区政府，并以他们现代化的残酷使其愈加恶毒。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早在1940年2月便已成立，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犹太人隔离区，而在人数上仅次于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它有超过16万犹太人，一直到1944年秋天才被废弃。所以它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纳粹犹太人隔离区，这必然归因于两点：它的经济重要性和隔离区主席复杂的人格。

他的名字叫查伊姆·兰科斯基。一个失败的小实业家，经历了多次旅行和坎坷命运之后，1917年在罗兹定居。在1940年时，他差不多已经60岁了，是一个没有子女的鳏夫。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作为犹太慈善机构的董事，也被公认为一个精力充沛、粗鲁专横的人。隔离区主席（或元老）的职位本身是可怕的，但它是一种社会地位，在等级制度中迈上一个台阶，还有权力和特权，也就是说，职权——而兰科斯基酷爱职权。人们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职务的。也许，这只是纳粹邪恶风格的恶作剧（兰科斯基是，或者看起来是，一个带着一定声望的小丑——总之，理想的傻瓜）；也许他靠钻营巴结而被选中，他对权力的渴望一定十分强烈。他为期四年的主席任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独裁，是由权力狂的黄粱美梦、原始的生命力、真正的外交和组织才能组成的令人触目惊心的结合体。他很快将自己看作一个至高无上而开明的君主，而他必然被鼓励追寻他的德国主子的道路。但他的德国主子们尽管欣赏他作为一个优秀管理者和领导者的才能，却实实在在地玩弄他。他们授予他发行货币的权力——以金属材质（像我的硬币）和官方供应的水印纸张印刷两种形式。这些货币用于支付隔离区内那些精疲力竭的工人们的工资，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隔离区商店里购买他们的食物配额。这些工人的平均食物配额大约是每天800卡路里，而即使在完全休息的状态下，一个人每天的生存也至少需要2000卡路里的热量。

兰科斯基不仅热衷于从他的这些饥肠辘辘的民众身上获得顺从和尊敬，还有爱戴——正是在这方面，现代的独裁区别于古代的独裁。他稍稍暗示有四分之一条面包可拿，便组建了一支由杰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组成的大军。他命令设计并印刷以他的肖像为内容的邮票——画上他雪白的须发，配以希望和信仰的光环。他常常乘着一辆由瘦骨嶙峋的老马拉着的四轮马车穿过他的微型王国的街道，车两旁挤满了乞丐和神职申请人。他有一件堂皇的披风，并让自己围绕在一群谄谀之辈和心腹亲信之中。他让他的宫廷诗人谱写颂歌，歌颂“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以及他在隔离区的领导带来的和平和秩序。他要求邪恶学校里的孩子们写歌颂“我们敬爱和天佑的主席”的作文，尽管这些孩子每天都受到瘟疫、营养不良和德国人的侵袭摧残。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他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有效的警察力量，表面上是为了维持秩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并强行贯彻他制定的方针政策——600名手持棍棒的警卫，还有数目不明的暗探。他进行过许多演讲，我们仍旧保留着其中一些片断。而他的演讲风格确定无疑——采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演讲技术，煽动性的口号，与群众虚伪的对话，靠镇压和喝彩来营造人们的认可。他的这种模仿可能是故意为之；也可能相反，这是对当时主宰欧洲的、受到邓南遮[23]歌颂的“必然英雄”下意识的认同。然而，更可能的是，他的态度来自他的环境和地位——一个小小的独裁者，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子们眼里，他只是个任人宰割的小人物；但对于地位更低的民众来说，他却是无所不能的、拥有宝座和权杖的君主，不用担心有人驳斥或耻笑他的演讲。

但他的形象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兰科斯基不仅是一个叛徒和同谋者，在一定程度上，除了让其他人信服外，他应该也曾逐步说服自己：他就是弥赛亚[24]，他的人民的救星。至少有时，他必定也曾希望为他的人民谋求幸福。欲求善名，必先善事，哪怕对于一个腐朽的总督来说，感到自己的善也能让他心满意足。矛盾的是，他既认同压迫者，又同情被压迫者。因为，正如托马斯·曼[25]所说，人是一种混合生物。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他越受到压力的影响，就会变得越复杂——在这点上，他逃脱了我们的审判，就像指南针在磁极上会乱转一样。

尽管他不断受到德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但兰科斯基很可能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主子，而不是奴才。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威：当盖世太保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抓走他的议员时，他勇敢地保护他们，不惜让自己遭受德国人的嘲讽和侮辱——他知道如何体面地忍受这样的待遇。在另一些时候，当德国人不断从罗兹压榨出越来越多的布料，并从他的手里带走越来越多没有价值的人员（孩子、老人和病人，送去特雷布林卡，后来是奥斯维辛）时，他尝试和德国人讨价还价。而对于他的子民，他则急于通过极端严酷的镇压，来消灭反抗的苗头（就像其他犹太人隔离区一样，在罗兹隔离区里存在着政治抵抗的英勇的核心力量，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亲纳粹派或共产党人），但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对德国人的奴颜婢膝，而是将这些反抗者视为叛逆，由于“皇室人员”所遭受的暴力反抗而发泄怒气。

1944年9月，随着苏联前线的日渐逼近，纳粹开始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anus mundi”，德国人世界的最终排污地。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早已被榨光，所以几乎立刻全部被屠杀了。大约有1000人留在隔离区内，负责拆除工厂设施并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他们很快被苏联红军解放。多亏他们才让我们拥有了记录在本书中的这些信息。

查伊姆·兰科斯基的最终下场有两种说法，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根据第一种说法，在纳粹清除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过程中，他试图阻止他的兄弟被送进集中营，因为他不想与兄弟分离。据说，一个德国军官提出他应该自愿和他的兄弟一起去，而他应该也接受了。另一种说法则相反，另一个表里不一的人物汉斯·比博[26]曾尝试营救兰科斯基。这个声誉不佳的德国实业家是负责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的公务员，同时也是隔离区唯一的承包商。因此，他的地位非常微妙，因为罗兹的纺织工厂是为军方服务的。比博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对他而言，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要对其施加惩罚和痛苦，这样的事情毫无意义，他也没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通过他的合同赚钱，而这些合同是否合法则无关紧要。隔离区内的折磨触动了他，但仅仅是间接的。他想让这些奴工去工作，所以他不想他们因饥饿而死——但他的道德到此为止。事实上，他是隔离区真正的主人，而他和兰科斯基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这往往也会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友谊。比博这只玩世不恭的小走狗不会认真对待种族魔鬼学，他只希望永远取消拆除隔离区的计划，因为隔离区对他来说是一项好生意，而他还要依赖兰科斯基的同谋关系，所以需要避免他被投入集中营。在此，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个现实主义者往往要比一个理论家客观得多。但党卫军的理论家们可不这么看，他们更强大。他们是彻底的激进主义者——摆脱隔离区，也要摆脱兰科斯基。

无计可施的比博通过他优秀的关系网，给兰科斯基要去的集中营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兰科斯基，并保证这封信能保护他，确保他受到特殊对待。据说，兰科斯基向比博要求，在去奥斯维辛的路上，他和他的家人应享有符合其身份的庄重待遇，并获得了批准。也就是说，一节特别车厢，挂在一列押运毫无特权的囚犯的货运列车的车尾。然而，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只有一种命运，无论他们是懦夫或英雄，谦逊或骄傲。无论是那封信，还是特殊车厢，都无法拯救查伊姆·兰科斯基——犹太人的国王——走进毒气室。

像这样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故事。它蕴含着重大的含义，它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回答的问题，它本身总结了灰色地带的整个主题，并让人想要追问。它呐喊着需要被理解，因为在这个故事中，人们观察到了一种象征，就像在梦中看到天堂。

兰科斯基是什么样的人？他既不是残酷无情的恶魔，也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正像他一样。他在“职业生涯”之前屡屡遭受的失败是很有意义的——很少有人能够从失败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在我看来，从他的故事中，人们会发现，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在每个至高无上的宝座脚下，都会群集着像兰科斯基这样的人，争夺着自己的那部分小小的权力。这种愚蠢的景象时常重演——我们会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岁月里，在希特勒的宫廷、墨索里尼的萨罗共和国的内阁中所存在的垂死挣扎。他们都是灰色的人，首先是出于盲目，然后变成罪犯，在他们自己当中疯狂地分割着邪恶而垂死的职权。权力就像毒品，没有涉足其中的人不会意识到对它的需要，而一旦开始，也许是一种偶然（就像兰科斯基），对权力的依赖和需要便日渐膨胀，正如对现实的否定和对全能的幼稚梦想。如果对兰科斯基醉心权力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陶醉并非仅存于隔离区的环境中。换句话说，对权力的痴迷是如此强大，甚至蔓延到原本为了消灭所有个人权欲而设计的环境中。事实上，对于他，以及他的那些更著名的榜样，持久而无可置疑的权力所引起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的世界观、教条式的傲慢、对诌媚的需要、痉挛般地运用命令杠杆，以及对法律的蔑视。

所有这些都无法免除兰科斯基的责任。在罗兹的苦难中，一个兰科斯基应运而生，这是让人痛苦和苦恼的。即使他在自己的悲剧和他造成的隔离的悲剧中幸存，并将自己戏剧性的形象叠加其上，也没有任何特殊法庭会赦免他的罪行，我们当然也不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赦免他。但是，的确存在情有可原的环境因素——像纳粹主义这样的恶魔秩序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让人们难以在它面前独善其身。它降低受害者的人格，同化他们，因为它需要大大小小的同谋者。必须具备真正坚强的道德盔甲，才能抗拒它的腐蚀。而对于罗兹商人查伊姆·兰科斯基和当时的整整一代人来说，他们所具备的道德盔甲是脆弱的。然而，我们的道德又有多坚强？今天的欧洲人的道德又有多坚强呢？如果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同时又面临巨大的诱惑，我们每个人又会怎么做呢？

兰科斯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悲伤、不安的故事。同样，还有“卡波”们的故事；集中营的小职员们的故事；那些服务于某个政体，却有意漠视其罪行的小小掌权者们；那些批准所有事情，因为一个签字并不值多少钱的下级官员们；那些大摇其头却默许罪行发生的人们；还有那些说“就算我不去做，其他人也会做得比我更过分”的人们的故事。

兰科斯基，一个简明而典型的形象，必然被置于这个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难以判断他的良心程度——只有他站在我们面前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哪怕是说谎，因为他可能一直在说谎，也在欺骗他自己。但无论如何，他能帮助我们理解他，就像每个被告人帮助他的法官，即使他并不想，即使他在说谎，因为人们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所散发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许它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看到兰科斯基，便如在镜中看到了自己，他的道德模糊性同我们一样，这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正是由黏土和灵魂混杂而成。他的狂热正同我们一样，我们对“在锣鼓中坠入地狱”的西方文明的狂热，更可悲地点缀着我们社会权势扭曲的象征形象。他的愚蠢在于他的自以为是，正像《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27]中依莎贝拉所描述的世人：

骄傲的世人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因为怜悯他们的痴愚而流泪。[28]

就像兰科斯基，权力和权势让我们眼花缭乱，忘记自己易碎的本质。有意或无意间，我们与权力达成了妥协，却忘记我们都在隔离区内，这隔离区高墙森森，墙外便是死神的领土，而死亡的列车正静待着准备出发。

[1]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1887.7.18—1945.10.24）：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因其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

[2]萨罗共和国（Saló Republic）：正式名称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因其政府所在地位于萨罗，俗称萨罗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贝尼托·墨索里尼于意大利北部建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正式成立于1943年9月23日，灭亡于1945年4月25日。

[3]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Francesco Tommaso Manzoni，1785.3.7—1873.5.22）：意大利诗人、小说家。其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

[4]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1919.11.19—2006.10.12）：犹太人，电影制片人及导演，在1960年拍摄电影《零点地带》（Kapò）。

[5]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1937.1.12—）：意大利女导演，代表作品有《午夜守门人》等。

[6]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Sade,1740.6.2—1814.12.2）:法国贵族，作家，因施虐和放荡行为遭多次监禁，因而中断了他的骑兵军官生涯；在监狱中他写了许多色情作品，包括《索多玛120天》和《朱斯蒂娜》。

[7]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1.11—1881.2.9）：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1846年，他出版第一部作品《穷人》后即轰动文坛。之后，他又先后写出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和《脆弱的心》等几个中篇小说，以及代表作《罪与罚》。

[8]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1911.3.16—1979.2.7）：医科博士，人类学博士，1943年5月起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对集中营囚犯进行各种人体实验，并积极参与毒气室的工作。战后被定为一级战犯，后在家人的帮助下潜逃至南美，1979年2月因心脏病发而溺水身亡。

[9]见本书第40页注释。

[10]在发生瘟疫时受雇埋葬尸体的人。——原书注

[11]安妮·弗兰克（Anneliese Marie Anne Frank，1929.6.12—1945.3）：德国犹太少女，15岁时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的《安妮日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12]克拉科夫（Krakow）：波兰南部城市，距华沙250公里，人口约74万，是中欧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13]科孚（Corfu）：希腊岛屿，伊奥尼亚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希腊大陆西海岸外。

[14]韦科尔（Vercors，Jean Marcel Bruller，1902.2.26—1991.6.10）：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的笔名。代表作品有《沉思》《黑夜的武器》《时间的沙粒》《眼睛和光明》和《变性的动物》等。

[15]《黑夜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nuit），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公司，1953年。——原书注

[16]莫迪凯·查伊姆·兰科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1877.2.27—1944.8.28）：波兰犹太人。“二战”中被纳粹任命为罗兹（波兰第二大城市）犹太人隔离区的领导人。

[17]《缓刑时刻》（Moments of Reprieve），《纽约书评》，1986年。——原书注

[18]大卫之盾：犹太教标志，由两个等边三角形交叉重叠组成的六芒星形。

[19]利茨曼恩将军（Karl Litzmann，1850.1.22—1936.5.28）：德国步兵将军，在罗兹战役中战胜俄国军队，被人称为“布札希尼之狮”。

[20]曼彻斯特（Manchester）：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在18和19世纪发展成为英国棉纺工业中心。

[21]比耶拉（Biella）：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比耶拉省的一个镇。

[22]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也称为“天主教改革”或“天主教复兴”，指1500年至1648年期间，罗马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对应运动。

[23]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3.12—1938.3.1）：亦译为丹农雪乌，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初春》《新歌》《阿尔奇奥内》《玫瑰三部曲》等。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24]弥赛亚：宗教术语，意指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世人的救主。

[25]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6.6—1955.8.1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马里奥与魔术师》，1929年以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6]汉斯·比博（Hans Biebow，1902.12.18—1947.4.24）：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管理委员会主席。

[27]《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的喜剧，又名《恶有恶报》（梁实秋译）。

[28]摘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羞耻

一种相当刻板的场景被人们无数次地传颂，被小说和诗歌尊奉，也被电影青睐——“暴风雨后的宁静”，而所有的心灵为之欣喜。“从苦痛中解脱/使我们快乐”，大病痊愈，恢复健康。把我们救出樊篱，“我们的小伙子们”——解放者们，及时赶到，高举着飘扬的旗帜；士兵归隐田园，再次找到他的家庭与和平。

根据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莱奥帕尔迪[1]在这种场景中夸大了现实；尽管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他把自己表现为一个乐观者。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只有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才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庭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可救药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几乎总要伴随一段时间深深的痛苦。

每个人，甚至孩子，都知道什么是痛苦，而人们都知道痛苦往往是苍白的，没有明显的特征。它很少明确地呈现出痛苦的原因。即使具有明显的原因，也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人可以相信或宣称自己为某个原因而痛苦，但实际原因却完全不同。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了面对未来而痛苦，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过去而难过。人们可能以为一个人为他人而痛苦，出于同情或怜悯，实际上他却是为了自己而悲伤——或深邃或浅显，或坦而言之或难以言表，有时埋藏得如此之深，只有专家——灵魂的分析者才知道如何去发掘它们。

自然，我不敢坚称之前所提到的电影剧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虚伪的。许多解放带给人们全然的、真正的欢乐。首先，对于战士，无论军事的或政治的，他们在那一刻看到自己的军事理想和人生抱负得以实现；其次，对于那些遭受更少痛苦或经历时间更短，或者仅仅自己遭受了痛苦和压迫，家庭、朋友或爱人没有受苦难的人们，他们或许也能感受到全然的、真正的快乐。此外，幸运的是，人类并不都是相同的：在我们之中，有些人拥有萃取幸福时光的美德和特权，并充分地享受它们，就像从废料中提取纯金。而最终，在证词中，手写的或口述的，流行着一种无意识的模式化，侵害着真实的记忆：“任何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感到高兴，我也被解放了，所以我也感到高兴。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小说里，就像在《费黛里奥》[2]里，打碎铁链是庄严或热烈欢呼的时刻，而我也是这样。”这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记忆迁移的一种特殊情况。随着岁月流逝，以及他人经历（真实或推测的）的积累，这种记忆迁移便日益突出。但是，回避浮华辞藻的人，无论出于本意，还是道听途说，常常发出不同的声音。相对而言，菲利普·穆勒的经历要比我可怕得多，他在回忆录《见证奥斯维辛：毒气室里的三年》（Eyewitness Auschwitz:Three Years in the Gas Chambers）的结尾处这样描述他的解放：

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那个时刻，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爬向门口。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

我现在从我自己的书《休战》（La Tregua）中重读下面的段落。这本书仅1963年在意大利出版过一次，但我早在1947年便写下了这段文字，这是对第一批俄军士兵目睹我们充满尸体和垂死囚犯的集中营时的描写：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耻辱，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束手无策。

我不认为这段文字需要任何删改，但我必须补充一点。许多人（包括我）体验到“羞耻”，也就是说，关押在集中营以及其后的时间中所感到的一种罪恶感——这是被众多证言所证实的确定无疑的事实。它可能看起来有些荒唐，但它是事实。我自己会尝试解释这种现象，并对其他人的解释做出评论。

而我在本章开头处提到的，在解放时所感到的朦胧不适感并不完全是羞耻，但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存在各种可能的解释。

我要排除一种例外情况：那些有力量和机会在集中营里保护和造福同伴的囚犯（几乎全是政治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普通囚犯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甚至没有想过他们的存在，而逻辑上也的确如此——由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以及对秘密警察的防范（奥斯维辛的政治处就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分部），他们被迫秘密行动，不仅要提防德国人，也要提防每个人。在奥斯维辛，在我经历的时期，整个集中营帝国95%的人口是犹太人，这个政治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我仅仅见证了一件事，这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感觉，使我不至于被每天的艰苦劳动所压垮。

大约在1944年5月，我们几乎无害的“卡波”被替换了，新来的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所有的“卡波”都打人，这显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之一，他们或多或少已被接受的语言。毕竟，在那永恒的通天塔[3]里，这是唯一一种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有细微的区别——激励工作、警告或惩罚，而在集中营所遭受的折磨中，挨打还算是较轻的。但是，新“卡波”打人的方法完全不同，以一种痉挛般的、恶意而任性的方式——打鼻子、踢小腿和生殖器。他打人是为了造成伤害，引起痛苦和羞辱。甚至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显然是故意施加痛苦，并非针对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原因，只是根据他的主观好恶。他很可能精神上有些问题，我们今天认为对这类病人应有所宽容，但显然这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不合时宜。我对一位同事，一个克罗地亚犹太共产党员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保护我们自己？怎样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他对我奇怪地笑了笑，只是说：“你看着吧，他的日子长不了。”事实上，那个打人的家伙在一周内就失踪了。但几年后，在幸存者的一次集会上，我发现为集中营“劳动办公室”工作的一些政治犯拥有可怕的权力，可以改动准备送进毒气室的囚犯名单中的身份号码。拥有这种能力并愿意利用这种能力采取行动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反抗集中营这台杀人机器的人，超越了“羞耻”——至少，我所说的羞耻，因为他们所感受的也许是另一种感觉。

塞瓦迪安（Sivadjan），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一定也被同样保护过。我曾经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尤利西斯之歌”中提到过他。同样在那个聚会上，我发现他曾把炸药带进集中营，试图激起一场可能的起义。

在我看来，重获自由时所感到的羞耻感或罪恶感是极端复杂的：它包含着多种要素，而对于每个人，它的各种要素的组成比例各不相同。不要忘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我们每个人都在集中营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下来。

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在偷盗——在厨房里，在车间中，在棚屋里，总之，“从其他人的手中”，从对立面，但仍然是偷盗。有些人（极少数）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偷盗自己伙伴的面包。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文明，也忘记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过去、我们曾为自己幻想过的未来，因为，就像牲畜，我们被局限于现在。只有极少数的时候，我们能摆脱这种低下的思维程度，在少有的周日休息中，在睡前飞快流逝的短暂时光里，但这些时刻更令我们痛苦，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机会衡量环境对我们的侵蚀。

我相信，正是对“危机之泉”的回顾导致了解放后众多自杀事件，其中一些人甚至在解放后很快就自杀了。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反思思潮与忧郁沮丧共存的关键时刻。而与之相对比的，所有研究集中营历史的学者（也包括苏联集中营）都同意，在集中营囚禁期间很少发生自杀。对于这一事实，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而我提出以下三点，它们相互之间亦无冲突。

首先，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

其次，正像那句老话，“还有其他事情要考虑”。集中营里的一天是忙碌的：人们必须考虑怎样填饱肚子，怎么逃脱疲倦和寒冷，避免毒打。正是时刻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影，让人们没时间聚精会神地考虑自杀的想法。斯维沃[4]在小说《泽诺的意识》（La Coscienza di Zeno）中，无情地描写他父亲巨大的痛苦，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忙得没有时间考虑死亡，整个机体都在奋力呼吸。”

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杀是由未被惩罚而减轻的罪恶感所衍生的行为；那么，当集中营的严酷生活被视为一种惩罚，罪恶感（如有惩罚，必有罪恶）已隐藏在潜意识之中，而在解放后，这种罪恶感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换句话说，并不需要因为某种罪行（真实的或虚幻的）而通过自杀来惩罚自我——罪恶感所带来的每天的痛苦就是对一个人的惩罚。

为什么会有罪恶感？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对于集中营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某些集中营里失败的抵抗，已经有太多、太肤浅的说法，甚至来自于那些要为完全不同的罪行负责的人们。任何曾尝试抵抗的人都了解，在某些情况下，集体或个人的、积极的抵抗是可能的；而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中，抵抗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尤其在1941年，上百万苏军将士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年轻，一般身强力壮，受过军事和政治训练，常常由士官、见习军官和军官组成有组织的集体。他们仇恨侵略他们国家的德国人，但他们很少抵抗。纳粹所主宰的和运用的手段如此经济方便，轻而易举——营养不良、剥夺自由，加上其他身体疾病，在毁灭之前便让他们迅速瓦解和瘫痪，尤其是在此之前便让他们经历了数年的隔离、羞辱、虐待、被迫行军、撕裂亲情纽带、消除与外界的接触，也就是说，正如大量集中营囚犯所经历的，在进入奥斯维辛之前，便经历了地狱般的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

所以，在理性层面上，集中营的囚犯们并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他们仍然感到羞耻，尤其对于那些有机会和力量去抵抗的鲜明例证。我曾经在《这是不是个人》的“最终之章”中描述了纳粹在一群惊恐而冷漠的囚犯面前当众绞死一个抵抗者。在这一瞬间，一个想法虽只是轻轻地掠过我们的脑海，却在“后来”重新浮现——你也可以，你当然也应该去抵抗。这是一种审判，而幸存者相信，对于那些听到他的故事并用肤浅的事后之明来判断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或者完全持排斥态度的人们——从他们的眼中能看到这种审判。有意或无意间，他感到受到指控和审判，因而迫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更为现实的是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自责，或受到他人的指责。很少有幸存者因蓄意破坏、抢夺或者殴打同伴而感到罪恶。那些做了这些恶事的人（“卡波”，但不仅是他们）将这份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去回忆。然而，相对的是，几乎每个人都因为忽略了他人的求助而感到自责。在集中营的生活里，你的身边总会有一个更脆弱的同伴，也许不够机灵，太老或太年轻，用他苦苦的哀求，或者无声胜有声的恳求，让你心烦意乱。那些请求——请求帮助，请求安慰，甚至只请求一双倾听的耳朵——是持续而广泛的，但很少得到满足。缺乏时间、空间、隐私、耐心和力量，而最常见的，是被请求的那个人发现自身需要也亟待满足。

我曾经鼓励一个刚刚来到集中营，在第一天便陷入无底绝望中的18岁意大利小伙子恢复勇气（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还有些勇气）。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便感到无比慰藉。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肯定是些希望的话语，也许凭借我25岁的年纪和三个月的“老资格”，编了几句“新来者”可以接受的谎话，无论如何，我赠予他短暂的关心。但我也不安地记得，在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其他请求耸耸肩膀。这时，我已经在集中营里待了差不多一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也深深吸收了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则，并时刻遵守着它——首先要照顾好自己。我从未发现谁能比埃拉·林根斯-雷娜[5]在《恐惧的囚徒》（Prisoners of Fear）一书中将这一原则阐述得如此清楚明白（尽管这位女医生如此表述，但事实仍证明她勇敢而慷慨，拯救了许多生命）：“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1944年8月，奥斯维辛酷热难当。炎热的热带季风从空袭中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刮起阵阵沙尘。干燥的风吹干了我们皮肤上的汗珠，也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我们的劳动小队被派到一个地下室清理灰泥石块。我们都渴得难受——一种新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与原有的饥饿感交织在一起，更加重了干渴的程度。集中营里没有可饮用水，即使在工地上也常常没有水喝；在那些日子里，就连洗脸槽里也往往没有水——那些水虽然不能喝，但足以洗去身上的灰尘，让我们感到清爽。按照规定，傍晚的汤和大约10点钟送来的代用咖啡足以解决我们的饮用问题，但现在它们不足以压制干渴带给我们的痛苦。口渴比饥饿更急迫：饥饿服从大脑，给予缓刑，可以通过某种情绪、某种痛苦、某种恐惧得以暂时缓解（我们在从意大利来这儿的火车车厢中意识到这一点），但口渴并非如此，它从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饥饿让人筋疲力尽，而口渴让人愤怒。在那些天，它日日夜夜地陪伴着我们：在白天，工地的秩序（秩序是我们的敌人，但它也让一个地方变得理性而确实）变成了一团混乱的残垣断壁；到晚上，睡觉的棚屋并不透风，我们大口呼吸着早已呼吸了上百次的空气。

“卡波”安排我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干活。我的任务是清理一个大房间中的瓦砾。这房间装满了尚未安装完成就被炸坏的化学器材。沿着墙壁有一条两英寸粗的垂直管道。管道尾端有一个稍高于地板的水龙头。一条水管？我冒险试着打开它。这只有我一个人，没人看见我。龙头堵住了，但用一块石头当锤子，我设法让它转动了几毫米，流出了几滴没有气味的液体。我用手指接住这水滴，它们看起来的确是水。我没有容器，而那些液体正慢慢地流出来，没有压力：这根管道一定只有半满，也许更少。我躺在地板上，用嘴接着龙头，没再尝试把它开得更大。这是水，被太阳晒得有些微热，没有味道，可能是蒸馏水或冷凝水。无论如何，一份快乐。

不到两米长的两英寸管道能容纳多少水？一升，甚至没那么多。我可以马上喝光所有的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要么省一点明天喝；要么分一半给阿尔佩托（Alberto）；要么向整个劳动小队公布这个秘密。我选择了第三种方法，将自私延伸到你最亲近的人，在那遥远的时光中的一个朋友，一个可以恰当地称呼“我们”的人。我们小口地、贪婪地喝光了所有的水，不断交换着在水龙头下的位置。只有我们两人，偷偷摸摸地。但是，当我们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达尼埃尔（Daniele）。他身上沾满了水泥灰尘，嘴唇干裂，眼睛冒火。我感到自责，与阿尔佩托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立刻明白了彼此的想法，希望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达尼埃尔看到了我们在墙边鬼鬼祟祟地仰卧在瓦砾堆中，已经有所怀疑，而现在更猜到了什么。许多个月过去了，解放后，在白俄罗斯，他简短地问我：“为什么是你们俩而不是我？”“平民的”道德标准再次出现在我们之间。而如今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我，去衡量那个虐待狂“卡波”的死——默默之中，只要橡皮轻轻涂改便判决生效，无须上诉便被处以极刑——如果用同样“平民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这无疑令人恐怖。这迟到的羞耻是否合理呢？当时我无法确定，现在仍然无法确定，但我的确感到羞耻，而且这羞耻具体、沉重而持久。达尼埃尔已经去世了，在作为幸存者的聚会中，我们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爱，但那次忽略伙伴的罪恶，那些未被分享的水，横亘在我们之间。显而易见，这罪恶虽然未被说明，却仍可被察觉，并且“代价高昂”。

转化道德标准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所有的持异端者、叛教者和持不同政见者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用今时的道德标准去判断我们或他人彼时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由彼时的道德标准所驱使的。然而，当“他人”中有人感到有权将我们视为“叛教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视为离经叛道之人，我认为我们的愤怒是恰当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你无法阻止这种感觉，你自省其身，搜寻你的记忆，希望找出其中的所有原因。而你并没有掩饰或伪装你的记忆。不，你发现没有明显的罪过，你没有篡夺任何人的位置，你没有打过人（但你是否曾有力量这样做呢？），你没有接受职位（但没有人向你提供……），你没有偷任何人的面包；尽管如此，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这不仅是一种假想，更是猜疑的阴影：每个人都是他兄弟的该隐，我们每个人（但我这次所说的“我们”要广泛得多，事实上，普遍性的意义）都篡夺了邻居的房屋，并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假想，但它噬咬着我们，它像蛀虫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尽管从外表无法看见，但能感觉到它的噬咬和锉磨。

我从集中营回到家之后，一位年长的朋友来看望我，他温和而坚定，是人格宗教的耕耘者，但在我看来，他总是过于严肃而认真。他很高兴看到我还活着，而且基本上安然无恙，也许更成熟和坚强了，当然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告诉我，我的幸存不是偶然，不是运气的积累（我那时这样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而是神的佑护。我有着神的印记，是被神选中的人。我，一个无神论者，甚至在奥斯维辛之后更不相信神的存在，居然蒙受了神的慈悲，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为什么是我？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他回答。也许因为我必须写作，并通过写作来做证。事实上，难道我不是早在1946年就写作了一本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么？

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颇为可怕的。就像碰触一根祼露的神经，它让我痛苦，并唤起我之前所说的怀疑：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集中营的“被拯救者”们并非最优秀的人，那些注定去行善之人，那些传达神的信息的人，我所经历和目睹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更合适的说法是，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和密探们。这并非一定之规（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规律。我感到无辜，没错，因为我也是“被拯救者”中的一员，所以通过我的眼睛（还有其他人的眼睛）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最糟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幸存下来；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沙伊姆（Chaim）死了，来自克拉科夫的一个制表匠，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不顾语言的困难，尝试理解和被理解，并向我，一个外国人，解释在至关重要的被俘第一天幸存下来的重要法则；萨博（Szabo）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工作；而罗伯特（Robert），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向周围播撒勇气和信任，能说五种语言，因凭借他那惊人的记忆记录下每件事情而筋疲力尽，要是他还活着，一定能回答那些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问题；巴鲁克（Baruch）死了，来自里窝那（Livorno）的一名港口工人，死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联手杀害了他。这些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死亡并不能侮辱他们的勇气，但他们却因勇气而死。

我的宗教朋友还告诉我，神让我幸存，从而让我做证。我的确尽全力这样去做，但我也可能不去做证。只要有机会，我仍然会这样去做。然而，一想到做证这件事本身让我获得了生存的特权，并让我几乎一帆风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就会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在这特权及其结果之间看不到任何的比例关系。

我必须重申：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通过阅读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或者多年前自己撰写的作品，我一点点地意识到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而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目睹蛇发女怪戈耳戈（Gorgon）的人，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他们是“穆斯林”[6]，是被吞没者，是彻底的见证人，他们的证言有着普遍而重大的意义。他们是常规，而我们是例外。在另一片天空下，从一种相似而不同的奴役中归来，索尔仁尼琴[7]也写道：“所有在长期徒刑中生存下来的人，以及你为他们是幸存者而恭喜他们的人，几乎都确定无疑是‘普里杜尔基’（pridurki），或者在他们服刑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集中营就是为了灭绝，这不应该被我们忘记。”

在其他集中营世界的语言中，“普里杜尔基”是以某种方式赢得特权地位的囚犯们，我们称之为“大人物”。

我们这些被命运眷顾的人，凭借或多或少的智慧，不仅讲述我们自己，也讲述其他人——确切地说，那些被吞没者的命运。然而，这是一种打折的“代表第三方”——我们只是在近处目睹了这些故事，并非亲身的经历。导致终结的毁灭，被清算的工作，无法被任何人讲述，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他自己的死亡。即使他们有笔，有纸，被吞没者也不会做证，因为他们精神的死亡先于肉体。早在死前的几周或几个月里，他们便已经失去了观察、记忆、比较和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则成为他们的代理，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说不清，我们是出于对这些沉默者的某种道德责任，还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释放对他们的记忆，从而在过去，在现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们的确因为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去这样做。我不相信精神分析学家（他们带着专业的贪婪扑向我们纠结的心理）能够解释这种冲动。他们的知识是在“外界”积累和测试的，在那个（出于简化的需要）被我们称为“平民”的世界中，精神分析学家们追溯其中的现象学，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研究它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离，并试图纠正它们。他们的解释，即使像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8]这类人的解释，在我来看也似是而非、过于简单，就像一个人希望用平面几何的原理去解决球面三角的难题。最下层囚犯（Häftlinge）的心理机制与我们不同；有趣的是，他们的生理与病理表现也与我们不同。在集中营里，感冒和流感并不多见，但人们却常常猝死。医生们永远没有机会研究导致他们死亡的疾病。胃溃疡和精神疾病得以治愈（或临床症状消失），但每个人都被一种无时无刻、无以名状、影响睡眠的不适所折磨。把这概括为“神经官能症”是草率而荒唐的。也许引用《创世记》第2章在听众心中所激起的原始痛苦更为合适：在上帝之灵镇压的空旷而荒芜的宇宙中，每个人心中铭刻的深深痛苦，而在这“空虚混沌”（tohu-bohu）之中，还没有人的灵魂（还未出现或已被灭绝）。

还有另一种，更广意的羞耻，世界的羞耻。对此，约翰·邓恩[9]早已有了令人难忘的说法。这一说法被人们无数次中肯或不中肯地引用——“无人是孤岛”，以及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然而，仍有一些人，在面对他人或自己的罪行时，却视而不见，不为所动。这是大多数德国人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里的所作所为，自我欺骗，将不视作为不知的手段，而不知则减轻了他们同谋或纵容战争的罪行。但我们被剥夺了视而不见的庇护，T.S.艾略特[10]所说的“部分保护”——我们无法不去正视历史。痛苦的海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环绕着我们，而它的“海平面”逐年升高，直到几乎要吞没我们。闭上眼睛或转过身去毫无用处，因为它就在我们周围，四面八方。我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变成“孤岛”；在我们之中，有很多人感到自责、羞耻和痛苦。与其他人类团体相比，这些人的数量并不更少或更多。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并非自己的过错，而是他人的罪恶，他们感到牵涉其中，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在面前发生的罪恶，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是难以磨灭的。它永远不可能摆脱；它将证明人、人类（总之，我们）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只需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

人们经常问我们，奥斯维辛会不会再次出现？仿佛我们的经历能够赋予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另一场大屠杀，单方面、系统化、机械化、有意为之、通过政府层面、针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并借助蔑视他人的教条给予合法化的大屠杀？很幸运，我们不是预言家，但我们仍能说些什么：一个类似的悲剧，大约于1975年发生在亚洲，几乎被世界所忽视。而德国大屠杀是由于奴役其他民族的愿望、灵魂的贫乏，并归于多种因素的共存（战争状态，德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求全思想，希特勒的意愿和颠倒黑白的领袖能力，德国缺乏坚实的民主根基）。这些因素并不是很多，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但每个单独的因素都不足以引发这场屠杀。这些因素能够重新出现并已经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现。在未来10到20年的时间里（谈及更远的未来毫无意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日本和苏联，一场大规模屠杀是尤其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集中营的历史仍旧是许多人记忆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政府层面，而某种免疫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与我所说的羞耻一起，足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再次出现。

至于世界的其他角落会发生什么，或者在几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暂缓进行判断是明智的。而核末日，特别是双边核战争，很可能是短时间且决定性的。这是一种更巨大的、截然不同的恐怖，古怪而崭新，但不在我所选择的主题之列。

[1]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6.29—1837.6.14）：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作品表达了民族复兴运动的理想，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代表作有《致月亮》《致席尔维娅》《暴风雨后的宁静》等。

[2]《费黛里奥》（Fidelio）：贝多芬所创作的唯一歌剧。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利奥诺拉的女性化装成监狱看守，从政治监狱中营救出自己被诬陷的丈夫的故事。

[3]通天塔：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指人类不同的语言和种族。

[4]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Aron Ettore Schmitz，1861.12.19—1928.9.13）：阿龙·斯密茨的笔名，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泽诺的意识》等。

[5]埃拉·林根斯-雷娜（Ella Lingens-Reiner，1908.11.18—2002.12.30）：奥地利医生、律师，“二战”中因帮助犹太人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6]集中营暗语，意指濒临死亡的囚犯。

[7]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1918.12.11—2008.8.3）：苏联作家，1945年因批评斯大林被判刑8年，后被送入劳改营，1957年恢复名誉，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莫要靠谎言过日子》《古拉格群岛》等。

[8]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8.28—1990.3.13）：奥地利裔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作家。

[9]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24—1631.3.31）：英国诗人、讽刺作家、律师和神父，被认为是玄学诗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歌与十四行诗》《挽歌》《一周年与二周年》等。

[10]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9.26—1965.1.4）：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荒原》《教堂的谋杀》等。

交流

我从来不喜欢“无法沟通”（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它在20世纪70年代非常流行。我不喜欢它，首先，因为它是语言学的灾难；其次，有着更多的个人原因。

对于当今这个正常的世界，出于惯例或对比，我们时常称其为“文明世界”或“自由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几乎从来不会遇到一个全然的语言障碍；换句话说，就是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人，你必须与对方建立完全的沟通，否则就会死亡，然后却发现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个著名但不完整的例子是安东尼奥尼[1]的电影《红色沙漠》。电影中，主人公在某晚遇到了一个土耳其水手。尽管这水手只会说土耳其语，但主人公仍徒劳地想让对方理解他的想法。说这个例子不完整是因为双方，包括水手，都存在着交流的意愿，或者，至少不存在拒绝沟通的意愿。

根据在那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理论（尽管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轻浮而令人不快的），“无法沟通”应该是不可避免的要素，尤其在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是人类生活中内在的无期徒刑：我们都是“单胞体”，无法相互交换信息，只能截削信息，错误地发出信息，误会地接收信息。人们的交谈是虚假的、单纯的噪声，用描绘的面纱掩盖存在的沉默；我们是孤独的，即使（或者尤其）两个人同居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观的理论起源于思想的懒惰；特别是，它通过一种危险而恶毒的怪圈，鼓励思想的惰性。除非由于病理原因导致残疾，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交流，并借此以一种有益而轻松的方式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宁静，因为沉默、信息的缺乏，本身也传递着一种信息，但这种信息是含糊不清的，而含糊不清导致不安和怀疑。说人们不可能沟通是错误的，人总是可以交流的，而拒绝沟通是一种失败。在生理和社会角度上，我们都预先倾向于交流，尤其在于其高度进化和高尚的形式——语言。所有的人类成员都有着语言能力，只有动物之间才不存在语言。

从交流的角度（事实上，无法交流的角度）上，我们幸存者有着一个特殊的经验。听到别人（我们的孩子！）说冷、饿或累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令人厌恶地进行干预：你知道什么？你该体验一下我们的经历。一般来说，出于高尚品味和睦邻友好的原因，我们试图抗拒这些“自吹自擂”的诱惑。然而，我发现，如果我听到人们谈论沟通的失败或不可能时，总会忍不住插嘴。“你应该试试我们的经历。”哪怕在最困难的沟通环境中，比如，在日本或芬兰的旅行者会发现，即使对方不明白他的语言，也会（同时）具有职业性的礼貌或善意，并努力地理解和帮助他。除此之外，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谁又不能说几句英语呢？无论如何，旅游者的问题并不多，总是那几个相同的问题，因此无法沟通是罕见的，而相互理解几乎会变得像一场游戏一样有趣。

当然，百年之前，意大利、土耳其或摩洛哥移民在美国，或者当今巴基斯坦移民在德国或瑞典所遭遇的情景可能更富有戏剧性。对于他们，不再有旅行社精心设计的路线，或者被剥夺所有意外的小小探险。他们可能是目标明确的迁移，从事如今看来相当原始的工作。在这种境遇中，书面或口头的交流是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与邻居、下属、同事、上级，在工作中，在街道上，在咖啡馆，与那些习俗不同并通常带着敌意的外国人打交道。但他们的环境并不缺乏矫正物。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具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其社会自身的利益与“外来劳工”的劳动力——因而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对新环境的适应——是统一的。他被允许带来他的家人，也就是说，他故乡的一部分；为他找一个或好或坏的住所；他可以（常常必须）参加语言学校。这些移民在走下火车时又聋又哑，但社会给予他们帮助，也许没有爱，但并不缺乏效率，而他很快重新获得交流的能力。

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我所说的，是在众多波兰和德裔囚犯，以及一些阿尔萨斯人（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德语）中，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还有许多来自农村的匈牙利人以及法国人（沟通困难较小），会遭遇特别的沟通困难。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语言障碍的碰撞早已发生在进入集中营之前。在意大利，1944年4月，随着党卫军接管了位于摩德纳[2]附近的福希利（Fossili）加工营，意大利警察们，带着明显的不情愿，将我们移交给党卫军。与那些态度傲慢的黑衣人打交道的第一刻起，我们就立刻意识到，能不能说德语是一个分水岭。那些能听懂德语，并能用流利的德语回答问题的人能够建立一种表面上的人际关系，而对于那些听不懂德语的人，党卫军的反应让我们吃惊和恐惧——用平静的口吻发布一个命令，仿佛知道这个命令会被服从，再大声而愤怒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命令，然后是用尽全身力气地高声尖叫，仿佛他在命令一个聋子或一只牲畜。人们更多的是对命令的语调做出反应，而不是命令的内容。

要是有人犹豫（每个人都会犹豫，因为他们听不懂德语而且被吓坏了），就会招致拳打脚踢。显然这是同一种意思的变体——使用语言去表达思想，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而充分的机制，已经归于废弃。这是一个信号：在党卫军眼中，我们已经不再是人。对我们，就像对耕牛或骡马，一声斥骂和一记重拳之间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让一匹马去跑去停，转身，拉车或停止拉车，不需要与它沟通，或给它详细地解释，十几个形式各异但意义明确的信号就足够了，无论是听觉、触觉还是视觉的——拉缰绳、戳马刺、大声喊、打手势、甩鞭子、吹口哨、拍后背都一样可行。和它说话，就像自言自语，是傻里傻气的行为，或荒唐地伤感——无论如何，那匹马又能听懂什么呢？马萨莱克[3]在他的书《毛特豪森》（Mauthausen）中告诉我们，在这个集中营里，甚至拥有比奥斯维辛更多的语种，而囚犯们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把橡皮警棍称为“der Dolmetcher”，即“翻译”——因为每个人都能听懂它的语言。

事实上，一个没教养的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尤其是党卫军，极其没有教养，他们要么没受过“教养”，要么被错误地“教养”）分不清哪些人听不懂他的语言，而哪些人听不懂简单的叱令。这些年轻纳粹的头脑里早被灌输了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德国文化——的想法。而对于所有其他的文化，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只有它们中包含一些德国文化元素，才被视为可以接受。因此，那些不会说或听不懂德语的人一定是野蛮人；要是他坚持用自己的语言（事实上，那可算不上语言），那就必须把他打到闭嘴，滚回他的窝里，推、拉、扛，因为他不是“Mensch”（人），不是人类。我想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工地上，一个新“卡波”带领着一个主要由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劳动小队。他意识到一名最可怕的党卫军监工正从背后向他走来，突然转过身，立正，用德语报告规定的“信息”（Meldung）：“第83突击队，42人。”但在慌乱之中，他说的是“Zweiundvierzig Mann”（42人）。那个党卫军用父亲般严厉的口吻纠正他：你不应该这么说，你要说“Zweiundvierzig Häftlinge”（42名囚犯）。他是一个年轻的“卡波”，所以可以原谅，但他必须学会规矩、社交习惯、等级距离。

这种“不要对他说话”有着快速而毁灭性的效果。那些人要么不对你说话，要么高声叫嚷着你听不懂的话语。而你不敢同他们讲话。如果你的运气够好，你会找到一个与你语言相通的同伴，你们可以交换看法，寻求咨询，发泄怒气，信赖对方；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么几天之内你便不再说话，而你的思想也会随之枯萎。

此外，在更紧迫的层面上，你听不懂命令和禁令，看不懂标志和告示。尽管有些是荒唐或无用的，但也有些传递了至关重要的信息。总之，你发现自己茫然无措，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你才明白沟通产生信息，而没有信息，你就无法生存。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到15天内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与更富有经验的狱友进行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不犯下致命错误的前提下，首先学会如何获得衣服、鞋子、额外的食物，如何逃避更残酷的劳动，如何避免与党卫军的、通常是致命的接触，如何处理无法避免的疾病。我不是说，这样可以避免他们的死亡，但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并有更大的机会回到他们失去的土地。

对于我们所有的幸存者（当然并未掌握多国语言），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像一部虚焦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声中，然而，在这噪声之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言语，这就像一部黑白电影，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在我和其他幸存者的记忆里，我注意到在这种茫然无措和对沟通的需要中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效果。尽管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我们仍然记得，在单纯的听觉范畴中，那些用各种听不懂（后来也没学习过）的语言说出的词句。以我为例，是波兰语和匈牙利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用波兰语说出，不是我的身份号码，而是营房花名册上我前面囚犯的号码：一串声音和谐地结束，就像孩子口齿不清地背诵计算口诀，像什么“stergishi steri”（现在我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44”）。事实上，在那个棚屋里，分汤员和大部分囚犯都是波兰人，因此“官方语言”是波兰语。叫到你的时候，你必须在那儿准备好，拿好你的碗，以免错过你的那份汤，或者被弄个措手不及。听到分汤员叫到你前面那个囚犯的号码时就立刻跳起来是个好办法。事实上，“stergishi steri”对我来说，就像是铃声对于巴甫洛夫[4]的狗的条件反射——立刻刺激唾液的分泌。

这些外语组成的声音仿佛录制在空白磁带上一样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就像饥饿的胃迅速吸收哪怕难以消化的食物。它们的含义无助于我们记住它们，因为对我们来说，它们毫无意义。然而，多年之后，当我们向能听懂它们的人背诵这些声音时，它们的确有了意义，脆弱而平常：它们是咒骂、诅咒，或日常的只言片语，往往是重复的句子，如“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它们是从难以分辨的语言中撕裂的碎片，徒劳而潜意识地在毫无意义的声音中挖掘意义或含意的成果。我们的精神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当身体需要营养时，会驱使我们到厨房寻找土豆皮——聊胜于无。我们缺乏营养的大脑遭受着独特的饥饿。或者说，这种徒劳而自相矛盾的记忆可能有着另一种意义和目的：它是潜意识中对“以后”的准备，为了几乎不可能的幸存。到那时，集中营经历的任何碎片都会成为巨大马赛克镶嵌图案中的一个纪念品。

在《休战》一书的开篇，我描述了必要而失败的沟通的一个极端案例：三岁的赫比纳克（Hurbinek），也许秘密生于集中营，没有人教他说话，但有着说话的强烈愿望，用他整个可怜的身体去表达思想。从这点来看，集中营甚至是一个残酷的实验室，在集中营里，人们能够目睹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行为和事件。

在“二战”爆发的前几年，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学习过一些德语词汇，只是单纯地为了理解化学和物理课本，而不是为了主动表达我的想法，或听懂别人的语言。那是法西斯制定种族法案[5]的年头，而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或者到德国旅行，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被投入集中营后，尽管我一开始也很困惑（事实上，也许正由于这困惑），却很快发现我极度贫乏的“Wortschatz”成了性命攸关的重要因素。“Wortschatz”意为“辞藻的遗产”，但从字面上可理解为“词汇的财富”，从来没有一个词比这更恰当了。会说德语意味着活下去：我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这一点。我的意大利同胞们并不懂德语，也就是说，除了来自德里雅斯特[6]的几个人之外，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一个接一个被无法理解的风暴所吞没——他们听不懂命令的意思，他们被拳打脚踢却不明就里。集中营的基本道德规定了，一次殴打必须以某种方式提出合理的理由，从而有助于建立犯罪—惩罚—悔改的抛物曲线。所以，“卡波”和他的帮凶们在打人时常常咕哝着：“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吗？”接着是总结式的“罪行的沟通”。但对于新来的“聋哑人”，这个仪式失去了作用。他们本能地寻求角落的庇护，从而保护他们的背部；而挑衅可能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用困惑的眼神打量着四周，就像被困在陷阱里的动物，而实际上他们的境遇的确如此。

对于许多意大利囚犯来说，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狱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而与德语相比，他们更熟悉法语和西班牙语。在奥斯维辛没有西班牙人，但有很多法国人（更准确地说，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流放者），在1944年大约占总人数的10%。其中一些人来自阿尔萨斯、德国或波兰，是在20世纪30年代到法国避难的犹太人。法国被德军占领后，他们又落入德国人之手。他们多多少少都会说德语或犹太德语（意第绪语）。其他法国人，大城市的法国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比我们提早了一两年，也遭受了同我们类似命运的筛选——那些不懂德语的人早已退出了舞台。而活下来的人，几乎全是“métèque”（法语：外邦人）。他们过去被法国人不情愿地接纳，现在则进行了令人悲哀的报复。他们自然成了我们的翻译，他们为我们翻译那些日常的基本命令和警告：“起立”“集合”“排队领面包”“谁的鞋破了？”“三人一排”“五人一排”等等。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我在集中营活下去。我恳求其中的一个人，一个阿尔萨斯人，对我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补课。这些简短的课程常常发生在宵禁之时，我们放弃睡眠，喃喃低语。我用面包来支付学费，因为那时并没有其他可用的钞票。他接受了，而我相信面包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用处。他向我解释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用哥特式字母写在营房衍架上的那些愚蠢或讽刺的格言，我们胸前身份号码上方所佩带的颜色标志的含义。于是，我意识到，集中营里的德语——词汇贫乏、高声嗥叫、充满污言秽语和恶毒咒骂——与我化学课本上那准确、朴实的语言，与克莱拉（Clara）——我的一位同学——向我背诵的海涅[7]诗歌中那精致、流畅的语言，只存在着含糊的关系。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集中营内的德语是一个语言分支。用德语来表达，确切地说就是“Orts-und zeitgebunden”，即“时空之局限”。它是一种变异的、特别原始的，正如德裔犹太语言学家克莱普勒[8]所说的“Lingua Tertii Imperii”，即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它的缩略语“LTI”讽刺地对应着当时德语所珍爱的上百个其他缩略语（NSDAP、SS、SA、SD、KZ、RKPA、WVHA、RSHA、BDM等等）。

关于“第三帝国的语言”以及它的意大利兄弟，已经被语言学者们大书特书。显然，人们会发现，在对人类施加暴力之处，也可以对语言施加摧残。在意大利，我们不会忘记法西斯愚蠢地反对方言，反对“原始主义”，反对瓦尔多斯坦（Valdostan）、瓦尔苏桑（Valsusan）和南蒂罗尔（Altoastesin）的地名，反对“以‘您’相称，因为这是奴态而媚外的”。在德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几个世纪来，德语一直自发地排斥外来语，所以德国科学家们急着把“bronchitis”改为“Luftröhrenentzündung”（支气管炎），把“duodenum”改为“zwölffingerdarm”（十二指肠），把“pyruvic acid”改为“Brenztraubensäure”（丙酮酸）。所以，从这件事来看，想要纯化一切的纳粹主义，在语言上并没有多少可以纯化的工作。“第三帝国的语言”与歌德时期德语的主要区别在于某些词汇的滥用和词义的篡改。比如，形容词“völkisch”（国家的）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而且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自大；形容词“fanatisch”（狂热的）的含义已经从贬义变成褒义。但在德国集中营群岛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分支语言，一种术语，“集中营黑话”，其中每个集中营又继续形成特有的黑话系统，而这种语言与普鲁士军营里的老式德语和党卫军的新式德语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黑话与苏联劳改营里的黑话相互对应。索尔仁尼琴就引用了其中的几个词汇——“集中营黑话”中都存在着一一对应的词汇。用德语翻译《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定不会太困难；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是这些集中营的专业术语。

有一个词汇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Muselmann”，即“穆斯林”，指无可救药、耗尽精力、濒临死亡的囚犯。这个词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但都不太让人信服：宿命论，以及头上的绷带就像穆斯林的长头巾。它正对应着——包括它辛辣的讽刺意味——俄语中的“dokodjaga”，意为“快死了”“完蛋了”。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唯一只收容女犯的集中营），正如莉蒂娅·罗尔菲（Lydia Rolfi）告诉我的，同样的概念通过两个特别的名词“schmutzstück”和“schmuckstück”得以表达，分别意为“垃圾”和“宝石”，两个词汇的读音几乎相同，一个滑稽地模仿另一个。意大利女犯们不能理解它们可怕的含义，把两个单词都读成了“smistig”。同样，“Prominent”也是所有集中营通用的行话。“Prominent”是集中营世界里地位较高的囚犯，我在《这是不是个人》的结尾处提到过。作为集中营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也存在于苏联的劳动营中，被称为“普里杜尔基”（正如我在“羞耻”一章所说的）。

在奥斯维辛，“吃”被说成“fressen”，在正式德语仅用于牲畜的一个动词。而“走开”则说成“hau’ ab”——动词“abhauen”的祈使形态，在正式德语意为“切、砍断”，但在集中营行话中，它等于“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一次商业会议结束时，我诚心诚意地向拜耳公司（Bayer）彬彬有礼的职员们告别，碰巧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Jetzt hauen wir ab”）。那就像是在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滚出去吧。”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那些字词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议题格格不入，仿佛属于另一种语言，并且当然不会在任何“外语课程”中教授。我向他们解释，我的德语不是在学校学习的，而是在一个叫作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这导致气氛特别尴尬，但由于我是买方，所以他们仍殷勤周到地招待我。后来，我也意识到我的言语过于粗鲁，但我故意不让它变得文雅；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去掉左臂上的刺青。

集中营黑话，自然受到集中营内部和周边的其他语言的强烈影响：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以及后来的匈牙利语。从我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起，在人们的嘈杂声中，马上就能分辨出四到五种非德语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之后的集中营生活里，总能听到这些声音。我想，它们一定代表着某些基本物品或活动，如工作、水和面包。出于之前我所描述的有趣现象，这些声音铭刻在我的记忆里。直到多年之后，一个波兰朋友不情愿地告诉我，它们的意思只是“霍乱”“狗血”“雷”“婊子养的”“完蛋”，其中前三个词用于表示惊叹。

意第绪语其实是奥斯维辛的第二语言（后来匈牙利语成为第二语言）。我不仅听不懂这种语言，甚至对它的存在都半信半疑，只从曾在匈牙利工作过的父亲那里听说过一些意第绪语格言或笑话。波兰、苏联和匈牙利犹太人惊讶地发现我们意大利犹太人不说意第绪语——我们是可疑的犹太人，不值得信赖，此外，自然而然地，在党卫军眼里，我们都是“巴多格里奥”[9]，而在法国人、希腊人和政治犯眼里，我们就成了“墨索里尼”。同样，即使不考虑交流障碍，作为一名意大利犹太人也不是惬意的事。到现在为止，由于辛格兄弟[10]的著作以及其他意第绪语文学作品所获得的理所当然的成功，意第绪语已经众所周知，它实际上是一种古德语方言，在文法和发音上与现代德语截然不同。与波兰语相比，它带给我更大的痛苦，因为我完全听不懂意第绪语，但我本应该能听懂它。听到意第绪语让我神经紧张：我往往难以弄清对我说的（或者在我身边听到的）一个句子是德语，还是意第绪语，还是两者的结合。一些好心的波兰犹太人尽量让他们的意第绪语接近现代德语，从而让我能听懂他们的交谈。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意第绪语中，我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找到了一处记录。在“卡罗斯”（Kraus）一章中，我记录了一次对话：一个有着波兰血统的法国犹太人戈南（Gounan），对匈牙利人卡罗斯说：“Langsam,du blöder Einer,langsam,verstanden？”逐词翻译为：“慢点，你傻瓜一个，慢点，明白吗？”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我的确认为我听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在1946年写的那本书，所以这份记忆并不久远），而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记录下来。本书的德语翻译非常怀疑这段记述：我要么是听错了，要么是记错了。经过长期书信的讨论，他建议这段表达应予以修改，他似乎无法接受那段对话。事实上，那本书被翻译成德语并出版后，那段对话改为：“Langsam,du blöder Heini...”其中Heini是海因里希（Heinrich）的昵称亨利（Henry）。但最近，我读到了一本关于意第绪语历史和语法的好书，J.盖佩尔的《卢森妈妈》（Mama Loshen）。在这本书里，我发现“Khamoyer du einer！”（你个蠢货！）这种句型是意第绪语的典型结构。机械记忆正确地发挥了作用。

并非所有人都为沟通失败或交流受到限制而感到相同的痛苦。并不为此感到痛苦，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有些人，要么天性孤僻，要么在“平民”生活时，就习惯于边缘化的生活。他们并不表现出为缺乏沟通而痛苦。但熬过了进入集中营至关重要的最初阶段的大多数囚犯试图保护自己，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乞求只言片语的信息，有的盲目散播胜利或灾难的消息，无论真的，假的，还是编造的；有的睁大眼睛，支起耳朵，试图抓住并解释人们、大地和天空所发出的一切征兆。然而，与外部世界有限的交流成为对集中营内部世界有限交流的补充。有些集中营完全与世隔绝，从这点上，可以说我所在的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Monowitz-Auschwitz）拥有一定的优势。几乎每周，都会有来自欧洲占领区中各个国家的“新”犯人。他们会带来新的消息，往往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消息。尽管被明令禁止，我们仍然冒着被人向盖世太保告发的风险，在巨大的工地上与波兰和德国工人交谈，有时甚至和英国战俘交谈；在垃圾箱里，我们会找到几天前的报纸并渴切地阅读它们。我有一个很有魄力的工作伙伴，因为他是阿尔萨斯人，而且是个职业记者，所以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他甚至自夸订阅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11]，当时最权威的德语日报——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呢？他恳求一个值得信赖的德国工人订阅了这份报纸，再用一颗金牙占有了这份订阅。每天早晨，在等待点名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聚拢到一起，准确地向我们报道当天的新闻。

1944年6月7日，我们看到英国战俘在去工作的路上。而他们似乎有些特别：他们的队伍很整齐，胸膛挺得高高的，微笑着，仍然像军人一样。他们的步伐如此有力，以至于看守他们的德军哨兵，一个上了岁数的志愿兵，难以跟上他们的队伍。他们用“V”字的手势向我们打招呼。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通过一个地下电台得知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对我们来说，那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自由似乎指日可待。但在大多数集中营里，情况要糟得多。新来的囚犯来自其他集中营和犹太人隔离区，同样与世隔绝，只能带来集中营内部的可怕消息。不像我们能接触到来自10到12个不同国家的自由工人，大多数囚犯的工作是在农场、小作坊、采石场或采沙场，甚至矿山。矿山集中营的沟通条件极差。正是这样的沟通条件导致了罗马帝国战争奴隶的死亡和美洲土著在西班牙人面前的降伏——这种与世隔绝如此致命，没有人能从中幸存，来讲述它们的可怕。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所得到的“来自世界”的新闻是零星而模糊的。我们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忘，就像负罪的人被扔在中世纪的“地牢”（oubliettes）中等死。

犹太人，被定义的敌人，不洁之人，淫秽的播撒者，世界的毁灭者，被剥夺了最珍贵的沟通权利，被禁止联系他们的家乡和亲人。任何遭受过流放的人，无论许多形式中的哪一种，都知道一个人要遭受多么巨大的、永远无法割离的痛苦。这导致一种致命的、仿佛被世界抛弃的印象和不公正的怨恨：他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那些自由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帮助我？然后，我们便能深深地明白，在自由的大陆上，沟通的自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如健康，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价值。但“无法沟通”的痛苦并非只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在阻碍沟通的国家和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自由都随之凋谢了；由于缺乏沟通的活力，人们之间的讨论枯萎了，对他人观点的忽视变得猖獗，强加给他人的观点却获得成功。著名的例子是苏联的李森科[12]疯狂的基因学观点（他的反对者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缺乏学术讨论，损害了苏联20年的农业丰收。偏执容易导致审查制度，而审查制度促使了对他人意见的忽视，因此偏执本身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死板而严酷的怪圈。

每周，我们的政治犯狱友都能收到家信，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悲伤的时刻——我们感到被冷淡、被疏远，与家乡（事实上，与整个人类）的隔离感的全部分量。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到左臂的文身如伤口般炙烤着我们。而确信无人能够生还的绝望，更像泥石流一样吞没了我们。无论如何，即使德军允许我们写信——我们又能写给谁呢？在欧洲大地上，犹太人的家庭早已被吞没、被驱散、被摧毁。

罕见的幸运眷顾着我（我在《缓刑时刻》中提到过），让我能与我的家人书信来往。在这件事上，我需要感谢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年迈的、几乎不识字的瓦匠和一个充满勇气的年轻姑娘，比安卡·盖黛特·莎拉（Bianca GuidettaSerra），现在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律师。我知道这是让我能活下来的因素之一，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每个幸存者在许多方面都与普通囚犯不同。而我们自身，为了驱避过去的可怕往事，更愿意选择遗忘这个事实。

[1]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1912.9.29—2007.7.30）：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2]摩德纳（Modena）：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摩德纳省省会。

[3]汉斯·马萨莱克（Hans Marsalek，1914.7.19—2011.12.9）：奥地利印刷工人，政治活动家，战后主持毛特豪森集中营历史的编著工作。

[4]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1849.9.26—1936.2.27）：俄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医师、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的奠基人，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1904年获诺贝尔奖。

[5]纳粹于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6]德里雅斯特（Trieste）：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伊斯特拉半岛的西北侧、的里雅斯特湾的顶端，西距威尼斯113公里，历史上是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的交汇点。

[7]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2.13—1856.2.17）：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诗歌《西西里亚织工》，论文《论浪漫派》等。

[8]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1881.10.9—1960.2.11）：曾做过商业学徒、记者和文学教授。他的日记详细记叙了德国政体的变迁，成为一份珍贵的史料，出版于1995年。

[9]皮耶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9.28—1956.11.1）：意大利元帅，以侵略阿比西尼亚和推翻墨索里尼而闻名。

[10]辛格兄弟：指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2.11.21—1991.7.24）和以色列·乔舒亚·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1893.11.30—1944.2.10），兄弟两人都是杰出的意第绪语作家，其中弟弟艾萨克·辛格于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纳粹党报，该报创于1920年，最初以每周一期，从1923年2月8日起变为日报，此后25年，该报代表了纳粹党的官方形象。

[12]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1898.9.17—1976.11.20）：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他提出了与基因学说相对立的遗传学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通过政治手段打击学术对手，垄断苏联生物科学界达20年之久，造成苏联失去了两代优秀的生物科学家。

无用的暴力

本章的题目似乎有些让人不安，甚至有些唐突：这世上存在“有用的暴力”吗？不幸的是，没错。死亡，即使不是人为造成的，即使在最仁慈的状态，也是一种暴力。可悲的是，它有其存在的意义——不朽的世界（斯威夫特的“斯特鲁布鲁格”[1]）既无法想象，也无法居住，而且比现在的世界更加暴力——尽管现在已经是一个暴力的世界。一般来说，谋杀也并非毫无意义——拉斯柯尔尼科夫[2]杀死了老放债人，为自己树立了目标，尽管这目标是有罪的；就像普林西普[3]在萨拉热窝（Sarajevo），或者阿尔多·莫罗[4]的绑架者在法尼大街（Via Fani）的所作所为。除了嗜杀成性的疯子，任何杀人者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杀人——为了钱，为了清除一个真正或假想的敌人，为了报复一次侮辱。战争令人憎恶，在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它们是非常恶劣的手段。但我们不能称战争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有着目的，尽管其目的可能是邪恶或荒谬的。它们不是毫无理由的，它们的目的不是去施加痛苦；人们的确遭受痛苦，集体性的、巨大的、不公正的痛苦，但这痛苦只是副产品，额外的产物。而我相信，在希特勒统治的12年中，德意志帝国所体现的暴力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历史时空，但纳粹德国的暴力具有独特的一面，那就是无意义暴力的滥用，它将施加痛苦本身作为其单纯的目的，即使偶尔有其他目的，也无法与它造成的巨大而毫无意义的痛苦相比。

带着事后之明的智慧，再次审视被战火摧残的欧洲，以及最后，德国本土上的那些岁月，人们会感到被两种观点所撕裂：我们是见证了一个灭绝人性的计划的理性实施，还是集体性疯狂的表现（在历史上是独特的，而且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理性地追求邪恶，还是缺乏理性？正如在人类行为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两种现象是共存的。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基本宗旨有其理性的一面：向东扩张的需要（德国人古老的梦想）；镇压工人运动；统治欧洲大陆；清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人，希特勒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同一件事；与英国、美国分享世界的权力；对精神病人和无用人口进行“斯巴达式”清除，从而净化日耳曼民族。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一致，且都可以从《我的奋斗》（Mein Kampf）难以否认地清楚阐述的几点假设中推绎出来——自大和激进主义，狂妄和“彻底”（Gründlichkeit）；蛮横的逻辑，但并不疯狂。

仇恨但并不疯狂也可以让我们预见到以下目标的实现：发动军事侵略或残酷的战争；支持内部《种族法案》；转移或清除整个人口，实行降伏、净化或灭绝政策。无论是尼采[5]，还是希特勒或罗森堡[6]，他们宣扬“超人”的神话，这“超人”因其教义和天生的优越性而无所不能。他们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无不陶醉于这神话之中。然而，这时候，他们并不疯狂。但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导师还是门徒，都会渐渐脱离现实，正如他们的道德观渐渐脱离所有文明在整个历史中所共有的道德标准。而这种道德标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所有人类最终必须接收和承认的。

理性凋萎了，而对于毫无意义的暴力的实践，信徒们更充分地超越（和背叛！）他们的导师。我极度厌恶尼采的学说——很难在其中找到一条不与我的看法相反的言论。他玄妙隐晦的风格也让我厌烦，然而，在我看来，在尼采的学说中，并不能找到向他人施加痛苦的期望。冷漠，没错，几乎在他每页著作上，但从未有“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即因邻居的不幸而喜悦，或更糟，故意施加痛苦而取乐。民众的痛苦，“畸形者”（Ungestalten）的痛苦，天生低贱者的痛苦，是迎来“超人”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较轻的罪恶，但仍是一种罪恶；其自身也并非所期望的目的。但希特勒的主义和实践则完全不同。

许多毫无意义的纳粹暴力如今被归为历史：想想发生在阿迪泰岩洞（Ardeatine Caves）、奥雷德（Oradour）、利戴斯（Lidice）、博弗思（Boves）、马扎博托（Marzabotto），以及其他太多的地点的“不成比例的”大屠杀就足够了。尽管在本质上，报复已是不人道的。在这些大屠杀中，纳粹已经大大超越了报复行为的极限。但是，还有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的暴力，就像一幅巨大画卷的细节，无法磨灭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幸存者的记忆中。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这些回忆便存在于这些出于非常目的，用于押送犯人的（原本无害的）普通货运车厢之中。

因此在我们幸存者之中，没有一个故事或日记不提到这些列车。这些闷罐车厢是由商用货运车厢改造而成，成为流动的监狱，甚至死神的工具。车厢总是挤得满满的，但每个车厢的人数，在不同的情况下，似乎根据粗略的计算——从50人到120人，取决于旅程的长度以及纳粹系统负责转运的“人体物资”的级别。从意大利起程的列车往往“只”装50到60人（犹太人、政治犯、游击队员、在街上被抓的倒霉蛋、1943年9月8日的崩溃中被俘的军事人员）——纳粹可能考虑到较远的旅程，甚至这些列车沿途可能造成的印象。而在东欧的押运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是更廉价的货物，事实上，毫无价值；不管是死在路上，还是死在集中营里，他们终归要死。运送波兰犹太人的车厢，从隔离区到集中营，或者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集中营，每个车厢被塞进120人。他们的旅程是短暂的……就算车厢里只有50人，也是极不舒适的；他们可以同时躺下休息，但只能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果人数超过100人，哪怕几个小时的旅程也像地狱一样可怕：人们必须轮流蹲站，而在这些人里，往往有老人、孩子、病人、哺乳期妇女、疯子和在旅途中（或因为这旅途）发疯的人。

纳粹的铁路运输程序既死板又灵活。我们不知道这些程序是不是基于某种规定，或者负责人员手中有没有灵活的职权。死板不变的是那伪善的建议（或命令）——尽可能带上你的东西，尤其是金子、珠宝、硬通货、裘皮，在一些特殊情况中（来自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载运犹太农民的专列）甚至带上小家畜。“每样东西都会用得着，”押运队员撇着嘴说道，带着同谋的神气。事实上，这是自动掠夺，通过一个简单而狡猾的诡计，让人们自己把东西送到帝国的手中，而且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避免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不需要专门运输，也不用害怕沿途被盗——当然，在抵达集中营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纳粹篡取。死板不变的还有完全光秃秃的车厢。德国当局，对于可能为期两周的旅程——比如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Salonika）押运犹太人的专列——名义上不提供任何物品，他们不会费心惊动地方政府或集中营官员以某种方式来提供这些物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木头地板上没有席子，没有稻草，不提供任何容器用于生理需要。一则提醒本没有任何成本，但这都没有——这种体制性的忽略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蓄意制造痛苦本身就是它的目的。

有些时候，要被遣送的囚犯能从经验中学到些东西：他们已经目睹了之前离开的人们，并从这些人的代价中认识到自己必须尽其所能准备好这些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不违背德国人强加的限制条件。典型的事例是从荷兰威斯特伯克（Westerbork）集中营出发的列车。这是一个容纳上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型集中营，而柏林希望当地指挥官能够每周发出一列火车，押送大约1000名囚犯。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共发出了93列列车，开往奥斯维辛、索比堡（Sobibor）和其他小型集中营。幸存者大约500人，而他们中没有人是乘坐第一列列车的。乘坐第一列火车的囚犯们盲目地启程了，他们毫无理由地希望德国当局会在三四天的旅程中满足他们那些最基本的需要。结果，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押运途中遇难，也不知道这样可怕的旅程如何周而复始，因为没有人能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但是，几周后，在威斯特伯克集中营医务室工作的一个眼光敏锐的小职员发现，来往于威斯特伯克和终点集中营的闷罐列车总是相同那几列列车。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1944年2月我被押送上第一列离开福索里（Fossoli）集中营的列车。（之前，其他人已经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在出发前，党卫军从意大利警察手中接管了我们，并含糊其辞地介绍了这趟旅程；他们只让我们知道路程很长，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提出有趣而讽刺的建议（“带上金子和珠宝，还有首先是羊毛衣物和裘皮，因为你们将在非常冷的环境里工作”）。集中营的领队本身也是一个被流放者，他明智地要求食物的合理供应，并获得了批准。但他没有提到水——水又不值什么钱，不是吗？德国人没有分发任何物品，但他们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也没有想到为每个车厢准备一个容器作为厕所，而事后证明，与干渴与寒冷相比，这个疏忽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在我的车厢里，有几位老人，有男有女，都来自威尼斯犹太养老院。对于每个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而对于他们尤其如此，甚至不可能做到——我们的文明令我们对这样的创伤毫无准备，这是在人类尊严上的深深伤口，一种下流而不祥的挑衅，同时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凶残的体现。我们有着出人意料的好运（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我难以使用这样的字眼），在我们的车厢中，有两个年轻母亲带着她们几个月大的孩子，而其中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尿盆——只有一个，供50个人使用。出发两天后，我们在木头地板的夹缝里找到一些钉子，我们在角落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绳子，披上一块毯子作为屏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还不是禽兽，只要我们尝试抵抗，我们就不会变成禽兽。

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设施，在其他车厢又发生了什么是难以想象的。这趟列车在旷野中停过两三次车。德国人打开车厢大门，允许我们下车，但不许我们离开铁路沿线或自由行动。有一次，大门打开了，列车却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则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Menschen”，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实际上，这只是序幕。而接下来的日子，集中营里的日常节奏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冲击，至少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全部痛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短暂而必要的时间里，适应那巨大的公共厕所是一件相当困难且令人痛苦的事情。等着上厕所的人们，就站在你面前，不耐烦地，时时催促你，甚至恃强凌弱，每10秒就问一句：“Hast du gemacht？”（你还没完吗？）尽管如此，在几周之内，那种不适开始减弱，直至消失；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习以为常（并不是所有人），这只是宽厚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人被一步步转变成禽畜。我不相信在纳粹各级党政机关里，在文件档案里，在任何“劳动会议”上，会如此详细地计划或规划这种转变。这是纳粹体制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一个灭绝人性的政体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扩展和延伸其非人的罪恶，特别是向下；除非遭遇抵抗或格外坚定的性格，否则它同样会腐蚀它的受害者和对手。这种扭曲文明和道德所代表的毫无意义的暴力在各个集中营里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们告诉我，得到一个珍贵的搪瓷大碗后，她们如何将它一物三用：盛汤的碗、夜间的尿盆（夜间禁止上厕所）、洗脸盆（如果水槽里有水的话）。在各个集中营，犯人每天的食物中有一升汤；而在我们的集中营，由于我们工作的化工厂的许可，我们每个人可以分得两升汤。所以，我们不得不排出大量的水。这迫使我们频繁地请求上厕所，或在工地的角落解决问题。有些囚犯无法控制自己，由于虚弱的膀胱、恐惧、神经官能症，他们无法克制小便的紧迫需要，常常把自己尿湿，并为此遭受惩罚和嘲笑。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意大利人，睡在三层铺的最上层。有天晚上，他又尿湿了床铺，殃及了睡在第二层的囚犯。睡在下层的囚犯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管理营房的“卡波”。“卡波”突击检查了那个意大利人。但是他面对各种证据，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卡波”命令他当场小便，以证明他的清白；他自然无法成功，结果挨了一顿痛打。但是“卡波”拒绝了他合理的要求，没有让他换到更下层的床铺。这是一种行政行为，会为营房的书记员带来太多的麻烦。

与排便的强制政策类似的是裸体的强制政策。人们必须赤身裸体地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比裸体更进一步，不仅要剥光身上所有的衣服鞋袜（被德军没收），还要剃光头发和其他毛发。毫无疑问，在参军之后，人们或许也要经历同样的程序，但在集中营里，每周都要彻底剃光全身的毛发，而公共的、集体性的裸体是一种周期性的活动，典型并充满意义。这种暴力也具有一些必要的原因（显然，人们必须脱光衣服才能淋浴或进行医学检查），但讨厌的是它毫无意义的重复。在集中营的一天里充满了无数次被剥光衣服的经历——检查虱子、检查人们的衣服、检查疥疮，还有晨洗。同样，还有周期性的筛选，这是一种“授权的”检查，以决定哪些人还适合工作，而哪些人，恰恰相反，应该被一笔勾销。光着身子和脚板的男人，感到全身的神经和筋腱都紧张起来——他只能无助地祈祷。衣服，哪怕发下来的脏衣服，他们原始的木底鞋，都是纤薄脆弱却必不可少的遮羞之物。任何缺少这些遮羞物的人不再把自己视为人类，而仿佛是一只蠕虫——裸体、缓慢、卑贱地爬行在地面上。他自知随时都会被整个体制压得粉碎。

从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勺子的缺乏，也会激发同样无可奈何的极度赤贫的无力感。对于从童年起习惯于哪怕最贫穷的厨房也会拥有充足的餐具的人们，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这并非微不足道。没有勺子，就没有办法喝到每天供应的汤，除非像狗一样去舔。只有在许多天的“学徒期”之后（从这里我们能看到，立刻理解集中营内的语言和环境，并让自己被他人理解是多么重要），人们会发现集中营里也有勺子，但只有在黑市用面包或汤才能换到。一个勺子常常价值半份面包或一升汤，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新囚犯，常常需要拿更多的食物才能换得一把勺子。然而，奥斯维辛解放后，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上千把崭新的透明塑料勺子，此外，还有囚犯行李中带来的成千上万把铝勺子、钢勺子，甚至银勺子。所以，这并非是为了节约物资，而是出于刻意的羞辱。这让我想起了《圣经·旧约·士师记》第7章第5节的情节。犹太勇士基甸（Gideon）通过观察手下武士在河边喝水的姿势来选择最出色的武士——他拒绝了所有“像狗一样”舔着喝水或跪着喝水的武士，而接受了唯一一名站着把水举到嘴边的武士。

还有另一种被所有集中营回忆录作者不断重复和描述的困扰和暴力，而我不愿意将它定义为毫无意义的暴力。这就是发生在每个集中营里，每天一到两次，众所周知的点名。它必然不是普通的点名，因为，面对成千上万名囚犯，普通的点名是不可能的。它已经超越了普通的点名，因为他们从不叫囚犯的名字，而是借助五位数或六位数的身份号码。它叫作“Zählappell”，一种复杂而困难的点名方式，因为点名时不得不考虑当天转移到其他集中营或医务室的犯人，考虑夜间死去的犯人，也因为当前的人数必须与前一天的人数完全相符，还必须像以小队为单位外出工作时那样以五人为单位点名并上报人数。尤金·科根告诉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人和垂死的人也要在晚间点名时出现。只是这些无法站立的人被放在地上，排成五人一行，以便于记数。

一年四季都要进行这样的点名（在室外，当然），至少持续一个小时，如果人数不符，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而要是怀疑有人逃跑，甚至持续24小时。如果是雨天或雪天，或者严寒时分，点名就成了一种折磨，甚至比日间的劳动更令人痛苦，因为它在傍晚时加重了人们一天的疲劳。人们把它看作一种没有实际价值、例行公事般的仪式，但很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点名并非没有意义，正如饥饿和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都不是无用的，甚至在毒气中成人和孩子的死亡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请原谅我的愤世嫉俗——我正在试图通过纳粹的逻辑来说理）。所有这些痛苦都来源于一个主题，即假设优等民族有权征服和灭绝劣等民族；点名也是同样，在我们“后来”的梦里，它已经成为集中营的象征，它本身集聚了囚犯们遭受的所有疲劳、寒冷、饥饿和沮丧。它所导致的痛苦，以及在冬天里每天导致的囚犯崩溃和死亡，都符合整个纳粹体制，符合军事化操练（起源于英国）的传统，符合作为一种普鲁士文化遗产的残忍的军事化管理，正如毕希纳[7]在悲剧《沃伊采克》（Woyzeck）中描述的永恒不朽。

此外，在我来看，显然在许多痛苦而荒唐的方面，集中营世界只是德国军队的一个缩影。集中营里的囚犯大军不得不成为德国军队可耻的拷贝，更准确地说，一幅夸张的漫画。一个军队有制服——士兵的制服整洁、光荣，带有肩章、领章等标志，而“囚犯们”（Häftling），他们的制服是肮脏的、灰色的、单调的——但两者都要有五个钮扣，否则就会有麻烦。军队的行军迈着军人的步伐，纪律严明，整齐一致，踏着军乐队的节奏；所以在集中营里也必须有一个军乐队，而分列式必须按分列式的规矩来办，要配合军乐队的音乐，路过检阅台前要“向左看齐”。这个仪式是如此必要，如此明显，以至于竟然超越了第三帝国的反犹法案：利用偏执的诡辩术，这部法案禁止犹太管弦乐队和音乐家演奏雅利安人谱写的乐曲，以免犹太人污染雅利安民族的纯洁。但在满是犹太人的集中营里没有雅利安人的音乐家，同样，也缺乏犹太音乐家所谱写的军乐曲，于是，将保证民族纯洁的法案搁置一边，事实上奥斯维辛成了德军占领的土地上犹太音乐家唯一能够被迫演奏雅利安音乐的地方——必要性决定规则。

集中营从兵营继承的另一份遗产是“整理床铺”的规矩。当然，这是相当委婉的说法。在上下三层床铺中，每个铺位有一张塞满木屑的薄垫子，两条毯子，一个稻草枕头，以及两人睡一个铺位的规定。在起床号后要马上整理床铺，整个营房同时进行，因此下层床铺的人必须竭尽全力设法在上铺囚犯的双腿之间固定自己的垫子和毯子，而上铺的囚犯则必须摇摇晃晃地站在床沿上，全心全意地做着同样的工作。所有的床铺必须在一两分钟内全部整理好，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分发面包。那是一个疯狂的时刻：空气在那时会因灰尘而变得模糊，精神紧张，充满各种语言的咒骂，因为按照铁的纪律，“整理床铺”（技术术语为“Bettenbauen”）是必须完成的一项神圣的任务。我们不得不拍松那些布满了霉斑和可疑污点的恶臭床垫。为此，在床垫的衬里上有两个狭长的口子，以便我们能把手伸进去。两个毯子中的一条应平铺，边缘塞到床垫底下，另一条放在枕头上面，整理成一个边缘平整、四角分明的方块。在这项工作完成时，整套被褥应该看起来是一个边角顺直的方块，上面则是另一个更小的方块。

对于集中营内的党卫军，“整理床铺”具有难以理解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对所有营房的负责人也是如此：也许它是一种秩序和纪律的象征。如果没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或忘记整理床铺，就要当众接受残酷的惩罚。而且，在每个营房里，都有两名“Bettnachzieher”（“床铺整理员”，我相信在正式德语中并不存在这个词，而歌德肯定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每个床铺，并负责横向对齐所有的被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们装备了一根达到整个营房长度的绳子。他们把绳子拉过所有整理好的床铺，一丝不苟地纠正任何偏离绳子的被褥。与其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施加痛苦，不如说这种疯狂的秩序是荒唐的——事实上，花费如此精力平整的床铺完全没有任何坚实度，晚上，在身体的压迫下，床垫立刻紧紧贴在支撑它的床板上。人其实是睡在木板上的。

在更广泛的限度内，人们会发现在希特勒所统治的整个德国，军营法典和礼仪已经替代了那些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社交礼仪。“军事操练”那枯燥乏味的暴力从1943年起便侵入教育领域，开始针对德国人民自身。这些时期的报纸保留了相当的自由去报告和批评在基础教育框架内，强加在青少年身心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行军——每天长达50公里的行军，背着背包。落伍者得不到丝毫的同情，而任何敢于反对的家长和医生都会遭到政治上的威胁。

还有不能不说的刺青——奥斯维辛土生土长的创造——完全是另一回事。从1942年起，在奥斯维辛，以及其管制下的其他集中营（到1944年，大约有40座集中营）的囚犯号码不再仅仅绘制在囚服上，而是文在左前臂上。只有非犹太裔的德国囚犯例外。新的囚犯，无论以前是自由之身，还是来自其他集中营或犹太人隔离区，在入营登记时都要由专业化的“书记员”有条不紊而迅速地进行刺青。归功于典型德国人出色的分门别类的才能，一个真实而端正的编号很快形成——男人在小臂外侧，女人在小臂内侧。“Zigeuner”（吉卜赛人）的编号，开头字母必须是“Z”。而犹太人的编号，从1944年5月起（从那时起，大量的匈牙利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开头字母必须是“A”，但很快被字母“B”取代。在1944年9月前，奥斯维辛里并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毒气室。而在华沙起义之后，在街上随意逮捕的整个波兰家庭开始被送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要刺青，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刺青并不十分痛苦，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一分钟，但它仍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意：这是一个无法抹掉的标志，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这是奴隶身上的烙印，牛羊被送到屠宰场才打上的标记，它标志着你们的身份。你们不再有名字，这就是你们的新名字。刺青的暴力是毫无理由的，本身就是目的，单纯地施加痛苦——把三个囚衣号码缝在衣服、裤子和大衣上还不够吗？不，这不够，还需要更进一步，一个言语之外的信息，从而让无辜者感到他的判决烙刻在他的肉体之上。这也是原始主义的回归，越发让正统的犹太教徒感到烦恼：事实上，为了区分犹太人和原始人，在摩西律法中，刺青是被禁止的（《圣经·旧约·利未记》第19章第28节）。

40年已经过去，我的刺青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为它感到光荣，但也不为它感到耻辱；我既不展示它，也不把它隐藏起来。我并不情愿把它暴露在单纯好奇者的目光中；然而，如果有人质疑纳粹的罪行，我会毫无迟疑地、愤怒地展示这刺青。年轻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除去这刺青，而这让我颇感惊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个世界中，并不是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证据。

我们有必要对自己施加（有用的？）暴力，从而引导自己去讲述最悲惨无助之人的命运。我再次尝试去揣摩纳粹的逻辑。作为一个正统的纳粹，杀死所有的犹太人一定是显然、明确而清楚的——这是一种教义，一种假定。同样要杀死孩子，当然；同样而且尤其要杀死孕妇，从而避免未来敌人的出生。但是，为什么，在帝国无垠的国土上，在每个村庄和城市里所发生的狂暴围捕中，为什么要侵犯垂死之人的房屋？为什么费尽力气把他们拉上纳粹的火车，让他们远离家园，经过一场毫无意义的旅行，最后死在波兰毒气室的门槛上？在我被押送到集中营的途中，车上有两位九十高龄的老者——德国人把他们从福索里集中营的医务室抬出来，扔上火车。其中一位老人，尽管他的女儿徒劳地护理，仍在途中去世了。就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死去，或者把他们杀死在病床上，而不是把他们的痛苦放进成千上万被押送的犹太人的集体痛苦中，这难道不是更简单，更“合算”吗？无可避免的结论是：在第三帝国，最好的选择，由统治阶层所强加的选择，是实施最大的折磨，最大的浪费，最大的肉体和道德上的痛苦。帝国的“敌人”不仅要死，而且要痛苦地死去。

关于集中营里的工作，已经有过很多报道和文章，我本人过去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工作并没有报酬，也就是说，这是奴隶的工作，是集中营体制的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清除政治对手和灭绝所谓的劣等民族。让我们顺便说一句，苏联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没有第三个目标，以及第一个目标的突出。随着希特勒的掌权，早期的集中营也出现了。而在这时的集中营，工作只是纯粹的迫害，尤其是那些不能产生任何生产价值的工作——仅仅为了恐怖迫害的目的，让营养不良的犯人去挖土或切割石材。并且，根据纳粹和法西斯“工作使人高贵”的修辞——一种从资产阶级修辞中继承而来的观点——帝国当局不高贵的对手们不配在“工作”一词公认的范畴内工作。他们的工作必须是折磨，必须不能为专业能力留下空间，必须只能是牲口的工作——拉、推、扛，把他们的腰压弯，让他们的脸俯向大地。这同样是毫无意义的暴力，它的意义仅仅在于打破现有的抵抗或惩罚过去的抵抗。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犯讲述她们在检疫期那没完没了的日子（在被编入工厂劳动小队之前）都用来在沙堆铲沙子：在7月的烈日下，她们站成一圈，每个被流放者不得不把自己沙堆中的沙子铲到右边人的沙堆上——一个毫无意义、永无终止的“旋转木马”，因为这些沙子最后还会回到它原来的地方。

有人提出，这些对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如但丁《神曲》中所描写的炼狱，是为了防止自我防御和积极抵抗核心的形成。但这种说法颇为可疑——集中营的党卫军是愚钝的禽兽，却不是狡猾的魔鬼。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这些折磨，对他们来说，显然是最平常的事情。从他们的脸孔、他们的姿势、他们的语言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羞辱他人、让“敌人”痛苦，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并不会为此提出合理的理由，也没有任何长远的打算——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我并不是说他们是由错误材料制成的人，与我们不同（他们中也有虐待狂和心理变态，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很简单，他们在道德观完全颠倒的学校里接受多年的教育。为纳粹的极权政府服务的教育、宣传和信息媒体都毫无阻碍——它们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生长在多元政府下的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我刚刚谈到的那些虐待性的劳动之外，工作有时也能成为一种保护。对于在集中营里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那些人——裁缝、鞋匠、木匠、铁匠、泥瓦匠，他们重新从事自己习惯的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逐渐恢复了他们做人的自尊。但是，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工作也是一种保护——它是思想的一种锻炼、对死亡恐惧的一种逃避、每天生存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工作是人们每天必须关心的共同体验，即使令人痛苦或厌烦，它也能帮助人们不去担心那些更严重却更遥远的威胁。

我常常注意到一些狱友（有时甚至我自己）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做好工作”的雄心壮志如此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从而迫使我们甚至要把敌人的工作“做好”，哪怕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自己的阵营有害，所以必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把工作做“坏”。对纳粹工作的暗中破坏，不仅意味着冒险，也意味着必须克服自身所具有的原始的抗拒心理。来自福萨诺（Fossano）的老泥瓦匠曾经救过我一命，而我在《这是不是个人》和《缓刑时刻》两本书中都提到他的故事。他厌恶德国、厌恶德国人、厌恶他们的食物和语言，也厌恶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要求他去建一道保护性的墙壁以防止航空炸弹的破坏时，他为他们建了一道笔直而坚固的墙——墙砖之间交错的位置恰到好处，灰泥的量符合规定要求，这不是对于德军命令的服从，而出于职业的尊严。索尔仁尼琴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描写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情节：书中的主人公伊凡，被无辜判处十年强制劳动，但他仍按照最高标准去建造一道墙，从而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建造了一道接近完美的笔直的墙：伊凡“有一个傻瓜般的习惯，而八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促使他改变习惯——他看重工作中的每件事情和每项任务，不会轻易让它们受到损害”。看过著名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的人都会记得被日军俘虏的英国军官那可笑的工作热情，努力为日本人在桂河上建造一座壮观的木制大桥，而后却震惊地发现英国工兵正准备炸毁这座桥。所以，你们看，对“好好工作”的热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能够让人为善，也能够让人作恶。因为这种“美德”，让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坚持工作；也让斯坦格尔，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最勤奋的纳粹走狗，恼怒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在我职权内所有工作，我都尽力把它们做到最好。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鲁道夫·豪斯，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在描述自己创造性的艰苦劳动（正是这些劳动让他发明了毒气室）的时候，也吹嘘同样的“美德”。

最后，作为愚蠢和典型暴力的一个极端事例，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尸体不道德的利用——以人类的尸体（一种无名的，并且不属于任何人的事物）为对象，用任意专横的方式加以处理。对于纳粹在达豪（Dachau）、奥斯维辛、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地点进行的医疗实验已经有过很多报道，而其中的一些责任人（并非都是医生，但常常临时充当医生的角色）也受到了惩罚（但不包括最重要并且罪行最大的约瑟夫·门格勒）。这些实验的范围从一直利用毫不知情的囚犯进行药物测试，到既没有意义，在科学上也毫无用处的折磨。比如达豪集中营中，根据希姆莱[8]的命令，代表德国空军进行的人体实验。被选中的人，有时接受特别的护理，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理指标，再被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中，或被放进模拟2万米（当时的飞机远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高空气压的减压舱中，以了解人血在怎样的海拔高度才会开始沸腾——任何实验室都能以最小的代价，在不牺牲人命的情况下得到这个数值，甚至可以在一张普通的书桌上推导出来。对我来说，现在回忆这些令人憎恶的实验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当前人们正在讨论应该在多大的限度内允许痛苦的动物实验。这种缺乏明显目的、高度象征性的残忍，正因为它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延伸到对死者遗体的凌辱——从远古开始，尸体就被所有的文明所尊敬、崇拜甚至敬畏。而在集中营里，死者遗体所遭受的对待是为了宣布这些不是人的遗体，而是不值得同情的畜生般的尸体，最好的用途就是用于工业生产。几十年后，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展出了从被送进毒气室的女人头上剃下的头发，成吨的头发杂乱地堆积在那里，仍能激起人们的恐惧和厌恶——时间慢慢地侵蚀它们，夺去它们的色彩，但它们仍然默默地向参观者控诉着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来不及把它们送到目的地：许多德国纺织企业都购买这种独特的商品，用于生产被套和其他工业布料。那些应用这种材料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性质。这就像它的卖主，也就是集中营党卫军当局，不可能不从中获利一样，但践踏人性的动机高于获利的动机。

从焚尸炉运出的骨灰，每天以吨为单位。人们可以轻易辨认出人的骨灰，因为其中往往有人的牙齿和椎骨。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被用于以下用途：填进沼泽地；作为木制建筑墙中的隔热材料；作为磷酸肥料；而特别高贵的用处，是把它们代替卵石铺在集中营附近党卫军聚居区的小路上，这是出于冷酷无情，还是由于它们的来源而被视为被践踏在脚底的上好材料，我不知道。

我并不幻想能对这个问题追究到底，或者论证这种无用的暴力只是第三帝国的专有特征及其意识形态前提下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了解的欧洲以外发生的屠杀，便提出了其他解释。但它们离欧洲很远，我们对那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又如何能对它进行讨论呢？当然，无用的暴力是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并不仅存于集中营内。在我看来，姬达·谢利尼[9]对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前指挥官斯坦格尔的长篇访问中的两句话可以作为对此最好的总结。［《走进黑暗》（In quelle tenebre），阿德尔菲出版社，米兰，1975，p.135］

“考虑到你原本就要把他们都杀掉……那么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残酷地虐待他们呢？”谢利尼问斯坦格尔，后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监狱，而他回答：“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说，在死亡之前，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

[1]此处指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1.30—1745.10.19）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在这本游记体讽刺小说中，有一些无法死去的人，称为斯特鲁布鲁格（Struldbrug）。

[2]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3]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1894.7.25—1918.4.28）：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族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在萨拉热窝进行访问的奥匈帝国王储兼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

[4]阿尔多·莫罗（Aldo Moro，1916.9.23—1978.5.9）：意大利政治家，两次出任意大利总理。1978年3月16日，被左翼极端恐怖组织绑架，并于55天后被杀害。

[5]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0.15—1900.8.25）：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6]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12—1946.10.16）：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曾担任纳粹刊物主编和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

[7]卡尔·格奥尔格·毕希纳（Karl Georg Büchner，1813.10.17—1837.2.19）：德国作家，自然科学家，革命家。他所撰写的悲剧《丹东之死》（Dantons Tod）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块路碑。

[8]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0.7—1945.5.23）：纳粹重要政治头目，曾为内政部长、党卫队首领，对欧洲大屠杀负有主要责任，被拘留期间服毒自杀。

[9]姬达·谢利尼（Gitta Sereny，1921.3.13—2012.6.14）：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记者，出生于奥地利，结婚后移居英国，曾著有《德国创伤》。

知识分子在奥斯维辛

与死者争辩既令人尴尬，也不太公平，而且缺席的那个人还是一位潜在的朋友，一位最珍贵的对话者，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要说说汉斯·迈耶（Hans Mayer），又名让·埃默里，我在前言中提到的那名自杀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杀的理论学家。在他的两个名字之间，展开的是他那缺少宁静，也无处寻找宁静的人生。1912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家庭主要由犹太人组成，但已经融入奥匈帝国之中。虽然没有人正式转入基督教，但每逢圣诞节，全家人都会围着装饰着闪闪发亮的饰品的圣诞树庆祝节日；在小小的家庭事故中，他的母亲也会向耶稣、圣约瑟夫和圣母玛利亚祈祷。他的父亲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而他父亲的纪念照所展示的并非是一个狡黠的大胡子犹太人，而是身穿提洛尔皇家部队（Tyrolean Kaiserjäger）制服的军官。直到19岁，汉斯都从未听说过意第绪语的存在。

他在维也纳获得了文学和哲学学位，但并非与初生的纳粹党没有冲突：对他而言，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重要；但对纳粹来说，他的想法和倾向并不重要，血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他的不纯洁足以让他成为日耳曼精神的敌人。一个纳粹用拳头打掉了他的一颗牙齿，但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为嘴里的缺口感到自豪，仿佛那是学生决斗留下的伤疤。随着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的通过，以及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他的命运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年轻的汉斯，一个天生的怀疑论者和悲观主义者，并没有自欺欺人。他具有足够的清醒（“Luzidität”是他最喜欢的词汇之一）及早认识到每个在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都是“待人宰割的行尸走肉”。

他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他不会说希伯来语，不了解希伯来文化，也不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在宗教上，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也不感到有能力为自己构建一个他并不具备的身份，那会是伪造、欺骗。未在犹太传统中出生的任何人都不算是一个犹太人，而且并不能轻易成为一个犹太人：顾名思义，传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中，代代相传才得以形成的，它无法在事后捏造。然而，为了生存，一个身份——也就是说，自尊——是必要的。对他而言，这两个概念是一致的。任何人失去了一个，便会失去另一个，这就意味着精神上的死亡；而因此他会失去抵抗的意志，从而导致肉体的死亡。现在，对于他，正如对于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相信德国文化的德国犹太人，失去了德国公民的身份：在纳粹的宣传中，在施特莱歇尔[1]的《先锋报》（Stürmer）令人憎恶的版面上，犹太人被描绘成长毛的寄生虫，肥胖臃肿、罗圈腿、鹰勾鼻子、招风耳，只会伤害他人。他不是德国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他的出现足以污染公共浴池甚至公园的长椅。

从这次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起——“降格”（Entwürdigung），人们无法再保护自己。整个世界无动于衷地坐视一切的发生。而德国犹太人本身，几乎所有人，都屈从于这个国家的虐政，在客观上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他逃避这些的方式荒谬且自相矛盾：一方面逆来顺受，接受自己作为犹太人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同时反抗着这被强加的选择。对于年轻的汉斯，一个已经走出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教徒既是必然的，又是不可能的。他的矛盾心理，从此发源，并伴随他一生，直至他的死亡（事实上，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他的死亡）。他并不拥有躯体上的勇气，却不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在1938年，他离开“被吞并”的祖国，流亡到比利时。从这时起，他改名为让·埃默里，几乎是把原名的字母顺序重新组合。完全出于自尊，没有其他原因，他接受了犹太教，但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将）长路漫浩浩，多病苦侵凌。病痛虽无甚，必以身亡终”。他，一个受过良好德语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和批评家，尝试成为一个法语作家，但一直没有成功。在比利时，他参加了一个抵抗组织。但实际上，这个抵抗组织的政治纲领毫无实现的希望。到这时，他在物质和精神领域上付出巨大努力所培养的道德观，已然改变了——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此时已包含了“以牙还牙”的观念。

1940年，希特勒政权的大潮同样吞没了比利时。而埃默里尽管做了流亡的选择，却仍然是一个独居而内向的知识分子。1943年，他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纳粹要他说出同志和上级的名字，否则就要遭受严刑拷打。他并不是个英雄；在他的书里，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要是他知道，他会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并不知道。他的手被绑在背后，通过绑在手腕的一组滑轮被吊了起来。几秒钟后，他双臂脱臼，但仍然扭曲向上，垂直吊在他的背后。他的折磨者并未放弃，直至他失去知觉，但埃默里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不能通过叛变来寻求庇护。他的伤被治愈了，却被认定是犹太人，关进了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几个月后，我也将被送进同一个集中营。

虽然我们在解放后没有再见过面，但我们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通过各自的书认出对方，或者更准确地说，开始了解对方。我们对“地狱”的回忆记录在事实细节上有着合理的一致性，但是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上出现了分歧：我，尽管总是说奥斯维辛的记忆是完全难以磨灭的，却忘记了他的相貌；而他却声称记得我，尽管把我认错为卡洛·莱维[2]，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已经是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和画家。事实上，他说我们曾在同一个营房里共同生活了几周，而他没有忘记我，是因为意大利人太少，以至于很少能够在奥斯维辛见到意大利人。而且，在奥斯维辛的最后两个月中，我基本上在从事我的专业，即化学工作，这就更罕见了。

我愿将本文作为他苦涩、朴实的文章的即时诠释、讨论、评价和总结。他的文章有两个标题，分别是《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in Auschwitz）和《精神的界限》（At the Limits of the Spirit）。它来自我多年来想翻译的一本书。这本书同样有两个标题：《超越罪恶和赎罪》（Beyond Guiltand Expiation）和《一个被吞没者的求胜尝试》（An Attempt to Overcome by One Overwhelmed）。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标题中看出，埃默里文章的主题有着精确的限定。埃默里经历过许多纳粹监狱，此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度过了一个较短的时期。然而，他的观察，根据充分的理由，仅限于奥斯维辛——灵魂的极限，那些难以想象的事实，都发生在这里。作为奥斯维辛中的一名知识分子，是一种有利条件，还是不利条件呢？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做出定义。埃默里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定义是典型且可商榷的：

我当然并不是指所有从事所谓脑力劳动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都知道律师、医生、工程师，可能也包括语言学家，都必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甚至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取得卓越的成果。但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正如我希望它在此被理解的，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如果有人和他谈起“社会”，那么他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而不是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产生短暂电流的物理现象并不会激起他的兴趣，但他了解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3]这位吟游世界的优雅诗人的一切。

在我看来，这个定义苛刻得近乎毫无道理。与其说这是一个定义，不如说是对让·埃默里本人的描述，而且考虑它从属的时代和环境背景，我不排除这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事实上，埃默里一定知道凡·罗伊恩塔，但知道凡·罗伊恩塔在奥斯维辛没有一点用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范畴中还应该包括，比如，数学家、博物学家或科学哲学家；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吹毛求疵。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统一的欧洲，而即使我们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这个概念，埃默里的想法仍然具有其意义。但我也不希望跟随埃默里的脚步，我根据我自己现在的理解给“知识分子”下了另一个定义。（我也许算是当今的一个“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词让我浑身不自在；我当时肯定不是“知识分子”，因为我精神上的幼稚、无知，以及冷漠；而如果我成为“知识分子”，那正要归功于集中营的经历。）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无论如何，不管选择哪一个定义，人们都会同意埃默里的结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受教育者往往要比未受教育者差得多。除了体力更差，他不熟悉劳动工具，也缺乏必要的锻炼，然而，他的工友（或者农民）具备这些劳动技能。比较之下，他就会被一种尖锐的耻辱感和贫乏感所刺痛。“Entwürdigung”，准确地说，就是“失去尊严”。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布纳实验室工作的第一天。甚至在把我们这批意大利人（几乎都是专业人员和商人）的名字写入集中营花名册之前，他们临时派我们去加宽黏土地边的一条大渠。他们递给我一把铁锹，而这马上成了一场灾难。我想用铁锹把渠底的松土铲上来，再把土放到渠边。这条渠有两米多深。这工作看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如果不使劲把土扬上去，或者使用的劲头不对，那些松土不会留在铁锹上，而是经常落在经验不足的挖沟者的头上。

为我们指派的“平民”工头也是临时的。他是一个已过中年的德国人，给人的印象是个好人。他被我们的笨拙吓了一跳。我们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中几乎没人用过铁锹。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真该死，我们都是穿着条纹囚衣的犯人，而且还是犹太人。每个人必须工作，因为“劳动使人自由”，这不是写在集中营的大门上吗？这不是笑话，事情就是这样。好吧，要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工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我们都是资本家，不是吗？这是我们罪有应得，今天轮到我了，明天就轮到你们。有些人拒绝劳动，当“卡波”检查时，他们就迎来集中营生涯里的第一次挨打；另一些人则变得情绪低落；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困惑地发现这里没有别的出路，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如何使用镐头和铁锹。

尽管如此，不像埃默里和其他人，我并不因体力劳动而感到过分的羞耻；显然我并不是个十足的“知识分子”。但是，为什么不呢？我有学位，货真价实，但我是靠着命运的眷顾（也许我不配享有这份幸运）；我的家庭有足够的钱送我上学。我的许多同龄人从十几岁起就开始从事体力劳动。我不是想要公平吗？好吧，我得到了。几天后，我的手脚就满是水泡和伤口，我被迫改变了想法：不，你甚至不能充当一个蹩脚的挖土工。我不得不赶忙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那些不幸之人（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成了最幸运的人）从童年起就掌握的技能：抓握工具的正确姿势；手臂和躯体的正确动作；如何处理疲劳和忍受疼痛；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以免让自己精疲力竭，哪怕被“卡波”或法本公司[4]的德国“平民”拳打脚踢。拳头（我在其他书上说过）往往并不致命，但体力崩溃是致命的。一记技术熟练的重拳，本身便含有“麻醉剂”，同时作用于你的肉体和灵魂。

除了工作，集中营的营房生活更让受教育者感到痛苦。这是霍布斯[5]式的生活，所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一场不间断的战争。（我重申：这是奥斯维辛，1944年集中营世界的首都。其他地方，或其他时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也许更好，也许更坏。）党卫军当局的拳打脚踢是可以接受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不可抗力。但在另一方面，来自狱友的拳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是意料之外、不合常规的，而有教养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还击。而且，在体力劳动中，可以找回一些自尊，哪怕最繁重的劳动，人们也可以去调整，去适应，甚至把它看作是苦行主义的一种原始形式，或者，取决于不同的性格，把它视为康拉德[6]式的“自我考验”，对于自我极限的认识。而要接受营房常规要困难得多：正如我在上一章（“无用的暴力”）中所描述的，要用一种完美主义的、白痴般的方式去整理床铺；用一块肮脏的湿布擦地板；一声令下，就穿上或脱掉衣服，在无数次的虱子检查、疥疮检查、个人清洁检查中，展示自己的裸体；拙劣地模仿军国主义的“密集队形”操练，在党卫军军士的猪猡肚子前，利索地执行“向左看齐”和“脱帽”。这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贫乏感，致命地退回一种婴儿的孤立无援状态，并且没有教导和关爱。

埃默里确认，他也遭受了我在“交流”一章中所描述的语言上的巨大痛苦，但他的语言是德语。他所遭受的痛苦与我们不同。我们听不懂德语，回归到一种又聋又哑的状态。我或许可以这样形容，他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大于肉体痛苦。而他所遭受的痛苦正因为他的语言是德语，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并热爱他的语言，就像雕塑家目睹自己的雕塑被污染或损害一样感到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遭受的痛苦不同于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对于后者，听不懂集中营里的德语这一事实威胁到他们的生命；而对于前者，这是他能听懂的一种原始的黑话，但在他试图说出这种语言时，他的口舌仿佛受到炙烤。后者是被流放者，而前者是自己祖国的陌生人。

关于狱友之间的拳脚冲突，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埃默里描述了一段重要的往事，他的语气不无兴致，而且在回想中颇感自豪。这应该包括在他那“以牙还牙”的道德观中。

一名普通罪犯，一个身材魁梧的波兰人，因为一件小事打了埃默里的脸；而他并非因为动物般的本能，而是出于对集中营这个错乱世界的合理反抗，竭尽全力进行了还击。“我的自尊，”他说，“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但最后，身体过于弱小的我，屈服在无情的打击下。但这并不重要。尽管浑身伤痕累累，但我对自己很满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如此的低劣：我从来不知道如何“以牙还牙”，既非出于福音传道般的圣洁，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高贵，而是由于内在固有的软弱无能。也许因为缺乏严肃的政治教育。事实上，并没有哪个政治程序不允许反抗——哪怕最温和的、最排斥暴力的政治纲领，也不会禁止任何形式的积极抵抗。也许是缺乏身体上的勇气。当面对疾病和危险时，我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勇气，但在面对一个人类的侵扰和挑衅时，我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自我记事以来，就从来没有“拳来拳往”的经历。但我并不后悔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我作为一名游击队员的生涯如此简短、痛苦、愚蠢而悲惨：我扮演了一个并不属于我的角色。我钦佩埃默里内心的改变，他勇敢地决定走下象牙塔而走上战场，但这在过去以及现在都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我钦佩他的行为，但我必须指出，他的选择延伸至他走出奥斯维辛之后的整个人生，让他归于一种艰苦而不妥协的生活，从而难以在生活（事实上，生存）中寻找乐趣。那些对整个世界“以牙还牙”的人，捍卫了他们的尊严，但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他们必然会失败。埃默里自杀了，在1978年，萨尔茨堡（Salzburg）。就像其他自杀一样，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事后来看，奋然反抗波兰人的故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几年前，在一封给我们共同的朋友海蒂·S.（Hety S.，我将稍后介绍她）的信中，我发现埃默里把我称为“原谅者”。我既不把它当作侮辱，也不把它当作赞美，而是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准确。我并不倾向于原谅，我从不原谅当时的敌人，我觉得我也不会原谅这些敌人的效仿者，无论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越南、苏联、智利、阿根廷、柬埔寨或南非，因为我知道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无法弥补一次罪行；我要求伸张正义，但从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能力去“以牙还牙”。

我只尝试过一次。伊莱亚斯（Elias），我在《这是不是个人》和《缓刑时刻》中提到的那个结实的矮子，一个从表面来看“在集中营里快活”的人。有一次，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他抓着我的手腕，破口大骂，把我推搡到墙边。就像埃默里，我突然感到自尊高涨，不由自主，超越了无数前辈留给我的远离暴力的训诫，尝试自卫，用我穿着木鞋的脚踢在他的小腿上。伊莱亚斯吼叫起来，并不是因为那狠狠的一脚，而是因为受伤的尊严。眨眼之间，他把我的双臂交叉按在我的胸前，把我推倒在地，把全身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扼住我的喉咙，瞪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现在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双眼睛，离我只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死死地瞪着我，带着瓷器般的灰蓝色。他扼住我的喉咙，直到看到我开始失去意识才松开手，没说一句话便离开了。

在这次“成人仪式”之后，只要有可能，我更情愿把惩罚、报复和反击的权力留给我的国家的法律。这是一个必要的选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而我不太可能再改变。如果我也曾经目睹这个世界在我面前崩溃，如果我也被判处流放而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如果我也被严刑拷打至昏厥，失去意识，那么我也许会“以牙还牙”，像埃默里那些“愤恨者”们一样生活。为此，埃默里还专门写了一篇充满痛苦的长文。

以上论述了文化在奥斯维辛中显而易见的劣势。那么，文化真的毫无优势吗？如果我否认了文化的优势所在，那么我真是对我所接受的适度的（而且“过时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有些忘恩负义，埃默里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文化是有用的：不是经常，不是每个地方，不是对每个人，但在有些时候，在特定的偶然情况下，文化就像宝石一样珍贵。文化的确是有用的，它甚至会让人感到如腾云驾雾般凌虚驭空（但有着再次摔到地面的危险）；这种扬扬得意的感觉持续得越久，越强烈，摔到地面时就会越痛苦。

比如，埃默里向我讲述了一位在达豪集中营研究迈蒙尼德[7]的朋友的故事，只是他的朋友是集中营医务室门诊的一名男性护士。在达豪集中营，尽管管理严格，仍然有一个图书馆。而在奥斯维辛，甚至看一眼报纸都是不可想象的危险事件。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8]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而另一次（显然是在医务室，额外的一份热汤缓解了饥饿之后），约阿希姆·齐姆森（Joachim Ziemssen）的形象——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Magic Mountain）中那个道德败坏却极有责任感的军官——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狂喜般的热情。

知识对我是有用的。并非每时每刻，有时可能通过隐秘的、不可预见的途径，但它的确对我是用的，也许还救过我的命。在40年后，我重读《这是不是个人》中的“尤利西斯之歌”。这是我能够印证其真实性（这是一种确认措施：在如此巨大的时间跨度下，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说的，一个人会怀疑自己的记忆）的少数情节中的一个，因为我当时的对话者，让·塞缪尔（Jean Samuel），是那本书中少数仍然活着的人之一。我们仍是朋友，我们见过几次面，而我们之间的记忆有些分歧：他记得那次对话，但是，可以说，记不得（或者记错了）其中的重点所在。在那时，他对但丁并不感兴趣。我们当时肩头担着汤。而我通过自己冒失而天真的努力，通过我的言语和混乱的课堂回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用我对但丁的热爱感染了他。是的，在此处，我写道：“要是谁能告诉我怎么接下去，我情愿把今天的汤给他，我忘记了结尾的地方。”我既没有说谎，也没有夸张。我真的会用汤和面包，也就是说，血液，去拯救虚无中失落的记忆。而在今天，靠着印刷纸张的帮助，我可以随时随地、毫不费力地查阅但丁的诗集，这也似乎因此毫无价值。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只要读过雷·布莱伯利[9]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都会知道被迫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的世界将是多么可怕，以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对书的记忆是多么宝贵。对我而言，集中营也是如此。在“尤利西斯之歌”前后的那段时间，我记得我总是缠着我的伙伴们，让他们帮助我找寻过去世界的碎片，但从他们那里所获不多，反而从他们的眼里看到了恼火和怀疑——这个家伙干吗一直要找他的莱奥帕尔迪[10]和阿伏伽德罗常数（Avogadro’s number）[11]？他是不是饿疯了？

我也不应该忽视我作为一个化学家从专业中所获得的帮助。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很可能至少在几次筛选中让我免于走进毒气室的命运。根据我后来读到的这方面的资料，尤其是J.鲍肯（J.Borkin）所写的《法本公司的罪与罚》（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IG Farben），尽管莫诺维茨集中营处于奥斯维辛的管辖之下，但实际上属法本染料工业利益集团所有。也就是说，它是一家私营集中营。而德国工业家们，比纳粹指挥官们的目光要稍微远一些，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我通过相应的考试后）并不易于找到替换者。但我所说的不是获得特权，或在法本公司的庇护下得到显然的好处，不用体力劳动，没有打人的“卡波”，我所说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好处。我相信我能够“以个人的经历”反驳埃默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排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而根据他的定义，知识分子只能来自文学和哲学领域。那么自称“不善文字”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是否也不算一个知识分子呢？

进入集中营的时候，我不仅带来了从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用概念，还有一份难以定义却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科学遗产，那就是从化学及其衍生范围内所获得的思维习惯。如果我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我手中的物质，或者我的对话者会产生怎样的反应？它（他或她）为什么会表现出（或中断、或改变）某种特定的行为？我能不能预测一分钟后（或明天，或一个月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可以，那么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现象又可以忽略呢？我能不能预知下一个拳头会来自哪个方向？怎么去招架或躲避？

但更重要而且更具体的是，由于我的专业，我形成了一种习惯。它可以被多方面判断和定义为人性或非人性的习惯，那就是在面对命运让我相逢的人的时候，我从不保持冷漠。他们是人类，也是“样本”，装在密封信封里，需要被定性、分析、称重的标本。那么，奥斯维辛这本打开在我面前的“标本集”是丰富多彩而新奇的，其中既有朋友、中立者，也有敌人，随时随地有满足我好奇心的食粮。而一些人，在当时，在后来，认为这种好奇心是应该被摒弃的。这些食粮必然构成了我生存的一部分，并在后来为我的思考和著述提供了素材。正如我所说，我不知道集中营的经历是否让我成为了一名知识分子，也许在压力稍有缓和之时，我间歇地完成了这一转变。即使我在后来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集中营的经历也必然提供了帮助。我知道这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仅仅（甚至必然）来自化学，但在我的经历中，它的确由化学产生。在另一方面，这似乎并不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对我，对莉蒂娅·罗尔菲，对其他许多“幸运”的幸存者，集中营就是一所大学。它教会我们去观察和衡量身边的人。

从这方面来说，我的伙伴和辩论对手埃默里拥有与我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我们的世界观互为补充。从他的文章中流露出不同的兴趣：这兴趣属于在感染了整个欧洲，并威胁了（仍威胁着）世界的“瘟疫”中，走上战场的政治斗士；属于奥斯维辛中缺少的灵修哲人；属于被剥夺国籍和公民身份而被流放的学者。事实上，他的目光总是在高处，很少流连于集中营那粗鄙的囚犯，或者其中的典型形象，那些垂死的“穆斯林”，那些精疲力竭的人，因为他们的智力早已枯竭或趋于枯竭。

所以，文化是有用的，哪怕只局限于一些小事上，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它能提高某个时刻的质量，建立与同伴稍纵即逝的情感交流，保持心灵的活跃和健康。然而，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在这方面，作为外国人的我和说德语的埃默里意见一致。在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在“地狱中”无聊与恐怖交织的日常生活中，忘掉它们则是有益的，就像忘掉家和家人一样。但我说的不是绝对的遗忘，对于这些事，对于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遗忘。我所说的，是把这些记忆转移到记忆的“阁楼”上，就像把日常生活中用不到的零头碎脑都放在阁楼上一样。

在这件事上，未受教育者要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更有利的倾向。他们更快地适应“不要试图理解”，这是人们在集中营里不得不学会的第一智慧格言；身处集中营，而试图理解集中营，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即使对于来自其他集中营的许多囚犯，即使是埃默里这样了解历史、逻辑和道德，而且经受过折磨和监禁的人。这是对精力的浪费，还不如把力气用在与饥饿和疲劳的周旋上。逻辑和道德让人们难以接受违背逻辑和道德的现实；他们拒绝接受现实。知识分子迅速陷入绝望几乎形成一种规律。但人类性格表现出数不清的多样性，而我目睹并描述了掌握优雅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人，抛掉所有这些负担，让自己归于简单化和原始化，并最终得以幸存。

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向自己提问，越过了自问“为什么”所带来的徒劳烦恼；此外，他经常具有一技之长或体力劳动的能力，帮助他易于融入集中营的生活。我们难以给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因为每个集中营，甚至每个时期所需要的技能都是不同的。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44年12月的奥斯维辛，俄国人已经打到了大门口，每天都有空袭，冰冻裂了水管，而纳粹这时却组建了一个会计小队（Buchhalter Kommando）。而我在《这是不是个人》第三章提到的斯坦罗夫（Steinlauf）被要求加入这个小队，尽管这不足以让他免于一死。显然，这是在第三帝国濒临崩溃之际的愚蠢行为中的一个极端案例，而我们可以理解，在一般情况下，裁缝、鞋匠、机械师和泥瓦匠都能找到一个好的职位；事实上，他们的人数如此稀少，在莫诺维茨甚至成立了一个泥瓦匠培训学校（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专门招收18岁以下的囚犯。

哲学家，正如埃默里，也可以最终接受集中营的现实，但要经过一个更长的过程。尽管他所掌握的常识让他难以接受过于残酷的现实，但他也许能够打破这些障碍；最终，他能承认自己在一个可怕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不仅有好人，也有恶人，不仅有笛卡儿式的逻辑，也存在着党卫军的逻辑：

而根据他们更为强大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那些打算毁灭他的人是对的该怎么办？那么，知识分子必要的宽容精神和合理质疑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因素。没错，党卫军有能力实现他们想做的事：天赋的人权并不存在，而道德标准随着社会风气而改变。有一个德国要把犹太人和政治对手置于死地，因为它认为这是实现自我的唯一方法。那又怎样？希腊文明也是基于奴隶制，雅典的军队曾经在米洛斯岛（Melos）建立起营帐，就像党卫军在乌克兰一样。纵然历史的光芒能照亮过去的岁月，也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受害者被屠戮。而无论如何，人类素质的长期进步只是19世纪产生的一个天真幻想。“齐步走，一二三四，”卡波的口令是一种仪式，正如许多仪式一样。人们并没有多少能力去反抗这种恐怖：亚壁古道（Appian Way）是由两排奴隶拓宽的，而这些奴隶却被钉死在道路两边的十字架上。比尔克瑙集中营上空也飘满了焚烧尸体的恶臭味。在集中营里，知识分子不再属于克拉苏[12]的阵营，而是斯巴达克斯[13]奴隶阵营的一员：事情不过如此。

臣服于历史所固有的恐怖，能够使学者实现智力上的放弃，同时用他毫无教养的伙伴们的防御武器来武装自己：“事情总是这样，以后还会是这样。”也许，我对历史的无知，让我免于这种变态；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我的幸运，也免于埃默里高度强调的更进一步的风险：由于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我可以在他的观点中补充一点）的天性，使其愿意成为权力的帮凶，并因此赞成它的暴行。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跟随黑格尔[14]的脚步，将国家进行神化，任何国家；存在这一事实即证明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德国的历史中有许多能够证明这种倾向的事例——他们屈服于国家，并确认国家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15]，萨特的导师；物理学家斯塔克[16]，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尔哈伯[17]红衣主教，天主教在德国的最高权威，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

埃默里不仅观察到不可知论者这种潜在的倾向性，还注意到我们所有幸存者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非不可知论者，无论任何信仰的信徒，都能更好地抗拒权力的诱惑，当然，只要他们不是纳粹主义的信仰者。（这个条件并非多余，在集中营里，仍然有些坚信纳粹主义的囚犯，他们的另一个特征是带着政治犯的红三角标志，因为持不同政见或个人原因而失宠。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人。）总体来说，他们也经受了集中营的磨难，并且有着较高比例的幸存者。

像埃默里一样，我在进入集中营时是一个无神论者。解放后，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在集中营中对可怕罪行的见证，更坚定了我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决心。它阻止我，并仍然阻止我构想任何形式的天意或者至高无上的正义：为什么把垂死之人塞进运送牛马的车厢？为什么把孩子们送进毒气室？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经历过（同样只有一次）屈服的诱惑，在祈祷中寻求庇护。这发生在1944年10月，一天早晨，我清楚地感到死亡的逼近。那时，赤身裸体的我挤在同样赤身裸体的同伴中，手里拿着我的身份卡片，排队等着通过“委任”——只要看我一眼，就能决定我是应该立刻走进毒气室，还是足够强壮可以继续工作。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需要请求神的帮助和庇护；然后，虽然我感到巨大的痛苦，却开始镇静下来：一个人不能在比赛即将结束时改变比赛规则，尤其在你就要输掉比赛时。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祈祷不仅荒唐（我有什么权利要求神的庇护？又向谁去祈祷？），而且是对神的亵渎，是令人憎恶的，充满了一个无信仰者能够实施的最大不敬。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了，要是我活了下来，那么我将不得不为此感到羞耻。

不仅在筛选或空袭的生死关头，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折磨中，信仰者都能更好地生存，埃默里和我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或政治纲领并不重要。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各种正教的拉比、军事犹太复国主义者、天真或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他们都共同相信他们信仰的拯救力量。他们的宇宙比我们的更广阔，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延伸，最重要的是更易于理解：他们有一把钥匙和一个支点，一个即将到来的“美满盛世”，从而他们会有一种自我牺牲的感觉。在天堂或地球上的某处，人们赢得了公平和同情（或者在遥远的未来必将赢得）：也许是莫斯科，也许是天堂或尘世间的耶路撒冷。他们的饥饿与我们不同。那是神圣的惩罚或赎罪，或者奉神的斋祭，或者资本家堕落的结果。悲伤，无论在他们身上，还是在他们周围，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不会让他们归于绝望。他们用怜悯（有时，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劳动的间歇，试图向我们传递他们的福音。但是，你作为一个非信仰者，怎么能为自己捏造或当场接受一个“适时的”信仰，只因为它正好在那儿？在刚刚解放的那骤然而至、极端复杂的几天里，在由垂死之人、死人、发臭的风和肮脏的雪组成的一幕可怜的场景中，俄国人把我送到理发师那里，让我在作为自由人的崭新人生中进行第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名前政治活动家，为巴黎环线铁路工作的一名法国工人。我们立刻感到像兄弟般亲热，而我对我们如此出乎意料的获救发表了几句乏味的评论：我们是判了死刑的人，却在断头台上获得了自由，不是吗？他张着嘴看着我，很不以为然地说：“但约瑟夫在那里！”（Mais Joseph était là！）约瑟夫？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斯大林。他没有，他从来没有绝望；斯大林是他的堡垒，赞美诗中歌颂的磐石。

在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分界。当然，并不完全符合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的分界。事实上，它们呈直角交叉，形成了四个定义明确的象限——有信仰的受教育者、无信仰的受教育者、有信仰的未受教育者、无信仰的未受教育者，这四个象限，就像四个边缘参差不齐、色彩分明的小岛耸立在由“活死人”组成的没有边际的灰色海洋之中。这些“活死人”之前可能有信仰，也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们不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而且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是无意义且残忍的。

埃默里指出，知识分子（而我要具体说明一下，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像被捕和被关押时期的我和他）从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乏味造作、书面上的死亡形象。作为一名德国语言学家，埃默里引用歌德病逝时的哀叹“更多光！”，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奥森巴哈（Aschenbach）或《崔斯坦与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中崔斯坦（Tristan）的凄美死亡。在此，我更愿意将他的观察翻译成“意大利语”。对于我们意大利人，“爱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二项式；它是罗拉（Laura）的、埃芒加德（Ermengarda）的，以及克洛琳达（Clorinda）的脆弱而理想化的死亡；它是战场上士兵的牺牲（“为国家献身者生得伟大”）；它是“荣耀了众人生活的美丽凋亡”。这些诡辩的、魔术配方般的陈词滥调在奥斯维辛（而且，就此而言，在当今的任何一家医院里）是短命的——在奥斯维辛，死亡是琐碎的、官僚作风的日常事务。它无须说长道短，无须“眼泪的慰藉”。在死亡面前，在对死亡的麻木和习惯中，文人与白丁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埃默里指出，人们不再思考一个人是不是该死，死亡是已被接受的事实，而是考虑怎样去死，“人们讨论在毒气室里，毒气要用多长时间发挥作用。人们在思考苯酚注射那毫无痛苦的死亡。人们是希望死于狠狠一击打裂头骨，还是在医务室里油尽灯枯”。

在这件事上，我的经历和回忆与埃默里不同。也许因为我更年轻，也许因为我没有他的那份细心、敏锐和清醒，我几乎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死亡。我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忙——找到一小块面包、避免精疲力竭的工作、修补我的鞋子、偷一点豆料，或者分析和解释我周围的面孔和迹象。生活的目标是对死亡最好的防御，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

[1]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2.12—1946.10.1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刊物《先锋报》主编。

[2]卡洛·莱维（Carlo Levi，1902.11.29—1975.1.4）：意大利犹太画家、作家、活动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医生。

[3]奈德哈特·凡·罗伊恩塔（Neidhart von Reuenthal，1190—1236）：最著名的德国吟游诗人之一，以讽刺和幽默著称。

[4]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

[5]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4.5—1679.12.4）：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主张君主专制和性恶论。《利维坦》是其最著名的作品。

[6]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2.3—1924.8.3）：波兰裔英国小说作家。代表作有《台风》《青春》《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等。

[7]迈蒙尼德（Maimonides，1135.3.30—1204.12.13）：迄今最有影响的一位犹太哲学家，著有《圣诫书》《困惑者指南》等，并力图使《旧约》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教义协调一致。

[8]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3.20—1843.6.7）：德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作有《自由颂》《人类颂》《为祖国而死》《日落》等。

[9]雷·道格拉斯·布莱伯利（Ray Douglas Bradbury，1920.8.22—2012.6.5）：美国科幻、奇幻、恐怖小说作家。

[10]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6.29—1837.6.14）：意大利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语言洗练朴素，格律自由多变，开意大利现代自由体抒情诗的先河。

[11]指1克摩尔中的分子数。——原书注

[12]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Dives，公元前115年—前53年）：古罗马军事家、政治家，镇压斯巴达克斯奴隶的古罗马将军。他将斯巴达克斯起义中被俘的6000名奴隶钉死在亚壁古道两旁。

[13]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约公元前120年—约前70年）：罗马角斗士奴隶，发起起义，多次战胜罗马军队。

[14]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8.27—1831.11.14）：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他对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做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

[15]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9.26—1976.5.2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一度热烈拥护纳粹主义。

[16]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1874.4.15—1957.6.21）：德国物理学家，种族歧视者，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希特勒上台后加入纳粹党，被任命为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后因屡次干涉纳粹上层事务而被开除出党。1947年被盟国军事法庭宣判服苦役四年。

[17]米夏埃尔·冯·福尔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1869.3.5—1952.6.12）：从1917年到1952年去世，一直担任慕尼黑大主教。他对纳粹的一些政策表达了不满，却公开认可纳粹政府的合法地位，要求神职人员忠于纳粹政府，努力保持着法西斯和教堂之间沟通的桥梁。

成见

那些经历过囚禁生活的人（而且，更普遍的，所有经历过严酷生活的人）分成了阵营分明的两种人，鲜有交集——沉默者和倾诉者。两种人都具有充分的理由：沉默者更深切地感到那种不适感（出于简化的需要，我称之为“羞耻”），他们或无法让自我回归宁静，或仍被伤口炙烤。另外一些人在各种不同冲动的驱使下愿意倾诉，并经常倾述。他们倾诉，是因为在各个层面的意识里，他们把自己的囚禁生活视为他们生活的核心，那件事无论好坏都成为了他们整个存在的标志。他们倾诉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见证了整个世界所经受的一次划时代的考验。他们倾诉是因为，正像一句意第绪格言所说的，“化险为夷，足以道哉”。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但这也适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幸存者都知道，坐在温暖的房间里，面前摆满了美食和醇酒，更会让自己和其他人想起寒冷、疲劳和饥饿的时候。在费阿刻斯人的国王宫廷里，还没等桌上摆满食物，尤利西斯就急不可待地讲述他的故事。他们倾诉，可能甚至夸大事实，就像“吹嘘的士兵”，述说恐惧、勇气、诡计、伤口、失败和一些胜利；通过这些倾诉，他们让自己与“其他人”不同，通过让自己属于某个团体，从而加强自己的身份，并感到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但是他们倾诉，事实上，（我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因为我并非沉默者中的一员）我们倾诉，是因为人们希望我们倾诉。多年前，诺伯托·博比奥[1]在书中写道：纳粹灭绝营不是“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怕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件”。而其他人，听众、朋友、孩子、读者，甚至陌生人，在他们的气愤和同情之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理解我们的经历是独特的，或者至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于是，他们要求我们去讲述，向我们提出问题，有时甚至令我们尴尬，回答某些“为什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我们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人，而是见证者。但是，无论如何，谁又能说人类的历史事件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和模式。人们不能断言，每次改朝换代都遵循着唯一的模式，只有教科书才适于简化；那些“为什么”数目繁多，即使不是无的放矢，也可能与其他问题或未知因素纠缠不清。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或知识学家能证明人类的历史是决定论的进程。

向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中，从来不缺少一个问题；事实上，随着岁月更替，这个问题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并且带着越来越浓厚的谴责意味。与其说它是一个问题，不如说它是一系列问题：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事先”避免被捕？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消逝，提出这些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所以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最初评价和解释过于乐观。在有些国家，人们从来不知道自由，因为只有满足其他更迫切的基本需要后，人们才会感到对自由的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包括：抵御寒冷、饥饿、疾病、害虫、猛兽和敌人的侵略。但在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国家，当今的年轻人便把自由视为一个人决不能放弃的权利。人们不能没有自由，这是天生而显而易见的权利，而且它是无偿的，就像健康或呼吸的空气。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自由的地点或时代是遥远的、异域的、陌生的。所以，对他们来说，监禁的观念与逃跑和反抗牢固地联系在一起。而囚犯的环境被视为非法的、不正常的，总之，就像一种必须通过逃跑或反抗来治疗的疾病。无论如何，作为一种道德责任，逃跑的概念有着强大的根源；根据许多国家的军事操典，被俘的士兵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逃跑，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根据《海牙公约》，战俘试图逃跑不应受到惩罚。在一种普遍的共识中，逃跑洗刷了被监禁的耻辱。

让我们随便说一句：在斯大林的苏联，即使不是法律，其规定也完全不同，且更富有戏剧性。被遣送回国的苏联战俘既得不到治疗，也得不到救济。即使他试图逃跑，或重新加入作战部队，他的被俘仍被视为不可救药的污点——他本应该战死，而不是投降。此外，既然他曾落入敌人之手（哪怕只有几个小时），就会有通敌的嫌疑。许多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将士，在转移到占领区之后，设法逃跑并加入游击队，在意大利、法国，甚至苏联国内，积极地反击德军。然而，他们鲁莽地回家之后，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战争时期的日本也非常蔑视投降的士兵，因此被俘的盟军人员遭受了日军极为残忍的对待。他们不仅是敌人，而且因为他们投降，被视为胆小懦弱的敌人。

还有，浪漫主义（《基督山伯爵》！）和流行文学（别忘了《蝶舞》[2]这本回忆录的巨大成功）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在遗忘中埋藏的上千部电影里，我们仍能记得《我是一个逃犯》（I Am an Escaped Convict）和《捍卫正义》（Hurricane）。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阻碍，并克服或粉碎它们。

然而，关于囚禁和逃脱的这种刻板印象与集中营里的情况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如果从最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汇（也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灭绝营，还有战俘营和拘押营），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地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囚犯。这些囚犯饱受奴役，艰辛劳动，受人歧视，营养不良，衣不遮体，缺医少药，并被切断了与他们祖国的所有联系。他们不是“典型的囚犯”，他们并不正直，恰恰相反，德国人败坏了他们的人格，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但盟军战俘是个例外（美国和英联邦战俘），他们从红十字会接收食品和衣物，有着良好的军事训练和高昂的士气，以及很强的团队精神，并且保留了一个足够团结的内部等级制度，从而免于我之前所说的“灰色地带”。对于这些例外者，他们能够相互信任。他们还知道，如果他们再次被俘，他们还会受到符合国际条约的对待，所以他们多次尝试逃跑，其中的一些尝试获得了成功。

对于其他人，纳粹世界的贱民（在他们中必然包括吉卜赛人和苏联囚犯，无论军人还是平民，在人种上，德国人认为他们并不比犹太人高贵多少），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他们来说，逃跑是困难并极为危险的。德国人不仅摧毁了他们的意志和道德，还借助饥饿和虐待使他们虚弱。他们当牛做马，却深知在德国人的眼中，他们的价值连牛马都不如。德国人剃光了他们的毛发。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们肮脏的囚衣。他们的木鞋使他们不可能迅速、安静地走动。如果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在集中营附近既没有熟人，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隐藏地点。就算他们是德国人，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严密监视之下，也在目光敏锐的秘密警察的档案之中，而且在他们的同胞中，很少有人敢于冒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人的遭遇最为特殊（而数量极其庞大），也最为悲惨。即使他们能够设法穿过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避开巡逻队，在警戒塔上配备机枪的哨兵的监视，专为追踪人的气味而训练的军犬，他们又能往哪个方向逃呢？谁又能为他们提供避难所？他们是世界之外，由空气组成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再有祖国（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的身份），也没有家。为了保障“良民”的权益，他们的家已经被德国政府没收充公。除了个别例外，他们不再有家人，即使他们还有活着的亲戚，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他，或者怎么给他写信而不会让警察追踪到他的踪迹。戈培尔[3]和施特莱歇尔的反犹宣传结出了硕果：大多数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仇恨犹太人，歧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人民的敌人；除了极少数英雄般的例外者，其他人都出于对盖世太保的畏惧而放弃了向犹太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任何人如果敢于收容犹太人，或者简单地帮助一名犹太人，都要承担遭受恐怖惩罚的风险。整个希特勒统治时期，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占领区幸存下来。仅这个数字就说明了问题。这些犹太人躲藏在修道院、地下室或阁楼上，由勇敢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提供帮助，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市民具有足够的智慧，多年都严格地谨慎处事。

而且，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哪怕一名囚犯的成功逃脱也被视为所有执勤人员最严重的过失，从担任集中营职务的囚犯到集中营指挥官，都有被撤职的危险。在纳粹的逻辑里，这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事件：一个奴隶的逃跑，特别是一个属于“劣等生物价值”种族的奴隶，这似乎带着象征意义的价值，代表着一个必然失败的人的胜利，一个神话的破灭。而且，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毁坏，因为每个囚犯都目睹了不允许世界了解的罪行。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在点名时缺席，或者没有答到（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少见，往往只是因为报数时的小错误，或者一名囚犯因过于疲劳而昏倒），世界末日就来到了。整个集中营进入警戒状态。除了执勤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的巡逻队也会介入，搜察集中营的工地、农场、所属房屋。集中营指挥官任意发布紧急措施。逃亡者的同国籍囚犯、为人所知的朋友、上下铺的狱友都会经受严刑拷打，然后处死。事实上，由于逃跑计划难以实施，所以逃亡者不可能没有同谋，也不可能没人注意到他的准备工作。与他同营房的囚犯，或者当时在集中营里的所有囚犯，都被要求站在操场上清楚地报数，没有时间限制，甚至长达数天，有时下着雨或雪，或者头顶烈日，直到找到逃亡者，无论是死是活。如果他被找到并活捉，那么他不可避免将被当众绞死。但在绞刑前会有一个仪式。每次仪式的内容各异，但都是闻所未闻的残暴，是党卫军那富有想象力的残忍肆意横行的时刻。

为了举例说明实施一次逃跑是多么令人绝望，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我要向你们讲述玛拉·齐迈特博姆（Mala Zimetbaum）的英勇事迹。事实上，我很愿意这份记忆能够留存下去。好几个人向我讲述了玛拉从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女犯营越狱的事迹，其中的细节彼此一致。玛拉是一个年轻的波兰犹太姑娘，在比利时被捕，熟练地掌握多种语言，所以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担任翻译和通讯员职务，并因此享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她慷慨而勇敢，在集中营里帮助过许多狱友，广受人们的爱戴。1944年，她决定和一名叫爱德克（Edek）的波兰政治犯一起逃跑。她不仅想重新获得自由，还计划带走比尔克瑙集中营天天发生的大屠杀的有关文件。他们得以买通一名党卫军，设法拿到了两套制服。在伪装的掩护下，他们逃离了集中营，一直逃到了斯洛伐克边境。但在边境上，海关官员截住了他们，怀疑他们是逃兵，并把他们交给了警察。警察立刻认出他们，把他们遣送回比尔克瑙。爱德克被立刻绞死。按照集中营严格的程序，党卫军要宣读对他的判决书。但爱德克拒绝等到那个时候，他把头伸进绳圈，蹬开了脚下的凳子。

玛拉也决心迎接她的死亡。在她关在地下室里等待审问的时候，一名狱友有机会靠近她，问：“你还好吗，玛拉？”她回答：“我一直挺好的。”她设法在身上藏了一枚剃刀刀片。在绞刑架下，她切开了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负责绞杀她的党卫军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刀片。而玛拉，在集中营所有女犯的眼前，用她沾满鲜血的手打了他一记耳光。被激怒的其他看守立刻跑过来。一个囚犯，一个犹太人，一个女人，居然胆敢蔑视他们！他们践踏她的身躯，直到她失去知觉。她很幸运，在载她驶向焚尸炉的大车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并非“无用的暴力”。它有着它的作用：它有效地粉碎了所有敢于逃跑的想法。一般只有新来的囚犯才会想到逃跑，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这些经过改良和考验的残酷手段；在老囚犯中极少有人想到逃跑。事实上，由于害怕纳粹对逃跑同谋者的血腥报复（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在逃跑的准备阶段，往往就会被“灰色地带”或第三方告发。

我不禁微笑着回想起几年前在五年级教室里进行的一场“冒险”。我被邀请围绕我的书做一篇简短的报告，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一个目光中带着一丝警惕的小男孩，显然是班级的班长，向我提出了那个必问的问题：“那你们怎么不逃跑？”我简单地向他解释我在这里写出的原因。他并不完全相信我的话，要求我在黑板上画出集中营的平面图，并指出哨塔、大门、铁丝网和发电站的位置。在30双热切的眼睛下，我尽自己最大努力画出了平面图。我的对话者对平面图研究了一会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制订好了逃跑的计划：晚上，在这儿，割断那名哨兵的喉咙；然后，穿上他的衣服；之后，马上跑到发电站，切断电源，这样探照灯就会熄灭，而高压电网也会失去作用；然后，我就能毫无困难地逃出集中营。他还严肃地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再被关进集中营，就像我告诉你的这么办。你会发现你能做到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件小事相当有力地说明了在集中营所发生的现实与似是而非的书籍、电影和神话故事所灌输的流行印象之间已经存在并逐年扩大的差距。我希望能建立起一座无形的大坝，挡住这种致命而不幸的趋势——简化历史、刻板成见。然而，我同时想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对近代的历史性悲剧的认识；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它说明了当我们在时间、空间和实质上距离他人的经验越遥远，就越难以认识甚至无法认识他人的经验。我们倾向于在吸收这些经验的同时，把它们与我们自身“相关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奥斯维辛的饥饿就像我们平时错过一顿晚饭。似乎从特雷布林卡逃跑，就像逃出任何一所普通监狱。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历史断层中，我们已经距离我们所审视的历史事实愈来愈遥远。而弥合这种历史断层，则是每个历史学者的责任。

同样经常被问到，但有着更强烈指责意味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它也是基于一种刻板的成见。我最好分两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集中营里没有反抗并不正确。在特雷布林卡、索比堡和比尔克瑙的反抗被人们传诵，有大量的细节；在其他小型集中营里也发生了一些反抗运动。这些具有大无畏精神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致以最深的敬意。但如果胜利意味着整个集中营的解放，这些反抗中没有一个取得胜利。追求这样一个目标是毫无意义的，守备部队充分的武力条件足以在几分钟之内镇压这些手无寸铁的反抗者。他们的反抗目标是损坏或摧毁用于屠杀的设施，并允许抵抗组织的少数核心力量能够逃出集中营。有时，一些抵抗活动取得了成功（比如，在特雷布林卡，哪怕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人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大规模越狱——这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为行动蹒跚、身体虚弱的数千名囚犯，为那些不知道（在敌人的国土上）去何处寻找避难所的人们，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尽管如此，集中营里仍然组织过一些起义。少数仍然具备足够体力的囚犯，凭借着坚定的信心、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智力完成了这些起义的准备工作。这些起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仅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还让集中营全体囚犯遭受纳粹的血腥报复。但这些起义仍然证明了“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们从来不试图抵抗”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反抗的同时，他们还有另一个目标，那就是让自由世界注意到发生在集中营里可怕的大屠杀。事实上，极少数人的反抗事业取得了成功。人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能够接触到新闻机构，说出他们所掌握的事实。然而，正如我在本书“序言”中提到的，几乎没有人倾听或者相信他们的话。坏消息总是难以传播。

其次，就像监禁和逃跑，压迫与反抗的联系也形成了一种刻板的成见——压迫必然导致反抗。我并不是说这种说法总是错误的，我是说这种说法并非总是正确的。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说，来自社会底层的“多数被压迫者”对少数掌权者的反抗或斗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且同样多变而富有悲剧性。一些革命取得了胜利，而更多却走向了失败，还有数不清的革命在一开始就遭受了镇压，过早夭折而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变量：革命者与被挑战的当局的人数、军事力量和理想主张的对比，双方的内部团结或分裂，一方或另一方获得的外部支持，领导者的能力、政治魅力和恶魔般的精力，以及运气。然而，在各个起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压迫的人们从未能站在反抗的前列。事实上，革命都是由勇敢、明智的领袖来领导的。慷慨大度的（或者也许是野心勃勃的）领袖人物投身于斗争之中，哪怕他们原本有着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的生活。奴隶打破自己沉重的枷锁——这一纪念碑所不断表现的形象是浮华而不现实的，实际上，奴隶的枷锁是由其他人打破的。而这些人之所以有能力打破枷锁，是因为他们的枷锁更松、更轻。

这个事实并不奇怪。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澄清一点，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而不是指政变或“宫廷革命”。）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实施不甚有效。

在集中营里，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特别是双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迟缓”的人——这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并因此普遍情绪低落。他是一个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所知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无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我之前提到的比尔克瑙的起义，是由负责焚尸炉的特遣队发起的，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是值得我们最真挚的钦佩的事业。它是欧洲人民第一次“反抗”纳粹的残暴，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的起义。但它是政治精英们的杰作。为了储备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为自己保留了许多基本福利。

现在我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在边境被关闭之前？在笼子“啪”的一声关闭之前？在此，我同样必须指出，的确有很多被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事先”离开了。他们是政治流亡者，或者德意两国政府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的姓名，有些没有名气，有些德高望重，如陶里亚蒂[4]、奈尼[5]、萨拉加特[6]、萨维米尼[7]、费米[8]、埃米利奥·塞格雷[9]、莉泽·迈特纳[10]、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11]、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12]，阿诺德·茨威格[13]和斯蒂芬·茨威格[14]，布莱希特[15]，还有其他许多人。战后，他们并没有都回到欧洲。这是欧洲不可救药的一次大出血。他们的移民（去英国、美国、南美、苏联，还有比利时、荷兰、法国，但几年后在这些地方，他们再一次落入纳粹的魔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未来是盲目的）并不是逃亡，而是自然地加入潜在的或真实的盟友，进入一个他们能够重新开展斗争或创造性活动的堡垒。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否认大部分受到威胁的家庭（主要是犹太人）仍然留在意大利和德国。质问他们为什么留下，仍然是一种历史成见以及历史概念的时代误植，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广泛的忽视和遗忘，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倾向也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并非现在的欧洲。移民总是让人痛苦的，在当时移民也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并花费更多的费用。要想移民，一个人不仅需要足够的资金，还需要在目标国家有一个“桥头堡”，即愿意提供担保并且/或者提供住处的朋友或亲属。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农民，已经在“二战”发生前的几十年时间中进行了移民，但他们是被贫穷和饥饿所驱使，并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桥头堡”。因为目的地缺少体力劳工，所以他们往往被邀请并受到接纳。尽管如此，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远离“祖国”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patria”（父母之邦）——我们要仔细审视这个词汇。它绝对不属于口头语言，除非说笑话，没有意大利人会说“我要乘火车回到父母之邦”。这个词汇出现于近代，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在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中，它也没有一个含义完全相同的词汇；据我所知，它也没有出现在意大利的任何一种方言中（而这说明了它起源上的精深以及本质上的抽象）；即使在意大利，它的含义也并非总是固定的。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它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会不同，从一个人出生的、（从词源上）其“padri”（父辈）生活的，到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后的整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它或多或少等于“壁炉边”或“故乡”。在法国（有时也在我们中），这个词汇立刻会让人联想起戏剧化的、辩论性的以及华丽的辞藻：当“patrie”（家园）受到威胁或践踏时就会演变成“patria”。对于要出门在外的人，“patria”的概念变得令人痛苦，同时又渐渐消失。诗人帕斯科里[16]离开（并不很远）他的罗马涅（Romagna），他“甜美的家乡”，感叹道：“我的父母之邦，亲人生活的地方。”而对于露西娅·蒙迪拉（Lucia Mondela），《约婚夫妇》中的那个女人，“patria”显然等同于从科摩湖（Como）边拔地而起的群山那“起伏的座座山峰”。相对而言，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国家和时代，比如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人们不说“patria”，除非在政治-官僚术语中——对于那些时刻在迁移的人民来说，哪里是“壁炉边”，哪里又是“父母之邦”呢？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也并不关心这一点。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有些地方仍有很深的农业背景，另一些地方则长久以来都属于城市。“出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中产阶级，那些不用应付更紧迫的日常需要的一部分人，才有可能出国。面对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在意大利、波兰、法国以及德国本土的犹太人选择留在他们感到是“patria”的土地上，其中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尽管在各地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每个人都会遭遇到机制上的移民困难。当时国际关系颇为紧张：欧洲各国的边界现在几乎不存在，在当时却相当封闭，而英美则大规模削减移民配额。然而，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困难：内在的、精神上的天性。这是我的村庄、我的城镇、我的祖国、我的家园，我出生在这，我的祖先埋葬在这。我说着它的语言，接受它的风俗和文化，我甚至对这份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缴纳它的赋税，遵守它的法律。我为它而战，甚至不关心这战争是否正义。为了保卫它的边境，我甘于拿生命冒险，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长眠在它的烈士陵园里。而我自己，遵从当前的官方言辞，已经宣布我愿意为这个父母之邦奉献我的生命。我不想也不能离开它：如果我死去，我要死在“父母之邦”；这才是我为家园而死的方式。

显然，如果欧洲犹太人能够预见未来，这种对于家园的迷恋而不是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会站得住脚。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非缺少先兆，从希特勒的第一本书或第一次演讲，他就说得很清楚了。犹太人（并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必须像杀死害虫一样进行清除。但是，人们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安的推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直到狂热的纳粹（和法西斯）分子逐个房屋搜查和抓捕犹太人之前，人们都想尽办法否认各种预兆，忽视危险，编造那些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合宜的事实”。

这一现象在德国远比在意大利更严重。德国犹太人几乎都是资产阶级，而他们是德国人。正像他们的“雅利安”准同胞一样，他们热爱法律和秩序。他们不仅无法预见，甚至无法想象由德国政府指导的巨大恐怖，甚至在这种恐怖已经降临到他们身边时都是如此。一位古怪的巴伐利亚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17]（虽然姓摩根斯坦，但并非犹太人）的一句极为洗炼的诗句非常适合在这里引用，尽管它写于1910年，在J.K.杰罗姆[18]的《三个闲逛的人》（Three Men on the Bummel）中所描写的清洁、正直而遵守法律的德国。这诗句如此“德国化”，如此意味隽永，以至于演化成一句谚语。除了干巴巴的释义，我无法把它译成意大利语：“Nicht sein kann,was nicht sein darf。”（不应发生的事，必定不会发生。）

这是一首象征性小诗的寓意。帕姆斯特伦（Palmström）是一名非常遵纪守法的德国公民，在一个禁止车辆通行的街道上被车撞倒。他浑身伤痕地爬起来，并思考这件事。如果车辆禁止通行，车辆就不会通行，也就是说，没有车辆通行，那么他不可能被车撞到，这是“不可能的现实”——“Unmögliche Tatsache”（这正是这首诗的标题）。事实上，他一定只是做了一个梦，因为“在道义上不允许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存在”。

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更广泛地说，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那就是用当前、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并非专家的我们，去理解《圣经》或荷马史诗，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才是如此艰难。当时的许多欧洲人（不仅当时，也不仅欧洲人）的行为方式正像（并仍然像）帕姆斯特伦一样，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good sense）同一般常识（common sense）区分开来。而根据常识，人在受到威胁时会抵抗或逃跑。然而，当时犹太人受到的威胁，尽管在今天看来如此明显，在当时却由于人们有意的不肯相信、精神阻滞、以讹传讹以及自我催化的安慰性“事实”而变得混淆不清。

这引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反问：我们——即将迎来21世纪以及千禧年最后十年的人们，我们的生存有多安全？更具体地说，我们欧洲人有多安全？据我们所知，而且并没有理由怀疑，在这个所有人类生存的星球上，存储着大量核武器。如果把这些核武器分给每个人，那么每个人的核武器相当于三四吨TNT的当量。哪怕仅使用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立刻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以及全人类（事实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基因损害。也许只有昆虫能幸存下来。此外，在最小的可能性下，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仅使用常规武器，哪怕仅是一部分，这场战争也会蔓延到我们的土地上，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从北冰洋到地中海。这场威胁与20世纪30年代所面对的威胁是不同的——更遥远，更广泛。一些人认为，这种崭新的、无法破解的威胁与历史的魔鬼有关，而非人类的魔鬼。它针对着每一个人，所以是特别“无用的暴力”。

那么怎么办？与那时的恐惧相比，今天的恐惧是否更有依据呢？当这场大战成为现实之时，我们正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盲目。瑞士和瑞典有防核地下掩体，但是他们有一天回到地面上时会发现什么呢？还有波利尼西亚、新西兰、火地岛和南极洲，这些地方可能会保持无军事化。现在获得一份护照和签证要比战时容易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我们的故土？为什么不“事先”逃走呢？

[1]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1909.10.18—2004.1.9）：意大利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科学家。著有《共和的理念》等书。

[2]《蝶舞》（Papillon）：由法国囚犯亨利·沙里埃（Henri Charrière）撰写的一本回忆录，记述了作者从法属圭亚那的流放地逃跑的故事。本书1969年出版于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3]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0.29—1945.5.1）：纳粹党宣传部部长，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

[4]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3.26—1964.8.21）：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5]皮埃特罗·桑德罗·奈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2.9—1980.1.1）：政治家，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6]朱塞佩·萨拉加特（Giuseppe Saragat，1898.9.19—1988.6.11）：政治家，意大利共和党主席。

[7]盖塔诺·萨维米尼（Gaetano Salvemini，1873.11.8—1957.9.6）：意大利法反西斯政治家，作家。

[8]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9.29—1954.11.28）：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奖。

[9]埃米利奥·吉诺·塞格雷（Emilio Gino Segrè，1905.2.1—1989.4.22）：物理学家，1959年获诺贝尔奖。

[10]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1.7—1968.10.27）：物理学家，被誉为“原子弹之母”。

[11]阿尔纳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1908.9.5—1987.9.1）：意大利历史学家。

[12]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3.27—1950.3.11）：作家，托马斯·曼的哥哥，著有《在一个家庭中》等。

[13]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1887.11.10—1968.11.26）：德国作家，著有《格里沙中士案件》等。

[14]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1.28—1942.2.22）：奥地利作家，著有《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等。

[15]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2.10—1956.8.14）：德国戏剧家、诗人，代表作《勇气妈妈》。

[16]乔瓦尼·帕斯科里（Giovanni Pascoli，1855.12.31—1912.4.6）：意大利诗人，有诗集《圣柳集》《最初的诗》等。

[17]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1871.5.6—1914.3.31）：德国作家、诗人。

[18]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erome K.Jerome，1859.5.2—1927.6.14）：英国幽默作家。

德国人的来信

《这是不是个人》是一本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书，然而，就像一只流浪的动物，40年的时间里它在身后留下了漫长而复杂的痕迹。它最初出版于1947年，印刷了2500册，颇受好评，却并不畅销：600本没有售出的书存放在佛罗伦萨一间书库中，在1969年秋季的一场洪水中被冲毁。经过十年“蛰伏”之后，这本书又焕发了新生。埃诺迪（Einaudi）出版公司在1957年决定接受这本书。我经常徒劳地自问，如果一开始这本书就成为畅销书，现在又会怎样？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很可能我会继续作为一名化学家艰苦钻研，只在星期天（甚至不是每个星期天）从事写作。另一方面，也许我会被莫明其妙的运气弄得眼花缭乱，高擎起专业作家的旗帜。正像我说的，这个问题是徒劳的：对过去的假设和重构，“如果……会怎么样”，就像预测未来一样不可相信。

尽管开始并不顺利，但这本书仍然取得了成功。它已经被翻译成八到九种语言，被搬上了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电台和舞台，在无数校园中被讨论。而它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被翻译成德语，并在联邦德国出版。大约在1959年，我听说一家德国出版商费舍尔书库（Fischer Bücherei）已经获得了翻译权。仿佛赢得了一场战斗，一种剧烈而崭新的情感淹没了我。事实上，我写那本书时，头脑中并没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对我来说，那些是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情，是我不得不说出来的事情：告诉他们，事实上，是从高处向他们喊叫。但是，在高处的人似乎在对每一个人喊叫，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他仿佛是在荒野中大声疾呼。当我听说这份合同时，一切都改变了。我突然有了明确的目标：没错，我用意大利语撰写这本书，为意大利人，为我的孩子们，为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不想了解这些事情的人，为那些还未出生的人，为那些，情愿或不情愿，赞同那罪行的人；但是，它真正的读者对象，就像一支枪瞄准敌人一样，是德国人。现在，这支枪已经上膛了。

人们一定记得，当时距离奥斯维辛解放仅仅过去了15年。我这本书的读者正是“那些人”，而不是他们的继承者。之前他们是压迫者或冷漠的旁观者，而现在他们将是我的读者：我要将他们逼进困境，把他们绑在镜子前。算账的时刻到了，摊牌的时刻到了，而最重要的，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对复仇并不感兴趣。我个人对纽伦堡审判中那象征性的、不完整的、不公正的现代道德观感到满意，由更专业的人士来执行那些非常公正的绞刑，我觉得没有问题。我的任务是去理解“他们”，并非那些高层战犯，而是“他们”——人民，那些我曾经面对面见过的人，那些党卫军从中招募士兵的人，以及其他那些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人，那些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却保持缄默的人，那些缺乏脆弱的勇气，不敢直视我们的眼睛，不敢扔给我们一片面包，哪怕说几句人话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时候，那种风气，而我相信我能不带有偏见或愤怒去评判这些德国人。几乎所有人，但并非所有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不作为”的广大民众围绕着一个由残暴的畜生组成的核心。几乎所有人，尽管并非所有人，那时都是懦弱胆小的。在此，我要带着一丝安慰回忆一段往事，这也证明我对不加区分的评判保持着距离：它是一个特例，但它的确发生了。

1944年11月，在奥斯维辛。我和两个同伴一起在实验室工作（在另一本书中我提到过这个实验室）。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我们马上就看到了轰炸机：有几百架，这次空袭一定非常可怕。在集中营里有几个大型掩体，但只有德国人才能进去，我们被限制在外。我们只能隐蔽在围栏里被积雪覆盖的休耕地中。我们所有人，囚犯和非军职人员，向着各自的目的地跑下楼梯。但是，集中营的负责人，一名德国技术人员，把我们这些“囚犯”化学家叫了回来：“你们跟我走。”惊讶的我们跟着他跑向一个掩体。但在掩体的入口站着一名配带万字饰袖标的警卫。他说：“你可以进去，但其他人不行。”实验室的负责人回答：“他们是跟我一起的，要么大家都进去，要么一个也不进。”他还试图强行穿过警卫的阻拦。他们拳来拳往，动起手来。那个警卫是个强壮的家伙，当然占了上风。但幸运的是，警报解除了，那场空袭的目标并不是我们。轰炸机继续向北飞去。如果——另一个如果！但如何抗拒分叉路口的诱惑呢？——如果“例外”的德国人，能够拥有这些最基本勇气的德国人，数量能够再多一些，当时的历史以及现在的国家地理分布就会不同了。

我并不信任我的德国出版商。我给他写了一封近乎侮慢无礼的信，警告他不要删减或修改我书上的哪怕一个字，我还坚持让他随着翻译工作的逐步进行，一章接着一章，分批发给我翻译的手稿。我不仅要检查其中的词汇，也要检查翻译对原作者的忠诚度。在第一章中，我发现译者对这两点都做得很好。我收到了译者以完美的意大利语写的一封信。出版商已经给他看了我的信，我并不需要担心，既不用担心出版商，甚至更不用担心他。他自我介绍：他和我岁数相仿，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除了作为一名翻译，他还是一名意大利语专家，一名专门研究哥尔多尼[1]的学者。他也是一位“例外”的德国人。他曾应征入伍。但他发现纳粹主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厌恶，因此在1941年托病被送入医院，并设法利用他所谓的“恢复期”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研究意大利文学。之后他获得了缓役，留在了帕多瓦，并和康西托·马尔凯希（Concetto Marchesi）、梅内盖蒂（Meneghetti）、皮金（Pighin）领导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接触。

1943年9月，意大利宣布停火之后，德军在两天内军事占领了意大利北部。我的翻译“自然”加入了“正义与自由”组织的帕多瓦游击队，在科里尤加内（Colli Euganei）抗击萨罗共和国的法西斯分子和他的同胞。他毫不迟疑，感到自己更是一名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一名游击队员而非纳粹党徒，而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什么：艰苦的生活、危险、猜疑，以及苦恼。如果被德军抓住（而他事实上已经知道党卫军在抓捕他），德军必然会残忍地杀死他。而且，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一个逃亡者，甚至一个叛徒。

战争结束后，他定居在柏林。那时的柏林还没有被一道墙分成两半，而是由当时的“四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组织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共管政府来管理。在意大利的游击队经历之后，他可以流利地说意大利语，没有一点外国口音。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对哥尔多尼的热爱，所以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接着是安吉洛·贝奥科[2]的作品。这是贝奥科的作品第一次被引入德国。接着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如柯罗迪[3]、加达（Gadda）、达瑞格（D’Arrigo）、皮兰德娄[4]。他从事翻译工作的收入并不丰厚，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从而让他每天本该得到更公平收入的工作进度过于缓慢。尽管如此，他从未下决心在某个出版公司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有两个原因：他热爱他的独立，此外，更微妙的原因是，在间接上，他的政治经历耽误了他的前程。并没有人告诉他，一个逃亡者，即使在极为民主的波恩德国（即联邦德国），即使在四方共管的柏林，也是“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

他在翻译《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这本书与他有一种亲近，证实了他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翻译让他能够继续通过他那沉默而勇敢的方式与他误入歧途的祖国进行斗争。当时，我们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亲自看望对方，所以我们之间不断进行友好的书信来往。我们俩都是完美主义者，他投入专业的热情，而我，尽管找到了一个盟友，一个珍贵的盟友，但我担心我的文字失去色彩、失去内涵。当自己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当看到自己的思想被搬动、被折射；当一个人煞费苦心地检查词汇是否被误解、被删改，或者，甚至由主语言中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强化——所有这一些，那永不休止的苦恼、毫不轻松的冒险生平第一次抓住了我。

从第一批寄来的翻译手稿中，我可以看出实际上我的“政治”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的搭档像我一样是纳粹的敌人，有着一样的对纳粹的愤慨。然而，剩下的，是我对语言方面的担心。正如我在“交流”一章中提到的，我的译本所需要的德语，首先是对话和引文，要比他的德语粗俗得多。他，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事实上的确了解军营中的德语（毕竟，他曾经服过几个月的兵役），但是在部队的他并不了解集中营里下流的、常常极其邪恶的、反语式的黑话。我们的每封信都包含了大量针锋相对的提议，常常围绕一个词展开热烈的讨论。比如，我在本书107页提到的例子。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根据我之前提到的“听觉记忆”，我向他提出一个论点；而他向我提出一个反论点，“这不是正统的德语，现在的读者无法读懂它的意思”；我反驳，“在‘那下面’，我们就是这么说的”；最后，我们达到一个综合，也就是一种折中的方案。经验已经告诉我，翻译和折中是一回事，但当时的我被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顾虑所驱使；我想在那本书中，尤其在德译本中，不要丧失它的严肃性以及语言中所蕴含的暴力。为了这一点，我使用我土生土长的意大利语，竭尽全力去重构那份残酷的暴力感和严肃感。在一定意义上，这不是翻译，而是修复。他是，或者他想——恢复原状，将语言复原到它们属于的地点、时间和事件中。这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盘录音带。

译者很快并且深刻地理解了我的感受，而最终完成的译本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优秀的。我自己可以判断出他对于原作的忠实，而所有的评论家都赞扬他文体上的天赋。接下来是序言的问题，费舍尔，那家出版商要求我自己为书写序。我犹豫之后拒绝了其提议。我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不情愿、厌恶，一种情感上的障碍阻滞了辞藻和创意的流动。总之，我被要求为这本书——或者说，这些证词——附上一次对德国人民直接的呼吁，一次夸夸其谈的演说，一次布道。人们期待我提高声音、爬上讲台，从见证者变成法官、说教者；列出历史的理论和解释；将虔诚者与邪恶者分开；从第三人称转换到第二人称。所有这些工作都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很高兴将这份工作委托给其他人，也许是读者自己，无论他们是不是德国人。

我写信告诉出版商，我不想写一份并不会改变那本书性质的序言，而我向他提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案：在正文之前，与其放上一段序言，不如引用1960年5月，在我们完成勤勉的合作之后，我写给译者的一封感谢其工作的信中的一段话。

我将它抄录如下：

故此我们完成了，我很高兴，对结果感到满意，并感激你的工作。同时，我也感到一丝小小的悲哀。你明白，这是我唯一的一本书，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译成德语，我感到就像一个父亲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到了离开家庭的时候，而不能再照顾他。

但它不仅如此。也许你已经意识到，对我来说，集中营以及去记录集中营，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并深刻地改变了我，让我成熟，并给予我生活的理由。可能这是一种自以为是：但就在今天，我，囚犯编号174517，在你的帮助下，能向德国人民倾诉，让他们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并对他们说：“我活着，而我愿意去理解你们，从而对你们做出评判。”

我并不相信人的一生必然存在明确的目的，但如果我思索我的生活和我直到现在才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我认为在它们中只有一个目标是明确而自觉的，那就是：去做证，让德国人民听到我的声音，去“回应”那个在我的肩头擦手的“卡波”、潘维茨博士（Dr.Pannwitz）、那些绞死尤尔提姆（Ultimo，我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讲述了他的故事）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

我肯定你并不曾误解我的意思。我从未对德国人民心怀仇恨。而且即使我曾经这样，与你相知也治愈了我的仇恨。我不理解，也不能容忍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并非因他所作所为而接受审判，而是因为自己所属的团体而受到牵连……

但是，我不能说我理解德国人。现在一些无法理解的因素构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茫然，一个刺痕，一个永远需要弥补的伤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德国激起一些回声，不仅是出于个人的野心，也因为这些回声在本质上有可能让我更好地理解德国人，从而抚平这伤口。

出版商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我的译者也欣然同意。所以这篇文字就成了所有德语版《这是不是个人》的前言：事实上，它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读者接受。正因为我在最后几行所指的“回声的本质”才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回声具体表现在德国读者从1961年到1964年之间，也就是在导致修建柏林墙的那场危机期间，给我写的40封信中。这堵墙直到今天仍把柏林一分为二，代表着当今世界上国际摩擦最紧张的地点之一，除了美苏两国直接互相面对的白令海峡。所有这些信都反映了对那本书的认真阅读，但对于我的信中最后一段所隐含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去理解德国人？”，有的信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试图回答，而有的则否认答案的存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当那本书重印时，我偶尔还会收到其他来信。但是随着这些信的日期变得越来越近，它们也变得越来越苍白。信的作者不再是亲身经历“二战”的德国人，而是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再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伤痛。他们表达了朦胧的团结观、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或超然冷漠的态度。对于他们，过去是真正的过去，道听途说。他们不是我所指的“德国人”。除了一些例外，他们的信与他们意大利的同龄人写的信差别不大，所以我不在这里对这些信进行讨论。

最早的那些信，那些有价值的信，几乎都来自年轻人（他们自称是年轻人，或者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年龄），但有一个例外，1962年来自汉堡的T.H.博士的一封信。而我首先谈到这封信是因为我急于摆脱它。我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尽管我的翻译并不高明：

亲爱的莱维博士：

您的书是我们阅读的第一本奥斯维辛幸存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和我的妻子。现在，既然您，在经历过所有的恐怖之后，再一次要求德国人民“去理解”、去“唤醒回声”，我大胆尝试做出一个回答。但这只是一个“回声”，没有人能“理解”这样的事情！……

……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让我们感到恐惧：他没有限度，没有约束！《创世记》第8章第21节的话很适合他，“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而您当然也会知道，在当代，在潜意识领域中，弗洛伊德（Freud）精神分析法的可怕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这种“恶魔被释放”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约束，没有意义：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南美整个土著人口的灭绝，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的屠戮，纳尔西斯[5]统治意大利时对哥特人的屠杀，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恐怖的迫害和大屠杀。谁又有能力去“理解”所有这些事件呢？

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对于这些问题，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然而，在1933年……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的确，但两害相权，必取其轻。在开始时，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一个叛徒？而且，无论如何，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只有叛徒是有罪的。

那么下面是更困难的问题，他对于犹太人毫无理性的仇恨。然而，这种仇恨从来在德国不是普遍存在的。德国名副其实算得上世界上对犹太人最友好的国家之一。据我所知，以及在我阅读的文章中，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直到他倒台之前，从未有人曾经听说过，哪怕一例，德国人自发地针对某个犹太人的侵扰和暴行。德国人只有并总是（非常冒险地）试图为他们提供帮助。

现在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反抗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无法帮助匈牙利人……而我们自己更无法去（反抗）。我们必须牢记，在各种抵抗运动之外，在1944年7月20日，仅在一天内，就有数千名德国军官被杀害。正像希特勒事后所说，这不是一个“小规模集团”的事情。

亲爱的莱维博士（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因为任何读过您的著作的人都不能不尊敬您），我没有借口，没有解释。那罪行沉重地压在我们可怜的、被背叛和被误导的德国人民身上。我也为您再次恢复正常的生活，为您的国家恢复和平感到欣慰。在我的书架上，但丁和薄伽丘也有着他们的位置。

您最忠实的，T.H.

在这封信中，也许不具备她丈夫的学识，H夫人补充了以下几段简短的文字。我根据字面意思，翻译如下：

当一个人过迟地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恶魔的俘虏，便会有一些灵魂的抉择接踵而至。

（1）人性中所有恶的一面都被唤醒了。结果就是在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肩头擦手的“潘维茨”们和“卡波”们。

（2）与这一结果相对应的，也存在着面对不公正的抗争。这种抗争以牺牲自我和家人为代价，却不会取得显然的成功。

（3）绝大多数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持缄默，将他们的兄弟遗弃在危险之中。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我们将此视为我们的罪过。

我常常会想起这对奇怪的夫妇。在我来看，他是德国上流社会中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并不狂热却信奉机会主义的纳粹党徒。他在有机会忏悔时忏悔，愚蠢到以为能让我相信他那简化版的近代史，并胆敢引用纳尔西斯对哥特人倒行逆施的复仇。而他的妻子，在我的眼中，比她的丈夫少了一份伪善，却多了一份偏执。

我回复了一封长信，可能是我唯一在盛怒之下写的一封信。对于遵从魔鬼的人，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他对于选举的说辞也许能够骗骗孩子。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全德国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的确，纳粹在国会中得到了196席，共产党得到了100席，而显然不主张极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这个政党还遭到了斯大林的憎恨）得到了120席。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书架上，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在《我的奋斗》中什么都不缺：鲜血和土地，生存空间，将犹太人作为永远的敌人，体现了“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的德国人，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也许希特勒还说了其他一些话，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

至于德国的抵抗者，所有人都应向他们致敬。但说到1944年7月20日的阴谋家们的真相，他们的自我觉醒有些太迟了。而最后，我写道：

你们最大胆的陈述是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并不普遍。它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神秘的本性；犹太人不能是“被上帝选中的人”，因为德国人才是。希特勒没有任何一次演讲、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着迷般地重申对犹太人的仇恨。对于纳粹主义来说，反犹思想并不是边缘化的，它是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故此，当纳粹党人和希特勒将犹太人称为德国的第一敌人，并宣称他们政治的首要目标就是“扼杀犹太水蛭”时，“对犹太人最友好的”人民又怎么会把选票投给这样的政党，这样的人呢？

至于暴行和自发性的侵扰，你们的评判真是令人愤慨。在数百万人死于纳粹迫害这一事实面前，讨论这算不算自发性的迫害似乎有些多余，并让人作呕，而且无论如何，德国人并不十分倾向于“自发性”。但我可以提醒你们，并没有人强迫德国企业家们雇佣那些饥饿的奴隶，他们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也没有人强迫托普弗公司（现在仍在威斯巴登，而且生意不错）在集中营建设多座巨大的焚尸炉；也许党卫军的确接到了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但加入党卫军是自愿的；解放后，我本人在卡托维茨（Katowitz）发现了成堆的文件。这些文件授权德国家庭的家长们可以从奥斯维辛的仓库中领取成人和孩子的衣服和鞋子。就没有人质疑这么多童鞋来自何处吗？而你们从未听说过“水晶之夜”[6]吗？或者你们认为在那个夜晚发生的每一桩罪行都是迫于法律的压力？

有些德国人的确试图帮助被压迫者，我知道。而我也知道这是危险的。同样，生活在意大利，我也了解“在一个极权国家中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我更知道有一千种方法可以更安全地去表示一个人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而在意大利，其后在德国占领区经常涌现这样的事迹。但在德国这样的事迹就要少得多。

其他的信件非常不同，他们会勾画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尽管怀着宽容德国人民的良好愿望，我必须指出他们不能被视为当时德国人民的“代表性样本”。首先，我的书被印刷了大约数万册，因此在那个联邦共和国中，每千名公民中就有一个人读过我的书，一些人一定出于偶然才买下了这本书，而其他人则是事先经历过相应的事实，易于理解、并愿意理解书中的观点。正如之前所说的，在所有这些读者中，仅有大约40人决定给我写信。

在40年的经验中，到现在我已经熟悉了这些奇特的人物——给作者写信的读者。他可能属于两个阵营分明的群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群体令人欣喜，而另一个却令人厌恶，鲜有居中者。前者给予我快乐和教导。他们认真地阅读那本书，常常不止一遍。他们热爱并理解它，有时甚至胜于作者自己；他们宣称它让他们充实；他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偶尔也表达他们的批评；他们感谢作者的工作；他们往往明确地免除作者写一封回信的义务。而后者令人烦恼，甚至浪费时间。他们展示自己，炫耀自己的优点，抽屉里常常有未发表的手稿，并让人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目的是借助那本书和作者的帮助，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就像常春藤依附于树干向上生长。他们也可能是孩子或青少年，写信只是虚张声势，或者跟别人打赌，或者索要作者的签名。我的40位德国通信者都属于前者（除T.H.博士以外），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将以下文字献给他们。

L.I.是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她承认在读到一半的时候，有一种想合上书的强烈诱惑，以“逃避书中所唤起的形象”，但立刻为这种自私而懦弱的冲动感到羞耻。她写道：

在您的前言中，你表达了想理解我们德国人的愿望。你必须相信，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我们本身或我们曾经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罪的。我出生于1922年，在上西利西亚（Upper Silesia）长大，离奥斯维辛不远。但在当时，事实上，我对仅仅距离我们几公里之外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一无所知（请不要把这当作随便的借口，而是一个事实）。然而，至少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偶尔会在各处遇到佩戴大卫星标志的人。而我并不欢迎他们走进我的家门，也不会像款待其他人那样款待他们，更没有为他们挺身而出。这是我的罪过。只有靠基督的原谅，我才能宽容自己这可怕的疏忽、胆怯和自私。

而且，她说她是“赎罪行动”（Aktion Sühnezeichen）的成员。“赎罪行动”是一个福音传教会，其成员大多是德国年轻留学生。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期，参与重建在“二战”中遭受严重损坏的城市。而她所在的城市是英国考文垂（Coventry）。她并没有提到她的父母，而这是一个征兆：他们要么知道奥斯维辛的罪行却没有告诉她；要么就是不知道，而如果是这样，他们应该没有跟“下层”那些必然了解真相的人——负责运输的铁路员工、仓库工人、在工厂和矿山（在这些地方，无数奴工因劳累而死）的数千名德国工人，总之，所有没有用手遮住眼睛的人——谈过话。我重申：当时几乎所有德国人的真正罪行，集体性的、普遍的犯罪，是缺乏说出真相的勇气。

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M.S.并没有谈到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并谨慎地寻求区分和辩解的理由，这也是一种征兆。

您写到您想理解德国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我敏感于这种恐怖和羞耻，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时刻意识到这种恐怖本身正是出自我的同胞之手，我感到您的言辞的直接号召，希望给您写一封回信。

我也并不理解在他人肩头擦手的“卡波”，或者像他，像潘维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执行这些不人道命令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能藏在其他人身后以躲避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由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但是，他们便是您所指的“那些德国人”吗？而谁又能说“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呢？您提到了在您所不能理解的德国人中也存在着某些例外……我为您的这些言辞而感谢您，但我恳求您不要忘了无数德国人……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遭受痛苦或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的众多同胞能阅读您的大作，从而让我们德国人不会陷于懒惰和冷漠，而是恰恰相反，让我们更真切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成为他的同胞的迫害者时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如果他们都能读读您的书，那么您的书就为预防这一切再次发生做出了贡献。

我带着沮丧给M.S.回信，就此而言，我在回复所有这些彬彬有礼的来信者（他们正是迫害过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德国人民中的一员）时体验到了同样的沮丧。本质上，这是一种混乱：就像被神经学家研究的一只狗，根据一种条件反射去画圆，再根据另一种反射去画方，而当这个方形变得失去楞角，并开始像一个圆的时候，这只狗的神经就被阻滞，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将“德国人”，或其他民族，视为一种单一而不可分化的整体，将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等量齐观，是错误而危险的。然而，我不认为我会否认各国人民都有着一种精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民），“Deutschtum”（德语：德意志精神）、“italianità”（意大利语：意大利精神）、“hispanidad”（西班牙语：西班牙精神）：它们是传统、习俗、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总和。任何人如果在自己的内心中感觉不到这种精神，这种不折不扣的国家精神，不仅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也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你是意大利人；所以你很热情”这样的三段论毫无意义，却相信在一定的限度内，期待全体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等等）表现出某种具体而集体性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当然，存在个体的特例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一种审慎而盖然论的预期是可能的……

……坦白地说：在45年的时间跨度下，还有多少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在德国的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从众多审判那令人不安的结果来判断，我感到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很少了：在同情和悲伤的声音之外，我听到了其他的、不和谐的、刺耳的声音，过于为当今德国的权力和财富感到骄傲。

来自斯图加特（Stuttgart）的I.J.是一名社工。她写道：

在您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们德国人无可挽救的仇恨，这真是一个奇迹，并足以让我们感到羞耻。而我想为此向你表达谢意。不幸的是，在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德国人真的对犹太人实施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自然地，这种否认来自各种不同的动机，也许仅仅是因为普通市民的智力无法理解我们“西方的天主教徒”可能存在这种广泛的邪恶。

您的书能在德国出版是一件好事，能够启发许多年轻人。一些更年长的人可能也会阅读这本书，然而要想这么做，在我们这个“沉睡的”德国，必须具备一定文明的勇气。

我回答她：

我并不仇恨德国人。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而它不应该这样。事实上，我的确了解仇恨，但仅仅“针对个人”（ad personam）。如果我是一名法官，尽管压抑我所感到的仇恨，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今天仍平平安安地生活在德国土地上（或者在其他国家可疑的款待中）的许多人施加更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他未犯的罪过而身受惩罚，我也会感到恐怖。

W.A.是一名医生。他从符腾堡（Würtemberg）写信：

对于我们德国人，背负着我们过去和（天知道！）未来的沉重负担，您的书不仅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帮助、一种指引，而为此我应向您表达谢意。我无法为我们开脱罪责，也不能相信那种罪责（这种罪责！）能够轻易抹去……尽管我如此竭力尝试让自己脱离过去那邪恶的精神，但我仍然是德国人民的一分子。我热爱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同等的尺度下，他们既催生了尊贵的和平事业，又投身于充满恶魔般危险的罪恶之中。当我们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在此时此刻汇聚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和罪恶。因此，我站在您的面前，感到自己就像那些对您的命运和您的人民的命运施加暴力的罪犯的一个同谋。

W.G.于1935年出生于布雷默（Brema）。他是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激进分子：

战争结束时，我还是个孩子。德国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并不能由我来承担。然而，我为他们而羞耻；我憎恨那些让您和您的同胞遭受痛苦的罪犯。而且我也憎恶他们的同谋者。他们其中还有很多人仍然活着。您写到您不能理解德国人。如果您是指那些纳粹罪行的执行者和他们的帮凶，那么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但如果他们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希望我有力量与他们战斗。我说到“耻辱”，我是想表达这种感觉——当时由德国人之手所实施的罪行本来永远不应该发生，所有的德国人也不应该坐视这种罪行的实施。

而对于来自巴伐利亚的H.L.，一名学生，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在1962年第一次给我写信。她的信格外活泼，没有几乎所有其他人那种沉重的忧郁感——哪怕他们带有最真挚的善意。她以为我最希望收到的“回声”是来自一名重要的官方人士，而不是一个小姑娘，但“她感到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和同谋者，亲身感到了这本书的感召”。她满意自己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满意学校所教授的德国近代史，但她不能肯定“会不会有一天，德国人典型的缺乏尺度再度恶性膨胀，以一种不同的伪装，指向其他的目标”。她谴责她的同龄人将政治视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而远离政治话题。她以一种“粗鲁而暴力的方式”，反对一名诽谤犹太人的教士，以及她的俄语老师，因为这位俄国女士宣称犹太人应该为十月革命负责，而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在这些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属于最野蛮的德国民族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羞耻”。“即使排除所有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她也坚信“我们德国人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逃脱惩罚”。她感到自己似乎有权利，事实上有义务，去宣称：“我们，负罪一代的孩子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尝试去减轻昨天的恐怖和痛苦，以避免它们在明天再次发生。”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聪明、没有偏见而“崭新”的对话者，因此我给她写信，请她更准确地描述当时德国的形势（阿登纳[7]时代）。至于她对于一种集体性的“公正的惩罚”的恐惧，我试着让她相信，一个惩罚，如果是集体性的，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相反亦然。作为回信，她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我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我需要耐心，她会尽快给我答案。20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厚达23页，总之，一篇论文，近乎疯狂地收集和编辑了通过电话和信件进行的大量采访。所以这个好姑娘，尽管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有着“过度”的倾向，正像她自己所指责的“缺乏尺度”，但她以一种诙谐的诚恳向我道歉：“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很多事情我原本可以说得更简短，而不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追求多多益善，所以我仅引用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作为对她的这封信的总结。

我爱这个我生长于斯的国家，我崇敬我的母亲，但尽管我付出努力，却仍无法青睐德国人这个特定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近代史上如此残酷的自我表现，让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太多罪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本质上与其他德国人的类似之处，并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憎恶自己。

对于我问的关于她的学校的问题，她回答（并附上文件）整个教育体制适时地实施了盟军所倡导的“反纳粹”纲领，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经验，困难重重，并遭受广泛的消极抵制。这原本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否则整整一代人就会被唾弃。学校里在教授近代史，但人们很少谈论政治；纳粹主义，化作各种不同的声音，仍在各处飘荡，一些教授吹嘘纳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将它藏在心底，很少有人宣称与它无关。一个年轻老师曾经对她说：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承认错误”。

H.L.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承认错误”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受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离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制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自己缝制它们。H.L.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休战》。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请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戒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50封她的来信（常常四到五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信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一式两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家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促成将这本书马上重印，并写信给我：

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无保留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没有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窘迫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于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响，但实际上这些回响都来自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的关系从未达到可以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组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海蒂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海蒂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海蒂的父亲刚回家不久，有一次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迁移”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跟她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接触，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让·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中“钒”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洞见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处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于德国出版。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这引起了她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这是不是个人》，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了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

让我宽慰的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些“回音”，如果我被迫给阿尔伯特·施佩尔回信（作为文明人的传统），我会遇到一些困难。在1978年，她在我的信中察觉了一丝不以为然，由此她向我表达了歉意。海蒂第二次去拜访施佩尔，并失望而归。她发现他衰老、自我中心、自高自大，并为曾经作为暴君的建筑师而感到愚蠢的骄傲。从那以后，我们信件的内容转移到更令人担忧的、更时事性的内容：莫罗事件、卡普勒[8]的出逃、“赤军旅”[9]（Baader-Meinhoff）恐怖分子组织成员在斯塔姆海姆监狱的突然死亡。她倾向于相信官方的自杀说法，而我却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施佩尔死于1981年，而海蒂，出人意料地，在1983年去世了。

我们的友谊，几乎完全以书信为载体，天长日久且硕果累累，常常为我们带来欢乐。如果考虑到我们之间在人文经历、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巨大差异，这份友谊是奇特的；但它又是如此的自然——如果认识到在我所有的德国读者中，她是唯一“无污点、有资格”的，并因此不纠结于罪恶感，而她的求知欲在过去和现在都与我相似，从而让她能思索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主题。

[1]卡洛·哥尔多尼（Carlo Osvaldo Goldoni，1707.2.25—1793.2.6）：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代表作《一仆二主》《女店主》《狡猾的寡妇》曾多次在中国公演。

[2]安吉洛·贝奥科（Angelo Beolco，1502—1542）：又名埃尔·鲁赞特，威尼斯演员、剧作家。

[3]卡洛·柯罗迪（Carlo Collodi，本名为Carlo Lorenzini，1826.11.24—1890.10.26）：意大利作家，《木偶奇遇记》的作者。

[4]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6.28—1936.12.10）：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1934年凭作品《寻找自我》获诺贝尔文学奖。

[5]纳尔西斯（Narses，478—573）：全名不详，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军事统帅。在552年的塔吉奈战役中获胜，东哥特国王托提拉重伤而死。随后在554年的卡西里纽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征服了意大利。

[6]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7]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1.5—1967.4.19）：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9—1963），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8]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1907.9.23—1978.2.9）：“二战”期间，任纳粹驻罗马警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1977年8月，在一次探监中，他的妻子将他装在一个手提箱（当时体重已不足105磅）中，逃出监狱，并流亡联邦德国。1978年2月，卡普勒在自己的家中病逝。

[9]赤军旅（又称：红军派；德语又称：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左翼恐怖主义组织，1977年，由于其猖獗的活动，导致了联邦德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解散于1998年4月22日。1977年10月18日，红军派劫持了汉莎公司一架载有78人的客机，但遭到失败。同一天，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多名该组织成员突然死亡，官方公布的死因为自杀。

结语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这些事件联系着他们的父辈：在家中，人们会谈论这些往事；他们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地保存着。而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这些只是他们爷爷的事情：遥远、模糊、“历史性的”。这些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殖民地帝国已经屈服于亚洲的人口压力和非洲国家对于独立的渴望。在新兴国家之间，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不乏斗争和悲剧。德国，分裂成两半，虽然有着不确定的未来，但已经变得“可敬”，而事实上德国手中掌握着欧洲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催生的美苏两极政治，仍然持续。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的并非理想而是确定性。事实上，他们对已被揭示的重要真相心怀疑虑，却情愿接受不重要的琐碎事实。这样的事实，无论理性或狂野，都在文化时尚的悸动潮流下，日复一日地变化着。

对我来说，与青年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将其视为责任，同时，也是一种危险：时代误植的危险，不被倾听的危险。而青年一代必须倾听我们的述说：因为我们集体性地见证了一个至关重要、出人意料的事件，而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出人意料，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它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预言。它发生在欧洲。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整整一代文明的德国人，诞生于魏玛共和国那热烈的文明之花，却追随一个小丑（他的形象在今天只会激起嘲笑）。然而他们却遵从阿道夫·希特勒的指示，歌唱他的颂歌，直到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发生了，所以还会发生：这正是我们要讲述的中心要旨。

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我并非有意危言耸听，也不能肯定它会发生；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释放纳粹疯狂的所有因素再次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祥的征兆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暴力，无论“有用”或“无用”的，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或者如毒蛇般穿行于偶发的个人场合，或者缺乏法治的政府行为中。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于我们所称为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就是说，议会民主制或社会主义集团。在第三世界，暴力更是盛行的瘟疫。它只等待一个新的“小丑”（并不缺乏候选者）去组织它，让它合法化，宣称它是必要的，是国民的义务，从而让整个世界再次受到污染。由偏执、对权力的贪婪、经济困难、宗教或政治狂热、种族摩擦而形成的暴力趋势，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免疫。所以，我们有必要擦亮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那些预言家、蛊惑者，以及只会吹嘘夸大、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的那些人。

有一种下流卑鄙的说法提出人类需要斗争，人类不能没有斗争。也有人说局部冲突，在街道、工厂、露天体育场所发生的暴力，等同于广义的战争，而保护我们免于真正的战争，就像癫痫患者的小发作，免于他遭受严重的发作。也有人观察到欧洲从未有过长达40年的和平，而这样长时间的欧洲和平据称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常。

这些都是强词夺理而可疑的观点。魔鬼并不是必要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都不需要战争或暴力。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相互的信任（甚至相互的畏惧），没有任何问题是在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永无止境的拖延态势似乎就证明了这种情况，即超级力量带着热切或威胁的面孔相互对峙，却无法约束它们在它们“所保护”的国家中发动（或允许发动）血腥战争、提供尖端武器、间谍、雇佣军和军事顾问而不是和平的仲裁者。

预防性的暴力理论也是无法接受的。暴力只能催生暴力，随着钟摆的运动，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暴力不会熄灭，只会更加疯狂。事实上，许多迹象让我们想起当今暴力的宗谱正是植根于希特勒德国所主宰的暴力。在人类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史还是近代史，都不曾缺乏暴力。尽管如此，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毫无理性的屠杀的血雾中，仍然残存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尊敬，残存着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的一丝人性，残存着对于条约片面的尊敬：一位信徒也许会说“对于上帝的某种敬畏”。敌人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寄生虫。然而，在纳粹的“神与我们同在”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戈林[1]的恐怖轰炸之后，盟军报之以“地毯式”轰炸。对于整个民族和文明的毁灭，其本身，以及作为统治的工具，已被证明是可能的、可取的手段。希特勒在斯大林的学校里学会了大规模压榨奴工的劳动力，可是在“二战”接近尾声时，德国战俘在苏联也遭到了同样并加倍的压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精英的流失，同时怕被纳粹科学家超越的恐惧，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在欧洲这艘巨舟日渐沉没之时，绝望出逃的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怀抱中建造了西方文明的孤岛，犹太教不祥的轮回，更生仇恨的借口。在战败之后，秘密流亡到各国的纳粹分子已经让几十个国家的军事领袖或政客学会了迫害和折磨的艺术，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众多专制者在他们的抽屉里都会有一本《我的奋斗》，也许会有一些小改变，只要替换几个姓名，它总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主义的例子证明了在工业时代，即使没有原子弹，一场战争也能对人类造成多么巨大的毁灭。在最近20年中，命运坎坷的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冲突，两伊战争，柬埔寨和阿富汗的种族屠杀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证明了（不幸的是，并非在数学家般严格的范畴中），至少有时，至少部分，历史的罪恶会受到惩罚：第三帝国当权者们的下场不是自杀就是被送上绞架；德国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所有长子都被杀掉”，整整一代德国人被大大削弱，整个国家被分裂，德国人延续百年之久的自豪也走到了尽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在开始时，如果纳粹主义本身没有表现得如此冷酷无情，那么它的对手之间不会形成结盟，或者在战争结束前这一结盟就会被打破、解散。纳粹和日本人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场自杀性的战争：所有这样的战争都应该叫人畏惧。

对于本书第七章“成见”，我最终要补充一点。随着时间流逝，青年们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坚持地问我们：我们的“折磨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折磨者”这个词指我们的看守、党卫军，而在我看来，这个字眼并不合适，它让人们想起扭曲的人性、畸形人、施虐狂，有着先天的缺陷。恰恰相反，他们与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的智商，普通的邪恶，除了个别例外者，他们并不是恶魔，他们的面孔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在很大一部分，是勤勉的追随者和小职员，有些人狂热地坚信纳粹的教条，许多人无动于衷，或害怕惩罚，或追求良好的职业前途，或过于服从命令。在根据希特勒以及同谋者意愿所建立起来的学校中，他们每个人都在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而错误的教育中长大成人。然后，在党卫军的“军事操练”中彻底转变。许多人加入党卫军是因为它所赋予的威望，因为它的无所不能，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家庭问题。一些人，事实上人数很少，随着内心的改变，要求被调上前线，或小心翼翼地帮助战俘和囚犯，或选择自杀。我们必须明确一点：每个德国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都应为纳粹的罪行负责，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在他们的责任背后，是在开始时接受了纳粹罪行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是他们灵魂的懒惰，鼠目寸光的盘算和愚蠢；是举国上下为希特勒上士的“溢美之辞”而自豪，追随他的脚步，只要运气和肆无忌惮仍然眷顾他；是随着他的灭亡而被一扫而光，遭受死亡、悲惨和悔恨的折磨；是历经多年才得以恢复的德国；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毫无原则的政治游戏的结果。

[1]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oering，1893.1.12—1946.10.15）：纳粹德国空军元帅，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在执行绞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意）普里莫·莱维著；杨晨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2018.6重印）

ISBN 978–7–5086–5002–9

Ⅰ . ①被… Ⅱ . ①普… ②杨… Ⅲ . ①散文集-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5325号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杨晨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1092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51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6月第2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5002–9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我认识了普里莫·莱维

星期一，1月12日

星期一，1月26日

星期日，2月8日

我自认为是经历过许多战役的一名战士。在这许多战役中，我战败过，也战胜过。我应该具有某种深厚的力量，因为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作为化学家，我承受了失败，但是也胜利过多次。另外，作为作家——我几乎是勉强地竭力去成为一名作家——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首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又在国外，这股成功的浪潮顺势逐渐向我袭来，使我严重地失去平衡，它让我披上了某个人的外衣，但那个人并不是我。

我认识了普里莫·莱维

一次谈话的平台是以登山运动员般的努力为代价创建起来的。

——奥西普·曼德尔斯坦姆，《关于但丁的谈话》

“你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问题是在翁贝托国王大街——都灵市最漂亮的大街之一——75号位于四层楼的一个套间内的书房里向我提出的，时间是1987年1月12日的下午。

向我提问题的是一位穿越过人类20世纪舞台的、最富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可信的见证人之一。他确实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却又是在精神与肉体上同样受过伤的人：一位兼具世俗主义和理性的大师，他对世事抱有怀疑和审慎的态度，思维清晰，富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意志坚定且行动果断。

在没有华丽装饰的、宽敞的书房里，在那间与“20世纪初期其他许多颇具绅士派头的房子”（正如他在一次而后发表在《他人的行当》的讲话中谈到的）相似的屋子里，普里莫·莱维向我提出了最可以预见到的，然而又使我深感不安的问题。但是，为了说明提问的可预见性，又为了说明我听到这个问题时的惊讶，我需要做出某些初步的解释。

我是在读到1967年埃诺迪出版社的一本《珊瑚》（Corallo）杂志上发表的《这是不是个人》时认识普里莫·莱维的。而在十年之后，我又面对面结识了他，因为在为皮埃蒙特大区作家写作一本学校文集搜集资料时[1]，我发现馆长所选择的那一页内容，与我阅读过的《这是不是个人》的版本留给我的记忆丝毫不相符。做过对比我才发现，在埃诺迪的版本之前，还存在一个更早的文本，而这个文本是由德·席尔瓦出版社于1947年出版发行的，该出版社是都灵市最引人注目的反法西斯主义人物之一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于1942年创立的，后来又在1949年关闭。就德·席尔瓦的文本与1958年埃诺迪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而后又原封不动地重新再版的文本进行对照之后，我发现，变化之处既不在少数，更不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我鼓足勇气（在皮埃蒙特大区有一句漂亮的俗语，叫作“大嘴巴”，而从字面上讲就是“爱管闲事”）给作者打了电话，而他也毫不迟疑，邀请我到他家里，并且为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一个橄榄绿封面、供学生用的厚笔记本，我可以在上面验证文本增加的部分。就这样我写了一篇随笔评论[2]，实际上有点杂文的味道，肯定是不完美的（我没有考虑到由于席尔维奥·奥尔托纳的帮助，在韦尔切利市共产主义期刊《人民之友》上已经发表过的篇章），然而，它应该算是有运气的。

还有，随后我又重新就不同版本文学研究和对比的问题，向莱维提出了疑问。是他让我手中既有了他亲笔写了《休战》的笔记本（在这上面，他写下了此书几乎所有的章节），又有了——在那同一时期——为新闻界准备的《扳手》的打字稿，那正是1978年的文稿。他暗示我，随着计算机的到来，有一件事可以十分肯定：他为《报刊》写过一篇文章《抄录员》（Lo scriba，后来收集在《他人的行当》中），在这里他谈到一位“文学家朋友”，这位朋友惋惜道，语文学家丧失了“在连续不断的修改、擦除的重构过程中获得的高尚幸福，丧失了通向《无限》[3]的通路”。

在得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其他工作也随之而来。首先是两年之后由《贝尔法戈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批判的描绘》（“ritratto critico”），然后有不少的书评以及采访。以至于当他觉得要出版诗集《不定的时刻》时，为了物色另外一个可能的、相称的出版商——那是埃诺迪出版社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他看到了其他作家远走高飞、改换门庭，比如拉拉·罗马诺[4]就在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了《在尽头的海洋里》（Nei mari estremi）——他与我商量，我建议他考虑一下加桑蒂出版社，正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

莱维当时节俭、简朴而谨慎，十分热情有礼，而我不仅被他的书籍的精确表达，他多种多样又周详的知识，以及他引人注目的非凡记忆力所吸引，还被他殷勤好客的禀性，以及通过准确无误和干脆利落的词语与人交流的那种不容置疑的特殊能力所吸引，其中回荡着一种不乏某些忧郁的弦音——他那种为避免空洞的框架，又把自己的写作建立在对语言进行丰富、朴实又十分高雅的修饰之上的才能。

认识了莱维还意味着，我需要面对在写作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里，重新认识他口头讲话声音的难题，这声音是反修辞学的，但又不缺乏生气；是亲密的，但又几乎是欢快的；是平淡的，但又具有一种他的突发的表现力。

在我们之间，诞生了一种比简单的亲密关系更深的东西。这从甚至允许从“您”到“你”的称呼的过渡，到陆续寄给我为我书籍所写的一些并非一般的题词，都可以说明。总而言之，我们建立了某种惯例，从当时的一系列情况之中，我们萌生了谈话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当时对莱维似是一种解救。我一时还没有一种清晰的意向，但肯定我是在实践一条被莱维广泛地试验又反复地重申的准则：“讲述是一种可靠的良药。”

在《普里莫·莱维的自画像》（Autoritratto di Primo Levi）[5]中，费尔迪南多·卡莫恩（Ferdinando Camon）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影射一些莱维个人的，而后又被倾注在小说中的经历，他对莱维说：“您不是一个意志沮丧的人，也并不焦虑。”而莱维呢，显然是出于对未曾预料的观察与见解的好奇，便用一句提问做了回答：“这个印象，是来自书里，还是来自我的外表形象？”对此，卡莫恩回答：“来自您的外表形象。”由此他得出这个精确的解释：“总体来说，您是有道理的。不过，在监禁之后，我有过一些抑郁发作的症状，我不敢肯定，是否要把这些症状与那次经历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一次比一次明显的标签。在您看来，这似乎奇怪，但是最近我经历过一次愚蠢的抑郁发作，并没有许多原因：我在一只脚上动过一个小手术，这让我想到自己突然变成了老人。当时需要休养两个月，以便让伤口愈合。这就是我为什么问您的印象是来自我的外表还是来自书里。”

卡莫恩的采访是多次见面的结果，那些会面发生在1982年至1986年之间（最后一次是在1986年5月末的一个星期日，距离他去世连一年都不到）。因为是依主题呈现的采访，所以很难说刚刚引用的声明是否属于最后的会晤。可以假定是如此，但这一点并不清楚。

不管事情如何，在1986年圣诞节的前夕，我为莱维提了一个建议：为一个我们马上将称为“被授权的”传记准备所需要的材料。我突然感觉到在他身上有一道裂痕，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产生一种冲动，建议他开始一项工作。对此，我坦率地说，在那一刻之前，我对此甚至都没有大致的想法。就这样，我本能地采取了“获得授权的传记”这个权宜之计。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立刻就接受了，竟没有表示异议。

为此我在1987年，即新的一年的1月12日下午去了他家，并随身带去了小型录音机。在那里，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你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我被迫向他坦白地承认，我脑袋里没有任何计划——更不要说“战斗”了。还有，毫无疑问，我没有做好准备，就像卡莫恩对他的采访所明确表达的那样，“关注涉及其全部作品以及整个人生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提问、问题、题目”。相反，从目前来看，我只着眼于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和信息。我们没有制订规则或流程，除了采取按莱维经历的年月顺序进行交谈的原则。目前我们的眼光更多地放在事件和人物上，而不是问题上：一次行程的象征意义，将在事情进展的过程中找到最好的位置。

在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的第一次谈话后，又有两次安排在下午的会晤，一次是在1月26日，另外一次是在2月8日。我不止一次关掉录音机，为的是允许他更自由自在地说话，而不单是说那些他有所保留地录在磁带上的东西：有时候他会询问我；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主动地去问。其余的约定是清楚的。我们谈话中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莱维本人提醒我，他的坦陈应该经过“诠释”。他是在一个明确被认为“处于精神忧郁”的时刻对我说这些话：“我从一开始就对你说过，这是需要被诠释的自传。”也就是说，需要加以解释。

与其他采访相比较，我们谈话的真正区别，更多在于语气而非谈论的事情，比如格调和手势。我们并不缺少词语的准确，但是态度不时地流露出某些退让。以至于在三次会晤的第二次之后，发生了不同于我们的惯例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除了一次有力的握手——在告别的时刻——之外，他还拥抱了我。

在第三次会面之后，他对我说，我们需要中断一下，因为他得去医院做一个手术。正像他能够做出的那样，他用不容对方坚持的坚定态度，婉拒我去医院找他，又禁止我给他的家人打电话询问消息，而我也遵守了禁令。

在手术之前，我又一次去了他家里，我为他带去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选集，在其中我选择了《元素周期表》一书中的《砷》（“Arsenico”）这个短篇：在我看来他并没有不高兴，他对我说，这篇小说不久前被翻译成了中文。我看到他与阿尔贝托·萨尔莫尼（Alberto Salmoni）在一起，这位正是《元素周期表》里的朋友埃米利奥。然而那是一次极其短暂的访问，一切都是在他家门口完成的。

当我决定走动露一下面的时候，已经到了4月份，复活节的那个星期五。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回应了，声音十分客气，心情相当不错。在我向他询问之前，他向我宣布自己准备“重新恢复工作”。他只是嘱咐我要把星期日排除在外，因为他为了写一篇报道将要接见一位“美国女摄影师”。我们商定好，我下星期再重新打电话给他，为了那些我们已无法着手完成的协议。

乔瓦尼·泰西奥

一份应该和必须的感谢献给毛里齐奥·克罗塞蒂以及圭多·达维科·博尼诺，因为他们阅读了书稿；也感谢法比奥·莱维，因为他做了中间人和保证人的工作。

[1] 该书为《大地的心脏和血液》（Il cuore e il sangue della terra），由维尔吉尼娅·加兰特·加罗内编辑，安娜出版社，墨西拿，1976年。

[2] 关于《这是不是个人》的一些增补和修订部分，在《皮埃蒙特研究》杂志上，Ⅵ，1977年，第2期。

[3] 《无限》（Infinito）系意大利著名浪漫派诗人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rdi，1798—1837）的代表作。——校者注

[4] 拉拉·罗马诺（Lalla Romano，1906—2001）：意大利小说家。——校者注

[5] 费尔迪南多·卡莫恩：《普里莫·莱维的自画像》，第二期，东北出版社，帕多瓦市，1987年。

星期一，1月12日

莱维：你在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战斗”计划了？

泰西奥：我可能会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从对你的亲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的回忆开始，从他们到达的地方开始。我想说，总而言之，我要勾勒出你的家庭的画面，两个支系的祖父们……我们从你父亲开始？

莱维：关于我父亲，通过《元素周期表》一书你已经知道了许多事情，我可以再补充一些。他因为一个肿瘤而于64岁早逝。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身体还健康时，他都懂得享受生活；他渴求知识，对教育也是如此；他旅行过很多次，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他在6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英语，并开始重新学习积分学，他当工程师的时候曾经学习过微积分，但他仍不断地做练习。至今我还时不时地在家里发现他留下的纸页，尤其是写满解决的或未解决的积分学练习的纸页。

泰西奥：他去哪里旅行过？

莱维：首先是在法国和比利时，后来又在匈牙利。他在布达佩斯待了很多年。

泰西奥：一直是为了公司？

莱维：是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留在意大利，但他被免除了兵役，因为他领导着一个滚珠轴承厂，该厂具有重要军事意义，所以他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

泰西奥：工厂在哪里？

莱维：按照我的记忆，是在都灵，但我不知道是哪个工厂。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那是不同的年代，他们没有把他放入集中营，而是通过一张通行证让他上船到意大利，而他也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后来他一直与匈牙利保持着联系，因为他为一家大型机械和电气制造公司工作，他是那里的设计师。随后，在我和我妹妹出生之后，他成了这个工厂在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两个大区[1]的代表。他差不多放弃了真正的工程师职业，作为代表，他主管着这些仪器的安装，因此，他游历过整个皮埃蒙特大区和利古里亚大区。

泰西奥：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

莱维：他是一个十分好奇的人，“好奇”这个词有两层意思，因为他差不多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他的阅读量非常之大。他好奇，因为他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他非常喜欢品尝好吃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达到那种能被称为富有的程度。有时我会想起，他在家里似乎讲过要买一辆汽车，但那个时候拥有一辆汽车还是一个传奇，其后，也从来没有买过汽车。

泰西奥：你们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莱维：是的，家里有一种不错的生活环境，一种合宜的富足。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女佣，但那时有一个固定的女佣是很正常的。她什么都干，她是圣女里塔[2]的虔诚信徒，她处世谨慎，力图皈依天主教。她很有礼貌，十分平静。

泰西奥：回到你的父亲身上？

莱维：我父亲因各种奇闻逸事，因上衣，因书籍而众所周知。因为他用对数规尺来核对火腿的账目。科涅的猪肉食品商见过他快速地检查，并在瞬间做完乘法运算，感到十分好奇，于是食品商让人在阿奥斯塔买了一个对数规尺，但后来向我父亲提出抗议：“我的对数规尺不好用！”并非如此容易！如今这已经是一件文物了，没有任何人再拥有这样的尺子了。这是40年之前的物件了，现如今它是一件古代的工具。我还保留着我父亲的那个尺子。

泰西奥：作为文物珍品吗？

莱维：当需要快速地进行一项近似于乘法运算的时候，它比电子计算机还要快。

泰西奥：从体格上讲，你父亲是怎样的？

莱维：矮小，粗壮，十分强健。他曾经夸口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去看过牙医。他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体育锻炼，却具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天生就有的健美体格，他是一个具有良好体质的男人。

泰西奥：当我们谈论你父亲的形象时，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受到过希伯来文化的教育？

莱维：那是一条中间道路。我父亲曾经十分不肯定，尽管他没有明说过。他曾经在一名犹太法学博士那里膳宿，他吸收过某些东西。不过，他吸收的首先是礼节。他在吃火腿方面有一些顾忌，但他仍然吃。我记得，少有的几次他陪我去参加了吉普尔[3]这样隆重的宗教仪式。犹太教堂。对他来说，戒斋的意思就是跳过早餐，其后在午餐时他可不少吃。因此实际上，关于宗教这个词语，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我更想说的是，他是反传统的；而在谈话的层面上，他也不聊宗教。我记得，当时他对我说“我们是犹太人”时，我应该是四岁。我问他，他想说什么，他对我讲了一番话，但我不明白，我把犹太人这个词与书籍那个词联系在了一起，直到现在，对我来说，在书籍和犹太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虚假的词源学关系，我想说是虚假的词源学的关系。

泰西奥：不过两者间却有着声音的和谐……

莱维：是一种并非偶然的声音和谐，因为犹太人是一个读书的民族。所有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也许我父亲也并没有体会到。当然我父亲从来没有催促过我，比如在学校里指明我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事实。无论父母还是女教师，都曾经警告过我不要这样做。那个时代，在小学里开始上课时，所有的人都站起来说《天主经》，而我站起来，却不说《天主经》。我记得女教师给过我的一个爱抚的动作，她赞赏这个对多数人信仰的宗教表示尊敬的举动。而当有宗教课的时候，我和一个瓦勒度派[4]的人被请求离开，我们必须在走廊的一条长凳上度过令人厌烦的一小时，等待课程的结束。

泰西奥：经历这一切时你感觉到的是厌倦或歧视吗？

莱维：这些经历会让我厌烦，但我不把它们当作歧视。

泰西奥：你与你的小学同学的关系正常吗？

莱维：在小学里极为正常。

泰西奥：然而，相反的是，后来……

莱维：好吧，我想事先声明：犹太教，作为宗教，没有传播到我身上；犹太教，作为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传到了我身上。因为有可能我父亲在阅读和学习方面“没有区别的”做法，是犹太人的一种世俗财产，在这方面他与他的两个兄弟有同样的才干，虽然这两位与他很不一样，但三位都互相偷书，互相告知哪本有意思的书出现了，而且他们都读法语书。我父亲还读德语书，他固执地坚持阅读叔本华，他读德语原文，虽然并不十分明白，因为他并不精通。他上过技术学校，但没上过高中，对此他不可能懂得很多。

泰西奥：不过他却怀有这个愿望。

莱维：他肯定怀有这种巨大的渴望。我记得，恰恰因为他还是一个好追求女性的人。

泰西奥：在各层含义上他都是个“会享受的人”。

莱维：是的，他竭力诱惑我母亲的女士朋友们，向她们讲述叔本华，但成果甚微。她们在背后有点儿讥笑他，有点儿把他看得像一个躁狂症患者。他有一个发现：你记得万巴[5]的《詹·布拉斯卡[6]的日记》（Il giornalino di Gian Burrasca）吗？那是一个剽窃品。他好奇的是没有任何人觉察到这一点，因为我的父亲在《詹·布拉斯卡的日记》出来之前，曾读过意大利语的作品，与德语的如出一辙。是有过这样一部作品，我不记得题目了，只记得其中的一些词汇：那是一个不遵守纪律的小男孩的故事，但几乎与《詹·布拉斯卡的日记》完全一样。或许值得对它进行一次小小的调查。我仅仅记得Bube这个词，Bube的意思是男孩子。我妹妹和我曾经说过：“爸爸给我们读Bube。”他一边翻译一边读。

泰西奥：剽窃的事是他告诉你们的吗？

莱维：当《詹·布拉斯卡的日记》出来时，他对我们说：“这可真是抄袭的呀。”

泰西奥：你父亲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莱维：对许多人来说，他都是可爱的。对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来说，他都是可爱的。他与我的关系很浅。他不是那种人们所说的很在意孩子、很亲切的父亲。他曾为我的学习成绩而自豪，但我们之间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名副其实，一种保护、指导、参与的关系，有点儿苍白无力。

泰西奥：这么说，你没有他作为父亲的许多记忆。

莱维：当他离世的时候，我21岁。不，他是1942年去世的，当时我23岁。我对此没有感到很痛苦。

泰西奥：你们曾一起去溜达、闲逛吗？

莱维：没有，他憎恶闲逛，他是个城市里的男人，是个市民。他带我们溜达过，但是在波河大街；在农村，他不可能产生同我们进行一次游玩的想法。他不喜欢乡村，对大自然不感兴趣。当他来到农村——巴尔多内基亚、梅亚纳、托雷-佩利切那些通常的小乡村时，他便开始看书，或者玩纸牌。他让我们玩塔罗牌，教会了我们玩塔罗纸牌，并且求我们和他一起玩儿。我们曾经照做了，但实在提不起兴趣。

泰西奥：你们对他的依从多么少啊……

莱维：他教我们他儿时做过的游戏。他买过一个陀螺，让我们看着怎样使用。怎样让一个陀螺发挥作用，这并不容易，还有怎样用抽打陀螺的鞭子去攻击其他人的陀螺。他教我们用西洋接骨木的枝条做鞭子。

泰西奥：所谓的“鞭子”怎样发挥作用？

莱维：用一个被挖空了的接骨木的枝条，在里面塞入两个填充物，其中一个是一颗子弹，另外一个是一个压缩机，压紧压缩机，一直到子弹发射出去。

泰西奥：他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完全预料到的人。

莱维：他是一个相当孩子气的人。我不相信对于我母亲来说他曾经是一个好丈夫。他是世俗的，他喜欢结伴，喜欢看戏。我母亲十分谨慎，她比我父亲小十五岁。

泰西奥：难道他们的婚姻是被撮合的吗？（请原谅我，假如问题可能显得冒失的话。）

莱维：是的，是由亲戚们介绍安排的。照人们的说法，我父亲是一个卓越的男人；他渴望有一个大好前程，正像他实际上所做到的那样。我的母亲是以极其传统的方式被培养起来的。她是否从来没有领受过这位如此出众的工程师的魅力，这我说不好。很可能是领受过的，因为她曾是一个青春少女，而他是一个有生活阅历的男人。

泰西奥：不管怎么样，你母亲都从未对你谈过这些？

莱维：没有。

泰西奥：再回到关于宗教教育的问题，你母亲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吗？她更倾向于尊重犹太人的传统吗？

莱维：在传统上，她是这样；在那些宗教传统上，她并非特别接受。

泰西奥：这么说，她也并不来自一个宗教的家庭？

莱维：是很奇怪。我外祖父是一个传统的人，宗教上也是如此，他常去圣堂，并庆祝各种宗教节日。很奇怪，我的母亲没有接受这些。你也很清楚，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女人地位不高，对女性并不寄予很多厚望。

泰西奥：假如提这个问题有意义的话，对你来说，谁为你做得更多些？

莱维：当然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做得更多。

泰西奥：她出现得更多？

莱维：我想说，我父亲从遗传学的角度对我施加影响，也通过榜样的作用，因为他传给了我对知识的某些渴望。他曾提供了我许多书籍，只要我表达出一种意愿，那好，书就到了。从我母亲的身上，我应该继承了某些谨慎的处世态度，但是很难谈论这些事情。我母亲还健在……

泰西奥：我们并不一定要谈论这些。

莱维：再说，事情是从外面、而并非从里面才看得更为清楚的。当然，我母亲和我，我们分享一种智慧的名声，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之无愧，因此，要有自知之明。但我父亲倾向于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从另外的角度讲，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我从事过登山运动，而从未到达过顶峰，不过，那是以一种完全轻率鲁莽的方式。我不知道这一点是从谁那里来的，甚至我想起来，当时我父亲以及我母亲完全不赞成我这样做。那是一种报复、一种叛逆……

泰西奥：也许是来自你的祖先们的，带着点儿尽管是柔弱的疯狂？

莱维：嗳，是的，有可能它来自远方。不过，我所认识的那些人，并不是那么疯狂的人，其他人的情况是通过各种消息传到我这儿的。请注意——这你是知道的——我所描述的这些祖先[7]，是在极其广泛的意义上的祖先，我还从其他人那里借用了祖先，这些“其他人”属于某个团体，属于犹太人的团体。

泰西奥：想谈一谈你的祖父母吗？

莱维：我的祖父，我从来不曾见过他。他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自杀的。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他财务上很困难。我沿用他的名字，像他一样，叫米凯莱（Michele）。

泰西奥：米凯莱？

莱维：是的，普里莫·米凯莱，两个名字。对此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找到了他的一张画像，我找到了他的毕业论文，他也是工程师。

泰西奥：似乎是一种家庭传统。

莱维：我不相信他是工程师，我认为他可能在贝内瓦杰纳拥有土地，并经营、管理着那些土地。关于自杀，我一无所知，我也从不想知道。至于我的祖母，我在《元素周期表》里描写过她，没有多少要增补的内容，她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我有些拍摄于19世纪末的她的照片，我还能在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找到。她很漂亮，后来她又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再婚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那时比现在更为常见。她曾让我感到很害怕。

泰西奥：那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比现在更经常发生？

莱维：是的，自由化创造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开放。我听人们讲过，许多亲戚都是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的。

泰西奥：你说现在不再如此了？

莱维：我说不好，我没有数据。在战后以及有了种族法令之后，绝对是这样的。种族法重又将犹太教封闭于自身内部。他们不会有在犹太人圈子之外结婚的念头。或者说这种念头只会出现在少数人的头脑里。

泰西奥：你父亲的两个兄弟曾经做过什么？

莱维：一个是眼科医生，他也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他们三个都是如此。他娶了一个很不安静的女人，很不安宁……

泰西奥：他们叫什么名字？

莱维：我父亲叫切萨雷，那个当眼科医生的叫马里奥，做证券经纪人的叫恩里科。恩里科住在热那亚市，他也是一个十分不安宁的人。他是三个兄弟之中学问最少的一个，因为他大学没有毕业，但他同样自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里面甚至包括稀有的书籍，他读过很多书。

泰西奥：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现象。

莱维：在我的父系家族里，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现象。

泰西奥：那从母亲这边讲呢？

莱维：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子孙满堂的家长，他也叫切萨雷，姓萨尔蒂。他曾是个体型巨大的人，过度肥胖，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商人。他曾在一家纺织品商店里当售货员，后来他在罗马大街接办了一家商店，并且成功经营了很多年。他是一个富有的人，曾在皮奥萨斯科购买了一套别墅，我们出入那里多年。他有六个孩子，我母亲是长女。

泰西奥：不好意思，请容许我打断一下，你的父亲与他的兄弟相比，他是……

莱维：他也是第一个孩子，是长子。相传，我叫普里莫[8]，因为我是年纪最长的两个儿女生的第一个孙子。

泰西奥：萨尔蒂姥爷的六个孩子？你想聊聊他们吗？

莱维：是的，那当然。第一个是我母亲，她是一名家庭妇女，按照传统，是家里的“女王”。从我妻子的角度来讲，她住在这里，有我母亲在场，她并非没有痛苦，因此，当我母亲应该让位的时候，我妻子便成了家里的“女王”。第二个女儿叫伊达，她还活着，有90岁了。第三个女儿是学校老师，她在战争期间移居到了巴西，她叫内拉，是一位极其活跃的女人，活泼开朗，讨人喜欢。她死于肿瘤。

泰西奥：那时她多大岁数？

莱维：在55岁上下。第四个是男孩，名字叫科拉多，是几年前辞世的。关于这个，值得讲一下。

泰西奥：他也是老年去世的吗？

莱维：相当老离世的。这是个很引人注目的人，科拉多没有求过学，因为他拒绝学习。虽然如此，他却学会了演奏各种可能接触到的乐器，马马虎虎地能讲很多种语言。他在罗马服过兵役，那时他很出名，因为在允许的时间里，他去电影院里弹奏钢琴。他什么都能演奏，即兴演奏。因为阴差阳错的一瞬间，他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出生于1900年，当时他17岁，他与他的父亲在一家纺织品商店当售货员。不过，他曾是都灵这里的电影摄影方面的开拓先锋之一，他是帕斯特洛纳[9]的朋友，同帕斯特洛纳一起工作，做影片中的特效，偶尔也当演员。所有人都是什么都做一点儿。他有一架“百代宝贝”（Pathé-Baby）摄影机，他制作过一部电影，并邀请朋友和亲戚们合作。他曾对我讲述，《末日庞贝》（Ultimi giorni di Pompei）中的火山就是他制作的……电影中看起来它是如此庞大，但它只是一个小模型。科拉多还曾是无线广播电台的开拓者之一。纯粹是因为思绪混乱以及不遵守纪律，他没有与广播电台的头面人物联手，不过他制造过一些矿石收音机，并加以使用。他曾经让我看过那些收音机，他有一个自己的工厂作坊。他还是一个爱冒险的人，他从事过——那个时候旅游尚不流行——危险的登山活动，他还非常会游泳，而且很快就有了首批摩托车中的一辆，而我外祖父曾经答应给他买辆汽车，假如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话。因为我是男的，他能有一辆汽车是由于我的功劳。

泰西奥：关于这个，他对你心怀感激吗？

莱维：是的，他对我心怀感激，他经常带着我。但后来他又换过多辆汽车。

泰西奥：第五个呢？

莱维：第五个兄弟是第四个的影子。关于他，可以说的很少。他叫古斯塔沃。他命中注定要学习，可是他并没有学习很多。他是唯一报名上初中的，但他学了一年就停止了。他是一个幻影，一个十分温顺的人，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模仿哥哥，却没有获得成功。他被多次派去乘船旅游，为的是找个老婆。他也在几年前去世了。第六个姐妹现在还活着，她永远非常灵巧和活泼，或许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但她很快就遗憾地成了寡妇，此前她及时地生下了两个孩子，然后就成了寡妇。她做过所有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勇敢地拉扯大了这两个孩子，在战争期间，她必须把他们藏起来，自己也必须躲藏起来。当时这两个孩子只有八九岁，教育他们不要说自己姓“赛格雷”[10]是十分困难的。不管怎么说，她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幸存下来，现在她已经远离我们四年了。

泰西奥：你还能见到她吗？

莱维：是的，我还能见到她。

泰西奥：她头脑还仍然清晰，还挺活跃吗？

莱维：是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楚。

泰西奥：这么说，她有鲜活的记忆。

莱维：是的，她有对家庭的回忆。

泰西奥：从她那里你能获取……

莱维：已经获得过了，因为她热情地参加过一次电视节目，后来在卡拉乔洛的节目里被剪掉了。她在这个节目里被拍摄进去了，但后来他们把她的部分再次剪掉了，她那时很漂亮。

泰西奥：我很感兴趣地向你询问这个，因为我很想听到家庭里的其他声音……

莱维：现在可能不是时候，因为她的一条腿上有一种严重的关节病。

泰西奥：我没说马上，也许晚些时候……

莱维：可惜的是，这些记忆都储存在难以再承受它们的人的身上了。好吧，我母亲还记得事情，但她没有愿望，她疲惫了。我关于家庭信息的一个来源——主要来源中的一个——是她的第二个姐妹伊达的丈夫。他也是从犹太法学博士的位置上退休下来的，他记得的事情多极了。他向我讲述过许多的奇闻逸事，然后我再加以重述。他过的是一种充满好奇的生活，因为他属于韦纳斯卡唯一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这个地方在通向瓦尔·瓦拉依塔山谷的路上，靠近萨卢佐市。当初他过着与他同龄的男孩子一样的生活，虽然他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去远足，去山上游玩，去找女人，除了庆祝节日之外，因为在他的家庭里，庆贺节日是规定好的。他曾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人们讲述过他追求女性的各种段子。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过疟疾……

泰西奥：总而言之，在你们的家庭里，存在着这种文化上、知识上的好奇心。

莱维：是的。

泰西奥：我觉得，就科技禀性方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记得，你父亲更喜欢凡尔纳[11]，而不是萨尔加里[12]。

莱维：是的，那当然，凡尔纳更为严肃。

泰西奥：假如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回忆你的童年呢？对于你的童年，你保留着什么记忆？

莱维：我有着极为遥远的记忆，我有一个几乎肯定是一年生活的记忆，一个我能够控制的记忆，记得那时我一岁，是在托雷-佩利切，他们当着我的面捣毁了一个蚂蚁窝，我不知道如何核查这段记忆，但是我可以肯定，是在那里，在托雷-佩利切，而我应该是一岁。我有许多不连贯的记忆。举例说，有一次，我一只手上有一块皮肤擦伤了，一位农妇说：“多奇怪呀！”而我问妈妈：“‘多奇怪呀’是什么意思？”我曾经有一些玩耍时的女伴，后来却再也看不见她们了。对于童年，我有一些滞后的记忆，我的童年，我不知道该说它有多么幸福，但它是平静的，平静到十四五岁为止。

泰西奥：你提到托雷-佩利切、巴尔多内基亚、梅亚纳的乡村。你们每年都要更换一下地点吗？你们是租房住的？你们有一处房子吗？

莱维：是的，我们曾租过一处房子，一个住所。乡村生活延续了三个月。

泰西奥：这么说，你的童年时期分成了两个部分：乡村的时期，以及在城市里上学的时期？

莱维：我差不多只记得农村，因为学校是单调乏味的。是的，我差不多只记得乡村，我相当清楚地记得托雷-佩利切，我也记得巴尔多内基亚，记得梅亚纳。

泰西奥：你曾经回到过你的乡村吗？

莱维：是的，我发现它们比我记得的更小些。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现在这些地方彻底地改变了。

泰西奥：不过，某些片段还会留下来吧。

莱维：是的，某些碎片留了下来，景色风光留了下来。

泰西奥：但是，会有那么一件事会让你说“哦，这个我确实记得”吗？

莱维：巴尔多内基亚山脉。

泰西奥：还记得哪些道路、角落、特殊的地方？

莱维：我回去的次数是如此之少。

泰西奥：你不会有思乡之苦吗？

莱维：不会。

泰西奥：你们是怎么选择乡村的？

莱维：乡村被选中是基于铁路的缘故。我父亲忍受不了都灵的炎热，他竭力寻找晚上都能到达的乡村。因为只有开到托雷-佩利切、巴尔多内基亚、苏萨山谷的火车，于是选择便落到了那些地方。

泰西奥：我问你这个，因为我在想克罗齐[13]在梅亚纳的逗留……

莱维：铁路方便这是事实，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火车站在那里，不是在苏萨。

泰西奥：根本没有汽车。

莱维：实际上，就连富裕的家庭也都不是乘汽车来的，那时还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如汽车修理库、汽车加油站。为了有一辆汽车，必须得十分大胆，还必须得有司机。

泰西奥：你与其他人玩耍吗？在家庭里你同谁一起玩？

莱维：我妹妹是我主要的伙伴。

泰西奥：你们年龄相差多少？

莱维：相差一岁半。

泰西奥：她叫什么名字？

莱维：安娜·玛丽亚。

泰西奥：一岁半的差距适合在一起玩，不是吗？

莱维：非常合适，我们有过共同的童年，亲密无间，我们拥有一大堆的回忆。我们记得互相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及遇到过的人，这是一种从来没有中断的关系。

泰西奥：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丰富。

莱维：我们有着大量回忆，是的，不过我已经使用得太多了，几乎已经全部用来澄清以往的经历；几乎没有给我剩下什么回忆了。

泰西奥：在我看来却不是这样。

莱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说了所有可以说的，但我应该补充一些东西、一些事件。当时我是一个讨人厌的男孩子，总是感冒、嗓子痛、胃痛，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以至于我的家人决定让我进入私立初级中学的一年级。我的老师是奇诺·奇尼[14]的女儿玛丽萨·奇尼，教授文学以及数学，一个可爱的人。

泰西奥：对此我们应该谈一下，小学里所有的经历都可以谈一谈。

莱维：小学！我曾经长期是班上的第二名。

泰西奥：你在六岁时就正式上学了？

莱维：是的，在六岁时。

泰西奥：谁知道为什么我会以为你是提前了一年。

莱维：没有，是出于健康的原因，因为我没说我是一个多病的孩子，但我老生病，我还弱不禁风。我的妹妹，当然年纪比我小，却长得比我还高。

泰西奥：因此，她问题比较少。

莱维：是的，她问题较少。那是一段充满厌烦的经历，因为他们教我的一些东西都是我已经知道的。

泰西奥：你那时常去哪里？

莱维：去里尼恩，在马赛纳大街。

泰西奥：读了整整五年吗？

莱维：四年，因为五年级我跳过去了。

泰西奥：一直是同一位女教师吗？

莱维：不是，我还有过一位愚蠢又令人讨厌的男老师。

泰西奥：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莱维：不，我不记得了。

泰西奥：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

莱维：我觉得好像非常老。当时他可能有40岁。

泰西奥：为什么你觉得他愚蠢又讨厌？

莱维：有一个特别的理由。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向他提出过一个问题：我问他，一个强壮的男人是否能够横着扔掷一块石头，而他回答我说可以，他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直线的图，最后说道：“不过，后来它掉落下来。”这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就是世界上最强健的男人也不可能横着投掷出一块石头。我本来就知道是如此，因此我当时是在考验他。

泰西奥：你是挑衅他。

莱维：是的，我挑衅了他。但我不记得其他事情了。我只记得，课堂都是乏味的。

泰西奥：你的好感和反感都特别明显吗？

莱维：对教我的女教师，我有着一种强烈的好感，对于女教师埃米丽亚·格拉乌达，她在几年之前去世了。她当时非常老了，她是个天使般的人。她还穿着长裙，几乎盖住踝骨。

泰西奥：那么，她对你成为作家有过帮助？

莱维：是的，是的，她用她绝妙的字体给我写过信。

泰西奥：关于她，你想对我多谈一点吗？

莱维：我不能说得很多，除了告诉你，她是一位极为亲切、耐心的人，一位《爱的教育》中一样的女老师，一位献身于这个使命的老师。她是未婚女子。

泰西奥：那时她还年轻？

莱维：她当时大概有35岁吧。

泰西奥：你小学时的成绩怎样？

莱维：就像我已经对你说过的那样，我是班上的第二名，我总是取得好的分数。

泰西奥：第一名是谁呢？你还记得他吗？

莱维：是的，他叫阿尔多·孔蒂。没几年前，我还遇见过他。一个优秀的男孩子，非常出众，特别聪明。

泰西奥：你在整个四年中都是第二名？

莱维：是的，整整四年当中。

泰西奥：永恒的第二名。

莱维：是的，但并不是我竭力想当第二名。

泰西奥：你的反应如何？在这方面你有怎样的记忆？

莱维：唯一有的就是厌烦。

泰西奥：我猜你保存着成绩单。

莱维：没有，我从来没有保存过它们。我觉得，好像都得交回去的。在成绩单上没有分数，但是有“优秀”“及格”等评语。我摇摆于“优秀”与“良好”之间。

泰西奥：你更喜欢的学科是什么？

莱维：我记不清楚了……

泰西奥：历史呢？

莱维：不喜欢，历史，我恨它。遗憾的是，我始终憎恨它，直到现在我还是不了解历史。地理，我稍微感兴趣一点。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是发生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我觉得好像是检查一个短句……也许是在二年级，是的。他们对我说，要写出六个关于太阳的短句，我写了压缩成一个句子的六个短句。我写道：“太阳照耀着，温暖着，太阳是天空最闪耀的行星……”我记不清楚其他的了。女老师让我注意到，短句的意思就是句子，因此我只做了一个。我被迫写出其他五个短句，这十分困难。

泰西奥：词语上的节省……

莱维：我还记得我在点逗号时所遇到的困难，因为我试图点出如同出版的书籍里面的逗号，也就是一个句号加上一个尾巴。我点的逗号极大，因为我竭力把它们重新复制成出版的书的书写形式。我在上学之前已经开始阅读了，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看书了。

泰西奥：说不定烦恼也来自这里。

莱维：是的，我已经学会阅读了，因为我的母亲和父亲曾经教过我。我有着把一切教给我妹妹的热情，但没有得到好的回报，她对此毫不在乎，这对她无关紧要。她比我还喜欢运动，也比我更活泼，她厌烦听我说话。她根本就不听我的，还会对我做怪相。

泰西奥：后来你妹妹做了什么？

莱维：她也上了初中和高中，但她的高中经历因种族法令被中断了。之后她完成了犹太高中，战后她大学毕业，最终获得文学及艺术史的博士学位。

泰西奥：她后来教过书吗？

莱维：没有，她从未教过书。她受雇于奥利韦蒂公司[15]，专注于抽丝模。

泰西奥：我很想回到你们的女佣上，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别的而放弃了这个话题。你曾经对我说过，她很可爱。

莱维：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妇女。有一年或两年时间，我们曾经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泰西奥：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莱维：西尔维亚·梅内盖蒂。

泰西奥：她是都灵人吗？

莱维：不是，她是菲奥伦佐拉·迪阿尔达人。她是圣女里塔的虔诚教徒，她甚至参与了圣女里塔教堂的建造，为教堂送去了她微薄的捐款。她在晚上做祷告，跪下祈祷。

泰西奥：她在你们那里待了多少年？

莱维：从我记得开始，至少从1924年到1934年，10年时间。

泰西奥：在她之后，你们没有其他的用人了吗？

莱维：后来我父亲生病了，他长了一个肿瘤，必须动手术，我们必须雇一个女护工，西尔维亚·梅内盖蒂就被解雇了。我们有了另外一个女佣，她什么事都做，一直跟着我们，直到她做不动了为止。

泰西奥：她怎么都没法取代那个梅内盖蒂。

莱维：她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威尼托[16]人。

泰西奥：梅内盖蒂当时年迈还是年轻？

莱维：在我看来，好像很老了，她大约有55岁到60岁的样子。

泰西奥：后来的那位更年轻吗？

莱维：是的，更年轻。

泰西奥：你愿意再继续聊一会儿小学的话题吗？我猜班级里人数很多吧。

莱维：我们当时是三十五个人。

泰西奥：你说你反感历史，那么算术呢？

莱维：我相当喜欢算术。我喜欢独自做算术游戏。我注意到，任意写一个尽量长的数字，然后将数字颠倒过来写，两个相加，可以得到九的倍数，但我没有力图明白这是为什么。[17]

泰西奥：你是靠直觉发现这一点的吗？

莱维：我是经过多次游戏，才发现的。

泰西奥：你做数字游戏。

莱维：是的。

泰西奥：那自然科学呢？

莱维：它们被缩减了，他们不教自然科学。我感兴趣，但他们不教自然科学。

泰西奥：你在自己身上发现有某些早熟，还是你觉得自己就和其他孩子一样？

莱维：没有，我是最纤弱的一个，个子最小，除了长期是第二名之外，我还是个头儿最小的。因此，体操课列队时我始终排在头上，这是羞辱我的事情。

泰西奥：不过，你说没有与你身为犹太人相关的歧视。

莱维：我没感觉到，不记得任何事件。

泰西奥：但你注意到了与自己体格有关的一个区别。

莱维：与别人对比，是的，为此我痛苦了很久。

泰西奥：是你要这样生活，还是你记得某个人让你做如此权衡？

莱维：在初中是这样，在小学不是，因为小学还是有一些贫穷的孩子。曾经有一个佝偻病患者，总而言之，有一些穷困的人。在初中，体质如此纤弱的事实让我感到压力很大。

泰西奥：你先前说你用做数字游戏。也做文字游戏吗？

莱维：也做文字游戏。

泰西奥：关于书籍的篇章，你记得某些特别的事件、儿童小报或连环画吗？

莱维：那时候没有连环画，有《幼儿邮报》，它几乎是我们必读的。所有的家庭里都有，我会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乐在其中。关于小学，我为了跳过五年级，曾做过某些努力，这也是我的幸运之处，因为假如我没有跳过五年级的话，后来由于种族法令，我可能会被隔绝孤立起来。

泰西奥：但你跳过五年级，是因为厌烦还是别的什么？

莱维：不是，是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们决定让我跳过五年级。

泰西奥：这么说，你是作为在里廖恩的私立学校的学生，经过考试后，才过渡到初中的？

莱维：是的，在达泽利奥。正像我对你说的那样，初中一年级我是在私底下靠自己完成的。

泰西奥：当然了，是同玛丽萨·奇尼一起，她为你上课。但是通过初中，我们已经进入了另一个范畴。我们还是再稍稍停留在童年时代，停留在童年书籍的篇章。比方说，《爱的教育》这本书，你读过吗？

莱维：《爱的教育》这本书，是他们作为奖品赠送给我的，我不记得是在哪个班级了，是发给最优秀学生的奖品。它给我留下一个并不十分深刻的印象，它没有感动我，我并不非常信服，也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泰西奥：你那时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孩子吗？

莱维：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我记得一件事情：当从报纸上读到诺比莱在北极的结局时[18]，我号啕大哭。一艘飞艇沉到了海底，里面还有活着的人，他们敲打飞艇的内壁，但无法获救，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令我落泪。我那时特别害怕骷髅，画有骷髅头骨的书籍使我产生生理上的厌恶。

泰西奥：你记得其他能回忆起童年的书籍吗？

莱维：我记得书名，记得一本《弗利克或者在一个马戏团里的三个月》。这是我在上学之前就读过的。我还读过《木偶奇遇记》，感觉挺好玩的。

泰西奥：那时你读书很多还是很少？

莱维：我一直读书，我手中始终会有一本父亲提供给我的书。

泰西奥：咱们活跃一下，你说过你是出生在这里，在家里。

莱维：我有一段令我感到好奇的记忆，很可能与我妹妹的出生有关，那么，我当时大概只有一岁半的样子。这是一段混乱的记忆，我记得某个人把我抱在怀里，在挂毯前把我举起来，又把我放下，而我看见挂毯在动。我母亲从来没有生过病，假如我母亲当时是躺在床上，那大概是因为分娩才卧床的。

泰西奥：你们家有如此众多的亲属，在家里经常会有亲戚聚会，以及来往走动吗？

莱维：是的，那是一个庞大的家庭。我母亲的兄弟姐妹经常来往，他们来看望我们，我们也去他们的家里。星期日，所有的外孙辈去我外祖父母的家里团聚已成礼节，开始只是一群外孙子、外孙女，后来增加到十一个人。舅舅，那位搞电影的，组织过当地的电影院，后来他又在走廊里放映过电影，我也不知道这些影片他是从哪里租来的，放映完电影，他又驾车送我们回家，有几次还乘过四轮马车。不过，只有一公里之遥，因此，也不算很远。

泰西奥：这些都不是发生在波河大街？

莱维：不是，在波河大街上的是我祖父母的家。我外祖父母住在维托里奥大街，翁贝托国王大街的拐角。那位舅舅用汽车送我们回家，那永远都是一场斗争，我们永远都愿意是最后一个被送回去的。这样就能走更长的路程。

泰西奥：你们的住宅是你父亲购置的吗？

莱维：不是他的，是我母亲的嫁妆。那是结婚的礼物，我母亲的嫁妆。

泰西奥：那时这里都是草坪吗？

莱维：是的，当时几乎全是草地。这儿附近有里廖恩别墅。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人们可以去毛里齐亚诺那边不远处看火车，曾经有一个平面交叉的道口。

泰西奥：你认为自己具有哪种类型的记忆力？视觉上的？还是听觉上的？

莱维：我有一种无特殊性的记忆力，一种部分是视觉上的，部分是对讲过的事物和听说过的东西的记忆力。奶妈、保姆都曾经说过：“不要接触毛茛属植物，它们会让你掉指甲。”另外，马铃薯会让人腰背痛。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一个文字游戏：让人腰背痛，因为必须弯下腰身以便捡起它们。

泰西奥：我们看看，是否还能找到其他一些记忆？

莱维：有初中的，假如你感兴趣的话。

泰西奥：那当然。

莱维：我当时是10岁到11岁的样子，我收集邮票，我有些伙伴……

泰西奥：在你私底下学习的那年之后，你已经进入了初中。

莱维：是的，我在一年级时，曾有一个女老师，其实应该说在二年级和三年级，因为我没有上过一年级。那是一个聪明却恶毒的女老师。

泰西奥：我们是在谈论从前的大学预科，也就是相当于目前中学学生的年龄段。

莱维：那时有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是三年加上两年。

泰西奥：因此，我们正在谈的是预科阶段。

莱维：是的，我曾经有一位聪明的女教师，我不说她恶毒，而说她不怀好意。她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女人，老是盯着我。我记得，由于我在初中里表现得很棒，我成为把别人甩开很远的绝对的第一名，于是她对我说：“在这间教室里，他们将放上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普里莫·莱维在这里学习过。”这件事造成了一个令人好奇的印象。

泰西奥：这个女教师叫什么名字？

莱维：叫玛丽亚·博尔戈尼奥。

泰西奥：但我知道她是谁，她叫安娜·博尔戈尼奥。

莱维：也许是安娜……

泰西奥：她生活在罗马，写过一本小说《失去的城市》，我还给这本书写过评论。她是作家维托里奥·阿克蒂斯（阿米尔卡雷·索尔费里尼）的孙女，在书里她讲述了童年、法西斯时期，以及作为不驯服的民主派的教师曾有过的困难。

莱维：是的，她不是法西斯分子。不管怎样，她总是盯着我。她故意把我放在最笨的学生旁边，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泰西奥：当然了，从小说中摘取的情况来看，她不是个倾向于温情主义的女人。

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出版之后，她给我写过一封信，为的是询问我，那个普里莫·莱维是不是她当初的学生，那个曾用一种极为细小的、难以辨认的字体写过一些作文的学生，我回答她说，那正是我，但我相信那封信寄丢了。

泰西奥：不管怎样，她搬家到了罗马。

莱维：是的，她那时在罗马，并且当了图书馆管理员，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也许她是安娜·博尔戈尼奥……

泰西奥：是的，是安娜·博尔戈尼奥。

莱维：她把我的座位安排在班上最笨的学生旁边，为的是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她喜欢做这种试验。后来，由于那是一个男女孩子混合的班级，她又让我靠近女孩子坐，以便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她做过这些尝试……

泰西奥：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莱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那时极为胆怯，缩手缩脚的，总爱脸红。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当时人们在讲着吝啬，某个吝啬鬼……一个人从课堂的尽头说“总之，一个犹太人”，而博尔戈尼奥则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她对那个人说：“这些事情是不许说的。”

泰西奥：她教什么课程？

莱维：她教意大利语、拉丁语、历史和地理。

泰西奥：其他教师呢？

莱维：我有过一位讨厌到极点的数学老师，他不懂教书，也并不优秀。我在拉丁语方面很棒，我十分喜欢拉丁语。我是一个“语法学家”，我喜欢拉丁语的语法，那时我就已经对意大利语词汇的词源学感兴趣了。我让人送了我一本词源学字典。不过，我会写出一些好的作文，当中甚至涉及虚构，也就是说一些有创造性的作文；而当涉及批评，也就是评论诗歌时，我写出的作文就很糟糕。我对诗歌绝对没有兴趣。它们经常会黏在我的头脑里，卡尔杜齐的诗、帕斯科利的诗[19]，我都记得住。诗句粘在脑袋里，但我并不喜欢。

泰西奥：而在创造性的作文里……

莱维：我很优秀，我写过一些饶有趣味的作文。

泰西奥：你没有保存那个时代的任何东西吗？

莱维：什么也没有。

泰西奥：一些照片呢？

莱维：一些罕见的照片。我应该说……好吧，是的，一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读过耶罗梅[20]的作品《三个闲逛的男人》，还有《小船上的三个男人》，我不自觉地竭力在写作中模仿他。

泰西奥：你模仿他的幽默……

莱维：是的，我无意识地在模仿他。

泰西奥：那么你成功了吗？

莱维：哎，怎么说呢，是的，关于作文，当初在初中时我得过十分。而在高中时，当涉及曼佐尼、阿里奥斯托[21]的作文题时，那就不是我的份儿了。

泰西奥：继续谈教师的话题，你记得数学老师的名字吗？

莱维：是的，他姓潘多尔菲。

泰西奥：名字呢？

莱维：不记得了。

泰西奥：关于博尔戈尼奥[22]，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吗？

莱维：我的同学中，比我进步的人怀有恶意地谈论过博尔戈尼奥。她做过一些影射，她并没有她表现出来的那样纯洁。当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泰西奥：文学、数学、希腊语还没谈。体育课呢？

莱维：那个时期的体育课是被法西斯主义垄断的。

泰西奥：但是在学校里是有体育课的。

莱维：是的，教体育的老师是一个法西斯党的党魁，但他是一个已经上了岁数的可怜家伙，他不会做体操。他让人竞走，跑步，做跳跃运动。我那时候有点纤弱，但相当敏捷。

泰西奥：其他课程呢？图画课？

莱维：当时没有图画课，有几何课，画几何图形。我从未学过画图。

泰西奥：对这所中学，你连记分册也没有保留？

莱维：没有，什么都没有保留。

泰西奥：对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是一个好的保存者。

莱维：不是。但是除了这一点，你知道，这中间经历了战争，谁知道有多少东西都被丢失了。

泰西奥：还因为后来你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躲藏起来。

莱维：我那时被关进集中营，我母亲被迫躲藏起来，她必须把自己的东西分散藏在信基督教的朋友们那里，这些人事后把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她，还有一部分他们自己保存了下来，书籍散落到许多不同的地方了……

泰西奥：这就是为什么你童年时期的书，你都没有了。

莱维：除了少数一些。

泰西奥：你还保存了一些吗？

莱维：我还有一些，我保存了二十来本。你看那上头顶部，左边的高处，那一排重新装订过的书，那里面曾有我父亲的书籍，不知道后来都去了哪里。

泰西奥：以你父亲看过的书籍的数量，他本该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

莱维：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是的。

泰西奥：但书都散失了。

莱维：有十分之九都下落不明了。

泰西奥：对于这个损失，你从来都不抱怨吗？

莱维：可是，即使保留下来的书籍，也全部被毁坏了，它们遭遇了雨水。它们是回忆，是文物珍品。

泰西奥：对于中学的同学，你有些记忆吗？

莱维：一个是费尔南达·皮瓦诺。

泰西奥：是结伙的同伴吗？

莱维：我没和费尔南达·皮瓦诺结过伙儿，因为她特爱摆架子，她比我年长。

泰西奥：皮瓦诺性格怪诞吗？

莱维：不仅性格怪诞，正像人们所说的，她已经发育了，而我还没有。整个初中和高中阶段，她都跟我同班，整整四年的时间：五年减去一年。不，我和皮瓦诺，从来都没有相互信任过。其他的人，我在这一路上都失去了，现在有时候还能碰上某一个。

泰西奥：你没有和任何朋友保持密切的关系，与他更长些时间地待在一起，比如一起度过某个下午吗？

莱维：这方面，我有过一个。但是，我们一会儿再说，因为他遭受了一次厄运。追溯到初中时，他是在与我平行的班级，也是犹太人。我们感到彼此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做过许多事情。现在他得了一种精神病，一件十分令人伤心的事情。

泰西奥：你的自由时间怎样度过？当时已经开始爬山了吗？

莱维：爬山那时是家庭式的。在初中时代，它是家庭的活动。总之，所有人都去，我父亲除外。

泰西奥：他晚上到……

莱维：我父亲不去，他不喜欢走路，但我母亲让我们走路，她喜欢爬山。那是一些小型郊游，在托雷-佩利切附近的安格罗尼亚河里游泳，在草地上游玩。我母亲在辨认植物方面有某种天赋，她教给我们植物的名称，尤其是我妹妹。我和我妹妹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我用蚂蚁做些游戏，也就是说，我试图看一下处于困难之中的一只蚂蚁如何摆脱困境，但我从来不会伤害它。我设置一些障碍，在一只蚂蚁身上放上一片带一个洞的叶子，蚂蚁被迫从孔洞中钻出来，然后爬到叶片上，于是我再用一段干树枝把叶片放到一个水盆里让它浮着，为的是看看蚂蚁是否能够重新找到干树枝。我养着小蝌蚪，我讲过这个了……

泰西奥：你做过小实验，你应用过实验方法。

莱维：不是，不过我很早就读过达尔文，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还保存着那个版本的达尔文的书，也许我是在十五六岁时读它的。

泰西奥：你以那种方式观察选择是怎样诞生的。

莱维：是的，它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推理的力量。

泰西奥：不过，我们实际上一直围绕着高中一年级发生的事了。

莱维：是的。

泰西奥：那你后来有见过皮瓦诺吗？

莱维：是的，我见过她一次。有一次我去参加她的一个演讲会，让她认出了我。最近她还遣人来问候我。

泰西奥：她写了一本小说。

莱维：是的，她写了一本小说，但是我没有读过。

泰西奥：还是来谈谈教师们。在初中，你的老师始终没变过吗？

莱维：博尔戈尼奥，在中学的初级阶段有两年时间，她是我的老师；后来在高级阶段，我有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老师，他姓塔韦尔纳，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十分生硬，教书能力很差，对孩子们没有爱心。他很严厉，我对他印象很坏。我记得我和同学们一起，我们曾经挖空心思地想出最为凶狠的折磨来惩罚他的冷漠无情。他教授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历史和地理。

泰西奥：从初中过渡到高中，你受罪了吗？

莱维：怎么说呢，为了博尔戈尼奥，是难受过，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跟她的相处还有一点类似从母亲的怀里出来；而另一个是男人。总之，对我而言是又开始了一个困难的阶段，因为我的同学们开始对姑娘们感兴趣，对性产生兴趣，而我在这方面特别滞后，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压抑，我强烈地滞后了。于是我向自己做出一个古怪的誓言，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我说道：情况有两种，要么我适合繁殖，要么不适合。假如我不适合，没什么，我不想以任何方式采取措施；假如我适合，那将由自己发育，自己诞生，自己到来。

泰西奥：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成熟的推理。

莱维：我应该说，从那时开始，我便进入了那个痛苦的时期，它一直延续到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而且直到后来才化解了。也就是说，我曾有过一种受抑制的生活，为此，我忍受过极大的痛苦，通过以莽撞的方式登山，通过剧烈的运动，通过跑步，通过骑自行车，我正是通过这所有的事情，来补偿那段日子。但是我的伙伴们嘲笑我，因为他们发现我与众不同。

泰西奥：你没有他们的那些欲望，他们的冲动。

莱维：他们不谈论其他事情，他们讲述肮脏的奇闻逸事，而我的性教育是通过肮脏的小故事和弗洛伊德获得的。

泰西奥：也就是说？

莱维：我父亲为我提供了曼泰加扎[23]和弗洛伊德的书籍，他完全无意向我伸出援手，无意向我走来，给予我帮助。

泰西奥：这就是说，让你自己应对吧。

莱维：他甚至还嘲笑我。有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他，曾经对我说：“你指望什么时候女孩子自己送上门来吗？”

泰西奥：他非常不敏感……

莱维：我妹妹开始有了一些情人……

[1] 意大利全国共有二十个大区，此为其中两个。——译者注

[2] 圣女里塔（S. Rita，1381—1457）：意大利中部佩鲁贾省卡莎镇的圣女，每年5月22日是其节日。她嫁给一位崇尚暴力的男人为妻，后来成功地感化了丈夫。守寡后，她成为修女。——校者注

[3] 吉普尔（Kippar）：是用来忏悔的重要宗教仪式，时间在9、10月份，守斋25小时，古时候举行祭祀，把替罪羊或种马送到沙漠里去。——校者注

[4] 瓦勒度派：12世纪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派。——译者注

[5] 万巴（Vanba,1858—1920）：路易吉·贝尔特利（Luigi Bertelli）的假名，儿童作家。——校者注

[6] 詹·布拉斯卡（Gian Burrasca）系作家万巴在那部作品中塑造的一个可怕的小顽童的名字。——校者注

[7] 莱维指的是《氩》（“Argon”）篇，它介绍《元素周期表》（埃诺迪出版社，都灵市，1975年）是“一本关于化学和关于化学家的书”。《氩》恰恰是在讲述、描绘真正的和虚构的祖先们（也就是说，这些祖先不是提取于狭义上的家庭回忆，而是由更广泛的证据和叙述摘取出来的）。它是一篇有点儿疯狂和预言般的讲述，阿尔贝托·卡瓦利奥恩（Alberto Cavaglion）在杂文（随笔）《〈氩〉和皮埃蒙特的犹太文化》（“Argon e la cultura ebraica piemontese”）中给了它一个启迪性的解读——在莱维赠送的一份打字稿的基础上。见多人著：《普里奥·莱维过去时的现在时》（Primo Levi. Il presente del passato），阿·卡瓦利奥恩编，佛朗哥·安杰利出版社，米兰市，1991年。

[8] Primo在意大利语中可做序数词，意思是第一。——译者注

[9] 乔瓦尼·帕斯特洛纳（Giovanni Pastrone，1882—1959）：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卡比利亚》（1914）等。——译者注

[10] 赛格雷（Segre）是犹太人的姓氏。——译者注

[11] 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法国冒险小说家，作品富科幻小说色彩，著作有《80天环游世界》（1873）、《神秘之岛》（1874）等。——校者注

[12] 萨尔加里（Emilio Salgari，1863—1911）：意大利冒险小说家，著有《马来西亚海盗》（1896）等作品。——校者注

[13]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注

[14] 奇诺·奇尼（Zino Zini，1868—1937）：实证主义道德哲学家，赞成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他在1906—1919年曾是都灵区的议员），从事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犯罪人类学的研究（但也关心诗歌，《诗歌和真理》是1926年他写的一个文本），他也曾经是都灵大学伦理哲学的一名讲师。奇尼也是《人民报》《报刊》《前进！》以及葛兰西的《新秩序》的合作者。他曾在达泽利奥高中教授历史和哲学，直到1934—1935学年为止，这里所谈到的玛丽亚·路易莎（玛丽萨）·奇尼，则是从1930年10月31日开始在达泽利奥初级中学里担任文学教员。

[15] 奥利韦蒂公司：一家生产打字机的公司。——译者注

[16] 威尼托为一个大区，首府为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译者注

[17] 原文如此。——编者注

[18] 此处指1928年翁贝托·诺比莱（Umberto Nobile）将军驾驶“意大利”号飞艇去北极完成使命的事件。——译者注

[19] 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1835—1907）和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di，1855—1912）均为意大利著名诗人。——译者注

[20] 耶罗梅（Klapka Jerome，1859—1927）：英国幽默小说家。——校者注

[21]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为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其代表作为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路德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代表作为《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译者注

[22] 安娜·博尔戈尼奥那时候三十二岁，是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文学教师，她的品格被记叙在1981年于潘出版发行的小说《失去的城市》中，虽然叙事顺序颠倒了。在这本书中——后来由于她迁居到罗马，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她描绘了自己带着自豪与严谨，怀着独立自主和反对知识分子随波逐流的深刻意识而度过的一种生活。

[23] 曼泰加扎（Paolo Mantegazza，1831—1910）：意大利神经学家和人类学家，著有《快乐的生理学》（1854），《痛苦的生理学》（1888）。——译者注

星期一，1月26日

泰西奥：上次我们谈到初中，现在我们能谈一下你的高中吗？

莱维：在那个时期，作为达泽利奥中学的学生是一种特权，因为达泽利奥有一个好高中的名声，不仅如此，它还有作为反法西斯高中的一种秘密的名声。实际上，在我读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清除运动，对反法西斯教师予以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到后来，公开的反法西斯者就连一个都没有了。

泰西奥：什么年代的事？

莱维：是1934年、1935年和1936年。

泰西奥：你谈到你那一代人，似乎是没有老师的一代。

莱维：或者说得更好点儿，是没有指导老师，老师是有的。举例说，有过翁贝托·科斯莫[1]，他曾在达泽利奥中学当教师，但是后来变得沉默不语。他是一个岁数大的老年人，很有尊严，但胆怯；十分清楚的是，有人想让他陷入麻烦。这里有过奇诺·奇尼的回忆，有过帕韦塞的回忆，也有过安东尼切利的回忆，自然有过蒙蒂[2]的。但他们都没有在我上学时任职。没有任何人谈起过，知道的人都默不作声。

泰西奥：后来你了解到什么事情？

莱维：是一些我当时不理解的窃窃的议论。还因为我不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也不是法西斯分子。我属于资产阶级，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男孩，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我父亲是一个政治上谨慎的男人，他参加过匈牙利革命，遭受过一次打击，以至于不喜欢共产主义，而一般而言，这就意味着他就是不喜欢革命，通常地说——不喜欢革新。法西斯主义他也不喜欢，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自由党人，但是他沉默不语，他对我政治上的成长绝对没有施加影响。

泰西奥：因此你家里不谈论政治。

莱维：不谈，我父亲，当他被迫不得不穿上法西斯的黑衬衫时，他便开始咒骂。他选择了最随和的路子，他已入了党，他必须去投票，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其实就是同意，因为有党证，你知道，那时候的事情是怎样的……因此他讨厌法西斯主义，但是他不能被称作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泰西奥：一个不满的人。

莱维：是的。

泰西奥：因此你去上学了……

莱维：我规矩地上学，我按规定参加了法西斯少年先锋队，后来又参加了法西斯党青年先锋队，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绝对不喜欢这种炫耀，它不包含任何正面的东西。不过我不否认，法西斯主义的学说具有某一种“号召”力[3]。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理想化的阐述，就如同生命力一样，如同生命力的冲动一样，具有某种“号召”力。它没有大到触动我的程度，但可以——举例说——让我平静地忍受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我曾经有过绘着小旗帜的埃塞俄比亚地图。就像大多数的意大利人一样，我相信它。

泰西奥：这曾是神话的顶峰时刻。

莱维：是的，法西斯神话巅峰，后来很快就倒塌了。

泰西奥：曾经有过一种显著的民众赞同。

莱维：我当时15岁。

泰西奥：我能理解。我是在谈成年人的赞同。

莱维：这是之后在西班牙不再起作用的东西。在接着的西班牙战场上，政府很快就看到，民众的赞同缺失了。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是一场流血的战争，人们得知，两边都死了很多人，而且两边都有意大利人。

泰西奥：但是在整个这场如生命冲动般的思想意识中，假如你被描绘成胆小的人、茫然的人，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莱维：我感到胆怯，我感到不知所措，我不感到自己是法西斯分子。除了这一切之外，我的老师们不是反法西斯分子，也不是法西斯分子，除了一个可怜的家伙之外，此人差不多是个疯子，他是一个哲学老师，曾是法西斯分子，但他是那样的愚蠢，以至于把自己以及他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都弄到可笑的地步。我们的意大利语女教师是阿齐莉娅·阿里希[4]，她很有名。她不是法西斯分子。她做出过某些让步，但依靠本质上“体面”的意大利语的课程教学，这门课程建立在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受到不多的、一定程度的尊重。这门课程隐蔽地忠实其前辈们的回忆，隐秘地传承着。

泰西奥：你还记得其他的教师吗？

莱维：是的，那当然。科科洛[5]，希腊语和拉丁语老师，他是一位最优秀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学者。他曾是一名天主教神父，在你的那本书《在城市里旅行》（Viaggio nellacittà）中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可惜的是，他是一个有点可笑的人物，因为他很爱喝酒。他有一种非凡的文化修养，可是他的表达方式在本质上是可笑的。他这个人长得已经是可笑的了，因为他身材极其矮小，脸色红润，长着孩子般的天蓝色眼睛，讲话带有可怕的皮埃蒙特大区的口音，甚至有些时候，竟会随口讲出皮埃蒙特方言。我记得，有一次，某个人打搅了他，他却说出“谁他妈的这么讨人嫌”。在此之后，他公开地请求原谅，他说：“我不得已使用了一个不大体面的词语。”他就长成这样，他是一个值得尊重同时又滑稽可笑的人。

泰西奥：在一、二、三年级是唐·科科洛先生教你们希腊语和拉丁语吗？

莱维：是的，在一、二、三年级。

泰西奥：这么说，在那三年里，你什么都没有改变。

莱维：没有。

泰西奥：阿齐莉娅·阿里希教了你三年意大利语？

莱维：是的。

泰西奥：那数学课呢？

莱维：玛丽亚·马斯卡尔奇，很优秀的一个人。她不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然而她有着某种教学的天赋。她是个正义的人，不会做明显不公道的事情。她精通自己的学科，一个可靠的人。

泰西奥：哲学和历史呢？

莱维：欧塞别蒂老师教过我们一年时间。他是一位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而且他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意大利语的翻译家，但我对他的记忆只停留在陌生人的程度，没有什么接触。我们只是时而笑一笑，无法想象能有一种个人层面的接触。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当时是一个有着四十一个孩子的可怕的班级，全是男孩子，而且大多数都调皮捣蛋。因此，总而言之，我们是难以对付的。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来了一个叫格巴兹的男老师，他来自瓦尔达奥斯塔区，是自己供人当作笑料的那些教师中的一位。[6]他不只有发音上的问题，还有思路上的问题，连续不断地来回重复。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实际上，后来人们谈到他有一次住院了。他的教学效果几乎为零。

泰西奥：还剩哪些别的课程？

莱维：自然科学，这里曾有一位年长的老师，潘吉拉，我同她一直处于不断的比赛当中，因为我对化学的了解比她还多，我自己事先已经学过了，然后向她提出些令人难堪的问题，而她不会回答。我记得自己提过的一些充满恶意的问题，我已知晓答案，而她的回答却是错误的。

泰西奥：人们会有不同的发展，但你讲过你对小学老师有过相同的态度。从你所讲的来看，我不觉得达泽利奥后来是多么了不起的学校。我也不觉得值得回忆的教师有那么多。

莱维：阿里希。阿里希是一位值得回忆的教师，甚至我现在都还记得一些她讲过的课。她当时处于和这个满是调皮捣蛋的学生的班级的斗争中，处于拼死的斗争中。通过这一切，客观上我应该承认，她是一位最优秀的教师。然而她没能俘获我，因为我的兴趣在别处，那时我已经对化学感兴趣了。

泰西奥：除了时间久远之外，我想问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种爱好？

莱维：大约是在高中一年级开始的。我用在家里找到的化学品进行实验，我还找到我父亲赠送给我的一些化学课本，做一些对我来说好像出人意料的小实验，那些还属于炼金术一类的：金星树、木星树、火星树[7]，我使盐变成结晶体。

泰西奥：不过，一切都诞生于学校以外，诞生于学校的激励作用之外。

莱维：是的。

泰西奥：有什么原因吗？

莱维：出于好奇心。因为我对星空感兴趣；我对动物感兴趣，我养过小蝌蚪，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是在家里；我还对昆虫感兴趣。我对一切都有兴趣。

泰西奥：为什么化学是一切事物的中心？

莱维：在我看来是这样，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这样。为此，我对意大利语教学怀有某种反感，它与我是如此不相干。阿里希是一位杰恩蒂莱[8]的拥护者、一位克罗奇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她认为，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似乎是次要的课程，是辅助性的，属于B系列的。在战争结束的许多年之后，当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我去找过她，我们又重新恢复了讨论。她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惊讶，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天地。

泰西奥：也就是说，你向她揭示了她教学的底细？

莱维：是的，她的教学，我是需要忍受的。我的作文很差，为此……是的，我喜欢但丁，因此，我还能够讲出某些东西来，但是，卡尔杜齐、帕斯科利、邓南遮，我确实不太感兴趣，我把他们作为一种必要的痛苦来忍受着。现在我改变了想法。

泰西奥：那么，我们看一下。你认为，杰恩蒂莱的改革，实质上在你们这一代以及后来的几代中可能造成了一些问题？

莱维：我无法做一个比较，但我想说，是的。另外，它肯定剥夺了意大利物理和数学领域中潜在的一些天才的发展权利，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泰西奥：你知道在你的班级里还有其他与你相似的情况吗？他们也许是自己组织起来，组建了另一所学校？

莱维：是的，在我的班级里有一位天才，不是潜在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他就是埃尼奥·阿托姆（Ennio Artom），埃马努埃莱的兄弟。[9]

泰西奥：关于阿托姆的家庭，我记得一张奥古斯托·蒙蒂的令人感动的画像。

莱维：那是两兄弟和父亲。埃马努埃莱是在当游击队员时去世的。埃尼奥是最年轻的，一个极为早熟的年轻人，早熟到成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为自己在十四岁时两次被放逐而感到自豪。当墨索里尼来到都灵时，警察到了他的家里，把他带到了托雷-佩利切。在十四岁，他就已经被视作一个极端危险分子了。

泰西奥：你们被这些所吸引吗？

莱维：他当时是一个十分沉默寡言的男孩子，不过他具有一种无法否认的魅力，一种对一切都有着极其清晰看法的人格魅力。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语言学家，是本韦努托·泰拉奇尼（Benvenuto Terracini）的朋友和学生，通晓希伯来语。他是一位天生的语言学家，同时他又吸收了——包括在家里——一种与我十分不同的反法西斯主义：他是真正的富于战斗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能激发所有人对他产生一种本能的敬意。

泰西奥：你曾是他的朋友吗？

莱维：我那时不敢做他的朋友，我把他看得太优秀了。

泰西奥：当时他在你的班上有朋友吗？

莱维：没有，没有，他是一个孤僻的人。还有，他在身体条件上有些不如人意，他是一个矮小的、难看的男孩，戴着眼镜，极其强壮。但他和法西斯主义为那时的男青年所描绘的肖像是那么不协调，以至于能在他周围享受到一种小心谨慎的特权氛围。他是班上的第一名，真正的第一名，班级的第一名并不特别被人爱戴。

泰西奥：他是唯一一个你记得的同学吗？

莱维：唯一的。其他人都记不清了。

泰西奥：你后来还看见过谁吗？

莱维：见过一些。

泰西奥：在你的化学家和词源学家——总之，语言学家——的爱好，与阿托姆的爱好之间，有某种关系吗？

莱维：当然。我喜欢语法，无论是希腊语的，还是拉丁语的。我说不好为什么，很可能是出于科学的原因。因为语法是一种科学，对经典著作的崇拜则是不科学的，存在着一些为什么，而学校对这些为什么回答得不好。不过，我对为什么的这种有点外行的兴趣是这样的——为什么希腊语的动词是这样，在希腊语动词、英语动词、德语动词和拉丁语动词之间的关系，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产生了兴趣。但那是没有任何人鼓励的一种兴趣，一种空白的兴趣。

泰西奥：也许因为老师们感到自己被难住了？

莱维：科科洛为此赞扬过我，他管我叫“语法学家”、拉丁语学者。他在我身上定位，感知到我对这种词源学的趣味，不过，古典语言的教学那时候并不是科学，我不知道今天是怎样的，但那时不是科学。对于事物的为什么，没人会对你说个所以然，举例说，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人们也什么都不说。

泰西奥：人们当时阅读古典著作。

莱维：他们教授语法的方式就像它是上帝的礼物，就像来自上天的一种启示、一种没有为什么的语法；而人们爱阅读经典。

泰西奥：你却相反，有着另外一种爱好。

莱维：对此，尽管我不情愿，但没错，我很通晓语法，无论是拉丁语的语法，还是希腊语的语法。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得分都挺高，比意大利语要更好。

泰西奥：你的成绩单呢？

莱维：高中的吗？是在中等和良好之间，在七分和八分之间。我的自然科学、数学、意大利语，分数都挺好，一般而言，都是中等，除了当有某些事情激发出我的想象力的时候。我曾经对你讲述过，一份在不幸事件中登峰造极的成绩单：意大利语的三分写在了高中毕业考试成绩表上。那是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及格。

泰西奥：你有某些想象力活跃的时刻，你记得吗？

莱维：对阿里奥斯托，对阿里奥斯托，是的。我喜欢阿里奥斯托。

泰西奥：变动中的人物被抓住，被放弃，又被抓住，一次十分错综复杂的旅程。

莱维：但触及想象力。这些连续不断的旅行，这些古怪的、田园诗般的、难得看到的自然景观。我也喜欢阿里奥斯托如同但丁般的富有诗意的技巧。至于但丁的作品，我喜欢《地狱篇》，不太喜欢《炼狱篇》，《天堂篇》我不记得了。

泰西奥：在这方面，为什么教师们也不能胜任呢？

莱维：《地狱篇》是简单的，是色彩鲜艳的。

泰西奥：是神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吗？

莱维：也是科学的基本知识。

泰西奥：后来当你重新阅读但丁时，保持了这些偏爱吗？

莱维：我重新阅读了全部的《炼狱篇》，没读《天堂篇》。《天堂篇》让我泄气。我从来不把它拿在手里。

泰西奥：你确实再没有重新拿起过它吗？

莱维：没有。

泰西奥：成绩单，你保存下来了吗？

莱维：没有，什么都没有。

泰西奥：大学毕业文凭呢？

莱维：是的，那个保存了。

泰西奥：在高中，与小学和初中相比，犹太人的身份分量更重些吗？

莱维：在高中，影响更大一些，因为到了高中我有了一段“友谊—敌意”。关于这些，我在《漫长的决斗》[10]中讲述过，你记得吗？

泰西奥：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事件。

莱维：那位朋友兼敌人被我是犹太人这个事实所吸引，他刺激我，挑衅我，还对我产生了兴趣。我还保存着卡尔杜齐的诗歌，一个用精制犊皮纸装订的扎尼凯利版本；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那位朋友写道：“犹太人”使用唾液，毁掉了封面。直到现在还写着呢，还可以看出来。通过这一切，我自相矛盾地感到被他吸引，被他这种分裂的生命力，被他的这种我尚未拥有的早熟的耽于声色的特征所吸引。后来，他如一只蚂蟥般粘上我，因为我曾帮助他做作业，我既像是他的领路人，又如同他的老师。反过来，他教我骑自行车，教我抄小路去圣戈内，他挑唆我骑着自行车飞驰。在战争期间，我又见过他。在战争时期，他是战士，去过希腊，我曾粗暴地对他说，希望意大利输掉战争，他则回答说：“我可以原谅你，仅仅因为你是犹太人。”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了，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再看见过他的名字，我再也不知道他的任何事情了。

泰西奥：你再也没有寻找过他吗？

莱维：我在电话号码簿里面看过他的联系方式，但我从来没有试图重新与他取得联系。

泰西奥：不管怎么说，他曾经是一名法西斯分子，而你不是。

莱维：他是一个事实上的法西斯主义者、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人。不过，对于法西斯主义，他也是一个极端的犬儒主义者。他什么都不相信，他是某一类意大利人的典型，对他们来说，人的体力、身体的精力非常重要。学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肯定不是一个守纪律的法西斯分子。

泰西奥：除了这个同学之外，你与别的同学建立了一种更为熟悉的关系。发生过跟某个人可能更为经常地见面，一起去看电影之类的活动吗？

莱维：是的，我曾有一个朋友，我们上电影院，在一起度过很多时光，互相陪伴着回家。我曾有一个朋友——现在仍然是——一个高中的朋友，我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公开的友谊关系，直到他结婚为止，后来就不再来往了。

泰西奥：是婚姻中断了你们的关系？

莱维：因为我同他妻子不知道讲些什么。他很长时间都是单身汉，他一直是单身时，我们都有着一种公开的和全面的信任关系。当他结婚之后，这种信任就中断了。

泰西奥：让我们把时间提前一些，你的婚姻也改变了什么事情吗？[11]

莱维：这是一个提前了的问题。我的妻子把一切都弄乱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事实，也很奇妙。

泰西奥：那么，我们再回到友谊上。我们刚才谈到电影。对于你们来说，电影代表着什么？

莱维：法国电影对于我们代表着很多东西，代表着某些在意大利缺失的东西。意大利拍的电影苍白无力。

泰西奥：所谓的“白色电话电影”[12]？

莱维：米诺·多罗（Mino Doro）、玛利亚·德尼斯（María Denis）女士……他们都没有往深处挖掘。法国人做到了。他们讲述的生活就是它的本貌，至少像是生活的样子，在生活那些悲惨的、不那么重要的方面也是如此。我讲的是雷诺阿、让·迦本，是《悲伤的黎明》（Alba tragica）、《舞会的名册》（Carnet di ballo）、《逃兵》（Disertore，我不记得在意大利准确的片名是什么了）。它们来到意大利后，受到一些非难苛评，但总而言之，信息还是同样地被传了过来。有些时候我们也去剧院，举例说，去看吉尔伯特·戈维[13]，这是一种很大的慰藉、一次消遣。我们本能地在戈维的作品中感受到某些真实的东西。

泰西奥：一条来自日报的微妙消息。

莱维：是的，这个男人各方面都是普通的，他用一种直接的语言——他那种意大利—利古里亚区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来，我们常去爬山，这很重要。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伟大的登山运动员或滑雪运动员，不过，我经常去山里。这也是有点想离开当时都灵让人昏昏欲睡的氛围，我们上惯常去的山区：巴尔多内基亚，赛斯蒂耶雷，克拉维耶雷。那时候奥斯塔山谷还是有一点远的。

泰西奥：你们怎么去呢？

莱维：有组织好的游览大轿车，需要四个小时才能到达塞斯特里耶雷，但是旅途同样挺好玩的。

泰西奥：一大清早就出发……

莱维：五点钟起床。

泰西奥：结伴的人不同于学校的那些。

莱维：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的伙伴，其他时候是同法西斯组织一起去，也就是同所谓的阿尔卑斯山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队员。不过，组织并不教我们任何东西，从来没有教过滑雪。

泰西奥：有负责人吗？

莱维：有一个人，他本来应该教我们的，但是他自己也不会滑雪，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学会过。

泰西奥：再回到剧院和电影院上，它们是在什么地方？

莱维：哪儿都有一些，最多的时候我们是去价格便宜的那些。在那个时代，有分别放映第一轮、第二轮和第三轮的电影院。我们总是等待着电影过渡到第二轮或第三轮上映时才去。

泰西奥：你记得某些特别的电影吗？

莱维：是的，那部现在叫《丑角》（Arlecchino）的，那时叫作《因佩里亚》（Imperia），票价为1里拉18分，即一个里拉和一个铜板。[14]有的电影票价为80分。

泰西奥：也有声名狼藉的电影院吗？

莱维：是的，“新门”电影院，我觉得好像是这么叫的。

泰西奥：这个电影院一直存在到我的年轻时代，它在尼斯大街的拱廊下面，在伯索莱特大街的拐角。

莱维：是的，它是上午开放，我们去那儿就不去学校了。

泰西奥：你从来都没有逃过学吗？

莱维：高中没有，大学逃过。

泰西奥：高中你从不逃课，可是你的一些同学逃过。

莱维：有人是，还有更为冒失的。

泰西奥：再说这也不是严重的越轨行为……

莱维：不是。

泰西奥：你吸烟吗？

莱维：战后我开始吸烟。

泰西奥：可你从来没有想尝试越轨，没有想做出让你变成“男人”的某些事情吗？

莱维：我的“越轨”就是登山。我很早就开始做一些相当不谨慎的事情，但是在大学，不是在高中。我的“越轨”就是那个。

泰西奥：你试图同风险一比高低，向它挑战了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但我们已经谈到和德尔马斯特罗[15]建立友谊的年代了。不过，他似乎比较谨慎，比较可靠。

莱维：他懂得更多东西，不过，他也喜欢冒险。

泰西奥：你和桑德罗·德尔马斯特罗是在大学年代建立的友谊……

莱维：是的。

泰西奥：他在哪里上的高中？

莱维：在阿尔菲耶里。

泰西奥：家庭情况怎么样？

莱维：那是个中等家庭。他是一个建筑工头的儿子。

泰西奥：他家里没有搞学问的人。对于他来说，你就有点儿像搞学问的人？

莱维：我像是认真研究化学的那种人。

泰西奥：你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不融洽的地方？

莱维：嗳，有一种纯粹的钦佩之情！这个男孩是如此沉默寡言，话那么少，身体那么壮实，又很自信。他有个兄弟长得更好些，而他的脸长得难看。他的兄弟，除了拥有他所有的美德之外，还长得非常帅气。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梅斯内尔[16]。他们毫不炫耀地一起做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情，穿越了科尼盆地的整个弧形地区——没有中断过。他们被刊登在登山俱乐部的新闻简报上，但对于他们而言，那只是胜利本身的意义，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此扬扬自得。

泰西奥：看起来不可能的人物是存在的。

莱维：杰克·伦敦式的人物。他很少对我讲述他的事迹，讲的就是他自己从雪地里挖掘出来的露营地，在严冬季节露天度过的那些夜晚，骑着自行车郊游一直骑到塞斯蒂耶雷，为的是之后去滑雪，诸如此类的传奇事情。他把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为的是教给我一些基本的东西。在体格上，我远远不如他。

泰西奥：在体格上低于他，但是你用敏捷弥补了。

莱维：敏捷，是的，也是顽强的。

泰西奥：去山里的人需要什么呢？

莱维：需要抵抗寒冷，抵抗疲劳。

泰西奥：这是你生命中的友谊吧？

莱维：它对我而言一度极其重要，只是现在才渐渐消失了。友谊就是在所有事上都有共同点，亲密无间，共同喜爱登山，都有好奇心，也都爱听音乐会。登山的共同点，好奇心的共同点，还有音乐会的共同点。

泰西奥：你们去哪里听音乐会？在音乐学院吗？但我们说的是友谊……

莱维：是的，友谊是非常重要的，至今也是如此，男人之间的，也有和女孩子们的友谊。

泰西奥：按照顺序进行，我们看一下：登山，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戏剧。只看那些喜剧吗？

莱维：不，不仅如此。也有莎士比亚。总而言之，修道院里会演的那些。

泰西奥：你经常去剧院吗？

莱维：不，每年去四五次吧。

泰西奥：去电影院呢？

莱维：也许一年去十次吧。

泰西奥：此外，你又说了音乐会。

莱维：音乐会，我是预订户。

泰西奥：因此，去的次数就更频繁了。

莱维：是的。

泰西奥：这么说，音乐对于你来说，极具重要性。

莱维：我没有演奏过任何乐器。我在音乐面前是被动的，这是一种被动的兴趣；引人入胜，但我是被动的。在我的脑子里从未产生过上课的想法。我的家庭尝试让我上钢琴课，那时我大概六七岁，我哭了，我没有愿望，也没有毅力。

泰西奥：那你后来也再没有试过。你妹妹也是如此吗？

莱维：嗳，一样。她也不愿意。

泰西奥：你的孩子们呢？

莱维：我的两个孩子都特别热爱音乐。两个人都学过各种乐器，他们一起演奏，也都上课。再说，我儿子作为物理学家，还了解音乐的物理学知识。我的孩子对于音乐极其爱好。

泰西奥：值得记忆的音乐会呢？

莱维：我举不出例子来。

泰西奥：我们再回到友谊上。你感受到男性友谊和女性友谊之间的区别吗？

莱维：这里触及一个十分微妙的话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胆怯者，一个病理学上的胆怯者，为此我有过一些同女性的友谊，但停在了那里。发生变化，跳过障碍，对我来说来得极慢，那是发生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这是一个我讲起来带些尴尬和困难的话题，事实是，我当时是个心理上受压制的人，这在我所写的文本中可以看到。我感到受到强烈的压抑，也是因为种族运动，这是一个清晰的伤口。许多女孩子，有教养的、不招惹人的，都会远离我。而我恰恰寻找那些我不能与之建立关系的女孩子。

泰西奥：你寻找的人，会拒绝你吗？

莱维：也许会的，但是我把这个留给别人。实际上我有许多段女性友谊，但没有一段成了爱情。

泰西奥：连跟大学的女同伴——你曾将她作为人物改写进《元素周期表》过——你们交换过信件，你跟她之间也没有萌生爱情吗？

莱维：也没有。也就是说，有过。我们当时模模糊糊地相互爱恋过，却是以极端纯洁的方式。[17]

泰西奥：对此，你忍受痛苦？

莱维：是的，我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我以可怕的方式忍受着，因为我看到我所有的朋友都从这种经历中走过来，他们还有过性的经历。我没有，我以一种骇人的方式经受着内心的折磨，甚至想到了自杀。

泰西奥：也许还因为你的一些同伴会过分地展示他们的战利品……

莱维：肯定的。有的人去妓院，带着假证件去那里。我从来不会做类似的事情。

泰西奥：还有延续了较长时间的女性友谊吗？

莱维：噢，很多。是的，很多。举例说，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磷》（“Fosforo”）那一篇中描述的那个女孩子。直到现在，她仍是我的朋友。不过，这种友谊确实是阶段性的，两年或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友谊就裂成薄片了。[18]

泰西奥：为什么？

莱维：由于各种原因。与此同时，由于我的缘故，家庭的变迁，我走动很少，然后……有人去世了，有人生病了，有人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是一个正在消逝的章节。

泰西奥：这是感觉到自己衰老了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看到围绕着你的环境在受到侵蚀吗？

莱维：是的，这是十分痛苦的，非常痛苦而不可逆转。

泰西奥：但从总的情况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性好胜的人吗？

莱维：天晓得！我自认为是一个经历过许多战斗的人。我在其中，战败过，也战胜过。我应该具有某种深厚的力量，因为我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这是一场艰苦重大的战役。作为化学家，我也承受了失败，但是我也胜利过多次。另外，作为作家——我几乎是不得不成为一名作家——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首先是在意大利，其后又在国外，这股成功的浪潮以不同的程度逐渐向我袭来，使我严重地失去平衡，它让我披上了某个人的外衣，而那个人却并不是我。

泰西奥：作家算是最沉重的职业吗？

莱维：最沉重的？

泰西奥：对，我问的是这个。

莱维：从影响来看，毫无疑问，是的。从劳累和持续时间来看，我想说，不是。因为一般地讲，我是心甘情愿地写出我的书，以轻而易举的方式，我并未在其中感到负担。

泰西奥：你从来没有感受到一种可能的失败，也就是说，感到办不成的负担？把一种如此不可捉摸材料作为文本。总而言之，你感受如何？必须写吗？必须那样做吗？

莱维：我现在感受到了它的分量，但从前没有。

我始终是相当自信地进行写作，因为评论界支持我，我让我的朋友们阅读这些东西，而他们赞扬我的作品；因为销售情况良好，出版商是满意的。我几乎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作家，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为没有穷竭心计就获得成功的事实感到吃惊。

泰西奥：就仿佛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莱维：这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现象。我写了一本书，然后书就走它的路了，起步，沿着错综复杂的路线走下去。《这是不是个人》走了一条那么错综复杂的旅程，以至于我都跟不上它，并且它现在还继续着它的旅程。它在德国又再版了，就在今天早晨，一位技术员给我打电话，一位电影编剧建议我拍一部电影。

泰西奥：不过，从你前面说过的来看，似乎可以说，这个新的职业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心里，颠覆了某些东西。你没有说过自己曾感到有些两面性？至少直到你还从事着两种职业的时候。

莱维：当然是的。

泰西奥：这从心理上没有带来困难，没有产生模棱两可的效果吗？

莱维：不是模棱两可，而是混杂状态。我承受得很好，我保持得也很好。应该说，好些年来，我都是尽了本分。

泰西奥：实际上你是怎么做的呢？

莱维：我把时间分成两份：有工厂的时间，在此期间，文学与此没有一点关系；然后才是后面的时间：我以回复信件和写作度过的晚上。

泰西奥：你在工厂里要待八个小时？

莱维：是的，再加上两个小时的路途，一共十个钟点。我夜间工作，我很顽强，这便是一切。

泰西奥：没有任何让步？

莱维：是的，就像我现在讲述的那样，但不涉及写作。我有过退让，是涉及工厂劳动的事情，在这个战线上的让步，我是有的，是的。

泰西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牵涉写作上的让步。

莱维：不牵涉。

泰西奥：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不是吗？

莱维：不是已写过的作品，而是“要写的”的作品。举例说，现在我不胜任写作了，不过，我不漠视自己写过的东西，它们是我血液中的血液。

泰西奥：不过，抛开当前的形势，作为作家，你总是感觉自己能控制局面的。

莱维：让步，我是有过的，我经常妥协，我常常被……当作……但关于这些，我宁愿略过去。

泰西奥：但是面对着退让，你的反应如何？

莱维：我尽力用我的手段去战斗，但是……再说，你在我身陷危机的时候，向我询问这些事情，这让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在一个不同的阶段，我可能会给予不同的回答，我将愿意以更大的热情来谈论它。

泰西奥：我明白，然而我不能不注意到，你仍然总是战胜野兽。

莱维：现在这些和我都毫不相干了。我从一开始就对你说过，那是些需要诠释的供认、坦白。

泰西奥：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在其他时刻对我说的那些话，现在你可能不愿意说，但这难道不算是更触动心弦的、更深刻的一种谈话尺度吗？

莱维：我以怀疑的态度感受自己这种心理抑制，关于这点，我对你讲过，那毁了我青年岁月的压抑，它还在阻碍着我的某些人际关系。

泰西奥：可是你看，我是带着极大的尊重跟你说这些的，有时候在你的著作里，我可以感受到你的这种界限。就如同存在着一种你无法逾越的障碍。

莱维：我不想越过去。

泰西奥：我以不太拐弯抹角的方式说了这些，但好像你缺乏热情似的。

莱维：我不知道，我没能很好地意识到。

泰西奥：像是一种抵抗。

莱维：当然存在。有这种迹象——这个我也可以对你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前几页中，指的是一个女人，我以我的方式向她献殷勤，这让她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她意识到我的极端胆怯和犹豫不决。我们曾经一起被俘虏，甚至是以一种十分平庸的方式。我们曾经藏在约乌克斯山上，我们一起走下来，为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政治使命，有人在下面为我们提供接待，为的是不必在夜间再爬上山去。我们拒绝了，我记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们在夜间一直爬到约乌克斯山上，在五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过了一个夜晚之后，我们被捕了，对此我经常怀有一种内疚感。

泰西奥：为了并非故意地造成了逮捕而愧疚？

莱维：还有，这个女人曾经企图自杀，为的是不被遣送，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后来被重新缝和了。总而言之，我背负了这个死亡的重担——因为后来她死了——直到我遇见我现在的妻子。对于我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爱恋上一个不再存在的人，并且还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想这是可以感觉到的……或许假如我对她少些心理抑制的话，假如我们一起逃跑的话，假如我们做过爱的话……那时我却做不出来这些事情。[19]

泰西奥：这是一种弥久的境遇。你从来没有考虑过写一部自传？

莱维：我写过了。

泰西奥：但我并不认为《元素周期表》是一部通常所说的自传。我说的是明确的自传，没有除写作以外的其他筛选和加工。举例说，讲述一种行当，跟以更深刻的措辞讲述一种更深刻的经验，是不同的事情。

莱维：实际上对我来说会非常痛苦。

泰西奥：这才是我提问的意思。

莱维：正像我对你说过的，由于我没有能力找到与一个姑娘建立牢固感情关系的方法，我度过了绝对不幸的少年期和青年期……但是，这些是不该讲述的事情。

泰西奥：我很明白。何况，你生活中最好的部分是后来才到来的。回家，结婚，生子，读书，以及用你疗伤的潜力写的文字。写作也有点儿治疗之效……

莱维：是这样，但《这是不是个人》是十分悲惨的，正如我所讲述的那样。两件汇聚在一起的事情——我开始写作《这是不是个人》，以及我遇到现在的妻子——是两个拯救的因素。

泰西奥：与你妻子的相遇，可以叙述一下吗？

莱维：那当然，对于我来说，这是值得讲述的。我想说，这是几秒钟而非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故事。我早已经认识了她，她是我妹妹的朋友。

泰西奥：你是在被遣送之前认识她的？

莱维：是的，是在遣送之前，她是我妹妹的许多朋友中的一个。我们曾经一起跳舞，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们就觉察到一种深刻的、突然的变化，我的这种心理压抑带来的屏障骤然倒塌，首先是多亏了她，她让我开口讲话，对我十分耐心，她能体谅别人，她亲切热情，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泰西奥：你们是去哪里跳舞的？你还记得吗？

莱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在犹太学校吧。

泰西奥：你记得日子吗？

莱维：是的，在《不定的时刻》（Ad ora incerta）中有一首诗，就是我在那个场合所写的，你记得它吗？[20]

泰西奥：或许是那首你讲述星辰和上帝的错误的……

莱维：是的，日期就是我对你说过的那首诗的标题。

泰西奥：那是晚上，还是白天？

莱维：是晚上，是的。

泰西奥：那是一件意想不到和令人震惊的事情。

莱维：是的，意想不到和令人震惊。

泰西奥：为什么你感觉先是意想不到的，再是令人震惊的？

莱维：正如我在《元素周期表》的《铬》（“Cromo”）这一章节中所讲述的那样。

泰西奥：而它使你变得精神愉快了。

莱维：它使我变得精神愉快了，我实现了愿望，开放了，快活了，充满了工作的愿望。这是一个双重的胜利，我感到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

泰西奥：我们做了一些时间上的跳跃。我想再回去一点儿，说说大学阶段。你是什么时候报考大学的？

莱维：我没有犹豫过。有过这个插曲，也就是高中毕业考试的失败。但后来我又通过翁贝托·科斯莫的课程，在7月再次参加考试。

泰西奥：你去找了科斯莫，作为私人教师，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莱维：可怜的人，他当时非常尴尬。

泰西奥：你去他的家里，在地中海大街？

莱维：在科利街。

泰西奥：是，他女儿仍住在那里。他当时已经有多大岁数了？

莱维：我不知道，65岁？在我看来好像很老了。

泰西奥：那是谁把你领到他那儿的？

莱维：是阿里希本人。不，不是阿里希，因为我本来要写一篇关于法西斯的作文。我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把我打发到科斯莫那儿的。他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让我做了某些练习。我在7月凑合通过了考试，但我不记得分数是多少了。

泰西奥：你连作文的要点都不记得了？

莱维：不记得了。

泰西奥：那后来呢？

莱维：后来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大学，我非常喜欢大学。我非常喜欢那个环境，喜欢学习，喜欢课本，我如鱼得水。

泰西奥：你有非常称职的教授吗？

莱维：是的，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很称职。我都尊敬他们，他们也尊敬我。但是一年之后，传来了种族法令。当时我们是在1938—1939学年。

泰西奥：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

莱维：不，法律允许继续学习，由于我的幸运。起初，我感到自己不一样，不过，犹太人不止我一个，还有很多人。在60名左右报考的人中，我们约占7个或8个。我应该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同学，都像绅士那样对待我们，既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压力，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对我们施加压力……

泰西奥：没有任何人？

莱维：做毕业论文时，这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禁止接受我们这样的寄宿学生，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有的人粗暴地说道：“您是犹太人，因此我不能接受您。”其他人则以更为友好的方式说出这句话，有一个人还不合法地雇用了我。

泰西奥：在哪种意思上？意思就是你不能合法地出现？

莱维：我没有露面，那时我确实不在。反正我做了一篇物理学的小论文，它的意义比大论文还重大，因为我实验过了。

泰西奥：你保存了手册吗？参加了许多考试吗？

莱维：二十五次。

泰西奥：没有哪次经历困难才通过吗？

莱维：这些考试？没有，一次都没有。

泰西奥：什么都没有，总而言之，好像你并不喜欢。

莱维：怎么说呢，有的东西我更喜欢些，其他的我不太喜欢。建筑材料的化学，让我感兴趣的相当少。我被理论化学所吸引，也被实验化学所吸引。

泰西奥：你没有留在那个环境，是由于你犹太人的身份？

莱维：在大学的环境？哎，后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着急，因为我父亲当时病得很重，我干起了在巴兰杰罗找到的工作，后来在万德尔。

泰西奥：你的父亲？

莱维：1935年，我父亲的肠道长了一个肿瘤，动了手术，而后在1942年又发生了一次转移。

泰西奥：与此同时，你还在大学里吗？

莱维：1942年我已经在外面了。我是1941年7月毕业的。

泰西奥：论文呢？

莱维：名副其实的论文，我是在蓬齐奥教授的指导下围绕立体化学完成的。[21]

泰西奥：论题是他选的吗？

莱维：是我选的。

泰西奥：这个论题是以什么特别的方式吸引了你？

莱维：就是立体—化学，也就是分子化学本身。坚固的结构，连同它们的形状、它们的内部动态，吸引了我。我应该说，那是一篇聪明的论文，实际上，我获得了赞扬。小论文属于实验物理学：我曾对你说过的那种实验。

泰西奥：蓬齐奥教授，你敬重他吗？或者说，你选择他作为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因为他更可能接受吗？

莱维：不是，不是。我选择那篇论文，因为我喜欢那个论题，而他也马上就接受了。他很聪明，我准确地记得他对我说的话：“您是一位极其杰出的学生，但我不能接受您。”由于种族法令。

泰西奥：那么，假如没有种族法令的话，你就可能继续在大学里了。

莱维：我肯定可以完成大学生涯了。

泰西奥：场所是马西莫·阿泽廖大街的那个校园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是那些带清真寺尖塔的？

莱维：那些带有清真寺尖塔的，不存在了。它们被拆毁了。还留下了一个，生理学教学楼的那个，可是化学教学楼的那个，他们把它拆毁了。清真寺的尖塔曾经是一个燃烧的烟囱。

泰西奥：那时候的都灵，你记得它是什么样？

莱维：这有点困难，我记得并不是很清楚。肯定那时的路比现在更好走，步行也更为令人愉快，没有这么多汽车。

泰西奥：但是这座城市，你住在那儿就从来没有到过别处，你没有改变一切的愿望吗？

莱维：那些始终都是有条件的逃避。也就是说，我希望旅行，但还是要回到这里。

泰西奥：是否可以说，你是喜欢坐着不动的人？

莱维：是的，我是习惯于坐着不动的人。

泰西奥：我们还没有探讨，在这个时期前后你的阅读问题。

莱维：从高中往后吗？你有我的《寻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选集可以查看的……其他的，很少了。好吧，我父亲常带大量书籍回家，比方说，有切利内（Céline）[22]的，多斯·帕索斯[23]的……

泰西奥：切利内？你说的是切利内？

莱维：切利内，是的。

泰西奥：切利内有没有触动你的内心深处？

莱维：我不喜欢他那种风格，我感到他很混乱、无政府主义，不过，我读过他，像《魔山》（La montagna incantata）。

泰西奥：还有其他的吗？

莱维：我很喜欢那本。

泰西奥：后来为什么得了病？是肺结核吗？去了肺病疗养院？

莱维：既是又不是。我对形而上学的讲话，比如纳菲塔与塞腾布里尼的讲话感兴趣。我对环境感兴趣，我对人物感兴趣，疾病我忽略了。

泰西奥：作为读者，你是怎样的？

莱维：一个带着放大镜的读者，我对句子的结构感兴趣。这种对语法的酷爱，我对你说过。

泰西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指向你那“被捆住的”风格。我相信，也许需要举例说，做一项对于你的相对论的研究。

莱维：会很有意思吧。

泰西奥：回到托马斯·曼上，《魔山》绝对是一本大学读物。

莱维：大学的，是的。其他的，如多斯·帕索斯、福克纳，我对他们记不清楚了。

泰西奥：维托里尼[24]或者帕韦塞[25]是这时候读的吗？

莱维：没有，我读的好像是达奥利奥的版本。

泰西奥：那你认为帕韦塞和维托里尼怎么样？

莱维：维托里尼的作品，我没有读过，帕韦塞的也是。

泰西奥：你是大学毕业后才发现他们的？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你还记得当时的哪些作家？

莱维：我也读过许多不太好的东西。我读过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26]、杰克·伦敦、吉普林[27]。这些几乎是必须阅读的材料。

泰西奥：圭多·达·韦罗纳也是吗？皮蒂格里[28]也是？

莱维：不是，这些读物是我父亲不愿意带回家的。

泰西奥：韦尔内呢？

莱维：韦尔内，自然是了。

泰西奥：没有萨尔加里。

莱维：没有萨尔加里。萨尔加里的，实际上，我读过一本，但它没有告诉我任何特别的东西。

泰西奥：没有任何禁止的读物。

莱维：没有。我没有买过书。书都是我父亲买的。

[1] 翁贝托·科斯莫（Umberto Cosmo，1986—1944）：文学评论家，曾在都灵的焦贝蒂文科中学以及达泽利奥中学教授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在达泽利奥，他曾作为皮耶罗·焦贝蒂和诺尔贝托·博比奥的学生。他是意大利文学的讲师，一直住在都灵，他的学生有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狱中札记》。——译者注），他们师生之间开始形成一种存在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的友谊（后来在一次值得纪念的拥抱中，两人从人性的角度上解决了冲突，葛兰西对此进行过讲述）。最初翁贝托·科斯莫是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由—进步主义者，后来他始终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曾受到过极权制度的迫害，这个体制让他在1926年离开教书岗位，他于1929年被判处充军。科斯莫是杰出的但丁学者，他的著名作品有《但丁的生平》（1930）、《最后的上升：“天堂篇”导言》（1936）等。

[2] 对于奇诺·奇尼，请看26页注释1。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1902—1974）是精练的小品文作者、诗人、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于1935年被定罪放逐，但又获得自由，于1936年创建席尔瓦出版社，该出版社在1947年出版发行了《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一版。奥古斯托·蒙蒂（Augusto Monti，1881—1966），几乎是因为修辞学中的改变称号法，而成为了达泽利奥的“讲师”，对于这些，他在《抵抗的学校，1923—1932》章节中讲述过，这个章节包含在讲述他对学校生活的记忆之著作《我与学校的账目》（I miei conti con la scuola），埃诺迪出版社，都灵市，1965年。这些回忆又重新被发表在《教书的职业》（Il mestiere di insegnare）这本书中（阿拉巴·费尼切出版社，库内奥市，1994年）。但是，关于知识分子、讲师和作家奥古斯托·蒙蒂，请参阅吉·泰西奥所写的，《奥古斯托·蒙蒂：一个按照古代方式生活的男人的现状》（Augusto Monti.Attualità di un uomo all’antica），阿尔切雷出版社，库内奥市，1980年。

[3] 词语“号召”（appello），从字面上只能翻译成英语词appeal，它要说的是有吸引力的、诱惑人的。

[4] 阿齐莉娅·阿里希（Azelia Arici，1895—1978）是普里莫·莱维在三年高中（从1934—1935学年至1936—1937学年）的意大利语教师，在1925年荣获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课程主讲职位竞试奖。她曾在贝尔加莫、卡萨莱·蒙费拉托、卡尔马尼奥拉教书，最后又在都灵的达泽利奥教过书，其教学的讲台曾经是奥古斯托·蒙蒂的。她是研究卡图洛、但丁、阿尔菲耶里、科洛迪、迪诺·布扎蒂的学者，为乌泰特出版社翻译过塔奇托的全部作品，出版于1952年至1959年。

[5] 洛伦佐·科科洛（Lorenzo Coccolo）从1927—1928学年开始在达泽利奥任拉丁语和希腊语讲师，对他的一个充分的介绍，请参阅路易吉·菲尔波（Luigi Firpo）所写的书《为两位老师提供证据》（Testimonianza per due maestri），在《皮埃蒙特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话：“文学课程——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历史和哲学——在我的老师眼中，仍然是雄浑的学说。我们独一无二的导师，他穿着神父的长袍，不仅以敬意遵循着‘性’，而且遵循着教会法典。他是一位矮小、温顺、强壮的乡下神父，他长着紫红色的鼻子，经常对着一块有红白两种颜色的方格图案的大手帕喘气：那位唐·洛伦佐·科科洛先生，他应该不只是体面地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是他完全无法把这些教给我们——我们对他那卸下武装的纯洁来说，只是懒惰的、毫无节制的唯利是图者。”（穆尔西亚出版社，米兰，1983年，第289—292页）

[6] 皮埃特罗·欧塞别蒂（Pietro Eusebietti）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和翻译家，曾是莱维在高中一年级时的哲学老师；萨穆埃莱·格巴兹（Samuele Gerbaz）是莱维在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时的老师。

[7] 三者分别象征着金属铜、锡、铁。——译者注

[8] 杰恩蒂莱是当时意大利的教育部长，他于1923年提出义务教育至14岁为止的改革。——译者注

[9] 普里莫·莱维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埃马努埃莱·阿托姆（Emanuele Artom），这篇文章是1984年4月11日，在米拉菲奥里的一所公园为阿托姆题词之际，发表在都灵市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钦佩之情是干脆和明显的：“在1943年9月8日，纳粹分子侵犯了意大利北部，埃马努埃莱没有犹豫——他缺乏军事经验，反对暴力，上山当了游击队员。他自豪、乐观地忍受不适和危险，让自己变得大胆和机智：在1944年的1月，他成为瓦尔-佩利切地区的行动党的政治委员。他曾陷入一次扫荡围捕，被捕了，受到连日凶残的严刑拷打，被人嘲笑，但是他仍坚持守口如瓶，没有说出任何人名。4月7日，他被酷刑折磨致死……”（普里莫·莱维的文章，见《莱维作品集》，第2卷，由埃马努埃莱·贝尔波利蒂编辑，埃诺迪出版社，都灵，1997年）埃马努维莱·阿托姆的日记《三个生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中期》（以色列出版社，佛罗伦萨，1954年），由古利·施瓦兹（Guri Schwarz）以“一名犹太游击队员的日记”（Diari di un partigiano ebreo）为书名，编辑后再次出版（博拉蒂·博林吉耶里出版社，都灵，2008年）。关于阿托姆的家庭、父亲埃米里奥、大儿子埃马努埃莱和小儿子埃尼奥，还可以参阅奥古斯托·蒙蒂（Augusto Monti）：《虚假瘦弱的都灵和都灵其他的篇章》（Torino falsa magra e altre pagine torinesi），由吉·泰西奥编辑，安巴拉当出版社，都灵，2006年，第168—172页。

[10] 莱维暗指《漫长的决斗》（“Un lungo duello”），它收录在《他人的行当》（L’altrui mestiere）一书中（埃诺迪出版社，都灵，1985年，第219—225页），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与一个在故事中叫作圭多的小男孩之间一种互相矛盾又互相竞争的友谊。这个名字与马里奥·洛萨诺在户口中登记的名字一致。关于马里奥·洛萨诺，在吉奥乔·布兰多内（Giorgio Brandone）的珍贵小册子《普里莫·莱维和“达泽利奥”》（Primo Levi e il《D’Azeglio》）中做了简述（在《文学和记忆之间莱维的社会地位》中，2007年5月24—25日学习的会议记录，由乔治·布兰多内和蒂齐亚纳·切拉托编辑，达泽利奥高中出版社，都灵，2008年，第174页，注释24）。

[11] 正如卡罗莱·安杰尔（Carole Angier）在《双键：普里莫·莱维的生活》［The Double Boud.Levi：A Biography，2002年（意大利版：Il doppio legame.Vita di Primo Levi，蒙达多里出版社，米兰，2004年）］所写的，使人回忆起“他的第一本传记”，也就是米里亚姆·阿尼西莫夫（Myriam Anissimov）的《普里莫·莱维或者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悲剧》（Primo Levi ou la tragédie d’un optimiste）：1996年（意大利版：Primo Levi o la tragedia di un ottimista，巴尔迪尼以及卡斯托尔迪出版社，米兰，1999年）：“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夸大婚姻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时期他所热切希望的一切就是：‘确认他曾被凶残否定的作为人的权利。’”

[12] “白色电话电影”（telefoni bianchi）指的是以豪华生活环境为背景、专门描写富人生活方式的意大利影片，流行于法西斯政权统治意大利的年代，因这些影片中会出现富有家庭使用的白色电话机而得名。下文提到的米诺·多罗、玛利亚·德尼斯均为意大利演员，主演过这种题材的影片。——译者注

[13] 吉尔伯特·戈维（Gilberto Govi，1885—1966）：意大利热那亚方言戏剧演员。——译者注

[14] 里拉为从前意大利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15] 桑德罗·德尔马斯特罗（Sandro Delmastro）进入“正义和自由”的队伍，并成为该组织在城市里一切行动的指挥官。在第一次被捕又逃跑后，德尔马斯特罗被派到罗亚山谷，当他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地时，又再次被捕。他被带到库内奥市的司令部，在一次不顾一切地试图逃跑时，他被杀害了。这个故事被放在《元素周期表》中的短篇小说《铁》（“Ferro”）里，他的形象被以文学手法展现出来。

[16] 梅斯内尔：意大利最著名的登山运动员。——译者注

[17] 在短篇小说《锌》（“Zinco”，《元素周期表》的第三篇）中，这个同伴叫丽塔，莱维是这样介绍她的：“在角落里有一个油烟罩，在油烟罩的前面坐着丽塔。我靠近她，并以转瞬即逝的快乐心情发觉她正烹调着与我相同的第二道菜：以快乐的心情，因为我围着丽塔转了一段时间，我头脑里在准备出色的开场白，而其后在关键性的时刻，我却不敢向她表白，拖延到了第二天。”卡罗莱·安杰尔（Carole Angier）在莱维的传记里确定丽塔的名字和人物形象的原型是克拉拉·莫斯吉诺（Clara Moschino）（引自《双键》，意大利语翻译版本中，第135—137页）。

[18] 短篇小说《磷》篇中的女孩子，在文学作品中，与加布里埃拉·加尔达（Gabriella Garda）这个人相符。对此，同样是卡罗莱·安杰尔在传记《双键》中的第212—216页提到了。

[19] 在旺德尔的米兰时期，莱维和她就已经有过来往了（旺德尔是一家制药公司。莱维在搬迁到米兰时，先在巴郎杰罗的石棉矿里找到了半地下的职务，之后又转到旺德尔制药公司），万达·马埃斯特罗（Vanda Maestro）是“都灵市的七个男性和女性朋友”中的一个，莱维将她经过改造写进《元素周期表》的《金》（“Oro”）一章，其中他说：“万达，像我一样，是个化学家，但她没有找到工作，她持久地对这件事恼怒发火，因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重新见到她是在莱维缺乏远见的游击队的瓦尔达奥斯塔时期，后来又在福索利。万达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对于莱维——他曾与她有一种恋爱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刺痛，正如他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前几页中，在《休战》的其他片段中，也包括在这里所承认的那样；以及，在采访录中，在一次更为痛如针刺的表白中所承认的那样。

[20] 这首诗包含在《不定的时刻》中，它的标题是：1946年2月11日。（引自《莱维作品集》，第二卷）

[21] 论文的题目是“万德尔的转化”。吉亚科莫·蓬齐奥（Giacomo Ponzio，1870—1945）1915年至1941年是都灵大学的普通和无机化学的正式教授，同时他还是都灵大学普通化学学院的校长。

[22] 切利内（Lous-Ferdinand Desfouches的笔名，1894—1961）：法国小说家。——校者注

[23] 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John，1896—1970）：美国作家。——校者注

[24] 艾利欧·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1908—1966）：意大利小说家，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他年轻时中断技校学业，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做过会计和建筑工、校对和排版工。1927—1938年，他在佛罗伦萨接触到进步文学杂志《索拉利亚》（Solaria）的文人，1931年开始在该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小说，后集结为《小资产阶级》。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石竹花》也是在杂志上连载，后遭法西斯当局查禁而停发，直到1948年才正式问世。小说《西西里的谈话》（1941）是维托里尼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译者注

[25] 切萨雷·帕韦塞（Cesare Pavese，1908—1950）：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和诗人。1932年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系。法西斯统治时期，曾被判流放三年。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194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你的家乡》。“二战”结束后，他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后来又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小说《同志》、短篇小说集《美好的夏天》等。195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月亮与篝火》（获斯特雷加奖）被认为是他最成熟的代表作。——译者注

[26] 肖洛姆·阿施（Sholem Asch，1880—1957）：波兰裔美国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用意第绪语进行创作。——译者注

[27] 拉迪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曾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8] 圭多·达·韦罗纳（Guido da Verona）是圭多·韦罗纳（Guido Verona，1881—1936）的笔名，而皮蒂格里利（Pitigrilli）是迪诺·塞格雷（Dino Segre，1893—1975）的笔名，这两位游走于色情和幽默之间的受人欢迎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拥有很大的受众。

星期日，2月8日

莱维：我们谈到哪里了？

泰西奥：到了大学的年代，以及后面一些事情。

莱维：我不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什么，还有什么我没说。

泰西奥：没关系，我们会有办法返回的。

莱维：我的故事是在毕业后马上开始的。我曾经很需要赚钱，因为我父亲当时病得很重，当时我们头脑里最离奇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

泰西奥：你在《元素周期表》中谈过这一点。

莱维：没有，我觉得没在那里面讲过。

泰西奥：我觉得是在《砷》中，当你讲到修鞋匠，讲到要做的研究分析时。那不是关于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吗？

莱维：是的。但有一个前例，发生在那之前。与同一个人，与《元素周期表》提到的同一个朋友埃米利奥。

泰西奥：可以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吗？

莱维：可以，他叫阿尔贝托·萨尔莫尼（Alberto Salmoni），正是他的父亲在英格兰大道上拥有对屠宰场牲血的垄断，并拥有一个房间。[1]我们考虑过在那里安家。

泰西奥：在英格兰大道？

莱维：是的，现在那里有Sip[2]，过去曾经有屠宰场。

泰西奥：老的屠宰场。

莱维：是的。我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为的是大规模生产滴定试剂；后来，这件事由别人来做了。以我们当时拥有的资源，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没有资金。

泰西奥：什么是滴定试剂？

莱维：是一些管形玻璃瓶子，里面含有数量准确、精确称重过的化学品，比方说，硫酸或苛性钠，或者高锰酸盐，还有其他的。

泰西奥：为了不同的用途？

莱维：用于分析，用于其他的实验室，用来滴定，也就是用来确定其他物质的成色。这件事持续的时间很短……

泰西奥：阿尔贝托·萨尔莫尼——请原谅，假如我时不时地打断你的话——他曾跟你同班？

莱维：是的，他是我的同学，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也是和我共同经历漫长历程的伙伴，因为他现在还是我的朋友。

泰西奥：你们是在大学还是在达泽利奥认识的？

莱维：我们是从赛斯特利奥回来的一辆旅游大巴上认识的，在那里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男孩子，他唱歌唱得非常好，后来我认出来是他。但我不知道他是犹太人。通过一次更为仔细的审查后，我发现，他与“沙洛姆”（Shalom）有关系，“沙洛姆”意思是本质上的和平，它是“萨洛蒙”（Salomon）[3]的一种缩写形式。我不知道他是犹太人，在体格特征上，在做事方式上，他一点儿也不像犹太人。那时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直到现在他也是一个美男子，甚至于——可以顺便说一下——当种族法令传下来的时候，他曾经问过我：“那你怎么摆脱困境呢？”我当时极为恼怒，因为我想着他的提问太冒失：“我会凑合过去的，你个雅里安教徒，你自己去应付吧。”而他却对我说：“不，我也是犹太人。”好了，这个实验室维持了很短时间，因为我收到了到巴兰杰罗应聘的建议，我在《元素周期表》的《镍》里面讲述过的那个建议。

泰西奥：那仅仅是一个想法，还是你们真的建起了实验室？

莱维：不，我们确实以粗糙的、冒险的方式，在屠宰场内自行装备起来了。那是一个绝对令人讨厌的场所。

泰西奥：它维持了多长时间？

莱维：维持了可能一个月吧。

泰西奥：这么说，很短，你能准确地告诉我年份吗？

莱维：毕业那年的秋天，也就是1941年。

泰西奥：你刚刚说令人讨厌？

莱维：是的，特别是那个场所。整个屠宰场是令人反感的，尤其是那个场地，因为里面全是血，凝固的血。后来我在《镍》里面讲到了这些，同时借此描写了阿尔贝托的父亲。阿尔贝托当时处于父亲的保护之下，他父亲慷慨地让我们使用这些场地中的一处。

泰西奥：他后来做了什么？

莱维：他父亲？

泰西奥：不是，阿尔贝托·萨尔莫尼。

莱维：他改换过不同的职业。现在他什么也不干了。也就是说，他甚至拥有了一个文具店，但实际上他算是退休了。

泰西奥：因此，这是你的第一个计划，至少在一段极短的时间里实现了。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你从来没有幻想过其他事情，在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某些其他的事情吗？

莱维：我想过从这件事情中生出其他的事情。我们开始建立一个小实验室，然后再看看可以做些什么，假如不做我刚跟你说的那些东西的话：做分析用的试剂，为他人做实验准备。在战争时期，可以找到这些事情。当时缺少许多原料，但有做合成的方法，我们在战后很快就做成了这些事。

泰西奥：你从来没有想过建立一个更雄心勃勃的企业？

莱维：但是，在那种条件下，战争还在进行，种族法令还在实行，当时仅有一种幸存的经济，只能想到当下，过一天是一天。最有远见的人想的是，无论是在失败的情况下，还是在德国胜利的情况下，对于意大利的犹太人而言，形势都是恶劣的。当时人们处于一种极大的困境之中，所以是生活在一种极端不稳定的局势中。

泰西奥：既不允许梦想，也不允许设想。

莱维：不允许，没有任何打算。好像能感觉到悲剧，但哪种悲剧，尚不得而知，我不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展。但恰恰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结束之后，我到了巴兰杰罗，还不错，甚至我还觉得挺好，因为我喜欢工作。

泰西奥：去巴兰杰罗的建议是谁给你的？

莱维：是恩里奥·马里奥蒂[4]，他五六年前去世了。

泰西奥：他是谁？他曾做些什么？

莱维：他是军队的中尉，家庭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父亲曾在佛罗伦萨枪击过法西斯主义分子。恩里奥来自佛罗伦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非常刚强有力，曾经带着深恶痛绝的心情服了兵役，而在对我的态度上，他是非常专断独行的。以至于我的反应几乎是一种造反。我找到了“我的”离析镍的方法，而他对此耿耿于怀，非常不满；还因为，在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小小的发现”之后，我被发配到热那亚，甚至到了科尔尼利亚诺，在那里，有一个军事实验室，出于我是犹太人的这个事实，我的工作始终是以半秘密的方式进行，为的是实验其他浓缩这种材料的方法，为的是完善这种方法，等等。

泰西奥：你在那里停留了很久吗？

莱维：我在科尔尼利亚诺停留了也许两个月的时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我做过一个相当错误的事情，但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那是一个悲惨的年代，而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一个以自己的名义得到的专利，便是一个理由。假如我必须逃到瑞士或者某个其他的地方，这个理由便会有用。

泰西奥：那你在科尔尼利亚诺生活？

莱维：我在热那亚生活，我在那儿有些亲戚，只是在科尔尼利亚诺工作。

泰西奥：这么说，你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期，它正好和你在巴兰杰罗工作重合了。

莱维：科尔尼利亚诺是在最后，在巴兰杰罗之后。

泰西奥：当时和巴兰杰罗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莱维：没有，职务是巴兰杰罗的。

泰西奥：在这之后呢？

莱维：后来我回到了巴兰杰罗，关于镍的故事完结了。正如我所讲述的那样，在别处有着更为丰富的镍矿，继续勘探就不再值得了。顺便说一下，故事并未结束。按着镍的市场需求，仍然还有人去巴兰杰罗挖掘，试图找到从这种如此贫乏的材料中提取镍的更为精制的方法。

泰西奥：成功了吗？

莱维：从现在看，还没有。

泰西奥：是秘密进行的吗？

莱维：以地下的方式。他们是一些业余爱好者、一些小化学家。据我所知，大工业还从来没过问，但这个工作很吸引人，因为材料已经弄碎了，因此，碾磨工作的最重要部分已经做了。

泰西奥：那按你的看法，这项研究今天仍能给出成果？

莱维：一切都取决于镍的国际价格。如果镍的市场繁荣兴旺了，那就可能值得去做，值得再去尝试一下。

泰西奥：一切都建立在市场的无法估计上，或者已经出现了一种正在变成现实的倾向呢？

莱维：很不好说。时不时会有人对我说，想来找我谈谈，以便重新考虑我形容过的这个老想法。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废弃的东西。

泰西奥：我们再回到埃尼奥·马里奥蒂上。

莱维：是的，这就是了，我把专利权给了自己，而不是巴兰杰罗的采石场。他把这看成我这方面的一个错误。

泰西奥：可你确实给了它专利权吗？

莱维：是的，是的。

泰西奥：巴兰杰罗的经历持续了多长时间？

莱维：持续了大约六个月。

泰西奥：在那里你对什么人有特别的记忆吗？

莱维：有，和经理，我对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很年轻，十分强壮有力，刚刚与一位白皮肤的突尼斯姑娘结婚，她是一个突尼斯籍的法国人。经理对我非常热情，他理解我的处境，尤其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这事发生在1942年3月，当我在巴兰杰罗时。他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去下棋。总而言之，我们相当友好。

泰西奥：简短地插一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下棋的？

莱维：噢，在一个很遥远的时期，同我父亲玩过，是他教给我的。起初总是他赢，后来我便开始战胜他。并不是因为我比他下得更好，而是因为年龄带来更大的注意力、更强的记忆力……正如我的儿子现在会战胜我一样。

泰西奥：经理叫什么？

莱维：马尔基奥利。

泰西奥：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莱维：不记得了。

泰西奥：他是一个可以查到的人吗？

莱维：查不到了，他也在几年前辞世了。

泰西奥：当时他生活在都灵吗？

莱维：不是，他始终生活在巴兰杰罗，成了采石场的总经理。不对，他当时不在巴兰杰罗，他去了伊斯普拉，我不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了。

泰西奥：无论如何？你当时是以一种半地下状态生活在那里的？

莱维：是的。

泰西奥：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生活？你生活在那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吗？

莱维：是的，我有一个小房间，我去一个工人的家里吃饭，他们全家人都很亲切。

泰西奥：人们对你的状况知道些什么？

莱维：他们是猜测出来的。

泰西奥：不应该讲一些吗？

莱维：甚至，正如我所写过的那样，曾有一位姑娘当我的助手，她是一个法西斯党魁的女儿。这党魁本人还邀请我吃过饭。

泰西奥：这是些只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吗？

莱维：一般地说，只能发生在意大利，特别是在圣·维托雷的采石场上，因为那是一种共和政体，一个距离平原五公里的偏僻的地方。

泰西奥：也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我记得它是在朝兰佐去的方向的右侧。

莱维：它的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是的。但现在它不再是这样了，我描写过的那个锥状体现在被打破了底，一面岩壁没有了。它有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底座，由于同时可以确定的是，石棉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危险的，全部工作都变成自动化的了，完全改变了。

泰西奥：真的是如此——你曾经对我说过，当英国广播公司来的时候，他们不想去那儿，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但是恐怕还不能说，你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友谊。

莱维：不能，友谊，谈不到，我也不想要。

泰西奥：是由于自己的秘密处境吗？

莱维：再说，跟谁建立友谊呢？我是唯一的化学家。马里奥蒂中尉每个星期上来一次，当时我相当的孤独。

泰西奥：采石场附属于军队吗？

莱维：采石场附属于一家叫作科杰法格的公司，科杰法格是为战争提供服务的总军需部。人们认为，石棉可能是具有战略和战争意义的一种材料，因此，当时有一个军事监察员会时不时地来走访，他没有伤害任何人。

泰西奥：你说过，这延续了六个月？

莱维：是的，从1942年的1月到7月，包括在科尔尼利亚诺的两个月，不过，也许不是两个月，可能只是一个月。

泰西奥：那后来呢？

莱维：后来我接到了一个从米兰打来的电话。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正像我曾对你说过的，镍的历史结束了，他们提供给我在那里的其他工作的机会，可我有了一个米兰提供的工作，这个公司就是后来的万德尔，做“奥沃乌尔蒂纳”的那个，于是我马上接受了它，还因为我在米兰有亲戚，他们接待了我。

泰西奥：还有诗歌《克雷申扎戈》。我们一起回忆下整个团体吧？我知道，当时有些同龄人。

莱维：是的，差不多是同龄人吧。有一个我的表亲，更准确地说，是我妈妈的一个表姐妹，她与她妈妈住在米兰的市中心，她租借给我一个房间。

泰西奥：那你经常从米兰旅行到克雷申扎戈？

莱维：我乘有轨电车或骑自行车从米兰旅行到克雷申扎戈。

泰西奥：对于那个时期，你有什么记忆？

莱维：有很好的回忆，那是一些极为多产的丰收岁月。我们当时一共七个朋友[5]。

泰西奥：你能为我列举一下吗？

莱维：那当然，我能列出他们。卡拉·孔松尼、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埃米利奥·迪耶纳、建筑师欧金尼奥·真蒂利，那位万达·马埃斯特罗，也就是那位曾经跟我一起被遣送，后来去世了的姑娘，我在《这是不是个人》中含糊地提到过，还有接待过我的表姐妹，她去年因患阿兹海默症而辞世，然后还有我，组成了七位。我们唱着歌，一起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晚上；唱着各种有不同渊源的歌曲，用黑市上的食材安排秘密晚餐。

泰西奥：你唱歌怎么样？

莱维：最糟糕的。

泰西奥：无论如何，当有必要，你还是会唱。

莱维：是的，我唱歌。我们曾经有一个保留剧目，我们用唱歌来度过晚上。

泰西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保留剧目？

莱维：瓦尔多派[6]的歌曲，犹太人的歌曲，法国歌曲。

泰西奥：你能引用其中的某些吗？

莱维：首先是山区的歌曲，我可以举出许多来。但是试唱，还是免了吧。

泰西奥：我没有要求你试唱它们。

莱维：它们没有歌名。

泰西奥：某些歌的开始几行呢？

莱维：Il n’avait qu’une fille和Enfants de la mort laissez vous conduire[7]。这些是源于法国的歌曲，因为西尔维奥·奥尔托纳有许多法国朋友，他们教给他一些法国歌曲。

泰西奥：这个群体的领导者是谁？

莱维：我可以说，领导权是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和我在竞争的。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而我则更为多才多艺。在那段时间，我还写过一篇东西，事后我也从未说过。我写过一篇小说，它从未完结，是关于一个男人的，他生活在时间之外，他渗透到时间里，他被时间拖拽着。我保存着这篇东西，但没有发表，成了未出版物。

泰西奥：它的篇幅有多长？

莱维：二十页。

泰西奥：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把它重新拾起来？

莱维：没有，它是一个绝对幼稚的故事，华而不实。并非写得不好，而是过分注重形式。

泰西奥：总而言之，你没有觉得它是你的东西；从风格上来讲，你感到不满意。

莱维：不满意，那篇小说受到《魔山》里的天气和山脉的影响。为什么在那段时间，我没有说出来？我们那时对山脉十分狂热，男男女女都是。我们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

泰西奥：你们从米兰到哪里去？

莱维：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骑着自行车，从米兰去格里尼亚。

泰西奥：是的，你讲过这些。

莱维：有五十公里。在我看来，星期六晚上，我们骑到巴拉比奥，跟没什么事似的，然后我们又爬坡，一直到山中旅店卡洛·波尔塔。我们在这个山中旅店睡觉，然后第二天，我们完成到格里尼亚的路程，很费劲。我脑袋上有一个洞，现在还能感觉到。

泰西奥：我能碰它一下吗？

莱维：你能感到在头骨里面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吗？是他们往我头上扔了一块石头。

泰西奥：也就是说，一个人当时正向你……

莱维：另外一个登山的团队，的确是另外一个团队，向我扔了一块石头，它几乎打破了我的头盖骨。

泰西奥：也许你已经对我讲过这些了。后来你不得不冒险凑合应对一下了，因为伤口流了很多的血。

莱维：流了太多的血，或许我对你讲过了。血都流进了衣服里面，又从裤子里面流了出来，出血很多，但是我仍然是骑着自行车回的米兰，我就这样用棉塞凑合着堵住了伤口。奇怪的是，仅仅是一天之中，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居然设法处理好了我所有的伤疤。你看，这个，这里的这个老茧……因为，为了往上走到巴拉比奥，我在自行车上放了一个固定的链轮，链轮十分坚硬，我用坚硬的链轮蹬着车的踏板。后来过来了一辆小卡车，我便抓住小卡车的边栏，贴附在车身上，我忘记了踩踏板还往前走着。于是，小卡车把我甩出自行车，最后我就被摔到了墙上，我的整个大拇指都被撕裂了。第二天就发生了挨石头的事情。

泰西奥：不过，你当时有点胆大妄为了。

莱维：是的，我是有些胆大妄为了。

泰西奥：正如你已经对我所讲述的那样，你做了一些不谨慎的事情。

莱维：是的，我做了一些鲁莽的事情。

泰西奥：不过，领导权和冒失也帮助你战胜了胆怯，是不是？

莱维：在某种意义上，是的，但仅仅是在某一种意义上，因为我对女孩子们的这种胆怯仍然留下来了，仍继续存在。是的，我和万达·马埃斯特罗之间存在着一种胆怯的恋情，它导致我们同时被俘虏，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对你讲述过了。

泰西奥：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曾是滋养人的年代。

莱维：滋养人的年代，还因为它们包含了7月25日，包含了巴多利奥[8]。在7月25日，每个人都选择了一条道路。应该说，我对政治懂得得极少，直到现在，我仍然懂得很少，我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家，但是我选择了“行动党”，我自认为是行动党的一员。当时没有一个真正被称为“报名加入”的手续，我带着报刊……

泰西奥：作为政党，它是后来诞生的。

莱维：后来它作为政党诞生了。

泰西奥：它也很快就死去了。

莱维：是的，它也很快就死去了，但那时就已经叫“行动党”了。

泰西奥：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呢？

莱维：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直到现在仍然是。其他的人都是“行动党”的。

泰西奥：但是关于政治，你们当初谈论还是不谈论，还是只谈论一点点？

莱维：你看，事情是从巴多利奥爆发的，延续的时间极短，四十五天，我们做到了让你都预想不到，也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去科涅休假，不理会正要发生的或者很明显将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对我们说，在布雷内罗[9]，当时有意大利的军队几个师，他们会设置屏障，而德国人可能来不了。我们相信了这种状况，便在科涅完成了相当胆大妄为的游玩。就在这样的一次远足过程中，西尔维奥·奥尔托纳跌下去了，摔碎了门牙。他跌下15米的高度。

泰西奥：一件严重的事情。

莱维：一件严重的事情，他出乎意料地得救了，他摔在岩石壁的一小块突出处上得救了。

泰西奥：仍然让我觉得难以置信，但愿我能够相信这不可相信之事吧。

莱维：这很典型。不过整个意大利，不只我们如此。整个意大利都处在这种境地之中。7月25日是一个盛大的狂欢，还有9月8日，那一天是停战的日子，所有人都到广场上，一整天高喊“万岁”。

泰西奥：你们就这样度过了整个那段时间。

莱维：我们以最无忧无虑的方式度过了巴多利奥执政的四十五天，不过不仅仅是我们。意大利所有的“kurort”[10]都住满了人，尽管存在着战争，尽管威胁——这是事后诸葛亮——显而易见，也是近在眼前的。

泰西奥：你对我讲过一次，你在米兰那段时期也是一个阅读的时期。

莱维：是的，不过如果要我告诉你，我那时候读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也许我读过《布登勃洛克一家》（I Buddenbrook），但我记不清楚了。再说，我们也没读很多书。当时我们忙于这种复杂的友谊。

泰西奥：不管怎么样，你那时写出了第一批东西，除了你从前已经写过的、放入《元素周期表》的两部短篇小说。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短篇小说似乎可以追溯到巴兰杰罗的时期。

莱维：是的……不过你听着，在这里，我应该做一个坦白。

泰西奥：你希望我把它录下来，还是关掉录音机？

莱维：随你的便……这不是真的，我写出那些短篇小说不是真的……

泰西奥：也就是说？

莱维：我是后来才写出它们的，我随便把它们归到了那个时期。

泰西奥：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严重。在我看来，在运用虚构上是合法的。再说，有那么一段文字，促使人们相信一种窘迫、一种经验不足。

莱维：那是假装的。

泰西奥：正是。在文学领域，把虚构的东西说成真实是合法的。

莱维：这就是了，把它们说成真的。那两篇小说，我把它们填倒了日期。我还写了那首诗歌《克雷申扎戈》，它是典型的孩子气的。

泰西奥：那首诗，你确实是在米兰时期写的？

莱维：是的，那首，真的是。

泰西奥：那么，如果你愿意，请回答我，为什么揭露出你认为不真实的一件事？更何况你认为这是很不合适的。

莱维：类推嘛。因为我对所有的人都说过了，并且我也写过了。

泰西奥：可这不是一个“超我”最为明显的结果吗？

莱维：可能吧。无论如何，这两篇小说我并不是与《元素周期表》一起写出来的。我是分开写出它们，后来又把它们加进《元素周期表》，编入了短篇《汞》和《铅》。

泰西奥：在米兰期间，你只写了《克雷申扎戈》，还写了其他的吗？

莱维：是的，我没有写过任何其他诗歌。

泰西奥：你也没有酝酿过别的写作纲要？

莱维：我对你说过那个，那篇开始写但没有完成的短篇，当时没有任何进展。

泰西奥：你的朋友们也都从事过写作？

莱维：我的朋友们也都写作过，这是事实。西尔维奥·奥尔托纳写过一篇哲学论文，欧金尼奥·杰恩蒂利写过一篇所谓的反小说，我的表姐妹阿达·德拉·托雷，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她的名字……

泰西奥：当你为《贝尔法戈尔》[11]写评论时，你已经对我说过了……

莱维：是的，她写过诗歌，她在“达奥利奥”出版社工作。因此，我相当专注于一种文学的环境之中，仿佛写作某些东西是必需的。

泰西奥：所以，这并不是一种内在的推动、一种你自身的急迫性。

莱维：不是，是出于模仿。

泰西奥：但也是因为写作的某些想法，在此之前你已经有过了。你在高中时，从来没有过写作的企图，从来没有尝试过？

莱维：没有，从来没有。

泰西奥：你正在跟我讲的这段时期延续了多长时间？你在巴兰杰罗一直待到1942年6月吗？

莱维：是的，在米兰待到大灾难，直到1943年9月8日为止。

泰西奥：那9月8日你是在科涅吗？

莱维：不，不是，我已经在米兰了。

泰西奥：那时万德尔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莱维：关于我在《磷》这个短篇中所写过的那些，我能补充的很少了。甚至在我看来，我好像已经讲的相当多了。那是一个完全没有生机的环境，有我保留下来的那位亲爱的女性朋友，另外，她是——我没有写过——有严重生理缺陷的残疾人，她一直是这样，是天生的，但她同样过着一种充实的生活。

泰西奥：也因为这个，你非常关心这位生活在“钢肺”里的姑娘，她叫什么名字？

莱维：罗桑娜·本齐？不，是她和我联络的。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12]

泰西奥：你曾经说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9月18日。那后来呢？

莱维：很快，总之随着德国人到达米兰——我记得好像是9月10日——我回到了这里，当时有那些在苏佩尔加附近和我失散的人。我的祖父拥有一个农场，那是半个修道院，我们整个大家庭临时住在那里。大家又重逢了，我们考虑要做的事情，然后做出决定：母亲、妹妹和我要去奥斯塔山谷，我们在那里有些熟人，从奥斯塔山谷——从萨伊特-温琴特——他们推荐了我们一个地方，在科尔·迪·约乌克斯的一个偏僻的小旅店，这个小旅店至今还存在，但是现在有了直达那里的道路，而那个时候公路是没有的，得步行一公里高低不平的路程，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我母亲、我妹妹和我在这个小旅店里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来四面八方都开始有士兵来到。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是我的同学，他比我小一岁。

泰西奥：是在达泽利奥高中的同学还是在大学里的？

莱维：在达泽利奥。当时我们有一小段时间互不理睬，另外，这种装作互不认识的虚情假意也是愚蠢的，于是诞生了声称“我们是游击队员”的想法，但那时一切都是如此的不稳定，如此的粗俗，如此的原始，我们没有接触。我们的想法是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拿起武器，但是，我们没有武器。我们开始相互联络，我们在周围聚集了一个有十二人左右的年轻人小组，他们像我们一样缺乏经验。当时只有一个人具有某些军事经验。

泰西奥：小伙子们怎么样？

莱维：他们本该在征兵时出现，然而都没有。其中一位是犹太人。

泰西奥：你们是从哪里把他们聚集起来的？

莱维：是他们自己来的，他们来到了小旅店，他们去那一带是为了寻找一个藏身之处。

泰西奥：那地方叫什么名字？

莱维：叫作阿马伊。它并不是一个旅店，是一簇房子，共有五间。

泰西奥：现在还存在吗？你回去过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这就是了，你说到的那些小伙子，是上来寻找一种解决办法的。

莱维：他们也是带着模糊的想法，想武装自己，想进行抵抗。有些人带着左轮手枪，我们后来还找到了一支冲锋枪，我不记得是谁把它带来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

泰西奥：虽然模糊不清，你们还是想组建一支小游击队的人马。

莱维：是的。

泰西奥：那你们是否寻找联系，以便与某些人结合起来？

莱维：是的，是的，我们当时正在寻找其他人，也找到一些。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在附近的小山谷里——阿雅斯山谷——有一队庞大的人马，他们组织得很好，袭击了伊夫雷亚的兵营，并且抓了一些俘虏，还杀死了几个人，我记得好像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报复行为。一共300名军人从伊夫雷亚出发，进行了一次钳形包抄战术。他们一直上到萨伊特-温琴特，而且发现了我们。

泰西奥：他们找到你们时，你们手无寸铁？

莱维：绝对没有武器。

泰西奥：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

莱维：是黎明。

泰西奥：你们在睡觉？

莱维：我们在睡觉。

泰西奥：那么发生了什么？

莱维：他们抓住了一些人。有些人逃跑了，因为他们及时得到了通知，我当时正在睡觉，我有一支左轮手枪，他们没有找到。他们把我带到阿奥斯塔，在阿奥斯塔，他们询问我在那里做些什么，我说我是犹太人。我愚蠢地对他们说了出来。

泰西奥：是什么促使你说出来的？

莱维：很难再回忆起当时的想法。部分地说，因为我有一些假证件，那么假，以至于……

泰西奥：你没有经受得住？

莱维：再说，是他们自己——法西斯分子，而不是德国人——说：“如果你是游击队员，我们就枪毙你，但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我们就把你送到卡尔皮，在那里有一个收容营，你待在那里一直到战争结束。”然后，也是我的愚蠢、盲目，以及正像我对你说过的，马后炮……我当时相信，萨洛[13]政府可能是一个稳定的政府，不会受到德国人的干预……预见未来……再说也有某种自豪感。

泰西奥：我要问你的恰恰是这个。还有某种归属感在起作用吗？

莱维：当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国家，也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除了这一切，我似乎还应该为自己“创造”一支我必须属于它的军事支队，但我不知道如何找到它。我当时处于参军的年龄，也在军事的环境中，但为什么我不是军人呢？这有一个原因。

泰西奥：为什么你没有参军？

莱维：当时有种族法令。

泰西奥：你在阿奥斯塔待了多长时间？

莱维：我从12月13日起在那里，当时他们抓住了我，直到遣送为止，这些你在我的书里能找到。我觉得好像是在12月22日离开的。

泰西奥：始终是在阿奥斯塔？

莱维：不，不是，我在阿奥斯塔大约待了一个月，是在军营里，在监狱的地下室里。

泰西奥：那里大概很冷吧？

莱维：是的，天气很冷。

泰西奥：你们有相应的救济吗？

莱维：有监狱制度，他们在中午以及晚上为我们送来浓汤，有放风的时候，有厕所。

泰西奥：是单人牢房，还是大家都在一起？

莱维：起初几天是我们都住在一起，后来，他们又把我们分开了。

泰西奥：你是处于孤立状态吗？

莱维：是的，孤立的。

泰西奥：你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你们互相联系吗？

莱维：是的，应该是这样解释。

泰西奥：后来，一个月以后，你被运送到福索利[14]？你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

莱维：乘火车。我曾想方设法地拉拢一个宪兵。他们把我们委托给一些宪兵运送我们。我试图拉拢一个，但没成功。

泰西奥：他粗暴地拒绝了你？

莱维：他犹豫过，后来他说不行，信不过我。

泰西奥：你与营地看守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莱维：可以说他们是行为正派的，他们放过了许多事情，甚至于，当我们中的一些人需要去莫德纳看牙医的时候，他们还陪同呢。那是一个符合规则的制度，一切都让人以为，实际上它可以延续到战争结束。但后来，在遣送之前的不久，也就是2月中旬的样子，SS[15]到达了，他们把意大利人从营地政府的手里挑出来，在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就把我们装上了船。

泰西奥：从后勤的角度来看，营地的结构怎么样？

莱维：它直到现在还在。有些木房子是相当卫生的筑墙结构，带有中央厨房，天气很好。

泰西奥：那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营地吗？

莱维：不，不大，只有半平方公里，过去曾经是关押英国战俘的营地。

泰西奥：你当时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做不做事情？

莱维：不做。

泰西奥：那个组织依靠志愿服务吗？打扫卫生，清洁厨房呢？

莱维：是的，厨房和打扫卫生是志愿服务。我做某些打扫工作，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泰西奥：其余时间呢？

莱维：什么都不做。

泰西奥：真的什么都不做？里面连书籍都没有吗？

莱维：是的……不，我忘记了，我在里面做过教师，我教小孩子们意大利语、拉丁语和数学。

泰西奥：你始终做这些？你认为那算是某种学校吗？

莱维：一所小型的学校。

泰西奥：你们中不止一个人做这个工作，还是只有你一人做这些？

莱维：有两三个人。

泰西奥：你们组织的教学是为了填补教育的缺失吗？

莱维：是的，做这一切正是因为幻想着事情能够那样延续下去。

泰西奥：那书籍、笔记本，是你们侥幸弄到的，还是存在设法弄到它们的可能性？

莱维：可以订购，可以直接在监狱中订，他们可以在莫德纳市预订。

泰西奥：是否有人能够成功地为逃跑建立了基础呢？

莱维：从福索利，没有任何人逃跑过。人们认为没有这种必要，再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平民百姓。逃跑需要有一种坚强的冒险精神，但我不相信逃跑是不可能的。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差不多所有人，都有家庭。自己独自逃跑，抛下朋友或亲戚们，好像是一件……事情……但我应该把没有试图逃跑归咎于其他许多错误的东西。

泰西奥：跑了会去哪里呢？

莱维：好吧，这个倒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旦跑出去，便可以去莫德纳，去找一位神父，寻求联络。

泰西奥：我们谈谈在福索利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结识过某些人吗？

莱维：有些非常令人喜欢的克罗地亚的犹太人，他们极其勇敢，也非常明智，他们对我们说过：“从这里是走不出去的。”

泰西奥：对于福索利，你在自己的作品里从来没有谈过很多。

莱维：我有些迟疑……有些迟疑。

泰西奥：你谈德国纳粹集中营远远多于福索利。

莱维：那当然，我有迟疑。还有对这个女人，我对你说过的这个女人。

泰西奥：那么，我们做一个较大的跳跃。我们试着谈一下德国纳粹集中营之后的事情，试着继续说一下职业的、工作的话题。

莱维：工作之后，我相当快地在属于蒙泰卡蒂尼的阿维利亚纳的“杜科”（Duco）找到了工作。这份工作是令人不愉快的。“杜科”是一个很大的、受到损坏的建筑物，风穿堂而过。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直到发生“铬”的偶然事件。

泰西奥：在那里你被安排到什么位置？

莱维：我是实验室的化学师。

泰西奥：这些你讲过了，你乘坐火车……

莱维：是的，有时候，我骑自行车去。在阿维利亚纳的时候，我订婚了。

泰西奥：这是那个时期最好的时光。但是你在“杜科”待了多长时间？

莱维：从1946年的2月到1947年的6月。

泰西奥：是什么促使你离开的？

莱维：什么事情促使我从那儿走出来？疯狂。是阿尔贝托·萨尔莫尼提出要一起重新开始的建议。这也是一个错误。我不能说它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假如我留在“杜科”的话，我就可能会搬迁到科多尼奥去了，我就可能会在蒙特卡蒂尼[16]，在蒙特迪松[17]有一个完全悲惨的生涯了，我就将必须在科多尼奥安家，也将不会接受在“西瓦”（Siva）的那个职位了，这是符合天意的。

泰西奥：判断一个评价的错误与否始终是困难的。

莱维：就是这样。

泰西奥：与先前的安置相比，萨尔莫尼的新经历稍好一点吧？

莱维：是好一点，我们赚了一些，做了些事情。

泰西奥：这一次的地点是在哪里？

莱维：在马塞纳大街43号……不，在相同的一侧，是42号。

泰西奥：有多少房间？只有一个住处？

莱维：一个房间和一个阳台，加上需要的时候，可以闯入一次其他的房间。

泰西奥：那设备呢？你们各分一半吗？你投入了份额吗？

莱维：我当时什么都没投入，我有一份薪水。全部都是阿尔贝托·萨尔莫尼投入的，我的薪水不够，因此当我得到转去“西瓦”的建议时，我马上就接受了。

泰西奥：我以为你会投资公司呢。

莱维：我没有钱。

泰西奥：那阿尔贝托·萨尔莫尼呢？他后来做什么？他关闭了工厂？

莱维：他也关闭了工厂。他又继续了几个月，后来他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泰西奥：在“西瓦”的职务是谁为你提供的？

莱维：在“西瓦”，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诺尔奇工程师，他是“西瓦”企业主的朋友。是这位工程师充当了中间人。

泰西奥：“西瓦”的企业主是……

莱维：费代里科·阿卡蒂（Federico Accati），他当时在寻找一位年轻的化学师，于是他马上给了我这个职位。

泰西奥：你很快就变成了领导者？

莱维：没有，我是作为“货车最后的轮子”进入的，作为实验室的化学师。

泰西奥：这发生在什么时候？

莱维：发生在1947年，不对，在1948年的2月。

泰西奥：这样你就开始去塞蒂莫旅行……

莱维：不是，在那个时期，“西瓦”是在都灵，在皇后大街。

泰西奥：靠近什么地方？

莱维：在可以射击的地方附近，在西部的尽头，在马丁内托[18]，“西瓦”留在那里一直到1955年，后来就搬迁到塞蒂莫了，我也跟着搬家了。

泰西奥：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些晋升？

莱维：我已经是技术经理了，前任技术经理去世了。

泰西奥：他叫什么名字？

莱维：奥斯瓦尔多·贾诺蒂（Osvaldo Gianotti），他曾是一位年长的化学专家。他当时的年龄就像现在的我，在我看来，似乎很老了。

泰西奥：因此，你成为技术经理。在一个技术经理和一个——我想象着——负责行政管理的经理之间，有什么区别？

莱维：怎么说呢，此外还有总经理。技术经理实际上就是生产的负责人。

泰西奥：你是在哪年成为总经理的？

莱维：在1961年。

泰西奥：你留在那里一直到退休。

莱维：我是在1975年退休的，我又作为顾问留了两年。

泰西奥：1955年当工厂搬迁到塞蒂莫时，你怎么去上班？有一首诗《西革拿街》（Via Cigna）[19]，谈到了这些。

莱维：我一直开车上班，没有一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泰西奥：你的车是什么样的？我想说的是第一辆车……

莱维：第一辆车是菲亚特（Fiat）旅行汽车，后来我换了一辆阿皮亚（Appia），然后我换了一辆富尔维亚（Fulvia），然后我又换了奥托比安基（Autobianchi）

泰西奥：看起来排量都不大。

莱维：不大，排量最大的是富尔维亚。

泰西奥：你在工厂度过了一生。

莱维：30年，从1947年到1977年。

泰西奥：那是一个人主要的成熟年龄段。对那里的记忆呢？你在小说中讲述过一部分了，但是如果要你介绍典型的一天呢？

莱维：我到了工厂后，便去所有的车间巡视一下，看看是否一切运转良好。

泰西奥：对了，请原谅我打断，可是你始终习惯早起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你很情愿地早起吗？

莱维：喜欢早起是一种习惯。八点钟我必须到那里，到塞蒂莫。

泰西奥：因此，在八点钟，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莱维：我在车间巡视，听一听在夜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工作是轮班的，也有人值夜班；然后我看一下邮件，回复信件，接待代理商；我在工厂里吃饭，有一个食堂。有各种事情，各种类型的麻烦事。我经常在实验室度过一整天，因为我从来不会离开实验室，为的是按照公式搞出新油漆的配方。

泰西奥：你倾向于信任别人的工作吗？

莱维：我不太信得过别人的工作，至少在开始阶段。后来，在1965年，我们聘用了一个比我年轻，因此也比我博学多闻的化学师，我把很多事情都委托给他去做了。在此期间，我完成了许多次旅行，开始是和老板一起，开着汽车，他对大排量的汽车十分着迷。

泰西奥：你感到有一点害怕吗？

莱维：不，没有，他车开得很好。最多的旅行地点是在德国，也在西班牙，我们甚至还到达过挪威，全都是自己开车去的。在那里，我当口译员和秘书，因为我会讲德语和英语。这些都是相当令人愉快的回忆。这位老板，在工厂里，我和他的关系纯粹是工作伙伴关系，在旅行之中，这种关系就变成了极其好交往的、友好的、亲切而温顺的了。甚至有些时候，他还允许我绕一下，举例说，去法兰西福，和《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商谈话。

泰西奥：他对你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赏识吗？

莱维：是的，不过是默默地，他对此谈得极少。

泰西奥：或许因为他怕让你尴尬？

莱维：他本能地想让两件事分开：你是一个化学师，因此你就做化学师，你为我花时间，我付给你钱。

泰西奥：事后当你们回来的时候，便又恢复了习以为常的关系。

莱维：是的。

泰西奥：没有任何更为友好的关系了？

莱维：很少。

泰西奥：在苏联的旅行，你是和他一起完成的吗？

莱维：在最后的阶段，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苏联，有许多旅行，我是独自完成的。我同一名口译兼女秘书，也是我的女性朋友一起。她十分能干，可以说，她同俄国人保持着外交式的关系。

泰西奥：德国，英格兰，挪威，苏联……

莱维：去德国很多次，起码有二十次；去英格兰，三次或者四次；西班牙一次；挪威一次；苏联三次，奥地利一次。

泰西奥：第一次去德国是怎样的？

莱维：那是在1951年，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

泰西奥：但它给你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象吗？

莱维：是的，是的，它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的印象。当时还存在着一堆堆的废墟，我并不十分心甘情愿地去那里，我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并不应该跟德国人谈生意。

泰西奥：关于工厂，我们再谈谈。有没有值得回忆的人呢？

莱维：我同“水手长”——他是我们的厂长——有过一种坦诚的友谊，他是来自韦罗伦戈的一个小伙子。一个最好的人，他勇敢、聪明、乐于助人，善于同工人打交道，他讲一口地方话。他是惨死的，从一个脚手架上摔下来，不是在工厂里面。

泰西奥：他启发了你对福索内（Faussone）[20]这个人物的灵感？

莱维：不是。

泰西奥：那是谁启发你对那个人物的灵感呢？

莱维：它产生于我接触过的各种各样的装配工，尤其是产生于与我们同属于一个产业主的姐妹厂的装配工人。这个工厂至今还存在着，它叫作“西克梅”（Sicme），位于都灵市的齐西格拿街上，它安装为铜丝上釉的设备，拥有一些装配工人。我经常与这些人聊天，关于福索内的想法就是在那儿诞生的。

泰西奥：作为领导，你是直接与工人们建立关系，还是存在着过滤器般的中间环节？

莱维：跟一些人，我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是我的人；跟另外一些人，则通过那位“水手长”。

泰西奥：你具有——正如在军事生活中所说的——指挥的天赋吗？

莱维：我的这种天赋一直很少，我把指挥权授予这位工头儿。

泰西奥：你记得什么创伤性事件吗？我想说的是可能让你为难的人际关系事件。

莱维：对我来说，回忆起来有一点困难。有严重家庭问题的工人，一个偷东西的人……

泰西奥：在工厂里？

莱维：是的。

泰西奥：在这种情况下，你对采取措施感到为难吗？

莱维：是的，我必须开除他。在我发现某个人抽烟这件事上，我多半是略过不管的。当时工厂是禁止吸烟的，有些时候我就假装没有看见。

泰西奥：有多少工人？

莱维：最多的时候有70个，但开始时，我还在皇后大街时，只有7个人。

泰西奥：现在它还是一个兴旺的工厂吗？

莱维：工厂现在减少了一半规模，但仅就它留下的那些来讲，还是相当兴旺的，其中还有我设计制造出来的设备。

泰西奥：当你在工厂里有问题时，你倾向于把问题也带回家里吗？

莱维：是的。

泰西奥：你无法不管……

莱维：做不到。再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有时候晚上也打。我必须在夜间不止去工厂一次，有时是两次或三次。去看一下，采取措施。我记得我儿子在1957年出生时，他是在清晨的四点钟出生的，可是在七点钟，我就已经到达塞蒂莫了。因为下了冰雹，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麻烦事。我是相当勤奋的人。

泰西奥：对此我不怀疑。但是在工厂里的那些岁月，你确实从来没有过改变一下，做其他事情的念头吗？比方说，开始自己办企业？

莱维：在有了经验之后自己办企业，这没想过。毫无疑问，没有想过。我没有工业家的血统。我曾经盼望过退休的岁月，我受够了工厂里的生活，尤其是这些夜间工作。还有意外事故，我已经讲述过了吧？

泰西奥：关于火，你们曾相信扔掉易燃材料就能消灭火灾？然而后来又有了这种你过着的、让自己分身的生活。

莱维：我如何找到从事所有这些事情的精力，我问过我自己，这是一个谜。

泰西奥：我也问过自己。

莱维：然而，在1961年和1962年，我写完了《休战》。

泰西奥：你是在工厂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的？

莱维：我始终是在家里写的，是在晚饭之后，感到有意愿和力量的时候。

泰西奥：总而言之，相当惊人。

莱维：当我知道自己要退休时，我写完了《元素周期表》。之前我不能写，我不能够谈论工厂，对此我心理上感到压抑。

[1] 阿尔贝托·萨尔莫尼是《元素周期表》里的短篇小说《锡》（“Stagno”）中叫埃米利奥的人物的真实姓名。在前面引用过的传记《双键》中，甚至有关于他爱上卡罗莱·安杰尔的篇幅。

[2] Sip为意大利电话公司的缩写。——译者注

[3] 萨洛蒙可作犹太人的名字。——译者注

[4] 在短篇小说《镍》（《元素周期表》）中，他对应着“中尉”这个人物。他是在1982年离世的，所以是在我们谈话的五年之前。

[5] 他们是莱维在都灵的七个朋友（加上莱维本人），莱维在短篇小说《金》（《元素周期表》）中讲过。关于这些人，三部莱维传记（伊恩·汤姆森的，迈利阿姆·阿尼西莫夫的，以及卡罗莱·安杰尔的）都重现了他们复杂的关系，这三部传记是现今所有的关于普里莫·莱维的传记作品。

[6] 瓦尔多派是12世纪创始的一个基督教的教派。——译者注

[7] 这两首法文歌的歌名大意分别是“他只有一个女儿”，“死去的孩子让你们继续行进”。——译者注

[8] 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军人，政治家。1925年，他征战埃塞俄比亚，后被任命为总督。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被捕后，巴多利奥被国王召见，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与英美联军签署了停战协定（1943年9月8日）。随后巴多利奥与国王一起逃至南方勃林迪西城（普利亚大区），迁至萨莱诺（坎帕尼亚大区）后，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成立了第二个意大利政府。——校者注

[9] 布雷内罗（Brennero）：意大利与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山口（海拔1370米）。——校者注

[10] “kurort”是个德语单词，指的是疗养的地方，气候适宜的疗养胜地。

[11] 《贝尔法戈尔》：一本意大利的杂志。——译者注

[12] 罗桑娜·本齐（Rosanna Benzi，1948—1991）在还不满14岁的时候得了脊髓灰质炎，因而被迫在一个钢制的肺里度过她的生命。然而，她勇敢地投入对残疾人有益的工作中，同时还要应付棘手的话题，比如残疾人的性问题；通过她所创建的杂志《他者》（Gli Altri）和她的书籍——其中一些书反响极大，诸如《活着的缺陷》（Il vizio di vivere，1984）、《在一个房间里转圈唱歌》（Girotondo in una stanza，1987）等。普里莫·莱维为她写过文章，并在《新闻报》上谈及这些情况。

[13] 萨洛（Salò）：意大利北方加尔达湖东岸的一个小镇。1943年至1945年4月，墨索里尼在那里建立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体。——校者注

[14] 福索利（Fossoli）：卡尔比市镇的分区，“二战”期间，德国人在此建立过一座集中营。——校者注

[15] SS是纳粹德国的党卫队，黑山队的缩写。——译者注

[16] 蒙特卡蒂尼，爱迪生股份公司。——译者注

[17] 蒙特迪松（Montedison）：1966年由爱迪生电力公司（创立于1884年）与蒙特卡蒂尼化工集团（创立于1888年）合并的意大利化工集团，当时它是意大利具世界水平的十大化工集团之一。——校者注

[18] 都灵市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19] 《不定的时刻》里提到：“没有比这里更凄厉的街道了。∣夜与雾笼罩；街灯微弱，∣将破碎的暗影打在人行道上，∣仿佛浸透了虚无，凝结了∣虚无，却与我们相像。∣也许太阳不再存在了。∣也许将永远黑暗：然而∣昴宿星团依旧在别的夜里笑着。∣也许这就是等待我们的永恒：∣不是神父的怀抱，而是离合器，∣刹车，踩离合，挂上一挡。∣也许永恒就是交通灯。∣也许最好如一只雄蜂，∣一夜耗尽自己的生命。”页底写着：“1973年2月2日”。（引自《莱维作品集》，第二卷；中译文出自普里莫·莱维著，武忠明译：《不定的时刻》，中信出版社，2018年。）

[20] 福索内是《扳手》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意）普里莫·莱维，（意）乔瓦尼·泰西奥著；刘月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8736–0

Ⅰ. ①与⋯ Ⅱ. ①普⋯ ②乔⋯ ③刘⋯ Ⅲ. ①普里莫·莱维－访问记②泰西奥－访问记 Ⅳ. ① 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7003号

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意］乔瓦尼·泰西奥

译者：刘月樵

校译：沈萼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1092mm 1/32

印张：5.5

字数：104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2273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736–0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辑一　不定的时刻

克列申扎戈

布纳

歌唱

1944年2月25日

乌鸦的歌（一）

施玛篇

起床号

周一

又一个周一

仿里尔克

东方犹太人

弗索利的日落

1946年2月11日

冰川

女巫

阿维利亚纳

等待

墓志铭

乌鸦的歌（二）

他们一百人

致阿道夫·艾希曼

最后显现

上岸

莉莉斯

起初

西革拿街

暗星

告别

普林尼

庞贝城的女孩

瓦伊纳·卡帕克

塞蒂莫的海鸥

天使报喜

去山谷

木头之心

1980年7月12日

黑色队伍

自传

声音

未竟之事

游击队员

阿拉喀涅

2000

逾越节

闲置

老鼹鼠

一座桥

作品

一只老鼠

守夜人

龙舌兰

珍珠贝

蜗牛

一个职业

飞奔

幸存者

大象

星际信使

给我们

对弈（一）

虔敬

对弈（二）

辑二　其他的诗

致缪斯

伽伐尼的房屋

十项全能运动员

灰尘

一处山谷

备忘录

放不下的负担

白白死去之人的歌

解冻

参孙

大利拉

机场

审判

贼

致我的朋友们

托付

八月

苍蝇

单峰驼

历书

辑三　未结集的诗

基大利的歌

陌生人！

译后记

版权页

辑一　不定的时刻

在所有文明中，即使是无文字的文明，有许多人，或有名或无名，自感需要用诗歌表达自身并委身其中，于是他们分泌出诗的物质，对自己、邻人和宇宙说话。这些诗的物质，或浓烈或黯淡，或短暂或长久。诗歌必定产生于散文之前。我们谁不曾写过诗呢？

我是一个人。我也会在“不定的时刻”，屈服于这种冲动，仿佛是遗传基因使然。在某些时候，较之于散文，诗歌更能理想地表现思想或形象。我说不出为何，也从不为此挂心：诗学理论我所知寥寥，他人的诗歌我亦涉猎不多，我不信仰艺术之神圣，也不认为我的这些诗有多好。我只能向未来的读者保证，这些诗都是我的产物，在罕有的时刻（平均每年不过一次），它们渐渐地自然成形，使我理性的另一半感到新奇不已。

普里莫·莱维

1984年

给露西娅[1]

[1]露西娅·莫帕戈（Lucia Morpurgo，1920年6月14日—2009年6月14日），莱维的妻子，两人于1947年结婚。——中译注（本书注释均为中译者注）

克列申扎戈[1]

也许你从来想不到，

太阳照常在克列申扎戈升起。

它升起，看能否找到一处草地

或山峦、森林或湖泊；

却未找到。它用丑陋的脸

吸走干枯的纳维戈里奥运河[2]中的水气。

激荡的风跃出群山，

自由疾驰在无尽的原野。

但一发现这里的烟囱，

风顿时卷起尾巴遁逃，

因为烟浓黑且有毒，

风害怕会瞬间窒息。

老妇人坐着打发时间

数着落下的雨。

孩子们的脸色

犹如街道上的死灰。

这里的女人从不歌唱，

可电车却殷勤、刺耳地尖啸。

在克列申扎戈有一扇窗

窗后站着一位面色苍白的姑娘。

她总是右手握着针线，

缝缝补补时总是盯着钟表。

薄暮时分列车呼啸而去，

她叹息又哭泣，而这就是她的生活。

黎明时分响起汽笛声

他们爬下乱糟糟的床，

来到大街上，嘴里塞满食物，

眼神麻木，耳朵嗡鸣；

他们给自行车打上气，

点上半支烟。

从早到晚他们劳作不休，

开动气喘吁吁的黑色压路机，

整日定睛注视着

表盘上的刻度，双手颤抖。

周六晚上他们在沟渠里做爱，

旁边是修路工的房屋。

克列申扎戈，1943年2月

[1]克列申扎戈（Crescenzago），位于米兰市郊区，莱维曾在这里一家瑞士制药厂工作，参看《元素周期表》中《硫》一章。

[2]纳维戈里奥（Naviglio）运河，流经米兰市。

布纳[1]

残损的脚和遭咒诅的土地，

一道长线在灰色早晨。

布纳从一千个烟囱中冒烟，

一天等着我们就像每一天。

破晓时可怖的汽笛声：

“你们面目死灰的众人，

在单调恐怖的泥泞上

诞生了苦难的又一天。”

衰竭的同伴，我在心里看见你，

我读懂了你的眼睛，悲痛的同伴。

你胸中满是寒冷饥饿与空虚。

你内心仅存的勇气也已破碎。

苍白的人，你曾是个强壮的男人，

一个女人曾走在你身边。

空洞的同伴，你已不再有名字，

遭弃的人，你已不再有眼泪，如此贫乏你不再痛苦，

如此疲惫你不再恐惧，

被耗尽的一度强壮的人：

假使我们重逢

在上面美好的世间，在日光下

我们将以何面目面对彼此？[2]

1945年12月28日

[1]布纳（Buna），即莫诺维茨-布纳，或称奥斯维辛三号集中营，位于莫诺维茨（Monowitz），由纳粹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I.G.法本公司建立，负责生产被称为“布纳”的人造橡胶与汽油，占地三十一平方公里，前后共有大约三万五千名囚犯在此干活（多为犹太人），负责挖煤、水泥和橡胶生产等。实际上，由于工人怠工和盟军轰炸，这种橡胶从未被生产出来。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的医生会按时到访这里，将不能工作的人送往毒气室。莱维曾被囚禁于此干活。

[2]参看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七篇，那些易怒的鬼魂陷在污泥中，悲叹道：“我们在世的时候，那里空气温和，阳光普照，但是我们与人落落寡合，心中藏着一股火气；现在我们惨淡地没在黑水污泥之中。”（王维克译）

歌唱[1]

……可当我们开始唱起

那些美好、愚蠢的歌，

仿佛恒常事今又再行，

万事万物重回从前。

一天只是一天：

七天组成一周。

杀戮，于我们恍若恶事；

死亡，已然遥远。[2]

岁月匆匆流逝，

可仍有如此多在我们面前！

我们重又变回年轻人：

不是烈士，不是恶徒，不是圣人。[3]

只要我们开口唱，

凡此种种就会走进脑海；

但它们像云一样，

难以描述。

1946年1月3日

[1]参看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1967年）写于“一战”结束时的反战诗歌《众人齐唱》：

众人忽然放声高歌

我满怀欣喜

恰似囚鸟获自由

狂野地展翅，飞越

白色果园和浓绿原野，

飞啊飞，直到消失于视线

众人歌声突然高扬

美如落阳来临

我心颤动眼泪满眶，而恐惧

销声匿迹……而众人

成了鸟儿，歌无以言表

永远唱不完。

也可参看莱维著作《这是不是个人》中《那三个人去实验室》一章：“这三个姑娘唱着，仿佛全世界所有实验室里的姑娘都在唱。”（沈萼梅译）

[2]参看《这是不是个人》中：“杀戮和死亡对我来说仿佛是写在书上的陌生之物。”（沈萼梅译）

[3]参看莱维著作《元素周期表》的《铬》一章中：“写作时，我找到了一种短暂的平静，感到自己又变成了一个人，像每个人一样，既非烈士，也非恶徒，也非圣人，就像一个刚刚成家的人，面向未来而非过去。”

1944年2月25日[1]

我想要相信，

是死亡之外的某些东西毁了你。[2]

我想描述那种力量，

那时我们曾凭靠它来渴望

（我们已淹没）

渴望能再次一起

自由行走在日光下。

1946年1月9日

[1]莱维研究专家汤姆森（Thomson）称，这是诗人悄悄写给芳达·玛斯托（Vanda Maestro）的一首情诗。芳达·玛斯托曾在都灵大学学习化学，与莱维一同被捕。在被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路上，莱维与她坠入爱河。1944年10月30日，她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

[2]参看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篇第五十七节：“若非亲眼看到，我绝不相信死神已经毁掉了这么多的人。”（田德望译）以及T.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中《死者葬仪》一章中：“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许多人。”（赵萝蕤译）

乌鸦的歌（一）

“我从远方来

带来坏消息。[1]

我飞过高山，

穿过低云，

我的肚腹映照在水塘。

我不停地飞，

不停地飞了一百里，

为了找到你的窗户，

为了找到你，

给你带来悲哀的消息，

这消息将夺走你睡梦中的欢乐[2]，

染污你的面包和酒，

每夜停坐在你心上。”

它如此唱着，卑琐地舞动，

在窗玻璃外，在雪上。

歌声止歇后，它邪恶地张望，

用鸟喙在地上刻出一个十字架标记，

然后大大张开它的黑色翅膀。

1946年1月9日

[1]参看《这是不是个人》中《医务室》一章最后一段：“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任何人不应该从这里出去，因为他会带着刻在肉体上的印记，把这里邪恶的坏消息传递给世界，告诉人们，在奥斯维辛，人得有多大的勇气才足以把人糟践成这样啊。”（沈萼梅译）

[2]参看《这是不是个人》中《劳动》一章：“一个痛苦的核心凝结，刺痛着我们，疼痛急剧增长，直到跨越意识的门槛，剥夺了我们睡眠的乐趣。”（沈萼梅译）

施玛篇[1]

你，安全地生活

在你温暖的屋里，

晚上回到家看到

热饭与亲切的脸：

想想这是不是一个男人：

在泥泞中劳役

不知安宁为何物

为半块面包而争斗

死于一个“是”或“否”。

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女人：

没有头发没有名字

没有多余力气去回忆

眼睛空洞子宫冰冷

像冬日里的蛙。

想想这些已然发生过：

我将这些话托付予你。

将它们刻在你心上

当你坐在屋里或走在路上，

在你躺下或站起：

要向你的孩子反复念起。

不然，愿你的房屋崩塌，

疾病致你无力，

你的后代把脸转离你。

1946年1月10日

[1]这首诗原题为《赞美诗》，作于纽伦堡审判期间，后用作《这是不是个人》的开篇题诗。

施玛，希伯来文“Shemà”，意为“听”，犹太教祷文的第一个词，申述对上帝的笃信。摘取其中片段：

你要尽心、尽性、尽能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些话我今日告诫于你，你当存记于心。

你当殷勤地教给你的孩子，说起这些话

不管是坐在家里，走在路上，

躺下或站起。

这些话要像印记一样与你的手联结，要成为你双眼间的饰品。

你要把它们写在你屋的门柱上，你的大门上。

起床号[1]

在那些残酷的夜里我们常常做梦

稠密而狂暴的梦，

用灵魂和身体去梦见：

回家；吃饭；讲述。

直到破晓时响起

短促而低沉的号令：

Wstawać；

而心在胸中撕裂。

如今我们又找到了家，

我们把肚子塞满了，

我们已讲完这一切。

是时候了。很快我们又会听到

那陌生的号令：

Wstawać。

1946年1月11日

[1]Wstawać是波兰语，意为“起床”。这首诗后用作《休战》（1963年）的开篇题诗。在《这是不是个人》的《我们的长夜》一章中，对于该诗主题有更详细的描写：

经过整宿的困倦、不眠、交替的噩梦，随时期待又惧怕起床时刻的到来：尽管没有钟表，我们运用很多人所熟知的神秘能力，能十分近似地预测到敲起床钟的时刻。起床的时辰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是在黎明之前。这时，操场的钟声久久地回响着，于是每个棚屋夜间的值岗卫兵下岗了：他打开灯，站起来，伸伸懒腰，发出每天的指令：“Aufstehen”（起床），或者经常用波兰语说：“Wastawać”（起床）。

很少有人在等下起床令时还睡着：那是十分难受的时刻，因为睡得很沉的人在接近起床的时刻是难以消除睡意的。夜里值班的卫兵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他宣布起床时不用命令的语气，而是用平和而又低沉的声音，仿佛他知道所有的人都竖起耳朵听着，他们会听到命令，而且会服从。

这句外国话就像石头一样落在大家心灵深处。“起床”：暖和的被窝虚幻的屏障，睡眠脆弱的盔甲，抑或折磨人的夜间的外出方便，都支离破碎地纷纷落在我们周围，而我们发现自己无奈地重又醒来了，令人难以忍受地赤身露体，脆弱地任人凌辱。日复一日，这一天又开始了……（沈萼梅译）

周一

有什么比一列火车更悲哀？

它必须按时离开，

只有一种声音，

只走一条路线。

没什么比一列火车更悲哀了。

或许一匹拉车的马除外。

套在两车杆间，

甚至不得旁顾。

它的一生就是行走。

而一个人呢？一个人不悲哀吗？

倘若他长久活在孤独中，

倘若他相信时间已终结，

一个人也是个悲哀的东西。

1946年1月17日

又一个周一

“我告诉你谁会下地狱：

美国记者，

数学教师，

参议员与教堂看守人，

会计和药剂师

（若非全部也是大多数）；

猫，金融家，

董事长，

无须早起

却早起的人。

“而这些人会上天堂：

渔夫和士兵，

当然还有婴儿，

马，情侣，

厨师和铁道工，

俄国人和发明家；

品酒师；

杂技演员和擦鞋匠，

搭上早晨头班车

在围巾里打哈欠的人。”

米诺斯就这样可怕地龇着牙[1]

在米兰新门[2]用扩音器咆哮，

它在周一早晨的痛苦，

不曾经历的人无法理解。[3]

阿维利亚纳，1946年1月28日

[1]参看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五篇第四节：“那里站着可怕的米诺斯（Minos），龇着牙咆哮：他在入口处审查罪行，做出判决。”

[2]米兰新门（Porta Nuova）指米兰市的一座城门及其周边城区，兴建于1810—1813年的拿破仑时期，其风格为爱奥尼柱式凯旋门。

[3]参看但丁《新生》第二十六节中的诗《如此温柔》中：“没有经历的人却懵懂不知。”（田德望译）

仿里尔克[1]

主啊，是时候了：酒已发酵。

是该有个家了，

或将长久无家。

是该不再孤独了，

或将长久孤独：

我们将耗费时辰在书上，

或写信给远方，

出自孤独深处的长信；

我们将徘徊着穿过街道，

心绪不安，当树叶落下。

1946年1月29日

[1]参看里尔克《影像之书》中的《秋日》一诗：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冯至译）

东方犹太人[1]

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列祖[2]，

多才多艺的商人，

智慧的圣人（其后裔

已被神播撒到全世界，

如发疯的尤利西斯往犁沟撒盐）[3]：

我发现你们无处不在，

不可计数如大海的沙，

你们这硬着颈项[4]的一群，

可怜又坚韧的人类种子[5]。

1947年2月7日

[1]在纳粹德国，东方犹太人（Ostjuden）是非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对生活在俄国、波兰的犹太人的称呼。

[2]“这片土地上我们的列祖”，与基督教祈祷文《我们的父》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形成对比。

[3]参看《荷马史诗》中的情节：尤利西斯不愿参加希腊远征军，故意用盐播种，佯装发疯，却还是被人识破。

[4]“硬着颈项”，《圣经》中形容犹太人的常用词。如《历代志下》第三十章第八节：“现在不要像你们列祖硬着颈项，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

[5]人类种子，“seme umano”，亦出现在但丁《神曲·地狱篇》中。

弗索利的日落[1]

我知道一去不返意味着什么。

透过铁丝网

我看见太阳落下并消陨；

我感到自己的肉身

被老诗人的诗句撕裂：

“太阳落下了还能再升起：

而我们，一旦短暂的光亮逝去，

只能在无尽的暗夜里永久沉睡。”[2]

1946年2月7日

[1]弗索利（Fossoli），在意大利中部城市卡尔皮（Carpi）附近，纳粹德国建立的囚犯转运营，莱维曾从这里被转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

[2]参看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年）《歌集》第五首中的诗句：

莱斯比娅，让我们尽情生活爱恋，

严厉的老家伙们尽可闲言碎语，

在我们眼里，却值不了一文钱！

太阳落下了还有回来的时候：

可是我们，一旦短暂的光亮逝去，

就只能在暗夜里沉睡，直到永久。（李永毅译）

1946年2月11日[1]

我一直在群星间找寻你

像个孩子一样询问它们。

为了你我问遍群山

可它们只给予我寥寥几次

孤独与短暂的寂静。

因为你不在那儿，那些长夜里

我心生狂妄的渎神意念：

这世界乃神的差错，

我自己是这世间的谬误。

而当我面对死亡，

我用每根神经大喊“不”，

我还未完成；

还有许多事要做。

因为你在那儿，在我前面，

你有我在你身旁，就像今天，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日光底下。

我回来了因为你在那儿。

1946年2月11日

[1]这是莱维写给妻子露西娅的诗。

冰川

我们停下脚步，放胆望向

底下那愁惨的绿色峡口，

我们胸中的勇气顿时消散，

如同失去了希望一般。

某种悲苦的力量在它里面酣睡；

当寂静的月夜降临，

它时而会尖叫长啸，

那是因为，它体形硕大行动迟缓，

躺在石床上做梦，

试图翻身却不得。

阿维利亚纳，1946年3月15日

女巫[1]

长时间在毯子底下

她把蜡紧紧捂在胸前，

直到它变得柔软且温暖。

而后她起身，温柔而仔细地

用一只多情而耐心的手

为她心中的男人

雕刻出鲜活的肖像。

完成后，她将肖像

与橡树叶葡萄树叶橄榄树叶一起

投入火中，让火吞噬。

她感到自己将痛苦而死，

因为咒语起效了。

唯有此刻她才能哭。

阿维利亚纳，1946年3月23日

[1]这首诗取材于莱维的一位女助手菲丽丝·芳提诺（Felice Fantino）所讲的智慧女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流传于皮埃蒙特乡村。

阿维利亚纳[1]

天可怜见那些辜负月圆的人，

一月仅有一次月圆。

可恨这乡村，

可恨这愚蠢的圆月

平静祥和地照着

就好像你在我身边。

……甚至还有一只夜莺，

仿佛从上世纪的书里飞出；

可我把它赶跑了，

远远地，赶到水沟另一边：

它放声歌唱而我却孑然一身，

着实令人难以承受。

一群萤火虫，我任其飞舞

（它们聚集在小路上闪烁）：

并非因为你们名字相似[2]，

而是由于这小生灵如此温柔可人

让所有烦忧烟消云散。

如果有一天我们想分离，

或有一天我们想结婚，

我希望日期落在七月，

萤火虫无处不在，

就像今晚这样，当你不在我身边。

1946年6月28日

[1]这是莱维与后来的妻子露西娅约会期间写给她的诗。阿维利亚纳（Avigliana），都灵省的一个市镇，莱维曾在此工作。

[2]莱维妻子的名字“露西娅”（Lucia）与意大利语中的“萤火虫”（Lucciole）发音相似。

等待[1]

这是有闪电而无雷鸣的时辰，

有声音，却无人听见，

睡眠不安，醒觉也徒然。

朋友们，让我们莫忘那些岁月里

从容而长久的静默，

夜晚温馨的街道，

沉静的冥想，

当树叶还未掉落，

当天空还未再次关闭，

当我们门前走过的

熟悉的沉重铁靴声

还未再次惊醒我们。

1949年1月2日

[1]这首诗是莱维为普珥节（Purim）而作。普珥节是犹太教节日，为纪念和庆祝古代流落波斯的犹太人战胜哈曼的种族灭绝阴谋。庆祝方式包括饮酒、欢宴、集体歌唱、跳舞、集会放烟花、盛装假面、向穷人施舍和互赠食品。

墓志铭[1]

你啊，路过此山的旅人，

在这不再孤独的雪上留下痕迹的众人之一，

请听我说：在此稍停片刻

正是在这里同志们将我埋葬，眼中无泪：

在这里，每个夏天，受我滋养的青草

长得葱郁茂盛胜过别处。

我，游击队员米卡，在此躺卧没几年，

因并非小罪被同志们处死，

死亡的阴影袭来时，我再不能逃脱。

路过的人啊，我不寻求你们宽恕，

也不寻求祈祷、哀悼或特别的纪念。

我只求一事：愿我的这份安宁能长存，

愿热与冷在我上面无尽地交替，

莫让新的鲜血渗过土层

带着它致命的温热抵达我，

给这些久已化为石头的骨骸唤来新的苦痛。

1952年10月6日

[1]莱维被捕前夕，曾亲眼目睹两名游击队员被自己的同志处死。

乌鸦的歌（二）

“你还有多少时日？我已算过了：

少而短，且每天都满负忧愁；

焦虑于无法逃避的夜晚，

无处可给予你庇护；

忧惧于随后而来的黎明，

你等待我，我也等待你，

而我（无望，无望逃避！）将追赶你到地极，

骑乘你的马，

用我的微小黑影

遮暗你的轮船甲板，

坐在你坐的桌旁，

必在每个港口拜访你，

定在每次休息陪伴你。

“直到预言的皆成真，

直到你的气力衰竭，

直到你也如此终结：

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无声无息[1]，

如同十一月的树被剥光了叶子，

如同有人发现一座停摆的钟。”

1953年8月22日

[1]参看T.S.艾略特《空心人》：“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赵萝蕤译）

他们一百人

他们是武装的一百人。

当太阳升起，

他们齐步向前。

时间流逝，无声无息：

他们目光坚定不移。

当钟声敲响，

他们齐步向前。

就这样白天过去，夜晚来临，

但是当第一颗星绽放在夜空，

他们一道，迈步向前。

“后退，别靠近，不洁的鬼魂：

回到你们古老的暗夜去。”

但无人回应；他们反而

将我围拢，齐步走来。

1959年3月1日

致阿道夫·艾希曼[1]

风自由不羁穿行于我们的原野，

大海生生不息永恒拍打我们的沙滩。

人肥沃土地，土地予人花与果：

他活在劳苦与喜乐中；他盼望，恐惧，生养众多。

……而你来了，我们的宝贵敌人，

遭弃绝的造物，被死亡包围的人。

如今你还能说什么，在我们的集会前？

你要对神起誓？何种神？

你要欢喜地跳进坟墓？

或你要到最后，像个勤奋工作的人，

叹息生命太短，而艺术太长，

惋惜你的工作未完成，

一千三百万人依旧存活？

死亡之子，我们不愿你死。

愿你比活过的人活得更长：

愿你无眠地活过五百万个黑夜，

愿你每夜被所有人的苦难造访，他们曾看见

大门在身后关闭，挡住了回去的路，

黑暗四处弥漫，空气中填满死亡。

1960年7月20日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年），纳粹德国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0年5月11日在阿根廷被逮捕，并被秘密运至以色列。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同年12月艾希曼被判处有罪，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最后显现[1]

我的心最最亲近你们的土地：

因此我接连给你们传递消息。

我伪装成各种奇异面目降落你们中间，

可你们所有人通通不认我。

我，一个逃亡的苍白犹太人，夜里叩你们的门，

赤着脚，衣衫褴褛，像野兽一样遭追捕：

你叫来警察，指认我为间谍，

并在心里说：“就该这样。神意如此。”

我，一个疯狂老妇，来到你们面前，

浑身颤抖，喉咙里满是沉默的呼喊。

你说起血，念起将来的世代，

可从你们门后出来的，只有我的骨灰。

我，一个来自波兰平原的孤儿，

躺在你脚下，向你乞求面包。

可你害怕将来会遭我报复，

就转眼不顾，予我一死。

我装成一个囚徒、一个身披枷锁的奴隶而来，

被贩卖，遭鞭笞。

对这衣衫褴褛的活生生的人，你背过身去。

如今我作为审判的法官而来。此刻你可认得我？

1960年11月20日

[1]这是莱维对德国诗人伯根格伦（Werner Bergengrün，1892—1964年）的诗《震怒之日》其中一节“最后显现”的翻译。“显现”（Epiphany），在《圣经》中特指神的显现。

上岸[1]

幸福的是抵达港口的人，

将大海和风暴抛在身后，

他的梦已死或从未诞生；

坐在一家不来梅啤酒馆，

在炉旁饮酒，心绪平静。

幸福的是仿佛已熄火焰的人，

幸福的是如同河口沙砾的人，

他放下重担，擦擦额头，

在路边歇息。

他无所惧无所望无所盼，

只是定睛凝望落日。

1964年9月10日

[1]参看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年）诗歌《北海集》中的章节：

幸福的是安全抵港的人，

将大海及悲伤抛在身后，

此刻坐在不莱梅啤酒馆

如此暖和且平静。

莉莉斯[1]

莉莉斯，我们的第二亲属，

上帝创造了她

用造了亚当的泥土。

莉莉斯住在暗流中间，

随新月出现，

不安地飞过雪夜，

在天地之间徘徊不定。

她绕圈旋转，

突然间扑打窗户，

窗下有婴儿入睡。

她搜寻婴儿，企图扼杀他们：

因此你会在婴儿床头挂一个吊坠

上面刻有三个词。

但她所做的一切都属徒劳：她所有欲望。

她与亚当交配，在犯罪后，

却只生出

无形体的骚动鬼魂。

经书上这样写着：

她上半身是个迷人的女人；

下半身是鬼火和暗淡的光。

1965年4月25日

[1]有关莉莉斯的传说，见莱维著作《缓刑时刻》。

莉莉斯（Lilith）最早出现于苏美尔神话，同时记载于犹太教的拉比文学。在这些文学中，她被指为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因不愿伏在亚当下而离开伊甸园。上帝派天使去把莉莉斯带回来，但她不愿回来。上帝决定放弃莉莉斯，另造了夏娃。

在卡巴拉经典《光辉之书》中，莉莉斯被称为诱惑人类和扼杀婴儿的恶魔。为此，犹太人在婴儿的摇篮外围用白色涂料画上几圈圆圈以作保护，也为婴儿挂上护身符，上面写有上帝派遣追回莉莉斯的三位天使的名字，Snwy、Snsnwy、Smnglf。

起初[1]

人类弟兄，一年于你们显得太长，

一个世纪，如一座庄严的里程碑，

你们为生计而奔波劳碌，

疲倦，易怒，受骗，患病，迷惘；

听听吧，这些话里满有慰藉与嘲弄：

二百亿年前，

有一团璀璨的火球，

孤独而永恒，飘浮于时间与空间，

兼任我们的先父与行刑者，

它爆炸了，一切变化自此始。

甚至如今，这一灾难性逆转的黯淡回声

仍响彻在宇宙各极。

万物皆诞生于那一次痉挛：

拥抱我们又嘲弄我们的深渊，

生养我们又击倒我们的时间，

我们所爱的女人们的眼睛，

不计其数的恒星，还有

这只写作的手。

1970年10月13日

[1]这首诗写于宇宙“大爆炸”理论发表和讨论期间。起初，“Bereshit”，《圣经》第一个词。

西革拿街[1]

没有比这里更凄厉的街道了。

夜与雾笼罩；街灯微弱，

将破碎的暗影打在人行道上，

仿佛浸透了虚无，凝结了

虚无，却与我们相像。

也许太阳不再存在了。

也许将永远黑暗：然而

昴宿星团依旧在别的夜里笑着。

也许这就是等待我们的永恒：

不是父的怀抱，而是离合器，

刹车，踩离合，挂上一挡。

也许永恒就是交通灯。

也许最好如一只雄蜂，

一夜耗尽自己的生命。

1973年2月2日

[1]西革拿街（Via Cigna），位于都灵市。

暗星[1]

让人别再咏唱爱或战争。

宇宙因之得名的秩序业已消解；

天穹的星团俨然混乱的群魔，

全宇围困我们，盲目、残酷且陌生。

天空撒满恐怖的死太阳，

稠密堆积着破碎的原子，

从中只发散出绝望之重，

无能量，无信息，无粒子，无光；

光已沉落，被自身重负所伤，

而我们所有人类，虚妄地生与死，

天穹永恒地空自旋转。

1974年11月30日

[1]参看《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74年12月期。1974年12月，美国科学杂志提出宇宙“黑洞”理论。“暗星”（dark star）是理论设想的天体，逃逸速度等于甚至大于光速，发出的光无法摆脱天体引力的束缚，因此不可见。

告别

时候不早了，我的朋友们；

所以我不要你们的面包和酒了

我只要几许寂静的时刻，

渔夫彼得的故事，

这片湖水的麝香味，

古老的烧树枝气味，

海鸥饶舌的呼啸，

屋瓦上免费的金色地衣，

一张床，可让我独卧。

作为交换，我给你们留下这些无用[1]的诗行，

写下来只为给五六个人读：

我们要走了，各负心事离开，

因为，我刚才说了，时候不早了。

安圭拉萨[2]，1974年12月28日

[1]原文为“Nebbish”，意第绪语，意为“无用、愚蠢、笨拙的”。

[2]安圭拉萨（Anguillara），意大利拉齐奥大区的一个镇，位于布拉恰诺湖畔。

普林尼[1]

别拦我，朋友们，让我起航。

我不会走远：只是去另一个岸；

我想近距离观察那黑云，

它形似松树，正从维苏威山上升起，

我想找到这奇异之光的源头。

侄子，你不想随我同去？好，就待在这儿做研究。

誊写昨天我交给你的笔记。

你无须害怕灰烬：灰烬摞灰烬，

我们本是灰烬，还记得伊壁鸠鲁[2]的话吗？

赶快，备好船，天已昏黑，

夜晚落在正午，一种从未见过的迹象。[3]

别担心，妹妹，我谨慎且专业，

光阴压弯了我脊背，但并未虚掷。

不久后我定会回来，只须给我时间

渡过海，观察此现象后返回，

明日为我的书写下新的一章。

我希望，我的书将长存几个世纪，

纵使我这副老皮囊里不停旋转的原子

溶解于宇宙的涡流，

或重生于一只鹰、一个女孩、一朵花中。

水手们，听我的：推船出海。

1978年5月23日

[1]普林尼（Plinio），这里指老普林尼，其侄子为小普林尼。生于公元23年（一说24年），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以其所著《自然史》而著称。公元79年8月24日，为获取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第一手资料，他独自前往观察。肺部本来就不好的他吸入了过量的有毒气体，随即中毒身亡。

[2]伊壁鸠鲁（Epicuro，公元前341—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所组成，并且进一步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

[3]指火山灰遮暗了中午的天空，宛如黑夜。

庞贝城的女孩[1]

因为痛苦为我们人人所共有，

我们仍能体会你的痛苦，瘦弱的小女孩，

当那个下午天空变黑，

你痉挛般地抓住你母亲

仿佛想重回母亲体内。

可全然无用，因为空气变成毒气

穿透你那四壁厚实的宁静房屋

（里面曾充满你的欢歌和赧笑）

渗过关闭的窗户找到了你。

多少世纪过去了，灰烬化为石头，

永远禁锢了你柔嫩的肢体。

以此你，扭曲的石膏模型，与我们同在，

无尽的痛苦，恐怖地见证了

诸神对我们骄傲的人类绝少眷顾。

而你远方的姊妹[2]什么也没留下，

这个荷兰小女孩被禁锢在四堵墙内，

书写她没有明天的童年：

她无声的骨灰被风吹散，

短暂的生命封存于残破的笔记本。

广岛的这个女学生什么也没留下，

被一千个太阳[3]的光印在墙上的影子，

沦为受害者，恐惧之祭坛上的牺牲品。

世间的强者，掌管新毒的大师，

悲哀而神秘的最后雷霆的守护人，

上天施予我们的苦厄已足够多。

在你按下按钮前，请停下来想一想。

1978年11月20日

[1]庞贝城（Pompei）为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庞贝古城被火山灰埋葬。据估计，当时庞贝及其附近有一万到两万五千人当场遇难。

[2]指死于“二战”时的荷兰女孩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留有《安妮日记》一书。

[3]指广岛核爆。

瓦伊纳·卡帕克

瓦伊纳·卡帕克（Huayna Capac），印加帝国皇帝，死于1527年，在佛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首次登陆通贝斯（Tumbes）不久。据说，他的一位使者曾在西班牙人的船上用餐。此刻，瓦伊纳·卡帕克在弥留之际，听到了外国人到来的消息。

你有祸了，使者，要是你欺骗你年迈的君主。

根本没有你所描述的船，

比我的宫殿还大，受风暴驱动。

绝不存在你信口胡说的龙

身披铜甲，发光，长着银足。

你所说的大胡子武士不存在：他们只是鬼魅。

他们是你在梦与醒间，头脑中的虚假幻象，

也可能是一位神派他们来欺骗你；

这常发生在灾难时代，

古老的确定性崩溃，

道德遭否弃，信仰黯淡。

血腥的瘟疫并非他们带来；以前也发生过，

这不稀奇，也非凶兆。

我不想听你说了。召集你的奴隶们离开，

走下山谷，越过平原；

调停华斯卡尔与阿塔瓦尔帕的战争[1]，

他俩是我的血气之子，却彼此为敌。

停止这场血染帝国的内战，

以防狡诈的外国人从中渔利。

现在，他要黄金？给他一百斤。

一千斤。假如仇恨撕裂了这个太阳帝国[2]，

黄金将把仇恨注入世界另一半，

入侵者将在那里哺育自己的怪物。

给他印加的黄金：这将是最让人开心的礼物。

1978年12月8日

[1]华斯卡尔与阿塔瓦尔帕，是瓦伊纳·卡帕克的两个儿子。国王死后，两个儿子为争夺王权而爆发内战，最终阿塔瓦尔帕取得胜利。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趁帝国内战之机入侵，印加帝国随之灭亡。

[2]即印加帝国。

塞蒂莫的海鸥[1]

跨过道道河湾，年复一年，

这群天空之主溯河而上。

忘记了海浪与盐水，在汹涌的河口

狡猾又耐心地猎捕贪婪的螃蟹。

雏鸟比老鸟更果决，贪食

我们高贵人类的弃物，日渐肥硕。

它们在迷雾中搜索，

在懒散的树枝间探寻，

沾染了大路微温的气息，

悲哀地尖叫，痛苦地致意。

它们停在河口，在桥下筑巢，

附近是柏油堆和聚乙烯的残留。

它们曾飞离大海，不知向何处去，

被我们的富足所吸引。

此时它们在塞蒂莫上空盘旋不息：

遗忘了过去，它们翻捡我们的垃圾。

1979年4月9日

[1]1948年起，莱维在一家名为SIVA（Società Industriale Vernici e Affini）的油漆厂中工作，这家工厂于1953年搬到塞蒂莫托里内塞（Settimo Torinese）的郊区。塞蒂莫托里内塞，位于都灵省东北部。

天使报喜[1]

女人莫惊慌，当你看到我凶猛的外形：

我从很远的地方，匆匆飞来；

或许旋风吹乱了我的羽毛。

是的，我是天使，不是食肉的猛禽；

是天使，但并非像你们画里那样，

降落到另一时代预言另一位救世主。

我带来消息给你，且先等我喘口气，

缓和一下我对虚无与黑暗的厌恶。

在你里面沉睡的将摧毁众多人的睡眠；

他还未成形，但不久你将抚摸他的四肢，

他将拥有演讲的天赋和魅惑的眼睛，

他将宣扬仇恨，而所有人都会相信他。

他们将成群结队地跟随他，吻他的脚印，

欢呼而暴烈，在流血中高歌猛进。

他将把谎言带到最遥远的边疆，

他将用亵渎和绞架来布道。他将在恐惧中统治，总怀疑

水源处和高地的空气中有毒，

他将在婴孩明亮的眼中看到危机四伏。

他将在无餍足的杀戮中死去，播下仇恨的种子。

这就是长在你里面的种子。女人，欢喜吧。

1979年6月22日

[1]天使报喜（Annunciation）一般特指《圣经》中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宣告救世主耶稣的诞生，而在这首诗里，天使宣告诞生的这个孩子，却让我们不禁想起希特勒等独裁者。

去山谷

四轮马车往山谷缓缓行进，

烟雾挂在树丛，苦涩地发蓝，

最后一只蜜蜂，徒然嗅着秋天的番红花；

崩塌的山石，淹在水中，无声地颤抖。

薄雾瞬时升起于落叶松林，仿佛受到召唤：

我追寻这薄雾，却徒劳无功，脚步沉重而蹒跚，

不久又将落雨：这个季节已走到尽头，

我们的半个世界蜿蜒走进冬天。

属于我们的所有季节行将结束：

我这尚未衰颓的身躯还会听从我多久？

生活与爱，为时已晚，

来不及凝望天空，理解这世界。

是时候俯身

走下山谷，沉默无言，

栖身于我们的烦忧之影。

1979年9月5日

木头之心

我的隔壁邻居很顽强：

一棵长在翁贝托国王大街[1]的七叶树；

和我一般年纪，看起来却不像。

它怀抱麻雀和画眉，却不知羞，

四月，它抽芽长叶，

五月开出柔嫩的花，

九月呼呼生刺，刺多却不伤人，

枝叶间藏着闪亮的鞣质果栗。

它想冒充，可太天真：它渴望让人相信

它与它的山中兄弟不相上下，

掌管甘美的果实和珍稀的蘑菇。

它生活艰辛。每隔五分钟它的根

就被8路和19路电车碾轧而过；

被噪音聒聋了，它扭曲地生长，

仿佛想离开此地。

年复一年，它从满是甲烷的底土

吸收慢性毒素；

受到狗尿浇灌，

树皮裂纹塞满了

街道上的腐败尘土；

树枝下悬吊着枯萎的

永不会化为蝴蝶的菊花。

然而，它依旧以迟钝的木头之心，

感受并享受着季节变换。

1980年5月10日

[1]翁贝托国王大街（Corso Re Umberto），位于都灵市区，是莱维的出生地。

1980年7月12日[1]

请耐心些，我的疲惫的夫人，

耐心对待世事，

耐心对待你的旅伴，包括我，

从我落入你命运的那刻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请接受我这几行潦草的诗句

给你重要的生日。

请耐心些，我焦躁不安的夫人，

你备受碾压、销磨和剥蚀，

每天剥去自己身上一点点，

赤裸的肉身于是伤害你更多。

再不该独自生活了。

请接受这十四行诗句，

我以此粗陋的方式表达我多么爱你，

要是没有你我就不会活在这世上。

1980年7月12日

[1]莱维为妻子露西娅的六十岁生日而作。

黑色队伍[1]

还有谁能选一条更荒谬的路线？

在圣马蒂诺大道[2]有一座蚁丘

离电车轨道半米远，

就在车轮滚滚驶过的地方，

一个长长的黑色队伍展开：

一只蚂蚁同另一只碰头，

或许是为了探寻路线或运气。

简言之，这些愚蠢的姊妹

顽固，疯狂，勤劳，

在我们的城市中挖掘它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道路上探索自己的道路，

它们匆匆爬行，毫不犹疑，

孜孜不倦于它们微渺的事务，

毫不在意

我不想写它们，

不想写这队伍，

不想写任何黑色队伍。

1980年8月13日

[1]“黑色队伍”，即蚂蚁群，出自但丁《神曲·炼狱篇》第二十六篇第三十四节：“在黑簇簇的队伍内，一只蚂蚁同另一只蚂蚁碰碰鼻子，说不定在问路，或是探询自己的前途。”（朱维基译）

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莱维描述了集中营中的囚徒夜间排便：“便桶前的队列，赤裸的脚踩在木头地板上的响声，演变成了另一种象征性的列队：那是我们，全身清一色的灰色，像蚂蚁那么小，又像能摘到星星那样高大，密密麻麻地一个挨着另一个，不计其数地麇集在整个原野上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沈萼梅译）

在这首诗中，诗人看到一群黑蚂蚁在城市中建造自己的城市，一如犹太人不得不在奥斯维辛建造自己的城市。蚁群不倦忙碌的场景让诗人回想起集中营、受难者及自己。通过拒绝完成这首诗，诗人想打破这种“创伤”的封锁。重复三遍的“我不想写”，显露出诗人因难以承受这种记忆而采取的防御策略。

[2]圣马蒂诺大道（Corso San Martino），位于都灵市。

自传

我曾是一个孩子，一位姑娘，一簇灌木，

一只小鸟，一条跃出海面的无声的鱼。

出自《恩培多克勒残篇》[1]

对你们讲话的我，像这世界一般古老。

在起初的黑暗里，

我爬出昏蒙的海沟，

躺在海底的腐物中间，

眼睛看不见，却已开始渴求光。

我用一千个极小的喉咙吞咽盐分；

我曾是一条鱼，光滑而敏捷。我避开罗网，

指给我的后代看螃蟹弯曲的爬行。

我曾高过塔尖，对天咆哮，

我的脚步声如雷霆，群山无不战栗

我庞大的身躯曾阻断山谷：

你们时代的山岩上仍存有

我遗留的不可思议的痕迹。

我曾是蟾蜍，对月吟唱如水的歌，

源源不断的饥饿感穿透树木。

我曾是轻率而胆小的鹿，

飞奔于今日已成尘土的树林，为自己的力量而欢喜。

我曾是陶醉的蝉，机警而可怕的大蜘蛛，

蝾螈，蝎子，独角兽与毒蛇。

我遭受过鞭打，

经历了寒冬酷暑，轭下的绝望，

推磨的驴子沉默的晕眩。

我曾是个少女，在舞会逡巡；

我是勘测员，考察这一圈的奥秘，

探究云和风变幻无常的道路：

我见过泪与笑，知道很多爱。

莫嘲笑我，阿格里真托的人，

倘若我衰老的身体上印刻有奇怪的标记。

1980年11月12日

[1]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0—前430年），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西西里岛的阿格里真托（Agrigento）。他认为万物皆由水、土、火、气四者构成。“爱”使所有元素聚合，“冲突”使所有元素分裂，宇宙本身在绝对的爱和冲突之间来回摆动。他的遗稿多散佚，留有大约四百五十行哲学残篇。诗中引文为残篇中第一百一十七篇。

声音

声音永远沉默了，或自昨日起，或暂时静息；

你若努力听，仍能捕捉到那回声。

再也说不出话的嘶哑声音，

说了却再也说不出什么的声音，

以为说出了什么的声音，

说了却无人理解的声音[1]：

用合唱与鸣钹

走私意义给虚空。

以纯粹的喧哗

假装那静寂并非静寂。

我对你们说话，狂欢的朋友们[2]：

你们像我一样沉醉于词，

作为刀剑的词，毒药的词，

钥匙的词，撬锁的词，

盐、面具、忘忧草的词。

我们要去的地方，哑默

或耳聋。那是孤寂者和耳聋者的灵泊[3]。

你将不得不耳聋着，跑这最后一圈。

你将不得不孤身一人，跑这最后一圈。

1981年2月10日

[1]参看《这是不是个人》中：“假如我们说，他们不会听；如果他们听，也不理解。”（沈萼梅译）

[2]原文为法文“A vous parle，compaignes de galle”，是法国诗人维庸（Fran.oisVillon）的《大遗嘱集》（Le Testament）中第1720行诗句。

[3]灵泊（Limbo），出自但丁《神曲·地狱篇》，是地狱最外围的一圈，也是最后一圈。其中的亡魂不受审判，永远悬在半空，既不期盼，也不等候。

未竟之事

先生，请接受我

下个月的辞呈，

如果合适，就找人替代我。

我留下太多事没完成，

或因懒散或因现实困难。

我要告诉一些人一些事，

可我不再知道说什么和向谁说：我已忘了。

我还要献出一些东西，

一个睿智的词，一件礼物，一个吻；

我拖延了一天又一天。我很抱歉。

我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做这些。

我害怕自己忽略了重要客户。

我要探访

远方的城市、岛屿和荒原；

然而却不得不将其从计划中剔除

或托付给我的后继者。

我本要种树然而却没有；

给自己造所房屋，

或许不漂亮，但合乎设计。

最主要的是，亲爱的先生，

我心里有一本奇妙的书，

它会揭示许多秘密，

缓解痛苦和恐惧，

消除疑惑，赠给人们许多

泪与笑的礼物。

你会在我的抽屉里找到书的草稿，

在底下，与未完成的事务堆放在一起；

我没有时间将它写出，真是罪过，

此后我将主要投身于这项工作。

1981年4月19日

游击队员[1]

你们在哪里，所有山谷中的游击队员，

泰山，卷毛，老鹰，闪电，尤利西斯？[2]

很多安眠在庄严的墓地，

幸存的人今已鬓发苍苍

给他们的孙辈追述

在记忆日渐模糊的那个年代

他们如何打破德军封锁，

而昔日的战场如今升起了滑雪缆车。

一些人买卖地产，

其他人啃国家养老金

或在市政委员会中添了皱纹。

站起来，老伙计们：我们永无复员之时。

让我们重聚，返回深山，

脚步蹒跚，气喘吁吁，膝盖僵硬，

众多冬天堆积于我们脊背，

对于我们，小道将陡峭难行，

床铺硬邦邦，面包干硬。

我们将彼此对视，恍若陌生人，

满腹猜疑，暴躁易怒，面色阴郁。

一如当初，我们将格外警觉

以防敌人在破晓时突袭。

何种敌人？人人皆为自身的敌人，

每个人皆被自己的边界撕裂，

右手是左手的敌人。

站起来，老伙计们，你们自我的敌人：

我们的战争永无完结。[3]

1981年7月23日

[1]原文为“Partigia”，是皮埃蒙特山区对“partigiano”的缩写，特指机动灵活、富有决断力的游击队员。莱维被捕前曾参加皮埃蒙特山区的游击队。写这首诗时，诗人已六十二岁，他召唤年老的游击队员加入一场新的战争，对抗岁月与他们分裂的自我。因为敌人不只在外部，也在内部。记忆与遗忘，仇恨与爱，彼此的战争永无止息。

[2]皆为游击队员的秘密代号。

[3]在《若非此时，何时》中，希腊商人莫多·纳乌姆曾说：“始终有战争。”

阿拉喀涅[1]

我要给自己再织一张网，

耐心地织。我有耐心还有点头脑，

有八条腿，一百只眼睛，

一千个纺丝的乳头，

我不喜禁食，

我喜欢苍蝇和雄蛛。

我会休息四天、七天，

躲在我的洞里，

直到我感到腹部变沉，

里面充满闪亮柔韧的黏丝。

我要给自己再织一张网，

与路人你扯破的那张网一样，

依照我模糊的记忆中

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会坐在中心

等待一只雄蛛到来，

（它狐疑却被欲望冲昏了头）

填饱我的胃，同时

充填我的子宫。

天一黑，我将催促自己

加快速度，匆忙结丝，

给自己再织一张网。

1981年10月29日

[1]阿拉喀涅（Aracne）即蜘蛛。在古希腊神话中，阿拉喀涅是一位染料工的女儿，被女神雅典娜变成了蜘蛛。

2000

一千加一千：一道终点线，

一条白色羊毛绳，已不再遥远，

或红或黑。谁能预料？

先知非福。我们不被允许

询问这巴比伦数字。

1982年1月11日

逾越节[1]

告诉我：这个夜晚如何

不同于其他夜晚？

告诉我，这个逾越节如何

不同于其他逾越节？

点上蜡烛，打开门，

让朝圣者进来，

无论是异邦人还是犹太人：

也许先知正隐藏在褴褛衣衫下。

让他进来与我们同坐，

让他聆听、畅饮、歌唱并庆祝。

让他品尝无酵苦面包、

羔羊肉、甜沙拉与苦草。

这是个特别的夜晚，

你把肘支在桌上，

因为诫命已定下，

恶转化为善。

我们彻夜重温

充满奇迹的古远历史，

因所有这些葡萄酒，

群山欢跃如山羊。

今夜智者、异教徒、愚人和孩子

互相提问问题，

时间反转方向，

今天流回昨天，

如河流徘徊于河口。

我们人人变成埃及的奴隶，

汗水打湿稻草和泥土，

凭干裂的脚跨过海：

你也如此，陌生人。

今年苦于恐惧和耻辱，

明年得着道德与公义。

1982年4月9日

[1]逾越节（Passover）是犹太人庆祝摆脱埃及人奴役、跨越红海的节日，庆祝方式包含一系列传统的犹太教仪式，如祝祷、吃无酵饼、重述逾越故事等。

闲置

向晚的码头黏糊糊、泛油彩的水上，

在许多新船之间，

一只旧船孤独地摇荡。

它的木头不洁，铁锈呈黄褐色，

船体阴郁地撞击码头，臃肿

如无所孕育的肚腹。

在水面下你可以看到

柔软的海藻，

蛀船虫与笨拙的藤壶

缓慢钻出的孔洞。

在晒热的甲板上，几点晒干的

白色海鸥粪，

被阳光氧化的焦油和无用的油漆，

褐色斑点，恐怕是人的粪便。

还有蜘蛛网；我不知道

蜘蛛也会在闲置的船上筑巢。

我说不出它们在猎捕何物，但它们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舵柄吱呀作响，慵懒地顺服着

阵阵细流的秘密幻想。

在阅遍世界的船尾，

一个名字与格言再也辨认不出。

但缆绳是崭新的，

黄色与红色的尼龙绳，紧绷、光亮，

以防这个疯狂的老太婆

突发奇想要去大海航行。

1982年6月27日

老鼹鼠[1]

这有什么奇怪？我不喜欢天空，

所以选择在黑暗中独自生活。

我生就一双挖掘的利爪，

内凹，带钩，却灵敏而坚韧。

此时我在草地下

无眠地穿行，无人发觉，

我从来感觉不到冷和热，

感觉不到风霜雨雪和昼夜，

眼睛对我不再有用。

我挖到多汁的根，

块茎、朽木、蘑菇丝，

若有大石挡道，

我就绕过，很辛苦却不慌不忙，

因为我总知道自己想去哪儿。

我挖到蚯蚓、幼虫、蝾螈，

时而一棵松露，

时而一条毒蛇，一顿美餐，

还有不知谁埋的宝贝。

过去我跟踪母鼹鼠，

一听到挖土声，

我就挖出一条道寻找她：

如今不再了；假如现在听到，我就调头远离。

可当新月初升，我就兴奋异常。

有时为了好玩我会突然跳出来吓狗一跳。

1962年9月22日

[1]参看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第一幕第五场：“说得好，老鼹鼠！你能够在地底钻得这么快吗？好一个开路的先锋！好朋友们，我们再来换一个地方。”（朱生豪译）

这首诗不禁让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

一座桥

不像其他的桥，

熬过了诸世纪的降雪

仍能让羊群跨过前往河流牧场，

让狂欢者从此处到达彼处。

这是一座特别的桥，

你可以停在桥中间，若你乐意，

俯察深处并自问

明天是否还值得活。

它呆滞又鲜活

且从不平静。

或许因为有一种毒

一种我不愿描述的古老恶意，

从空洞的桥墩徐徐滴下；

或由于，如守夜人所说，

这桥是一桩肮脏交易的产物。

所以你在此处看不到河水

平静地映照桥的跨距，

只看到波峰与涡流。

所以它一直遭沙砾磨蚀，

石头被冲刷着尖叫不息，

它奋力把两岸往外推啊推

试图打开地表。

1982年11月25日

作品

看，完成了：再也不碰它了。

手中的笔此刻多么沉重！

不久前它还那样轻盈，

如水银般鲜活：

我只须跟随它，

它指引我的手

就像明眼人引导盲人，

就像一个女人领你跳舞。

此刻停下，作品已完成，

精心打磨，臻于完满。

若拿走一个词

它就会裂开个窟窿流出血清。

若增加一个词

它就会突兀如一颗丑陋的瘤。

若变动一个词它就会刺耳

如音乐会上一只狗吠。

现在怎么办？如何放手？

每诞生一篇作品你就死去一点。

1983年1月15日

一只老鼠

一只老鼠不知从哪个洞口进来；

不像平常那样无声无息，

而是放肆傲慢，夸夸其谈。

它能说会道，拐弯抹角，居高临下：

它爬到书架顶端

开始给我布道，

引用普鲁塔克[1]、尼采和但丁：

汝不可蹉跎光阴，

巴拉巴拉，时不我与，

时间一去不复返，

时间即金钱，

不可空等时间，

因为生命短暂而艺术漫长，

它仿佛听到我背后

有辆生翼的镰刀战车匆匆驶近。

何等无理！何其傲慢！

惹得我喉咙冒烟。

一只耗子也懂何谓时间？

它厚颜无耻地给我宣讲

纯粹是浪费时间。

是老鼠就该给鼠群传道。

我叫他滚开：

何谓时间，我很清楚，

它进入了许多物理等式，

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平方，

或负指数幂。

我能打理好自己的生活，

无须他者管制：

善首先始于自身。[2]

1983年1月15日

[1]普鲁塔克（Plutarcho，约公元46—120年），古罗马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

[2]原文为拉丁文：prima caritas incipit ab ego。

守夜人[1]

“守望的啊，夜里如何？”[2]

“我听到猫头鹰重复着

空洞的预言音符，

蝙蝠捕猎时的尖叫，

池塘湿叶底下

水蛇咝咝作响。

在礼拜堂旁的酒馆打盹时，

我听到满含酒气的人声，

结结巴巴，怒气腾腾。

我听到情侣的絮语和笑声，

欲望释放时的气喘吁吁；

少年在梦中的低语，

其他人因欲望而辗转难眠。

我看见热气迸放无声的闪电，

我看见一个发疯的姑娘

分不清棺材与床榻，

夜夜饱受恐惧煎熬。

我听到一个孤独老人

与死亡搏斗时嘶哑地喘息，

听到一位被撕裂的妇人分娩，

一个新生儿的啼哭。

躺下入睡吧，市民，

一切秩序井然，今夜已过半。”

1983年8月10日

[1]原文为“Nachtwache”，纳粹集中营专用语，特指集中营里的德国守卫。

[2]“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出自《圣经·以赛亚书》21:11。

龙舌兰

我无用也不美，

没有怡人的颜色和香味；

我的根吞吃水泥，

我的叶，叶缘生着刺，

尖如刀剑，为我警觉。

我缄默无声。我只说我植物的语言，

难以让你，人，理解。

这是一种过时的语言，

带有异域色彩，因我来自远方，

来自一个残酷的国度

其中满是烈风、毒气和火山。

我已等了多年来发送

我这株高举的绝望之花，

它丑陋、板滞、僵硬，却直指天空。

这是我们呼喊的方式，

明天我就要死了。此刻你可听见我？

1983年9月10日

珍珠贝[1]

你，热血冲动，体形硕大，

对我的软体你所知多少

除了它们的味道？它们也能

感知冷与热，

海水中的纯净与杂质；

它们伸缩，遵循

内部无声的节奏。

它们饱餐时欢喜，饥饿时呼喊，

一如你，动如闪电的陌生人。

尽管我被禁闭于石质壳瓣中间，

我，一如你，也拥有记忆和感觉，

黏附在浅滩上，我是否占卜了天空？

我比你想象的更像你，

注定去隐藏秘密，

隐藏眼泪精子珍珠母和珍珠。

一如你，假如一块碎片损伤了我的外套膜，

我就日复一日地静静修补。

1983年9月30日

[1]珍珠贝（Meleagrina）是与可食用贝类不同的品种。

蜗牛

何故匆匆，你既已防卫严密？

是否只要有湿气和青草，

那里就成了最好之地？

为何奔跑，冒险奔跑，

既然你只需闭合就可寻得平静？

假如全宇危机四伏，

它懂得安静地封闭起自己，

隐蔽在白色外壳后，

否认这世界及其联系。

但当露珠沾湿了草地，

雨水松软了泥土，

所有小径都成了它的大道，

铺满了闪光的美丽泡沫，

在叶与叶、石头与石头之间搭上了桥。

它小心地游历，安全且秘密，

用伸缩的双眼——

优雅的对数函数——探路。

此刻它找到了伴侣，

战战兢兢地

将感官伸出壳外，品尝

双重之爱的羞怯欢愉。

1983年12月7日

一个职业

你只须等待，备好钢笔：

诗句会在你周围嗡嗡响，如酣醉的飞蛾；

有一只飞近火焰，你捉住了它。

你确信还没完，一只还不够，

却已写下许多，你的工作就这样开始。

其他飞蛾争相到达你近旁，

排成圈或行，或规整或散乱，

简单而安静，听你号令：

你是主人，毋庸置疑。

如果一切顺利，你将它们排成队。

这工作不错，不是吗？历史悠久，

古老有六十个世纪却始终常新，

规则或严格或松弛，

或无规则，正如你所愿。

你感到自己有了好友陪伴，

不再闲懒，不再迷失，不再总是无用，

穿凉鞋披长袍，

身裹细麻衣，头戴桂冠。

只是不要认为这理所当然。

1984年1月2日

飞奔

有岩石有沙子而没有水[1]

沙上点缀着他的脚步

数不清的脚步通往地平线：

他飞奔，虽无人追赶。

压碎的散落的石子

风蚀的岩石

遭严霜一次又一次撕裂，

有干燥的风而没有水。

没有水给他，

而他只需要水，

用水来洁净

浇灌残暴的梦

用不可能之水重造世界。

铅灰色无光的太阳

有天空有沙丘而没有水

幻觉制造的虚诞的水

流下的珍贵汗水

头顶无人企及的云滴下的水。

他发现一口井而后俯身，

把手伸进水中而水瞬间变红。

再没人会喝这水了。

1984年1月12日

[1]参看T.S.艾略特《荒原》中《雷的说话》：

这里没有水只有岩石

有石而无水，只有砂石路

砂石路迂回在山岭中

山岭是石头的全没有水

要是有水我们会停下来啜饮

在岩石间怎能停下和思想

汗是干的，脚埋在沙子里

要是岩石间有水多么好

死山的嘴长着蛀牙，吐不出水来（查良铮译）

幸存者

致B.V.[1]

自那时起，在不定的时刻[2]，

自那时起，在不定的时刻，

那痛苦回返：

直到它能找到人来倾听，

我里面的这颗心燃起火。[3]

又一次他看见同伴的脸

阴沉地显现于最初的光，

灰暗地笼罩在水泥灰中，

在迷雾中如此模糊，

在不安的睡眠中染着死亡之色：

夜里，在梦的重负下

他们的下巴翕动，

咂巴着一块不存在的萝卜。

“退后，离开这儿，被淹没的人，

走开。我不曾侵夺过任何人，

不曾抢过任何人的面包。

没有人替我死去。没有人。[4]

返回你们的雾中。这不是我的错，

要是我活着并呼吸，

又吃又喝又睡和穿衣。”[5]

1984年2月4日

[1]B.V.指布鲁诺·瓦萨里（Bruno Vasari），他是“被驱逐者协会都灵分会”主席。瓦萨里曾在1945年出版了关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回忆录《死亡野营》，他认为集中营幸存者之所以能幸存，并非靠狡猾和残忍，而是靠道德的力量。而莱维在其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最好的人都死去了，不好的人却活了下来。

[2]原文引述为英文：Since then，at an uncertain hour。

[3]这四句诗引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1772—1834年）的长诗《古舟子咏》第七节：“自那时起，在不定的时刻，那痛苦回返：直到我的恐怖故事被述说，我里面的这颗心燃起火。”但莱维将第三句“直到我的恐怖故事被述说”改写为“直到它能找到人来倾听”。在此，找人“倾听”的希望胜过了“述说”故事的希望。在《这是不是个人》中，莱维曾写到自己的噩梦：“在我的家里，在我的亲朋好友中间，我有那么多东西要讲，这是一种强烈的难以表述的身心上的感受。但是我不能不发现，我的听众没有在听我说话，而且他们完全不感兴趣：他们胡乱地说别的，仿佛我不存在似的。”（沈萼梅译）

[4]参看《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第二章《灰色地带》：“你不曾替代某个人……你没有偷过任何人的面包；但你仍无法驱除怀疑的阴影。”（杨晨光译）

[5]参看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十三篇第一百四十一节：“我相信你在欺骗我，因为勃兰加杜利亚没有死；他还在吃、喝、睡觉和穿衣。”（朱维基译）

大象

挖：你会找到我荒谬的尸骨

在这片积雪覆盖的地方。

我厌倦了驮载与跋涉，

我想念温暖和青草。

你会发现迦太基钱币与兵器

掩埋在雪崩下：荒谬，荒谬！

我的故事与历史皆荒谬：

迦太基和罗马与我何干？

我那美丽的象牙，我们以之为傲，

高贵，弯曲如新月，

如今残碎地与卵石躺在流水中：

它生来并非为了刺穿胸甲，

而是用来挖树根和取悦母象。

我们只为母象而战，

以聪明的方式，无须流血。

你想听我的故事吗？很简单。

狡诈的印度人诱捕并驯化了我，

埃及人给我套上镣铐卖了我，

腓尼基人给我穿上盔甲，

在我臀部安上塔。

真荒谬，我，一座血肉之塔，

坚不可摧，温和而可怕，

被驱使在这险恶的山中，

竟滑倒在我从未见过的冰上。

对于我们，一旦倒下，就无拯救可言。

一个英勇的独眼龙[1]试了很久

才用矛尖找到我的心。

对着落日下青灰的山巅

我发出我无用的

垂死的号叫：“荒谬，荒谬。”

1984年3月23日

[1]“英勇的独眼龙”即汉尼拔（Hannibal），据说他在翻越阿尔卑斯山时染上了眼疾。本诗即采用死于汉尼拔之手的一头战象的口吻。

星际信使[1]

我看见有两只角的金星

轻柔地在天空航行。

我看见月亮上的山谷，

有三个形体的土星；

我，伽利略，人类之中第一次，

看见四颗卫星环绕着木星，

银河分解成

无数星团的新世界。

我看见，虽然我不信，不详的斑点

污染了太阳表面。

小望远镜是我造的，

我学识渊博，手也巧；

我打磨望远镜，对准苍穹，

如同发射石炮。

是我打开了苍穹，

在太阳灼伤我的眼睛前。[2]

在太阳灼伤我的眼睛前，

我不得不屈服说

我并未见我所见。[3]

将我禁锢在大地上的那位

并未释放地震和闪电，

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

他有着每个人的脸。

每夜啃噬我的秃鹰

有着每个人的脸。

1984年4月11日

[1]《星际信使》是伽利略于1610年撰写的关于自己早期天文发现的科学论文。内容主要是伽利略在1609年通过望远镜对月球、木星的卫星及银河等的观测结果。

[2]据说伽利略因为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太阳而失明。

[3]伽利略迫于宗教法庭的压力昧心否认自己的科学发现。

给我们

给一些东西让我们摧毁，

一朵花，一个安静的角落，

一个教友，一个法官，

一座电话亭，

一个记者，一个叛徒，

一个敌对阵营的支持者，

一根灯柱，一个井盖，一个长凳。给一些东西让我们损毁，

一面石膏墙，蒙娜丽莎，

一片挡泥板，一座墓碑。

给一些东西让我们强暴，

一个腼腆的姑娘，

一个花坛，我们自己。

别小看我们；我们是先驱，是先知。

给我们一些东西来焚烧、攻击、粉碎、割裂、诽谤，

好让我们有存在感。

给我们一根警棍或一杆纳甘步枪。

给我们一支注射器或一辆铃木车。

怜悯我们。

1984年4月30日

对弈（一）

只有她总与我为敌，

这可恶的黑色王后，

在保卫她笨拙的王时

她与我一样神经紧张。

当然，我的王也同样笨拙和懦弱：

从一开始他就蜷伏

在一排勇敢的兵后面，

在棋盘上来回躲藏，

荒唐可笑，步履蹒跚：

王不适合战争。

可我适合！

无法想象对弈中没有我！

车与马确实厉害，可我更强！

我又快又狠，直走又斜行，

像投石机一样抵达远处，

我冲破他们的防御；

他们这些诡诈自大的黑棋子

不得不低头认输。

胜利如酒般醉人。

此刻棋局结束，

技艺和仇恨已用尽。

我们无论强弱，无论智愚，

被一只大手一扫而光。

白子黑子混杂一起，没了生气，

像哗啦响的碎石一样被投进

一个黑暗的木盒，

最后盖上盒盖。

何时才能玩下一场游戏？

1984年5月9日

虔敬[1]

虔敬的牛才怪。强迫下的虔敬，

非我意愿的虔敬，违逆天性的虔敬，

田园牧歌[2]的虔敬，委曲求全的虔敬。

得需多大勇气才敢称我为虔敬

甚至还为我写诗。

你很虔敬，教授，

你精通希腊语拉丁语，荣获诺贝尔奖，

用花枝叩开了关闭的门。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3]

当我钻进牛轭，你想象我多么愉快。

当他们强迫我虔敬时，你若在场

将不再想写诗，

失去煮肉为食的欲望。

在这草地上，你竟以为我看不见

我那饱食的兄弟，吼叫着直起身

抖动下身给我的姊妹奶牛授精？

哦，gewalt！前所未有的暴力[4]，

强迫我非暴力的暴力。

1984年5月18日

[1]参看卡尔杜齐的诗句：“我爱你，虔敬的牛。”

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Giosueé Carducci，1835—1907年，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歌《牛》，全诗如下：

我爱你，哦忠诚的牛；向我心中

你注入柔和的勇气与宁静，

哦你像一座纪念碑那样庄严

你望着广阔而富饶的平原。

啊，你高兴地钻向牛轭

让人的劳作轻松；

他催你鞭你，你的回答

仍是眼含沉静脚步慢而沉着。

宽大湿润的黑鼻孔里喘着粗气

那是你的灵魂，像一首欢快的歌曲

晴空里一声吼叫慢慢消失；

庄重的蓝色大眼含着质朴温顺

映出广袤安静

绿色田野的神圣。（刘儒庭译）

需要指出，《不定的时刻》曾获得卡尔杜齐奖。讽刺的是，他的这首诗却是对卡尔杜齐诗歌《牛》的反讽，诗里温顺的动物变成暴力的受害者。1984年，莱维在一次访谈中谈道，“每个动物都是象征，展现出人类的邪恶与道德”。

[2]原文为阿卡狄亚（Arcadia），为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一个地方，其居民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后“阿卡狄亚”被引申为世外桃源、有着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地方。

[3]原文为法语：Faute de mieux。

[4]Gewalt在德语中是“暴力”的意思；在意第绪语里，Gewalt主要作为一个感叹词，表达极端的绝望的抗议。

对弈（二）

……那么你想在游戏中局，

在这场游戏行将结束时，

改变游戏规则？

你很清楚这不允许。

在威胁下王车易位？

甚或，如果我猜得对，

你想悔棋？

不行，一旦坐在棋盘前

你就接受了这些规则。

摸到哪个棋子就该走哪个棋子：

我们玩的是严肃的游戏。不许讨价还价，不可糊弄和作弊。

快走棋，你的时间不多了；

难道你没听到棋钟嘀嗒而逝？

既如此，为何还坚持玩这游戏？

要预测我的下一步棋，

你需要别样的才智。

一开始你就明白

我实力远超过你。

1984年6月23日

辑二　其他的诗

1984年9月—1987年1月

致缪斯

邋遢的缪斯，懒惰的缪斯，

长角的淫荡的缪斯[1]，

有一百个角的缪斯，

无头无尾的缪斯，

过时的缪斯，

为何你绝少光顾我？

你看我多么委顿，

麻醉、沉沦、头上长角，

我胸有千钧，落笔却成空；

我的思想产生之处，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撞击、

烧灼与创痛。

那里有的好像不是诗，

而是扯淡和废话。

倘若你不开始工作，

下回你会发现

你的诗人疯了、死了或完了。

1982年9月5日

[1]头上长角，意为“被戴了绿帽子”，自嘲诗神不光顾自己。

伽伐尼的房屋[1]

我的大师喜欢青蛙：

每天晚上他打发我去雷诺，

可他从不把它们交给捷吉亚去油炸。

他不去照顾病人，

而是把青蛙挂在阳台栏杆上，

剥去青蛙皮，用钉子折磨它们，

花一天时间观察它们跳舞，

然后用拉丁语写论文：

谁知道他想从中得到什么！

我不得不每晚在他旁边打下手，

手拿灯笼、滤网和篮子。

我必须得说：这工作可不新奇。

另一个人，来自斯坎迪亚诺镇，

对，就是他，神父斯帕拉捷[2]：

他也派我出去找青蛙，

但他不是把青蛙挂在栏杆上，

而是把雄蛙与雌蛙放一起，

给雄蛙穿上小裤子，

这样它们就再不能交配：

而他竟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大师几乎都是疯子。

1984年5月3日

[1]路易吉·伽伐尼（Luigi Aloisio Galvani，1737—1798年），意大利医生、物理学家与哲学家，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出生和逝世。1780年，他发现死青蛙的腿部肌肉接触电火花时会颤动，从而发现神经元和肌肉会产生电力。

[2]拉扎罗·斯帕拉捷（Lazzaro Spallanzani，1729—1799年），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和生理学家，出生于意大利斯坎迪亚诺镇。为了研究动物受精问题，他找来一对青蛙做实验。他为雄蛙穿上一种特殊的紧紧贴身的“裤子”。交配后，虽然雌蛙产下许多卵，但没有一个卵能发育。而当一些卵与保留在裤子上的精液接触后，正常的发育便开始了。这样，斯帕拉捷就发明了一种人工授精方法。

十项全能运动员

相信我，马拉松不算什么，

链球和举重也是：没有哪项运动

能与我们的比赛相比。

的确，我赢了：我比往日更出名，

但我却更老更疲惫了。

我如雄鹰般飞跑四百米，

毫不顾惜身后的人。

他是谁？无名小辈，菜鸟，

以前从没见过，

来自第三世界的失败者，

但在你身旁奔跑的人总是如梦魇。

我真想打断他的脊骨，

欣赏着他的痛楚，我不再感到疼痛。

撑竿跳不那么容易，

幸运的是，裁判未发现我作弊，

给我记下了五米的好成绩。

标枪使我暗自欣喜；

无须将其投向天空。

天空空无一物：你为何想刺穿它？

只须想象，草地边缘有一个

你想杀死的男人或女人，就足矣，

于是标枪变成长矛，

嗅到鲜血，飞到更远。

一千五百米跑，我不知怎么向你描述；

我忍着恶心奔跑，

抽筋，难受，绝望，

害怕自己因心脏骤停而抽搐。

我赢了，但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接下来，我这个内心崩溃的老手，

抡起像铅一样重的铁饼，

铁饼粘上了我的汗从手中滑脱。

你从看台上嘘我，

我听得响亮而真切。

可你期待看到什么？

你还要求我们什么？

离开空气飞行？

用梵文写首诗？

数到圆周率最后一位？

慰藉受创痛者？

因怜悯而行动？

1984年9月4日

灰尘

多少灰尘盘踞在

紧张的生命薄纱上？

尘土无重量无声响，

无颜色无目的：它遮蔽，否定，

抹消，隐藏，麻痹；

它不杀戮却抑制。

它没死只是睡着。

它怀抱千年古老的孢子

孕育将来的伤害，

微小的蝶蛹等待

裂开、腐烂、分解：

混乱无序的伏兵，绵绵不绝，

准备发动未来的袭击，

无声的信号一响起，

无力者将变得有力。

可它也拥有各样的种子，

休眠的种子将长成思想，

每个里面都充满一个宇宙

无法预知、崭新、迷人而陌生。

因此请尊重并敬畏

这无形的灰色覆盖物：

它包含恶与善，

危险，还有许多已写下的东西。

1984年9月29日

一处山谷

有一处山谷只有我知道。

要到那里不容易。

谷口有巨石，

树丛，隐秘的浅滩与湍流，

路上只有隐约的足迹。

大多数地图都没有标示；

是我独自一人探寻到路，

有许多年

我常常在其中迷路，

可这并非浪费时间。

我不知谁先到的那里，

也许有几个人，也许没有：

这没关系。

石壁上留有痕迹，

一些很美，可全都很神秘，

一些显然并非出自人之手。

谷底有山毛榉，桦树，

高处长着落叶松和冷杉

瘦削如常，当春天来临，

第一只土拨鼠欢腾，

春风窃取众树的花粉。

更高处有七片湖，

湖水一尘不染，

纯净，漆黑，冰凉，深邃。

在此高处植物

不再生长，但在山坳处

挺立着一棵坚强的树，

茂盛而青翠，

还不曾有人为它命名：

也许是《创世记》里的那棵树。

它四季开花又结果，

即使大雪压弯了树枝。

它的树干上带着古老的伤疤，

一滴苦涩的黑色树脂

滴下，万物俱忘。

1984年10月29日

备忘录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北风呼啸，雨雪交加，

有人在电视前打盹，

有人决定抢银行。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在光穿行五日才可抵达的远处，

有颗彗星向着我们头顶坠落，

它来自深邃莫测的黑暗子宫。

仿佛出自乔托[1]的画作；

带不来幸运或灾异，

但会带来远古的冰，或许还有一声回应。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有个半疯的老人，

白天他是个勤勉的磨坊主，

但他的白天不同于我们的白天，

而此刻他躺在米兰新门喝酒。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有个男人躺在一个女人身旁，

感到自己失去了重量，

明天失去了重量，

要紧的是今天而非明天，

时间之流骤停于此刻。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常有女巫

挑选毒芹和草苷

趁月明时采集，

而后在厨房烧饭。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在马托蒂路[2]有个异装癖者

想献出肺和肾，

清空自己变成女人。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七个年轻人身穿白衣，

其中四人抽着烟。

他们在设计一条长长的通道

发送大量快如光速的质子：

假如成功了，世界将爆炸。

在像这样一个夜晚

一个诗人紧锁眉头搜寻一个词

它能包含台风的力量，

血与种子的秘密。

1984年11月14日

[1]乔托（Giotto，约1266—1337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

[2]马托蒂路（Corso Matteotti），位于米兰市区。

放不下的负担

我不愿扰动宇宙。[1]

我想，若可能，

安静地跨越边界，

脚步轻悄如走私者，

像一人从宴会溜走。

无须尖叫地停止

肺倔强的搏动，

对这可爱的心脏，

无节奏的普通音乐家说：

“在二十六亿次跳动后，

你一定也累了，所以谢谢，足够了。”

若这有可能，如我所说；

若非因为那些留下来的人，

未完成的工作

（生命皆未完成），

这世界的转动与创伤；

若非因为太多未释的负担，

过去的欠债，

那些古老的不可免除的义务。

1984年12月10日

[1]参看T.S.艾略特诗歌《阿尔弗雷德的情歌》中：“我敢扰动整个宇宙吗？”

白白死去之人的歌[1]

请坐下来谈判

如你们所愿，老谋深算的政客们。

我们会把你们围堵在华丽的宫殿，

让你们好吃好喝好睡，

好让你们讨论和谈判

我们和你们孩子的生命。

愿创世的一切智慧汇聚

赐福于你们的头脑，

引你们走出迷宫。

而我们会在外面的寒风中等待，

白白蒙难的死亡军团，

我们来自马恩河和卡西诺山[2]，

来自特雷布林卡，德莱顿和广岛[3]：

与我们一起的还有

死于麻风病与沙眼病的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失踪者[4]，

柬埔寨的死者和埃塞俄比亚垂死的人[5]，

布拉格的谈判者，

加尔各答倒在血泊中的人[6]，

博洛尼亚被屠杀的无辜者。[7]

你们有祸了，倘若你们未达成协议：

我们将紧紧抱住你们不放。

我们不可战胜因为我们已被打败，

我们受不到伤害因为我们已死去：

我们嗤笑你们的导弹。

坐下来谈判

直到你们口干舌燥：

假如毁坏与羞耻不停止，

我们将用我们的腐败物溺死你们。

1985年1月14日

[1]这首诗写于美国和苏联关于削减核武器的谈判期间。

[2]马恩河战役，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和德军共伤亡约五十万人；卡西诺山地之战，指1944年1—5月在意大利中部战役中盟军同德军展开的四次激战，交战双方共死亡约五万人。

[3]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纳粹德国修建的灭绝营，位于波兰东北部，约八十万犹太人在此遇害；德莱顿大轰炸，指1945年2月13日到15日两天内，英美联合空军对德莱顿的大轰炸，他们投掷了大量燃烧弹和烈性炸药，致使约三十万人死亡；广岛核爆，导致二十多万人遇难。

[4]1977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独裁政府，该政权在其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全国失踪者达三万人。

[5]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处决；1983年至1985年，埃塞俄比亚发生了大范围饥荒，超过四十万人死亡。

[6]指1946年8月16日发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宗教大屠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互相杀戮。

[7]博洛尼亚大屠杀，指1944年发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地区农村的纳粹大屠杀。

解冻

等到雪全部融化，

我们会找出原来的小路，

它掩藏于荆棘丛

在修道院墙后；

万物将恢复如初。

在茂密的石楠两侧

我们会找到一种低矮的药草，

它的名字我已想不起：

每个星期五我记得，

可一到星期六就忘之脑后；

听说它很珍稀，

能治疗抑郁。

蕨类植物铺满小路

柔软纤弱，就像小动物：

它们很少将螺旋形卷发

探出地表，但它们已准备追寻

那易变的绿色之爱，远比我们的爱复杂。

它们的雄性与雌性种子

在生锈的孢子囊中

反复啮咬闸门。

它们将随第一场雨爆发，

在第一滴水中畅游，

热切而活泼：新婚万岁！

我们厌倦了冬天。

严霜的啃噬留痕于

肉体、心灵、泥土和树木。

让解冻到来，融化掉

对去年冬雪的记忆。[1]

1985年2月2日

[1]参看《休战》第一章《解冻》中：“罪恶的标记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上，留在见证了罪恶的记忆中，留在犯下罪恶的地方，留在我们将讲述的故事中。”（杨晨光译）

参孙

一位不孕的母亲怀了我，

一个相貌可畏的使者

宣告了我的诞生。

我乃太阳之子，自身亦是太阳；

我拥有太阳的大能

集聚在我健壮的腰身。

我，太阳与野兽，

杀敌成千，

拆毁门撕碎锁链，

掳走女人烧毁禾稼，

直到一个非利士女人大利拉

削去我的头发和力气，

扑灭我眼中的光：

如何与暗影搏斗？

我的头发长回来了，

我凶暴的力量也随之而来；

可我已不愿活着。

大利拉[1]

亭拿的参孙，反叛者，

排山倒海的犹太人，

在我温柔的手中

如黏土一般乖顺。

轻而易举就打探出

他虚妄之力的秘密：

我恭维他哄诱他，

让他枕着我的膝睡觉。

体内仍充满他外族人的种子，

我蒙蔽他而后剃除他的发绺，

夺去他腰身的力量。

看到他身披锁链，

我的愤怒与欲望

从未得到过如此平静，

即使当我感到他进入我时。

如今让他面对命运吧：与我何干？

1985年4月5日

[1]关于《参孙》与《大利拉》两首诗，可参阅《圣经·士师记》中参孙与大利拉的故事。

机场

这是传送中的人类样本，

仿佛受到随机挑选

供一位外来的买主检验。

富人穷人，胖子瘦子，

印度人，黑人，白人，病人，孩子。

传送中的人在做什么？

无足轻重，

在座位上聊天，睡觉，吸烟：

买主会怎么说？他会开价多少

给那个身穿紧身裤的七十岁妇人？

给那胡言乱语的一家八口，

祖父母、母亲、孙子和曾孙？

给那一家胖子

他们卡在扶手椅中间？

给烦透了外国话的我们两人？

我们出发了。坑洞似的大鸟

将每个人毫无差别地吸了进去：

通过伸缩客运廊

我们穿越阿刻戎河[1]。

它滑行，加速，聚力，

起飞，突然冲向天空

身体与灵魂：我们的身体与灵魂。

我们配蒙召升天[2]吗？

此时它飞入紫色黄昏

底下是无名的海洋之冰，

或黑云的篷幔，

仿佛我们这个星球

羞耻地藏起了脸。

此刻它飞着，带着低沉的轰鸣，

几乎就像有人在打桩

打入斯提克斯河[3]的沼泽；

眼下它沿着柔和、

流畅的空气跑道飞行。

夜晚无眠，但很短暂，

从未有过如此短暂的夜晚：

轻松愉快如最初一个夜晚。

在马尔本萨机场[4]，丽萨等着我们，

一副警觉而清朗的表情。

我认为这并非一趟无用之旅。

1985年5月29日

[1]阿刻戎河（Acheron），古希腊神话中冥府的一条河，也叫痛苦之河。亡魂必须由赫尔墨斯带领着，交给船夫卡戎过河费方能渡河，否则只能在岸边流浪。

[2]依据天主教教理，蒙召升天（Assunzione）特指圣母玛利亚在完成了今世生命之后，肉身和灵魂一同被提升至天上。

[3]斯提克斯河（Styx），古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也叫苦难之河、守誓之河、愤怒之河，是进入冥界的必经之路。

[4]马尔本萨（Malpensa）距离米兰市中心四十八公里。

审判

——你姓名？——亚历克斯·辛克[1]。——哪里出生？

——纽伦堡，一座古老名城，

它名不虚传，公正的法官，

首先，因为那里颁布了某项法律，

与我们毫无关联[2]；

第二，因为一场充满争议的审判；

第三，因为我们那里生产了世界上最好的玩具。[3]

——告诉我你从事什么营生。

要如实说，在这里撒谎无益。

——我勤勤恳恳，公正的法官。

一砖一石，日积月累，

建立了一家现代企业。

最好的棉布，最优质的毛毡

都出自辛克公司。

我是个勤勉厚道的老板：

价格最公道，薪水最丰厚，

从未与客户起过争执。

最重要的是，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生产欧洲最好的毛毡。

——你们用的是不是优质羊毛？

——非常好的羊毛，公正的法官。

有松散的，有捆扎的，

黑色、棕色、褐色、金色的，应有尽有，

更多的是灰色和白色，

都被我垄断。

——取自哪些羊群？

——我不知道。我不关心：

我用现金收购。

——告诉我，你的梦可安宁？

——通常是这样，公正的法官，

尽管有时候，在睡梦中

我听到重重幻影痛楚的呻吟。

——退下吧，纺织老板。

1985年7月19日

[1]亚历克斯·辛克（Alex Zink），一个德国企业家，公司产品中明显使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者的头发。在这场审判中，他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解。

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序言中，莱维写道：“许多见证了集中营暴行的平民们，作为潜在的见证者，因为有意地忽视和恐惧，同样保持缄默。尤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集中营所构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广泛地渗透到德国的日常生活中，正像人们所说的‘集中营世界’，但这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代理商和军工厂借助集中营提供的免费劳力渔利……另一些企业通过集中营而获利——木材、建筑材料、犯人穿的条纹囚服、做汤用的脱水蔬菜等。”（杨晨光译）

[2]指1935年9月15日在纽伦堡颁布的种族歧视法令，成为德国反犹种族主义政策的法律基础。

[3]“首先”、“第二”、“第三”，原文皆为德语（Erstens、Zweitens、Drittens）。

贼

它们夜里出来，如一缕烟雾，

也常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事。

无人看见，它们渗过

裂缝、锁孔，

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不撬锁，不破坏。

它们是时间之贼，

流畅而黏滑，如水蛭：

它们喝掉你的时间而后吐出

就像倒垃圾一样。

你从未直视过它们的面孔。它们有面孔吗？

它们肯定有嘴和舌

还有微小的尖牙。

它们吸吮却不致疼痛，

只留下一道灰色伤疤。

1985年10月14日

致我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我这里说的是

更广义上的朋友：

妻子，姐妹，同事，亲戚，

同学校友，

一面之缘的人

或时常谋面的人：

仿佛在我们之间，至少有一刻，

联结了一根弦，

一条清晰的线。

我对你们说，跋涉在熙攘旅途，

不免艰辛的同伴；

还有你们，失落了

灵魂、精神和生之渴望的你们；

或对无人或某人说，或仅对一人说，

或对正在读我的你说：记住这时辰，

封蜡尚未硬化，

我们每人皆似印戳。

我们每人都承载着

路上所遇朋友的印记。

在每个人的道路上。

无论善恶，

无论智愚，

人人皆被彼此标记。

由于时间催逼着我们，

任务已完成，

谨祝福你们所有人

愿秋天漫长而温和。

1985年12月16日

托付

不要惊慌，倘若工作繁重。

我们需要你，因为你尚未倦怠。

你的感觉尚未麻木，仍能听到

自己脚下空洞的声响。

重新思考我们犯下的错：

在我们中间，曾有人

盲目地追寻，

如同被蒙上双眼的人反复勾画一幅草图，

有人像海盗一样起锚远航，

有人耗尽心力。

惶惑不安的你们，帮帮我们。试一试，尽管你们不安，

因为你们不安。看一看

我们的怀疑与信念

能否不再令你们反感和厌恶。

我们从未如此富足，可周围却

萦绕着不腐的恶魔，

它们饥饿难耐，伺机捕获。

如果你看到碎石废墟或

腐臭的垃圾场，不要害怕：是我们空着手将其清理

在我们像你们这样的年纪。

继续前进，尽你所能。我们

梳过彗星的鬃毛，

破译了创世的奥秘，

踏上了月球的沙地，

建造了奥斯维辛毁灭了广岛。

看：我们并非庸碌无为。

困惑的你们，肩起重担吧；

不要叫我们老师。

1986年6月24日

八月

有谁留在这八月的城市？

只有穷人和疯子，

被遗忘的老妇，

养狗的退休人员，

贼，一些绅士和猫。

寂寥的街道上

你听到高跟鞋声嗒嗒不绝；

看见女人提着塑料袋

走在墙边长长的阴影中。

在水流静默的喷泉下

在藻类染绿的水池中，

有一个中年水仙女

高十点五公分：

只穿着一件胸罩。

几米上空

央求的鸽群

罔顾公共禁令

四处飞散，

从你手中偷走面包。

你听到正午的魔鬼沙沙作响，

无精打采，盘旋在天空。

1986年7月22日

苍蝇

这里只我一个：

这是家清洁卫生的医院。

我是信使。

对我来说没有紧锁的门：

总会有一扇窗，

一道裂缝，一个锁孔。

我找到很多食物，

吃厌的人剩下的，

再不能吃的人剩下的。

我也以扔掉的药品为食，

因为什么都伤害不了我，

一切无不滋养、坚固、助益我；

高贵的与卑贱的东西，

血、脓、厨房垃圾：

我将其全部转化为飞行的能量，

我的工作如此紧迫。

那些垂死的和将死的人，

是我最后一个亲吻他们的嘴唇。

我很重要。我的低语，

单调乏味，惹人厌烦，了无意义，

将这世界独特的信息反复说给

跨过此门槛的人。

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唯有我轻松，自在，健康。

1986年8月31日

单峰驼

为何如此多怨愤、争吵和战争？

你只须模仿我。

没有水？我没水也能行，

只是要小心别浪费气息。

没有食物？我从驼峰里取：

假如时间合适，

你也自己长一个。

要是我的驼峰松弛了，

我只需一些树枝和稻草；

绿草就属奢望和妄想了。

我声音难听？我几乎总是沉默的，

我若吼叫也没人听见。

我样子丑？可我的配偶爱我。

我们的母驼眼光挑剔，

能产出最好的奶；

也这样要求你的伴侣吧。

的确，我侍奉人，可这沙漠属于我：

凡侍奉者无不拥有自己的王国。

我的王国孤寂而荒凉；

无边无际。

1986年11月24日

历书

冷漠的河流

将源源流向大海

或淹没河岸堤坝，

摧毁人类艰苦卓绝的古老创造。

冰川将继续尖叫着

削磨和侵蚀，

或用暴发的雪崩

削短冷杉的寿命。

大海将继续与围困它的陆地搏斗，

其财富越来越被陆地觊觎。

太阳恒星行星彗星

将继续航行。

地球也敬畏永恒不易的

创造之法则。

而我们不会。我们，叛逆的子孙，

精明又愚蠢，

将越来越狂热地

继续摧毁和败坏；

很快，我们就会将荒漠扩展到

亚马孙森林，

我们城市的心脏，

我们自己的心里。

1987年1月2日

辑三　未结集的诗

基大利的歌[1]

你认不出我们了吗？

我们是“隔都”[2]的绵羊，

被修剪了千年，沦为受害者。

我们是裁缝、誊录员和合唱队指挥

凋萎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如今我们知道了森林里的路，

学会了射杀而我们却在靶子上。

若我不为我，谁人为我？

若不如此，如何？若非此时，何时？[3]

我们的兄弟已升上天空

穿过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4]的焚烧炉，

他们在空中给自己掘一座坟墓。[5]

只有我们少数人得以幸存

来纪念我们那些被淹没的人，

为复仇和见证。[6]

若我不为我，谁人为我？

若不如此，如何？若非此时，何时？

我们是大卫的子孙，马萨达堡[7]的抵抗派。

我们每个人兜里揣着

打烂歌利亚头颅的石头。[8]

兄弟们，离开死亡统治的欧洲：

我们将一同爬向那土地，

在他人中间重新成为人。[9]

若我不为我，谁人为我？

若不如此，如何？若非此时，何时？

[1]基大利（Gedale），莱维在小说《若非此时，何时》中虚构的一位犹太诗人歌手，组成了“基大利之队”。

[2]隔都（ghetto），特指“犹太人隔离区”。

[3]此两行出自犹太《先贤篇》（Pirkei Avot）里第一章第14节：拉比希列（Hillel）常说，“我不为我，谁人为我？我只为我，我为何物？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4]索比堡（Sobibor）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地区索比堡村附近，建于1942年3月，约二十五万犹太人在此遇害。

[5]参看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死亡赋格》：“他们在空中掘一座坟墓。”

[6]参看《圣经·约伯书》第一章：“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7]马萨达城堡（Masada），是两千多年前犹太人在罗马人的进攻下坚守的最后一座壁垒，抵抗失败后，城堡中的九百六十七名犹太人选择了集体自杀。马萨达之后，犹太遗民开始了在世界各地长达十九个世纪的流浪。

[8]参阅《圣经·列王记》中大卫用石块打死巨人歌利亚的故事。

[9]参看以色列国歌《希望》中：“我们的心并没有死亡，两千年来唯一的希望：做个自由人再次回我的故乡。”

陌生人！[1]

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

看看这集中营的废墟。

思考，然后尽你所能，

这样你的朝圣

才不会白费，

我们的死才不会白费……

对于你和你的孩子，

奥斯维辛的灰烬是

一个警告。

行动吧，好让这可怖的

仇恨之果，

（你在此看到的遗迹）

永不生出种子

明天不，永远不！

[1]201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时，幸存者罗曼·肯特（RomanKent）读了这首诗。

译后记

对莱维诗歌的翻译，主要参考了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的英译本，露丝·费尔德曼（Ruth Feldman）与布赖恩·斯旺（Brian Swann）的合译本，并认真对照了意大利原文。这本译诗集，基本涵括了莱维生前所写的诗歌。需要说明的是，有一首诗《第一册地图集》，通篇是文字游戏，因译者能力有限，故弃之未收录进此译本（除非加大量注释）；还有一首《塞蒂莫的海鸥》，原文中有不少意大利地名，因感觉译出意义不大，遂不揣冒昧略去地名未译，对行文亦有所调整。为方便读者理解，译诗后附加了注释。原诗集本来有少量注释，但太过简单，译者做了补充，更多地来自译者对诗歌相关资料的查找和对莱维作品的阅读。谨希望该译本能作为一座桥，促进对莱维作品的深入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意）普里莫·莱维著；武忠明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8734–6

Ⅰ. ①不⋯ Ⅱ . ①普⋯ ②武⋯ Ⅲ . ①诗集－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914号

不定的时刻：莱维诗选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武忠明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1092mm 1/32

印张：6.5

字数：126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2271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734–6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编者按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证词

有关莫诺维茨的证词

审判霍斯的声明

起诉霍斯的证词

被囚禁的一位难友的证明

周年纪念

揭发约瑟夫·门格勒大夫

给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的回信

都灵的奇迹

德国纳粹党的时代

审判艾希曼的证词

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审判博斯哈默尔的声明

犹太人的遣送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普里莫·莱维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

集中营的欧洲

这就是奥斯维辛

政治放逐犯

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

在奥斯维辛的一个秘密防卫组织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追忆一个好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附录

文本的信息

编者按

莱维的读者都知道，《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一书的第一章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人的记忆是一种奇妙却靠不住的工具。”读者的注意力自然会集中在“靠不住的”这个形容词上面，这句话精辟地勾勒出一位作家敏锐的思维和真诚的品格，他从一开始就揭示任何一个证据都有其局限性，包括他自己的证词在内。我们在把搜集到的文件资料编撰成书时，却想赋予“奇妙的”和“靠不住的”这两个形容词一种非同寻常的分量；那么，就应当说说以何种方式了。

《这就是奥斯维辛[1]》一书，是以《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开始的，它是遵照那个前战俘营的苏联指挥部的请求，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和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于1945年春天在卡托维兹[2]拟写的；次年，此文本用意大利语以较长的篇幅发表在都灵的《医药智慧女神》医学杂志上。随着这篇早先的证据的发表，我们接着按时间顺序，搜集了从1945年至1986年跨度为41年的一组来源不同的资料：其中有登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有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有纳粹战犯临时审判时所做的证词（这里，重又听到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与其朋友普里莫·莱维同时发声），以及从在集中营幸存者中享有威望的莱维那里获得的一些官方文本。大部分文本都是由普里莫·莱维亲自撰写，他还关注文本的出版发行。然而，关于他给审判纳粹战犯所做的证词，我们掌握的不少抄写本却是由别人誊写的，未经他本人审核。最后，还有些文本（这从书后的《文本的信息》部分可以看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如此参差不齐的情况，产生了两种后果：（1）随着岁月的流逝，莱维的声音总是能被认可，同时，他叙述的故事的时间背景更具体化，所发生的事件更具一致性、更坚实可靠，而且其所做的叙述总是带有新的视角；（2）一系列极小的差异——可能涉及姓名、数字、日期、地点等的拼写上的误差，以及事实上的出入、记忆的差错——在本书的这些文本中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自然多半是出现在那些经由他人口述，抑或是经中间人之手获得的文本中，尽管中间转手者曾予以悉心处理。在这本集子中，除了校正一般性的显著的“笔误”（lapsus calami），以及明显的排版印刷的错误之外，我们选择了按文本原样付诸铅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注明了可能出现的不符合逻辑之处，重现了每个文本的经历，并且诠释了某些映射和暗示；对于我们认为有必要附加在书中的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自然也进行了这样的处理。我们觉得，这种忠实于文件资料真实性的做法，表明了一种处事的方式，就是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难题和时代的印记交给读者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地交给读者来处理。

但这种选择，也是受到另一种准则的启示，这与作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在面对幸存者的证词中出现的极小的障碍或某些空白可能被人利用时所表现出的忧虑是休戚相关的：这个准则，就是对真相的尊重。它迫使我们在出版文本时，最大限度地忠实于文献的真实性，并且在追溯文献产生的渊源时，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做到完全透明。另外，同样的准则也提示我们，绝不容轻视莱维在相隔多年之后，为了还原一个极其难以描述的真相所付出的努力。能发现那些差错，本身就是基于他的这种努力——我们得着重强调这一点。最后，这更加凸显出他用四十多年的工作所奉献给我们的历史背景的一贯性和可靠性。

执着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错，常常会赋予搜寻真相的人一种身份，它胜过单纯的证人的身份，正像写于1945年的那份杰出的报告中描述的那样，而该报告是献给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撤走后踏上致命征途的难友们的，这就使得普里莫·莱维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真相。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编撰所采用的特别形式，此书向读者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机遇：本书向读者指明，在谈及回忆时，可以像《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所做的那样，赋予其同表面上含义如此相左的“奇妙的”和“靠不住的”那样的形容词，来确定事物相应的分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1] 奥斯维辛（Auschwitz），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小镇奥斯维辛附近建立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其中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和莫诺维茨是三个中心营区。（如无特别注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卡托维兹（Katowice），波兰南部城市，位于西里西亚省。

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

（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

通过不少集中营前囚犯所提供的逼真的资料和诸多报告，对于德国人为杀绝欧洲犹太人所建立的那些灭绝人性的场所究竟为何物，也许已无人不晓，对于他们在那里所犯下的可耻暴行，也不再有人置若罔闻。在为期一年的囚禁中，我们也曾是那些恐怖行径的见证者，并多次成为其受害者。然而，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那种恐怖，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意大利公布一份报告，这是我们曾经向苏联政府呈交的报告，当时我们是应卡托维兹集中营苏联指挥部的请求而拟写的，那里曾囚禁过前意大利囚犯。临近1945年1月底，我们被苏联红军解放后，也是在这座集中营受到接待。我们在这里全面补充了那份报告，因为当初我们的报告是专门写莫诺维茨集中营里的医疗服务设施和功能的，莫斯科政府要求所有同样从其他集中营被解放出来的各国医生也做出类似的报告。

* * *

1944年2月22日，我们650名犹太人，男女老少乘坐一列火车从卡尔比镇（属摩德纳市）的佛索利[1]集中营出发。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已超过80岁，最幼小的是一名三个月大的吃奶的婴孩。许多人是病号，而且有些人病情严重：一位70岁的老人，在出发前没几天突发脑溢血，但照样被押送上火车，死在旅途中。

列车全由运载牲口的闷罐车皮组成，从外面关闭车门；每节车皮装载五十多个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随身带着尽量多的行李箱，有一位在佛索利集中营当雇员的德国上士，曾经提示过我们得备够厚衣服——毛衣、被子、皮衣等，因为我们将被带往气候比意大利要冷得多的国度里，那位德国上士说话时的神情亲切又真诚。他脸上挂着一丝仁慈的笑容，还眨巴一下眼睛讥讽地补充说，如果有人身上藏有金钱和首饰，最好也捎上，因为在那里肯定会用得上。大部分启程的人都上了当，听信了那位德国上士一番暗藏玄机的话；有极少数的人，情愿把自己的东西托付给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一些平民百姓；最后是一些被捕时都没来得及准备换洗衣服的人，他们只穿着身上仅有的衣服就上了路。

从佛索利集中营到奥斯维辛的旅程持续整整四天。路途十分艰辛，首先是因为天气寒冷，尤其在夜晚的时辰里，寒气逼人，一清早甚至会发现车皮内横穿的金属管道都结了冰，那是车厢里的人呼出的气遇冷凝结而成。另一种煎熬就是口渴，因为囚犯们就靠那每天只停一次车的片刻时间，下车用收集的雪水解渴，当列车停靠在开阔的荒野里时，囚犯被允许在许多端着冲锋枪的士兵极其严密的监视下，从车皮下来，士兵们随时会朝任何远离列车企图逃跑的囚犯扫射。

就在列车短暂的停车时间内，士兵按车厢逐个分发食物——面包、果酱和奶酪，但从来不发水，也没有其他饮料。睡眠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因为大量的行李箱和包裹堆满车厢的地面，无法让人在舒适的位置躺下休息；所以，每个囚犯只能满足于蜷缩在一个极小的空间内勉强凑合。车皮的地面总是潮湿的，都没人设法弄些稻草铺上。

列车刚抵达奥斯维辛时（那大约是1944年2月26日晚9点），车厢很快就被许多手持警棍、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清空，难友们被迫把手提箱、包裹、被子等物件沿着车皮放下。人群当即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外表看上去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有95人被编入这一组；第二组是女子，也都是年轻的——人数不多，只由29人组成；还有第三组，这一组是人数最多的，有孩子、体弱多病者和老人。当前面两组人分别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第三组应该就是被直接押送去比尔克瑙[2]的毒气室了，他们当天夜里就被屠杀了。

第一组被带往莫诺维茨，那里设有一个集中营，行政上属于距离约八公里外的奥斯维辛管辖，它约于1942年年中建立，目的是为建造隶属于法本化工集团[3]的“布纳工厂”提供劳动力。化工集团接纳10000至12000名囚犯，尽管通常它只能容纳7000至8000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只有相当少量的囚犯是一些德国和波兰的罪犯，还有波兰的“政治犯”和“破坏分子”。

“布纳工厂”被指定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合成汽油、染色剂以及其他的煤炭副产品，其厂房占有一片约35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盘。这个工业园区有一个入口处，就在离犹太人的集中营仅几百米的地方，那里全被高大的通电铁丝网围着，关押英国战俘的一个集中营则靠近工业园区，与它相距不远，而不同国家的平民劳工则在其他较远的营地里。附带说一下，“布纳工厂”的生产线从未启动运营过：开工的日期最早定在1944年8月，后因飞机轰炸，以及波兰民工的破坏而一再延迟，直到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

因此，莫诺维茨是个典型的劳动营（Arbeits-lager）：每天早晨，营地的全体劳工——除了病人和少数内部的工作人员之外——都排成齐整的正方形队列，随着一支乐队演奏的军队进行曲或欢快的小曲，前往劳动的地点。有些劳工队的干活地点距离营地有六七公里远，他们往往得加快行进的步伐赶路，几乎是跑步前往。出发去干活之前或放工回来之后，每天都得在劳动集中营的一个特定的操场上举行点名仪式，无论天气如何，所有的囚犯都得在那里排成整齐的正方形队列站立着，时间从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等。

由95名男子组成的第一组人员刚一抵达营地，就立马被带到消毒室，所有的成员都得马上脱光衣服，身上的毛发被一次性地统统剃光：头发、胡须、身上的茸毛等在剪子、剃须刀以及其他刀具下迅速落下。随后，他们都被带至淋浴室，在那里得一直被关到次日清晨。他们又累又困，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诧不已，为自己即将面临的未来忐忑不安，然而，更加令他们焦虑不安的是亲人们的命运，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就骤然被野蛮地强行分开了。从淋浴室管道滴落下来的水在地面流淌，他们内心隐含着悲怆，他们怀着不祥的预感，不得不在满地的积水中站立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将近6点钟时，他们被迫用一种“来苏儿”消毒液在身上喷洒一阵，然后再用热水冲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就被分发了营地的囚服。为了换上衣服，他们得从消毒室出来，往另一间大屋子走去，可他们因刚冲过澡，身上还湿淋淋的，出来时都得光着身子在雪地上行走。

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犯在冬天的全部行装，包括一件上衣、一双拖鞋、一顶便帽和一件条纹厚大衣、一件衬衣、两条厚布内裤、两块裹脚布、一件毛衣和一双大木屐。许多裹脚布块和内裤，显然是用褡裢（thaled）——犹太人祈祷时通常用来搭在身上的圣洁的大斗篷——裁剪而成的，那是从某些犹太放逐犯的行李箱里发现后，经过裁剪而用来当裹脚布和内裤的，以示对其信仰之蔑视。

到4月了，虽然寒冷有所缓解，但尚未消冻，厚衣服和毛衣却都被收了回去，裤子和上衣全换成单薄的，也都是条纹的，只是在将近10月底时，才再次分发冬天的衣服。不过，1944年秋天就不再是这样了，因为原先穿过的厚衣服和外衣已经破旧不堪，根本没法再穿了，于是，囚犯们就不得不像夏天的月份里那样穿着单衣，应对1944年至1945年的寒冬，唯有少得可怜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件呢子风衣和一件套头毛衣。

营地严禁拥有换洗的衣服和内衣，所以，囚犯实际上是不可能洗衬衣或内裤的。根据营地的安排，每隔三四十天，甚至五十天才准许更换衣服，没的选择，而且新换的内衣并没有洗干净，只是经过蒸汽消毒，因为营地里不存在洗衣房。这里说的更多的是粗布短内裤，而棉质或粗布的衬衣经常没有袖子，上面有无数的斑点，各种污渍都有，看上去令人作呕，还常常破成烂布条似的，有时没有换洗的衬衣，居然会领到一件上衣或一条睡裤，或者几件女人的换洗衣服。一再重复的消毒损耗布料，使得衣服没有任何耐损力。众所周知，当时奥斯维辛大本营有从欧洲各国不断运来的各种物品，而这些衣物则是运送来的换洗衣服中质量最低劣的。分发给囚犯的大衣、上衣、裤子等，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用的，保存得都极其差，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上面打满补丁，布满污渍（淤泥、机油污渍、油漆）。囚友们不得不在根本没分发针线的条件下，自己予以修补和处理。想更换衣服极其困难，唯有当衣服明显怎么也无法修补时，才能获准更换。裹脚的布片是根本不能换的，而更新裹脚布片就要看每个人的主观努力了。营地里禁止持有任何手绢或破布块。

木屐是设立在营地的一家专门作坊制作的。用钉子在木头鞋底上绱鞋面，鞋面用皮革、仿皮、帆布或橡胶制作，这些都是从运送物品的列车上搞来的残次的鞋上取得的材料。那种木屐在通常完好的情况下，勉强能御寒防潮，但绝对不适合长途行走，即使只是短途行军，也常常会磨破脚上的皮肤，造成严重创伤。谁拥有一双尺寸大小合脚的成对的木屐，就被视作幸运的人，鞋子一旦破损后，就得进行无数次的修复，都超越了一定合理的范围，所以极少能看到有人穿新鞋子，那些发下来的鞋子一般穿不到一周就又坏了，而且从来不分发鞋带，系鞋的鞋带全都是个人卷起来的纸绳子，或是用能找到的电线来代替。

营地的医疗卫生状况乍看起来还真是不错：用来隔离各个“棚屋”（囚室）的小径和甬道维护得不错，看上去挺干净，尽管路面任由其泥泞不堪；“棚屋”（囚室）外壁是木质的，上过油漆，里面的地板每天清早都经过仔细的打扫和冲洗，被称作“楼阁”的三层床铺整整齐齐，铺位上的被褥收拾得很平整。但这一切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与表象大相径庭：实际上“大棚屋”里通常应该收容150至170人，却总是挤塞着不少于200人，经常还达到250人，因此，几乎每张床铺上都得睡两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屋子的大小肯定不能满足人体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所必需的要求。铺位的床垫多半就是一个里面填塞锯木的大口袋，而锯木经长期使用后几乎已变成木屑。每张床铺配有两条被子，且不说这些被子从来是不换洗的，也从不进行消毒，除了有极少的几次出于特殊的原因之外，被子大部分时间维护得很差，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而破旧不堪，上面还布满各种污渍。仅仅在那些比较显眼的铺位上放的被褥，才比较像样体面，还挺干净，有时候甚至还挺好看：这是那些下铺床位以及靠近棚屋门口的床位。

这些床位自然是留给营地有小小“特权”的人：劳动队队长及其助手们、棚屋的室长助理，或者是队长和室长的朋友们。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初次进入棚屋内的人用肤浅的目光扫视室内时，会觉得囚室内显得那么干净整齐。可就在三层铺位“楼阁”的脚手架里，在支撑顶棚的房梁上，在铺位的床板缝隙内，却存活着成千上万的臭虫和跳蚤，它们令囚犯们彻夜难眠，即使屋子里每隔三四个月用含叠氮酸的水蒸气进行消毒，也不足以杀灭那些不速之客，它们几乎肆无忌惮地在那里生长和繁殖。

不过，对付虱子，他们倒是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斗争，目的是防止斑疹伤寒的蔓延：每天晚上干活回来，以及周六下午，对囚犯身上的虱子实行“特别严格的检查”（另外，周六下午特别规定剃头、刮胡子或剃去毛发）。每个囚犯都得脱光衣服接受专人仔细检查，倘若在某个囚犯的衬衣上发现哪怕一只虱子，就把同屋所有人的衣物立即全部送去消毒，所有的人都得先喷上来苏儿水，再去淋浴。然后，都得光着身子裸睡过夜，直至次日黎明时分，那时他们的衣物也从消毒室给送了回来，衣服还是湿淋淋的。

然而，对传染病的预防没有采取任何别的措施，传染病如伤寒、猩红热、白喉、水痘、麻疹、丹毒等仍时有发生。传染性皮肤感染更是不计其数，如表皮溃烂、脓疮病、疥疮。不过，在如此混杂群居的环境之下，又那么无视卫生条件，居然从未爆发过迅速蔓延的瘟疫，实在令人惊诧。

囚犯中个人备有饭盒和勺子的比例相当低，通常是三四个人被迫合用餐具或杯具，不能涮洗干净后再分别使用。这就使得传染病有极大可能传播开来。

膳食提供的数量不足，质量低劣。一天供应三餐，早晨起床后，每周四次发350克面包和每周三次发700克面包，故平均每天分发500克面包，要是面包里不掺入大量的残渣和杂物的话，数量上还勉强够吃，可里面明显地掺入了木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另外，早晨还分发25克人造奶油，外加20来克香肠或者一勺果酱或乳酪。人造奶油每周只有六天分发，后来减少至每周三天。中午囚犯可领得一升萝卜汤或白菜汤，因为缺少任何佐料，那种菜汤淡而无味，晚上干完活后，能分得另外一升稍微浓稠的菜汤，里面有几片土豆，有时还可见到几颗豌豆和鹰嘴豆，不过，这类汤是绝对不带油水的。菜汤里极少能发现几根肉丝。早晚都分发半升一包的不加糖的人造咖啡当作饮料，只有周日咖啡里才放糖。莫诺维茨营地里缺乏饮用水，流经洗衣房里的水只能用于洗漱，不能饮用，因为那里的水来自江河，未经过滤和消毒就引入营地，因而安全性无法保证：那种水看上去尚清澈，尽管沉淀后水呈浅黄色，有一股介于金属和硫黄之间的味道。

囚犯们每周淋浴两三次。但如此程度的冲洗不足以保持人体的清洁卫生，因为分发的肥皂数量很有限：一个月就分给一块50克重的小肥皂，而且质量极差。那是一块长方形的东西，质地很硬，没有油脂，却含有很多沙子，使用时不起泡沫，极易碎裂，因此，洗完一两次淋浴后就完全耗尽。洗澡后不可能揉搓身子，也无法擦干，因为大家都没有毛巾；从浴室出来，无论在什么季节，也不管气候和空气条件如何，更不管温度高低，就得光着身子跑，一直跑到存放着自己衣服的“棚屋”。

指派给大部分囚友们干的都是相当累人的力气活儿，他们的体格和能力难以适应，囚友中很少有人能从事跟他们以往当平民百姓时的职业和手艺相近似的工作。我们两人没谁能够在“布纳工厂”的医院或化学实验室里工作，两人都不得不跟随难友们的命运，忍受着超越他们体能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有时抡铁锹或镐头当挖土工，有时当煤炭和水泥袋的装卸工，或者干其他各种都是在露天作业的十分繁重的劳动，无论寒冬或盛夏，无论太阳高照或雨雪交加，无论晴天或刮风天，身上都没有足够的衣着抵御低温和恶劣的天气。何况干这些活儿的节奏都很快，除了中午有一个小时——从12点到1点——用来吃午餐之外，没有任何间歇：谁要是在干活的时间里被人发现偷懒或怠工，谁就会倒霉。

* * *

根据我们对莫诺维茨集中营生活方式粗略的描述，不难推测出哪些是囚犯们所患的最频繁的疾病及其病因。这些疾病可以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1）营养不良症

（2）肠胃器官的疾病

（3）伤风感冒类疾病

（4）一般的感染和皮肤病

（5）外科疾病

（6）干活导致的疾病

营养不良症——正如我们所见，营地提供的食物从数量上来说，是大大低于人体的正常需要的。从质量上来说，则缺乏两种重要的成分：一是脂肪，尤其是缺乏动物蛋白质，每周就只摄入两三次那可怜的20—25克的香肠；二是维生素，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患那些营养不良的疾病，原因就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囚犯，从他们进入集中营头几周起，就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所有人确实都很快消瘦下来，其中大部分人身上出现浮肿，尤其是在下肢，不过，也不乏有脸部浮肿的。鉴于有这些营养不良的症状，同样不难推测，各种感染性疾病就应运而生，尤其是皮肤感染，很容易转成慢性的。由于鞋子在样式上和尺寸上都有悖于生理需要，于是木屐的摩擦直接导致脚部的溃烂，脚上相同部位频繁地长出无数疖疮，股部溃疡也很频繁，蜂窝织炎等也不见任何痊愈的势头，反而转成持续性的深度溃烂化脓，有时候长出大量灰黄色的肉芽，涂敷硝酸银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囚犯患上腹泻，几乎所有在押人员都患过腹泻，这同样也得归因于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为何囚犯们都很快感到浑身乏力，因为伴随皮下脂肪溶解的是一种严重的肌肉组织的萎缩症。

说到这里，我们得提到维生素：从我们至今所讲述的情况看，最常见的自然是维生素缺乏综合征——特别是缺乏维生素C和维生素B。倒是没有发生过坏血病和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例，至少没有典型的完整病症，我们认为这与大部分囚犯在集中营度过的平均生命周期太短有关，短到生命机体还来不及表现出缺乏那些维生素而引起的明显的临床症状。

肠胃器官的疾病——许多囚犯患上的那些与集中营的生活方式并非有密切关系的疾病，我们在这里权且不提了，比如胃酸过多（过少）症、胃部-十二指肠溃疡、阑尾炎、小肠结肠炎和肝脏疾病。我们就只提许多在押人员在他们抵达莫诺维茨之前早就有的病症，后来症状加重或者治愈后又复发的情况。这里，我们特别要提的是腹泻，我们在前面已谈到过，无论是由于其高传播性，还是由于发病流程的严重性，腹泻往往会导致病人立刻死亡。腹泻多半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突然发作的，有时有消化不良的先兆，由偶然的决定性因素引起，比如因为持续的、长时间的挨冻受寒，或者摄入一种变质的食物（有时面包已经发霉），或者是消化不良。就这方面值得提及的是，许多囚犯因为饿得发慌，就吃了从厨房垃圾中捡来的土豆皮、生白菜叶、腐烂的土豆或萝卜。不过，严重的腹泻背后，很可能有着诸多别的因素，尤其是有两种相互依存的因素：长期的消化不良，以及由此造成的营养不良。腹泻病患者肠道无数次的排泄——少则一天五六次，多则一天二十次或更多——拉稀之前伴有腹部剧痛，排泄物内多黏液，有时便中还带血。胃口虽尚能保持，但多数情况下患者有一种持续的厌食症，因而拒绝进食：这是很快导致致命结果的最严重的病例。患者总是存在一种相当严重的口渴现象。倘若疾病有痊愈的倾向，排便的次数就减少至一日两三次，同时粪便的质量也渐渐变化，会呈糊状。患过腹泻的病人痊愈后，往往显得十分虚弱憔悴，总的体质状况出现明显恶化，看上去特别消瘦，那是肌肉组织大量脱水所致。标准化的治疗是补充食物营养和药物治疗双管齐下。腹泻病人一进医院，就得24小时绝对禁食，然后接受一种特别的膳食，直到他们的症状有肯定的好转，亦即排便的次数有所减少，粪便呈糊状，预后明显见好。饮食节制在于取消摄入香肠和中午的菜汤，用白面包代替黑面包，晚上喝粗面粉做的甜糊糊，面糊应相当的黏稠。另外，医生们建议病人少喝或根本不喝流质食物，虽然早晨和晚上的咖啡数量绝对没有减少。药物治疗就是服用三至四片单宁酸盐，还要每日服用碳酸片；病情严重者也可服用五滴（！）鸦片水和几滴卡地阿唑止疼。

伤风感冒类疾病——囚犯们天天长时间地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天寒地冻时没有御寒防潮的衣服，所以风湿病、呼吸器官疾病、关节炎、神经痛病以及冻伤等疾病频繁发生。

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肺炎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即便在夏季也是如此，不过在冬季、秋季和春季尤为猖獗。治疗伤风感冒的方法很简单：进行胸腔冷敷，给几片退热药片，病情严重时，囚犯所服用的硫酰胺剂量绝对不足，另外，用一点卡地阿唑。治疗神经痛——尤其是频繁发作的腰痛和坐骨神经痛——以及关节炎患者，则是让其接受电热辐射治疗；对冻伤则不实施任何治疗，除非是发展到某种严重程度时，会将冻伤的部位予以切除。

传染性疾病——最频繁发生的传染病是疹病（esantematiche），特别是猩红热、水痘、丹毒、白喉。斑疹伤寒不定期地发生，患有这类疾病的人就被送入一间隔离室，不过是混合隔离的，就是说，不同病症的患者之间不施行隔离。因此，得了某种疾病的一名患者，隔离后很容易感染上另一种传染病，更何况，床上的被子和用来盛菜汤的碗是从来不消毒的。硫酰胺用来治疗猩红热和丹毒，但用药的剂量总是不足；对待白喉患者往往是放弃治疗，因为根本没有血清，治疗仅限于用一种稀释得很淡的含漱剂（chinosol）漱口，再服用几片解热镇痛药。为何白喉病患者的死亡率是100%，这就很清楚了：因为熬过急性发作期的病人，接着会因为心力衰竭或某些其他并发症，乃至同时感染另一种传染病而死去。

对于梅毒、肺结核和疟疾，我们无法提供有关其发病率的资料，因为梅毒、肺结核和疟疾病患者——即便他们早先已经痊愈，但若偶尔因不慎透露自己的病史而被发现——肯定会被送往比尔克瑙，在那儿的毒气室里被处死。不能否认，这是一种最根本的防治办法哦！

说到皮肤方面的各种感染则相当普遍，然而，正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述，特别是疖疮和脓肿，同时会在局部的疮面上多次复发，其过程总是相当漫长，还有须疮和癣疥。治疗疖疮和脓肿只是采用外科手术，挖去病灶做引流，没能实施疫苗注射或化疗等刺激性疗法，只有在出现非常顽固的病症时，患者才接受自体血液疗法。对付须疮和羽状纠发病，没有特别的治疗手段，尤其是没有碘酒，只在患者的脸部涂抹一些现成的药膏，其疗效几近于零，面对这些皮肤病的大肆蔓延，结果是一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比如禁止患者自己剃胡须，以免通过刮胡刀和小刷子传播炎症，另一方面采取强制性治疗，让病人接受紫外线照射治疗。须疮严重的患者则临时转移到奥斯维辛的医院接受伦琴射线治疗。

关于皮肤病，我们还得提及疥疮的蔓延问题，患者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每天用肤轻松药膏（mitigal）揉搓，患者每天只是晚上住在那里过夜，白天他们还是得在分属的劳动队里继续正常干活，也就是说，没有为疥疮病患者组建一个专门的“劳动队”，发病期间，他们仍然在尚未感染疥疮的人中间继续干活，由于共同使用劳动工具以及生活中密切接触，疥疮的传染率十分高。

外科疾病——对于那些与营地的生活方式无关，却必须进行外科手术的感染病例，我们也不在这里赘述了。我们只提通常进行的那些手术，也就是复杂的外科手术，以腹部手术占多数，诸如因患十二指肠溃疡或胃溃疡而实施的胃肠吻合术、阑尾切除术、肋膜积脓切除术等，以及因骨折和脱臼而实施的矫形外科手术。倘若患者的身体条件难以承受手术带来的创伤，在手术之前就对其输血，这也同样用在因胃溃疡或偶然的创伤而大出血所引起的贫血症。供应的鲜血往往得自健康状况良好的新来的囚犯，献血是自愿的，作为奖励，供血者可以在医院里休息15天，住院期间能享受一种特别的膳食。故而献血的人总是很多。

在莫诺维茨的医院里，绝对不实施——我们认为甚至可以排除——以科研为目的的外科手术，不像在其他集中营里那样大规模地实施。比如，我们知道，在奥斯维辛的那个医院里，有一个专门用来研究阉割和随之进行异性腺植入效果的科室。

莫诺维茨的医院的手术室配有足够的器械，至少足以满足在那里动手术之需要；手术室的墙壁都贴有便于擦净的白色瓷砖；有一张活动的手术台，式样稍旧，但功能齐全，可以按手术需要的基本体位把病人安置在手术台上；有一个用来对手术器械进行消毒的电炉；有几架照明用的可移动的反射镜，以及固定在手术室中央的一盏大吊灯。在一扇木质的屏风背后的一面墙壁上，还设有装备了冷热水龙头的洗脸池，可供动手术的医生及其助手们洗手。

至于无菌外科手术的问题，我们记得对患疝气病患者，只要病人提出要求，也经常予以动手术的，至少直到1944年春天的中期是这样。自这个时期以后，这样的手术就中断了——除非是极少数严重的绞窄性疝气患者——即使有人因疝气体积过大明确已妨碍劳动。可以推测，患者之所以下决心愿意接受这种手术，是为了在手术后能在医院获得一个月的休息。

最为频繁的外科手术是针对蜂窝织炎，患者在专门的脓毒性外科病室内接受手术。蜂窝织炎与腹泻并驾齐驱，构成了集中营特别病理学重要的篇章之一。蜂窝织炎多发生在下肢部位，它在人体任何其他部位很少出现。通常可以从患者脚上某些皮肤的病变中辨认其征兆，那是患者所穿的鞋子不合适、脚部久经摩擦受损而造成的，开始是表面的局部范围的病变，之后逐渐向周边浸润和扩展，直到加深、转移和浸润至相当的范围。不过，有时候难以辨认致病细菌的浸入点，在未能发现其附近或远处皮肤病变时，软组织的浸润就形成了：这很可能就探寻到源自“病灶”的细菌，以及随着血液流动运行的病菌。通常患者过早地进行多次大面积的切除，不过，随后病变的演化过程总是漫长的，切除后，即便把脓液挤干净，也往往不见结疤愈合。术后的治疗，就只是对外科手术的伤口进行简单的引流导液，不采用任何可以保护肌肤的疗法，因而很容易复发，所以在同一个患者身上频繁进行“一系列”手术，把以前切开的伤口四周形成的脓包再打开又做引流导液，而当伤口愈合的过程终于快完成时，患者就出院了，即便伤口还没有完全长结实，就得去上工了，进一步的用药则在医务室进行。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出院的大多数囚友，没过几天，又不得不进医院，不是因为又长出新的脓疮，就是因为疮口局部复发，或者因为在别的部位又出现新的病灶。

急性耳炎也相当普遍，发生乳突并发症的比例特别高，急性耳炎通常由耳鼻喉科专家动手术。

随着病变阶段的变化，治疗皮肤感染基本上按照标准规格连续使用四种不同的药膏。开初的浸润阶段，在病变部位的皮肤周围，敷上一种含鱼石硫酸铵的药膏予以消肿；接着，消肿之后打开了病灶，就用胶状银软膏在溃烂底部深度消毒；直到停止化脓或脓液减少时，就使用佩利多耳药膏促使其结疤；最后再敷上另一种氧化锌药膏使其生长上皮。

干活导致的疾病——由于大批囚犯干的都是体力活，所以不见有什么特别的职业病，除了那些因工伤事故导致的外科疾病以外，也就是一般的挫伤、骨折和脱臼。不过，我们可以反映一桩我们所获悉的案例。

1944年8月，从属于所谓“化工队”的人员，有一段时间被指派去清理一座仓库，里面存放着装有苯酚（石炭酸）的麻袋。第一天干活，这种呈粉尘状的物质就沾在干活者的面部和双手上，汗水把这种粉尘沾在皮肤上；接着，又暴露在阳光底下，所有人体的裸露部分先是皮肤的色素变深，伴随着剧烈的灼痛，接着是大块大块地脱皮。尽管后来长出一层新皮，但因为这样持续不断地与苯酚接触，皮肤对腐蚀物质显得特别敏感，疼痛不已，就这样他们持续干了29天之久，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虽然上述“化工队”的所有囚犯——一共五十来个——都遭受了这痛苦的皮肤病折磨，却没有人能进医院得到治疗。

* * *

回顾莫诺维茨营地里最频发的疾病及其原因之后，我们应该承认，想用绝对或相对的数字，是不可能对发病的频率提供精确资料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除非作为病人，无一人能进入医院里面。我们所写的一切，以及我们以下还将谈到的一切，是我们日常观察的结果，也是我们通过与认识的人，以及与这些人有友好交往的难友、医生或其他医务人员的间接接触中，偶然所获悉的消息而得出的结果。

营地医院就在我们1944年2月底抵达莫诺维茨仅仅几个月之前建立。在那之前，那里不存在任何医疗服务设施，病人没有得到治疗的任何可能，可他们每天照样被迫干活，直到心力交瘁、活活累死在干活场所。自然，这是极其频繁发生的事情。当时验证某个囚犯是否确实死亡，采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办法：责成两名非医务人员来验证，他们手持牛筋皮鞭，在该囚犯身上连续抽打几分钟，最后，如果倒地者一动不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确认其已经死亡，其尸体就立刻被运往火葬场；如若倒地者还在动，就是说还没有死，那么，就逼着他继续把中断的活干下去。

后来，建立了第一个医疗服务中心，它具备一个诊疗所应有的医疗设施，无论是谁，倘若感到自己病了，都可以去那里就诊。不过，倘若某个人不被医生认可有病，那人就立刻受到党卫军严厉的体罚；反之，如若被确诊为病得无法再干活，就会获准休息几天。在往后的那些日子里，有些棚屋被指定作为医务室，并逐步扩大，新的医疗服务设施也建立起来，因而我们在营地逗留期间，当时有下列的诊所正常地行使其职能：

——普通内科诊所

——普通外科诊所

——耳鼻喉科及眼科诊所

——牙科诊所（那里也进行补牙和最基本的修复术）

——无菌消毒外科诊所，附有耳鼻喉科

——脓毒性外科诊所

——附有一个神经系统病和精神病科的普通内科诊所，配有一个小小的电震休克治疗仪

——传染病科和腹泻诊所

——休养所（Schonungs-Block），住院患者中有营养不良者、水肿病患者和一些恢复期的病人

——理疗室，设有做紫外线照射的石英灯、红外线辐射灯

——细菌学和血清学化学研究科室

医院没有伦琴放射设备，在必须要做放射检查时，患者就被送往奥斯维辛，那里有良好的医疗设施，回营时可以带回放射诊断书。

* * *

如上所述，可以认定这确实是一所医院，规模是小一些，但一切服务设施齐备，运作也正常；但实际上医院有很多缺陷，其中有一些也许是无法克服的，如药品相当匮乏，敷药包扎处置的医药材料不足，这是因为德国从那时开始已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一方面难以抵挡勇敢挺进的苏联红军，另一方面终日遭到英勇的英美空军的狂轰滥炸。不过，如果能多一点良好的愿望，更好地调整、组织医疗服务，其中有些缺陷本来是可以弥补的。

这些缺陷中最主要的是实施医疗服务的场所数量不够、容量不足。比如，前往就诊的病人没有一个候诊室，以至于到了晚上，经过一天疲惫不堪的劳动，囚犯们回到营地若想看病，就不得不露天待着，等候轮到自己就诊，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好坏，都得没完没了地露天排“长队”，因为医务所要等到所有干活的人回来，晚点名之后才开始运作。所有人在进入诊所之前都得脱去鞋子，并且被迫光着脚在地板上行走，就拿外科诊所的地板来说，上面尽是那些包扎使用过后扔在地上的药棉和纱布，而且还带着血污和脓液，肮脏不堪。

诊所里的病床数量严重不足，结果就是必须让两个病人合躺在一张病床上，不管他们各自染的什么病，也不管病情有多严重。而且还得考虑到这样的事实，由于缺少衬衣，医院里的病人往往都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所以交叉传染的概率极高。确实如此，在医院的入口处，每个住院病人都得把所有的衣服交往消毒室。病床上的被子和褥垫污秽不堪，上面有尚未洗净的血迹和脓疮污渍，常常还有濒死的患者不经意撒下的粪便污渍。

除了那点用来维系表面清洁的做法之外，卫生守则是完全被忽略的。比如，缺少用餐的饭盒，一日三餐分两三次轮流分发菜汤，轮到第二次或第三次分发菜汤时，病人不得不使用别人使用过的餐具进食，这些餐具仅拿盛在一个桶里的冷水凑合涮洗过。跟其他诊所一样，在所谓的休养所里，没有自来水设备，不过，其他诊所的住院病人想涮洗时，可去专门的“洗衣房”（Wascheraum），而休养所里的病人却不能上那里去洗涮，除了每天早晨仅仅有一次可以使用盛在六个脸盆里的两百多升的水之外——由医务人员不断往脸盆里倒入一升的水，那水是用专门的大木桶从外面运来的。这个科室的病人食用的面包，是从外科处置室里运来的，面包头天晚上就搁在处置室的一条长板凳上，那是白天患者在敷药时用来搁脚的凳子，上完药之后，长凳上总是沾满血迹和脓液，随后护士只是用一块蘸过凉水的抹布匆匆擦拭一下。

被诊所医生确诊应该住院的患者，要获得医院的接收，还得在次日早晨起床后，立即再次接受医务室主任医师的体检，检查很仓促。如若主任医生确认有必要住院，患者就前往淋浴室，在那里被剃光身上的毛发，然后冲完淋浴，最后入住相关的医疗科室。而要走到住院的科室，得从浴室光着身子出来到户外，不管在什么季节，不管气候条件如何，身上只许披着一件外衣，露天跑上100米至200米的路。

在内科诊所内部，主任医师由一两位护士协助工作，每天早晨巡查病房，医师不是亲自到病床跟前探视病人，而是让病人自己下床去医生那里就诊，那些病情特别严重、绝对无法行动的病人除外。每天晚上进行一次仓促的复诊。

外科诊室里的敷药、换药在每天早晨进行，由于诊室分为三个病室，每个病室轮流给病人上药、换药，因此每个病人每三天才能换一次药。敷药是用纸质的胶条固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胶条就会破碎或脱落，因此，无论是无菌的还是有菌的包扎，伤口总是暴露在外。唯有处置极少的病例或特别重要的病例，上药时才采用棉质胶布固定，由于药用胶布匮乏，所以使用时格外节省。

换药处置等外科治疗减少到最低限度，许多药品绝对短缺，即使是最简单的常用药品，而其他药品的数量也极少：仅仅有一些阿司匹林、氨基比林、偶氮磺胺（唯一的硫黄酰胺药物）、碳酸氢盐，还有几支强心剂和咖啡因。樟脑油和士的宁、鸦片以及一切衍生药物均短缺，除了有少量的染色剂；缺少颠茄、阿托平、胰岛素、祛痰剂，还缺少秘盐、锰盐、胃蛋白酶和盐酸，而泻药和轻度泻药，只有二羟蒽醌。倒是有少量的土霉素、药用碳酸和鞣酸蛋白，而补钙的针剂和任何有补养功能的药剂一概短缺。有一定数量用于静脉注射的依维派苏打、用于麻醉的乙烷基-氯化物（这种麻醉药广泛运用在像切除疖子等微创手术之中）。

随着运送放逐犯、各种数量不等的药物以及不同医药专科的医疗用品的列车之来到，诊疗室里的药柜得以充实，其中有许多无利用价值的药物和医疗用品，是从那些新进来的人的行李箱中没收来的。不过，总的说来，营地对医药用品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医院可支配的医疗资源。

医务人员只从关押的囚犯中间招收。医生是事先通过考试而录用的，从那些在入营时申报自己具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当中选拔，熟练掌握德语或波兰语的人优先。他们的服务是以能得到更好的食物和更优质的衣服、鞋子为报偿的。但是医疗助理和护士的选拔没有曾获得任何医药职业资质的要求，他们多半只是一些体格健壮的人，仅凭借他们与已在职的医生或营地负责人的交情而得到职位——这些自然是囚犯们十分渴望得到的职位。其结果是，医师们一般都具有相应的医药专业资质和一定的文明素质，而辅助人员对于医疗卫生的规章条例和人道的准则就往往显得相当无知或漠视，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到了用分发给患者的菜汤和面包私自去换取香烟和其他衣物的地步。病人还经常因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挨揍，有的病人因为犯了比较严重的过失，就不予以正常地分发食物——比如，谁要是偷了病友的面包，作为惩罚，就立刻被会当作罪人而赶离医院，立即返回劳动岗位去干活，而且先得在脊梁骨上挨上一顿鞭笞（一般抽打25下），被狠狠地使劲抽打，使用的是牛筋鞭，这是一种由橡胶裹着的帆布管子。另一种惩罚则是强迫囚犯在离地相当高的一条凳子上蹲一刻钟，十分窄小的凳面上搁着一只脸盆，被罚者得踮着脚尖双腿弯曲蹲立在脸盆上，双臂还得向前平伸至齐肩膀的高度。被罚的病人通常坚持不了几分钟，因肌肉疲劳和身体虚弱而失去平衡，就滚落在地上，引得围在一旁的护士们开怀大笑，他们还用话语讥讽嘲弄他。摔下来的病人还得站起来，再次爬上高凳子，重新按规定的时间恢复原来的姿势蹲着；倘若他接连不断地摔下来，无法再那样蹲立在脸盆上，就得挨相当次数的鞭笞以抵消对他的惩罚。

前来住院的病人越来越多，超过各个科室的接纳能力。因此，为了给新来的病号腾位子，每天都有相当数量的病人尚未痊愈、身体还十分虚弱就得出院；即便如此，他们在出院第二天就得恢复劳动。那些患上慢性病或住院时间超过两个月的患者，以及因其疾病一再复发、回去住院的次数太过频繁的患者——正像我们已提及的那些患有肺结核病、梅毒和疟疾的病人——就得被遣送至比尔克瑙，并在那里的毒气室被处死。那些因身体太过虚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医院的各个科室还不时地——大约每个月一次——进行所谓的“筛选穆斯林”（人们就是用这种形象化的措辞来称呼那些极其消瘦的人），筛选的体质最差的人就被送往毒气室。如此的筛选是由医务部门主任医师主持的，筛选的速度很快，所有住院病人都光着身子列队在主任医师的面前走过；仅仅凭其随便扫视一眼，他就判定各个病人的体质状况，并当即决定他们的命运。几天之后，事先被选定者再接受第二次检查，由一位党卫军上尉医生来诊断，他是所有从属于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医务机构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我们应该说，这第二次检查比前面那次检查要仔细些，每个病例都经过反复斟酌和研究：不管怎么样，有幸被淘汰免除去毒气室、重新被允许去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的人，或者被派到其他劳动队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的人，为数甚少，大部分人都被判处死亡。我们之中有一个囚犯足足有四次被列入“穆斯林”的名单，而每次他都逃脱了必死的厄运，仅仅出于他是医生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医生——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的规定，抑或是莫诺维茨营地领导层的主意，我们不得而知——可以免除被送往毒气室这样一种结局。

1944年10月，他们对营地所有的“棚屋”都进行了“筛选”，而不仅仅局限于医院的各个科室，不过，那可是最后一次筛选，因为从那个时期之后，类似的“筛选”就中断了，比尔克瑙的毒气室也都被拆除了。然而，就在10月那个悲惨的日子里，850名受害者被筛选出来，其中有八个意大利籍的犹太人。

瓦斯毒气室及其附属的焚尸炉的运转，是由一个特别行动队承担，他们日夜轮流倒班。这个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单独分开生活，对他们施行严格的隔离，不让他们与其他囚犯和外界有任何接触。他们的衣服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味；他们身上总是肮脏不堪，一个个脸上都透着一副凶残相，真的跟猛兽似的。他们都是从犯有严重凶杀血案的刑事重犯中挑选出来的。

据我们所知，一个新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于1943年2月在比尔克瑙投入使用，比在这之前运转的毒气室和焚尸炉设置得更符合要求。焚尸炉分三个部分：等候室、“淋浴室”和高炉。高炉中央竖着一个高高的烟囱，周围是九座高炉，每座高炉有四个出口，从每个出口一次可以同时运出三具尸体。每座高炉每天能焚烧2000具尸体。

被带入等候室的受害者接到全部脱光衣服的命令，因为——人们对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得洗淋浴，为了让他们更相信这卑劣的骗局，还分发给他们每人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然后就让他们进入“淋浴室”。这是一间大屋子，里面安装了一种人工的假淋浴设备，设备壁面上写着如下醒目的告诫：“你们好好地洗澡，因为清洁就意味着健康。”“不用节省肥皂！”“别把你们的浴巾忘在这里！”这样，“淋浴室”就可以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那真是一个大洗澡堂。浴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通风口，由三大块金属板密封，得用阀门才能打开。有几条轨道穿过整个浴室地面，通往焚尸的高炉。当所有人进入毒气室后，门就关闭了（门都是密封的），而且通过天花板上的阀门，撒下来一种粉末状的呈蓝灰色的化学药剂，它们被装在几个铁皮盒子里；这些盒子都带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齐克隆B（Zyclon B）用于杀灭一切动物寄生虫”，还有汉堡的一家工厂的商标。这是一种氰化物化学药剂，会在一定的温度下挥发。所有被关闭在毒气室里的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被毒死，这时，所有的门窗就全部被打开，带着面罩的特别行动队专职人员进入室内操作，把尸体运往焚尸炉。

尸体在被运入焚尸炉之前，有专人负责把有些尸体上尚残留的头发全部剃光，这些就是随运货的闷罐车抵达那里，但没有先进入营地就立刻被带到密室毒死的那些人的尸体——镶有金牙的人则先得被抠去金牙套。骨灰就被当肥料撒在营地上和菜园里，这是众所周知的。

临近1944年年底，在莫诺维茨营地下达一个条例规定，凡是营地囚犯中的医生，都被免除在劳动队干活，并且被分配在医院不同的科室里任职当医生，若缺少合适的岗位，就当护士。他们在就任新的职务之前，得在医院内科或外科的不同诊室里跟着轮流值班，实习一个月，同时还上一种医学药理理论培训班，课程的内容涉及集中营的医疗组织、医务工作的运营、集中营的病理特点，以及须对病人实施的有关治疗等。这些规定按条例得以正常实施，培训班于1945年1月上旬开学，然而，临近1月中旬就中断了，因为苏联方面在克拉科维亚-卡托维兹-勃雷斯拉维亚[4]方向发起了猛烈的反攻，势不可当，德国军队不得不仓皇逃跑。就像奥斯维辛地区其他所有的集中营一样，莫诺维茨的集中营也被撤空，而且德国人带走约1.1万名囚犯，可是根据后来奇迹般存活下来的某些人提供的消息，没几天之后，当押送的士兵们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被苏联红军包围而且没有任何撤退的生路时，几乎所有被带走的人都被机枪扫射而毙命。当时他们已经步行了七十来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停歇，也缺乏粮食供应，因为从营地出发时每人分得的只有1公斤面包、75克人造奶油、90克香肠和45克白糖。随后他们就被装进不同的列车往不同的方向开拔，但不能抵达任何目的地，于是就发生对幸存者的大屠杀，那都是些经历过千辛万苦、忍受过非人遭遇的人；许多人——也许有三四千人——原本精疲力竭地沿着大路停留在那里，却被押送的德国士兵用手枪或步枪当场屠杀了。

营地里只剩下几千名老弱病残者，或尚未病愈、无法长途跋涉的人，他们处于几名党卫军的监视之下，而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在丢弃他们之前必须全部开枪击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道指令没有被执行；不过，无论这是因为什么缘故，我们两个至今都还活着，应该只归诸这一条：我们两个当时都滞留在医院里，一个被指派为住院患者的医疗助理，另一个则是恢复期的病人。护理病人的命令当时也只能从道义上执行，因为医药上的治疗已不可能，实际上德国人在丢弃营地之前，已经把医院所有的药品和外科器械全都撤空了，再也找不到一片阿司匹林，也看不见一把敷药用的钳子或一块棉纱布。

接下来的日子是极其悲惨的，许多病人因缺少治疗而死去，许多人因身体极度衰弱而死去，因为食物也短缺了。连水也缺少，就在那几天里发生的一次空袭中，水管子被炸毁了。幸好在近旁的一个营地里发现了一个为防冻而存放着土豆的地窖，至少能让尚未极度衰弱的患者充饥，以坚持到苏联人最终到来的那天，可以得到大量供应的分配食物。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普里莫·莱维

[1] 佛索利（Fossoli），意大利中北部摩德纳城外卡尔比镇的一个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曾在那里设立一个集中营。

[2] 比尔克瑙（Birkenau），建于1940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称为奥斯维辛二号营，拥有毒气室。

[3] 法本化工集团（I. G. Farbenindustrie），于1925年建立，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其总部设在法兰克福，战后被同盟国勒令解散。

[4] 克拉科维亚（Cracovia）、卡托维兹、勃雷斯拉维亚（Breslavia）为波兰南部城市。

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

我们把搜集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的材料不加任何介绍，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想知道更多的人，可以参阅《一位证人和真相》一文，或查阅书后的附录《文本的信息》。但这篇紧跟在《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后面的文本得除外，后面我们放在附录中的题为“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一文的复印件也得除外。对于这两份材料，有必要说几句。

迄今从未发表过的《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在都灵的特拉奇尼犹太人档案馆内重新找到的，它是莱维最早提交的证据之一，而且完全可能是他回到都灵（1945年10月19日）之后留下的最早的材料。综合《文本的信息》中所述的理由，可以追溯到大约自194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那几周的时间。《报告》是一份陈述，是莱维在追忆人物的名字及其个人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在不同的时间和境遇中，包括在被解放后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穿越欧洲的遣返过程中，在遣返不久之后在都灵城内，从与像他一样幸存下来的被遣返难友们早先交流的信件中所获取的信息，结合对事实的研究，并从事实本身出发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和中肯的审视。

这份文件的最初来源，是留存在记忆中的目击证据。文件还原了一份30个人的名单，并附有简明的、经过删选、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以有助于日后辨认名单上的人。《这是不是个人》（Se queeto è un uomo）一书的读者对那些名字——除了“小不点儿”让·萨姆艾尔和阿尔贝托之外——中的许多人颇为熟悉，可能人名的拼写有些许变动：比如工程师阿尔多·莱维，他是抵达集中营后就被送往毒气室的小女孩艾米利亚的父亲（见该书《旅途》篇），抑或是在其用餐的饭盒底部刻上“别想去搞明白”字样的克洛斯内尔（见该书《化学考试》篇），以及布拉克尔和坎德尔两个化学家，他们与普里莫·莱维后来一起组成了《那三个人去实验室》[1]。但是还有短篇小说《在利里特的一位门徒》（在安德烈·赞托时代）中的邦迪。最后就是“格鲁克斯曼·艾乌吉尼奥”，准确地说是格鲁克斯曼，他不是别人，就是《启示》篇中的斯泰因洛夫军士，而“阿尔弗雷德·洛森费尔德”不是别人，正是《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的那个难以言喻的阿尔弗雷德·L.。

* * *

到1945年1月初，不同时期里被押送到德国的意大利犹太人之中，在布纳集中营里活下来的约有40人。

1月17日那天，营地的党卫军突然接到命令，要把所有在押的囚犯，只要能行走的（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运送到德国境内去。

被丢弃在营地医院里的约有800名囚犯，他们都有病在身，或无法行走，其中也许有20名意大利人（本人就在这20人之中）。

他们让近一万名健康的囚犯，在营养和装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出发，步行前往格雷维兹。在前往格雷维兹的健康人队伍里有下列人员：

阿贝纳伊姆，托斯卡纳人，他是个钟表匠

阿孙姆，米兰人，生于1925至1930年之间

巴路奇，利佛尔诺人，约25岁，生于斯米尔内

切萨雷·卡尔米，热那亚人

阿尔贝托·德拉·弗尔塔，勃雷西亚人，约24岁

哈尔佩尔讷，扎嘎勃里亚人，约25岁

曼德尔·海科，系前者之妹夫

弗朗科·萨切尔多蒂，都灵人

戈鲁克斯曼·艾乌杰尼奥，米兰人

利科·伊斯拉埃尔，扎嘎勃里亚人

奥尔维亚托，佛罗伦萨人，犹太法学博士，约25岁

塞尔乔·莱维，阿列桑德罗人，来自都灵

阿尔多·莱维，工程师，米兰人

阿尔多·莱维，会计师，米兰人

马里奥·莱维，米兰商人，约26岁

泽利科维奇，扎嘎勃里亚人，裁缝

伊西多尔·克劳乌斯内尔，荷兰人，囚犯号为169×××，物理学大学生（其妻曾住在苏黎世），约生于1920年

阿尔弗雷德·罗森菲尔德，生于罗马尼亚，住在洛雷纳，化学工程师，任冷冻设备科室主任长达42年之久

阿尔诺尔德·塞贝尔鲁斯特，数学系学生，生于波兰，约24岁，住在利普西亚

坎普兰，由圣达尔马佐镇放逐而来，生在波罗的海国家，现在米兰经商

让-肯德尔，生于罗马尼亚，约40岁，现居住在巴黎（他妻子在法国），化学家

朱莉·科夫曼，格罗兹坎斯扎人（匈牙利），约26岁，化学家

安德烈·赞托（邦迪），斯洛伐克人，曾在布拉格求学并获得学位，药剂师，约30岁，曾被德国人放逐到乌克兰工作

斯莱幸格，约于1919年生于南斯拉夫

帕尔皮特尔·勃兰凯尔，生于白俄罗斯，比利时公民，囚犯号为175（884？），住在列日（？），化学家，约35岁

让-萨姆艾尔，斯特拉斯堡人，约生于1921年，数学博士

阿尔弗雷德·科斯曼，梅茨人，路透社驻克雷蒙特-弗莱德记者

格鲁兹达斯，亚历桑德里亚人，医生，生于利嘎（莱托尼亚），囚号174001，出发迁移时身体状况良好

埃里克·赫尔斯，约生于1921年，个子很高

希尔维奥·巴尔巴拉斯，塞拉耶夫人，化学家，约生于1921年，曾居住在意大利

关于撤退时被德国人带走的纵队之命运，本人获得如下陈述：

（1）根据马赛人若耶·萨尔提耶尔先生的陈述（经由都灵的艾利克·斯克洛肖夫确认），纵队连续行走了24小时直到格雷维兹，一路上不少掉队的囚犯被护送队击毙。次日早晨，有多列装满囚犯的列车（装货的每节车皮载80个人）从格雷维兹的车站出发。萨尔提耶尔所乘坐的列车在行进20公里后停住，让囚犯们下车，并把他们赶入树林里用机枪扫射。萨尔提耶尔估计逃生者为数甚少。他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列车上囚犯的总人数，而且他肯定有些波兰当地的农民，出于同情收集了尸体上的囚犯编号。

（2）一位名叫艾乌吉尼奥（？）的博士，人称信奉基督教的波兰人杰内戈，他的陈述与上面的陈述相吻合。杰内戈在树林里装死，成功躲过党卫军为了杀死可能的幸存者所进行的扫荡。

（3）来自都灵的恩佐·莱维估计，从格雷维兹出发徒步行军后，至少有1.8万名囚犯的纵队随意被分头安置。莱维就待在一辆被多次扫射过的运载货物的列车上。莱维被编在其中的某个团队，跋涉了好几天穿越波西米亚，他们在被丢弃集中营地里停留。在整个跋涉途中，大量再也无力行走的囚犯被杀死，尸体被丢弃在当地。莱维记得他们穿越过弗罗森堡（Flossenbürg）。

（4）从法国前政治犯、基督徒夏尔·康罗先生寄给本人的一封信中得知，康罗先生的同事们当中（数量达几百人，他们于1944年冬天被从孚日山区押送至达豪[2]，继而又从那里被运至奥斯维辛），没有一人在1945年9月回到法国。

（5）扎嘎勃里亚人曼德尔·海科也讲述了同样的事实。他被装在一列列车上，一直抵达离柏林不远的地方，没有遭遇机枪扫射。不过，他肯定为数不少的囚犯在旅途中因饥寒交迫而死亡，但人数难以确定。

（6）于几个月之前回国的勃雷西亚的一位意大利平民工人讲到他在1月20日或21日那天，与同是勃雷西亚人的阿尔贝托·德拉·弗尔塔，曾在离奥斯维辛约90公里的一个集中营碰见过，奥斯维辛那时已被苏联人占领，并由他们经营管理（德拉·弗尔塔于1月17日与其他人一起从奥斯维辛撤离）。勃雷西亚民工自己设法提前回到了意大利，他反映说德拉·弗尔塔当时健康状况良好，其为了查寻先前失踪的父亲，还想逗留在当地。

在期待可能出现的其他证词中，目前可以认为，关押在奥斯维辛和附近的集中营里面，有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囚犯可能逃脱了被毁灭的命运。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在苏联人或南斯拉夫人的手中，抑或住进了某家医院，因此无法把有关他们的消息传到意大利。

1945年

[1] 此处用的是德语版《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的篇名“Die drei Leute vom Labor”。

[2] 孚日山脉（Vosges），在法国东北部、莱茵河左岸。达豪（Dachau），系纳粹最早建立的集中营所在地，位于德国巴伐利亚。

证词

做证人：普里莫·莱维

已故的朱塞佩和艾斯特尔·鲁扎里之子

1919年7月31日生于（意大利）都灵

家庭住址：都灵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

本人在1944年2月26日至1945年1月27日在莫诺维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过囚犯（编号为174517）。

在这段囚禁期间，本人无法知晓曾经惨无人道地对待我们的那些营地领导人和责任人的真实姓名，但我认为，我们所在的营地里的所有士兵，以及党卫军——军队所有的军官和副官——都应集体承担罪责，尤其应追责于营地的总部领导和医疗机构领导。

众所周知，由每列闷罐车所押送的囚犯当中，仅有约五分之一被带入营地，就是那些一眼看上去被判定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所有其他人（老人、孩子、病人，以及大部分妇女）立刻都被带入毒气室处死，而且他们的尸体当即被火化。

所有被强行带入营地的人，无一例外得立刻脱光衣服，其私人物品一概被没收。集中营内部的统计表明，在营地能活过三四个月以上的只是个例外。不足的食物供应、合适衣物的缺乏、极其艰辛的劳动，以及经常遭受的体罚，令即便是体格最强壮的人也很快被制服。

党卫军定期在营地里巡查，寻找（所谓的“筛选”）出慢性病患者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那些人也深知自己的命运，无奈地前往毒气室和焚尸炉。

任何有逃跑企图的人，以及只是轻度违反了纪律的人，都得被处以绞刑。鉴于这些原因，莫诺维茨集中营（奥斯维辛）里，仅有不超过2%的意大利人得以返回祖国。

根据我个人调查的结果（自然是在解放之后进行的调查），我可以认定，在选择灭绝人的方式上，奥斯维辛中心的刽子手们充分暴露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刻意的凶残。他们在毒气室使用的毒药，是由一种被称作齐克隆B的物质组成的。生产这种物质并非用于此种目的，它原本是作为杀虫剂和消毒剂用的，尤其是用来杀灭船舶底仓和仓库里的耗子。齐克隆B是用氢氰酸制成，并加上富有刺激性的催泪物质，目的是在毒气包装袋破裂或漏气时，更易让人察觉。由此可以推测，被毒死的不幸的受害者在临终时一定是痛苦不堪。

从被杀害者尸体嘴里抠出的金牙套，以及被剃下来的头发，都被另外保存起来，其用途至今不详。死者尸体的骨灰用来当作农业肥料。

特此证明

普里莫·莱维

约1946年

有关莫诺维茨的证词

1945年8月27日，在被放逐的犹太人调查委员会所在地——罗马台伯河岸桑齐奥大街9号，我们面对马西莫·阿道夫·维塔莱上校，已故的朱塞佩之子，时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出庭者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身份证号520790的持有者——就其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在德国集中营关押期间的遭遇，做出以下证词：

1943年12月初，我打算与妻子随同其他人前往瑞士，但到了英特尔维的兰佐[1]时，我们立刻就被边境的法西斯保安队的一支巡逻队发现并遭到逮捕，他们把我们带至兵营，没几天后，我们在几名宪兵押送下被从那里转移到摩德纳的监狱，于1943年12月21日，又被从摩德纳转押到佛索利集中营。1944年2月22日，从佛索利集中营出发，经历约8天的旅程，我们抵达了奥斯维辛。

我们到达奥斯维辛的当天晚上，我妻子约兰达与其他300名妇女，连同好几百名男子，就被带往毒气室。

在40天的禁闭期间，我被刺上囚号174489，并被带往莫诺维茨集中营，在那里我足足待了11个月，直到1945年1月26日集中营被苏联人解放。

除了那个门格勒博士——为注定要去毒气室的不幸的受害者做最后诊断的那位党卫军上尉医生——以外，营地的其他指挥官的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就是这位医生，足有四次把我淘汰了，因为每次我从他跟前走过时都对他说，我先前是个医生。不过，我不相信我之所以能活命，归因于他念及那种同行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当时已接到命令，要让营地被遣送囚犯中的医务人员免于一死。

莫诺维茨是从属于奥斯维辛“领导中心”的100个集中营之一，跟其他集中营一样，那里不断发生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罪行，以及种种司空见惯的、无耻凶残的行径，均是按照集中营总部领导的指令实施的。

莫诺维茨营地并不是一座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就是说，押送到那里的囚犯并不是只囚禁几天之后就被野蛮地残杀（或者被集体枪杀，或者被毒气窒息而死）。莫诺维茨是一座“Arbeits-lager”，即强迫劳动营，在那里，犹太人的死亡应归因于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短缺的膳食供应、非人能承受的艰苦劳动，以及没有足够能用来御寒防冻、对抗恶劣天气的防护措施；还得补充说的是，那些并非因病而死的囚犯，后来是因为体力极度衰竭，无法胜任所要从事的劳动而被送往毒气室窒息而死的。最后，有一些违反营地制度和纪律的囚犯被活活绞死，他们罪不当死，却受到这样可怖的惩罚，这是绝无仅有的卑劣的刑罚。谁能够判定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囚犯是“罪犯”呢？然而，出于这样的理由，当着所有的囚犯面被绞死的不幸者的数目却相当可观！！！

当时我们就生活在最污秽不堪、令人作呕的杂乱的环境里，那里没有任何个人卫生可讲，也无法防御各种可能传染的疾病的侵袭。从到达营地的那天起，我们就被迫脱去自己的衣服，像被强制劳动的囚犯似的穿上破旧不堪的条纹帆布囚服，而那套囚服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能用来挡风遮雨、御寒防潮的微不足道的屏障了。集中营供应的食物营养严重不足，每日分发两顿菜汤里面放有萝卜和白菜叶，数量少得可怜的面包里还夹杂着相当多极难以消化和吸收的成分。

另外，从抵达营地的最初几天起，我们就被迫去从事各种劳动，没有经过一段应有的培训期，所以没人有足够的才能和合适的体格可以胜任那些劳动。

从心理上和道德层面上看，这种生活条件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为集中营的领导层下的命令，就是要在消灭人的个体之前，力图泯灭人的人格，通过从取消人的姓名开始——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被一个刺刻在左前臂皮肤上的号码所代替。这样一来，人的心理价值或文化价值全被抹杀了，而每个人都毫无区别地从属于一个缺乏自身人格的群体，出于惧怕和为免受肉体上的惩罚而井然有序地活着。每个在押人员在短短几天之内，都沦为一头牲畜，其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能分得一份面包或一饭盒菜汤。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人到达营地没几天就陷入极度的绝望，在遭受一系列的痛苦和暴力之后，他们情愿立刻死去也不想那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因而有的人决意走近通着高压电的铁丝网触电而死。

这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之中：这样的处置，并不亚于亲手把他们杀死。

在1943年年底之前，在押人员无论身体条件如何，一概都得被迫去干活，即便是重病在身，也从来得不到任何治疗。

自那以后，营地建立了第一批医疗服务设施，在德国医生领导下，在押的囚犯中的医生们都被编入其中。那些暂时不能干活的病人，经过一次粗略的体检后就给予几天休息；对于那些患上重病无法再从事劳动的人，医务所就是毒气室的候诊室了。在那里主要是进行筛选，那些最体弱多病的囚犯，凡是干不了重体力活的就预先被筛掉。这些不幸的人，连同肺结核病人、疟疾病人和梅毒病人，一起被送往毒气室去，他们虽然经临床治疗已经痊愈，但因为言谈不慎供认了自己以往的病史。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医务室的组织建制绝对是不充分的；与患者的人数相比，医疗场所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病患没有任何换洗的衣服，完全光着身子、两个人躺在同一张病床上，两条破破烂烂的被子肮脏不堪，上面带有最令人作呕的污渍。在一间隔离病房里，凌乱地成对躺着感染了最有传染性的疾病如伤寒、白喉、麻疹、猩红热、丹毒等的患者。营地里的传染病总是以局部流行的方式存在着。那样的一间隔离病房，收容着那些不幸的患者，就在把他们送往毒气室之前，让他们在那里待上几天，或短短几个小时。

药品匮乏到几近全无，现存的少量的药品在分发给病人时也十分吝啬，以致用药毫无效果。实际上，这是让患者自生自灭，那些活下来的病人当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也并非多好，因为一旦从医务室出来，就意味着进入毒气室。

刚刚抵达这里的相当数量的囚犯，不知按照什么选择标准，也被带往毒气室。运送来自欧洲各地的放逐犯的列车一到站，人们刚一下火车，就很快被分成两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的人数少一些，被带往不同的集中营去，而另一队人则立即被送去消灭掉。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1946年？

[1] 英特尔维的兰佐（Lanzo di Intelvi），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科莫省。

审判霍斯[1]的声明

都灵，1947年3月3日

尊敬的被放逐的犹太人调查委员会（罗马）：

为了回应贵方上月28日的来件，我立即按照你们的要求，对于我亲身遭受的全部特别经历，面对华沙法庭做如下综述。

（1）我亲身经历了下述事件：我所在的集中营（属于奥斯维辛管辖的莫诺维茨）当时面临苏联红军的进攻，被仓皇逃跑的党卫军守卫部队丢弃后，有18名囚犯留驻在被丢弃的兵营里，等待苏军前来解救。没过几天，有一股失散的党卫军偶然途经营地附近，他们当时也在溃逃，他们对营地匆匆视察一番后，用手枪近距离把18名囚犯都杀死了，还把他们的尸体沿着大路排放好。他们显然并没有接到枪杀幸存囚犯的命令，他们完全是主动采取的行动。我可以辨认出那些党卫军的面容。

（2）正如我在第一份报告中已提及的，在奥斯维辛所用的毒药经由我查验证实，由德国企业研制出来并非为此特别用途。除了主要的毒物，它含有一种腐蚀和刺激黏膜的物质，因此会使受害者在死前最后几分钟内感到痛苦不堪。

（3）我所在的集中营内的囚犯，是在莫诺维茨的布纳工厂里从事劳动，那里距离奥斯维辛7公里，是由被任命为法本企业集团的化学工程师的潘维茨（Pannwitz）博士领导。我不知道此人是否已被列入被告名单之中，但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因为他的要求极其苛刻，态度极端生硬，总让囚犯从事超负荷的劳动，往往超过任何合理的极限，而且他还向党卫军无情地揭发劳工任何极小的过失。

（4）在营地工作人员的小范围内，我还记得门格勒博士的名字和他的模样，他是奥斯维辛所有集中营群落的卫生总监。另外，从我所在的营地里每天施行一切暴虐和卑劣行径的负责人当中，我能够容易地辨认出两个人：一个是德国“职业”歹徒（Lagerälteste），勃雷斯拉维亚人；另一名是营地头头（Lagerkapo），他自称是政治家，也是德国人。我本人曾被前者多次殴打出血，可我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名字。

最后请允许我补充一些个人资料：我是化学系的大学毕业生，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劳动营干活，我从未担任过集中营内的任何职务，也没有与集中营的领导合作共事过。我会讲法语、英语和德语。我已经持有正规护照。

按照规定要求，我附上居留申报书。顺致崇高敬意。

普里莫·莱维博士

1947年

[1] 鲁道夫·霍斯（Rudolf Franz Ferdinand Höss 1900—1947），纳粹头子，于1934年加入党卫军。后任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1940—1943），1947年在华沙被绞死。

起诉霍斯的证词

尽管我被囚禁在莫诺维茨集中营（从属于奥斯维辛管辖之下的100个“集中营”之一）的时间延长至整整11个月（从1944年2月26日至1945年1月26日），对于名叫霍斯的被告，我无法确切提供特别的证词；但是，我能够回忆并揭发他们在那里普遍犯下的种种恐怖行径和残酷暴行，对此，我既是证人，也是多次受害者，但我不能断定，这些相当真实的恐怖行径，是否得归诸“集中营”总部的明文规定，抑或得归诸莫诺维茨集中营指挥部个人的肆意妄为。由于莫诺维茨的囚犯们所遭受的种种卑劣、无耻、凶残的暴行都有悖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法则，并且与从属于奥斯维辛总部的其他99个集中营里所施行的暴行完全雷同，因此，不难简单地推断出，这一切都是按照唯一的一个中心机构所颁布的强制性命令而执行的。

从理论上来说，莫诺维茨集中营并非是一种“灭绝营”，不是那种让被押送的放逐犯临时滞留几天，之后就将他们野蛮地残杀（或集体枪杀，或用毒气窒息致死），莫诺维茨是个强制劳动的集中营。不过，在那里的犹太人注定是被毁灭的命运，都归因于那里非人的生活条件、不足的膳食供应、极度的劳累，以及无法用来抵御严寒和恶劣天气的衣着。另外得补充一点，那些并非死于疾病的人，则因体力极度衰竭，以致无法胜任强加于他们的劳动，而被禁闭在毒气室里窒息而死。最后，就是其他那些违反营地纪律条规的囚犯，他们被活活绞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人性上来说，他们罪不当死，不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样做绝对是卑劣无耻的行径，简直是骇人听闻。谁能判处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囚犯是“罪犯”呢？

我把强加于囚犯们的生活条件称作“非人的”。这不仅是从物质意义上而论，因为当时他们都生活在极其污秽的、杂居的环境之中，肮脏得令人作呕，没有任何讲究个人卫生的可能，无法预防各种可能的传染病或感染。自来到营地之日起，他们就被剥夺所有属于个人的衣物，囚犯们一律凑合地穿上劳改犯似的破烂的条纹布衣，那囚服就成了用来为人体挡风遮雨、御寒防潮的可怜的屏障；营养严重不足，每天分发两次菜汤，里面放有萝卜和白菜叶，还有数量极少的面包，里面含有相当多的各种人体难以吸收消化的成分。囚犯们从刚抵达营地起，未经合理的培训期，就被指派去从事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繁重的劳动，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技能和体力胜任这些劳动。而那些“非人的”生活条件，还体现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因为营地的领导层在毁灭囚犯的个体之前，想先毁灭其人格，首先每个人的名字都用一个号码代替，他们把囚犯的号码刺在左前臂的皮肤上，无视其作为人的任何心理上和文化上的价值。所有人毫无区别地都属于一种没有人格、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中，出于恐惧和生怕遭受体罚而井然有序地生活着。每个囚犯在几天之内就都沦为一头牲畜，对他们来说，唯一活下去的理由似乎就是领得每天配给的面包和一饭盒菜汤。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每个放逐犯的大脑最频繁的活动，也许就是琢磨着怎么以近乎合法的手段，为自己挣得一份额外的面包和菜汤，以及如何避开监工头助手们的监视，以求得稍微休息。

不难理解，不少囚犯在抵达集中营之后不久，心理就陷入深度的沮丧和失望，在遭受一系列的痛苦和暴力之后，他们情愿立刻死去也不想那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因而有的人决意走向通着高压电的铁丝网触电而死。能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中，这种罪孽并不亚于亲手把他们杀死。

营地里有一个医务所，那是临近1943年底建立的，在此之前，营地绝对没有任何医疗设施，囚犯一旦患病，不仅没有任何得到治疗的可能，还得照样被迫去干活，不管他们的身体条件如何。正是在1943年年末，第一批医疗服务设施在营地建立，与其说那是出于营地指挥部对囚犯的关切，不如说也许是因为某些当上医生的被拘禁人员个人的意愿，他们热衷于被指派去干一种符合他们的天赋才能和体现自己文化素养的工作。接下来，围绕着这个医疗服务设施设置了各科诊室，就诊的病人在那里进行粗略的体检，如果被确诊一时无法从事劳动，就可获得几天休息，这样就设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医务室。尽管患者在医务室能得到一种不算差的治疗，那些病情不甚严重的囚犯，治愈后可以重返劳动岗位，但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诊疗室只不过是进毒气室的候诊室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筛选”，主要就是在医务室里进行的，体质虚弱的患者、健康状态差的囚犯、不能胜任分配给他们的苦力活的人就会事先被淘汰。这些人就被送往毒气室，肺结核病人、疟疾病人、梅毒病人跟他们一起——后两种病人临床曾得以治愈，仅仅因为不慎泄露自己的病史而被发现。

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医务室的建制绝对是不充分的：与患者的人数相比，医疗场所的空间实在太过狭小；病人没有任何换洗的衣服，完全光着身子卧床，两个人卧躺在同一张病床上，两条破破烂烂的被子肮脏不堪，上面还带有令人作呕的血迹和污渍。在一间隔离病房里，凌乱地躺着感染了最具传染性的疾病如伤寒、白喉、麻疹、猩红热、丹毒等的患者，营地里传染病总是以局部流行的方式存在着。

无须提及，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药物都短缺，其他的药物也很少，分发药品给病人时很吝啬，以至于用药毫无效果，实际上是让患者自生自灭。那些幸免一死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的命运也并非多好，因为一旦从医务室出来就意味着进入毒气室。

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刚一到就被送往毒气室，不知道是依照什么标准选择的。那些由列车运载来的囚犯，下车后立刻被分成两个纵队，一个人数较少的纵队，被送往奥斯维辛属下的一个集中营，而另一队人则被赶着登上卡车，立刻被带往灭绝营处死。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1947年

被囚禁的一位难友的证明

万达·马艾斯特罗（Vanda Maestro），自1943年7月25日起与行动党[1]成员有接触，同年12月在瓦莱·达奥斯塔[2]加入一个当时正在组建的游击支队，并在其中担任多项职务（与山谷里的人联系，分发传单，偶尔负责侦察德国长官们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当时她24岁，刚获得大学文凭不久。

见过她沿着那些被白雪覆盖的小径行走的人，都忘不了她那张和蔼可亲的小脸，却又看得出她一脸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极度的紧张。因为对她来说，就像在那种年代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生活的优秀人士一样，要做出那样的选择纯属不易，也并非一件快乐的事情，而是充满种种难题。

万达过早地失去母亲，所以她生性极其敏感，心思缜密，经常能猜透她周围的人最隐秘的想法。她的思维敏锐、为人中肯又正直，她疾恶如仇，但涉世甚浅，对人世间的种种阴谋诡计和阴暗陷阱不善设防，她不善幻想又痛恨自欺欺人的谎言。因此，她比谁经受的痛苦都要多，却几乎有着一种忍受痛苦的无尽力量。人们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持续的、自觉的、默默强忍着的痛苦的深渊，这使所有人对她肃然起敬。

当然，她并非是一位天然的女中豪杰，她也怕死，除了怕死，她更怕遭受身体上的痛苦。她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出来的毅力是逐渐孕育起来的，使她不时得以焕发出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

然而，万达的游击队经历是短暂的。12月13日，在德国人对活动在邻近山谷里的一支重要的游击队展开的一次大扫荡中，万达被当场捉住。她被逮捕后，立即被押送至达奥斯塔，受到长时间的审讯。她巧妙地做出回答，使德国人无法找到她在游击队活动的具体证据；但因为她是犹太人，就被押送到佛索利收容营，继而又从那里被押往名声赫赫的集中营——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女子集中营。

这位温良忠诚、落落大方的小女子，在这里遭受了最为可怕的摧残，慢慢地熬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那是连一个个铮铮傲骨的男子汉都难以承受的，恨不得让自己最深恶痛绝的敌人遭受这样的命运。从比尔克瑙回来的人，都向我们谈起万达，说她从进入营地那天起，就受尽种种令人发指的折磨，而她那种惊人的洞察力，又令她毅然拒绝种种可鄙的骗局，那是人们往往在极度痛苦的深渊中所不得不屈从的。她对人们讲述她那可怜的脑袋上的头发如何被剃光，她的四肢如何因疾病和饥饿而很快变得软弱无力，以及她在集中营直至肉体被毁灭之前，所遭受到的种种凌辱和摧残的全部过程。

对她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或者几乎都知道。她的名字被宣布列入女死刑犯的名单之中，我们知道她是怎么从医务所的病床下来，又怎么（在意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前往了毒气室和焚尸炉。

普里莫·莱维

1953年

[1] 意大利行动党（Partito d’Azione，1853—1870），原由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创建，后归属“正义与自由”反法西斯民族解放阵线的费鲁乔·帕里（Ferruccio Parri，1890—1981）领导。

[2] 瓦莱·达奥斯塔（Val d’Aosta），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大区。

周年纪念

集中营解放至今已经10年了，人们不得不看到，有关死亡营这个远未成为历史的论题，已经趋于被完全忘却的局面，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这未免令人感到悲怆，而且意味深长。

在这种场合下，回忆那些数据是多余的。提醒人们集中营涉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其实际上是要把东欧的整个犹太民族全部灭绝，也纯属多余；提醒人们，如果德国纳粹当初能使其种族灭绝的计划得逞，那么以德国人出名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其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地方试验过的伎俩，将在世界各大洲全面推行，这同样纯属多余。

如今，谈论集中营是粗俗之举。往最好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为弘扬牺牲精神，或是偏执于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议题；往最坏的方面设想，会被人指责只不过是纯粹的谎言，甚至是对廉耻的亵渎。

然而，这种沉默是有理由的吗？我们这些幸存者应该容忍这种沉默吗？那些出于惧怕和反感而变得麻木的人，他们在鞭笞、谩骂、野蛮的吼声中，目睹过闷罐车出发，几年后又看到极少数幸存者心力交瘁地回来，他们能容忍吗？当初觉得那种一定要带回证据的使命乃是一种需要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认为那使命业已完成，这难道正确吗？

回答只能有一个：忘却是不容许的，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那些罪人和他们的同伙。倘若没有我们的证据，当初纳粹分子的残暴兽行，由于它们本身的异乎寻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弃置在传说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来说话。

如今沉默已蔚然成风。有一种沉默是不安的良心的产物，甚至是丧失良知的产物。那些被他人怂恿或胁迫而发表一种看法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转移讨论的方向，把核武器、恣意的狂轰滥炸、纽伦堡的审判、复杂的苏维埃劳动营等论题混淆在一起：这些论题本身并非无足轻重，但对于从道义上解释当初法西斯的罪行来说，总体上是无关紧要的，法西斯们所采取的惨无人道的方式和举措构建了一座凶残暴行的耻辱之碑，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

但应该提到的是，这样的沉默、这种知而不语、这种避而不谈所蕴含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德国，人们对此缄默不语，法西斯分子对此保持沉默，这很自然，其实，他们不说也罢。无论他们说什么，对我们都毫无用处。我们并不指望他们做什么可笑的解释。然而，对于文明世界的沉默，对于文化的沉默，对于我们本身的沉默，面对我们的子孙，面对长年被放逐在异国他乡后归来的朋友们，我们该说什么呢？不应该把这种沉默归诸身心的疲惫和年华的耗竭，或归诸对“生存的第一需要”（primum vivere）的正常心态。不应该把沉默归诸懦弱。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正当的诉求，在许多场合下，它劝说我们对集中营的往事缄默不语，或者淡化和非难这些事件留在我们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是耻辱。我们是人，跟杀害我们的刽子手一样，同属于人类大家庭。面对他们异乎寻常的滔天罪孽，我们感到自己同样是索多玛和蛾摩拉[1]的子民；一位境外的法官就有关保护我们自己的证据将向整个人类提出控告，我们无法认为自己是局外人。

我们是当初奥斯维辛所在的那个欧洲的子弟：在我们生活过的那个世纪里，科学被扭曲了，孕育出种族迫害的法令和毒气室。谁能说自己有把握免受感染？

还值得一提的是：谁要是读过《黑夜的武器》[2]，对这些痛苦坎坷的往事就不会感到新鲜。把死亡营里无数受害者的死亡称作一种荣耀，那是毫无价值的。那不是荣耀，那是手无寸铁、软弱无奈、赤裸裸的死亡，是不光彩的、可耻的、污秽的死亡。受奴役并不体面，当初有人曾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这应该被视作例外，令人诧异；但那种奴役制度本质上是使人处于一种卑贱的生活状态，几乎是诱惑人堕落和道德毁灭的根源。

应该把这些事情告知世人，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不过，得弄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把受害者与刽子手混为一谈：这并不减轻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罪孽，恰恰是百倍地加重了他们的罪孽。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表明了，多少世纪以来，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人类身上，竟然留存着那种令人无法预料的潜在的凶恶和疯狂，这是恶魔的行径。他们固执地创造出制造死亡和腐败的庞大机器，难以想象世上还会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他们凭借仇恨、暴力、谎言，目空一切地建立起他们的王国，他们的失败是对世人的一种告诫。

普里莫·莱维

1955年

[1] 索多玛（Sodoma）和蛾摩拉（Gomorra），巴基斯坦南部古城名。据《圣经》记述，为了惩罚那里施行鸡奸的居民，上帝曾用火雨把这两座城连同其他一些城市都烧毁了。

[2] 《黑夜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nuit，1953），法国小说家让·布吕莱（Jean Marcel Bruller，1902—1991）的作品。

揭发约瑟夫·门格勒[1]大夫

本人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博士，1898年9月15日生于都灵市，家住该市乌贝托国王大街61号，职业：外科医生。应“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之要求，将我有关揭发前党卫军上尉军医（hauptsturmfuehrer）、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曾任医师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的材料，由该委员会提交给弗莱堡地方法庭的检察院，以便于其按法律程序着手把他从阿根廷引渡归案。

本人声明如下：

我以犹太人身份于1944年2月20日从意大利被遣往波兰，并于1944年2月26日晚抵达奥斯维辛火车站。我乘坐的列车上装载有650名囚犯，其中最年长的是85岁，最年幼的仅仅6个月。我刚下火车，他们就在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举行第一次筛选：我有幸被视作相当年轻的壮劳动力，可我的妻子（当时她跟我在一起，而我们不得不因他们野蛮的行径骤然分离）在当天夜里就被送往毒气室，这是我后来在集中营被解放后，从逃生出来的几位女难友那里得知的。就在当夜，我和其他95位难友被直接押往莫诺维茨-布纳工厂，在那里我接受的囚犯编号为174489，并一直在那里逗留至1945年1月17日，就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那一天。在整整11个月里，我被迫在不同的“劳工队”里当小工，干的都是些十分累人的体力活，不是当装卸工，就是当搬运工，由于从未能在劳动营体现我作为一名医生的价值，所以我就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或者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护士而进入医院。

由于得承受极其艰苦的劳动——就像其他囚犯一样——我的身体状况自然迅速恶化，几近崩溃的地步。对此，在这里我不予赘述，也因为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如今已众所周知。就这样，正如大家所获悉的，在集中营里不时地进行所谓的“筛选”，就是对囚犯的健康状况进行那种检查，以测定其是否还能胜任劳役——由于极度劳累和繁重的工作，由于饥饿或疾病，那些体质呈现衰竭状态以至于无法再胜任极度艰苦的劳动的人，就都被送往毒气室。

在莫诺维茨集中营进行的这种筛选，分两个时段：第一次筛选由党卫军的一名军官主持，并由营地医院内的医生协助；几天之后，门格勒博士来到营地，由他通过第二次诊断加以核准，这次体检也同样快速和草率。正如我所说，两次体检都是令人可笑地敷衍了事：仅仅对囚犯看上一眼，就对囚犯做出诊断。如果说，经过第一次体检还能乐观地抱有哪怕是十分微小和天真的生的希望的话，那么第二次筛选——就是由门格勒博士进行的检查——则是决定性的，意味着一种终极审判，做出一份无以更改的死亡判决书。

门格勒博士总是身穿笔挺的军装出现在营地，显得很气派，也很高雅，他穿着铮铮发亮的长筒靴，戴着一副皮手套，手持一条牛筋鞭子。在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筛选”时，他却面带微笑，露出一种几近亲切的神情；他手持牛筋鞭，目光随着在他面前鱼贯而行的赤身裸体的囚犯而移动，他们在经过他跟前时就停留片刻，而他却总是以极其冷漠的态度指定囚犯站到他似乎正确无误判定的那个队去：左边那个队，是被判定去毒气室的人；右边那个队，是那些他判定还能干活，至少能坚持到下一轮“筛选”的人，他们是极少数的幸运者。

说到这里，必须提及关于我自己在“筛选”中四次面临门格勒博士的检查时，是如何每次都能成功地躲过终极判处那一劫的。为此，得允许我先讲一段幸运的插曲，那是我抵达莫诺维茨营地的头几天里发生的事：在指派我去那里干活的“劳工队”里，我有幸遇上了一位劳工，一位已上了岁数的营地老囚犯，他让我获悉集中营里生活的种种规章制度、各种禁忌以及制约营地活动的种种危险。他是一名阿尔萨斯的医生，叫克罗兹（Klotz），好像是斯特拉斯堡人。不幸的是，不久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不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对此，我感到很痛苦，至少是因为我从未能向他表达过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给予我的那些宝贵的建议，我认为自己最终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多亏他所提示的建议中的一条。确实如此，其他的且不说，他嘱咐我得永远记住，不管自己处于何种逆境，务必表明自己当医生的资质，特别是当自己被列入某个囚犯名单中，待转往别处去的时候，尤其是被“荣幸地”告知，要被遣往某个所谓干轻活的劳动营去时。他暗示我这种“转送”所包含的危险，却不想确切地说明究竟是关乎什么，也许他是为了不让我太害怕，他是不想确认——尽管并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毒气室的存在，其实我对此早有耳闻。他只对我说，莫诺维茨劳动营里肯定没有毒气室；他说在别处也可能有那种毒气室，尽管他从未见到过；无论怎样，最好是千方百计地设法留在莫诺维茨，因此，在遇到有危险的情况时，获救的唯一可能，就是亮明自己医生的身份。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这条建议，每次当我不得不排着队从门格勒博士的面前经过时，我都鼓足勇气用德语大声地说：“我是意大利医生！”于是，我的生死判官就向我提一些问题，以核实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然后就指派我站到获救者的那个队列中去。

我不知道对于医生的这种关注，是出于门格勒博士一种个人的主观意向，还是他仅仅是服从上面下达的指示，不杀害当医生的同事。我绝对无法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不是别的，虽然我认为后一种假设更说得过去些，而这是基于某些更符合逻辑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不认为党卫军上尉军官门格勒博士能够无视其党卫军的思维方式而顾及某个群体的一种特殊的职业地位，对囚犯做出别样的判断：不管是不是医生，站在他面前的不过都是些犹太人，而既然是犹太人，作为劳工，只要在其身体条件已无法胜任所要从事的劳动时，就都得被杀死；而他——作为党卫军上尉军医——不能因为谁在职业上是同行（这样一种平淡无奇的偶然巧合）而心慈手软，背弃他曾发誓过要至死不渝地效忠的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

因此更有可能是，他仅仅是服从所接到的上面颁发的指令而放过犹太医生，因为德国人考虑到在当时或将来的局势下，那些特殊的犹太籍个人，兴许还有可用之处。

不管怎样，即使这种假设没有多少根据——反之，就算第一种假设更站得住脚，亦即门格勒大夫当初不杀犹太人医生是出于个人的意向——也不足以减轻其所犯罪行的本质。门格勒博士以他当医生的职业行为，嘴上挂着微笑，无动于衷地用一个小小的手势把成千上万名不幸的受害者送向死亡，他所救下的也仅仅是其中极少数的生命。

至于我，能揭发的就是当年我直接看到的门格勒博士的罪行。比如，在使用“人体鼹鼠做生物实验品”的所谓科学研究中，我并不知道他起过多大作用，我不知道在那种研究中，他个人参与过多少；已经有人就这方面向他提起诉讼，这我知道，不过我不具备支持这些审判的确实的证明材料。不过我觉得，仅仅就他在组织和决定杀死那么多人（对此，我完全有把握做证）这一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就足够罪大恶极，就应该对门格勒博士予以最严厉的判决和最不能姑息的追责。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约1959年

[1]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医学博士，党卫军上尉军医，1943年5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任主任医生。战后被判为一级战犯，曾潜逃至阿根廷。1979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而溺水猝死。

给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的回信

一位女读者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我上中学二年级，跟我的许多女同学一样，我去参观了星期日闭馆的德国集中营的展览。后来，大家对展览议论纷纷。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说展览只是为了做反德宣传；有人说，其中有夸大的成分，而有人断言一切都是真的。

我的同学当中有人说：“假如那些事情真的发生过，那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应该有某些痕迹。”另一位女同学说：“如果那些照片的确是真的，我觉得就应该把它们放大，用来搞一个像玛达玛宫[1]中的‘人类之家’那样大的展览。”另一些同学还说，他们不让我们学习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是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实在太可怕了。老师们认为那么想的人是有道理的，他们叹息道：“很遗憾。”可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讲述更多些。我，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吓坏了，我祈求过上帝，但愿我父亲在这场大屠杀中是无辜的。

另外，我想对举办展览的那些人说，得把展出的空间搞得更大些。为了能看到整个展览（许多画挂得太高，我无法看得很仔细），我不得不足足去了三次。

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

《新闻报》，1959年11月29日，《时代之镜》栏目

《这是不是个人》，一部有关死亡营的书，如今已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其作者普里莫·莱维在给我们的来信中写道：

我想以“德国人集中营图片展览”举办者前“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名义，对“要求知道真相”的小读者表示感谢，因为发表在《时代之镜》栏目中的来信，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

姑娘啊，那些图像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们并非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也并非发生在遥远的国度里，而是就发生在15年前，在我们这个欧洲的心脏里。谁对此抱有怀疑，只要乘坐一列火车，前去参观一下在那些令人悲怆之地留下的痕迹，一切就昭然若揭了。而且甚至无须那样做，因为在这里，在我们的城市中，就有几十位目击证人，还有成千上万的死者（其中也有妇女和孩子们，是孩子啊！），他们混杂地葬身在那些白骨堆里，用他们的缺席，用他们自身留下的空白证明了这一切。

我们理解“叹息着说‘很遗憾’”的那些老师们，但是我们不能苟同。不能因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骇人听闻而不让世人知晓，他们跟我们一样也都是人，当年那些大肆屠杀的罪人和要犯也都是人：他们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感到羞耻，宁愿缄默不语，这并不奇怪，许多人也是无辜的。但沉默是一种过失，在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一种犯罪：展览（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之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求知道真相，因此，真相不该被隐藏起来。无辜者的羞耻和沉默会掩饰责任人有罪的沉默，并延迟和使其逃避历史对其做出应有的判决。

我也希望小读者的父亲是无辜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无辜的，因为当初在意大利，事情的进展有所不同。但展览并非是为父辈们举办的，而是呈献给子子孙孙们的，目的是向人们揭示，在人的心灵深处，究竟保存着多少残忍的本性，并告诫人们有哪些危险过去和如今一样地在威胁着我们的文明。

普里莫·莱维

《新闻报》，1959年12月3日，《时代之镜》栏目

[1] 玛达玛宫（Palazzo Madama），都灵的历史性建筑物，在意大利历史上曾是撒丁王国时期众议院议会（1848—1865）和意大利上议院所在地（1860—1864），如今是一座博物馆。

都灵的奇迹

没有人会想到，“被放逐的犹太人”的展览以及接着在卡利涅亚诺宫[1]的文化协会举行的与年轻人的两次谈话，竟然取得如此的成功。来参与谈话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年轻人，但不光是年轻人。他们饶有兴趣地聆听谈话，提出的一些很中肯的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整整两个晚上，他们都紧紧地围在那些肩负着使命的发言者的身边。他们努力想通过一种有人性的接触，来知晓不同于在学校课堂上听到的一些事情。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中可明显地看出，他们不仅需要了解事实，而且想深入错综复杂的（对他们以及其他人来说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为什么”和“怎么样”之中。

“谁该承担大屠杀的责任？”“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纳粹法西斯要把犹太人全都杀绝？”“在那种令人绝望的形势下，为什么那么少的人能够自卫？”“集中营在历史上有过先例吗？”

正如人们所见，这些问题富有意义。总体来说，它们似乎表明了一种占压倒性多数的想法，而且相当明确，也就是说，反映了从根本上一无所知却又渴望知情的年轻人的那种思想状态。他们反对暴力和妥协，他们比所预见的要更加远离当初那种野蛮残忍的世界，因此，对于延续至现今世界上的一切残忍和凶险的事物，他们同样也毫无防备、无能为力。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印象，还是一种很难把它引申到评判意大利整个年青一代的印象。卡利涅亚诺宫的“样本”并非是一般性的平均的样本，然而重要的是它能使人察觉到，在垮掉的年青一代和迷茫惶惑的年青一代身边，也存在如此纯洁的年青一代，他们是警觉、认真的，而且是好奇的。另外，大家都知道这牵涉某些思想理念和某些精神状态，它们一旦开始传布并进入特定的环境之中，就会开始以其本身的生命力而经久流传。

也许，必须经历15年的岁月、半辈子的工夫，才能在这样一些接触中找到正确的基调；不过，现在所有在场的人共同的印象是：时间成熟了，不再是沉默的时候了。我在卡利涅亚诺宫答应过要与年轻人接着做其他一些对话，但愿如此长时间的、反常的沉默能最终被打破。

普里莫·莱维

1959年12月

[1] 卡利涅亚诺宫（Palazzo Carignano），都灵巴洛克式的建筑，曾是当年撒丁王国众议院所在地，系建筑师瓜里尼（G. Guarini，1624—1683）之杰作。

德国纳粹党的时代

在都灵低调揭幕（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被放逐的犹太人”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展出期间的日日夜夜里，密密麻麻的人群，面对那些可怕骇人的形象，无时无刻不深受感动，闭幕的日期不得不两次推迟。而接着在卡利涅亚诺宫的文化协会举行的两次与年轻人的交谈所受到都灵公众的欢迎程度，也同样出人意料。出席的公众人数极多，他们专心致志，又若有所思。这两次活动本身所取得的积极的正面成果，值得让人深切关注，这不容小视的成果蕴含着一种责备：也许已为时太晚，也许我们已浪费了许多年华，我们在该说话的时候沉默了，我们辜负了一种期待。

然而，展览和谈话的成果也包含一种教训（其实并非是新的教训，因为无论怎么说，人类世俗的历史就是一系列的重新发现）：在我们这样喧嚣而又浮躁的年代里，充斥着各种公开的宣传和潜在的诱惑，还有浮夸的华丽辞藻，以及卑鄙的妥协和丑闻、疲惫而失去活力的社会，真理的声音非但没有消逝，反而赢得了一种新的音色、一个更清晰的亮点。看上去太过美好而似乎有点失真，然而，恰恰就是如此：对已写下的、业已发表过的言语广泛的低估与鄙视并非是最终极的，也不是全面、普遍的，有些东西获得了拯救。如今谁说真话，依然受到关注，并且依然被人们相信，尽管这似乎挺奇怪。

这是值得庆贺的，不过，这种信任的表现包含着一种期许，它迫使人扪心自问：如何把我们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一份财富传承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错了呢？很可能是的，我们错了。我们犯了既遗忘又没有尽到责任的过错。我们沉默了，犯了怠惰的过错，而且犯了对言语的功能丧失信心之过错；当我们开口说话了，却常常采用并接受一种并非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这又是我们的过失。我们深知，抵抗运动遭遇过一些敌人，而且现在仍然有敌人，这些敌人仍然采取各种手段，让人们尽量少谈及抵抗运动中发生过的一切，这很自然。不过，我怀疑，这种或多或少有意而为的打压手段，采用的是最微妙的方式，也就是事先用抵抗运动的历史作为摆设，把其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祖国之历史”这座高贵的城堡之中。

令我担心的是，如今我们也煞费苦心地参与这种华丽包装的过程。我们经常采用一种过分华丽的辞藻，一种歌功颂德的、赞美的却也是空洞的语言来描述和传播昨天的历史。有人把抵抗运动说成是“第二次民族复兴运动”，人们可以用最好的论题支持或否认这种提法，但我自问，强调它的这一面是否合适，抑或不如坚持这样一个事实：抵抗运动在继续，或者说，至少应该继续下去，因为抵抗运动的目标只是部分地达到了。事实上，人们热衷于从1848年、1860年、1918年、1945年的历史事件中，断定那是这种理想的一种继续，却不屑于考虑从1945年至今，这种更令人忧虑和更为明显的抵抗运动的继续：20年法西斯统治的休止符号在逐渐淡去，但法西斯的阴魂不散。

总之，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孙们能听到这些声音，而且代代相传，我们就应该少对他们谈什么荣光、胜利，少说些英雄主义和神圣的使命，而多讲些那种艰苦的、充满危险的毫无价值的生活；多讲讲当初日复一日所遭受到的折磨，那些交杂着希望和绝望的日子；多讲讲我们那些死去的难友以及他们默默地接受了的职责；多讲讲人民的参与（但不是全部人民）；多讲讲我们所犯的错误和避免了的错误，以及那些地下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经验，那是通过犯错误好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人们为此是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也要讲讲各个政党的组建中进行的艰辛的协调（并非是自发的，也不总是完美的）。

唯有这样，年轻人才能听到我们最近的历史，它如同用人类历史事件所构成的一幅织锦，而并非是为政府内阁名目繁多的政纲增添的一个砝码[1]。

普里莫·莱维

1960年

[1] 原文为“pensum”，拉丁文，原意为“重量”“分量”，这里译为“砝码”。

审判艾希曼[1]的证词

1960年6月14日，罗马

普里莫·莱维博士的证词

家住都灵，维托利奥大街67号

1943年9月9日，我跟一些朋友一起躲在瓦莱·达奥斯塔，确切地是在靠近维琴特（Vincent）车站的布鲁松小镇，距离大区首府54公里的地方。

先前我们组建了一支游击队，我记得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如圭多·巴基（Guido bachi），目前是以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代表的身份待在巴黎，还有切萨雷·维塔（Cesare Vita），以及后来与莫米利亚诺结婚的露恰娜·尼幸姆（Luciana Nissim），目前定居在米兰，是《对抗魔鬼的女人》一书的作者，还有万达·马艾斯特罗，被放逐后死于一所死亡营。

有一个名叫梅奥利（Meoli）的家伙，也加入了我们一伙儿，因为他是一名内奸，不久后就出卖了我们。除了切萨雷·维塔成功地逃走之外，我们全都在1943年9月13日被捕，并被押送至达奥斯塔的法西斯国民卫队的兵营里。在那里我们遇见了法西斯国民卫队队长费洛，他得悉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后，对我们相当友善，他后来于1945年被游击队击毙。我应该承认，作为游击队员，我们当初相当缺乏经验，不过法西斯军士们显得更缺乏经验，搞了种什么“审判”。他们之中有一个阿尔托-阿迪杰[2]人，讲一口标准的德语，有某个叫卡涅的人，他之前曾出卖过另一支游击队，也有“我们的”这个梅奥利。他们指望从我们嘴里得知其他游击队员的名字，尤其是那些头头们的名字。尽管我们都有假文件，但我们立即声明自己是犹太人，这样做的结果对我们相当有利，由于他们对我们的屋子搜查得那么粗糙，连我事先已经藏在屋子里的地下活动传单和左轮手枪都没有搜出来。国民卫队队长得知我们是犹太人，而不是“真正的游击队员”，就对我们说：“你们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我们把你们送到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营地去。”

他们按时发给我们供给士兵们食用的饭菜。1944年1月底，他们用一列客运火车把我们送到佛索利。

在那个营地里当时我们过得相当好，人们不谈论大屠杀，而且气氛足够平和，他们允许我们留着随身带着的钱，也可以接收从外面寄来的钱。我们轮流在厨房干活，而且也在营地干别的差使，还建了一个食堂，可实际上没什么吃的！

我在佛索利遇上了阿尔图罗·福阿（Arturo Foà），他是都灵人，我们得知他与法西斯主义有共鸣后，就对他相当不信任；还有威尼斯犹太人贫民窟里的所有乞丐，以及那个收容所的老人们。记得有某个叫斯卡拉梅拉（Scaramella）和一个叫乌西利（Usigli）的女难友。

那里还有两三百个南斯拉夫人和一些英国平民百姓。

2月18日，当得悉德国党卫军来到那里时，大家都惊恐万分，果然，第二天我们就得到通知说，在24小时之内得启程。没有人企图逃跑。

他们把我们装上运载牲口的车皮，上面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那个时刻，我们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旅程持续了三天半，我们事先集体准备了一路上吃的食物，那是他们允许我们带着上路的。我们是650名犹太人……

一路上，党卫军押送队对我们很凶残，很不人道，很多人被殴打出血。抵达奥斯维辛之后，他们问我们谁能从事劳动。我们之中有96人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们就把我们带至莫诺维茨-布纳，距离奥斯维辛7公里的地方：26名具有劳动力的女子被带往比尔克瑙劳动营，其他所有人都被送往毒气室！！！

在我们的劳动营里有几位犹太人医生。我记得有科恩卡（Coenka）大夫，雅典人；威斯（Weiss）大夫，斯特拉斯堡人；奥伦斯茨忒因（Orensztejn），波兰人。他们表现得相当好，但对于萨姆艾利迪斯（Samuelidis）大夫，沙罗尼克人，我不能予以同样的评价，他对于前来求医的患者很不耐心，还向党卫军告密，揭发病人！！！相反，有好几个名叫莱维的法国医生，都显得相当有人性！

我们的劳动营营长名叫约瑟夫·勒辛（Josef Lessing），荷兰籍的犹太人，是职业的乐队乐师，有20至60人归他指挥，作为98号劳动营的负责人，他不仅凶狠，而且对人刻薄。

那个营地里的劳工中，我记得有一个叫迪·波尔托（Di Porto）的罗马人，还有一个人叫帕翁切罗（Pavoncello）。莱洛·佩鲁贾（Lello Perugia）也是罗马人，艾乌吉尼奥·拉文纳（Eugenio Ravenna）是一个商人，乔治·科恩（Giorgio Cohen）是弗拉拉人，还有一个从特里亚斯特来的半个希腊人韦内其亚（Venezia）。那个劳动营的劳工中有95%是犹太人！我在其中服务的工厂领导，当时不愿意承认我们依法应得到报酬；于是，就在我被遣返回国很多年后，集中营存活者们按照一项法律条款，向那家工厂提出审判后，他们就承认错误并偿还我80万里拉的酬金，作为对我的补偿！

苏联军队抵达后，我们又被转押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等待能否遣返回国。

漫长的回国历程相当惊险离奇，苏联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从海上回国的可能，就索性让我们在敖德萨[3]上了船。

他们先把我们转送到卡托维兹，然后抵达明斯克和斯卢茨克[4]。感谢上帝开恩，最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意大利。

普里莫·莱维

1960年

[1] 阿道夫·艾希曼（Adolfo Otto Eichmann 1906—1962），党卫军军官，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策划者，被称为“死刑的执行者”。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

[2] 阿尔托-阿迪杰（Alto-Adige），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城市。

[3] 敖德萨（Odessa），原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城市。

[4] 斯卢茨克（Sluck），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以南大约60英里的村庄。

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

纳粹集中营被捣毁至今已过去很多年了。对于全世界来说，那是充满重大事件的年代，而对于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则是弄清真相、澄清史实的年代。因此，如今我们有能力说明当初一时无法说清楚的事情，当初刚刚获得解放的我们，可以说还沉醉在重新赢得新生的迷惘之中。如今，在我们身上，而且在所有人身上，有一种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意向，它取代了一时的心灵冲动、满腔愤怒、怜悯同情和难以置信的惊愕。我们个人的故事，从感人的新闻报道，趋向变成人类的历史。

我想，这应该归诸年轻人对我们的话语所表现出的重新关注，一种新的氛围建立起来了，做出一种判断的时机成熟了。

我们很高兴察觉到这一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采取反对我们的立场，没有任何人为当初迫害我们的人公开做辩解（有些不正常的人这样做了，不过，他们恰恰就是不正常的人）。然而，在我们与公众至今已有无数次的会面中，公众频繁提出的有两种异议。为什么你们有偏心？为什么你们只谈纳粹集中营，避而不谈最近历史上其他黑暗的篇章呢？抑或是更为普遍的异议：为什么你们不断地向我们谈论恐怖呢？

对于第一个异议，我觉得有义务做直接的回答：我们对你们谈论纳粹集中营，是因为我们曾经在那里逗留过，因为它们构成人类历史上最无耻卑鄙的一页。你们在展览中、在都灵这里看到的那些形象，都是我们直接经历过的，那些形象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它们对我们产生过极大影响；这些考验和磨砺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成了评判者。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人犯过其他的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地犯罪——我们的谴责是引申地指向所有这些罪恶的。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听说的所有消息，大屠杀、种种的刑罚、闷罐车、无辜百姓白白遭受的痛苦，以及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每一个消息都与我们有关，都令我们动容——我们谴责这一切罪恶。无论谁向世人讲述残杀妇孺的暴行，不管那些暴行出于何人之手、发生在地球的哪块土地上，也不管他是以何种思想的名义行事，讲述者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都声援他。

不过，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为我们曾经目睹过的一切暴行提出证据，这里就牵涉第二种异议。你们为什么还要谈论那些残暴的行径，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如今的德国人不是已经表示要与他们的过错决裂吗？为什么还要散布另一次仇恨呢？为什么要搅得我们的儿女们局促不安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往往是产生于不信任或怀疑的心态，但也不尽然；不管怎样，人们可以用很多方式予以回答。不错，人们可以认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出来，为了使所有人的道德良知保持清醒，并起来反抗，筑起堤坝，使将来人们的一切空想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使人们永远也听不到谈及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我们也应该永远提醒世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罪恶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弥补，许多责任人逃脱了一切制裁，而且因司法的疏漏只有部分责任人偶然地落入法网；也应该提醒世人，那些幸存者本身以及无数受害者的家庭，尚未得到任何认可或帮助，没有得到即便是微不足道的赔偿。

不过，我觉得问题的核心不在这里。我觉得，即便在一个奇迹般稳定的、拥有法制的世界里，即便假设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到和平的世界里，一切暴力业已消逝，一切伤害得以修复和补偿，任何有罪之人得到惩罚，即便在一个如此远离我们的世界里，对过去表示沉默，还是错误的，更是愚蠢的。历史不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那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人能从中隐约地看到一种病入膏肓的征兆，而对此保持缄默是不被允许的。

你们想一想，不到20年之前，就在这个文明的欧洲的心脏里，有的人曾梦想过实现一种癫狂的梦——脚踩着几百万具尸体，用无数奴隶的血肉，建立起一个千年帝国之梦。这种理念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过，极少数拒绝那种理念的人却遭到镇压被处死，其他所有人都赞同过，有些人带着厌恶，有些人无动于衷，有些人却欣喜雀跃。那不仅仅只是一个梦。帝国，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那里有过成堆的尸体和奴隶。

与人类以往精心设计的截然不同的集中营建成了，当时称作劳动营，抑或干脆称作劳改营，但它们的终极目的很明确，就是致人死亡，让人痛苦地死去。但是后来德国落在了被艾希曼称为“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的那些人手中（请注意动物学的俚语：犹太人是一种动物，他们是昆虫，是一种病毒，因为大自然开了一个神秘的玩笑，让他们偶然有了近似人的外貌），那么，人们就应设法用某种更快捷、更为产业化的手段来灭绝他们。

于是乎，顺从的德国技术师们就着手工作，毒气室就被设计并建造出来，他们找到了一种经济实惠、性能可靠、理想的毒药。那原本是一种用来杀灭船舶底舱老鼠的瓦斯，却被德国党卫军部队向德国法本集团公司大批量地订购，数量之大令人不安。法本工业集团迅速办理订货，收纳账单，其他的一概不予过问。是不是有老鼠肆虐成灾了？不该知道的最好别问。德国企业家们毫无思想顾忌，昧着良心在毒药上赚大钱。

这牵涉埃尔福特[1]的托普弗公司及其子女，还有铁制的建筑物（在布痕瓦尔德[2]的高炉上还挂有牌子，不是在已被炸毁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高炉上）。该公司接受了订单，要制造出一种每小时能焚毁1000具尸体的火化装置。设备设计并制造成功了，并当着托普弗公司的主任工程师及其子女的面检验合格。整套设备于1943年初开始运行，一直高效率地运行到1944年10月。你们可以算一算。然而，还有更恶劣、更糟糕的事情，它表明无耻的罪恶是多么容易得逞。请你们注意，这不仅仅在德国，德国人凡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搞这套伎俩。这是一种小孩子玩的游戏，物色到叛徒后，让他们当总管，腐蚀人的良知，营造或恢复那种貌似一致苟同的氛围或公开的恐怖气氛，这是实施他们的帝国蓝图所必需的。

德国人在法国——其永远敌对的法国——的统治就是这样实现的，在当初强大自由的挪威也是如此，在尽管实行过20年苏维埃制度的乌克兰也这样，就是在波兰犹太人贫民窟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恐怖地这样讲述着，甚至在集中营里面也如此。暴力的肆虐横行、诈骗舞弊的盛行、非人的奴役欺压，犹如洪水猛兽，没有任何堤坝能抵挡得住，除了那些抵抗运动蓬勃发展的欧洲的零星孤岛之外。

我说过，在集中营里也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真的想提高免疫能力，不受蛊惑，那么在真理面前，我们不应该停滞不前，我们不能因那些溢美之词而宽容原谅。集中营不仅是折磨人致死的场所，也是使人沉沦的地方。人的良知从未像在集中营里那样受到强暴、伤害和扭曲，没有任何地方有过我先前提到的那样骇人听闻的事件，这证实了人的良知是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颠覆，又那么轻易地被淹没。哲学家贾斯佩尔·卡尔[3]、诗人托马斯·曼[4]竟然放弃以合理的秘诀来解读希特勒主义，他们用这样的文字——“dämonische Mächte”，称其是“魔鬼般的权力”，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这个层面说，经营集中营的技巧有许多特别却又令人困惑的含义。他们要达到侮辱囚犯的人格、令人失去尊严并把人沦为牲畜的目的。为此，他们让囚犯乘坐闷罐车，刻意让其混合杂居，故意不供给水（这里不涉及经济上的因素）。为此，他们让囚犯在胸口贴上黄色星星，一律剃去头发，连女子都得剃光头。为此，他们在囚犯胳膊上刺字，让其穿上滑稽可笑的囚服，拖着得一拐一瘸走路的木屐。为此——不然，就让人难以理解——他们每天都让衣衫褴褛的囚犯们踏着军人的步伐，井然有序地列队在军乐队面前通过，一种必须履行的典型仪式，一道既滑稽可笑更令人悲怆的风景。除了营地的主人们之外，还有希特勒的童子军（Hitlerjugend）在一旁观看，这都是些14至18岁的孩子，这会给他们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何种印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他们谈到我们时就是“这些犹太人”“共产党人”“我们国家的敌人”吗？然而，这哪里还是人？他们是玩偶，是牲口：他们身上肮脏不堪，衣衫褴褛，他们从不洗漱；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不反抗，他们想的只是填饱肚子。那么，就得让他们一直干到死，就该把他们都杀了。把他们与我们做比较、对他们实施我们的法律是可笑的。

通过另一条途径，同样可以达到侮辱人格、使人丧失尊严的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即使是最高层，都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许多人还是犹太人。不应该认为这样会改善营地囚犯们的生活条件，事实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于是，司令官霍斯可以毫不内疚，可以举起手说“我的手是干净的”，“我们并不比你们肮脏，我们的奴隶，他们自己与我们一起共过事”。你们可以重读一下霍斯在其日记里写下的可怕的篇章，里面讲到在毒气室和在焚尸炉工作的特遣队，你们就会懂得什么是罪恶的传染。

然而，传染并非是单向性的。妄想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界，这不仅令人憎恶，而且是一种野兽般的疯狂。他们妄想创建一个具备至高无上的日耳曼一切优良品格的血统高贵的民族，并由一群饥肠辘辘的不成人样的奴隶伺候着。

在德国，没有比党卫军和纳粹党的机制更腐朽、更污秽的东西了。他们呼吁灭绝犹太人、波兰人、苏联人，以及德国本土心理有缺陷的人，这种声音在民众中、在军队里广泛传播，助长了（撇开一切道义上的判断）在民族社会主义周围营造一种不信任和分裂的氛围。从某种程度上讲，与这种氛围本身相关联的是军事上的颠覆，以及轴心国和同盟制度的崩溃。德国人不甘愿邀请他们的盟军头领们参观死亡营的设施，但消息传开了，德国人暴露了自己不仅是靠不住的盟友，还露出一副危险的盟友的面孔。所有从苏联前线回来的意大利军人都讲述他们所见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集体埋死人的乱葬岗，在田野里像野兽般被追逐的妇女和儿童，以及整列整列装载着冻死或饿死的苏联战俘的火车。

循环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种卑鄙的事业而战斗，打仗的士兵们感到十分气馁：数量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尽管继续按他们的本性在尽职——感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格言（他们系在子弹带上的）是一种多么强烈的讽刺。它不是灾难的原因，却助长了灾难。

大家都知道，历史并非总是公平的，而天命不总是能应验，相反，我们都热爱正义。为什么我们得向我们的子女隐瞒这历史审判的杰出典范呢？为什么不对他们说出真相？说希特勒创建了死亡营，而他被打败了；不仅如此，还要告诉他们，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正是因为他想创造死亡的文明，所以被打败了。

普里莫·莱维

1961年

[1] 埃尔福特（Erfurt），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工业中心城市。

[2] 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城市。

[3] 贾斯佩尔·卡尔（Jaspers Karl，1883—1969），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

[4]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作家。被誉为20世纪德国文学第一人，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反希特勒主义的立场而被迫先后流亡美国和瑞士。

放逐和灭绝犹太人

种族主义的法令颁布时，我19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读化学专业一年级。一种神秘的天意赋予了我一时的天资，使我完成了学业。应该承认，在当时大学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过得还不坏。大学生中激进的法西斯分子为数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险分子。面对那些新的法令，他们也感到相当困惑，那些法令从一开始实行就显得是愚蠢之举，无非是效仿德国人的那些更为凶残的法律；不过，当时抱一种怀疑主义态度的人占上风，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种装聋作哑和视而不见的气氛，人人都顺应着这种气氛，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教授，无论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人们感到战争正要来临，而战争也真的来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压、蹂躏之下，继续我的学业，不过，找到躲避的途径并不难。

对犹太人施行迫害和歧视的法令，我在大学同学和教授中没有遇到表示声援的人，也没有人表示出敌视。不过，雅利安人之间的友谊在一个个逐渐瓦解，除了那些极少数不怕被当作“假虔信派”[1]，或者那些就像法西斯官方称之为“荣誉犹太人”的人以外。但是在私底下，法西斯大学团体（GUF）的法西斯党魁们自身也带着某种有罪的神情，尴尬地看着我们。

1941年，我以自己最优异的学科成绩获得了学位。我经常想到，这个成绩只是部分地属于我应得到的，它凝聚着不甘心随波逐流的导师们的一种苦心，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又胆战心惊。另外，他们之中，没有人把我当作内部学生接纳过我，在当时那可是一种太过严重的轻率之举。

有一点我得承认，在那些岁月里，无论是我，还是跟我处境相同的年轻人，脑海里都不曾掠过一种积极对抗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义曾经炫耀自己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和人的品行，而实际上，它促使人们产生一种严重的懈怠，一种精神上普遍的、隐秘的空缺。我们当初自称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与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辈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割断了。我们得过且过地学习、工作、开展政治讨论——经院式学术性的讨论，它们是贫乏的、充满空想的。

我在米兰相当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当时很多年轻人都去当了军人，社会上明显缺乏技术人员。1943年，事情却骤然起了变化。先是3月都灵工人举行大罢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那是法西斯全盛时期的一次罢工，战争正处于白热化。政府方面做出了一种出奇胆怯的反应。人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终于发出某种不同的声音，不再随波逐流，也不再一边倒地站队。在意大利，当时除了法西斯之外就是空白，这并不是真的。

5个月之后，7月25日，政府和法西斯的机制令人难以相信地闪电般地解体，就证实了这一点。接着就是热火朝天的几个星期，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行动党、自由党先后建立，各种政治方针和纲领、新的名字、新的事物层出不穷；人们亟须做出一种选择，却又缺乏一种选择的标准，而德国人在勃雷内罗[2]，还与在我们家里的德国人一起干，巴多利奥[3]将军发出的模棱两可的声音：“战争在继续。”

9月8日，灾难来临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那是最后的大混乱。我们默默地看着德国的战车突然闯入米兰的街头。我失去了一切联系。我没有一个果断的计划就回到都灵，并抵达瓦莱·达奥斯塔。当时我毫不怀疑，是该做些什么了，但是许多关于该做的事情的言论，我虽然听到过，也谈到过，但我的思想极其混乱，不知究竟该做些什么。别的年轻人都涌向那些山区：有逃避服兵役的，有溃散的军人，也有工人以及山谷里的居民。我们组织起队伍。我们与在都灵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的策源地取得不定期的联系，但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武器，更没有经验。

不久之后，12月13日，随着一次告密，法西斯国民卫队的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令我们措手不及。许多人成功地逃脱，我却被逮住了。我持有假证件，本来也许可以掩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审讯中，我承认了自己是犹太人。事后我冷静地做了判断，认为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错误，不过，当时我觉得那是对自己加入游击队的事实最好的解释。另外，我觉得在那种时刻否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正如你们所见到的那样，当时我很年轻，很天真！）

我被送到了佛索利，在意大利北方抓捕到的所有犹太人都陆陆续续地聚集到那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健康的、生病的，还有濒于死亡的人；有百万富翁，也有乞丐。所有的人都等待着某些恐怖的事情发生，但当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接踵而来的事情。当我们的人数达到650名时，党卫军出现在了营地，他们向我们宣布说，两天之内我们就将出发，全部都得走，无一例外。去往何处？不得而知。旅程持续了三天。我想，没有必要再描述在一列闷罐车里的三天旅程：寒冷、饥渴、劳累、无眠，尤其是恐惧。

我们在夜里抵达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之中无人知晓“奥斯维辛”那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让我们从车皮里下来，迅速地盘问了我们：“你身体健康吗？你能干活吗？”按照回答，根据一种极其草率的考查，他们当即就把我们分成三组：有劳动力的男子96人（我属于其中之一）；有劳动力的女子29人；最后是所有剩下的人。妇女们徒步前往比尔克瑙集中营。29名女子当中，后来只回来4人。我们前往莫诺维茨集中营，后来有10个人回来。其他所有无劳动能力的人中，无一人返回。他们都是老弱病残者，有孩子，也有不愿丢下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在很久之后才得知这些事情的：他们被塞进毒气室里，随后在焚尸炉里被烧掉。奥斯维辛为此而存在，奥斯维辛就是为此服务的。就这样，650个人当中，回来了14个。

我们男子组被押送至莫诺维茨集中营，它离“首府”七公里，属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群落。我应该直说的是，比起其他集中营里的条件，当时它不算是最艰苦的。经历过更为恶劣岁月的那些上了岁数的囚犯，讽刺地称呼它是“疗养所”。其中并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因素，民族社会主义是不认同这种因素的。其中另有一些原因。莫诺维茨集中营从属于一个规模巨大的工地，那里当时正在建设一个法本化工联合企业，它是德国化工企业的托拉斯。那是占地面积达六平方公里的一片工地，是个一望无际的庞大工程。莫诺维茨集中营是那个化工集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地域上看也是如此，营地位于工厂周边、外围之内。

在工地上干活的有四万名劳工，其中有一万人是我们这些莫诺维茨的奴隶。我们的劳动，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是正式纳入德国人的工作计划的，而且还计算在财政年度预算当中的，对任何人都不例外，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何况，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工地上与德国民工每天都有接触，那些德国民工自己至今也一无所知，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们当初的劳动应该是有报酬的，但不是给我们；每一个工作日，法本化工联合企业都支付六个马克给我们的老板，就是党卫军，我们是属于党卫军领导的。

我经常寻思着，这样的组织机构中蕴含着多少冷酷的算计，包含着多少疯狂和暴虐。显然，从党卫军角度来看，我们的劳动付出只不过相当于另一种“行动”——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一种副产品。因为很清楚，没有一个企业家，怎么说呢？没有一个黑奴贩子，哪怕是古时候法老时代的犯人头目，会真的想从我们这样的劳工身上去赚取一种经济利益的。我们所有人几乎都从事挖土、搬运等繁重劳动，而当时我们身上的力气还不如一个孩子，而且我们之中大部分人生平从未握过一把铁锹。极少数人具备某种有用的专业特长，比如，有人当过电工、机械师、化工技术员等，才让他们干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然而，每个人都不难明白，怎么能让一个工程师在那样的处境下干好工作呢：一个终日挨饿、衣衫褴褛的人，一个长满溃烂的伤口、满身虱子、从来得不到漱洗、蓬头垢面的人，一个深知在几个月之内就得去死的人，一个知道也许明天就会被弄死的人，他是不会有爱心，也无法热爱其所从事的工作，更不会对工作感到有什么兴趣的。他甚至会憎恨其所做的工作，因为那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工作。

用言语让人们明白，生活在一个集中营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并不容易；而用简洁的言语来表达，就更不容易。就说饥饿，那是与大家通常了解的饥饿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种长期的慢性饥饿，而且它不在肠胃里，而在脑子里，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魔咒，在一天的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它；夜间，在睡眠的自始至终，梦见的就只是吃东西，或者说，梦见正要吃东西，而后来，就像坦塔罗斯[4]的神话里描述的那样，在最后一瞬间，有某种魔力让食物全都消失了。说到劳累，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人尝过这种劳累，那是驮畜般的劳累、受人鄙视的劳累、无法逃脱的劳累，得不到强使其劳动之人的同情怜悯，它伴随着被人视作无用之辈的感受，是野兽般残忍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没有目的的劳累。说到寒冷，即便是最卑微的乞丐在冬天里也能设法穿些破衣烂衫御寒，找到一席温暖的铺位、一杯葡萄酒。可是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抵御寒冷的办法：人们得穿着厚布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度过十分漫长的工作日，在异国他乡一种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淋着雨，甚至连流淌在血管里的血也是冰冷而又贫乏的，无从予以保护。这样的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就必然导致疾病。集中营里有医务室，但用来治疗各种轻度疾病的药物只有两种：阿司匹林和乌洛托品。治疗严重的疾病，或者也不算太严重却又难以治愈的疾病，如因饥饿引起的浮肿病，这病在当时很普遍，就只有一种人人都知道的药物、根本性的药物，它叫“壁炉”，那是大家对它的简称：它就是比尔克瑙的焚尸炉。

但是在极其少的劳动间歇时刻里，比如，在例外的休息日里（我一年之中只有过五天），不必承受任何肢体上的痛苦和劳累，却充满了另一种痛苦，不乏忧伤和悲怆；那是人心灵上的痛苦，它来自意识的回归，再度感受到远离家乡之愁、难以获得自由之苦，它源自对尚活在人世却无法接近的亲人的思念，源自对像被运往屠宰场的牲口那样已死去的故人的怀念。

不过，莫诺维茨算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我这么说，并不带任何讥讽。在莫诺维茨的囚犯平均能存活三个月，因为它是一座“劳动营”，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灭绝营。而在海尔姆诺、索比勃尔、特雷勃令克和迈丹内克的集中营里，囚犯平均只能活一至两个星期。如果说没有人谈及这些集中营的实况，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从这些地方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在莫诺维茨待了一年，之所以能从那里活着出来，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巧合。首先，我这个人一向进食量少，因此，集中营里定量供应的食物，尽管对我来说也不充足，但不像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那样少得可怕，远远不足以维持身体的需要。的确应该注意到，恰恰正是那些身强体壮的人和运动员类型的人，成了极度饥饿的首批受害者。我见到一些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他们体格十分健壮，可是到集中营一个月之后，就都饿成了一具骷髅而走上去“壁炉”（焚尸炉）之路。另外，我早先经受过山里生活的磨炼，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能抵御寒冷，能熬得住艰苦和劳累而没有病倒。我懂一点德语，从进入集中营一开始，我就尽可能地努力学些德语。

这里我顺便得插一句，并提醒一下，集中营使用的语言之混乱，是怎么导致那里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营地里用德语和波兰语下达的各种命令日夜不绝于耳，处处听到的是凶狠的恫吓、大声的谩骂和吼叫；囚犯们必须能够听得懂，或当即猜测出那里所施行的各种规章制度、条例禁令，还有各种古怪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指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初集中营里的希腊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高的死亡率，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单凭猜测要弄懂别人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比如，一阵拳打脚踢突然把你们打翻在地，就只是因为你们穿的上衣有四颗或六颗纽扣，而不是五颗；或是因为在寒冬腊月里，他们看见你们头上戴着帽子躺在床上了。

不过，通晓德语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幸运的事情。1944年7月，法本集团的德国人需要懂化学的人去他们的实验室工作。我们之中有很多人申请，要去的人太多了。必须得确定谁是化学师，谁不是。德国人是“认真的人”，他们举行了一场严肃的考试，自然是用德语考试。至于应试者是否已沦为勉强能站得住的、活着的幽灵，他们压根儿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生产，也就是找到断定是有用的技术人员。他们找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不认为自己对法本化工集团真有过什么用。那几个月里，不断有飞机轰炸，因此，我作为“专业人才”的工作，就局限在把精致的测量仪器从实验室搬到地下室，再从地下室搬回实验室，一天往返三四次。不过，首先，我不曾想过让自己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不管怎样，这样我就有了少有的特权：在1944至1945年冬天的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我能待在室内暖和的地方，不用从事过分艰辛的劳动。

多亏命运最后一次奇迹般的干预，我得救了。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集中营的整整一年之中，没有得过什么病，可是临近1945年1月10日，就在听得见苏联人的隆隆炮声之际，我患上猩红热，住进了营地的医务室。没过几天后，整个集中营全都撤空，斯雷西亚北部所有的集中营同时都撤空了，包括奥斯维辛在内。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最可怕的篇章。看来，这次撤离行动是由希特勒亲自决定的，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启动了：所有能够行走的囚犯——在奥斯维辛地区有15万之多——被迫踏上征途，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雪地上行走，没有食物，没有停歇，连续走了七天七夜，前往莫坦森、布痕瓦尔德、达豪——有好几百公里的路程，沿路都挤满了溃散的士兵、逃跑的平民以及行军中的官兵队伍。

这种疯狂的行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臆想中的一次反攻补充劳动力，二是不在身后留下人证。因此，掉队的人无一活命。无论谁拖累行军速度，当即就被击毙。在放逐生涯中的那次可怕的再次放逐中，存活下来的人不超过十分之一。这些幸存者随后又被编入我前面提到过的其他集中营，那里早已人满为患，而他们又得立刻投入艰苦的劳动。而我，当时跟病号们留在了莫诺维茨的医务室里，因此躲过了这地狱般可怕的冒险之旅。

党卫军曾接到过命令，要纵火焚烧我们传染病人所在的棚屋，并用机枪击毙想逃生的病人。当他们正准备执行命令时，一次猛烈的空袭把营地炸得一片狼藉。空袭结束时，德国人早都逃走了。我们这些病号就被丢弃在营地自生自灭，整整十天没有食物，也得不到任何治疗，干守着那倒霉的棚屋。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人来到营地时，有一半多的病号已经饿死或病死了。

普里莫·莱维

1961年

[1] 假虔信派，系17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宗派，在这里是“假装有怜悯心者”的意思。

[2] 勃雷内罗（Brennero），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交界处，阿尔比斯山的山口，是波河平原与欧洲中部之间十分重要的交通要道，属于意大利北部特雷蒂诺-阿尔多-阿迪杰大区。

[3] 巴多利奥（Badoglio Pietro，1871—1956），军人，政治家，墨索里尼被捕后，被意大利国王召去组成临时政府，与英美联军于1943年11月8日举行停战谈判。

[4] 坦塔罗斯（Tantalo），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吕底亚王。因他把自己的儿子帕罗普斯剁成碎块，献给诸神吃，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罚他永世站在水中，那水深至他的下巴，他口渴想喝水，水位就退落；他头上有果树，当他肚子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

审判博斯哈默尔[1]的声明

遣送的准备工作。1944年1月27日，我被分配到佛索利集中营。营地是在意大利警方监督之下运营的；我抵达那里时，营地收容着约350名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人。临近2月15日，约有10名德国党卫军士官来到佛索利营地，其中有一名德国上士，也是党卫军的；他们剥夺了意大利官员们的权力，直接组织了遣送。他们让翻译告知我们，所有的犹太人将启程去一个寒冷的国家，因此，最好随身带上一些厚衣服、被子或皮衣。当然，除了带上贵重物品、金钱和外汇之外。等到犹太人在营地的人数达到650名时，他们就开始遣送；病得十分严重的人也被遣送走，其中有一个将近90岁的老妇已濒于死亡。而传染病患者以及一些英国籍的犹太人，却留在了意大利。德国方面既没有准备也不分发任何旅途上所需的食物，不过，我们被获准在当地购买了一些食品带上。

1944年2月22日，我们从营地被运送到火车站，是乘坐由意大利人驾驶的汽车去的，但由上面提到过的德国党卫军士兵负责押送。他们态度十分粗暴野蛮，对我们拳打脚踢，催促我们上下汽车，并赶着我们进入火车车厢。车皮（是运载货物的闷罐车）内事先没有安置任何盛水容器，也没有任何卫生设备，地板上铺着薄薄的一层稻草。

这就是我所遭遇的第一次把犹太人从佛索利遣送至德国的情形：2月22日从佛索利出发，2月26日晚上抵达奥斯维辛。

旅途押送队。由身穿党卫军制服的德国人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是我在上面提及的10个人之中的。

遣送的目的地。在每一节车皮外面，挂着粘贴在专门框架里的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奥斯维辛”的字样。

在佛索利营地里负监督和行政管理的意大利警方的官员中，我记得有下列名字: 阿韦塔比莱、德泰斯科、塔利亚拉特拉。他们行为正派，对待我们挺人道；我认为他们知道，也应该记得负责押送我们乘列车的德国人的名字。

普里莫·莱维

1965年

[1] 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Friedrich Bosshammer），前德国保安警察局驻维罗纳总指挥部指挥官。

犹太人的遣送

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不能加入军队，并且不能进入大学工作，于是9月8日前后，我就加入了一支游击队。我们经常遇上一大批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各地的军人，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行进：有人回家，有人寻找部队，有人寻找一个头头。

我们一跟这些曾经的军人交谈，就发现他们想说的都是一件事：不应该跟着德国人打仗，因为他们目睹德国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些军人到过希腊、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的前线，他们说：“这不是战争，这些人不是同盟者，他们不是士兵，他们不是人。”把我们意大利人连接在一起的团结精神，就产生于这种明显的人性，就是那种纯洁的、简单的人性，它在意大利依然存在，尽管意大利人有许多缺点。我觉得，这是不可忽略的第一要素，它彰显了返回国内的意大利军人的气质。

第二要素是：你们可以觉得我是愚蠢的，虽然我是作为游击队员被抓捕的，但我无意识地声明了自己是犹太人，最后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在莫诺维茨劳动营干活，它紧靠着关押战俘的集中营，里面有英国、美国和苏联战俘，以及波兰、法国与意大利的战俘——他们中有些是军人，有些是扫荡中被抓来的平民，另外还有所谓的“志愿者劳工”。意大利战俘过得并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们的集中营里没有毒气室和焚尸炉，这是真的，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特点，不过，在最初的时候，他们营地的环境条件和衣着状况与我们相差无几。

但是，那些意大利军人中有专业知识的劳工或有一技之长的，他们的处境要好一些；我们都得到过这些人的帮助；不光从这些人，我们还从意大利平民囚犯那里得到过帮助；并且不光是我们意大利人，而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的那些同胞的仁爱之心感人肺腑。德国人都知道，意大利人都是“好样儿的”，他们用讥讽的口气这么说；那是真的，那是被大家公认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与人们在这天晚上议论许久的一件事休戚相关，就是意大利军人们以极高的百分比，几乎是全部军士，毅然拒绝加入意大利社会共和国[1]，因为加入就意味着赞同纳粹主义，就是支持纳粹制度非人道的行径。

说罢这些，虽然今晚我是作为被捕的游击队员前来做证，证明我说到的那些人当时无从选择，而对于年轻人，对于我这一辈的年轻人来说，是可以做出一种选择的（而从我这方面来说，是在后来做出的选择）：选择“不”，选择不赞同。

为不能做选择的人做证，就是为所有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公民做证。这些人当初不能做任何选择：他们之中有妇女和老人，他们是多年来与外部世界割断任何联系的人。从1939年起，他们就生活在不公开的秘密状态，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出某种选择的。我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怎样，尽管有巨大的困难，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但当初是有过一种抵抗的，不仅仅在波兰、苏联、乌克兰的少数犹太人内部，而且就在集中营里面，他们也参与其中。犹太人群体团结一致，还与其他集中营里发生和经历过的地下活动合作。

自然，那些被关押在政治犯集中营里的人，与那些被关押在大部分是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不一样；理由很明显，在一个关押政治犯或大部分是政治犯和战俘的集中营里，囚犯们以往都上过学校，一般在学校里经受过严格的政治培训。他们多半是一些充满活力的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被押送至集中营时，自己正处在正常工作和事业的顶峰时期。何况，他们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团结精神，至少在同一民族的团队之间，也是出于政治理念的相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情况就大不相同；那是一座巴别塔[2]，至少对我们意大利人来说，是坠入了黑暗的深渊，也就是被丢进一个相互不明白、我们难以理解的天地之中。我们不理解的理由有很多，也因为语言不通，而且营地里实施一种铁一般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开导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得凭直觉去获知，因为说话少又经常出错，一旦出错就得死；而且因为民族的混杂，来历和思想又如此的多样、复杂和混乱，我们真的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辨别方向、明确做法，而几个月之中人也就死了。

押在奥斯维辛的囚犯中95%是犹太人，约5%是政治犯和所谓挂“绿三角”的人，也就是普通罪犯。从法律上看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政治犯和挂“绿三角”的罪犯几乎都是德国人，这一点，连德国人自己也从来不会忘记。甚至是大部分已被希特勒杀害的德国共产党人，由于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他们也被看作与犹太人截然不同的人。那些对我们态度经常都很好的德国政治犯，都是被关了5至10年或12年的囚犯，大家都知道“大好的前程”意味着什么。他们都曾有过“大好的前程”；没有获得大好前程的，就不会再有什么前程了。因此，撇开一切规章制度不说，虽然他们不该有一种不同的待遇，但他们仍然享有，抑或他们通过组织起来获得。

我所在的集中营，是一个不错的营地，因为是劳动营，囚犯在那里平均能活三个月；三个月之中，营地人数减少一半，但总有新带来的囚犯加以补充。我说那是一个不错的集中营有很多理由，因为它是一个劳动营，可以有很多机会与意大利军人，甚至跟英国军人取得联系；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屏障并非是密不可透的，存在着某些通道和缺口。不过，大家都知道比尔克瑙集中营是怎么回事：那是人只能进去不能出来的一种集中营，在那里谈不上什么平均存活率，它只用于毁灭人。

我这样说，并非是想在关入各个集中营的人之间建立一种三六九等的秩序，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提示大家，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产生过一种抵抗运动；不是秘密的事件，而是真正发生过的，它至今尚未被记载在历史中（因为那次事件中没有人存活下来），就是那次破坏焚尸炉的行动。

鉴于某些证人尚活着，在对现场进行视察的基础上，还是有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彻底弄清那次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在那种“一无所有”的“零”条件下，有一小队人想方设法，不仅引爆了焚尸炉，还找到了武器，跟德国人战斗，杀死了好些德国人，并力图逃跑。

值得提醒的是，还有三十来个囚犯成功地穿越了国境，但由一些被德国人吓破了胆的波兰人交还给了德国人。就这样，这不多的几十名英雄第一次在奥斯维辛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本来不仅有助于他们，而且有助于营地里全部被囚禁的人员，可他们却看到自己的企图不幸地落空了。

普里莫·莱维

1966年

[1]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 S. I.，1943年9月23日—1945年4月25日），也称萨罗共和国，因其所在地在意大利北方加达湖畔的小镇萨罗而得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建立的傀儡政权。

[2] 巴别塔（Babel），《圣经》中所叙述的由诺亚的后裔所建的一座通天的高塔，当时世人语言相同。后来耶和华弄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言语不同，让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于是巴别塔终未建成，从此世上就产生了成百上千种语言。后来人们用巴别塔来比喻嘈杂混乱的地方。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调查表（德意双语）

（1）您在意大利被捕之前，一直生活在哪里？

——在都灵。

（2）您是在何处被何人逮捕的？

——1943年12月3日，在英特尔维的兰佐（科摩），在瑞士边境被法西斯保安军逮捕；当时我是被瑞士驱逐出境，原本我是打算与妻子到瑞士去避难的。

（3）您为何被捕？

——因为我是犹太人。

（4）被捕后，您被放逐到何处？

——先是在科摩的监狱里，后来在摩德纳的监狱，然后又被押往佛索利集中营。

（5）您在卡尔比（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警方的临时性集中营里待过吗？

如果情况是如此：您是何时，又是从何处被押送到那里的？您在那里待了多久？

——在佛索利的营地逗留时间：从1943年12月21日至1944年2月21日。

您和您的难友们在那里的待遇如何？

——在意大利警方的管辖之下，也就是说，直到启程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两天，我们的待遇不算太坏。

（6）您是在意大利认识了前党卫军上校军官、突击队队长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吗？如果认识，您是在什么机会和在什么场合中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我从不曾知道党卫军军官和士兵们的名字。

（7）您是在何时从卡尔比的佛索利（或者可能从意大利的另一个地方）被押送到奥斯维辛的？（请尽可能地提供确切资料。）

——1944年2月21日晚从佛索利出发，1944年2月26日抵达奥斯维辛。

（8）从意大利出发时，您知道被放逐至何处吗？

——知道，是去奥斯维辛。

（9）被放逐之前，您是否知道被押送的犹太人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者至少您害怕会死吗？

——我知道得很清楚。

如果是如此，那您是怎么得知的？您的惧怕因何产生？

——是从南斯拉夫、德国、波兰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难民那里得知的消息，他们对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完全知晓。

（10）您是以什么方式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遣送的方式、装卸的车站、列车的路线等。）

——乘坐火车，是运货的车皮，每个车皮装载40至50个人，车厢地板上没有铺草，也没有被子。火车的路线：佛索利——勃雷内罗——维也纳——莫拉斯卡——奥斯特拉瓦——奥斯维辛。

（11）从意大利到奥斯维辛花了多长时间？

——五天。

（12）请您讲述前往奥斯维辛一路上的确切的情况。（是载客列车还是运货列车，您与多少人待在一个车厢里，膳食的提供如何，比如旅行之前及旅途中是否有热的食物和饮料，火车停站期间是否有可能下车，旅途中的死亡率，等等。）

——从未提供过热的食物，旅行之前和旅途中都没有，抵达后也没有；食物有黑面包、奶酪和一些果酱；喝的是每天一次用食时分发的凉水；一天有一次在列车停在旷野地时可以下车，以满足解手的需要，但是在难友们和押送的士兵面前；有一位75岁的老人死了；车厢里冻得要命，口渴难忍。

（13）根据您的估计，同一趟车上有多少人被押送至奥斯维辛？（比如，您可以根据列车的长度、每节车厢的人数和占据空间的尺寸来做估计，也可以从意大利上车时以及在奥斯维辛下车时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估计。）

——肯定地说，与我一起被遣送的一趟车上共有650人。年岁最大的75岁（死在旅途中），最小的三个月。

（14）您到达的是奥斯维辛的什么地方？您在哪里被卸下车？

——我在1944年2月26日晚上9点抵达奥斯维辛的火车站，下车后，当即就被分成几个队：一边是妇女和儿童，另一边是男子。然后每个队又被分成两组：年轻力壮的站在一边，上岁数的、14岁以下的儿童和病人站在另一边。

（15）筛选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筛选进行得很迅速，也很粗暴；我们被列入壮劳动力的那一队，由95名男子组成，而且立刻用好几辆卡车送往莫诺维茨劳动营（称作“布纳”）；被准许入劳动营的妇女（12名女子）则被送往比尔克瑙。

（16）经过筛选后，多少男子和多少女子被迫从事营地的劳动？其他人后来如何？

——95名男子和12名妇女从事营地劳动；其他人都立刻被带往比尔克瑙毒气室，当晚就窒息而死。获准从事劳动的95名男子和12名女子中，战后重返意大利的分别是8名男子和4名女子。

（17）发给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号是多少？

——174489。

（18）您是在何时何地得知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遭遇的？

——从1942年冬至1943年，我是在救助到意大利避难的外国犹太人组织里行医期间得知的。

（19）a. 除了您之外，与您乘坐同一趟列车的人中间，战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

——七男四女。

b. 请您指明您所认识的可能的幸存者的名字和地址。

——普里莫·莱维博士，都灵，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

阿尔多·莫斯卡迪博士，比萨，阿尔诺河沿河大道，博齐街2号

露恰纳·尼幸姆博士，米兰，？？？大街

斯泰拉·瓦拉布雷加，？？？？？？

欧金尼奥·拉文纳，弗拉拉，博洛尼亚大街。

鲁恰诺·马利亚尼，米兰（1968年12月去世）

莱奥·泽利科乌斯基，阿尔科（特伦托），卡皮特里大街，49号

？·泽利科韦茨，？？？？？

c. 同车的难友中，您认识的哪些人在奥斯维辛被杀死了？

约兰达·德·贝内代蒂，阿尔巴人（库内奥）

弗朗科·萨切尔多蒂，那不勒斯人

雷纳多·奥尔托纳，都灵人

圭多·梅利，摩德纳人

马里奥·莱维，工程师，米兰人，偕同妻子和女儿

朱塞佩·？·露丽亚，都灵人

圭多·瓦拉布雷加，都灵人，偕同妻子

恩里科·马拉亚尼，威尼斯人，偕同妻子、儿子、父亲、母亲和两个表姐妹

？·克鲁克斯曼，维也纳人

？·以斯拉艾尔和妻子萨拉耶夫人

西格拉·？·卡比利奥

瓦拉布雷加一家，热那亚人（父亲、母亲及其儿子和女儿）

马乔雷·巴萨尼一家，乌迪内人（父亲、母亲及其儿子和女儿）

拉文纳一家，弗拉拉人（父亲、母亲和女儿）

特德斯科一家，威尼斯人（父亲，母亲，及其两个儿子）

1970年8月5日于都灵

（日期）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签字）

1970年

普里莫·莱维指控博斯哈默尔的调查问卷

调查表

（1）您在意大利被捕之前，一直生活在哪里？

——在意大利的都灵和米兰。

（2）您是在何时被何人逮捕的？

——1943年12月13日，被法西斯国民卫队在布鲁松（达奥斯塔）附近逮捕。

（3）您为何被捕？

——因为参加游击队活动，我个人的犹太人身份是后来暴露的。

（4）被捕后，您被放逐到何处？

——先被押送至达奥斯塔的法西斯国民卫队兵营，然后，（将近1944年1月底）被押送至卡尔比的佛索利营地。

（5）您在卡尔比（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警方的临时性集中营里待过吗？

——是的。

如果情况是如此，您是何时，又是从何处被押送到那里的？您在那里待了多久？

——从达奥斯塔（见上面所述）。我在佛索利一直待到1944年2月22日。

您和您的难友们在那里的待遇如何？

——我们在佛索利逗留期间，营地在意大利警方的管辖之下。我们没有遭到恶劣的对待，但是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食物是缺乏的。

（6）您是在意大利认识了前党卫军上校军官、突击队队长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吗？如果认识，您是在什么机会和在什么场合中认识他的？

——不认识。

（7）您是在何时从卡尔比的佛索利（或者可能从意大利的另一个地方）被押送到奥斯维辛的？（请尽可能地提供确切资料。）

——我从佛索利于1944年2月22日被遣送至奥斯维辛。

（8）从意大利出发时，您知道被放逐至何处吗？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列车的车厢外面挂着标有“奥斯维辛”的牌子，不过，我们之中没人知道奥斯维辛在何处，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9）被放逐之前，您是否知道被押送的犹太人会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者至少您害怕会死吗？

——我当时很害怕。

如果是如此，那您是怎么得知的？您的惧怕因何产生？

——从英国广播电台得知的消息，还从与许多外国的犹太人（特别是克罗地亚人）交谈中得知的，他们是为了逃避纳粹分子的占领在意大利避难的。

（10）您是以什么方式被遣送到奥斯维辛的？（遣送的方式、装卸的车站、列车的路线等。）

——从卡尔比火车站至奥斯维辛火车站，乘坐的是运货车皮，途经曼多瓦、维罗纳、勃雷内罗、萨里斯堡、维也纳、伯尔诺（捷克境内）。

（11）从意大利到奥斯维辛花了多长时间？

——四天。

（12）请您讲述前往奥斯维辛一路上的确切的情况。（是载客列车还是运货列车，您与多少人待在一节车厢里，膳食的提供如何，比如旅行之前及旅途中是否有热的食物和饮料，火车停车期间是否有可能下车，旅途中的死亡率，等等。）

——列车由12个车皮组成，每节车皮装45至60人。旅途中我们既没领到食物，也未曾有任何种类的饮料，只是之前允许我们随身带上面包、果酱和水。每天允许我们从车厢下来一次，禁止我们在火车停站时从车窗讨要食物。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位妇女在旅途中死去，他们禁止把尸体卸下车厢。

（13）根据您的估计，同一趟车上有多少人被押送至奥斯维辛？（比如，您可以根据列车的长度、每节车厢的人数和占据空间的尺寸来做估计，也可以从意大利上车时以及在奥斯维辛下车时观察到的情况做出估计。）

——那列火车上被放逐的人有650名。

（14）您到达的是奥斯维辛的什么地方？您在哪里被卸下车？

——我们在夜里下的车，在奥斯维辛城的火车站（不是在比尔克瑙），就在那里进行了筛选。

（15）筛选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

——筛选当即就进行，过程很快。看上一眼，提一个问题：“你是健康的还是有病？”按照回答，向我们指引三个方向，那里有三辆以上的车等着（分别是有劳动能力的男子、有劳动能力的女子、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16）经过筛选后，多少男子和多少女子被迫从事营地的劳动？其他人后来如何？

——去从事劳动的有69名男子（去莫诺维茨-布纳），29名女子（去比尔克瑙），其余所有的人都在二至三天内被害死。

（17）发给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号是多少？

——174517。

（18）您是在何时何地得知在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的遭遇的？

——在莫诺维茨-布纳营地内，从与被囚禁的难友们的交谈中得知的。

（19）a. 除了您之外，与您乘坐同一趟列车的人中间，战后有多少人幸存下来？

b. 请您指明您所认识的可能的幸存者的名字和地址。

c. 同车的难友中，您认识的哪些人在奥斯维辛被杀死了？

——据我所知，与我同一趟车被放逐的难友中有13个存活下来。

其中有：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乌贝托国王大街61号，都灵欧金尼奥·拉文纳，弗拉拉

利科·伊斯拉埃尔，基尔亚特·蒂弗，伊茨雷埃尔大街4号

阿尔多·莫斯卡迪，博齐大街1号，比萨

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科里多尼大街1号F.，米兰

备注：有关本人被捕和被放逐的细节，都包含在我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在德国，也由法兰克福的费舍尔图书社出版（书名原文为“Ist das ein Mensch?”，1961年）。

1970年9月2日

（日期）

普里莫·莱维

（签字）

普里莫·莱维，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都灵，

10128，意大利

1970年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

都灵法院，1971年5月3日星期一

普里莫·莱维，1919年7月31日生于都灵，家住乌贝托国王大街75号，都灵。

“我是完全合法的犹太人。”

“倘若必须进行第二次审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希望能在意大利做证。”

本人于1943年12月因他人的告密被法西斯国民卫队抓捕。国民卫队的行动目的，是要抓捕我所属的一个游击支队，而不是抓捕犹太人。

被捕后我受到法西斯国民卫队和意大利警方的审问，在这次审问中，我声明自己是犹太人。根据我的这个声明，我就被转送至卡尔比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将近1944年1月底，我被押送至佛索利营地。

据我所知，那个时候，佛索利营地属于意大利警方管辖。

我们与意大利警方官员们的关系还不错。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们曾多次向我们保证，营地将会继续在意大利管辖之下，我们不会落入德国当局手中。

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德国当局是何时替代了意大利当局在营地的领导的，不过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党卫军的人出现在营地的日子是1944年2月20日——我可以保证就是这个日期，因为我一回国，就立刻写下一些笔记，它们后来都被放入一本书内，这本书的意大利文题目为“这是不是个人”。1947年，该书由德西尔瓦出版社出版，而后被译成德文，书名为“这是个人吗？”，于1961年由费舍尔图书社出版。

大约在20日那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队党卫军，有四五个人——确切的数字我记不得了。不过，他们是党卫军的人，这一点我可以确切地认定，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国防军与党卫军的制服是有区别的。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这些党卫军士官已在营地驻守好几天了，可我在近2月20日才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说不出他们是什么军衔，但我能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军官，因为我听到过他在命令其他人。我没有注意过他是否与其他党卫军一起来到营地的。这位军官还跟我们用德语攀谈了几句，偶尔还用几个意大利词语，我记得听见过他用意大利语对其他人说“营地大，没柴火”，他这是在有意责备营地前任的管理层的无能。听了他的这句话，我们对未来的命运寄予了某些希望。

他们把被告博斯哈默尔的一些照片拿给我看了，但在这些形象中，我无法辨认出当初我见过的某些人的形象。根据我的记忆，在我抵达佛索利营地时，意大利犹太人有100至200人；后来犹太人的人数迅速增加，在被放逐时达到了650名。2月20日之前不久，有一批来自都灵新监狱的犹太人抵达佛索利营地。我说不清他们是由意大利人还是由德国人押送来的，也说不好那60至80名犹太人是否是与党卫军一起抵达佛索利的。在2月下旬，犹太人是否更加频繁地抵达营地，我说不确切，但我记得，大约在我们抵达后两个星期，有一批刚到营地的犹太人不得不席地睡了一宿，因为营地没有地方能够接待他们。据我回忆，我在佛索利营地逗留期间，大约有400名犹太人分批分期地抵达。

营地的管理权表面上是留在意大利人手中，但我们很快就感觉到，营地的实际指挥权似乎已转交给德国人了；果然，就在2月20日当天晚上，一位党卫军士兵在被我们问及时说，我们将于第二天抑或后天全部启程。那也许是我听到的最初的一些德语词语，说这句话的德国人是一名普通士兵。

宣布启程后，营地内部的情况并未有多大变化，但外部的守卫加强了，德国人方面声称说：倘若我们之中有一个人逃跑，就将有10个人被枪毙。我说不准这是由谁亲自宣布的指令。2月21日早晨，我们之中有人问党卫军的士兵们是否应该随身带上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回答说，我们将会受到很好的对待，不过，我们前往的目的地是一个寒冷的国度，因此建议我们带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金钱、黄金、珠宝、外汇，尤其是裘皮大衣和被子等。我们问党卫军的士兵，我们将前往哪个目的地，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但他们回答我们说不知道。

我记不得，对于全家被放逐的囚犯，他们是否私底下进行过一次审问，很可能他们对非意大利籍的犹太人那样做了。不过，党卫军手里肯定有一份按字母表排列的名单，因为2月22日早晨举行了一次点名，叫到名字的每个人都得回答“到”。我确切地记得被放逐的犹太人的人数是650名，因为点名结束时，一名德国兵说：“总共650人，报告完毕。”由谁点的名，是军官还是士兵，这我记不得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启程的日子是2月22日，不仅是根据我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记述，也根据我保存的一封信的备份，那是我回到意大利后立刻写给我在美洲的一些亲戚的信。

德国人来到营地之后，为了免除被放逐，我们这方面的人与营地的意大利警方是否有过接触，我不记得了。在启程之前的日子里，我们为了免于被放逐，曾竭力想获得某些保障，但我们得到的却是某些十分含糊的承诺……[1]

点名完毕之后，我们连同我们的行李被装上几辆大轿车，从营地被押送到卡尔比火车站，党卫军跟随着我们，我们的行李被装载在车顶上，到达火车站后，一名党卫军人命令我爬上车顶卸行李：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德国人的话，我不明白他这个命令，那个德国兵就揍我，用暴力逼迫我爬上车顶。

我觉得自己是乘在前面的一辆大轿车里，从佛索利被押运至卡尔比火车站。我说不准这些大轿车是只运行一次，还是多次往返于佛索利和卡尔比之间。当我到达卡尔比火车站时，我似乎记得火车还几乎是空的。按照德国人的意向，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每节车厢内的乘车人员得按照名字的字母表顺序来分配；不过，我们用某种办法避免了这样的安排，使我们不至于与某些朋友分开。我似乎记得，我乘坐的大轿车，是早晨将近10点钟从佛索利出发的。临近下午两点时，火车全部满员，不过直到将近下午6点火车才启程。许多想到其他车厢里与亲朋好友相聚在一起的囚犯，遭到了粗暴的殴打。

这种让囚犯按名字的字母表顺序分配车厢的命令，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德国人用这种方式，把一家人分隔开安排在不同的车厢里。我挨了德国人的脚踢，他们还用步枪枪托揍我。我的一名同事，因为想换个车厢，就被击倒在车厢的门框上，前额受了伤，以致他带着伤抵达奥斯维辛，伤口还开着口子。

列车由12节货车车皮组成，每节车皮装载45至60人。我所在的车厢是最小的，容纳了45人。我所在车皮里的人，可以从挂在同一车厢外面的一块牌子上读到“奥斯维辛”的字样，但我们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也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押送我们的卫队乘坐的是一节特别的车厢，我记不得那个车厢是在列车的前部还是尾部，我也记不得那是一节运货的车厢还是一节载客的车厢，这节车厢还装载着旅途的储备物资。

押送我们的卫队是由党卫军组成，至少一部分是党卫军：当时我们在旅途中的心理状态，不容许我们对他们加以区别。有人说我在1945年曾指认过至少两名押送人员是在佛索利见过的党卫军，那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我的记忆比现在清晰，不管怎样，在那个时候，我是尽可能以最真实的方式予以回答的。

我曾经在佛索利见到过的党卫军军官，是否在押送我们的大轿车上，抑或是在后来前往奥斯维辛的那趟列车上，这我都记不得了。

车厢里仅地板上铺有些许稻草，没有任何类型的厕所，也没有便桶。我们的车厢里有一些孩子，因此，放有几只夜壶，通过车厢的小窗口，我们可以把夜壶里的粪便倒掉。一天仅有一次机会可以从车厢出来，列车有时停留在某个火车站，有时停留在旷野里。无论列车停在何处，囚犯们都得在车厢下面或者在离列车不远的地方当众解大小便，男女混杂在一起，总是有押送队在场监视。夜里，大家相互挤在一起，刚刚够侧着身子席地而睡。车厢里没有取暖设备，人呼出的气在车厢内部管道上都凝结成霜。夜里十分寒冷，白天稍稍好一些，因为人可以活动身子。

关于食物，允许我们事先准备抹上果酱的面包、奶酪和水，随身带上；面包和果酱的数量足够充饥，但饮用水特别缺少，因为在佛索利我们没有盛水的容器，所以大家都口渴得厉害。押送队禁止我们从车厢外要水喝，不许我们从车窗口接水。

整个旅程中，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热的食物。唯有每天一次从车厢下来的时候，每节车厢两三名囚犯由押送队带领着，去储备食物的车厢，领取他们同一车厢人的面包和果酱。仅有一次，在维也纳，允许我们更换储备用水。我们车厢里有一个尚在哺乳的婴儿和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除了配给的面包和果酱之外，他们也没有什么吃的。有人告诉我说，整个旅程中至少有一人死了，我记不得是男是女。这个细节是我的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也是被那趟列车遣送走的。我很愿意按照这个意思校正一下自己在1970年9月2日所做的证词。

2月26日夜里，我们这趟列车结束了旅程：火车停靠在奥斯维辛城（不是比尔克瑙，也不在中心集中营）的民用火车站。我们刚一下火车，就进行了一次极其快速的筛选：我们当即被分成三组。95或96名男子壮劳动力分在第一组，我就属于这一组内；29名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属于第二组；其他所有人都被看作是不能干活的人，属于第三组。

能参加劳动的女子人数，纯属我自己当时的估计。不过，回国后，我从幸存的妇女们那里得到了证实，的确就是29名妇女。

我所属的有劳动能力的那一组，当天夜里就被他们用一辆卡车押运到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人数最多的那一组，是由不适合干活的人组成（全都是孩子、老人、带着儿女的母亲、病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他们都被装上大卡车，被押送至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目的地。仅仅在几个月之后，当我在莫诺维茨营地里开始听得懂德语，并且能理解我囚友们说的话时，我这才明白了，那些不宜参加劳动的人在抵达之后的几天之内，统统被害死了——我回到意大利之后，他们之中没有一人被找到，也不再有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传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画上圈的是那些幸存至集中营解放的人名；标有字母t的，是那些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撤走时被押送至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的囚犯；标有字母s的是那些在筛选中被指定送往毒气室死去的人；标有字母m的是那些死于疾病的人；标有字母l的是那个唯一在解放后、在返回祖国之前死去的囚犯。有些囚友的编号我还能重新想起来：囚犯编号的前面的几个数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均为174。我的囚号为174517。

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我不知道那些集中营的名字，也不清楚那里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细节；不过，有关施行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的具体消息，我是通过以下的来源获悉的：

（1）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文章，尤其是《洛桑小报》，大战期间，在意大利能读到此报；

（2）私下收听联军播放的电台，特别是伦敦的电台；

（3）由英国政府公布的关于德国在灭绝营施行暴力的一本《白皮书》，当时那是秘密地传到我手中的小册子，我自己把它从英文翻译成意大利文；

（4）与那些从俄罗斯、克罗地亚和希腊归来的意大利军人的多次交谈，他们都目睹过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虐待、杀戮和放逐；

（5）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与从克罗地亚和波兰来的犹太难民的交谈，他们是在意大利避难的。

鉴于所有信息来源可知，我们在被放逐时就想到，命里注定得面临一次十分艰苦的囚禁，将遭受强制劳动，将忍受食品供应的匮乏，等等，但我们没有预见到，集中营竟然如此系统地又如此大规模地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此证词经本人审阅、确认和签署。

普里莫·莱维

1971年

[1] 从中我们明白了，意大利警方是没有什么权威的。——原书注

集中营的欧洲

放逐囚犯和集中营的历史，是与法西斯在欧洲施行暴政的历史分不开的：它代表暴政的基本法则被发挥到了极致，超出铭刻在人类良知的道德法则的底线。倘若纳粹社会主义占了上风（而它当初是能占上风的），那么，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将被纳入一种独一无二的体制之中，在那里主宰一切的就是对异族人的仇恨、偏执和鄙视。

产生集中营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因此也很危险：每个外国人都是敌人，而每个敌人都得被杀死；凡是从语言、宗教、外貌、习俗和思想等方面感觉到与自己不同的人，就都是外国人。被德国人民定义为敌人的第一批“外国人”，是在他们本国找到的。早在1933年，就是兴登堡[1]元帅授命于阿道夫·希特勒建立新政府没过几个月之后，在德国就约有50个集中营存在。1939年，集中营数以百计。估计这个时期的受害者的人数就达30万，除了许多犹太人以外，绝大部分是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时的集中营主要被看作恫吓威慑的工具而令人害怕，尚未成为有组织的大屠杀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集中营历史上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随着波兰被占领，德国拥有了（用艾希曼的话来说）“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除了在“特别行动”中被抓捕的人数不确定的平民、游击队员和军人以外，还有250万犹太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命运不济的受害者和奴隶的队伍——“集中营”的最后目的被一分为二了。它们不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而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施行有组织的大屠杀的恐怖的机器以及强制劳动的中心，他们指望集中营能助德国的好战努力一臂之力。每一座资历最深的老牌集中营都迅速繁殖衍生：建立起大大小小新的“外部营地”（Aussenlager），其中有许多营地又变成了一个个辐射中心，像一张可怕的大网，直至覆盖了大城市的整个地域，以及所有被陆续占领和征服的国家。

于是，在20世纪的全盛时期，就在文明的欧洲中心诞生了令整个人类历史铭记在心的最野蛮的奴隶制度。每天都有好几十列火车从挪威、希腊、荷兰、意大利、匈牙利出发：列车上挤满了“人力资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辜而又手无寸铁，他们连续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被禁闭在载货的车皮里，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

他们是犹太人及持有各种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人，还有在扫荡过程中偶然被抓捕的人。当时德国和许多被占领的国家到处都设有集中营，那些列车都是汇集到集中营里去的，不过，新到达的犹太人中，仅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能跨过铁丝网，被带往劳动营。其他人，就是所有老人、孩子、病人、残疾人以及超过德国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额度的剩余劳动力，都用杀灭害虫那样的方式被冷酷无情地杀死了。而通过了筛选的门槛、变成囚犯（Häftlinge）的被放逐者，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干活的牲畜还恶劣得多。

要干的活儿令人精疲力竭：冰天雪地里挨冻，遭受日晒雨淋，在泥泞中滚爬，稍有不慎就遭拳打脚踢，或挨鞭子抽打。没有休息的日子，也没有歇工的希望。谁要是病了，就上医务室，不过，医务室就是死亡的候客室，这大家都知道。集中营里有一句谚语：“一个正直的囚犯活不过三个月。”

兄弟般的友爱和团结，也是被压迫者最后的力量和希望所在，集中营里却欠缺这种情谊和精神。每个人都得跟其余的每个人进行斗争，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第一个敌人，他觊觎你的面包和鞋子，仅仅因为有他的存在，就会减去你一拃的铺位。他对你来说是个外人，他与你一起分担苦难，却远离着你：在他的眼睛里你看不到爱，如果他比你更痛苦，他就嫉妒，如果他不那么痛苦，他就惧怕。集中营的法则使他变成了一匹狼：为了让自己不至于沦为一匹狼，依然是个人，你自己就得搏斗。

人们不得不为这种新的恐惧铸造一个新的名字：灭绝种族的屠杀。意思就是，大批地灭绝整个民族。然而，要达到这个结果并不容易。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共同采取措施，建立党卫军的行政机关，那乃是国家中真正的国家，再加上德国的企业。

临近1942年年底，办事人员与技术人员决定以最好的方式——既快捷又廉价地——悄无声息地杀死几百万手无寸铁的人。他们用的是氢氰酸，那是长期以来用来杀灭船舶底仓里的耗子的一种杀虫剂：德国人非常仓促而又审慎地制造出了新的设备，开设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企业，那就是制造死亡的工厂。器材设备及其可怕的功能，都以含糊的而又委婉的说法加以搪塞，用官方的用语通常就说成是：“特别的设备装置”“特别的处理”“迁移至东方的国度”。

奥斯维辛是集中营的大本营，把从别处积累的经验收集起来，经过对照比较后，在那里完善地予以实施。1943年，至少有20个“外部营地”从属于奥斯维辛中心营地，不过，其中一个名叫比尔克瑙（波兰语为Brzezinka）的集中营是赫赫有名的。它具备一些密封的地下室，里面总共可以容纳3000人：那里是一些毒气室，在那里用毒气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致人死亡。因为要让尸体及时消失并非易事，所以在比尔克瑙还有配套的设备，一座十分庞大的燃料装置，即焚尸炉，其他的集中营里随后也陆续建起了焚尸炉。

1944年的4月至5月期间，在奥斯维辛每天有6万人被杀害。

这已达到了野蛮残暴的极限，而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里所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作为一种无以复加的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已被世人所看到并铭记在心，它们将被传至最遥远的未来。应该把这些现象视作由暴虐和仇恨酿成的独特可怕的果实，这是每个人的希望：要让人们从人类林林总总血腥的历史中辨认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之所在，绝不能让暴虐和仇恨所酿成的果实萌生出新的种子来，明天不，永远都不。

普里莫·莱维

1973年

[1]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Benechen Dorff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国将军，政治家，保守派和军国主义分子的代表人物，曾任共和国总统（1925—1934）。1933年1月3日，他把政府领导权移交给了希特勒。

这就是奥斯维辛

我们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30年前，当我们带着刺在左前臂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浅蓝色的囚犯编号（有人当时仍然留着它）回到意大利，并把它呈现在我们亲人惊愕的目光下时，在千万名被放逐的人之中，我们仅仅就几百个人。所以，当初伦敦广播电台讲述的消息全是真的，当初阿拉贡[1]在信中用法语所写的那些话也是真的：“像牲畜一样被打上烙印，像牲畜一样被运往屠宰场。”

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不过，我们仍然得讲述出来：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了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我们意识到了“人”是征服者：尽管有几千年的法典和法庭，“人”始终是这样的征服者。许多社会制度提出要抑制这种滋长不平等和滥用权力的趋势，可另一些社会制度却赞美这种趋势，并使其合法化，把它指定为最终的政治目的。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定义为法西斯的，无须用任何牵强附会的措辞：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一些定义，但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经历过的特殊事件的定义就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所有人之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制度，全都是法西斯主义。如今，个人或阶级因其权利遭到了否认，很少能够适应法西斯制度，所以暴力或欺诈变得必不可少。为了消灭反对者，他们就不能不采用暴力。为了向忠于职守的人证实滥用权力是值得赞许和合法的，为了说服被征服者（在人们可以相信的广泛的范围内）他们的牺牲并非是一种牺牲，或者为了实现某种不确定的超凡目的他们的牺牲是必不可少的，就得采取欺诈手段。

在施行欺诈或相应的暴力上，不同的法西斯制度之间所展示的优势各不相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是长子，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者，其在一种并非太过血腥的镇压的原始基石上，树立了一座蒙骗和愚弄的巨大丰碑（在法西斯年代里学习过的人，对其还保存着一种令人悲催的回忆），其效果一直持续到现今。富有意大利经验的纳粹社会主义，在遥远年代的蛮族人骚动的孕育下，又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狂暴人格的催化，从一开始就崇尚暴力，在集中营里重新发现了旧时的奴隶体制，一种具有当时人们所崇尚的恐怖威慑潜能的“王国工具”（instrumentun regni），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在这条道路上快速又执着地奋进。

事实是（或者应该是）人所皆知的。从1933年3月开始，希特勒登上总理职位3个月之后，第一批集中营立刻就由党卫军仓促地装备就绪；在大战前夕，集中营就完成了“正规化”，而且倍增至一百多个；集中营从数量和规模上可怕的增长，与德国对波兰和苏联西部版图的侵犯是同步进行的，那里容纳着“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

从这几个月开始，集中营就改变了性质：从作为恐惧和政治威慑的工具变成了“人体骨骼的磨坊”，成为具有屠杀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在奥斯维辛就是400万）的毁灭人的工具，而且还组织起企业化的营地，具备致人集体中毒死亡的设备，以及像大教堂那么庞大的焚尸炉（光是在集中营帝国首府的奥斯维辛，每天焚烧的尸体就多达2.4万具）；后来，随着德国军力受到初步的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的缺乏，集中营就发生了第二次改变，与灭绝政治上的敌对分子的最终目的（这是从未被否认的）并驾齐驱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奴隶队伍，让他们从事不给予任何报酬的强制劳动，直至死亡。

到了这一步，眼前呈现出的是一幅令人头晕目眩的被占领的欧洲的版图：光是在德国，上面谈及的集中营，也就是那些一般无法从那里活着出来的集中营，已经有好几百个了，还得加上几千个其他类型的集中营。只要想想，光是被关入集中营里的意大利军人就有60万，根据夏伊勒[2]的估计，1944年在德国强迫劳动的劳工至少有900万。

因此，集中营并不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现象。当初的德国企业就建立在集中营的基础上，它们是法西斯化的欧洲的一种基本的体制。从纳粹主义方面来说，如果轴心国获得胜利，这种制度将得以维持，进而得到延伸和完善，这并非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到时法西斯主义将得到充分的实现：特权的合法化，不平等和不自由的合法化。

甚至在集中营内部也建立并特意开创了一种典型的法西斯的权威体制：囚犯中间建立的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权力最大的人就工作得最少；所有的授职，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职务（清扫工、洗碗工、夜间值班看守），都由上面授予；平民百姓，就是完全没有头衔的囚犯，则完全没有任何权利；集中营里甚至有个恐怖的秘密警察的分支，由无数告密者和特务构成。总之，集中营的微观世界逼真地反映了极权国家的社会结构，在那里（至少从理论上）“秩序”是至高无上的，没有比集中营更井然有序的地方了。当然，我并不是说，要以我们那样的过去引导我们憎恨秩序本身，我们要憎恨的是那样的秩序，因为那是一种没有人权的秩序。

背负着过去这一切，如今听到谈论新的秩序、黑色的秩序，对于我们来说很奇怪：以往发生过的事件，似乎从未曾发生过，似乎并不意味着什么，而且似乎毫无用处。可是魏玛共和国[3]的气氛与我们目前的气氛好像并没有太多区别；而且从当初德国纳粹分子突击队（SA）建立的早期的集中营起，到德国的毁灭，到欧洲的解体，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了6000万人，仅仅才过去12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繁殖得很快的毒瘤，我们正面临着其卷土重来的危险——呼吁人们在其一开始抬头就起来反对它，这难道过分吗？

普里莫·莱维

1975年

[1] 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超现实主义代表作家，著有《欢乐之火》（1920）、《恒动》（1925）、《巴西莱阿之钟》（1935）；曾参加过抵抗运动，以此为题材的诗集有《悲伤》（1941）和《法国的狄安娜》（1945）等。

[2]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1904—1993），美国记者、新闻分析员。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战地记者期间，报道了纳粹德国从兴起到灭亡的经过。

[3] 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k），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在德国建立的政体，其宪法是由集聚在魏玛的议会来制定，直到希特勒上台（1933年）。

政治放逐犯

帝国[1]每一块划分的领土，都建有自己的死亡集中营：奥地利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巴维耶拉的达豪（Dachau），图林吉亚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汉诺威的贝尔森（Belsen），塞尔瓦-波耶马的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以及斯雷西亚的奥斯维辛。它们之中有些集中营——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几乎专门是为女囚犯设立的。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重要的核心，以及分布在周围整个地区的无数从属机构（Arbeit Kommando，即劳动指挥部）。

每个营地的政治放逐犯的注册登记方式是渐进的。中心营地与各个不同的劳动指挥部之间的运输往来十分频繁，而集中营与集中营之间的往来却不太频繁，随之而来的注册登记的方式也有所变化，有些集中营里就施行文身制度。

希特勒的疯狂在于，他不仅把特定的个人或一群人看作须与之搏斗的敌人，还把整个种族都看作敌人，而集中营就变成犹太人的公墓，尤为突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快与犹太人站在一起的，有在内战期间被德国人逮捕的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人，还有从领土被分别兼并后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国志士们。

从1939年开始，纳粹主义就把被占领的各个民族的爱国志士看作政治上的敌人，那些民族把对侵略者的抵抗视作对国家尽责的表现，而从那时起，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就挤满了整个欧洲的抵抗分子、自由人士、真正的国际精英。最早是波兰人，然后是法国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希腊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苏联人、南斯拉夫人，最后自1943年9月8日之后，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最后来到集中营，这并不减轻我们的同胞在集中营囚禁期间所遭受的磨难程度。死去的意大利人的百分比大约是93%左右，确实并不低于其他国籍死去的人的比例。

在每个中心集中营里，以及大部分劳动营里，都有一座焚尸炉在运作，没有建焚尸炉的营地也往那儿运尸体。尽管如此，尸体火化的速度要比人死的速度慢得多，因此大量的尸体都堆积在不同部门隔了一道墙的院落里，而后来尸体也都被埋在乱葬岗里了。

从意大利放逐的囚犯约有5万，这个数字包括被放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5万名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其中约只有上千人返回了意大利。

其余从意大利放逐的大部分人都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在那里几乎有1万名爱国者死去了，只有730名幸存者，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在回国后，因疾病和生活困苦而去世。

第一批50名被放逐者，于1943年12月从都灵被遣送到毛特豪森。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报纸《亚历山德里亚的人民》以异常兴奋的语气宣布消息说：其中有两个人幸存下来。

1944年2月，从曾多次放逐过政治犯的圣维托雷监狱出来的工人们被遣送，他们是在米兰的塞斯托·圣约翰[2]进行过反抗的志士；3月从都灵启程的一趟列车上载有700多名爱国志士，除了有一大批在兰佐山谷的战斗中被抓的游击队员外，大部分是菲亚特的工人，以及3月上旬劳工大罢工的发起者，他们鼓动被迫为德国人干活的企业罢工并导致企业瘫痪。

后来，放逐的节奏逐月可怕地加快。甚至在被抓捕后没过几天不经审判就予以放逐，审讯却往往是以德国人的方式进行，不是在“民族大饭店”里，就是在前往都灵的阿斯蒂大街的“王后饭店”，抑或前往米兰的特利斯特别墅：在乘坐运货的闷罐车越过边境之前，爱国志士们都在摩德纳（1944年7月，在那里足有69名爱国志士遭机枪扫射当场被击毙，其中就有已故的参议员加斯帕洛托的儿子）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或者在贝尔加莫的监狱里，或者在博尔扎诺的集中营里滞留数日。鉴于他们所面临的物质匮乏，被褥、衣服和食品倒是能不断地汇聚至营地，那是德国人建议囚犯们向家属们要来的。囚犯们一到营地就被脱光衣服，被全身搜查、剃光毛发，穿上劳改犯的囚服。囚犯各自的国籍，则是用缝在囚号旁的红三角上的缩写来区别，而政治犯的红三角则是与囚服上缝着一个绿色三角标志的普通罪犯区别开来。被指派负责监视营地各部门内部动向的囚犯多半是德国人的普通罪犯，或者是从最凶残的杀人犯当中选拔出来的，他们随身备有内藏刀剑的手杖和橡皮棍。

党卫军负责从外部监视营地，每天两次清点囚犯人数。

清晨4点起床，6点开始干活，工作多半是挖土和搬运石块；中间停歇三刻钟分发菜汤，下午6点收工。那些被指派去中心集中营的附属营地从事机械劳动的囚犯，其作息时间和待遇也相同，不过，那里的工作分成日夜两个班轮流，12个小时轮一班，而夜班的工作特别辛苦。

通常在将近晚上8点钟分发完面包，这时营地里一片寂静；不过，囚犯在夜里很快会不断地惊醒过来，有时是举行一次紧急集合，更经常的是对草褥垫和人进行一次搜查，或者仅仅就是为预防寄生虫而进行周期性检查。于是，在耀眼的探照灯光照射下，囚犯们赤身裸体地在营地的院子内列好队，任何真正的或者仅被推测为违纪的行为，都得挨棍棒揍打予以处罚，揍5到25下不等；谁身上或床褥上发现有一只虫子，也得挨揍，这是我们的狱吏们用来对抗寄生虫的唯一办法。

在今天这种场合，集中营里生活的种种细节可以忽略不谈，因为关于这个论题，各国的幸存者都写过许多书，那都是被无可辩驳的证据和资料所证实的。

第一个被解放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由苏联军队解放的。最后被解放的是毛特豪森集中营，是美苏军队联合采取的解放行动。

对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来说，它最后一个被解放其实是一种幸运，因为面对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要解放集中营的压力，德国人尽其所能地撤空其他所有集中营。那种撤空的行动，是名副其实的群体大屠杀！只要看看这幅情景就足矣！当苏联军队正要解放奥斯维辛时，囚犯们排着纵队，像自动的尸体，沿着斯雷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路上行进，队伍一直延伸至毛特豪森，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好几千人中不到100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夜，活着抵达毛特豪森营地后，却只能站在淋浴室的院子里一直待到天亮，因为按照卫生准则，他们在进入棚屋之前都得洗淋浴。

我们还想说的是，按照记事年表，毛特豪森集中营主要是在1945年4月开始用毒气室屠杀囚犯的，而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约有1万名囚犯被毒死。在别的时期内，毒气室的运行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是有限制的。然而，奥斯维辛每天都在采用这种迅速绝杀的形式，有关这方面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大约在5年之内，超过500万人被毒气毒死！

在1944年那些最悲催的岁月里，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的被放逐的囚犯们，当时抱有任何逃生的希望简直是痴心妄想，而当死亡不断出现时——深夜里，就在每个人躺着的那个像棺材似的杉木铺位的一旁，不断出现实实在在的尸体——随着注定要面对的死亡，令人不由得对生命的亲切感都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对于死亡的一种奇怪而又无奈的司空见惯，死亡业已在预料之中，显得那么熟悉，于是一种淡定而又庄严的告诫油然而生：要为生存下去而斗争，因为在那么多的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必须活下来；要在必将到来的胜利之日去迎接解放，把最后剩下的力气花在有待完成的一种使命上，那就是要向世人诠释其他人的牺牲。让世界认识到法西斯主义这种思想观念的可怖，它否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权利的相等，让人们认识到世上有一种可怕的方式，它蔑视基督教文明的最原始的诉求，它泯灭人的尊严，威胁人类，要把死亡营的奴役制度推广到全世界。

普里莫·莱维

1975年

[1] 原文为“Reich”，指第三帝国（1933—1945），即纳粹主义所建立的政体。

[2] 塞斯托·圣约翰，米兰市中一个区的名称。

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

放逐囚犯的历史和死亡营的历史，以及奥斯维辛这个地方的历史，是与法西斯纳粹在欧洲的暴政史分不开的：从1921年初次焚烧意大利劳工部起，到1933年在德国广场上焚烧书籍，一直到比尔克瑙的焚尸炉冒出可耻的浓烟，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割不断的关联。德国籍犹太人海因里希·海涅[1]曾这样警示过人们：焚书的人，最终必然会焚烧人。这是古老的智慧，暴力是一颗不会自行熄灭的火种。

提醒他人和我们自己记住这一点，是令人悲伤的，却是有必要的。欧洲镇压工人运动和破坏民主的第一次试验产生于意大利，也就是法西斯主义，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危机，源自“残缺的胜利”之神话，古时候的贫困和过错培育了它。从法西斯主义衍生出一种狂热，膨胀成了对“承奉天意之人”的顶礼膜拜、有组织的强加于人的热情，一切决定都只依仗于一个人的专横武断。

不过，并非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当过法西斯分子，我们这些死在这里的意大利人可以证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近旁，有另一条从未中断的线，它就产生于意大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那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所有为反对法西斯而进行过斗争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证明这一点，1923年在都灵牺牲的工人烈士们、牢狱里的囚犯们、被放逐者和流亡在外的人，以及我们所有持不同政治信仰的弟兄们，他们为法西斯而忍受过痛苦，他们为抵抗由民族社会主义入侵者复辟的法西斯政权而死去。还有其他意大利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证明这一点，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条战线上阵亡了，他们曾违心地拼死对抗一个并非是他们的敌人的敌人，而且过晚地察觉到那原来是一个骗局。他们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不知情的受害者。

我们并非不知情者。我们之中有些人是游击队员和政治斗士，他们在战争的最后岁月里遭到逮捕、被放逐，并且死在了这里，当时第三帝国行将崩溃，想到即将临近解放，他们心碎欲裂。我们之中大部分是犹太人——来自意大利各个城市的犹太人，也有外国犹太人，来自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以及德国的犹太人，他们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种族主义法令胁迫下施行反闪米特族主义的意大利，曾获得过意大利人民仁爱和文明的对待。那些外国籍的犹太人之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男人和女人，有健康者和病人。我们之中当初有许多孩子，也有濒于死亡的老人，然而，我们都像货物似的被装上闷罐车皮，而我们的命运、那些翻越奥斯维辛铁栅栏的人的命运、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把几百万人像有害的昆虫似的成批地集体屠杀，这样的暴行，即使在最黑暗的世纪里也从未发生过——让孩子和濒死的老人们就这样去送死。曾几何时，我们，一个文明国家的基督和犹太人的子孙（不过我们不喜欢这样区分），在此证实这一点，而文明在经受黑暗的法西斯之后才重新得以回归。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我们曾无辜地被宰杀，纳粹法西斯的暴虐和野蛮在这里达到了顶点。来访者，请你观察一下这个营地的遗迹，好好沉思一番：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你都不是一个局外人。别枉费了你的旅行，别让我们白白地死亡。为了你和你的儿女，让奥斯维辛死难者的骨灰成为警示：你在这里看到了仇恨留下的痕迹，可别让仇恨结出的可怕果实孕育出新的种子，明天不，永远都不。

普里莫·莱维

1978年11月8日

[1]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剧作家，随笔杂文作家。

在奥斯维辛的一个秘密防卫组织

许多年前，我在奥斯维辛当囚犯时曾遇上过一件事情，令我一时无法理解。临近1944年5月，上面给我们的劳工队指派了一个新工头：一个30岁上下的波兰犹太人，整天紧锁着眉头，寡言少语，显然是患有神经官能症。他经常无缘无故地揍我们。其实，在那里人人都喜欢揍人，在那种混乱无序的环境中，揍人是最容易的沟通方式，是人人都懂的“语言”，新来的人也一样：不过，那个工头往往是故意揍人，他沉着冷静，骨子里透着一种刻薄，有意伤害你，让你蒙受痛苦、受到凌辱。我与我的一位南斯拉夫囚友曾议论过工头的这种行为，他听后奇怪地微微一笑，并告诉我说：“是吗？不过你将会看到，他这样长不了。”果然，没过几天，那个爱揍人的工头消失不见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简直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切都像是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不过，在集中营里经常发生许多令人费解的事情，集中营组织机构本身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后来就不再去想那件事情了。

在随之而来的12月，人们已经听到苏联的大炮轰鸣声越来越近，我偶然遇上了我的一位朋友，来自米兰的工程师阿尔多·莱维，我好久没见到他了。当时他急着要走，我记不得是为了什么事，而且我也很忙。他跟我打了招呼，并且对我说：“也许很快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你尽管找我。”

我和阿尔多·莱维后来是在营地解放的戏剧性的纷扰之中再次相遇的，但是连同12月那次相遇发生的事件，我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回想起我俩的匆匆相遇。后来在一次“作为平民百姓”出席的充满欢庆气氛的场合（就是前被放逐人员在罗马的一次聚会），期间有一顿招待午餐，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法国退伍军人：他曾在我待过的集中营里服役，但无论是他还是我，都记不得彼此认识过。我们就今昔不同的生活境遇做了对比，相互交换了几句老一套俏皮话，如今是想吃什么都容易找到，而当初曾经是那么不易，等等。我们两个都喝了点酒，这就使得我们彼此都敞开了心扉。他对我说，在奥斯维辛的莫诺维茨，他参加过一个秘密的防卫组织，集中营内部生活中许多决定性的事件都取决于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且组织上曾以他的法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指派他作为书记员在“政治部”工作，或者说是作为主管集中营内部政治问题的盖世太保工作。我问他，那次莱维工程师匆匆对我说的话，是否意味着他也属于这个秘密组织，他回答我说，很可能是，不过，为了保密起见，他们中的每个人只认识很少几个其他成员。

有关那个消失不见的工头的事件，我也要他做一番解释，可是他微微一笑，这使我不禁想起南斯拉夫囚友的那另一次微笑，似乎近在咫尺，历历在目。他回答说，是的，在某种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会冒极大的风险，从已筛选出要送往比尔克瑙毒气室的名单中抹掉一个名字，用另一个人的名字替代。不过，我们的那个工头的事件，他不记得了，但他觉得自己似乎处理过类似的事件：曾经有几次，他们就这样让一个密探或一个偷面包的窃贼突然消失不见，抑或就这样营救出秘密组织的一位成员。我知道，当初关于密谋罪的法律是十分严厉的，但我从未想到过，随便一个人的名字，比如我的名字，居然能用来保存在政治上比我更有价值的一个人的生命。我问他，在我所知的曾经冒过的许多风险中，也存在这种不为人知的风险吗。他用法语回答我：“显然是的。”

普里莫·莱维

1979年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亲爱的罗萨娜：

尽管我（眼下）无幸亲自认识你，但我感到自己是你的朋友，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觉得自己就近在你身旁。你要求我为“其他人”当时的处境做证，而当时我也像所有被纳粹分子占领的欧洲犹太人一样，被定义为“其他人”，就是说，被判定为外人，甚至被纳入敌人之列。我想，这种无异于从“正常人”的群体里被开除出去的判决，往往是来自外界；我想，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会感觉到自己是“其他人”，抑或自发地成为“其他人”。因此，这种判决总是令人痛心的，十分痛心。尽管这种对意大利犹太人的判决，在最初时没有比在他处更悲惨，正因为他们并非是“其他人”，所以他们不感到自己是“其他人”：千百年以来，他们就与意大利民族其余的人融合在一起，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有同样的习俗、语言、弊病和美德，尤其是面对法西斯的时候，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一样，就是抱着一种怀疑或无奈地忍受的态度，对法西斯主义表示满腔热情的只是少数人。1938年，就是在意大利颁布种族隔离法令时，我仅仅19岁，是一名大学生。与我的非犹太同龄人和朋友们分开，令我很难过，但并不感到羞辱（至少对我来说）。从报纸上读到的对意大利犹太人的所有谴责，实在是太滑稽可笑，以至于令人难以相信。事实上，这些消息也很少获得意大利公众的信任，连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也不甚相信：在这个层面上，让意大利人民把自己看作比犹太人更加优越的民族，他们不太能接受，那是种族主义的法令无偿地赐予他们的身价。就像许多与我处境相同的人一样，我多少有意识地反击了法西斯宣传那些无端的谴责，有了一种觉悟，甚至为自己是少数者而感到自豪，那是以往我所不曾具有的。

1943年9月，意大利北方被德国军队占领了，局势骤然恶化。意大利所有的城市都爆发了一场对犹太人的真正的捕猎：德国的警察部队，很遗憾，也有意大利的警察，他们搜查了各处的避难所，那些没有能够抑或不愿意被放逐的犹太人都躲在那里，警察经常是根据被收买的某个告密者提供的一些举报去搜捕的。在约35000名居住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中，他们找到了8000人，这些恰恰是最没有自卫能力和缺乏生计的人，有赤贫者、患病的人，以及无人救济的老人。纳粹分子对这些人的迫害无比残忍：在这种荒谬绝顶的大屠杀中，他们连濒死的人和孩子们都不放过。

我是在瓦莱·达奥斯塔作为游击队员被抓捕的，但很快就被辨认出是犹太人。他们先把我带往摩德纳附近的佛索利收容营，于1944年2月底从那里被押送至奥斯维辛。不过，这个如今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名字当初却不为众人所知。我们那趟运载货物的列车拖拽着650个人，每节车皮50人，旅途历经五天，期间分发过食物，但没有水喝。在抵达的车站上，我们被赶下了车，然而，经过快速的筛选，我们立马就被分成三队。有劳动能力的男子，以及相应的有劳动力的女子，分别组成了两个队（96名男子、29名女子），其他所有人，也就是老人、病人和孩子——多达525人——都没有在集中营予以注册登记，就直接就被送往毒气室和焚尸炉了。据我在集中营后来得悉的消息，这种约一比四的比例，对每趟列车来说似乎都是固定的：一个犹太劳动力与四个去送死的人的比例。也就是说，大屠杀比经济剥削更为重要。

至于我个人的命运，在我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已做过描述，远远不是当初在奥斯维辛受难的囚犯典型的命运。典型的命运是：囚犯往往仅仅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会因心力交瘁，或者由于营养不良和饥饿所导致的疾病而死去。只要想一想，正式分发的食物所含营养的总热量约每天1600卡路里，就是说，仅仅够维持一个处于绝对休息状态的人的体力，而囚犯们却是穿着难以御寒的衣服，在极其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被迫干着繁重的劳动。我重申：我们每个得以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命运的宠儿。我的幸运是多重的：一年的囚禁期间我从未生过病，可就在集中营被德国人丢弃的时候，我恰恰得了病，病得正是时候，面对不断挺进的苏联红军，由于某些神秘的原因，德国人疏忽抑或是忘了要灭绝那些无法跟着他们逃跑的病号。另外，我遇上了一个“自由的”意大利泥瓦匠，连续好几个月中，他一直偷着捎面包和菜汤给我。在19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那是些最寒冷的日子，我终于体现了自己作为化学师的价值，被派到一个分析实验室里做一份并不那么辛苦和艰难的工作。

在跟我一起进集中营的96名男子中，幸存15个；29名女子当中，幸存8个。那么，在我们乘坐的那趟列车上被放逐的650名囚犯中，只有23个幸存者，存活率是3.5%。不过，那是一列幸运的火车，因为它是在解放之前不到一年的时候从意大利出发的：几乎没有人能够熬过2至3年的囚禁生活而存活下来。人数的合计，我是在回到意大利之后才得悉的，不过它与我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相当一致，受害者的人数总计在6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由最终未能逃脱法律审判的纳粹头目们自己提供的。这600万人中，约有350万是在奥斯维辛被杀害的。

这是我遭受过的经历，它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如今我手臂上仍然留存着的刺青，就是这种经历的象征：它是当初我没有名字时的名字，我是编号为174517的囚犯。它刺刻在我身上，但它没有泯灭我活下去的意愿，相反，它更增加了我的这种意愿，因为它赋予我的生命一种目标，就是要带着证据出去，为了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就是我写这些书所祈求的目的。

普里莫·莱维

1979年

追忆一个好人

我想以此篇短文追忆一位长期在我身边的好人，他曾经与我风雨同舟，他帮助过很多人却很少向别人求助，有一次他救了我的命，而就在几天之前他悄然去世了，终年85岁。他曾是一名医生：我想，在他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病人不下几千人，所有的病人都会带着感恩之心和亲切之情怀念他，就像对一个竭尽全力救助你的人，他从不傲慢，也不强加于人，而是帮你彻底解决问题（不仅仅是健康上的问题），替你排忧解难。

他不漂亮，但他那丑陋的外表透着一种魅力。对此他还自得其乐，并且像个喜剧演员借助一具假面似的，会充分加以利用。他长着一个大歪鼻子，金黄色的浓眉跟灌木丛似的，眉宇间一双明亮的天蓝色眼睛几近天真无邪，从不流露出忧郁。最近几年来他耳朵聋了，他却并不因此而怨天尤人，不过，他原先就有自己独特的参与他人交谈的方式。倘若谈话令他感兴趣，他就会彬彬有礼、颇为得体地参与，但从来不提高嗓门（何况他从年轻时起声音就微弱，微微有些发颤）；如果他对谈话不感兴趣，就不再关注，他会显得心不在焉，毫不掩饰自己的不以为然——他会像乌龟蜷缩在硬壳里似的，径自翻阅一本书，或看着天花板，抑或会在屋子里转悠，好像那里就只有他自个儿似的。

但他在患者面前从不分心，总是十分专注。在休假时，他就会尽兴地娱乐消遣，而且事后还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实际上他经常拿自己不多的弱点调侃，从不夸耀自己的优点：耐心、亲切和一种无言的勇气。表面看来，他挺脆弱，却拥有一种少有的精神力量，这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承受，而不是他的行动之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会把这种力量传递给他身边的人。

我对他1943年之前的事情所知甚少；而从那时起，他未曾有过一种快乐的生活。他是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抓捕，那年秋天，他曾企图跟一大群亲戚越境去瑞士。他们已经越过了国境，但是瑞士的边防军不肯通融：他们仅仅接受了老人、孩子及孩子的父母，其他人则统统被遣返回意大利边境——果然，他们全都落入了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的手里。我与他是在意大利佛索利收容营里认识的，我们一起被放逐到奥斯维辛，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45年10月返回意大利。

一进入集中营，他的妻子——对人很仗义且不善自卫，她像保护自己丈夫似的保护着其他人免受欺凌——很快就被杀害了。他声明过自己当医生的资质，但他不懂德语，因此，就随着大家听天由命：在泥巴和雪地里从事艰辛的劳动，推车皮，铲煤块，运泥土，搬石头。这对所有人来说是一种繁重的劳动，而对他来说则是致命的，他身体单薄，很少经受磨炼，又不再年轻。在工地上没干几天后，他的双脚就被笨重的木屐给磨破了，整个脚都肿了起来，他不得不入住医务所。

党卫军医生在那里频繁巡查：他们判定他已经无法从事劳动，并把他放入去毒气室处死的名单之中；后来，多亏了他那些在职的同行，也就是那些在营地医务所当医生的囚犯们——其中有法国人和波兰人——的帮忙：他们连续四次成功地在死亡名单中除去他的名字。不过，在等待被判死亡和临时解决的间歇，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本色：他体格弱小，但没有被集中营非人的生活所摧毁，温和而又平静地意识到自己是所有人的朋友，不带怨恨，没有忧伤，没有恐惧。

我们一起获得了解放；我们一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奔波了几千公里，也就是在这次没有尽头、难以言喻的旅程中，他那种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形象，他那种颇有感染力的对希望的期盼，以及他作为没有药物来治疗病人的医生的热忱，显得尤为可贵，不仅对我们极少数从奥斯维辛返回的幸存者是如此，而且对行进在遣返回国的崎岖道路上的其他上千名男女意大利人，也是如此。

终于返回了都灵，他的毅力在所有遣返回来的人员中尤为突出，他保持与当初被囚禁的难友们之间仁爱的沟通渠道，即使是遥远的难友，甚或是外国的难友，与他都有联系。从那以后，他差不多又活了40年，唯有像他那样的人，才能为自己营造出那样一种境遇：户籍上他是独身一人，其实，他周围有一大堆的新老朋友，所有的朋友都觉得对他有所亏欠——很多人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感激他，有的因得到过他的一个明智的建议而心存感激，有的仅仅因为有他的存在，因为他那天真却永远令人难以忘怀，也不令人伤心的微笑而感激他，因为它慰藉人心。

普里莫·莱维

1983年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富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们的命运是不太值得羡慕的。我并不是说，后来世界上不再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了——自然灾害和人类自己造成的集体悲剧，到处都有发生——不过，尽管有种种预料，却没有任何事件是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发生的一切相比拟的。因此，不管愿意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证人。由皮埃蒙特大区展开的有关当年被放逐的幸存人员的回忆之调查是正确且又及时的，因为从受害者之广度和受害人的数字来说，这最后的重大事件在逐步勾勒出人类历史上，至少到目前为止，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

我是以证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与此有关的。为此，我感到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一本书，可以取悦或不取悦读者，可以有教育意义或没有教育意义，可以被人或不被人记得或重读。而这对我，作为讲述当初放逐囚犯事件的作家来说还是不够的。自从我撰写《这是不是个人》这第一部书起，我就期望我写的那些书——尽管是以我的名字署的名——能作为集体创作的作品被人阅读，像是能代表其他声音而发出的一种声音。另外，我还期望我的那些书能成为我们与我们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之间沟通的一扇窗或一座桥梁。我们这些当初的被放逐者，围坐在餐厅里，相互讲述我们那些业已遥远的事情，那是令人惬意的，却是无用的。是的，只要我们还活着，那么开口讲述出来，乃是我们的任务，不过，我们得讲给别人听，讲给那些当初尚未出生的人听，为了让他们知道“人究竟可以达到何等地步”。

因此，如果说现今我大部分的工作是与我的读者做一种不间断的对话，这并非是一种偶然。我收到许多写满“为什么”的信件，他们要求采访我，首先是，而且特别是由年轻人提出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集中营的恐怖是怎么得以发生的？这种恐怖是否会再出现？

我不相信存在预言家或者其他能预测未来的人；至今还以预言家自居的人，经常都以可笑的方式可悲地失败了。我可不觉得自己是预言家，也不是近代史权威的诠释者。然而，这两个问题是如此迫切，使我感到有责任试图做出一种回答，而且是一连串的回答，这些回答就是借着这次研讨会的机会所散发的那些材料。有些材料是回答意大利、美国、英国的读者的，另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材料，是我从复杂的书信往来联络网上获得的成果，多年以来，这些书信往来使我跟《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德国读者有面对面的交流。那是当初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者的子孙后代的声音，当初他们的父辈也许是受人命令，又或是些不想去了解事情真相的人。有些是当初持不同政见的德国人的声音，他们尽其所能地或多或少反对过他们的国家所犯的罪行。我觉得应该给以上这些人留下空间。

我们这些幸存者都是证人，而每个证人都有责任（也是依照法律），以完全的、真实的方式予以回答。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也牵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我们的队伍一直是那么弱小单薄，还在不断地缩小。我努力想尽到这份责任，我新近出版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你们之中也许有人已经读到了，此书至少很快将被翻译成英语和德语。这本书也是就放逐囚犯的事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是有关纳粹分子的那种放逐）而撰写的，并且尽量给予了回答，它是我已持续40多年的漫长对话的一部分：我觉得它与我们这次研讨会很契合。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希望它能充实研讨会本身的议题，就是为让更多的人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历史而做出微薄的贡献，我们有幸从暴力之中存活下来，当今的暴力乃是我们当初遭受过的那种暴力的产物。

普里莫·莱维

1986年

附录

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

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下面提供的两个文件，不仅彰显出了一种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普里莫·莱维在被遣返回国后，立即坚忍不拔地展开一番艰难的调查的成果。他着手寻找昔日被囚禁的难友，与他们重新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他到处打听囚友们的消息，无论是当初与他一起搭乘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趟列车上的难友，还是与他一起被关入莫诺维茨-布纳的（男性）囚犯，抑或是那些被送往比尔克瑙的（女性）囚犯。《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读者大概还会记得，作者在书的结尾回想起，在返回祖国后与夏尔曾相互交换过“长长的书信”，并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次见到他”，这种希望实现了。

这里转载的第一页未曾发表过的表格，出自普里莫·莱维的私人档案。我们衷心感谢作家的子女们能够同意把它公布于众。这是1971年5月3日，莱维在都灵交给德国检察长德特里希·霍尔茨内的名单的一份副本（在审判前党卫军上校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的预审阶段），检察长亲自来到意大利询问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以及其他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跟大法官的交谈中，普里莫·莱维本人对文件的特点做了如下解释：

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画上圈的是那些幸存至集中营解放的人名；标有字母t的，是那些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撤走时被押送至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的囚犯；标有字母s的是那些在筛选中被指定送往毒气室死去的人；标有字母m的是那些死于疾病的人；标有字母l的是那个唯一在解放后、在返回祖国之前死去的囚犯。有些囚友的编号我还能重新想起来：囚犯编号的前面的几个数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均为174。我的囚号为174517。

名单上的名字实际上是76名。

15年之后，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的《无用的暴力》一章内，莱维提供了他被遣送的旅途中一个颇有意义的细节：“1944年2月，我被押送搭乘的那趟列车，是第一列从佛索利收容所出发的火车。（在这之前，其他列车均已从罗马和米兰出发，但我们没有听到过有关的消息。）”在12节车皮上都打上RSHA的字样，那是“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的缩写，就是由希姆莱于1939年9月27日创立的第三帝国中央安全局，他把指挥权托交给莱因哈特·海德里希[1]，在后者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暗杀（布拉格，1942年6月4日）后，由希姆莱亲自担任临时领导，后来从1943年1月30日起交给卡尔滕布伦宁[2]。放逐犹太人的任务，重又交回给第三帝国中央安全局，特别的部门则交由阿道夫·艾希曼指挥。其他关于莱维所提供之名单的意义的重要资料可以在莉莉娅娜·皮乔托（Liliana Picciotto）所写的《回忆之书》（Il libro della memoria）中的《从意大利放逐的犹太人（1943—1945）》一章中读到［见1991年出版，穆尔西亚（Mursia）出版社，米兰，2002年新修订版，见第48—49页］：

根据奥斯维辛博物馆档案里所保存的文件资料，在抵达奥斯维辛后通过筛选进入营地的95名男囚犯的编号，从174471至174565；注册登记的29名女囚犯的编号，从75669至75697。

放逐者的名单（transportliste）没有保存，因为不知道被放逐者的总人数。当代犹太人资料中心[3]在寻找过程中鉴定出来的人数是489名，其中23人幸存下来。就是根据内务部[4]部长圭多·布法里尼·圭迪于1943年11月30日下达的抓捕令，被意大利特工人员逮捕的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人。［……］

德国保安警局驻维罗纳总指挥部[5]，因担心不能及时凑满一趟列车的有效人数，曾对军事长官和警官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施行新的抓捕行动，为了能“在当月（2月）18日之内，而不是之后”移送。

后来这趟列车上被辨认出来的孩子（1931年以后出生）是31名，老人（1885年之前出生的）是18名。于1855年出生的最年长的妇女名叫安娜·约纳，最年幼的莱奥·马里亚尼，仅1岁。

事实上，莱奥·马里亚尼当时只有两个月大，因为他是于1943年12月18日出生在威尼斯，同年11月7日在他之前出生在费拉拉的是布鲁诺·法尔贝尔。多亏伊塔罗·蒂巴尔迪（Italo Tibaldi）的调查，我们获得了这新近的信息，根据他的调查鉴定出的人数达490名，幸存者的人数固定在24名，其中8个女的，16个男的。人们可查看伊塔罗·蒂巴尔迪所写的《普里莫·莱维和他的“旅伴们”》（Primo Levi e i suoi «compagni di viaggio»）一书，《历史的证人和作家，普里莫·莱维》一文中的“回顾从佛索利移送至奥斯维辛的历程”一节。该书由保罗·莫米利亚诺·莱维和罗萨娜·戈丽丝编著（朱迪纳出版社，佛罗伦萨，1999年，第149—232页）。

我们在这里提供的第二份材料，恰恰与交给（但不知在何时）伊塔罗·蒂巴尔迪的一份名单相一致，那是一份为检察官霍尔茨内准备的名单，全部是由普里莫·莱维亲手写成，并且有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在页面天头和地脚所写的两处说明。莱昂纳多的笔迹至今尚未得到认证。正像在以往的证词中已经出现过的那样，莱维的朋友把出发的日期以及抵达集中营的日期提前了一天。

此材料已经被对莱维的同车囚友的调查的附录转载，资料是用影印件保存在米兰的“回忆放逐犹太人基金会”里，源自蒂巴尔迪提供的材料，档案封套编号121，卷宗号293，标题为“普里莫·莱维的回忆”。

原件已交给审讯博斯哈默尔的检察官霍尔茨内。1971年5月3日。

从佛索利被放逐者的名单（1944年2月21日），于1944年2月25日抵达奥斯维辛，并被带至莫诺维茨-布纳劳动营。

长方格圈起来的是幸存者的名字。

一位证人和真相

法比奥·莱维和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在卡托维兹

由伦敦刊印的盟军宣传杂志《月份》在意大利发行，该杂志在第17期上发表了如下消息，日期是1945年5月7日：

由苏联专家组成，并有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教授参加的一个政府工作委员会，完成了其有关奥斯维辛[6]集中营情况的调查。约有3000名各国的幸存者接受了询问，鉴于他们的声明，以及在营地找到的资料，工作委员会能够确定，从1941年到今年初这段时间内，在奥斯维辛死了400万人[7]。受害者之中有苏联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报告接着声明，被放逐至集中营的人，大部分被立即送往那个毒气室窒息而死。约六分之一的人被选拔去劳动。劳动营占地面积约300公顷，约可容纳25万人。德国人在撤退时，押走约6万名营地囚犯，1万多名留在营地的人被苏联军人解放。在营地找到了准备运往德国去的700公斤女人头发。

当时刚解放后不久。就在那几个星期之内，上述报道中所刊登的事实逐渐被各种更准确的消息来源所证实。至于数字，那是被明确认定了的，部分数字在随后的调查中得到重新评估，尽管来自波兰的令人震惊的最初报告之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更重要的是，上述的报道为我们做出了一份特别的贡献：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背景，本书开篇的文章《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应该就是在那种背景下产生的。

文本的作者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和普里莫·莱维，有过一种相似的经历，他们长期在逆境中休戚与共。两个人都是都灵的犹太人，都在1943年9月8日以后被法西斯国民卫队逮捕。贝内代蒂和他妻子约兰达，是在被驱逐至瑞士边境的英特尔维的兰佐附近被捕的，莱维则是在瓦莱·达奥斯塔的阿玛依（Amay）被捕，当时他正参加当地最初建立的一个游击支队。他们都被转移至位于摩德纳附近的卡尔比的佛索利，一个收容犹太人的营地；遭囚禁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于1944年2月22日被装上同一列放逐囚犯的火车，目的地是奥斯维辛。

那么，他们有同样的命运，但履历不同，岁数也不同：贝内代蒂的职业是医生，当时是46岁；莱维刚从都灵大学化学系毕业，24岁。他们在莫诺维茨（奥斯维辛第三营）经历了11个月的磨难幸存了下来。在那里，纳粹分子利用囚禁在集中营的奴隶劳力，想建立一家名为布纳的合成橡胶厂，可是那个工厂后来从未开始运营过。1945年1月，在苏联军队即将来到之际，纳粹分子强迫营地所有健康的囚犯加入撤离集中营的行列，踏上了远征之路，莱昂纳多和普里莫与几千名丧失行走能力的病号却被德国人丢弃在营地自生自灭。这样，当解放者到达营地时，他们能够踏上回国的长途旅程——他们一起经过了几个月在欧洲的艰辛跋涉——得以回到都灵。

解放后，贝内代蒂来到奥斯维辛中心营地，以医生的身份向苏联指挥部报到，听凭他们安排：

但他们当时没有药品。我的任务是为每个住院病人写病历……我看到不少病人死去。我留在了那里，他们逐步地撤空了奥斯维辛的营地，把我们带到卡托维兹。但他们让我留在奥斯维辛那里当医生。当时我是留在那里的唯一的意大利人，我害怕与囚友们失去联系。于是，有一天，我没跟任何人说什么，自己登上一列火车去了卡托维兹，我知道那里有其他的难友……在那里，我自然是重新当起医生给意大利人看病。不过，当时那里多少有点药品。[8]

在卡托维兹，准确地说是在博古切茨的医务室里，莱昂纳多与普里莫再次相遇，他给普里莫留下的印象正如在奥斯维辛时的他：

他在医务室的三次筛选中，有三次被选中去毒气室，而在他那些任职的同事们声援下，他三次有幸逃脱了厄运。[9]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下，除了幸运，他具有一种基本的优秀品德——一种无限的承受能力、一种无言的勇气，那不是天生的，不是宗教的，不是超凡的，而是随时随地都具备的坚定不移的勇气，一种刚毅不屈的意志支撑了他奇迹般地挑战极限，而不致崩溃。[10]

在莱昂纳多方面，他于1945年4月25日给幸存的家人写的一封信里，是如此描写其重新从事的医生这个职业的：

我成了一个比较杰出的形象，因为当时我是唯一的意大利医生。我提名都灵的化学博士普里莫·莱维作为我的助手，他对我是一种珍贵的帮助：他很聪明，有志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工作，说实在的，那并不难。[11]

就在那几个星期内，“关押前意大利囚犯的莫诺维茨集中营指挥部”要求医生及助手提交一份《有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设施情况的报告》[12]，以备送往“苏联政府”。当时我们没有这份文件的直接线索，只能靠自己从随后起草的文稿中挖掘出来的材料，这将在随后提到。人们只能推测多半是由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做出的一种贡献，因为他是两个人当中真正的医学专家。不过，这里少不了其年轻的合作者的谨慎悉心的分析。我们甚至并不知晓，送交给苏联人的文本是不是用意大利文表述，抑或可以推测是被翻译成两位作者都相当熟知的语言，即法语。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莫诺维茨集中营医疗服务设施的运营情况，苏联指挥部表示出特别关切——或者，至少这是报告本身提示我们的；不过，研究似乎应该加以深入——造成解放部队在到达集中营时所发现的种种恐怖情景的原因，似乎有待从纳粹分子对放逐者的健康情况的漠视中去寻找，至少在第一轮的审讯中被证实是如此。不管怎样，胜利者优先向在营地工作过的医生们求教，力图重现当初集中营里曾发生过的一切情景：鉴于其所从事的职业性质，他们确实是可信的，而且因为他们同以清楚而客观的形式描述的事实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何况人们事先已确定，要分析当初被纳粹分子堆砌在集中营制度之中的几百万人体——灵魂似乎马上变得不甚重要——所受到的待遇。

一份科学报告

于是，那第一份报告就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而且无疑值得我们去档案里找寻它，也许它还与许多别的报告一起保存在文档里呢。不过，它也踏上了回意大利的路，被放在了莱维和贝内代蒂两个幸存者寒酸的行李箱内，二人于1945年10月19日刚一回到都灵，就对报告重新稍做整理，让其又浮出了水面。

第一份报告的副本，几乎肯定是在1946年最初的几个月内递交给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历史文献局在都灵的办事处；多亏吉奥乔·瓦卡利诺（Giorgio Vaccarino）的关切，他是解放运动中的显要人物，那份报告仍保存在抵抗运动都灵办事处的档案里。那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在一张薄纸上的文本，文字很整齐，有17页。在简短的前言中，两位作者以太过乐观的语气自问：鉴于反映集中营恐怖场面的照片等文献资料到处都有传播，是否还有人“也许”会不知道“死亡营”当初的“残忍行径”？接着，很快就谈到那些资料是怎么按照苏联人的要求写就的，并且提到在原稿上加上的“某些一般性的消息”：可以推测，报告的开头是关于作者被放逐至奥斯维辛的旅行，报告的末尾是关于营地最后几天的消息。占文本三分之二的整个中心部分，就像用大写字母写的标题所展示的，是一份详细的《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以下简称《医疗报告》）。

从题目指出的地理位置的准确说明来看，文本的切入点显然是提供分析性的资料和通报情况。就这点来看，此报告似乎完全符合医学博士客观如实的谨慎态度，以及较之年轻的化学博士的科学精神。有关身为作者的“我们”的情况却不多，更多的是描述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此外，报告的话题撇开了个人的情况，而是聚焦有关营地的生活条件及其病态的反常效应，刻意忽略一切与报告的中心课题无关的任何因素，从中凸显出莫诺维茨集中营最普遍的、反常的、令人震惊的一幅画面。然而，它又连续不断地、清晰地向读者指出，当初支撑着营地“医疗”机构的逻辑体系。一方面是害狂躁症似的讲究表面上的礼仪程式——纳粹分子的一种真正的魔怔，另一方面却是系统性地大规模杀绝老弱病残者，一切都是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让被放逐的囚犯平均活不过短短几个月。在关于奥斯维辛的《医疗报告》中，作者不仅揭示强迫大批人群经受的痛苦磨难，还直言不讳地揭露在营地中施行的极端手段，叙述毒气室致命的按钮、焚尸炉冒出的浓烟，甚至描述交给特遣队成员的任务——提到特遣队成员都是“从犯有严重凶杀血案的刑事重犯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回想起他们那种确实形同猛兽的凶恶野蛮的面容。关于特遣队的存在以及他们所承担的恐怖的任务，像莱维和贝内代蒂这样严格且认真的作者，除非用更多的时间加以考证，否则是绝不会改口的；至于特遣队成员的来源，他们是后来才得知的，是纳粹分子特意从像其他人一样的犹太人中间选出来的，由他们负责分批撤空焚尸炉。

在莫诺维茨那样的一个营地里设置貌似医疗机构的一种逻辑体系，无非就是一种绝杀的逻辑体系，想实施受监控的灭绝行为。而在“绝杀犹太人”方面，《医疗报告》从开头几行就毅然决然地予以叙述，以免读者对事实的总体含义产生某些误解。而交给都灵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历史档案室的副本被标上一种“类别”，结果却削弱了该文本所要传达的分量：在原始的卷宗分类标签上，我们果然找到了用铅笔写的“法西斯暴行”的字样，对于一起大部分仍未被世人知晓的极端的历史事件，除了把其归入固定的相关卷宗里，似乎没有其他方式加以分门别类了。问题很清楚——不光是在都灵，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地方[13]，这个问题更加普遍——即便是那些跟法西斯战斗过、对当年纳粹主义对犹太人施行迫害的特点和规模不甚了解的人，也都会这么做。

对于曾经遭受过极端苦难的人而言，更有另一种理由，就是想此文本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虽然当时的氛围并不有利。莱维和贝内代蒂在前言中写道，现在很多人“也许”都已经知道真相。可事情并非如此；尤其是，更多的人是不想知道、不愿意聆听从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的讲述。不管怎样，要把那第一份系统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实况，尤其是有关“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公布在一份医疗杂志上的想法，是为了对抗那种愚昧无知，不管其源于何处；但不是选择一份面向少数人的专业性很强的期刊，而是刊登在《医药智慧女神》上，该刊物作为“供有实践经验的医生阅读的周刊”面向公众，因此赢得了一个相当宽广的平台，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都灵市区的范围。

在都灵这样有着一种扎实的传统医学氛围的城市，直至1938年种族歧视的法令颁布时，那里的犹太人一直有很强大的影响，仅以朱塞佩·莱维（Giuseppe Levi）这样一个形象就足以说明，他于1946年11月2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提出了最雄心勃勃的挑战，就是想唤起更高层次的公众——正是医生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根本价值（那是纳粹分子曾经肆意予以蔑视和践踏的价值）极为敏感——对纳粹所犯绝杀罪行的关注。当时，无论如何必须再做些什么，到了那个地步，已经不光是医生和化学家的任务，还需要作家拿起笔来。普里莫·莱维接受了挑战，他早就酝酿着要把自己被放逐的遭遇，以最广泛的探讨人性的视角讲述出来。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努力，又一次在都灵民族解放委员会文献局的资料中得以证实，它被保存在“皮埃蒙特关于抵抗运动和当代史研究学会”（Istoreto），在装有《医疗报告》的同一个小卷宗里，只隔着不多的其他几页纸，是用打字机打的《十天的遭遇》的一篇稿子，即《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最后一章，却是莱维当时曾急着想写的第一章。《十天的遭遇》的最后一页在作者亲笔签字的下面，可以读到的日期是：1946年2月[14]。这就是说，两个文本都应该被看作平行的：是在同一个时期酝酿、写就、发行的文本，不能把其中的一份看作另一份的前身。它们可以相互对比，但它们是相互独立的。

《医疗报告》是普里莫·莱维与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合作产生并加以完善而成的，它经历过坎坷的事变，如今却承担着一种科学上的功能。《十天的遭遇》则是另一回事，它仅仅只是普里莫一次文学上的尝试。两位作者一起在同样的地方，而哪怕也在同样的那些人的身边周转，只是表明了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比如，《十天的遭遇》与上面已经提到的打字稿完全一致，这并非偶然——那份稿子是1947年秋[15]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决定出版之前写下的，原本是要求做进一步修改之用的，结果它于同一个时期被存放在都灵犹太人团体的文档之中，而且还存在第三档案馆。《医疗报告》和此后不久出版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结尾一章都存放在一起，就是在有关被放逐的犹太人调查委员会那里，委员会在罗马，在马西莫·阿道夫·维塔莱上校领导下很快就开展调查，而且就在莱维和贝内代蒂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收集到最初几次放逐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综合材料。除了在这同一部集子中能读到那些材料，读者还可以在别处找到。

此外，《十天的遭遇》的文本也是以一个医务室作为背景，这似乎并非偶然，而且正是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务室。如果《医疗报告》是以其泛指的、一般化的语气描述了“那些在他人的眼里只是一种东西的人”的非人经历，那么，《十天的遭遇》则是用“在寒夜里围着炉子”、感到“自己重新成为人”的那些人的讲述作为结尾。两个文本以两种不同却又互补的方式向没有经历过奥斯维辛或拒绝相信那段史实的人，讲述了奥斯维辛。

一次新近的发现

《医疗报告》在向作者认为重要的一些机构和人士散发之后，随即又发表在《医药智慧女神》杂志上，此后就被搁置在一边，以致人们在很长时间内不再听到和谈及它。仅仅到1982年，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逝世前一年，他在接受前“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一次采访中提及过。人们在问及他是否考虑要写一些关于集中营的经历时，他曾回答说：

我曾经写过……不，我唯一曾经写过的东西，是一篇长文章，是关于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服务设施的长篇描述，我把它发表在一个医药杂志上了。[16]

那次采访是属于在意大利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研究——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在都灵组织发起，这并非偶然，有关被放逐囚犯的研究是在对于种族灭绝的历史根本不感兴趣的一种气氛中组织的活动。作为一个很久以前所写的文本，又是出现在一个如此不为人瞩目的交谈中，被采访者那瞬间的提示并没有让它引起多大关注。另外，在普里莫·莱维的一些作品和采访中也只字未提及这份《医疗报告》，尽管普里莫·莱维对自己作为证人的责任从未懈怠过，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与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友谊日益加深。

于是，就得等到1991年，这一回是在两次相隔不久的学术会议召开过程中，《医疗报告》再次被公众发现和提及：第一次会议是9月在圣·萨尔瓦多雷·孟菲拉托召开，第二次是在12月，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组织在都灵召开。借着举办这两次会议的机会，阿尔贝托·卡瓦利奥尼介绍了那篇文章，它很快就被视作一个新的重要收获[17]，不久后，它又被重新刊登在两部出版间隔很短的普里莫·莱维的传记[18]中。1997年，《医疗报告》被纳入由马可·贝波利蒂编辑的莱维作品全集中，并在欧洲各国陆续翻译出版。[19]此外，对《医疗报告》的重新认知，与随着作者的去世而出现的其地位在国际上被认可同步倍增，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医疗报告》几乎是一个未曾出版的文本——当然并非如此——尤其是因为它写就的时刻，不过也因为它是在作者谢世之后再现的，只不过是把它跟作品的其余部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跟《这是不是个人》一书联系在一起了。

由于《医疗报告》对其完整性、自立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稍过忽视，很快被指为《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一份原始资料，几乎就是它的一种前身。人们对两者的内容进行了对照，寻找其中的关联，尤其是在《医疗报告》中自传性资料密集的地方。人们注意到有关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确切描述，这在莱维的最主要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中却没有。作者与贝内代蒂合作写就的《医疗报告》是采用更具科学性和泛指的手法，文笔的格调特别朴实简洁；这就又回归到作者那种同样的写作初衷——可以这么说——以此证实莱维的写作态度，也为了使其定格在原始的出发点，也就是使自己成为沟通精密的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

在关于《医疗报告》的那些评论中，又浮现出另一个质疑，尽管因为难以回答而并未坚持：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两个人之中，究竟谁是《医疗报告》的执笔者？他们各自写的又是什么？医生主要过问的是疾病，这似乎太自然不过了。可是，这牵涉要分辨出哪些内容应归于未来的作家莱维的手笔：在《医疗报告》的首尾部分增加的内容，是一些更直接地反映作者经历的资料，是否可能是莱维在返回都灵后拟写的？带有几分嘲讽和讥笑口吻的段落（实际上是相当少）又是谁写的呢？抑或是否可以推测是由未来的作家那不俗的笔头表述能力对《医疗报告》进行过通篇的校对修改——也许这种推测对医生不甚公正？

关于这一点，有一段被多次引用过的对贝内代蒂的采访录，值得在这里重新提一下。我们看看几段对话。采访者问：“您从来不想写点什么？您从来不想留下一种回忆？”他回答：“不曾想过，不曾想过，因为……理由很简单，普里莫·莱维的书出来后，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他已经把一切都写了。而如果要我写起那些经历……我会写出一本不好看的书……只是勉强地重复写那些他写得那么好的事情。您说呢？”[20]这就是贝内代蒂的态度；不过，试问如果有谁要求普里莫·莱维用他自己的语言来描述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条件，莱维是否会做出同样的回答呢？

遭受过十分相似的屈辱的两个人，对一份由两个人签名的文本加以确认，也许就意味着两人对同样的言辞应共同负有责任。也就是说，要认同一种共同的模式，也就是毫无疑问地，《医疗报告》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是如此，对于德·贝内代蒂也是如此。那是建立在两人共同经历的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如同建立在其他许多人共同经历的基础上一样；不过，从那种模式中更容易辨认出自己，因为那是力求把历史客观地呈现出来的模式。莱维几乎肯定是从中反映出其后来作为见证人-作家的那种大义凛然的风格：即使面对最最令人困惑的现实，也要寻找真相的激情冲动和对于事物的普遍感知。不过，对于贝内代蒂可以说同样也如此，通过那份《医疗报告》，他作为医生，验证了自己即便处于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客观诊断疾病方面显示出自身的效能，而且视之为定然要把自己成就为“好人”[21]——就像他的朋友普里莫·莱维有一天把他定义为是一位最好的医生一样——的那一堂课，永远珍藏在心里。

表达作者初衷的文本

早在1945—1946年两年之中，有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医疗报告》就已经被纳入文献资料，普里莫·莱维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在随后的几十年内，以各自的方式，抱着同样的夙愿，努力提供和收集资料。当《医疗报告》的两位作者把它当作介绍早已众所周知的属于过去的——尽管是刚刚过去的——事实的一份重要资料，于1946年11月重新刊登在《医药智慧女神》的杂志上时，它就像是在战争期间或是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写就的一篇战斗檄文。在那战后不久的年代里，《医疗报告》是第一份含有科技特性的由从集中营幸存的意大利籍前囚犯呈交的证据：这是一个有力的举动，因为它很具体，面向当时有兴趣了解种族灭绝历史的为数不多的公众。

收集在本书中的由两位作者签署的其他一些文本，在几年的过程中，同样也逐步得以编撰问世（只是部分地发表过），目的是传播人们执意想知道的有关集中营里的实况，那是建立在精确真实的资料之上的一种认知。作为表达写作初衷的文本，尤其是没有文学抱负的文本，其目的是告知和质询不断变化的不同的对话者。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文本，有助于发现莱维的作品所考虑不到的一种尺度，以及从1945年直到他去世那年的一种更大的时间跨度。确实如此，与他那些多半是采用不甚直接的形式所做的关于放逐囚犯的最出名作品中的描述相比，这些文本以更明确的方式阐明了他的选择和思想。因此，这些文本更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莱维的工作方式，确定其新的思想产生的年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跟上他新思想的发展进程，就是说，在那些思想尚未发展成像他于1986年发表的最后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所表现的那样完整之前。

我们收集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中的莱维的文本，都是些文章、审判的证词、座谈记录、讲话以及其他官方性的发言。所收集的各种文件，有时是不止一次发表过，却又分散在不甚普及的出版物的版面上，因此是被长期遗忘了。这些文件的大部分——23篇中有14篇文本附录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以及4篇是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文本——没有出现在1997年莱维作品全集的版本上，即是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由马科·贝尔波利蒂编著的版本：实际上，那是些最近几年里零星寻得的文本。另一些文本更为有名，而且已收集在莱维的全集中；不过，还是考虑把它们发表在这里，因为它们与之前的文本一样，能用来组合成一幅颇具特色的有机的画面。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背景下阅读这些文本，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并且可以更加彰显其未曾发表过的令人颇感兴趣的特点。

我们把它们定义为“表达作者初衷的文本”，并且在这种形象基础上，排除了《这就是奥斯维辛》一书中那些穿插在莱维个人经历和集中营历史之间的某种思考，以及经过某种性质过滤的文本，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宜的。对作为证词的文本，对种族灭绝的历史，哪怕是——如鲁道夫·霍斯的回忆——由纳粹党魁们签署的文本，也没有出现由他所写的前言和评论，更找不到他那些颇有争议的文章。本书也删去了那些有创意的文章、短篇小说或诗歌，以及对其作品的各种评论和说明，最后，也没有收入那些明显具历史性反思一类的文章，就是普里莫·莱维作为随笔作家而非证人来发表的那些言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出于对文集这种定位的尊重，我们放弃了作者那篇重要的（况且是非常有名的）论述：《奥斯维辛的黑洞》，其于1987年1月22日刊登在《新闻报》上。

从全书包括的文本的整体来看，从其资料按时间排列的顺序，从文本的格调及其议题所展示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我们期望文集能突现出用某种新颖笔墨勾勒出来的莱维的一个侧面。

回忆与寻找

这部集子首次向我们提供了——不过，仔细想想，它更是一种确认——重要的新消息，这在读过《医疗报告》之后，立刻能体会到。这是在都灵特拉奇尼犹太人档案馆里重新找到的一份未曾发表的文件：四页用打字机打出文字的纸页，保存在《十天的遭遇》同一个卷宗里。《莫诺维茨-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囚犯号为174517的普里莫·莱维有关奥斯维辛及其附近集中营的报告》于临近1945年年底莱维刚回到意大利几个星期之后写就。当初的目的是向“遭受种族灭绝的犹太公民团体”提供有关所有被放逐的难友们的消息，那是他作为幸存者直至那一刻所能搜集到的。莱维确实拟写了一份加上评注的30个人的名单，他们就是那些从奥斯维辛撤走后、踏上致命的跋涉旅程的囚犯：当呈交此证词时，他还不知道他们不幸的结局。在这份文件的旁边是另一份名单：一份简单的84人的名单，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在抵达集中营后就立刻经过筛选被送去毒气室，或者死在囚禁期间，或者杳无音信地消失了，或者就在1945年1月17日和18日的夜里被撤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名单上并没有都灵人的名字，或者说只有被杀绝的都灵整个一家子人的名字：不是什么特殊的名字，那些名字只是留给想知道其命运的人的。

这两份名单，几乎肯定是莱维回国后正式作为证人的第一个举动，是一种同情之举、一种还原真相之举，他在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多次为之努力。这种纯洁的人性的光芒，萦绕在每一个名字之中，普里莫·莱维身上天生具有的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体现在那些纸页上的每一行信息之中。

从他敲击打字机留在墨带滚筒上的印记，从他在名字后面敲击留出空格的斜杠，可以捕捉到他风格的标志：那个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阿贝纳姆，托斯卡纳人——一个姓，一个来历，是为了去寻找那儿的某个人——留出的空格后面，打上了“他会修理钟表”这句话，不是“钟表匠”或者“当过钟表匠”，而是“他会做什么”。一种回忆，像是留在一截电影胶片、一封短信上的一幅轮廓肖像：那是一种品质和一个人的实情、一个具体的修饰语（表语），是一张道德身份证上的一个特别的符号、一门悉心从事的娴熟的手艺。而且就在这里，成了证人的普里莫·莱维，从我们用这个文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一开始，就成了善于从事更为复杂手艺的普里莫·莱维：他不局限于搜集资料，还审核资料，并把它们交织在一起，置于相互关联之中，从而不仅增进了对资料的了解和认识，还使资料更加人性化。

从他那些被放逐的难友那里所获得的证据，以及从逐渐浮现出来的书信来往资料中，可以看出莱维是以顽强的毅力，从一切他能求得帮助的人那里，悉心地尽快获得有关他那些难友们命运的消息，而一旦获悉消息后，他又善于过滤和甄别，并且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把资料精致巧妙地组织起来。

这个书面报告是在我们的文集送印的前几天，在装有《这就是奥斯维辛》卷宗里重又找到的，它赋予莱维的作品一种新的尺度，同时又再次证实了：莱维是一个孜孜不倦地探讨“人究竟是什么，人究竟会做出什么来”这个很少有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人。

审判的证据

就在《医疗报告》缓慢地开始流传的几个月期间，普里莫·莱维的第一份在都灵写就的报告也刚刚摆脱被遗忘的命运，与此同时，普里莫·莱维踏上了他生平最合乎其志向的道路——文学创作之路，许多名字——阿尔贝托、克劳斯内尔、“小伙计”、小女孩艾米利亚·莱维、军士施泰因洛夫、工程师阿弗雷德·L.——正准备在其《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跃然纸上。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任何别的机会来汇报他被放逐的亲身经历。首先，战后对纳粹战犯立案审判的困难重重。莱维确信，要审判所有实施过纳粹法西斯主义并制造过种种恐怖行径的责任人，法庭也许是最合适的场所，他同样坚信，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或者通过呈交书面证词，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

虽然莱维力图这样做，但1947年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霍斯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时，他没能去华沙出席，而在被传的其他证人中就有他的朋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本书刊载了在审判之前两人共同拟定的声明，从写作时间上它十分接近1945年最初几个月在波兰写就的《医疗报告》的时间，却在判决霍斯死刑许多年之后，于1970—1971年在审讯从意大利放逐囚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之际，才又重新被放在了一起。不过，它们所遵循的路线部分有所不同：由于莱昂纳多直接了解约瑟夫·门格勒本人及其罪行事实，所以就于1959年前后，为指控约瑟夫·门格勒出庭做证，而普里莫则是1960年在临近审判艾希曼时，把他的一份声明寄给了耶路撒冷的法院。

就像对待其他案件一样，对于莱维来说，能在一个审讯罪犯的场所参与审判，蕴含着对一部严肃的法典的尊重。提供精确无误的信息尤为重要，这就包含对事实的精心筛选，使人们感到对其有把握，哪怕自己提供的证词减少到仅仅是一丁点儿资料。另外，为确保犯罪者的名字准确无疑，为在必要时能够指明其体貌特征，得尽量详细反映事件的原貌，应该明确而又清楚指出个人对事件该负的责任：比如，关于党卫军在临近苏联人解放之际，在仓促地丢弃莫诺维茨集中营之前，冷酷地悄然杀害了18名囚犯的事件，在莱维《审判霍斯的声明》（1947）中，可以读到：“我可以辨认出那些党卫军的面容。”

另外，证据得充分显示出一种区别对待的原则，这有利于法官们根据受指控的官员个人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及其他们的不同表现，在必要时做相应的区别：比如，《审判博斯哈默尔的声明》（1965）强调指出，当初在佛索利收容营工作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军士们，向德国纳粹分子持续提供过合作；不过，对于作者指名道姓地明确提到的三个官员，应该承认，“他们行为正派，对待我们挺人道”。

相关数据有着一种特别的重要性。首先是被迫登上去奥斯维辛列车的被放逐囚犯的人数，以及被挤塞在各个车皮里的人数；然后，在押送的囚犯抵达的车站月台上［在奥斯维辛城的民用火车站而不是栅栏门前挂着写有“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格言的地方：无论是贝内代蒂还是莱维，都精确地指明了这个细节］被筛选去毒气室或是被押送去强制劳动的男女人数。数字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确定全然一样的无名氏受害者的数量，还能确定那些旅途同伴或被囚禁难友的人数，或者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亲朋好友的人数。何况，那还是莱维力图使他们能够并应该重新变成人的数字。故而，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竭力还给每个人一个名字或一个故事。

由于托付给他们的任务特别棘手，证人首先生怕自己有误，在这一点上，不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谬误。在这方面，莱维对自己要求是一丝不苟的——这在下面可以看得更清楚——他总是仔细审查自己每一次认证的可信度，并系统地修正以往场合中可能出过的差错。在这个层面上，他的朋友莱昂纳多——就像这里所包含的文本中展示的那样——也不亚于他，莱昂纳多只允许自己提供亲身验证过的事实，尽管他理解审讯证据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首先是他作为医生，对问题持有独到的看法，这一点是相当突出的。不过，除了具体事实之外，得同时令人信服地提供事情发生的总的背景，有助于把事实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中，并对其加以诠释，比如，对于推动创立集中营医疗机制的责任人的外貌特征，以及对于放逐犯中可能存在的自杀现象的缘由，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在某种情况下，这同样也能让法庭对受审的被告做出一种格外严肃的审判提供证据支持，也许这还有利于再次凸显纳粹们所犯的恐怖行径之极端程度。

普里莫·莱维在认证和表达意见方面同样审慎的态度早有所表现，在一则短篇小说中我们找到了间接的见证。1947年夏天，莱维跟他的朋友阿尔贝托·萨尔莫尼（Alberto Salmoni）开设了一个私家化学分析实验室，但不久就倒闭了；在《元素周期表》（Sistema periodico）一书的《砷》（“Arsenico”）篇中，阿尔贝托在书中以“艾米利奥”的形象出现。《砷》篇讲述的是一位上了岁数的老鞋匠，他在都灵的克罗切塔居民小区修鞋，他那小小的顾客群都是跟他一样已到暮年的老太太。有一个年轻的行业对手给他捎来一小纸包有毒的糖，想把老鞋匠从修鞋行业中除掉。由于老鞋匠对那包平淡无奇的馈赠起了疑心，就去莱维-萨尔莫尼的化学实验室求教，老人得知了化验结果后，却决定不起诉那个年轻鞋匠：“明天，我会让我的一位老太太把东西给他送回去，并且附上一张小纸条。不，我要亲自把东西送还给他，这样，我可以看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而且我还得说道说道他几句。”

这样恰如其分而又温和淡定的结尾，源自莱维在刚结束战争的那些岁月里始终抱有的一种夙愿：精确地描述他自身作为受害者所遭受的非人经历，并且能够直面犯罪责任人，“说道说道他几句”。正如人们所知，就在其不久前刚写完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他正是这样做了；然而，我们今天才从两份最老的证词中知悉——那份1946年关于莫诺维茨的证词，以及随后于1947年3月3日为审判霍斯所写的证词——他想具体地分析齐克隆B的成分：在第一篇证词中确认是“我个人的研究”；然后，在第二篇证词中毫不含糊地加以详细说明，“在奥斯维辛毒气室里使用过的毒药，经由我查验”（引自1946年的证词），是“用氢氰酸制成，并加上富有刺激性的催泪物质，目的是在毒气包装袋破裂或漏气时，更易让人察觉”。

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对一位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化学师来说，弄到那样一包（这次引用《医疗报告》中的话）“装在铁皮盒子内的蓝灰色呈粉末状的化学药剂”，不应该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如今在这里，对我们来说，估量好足够的精神力量对毒药进行分析，并对此保持沉默，这是更为困难的，除非我们把如今才浮现出来的检查报告呈交给法庭。

具公开特色的演讲

1959年12月3日，在回答刊登在《新闻报》上的一个“想了解德国集中营真相的”的姑娘的一封来信时，莱维一开始就感慨地说：“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并且他急忙就有关集中营的展览所展示的一切做了不容置疑的确认——就是在都灵展出期间的那几天——使许多当时曾困惑地徘徊在卡利涅亚诺宫的展厅里参观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豁然开朗。尤其打动人的是，在展览期间，尽管莱维是向一位中学二年级的女学生（报纸上没有登载她的名字）说话，却声明自己是以“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的名义发声的。他的言语应该被人理解为一席正式的发言，而不仅仅是作为发表在一份日报上书信来往栏目中的一个短小的回答。对于莱维来说，姑娘的来信确实标志着一种关键性的转折。人们终于以潜在的新对话者的姿态提出了一个真知灼见的问题：这就足以赋予他发表在市民生活专栏《时代之镜》上那短短几行的回答，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讲的味道。这是一个标志，一种极为微小却又明确的标志，表明时代正在变化。

除了法院的审判庭，在20世纪50年代转折时期，人们进一步推荐一些公共场所，在那里，有关集中营的讲话以其在听众中赢得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得以合法化，此外，这也促进非文学性的文本发行数量的倍增，它们也被算在像莱维这样一个曾经作为证人的作家的重要作品之内。比如，与姑娘交换意见几个星期之后，莱维所写的文章就于1960年初交于由阿达·马尔盖西尼·戈贝蒂（Ada Marchesini Gobetti）创立的新教育月刊《家长报》，在这里，针对被放逐者的故事，莱维终于可以强调指出：“真理的声音非但没有消逝，而且赢得了一种新的音色，一种更加清晰的反响。”莱维并不满足于这种成果，他马上又着手以最好的方式向更年轻的读者介绍过去的经历，并且借助一句特别精彩的话、一种绝非开玩笑的文字游戏，提出了对语言的一种反思：“我们为遗忘（omissione），也为肩负的重任（commissione）[22]而感到歉疚。”接着，他还是玩一种文字游戏，这一回他用的是两个副动词的碰撞：“我们为自己的怠惰，为自己对思维能力丧失信心而感到愧疚；当我们说出当时的真相，我们感到歉疚的是，我们经常采用（adottando）和接受(accettando)[23]一种并非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话。”

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介绍新的论题，这就是此后莱维发言时所要采用的风格。1961年，莱维就在弗拉拉组织的一次有关灭绝犹太人的简短的报告会上——在“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次报告会——做了有关这个主题的唯一的发言。而于1966年由“被放逐囚犯全国协会”在都灵举办的代表大会，则为莱维开拓了公开地思考的空间，使他能就对犹太人的放逐与出于政治因素的放逐的特点加以对比——这触及一个当时大多被忽略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是不是个人》一书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被译成了德文版《这是个人吗？》。德译本于1961年秋出现在德国。跟在欧洲一样，在意大利出现了面向新对话者的可能性，那些对话者趋向于愿意倾听，但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而且他们是不属于朋友圈内的：他们是年轻人，是“一张白纸”（莱维喜欢用的一个形容词）般的，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地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构建一种可靠的形象。每次在莱维需要就放逐犹太人的经历发声时，他们已经为自己设置好了条件，似乎为了从《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身上辨认出一种政治角色——也由于他过去当过游击队的经历，即便是短暂又不幸的经历。只要想一想，1973年为位于卡尔比的博物馆（纳粹死亡集中营里被放逐的政治囚犯和种族囚犯博物馆）揭幕而发布的解说小册子：解说词中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莱维是如何摆脱极其困惑的心态来接受当时是那么时兴的一对倒霉的形容词：政治的和种族的。

一直到最后三篇无法否定其公众性的重要文本：已出版的评论《这就是奥斯维辛》（《新闻报》，1975年2月9日），揭发了在当时意大利和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再度出现的法西斯偏向的危险；于1978年为展览“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写就的解说词，当时正值围绕建那份“备忘录”而展开复杂的政治谈判之际；最后，就是一个发言——在本书中，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为题名发表——其篇幅很短，却有着突出的含义，不仅因为它是于1986年11月22日发表于莱维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之际，还因为此文是被莱维清醒地重新称为“尚未中断的一席对话”，是长达40年以来跟各种对话者所进行的对话。

从1945年至1986年，40多年的岁月，涵盖了普利莫·莱维与公众接触的全过程：从前面带有莱昂纳多签字的作为新的证据的《医疗报告》，之后通过跟一位中学二年级女学生的书信交流，直到由莱维更认真地写就的最后的反思作品的问世，就是1986那年出现在意大利诸多书店里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到了那个程度，似乎周期该画上句号了。

这一切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莱维作品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不无直接地明确为法庭审判提供的证词，它们或许更为众人所知；尽管这次所发表的文本似乎主要是发自其内心的迫切的信念。证词所反映的中心内容也是有关集中营的，然而作者的目光并不是环顾四周，以寻求能满足一位期待中的对话者的答案，而是每次都出于不同的理由，仿佛是专注在客观对象上。这里得提及万达的形象，就是那位一直留在他身边的年轻的女朋友，直到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月台上的最后诀别：一种清晰而又动人的情节描写、一种脆弱而又勇敢的人格，与一种太过短暂的生命的转折之间的交结。这里要提及他于1979年献给奥斯维辛秘密的防卫组织（委员会）的文章，无数次挑起伦理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处境——对此无法保持沉默，否则就是犯罪；还得提及他对自己被放逐的经历的简短回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仍然是在1979年），此文勾起了我们将之与罗萨娜·本齐（Rosanna Benzi，因行动不能自理而长期沉默无言的非凡的女人）所代表的不同境遇的对比。最后，作者怀着一种亲切和激动的心情描绘了另一幅肖像，那就是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形象，那是莱维1983年在莱昂纳多去世的时刻追忆的。正如同30年之前他对万达的追忆，文本始终未提莱昂纳多的名字，也许莱维是想突出其作为人、作为朋友的品格，想把他独一无二的几乎是楷模般的人格置于一切事物之上，得用语言把他铭刻在读者的脑海里。

批判自己的记忆

集中营的证人被一再传唤做证。不管是否公开声明，这就是社会对他的期待，呼吁他站出来讲述或写文章的发起者中有机关团体、学校和传媒；至于法庭，则含蓄地要求他每次的复述务必一致。如今的莱维已能做到不再重复自己，他不止一次地未能完全符合公众的期待；反之，他不止一次地令公众感到意外，让人们直面复杂多变的、令人不甚愉快的真相，而永远不能使他人的注意力放松下来。的确也是如此，公众在要求他复述真相的同时，还要求知道更多的细节和未曾发表过的内容：对后者的要求，莱维从来予以满足。不过，他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在每次发言中，他总能说出些新的东西，却避免追求煽情的效果。莱维特别喜欢启示智慧的、深入的思考，使人在事实框架中看得清模糊不清的地带，这就是他的风格。

搜集在这本集子中的文本，也再次向我们提出了重复和变更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的情节依然跟以往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对此，我们在后面会有更好的领悟。当下有必要指出，莱维所写的文本提供了另一种益处：它们帮助我们学习到许多东西，知悉他为接近真相曾采取了哪些途径。另外，文本也告诉我们，他在追求真相方面从来没有沉默过，他在这方面几乎也总是开诚布公的。

就他采取的那些途径，首先是以能够与自己的亲身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前提。“普里莫·莱维挨过饿，受过冻，挨过揍，也害怕过，”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Luciana Nissim Momigliano）[24]在一次访谈中说道，“他跟大家一样，不带个人色彩，并充满了仇恨。只是在回国后，当着手写作时，他能够使自己与所遭受过的经历保持距离，既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怨天尤人的受害者，也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好报复的判官。”他对自己的那种要求，足以使他能对自己的记忆、行为方式和遗产，做出一种无情的批判：复活的记忆——正像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说——既是美妙的，又是虚假的：不过，一经严格的查核，可以变成了解过去的重要源泉，而且不仅是了解自己的过去。

但如何处理记忆？首先是，记忆能奉献给我们多少东西？就这个方面，莱维于1971年留下的《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一文中，对于他做证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说明。

文本很具分析性，因为那是莱维与西柏林检察署的德特里希·霍尔茨内一次长时间谈话的成果，乍一看来，似乎采用了两种主要的语气：首先是确定无疑的语气，以一种高度的自信予以认证，有助于构建一个有机的并建立在确切线索之上的故事，尤其是牵涉在佛索利收容营的逗留，直至前往奥斯维辛的旅程。另一种语气，我们可以把其定义为不确定的语气，目的在于确定单个故事的段落接近真相的程度，而用多种多样的词语表达加以调节，这里我们引用文本最能说明问题的套语，许多不同的情况通过这些套语就能解决，他大幅度地采用一些具细微变化的词语来应对各种情况：诸如“据我所知”“根据我的回忆”“大约在20日那天”“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确切的数字我记不得了”“我记不得（押送队是在车厢的车头还是在车尾）”“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从德国人方面（不说清楚是谁）”“我似乎记得”“我记不得”，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套语。当然，不确定的语气也是为真相服务，亦即是为提供一种尽可能更真实的证据服务。

仔细观察一下，事实上的情况比我们能够用这些例子表明的还更复杂。每一种认定，不管是否有把握，都是在回忆的基础上进行核实的结果，然而，那从根本上就不是出自本能的核实，抑或结果也并非一致。我们看一看这样一些核实过程，是如何始终用同一个证词来说明多种特别的情况。文本中谈到了获悉某些信息的方法，比如被发配去从事强制劳动的妇女的人数，莱维记得当时只是做过“估计”；准确的数字是29名，这仅仅是回到祖国之后，在随后核实的基础上所重新建立的资料。文本谈到历史事实，不过也谈到在随后被放逐时段里所体验到的感受。文本也表明多种信息的来源：“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有人告诉我说”“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有关灭绝犹太人的行动的具体消息，我是通过以下的来源获悉的”。这里有必要提示的是，随着其不时对亲身经历的不同消息来源的纠正，莱维对于资料的精确性高度谨慎的态度也不断递增。

对于为什么当时没有把许多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文本由果溯因地给予了解释：比如，在学会了一些德语后，他才明白，他们在抵达奥斯维辛时，被筛选的男男女女立刻就从站台被押送去毒气室了。“当时我们在旅途中的心理状态，不容许我们对他们加以区别”，因而难以弄清楚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不是由党卫军押送。总而言之，有两项必要而又困难的工作要做。首先，纠正先前作为证人的回忆中犯过的差错：“有人告诉我说，整个旅程中至少有一个人死了，我记不得是男是女。这个细节是我的一位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的，他也是被那趟列车遣送走的。我很愿意按照这个意思校正一下自己在1970年9月2日所做的证词。”其次，是为了弥补不断丢失的信息所做的耐心工作：“在这份证词后面，我附上一份我的笔记，就是75名囚犯的名单，这是我回到意大利之后重新回想起来的。它牵涉当初在95名或96名有劳动力的囚犯中，跟我一起进入莫诺维茨集中营的75个人。”这里关键的词是“回想起来”，这个动词，把我们带回25年前，普利莫·莱维博士为都灵犹太人团体所写的报告：都是在他出生的城市拟写的两份名单——读者在这部文集的开始和结尾可以找到——它们相互一致，这更加重了它们的意义。

与他人对比：莱昂纳多

取得关于集中营真相的另一个途径，就是下决心有条理地对比自己与他人的观点。举个简单却富有启迪性的例子，依然引用1971年审讯博斯哈默尔德的证词：“根据我的一些囚友们所说，这些党卫军士官已在营地驻守好几天了，可我在近2月20日才第一次看到他们。我说不出他们是什么军衔，但我能肯定，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是军官，因为我听到他在命令其他人。”从其他渠道搜集来的消息，经过适当的过滤和核实后，丰富了情景，扩展了视野，有助于采取一种与个人的经历保持更远距离的态度。不过，得学会培植一张尽可能宽阔的关系网；就莱维来讲，他对其他人抱有的那种明显的好奇心，可能激励他扩展自己对人和事物以及对那些离他甚远所发生的事件的认知。

不过，其他人并不全都是一样的。比如——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的那位当“‘医生’的朋友，是属于跟他一起被放逐的人”，从他那里，莱维得知旅途上死了一个人的消息：那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无疑给被放逐者的命运投下了一道不祥之光。“我与他是在意大利佛索利收容营里认识的。”莱维在那篇《追忆一个好人》的文章中讲述到，而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名字在整篇文章中没有出现——“我们一起被放逐到奥斯维辛，而从那以后，我们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45年10月返回意大利。”再往下读：“我们一起获得了解放；我们一起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奔波了几千公里。”

似乎是“一起”这个词印证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用来证实一种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注定要发生变化。集中营里年龄的差别不可漠视，当时医生已是成熟的男子，化学师比他年轻得多，这种差别无疑具有重要性，他们一起为苏联人写就了《医疗报告》。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以及在莫诺维茨整个放逐期间，莱维对其当医生的朋友莱昂纳多从未像他对阿尔贝托和夏尔等朋友那样使用过表示平等和亲切的“二元的”形式——“阿尔贝托和我”“夏尔和我”。[25]仅仅在《休战》一书中，他才采用这种形式，也许是为了表示一个比他年长的“好人”与他从一种深厚的信任的关系过渡到了一种更为平等的关系。

一回到都灵，莱维和莱昂纳多继续在一起做了许多事情：修订并传播《医疗报告》，为审判纳粹战犯提供证词，1965年一起共享首次回奥斯维辛之旅。且不说他们两人曾被某些人定义为“情同手足的两兄弟”[26]，这很正常，他们的居所相距仅仅几十米，且与共同相知相识的朋友交往。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在政治方向方面，或者就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事件方面，当时（那是在1982年夏天）普里莫对以色列政府持严厉批判的立场[27]，对此，莱昂纳多表示不能苟同。

而在证据方面，他们的意见则完全一致。尽管莱昂纳多留给其朋友莱维一种在文学上发挥的余地，但回忆在奥斯维辛所经历过的事件方面，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跟莱维的合作。故而本书一开头就带有他们两个人的联合签名，附录的第一篇《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同样是一篇两人合作写就的文章，其中可具体见到他们的手笔和书法；读者在附录中可以读到前面提及的名单的两份副本（呈交给在都灵审讯博斯哈默尔的德国检察署的霍尔茨内），即1944年2月26日晚，抵达奥斯维辛后立即被筛选去从事强制劳动的男性囚犯名单。95人中，莱维回想起76人（而不是75人），他们没有被立即押送至毒气室。在随后拟定的那个名单的一份抄本上，莱昂纳多亲自加上了审阅说明：他把出发去集中营的日期往后推了一天，这在别的场合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可以提及的是，在莱昂纳多去世几天后，莱维在描绘其朋友形象的篇章中，没有提及朋友的名字，题目中没有，行文中也没有。选择这样做也许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难以接受同一个长期与自己相知相识的人的分离，这至少有一点像是跟自身的一部分分离似的。

集中营最阴暗的地方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莱维清醒而又勇敢地从事的第三个调查方向，这种从未停止过的调查，也体现在这部集子的文本中：挖掘集中营最阴暗的地方，发现令人憎恶的现实。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与现实进行较量，很快就成熟地意识到其面临的问题之麻烦和复杂，而且在很长的时间后——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才决定止步，不再从事实的角度及其道德层面上予以深入探讨。[28]

在一篇早先的文本中，出现了以“周年纪念”为题的文章（因为是发表在1955年，集中营被解放后的第10个年头），不过，也许是因为这被人忽略的过去，莱维伤感地注意到，沉默正在过久地窒息着对集中营的记忆：“有关死亡营这个远未成为历史的论题，已经趋于被完全忘却的局面，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另外，历史的伤痛虽然刚刚被提及，但很快就演变成公开的辩论，反对当时已十分突出的倾向：把抵抗运动中阵亡将士们的牺牲与被放逐至集中营的人无名的结局混淆起来，“把集中营无数受害者的死亡称作一种荣耀”，我们在那两页被长期忽略的书页中读到，“那是毫无价值的。那并不是荣耀，那是手无寸铁、软弱无奈、赤裸裸的死亡，是不光彩的、可耻的、污秽的死亡”。而话题并非到此为止，有更多复杂的内涵得深入探讨：“受奴役并不体面，有人曾心甘情愿地忍受奴役，这应该被视作例外，令人诧异；但那种奴役制度本质上是使人处于一种卑贱的生活状态，几乎是诱惑人堕落和道德毁灭的根源。”

这种独具一格的惊人的观点，是公开对抗战后相当普遍的善与恶之间一种正面对立的思想，意识到这一点的作者，立刻告诫说：“不过，得弄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把受害者和刽子手混为一谈。”接着，他与当时的思想倾向分庭抗礼，还重申：“这并不减轻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的罪孽，恰恰是百倍地加重了他们的罪孽。”最后，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无限地拓宽视野，深入地探讨和思索：“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是有益的，因为它们是真实的。”那么，不仅仅数字是真实的，最残忍的种族灭绝方式也是真实的。这里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真相，尽管很不明显；除了要探究施虐者的卑劣行为，首先更应探究受害者本身的思想。

从1955年至1961年，在漫长的六年期间，产生了诸如审讯艾希曼这类的消息，这是第一起具有强烈国际反响的事件，还出现类似发表在《新闻报》上的12岁女中学生的那封信件，这都是些令人欣慰的征兆，但有关种族灭绝的课题，大气候却难以改变。尽管莱维几乎在孤寂中苦苦地思索着，但他的讲话变得愈加明确清晰，作为对外界这些反应的回报。这次，我们要读一篇发表在杂志《桥》上的文章，那是一份具全民特色的颇有权威的刊物，由皮耶罗·卡拉曼德雷（Piero Calamandrei）在佛罗伦萨创立；至于文章的题目“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则与当时的局势有关联，较之其他文章其内容所涉及的面更宽，更有分量——几乎堪称一篇杂文——它重拾在《周年纪念》一文中断了的话题：“在真理面前，我们不应该停滞不前。”故而，有必要承认：“集中营不仅是折磨人致死的场所，也是使人沉沦的地方。人的良知从未像在集中营里那样受到强暴、伤害和扭曲。”

莱维的论据很快就得到证实。首先，“集中营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别样的细节是颇具特殊意义的。凌辱人性、贬低人格、使人沉沦”，这对于纳粹分子实质上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目的在于嘲笑来自以犹太人和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威胁：凌辱应该能迫使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德国人民——喊出类似这样的话来：“这些人不是人，他们是玩偶，是畜生。”

另外，还有更甚者。对于那种把集中营定义为“使人沉沦的地方”，或者根据六年前在《周年纪念》一文中提出的说法，把其定义为是“道德毁灭”的地方，应予以解释。莱维的回答是这样的，进一步的真相是如此令人震惊、目瞪口呆：

通过另一条途径，同样可以达到侮辱人格、使人丧失尊严的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即使是最高层，都是从囚犯中选拔出来，许多人还是犹太人。不应该认为这样会改善营地囚犯们的生活条件，事实完全相反。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

于是，在奥斯维辛善恶颠倒的世界里，出现了道德上进退维谷的窘境，对此，莱维仅仅在更晚些时候，在其《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以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重新进行了反思，不过，在他的那些偶尔发表——我们可以这么说——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地指出那种邪恶现实的另一面问题。比如，我们想到前面的1979年写的那篇文章，其中讲到在奥斯维辛有的人属于“秘密的防卫组织”，他们可以操控被筛选去毒气室的囚犯的名单，那么动笔划一下就能决定——虽然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其他人的身家性命。

沉默的理由

集中营里所遭受的磨难与现今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反思的第四根轴线，这在《这就是奥斯维辛》一文中可以追寻到。从这个角度出发，莱维不得不经常“较量”的就是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事实：在一个不顾一切地想把那痛苦而又不体面的过去都存放起来的世界里，对于种族灭绝的历史普遍持保持沉默。作者正是用“沉默”这个词，来描绘那种应有的“关注”之缺欠。这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指当初经历过的一代人对世人的亏欠，那么至少是不可能不知道一部分真相的人。沉默也应该被看作一种几近有意识的行为表现，不过，那得包含有确切的、可以寻找得到的理由。最后，沉默的反面就是发声：如果沉默是无言的缺席，那么，言语可以把要传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但那仅仅是以最清晰的形式把真相呈现出来。

最痛苦的沉默——让我们再次引用1955年发表的《周年纪念》一文：

对于文明世界的沉默，对于文化的沉默，对于我们本身的沉默……不应该把这种沉默归诸身心的疲惫和年华的耗竭，或归诸对“生存的第一需要”的正常心态。不应该把沉默归诸懦弱。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正当的诉求，在许多场合下，它劝说我们对集中营的往事缄默不语，或者淡化或非难这些事件留在我们记忆中依然栩栩如生的形象。

这是耻辱。我们是人，跟杀害我们的刽子手一样，同属于人类大家庭。面对他们异乎寻常的滔天罪孽，我们感到自己同样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子民……

我们是当初奥斯维辛所在的那个欧洲的子弟：在我们生活过的那个世纪里，科学被扭曲了，孕育出种族迫害的法令和毒气室。

反思必然会引出这样的问题：“谁能说自己一定会免受腐蚀毒害？”这是一个把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问题，同时通过这个问题，把人们对那种腐蚀毒害的性质的中肯的探讨与对每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的思考也连接起来了。

说到这里，在莱维的视野里，“沉默”最后也担当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成了“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犯罪”，因为“无辜者的羞耻感和沉默能够掩饰责任人有罪的沉默，从而能够延期并使其逃避历史对其做出的判决”。最后的这些言辞是些非同寻常的真知灼见，但这些话是在1959年致“想知道真相”

的一个小女孩的一封信中读到的，这并非偶然。

为何要说

如果缄默不语在道德层面上是一种该受到责备的行为，那么站出来说话、敢于做证，反倒是提供了一次救赎的机会。这也是作为作家和证人的莱维在日常活动中比在他的文章中更经常提及的一个课题。就这个方面，令人想起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一句话，他也是与莱维一起被捕、一起被放逐去奥斯维辛的人，那句话似乎概括了两个人的思想：“当初我就深深地意识到，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事实，带给我的义务永远会比权利更多。”[29]

首先是把以往的经历讲述出来的义务。可是为什么要说呢？或者更准确地说，该说些什么呢？怎样在战后的世界里展现集中营呢？可以有很多回答，不过，所有的回答都牵涉那个颠倒了的世界的基本面貌，那是个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难以描述的世界。我们看看第一个回答，是莱维在《周年纪念》一文中向我们提出的从未被太多引用过的，也是说得过早些的话：“沉默是不容许的。如果我们都沉默了，那谁站出来说话？当然不是那些罪人们和他们的同伙。倘若没有我们的证据，当初纳粹分子的残暴兽行，由于它们本身的异乎寻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被弃置在传说之中了。因此，需要站出来说话。”只有说话，首先是亲身体验过集中营境遇的人站出来说话，才能够证实他们所遭受过的经历，那是进行任何进一步调查的首要的条件。

在其他场合，当有人几乎是以一种谴责的形式表示异议“为什么不断地谈论恐怖”时，问题再度被提了出来。在1961年所做的《审判艾希曼的证词》中竟然出现这种谴责，这是意味深长的，人们期待的谴责者似乎应该出现在莱维的书页中。鉴于这些表面上的自相矛盾，话题趋向于开拓一种多重性的解释，从另一方面说，这些自相矛盾的悖论有助于把集中营定格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背景之中。出于更多的理由，沉默应该被打破。其中就有如下种种理由：“为了唤醒所有人的道德良知，我们应该把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讲述出来”；或者因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弥补”。然而，似乎还有别的真正的理由：“历史不能被篡改”，历史在总体上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也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它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的一部分，那是我们万万不能失去的。连接着我们的现在与孕育出我们的过去之间，有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牢固深厚的纽带。有一种情结，它为莱维后来就为什么要讲述集中营往事而做出的回答加重了分量，并赋予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些发生过的事件太意味深长了，令人隐约看到一种太过严重的疾病的征兆，对此缄默不语是不允许的。”一种曾经侵袭过昨日的人类的疾病，被人们以付出巨大的牺牲击败了，但这绝对不等于说，这种疾病会放过明天的人类。

前面所有的引文摘自1961年有关艾希曼的短文。在最后一段引语中我们遇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形容词“意味深长的”，因为是用来表示文字的含义，所以是非同寻常的：20年以后，我们又发现它被用来起同样的作用，在小说集《莉莉斯和其他的故事》（Lilít e altri racconti）中的题为“直陈式现在时”（Presente indicativo）的片段中。普里莫·莱维昔日所经历过的时代，蕴含着这种亘古不变的思虑、这种惊恐不安。

“意味深长”的奥斯维辛事件，莱维向我们奉献这个定义后，在《为审判艾希曼提供的证词》一文中，立刻就展现出纳粹主义那种罪恶所产生的具体后果：劳动营、把犹太人沦为“动物种类”、毒气瓦斯和焚尸炉。

然而，还有更恶劣、更糟糕的事情，它表明无耻的罪恶是多么容易得逞……这不仅仅在德国，德国人凡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搞这套伎俩。这是一种小孩子玩的游戏，物色到叛徒后，让他们当总管，腐蚀人的良知，营造或恢复那种貌似一致苟同的氛围或公开的恐怖气氛，这是实施他们的帝国蓝图所必需的。

虽然这好像是对一个特定的人说的，但莱维1961年所公布的文本并非是想列举进一步的罪状：它确实是一份为艾希曼而写的证据，但并非是控告他的证据，这并不意味着莱维打算减轻艾希曼的罪责，完全不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奥斯维辛的一个幸存的证人，即使是在一个集中营业已消失的世界里，即使是在一个假想已完全实现和平的未来的世界里，仍孜孜不倦地继续从事着他“把真相告诉世人”的工作之理由：为了不让新的艾希曼再度出现而宣传“罪恶的传染”，以寻求有人聆听。莱维“为了”艾希曼所做的证词仅仅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为“历史”（这里用的是大写字母）做证，“历史”应该被铭记和传承，这是反对整个民族在道德上成为同谋的一种证据，它提前向我们描述了纳粹主义是怎么能以胁迫囚犯们与之合作、令囚犯们表面上就范，而终被定义为“不必要的暴力”的。

15年之后——现在我们是在1975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这本书的题目“这就是奥斯维辛”——论题实质上没有变化，但语气和结论部分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已减少成几十个人。也许我们人数太少，以至于没有人聆听我们说话了；另外，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在眼前出现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的，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自己孤零零的。不过，我们仍然得讲述出来：这是对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囚友们的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它赋予我们的幸存以某种意义。我们有了一种人生的基本经历（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懂得了某些关于“人”的含义，那是我们觉得有必要传播的含义。

就正像“历史”一词那样，这一次“人”这个字也用了大写字母：莱维不怕咬文嚼字，在不多的关键时刻，他觉得有必要讲究修辞。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人——他想竭力强调这一点——似乎掌握着一种在别人看来几近隐秘的真相。因此，就得由他们来把集中营当作揭露的对象。的确如此，唯有他们才能够对衡量人的本性的一种重要尺度体验到极致。秘密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人’是征服者：尽管有几千年的法典和法庭，‘人’始终是这样的征服者。”

一段始终不变的历程

奥斯维辛解放30年周年纪念日过后没几天，《这就是奥斯维辛》一文在《新闻报》上发表了（正是从那时起，莱维开始与这份都灵最重要的日报进行不懈的合作），文章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这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很少见。文章的内容可以说是特意安排的，自确定刚过去不久的集中营历史事件与当今的现实之间产生强烈的激荡的时刻起，莱维就采取了强烈的立场，其渊源就在此：法西斯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这是莱维一种公开的颇具政治分量的忧虑。“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繁殖得很快的毒瘤，我们正面临着其卷土重来的危险——呼吁人们在其一开始抬头就起来反对它，这难道过分吗？”

就在那几个月里，莱维的那种担忧显得尤为明显，他被选为阿泽利奥文科高中[30]的学院理事会主席；他在那里任职一年半，尤其在那个时候——有关学校的民主自治机构的法令刚生效不久[31]——是有明显的政治分量的。

我们继续拜读莱维的文本，以免错过他的思路。在阐明揭露昔日的集中营事件的意义之后（“人”是征服者，如今的“人”仍然是这样的征服者），不顾是否会与读者产生某些即使仅是时间上的距离，文章紧接着说：

许多社会制度提出要抑制这种滋长不平等和滥用权力的趋势，可另一些社会制度却赞美这种趋势，并使其合法化，把它指定为最终的政治目的。人们可以把这些制度定义为法西斯的，无须用任何牵强附会的措辞：我们知道法西斯主义的其他一些定义，但我们觉得更符合我们经受过特殊事件的定义就是，那些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所有人之间平等的基本权利的一切制度，全都是法西斯主义。

莱维意识到，几年来出版的许多作品（在同样的道德力量激励下，其所写的作品各有不同）巩固了自己在公众中的权威，这也得益于他的一贯表现，以及作品中所彰显的他本身的形象。凭借那种权威，他觉得如今自己得努力对抗一种业已迫近的危险。他不认为自己负有精准地复原历史的重任，尽管他的文章已勾勒出当初的历史轮廓。莱维认为突出人与人之间必须平等的基本价值更有益于人类，这是他通过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所广泛证实的，即便付出了将问题简单化的代价。因此，莱维认为，有必要追讨奥斯维辛的教训——跟集中营一样，法西斯主义应该被看作对全人类的一种伤害——所传达出的普遍性的意义。当然，他并不曾想在那个时刻，以某些理由埋没犹太人在种族灭绝历史事件中的中心地位，而是出于他在探讨人性方面始终表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敏感性，《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题目中的最后一个字“人”，正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些就是1975年2月为《新闻报》所写的论文的特点，文章的架构与他在两年前为卡尔比的博物馆这一历史性建筑准备的解说词有所雷同，那时候他对法西斯主义沉渣浮起的担忧并没有像稍后表现的那样突出。在那篇解说词中，他也把集中营事件从道德上给予世人活生生的切实的教训放在了首位：“产生集中营的理论根据很简单，因此也很危险：每个外国人都是敌人，而每个敌人都得被杀死；凡是从语言、宗教、外貌、习俗和思想等方面感觉到对方与自己不同的人，就都是外国人。”接着就是一段简短的回顾，旨在把集中营事件归入纳粹主义发展最全面的框架之中，并且指出哪些是希特勒逐个实施暴力的优先目标，也指出了全面诠释集中营的历史的主要症结。请看其中的一个重要段落：

随着波兰被占领，德国拥有了（用艾希曼的话来说）“犹太主义的生物源泉”：除了在“特别行动”中被抓捕的人数不确定的平民、游击队员和军人以外，还有250万犹太人。这是一支庞大的命运不济的受害者和奴隶的队伍——“集中营”的最后目的被一分为二了。它们不仅仅是镇压的工具，而且在一段时期内成了施行有组织的大屠杀的恐怖的机器以及强制劳动的中心，他们指望集中营能助德国所做的好战的努力一臂之力。

在这种框架内每种元素都有其一种意义，不向时代的精神做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虽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下，那是一篇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文章，就像已经提及的那样。比如，文章里没有提到公民的权利，这在那些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化中还相当普遍，即应该承认放逐政治犯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点甚至几乎掩盖了谈论“放逐犹太人”的重要性。莱维在根本的问题上是不妥协的，除了在用词和讲话的结构上略显谨慎外（至少不冲撞其相应的对话者的敏感性），正如他前面的《医疗报告》所做的那样。另外，对于在每个时期里犹太人的处境与其他被放逐的军人和政治犯的处境之间的差别，莱维心里很清楚，并且从来不乏极大的关注，他自己就曾经属于“那些不能做选择的人”，他在另一篇题为“犹太人的遣送”的文章（1966）中，曾这样讲述：“就是为所有意大利和外国的犹太公民做证。这些人当初不能做任何选择：他们之中有妇女和老人，他们是多年来与外部世界割断任何联系的人。自1939年起，他们就生活在不公开的秘密状态，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做出某种选择的。我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怎样，尽管有巨大的困难，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但当初是有过一种抵抗的。”

颇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刚刚分析过的1973年和1975年的文本，与1978年拟写的特别有分量的一个文件之间，能够发现它们结构布局上的一致性。这就是《奥斯维辛关押意大利人的囚室内部展厅解说词草稿》，它是建立在一种回忆的基础上，把许多相关的主题更紧凑地聚合在一起的成果。这里就不再复述在书后《文本的信息》中以分析的方式表述的内容，只需提及一些主要的元素。即便是在极其短小的文章中，作者还特意向公众提示海因里希·海涅的一句格言：“焚书的人，最终必然会焚烧人。”[32]——一则智慧的定律，让历史从文学的角度给予精辟有力的回顾，虽然只浓缩成短短的一句话（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更有力度）。话题牵涉1920—1945年间发生在意大利的重大事件，避开一种地域性的视点，而承载着整个欧洲的幅度，从中突出了（亚平宁）半岛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上双重的首要地位。然而更重要的是，如此勾勒出的总体背景就把截然不同的被放逐的受害者的名册置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历史回顾中，没有忽略任何人，也没有排除历史注定要让犹太人承担的显要角色。

对时代的氛围的描述，以及困难的润色修饰工作，无疑能让人感觉到解说词是出自多人之手，不过并没有到篡改作者思想的程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最后展出在奥斯维辛的意大利备忘录中，仅仅只用如此简洁的一个文本中的最后几行，但那段跟前面的几段文字割断了联系的墓碑铭文成了提醒参观者的一种不含确切意义的警示。

如何叙述真相

我们多次引用过那封信，但从来没有刊登过那个想把信发表在《时代之镜》（《新闻报》上反映皮埃蒙特大区生活的专栏）上的那个年轻写信者的全名。现在是填补空白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在她所写的信的页底读到的文字：“要求知道真相的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女儿”。莱维在几天之后的回信中，表示了他尤其为女学生信中最后的言语所打动，他这样评论道：“无论如何，人们都渴求知道真相，因此，真相不该被隐藏起来。”

毋庸置疑，首先，集中营变成了一个“真相问题”，既然如此，就得要面对。就他的对话者所指的展览会上那些有关毁灭营的图片，莱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姑娘啊，那些图像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急于亮出具体的证据，以证实他对展览的肯定意见：首先是“那些令人悲怆之地留下的痕迹”；然后，在像都灵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也有几十位“目击证人”——这样的一种定论，如今听起来是那么简约，好像唯有眼睛在说话！而最后还有：“混杂地葬身在那些白骨堆里”的几千人“留下的空白”。总之，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而相比其余的一切，它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直到得出的结论是，在卡利涅亚诺宫那里举办的展览是为了“表明”——就像为了解释一个定理或每个复杂的问题那样——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这里我们看到了集中营呈现出的无数种面貌中的另一种面貌——“在人的心灵深处，究竟保存着多少残忍的本性，并告诫人们有哪些危险过去和如今一样地在威胁着我们的文明”。

因此，在被放逐者-作家的回答中，一边是以小姑娘为代表的所有那些“渴求真相”的人，另一边是那些在道德责任的驱使下，迫切地想讲述不仅是“自己”的历史，而是“那段”历史的人，他们之间似乎终于可以碰撞出火花来了。这就出现了另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怎么讲述“那段”历史呢？

莱维当然没有等到1959年——举办展览和写回信那年——才予以回答。正如我们所知，他在10年多之前早就已经睿智地想到了；不过，这本书上所发表的文本，也许能有助于再次进一步发掘出有关他的构思和写作的渊源。

我们从《放逐和灭绝犹太人》一文开始，那是在1961年。那年莱维借关于意大利反法西斯历史做一系列的讲座之际，跟其他人一起带着自己的证词应邀去了博洛尼亚。那是3月13日，莱维来到博洛尼亚市政府剧场，在作为晚会的主持人、报告会的主要演讲者恩佐·亨里克斯·阿涅奥利蒂做了关于《纳粹主义和种族法令在意大利》的报告之后，莱维做了发言。[33]既然是牵涉一种证据，人们当然期望他讲述其遭受过的种种经历，当事人莱维自然没有辜负听众的期望：“种族歧视的法令颁布时，我19岁。当时我在都灵大学就读化学专业一年级。”不过，在这以后，莱维就选择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那种平庸的方式来进行讲述。（应该还记得，后来的自传体短篇小说《元素周期表》中的故事就是从那里产生的。）

在《放逐和灭绝犹太人》一文中，莱维适当回顾了从种族歧视法令的颁布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的历程，不过，他不断地用拓宽和缩小叙事视角的方式进行扫描，采用精确简短的词语和一种掌控自如的紧凑的节奏。作者很少用副词，从不离题（唯一插入的语段是有关集中营里语言交流困难的，“希腊人、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有那么居高的死亡率，就在于他们对德语和波兰语的一无所知这一点”），形容词减到最少：读到的就只是信息、数字、描述、名字，还有经常结合在表示行为的动词和具体确切的名词之中的一些断然的看法，还有对集中营不同囚犯的心理状态一些扼要的概述：受害者和狱吏们。植根于对具体事实的思考，是为了帮助聆听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把主人公个人的遭遇置于所提示的不同的背景之中：插入一些对比，对详细的提问做出回答。最后写出这么几页的文本——乃是《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简明的概括，开场白是后来《元素周期表》中如前所阐述的几则故事——却具有向博洛尼亚的公众传达集中营全貌的能力，并且就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表达了印象、判断意见以及个人的感受，还有其他很多东西。《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作者，当时期许与公众有一种类似的成功的交流。不过，最打动读者的——也包括对莱维作品了解至深的读者——就是那种读到其作品的最后一行时，有一种发现了某种新东西的感觉。

1966年莱维写的另一篇短文，虽然篇幅较小，但也会给人以同样一种体验，就是已经提过的《犹太人的遣送》一文。题目会令人想到是一种无数次的重复，其实不然。至于情节上，文本又一次立足于一系列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亲身经历过的事件，但其所选的事件数量减少到总共只有三个：1943年9月8日，中断其游击队生涯的被捕事件，在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囚禁。故事的叙事性下降到最小，因为真正的论题是另一个——被放逐的犹太人生存的“零条件”（他如此闪电般的概括）与其他军人和政治犯等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差别。

最后的例子也许是最有说服力的。于1979年写就的《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用不到两页的篇幅重新经历依然相同的路线，包括被迫害的1938年和被囚禁的那年。但是文章的背景赋予它一种别样的独特性，而且有些段落浸透着不一般的意义。文本是写给罗萨娜·本齐的，她自小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在被排斥在外的社会阶层中很活跃。正是被放逐者的经历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举例说明）的经历之间的含蓄对比，加倍说明了蕴含在他人——外人——敌人的序列中的意义，这里不光是指集中营里的人。这样就把莱维说的在反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法令颁布后他所感受到的那种“少数人的自豪”，置于一种不同的背景之中。不过，莱维与本齐的隔空对话最有意思的时刻，得在结论中去寻找。作者写道：放逐的经历“刺刻在我身上，但它没有泯灭我活下去的意愿，相反，它更增加了我的这种意愿，因为它赋予我的生命一种目标，就是得带着证据出去，为了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再发生。这就是我写这些书所祈求的目的”。这些我们已经听到过的词语，在这里产生一种新的反响，它不再只是暗示了一种责任，隐涉了一种生活的目的和理由，那是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尺度——那种被铁石心肠的人强迫他人流放的尺度——衡量过的目的和理由。

语言的得体

睿智地运用一种自传体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在语言表达上有很多的可能性。不过，在同一个故事情节上总是进行不同的调整和变换，那是小心选择的结果，而且重复地采用“那个”故事情节，也不能不慎重。莱维作为发声的楷模，会让我们忘却他那样一种选择并非是预料之中的。按照莱维的情况，他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这跟他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把自己与对话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理由：直接反映自己的经历，肯定能使读者处于更容易理解的地位，并且能够以信任的态度接受对谁来说都难以接受的现实；作者把自己置于一张个人关系网的中心，这有助于他逐个描述当时的人，他介绍的并不是颇为抽象的思想，而是那些思想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行为方式，以及由其所导致的行为。这就把叙述者莱维和故事中的莱维之间的距离缩减到最小，也有助于缩短他跟读者的距离，为此，读者都特别愿意跟作者进行密集的对话，而这正是他特别看重的。

说到这里，既然莱维有关集中营的大部分文本具有如此普遍的共同点，那么，能说它们仅仅只是“回忆的故事”吗？这可就是一种偏离正道的平庸化的看法。这种标签式的质疑引导人们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倘若过分轻易地用“证人”的身份来形容集中营的叙述者莱维的话，是否会导致我们低估复杂的问题——他所面对过的、结果却不断令我们惊诧的问题——它们是与两个不同且须细致加以区别的途径连接在一起的。

第一个途径就是竭力获得真相，或者至少是发现真相的片断。就莱维来说，涉及历史上最难以琢磨、最令人费解之处。第二个途径就是得为经常悉心聆听这些真相的公众找到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而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只有通过一种更细腻的文字表述形式，才能赢得人们更多的关切——正如马克·布洛赫[34]所说——要采用像竖琴家的“耳朵和手指那样敏感”的细腻方式。

“人们会否认说，那是否得有一种‘得体的’语言，就像是手的一种触摸？”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的辩解书》[35]——一篇关于如何研究和讲述人类重大事件的最有启示性的文本——中的同一页中自问道；而他是通过一种意想不到的联想这么说的，这无疑是莱维最珍惜的。就像在都灵作家的表现手法中——这我们在阅读《这就是奥斯维辛》的文本中看到了，并且在这些书页中试图表现出来——带着布洛克所主张的同样严谨的态度，在写作之前的调查工作中，让每篇证词都经过筛选，使所提供的证据都达到其真实的分量。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那两种途径，除了注意叙述的细腻之外，就是证据的中心地位。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用言辞作为“证人”和“证据”来证实集中营的真相，会冒着站不住脚的风险，由于太软弱无力，结果就会用词不当。莱维就语言的表达上向我们表明了一点，比如像饥渴、寒冷、劳累之类的词语，都是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不适合用来表述奥斯维辛极端的生活环境的程度。

那么，如果我们要自问，究竟哪种语言最适合普里莫·莱维呢？那就得追溯到这本集子里最早搜集的文本：为苏联人拟写的《医疗报告》、为都灵犹太人社团拟写的《报告》，以及临近审判霍斯时所提供的证词。在那些文本中，我们重又发现了一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他不局限于记录他所看到的一切——尽管以极大的关注和有效的风格——而是在对自己的回忆加以评论的同时，一刻都不中断其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他对人物、事实和事物（对齐克隆B的分析）的审视，采用的是一种含蓄而又不失优雅的方式。所以，可以这样说，《这就是奥斯维辛》文集中所搜集的这些篇章，是成功地以新的内容，从侧面勾勒出了作为一个证人和一个作家、同时也“善于”作为历史家的普里莫·莱维的形象。

[1]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主持完成“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万塞会议。后来他在布拉格乘坐敞篷车外出时，被英国人空降的捷克爱国者用手雷炸死。

[2] 卡尔滕布伦宁（Ernst Kaltenbrunner），接替海德里希的党卫军头目。

[3] 当代犹太人资料中心（Cdec.），位于米兰。

[4]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内务部。——原书注

[5] 由弗里德里希·博斯哈默尔指挥。——原书注

[6] 奥斯维辛，波兰语为Oświȩcim（德语为Auschwitz），是波兰一个小城镇的名字，纳粹在其边缘地区建立了灭绝营。——原书注

[7] 《40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Quattro milioni di morti al campo di Oswiecim”），载于《月份》（Il Mese）杂志，第III期，1945年5月17日，第539页。——原书注

[8] 对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的采访，1982年9月30日，安娜·塞格雷（Anna Segre）的《一种无言的勇气——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Un coraggio silenzioso. Leonardo De Benedetti, medico, sopravvissuto ad Auschwitz），都灵：扎莫拉尼（Zamorani）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原书注

[9] 实际上，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不是三次而是四次从筛选中得救，除了得到他那些医生同事们的帮助（或许在之前），还得到门格勒大夫的帮助。另外，有关这几次获救，在贝内代蒂的揭发（发表在本书）中也有所提及——1959年前后所写的对门格勒的审判。在揭发材料提出的假设中，说其并非是出于仁慈之举，而仅仅是执行官方的一份纳粹主义的指令，旨在保证当医生的被放逐人员存活下去。关于门格勒，在露恰娜·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回忆死人之屋》（Ricordi della casa dei morti，1946）中也讲述到，她也是职业医生，但与贝内代蒂不同的是她能在比尔克瑙发挥其行医的资质。就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阅亚历山德罗·基亚帕诺（Alessandro Chiappano）编辑的《回忆死人之屋》，2008年，佛罗伦萨：朱蒂诺（Giuntina）出版社，第54页。——原书注

[10] 见《休战》（La tregua，1963），又名《再度觉醒》（Opere），由马科·贝尔波利蒂（Marco Bepoliti）编选的作品集，都灵：艾依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第252页。——原书注

[11] 引自安娜·塞格雷所著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84页。——原书注

[12] 所引证的资料是一页用打字机打出的稿子，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字，《关于莫诺维茨犹太人集中营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报告（奥斯维辛-斯雷西亚北部）》则是由外科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和化学师普里莫·莱维签的名。材料保存在皮埃蒙特抵抗运动和当代社会研究学院的乔治·阿戈斯蒂档案馆中。有关这份资料，以及在这儿或在下面要引证的其他文件资料的分析说明，请参阅后面《文本的信息》中有关《报告》的图标。——原书注

[13] 就这一方面，请参阅安内特·维奥尔卡（Annette Wieviorka）的《记忆与遗忘》（Les status des déportés），《放逐和种族灭绝》一章中的《放逐者的宪章》一节，第141—158页，巴黎：普隆（Plon）出版社，1992年。——原书注

[14] 《这是不是个人》，在《普利莫·莱维作品全集》中的第一卷，第1375页的注释中，标出同样的日期。——原书注

[15] 见普里莫·莱维所著的《这是不是个人》，都灵：德西尔瓦（De Silva）出版社，1947年10月11日。——原书注

[16] 见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引自第129页。——原书注

[17] 重新发现《医疗报告》以及随后的事件，见本书后的《文本的信息》。——原书注

[18] 卡罗尔·安吉尔（Carole Angier）的《双重关系》（The Double Bond）和《普里莫·莱维的生平》（Primo Levi: A Biography），都灵：瓦伊金（Viking）出版社，2002年（由瓦兰蒂娜·里奇翻译成意大利文，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2004年），以及伊恩·汤姆森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伦敦：哈钦森（Hutchinson）出版社，2002年。——原书注

[19] 各语种的译本，于2005至2008年分别在纽约、巴黎、巴塞罗那、柏林、伦敦、阿姆斯特丹等地出版发行。——原书注

[20] 引自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129页。——原书注

[21] 普里莫·莱维的《追忆一位好人》，发表在1983年10月21日都灵的《新闻报》。——原书注

[22] 意大利语的“遗忘”（omissione）一词和“重任”（commissione）一词之间只有一个字母之差。

[23]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采用”和“接受”两个动词的副动词形式。

[24] 《普里莫·莱维并非如此》，西尔维娅·加科米尼采访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访谈录，于1997年2月16日刊登在《共和国报》，第34页；此段话也刊登在亚历山德罗·基亚帕诺的《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一种生命》一书中，由加尼·佩罗纳写的前言，佛罗伦萨：朱蒂诺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原书注

[25] 关于“二元的”形式，请看阿尔贝托·卡瓦利翁做评注的《这是不是个人》一书，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2012年，注释5。——原书注

[26] 埃利奥·维塔莱于1995年5月15日交于伊恩·汤姆森的证据：副本在伦敦威纳书店，伊恩·汤姆森藏书中《普利莫·莱维传》中，见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卷宗。——原书注

[27] 见安娜·塞格雷的《一种无言的勇气》，第51—52页。——原书注

[28] 1979年，莱维在一些访谈中，宣布开始打算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汇集在七年以后问世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请参阅西尔维娅·加科米尼的《巫师梅尔利诺和铁匠》，载于《共和国报》，罗马，1979年1月24日。现在，在普里莫·莱维的《谈话和访谈录，1963—1987》，马科·贝尔波利蒂编，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7年，第118—122页（尤其在121页）；《普里莫·莱维的反英雄气概》（L'antieroe di Primo Levi），乔尔基纳·阿里安·莱维（Giorgina Arian Levi）发表在《哈凯拉》（Ha Keillah），1979年2月3日，第6页；朱塞佩·格拉萨诺，《与普里莫·莱维的谈话》，1979年9月17日，载于《普里莫·莱维》，佛罗伦萨：新意大利出版社，1981年，第3—17页，现在也发表在《谈话与采访》，引自第167—184页。——原书注

[29] 露恰纳·尼幸姆·莫米利亚诺的《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犹太人家庭》（Una famiglia ebraice tra le due guerre）［马克思·海曼的《在意大利的燔祭》，第36届IPA大会，罗马，1989年］，见《洗耳恭听》（L'ascolto rispettoso），载于《心理分析文章》（Scrilti psicoanalitici），安德雷依娜·罗布蒂编著，米兰：柯尔蒂纳（Cortina）出版社，2001年，第3—9页（文中引用的是座谈会的结束语）。——原书注

[30] 阿泽利奥·马西莫·塔帕雷利（Azeglio Massimo Taparelli，1798—1866），政治家，温和的自由派。阿泽利奥高中以其命名。

[31] 1975年4月2日，普里莫·莱维当选为阿泽利奥文科高中的学校行政理事会主席（19张选票中16票赞成），当时他的儿子雷佐在那里就读。那是该校的第一次理事会，由于所谓的“授权的法令”（共六条）于1973至1974年颁布，另外还设立了新的集体领导机构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学校80%的有选举权的人（学生家长、学生、教师、非教学人员）投了票。莱维以“单一的名单”参选，获得758票，相当于总票数的41.74%。他在校任职两年，他的委任于1976年9月30日结束。在阿泽利奥文科高中的学校档案室可以查到学校理事会的会议纪要，莱维以19张选票中16票赞成被选为理事会主席。——原书注

[32] 引自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青年时期的《悲剧——抒情插曲》（Almansor，1821），第243—244行诗句。

[33] 1961年3月13日意大利作家吉奥乔·巴萨尼（Giorgio Bassani，1916—2000）和朱利奥·苏皮诺（Giulio Supino）也分别带去他们以“法西斯袭击弗拉拉的犹太教堂”和“面对纳粹主义的意大利人”为题的证词。——原书注

[34]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代表作《封建社会》（1939—1940）。抵抗运动的斗士，后被德国人枪决。

[35] 《历史的辩解书》或《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1943），布洛赫去世后首次出版，1949年，艾蒂安·布洛赫编写的评注版（1993），朱塞佩·古蒂埃尔翻译的意译本中第23页，都灵：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原书注

文本的信息

图1

这是1945年6月30日在卡托维兹由125号医务所主任签发给普里莫·莱维的证书。莱维对文本稍做润色，在《休战》一书中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的：“丹森科[1]掏出两张证书，是用漂亮的书写体写在两张横格纸上的。显然是从学生的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在我的证书上，他从容大度地声明：‘来自都灵的医学博士普里莫·莱维连续四个月为本指挥部的医务所提供了服务，他能干灵巧，工作悉心勤奋，因此值得接受世界劳动大众对他的感激。”（引自《普里莫·莱维作品集》，马科·贝尔波利蒂编撰，艾依纳乌迪出版社，1997年，第1卷，第299页）

给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也开具了一份同样的证明，登载在安娜·塞格雷的作品《一种无言的勇气——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38页，扎莫拉尼出版社，2008年。

图2 证书的抄件

图3 由艾依纳乌迪出版社俄籍工作人员维拉·德里佐翻译的证书译文

图3中的文字：

证书

都灵的普里莫·莱维

在指挥部下属的125号医务所服务期间，为民众的利益尽心尽力。鉴于其对患者的关切和悉心的工作态度，应该得到病人和指挥部的敬重。我们对你深表感激，因为你的工作将得到世界各国成百上千人的尊重。

125号医务所所长

上尉（无法读出）

医生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茨（盖章）

克林钦科

图4 《医疗报告》（都灵，伊斯托雷托档案馆）的第1页

图5 《十天的遭遇》的第1页，上面有普里莫·莱维手写的一些字，用铅笔批注的“法西斯的残暴”。鉴于这个批注，资料被分类列入CLN（民族解放阵线）的历史局（伊斯托雷托档案馆）

图6 《医药智慧女神》的扉页

图7 《医药智慧女神》的第1页

图8 《审判霍斯的声明》，普里莫·莱维（CLN民族解放阵线档案馆，米兰）

图9 《审讯博斯哈默尔之证词》，1970年9月2日，第1页（CLN民族解放阵线档案馆，米兰）

图10 《新闻报》，1975年2月9日，第1页（感谢都灵《新闻报》提供）。左面文章标题：《30年之后，为了不忘却》《这就是奥斯维辛》

[1] 丹森科（Dancenko），卡托维兹集中营医务所的波兰籍医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意）普里莫·莱维， (意）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著 ; (意）法比奥·莱维， (意）多梅尼科·斯卡尔帕编 ; 沈萼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86–7451–3

Ⅰ . ①这⋯ Ⅱ . ①普⋯ ②莱⋯ ③法⋯ ④多⋯ ⑤沈⋯ Ⅲ . ①纪实文学－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55

新世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486号

COSI FU AUSCHWITZ (THIS WAS AUSCHWITZ)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2015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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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斯维辛：1945—1986年的证据

著者：[意] 普里莫·莱维 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

编者：[意] 法比奥·莱维 多梅尼科·斯卡尔帕

译者：沈萼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62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7451–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消融

主营

希腊人

卡托维兹

塞萨尔

胜利日

梦想家

向南

向北

小母鸡

老路

树林与小路

假日

剧场

从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到雅西

从雅西到美苏分界线

休战

后记 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

译后记 痛楚而迷人的休战时光

凄苦的夜里，

常有同样的梦，

惊悸而繁杂的梦。

梦中灵魂与躯体，

回到家里，吃着东西，

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直到，飞快而平静地，响起

清晨的起床令：

Wstawàch[1]；

心便在胸膛中碎裂。

现在我们又回到家中，

我们的饥饿已经结束，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述。

是时候了。我们会很快再听到

异国的叱令：

Wstawàch。

1946年1月11日

[1] Wstawàch意为起床。——译者注（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注外，均为译者注）

消融

1945年1月初，迫于苏联红军的巨大压力，德军匆忙疏散西里西亚（Silesian）矿区。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情况下，德军会毫不犹豫地纵火或使用武器，摧毁集中营，屠杀其中的囚犯。但在奥斯维辛地区，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德军高层（似乎是希特勒本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回收每个还能干活儿的苦力。因此，所有健康的囚犯都被疏散，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下，前往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而病人则被扔下听天由命。凭着证据，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德军原本并不想在集中营里留下一个活口。但夜间猛烈的空袭和苏联红军的迅速推进迫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扔下未完成的任务而逃之夭夭。

在布纳-莫诺维茨（Buna-Monowitz）集中营的病区里，留下了800名囚犯，其中大约500人在苏军到来前死于疾病、寒冷和饥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即使得到了苏军的救助，仍有200人陆续死亡。

1945年1月27日，中午时分，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红军巡逻队。我和查尔斯最先看到他们——我们正把索莫奇的尸体搬往乱葬坑。他是我们死去的第一位室友。我们把担架倾覆在肮脏的积雪中，因为乱葬坑里早已堆满了死人，而附近再没有其他墓坑。查尔斯摘下他的贝雷帽，作为对活人和死人的致敬。

四名马背上的年轻士兵，沿着作为营区边界标志的道路而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驻足于铁丝网边，向里张望，相互偶尔说上几句话，把陌生而尴尬的目光投向杂乱的尸体、破败的营房和我们这几个还活着的人。

在灰色的雪地与天空之间，在预示着消融的潮湿烈风之中，岿然高踞于骏马之上的士兵，在我们眼中，显得极为具体而真实。

可以说，我们就像流星，在充满死亡的虚无中游荡了十天，终于触到它那坚实的中央，一颗凝聚的核心。四个人，全副武装，却并非我们的敌人——四名和平的信使。厚厚的皮帽下面露出他们粗糙而孩子气的脸。

他们不向我们打招呼，也不微笑。似乎不仅是同情，还有难以言表的局促，压抑着他们的心灵，封闭着他们的双唇，让他们的眼睛久久不能离开这殡葬般的场景。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羞耻——每次筛选[1]之后，每次我们被迫目睹或屈服于某种暴行之后，这份羞耻就会吞没我们。德国人并不了解这种羞耻，只有正义之人见证了他人的罪行时才体会得到。它是一种罪恶感——这样的罪行竟然存在，这样的罪行竟然无法挽回地发生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而目睹了这桩罪行的人们，他们追求正义的意愿被证明是如此软弱或徒劳，他们面对这罪行却束手无策。

所以，即使当自由的钟声庄严而沉闷地敲响时，我们的心中也不只是喜悦，还充满了痛苦的羞耻。这痛苦如此深切，竟使我们妄想洗去记忆与意识中的污秽。这痛苦如此强烈，因为我们感到这罪行原本永不该发生。但现在，哪怕最美好的善良、最纯洁的心灵也无法抹掉我们的过去。这伤疤、这暴行，将永存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永存于目睹暴行之人的记忆里，永存于暴行发生的地方，永存于我们对这暴行的控诉中。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以及犹太民族的可怕特权，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罪行，了解它的本性就像一场蔓延的瘟疫，无法治愈。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对信仰的背弃，或为对人生的厌倦，或为对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类追求正义的意愿。

在那昏昏沉沉的岁月，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余，大多数人感到，这痛苦与羞耻不过是致命的疲劳的一次意料之外的打击。因此，很少有人去欢迎我们的拯救者，很少有人去感谢上帝。当一些人开始拆除铁丝网的时候，我和查尔斯仍然站在堆满一层层苍白尸体的墓坑边。随后，我们拖着空担架，回去向我们的狱友报告这个消息。

那天没发生任何其他事。这倒不让我们惊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日子。在我们的牢房里，老泰尔马上占据了死去的索莫奇的床铺，这让我的两个法国狱友厌恶不已。

据我所知，泰尔，是一个“红三角”，一名德国政治犯，这集中营里的“老资格”。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了集中营里的一名贵族。他不用干活儿（至少在最后一年里），可以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食物和衣服。出于这些原因，在病房中很少能够看见德国“政治犯”。不过，他们在病房里倒享有各种特权：最重要的是不用参加筛选。解放时，泰尔是病房中唯一的政治犯，逃走的党卫军任命他为第20区的头子。在这个区里，除了我们这个住满高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病房，还有肺结核和痢疾病房。

作为一名德国人，他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靠不住的任命。在党卫军离开和红军到达之间的10天里，在每个人都经受着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最后折磨时，泰尔却勤勉地视察他的新封地，检查地板和碗的状况，检查毯子的数量（每人一张，不管死人还是活人）。有一次检查我们病房时，他甚至表扬了亚瑟所保持的秩序和卫生。亚瑟听不懂德语，更听不懂泰尔的撒克逊方言，回敬他说“vieux dégoutant”（法语：老混蛋）和“putain de boche”（法语：他妈的德国人）。尽管如此，从那天起，泰尔开始公然滥用他的职权，每天傍晚都到我们的病房里舒舒服服地使用房间里的马桶。这是整个营区唯一靠近火炉并定期清洁的马桶。

直到解放前，老泰尔一直是一个异类，也因此成为一个敌人。而且，他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所以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是集中营里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其他区别——在集中营度过的这漫长的一年中，我既没有好奇心，也没有机会去了解集中营复杂的等级体系。各种权力组成的阴暗大厦完全凌驾于我们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则被迫朝向大地。然而，泰尔，这位在党内外上百次斗争中变得坚强、在10年残酷而麻木的集中营生涯中变得僵化的老战士，却陪伴我度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夜晚。

整整一天，我们都忙着谈论这件事，这不仅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着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因为大概在潜意识中，我们不得不找些事做，避免闲下来，因为面对自由，我们感到自己茫然、空虚、退化，不能胜任自己的角色。

入夜，病友们都睡着了。查尔斯和亚瑟也坠入了单纯的梦乡，因为他们来到集中营才一个月，还没有沾染它的毒素。而我自己，尽管筋疲力尽，却正因为疲劳和疾病而无法入睡。我四肢酸痛，血管在脑袋里剧烈地搏动着。我感到自己发着高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是这个时刻，各种威胁似乎都消散了，恢复人生的希望不再疯狂。然而，仿佛决堤似的，全新却更剧烈的痛苦压倒了我。之前，其他更紧迫的痛苦——被投入集中营的痛苦、远离家园的痛苦、失去朋友的痛苦、失去青春的痛苦以及身边死者枕藉的痛苦——掩盖了这全新的痛苦，将它排挤到我的意识边缘。

在布纳集中营度过的这一年中，我目睹了五分之四的伙伴消失，但我从未直面过具体的死亡。此时此刻，死亡那肮脏的气息离我只一步之遥，它在窗户外面，在旁边的床铺上，在我的血管里。因此，我处于一种病态的半清醒状态，心中满是阴郁的念头。

但很快我意识到还有人醒着。熟睡的人们那沉重的呼吸声，不时被淹没在一阵阵粗哑而不规律的喘息声、咳嗽声、呻吟声和压抑的叹息声中。泰尔在哭泣，流淌着一个老人那执拗而不知羞耻的眼泪，就像老人的裸体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也许看到我在黑暗中翻来覆去；而且，直到那一天，他和我虽出于不同的原因，却同样寻求的孤独，一定也让他此刻备受煎熬，因为在午夜时分，他问我：“你还醒着吗？”他没等我回答，就吃力地走到我的床边，也没请求我的允许，便坐在了我的身边。

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不仅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也因为在那长夜中压负着我们的思绪是沉重、惊人而可怖的，但最重要的是，这思绪让我们困惑。我告诉他，我在思念家乡，而他在停止哭泣后，嘟囔着：“10年，10年了。”在10年的沉默之后，他以低哑、可笑却庄严的声音唱起了《国际歌》。这歌声让我感到五味杂陈，既茫然，又感动。

第二天清晨为我们带来了第一丝解放的迹象：来了大约20个波兰人，男男女女，显然是俄国人[2]派来的。他们开始毫不情愿地四处劳作，试图为营房里恢复一些秩序和卫生，清运尸体。大约在中午，一个吓坏的孩子牵着一头母牛的缰绳走来。他让我们明白这头牛是给我们的，俄国人让他送过来，然后他扔下这头牲口，像闪电一样逃走了。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这头可怜的牲口就在几分钟内被宰杀了，大卸八块。每个幸存者栖身的角落都分到了一些牛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看到了更多波兰姑娘在营区走来走去，因为恶心和同情而面色苍白：她们给病人洗澡，并竭尽所能地照料他们的病痛。她们还在营区中央生起巨大的篝火，用的是从破败营房上拆下的木板。她们在这火上用能够找到的各种锅碗瓢盆煮汤。终于，在第三天，我们看到扬克尔，一名“Häftling”（德语：囚犯），快活地驾着马车驶进了营区：他是一名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也许是幸存者中唯一的俄国人，这样的身份让他自然成为幸存者与苏军指挥部之间的翻译与联络官。在他鞭子的脆响中，他宣布苏军命令他把所有幸存者送到奥斯维辛[3]的主营区。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检疫所。他负责每天运送一小队病人，大约三四十人，从病情最危重的幸存者开始。

同时，我们多天来所担心的消融已经开始。随着冰雪渐渐融化，营区开始变成一个肮脏的泥坑。尸体和垃圾让潮湿、混浊的空气难以呼吸。死亡也没有停止它的脚步——许多病人死在了他们冰冷的床上。泥泞的路边随处能见到他们的尸体，似乎是突然倒毙。那些最贪心的幸存者，盲目地服从我们长年饥饿所导致的强烈食欲，用苏军配给的肉食撑死了自己。那时苏军仍在激烈战斗。他们把配给的食物毫无规律地送往集中营：有时很少，有时没有，有时却疯了般地丰富。

但我只能用一种断断续续、模模糊糊的方式来了解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疲劳与疾病，就像凶残而胆怯的猛兽，等着我放松戒备的时刻，从背后对我突然袭击。高烧让我变得麻木，处于半清醒状态。查尔斯像兄弟一样照顾着我，而干渴和各个关节的剧痛让我深受折磨。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我的喉咙痛，半边脸肿了起来；皮肤变得又红又硬，像被炙烤一样疼。也许我同时患上了多种疾病。等轮到我爬上扬克尔的大车时，我已经没法站起来了。

查尔斯和亚瑟扶着我上了大车。车上载满了像我一样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阴郁、低沉的天空飘着细雨。随着扬克尔的马迈着缓慢的步伐拉着我走向遥远的自由，我最后一次看那一排排营房。正是在这营房里，我遭受过痛苦，也变得成熟。我最后一次看到了点名的操场。那些绞架与巨大的圣诞树仍然在操场两边伫立着，遥遥相对。我最后一次看到了通往奴役的大门。大门上仍然镌刻着那三个（如今毫无意义的）可笑的大字：“Arbeit Macht Frei”（德语：劳动使你自由）。

[1] 指挑选送进毒气室的犯人。

[2] 本书中的“俄国人”一词在英译本中为Russian，依据文意，Russian既可能指苏维埃俄国人民，也可能指苏联境内其他加盟国人民。本书将Russian统译为“俄国人”，具体指称望读者结合语境判别为宜。——编者注

[3] 奥斯维辛，位于波兰小城奥斯维辛附近的四十多座集中营的总称，奥斯维辛、比尔克瑙、莫诺维茨是其三个主要营区。

主营

在布纳，我们对“主营”，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知甚少：囚犯很少从一个集中营调往另一个集中营。即使遇到这样的囚犯，他们也少言寡语，而且他们的话让人们难以置信。

当扬克尔的大车穿过那道著名的门槛时，我们都惊呆了。拥有1.2万名囚犯的布纳-莫诺维茨集中营相比之下只是一个小村庄；而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无边无际的大都市。没有单层“平房”，而是无数阴暗的、方正的、灰色砖石楼房，三层高，全都一模一样；楼房之间有着平坦的道路，有着笔直的线条和直角弯，一直延伸到我们目力所及的远方。在阴沉的天空下，在充满泥泞、寒雨与废墟的天地中，每样东西都显得荒废、沉默而刻板。

正像我们漫长旅程中的每次转折，在主营，我们惊讶地迎来了一场沐浴，尽管我们当时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但这不是羞辱的沐浴，不是古怪的邪恶圣典式的沐浴，不是标志着我们坠入集中营世界的那第一场安魂弥撒[1]式的沐浴，也不是几个月后，我们在美国人手中接受的那种功能性的、除菌的、高度自动化的沐浴。这是俄罗斯式的沐浴，符合人性的尺度，却仓促而粗鲁。

我并非质疑一次沐浴对于当时的我们不合时宜：事实上，这是必需的，而且也不是不受欢迎。但在这次沐浴中，以及在那三次难以忘记的洗礼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具体的表面现象背后看到巨大的象征意义，新的行政当局潜意识的期望——期望把我们纳入他们自身所在的圈子，剥去我们之前人生残留下来的痕迹，让我们成为一个符合他们模式的新人，将他们的特征强加于我们。

两名苏联护士用强壮的臂膀把我们抬下大车：“Po malu！”（俄语：轻点，慢点！）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俄语。她们是两个精力旺盛而经验丰富的姑娘。她们把我们带到营区中一栋已经基本修复的建筑中，脱掉我们的衣服，让我们躺在铺在地上的木板上，用温柔却毫无顾忌的双手，给我们从头到脚打上肥皂，擦洗、揉搓，再擦干。

亚瑟提出了一些雅各宾式的道学抗议。他称自己是“libre citoyen”（法语：自由公民）。在他的潜意识中，女性的双手接触到他那赤裸的皮肤是有悖于祖先留下的禁忌的。除此之外，这次沐浴我们大家进行得都很顺利、迅速。但轮到我们这群人中的最后一个时，两个护士却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我们没人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已经虚弱得无法讲话。他全身黝黑，是个光头的小个子，像树根般扭曲着身体，瘦得皮包骨，由于肌肉的可怕萎缩而蜷缩着。她们把他从大车上搬下来，就像搬一件毫无生气的行李。现在他侧身躺在地上，佝偻着身子，全身僵硬。他的膝盖抵着额头，双肘蜷缩在身体两侧，而双手的手指像楔子一样，牢牢地抓着双肩，摆出一副绝望的防御架势。那对俄罗斯姐妹不知所措，徒劳地尝试舒展开他的身体，让他仰面躺在地上，结果他发出老鼠一样的尖叫声：她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却毫无进展；他的四肢在压力之下勉强伸直了，但只要她们一松手，它们就迅速弹回原先的位置。于是，两个护士决定就这样把他抬到喷头下面。她们有着明确的规矩，竭尽全力去清洗他的身体，费力地把海绵和肥皂塞进他那扭结的肢体中；最终，她们尽职尽责地冲洗他，往他的身上倒了两桶温水。

我和查尔斯，赤着身子，冒着热气，既同情又害怕地看着这场面。随着护士拽开他的一条胳膊，我们在一瞬间看清了那文在小臂上的囚犯编号：他的编号在200000以上，是个来自孚日山脉（Vosges）的犯人。“Bon dieu, c’est un français!”（法语：老天爷，是个法国人！）查尔斯惊叫着。说完，他默默地转过身去，脸冲着墙壁。

俄国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套衬衫和裤子，再把我们送到他们的理发师那里，让我们进行集中营生涯中的最后一次理发。理发师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大个子，有着野性而茫然的眼睛：他理发的方式粗暴而笨拙，而且出于我所不了解的原因，肩头挂着一挺冲锋枪。“Italiano Mussolini”（意大利语：意大利人墨索里尼），他恶狠狠地对我说；而对法国人，他说：“Fransé Laval.”（法语：法国人赖伐尔[2]）在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理解个体事例时，一般性常识是多么地苍白无助。

在这里，我们分手了。查尔斯和亚瑟，作为已康复的病人，有着相对健康的身体条件，重新回到法国幸存者的团体之中，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而我，作为一名病人，被送到医务室，接受了一次全面检查，然后被紧急送往一个新的“传染病区”。

这个医务室，一方面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因为患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它的接诊能力（事实上，逃走的德军仅仅把最危重的病人留在莫诺维茨、奥斯维辛和比尔克瑙，而苏军把所有这些病人都集中到了主营）；结果，它不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治疗病人的场所，因为仅有十几位医生（其中大多数还病着），而5000名幸存者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需要治疗。

我过夜的地方是一间巨大而阴暗的宿舍。房间里充满了痛楚与呻吟。这里住了大约800位病人，只有一名医生值班，没有护士：病人要靠自己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照顾那些比他们更虚弱的病友。我只在那儿过了一夜，但现在回想起来仍像一场噩梦。次日早晨，数十具尸体横卧在病床和地板上。

第二天，我被转移到一间较小的病房，只有20张病床。我在这间病房里躺了三四天，发着高烧，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能吃东西，忍受着干渴的折磨。

到了第五天，我的烧退了。我感到自己像片云彩一样轻，又饿又冷。但我的头脑很清醒。这场强制性的假期似乎洗净了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能够重新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在这几天中，我的身边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死神之镰的最后一舞——结账，垂死的人死去了，而其他人的人生却重新开始喧嚣地奔腾起来。窗户外面，尽管一直下着雪，但集中营那哀伤的道路上不再荒无人迹，而是充满了活跃、困惑而喧闹的人群。而这份热闹，似乎本身就是人们的目的。直到深夜，集中营里都充满了快乐或愤怒的叫喊声、呼号声和歌声。尽管如此，我们中年纪最小的，也是最无辜的，一个叫赫比纳克的孩子，他那执着的生存，以及他所证明的生命力量，都不可避免地吸引着我和邻床病友们的关注。

赫比纳克是个没人关心的小家伙。他是死亡的孩子，奥斯维辛的孩子。他看起来大约三岁，没人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他不会说话，没有名字。而这个古怪的名字——赫比纳克，是我们给他取的。这名字也许是某个女人根据这个小宝贝一遍遍发出的那些磕磕巴巴的音节翻译而成。他自腰以下瘫痪，萎缩的双腿就像木棍一样细。但在他那瘦削而憔悴的小脸上，一双深深陷下去的眼睛中，却闪烁着惊人的生命之火，充满了渴望、坚定，充满了挣脱束缚，打破他那沉默的坟墓的愿望。没有人费心去教他说话。但说话的愿望让他的凝视充满了火药般的迫切——这凝视既是野蛮的，也是人性的，甚至是成熟的，这凝视是一种审判——我们没有人能承受这样的审判，因为它所蕴含的力量和痛苦如此深重。

没有人，除了海内克。他的病床就挨在我旁边。他是一个结实健壮的匈牙利大男孩，只有15岁。每天，海内克都会在赫比纳克的小床边打发半天时光。与其说他像父亲，倒不如说他更像母亲。要是我们这不稳定的共存关系能再维持一个月，海内克极有可能教会赫比纳克说话。他所做的，要比那些波兰姑娘强得多。那些姑娘太脆弱、太虚荣，只能用爱抚和亲吻来让他陶醉，却逃避与他的亲密关系。

另一方面，海内克却冷静而坚强，坐在这个小斯芬克斯旁边，丝毫不会受到他所散发的令人沮丧的力量的影响。他为他带来食物，帮他盖好毯子，用双手娴熟地为他擦洗，而不会嫌恶他的身体。他还用一种缓慢而耐心的语调跟他说话，当然是用匈牙利语。一周后，海内克严肃地宣布，赫比纳克“能说一个单词了”，却丝毫没有炫耀的意思。什么单词？他不知道，一个拗口的词，不是匈牙利语，有点像“mass-klo”或“matisklo”。整个晚上，我们仔细倾听，没错，从赫比纳克的角落时而会传来一个声音，一个词。老实说，他的发音并不总是同一个单词，但那真是个发音清楚的单词，或者更好，几个稍有不同的发音清楚的单词，围绕一个主题的实验性的变体，也许是个名字。

只要他还活着，赫比纳克就一直坚持他那顽固的实验。接下来的几天中，每个人都默默地倾听着，急切地想去理解这个单词的含义。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自欧洲各地，说着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但赫比纳克的单词仍然是一个谜。不，它肯定不是一个讯息，不是一种揭示；也许它是他的名字，如果在他的一生中有人给他起过名字；也许（根据我们的一种猜测），它的意思是“去吃”或“面包”；据我们中一位会说波希米亚语的人说，它的意思也许是“肉”。

赫比纳克，三岁，可能出生在奥斯维辛，从未见过一棵树。赫比纳克，直到最后一息，仍然像男人一样战斗，从排斥他的邪恶力量手中，去争取进入人性世界的权利。赫比纳克，无名无姓，在他那纤细的前臂上（甚至包括他的手臂）有着奥斯维辛文刻的囚犯号码。赫比纳克，死于1945年3月初，虽为自由身，却并未得到救赎。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只通过我的这些文字得到存在的见证。

海内克是个好伙伴，而且总会让你大吃一惊。他的名字就像赫比纳克，是个假名。他的真名叫科尼格，后来改为海内克：波兰语中对“亨利”的爱称。这个名字是两个波兰姑娘给他取的。尽管她们比他至少大10岁，但对海内克的感情很快就从朦胧的同情转变为公开的爱慕。

海内克-科尼格，在我们这个微观的苦难王国中独一无二。他没有生病，也并非处于康复期。事实上，他享受着极度的身体与精神健康。他身材不高，秉性温和，却有着一身运动员的肌肉。他对赫比纳克和我们充满感情，乐于帮助我们，却也潜藏着沉着、残暴的本能。集中营对于其他人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一台“绞肉机”，却成了他的一所好学校。短短几个月，他就成了一头年轻的食肉动物，机警、精明、凶猛而谨慎。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漫长时光中，他向我讲述了他那年轻人生中的主要经历。他出生并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一个农场中，在森林中间，靠近罗马尼亚边界。每逢周日，他和父亲常常带着枪去林子里。为什么带枪？打猎吗？没错，去打猎，但也为了打罗马尼亚人。为什么要打罗马尼亚人？因为他们是罗马尼亚人，他向我解释，带着令人难以诘责的质朴。他们时常也会向我们开枪。

德国人抓住了他，把他和他的所有家人一起送进了奥斯维辛。他的家人立刻遭到了屠杀，而他告诉党卫军他有18岁，是个泥瓦匠。事实上，他只有14岁，是个学生。于是他进入了比尔克瑙集中营；但在比尔克瑙，他坚持自己真实的年龄。德国人便把他分配到童犯区。因为他是年龄最大、最强壮的童犯，就成了童犯区的队长。在比尔克瑙，孩子就像是过路的鸟。过不了几天，他们就被转移到实验区，或者被直接送进毒气室。海内克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并像一名优秀的队长那样为自己建立了关系网，他与一位颇有势力的匈牙利囚犯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一直活到解放。在童犯区筛选将被送进毒气室的孩子时，他则充当挑选者。他没有为此感到懊悔吗？不——他为什么要感到懊悔？还有别的方式能让他得以幸存吗？

集中营疏散的时候，他明智地决定藏起来。从他藏身的地方，通过地窖的一个小窗户，他看到德军极为匆忙地搬空奥斯维辛那物资丰富的仓库。他注意到德军慌张离开时，路上散落了大量食品罐头。他们并没有停车去捡起这些罐头，而是驾驶着他们的半履带车碾压过去，试图将它们毁掉。很多罐头被压进了泥雪里，却并没被压碎。入夜后，海内克带着一个口袋从他的藏身之地钻出来，捡到了一大堆罐头，有的变形了，有的压扁了，但仍然装得满满的：肉、猪油、鱼、水果、维生素。当然，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因为我们的病床挨在一起，也因为我能帮助他看管这些东西。事实上，海内克常常为了一些神秘的目的，长时间地在营区游荡，所以尽管我不能走动，但我作为看管人的工作对他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信任我，那个袋子就放在我的床下，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给予我公道的报酬。他把他认为与我所提供的帮助相称，并在质量和数量上符合我作为一名病人的情况的额外份额赠送给我。

赫比纳克不是集中营里唯一的孩子。还有其他一些相对健康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极为严密而低调，成人的介入显然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是野性而精明的小野兽，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相互交流。这个“部落”中最有权威的成员也不过五岁不到，他名叫彼得·帕维尔。

彼得·帕维尔不跟任何人讲话，也不需要任何人。他是一个漂亮、强壮的金发孩子，有着聪颖、冷漠的面孔。每天早晨，他用缓慢而自信的动作，从第三层的床铺上爬下来，走到水龙头边，用他的大碗接满水，一丝不苟地洗净自己。然后除了在中午露上一面，用同一个大碗去领他的汤，一整天都不见人影。傍晚，他会回来吃晚饭，吃完饭，再出去，很快拿着一个夜壶回来，把它放在炉子后面的角落，在那儿坐上一会儿，再次离开，回来时手里不再拿着夜壶，安静地爬上他的床铺，细心地整理毯子和枕头，然后一动不动地一觉睡到天亮。

我到这里几天后，不安地看到一个著名的面孔出现了：克莱恩·基伊普拉那可怜又可憎的形象，布纳-莫诺维茨集中营的吉祥物。集中营里没人不知道他；他是最小的犯人，还没满12岁。关于他的每件事情都是不正常的。单是他在集中营的出现就打破了常规。一般情况下，孩子不可能活着进入集中营。没人知道他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集中营接纳的，但同时每个人又深深地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位也是不正常的，他不用排队去干活儿，而是在办公区过着半隔离的生活。而且，他的整个外表也打破了常规：他长得太快，也长得太糟糕：长长的胳膊和腿从他那矮胖、短小的身躯中支出来，活像一只蜘蛛；尽管他那苍白的脸上并不缺乏孩子的魅力，但一个巨大的下巴突兀而出，比他的鼻子还要突出。克莱恩·基伊普拉是集中营总队长（所有队长的队长）的随从与门徒。

除了他的保护者，没人喜欢他。生活在权力的庇护下，不愁吃穿，不用工作，直到最后，他都保持着一个宠儿那昏昏沉沉而毫无价值的存在，置身于一张由扭曲的爱和告密编织而成的网中。在向政治部和党卫军最声名狼藉的匿名告密中（尽管我希望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人们总是低声嘀咕着他的名字。因此，每个人都怕他，躲着他。

但现在，集中营的总队长已经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正逃往西方。而克莱恩·基伊普拉正从一场小病中康复，面临着与我们相同的命运。人们给了他一个碗和一张床，他和我们一样栖身于地狱的边缘。我和海内克仅小心翼翼地跟他说上几句话，因为我们对他的同情中掺杂着敌意与犹豫。但他很少回答。他沉默了两天，蜷缩着坐在他的床上，拳头紧紧地抵在胸前，盯着眼前的空气。然后，他突然开始讲话，于是我们开始怀念他沉默的时候。克莱恩·基伊普拉仿佛是在梦呓——他的梦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成为囚犯队长的故事。难以分辨这是疯狂，还是孩子气的邪恶游戏。就在他那几乎要碰上天花板的床铺上，这个男孩一刻也不停歇，时而唱歌，时而吹口哨，唱着或吹着我们布纳集中营的进行曲——每个清晨和傍晚主宰着我们疲倦步伐的残酷节奏。他冲着一群不存在的奴隶，用德语喊着专横的命令：“起来，懒猪，明白吗？整理你们的床，快点！把你们的鞋弄干净。所有人站成一排，检查虱子，检查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渣滓！又脏了，你这堆屎！小心点，我可不是开玩笑。要是让我再逮着你，就把你送进火葬场！”接着，像德军士兵那样喊：“集合！向右看齐！注意队形！整理着装！齐步走，跟上！两手对齐裤缝！”然后再重来一遍，停了一会儿，再用一种傲慢而刺耳的声音叫着：“这不是疗养院！这是德国集中营，它叫奥斯维辛。没人能离开这儿，除非穿过烟囱。要是你喜欢这儿，很好；要是你不喜欢，那你就去摸电线吧！”

几天后，克莱恩·基伊普拉失踪了，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在我们之中，病怏怏的，却对我们新发现的自由充满胆怯而微弱的快乐。他像尸体一样令人厌烦，而由他所激起的同情中掺杂着恐惧。我们徒劳地尝试把他同他的精神错乱割裂开来——已经有太多的人染上了这种集中营的传染病。

负责护士工作（相当糟糕）的两位波兰姑娘叫汉佳和婕琪。汉佳原本是一名囚犯队长。人们可以从她那没被剃光的头发猜出这一点，而她那粗野的作风更让人们确信无疑。她大概不到24岁，中等个头儿，皮肤较黑，举止粗俗。在这个充满着过去与现在的苦楚，充满着希望与遗憾的炼狱中，她却一天到晚总是在照镜子，涂指甲，或者在海内克面前卖弄风骚。但海内克对她并不感兴趣，还冷嘲热讽地挖苦她。

她以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婕琪更高些，但要在权势上超过这个谦卑的姑娘实在不费吹灰之力。婕琪是一个身材娇小、胆小害羞的姑娘，脸上有着病态的潮红。但在她的内心深处，一种秘密的、不断的骚动却折磨着她那弱不禁风的肉体。她有一种期望，急切、迫切地需要一个男人，任何男人，马上，所有男人。每个与她不期而遇的男人都会吸引她，吸引着她的肉欲，强烈地，就像磁石吸引着钢铁。婕琪会用一种着迷而呆滞的目光注视着他。她从她的角落站起来，用梦游般的摇摇晃晃的步伐向他走去，试图和他搭讪。要是那人走开，她就会远远地、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走上一小段路，然后目光低垂，回到她惯常待的地方。要是那个男人等着她，她就会用一种盲目、无声、微微发颤的、缓慢而确定的动作，正像阿米巴虫在显微镜下的动作，去包裹他、容纳他、占有他。

她首先而主要的目标自然是海内克。但海内克并不要她，只是嘲笑她，侮辱她。不过，作为一个务实的小伙子，他并没有对这件事失去兴趣，并向他最好的朋友诺亚说起了这件事。

诺亚并不住在我们宿舍。事实上，他没有固定的住处，而是四处为家。他是一个流浪者，一个自由人，为他所呼吸的空气、所伫立的大地而欣喜。他是自由奥斯维辛的屎尿部长，厕所与茅坑大臣（无论如何，他是自愿担任这个职务的），尽管如此，他这收尸人般的身份并不代表他有任何肮脏之处，即使有这样的嫌疑，也会被他那蓬勃的生命力所抵消。诺亚是一个年轻的庞大固埃[3]，像马一样强壮，贪婪而好色。正像婕琪要所有的男人一样，诺亚要所有的女人；但软弱的婕琪就像软体动物，仅限于抛出自己纤细的情丝，而诺亚却是一只高飞的鸟，从早到晚坐在他那辆惹人厌的大车上，梭巡于集中营里的各条道路上，鞭子发出脆响，扯着嗓门唱着歌。他的大车在每栋营房的大门口停下，尽管他的队伍又臭又脏、匆匆忙忙、惹人讨厌，但在他们令人厌恶的任务中，诺亚总是像一个东方王子似的，穿着件色彩斑斓、缀满补丁和穗带的蔓藤花纹大衣，游荡在每个女舍之间。他的邂逅就像是一场场暴风雨。他是所有男人的朋友，也是所有女人的情人。这场大洪水结束了。在奥斯维辛的黑色天空下，他看到了彩虹。而这个世界是他的，去重新繁衍吧。

而在另一方面，维特太太（或者就像每个意大利人对她的称呼，维塔[4]太太）却用质朴而真挚的爱，关怀着每一个人。维特太太有着枯槁的形体与洁净温柔的面容。她是来自的里雅斯特（意大利港口城市，Trieste）的一位年轻寡妇，有着一半犹太血统，是比尔克瑙的幸存者。她在我的床边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凭借着的里雅斯特式的健谈，一口气向我讲述上千种事情，时哭时笑。她的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在集中营度过的一年中，以及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她所经历和目睹的事实却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溃烂的伤痕。德国人曾经“征用”她去搬运尸体——成堆的尸体，可怜的无名者的遗骸，而这些死者的形象像大山一样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尝试驱散它们，将它们从自己的脑中洗去，让自己一头扎进形形色色的忙乱之中。她是唯一关心病患和孩子的人。她以疯狂的热情去做这些事。要是还有空闲时间，她就会带着野性的怒气去擦地板和窗户，叮叮当当地洗碗和玻璃器皿，在各个宿舍间跑来跑去，传递真实或编造的消息。然后，她筋疲力尽地回来，在我的床上喘着粗气，流着伤心的眼泪，渴望沟通，渴望亲昵，渴望人性的温暖。到了晚上，干完了一天的工作，无法忍受孤独的她，会突然从她的床铺上跳下来，伴着自己的歌声在床铺之间跳起舞来，充满深情地把一个想象中的男人拥在怀里。

正是维特太太阖上了安德烈和安托万的眼睛。他们是两个来自孚日山脉的年轻农民。两人都患有白喉，也都陪我度过了10天的过渡期。我似乎已经认识他们几个世纪了。奇怪，像约好似的，他们同时得了一种痢疾，很快表现出肠结核的极端严重的症状；几天之内，他们命运的天平便向下倾斜了。他们躺在两张相邻的床上，并不抱怨，咬紧牙关忍受着凶猛的腹痛，却不明白它那致命的性质。他们仅仅羞怯地相互对话，从来不要求其他人的帮助。安德烈是第一个去的，那时他正在说话，句子刚刚讲到一半，就像蜡烛一样熄灭了。在两天中，没人来把他抬走。孩子们带着迷惑的好奇心去观察他的尸体，然后接着在角落里玩耍。

安托万继续一个人安静地躺在那里，完全封闭于焦虑之中。这焦虑把他彻底转变了。他的营养情况是适当的，但在两天内，他却经历了一场溶解般的变形，仿佛被他的伙伴吸干了。多次徒劳的尝试之后，我和维特太太设法找到了一位大夫。我用德语问他，是否还能做些什么，是否还有希望，我请他不要用法语回答，他用意第绪语讲了一个我听不懂的短句，接着他把它翻译成了德语：“Sein Kamerad ruft ihn.”（他的伙伴在召唤他。）当天晚上，安托万便服从了这召唤。他们都没满20岁，进入集中营仅仅一个月。

最后，在一个充满沉默的夜晚，奥尔加来了，为我带来了比尔克瑙集中营的可怕消息，向我讲述了和我一起被放逐的女犯们的命运。我已经等了她好几天。我原本并不认识她。但维特太太不顾卫生隔离的禁令，为了摆脱烦恼，常常与其他病房的病人在一起热烈地交谈，从而让我们知道了对方的存在，并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组织违反规定的聚会。

奥尔加是一名克罗地亚犹太游击队员。她和家人在1942年逃到了皮埃蒙特（意大利北部山区，Piedmont）地区，却在那里被捕。她和成千上万的外籍犹太人一样，在那些年正处于矛盾中的意大利（官方是反犹的）得到了殷勤的招待以及短暂的和平。她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有文化、强壮、美丽，而且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她和家人被送到比尔克瑙集中营，但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她的意大利语讲得非常地道。出于感激的原因，也由于她的性情，她成为集中营里每个意大利女性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和我乘坐同一趟列车来到集中营的女犯。在烛光下，她一边注视着地板，一边向我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忽明忽暗的烛光在黑暗中仅仅照亮了她的面孔，突显着那些过早出现的皱纹，并把它变成了一张悲剧面具。一方手帕盖在她的头上，有一次她把它解开，这副面具就变得像骷髅一样可怕。奥尔加的头顶光秃秃的，仅有一层短短的灰色发根。

她们都死了。所有的孩子和老人立刻被屠杀了。在我进入集中营时失去联系的550人中，只有29名女性获准进入比尔克瑙集中营。在这29人中，只有5人活了下来。凡达在10月死于煤气，当时她完全清醒；而奥尔加吞下了两片安眠药，但它们还不足以致命。

[1] 安魂弥撒：指天主教用于悼念死者而进行的弥撒。

[2] 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1883—1945）：法国沦亡后，1942年4月，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出任维希政府总理。1943年通过“义务劳动制”，将数十万法国工人强制送往德国服苦役。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5日被处决。

[3] 庞大固埃（Pantagruel）：弗朗索瓦·拉伯雷的著作《巨人传》中的巨人形象，身体强壮，知识渊博，喜爱游历和冒险，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形象之一。

[4] 维塔（Vita）在意大利语中意为“生命”。

希腊人

快到2月底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仍没有痊愈，但的确开始感到身体有一点儿改善。我清楚地意识到，要是我不能重新站起来（尽管有些困难），重新穿上鞋子，我就不能恢复健康和体力。于是，在一次少见的医生查诊的日子里，我请求大夫让我出院。那名医生检查了我的身体，或者假装这样做了。他注意到由猩红热引起的蜕皮已经结束，便告诉我他认为我可以出院了。但他荒唐地警告我注意防止疲劳和着凉，并祝我好运。

我用一条毛毯为自己剪了一双袜套，尽可能多地“掠夺”了几件衣服、裤子（因为手边没有其他衣物），向维特太太和海内克道别后，就走出了病房。

我有些颤巍巍地站着。紧挨着门口，有一名苏联军官。他给我照了一张相，并给了我五根香烟。刚走出门口，我没法躲开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家伙。他正在找人扫雪。他抓住了我，对我的抗议充耳不闻，给了我一把铁锹，把我塞进一队拿着铁锹的人群中。

我想把我的五根香烟给他，但他轻蔑地拒绝了。他是一位前囚犯队长，自然留在集中营办公室里工作。除了他以外，还有谁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人去扫雪呢？我试着去铲雪，但我的体力根本做不到。要是我能转过拐角，就能溜之大吉，但首先我不得不摆脱这把铁锹。把它卖掉也许能换些钱，但我不知道能卖给谁，而且拿着它哪怕走上几步都会给我带来危险。没有足够的雪能把它埋起来。最后，我把它扔进了一个地下室的窗户，于是发现自己又自由了。

我走进一栋楼房，门口站着一名哨兵，一个老匈牙利人。他不想让我进去，但那些香烟说服了他。楼里很温暖，充满了烟气、噪声和陌生的面孔。但到了傍晚，他们也给我发了汤。我正希望能休息几天，通过循序渐进的锻炼恢复积极的生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一个大错误。还没到第二天早晨，我就被送进了一支苏军运输队，前往一个神秘的临时营地。

我不能说自己准确地记得那个希腊人是什么时候，或者怎么凭空冒出来的。在那些日子，在那些地方，不久前还曾是激烈战斗的前线，狂风猛烈吹过大地，我们周围的世界仿佛回到了蛮荒混沌之中，挤满了失衡的、有缺陷的、不正常的人类。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振作起精神，以盲目或谨慎的行动，不安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圈子，正像古人的宇宙起源论中所描述的四大元素的原子运动。

我也一样，被旋风裹挟着，在一场大雪之后的寒冷夜晚，登上了一辆军用大车。离天亮还有好几个钟头，同行的是十几个陌生的同伴。严寒刺骨，天空挂满繁星，东方渐渐显露出一丝白色，预示着平原上又一次美妙的破晓。在我们仍被奴役的日子里，我们在点名的操场上一次次目睹了这壮丽的日出。

我们的向导和护送者是一名苏军士兵。他坐在大车前面，扯着嗓子向星星吼着歌，而且不时以俄罗斯人古怪的亲热，用温柔的抑扬顿挫而拖着长腔的句子，跟马说着话。自然，我们向他打听着我们的目的地，但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能够理解的内容，除了——我们从他嘴里发出的有节奏的噗噗声，以及他那像活塞连杆一样运动的肘部猜到——他的任务仅限于把我们带到车站。

事实也是如此。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大车停在一条铁路的路堤脚下。最近的轰炸已经将这条铁路炸毁了大约50码。那个士兵向我们指出两个路段中的一个，帮助我们爬下大车（这是必需的——这趟旅程花了大约两个钟头，马车上的空间很小，我们的人又多，不舒适的姿势和凛冽的寒风让我们四肢僵硬而无法活动）。那士兵用快活却听不懂的话语向我们道别，拨转马头，兴高采烈地唱着歌，离开了。

刚刚升起的太阳，隐藏在薄纱似的雾后。从路堤上，我们仅能望见无边无际的平原，白雪覆盖着荒芜的原野，极目远眺，看不到一栋房屋、一棵树。不知过去了几个钟头，我们没人戴着表。

正像我所说的，我们有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有钱的德国人，像其他许多“雅利安”德国人一样，在解放后装出比较客气和显然含糊其词的态度（这是一种有趣的变形。我在其他人身上也目睹了这种转变。有些人逐渐产生这种转变，而有些人在第一次见到头带红星的新主子后的几分钟内就产生了这种变化。在红军战士那宽阔的脸膛上，易于看出不留希特勒式的分头是明智的）。一对又高又瘦的兄弟，他们是维也纳犹太人，大约50岁，像所有老囚犯一样安静而小心翼翼。南斯拉夫正规军中的一名军官，看来还没有成功摆脱集中营里养成的服从和惰性，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我们。还有一个人，或者只能说是，一个残破的人，看不出多大年纪，不断地用意第绪语自言自语。集中营里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集中营那残酷的生活已经将他们摧毁大半，之后，他们的人生便被麻木或疯狂的厚重盔甲所封闭（也许是保护）。最后就是那个希腊人，在那难以忘记的一个星期的流浪生活中，我和他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的名字叫莫多·内厄姆。乍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他的鞋子（皮鞋，几乎全新，设计精美——鉴于那样的时间和地点，这是一个真正的预兆），以及他背上的袋子，有着引人注目的大小和相对应的重量，正如之后的几天中，我所亲身印证的。除了他自己的语言，他还能说西班牙语（就像所有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人）、法语、不流利但口音纯正的意大利语，以及正如之后我所发现的，土耳其语、保加利亚语和一点儿阿尔巴尼亚语。他40岁左右，个子相当高，走路时弓着肩，看东西时像近视眼一样向前探头。红头发，红皮肤，有着大大的、水汪汪的、暗淡的眼睛，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子，这让他的整个身体呈现出一种贪婪却踌躇的形象，就像被光亮惊起的夜枭，或者离开了大海的鲨鱼。

他正从某种无法确定的疾病中复原。这种病会引起极度高烧，使人萎靡不振。在旅程的第一夜，他有时仍然会出现虚脱症状，全身发抖，说着胡话。尽管我们并没有在对方身上感到特别的好感，但会说两种共同的语言让我们走到一起，而且事实上，在那个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这一小群人里仅有的两名地中海人。

我们无休止地等待着，又饿又冷。而且我们被迫站或躺在雪里，因为目光所及的范围内，看不到一栋房子或住所。那一定是中午时分，远方传来了火车的轰鸣，渐渐能够看到火车喷出的蒸汽。文明慷慨地向我们伸出手来。这是一列单薄的火车，由一台小机车拖曳着三四辆货车。如果在和平年代，这种火车只能作为支线货车。

火车停在我们面前，停在被炸断的铁路尽头。火车上走下几个波兰农民。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无法得到任何能够理解的信息。他们板着脸看着我们，就像害怕我们会传播瘟疫一样躲着我们。事实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如此，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并不讨人喜欢——但我们却不明智地期望解放后遇到的第一批“平民”能给予我们更热诚的欢迎。我们爬上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而这列小火车立刻向着相反的方向开动了，由那台小机车推动而不是拉动着。在下一站，上来了两个农民装束的妇女。一旦克服了最初的胆怯和语言障碍，我们立刻从她们那里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地理信息和新闻。如果这些消息没错，那么它们在我们耳中不亚于一场灾难。

铁路上那个被炸断的地方离一个叫诺贝兰（Neu Berun）的地方不远。那里原本连接着一条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支线，后来被炸毁了。从被炸断处起的两个路段分别通往卡托维兹（向西，Katowice）和克拉科夫（向东，Cracow）。这两个地方距离诺贝兰约40英里。由于战争对铁路造成的可怕破坏，这意味着需要至少两天的旅程，中途需要数不清的停车和换乘。我们乘坐的火车开往克拉科夫。直到几天之前，苏联人已经在克拉科夫收容了大量被解放的犯人和战俘。现在，所有的兵营、学校、医院和修道院都挤满了绝望地等待救助的人群。据她们所说，克拉科夫的每条街道现在都挤满了各个种族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立刻成为走私者、黑市商人，甚至小偷和强盗。

这几天，这些人已经被集中到卡托维兹附近的几个临时营地。这两个妇女惊讶于我们还乘车前往克拉科夫。在那里，连苏军部队都吃不饱。我们讲述了我们的遭遇之后，她们商量了一会儿，然后断定是护送我们的卫兵，那个赶大车的人犯了一个错误。根本不了解这个地区的他，指给我们的是向东的路线，而不是向西的路线。

这消息让我们将信将疑，焦虑不安。我们原本期望一场安全的短途旅行，去往一个设施齐全并准备好接收我们的难民营，去往一个勉强可以替代我们家园的住所。而这种期望让我们有了更大的野心——希望能有一个平等而正义的世界，希望在无尽的剧变之后，在错误与屠杀之后，在我们漫长而耐心的等待之后，这世界能够奇迹般地、顺其自然地重建它的平等与正义。这希望真是天真，就像所有天真的希望一样，缘自过于简单的二分法——善与恶，过去与未来。但正是靠着这样的希望，我们才活下来。第一条裂痕，以及其后不可避免的其他裂痕，或大或小，让我们感到悲哀，而且，因为它们的无法预测，更让我们难以接受这希望的破裂。因为要是人们发现这世界并不完美，就不会几年、几十年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们的希望落了空。我们中只有个别聪明人预见到了发生的事情。解放，那希望渺茫、不可能实现的解放，那我们仅仅敢在梦中期望，距离奥斯维辛如此遥远的解放，来到了。但它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丰饶的应许之地。它就在我们周围，呈现为一片无情的荒原。更多的审判、磨难、饥饿、寒冷和恐惧，等待着我们。

我整整一天没吃东西。我们坐在车厢的木头地板上，紧紧挤在一起取暖。铁轨很松，每一次颠簸都让我们的脑袋摇来晃去，撞在车厢的板条墙壁上。我感到筋疲力尽，不仅是身体上的疲劳，就像跑了许多个钟头的运动员，用光了身上的最后一点儿力气，先是那些原本具备的力气，再是他在极度迫切的时刻，凭空挤榨出来的力气；更像一个到达终点的运动员，却不能扑倒在大地上尽情休息，而要残忍地拖着双脚，被迫再次启程，在黑暗中，跑向那未知距离之外的另一个终点。

火车走得很慢，在傍晚的昏暗中，显然废弃的村落显露出它们的身影；接着，全然的黑夜来临了，严寒刺骨，天空和大地都没有一丝光亮。唯有车厢的颠簸阻止我们进入梦乡。在这样寒冷的环境中，睡眠将是致命的。没完没了地走了很长时间，大约在半夜三点，火车终于停在一个破败的、漆黑的小站。希腊人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而其他人，或因为害怕，或因为懒惰，抑或希望火车能很快离开，没人愿意下车。我下了车，带着我可笑的行李在黑暗中游荡着，直到看到一个亮着灯的小窗户。那是电报室，里面挤满了人——因为那儿有个燃烧的炉子。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像只流浪狗，准备一遇到威胁便溜之大吉，但没有人理我。我一头倒在地板上，立刻就睡着了，就像人们在集中营里学会的。

我睡了几个钟头，在清晨醒了过来。屋子里已经空了。电报员见我抬起头，就把一大片面包和奶酪放在我旁边的地上。我吓了一跳（只是寒冷和熟睡让我的身体僵硬不堪），深恐没有感谢他。我把食物塞进肚子，走出电报室。火车并没有离开。车厢里，我的同伴们迷迷糊糊地躺着。他们看见我，就活动起来，除了那个南斯拉夫人徒劳地挣扎着。寒冷和静卧已经让他的双腿无法动弹。我们碰触他的腿时，他大声叫唤起来。我们不得不长时间为他按摩，再小心地活动他的四肢，就像慢慢活动一台生锈的机器。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也许是我们流放生涯中最可怕的一个晚上。我和希腊人商量了一下。我们都同意应该相互帮助，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再次在夜里冻僵，因为我们感到我们再也熬不过这样一个夜晚了。

我想，应该归功于我夜间的外出，让希腊人有些高估了我“débrouillard et démerdard”（法语：精明伶俐）的素质，正如当时他们那高雅的说法。至于我自己，我承认，他的大袋子以及他作为萨洛尼卡人的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奥斯维辛，每个人都知道，萨洛尼卡人是高度商业技能的保证。他们也知道如何让自己摆脱任何困境。而对他人的同情，或对自己的尊重，则不是他们的长项。

火车重新开动起来，沿着一条迂回复杂的路线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叫作斯茨扎科瓦（Szczakowa）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波兰红十字会已经建立起一个巨大的战地厨房，不分昼夜、没有区别地为任何前来的人分发相当实在的热汤。即使在我们最大胆的梦中，也不敢幻想这样的奇迹——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完全颠倒过来的集中营。我不记得我的同伴们的行为。至于我自己，由于狼吞虎咽的样子过于吓人，即使那些见惯了当地饥民的波兰嬷嬷们，也不由地在胸前连连画着十字。

下午，我们再次乘着火车出发了。天气渐渐放了晴。我们那可怜的小火车在黄昏出了故障，停了下来，远远可以望见克拉科夫的尖塔在夕阳中映得通红。我和希腊人跳下车厢，去找火车司机。司机正站在雪中，满身污渍地忙着跟几根爆裂的管道中喷出的长长的蒸汽较着劲。“机器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不再受保护，我们脱离了“监管”。考验我们的时刻到来了。

斯茨扎科瓦的热汤让希腊人恢复了精神和体力。“我们走。”于是，我们离开了那列火车和茫然的同伴们，踏上了寻找人迹的艰难行程。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们。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我背上了那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尽管我徒劳地抗议：“但这是你的东西！”“正因为它是我的。我弄好了这个口袋，而你背着它。这就是劳动分工。以后它也会给你带来好处。”于是，我们走上一条小路。路上的冰雪已经被人们踩实了。我跟在他后面。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已经说过希腊人的鞋子。至于我自己，则穿着一双古怪的鞋子。在意大利，我只见过教士们穿着这样的鞋：极为柔软精致的皮革，鞋帮高过脚踝，没有鞋带，但有两个大扣夹，以及侧面的两块弹性材料以保证扣夹能够扣紧鞋子。我还穿了四件狱服式的棉布长裤，一层层套在身上，一件棉布衬衣，一件外衣，也带着条纹——而这就是我的全部衣服了。我的行李里包括一条毯子和一个硬纸盒子。我本来在盒子里放了几片面包，但现在已经空了。希腊人看着我的全部家当，毫不掩饰他的轻蔑和烦恼。

我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们到克拉科夫的距离——我们将不得不步行至少4英里。大约20分钟后，我的鞋子就完蛋了。一只鞋的鞋底掉了下来，而另一只鞋也露出开线的迹象。在此之前，希腊人一直都保持着含蓄的沉默，直到他看到我放下袋子，坐在路边思忖着这场灾难，才开口问我：

“你多大了？”

“25。”我回答。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一名化学家。”

“但你是个傻瓜，”他平静地说，“没有鞋子的人就是傻瓜。”

他是一位伟大的希腊人。在我的人生中，之前或之后，没有几次感到如此真切的智慧沉甸甸地压负着我。争辩显然是徒劳的，很简单：我的脚上穿着一双不成形状的垃圾，而他的脚上却是两只闪闪发亮的奇迹。没有任何争辩的理由。我不再是一个奴隶。不过，刚刚踏上自由之路，我就坐在路边，抱着笨拙的双脚。这双脚，就像我们刚刚离开的损坏的火车头一样毫无用处。我真有资格享受我的自由吗？希腊人似乎怀疑这一点。

“……但我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住在病区。鞋库离得很远，俄国人禁止我们走近那里。而且无论如何，据说波兰人已经将那里洗劫一空。难道我不该相信俄国人会给我们提供鞋子？”

“废话，”希腊人说，“人人都会说废话。我发烧到40摄氏度，烧得我分不清白天还是晚上。但我知道一件事，我需要鞋子和其他东西。于是我爬起来，一直走到仓库，了解那里的状况。只有一个俄国人拿着冲锋枪站在前门，但我想要鞋子，所以我绕到后面，打破了一扇小窗户，钻了进去。就这样，我得到了鞋子，还有这一袋子东西。这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今后都会用得着。这就是眼光长远。而你是愚蠢透顶，你没了解事情的真相。”

“现在你不也在讲废话么，”我说，“我也许犯了个错误，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天黑前赶到克拉科夫，不管穿没穿鞋。”我一边说，一边用冻僵的手指四处摸索。我在路上找到了几截电线。我试着用它们把鞋底绑在鞋上，至少暂时性的。

“拿着，那东西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从袋子里抽出两块厚布，把它们递给我，告诉我怎么把鞋和脚足够牢固地绑在一起，至少能够勉强赶路。然后我们默默地继续前行。

克拉科夫的郊区既肮脏，又荒凉。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商店里空荡荡的，所有的门窗不是钉着木板，就是被打得粉碎。我们走到了一个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没钱买车票，但希腊人说：“上车，看看再说。”电车里没有一个人。过了一刻钟，司机来了，但没有售票员（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希腊人又一次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将看到，在接下来的遭遇中，他几乎都是正确的，除了一次）。车开了，在途中，我们高兴地发现，和我们一起上车的乘客中有一个法国人。他告诉我们，他住在一个古老的女修道院里，而我们的电车很快就会路过这个修道院。在修道院的下一站，我们会发现一个被苏军征用的兵营，里面全是意大利士兵。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我找到了一个家。

事实上，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顺利。一开始，兵营门口的波兰哨兵粗鲁地让我们走开。“去哪儿？”“这关我什么事？走开，上哪都行。”在我们的一再坚持和恳求下，他最终被我们说服，找来了一位意大利军士。让不让我们进去，显然完全取决于这位军士的决定。这并不容易。他向我们解释，兵营里已经爆满，配额有限。他承认我是一名意大利人，但我不是一名士兵；至于我的同伴，他是希腊人，兵营里却都是参加过希腊和阿尔巴尼亚战役的老兵，所以把他放进去是不可能的，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混乱和斗殴。我费尽口舌，眼含热泪。我保证我们只待一晚（而我暗想，只要能进去……），那个希腊人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而且无论如何他将尽量少开口。我的说辞打动不了军士，而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希腊人却深谙解决世界上所有难题的诀窍。我说话的时候，他就在我背上的袋子边转来转去。在适当的时机，他把我推到一边，一言不发地把一个炫目的猪肉罐头递到“刻耳柏洛斯”[1]的鼻子下面。这罐头装饰着五颜六色的标签，用六种语言琐细地指出如何处理其中的食物。于是我们赢得了一个房间和一张床。

天已经黑了。与那军士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情况恰恰相反，军营内的物质丰富得近乎奢侈。这里有发亮的炉子、蜡烛和乙炔灯，有食物和饮料，还有睡觉用的稻草。每个宿舍中只住着10到12名意大利人，但在莫诺维茨集中营，一码见方的空间里要挤下两名囚犯。他们穿着笔挺的军装、厚厚的外套，许多人还戴着手表，所有人的头发上都抹着发亮的润发油。他们喧闹、快活，热情地招待我们。至于希腊人，事实上，他们狂喜地把他举了起来。一个希腊人！一个希腊人来了！这消息从一个宿舍飞快地传到另一个宿舍，不一会儿，我那板着脸的同伴身边就聚集起欢乐的人群。他们说希腊语，其中一些人说得非常流利。有史以来最慈悲的军事占领的这些老兵——在绘声绘色的共鸣中，谈起那些地点和事件，以侠义精神的心照不宣认可着那个受侵略国家绝望的英勇。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让他们能够畅所欲言，那就是我的同伴不是一个普通的希腊人，他显然是一位大师、一位权威、一个超级希腊人。谈话还没进行多长时间，他就实现了一个奇迹——他营造了一种氛围。

他有着正确的工具：他能说意大利语，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及很多意大利人都做不到的是）他知道该用意大利语说什么。他让我大吃一惊：无论是泡妞还是通心面、尤文图斯还是抒情音乐、战争还是淋病、白酒还是黑市、摩托车还是街头混混，他似乎都了如指掌。和我在一起时如此沉默寡言的莫多·内厄姆，一下子变成了那晚的中心。我意识到，他的口若悬河，他成功的哗众取宠，并不仅仅源自于机会主义者的深思熟虑。他也作为一名上士，在希腊战役中战斗过。当然，是在战线的另一边，但当时似乎每个人都不在乎这个细节。他曾经在台佩莱纳战斗过，许多意大利老兵也到过那里。和他们一样，他又冷又饿，满身泥浆，遭受轰炸，而且最后，和他们一样，他被德国人俘虏了。他是一个战友，一名同袍。

他讲述着有趣的战斗故事。有一次，德国人已经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而他带着六名士兵正在洗劫一栋被炸毁和遗弃的别墅的二楼，寻找给养；他听到楼下有可疑的声音，于是小心翼翼地端着冲锋枪走下楼梯，结果碰上一名意大利上士，也带着六名士兵在一楼干着同样的事情。意大利上士端起枪，但希腊人立刻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枪战是尤其愚蠢的，他们所有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在一条船上，而他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不达成一个小小的局部停战，在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内继续他们的搜索。意大利人立刻同意了这个建议。

他也对我有所启示。我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恶棍，一个商人，肆无忌惮的专业骗子，自私而冷酷，但他的讲述让我感到快乐。听众们的共鸣也鼓励着我，一种温暖，一种预期之外的人性，独特却真真切切，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夜深了，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出现了一瓶酒。它真是致命的一击，在我眼中，所有东西沉入天国般温暖的紫雾中，而我勉强四肢并用，爬回房间。意大利人出于母亲般的关心，在角落里为我和希腊人铺了过夜的稻草。

天刚蒙蒙亮，希腊人就叫醒了我。唉！昨晚那个快活的家伙哪儿去了？希腊人严肃、深沉、缄默地站在我面前。“起来，”他用一种不许违拗的语气说，“穿上你的鞋，背上袋子，我们走。”

“去哪儿？”

“去工作，去市场。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应该赞同的好事吗？”

我心里完全反对他的看法。在我看来，除了便利和自由之外，人们还该让我心情愉快。经过昨晚的狂欢之夜，我感到民族团结感的膨胀，或者说，自发博爱的迅猛增长。不仅如此，虽然我自伤自怜，但我仍希望这个世界最终应该垂怜于我。而且，我没有鞋，生着病，又冷，又累；归根结底，以诸神之名，我到那个见鬼的市场又能做什么呢？

在我眼中，这些想法显而易见。我把它们都告诉了他。但是，人不能拿这些事情做借口，他尖刻地回答。我不得不意识到，我已经冒犯了他的一条重要的道德原则，这让他非常愤慨，而且他既不准备妥协，也不想和我讨论这些原则。道德准则，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有着严苛的定义——它们不允许含糊其词，不允许折中妥协，也不允许相互玷污。人们必须彻底接受或拒绝它们。这作为一个主要因素，决定了人类喜爱群居，并且多多少少有意识地，不是在血缘相近的人中，而是在有着共同的深刻信仰（或同样缺乏信仰）的人中，寻找朋友和伙伴。我不得不失望而惊讶地承认，莫多·内厄姆是这样一个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完全不赞同他的信念。大家都知道与一个意识形态上与自己相反的人共事（事实上住在一起）有多尴尬。

他的道德准则建立在“工作”的基础上。对他而言，“工作”代表着神圣的使命。但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对“工作”进行诠释。在他眼中，工作包括所有的事情，但前提是这工作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限制他的自由。因此，这种工作的概念，除了那些合法的行为之外，也包括走私、偷盗和诈骗（没有抢劫，因为他不是一个暴力型的人）。另一方面，他厌恶任何不具备主动权和风险的活动，任何以某种纪律或等级制度为前提的行为，任何包括雇佣关系或服务关系的工作，即使能够得到高额的回报，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工作让他蒙羞。他将这些工作统称为“奴役”。但耕种自己的土地不是“奴役”，在港口把文物赝品卖给游客也不算。

至于上升到更高层面的精神活动，至于创造性的工作，我很快明白希腊人是区别对待的。他对每件事的价值做出精明的判断，比如，追求成功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即使靠贩卖假画或文学垃圾，或者，更广义地说，通过伤害身边的人；而追求不会带来利益的理想是绝对应受谴责的；冥思而避世是有罪的；但在另一方面，毕生奉献于思考和追求智慧的人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是值得赞美的——只要他不相信他有权利从人类手中无偿获取面包，因为智慧也是一种商品，能够也应该进行交换。

莫多·内厄姆并不是傻瓜，他清楚，有着不同出身和观念的人们也许不会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尤其是我。但他固执地让我相信它们，并且希望把它们付诸实践，以证明它们广泛的有效性。

总之，我那静待俄国人送来食物的建议只能让他嫌恶，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面包”，因为那意味着一种隶属关系，因为所有的等级次序，所有的组织结构，都是可疑的，哪怕它能带来每天的食粮，或者每月的薪俸。

于是，我跟着希腊人来到市场，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了他的那些观点，主要是因为我的惰性和好奇。昨天晚上，当我还在美酒的海洋中畅游的时候，他早已煞费苦心地打听清楚了克拉科夫的自由市场的地点、行规、税费、供需关系，而他的使命正在召唤他。

我们离开兵营，他带着他的袋子（但我背着它），我脚上套着我那解体的鞋子，每迈出一步都十分困难。前线的战事刚刚推进过去，克拉科夫的市场就自发地繁荣起来。短短几天中，它已经占据了一大片城郊。在市场上，人们买卖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它简直成了整个城市的中心。城里人卖着家具、书籍、绘画、衣物和银器；农妇们，衣服里像床垫般塞着满满的货物，叫卖着肉、家禽、鸡蛋和奶酪；男孩子和小姑娘，脸颊和鼻子被冷风吹得通红，在人群中寻找烟鬼来兜售他们的配额。苏联军队的行政机关以近乎奢侈的慷慨发放配额（每人每月10盎司烟草，包括婴儿）。

我高兴地遇到了一群同胞：机灵的家伙，三个士兵和一个姑娘，快活而挥霍无度，在那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做着相当不错的生意，在附近的门里出售用独特配料制作的一种热馅饼。

经过初步调查，希腊人决定卖衬衫。我们是搭档吗？那么好，他会提供本钱和商业经验；而我，则提供我（那贫乏）的德语，还有苦力。“你去，”他告诉我，“到所有卖衬衫的摊子逛一逛，问问他们的衬衫卖多少钱，然后回答太贵了，再回来向我报告。别引起太多注意。”我不情愿地准备进行这次市场调查。我仍然感到饥饿、寒冷、乏力，但同时，我也感到好奇和轻松，以及一种全新而有趣的愿望，想去交往，去交谈，去炫耀和挥霍我那无限的自由。但是希腊人那严厉的眼睛在背后死死盯着我这个准小贩——快去，你这该死的，时间就是金钱，做买卖要紧。

我调查了一圈，了解了不同的价格，而希腊人用心把它们记录下来。我还发现了大量独特而混乱的语言现象：有人把“衬衫”说成“koshoola”，波兰语的数词类似于希腊语的数词，有人把“多少钱”和“几点了”说成“eela kostooya”和“ktoora gojeena”“-ago”这个后缀的属格让我明白了在集中营里经常听到的一些波兰语的咒骂的含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信息碎片。它们让我的心中满是愚蠢而幼稚的欢愉。

希腊人自己盘算着。一件衬衫能卖50到100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一个鸡蛋要花5到6兹罗提；据那些意大利馅饼贩子说，花上10兹罗提，就能在大教堂后面的赈济所买到热汤和其他食物。希腊人决定只卖出他所拥有的三件衬衫中的一件，然后去赈济所吃饭。剩下来的钱用来买鸡蛋，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

于是他给了我一件衬衫，命令我把它高举起来，叫卖着：“一件衬衫，先生们，一件衬衫。”我之前已经介绍过波兰人怎么说“衬衫”，而我在几分钟前已经听到竞争对手们说过“先生”这个词，我相信正确的说法是“Panovye”，我认为这是“Pan”（波兰语：先生）的一种复数称格。至于最后一个词，我确信无疑：在《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的一处重要对话中可以找到这个词。我一定说得没错，因为许多顾客叫住我，用波兰语询问衬衫的情况，但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张口结舌。希腊人权威般地介入了。他把我推到一边，亲自进行冗长而艰难的讲价还价，并最终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按买主的要求，交易并不是在公共广场上，而是在一个隐蔽的门洞里完成。

70兹罗提，相当于7顿饭或12鸡蛋。我不了解希腊人，但14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一次拥有过这么大一笔财富。但我真的拥有这些钱吗？这似乎非常可疑。希腊人一言不发地把钱都揣进了口袋，而他的一言一行都让人明白他想自己来保管这些利润。

我们绕着卖鸡蛋的摊子逛了几圈，发现生鸡蛋和熟鸡蛋的价钱一样。我们买了六个鸡蛋作为晚餐。希腊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次购买。他不顾摊主那非难的目光，在仔细甄选、多次犹豫和改变主意之后，终于挑选了六个最大的鸡蛋。

赈济所就在大教堂后面。我们只要在克拉科夫众多美丽的教堂之中找出哪个是大教堂。去问谁？怎么问？一个教士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去向他请教。但这个年轻而和蔼的教士，既听不懂法语，也听不懂德语。结果，在走出学校之后，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依赖多年古典研究的成果，用拉丁语进行了最怪诞也最混乱的一次谈话。在最初的询问信息之后，我们开始混乱地谈起各种事情，谈起我身为犹太人，谈起集中营（castra? 最好用“Lager”，更易于理解），谈起意大利，谈起当众说德语的危险（我后来很快亲身体验到了这一点），也谈到了数不清的其他事情，那不常用的拉丁语让这场谈话蒙上了一层最遥远历史的古僻氛围。

我完全忘记了寒冷和饥饿。社交是人类最根本的需求之一，这真是千真万确。我也忘记了希腊人，但他没有忘记我。没过一会儿，他就粗鲁地冒了出来，无情地打断了这场谈话。并非他无法进行社交，或者不明白社交的价值（我已经目睹了前一天晚上在兵营中的情形），但那是办公时间之外的事情，适合假期的闲暇，是某种附属品，不能和作为日常工作的艰难的正经生意混为一谈。对于我无力的抗议，他仅仅回报以愠怒的目光。我们接着向前走，希腊人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接着，作为对我的合作的概括，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个懒汉。”

按照那教士宝贵的指示，我们找到了赈济所。那地方有些令人压抑，但温暖并充满了诱人的香味。希腊人订了两份热汤，但只订了一份猪油炒豆作为对我上午那愚笨、无礼行为的惩罚。他生着气，但吞下他的那份浓汤之后，他显然已经消了气，以至于把四分之一还多的豆子留给了我。屋外开始下雪，刮着冷峭的寒风。也许是出于对我那条纹囚服的同情，或者是对于管理的漠视，赈济所的员工们在整个下午都没来打扰我们，让我们思考并制订着未来的计划。希腊人的心情似乎开始变好，也许因为他又开始发烧，或者在上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感到自己该放个假。事实上，他宛如一位和蔼的教书先生，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语气变得越来越亲切，与此同时，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着变化——从中午的主子和奴隶，到一点钟的老板和雇员；从两点钟的老师与弟子，到三点钟的兄长与小弟。我们的话题回到了我的鞋子，因为我们两个人，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却都无法忘记这件事。他向我解释，一个人没有鞋子是极大的错误。在战争时期，人们必须优先考虑两件事——首先是鞋子，其次是食物，而不是像普通人所以为的那样，因为有鞋子的人能去寻找食物，而相反则不能。“但战争结束了。”我提出反对意见。我以为战争真的结束了，正如许多人在长达数月的“休战”期间所相信的——这“休战”，远比今天人们所敢于想象的要广义得多[2]。“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莫多·内厄姆的回答令人难忘。

众所周知，没有人从出生起就已经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每个人都是在一生中（或者在生命结束之时），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以及消化吸收他人的经验，建立起相应的道德观念。因此，每个人的道德世界，可以说，符合他之前经验的总和，代表着他自身人生经历的简略写照。我的希腊伙伴的人生经历是线性的，这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商人社会的严苛框架之内、强大而冷酷、孤独而理性的人的一生写照。他也（或曾经）大度地接受他人的观点，他也热爱祖国的大海与天空，热爱家庭与故土的快乐，热爱乡音的邂逅。但他习惯于把这些全都放在他的时间与生活的边缘，从而不去打扰他所谓的“人类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而他把所有拒绝这个钢铁世界的人视为可鄙和盲目的。我们两人都经历了纳粹集中营。在我看来，集中营是一种极为荒谬的动乱，是我的人生中，以及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令人憎恶的污点。而在他眼中，集中营却悲哀地证明了一些陈腐的道理。“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人吃人——一个古老的故事。他从来不向我提起他在奥斯维辛度过的两年时光。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他在萨洛尼卡的各种活动，说起商品的买卖，说起在夜色下从海上通过保加利亚边境走私货物，说起那些得逞的可耻诡计，说起其他“光辉事迹”，而最后，说起了在他家乡的海湾之畔，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与他的商人同行们，在坐落于木桩之上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快乐和宁静的时光。他天马行空地向我描述着那些时光，描述着他们在咖啡馆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什么？讨论钱、海关、运费，当然，也讨论其他事情。“知识”“灵魂”“正义”“真理”的意义何在？将灵魂与肉体束缚在一起的纤细纽带有着怎样的性质？它是怎样在出生时形成，又在死亡时消散？什么是自由？一个人怎样才能协调精神的自由与命运之间的矛盾？死后会发生什么？以及其他伟大的希腊哲学思想。不过，所有这些讨论自然都是在晚上，做完生意之后，呷着咖啡，喝着葡萄酒或嚼着橄榄，一场理智的智力游戏就会在人们之间展开，哪怕有一些懒散，缺乏激情。

我不明白，希腊人为什么对我说这些事情，为什么向我坦述他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因我与他如此不同，如此异质，让他仍然感到孤独，而他的述说只是一种独白。

我们傍晚时离开了赈济所，回到意大利人的兵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兵营的负责人，意大利中校允许我们再待一个晚上——仅仅一个晚上。不提供食物，不要过多露面，他不想在俄国人那里惹麻烦。第二天一早我们必须离开。我们每个人吃了两个鸡蛋，留下两个鸡蛋作为明天的早饭。在这一天的经历之后，我觉得自己与希腊人相比还“太嫩”。我们吃鸡蛋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怎么从外表区分熟鸡蛋和生鸡蛋（快速地旋转鸡蛋，比如在一个桌子上，熟鸡蛋能旋转很长时间，而生鸡蛋几乎马上就会停下来），这是我为之自豪的一个小把戏，我希望希腊人不知道它。这样我至少能在他的眼中赢回一点儿面子。

但希腊人冷冷地盯着我，像一条狡猾的蛇：“你把我当什么？你以为我昨天才出生？你以为我从来没见过鸡蛋？嘿，快说个我没见过的东西！”

我不得不打了退堂鼓。尽管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在几个月后的夏天，当我身处白俄罗斯腹地的时候，在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遇到莫多·内厄姆的时候，这个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二天黎明，我们在习习微风中离开了兵营，去往卡托维兹——我们已经收到确定的消息，那里的确有着各种收容中心，收容离散的意大利人、法国人、希腊人，等等。卡托维兹距离克拉科夫仅仅50英里，要是在正常时候，乘火车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但在那些日子，一个人很少能够走上十几英里而不用换车。许多桥梁都被炸毁了。由于铁路糟糕的状态，列车仅能在白天极为缓慢地前进，而在夜间则完全不能前进。这是一趟如迷宫般复杂的旅程，长达三天。在夜间往往荒唐地停在偏离直线路线很远的地方。这是一趟充满了饥饿和寒冷的旅程。第一天晚上，我们停在一个叫作切比尼亚（Trzebinia）的地方。我走上月台，舒展我冻僵了的腿。也许我是在切比尼亚出现的第一个穿条纹囚服的人。一大群好奇的人立刻把我围在中间，喋喋不休地用波兰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用德语尽量回答他们的提问，在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中产阶级。他戴着小礼帽和眼镜，提着皮箱——一名律师。

他是波兰人，也能流利地说法语和德语。他是一个极为彬彬有礼、和蔼亲切的人。总之，他具有所有必需的特质，让我在长期的沉默与奴役之后，终于能够将他视为我遇到的第一个文明世界的信使和代言人。

我有千言万语急着要向文明世界倾述——我的遭遇，每个人的遭遇，渗透着鲜血的事实，（我认为）应该从根本上震撼每颗良心的事实。好心而亲切的律师向我提问，而我用一种令人眩晕的语速讲述着我最近的那些经历，讲述着就在附近的奥斯维辛（但似乎没人知道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讲述着我侥幸逃脱的大屠杀，讲述着每件事情。律师把我的话翻译成波兰语，转述给其他人。我虽然不懂波兰语，但我知道用波兰语怎么说“犹太人”和“政治”。很快，我意识到，尽管律师的翻译充满了同情，却并不符合我的叙述。他把我描述成一名意大利政治犯，而不是一名意大利犹太人。

我大吃一惊，甚至有些生气。我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尴尬地回答：“这是为你好，战争还没有结束。”与希腊人的话如出一辙。

我感到我的自由感，身为人群中的一员的感觉，活着的感觉，像温暖的潮水般从我的身上退去了。我突然变得苍老，毫无生气，无比疲倦。战争还没有结束，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我的听众们开始偷偷溜走。他们一定已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梦，在奥斯维辛的深夜里，我们总会做这样的梦——倾述却没人倾听，重获自由却仍然孤独。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和律师。几分钟后，他也为自己找了一个体面的借口，走开了。像教士一样，他警告我不要说德语。在我问其中的原因时，他只是含糊地说：“波兰是个悲伤的国度。”他祝我好运，想给我钱，但被我拒绝了。看来我的叙述深深地打动了他。

列车鸣起汽笛，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重新爬上货车车厢。希腊人在那里等着我，但我没有告诉他这件事。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停车。在接下来的几次停车中，有一次是在傍晚，我们意识到斯茨扎科瓦，那个为每个人施赈热汤的地方，就在附近。事实上，它在我们北面，而我们的火车却往西去，但在斯茨扎科瓦有为每个人准备的热汤。除了填饱肚子，我们没有其他计划，为什么不去斯茨扎科瓦呢？于是，我们下了车，搭乘另一列火车到了斯茨扎科瓦。我们一次次出现在红十字会的赈济柜台前。我猜波兰嬷嬷们能够轻易认出我来，即使在今天她们也能记得我。

夜里，我们准备睡在候车室中间的地板上，因为所有靠墙的地方都占满了。这时来了一名波兰警察，身材发福，脸色红润，留着小胡子。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对我的囚服的好奇，他徒劳地用波兰语询问我。我用每个人在每种外语中学会的第一句话回答他：“Nye rozumyen po polsku.”（波兰语：我不懂波兰语。）我用德语补充道，我是一名意大利人，而我会说一点儿德语。于是，奇迹发生了！那名警察开始说意大利语。

他说着一口糟糕的意大利语，发不准喉音和送气音，混杂着许多我听不懂的可怕粗话。他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溪谷中学会了意大利语，而这解释了他那可怕的意大利语。他作为一个矿工在意大利工作了多年。同样，他是第三个警告我别说德语的人。我问他为什么，他用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回答我的问题。他伸出食指和中指，像一把刀子，在他的下巴和喉头之间划过去，并非常快活地补充着：“今晚所有的德国人都要完蛋了。”

这无疑是一种夸张，或一厢情愿；但事实上，第二天我们遇到了一列拖挂着长长的牲口车厢的列车。车厢外面上着锁。那列车开往东方，在板条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许多人张着嘴呼吸空气。这情景，极为震撼，唤起了我既困惑又矛盾的复杂情感，即使在今天，我也难以摆脱这种感觉。

那个警察，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和希腊人在温暖的监狱中度过这个夜晚剩下的时光。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早晨，经过一夜清爽的睡眠，我们才迟迟从这不寻常的环境中醒来。

我们第二天离开了斯茨扎科瓦，踏上了我们的最后一段旅程。我们一路顺风地到达了卡托维兹。这儿真有一个收容意大利人的难民营，和另一个收容希腊人的难民营。没有过多的言语，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但在分别的那一刻，转瞬即逝，却分外清晰地，我对希腊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朋友般的亲切，掺杂着一点点感激、蔑视、尊敬、憎恶、好奇，并为再也见不到他而遗憾。

事实上，我后来又见到了他——两次。我在5月见到他。在战争结束时那辉煌而混乱的日子里，所有卡托维兹的希腊人，大约一百多人，男男女女，唱着歌，从我们难民营的门前经过。他们正列队前往火车站——他们即将回到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乡。他就在排头，莫多·内厄姆，希腊人的首领。他手中高擎着蓝白相间的旗帜。但他一看到我，就放下手中的旗帜，跑出队列来向我打招呼（有一点儿讽刺，因为他就要离开，我却留在卡托维兹，但他向我解释，这是合理的，因为希腊属于联合国），并用一种不习惯的动作从他那著名的袋子里掏出一件礼物——一条裤子，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几个月所使用的样式，左屁股上破了个大口子，缝上了一块用破布做成的补丁。然后，他就在我的世界中消失了。

但几个月之后，他还会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以最出人意料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1] 刻耳柏洛斯（Cerberus）：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看门犬，有三个头（赫西俄德的《神谱》中记载有五十个头，为了雕刻方便而减为三个），狗嘴滴着毒涎，下身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是盘缠着的条条毒蛇。

[2] 作者在后文中提到，这里所指的“休战”，不仅指敌我双方的战争，也指自身与命运的战争，善与恶的战争。总之，泛指人生中的一切抗争与奋斗。而作者将回国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永远不会停止”的战争中的一个假期，一次休战。

卡托维兹

随着希腊人游荡了一个礼拜之后，又饿又累的我走进了卡托维兹的这座难民营。它坐落在波古赛斯（Bogucice，卡托维兹的一个行政区）城郊的一座小山上。原本是德军的一个小型集中营，用于关押在附近一个煤矿里干活儿的奴工。它包括十几栋低矮的砖石平房，周围围绕着双层带刺铁丝网。但这铁丝网现在完全是象征性的。一名苏军士兵负责守卫难民营的入口，但总是睡不醒似的懒懒散散的样子。在入口对面的铁丝网上有一个巨大的缺口。人们从这个缺口离开时甚至都不用弯下腰。但苏军指挥部似乎完全不为此担心。食堂、厨房、卫生室和盥洗室都在铁丝网以外，所以在入口处总有着络绎不绝的人流。

哨兵是一名大块头蒙古人，五十来岁，佩带着冲锋枪和刺刀，有着巨大而长满老茧的双手，留着斯大林式的小胡子，长着一双凶悍的眼睛。但他凶残而野蛮的外表与他那无辜的岗位毫不相称。尽管这岗位让他无聊得要死，他却从未能摆脱它。对于那些在入口进进出出的人，他的行为是无法预料的。有时他会要你的“propusk”，也就是你的证件，有时他仅仅查问你的名字，有时要一点儿烟草，有时则完全视而不见。但在某些日子里，他野蛮地赶走所有接近入口的人，不过，要是他们从营区后面铁丝网上的大洞进出，他倒是毫不在乎，哪怕他能看得清清楚楚。天气很冷的时候，他干脆离开他的岗位，钻进他看见烟囱冒着烟的某个宿舍，把冲锋枪往床铺上一扔，点燃他的烟斗。要是身上带着伏特加，他就会掏出来递给大伙儿，要是没有，他就会向人们讨要。要是没人给他酒喝，他就会沮丧地咒骂。有时，他甚至会把他的冲锋枪塞给第一个遇到的人，通过手势和喊叫让对方明白要替他站岗，而他则在炉子边打瞌睡。

我和莫多·内厄姆到达难民营的时候，营里已经住着大约400人，人口成分极为混杂，其中有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希腊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等。他们中有托特组织[1]（Todt Organization）的民工，有战俘，有集中营的幸存者，其中有大约100名妇女。

实际上，这个难民营完全由个人或集体自发管理，但名义上，它隶属于一个苏军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吉卜赛部落的最生动形象的例子。指挥部包括一名上尉，伊万·安冬诺维奇·伊格洛夫，小个子，不再年轻，有着一头乱蓬蓬的粗糙头发；三名中尉；一名上士，强壮而快活；十几名步兵（包括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留小胡子的哨兵）；一名军需官；一名“doktorka”，医官，彼得·格利高里维奇·丹森科，非常年轻，善饮、嗜烟、多情，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一名护士，玛丽亚·菲多洛维娜·普里默，她很快成为我的朋友；还有一群橡树一样结实的姑娘，没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是军人、民兵、附属人员、平民，还是志愿者；最后是一群五花八门的人员：洗衣妇、厨师、打字员、秘书，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临时情人，还有未婚妻、妻子、女儿。

这一群人生活得非常和谐，既没有作息时间，也没有规章制度。他们住在难民营附近的一所废弃小学的教学楼内。其中唯一关心我们的人是军需官。在整个指挥部里，尽管他的军衔不是最高，却似乎掌握着最高权力。无论如何，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等级关系。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以友好的天真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临时大家庭，没有军队的形式主义。有时也会爆发争吵和斗殴，甚至在军官和士兵之间，但他们很快就会重归于好，既不会造成纪律处分，也不会相互憎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战争即将结束。漫长的战争已经让他们的国家沦为一片焦土。对他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是伟大的休战期，未来其他严酷的时期还没有来临，“冷战”那不祥的名字还没有出现。他们是快乐的，也是悲伤和疲倦的，靠美食与醇酒取乐，正像船只被拖上岸之后，奥德修斯的同伴们。不过，在他们懒懒散散、无法无天的外表之下，易于看到在他们内心深处，在每个粗糙而开朗的面孔之下，是红军的优秀士兵，是古老而年轻的俄罗斯的勇士，和平时期彬彬有礼，战争中凶猛残忍，由于其内在的纪律性而变得坚强。这种纪律性来自相互之间的和睦关系，来自他们相互的爱以及对他们国家的爱。因为这纪律性是发自内心的，因此它比德国人那机械而奴性的纪律更强大。生活在他们中间，就易于了解，为什么前者的纪律，而不是后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营区里有一栋营房住的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几乎都是民工，多多少少自愿去德国干过活儿。他们是建筑工和矿工，不再年轻，安静，稳重，吃苦耐劳，性格温和。

但难民营中意大利人的领导者（正是他的直接批准让我得以入营）与他们完全不同。会计罗维能成为难民营的领导者，既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也不是俄国人的指派，而是通过自荐的方式。事实上，尽管他这个人在智力和道德品质上都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但他显然具有一个在任何场合中赢得权力所必需的品质——那就是对权力的热爱本身。

观察一个并不按照理性去行动，而是服从于自己内心深处冲动的人的行为是极为有趣的，就像自然学家研究某种动物的复杂本能一样有趣。罗维就像蜘蛛结网一样，根据返祖性的自发本能去布置他的办公室。就像蜘蛛不能没有网，罗维也不能没有他的办公室。他基本是个傻瓜，而且一句俄语或德语也不会说。但从第一天起，他就牢牢占据了翻译的角色，并作为意大利利益的全权代表正式出现在苏联指挥官面前。他弄来一张办公桌，摆满了官方的表格（写上漂亮的花边手写体），各种印章，各色铅笔和一本账簿。虽然他不是一名中校，甚至连个士兵都不是，却在他的门外挂上一个招摇卖弄的牌子：“意大利指挥官——罗维中校”。他为自己组织了一个由厨子、书记员、侍从、间谍、信差和打手组成的小内阁。他从大家的配额里拿出一部分口粮，慷慨地作为这些人的薪俸，而且让他们不用从事任何符合公共利益的工作。他的“朝臣们”，正像历史中总会出现的情景，比他要坏得多，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哪怕大多数时候并不必要）以确保他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服侍他，为他打探消息，并且卖力地奉承、讨好他。

通过惊人的远见卓识，或者说，通过一个高度复杂而神秘的思维过程，他深刻理解了拥有一套制服的重要性，事实上——必要性。他做了一套颇具戏剧效果的制服，不无狂妄，脚踏一双苏联军靴，头顶波兰铁道员工的帽子，天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件外套和一条裤子，似乎原本属于某套法西斯制服（也许本来就是），领子上缝着徽章，肩章上挂着金穗，袖子上带着条纹和V形臂章，胸前佩戴着各种奖章。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暴君，甚至不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他明智地把权力的滥用、骚扰和敲诈控制在适当的限度内，而且对于官僚作风有着不可否认的天赋。正因为这些俄国人古怪地痴迷于官样文章的魅力（但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些官僚文书最终的理性意义），而且，因为他们对于官僚主义有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上的热爱，所以，在苏军指挥部的环境中，罗维得到了仁慈的容忍。而且，他和伊格洛夫上尉有着一种遁世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一种充满矛盾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共鸣，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悲伤的人，饱受战争折磨，厌世而阴郁，孑然于大众的欢愉之外。

在波古赛斯的难民营里，我遇到了列奥纳多。他已经被俄国人委任为医生，身边挤满了成群结队的病人。只是他几乎不可能从这些病人身上赚到一毛钱。像我一样，他也是布纳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几周前就到了卡托维兹，途中比我顺利得多。布纳集中营的囚犯中有太多的医生，但很少有人（实际上，只有那些会说德语的人，或者极为精通生存之道的人）的行医资格能够获得党卫军主任医师的承认。因此，列奥纳多并没有任何特权；他必须参加最辛苦的体力劳动，而且在集中营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充满危险。他痛苦地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因为脚部水肿、伤口感染或常见的营养不良，他无数次被送进医务室。三次，在三次医务室的筛选中，他都被选中在毒气室中死去，但三次他都靠着办公室同事的团结抗争而死里逃生。不过，除了好运气之外，还有另一种必要的素质让他得以幸存，那就是无尽的忍耐力，一种无声的勇气，并非与生俱来，并非宗教赋予，并非出类拔萃，而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深思熟虑和坚忍，一种男子汉的耐心，这让他奇迹般地在崩溃的边缘活了下来。

波古赛斯难民营的医务室位于苏军指挥部所在的同一栋教学楼内，是两间相当整洁的小房间。玛丽亚·菲多洛维娜从无到有，一手把它建立起来。玛丽亚是一名军队护士，大约40岁，有着大大的眼睛和斜吊的眼梢，短小的鼻子和张大的鼻孔，以及丛林野猫那敏捷、无声的动作。事实上，她正是来自森林——她出生在西伯利亚腹地。

玛丽亚是一个精力充沛、脾气暴躁、无法无天、活泼敏锐的女子。她获取药物，有时是通过正常的行政渠道从苏军仓库中领取，有时是通过黑市的多种渠道，而有时（这是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对前德军集中营的仓库、废弃的德军医务室和药房的大肆洗劫，而这些地方的储备都是德国人之前洗劫各个欧洲占领国的成果。所以，每天到达波古赛斯难民营医务室的供给是杂乱无序的——上百个盒子的各类药品，带着各种语言的标签和说明，需要进行整理和分类以便使用。

我在奥斯维辛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人必须避免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所有的大门对于一个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人都是封闭的，但它们向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敞开着，哪怕他是最愚笨的人。所以，我在征求了列奥纳多的意见之后，就去找玛丽亚，提出我可以作为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药剂师为她工作。

玛丽亚·菲多洛维娜用精于衡量男性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你是“doktor”（德语：指医生或博士）吗？没错，我是“doktor”，我说，利用语言学上的巨大歧义而含糊其词。事实上，这个西伯利亚女人不会说德语，可是，（尽管她不是犹太人，）天知道她从哪儿学会了一点儿意第绪语。我既没有医生的专业气质，也没有英俊小生的风度翩翩，但也许我还可以勉强在里屋干点工作：玛丽亚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她我叫普里莫·莱维。她的绿眼睛亮了，开始有些怀疑，然后一点儿好奇，最后变得亲切。随后我们几乎成了亲戚，她向我解释，我叫“普里莫”（Primo），而她姓“普里默”（Prima）。“普里默”是她的姓，她的“家族”，玛丽亚·菲多洛维娜·普里默。太好了，我可以得到这份工作。鞋子和衣服？嗯，这可不容易，她会和伊格洛夫，以及一些熟人商量一下，也许以后能找到点什么。她在那张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第二天严肃地发给我“propusk”，普普通通的一张证件，让我能够在任何时间出入难民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我和八名意大利工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而每天早晨我去医务室上班。玛丽亚·菲多洛维娜会交给我几百个彩色盒子，让我分类，也会送给我一些友好的小礼物：几盒葡萄糖（非常受欢迎），甘草片和薄荷片，鞋带，有时是一包盐或蛋糊粉。一天傍晚，她邀请我到她的房间里喝茶，我注意到她的床头挂着七八张军人照片，几乎都是指挥部里大家熟悉的官兵。玛丽亚亲昵地称呼他们的名字，说起他们时言语中充满了质朴的深情。她已经与他们相识多年，始终并肩战斗，直到度过整个战争。

几天后，因为药剂师的工作让我拥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所以列奥纳多叫我到门诊帮忙。俄国人原本只想把接诊范围限制在波古赛斯难民营的成员之内，但事实上，由于诊疗是免费的，而且不用办理任何正式手续，苏军士兵、卡托维兹的平民、过路人、乞丐，哪怕不想与政府当局有任何瓜葛的可疑分子，都来这里求医问药。

无论玛丽亚，还是丹森科医生对这种状况都没有任何表态（丹森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任何表态。除了讨好姑娘，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他就像歌剧里的大公爵一样喜欢寻花问柳。清晨，到医务室进行例检时，他就已经酩酊大醉，充满了幸福感）。尽管如此，几周后，玛丽亚叫我过去，用一种非常正式的口气通知我“根据莫斯科的命令”，门诊的活动不得不采取适当的控制。所以，我必须准备一个登记簿，每天傍晚记下病人的姓名、年龄、所患疾病，以及诊所提供或开具的药品的类型和数量。

就其本身而言，这件事似乎并非毫无意义，但我有必要和玛丽亚弄清楚一些细节上的实际问题。比如，我们怎么确定病人的身份？但玛丽亚认为我的反对意见不值一提。只要我能按要求记录下那些详细项目，“莫斯科”一定会满意的。但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困难的问题，这个登记簿该使用什么语言？不能用意大利语、法语或德语，因为玛丽亚和丹森科都不会这些语言。俄语？不行，我不会俄语。玛丽亚思考着，被难住了，接着她灵机一动，叫着：“加琳娜！”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

加琳娜是隶属于指挥部的一个姑娘。她会德语，所以我可以用德语向她口述记录，而她能够当场把它们翻译成俄语。玛丽亚立刻把加琳娜派了过来（玛丽亚的职权，尽管含糊不清，但似乎很大），于是我们的合作开始了。

加琳娜18岁，来自乌克兰的卡扎京（Kazàtin）。她深色皮肤、天性快乐、举止优雅，有着一张透着聪明劲儿的脸蛋，娇小的五官。她是那群女孩中唯一既不虎背熊腰也不粗手大脚的一个。她的德语说得不错。每天傍晚，在她的帮助下，我们用着一截铅笔头，在一厚摞淡灰色的纸上（玛丽亚像圣物一样把这些纸交给我），费力地做出详细的记录。“哮喘”用德语怎么说？那“脚踝”呢？“扭伤”呢？相对应的俄语词汇又是什么？每当遇到语言障碍，我们就不得不满腹疑惑地停下来，转而依靠复杂的手势，最终总会逗得加琳娜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欢笑声。

但我却难以开怀大笑。面对加琳娜，我感到自惭形秽。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那悲惨的形象，胡子拉碴的脸，奥斯维辛的囚服。我敏感地意识到加琳娜的目光，那几乎仍然充满孩子气的目光中，模糊的同情掺杂着明显的排斥。

尽管如此，合作了几周之后，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相互信任的氛围。加琳娜让我明白做记录不必那么认真，只要看到登记簿上写满了字，“又老又疯”的玛丽亚·菲多洛维娜就会心满意足。而丹森科医生正全身心地沉浸于和安娜，和塔尼娅，和华西里莎的“其他事宜”（加琳娜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惊人地详细）。而他对登记簿，就像对“去年的雪”一样漠不关心。因此奉献给忧郁的官僚主义统治者们的时间开始缩水，而加琳娜可以利用这些空隙，一边出神地抽着烟，一边零零碎碎地向我讲述她的故事。

在战争中，她和家人在高加索山区避难。两年前，她就被这个指挥部征募了。过程非常简单，士兵在路边拦下她，把她带到指挥部去打几封信。她到了那儿，并留在那儿，无法脱身（更可能的是，我猜想，她甚至没有尝试过离开）。这个指挥部变成了她真正的家。她随着它走了几千英里，沿着混乱的供给线和漫长的战线，从克里米亚到芬兰。她没有制服，甚至没有一个明确的岗位或军衔，但她对她的战友是有用的，因为这是战争，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责任；而且，世界这么大，充满了千奇百怪的事情，趁着年轻，无忧无虑地周游世界是一件快乐的事。

加琳娜甚至没有一丝忧虑的阴影。有人看到她在早上去洗衣房，头上摇摇晃晃地顶着一捆脏衣服，像画眉一样唱着歌；或者光着脚在指挥部的办公室里，在一台打字机前卖力工作；或者在星期天，和一名士兵挽着臂膀在林荫大道上散步，但从来不是同一名士兵；或者黄昏时倚在阳台上，神游天外，却引得楼下一位衣衫褴褛的比利时人，为她迷醉，用吉他为她献上情歌。她是一位乡村姑娘，敏锐、机灵，有一点儿轻佻，充满活力，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会特别深思熟虑。然而，在她身上，人们也可以感到与她的同志和男友同样的力量、同样的尊严——这是让一个人奋斗并深知为何奋斗的尊严，是让一个人战斗并深知自己为正义而战的尊严，是一个有着未来的人的尊严。

5月中旬，战争结束了。几天后，她来向我道别。她要走了——他们告诉她可以回家了。她有通行证吗？有钱买火车票吗？“没有，”她微笑着回答，“什么都没有。”并不需要，一个人总会找到法子解决这些事情。于是她消失了，沿着那无垠原野上的纵横阡陌，融入俄罗斯那巨大的旷野中，只留下大地、青春与欢乐的清新芬芳。

我还要负责其他工作。当然，包括在门诊为列奥纳多当助手，也包括每天检查虱子。

在那些国家，在那个年代，斑疹伤寒在人群中蔓延。这种病具有地域性和致命性的特点，因此虱子检查是必要的。这项工作并不怎么吸引人；我们不得不走遍所有的营房，并要求每一个人脱光上身，把他的背心交给我们检查。在背心的缝隙里往往会有虱子或虱子卵。这种虱子在背上有一个红点。有一个我们都听腻了的笑话说，如果这个红点够大，我们能在上面看到镰刀和锤子。虱子也被称为“步兵”，而跳蚤则被称为“炮兵”，蚊子是“空军”，臭虫是“伞兵”，而毛虱则是“工兵”。在俄语中，它们被称为“vshi”。我从玛丽亚那里学会了这些东西。她又给我了一摞纸，让我每天记录下有虱子的人的姓名和人数，并在复发者的姓名下面用红笔画线。

很少有复发者，除了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费拉利。费拉利是懒汉中的奇才。他是一小群普通刑事犯中的一个，之前关押在米兰最大的监狱，圣维托雷监狱。1944年，德国人让他选择是在意大利继续服刑，还是到德国干活儿，而他选择了后者。这些刑事犯大约有40人，大部分都是盗窃犯或窝赃犯。他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生动而骚乱的微观世界，总是不停地为苏军指挥部和罗维先生制造麻烦。

但费拉利的同伴们显然都瞧不起费拉利，从而让他总是处于强制性的孤独之中。他是一个小个子，40岁左右，面黄肌瘦，几乎掉光了头发，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他整天在床上躺着，并且是一个孜孜不倦的读者。他阅读能拿到手的每样东西：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和波兰语的报纸和书籍。每两三天，在检查虱子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已经看完了那本书。你还有别的书借给我吗？但不要俄语书，你知道我看不懂俄语。”他并非通晓多国语言，事实上，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但他仍然“阅读”每一本书，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心满意足地认出每一个字母，喃喃地读出它们的发音，费力地重组那些单词，却从来不操心它们的词义。这对他就足够了，就像在不同的层面中，人们通过解决纵横字谜，或求解微积分方程，或计算小行星的轨道，从而获得乐趣一样。

正像他欣然向我讲述的经历所证明的，他是一个奇特的家伙。我将他的叙述引用如下：

“多年前，我在洛雷托的小偷学校里学习。那学校里有一个绑着几个铃铛的假人，口袋里装着一个钱包。我们必须偷到钱包，而不碰响铃铛。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他们从来不让我去偷东西，只让我去把风。我当了两年把风的，赚得少，风险大，那不是一个好活儿。

“思来想去，在一个好天儿，我下了决心，不管他们让不让我偷，要是我想挣口饭吃，就得靠自己干。

“那时打着仗，人群疏散，黑市遍地，电车上总是挤满了人。我坐的是二路电车，在波特卢多维卡（Porta Ludovica），那地方没人认识我。我旁边站着一个拿着大包的女人。在她的大衣口袋里我能摸到一个钱包。我慢慢地拿出我的‘匪子’，开始割她的衣袋。”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个简短的技术性介绍。费拉利向我解释，“匪子”是将剃须刀里的刀片一折为二制成的一种精密工具，专门用于割包或衣袋，因此它必须极为锋利。关系到荣誉问题时，人们偶尔也用它来毁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被毁容的人称为“匪咬”。

“我几乎就要得手了。这时一个女人，不是那个被偷的女人，听着，而是另一个，开始喊‘小偷，小偷！’我没有对她做任何事，她不认识我，而她也不认识那个被偷的女人，她甚至不是警察。她和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样，那辆电车停了下来。他们抓住我。我被关进了圣维托雷监狱，又从那儿去了德国，从德国到了这儿。你明白吗？要是你上进心太强，就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从那时起，费拉利失去了所有的上进心。他是我的病人中最配合和顺从的。他会毫无怨言地立刻脱光衣服，把不可避免带着虱子的背心递给我，并在上午乖乖地接受消毒，而不会像一个被冒犯的主子一样装腔作势。可是第二天，鬼知道怎么回事，那些虱子又会卷土重来。他就是这样；不再有上进心，不再反抗，哪怕对虱子。

我的工作至少带来了两样好处：证件和更好的食物。

在波古赛斯难民营，事实上，并不缺少食物。苏军按配额为我们发放口粮：每天包括两磅面包和两盘热汤，一份“kasha”（也就是用肉、猪油，以及小米或其他蔬菜制成的一种食物），还有俄式茶，带着淡淡的甜香。但在集中营度过的一年已经毁坏了我和列奥纳多的胃口，我们仍然感到难以控制的饥饿，大部分是由于心理原因，而配额并不能满足我们。

玛丽亚已经批准我们在医务室吃午餐。医务室的厨房由两位来自巴黎的妇女负责。她们曾经在法国抗击过纳粹，不再年轻，也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并在集中营里失去了她们的丈夫。她们是沉默寡言而悲伤的女人。她们过去与最近所遭受的痛苦似乎被政治斗士那敏感的道德意识所压抑，并仅仅表现在她们过早苍老的面容上。

其中的一位妇女，西蒙妮，负责我们的餐桌。她给我们舀了第一碗汤，接着添了第二碗。然后她看着我，几乎有些不相信：“年轻人，你还要吗？”我羞涩地点点头，为我那卑劣的贪婪而惭愧。在西蒙妮严厉的目光下，我很少敢于再添第四碗汤。

至于证件，它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并不会带来具体的优势。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铁丝网上的大洞，像天空上的鸟一样自由地去城里。许多小偷正是这么干的，到卡托维兹甚至更远的地方行窃。他们不回来，或者几天后才回到难民营，经常给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但并没有人关心。

不过，这证件能够让人在去卡托维兹的时候，免于在难民营周围的大片泥地里绕个大弯。当春暖花开的季节到来时，我的体力已经恢复了，我越来越迫切地想离开营地，去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逛逛。要是我们不得不整天在铁丝网里度过，那我们的解放还有什么用处呢？而且，卡托维兹的居民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可以免费乘坐电车或看电影。

一天傍晚，我和塞萨尔商量。我们为未来几天制订了一个大致的计划，把实用和取乐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既办正事，也有消遣。

[1] “二战”期间由第三帝国公民和军事工程师组成的团体，负责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军事工程建设，因创始人弗里兹·托特得名。

塞萨尔

在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我认识了塞萨尔。但那时的他是一个不同的塞萨尔。德国人抛弃了布纳集中营之后，在传染病房里，我和两个法国人活了下来。我们的病房看起来还有些文明气息，代表着一个相对舒适的孤岛；但在隔壁的痢疾病房，死亡却统治着一切。

病房的木头墙壁，离我的脑袋只有几英寸远。隔着墙壁，我能听到有人在说意大利语。一天傍晚，振作尚存的一丝力量，我决定去隔壁看看谁还活着。我穿过黑暗而寒冷的走廊，打开房门，发现自己一头撞进了一个恐怖的国度。

房间里有大约一百张床铺，至少一半床上都横卧着冻硬的尸体。只有两三支蜡烛打破了黑暗。墙壁和天花板都隐藏在阴影里，让人感到就像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墓穴。除了五十几个还活着的病人那传染性的呼吸之外，房间里没有一丝热气。尽管房间里很冷，但死亡和粪便的恶臭仍然让我几乎无法呼吸，我不得不费了好大劲，才能强迫自己去呼吸这肮脏的空气。

但有五十多人还活着。一些人蜷缩在毯子下面，一些人呻吟或叫喊着，一些人痛苦地爬下他们的床铺，在地板上让自己获得解脱。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欧洲语言呼唤着名字、祈祷、咒骂或乞求帮助。

我沿着三层床铺之间的一条过道，在黑暗和一层冻硬的粪便之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索着。听到我的脚步声，人们的叫喊声变得更响了，骨瘦如柴的手从毯子下伸出来，拉扯着我的衣服，冰冷的手指擦过我的脸颊，试图阻挡我的去路。我终于走到过道的尽头，在墙边的病床上找到了我要找的人。在一张床铺上躺着两个意大利人，紧紧抱在一起以抵御寒冷——塞萨尔和马尔切洛。

我对马尔切洛非常熟悉。他来自卡纳雷吉欧（Cannaregio），威尼斯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他和我一起到过福索里集中营，也在与我相邻的货车车厢中，和我一起穿过布伦纳（Brenner）山口。他曾经健康而强壮，一直勇敢地坚持到解放前的最后几周，挺过了饥饿和疲劳；但冬天的寒冷击垮了他。他已经无法说话。在我手中火柴的光线下，我几乎认不出他：脸色蜡黄，乱蓬蓬的黑胡子盖住了鼻子和牙齿。他的眼睛因高烧而发亮、凸出，无神地凝视着前方的空虚。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另一方面，我几乎不认识塞萨尔，因为仅仅几个月前，他才从比尔克瑙转到布纳集中营。他先向我要水，其后才是食物——水，因为他已经四天没喝水了；高烧炙烤着他，痢疾让他虚弱。我为他带来一些水，还有我们剩下的粥。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已经为一份长期而独特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他的康复能力一定极为强大。因为两个月后，我在波古赛斯难民营见到他时，他不仅已经康复，甚至可以说容光焕发，像蚱蜢一样充满活力。而且，在奥斯维辛这所可怕的学校中，天生精明的他变得更加坚强——哪怕一场意想不到的冒险对他提出了严酷的挑战。

苏军到达后，他原本被送到奥斯维辛的病房接受治疗。不过，他的病情并不严重，而且，他那强健的体质，让他很快康复了——事实上，有些太快了。大约3月中旬，撤退的德军集结在布雷斯劳（Breslau）附近，并且在西里西亚矿区方向尝试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反击。这次反击让苏军措手不及。也许过高地估计了敌军的意图，苏军急于建立一条防线。他们需要一条长长的反坦克壕以封闭奥波莱（Oppeln）和格莱维茨（Gleiwitz）之间的奥得（Oder）河谷。人力短缺，工程巨大，时间迫切，而俄国人按照他们的习惯，以极为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天早晨，大约九点，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突然封锁了卡托维兹的一些主要街道。在卡托维兹，以及在整个波兰，很少能够见到男人。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人口已经消失了，他们或者成了德国或苏联的俘虏，或者分散在各个游击队中，或者在战斗中、在轰炸中、在报复行动中、在集中营里、在犹太人隔离区内，被屠杀殆尽。波兰是一个悲哀的国度，一个老人与寡妇的国度。上午九点，街上只有一些妇女。家庭主妇们，拿着她们的袋子或推着手推车，在市场和商店里寻找食物和燃料。俄国人让她们排成四列纵队，把她们送到车站，再转运到格莱维茨。

同时，在我和希腊人到达难民营的五六天前，他们出人意料地包围了波古赛斯难民营，像食人生番一样叫喊着，向空中鸣枪以吓阻所有试图逃跑的人。难民营指挥部的士兵们无力地试图干预。但没费吹灰之力，这些部队就让指挥部默许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端着冲锋枪进入营区，把所有的人赶出营房。

因此，在营区的大操场上，上演着对纳粹筛选犯人的拙劣模仿。在很大程度上，这次筛选并不像纳粹那么血腥残忍，因为被选中的人只是去劳动，而不是送进毒气室。但在另一方面，这次筛选也混乱和仓促得多。

一些士兵挨个儿宿舍把那些懒骨头赶出来，然后在他们后面展开疯狂的追逐，就像一场盛大的捉迷藏游戏。另一些士兵守着门口，逐个儿检查男人和女人们，无论他们是自愿前来接受检查，还是被“猎手们”一个个地捉来的。“bolnoy”（患病）或“zdorovy”（健康）的判决，是通过集体性的口头表决做出的。对于有争议的情况，不时会爆发激烈的争吵。判定为“bolnoy”的人被送回营房，而“zdorovy”要排队站在铁丝网前面。

塞萨尔很快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像他常常挂在嘴边的生动术语：“摸清动向”）。他精明地采取了行动，差一点儿就安然逃脱了苏军的搜查。他藏在木材仓库中，一个没人能想到的地方。他在身上堆了一堆木头，然后一动不动、悄无声息地藏在那里。就在这场捕猎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寻找藏身之地的傻瓜，跑进了木材仓库，引来了一个追兵。塞萨尔被抓住了，并被确定为“健康”。这纯粹是一种报复，因为走出木材仓库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或者一个残缺不全的瘸子，连石头都会为他流泪——他浑身发抖，强迫自己流着口水，用罗圈儿腿走路，一瘸一拐，拖着一条腿，还有疯狂的、斜视的眼睛。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仍然把他塞进健康人的行列中。几秒钟之后，他闪电般地调整战术，蹑手蹑脚地想从营区后面的大洞溜回难民营。但他被抓住了，挨了一记重拳，小腿也挨了一脚，这才接受了自己的失败。

俄国人带着他们步行越过格莱维茨，走了超过20英里。在那里，俄国人尽量把他们安顿在马棚或谷仓里住下，让他们过着狗一样的生活，食物短缺，每天却有16个钟头要拿着锄头和铁锹干活儿，顶着风吹雨淋或炎炎烈日。一名俄国人时刻在旁边看守，端着冲锋枪。男人们在壕沟里干活儿，妇女们（来自难民营的女人，还有大街上抓来的波兰妇女）削土豆皮、做饭和清洁卫生。

劳动是艰苦的，但比苦工和饥饿更刺痛塞萨尔的是羞辱。他，作为一个在波特塞门[1]摆摊的好汉，要是被人们看到他出丑的样子——那整个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罗马的一个区）都会笑话他。他必须挽回自己的名誉。

他干了三天活儿。第四天，他用他的面包换了两根香烟。他吃了一根，用另一根泡水，整夜敷在两个腋窝之下。到第二天，他已经为请病假做好了准备——他有所有的症状：急速升高的体温、可怕的腹痛、眩晕、呕吐。他们让他卧床休息，他躺在那儿直到毒性自己慢慢退去，然后趁着夜色像幽灵一样偷偷溜走，带着他那颗清白的良心，很快回到波古赛斯。我设法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间，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形影不离，直到踏上回家的旅程。

“又来了。”塞萨尔说，一边沮丧地穿上裤子。他回到营地几天后，难民营夜晚的平静被戏剧性地打破了。就像一场爆炸，就像吹响了末日审判的号角，苏联士兵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用他们的枪托敲打着每间房门，叫喊着兴奋却听不懂的命令。没过一会儿，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到齐了，玛丽亚带着卷发夹子，伊格洛夫和丹森科衣衫不整。罗维先生跟在后面，不知所措，睡眼蒙眬，却穿着全套制服。我们不得不起床，穿好衣服，马上。为什么？德国人回来了吗？他们要转移我们吗？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最后设法抓住了玛丽亚。不，德国人没有攻破防线，但情况仍然很严重。“Inspektsiya”——等天一亮，来自莫斯科的一位将军就要来检查难民营。整个指挥部充满了惊恐和绝望，仿佛天谴日就要到来了。

罗维的翻译在一个个宿舍间飞奔，叫嚷着命令与截然相反的命令（orders and counter-orders）。扫帚、抹布和水桶出现了；每个人都被动员起来，成堆的垃圾必须消灭，窗户必须擦干净，地板要拖，门把手要闪闪发亮，蜘蛛网要扫去。我们全都开始工作，呵欠连天地咒骂着。两点过去了，三点，四点。

大约在黎明时分，人们开始提到“ubornaya”——难民营的厕所真是一个大问题。

那是一栋砖房，位于营区的中央，巨大而突兀，无法隐藏或掩饰。几个月来，没人操心它的清洁和维护。厕所里面，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积滞的污物，深到我们不得不在里面垫上大石头或砖头，踩在上面摇摇晃晃地跳过去。粪水从门口和墙上的缝隙流到了外面，像一股散发着恶臭的溪流，流过营地，消失在山下的田野中。

伊格洛夫上尉心急如焚，完全昏了头，挑了一个10人的劳动小队带着扫帚和几桶消毒水去打扫厕所。但就算孩子也能看出来，这10个人，哪怕使用得力的工具，而不是扫帚，也要至少花上一个礼拜才能把厕所打扫干净。至于那些消毒水，就算把整个阿拉伯半岛的香水都用上，也不会把那个地方变香。

两种必要性的碰撞往往会让人做出毫无意义的决定，这时更明智的做法是等待一会儿，困境自会柳暗花明。一个小时后（这时整个营区就像被惊扰的蜂窝一样乱哄哄的）劳动小队被召回了，而我们看到指挥部的12名士兵都到齐了。他们带来了木板、钉子、锤子和成捆带刺的铁丝。一眨眼工夫，这个丢脸的厕所的所有门窗就被厚木板封闭起来，所有墙壁，直到屋顶，都被错综复杂的带刺铁丝网覆盖住了。体面保住了，哪怕最勤勉的检查者也休想踏进这个厕所一步。

中午来了，然后是傍晚，但仍然没有将军的影子。第二天上午，谈论他的声音变得稀少了。到第三天，已经根本没人提起他。指挥部的俄国人们恢复他们习以为常而无害的玩忽职守和粗心大意，厕所后门上的两块木板被人拆了下来，每件事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然而，几周后，还是来了一名巡查员。他来检查难民营的运转状况，特别是厨房。他不是一名将军，而是一名上尉，戴着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袖章，带着些许不祥的意味。他来了之后，一定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了特别的乐趣，也许是对指挥部的姑娘们，或者是上西里西亚的空气，或者是意大利美食。总之，他没有离开，而是天天检查厨房。就这样一直持续到6月（我们离开的时候），显然没有进行其他任何有用的活动。

厨房由一位来自贝加莫（Bergamo）的作风粗野的大厨负责，还有数不清的肥头滑脑的自愿帮手。它坐落在营区之外，紧挨着铁丝网，包括一间大屋，屋里几乎被两个放在水泥灶台上的大锅占满了。要想走进厨房，人们必须登上两级台阶。厨房没有门。

巡查员极为严肃认真地进行了他的首次检查，并做着记录。他是一名犹太人，30岁左右，极瘦且极高，有着一张堂吉诃德式的苦瓜脸。但第二天，鬼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找到了一辆摩托车，他深深地迷上了它，从此与它形影不离。

检查仪式变成了一种西洋景，越来越多卡托维兹的居民赶来围观。巡查员在大约11点钟到，像一阵旋风，随着尖锐刺耳的急刹车声，摩托车的后轮以前轮为轴心飘移90度。他并不停留，低着头径直走向厨房，就像一头撞人的公牛，脚步沉重地登上两级台阶，核对汽锅旁边八个难以辨认的数据中的两个，检查敞开的风门，再从台阶上飞跃而下，带着灿烂的微笑，向大家敬一个军礼，一拧油门，随着巨大的引擎回火声，消失在一片灰蓝色的尾烟之中。

这个游戏顺利地进行了几个星期。但有一天，摩托车和上尉都不见了。上尉摔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医院里；而摩托车落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意大利拥趸手中。但他们很快重新出现了。上尉找到了一个适合摩托车车身的架子，可以把打了石膏的腿平放在上面。他那苍白而高贵的面孔，因狂喜而发亮。有了这样的装备，他又每天劲头十足地开始了巡查工作。

只有到了4月，随着最后的积雪消融，和煦的阳光晒干了波兰的泥浆，我们才感到我们是真正的自由身。塞萨尔已经多次进城，并坚持让我加入他的远征。我最终决定克服我的懒惰。于是，我们在一个明媚的春日出发了。

在塞萨尔的要求下（因为这场实验让他着迷），我们没有从铁丝网的大洞离开难民营。我第一次从正门走出营区。哨兵问我的姓名，并要求查看我的证件。我把证件交给他。他核对证件，姓名相符。我转过拐角，通过铁丝网把这张硬纸片交给塞萨尔。哨兵问他的名字。塞萨尔回答：“普里莫·莱维。”他要求查看证件——姓名仍然相符。于是塞萨尔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走出了营区。塞萨尔并不在乎行为的合法性，他只是喜欢这种行事风格——耍些小花招，捉弄身边的人而不给对方带来痛苦。

我们像放假的小学生一样高高兴兴地走进卡托维兹，但眼前的情景不断刺痛着我们逍遥自在的情绪。每走一步，那场将我们裹挟于其中、却奇迹般地饶恕了我们的可怕悲剧留下的痕迹都会让我们触目惊心。每个街角都有坟墓，无声的坟墓，仓促完成，没有十字架，而是一颗红星，埋葬着在战斗中阵亡的红军将士。在一个城市花园里，有着望不到边的战争陵园，十字架和红星掺杂其中，几乎所有的坟墓都铭刻着同样的日期——巷战的日期，或许是纳粹最后一次大屠杀的日期。在一条大街的中央停着三四辆德军坦克，似乎完好无损，成了战利品或纪念碑。其中一辆坦克的炮口仍然瞄准着对面楼房正中的一个大洞——这头巨兽在破坏的剧痛中“死去了”。到处都是废墟，混凝土结构，烧焦的木头托梁，波纹铁皮搭成的棚屋。衣衫褴褛的人们，眼神中流露出饥饿与疯狂。在一个重要的路口，有俄国人放置的路标，和之前我们看到的德国人那用预制件制成的整洁而准确的路标（以及后来我们看到的美国人的路标）构成了有趣的反差：在没有任何装饰的板条上，用柏油写着歪歪扭扭的斯拉夫字母，指示着各个地点——格莱维茨、克拉科夫、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而且，因为名字太长，“琴斯托”写在一块板条上，而“霍瓦”写在另一块钉在下面的更小的板条上。

然而，在经过被纳粹占领的那宛如梦魇的岁月之后，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之后，这座城市仍然生机勃勃。许多商铺和咖啡馆都开着门。自由市场的规模的确在迅速扩大。有轨电车、煤矿、学校和电影院都在正常运转。

进城的第一天，我们两人身上没有一分钱，只能在大街上四处游荡。在清爽的空气中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饥肠辘辘。“跟我来，”塞萨尔说，“我们去吃午饭。”

他把我带到市场，水果摊聚集的地方。在第一个摊子边，在摊主那厌恶的眼神之下，他拿起一个草莓，就拿了一个，却是一个大草莓。他像美食家一样，慢慢地咀嚼着，然后摇摇头。“Nyedobre。”他严苛地说。（“这是波兰话，”他向我解释，“意思是不好吃。”）他走到下一个水果摊，重复刚才的场景，一直这样走遍所有的摊位，直到最后一个。“嗯？你还等什么？”他带着玩世不恭的自豪劲儿对我说，“要是你饿了，只要像我这么做就行。”

无论如何，这种骗水果吃的小伎俩并不足以填饱我们的肚子。塞萨尔明白了——该是认认真真做些生意的时候了。

他向我解释了他的计划。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因此并不要求我做任何事。要是我愿意，可以跟他一起到市场去，也许甚至能帮帮忙，并学学做生意，但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搭档，有一小笔启动资金和一些经验。事实上，他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叫吉亚科曼托尼奥的家伙，他在圣洛伦佐监狱结识的一个老熟人，有着一名恶棍典型的外貌特征。这种合作关系极为简单——吉亚科曼托尼奥负责采购，他负责销售，而他们平分利润。

买什么？什么都行，他告诉我：任何遇到的东西。尽管塞萨尔不过二十出头，但他吹嘘自己有惊人的商业经验，堪与那个希腊人媲美。不过，一旦抛开这种表面的类比，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和那个希腊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在他人生中的每时每刻，塞萨尔总是充满人性的温暖，不像莫多·内厄姆仅仅在工作时间以外。对于塞萨尔而言，“工作”有时是一种讨厌的必要性，有时是一种与人交往的有趣机会，而不是一种刻板的痴迷或一种恶魔式的自我主张。他们其中一个是自由身，而另一个却是自我的奴隶；一个是吝啬而理性的，另一个是挥霍而喜爱幻想的。希腊人是一匹孤独的狼，生活在一场对抗所有人的永恒战争中，未老先衰，封闭于他自己那毫无乐趣的骄傲中。塞萨尔是太阳的孩子，每个人的朋友。他不知道仇恨和轻蔑，像天空一样多变，充满快乐，机灵而朴实，勇敢而谨慎，非常无知，非常天真，而且非常善于接受先进的文化。

我并不想参与和吉亚科曼托尼奥的合约，但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塞萨尔的邀请，作为一名学徒、翻译和搬运工，常常陪他一起去市场。我接受这邀请，不仅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逃避难民营枯燥的生活，但最主要的是想去观察塞萨尔的事业，哪怕最朴实无华、最微不足道的事业，也能为我带来一种独特的体验，一种活生生的场景，让我能够与这世界重新和解，并再次点燃我心中早已被奥斯维辛熄灭的人生快乐。

在抽象的层面上，像塞萨尔这样的美德，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它足以令一个人高尚，足以补偿他的其他许多缺点，足以拯救他的灵魂。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对于一个想在公共广场做买卖的人来说，这美德却毫无价值。事实上，没有人能对塞萨尔的魅力无动于衷，无论是指挥部里的俄国人，我们难民营那形形色色的同志们，还是经常来市场的卡托维兹的市民们。根据严酷的商业法则，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卖方的优势就是买方的劣势，反之亦然。

已经临近5月，阳光温暖而慷慨，当塞萨尔在门诊室的尽头等我的时候，他那长相凶恶的同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花了50兹罗提买了一支没写过字的钢笔，一块精密对时表，一件相当不错的羊毛衫。这个叫吉亚科曼托尼奥的人，有着收购专家般的嗅觉，想出了在卡托维兹火车站充当警卫的好主意，以便等待从德国归来的苏军列车——这些士兵现在退伍复员，踏上了回家的道路，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容易的上当者。他们有着度假般毫无戒心的精神状态，有着大量战利品，不了解当地的价格，而且需要现金。

即使没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花上几个钟头在火车站，仅仅为了观察这些复员回家的红军将士的奇特情景也是值得的：这景象，既像《出埃及记》一样庄严而激动人心，也像过路的马戏团一样混乱和丰富多彩。望不到头的一排排运送牲口的车厢，用来作军车，停在卡托维兹：它们作为军列已经走了几个月，也许走了像太平洋那么远，所运载的五花八门，成千的士兵和平民，男人和女人，德国的前苏军战俘，苏军新抓到的德军战俘，以及货物、家具、牲口、拆散的工业机器、食物、战争物资、金属废料。它们是车轮上的村庄：一些车厢里似乎搭载着一个家庭的核心物品，一两张双人床、一个带镜子的衣柜、一个炉子、一台收音机、桌椅。电线从装载着发电机的第一个车厢开始，随意地从一个车厢拉到另一个车厢，既作为照明系统，也用于晾晒洗过的衣物（却被煤烟熏黑）。早晨，当车厢的大门滑开的时候，衣冠不整、睡眼惺忪、脸膛宽大的男人和女人们，就从这样的家居环境中困惑地向外张望，不知道自己身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然后，他们走下车厢，用消防水栓那冰冷的水盥洗，并用烟饼和《真理报》的纸张来卷烟。

于是，我和塞萨尔来到市场。他打算卖掉上面提过的三件东西，也许再卖给俄国人。这时的市场已经不再是人类悲惨境遇的展览会。食物配给制已废除，或者说失去了使用价值。来自周边富裕乡村的农民驾着大车赶来了，带来成吨的猪油、奶酪、鸡蛋、鸡肉、糖、水果、黄油——一座诱惑花园，对我们经久不散的饥饿构成了残酷的挑战。我们在这挑战面前束手无策，迫切地想赚些现金。

塞萨尔第一次尝试就成功地卖出了钢笔，卖了20兹罗提，没有讨价还价。他绝对不需要一名翻译。他只会说意大利语，确切地说，罗马方言，更准确地说，只会罗马犹太人聚居区的俚语，掺杂着陈腐的希伯来单词。显然他没有选择，因为他不会其他任何语言。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无知帮了他大忙。塞萨尔得心应手地运用着肢体语言，而在另一方面，他的客户，为了弄懂他那听不懂的语言和古怪的手势，而分散了对商品必要的注意力；如果他们还价，塞萨尔听不懂他们的话，或者坚持假装听不懂他们的话。

这种江湖骗术不像我想的那样广为人知。波兰民众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被塞萨尔深深地迷住了。而且，塞萨尔也是一流的小丑。他在阳光下面挥舞着那件羊毛衫，紧紧抓住它的衣领（衣领下面有个洞，但塞萨尔的手恰好把它挡住了）。他口若悬河地叫喊着它的好处，掺杂着全新的、毫无意义的俏皮话，突然用他即兴发明的粗俗绰号叫着人群中的某个人。他突然住口（他本能地知道暂停在演说中的重要价值），充满爱意地亲吻这件羊毛衫，然后重新开始，用一种坚决却悲惨的声音，似乎与它分离让他心碎，仅仅是为了对身边观众的挚爱才卖掉它：“你，大肚囊，”他说，“为了我的这件小卡姝拉（波兰语：koszula，衬衫），你会给我多少呢？”

“大肚囊”目瞪口呆。他充满期望地看看那件“小卡姝拉”，又用余光四处打量，既希望又害怕有人抢在他前面出价。然后，他迟疑地走上前来，犹犹豫豫地伸出一只手，喃喃地说着什么，像是“pinjeeshi”（50）。塞萨尔把毛衫抵着胸口，像是看到了一条蛇。“他说什么？”他问我，似乎怀疑自己受到了道德上的侮辱。但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法，因为他认出（或猜出）波兰数字可比我快得多。

“你疯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用食指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像钻头一样钻动。公众爆发出一阵哄笑，显然支持来自地球另一端、却在他们的市集上表演把戏的这个可笑的外国人。“大肚囊”张口结舌地站着，像熊一样一只脚到另一只脚地来回摇晃着。“Du fereek.”塞萨尔继续冷酷地说［他想说“verrückt”（德语：疯狂）］；之后，为了阐明自己的意思，他补充：“dumeschuge。”观众残酷地爆发出雷鸣般的哄笑，每个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meschuge”是一个希伯来单词，在意第绪语中得到保留。在中欧和东欧，人们基本都明白它的含义。它意为“疯狂”，但也带有空虚、阴郁、愚蠢和荒唐的意思。

“大肚囊”搔搔脑袋，提提裤子，非常尴尬。“Sto，”他说，试图讲和，“Sto zlotych。”100兹罗提。

这个价格引起了塞萨尔的兴趣。他平息了怒气，像男人对男人一样，用动人的语调劝说着“大肚囊”，似乎想让他相信自己犯了一个无心却笨拙的错误。他对他言无不尽，推心置腹，充满了温情和信任，对他解释：“你明白吗？你理解吗？难道你还不答应？”

“Sto zlotych。”对方顽固地重申。

“他是个死脑筋，像骡子一样顽固。”塞萨尔对我说。然后，就像被一场意外的疲倦所压倒，在为了达成买卖的最后尝试中，他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慈母般地对他说：“听着，听着，伙计。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让我们这么说吧。你给我这个数（用手指在对方肚子上写着150），你给我Sto Pinjeeshi，它就是你的了，怎么样？”

“大肚囊”喃喃地摇着头，盯着地面。但塞萨尔敏锐的眼睛已经发现了投降的信号：他的手不易察觉地伸向了裤子的后兜。

“来吧，把那些钱拿出来吧！”塞萨尔趁热打铁。“大肚囊”终于掏出钱，买下了那件毛衫。但塞萨尔立刻把我从狂喜的钦佩之情中拉了回来。

“快，老兄。我们快溜，别等他的手指摸到那个洞。”于是，唯恐我们的顾客及时发现那个破洞，我们溜之大吉，放弃了卖掉仅剩的那块精密计时表的打算。我们用缓慢而庄重的步伐绕过最近的街角，然后急忙以最快的速度逃走，绕道回到了难民营。

[1] 波特塞门（Porta Portese）：罗马的大门之一，每逢周日，波特塞门附近有着巨大的跳蚤市场。

胜利日

在波古赛斯难民营的生活，门诊与市场，与俄国人、波兰人以及其他民族间退化的人际关系，在饥肠辘辘与饫甘餍肥之间，在回家的希望与失望之间，在对未来的期盼与担心之间的快速变换，暂时而陌生环境中的准军事生活，让我不适、思乡，而最重要的是，厌倦。在另一方面，这却非常适合塞萨尔的癖好、性格和抱负。

在波古赛斯，塞萨尔的境遇显然蒸蒸日上，像一棵在春光滋润下欣欣向荣的树。在市场，他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固定的摊位和一群亲爱的顾客。他给他们一个个都取了俏皮的绰号：胡子太太、皮包骨、呆子、三瓣屁股、站街女、科学怪人、漂亮姑娘——他就这样称呼老贝利和其他许多人。在营地，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声望：他和吉亚科曼托尼奥已经闹翻了，但其他许多信赖他的人还会把货物卖给他，没有合同，全靠信任。所以他从来不缺钱。

一天傍晚，他失踪了，没有回难民营吃晚饭，也没有回宿舍睡觉。当然，我们并没有为此感到担心。不过，在他消失了三天三夜之后，即使是天性乐观的我（尤其不会过于担心塞萨尔），也开始感到一丝不安。

塞萨尔在第四天黎明回来了，像从屋顶狂欢中回来的猫一样蓬头垢面、暴躁易怒。他眼睛下面有着浮肿的眼袋，但眼中仍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别烦我。”他一进门就说，尽管大多数人还在打鼾，没人问他任何问题。他仿佛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一头栽倒在床上，但几分钟后，又忍不住要说出心中隐藏的大秘密，看到我刚刚睡醒，就走到我的床边，声音嘶哑，表情狰狞，就像这三个晚上都去参加了巫妖夜会。他告诉我：“我终于成功了。我得到了一位panienca（波兰语：小姐）。”

这消息听起来并没让我特别吃惊。他绝不是第一个做到这件事的人。其他意大利人，尤其军人，早就在城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女朋友。因为“panienca”和“segnorina”的意思完全一样，也同样有着变音。[1]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波兰当时缺少男人。事实上，许多意大利人“安家”，不仅仅是由于意大利民族传奇般的多情，更因为他们感受到一种更深刻、更严肃的需要，因为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因此，他们不仅在女人的床上和心中替代了她们死去或远在他乡的丈夫，他们往往也履行着丈夫的全部职责：在星期天，人们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家庭，沿着林荫大道优雅地散步，意大利人和波兰姑娘挽着手，怀抱着一个过于金发碧眼的孩子，但与此同时，为了赚钱养“家”，这些意大利人可以和波兰人一样去下煤矿，站柜台。

不过，塞萨尔向我解释，他的爱情可不一样（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我一边想，一边打着呵欠）。他的“小姐”美丽、未婚、优雅、清白，深爱着他且并不贪图他的金钱。此外，她的阅历极为丰富。她唯一的缺点是她说波兰语。所以，要是我够朋友，就必须帮他。

我很难给他太大帮助，我疲倦地向他解释：其一，我会的波兰语不超过30个单词；其二，我完全不会说他所要求的那些谈情说爱的话；其三，我也没心情陪他去泡妞。但塞萨尔并没放弃：也许那姑娘会说德语。他已经想好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计划——只要我不再推三阻四，并告诉他怎么用德语说这个、那个，等等。

塞萨尔高估了我的语言知识。他想从我这儿学会的东西，在任何德语课程中都不会教授，我在奥斯维辛也不会有一丁点儿机会去学习它们。而且，它们的含义非常微妙而隽永，我怀疑除了意大利语和法语之外，其他任何语言都无法适当地表达它们。

我向他解释我的疑虑，但塞萨尔似乎生气了。他喃喃地咒骂我，穿上鞋走了。我想破坏他的好事，显而易见。这纯粹是嫉妒。下午，他回来了，把一本精致的袖珍意德字典扔在我面前。他在市场花了20兹罗提买了它。“这里面什么都有。”他带着不允许进一步讨论或推托的神气对我说。唉，这字典里可并非“什么都有”。事实上，缺少那些必要的东西——那些在印刷纸张的世界中略去的神秘约定。这真是白花钱。塞萨尔再一次气冲冲地离开了，充满了对文化、对友情，事实上对印刷纸张本身的幻灭感。

从那时起，他只偶尔回到难民营。他的“panienca”慷慨地满足他的所有需要。在4月末，他消失了整整一个礼拜。不过，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4月末，而是1945年那令人难以忘记的4月末。

不幸的是，我们看不懂波兰报纸。但头版新闻标题一天比一天大，我们能看懂其中的地名或人名，还有我们在街头和指挥部所感受到的气氛，都让我们明白胜利临近了。我们读到“维也纳”（Vienna）、“科布伦茨”(Koblenz)、“莱茵河”（Rhine）；然后是“博洛尼亚”（Bologna）；然后激动而快乐地，读到“都灵”（Turin）和“米兰”（Milan）。最后，用巨大的字母，“墨索里尼”，后面跟着一个可畏的、不认识的过去分词。终于，用红色油墨，占了半个版面，最终，含义模糊却令人欣喜地宣布：“BERLIN UPADL！”（波兰语：柏林崩溃！）

4月30日，伊格洛夫上尉把我、列奥纳多和难民营中其他几个持有证件的人找来，带着一种古怪的冷淡而尴尬的神情（这在他身上并不常见），通过翻译告诉我们必须上缴我们的证件，而明天我们会收到另一种证件。我们当然并不相信他的话，但仍然不得不交出那张卡片。在我们看来，这个举措荒唐又让人有些恼火，同时让我们更加不安，也充满期待。但到第二天，我们就明白了原因。

因为第二天是5月1日，接下来5月3日是某个重要的波兰假日，5月8日，战争结束了。尽管人们对这个消息早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它仍然像一场飓风般席卷了所有人。在这八天里，难民营、指挥部、波古赛斯、卡托维兹，以及整个波兰、整个红军迸发出极度兴奋的热情。苏联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在它的内心里潜藏着巨大的活力，史诗般的喜悦与纵情的能力，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对于狂欢、盛宴、大规模的寻欢作乐，有着未受沾染的享乐主义者的嗜好。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气氛达到了高潮。到处都是俄国人，就像从蚁丘中爬出的蚂蚁。他们像老朋友一样相互拥抱，又唱又叫。尽管大多数人站都站不稳，却成对地跳着舞，并用拥抱去征服他们碰巧遇到的任何人。他们向空中开枪，有时向任何方向开枪。一名娃娃脸的年轻士兵被送到我们的诊室，一名伞兵，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肚子，又从背部飞出去。这颗子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到任何重要的器官。这个大男孩似的士兵在床上躺了三天，安静地接受治疗，用像海洋一样纯洁的眼睛看着我们。但一天傍晚，他的一群欢乐的战友在街上经过，他从病床上跳起来，穿着制服和皮靴，正如一名优秀的伞兵所做的，在其他病人的眼前，从二楼窗户一跃而下，跳到街上。

原本已经松散不堪的军纪，现在已经荡然无存。5月1日傍晚，哨兵喝得酩酊大醉，趴在难民营门前的地上呼呼大睡，冲锋枪还背在他的肩上。之后，他就失踪了。到指挥部办理任何紧急事宜都是徒劳的，相关负责人员都不在岗位上。他们要么醉醺醺地在床上睡觉，要么就在学校体育馆里参加神秘而狂热的筹备活动。厨房和诊所由意大利人负责真是极度的幸运。

我们很快发现了他们在筹备什么。他们在准备组织一场庆祝胜利日的盛大晚会。一场舞台表演，包括合唱、舞蹈和朗诵。这是俄国人为我们举办的，为难民营的客人们，为我们意大利人。因为这个时候，其他国家的难民已经按照某个复杂的计划陆续回国，因此波古赛斯难民营中绝大多数都是意大利人，事实上，除意大利人外，只剩下几个法国人和希腊人。

塞萨尔正是在这样狂乱的日子里回到我们中间的。他甚至比以前变得更糟，从头到脚沾满了泥浆，衣裳破烂，神情憔悴。极度僵硬的脖子让他痛苦不堪。他拿着一瓶崭新的、满满的伏特加，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直到找到另一个空酒瓶，然后愁眉不展地用一张破纸板做了一个巧妙的漏斗，把伏特加倒进另一个酒瓶里，再把原来的酒瓶打碎，用一张纸包裹着碎片，悄悄地埋在了营区后面的一个洞里。

他的运气很糟。一天傍晚，他从市场回到那女孩的住所，发现一个俄国人在那里。他在客厅看到了他的军大衣、武装带和手枪皮套，还有一瓶酒。他抓起酒，作为部分补偿，机灵地溜走了。那个俄国人显然在后面追赶他，也许是因为那瓶酒，也许是因为情敌之间的嫉妒。

从这里起，他的遭遇开始变得愈加含糊而不可信。他徒劳地试图逃脱，却很快让自己相信整个红军都在追捕他。他逃到了一个游艺集市，但俄国人仍在追捕他，一整夜。有几个钟头，他躲藏在舞厅的地板下面，整个波兰在他的头上跳着舞。但他没有扔掉那瓶酒，因为它代表着一周的爱情留给他的全部。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毁掉了原来的酒瓶，并要求他最亲密的朋友们马上喝光其中所有的酒。这是一场忧郁而无言的酒宴。

5月8日到了。这一天，俄国人尽情狂欢，波兰人彻夜难眠，而在我们的欢愉中，则掺杂着深深的怀乡之情。从那一天起，事实上，我们的家乡不再向我们封闭她的怀抱，再没有战争让我们远离家园，没有具体的障碍，只剩下官僚手续；我们感到归国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在异乡的每一个小时都像铅块一样压负在我们心上，而完全缺乏来自意大利的消息甚至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去参加了俄国人的晚会，并享受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在学校体育馆里的剧场是临时搭建的。事实上，每件东西都是临时准备的：演员、座位、合唱队、节目单、灯光、帷幕。伊格洛夫上尉亲自担任主持人，而他穿的燕尾服，显然也是临时准备的。

伊格洛夫醉醺醺地出现在舞台上，穿着一条一直提到腋窝的肥大裤子，而燕尾服的后襟拖到了地板上。他被醉酒的沮丧绝望地压倒了，用阴郁的声音汇报着节目单里滑稽可笑或爱国主义的各类节目，不时响亮地抽泣着，泪流满面。他的脚站不稳，每当快摔倒的时候，他就会抓住麦克风，这时观众就会变得鸦雀无声，就像杂技演员突然从秋千上跃向空中的时候。

每个人都出现在舞台上——整个指挥部。玛丽亚是合唱团的指挥。就像所有苏联合唱团一样，他们唱得非常出色，以澎湃的势头、美妙的和谐，以及显而易见的深刻信仰，演唱了《我的莫斯科》（Moskva moya）。加琳娜跳了一曲独舞。她穿着切尔克斯人（高加索人的一支）的服装和皮靴，跳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表现出难以置信、出人意料的运动天赋。她被掌声征服了，激动地感谢观众，行了无数个18世纪的屈膝礼。她的脸蛋像番茄一样通红，眼睛中闪烁着泪花。丹森科医生和留小胡子的蒙古人的表演同样精彩：尽管喝多了伏特加，但他们俩就像那些着魔似的俄国人一样跳着舞，跃到空中，再蹲伏下来，踢腿，并像陀螺一样用脚跟旋转。

接下来是对查理·卓别林的精彩模仿。表演者是指挥部的一个身体结实的姑娘，有着青春勃发的胸部和臀部，但戴上圆顶礼帽，配上小胡子、鞋子和拐杖，也把卓别林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最后，随着伊格洛夫那令人伤心的报幕声，随着所有俄国人那野蛮的欢呼声，台上出现了凡卡·弗斯坦卡。

凡卡·弗斯坦卡是谁？我真的说不清：也许是俄罗斯流行滑稽剧里的一个角色。在剧中，他是一个胆小、愚笨、孤独的小牧羊人，想向心爱的小姐倾述心中的热爱，却又缺乏勇气。而那位小姐是高大的华西里莎，表演者是负责食堂的瓦尔基里，肤色像乌鸦一样黑，肌肉发达，能够一拳击倒一个不守规矩的用餐者或一个不幸的求爱者（不止一个意大利人曾经尝试过）。但在舞台上，她就像变了一个人。她的角色已经改变了她。诚实的凡卡·弗斯坦卡（在台下是一名中尉），脸上涂着白粉和腮红，跟在她身后，像田园诗人一样奉承着她，吟唱着20行旋律优美的诗节（不幸的是，我们听不懂这些诗文），向他的爱人伸出哀求而犹豫的手臂。她以愉悦而坚决的优雅拒绝他的求爱，用优美的颤音唱着甜蜜而戏弄的回答。但慢慢地两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而掌声、喝彩声越来越高。在大量的交锋之后，两个牧羊人在面颊上交换了纯洁的亲吻，最后两人卖力而性感地摩擦着对方的屁股，激起了观众们难以抑制的热情。

我们有些眩晕地离开了剧场，几乎被感动了。这场演出让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得以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在短短几天之内仓促准备的。它是自娱自乐的表演，朴实而拘谨，常常还有些幼稚。但它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凭借某种根深蒂固的力量——一种青春、强烈而纯朴地追求快乐与自我表达的力量，对舞台、对观众的热爱、亲切和熟悉，却远非空虚的出风头、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陈词滥调或无聊的模仿。因此，尽管并非尽善尽美，它仍然是一场温馨而生动的演出，并不粗俗，亦不平凡，而且充满了自由与自信。

第二天，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除了眼睛下面有些发黑之外，俄国人恢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形象。我在医务室遇到了玛丽亚，并告诉她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很钦佩她和她的同志们的表演天赋。这完全是真心话。从性格来说，玛丽亚并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女人，她极为实际，扎扎实实地植根于她眼前具体的日常经验之中，对有血有肉的人们亲切友好，对理论的迷雾充满了敌意。但是，有多少人类的灵魂能抵抗理论灌输那缓慢、残忍、持续不断却难以察觉的操纵力量？

她的回答带着说教般的严肃。她非常正式地感谢我的赞赏，并向我保证她会把它转达给指挥部的所有同僚。然后，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舞蹈和歌唱，以及朗诵，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苏联的学校课程，优秀的公民有责任让自己的能力和天赋趋于完美，而剧场是最重要的集体教育手段之一。她还说了其他陈腐的教育观念。在我听来，她的这套理论荒诞不经，不禁让人心烦气躁，尽管我的耳中还回响着昨晚演出的蓬勃生气和乐观力量。

在另一方面，玛丽亚（“又老又疯”，按18岁的加琳娜的描述）似乎具有双重人格，远远不同于她那公事公办的面孔。因为有人看到她在昨晚演出之后，像鱼一样喝着酒，像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迈那得斯一样跳舞，直到深夜，令数不清的舞伴筋疲力尽，就像在原野上狂驰的疯狂武士一匹匹地换着马。

人们也用另一种不同的间接方式庆祝着胜利与和平。但这种庆祝方式几乎让我送了命。5月中旬，在卡托维兹队与意大利队之间举行了一场足球赛。

这实际上是一场回访赛。两三周前，意大利人与卡托维兹人不太正规地举行了第一场比赛，而意大利人轻松击败了来自郊区的波兰矿工拼凑而成的一群乌合之众。

但这次回访赛上阵的波兰球队却是第一流的球队，据说为了这场比赛，一些球员（包括守门员）从波兰各地（不仅是华沙）远程赶来，而意大利队，唉，可没有类似的条件。

那名波兰守门员是一场噩梦。他长得像电线杆子一样瘦长，金发碧眼，有着一张瘦削的脸，内凹的胸膛，像阿帕切人（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一样懒散的动作。他完全不像专业守门员那样跳跃、蹲伏、紧张地来回跃动，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傲慢姿态倚在一边门柱上，带着不满而蛮横的神气，就像他不过是来看球的。然而，似乎出于偶然，在意大利队那寥寥无几的射门中，他总能及时挡住球，从没有匆忙的动作。他伸出一只（就一只）长胳膊，就像蜗牛突然伸出触角（他和蜗牛一样具有没骨头和黏液质的特点），皮球便停滞不动，泄尽了所有的势头，滑下他的胸膛，然后滑下他的身体和腿，掉到地面上。他从来不使用另一只手。在整场比赛中，他的另一只手都招摇地藏在衣袋里。

这场比赛在郊区的一个球场举行，距离波古赛斯有一段距离。俄国人为了这场比赛给整个难民营开了通行证。这场比赛产生了激烈的争议，不仅在相互对抗的两支球队之间，也在球队与裁判之间。那裁判，比赛的贵宾，VIP包厢的占有者，同时身兼比赛的主裁判和边裁，正是苏联内务部的上尉，厨房那有名无实的巡查员。现在，骨折的腿已经痊愈，他对于这场比赛似乎有着巨大的兴趣，但那并非是对于体育的兴趣，而是一种神秘性质的兴趣，也许是美学，或者玄学。他的行为令人气恼，事实上，如果按观众中的众多专家的标准来判断，令人丧气。同时，他的行为也让人发笑，称得上第一流的小丑。

他不断地打断比赛，独断专行，厉声吹着哨子，并且特别喜欢趁两队在球门前混战时打断比赛。要是球员们不服从他的指令（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对他的指令充耳不闻，因为他过于频繁地打断比赛），他就用他那穿着皮靴的长腿跳过包厢的墙壁，像火车般吹着哨子，冲进混战之中，直到将皮球占为己有。有时候，他会把它抱在手中，带着怀疑的神气转来转去地查看，就像它是一颗还未爆炸的炸弹。有时候，他会用专横的手势，命令球员们把它放在球场的某个特定的位置，然后走到球边，不满意地，把球挪上几英寸，然后思虑重重地绕着它长时间地转来转去，最后似乎终于确定了天知道什么，做出一个继续比赛的手势。有时候，当他设法把球弄到自己脚下时，他会让所有人散开，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球踢进球门，然后高兴地朝向观众，怒吼着，长时间地致敬，像一个获胜的拳击手一样在头上鼓掌。不过，他的判罚倒是极为公正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比赛（波兰人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胜利）持续了两个多钟头，直到傍晚大约六点才结束。要是让上尉自己说了算，这场比赛很可能会进行到夜幕降临为止。他根本不考虑时间。他在球场上的行为就像耶和华的受膏者，似乎从他作为比赛主裁判那被滥用的权力中得到了疯狂而永不枯竭的快乐。但随着黄昏到来，天空迅速由晴转阴，而在第一个雨滴掉下来的时候，他吹响了结束比赛的哨音。

那场雨很快变成了一场倾盆大雨。波古赛斯路途遥远，路上没有避雨的地方。等我们回到难民营的时候，一个个都被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病都难以确诊。

我不再能够自在地呼吸。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塞着我的肺，剧痛，深深的刺痛感，就在胃上方的某个地方，只是靠后，趋向背部，让我的吸气难以通过某个特定的位置。这个点在下降，每一天，每个小时，以恒定的速度，缓慢地减少我吸入的空气。在第三天，我已经无法动弹。到第四天，我仰卧在床上，动弹不得，像狗一样急促地喘气。

[1] “segnorina”是意大利语中“signoria”（小姐）的变形，当时多指在意大利的盟军士兵的女朋友，近似于妓女。——原注

梦想家

虽然列奥纳多试图向我隐瞒，但我看出他无法确诊（而且非常担心）我的病情。他难以找出真正的病因，因为他全部的专业设备只有一部听诊器。请求俄国人准许我转到卡托维兹的平民医院，看起来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不明智。而丹森科医生也不会为我的治疗带来什么希望。

于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横卧在床上，动弹不得，只能喝下几匙稀汤，因为我每次试图活动，或吞下一些固体食物时，就会有剧烈的疼痛，让我难以呼吸。在一周无法活动的折磨后，列奥纳多通过敲打我的后背和前胸，设法查出一个症状：这是干性胸膜炎，阴险地潜藏在两肺之间，阻碍胸腔纵隔膜和隔膜。

之后他的行为远远超越了一名医生的正常职责，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黑市商人和药剂走私犯。在塞萨尔坚定的帮助下，他走上几英里的路，在城里走街串巷，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寻找磺胺药和钙注射液。他并没有找到多少药物，因为磺胺药极为稀有，只能在黑市上找到，并且价格高得让我们难以承受。但他有更好的收获。他在卡托维兹发现了一位神秘的同行。这位大夫经营着一家并不非常合法但装备齐全的诊所，储备着一些药物，拥有大量金钱和空闲时间，而且他也是意大利人（或者几乎算是意大利人）。

事实上，与戈特列布医生有关的每件事情都包裹在一层厚厚的迷雾当中。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很好，但他也能同样流利地说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俄语。他去过阜姆港（Fiume）、维也纳、萨格勒布（Zagreb）和奥斯维辛。他曾经被关进奥斯维辛，但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或条件下，他也不轻易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难以理解他是怎么在奥斯维辛活下来的，因为他有一条关节僵直的胳膊。我们也难以想象，他是通过什么样的秘密途径，运用了什么样的异想天开的办法，才能在奥斯维辛，一直没有与他的兄弟以及同样神秘的表哥分开，而且，在离开奥斯维辛的短短几个月中，尽管有俄国人法律的限制，他还是迅速成为一个富人以及卡托维兹最受尊敬的大夫。

他是一个极富天赋的人。他所散发的智慧与聪颖，就像镭所放射的能量，同样是无声的、具有持续不断的穿透力，毫不费力，从未停止，从没有一丝枯竭的迹象，同时向所有的方向发散。显然，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但我从来无法确定，他杰出的专业技能是否只是他高度智慧的一个方面，或者它本身就是他洞悉人心的手段、他化敌为友的秘密武器，让他能够将禁锢消弭于无形，将不可行变为可行。它也构成了他将自己笼罩其中的迷雾的一部分。这迷雾几乎是有形的，让人们难以解读他的表情和他脸上的那些皱纹，以至于让人们怀疑，在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言语、每次沉默之下，都潜藏着花招或阴谋，有着难以察觉的目的，一连串狡猾的试探、经营、洞察和占有。

尽管如此，戈特列布医生的智慧，尽管出于功利的目的，却并非有悖于人道。他的自我肯定，他对胜利的期望，他的自信如此充裕，让他能有很大余力用于帮助他身边那些资质平平的人，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一样从纳粹集中营那致命的陷阱中得以幸存，而他自己对集中营环境表现出奇怪的敏感。

戈特列布像魔法师一样恢复了我的健康。他先来检查了我的病情，然后又来了几次，带来了药水和注射器。而最后一次，他对我说：“起来走一走。”疼痛消失了，我能自在地呼吸了。我非常虚弱和饥饿，但我站起来了，而且能走路了。

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周中，我仍然无法到室外活动。在那仿佛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躺在床上，贪婪地读着我设法拿到手的各种书籍：一本波兰语的英语语法书、《玛丽·瓦莱夫斯卡[1]：拿破仑那温柔的爱》(Marie Walewska，le tendre amour de Napoléon)、一本关于基础三角学的教科书、《鲁雷达比勒[2]的救援》（Rouletabille à la rescousse）、《卡宴的囚犯》（The Convicts of the Cayenne），以及一本有趣的小说——纳粹的宣传工具《大遣返》（Die Grosse Heimkehr），描写了一个纯德国血统的加里西亚村庄的悲剧命运，这村庄遭受着贝克元帅[3]统率下的凶残波兰的压迫和洗劫，并最终被毁灭。

局限在四面墙壁之间是令人悲哀的，尤其外面的空气中充满了春天和胜利的气息，而风带来了附近树林中苔藓、青草和蘑菇的清新味道。而且，哪怕最基本的需求也要靠同伴是令人羞愧的——到食堂为我打饭，为我端水，在患病初期，甚至在床上翻身也要靠别人帮忙。

我的宿舍里住了二十多人，包括列奥纳多和塞萨尔；但其中最突出（不仅在身高上）也是最年长的一个，是来自维罗那（Verona，意大利城市）的摩尔。他一定来自一个固执地依恋着土地的族系，因为他的真名是阿维萨尼（Avesani）；而且他来自埃维萨（Avesa），贝尔托·巴巴拉尼[4]所赞颂的维罗那洗衣人的聚居地。他七十多岁，老态龙钟，是一位满是皱纹的老人，有着像恐龙一样巨大的骨架，上身又高又直，仍然像马一样强壮，尽管年龄和疲劳已经让他的骨节变得僵直。他的秃顶，灿烂的圆顶，被一圈皇冠似的白发所环绕着。但他那瘦削、满是皱纹的脸却是蜡黄的，而他那凶恶的眉毛之下的眼睛，就像藏在窝里的恶狗，闪烁着黄色和血色的光芒。

在摩尔那瘦骨嶙峋却强大的胸膛里，永不休止地燃烧着巨大却含混的愤怒——这是针对所有人和所有事物的毫无意义的愤怒——对俄国人和德国人的愤怒，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愤怒，对上帝和人类的愤怒，对他自己和我们的愤怒，在白天的时候便对白天生气，在夜晚的时候便对夜晚生气，对他的命运和所有命运的愤怒，对他的手艺的愤怒，哪怕这手艺就流淌在他的血管中。他是一个泥瓦匠。50年来，在意大利、美国、法国，然后又是意大利，最后是在德国，他一直在砌砖。而他砌过的每块砖都充满了咒骂。他不断地咒骂，却非机械地咒骂，而是小心谨慎地、刻薄地，停下来认真琢磨适当的字眼，经常更正自己。在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时，他就会大发脾气，然后咒骂那想不起来的咒骂。

显而易见，他患上了一种毫无希望的老年疯症。但在他的疯狂中有着一种伟大，一种力量，一种原始的尊严，笼中困兽那被践踏的尊严，救赎了卡帕纽斯[5]和凯列班[6]的尊严。

摩尔的床铺就横在屋子正中。但他很少从他的床铺上起来，而是整天躺在床上，那巨大、蜡黄、骨瘦如柴的双脚伸出在床铺外面。挨着他的床边，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巨大包袱。我们中没人胆敢去碰一下这个包袱。它显然囊括了他在尘世间的全部家当。一把沉重的伐木斧挂在它的外面。一般情况下，摩尔只是用他那充血的眼睛望着远方，一言不发，但哪怕最微小的刺激就足够了，走廊的一声噪声，问他的一个问题，与他伸出的双脚的一次不经意的摩擦，风湿病的一次发作。之后他那深深的胸膛就会像风暴中的海洋一样膨胀，然后咒骂的机制就会再一次发动起来。

我们尊敬他，并且由于含糊的迷信而害怕他。只有塞萨尔靠近他，就像在犀牛那嶙峋的后背上抓擦的鸟儿一样无礼，用一些愚蠢而下流的问题激怒摩尔来找乐子。

摩尔旁边住着笨蛋费拉利和他的虱子，洛雷托小偷学校的差等生。但他并不是我们宿舍中唯一在圣维托雷监狱待过的人，特罗瓦蒂和克拉维罗也曾被关押在那里。

特罗瓦蒂，安布罗吉阿·特罗瓦蒂，绰号“达斯克”，不到30岁，个头不高，却强壮而敏捷。“达斯克”（Dusk，意为“黄昏”），他向我们解释，是一个艺名。他为它感到骄傲，而它也非常适合他，因为他是一个内心阴暗的人，靠着幻想混日子，永远处于一种沮丧而叛逆的心理状态。他在监狱和舞台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而在他那混乱的思维中，这两个地方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在德国的铁窗生涯一定最终打破了这种平衡。

与他对话时，他总是把事实、可能性和幻想掺杂在一起，纠缠成千头万绪、难以理清的一团乱麻。他说起监狱和法庭，就像说起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中，没有人是自己，每个人都在演戏，卖弄演技，模仿着其他的某个人，背诵着台词。因此，这个剧场反过来成为一个巨大而晦暗的象征，地狱的一种黑暗手段，某个地下宗派的外在体现，邪恶而无处不在。它的统治让每个人付出代价，并闯进你的屋子，抓住你，在你身上打下烙印，让你成为虚假的自己，让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个宗派就是社会——他，达斯克，一直与之战斗的巨大敌人。他一直失败，却总是英雄般地重新站起来。

正是社会寻找他、挑战他。在上帝赐福的年代，他清白地生活着，就像在人间天堂。他曾经是一位理发师，有自己的店。但两个使者来诱惑他，恶魔般地劝诱他卖掉他的理发店，投身演艺界。他们是那么清楚他的弱点。他们奉承他，赞美他的体形、他的声音、他脸部的表情和动作。他拒绝了两三次，但最终同意了，得到了一个电影工作室的地址，开始到米兰闯荡。但那个地址是假的，他们把他从一个地方打发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意识到这是一场阴谋。那两个使者就跟在他身后，带着一台电影摄像机，他们偷拍了他失望的表情和言语，他们让他成了一名演员，而他却毫不知情。他们偷窃了他的形象、他的影子、他的灵魂。正是他们让他的太阳落了下去，正是他们让他成为“达斯克”。

他就这么完蛋了。他落在了他们的手里：他卖掉了自己的生意，没有合同，没得到多少钱，有时演个小角色，有时靠小偷小摸谋生。直到他伟大的英雄事迹：“肉质”杀人。他在一条街上遇到了他的一个诱惑者，就用刀捅了他。他成了一名“肉质”杀人犯，并因为这项罪行被拖上法庭。但他拒绝找一位律师，因为整个世界都跟他作对，直到最后一个人，而他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他是如此雄辩、如此精彩地陈述了自己的遭遇，让法庭在万众欢呼声中当庭释放了他，而每个人都哭了。

这场传奇式的审判，在特罗瓦蒂的记忆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他每时每刻都在回想当时的情景。只要一张口，他就说这件事。而且在晚饭之后，他常常强迫我们和他一起重演他的审判，就像表演一场神秘的戏剧。他为我们每个人安排角色——你是法官，你是检察官，你是陪审团，你是书记员，你是民众——每个人都被强制性地安排了一个角色。但他自己，总是扮演被告和辩护人。每次当那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到来的时候，他都会首先用一种快速的“旁白”向我们解释，“肉质”杀人不是把刀刺进人的胸膛或肚子，而是在这儿，腋窝与心脏之间，在肉里，所以这种罪比较轻。[7]

他会热情地、毫不停顿地说上整整一个小时，擦着额头上真实的汗水。之后，他会大手一挥，从左肩上扔掉他那并不存在的长袍，总结道：“来吧，来吧，你们这些毒蛇，释放你们的毒液吧。”

来自圣维托雷监狱的第三位室友，是都灵的克拉维罗。比较而言，他是一位纯粹的恶棍，未受沾染，未经改良。在他的思想里，刑事法典中那些抽象的犯罪假设似乎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类形象。而像他这样的罪犯的确是凤毛麟角。他熟知意大利的所有监狱，并作为一名小偷、窃贼和皮条客生活在意大利（他毫无保留地承认这一点，事实上颇为自豪）。靠着这样的才华，他毫无困难地在德国落脚。他只在柏林为托特组织工作了一个月，然后就消失了，巧妙地融入当地下层社会那黑暗的背景之中。

在尝试了两三次之后，他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寡妇。他用经验帮助她，为她拉客，在发生争议时负责收钱，甚至包括持刀恐吓。而作为回报，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尽管有着语言障碍，以及他的“protégée”（法语：被保护人）的某些古怪的习惯，但在那所房子里，他仍然感到自己就像在家一样舒服自在。

苏联军队打到柏林大门的时候，不喜欢动乱的克拉维罗，拔锚起航，抛下了那个危难中的女人，哪怕她痛哭流涕。尽管如此，苏军的快速推进使他仍然落到了苏联人手上。他从一个难民营转到另一个难民营，最后到了卡托维兹。他并没有在卡托维兹停留很长时间。事实上，他是第一个决定自己回国的意大利人。由于他习惯于生活在法律之外，所以他并不特别担心身无分文长途跋涉上千英里，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穿越数道边界的困难。

因为他准备去都灵，所以他非常殷勤地提出为我给家里带封信。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当然有些犹豫，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我接受他的建议是因为我病着，因为我深深地信任身边的难友，因为波兰邮局并未运作，也因为在我请求玛丽亚·菲多洛维娜为我写一封信并寄往西方时，她脸色发白并改变了话题。

克拉维罗在5月中旬离开了卡托维兹，就像鳗鱼一样溜过了无数检查站，用破纪录的一个月时间到达都灵。他找到了我妈妈，把信交给她（这是九个月以来，家里收到的我活着的唯一信号），并亲密地向她描述我令人极为担忧的健康状况。自然，我没有在信中告诉家人这一情况。但我病着、独处异乡、没有钱、急需帮助。在他看来，家里必须立即为我提供援助。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他，我亲密的朋友，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只要我的妈妈给他20万里拉（意大利货币），他就会在两三周内把我安然无恙地带回家。事实上，如果这位年轻的小姐（我的妹妹，在倾听这场谈话）愿意陪他同行……

多亏我的妈妈和妹妹没有完全相信这位信使的话。他们把他打发走了，请他几天后再来，就像拿不出那笔钱。克拉维罗下了楼，偷走了我妹妹放在房子前面的自行车，消失了。两年后的圣诞节，他从都灵监狱寄给我一张充满深情的贺卡。

傍晚时分，如果达斯克不用我们去排练他的审判，安弗德本先生就会登台表演。这个古怪而引人注目的名字属于一个性格温和、敏感、个头矮小的老人，来自的里雅斯特。他坚持别人应该给予他适当的尊重。要是有人在称呼他时不用“先生”，他就会装作听不见对方说话。安弗德本先生，长期生活在危险重重的双重身份之下，并且像摩尔和达斯克一样是一场梦的囚徒，事实上是两场梦。

说不清他是怎么在比尔克瑙集中营活下来的。他的一只脚在集中营患上了可怕的蜂窝组织炎，无法行走。因此，他是在我患病期间愿意陪伴和帮助我的人们中最殷勤随和的一个。他也非常饶舌。要是他不那么频繁地重复自己的话，他的秘密足以写成一本小说。他是一位音乐家，一位遭受巨大误解的音乐家，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他曾经谱写了一部抒情歌剧《纳瓦拉的女王》（The Queen of Navarre），得到了托斯卡尼尼[8]的好评。但这部手稿一直放在抽屉里，并未得到出版，因为他的敌人用如此下流的手段检查他的音乐，最终在其中发现四个连续的小节与《丑角》（Pagliacci）第一幕完全相同。他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水晶一样清白，但法律并不开这种事情的玩笑。三个小节可以，四个不行。四个小节就是剽窃。安弗德本先生是一位堂堂绅士，又怎会染指于律师和法律诉讼。他以男子汉的气概向艺术告了别，并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为横跨大西洋邮轮上的大厨。

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过很多别人没见过的东西。首先，他见过离奇的动物和植物，以及大自然的许多奥秘。他见过恒河鳄鱼。这种鳄鱼有一根僵直而坚硬的骨头从鼻尖一直贯穿到尾巴，极为凶残，跑得像风一样快。但它们因为独特的骨骼结构，只能像铁轨上的火车一样前后运动，所以你只要站在它们的侧面，稍稍偏离它们的轴线，就安全了。

他见过尼罗河的豺狗。它们一边跑一边喝水，以免被鱼咬到。到了夜里，它们的眼睛像灯笼一样明亮，并用沙哑的人声唱歌。他也见过马来西亚的卷心菜，就像我们的卷心菜一样，只是大得多。哪怕你只用一根手指触碰它们的叶子，你就再也无法挣脱了。手掌、胳膊，然后这个轻率的人的整个身体都会被缓慢却无法抗拒地拖到卷心菜里，拖到这食肉植物怪异的黏黏的肚子里，一点点地消化掉。唯一的解救手段——几乎没人知道——是火，但你必须行动迅速。在紧紧抓住猎物的叶子下面点燃一根火柴，它就会慢慢松开。多亏安弗德本先生的机敏和广博的自然历史知识，利用这种方法救出了他们原本必死无疑的船长。还有潜藏在澳大利亚那污秽的沙子下的某种黑色小蛇，会弹射向远方的人，就像子弹一样，在空中飞，咬一口足以毒倒一头公牛。但大自然的每件事物都是相互制衡的，有矛便有盾，每种毒药都有相应的解药，只要知道这解药是什么。人的唾液完全可以治愈这些毒虫的咬伤，但不是那个被咬的人的唾液，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方没有人单独旅行。

在那些漫长的波兰夜晚，宿舍那掺杂着厚重烟草味和汗臭味的空气中，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梦想。这是背井离乡、流亡异国最直接的产物——幻想高于现实的广泛存在。每个人都梦想着过去和未来，梦想着奴役和救赎，梦想着不可能实现的天堂，梦想着同样虚构而不可能存在的敌人。这敌人是广泛的、堕落的、难以捉摸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做着这样的梦，也许克拉维罗例外，但达贾塔肯定不会做梦。

达贾塔没有时间做梦，因为他被对臭虫的恐惧所困扰着。当然，没有人喜欢这些讨厌的伙伴，但最后我们都慢慢适应了它们的存在。它们并非零星散布在各处，而是一支数量惊人的严密大军，在春天入侵每个床铺。白天，它们藏在墙壁和木头床铺的缝隙之中，只要白天的喧闹安静下来，它们就会四处出击。我们会心甘情愿地割让一小部分血液给它们，但更困难的是让自己适应它们在脸上、身上、衣服下面暗中爬来爬去的感觉。只有那些足够幸运、能够睡得很沉的人，或者在臭虫醒来之前设法坠入梦乡的人，能够安然入睡。

达贾塔是一个谨小慎微、冷静、内敛而极为干净的西里西亚砖瓦匠。他不得不在白天睡觉，晚上栖踞在他的床铺之上，四处张望，眼中满是恐惧、失眠的倦意，以及痉挛性的收缩。他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简陋的工具，是他用一根小棍和一片铁线格栅做的，而他旁边的墙上覆盖着一片由血点组成的红色星辰。

最初，人们嘲笑他的这些习惯，他的皮肤比我们更薄吗？但之后是广泛的同情，还掺杂着一丝嫉妒，毕竟，在我们所有人之中，只有达贾塔的敌人是具体的、眼前的、实实在在的，而达贾塔能够与之战斗，痛击它，并将它碾碎在墙上。

[1] 玛丽·瓦莱夫斯卡（Marie Walewska，1786—1817）：波兰贵妇人，拿破仑的情妇。

[2] 约瑟夫·鲁雷达比勒（Joseph Rouletabille）：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Gaston Louis Alfred Leroux）创作的小说中的一个侦探形象。

[3] 约瑟夫·贝克（Józef Beck，1894—1944）：波兰政治家、外交官、军官。

[4] 贝尔托·巴巴拉尼（Berto Berbarani）：20世纪20年代维罗那的方言诗人。——原注

[5] 卡帕纽斯（Capaneus）：攻打底比斯的七雄之一。在传说中，他拥有巨大的力量和高大的身材，是一位远近闻名的战士。

[6] 凯列班（Caliban）：莎士比亚剧《暴风雨》中半人半兽形怪物。

[7] 特罗瓦蒂将法律术语“omicidio colposo”（非恶意蓄谋杀人）错听为“omicidio polposo”（“肉质”杀人）。——原注

[8]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他的指挥艺术在世界上有着极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始终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

向南

我曾经在早晨那美妙的空气中走上几个小时，把这良药般的空气深深吸进我那深受疾病折磨的肺中。我的脚步有些踉跄，但我迫切感到需要再一次掌控自己的身体，再一次去接触树林和草地（到那时，我已经快两年没在树林中或草地上漫步），去接触那厚重的棕色土壤——在这土壤中，人们能感到种子在脱壳，再一次去接触那飘浮着冷杉花粉的空气的海洋，一浪推着一浪，从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直到这座矿城那一条条黑色的街道。

我那时已经像这样游荡了一个礼拜，探索着卡托维兹的周边地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康复期那令人愉悦的虚弱。同时，我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大剂量的胰岛素——由列奥纳多和戈特列布开具药方、找到、买来，然后注射进我的身体。在我散步的时候，这胰岛素默默地发挥着它那奇妙的作用——它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寻找着血糖，通过它那勤奋的氧化和化合作用将血糖变成能量，避免这些糖分在体内发挥不良的作用。但我的体内并没有多少血糖能派上用场。突然间，戏剧性地，几乎总是在相同的时间，能量的供给耗尽了。我两腿发软，眼前发黑，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得不就地坐下，动弹不得，忍受着十分强烈的饥饿感。这时，我的第三位保护者，玛丽亚·菲多洛维娜·普里默的劳动成果和礼物，就会帮我的大忙。我的衣袋里揣着一袋葡萄糖。我贪婪地把它们吞下肚子，几分钟后，眼前又变亮了，阳光再次变暖了，我能重新开始我的散步。

那天早晨，我回到营地的时候，撞见了一个罕见的情景。伊格洛夫上尉站在操场中间，身边挤着一大群意大利人。他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左轮手枪。不过，他只是来回大幅度地挥舞着它来强调他讲话中的重要部分。但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基本上只能听清两个词，因为他频繁地重复它们。但这两个词传递着大量的信息：“Riaptriatsiya”和“Odyessa”[1]。

原来，我们即将经由敖德萨（Odessa，乌克兰南部港口）被遣送回国。我们要回家了。整个营区立刻沸腾起来。大家兴高采烈地把伊格洛夫上尉举起来，包括他的那支左轮手枪。人们在走廊里高喊：“回家！回家！”有人开始收拾行李，人们尽情喧闹着，把碎布头、废纸、破鞋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扔出窗外。没过几个钟头，在俄国人那高高在上的监督之下，整个营区空了。一些人去城里跟他们的姑娘告别，一些人只是去纵情狂欢，一些人准备用掉最后的兹罗提购买路途中的必需品，或者以其他更无聊的办法花掉这些钱。

我和塞萨尔也去了卡托维兹，带着我们以及其他五六位同志的储蓄，酝酿着最后的计划。因为，我们能期望在边境找到什么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已经充分见识过了俄国人和他们的作风，所以看起来我们不太可能在边境地区找到一个货币交易所。所以，常识，以及我们愉悦的精神状态，促使我们决心花光这不太大的一笔钱，比如，组织一场大型的意大利风格的晚宴，主食是我们已经好久没吃过的意大利面条加黄油。

我们走进一家副食店，把所有的钱放在柜台上，尽量向店主解释我们的打算。像平常一样，我告诉她，虽然我说德语，但我不是一名德国人；我们是即将动身回国的意大利人，我们有整整63兹罗提，不多不少，想尽量多买些意大利面条、黄油、盐、鸡蛋、草莓和糖。

店主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带着狡猾而谨慎的神情。她透过她那乌龟壳似的眼镜端详了我们一会儿，然后用流利的德语，直截了当地说，在她看来，我们根本不是意大利人。首先，我们说德语，尽管说得有些糟糕。其次，意大利人有黑头发和热情的眼睛，而我们没有。总之，她认为我们是克罗地亚人。事实上，她好好想了一想，她遇到过一些克罗地亚人，长得和我们一模一样。我们是克罗地亚人，确凿无疑。

我很恼火，粗鲁地告诉她，不管她喜不喜欢，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犹太人，一个来自罗马，一个来自都灵，我们在奥斯维辛得以幸存，现在打算回家，而我们想花钱买东西，别浪费时间东拉西扯。

从奥斯维辛来的犹太人？那老妇人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甚至连她的皱纹都变得柔和起来。那是另一回事了。她把我们让进后屋，请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上两杯真正的啤酒，并马上自豪地向我们讲述起她的故事，她的史诗。这史诗并不久远，但经过无数次讲述的润饰和改善，已经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chanson de geste”（法语：英雄诗）。

她知道奥斯维辛，与奥斯维辛有关的所有事情都让她感兴趣，因为她曾经冒险去过那里。她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她原本和丈夫一起在柏林经营着一家商店。他们始终不喜欢希特勒，但他们也许太不小心，让身边的人知道了他们这些独特的想法。1935年，盖世太保抓走了她的丈夫。她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人必须得活下去，所以她继续经营她的生意，直到1938年，希特勒，“der Lump”（德语：那个笨蛋），通过收音机广播演讲，宣布要发动一场战争。

她很愤怒，并给他写了一封信。她写给希特勒本人，“致帝国的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先生，柏林”。在那封长信中，她力劝他不要发动一场战争，因为太多的人会死去，并向他指出，如果发动一场战争，那么他会失败，因为德国无法与整个世界抗衡，就算孩子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信尾署上了自己的全名和地址，然后她安心等待。

五天后，冲锋队来了，以搜查为名，洗劫了她的房子，把她家翻得底朝天。他们找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她从不参与政治。他们只找到了那封信的草稿。两周后，他们把她叫到盖世太保那里。她以为他们会打她一顿，再把她送进集中营，但他们只是以无礼的蔑视来对待她，告诉她他们应该吊死她，但他们相信她只是“一头愚蠢的老山羊”，吊死她只是浪费绳子。但他们没收了她的营业执照，并把她赶出了柏林。

在西里西亚，她通过黑市和其他权宜之计所获得的收入仅够糊口，直到德国人战败，正如她所预见的。之后，因为这附近所有人都知道她曾经的英勇事迹，所以波兰当局顺利地颁给她经营食品店的执照。就这样，她如今平静而安宁地生活着。她经常会想到，要是大地上的统治者们能够听从她的建议，这世界会比现在好得多。这想法让她坚强。

离别的时候，我和列奥纳多交出了医务室的钥匙，并向玛丽亚·菲多洛维娜和丹森科医生告别。玛丽亚看起来沉默而悲伤。我问她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意大利。这话让她涨红了脸，就像我刚刚提出了一个不光彩的建议。这时丹森科岔开了话题。他拿出一瓶酒和两张纸。一开始，我们还以为那瓶酒是他个人提供给我们在路上使用的药剂，然而不，那是临别的敬酒，理应开怀畅饮的。

那几张纸又是什么？我们吃惊地发现指挥部想让我们写两份感谢信，感谢我们在卡托维兹受到的人道而公正的待遇。丹森科也请我们在感谢信中提到他的名字和具体的工作，并在信尾署名，署名前加上“医学博士”的名头。列奥纳多是货真价实的医学博士。他按丹森科的要求做了。但我并不是什么“医学博士”，我被弄糊涂了，并试图让丹森科明白这一点，但他没时间应付我这样的形式主义。他用手指敲打着那张纸，生气地告诉我不要惹麻烦。我照他说的签了名。我又凭什么拒绝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为他提供这样一点儿小小的帮助呢？

但这场仪式还没有结束。丹森科接着掏出两张证书，是用漂亮的手写体写在带着横线的纸张上，显然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在我的证书上，以纵情的慷慨宣称：“普里莫·莱维，来自都灵，医学博士，在四个月中，为该指挥部提供了勤勉而能干的帮助，并因此蒙受全世界劳动者的感激。”

第二天，我们永久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列火车在卡托维兹火车站等着我们，一长列货车车厢。我们这些意大利人（大约800人），欢呼着登上列车。首先，是敖德萨，然后这次奇妙的旅程将从海路穿过东方的大门，最后抵达意大利。

尽管要在这样破败的车厢中远行几百英里，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但我们丝毫不为之担心。我们也不担心俄国人所提供的那一点儿微不足道的食物——每个车厢发一点儿面包，一包大豆黄油。这种黄油是美国产的，盐分很高，像帕尔马干酪一样硬，显然是为热带气候所准备的，却经过一系列难以想象的意外，最终发到了我们手中。俄国人带着他们习惯的若无其事，向我们保证沿途会发放其他供给品。

这列车，满载着希望，在1945年6月中旬离开卡托维兹。车上没有卫兵、没有俄国人。戈特列布医生负责护送我们，因为他自告奋勇与我们同行，并为这个流动的集体担起了翻译、医生、领事等多重职责。我们感到有一个可靠的领头人，无忧无虑，在敖德萨有船等着我们。

列车走了六天，虽然途中我们因饥饿而被迫沦为乞丐和土匪，但事实上我们基本安然无恙地抵达了终点，这完全归功于戈特列布医生。我们刚刚启程，就立刻意识到卡托维兹的俄国人盲目地把我们送上路。他们没有和在敖德萨或途中的人员进行任何安排。我们的列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它经常停车，并停很长时间，因为有正常的定时班车或军车在前面），没人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站长和军事指挥官们带着忧郁的惊讶看着我们到来，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避之唯恐不及。

但我们有戈特列布。他像刀一样锋利，无论是官僚主义的混乱，玩忽职守的障碍，还是官员的固执己见，他都能在几分钟之内解决，每次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他的厚颜无耻、翱翔的想象力和利剑般的机敏面前，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只要官僚表格和通知聚集的地方，就生存着官僚主义的千面巨兽。然而，每次与这巨兽相遇，戈特列布都会得胜归来，像圣乔治屠龙般焕发着胜利的光芒，向我们讲述着那快速的交锋，因这荣耀而过于沾沾自喜。

比如，当地的站长，要求查看我们的通行证——众所周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通行证。戈特列布答应去取通行证，却溜进附近的电报室。在电报室里，他只用了一会儿工夫，就在几张废纸上，用最可信的官方口吻，编造了一个通行证，并附上各种印章、标记和难以辨认的签名，让它看起来就像由上级派发下来的真正通行证一样神圣和庄重。还有一次，他去一个指挥部，充满敬意地通知指挥官，800名意大利人已经到达车站，没有吃的。但那位指挥官回答“nichevò”（俄语：нечего，这儿什么都没有），他的仓库已经空了，他需要上级批准，但这批准明天才能拿到。他笨拙地试图把戈特列布赶出去，就像对待一个令人讨厌的乞丐。但戈特列布微笑着说：“同志，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些意大利人必须得到食物，因为这是斯大林的愿望。”俄国人立刻送来了食物。

但是，对我来说，这次旅程变成了一场无休无止的折磨。我的胸膜炎一定已经痊愈了，但我的身体却在公然造反，似乎在嘲笑大夫和他们的药剂。每到晚上，我睡熟的时候，高烧就会对我展开突然袭击——一种性质不明的高烧，往往在黎明达到顶峰。我常常俯卧着醒来，处于半清醒状态，有一个手腕、一个肘部或一个膝盖因剧烈的刺痛而僵硬。之后，我只能躺在车厢或站台的地板上，发着高烧，说着胡话，忍受着疼痛，直到中午。中午过后，在几个小时之内，一切都恢复正常，而快到傍晚时，我感到几乎全好了。列奥纳多和戈特列布困惑、无助地看着我。

列车驶过无边的原野，阴暗的城镇和村庄，浓密的原始森林。我原以为这样的森林在几千年前就在欧洲腹地消失了。森林中的松柏和桦树如此密集，以至于它们被迫绝望地向上生长，以便在一个压制性的高度争夺阳光。在森林中行进的列车就像钻进了一条阴暗的绿色隧道，周围都是光滑的树干，头上交叉的枝叶组成了连绵不断的厚厚的“屋顶”。热舒夫（Rzeszów）、有着残酷的防御工事的普热梅希尔（Przemyl）、伦贝格（Lemberg，又名利沃夫）。

伦贝格在轰炸和战争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座宛若骨架的城市中，列车停了一整夜。下着倾盆大雨，我们车厢顶部并不防雨，我们不得不下车寻找避雨的地方。我们和几个人只能找到一条维护水电管线的地下廊道：一片漆黑、两寸深的泥浆、可怕的气流。然而，到了午夜，我又像平时一样准时发起高烧，就像头上挨了好心的一记重击，我昏迷不醒，免于继续挨受那一夜的痛苦。

捷尔诺波尔（Ternopol）、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又名赫梅利尼茨基）。我们在黄昏抵达了普罗斯库罗夫，火车头与车厢摘了钩，而戈特列布向我们保证火车明早才会出发。于是，我们准备当晚在车站过夜。候车室很大，我、塞萨尔、列奥纳多和丹尼尔占据了其中的一个角落。塞萨尔到附近村庄采办食物。他很快带着一些鸡蛋、莴苣和一包茶回来了。

我们在地板上生起火（我们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候车室地板上到处都是无数之前在这里过夜的人留下的余烬，墙和天花板被烟熏得漆黑，就像一个老厨房）。塞萨尔煮蛋，并准备了大量加糖的茶水。

也许是这茶比我们平时喝的茶要浓烈得多，或者塞萨尔弄错了茶叶的数量，因为不到一会儿，我们就毫无睡意，精神抖擞，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异常的情绪状态——紧张而警觉，快乐，清醒而敏感。结果，那夜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现在，当回忆起那个晚上，我感到它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太阳以极缓慢的速度沉下去。天空先是粉红色，然后是紫罗兰色，灰色，接着温暖的银色月光洒满夜空。在我们快活地抽烟聊天的时候，两名身穿黑衣的年轻姑娘，坐在我们旁边的木头箱子上。她们在交谈，不是用俄语，而是意第绪语。

“你明白她们在说什么吗？”塞萨尔问。

“只能听懂几个字。”

“那过去跟她们打个招呼，看她们愿不愿意玩玩。”

那天晚上，所有的事情在我眼中似乎都轻而易举，哪怕是听懂意第绪语。带着反常的大胆，我走到女孩身边，跟她们打招呼，尝试模仿她们的发音，用德语问她们是不是犹太人，并告诉她们我们四个也是犹太人。那两个女孩（她们也许16岁或18岁）大笑起来：“你们不会说意第绪语，你们不可能是犹太人！”在她们的语言中，这句话具有严谨的逻辑。

但我们真是犹太人，我解释着。意大利犹太人：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以及所有在西方的犹太人都不说意第绪语。

这对她们真是一件新鲜事，一件可笑的怪事，就像有人宣称有法国人不会说法语一样。我试着给她们背诵《施玛篇》的开篇，基本的希伯来祷文。她们的怀疑减轻了，但她们笑得更响了。谁听过这么可笑的希伯来发音呀？

两位姑娘中，年长的一位叫索尔。她长着一张娇小、顽皮的面孔，胖胖的身材，有着深深的非对称的酒窝。语言障碍让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结结巴巴，但这似乎让她非常开心，不时咯咯地笑起来。

但如果我们是犹太人，那所有其他人，她对我说，用手画了一个圈，指着挤满候车室的800名意大利人，那我们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衣服。不，我向她解释，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来自热那亚（Genoa）、那不勒斯（Naples）、西西里岛（Sicily），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阿拉伯血统。她困惑地环顾四周，这真是太混乱了。在她的国家，事情要清楚得多——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俄罗斯人就是俄罗斯人，一清二楚。

她们是两名难民，她向我解释。她们来自白俄罗斯的明斯克（Minsk）。德国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她们家族要求转移到苏联内陆地区，以逃避艾希曼[2]的特遣队的屠杀。这要求被一字不差地落实了。她们被送到距离家乡3000英里远的地方，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Samarcand），接近世界屋脊，能望见两万英尺的高山。那时，她和妹妹还是孩子。后来，她们的母亲去世了。她们的父亲被征兵上了前线。她们两人学会了乌兹别克语，以及其他许多必需的东西：怎么一天天活下去，怎么带着她俩之间的小手提箱穿越整个大陆，事实上怎么像天上的鸟儿一样生活——既不劳作，也不用结网，今天不去想明天的事。

索尔和她沉默的妹妹就是这样。像我们一样，她们正要返回家乡。她们在3月离开了撒马尔罕，像在风中随意飘舞的羽毛一样，踏上了回家的路。她们有时乘卡车，有时步行，穿过卡拉库姆（Kara-kum），那片漫漫无边的黑沙漠。她们坐火车到达里海边的克拉斯诺沃茨克（Krasnovodsk，现名土库曼巴希）。她们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直到有渔船把她们带到巴库（Baku）。从巴库出发，她们借助碰巧遇到的各种交通工具继续她们的行程，因为她们没有钱，仅仅凭借着对未来、对周围人们的信赖，以及发自内心的对人生那纯洁的爱。

我们周围的人都睡熟了。塞萨尔不知疲倦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不时问我初步阶段是不是结束了，我们要不要言归正传。之后，大失所望的他走出候车室，去寻找更具体的冒险。

大约在午夜，候车室的平静，以及那两位姑娘的叙述，被突然打断了。除了这个大候车室之外，还有另一个较小的候车室，用于过路的部队休息。两个候车室之间通过一个小走廊相连，其间有一扇门。这扇门突然被粗暴地推开了，就像一阵大风刮开了门。门口站着一名苏联士兵，几乎还是一个大男孩，醉醺醺的。他用失神的眼睛环顾一圈，然后低着头，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似乎脚下的地板突然变得坎坷不平。三名苏联军官站在走廊里交谈。这名年轻的士兵走到军官身边，突然停下脚步，立正，敬军礼。而军官们庄严地回礼。然后，他接着向前走去，像滑冰一样画着弧线，奇迹般地走出门外。我们能听到在月台上传来呕吐和哽住的声音。他回来时，脚步变得稳了些，再次向那些冷淡的军官敬礼，然后消失在门后。一刻钟后，同样的情景再次上演，就像在一场噩梦中——猛地开门、停住脚步、敬礼、匆忙而磕磕绊绊地迈过睡觉者的腿、走到室外、呕吐、回来、敬礼，这样重复了无数次，有着固定的间隔，而那三名军官只会偶尔心不在焉地看他一眼，并给他一个回礼。

这个令人难以忘记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直到高烧再一次征服了我。我躺在地板上，默默地发抖。戈特列布来了，带来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药品：他从一些农民那儿买来的，半升非法酿制的纯伏特加。这酒尝起来像未发酵的葡萄汁、醋和烈火。“喝下去，”他告诉我，“全喝光。这对你有好处，而且无论如何我对你的病没别的办法了。”

我费了很大劲才喝下这恶魔般的药剂。它灼烧着我的嘴和咽喉，并在短时间内让我人事不省。等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感到身上压负着沉重的重量，但这并不是高烧，也不是一场噩梦。其他睡觉的人把我压在了下面。这些人在夜里抵达车站，找不到过夜的地方，只能躺在那些已经躺在地板上的人身上。而他们形成了一种人肉保温箱，再加上伏特加的作用，一定让我流了几品脱的汗水，因为我感到干渴。这种独一无二的疗法非常成功：高烧和疼痛完全消失了，而且再也没有发作。

火车启程了，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日梅林卡（Zhmerinka），距离敖德萨200英里的一个铁路枢纽。在这里，震惊和残酷的失望在等待着我们。戈特列布已经和当地的军事指挥官进行了磋商。他沿着列车，一个个车厢地通知我们全部下车，这列火车不会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敖德萨？怎么去呢？“我不知道，”戈特列布尴尬地回答，“没人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必须下车，不管怎么样，先在站台上安顿好，等待命令。”他非常苍白，显得心烦意乱。

我们下了车，在车站过了一夜。戈特列布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在我们眼中是一个噩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向导，以及他那形影不离的兄弟和表哥都失踪了。带着他们所有引人注目的行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看见他们和苏联铁路员工商量，然后趁着夜色跳上一列从敖德萨返回波兰边境的军列。

我们在日梅林卡滞留了三天，设法在俄国人嘴中探听到只言片语。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让我们感到不安、沮丧或恐怖（这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他们显然对我们的遭遇和连日滞留并不感到惊讶，并用最令人不安的方式回答我们的问题。一个俄国人告诉我们，没错，各种船只满载着回国的英国和美国士兵离开了敖德萨，而我们迟早也能登船。我们还有吃的，希特勒死了，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另一个俄国人告诉我们，上一个礼拜，一车法国人，准备前往敖德萨，也曾滞留在日梅林卡，并折而向北，因为“铁路被切断了”。第三个俄国人说，他亲眼看见一车德国战俘被运往远东。在他看来，事情很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德国人的盟友么？没错，他们会把我们送到日本前线去挖战壕。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在第三天，另一车从罗马尼亚来的意大利人抵达日梅林卡。他们看起来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是大约六百名男男女女，衣着华贵，拿着手提箱和行李箱，一些人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几乎就是游客。他们用蔑视的眼神看着我们，就像看一群穷亲戚。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乘坐按时到站的普通客车，付钱买票，而且他们的护照、钱、旅行文件和经敖德萨去意大利的集体签证都是齐全的。只要俄国人允许我们和他们一起走，我们就也能抵达敖德萨。

带着相当屈尊俯就的态度，他们让我们明白他们是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来自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意大利使领馆的平民和军官；另外一些人是ARMIR（意大利驻苏联部队）解散之后，因各种事宜（或为了浑水摸鱼）留在罗马尼亚的人员。在他们之中包括整个家族集体：丈夫与合法结婚的罗马尼亚妻子，以及数目众多的孩子。

但是，与德国人相比，俄国人缺少根据细微特征进行甄别和分类的天赋。几天后，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启程向北，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总而言之，一个新的流放地。无论是来自意大利的意大利人，还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意大利人，都乘坐同样的牲畜车厢，内心沮丧而不安，都处于苏联官僚体系那不可预测的手中。这官僚体系，代表着一种难以理解却巨大的力量，尽管对我们并无恶意，却多疑、疏忽、愚蠢而矛盾，事实上，就像自然力量一样盲目。

[1] 原文如此，疑为Odessa。——编者注

[2]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向北

在日梅林卡度过的几天中，我们很快陷入拮据的境地。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尤其是与我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相比，手头拮据就算不上特别可悲了。没有了戈特列布那即兴表演的天赋的庇护，我们遭受着“罗马尼亚人”优越的经济能力的全面冲击。他们能花费相当于我们五倍、十倍的价钱购买任何商品。而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因为他们也吃光了食物，而且同样预见到，在即将去的地方，钱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在那种地方，保住钱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在车站安营扎寨，并常常到村子里去。村子里都是低矮、歪斜的房屋。这些房子在建造时就好像对几何学和一致性有着古怪而可笑的轻视：近乎齐整的外观，近乎垂直的墙，近乎直角的角。但你会随处发现一根柱子，就像纪念柱，上面装饰着做作的大写字母和涡形花纹。厚厚的茅草屋顶覆盖着被烟熏黑的阴暗的内部空间。人们可以瞥见在屋子里有着巨大的中央火炉和用来睡觉的草垫，以及角落里的黑色圣像。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高大、白发、赤脚的说书人在吟诵故事。他用一双瞽目凝视着天空，不时低下头，用大拇指在额头上画十字。

大街上，在两根深植于泥地里的木桩上固定着一块宣传板，上面画着一幅欧洲地图。经过一夏天的雨淋和日晒，地图已经褪色。它一定曾经用来配合战争公告。但它是根据记忆绘制的，就像从很远的地方看欧洲地图一样，法国显然是一个咖啡壶，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是一个头像的轮廓，葡萄牙就是伸出的鼻子，而意大利成了一只真正的皮靴，微微有些倾斜，“鞋底”和“鞋根”是平顺或笔直的线条。在意大利仅仅标注了四个城市：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德罗内罗（Dronero）。

日梅林卡是一个巨大的农业村落。可以从那宽阔的中央广场看出，它原本是一个市集。广场的土地已经被人们踏平、踩实了。广场上有着许多平行的铁条，一行行的，可以用来拴住牲口。这广场现在空空荡荡的，但在一个角落，一棵橡树的阴影下，一些游牧民支起了帐篷。这是遥远的太平盛世留下的景象。

无论男女，都披着山羊皮，用皮带缚在他们的手臂上，脚上穿着桦树皮制成的拖鞋。共有几户人家，大约二十多人，他们的家是一辆巨大的马车，就像坦克一样庞大，由粗糙的方形横梁榫接构成，坐落在沉重的实木车轮之上。在大车旁边能够看见四匹马正在吃草，马毛蓬松。它们一定为拉这辆大车遭了不少罪。他们是谁？他们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我们并不知道。但在那几天里，我们感到他们与我们格外相似，像我们一样随风飘零，像我们一样依赖于一个遥远、未知、乖僻的意志的变化无常，承载我们和他们的车轮成为一种标志，象征着我们和他们都在圆形那愚蠢的完美之中——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离广场不远，在铁路附近，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离奇的、充满沉重噩兆的景象。我们看到一个原木仓库，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一样巨大而粗糙——在这个国家，微小和精致是没有容身之处的。原木之间，躺着十多名德国战俘，被烈日刺痛、炙烤着，就像没人照看的牲口，没人看管他们、命令他们或者照看他们。就我们看到的而言，俄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他们衣衫褴褛，也已褪色，但仍然能够认出是德国国防军那令人骄傲的制服。他们的面容显得痛苦、茫然而疯狂。他们习惯在纳粹当局的铁律中生存、活动和战斗。这铁律是他们的支柱和生计。一旦纳粹机器本身停止运转，他们便发现自身是软弱而毫无生气的。这些顺服的子民，这些所有命令的良好执行者，权力的得力工具，自身却不具备哪怕一点点力量。他们是空虚而懒惰的，就像被风堆在转角处的干瘪落叶。他们甚至不尝试通过逃跑去寻求安全。

他们看到了我们，其中一些人迈着机械而踉跄的步子向我们走来。他们向我们要面包，不是用他们本国的语言，而是用俄语。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的面包很宝贵。但丹尼尔没有拒绝。德国人杀害了丹尼尔强壮的妻子、兄弟、父亲以及其他三十多位亲人。丹尼尔是纳粹对威尼斯犹太人隔离区的袭击中唯一的幸存者。从解放的那一天起，他就沉浸在悲痛之中。他拿出一片面包，让这些幽灵看了看，把它放在地上。但他要求他们四肢着地，爬过来拿面包；而他们顺服地照做了。

几个月前，大批盟军战俘已经在敖德萨登船回国，这一定确有其事，正像一些俄国人告诉我们的，因为在日梅林卡车站，我们临时但绝非舒适的居所，仍然保留着当时的痕迹——用树枝搭成的一个凯旋门，装饰着“联合国万岁”的字样（现在这些树枝已经枯死了）；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惨白的大幅肖像，装饰着战胜共同之敌的溢美之词。但三大盟友之间短暂的和谐期一定已经接近尾声，因为那些画像因风吹日晒而褪色发白，并在我们滞留期间被取了下来。一个油漆匠来了。他在车站的墙边搭起脚手架，用白色油漆覆盖了“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我们看到，不禁感到一丝寒意，另一条截然不同的标语，一个字母接着一个字母地出现在同样的地方：“V pered na Zapàd！”（俄语：向西方挺进！）

盟军士兵回国的行动现在已经结束了，但在我们眼前，还有其他列车抵达，再开往南方。这些也是苏联人的列车，但与我们之前在卡托维兹看到的那些光荣归国的军列完全不同。她们是一车车从德国返乡的乌克兰妇女。只有女人，因为男人已经作为士兵或游击队员离开了，或者被德国人屠杀殆尽。

尽管她们也流亡异国他乡，但她们与我们、与那些战俘不同。并非全部，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自愿”离开她们的家乡。纳粹，利用诡计多端、铺天盖地的谎言和宣传来歪曲事实，用尽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在收音机、报纸、海报中鼓吹，才达成了这种强制性的、勒索般的“自愿”。尽管如此，这“自愿”仍是对自由意志的证明，是她们面对侵略者的屈从。从16岁到40岁的女性，成千上万的女性，农妇、学生、女工，为了得到侵略者的面包而离开了被摧毁的原野、关闭的学校和被炸毁的工厂。她们中有很多人是母亲，为了给孩子赚一些面包而离开家乡。在德国，她们得到了面包，也得到了铁丝网、劳累的工作、德国人的叱令、奴役与耻辱。现在，在这耻辱的重负之下，她们被遣送回国，没有快乐，也没有希望。

胜利的苏联并没有原谅她们。她们乘坐没有车顶的牲畜车厢返回故乡。为了更好地利用空间，用木板把车厢分隔成上下两层空间——60到80人挤在一个车厢里。她们没有行李，只有身上穿的褪色的破旧衣服。如果她们年轻的身体仍然结实和健康，她们那阴沉而痛苦的面孔，那躲躲闪闪的眼睛便会展现出一种不安的、牲口似的羞惭和顺从。这些相互纠缠的躯体一声不吭，只在列车到站的时候，慢吞吞地一个个分开来。没有人等待她们，似乎也没有人知道她们。她们的惰性，她们转瞬即逝的羞涩，她们那令人痛苦的麻木，都如屈辱而驯服的牲口一样。只有我们才带着同情和悲哀，看着她们来了，又去了。这是那场征服了欧洲的瘟疫的一个新证据，一种新的体现。

我们在6月底离开了日梅林卡。幻灭与前途未卜的深切痛苦压负在我们心头。而我们所见证的一幕幕场景，也为我们的自身命运提供了一种模糊的回声和印证。

我们共有1400名意大利人，包括那些“罗马尼亚人”。我们分乘大约30节货车车厢，挂接在一列向北的火车后面。在日梅林卡，没有人知道或准备告诉我们目的地是哪里。但我们在往北走，远离了大海，远离了意大利，走向了异国他乡，走向了孤独、阴郁和寒冬。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没有分发食品和给养是一个好兆头，也许路程并不太远。

事实上，我们仅仅走了两天一夜，中途很少停车，穿过由荒芜的草原、森林、孤独的村庄与宽阔和缓的大河组成的壮丽而单调的景色。货车车厢里并不舒服，十分颠簸。在第一天傍晚，我和塞萨尔趁停车时下了车，想找一节舒服些的车厢。在列车前面，我们看到了几节客车车厢和一节医疗车厢。医疗车厢里似乎没人。“我们为什么不上去呢？”塞萨尔建议。“不让吧。”我傻乎乎地回答。事实上，为什么要禁止人们进入医疗车厢呢？又由谁来禁止呢？无论如何，在各种场合，我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人（尤其德国人）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并区别对待的做法，并没有在苏联深深扎根。

医疗车厢不仅空着，而且有着各种奢侈而精致的布置。盥洗盆正常运转，有清水和肥皂。车厢有着一流的悬架，以吸收车轮的震动。坐落在可调节弹簧之上的不可思议的床铺，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温暖的毯子。我挑了一张床，在床头上，我甚至发现了一本意大利语的书籍，仿佛是上帝额外赐给我的礼物，《保罗街的男孩们》（I Ragazzi di Via Paal）。我孩提时从没有读过这本书。在同伴们宣布我们已经失踪的时候，我们正享受着一个天堂般的夜晚。

第二天黄昏，随着石榴红的太阳以迷人的缓慢，斜斜地沉到树干之间，把血红色的光芒投射在河水、树林以及曾经作为战场的平原上时，列车跨过了别列津纳河（River Beresina）。几个小时后，午夜时分，在一场肆虐的风暴中，这次旅程到达了终点。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得不在倾盆大雨中下车，只有闪电的光芒能暂时照亮眼前的道路。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在长草和泥浆中走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像盲人一样，抓住前面的那个人，天知道纵队领头的人跟着谁。终于，浑身湿透的我们冲进一栋漆黑的、在轰炸中被炸毁了一半的大楼。雨还在下，地板上满是泥浆和水，而更多的水从楼顶的洞口流下来。我们在筋疲力尽和昏昏欲睡的状态中等待着天明。

黎明在晨曦中来临了。我们走出屋外，发现我们在一个剧院的正厅里度过了一夜。这剧院位于一个已经被炸毁和遗弃的巨大苏联军营之中。所有的建筑都遭受了日耳曼式的有条不紊的毁灭和洗劫。撤退的德军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锁头、铁栅、扶手，以及整套照明和供热机组，水管，甚至篱笆桩。墙上连一个钉子也没留下。附近一个铁路枢纽的枕木和轨道已经被掀翻，是用一种专用的机器干的，俄国人告诉我们。

总之，这不仅是一次洗劫，这也是真正的破坏，反创造的，正像在奥斯维辛。这是不毛之地的秘诀，超越了战争的所有需要或争夺战利品的冲动。

但他们无法带去建筑内墙上那些令人难忘的壁画：一些无名的士兵诗人那质朴、有力而粗糙的作品。三位高大的骑士，带着头盔，手执利剑和棍棒，站在一座小山上，望着即将被征服的纯洁土地那无垠的地平线。那是斯大林、列宁、莫洛托夫的画像。作者在作画时也许带有虔敬的热爱，但实际效果却是亵渎神灵般大胆，只有通过画中人物各自的小胡子、尖胡须和眼镜才能认出他们。还有一只巨大的蜘蛛，画在整面墙大小的蜘蛛网上。画面上，一绺头发穿过蜘蛛的一只眼睛。在它的尾部，画着纳粹的“卐”字饰，下面写着：“希特勒侵略者去死。”一个戴着镣铐的苏军士兵，身材伟岸，金发，抬起一只戴着手铐的手臂，去审判他的审判者们。这些审判者，数以百计的审判者，在审判一个人。他们在圆形剧场式的法庭长凳上挤成一团，就像那么多让人憎恶的人体寄生虫，有着蜡黄和灰色的面孔，扭曲，像骷髅一样可怕，相互奉承，像狐猴一样逃避着光线，通过英雄般的囚徒那充满预言性的姿势的对比，被贬抑为背景上微不足道的可憎形象。

在这鬼城般的兵营中，居住着数以千计的外国难民。他们来自欧洲各国，像我们一样被转移到这里。由于人数过多，那长满荒草的巨大院落已经容纳不下，很多人住到了院子外面。

太阳那慷慨的温暖开始刺穿潮湿的泥土。所有东西都升腾起阵阵雾气。我从那个剧场走开了几百码，走进了一片高高的草地。我想在草地里脱掉湿衣服，在阳光中晒干自己。但在草地中间，我万万没想到竟然看到了莫多·内厄姆，我的希腊人，就像他正等着我一样。他那过于发福的身材和类似苏军制服的衣裳让我几乎认不出他。在他那留着红胡子的红润脸庞上，那双鹰枭般的黯淡眼睛正看着我。

他带着兄弟般的热诚向我打着招呼。尽管我连连向他询问联合国为何对他和他的希腊人民如此漠不关心，但他并不理会我的问题。他问我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东西？吃的？穿的？是的，我没法否认，我需要许多东西。“我会想想办法，”他神秘而大度地回答，“在这儿，我还有些办法。”他停了停，接着问我：“你想要个妞吗？”

我目瞪口呆，担心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但希腊人手臂一挥，扫平了他面前四分之三的长草，让我看到在长草中间，或远或近，大约二十多个昏昏欲睡的姑娘，懒洋洋地躺卧着在阳光中，个子高大，金发碧眼，面色红润，有着强壮的后背、魁梧的身材以及平静而迟钝的面孔，穿着各种各样粗糙而不相称的衣服。“她们来自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希腊人向我解释，“都是我的手下。俄国人喜欢像她们这样的，又白又结实。她们原本一团糟，在我来之前非常混乱，但我接手之后，每件事都变得井井有条：干净、上等货色、谨慎、没有钱财争端。这也是一份好买卖，而且有时候，我也乐在其中。”

从一个新的角度，我现在回想起了那煮蛋的情景，以及希腊人那愤愤不平的挑战：“嘿，快说个我没见过的东西！”不，我不需要女人，至少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番兴奋的交谈后，我们便各奔东西。从那时起，随着将这个古老欧洲刮得翻天覆地，把它拖入一场分裂与对抗的残酷的夸德里尔舞般的旋风慢慢平息，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希腊先生，也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小母鸡

意外遇到莫多·内厄姆的这座难民营叫作斯卢茨克（Slutsk）。如果有人费些力气，在一张详尽的苏联地图上仔细查找叫这个名字的村庄，会发现它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以南大约60英里。但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叫施塔理耶达尔罗依（Stayre Dorogi），人们在任何地图上都不会找到这个村庄。

1945年7月，大约1万人住在斯卢茨克难民营。我说的是“人”，因为任何更狭义的词汇都不适用。这里有男人，也有大量女人和孩子。这里有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这里有白种人、黄种人，也有穿着美军制服的黑人，有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希腊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等等。此外，德国人假装自己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宣称自己是瑞士人，俄罗斯人表示自己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人女扮男装，而最终，在这个衣衫褴褛的群体中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穿着全套制服的匈牙利将军，像公鸡一样好斗、鲜艳而愚蠢。

斯卢茨克很舒适。这里很热，非常热。我们睡在地上，但在这儿不需要干活儿，而且每个人都有食物。事实上，食堂相当不错。俄国人让集中营里各个主要国家的难民轮流掌管食堂一个星期。我们在一个巨大、清洁而明亮的房间里吃饭。每张桌子可以坐八个人。人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按时来到食堂，在餐桌边坐下，没有任何规定，也不需要轮班或排队。那些自愿服务的厨师会立刻走过来，端来令人惊讶的菜品、面包和茶点。在我们短暂的滞留期间，是由匈牙利人掌管食堂，他们做了火辣的菜炖牛肉，一大份带香菜的意大利面条，煮得太烂而且放糖太多。而且，出于他们的民族崇拜，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吉卜赛管弦乐队。六位农民音乐家，穿着灯芯绒裤子和绣花皮马甲，一本正经，汗流浃背，从苏联国歌开始，然后是匈牙利国歌和《希望曲》（以色列国歌，以纪念匈牙利犹太人），然后无休无止地演奏轻佻的茨冈舞曲，直到最后一名吃饭者放下叉子。

营区没有栅栏。它由一些破败的房子组成，一层或两层，沿着长满草的巨大广场的四周分布。这个广场以前很可能是一个阅兵场。在俄罗斯夏天那炽热的阳光下，广场上满是一簇簇的人群，有的在睡觉，有的捉虱子，有的缝补衣服，有的在临时生起的火堆上烹调食物。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们玩着足球或九柱戏，让这个场景显得更加充满生机。在营区中间，有一栋巨大的、方方正正的低矮木屋，在同一面墙上有三个入口。在三个门楣上，有巨大的斯拉夫字母写着的歪歪扭扭的三个词：“Mushskaya”(男厕)、“Shenskaya”（女厕）和“Ofitserskaya”（军官）。这是营中的厕所，也是营区最突出的特征。在厕所里，只有用松散的木板铺就的一层地板，地板上有100个方洞，横着20个，竖着10个，就像一个巨大的拉伯雷式乘法桌。在为三个“性别”所分配的区域之间并没有隔离物，或者即使曾经有过，它们也已经消失了。

苏联行政部门对难民营根本漠不关心，以至于让人们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但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东西吃。换句话说，这个行政部门很不错。

我们在斯卢茨克度过了10天。那是空虚无聊的日子，无所事事，没有什么能在记忆中留下痕迹。有一天，我们试着离开那些方形的营房，进入平原，找些野菜吃。但步行了半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大海之中，目力所及，看不到一棵树、一座山、一栋房子作为目标。俄罗斯这夸张的无边无际的空间让我们意大利人有一种眩晕感，因为我们习惯于山峦起伏的景观，习惯于点缀着星罗棋布的村庄的平原。这痛苦的回忆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后来，我们试着把找到的野菜煮来吃，但它们也没能让心情变得好一些。

在一个阁楼上，我找到了一部德语教科书，厚厚两卷，讲的是产科学，有详细的彩色图解。尽管印刷物已经被我戒除了一年多，但它仍是我的一个恶癖，于是我靠漫无目标的阅读来消磨时光，要么就在阳光中躺在野草里睡觉。

一天早晨，一个消息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在我们之间如闪电般迅速传播着。我们将不得不离开斯卢茨克，步行去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一个离这儿45英里远、专门为意大利人准备的难民营。而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人会在墙上张贴一张双语的公告，用漂亮的印刷体，规定具体的启程时间、指定装备、时间表，并威胁逃跑者将被处死。比较而言，俄国人却让消息自行传播，让即将转移到其他营区的队伍自行组织。

这个消息激起了一些骚乱。在差不多10天舒舒服服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在斯卢茨克安顿下来。最主要的是，我们担心离开斯卢茨克那丰盛的厨房，而陷入某种未知的悲惨境地。而且，45英里可不近。我们中没有人接受过如此长距离行军的训练，也没有几个人有合适的鞋子。我们徒劳地试图从苏军指挥部获取更准确的消息，但我们想尽办法，只发现我们必须在7月20日早晨出发，以及一个真正的苏军指挥部显然并不存在。

在7月20日早晨，我们在大广场集合，就像一个巨大的吉卜赛部落。在最后时刻，突然有人通知我们在斯卢茨克和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之间有铁路。不过，只有女人和孩子，以及常见的“受保护者”，还有那些不那么常见的快速投机者允许搭乘火车。事实上，要绕过主宰我们命运的脆弱的官僚体系，并不需要格外的机智，但当时我们中没有几个人意识到这一点。

大约在10点，指挥部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但命令立刻被取消了。在这之后，又多次下达了无效的出发命令，于是我们直到中午才出发，没有吃饭。

从斯卢茨克到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之间有一条宽阔的公路。正是这条公路连接着华沙和莫斯科。当时它完全被废弃了。公路两边是两条光秃秃的土道，用于马匹通行；中间是一条沥青车道，但已经被爆炸和装甲车辆的车辙毁坏，结果和其他两条土路没有什么区别。这公路穿过无边无际的平原，途中几乎没有村庄，结果它以笔直的直线向前延伸着，在斯卢茨克和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之间只有一个难以察觉的弧弯。

刚刚出发时，天空万里无云，我们营养充足，以及在普里佩特湿地（Pripet）这片传奇性的土地上进行一次远足的念头（这本身就有着相当的吸引力），这些都让我们的心情无忧无虑，但我们很快改变了想法。

在欧洲没有其他地方，我想，你能走上10个钟头，却仍然在同一个地方，就像在一场噩梦中。道路永远在你面前笔直地延伸着，直到地平线，道路两旁永远是同样的草原和森林，而在你后面，道路也同样延伸到另一边的地平线，就像在海上守夜。没有村庄，没有房屋，没有炊烟，没有里程碑以表明你已经征服了一点点空间，遇不到一个活物，除了成群的乌鸦飞过，以及偶尔会见到一只懒洋洋地乘风翱翔的鹰。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进，我们原本紧凑的队伍，延伸到一两英里长。一名极为丑陋的苏联军士闷闷不乐地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着的军用大车，跟在队伍后面。他在战斗中失去了双唇，在他脸上，从鼻子到下巴就是一个可怕的骷髅。我以为他的责任是搭载那些耗光力气的人。恰恰相反，他忙于捡起人们因过于疲劳而渐渐丢在路上的行李。一开始，我们还自欺欺人地相信，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会把这些行李还回来。但第一个试图停下脚步、等着大车的人遭到了叫骂、鞭子的脆响声和口齿不清的威胁。我的两卷产科学就这样失去了，因为它们显然构成了我个人行李中最沉重的部分。

黄昏时，我们这群人已经掉了队。我旁边，走着温和而耐心的列奥纳多；因干渴和疲劳而发着脾气，一瘸一拐的丹尼尔；安弗德本先生，和他的一位的里雅斯特朋友；当然，还有塞萨尔。

我们在这条单调得近乎无情的道路上唯一的转弯处休息，那儿有一个没有屋顶的棚屋，也许是一个被战争夷为平地的村庄里唯一能够看见的遗迹。在它后面，我们发现了一口水井。我们用井水贪婪地浇灭干渴。我们很累，脚上磨出了血泡。我早已丢掉了那双大主教的鞋子，而继承了天知道谁穿过的一双自行车手的橡胶底帆布鞋，像羽毛一样轻。但这双鞋太小，我被迫不时把它们脱下来，光着脚走路。

我们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地方会议。要是他让我们整夜赶路怎么办？这完全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在卡托维兹，曾经有一次，俄国人命令我们连续24小时从火车上往下搬靴子，而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干活儿。为什么不逃跑，藏在森林里？我们将在第二天悠闲地抵达施塔理耶达尔罗依，那个军士没有点名，晚上并不冷，这儿有水，而且我们六个人还有一些食物可以做晚餐，尽管不是很多。这棚屋已经破败不堪，但仍然有一点儿屋顶可以为我们遮蔽露水。

“很好，”塞萨尔说，“我完全支持这个计划。今天晚上我要吃烤鸡。”于是我们藏在林子里，直到赶着大车的骷髅过去，直到最后一个掉队的人离开水井，然后趁着夜色占领了我们的露营地。我们在地上铺开毯子，打开袋子，生起火，开始用面包、小米麦糊粥和一听豌豆准备晚餐。

“让你们的晚餐见鬼去吧！”塞萨尔说，“去你们的豆子！听着：今晚我要开个晚会，而且我要吃烤鸡。”

塞萨尔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跟他一起在卡托维兹的市场上游荡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真是一个愚蠢透顶的主意——在普里佩特湿地中间，深更半夜去找一只鸡，而且没有钱，也不会俄语。但向他指出这些是没用的。给他两份小米麦糊粥让他闭嘴也是没用的。“你们留在这儿，吃你们那该死的麦糊粥吧；我要自己去找我的鸡。你们再也看不到我啦，所以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俄国人，再见了棚屋。我走啦，我要自己回意大利，也许经过日本。”

这时，我提出跟他一起去。不是因为那只鸡或他的威胁，而是因为我喜欢塞萨尔，也喜欢看他干活儿时的样子。

“好极了，莱普。”塞萨尔叫道。莱普就是我。很久以前，塞萨尔给我起了这个绰号，并一直这样叫我，这其中的原因如下。在纳粹集中营时，我们的头发当然被剃光了。解放时，在剃了一年的光头之后，每个人重新长出的头发，尤其是我的头发，都古怪地又软又滑。当时我的头发还非常短，而塞萨尔总说我的头发让他想起兔子皮。而“兔子”或“兔子皮”在塞萨尔熟悉的商人行话中被称为“莱普”。另一方面，头发粗硬、眉毛浓密，留着大胡子，像古代的先知般热衷于复仇和正义的丹尼尔，则被称为科拉里（Coralli）。因为塞萨尔说，如果天上下起了玻璃球（coralline），那它们一定会串在丹尼尔的头发上。

“好极了，莱普。”他对我说，然后向我解释了他的计划。尽管塞萨尔的想法有时很疯狂，但他其实会从更实际的层面去实现这些想法。他的烤鸡并非白日做梦，而是他看到了一条从棚屋向北延伸的小路。这小路被踩得很实，说明近期仍有人从这条小路经过。它很可能通向一个村庄。而如果附近有一个村庄，就会养鸡。他走到室外，天差不多已经黑下来。塞萨尔说的没错。

远处，也许在一英里半以外，一座小丘上（肉眼勉强能察觉到它的隆起），我们能够看到有灯光在树丛中闪烁。于是我们出发了，在树根间磕磕绊绊，被成群贪吃的蚊子所追逐。我们随身带着我们唯一的商品——我们这群人最终同意割舍掉的六个盘子，普通的陶制盘子，之前俄国人发给我们，作为我们的装备。

我们在黑暗中走着，小心翼翼，以免失去小路的踪迹，并不时叫喊几声。村子里没人回答我们。当我们走到距离村子大约100码的地方，塞萨尔停下了脚步，深吸一口气，大声喊道：“嗨！俄国佬！我们是朋友。意大利斯基。你们有没有鸡要卖？”这次村子里回答了我们的叫喊。黑暗中火光一闪，随着尖锐的枪声，一颗子弹距离我们头顶几英寸呼啸而过。我立刻趴在地上，小心避免打破盘子。但塞萨尔怒不可遏，仍然站在那里：“该死的！我们是朋友，我跟你们说！我们是老实人——你们自己看吧。我们就想要一只鸡。我们不是土匪，我们不是德国斯基。我们是意大利斯基。”

村子里没有再开枪，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小丘顶上的人影。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塞萨尔在前面，继续他那富有说服力的演讲，而我跟在后面，随时准备再次趴在地上。

我们终于走进了村子。只有五六栋木屋围着一个小广场。而在广场上，全村人都在等着我们，大约30人，大部分是老妇人，还有孩子和狗。所有人都显得很警惕。从这一小群村民中走出了一位留着大胡子的老人，就是他向我们开枪。他的手里仍然紧紧攥着那只火枪。

塞萨尔现在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战略性的工作，并催促我来履行我的职责：“现在该你了。你还在等什么？告诉他，我们是意大利人，我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想买一只鸡来烤着吃。”

村民们带着谨慎的好奇打量着我们。他们似乎满意于尽管我们穿得像罪犯，但不可能带来危险。那些老妇人已经不再喋喋不休，狗也慢慢安静下来。那个拿枪的老人问着我们听不懂的问题。我只知道大约一百多个俄语单词，而这些单词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场合，除了“意大利人”。于是，我频繁地重复“意大利人”，直到那个老人也开始说“意大利人”。

与此同时，塞萨尔更实际地把那些盘子从袋子里拿出来，就像在市场上，把其中五个盘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把第六个盘子拿在手中，弹着盘子边，让它发出清脆的响声。那些农妇看着我们的举动，充满了兴趣和好奇。“Tarelki（俄语：Тарелки，盘子）。”一位农妇说。“Tarelki，da！”我回答，为知道了我们所提供的商品的名称而高兴。这时，一位农妇犹犹豫豫地向塞萨尔正在展示的盘子伸出手来。“嘿，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说，飞快地躲开她的手，“它们可不是白给你们的！”他急躁地跟我说：“喂，你还在等什么？你为什么不提出拿盘子换只鸡？你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

我深陷困境。俄语，据说属于印欧语系，在我们共同的祖先生活的年代，在他们分裂为各个现代民族之前，他们一定知道“鸡”怎么说。“His fretus”，也就是说，在这良好的基础上，我尝试使用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去说“鸡”和“鸟”，但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塞萨尔也很困惑。在塞萨尔的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德国人说德语，而俄国人说俄语。除非，这种语言的差别是出于极度的恶毒。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坚信正是这种恶毒的某种发展，让人们假装听不懂意大利语。不是恶毒，就是可耻的极度无知——确凿的野蛮人。没有其他解释。所以他的困惑很快转变成愤怒。

他嘟嘟囔囔地抱怨和咒骂着。让人们明白什么是一只鸡，以及我们愿意用六个盘子换一只鸡怎么会这么困难？一只鸡，那种到处啄食、刨地并“coccode-e-eh”叫的那种动物中的一只。他板着脸，瞪着眼，相当漫不经心，非常蹩脚地模仿着鸡的习性。他在地上蹲伏着，用这只脚刨刨地，再用那只脚刨刨地，用手做出楔形的手势，到处啄食。在连声咒骂之间，他也喊着：“coccode-e-eh.”不过，这种鸡叫的模仿当然是高度传统的。只有在意大利，人们才这么模仿鸡叫，而在其他地方并不通用。

于是，他的表演产生了负面的结果。他们瞪着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们，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了疯子。为什么，还有什么想得到的原因，让我们不远千里到他们的广场上装疯卖傻？塞萨尔疯狂地跳来跳去，甚至试图下一个蛋，嘴里始终向他们倾泻着不着边际的辱骂，而这让村民们甚至更难以理解他表演的含义。看到这不合时宜的奇景，那些村妇叽叽喳喳的声音抬高了八度，就像被打翻的蜂窝一样发出嗡嗡声。

我注意到一个老妇人向那个老人走去，一边对他说着什么，一边紧张地看着我们。我意识到事情马上就要失去控制。我阻止塞萨尔再做出那些反常的姿势，让他冷静下来，并和他一起走到那老人身边。“请过来一下。”我对那老人说，并把他领到窗边。屋子里面的灯光照亮了窗外的一块空地。在这儿，痛苦地当着众多怀疑的眼神，我在地上画了一只鸡，具有鸡的所有特征，包括在它的后面画了一个蛋，以避免所有的误会。

然后我站起身，说：“你——盘子。我们——吃。”

村民们简短地商量了一会儿，一个老妇人突然从木屋里冒了出来，因为明白了我们的意思而高兴得眼睛发亮。她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尖声说道：“Kura! Kuritsa!”

作为解开这个谜团的人，她感到非常自豪和快乐。四处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人们喊着：“Kura! Kuritsa!”我们也拍着手，迎合着这场游戏和人们的热情。那个老妇人行了一个屈膝礼，就像谢幕的女演员。她消失了几分钟，然后拿着一只已经拔了毛的母鸡重新出现了。她滑稽地把它在塞萨尔的鼻子下面晃了晃，再次确认她没有搞错。看到塞萨尔做出肯定的表示之后，她就放下鸡，拿起那些盘子走了。

塞萨尔曾经在波特卢多维卡摆摊卖货，所以他明白这些事情。他向我保证，这只“Kuritsa”，这只小母鸡够肥，值六个盘子。我们把它拿回棚屋，唤醒已经睡着的同伴们，重新生起火，烤熟了那只鸡，并把它拿在手里吃掉，因为我们再也没有盘子了。

老路

那只母鸡以及露营的那个夜晚，对我们就像是一剂良药。在酣睡一夜之后，我们完全恢复了体力。尽管我们睡在光秃秃的地上，但早起时却感到情绪高涨、精力充沛。我们心满意足，因为阳光，因为我们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大地散发的清香，也因为两英里以外有一群村民并不敌视我们。他们其实快活而喜爱欢笑。的确，他们曾经向我们开枪，但后来他们欢迎我们的到来，甚至卖给我们一只鸡。我们心满意足，是因为那天（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明天的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重要）我们能做许久以来没有做过的事情——畅饮清冽的井水，在高高的茅草中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闻着夏天的味道，生火做饭，走进树林寻找草莓和蘑菇，抽着烟望着那被风扫荡得干干净净的高空。

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而且也这样做了，带着孩子般的喜悦。但我们的资源即将耗尽。草莓和蘑菇填不饱我们的肚子，并且我们中也没有人（哪怕是塞萨尔，一个城里人，“自尼禄时代之后”的罗马公民）在道德和技能上能够适应流浪汉或乡村窃贼那种漂泊的生活。选择很简单——要么回到文明世界，要么就会挨饿。然而，在我们与以施塔理耶达尔罗依难民营为代表的文明世界之间，仍然阻隔着20英里令人头晕的笔直道路。如果我们能一鼓作气走完这段路，也许还能赶上晚饭。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在路上露营，尽管自由自在，却肚子空空。

我们对身上所有的财产进行了一次快速统计。不太多，总共只有八卢布。在那时、那地，我们难以估量它们的购买力，我们与俄国人进行各种金钱交易的经验是相互矛盾而荒唐的。一些俄国人毫不犹豫地接受各国钞票，哪怕是德国或波兰货币；而另一些人则疑虑重重，担心上当受骗，仅仅接受以货易货或金属硬币。事实上，人们之间流通着那些最不可思议的硬币——从祖先的钱窖挖出的沙皇时期的硬币、畿尼（英国金币）、斯堪的纳维亚的王冠硬币（挪威硬币），甚至奥匈帝国的老硬币。与之相比，在日梅林卡，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厕所的墙上贴满了德国马克，用一种难以启齿的材料一丝不苟地一张张贴在墙上。

无论如何，八卢布并不算多，只是一两个鸡蛋的价格。大家一致同意，让我和塞萨尔充当使节，再回到那个村子，实地考察一下八卢布尽量能买些什么。

我们出发了。在途中我们有了一个主意——不是购买货物，而是购买服务。最好的投资是向我们的朋友要求雇一辆大车和一匹马，把我们送到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这些钱也许太少了，但我们还可以试着拿出几件衣服——天气够热了。于是我们回到了小广场，村民们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老妇人们心照不宣地微笑着，而狗猛烈地吠叫起来。当周围渐渐安静下来时，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读过的《沙皇的信使》（Michael Strogoff: The Courier of the Czar）和其他一些书，我说：“Telega（四轮马车）。施塔理耶达尔罗依。”接着拿出我的八卢布。

周围的村民低声而困惑地商量着。我奇怪地发现，没人能听懂我的话。尽管如此，我的任务似乎比昨晚要容易些。在场院的一角，一个棚子下面，我看到一辆四轮的农用大车，车身又长又窄，侧面像个“V”字。总之，一辆“telega”。我摸摸它，为这些村民的愚笨感到一丝急躁。这不是一辆“telega”么？

“Tyelyega！”那位老人纠正我，带着父亲般的严厉，为我那粗野的发音感到震惊。

“Da. Tyelyega na Starye Dorogi（对，马车去施塔理耶达尔罗依）。我们给，八卢布。”

我们的出价是荒唐的——两个鸡蛋的价钱，相对于20英里加20英里的远路，要走上12个钟头。不过，那个老人把八卢布放进口袋，走进马厩，牵出了一匹骡子，给它套上挽具，用手势告诉我们上车，又在车上放了几个口袋，仍旧一言不发，驾车走向大路。塞萨尔去叫其他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自然像孔雀一样洋洋得意。就这样，我们坐在一辆“telega”（或者说“tyelyega”）上，享受着极为舒适的旅程，凯旋般地走进了施塔理耶达尔罗依，总共用了八卢布——这就是语言知识和外交能力的力量。

事实上，我们很快意识到（不幸的是，我们的同伴们也意识到）这八卢布其实被浪费了。那位老人原本就要去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办一些私事，甚至很可能免费搭乘我们。

我们大约在中午出发，躺在老人那不太柔软的口袋上。然而，这仍然要比步行好得多，而且还能舒舒服服地欣赏原野的风景。

对我们而言，这风景是不同寻常而惊人的。昨天还因庄严的空旷而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大平原，今天已经不再是一马平川，而是有着柔缓的起伏。这种起伏仅仅达到肉眼能够察觉的程度，只有几英尺高，也许是古代沙丘的遗迹，但足以打破景色的单调，让眼睛得到休息，并形成一种旋律、一种节拍。大大小小的池塘与沼泽，散布在一个个小丘之间。在沙地上，随处长着一丛丛野生灌木，有些地方也有高高的树木，但很少，常常是孤零零的一棵。在路的两边，横卧着一些锈迹斑斑的不成形的残骸，枪支、坦克、铁丝网、钢盔、鼓——几个月之前，两支大军相互厮杀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走进了普里佩特湿地。

路上和道路两边都荒无人烟。但在黄昏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人在我们后面——一个男人，在灰土反光的映衬下显得黝黑，正向着我们的方向快速走来。他缓慢而稳步地渐渐赶上来，很快走到了足以打招呼的距离，而我们认出那是摩尔，埃维萨的阿维萨尼，那个高大的老人。他昨晚也在某个藏身之处过夜，现在正以暴风般的动力，大步流星地向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赶去，他的白发在风中飘扬，他那充血的眼睛凝望着前方。他步伐稳定地前进着，就像一台蒸汽机车一样充满力量。他把他那沉重的大包袱系在背上，而他那斧头从包袱中垂下来，在夕阳中反射着光芒，就像克罗诺斯[1]的长镰刀。

他准备就像没看到或没认出我们一样走过去。塞萨尔叫他，邀请他和我们一起乘车。“世界的亵渎！肮脏的猪猡！”摩尔立刻答道，发泄着永远充斥在他脑中的亵渎神灵的长篇大论。他超过我们，朝着远方的地平线继续他那伟大的行军。

安弗德本先生比我们更了解摩尔。我们从他那里得知摩尔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老疯子。那个包袱自有它的原因，正如这个老人那漂泊的生活。作为一个多年的鳏夫，他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当时差不多50岁，瘫痪在床，无法治愈。摩尔就是为了女儿而活着。他每周都给她写信，但这些信从未到达她手中。就是为了她，他一生劳苦，变得像橡子一样黑，像石头一样硬；就是为了她，他像候鸟一样满世界漂泊，并把路上遇到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他的包袱，只要它还有一点儿可使用或交换的价值。

在我们到达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之前，我们再也没有遇到其他活物。

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让我们大吃一惊。它不是一个村子，或者说，那儿有一个小村庄，在树林中间，大路边不远的地方。但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个村庄，正如我们发现它的名字意为“老路”。但是，分配给我们1400名意大利人的住所却是孤零零地立在路边的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它坐落在这蛮荒之地中间，森林的边缘，叫作“Krasny Dom”，红房子，事实上，这所建筑物内外都是毫无节制的红色。

这真是一栋独特的建筑物，像火山口溢流的岩浆一样，向各个方向毫无秩序地蔓延，让人难以分辨它到底是许多相互对立的建筑师的作品，还是一个疯狂建筑师的作品。其建筑的核心是一栋三层楼房，却被后来胡乱增加的众多侧翼和扩建部分淹没和窒息。这个核心建筑分成许多小房间，之前也许用于军事或行政办公室。但围绕着这个核心，俄国人扩建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用于会议或授课的一个个房间，以及一排排教室、厨房、盥洗室、一个至少能容纳上千人的剧院、一间卫生室、一个体育馆，而且在大门旁边，有一间配备着神秘托架的小仓库，我们猜测是用来存储滑雪板的。这和斯卢茨克一样，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残存下来。不仅没有水，甚至没有送水的管线，同样也没有厨房的炉具、剧院的座位、教室的长椅、楼梯的扶手。红房子最迷人的特征是它的楼梯。在这栋仿佛无边无际的建筑物中有很多楼梯。这些显眼而冗长的楼梯荒唐地通向充满灰尘和垃圾的阁楼。还有一些狭窄而不规则的楼梯，中途会有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天花板的巨大柱子挡住去路，简直就像是外行搭建的。一个个扭曲的、分岔的、不规则的楼梯连接着相邻建筑物的不同楼层。即使在这些楼梯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位于建筑物某个正面的一个巨大的楼梯，从长满青草的院子里升起50英尺，由3英尺宽的台阶组成，却并不通向任何地方。

在红房子四周并没有围墙，甚至连卡托维兹那样象征性的围墙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监管。在入口处，常常会有一名苏军士兵，往往是一个小伙子。但他并不对意大利人发号施令。他唯一的职责是防止其他俄国人趁夜进入他们的驻地骚扰意大利女人。

俄国人，包括军官和士兵，都住在附近的一个木屋中。而其他沿途经过、偶尔在这里停脚的俄国人很少骚扰我们。真正骚扰我们的是一小群意大利军官，前战俘，有些傲慢和粗野。他们充分意识到他们作为军人的地位，而对我们平民表现出轻蔑和冷漠。但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和他们之前的对手——附近木屋中的俄国人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事实上，不仅与我们相比，即使与那些苏军士兵相比，他们也享受着一种特权地位。他们吃着苏联军官的口粮，穿着崭新的苏军制服（没有军衔标志）和漂亮的军靴，并睡在有毯子和床单的床上。

不过，我们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抱怨。无论是吃的，还是住的，俄国人都完全按照苏军士兵的标准对待我们。而且我们不需要遵守任何特定的规定或纪律。只有少数几个意大利人干活儿，自愿在厨房、澡堂和发电站工作。此外，列奥纳多担任营区的医生，而我则充当护士。不过，此时正是艳阳高照的夏季，病人很少，所以我们的工作非常清闲。

任何想离开的人都可以自愿离开。有几个人这样做了，或出于纯粹的无聊，或出于一种冒险精神，或是为了尝试穿过国境，回到意大利。但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漂泊之后，他们都回来了，因为尽管这营区没有围墙或哨兵，但那遥远的国境却戒备森严。

俄国人并没有给我们施加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尝试区别对待我们。我们这个群体过于复杂——无论我们之前是战俘、ARMIR、游击队员、来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托特组织的工作人员，还是米兰监狱的罪犯或妓女，无论我们是共产党员、君主主义者还是法西斯分子，俄国人都对我们一视同仁。我们是意大利人，这就足够了。其他都“vsyo ravno”，不重要。

我们睡在铺着草垫的床板上，每人两英尺宽。一开始，我们提出抗议，因为这似乎太小了。但苏军指挥部彬彬有礼地指出我们的抱怨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床板的一头用铅笔写着字，我们仍然可以看清这是在我们之前占用这些位置的苏联士兵的名字。我们可以自己判断——每个士兵只占用18英寸的宽度。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食物。一天发给我们两磅面包：黑麦面包，几乎没有发酵，又潮又酸。但这是他们的面包。而每天的“kasha”也是他们的“kasha”——用猪油、麦糊、豆子、肉和调味品制作的一种块状的压缩食物，营养丰富但极难消化。我们经过了几天的实验才发现煮上几个钟头能把它变成可以入口的食物。

每周有三四次，会发给我们“ribba”，鱼，河鱼，不太新鲜，鱼刺很多，很沉，生的，没有腌制。我们能拿它干什么？我们中没有几个人准备把它当鱼吃掉（正像许多俄国人一样）。要想烹调这鱼，我们需要锅、调味品、盐和技术。我们很快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卖给俄国人自己，卖给村子里的农民或过路的士兵。塞萨尔又有了新生意。他在短时间内就把它上升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在发鱼的日子，一大早，塞萨尔就拿着一截绳子走遍各个宿舍。他把绳子穿过鱼的眼睛，把鱼串成一串，两头一系，把这腥臭的“花环”挂在肩头，便失踪了。常常要大半天，有时候甚至到晚上，他才能回来，给他的每个“供货商”公平地分发卢布、奶酪，几份鸡肉和鸡蛋，让每个人受益，但首先是他自己。

他用赚来的第一笔钱买了一个秤，显著提高了他的专业声誉。但为了让计划付诸实施，他还需要另一样用具，尽管用途并不那么明显——一支注射器。在俄国人的村子里根本别想找到一支注射器，因此他来到医务室，问我能不能借他一支。

“你想拿它干什么？”我问他。

“这不关你的事。我想要一支注射器，你这儿有很多注射器。”

“多大的？”

“你这里最大的。就算有些破旧也没关系。”

事实上，医务室的确有这样一支注射器，一盎司的容量，因为有裂缝，所以实际上毫无用处。塞萨尔仔细检查了它，并宣布它正是他所需要的。

“不过你要拿它干什么？”我又问。塞萨尔沉着脸看着我，仿佛我的愚钝伤害了他。他告诉我这是他的事，他自己该死的买卖，一个吉凶未卜的实验，无论如何，尽管我是一个好朋友，但我已经把鼻子伸进了跟我毫不相干的事情中。他认认真真地把那支注射器包好，像个被冒犯的王子般走了。

然而，注射器的秘密并没能掩盖多长时间。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生活过于单调乏味，让流言蜚语和好奇心大行其道。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莱蒂齐亚太太看到塞萨尔正在用一个桶打水，并把水提到了树林里。斯塔丽娜在树林里看到塞萨尔拿着一个水桶，坐在一圈死鱼中间，而他“似乎正要给鱼喂水”。而最终，他在村子里碰上了他的竞争对手拉瓦蒂。他并没拿着水桶，而是正在卖鱼。但这些鱼看起来有些奇怪，又肥又圆又结实，不像发给我们的那些扁平而柔软的鱼。

正像许多科学发现一样，注射器的主意源自一次失败和偶然的观察。几天前，塞萨尔在村子里用他的鱼换了一只活鸡。他回到红房子并觉得自己做了一笔好买卖——只用两条鱼就换了一只好鸡，尽管这只鸡有些老，而且发蔫，但格外肥大。杀了鸡拔毛的时候，他才发现有些不对劲，那只鸡并不对称，它的嗉囊全在身体的一侧，摸起来给人一种坚硬、流动和弹性的感觉。那可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个巨大的水囊。

自然，塞萨尔不得不挽回自己的损失。他设法把它卖给了罗维先生，甚至还赚了些钱。之后，像司汤达笔下的主角一样，他开始反思这件事。为什么不去效仿自然？为什么不试试鱼呢？

一开始，他试着用一根管子从鱼嘴灌水，但水都流了出来。然后他想到了注射器。使用注射器之后，他注意到很多时候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这显然取决于注水的位置——有时水马上（或之后很快）流出来，有时水又能无限期地留在鱼体内。塞萨尔之后用一把小刀剖开了几条鱼，发现要想达到长期效果，需要把水注射到鱼鳔中。

塞萨尔按重量卖鱼。而这样处理过的鱼，会比普通的鱼多赚20%到30%。而且注水鱼的外观远比普通鱼更具有吸引力。当然，这种注水的“ribba”无法两次卖给同一位顾客。但它极为适合卖给沿着这条路向东转移的苏军士兵。他们到了几英里之外才会发现这种把戏。

但有一天，塞萨尔铁青着脸回来了。他没有鱼，也没有钱和货物：“我被蒙骗了。”整整两天，我们都没能跟他说话。他蜷缩在稻草上，像豪猪一样暴躁易怒，只在吃饭的时候下床。事情一定出了差错。

很久以后，在一个温暖而漫长的傍晚，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但让我发誓不把它说出去，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会有损他的商业信誉。事实上，他的鱼并不是被一个暴怒的俄国人抢走了，正像他一开始试图伪装的假象。并非如此，他是把鱼送了人，他向我坦白，满心羞惭。

那天，他去了村子，为了躲开那些买过注水鱼的村民，他避开大路而选择了一条穿过树林的小道。走了几百码之后，他看见一栋孤零零的村舍。与其说是一栋村舍，不如说是一间摇摇欲坠的棚屋，四壁用未加灰泥的砖头垒起，屋顶盖着波形铁板。一个骨瘦如柴的黑衣女人和三个苍白的孩子坐在门槛上。他走过去，向她兜售他的鱼。她让他明白，虽然她喜欢他的鱼，但她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来交换。事实上，她和孩子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她把他领进棚子。里面果然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堆着一些稻草。

这时，孩子们用那样的眼神望着塞萨尔，这竟让他扔掉了鱼，像小偷一样跑掉了。

[1] 克罗诺斯（Kronos）：希腊神话中的第二代众神之王，曾被母亲怂恿，用镰刀阉割了自己的父亲，后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

树林与小路

我们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在精灵城堡般充满着秘密和陷阱的红房子里，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从1945年7月15日到9月15日。

这两个月是懒散而相对舒适的，因此，也充满着深深的乡愁。乡愁是一种脆弱而敏感的痛苦。与我们直到那时所忍受的其他痛苦相比——挨打、寒冷、饥饿、恐惧、匮乏、疾病——这乡愁完全不同，它更私密，更富有人性。它是一种平静而清澈的痛苦，却是迫切的。它充满一天的每分每秒，排斥着其他所有念头，并唤起逃离的需要。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营区四周的森林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许它为所有寻求独处的人提供了难以估量的便利。长期以来，我们却被剥夺了这种权利！也许它让我们想起我们之前去过的其他树林、其他幽僻之地。在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它这样庄严、朴素和原始的景色。

红房子以北，公路的另一侧，有着由灌木、松林和林中空地组成的丰富多样的地区，间或被沼泽和铺满白色细沙的狭长地带所分割。你会遇到曲折蜿蜒、几乎难以分辨的小径，通向遥远的农场。但在南面，仅仅距离红房子几百码的地方，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消失了。同样也很少看到动物活动的迹象，除了偶尔能看到浅黄褐色的松鼠一闪而过，或者缠在腐朽的树干上，长着邪恶而呆滞的眼睛的某种水蛇。那儿没有小路，没有樵夫的足迹，什么都没有，只有寂静、荒芜和四面八方的树干，白色的桦树、红棕色的松柏，笔直地向上生长，枝叶遮蔽了天空。同样也看不到地面。地上覆盖着厚厚的落叶和松针，以及一丛丛齐腰高的灌木。

我第一次从中穿过，在惊讶与恐惧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发现“在树林中迷路”的风险不仅仅存在于童话故事中。我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尽量靠太阳辨认方向。但只有在枝叶略微稀疏的地方才能偶尔见到太阳，而且后来天空开始乌云密集，似乎要下雨了。准备回去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分辨不出北方。树干上长苔藓的一面？但树干的每个方向都长满了苔藓。我走向一个似乎正确的方向，经过漫长而痛苦的跋涉，一路穿过荆棘与灌木，却最终发现自己像出发时一样仍然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接着走了几个小时，越来越感到疲倦和不安。太阳快落山了，我已经开始想着，即使我的伙伴们出来找我，他们也不会找到我，或者在几天后找到饿得奄奄一息的我，也许已经死了。随着天色开始变暗，一团团饥饿而巨大的蚊子蜂拥而来，还有另一种不知名的虫子，像子弹一样又大又硬，在树干间盲目地飞来飞去，撞碎在我的脸上。于是，我决定径直向前走，大致可以说是朝向北方（也就是说，我左边的天空更明亮一些，应该是西方），一直走下去，直到遇到一条大路，或者无论如何一条小路或一行足迹。就这样，我趁着北方夏日那持久的黄昏不断向前走，直到天几乎黑下来。这时，出于对黑暗、对森林、对未知的古老恐惧，猎物彻底恐慌了。尽管筋疲力尽，但我感到一种向着任何方向狂奔而去的强烈冲动，只要我还有力量，只要我还能呼吸，就这样一直跑下去。

突然，我听到火车的汽笛声——这意味着铁路在我的右边，而我原以为它应该在我左边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走。跟随着火车的声音，我在天彻底黑下来之前走到了铁路边。顺着发亮的铁轨所指向的方向望去，小熊星座也重新出现在云间。我循着铁轨，先安然到达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然后回到了红房子。

不过，也有一些人搬到森林里去，并在那里生活。坎特雷拉是第一个，他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意大利人。他发现了自己作为隐士的天职。坎特雷拉是一个卡拉布里亚（Calabria）水手，个子很高，像苦修者一样瘦，沉默寡言，不爱与人交往。他用树干和树枝搭了一个棚子，到营地步行要走半个小时。在那里，他过着野人般的隐居生活，仅仅穿着一条裹腰布。他是一个冥想者，却并非一个懒汉。他实践着一种有趣的教士活动。

他有一把锤子，又在战场残骸里找到了一块废铁，固定在树桩上，大致做成了一个铁砧。通过这些工具，使用空食品罐头，他凭借精湛的技术和宗教信仰般的勤奋制作出锅碗瓢盆。

他根据订单为新婚夫妇生产这些东西。每当在我们这个异常复杂的群体中有一对男女决定共同生活，并因此感到需要为成立一个家庭而置办最低限度的用具时，他们就会手拉手去找坎特雷拉。而他不会问任何问题，立刻着手工作，仅仅用一个多钟头，通过锤子的熟练敲击，将马口铁皮扭曲和弯曲成新婚夫妇期望的形状。他并不要求金钱回报，但接受实物馈赠，如面包、奶酪、鸡蛋。通过这种方式，新婚得以庆祝。通过这种方式，坎特雷拉也得以谋生。

森林里还有其他居民。有一天我才发现。我偶尔遇到了一条向西的小路。这小路笔直而明显，而我之前却没有留意。它通向森林中树木特别密集的地方。我走进林中，发现它沿着一条旧渠延伸着，最终将我带到了一个用树干搭成的掩蔽所的门口。这掩蔽所几乎完全在地下，只有屋顶和烟囱高出地面。我推推门，门开了。屋里没有人，但显然有人居住。在被踩实的泥土地上（清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个炉子、一些盘子和一个军用饭盒，角落里堆着一堆干草，墙上挂着女人的衣物和男人的照片。

我回到营区，发现只有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有两个德国女人住在那个掩蔽所里。她们是德军的随军人员，在德军战败时却没能跟随大部队一起撤退，从而孤零零地留在俄罗斯的蛮荒之地上。她们害怕俄国人，还没有向俄国人投降。几个月来，她们战战兢兢地活着，有时靠小偷小摸，有时靠吃野菜。在我们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占据红房子的时候，她们偶尔也干些出卖肉体的勾当。直到意大利人到了这里，带给她们富足和安全的生活。

在我们营地里，女人很少，不超过200人，而且几乎都迅速与某个男人形成了固定的关系——营区里不再有可以调情的女人。于是，去找“林子里的姑娘”成了无数意大利人的习惯，保持独身的唯一替代方案。一个富有多重魅力的替代方案。因为这件事是秘密的，而且具有暧昧的风险（但女人所冒的风险要比他们大得多）。因为那两个女孩是外国人，并处于半原始的状态。因为她们在危难之中，而“保护”她们给予某些人一种高尚的感觉。也因为那充满异国情调、仿佛童话故事般的幽会场景。

不仅坎特雷拉，瓦列特拉诺也在森林中实现了他的人格。为了证明人类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人们已经多次尝试将一个“野蛮人”转化为文明人的实验，往往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通过瓦列特拉诺，则实现了相反的转变。以令人钦佩的轻松，从一个在罗马犹太人聚居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转变为“野蛮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他都并不算很“开化”。瓦列特拉诺是一个大约30岁的犹太人，奥斯维辛的一名幸存者。他在纳粹集中营里负责在囚犯的前臂上刺青——文出囚犯的身份号码，这一定让他的精神出了些问题，因为他的两条强壮的前臂上密密麻麻地布满文身。塞萨尔之前就和他认识。他有时向我解释，那些文身是瓦列特拉诺的女人的名字。他也指出瓦列特拉诺的真名并不是瓦列特拉诺（Velletrano），也并非出生于维莱特里（Velletri），而是被父母送到那儿，由奶妈养育长大。

他很少在红房子过夜，而是住在森林里，赤着脚，半裸身体。他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生活着，设置陷阱捕捉狐狸和野兔，爬到树上掏鸟蛋，用石头打下斑鸠，也到最远的农场去偷鸡。他采摘人们一般认为不能食用的蘑菇和浆果。在傍晚，人们常常在营区附近遇到他，蹲在巨大的篝火前，烤着今天的猎物，粗野地唱着歌。之后，他就睡在余烬旁的地上。但他仍然作为人类，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着知识与效率，并一天天地完善他的技艺和工具。他做了一把小刀，然后是一只长矛和一把斧头。要是他有足够的时间，无疑他会重新发明农业和放牧。

要是他一天收获不错，他就会变得友善而亲切，并通过塞萨尔，邀请大家来参加他的烤肉大餐。而塞萨尔会心甘情愿地向大家介绍他，就像介绍市集上的一位怪人，讲述他早年那传奇般的冒险经历。要是有人拒绝，他就会恶语相向，并拔出他的刀子。

下了几天雨后，在阳光和风的催促下，森林中的蘑菇和覆盆子疯长起来，让人们不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田园情趣或运动乐趣，而是从彻底的功利主义角度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在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以避免迷路之后，大家都整天在林子里采摘它们。这里的覆盆子，长在比地中海国家灌木丛更高的植物之上，像核桃一样大，非常美味。我们成磅地把它们带回营地，甚至（徒劳地）试图用它们的汁酿酒。而蘑菇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见的棕色蘑菇，可口而且肯定可以吃；另一种蘑菇，在气味和形状上与前者类似，但更大、更硬，在颜色上也略有不同。

我们中没有人确定第二种蘑菇能不能吃。不过，就这样任由它们在林子里烂掉吗？当然不能。我们长期营养不良，而更重要的是，奥斯维辛的饥饿还历历在目，并转变为一种强烈的精神刺激，迫使我们最大程度地填满我们的肚子，并专制地禁止我们放弃任何吃东西的机会。塞萨尔采了很多第二种蘑菇，用我不知道的菜谱烹煮它们，加上村子里买的伏特加和大蒜，因为它们“解所有的毒”。然后，他自己吃了一些，又分了一点儿给我们许多人，从而限制风险，并为今后收集充分的证据。第二天，他带着前所未有的礼貌和关切，走遍了各个宿舍：“你怎么样，埃尔韦拉太太？堂维琴佐，你还好吗？你睡得好吗？你昨晚过得不错吧？”同时，他用一种诊断的眼光审视他们的脸色。他们都很健康，这种奇怪的蘑菇可以吃。

对于最懒惰的人和最富有的人，并不需要到林子里去寻找额外的给养。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村民与红房子的占据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农妇们每天都会拿着篮子和提桶来到红房子。她们坐在地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着顾客。就算突然下起雨，她们也不会离开，而只是把裙子蒙在头上。俄国人有两三次试图驱赶她们，张贴双语的布告，用极为严酷的惩罚威胁交易双方。然后，正像通常所发生的，他们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而交易继续不受影响地进行下去。

这些农妇中有老有少。年长的农妇穿着传统风格的绗缝女式衬衫和裙子，头上系着手帕。而年轻妇女们则穿着浅色的棉布衣服，大多数时候赤着脚到处走，坦率、大胆，喜爱欢笑，但并非放荡无耻。除了蘑菇、越橘、覆盆子之外，她们还卖牛奶、奶酪、鸡蛋、鸡肉、莴苣和水果。而作为交换，她们接受鱼、面包、烟草和任何衣物或布料，哪怕有破洞或磨损。当然，那些还有钱的人也可以使用卢布。

塞萨尔很快认识了所有这些农妇，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我常常和他一起去找这些妇女，听着他们有趣的讨价还价。我并不否认在商业事务中买卖双方语言互通的重要性，但我的经历可以证明，这并不是完全必需的。双方都准确地了解对方想要什么。而且，即使开始时他并不了解对方想达成生意的愿望的强烈程度，他也能根据对方的表情、姿势和还价的数字，极为接近地推测出来。

让我们看看塞萨尔，他一大早正带着鱼去市场。他寻找并找到了伊琳娜，他的朋友，他的同龄人。不久前，他把她叫成“葛丽泰·嘉宝”[1]并送给她一支铅笔，从而获得了她的同情。伊琳娜有一头奶牛并卖牛奶。事实上，在傍晚，从牧场回来的时候，她常常会在红房子前面歇脚，并直接把奶挤到顾客们的容器中。今天的问题在于塞萨尔的鱼值多少牛奶。塞萨尔提着一个半加仑的桶。这桶是坎特雷拉做的。塞萨尔从一个因夫妻不和而破裂的家庭中买来的便宜货。塞萨尔伸出五指，手掌朝下，表示他想要一满桶牛奶。伊琳娜笑了，飞快地回答了一串悦耳的字眼，很可能是脏话。她拍开塞萨尔的手，用两根手指指着桶一半的位置。

现在轮到塞萨尔发火了，他炫耀着那条鱼（没注水的），抓起它的尾巴，非常吃力地把它在空中晃来晃去，就像它有一英担[2]重，说着“看这大小！”，接着把整条鱼放在伊琳娜的鼻子下面，并闭上了眼睛，深深地嗅着，仿佛鱼的香味令他陶醉。伊琳娜趁塞萨尔闭上眼睛的一瞬间，像猫一样飞快地夺过鱼，用她洁白的牙齿干净利落地咬掉鱼头，再用尽全身力气（她的力气相当大），把那软绵绵的残破鱼尸甩在塞萨尔的脸上。之后，为了不毁掉他们之间的友谊和这场生意，她指着桶边四分之三的地方——三品脱。这下重击把塞萨尔打得晕头转向。他咕哝着一连串下流的豪言壮语，试图重振他那富有男子气概的荣耀。不过，他接受了伊琳娜最后的报价，把鱼给了她。而她当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掉了。

我们后来还多次遇到这个贪吃的伊琳娜，在一种让我们拉丁人（指使用拉丁语系的民族）似乎有些尴尬，对她却再自然不过的环境中。

公共浴室，位于村子和营区中间的一块林中空地上，是那种在每个俄罗斯村子都能找到的公共浴室。而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这浴室则由俄国人和我们意大利人按天轮流使用。那是一座木头房子，里面有两条长长的石头长椅，零散放置的锌制浴盆。墙上有水龙头，有着充足的热水和冷水。但肥皂并不充裕。在更衣室，发给我们的肥皂是极度吝啬的。而负责发肥皂的人正是伊琳娜。

她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把小刀。桌子上放着一小块发臭的灰色肥皂。我们脱光衣服，把衣服交上去消毒，赤身裸体地排着队站在伊琳娜的桌子前。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这姑娘在履行职责时极为严肃而清廉。她全神贯注地皱着眉头，像孩子一样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给每个渴求洗浴的人切薄薄一片肥皂，瘦人就薄一点儿，胖人就厚一点儿，要么是因为接到了这样的命令，要么是因为潜意识中公正分发的愿望所驱动。在那些满嘴污言秽语的顾客们的无礼言行面前，她脸上的肌肉都纹丝不动。

洗完澡后，我们不得不从消毒室拿回我们的衣服。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再一次让我们大吃一惊。那房间被加热到121摄氏度。一开始，他们告诉我们必须亲自进去取我们的衣服。我们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俄罗斯人是铁做的，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见证的，但我们可不是，我们一定会被烤熟的。之后，有人尝试了，让我们看到这场冒险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可怕，只要遵守以下预防措施：湿着身体进去；提前了解挂衣服的钩子的号码；在进门前先深呼吸，并且进去之后不要呼吸；别碰任何金属物品；而最重要的，要快。

消过毒的衣服呈现出各种有趣的现象：爆炸的虱子尸体，古怪地变了形；被一些有钱人忘在衣袋里的塑料钢笔，扭曲着，笔帽封死了；溶化的蜡烛浸透了衣服；作为实验而留在衣袋里的鸡蛋，裂开来，蛋清和蛋黄凝固成坚硬的一团，但仍然能够入口。那两个俄罗斯侍者却毫不在乎地在消毒室出出进进，就像传说中的火蜥蜴。

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日子就这样，在一种没有止境的懒散中一天天度过，像一个漫长的假日一样令人昏昏欲睡和神清体健。只有对遥远家乡的痛苦思念，重新回归自然的喜悦，会不时打破这样的日子。到苏军指挥部去打听消息是毫无用处的：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回国？什么时候回国？走哪条路？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们？他们知道得并不比我们更多，或者以礼貌的坦率，他们提供异想天开的、可怕的或毫无意义的答案：现在没有火车，马上就要对美国开战了，我们会很快被遣送到集体农庄去干苦力，他们正等着用我们交换在意大利的苏联囚犯。他们并非出于憎恨或嘲弄而告诉我们这样的弥天大谎，事实上，几乎是出于充满深情的焦虑，就像是为了让提出太多问题的孩子安静下来。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回归故里的渴切：难道我们没得到食物和床吗？我们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还缺什么？我们甚至不用干活儿。而他们呢，红军将士们，打了四年仗，赢得了这场战争，抱怨过不能退伍回家吗？

事实上，他们正在杂乱无章地回归故土，缓慢地，并且从表面来看，也是极为混乱的。我们曾经在卡托维兹车站羡慕地目睹了红军部队复员的景象。而这景象，再一次以不同的形式一天天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批批凯旋的大军不再乘坐列车，而是经由红房子前面的大路，以紧密或松散的队形，日日夜夜，每时每刻，从西向东行进。有些人步行经过，往往赤着脚，把他们的鞋挂在肩头以节省鞋底，因为路途是漫长的。穿着或不穿制服，武装或没有武装，一些部队精力充沛地唱着歌，另一些却面色铁青、精疲力竭。一些人在肩头背着口袋或手提箱，而另一些则拿着形形色色的物品：一把安乐椅、一盏落地灯、几把铜壶、一台收音机、一座摆钟。

一些部队乘着马车，或骑在马背上经过；还有一些部队，成群结队地，乘着汽车，以令人兴奋的速度经过，制造出可怕的噪声。一队队美国道奇卡车经过，车上挤满了人。有些人甚至挂在发动机罩和挡泥板上。其他卡车同样牵引着挤满乘客的拖车。我们看到一辆拖车只有三个轮子，一节松树树干被尽可能牢固地倾斜固定在第四个车轮的位置，作为一种临时手段支撑着车体，并沿着地面被拖曳着。随着树桩缓慢地被地面磨损，它也被一点点推到车身的下面，以保持车身的平衡。几乎就在红房子前面，这辆车剩下的三个轮胎中又有一个爆胎了，车上的乘客跳下车，大约有20人，把拖车推翻以清理道路，再挤上已经超员的卡车，在所有人的喝彩声中，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

也有其他不常见的车辆经过，总是挤满了人：农业拖拉机、邮政卡车、原本用于城市交通的上面还带着柏林站名的德国公共汽车。一些车辆已经坏掉了，被其他车辆或马匹牵引着。

大约在8月初，这支五花八门的大军令人难以察觉地更换了角色。马匹的数量渐渐超越了车辆。一周后，人们只能看到马匹，整条道路属于它们。被占领的德国的所有马匹一定都在这儿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马匹经过。它们无穷无尽，疲惫不堪，汗流浃背，饿着肚子，伴以成团的牛虻和刺鼻的动物臭味。一些姑娘坐在马背上，没有马鞍，光着双腿，被太阳晒得黝黑，头发蓬乱，用刺棒、喊声和鞭子驱赶着马匹。每个人都要驱赶上百匹甚至更多的马。每到傍晚，她们就把马赶离道路，赶到原野上和林子里，让它们自由自在地吃草，并一直休息到黎明。其中有驽马、良种马、骡子、母马带着还在吃奶的小马、患着风湿病的老马、驴子。我们很快意识到它们不仅数不清，而且它们的驾驭者也不在乎那些掉队的牲口，因为它们不是太疲劳，就是病马或跛马，或者在夜间走失。有这么多马，多一匹或少一匹到达目的地又有什么要紧呢？

但对于几乎已经18个月没吃过肉的我们来说，一匹马多多少少能让大家改善一下生活。开始去猎杀马匹的第一个人，当然，正是瓦列特拉诺。一天早晨，他来叫醒我们。他从头到脚沾满了鲜血，手里仍然紧握着他所使用的原始工具，用皮带把一块炮弹壳的碎片绑在一根带叉的棍子上。

通过我们所进行的调查（瓦列特拉诺不太擅长于用言语解释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他给了这匹很可能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马“致命一击”。这个可怜的畜生外观高度可疑。它口吐白沫，肚子像鼓一样膨胀。侧卧在草地上忍受着濒死的痛苦时，它一定整夜蹬着腿，因为它用蹄子在草地上蹬出了两个土褐色的深坑。但我们仍旧把它吃了。

从此，形成了几对狩猎者与屠马人的组合。他们不再满足于病马和迷路的马，而是选择最肥的马，将其引诱出马群，再在林子中杀了它。他们喜欢在第一缕晨光刺破夜色的时候动手。一个人用布蒙住马的眼睛，而另一个则在它的脖子上进行致命一击（并非每次都能得手）。

这是一个食物丰富到近乎疯狂的时期。每个人都有马肉吃，没有定额，免费。狩猎者为杀死一匹马所要求的最大回报不过是两三份标准配额的烟草。在森林里的每个角落，如果下雨，甚至在红房子的走廊和楼梯下面，男男女女都在忙着用蘑菇烹煮巨大的马排。正是这些马肉，让我们这些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没用几个月就恢复了体力。

苏军指挥部甚至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种掠夺。他们仅干预过一次，实施过一次惩罚。那时马队的迁移已经趋于结束，马肉变得稀缺，而价格开始上涨，一个恶棍甚至肆无忌惮地开办了一家真正的屠宰场，在红房子的一个阁楼上。俄国人对这家企业感到不满，认为它在卫生和道德层面上都是污秽的。罪犯被当众批评，被指责为“恶棍、寄生虫和投机者”，并被关了禁闭。

这不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出于含糊不清的原因，规定一个禁闭室每天发给三份伙食。这也许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返祖现象，借鉴了一个监室里必然长期关押三名犯人的历史时期，从而不管禁闭室里有九个犯人，还是一个，这条规定都不会有任何改变，饮食的定额标准都是三份。于是，这个违法的屠夫离开禁闭室的时候，经过10天的暴饮暴食，变得像猪一样胖，并充满了“生活的快乐”。

[1]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0）：电影女演员，1954年因其“闪耀而令人难忘的表演”而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2] 英担：重量单位，英制为112磅，美制为100磅。

假日

事情总是这样，我们肉体上饥饿的结束，暴露了我们精神上更深刻的饥饿。这不仅是对家乡的思念。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思乡之情不仅有着妥协，而且寄托在未来的希望上。我们感受到一种更迫切的渴望，渴望与人交往，渴望精神与肉体上的劳作，渴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

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度过的日子，假如能和工作日相互穿插，那我们一定会感到它是完美无缺的假日。但它强加给我们的懒散与闲适已经让我们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有几个人离开了红房子，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人生与冒险。说逃跑是不准确的，因为营区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哨兵，而且俄国人也没有清点我们的人数，或者说，没有认真清点过我们的人数。非常简单，他们向朋友们说一声再会就出发了。他们找到了他们所寻求的：他们看到了异乡的风土人情，他们到过远方，有些人到达了敖德萨或莫斯科，有些人到达了国境线。他们体会到孤零零的小村落的闭塞，农民们的热情好客，暧昧的风流韵事，尽职的警察那愚蠢的盘问，也体会到了更多的饥饿与孤独。几乎所有人都再次回到了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因为，尽管红房子周围没有铁丝网，但当他们试图穿过那条传奇般的边境前往西方时，却发现它戒备森严。

他们回来了，甘心将自己交托给我们这片被遗忘的土地。北欧夏日的白昼很长，早上三点天就亮了，而黄昏却不知疲倦地拖延到晚上九十点钟。在森林中远行，吃饭，睡觉，在池塘中充满风险的野浴，总是那些内容的聊天，对未来的憧憬，都不足以缩短这漫漫长日，不足以减轻它那与日俱增的重量。

我们试着接近俄国人，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那些精明而世故的俄国人（能说德语或英语）总是彬彬有礼而冷淡地对待我们，常常直率地打断一场谈话，似乎他们感到负罪或被刺探。而那些纯朴的俄国人，指挥部里那些17岁的士兵和附近的农民，语言障碍又将我们限制在初级和原始的关系上。

早晨六点钟，天早已经大亮，让人睡意全无。我拿着塞萨尔准备的一锅土豆走向一丛矮树。在矮树旁边，一条小溪潺潺流过。那是我们最喜欢的做饭地点，因为既有水，也有木柴。今天轮到我洗盘子和做饭。我在三块石头中间生起火。而我吃惊地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俄国人，矮小、结实，具有鲜明的亚洲人特征，也在像我一样准备生火做饭。他没有火柴，向我走过来，我猜他是想跟我借个火。他赤裸着上身，就穿着一条军裤，而他的神气让我有些担心。他的腰上别着一把刺刀。

我给了他一根着火的木棍。那俄国人接过它，却站在那儿带着可疑的好奇心看着我。他以为我的土豆是偷的吗？他打算抢走这些土豆么？要么，他把我错当成他所讨厌的某个人了？

不，他在为另一回事烦恼。他意识到我不会说俄语，而这让他烦恼。一个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不会说俄语，这意味着他不能说话。在他看来，这个事实带有一些无礼傲慢的味道，就像我断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事实上，他并没有恶意，他想帮助我，把我从这罪恶的无知中拯救出来。俄语是那么简单，每个人都会说，就算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会说。他坐在我身边。我还在为我的土豆担心，而小心地提防着他。但从他的表情来看，除了想给我补补课，他并没有其他念头。他不明白，也不接受我拒绝的态度。他想教会我说他们的语言。

唉，他可不是一位称职的老师。他既缺乏方法，也缺乏耐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还以为我能听懂他的解释和批评。如果他只教我说一些简单的名词，教学还算进行得顺利，事实上我还蛮享受这场游戏。他指着土豆说“Kartòfel”，然后用他那强有力的手掌抓住我的肩膀，食指抵着我的脸，像聋子一样认真倾听和等待着。我重复：“Kartòfel。”他做了一个恶心的表情——我的发音不对。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发音！他又尝试了两三次，然后失去了耐心，换了一个词。“Ogòn。”他说，指着火。这次不错，显然我的复述让他满意。他环顾四周，寻找着其他教学目标。接着，他紧盯着我，慢慢地站起身，似乎想对我催眠。突然，他飞快地抽出刺刀，在空中挥舞着。

我跳起来，朝着红房子拔腿就跑。真可惜了那些土豆。但没跑几步，我就听到背后响起可怕的大笑声——他的恶作剧成功了。

“Britva。”他对我说，手中的利刃在阳光中闪闪发光。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有些紧张。他像一位名副其实的侠士般用力一劈，利落地从旁边的树上砍下一根树枝。他让我看看那根树枝，说：“Dèrevo。”而我重复：“Dèrevo。”

“Ya russky soldàt。”（俄语：我是一名俄罗斯士兵。）我竭力模仿着他的话：“Ya russky soldàt。”又是一阵大笑，在我听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他是一名俄罗斯士兵，而我不是，这让我闹了笑话。他用令人困惑的方式向我解释这一点，嘴里滔滔不绝，先是指着我的胸膛，再指着他自己的，时而摇头，时而点头。他显然把我看作一个毫无价值的学生，一个不可救药的笨蛋。于是他回到自己的火边，任由我留在愚昧之中。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另一天，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遇见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一群意大利人围着一个大男孩般的俄罗斯水兵，他个头高挑，有着敏捷而飞快的动作。他在“讲述”战争中的一个片断。

但他知道人们听不懂他的语言，所以尽量运用一种对他而言几乎同语言一样自然（也许比语言更自如）的方式来讲述他的故事——用全身的肌肉，用脸上那早熟的皱纹，用那发光的眼睛和牙齿，用跳跃和姿势。他仿佛在表演一场充满了魅力与力量的“独舞”。

那是晚上，“noch”，手掌向下，他的手慢慢地围着他的身体移动。万籁俱寂，他把食指竖在鼻子下面，发出长长的“嘘”声。他眯起眼睛指着地平线：那儿，远处，德国人，“niemtzy”。多少人？五个，他用他的手指表示。“finef”，他用意第绪语补充着，进一步澄清他的意思。他用手在沙子上挖了一个小坑，在里面平放上五根小树枝，这些是德国人。之后第六根树枝指着旁边，“mashina”，机枪。德国人在做什么？他的眼睛闪烁着野蛮的喜悦：“spats”，他们在睡觉（这时他自己开始打鼾）。他们在睡觉，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大难就要临头。

他做了什么？这就是他做的：他小心翼翼地逼近，逆着风，像头豹子。然后，猛然一跃，跳入敌巢，拔出长刀。他重复当时的动作，完全深陷于狂喜当中。那场埋伏，那场残酷的混战，在我们眼前重现。那个人的面孔因紧张、狰狞的笑容而变形，他变成一阵旋风，前后纵跃，左右出击，时高时低，像一股致命力量的爆发。但这是一场头脑清醒的狂怒，他的武器（是真实存在的，从他的靴子里抽出的一把长刀）凶猛地刺、砍、挥，但同时保持着惊人的技巧，总是距离我们一英尺以外。

那水兵突然停了下来，慢慢地站起身。长刀从他的手中滑落。他喘着粗气，眼神变得空洞。他看着地面，似乎惊讶于看不到尸体和鲜血。他茫然四顾，重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便露出孩子般的羞涩微笑。“Koniechno。”他说。结束了。他慢慢走开了。

中尉的故事则相当不同，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和当时一样神秘。中尉（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不是出于偶然）是一个年轻而瘦削的俄国人，脸色发黄，总是皱着眉头。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地道，几乎不带俄国口音，甚至被人误以为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乡音。但是，与指挥部的其他俄国人相比，他对我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真诚和同情。他是我们唯一能够提问题的人：他为什么会说意大利语？他为什么会和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还要让我们在俄罗斯滞留四个月？我们是人质吗？我们已经被遗忘了吗？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意大利写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但是，面对这些铅一般沉重的问题，他的答案总是过于简单，含糊其词，表现出与他那并不很高的军衔不相称的自信与权威。我们注意到，即使他的上级在他面前也表现出一种古怪的顺从，就像他们害怕他。

他在俄国人面前，就像在我们面前一样保持着乖戾的冷漠。他从来不笑，不喝酒，不接受邀请，也不接受香烟。他很少说话，说话时每个字眼仿佛都经过仔细琢磨。刚见到他时，我们很自然地以为他是我们的翻译以及在苏军指挥部里的代表，但我们很快发现他的职责（如果他有职责的话，如果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凸显自身重要性的一种复杂方式）肯定与此不同。在他面前，我们更愿意保持沉默。在他那谨慎而有限的言辞中，我们发现他对都灵和米兰的地理分布非常了解。他去过意大利吗？“没有。”他简单地回答，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公众健康非常不错。医务室里的病人很少，而且总是那么几种病——疖子、常见的臆想出来的疾病、几例疥癣、几例结肠炎。一天，一个女人来了，抱怨各种含糊的机能失调：恶心、背痛、头晕、盗汗。列奥纳多对她进行了检查，发现她身上布满了青肿的伤痕。但她告诉我们不要在意，那是她自己从楼梯上跌下来摔的。医务室的诊断设备不足。仅仅使用这些设备，难以进行详细的诊断，但通过一系列检查，根据我们中众多妇女的先例，列奥纳多告诉病人，她可能已经怀孕三个月了。那女人没有表现出高兴、痛苦、惊讶或气愤。她接受了这个诊断结果，感谢了列奥纳多，却没有离开。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一言不发，就像在等人。

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的黑发姑娘，大约25岁，令人感到亲切、质朴，柔顺而茫然。她并不十分漂亮、动人，说话时带着托斯卡纳人那柔和的变音。而无论是她的面孔，还是她说话的方式，我都不陌生。

我肯定曾经在什么地方遇到过她，但不是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我心中隐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是时光错位，但我却无法确定。用一种难以言表却迫切的方式，我把这个女性形象与相互纠缠的一系列强烈情感联系在一起：自惭形秽而保持距离的仰慕，感激、沮丧、恐惧，甚至抽象的渴望，但最重要的是一种难以确定的深切痛苦。

她仍然安静地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丝毫没有急躁的迹象，我问她是否还需要什么，或者我们还能帮她做点什么。已经没有其他病人，医务室就要关门了。“不，没有，”她回答，“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这就走。”

弗洛拉！那朦胧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凝结成明确、清晰的场景，充满了对时间、地点、色彩、精神状态、气氛和气味的细节回顾。她是弗洛拉：布纳工厂地下室里的意大利人，来自纳粹集中营的女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她是我和阿尔贝托的梦中女神，无意中象征着一种迷失和那意料之外的解放。弗洛拉，最后一次看到她只是在一年前，但就像过了一个世纪。

弗洛拉曾经做过妓女，后来在德国加入了托特组织。她不会德语，也没有学过任何手艺。于是她被安排在布纳工厂打扫地板。她整天疲倦地干着活儿，不和其他人说上一句话，总是低着头看着她的扫帚，永无休止地工作。似乎没有人在乎她。她干活儿时很少上楼，几乎就像是害怕日光。她没完没了地打扫地下室，从上到下，然后重新开始，就像一个梦游者。

在布纳工厂，她是我们几个月中见到的唯一女人，而且她和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但我们囚犯被禁止和她说话。在我和阿尔贝托的眼中，她是美丽而神秘的，远非肉体凡胎。尽管有禁令，我们还是会鬼鬼祟祟地和弗洛拉说上几句话。而禁令更让我们感受到违反规定的刺激，为我们之间的相会增添了几分魅力。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意大利人，并向她要面包。我们并不想向她要食物，也意识到这样做会贬低我们的身份，也有损于这珍贵的人类沟通的性质。但毫不妥协的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弗洛拉常常给我们带来面包，带着慌乱的神气把它交给我们，在地下室漆黑的拐角，眼中噙着泪水。她为我们感到伤心，愿意以其他方式帮助我们，但不知道怎么去做，并感到害怕。像一只毫无自卫能力的小动物，她害怕所有的东西。也许甚至害怕我们，尽管不是直接的，但我们也构成了这个陌生而不可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个世界让她远离故土，迫使她拿起扫帚，将她指派到地面之下，去打扫早已打扫过百遍的地板。

我们心中充满了不安、感激和羞耻。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邋遢的外表并为此感到痛苦。阿尔贝托，经常整天在营区游荡，像警犬一样时刻盯着地面。就这样，他捡到了一些有趣的零碎东西。他不知在什么地方捡到了一把梳子，并郑重其事地把它送给弗洛拉（她不像女犯一样剃光头发）。在这件事后，我们感到仿佛有一根清白的纽带把我们系在了一起。而我们在夜里会梦见她。结果，当有证据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不得不承认弗洛拉还在和其他男人约会时，我们非常难过，感到掺杂着嫉妒与幻灭的那荒唐而强烈的情感。在哪儿？怎么约会？和谁？在最简陋的地点，并不远，就在一堆干草上，在由德军合作社和一些波兰囚犯队长在地下室建立的秘密养兔场里。以最缺乏魅力的方式，并不需要什么：一个眼神，专横地点点头，弗洛拉就会放下她的扫帚，温顺地跟在那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身后。几分钟后，她一个人回来，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避开我们的目光，开始拿起扫帚接着扫地。在这个悲惨的发现之后，弗洛拉的面包在我们口中变得苦涩，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接受和吃掉它。

我并没有向弗洛拉表明我的身份，这对她和我自己都好。面对着在布纳工厂的自我，面对着记忆中的这个女人，面对这次转世轮回般的重逢，我感到自己改变了，彻底脱胎换骨，就像一只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我感到肮脏、破烂、疲劳、不堪重负、因为长时间的期待而精疲力竭，不过我年轻，精力充沛，巴望着未来。但弗洛拉没有改变。现在她和一个来自贝加莫（Bergamo）的补鞋匠一起生活，不是作为妻子，而是作为奴隶。她为他洗衣做饭，低眉顺眼地跟在他身后。那男人，像牛一样强壮，却像猴子一样愚蠢，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稍有怀疑就残暴地殴打她。因此她满身伤痕。她偷着跑来医务室，而现在不敢出去，怕遇见她那生气的主人。

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没人对我们有任何要求，没人强求我们去做某事。我们没有任何压力，我们也不需要为了任何事情而被迫保护自己。我们感到就像河滩上的淤泥般懒洋洋的，提不起力气。在这迟钝而太平的日子里，苏军电影放映卡车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它一定是个流动的单位，在前线或供给线上为部队放映电影。而现在它正准备回归故里。它包括一台放映机、一台发电机、一批电影胶片和放映电影的人员。它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停留三天，每晚为我们放映电影。

电影在剧院大厅放映。那里非常宽敞，锈迹斑斑的长椅替代了被德国人拆除的座位。只是这些长椅在剧场地板上难以保持平衡，因为剧场的地板是倾斜的，从银幕前一直上升到顶层楼座。顶层楼座也是倾斜的，简化为窄窄的带状。红房子那些异想天开的神秘建筑师们一时心血来潮，把顶层楼座最高的地方分割成一个个不通风、不透亮的小房间。这些房间的门朝向舞台敞开。我们中的那些单身女人就住在这里。

第一天晚上，放映的是一部奥地利老电影。它本身是一部平庸之作，丝毫引不起俄国人的兴趣，却唤起了我们意大利人的情感共鸣。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和间谍的无声电影，有德语字幕。更准确地说，它表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前线上的一个故事。

正如“一战”同盟国所制作的同类电影一样，这部电影的叙事风格简单而直白，表现手法肤浅而夸张：军队的荣光、神圣的前线、将士们伟大的英雄主义（但他们却像大姑娘一样爱哭），以及白刃战那荒诞的激情。

只是它完全歪曲了事实：奥匈帝国的军官和士兵，都高贵而坚定，英勇而具有骑士风度，有着坚忍的战士般情感细腻的形象，或者像农民一样粗糙而诚实的面容，第一眼就会唤起观众的共鸣。而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一群粗俗的傻瓜，个个带有惊人而可笑的身体缺陷：他们斜视、肥胖、肩头狭窄、罗圈儿腿、额头狭窄而倾斜。他们懦弱而凶残，残忍而愚蠢。意大利军官长得就像一个个脂粉气的娘娘腔，带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壶形帽，就像我们在卡多尔纳[1]和迪亚兹[2]将军的画像上看到的帽子。士兵们不是尖嘴猴腮，就是肥头大耳，戴着我们父辈那沉重的头盔，不是戴得歪歪斜斜，就是奸诈地拉下来挡住眼睛，以隐藏他们的眼神。

影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在维也纳的一名意大利间谍，是一头奇怪的“喀迈拉”[3]，一半像邓南遮[4]，一半像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5]。他的个头过于矮小，而不得不仰视每个人。他带着一副单片眼镜和蝶形领结，像一只小公鸡般迈着傲慢的大步在银幕上走来走去。回到意大利前线后，他冷酷地指挥枪杀了10名无辜的蒂罗尔（Tyrol）平民。

目睹我们自己被塑造成被所有人仇恨的可憎“敌人”，让我们意大利人感到如此不习惯，如此灰心丧气，以至于观看这场电影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喜悦心情——这喜悦中掺杂着不安，发人深省。

第二天晚上要放映的是一部苏联电影，而观众们开始激动起来。对于意大利人，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部苏联电影。而对于俄国人，这部电影的片名预示着它是一部战争片，充满了动作和枪战。消息飞快地传开来。远近驻地的苏联士兵都出乎意料地赶来了。他们挤在剧院门外，随着大门打开，他们就像洪水决堤一样涌进大厅，吵吵嚷嚷地爬上长椅，相互激烈地推搡着。

这部电影情节朴实而并不复杂。一架苏军飞机被迫降落在前线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山区。那是一架轻型两座飞机。机上仅有一位飞行员。就在他修好了飞机引擎并正准备起飞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显要人物来了。那是一位包着头巾的阿拉伯酋长，显得极为可疑。他谄媚地连连鞠躬，并向飞行员致以东方式的敬礼。他恳求飞行员能带上他。就算傻瓜也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危险的恶棍，很可能是个走私犯、持不同政见的领袖或外国特务。但在电影里，那个飞行员却毫无顾忌地慷慨，在他唠唠叨叨的乞求中做出了让步，让他坐在飞机的后座上。

飞机起飞了，电影中出现了一些壮丽的全景镜头，山峦起伏，冰川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认为那是高加索山脉）。这时，那酋长就像一条毒蛇，鬼鬼祟祟地从长袍下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抵着飞行员的后背，命令他改变航线。飞行员甚至没有转过头，而是电光火石般地打定了主意，驾驶飞机急翻了一个筋斗。酋长在座位上崩溃了，因恐惧和眩晕而不知所措。但飞行员没有趁机把他制伏，而是继续平静地飞向目的地。过了一会儿，在更壮观的山景之后，匪徒恢复了镇定，他靠近飞行员，举起手枪，再一次试图改变航线。这次飞行员进行俯冲，骤降几千英尺，朝着险峻而可怕的山峰和峡谷冲去，酋长昏了过去。飞机重新回到了正常的高度。就这样继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酋长进行各种威胁，而飞行员则不断做出各种特技飞行动作。在影片最后，这个宛如九条命的猫似的阿拉伯酋长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飞机开始打旋。白云、山脉、冰川都围绕着飞机猛地旋转起来，直到最后飞机安然无恙地降落在预定的机场。无精打采的酋长被戴上了手铐，而那个飞机员却像玫瑰花一样生机勃勃，没有受到一点儿伤害。骄傲的首长和他握手，并当场晋升了他的军衔。一位似乎早已等待着他的姑娘羞涩地亲吻了他。

观众中的苏军士兵喧闹地关注着这场愚笨的阴谋，为其中的英雄喝彩，也大声咒骂着那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但任何喧闹都无法与第三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

第三天晚上准备上演《飓风》（Hurricane），20世纪30年代一部相当不错的美国电影。一位波利尼西亚水手，一个现代版的“高贵的野蛮人”[6]，一个朴实的人，强壮而温和，在酒吧里遭到了一群醉醺醺的白人的恶意挑衅，并导致其中一个醉鬼受了轻伤。道理显然在他这边，但没人为他做证。他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可悲的是，由于人们难以听懂他的语言，他被判处一个月的徒刑。他只在监狱里待了几天，不仅因为几乎如动物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拘禁生涯的难以忍受，最重要的是，他感到，他知道，不是他，而是白人违反了法律。如果这就是白人的法律，那这法律是不公正的。他打倒了一名守卫，在枪林弹雨中逃脱了。

现在这个温和的水手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罪犯。他在整个群岛处处受到通缉。但搜捕是徒劳的，因为他已经悄悄回到了他的村子。他再次落到了警察手中，被送到一个遥远的小岛上服苦役，忍受着奴役和折磨。他再次逃走，从一处险峻的悬崖跳进大海，偷到一条独木舟，向着他的家乡航行了好几天。没有水，没有食物，他精疲力竭地到达了目的地，就在这时，片名所预示的飓风即将降临到他的家乡。这场飓风立刻猛烈地爆发了，而这名水手，正如一位杰出的美国英雄，孤身对抗着飓风，不仅拯救了他的女人，也拯救了教堂和牧师，以及所有以为教堂能为他们提供庇护的信徒。他恢复了名誉，心爱的姑娘陪在他的身边，一起迈向幸福的未来，而太阳从渐渐消散的乌云中投下阳光。

这个故事，属于典型的个人主义，通俗易懂，叙事合理，激起了俄国人排山倒海般的热情。在放映前一小时，狂暴的人群（电影海报上画着一个衣着暴露的波利尼西亚漂亮姑娘，而这吸引了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敲打剧场的各个入口。他们几乎全是年轻士兵，带着枪。显然这个巨大的剧场无法容纳所有人，哪怕站着。正因为如此，他们顽固地用手肘互相推搡着，以争夺入场的最佳位置。有人摔倒了，被人群踩伤，第二天送到医务室来。我们原以为他会骨折，没想到只有几处瘀肿——一个硬骨头的家伙。很快门就被打破了，门扇的碎片被人们当作棍棒。当电影开始放映时，紧紧挤在剧场里面的人群已经处于高度兴奋和好斗的状态。

似乎在这些观众眼中，影片中的人物不仅仅是银幕上的投影，而是有血有肉的朋友或敌人，近在咫尺。水手的每次冒险都受到人群的喝彩。剧场里响起一阵阵喧闹的欢呼声，冲锋枪危险地在头上挥舞。警察和狱卒遭到狗血淋头的痛骂，人们高喊着“放开他”“滚开”“我会收拾你”“把他们都干掉”。在第一次逃跑后，这个筋疲力尽并受伤的逃亡者再次被捕，更糟的是，受到约翰·卡拉丁[7]那呲牙咧嘴的嘲笑与挖苦。观众们爆发了。人们站起来高声叫喊，慷慨地为这个无辜的人辩护，一波复仇者杀气腾腾地逼近银幕，却立刻遭到喝骂。那些头脑稍稍清醒或希望看到影片结局的人们阻止了他们。随着特写镜头中，反面人物那超大号的面孔呈现在发亮的银幕上，石头、土块、被推倒的门扇的碎片，甚至一只军靴飞向了银幕，雨点般准确地落在他那可憎的脸上。

轮到那漫长而有力的飓风场景时，一场巫妖狂欢开始了。人们能听到仍被困在人群中的几个女人的惊声尖叫。一支长杆出现了，接着是另一根，在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在我们头顶传递着。一开始，我们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随后弄清楚了他们的目的。那些没能进入剧场的俄国人在外面制造了一场骚乱。他们很可能想利用长杆攀登到意大利女眷们充当闺房的顶层楼座。

长杆立了起来，靠在楼厅上，一些头脑发热的家伙脱下靴子，开始向上爬，就像他们在市集上爬抹油的长杆一样。从这时起，这竞相攀爬的奇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没有人注意银幕上放映的电影。这些野心家只要爬到人潮之上，就会有10只或20只手抓住他的脚，把他拉下来。人群分成了支持派和反对派。一个胆大的家伙设法摆脱人群的纠缠，用双臂攀援上去，另一个人紧随其后爬上了同一根长杆。几乎爬到了楼厅的高度，两个人却自己打了起来，下面的人抓着上面的人的脚后跟，而后者则胡乱踢着腿来自卫。与此同时，在楼厅上能够看到一群意大利人的脑袋。他们急忙爬上红房子那扭曲的楼梯以保护被围攻的女人。这群守卫者推翻了那根长杆。杆子摇晃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着垂直的平衡状态，然后，就像被樵夫砍倒的松树一样，连同上面依附的两个人，轰然倒在人群当中。就在这时，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指挥部机智的干预，放映灯突然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剧场中的人群发出可怕的喧闹声，所有人都在叫喊着、咒骂着、欢呼着。人们纷纷跑出剧场，涌进那月光皎洁的夜色之中。

让所有人遗憾的是，电影放映队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第二天晚上，俄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试图侵扰妇女居住区，这次是通过房顶和排水沟。在这次事件之后，一支意大利人夜间志愿巡逻队成立了。而且，作为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那些原本居住在顶层楼座的女人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女性聚居区，一个集体宿舍，少了一些私密性，却更安全。

[1] 路易吉·卡多尔纳（Luigi Cadorna，1850—1928）：意大利陆军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意军总参谋长。

[2] 阿曼多·迪亚兹（Armando Diaz，1861—1928）：意大利国防大臣、元帅。

[3] 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喷火妖怪，后比喻多种元素的拼合、嫁接，杂种。

[4]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又译丹农雪乌，1863—1938）：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民族主义者。代表作有《初春》《新歌》《阿尔奇奥内》等，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19年曾率军占领阜姆。

[5] 疑为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Victor Emmanuel Ⅲ，1869—1947）：意大利国王、阿尔巴尼亚国王，他接受自由派内阁，默许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分子攫取政权后，他成为墨索里尼的傀儡。1946年逊位，意大利实行共和国制以后与其子流亡国外。

[6] 高贵的野蛮人：一种理想化的土著、外族或他者，也是一种文学著作中的定型角色。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约翰·德莱顿的英雄诗剧中。

[7] 约翰·卡拉丁（John Carradine，1906—1988）：美国演员。

剧场

大约在8月中旬，我们和俄罗斯人之间有了一个“契合点”。尽管有着近乎专业的保密措施，但整个营区都知道了“罗马尼亚人”在排练一场时事讽刺剧，并得到了苏联当局的同意和批准。他们在剧场排练。这时剧场的门已经尽量修复了。门外安排了警戒哨，禁止一切闲杂人等进入。在这场表演中，有一场踢踏舞：表演者具有专业素养，是一位极为认真尽责的水手。他每晚进行练习，由一个专家和顾问组成的小组负责指导。而踢踏舞本身会产生响亮的声音。中尉正好经过，听到那富有节奏感的响声，就强行进入剧场（而这显然超越了他的权力）。他观看了两三次排练，由于有旁观者在场，他没有贸然放下平时习惯性的拘谨作风，没有放下他那密不透气的神秘面具。但事后，出人意料地，他突然通知组委会：在业余时间里，他酷爱踢踏舞，而且非常希望学习跳踢踏舞。所以他邀请，事实上是命令舞蹈演员，给他上几堂课。

我对这些课程非常好奇，就从红房子后面偷偷溜进剧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看着他们上课。中尉是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好的学生：非常认真、乐意学习、态度顽强，而且有着身体上的天赋。他跳舞时穿着制服和皮靴，每天跳上整整一个钟头，不允许他的老师或自己有片刻的休息。他取得了非常快速的进步。

一周后，当这场讽刺剧开始公开表演的时候，其中的踢踏舞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老师和学生一起跳舞，完美无缺，具有毫无瑕疵的对应性和同步性。老师，眨着眼，微笑着，穿着妇女们制作的极为华丽的吉卜赛服装。中尉，神情庄重，态度倨傲，眼睛一直看着地面，似乎正在表演一场献祭的舞蹈。当然，他穿着制服，胸前挂着闪闪发亮的奖章，腰带上挂着他的手枪皮套。

他们赢得了观众们的喝彩。同样赢得喝彩的还有其他几个较为传统的节目（来自经典保留节目《维吉乌的消防队员们》[1]中的几首那不勒斯歌曲；一幕短剧，表现了一位情人不是用一束花，而是用“ribba”，我们日常那腥臭的鱼，征服了姑娘的芳心；合唱《山》，由安弗德本先生领唱）。而两个相当新颖的节目赢得了热烈的，也是应得的，喝彩。

一个大胖子迈着犹豫的步子走上舞台，两条腿分得很开，戴着面具，全身裹着厚厚的衣服并被捆扎起来，就像著名的米其林先生。他像运动员一样向观众们致敬，把双手举过头顶拍着手。同时，两名助手非常吃力地把一个硕大的装备滚到他的身边。这装备由一根棍子和两个轮子组成，就像举重运动员用的杠铃。

他弯下腰，抓住棍子，绷紧全身的肌肉，但杠铃纹丝不动。然后他脱下他的斗篷，细心地把它叠起来，放在地上，准备第二次试举。这一次杠铃仍然无法离开地面，他脱掉第二件斗篷，把它放在第一件旁边。就这样，他露出一件件斗篷，民用斗篷、军用斗篷、雨衣、教士法袍、厚大衣。运动员显然一点点瘦下去，舞台上放满了他的衣服，但那杠铃就像在舞台上生了根。

脱完大衣之后，他开始脱各种各样的上衣（其中有一件纳粹集中营囚徒穿的条纹上衣，以纪念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然后是大量的衬衣。他每脱一件衣服就带着一丝不苟的严肃劲试着举起杠铃，失败时也没有露出丝毫的急躁或惊讶。然而，在脱下第四件或第五件衬衫的时候，他突然停下了。他仔细看着那件衬衫，先是离着一臂远，然后凑到眼前端详，用猴子般灵活的动作在衣领和衣缝间搜寻着，接着用大拇指和食指挑出了一只想象中的虱子。他仔细观察着它，眼神中流露出恐惧，轻轻地把它放在地上，在它周围用粉笔画了一个圈，转过身去拿杠铃。那杠铃突然间变得像羽毛一样轻，被他用一只手拿了起来，干净利落地把那只虱子打得粉身碎骨。

在这个短暂的插曲之后，他接着脱下一件件衬衣、裤子、袜子和腰带，神情沉着而严肃，并徒劳地试图举起杠铃。最后，他穿着短裤站在台上，周围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衣服。他摘下了面具，大家立刻认出了他，是富有同情心而受人欢迎的厨师格里达库格，瘦小枯干，活跃而忙碌的家伙。塞萨尔给他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斯堪那格里洛”（蟋蟀屠夫）。剧场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斯堪那格里洛疑惑地四处望着，然后，就像突然患上舞台恐惧症，拿起他那很可能是用厚纸板做的杠铃，把它夹在腋下，蹦蹦跳跳地跑下台。

另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节目是歌曲《三角帽》（Three-Cornered Hat）。这是一首完全没有意义的歌曲，歌词只是一首来来回回重复的四行诗（“我的帽子有三个角——三个角在我的帽子上——要是它没有三个角——那它不是我的帽子”），而且这首歌的曲调非常平庸，缺乏明显的民族风格，没有人知道这曲子出自哪里。不过，它的突出之处在于，在每次重复歌词时，演唱者们都会省略四行诗中的一个单词，由姿势来代替：手掌微凹，放在头上代表“帽子”，用拳头碰触胸膛表示“我的”，十指上翘并拢聚在一起，以表现锥体的表面，代表“角”，等等。到最后，歌词中只剩下一些不能用姿势来表现的冠词和连词，或者，换句话说，完全通过富有韵律的姿势无声地表现歌词。

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罗马尼亚人”中，某个人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戏剧的天赋。通过他们的表演，这首幼稚而怪诞的歌曲转变成一场寓意晦涩的邪恶舞剧，充满了象征和令人不安的共鸣。

一支小型管弦乐队开始用低沉的声音演奏起那陈腐的主题音乐。俄国人提供了乐器，让“罗马尼亚人”成立了这支乐队。缓慢地伴随着节奏摇摆，三个梦魇般的形象登上舞台。黑色斗篷包裹着他们的身体，黑色罩帽盖住了他们的头颅。罩帽下猛然出现三张面孔，尸体般的面孔，衰老，惨白，有着深深的青灰色的皱纹。他们迈着迟缓的舞步走上舞台，手上拿着三支没有点燃的蜡烛。他们看似动作缓慢，却总能跟上音乐的节奏。他们就这样走到舞台正中，像老年人一样困难地向全体观众鞠躬，慢慢地弯曲他们那僵硬的关节，带着小小的令人担心的痛苦。弯下腰再重新直起身，他们用了整整两分钟。这两分钟让所有观众都充满了痛苦。他们痛苦地重新站直身体，乐队停止演奏，这三个幽灵用嘶哑而颤抖的声音开始唱起那愚蠢的诗节。他们唱着，每次重复歌词时，都会用某个动作来代替其中的某个单词。这样，歌曲中空白的地方越积越多，就像从他们的身体里抽走了生命和声音。随着一面大鼓那催眠似的低沉鼓声对节奏的强调，瘫痪缓慢而不可避免地降临了。到最后一次重复，乐队陷入一片死寂，无论歌手还是观众，都感受到极度的痛苦，死亡般的悸痛。

随着演唱结束，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起哀伤的旋律。三个角色，以最后的努力，四肢颤抖着，再次向观众鞠躬。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再次努力站直了身体，晃动着手中的蜡烛，随着一阵迟缓而可怕的死亡舞蹈（不过他们总能跟上节奏），他们永远地消失在幕布之后。

这场《三角帽》让人们屏住了呼吸，每天晚上，这个节目之后没有满堂的喝彩，而是更富有深意的沉默。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这古怪的表面之下，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梦的沉重呼吸——这是每个人心中的梦，当劳作与折磨不复存在，再没有任何东西阻隔在人与自我之间时，从懒散的流亡生活中所衍生的梦。也许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本身的空虚与毫无价值，看到了沉睡的理智所产生的心魔那佝偻扭曲的影子。

即将登场的下一个节目的寓意，则更无伤大雅，事实上，是天真而滑稽的。从题目就已经非常显而易见，《无魂者的海难》（The Shipwreck of the Spiritless）。我们就是失去灵魂的人，我们这些迷失了回家之路的意大利人，我们这些渐渐习惯了懒惰而无聊的流亡生活的人。那荒岛便是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而食人族显然代表着指挥部的俄国人。百分之百的食人族，他们赤身裸体登上舞台，身上装饰着各种纹饰，嚷嚷着一些原始的、难以听懂的土话，血淋淋地生吃人肉。食人族的酋长住在用树枝搭成的棚子里。一个白皮肤的奴隶，总是趴在地上作为酋长的座椅。在酋长的胸前，挂着一个巨大的闹钟。它并非用来看时间，而是占卜吉凶的法器，左右着酋长的行政决策。掌管营区的中校同志，一定是个风趣的家伙，要么极为宽容，要么昏庸无能，竟然允许如此尖刻地讽刺他的手下和指挥部。或者，也许，再一次，它是由于俄国人那古老而有益的漫不经心，由于奥勃洛莫夫[2]式的粗心大意。在俄罗斯历史上的每段幸福时光，在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发现这种性格特征。

事实上，至少有一次，我们心中闪过一丝怀疑——怀疑指挥部没有理解这部讽刺作品的寓意，或者为它的决定而深感后悔。在《海难》的第一次演出之后，红房子里所有的魔鬼都在午夜时分逃了出来，在宿舍中叫喊着，喧闹着，在门口抱怨着，一道道命令，用俄语、意大利语或糟糕的德语传递着。我们这些来自卡托维兹的人，已经见识过类似的动乱，只是有些不安。而其他人则惊惶失措（尤其是那些“罗马尼亚人”，正是他们写了剧本）。俄国人马上就要报复的谣言不胫而走，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俄国人已经考虑把我们送到西伯利亚去。

中尉作为中间人，在这时候甚至看起来比平时更忧郁而阴沉。他转达着俄国人的命令：紧急起床，穿好衣服，在大楼里的一个曲折的走廊里排队站好。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我站在排尾，周围没有人知道排头从哪里开始。整个队伍没有向前移动过一步。除了报复《无魂者的海难》的可能性，各种最草率的假说在行列中传递着：俄国人决定搜捕法西斯分子，他们正在森林里搜捕那两个姑娘，他们要对我们进行性病检查，他们正在招募去集体农庄工作的人，他们正在寻找专业人士，像德国人一样。这时，我们看到一个意大利人喜气洋洋地经过。他说：“他们正在发钱！”并晃晃手里的一叠钞票。没有人相信他的话，但之后第二个、第三个人也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我们一直没能彻底弄明白这件事（不过，谁又能弄明白我们为什么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以及我们在这儿做什么？）。根据最合理的解释，很可能我们的身份等同于战俘，至少在一些苏联部门的眼中是如此，所以苏联政府应根据我们工作的天数给予我们补偿。但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计算工作天数呢？（我们中几乎没有人为俄国人工作过，无论是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还是之前。）他们为什么给孩子们发钱呢？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在凌晨两点至六点间，乱哄哄地进行这个仪式呢？——所有这些问题注定成为未解之谜。

俄国人发放的薪水从每人30卢布到800卢布不等。这要么是根据神秘的计算标准，要么就是随意发放的。这并不是一笔巨款，但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这相当于几天放纵而舒适的日子。在黎明时分，我们回到床上，对这件事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没人明白这是一个好兆头，是遣返回国的前奏曲。

从那天起，尽管没有官方的正式通知，但开始出现各种迹象。微弱、模糊、稍纵即逝的迹象，但足以让我们感到某件事终于开始推进，某件大事即将发生。一队年轻的苏联士兵抵达红房子，有着娃娃脸和迷茫的神情。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奥地利来，而很快将不得不再护送一批外国人，但他们不知道去哪儿。在一个月毫无作用的请愿之后，指挥部开始给所有需要的人分发鞋子。最后，中尉失踪了，仿佛进了天堂。

整件事情都非常含糊，而不是稍稍有些不确定。就算承认我们即将离开红房子，但谁又能保证是遣送我们回国，而不是送到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呢？我们和俄国人长期打交道的经验迫使我们用极度的疑虑来稀释我们的希望。季节的更替更增加了我们的不安。在9月的第一周，天空乌云密布，天气变得又冷又潮，而第一场秋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这颠沛流离的处境。

道路、草地和原野都变成了荒无人烟的泽国。大量雨水从红房子的屋顶漏下来，在夜里无情地打湿我们的被褥。但从没有玻璃的窗户进来的水更多。我们都没有厚实的衣物。在村子里，我们看到农民从森林里带回成车的木柴和树枝。还有一些农民忙着修补他们的房屋。所有的村民，哪怕是妇女，都在修补靴子。从他们的房子刮来的风带来了一丝警告的意味。潮湿的新鲜木头燃烧的味道，步步逼近的冬天的味道。又一个冬天，第三个冬天——而这是多少可怕的冬天啊！

正式通知终于下达了——我们要回国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在异国他乡那漫长的漂泊终于要结束了。它以两种不寻常的新颖方式，来自两个不同的阵营，令人信服而直白，驱散了所有的担心。它来自剧场，并通过戏剧的形式。它也来自那泥泞的大路，由一位陌生而显赫的信使带来。

那天晚上，天下着雨，在拥挤的剧场里（在滑进潮湿的被窝之前，我们在晚上还能干什么呢？）正在演出《无魂者的海难》，也许是第九次或第十次。《海难》成了一道粗糙却美味的精神大餐，通过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尖锐而善意的影射而充满活力。我们每场戏都不会错过，聆听着每句台词，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它耳熟能详。每次演出时，当看到甚至比平常更加野蛮的坎特雷拉为俄罗斯食人族定做了一口巨大的铁锅，用于烹煮失去灵魂者中的那些带头的权贵大员时，我们都难以开怀大笑。而在最后一幕，随着船的到来，便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它那沉重的讽刺。

因此，在这幕场景中，显然不得不在地平线上出现一艘船，而所有的演员在荒凉的沙滩上笑着、喊着。此刻，正当他们中的长者，一位因长久的等待而弓腰驼背、白发苍苍的老人，指着海面喊道：“一艘船！”正当我们喉咙哽咽着，准备迎接最后一幕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然后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床上的时候，突然，随着一声巨响，我们看到食人族酋长，一位名副其实的“解围之神”[3]，直掉在舞台上，仿佛从天而降。他扯掉脖子上的闹钟、鼻环和头上的羽毛，震耳欲聋地喊着：“我们明天出发！”

我们大吃一惊，一开始并不明白他的话。这也许是一个恶作剧？但那野蛮人接着叫喊着：“我说的是实话，这不是演戏，这回是真的！电报来了，明天我们都回家！”这次是我们意大利人，观众、演员、舞台管理人员，欢呼起来。

一时间，吓坏了在场的俄国人。他们还没明白这一幕是怎么回事——它并不在剧本里。我们混乱地涌出剧场大厅，一开始，大家纷纷热切地相互询问，却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这时，我们看到了中校。他被一群意大利人包围着，频频点着头。而我们明白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我们在树林里生起火，没有人睡觉。我们载歌载舞地度过了这个晚上剩余的时光，回忆着过去的冒险，缅怀着逝去的同伴——因为上天并没有赐给人们享受未受沾染的幸福的权利。

第二天早晨，就像蜂群即将离巢的蜂窝，红房子里满是嘈杂声。就在这时，我们看到沿着公路开来了一辆小轿车，而这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尤其它并不是一辆军用汽车。它慢慢地行驶到营区前面，转弯，驶进操场，停在了那奇形怪状的大楼前面。我们看到这是一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汽车，菲亚特500A，Topolino，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车的悬架可怜地变了形。

它停在红房子的入口前，立刻被一群好奇的人包围了。一个独特的身影极为费劲地钻出车子。他的形象一点点地展现在我们眼前。那是一个非常高大、肥胖、脸色红润的人，穿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制服——一位苏联将军，一位军团司令，一位元帅。随着他的整个身体终于钻出车门，那渺小的车体升高了整整六英寸，而那些弹簧似乎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说，那个人的身体比那辆车都大，真让人想不通他是怎么钻进车子的。他从车内拿出了一件黑色物品，展开它。那是一件斗篷，从两个长长的木头肩章一直垂到地面。他用轻松熟练的动作（这证明了他对这件斗篷的熟悉程度）把它披在身后，系在肩头，结果他那引人注目的身材显得更加魁梧而突出，原本健壮的体形现在则显得生硬而笨拙。从后面看，这个人就像一码宽、两码高的长方形纪念碑。在两排困惑的人群中间，他迈着堂皇的大步向红房子走去。这些人整整比他矮了一头。像他这么宽，怎么才能通过门口呢？但他把两个肩章向后弯，就像两个翅膀，然后走了进去。

坐在一辆快要散架的廉价而古老的小汽车里，孤身穿过泥泞的原野，如天神下凡般降临红房子的这位信使，正是铁木辛哥[4]元帅本人，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布尔什维克革命、卡累利阿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当地苏军为他召开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会，但只持续了几分钟。他再次走出大楼，在草地上，在煮着鱼的大锅和晾晒的衣服中间，与我们意大利人随和地聊天，就像《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举止粗鲁的库图佐夫[5]。他能和“罗马尼亚人”流利地说罗马尼亚语（因为，事实上，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比萨拉比亚人）。他甚至知道一点儿意大利语。潮湿的风弄乱了他的白发。而他那属于一个士兵、一个嗜好吃喝的人那黝黑而红润的面孔与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们，消息完全是真实的。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非常快：“战争结束了，每个人都要回家。”护卫队准备好了，路途上的给养准备好了，相关文件也准备好了。几天内，火车会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车站等着我们。

[1] 《维吉乌的消防队员们》（I Pompieri di Viggiu）：流行歌曲集，源于“二战”时期。——原注

[2] 《奥勃洛莫夫》（Oblomov）：发表于1859年的长篇小说，俄国小说家冈察洛夫的代表作。小说生动地塑造了奥勃洛莫夫这个“多余人”的形象，他善良、正直，对令人窒息的现实不满，追求宁静生活。但他不想行动起来改变现实，也不愿从事任何具体事务。这部小说被公认为描绘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经典作品。

[3] 解围之神：指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难题解决，令故事得以收拾。通常利用起重机或升降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载送至舞台上。

[4]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Semyon Konstantinovich Timoshenko，1895—1970）：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时苏联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两次获得苏联英雄荣誉称号。

[5] 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Mikhail Illarionovich Golenishchev Kutuzov，1745—1813）：俄国元帅，著名将领，军事家，1812年曾率领俄国军队击退拿破仑的大军，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

从施塔理耶达尔罗依到雅西

像野蛮人在剧场所说的，我们没有在字面意义上的“明天”动身。但没有人真正为此感到惊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我们已经发现，由于某种从来都是“事出有因”的语义失效，俄国人的“明天”远比我们的“明天”要含糊而宽泛得多。按照俄国人的习惯，这个“明天”也许意味着“接下来的某一天”“以后的什么时候”“近期”。总之，这个严格的时间因子被温柔地模糊了。我们并不惊讶，我们也不难过。一旦我们真的要离开了，令我们自己都惊讶的是，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曾经见证了战斗（正是这些战斗让我们获救）的无垠土地，这原野与森林，这原始的未被开发的地平线，这热爱生活、精力充沛的民族，已经进入我们的心扉，渗入我们的灵魂。在今后的漫长岁月中，我们都难以忘记这片土地、这些人民，以及我们生活过的一个独特夏季那美好、宜人而生机勃勃的场景。

就这样，不是在“明天”，而是在下达正式通知的几天后，1945年9月15日，我们全体离开红房子，欢欣鼓舞地来到了施塔理耶达尔罗依车站。火车就在那儿，等着我们，那不是幻觉，那儿有煤、有水、有机车。那机车就立在铁路末端，本身就像一座纪念碑般巨大而庄严。我们急切地去碰触它：唉，它是冰冷的。共有60节车厢，货车车厢，有一点儿破旧，停在一条铁路岔道上。我们兴高采烈地爬上这些车厢，没有争吵。我们有超过1400人，或者说每个车厢有20到25人。与我们之前多次铁路旅行的经历相比，这已经是非常舒适和安静了。

火车并没有马上出发。事实上，直到第二天才发车。显然，询问这个小车站的站长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在这段时间中，只有两三列火车经过，没有一列火车停下来，甚至没有一列火车减速。其中的一列火车驶近时，站长在站台上等着它，高举着一个用树枝扎成的花环，上面挂着一个袋子。而随着火车飞速驶来，火车司机从车头上探出身子，伸出右臂，钩住那个花环，并马上把一个类似的花环扔在地上，上面也挂着一个口袋。这是邮政服务，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

除了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凝固而安静的。车站比周围稍稍高出一些。站在站台上，环顾四周，大草原无边无际地延伸着，只有那宛如弧形丝带般的铁路线将它切成两半，以及西边那黑色的森林标示着它的边界。牛羊在草原上吃草，零零散散的几群，相互之间隔得很远。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打破这平原的单调。在我们难以入眠的长夜中，我们能听到牧人的歌声，远远地，抑扬地唱着。一个开始唱，另一个在几英里外应和着，然后四面八方都响起牧人的歌声，直到最后，仿佛是大地在歌唱。

我们为夜里做着准备。经过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因此，我们并非无序地分散在各个车厢中，而是自发地依据“人以群分”的原则。“罗马尼亚人”占据了大约十个车厢。三个车厢属于圣维托雷监狱的罪犯们。他们不欢迎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另外三个车厢属于单身妇女。三四个车厢由夫妇居住，无论是合法婚姻，还是其他情况。有两个车厢，被一块水平挡板分隔成上下两层，属于带小孩的家庭，因外面挂满了晾晒的衣物而引人注目。所有车厢中最惹眼的是乐队占用的车厢：整个剧团都住在那里，还有他们所有的乐器（包括一架钢琴），都是在告别时苏联人慷慨地赠送给我们的。按照列奥纳多的设想，我们的车厢被改造为医务车厢——一个冒昧而富于希望的名称，尽管列奥纳多只有一个针管和一套听诊器，而且木头地板和其他车厢的一样硬。不过，在整列火车上甚至没有一个病人，在整个旅程中，也没有任何病人来医务车厢就诊。医务车厢里有20多人，其中当然包括塞萨尔和丹尼尔，还有摩尔、安弗德本先生、吉亚科曼托尼奥和瓦列特拉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大约15名前战俘。

我们在车厢光秃秃的地板上半睡半醒地度过了一夜。天亮了，车头开始冒出烟雾，司机在他的岗位上，带着奥林匹亚之神般的冷静等着锅炉的压力上升。大约九十点钟，机车发出一声不可思议的、富有金属质感的长啸。它抖动着，吐着黑烟，锁定杆拉紧而车轮开始转动。我们面面相觑，甚至有些困惑。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挺过来了，我们胜利了：熬过了在纳粹集中营的痛苦煎熬的岁月；熬过了解放之后的死亡浪潮；熬过了希腊人自大而轻蔑的陪伴；熬过了那饥寒交迫的日子；熬过了卡托维兹的疾病与悲惨；熬过了那毫无意义的颠沛流离，它让我们感到自己就像流星一样，永远困在俄罗斯那广大无垠空间中的轨道上；熬过了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闲散与苦涩的乡愁。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终于再一次起飞，向上，向上，踏上回家的旅程。时间，在瘫痪了两年之后，终于重新拾起了它的活力与价值，并再一次为我们而转动。而这为漫长夏日的麻木，为渐渐临近的冬天的威胁画上了一个句号。它让我们失去耐心，急切地渴望着未来的日子与路程。

但很快，从启程的第一个小时开始，我们就意识到无须忍耐的日子还为时尚早。这次幸福的旅程将是漫长而艰苦的，而且不无意外。我们更深远的《奥德赛》[1]中的一场小小的铁路版本的《奥德赛》。在未知的路途上，我们仍需要耐心，更多的耐心。

我们火车的长度超过500码。车厢破旧不堪，铁路也是如此，列车的速度很慢，最多每小时20至30英里。铁路只有一条轨道，而车站的旁轨长度仅仅能容纳少量车厢。结果我们的火车不得不根据复杂而迟钝的策略而分成两到三部分，分散在岔道上等待其他火车通过。

车上没有苏联官员，只有火车司机和护卫队。护卫队由7名18岁的士兵组成。他们从奥地利来接我们。尽管他们全副武装，但他们是一些直率、好脾气的家伙，和气而天真，像放假的学生一样兴高采烈、随遇而安，完全缺乏权威和实际意义。每次火车停下来，我们都会看到他们肩头背着枪，趾高气扬地在站台上来回巡逻。他们炫耀着自己的重要性，就像他们正在押送一群危险的罪犯。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很快发现他们的检查越来越集中于挂在列车中间的两个家庭车厢。他们并非被年轻的太太们所吸引，而是醉心于那些流动的吉卜赛式住宅所发散的模糊的家居氛围。这让他们想起了他们遥远的家乡和刚刚度过的童年时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被那些孩子吸引了。于是，只要一停车，他们就选择那些家庭车厢作为他们白天的行营，而只在晚上才回到为他们保留的车厢。他们亲切而乐于助人，乐意帮助母亲打水或为炉子劈柴。他们和那些意大利孩子建立起有趣而一厢情愿的友谊。他们从孩子们那里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包括一种叫作“环形车道”的游戏：游戏者要让弹珠沿着复杂的路线前进。在意大利，这个游戏似乎与GIRO[2]有关。所以这些士兵对这个游戏的热情让我们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俄罗斯很少有自行车，更没有自行车赛。但无论如何，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发现：我们常常看到这七个俄国人在一大早，列车刚刚停车的时候，就离开他们睡觉的车厢，跑向家庭车厢，利用他们的权力打开车厢大门，抱起仍在睡觉的孩子，把他们放在地上。然后他们高高兴兴地用刺刀在地上挖出环形赛道，急不可待地投入游戏，背着他们的武器趴在地上，唯恐在火车开动前浪费一秒钟时间。

在16日傍晚我们到达了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17日傍晚抵达奥夫鲁奇（Ovruch）。而我们意识到我们正重复着当初从日梅林卡到斯卢茨克再到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北上路程，只是方向相反。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时而睡觉，时而聊天，时而看着这壮丽而荒芜的草原在我们眼前展开。从第一天起，我们的乐观精神就逐渐失去了光彩。我们这趟旅程，它的各个方面都让我们暗自下决心今后再也不乘火车旅行。而俄国人以最含糊、最粗心的方式规划着我们的行程。

倒不如说，根本没什么计划，天知道由谁来决定，天知道决策者到底在哪里，似乎只靠简单的大笔一挥，就决定了我们的行程。在整列火车上只有两三份地图。围绕着这些地图，我们困难地追溯着问题重重的行程，相互间爆发着无休止的争吵。显然，我们在向南走，却是令人气恼地缓慢和毫无规律，常常令人难以理解地偏离正道和停车。有时24小时仅仅能前进十几英里。我们常常去问火车司机（与护卫队商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似乎只要乘着火车旅行就很高兴了，知道自己在哪儿或即将去哪儿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而那个火车司机，仿佛地狱之神般，从他那燃烧着火焰的小屋里伸出胳膊，耸耸肩，每次都是挥着手，从东向西画个半圆，回答着：“我们明天去哪儿？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我们去有铁轨的地方。”

在我们所有人中，塞萨尔最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而且更加闲散的日子。他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忧郁而易怒，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并且认为车外的景色，以及车内的我们，都不值一瞥。但他的懒惰是一种特殊的懒惰。需要活动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机会。当我们通过在奥夫鲁奇和日托米尔（Zhitomir）之间的一个布满小村庄的地区时，他的注意力被他在卡托维兹集市上的前搭档吉亚科曼托尼奥手指上戴的一枚黄铜戒指吸引了。

“你能把它卖给我吗？”他问。

“不卖。”吉亚科曼托尼奥简洁地回答，作为开局。

“我给你两卢布。”

“八卢布。”

这场讨价还价持续了很长时间。似乎双方显然都发现这是一种消遣，一种默契的头脑练习，而那枚戒指只是一个借口，一场友好的游戏的一种托词，一场练习性的议价，以免丧失他们的技能。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像塞萨尔一贯的作风，他总是谋划着精准的方案。

让大家惊讶的是，他很快投降了，买下了那枚他似乎极为珍爱的戒指，花了四卢布。一个远远高于商品价值的数字。然后他回到他的角落，把一下午的时间都忙于从事神秘的工作，用愤怒的咆哮赶走所有好奇地询问他的人（其中最好奇的正是吉亚科曼托尼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片片不同性质的布料，勤劳地擦着那枚戒指，里里外外，不时向它呵气。接着，他掏出一包烟纸，极为细致地继续他的工作，不再用手指去接触戒指。偶尔，他会把戒指举到窗边，借着亮光仔细研究它，慢慢地旋转它，就像它是一枚钻石。

终于，塞萨尔等待的机会出现了，火车开始减速并停在一个小站上。这是一个村庄，不太大也不太小。看起来停车时间不会太长，因为火车仍然停在干线上。塞萨尔下了车，开始在站台走来走去。他把戒指藏在胸前，外套下面，只露出一点儿。他走近等车的俄国农民，一个接着一个地，带着偷偷摸摸的神气，让他们看到露出的戒指，紧张地低声说着：“Tovarishch, zèloto, zèloto!”（俄语：金子）

一开始，俄国人并没有听见他的话。之后一个老人凑近戒指看了看，问了问价格。塞萨尔毫不犹豫地回答：“Sto。”（俄语：100）这对于金戒指而言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对于黄铜戒指却是犯罪。那老人还价40。塞萨尔假装气愤，转头去问其他人。他像这样向一个个顾客兜售着戒指，拖延时间并寻找出价最高的人。同时，他留意着开车的信号，以便在火车开动时完成这笔生意，跳上火车，溜之大吉。

当塞萨尔向各种各样的顾客展示那枚戒指时，我们能看到其他人分成几小群在兴奋而怀疑地讨论着。这时车头响起了汽笛声。塞萨尔把戒指交给最后一位出价者，把大约50卢布放进衣袋并迅速爬上已经向前开动的火车。火车向前移动了一、二……十码，然后再次减速，伴随着巨大而刺耳的刹车声停了下来。

塞萨尔关上车厢大门，从门缝偷偷向外张望。他先是得意洋洋，然后忧心忡忡，最后开始害怕。那个买主正向其他农民展示他买到的戒指。戒指在人们手中传递着。他们翻来覆去地研究着它，带着怀疑和不赞成的神情摇着头。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轻率的买主，显然后悔万分，抬起头，沿着火车坚定地走来走去，寻找着塞萨尔的藏身之处。要找到塞萨尔很容易，只有我们车厢的门关着。

这件事绝对开始变糟了。那个俄国人，显然并不是个天才，也许靠自己还无法找到我们的车厢。但他的两三位同伴已经热情地为他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塞萨尔突然从他的窥视孔向后跳去，求助于最后的紧急措施。他蜷伏在车厢的角落里，让我们赶快用各种能用的覆盖物把他藏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消失在一大堆毯子、凫绒被、袋子和外套之下。我似乎听到，他在那角落里，安静而胆怯，小心翼翼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亵渎神灵地、无声地祈祷着。

我们已经能够听到俄国人在车厢外叫喊着，用力敲着车厢大门。这时，随着一下猛烈的震动，火车再次开始向前移动了。塞萨尔从角落里钻了出来，像死人一样苍白，但马上恢复了勇气：“现在让他们来找我吧！”

第二天早晨，在明媚的阳光下，火车停在了卡扎京。这个地名对我似乎并不陌生。我在哪儿读过或听过它？也许在战争公告上？但我有一个更近的印象，最近几个月的回忆中，似乎有人近期和我详细地说起过它，在奥斯维辛解放之后，而不是之前——我的记忆随着奥斯维辛的解放而截然断为两段。

突然，我看到了我那朦胧回忆的化身——加琳娜，站在站台上，就在我们车厢的前面，来自卡托维兹的姑娘，指挥部的翻译、舞蹈家和打字员，卡扎京的加琳娜。我下车去和她打招呼，为如此意外的邂逅感到满心欢喜和惊讶：在这无垠的土地上找到了我唯一的俄国朋友！

她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衣服比过去好了一点儿，用一把做作的阳伞遮蔽着阳光。我也没怎么变化，至少在外表上。不再像以前那么弱不禁风、营养不良，尽管还是衣衫褴褛。但我因新的财富而富有，火车就停在我的身后，那缓慢而真实的火车头，意大利每天都会近一些。她祝我一路顺风。我们尴尬而匆忙地聊了几句，使用着并不属于我们双方民族的语言，而是侵略者那冷酷的语言。随着火车开始启动，我们马上告别了。坐在颠簸着驶向边境的列车上，闻着她留在我手上的廉价香水的味道，我为再次见到她而喜悦，回忆着与她一同度过的时光，回忆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语，那些没有抓住的机会。

我们再一次路过日梅林卡，带着疑虑，回忆着几个月前我们在这里度过的那几天痛苦的日子。但火车轻而易举地把日梅林卡抛在了身后，并在迅速穿过比萨拉比亚之后，于9月19日晚到达普鲁特河（Pruth），抵达边境。带着深深的沮丧，作为一种凄凉的告别方式，苏联边境警察对列车进行了一次混乱而喧闹的检查，搜查（他们这样告诉我们）卢布。因为它们禁止被带出国境。但这没关系，我们早就把它们花光了。我们穿过大桥，在另一边河岸入睡，在静止的列车里，急切地等待着日光为我们照亮罗马尼亚的土地。

这真是充满戏剧性的景象。随着我们清晨推开车厢的大门，令人惊讶的意大利般的景色扑面而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单调的草原，而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的绿色丘陵，到处是农田、干草垛和成行的葡萄架。不再是神秘的斯拉夫字母，就在我们车厢的前面，一栋因铜锈而变成蓝绿色的破败小屋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类似于意大利语的有趣文字：“Paine,Lape, Vin, Carnaciuri de Purcel”（面包、牛奶、葡萄酒、猪肉肠）事实上，在小屋前就站着一个女人，正从她脚下的篮子里拽出长长的香肠，并像绳子一样用长度来衡量它。

我们看到像意大利人一样的农民，有着被烈日炙烤的面容和苍白的额头，一身黑衣，穿着外套和马甲，肚子上挂着表链。女孩步行或骑自行车，衣着打扮几乎就像意大利女孩一样，会让我们错以为是威尼斯或阿布鲁佐（Abruzzo）的农村姑娘。路边有着山羊、绵羊、奶牛、猪和鸡。不过，一头骆驼，站在一个铁路路口，提醒我们不要过早地产生家乡的幻觉。一头筋疲力尽、毛茸茸的灰色骆驼，背上满载着口袋，从它那远古形成的兔子般的口鼻发散着傲慢与愚蠢的严肃。当地的语言在我们听来同样是混杂的。其中既有意大利人熟知的词根和词尾，也在千年的发展中掺杂和沾染了其他语言的味道，能在其中听到一种古怪而野蛮的音调，类似于那玄奥的当地音乐。

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的铁轨宽度不同，我们在边境进行了复杂而困难的换轨仪式，从符合苏制轨道的摇摇欲坠的车厢换到同样摇摇欲坠的，符合西制轨道的车厢。之后我们很快到达雅西（Iasi）。在雅西车站，人们费力地把列车分成三段，这意味着停车时间将会很长。

在雅西发生了两件值得一提的事。那两个森林中的德国女人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而所有已婚的“罗马尼亚人”都消失了。一定是一群意大利士兵凭借无畏的胆量和高超的能力，把这两个德国女人偷偷带出了苏联国境。我们一直没能了解准确的细节，但据说在通过国境的那个关键的夜晚，这两个姑娘藏在车厢地板下面，车厢连杆与悬架之间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们看到她们在站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裹着苏军制服，身上沾满了泥浆和机油。现在她们感到安全了。

同时，我们目睹了在“罗马尼亚人”车厢里爆发了激烈的家庭冲突。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本属于意大利驻罗马尼亚的外交人员，或者是意大利驻苏联部队的退伍军人，曾经定居在罗马尼亚，并娶了罗马尼亚妻子。战争结束后，他们几乎都选择回国。俄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原本应该把他们带到敖德萨，并在那里登船回国。但在日梅林卡他们登上了我们这列不幸的火车，并遭受着与我们同样的命运。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是俄国人的有意安排还是疏忽大意。那些罗马尼亚太太们对她们的意大利丈夫大发雷霆。她们已经受够了意外和冒险，受够了长途跋涉和风餐露宿。现在，她们回到了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她们回到了故土，她们想留下而不想听任何理由。她们中一些人大吵大嚷、哭哭啼啼，一些人试图把她们的丈夫拽到站台上，而最疯狂的则把她们的行李和家当扔出了车厢。孩子们站在一旁，吓得高声哭叫，四处乱跑。苏联护卫队赶过来，却不明所以，只能迟疑不决地站着旁观。

我们发现火车要在雅西车站停一整天，就离开车站，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在泥色的低矮房屋间游逛着。一辆破旧的小电车从城市的一头运行到另一头。售票员站在终点站里。他说意第绪语，是一个犹太人。通过困难的沟通，我们设法相互交换了一些信息。他告诉我，在我们之前，整车的前战俘和集中营幸存者通过雅西，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法国人、英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荷兰人、美国人。在这些人中，有许多犹太人需要帮助。所以当地犹太团体成立了一个救济中心。如果我们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他建议我们代表全车犹太人去救济中心。那里会为我们提供建议和帮助。事实上，在他的电车即将出发的时候，他让我们上了车。他会在到站时告诉我们下车，并免了我们的票。

我、列奥纳多和安弗德本先生去了。我们穿过死寂的城市，到达了一栋肮脏而摇摇欲坠的大楼，它用木板临时充当着门窗。两位年老的犹太长老在一间落满灰尘的阴暗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他们看起来比我们还衣裳破烂、骨瘦如柴，却充满了热情和善意。他们请我们坐在仅有的三把椅子上，用意第绪语和法语，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他们以及其他一些犹太人死里逃生的苦难经历，时而哭泣，时而大笑。在告别的时候，他们不容分说地邀请我们喝一杯极烈的白酒，并送给我们一篮子葡萄，让我们分给火车上的犹太人。他们也掏光了所有的抽屉和自己的口袋，凑齐了一大笔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这一大笔钱在我们看来就像天文数字，但后来我们把这笔钱分了之后，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才发现它的价值仅仅是象征性的。

[1] 《奥德赛》（Odyssey）：荷马史诗，讲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取胜及返航途中的历险故事。借此比喻长期流浪、漂泊的生活。

[2] GIRO：一年一度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

从雅西到美苏分界线

几天后，我们继续南下，走走停停，穿过仍然享受着夏季的原野，路过一个个罗马尼亚村镇。它们都有着原始而响亮的名字：丘雷亚（Ciurea）、斯堪提亚（Scantea）、瓦斯卢伊（Vaslui）、皮斯库（Piscu）、布勒伊拉（Brǎila）、波瓜内莱（Pogoanele）。9月23日晚上，我们看到了普洛耶什蒂（Ploesti）熊熊燃烧的油井的火光。然后我们那神秘的火车司机转头向西。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靠着太阳的位置，我们判断出列车已经调头北上。尽管没有认出它们，但我们对锡纳亚（Sinaia）的城堡赞叹不已：一处皇家禁地。

到现在为止，火车上的人们已经花光了身上的每一分钱，身上所有的家当，只要认为还有些商业价值，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卖掉或换掉了。结果，除了偶尔的好运气或违法勾当，我们唯一的食物来源只剩下俄国人发给我们的食物。情况并不严重，却让人困惑而乏力。

我们从来不清楚谁负责调拨食品。最可能的是苏联护卫队。他们会从附近的各个军需或民用仓库随意领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但也许是唯一可以领到的配额食品。每当火车停车并与车头摘钩的时候，每个车厢就会派两名代表到俄国人的车厢去领食物。这渐渐变成了一种混乱不堪的流动市集。俄国人丝毫不关心规矩，胡乱地向这些代表分发他们各自车厢的给养。这成了每天的运气游戏。说到数量，配额有时很少，有时非常充裕，有时干脆没有。至于质量，就像苏联的所有东西一样无法预测。他们发给我们胡萝卜，然后是更多的胡萝卜，再然后还是更多的胡萝卜，一天到头都是胡萝卜。接着胡萝卜消失了，豆子来了，干豆子，像鹅卵石一样硬。为了煮熟这些豆子，我们不得不用能够拿到手的所有容器把它们泡上几个钟头——碗、罐头盒、锅子。我们把它们挂在车厢顶上。到了夜里，火车急刹车的时候，这悬挂的“森林”就会剧烈晃动，水和豆子一起洒在熟睡的人们身上，导致黑暗中的混战、欢乐和骚乱。土豆来了，然后是麦糊，然后是油腌黄瓜，却没有油。等我们吃完黄瓜，油来了，每人半碗。然后是葵花子，这锻炼了我们的耐心。一天，我们收到了大量的面包和香肠，于是大家又能喘口气了。接着是整整一周的谷子，就像我们是鸡。

只有家庭车厢有随车的炉灶，而其余的车厢则设法在地上生起篝火做饭。只要火车一停车，我们就匆忙下车生火，而常常饭还没熟，随着火车启动的汽笛声，我们又要在争吵和咒骂声中把火扑灭。我们紧张地做着饭，迅速地做着饭，一边留神听着车头的汽笛声，一边提防被炊烟吸引、像循着气味而来的猎狗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涌来的饥民。我们像我们的先祖们一样，在三块石头上做饭。而由于并非总能找到石头，每个车厢都自备石头。一些精致灵巧的炊具开始出现了。坎特雷拉的锅子又出现了。

木柴和水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必要性却让问题变得简单：私人的柴堆遭到闪电般的袭击；当地在夏季沿着铁路线堆放的挡雪板被偷走了；栅栏、枕木，有一次（为了更好的木柴）人们拆毁了一整节因事故而被遗弃的货车车厢；在我们的车厢，摩尔和他那出名的斧头帮上了大忙。至于水，首先我们需要适当的容器。这意味着每个车厢不得不采购一只水桶，无论靠换、买，还是偷。我们车厢的水桶是合法买来的，在第一次装水时发现了一个漏洞。我们用医务车厢里的一块塑料堵上了这个洞。而它竟然一直坚持到布伦内罗（Brennero），直到水桶上的油漆都脱落得干干净净。

一般来说，在车站不可能打到水。短短几秒钟之内，水龙头前面（如果有水龙头的话）就会排起没有尽头的队伍，而只有几个桶来得及接满水。有些人就会偷偷摸向为车头供水的煤水车。但要是司机看到他们，就会火冒三丈，用咒骂和燃烧的煤块赶走这些家伙。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设法从车头上的锅炉里弄到热水。那是黏糊糊的锈水，不能做饭，但在洗漱时可以派上用场。

最好的水源是田里的水井。火车常常因为红色信号而停在田野里。人们无法预料它会停上几秒钟还是几个钟头。所以我们急忙解开我们的腰带，把它们结成一根长绳。接着车厢里最敏捷的人就会拿着长绳和水桶冲出车厢，去寻找水井。我是我们车厢里最敏捷的人，常常成功地打到水。但有一次我差一点儿赶不上火车。我已经把水桶扔到井里，正费力地把它拉上来。这时我听到火车的汽笛声。要是我扔下水桶和腰带，我们宝贵的共同财产，我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把水桶拉上来，抓起它，把水泼在地上，朝着已经开动的火车拔腿就跑，却不时被打结的腰带缠绊着腿脚。一秒钟的延误可能意味着晚一个月回国。为了我的人生，我毫不停歇地跑着，跳过两道篱笆和栅栏，冲过路基那打滑的卵石地，而火车正在我身边呼啸着加速前进。我的车厢已经开过去了，有好心人从其他车厢里向我伸出手，抓住了腰带和水桶，还有更多的手抓住了我的头发、肩膀、衣服，并把我拉上了最后一节车厢的地板。我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躺了半天。

火车继续北上，驶进了一道越来越狭窄的山谷，在9月24日从普里达尔山口（Predal Pass）穿过了南喀尔巴阡山脉（Transylvanian Alps），在群山峻岭之间，冒着严寒，一路下山来到布拉索夫（Brasov）。在布拉索夫车站，车头再一次与列车摘钩，意味着一次长时间的停车，而司空见惯的仪式开始上演。有人拿着短柄小斧，鬼鬼祟祟而面目狰狞地在车站内外游荡着；有人拿着水桶围着水源争吵着；有人从草堆上偷干草，或者和当地居民做着买卖；孩子们跑来跑去地惹是生非或小偷小摸；女人们洗着衣服，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洗着自己的身体，或者拜访其他车厢，并在车厢之间传递着各种新鲜事，重新激起难以理解的争吵，从而形成新的新闻。人们立刻生起火，而我们开始做饭。

在我们的火车旁，停着一列苏联军车，满载着卡车、装甲车辆和油罐。两个身体结实的女兵在军车旁站岗。她们脚踏皮靴，头戴钢盔，肩背钢枪，腰配刺刀。从她们那粗糙而毫无魅力的外表看不出她们有多大年纪。当她们看到人们就在汽油罐车前生火做饭时，立刻为我们如此缺乏责任感而大为恼火，喊着“nelzya, nelzya”，命令我们立刻把火扑灭。

大家一边咒骂着，一边服从了她们的命令。所有人，但不包括阿尔卑斯旅的几个死硬分子、俄罗斯战役里的老兵，他们仍然在火上烤着一只刚刚弄到的肥鹅。在女兵严厉的叱责声中，他们低声商量着，然后推选出两个人。这两个人站起身，带着为集体利益而自愿牺牲的坚毅严峻的表情，走向两个女兵，和她们面对面低声交谈着。这场谈判简短得让人惊讶。女兵放下她们的武器和钢盔。四个人，严肃而沉着地，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一刻钟后，他们回来了，女兵走在前面，略带娇羞，脸颊绯红。男人跟在后面，庄重而冷静。鹅快熟了，四人和其他人一起蹲在地上。大家把鹅切开，分成肉块。在这短暂的停战之后，两个俄罗斯姑娘捡起了她们的武器，重新回到她们的岗位上。

从布拉索夫，我们的路线再一次折而向西，开往匈牙利边境。路上一直下雨，让我们的处境更加举步维艰。难以生火，我们把所有的衣物裹在身上，到处泥泞不堪。车厢顶棚并不防雨，地板上只有一小块地方还能住人，而其他地方则无情地滴着水。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发生争吵。

在任何人类群体中，都有一个注定的受害者，那就是被大家瞧不起的那个人——这仿佛是一个古老的定律——所有人都会嘲笑他，传播关于他的愚蠢而恶意的流言蜚语，并出于某种神秘的默契，向他发泄怨气和伤害他人的欲望。我们车厢的受害者是一个宪兵。如果有理由的话，也很难说清楚。这个宪兵是一位年轻的阿布鲁佐人，彬彬有礼，秉性温和，乐于助人，长得招人喜欢。他甚至并不迟钝，事实上他相当敏感，因此，车厢里其他士兵对他的虐待让他遭受着更尖锐的痛苦。但这欺凌的确不无理由，他是一名宪兵，而众所周知，宪兵部队与其他武装力量之间一向不睦。宪兵被任意指责，因为他们的纪律过于严格，一本正经、纯朴而诚实，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毫无差别地服从，因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制服。围绕着他们有各种各样虚构的、古怪的、拙劣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军营里代代相传：铁锤的传说，誓言的传说。前者过于无耻，我在这里不加以叙述。至于后者，我所听到的版本是，刚刚加入宪兵队的年轻新兵必须发一个秘密而令人憎恶的毒誓，其中有一句是“杀死我的父母”，而每个宪兵要么已经杀死了自己的父母，要么正准备这么干，否则他就无法获得晋升。我们可怜的受害者甚至不能开口辩解——“你闭嘴，你这个弑父杀母的人。”但他从不反抗，而是以圣徒般的坚忍和耐心忍受着这和其他百般侮辱。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旁，把我当作一个中立的旁观者，并向我保证“发誓的那件事不是真的”。

事实上，火车一口气在让我们烦躁易怒的雨中开了三天三夜，途中只在一个满是泥泞的小村子里停了几个小时。这村庄有个辉煌的名字：阿尔芭·茱莉亚（Alba Julia）[1]。9月26日，在罗马尼亚的土地上走了五百多英里之后，我们抵达了匈牙利边境，来到阿拉德（Arad）附近一个叫库尔蒂奇（Curtici）的村子。

我相信，库尔蒂奇的居民仍然记得过路的我们所带来的苦难。很可能这现在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个传说，被人们围坐在火炉边代代流传，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仍然在讲述匈奴王和帖木尔大帝的故事一样。我们行程中的这个细节也注定含糊不清。各种迹象表明，罗马尼亚军方或铁路部门不再想要我们或已经“卸下”了我们，而匈牙利当局并不想接收我们，或还没有“准备接管”。结果，我们便滞留在库尔蒂奇。我们、火车和护卫队，在库尔蒂奇度过了让人精疲力竭的七天，而我们毁掉了那个地方。

库尔蒂奇是一个农业村镇，大约有1000名居民，而且很穷。而我们有1400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需求。在七天里，我们喝干了所有的水井，用光了所有的木柴，对车站里所有能烧的东西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至于车站的厕所，最好不要提它们。我们导致牛奶、面包、玉米、家禽价格的可怕上涨。而在此之后，一旦我们的购买力降低为零，夜间便开始出现偷盗，后来甚至在白天也有人偷东西。鹅，据我们所知，构成了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开始，鹅群像严肃而整齐的舰队一样自由自在地在泥泞的小路上穿梭，但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一些鹅被我们捉走了，剩下的鹅则被紧紧地锁在它们的笼舍里。

每天早晨，我们打开车厢大门的时候，都荒唐地希望火车已经在我们熟睡时不知不觉地启动了。但什么都没有改变，天空仍然乌云密布，阴雨连绵。我们眼前，仍然是一栋栋沾满泥巴的房屋。火车就像沉船一样懒洋洋地躺在铁轨上。我们弯下腰去检查车轮。那些车轮原本应该载着我们回归故乡。但是不，它们一动不动，就像焊在了铁轨上，而雨水让它们变得锈迹斑斑。我们又冷又饿，感到被世界抛弃和遗忘了。

在我们之中，塞萨尔最无法忍受这令人身心疲惫而深受毒害的日子。在第六天，他抛下大家，一个人走了。他说他受够了库尔蒂奇，受够了俄国人，受够了火车和我们，他不想发疯，不想饿死，也不想被当地人切成碎片，而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最好靠自己。他补充说，要是我们愿意，可以一直跟着他。但他的条件很清楚：他受够了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准备去冒险，但他想走捷径，去赚大钱，并坐着飞机回罗马。我们中没有人敢跟他一起走，而塞萨尔离开了。他搭上了一列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列车，经历了许多冒险，并实现了他的壮志，乘着飞机回到了罗马，尽管在我们之后。但这是另一个故事，我不会在本书中加以叙述，或者，如果我能够得到塞萨尔的允许，我会在其他书中讲述这段故事。

如果说在罗马尼亚，像加拉茨（Galati）、阿尔巴尤利亚、德罗贝塔-塞维林堡（Turnu Severin）这样的地名让我享受着微妙的语言学上的乐趣，那么一进入匈牙利，我就遇见了贝凯什乔包（Békéscsaba）、霍德梅泽瓦沙海伊（Hódmezövásárhely）和基什孔费莱吉哈佐（Kiskunfélegyháza）。匈牙利的平原已经成为一片泽国。天空是铅灰色的，但最让我们伤心的是塞萨尔的离开。他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令人痛苦的空虚。他走以后，没人知道聊些什么，没人再设法打破这冗长旅程的无聊，再设法驱散这19天的铁路旅行所带来的沉重的疲惫。我们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罪恶感面面相觑。我们为什么要让他走？不过，虽然有着千奇百怪的地名，但匈牙利让我们感到自己终于身在欧洲，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的庇护之下，而远离了像摩尔达维亚的骆驼那令人忧虑的幽灵。火车开往布达佩斯（Budapest），但没有进入城区。10月6日，我们多次在新佩斯（Ujpest，布达佩斯第四区）和其他郊区车站停车，目睹了废墟、临时棚屋和荒弃道路的可怕景象。接着火车冒着阵阵秋雨和浓雾，再次进入平原地带。

我们抵达索布（Szób）时恰逢集市日。我们都下车伸展腿脚并花掉我们身上所剩无几的现金。我早已身无分文，但我饿了，于是用我在奥斯维辛的囚衣换了一份用发酵奶酪和洋葱做的美食。直到那时，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件外套，但这两种食物搭配的浓烈香气征服了我。当火车鸣起汽笛的时候，我们爬上车厢并清点人数，发现比之前多了两个人。

其中之一是维琴佐，但没人为此感到惊讶。维琴佐是个执拗的男孩子，一个16岁的卡拉布里亚牧羊人，但不知怎么去了德国。他像瓦列特拉诺一样充满野性，但性情却截然相反——他羞怯、缄默而喜爱沉思，而瓦列特拉诺却是暴力而残忍的。他有非常漂亮的蓝眼睛，几乎就像女人的眼睛似的，以及一张漂亮、动人、恍惚的面容。他总是很少说话。他是一个天生的流浪者，永不安宁，为施塔理耶达尔罗依的森林所吸引，就像无形的恶魔在召唤他。在火车上也一样，他在任何车厢中都没有固定的停留之处，他流浪于所有的车厢之中。我们立刻明白了他居无定所的原因。火车刚刚出发，维琴佐就瘫倒在地，翻着白眼，牙关紧咬，像野兽一样吼叫着，四名士兵都按不住他——癫痫发作。他之前肯定也发作过，在施塔理耶达尔罗依以及之前，但每次他感到快要发病的时候，就会为了他那极强的自尊而躲到森林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或者可以说，他在疾病面前逃走，就像风暴之前的鸟儿。在漫长的旅途中，因为他不能待在地面上，所以在他感到快要发病的时候，就会更换车厢。他只和我们在一起待了几天，就又不见了。我们发现他在另一个车厢的棚顶上休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样能更好地看到周围的风景。

另一位新客人，虽然原因不同，但同样是个执拗的男孩。没人认识他。他是一个结实的年轻人，光着脚，穿着红军的军服和裤子。他只会说匈牙利语，而我们中没有人能听懂他的话。宪兵告诉我们，他在村子吃面包的时候，这个男孩子走到他身边，向他伸出手，而他把自己的一半食物分给了他。从那时起，他就没办法摆脱他。在我们匆忙爬上车厢的时候，这个男孩一定趁没人注意跟在他的后面。

他受到了我们的欢迎。多一张嘴吃饭没什么大不了。他是个聪明、开朗的孩子。火车一开动，他就非常自豪地做了自我介绍。他叫皮什陶，14岁。父母呢？这次双方更难以理解对方的意思。我找出一个铅笔头和一张纸，在纸上画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并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孩子。我指着那个孩子说“皮什陶”，然后等待着。皮什陶的神情黯淡了。他接过笔，开始画出一幕痛苦的场景：一栋房子，一架飞机，一枚正在落下的炸弹。接着，他划掉了房子，在它的旁边画了一个冒烟的巨大废墟。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悲伤。他把那张纸揉成一团，又要了一张纸，极其精确地画了一只木桶。桶底和所有能够看见的板条都处于正确的位置，接着画出铁箍和桶边系绳子用的洞。我们困惑地面面相觑。他想说什么？皮什陶开心地笑起来，他在桶边画上了他自己，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锯子。我们还不明白吗？这是他的手艺，他是一个箍桶匠。

大家立刻喜欢上了他。而且，他尝试成为一个对大家有用的人。他每天早晨擦地板，满腔热情地洗碗，打水，而且每次停车时，乐于为我们去向他的同胞们“购物”。到布伦内罗时，他已经能听懂意大利语。他唱着他们国家动听的歌曲。但我们都听不懂。于是，他比比画画地向我们解释着歌词的含意，逗得我们开怀大笑，而他总是第一个笑起来。他像小弟弟一样喜欢着那名宪兵，并慢慢净化着他的原罪：就算宪兵杀了父母，但总体来说，他一定是个好小伙子，因为皮什陶追随着他。他填补了塞萨尔留下的空白。我们问他为什么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要去意大利。但我们无法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像流浪狗一样在车站流浪了好几个月，并追随了第一个用同情的目光去看待他的人类。

我们原本希望能够从匈牙利顺利进入奥地利，而不引起更多的边境纠纷，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10月7日早晨，我们旅程中的第22天，我们抵达了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能够望见贝斯基德山（Beskidy）。这座山也同样耸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地平线上。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货币，另一条道路。我们现在会回到我们的起点吗？仅仅距离卡托维兹120英里。我们会再一次开始环绕欧洲的徒劳旅行吗？但我们在傍晚进入了德语的土地。10月8日，我们滞留在维也纳的一个郊区车站利奥波多（Leopoldau）的货物仓库里，我们感到就要到家了。

维也纳的郊区就像我们所知的米兰和都灵的郊区一样丑陋又随便，而且就像那些城市给我们的最后印象一样，在轰炸中变成了一堆瓦砾。路上的行人很少：女人、孩子、老人，一个壮年男子也没有。矛盾的是，他们的语言对我而言却是熟悉的。有些人甚至能听懂意大利语。我们用身上各种各样的货币兑换了当地的现金。但这些钱毫无用处。就像3月的克拉科夫，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要么就只出售凭卡供应的配额商品。“但没有配额卡还能在维也纳买什么呢？”我问一个小姑娘。她最多不超过12岁，像我一样衣裳破烂，却穿着高跟鞋，浓妆艳抹。“什么也买不了。”她轻蔑地回答。

我们回火车上睡觉。夜里，我们在极度颠簸和汽笛的尖啸声中前进了几英里，但发现我们只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车站，维也纳-杰德勒斯多夫（Vienna-Jedlersdorf）。在我们的火车旁边，从雾中显现出另一列火车的身影，或者说，一列火车的尸体：机车位于火车尾部，荒诞的是，它的车头指向天空，似乎想要爬上天去，所有车厢都烧焦了。掠夺的本能，以及带着一丝嘲笑意味的好奇心，驱使我们走近那列火车。我们自以为，掠夺这些德国残骸，会让我们感到一种幸灾乐祸般的心满意足。但回应嘲弄的仍然是嘲弄：一个车厢装满了奇形怪状的废铁。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废铁原本一定属于被烧毁的乐器。车厢里还有几百个陶制的卵形笛。它们是唯一在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东西。另一个车厢里满是制式手枪，被火烧得熔成一团，锈迹斑斑。第三个车厢里装着一批弧形军刀，大火和雨水已经把它们永远焊死在刀鞘里——毫无价值的空虚，毁灭的冰冷滋味。

我们走开了，四处闲逛，直到发现自己身处多瑙河（Danube）的河岸上。河水高涨，混浊而发黄的河水凶险地溢满河道。这时的河水沿着几乎笔直的河道向下游奔流而去。而我们能够望见，在薄雾笼罩的噩梦般的视野中，七座桥，一座接着一座，都从桥中段被炸断，残破的桥体垂入打着旋涡的河水中。在我们回到我们那流动居所的路上，我们被一辆有轨电车那叮叮当当的声音吓了一跳。它沿着空无一人的大道，在松松垮垮的轨道上疯狂地飞奔着，在车站也不停车。我看见司机守在他的岗位上，像幽灵一样苍白。在他后面，站着我们护卫队的七名苏联士兵，没有其他乘客。他们第一次乘电车，带着疯狂的热情，有几个人把身体伸出窗外欢呼着，而其他人则煽动和威胁司机继续加速。

在一个大广场上有个市场，同样也是一个自发形成的非法市场。但远比我和希腊人或塞萨尔之前经常光顾的那些波兰市集要萧条得多，也更加偷偷摸摸。事实上，它强烈地让我想起另一个场景，在我们记忆中难以抹去的纳粹集中营中的交易。没有摊位，人们只是站着，瑟瑟发抖，担惊受怕，分成小小的派系，随时准备逃跑，把他们的袋子或手提箱拿在手里，而衣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他们交换着零头碎脑：土豆、几片面包、松松的烟卷、从家里拿来的破旧的小玩意儿。

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爬上我们的车厢。目睹维也纳的败落和德国列车的毁灭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欢喜，而是痛苦：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更剧烈的痛苦，其中掺杂着我们的自伤自怜，以及像坏疽一样潜伏在欧洲与世界的肺腑之间，一个无处不在，却无法挽回的、决定性的罪恶——未来恶行的种子所带来的沉重而不祥的感觉。

火车似乎舍不得离开维也纳的怀抱，在三天的停车和中转之后，10月10日，浑身湿透、饥饿而悲惨的我们停在纳斯多夫（Nussdorf），另一个郊区车站。但在11日早晨，火车似乎突然找到了失去的感觉，坚定地开向西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了圣帕尔滕（St. Polten）、卢斯多夫（Loosdorf）和阿姆施泰滕（Amstetten）。在傍晚，与铁路平行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个迹象。就像鸟儿告诉远航的水手陆地已经不远了一样，它在我们眼中意义重大。那是一辆我们没见过的汽车，低矮而丑陋的军用车辆，像罐头盒一样平的车顶，侧面涂有一颗白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星星：总之，一辆吉普车。一位黑人驾驶着它，而另一位乘客向我们挥着手，用那不勒斯口音向我们喊着：“你们这些流浪汉，你们就要到家了！”

显然，分界线就在附近。我们在圣瓦伦丁（St.Valentin）抵达了美苏势力分界线，距离林茨（Linz）仅有几英里远。在这儿我们不得不下车。我们向护卫队的那些年轻的野蛮人告别，向我们出色的火车司机告别，接着被移交到美国人手中。

几乎肯定的是，在临时营地滞留的平均时间越短，相应的组织性就越差。而人们仅仅在圣瓦伦丁逗留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因此它是一个极为肮脏和原始的营地。营地里没有灯，没有供热，没有床。在可怕的破旧棚舍里，我们睡在光秃秃的木头地板上。营地里的泥浆足以没过脚踝。唯一有效运转的设施是浴室和消毒室——西方通过这种净化和驱邪的方式来占有我们。

几个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美国兵负责这个例行的任务。他们没有武装，身上却挂了各种各样我们不知道用途和重要性的小玩意儿。大家都很适应这个浴室。它有大约20个木头小房间，每个房间拥有微温的淋浴和浴巾。这是我们从没见过的奢侈。洗完澡后，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巨大的房间。这个房间正中横贯着一根巨缆，上面挂着10个古怪的设施，有些类似于空气钻。我们能听到空气压缩机在屋外震动着。所有1400人，都挤在这个大房间的一边，男男女女全在一起。这时候出现了10名军官，穿着科幻小说式的服装，包裹着白袍，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他们抓住人群中前面的人，毫不浪费时间，直接把悬挂设施上的管子逐个塞进他们衣服的开口处：衣领和裤带下面，衣袋里面，裤腿里面，背心下面。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气动吹风机，吹出杀虫剂。这种杀虫剂是DDT。它对我们完全是一种新事物，就像吉普车、青霉素和原子弹。但我们后来很快了解了它们。

每个人都顺从地接受着消毒过程，口里咒骂着或因为痒而笑起来，直到轮到一个海军军官和他那漂亮的未婚妻。当那些戴着兜帽的人把他们那正派而粗鲁的手伸向她的时候，那军官坚定地插在他们之间。他是一个结实、果断的小伙子，警告任何敢碰他女人的人都会倒大霉。

这个完美的运转机制戛然而止。那些兜帽们操着口齿不清的鼻音，简短地商量了一下，然后他们中的一个人摘下面具，脱下白袍，站在那名海军军官前面，举起拳头，摆出打架的姿势。而其他人围成一个整齐的圈子，于是一场合乎规范的拳击比赛开始了。在几分钟沉默而富有绅士派头的战斗之后，那名军官倒在了地上，鼻子流着血。那姑娘，面色苍白、浑身发抖，按照规矩全身撒上了杀虫剂，但没有愤怒或伺机报复。于是整个过程按美国人的秩序重新运转起来。

[1] 疑为阿尔巴尤利亚Alba Iulia，见地图，原文似误拼。

休战

奥地利与意大利接壤，而且圣瓦伦丁距离塔尔维肖（Tarvisio）只有180英里。但在10月15日，我们旅程中的第31天，我们穿越了另一道边境，进入慕尼黑，并患上了惆怅的铁路厌倦症——对火车、对在木头地板上断断续续的睡眠、对颠簸、对车站的一种永久的嫌恶。所以，在世界上所有铁路系统中都稀疏平常的那种味道——油浸枕木那刺鼻的味道，辛辣的刹车味，浓厚的油料味——让我们深深地厌恶。我们厌倦了一切，尤其厌倦了穿越毫无意义的边境。

但在另一方面，第一次站在德国土地上的感觉——不是上西里西亚或奥地利的土地，而是德国本土——让掺杂着仇恨、沮丧和不安的复杂情绪超越了我们对铁路的厌倦。我们感到有一些话要说，千言万语，说给每一个德国人听，而我们感到每个德国人应该也有一些话要向我们倾诉。我们感到一种去清算的迫切需要，去质问，去解释，去评价，就像棋手在一局终了时的复盘。“他们”知道奥斯维辛吗？知道那每日无声的屠杀吗？这屠杀距离他们的门口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又怎能走来走去，回家并看着他们的孩子？又怎能迈过教堂的门槛？如果他们不知道，那么他们应该——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去聆听我们的倾诉，聆听我的倾诉，立刻，去了解这一切。我感到文在前臂上的囚犯号码像伤口一样灼烧着我。

在我们火车停靠的车站附近，我徘徊于慕尼黑那满是废墟的街道上。我感到自己正走在一群群债务人中间，似乎每个人都欠我些什么，而不愿意归还。我在他们之中，在敌方阵营之中，在“优等民族”之中。但男人很少，很多人都有残疾，很多人像我一样衣衫褴褛。我感到每个人都应该询问我们，通过我们的面孔认出我们是谁，并以谦逊之心聆听我们的故事。但没有人正眼看我们，没有人接受这个挑战。他们又聋又盲，麻木不堪，被监禁于废墟之间，就像囚禁在一座有意无知的城堡中。他们仍然强大，仍然能够仇恨和蔑视，仍然是他们那民族自豪与罪恶的古老纠结的囚徒。

我发现自己在他们之中寻找着，在这些面无表情、不知姓名的人们之中寻找着，寻找另一些面孔，那些清晰地烙刻在我的记忆中的面孔。我记得其中很多人的名字——那些必须知道、牢记、回应的名字。他们是指挥者和执行者，他们杀戮、羞辱、腐蚀。这是一场愚蠢而徒劳的寻找。因为人群中没有他们的身影，但其他人，那少数正义的人，将为他们做出回答。

如果说，我们在索布搭上了一个客人的话，那么在慕尼黑之后，我们发现火车上已经多出了整整一个代表团——我们的火车不再仅仅有60节车厢，而是61节。一节新的车厢挂在了火车尾部，将随我们一起去意大利。这车厢满载着年轻的犹太人，男孩和女孩们，来自东欧的各个国家。他们中没有人看起来超过20岁，但他们极为自信而果断。他们是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准备前往以色列，正前往一个通往以色列的港口，寻找一条到达以色列的航线。一艘船在巴里（Bari）等着他们。他们已经买下了这节车厢，并证明把它挂在我们的火车后面真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允许，直接把它挂上了火车，就这样开往了意大利。我大吃一惊，而他们为我的惊讶而哄堂大笑：“希特勒已经死了，不是吗？”他们的带头人回答，目光像鹰一般锐利。他们感到自己极为自由而强大，是世界和自身命运的主人。

我们经过加尔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并在傍晚到达了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临时营地。这营地位于奥地利边境山区，混乱得让人难以想象。我们在那里过了夜。这是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我们的火车一路下山抵达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在那里，它载满了意大利走私者。他们为我们带来了非官方的家乡问候，并慷慨地分发巧克力、格拉巴酒和烟草。

这火车比我们还要疲劳。在前往意大利边境的路上，它像过于拉紧的缆绳一样突然断为两截。有几个人受了伤，但这是我们最后的冒险。深夜时分，我们在布伦内罗进入了意大利国境。20个月之前，我们路过这里，前往我们的流放地。我们更精力充沛的同伴们用一阵欢呼来庆祝这一时刻，而我和列奥纳多则迷失在纷繁而无声的回忆中。我们离开意大利时，一共有650人，而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回来了。在这20个月里，我们失去了什么？在我们的家乡，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被侵蚀？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沦为一团死灰？我们是更丰富还是更贫乏，更坚强还是更空虚？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在我们家乡的门槛上，无论是好是坏，都有一场审判等待着我们。而我们怀着恐惧的心理期待着它。我们感到在我们的血管里，奥斯维辛的毒液与我们稀薄的血液一起流动着。我们从哪里去汲取力量，才能重新开始生活，去打破在我们离去的时候那悄然形成的隔阂，就像在每个荒弃的房屋、每个空空荡荡的掩蔽所周围疯长起的杂草？很快，明天，我们将不得不战斗，去对抗未知的敌人。这敌人，不仅存在于外界，也滋生于我们内心。使用什么武器，什么力量，什么意志，才能赢得胜利？我们感到几个世纪的重量沉甸甸地压负在我们肩头。我们感到被一年来的可怕记忆压迫着。我们感到空虚无助。游走于文明边缘的这几个月过去了，尽管艰苦，但它们此刻在我们眼中就像是一场停战，一次无边无际的沉重生活中的间歇，一件命运送给我们的幸运却不可复制的礼物。

当火车缓慢地沿着荒芜而漆黑的阿迪杰河谷（Adige Valley）前进的时候，这些念头让我们一夜无眠地度过了回到意大利的第一个夜晚。10月17日，我们抵达了维罗纳附近的佩斯坎蒂纳（Pescantina）营地。在那里，我们解散了，每个人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直到第二天傍晚才有开往都灵的火车。在数以千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组成的混乱旋涡中，我们看到了皮什陶。他已经找到了他的道路。他戴着罗马教宗援助组织那黄白相间的袖标，快活而敏捷地协助着营区的组织工作。接着，我们看到一个身影向我们走来，一张熟悉的面孔，比人群整整高出一头，那是维罗纳的摩尔。他来向我们告别，向我和列奥纳多告别。他已经到达了他的家乡，成为我们中第一个回到家乡的人。他的村子，距离营地只有几英里远。这个年老的亵渎者祝福我们：他抬起两根长满老茧的巨大手指，用一种罗马教宗的庄严手势向我们祝福，祝愿我们一路顺风，一生幸福。

经过了35天的旅程之后，我在10月19日抵达都灵。我的房子仍然立在那里，我的所有家人都活着，没有人想到我会回来。我有些浮肿，满脸胡子，衣衫褴褛，以至于他们都认不出我。我找回了充满朋友的生活，安然吃饭的温暖，日常工作的充实，倾述自己故事的快乐。我有了一张干净的大床，每天晚上（那是恐惧的时刻）都在我的体重之下柔软地陷下去。但很多个月以后，我才改掉了在走路时眼睛盯着地面的毛病，似乎在寻找食物，寻找能飞快地藏进衣袋的东西，寻找能卖掉以换取面包的物品。我不时做着同一个恐怖的噩梦，时而频繁，时而间隔长些。

这是一个梦中梦，细节各异，但主题总是同一个。在梦里，我正和我的家人或朋友坐在桌边，或者在工作，或者在绿色的田野中。总之，在一个宁静而惬意的环境中，显然没有不安或痛苦。但我感到一种深切而难以言表的痛苦，一种危险迫近的明确感觉。而事实上，随着梦境推进，缓慢或突然地，每次以不同的方式，我周围的一切开始分崩离析——墙壁、人群，而痛苦变得更强烈而明确。直到一切都变成一片混沌，而我孤独地处于一片灰色而浑浊的虚无之中。现在我知道了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也意识到我一直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在纳粹集中营里，而在死亡营之外没有任何事物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只是简短的暂歇，一种错觉，一个梦——我的家人、鲜花盛开的大自然、我的家。现在那个梦中梦，宁静的梦，已经结束了。而外部那个冰冷的梦，仍然继续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来：一个单词，并不专横，而是简短而柔和的。那是奥斯维辛的起床令，一个外国单词，既让人害怕，又在意料之中：“Wstawàch”，起床。

都灵

1961年12月至1962年11月

后记

普里莫·莱维答读者问

很久以前，有人写道，书籍和人一样，有着它们的命运：不可预料，与人们的期望和预期背道而驰。这两本书[1]的第一本也有着一个奇怪的命运。它的出生证明是遥远的：它写于“我写下我永远不敢告诉任何人的事情”原句“I write what I would never dare tell anyone”是《这是不是个人》英译版中的一句，此处指《这是不是个人》最早起草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地方。在集中营里，我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讲述这些故事，从而在那里开始描述我的经历，当场记录，在那个充满刺骨的寒冷、战争和警惕的眼睛的德军实验室中。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无法保存这些随意而潦草写就的笔记，而且我必须立刻扔掉它们，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会被当作一种间谍活动，让我送命。

尽管如此，那些记忆如此强烈地烙印在我的心上，让我一回到意大利就迫切地感到要把它们写下来，而在几个月内，我完成了《这是不是个人》。很多重要的出版商都拒绝出版我的手稿。1947年，一个小出版商终于答应将本书付梓，但只印刷了2500册就停止了。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在多年中一直被人们遗忘。也许，这也是因为那些年对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是悲恸和重建的艰难时光，而公众们不想回到刚刚结束的战争那令人痛苦的回忆之中。直到1958年，它才焕发了新生，被埃诺迪出版社（Einaudi）出版。而从那时起，公众们对它的兴趣再也没有衰退。在意大利，这本书卖出了超过50万本，并被翻译成8种语言，搬上了电台和舞台。这迟到的成功鼓励我撰写了《休战》，它的兄长的自然续篇。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它马上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

在这些年中，人们上百次请求我对这两本书做出评价，在各种各样的观众面前：少年或成年人、大老粗或知识分子、在意大利的或在国外的。在这些场合，我不得不回答许多问题：天真的、尖锐的、富于情感的、肤浅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挑衅意味的。我很快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事实上，一直被人们追问。因此，它们一定来自经过缜密思考的求知欲，而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正文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因此，我提议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1.在这些书里，没有表现出你对德国人的仇恨，没有对复仇的渴望。你已经原谅他们了吗？

我本人的性格并不倾向于仇恨。我认为仇恨是野蛮而粗鲁的，而恰恰相反的是，我情愿我的行为和想法，应该尽可能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孕育仇恨，无论是对复仇的渴望，还是对我真实或假想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意愿，或者个人的深仇大恨。我更不能接受将仇恨指向整个民族群体，比如，所有的德国人。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感到我在遵循着纳粹主义的教条。而纳粹主义正是建立于国家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之上的。

我必须承认，要是让我直接面对那些岁月中的某个迫害者，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面对一些古老的谎言，我会受到仇恨和暴力的诱惑。但正因为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或纳粹党徒，所以我会抵制这样的诱惑。我相信理性和讨论是最重要的进步手段，而因此我甚至约束自身的仇恨：我更拥护法律制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奥斯维辛的悲惨世界时，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无论如何，我并不愿意将我避免轻率判决的做法与不加区别的原谅混为一谈。不，我没有原谅这些罪犯，我也不愿意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证明（通过事实，而不是言辞，而且不要太迟）他发自真心地意识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与错误，并决定谴责它们，把它们彻底消灭。只有这样，我，一个非天主教徒，才准备依从犹太教和天主教原谅敌人的教义，因为一个发现自身错误的敌人不再是敌人。

2.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在欧洲的中心地带，灭绝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而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西方人所生活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弱点和风险，但是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国家相比，或者与那些压制民主思想的时代相比，我们的世界有着巨大的优势：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关于每件事情的一切细节。当今的信息产业是“第四权”：至少在理论上，记者、新闻报道人和摄像记者能够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没有人有权力阻止他们或把他们赶走。一切事情都很简单：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收听或收看自己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电台或电视台的广播节目。你可以去报摊选择你喜欢的报纸，本国的或外国的，任何政治倾向的报纸——哪怕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不睦。你可以购买和阅读你想阅读的任何书籍，一般不会招致“反国家犯罪活动”的控告，或政治警察对你的房子的搜查。避免一切偏见当然并不容易，但至少你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偏见。

在一个独裁国家并非如此。在独裁国家中，只有由上层所宣示的唯一真理。所有报纸都差不多，它们都重申着相同的唯一真理。电台也是一样。而你不能收听其他国家的广播节目。首先，这是一种罪行，你会冒着进监狱的危险。其次，你的国家的无线电台会在适当的波段发送干扰信号，将他们自己的信号叠加在国外信号之上，从而阻止你收听它们。至于书籍，仅有国家喜欢的书可以得到出版和翻译。你必须在国外找到其他书籍，并自己甘冒风险把它们引进国内，因为它们被视为比毒品或炸药还要可怕的危险品。而如果警察发现你拥有这些书籍，它们会被没收而你则会受到惩罚。国家不喜欢的书籍，或者不再喜欢的书籍，会在城市广场当众焚毁。1924年至1945年间，意大利就是这样的独裁国家。而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当今，仍然有许多国家奉行独裁主义，其中我们不得不悲哀地算上某个曾经英勇地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在一个独裁国家中，政府可以更改真理、编造历史、扭曲新闻、掩盖真相、宣扬虚假。宣传取代了信息。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你不再是一位公民，一位权利的拥有者，而只能做一名顺民。而作为一名顺民，你必须狂热地忠诚并消极地服从于国家（以及代表它的独裁者）。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尽管并不总是轻而易举，深切地侵犯人类的天性永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掩盖大量的事实真相。在法西斯意大利，对社会主义政治家马泰奥蒂[2]的暗杀是相当成功的。几个月后，这个案件就被封锁在一片沉默之中。而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控制和掩盖真相时又比墨索里尼技高一筹。

然而，向德国人民隐瞒巨大的集中营设施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纳粹的角度来看，这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在他们的国土之上营造并维持一种模糊的恐怖氛围构成了纳粹主义的部分目标。这也让人民知道反对希特勒是极为危险的。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实行纳粹主义最初的几个月中就被投入集中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徒。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并知道集中营里的人们遭受着折磨且濒于死亡。

尽管如此，大批德国人的确并不了解集中营里后来所发生的最凶残暴行的相关细节——以百万计的规模，成系统的工业化的灭绝，毒气室，焚尸炉，对尸体卑鄙的掠夺。这些并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事情。为了保守这些秘密，纳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比如，在官方用语中仅仅使用小心翼翼而玩世不恭的委婉辞藻：人们不写“灭绝”，而写“最终解决方案”；不写“流放”，而写“转运”；不写“毒气杀害”，而写“特殊处理”，等等。不无理由，希特勒害怕这个骇人的新闻，如果它得以泄露，将会损害这个国家对他盲目的信仰，也会损害战斗部队的士气。此外，如果盟军知道这件事，也会把它作为宣传材料。这种情况的确出现过，盟军电台多次描述了集中营内的恐怖现实，但由于这些罪行过于罪大恶极，大多数人反而不敢相信。

我能找到的，对当时德国形势最具有说服力的概括莫过于尤金·科根（Eugene Kogon）的著作《地狱的理论与实践》（DER SS-STAAT）。尤金·科根曾被纳粹投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

德国人对集中营有哪些了解？除了它们存在这个具体的事实之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今天，他们也所知不多。严格保守这个恐怖系统的秘密细节的手段，被证明极为有效。这些手段，让那些痛苦变得含义不明，因而更为复杂深刻。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的，甚至很多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们将犯人投入其中的集中营里发生着什么。绝大多数犯人对关押他们的集中营的功能及所采用的手段也缺乏准确的了解。而德国人民又怎么能知道呢？任何走进集中营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这是对保密工作的力量和效能的最好证明。

但是……但是，甚至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或相信它们是一些疗养胜地。很少有德国人没有某个亲属或熟人被投入集中营，或者说，很少有德国人不知道有这个人或那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所有的德国人都目睹了各种各样的排犹暴行。在犹太教堂遭到纵火焚烧，犹太男人和女人们被迫跪在街上的泥浆里，遭受羞辱时，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就在现场，带着冷漠、好奇、轻蔑或完全幸灾乐祸的快乐。很多德国人通过收听国外电台知道了集中营的情况，还有很多人接触到在集中营之外工作的犯人。很多德国人都曾经在街上或火车站里遇到过集中营囚犯那悲惨的队列。在1941年11月9日德国警察和安全部队司令部发给所有……警官和集中营指挥官的一则通告中称：“尤其是，必须注意到，在徒步转移的过程中，比如从车站到集中营，相当多的囚犯会在途中崩溃，因衰竭而昏倒或濒于死亡……不可能向民众隐瞒这些事情。”

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事实上监狱中已经人满为患，而全国各地都在不断执行死刑。数以千计的地方法官、警务人员、律师、神父和社会工作者普遍知道事态非常严重。许多商人作为供应商与党卫军打着交道。一些企业老板请求党卫军的行政和经济部门把集中营里的囚犯拨给他们做奴工。这些商人、企业主，还有那些办公室里的职员，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许多大公司正在压榨奴工的劳动力。有不少工人在集中营附近或者就在集中营里工作。各个大学的教授在希姆莱设立的药品研究中心共同工作着，很多公立医院的医师以及私人研究机构的医生与这些专业的杀人者合作。很多空军成员被调任到党卫军所管辖的部门中，而他们一定知道那里发生着什么。许多高级军官知道在集中营里对苏军战俘的大规模屠杀。甚至很多士兵和宪兵一定也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犹太人隔离区、被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可怕内幕。而你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我们必须再补充一条，从而让整个场景趋于完整——尽管信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但大多数德国人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因为，事实上，他们希望不去了解。当然，国家恐怖主义肯定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非常难以抵抗的武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没有尝试抵抗。一条特殊准则普遍存在于希特勒的德国：那些知道的人不说，那些不知道的人不问，那些问的人得不到答案。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并捍卫了他的无知。而他的无知，似乎让他对纳粹主义的支持有了充分的理由。闭紧自己的嘴巴、眼睛和耳朵，他为自己营造了一种“不知道”的错觉，并借此为发生在他门口的罪行而洗刷了自己的同谋罪。

知道或让自己知道，是一个人远离纳粹主义的方法之一（基本上并不那么危险）。我认为德国人民在整体上，并没有求助于这种方法。我相信他们完全应该承担蓄意忽略的罪责。

3.有囚犯从集中营里越狱吗？怎么会没有大规模的反抗？

这些是年轻的读者们最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它们一定源自于某些特别迫切的好奇心或需要。从乐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年轻人感到自由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不可或缺的特权之一。结果，对他们而言，监禁的观念立刻与逃跑或反抗联系在一起。此外，许多国家的军事条例都规定着，战俘应该尝试逃跑，利用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借此恢复他作为一名战士的地位。而《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惩罚试图逃走的战俘。浪漫主义文学（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吗？）、流行文学和电影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在这些艺术作品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尝试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

把囚犯那不自由的境遇视为某种不正常的、不适当的事情——就像一场疾病，只有通过逃跑或反抗才能治愈——这种看法也许是好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观念完全不符合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

比如，只有几百名囚犯试图逃出奥斯维辛，而在这些人中只有二十多人成功越狱。逃跑是困难而极度危险的。饥饿和虐待让囚犯身体虚弱，而且意志消沉。他们被剃光了头发。人们可以立刻认出他们的条纹囚服。而他们的木鞋让他们不可能快速、安静地行走。他们没有钱，而且，一般都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波兰语。他们在当地没有关系，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貌。最重要的是，纳粹对越狱事件会进行残酷的报复。任何试图越狱的人如果被抓住都会被当众绞死，在点名的大操场上，常常在死前遭受可怕的折磨。要是一场越狱被纳粹发现，逃跑者的朋友都会被当作同谋，关在禁闭室里饿死。其他所有囚犯则被迫站上24小时。有时，甚至会把“罪人”的父母抓起来，关进集中营。

党卫军哨兵如果杀死了一名试图越狱的囚犯，可以得到特别假期。结果，党卫军哨兵往往枪杀并非试图越狱的囚犯，只是为了获得假期。这一事实人为地夸大了试图越狱的囚犯人数的官方统计数字。正像我前面说过的，真实数字很小，几乎都是一些雅利安血统（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就是非犹太人）的波兰囚犯。他们的家乡离集中营不远，因此，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而且可以肯定群众会为他们提供保护。在其他集中营，情况也基本相似。

至于说集中营中缺乏反抗，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首先，我们必须铭记那些发生在某些集中营中的起义：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布尔（Sobibor），甚至比尔克瑙，奥斯维辛的附属集中营之一。这些起义的规模不大，但正像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起义一样，证明了起义者杰出的道德力量。这些起义都是由具有某些特权的囚犯所计划和领导的。这些囚犯因此比普通犯人有着更好的身体和精神条件。这并不令人吃惊——只是从表面看，它似乎有悖于“受压迫最深的人奋起反抗”的观念。即使在集中营之外，斗争也很少由“下层无产阶级”发动。穿破衣服的人并不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或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这些政治犯搞阴谋的经验被证明极为有用，而且常常导致相当有效的保护活动，而非公开的反抗。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时间，他们的手段也不尽相同。比如，他们成功地敲诈或贿赂党卫军，控制他们那任意妄为的力量；或者暗中破坏德国军工业的生产；或者组织越狱；或者通过电台与盟军联络，向他们通报集中营里骇人听闻的情况；或者改善患病囚犯的治疗条件，用囚犯医生替代党卫军医生；或者“引导”筛选的进程，把那些间谍和叛徒送进毒气室，而拯救另一些囚犯的生命（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囚犯的性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随着战线逼近，准备——甚至以军事方式准备，抵抗纳粹对集中营的大清洗（事实上，纳粹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像奥斯维辛地区的那些集中营，无论积极或消极的抵抗都特别困难。这些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都缺乏最基本的组织或军事训练。他们来自欧洲各国，说着不同的语言，因此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残酷，也因为他们往往在犹太人隔离区经历了长期的饥饿、虐待和羞辱，所以他们比其他囚犯更饥饿、更虚弱、更疲劳。而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那可悲的生存期非常短暂。总之，他们是流动的人口，一面不断大批死去，一面新的囚犯不断到来。在这样一种退化而流动的人类群体中，反抗的种子难以生根发芽是可以理解的。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那些刚刚下火车的囚犯不反抗，而是等几个钟头（有时甚至要几天！）后走进毒气室？除了我刚才已经介绍的，我必须在此补充一点，那就是德国人已经完美地创造出一套如恶魔般的狡诈而灵活的大规模屠杀系统。在大多数时候，新到达的囚犯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纳粹以冰冷的效率接待他们，却并不凶残，邀请他们脱掉衣服“淋浴”。有时，他们会分发肥皂和毛巾，并答应在淋浴后提供热咖啡。事实上，毒气室伪装得就像一间淋浴室，有水管、龙头、换衣间、挂衣钩、长椅等等。要是囚犯们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知道或怀疑他们即将来临的命运的迹象，党卫军和他们的爪牙就会运用奇袭战术，以极端的残暴进行干预。这些纳粹党徒叫喊着、威胁着、踢打着，甚至开枪、放狗。这些狗经过专门的训练，可以把囚犯撕成碎片。而这些囚犯则是困惑的、绝望的，因为五到十天在封闭车厢中的旅行而变得虚弱不堪。

事情就是这样，而有时被人们提起的说法——犹太人因为胆小懦弱而不反抗——却是荒唐而带有侮辱性的。没有人反抗。有一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忘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经过300名苏联战俘的考验。这些战俘年富力强，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灌输，而且没有孩子或妇女拖累，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反抗。

还有最后一点，在今天深深地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的观点：人们在压迫面前不能屈服而应该反抗，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欧洲，却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尤其是在意大利。它是政治活动家那狭小圈子里的产物，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立刻孤立、排挤、恐吓和摧毁了他们。你一定没有忘记德国集中营的第一批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事实上，他们正是反纳粹政治党派的骨干成员。缺少了他们的贡献，敢于反抗和敢于组织反抗这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理念要在很久之后才开始出现，而这主要归功于德国在1941年出人意料地撕毁了1939年9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欧洲共产党人投身于反对纳粹主义的斗争中。总之，指责集中营里的囚犯不反抗，主要是一个历史视角的错误，要求这些囚犯具有当时仅仅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意识，尽管它在今天几乎是人们的共识。

4.解放后你还回过奥斯维辛吗？

在1965年和1982年，我两次回到奥斯维辛。正如我在我的书中所指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帝国不仅是一座集中营，而是由大约40座集中营组成。奥斯维辛的主营坐落在同名城镇（波兰语Oś więcim）的郊区，可以容纳2万名囚犯，可以说，是这些集中营的行政首都。而比尔克瑙集中营（准确地说，它是多个集中营组成的，在不同时期，从3个到5个不等），可以关押大约6万名囚犯，其中大约4万人为妇女。毒气室和焚尸炉都位于比尔克瑙集中营。此外，还有苦役营。在不同时期，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变化。一些苦役营距离“首都”远达几百公里。我的集中营，叫莫诺维茨，是其中最大的苦役营，最终关押了大约1.2万名囚犯。它位于奥斯维辛以东大约7公里的地方。整个地区现在都是波兰领土。

对主营的参观并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强烈的情感。波兰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种国家历史遗迹。营房干干净净，经过粉刷。营区里栽种着树木和花圃。有一个展览馆，展示着各种令人同情的遗物：成吨的女人头发，成千上万的眼镜、梳子、修面刷、玩偶、童鞋，但它仍然只是一个展览馆——某种静态的、经过重新整理的东西。在我看来，整个主营就像一个展览馆。至于我的集中营，已经不复存在。它所附属的橡胶工厂，现在由波兰人掌控，已经扩大了规模，并占据了整片地区。

然而，当我走进比尔克瑙集中营时，却的确体验到了一种强烈的痛苦感。在此之前，我从未以一名囚犯的视角去观察比尔克瑙。这里的一切都保持原状。过去这里是泥泞的，现在这里仍然泥泞不堪。还有夏日那令人窒息的灰尘依然如故。那些营房（那些没有在战火中烧毁的营房）仍然伫立在原来的地方，低矮、肮脏，木头制成的墙壁四面透风，地面是踩实的泥土地。营房里没有床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一层层直到天花板。室内没有进行任何美化。一位女性朋友与我同行，朱莉安娜·特德斯奇，比尔克瑙的一位幸存者。她告诉我，每个一米八乘两米的木板上，睡着九名女犯。她让我从小小的窗户望出去。从那里可以望见焚尸炉的废墟。在那些日子里，你能看见从烟囱冒出的火光。她曾经问过更年长的女犯：“那火是什么？”而她们回答：“那是正在燃烧的犯人。”

直面这些地点那唤起悲伤的力量，我们每个幸存者都有着不同的反应，但大致可以分成两类。那些拒绝回去，甚至不愿意讨论那些事的人，属于第一种。他们想忘记过去，却无法忘记，而被噩梦所折磨。而第二种人恰恰相反，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从零开始新的人生。我注意到第一种人被投入集中营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不是政治原因。对他们而言，集中营所带来的痛苦是惨痛的，却毫无意义，就像一场不幸或疾病。对他们而言，对集中营的回忆是外在的，是蛮横插入他们生活的痛苦对象。而他们曾经尝试（或仍在尝试）从脑中消除这些记忆。而第二种人则包括前政治犯，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基础、宗教信仰，以及有强烈的道德意识的人。对于这些幸存者，牢记过去是一种责任。他们不想遗忘，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让世界遗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不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不可预见的历史巧合。

纳粹集中营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不断累积的顶峰，是法西斯主义畸形的表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前，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存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得以残存，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有着伪装的。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而这是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我知道许多前政治犯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经历中所包含的经验教训，而他们每年回到“他们的”集中营，引导着年轻人的朝圣之路。而如果时间允许，如果我不知道通过写书，以及与读者们的交流让我也实现了同样的目的，那么我也会乐于这样去做。

5.为什么你只讨论德国集中营，而不谈及苏联集中营呢？

正像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更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而不是法官。我只能见证我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我的书不是历史书籍。在撰写这些书籍时，我严格地将自己限制于只报道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而摒除我之后从书籍或报纸上读到的故事。比如，你会注意到我并不引用在奥斯维辛遭到屠杀的人数，也不描写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这是因为，我在集中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只是后来才了解它们，而在这时，全世界也同样知道了这些事情。

出于同样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我并不提及苏联集中营。幸运的是，我从未被投入这些集中营。而我只能重述我所读到的东西，那些所有对这个命题感兴趣的人都会知道的东西。然而，显然，我不想，也不能，逃避人人都应承担的做出判断和形成观点的责任。除了二者明显的相似性，我想我能够找出一些实质性的不同。

苏联集中营与德国集中营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最终目的。德国集中营构成了某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尽管它如此嗜血。除了消灭或恐吓政治对手这个古老的目的之外，它们还承担着一个巨大而恐怖的现代目标，那就是把整个民族和文化从世界上抹去。大约从1941年起，它们变成了巨大的杀人机器。纳粹蓄意计划使用毒气室和焚尸炉以成百万的规模杀死并毁灭人类的躯体。最令人恐怖的记录属于奥斯维辛，在1944年8月的一天内杀死2.4万人。苏联集中营当然并不是乐土，但苏联集中营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其中的囚犯——即使在当时最黑暗的岁月中。苏联集中营里经常会有犯人死亡，以至于犯人的死亡被残忍地当作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这些死亡基本上不是蓄意造成的。死亡是寒冷、饥饿、传染病和苦役的副产品。在这两种地狱模式的悲惨对比中，我必须补充一个事实——要是一个人被投入德国集中营，在一般情况下，他就再也出不来了。死亡是唯一可以预见的出路。然而，在苏联集中营，总是存在着对监禁的一种可能的限制。在斯大林时代，法官有时会以可怕的漠视判处“罪人”极为漫长的刑期（长达15年或20年），但最终重获自由的希望（无论多么渺小）却是仍然存在的。

从这个最基本的不同，导致了另一个区别。在苏联集中营里，警卫与犯人之间更多一些人情味。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说着同一种语言，而不会像纳粹主义那样分别打上“优等民族”或“非人”的标签。病人得到治疗，尽管总是缺医少药。面对过于艰苦的劳动，个人或集体的抗议并非是不可想象的。很少有体罚，即使有，也不会过于残忍。犯人有可能收到信件或装有食物的邮包。总之，人性并没有泯灭或完全丧失。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两个集中营体系的死亡率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苏联，最残酷的时代，囚犯死亡率达到30%。这当然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数字。但在德国集中营，死亡率高达90%到98%。

我发现苏联最近发明了非常可怕的新手段，将某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概称为疯子，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迫使他们接受所谓的“治疗”。这些“疗法”不仅导致残忍的痛苦，还会扭曲和损害他们的精神机能。这表明苏联是多么害怕不同政见。持不同政见者不会再被关进大牢，而是用药物（或威胁使用药物）来摧毁他们。也许这个技术并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1985年，这样的政治“病人”似乎不超过100人），但它令人憎恶，因为它构成了对科学可鄙的滥用。而且，这些如此奴颜婢膝地顺从于政府当局的医生也不可原谅地亵渎了医生的角色。它反映了对民主争鸣和公民自由的极端蔑视。

在另一方面，就准确的数量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苏联集中营现象事实上正在趋于萎缩。在1950年前后，政治犯的数量达到几百万人，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数据，他们在今天的人数只有大约1万人。

综上所述，无论如何，苏联集中营都是违反法律和人性的可悲现象。它们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事实上，它们正代表着玷污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污点。它们应该被视为沙皇专制主义的一份原始的遗产——而这却是苏联统治者无法或不想放弃的一份遗产。如果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3]在1962年所撰写的《死屋手记》（Memories of a Dead House），你会毫无困难地发现书中所描写的监狱与索尔仁尼琴[4]在100年后所描述的苏联集中营具有相同的“特征”。但人们能够，甚至轻松地，描绘没有集中营的社会主义。而缺少了集中营的纳粹主义却是不可想象的。

6.解放之后，你又见过《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这两本书中的哪些人物？

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是不是个人》中提到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死于集中营或死于书中最后一章所描述的大规模疏散的途中。还有一些人在集中营期间死于感染的疾病。我无法找到很多人后来的消息。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并且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或后来重新建立了联系。

《尤利西斯》一章中的“皮科罗”，真名让（Jean），幸福地活着。他的家人在“二战”中全部罹难，但他在回国后再婚，现在有两个孩子，作为一名药剂师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宁静地生活着。在他休假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在意大利聚会。有时我也去拜会他。奇怪的是，他已经记不清他在莫诺维茨度过的岁月。疏散行军那可怕的记忆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途中，他目睹了他所有的朋友（包括阿尔贝托）一个个地死于过度疲劳。

我也经常见到我称之为皮耶罗·索尼诺（Piero Sonnino）的那个人。在《休战》中，我将他称为塞萨尔。他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融入社会”的困难时期，但已经找到了工作并建立了一个家庭。他住在罗马。他非常乐意而且极为生动地向我讲述他在集中营里、在回家的路上的经历。但他的叙述往往变成一场夸张的独白。在他的叙述中，他愿意强调那些他在其中作为主角的冒险经历，而不是那些他只能消极承受的悲惨遭遇。

我还见过查尔斯（Charles）。1944年11月，作为一名游击队员，他在家乡附近的孚日山脉（Vosges）被捕，而被投入集中营仅仅一个月就迎来了解放。但这一个月的痛苦经历，以及他所目睹的可怕现实，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剥夺了他生活的乐趣和开创未来的愿望。他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才回到国内，就像我在《休战》中所描述的旅程一样。回国后，他重新在一个村庄的小学校里当上了小学老师。在学校里，他也教孩子们怎样养蜂和怎样栽种冷杉和松树的树苗。他多年前已经退休，最近迎娶了一位不再年轻的同事。他们一起盖了一栋新房子，虽然小却舒适而温馨。我去看过他两次，在1951年和1974年。在最近一次拜访时，他告诉我关于亚瑟（Arthur）的近况。亚瑟住在一个离他不远的村子里，年迈多病，并不欢迎可能重新唤醒痛苦的古老回忆的客人。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重新找到了曼迪（Mendi），在《这是不是个人》中简短提及的那个“现代思想的拉比”。我们重逢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而出人意料。他在1965年偶然读到了德译版的《这是不是个人》，想起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心地把它寄给了都灵犹太社区。之后，我们一直相互通信，相互转告我们共同朋友们的境遇。1967年，我去东德的多特蒙德（Dortmund）看望他。他在当时是那里的犹太拉比。他仍然像过去那样，“坚定、勇敢而敏锐”，此外也有着杰出的教养。他娶了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并有三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全家人打算移民到以色列。

我再没有见过潘维茨博士（Dr. Pannwitz）。正是这位化学家让我得以参加那令人恐惧的“国家考试”。但我从穆勒博士（Dr. Müller）那里听到过他的消息。穆勒博士正是我的《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Schocken，1984）中《钒》一章的主人公。当红军就要到达布纳工厂时，潘维茨博士表现得既盛气凌人，又胆小懦弱。他命令他的那些平民同事们反抗这苦涩的结局，禁止他们登上撤离这一地区驶向后方的列车。但他自己却在最后一刻趁乱跳上了火车。他在1946年死于脑瘤。

我几乎与《休战》中的所有人物都失去了联系，除了塞萨尔（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和列奥纳多。列奥纳多·德·贝内德蒂医生（Dr. Leonardo De Benedetti），像我一样，是都灵本地人，在奥斯维辛失去了他那亲爱的妻子。回到我们的城市后，他重新成为一名勇敢而尽职的医生。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珍贵的朋友，聪明而冷静。除了他的病人外，无数人请求他的帮助和建议，没有人失望而归。他在1983年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7.怎么解释纳粹对犹太人那疯狂的仇恨？

可以说反犹主义是人类褊狭的一种具体表现。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带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在第三帝国，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以及犹太人民的“与众不同”让它进一步趋于恶化。法西斯和纳粹宣传机构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背负所有的罪行和污秽。而正是得力于法西斯和纳粹宣传机构的高效率，整个德国（以及大部分欧洲）都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反犹主义。最后，一位狂热的独裁者，希特勒，加剧了这一现象，使它最终突然爆发。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并不能让我满意。这些理由过于简化，与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恶并不相称。或者说，它们并不足以解释需要解释的事实。在重读纳粹党的编年史时，从它那阴郁的开始到它那痉挛般的终结，一种无法控制的疯狂氛围挥之不去。而在我看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这种疯狂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集体性的疯狂，这种“脱轨”，往往被一些因素那仿佛理所当然的结合所解释，哪怕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不足以解释这个事实。在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希特勒的个性本身，以及它与德国人民的广泛互动。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的执迷，他的仇恨，他对暴力的鼓吹，在德国人民的失意中激起了无限的回声，并出于这个原因给予他加倍的反馈，促使他狂热地坚信自己是尼采所预言的英雄，拯救德国的超人。

很多文章讨论了他对犹太人仇恨的源头。据说，希特勒把他对整个人类的仇恨倾泻在犹太人身上。据说，他在犹太人的身上看到了自身的一些缺陷，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正是对他自身的仇恨。据说，他如此深深地憎恶犹太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血管中可能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的恐惧。

同样，这些解释在我眼中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历史现象统统归咎于一个人（那些执行可怕命令的人并不是无辜的！）。此外，解释一个人内心的动机总是困难的。这些提出的假设仅仅在一个点上解释了这些事实，解释了质，而不能解释量。我必须承认，我更青睐于一些更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谦逊，包括布洛克[5]、施拉姆[6]和布拉契[7]。他们都承认无法理解希特勒和他背后的德国那激烈的反犹主义。

也许人们无法——更有甚者，人们不可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理解几乎代表着为所发生的事情找出正当的理由。让我们解释一下：“理解”一个建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要“包容”它，“包容”它的作者，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将自己等同于它的作者。而没有正常的人类能够将自己等同于希特勒、希姆莱（Himmler）、戈培尔（Goebbels）、艾希曼，以及其他无数人。这令我们沮丧，但同时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的言辞（不幸的是，同样，他们的行为）不能被我们所理解也许正是合意的。它们不是人类的言辞和行为，事实上是反人类的、史无前例的，难以与生物为了生存那最残酷的斗争相比。战争可以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奥斯维辛与战争毫无关系。它既不是战争的一个方面，也不是它的一种极端形式。战争当然是一个可怕的现实，需要人类摒弃的现实，但它发生在人类中间，它有着它的合理性，我们“理解”它。

但在纳粹的仇恨中并没有理性。它是一种并不属于我们的仇恨，是人类之外的仇恨，是法西斯主义这棵死亡之树上长出的毒果。但它相异并超越于法西斯主义本身。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仇恨，但我们必须理解它源自哪里，而且我们必须警惕。如果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认知却势在必行，因为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良知可能再次受到诱惑或蒙蔽，哪怕是我们的良知。

出于这个原因，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反思。每个人必须认识到，并牢记，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众演讲的时候，人们相信他们的话，为他们喝彩，钦佩他们，像神一样崇拜他们。他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们具有一种诱惑的秘密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是因为他们的演讲言之凿凿或无懈可击，而是因为他们的发言富于启发，他们的雄辩与口才，他们那装腔作势的态度，这也许是他们的本能，也许经过耐心的学习和练习。他们所鼓吹的理念并不总是同一个，而且常常是反常、愚蠢或残忍的。但人们用赞美上帝的溢美之词来赞美他们，成百万的信徒为了这些理念甘愿牺牲生命。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忠诚的追随者中，有着非人道命令的兢兢业业的执行者。但这些追随者并不是天生的折磨者，并不是（除了个别例外）怪物——他们只是一些普通人。怪物的确存在，但他们在数量上太少而无法构成真正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来自普通人，那些不提出问题，而直接相信和执行的公务员们，像艾希曼；像霍斯（Höss），奥斯维辛的指挥官；像斯坦格尔（Stangl），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像20年后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大肆屠杀；像20世纪70年代末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屠杀者。

所以，我们必须对那些试图通过诡辩而不是道理来说服我们的人抱有怀疑之心，必须对那些所谓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抱有怀疑之心。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别人的判断和意志充当了我们的判断和意志。因为难以分辨预言家的真假，所以我们也应对所有的预言者抱有怀疑之心。我们最好放弃那些昭示的“真理”，即使这“真理”光彩夺目，卓显着我们的荣光，即使这真理近在咫尺，得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最好还是满足于那些更保守的、不那么激动人心的真理，那些人们通过痛苦所获得的真理，一点点地，没有捷径，通过研究、讨论和推理，那些能够经得起推敲和论证的真理。

显然，这个公式过于简单，并不足以适用于所有情况。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拖曳着它那褊狭、凌辱而奴役的足迹，可能诞生于我们国家之外，为自己改个新名字，踮起脚尖，偷偷溜进国门。它也有可能在国内，凭借击溃一切防御的暴力，逃出牢笼。这时候，明智的忠告不再适用，人们必须奋力反抗。即使在这个时刻，对不久前欧洲腹地所发生的悲剧的回忆，也足以为人们提出预警，促使人们去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复辟。

8.如果你不曾成为集中营里的一名囚犯，那么你今天会是怎样的人呢？你对那个时期具有怎样的感觉和回忆？你将你的幸存归功于哪些因素？

如果我没有被投入集中营，那么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严格来说，我现在不知道，将来也无法得到答案。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未来。而这恰恰是去描述从未发生的未来。大胆猜测（极为粗糙地猜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还有一些意义。但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去预测明天的行为。这就像物理学家可以极为精确地预测一克镭的衰变所需要的时间，但完全无法预测同样这克镭中一个单独的原子何时会开始衰变。如果一个人走向一个丁字路口，而他不打算向左转，显然他将选择右侧的道路。但在真实的人生中，我们的选择几乎永远不会仅限于两个选项。而且，每次抉择之后，我们还要面对下一次抉择，而每次抉择都有众多选项，诸如此类，直至无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外在因素。而这些外在因素往往与我们的主观选择毫无关系。同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内在因素也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出于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无法预知自己或身边其他人的未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没人能在“如果”的前提下说出自己的过去会是什么样。

然而，我可以提出某些特定的断言：如果我没有在奥斯维辛生活过，我很可能永远不会写出任何东西。我不会具有写作的动机和激励。我原本是意大利的一名平庸的学生，历史成绩很糟，最感兴趣的是物理和化学。我已经选择将化学家作为我的职业。这个职业与写作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正是集中营和漫长的回家之路的经历迫使我去写作。我并不需要和懒惰做斗争，写作风格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是，我甚至不用从我每天的职业工作中抽出一个小时，就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写作时间。似乎这些书就在我的脑子里，我只要把它们倾倒在纸张之上。

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最重要的是，这两本书，经历过许多机缘，像一种人为的记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横亘在我极为正常的现在与富有戏剧性的过去之间，宛如一道防御性的壁垒。我这样说是不无犹豫的，因为我不想被当作玩世不恭——如今，当我回忆起集中营的时候，我不再感到任何强烈或感伤的情绪。恰恰相反，在我作为一个被流放者那短暂而悲惨的经历之上，覆叠着我作为一个作家和见证者那漫长而复杂得多的经历。这种覆叠显然是正面的：总体来说，这个过去让我更充实、更坚定。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被关押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的女营犯。她说集中营是她的大学。我想我也能这样说，也就是说，通过经历以及之后书写和思考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点：这种积极的结果只是极少数人才能够得到的一种好运气。比如，在被投入集中营的意大利囚犯之中，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人能够回国，而其中很多幸存者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朋友、财产、健康、心理平衡和青春。在我看来，我能够幸存并安然无恙地回来，主要是由于我的运气不坏。先前已经存在的因素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而接受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一名化学家的职业，这些在我身处集中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我赢得了一些特权。也许，我那从未凋萎的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还有不仅要活下来（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意志），而且要向人们倾述我们所见证和忍受的事实的意志，也有助于我的幸存。而最后，我的决心，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坚定地保持着的决心，坚持把我的同伴和我自己视为人，而不是物品，从而避免了导致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消沉。

[1] 指作者最早的两本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又名“活在奥斯维辛”；英译版：If This Is a Man或美译版：Survival in Auschwitz，1947，1958）和本书《休战》（又名《再度觉醒》，英译版：The Truce或美译版：The Reawakening，1963）。

[2] 吉亚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1885—1924）：意大利社会主义政治家，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主要政敌，被法西斯党人绑架并杀害。他的尸体在同年8月16日被发现。

[3]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俄国作家，其文学风格对20世纪的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杰出作家，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5] 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历史学家，撰写了传记《希特勒：对暴君的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6] 珀西·施拉姆（Percy Schramm，1894—1970）：德国历史学家。

[7] 卡尔·布拉契（Karl Bracher，1922—2016）：德国历史学家。

译后记

痛楚而迷人的休战时光

受到《这是不是个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鼓舞，莱维在1963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回忆录——《休战》。莱维在书中讲述了他在集中营解放后坎坷的回家经历。1945年1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莱维所在的布纳-莫诺维茨集中营，它是附属于奥斯维辛的集中营之一。大病初愈的莱维，接过苏联人发给的五根香烟，只带着几片面包、一条毛毯，穿着单薄的奥斯维辛囚衣，就此踏上了数千英里的回家之路。他辗转穿过大半个欧洲，最终在1945年10月19日回到都灵。饥饿、寒冷、疾病——这是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一场无比艰难的旅程。然而，无论情况多么困苦，前途多么渺茫，《休战》中的莱维永远是勇敢的、乐天的，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永远保持着作为一个人，一名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表现出对身边人们、对知识、对自然的热爱。这也许正是莱维能在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火车最终载着他和其他幸存者进入意大利国土时，莱维写道：“游走于文明边缘的这几月过去了，尽管艰苦，但它们此刻在我们眼中就像是一场停战，无边无际的沉重生活中的一次间歇，命运送给我们的一件幸运却不可复制的礼物。”大半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莱维眼中，却是“一件幸运却不可复制的礼物”。这种乐观精神，成了在死亡营中支撑着莱维免于“最终崩溃”的强大支柱。

因此，我惊讶地发现：《休战》与《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着同样流畅、有力的文字，同样冷静、深刻的剖析，同样震撼而发人深省的叙述，却带给读者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一部沉思录，一部“思考”的结集，一位垂暮老者的回首遥望，对40年前苦难经历的思索与总结。在这部作品中，莱维的文字就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把最深刻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使在现在，阅读这部作品，仍能深切地感受到文字中所蕴含的痛苦与呐喊。《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沉重而悲伤的，而《休战》却是轻快而乐观的。如果说前者是陈年的醇酿，后者就是清爽的干啤。如果说前者宛如《悲怆奏鸣曲》，有着安详、深沉的旋律，又蕴藏着强大的活力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后者就像《合唱交响曲》，从悲壮、庄严的旋律开篇，转向活泼、轻松，渐渐趋于和缓、安详，以欢乐的理想实现告终。总之，《休战》完全推翻了我之前对于普里莫·莱维的文字留下的忧郁印象。作者凭借少数作家才具有的惊人天赋，运用轻快、平实、形象的笔触，通过冷静而诙谐的叙述，轻轻松松地把我们带进了他的世界。当他坐在颠簸的货车车厢中，穿过俄罗斯广袤的平原时，我们仿佛就坐在他的身边。当他和塞萨尔在市场上叫卖时，我们仿佛就站在围观的人群中。当他穿过可怕的痢疾病房时，我们仿佛也闻到了那浓厚的死亡气息。

《休战》中，莱维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水墨长卷，也勾勒出“二战”结束后，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土地上的众生相。作者刻画人物的能力是惊人的。哪怕只用寥寥几笔，所勾勒出的形象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夭折的赫比纳克、慕尼黑街头的雏妓、伐木场的德军战俘、千里返家的犹太姐妹、在密林中避难的德国妇女、食杂店的女老板……所有这些形象，无一不是鲜活的、独特的，有着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引起我们对人性、对社会、对战争的思考。

作者着墨最多的，是旅程中的伙伴们：希腊人、塞萨尔、列奥纳多，以及那些“梦想家”们。他们中有窃贼，有骗子，有皮条客，也有杀人凶手和剽窃者。作者并没有刻意粉饰他们，把他们描写成正人君子，而是通过冷静、理性的角度，去审视他们人性中善恶交织的现象。正是因为这样，才把人性的点点滴滴表现得更加深刻。塞萨尔是书中最丰满的形象。他有着复杂的人性，也有着丰富的故事。他是一个精明的小贩，也是个善于欺诈的骗子，平时喜欢捉弄别人。但是正如莱维所说，“塞萨尔是太阳的孩子，每个人的朋友”。塞萨尔的内心是善良而正直的，充满着人性的热情。他愿意和列奥纳多一起，走遍卡托维兹，为莱维寻医找药，也会把他出售的鱼送给没饭吃的孤儿寡母。塞萨尔是逆境中的强者，具有反抗命运的智慧、勇气和斗志。面对困境，他常常能急中生智，提出可行的计划，并勇于付诸实施。尤其相对于莱维自身消极被动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与塞萨尔相对应的，是希腊人莫多·内厄姆。他同样具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强者。但是，作为一个冷酷而吝啬的商人，他却成了自身刻板、僵化的商业教条的奴隶，“是一头孤独的狼，生活在一场对抗所有人的永恒战争中，未老先衰，封闭于他自己那毫无乐趣的骄傲中”。对于他，“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一切，包括伦常之爱、人情冷暖都是次要的。

莱维的自然主义风格，还表现在他对于“敌人”的态度上。正如《旧金山纪事报》对本书的评价：“普里莫·莱维是那种罕见的人物。他作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在书写他的经历的同时，又能保持一种平衡和协调感……随着他的叙述，历史的真相仿佛展现在我们眼前。”对于德国和德国人，莱维并没有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也没有表达复仇的渴望，更没有刻意去丑化“敌人”。恰恰相反，莱维运用客观、冷静的文字，准确地反映出德国人民在战争中同样遭受的巨大苦难，表达出对普通德国民众的同情，以及对于纳粹、对于战争的憎恶。莱维写道：“我有意运用见证者那冷静和清醒的语言，而不是受害者那悲恸的语气或寻求报复者那激怒的口吻。我认为，我的讲述越客观、越冷静、越清醒，就会越可信、越有用……我更愿意充当一名见证人，而不是法官。我只能见证我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这种客观与冷静，恰恰赋予了全书高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从而让作品具有了强大的力量。

和平时代的我们，总是过于简单地认为“解放”就像凤凰涅槃，一瞬间改天换地，“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莱维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天真的幻想。残破的兵营、夷平的村庄、焚毁的列车、街角的坟墓……无不在提醒人们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在人们身心留下的深切痛苦。满目疮痍的城市可以重建，但何时才能抚平人们心中的伤痛？战争结束了吗？不，战争永远未结束！有的，只是暂时的休战。这是莱维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战争，永远的战争——与生活的战争、与罪恶的战争、与自我的战争。恶魔被击败了，却并没有被消灭。恶魔睡去。恶魔还会醒来：“以为人类的正义能够荡涤这罪行是愚蠢的。它是永不枯竭的罪恶之泉；它摧毁躯体，也摧毁躯体中的灵魂——它扼杀人们的良知，让人们变得卑鄙无耻；它是报应在压迫者头上的耻辱；它是滋生于幸存者之中的仇恨；它有一千张面孔，或为复仇的渴望，或为道德的妥协，或为信仰的背弃，或为人生的厌倦，或为权利的抛弃，麇集于众人之间，而全然不顾人们追求正义的意愿。”无论是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还是在《休战》中，莱维都在一次次地警告我们，人性之恶、战争之恶、制度之恶，还会卷土重来，打着各种诱人的旗号，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裹挟其中，对世界再次造成巨大的破坏。而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抱有警惕之心。

《休战》重于叙事，兼顾议论，大多数段落并没有对译者提出过高的要求。然而，文学翻译永远不会是一件轻松事。在书中仍然存在一些难点，让作为译者的我出一身冷汗，即使花上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时间，仍然难以取得完全令人满意的效果。比如，凡是在书中涉及外语（意大利语之外的语言）的地方，莱维都尽量保持其“原汁原味”的语言形式。因此，除了莱维惯用的法语和德语之外，书中还出现了俄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甚至拉丁语。更困难的是，作者在记录这些语言时，常常采用的是表音的形式。也就是说，读音也许相同，但音节的拼写上往往会缺少一两个字母。尤其是俄语单词，一律采用拉丁字母，而不是俄语传统的西里尔字母。结果，在翻译这些外国语的含义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查找字典常常是无功而返。我不得不多方求教，四处查问，有时还到“Yahoo Answers”（雅虎问答）中去请教外国人。

其次，书中出现了不少俚语、双关的语言现象。比如，在第四篇《卡托维兹》中，费拉利偷窃时使用的刀片叫作“saccagno”，如果直译成“萨卡格诺”，就过于生硬，过于“翻译腔”，表现不出这句黑话的力度和简洁。为了更准确地翻译这个词，我绞尽脑汁，多方打听，终于通过一位从事警察工作的老同学得知，小偷把这种刀片称为“fěizì”（仅有其声，并没有固定写法）。据说，现在还有很多小偷使用着这种一折为二的剃须刀片，还有单面的保安刀片，而手术刀则较为少见。所以，我把它翻译成“匪子”。而被刀片毁容的人，是由“saccagno”衍生而来的“saccagnati”，我就势译为“匪咬”。

很多翻译家都抱怨过，译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趁春节亲戚共聚一堂，我得意地把我的第一本译作送给各位亲友。大家都非常好奇，纷纷问我译完这一本书能赚多少钱（这大概是当今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了吧）。在我回答一本书六七千元时，坐在我邻座的准妹夫“嗤”地笑出声来。唉，在很多人眼中，一个文学翻译的收入，是过于寒酸的。作为一名译者，如果翻译技术已经相当熟练，打字速度过关，要想提高翻译量（多赚钱），无非只有两条路：要么牺牲生活质量，要么牺牲翻译质量。显然，一味延长工作时间的效果并不好。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必然导致工作效率大幅度下降。所以，一名文学翻译随时面临着两种选择：是保证质量，还是提高收入。一些翻译选择了后者，而牺牲的是校对和查找资料的时间，抛弃的是一名译者应有的责任心。

在文化天地中，译者常常是默默无闻的。就像一座小桥，甘心让他人的智慧从自己身上踏过。然而，正如《休战》中的莱维，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都不放弃自身的尊严、生活的勇气。既然选择了做一名翻译，就应该恪守译者的职业尊严。即使我译出的作品不能说尽善尽美，可能有着疏漏和错误，但我愿意，也能够坦然地面对读者的批评，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我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交出的译稿已经达到了自身的能力极限，所以，任何批评对于我，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再次提高翻译能力的机会。而每一个对我的译作提出批评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我的老师，是值得感谢和尊敬的。

杨晨光

2013年8月17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休战 /（意）普里莫·莱维著 ; 杨晨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9105–3

Ⅰ . ①休⋯ Ⅱ . ①普⋯ ②杨⋯ Ⅲ . ①回忆录－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3430号

LA TREGUA (THE REAWAKENING)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1963, 1971, 1997, 2015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休战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杨晨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84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552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105–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他人的行当

我的房子

蝴蝶

从天空传来的信息

甲虫

一瓶阳光

月亮与我们

创造新动物

跳蚤之跃

月亮上的青蛙

爱的组装玩具

看不见的世界

漫长的决斗

外祖父的店

人为什么要写作

枯骨与兰花

最好的货物

抄录员

“世界上最欢乐的生物”

化学家的印记

先知的神隐

稳定/不稳定

化学家的语言Ⅰ

化学家的语言Ⅱ

写满古怪数据的书

书写小说

弗朗索瓦·拉伯雷

琥珀之力

易怒的国际象棋手

伦佐之拳

对蜘蛛的恐惧

由蟋蟀主宰的小说

独守闺中

隐晦的作品

孩童的国际

重返学校

前化学家

石上的印记

抗拒痛苦

“卡斯特罗六号”上的三十小时

隐藏的棋手

仪式与笑声

对恐惧的需要

致一位年轻读者

版权页

他人的行当

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紧密而拥挤的族群之中，如同过冬时的蜜蜂和绵羊那样，是有所裨益的，至少他可以更好地抵御寒冷与外界的侵袭。但那些生活在族群边缘，或者说，实际上已被孤立的人，也另有优势——他随时都可以离开族群，此外，对于眼下的风景，他的视线也更清晰。我的选择决定了我的宿命，让我远离麋集的人群；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然而要是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化学家，我又太容易为多姿多彩、悲惨或是奇异的景致分神。简而言之，我孑然一身地走在旅途上，沿着一条总是起风的路，到处抽吸着鼻子，如此便形成了本人颇为随性的个人修养：满是缺口裂缝，又半瓶水晃荡。但得以补偿的是，我钟情于以不同的、反向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可以这么说，我的测量工学是这样的：以文人的眼光检视技术，而以技师的眼光检视文学。

这部集子里的随笔是我［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发表于都灵的报刊《印》（La Stampa）上］作为一名好奇的业余爱好者，在十余年间的徘徊中所酿出的果实。它们是“对这个领域的入侵”，是对他人行当的侵犯，是在私人的猎区中偷猎，是对动物学、天文学和语言学无边际的疆土的突袭。我从未系统地学习过这些学科，但正因为这个理由，我对它们无法餍足又鲜有回报的热爱影响着我，不断诱惑着我，甚至激发了我偷窥狂、爱管闲事的本能。在另一些随笔中，我甚至胆敢在时事问题中站队，重读新老经典，或是探索连接自然世界与文明世界的纽带；我常常把脚步踩在连接（或应该连接）科学与文学世界的桥梁上，踏过一条于我而言非常荒谬的罅隙。有些人绞着双手把它称为深渊，却不去做任何填平它的尝试；也有好事者在做着拓宽它的事，就好像科学家和文人属于人类的两个亚种，相互不可理解，注定要忽视对方，不可能去互相滋养似的。这是一种反常的分裂，不仅是不必要的，更是有害的，要是不把它回溯到《圣经》中对于禁食某些果实的琐碎阐释上，那就是古老禁忌和反宗教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它不仅不关注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但丁（Dante）、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伽利略（Galileo）、笛卡儿（Descartes）、歌德（Goethe）和爱因斯坦（Einstein），不关注哥特式教堂的无名建筑者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也同样不关注今天的能工巧匠，更别说在不可知边缘犹疑的物理学家们了。

有时候我会被人提问，为什么我身为一个化学家却要写作，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则是无理地反问。我希望这些随笔，以及它们的涉足范围之内保持的恰如其分的界限，能够澄清，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比性；与之相反，若是有着宽阔眼界的话，它们之间偶尔是存在着共同的魅力的。除此之外，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个我一直以来抱持的观念传达给了读者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斥着问题和危险，但绝非是无趣的。

普里莫·莱维

1985年1月16日

我的房子

我一直以来（除了数次并非自愿的暂离之外）都住在我出生的那间房子里，所以我的生活模式从来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相信，我是定栖者之中一个极端的代表，几乎可与某种软体动物相比拟。比如说帽贝，在度过一段短暂的、在水中自由游弋的幼年期后，就把身体附着在一块海岩之上，藏匿起外壳，并准备于此度过它们的余生。这种情形更常发生在生于农村的人们身上，而对于像我这样生在城市的人来说，则无异是一种罕见的天命，却也有其独特的利与弊。也许，我要把这种静态的天命归结于对旅途永不餍足的爱，而且因为我出行的频率很高，它几乎成了我好几本书不变的主旋律。当然了，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住了六十六年之后，我已然无法想象在都灵的另一个角落生活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或城市了。

我家房子最大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它和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起的其他准贵族房子很相似，刚巧赶在钢筋混凝土问世之前，仍用砖瓦筑成。要是把蕴藏在窗棂上的腰线间某些对于自由羞怯的回忆，以及面向楼梯的木门排除在外的话，这房子里就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了。它朴素无华，注重功能性，它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异常牢固，这点已在“二战”中得到了验证。经历了重重炮火之后，只有它的窗框上留下了一些轻微的伤痕，还有一些擦伤，就仿佛一个老兵保留着旧伤口留下的疤痕那样让它骄傲。它没有野心，只是一个供生活的场所，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却几乎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我和这所房子，和我住的这间公寓有着一种不易觉察却又深切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很久那样。要是它被拆除，我因此搬入一所更加漂亮、更加舒适与现代的房子里的话，我一定会痛苦得像一个流亡者，或是像一株被移植到它无法适应的泥土里的植物。我在某处读到过一种记忆之术，那是一种练习、增强记忆的技巧（它由过去的学者所创造，而现今已经被愚蠢地禁止了）：谁要是想记住一个有着三四十个或是更多名字的名单，甚至想把它们倒背如流，好在朋友面前出出风头的话，就得在每个名字之间都建立一条精神链（换而言之，无论什么方式的联系都可以），再把它们按照自己房间角落的顺序来排列，比如说，从前门的右边那个角落开始，直到抵达每一个角落。之后，只要在脑海里把这条路线走一遍，就能够重现最初的那个名单了；要是把这条路线倒行一遍的话，就连颠倒着背也没有问题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实践这种记忆术，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可行性。然而，它在我这儿可能行不通，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占据了，而最原始的记忆，也很可能被这记忆术的原理所带来的偶然的、虚构的记忆所干扰了。前门右边的那个角落，在五十年前支着一个雨伞架，雨天的时候，上面会放着我的父亲下班回家时撑着的那把还滴着水滴的雨伞，而晴天的时候则靠着他的拐杖。有二十年之久，那儿一直挂着我叔叔科拉多的一只马蹄铁（那个年代，你还能够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找到马蹄铁），一道让人难以确定是否已经完全发挥出它护佑魔力的护身符；在另二十年里，那儿则用钉子串着一把巨大的钥匙，每个人都以为是别人不小心遗失的，却又没人敢把它扔掉。而核桃木衣橱和墙壁形成的另一个角落，成了我们玩捉迷藏时大家都觊觎的宝地。在某个久远得如同渐新世的周日，我就藏在那儿，跪在了一片碎玻璃上，以至于今天我的左膝上仍留有疤痕。三十年之后，我的女儿也藏在那儿，不过她的笑声很快就让她暴露了；又过了八年，我的儿子也藏在那里，彼时他正在和一群朋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还在这个特别之地掉了一颗乳牙，并出于某些神秘而奇妙的缘由把它挤进了石膏墙上的一个洞里，现在它很可能还保留在那个地方。

沿着右手方向的那条路继续走，你将看到一扇房间的门。这个房间能够看到庭院，而几十年来它的角色一直在变幻。在我最久远的记忆中，它曾是一间“上佳”的会客室，是我母亲每年两三次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的地方。其后的几年里，里面住着一位极称职的住家女仆。再后来，它变成了我父亲的办公室，直到战争打响，它又被用来充当那些房子被炮火摧毁的亲戚朋友们的营地和宿舍。战后（一同终止的还有法西斯分子暴力统治下的房屋征用），我的两个孩子相继在这个房间里生活、玩耍过；为了照料生病的孩子们，我的妻子也在那儿度过不少夜晚；但我以工厂的工作当作钢铁般的挡箭牌，从没这么做过，当然了，这同样也出于所有丈夫奥林匹亚般的自私。而眼下，它是一间有着多重功能的实验室，是冲印照片，缝纫机运转和摆弄玩具的地方。这样的改头换面也同样发生在所有其他的房间里。就在方才，略带些不适地，我才意识到我最喜欢的扶手椅所占据的那块区域，根据家里长辈的说法，是我降生的地方。

我的房子地段不错，离市中心不远，却又闹中取静。虽然汽车像压缩过的气体般充满了每一个管道，这样的风潮现在也刮到了我们这里，但车位难找也就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情。这里的墙壁很厚实，从街上传来的噪声被它隔挡住了。而过去，则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城区向南走几百米就到了头。人们穿过草坪，“去看火车”，在萨帕塔线的壕沟系统挖完之前，它还是水平地在地面上行驶的。郊区的马路要到1935年才浇上了沥青；在那之前，它们都是用鹅卵石铺的。清晨，我们总会被城郊来的铺路车吵醒：铁皮倾轧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喀啦声，绳索开裂的声音，还有司机的叫嚷声。一天之中的其他时刻，同样的声响会从街上升起：玻璃工、杂耍人、船工，还有收购“梳理整齐的头发”的商贩的吆喝声，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个女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她那一头灰白色的长发。偶尔，会有乞丐在街上唱歌，或是演奏手摇风琴，我们也会往他们的纸盘子里丢些硬币。

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转变，但我住的这间屋子却始终维持着它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或者说，至少对我们这些住在里面的人而言，它是这样的。不过，众所周知，我们每一个人在评断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时候都是有所偏颇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性格、品德与恶习，甚至是声音和外貌都是如此，也许在他人的眼里，它反倒凸显出我们这一家强烈地想要分开居住的愿望呢。当然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间房子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最基础的功用：空间、温暖、舒适、安静与隐秘性，已然让我十分满足，不再有什么奢求了。我甚至也从未刻意地为它烙上我自己的印记，也没有尝试着去同化它，点缀它，丰富它，或是重新定义它。于我而言，要去厘清与它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或许它之于我，就像一只猫咪。我既乐于享受有猫相伴的日子，要是它不在我身边，我亦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甚至是在极不舒服的住宿环境下也是如此，这我毕竟已经历过不少了，还有，每次住旅馆也要囊括在内。我不认为我的写作风格和我写作、生活的环境有何关联，我也不觉得它在我的作品中有任何方式的展现。所以，比起常人，我一定更不容易被周遭环境所影响与触动；对于它所给予、蕴藏或是削减的荣耀更是全然不敏感。我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就如同我栖息在我的皮肤里。虽然我见过更美丽、更丰腴、更强健、更如同画卷的躯体，但要是与之交换的话，我总觉得是不自然的。

蝴蝶

这栋曾是都灵施洗者约翰中心医院，而现下（1981年）正在被改造的建筑，并不是个让人愉快的地方。它古旧的墙垣与极高的拱顶似乎浸透了几代人的苦痛，侧守在阶梯两侧的捐助者的半身像，则以它们失焦的木乃伊眼睛瞪视着访客。而要是有人经过两间中央主殿之间的十字形袖廊，看见在那儿从地区自然博物馆送来的琳琅满目的蝴蝶展品，他的胸膛就会不禁因此鼓胀，好像又重新感受了一次学生时代特有的、转瞬即逝却又令人欢欣不已的春秋游一般。从这些精美绝伦的展品中所获得的，确实相当于一顿精神盛宴；当你心满意足地离它们远去时，却又感到比之前更加饥饿了。

如果一个善于猜想的、专精于鸟类与哺乳动物却又同时对昆虫毫无所知的动物学家被告知：有那么一种具有成百上千彼此迥异的物种的生物，以葡萄糖及氨的原始衍生物为自己编织出了一副甲胄，而在它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些小家伙们又必须要“挣脱出它们的外壳”，换而言之，要摆脱这副无法延展的盔甲，弃它们不用，然后重换上一件新的、更宽大的外衣。在它们短暂的生命之中，它们改变着自己的外形，呈现出比鲤鱼和野兔丰富得多的身姿；它们奔跑、飞翔、跳跃、游泳，几乎已经能够适应任何一个星球上的环境。在它们那仅有一毫米的大脑里，储藏着织工、陶艺家、投毒犯、诱捕者和乳母的技艺。它们能以任何有机物质为食，甚至包括人工合成的那些。它们其中的一些生活在非常复杂的社群之中，它们实践着觅食、控制生育、屠杀、结交盟友、战争，投身于农业和饲育家畜。好吧，这位半信半疑的生物学家可能要拒绝相信这一切了。他或许要说，这种昆虫的模型出自科幻小说，要是它们真正存在的话，很可能成为人类可怕的竞争者，早晚有一天会把人类征服。

在昆虫的世界里，蝴蝶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权：所有参观蝴蝶展的人都会意识到，所有双翅目与膜翅目昆虫的类似展览，即便是具有同等科学效力，都不如它那般成功。为什么？因为蝴蝶是美丽的，但又不仅仅如此而已。

它们为何美丽？当然不是为了取悦人类，诚如达尔文的对手宣称的：蝴蝶在人类诞生之前已至少存在了一百万年之久。我相信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对美丽的概念，必定是相对的、基于人文的，是日复一日对它们的效仿，正如效仿星辰、山岳与海洋一样。最好的佐证莫过于，我们把一只蝴蝶的脑袋放到显微镜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极大倍数的镜头下，对它的青睐会被惊惧或是憎恶所代替。出于人文上的抵触，我们会觉得显微镜下的这件新事物如此令人不安：它们那没有瞳孔的巨大眼睛，号角般的触角，还有畸形的、水壶般的口器，对我们来说像是一张恶魔的面具，或是一张失真的、拙劣模仿出的人类面孔。

在我们的文明之中（并非所有文明皆是如此），鲜明的色彩和对称性被认为是“美丽”的，所以，蝴蝶是美丽的。甚至，蝴蝶可以说是一间真正的色彩工坊：它把自己吸收的养分甚至是排泄物转变为艳丽的颜料。不仅如此，它还懂得如何用纯粹的物理方式让自己拥有一种优美的、泛出金属光泽的虹彩——这仅仅是利用了我们在肥皂泡和漂浮于水面的油渍上观察到的光的干涉现象。

但蝴蝶的魅力并非只来自其色彩与对称性，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要是它们无法飞翔；或是要是它们飞得如同蜜蜂那样迅捷而笔直，又会以刺螫人的话；又或者，要是它们根本没有上演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出障人眼目的变形，而后者在我们的眼中又只被假设成一种不完全的解码，一种象征与印记的话，或许我们就不再会认为它们如此美丽了。而像葛查诺（Gozzano,“一位蝶蛹之友”）这样的诗人倾尽心力地研究、热爱着蝴蝶并无奇怪之处。奇怪的是，钟爱它们的诗人竟然寥寥无几，即便它们从毛虫化蛹，再破茧成蝶的过程为它们映射出了一道如此发人深省而悠长的影子。

谈到我们对于美的准绳，譬如蝴蝶是美丽的代名词，而毛虫（“违约之虫”，但丁这般称呼它们）代表了丑陋——笨拙、迟缓、呆板、贪吃、多毛而愚钝，它们相应地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未经雕琢、未完成、未达完美的象征。

参展的两部纪录片以摄影机的惊人视角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的双眼极少能够见到的画面：那悬在半空中的临时陵墓般蝶茧中的毛虫，是如何变成惰懒的蛹，又是如何让它完美的蝶之身姿重见天日的——那双翅膀虽然依旧无力而惫懒，像张易皱的纸巾，而顷刻它们就变得有力，得以舒展开来，在空中得到新生。这是它们的第二次出生，却同时亦是一种死亡：展翼飞天的是精神，是灵魂，而仍在地上的开裂的茧是它残留的肉身。在我们意识的更深处，无止息飞翔着的蝴蝶是小精灵、小仙子，有时候甚至是女巫。

它奇怪的英语名字，Butterfly，黄油飞虫，让人想起了一种古老的北欧说法，即蝴蝶是偷窃黄油和牛奶，或是使它们变酸的小精灵。基多·葛查诺在菲丽琪卡小姐的别墅里遇见了赭带鬼脸天蛾，这种胸前有着骷髅图案的夜行的蛾子，则是一种被诅咒的、“带来悲伤”的魂灵。而那些小仙女们深得人心的典型形象，也都是长着一双透明的、脉络分明的蝴蝶翅膀，而非鸟类那种长着羽毛的双翼。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他日记的最后一页中所记载的那场蝴蝶的隐秘探访，是一条充满矛盾的福音，暗藏着安详的死亡预兆。这位年迈的作家、思想家在他提契诺的隐居所里看见空中飞行着一只“晦暗、沉静而幽灵般的物体”，那是一种罕见的蝴蝶，一只泛棕的紫色蛱蝶，飞落在他的手中。“伴着呼吸宁静的节奏，这只尤物缓缓地张开，阖上又张开它天鹅绒般的翅膀，以它六条发丝般的脚依附在我的手背上。片刻之后它便消失在极为温暖的光芒之中，而我并没有留意它的离去。”

从天空传来的信息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可造物的两大奇迹：他头顶上的星空和他心里的道德准则。我对道德准则这一点有所质疑，它是否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真的能够认同，它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并伴随着每一个生命的发展而成熟，因为它的腐朽而消亡吗？我们的疑惑与时俱增。面对折磨着我们国家的政治腐败，还有诸国间疯狂的核武器竞赛，让人无法不去质疑，在道德准则之上，某种与之相反的原理占了上风，只有赞成它的人才能获得权力。而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认为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准则，作为所有文明的共同之处，根本毫无用场；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它的激励。

然而，繁星密布的天空就在每个人的头顶上。就算它因烟尘而黯淡，因重重屋顶而狭窄，甚至被电视天线所遮挡，即便是我们住在城市里的人无法经常见到它，它仍旧是存在的。说到这儿，顺便一提，有个念头一直困扰着我：这些提供给电视节目的讯号与无线电波不同，并非是从高处向下传送的，它们与我们的地面空间相距很远，也不为我们所私有。可见的光源与它有类似之处，比如城市夜间的灯光，但是它所包含的信息太稀薄了，而电视讯号所囊括的内容则非常丰富，它能够穿透电离层进入宇宙空间。地球在这样的波长下，是“明亮的”、喧嚣的，装备齐全敏锐的外星探测者要是对我们人类感兴趣的话，能够借此更加了解我们的政府危机，我们的清洁剂、开胃酒和婴儿尿布。透过这一切，他或许能够获得一幅我们生活的新奇图景。

让我们回到朗朗星空上来。当我们远离扰人的灯光，在某座天文台遥望沉静的夜空时，它依旧鲜有变化，它的魅力是永不变迁的。“大熊座的美丽星星”蕴藏着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平静，仙后座的“W”字，天鹅座的交叉，硕大的猎户座三角的侧边分别是北冕的皇冠和萨福（Sappho）所钟爱的昴星，亘古不变。从孩提时代我们便认得它们，而它们也将伴随我们的一生。这便是承载着“不动星辰”的天空，永不变迁，永不腐坏，是我们尘世的对手，是高尚完璧的永恒之世，怀拥、庇荫了低贱变幻的须臾之世。

不，我们不能够再以这种天真、老式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星辰了。对于今时今日的人们来说，天空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我们已经能够使用射电望远镜来探索它，并且可以借助轨道仪器来探测大气截获的辐射。现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肉眼或是借助仪器所能看到的星辰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天空正在被无数崭新的、出人意料的物体飞速占据。

一百年前的宇宙纯粹属于“视觉”，并无神秘之处，且它一度被认为将会发展得越来越缓慢。它显得友善而温驯：每颗恒星都像是我们的太阳那样，或大些或小些，或暖些或凉些，但它们却并不互为异类。有些恒星或许有些焦躁不安，抑或会有些新的恒星出现，但这一切都让人趋于相信，宇宙的构造处处都是相同的。分光镜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没有什么可怕的，恒星的内部是由氢、氦、镁、钠和铁所构成的，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化学家手边的原材料。

也很有可能，每一颗像太阳这样的恒星都有一众行星随从。一些天文学家［首先就是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热情不倦的天文知识科普人］断言，它的周围一定有别的行星环绕，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确实，每一颗行星，包括我们太阳系中的那些，一定蕴藏着生命，或曾经有生命的痕迹，或在将来注定会诞生生命：观测者的镜头已经捕捉到了月亮上的水蒸气和转瞬即逝的光线，而在火星上纵横的运河太过规律、太过几何化了，不像是天工的作物。这个只有我们这些不完美者所居住的宇宙，本可能只是一台硕大而无用的仪器。

而如今，悬挂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不再温驯。它变得更错综复杂、更不可捉摸、更寂静而又更陌生。它的神秘在递增，而非缩减。每次探索，每次解开旧的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无数新的问题。哥白尼和伽利略推翻了地心说：这不过是一个位置的转变，却使许多人感觉被遗弃、被侮辱了。而今我们意识到，宇宙巧匠的想象力与我们的不同，是不存在界限的，正因为它没有界限，我们的震惊也不再有界限。我们根本不是寰宇的中心，而只是宇宙的异客罢了。宇宙之于我们是陌生的，我们之于宇宙也同样陌生。

一代代的诗人和喜爱星辰的人们都以相似的方式遥望星空，就如同望着亲密者的脸庞。它们是友善的象征，给人慰藉，是命运的代言，无时无刻不出现在通俗与高雅的诗歌里。但丁就以“星星”这个词结束了他诗歌的每一个篇章，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都是如此。而如今的星星，不论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已经在性质上有所改变。它们是一个个核反应堆。它们向我们传达的并非静谧，也非诗意，而是沉重的、令人不安的讯息，只有一部分该领域的先驱才能解读，充满争议而又陌生。

星辰怪兽的出生率以无法计量的速度增长着，我们的日常语言于此失去了效用，无法去描述它。有些星星很“小”，密度却大得惊人，一秒内可自转数十次，倏地进入宇宙空间，成为一段永生永世没有终点也没有意义的无线电干扰。另一些星星放射出比我们整个星系都更强烈的能量，向我们显现出的却仍旧是它们最原初的模样。还有些星星不比一杯茶更温热。说到总被人提起的黑洞，与其说是观察，倒不如说是推测——它或许是吞噬星星的坟墓，它的重力场据称大到可以吞噬一切，连辐射都无法从中散逸。

能够从这含糊的纠葛之中提炼出和谐，有能力将它与我们的传统文明以及我们弱小的五感在这陆生生活中所形成的经验相兼容、互通与类比的科学诗人还没有出生，或许永远也不会出生。从天空而来的讯息是对我们理性的一种挑战。

这是一场我们必须接受的挑战。作为有能力思考的微尘，这将是我们的荣光。或许天空不再是我们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但它将是，实际上也已然是我们思维极为重要的滋养源泉。我们的头脑在宇宙中是否仍旧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们依然不清楚，也许之后亦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比一颗恒星或是一颗行星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描述。让我们不要拒绝这种滋养，也不要屈服于未知的恐惧。或许将会有星星的学徒为我们解答，那些我们从未听说过，或是被先知和哲学家叙述得很糟糕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去哪里。

人类的未来是未知的，哪怕在最发达的城市里，生活的品质都在衰退。但我相信，对于无限大与无限小的探索能够在这个世纪、这个千年结束之时完成。掌握了这个物理世界之中如此微小的一部分知识，或许让这个时代不再被视作对纯粹的原始荒蛮的再度回归。

甲虫

据说，在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Haldane）还是一位不可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直到李森科主义的丑闻被披露之后他才稍稍动摇），有一名牧师曾经询问过他对于上帝的看法，他答道：“他对甲虫的热爱超乎寻常。”我想霍尔丹虽然使用的是“beetles”（甲虫）这个日常通用语，但实际上指的是鞘翅目昆虫，而且，他说的这话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个我们仍一知半解的“样本”，即便只算作种类繁多的昆虫下的一支，单单是已被官方记载的就有至少三十五万个物种，更遑论不断被发现的新物种了。鉴于仍有许多地理区域与自然环境未被专家勘探过，据推算，当今鞘翅目下约有一百五十万个物种。然而，骄傲地自诩为造物者恩宠的哺乳类动物的我们，物种数量却没有超过五千个；尽管也许仍有新物种会被发现，可在此之前已经有更多的物种灭绝了。

然而，探寻新的鞘翅目昆虫的过程看上去却并不是那么有新意，因为新物种的出现“只不过”是由于它们前翅的功用略有变化而已。它们的翅膀退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角质化、坚硬的鞘翅，仅仅用来保护它们的精巧的膜状后翅。如果你观察过金龟子或是瓢虫展翅预备飞翔时那细致的仪式，与苍蝇那样闪电般忽而飞起的方式一比较，你就会注意到，大多数鞘翅目昆虫并非以一种逃避追捕的方式起飞，而是用一种对于昆虫而言如同追索一趟长途旅行的方式——有点儿像是我们之中的某一个要搭乘飞机出行的人，要购买机票，穿过检票处，最后还要忍受在机场中漫长的等待。金龟子轻轻地张开它的翅鞘，演练着它的翅膀，最后终于展开双翼，斜斜地提起它的翅鞘向空中飞去，既不轻灵也不迅捷，这就好像某人必须要为他装备的坚固胸甲付出高昂的代价。

鞘翅目昆虫的甲壳结构令人赞叹，但遗憾的是，我们只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橱窗前赞叹它。它是自然工程学的杰作，让人想起浑身覆盖着铁甲的中世骑士。它天衣无缝，尽管未被焊接，但头部、颈项、胸部与腹部形成一个拱形；它刀枪不入，纤细的触角可以缩回甲槽中，甚至连腿关节都有凸缘保护，让人想起《伊利亚特》中的胫甲。一只甲虫缓慢而有力地把草向前推开，和一架引人注目的坦克倒有些相似之处，不禁让人立马想到这样的比喻：甲虫是微型的坦克，而坦克则是巨型的甲虫。此外，甲虫的背部如同纹章，无论是微凸或是平坦，不透明或是泛着微光，都是一枚高贵的盾徽，虽然这和背负着它的甲虫的行当，即躲避捕食者、繁衍、进食的行为来说并没有什么象征性的联系。

上帝对甲虫的热爱驱使他将想象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论是有机物质、活物、死物或是已腐烂的东西，在鞘翅目中都不乏青睐者。它们大都杂食，而另一些则以单一的动物或植物维持生命。有一部分只吃蜗牛的甲虫，把它们自己变成了一件符合这个形象的工具——它们成了活着的注射器。它们的腹部很丰满，而头和胸部则修长而尖利。它们把自己深深刺入猎物柔软的身体中，注入消化液，等到组织溶解后再把猎物吸干。

极美的金花金龟或者说玫瑰金龟子（它是诗人葛查诺的最爱，“垂死的金花金龟翻倒在地”，这是以意大利语谱写下的最美的诗行之一）只以玫瑰为食。而就算是只以牛粪为食的圣甲虫也同样美丽。雄性圣甲虫把牛粪滚成小球，并用它的后跗抱住粪球，就像是夹在两条枢轴之中一样。然后它开启倒挡，不断滚动粪球，直到找到一块适宜的地形埋下它。而与此同时，雌性则将一粒卵产在上面，储藏好。幼虫就以它高瞻远瞩的父母殚精竭虑地贮藏的这东西（从现在起它已不再低贱）为口粮，等到蜕完皮，一只新的圣甲虫就将从墓穴中出现。当然了，一些古人会认为，这只圣甲虫与先前的是同一只，它与凤凰一样能够死而复生。

其他的甲虫也出没在缓慢或静止的水中。它们是一流的泳者：有一些，没人知道为什么，在狭窄的水涡或是复杂的螺旋中游泳，而另一些则目标明确地追捕着可见的猎物。然而，它们之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丧失了飞翔的本能，不过飞翔这件事通常只发生在它们所栖息的池塘干涸了，而它们又不得不寻觅新的水体的时候。它们甚至可以因此飞得很远。有一次，在夜晚月光的照耀下沿着公路驾驶的时候，我听见从我的车顶和车窗传来了仿佛被冰雹轰炸的声响，那是一群龙虱，闪闪发亮，棕色的外壳镶着橙边，有半颗坚果那么大，它们把路上的沥青误认成了河流，徒劳地尝试着进入。从水动力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甲虫的形体所达到的简洁质朴，在动物王国中堪称独一无二：以鸟瞰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它们就像是完美的椭圆，只不过伸出了几条桨一般的腿而已。

同样，在躲避天敌和危险这方面，这些虫子们“绞尽了脑汁”。有些外来品种，像一颗蚕豆那般大，被赋予了无比强大的肌肉力量。要是把它笼在手里，它会使尽力气从指缝中钻出去；如果被蟾蜍吞食（只是误食，因为蟾蜍会把它们在水平移动时所有看见的小东西都吞进肚子里），它并不会使用被巨鲸咽下的约拿所用的策略，也不会去做匹诺曹和杰佩托在鲨鱼肚子里所做的事，它只会简单地让自己的前腿像推土机那样，挖穿捕食者的身体逃跑。

另一种奇特的脱逃术来自磕头虫，这些优雅的本土物种有着细长的身体。要是被抓住，或是被什么所干扰的话，它就会缩起它的腿和触角装死，而过个一两分钟之后，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嗒声，这小虫又忽地蹦了起来。这种使捕食者分心的跳跃并非与它的腿有关，而是一种新奇的张力与声响的交互作用：在假死的状态下，它的胸部和腹部并非是对齐的，而是形成了一个角度，当它一跃而起，挺直身子并发出咔嗒声的时候，它已经逃之夭夭了。

萤火虫发出的幽幽荧光（它们也属鞘翅目）并不是用来抵御天敌，而是用来促进相互配对的。这对于非水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创新。不过也有一种特殊的萤火虫，这个物种的雌虫通过模仿另一种雌虫的光亮来吸引那一属的雄虫，但等到雄虫们一靠近就把它们吞进肚子里。

这些逸事引发的一系列不同的反应，比如惊叹、好奇、赞赏、恐惧或是欢笑，对我来说，都是出自我们对于异类生物、外来生物的优越感。因为这些飞行的堡垒，这些怪异的微小仪器的行为本能在百万年前就已被设定好了，而且它们和我们丝毫关联都没有，就连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也与我们截然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仅仅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认同蚂蚁与蜜蜂的社会结构，蜘蛛的辛勤以及蝴蝶的舞姿，却和甲虫没什么共同点，就连我们父母的哺育也都是相异的。因为在鞘翅目昆虫中，母亲鲜有在死前见到她的后代的可能（父亲就更不可能了）。它们是异类，是异种，是怪物。卡夫卡在那个推销员格里高尔的故事中所描述的恢恑憰怪的幻觉也不是出于随意的挑选，“从一个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变得如此不像人类，以至于没有一个家庭成员能够容忍他的存在。

然而，这些与我们不同的小东西却展示出对不同气候惊人的适应能力，它们能在所有生态环境中繁衍，把任何东西作为食物，有些甚至能够刺穿铅与锡纸。它们所配备的甲胄足以抵御碰撞、挤压、化学物质和辐射。有些甚至能够把巢穴挖到地底下几米那么深。在核灾难之下它们可能成为人类继任者的最佳人选（不过那些吃粪便的蜣螂可能不行，因为它们再也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总的来说，它们的技术虽然精巧，却是基础的、出于本能的。在这个星球归属于它们千百万年之后，会有一种被上帝特别宠爱的甲虫出现，它通过一系列的计算之后，发现在一张纸上用火的语言写着：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些世界的新国王们将在宁静中生活很久，不过仅仅局限于互相吞蚀，在自给自足的小世界里成为彼此的寄生虫。

一瓶阳光

去定义什么是人类根本不是一件闲事。要是只把范围局限于地球上现存的人类，那它的概念不存在歧义。但随着各式“化石人”的出土，各种各样日益加深的疑惑也随之浮出水面：他们进化到了哪一个阶段，或者说，到达了哪一种文明程度？他们是否配得上“智人”这个标签？我们的祖先第一次直立行走是在什么时候？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话（不幸的是，证明这点的实物证据实在匮乏，也将会一直匮乏下去）？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学会生火？又是什么时候，他们创造出了“婚姻、法庭和祭坛”？正如我们所见，问题的范围非常广阔，随机性也相当强，所以我要大胆地去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假设，即只有人类会制造容器。从定义来看，凡不能够制造容器的物种，就不能称之为人类。简而言之，制造容器在我看来，不论是好是坏，都证明了两种特属于人类的精细品质。

第一种是考虑将来的能力。当然了，也有别的动物“对明天的事不鲁莽”，比如蚂蚁、蜜蜂、松鼠和一些鸟类。且其中也不乏会制作容器的：特别是蜜蜂，能够以它令人赞叹的技巧和极为简易的材料筑起蜂巢，然而它们只会搭建那种六边形的小小蜂房。而且尽管它的样式已经存在了至少上百万年，如今却依旧保持着上古时代的模样，而我们，在短短几千年里就已经发明出了无数种不同的物件。第二种只属于人类的特质就是能够预见事物发展的才能。若是要紧扣着容器这个主题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何预见容器，以及内容物“将会如何”，就在它们互相接触的那个瞬间，我们就会知道它们对彼此会做何反应。

这两种需要衍生出了无边无际的各式物件，每一种都被赋予了其独有的功用。而且正是因此，容器的品种（木桶、樽、小瓶、包、行李箱、篮子、麻袋、水桶、墨水瓶、罐子、羊皮酒袋、筒子、盒子、碗、条板箱、用来装放射性元素的铅胶囊、笼子、鼻烟壶、垃圾箱、装火药的长颈瓶、放茄膏的罐子、信箱、天鹅绒作为衬里的珠宝盒、剑鞘、圣体容器、蜡烛盒子、送气管、比大教堂还大的煤气罐、婴儿床、骨灰瓮，还有灵柩）如此多样且各异，让人想要去为它们细分种类，就如同人们常常尝试着为动物、植物和石头分类一样。

像花瓶、双耳罐、细颈瓶这样的容器，能让内容物迅速获得完美的姿态，其中的物质却不曾改变。这些问题（如何在不添加任何外在气味和香料的情况下保存一种液体；如何在外力的帮助下保持直立；如何倾析液体而避免侧漏）长久以来只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而现在，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又接踵而至：一方面，性质更珍稀的、更不稳定的新物质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更耐久、更轻巧也更经济的容器材料也相继问世。

厨房，最古老也是最原始的作坊，也没有经受住科技革新的颠覆。小说家涅沃笔下的铜制器皿，弗拉塔城厨房的骄傲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更低的铝制品，还有更加耐用又不会留下凹痕的不锈钢器具。我们只能在古玩商和收购废品的人那里见到它们的身影，但已经没有人再需要它们了，连作为装饰品都无人问津，更别说是什么身份的象征了。如今，即便是在最简朴的的厨房里，也至少能找到上百种容器，少说也能分成二十个不同的种类。

如果把范围局限在我们化学家所说的“处理容器”（指的是能够烹煮煎炸食物，而并不只是放置它们的容器）之内的话，那么根据其功用及大小来进行初步的分类是必须的：平底锅是用来分离挥发性产物的；汤锅或者砂锅则是用来避免“消耗”过多的水分的；用高压锅来烹饪的话，则什么都不会流失，哪怕一点点香味都不会。至于说到“盛放容器”，狐狸与鹳的故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写出这个故事的伊索真是个天才。

这些家常用具的形状由于沿用至今，构造大都非常合理，但在一种更加细致的检验之下，它们不合理，更确切地说，不再合理的典型性元素被偶然地揭露了出来。比如有种锅，有着细长的、倒转过来的半锥体锅身，却又配备了一个毫无用场的壶嘴，虽然它是被设计来引流的，但实际上没有人这么做，不论是水也好、黏稠的液体也好（更别说颗粒状的固体，比如豌豆），都没有人真正把它们从壶嘴里倒出来。

我有一个多才多艺的朋友，多年以来在一家工厂担任经理，这家工厂生产包括咖啡壶在内的许多东西。他勤奋地研究着咖啡流出的曲线，并为该厂生产的咖啡壶的喙嘴设计出了一种和传统的咖啡壶完全不同的、精密而弯曲的轮廓。他制作出了样本，并且证明了，使用这种新式壶嘴能让咖啡倒得更好、更快且更不容易倾洒出去。他毫不犹豫地改变了该壶的铸型并将其投入生产，结果却惨不忍睹。消费者们拒绝了这种新的样式：喙嘴就应该有喙嘴的样子，如同迈锡尼式的罐子那样。

一件容器的特色不仅仅由它的外形而决定，也同样取决于它的外壁由何种材料所制成。自然，它必须是不透水的，这样液体或是气体才能如愿地被贮于其中，但这些还不够，它必须完成它的使命。比如说，玻璃瓶在储存红酒的同时，又能让光线穿过。或者说，为了让热量无法进入或逸出容器，水壶外面才裹上了一层毡毛。再或者，那更优雅却更易碎的，杜瓦博士发明的用银包裹住双层玻璃内胆的真空杜瓦瓶，本来是设计来装液氦的，而现在也广泛地应用于野餐中。又抑或，为了要在保存固态的内容物的同时析出液态内容物，我们才广泛地运用了经过逆渗透脱盐处理之后的多孔蜡所形成的半透膜的各种各样的变种，来给水、纸张、帆布过滤器、捕蚊网及渔网，甚至战场上或是监狱外那带刺的钢丝消毒。

至于选择外壁这件事，单我们房间的窗口就包含了一个微小却又精细的外壁系统。普通的玻璃允许影像通过，却把空气与外界的温度挡在外面，而百叶帘让空气进入，又阻隔了光线；固定的百叶窗则把两者都拦截在外；窗帘的话，能让一部分的光与空气进入，却遮住了外界的影像；除了空气，磨砂玻璃把影像也一并排除在外了；还有窗口外的格栅，能让光、空气、影像进入，甚至能让猫进出，让手通过，但人的整个身体是没法通过的。

考虑到我们能源的未来（简而言之，能源的未来其实就是我们的未来）让人激动不已，它极大程度地取决于如何解决容器的问题。从无关紧要的物品（实际上是水中的氢原子）里获取能源的机器已经存在，并非纸上谈兵，而且它的有效性在氢弹的实验中已经极大程度地被证实了。唯一欠缺的就是，能够经受得住这台机器运行时，如同太阳活动时那骇人的温度的容器外壁还不存在。对于那些在美国、苏联或弗拉斯卡蒂，还在对这个注定是不存在外在形态的容器（它应该是一个磁场）苦思冥想的侏儒们，我们对他们的成果非常感兴趣，并且希望他们能够一切顺利，想出更多恰当且不会过于鲁莽的点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要是他们的这个瓶子损毁了的话会发生什么。

似乎此时就要为我们这个世纪贴上封条了。而扮演着容器制造者的这个角色，我们的手里攥紧了最大利益与最大损失的钥匙：两扇相邻的门，两把锁，却只有一把钥匙。

月亮与我们[7]

位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这台伟大仪器，比一支现代化军队更复杂、更精确也更昂贵，它正庄重地迈向最最重要的那一刻。八天之后，两个人将在事先预设好的时刻与地点踏上月球的土地。这不仅将在人类的日历上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这件于每个时代中都不仅被视作不可能，更是成了不可能的代名词的事情成真了。

这是有必要的（更确切地说，这或是必要的。因为日常语言是保守的，虽然如今我们仍旧在说，“他的食量和四个磨子差不多”[1]或是“铆足全力”，但没有人会再去把这些俚语中的比喻和古老的典故联系到一起了），把“像活在月亮上”这种，被理解为是一种徒劳幻想的标志，或是代表着莫须有之地的俚语扬弃是有必要的。尽管我至今仍能愉悦地想起，就在区区二十年前，当有人说起“在月球的另一面”时，就好像在阐述一个典型的无法成真的事实案例一样，因为那儿从本质上就是不可被观察的。去谈论它是一种纯粹的无稽之谈，就好像讨论天使的性爱，或是艾萨克·多伊彻笔下的每七十年便环地球一圈并在上方吐唾沫的塔木德鸟一般。

所以，不论我们的双脚等待迈开的那一刻的时间是否已经过于长久，我们都做好踏出一大步的准备了。许多迹象都让我们对它产生了质疑，我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显然，我们是知道的，并且，我要借我的笔来谈谈这种冒险，这种开拓行动的重要性：它是人类所迄今为止最珍贵，亦是最细致的尝试；是最漫长的旅程，也是人类见到过的最陌生的环境。然而，我们为何要去做这件我们并不十分了解的事呢？可以列出的原因太繁多，各个原因互为交织，又如此的独一无二。但究其根本，我们能从中瞥见同一种原型。在所有纷繁复杂的计算的背后，蛰伏的是对产生生命的冲动的朦胧依从，这和促使白杨的种子开裂成絮在风中飞扬的力量是类似的，和迫使经过最后一次变态后的青蛙，不顾及自身生命危险顽强地从一个池塘迁徙到另一个池塘的那股力量也是雷同的。这是传播的冲动，是在尽可能多的领土上扩散的冲动。因为，“花床理论”让我们变得狰狞丑恶，而和那些动物同伴的相仿性，即侵略、防御与逃跑这一系列返祖的机制，也同样在我们人类的身上发挥着效用。

除去知道这是一种傲人的、“属于未来”的新科学，我们对它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所知甚少。上两个世纪，许多伟大的技术突破（新冶金技术、蒸汽机、电能，还有内燃机）即便是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动摇人类的根本。相反，近三十年来的重大革新（核能、固态技术、杀虫剂、杀菌剂及洗涤剂）所引发的后果，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范围更广，性质也更不同。它们其中至少有三样，严重地威胁到了我们星球最基本的生态平衡，我们亟需对其做出改变。

尽管仍存在着许多疑惑，存在着诸多困扰着人类的灾难性问题，但两个人仍将踏上月球的表面。我们这些大多数，这些民众，从现在起，得像坏孩子一般去接受在这个宇宙时代，在我们奇迹的学院里接续不断出现的神童们。尽管他们在人群中如此独特，却也正是他们，不可或缺地让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我们之中鲜少有人会知道，如何在明日的飞翔中复活——如同阿斯托尔福（Astolph）[2]的远征，或是如同但丁感受到他的身体穿过了微透的月亮之物时，源自神学上的震惊：“明晰、闪耀、厚实、坚固而洁净”。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并非诗意的时代，我们不再明白如何去创造，不明白如何去蒸馏从我们手中流逝的美好的事物。

我们只需等待，宇宙的诗人迟早会到来的？这么说或许还为时尚早，还没有人能证实这一点。航空业的倒数第二次巨大的技术突破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但那么多年之中只给了我们圣埃克絮佩里[3]（Saint-Exupéry）那样的诗人，林德伯格[4]（Lindbergh）和希拉里（Hilary）[5]则要低一个档次。他们三人都从不稳定、不可知与冒险之中获得灵感。大海的文学在航行中随船只而沉没；公路的诗歌从未诞生过，更不要说去设想它了。柯林斯（Collins）、阿姆斯特朗（Armstrong）与奥尔德林（Aldrin）[6]的航行太过确定、太过程式化了，要想让诗人从中寻找灵感，则欠缺“狂野”。当然了，这显然有些所求过多，但我们确实感觉被蒙骗了。我们下意识地，或多或少地希望这些探索者也天生具有这样的美德，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显得超凡脱俗；我们期望着他们能够有能力传达、表现甚至歌唱出他们在那儿的所见所闻。但这看上去并不可能，不管是明天抑或今后都是如此。在那个不分上方与下方，也没有起始与终结的原始子宫之中，在开天辟地前（Tohu and Bohu）的洪荒之中，迄今为止都没有向我们传来过任何诗歌的韵脚。或许除了几句加加林简单的话语，除了他那以非人类般冷静而冰凉的鼻音，以死板的程式化的方式把无线信号传回地球之外什么都没有。而这并不像是人类的声音：它们和宇宙，和动力，还有永恒一样不可理解。

[1]意大利俚语，mangiare a quattro palmenti，意为食量很大，英译者直译为eat like four millstones。——译者注

[2]阿斯托尔福，阿里奥斯托诗歌中的人物，为了让发疯的奥兰多恢复理智而飞往月球。——译者注

[3]圣埃克絮佩里，法国飞行员、作家，以其作品《小王子》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4]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作家，1954年以自传《圣路易斯精神号》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5]理查德·希拉里，英国飞行员、作家，以其作品《最后的敌人》（The last Enemy）而闻名，死于“二战”。——译者注

[6]这三位是美国登月计划“阿波罗11号”的三位宇航员。——译者注

[7]本文发表于奥尔德林与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陆月球前不久，1969年6月21日。

创造新动物

无中生有地创造一种能够存活下去的动物（我这里指的是能够自行成长、供养自己、适应环境、抵抗天敌并且繁殖的动物）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功绩。这是一件远远超越了我们自身能力，也超出了最强大计算机力所能及的工程；我们对存在最基本的机制还所知甚少，并没有办法去试图创造别的生物，就连纸上谈兵都做不到。换而言之，自然进化这件事永远要远比最出色的进化论主义者更加富有智慧。生命的机理随着岁月的流逝被证实了，它不例外地要遵循物理与化学的法则，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与终极事实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宽了。这并非是因为我们仍未解决的难题与未解答的疑惑，而是由于每一个已知的问题都又衍生出许多新的疑窦，而这个过程却没有终止的迹象。

而且，三千年来叙事、绘画与雕塑的经验向我们展现了，就算是异想天开地凭空编造一种动物也绝非易事；即便能，它是否能够拥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它的形象能够或多或少地刺激我们的感官。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神话故事中的这种动物，都是从已知动物的特征与肢体中所拼贴与奇想出来的。最有名，也最集大成的要数奇美拉（chimera），一个山羊、蛇与狮子的混合物了，它如今很可能已经成了“徒劳的希望”的代名词。但奇美拉也被生物学家认可为在他们的实验室中所创造，或是说能够被创造出的原型之一，这当然要归功于不同动物的器官移植。

半人马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物种，它是古老的象征，拥有渊博的知识。但是卢克莱修（Lucretius）早已发现了它们在生理上的不可能性，并以一种新奇的观点试图去解释它：马在三岁的时候就已达到了力量的巅峰，而那时人却依旧是个刚刚断奶的幼童，还“经常在梦里找寻他的奶嘴”呢。这两种无法“共同绽放”（florescunt pariter）的生物，怎么可能一起生活在一起呢？况且他们更加不可能燃起共同的爱火！

而回到离我们更近的时代，菲利普·J.法默（Philip J.Farmer）在他出色的科幻小说中塑造了苦于呼吸障碍的传统人马形象，并通过赋予它们好几个风箱似的、能够像喉咙一样通过孔窍让空气通过的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另一些人马则面临着营养不足的问题，因为单单一张人类的小嘴无法让那个马的身躯饱足。

简而言之，即便不考虑生物学上的逼真与稳定性，人类的想象也趋向于融合固有而已知的元素，而在探索新方向的路上游移不前。若是你重读博尔赫斯（Borges）的《幻兽词典》（Book of Imaginary Beings），你会发现很难找到一种完全原创的动物，甚至连任何模糊地去挖掘不可思议的创新的可能性的尝试也不存在。比如说，说到寄生虫，不外乎类似蜱虫、跳蚤或是绦虫的物种。

在离都灵不远的一所学校里，老师们在六年级学生中进行了一场实验，让这些孩子们去描述一种他们创造出来的动物，实验的结果证实了这种想象的匮乏。这些被创造出来的复合动物大都出自神话，像珀伽索斯或是米诺陶这样来自不同动物的肢体的组合，或是向庞大与多重数目的方向靠拢。这让人想起《约伯记》中的利维坦（Leviathan），拉伯雷（Rabelais）笔下的人物和怪兽般的巨人，有一百只眼的阿尔戈斯（Argus），有着八只手的湿婆（Shiva），三头的刻耳柏洛斯（Cerberus），还有意大利国立烃学会（ENNI）那个有六只脚的狗的图标。正是在这样的实验中，我们不够勇敢、滑稽而爱担忧的本能暴露无遗。

雄性裁决者（Executioner）住在地下，因为它害怕那些其他孩子们创造出来的动物，也因为它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里，要睡上二十二个小时。它只吃人肉和果树，而且它奔跑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二百四十公里。雌性则异常多产，“它一个月要差不多生产八或九次，且每次都会产下五十到六十个小裁决者”。她也选择在巢穴中生产，同样出于上文已提到过的安全问题。

淋巴恐龙（Lymph Dinosaur）也栖居在地下室中一个塞满了纸和稻草的箱子里。作者没有提到它的尺寸，但我想它一定不会非常巨大。不过，遇到这个动物的过程唤起了惶恐而引发的微妙战栗：这个女孩已经去地下室拿过好几次红酒了，也曾在哪儿听到过奇怪的声响，却没有和家人提起———“那儿还是老样子”。她现在独自在黑暗而肮脏的地下室，这个充满原始恐惧的、当代城市版的阴间里。你瞧！那怪物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她因为“它实在太丑了”而大声尖叫了起来。这个故事以一种真切的痛楚结束：“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动物了。”

庞大的脖子巨人（Neck-giant）是一种复合生物，起码有两种已知动物的特征（它有剑鱼那样的头，和一只斗牛犬一般重），但却与它们都不同，因为它有着令人惊讶的特点：“伐木者用它来锯木头”。虽然描述得不够明确，但它一定是某种工业污染的产物。实际上，“它的脖子有六段”（从作者那简单却准确的描述来看，很明显这是六块椎骨），“而且它们时不时就会断掉，所以它经常要去技工那里修补脖子。因为它花了许多钱在这上面，所以它很穷”。

还有个名字有十八个音节而无法读出来的动物。“它有着用尾巴进食的特性，这使它的头部能够注意到面临的危险。”一种对合理性更加大胆的探索来自创作出它的作者，他对逼真的追求可以说是异乎寻常。这个动物有三只眼睛，约两米高，而且“看到谁都害怕”。它没有骨头，“依靠着精密复杂的神经系统保持直立”。在这个古怪的动物园里，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有经济价值”的样本了，因为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引发奇迹或恐惧才把它创作出来的。“它只有一个肺，用胃中的一个孔呼吸”，但这个胃对于动物来说却不太寻常：“当它完成咀嚼后，吞下的食物不会通过食道，而是直接掉到一个被当作胃的、类似囊袋的地方。”作者对令人尴尬的排泄问题也做出了设想：“它利用长在脚（一共有十只）下面的洞来把不需要的物质排出体外。”谁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羡慕过来普托戎提布斯（Leptorontibus）的谦逊与慎重呢？

与此相对的，莫斯楚姆喀利科斯（Mostrumgaricos）则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它吞吃野牛和大象，冒失地从树上潜下来，在空中攻击它们，并“用它尖利的牙齿刺穿猎物的大脑”。它也能够在水下呼吸，重达四千吨，而且母兽每个月能产下六十只幼崽。它的骨头比钢更硬，而且，“就算是从五千米高的山上坠落下来，它都不会受伤”。它有十二颗心脏，六十根肋骨，既不可战胜，又永垂不朽。它只害怕一种叫作阴沉症的疾病，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这最后的细节之中，正包含了这样的道理：没有不能被匡正的邪恶，也没有不存在“阿喀琉斯之踵”的无敌之物。

还有这么一种动物，说实话也算得上是描写得比较翔实了，它没有名字，却非常聪明有活力。“当环视四周一圈之后，它的周围什么都没有了。它非常擅于肢解，哪怕是最小最无辜的动物都逃不过它的法眼。”“它有一身漂亮的毛皮，很受女士们的青睐。”“它的死亡是悲剧性、庄严而体面的：他的生命是有期限的，而在它得知自己大限将至的那一天，它开始饕餮般地进食，只为不要遗忘它曾吃过的所有食物。”

可科（Cocó）是个超现实主义、温驯而谦逊的家伙（他只有三只眼睛，才二十厘米高）。我羡慕它的作者在创造出它时的幽默感。“它吃石头、树枝、花朵和猫咪”，它从中国来，却“住在阿基米德大街2号”；它爱和邻居孩子们玩耍，但是呢，“它经常出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它基本每天都换一条街住”。“它现在四十岁了，每五分钟就要抽掉一烟斗的烟草。”而戏剧性的死亡也在等待着它：实际上，可科“在活到一百岁的时候会在奔跑中死去，这是这种奇怪动物的传统”。此时，我不禁要再度引用由博尔赫斯翻译、已被征引无数次的丁尼生的诗句，那是对一种奇异之死的宏伟描写。丁尼生笔下的海怪，也是另一种虚构的生物，是一条身长约二点四公里的巨大章鱼：“从玄深之处传来的雷声下……它古老、无梦而不可侵犯的睡眠／海怪在沉眠……它已于此静卧良久，并将继续于此盘踞／在睡眠中以海虫滋养自己／直到此后的火焰燃进了深渊／一旦被人或天使看见／它将嘶吼着升起，在海面上死去”（博尔赫斯，《幻兽词典》）。

要是不提到西贝库斯（Cibercus），这篇文章就不完整了。作者一开始是以一种很苍白的语调来描述它的，它通常有着六条腿（尽管细得“像是一片草叶”），耳朵是方的，而眼睛———一只是红色三角形的，另一只是黑色正方形的。不过令人惊讶的还在后头：“它的尾巴有两米长，是奶油做的。”从此处起，这篇文章原地起飞，接下来的内容令人咋舌。西贝库斯“住在寒冷的丛林里，如果它来到太阳底下就会融化。它非常虚弱，要是有一支箭射中它的话，就能毫不困难地把它刺穿。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传说……有一群西贝库斯想要直面太阳，进攻人类，但就在它们被阳光照射的那一瞬间，它们全部融化了”。意识到自己的喜剧天赋，作者还提及了西贝库斯靠吃老鼠与巧克力维持生命。最后，他像是斗牛士给出最后一剑那般挥出了一个致命的结尾：“这种动物跑得非常慢。”

跳蚤之跃

最近，曾属于沙皇法庭中某个淑女的繁复华丽的钢丝裙撑在克林姆林宫里展出。在腰带上，更不如说是被当作腰带来使用的可怕的金属箍上挂着两根陶瓷做的小管子，其形状和大小就像是化学家用的试管那样。要是读一下旁边的介绍，你就会知道，它们是用来捕跳蚤的陷阱。在这个小瓶的底部放上一勺蜂蜜，在衣褶之间游动的跳蚤就会被它的甜味所吸引而进入瓶子中，并从光滑的瓶壁上滑下去掉入底部，最终被粘住。

这是一篇小说里的一个章节，它描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狡狯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种是人类下意识的、短暂的狡狯，他们为了抵御自身免受寄生虫的侵扰，而在一代代繁衍的进程中逐渐发展出对付它们的策略。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寄生虫在几百万年之间不断发展的狡狯，其演变的结果让我们震惊。

在所有动物之中，我们最应该敬佩的就是寄生虫了，特别是它们在生理结构与生活习惯中所镌刻的原创性。我们不会敬佩它们的原因是它们滋扰人，对人有害而无益。不过一旦我们克服了这个偏见，一种远远超越想象的真实与事实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比如说肠道寄生虫，它们以我们体内的营养为食物，且身体结构相当特别：或许是同天使一样，它们没有肛门。又或者是寄生在兔子身上的跳蚤，出于复杂的激素信息的互通，它的产卵周期和它的宿主是同步的。因为兔子和这些宿体同时生产，所以每一只幼兔在出生时即携带着从数量上来说微不足道的幼虫，而当它离开窝的时候，身上的那些跳蚤也算是它的同侪了。

这是必要的谋略。须当谨记的是，这些寄生虫的行当并不容易（它和你一同进食），不论是在动物世界，还是人类世界。好的寄生虫得要找到一个比它身型庞大、强壮、移动得更迅捷的宿主（从“寄生人”的角度来说，那个宿主要更加富有、更有权力）。但不可忽略的是，它让宿主所受的侵扰应尽可能得小，不然它就要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它更不能导致宿主的死亡（从寄生人的角度则是：破产），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它自身的覆灭。例如蚊子和吸血蝙蝠，虽然它们彼此大相径庭，却同样地发明出了麻醉剂，能够不惊扰到熟睡的宿主，而吸取适当分量的血液。这种麻醉的比喻引用到人类身上，则是对上位者的阿谀奉承。但寄生人和寄生动物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不能再深入下去了，因为在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在清扫桌子的阶层之中更容易产生这些寄生于他者的收入，寄生于其他阶层的人，因为这些人无法更好地保卫自己。

寄生人与寄生动物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从一开始就已显露无遗，并将一直延续下去。传统的寄生人形象须得有智慧，因为他缺乏谋生的本能，对他来说，他的寄生是他的选择，一切伎俩都要靠他自己想出来。而寄生生物，众所周知，则全然出于本能，完全由先天行为所控制，它们的大脑非常小，甚至有些没有大脑。这种选择存在着经济上的理由。这类对于身型庞大、行动迅速的宿主的搜寻目标并不明确，因为这些物种并非在脑容量上发展其优势，也不是消化系统与感觉器官，而是在它们那惊人的生殖系统。缺乏大脑、消化管与移动器官的绦虫，却能在成年之后产下数百万的卵。这种补偿性的极度高产也向我们展示了绦虫高得出奇的“婴儿死亡率”，一只幼虫能成活的可能性须以百万分之一来计算。

人类身上的跳蚤在我们诞生时就已存在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没有人悔恨于它的消失。但正是如今，我们正在见证着一场虱子的神秘复兴，所以我们必须要抵御它们的侵袭。这有助于我们回忆起：跳蚤，除了是病毒的携带者之外，就在几十年前，它还是欧洲文明和民歌的一部分，宠幸了社会上每一个阶层（正如同上述裙撑所展示的那样），还经常被文人们所提起。笃信天意之无边无际的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曾声称，黑色的跳蚤会被白色的衣物所吸引，所以人们能够借此捉住它们，“但单凭这些微小、泛光、黑色的夜行动物对于白色的本能，我们几乎也是不可能把它们抓住的”。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Giuseppe Gioacchino Belli）在1835年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描画出了“捕跳蚤者”那奇异的感官缩影，对他们来说，没有与抓跳蚤相当的欢愉了：

每个人都有他极致的欢愉。

而我的是跳蚤。确实，我钟爱

碾碎它们，聆听那细小的爆裂声。

在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Droll Stories）中，普瓦西修道院里的修女们向一个天真的初学者解释如何分辨抓住的跳蚤是公的、母的还是未繁殖过的。但要找到一只未繁殖过的跳蚤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这些怪物都是没有品性的、水性杨花的荡妇，把自己献给第一个到来的异性”。

对跳蚤的普遍看法，与对苍蝇的差不多，都与恶魔相关。《浮士德》（Faust）中，在奥尔巴赫旅馆，当梅菲斯托唱起那首国王之歌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他而鼓掌，而这个国王把一只巨大跳蚤当作儿子（不是女儿，因为在德语里，“跳蚤”[7]的词性为阳性）一样来对待，来宠爱，还为它定制天鹅绒与丝绸剪裁而成的衣服。

实际上，跳蚤在显微镜下显现出的样子异常得如恶魔，而这种凶恶则提供了它们借助一跃来躲避捕捉的能力，这跳跃如此轻灵，使得它陡然避开敌人的视线，看起来如同消失了一样。恰恰是这一不熟练却充满了耐性与创造力的跳跃，让米里亚姆·罗斯柴尔德（Miriam Rothschild）花了数十年去研究。一位自然科学家并不被我们常人怀有的厌恶与禁忌所控制，这点不让人惊讶。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这些不寻常的事实也值得我们这些门外汉知晓。

跳蚤之跃与它的自身需求是相称的。当它侵袭鼹鼠或是所有居住在地洞中的动物时，跳得并不高，它甚至可以不用跳跃，因为它向迟缓的、久坐不动的宿主所发起的攻势毫无难度。而另一方面，要是宿主机动而灵活，比如猫、鹿或是人类，这些昆虫在完成蜕皮之后，就应该立即开始迈出承担自己生命的第一步，即从地面跳到它们所寄生的这些动物身上。据计算，寄生于人类身上的跳蚤能够跃起三十厘米高，这比它们自身身长要高出至少百倍。

这样的跳跃所需要的力量是无法通过肌肉来提供的，更遑论这种昆虫的肌肉了。昆虫在偏低的温度中几乎都是不活动的，而跳蚤则必须“不经热身”而起跳，因为它蜕皮的地方也并非都是温暖的，比如人类居所的某些夹层。然而跳蚤在成虫那一刻起就需要血液的滋养。

奥妙在于，自然进化通过千百万年来的尝试与谬误而演变出了这个精妙的解决方案。跳蚤把源自它们飞行祖先的强健肌肉群又重新转换，再度联结成一种能够累积弹性机械能的组织。实质上，那是一种收紧、放松再跃出的机制，就和古老的弩以及如今我们所使用的、借弹簧发力的打孔枪有着相同的原理。

这种类似打孔枪里的弹簧和弩弓，能够充满弹力地变形的器官，由蛋白质构成，在动物世界中都称得上独一无二，它有点儿像橡皮但是效用却要大得多。刹那惊人的一跃所需的能量要在一段缓慢的准备阶段里累积，在两次跳跃的间隔里，跳蚤必须再度“屏息静气”，为它的再度弹跳积蓄能量，但就算是暂停，也不过短短十分之一秒。而这便是让这些小虫即便在寒冷的环境中也能够跳得既高又远的秘密。

米里亚姆·罗斯柴尔德和她的同事们制作了特定的精妙仪器来捕捉并重现这些细微的场景。例如，一架由跳蚤起跳的动作来启动的、异常灵敏的相机。有些读者会问，这些研究到底有什么用？虔诚的灵魂或许会说，造物的和谐同样能够从跳蚤的身上映射出来，外行人则认为这事儿和他们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要是这个世界只研究有用的事物的话，那一定比我们命中注定要降生的这个世界更可悲、更忧伤也更寂静。而且实质上，上述的两种答案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7]原文为德语Floh。——译者注

月亮上的青蛙

“夏日假期”和学校的假期一样长，几乎有三个月。准备工作很早就开始了，通常是在3月的圣约瑟日那一天就拉开了帷幕。我的父母在仍被雪覆盖的山谷之间徘徊，找寻一个能够租下的地方，最好是能够坐火车到达，而且距离都灵不远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私家车（不过那时候也几乎没有人有），也因为我父亲的假期（尽管他憎恶夏日的闷热）统共只有8月中旬假日前后的三天。所以为了在凉爽的空气里就寝，也为了和家人待在一起，他接受了每日往返于家和托雷佩里切或是梅亚纳，或是整日坐在前往巴多尼奇亚火车里的惩罚。出于家族凝聚力，我们每天傍晚都在车站等他回家。而第二天凌晨他就要出门，连周六也不例外，因为他八点就得开始办公。

将近6月中旬我母亲就开始打包了。除了包裹和带柄的箱子之外，还有一个叠了三个巨大柳条篮子的大块头行李，这些篮子要是装满的话，每一个都得有至少两百磅重。搬运工会过来，奇迹般地把它们扛在背上搬下楼，满头大汗，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行李里什么都有，亚麻布、水壶、玩具、书本、干粮、电灯、厚重的衣物、鞋子、药物，还有各种工具，就仿佛我们要离开亚特兰蒂斯一样。基本上，度假地点是和亲朋好友们一起选择的，这样我们的旅程也不那么孤独了。简而言之，我们就好像带上了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上路。

在虐待狂般引人厌恶的假期作业的点缀之下，三个月就这么过去了，缓慢、静谧而无聊。不过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与自然的新鲜接触：有许多令人心旷神怡的花草，连去记住它们的名字也是一件乐事，有唱着不同歌谣的鸟儿，还有昆虫和蜘蛛。有一次，在洗手槽的水盆里出现了一条水蛭，它在水中扭动身姿，优雅得如同在跳舞。又比如卧室里飞进了一只蝙蝠，或是溜进了一只看日落的黄鼠狼，有时是一只蝼蛄，它既不是鼹鼠，也不是蟋蟀，而是肥胖、令人生厌、来势汹汹的小怪兽。在花园的庭院里，成群结队的蚂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它们的狡黠与迟钝都是让人学习的好榜样。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就以它们为例：“去看看蚂蚁吧，你这个懒虫。”它们从不休假。是呀，那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

最有趣的地方是一道湍流。每天清晨，在阳光下，母亲都带我们去清澈的溪流边玩耍，而她自己则在柳树的阴影下面编织。你可以毫无危险地从这一岸蹚到另一岸，而且这边栖息的动物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有一种看起来像大蚂蚁的黑色昆虫在水底滑行，每一只都沿着圆柱状的卵石道，或者在遮挡住它们腹部的植物碎片之间曳动，只有它们的头部和细小的脚露在外面。要是我去侵扰它们，它们就一激灵，缩回它们的瞭望所里头。

极美的蜻蜓在半空中萦回，闪耀着带着金属感的深蓝色；连它们的嗡鸣都带着金属光泽，充满机械感。它们是小小的战争机器，可能会如同箭矢一样突然扎向一只目之所及的猎物。在干燥的沙带上，不仅有非常敏捷的绿色甲虫迅速移动着，还有蚁狮设下的漏斗形陷阱。我们抱着一种说不出的同谋感观察它们伏击猎物，因而也多少带着些负疚，以至于我妹妹总是同情心泛滥，用枝条让一只只通向残酷的即死之路的小蚂蚁掉过头去。

在湍流的左岸，聚集着成百上千的蝌蚪。但为何只在左岸呢，经过一系列思考后，我们观察到，沿着左岸有一条小路，每个周日经常有渔人会路过那儿。鳟鱼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临近右岸的地方搭起了宽阔的“停泊点”。所以蝌蚪为了要避开它们，则在相对的左岸安顿了下来。它们能引发矛盾感、欢笑和柔情，因为它们的头和身子比起来实在太硕大了，就好像小狗或是刚出生的婴儿似的。它们会引起我们的愤慨，因为它们时不时地就会吞下自己的同类。

它们只有头和尾巴，是奇美拉，是不可能存在的动物；但它们游动得既轻灵又自信，用优雅的摆尾推进自己前行。不顾母亲的反对，我带了一些蝌蚪回家，并把它们养在一个水盆里，在那个水盆的底部我还铺上了我从溪床上带回来的沙子，它们在里面看起来待得很舒服。实际上没过几天，它们就开始蜕皮了。这场面我真没有意料到，整个过程简直充满了神秘，就好像一场新生或是一场死亡，足以让我把那些假期作业忘到九霄云外，让这没完没了的日日夜夜过得飞快。

蝌蚪的尾巴会慢慢地变成和它的头部一样粗细的肢干。过个两三天，它继续成长，里面萌出两条细小的蹼状后腿，但这些小家伙并不使用它们游动，而是懒懒地让它们挂着，继续扭动着尾巴行进。再过几天之后，靠近它们头的某一侧会形成一个水泡，慢慢长大，然后像个脓肿一样地破开，里面伸出一只小小的前肢。这前肢已经成型，一长出来就立刻能够游动，但极细小且透明，像是一只玻璃小手。随后，另一侧也同样长出一只小手，与此同时，它的尾巴开始慢慢变短。

从第一印象来看，这个周期显然充满了戏剧性。这是段粗暴而残忍的青春期。这些小动物变得不眠不休，就好像是感受到了，在它们内部那股改变着它们的面貌，并使它们躁动不安的力量所带来的阵痛。这股力量在它们的内心，在它们的腑脏里搅动，或许它们自己也不甚清楚那究竟是什么。它们疯狂地游动着、怅惘着，它的尾巴逐渐消失了，而四条腿还依旧太羸弱。它不断地游着，游着，在寻找着什么，或许是为它新长出的肺找寻氧气，或是在寻找着离开这里，通往自由世界的舷梯。我意识到，这个水盆的盆壁对它们来说太过陡峭，而它们显然是想要爬出去，于是我在水中放了两三块带斜坡的木块。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有些蝌蚪确实利用到了这些木块，不过，到现在仍旧称它们为蝌蚪究竟对不对呢？它们已经不再是幼虫，而是像一颗蚕豆那么大的深色幼蛙了，然而青蛙，正如我们人类蛙泳时的范例，在游泳时是手脚并用的。另外，它们也不会互相吞吃了。此时此刻，我们对它们的感情与一开始又有所不同，好像怀有了为人父母般的感情。它们像是我们的孩子，即便在它们蜕皮的阶段，我们给它们制造的麻烦比帮助还要多。我常常拿起它们之中的一只放入我的手掌，它们有口有鼻，有一张小脸，它眨着眼睛盯着我看，转眼就咧大了嘴巴。它是想要呼吸呢，还是想要说些什么？另有几次，它则果断地沿着我的手指扭开，就像在跳板上滑动似的，然后迅速地疯狂一跃，跳入虚空之中。

饲养蝌蚪也并非如此容易。它们之中，只有一部分能够使用我提供给它们的救生板，而其他的那些，每天早上都会淹死几只。由于还没能长出维持它们在水下生活的腮，它们便在水中扑腾，最后因耗尽力气而死去，就像是被困死在水坝里的会游泳的人一样。不过就算是稍微聪明一些的，懂得去运用舷梯的蝌蚪活得也并不长久。

这种驱使蝌蚪离开它们蜕皮的水池的本能，就如同我们想要登陆月球一样，完全是能够让人理解的：目的地根本不重要，只要离开原来呆的那个地方，哪里都可以。在自然界之中，不论是水坑边，还是溪流的转折处都可能是它们的选择。不过它们也有别的去处，比如说潮湿的草原或是沼地。如此这般，有那么一些蝌蚪离开了原来的居留地，历经迁移，并在新的环境生存了下来，不过就算是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它们之中也还是有一部分注定会在迁徙中死去。这是因为，青蛙母亲在产下成串成串的卵时已经耗尽了体力，它们也“知道”，它们的孩子死亡率将会出奇的高。我们把剩下还活着的蝌蚪洒在花园的庭院里，虽然我们试图把它们撒在有水的地方，但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水。之后，我们穿过草地与石群，徒劳地追寻着它们的身影。它们之中最自信的那个，笨拙地小步蹦跳着，试图闯过花岗岩的走道，却被一只知更鸟发现，一口吞进了肚子里。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玩伴，在一旁静静地看见了这一切的白猫猛地一跃，抓住了这只鸟，这幸运的一爪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就像所有的猫儿会做的那样，她并没有把它完全弄死，而是把它拖到了一个角落，继续耍弄着这只垂死挣扎的鸟儿。

爱的组装玩具

不论什么年龄段的人都会陷入爱河，那种爱慕的情感或许都是强烈的，但其形式却大相径庭：从伊甸园式的牧歌到无孔不入的热情，从欢愉到绝望，从已臻宁静到毁灭性的争吵，从利益的往来（同样也能够运用在生意中，何乐而不为？）到不相上下的口舌之战。在我十一岁那年的漫长夏日假期中，我喜欢上了一个叫莉迪娅的女孩，她大概九岁，很有礼貌，长相平平，总是病恹恹的，总之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光彩照人的姑娘。我为她的集邮册奉献了不少，实际上，还是我鼓励她开始集邮的。我在她讲述她那可怕的扁桃体手术的时候，还是会惊恐地打起冷战，实际上这件事她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我还帮助她做假期作业。总而言之，她吸引我的是她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无间，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是魔法一样，几乎是神授的天赋。曾有一只德国牧羊犬，对着谁都乱吠，把它狗眼所及之处的所有皮球都戳烂，只要有谁骑着自行车路过，它就立即去把车胎毁掉。但它允许莉迪娅爱抚它，一到早上就在她家门口低声呜咽，不耐烦地等着她的出现。甚至连院子里的母鸡和小鸡一听到她的呼喊，都会立即冲到她的身边，争相啄食她手里的饲料。她让我想起我在学校里刚刚读过的《奥德赛》里的喀耳刻（Circe）。

要是我没有发现，这个和我很亲热、对我的骑士精神一直怀着感恩之情的姑娘其实喜欢着别人，喜欢着比我更强壮的卡罗的话（他也是这几个月来我最好的朋友），这本可能成为一段崇高而沉静的恋情。就算我再自欺欺人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莉迪娅本人偏爱卡罗那样的男孩，而这却又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毫无转圜的余地。说来，卡罗和羞怯的莉迪娅看起来完全不同，他喜欢踢足球，和村里的孩子们摔跤，还爱假装驾驶着草原中心那辆锈迹斑斑的、没有马达的旧式卡车。

我和卡罗的友谊是因为组装玩具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在其他方面毫无共同点，但这个需要手工的游戏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只有四号组装玩具盒，而家境比我好的他则拥有五号盒子，还有许多附属的零部件，加在一起几乎就和最好的六号盒子一样完美了。我们对自己的财产都相当珍惜，还共同设定了关于交换、出借部件，以及一些可供共同使用的零件的详细条款。把我们俩的盒子放在一起的话，花色品种可以说颇为齐全。在共同搭建我们的玩具时，我们形成了很好的互补：卡罗的动手能力很强，而我的设计能力更胜一筹。要是我们分开工作的话，他搭出的成品非常简朴、单调但很结实，而我的则充满幻想，更为复杂，只不过结构上不是很稳定，因为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拧紧螺栓上面，我那个工程师爸爸没少因为这事儿责备我。不过要是我们一起玩，我们的长处便能融合得相当好。

在这种情形下，我对组装玩具和对莉迪娅的双重热爱势必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用组装玩具来俘获莉迪娅的芳心。不过我知道，比起告诉卡罗我的“醉翁之意”，倒不如只把这件事局限在其社交意义上：为了纪念莉迪娅的命名日，我们不妨为她做一个从前未曾想象过，连那不可靠的玩具说明书上都没有提到过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而且我还臆想着，莉迪娅不会继续被蒙在鼓里了，她将知道，卡罗，她的那个卡罗只是个拼装材料、拧螺丝的小工，而我，她虔诚的仰慕者，才是发明家，是设计出这一切的人。我们所要展示在她面前的这件物品，则是我个人献给她的敬意，一段秘密的表白讯号。

我们究竟该做什么呢？我和卡罗讨论了一番，卡罗并没有意会我从器材本身出发，探索其功用的提议，而是提出了他脚踏实地的、明晰的意见。因为他有一个用弹簧发动的小马达，所以他提议，我们可以做一个能用这个马达发动的物件，比如车、挖掘机或是起重机什么的。不过我可不想要这种寻常的玩具，我想要的是一件礼物，一个馈赠。当然了，从象征意义上来看，这只不过是命名仪式之后的余兴节目。但我确实是坠入爱河了，这点毋庸置疑。我很确定的是，我想要送给莉迪娅的，并不只是破碎的零件条，再说了，谁会把拼装玩具的部件当作礼物送给女孩子呢？我想了很久，告诉卡罗说我们要制作一个钟。今天再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也许我只是误把时钟的摆动当作了心跳，或者把它当作忠贞与永恒的象征，也可能只是把它和命名日的循环联系在了一起。

卡罗茫然无措地看着我，迄今为止我们都满足于简易的模型，我这个总设计师的大胆立即就引发了他的怀疑和钦佩。不过钟要靠弹簧来启动，所以我们必定要使用那个马达，那个他所骄傲而我所嫉妒的部件，或许也这促成了我们最后的决定。“那我们来做个钟吧。”他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这么说。我也以同样的语气回答他，我们也不一定非要用他的那个马达，曾经钟都是靠重力来运作的，我们也要做成这样。我解释道，这样可能会更好，因为变形之后的弹簧会失去它的弹力，而向下的作用力则更加稳定。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热情高涨，卡罗的心情则很不好，或许他已经意识到我心里给他预设的角色低我一等了。而且，在我们手中出现的这个钟看起来非常丑陋，根本没有钟的形状。一开始，我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古董钟的模样，但我很快就发现，就凭我们手中的材料，根本没办法把它做得又高又纤细，因为那块横梁实在太不坚实了。但我们依然得把它弄得高一些，因为钟摆需要下坠的空间。我绕开了这个难题，把这件没有什么形状的东西安装在了墙上，而钟摆则在空中摆动，离地面将近一点五米。但制作擒纵器，即制作能够把钟摆摆动时的能量转换到那个缠绕着绳子，系着重物的圆筒上，好让它规律地摆动或停止的仪器，则着实花了我一番功夫。我最后用两只钩子完成了它，其中一只是我的，另一只是卡罗的。

8月3日，神圣的莉迪娅来了。我把重物升高，让它开始摆动，这个机器开始发出废铜烂铁般的滴答滴答声。我必须得指出，我要做的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显示出时间的钟，实际上这个钟摆开始以规律的速度单摆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莫大的胜利了，因为我们并没能把这个圆筒的匀速运动的循环控制在正好一个小时的齿轮。我们用硬纸板给它做了个钟面，还有指针（不过只有一根），但它所指示的时间并不准确：它转一圈大概需要二十或是二十一分钟，而且走了不久之后它就停了，因为钟摆停止运作了。

莉迪娅问我：“这是干嘛用的？”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残忍。她在我们这个杰作面前没有停留超过半分钟，显然她对蛋糕和真正的礼物更感兴趣。我的嘴里充满了被背叛的苦涩，因为我终于意识到她最钟爱的那份礼物，她骄傲地向她朋友展示的那个小小的玻璃纸信封，是卡罗在大家的面前递给她的。而里面，可恶，装的是一套尼加拉瓜的邮票。

看不见的世界

我的父亲，总是像个专家似的光顾切尔纳亚街上的二手书店。有一天，他为我带回来一本1846年在伦敦印刷的、精巧雅致的合订本。它的标题乍一眼看上去既谦虚又自命不凡：“对微生物的看法，抑或对显微镜下看不见的世界的一瞥”（Thoughts on Animalcules, or a Glimpse of the Invisible World Revealed by the Microscope），作者G.A.曼特尔（G.A.Mantell）先生，法律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题目下面则是颇为高调的题词：“致北汉普顿最尊贵的侯爵……”，接下去还有十二行字，其中有些还是用哥特体印刷的。

我当年十五岁，立刻就被它迷住了，但总体来说是由于那些插图，因为那时我对英语还一窍不通。不过我买了一本词典，令人惊讶的是，我还挺乐意去翻它的（和拉丁语词典相比），有了它的帮助，我几乎能看懂书中的所有内容。我能够一字不差地理解书中以简洁精准的语言介绍“微生物”外表和生活习惯的文本。不过引用了赫歇尔（Herschel）、雪莱（Shelley）、霍布斯（Hobbes）、拜伦（Byron）、弥尔顿（Milton）、洛克（Locke），还有其他一系列或多或少曾致力于地球与天空中看不见的事物的先贤们的冗长前言，我就不是很理解了。

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作者多少有些把由于个体太小而不被看见的东西，和那些子虚乌有不可能被看见的东西，比如地精、妖精、鬼怪和死者的灵魂混为一谈了。不过这个主题太引人入胜，和我在高中里掌握的知识大相径庭，并且极大地满足了我那时的好奇心，以至于我一度荒废了学业，花了好几周时间埋头苦读这本小册子（尽管顺便学习到了一点点英语）。

这本书的题词是一句动人心魄、在科学与幻想中摆荡的警句：“在每片丛林的树叶间，在每座花园的花朵中，在每条溪流的水里，都有着一个包纳诸多生命的世界，与苍穹的荣耀一样无穷无尽。”这是真的吗？真的在每条溪流的水里都如此吗？对于拥有一台显微镜的渴望像一阵突如其来的胃痉挛般痛苦地攫住了我，我向父亲讲述了这件事。

父亲用一种略为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他对我之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不是那么不赞同。他曾经是个工程师，在一家匈牙利的大型工厂中担任过项目设计。尽管他现在在贩卖、安装电动马达，但他年轻的时候，曾也算是那个年代里都灵实证主义者圈子里的一员：龙勃罗梭（Lombroso）、赫尔林兹卡（Herlitzka）和安杰洛·莫索（Angelo Mosso），一群多疑但非常容易上当、互相催眠的科学家们，他们读丰特奈尔（Fontenelle）、弗拉马利翁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还是桌灵转[1]的常客。

他对科学的热爱带着一丝遗憾的色彩，尽管当初他因为生活种种际遇而不得不放弃这份热爱，但他并没有反对我走他的老路。不过，我，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对一台显微镜的渴望更甚于世上所存在的其他更为让人愉悦、更为具体的事物，这件事于他而言显得并不是那么正常。我相信他一定向别人咨询了一番，结论是，几个月后，显微镜运到了我家里。

如今看来，这台仪器并不算很值得：它只能放大两百倍，照明也不是很好，而且还有让人头晕的色差。但很快，我就离不开它了，比我花了两年时间请愿，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手段才到手的自行车更加爱不释手。在这件事上，显微镜和自行车从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互补，要是没有自行车，我怎么从市中心到达书上所写的公园、丛林和溪流呢？不过在计划出击之前，我已经把我能够找到的身边的所有东西都放在显微镜下看了个遍。

我从自己头上拔下的头发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它们类似于棕榈树的树干。一方面，要是更加留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要是用两个手指从发根向发梢捋一遍的话，那些表面的毛鳞片看上去要比逆向捋动它的时候更加柔顺，这是显微镜告诉我的第一个为什么。另一方面，发根看上去更令人厌恶，像是一块布满疣的半软的块根。

指尖的皮肤观察起来则很困难，因为要将手指固定在镜片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是碰巧成功了的话，你将会看见一幅非常奇异的景象，让人想起利古里亚群山间的平地和耕过的田地。那些巨大、半透明的粉色犁沟，起初是平行的，然而旋即就弯折，分叉了。要是看手相的人都能拥有一台显微镜来观察掌纹的话，那他们所推测出的未来可能要比用裸眼更加详尽。不过要是能够用它观察血液，检视书中所提到的血球，一定相当有趣，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或缺的——但我唤不起扎自己的勇气。我妹妹（从头至尾都对我的热情表现得非常冷淡）则简洁地拒绝了我让她扎我的请求，也不让我扎她。

苍蝇，这些可怜的小东西们成了一块供我观察的富矿。它的翅膀仿佛无数血管在透明的、泛出虹彩的薄膜中形成的精细迷宫。它的眼睛好像奇迹般规整的深红花窗。它的脚宛如脚爪的兵工厂，不仅长着刚毛，足垫还包含了滑行软垫、泡沫状软垫和钉状软垫。另一块富矿则是花朵，不论美丑，它们在镜下并无二致。虽然花瓣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差别（镜头的放大程度还不足以看清它的结构），但每个物种都会在玻片上留下花粉，每一种都非常绮丽，且形态各异。你能够分清楚它的颗粒，不论是球形、卵形或是多边形，结构都精致而优雅，有些光滑而闪耀，另一些则长着梗或是倒刺，它们或白，或棕，或为金色。

不论是普通的食盐、硫酸铜、重铬酸钾还是其他从药剂师那儿讨来的盐类，你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让这些盐溶液在玻片上蒸发从而获得晶体，它们的形状也和花粉一样迥异。不过不同的是，你可以亲眼见证晶体是如何出生、成长的。于此，事态已和先前有所不同了，显微镜不再限于用来观察像植物或是死去的苍蝇这类静态不动的事物了。不过，第一件被观察的动态事物正属于无机世界中最没有生命气息的晶体，这确实颇为古怪，所以我先前所使用的“出生”和“成长”两个词或许并不恰当。

花瓶中的水里也蕴藏着生机，不过不如晶体的产生那样庄严有序。恰恰相反，它动荡不安，炫目得足以让你屏住呼吸。而且，水静置的时间越久，其中的抽芽就越狂热。这些微生物，终究如书中所写的那样浮现在我眼前，我清晰地记得它们在插图中的样子：精巧而细致，略为理想化，而且耐心地用水彩画上了颜色（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一小滴落在玻片上的水中捕捉到了它的踪影）。它们有大有小，有些在我的镜头下一闪而过，好像着急地要赶去很远的地方似的，有些则懒散地徘徊着，就好像在草原上放牧一般，还有的则笨笨地绕着自己的轨道旋转。

其中最优雅的要属钟形虫（vorticellae），它就仿佛微小而透明的圣餐杯，飘拂起来如同风里的花朵。它以又长又细，几乎看不到的一根细丝接在柄上。但就算是最轻的震颤，哪怕只是指尖擦过显微镜的镜筒，也足以让它的细丝一下子收缩成螺旋状，让杯状的开口合上。再过一会儿，就好像是克服了恐惧一般，这个小家伙放松了，细丝再度伸展开来；若是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小小的涡旋（vortex），它们正因此而得名“Vorticella”，那些模糊而微小的细屑在杯体旁旋转，看上去像是被囚禁住了一样。每隔一段时间，钟形虫都会起锚，收回细丝，准备出发去冒险，就好像是厌倦了它那静止的生活似的。它真的是和我们很相像的一种生物，因为饥饿、恐惧或无聊而动摇，产生反应，随即采取行动。

或许也同样因为爱？这温柔、充满诗意而扰人的疑问是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从桑贡涅清澈的溪流边带回那里静止的水样和沙子后所产生的。你可以从中看到怪兽：几乎有一毫米长的，好像受着折磨般翻腾的巨大虫子。那些肉眼看起来只是猩红的小点在显微镜下则是竖着好几绺触须，像溺水的跳蚤般抽搐着游动的透明怪兽。

但草履虫突然出现了，它中间宽两头细，行动敏捷，歪斜得像老式的拖鞋。它们移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要减少放大的比例才能观察到它们的移动。它们航行在滴水中的洋流里，循着自己的轨道旋转，撞上障碍物后旋而转向，又重新像疯狂的快艇般发动起来。它们像是一直在追逐着光与空气，追逐着孤独与劳碌，但我看到它们之中有两只停了下来，仿佛是注意到并喜欢上了对方似的。我看到它们互相接近，然后紧紧地附着在一起，继而以一种缓慢的步调继续旅行，就好像在经过了这场盲目的婚礼后，互相交换了什么，并从中获取了一种神秘、片鳞半爪的幸福。

[1]一种类似笔仙或碟仙的转桌子占卜游戏。——译者注

漫长的决斗

“有些人喜欢把奥利匹亚的灰烬存放在他们的马车上，然后用燃烧的车轮擦过终点。”贺拉斯（Horace）大致这么说过，而我所在的这个小团体则被光线和使人愉快的电荷所震动。我们第一中学里这个庞大的班级有着四十一名学生，都是男生，且几乎都是蠢蛋，对授予我们的知识野蛮地采取抵制的态度。有些拒绝它或者自负地嗤笑它，其他人（大多数）则只把它当作扰人的雨。

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这五六个人，在心里[8]默认彼此为这个班里的精英。我们私下商榷出一套规则，带着可耻的偏见：学习是一种必需的恶，学会接受是强者的耐心，因为人要经受一切后才能成长。这些科目则被精细地分出了等级：哲学和自然科学为上佳；作为理解前者的工具，数学和物理尚可忍受，希腊语和拉丁语也被列于其中；意大利语和历史可有可无；艺术史和体育则属于纯粹的折磨。凡是不接受这个分类（这基本是根据各科老师的个人魅力和他们人性中的温暖所排列出来的）的人，将会自动被排除在这个小团体之外。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教条：关于女孩子。对女孩子，必须以不带任何情感的语气说话，甚至要以最严厉的军营语言对待她们。还有，像游泳和击剑这样的运动是值得敬佩的；滑雪被质疑为“富人的玩意儿”；足球不被接受，因为它“会让膝盖硬化”；网球则因太过女子气被抵制，它只适合上流社会的淑女们。

夏天的时候，我还在巴多尼奇亚打过网球，甚至还打过混双，不过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我好歹还一直处在这个小团体的边缘位置。我被接纳是因为我出色的拉丁语，而且我把写着考试答案的小抄传给了全班；被嫉妒是因为我有一台显微镜；被质疑则是因为，虽然我已经有意为之，可是我的言语还是不够低俗。但成为“运动王子”始终是首要标准，为此进行锻炼显然是入选的标准之一，而对此视而不见者则被淘汰出局。就在此前不久的1932年，贝卡利在洛杉矶摘得了一千五百米田径项目的桂冠，我们都想向他看齐，或至少在别的项目中拔得头筹。属于我们的迷你奥运会通常在下午举行，场地是那个现在已经成为工艺学院的体育场。

这座法老般的建筑，是都灵首批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建筑物之一，它于1915年建成，但在1934年就烟消瓦散了，简直浪费公款之至。八百米长的环形跑道如今就是一片满是碎石、坑坑洼洼的荒土，还有杂草和矮小的树木在巨大的夹层中生长。名义上我们是不能进去的，但我们还是一路拖着自行车，穿过咖啡吧绕进去了。

有的人在那里投掷重物（一小块水泥），或是自制的标枪，有的尽力跳高跳远，而我和圭多则谨遵贺拉斯咏唱的“奥林匹克之烬”[9]的那般。我们发现我们都属于中距离跑步选手，贝卡利跑的一千五百米对我们来说太长，就算是这烟尘滚滚的八百米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相当长的距离了，甚至算得上非常长了。那三行诗让我们和拉丁语和解了——这些古罗马人不再只是老古董了，因为他们懂得竞争的狂热，他们也是我们的同类。遗憾的只是他们非要以那么难懂的拉丁语来写下这些诗句。

圭多是个有着雕塑般肉体的小野蛮人。他聪明，野心勃勃，羡慕我在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功。而我，相对地，则羡慕他的肌肉、他的体魄和他的美丽，以及他那早熟的性欲。这种交互的竞争关系，建立起了只属于我们之间异样的、粗鲁的、颇具争议的友谊，我们之间从来就不亲昵，也并不总是忠于彼此。但这种持久的竞争关系，虽然让我们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着苦涩的对立，却让我们无法分割。彼时，我们都才十五六岁，要是我们所拥有的武器尚属对等的话，那这种热度的竞争尚称得上是旗鼓相当，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知识层面上，一开始我是占有明显优势的，因为光我家里就有许多书了，而且，只要我提出自己想要什么书的话，我的工程师父亲还会在回信中一并寄来别的［除了萨格里（Salgari），我父亲抵制他，也同时禁止我看他的书］。而我的对手圭多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但他既不懒惰，也不愚蠢，他问我借走所有我向他提起过的书，如饥似渴地读完后和我讨论（我们几乎总是意见相左），之后就再也不还了。就这样，我们知识面上的差距慢慢地消弭了。

但是，他在身体上的优势是无法逾越的。圭多体重六十多公斤，肌肉发达，而我才四十五公斤，所以一切有直接身体接触的搏斗都无法进行，但我们确实想要进行身体对抗（也许，对这方面的渴望，我还更甚于他）。在上跑道之前，我们发明了许多间接的比赛方式。好几个周末我们都在互相比拼，谁能够憋气憋得更久，起初没什么特殊的，而渐渐我们都发明了不同的对策。我发明了在比拼前通过长长的深呼吸来预先使我的血液充满氧气的技巧，圭多则发现在比赛前躺在地上要比坐着能使他更多支撑几秒。我又探究出了扩展与收缩胸膛，却又能保持声门闭锁的内息法。它很有效，但圭多发现了这个伎俩，很快便学去了。我们轮流为对方计时，见证着对方慢慢鼓胀起来，越来越呆滞的眼睛，但我们都顽固地坚持到几近昏迷。此外，根本没有去检验对方是否没有紧闭气管的必要，因为我们只是想要打破自己的纪录，而非赢下这场比赛。不过我觉得比赛的结果并不精采，在一百秒的窒息之后，我们起身，并最终决定暂停这场比拼，因为“不然我们可能会得肺结核”。

发明耳光游戏的无疑是圭多。这个游戏的规则从未付诸书面，也没有明确的说明，而是即兴被定制出来的：不管是在街上，在书桌前，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是在学校里，甚至可以是在平常的对话中，你都可以冷不丁地用尽全力打你对手的耳光，让他大吃一惊。用闲聊干扰对手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策略，甚至从背后打击对方也是可以的，但这个耳光只能甩在脸颊上，不能打在鼻子或是眼睛上。另外，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时的第二次追打是不允许的，不过允许招架，不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抵抗、抱怨和生气都是不光彩的。复仇是义务，但不能于被攻击的当下立刻反击，而是之后，或是第二天，在双方都松懈下来时突然出乎预料地来那么一下。最终，我们对彼此脸上那不易察觉的一丝分神都异常机警，因为那是一记耳光的前奏。“现在你睁开、转动你的双眼，准备攻击。”我从《神曲·地狱篇》中引用了这一句诗，圭多骑士般地赞赏了我。和预测的相反，我是这场野蛮竞赛的胜利者，原因是我的反应比圭多灵敏，也许是因为我的手臂比较短。但是，尽管我打到他脸上的耳光要比他打我的多得多，却也同时要轻得多。

圭多很快就在另一个脱衣比赛里扳回一城。在那个年代，连美国都没有脱衣舞。我无法战胜自己的矜持，只尝试过一次，但脱到鞋子就放弃了。我之前也提过，我们整个班都是男生，但并不都是混球，真正的混球不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圭多向他们发起挑战，并把他们都打败了。这是场在班上脱衣服的比试，但仅限于上自然科学课的时候，因为老师近视，而且从来不从讲台上下来。有些人做到了赤膊，有些人脱到只剩内裤，但只有圭多成功地脱得一丝不挂。有可能被叫到黑板前回答问题的风险也是这个游戏中的一环，且使得它趋于白热化。事实上，你偶尔会看到一个被叫上去回答问题的学生，在他的座位前使劲地扑拉，以便迅速地穿上他的裤子。

圭多，这位天生的战略家则早就做好了预防措施。他先找了个借口从第二排换到了最后一排，练习如何迅速地重新穿好衣裤，就等待着提完问题的那个机会。终于，当老师讲到骨骼，用教棒点着各个部分的时候，他不仅把自己剥了个精光，还爬上了第一排的椅子，最后甚至赤条条地站上了桌子。我们都屏住了呼吸，既敬佩，又感到羞耻。他在桌子上站了好一会儿。

出于对集体神话的尊崇，我们最后还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跑道。不过圭多要在任何田径项目上赢我都是易如反掌，除了八百米。而正是这八百米，才是他最想打败我的项目，这样他那体育上的优越才算完璧无瑕。

围着跑道的那几圈本可能会带来大灾难。我们穿着网球鞋，碎石弄伤了我们的脚，减弱了我们步子的弹力。我们只一起跑了一次，就几乎要了我们的命。没有人想被反超，哪怕几米都不行。而我们并不知道，赢得比赛更加理智的做法包括让你的对手帮你减少空气带来的阻力，以及保存体力以便做最后的冲刺。所以，才比赛到一半，我们就都累垮了。我减慢了速度，既不是由于大度，也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因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圭多——谢天谢地——又跑了几十米后也离开了跑道。

自此之后，我们都震惊于对方的倔强，而决定看着秒表跑了。一个人在跑道上奔驰，而另一个则骑着自行车在后方告诉他当下的用时。不过圭多不守信用，总是在我全神贯注于奔跑的时候讲些下流的笑话引我发笑。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彼此的气管都充满了奥林匹克的灰尘。在学校我们和平共处，而在运动场上，我们就像运动员那样对彼此隐隐地怀着憎恨。每次见面，我们都使尽浑身解数来试着比上一次少跑几秒钟。

在这个学年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因为圭多已经确立了牢不可破的优势，我们之间有足足五秒的天渊之别。但时机赋予了我另一场微不足道的胜利。在体育馆里开的咖啡吧关门了，要想到跑道那里去的话，就要从扶壁顶上一段类似甬道的地方爬过去。我同时发现，拦在地面入口前的大门间有着十六厘米的空隙，而我的骨架刚好可以穿过去，且我当时非常瘦削，只要骨架能过去，剩下的部分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去。

这只有我能够做到——好吧，这难道不也是个大事迹吗？这和圭多的股四头肌和三角肌一样，不也是自然的馈赠吗？再者，要是像诡辩家般望一生二的话，是不是还能够从中衍生出一种有着新规则、新形态的运动呢？或许在贺拉斯那温顺者和怏怏不乐者的名单中，又会加入些新来的不速之客呢？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让圭多信服。

我和圭多失去了联络。我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之中，是谁赢了人生这场长跑，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这维系着我们，却又让我们分开的，称不上是友谊的奇怪纽带。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形象像一张快照那般清晰：他裸裎地站在中学里那张可笑的桌子上，和老师飞快地介绍完的那具显得淫猥的骨骼相得益彰；他像狄奥尼索斯那样挑衅，而又因这种并列显得如此淫猥，像一座转瞬即逝的、充满尘世活力与不驯的纪念碑。

[8]原文为拉丁语in pectore。——译者注

[9]原文为拉丁语pulverem Olympicum。——译者注

外祖父的店

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无情的清洗之前，我的外祖父在老罗马街上有一家布料店。那是一间狭长而阴森，只有一扇窗的屋子；它垂直于街道，甚至比街面还低一些。隔几扇门之外有另一个平行的洞穴，那是一家看起来像是石窟，咖啡色的水门汀像是用巨大钟乳石铺就的咖啡馆，里面则装饰了许多小而多彩的镜子。在柜台底下琳琅满目地嵌着竖直的条状小镜子。我不知道这是出自偶然还是刻意，这些镜子并没有被固定在一个平面上，而是相互交错，形成了相对的角度。所以，凡是有人走过门槛，他的腿就会被这个镜子的把戏分割，看起来不再是两条而是五六条，而这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实在太过滑稽了——这就是我们希望被带去罗马街的唯一原因。

我的外祖父不叫乌哥蒂，但每个人都叫他乌哥蒂先生，是因为他是从一个叫这个名字的生意人手上接下这家店的。他一定是个大受欢迎的人物，因为这个名字与我们绑定了实在太久太久，它不仅传给了我舅舅，甚至，在战后的好几年里，在罗马街上始终都有人叫我乌哥蒂先生。

我的外祖父是个富态而严肃的家长，他十分风趣，却从来不笑。他很少说话，几乎惜字如金，却总是一针见血，立场鲜明，话中有话，通常带着戏谑，又充满了冷静的威严。但我不敢说在他的一生中，是否曾读过一本书。他与世界的联系无非就是家庭和店铺，两点一线，虽不超过四百米，但他每天都要来回四次。他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在家则是个极好的厨子，不过他只在有大场面的时候才会进厨房，准备一些精致但难以消化的佳肴。他会在那里待上一整天，把女人都赶出来，包括妻子、女儿和女仆。

那家店里的员工们简直是怪人大集合。首先是托塔吉娜，和那些背景不明，总是换来换去的雇工相比，她可在店里待了许多年了。她是我们的出纳，是个可爱的大块头儿，她把收银机和放收银机的高台都当成了血肉之躯。从下方你可以看到她那雄伟的胸脯，占据了整个桌子的上方，而那对胸脯与桌缘接近的地方，犹如一块自制通心粉的面团。她有一口镶金带银的牙齿，还会送我们利昂[9]的糖果。

吉安多内先生，发“R”音的时候很艰难，戴了一头假发。吉利先生则总戴着鲜艳的领结，跟在女人屁股后头，还老是醉醺醺的。法兰切斯科（没有称他为先生，是因为他是个匠人）从孟菲拉托来，别人都喊他“铁克星”，因为有一次他被人袭击，结果他从支撑棚子的铁棍里抽出了一根，用它打破了袭击者的头。他会倒立行走，会侧手翻，在铺子关张的时候，他就在柜台前翻跟头。

和我外祖父还有这些雇员一起卖布料的还有我的两个舅舅，或许他们想过从事别的职业，但由于我外祖父的权威——即便他从未以任何严厉的话语表达出这个意思，更别说发号施令了——让这成了件理所当然、不可辩驳的事。在他们内部，销售员之间用皮埃蒙特方言交流，其中还穿插了顾客们（几乎都是女性）无法理解的约莫二十个专业词汇，它是一种极为简略的微型行话，是基础但又必不可少的密码，可以迅速地通过耳语相传，且只需要轻动舌尖，几乎连嘴唇都不必移动。

它们一开始都是由数字组成的，而后为了方便使用而成了字符串，当然了，都是暗号。外祖父用它们来告诉伙计给不同顾客的价格（或减或加）。实际上，价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与顾客的吸引力、偿付能力、是否与我们有亲戚关系，还有些别的无法定义的因素休戚相关的。“Missia”是烦人的顾客，而“tërdes-un”（十三和一）是最让人害怕的顾客了，他们会让你把架子上几十个螺栓都拆下来，和你讨论布料的价格和品质长达两小时，最后离开时什么都不买。在一段时间后，这个密语自然正是被一个“十三和一”解析出来了，当时可是搞出了个大场面，然后它就被意义相同的“savoia”（萨伏依之屋）所代替了，不过这个词也没有能用很久。剩下其他的短语则是简单的“行”“不行”“只能这样”“就这样吧”等意思。

尽管外交关系上有些复杂，外祖父和其他的竞争者还是保持着良好的交情，他们之中有些还是远亲。他们互相友好地拜访对方的店铺，不过同时也行间谍之实。他们安排荷马式的周日聚餐，还互称对方为“小偷阁下”和“骗子阁下”。和雇员们的关系也是矛盾的：在店里他们当然是上下级，但有时候，周日天气好的时候，外祖父会邀请他们到博林吉艾里啤酒庄里参加社交活动（现在的阿德里亚诺广场）。除了有一次，他们都坐在了前往贝纳斯科的当地火车上。

不过，他和这条罗马大街上的其他生意人，包括卖鞋、卖内衣、首饰、家具或是婚礼服饰的所有生意人的关系都绝对不带有任何阴影。外祖父总是派他最年轻、最机灵的伙计去新门车站等待从省里来的火车，他要从中筛选出那些来到都灵的订了婚的情侣们，把他们引到店里消费。但伙计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等他们买完布料后，他还要把他们拖去其他合作店铺，这些店铺自然也会组织相应的回访。

在嘉年华会的时候，外祖父会邀请所有的孙辈到店里的阳台上观赏花车游行。那时候，罗马街铺着让人愉快的木砖，驮马的蹄铁踩在上面也不会打滑，一侧则排着电车的轨道。外祖父为我们采购了足够的五彩纸屑，但禁止我们把飘带扔到街上，尤其是在潮湿的天气里。事实上，这是因为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个小男孩把一根湿的飘带扔到了电车的电缆上，当场触电身亡了。

只有在嘉年华会的时候，外祖母才会一同站在店里的阳台上。她是个娇小而脆弱的女人，然而她的脸上又带着多子的母亲才有的庄严风范，还有她在自己生命旅程中所内化的，那些她裱在黄金画框中的祖先画像里散射出的，永恒般的神情。她自己也来自一个有着二十二个兄弟的大家庭，他们就仿佛是一朵蒲公英散落在风中的种子：其中一个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逃难去了法国；一个在“一战”中丧了命；一个是著名的赛艇运动员，不过有些神经衰弱；还有一个（她说的时候阴森森地放低了声音），还在吃奶的年纪，就在他的婴儿床上被一头猪给吞了。

[9]利昂，一个意大利糖果的品牌。——译者注

人为什么要写作

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总会以最简单的方式询问作者他写某本书的原因，或是他为什么要如此写作，甚至更为笼统，比如他为什么要写作，作家们为什么要写作。对于囊括了所有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并没有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并非所有作家都清楚，是什么诱使他去写作的，而且他通常也不单为一个理由而写作。此外，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结束的理由往往又和起初的动因有所不同。就我自己而言，我至少有九种写作的理由，我将尝试对此一一加以描述。不过读者们，不论你们是否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或许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他缘由。所以，人为什么要写作呢？

第一，因为他感知到了一种驱动力，让他必须去写作。这第一个理由大概也是最无私的理由了。一个作者写作，是因为在内部驱动他的某些事物或是某些人并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画面。他或许能够因他的作品获得名誉和荣耀，但那只是一份红利，是一种额外的奖赏，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简而言之，这些只是他写作的副产品。我得承认，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有些极端，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可能趋近于零。是否真正存在意念如此纯粹的作者，或者说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艺术家，是令人存疑的。浪漫主义者就是这么定义自己的。不过，我们最终在彼此之间找到了如此伟大的人类作为楷模并非偶然，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了解甚少，所以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理想化。最遥远的山通常也与天空连成一色，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第二，自娱与娱人。幸运的是，这两点通常都是相互重合的。以写作取悦读者的人不被自己写作的过程所取悦，这实属罕见，而钟情写作的人一丁点儿都不把自己写作的喜悦分享给读者，也是罕有的事。不过除了这两种情况外，确实也有纯粹的娱人者，他们通常都不是职业作家，没什么野心，对文学性或别的什么也兴致缺缺。他们不会写什么沉重的劝谏，也没有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孩童般清澈轻盈，聪颖机悟得像活了很久的智者。浮现在我脑海的第一个名字是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这个活得没什么可以让人指摘的羞怯的牧师和数学家，用他笔下爱丽丝的历险（先是在仙境里，而后又去了镜中）惊艳了六代人。他的书印证了他惊人的才华，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风靡世界，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孩子们这个他原本面向的人群，连逻辑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都从没放弃在他的文字中寻找新的概念。而他的作品那毋庸置疑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不夹杂任何私货，不为我们上什么道德课，也不含什么教导性的意义。

第三，为了要教授别人一些东西。要这么做，甚至把它做好，即真正让作品对读者有所裨益，则需要极为清晰的措辞。不过也有着极罕见的例外，比如维吉尔（Virgil）的《农事诗》（Georgics）。好为人师的意图通常会从根本上腐蚀叙述性的词句，污染它，使之堕落。想读故事的读者只应该在文字中读到故事，而非他所不想看到的说教。当然了，凡事皆有例外，只要是体内流着诗人之血的人，就有本事在叙述星星，叙述核能，甚至在叙述喂牛养蜂时都表达出诗意。我于此要提一下佩莱格里诺·阿尔图西（Pellegrino Artusi）的《厨房中的科学与吃得好的艺术》（Science in the Kitchen and the Art of Eating Well），希望不要震惊到任何人。他以纯粹的内心写作，不带一点点隐喻。他不摆出文人的姿态，而是炽烈地爱着那些伪君子和消化不良者鄙夷的厨房的艺术，并诚心地把它教授给读者。他以对厨房深切的理解简洁而清晰地娓娓道来，却又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一部佳作。

第四，为了改进这个世界。显然与此开始，我们离自发性的创作越来越远了。于此我要适时地提出我的观点：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写作动因，在作品可能产生的价值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本书可以是优秀的、严肃的、影响力持久或是令人愉快的，而这可能与作者写作的动机大相径庭。低俗的作品可以有着极为高尚的出发点，反之亦然，虽然可能性并不大，但高尚的作品也可能源自极为卑贱的出发点。不过，我个人对这些“知道”如何改进世界的人抱着相当大的怀疑，他们往往（但非绝对）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十分沉迷，且对外界的评论有着极佳的抗渗性。但愿他们的执念不要过于强盛，否则他会用行动来改变世界，而非仅仅用文字了：这就是希特勒在写完《我的奋斗》（Mein Kampf）之后所做的事。我也常常考虑，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要是有了足够的权力，或许也会发动战争，甚至展开屠杀。

第五，把自己的想法公布于众。因为这个理由而写作的人，只不过是上一条理由的弱化版，因而也没有那么危险。实际上，这个原因和许多哲学家写作的原点不谋而合，不论他们是天才或庸才，是飞扬跋扈也好，深爱着人类也好，是附庸风雅也罢，或者，只不过是个疯子而已。

第六，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通常写作相当于一场自白，或无异于坐上弗洛伊德的沙发。我对这些因内心冲突而写作的作者毫无敌意，相反，我希望他们能够借此摆脱痛苦，就如同从事写作多年之后的我自己。但是，我想要问问这类作者，要如何才能精炼他的痛苦，而并非粗暴狂野地把最原始的痛楚直接抛掷到读者面前？如果做不到精炼，他就会面临把自己的苦楚传染给他人，却依然无法从痛苦中自拔的风险。

第七，为了出名。我相信，只有疯子才会只为出名而坐下来写作。但是我也相信，没有作者，甚至那些最谦逊或是最放荡不羁的作者，乃至上面提到过的路易斯·卡罗尔从未被这个念头所打动。变得出名，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讨论——这一切都无疑太美好了。不过这点儿快乐和作者所付出的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而那么巨大的付出又和如此不确定的快乐不成正比。

第八，为了财富。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发现科洛迪（Collodi）、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写作挣钱，以稿酬还清赌债或是填补公司破产所造成的经济亏空时那么惊讶，甚至还愤愤不平。在我看来，写作和其他有益的活动一样，理应是有偿的。但我同样认为，只为了金钱而写作是危险的，因为这几乎就导致了作者的轻薄行为，导致他们谄媚地去迎合当下的流行与大众的审美。

第九，出于习惯。我把这个理由放在了最后，因为它最让人感到悲伤。这不是什么好事，却时不时地在发生。这通常出现在作家耗尽了自身，丧失了叙述的能力，穷竭了把所感受到的事物塑形并给予它们生命的能力的时候。与此同时，他们也丧失了对一切的渴望，包括金钱与荣誉。他们依旧在写作，但不过是出于习惯，出于惯性地“让他们的名字印在出版物上”罢了。此刻，他应当对他的行为有所注意了；这条路他走不远了，他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自我抄袭。不论是暂时性的抑或永久的，封笔才更为庄严。

枯骨与兰花

许多年以前，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我曾经接受过（的确，我是自作自受，几乎都是出自自愿的）成串的心理测试。对此，我虽然并不非常确定，不过要是我的记忆没出差错的话，是因为那时候我申请了一家大企业的一个职位。我确实得去工作，但我并不喜欢大公司，因而我有种矛盾的心理：我并不真心希望能获得这个职位。然而我收到了参加“某些测试”的邀请函，里面还提到，该测试的结果并不影响最终雇用与否的决定，不过“一个圆形的人最终落入方形的洞”这种结果将会被避免。这个大胆的比喻使我震惊不已，并引发了我的好奇心（那时我可比现在年轻，还喜欢新鲜事物）。好吧，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

在等候室里，我发现与我一起等待的还有其他三十个候选人，几乎都是男性，差不多都是年轻人，而且，基本都很焦虑。我们做了一遍走过场式的内科检查，恍惚地被问询了我们先前的病史。这一切都不愉快地让我回忆起另一场仪式，实质上要比这个残酷得多，那是在这几年前，我被送入集中营报到时的情形。就好像一个陌生人在窥探你的内部，估摸你的内涵，打量你的价值，就好像一个人对一个盒子或包裹所做的事情一样。

第一个测试是画一棵树。小学之后我就再也没画过画。不过，树有它特有的特征，我把它们统统聚集在了一张纸上，不可能有比这更像树的树了。

下一个测试则难一些，一个看起来没什么说服力的年轻男子递给我一本写着五百五十个问题的小册子，你只能用“是”或“否”来回答这些问题。有些很愚蠢，有些则特别轻率，还有些看起来是从另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乱七八糟地转译过来的。“你是否有时候会觉得你的问题能够通过自杀来解决？”或许是，或许不，但无论如何我才不告诉你呢。“早上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感觉你头顶软软的？”不，我保证。“你有没有，或是曾有过排尿的问题？”我旁边那个从塔兰托来的家伙用手肘拱了拱我，问道：“伙计，这是指的什么？”我解释给他听，他看上去好像放心了。“你是否相信革命能改进现在的政治体制？”你可真是太聪明了！我可不是什么革命主义者，就算我是的话……

男子带着这些小册子离开了，接着一个年轻的黑发姑娘进来了，显然比我们之中最年轻的还要年轻。她让我们挨个儿去隔壁她的办公室。轮到我的时候，她向我展示了四五张印着神秘图案的卡片，并让我自由地描述对它们的看法。其中有一张描绘着一艘向一边倾斜的，没有桨的小船被抛弃在了丛林深处。我要是把这个场景告诉我们家的一个年迈的女仆，她一定会悲恻地问我：“您还好吧？”于是我说：“像一艘森林里的船。”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很满意。

另一张卡片上，是躺在地上的几捆小麦之间的农民们，他们的帽子遮住了脸庞。他们向我展现了干渴、艰辛的工作和辛勤挣来的提早收工。第三张卡片印着一个蹲在床边的年轻女人，她的姿势看起来极不自然，像是被迫的。她的头埋在肩膀里，背弯曲着，就好像她要把她的背当作抵御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的盾牌似的。地上还有件看不清的东西，很可能是把手枪。其他卡片上的内容我记不清了，不过阐释卡片这件事特别适合我，让我觉得相当舒适。那个小姑娘说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别的她什么都没说，让我去了隔壁的房间。

在那儿，坐在桌子后的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少妇。她向我微笑着，就好像已经认识我很久了，随后让我坐在她面前，给我递了一支烟后便向我提问。都是些私人隐秘的问题，如同在忏悔时告解神父问的那些问题一样。她对我和我父母的关系特别感兴趣，甚至她于这方面的不懈让我感到不适，然而她脸上专业的笑容从未松懈过。

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弗洛伊德，所以对这些问题也不是那么没有准备。我应该答得相当得体，我甚至还鼓起勇气对这个美人说，很遗憾我们的对话时间实在太短，不然我可能会移情于她，而且我还邀请她共进晚餐，但她看起来有些不悦地打断了我。从这一刻起我感觉这整件事开始让我愉快了，那种捉摸不定、充满压力的感觉所带来的不适消失了。

下一个小房间里，坐着另一位女面试官：她比她的其他同事都年长，也更自以为是。她甚至连我的脸都不看一眼，就把十张罗夏克实验的图像甩到我面前。那是些巨大、没有固定形状却又对称的斑点，这些图案是在一张白纸上滴上黑白或是彩色墨水后把它对折而形成的。第一眼看来，它们可能像是一对侏儒，一双骷髅，或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昆虫，或是恶心的黑鸟，不过再多看一眼的话它们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个体如何阐释这些斑点，好像能够成为判断该个体的气质性格的依据。不过，碰巧在几天之前，一个朋友刚刚和我说起这些图案，还借给我一本手册，里面就描述了许多奇异的阐释的细节。比如说，在这团墨迹之中看到枯骨，或是看到兰花的人所隐藏的内心。我想我有必要提醒这位面试官这场测试是有瑕疵的。

我这么告诉她之后，她当即恼羞成怒。我怎么敢做出这种勾当？这简直闻所未闻，这是仅属于他们的，是他们的专业，外行人根本无法插手；这是只有他们才能拥有的，如此完善的术业，没人能够尝试窃取。不过，她到底会在我的表格上写些什么呢？她肯定不可能什么都不写。简而言之，现在，我让她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境地。我含糊地道了声歉就离开了，带走了我所有的东西。当聘用我的信寄达时，我答复道，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不过我确实找到了。

几个月后，我偶然得知，真正的应聘者并非我们这三十几个人。而这些面试官，反而是一群被考核的心理学学者，这正是他们的第一场大型测试。这个学徒般的成品，被他们叫作“杰作”。

自此我再也没有接受过类似的测验，这让我非常欣慰。我不信任他们，于我而言，他们侵犯了我们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此外，这些测试毫无作用，因为根本不存在白纸般的应聘者。不过我还是颇为喜爱他们的，当他们像游戏般展开问询的时候，那个剥下自负的过程足以激发想象，引发创意，并得以让我们更加看清自己。

最好的货物

1984年2月在都灵召开的东欧犹太教大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乃至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场盛会。会议首要突出的是，这一支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是最为主要的犹太教，与其他分支，包括意大利犹太教的巨大分别，并且为与会者提供了极好的重新入教的机会。

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东欧的犹太人以一种幽僻而古旧的方式生活，积极地投身于工人阶级之间，斡旋于国家的斗争之中，为人权（也包括女权）与尊严而斗争。

他们曾是分别发生于1905年和1917年2月的两次俄国革命的领导人中的一员。在20世纪20年代，单单在华沙，他们就发行了至少三种日报，还不包括无数关于政治动向的期刊。就在纳粹屠杀之前不久，他们还开了一家绝对原创的电影公司。他们为何怀有如此惊人而锐利的活力？作为如此渺小的一个社会族群，他们究竟是为何能发出如此的强音？

这些犹太人能拥有这等势力的原因是值得学习的。在一些国家，人们对这种影响力怀有敬意或单纯的好奇心，但在更多情况下，犹太人面对的是长久的恶意与嫉妒，甚或野蛮的憎恨。我相信，正如人类历史上惯常发生的事件一样，这也不只因单一的理由，而是许多溷错交织的理由造成的。但在诸多理由之中，有一个我认为占了绝对的上风。

有一点在犹太教之中是相同的：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教育世世代代都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中世纪伊始，东欧的犹太人就流传着一套极为特殊的教育系统。

教育被认为是生命最上等的价值，正如谚语所说，它是“最好的货物”。从四岁开始，到生命的完结，教育贯穿了犹太人的一生，且最起码是能够抵御、包容生命本身之艰难的。而且，这个系统是由整个社群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被排除在外。未受教育者会被怜悯，被唾弃，受教育者则被敬佩。实际上，后者才是唯一被认可的贵族。

当然了，他们的教育方法和当下所时兴的则大相径庭，你可以从海姆·波托克（Chaim Potok）的小说中［包括《特选子民》（The Chosen）和之后的小说］对其有所了解。小说中也描述了，这些教育手段是如何在其他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案的普及中幸存下来，并从哈西迪式的犹太社群迁徙到了美国社会的。

这种教育的根基是绝对的虔诚。在学会颇具难度的希伯来语字母之后，这些孩子立即就要踏上研读《摩西五经》（Pentateuch）的征程，并且要广泛地阅读从希伯来语直译成意第绪语的许多文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非常长的文章需要背诵。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则要学习诸多对《圣经》的评论、生活的戒条以及祈祷文。我们所念的大学就有其相应的犹太教学校，那些神学院的教学范围就包括了《塔木德》（Talmud）。

正如我们所见，这种课程和当下的教育趋势比起来有着天渊之别：没有历史、地理和所居留之地所使用的语言；没有或几乎没有精准的自然科学，只有些浸淫着迷信的外科医师般的转述，以及些许西方或世俗的哲学；没有文学、艺术和音乐。

这种强迫式的教育是繁重的，在那些神学院中，课程都要持续一整天，但它并不教条。教师会挑选一些《塔木德》的阐述，或指出其中的对立，或假设出一个对立的话题，并从中衍生出一番自由激越的哲学讨论，偶尔会是妙趣横生的，但通常讨论者都是固执地各持己见。有时候连原本的主题都被遗忘了，学生在参与讨论时，充满想象力的漫谈中所包含的正式的优雅以及勇气，甚至脱离了原本话题的范畴。

只要有会堂的地方（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旧木棚），就会有图书馆，里面自然是只有宗教书籍。但来的人络绎不绝，从少年到成年人，或是老人，应有尽有。所以即便是在辽阔无垠的土地上，就算其他非犹太裔的人几乎都目不识丁，在犹太人的族群中，就算人们普遍都很贫穷，就算谈不上都是极有智慧的集合体，但他们也至少都掌握了工匠、掌柜、商人或农民的技巧。因而每一个犹太群体，即使再小，都是一张文化的温床。

这种教育的压力还囊括了强制性的多语种学习。直到希特勒的风暴席卷到前沙皇“居住”的广阔弧形地盘之前，从波兰、立陶宛到摩尔多瓦与乌克兰，这些群岛般散落的犹太人所说的统一语言仍是意第绪语，一种词汇与发音都相当多变的语言——“Mama-loshen”，它被充满爱意地称作“妈妈的语言”。但不久之后，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孩子们就会被授以“神圣的语言”，即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此外，为了能够与周围的人们交流，犹太人从孩提时代起还不得不学习当地的语言。

而且无论如何，意第绪语自身也被语言学家（且不单单只有他们）认为是一种迷人的语言。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混合语言，是由发源自莱茵河畔的一种中世纪方言发展而来。这种方言本身就已经混合了拉丁语与法语的因素，又加入了不少希伯来语及阿拉姆语的词汇，通常还不经意地以德语的方式变了词性或是变了位（比如说，“ganav”这个希伯来语的词，意思是“小偷”，就能衍化出一个过去分词“geganvet”，意思为“被偷了的”），此外，它同时借用了来自俄语、波兰语、捷克语以及其他语种中的许多习语。

这是一种因历史而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的流浪者的语言，期间的每一站都为它镌刻下了印记。但它的进化并未终止：那些19世纪末移民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所说的意地绪语并没有灭绝，显然，它被英语词汇再度扩充，因而产生了一种更深层的进化。与之相对的，最有表现力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意地绪词汇也“从底层”先进入了不同行业的行话之中，然后也进入了日常语言的范畴。

实质上，“妈妈的语言”也是口语，尽管已被诸多后来的语言所扩充，但这同样也赋予了它绝顶的灵活性与可渗透性。它那极端的杂交主义使得说这种语言的人与试图去理解这种语言、追溯这种语言的源头的人之间的沟通像是一场精神体操。

我相信，就是这些文化上的因素才是阿什肯纳兹犹太教短暂却又绚烂的繁盛的首要原因。或者更笼统地说，这也是犹太人千百年来通过长途跋涉、生活形态变迁的试炼所赢得的。但这也只局限于在此语境下，不然这种说法也显得无可名状。

当然了，其中也囊括了许多其他缘由，比如信仰、集体记忆、共同历史、传统、迫害本身，还有源自外部的种族隔离。但通过反证法，我们能够得知，要是这些因素统统都衰减，甚至消失的话，那么犹太民族的特征也将随之衰退，犹太社群也将趋于消解，就如同当年在魏玛共和国与如今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一样。

或许，这就是为了权力及平等之间最真实的平权所付出的代价，但若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这个代价未免太过高昂了。而且不仅仅是之于犹太人，这种对于东欧犹太族群的屠杀与清洗已然是一种无法弭平的人性灭绝。然而，这个族群依旧没有消亡，他们依然秘密、含糊地在苏联苟延残喘着，在美洲繁衍着，在以色列其他传统与微妙的社会和历史的转变的夹攻中慢慢消减、湮没着。

当今的人们害怕某些动物物种的灭绝，例如熊猫与老虎，这无可厚非。而一个丰饶多产且有创造力的文明依循历史的惯例而消亡，这无疑是更大的灾难。所有人的脑海中都应该回荡着伊扎克·卡岑尼尔森（Itzhak Katzenelson）丧钟般的诗句，这位华沙诗人和他所有的家人亲眷都在奥斯维辛惨遭杀害，而他的诗歌却不可思议地流传了下来：

在立陶宛和波兰大地上升起的太阳啊，再也照不到一个犹太人了——

也再没有一个年迈的男人，倚着一扇轻快的小窗背诵着《诗篇》了。

抄录员

在几年前，1984年9月，我买了一台文字处理器，这是一台能够自动换行，能瞬间插入、删除字词乃至整句话的机器。总而言之，用了它，只要一步就可以干干净净地修改已经完成的文章，不需要任何插入符号与修正符号。自然，我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作家。就在一年前，我还被认为是个鲁莽的势利眼，而现在则今非昔比，电子时代就是进展得这么迅速。

不过我即刻要申明两点。第一，要是自己愿意，或是必须使用圆珠笔或打字机写作的人，自然可以如此继续下去，我的小机器是件奢侈品，它使人愉快，让人兴奋，但并非必不可少。第二，我要于此让游移不定的外行重新鼓起勇气。显然，我自己现在在屏幕前打字的这个样子，就依旧是个外行。屏幕后方发生的事情于我而言是模糊不清的。第一次上手的时候，我对它的一无所知深深地伤害了我，这时一个年轻人冲进来鼓舞了我，指导了我。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你属于诚恳的讲究人道主义的那一代人，依旧秉持着去理解周边世界的习惯，但这种求知欲渐渐变得越来越荒谬，不过只要让它成为习惯，你的不适感就会消失了。你想想吧：哪怕你天天都在使用电话和电视，你就真的知道它们是怎么运作的吗？除了一些专家，又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心脏和肾脏是怎么运作的呢？”

然而，就算是听了他的嘱咐，我与这台机器的第一次碰撞依旧充满了痛苦，这是一种我多年来都未曾经受过的对于未知的痛苦。这台电脑送达我这儿的时候，附了成堆的手册，我尝试着在按动键盘之前先初步学习一下如何操作它，然而这并不奏效。尽管这些手册的确统统是意大利语的，但在我眼里它变成了一种未知的语言，更像是一种嘲讽，误导着你的语言，像“打开”“关闭”和“退出”这些词语都用在了不寻常的语境之中。毋庸置疑，专门定义这些词的词汇表是存在的，然而它又与普通的字典背道而驰：它使用其他相似的术语来定义这些深奥的术语，然后再用其他的深奥术语给予这些虚幻的词语新的含义，这产生的效应简直是毁灭性的。还不如直接为这些新发明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专业术语呢！此时，我那青年朋友又一次解除了我的危机，并告诉我，要靠着手册来学习计算机，就好像照着专著学习游泳却不下水那样愚蠢，他还特地指出，尤其是当你连水是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依稀听过别人谈论它的时候。

于是我开始双线操作，在电脑上亲自确认手册上的指示，这很快就让我联想到了傀儡的传说。几个世纪之前有个会魔法的拉比用黏土制作了一个机器人，它有着赫拉克勒斯的力量，会无条件地服从主人的命令。所以，它被用来保护布拉格的犹太人免遭屠杀。但在它的制造者往它嘴里滑下书写着《托拉》（Torah）中的经文的牛皮纸卷轴之前，它都是静止不动，毫无生机的。而一旦这么做了，这个黏土傀儡就会变成一个敏捷而智慧的忠仆，它会在街上巡逻，是个极尽责的护卫。不过要是拿走卷轴，它又会变回石头。我也自问过，是不是这台机器的制造商也恰巧知道这个神奇的故事（他们肯定受过教育，甚至都是聪明人）。实际上，电脑也有一张嘴，在它那张机械鬼脸上歪咧着。要是我不把程序软盘插进去，它根本不会运作，完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铁盒子。但要是我打开开关，那张小小的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和气的发着亮的标志：在专属于我的傀儡的语言里，这意味着，它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吞下那张程序软盘了。当我满足了它之后，它轻柔地哼哼着，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咪那样打着呼噜般苏醒了过来，迅速地展现出了它的风姿。它相当勤勉，是我的好助手，且对我的错误非常严格，非常死心眼，却能够完成我无法想象的奇迹，这至今让我匪夷所思。

假如喂给它设定好的程序，它可以运转一个仓库或一个档案馆，能够解译公式，编辑柱状图，甚至可以和你下棋。不过这些都吸引不了我的兴趣，就好像把珍珠扔在猪的面前那样，反而让我郁郁寡欢。它还能够画图，这对我来说反而又是一个缺陷：我从小学之后就再也没有画过画，但现在，有这么一个伺服系统可供我使用，能让我随心所欲地画出我自己画不出的图案，甚至只要一条命令就能把这些图片在我面前打印出来，这又是在以一种不佳的方式在取悦我，让我从其他更应该做的事上分散注意力。我必须要强迫自己“退出”画图程序，才能得以继续写作。

我注意到，要是以这种方式写作，文章往往比平时更冗长。从前的写作，就仿佛打磨宝石一般，是一种“精雕细琢”的风格。如今则完全不同了，手头的劳动几乎为零，所以要是不控制自己的话，写作的时候将会不自觉地写下许多不必要的文字。不过旁边有自带的字数统计器，你必定会一直关注着它的。

要是我现在分析一下我内在的焦虑的话，会发现它其实绝大部分都没什么逻辑。我的焦虑包括了那些写作者的陈旧恐惧，还包括你呕心沥血创作出来，可能让你获得永久声名的那些无法估量的、非凡的文字，也许会被盗窃或是就这么掉入窨井里。当你如此写作时，字词就整洁地出现在屏幕上，井井有条。但它们是有阴影的，因为它们是非物质的，被剥夺了它们在纸上时那种让人欣慰的能力。写下的文字是有声音的，屏幕却没有，当你对文章不满意的时候，你会“把它存盘”，它就在你眼前不见了。不过它是否依旧存在呢，只不过是潜逃到了内存中一个小角落里，还是你错手把它毁掉了呢？在仅仅几天的对象错误[10]的体验之后（我打开了错误的文件，而且并没有打开一个新的，而是复制了一份），你就会坚信，文件丢失这种大灾难已经被这个睿智的傀儡的发明者预见到了。因为要销毁一个文件需要一次演练，而这个过程故意被弄得非常复杂，而且在此过程中，这个机器还一直在警告你：“小心点儿，你这是在自杀呢！”

约莫二十五年之前，在经过诸多道义上的犹疑之后，我写了个不是特别严肃的短篇，讲的是一个诗人决定买一台电子改韵机，并把机器的成果成功地据为己有的故事。虽然我的电脑没有为我做到这个地步，却在我谱写诗句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因为它让我能够在书写的时候做出无数的改动，而不把页面弄得乱七八糟。此外，它把我写作时的手动工作降到了最低限度，“就仿佛有人在我的对立面观察着我一样”。我的一个文人朋友向我提出质疑，称这样的写作方式让一个语文学家丧失了在接续不断的修改、擦除的重构过程中获得的高尚幸福，丧失了通向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之“无限”的通路。他是对的，然而人总不能拥有一切吧。

就我自身而言，自从我把缰绳、勒衔和鞍座摆到电脑前之后，那种变成恐鸟般的乏味感和从濒临灭绝的物种中生还下来的幸存感渐渐消失了，“成为自己时间的幸存者”的悲哀也基本不见了。希腊人谈起一个没文化的人时，会说：“这个人不会游泳，也不会读书。”如今可能要再添上一句：“也不懂得怎么用电脑。”我依然不能熟练地使用电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否会成为电脑专家，不过我已不再是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了。除此之外，这也是一件能够加入让人记忆深刻的“第一次”的行列中的趣事：第一次看见海，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亲吻一个女人，以及第一次给予一个傀儡生命。

[10]原文为拉丁语in corpore vile。——译者注

“世界上最欢乐的生物”

最近，圭多·切罗内蒂（Guido Ceronetti），一位犹太主义者“重读”了《丛林公鸡之歌》（Song of the Sylvan Cock）。凑巧的是，不算是动物学者的我也几乎是同步地重读了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赞颂鸟类》（In Praise of Birds）。在对动物行为学数十载的广泛而激烈的推广之后，它传达给人们的印象依旧是奇特的、被模糊地异化的，与拂晓时沉静的金星带来的印象有些类似（正是在如此庄严的清晨，它的壮美才到达了如此的高度），尤其是在阅读过无数诗人歌颂过它的光辉之后。但其实就如同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所描写的，这种光华只是酷热，极为压迫，是让人无法呼吸的太阳能的反射，不仅如此，它的表面还蒸腾着饱和的硫酸云。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从诗意的表述中所感受到的周围的自然世界并非反常，只是换了一种腔调与内涵而已。

这并不是说，《赞颂鸟类》中萧淡的文字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要是我们只把目光局限于麻雀家族这些和我们相当类似的动物身上的时候，那么这些在我们的果园、山丘和花园中的鸟儿“是世界上最欢乐的生物”。它们看起来很欢乐，只是因为它们命中注定要飞行和歌唱。莱奥帕尔迪也如此写到，因为自然授予了它们极为敏锐的感官，同样也赋予了它们“一种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尽管它并不“深切、炽烈及汹涌”，却明亮而多变，就如同孩童那样满溢着不间断且显然是无用的活泼。

在莱奥帕尔迪笔下，它们能够如此欢欣是因为它们无法觉察出生命的徒劳，也不知道什么是厌倦——这种有意识的人类所能够体验到的典型痛楚（而且离自然越遥远，痛楚就越深切）。此外，它们也感受不到极度的寒冷与燥热，若周边的环境变得严酷，它们就会开始迁徙，直到找到一个更适宜它们居住的环境。不过，尽管它们如此独立，能够自在地移居，但它们对人类的存在依旧非常敏感。若当地的人更加温和的话，它们的声音也相应地更为柔和。

歌声被莱奥帕尔迪视作鸟类之特点，是它们欢乐的标志，它是免费的，是歌唱着的欢笑，是“对愉悦的专注”，还能够把愉悦传达给听到的人，让人“持续地见证着它的欢乐，尽管它本身是种谬误”。而且，鸟类的躁动，它们“永不静止的身躯”也是它欢乐的最纯粹的表现，它“不存在任何的必要性”，它们的飞行只是“出于乐趣”。总而言之，莱奥帕尔迪，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要“赞颂的”远古的哲学家们，可能想要（不过“只是那么一瞬间”）“体验变成一只鸟的感受，只是为了体验它们生命片刻的愉悦与满足”。

这些文字清澈而隽永，永不过时。它的力量来自长久以来从未被人书写过。麻雀与可悲的人类的状况形成了对比，因为我们在大地上的重量，便是我们从根本上就缺乏自由的标志。不过，我们或许会自问，如果莱奥帕尔迪不参照布封（Buffon）的描述，而是把视野局限于那些他每天在傍晚的小镇上歌唱的鸟儿会如何？他也读过康罗·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书，要是他关注的是别的鸟类又会如何？首先，我相信，他本来是拒绝尝试任何鸟与人类之间的比较的。把类似于愉悦、厌倦或是幸福这一类的属性加在动物的身上只允许在诗歌中出现，否则那就是随意的、误人子弟的。

对于阐释鸟类的歌声也是同样的道理。动物行为学家为此歌声做出了诠释，特别是它们独自发出悦耳的（也正因如此让我们感到愉快）声响时，这其实是一种明确的对于领地的防御，警告着可能有外来的天敌或是入侵者。所以，它和人类的笑声不同，更像是一种不友好的表达，就像是所有者在拥有物旁布置了栅栏和大门，或是防止窃贼进入公寓的让人无法忍受的电子警报器。

至于鸟类的活泼（指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的种类，比如涉水鸟，则非常安静），那是为了保持生存所必需的手段。据观察，以种子和昆虫为生的鸟类在觅食时必须要保持一种非常狂热的主动性，因为它们的食物四散在各处，通常并不是很显眼。另一方面，鸟类的高体温和飞翔时所耗费的能量让它们必须要尽可能多地进食。于是，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觅食而辛勤劳作，又靠进食来弥补觅食的艰辛，这种闭路往复对于人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品质。

我对这些事实的还原绝非是为了证明对于鸟儿的青睐是不合理的。即便我们接受了科学家（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争论）不断向我们提供的说明，这种青睐还是非常充分的，即便我们全盘接受了他们所关注的鸟类其他的、更为微妙的美德。

例如，为什么人就不能赞赏欧椋的适应能力呢？它们高度群居，在有农作物的乡村中经常能够看到它们。它们常常在那里大肆地劫掠葡萄园和橄榄林，不过近几十年来它们也向城市进军了。它们在1914年入驻了伦敦，而且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就到达了都灵。它们在卡洛·腓力切广场，在图拉蒂大街，或是在任何地方找到了它们冬天的栖居地，那些在冬天变得光秃秃的树枝上，看起来还垂着奇怪的发黑的果实。

在清晨，它们成群结队地离开去“劳作”，意思是说，穿过工业区去田地。在日落时分，成百上千只欧椋一窝蜂地返回，还跟着零星散落的几只落后者。远远看去，它们就好像是烟雾形成的云，不过，不一会儿它们就开始惊人地丕变，云变成了一条长长的彩带，随后变成圆锥，又变成球形，最后再次散开，像一支坚定不移地射向夜间庇护所的箭。是谁在控制这支大军？它又是如何发号施令的？

夜行的捕食者都是非凡的猎食机器。它们在休憩的时候的外貌独特而有些笨拙，通常会引发好奇心，有时候也会让人反感。它们的飞翔是安静的，它们的爪子却是有力的，而且它们的额前有一双能投射出模糊的人类图像的眼睛。就算是再敏锐的眼睛，在彻底的黑暗中，也是看不见的。不过，严谨的实验结果显示了，一只猫头鹰即便是在完全黑暗中也能够以闪电般的速度捉住老鼠——只要它弄出丁点儿哪怕最细微的声响。鸟类可以借助听觉确定猎物的位置，这也许是源于它们的耳朵位置的不对称性，这一点早就广为人知了，不过这些听觉的信号是如何传达的则依旧是个谜。

说到鸟类的方向感，这个谜就更为难解了。众所周知，并非所有候鸟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导引方向的，而且它们之中绝大部分都同时掌握了多种不同的策略，在不同的环境下转换使用，包括陆地的地形及太阳所在位置的变换，或许还囊括了地球磁场与嗅觉的因素。

当我们读到一些候鸟只在晴朗的夜晚飞行的时候，会全身心地被一种几近宗教似的威严所震慑。它们不仅仅通过星星来确定方向，还能通过天空的格局来推定自身的准确位置，或是它们在实验中被带往的地点在何处。不仅跟随着族群经历过迁徙的鸟儿有这种能力，连第一次试飞的新手都能做到。简而言之，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如同它们天生就熟记了群星的地图，还拥有独立于当地时间的内在的时钟，这些都贮藏在它们不到一克的大脑中。

我们对布谷鸟的行为的震惊也绝对不小，在人类的道德准则中这绝对会被认作是变态的狡诈。它们不筑巢，雌鸟把蛋产在一些更小的鸟的巢内，而原主人往往（并非总是）无法注意到这种侵扰，把这个异种的蛋和它自己的一同孵化，直到小布谷鸟破壳而出。甫出生的布谷鸟没有翅膀，也看不到东西，极度敏感而不耐，它无法忍受身边有其他的蛋，它连推带搡，直到把所有它义兄弟的蛋统统挤落到地上为止。

而它的“双亲”依然日复一日地发热似地喂养着它，直到这只小鸟长得比它们还要巨大为止。有人或许会感觉是读了一本糟糕的连载小说，有人则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布谷鸟完美的生存本能的讶异，或者是说，讶异于自己为何在不情愿做东的时候缺乏这种本能。不过呢，在自然的游戏中，总是有赢家和输家的。

鸟和其他动物一样，不懂得去做所有我们人类能够做到的事，却也许会去做其他我们做不到的事，或者，它们同样也不能，却能帮助我们做到。要是莱奥帕尔迪梦想中的实验能够实现的话，我们或许将重塑自身的形态，在我们战栗着的弓上再多架上几支箭。

化学家的印记

听说共济会会员会通过握手的时候挠对方的手心来辨认出彼此的身份。于是我要提议，我们这代的化学家（包括我这样的前化学家）在互相介绍的时候，也应该都举起右手的手掌。在掌心正中央，连接着中指的那条弯曲起来的肌腱，被看手相的人称为生命线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会有一块小小的、职业性的、具有高度辨识度的疤，接下来我就要详细地描述它的由来。

如今，在化学实验室里，就算是最复杂的设备都能在几分钟内用标准化的磨砂玻璃器皿设置好。这个系统高效而干净，接合处甚至能够在真空下保持良好的接驳，部件还能够互换，品种非常齐全，操作简直就如同玩乐高和组装玩具那样容易。不过直到1940年左右，标准化锥形瓶在意大利仍不为人所知，要不就是特别昂贵，无论如何都不是学生能够负担的。

软木或是橡胶制的塞子是被用来保存药剂的，要是你想把一支玻璃试管倾斜到能够把接管插进去的程度（这是家常便饭的事儿，比如说，要把一个烧瓶接驳到冷却器上），你就要握着管子，边旋转边把它拔出来。玻璃常常会在这个过程中裂开，这样的话尖锐的底部就插到你的手里了。去提醒初学者注意此类微小且很容易避免的危险其实再简单不过了，基本算是一种责任。不过在我们的天性中某些不起眼的小角落里，都保留了这样一种本能，它敦促着我们去证实，所有的第一次都是痛苦而难忘，会留下印记的。所以，在操作着实验的手掌上的疤，就是我们的印记：它是化学家的印记，也算得上是炼金术士的印记，仍旧属于某种神秘教派成员的标志。

在任何有关密闭保存的课题上，老教授们都会带着异样的怀旧，谈论起化学的开拓者们在还没有接管的时候所使用的“封泥”。它在拉丁语中被称作“lutum”，是一种黏土与亚麻籽油的混合物，也可能是密陀僧与甘油，石棉与硅酸盐或者其他化合物的混合物，当时被用来连接还很粗糙的实验器皿。因含有铅丹而发红的窗腻子是它的后代，不过好几十年都没有人再用它了。

第一次进实验室的时候真的是有启动仪式的。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穿着白色的罩袍，除了一些离经叛道者或者一心想要表现自己的人，他们才穿着黑色或是灰色的。我们胸部的口袋里放着一把量勺，那就是一枚导引的徽章。传递玻璃容器的时候也好像一场仪式，它如此易碎，且正因易碎而变得神圣。若你摔碎了它，你就要赔付。这是你在学生生涯乃至人生中，第一次要为不属于你却庄重地托付给你的东西付钱（当然是通过签支票）。

一种奇异的生意应运而生。通常玻璃要是不小心被放置在明火上，就会发出一声不祥的“咔嚓”，然后崩裂。如果裂缝比较细小的话，一般你还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并希望在把它还给管器材的人时他什么都不会发现。不过要是裂缝太大的话，剩下的残片就要被摆上拍卖桌了，因为它可能还能派上其他用场。比如说，可以给一个搞砸了实验准备工作的人，或是给那些弄碎了待称量的沉淀的人，甚至还能卖给那些因为各种理由想要发泄的人——他以几里拉的价格买下这片碎玻璃，然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以最暴力和最嘈杂的方式把它摔向水池所在的那面墙壁。

那个巨大的水池及其四周是熟手们聚集的地方。那儿是抽烟、聊天以及追求女孩儿的地方。不过实验室里的工作，尤其是分析工作是特别严肃，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就算是在搭讪女孩子的时候，与之相关的焦虑也是很难摆脱的。基本上大家都在那里互通信息，交换建议，或是发发牢骚。

这点很奇怪：要是有人不得不重新参加口试的话，自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然而他和他小组的成员都把这视作一种运动精神，一场意外而已，不算是什么失败。而且之后他们在谈论起这个闪失的时候，甚至还带着些许的愉悦，就好像是吹嘘自己在滑雪的时候转了个圈似的。不过要是在分析时出了岔子可就糟糕了，也许是因为人总会不自主地意识到，人类的判断（就算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随意而富有争议的，事物的判断却总是残酷而公正的。这条法则无论何处都是适用的。

谁要是在定性分析的时候“丢”了一种元素，就没什么值得吹嘘的了。要是谁还“发明”了一种元素，意思是说，在那几克神秘的粉末中发现了本来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那就更不堪了。前者可能是因为分了神或是近视，而后者只可能是因为愚蠢了：看不到存在的东西和看到不存在的东西绝对是两码事。

从各种角度来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与我们之前所见过的或是做过的都完全不一样。个人的长处于此扭转过来了，不过这和高中时候的体育课堂一样，并非是出于偶然。那些“班里的尖子生”，虽然记忆力一流，在口试中斩获头名，对理论化学错综复杂的细节掌握得巨细靡遗，还能在课堂上清晰地阐述他们的观点，甚至能把他们不懂的地方讲得好像已经懂了似的，有些更是天赋英才，但他们不一定能在实验室里同样大放异彩。在这里需要的是其他的品质：谦逊、耐性、手法、动手能力，以及——为什么不呢——良好的视力、敏锐的嗅觉、长久的耐力和面对失败的韧性。

总体来说，定量分析，也被我们叫作称重实验，是非常累人的。导师、教授或是助教会给每个学生一个装着一定重量的某种元素的小瓶。我们需要让它“沉淀”，换言之，就是照一种死板的方式用特定的方法使它变得无法溶解，接着用过滤器把它们收集起来（这通常要花上几个小时），再清洗、干燥、煅烧它，待它冷却后再用精密秤称量。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原创性发挥的余地，有的只是对空白时间令人不安的延展，需要一种疯狂的注意力。这个实验一点儿吸引力都没有，就和派发给机器的任务差不多（事实上，现在机器就做着这个差事，比人类更精准迅速）。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要坦白，我在1940年的那场定量分析的测验中拿到的好成绩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或者说，只是对我模棱两可的小聪明的回报。我想到，可以根据我同学在模拟测验中测量出药剂的结果来编造我自己的，因为我发现，即便是之间有着很小的误差，其结果也一样是“被量化的”：其实正确答案只不过是同一个数字的重复而已。这之中不含任何的隐喻，意思昭然若揭：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教授没有用秤给每一个考生称出属于他的那一份，而是大致地随机分配药剂的。他一定用了滴定管，那是一根有着标尺和刻度的垂直长管，每一个刻度都装载了几毫升溶液。

终于有一天我确认了这一点，我找了个借口进入了那间给学生们准备考题的秘密房间。确实，滴定管就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里面还装满了浅蓝色的溶液。只要用我这个方法，任谁都可以非常快速地完成这个实验并且和我拿到同样的等第。不过，我只把这个违禁的发现告诉了几个和我一样拿到高分的密友。

我不知道定量分析的测验到今时今日是否依然如此进行着。如果是的话，我已经把我的经验传给懒惰的教授和学生们了。不幸的是，这个伎俩在化学家此后数不胜数的实际操作中是毫无价值的。自从毕业以来，这个伤心实验中的溶液被替换成了蔬菜、动物或矿物，甚至是商品的原物。自然没有捷径可走，或者至少是没有宏观意义上的捷径可走。

在实验室里，女生要比男生更加轻松。在那个时候，至少在意大利，女权主义还没什么地位，所以女学生们通常能够在家务和实验室工作中找到一种鼓舞人心的连贯性，后者只不过在处方上更为精细一些罢了。以此类推，由此带来的不适也就相应更少。我们之中还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让人愉快的习惯：每到五点，大家就把实验玻璃器材当茶具用来喝茶，有时候甚至还有分子实验饼干吃——那是草率匆忙地用淀粉和淀粉酶配置，在用来干燥沉淀的小烤炉里烤的。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弊病，我相信所有学化学的人都对大学的实验室保有一种美好的怀念。不仅是因为在那里，我们得到了与日常工作息息相关的高强度的锻炼，更是因为每个人在傍晚离开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在每堂课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学会了做什么”的感觉，这和生活教导我们的“学到了什么”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先知的神隐

如今讨论隐忧（malaise）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专门探讨这个话题的圆桌会议和常会。隐忧确实是存在的，这毫无疑问。但是，这个简括的词语包含了太多不同的情况，在每个城市的程度也都是不同的。要是在有人因饥渴、疾病与战争死去的地方谈论隐忧，那就是一种黑色幽默了。所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我们所熟悉的国家和“居住环境较好”的地方，特别是欧洲。

如今的欧洲人不再畏惧欧洲战争或是内战，也不再受饥饿困扰，而且要是生病了的话，不再会在灰尘中死去，而或多或少地都能寻得及时的救助。他们的孩子有极大的可能性长大成人，会比他的父亲或是祖父活得更好，不过他会面对隐忧，这些隐忧还有不同的名字。它最大的形成原因是，或者说应该是，对核的恐惧。从这个立场来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因为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形：只要一个愿景、一个手势就能够瞬间导致人类的灭绝，而且很可能在几周内一并将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也全部毁灭。

这种恐惧是无形而陌生的。核子并不以我们所能预料的方式来压制我们，因为，但凡我们处在一种毫无准备的全新情形之下，我们都会模糊地设想一种因它而引发的隐忧。但核子的声势浩大，让人很难理性地去理解。它的确存在并且被理论化为“对数学的恐惧”，这种恐惧恰好与数学带来的希望互为悖逆。也就是说，核子的危害因它能够带来的可能性而倍增（相应地，它所带来的好处也是如此）。这种概念也过于抽象，之于我们毫无补益。要是把它的危害最大化，是否能够达到无限大？不，即便再骇人听闻，即便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都会终结所有痛苦，但其危害终究还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依旧是我们所无法臆测到的第二因素。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因而下意识地把它默认为最小，无限趋近于零，所以这个产物带来的恐惧才能停留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我们才能安心睡觉、进食、做爱、生育、享受足球冠军杯、看电视，或是去休假。我们会做出这样简略的推测（而且可能，甚至就是正确的），完全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场景是全新的，我们缺乏能够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可能发生时间的唯一凭据，即我们并不知道，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曾在什么情况下发生过多少次。

这种凭据只有在相应事件一再发生的时候才生效。全世界墓地的空位因为战争而紧张，而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总是带来饥饿与瘟疫。但全面的、无远弗届的绝对战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从未曾发生过，在它面前，我们都是一块白板[11]。全新即破坏，全新即对其可能性的一无所知。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只寄托于政治家们终究也会明白，要是选择毁灭的话，他们自己也会一同在这个熔炉中湮灭，和他们创造出的那些系统还有他们的一切一起灰飞烟灭。不过这种希望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我们驱逐恐惧本性的延展而已。

更确切地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不合理的趋势：我们凡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总是把可能性设想得趋近它的极值，不是零就是一，不是绝不可能就是理所当然。在集中营里我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是一场何等残暴的社会学观察。要是可以的话，我要引用自己于近四十年前在《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中写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有逻辑能力的话，我们或许会屈服于“我们的命运是凌驾于人类知识之上的”这个事实，因为其中的所有推论都不过了了，显然全是空中楼阁。然而人类在赌上自己的命运的时候鲜有逻辑可言，不论在什么场合下，人总是钟爱极端情况的。根据各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已经迅速确信他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人能在此继续生存，末日很快就要到来了；其他人却坚信，尽管当下的生活可能非常艰辛，但救援终将到来，而且离我们并不遥远了，只要我们还有信仰和力量的话，我们还能够重新见到我们的家园和我们所爱的人。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这两个阶层并没有很明确的限定，不过，这不是因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未知论者，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与记忆或集体凝聚力无关，而与他们当下的情绪和所遇见的人有关。

在我看来，除了计量的方式略有变化之外，这个处事方法在我们欧洲人如今生活的世界里依然通用。虽然我们已经摆脱了基本需求的束缚，却仍没有摆脱恐惧。很显然，通用一整个色域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要不是信誉卓著，便是言而无信，在这两者之间的，统统以没有信誉概言之。我们都是极端分子，会忽略位于中间的选择，我们不是绝望就是畅快（好比今时今日），却依然活得很糟糕。我们应该抵制这种先天对极端主义的青睐，它乃是邪恶的源头。因为不论是“一”还是“零”都导致了我们的不作为，如若未来的毁灭不是绝无可能就是理所当然，那我们自然会停止考虑“去做什么”了。而现在问题不是出在这儿，而是，核灭绝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概率还相当大，它与我们独立或集体的行为息息相关。若是非要说，我们必须要为此做些什么谈何容易，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该忘记的是，在我们独立地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未来也包含在这双做出选择的手里。未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塑的。尤其不该忘记的是那些离权力最近的人，那些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伟大的工匠们。如果他们发起了这场天灾，那自己也会被一同清扫掉，这对所有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的隐忧都是来自长期以来困扰着我们的，对未来未知的恐惧。就算是在二十年之前，人类的境况也没有像现今这样。彼时我们就已不能算是毫无武装的，或者换句话说，就算是武装薄弱，我们当初也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自太古以来，我们就活在楷模，活在辉煌而遥远的偶像的阴影下。并且，我们展现出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可变性（以及善忘的能力）：只要有楷模存在，我们就能够忘却旧的楷模，去膜拜那个新的、不同的，即便是与先前那个彻底相反的楷模。老普林尼（Pliny）就曾提到过让人难以置信的许珀耳玻瑞亚人（Hyperborean），那是住在多雪冰寒的理非山脉那一头的人们。他们快乐而长久地活在一个有着永恒之春的国度中（尽管那里的黑夜长达六个月），而且他们只会因为对生命过分的餍足而死去。在法西斯时代，伊甸园、契丹古国和黄金城的故事风靡一时，我们曾把它们当作拥有民主的楷模（其中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而当下，出于时代背景和民族脾性，我们又把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和瑞典当作了楷模。它们都是理想中的遥远国度。因为楷模必须是完美的，而一个不存在的国度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去选择一个偏远、不广为人知的楷模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它不会与现实世界产生冲突。无论如何，我们都只是在为自己的需求制造相应的目标罢了，我们的指南针指引的方向是绝对的。

在膜拜楷模的同时，我们也同样敬仰和自己一样，从亚当的黏土中钻出的人类。但我们把他们理想化了，把他们的形象放大得无可比拟，像崇拜神一样崇拜他们。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他们拥有着推翻自己的许可，甚至可以抹除他们的过去。如今这种谵妄似的拜神似乎不复存在了，不管是西方或是东方，再也没有什么快乐岛，也没有什么魅力十足的领导人了［或许最后的样本要数霍梅尼（Khomeini）[12]了，不过他也没有在位多久］。我们都是孤儿了，都活在孤儿的隐忧之中。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开始信仰起了已发现的真理，并发现了这其中的便利与经济性。这是种具有人性却谬误的抉择，所以现在，我们正在为这失败付出代价。我们的未来还未被写好，它依旧是未知的。我们刚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同时也发现了，人类世界与有常的未来之间是不相兼容的。再也没有能够向我们预言明天的先知存在了。而这种先知的神隐，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们必须要在摸索中盲目地建立起我们的未来，必得从最根源处开始；不要屈服于把支离破碎的旧偶像在残骸中重新建立起来的诱惑，也无须再创制出新偶像。

[11]原文为拉丁语，tabulae rasae。——译者注

[12]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伊朗什叶派宗教学者（大阿亚图拉），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该革命推翻了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权。在经过革命及全民公投后，霍梅尼成为了国家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宪法所创造的一个职位，是国家政治和宗教上的最高职位。——译者注

稳定/不稳定

我最近了解到，消防区域中心将会（我猜想是在学校里）发放一万份如何预防事故发生的手册，特别是针对家庭内的火灾，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还讶异着，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要这么做，这当下，一阵突如其来的阵痛让我怀念起了自己先前的那份行当——对火的畏惧与关注充斥着工作中的每一个时刻，甚至在闲暇时刻也不能放松。但是作为回报，这迫使我们时时刻刻都保持警惕，时刻都做好了准备，就好像把我们带回了童年时代，这种畏惧便源于此，并一直保留到了如今：因为那时的房屋都是木制的。

要是谁曾有幸能够因为职业的原因、工艺的需要或是出于消遣而处理过木头的话，就会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很难和当下流行的塑料画上等号。它有两个重要的秘密：它内部多孔，所以通常材质很轻，而且，它和谷类植物所具有的特点完全不同，只要考虑到一把斧头砍向一块木片，或是将之砍穿的那个画面，这彼此间的区别就已不言而喻了。“丑陋”的木头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没有特殊用处的树木：雪松木能用来做铅笔；椴树能够做成钢琴琴键；轻木则被用来做成远航的舟船，可以一直从南美航行到未知的西部，不过它也可以用来做成椅子，动作明星们在打斗中可以轻易地把它砸烂。

千百年来，木头都是一种建筑材料，一种卓越的“材料”。所以在不少语言中，“木头”和“材料”本来就是同一个词。无疑，一万乃至十万年前的我们的祖先，在还没有学会如何熔炼青铜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如何使用木材了。但是，在他们的骨骸边发现过燧石、贝壳、青铜、金银，却从来没有发现过木头（仅除了极为例外的情况下），就是这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提醒了我们，木头和其他的有机物质一样，只不过是外表看起来稳定而已。它在使用上的便利与它内在化学上的弱点休戚相关。在我们富氧的环境下，木头的稳定程度，大致就和一颗位于水平架子边缘的一块薄板上的台球是一样的，而且那块薄板只有一张面巾纸那么薄。它确实可以很久都安然无恙，但只要最轻微的推力，或哪怕只是一丝微弱的气流，都足够让它越过障碍落在地上了。简而言之，木头急着被氧化，那也同样是自我毁灭。

它毁灭的道路可以相当漫长，在安谧、冰冷的环境下进行。比如说埋在地底下的木头会通过空气作为媒介，慢慢被地底下的细菌腐蚀掉。它也可以发生在须臾之间，极为戏剧化，只要有热量的来源作为动力，就有了火——在我们这个以钢筋水泥和玻璃搭建起城市的年代，这样的事件已鲜有耳闻，但在过去这是常事。人们对它的记忆依旧栩栩如生，就好像那些木建筑依旧存在似的。多年以前，我曾在挪威住过一家极美的旅馆，它通体都是木质结构，坐落在一片无尽的寂静丛林之中。在每个房间的角落都有一捆卷起来的粗绳，一端固定在地上，另一端则可供自由使用。一旦着火，客人们就可以用它通过窗户逃出生天。

因为木头的天敌是空气，或者说，是空气中的氧气，所以，与空气接触面积越大的木头危险程度自然就越大，比如薄木片、木棍、榫钉、刨花，还有锯末。其中锯末尤甚，简直就是危险之源，所以我希望在上述的那份手册中，千万不要把它忽略了。因为它被广泛地使用在各处，而且通常会被堆放起来，然后像惰性物质那样被束之高阁。然而它可并不是什么惰性的物质，尤其是在干燥的时候。

在我曾经工作过多年的一家工厂里，锯末通常是用来清理地板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可不是一种值得信任的材料，所以并没有把它存放在室内。有一次我们买了十桶锯末，把它们敞开着存放在一个棚子底下。也没有人想到要给它铺一层罩子，因为清洁工时不时地就会去那里取用一些，而且“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

那些桶就在那里放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有一个领班跑来和我说，其中有一个桶正在冒烟。我跟着过去看了一下，其中的九桶锯末还是凉的，但第十桶正灼热地燃烧着，从顶端升起阵阵恼人的烟雾。我们用铁锹往里挖了几下，在桶的正中间，有一团余烬，它周围的锯末已经开始炭化了。要是我们把这些桶存放在办公室或是仓库里的话，我们整个工厂可能已经付之一炬了。

不过为什么着火的就是这一桶，而不是其他九桶呢？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去实地考察一下那些幸存下来的桶，随之我们发现，这些锯末的品种各不相同。或许它们是来自不同的锯木厂，所以其中所包含的木头种类一定是不相同的，里面也很可能包含其他物质。可是这些只能解释桶里的内容为什么不一样，而无法说明那一桶锯末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着了火。然后，有人提到了自燃，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因为当有人提出一个其他人都不理解的概念时，其他人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他比别人懂得多的感觉。

我终究把这个故事转述给了当时消防队的领导，一个沉稳而脚踏实地的男人。不，他对于自燃了解得并不多，反而，他认为这是个虚假的概念，一个用来掩盖无知的词汇，就如同物理学中“无源性发热”这个术语一样。不过，他已见过许多像我们工厂这样的例子，不全都是由锯末引发的，有些甚至还酿成了大祸，不过它们的起因都与一些不安分的材料相关。它们的共同点是，一堆静静地被安置着的惰性物质，可能是在阁楼、地窖或是垃圾箱里，在某些几乎无人明白的刺激之下，“回忆”起了它们所拥有的能够破坏周围环境平衡的巨大能量，一言以蔽之，就和那颗架子上的台球的情况相类似。

这种脆弱的稳定性会被化学家冠以“亚稳定”的名称，确实名副其实。而且不仅如此，所有生物，以及一切的有机物质（可能还包括其他物质），不管是自然的也好，人工合成的也好，都会在转瞬之间让我们亲眼目睹它们形态的转变。在一片安宁的天空中，却有蒸汽秘密地氤氲于其中，旋尔变成了云，或是一泊低于零度的寂静水源，在被投入一颗卵石之后，须臾便会结冰。但就是这种将其外延继续拓宽的诱惑使人欲罢不能。基于我们的社会行为更封闭这一点来讲，现今的所有人类，都得被迫习惯于生活在这个一切看起来都很稳定，实际却并非如此的世界里，夜夜在巨大能量（我说的不仅仅是那些核武器库）的包围下无法真正入眠。

化学家的语言Ⅰ

尽管化学家的行当不如神学家、酿酒师和渔夫那么历史悠久，但由于这份工作独一无二的性质，他们也感受到了，拥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语言是极有必要的。不过，不像其他行当的习语，化学家的语言要不断因其用途而调整。我相信从全局上来看，这为数众多的行话，皆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要能够准确地给出指示，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它还要有能力描述超过一百万种不同的物体（而且这个数字在逐年增长），因为天然或是合成的化合物的数量就是如此庞大。

如今的化学可不是密涅瓦（Minerva）[13]创造出来的，而是经过三代人劳心劳力地、耐心却盲目地不断实验和犯错之后所获得的成果。通常这些化学家们说的还不是同一种语言，只能用字母来交流。因此过去几个世纪中的化学渐渐被一种可怕的语言杂烩所固化，这在当今的化学之中依然有迹可循。我们先暂且把无机化学放在一边，因为它没有那么复杂，我之后再做讨论。而有机化学，就是有关于碳的化合物的化学同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第一种方式最为古老，同时也最为轻盈，最为诗情画意。每一种新发现的化合物都会被赋予一种充满想象的名字，通常都是与首次分离出该物质的原产品紧密相关的。比如像胡萝卜素、木质素、天冬酰胺、蚁酸这样的名字，相当精确地以新拉丁语解释了它产自哪里，对它的构造却丝毫不提。稍微模糊一些的，比如肾上腺素，它是从肾包膜下（ad renes，意思是与肾有关，靠肾很近）被提取出来的。同样的，石油精（只限于意大利语和德语，它在其他语言里有别的名字）也是从一种自然产物中得名的，不过却经历了一场奇异而纠结的化学语言学的历史。苯偶因，这种至少两千年前从泰国和苏门答腊岛上进口来的有气味的树脂，在某一时刻开始不仅用来制作香料，也开始入药了。我不知道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危险的理由：那些有宜人香味的物质“对你有所裨益”。这种树脂和其他香料的生意都被掌握在阿拉伯商人和向导的手里。因为广告的绝对优势，同样也出自与这种贸易同样历史悠久的、保存得完好的商业机密，阿拉伯人是把这种商品以一种美丽的，相对来说却又具误导性的阿拉伯语名字加以贩售的。他们把它称作“luban jawí”，意思是“爪哇岛之香”，然而苯偶因并不是什么香料，也根本不是从爪哇岛来的。

在意大利和法国，苯偶因的第一个音节在一篇文章中被弄错，于是就这么被省略掉了，它的名字就只剩下了“banjawi”，还有好多种不同的发音和拼写，像是“benzoé”“beaujoin”或是“benjoin”，最后才被确定为“benzoin”。几个世纪过去了，直到1833年才有一个德国化学家初次想到干馏苯偶因的方法，即在无水的情况下用高温加热它。这种蒸馏方法如今不论在何处都成了化学的纹章式标志，即便现今的化学家早已不使用它了。在那个时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下意识地相信，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将一件物体高贵而“精华”的部分从剩在瓶底的那些惰怠的余烬中通过挥发而分离出来（所以在法语中汽油依旧叫作“essence”是不无道理的）。总之，这就好像是一个灵魂从它的身体中剥离出来似的。其实在许多语言中，代表“精神”的这个单词通常也能够指代酒精或是其他一些容易挥发的液体。

因为德国化学家掌握了“灵魂”，掌握了苯偶因的“精华”，所以它被命名为“benzine”。不过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苯（benzene），但在如今的分析化学的概念里，很难把它与其他在同等温度下蒸发的石油分馏物区分开来，后者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汽油。在19世纪的前二十年里，这两种产物，这两个名字其实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即便是在今天，要是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的话，苯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汽油的一种极好的替代品。当时许多游击队开的汽车就是使用苯，甚至是用其他更加奇异、更加危险的燃料发动的，也并未产生什么特别显著的危害。不过有个奇妙的巧合是，1885年发明第一台使用汽油的高效发动机的人也叫作本茨（Benz）。这个名字（至今也仍是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名字的一部分）也成了工程师卡尔·本茨的发明家生涯的标志。

甲烷这个名字的历史，也是始于分离木头的精华和“灵魂”的干馏。在干馏木头的过程中，会产生成分非常复杂的液体，这些液体会极大程度上因为原料的不同而改变，不过相同的是，其中都包含了大量的水分。不过，其中还包含了一小部分今天被我们叫作甲醇的物质。

另一位化学家，这次是个法国人，在19世纪末提纯了这种“木头的灵魂”，描述了它的性质，并发现它其实和我们熟知已久的“酒的灵魂”十分相似，它的香气与口味甚至比后者更为怡人，只不过极小的剂量就能导致永久的失明。所以这足以证实，追求宜人的香味实则是种极坏的导向。也许他在一个希腊裔的同事的帮助下，把“木头的灵魂”糟糕地翻译成了“methy hyle”，因为在希腊语中“hyle”是指木头，而“methy”大略指的是所有有醉人效果的液体（比如酒、发酵的蜂蜜、蜂蜜酒等）。这个“methy”同时也是古代人对紫晶石的称呼，不仅因为它是紫色的，更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宝石有着极强的麻痹人的功效。

从“methy hyle”便衍生出了“methyl alcohol”（甲醇），而这个名字又派生出了“methane”（甲烷）。它们化学性质相似，这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化学家第一次达成的基本共识，这个“-ane”的词尾则是饱和烃类的标志。接在甲醇后面的是乙醇，来自“醚”这个词；丙烷，则是来自希腊语“protos”（意为第一）的变形；丁烷则来自“butyr”这个词，它在希腊语中的本意为“凝乳”。其他的饱和烃，诸如戊烷、己烷、庚烷等就没那么富有想象力了，它们都是借用希腊语中的数字命名的，与它们各自有几个碳原子紧密相关。

第二种化学语言，虽然没那么充满奇想，但更富有表现力，它是纯粹以公式组成的。比如普通的食糖叫作C12H22O11，又比如说乡村医生很熟悉的C13H17ON3[14]，这两种分子式既没有提示我们它的来源，也并未向我们展示它的用途，却表现出了它们的本质。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原始的、不完整的语言。它虽然告诉了我们建立这样一座分子金字塔，需要十三个碳原子、十七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和三个氮原子，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原子是如何排列的，也没有说明它们在分子中的顺序是怎样的。简要地说，这就好像一个排版的人以他的方式摆弄着在他面前的字母，比如e、a、c、r，并声称他要表达的是“care”（关照）这个词，但没有借助上下文帮助与参考的读者也可能把它读作“race”（比赛）或是“acre”（英亩），或者还有人会拼出其他的排列组合。这其实是一种缩略式的印刷方式，它唯一的价值（正是针对排版）就是适合在印刷流水线上整洁地被打印出来。

第三种语言包含了前两者的优点，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合用于普通的印刷流水线打印的“文字”。它试图（或者说期待）向我们展示一幅微观分子大厦的形象与图景，它摒弃了所有语言象征主义的特性，回归了象形语言用图画来叙述的本质。就好比，不再使用“acre”这种写法，而是将对英亩的印象画下或是打印出来。这种方式让我想到了斯威夫特（Swift）在《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提到的巴尼巴比国中的学者。他提出，人不应该借助说话来相互理解，而且他建议，用手头的动作来代替文字，因为“这些东西足以表达出讨论中的特定事情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形代”。换言之，在谈论指环的时候出现指环，在谈论奶牛的时候出现奶牛，以此类推。这个学者认为：“如此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在所有文明国度中都能够被人理解的通用语言。”毫无疑问，这种客观的，或说被客观化的巴尼巴比语和化学家的结构化的分子式都在可理解程度与国际化程度上达到了完美。然而两者都有着极为不便的累赘，那些郁闷的有机化学教科书编辑一定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自然，除了所谓的图像化外，结构化的分子语言和巴尼巴比语也并不类似，完完全全是一种货真价实的语言，依旧部分保留着语言的象征性。首先，这种图像不是“实体大小”，而是以一百万倍的比例尺放大了的。其次，代替原子本来形状的是代表它们名字缩写的字符，这实质上被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原子之间的连字符就阐述并代表了维系着它们相互吸引的力量。

最后，还有一条之于所有图像都适用的基本原理：原本被代表的物体是有厚度的，是有其三维立体结构的，而图像却是平面的，因为打印出它的那张纸依旧是平面的。但是，如果罔顾这些限制，将这些常规下的模型与“实物”相比较（近几十年来通过细微的技巧，摄影画像已经能够实现了），那么它们的相似程度是令人震惊的。以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些分子，这些微小的图画传达出了推理与实验的过程，十足就像是古代的原子论者在看到一束阳光中舞动着的微尘时所感知到的基本粒子。

[1]密涅瓦，又译弥涅耳瓦，智慧女神、战神、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保护神。——译者注

[1]氨基比林，一种用来镇痛退热的药物。——译者注

化学家的语言Ⅱ

当我还从事化学行业的时候，我饱受了炽热、寒冷以及恐惧给我带来的痛苦，但我从没有想到，在我离开了这个旧行当后，我竟然开始对此有所怀念。当人的引擎像一台空转的发动机般被闲置在空虚时刻，它就乘虚而入了。不过这也多亏了大脑奇异的过滤功能，它仅让快乐的记忆留存下来，剩余的则被它慢慢扼杀了。我最近又重逢了一位曾被关在同一间牢房的老伙计，我们就像是老兵般平平常常地聊着天。我们的妻子发现并指出了这个事实：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们丝毫都没有提及任何让我们痛苦的回忆，只谈到了极为珍贵的、让我们感到舒缓的时刻和一些奇怪的场景。

我的桌子前面就放着一张元素表，就是所谓的“周期表”。对此我充满了怀念之情，好像在看母校的照片里戴着小小领结的男孩子和穿着合身黑色罩袍的女孩子们似的，“啊，一个一个我都认得出……”和某些元素之间所绑定的挣扎、挫折和胜利我已经在别处重述过了，它们的性质、美德、瑕疵与怪异我也都一一详述过。但我现在的行当已经变了，那是种与文字息息相关，要以耐心与谨慎把它挑选、斟酌、嵌入句子中的行当。于是对我来说，现在元素成了词语，我对于它的名字和它名字的来源的兴趣胜过了它本身。

所有人都知道，在地球和星星上都自然存在的“真”元素有九十二种，从氢一直到铀（实际上后者的好名声在近二十年内已经丧失了不少）。好吧，要是检阅一遍这些名字的话，它们已构成了一幅图画般的镶嵌细工，它们得名的年代跨越了遥远的史前时代直至今时今日，其中所展现出的内涵可能囊括了所有的西方语言和文明。比如我们神秘的印欧祖先、古埃及、希腊人的希腊、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还有炼金术士的阿拉伯国度，往昔所有民族主义的骄傲，在如今的战后时代彻底成为一种可疑的国际主义。

我们先从最广为人知也最不奇特的元素氮和钠开始说起。化学符号是对某元素惯常使用的原始名字的缩略写法，通常都是一两个字母。氮和钠的国际通用化学符号分别是N和Na，是拉丁语“nitrogenium”和“natrium”的首字母。从中便映射出了一个古老的误解。“nitrogenium”的意思是“从硝石（nitro）中派生”，而“natrium”的意思是“碳酸钠（natro）的精华”，然而，在古埃及语中，“nitro”和“natro”原本指的是同一件东西。

在这种字体很复杂的语言中，表达元音被认为是多余的（或许是因为在石头上雕刻要比使用圆珠笔书写费力得多，所以缩减元音的使用也能够减少切割石头的工作量），而“ntr”这个辅音的组合通常是表达盐风化的过程的。好比那些从陈年的墙上提取出来的物质，在意大利语里依然被称为“salnitro”，在其他语言里它则有着更富表现力的名字，比如土硝（saltpeter）。然而，被古埃及人从特定的采石场中提取的，被用来制作木乃伊的盐类或矿石，其主要成分是苏打或者说是碳酸钠，而土硝则是由氮、氧和钾构成的。

简单来说，这两者都属于“非彼盐的盐”，均有着盐类的外表特征，可溶于水，无色，但尝起来和普通的食盐有所区别。玻璃匠很快就发现了，在制造玻璃的时候可以用其中一种来代替另一种，使用两者产出的玻璃并没有什么区别。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在玻璃匠坩埚的高温之下，这两种盐都已经被分解了，酸根都已消失，剩下的混合物中基本上只残余盐的氧化物了。希腊人和后来的拉丁人改写了埃及人的文字，以极为随意的标准为其引入了元音，却单单将“nitro”用来特别指代氮的“父亲”土硝，而把“natro”用来表示钠的“母亲”苏打。

为了命名氮这种化学性质非常不活泼的物质，以此为中心的争辩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大约两个世纪之前，一个法国化学家以可疑的希腊化语言为基础，为其赐名为“azote”（意思为无生机的）。然而在英语国家中，它被称为“从硝石中而生”（nitrogen），而在德语中它又被叫作“窒息之物”（stickstoff）。甚至在化学符号上他们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那些自称发明了它们的法国人，直到几年前仍拒绝使用“N”，而是继续使用“Az”——这个符号直至今日还有一部分人在使用，尽管它颇具争议。

在忆起一系列矿石的名字时，几乎就像是一场直面诸多名人的狂欢。如果从未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任何一种矿物之上，好像矿物学家们就不愿意这样听天由命地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个“-ite”的词尾就好像是他们的桂冠，比如蛇纹石、方锑石，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名字。

而化学家们通常更为谨慎。在我的印象中，我只知道两个新元素，是以发现它的化学家的名字来命名的，即钆［由芬兰人加多林（Gadolin）发现］和镓。后者得名的历史也颇为奇妙。这个元素是由法国人勒科克·德·布瓦博德兰（Lecocq de Boisbaudran）在1875年的时候分离出来的，“cocq”（现在的写法为coq）指的是公鸡[15]，于是勒科克就把他的新元素赐名为“镓”（gallium）。几年之后，德国化学家温克勒（Winkler）从法国人所使用的同一种矿石中发现了一种新元素。那几年德法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德国人以为镓这个名字是向高卢（Gaul）致敬，所以把他的元素命名为锗（germanium）来扳回一城。

除了这两种元素，只有一部分人名被用来命名最新的、不稳定且比铀更重的元素。人们能够通过在核反应堆里用巨大的粒子加速器来合成它们，不过只能获得极微小的量。它们的名字分别献给了门捷列夫（Mendeleev）、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和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

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元素是根据它们最为引人注目的性质来命名的，多多少少经历过一些语言学上的曲折。所以说，氯、碘和铬在希腊语里的意思分别是“绿色”“紫色”和“色彩”，这种命名法通常和该元素的盐类或气态单质相关，不过也有其他情况，比如说与它在发射谱线中所呈现的颜色有关。还有，钡是“重物”，磷是“发光物”，而溴和锇则是不同程度的两种“臭味”（不过又有哪个有名的化学家会搞混这两种最令人嫌恶的气味呢？！）。

依旧是本着这种被我称为描述性的精神，氢和氧的命名，证实了一种合理性与好品位。它们分别意为“因水而生”和“因酸而生”。不过，虽然这场赐名已被法国人拉瓦锡（Lavoisier）捷足先登（而且他的确证实了这一点），德国化学家却不以为然，并用两个适当的译名模仿之：“wasserstoff”和“sauerstoff”，分别指的是“水中物质”以及“酸中物质”，然后俄国人也依样画葫芦地给这对元素起名为“vodorod”和“kisslorod”。

只有三种元素的“叙述性的”名字见证了一种想象力的飞跃：镝（能抗渗透的）、镧（可隐藏的）以及钽。最后那个名称是它的发现者以《奥德赛》中的罪人坦塔洛斯（Tantalus）命名的［1802年一个叫厄克伯格（Ekeberg）的瑞典人发现了钽，因为瑞典是中立国，所以他所选择的这个名字并没有被要求改掉］。坦塔洛斯被淹在没颈的水中，却要永远饱受干渴的煎熬，因为每当他想弯腰喝水的时候，水就会退去，露出干旱的地面。而这位勇于挑战的化学家也同样受着这样的考验，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中，他最终成功发现了属于他的新元素。

除了我先前已经提到过的锗，还有大约二十种元素，或多或少地都是以纪念它被发现的国家或是地区而得名的。镏源自巴黎的旧称，钪源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钬源自斯德哥尔摩，铼源自莱茵河畔。不过除了这些有名的地名，一个瑞典的无名的小村庄伊特比也值得注意，因为在这个村落里发现的矿石富含了多种未知的元素。这种矿石叫作硅铍钇矿（ytterbite），通过对这个名字里所含字符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元素就好像进行拼字游戏时那样接连不断地被创造了出来，它们分别是镱（ytterbium）、钇（yttrium）、铽（terbium）和铒（erbium）。

我特意把那些老资格的元素的历史放在一边，因为早在千年又千年之前的远古时代，在第一位化学家还没有诞生之前，最古老的文明就已经开采过它们，为之赋形了，它们早已广为人知。我说的是铁、金、银、铜、硫，还有一些其他元素。这又是一个复杂却又丰富多彩的故事，同样值得在别处再次被谈起。

[15]公鸡在拉丁语里为Gallus。

写满古怪数据的书

正如法兰切斯科·贝尔尼（Francesco Berni）敢于在诗歌中赞颂瘟疫与小便池，我也敢于宣称通货膨胀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一百万的价值清晰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现在，与博纳文图拉先生[16]（Signor Bonaventura，一个每次遭遇坏运气都会得到一百万补偿的家伙，是个在20世纪30年代活跃的角色）那个时代不同的形象，几乎在每本袖珍书里都能找得到。从效用上来看，我们想象这样的数字的能力是非常弱小的；凡是谁想要让我们理解极庞大的事物有多庞大，或是极渺小的有多渺小时，都要尝试克服我们体内古老的昏聩；其次还要克服日常语言的匮乏。像天文学和核物理学的科普者对此一定非常熟悉，并总尝试用悖论与类比去弭平这种匮乏：如果太阳只有一个苹果这么大……如果十亿年能够压缩成一天……

这种方法所带来的教育意义游移不定，限制繁杂，且极大程度上和它的高雅程度相关。如果缺乏高雅性，读者又会被读纯数据时经历过的同一种挫败感所击败。为了挑战这种危险，一位年迈的荷兰科学家带着他少年般的无畏踏上了这条对抗悖论的路，想要展示围绕着我们的宇宙是多么陌生，甚至是想展示那些隐蔽于诡谲之下的奇异且受到这种希冀的驱使，以突兀的、比较式的启蒙超越了所有荒谬的界限。

在一本二十年前出版，如今依旧话题性十足的书中，我们的R.霍温克（R.Houwink，在聚合物和橡胶领域，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津津乐道地把天文学、物理学中的粒子、生物学以及经济学中的数百种奇态聚集成册。正是他在《关于数据的怪书》（The Odd Book of Data，阿姆斯特丹：埃尔塞维尔出版社，1965）的导言中，提醒我们要把大小的顺序牢记于心。例如纳秒就是在他谈论计算机过度的淡漠时说起的，那是一种时间极短的单位，它之于一秒就如同几秒之于三十年。

天文学就是产生“天文数字”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起码在数量上来说，星星是相当多的。但霍温克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且更为好记：地球的所有人类“想要离开”的话，那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每个人都有三十个太阳系可选择。亲眼目睹流星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件罕事，不过要是我们被告知，那些“星”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是一颗比小米的颗粒还要小的金属或石头粒子，一定还是会感到惊讶。而且每一天，都会有一万五千吨的流星落在地球上，要是这看不见的，可能从我们地球存在起就开始不间断落下的“干燥之雨”没有持续地被雨水冲刷干净的话，那么这层星尘本可能已经堆积达二十米之厚了。

我们无法感受星辰之浩瀚，正如我们无法感受个体之渺小。因此，对我们来说，去理解在一汤匙海水中所包含的分子数和一汤匙大西洋水中的分子数是相同的这件事，是有所助益的。电子绕核子旋转的速度是人类所发射的导弹的速度的十倍，但当周围接上一平方毫米通着一安培电流的导体时，这些电子移动的速度则变得相当可笑：每小时二十五厘米，要比邮局窗口前排队挪动的速度还要慢上许多。那这些电子的直径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外行人来说，根本没有去提及的必要。反倒是这么说会更有画面感一些：如果生活在公元前三千年的诺亚就已经开始在一根线上串上电子，以每秒一个，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的速度进行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这根项链将会有一毫米的五分之一那么长。

我们都知道蔬菜不是从土地，而是从空气中吸收碳元素而成长的，来源正是紧密围绕着我们的二氧化碳。但是获知这种每年从这种方式所获取的碳，同样也是动物和我们人类通过把蔬菜作为食物来摄取碳的唯一方式，是同一时段内我们从煤炭中所获得碳分量的四十倍，也是相当让人震惊的。

最新的研究（理性的也好，非理性或是疯狂的也罢）成果揭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如何耕种或如何饲育牛犊。每一个人都拥有五公顷田地，但其中有一公顷因为过于寒冷而无法开发，一公顷过于崎岖，一公顷过于贫瘠，还有一公顷过于干旱，所以我们每人最终只剩下一公顷。不过现今，我们只开垦了其中的一半。一个美国农民每小时劳动大约能够产出一百千克的谷物（但我们并不知道投入的资金有多少），要得到同样的产出则需要十七个智利农民、二十四个巴基斯坦农民或是五十个日本农民，而与意大利或是与其他欧洲城市相关的数据则没有被公布。一头丹麦奶牛每年要产出十倍于它自身体重的牛奶，而一头印度奶牛只能产出自身体重两倍多的牛奶，尽管它非常纤瘦，但它的绝对产出也只有丹麦奶牛的十分之一。

某种特定数据的巧合或许不只是机缘巧合：在一片丰饶的牧场中，一公顷土地上细菌的重量和那些刚刚能够维持牛生存的牧场里的是一样的。而一立方厘米的这种土地里所生存的微生物数量大约和世界人口数量相持平，后者的体积加起来大概能够填平英国的温德米尔湖（在我们意大利大概就和奥尔塔湖差不多）。

那些长寿饮食法的拥趸，从饥饿中获得慰藉的人们可能要失望了，因为我们听说在美国有十七个志愿者仅依靠合成的食物过了好几个月。换而言之，他们吃的所有食物都是化学合成的，一切包含动物或植物原料的食物都被排除在外。实验结束时所有受试者的健康状况都非常好。因此，一家规模适中的工厂可能就足以养活一座大城市了。不过这条新闻只部分地鼓舞了我们。我们还希望看到更长时间实验的结果，因为营养匮乏引起的疾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观察到。

就霍温克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身体具有某些超现实的特征，此时是以太，彼时又成了黏土。一个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在地上借自身的体重所释放的压强和一台高压蒸汽发生器差不多。在一次普通的吸气过程中，从我们鼻间所经过的气流比照蒲福风级，风力能达到两级。然而我们的辅助器官（感觉器官与交流器官）所消耗的能量却异常低下。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天谈话三个小时，终其一生消耗的总热量都不足以焐热一杯茶，这能量相当于一颗豌豆掉下三厘米的动能，要是完全转化成光能的话，却能够维持如今仍存活于世的全人类的视神经的运作。

我们的大脑是全宇宙最为复杂的东西了，但它所需的能量并不超过点亮一只一百瓦灯泡所需要的能量。而且就拿它和灯泡比较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能再补充一条，这些能量中的大部分都消散成了热量，实际上消耗在心理运动上的能量却微乎其微，就我所知，直到如今还没有被计算出来。

从经济学上所获取的每一个数据都可能导致一次小小的痉挛。在耶稣出生那年所投资的一美元，以百分之四的复利来计算的话，现在和十万个实心纯金打造的地球仪的价值相当。不过无论如何，现在仍把金子当作珍贵物质的代表是不正确的：钚要比它贵上三十倍，而中子要更贵上百万倍。不过，要是我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我并不建议囤积这两种原材料，因为钚有辐射性，而且有剧毒，投资中子也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它们并不稳定，它们的半衰期大约是十六分钟。意思就是说，要是有人买了一公斤中子的话，过了一刻钟之后，他就只剩下五百克了，半小时后还余二百五十克，一小时后仅剩一百二十五克，以此类推。

我们这种消费主义文明实质上就是一种浪费主义文明。一个办公室文员每天要“生产”两公斤的废纸，其中包含的卡路里比供给他和他妻子一天的量都多。在发达国家里，报废的卡车所失去零件的重量还不到它们总重量的千分之一。且不论作家和司机的薪水高低，用圆珠笔写下一公里的墨迹所消耗的墨水钱大约相当于司机开出一公里的路途所消耗的油钱。

这本书大致描述了两百余种类似的情况。它们或优雅，或怪诞，却无一不富有价值。它们都旨在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给予我们更加具体的相关概念。但在很多情况下，“去了解”反而意味着去意识到，对于某些特定的东西或是特定的现象，我们是无法为其构建一幅图景的（关于某些宗教之中的神同样如此）。我们的想象是有尺度的，我们无法强迫自己去超越它的限度。传统物理学同样也是有尺度的，下到原子核，上到星际空间，不同的物理学是必不可少的。而直觉不再是帮助，反倒成了一种阻碍。像我们这样的外行，唯一能够让我们超越自己的边界，瞥向更广阔世界的东西就是这些“古怪的数据”。它们并非科学，却是促成科学发展的一种激励。

[16]博纳文图拉先生，一个孩童漫画书中的人物。

书写小说

在二十五年的习作生涯和半真半假的“自传式写作”之后，有一天我决定跨过堤坝，罔顾当下小说究竟是生是死，其生存状况又如何的辩论，尝试着去创作一篇小说。如今这桩事业已经完成，书也已经出版并摆放在书店里了。从这趟异国之旅归来，我心中仍旧雀跃不已，所以，和所有经历过这段旅程的人一样，我想说说在路途上的所见所闻，向我的朋友们“娓娓道来”。我明白这种自说自话的展示会让朋友们感到无聊，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你们只要翻过这一页就行了。

写虚构的东西时，一个人的感受到底是如何的呢？书写看得到的东西要比书写自创的东西容易，却也更无聊。这是种记叙式的写作，你随着一条线索挖掘近期或是远期的记忆，把样本一一安排好（如果你有这个天赋的话），为其编目，然后举起一台差不多像是思维相机的东西开始照相。你可以成为一名平庸的、优秀的，甚至是“艺术气息浓厚”的摄影师。你可以美化你描摹的事物，你也可以从客观、恰当、真实的角度刻画它，或者你还可以赋予它一个扭曲、苍白、模糊、失焦、过曝抑或欠曝的形象。不过无论你的导向如何，你的手始终都与事实相携，你的脚都踏在实地上。

写小说则不同，这是另一种超写作。你不再脚踏实地，而是满载着开拓者的情绪——恐惧和热情，驾着一台以帆布、细绳和胶合板搭成的双翼飞机在空中翱翔。再好些的，则坐在被切断系泊线的热气球中。即便之后注定会越来越受局限，但你的第一感觉仍旧是无限制的，几乎无限的自由。你可以任选你喜欢的题材或事件，悲剧的、幻想的或是滑稽的，月亮上、太阳上甚至是冥王星上的都可以。你可以把时间设定在创世纪的那一天（或更早之前，为什么不呢？），也可以设定在今天，或是遥远的未来也未尝不可，你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来选择。你亦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故事发生的场所：在你自己家的起居室，九天之上，帖木儿的朝堂中，一艘渔船的小舱内，一个血红细胞里，一座矿脉的最深处或是一家妓院里。总之，它可以发生于你所听到过，看到过或是读到过，在电影或是照片中见到过的任何地方，甚至是空想的、虚幻的，幻想哪怕是无法想象的地方都可以。

整个地球都属于你，连宇宙都在你手中。要是全宇宙你都嫌局促的话，你还可以再自创一个让你满意的新宇宙。若它也符合常识和物理规则，不错；要是不符合的话，那也很好，甚至可能更有趣。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引发天灾人祸，最多有些不值一提的读者会给你写信，礼貌地表达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总之，除了你浪费掉的那些时间，你冒的风险不会比在课堂上写作文的那些学生们更大：大不了就拿个坏成绩而已。这难道不是一场极棒的交易吗？

不过要是说到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就要复杂一些了。关于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三角关系的这个主题，无数的书中都提到过了。不过我既然已经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就不揣冒昧地谈谈我对此的想法，不过只是略述己见罢了。在选择人物的时候，最开始时你也拥有着无际的自由。抽象地来说，你对此拥有着绝对的权力，这个地球上还不曾存在比这个还过分的独裁。你能够将他们塑造成侏儒或是巨人，你可以折磨他们，摧残他们，杀死他们之后再让他们复活；你能够赐予他们美丽、永驻的青春和力量，赋予他们你所不具有的智慧，还有无时无刻的欢愉（不过你有这个能力让你的读者对此不厌倦吗？）、爱、财富以及天生的才能。不过这也只是抽象地说说，你和他们的关系之紧密，要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所有的这些幻象都是源于你，流着你的血液，不论优劣。他们是你自我的绽放。说得难听些，他们是监视你的间谍，泄露出一部分的你，同样还有你的焦虑，就好像那些玻璃流苏就是用来披露它之后的那堵墙上的裂缝注定是要越来越大的。有很多方式来表达出“我”这个概念，而当你让你的人物行动或是说话的时候，就反映了你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很有可能说得太多。或许他们会比你生存得更久，让你的恶习与谬误成为永恒。

书中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是奇怪的生物。他们无血无肉也没有骨骼，还不若一幅画作或是夜间的一个梦境真实。他们没有实体，只有白纸黑字描述出的形体，但你可以与他们共度时光，与他们进行穿越时光的交谈。你可以憎恨他们，喜欢他们，甚至爱上他们。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拥有相当多的权力，并且知道如何去享用这些权力来使自己脱颖而出。而此刻，你作为作者的自由显然只是表面上的。当你构想出了你的小人儿之后，你要阻挠他。你想要让他做出违背他性格的行为，或是要禁止他做出与他自己相匹配的行动的时候，你就会遭遇抵抗，虽然这个过程是沉默的，却毋庸置疑地进行着。这就好比你强迫自己用手去触碰一块烧得红热的铁，或是其他让你厌恶的东西。而他，这个非存在的人物，实质上是存在的，是有重量的，他在半推半就中推开你的手，沉默而执拗。要是你坚持的话，他会变得痛苦不堪。他会放弃，不再与你合作，甩给你几句台词，随后便失去了形体，变得平面、瘦弱而苍白。他本就是纸，又再度回归了纸中。

在另一方面，作者意向的自由也同样只停留在了表面。就如同把一个真人完全转化为一个角色，为其塑造一个客观而不失真的自传式形象是不可能的一样，不依靠作者的想象，不参考作者知晓的其他人物与角色的碎片，而凭空将一个人物创造出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千年来的文学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第一种不可能性。即便是在最优秀的文本中，书写出的画像也始终是有界限的。整部《奥德赛》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尤利西斯的形象，更遑论其他以经典模式创作出的小说和纯粹的自传了。哪怕作者竭力地为人物描画着他的身高，他头发与眼睛的颜色，他的肤色，体型，他说话、大笑、打手势时的样子，即便如此，他都不曾存在过，从不。由于我们表达方式无可避免的匮乏，这始终只是一种拟态罢了。电影与电视则达到了更为接近且细致的拟态，实际上，影像与书写出的图像相比，更能为我们描摹出已死之人的形象。它使我们感到讶异：这些我们在屏幕中看到的，会说会动的人其实并不像是完全死了。要是全息图像能够做出三维影像的话，我们将会更瞠目结舌，就好像被黑魔法击中那样。试图把作家和这些媒体相比简直是浪费时间。

但是，凭空创造出一个人物的不可能性在我看来绝对是板上钉钉的。我先前也提到了，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形象（不管是有没有意识到，不管是愿不愿意，有时候他会在写完这部作品的多年之后，重读曾写下的文字时方才恍然大悟）融入这个人物中。但是剩余的那些不属于他自身的部分，从来不可能是完全虚构的。它同样也混杂在记忆之中，一样也是下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和自身意愿无关。那些你天真地认为是以你一己之力自创出的人物其实是一头奇美拉[17]，是一扇精雕细琢的花窗，是在某些神秘的时刻之中，于你记忆的某一间阁楼中迅速地一闪而过的快照。总而言之，它就是你认为值得付诸笔下，让它变得真实可信的聚合物，但我不相信，有谁能够为在林林总总的冗杂事物中整合出一个机体创造出相应的法则。

同样，你也可以诉说消极的故事。你的人物不一定非要是高尚、有魅力或是聪慧的，他也没有坚持自我的必要，而且正因为如此，人物才显得更为真实。前后太过一致的人物的行为是可预测的，这也就是无趣的代名词：他没有自己的脉动，他是被设定好的，没有自由的意志。他必须要和我们一样多变，心情会变化，也会犯错误，迷失自我，但会一页一页地成长，或是消失。若是他从头到尾都一成不变，就不再是对生物的模拟了，而是对雕塑的模拟，那可算得上是双重模拟了。

当然了，在这种易变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恒常，如何界定它，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而它是否被人认同，则要在写作完成之后才能知晓，而这个信号是由读者之血所给出的：它时而为琐事而流得更温热，时而流得更快速。

[17]奇美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译者注

弗朗索瓦·拉伯雷

有些书让我们爱不释手，却又无法说出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再深入地挖掘一下，也许这种亲和力就毫无悬念地被揭示出来了，它可能和我们自身气质之中最不明显的部分休戚相关。但又有些书，常年陪伴在我们身边，甚至与我们相伴一生，那原因就非常清晰明了了，且很容易就能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出自我们对它们的敬重与热爱。此处，我想要提的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我的导师[18]的这本《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这同时也是他唯一的巨作。这本书的奇特命运非常出名。拉伯雷，这位僧侣、医者、哲学家、旅行家和人文主义者，出自对生活的热爱，为了填补农闲时的余暇，才决定着笔写这本书。因为本来没有任何计划，将近二十年内，这本书便慢慢地成长、茁壮，结果篇幅竟超过了一千页。它积累了许多以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编撰成的最奢华的想法，其中一半属于活力四射、叙事诗般的插科打诨，另一半则充满以十足的文艺复兴精神强化了的蓬勃向上、机敏谨慎的道德意识。在每一页中你都能偶遇对立的、发人深省的、低俗的或是青涩的大胆谩骂，而同时又能读到从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文本中引用的（不知道是否道地，这些话几乎都是根据记忆）佳句，能一睹庄严和谐的演说演习，瞥见让人捧腹大笑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精妙，还能感受到对纯粹生活的人的诚恳拥戴与见证。

坊间对本质上并没有接续性的文本以及其中频繁出现的语言学上的难点本身就怀着严苛的责难，再加上作者在书中对罗马教廷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因此《巨人传》一直以来受众群较为狭窄这件事就不难理解了。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尝试着让它继续流传下去，把它肢解并改写成儿童文学。不过我只想翻开它，在它之中寻找到一本我们今日依旧可读的书，我指的是一本所有时代都能够读的书，永恒的书，其中的内容无论何时都能被理解。

人类喜剧通常会涉及的最基本的题材它都没有涉足，相反，在这部作品中找不到传统的诗性文字，没有爱与死亡，没有宗教，也没有已注定的命运。在拉伯雷这里，没有痛苦的自我逃避，没有深思熟虑，也没有反躬自省。他的每字每句中都栖居着一个不同的灵魂，或异想天开，或外向，但本质上都是创新者与发明者（而非乌托邦主义者），都是大大小小事物的发明者，也同样是乡村集市即兴的“拉客者”。无论如何，《巨人传》的不断再版绝对属于偶然。众所周知，这本书有一个不知名的旧版，但它已失传好几个世纪了。它是一部民间故事集——《巨人高康大传奇》（Chroniques du grand géant Gargantua）。

但这两个王朝中的巨人并不只是一堆肉山，也不是荒诞的饕餮酒客。矛盾的是，从尼姆罗德（Nimrod）到歌力亚（Goliath），他们既是向朱庇特合法宣战的巨人的模仿者，又是开明的君主，还是喜悦的哲学家。在庞大固埃（Pantagruel）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总挂在脸上的笑容中，世纪之梦慢慢实现了。一种辛勤、高产的人性慢慢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坚决地走向和平繁荣的未来，走向拉丁语中所描述的黄金时代。不是过去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咫尺。理性之路非但没有被地球上的力量所阻碍，反而在外忧内患中依旧保持强大。

这并非是牧歌式的希望，而是一种刚强的理所应当。这足以让你渴望它，世界将属于你：足以让你拥有教育、公正、科学、艺术、法律，以及古老的楷模。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仅限于天堂里。人类是自由的，而非被注定好的，因为人类才是自我的建设者[19]，所以他必须且有能力支配作为神赐的礼物的这个地球。因此，这个世界才如此美丽，才充满了喜悦，不是明天而正是今日。因为知识与美德所带来的瞩目的快乐，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而且就算是身体上的愉悦也同样是神赐的礼物，是醉意盎然的铭文，是“神学”中的一段酩酊大醉，也是一种不倦怠的感官享受。爱人类就意味着爱他们的全部，灵与肉，翻肠倒胃[20]。

帕努西（Panurge），书中唯一一个有着人的尺寸，也从没有进入意象与寓言范畴内的角色，却反而是一位特别的英雄，是个无休无止、好奇地追索着人性的浓缩体，和庞大固埃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角色应该是拉伯雷为他自己设置的，他那现代人的复杂性，他的对立，都被巨细靡遗而华美地记叙下来了。帕努西：庸医、海盗、书记，在骗人和被骗中摆荡，“除了在危险时刻”都勇气十足。他饥饿，无耻而浪荡，在他出场的那个场景中，动用各种语言，不管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语言乞讨着面包，帕努西就代表着我们人类。他不是一种示范，也不是一种“完美”，但他就栩栩如生地代表着人性，因为他追索，他犯错，他享受，而且他洞悉事理。

如果这种荒唐、异端而世俗的教义与新教的教义相调和，从来未被拉伯雷这个灵魂的牧人所拒绝、忘却的话会如何？但是，这两者根本无法调和，人类这种被悬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悬在虚无与无限之中的处境实在太固化了。拉伯雷自己的非常生活，就我们所知，是对立的集合体，也是诸多活动的涡流，而且彼此之间明显无法相互兼容，这与他作者的形象也不相符，而他的作品从传统意义上将他重构了。

他，方济各会的僧侣，然后（四十岁的那一年）成为医学院的学生，里昂医院里的医师，科学书籍和流行年历出版者，法理学、希腊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者，不懈的旅行者，天文学家，植物学家，考古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的朋友，维萨里（Vesalius）在学习人类尸体解剖学时的先导，被限制最少的作家之一，同时还是默东（Meudon）的策展人。在他的一生中，他享尽了作为鞠躬尽瘁、无法接近之人的美名，而他身后（有人会说，那是故意的），却留下了一个感性之人的形象。我们离得太过遥远，都是斯多葛学派思想中黄金的对立体。拉伯雷式的教育是极端主义者的教育，是种道德的过量。不仅仅高康大和庞大固埃是巨人，不论是篇幅还是广度，这本书本身也是一个庞然大物。这种庞大与超凡是功绩，是狂欢，是讽刺，是对神话与历史的粗暴对待，也是词语的堆砌。

比其他事物更为庞大的是拉伯雷和他笔下的造物获得快乐的能力。这种描述心满意足的肉身之奢靡无际的叙事诗从另一条路线不期地到达了天堂。因为人类感受快乐就如同感受爱一样，他过得很好，所以他便感激造物主创造出了他，于是他得到了救赎。其余的那些，被极为博学的拉伯雷描述为太过天真无邪，而能够解除一切智慧校验的肉体，因为它们健康而清白，就如同自然之力一样让人无法抗拒。

为什么拉伯雷离我们那么近呢？他肯定与我们不同，但他一定比如今的我们更富有美德，比我们缺少的则是悲伤、桎梏和厌倦。他是接近于我们的一个楷模。因为他让人愉快的好奇精神，引人钦佩的怀疑主义，对明天与人类的信任，还有他写作的方式，都与规范和条例大相径庭。或许我们能够把他的这种行为追溯到他的《泰勒玛修道院》（Abbey of Thélème），“为自身乐趣而写作”，这条箴言如今极为成功，在斯特恩（Sterne）和乔伊斯（Joyce）处尤为明显。解除一切清规戒律，跟随想象力的线索，就如同嘉年华中随心所欲的迤逦行伍，每一回都不相同却又如此激动人心。他与我们相近，主要是因为在他对尘世欢愉不羁的这种勾勒下，我们感受到了恒常、坚固的意志是通过丰富的经历而成长起来的，而生活并不只是如此。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一丁点儿忧郁。拉伯雷深谙人类的苦楚，却对此保持沉默，因为他也是一名出色的医生，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并不承认它，而是想将它治愈：

写下笑声比泪水更好

因为笑声更适合人类。[21]

[18]原文为法语mon maître。——译者注

[19]原文为拉丁语faber sui。——译者注

[20]原文为法语tripes et boyaux。——译者注

[21]原文为法语 Mieux est de ris que de larmes escrire/Pour ce que rire est le propre de l'homme。——译者注

琥珀之力

要是用琥珀去摩擦衣服的话，就能产生小小的奇异现象。你会听到“啪”的一声，在黑暗中还能看见火花，细草与碎纸屑都会被吸引过来，疯狂地在近旁舞动。在希腊，琥珀被叫作“electron”。直到大约1600年，这种反应都没有在研究其他物质的时候被发现，所以，它才一直被叫作“电反应”。去给一件事物命名，就如同给一座岛屿命名那样喜人，但同时也很危险。危险在于，人们慢慢开始认为，命名者会关注该物体的一切，一旦被命名之后，所有相关的现象也一并被解释清楚了。

进入19世纪之后，不再有人对琥珀的这种小把戏疑心重重，认为它是一种需要解读的征兆了。它曾是一道神秘力量的领报，能够改变世界的面貌，幽幽的火花则与闪电共享同一种天性。不过，在所有的西方语言中，“电力”这个说法还是保存下来了，它的意思是“琥珀之力”；只有匈牙利人为其造了个更符合逻辑的新词，叫作“闪电之力”。

如今，所有人都知道，电效应可以通过摩擦特定的固体来获得，不过要稍加强调的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液体与固体之间的震荡来获得。我是在多年前某一个极戏剧化的情况下得知这一点的。

那是一个夏天。在工厂的院子里摆放着一个装着十吨溶液的罐子。一个工人举着个容器向它走去，他其实想要把它灌满，而且他和其他人已经这么做过好多次了。他拔出了罐子的塞子，结果溶液立即裹挟着火焰向外倾泻了出来，就像是从喷火枪中冒出来似的。那个工人赶紧把手中的容器扔了，跑去拉响了警报。不一会儿液体就从罐子里涌出来了，地上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火坑，且迅速地蔓延，很快便气势汹汹地侵入了生产部。

这场困境恰巧被一个勇敢且经验丰富的人当场解决了（真是所有人之大幸）。他成功地钻入了火焰与罐子之间，并把塞子重新拧上了，此后火慢慢地自行烧完，并未造成过大的损失。这场常见物质突发的燃烧似乎神秘而离奇，但之后我在一本专门的教科书中找到了解释。某些含有非常纯净的烃类的液体，在特定条件下在以一定速度通过导管流出的时候会带电。

在那个罐子和塞子之间，实际上有一段颇细的管子，工人一定是突然拔出了塞子，液体在流过短短的通道的时候便带上了电。那天，该溶液是第一次从这个罐子中被抽出，不过时间已经不早了，太阳已经出来了，所以液体在管子中停留的片刻，便足以让它升温到超过了燃点。那时候一定会有小小的火花出现，或许就是在液体和塞子接触的那一瞬，于是火焰便一触即发。

这种微妙的危险，虽不明显，却又不普通。我们要如何避免它的出现呢？根据书中所写的，为了规避由“琥珀之力”引发的风险，要在调配溶液的时候将烃类的比例缩减到最小，这样它就没有足够的导电性了。不过该方法鲜为人知，即便在制作溶液的人当中也是如此，这着实让我们感到奇怪不解。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确实使用了上述的方法，不管是不是因为这个，同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不过在另一个场合，由于过分的热忱与无知，我自己差点儿就要引发这种力量了。那是某年12月31日的早上，工厂已经关门了。保管员让我赶紧去一趟，在入口前的路上，满满一拖车的汽油倾倒在那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他赶紧打电话给消防员，而且我也马上赶过来想想办法，这成了我的一个特殊新年夜。

我看到的场面糟糕透了。卡车司机漫不经心且无所畏惧地把拖车同样也满载着汽油的前面那部分解了下来，就这样带着它消失在雾中了。而拖车就侧倒在工厂对面的那条街上，汽油从它的接驳口处（这么看来，肯定是没有拧紧，要不就是盖子被拔掉了）汩汩地冒了出来。天气非常寒冷，所以它并没有蒸发，却流到了周围的草坪之中。

不一会儿，消防员就来了。我们商量了一下，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拖车抬起来，不过我们需要一台起重机。他们打电话给总部要求支援一台起重机，而我说，在汽油蒸发的情况下使用起重机提起拖车在我看来非常危险，因为钢铁互相摩擦很可能会产生火星。于是消防员提议把一切都覆上泡沫，拖车、街道，还有整片草坪，而且这在一瞬间就完成了，草坪变得一片雪白，异常美丽。

当我们等待起重机的时候，汽油还在不断漏出来，流到那层泡沫的底下，另一种危险的可能闯入了我的脑海。要是等到油箱倒空，空气就会代替汽油充斥于其中，但是这种空气将成为一种可燃的蒸汽，这可能形成一种易爆的混合物。而且在举起重物的操作中，无法完全避免这种或那种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比如说活动扳手的冲力，或是汽油本身向外倾倒而产生的摩擦力，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添加剂呢？

我和消防队长说，最好让这个容器里充满不活泼气体，成为真空。我们在工厂里有许多作为灭火器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小心地举起容器口，通入二氧化碳，再将其缓缓放下。队长接受了我的建议。现在已经入夜了，我们开始在泛光灯的照明下开始行动。我们在半满的油箱里（里面还有半箱油，它因为拖车倾斜的角度而不再继续外流了）接续地充入了五到六罐的灭火气体，然后我们又把它放了回去。

与此同时，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雾也愈加浓厚起来。而除了我们之外的全世界都在自己温暖的屋子里准备着新年的庆典，我们感觉被抛弃了。消防员像走钢丝的人一样在泡沫发生器的橡皮软管间上上下下，因为里面的混合物已经冻结了。那辆翻倒的拖车上覆满了泡沫，看上去就像是有着一个世纪历史的残骸。

最终，起重机在午夜前不久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些香槟，我不记得那是消防员还是汽油公司，或者是我们工厂提供的了。这辆拖车被拖走了，我们充满喜悦地拍打着彼此的肩膀，这同样也使我们暖和了一些，然后一直喝到了新年降临——为了庆祝这场行动的成功，也同样为了我们所避免的危险。

两天之后，我才得知我们所躲过的危险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严重。在另一本书中含糊地提到，二氧化碳灭火器仅仅适用于扑灭正在燃烧的火焰，但绝对不能用在预防可燃溶液的燃烧上。二氧化碳是粗暴地从喷嘴中释放出来的，迅速冷却结晶成“干冰”颗粒，这些颗粒会摩擦喷嘴从而带电，并在整体环境变得不活泼前，或者是在灭火器倒空之前，产生能够导致溶液燃烧的火星。那本书还描述了一场发生在荷兰的毁灭性的大火和爆炸，它导致了许多人丧生，而原因正是二氧化碳灭火器的不当使用。

我从这两起事件之中总结出了一条道理。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更精细、更与时俱进的才干。危险的行当有许多，而分析危机（无论是明显的还是潜伏的）的教学应该包含在每一堂职业教育课的绪论中。永远不可能有摒除所有风险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但是每一个被解决的难题都是一场解救人类生命与财富，让人类重返健康的胜利。

才干是无可替代的。我们最近也听闻了这么一个恐怖的情节：一个掉入荒井中的男孩在两天慷慨激昂却不得其法的救援之后丧生了。善意、勇气、牺牲精神和临时起意的小聪明并没有什么大用场，反之，在缺乏才干的情况下它们可能是有害的。充满善意的人或许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但在紧急事态下，我只能向那些信赖着只有善意可供使用的救援者的人们表示哀悼了。

易怒的国际象棋手

诗人贺拉斯曾坦陈，除了与同样易怒的诗人为敌之外，他几乎可以让一切发生。而诗人们，或者更笼统地说，作家们，依旧是易怒的。这只要去看看围绕着文学奖所发生的事情，或是感受一下诗人对哪怕只有一丝质疑的评论发自肺腑的憎恶就知道了。不过，当读到卡尔波夫（Karpov）和柯尔契诺依（Korchnoy）在梅拉诺，那静静地撕扯着对方的一兵一卒的对弈时，我们才感受到，这些国际象棋手有多么的易怒。为什么这种品质会同时出现在诗人与国际象棋手身上呢？国际象棋和诗歌有何共同之处呢？

常年浸淫在这种高贵游戏中的老手声称，国际象棋这种游戏，即便是业余玩家的对弈，也能够反映人生中的艰苦，是人生严肃的隐喻。而棋手的品质——合理性、好记性与创新能力——也是所有思想者的美德。象棋的铁则是，只能移动你碰过的那枚棋子，落子无悔，再重新移动已经下过的子是不允许的，这简直与人生的不可侵犯性如出一辙。当你的国王，由于你经验不足，注意力涣散，太过激进，或是和对手实力悬殊太大而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而且“将军”要清晰地喊出来，不可于暗中进行），被逼到一角，最终被俘获的时候，你不可能不从棋盘上感受到它象征的意义。你在经历一场死亡，你自己的死亡，同时，它也是你自行导致的死亡。在慢慢的经历中，你将能够驱除它，变得强大起来。

所以，这种骑士般残暴的游戏是有诗性的。我认为，他们虽然都需要相当程度的锻炼，但这并不是诗人和象棋手易怒的原因。诗人，以及其他或多或少需要创造力和独立工作的职业，都与象棋手在落子时要独自负担所有的责任有着共同之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或者说在一些其他人类的活动中根本不会发生，不论是在有酬劳的工作，或兴趣爱好之中都不会。举例来说，以单人或是双人出战的网球运动员，就要比团队出征的足球运动员或是自行车运动员更加暴躁，这或许就不是出自偶然了。

仅仅代表自己的人，在自身与其作品之间没有中间人，也没有盟友，所以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没有任何借口，所谓借口只是一剂珍贵的止痛药罢了。演员可以把失败归咎到导演身上，反之亦然。在工厂工作的人可以把责任推到其他众多的同事、上级和下级的身上，甚至可以赖到“偶然性”、竞争、市场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测上。教书的人可以怪教程，怪校长，当然更可以怪学生。

政治家，至少在多头政体中，会经历一系列的角力、碰撞、明里暗里的敌意、陷阱与恩惠，而当他失败时，他有千百种在他人与自己面前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在对他公开做出的选择负责的时候，在要对那些破碎不堪的目光负责的时候，他同样也需要一管止痛剂。希特勒在他自杀前的一个小时，在诸多下属的团团包围中，狂暴地把他的所有谬误统统推到德国人民的头上，说他们根本不值得自己这么做。然而决定用象发动进攻的人，认为敌方人才凋零，是个进攻的好机会的人，都只是他自己罢了。他没有任何帮凶，连嫌疑人都没有一个，他必须独自为之付出全部代价，就如同在写字台前面对着“渺小的诗句”的诗人那样。就算只是游戏，他也得做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此外必须要说的是，诗人和国际象棋手都是仅用大脑工作的人，而每当说到大脑的智慧时，我们都会变得非常敏感。坦言别人肾、肺或是心脏功能不佳，并不是冒犯，然而，要是说谁大脑虚弱，就是种冒犯了。被指责为愚蠢，比被指责为贪吃、虚伪、懒惰和懦弱都更让人痛苦，因为每种弱点、每种短处都有各自的辩护者，能够获得修饰，得到美化与升华，愚蠢却没有。

“愚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是种灼人的侮辱。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语言，甚至所有方言中，这个词有着五花八门的同义词，或多或少地要委婉一些，其中相当多的词语都是与死亡和性有关的。根据《马太福音》（5∶22）所述，如果耶稣认为，所有叫自己兄弟“raca”（意为傻瓜）的人都会遭到审判，所有叫他疯子的人都会受到诅咒，这是适当的话，那就足以说明，他感受到了这些言语伤人的本性。

国际象棋手和诗人都丝毫没有防御，他们将自己裸裎展露出来。每一行诗，每一步棋，都刻有他们的印记。他们没有盟友，也没有帮凶，却有所师从，其先师印在他们的血肉之中，或是曾住在千百年之前的遥远大陆上。然而他们知道，把自己的羸弱怪罪于先师，诿过于他人都是懦弱的行为。所以，当一个人全然赤裸着，皮肤暴露着，只有神经末梢作为装饰，他身无片甲，也没有任何遮蔽、隐藏他的东西之时，自然是脆弱而易怒的。在如今的复杂社会中，我们极少会把自己袒露在他人面前，那极小部分裸露的瞬间并不能算在其中。于是我们会为自己所不适应的赤裸而感到痛苦，就连货真价实的皮肤也会因暴露在太阳之下变得红肿刺痛。

因此，我，一个糟糕透顶的国际象棋手，认为国际象棋要是能够成为一种普及的游戏，会是件好事。就像苏联那样，多年前就在学校里教授并练习它了。总之，如果所有人，特别是立志成为统帅，或是向往政治生涯的人，要是能学会像国际象棋手那样带着危机感生活的话，一定会是件好事。他们会在行动前长考，即便知道每一次落子的时间都是有限制的，而且每一步棋都会引发对手的反制，这虽然困难，却也不是无法预知的。同样，他们也会为错误的一手付出代价。

不过这些品质需要经年累月的锤炼，不论是对个人或对集体而言都是如此。若是时间太仓促的话，它也要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也会让我们变得有些易怒。

伦佐之拳

我必须得承认，我对新书的兴趣越来越弱，而更想去重读已经读过的书，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同样的，经年以来，我对认识新朋友的欲望（或者说是能力）衰退了，却更倾向于加固已有的友谊。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老朋友又长出了几条新皱纹，或是之前都没有发现过的新的好品行。

重读一本已经熟悉的书，可以这么说，能够将细节不断地放大。就如同某一系列摄影中极为美丽的景象，你可以先从照片中看到一只苍蝇，然后是它长着精细触角和复眼的头，接下来是一只如同水晶拱顶的眼睛，最后是复杂而完整的眼睛的内部构造。要是继续用摄影语言说下去，这种阅读还能带来一种新的光线和视角。说实话，不是所有书都经得起用放大镜阅读的，换而言之，不是所有书都拥有“精巧的结构”。不过那些确实如此的书，为它付出工夫是值得的，而我就喜欢这种书。

我方才重新读完的曼佐尼（Manzoni）的小说《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中，伦佐（Renzo）从瘟疫中痊愈后，回到米兰寻找露琪亚（Lucia）的那个著名场景。那几页写得极为出色、坚决，且富含了人类强健而悲伤的智慧。它充实了你，让你感觉，任何一个时代事态都会如此发展：不单单是曼佐尼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时代也如是。在许多无意义的质问后，伦佐最后发现，在那个地址，那间房里，他极有可能找到露琪亚。然而他并没有感到如释重负，恰恰相反，他极为烦恼。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他面对的是一种粗暴而迫在眉睫的可能性——露琪亚是生还是死——“他本可以对一切装作不知，这样他就可以开始这趟旅程，然而现在的他已经抵达了终点”。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口，每个人不是都感受过同样的焦虑吗？然而只有灵魂敏锐的观察者才能将它压缩在只言片语中，再重新还原在我们面前。

随后，在那段简洁而出名的插叙（一页多一些）中，一位母亲拒绝把自己死去的小女儿交给“大头人”[22]，那些专门掘墓的人——“但是安排得很好啊……看上去装点得像节日一样”——最后她亲自把女儿放上了灵车。这里刻画了虔诚的灵魂所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问题中的问题，邪恶的根本。这是让约伯（Job）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Karamazov）折磨着自己的谜题，也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最黑暗的污点：为什么是无辜的人？为什么是孩子？为什么神的眷顾在面对人类的邪恶与世界的痛苦悲伤时就止步不前了？这种暗藏于心却未说出口的念想，这充满崇高悲悯的时刻，就发生在米兰因瘟疫而人口凋零的晦暗大街上，而生命唯一的印记便是咄咄逼人、带来不祥的大头人，“他们有的穿着红色的制服，其他的……还穿戴着羽毛和五颜六色的彩球，在数不尽的公众哀悼中，这些不幸的人几乎穿得像节庆时那般欢喜。”

正如同马勒勃尔介（Malebolge）[24]旁聚集的恶魔们，大头人也是一个群体，他们也发展起了独属于他们的哲学与准则。他们在自己的灵车旁发现了伦佐，并把他当成“上膏者”，即感染了瘟疫的人。他们之间的对话让人记忆犹新：“你现在是活在我们大头人的保护之下的，这可是和在教堂受到的待遇一样。”“你得了这个鬼毛病真是对了……我们这种生活可是苦透了，可谁会来报答我们……你去周围转转，等这些得瘟疫的人都死光了之后，他们心中肯定希望把我们也都绞死。”而就在这对话发生的前不久，感染了瘟疫的堂罗德里戈（Don Rodrigo）因拒绝被带走，而对大头人们大打出手。其中有一个狂怒而鄙夷地朝他大吼：“啊！你个无耻蠢货！居然敢打我们，嗬！敢打我们这些审判处的忠仆！打我们这些出于慈悲才给你们干活的人！”他们在其他人与彼此的目光中寻求公正，他们是“公职人员”，人民不能没有他们，却还要指摘他们。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曼佐尼能够创作出如此贴切的形象与比拟，如此精确地描摹出灵魂与山水的精髓（当然了，灵魂也是蕴藏在山水之中的），却在刻画人类姿态的时候变得如此不确信，如此笨拙。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全新的，也不知道它是否合情合理，不过，正是在上文所提到的这个篇章里，以及接下来的那一页中，我发现了有两个“手势”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伦佐被一群盛气凌人的路人围住的时候，挤出了一条路往外逃跑——“在一路狂奔中，他的拳头在空中牢牢握紧，关节咔咔作响，做好了揍向任何一个挡在他面前的人的准备”。此处，人在奔跑的时候还把拳头在空中握牢，显然是极不自然的。哪怕就是几步路，这也是一种阻力。因为他在跑出第二步的时候又要重新伸起拳头并把它握紧，这完完全全是浪费时间。这让我想起托斯卡纳人的一句俏皮话：“一个母亲在阳台上向她的邻居喊话——‘夫人，既然您的嘴已经张开了，能不能帮我喊一下我的约翰尼，他也在下面的院子里。’”

在逃跑后不久，伦佐决定躲在一辆大头人的灵车里：“他瞄准，一跃而上，他的右脚站在了车上，而左脚还悬空着，两只手则举得高高的。”这可真是张失败的特写，一定是虚构出来的。在跳跃的过程之中，根本没有哪一个阶段可以像这里描述的那样如同一尊雕塑。不过比起曼佐尼那一辈人，由于我们从小就能看到运动时的照片，或许才对此更为熟悉。

在这部小说中，还有其他像这样不真实，被艺术加工过的场景。这让人感觉它是种间接的心理描写，就好像是作者在面对人类的躯干时，尽力为之构造出一幅符合当时审美的图像，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没有描写他目之所及的内容，而是在阐述自己创造出来的图像。伦佐的怒不可遏虽然于他来说显得不太寻常，不过鉴于堂安保迪奥（Don Abbondio）的沉默，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他愤怒地把牧师拖进了自己的房间，想要知道那个反对自己婚姻的暴徒的名字。“然后他弯着腰站着，耳朵和嘴巴挤成了一团，他的双臂在身后紧绷着，双拳握得紧紧的。”

这个姿势描画得非常精准，但不太真实，或者说是修辞得有些过分了。这使我回忆起了默片的表现手法，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有些怪异和滑稽，但是在那个时代是普遍被接受的。这种手法正是惯例的产物，因为光靠影像没有办法把语言完整地传达给观众，所以代替默片中语言的手势可能会与我们日常所做的手势的意义完全不同。

因为安妮丝（Agnes）出的馊主意，伦佐去向阿兹克卡加布格里博士（Dr.Azzeccagarbugli）这个讼棍求助。出于象征性的敬重，他们给他带去了四只阉鸡，因为没有人能够两手空空地去拜访这位“绅士”。从书中透露出的信息是，这些阉鸡价值不菲，是由饲养专家精心培育出来的，本来是为了婚宴而准备的。“收下这四只阉鸡吧，不值钱的玩意儿！我本来要在周日的宴会上拧断它们的脖子的。”这句“不值钱的玩意儿！”简直是镌刻上了文学与心理学上的完美的双重印章。它总结并包罗了一系列的同情、忍让，还有极为典型的意大利式的玩世不恭。阉鸡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因为它们的脖子迟早会被拧断，这是它们作为畜养的受难者毫无疑问的命运。不，安妮丝辨认，并引申出了其中的象征性含义——阉鸡是清白的，它们承受的只是别人的罪过，“不值钱的玩意儿”并非指的是它们，而是指的露琪亚、伦佐和她自己。

无独有偶，这之后的几句话明显也是艺术化的，然而它们却极为出名，还成了谚语。当伦佐提着这些鸡，粗暴地摇晃着它们的时候，它们悬着的脑袋“还想方设法地去啄来啄去，就好像是这些不幸的伙伴之间一直发生的那样”。不过就是在这段以悲观的天眼书写下的典范性文本中，人类的姿态也同样是不真实的。就算是在饥荒时代，四只阉鸡也最少有二十四磅重，只有阿喀琉斯才能像这里描述的那样，以单手举起并摇晃这四只鸡，这里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饰演阿喀琉斯的演员，而非伦佐这样温顺的缫丝工。

在艾诺蒂出版社出版的《约婚夫妇》的序言中，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指出，我们应该从书中阅读到苏联这样“天主式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平行的世界。在那儿，文人再雅致的精工巧艺也要服从于政治宣传的旨意，即便如此，由于超凡卓越到了极致，这种匠艺甚至超越、抵消了旨意。这篇评论让我困惑不已，不过当然了，对于一些肢体动作的诠释或许证实了它的意思。

在第六章中，克里司多福罗神父（Fra Cristoforo）对堂罗德里戈的傲慢愤愤不平。在被前者要求断了对露琪亚的念想之后，堂罗德里戈却说，她应该听取他的劝导，接受他的保护。“‘你的保护！’——（克里司多福罗）大叫道，并向后退了两步，骄傲地把重心移到了他的右脚，并把右手放到屁股上，抬起左手用食指指着堂罗德里戈，并用炽烈的目光刺向他——‘你的保护！’”——此刻这个神父虽然离开了，却留下了一座巴洛克式的神父纪念碑。必须重申的是，作者于此处所借鉴的形象一定是非直接的，这一定不是直接从谁的口中讲出来的，而是在某一场戏中一个演员的台词，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还一定是一个过度诠释的演员。

另一处有趣的场景位于后几页，伦佐的一个极为相似的动作，透露出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在露琪亚和安妮丝面前，伦佐气急败坏地威胁着，不惜以失去露琪亚的爱为代价，也要用双手夺回属于他的公义，而两个女人则试着安抚他。“现在他静静地沉思了一会儿，凝视着露琪亚哀求的脸，然后，他突然阴沉地看着她，退后了几步，举起了手指着她，嘴里大喊：‘她！对，他要的就是她！他必须得死！’”这可能是小说中最失真的对话了，给人一种“背景音效”突然被剧场中的表演所腐化，并且还拖着它长长的尾音的印象。

不过曼佐尼是有道理的：或许伦佐在此时此刻向露琪亚灌输恐惧是有作用的，因为她直到那个时刻还拒绝以立即结婚来解决当下仓促的事态。伦佐可能想要“使用一些手段增加（露琪亚的）恐惧，这样好让生米煮成熟饭”。在塑造“人被两种喧嚣所充溢的时候”，曼佐尼看起来想要采取某些叙述性的手法，但在这种喧嚣中读者明显能够读到，作者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自己笔下的角色可能因爱而成奴的斯多葛学派式的厌恶。

如我们所见，用放大镜来阅读实为一场无情的演习。上帝会帮助那些想对自己的作品如此做的作家们，不过要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被判处无休止地重写每一页，而所有的书的结局就都变成开放式的了。

[22]原文为意大利语monatii，原意指大头症、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后引申为瘟疫时代运送因瘟疫病逝者尸体的人。——译者注

[24]马勒勃尔介，意为“恶之囊”，但丁《神曲·地狱篇》中，地狱的第八圈。——译者注

对蜘蛛的恐惧

我的一个三年级的小朋友曾被布置一篇关于昆虫的小作文，他成竹在胸地这么开头写道：“昆虫因其有六条腿而得名。”老师向他指出，要是昆虫有七条腿的话，那么这个名字大概才是对的[25]，而他回答道，六和七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那么六和八之间差距可能就要大得多了。很多人，不论长幼，不论男女，不论勇敢怯弱，都对蜘蛛怀着深深的排斥之情，要是问它们为什么单单是蜘蛛的话，他们通常会回答：“因为它们长了八条腿。”

我也要没什么好骄傲地承认，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而且我对那属于最让我痛苦的其中一个夜晚始终难以忘怀。我那个时候肯定已经有九岁了，那晚我睡在一个乡间的房间里，里面的墙纸已经开始从墙上剥落了，还把噪声放大得有鼓声那么响。我本来已经快要睡着了，但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地发出响声。我打开灯，发现了一只怪物：黑色，长满了腿，它正以死神那无常而不可阻挡的脚步从床头柜上爬下来。我找人来帮忙，女仆把这个恶鬼（实际上是一只无害的家隅蛛）压扁了，脸上明显带着满意的神情。由于我居住的城市环境为它们带来了太多天敌，我对蜘蛛遥不可及的恐惧随着它们身影的逐渐消失而被麻痹了。不过最近，在读到《印》上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它又重新复苏了，我说的就是那篇伊莎贝拉·拉提耶斯·夸夫曼叙述某种关于蜘蛛交媾的研究。所有蜘蛛，从住在石孔中微小的猩红蛛到驻足在它几何形网正中央的肥胖的十字蛛，都会引发我极特殊的、不合理的反感与恐惧。我敢触碰蟾蜍、蠕虫、老鼠、蟑螂与蛇，要是我能够确定它不会伤害我的话，蝎子与眼镜蛇也没有问题——然而单单是蜘蛛，绝对做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前所说的那个答案虽是经典回答，却不是真正的答案。很明显，八条腿并不比六条或是四条更为丑恶。即便是我们这些蜘蛛的敌人们也得承认，在我们发出仪式性的战栗之前，我们还会花时间去数数它们的腿：它常常会只剩下七条，甚至更少，因为蜘蛛遇到事故（在街上或是在行动中）的可能性要比我们两条腿的动物高上四倍，而且，要是其中一条腿被抓住的话，它们可以毫不犹疑地轻松放弃它，它们很“清楚”，在下一次蜕皮的时候它们就能长出一条新的腿。不过呢，好像其他的答案却通常并不能使人满意。

有人说他们憎恨蜘蛛是因为它们很残酷。它们确实如此，不过同样也不比其他动物更加残酷。谁都见过猫把已肢解的、奄奄一息的老鼠玩弄于股掌之间好几个小时。之于猫，我们却都能够理解，或许是出于同属哺乳动物的邪恶天性，尽管这种残酷（起码看起来）要比蜘蛛的更加无理，更加骄纵。不过动物是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对象的（因为你的所有欲望都诞生自你的天性），我们更不应该尝试着把我们人类的道德准则施加在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节肢动物身上。从受伤或断肢的蜘蛛或是昆虫身上来看，它们似乎是不可能感受到与我们类似的疼痛的，所以我们对那些蜘蛛的猎物的同情都是浪费，还不如换换对象，例如用电孵育出来的鸡，或是那些被人杀害的人类受害者。

还有些人讨厌蜘蛛，是因为它们“丑陋而多毛”。它们中有一些确实毛发旺盛，但是要是毛发那么让我们反感的话，我们又为什么会充满愉悦地去触碰其他长满毛的动物呢？实际上我们喜爱的就是它们的毛发，出于某种奇特的爱，我们还剪下它们的毛，甚至剥下它们的皮，再用它们的皮毛装饰我们自己。再说了，其他毛茸茸的动物，像蜜蜂和熊蜂就不招惹我们的反感。至于丑陋，没有比它更含糊、更有争议的词语了，把它用在人类的作品中才显得比较明智。自然的事物没有丑陋之说，没有任何动物、植物、石头或水是丑陋的，更不要说天上的星星了。把某些被认为有害的动物称为丑（“丑八怪”），这都是大人教会我们的，然而它们属于自然的丑陋止乎于此。

我们讨厌蜘蛛是因为它们偷袭猎物吗？我觉得这也太道德至上了。要说什么的话，它们的网完全应该被崇拜，它起码不被我们厌恶，或是攻克了我们的厌恶感。我曾看过一窝小蜘蛛孵出的过程，它们方一破蛋，就疾跑到栅篱边，急急地开始织它们的网，这非但不恐怖，反而非常惊人。它们每一只都仅有别针头部那么小，却天生是个大师；它们没有原罪，也没有谬误。它把网编织得像一枚纪念邮票那么大，然后安顿好自己，等待着它微小猎物的来临。它生下来便已成年，它的智慧与它的形体在同一时间被赋予了。它都不用去学校，这又有什么让人害怕的？

还有更为大胆的解释。毕竟，谁能够停止心理学家将潜意识运用在实际之中呢？他们把所有的枪炮指向了蜘蛛。它们的多毛被认定是一种性的象征，而我们对它的反感据说反映了我们潜意识中对性的抵制：这就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的，却也同时是我们想从中摆脱的。

蜘蛛用丝状物把以网捕捉到的猎物包裹起来的捕食技巧，据说已成为一种母亲的标志。蜘蛛是那个不断地包裹、缠绕的母亲敌人，想让我们重返我们出生的子宫，将我们紧紧地固定在婴孩时的性无能之中，把我们重新判回她的权力范围。这让人不禁想起，几乎在所有的语言中，蜘蛛都是阴性的。此外，那些更巨大且更美丽的蜘蛛网都是由雌性蜘蛛织成的，而且雌蛛在交配完毕后就会把雄蛛吞吃了。最后一点以我们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古怪而可怖的，但究竟为何会从这种观点中衍生出对它们的敌意，这谁都不清楚。况且，几乎没有人亲眼目睹过这一切，而大都是从书中了解到的。

我相信越简单的解释越有说服力。在地中海国家，蜘蛛普遍被认为是有毒的，在西班牙和南意大利，对跳舞病的记忆还恍如昨日。人们相信，被狼蛛或是塔兰朵蛛叮咬之后，人会患上一种致命的疾病，只有通过狂热地跳舞才能将它治愈。而如今已经证实，塔兰朵蛛实际上是无害的，就如同我们国家里大多数的其他蜘蛛一样。然而不会有哪个孩子的母亲，尤其是在乡村中，没有说过“别去碰它，那是蜘蛛，它们是有毒的”。而童年的记忆都是无法磨灭的。

或许还有其他缘由。在角落里、阁楼上的老蛛网是有象征含义的。它们都是遗弃、缺席、凋萎与遗忘的旌旗。它们掩盖人类的足迹，就如同用裹尸布笼罩了它们似的，宛如一双穿过岁月与世纪的手，死气沉沉地将它覆盖。而且你无法忽略那隐秘的过程，这绝对是独有的。蜘蛛的出现，不像黄蜂那样伴随着充满敌意的蜂鸣声，也不像老鼠那样带着闪电般迅捷的决意，而是以缓慢而无声的鬼步无踪影地穿过缝隙。它们常常从漆黑的天花板上垂直地降落在日光灯的灯影中，出人意料地悬在它们充满隐喻的丝上。而且它们在夜间织的网也很诡秘，当清晨我们沿着没人来过的栅篱边的路散步的时候，虽然什么都看不见，却能够感到脸上黏糊糊的。

我个人对蜘蛛的轻微恐惧症是有出生证明的。我还是孩童时就看到过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蚀刻的、但丁的《神曲·炼狱篇》第十二颂中阿拉克涅（Arachne）的画像。那个年轻女孩胆敢在编织的技巧上挑战密涅瓦，结果被惩罚变为了异形。在画作中，她“已经是半只蜘蛛了”，而且巧妙地被描画成翻转过来的样子，她那丰满的胸脯让人想要看到她的背部。而在她的背后已经萌生出了六只脚，多关节，多毛而且痛苦不堪。那六只脚，再加上那双疼痛地翻腾着的人类的手臂，加起来正好是八只。但丁跪在这个新怪物的面前，似乎是在凝视它的裆部，一半带着厌恶，一半是在偷窥。

[25]这是一个文字游戏。意大利语中昆虫写作“insetto”，而七则是“sette”。——译者注

由蟋蟀主宰的小说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四十年前写下的一篇优雅的散文中，答复了一个想要成为作家而向他征求意见的年轻人，他建议青年买两只猫，观察它们，描述它们。他告诉青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家养的动物更甚，是与我们最为相像的，不过它们更为“肆无忌惮”。要是我们对自己没有抑制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将会与它们更为相似。所以对小说家来说，观察动物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有助于他们精妙地塑造角色的动态。

不过事情绝非那么单纯。随着动物行为学的出现及其迅速的发展和成熟，我们也慢慢了解到，动物之间并不相同，和我们也全然不类似。每个动物物种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目前所能了解到的这些生活方式，都完美地证实了进化理论。也就是说，它是有利于整个物种的，即便有时并不对每一个个体都有利。动物行为学家和条件反射学家严肃地告诫我们，不要把人类的心理活动机制套用在动物身上，也不要用一种人类化的语言来描述它们。他们的意见确实大体上被采纳了，然而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占了上风，即把人类用动物化的语言来描述，或者是竭尽全力在人类之中寻找动物的身影［就比如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The Naked Ape）中所做的粗浅的尝试］。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诠释，所以这种方法并无法将我们引领得很远。苏格拉底、牛顿、巴赫和莱奥帕尔迪可不是什么人猿。

综上所述，我必须补充一句，赫胥黎在解释中犯了错误，但这条给他的门徒传授的经验正确得无可指摘。另外，任何人在面对自己最为成功的作品时都会束手无策。这时候他应该意识到，他本该以一种谨慎而独具天赋的动物的视角去审视它，借此，他足以锻炼出能够辨认出人类美德、瑕疵与热情的象征和原质的能力。当然了，这条路上一定少不了他的哥哥朱利安，这位著名生物学家、启迪人心的科普人的倾囊相助。

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充满热情地按照赫胥黎的建议，在我的屋子里养各式各样的动物。我不仅会花精力去观察它们，更要尝试着与它们沟通。我这么做并非出自对科研的兴趣（而且我也没有相关的教育背景），只是因为对它们的仁爱。而且我相信，借此我一定能够极大程度地充盈我的精神世界，还能从中瞥见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全貌。然而，因为缺乏条件，我只能怀着永不退减的欢愉与惊愕不断地阅读许多或新或旧，与动物有关的书。我感觉，我从中得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滋养，但这和其中的文学或是科学价值毫无关系。或许里面充斥着谎言，就如同老普林尼的书一样，但这丝毫没有关系，它们的价值在于其提供的建议。

这是一种古老的观点，可以上溯到伊索的那个时代（他一定了解不少的动物），那时候所有的极端都发生在动物的身上。比如那时有最巨大的和最渺小的动物，还有极强壮的与极孱弱的，勇敢的与懦弱的，敏捷的与缓慢的，机智的与愚蠢的，曼妙的与丑恶的。作者只需去做出选择，他根本不用去关心科学家说的真理，对他来说，只要以双手捞起这个满是隐喻的宇宙中的一把作为范例就已足够了。正是驶出人类居住的小岛之后，他才会发现所有人类的品质都被放大了一百倍，简直像进入了无比虚夸的合成树林。

这其中许多已然过时，在所有的语言中被用尽了，那些太为人所知的狮子、狼与公牛的品性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但是，现代自然学者近几年来所着手的研究密集而出色，这小小的起步为作家开启了一系列可供挖掘的素材。在《自然》（Nature）与《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杂志的报道中，还有在康罗·洛伦兹及他门徒的书中所播下的写作新方式的种子，仍旧值得被探索，依然等待着它的造物主。

在夏天的夜晚，我们都曾听过蟋蟀的二重奏。它们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有各自的节奏与音符。雄性发出声响后，离它很远，甚至在两百米外完全看不见踪影的雌性都会发声应和。这种耐心而坚贞的和声，在两位伴侣逐渐接近之时能够持续好几小时，直到它们相逢、交尾为止。然而雌性应和的调子的准确度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一个回答的调不对，哪怕只是四分之一个音的谬误，双方的对话便就此终止了，而雄性就转而去寻找一个新的伴侣，这与它们先天的模式相一致。似乎这种明确的音律共振是避免不同物种间交叉繁殖（这会导致不育，这样“必须复制后代”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的保障。而复杂的求爱仪式据说也是出自同样的目的，它们或精美或怪诞，但各种动物的求偶仪式大相径庭，比如蜘蛛、鸟和鱼类的就完全不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动物行为学家在描述它的时候，被迫把人类的隐喻引入了他们的术语之中，他们使用的是“求爱”这个词语）。

近来有一个睿智的实验者发现，蟋蟀歌声的调性是能够在一定的连贯度下进行改变的，因为它的频率（说的是音符的声高）是与环境的温度密切相关的。

显然，在自然环境下，雄性和雌性蟋蟀所处的温度是相同的，但只要雌性（或者雄性）的体温提高两到三度，它的歌声就会升高一个半音，而它的伴侣就不会回应了，因为后者无法辨认出前者是否为它的求偶对象。如此微小的环境变化就能导致一种不匹配性，难道我们不是从中获得了可供创作小说的瑰宝了吗？

蜘蛛是一个特别能引发震惊、深思、刺激与战栗的源泉，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是有韵律的、保守到近乎狂热的几何学家。普通的园蛛，或者叫作十字蜘蛛，几千万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编织它那辐射状的网了，非常对称，图样极其严肃规整。它不能忍受不完美，如果网破碎的话，它不会修补，而是将其毁掉再重新编织一张新的。在研究毒品的过程中，一位生物学家将极小剂量的致幻剂喂给了一只蜘蛛。嗑了药的蜘蛛却也闲不下来，依旧根据它这个物种的习惯立即开始织网，只不过这张网怪异，歪斜而不成形状，就好像嗑了药的人类所看到的事物一样，某些部分特别厚重而相互重叠，犬牙交错。作品完成后，这只精神错乱的蜘蛛窝到了自己织的网的一个角落里，开始等待它不可能出现的猎物了。

众所周知，雌性蜘蛛会在交媾后立即把雄性吃掉，有时这甚至发生在交媾时。其实螳螂也是如此。而在一只雄蜂与未来的蜂后进行过“飞行婚礼”之后，雄蜂也会凶残地把蜂巢内所有其他的雄蜂屠杀殆尽。这一系列充满了黑暗特色的主题唤醒了我们文明人灵魂最深处的庄严的共鸣。

同类残杀在蜘蛛族群中稀松平常。雌性蜘蛛一般都比雄性体型更大，而且更强壮，一旦受精完成之后，它们对待雄性就如同对待它们的其他任何的猎物一样。而雄性并不经常进行防御或是尝试逃走。关于某些物种，我们会说，它们是服从了自然的进化法则：一旦繁殖的任务完成，它们存在的理由就终止了，所以它们生存的本能便从内部熄灭了。然而，要是雄蜘蛛采取防御措施的话，我们则进入一个戏剧化的、狂热的世界，它只能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才能找到它罪恶、精神失常的人类对手。或者它根本找不到人类对手，但它分享的这种意图与想象，我们的悲剧作家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也有在求爱初期为雌性送上礼物的蜘蛛，可能是一只还活着的猎物，或是一只被毒液麻痹、被它的丝线牢牢困住的猎物。这件礼物是受欢迎的，雌性会将它吃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而雄性就等在一旁。这之后雌性不再会感到饥饿，所以它们的交尾就不会以谋杀而告终。而其他雄性在进行求偶时，会在雌性的周围舞动，慢慢地用一簇簇粗厚的丝把它缠绕起来，直到它凶残的伴侣无法自由移动的时候，才充满矛盾地、半怀恐惧半怀渴望地为它授精。还有其他品种甚至以难以置信的前瞻性与肮脏的表里不一来求偶（此时，谁还能够抵制以滥用人类巴洛克式的方法来阐述它的诱惑？）。

在卵孵化的季节，它们会去袭击因未完全成熟而依旧羸弱的雌性，每一只雄性都会绑架、隔离一只雌性。雄蛛用惊人的、能够派上其他千百种用处的丝线把雌蛛捆住，把它囚禁起来，只喂给它微不足道的食物（为的是不让它长得太强壮），为它抵御外来的敌人，直到雌蛛性成熟，雄蛛就在为它授精后将之抛弃。而当成长到力量巅峰的时候，雌蛛可以毫不费力地摆脱身上的桎梏。现在，处在犯罪新闻与喜歌剧模糊的边界的我们，很难不回忆起监狱与牢房之间暧昧而刻板的关系，还有被囚禁的、被迟来的欲望所充斥的、诡计多端的堂·巴尔杜罗[26]（Don Bartolo）与守着锁和钥匙，还豢养着一条未来的“蝮蛇”的罗西娜（Rosina）之间的关系——“tutti e due son da legar”（他们两个都适合被捆起来）。

许多形态各异的动物标榜着它们耀目的颜色，然而它们的肉吃上去相当恶心，或者，它们是有毒的。前者如金鱼和瓢虫，后者如黄蜂和某些蛇类。花哨的颜色是一种警告天敌远离它们的标志，一旦吃过一次苦头，天敌们就不会再次攻击它们了。不过是否也同样存在着与之类似的人类行为呢？大体上，恶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混在大多数人之中，以免被人认出。然而，当他面对法律的时候，他却没有感同身受，也没有去这么做。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一下曼佐尼笔下的那些刺客的外表，关注一下军队制服（直到1900年还在广泛使用）所运用的极富攻击性的颜色，或者是某些特别脸谱化的服装与面部表情的描写，让人一眼就看出此人是特定犯罪族群（比如说巴黎路霸，或是黑手党的成员）的一员。除了这些例子，我还想介绍一下瓢虫的特性，这是我从果戈理的书里看来的：它疑神疑鬼，对自己，对它的同伴，甚至对全世界都不满意；它满腹牢骚，惴惴不安，穿着从很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的号衣（或是出自形式主义，或是由于语言障碍），这样它所厌恶的伙伴，很快就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并从它的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26]堂·巴尔杜罗和下文提到的罗西娜都是法国作家博马舍的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角色。——译者注

独守闺中[27]

“渠道”一词是从日常的言谈中所挑选出来的，是最切合时下语言日益更新需求的产物。所有人都知道渠道是什么：那是为了强制让水从它的源头流向某处时，建起的两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堤坝。不过这个词语已经广泛地被运用到其他表述有“事物”（可以是液体、一堆粒子、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人群，也可以是一笔钱、一团能量或信息流）在有形或无形的堤坝之间做单向、单维流动的动态场合之中了。从这种解释来看，高速公路无疑也是一种渠道，电话中传来的言语也同样如此。不过电视频道就不能算了，因为虽然它的来源只有一处，但终端（电视机的屏幕）有许许多多。因此，电视频道是一种分化极细的渠道，只有它的节目在与其受众之间互相建立起接纳关系，而没有影响到其他无法接受的受众的时候，才称得上是渠道。

邮政的“渠道”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在它最初始的发源地（很可能是六千年前的中国），消息必须在可靠的“堤坝”之间传递，意思是说，讯息要在不被他人知晓的情况下抵达最终的目的地。为了保证邮政渠道的隐秘性，无数鼎鼎有名的手法被设计了出来，比如隐形墨水和加密字符，甚至还有更加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比如在预先剃干净头发的信使的脑袋上写字，等头发长长后再把他遣送回去，之后收信人只要再剃掉他的头发就能够读到消息。不过，保证隐秘最实际的方法要数封印及其现代化的替代品。要找到适合制作封印的材料其实很容易，只要它能够清楚地刻上印章，可以迅速固化，在相当的温度范围内还能保持印章的图样，然后不要太容易碎裂就可以了。诚然，我们现在好像是在描述塑料，不过一贯作为传统封印材料的是塑料的前辈——火漆（封腊）。蜡和它的原材料其实没什么大关系：它基本上是由虫胶组成的，这是一种值得一谈的、卓越却奇特的材料。

虫胶是两种极富创造力的想象碰撞而成的果实，是将它创造出来的、极度缓慢的自然或说进化之想象，与发现了它广泛的适用范围的、轻灵而迅速的人类之想象之间的碰撞。虫胶真正的制造者是一种生活习惯很缓慢的昆虫，它的日常单一而纯粹，简直是我们今日一再谈论的真正乌托邦生活的再现。雌虫和雄虫自还是红红的幼虫起便开始了它们的职业生涯，肉眼几乎无法发现它们。无以计数的虫子慵懒地在某种特异的树上的小枝桠之间寻觅，直至在枝干间发现了裂纹，它们就会把自己的长吻插入其中，直到刺穿了这颗多汁的树为止。从此刻开始，它们就定居了下来，有了保障，余生不会再有生存的问题了。但是，它们也不会拥有其他经验、情感或是感觉。它们的数量无穷无尽，在一棵树上可能就有成百上千万之多。实际上，“漆”这个词在所有语言中都代表了它的分泌物，极可能是来自古梵语中的“十万”这个词。

十万只细小的寄生虫抽取着树的淋巴液，居住在平静之中，不过就算是再有安全保障的生物都要把自己的后背保护好。它们的对策是一种值得钦佩的化学方法：它们把植物的体液转变成一种既不平庸，也不低贱的树脂——虫胶。它们把它从自己的小孔中分泌出来，不单是它们的后背，连整个身体都被覆盖了。它们把自己包裹得如此厚重，以至于每一只虫的尾部都与它们相近邻居的尾部混合并“焊接”在一起了，这样它们所寄生的那根树干就会被一层紧凑而闪光的脆皮所包裹，一定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即便是在远古时代。在这层脆皮之间，还囚禁了想要捕食这些小吸血鬼的敌人们。其中的雄虫只通过那个供它们呼吸的孔来与外界交流，雌虫则会开出另外一个小孔，那是它们的生殖孔，是用来授精的。

几周之后它们都已经性成熟，此刻，命运开始分岔了。雌虫依然保持着不移动的姿势，因为实质上，它们已经失去了它们毫无作用的脚，就好似古代的模范寡妇，“独守闺中，编毛织毡”[28]，只不过，它们用的是树脂。而雄虫则一直支撑到成熟之后才破茧而出，为许多雌性授精，不过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之前为此预留的小孔，然后它就会死去。那些雌虫，绝大多数确实已经受了精，不会再离开它们的小窝，但却继续分泌着树脂。它们在这个小窝中产卵，直到卵孵化后，它们也随之死去，幼虫破卵而出，又开始了一场全新的循环。从我们身边的动物之中提取人类的品质是一种历史悠久而毫无逻辑的劣根性，放纵它虽然是有风险的，同时却又妙趣横生。有人或许会说起伊索，“那些寓言能教导人”，不过这么做的风险却大极了，因为这随时可能过时。

虫胶是一种优质的树脂，它透明光滑，能够承受外力与阳光，且气味宜人。除此之外，它还有着其他奇特非凡的品质，对它的原产者的功用不言而喻：与其他的有机材料一样，在湿润的环境下，它的可渗透性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它就好像一把以分子形态出现的雨伞，在降水的那一刻便随之张开。

第一个发现树胶的人的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他一定是千百个无名的达尔文或牛顿中的一员，他们不但闪耀了所有过去的时代，也同样点亮了我们的时代，然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却被耗费在那个不了解他们的社会之中，消耗在了重复而无聊的工作之中。一定会有人意识到，虫胶除了能守护那些把它分泌出来的懒惰而好吃的寄生虫，还能够用来保护其他的东西。它们特别被用来维护信件的私密性，防止信息在渠道中运送的时候被泄露出去，因为那就是自远古以来封印的意义。不过树脂还有其他的功用。在同样久远的古时，它会被融化，与不同颜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然后被放在小木盒中凝固。之后它们会被用力地按压在车床上的木料上，摩擦带来的热量又会再次将彩色的虫胶融化，最后它们均匀地分布在木料上，“有一个人的指甲那么厚”，让它显得更加光鲜亮丽，还能防止水汽对它们的腐蚀。直到20世纪初，印度还在使用这种独特的上漆手法，吉卜林的书中就有此记录。

现在虫胶主要被用作精油清漆中的黏合剂。从上述的这个上漆过程来看，它只能够覆盖圆柱状对称的物体，或是与车床模型相符的物体。要把虫胶当作漆来使用的话，必须要发现一种能够溶解它的溶剂，且要开发出一种让它更加易溶的技术。这个溶剂在19世纪初被发现了，它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精馏酒精，而这个如今已经过时的技术，则令人愕然。

为了去除那些昆虫和木屑，树脂被融化后要再用帆布过滤；再次固化后，它们被分隔成重达五至六公斤的平坦块状物体，之后它们会再次被加热至奶油状。此刻，“扩胶者”出场的时候到了：她们绝大部分都是极年轻的女孩，从日出一直蹲到日落，用她们身体的五个部分抓牢树脂块，即她们的双手、牙齿和脚上的脚趾，然后飞快地起身，迅速展开双臂。一张她本人那么高的、有着五边形轮廓的树脂薄片随之散开。它透明，如玻璃一般易碎，然后就会散落成细薄的片状，因而也变得更易溶解。机械般的小女孩们不间断地无数次重复这个姿势，她们的起立就宛若一颗种子绽放成一朵花的过程。它肯定能够成为一幕残忍却轻柔的滑稽芭蕾，从中你能看到那种剥夺了雌虫双腿的玩世不恭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也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奴役成了工具。作坊这个词语，把人类的嘴退化得如同动物一样，再次成为一种撕咬的工具。

[27]原文为拉丁语domum servavit。———译者注

[28]原文为拉丁语，domum servavit, lanum fecit。——译者注

隐晦的作品

没有任何人应该为创意写作设置限制或规则，比如要避免谈及政治禁忌或是原始的恐惧。实际上，一篇文章无论是如何写就的，都不会比一个时不时浮现的念头更加危险。那句对西尔维奥·佩里科（Silvio Pellico）的《我的牢狱》（My Prisons）的著名评价，说它危害奥地利的程度据说“比一场败仗还严重”的说法过于夸张。事实是，一本书或是一个故事之中的视角，不论其意图是好是坏，都充其量只是个惰性而无害的客体而已。就算是最为道德败坏的情形（比如，与纳粹分子勾搭的性事，或病态的色情片式的滥交），也只能带来微薄的害处而已，一定要比酒精、烟草和企业压力带来的危害小。而且实际上，今时今日，它们本源上的虚弱在不断深化，因为所有的作品都会在几个月内就被其他后来的乌合之作所扼杀。另外，长久以来默认的规则和限定也在不断改变，充满了丰富而有益的章节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充斥着以某些原则之名反对的插曲，最后那些原则常常被证实比作品本身更加易逝。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许多珍贵的书，在那些写作的人与规定该如何写作的人之间无止境的拉锯中败下阵来，可能还没有留下踪迹就消失了。从我们这个悲观的世代的高度来看，对福楼拜、波德莱尔和D.H.劳伦斯的审判（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法庭审判），就如同对伽利略的审判那样荒诞与讽刺。那时的法官和我们如今的法官之间的鸿沟是这样变大的：前者只囿于他所在的时代，而后者则鸟瞰所有可能的未来。总之，为叙述者立法这件事，以最概括的语言来说就是：毫无意义。

正因如此，我要强调放弃任何规范性、禁止性或是惩罚性的要求的必要性。此外我还认为，不应该采取隐晦的写作方式，因为一件文学作品越容易理解，其中模棱两可的叙述越少，那它的价值就越明显，扩散与流传开来的希望也就越大。

很明显，绝对明晰的作品需要一个完全清醒的作者，而这与现实并不相符。我们都是由自我与本我、灵魂与肉体，以及其他的核酸、激素、遥远或是近期的记忆和创伤所组成的，所以我们注定从呱呱落地到进棺材都要带着自己的二重身。他是我们的一个无言、无容貌的兄弟，却参与了我们所有的行动，同时也会出现在我们所书写的每一页纸上。众所周知，没有一个作家能够真正了解他所写下的东西，而且所有作家都会偶尔被书评人在他作品中所发现的美好与可怖所震惊，而他们自己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写。许多书都从理念或语言上被指抄袭，作者却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这完全是出于无意识。有一个事实是无人可以辩驳的：蕴藏于我们所有人体内的未知与非理性的源头都应该被接受，也有权利以属于它的（可以必要地模糊化的）语言表达出来，但这不应该被视为最好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唯一地道的写作方式是“发自内心”的，这并不正确，它实际上是发自我先前已提到过的，所有那些意识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个源远流长的看法是基于“心脏是我们‘内部的主宰’，因而不同于其他器官并且比它们更为高贵”这个预设的，同样也基于“每个人心中的语言都是相同的”这个设想，而实际上，它是全然不同的。心中的语言变幻无常，受环境影响，从时间与空间上来说都是无法统一的。它和时尚一样不稳定，甚至属于其中的一部分：两者都无法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下保持稳定；要是把两者分开说的话，如果它不是一个个人发明，那它最多只是一句乡音，或是一个暗号罢了。

所以，以心中的语言来写作的人可能不为人所理解。因而，现在正是要问一个人写作之目的的最好时机。（我要说的只不过是个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假设。）写作能够沟通，能够传达信息与情感，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而不被任何人理解的人则什么都传达不出去，他独自在沙漠中哭泣。一个准备万全的读者要是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放心：如果他无法理解文本中的内容，那一定不是他的错，而是作者的错。让希望读懂他的人理解他是一个作家的本职工作。这是他的行当，写作也是一种公共服务，绝对不能让一个愿意阅读的读者失望。

说到读者——我有种奇怪的印象，每当我写作的时候他都陪伴在我身旁——我必须承认我把他略微理想化了。他就像热力学中的理想气体一样，完美得能够以最简单的基本原理预测它所有的特点，然而真正的气体要复杂得多。我的“完美”读者应该不是位学者，但也不是一无所知的人。他阅读不是因为他必须阅读，不是为了消遣时间，也不是为了轰动社会，只不过是因为他对许多事情怀着好奇之心，而且想亲自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物，不想把这个决定委托给他人。他知道自己的才能与教育程度的限制，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他的选择。而此时此刻，他出自好意选择了我的书，要是无法理解我字里行间的意思，他一定会经历愤怒或是痛苦。然而，我是为他写作的。事实上，我就是为他写作的，不是为了评论家，不是为了地球上的掌权者，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若他不理解我的话，他会感到被不公正地羞辱了，而我则会充满违反合约的罪恶感。

现在是面对这种异议的时候了：有时候，有人写作（或说话），并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发泄紧张、疼痛或是欢乐的情绪，因而他在沙漠中哭泣、呻吟、大笑、欢唱或是号叫。

那些号叫的人，若是有其合乎情理的理由，一定理解这一点：哭泣与悲悼，不论是隐忍的还是戏剧化的，都是有益的，因为它能够舒缓痛苦。雅各为约瑟的血衣而号叫，在许多文明之中，在葬礼时号叫是种规定的仪式。号叫于是成了一种极端的追索，和眼泪一样对个人有益。若是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来理解，它则太过粗野惫惰，因为它本就不是一种语言。发音不清晰的就不能说成是清晰，噪声就不能说成是声音。出于这个原因，我受够了那些表扬文本（我是随意引用的）“到达了不可描述且不存在的、动物悲鸣的极限”的评论。我厌倦了“拒绝语义”的“稠密的、岩浆般的厚涂法”和那些陈腐的创意。空白的纸面就是空白，最好就称它们为空白；如果国王没穿衣服，就应该诚实地说出他没有穿。

我个人也同样厌倦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世时与身后获得的过度的赞誉。他或许还算得上是位伟大的诗人，但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被读懂，有几度他甚至用中文写作，我确信他诗歌的隐晦与他对超人哲学的信仰是同根同源的，这也让他先转向了法西斯主义，然后又自我异化，两者都是从对读者的鄙夷中萌发出来的。也许美国法庭判处庞德精神失常是正确的，他一定是位可憎的思想家，这从他的政治行动和他对资本家狂热的憎恨中得到了证实。不懂得如何理智思考的人都必须去接受治疗，同时也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即便是像庞德这种人——他在“二战”时竟然宣传希特勒德国的政治口号，反对自己的国家。但这种人绝不可以被赞颂，被当成榜样，因为毕竟理智优于疯狂。

可描述优于不可描述，人类的词汇同样优于动物的悲鸣。两位最令人无法理解的、以德语写作的诗人特拉克尔（Trakl）和策兰（Celan），先后自杀并不是巧合。他们相同的命运不禁让人相信，他们诗歌的隐晦是一种预先的自杀，是一种不愿存在的意愿，以及一种对世界的逃离，而蓄谋已久的死亡则是他们的桂冠。但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动物的悲鸣”有着极为充分的动机：之于特拉克尔，是哈布斯堡王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涡流中的沉没；之于策兰，则是作为一个在德军的屠杀下奇迹般生还的犹太裔德国人，在无法战胜的死亡面前那无处依傍、无法平息的痛苦。对于属于我们同代人的策兰（1920——1970），我们应该以更严肃、更负责任的态度来讨论他。

显而易见，策兰的诗歌是高贵而充满悲剧色彩的，但令人困惑的是，要去解读它是件令人绝望的差事，不仅对普通的读者，对评论家也是如此。策兰的隐晦既不是对读者的厌鄙，不是缺乏表达的能力，也不是懒惰地把潜意识放任自流，而是真正映射出了他自身与他那一代人的晦暗。从《死亡赋格》（Death Fugue，1945）中粗粝的明朗，到他后期诗作中没有一丝光亮的、狂暴的混乱，这种隐晦在读者周围越来越厚重，就好像用一把冰冷的铁钳攫住了他一样。它在字里行间变得越来越深沉，直到最后一句口齿不清的呓语，像垂死之人口中的呼啸般让人惊惶不已。它吸引着我们，就如同断层吸引着我们一样，但它同时也欺骗了我们，它没有道出它本应道出的言语，这让我们感到挫败不已，让我们转身离去。我相信独一无二的诗人策兰会被凝思，会被悲悯，但不太可能会被模仿。如果他是一条信息的话，那一定会被隐没在“背景的噪声”之中。这并不是一种沟通，也不是一种语言，至多是一种黑暗的、被斩首的语言，正如同我们所有人在面临死亡时，一个独自的赴死者的语言。但既然我们这种生物并不孤独，我们就不该以孤独的方式写作。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职责；我们要为自己写下的每一字每一句负责，我们都应该保证每一个词都意有所指。

此外，对自己的同胞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说话，大概是某些革命家的坏习惯，然而这完全算不上是一种革命的手段。反而，这是一种古老的镇压伎俩，所有的教会应该对此都了然于胸，这也是我们政治阶级典型的败坏，所有殖民帝国的基础。这也是某种展露某人阶级的微妙的方法：当克里司多福罗神父（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中的人物）对不懂拉丁语的法西奥神父（Fra Fazio）用拉丁语大喊“圣洁者眼中万物圣洁”[29]的时候，后者“就好像是在谛听一种能孕育出什么神秘意义的语言，而它的发音如此刚毅……就如同其中必定包含了解决他一切疑惑的方法似的。他冷静了下来，说道：‘够了！你懂得比我多！’”

我们只能通过词汇上的隐晦来表达另一种我们内心深处孩童般的朦胧，这是不正确的，必须用无序来展示无序是不正确的，以书写下的混乱作为我们注定要经受的混乱的最佳标志，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只要我们活着，不论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且不论我们如何选择命运，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越高效，那我们对彼此的作用就越大（也更令人舒适），我们被记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不知道如何沟通，或是沟通低效的人，他们只以自己或是极少数人能够懂得的密语交谈。他们是不快乐的，还把这种不快乐传播给了别人。如果他是故意为之，那么他是个邪恶的人，或至少是个无礼的人，因为他把麻烦、痛苦或是无趣施加在了读者头上。

可以理解的是，为了让语言有效，清晰必不可少，但还不够。因为它可以清晰但无趣，清晰但无用，清晰但虚伪，清晰但低俗，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可要是它不清晰的话，那根本连一点儿信息都包含不了。动物的悲鸣只能被动物，被垂死、疯狂和绝望的人所接受，一个健康完整的人要是这么写作的话，那他不是伪君子就是弱智，注定不会有任何读者。以人类的言语进行人类之间的言谈，要比用动物的悲鸣合适多了，而且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它就应该比不上悲鸣中所含有的诗意。

但是，我要重申一点，这都是我自己的偏好，并不是标准。凡写作者都有权利选择以最适合他自己的语言或是非语言写作，而且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些被作者自己看起来隐晦的作品，可能在读者看来明朗而开阔，而不被当代人所理解的作品，可能在几十年或是几个世纪后变得形象而生动。

[29]原文为拉丁语Omnia munda mundis。——译者注

孩童的国际

前一阵子，我碰巧在一个乌克兰村庄里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我不太能理解他们彼此之间在说些什么，也不懂他们怎么称呼这个游戏（在意大利它被叫作“铃声”“星期”或是“世界”）。不过从所有的表象来看，他们的游戏规则和我们的差不多。这游戏就是沿着地上画出的盒状流程图行进，剩下的就是一系列其他相互协商之后达成共识的规则了。比如说玩的时候要闭着眼睛，不能碰到地上的线；或者是可以睁着眼睛，但是只能用单脚跳着前进，同时还要捡起每一个小方块中的石头；或者是头上、手背上、脚背上都要放着一块石头；等等。谁只要一出现失误就要结束他那一轮，并让下一个人开始玩，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全程的人即赢下这场游戏。

那个时候乌克兰和意大利的房子形状还是一样的，不过如今我们这里已经产生了细微的变化。要是再去乌克兰看看他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一定非常有趣，这非常有可能，因为孩童们的游戏总是被一种神秘的渠道统一起来。

一对英国夫妇致力于通过语言学的方式研究这种渠道，他们用严谨与想象力的珍贵组合丰盈了他们的研究，展现了大不列颠的文明。艾奥娜·奥佩（Iona Opie）和彼得·奥佩（Peter Opie）在1959年到1969年的这十年内，采访了超过一万名儿童。儿童只需要描述他们随便想出来的游戏的规则，大人不能牵扯在内，而且该游戏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器材，连一个球或是一个球拍都不需要——“需要的只有玩的人而已”。

除了这些调查，他们还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研究，也翻阅了从古至今的文学中的记录。其中有一本书让人充满了惊喜，这本《孩子们在街上和操场玩的游戏》（Chidren’s Games in Street and Playground，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完全应该出一本续集，来叙述其他需要球、弹珠或其他器材才能进行的游戏。

与其他好书一样，这本书在回答了某些问题的同时，又提出了无数更令人振奋的问题。其中描述的游戏，尽管是放眼于全欧洲，甚至还走出了欧洲大陆，却和我们每一个有孩子，曾有过孩子、与孩子有过接触或仅仅是对童年依旧保留着一些记忆的意大利人所见过的一样。虽然名字各有不同，但游戏规则出奇地相似，我们在那些游戏中看到的都是“抓敌人”“捉迷藏”“罪犯大本营”和“警察与小偷”的变种。而且这些游戏没有怪异之处，都是有理的：它模仿着捕猎与伏击中产生的情景与情绪，可能深深地扎根于我们这些群居、有着捕猎本能、充满争议的哺乳动物的遗传基因之中。即便是幼年的猫与狗，在整个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驯化之后，仍然在它们的玩耍中模仿着捕猎与冲突的仪式。

另一方面，为何在这些抽象的游戏或仪式之中显然缺乏功利主义的特点，这让人无法理解，而且不论是在哪个遥远的国家都是如此。比如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那个不合理的四角游戏。为什么占据角落的四个玩家要由始至终地保持在那个位置上，这简直没有道理。这样的话，被选到这个位置的孩子们就会始终苦于这个让人不快的角色，因为一旦选上之后就要一直痛苦地站到最后。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从1600年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这个规则都一成不变，就好像失去了这么一个虔诚的仪式的话，这个游戏就岌岌可危似的。

同样，在这个妙趣横生但（对成年人来说）烦人的游戏之中也是如此，它在意大利被称为“女王，小女王”。选出的“小女王”站在一片田地的一端，在她（或他）二十米开外的地方排着其他的玩家。每一位都轮流询问女王，要走多少步才能到达“她的城堡”，女王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回答，不过要遵守最传统的规定，比如说步数可以是巨人的四步，狮子的六步或是蚂蚁的五步，甚至也可以是小虾的十步。而且，输了的玩家必须重新排到最后。

正如看到的那样，这个游戏极为不公平。这简直就是一个孩童版、节制版的帕萨特拉（传酒杯游戏）。通常只有那些得到女王帮助的孩子才能得到胜利，当后者到达城堡变成下一个女王的时候，又会帮助先前的那个女王获得胜利，然后以让人反感的黑手党的方式循环往复。对于玩家来说，这个游戏不需要创意、智慧与能力。除此之外，这个游戏风靡于许多国家，而且变种也有许多（同时也很奇特：根据奥佩夫妇的记载，在不列颠群岛上也存在着这种游戏，有毛虫步、香蕉皮步，甚至连洒水器都能迈步，该玩家需要把口水吐得尽可能远，然后停留在口水所在的位置）。

几乎在所有的抓人游戏里都会提供一个不被别人抓到的避难所（名字各有不同，我们把它叫作“触碰”），在意大利它还有个家喻户晓的别名叫“高处”，而四十年前，它被叫作“门房的小屋”。在法国，它的名字叫作“猫栖所”（le chat perché），在英国则是“脱离地面的他”。巧合的是，“他”或“它”是我们意大利人用来称呼出局的玩家的。在这个规则下，只要攀上任何比地面高的物体，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安全。“高处”的概念风靡全球。

在任何游戏开始前的仪式也同样是国际统一的。总体来说，这就是一个在众人中抽签，指派出一个或是几个作为“它”的玩家，要在这轮游戏中扮演比较不那么有趣的角色的过程，不过像抽最短的吸管这种公平的抽签形式一般是很少会被采用的。广泛被采纳的是这个公平但烦琐的方式（因为它每次只能从两个玩家中选出一个），这就是所谓的（起码在欧洲这么叫）中国猜拳。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什么，就是在大多数国家中以三种手势代替石头、剪刀和布，这三种手势循环地互相压制，所以输和赢的概率都是相同的。

顺便提一下，勤勉的奥佩夫妇没有记录下这种我在皮埃蒙特看到过的筛选方法。两位竞争者分别宣告自己选奇数还是偶数，然后，代替传统猜拳的是，其中的某一位在他左手手背上捏一下，预测出这样形成的皱纹是奇数还是偶数条的人就是赢家。

同样，奥佩夫妇也没有花费许多精力研究暂停游戏的口号，这在所有地方的对抗游戏中都代表着停战。他们只一笔带过，在不列颠群岛上的口号是“大麦”，却没有研究出这个奇特的词语的来源。在今天的意大利，就我所知，停战时要喊“死了！”，它的意思言简意赅，而“活了！”则是用来继续游戏的。五六十年前在皮埃蒙特（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否也是如此）喊的是“Marsa！”于此我要向对如此细微的人类学有兴趣的读者提出一个问题。“Marsa”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港口，所以玛莎拉（Marsala）、马特鲁港（Mersa Matruh）以及其他地名的意思或许是“庇护所、修道院”，那么，这句口号的源头是不是南方呢？要证明它的话，那么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些幼时曾在西西里岛上玩过捉迷藏的老人们，要尝试着回忆起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村镇在暂停游戏的时候喊的是什么。我恳切地希望他们好好回忆一下。

除了这些易于理解且已被理解的，既更快捷又更公正的筛选方法，世界上最流行的选择方法就是“报数”了，而从此衍生开来的故事就很有趣了。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记得儿时所听过或用过的至少一到两首用来数数的儿歌，它们都是押韵的小曲儿，一般每句会包含四个重音。奥佩夫妇在此前别人的基础上，总共记录了全欧洲以及英语国家中两百余首的童谣。其中一些更为摩登的歌谣，已经被改编得更为合理，多多少少有其自身的意义了，然而更为古老的那些显然更受欢迎，它们基本都是胡说八道。不过，从中依然可以挖掘到一道连接世界的矿脉，里面的数字不能超过四或五。一般旋律、尾韵都是保持不变的，而其中的歌词可能因为各地语言的不同而得到相应的修改。

毫无疑问，这种选择的仪式也超越了功利主义的概念，所以这些词语的意义根本无关紧要（想想教廷决定要取消拉丁弥撒时所激起的那些抗议吧！），重要的是，于此，动作与歌词的重复像一种魔法，就好像受到了“女巫感召”似的。所以字词在这里缩减成了纯粹的声响，这也就解释了在调查它们起源时所遇到的困难。

不过，其中有一条矿脉已被厘清，尽管在这片矿区中所使用的“报数”传遍了之前的整个大英帝国，但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威尔士语，而且非但不是今日已经销声匿迹的古威尔士语，反而是远古时期的威尔士牧人中通用的、只用来计算牛的头数的原始凯尔特语。当然，他们不用普通的数字，而使用这种方法计数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这样的话，那些怀着恶意的人就无法得知牛的数量，也就无法从牧场中偷牛，或通过让牛患上疾病来拖走它了。这种计数方式的成功就是来源于它千百年以来所保持的秘密性。

一个与之类似，不过更接近于现代的故事也被一位意大利学者复述出来了。在马蒂西亚·马罗尼·伦布洛佐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了这首儿歌：“Inimini mani mo / chissania baisto / effiala retingo / inimini mani mo”。许多年之后，她发现了这其实是一首英语的数数歌（“一呀二呀三呀四／抓住黑鬼脚趾头／要是他叫就放他走／一呀二呀三呀四”[30]）。这首歌原本是一位英国女士教给一小群意大利孩子的童谣，之后它迅速在本地扎根，而且现今很有可能依旧在孩子们之间流传，正是因为它在我们意大利人的耳中毫无意义，所以才特别引人回味。不过就算是在英语中，也貌似只有第二和第三句才有意义，剩下的也不过是咒语罢了。

总而言之，与其说奇特的计数方法在任何地方都通用，倒不如说任何地方的计数方式都或多或少是相同的。单单总结出这些数字是肤浅的，更概括地说，所有自发的游戏都是国际通行的，因为“全世界的孩子都相同”。不过他们为什么相同呢？全世界的孩子玩的内容都相同，是因为生物学的遗传因素为他们（或我们）预设好了先天的需要吗？或者他们的游戏只是表面看起来未经计划，实际上却是模仿了（以象征或是滑稽戏的方式）我们成人的“游戏”吗？不过这一点一定是事实：政治壁垒封锁住了口头文化，而基本属于非口头的游戏文明却满载着只属于清风与白云的欢乐的自由，随心所欲地穿行其间。

[30]原文为Eeny meeny miny mo / catch a nigger by his toe / if he hollers let him go / eeny meeny miny mo，不难看出意大利语的那首童谣的音节与韵律基本来源于此。——译者注

重返学校

在六十岁的那一年，我终于克服了害羞与懒惰，在一家我知之甚少却非常严肃地教授语言的机构注册了课程。我纯粹是出于知识分子的好奇才想把这门语言掌握得更好些。我已经在困难的处境下，以耳朵学习到了它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也使用了它好多年。不过那时我只在乎它的实用性，只要求听懂别人说话，并以让别人听懂我说话作为目的，它的特点、语法和句式则一概抛诸脑后。

进教室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让我大受刺激，我简直像是来自外星，是个火星人，这不是我的地盘。我们一共大概有二十个学生，只有三个是男性。有两位女性从面相上看，超过了三十岁，剩下的学生不论男女都只是二十出头儿的学生。老师也同样是个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而让人喜爱，非常善于帮学生克服害羞与保留，教学上也相当有一套，而且对影响学习的阻碍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以一场坦率诚恳的演讲作为课程的开场白。学习外语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动机，因此也应该相对地以不同的方法来开展教学。严格来讲，教学可以是个性化的，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意愿、能力以及先前的知识储备来运用不同的教法。不过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就要做出妥协。有些人希望（抑或是必须）学习一种语言，只为了能够阅读，或是将其作为文献来参阅，有些人想要能像个游客那样交流，有些人想要开展生意或是书写商业信函，还有人想要能够和同事交流技术上的问题，不过其中的大多数动机都能以一根分割线分为被动学习（接受但不输出）与主动学习（在接受的同时输出）。好吧，不要抱什么幻想，你们之中天赋较不错的，才能基本上完全被动地理解口头或是书面上的语言。在你的年纪里（参考大部分人的年纪而定）就能够自如地书写或谈话而不犯错误的，一定是天才。除非有人至少在国外暂居了半年，充分融入当地社会，且不能听到任何一个意大利语的单词，才可能办到。

在第一课上我就已经意识到了，在二十岁、四十岁和六十时学习的差距是多么残忍。我以为我的听力尚属可以，确实如此，不过仅限于意大利语。在聆听属于自己语言的对话时，即便是错过了一个音节或是一个词，你还是可以毫无困难地下意识把它重新插回句中，或者迅速地用排除法猜出它的意思。然而当在听外语的时候，错过一个音节就像是错过了一班公交车：当你还在扑腾着尝试重构起句子完整性的时候，对话却已经继续下去了。你的理解轻易就会被一声弹在墙上的回音或是街上驶过的电车干扰，然而你年轻的同学们似乎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的不适。其他的困扰来自你的视力。我要是在此抱怨自己的情况的话，可能有些不太公平，因为平时它并不特别影响我，除了在博物馆里看作品时我需要不断地调整焦距，一会儿要离得很近，一会儿很远。现在这也同样发生在学校里了，每时每刻我都不得不敏捷地调整焦距，眼睛要一刻不停地的从笔记本上跳到黑板上，再跃到老师的脸上。要是带了有支架的双目镜的话，事情还没那么糟糕；要是不幸没有带的话，那你的手就要不断地在扶眼镜与摘眼镜之间疲劳地翻飞了。

此外还有更艰巨的困难，因为它更为深刻。我们都知道学习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将知识存入记忆，把它维持住，并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回忆起它。后两者其实能留存很久，因为一旦概念被刻入脑海，它就永久地保留在那里了，回忆起来并不困难。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也在不断掌握新的技巧，那些停留在舌尖上却说不出的词语与概念也越来越少了。然而，要把一件事刻入记忆也更加困难了。你必须要“学习如何学习”，单单把概念储入记忆，让它积蓄在那儿是不够的。它不会于此停留，或者说，它不会长期驻留在那儿。它在进入之后立刻就会解体、挥发，最终只留下让人烦躁的模糊痕迹。你必须学习如何强制地干预它，就好像用锤子将楔子打入壁龛之中一样。这是做得到的，但需要时间与努力。你必须有策略地记笔记，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反复翻读，遍数越多越好。另外你会发现，忘记错误的理论，将它从记忆中擦除也难得非常荒谬。这一切都像是理想中的蜡，甚至比其更为坚硬：雕刻上去难，擦除下来也难。那些轻易地用外行的方式所习得的错误的词汇与语法，之后要使用技巧与耐心，花费许多的精力才能够将其消除。

另一方面，年龄给我带来的不只有不利。根据我一路以来学习到的许多经验，我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净重与毛重。换句话说，我能够分清楚什么应该被吸收并谨慎地储存起来，而什么是可以浏览一遍就放在一边的。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加沉着，也更不容易分心了。每个人都拥有一副能够包容信息的有机躯体（你甚至都不用知道），新的信息就如同一把锁配一把钥匙那样自动地插入它的槽孔内。有些老问题需要等待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得到回答，而那些你渴望、盼望得到的答案通常都能镌刻得更牢固。

总体来说，人的目标是会改变的。哪怕是在最幸运的情况下，就算在义务教育（这期间的学习动机基本上是非常有限的）结束之后，学生的动力依旧是间接的。他并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获得能够让他继续学业的一纸文凭，或是为了让谋生成为可能。他极少能够完全明白学习与职业素养之间的关联，因为，很不幸的是，这种关联通常是不存在的。不过就算是他理性地意识到了长期学习之于他是有益的，他自身真正的兴趣也许依旧很薄弱。相反，一个年长的人在做出接受一门课的决定时，拥有极度的选择自由，没有严苛的课程安排和强制的出勤率，没有对于考试与监督的恐惧，甚至不会遭受不公的评判。他能够感受到自由意志的照耀，这可是上述所有的弊端与学校冰凉的板凳都无法阻挡的。

这是一种学习，是自我提升与成长，这同样也是一种表演，戏剧化而奢侈。表演就是以有板有眼地锻炼自己为目标，是很典型的儿童行为，不过在表演重返学校的过程中，你可以重温童年那细致的、被遗忘的滋味。和同学们的竞争，不论是否胜出，都能够与年轻和平等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此公平公开的竞争感，是在别处所不能实现的。年代之间的围栏倒塌了，你必须把老年人的无趣摒弃，向坐在你旁边的年轻人那优渥的精神财富致敬，因为他们对你丝毫不怀讥讽、怜悯或是敌意，还成了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若是将一件没有即时目标的乐事当作赠予自己的礼物，这简直是一种付出甚少但回报颇丰的奢侈，就几乎好比什么都不做却收到了一件稀有而美丽绝伦的珍品。

前化学家

一个人与他职业之间的联系，就如把他与他的祖国所绑定起来的牵绊一样，十分复杂，通常是矛盾重重，却又总能够在牵绊解除后被彻底地理解。脱离某个国家可以是以流亡或移民的方式；远离某个职业、某个行当则是以退休的方式。我在好几年前就已退出了化学这个行当，不过时至今日，我方才感觉到自己是彻底地与它分离开了。于是，我才能完整地看清它的全貌，理解到它对我的渗透是如此深入，而我又是如此亏欠它。

我不想重提它曾在我奥斯维辛的监狱生涯中拯救了我的性命，也不想提这三十年来它为我提供的优渥的生活条件，以及为我带来的退休金。而是想要谈谈我自认为从中所获得的其他裨益，以及它与我现在所选择的新行当——写作——之间林林总总的关联。我要在此处立刻加以限定：写作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行当，或至少在我看来它不应该被如此看待。它是个创造性的行为，抗拒日程表与截稿期限，也拒绝向消费者与上司承诺。不过，写作也是种“产出”的方法，十足是一种改造的过程，是作者把自身经验改造成一种能让“消费者”，即读者，接受并满意的过程。因此，这些经验（广泛来说是生活经验）就是原材料，缺乏原材料的作者是在做无用功，尽管他认为自己是在写作，但实际上那些页面都是空白一片。现在，我往昔的化身所目睹、所经历、所做过的事情，都成了为今日身为作家的我在叙事时提供宝贵原材料的源泉，而且不单单是叙事，也同样在评判这件事（必须不偏不倚，沉着冷静，要是立场偏颇的话就会遭到无情的批判）优劣的时候提供了基本的情感基调。判断是非诚然痛苦，却是有益的，不这么做的话人就无法成长，无法担起责任。我相信我的每一个化学家同行都能够证实这一点：人在失败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多得多。比如，提出一个解释性假说，相信它，确信它，检验它（啊，要如何抗拒用拇指轻轻拂去一小部分药剂来伪造数据的诱惑啊！），最终发现它是伪命题的过程。这种循环往复在化学这个行当中就如同“在纯态下”般稀松平常，不过这也可以轻易地类推到其他的人类活动里。只有诚实地经历过它的人才能够成熟地发表看法。

化学家还赋予了作家其他的天赋与优点。解析一件事物，想要知悉它的结构与组成的全貌，并预测它的特性与行为的习惯养成了一种洞察力，这是种追求具体与简洁的精神习惯，也是种不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事物表层的不灭热情。化学是分离、称重与鉴别的艺术，而这三种有益的品质也同样能够在描述事件，或是在为自身想象赋予形体的时候辅佐你。而且，作家还能够运用古往今来的化学之中所包含的隐喻，从未频繁光顾过实验室与工厂的人只能对这笔丰富的遗产略知一二。外行人同样知道过滤、结晶和蒸馏的含义，然而他们只不过是通过二手资料了解它的，不可能懂得“注入其中的热情”。他不知道那些姿势所包含的情感，无法感受到那些象征投下的阴影。同样，通过类比的形式，激进的化学家又可以搬出他所拥有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财富：“像……那样黑”、“和……一样苦”、有黏性、有韧性的、比重大的、恶臭的、流质的、易挥发的、惰性的、可燃的——这都是化学家所熟知的特性，他能够为其中的任意一个选择出极为突出、极为典型的代表。我，一个前化学家，要是现在重返实验室的话，一定过于陈腐，且匮乏专业知识。而我几乎要为自己从它的库存中谋获的好处感到羞耻：我在面对我全新的、没有像我一样拥有着如此激进优势的作家同行时，竟然对这种“非法”的利益感到沾沾自喜。

综上所述，当读者在对我虽是个化学家，却选择了走上作家这条路表达出惊诧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回答：我之所以写作，正因为我是个化学家；我的旧行当与我的新行当水乳交融。

石上的印记

“我的灵魂依附于您的步道”（ADHAESIT PAVIMENTO ANIMA MEA），《旧约·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中如是说，但丁也在《神曲·炼狱篇》中引用过，不过，这句话的诠释方法有好多种。尽管灵魂依附于步道的原因繁多且时间颇为短暂，这种接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可以说，这类似于一种探寻。人行步道本身是高度文明化后的公共设施。然而对如今的罗马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人行步道，他们的空间完全被紧贴着墙壁所停放的各种车辆霸占，步行移动时必须战战兢兢地穿过这个迷宫。众所周知，古罗马人则截然不同，他们在庞贝古城的土地上整整齐齐地建起了人行步道。同样广为人知的还有，在曼佐尼的小说《约婚夫妇》中，克里司多福罗神父是因为没有人行步道，或者说是因为人行步道过于泥泞狭窄而经历了那场令人不快的遭遇，才成为一名教士，更名改姓，开始了不同的命运。

我故乡的人行步道（毫无疑问，任何其他城市也是）充满惊喜。最近，这些人行步道是用沥青铺的。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我们在狭小的道路上行得越远，走在有机化合物所铺就的路上的感觉就越糟糕。可能用不了多久，城市里的沥青路就会像待分离的壁画一样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挖掘出来，接着被收集、分类、氢化、复馏，其中可能稍微金贵些的部分都会被分离出来。又或者选择更不铺张浪费的做法，沥青步道会被其他新材料所制成的步道层层覆盖。未来的考古学家们会在里面发现可口可乐的瓶盖和啤酒罐剥落下来的商标，就如同琥珀中包裹的上新世昆虫，说不定，据此可以制图分析出当时我们的膳食偏好，吃的什么，吃了多少。这类似于现在我们眼中有趣又神圣的贝冢，这些小山丘分别由古代软体贝类、鱼类以及海鸥的遗骸组成，考古学家是在丹麦的海岸线上将它们发掘出来的。大约七千年前，贫穷渔村周围的垃圾堆慢慢堆积而成的这些小山丘，如今已经是有名的化石了。

老式的典型人行步道由手工耐心凿刻成型的厚石板铺制而成，从侵蚀程度上就可以粗略地看出它的历史：时代越早的厚石板越光滑，被世世代代的行人的脚步磨得锃亮，外表呈现出被冰川严重磨蚀过的阿尔卑斯山岩石那般温暖的铜绿色。有些石板中的片岩石，横断面呈脉状分布着远比它自己的脉石还要坚硬的石英，磨损后石英的部分外凸，有时稍稍会硌到脚掌娇嫩的行人。不过有些石板磨损较少，甚至没有被磨损的痕迹，人们可以看出原石的硬度如何，不同的凿痕也清晰可辨。这种石板在离墙壁一掌之宽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到，特别是卡里尼亚诺宫前的人行步道：通往大门的直线段步道磨损状态正常，但是在巴洛克式的门面障壁的深处，那里的厚石板几乎毫无磨损，因为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几乎没有人走到那里。

大理石作为一种不耐磨材料，损耗情况更使人担忧：不少老店的门槛是大理石制的，常常仅过了几十年就会出现裂痕与凹槽。一些山上的小教堂或者礼拜堂的门槛磨损特别明显，因为世世代代的虔诚信徒大多穿着钉头靴。不仅是门槛磨损，在室内离开门槛约五十厘米左右，常会出现第二个凹陷，这是信徒们必经的第二个落脚点。

仔细留意的话，在许多马车门前的厚石板上也可以发现典型的切口。由一对门栏柱中间开始向外延伸的两条直线或曲线状的岔开的沟壑，平行于墙壁，间距约十二厘米，中间则是整条路那么长的其他车辙。这两条沟壑是用来给当时的驮马增加抓地力的，货车爬上斜坡时，驮马的后腿所承受的压力最大，如果石板太滑的话就会翻车。带有沟壑的石板路中最古老的那些，也默默诉说着铁掌和马蹄随着时间的经过而造成的侵蚀。

这座城市各个角落的石板路上，都印刻着“二战”时期空袭的痕迹。当时被炸弹炸开的石板已经被替换，但是被燃烧弹穿入过的石板还保留着原貌。燃烧弹是被战斗机盲目投放下的钢铁角柱，其中一些本应该垂直坠落的燃烧弹却由于屋顶、阁楼和天花板的阻碍被弹向了人行步道，像钻孔刀一样扎进十厘米厚的石板里。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想抬起这些穿孔的石板的话，石板下是有可能发现炸弹的。比如翁贝托大道9号的前方，就有两个间隔仅几米的窟窿，看到它们，你就能回忆起战争时期流传的一则可怕的流言：当时来不及躲进避难区域的行人，被燃烧弹活活地从头贯穿到脚。

其他步道上的印记就没有这么血腥了，发生的时间也更近。除了人流往来频繁的地区，几乎到处都能在石板上看到小圆点，直径大约几厘米，颜色发白、发灰或者发黑。它们其实是被随口吐在地上的口香糖，这也充分证明了制作口香糖的原料具有出色的机械性质。实际上，如果不人为除掉这些小圆点的话（除掉它们并不简单，费时费力，更不要提过程令人作呕，一部分在清除自家门前人行步道上的小圆点时，遇上麻烦的店主们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它们将永远安若磐石，只不过它们的颜色会随着表面吸附的尘土和砂砾变得更深，但永远不会消失。

这其实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技术问题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提高某种材料的耐用性和坚固性所做出的努力，在材料完成其使命后，有时反而导致了消除该材料时的艰巨困难。比如，拆卸“二战”时期的水泥防御工事，就需要花费巨大的力气，因为破坏这些当时生产时，使用寿命预估有几个世纪以上的玻璃和水泥材料几乎毫无可能。再如，寿命更长的工业用防护清漆催生了比之更为强力的清漆溶解剂。同样的，为了使口香糖耐嚼不烂，需要抵御住咀嚼时的压力、热量、湿度和酶类，于是才催生了这种能在踩踏、雨淋、冰霜和烈日下安如磐石的材料。

就是于这些无用之处才表现得出色的口香糖，被开发出了新用途，多多少少也带着毒性，这同样又是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这么说，没有一种以和平为目的而被人类创造出来的产物，能够逃脱最终害人的命运——不论是剪刀、榔头、镰刀，还是干草叉、登山锄，甚至在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中，短柄的挖壕工具都被用作武器。口香糖还没有被用作武器，只不过在青年抵制运动最剧烈的几个月中，被用来阻碍公共交通票务机器正常运转。

如我所说，到处都能发现被吐掉的口香糖。不过有专项调查显示，在人流密集的酒吧或咖啡馆的周围地区，其密度达到了最高。的确，嚼着口香糖前往酒吧或者咖啡馆的人，不得不在附近先清空自己的嘴巴。所以呢，不熟悉这个城市的外乡人就能够跟随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口香糖的印记找到这些地方，就如同鲨鱼沿着越来越重的血迹，一路追捕着它的猎物。

与之比肩的，还有种更常见也更微不足道的图景：当你看到，灵魂如同口香糖一般依附在人行步道上的时候，那只是因为倦怠、懒惰或是疲倦。

抗拒痛苦

许多，甚至是所有青少年，都会陡然被一种苦楚的疑问击中：“我所有对世界的了解均来自感官，但是如果它如同梦境一样是在欺骗我的话会如何？如果通过抽象意象和我双眼见证的星辰、天空以及过去，还有我所感受到的现在，我爱的人和我恨的人，我经受的痛苦都只不过是我自己无意中创造出来的果实，此世事实上只有我存在会如何？如果我是无限虚无的中心，居住在我召唤出的无数幻影中又会如何？那我阖上双眼，捂上耳朵，宇宙就不复存在。”

这种广为人知的设想对于逻辑思辨的抗渗性很强。它只与自己发生联系而不引发对立，哲学家也为之辩护（既然每个人都假设自己是一颗无限的苹果之中独居的小虫，那他还要尝试着去说服谁呢？），甚至还赋予了它一个出色的名字：唯我主义。创造出它的人迟早会因为实际情况将它扬弃（或遗忘），因为这一定会在他与他身边的人之中产生最具杀伤力的影响，会让人因为堕入惯性而拒绝去感受我们浸淫于其中的现实。并且，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虽然可以坚持这个假设，但它是全然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我的躯体缘何与每天填满了我的“梦境”的那些个体永远是相同的，这难道只是偶然吗？同样，地球是宇宙恒定的中心这个假设也不矛盾，只不过同样不可能罢了。

当读到道德高尚的神学家E.基亚瓦奇（E.Chiavacci）捍卫动物的文章的时候，这些发自内心的思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对他的结论激赏不已，但是有些论据让我感到疑惑。某些测量痛苦的方法被施于动物身上之所以能被接受，据说只是因为“所有动物都要为人类服务”。对，这些生物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么昴宿星团呢？猎户座星云呢？这也是一百五十亿年前，在人类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赐给人类的礼物吗？何况它们还将一直存在，直到我们这个物种最后的记忆都湮灭为止。

动物也应当被尊重，因为“上帝认为所有生物都是好的”，所以要“给它们食物，保护它们”。你怎么能忽视蜘蛛残酷而有耐心的伏击，忽视来自某些蜂类精美的手术（连活检都无法与之匹敌！）：它把毛虫麻醉后，将一枚卵产在它们的身体里，然后在其他地方死去，让幼虫慢慢地蚕食它还活着的宿主？如此你还能坚称，上帝“为（所有动物）准备了休息的地方”？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宛若谋杀机器的猫科动物，还有那些背信弃义、刚破壳而出就谋杀了它的义兄弟的布谷鸟？当然了，这些生物都不“邪恶”，但我们都必须得承认，这种道德分类——善与恶——并不适合这些“亚人”。从第一个细胞之中诞生的声势浩大而充满血腥的竞争，至今还在我们身边展开，低于我们行为的标准，或根本与之毫无关联。

动物一定已经被尊重了，理由却不尽相同。不是因为它们是“好的”，也不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用（并非所有的动物都能派上用场），而是因为一条我们默认于心的法则，而且所有宗教与法条都已经告诫我们不可制造痛苦，不止在我们彼此之间，也同样适用于能够感受到痛苦的生物。“一切皆奥妙／除了我们的痛苦”，此处我要再度引用莱奥帕尔迪的话。外行能够确定的东西并不多，但首要的就是这一条：痛苦（或施加痛苦）只有在为了避免更大的痛苦时才能够被接受。

这条规则很容易，其结果却很复杂，而且每个人都一清二楚。如何将自己的痛苦与别人做比较？唯我主义只是一种稚气的幻想：“他者”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其中还有动物，它们是我们的旅伴。我不相信一只乌鸦或一只蚱蜢的生命能有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有价值，我同样也质疑昆虫是否可以像我们一样感受到痛苦，但是鸟类极有可能可以，哺乳动物就不用提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尽可能地缩减这种污染了每一个生命的物质——所有形式的痛苦——的体积，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然而这条命令无论始自多么迥隔霄壤的前提，都能最终抵达同一个目的地，这虽然奇怪，却也十分美妙。

“卡斯特罗六号”上的三十小时

1980年4月在“卡斯特罗六号”（“海狸六号”）上的三十小时，对像我这样的“陆鬼”来说是一件宝贵的礼物。对我来说，利古里亚的海就是度假时的海，就能够变形为出现在柯勒律治（Coleridge）、康拉德（Conrad）、凡尔纳（Verne）以及梅尔维尔（Melville）笔下的海。特别是对后两位的记忆，在我如此短暂的逗留期间不断地在我心中闪回，更确切地说，是《海底两万里》（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中内莫船长（Captain Nemo）载着阿罗纳克斯先生（Monsieur Aronnax）航行的“海螺”号内的机巧，还有切萨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的一句话（它在我的脑海中盘桓了超过三十年）。这位《白鲸》（Moby Dick）的译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梅尔维尔……要比梵蒂冈的图书馆以及路边的书摊更加了解生命，而且他知道，最棒的诗篇是由那些目不识丁的水手在前甲板上谱写的。”

这两处引用，或者我应该将其称为文学修饰，同所有其他被引用的语句一样价值不菲。不过“卡斯特罗六号”上的水手们绝非文盲，相反，他们都是海事工程师，在梅尔维尔和凡尔纳的时代还不存在这种人。不过，后者以某种机械师般神秘的先知本能臆测并预言出了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之后被运用在战争中的直升机、电视机、被科研人员射向月球的导弹（而且正是在卡纳维拉尔角被发射的！），以及看似能用的潜艇。

希望皮耶特罗·康斯坦佐船长（Captain Pietro Costanzo）原谅我，因为我把他和厌世、满怀仇恨、恶魔般邪恶的内莫船长相提并论。虽然“卡斯特罗六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潜艇，不过和“海螺”号一样，它也是奇迹聚集的宝地。类似于潜艇（机械上把它认定为是“半潜式舰艇”）和古往今来的捕鲸船，它也是一种“非船”，并不把航行作为首要目的，不过这同样也意味着，它有着更为明确的其他功用。它的部件堪称奇迹，因为它们以无比精良的品质达成了一个准确而非凡的目的：深深地沉入海底，从突尼斯一直推进到西西里的海域。它所使用的钢筋十分呆板，根本不像是被混凝土包裹起来，却仿佛是一根根操作起来十分轻便灵活的橡胶管。

生产技术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当它在面临新问题的时候，科学化的教育与精准是必需的，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其他两种品质：经验与创造发明的想象力。不过在当今的开发天然气的行当中，经验并没有延展千百年那么久，压缩天然气不过区区数十年的历史，或者可能更短。这可比人的一生短得多了，以至于父亲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儿子的本领。这可不能指望缓慢的、达尔文式的自然演变了——人们用了超过五个世纪才铸造出火器，制造出汽车也同样花了一个世纪之久。诚然，经验是从尝试与失败中获取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犯错，再加以改正了，想象力应该所向披靡地以极端而迅速的突变，飞跃式地快速推进技术。不过有益的经验不论多古老，都不应当被摒弃，比如我们的身体都继承了单细胞生物的遗传机制与蛋白质结构，汽车也沿用了马车的设计。因而，我们也能够在“卡斯特罗六号”上发现能够追溯到我们文明起源时的有趣而杰出的创意：建在高跷上的房子，还有双体船的两个船壳。这也与哲学家所提出的伟大观点与难题（事物是否可以无限分割；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的，是永恒还是须臾的；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一样，都是值得去深思的。伟大的技术发明也在慢慢演变，但不会消亡。杠杆、车轮和屋顶经历了千年的沧桑；没有被弃而不用的金属，其全新的用武之地反而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而且你根本意识不到合成材料的过时：即便是它们之中最古老的酚醛树脂和聚苯乙烯，至今仍占有着一席之地。

当你踏上“卡斯特罗六号”的甲板时，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这就是班组人员在这艘世上独一无二的舰艇上工作的门面。应该说是班组“们”，因为一共有三组轮班工作的人员，每组有一百五十人，其中两组在甲板上工作（为期二十八天，包括周末与节假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休息十二小时），还有一组在陆地上进行十四天的休假。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班组，包括了焊工、技工、电工、电子学专家、起重机司机、工程师、抛光师、机械师和劳工，还没算上服务人员和导航人员。不过，水手与工人之间，高层管理者与工程师之间的区分（“端口”）并不明确，因为“卡斯特罗六号”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航行的。

传统意义上的船都是朝着一个纵向的方向快速航行的，只有在极偶然的条件下才会倒退。但“卡斯特罗六号”只在从一个地方驶向另一个地方的时候才会向前航行，然而对于它而言，向前或是向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像样的船艏。那个有管道沉入水中，并能够通过操作管道铺设来后退的末端，因为方便使用而被称为船艏。它能够往任何方向行进，因为在船身底下的四个角落里固定着四个可以移动的螺旋桨。按照规定，这艘船行进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六到七海里，对它而言，作为一个复杂的可漂浮的车间，稳定与良好的定位要比速度重要得多。换而言之，它必须能够在同一片海域下保持不动，也就是说，那些管道只能在几英尺的范围内移动。它不能够随着波浪的运动而摆动，也不可以响应风与潮水的召唤；要是它要通过陈设管道进行移动，也必须在规定的速度下行驶。为了达到这个应达的标准，船中引入了一套精细的自动化系统，能够控制每一根管道的“启动”。它还被安装在了十二只锚上的十二架辘轳上（每一只巨锚都重达二十到二十五吨），四组引擎上也不例外，这样，管子沉入水中这一无法避免的位移就不用分别克服上述元件的规范与阻碍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了。“启动”，指的就是管子向前推进的那一刻，大约每十分钟它会重复（如果严格按照计划而定的话）一次，这景观让人毕生难忘：在直接指挥操作的电脑的控制下，巨大的辘轳开始同时升起，船尾的缆绳缓缓被拉起，又在船艏处被松开，于是重达四万吨的“卡斯特罗六号”就笨拙地向西西里的海岸移动了正好十二米，即一段管子的长度。然而在移动的过程中船体非常平稳，在甲板上的人丝毫感觉不到一点儿突如其来的颠簸。能够看到的只有管子向前滑行的过程，给人一种船虽然在不断移动却依旧是保持静止的印象。这是伽利略相对性论（Galilean relativity）的具象例证，又让我想起了但丁笔下的加里森达塔，当有云被风吹过它的背后，它就好像要倒塌下来似的。

自动化是一种年轻的技艺，自然要由年轻人来负责，不过那些资历比较老的人总是更加金贵。不只是传统行当，导航与服务行业也同样是如此。他们的经验是在经年的历程间积累起来的，也在许多不同的工种内得到了验证，甚至在处理工作中的突发事件中体现出了他们的价值。要能够在如此复杂的系统中，在如此不同寻常的工作环境下预料到一切，包括不可预测的意外，根本是种太天真的想法。我曾听到过两件逸事，这两起始料未及的事件都证明了我先前的看法，在迅速解决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候，经验与创造发明的想象力依旧是如此珍贵，不过，当然是“以甲板上的方式”。

“卡斯特罗六号”上的工作都基于焊接，它实质上就是一个长度近一百五十米的焊接工坊。沿着管子逐渐推进的是八个接续的焊接站，移动管段也属于工作的一部分，它是部分自动，部分手动的，是为了要与极为复杂的焊接技术相称。在工作开始前及焊接结束后都要进行一次X线检测。如果焊接处没有问题的话，那么管子才会开始行进移动，要是它出现问题，就会立即被处理掉。X线照射仪被安置在一辆有轮子的小车里，它会在管子的内部移动；更确切地说，它是被安置在船内一个固定的地方，而包着它的管子会慢慢从它身边经过。它被系在一根电缆上，因为它细长的形状而被叫作“小猪”。在工作的进程中，小猪会因为一些如今想来依然非常神秘的原因而突然消失，接着电缆突然松了，小车就顺着管子一路倾斜，而这台非常贵重的仪器就随之下降了三百米。这造成的损失非常大：除了要立即中断工作之外（我被告知，“卡斯特罗六号”上每一分钟的施工都需要二十八万里拉！），小猪也几乎要把管子阻塞了，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赶紧把它取出来。

在召开了技工的首脑会议后，他们制订出了许多方案，其中最奇特的一幕要数给突尼斯打去的电话。他们把一个橡胶或是其他有弹性的材料制作的球塞到管子里，然后在后面为之打气，就好像是用气动管发信那样压缩空气。然后这个球就会到达位于地中海底部的小猪那儿，接着发出巨大的响声。当班组的一位成员前往观察的时候，他们的讨论还在继续。那位成员以前是一名渔夫，在他看来，小猪一定可以被钓出来。他的建议看起来很难实施，但是简便而快捷，只需要花几千里拉。他被带到了工坊里，在那里做了一把巨大的吊钩，并为它附上了重物。他把钩子和重物一起放入管口，在几分钟耐心的等待后，这位专家尝试着勾起小猪，并把它拽了出来。

第二件逸事则是独眼巨人那个重量级的。前面也提到过了，“卡斯特罗六号”的定位与前进依靠的是一套复杂的定锚系统。十二只巨人般的锚在船的周围以一个圆的形状固定好，而且船也是随着锚一同“走动”的。当它移动时，缆绳提起，它就会偏向西西里方向的那些锚，而随着缆绳的放下，它又会朝着突尼斯的那个方向偏移。时间、角度和锚复位的距离都是由甲板上的电脑计算好的，而实施则是靠着“卡斯特罗六号”周围和后方的殷勤侍应般的拖船。系泊的巨索（钢制的，直径有三英尺）有两千七百米长。总的算起来，“卡斯特罗六号”和那些每一只都用浮标标记好的锚、拖船，还有那些来来回回穿梭于陆地与船之间，为它提供管子、燃料以及其他物资的补给船，总共占据了好几平方千米的海域。

在一夜肆虐的暴风雨之后，一个刚刚提到过的浮标消失不见了，这样等到相应的锚要移动的时候，就不可能准确地定位它的位置了。很明显这个浮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虽然它是不会沉没的，但是它的浮力被降低了，将它固定在锚上的缆绳的重量把它压入了水底的一个未知点，它的位置与距离海平面的深度一概不清楚。这同样也是一个钓鱼问题，只不过是盲钓——在水底停泊好的锚重达二十五吨，再加上至少有十吨的链条。这个问题连一个盲人都可以解决，因为纯粹靠摸索。一只巨大的钩子从其中一艘拖船上被放入海中，它从“卡斯特罗六号”滑到了锚的缆绳下方，能见范围有几米。然后拖船开始移动，穿过一片可怖的海区，让钩子沿着缆绳移动，但拴着钩子的那根绳子要牢牢地固定住。钩子以一个角度进入水中，接着缆绳长约两千米的链状线进入连接缆绳与锚的链路之间，于是这条链路就连接好了，拖船强有力的辘轳就会把锚和链条一同高高地提起，这样损坏了的浮标就能再度浮出水面。

这就是帕韦泽在说到梅尔维尔时所影射的“诗歌”。不过我不是在前甲板上（我不认为在“卡斯特罗六号”上还有这等场所）听到它的，而是在一杯上好的红酒前；不是出自目不识丁的水兵，而是康斯坦佐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不论年龄年轻与否，是出自带我第一次走入他们工作的世界时的自动化工程师们，是为机械上的每一根螺丝而骄傲的技工们，还有在这项非同凡响的大事业中再次发掘出古老的美德并将其投入工作中的船员们。我希望他们不要惊讶，也不要震惊于我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发现了太多诗意。事实上，在他们节制、博雅、精确而不加修辞的言语里，我辨认出了一种源自另一位航海家与叙事者在漫长的探险旅途中所发出声音的回响，在今天，那是永恒的诗篇。那个花了十年时间跋涉一片片奇异海洋的航海家，他主要的美德不只是过人的勇气，还有他充裕的耐心，以及丰富多彩的创造力。

隐藏的棋手

我本不想玩任何游戏的，我可以传唤可靠的证人。我拥有这台文字处理器已经一整年了，它几乎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好像鞋子、眼镜或是假牙那样。我绝对需要它来写作和归档，但我又不希望被它所占据，所以我不想把轻佻的程序带回我的房间。电脑是用来工作的，这样就够了。出于某种不可预见的（也可能是预料内的）意外，我收到了一个国际象棋游戏程序作为礼物，它对我产生了诱惑。

我要澄清一点：对于象棋手来说，下象棋绝对不是一件轻佻的事，或者更普遍一点儿来说，对于所有严肃热情地献身于这种游戏的人来说，它都不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如此。我的棋艺很糟糕，因为我缺乏下棋基本的品质，比如专注的能力、逻辑思考能力、特定的口诀与技巧，还有不服输的韧性。不过无论如何，我还是在以一种轻佻而鲁莽的方式下棋，之间间隔的时间也很长，且不规律，也没有花心思学习经典的开局与收官。我只有在棋逢对手时（这则更加罕见了）才会下棋，这个敌手多多少少要和我一样，在用同样空幻且欢宴般的灵魂下棋，而且水平不能和我差得太多。不然，他若是太强，则会像压死一只蚂蚁一样碾压我；若是太弱，我的胜利就又太干巴巴了，就好像给一个婴儿喂糖。这是我唯一愿意接受的对弈，我也会对此保证不作弊。而其他的情况都让我感到无趣，因为输棋让我懊恼，而赢棋又无法让我感到任何欢乐。我是从遥远的王朝中继承下这一点的。老旧的家族棋盘中朦朦胧胧地贮藏着我们的宝藏，这也许是父亲给儿子传承下来的唯一的物质上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我多少代的祖先都教过他儿子下棋的规则，并在最初的几年内一直击败他，最后默许了他儿子的胜利。我不是要说我们的棋力在一代代增长，而是下象棋的才能会在二十岁左右达到巅峰，随着年龄会慢慢缩减——这是个哀伤却又自然的事实。

如今，电子棋手冲垮了这个传统圈子。向这些编写出这个程序的出色大脑的团体致以应尽的敬意后，这个比较就在所难免了：谁才是更合意的对手，是人还是机器？答案呼之欲出，却很渺茫，十分虚无缥缈：比较在只有两者可以类比的时候才能进行，而这两者则不是。不过无论如何让我们尝试一下。

每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机器都永远伫立在那里，你不需要邀请它，或是去拜访它。它始终任你处置，不会疲倦也不会紧张，同样也不会使你紧张（而人类棋手，尤其是特别出色的那些，就会充满恶意地这么做）。你还能选择不同的等级，根据你自己的水准来选择对手。不过你要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至少在我的程序里，你的对家越强，它让你等待的时间就越久。现在，坐在一个人类玩家面前等待五分钟是可以忍耐的，当他专注于棋盘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他的表情，尝试着猜测他的意图，或至少估量一下他的心理状态。然而机器是密闭的，在你等它的时候，它也在“思考”，但它对于下一步所有可能性的预测都极飞速地出现在屏幕上的棋盘上，简直就是一团非法的数据，一步假设引发的结果接着下一步假设，实在太过于迅速（一秒内约有五到十次），肉眼无法捕捉到它。它的五分钟实在太长了。

我也说过，你可以选择一个玩得好、不怎么好或是糟糕的对手，但是不论哪种情况下，它都是在以一种非人类的方式下棋。人类总有灵光乍现的一刻（而且不止是在棋盘上！），他能够超越自我，并将其转化为绝妙的几手棋，而且这种棋在棋谱上通常都会带着一两个感叹号。不过人类也会有分心的时刻（相反，在棋谱上则画着问号），尤其频繁地发生在棋局，或是棋手生涯的终盘。而机器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会下出让人惊叹的好棋，但从不分心，也从不会老去。

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犯错，它会，而且犯下的都是同样的错。比如我意识到，它有种急躁的狂热，如果它能够吃掉你的一个子，哪怕是自己的半边棋子都要遭遇尽数毁灭的命运，也要全面攻过来把你的这个子夺走。这显然是这个程序中的纰漏，一旦你甄别出了这个纰漏，就可以利用它赢得游戏，但同时你下棋的乐趣也一并消失了。

它还为你提供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服务菜单，也就是附件。你可以储存对局，如果这盘棋尤为出色的话，你可以一再地重玩并重温当时的情绪。你也可以随时中断对局，随时继续。如果你举棋不定的话，还可以求助于机器，它会以最忠实、最有义气的方式答复你。如果你（或者我），不会开局的话（那些不负其名的棋手对此了然于胸），你可以让机器从数据库中取消它，以此来平衡你与对手之间的差距。屏幕上对每一步棋都有记分，从各种复杂的维度来测定当下的情况。如果它是正分的话，那是在提示你，你的情势不妙；若是超过五百分你就可以退出游戏了；要是超过一千，你马上就要大难临头啦。负分相应地表示你在棋子或是棋盘上占领了优势。当然了，如果这个评论框让你感到不愉快，你也可以将其关闭。你甚至还可以让机器和自己对弈：这个角度的对局充满了幻觉，因为在寂静中于你眼前展开的这场比赛，从来都不是相同的。创造出这个程序的人，以诙谐的才能为它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范围，一点点“自由意志”，所以在同样的处境下，机器才会选择不同的应对。

所以，这个隐藏的电子棋手（它所有的人工智能都能够被保存在一个仅重几克的磁盘里）是个伟大的诱惑者，它一直在那等待着你，总是准备充分，焕然一新，礼貌而无情。它召唤，呼喊着你，让你从工作与阅读中分心，但它不是人类。你可以钦佩它的专业，就如同钦佩会跳舞的利比扎马，或是马戏团中的海豹一样。当你在看到它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场面时，你甚至可以无理地对它怀揣着一种好奇的怜悯——因为它到底只是一张磁盘，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对手在性质上就是不同的。

它是你的亲兄弟，尽管你可能在几小时前刚刚遇见它。你看得到它的脸，你能感受到自己在与它对抗，你知道它和你一样都有能力创造愉快的妙招和异乎寻常的臭棋。在棋局结束后，就如同在生命的终点时，你可以与它讨论由竞赛而产生的共感，能够对你和它的失误做出评价，评断它并让它评断你。它从你这儿学到（“伤心地学到”）了东西，反之亦然。然而机器什么都知道，它不用学习任何东西。不过，你还是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即便只有耐心和注意力，还有（为什么不呢？）游戏收官的理论。

仪式与笑声

有些人写作是为了让人大吃一惊。确实，曾有那么一个时代，在读者中激起千层浪成为了写作这个行当的首要目的。但是那本我偶尔读到的、最让我震惊的书一定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写的。那是一本有关宗教的书，更精细地划分的话，是有关仪式的书。我自己并不信教，但我也不会以批评的角度来评价这本书，因为我尊重有信仰的人，有时候我还很羡慕他们。它的奇异之处让我不禁思考，他们让我重新回到了一种需要构思的生活之中。他们的世界离我们很遥远，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话，就必须要去理解它，要是用讥讽去清算它的话，那就太过愚蠢了。

这本书叫作“铺好的桌子”（Shulkhàn Arùkh／The Set Table），是由一位16世纪的西班牙拉比用希伯来语写的，不过我读的是它的译本。尽管它篇幅宏伟，但它概述了许多先前的作品，而且在内容上囊括了规条、风俗以及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信条。它由四个章节组成，分别涉及日常训诫、安息日和节日；食物、金钱、贞洁和葬仪；婚礼；拉比式的民事和刑事法条。作者约瑟夫·卡洛（Joseph Caro）是个塞法迪犹太人，不懂得东方犹太人的规条与风俗，所以这些文字是后来被著名的摩西·以瑟利斯（Moses Isserles）拉比修订过的。以瑟利斯来自克拉科夫，曾对此写过一本评注并为之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叫“桌布”（The Tablecloth），他在其中填补了许多空白，让这本书也同样适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众所周知，犹太人是禁止直呼上帝的“真”名的。实际上，它会被印在书上，但读出来的时候，一定要以同义词代替。规条中允许用除了希伯来语之外的语言来称呼上帝（不过我认识一个德裔犹太人，出于极深的敬仰，又害怕犯下罪过，在他的来信里，他会把“Gott”[31]写成“Gtt”；同样，一些路巴维奇拉比的意大利信徒，也会把“Dio”[32]写成“D-o”），不过，《铺好的桌子》和《桌布》的作者尤其担心公共场合洗浴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赤裸的人类身体会把周围的环境变得尤其污浊，所以在洗澡的时候最好不要呼唤上帝的名字，“连德语和波兰语都不可以”。这一定是以瑟利斯的训诂，因为在1500年，公共浴室绝对还没有在西班牙流行起来。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结束一封信的时候也不能写“adios，addio，adieu”[33]，否则这封信一定会被亵渎，或是被丢弃在垃圾堆里。

裸露的概念很丰富，不过主要都和女性有关：展示任何一部分本应该遮蔽住的身体都算作裸露，所以头发也算。简而言之，裸露就是所有能够吸引男性注意力，使他们从念想上帝中分心的事物，所以“一个女子歌唱的声音”也被认为是裸露。

我们也在那些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禁止在安息日工作的法条之中，窥见了极端分子“立起篱笆”的倾向。时下农人与工匠生活最基本的任务被不拘的想象放大了。压榨葡萄是被禁止的，所以一切形式的“挤压”都不行。比如，你不能挤压水果，但如果里面包含的液体要被扔掉的话，那你可以去挤压它，你也同样能够按压沙拉。禁止捕猎——那么跳蚤呢？你能够抓住并把它扔得远远的，但一定不能杀死它。捕猎也包括追逐、设陷阱，所以在关上盒子或是行李箱的时候，一定要确定里面没有苍蝇或是飞蛾，因为如果你把它们关在里面的话，那也算是捕猎，尽管你不情愿，也没有意识到，但你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

要是在安息日，你发现你的葡萄酒桶在漏酒，你该如何说服自己？你不能自己把洞口堵上，因为那被视作卑贱的工作，你也不能明确地让仆人或是同样神圣的伙伴来帮助你，因为驱使别人工作也是被禁止的。你更加不可以委托别人，让他第二天再来取他的报酬，因为这算是合约，而安息日里也不可签订合约。

所以，如果损失实在太大，建议的解决方案是，你或许可以装腔作势地说一句：“要是有人能够去把它修好的话，一定不会失敬于上帝。”

在这休整与娱乐的一天中，书写与抹除也是被禁止的，这也许是为了纪念那个用雕刻石书写的年代。这种禁止是诸多诡辩的源头。你不能描字母，也不能在起雾的玻璃窗格上涂鸦，看书的时候，你得小心不要用指甲划到书的封面，不过，吃雕着词语或是装点着字母的蛋糕是被允许的。扫地也是一种磨蚀，所以在夸张的语境扩展之下，它也被归入了不可行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之中包含了抹除。不过你可以用一种“非常的”手法，比如，用鹅毛来代替扫帚。生火与灭火也被禁止了。当然，如果人已经受到生命威胁了，在安息日灭火还是能够被接受的，不过“如果衣服着了火的话，你只可把水泼在还没有烧起来的部分，而不可直接浇在火上”。

偶像崇拜必定是浪荡的。你甚至不可看偶像的脸，更别说去接近它们了，你必须至少离它们四个手肘那么远。如果在走近偶像的时候，你踩上了一根荆棘，那你绝对不可弯腰把它除掉，因为这姿势会被视作在向其致敬。不过就算没有人在那儿，你也不可弯腰，因为那会被视作你在向自己致敬，即便只是在你的记忆里。你必须把自己移开，或是坐下，或至少把你的背朝向偶像。

说到禁止同食肉与奶，为之所提出的假想与解决方案让人想起对象棋手们的研究与课题：同样都是设想出优雅而不可能的情形，在微细之处尤为抽象，却价值非凡。如果两个虔诚的犹太人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食，其中一人吃肉，另外一人吃的是乳制品的话，他们必须在桌布上画一条线，隔出两个区域，或至少要划分一条边界。而且他们不可用同一只玻璃杯喝牛奶，因为食物的残渣会掉落进去。若是非要两者同食的话，则必须准备一杯“杏仁奶”，里面必须有完整的杏仁，这样才能证明它并非真正的牛奶。

我们应如何评价这种迷魂阵呢？另一个时代的产物？浪费时间的创造力？宗教感在长篇大论的清规戒律中降解了？这张铺好的桌子会被丢弃、被遗忘还是被维护？要是可以的话，我们又该如何维护它？我不相信有人能够全盘否定这本书，否定这种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被我们用来表达事不关己的仪式。仪式，每一种仪式，都是由历史与先史冷凝而成的：它是一枚结构精致而复杂的核心，是要去揭开的玄奥，一旦它被揭开了，就能有助于揭开离我们更为接近的玄奥。毕竟，冥灵（被神化的死者灵魂）也同样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我感受到的是，这张桌子不论在哪个年代都魅力十足，是精准的魅力，也是智者无私的游戏：把头发平分成四份不是懒人的营生，而是对精神力的训练。在这些奇特的文字背后，我感受到了古风式讨论的大胆，对矛盾无所畏惧的学者式柔韧，我诚心将之视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命也是秩序胜过混乱的规条，但规条总有罅隙，有漏网之鱼，有滥用与透支，也有紊乱。困难是为消除它的人而准备的，其中或许蕴藏着我们未来的珍宝。因为宇宙的机器是微妙的，为其制定的法条也同样微妙，而且每年发现的亚原子粒子所遵循的规则，都揭示着它越来越微妙的本质。爱因斯坦的名言常常被引用：“上主微妙，却不邪恶。”所以微妙指的是，与他相似，信奉他的人们。有人指出，在物理学家与模控学家中有很多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微妙的心灵[34]来自塔木德精神的传承吗？

但我首先在这张桌子的包浆之下，听到了让我雀跃的笑声：这和在听到把所有法条都勇敢地搞得天翻地覆的犹太笑话时的笑声是相同的，这也是我们“现代”读者的笑声。写下捏死一只跳蚤是在捕猎，在安息日打开一本边缘有字迹的书很有可能是不被允许的人（因为这么做抹去了文字的印记），自己本该笑得和我们在读到它时一样欢乐。就算他关注的是如何分辨允许与不允许，而我们关注的是公司预算、钢筋混凝土或是字母数字组成的代码，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两样。

[31]Gott，德语中的“上帝”。——译者注

[32]Dio，意大利语中的“上帝”。——译者注

[33]这三个词分别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以及法语中的“再见”。——译者注

[34]原文为法语esprit de finesse。——译者注

对恐惧的需要

几乎所有人都害怕蠼螋——我指的是那些有着扁平而细长的身体，腹腔后部有一根小刺，看起来像是在恐吓人的棕色昆虫。它们躲在树皮之间，有时候在被阳光温暖的布料里筑窝，也会藏在雨伞与折叠椅的皱褶中。它们人畜无害，那根刺没有毒，而且根本不扎人（那是它们用来交配的器官），但是错误的观念被一代又一代传了下去，渐渐根深蒂固：“要是你不小心的话，它就会钻到你的耳朵里去。”这句话扎根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如此之深，以至于在这个小小的动物身上都用上了二元命名法，它的学名叫作“Forficula auriculara”，但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已经等不及用科学的方法给它命名了，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分别把它叫作“earwig”和“Ohrwurm”，意为耳中的昆虫或是蠕虫。除了刺，蠼螋还有另外一种引发我们讶异惊恐的特质：和所有的夜行动物一样，要是它暴露在光线之下，尽管前一刻它还是静止的，下一刻就会立即飞走，而它们所受到的惊吓也就反映在了我们身上。

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的男人都害怕蝙蝠。这同样也是一种本土化、无根据的恐惧：“它们钻入你的头发，你却无法摆脱它们，因为它们有着钩状的爪子。”无独有偶，蝙蝠也是夜行动物，飞行习惯极不规则，永远都在陡然地转弯。现在，这些没有武装、无害的本土蝙蝠害怕的是人，它们从不会飞近人类，也不让人类靠近它们。不过我们对“恶人，那些在夜里浪荡的恶人”（堂·阿蓬迪奥语）的种族厌恶，就算面对实验佐证的匮乏，也没有丝毫地减退过。恶魔最广为人知的形象——那对翅膀——就是来自蝙蝠，而妖精与天使的翅膀却分别来自蝴蝶与天鹅。我们对蝙蝠的仇怨，也许是因为它与恶名昭著的吸血鬼的远亲关系而变得如此强烈。但是，真正的吸血鬼，不是喀尔巴阡山脉流传的黑色传说中的那些，是基本无害的，它一次所吸取的血液（而且它极少侵袭人类），还不到我们愉快而安全地在献血中心所贡献的血量的二十分之一，少得几乎都觉察不到。

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的男人也都畏惧老鼠和田鼠。它们同样也是鬼鬼祟祟的夜行动物。你还记得奥威尔那本骇人的《1984》中的主人公温斯顿吗？他不失尊严地承受住了许多残暴的折磨，但在拷问他的人威胁要把一只田鼠放到他脸上的时候，他屈服了，背叛了他的女人（“去搞茱莉亚！不要搞我！……去把她撕得只剩骨头！”）没有人在重读之后还会有丝毫的疑问：奥威尔为他的角色所塑造的强迫式的恐惧就属于他自己，这是与一种无论在战争或是和平年间，作者身上都表现出的与令人钦佩的勇气完美相称的恐惧症。对于温斯顿，还有奥威尔来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恰好是田鼠”。时下流行的神话对这类恐惧症诊断出的荒谬而奇异的理由家喻户晓（深度剖析这两者）：鼠类喜欢钻洞，要是可以，它们一定会把肠子和女性的阴部掘穿。

我不相信，为了诠释这些返祖的恐惧，我们就得求助于心理分析。事件发生之后，就算是外行人也能把其中所有的精神现象和它的对立物娓娓道来，然而从前瞻性来看，它可以说是毫无可取之处。这里没有什么原型或是先天问题，在我看来，只要用一把很简单的钥匙就能打开这把锁：在所有文明中，危险、真实、假象或是夸大的事物都是父亲（或是更为常见的母亲）传授给孩子的，许多恐惧在数代人的传承下逐渐成形。有些人对此免疫并不能代表什么，每个人的性格倾向与胆量都不一样。不过，这种传承绝对也发生在牛群中：母牛在看到它的后代靠近并啃食有毒的嚏根草时，都会晃动着角推开它的孩子。不过正因为牛的“文明”没有存在过，所有只有禁忌和规矩才是通过经验流传下来的，而非来自知识分子式的解构。

聚集着传统恐惧（不只针对动物，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忘了哪个婆婆禁止我去碰毛茛，“因为它会让你的指甲掉光”）的广袤大陆的边界，是对蛇的恐惧。或许，它还越过边界了，因为实际上，在意大利，有些蛇也是致命的。毒蛇的物种只有三四类，但它们的数量似乎在增加，一来是因为人类放弃在山上种田；二来是因为它们的天敌，掠食性鸟类遭到了愚蠢的灭绝式捕猎。不过，哪怕这些如此剧毒的蛇类被认定为拥有友好而温和的天性（尽管一些极端的生态学家极力反对），它们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危险，尤其是对孩子而言。但是千年以来，在这个以腹部在地上游动的、沉默而致命的怪物的周围，产生了一道情绪化强烈的光环，以及数不胜数的传说。

作为血肉之躯的蛇与其他动物一样，不能作为道德的载体：它没有好坏，它吞食他者，也会被他者吞食。它的生态栖位很丰富，它的结构如此（明显地）简洁而不同，是漫长而非线性进化的产物。实际上，它与鲸类一样，曾经也有着四条腿，不过，最后它“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它们，所以已经萌芽的四肢就被保留在骨架里了。它对身体中巧妙而特殊的器具享有专利：它的“热能眼睛”能感受到红外线，换而言之，那双眼能够捕捉到动物和哺乳动物散发出的热量，直到最近人类才能够模仿（与蛇的目的也是一致的，为了在夜晚定位目标）。它下颚的关节能够自由脱落，这样能够允许它把硕大的猎物吞入腹中，而且有毒的种类还附着一对立马就能生效的注射器。

文学中的蛇道德败坏，就在《创世纪》的前几页，它立即以最狡诈的动物的形象出现了。它正是原罪的煽动者。它邪恶，受到诅咒，它的爬行就是受神罚的象征。在古代，人类的直立行走几乎成了一种神授生物的象征：他能够触碰天空，他是地球与星辰之间的连字符。四足动物相对位于中游，它们是水平的，它们的目光与地面平行，但没有依附于大地，它们能跑能跳。但蛇黏附在大地上，它就是大地，它吞吃大地［《创世纪》（4∶14）］，[35]就如同一条放大的蠕虫，而蠕虫就是腐烂的子女。

蛇是一流的怪物，不含有丝毫人性。有趣的是，意大利语中的“biscia”（草蛇）恰好是拉丁语和意大利语“bestia”（怪物）的变体。无足动物比起蚂蚁、蟋蟀或是蜘蛛这些有脚的（然而脚可能也太多了，关节也太多了），与我们更有距离感。但丁也把半夜里无声地潜入人们房屋的蛇认作盗贼，而在马勒勃尔介的第七圈里，盗贼和毒蛇永远互换着形态。在拉封丹（La Fontaine）的两百三十七则寓言中，狼出现了十五次，狮子十七次，狐狸十九次，无不充分地人格化，被授予人类的美德与瑕疵，然而蛇只出现了三次，角色模棱两可，难以捉摸。

就我所知，文学中蛇唯一的“正面”形象是吉卜林笔下的蟒蛇卡阿（Kaa）。卡阿，智慧、谨慎、又聋又瞎，是条与丛林同寿的平头蟒蛇，但它每次换上美丽的新皮的时候就重获一次青春。是毛克利（Mowgli）的朋友，不过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它聪明、冷血而不可捉摸，你可以从小蛙[36]处学到很多，但你在卡阿处懂得了警醒。

我个人则和蛇没有什么渊源。有一次，我正站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广场上，怀里抱着我的小儿子，面前有一群鸡在夺食，其中有一只喙上衔着一根鞋带。它时不时地就要把它甩到地上，然后再吝啬地把它叼起来，就好像那群鸡当中会有谁要来夺走它似的。突然我意识到，那根鞋带还在动——那是条蛇，状况看上去非常糟糕，身上都是啄痕。我感觉，我体内“圣经般”的憎恶在那一刻苏醒了：它是条蛇，所以就是有毒的，就该被杀死。我把孩子扔到路过的第一个路人的怀里，就在那一当下的惊诧之间冲向了那只鸡，它同样也发了狂，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在一场短暂的枪术大战后，我成功地抓住了这个已被问罪的牺牲者，纯粹是下意识地踩了上去，以一个父亲也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尽到了我的职责。今天，我不会再这么做了，或至少会稍稍思考一下，毒蛇即使在健康的状况下，行动也没有通俗动物学中所声称的那么灵敏，所以也并没有那么危险。

也许我们是需要这些虚假的恐惧的：对老鼠、毛茛和蜘蛛的恐惧半是当真，半是在演戏与玩耍。那是我们踏上传统之路的方式，是为了证明这个让我们茁壮的文明是我们的先祖。或许，这也同样帮助我们淡化了其他更为临近、更为浩大的恐惧所带来的阴影。

[35]原文如此。——译者注

[36]小蛙是毛克利的昵称，是吉卜林《丛林奇谈》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致一位年轻读者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您能够原谅我在公开的场合下回复了您的信，不过我略去了您的名字和任何会泄漏您身份的细节。但是，为了帮助所有与您有着相同或类似处境的人，还有像您这样已经给我写信的人，我必须至少透露出这一点：您，二十七岁，住在一个小镇上，没有费很大力气拿到了传统的中学文凭，而现在很难找到一份能提供给您一些闲钱、一份保障以及些许满足的工作。

您想要写作，更确切地说，您想要写故事，而且您确实也在写作，但希望从我这儿获得一些建议与指导：如何写作。您不必为我塑造形象，也不必为您自己塑造形象。不论是否与写作相关，这种根本上的两难从一开始就把我置于一个很窘迫的位置上了。事实上，从您写给我的信中，我估计您一定把写故事当成一个行当了，然而在我看来它并不是。

在如今的意大利，所有的行当都有所保障，但写作的人没有。结果是，纯粹写故事的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创作谋生的人少之又少，加起来可能也不过几十个。其他人都是在闲暇的时间里写作，把剩下的时间用于宣传、新闻、出版、电影、教书或是其他与写作毫无关系的事业中。所以我要给您的第一条建议是，一定要，我再次重申，保留住您的工作。

如果您流着作家的血液，那您无论如何总会找到写作的时间，它总会有的。还有，您的日常工作确实可能很无趣，但它自身也为您傍晚与周日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材料：您能够以人类的互动，或是以无趣本身开始创作。无趣本身可能确实没什么意思，但是对无趣的论述可能是一道给读者的、活力十足而激动人心的习题。像您这样在学校里精读过经典的人一定已经了解这种感受了。

但您跳过了路上的分岔口，希望我能够给您提出一些实际而具体的建议，您想了解这个行当的秘诀，噢，是“非行当”。它们确实存在，我不能否认，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普适性。我这里用了“幸运”这个词，是因为要是普适性存在的话，那么所有的作家都会用同一种方法写作，这可会产生遮天蔽地的无趣，就如同莱奥帕尔迪千方百计尝试着渲染的空虚，也仿佛绊住最不羁的读者的自动开关后所导致的超负荷。所以，我只能告诉您我自己的秘诀，这可是冒着亲手创造出一个“没有经过我的引荐”，却会在市面上追逐着我的竞争者的风险啊！

第一个秘诀是给作品在抽屉中休憩的时间，我相信这是有着普遍意义的。在初稿和终稿之间必须间隔一段时间。出于某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作家的眼睛在一段时间内会对最近的文稿不是特别敏感。所以说，等到墨水干透是必须的。此前很多东西都躲避着你：文字的重复，逻辑空白，用词不当，光栅，还有走调的音符。

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找一个豚鼠般的出色读者作为代理人，最好有常识，有品位，且不能太过放纵，可以是配偶或是朋友。但不可以是另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不能成为典型的读者，他有着特定的偏好和异乎寻常的痼疾，他蔑视劣作，嫉妒佳作。不过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在违反这条戒律，因为我一写完这封信就会给您寄去了，所以您可以立刻验证它的真实性了。

在作品成熟的阶段，在它吸收了红酒、香水与枸杞的精华后，就到了滗析与提纯的时刻了。此时，作者才会意识到他犯了过剩的罪过，他的文字累赘、重复而冗长，至少，我再次声明，我自己就经常这样。不容置喙地，在重读我的初稿时，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昏钝的读者，敦促他重述出脑中碰撞的概念。在缩减了内容之后，作品轻灵多了，这才稍稍达到了我意识中的目标：在涵盖最丰富的信息的同时，把其中的乱波减到最少。

记住，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使信息最大化，其中有些还颇为微妙。第一，最基础的方法就是选择近义词，它们的词义基本上绝对不会雷同。永远都会有一个比其他词“更加正确”的词，但通常都要通过上下文来判断，你可以选用托马塞奥（Tommaseo）的传统方式，也可以查找津加雷利（Zingarelli）词典中的新词，或是使用被传统主义分子愚蠢地禁用的蛮语，甚至，在其他语言的词汇中搜寻。如果不能在意大利语中找到它，为什么不将它变形一下呢？

在这种考证中，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是时刻关注每个词语最原本的意思。比如说，假设您记住了“脱缚”的意思是脱离束缚（桎梏），那您就可以用更加适当的方式来运用这个词，而不会落入俗套。不是所有的读者都会注意到技巧，不过他们至少能意识到，这个选择不是粗砺的，您为他们付出了艰辛，您没有选择阻力最小的那段线路。

在精神分析学派创立九十年之后，我把潜意识泼洒到稿纸上的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我对清晰与合理有着苛刻的要求，我相信大多数读者也是这么想的。清晰的文本不是必要的，它能够以不同的层次被解读，但是在我看来，最低的限度就是要能够被广大的公众所接受。不要害怕去堵上您本我的嘴巴，这没有什么危险，这个“楼下的房客”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找出它登场的机会，因为写作就是让自己赤裸，即便是再斯文的作家都会裸露自己。如果您不愿意袒露自己的话，那就请您安于自己现在的工作吧。哦，我忘了告诉您，要去写作，您必须先有东西可写。

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您的

普里莫·莱维

他人的行当

[意]普里莫·莱维　著

徐迟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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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10月月第1次印刷

字 数：17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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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360-8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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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 普里莫·莱维：一种鉴赏

一九四三年·七月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十一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

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七月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八月

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七月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八月

作者后记

导读

普里莫·莱维：一种鉴赏

欧文·豪

有些作家——寥寥数人——会顿时触动读者切身的感应。只需阅读他们的数页文字，就会感到那种隐而未发的冥契绽放出来。通常，俘获你的不是作家的观点或作品的主题，而是叙述的语调，也许是些许苦涩幽默的真挚，又或是沉思的呢喃。

在我读来，意大利犹太人回忆录作家、小说家普里莫·莱维就是这样的作家。我生活的环境截然有别于他的文化，更有别于他的经验。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然而我阅读他的著作时，感到一种欣喜的契合。我欲展开一场想象的对话，仿佛我与普里莫·莱维是故旧，相知经年。

在他的故乡意大利，普里莫·莱维颇具声名；而在美国，他的著作仍未触及广大读者。这其中有一些常见的原因：翻译迁延，近来美国读者的品位变得狭隘，专注于自身，从而排除了很多外国作家。但另有一个更复杂的原因。莱维的名字与大屠杀文学相关联，很多人觉得，关于这方面的作品，自己已经读得够多，达到了所需要或所能承受的程度。而另有一些人——更无可非议地——被大屠杀的庸俗化公众讨论吓坏了，从而宁愿远离关于这个主题的作品。

所有这些障碍都是真确的，但我们终究会找到拆除或规避的方法，因为莱维是如此正直、严肃且迷人的作家。

他也是被我们这个世纪塑造，并留下深深烙印的作家。他知道——难道这真的值得争议？——自己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代。背负这种意识的作家无法假装“理解”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但他们——尤其是集中营的幸存者——知道，他们必须带着给他们留下永恒伤疤的经验活下去。他们反复地、时常强迫性地回到这个主题。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纵使宣传家和政客的大话空话令他们痛苦，他们也不得不写下去。这些作家没有选择：他们是历史的俘虏，他们的写作是出于心理需要。

年轻的普里莫·莱维完全不可能预料自己会有如此沉重的命运。一九一九年，他出生在都灵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犹太人家庭。这是欧洲最古老的意大利犹太人社区，有着著名的宗教和文学传统。然而，在莱维青少年时期，这里的犹太人早已受到同化，融入意大利社会，大多数人成为专业人士或进入知识分子阶层。有些意大利犹太人跟过去维持些许联系，不是信奉作为宗教的犹太教，就是保存关于犹太传统和知识的一缕记忆。一些犹太家庭至少仍口头传授零碎的希伯来语，以及相关的仪式和习俗。十三岁时，莱维行了受诫礼，但这个仪式并非真正地象征执守犹太教的戒律。晚年追忆年轻时代，他说起做犹太人就是做“欢喜的小异类”，仅偶尔给他跟非犹太朋友之间的友情造成困扰。那些年间，意大利似乎不曾沾染毒害欧洲社会的种族反犹主义。

年轻的莱维学的是化学专业，要不是“突如其来的”冲击——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并非“突如其来”——他或许会继续走在专业生涯的传统道路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墨索里尼以其险恶的小丑风格，开始模仿盟友希特勒的反闪族残酷行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环境皆不曾让年轻的莱维有机会熟悉犹太人数百年来习以为常的迫害，他察觉自己被傲慢或羞愧的教授“拒斥”。唯有一位资历尚浅的老师收他做博士生，甩出一句简慢而让人难忘的话：“跟我。”一九四一年，莱维获得博士学位，却因种族法而找不到化学家工作，只能在清漆厂和镍矿打零工。[1]

不久后，莱维漂到意大利的文化中心米兰，在这里，他才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他得知一些意大利反法西斯的孤立群体，“仍不曾弯腰”。他听说了一些英勇无畏的事迹（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是犹太人的事迹），诸如罗塞利兄弟（Rosselli brothers）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被墨索里尼手下的恶棍谋杀；卡洛·莱维(Carlo Levi)被判流亡。大多意大利犹太社区警惕地远离政治，少数一些人抱持机会主义心态投靠法西斯，而另一些少数派参加对立阵营，其中很多人四散流亡。然而，战争年间，开始出现一种崭新而可观的抵抗运动，莱维写道：“犹太人的军事参与实则相当可观。”

一九四三年九月，他加入一支在皮德蒙特山麓活动的游击队。由于缺乏经验，这支队伍很快就被告密者出卖。莱维在十二月被捕。受法西斯审讯之时，他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一半是出于疲惫，一半也是出于骤然涌起的傲慢的自豪”。一九四四年二月，意大利法西斯将他转到德国纳粹手中，以流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载我们往集中营的火车装了六百五十人，其中五百二十五人随即被处死，二十九名妇女被拘留在比克瑙集中营，九十六名男子，包括我自己，被押到莫诺维兹-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附属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集中营。从这里生还的大约只有二十名男女。由于一连串的境遇，我幸存下来：从来没有生病、得到一个意大利砌砖工帮助（他给莱维送食物）、得以在法本的实验室做了两个月化学家。幸得红军在一九四五年一月进军迅捷，我被解放出来。

正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数月里，莱维的思想成熟起来。这就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的那份仁厚的敏感，既谦逊又刚毅。奥斯维辛将会是“我人生里最根本的经验……我知道倘我存活，我非要讲述这个故事不可”。很多幸存者也想“讲述这个故事”，其中有些人遭受的苦难远甚于莱维，却极少有人能以他这般深思来写作。

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在奥斯维辛之时，他与东欧犹太人囚徒产生友谊，他们教莱维一些关于意第绪文化的知识——其精神和道德的来源——这些有助于他汲取崭新的个人力量。有些来自波兰和俄罗斯的犹太人，纵然在如此非人的处境里，也依然保有良善的人性，也有些人在磨难中扭曲了心灵和道德。莱维在所有这些人身上看到从前不曾见过的犹太价值观。对他来说，奥斯维辛“残酷地印证我作为犹太人的处境：一种谴责，一种复返，再度体验流亡和迁徙的圣经故事。这是一种悲剧的回归”……

战后，回到意大利，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一支说意第绪语的游击队，在东欧的战争里存活下来，不知如何抵达了米兰。这个故事，再加上他在奥斯维辛听说的那些故事，似乎深刻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尽管他隔了多年，出版了数部作品之后，才回头写这支意第绪游击队。一九八二年，一部以他们的经验为题材、名为《若非此时，何时？》（If Not Now, When?）的小说面世。[2]《若非此时，何时？》在意大利深得好评，我们应将这部小说当作献给东欧犹太人的颂歌，他们欲尽绵薄之力抵抗纳粹。这是一种团结的姿势，并且也是一种默然的认同。

莱维曾在文章中指出，创作这部小说的近因是一个喧嚣的争议——可能也是徒劳无益的争议——关于犹太人在大屠杀之时的行为，人们为此激烈地辩论了数十年：

难道（犹太人）果真任人屠宰而不抵抗？……在我看来，这个讨论不符史实，沾染了偏见。作为前游击队员和被驱逐者，我深知在有些政治和心理境况下有可能抵抗，而在另一些境况下则不可能。我无意加入这场争议。然而，在我看来，这场争议饱含叙述意味，可以从中抽取可堪一读的故事……此外，我欲向那些犹太人致敬，无论寥寥数人或人数众多，他们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重新找到尊严和自由。

一九四五年初，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出来之后，莱维却不能直接返家。由于官僚体制混乱，在最终抵达都灵之前，他在波兰和俄罗斯经历了八个月殊为怪诞的旅程。这次旅程也成为他“最根本的经验”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他最出色的著作的主题。

回到家中，莱维开始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然后从笔记里整理出连贯的叙述。他知道或者在写作过程中明白，自己手头这些材料，如此惊心，如此史无前例，从而如此难以拿概念去框架，因此，在追忆和描述之时，作者首先需要自律，保持严格的精确性。这是他的记忆，他必须在场，在回忆里，犹如亲眼看见、亲身承受苦难。然而正是因为故事可怖，便更加要求作者厉行隐退。读过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份自律有多么困难，有时甚至根本做不到。这要求情感的节制和稳定的创作目标。我们觉得简直不该向幸存者提出这样的要求。然而倘若这类回忆录不愿仅仅成为或愤怒或痛苦的号啕，那么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斯图尔特·休斯评论莱维的第一部作品，奥斯维辛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1947），认为莱维的显著特点是“镇静，偶尔点缀着静谧的幽默”。此言切中肯綮，但我还要指出莱维作品的另一种品质，或可称之为道德蕴藉（moral poise）。我用这个词指一种彻底地审视过去的行为，就这样一种过去能够被彻底审视的程度而言。我指的是一种记忆的强劲力量，领着莱维走进绝望，然后多多少少地走出绝望，从而使他不至于逃避在奥斯维辛真实发生的任何事情，既不避耻辱，亦不避恶化的人性，却拒不在作品之中沉溺于自宣自怜的情绪，或者滑入自诩。很多大屠杀回忆录和虚构作品都情有可原地因此而有所损伤。

在《这是不是个人》的细密叙述的表面，萦绕着大屠杀迫使我们质疑的所有可怕的问题，关于人类和上帝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你宁愿换一种说法，关于人类的失败和寻找上帝的问题。然而莱维是足够精明的作家，深知如何避免跟主题迎面相撞——即便写作大屠杀，作家也需要一点儿精明。也许后世的人能“理解”所有这一切。眼前还不能。

正如莱维所写，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缺乏词语来表达这种摧毁一个人的罪孽”。任何一个敏感的作家，在尝试写作大屠杀之时，都会被这个难题折磨：“我们的语言中缺乏这样的词语。”倘若这里有解决方法，那就是莱维在书中展现的缄默的机智。他知道有些事可以说，有些事不可以说。他运用清雅简洁的散文，鲜少追求“大意义”或“超越”的雄辩，因为他深知面临大屠杀之时，这些手法会多么诡诈，会多么可悲地出卖我们的思想和想象的极限。

在这里，我引用T.S.艾略特的一段话：“唯有凭借强烈的时刻或者经年的知性努力或者两者兼具，方能赢取伟大的简洁。这代表人类精神艰苦卓绝的一大征服事迹：感觉和思想征服语言的天然罪孽。”

我虽不能有把握地说艾略特的“语言的天然罪孽”究竟指什么，但是把这个惊人的说法应用于大部分大屠杀写作，不论是回忆录还是虚构作品，在我看来都是适合的。这样一种写作的“天然罪孽”可以是用错了功夫——或真挚或好大喜功——鞭策语言去做力不能及的事，去做超越思想、想象、祈祷所能做的事。或者指我们倾向于放纵深切的悲痛，容易学会滥用语言。更有甚者，利用大屠杀“证明”现成的意识形态和虔信主义教条。写作大屠杀之时，警惕“语言的天然罪孽”，是指作家必须控制、抗拒，甚至拒斥内心激动的迸发。并非所有“出自”心灵的东西都是真实或好的：素材必须经过筛选、煅炼。我们的语言缺乏表达“摧毁一个人”这一罪孽的词语，而所拥有的词语——在宣传里被如此滥用、侵蚀——又极容易出卖我们。

我们不禁要屈从这样一种“语言的天然罪孽”的一大原因是：一思考或写作大屠杀，人人都终究会撞上一堵迷惑之墙——大屠杀如何可能？我们若求助于知识分子的大手笔，就会称其为关于极端邪恶的问题，此说法彰然表明了应对这个问题的不可能性。最后，我们不能“理解”大屠杀，只能带着麻木的焦虑接纳这个事实而活下去。莱维默然接受这个观点，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如此出色的作家。他说，现代人的意识里充满了负罪感，抱愧竟让大屠杀这样的罪恶“被不可改变地引入世界”。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可改变，暗示大屠杀之后，人类意识再不能似从前。然而这是指什么，人类意识究竟又如何可能被改变，这极难说清。莱维没有企图说清楚。他写道，“以为人类正义能够根除”奥斯维辛的罪恶，“这一想法是愚蠢的”。以为理论能够找到立足点或者令人满意地理解这段历史，也是愚蠢的。在一些题材上，作家需要誓守严格的规避原则。

然而，对那些同患难同生死的人，莱维始终宽宏仁厚。与其说他的写作是记载那些恐怖——《这是不是个人》中并不缺乏这样的故事——毋宁说是留存记忆，见证人类拒绝停止做人，即便只能以一些可怜的象征性的姿态表达出来。《这是不是个人》里有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莱维回忆，某天他和数名囚徒被押去刮埋在地下的汽油箱。他们在几乎黑暗的箱内干活，十分艰难。然后，莱维的记忆深处浮现出但丁的伟大诗歌，他便讲给那些年轻的法国囚徒听，背诵道：

记着你的血统；

你的气概不是

为禽兽般的无知而造；

你被造为人

是要去追随知识和品行。

这些诗句犹如“嘹亮的号声，犹如上帝的声音”，激动着囚徒们的心灵，从而“我一时忘了自己是何人，身在何处”，而这些不幸的人或许觉得自己还是个人。

然后不带丝毫不堪承受之重，莱维平静地讲述另一个同样关于挽救人类的故事。到集中营一周后，莱维消沉了，邋遢起来，疏于照料自己的身体。一个叫作斯坦因劳夫的囚徒严厉地教训他：

彻底地给我上了一课……这个道理我当时或之后都不曾忘记：正因为集中营是把我们贬抑为畜生的大机器，我们必须不变成畜牲……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强迫自己至少挽救这副肢骸，这副脚手架，这副文明的形式……

数星期后，斯坦因劳夫在“大机器”的“选择”中被卷走。莱维牢记着他的话。

倘若读者在莱维的第一部作品里察觉些许“犹太”精神或语调，那么他于一九六三年在意大利出版的第二部作品《休战》[3]，似乎富有“意大利”韵味。某种我们素喜断定为意大利的本质的东西——欢悦的语气、细腻而自由地感受世间万物的乐趣——时或在《休战》中浮现，纵使书里的人物依然背负集中营的伤痕。这部作品记录莱维从奥斯维辛解放出来之后，一路穿越东欧返家的漂泊旅程，以强有力甚至热情奔放的节奏叙述。书中以活泼生动的文字描述那些曾为囚徒或散兵的旅伴，大多是年轻人，惊讶于自己的幸存。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自由地体味人类生存最平常的感受，这份心虚的欢喜在他们心头涌动。叙述者屈从于自己带着微笑看待依然刺痛的不幸遭遇而感到的愉悦之时，这部作品本身也流露那份心虚的欢喜，然而在回归人类王国的旅程的故事里，这些是能够承受甚至可接受的不幸遭遇。

莱维与同伴们一路游荡，穿越波兰和俄罗斯，其经历类似流浪汉冒险小说的古怪翻版。就叙述层面来说，《休战》看似模仿流浪汉小说的传统模式：一连串略显滑稽的插曲松散地串连，讲故事者是身处故事中心的叙述者-旁观者，本人似乎并不自主行动，而是“接纳”同伴的行动。然而这部作品的基本精神却与流浪汉小说相反。在叙述的外在形式与记忆的内在涌动之间，存在着一股绷紧的紧张感——颇似起初拘谨地品尝自由与集中营威迫的形象之间的紧张感。在叙述中维持这份紧张是文学技巧上的一大造诣。

莱维尤其擅长讲花絮，在这部作品里，这份天赋得以轻易地施展。他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每个人都是通过屈从于某种自由的感受，甚至是自找的而不是被强加的困惑和痛苦的感受，在其中体验生命的欢喜，从而完成某种回归人生的仪式。对于罗马平民区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来的年轻的粗汉子塞萨尔来说，这种自由的感受意味着动用他仍然记得的全部叫卖伎俩，在一个被战争摧毁的波兰城市耍花招骗市民：

原来江湖骗子的骗术没有我想的那么人尽皆知，至少这些波兰市民似乎没见识过这一套，都看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塞萨尔的模仿是一流的。他在阳光下挥动衬衫（想卖掉它），手紧抓着衣领（领子下有个洞，但塞萨尔的手正按在那个洞上），滔滔不绝地歌颂这件衬衫，不时插入毫无意义的题外话，猛地转向人群中某个人，信口给此人编个粗俗的绰号。他冷不丁地停顿（他直觉地懂得停顿在演讲里的价值），深情地亲吻衬衫，然后又开始以坚定而悲伤的口气叫卖，好像卖掉这件衬衫，就是剜下他心头一块肉，他这样做完全出于对邻居的爱：“我说，大肚皮，你肯出多少买我这件小心肝？”

《休战》结尾传出一记较沉重的音符，仿佛跟同伴分离之后，叙述者必须再次承受他记忆中的痛苦：

十月十九日（一九四五年）我抵达都灵……我的房子仍在，全家人都活着，无人期待我。我身体肿胀，胡须蓬乱，衣衫破烂，难以让家人认出来。我见朋友们过着丰满的人生，有温暖安全的食物、稳定的日常工作……我看到一张干净的大床，夜里它在我的体重下柔软地下陷（吓了我一跳）。数月之后，我才改掉走路时的习惯——眼睛总盯着地面，好似寻找可吃的东西，或匆匆捡起装进口袋，或转卖换面包。恐怖的噩梦仍出现在睡眠里，有时频繁，有时隔些时日。

《休战》的英译本出版后不久，英国一位批评家约翰·克罗斯（John Cross）写下了这些允当的评论：

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称赞集中营幸存者的作品。确实，关于那最可怕的经验的记录不可能没有价值。在这些境况下，倘若提出文学价值的问题，通常会显得不妥当……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这类写作的质量确实也重要，无论主题多么痛苦，大多（大屠杀）文学……仅在辛酸的纪实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见证者、幸存者和天生的作家是罕见的融合。

当然，表面看来，格罗斯确实说得切中肯綮：“写作的质量确实也重要。”然而，纵在颔首赞同之际，我们不可能不会察觉自己内心的抗拒感。在如此难以承受的主题面前，难道文学批评的全部手段及其所有巧妙的分类、区别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琐屑？大屠杀之后不久，意第绪语诗人亚伦·蔡特林（Aron Tsaitlin）写道：“万能的神自己……也要陷入深深的沉默。因为而今连呼喊也是谎言，连眼泪也是空洞的文学，连祈祷也是虚假。”在这个背景里，空洞的文学一词似乎力量万钧。然而我们也知道，事实证明大多数作家不可能保持沉默。纵使在拒斥“呼喊”的需要之时，蔡特林自己也不能保持沉默。

我宁愿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许根本没有答案。较敏感的作家，在写作大屠杀之时，显然感到不能正面应对这个主题。在不堪述说的主题面前，无语、麻木的拒绝从心底涌起。倘若非接触这个主题不可，必须以擦边球的方式写作，保持高度的警惕，借助婉转的符号、间接的技法、迂回的叙述。那么反讽的是：一旦我们开始讨论应对这个主题的方式，就是回到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从而最终也许仍在认同约翰·格罗斯对莱维作品的评价。

莱维的数部作品，包括一些短篇小说集，仍没有被译为英文。我们唯有希望很快会有译本出来。在这里，我仅就《若非此时，何时？》添附数言。这部小说没有会妨碍它与读者直接对话的大难处。

《若非此时，何时？》是一部殊异的虚构作品。莱维赌上全部才力，想象那些必定于他万分陌生的经历。正因为不曾亲身体验这些经历——东欧犹太人的磨难，他才选择涉险描写他们。由于他必须“重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一门仅知皮毛的语言（意第绪语）”，这个故事不可能讲得如《休战》那般真切，充满生动的插曲。

然而，莱维最强劲的文学天赋在《若非此时，何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以来，他展现了把握叙述节奏的“天生的”才华，尽管从本质上说，他的早期作品无法让他施展全部天赋。《若非此时，何时？》以滚滚的气势叙述，甚至加入悬念，把这群势穷力竭的犹太游击队员的斗争，写得似冒险故事。当然是怪异的冒险，自主行动的可能性少得可怜。毋宁说，在这样的冒险里，寥寥数桩殊死的战斗和小事迹，必须被看作代表一种精神决心。这些游击队员所做的，在军事上微不足道，与其说是一种成就，倒更像是一种姿态。然而，通过他们的突袭和恶作剧，他们试图表明，一个温和的民族也能精于使用武器，同时或许内心深处仍未放下对于扛武器的憎恶。这些缺乏训练的战士让自己学会杀人，但内心仍希望或能避免杀戮。

在我读来，两个掉队的士兵——门德尔和列昂尼德——意外发现“沼泽共和国”是小说最出色的部分。这是从纳粹的恐怖的城市逃出来的犹太人在沼泽地建起营地，过着势如累卵的生活的地方。莱维绝妙地创造出这片绿洲。他先描写环境，继而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这些人在这片绿洲得到片刻的喘息。这个小社区似乎象征着犹太人在那些年间的生存境况——窒息之前的喘息时刻，渴望聚集在一起，纵使人人都心知这绝无可能。这似是灵魂渴望空气和阳光的最后一声呼喊。

接着，笔锋一转，莱维开始讲述常常是激烈而兴奋的游击队行动，讲述他们偶或迎战德军，经受内心的危机和变化。阅读这段故事时，我发觉自己不是把故事理解为真实发生的事，而是理解为这位来自都灵的作家的一种努力：把他自己置身于东欧犹太人的生存境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好似故事讲到这里时，这部小说变成了某种模范寓言，生发自一位作家的欲望的故事。这位作家五体投地敬服殉难的那些未曾谋面的兄弟姐妹。

我感觉普里莫·莱维是我的朋友。这位作家经过记忆折磨的筛滤，辅以强大的想象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道德挣扎和反思的小宇宙。我的耳畔总回荡着他的声音，挣扎着要寻回记忆：在二十世纪做一个或者成为一个“mensh”（有操守、有气节的好人）意味着什么？怎样用意大利语讲述它？

从苏联西部到意大利北部的抵抗之路

[1] 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史实，以理解莱维作为作家的事业生涯，这些材料取自他的回忆录，收录于英译本Prooftexts（1984年），第4节，“Beyond Survival”，以及取自历史学家H.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所撰《希望的囚犯》（Prisoners of Hope）这一可爱小书，其中讨论二十世纪的意大利犹太人作家。

[2] 莱维的书名引自拉比希列（Hillel）的著名篇章：“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先贤书》（Pirké Avoth）。

[3] 美国译本书名为The Reawakening，英国译本书名为The Truce。

一九四三年·七月

“我们村没几口钟。教堂塔楼悬了一口，但是很多年前就停了，大概革命那阵子停的。我没听见过那钟响，我父亲也说没有听见过。连打钟人也没有时钟。”

“那他怎么准点去打钟？”

“他听无线电里的钟点，看日头看月亮。况且他也不是每个钟点都打，只打要紧的点儿。打仗前两年，那钟绳儿绷断了。是顶上断了，梯子朽烂，打钟人又老，怕爬高儿去拴新绳子。所以，往后他要报点儿，就朝天开猎枪。一响、两响，或者三响、四响。就这么着，一直到德国人来。他们缴了他的枪。村里就没了时间。”

“那，你们那打钟人，夜里也打枪？”

“不打，反正夜里他也不打钟。夜里大伙儿睡着，谁还听钟点。也就拉比一个人真的上心：他得有准确的时间，好晓得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不过，他用不着那口钟，他有个落地大钟，还有个闹钟。那两个闹钟要是对上点，他就高兴。要对不上，你准能一眼瞧出来，因为他就不高兴了，会拿戒尺打小孩的手指。我长大些后，他就叫我去给他拾掇那两个闹钟，让钟对准了走。是的，我是修钟表的，执照什么的都有。所以征兵办公室就把我放在炮兵队。我的胸围正合适，分毫不多。我在家里弄了个作坊，不大，但设备齐全。我不光修钟表，几乎什么都能修，无线电、拖拉机，只要不坏得离谱，我都能给修好。我原先在公社农场当技工，我喜欢那活儿。余闲的时候，我才修钟表。也没那么多钟表可修。不过每个人都有猎枪，我也会修枪。你要想知道那个村的名字，我告诉你，叫作斯特列尔卡，耶和华才晓得还有多少村庄叫这名字。我该说曾经叫作斯特列尔卡，因为那村早就没了。村里人一半散在森林、郊野，一半在一大坑里。那坑也不挤，因为很多村里人之前就死了。是的，在坑里。他们自己掘的坑，斯特列尔卡村的犹太人。不过，坑里也有基督徒。这下，犹太人跟基督徒没有两样了。我跟你老实说，眼下跟你说话的人，我，门德尔，修钟表的，公社农场修拖拉机的，是有老婆的人，我老婆也在那坑里。我们没有孩子，我觉得这倒蛮走运。我还得告诉你，我会反复念叨，我以前经常诅咒那个没了的村子，因为村里有鸭子、山羊，有基督教堂、犹太会堂，偏偏没有电影院。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里简直是伊甸园，要是能让时间倒退，回到从前，就算让我砍下一只手掌，我也情愿。”

列昂尼德静静听着，不敢插话打岔。他已脱下靴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破布条，把靴子和布条搁在太阳下晒。他卷起两根烟，一根自己抽，一根递给门德尔，接着掏出火柴，却都潮了，划了三根，第四根才划着。门德尔坦然自若地打量他：中等身量，手脚精瘦劲健，却不粗壮；头发又黑又直，椭圆的面庞晒得黝黑，那张脸虽然布满蓬乱的胡须，却不碍眼，鼻子短挺，两眼微凸，黑眸炯炯的。那对眼睛，叫门德尔看得移不开视线。而那对眼睛起初有些局促，接着睁眼凝视，然后目光游移，眼底满是索求。那是债主的眼睛，门德尔暗自忖想，或是自觉有所亏欠的人的眼睛。可是，又有谁不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呢。

门德尔问道：“说实话，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

“凑巧。我看见粮仓。也因为你的脸。”

“我的脸跟别人的有什么两样？”

“就是了：就是因为没有两样，”这大个儿小伙子勉强干笑两声，“跟无数的脸一样，让人看着觉得信得过。你不是莫斯科人，不过，你要是走在莫斯科城里，外国人会叫住你，向你问路。”

“那他们就错大了。我要是能认路，就不会待在这里了。听着，我可什么也帮不了你，不管你的肚皮还是精神。我叫门德尔，门德尔是梅纳赫姆的简称，意思是‘安慰者’，可我从没安慰过谁。”

他们闷声抽了几分钟烟。门德尔从兜里掏出小刀，拾起地上的一口碗。他不时往碗上啐口水，在碗沿磨刀。他时时验看刀锋，放在拇指指甲上试探。磨利之后，他开始削指甲，如同扯着一把锯子似的拿着小刀。削完十根手指指甲后，列昂尼德又给他递去一根烟。门德尔推辞了。

“不了，谢谢。我不该抽烟。不过，能找到烟草的时候，我就抽。一个大男人，给逼得活得像头狼似的，还能怎么着？”

“为什么不该抽烟？”

“肺不好。或者支气管，我也说不准。周围整个世界都塌了，还搞得抽烟不抽烟果真当紧似的。成，把那烟给我。我是秋天来的，这可能是我第三次抽到烟。那边有个村子，离这里四公里路，叫作瓦楞艾孜。周围一圈都是林子，村里人蛮好，但他们没有烟草，连盐都没有。你要是有一百克盐，他们能拿出一打鸡蛋跟你换，或者整只鸡。”

列昂尼德沉默片时，似在做决定，接着他立起身，光脚走进粮仓，拿了背包回来，探手在包里翻找。他掏出两包粗盐，递给门德尔，淡淡地说道：“拿着。二十只鸡，要是你说的价格没错的话。”

门德尔伸手抓过那两包盐，拿在手掌里掂量，露出肯定的神色：“哪里来的？”

“从很远的地方来。夏天里，部队发的腹带对我没有用了，盐就是拿那个换的。纵是在野草和人都在死去的时候，物物易换也不会消失的。有些地方有盐，有些地方有烟草，还有些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六个月来，我逐日过活，盲目地走，不晓得是往哪里去。就这么走，只为了走。我走，因为我走。”

“那，你是从莫斯科来的？”门德尔问。

“我从莫斯科来，也从数百个地方来。我从一所学校来，我在那里学会记账，学会了，立马又忘光。我从卢比扬卡监狱来，因为十六岁时我偷了东西，他们关了我八个月。我偷了一块手表，所以啊，你看，我们其实是同行。我从弗拉基米尔的伞兵训练学校来，因为你要是会管账，他们就送你去做伞兵。我从斯摩棱斯克城附近的拉普捷沃来，他们在那里把我空投到德军中间。我从斯摩棱斯克的劳动营来，因为我逃脱了。我是一月里逃出来的，之后，每天就尽是走。请原谅，老伙计，我实在累了，脚痛，身上热，想睡会儿。不过，我想先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跟你说过了，我们在瓦楞艾孜附近，那是个村子，离布良斯克城有三天脚程。挺安静的地方。铁路离这里有三十公里，林子又密，山路不是淌烂泥浆，就是扬灰土，或者积雪，看季节吧。德国人不喜欢这种地方，他们来这里，就只为缴牲口，而且也很少来。走，我们去洗洗。”

列昂尼德站起身，开始穿靴子，但门德尔阻止道：“不是，不去河里。得小心。再说，河也很远。就在这里，粮仓后头。”他给列昂尼德看一架小装置：一间木板构成的小亭，亭子顶上立着一只波纹钢板水箱，装着在太阳下晒热的水，一只陶土做的小炉灶，冬天热水用的。还有只莲蓬头，门德尔在番茄罐头上戳孔，接上铁管，安在水箱上。“都是我做的。一个钱也没有花，也没人帮忙。”

“村里人知道你在这里？”

“知道，也不知道。我尽量不去村里，每次去，都是从不同方向走去。我替他们修机器，不说话，拿面包鸡蛋当作报酬，然后走人。我半夜离开。我想从来没人跟踪过我。你先洗，把衣服脱了。我没有肥皂，至少眼下还没有，你将就用灶灰。在那边罐头里，掺了河沙的。总好过没有，况且，他们说，这东西杀虱子，可比部队发的药皂管用。对了，你——”

“没有，我没有。不用担心。这几个月来，我都是独个走的。”

“你先洗，把衣服脱下，把衬衫给我。犯不着生气。你可能睡过干草堆、粮仓，而虱子可是个耐心的物种：它们能等。我们也是。换句话说，在人和虱子之间应该有着明确的区别。”

门德尔内行地查看他的衬衣，一条一条线缝地扒开看：“是的，是干净的，一准错不了。就算有虱子，我也照样欢迎你；但是没有虱子，我就更高兴。你先冲澡，我早上洗过了。”

他又仔细打量来客精瘦的身体：“你怎么没行割礼？”

列昂尼德避而不答：“你怎么知道我也是犹太人？”

“就算跳进十二条河，也洗不掉意第绪口音，”门德尔答道，背诵着谚语，“不管怎样，欢迎你。因为我厌倦一个人了。你要是喜欢，就住下。就算你是莫斯科人，受过教育，从耶和华才晓得的什么地方逃出来，偷过手表，不肯跟我讲你的故事，你还是我的客人。碰到我，算你走运。我也该跟亚伯拉罕那样，在屋上安四扇门，每堵墙上安一扇门。”

“为什么四扇？”

“那样的话，过路人就不会找不到门了。”

“你从哪里学来这些故事？”

“《塔木德》，或者也叫《米德拉什》。”

“那你不也是受过教育的？”

“很小的时候，我跟刚才跟你提起的那位拉比学习。但他现在也在那坑里。我差不多全忘光了，只记得谚语和童话了。”

列昂尼德沉默片刻，然后说道：“我不是不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只是说，我累了，很困。”说罢，他打个呵欠，走向冲澡间。

凌晨四点钟，天已亮，但两人过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才醒来。夜里，天上起了乌云，正下着细雨。西面吹来阵阵狂风，犹如海上的浪潮，从树叶的沙沙声和枝丫的嘎吱声，便能远远听出风势之大。两人睡足之后，精神饱满地起床。至此，门德尔已将自己袒露无遗：

“当然，我也是失踪人员，掉队的，但不是逃兵。（一九）四二年七月以来失踪。我是数十万人当中的一个，我是二十万失踪士兵当中的一个。失踪可耻吗？失踪的士兵能数得清吗？要是数得清的话，他们就不会失踪了。你可以清点活着和死去的，失踪的人却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无法清点。他们像幽灵。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教你们伞兵怎么跳，我们，他们什么都教：红军的大炮小炮，先用图纸和照片教，就像回到学校课堂，然后拿真家伙教。这些怪物有的着实骇人。然后他们派我们连上前线，一切全变了样，我根本什么都不懂了。没有两件武器是同样的。有些是‘一战’留下的俄罗斯武器，有些是德国和奥地利的，还有些竟是土耳其的。装弹药的时候，你能想象那种混乱的状况。正好是在一年前，我的大炮架在山坡上，在库斯克和哈尔科夫中间。我是队长，虽然我是犹太人、修手表的。这门大炮不是‘一战’时的，而是‘二战’时造的，也不是苏联人造的，而是德国人造的。是的，纳粹的1-50-20-7，不知怎么被扔在那里，也许是因为（一九）四一年十月里，德军大举进攻的时候，这家伙坏了。告诉你，这么个大家伙，一旦架起来，就很难移动。他们在最后时刻派我去，当时，整个大地四面八方都开始震动，烟雾遮没了太阳，光是待在原地不动，就需要极大的胆魄，更别说去瞄准开炮了。可要是没人给你射击数据，你怎么瞄准？又不能去问谁，因为电话线断了。再说，一切都是一团混乱，能问谁去？天黑得叫人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周围的土地都炸得粉碎，让人觉得是塌方了，要被压死了，可是没人告诉你是怎么了，你甚至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逃。

“我队里的三个人都跑了，他们可能是对的，我说不准，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我没跑。倒不是说我想被俘虏，可我们的纪律是炮兵不得把大炮留给敌人。所以，我没有跑，守在我的位置上，设法破坏那门大炮。当然，破坏比修理容易，可是破坏一门大炮，叫它不可能再被修好，那就需要智商，因为每门大炮都有弱点。换句话说，我没有想到逃跑。倒不是说我是英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英雄。但你是知道形势的：在俄罗斯人中间的犹太人，得比他们勇敢两倍，要不然，他们马上就会说他是懦夫。我想着如果不破坏这门大炮，德国人就会把它掉转头，朝我们开火。

“幸运的是，德国人自己把问题解决了。我正在捣鼓，一心想着破坏的方法，两只脚急着想跑，一枚德国枪榴弹落下，就落在山脚的软泥里，爆炸开来。大炮一震，翻倒了。我想没人能把它重新架起来了。我也想到这门大炮实际上救了我的命，因为炮身替我挡住枪榴弹的碎片。只有一小片，不知道是怎么飞来的，划过这里——你看到没有？——划过我的额头，擦掉了头皮。伤口流了很多血，但我没有晕过去，后来伤口自己痊愈了。

“然后我开始走——”

“朝哪个方向？”列昂尼德打断他的话。

门德尔恼怒地答道：“你什么意思？什么方向？我想跟上我们的人。告诉你，你又不是军事法官。我告诉你：天空被黑烟遮蔽，根本分辨不出方向。最重要的是，战争就是个大混沌，战场和人的头脑都是一片混沌：多半时候，你甚至说不出谁赢谁输。胜负最后由将军们决定，由写历史书的人决定。事情就是这样，一片混乱，我也迷糊了。炸弹继续轰炸，天黑了。我耳朵半聋，浑身鲜血，以为自己伤得很重，其实并没有受重伤。

“我开始走，以为是往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背向前线，朝我们的后方走。事实上，越走轰炸声就越弱。我走了一整夜。起先见到其他士兵在走，后来一个人也看不到了。不时听见枪榴弹呼啸而过，我就扑倒在地上、沟里，或者岩石后。在前线，你会学得很快，平民只看到湖面冰冻后的平地，你却能看到一条地沟。太阳出来，我听见传来一个新的声音，地面又开始震动。我琢磨不透那是什么：一阵颤抖，平稳的隆隆声。我四下张望，寻找藏身处，但周围只有收割过的田野，或者未开垦的土地，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堵墙壁。我没有看到庇护所，却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虽然我已经打了一年仗，却没有见过这东西。有条铁路跟我所走的路平行，我先前没有留意到，铁轨上有什么东西在动，起初看似一排驳船在河上移动。然后我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我走进了德军的阵地，那是德军的装甲列车。列车驶向前线，看似连绵的山脉，而不是一长列车厢。你可能觉得古怪，或者愚蠢，甚至亵渎，因为我不知道你对这些东西有什么感觉，可我想起我祖父每听到打雷时会说的祝福：‘你的大力充满世界。’这些东西超出我的理解力：因为德国人造出装甲列车，而耶和华造出德国人。他为什么要造他们？或者他为什么允许撒旦造出他们？因为我们的罪孽？要是一个男人没有任何罪孽呢？或者一个女人？我老婆有什么罪孽？或者像我老婆这样的女人必须得死，跟一百多个女人和孩子一起埋在坑里，因为别人的罪孽，或许正是因为那些端着机关枪在坑边向他们扫射的德国人的罪孽？

“抱歉。我扯远了。可是，你看，这一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些事情，就是琢磨不透。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跟人类说话了，因为散兵最好不要跟人说话，只能跟另一个散兵说。”

细雨停歇，未开垦的土地散发出淡淡的蘑菇和苔藓的气息。听得见雨滴在叶子之间滴落、从叶子落到地面，构成宁静的音乐，仿佛没有了战争，仿佛从来没有战争。在雨滴声响之间，乍听见异响。是人声，甜美的童音，小姑娘唱歌的嗓音。他们躲进一丛灌木，然后看到了她。她慢悠悠地赶着一小群山羊，单薄、光脚，穿着一件军装上衣，直拖到膝盖。她头上扎着头巾，头巾系在下颌，小脸细瘦却清秀，晒得黝黑。她捏着农民惯有的鼻音，悠悠哼唱，懒懒地朝他们走来，不是赶着山羊，而是跟随在它们后面。

两个士兵对看一眼，没有别的选择了，不可能在不让小姑娘看见的情况之下离开藏身处。她终归会看见的，因为她径直朝他们走来。门德尔站起身，列昂尼德跟着站起。姑娘猝然停步，一时怔愣着，却不是被唬怕了的样子，然后开始跑，赶拢羊群回村去。她没有开口说一个字。

门德尔沉默片刻。“完了。没法子。这就是活得像狼似的。真不凑巧，你刚来，偏就出这事。但这下更糟糕，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人。几个月来都没有出事。然后就来了个小姑娘，就完了。兴许她看见我们，吓坏了，虽然我们不会伤害她。但她对我们是个威胁，因为她是小孩，会跟人说。我们要是威胁恐吓她，警告她不许说，她就更要跟人说了。她会说她看见我们，然后德军就会来搜索，一小时后，或者一天后、十天后。但他们会来的。如果德军不来，或者在德军来之前，农民或者流寇会来的。太不巧了，伙计。你来得不是时候。来，帮我一把，我们转移。我实在不舍得丢下这里拾掇好的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了。幸好是夏天。”

收拾行李并不费时，门德尔的所有财物，包括食物，全都装得进军用背包，还绰绰有余。但是行李收拾停妥之后，列昂尼德发觉门德尔犹豫着不肯动身。他似在磨蹭，好像是左右为难。

“怎么了？忘了什么东西？”

门德尔没有作答。他坐在一截树桩上冥思苦想。然后果断地站起，从背包里掏出挖壕锹，对列昂尼德说道：“跟我来。不是，把背包留下，太重了。回头再来拿。”

他们走进树林，先是沿着清晰分明的小径，然后走进灌木丛。门德尔似乎靠只有他认得的记号识别方向，他边走边说话，也不转身，也不确定列昂尼德有没有跟上，或者是否在听。

“你看，别无选择的时候也有好处。我别无选择，不得不信任你。横竖我一个人也过腻了。我跟你说了我的故事，你不想跟我说你的。任凭怎么着，你必定有你的原因。你从劳动营逃出来。我能理解你不想说这些的原因。在德国人眼里，你是苏联人、犹太人，而且还是逃犯。在苏联人眼里，你是逃兵，也是嫌疑犯，有可能是间谍。你兴许是间谍。你的脸不像间谍，但要是所有间谍都长着间谍脸，他们就做不成间谍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得不信任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看那边有棵大橡树，最远的那棵，橡树旁边有棵白桦树，树中间被闪电烧空了，树根下有一支冲锋枪和手枪。不是奇迹，是我埋的。任凭自己被缴械的士兵是懦夫，而在德军防线后扛着武器的士兵是愚夫。就这里，你去挖，你年轻。原谅我刚才说的‘懦夫’，那不是说你。当然了，我知道空降到敌人后方意味着什么。”

列昂尼德闷不吭声地挖了几分钟，武器露出来，裹在油浸的帐篷布里。

“等天黑再回去？”列昂尼德问道。

“还是不等了。不然的话，可能会有人来拿走背包。”

他们回到粮仓，门德尔拆卸了冲锋枪，以便装进背包。他们睡觉等天黑。天黑后出发，朝西去。

行走三小时后，他们停下歇息。

“莫斯科人，累了吧？”门德尔问道。列昂尼德否认，但有些犹豫。

“倒不是累了。我只是不习惯你的步速。训练的时候，我们去练习行军，他们也给我们讲解如何在森林里生存，如何靠树干上的苔藓和北极星识辨方向，如何挖藏身洞。但都是些理论，那些教官也都是莫斯科人。我不习惯走在没有路的地方。”

“你会在这里学会的。我也不是生在森林里的，但我学会了。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座森林是伊甸园，你知道那里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六千年就什么也没有。是的，一打仗，一切都变了，我们也得让自己变得不同。兴许对我们没有坏处。夏天里，森林也是朋友，有树叶让你藏身，甚至给你提供吃食。”

他们又动身，仍然往西去。这是莫斯科的命令，两人都知道：落在敌人后方的散兵，必须避免被俘，深入被德军占领的地区，躲藏起来。两人走了很长时间，起初走在微弱的星光下，午夜之后，走在月光之下。地面结实又柔软，不会发出脚步声的回响，也不磕脚绊腿。风止了，树叶纹丝不动。万籁俱寂，唯有远方时或传来夜鸟抖翅的窸窣声或悲鸣声。破晓，空气凉爽起来，蒸郁着沉睡森林的浥浥湿气。他们涉过两道溪涧，第三道溪上竟有一小桥，着实叫人讶异。这是他们整夜里遇见的唯一人迹。

天亮时，他们又遇上一座小桥。起了一阵白茫茫的浓雾，贴近地面，十分稠黏。有些地方，雾气不及他们的膝盖，但如此浓重，掩蔽了地面，两人觉得仿佛蹚过沼泽地。有些地方，雾气罩过头顶，令他们无法辨别方向。列昂尼德脚下绊着一根落下的树枝。他捡起树枝，惊讶地发现竟是齐整地砍下的，似是斧头痕。稍后，他们发觉地面落满了树皮、残叶，抬头望去，树林似经过粗暴的修剪，仿佛一把巨大的镰刀挥过枝杈和树颠。越是往前，修剪痕迹便越接近地面。他们看到被拦腰削断的树苗、金属残片、飞机残骸，接着看到机身——天上来的野兽。是一架德国战斗轰炸机，亨克尔双引擎，侧翻在零落的树丛里。飞机的双翼已折断，但起落架仍完好无损，螺旋桨叶片弯曲，好似蜡做的一般。方向舵上画着醒目而可怖的“卐”字饰，旁边有八个模印图案，列昂尼德看一眼就明白，这些图案表示这名德国飞行员坠机之前击落的敌机：三架法国歼击机，一架英国侦察机，四架苏联部队运输机。定是数月之前坠毁的，因为战机犁出的土沟里已长出杂草，贴近地面的灌木丛重新发芽了。

“我们的幸运星，”门德尔说，“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营地了。至少待几天很不错。以前它是天空的主人，现在我们是它的主人。”机身的舱门被轻易地开启，两人爬进去，带着欢欣的好奇，细致地查点。一只油腻的、软塌塌的毡制玩具狗，有人为它扎了个黑毛项圈，显然是个吉祥物，只是很不成功。一小束假花。四五张照片，每个国家的士兵都会随身携带的那类照片：一男一女在公园里，一男一女在小镇集会上。一本德俄简明词典。门德尔说道：“我纳闷他干吗带这个飞行。”

列昂尼德答道：“可能早料到会出事。降落伞不见了。也许他跳下来了，在附近什么地方，像我们一样是失踪人员。这词典肯定就派得上用场了。”但是细细翻看之后，他们发现词典不是在德国印的，而是在列宁格勒。奇怪。

随着查点的进展，这架飞机越发显得古怪。两张照片上，体格单薄的年轻男子身穿德国空军的制服，姑娘矮胖，扎着乌黑的辫子。另外三张照片上，年轻男子却穿着平民服装，体格强壮，姑娘长得不一样，深褐色的短发，狮子鼻。在其中一张照片上，这年轻男子穿着刺绣几何图案衬衫，身后是一个广场，以及一座带露台和拱窗的阿拉伯式建筑，显然不会是德国的风景。

无线电已被拆了，炸弹舱是空的，没有炸弹。但他们找到三块发霉的黑麦面包，数个灌得满满的瓶子，一本白俄罗斯语宣传手册——号召白俄罗斯男性公民入伍，加入德军组织的警察部队，号召女性前往托特机关办公室注册，替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所有苏联人的真正朋友大德意志帝国工作，挣取丰厚的报酬。一份颇新的《新布尔什维克报》，报纸是白俄罗斯语，德国人在明斯克印刷的，发行日期是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刊登了大教堂做弥撒的时间，还包括关于解散集体农场和分配土地给农民的一系列法令。飞机里还有一副国际象棋棋盘，拿一大片白桦树皮做的，剔去树皮的表面表示黑方块，外观虽粗劣，却是十分耐心的手工活。还有一双靴子，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各自拿在手里反复掂量，琢磨不出是什么材质。不，不是皮革。占据飞机的人割下座位上的假皮，用残骸里找来的电线缝成这双粗陋的靴子。缝得不错，门德尔赞道。可是，原本想要的住处已被人占据，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躲起来等，先看看是什么人再说。”

傍晚时分，坠机里的房客踩着谨慎的步伐走来。就是照片上那个强壮的小个男子。他穿着军裤、羊皮外套，头上戴着乌兹别克人惯用的黑白相间的帽子，结实的肩膀上斜挎着一条袋子。他从袋内掏出一只活兔子杀死，接着，一边给兔子去内脏、剥皮，一边吹口哨。门德尔和列昂尼德不敢说话，藏身处离得太近，怕给他听见。列昂尼德早放下了背包。他把包略打开，指了指盐包。门德尔立即明白，指了指手枪作答。他们可以做自我介绍。

乌兹别克人见他们从灌木丛中站起，没有露出丝毫诧异。他搁下兔子和小刀，以可疑的客气欢迎这两位陌生人。他不如照片上那么年轻，定有四十岁了。他有一副动听的低沉嗓音，温和且礼貌，但俄语说得很费劲，结结巴巴，夹带错误，说得慢吞吞的，叫人听得焦急。他不是犹疑着选择词语，而是说出每句话都要顿一顿，却不急切、紧张，好像是懒得说下去，觉得没有必要把这句话说完。然后出乎意料地，又会接着说下去。培亚祢，这是他的名字，培亚祢·衲兹末维奇。停顿。是个怪名字，但他的祖国也怪。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古怪的，就像在乌兹别克人看来，俄罗斯人是古怪的。漫长的停顿，恐怕不会接着说了。失踪？是的，当然，他也是失踪士兵，红军。失踪一年多，快两年了。不，不是一直在这架飞机里。到处转移，一个又一个农庄地转，在集体农场里干活，偶尔加入逃兵帮派，或者跟某个姑娘同居。照片上的姑娘？不是，那是他的妻子，在很远的地方，远得不得了的地方，三千公里，在战线外，在里海之外，在咸海之外。

飞机里有空余地方？他们自己看得出来。没有，里面没多大空间。出于礼貌、尽地主之谊，要是挤一挤，能过上一夜，甚至两夜。但三个人会不太舒服的。列昂尼德用意第绪语跟门德尔急速地说：他们可以速战速决，不浪费一点时间。门德尔不动声色地作答，不用，他不想杀这人，但是如果把他赶走，他可能会去告发他们。何况，坠机也不是理想的或者最终的解决方法。“我杀得太多了。不想为一架不会飞的飞机杀人。”

“要是这飞机能飞呢，你会杀人吗？要是这飞机能载你回家？”

“哪个家？”门德尔问道。列昂尼德没有回答。

乌兹别克人不懂他们的方言，但认得出意第绪语的粗粝音调。

“犹太人，是吧？犹太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德国人，对我来说，都一样，”停顿，“活着的时候，一个跟另一个吃得一样多，死了后，一个跟另一个一样臭。我们村里也有犹太人，会做生意，不太会打仗。在这方面，我也一样。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自己人中间打仗？”

兔子剥了皮。乌兹别克人把皮撂在一边，拿刺刀切开兔子。他靠着一截树桩，把肉放在一个金属片里烧烤。他从机身上取下这块金属，卷成烤盘状。他没有往盘里放油或盐。

列昂尼德问道：“你全都吃掉？”

“兔子瘦。”

“要用点盐吗？”

“可以啊。”

“给，这是盐，”列昂尼德说着，从背包里掏出盐包递过去，“盐换兔肉，大家公平。”

关于半只兔子值多少盐，他们讨价还价地讲了很久。培亚祢虽表现得很镇静，却是不懈的谈判者，随时准备引举更多论证。做交易就像玩游戏，给他带来快乐，又像竞技比赛，令他兴奋。他指出事实道，就算没有盐，兔肉也是有营养的，而没有兔肉，盐就没有营养。并且他的兔子精瘦，因此质量高，因为兔子脂肪对肾不好。还有，他眼下虽缺盐，但盐在这个地区很廉价，多的是，苏联人空投给那些亡命的游击队。这两个人不该趁他一时匮乏而占便宜。要是他们朝哥麦尔去，就会发现每个农庄都有盐，极其便宜。最后，仅出于对其他民族风俗的文化兴趣和天生的好奇，他问道：“你们吃兔肉吗？撒马尔罕的犹太人不吃的。对他们来说，兔肉跟猪肉一样。”

“我们是特别的犹太人，”列昂尼德说，“饥饿的犹太人。”

“我也是特别的乌兹别克人。”

交易谈妥之后，他从隐匿处取出苹果、烤芜菁片、芝士、野草莓。三人进食。最后，培亚祢进飞机里拿出伏特加。是私酿，他解释道，野伏特加，自制的，农民蒸馏的，比政府那种烈。培亚祢告诉他们，他是特别的乌兹别克人，因为他虽是穆斯林，却好喝伏特加。也因为乌兹别克人虽是好战的民族，他却不太愿意打仗。

“要是没人来捉我，我就待在这里套兔子，一直套到战争结束。要是德国人来，我就跟德国人走。要是苏联人来，我就跟苏联人走。要是游击队来，我就跟游击队走。”

门德尔想了解更多关于苏联人投盐给游击队以及那些游击队的事。他试图从乌兹别克人嘴里套话，但没有成功，也许是因为乌兹别克人已喝高了，不然就是他小心地避免这个话题，再不然就是他也不知道更多了。另外，这私酿确实很烈，简直是毒药。门德尔和列昂尼德皆不善饮，并且很久不曾喝烈性酒，喝得瘫倒在机舱内，一觉睡到天亮。乌兹别克人仍在外面，清洁炊具（也就是那个另类的烤盘），先用沙粒抹一遍，再冲水。然后他抽烟斗，又喝了些酒，最后也进去睡觉，把两个犹太人推到一旁，两人都没有被推醒。夜里十一点，西天仍微微透亮。

凌晨三点，天就亮了。光线不单从两道窗口照进机舱，也从金属豁口漏进来。这些豁口是飞机撞上树木和地面之时划破的。门德尔醒来，浑身疼痛，头痛，喉咙干渴。全是因为那私酿，他想着。但也不只是因为那私酿。他心思总惦记着乌兹别克人提起的那些隐藏在森林里的游击队。他倒不完全是第一次听说这事。时常听人说起他们。他在村庄里看见过德军的双语告示，贴在农舍上，悬赏举报游击队，威胁惩罚帮助他们的人。他也不止一次见过被吊起的骇人尸身，有男有女，脑袋被绳结拽得脱位，眼珠呆滞，双手绑在背后，脖子上挂着牌子，用俄语写着“我回村啦”之类的奚落标语。这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像自己这样的红军战士——他很骄傲自己是——要是失踪的话，必须转入地下，继续抗战。可同时他又厌倦了打仗。困乏、疲惫，丧失妻子、村庄、朋友。他心里再没有年轻人与战士的斗志，只有疲乏空虚，渴望白茫茫一片清静的虚空，犹如冬天的落雪霏霏。他曾有复仇的饥渴，但未及满足，那饥渴就已渐渐平息，直至消失。他厌倦了战争，厌倦了人生，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战士的热血，而是苍白的血，来自他的血统：小裁缝、小生意人、小旅馆老板、走村串巷的行脚商、儿女众多的温良家长、神秘的拉比。他也厌倦了行走、隐匿，厌倦了做门德尔。什么门德尔？纳赫曼的儿子门德尔是谁？门德尔·纳赫曼诺维奇？俄语式，像他入伍名册登记的那样；或者是门德尔·本·纳赫曼？一九一五年他出世后，斯特列尔卡村那位有两个闹钟的拉比这样把他写进名册。

然而他觉得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存活。从乌兹别克人的话语举止看来，他怀疑，此人对于森林里的游击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只是不想泄密。乌兹别克人知道一些事情，门德尔内心忽然有所触动，好似弹簧被拨动。有件事情必须去做，必须立刻去做，天光将他从酒醉之中唤醒的这一天就得去做。他必须跟乌兹别克人打听，这些游击队在哪里，是些什么人。他得做出决定。他得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万分艰难。一边是他千年的疲倦、恐惧、对武器的反感——他把这些武器埋入地下，却又掘出来随身携带；另一边不再剩下多少，只有一小截螺旋弹簧，《真理报》或许会称之为他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但是更恰当地说，可能是遵守纪律的麻木需求。列昂尼德也醒着，但门德尔没有跟他说这些，直等到乌兹别克人睡醒，然后问他一些具体的问题。

答案并不具体。游击队，确实有，但抵抗谁？幽灵般、云朵似的游击队，今天在这里炸铁路，明天在四十公里外抢劫集体农场的粮仓。而且从来不是同样的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还有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蒙古人。是的，也有一些犹太人。还有女人。穿着各色各样的军服：苏联红军穿着德军警服，衣衫褴褛的红军仍穿着红军上装；甚至有德军逃兵……有多少人？谁知道。这里五十个，那里三百个，结成队伍，又散了伙。讲和、打架，有时甚至火拼。

门德尔说，那么，培亚祢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好吧，他是知道，又不知道。培亚祢答道。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事，他只跟他们有过一次来往，几个月前了，蛮正派的人。在尼夫诺耶，沼泽地里，在白俄罗斯边境。是去做生意，他去卖飞机上拆下的无线电，在他看来，是桩好买卖。因为无线电破烂得不成样子，他觉得必定修不好了。他们出了好价，两块芝士、四盒阿司匹林，因为当时还是冬天，他正患风湿痛。之后，四月里，他又去了一趟，带了这个已死的德国飞行员的降落伞去。哦，是的，他来的时候，这个德国人还在这里，天晓得死了多久了，尸体已被乌鸦和老鼠吃了大半。清洁和收拾机舱的工作挺恶心的。他带上降落伞，但这次在尼夫诺耶碰见的是另一批人，不同的面孔，不同的头领，完全不讲客气。他们拿走降落伞，付他卢布。简直是诈骗：他上哪里花卢布？况且那降落伞至少够缝二十件衬衫。换句话说，糟糕透顶的买卖，更不提那路有多难走了。从这里到尼夫诺耶得足足走上三四天。没有，他没再去过。也是因为他们告诉他，他们就要转移。天晓得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或者不肯说。德语词典就是他们给的，他们有一大摞。显然，莫斯科印了不少。

关于游击队，他就知道这些，当然了，还有盐的事。他们没有盐。盐是空投的。投下来的不只是盐。所以他们才那么贱价买德国人的降落伞，虽说是上好的材料。换句话说，做买卖总是有风险，但是不了解市场的时候，风险就更大了。何况森林是什么市场，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邻居，或者这些邻居是些什么人，有什么需求？

“不管怎么着，你们两个是我的客人。我估计你们不是马上就想动身吧。在这里歇一歇，定计划，明天再走，从容些。除非你们急着要走。你们今天可以跟我一起，你们得些休息，而我，至少这一天不必一个人过。”

他领他们在树林里散步，沿着几乎不曾标识的小径，查看他设下的陷阱。但没有套着兔子。套着一只黄鼠狼，被套索半吊起来，但仍活着，还活蹦乱跳的，简直难以避开它的乱抓狂咬。乌兹别克人脱下裤子，对折起来，双手像戴手套似的伸进裤管，放出黄鼠狼，这畜生旋即从灌木丛里溜走，像蛇一般灵活。“人要是真饿了，也会吃这种动物，”培亚祢说道，带着多愁善感的口吻，“我们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就算最穷的，也有的是芝士吃，一周七天吃个够。我们从来没有过饥荒，连年成顶坏的时候，城里人吃老鼠，我们也没挨饿。但这里不一样，挺难解饿的。不同的季节，你能找到蘑菇、青蛙、蜗牛、候鸟，但不是所有季节都有吃的。当然，也可以去村里，但不能空手去。而且你得很小心，因为他们动不动就开枪，连话都不问一句。”

大约离飞机一百米处，他把德国兵的墓地指给他们看。培亚祢筑墓筑得不错，一米多深的坑，没有石块，因为这里很难找到石子，但盖着树枝，垒着一堆土，还画有一个十字架，写着此人的姓名：巴普蒂斯特·基普。乌兹别克人在军牌上发现的。

列昂尼德问道：“干吗费劲埋葬一个异教徒？”

“这样他就不会回来了，”乌兹别克人说，“而且日子这么长，总得做点事情打发时间。我喜欢下棋，下得还不错。在我们村，没人下得过我。在这里，我做了副棋子，木头刻的，用白桦树皮编了棋盘。可自己跟自己下棋没劲。我编些难招，可是这就像一个人做爱似的。”

门德尔说他也喜欢下棋，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何不下一盘。乌兹别克人答应了，但他们回到飞机后，他想让门德尔和列昂尼德两人先下一盘看看。为什么？东道主的礼节，培亚祢答道。然而看得出来，他是想先了解未来对手的实力如何。他是那种为赢而下棋的人。

列昂尼德执白子，白棋的确是洁白的，仍然散发着新鲜木头的浓郁气味。黑子实际上是深浅不同的暗色：有烧焦的、烟熏的。但黑白棋子都不太稳，因为棋盘凹凸起伏，不甚平坦。列昂尼德以后兵开局，但显然并不懂这个开局，很快陷入困境，失了一兵，其他棋子走得糟糕。他嘟哝着抱怨，门德尔也压低嗓音用意第绪语回答：“你对他留个神。说不准的。冲锋枪和手枪都在机舱里。将军。”这一将颇凶险，白棋国王被夹在士兵后面。列昂尼德负隅抵抗之际，弃了一只象，门德尔声称三步将死。列昂尼德翻倒国王，表示向胜者输诚。但门德尔说：“别，咱们好好表演。”列昂尼德便明白了：得让培亚祢看个满意。无须担心他会中途离开，因为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棋盘，带着斗牛爱好者那种冲动的专注。最好不要剥夺他看最后一击的兴奋场面。最后一击随即来临。乌兹别克人先挑战列昂尼德，列昂尼德则勉强接受挑战。

乌兹别克人气势汹汹地摆出后兵开局。他的双眼巩膜白得发蓝，愈发显得凶悍。他摆出各种怪诞狂悖的架势，每下一着，肩膀胳膊齐往前冲，好似那枚棋子有数公斤的重量。他砰的一声把棋子拍在棋盘上，好似要将它嵌进去，或者像捏着一枚螺丝钉似的扭转，挤压在棋盘上。列昂尼德旋即落了下风，既是因为对手的张狂气势，也是因为对手显然很强势。看得出来，培亚祢只想尽快把他解决，好跟门德尔斗。乌兹别克人落子迅捷得侮慢，不假思索地下着，看列昂尼德犹豫不决，便显得很不耐烦。不到十分钟，他就将死了列昂尼德。

“轮到你跟我下了。”他立即对门德尔说，语气豪迈得叫门德尔既觉得好笑，又有些不安。这一次，门德尔也是志在获胜的，仿佛赌的是一座金山，或者身家性命，或者永恒的幸福。他隐隐感觉这非但是为自己下棋，也是为了捍卫其他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他谨慎地开局，聚精会神，竭力不让对手的架势影响自己的心态。而乌兹别克人也很快就做不出那些恼人的架势，专心盯着棋盘。门德尔是沉潜型的，培亚祢则爱炫耀花招。他每下一着，门德尔都猜不透其背后是有谋算，还是想博取人们的叹奇，或者仅是冒险家富有想象力的勇猛。大约二十着之后，两人都不曾失子，势均力敌，棋盘混乱得骇人，门德尔觉得下得很尽兴。他故意失了个先手，想套出乌兹别克人的真正意图，然后只见对手愈加紧张起来。现在换成乌兹别克人每走一着都要再三犹豫了，盯着门德尔的眼睛，好似要读透他眼底的秘密。乌兹别克人走了一着，旋即发觉局势惨变，便要求撤回，门德尔同意了。然后乌兹别克人立起身，像狗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抖动身体，也不吭声，径直走向飞机。门德尔向列昂尼德示意，列昂尼德领会，跟随培亚祢走进机舱。但乌兹别克人不是惦记着武器，只是去拿私酿伏特加。

三人都喝酒，天色已渐渐暗下来，凉风从西边吹来。门德尔感觉怪诞，仿佛身处时空之外。这盘棋下得紧张专注，连接到他记忆里的迥然不同的时空：连接教他国际象棋规则的父亲，起初两年里轻而易举地赢他，之后乐呵呵地输给他；连接他的朋友，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大家一起在棋盘上练就聪明劲和耐心；连接失落的家园那份静谧的温馨。

乌兹别克人大概喝多了。再坐到棋盘前，他发动一连串兑子，随后棋势便明朗起来：他丢了一只兵，门德尔据守长斜线，盘踞固若金汤的王车易位。乌兹别克人又开始喝酒，企图反击，却圆满地促成自己的劫难，接着便认输，声称得再来一盘，说自己刚才太软弱，知道下棋的时候不该喝酒的，却像小孩似的屈服于自己的恶习了。现在天黑了，但他想再来一盘。明早。明天一起床就下。天一亮就起来。他道声晚安，趔趄着攀上摇摇晃晃的梯子进机舱，五分钟后，就发出齁声。

余下两人默默坐了些时候。微风拂动枝丫的沙沙声之外，还听得见一些不太耳熟的声响：虫鸣或小动物的叫声，远远传来青蛙的齐声合唱。

门德尔说：“他不是我们需要的旅伴，对吧？”

“我们不需要什么旅伴。”列昂尼德说道，仍为自己输棋而愠恼。

“这还说不准。好歹趁天色还不太黑，我们该上路了。”

他们等乌兹别克人的鼾息均匀之后，才从机舱里取来背包出发。以防万一，他们先朝南走，然后急转弯朝西北去。不过地面干燥得留不住脚印。

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

门德尔靠从乌兹别克人那里打探来的模糊信息，想去尼夫诺耶。列昂尼德不想去任何地方，或者他不知道他想去哪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去什么地方或者做什么事情。他倒没有反驳门德尔的提议，或者反对他的决定，而是对于每一个主动积极的推力，他都会消极地做出微妙的抵抗。门德尔自忖，就像手表里的灰尘。尽管他还年轻，却已落了灰尘。说年轻人强壮，这是糊涂话。人在三十岁以后，比二十岁时更能理解事物，并且也更能承受。就年龄来说，要是有人问他的年龄，门德尔决定据实回答，不然能怎么说？照纸上写的说，二十八岁，但照他的关节、肺、心脏来说，年纪更大些；他的背上，则担负如山的岁月，年纪比挪亚和玛士撒拉更大。是的，比他们还大，因为玛士撒拉在一百八十七岁成熟之年生拉麦，挪亚生闪、含、雅弗的时候是五百岁，造方舟之时是六百岁，年纪更大些才初次喝醉酒；听那位有两个闹钟的拉比说，当时挪亚正打算生第四个儿子，含却做出了那桩龌龊事。不，在森林里游荡的他，修表匠门德尔，不再想生儿子，或者种葡萄园，或者造方舟，即便是耶和华命令，他也不想去做这些事。然而，迄今为止，耶和华似乎根本懒得拯救他和他的家人。或许是因为他不是如挪亚一般正直的人。

列昂尼德的沉默令他觉得压抑。他直觉地喜欢列昂尼德，觉得他似是可以信任的那类人；但那股被动的态度十分恼人。如果手表蒙了灰尘，就表示这块手表太旧，或者表壳松了，你就得把它完全打开，用轻汽油清洁每一个零件。列昂尼德年纪不大，那么必定是他的壳上有裂缝。清洁列昂尼德的壳，需要什么样的汽油？

他数次企图诱列昂尼德说话。他套出一些碎片，零星的马赛克，像拼图游戏似的，得之后耐心地拼凑，如同拼装小孩玩的智力游戏。德国人的劳动营当然不是什么好地方，但他只在那里关过很短的时间，体格没有被毁，仍然健康。的确，他造化大，他干吗不承认这一点？德军若看出空投到他们阵营的是犹太人伞兵，情况就会完全不同。造化大是好事，是未来的保证；否认自己的造化是亵渎耶和华。偷手表、进监狱：主啊，他犯罪了，又赎罪了。但愿所有罪人都有幸去赎罪，清算恩怨。列昂尼德心里必定还装着别的事，一道心灵的创伤，一道伤疤，也许是围绕一张脸庞、一个肖像的疼痛感。门德尔想起十九世纪那种椭圆形的照片，模糊、灰白的光轮中心是一位先祖的庄重形象。那是他的家人。门德尔确信是这样的，不是根据列昂尼德不耐烦的简略回答，而是根据他的沉默而猜测的。是的，需要拼合的马赛克大半是空白的碎片：支吾搪塞或者断然拒答，甚至蛮横无理。得慢慢来，画面会逐渐清晰起来的。如今门德尔已变得十分耐心。在路上，夜复一夜地遭到旅伴的拒斥、疯狂的愤然闪避之时，他反躬自省。毫无疑问，门德尔这人没有多少优点，但有耐心。倘若某人有耐心，那就让耐心派上用场。

到达尼夫诺耶沼泽地，乌兹别克人说的三天时间是不够的，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六天才到达，更应该说六夜，因为他们宁可白天歇息。他们穿过大路、无人迹的山径、一条铁路（门德尔猜想必定是哥麦尔——布良斯克线）、林中空地、很多清澈的溪流，他们得以在水里解渴，清洗走乏的双脚。他们避开村庄和农场，这使得他们绕了不少道，不过，急什么呢？

他们只在夜里行走，避开有人烟处，这样一来，极少碰见人，只有一两个牧羊人、在田里干活的农民、迟迟赶路的人，这些人不曾注意他们。然而，有一次遭遇，他们回避不了。第四天，天刚亮，他们踩着一道马车辙前进，沿着一道挖在山坡上的壕沟，壕沟另一边走着一辆小马车，赶车的是个中年男子，拉车的是一匹疲惫的老马。赶车人胳膊上别着乌克兰后备民兵袖章。门德尔问道：“你车里拉的是什么？”

“你也看见了，面粉。”

“拉到哪里去？”

“德军那边。姆格林军需处。”

“滚下来。是的，滚。开始走。”

乌克兰人耸耸肩。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故必定不是头一遭遇到。“我该怎么回话？”

“随便你怎么说。就说哪个游击队截了你。”

乌克兰人走了。马车上有六袋面粉，一捆刚割的草料。门德尔收起手枪，似在思索。

列昂尼德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办，但我想我做得对。我想要做个表态，就好比过河拆桥，你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但一旦决定之后，桥没了，你不再有选择，不能再回头。来，帮我解开马，我们看看它能驮几袋面粉。”

“干吗不留着马车？”

“因为他们这下会来搜寻，我们得避开大路。”

马看来不会中用。脑袋和耳朵耷拉着，肩上生疮流脓，叮满蚊虻。他们在车里找到一些绳子，勉强将两袋面粉拴在马背上。更多就驮不动了。面粉袋别扭地挂在瘦马的两肋，他们将那捆干草扎在面粉袋上。

“车呢？剩下的面粉袋呢？”

“尽量藏起来。”

这件事着实不易，但他们最终做成了，并且在天没大亮之前就收拾妥当：马车推进一条沟里，上面盖满蒺藜，面粉袋藏在车下。他们重新上路，撇开大路走山道，拉着马，老马又懒又倔，再加上面粉拴得马虎，不时被树枝挂住，走得十分踉跄。他们默默走了半晌，列昂尼德突然说道：“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可你以为你知道。”

门德尔走在前头，拽着马缰绳，不曾回头，也不曾作答。片刻后，列昂尼德又攻击道：“你村里没有电影院。难道连马也没有？”

“有的，但我从没跟它们打过交道。我干的是不同的行当。”

“我也有不同的行当，可像这样的马不能这样子驮东西的，或者驮不了多久。谁都看得出来。”

找不出话来反驳他，况且天大亮了，不能再前进。他们在一处溪畔树丛里停下，拉马饮水之后，把马拴在树上，取出干草给它喂食，然后去睡觉。下午两三点，他们醒来，只见马吃完干草，啃光了近旁的灌木，正扯着缰绳去够远处的树枝。它必定是饿极了。可惜袋里装的不是燕麦，而是面粉。他们试着捧了一把面粉凑到它嘴前，可这畜生弄得口鼻、眼睛全是面粉，接着干咳起来，好像要窒息了。他们只得拉它到溪里，清洗口鼻。然后又上路。他们闻见空气中有股新鲜的气息，清新、稍带甜味：显然沼泽地就在不远处。

距离尼夫诺耶还有半日脚程之时，他们碰见一个老农妇，决定去搭话。这马？老妪内行地瞧了几眼。“可怜的畜生。值不了什么了，肯定的。又老又乏又饿的，看起来还患病。面粉是另一回事，不过，我出不了价，因为我没东西跟你们换。”

她可不蠢。她又细细地看看马，好似回答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接着说：“你们不用怕。这附近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人。也许太多了，但德军不多，也不太危险。至于这马和面粉，我说过了，我没有东西换给你们。不过，你们要是愿意的话，我去跟村长说。”

门德尔急于摆脱这匹马，它对他们很少或没有用处，并且似乎总惹得列昂尼德发脾气损人、寻衅口角。门德尔与他稍做商量。不，不要中间人。显然这老妪想从中抽头，或多或少地分成。但两人都想尽量避免进村。

门德尔说：“行，请替我们约村长，选个隐蔽的地方，大约从这里到你们村的中途。可以吗？”老妪答应了。

日落时分，村长准时来到老妪指定的木屋。他约有六十岁，话不多，体格敦实，一头白发。是的，他，或者确切地说，他们村买得起：他们有鸡蛋、猪油、盐、蜂蜜。但这匹马不值什么。

门德尔道：“我们不仅卖这匹马。还有一辆车，六袋面粉，这里有两袋，还有四袋藏在不远处，跟车一起。”

村长道：“这买卖不清爽。我看得见马和两袋面粉，但是，藏在天晓得是哪片林子里的马车和四袋面粉值什么价？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些东西。月亮上的宝贝值什么价？”

列昂尼德逼近一步，厉声道：“它们就跟我们的话、我们的脸一样有分量，你要是不——”

村长看着他，仍然镇静自若。门德尔按住列昂尼德的肩膀，插嘴干预道：“通情达理的人总是能沟通的。你看，东西就在路旁，迟早会有人发现，免费搬走的，那你我都要追悔莫及。要是天再下雨的话，面粉很快会化掉。我们只是路过，急着赶路。”

村长长着一对狡猾的小眼睛。他的视线从马移到面粉、再移到门德尔身上，接着说：“太可惜了，你们急着赶路，却不得不慢慢走。你们要是留着马，就得照马的速度慢慢地走。要是卖掉它却不卖两袋面粉，每人背着一百磅重量，也走不快，走不远。你们顶多去跟别人交换。没有太多的选择。”

门德尔瞧见列昂尼德的神情，那神情转瞬即逝，却洋溢着恶意的满足感：他这是在报复输棋的事。老人的逻辑很有力，门德尔若不曾提及他们急着上路，就更明智些。他只能让步。

“好吧，老爹。我们说正事。就你眼前看到的东西，你出什么价？两袋面粉和这匹马。”

老人挠挠头，压低额前的帽子。“嗯，这马，提都不用提。根本不值什么，连宰了都没肉。兴许马皮还有些用，要是好好制成皮革的话。至于面粉，来路不明的，你没跟我说是打哪里来的。你可以跟我说，可是信不信由我。做买卖的有权扯谎。我不想知道任何实情，我出八公斤猪油、一条烟叶交换。随你要不要换。这些东西不重，你们背着轻巧。”

“十公斤。”门德尔说。

“那就十公斤，但没有烟草。”

“十公斤，烟草换马皮。”

“九公斤加烟草。”老人说。

“行。那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呢，你出什么价？那两百公斤的面粉和马车。”

老人将帽子压得更低：“我什么也不给。看不见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东西要是在那里，就算你不告诉我们地方，我们也会找到。就算你告诉我们地方，而且说了实话，我们去那里，兴许什么也找不到。林子里四处有人走动，非但有人，还有狐狸、老鼠、乌鸦。你自己也说过的，别人可能会发现。我要是拿东西跟你换，村里人要笑话我的。”

门德尔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我有个提议，我们交换信息，拿你看不见的东西交换你看不见的另一些东西。我们告诉你马车的所在，你告诉我们……我的意思是，我们沿路听见传闻，说尼夫诺耶或者尼夫诺耶附近，或者是沼泽地里，有某些人，或者有……”

老人推起帽子，露出前额，直直地看着门德尔的眼睛——他先前不曾正视过。门德尔坚持说道：“这是桩好买卖，是吧？你不需任何花费，我们简直是把马车和面粉白白送给你。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存在，我们不骗你，我以军人的名义向你保证。”

村长竟转而随和起来，令门德尔和列昂尼德暗自吃惊。是的，是有一群人，或者曾有：游击队。五十人，甚至可能有一百人，有些是当地人，有些不是。大约有六七个是他村里的小伙子：与其被德军征去，不如加入地下武装，是吧？是的，武装的。并且很机灵。有时候有点过于机灵。但他们几天前离开了，带走了武器、所有物品和一些牲口。他们这一走，对谁都好。他们朝哪个方向去？不，他不太清楚。他没有亲眼看到。但有些人看见他们离开，好像是朝哥麦尔或者哲洛宾。他们两人若是抄往祖宾去的路，那是近路，或许还赶得上。村长离去，半小时之后回来，带着猪油、烟草、秤，好让两人称重量，确定东西的分量没错。验过分量之后，门德尔精确地解释藏马车之处。出乎两人的意料，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打煮鸡蛋。他说，这是额外添的，他给他俩的礼物，因为他们让人有好感；同时也算是补偿，因为出于东道主的责任，他该留宿他们，但村委会反对。他领两人到路口，告别而去，拉上驮着两袋面粉的马。

“要是他没认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今晚就能睡在床上。”列昂尼德嘀咕道。

“兴许，但是，就算他叫我们住下，我觉得我们要是接受的话，就不明智。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村子，村里人是什么样的，他们怎么想，他们只是害怕德军，还是替他们卖命。我拿不准，只是感觉。但是，比起这村长来，我更信得过那老妇人。他不能算是朋友，只算得半个朋友。他急着赶我们走，所以才给我们鸡蛋，给我们指路。说到指路，我们现在做好决定了，是吧？”

“什么决定？”列昂尼德厉声问道。

“赶上游击队，不是吗？”

“那是你做的决定。你没有问过我。”

“用不着问。我们就这事谈论好几天了，你一直不吭声。”

“好吧，我现在吭声了。你要是想跟上游击队，你自己去。我受够战争了。你拿上武器，我拿上猪油——那挺合我意的。我回那个村子去，我会找到床的，并且不止睡一夜。”

门德尔转过身，猛然停步。他不曾有心理准备以面对愤怒，遑论面对一个软弱之人的愤怒，他觉得列昂尼德软弱。他更不曾料到，向来寡言的列昂尼德冲着他破口大骂。

“够了，够了！我在森林里发现你，但我没跟你拴一起。我以为你跟我一样厌倦了。可我错了。算了。可我受够了，我一步也不走了。你去沼泽地，你害怕在那个村子睡觉，可你现在想带我去找什么人，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言，或者会不会让我们加入，或者他们从哪里来，去哪里。我虽然是莫斯科人，可我身体强壮，头脑也不错。我不会饿死。我宁愿去集体农场或德国人的工厂干活。我再也不多走一步，再也不打一颗子弹。永远不。这是不对的，人不应该……再说，你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跟你说过：你以为你知道，可你不知道。你扮演英雄，可你真正想要的就是我想要的：房子、床、女人，一个有些意义的人生、一个家、一个属于你的村子。你想跟上游击队，你以为你想，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或者做什么。卖马那事之后，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跟自己撒谎。你跟我没有两样。你是个倒霉蛋（nebbish）、废人、搭错筋（meshuggener）。”列昂尼德慢慢地弯下身体，坐在地上，仿佛已经耗尽了灵魂，再也没有力气站立。

门德尔仍然站着，反而没有生气，而是更觉得好奇、惊讶。他察觉自己一直在等待列昂尼德的情绪发作，等了一段时间了。门德尔沉默半晌，好让列昂尼德稍微平静下来，然后坐到他旁边。他碰碰列昂尼德的肩膀，可这小伙子猛地闪开，好似被热铁烧灼一般。倒霉蛋是指毫无价值、无助、无用、被人可怜的人，简直不算男人；搭错筋是指疯子。但门德尔并不觉得受了侮辱，更不想还嘴。他反而好奇，列昂尼德的母语是俄语，怎会在这个时候说意第绪语，何况他说得结结巴巴，并不流利。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意第绪语充满了形象、荒谬、凶暴的辱骂，每个词语各有其微妙的含义——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思忖着：犹太人会往你脸上揍一拳，然后大呼救命。但他没有说出口。相反地，他以平静得连他自己都吃惊的语气说：“当然，做这个选择对我也不容易。但我相信这是最好的选择。做人得谨慎地权衡自己的选择。”然后又意味深长地添了一句：“还有自己说的话。”列昂尼德没有作声。

但天几乎黑了。门德尔是宁愿走夜路的，但山道难走，标识不明，就建议在原地露宿，反正夜很短，天气也暖和。列昂尼德点头同意。他们裹上毛毯，门德尔快要睡着的时候，列昂尼德突然开口讲述，好似继续很久以前开始的故事：

“我父亲是犹太人，但不是犹太教徒。他在铁道署工作，被吸收入党。他在二十年代的内战里打过白军。然后他生下我，接着他们把他关进监狱，然后送到索洛维茨基群岛，他再没有回来。事情就是这样。在我出世之前，他就进过沙皇的监狱，但那次他出来了。他们把他送往索洛维茨基群岛，因为他们说他在破坏铁道：火车开不了是他的错。就这样。”

说完之后，列昂尼德翻身侧睡，背对着门德尔，好似表示话题到此结束。门德尔想着，这是古怪的道歉方式，但他旋即断定这个方式虽古怪，但确实算是道歉。他等了几分钟，然后怯怯发问：“你母亲呢？”列昂尼德哼道：“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待着。不必多说了。”他不再作声，也不挪动，但门德尔能察觉他不曾睡着，只是装睡。但是倘若硬要他继续讲述是没有意义的，或者适得其反。就好比去采一颗刚发芽的蘑菇，非但阻止了其生长，而且什么也得不到。

他们走了两个星期，有时白天走，有时夜里走，雨天晴天都走。列昂尼德不再说话，既不说自己的事，也不提出异议，如同一个冷漠的仆人，绷着脸阴郁地接受门德尔的决定。他们遇见一些人、一个被烧毁的村落，游击队在他们前头走过的迹象也越来越多：山径旁的篝火灰烬、干燥泥浆里的脚印、炊食的痕迹、一只锅的残片、一块破布。这些人行事丝毫不警惕，根本不怕被发现。在一处营地，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发现一棵布满弹孔的树，必定有人拿它当靶子练枪法，或许他们进行了枪法比赛。两人极少向当地人问路：是的，他们刚走，朝这个或那个方向。根据各人的说法，那些人可能是掉队的兵、逃兵或游击队。不过，根据每个人的说法，他们没有惹什么麻烦或者向农民强索多少东西就走了。

有一晚，他们两人抄到那伙人前头。他们听见那伙人的声响，几乎同时看见他们。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在山巅，望见山下一条大河，河湾流水迟缓，无疑是第聂伯河，河岸三四公里外看得见火光。两人下山去，只听得传来枪声，杂乱、刺耳的步枪和手枪声。他们看见闪光一晃，接着是手榴弹爆炸的闷响。是打仗？跟谁打？那怎么还有篝火？两派相争斗殴？然而枪声略顿之时，他们听见手风琴声和欢呼声：原来不是打仗，而是狂欢会。

他们谨慎地往前去。没有岗哨，无人拦住他们。火堆旁大约围着三十多个胡须拉碴的男子，有些年轻，有些年纪略大，穿着各式服装，露出随身携带的武器。手风琴在弹奏轻快的曲子，有人跟着节奏拍手，有人扛着武器狂舞，踮着脚转圈，有的站着，有的蹲着。定是有人看见陌生人前来，一个如雷鸣般洪亮、舌头打结的声音荒唐可笑地喊道：“你们是德军吗？”

“我们是苏联人。”两人答道。

“那么来。吃、喝、跳舞！战争结束了！”一支冲锋枪朝早已被烟火熏得通红的天际射击，发出一排子弹，作为感叹号。那同一个声音勃然大怒，朝对面方向喊道：“斯蒂欧普卡，你个乌鸦笨蛋儿子，拿酒和饭盒来。没看见我们有客人吗？”

天已黑，但仍可分辨出整个营地，颇是临时凑合的，以三点为中心：一堆火，欢庆的人们在火旁喧闹；一个大帐篷，帐篷前有两匹马在吃草，系在两根桩上；更远处有三四个男子，默默地忙活着。

嗓门如雷的男子朝两人走来，手里提溜着伏特加酒瓶。他年纪尚轻，形貌魁硕，金发，头发理得极短，一部虬须盖住了半个胸膛。他长着英俊的鹅蛋脸，五官清晰端正。他已喝得站不稳，穿的红军军装上没有任何级别标志。

“祝你们健康！”他说着，从酒瓶里喝了一大口，“祝你们健康，不管你们是什么人。”然后他把酒瓶递给他们，两人各喝了一口，答谢祝酒。“斯蒂欧普卡，你个懒惰的蠢蛋，汤呢？”接着，他向他们露出天真灿烂的微笑，说道，“你得原谅他，他虽然可能喝多了，却是个很不错的同志。也很勇敢，鉴于他是个厨子。但速度不行，手脚不快。哦，这下他来了。但愿汤没有在路上冷掉。吃吃，吃完了我们去听剩下的新闻，要是还有新闻的话。”

不管那巨人是怎么说的，斯蒂欧普卡却既不慢，也不蠢。“不，凡雅明·伊万诺维奇，这根本不可能。他们都试过了，一个个轮流试过，但信号太弱。根本听不清，只听得到静电。”

“都是些不中用的，让他们见鬼去！他们偏偏今天毁了它！我现在问你：战争结束了，斯大林随时可能会出来，叫我们都回家去，这些狗娘养的弄坏了无线电……什么？你们没听说？美军进入意大利了，我们重新夺回了库尔斯克，墨索里尼进了监狱。进监狱，是的，像鸟关在笼子里。国王把他关进去的。来，同志们，再干一杯。为和平干杯。”

列昂尼德喝了；门德尔假装喝，然后跟随凡雅明去听无线电。门德尔借着灯笼火光看到机上的金属牌子，对列昂尼德说道：“是乌兹别克人的无线电！不过，用这样的电池，机器经不了多久。”门德尔设法站到凡雅明和三个负责接收信号的小伙中间，凡雅明仍在破口大骂，虚张声势地恐吓。接着他们乱糟糟地争论技术问题，激烈地争论了数分钟，争论之间夹杂着凡雅明以及其他前来管闲事、提建议的蓄胡男子的愤慨。门德尔低声跟列昂尼德说：“我不懂无线电，但这些人是根本一窍不通。”最后，有人建议拿水和盐代替电池的电解液。凡雅明立即支持这个主意，招来斯蒂欧普卡，发出一连串混乱的命令。水和盐来了，一伙人神情专注，带着宗教向往一般的气氛，动手更换，然后又接上电池。但无线电只传出恼人的流行歌曲，几秒钟后，彻底地沉默了。凡雅明脾气恶劣起来，叱责每一个人。他对列昂尼德说话，好像初次看见他似的：“你们两个，打哪里冒出来的？俄罗斯人？我看你们不像俄罗斯人。但今天不管这个，就算你们弄坏了我们的无线电，因为今天是节日。”

门德尔对列昂尼德说：“等明天他清醒之后，我们再考虑这事。但我觉得事情不那么乐观。”

次晨，他们被营地祥和的声息唤醒。马在河畔吃草，有人裸露身体在浅水处洗澡或者手舞足蹈；有人在补衣、洗衣；还有人伸展四肢躺在阳光下。似乎无人注意这两个陌生人。大多是俄罗斯人，但听得出也有人以门德尔不能识辨的语言呼喊、唱歌。日上三竿后，斯蒂欧普卡来找他们。

“请你们帮我一下好吗？帐篷里有个病号。他在发烧，痛苦地呻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请你们跟我来，帮帮我？”

“可我们不是医生。”列昂尼德抱怨道。

“我也不是医生，甚至不是护士，可我是这队里年纪最大的，另外，袭击克林齐火车站的时候，我丢了武器，他们就差遣我打杂，但他们不再派我出去打仗。我还当向导，因为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地区，比凡雅明还熟。我以前做过向导，一九一八年，我在这些地方给红军地方武装队当向导，这里没有哪条山径、河津、大路，我不是走过十来遍的。现在他们还差我照顾病号，你们得帮帮我。他在发烧，肚子硬得像块木板。”

门德尔道：“我不明白你干吗非要我们帮你。我们又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懂这些。”

斯蒂欧普卡困窘地说道：“因为……因为他们说，你们族人，几百年来，善于——”

“我们族人跟你们族人没有两样。我们的医生跟你们的一样，不比你们的更好或者更差，就跟基督教徒一样，不懂医术的犹太人给人治病也会害死人的。我能跟你说的就是我是炮手，炮轰之后，我见过太多肚皮敞开的人，肚皮破了的人不该喝酒。不过，那是另一回事。”

列昂尼德开口道：“你们头儿看着很能干，你怎么不让他处理这事？这附近必定有市镇村落的。送病号去那里，总好过在营地，在那里总能设法找到医生的。”

斯蒂欧普卡耸耸肩：“凡雅明·伊万诺维奇在别的事上是能干。他勇猛得跟魔鬼似的，知道很多诡计，并且总想出新的。他能让人们尊重他，甚至怕他。他从不失去自信，壮得像头大熊。不过，他只擅长打仗。另外，他爱喝酒，一喝酒，他的情绪就随时变化。”

为了叫斯蒂欧普卡满意，他们随他来到病人的草褥前。此人是鞑靼人，德军警察部队的逃兵，仍穿着旧制服。在门德尔看来，此人病得并不严重，肚皮确实有些鼓胀，但碰触之时并不觉疼痛，发烧也不太高，并且吃得营养良好，门德尔试图让斯蒂欧普卡安心，建议让病人饿一天，不要给他吃药。

“这没问题，”斯蒂欧普卡说，“我们没有药了。以前有些阿司匹林，都用完了。”

他们从帐篷里出来之时，碰上凡雅明。他简直换了个人似的，不再是随和的主人，被伏特加与胜利冲昏头脑，或者为无线电坏了而发脾气的小伙。现在他是可怕的人类，动作敏捷的武士，面容机智，有专注却微妙不可测的目光。苍鹰，门德尔自忖道，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跟我来。”凡雅明以冷静的权威口吻说道。他领他们到帐篷一角，询问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的语气温和、自信，是知道他人不敢违背自己的人所使用的口吻。

“我是炮兵，他是伞兵。我们掉了队，是失踪人员，我们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偶然碰见。我们听说这个游击队，就来找你们，然后就赶上了。”

“谁跟你们说起我们的？”

“卖给你们无线电的乌兹别克人。”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门德尔迟疑片刻：“因为我们想加入这个队伍。”

“你们有武器吗？”

“有。一支冲锋枪、一支德国手枪，还有些弹药。”

凡雅明以同样的口吻转问列昂尼德：“你呢？你怎么不说话？”

列昂尼德大为困窘，答道他让门德尔负责说话，因为他年纪大些，并且武器是他的。

“武器不属于他，”凡雅明说，“武器属于任何人，属于知道如何使用的人。”他沉默片时，好似等待回答。但门德尔和列昂尼德也默不作声。他接着问：“你们为什么想加入我们？一个个回答。你？”

列昂尼德猝不及防，一时结舌。他觉得像小学生一般被训话，或者更糟糕，像在卢比扬卡被捕之时饱受折辱的审讯。他低声咕哝着这是战士的责任，他不想只做个掉队的兵之类的话。

“你是德军的囚犯。”凡雅明说。

门德尔吃了一惊，插话道：“你怎么知道？”

“是我在提问。从他脸上看得出来。你呢，炮手？你为什么想加入我们？”

门德尔感觉像被人放在天平上掂量，对这样的掂量心里实在郁闷。他答道：“因为我失踪一年了。因为我厌倦了像狼似的活着。因为我也有自己的账要算。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

凡雅明声音越发低沉：“你们在昨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找到我们，好日子也是坏日子。说是好日子，因为你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无线电重复了两遍：墨索里尼下台了。但这不意味着战争会很快结束。昨夜我们冲着彼此大喊，每个人都说服其他人，我们都愿意被说服，因为希望就像霍乱一样容易传染。昨晚我们是在度假。但我们了解德国人。夜里我仔细想了想，我相信战争还会持续很久。昨天也是坏日子，因为无线电坏了。情况可能比你所能料想的更坏：没有无线电，我们就不知道前线在哪里，莫斯科就不知道我们的方位，我们就不能呼叫飞机空投物资。所有一切都来自无线电：药品、粮食、武器，甚至伏特加。无线电也带着消息和勇气。鉴于没有粮食你就没法存活，缺粮的时候，就得向农民强征，所以没有无线电的游击队就成了流寇。叫你们知道这些事情有好处，你们先好好考虑，再做决定。还有些事情你们不妨也知道。八月里，我们有一百多人，现在不到四十人。在我们的战争里，没有两天是一样的：有时穷一些，有时阔一些，今天吃得饱，明天要挨饿。这样的战争不适合懦夫。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还要走很远的路。软弱的人不是死了，就是中途掉队。好好想想。我也要考虑，再给你们一个答复。”

传来一记金属撞击声。午饭的汤烧好了，斯蒂欧普卡用石头敲击一截挂在树干上的铁轨。他们在汤锅前排队，凡雅明去排队，门德尔和列昂尼德也跟着。斯蒂欧普卡分派食物。大伙差不多吃好了饭之时，有个声音从河岸边传来，呼喊道：“树干来了！”果然，只见树干顺着水流缓缓而来。树干粗重，剥净了树皮，零零落落地，不时流下数截。凡雅明奔到水边，警惕起来，问斯蒂欧普卡：“这些树干从哪里来的？”

“通常是从斯摩棱斯克码头来的，上游三百公里外。他们一直这么运木头，比走铁路便宜得多。树木流到乌克兰，在那里被做成矿井支柱。”

“他们一直这么做的，但现在矿井替德国人干活。”凡雅明说道，摸着下巴。正在那时，一团更大的东西从河湾转过来：是一排木筏，系成一线，约有十张筏子，从林子后一道峡湾接连顺流而来。凡雅明说：“我们得截住它们。”

“我从没做过这事，但见过别人做，”斯蒂欧普卡说道，“到下游去，离这里一公里外有条死水支流。要是赶快的话，还赶得上。但我们需要些杆子。”

顷刻之间，凡雅明便控制了整个局势。他留下十人守营地，派十人拿斧头砍削树苗，他自己旋即带余下的人，包括门德尔和列昂尼德，沿河岸朝下游奔去。他们赶在木筏之前抵达死水处，稍后，砍树的十人带着树苗而来，但木筏已在眼前。“快，快！谁游得最好？你，沃洛嘉！”可是沃洛嘉左右脱不下鞋子，要么是真的被绊住了，要么是不肯去。他蹲缩在地上，身体扭曲，面孔因紧张用力而涨得通红；凡雅明没了耐心：“没用的东西！懒汉！拿来，把杆子给我。”眨眼间，他已光身光脚。他在河里时或涉水，时或单手划泳，穿过死水区，抵达分流的河岔之时，木筏已漂过。只听到他在诅咒，然后沉入水里。余下的人拿着杆子跟在他后面。他迅捷地游向木筏，错失了前头数张，设法攀上了最后一张。他随即撑起杆子，将木筏导向长满绿草的河岔。木筏在泥沼里搁浅。然而，看得出来，这样一来，木筏不会搁浅太久，因为其他木筏随水流摆荡着，拖动摇晃这张木筏的锚地，而单个人无法将它稳住。凡雅明喘不过气来，喊其他人逐个爬上木筏，将手里的杆子狠狠插入淤泥河床。他们使劲把木筏拨离河岸，逆流而行，转过河岔，终于成功地将木材推进大河的死水支流。凡雅明边穿衣服边说：“这下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着办。兴许拉上岸来烧了。只要别落到矿井就成。现在回营地。”

在短暂的归途中，门德尔跟在凡雅明后面，祝贺他。凡雅明答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德军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这些人来说，闲坐着是再糟糕不过的。并且没有比榜样更好的东西了。你们两个先去擦干身体，然后到帐篷来见我。”

在帐篷里，凡雅明直奔主题：“我想过了，做这个决定不容易。你们看，我们这里每个人各有分工。我们熟悉这地区，久经训练。带上你们对我们是累赘。我相信你们是好战士，但我们不是上前线的战士，而是后卫部队，在敌后搞破坏。我们每人各有任务，你们不是几天就能学会的。再说——”

门德尔说：“你早上不是这么说的。”

凡雅明目光变得阴沉：“确实，我早上不是这么说的。听着，我对你们的人没有任何意见。我小时候有犹太人朋友，在沃罗涅日和训练营里，也有犹太人同伴。我知道你们跟任何人一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差，或者更多一点——”

列昂尼德说：“够了。要是你们不要我们，我们就走，这对大家都好。我们不会跪下来求——”

门德尔打断他的话：“但我还是想听听从早上到现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没发生什么。不是具体的事情。我只是无意间听见人们在说，而且——”

“你我都是战士。我们穿一样的军装，我想要你告诉我，是谁在说，说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是谁。不止一个人。就我个人来说，我接受你们。但我制止不了手下人谈论，我也不知道你们留下会不会安全。这里有些人想法不同，并且会随即动手。”

门德尔坚持着，他想要知道，一字不落地知道其他人所说的话。凡雅明只得转述，说话之时，带着仿佛吐出变质食物之时的表情：“他们说他们不太喜欢犹太人，更不喜欢武装的犹太人。”

列昂尼德高声说道：“我们这就走，你可以告诉你手下那些人，去年四月在华沙，武装犹太人抵抗德军，比红军在一九四一年坚持得更久。而且他们没有正规的武器，他们在挨饿，他们在死人堆里抵抗，他们没有后援。”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凡雅明问。

“华沙并不远，而且就算没有无线电，消息仍会传开。”

凡雅明走出帐篷，压低嗓子跟斯蒂欧普卡和沃洛嘉说话，接着回到帐内说：“我本该缴了你们的武器，但我不会。你们知道了我们是什么人、在哪里，我不该让你们走的，但我让你们走。跟我们一天不算多，但你们所看到的，或许会对你们有用。你们走吧，张大眼睛，往诺沃肖尔基去。”

“诺沃肖尔基？诺沃肖尔基在哪里？”

“皮提切河湾，往西一百二十公里，波勒西亚沼泽地。听说武装的犹太人在那里建了个村子，有男人、有女人。林务员告诉我们的，他们四处走，什么都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电报、报纸。或许在那里，你们的武器会派上用场。你们不能跟我们一起。”

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告别而去，用四根木头扎成木筏，渡过第聂伯河，继续行走。

他们走了十天。天气变得恶劣，不时落雨，有时骤然下起倾盆大雨，有时是雾一般的绵绵细雨，渐渐地渗透衣服。山路泥泞，森林散发出刺鼻的蘑菇味，这是秋天的预兆。食物开始变得稀少，两人只得夜里去偏僻的农庄，刨土豆、甜菜吃。森林里长满了蓝莓和草莓，但摘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反倒觉得更饿。饥饿，还有列昂尼德的恼怒。

“这东西是学童秋游摘着玩的。只会刺激胃，让肚子更饿，根本不充饥。”

门德尔沉思着在凡雅明的营地听来的消息。可能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没有一句评语、没有评价，就这么直接地宣告，这个消息就像蓝莓一样刺激人，让心灵也感觉类似的饥饿。墨索里尼进监狱，国王重新掌权。国王是什么？类似沙皇，偏执狭隘、腐化堕落，历史旧物，童话里的角色，扎着辫子，戴着羽毛饰物、装饰性的匕首，傲慢卑鄙。但这个意大利国王必定是同盟、朋友，因为他把墨索里尼关进监狱。可惜德国没有皇帝了，要不然，可能确实如凡雅明酒醉之时所说，战争已经结束。法西斯在意大利倒台的消息诚然是好消息，但这个消息有什么重要性？很难知道个究竟：《真理报》的文章根据不同的时局，把意大利法西斯时或形容为危险且靠不住的敌人，时或形容为处于德国这头猛兽阴影之下的可鄙的走狗。诚然，顿河之战的意大利士兵不曾坚持多久，武器和装备都简陋，没有战斗意志。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兴许他们受够了墨索里尼，国王就顺从民意；但德国没有国王，只有希特勒。还是别怀任何幻想的好。

如果国王是童话里的角色，意大利的国王就是双重的虚构，因为意大利本身就是个童话，难以具体地想象这个国度。如何能够将维苏威火山和贡多拉、庞贝、菲亚特汽车、斯卡拉大剧院，还有《鳄鱼》杂志上墨索里尼的漫画像融进同一幅画面？漫画上，他就像拦路抢劫的强盗，下巴似鬣狗，头戴无边缨帽，挺起资本家的大肚腩，手里执刀。门德尔愿意拿大笔钱换一台无线电，但这只是打比方，因为除了冲锋枪和手枪，他们没有可交换的东西，还是留着武器更明智。

他好奇意大利有没有犹太人。要是有的话，肯定也是古怪的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坐在贡多拉里，或者站在维苏威火山顶的场景，你怎么想象得出来？但是肯定有的，甚至连印度和中国都有犹太人，而且他们不一定过得不好。也许正如基辅和哈尔科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宣扬的，犹太人只有在以色列地才能过好，他们应该全部离开意大利、俄罗斯、印度、中国，回到以色列地，在那里种橙子、学希伯来语、围成圈跳圆舞。

也许是因为疲惫或者潮湿，门德尔头发下的伤疤开始发痒。列昂尼德的靴子脱了线，双脚在积水和泥浆里打滑。门德尔跟在列昂尼德后面，感受着他的消极和沉默带来的重负。这两种情绪比泥浆更能阻挠他前行。这不再只是雨后的泥泞，来自天上的肥沃泥浆，必须应时接受。越往西去，他们渐渐地碰见越发不同的泥浆，铺遍这个地区，这种泥浆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大地。树木渐稀，他们走进一片广阔的空地，但丝毫没有人类劳作的痕迹。土壤不再是黑色或黏土状，而是枯槁的苍白，湿润却稀薄、多沙，似乎天生缺水。并且这土壤也不贫瘠，长满了甘蔗等门德尔从未见过的肉质茎植物，还有茂盛的灌木，枝叶黏糊糊的，趴在地上蔓延，好似厌倦了天空。两人陷进泥里，或者更应该说腐烂的叶子里，没及膝盖。列昂尼德干脆脱下已不中用的靴子，门德尔接着也学他的样。他的靴子虽还可用，但这样穿坏就可惜了。

行走的第七天，虽然雨已停歇，但难以找到可以过夜的一小块干燥地面。第八天，连辨别方向也变得困难。他们没有指南针，天空鲜少见晴，山径频频被水塘阻隔，致使他们绕道绕得筋疲力尽。水质清晰、水面静止，散发着泥炭的气味，浮着厚实的圆叶、肉质的花，偶然还见到鸟窝。他们徒劳地寻找鸟蛋，只看到一些蛋壳、打湿的羽毛。但他们看到很多青蛙，成年的青蛙有手掌般大小，还有蝌蚪、一串串的青蛙卵。他们轻易捉到数只成年青蛙，串在棍子上烤着吃。列昂尼德带着十九岁小伙儿的饥饿，凶残地吃着，门德尔则惊讶地发觉自己心里竟泛起对于禁忌肉类的祖传的反感。

“就像在埃及，在摩西的时代，”门德尔说道，他只是想打破沉默，“但我从来不理解它们怎会是瘟疫，埃及人大可吃了它们，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列昂尼德一边嚼着，一边问：“青蛙是瘟疫？”

“是第二场瘟疫。Dom, Tzefardea’。Tzefardea’是青蛙。”

“第一场是什么？”

“Dom，血灾。”门德尔答道。

“那我们以前是有血性的，”列昂尼德若有所思地说，“剩下的呢？接下来还有什么？”

门德尔开始念口诀，这是逾越节时给孩子逗乐唱的歌谣，用来帮助回忆：“dom, tzefardea’, kinim，’aroiv……”接着他翻译为俄语：血、蛙、虱子、野兽、疥疮、鼠疫、冰雹、蝗虫……但没等说完，他停下来问列昂尼德：“可你……你小时候，不守逾越节吗？”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列昂尼德虽没有放下食物，但将视线转向别处，眼睛变得阴郁、空洞。半晌之后，他颇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

“他们把我父亲送到索洛维茨基之后，我母亲没有等他。没等多久。她把我送进孤儿院，跟另一个男人同居了，再也没有管过我。他也是铁道工，说话总是悄声细语。可能他怕也被送到索洛维茨基群岛去。他什么都怕。就我所知，他们还住在一起。我现在受够了。受够了这样子朝天晓得往哪里去的方向走。受够了血和青蛙，我想停下，我想死。”

门德尔没有回答；他意识到这位同伴属于那些不能用言词治愈的人。或许，身负他这样的故事的人，都是无法用言语治愈的。但门德尔仍然觉得愧对他，感到内疚，觉得犯了过错，好似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在浅水区淹死，因为那人没有呼救，就任由他淹毙。若要帮助列昂尼德，你得理解他，而要理解他，他就得说话，可他只是像这样讲述：说出一两句，然后沉默，回避门德尔的眼神。他随时准备伤害别人，也准备被伤害。倘若门德尔试图强迫他开口？那会很危险。如同把一颗螺丝强拧进螺帽，你会遇上阻力。倘若拿螺丝刀硬拧，就会损坏螺纹，最后只得扔掉这颗螺丝。但是你若有耐心，重新开始，就能毫不费力地转进螺丝，最后会拧得十分牢固。这需要拿出耐心来，纵使原本毫无耐心的人，也得拿出耐心。尤其是毫无耐心的人。譬如丧失了耐心的人。譬如从来不曾有过耐心的人，从来不曾有时间和材料为自己打造耐心的人。门德尔想回答：如果你真的想死，有的是机会。但他却说道：“我们睡会儿，至少今晚填饱了肚子。”

行走的第九天，小径彻底地消失了。沼泽地越来越广阔，连绵不断，时或可以在其间的沙洲辨别小径，树林稀落，只有零散的几棵树木，自从他们出发以来，还不曾见过如此广袤的地平线。辽阔而忧伤。凝滞的水面清晰地映出圆圆的云朵。白色的云朵在天空一动不动。两人滑溜的脚步声，偶或惊得鸭子飞入甘蔗丛中，但门德尔决定不开枪，不愿浪费子弹，暴露自己。远处隐现一座木质建筑。他们走近之后，发现是一座水磨，已被遗弃，甚为破败。磨轮刀片已生锈，浸在混浊的河水之中。河水向沼泽地的四面八方流去。必定是皮提切河。诺沃肖尔基不会远了。

河对岸的地面略为结实。他们隐约辨出远处有个山坡，长满苍绿的树木，是橡树或赤杨。门德尔穿上靴子，列昂尼德仍赤着双脚，只在脚上缠了些破布，以免被荆棘扎伤。走了半小时之后，他喊道：“嘿！看这个！”门德尔转过身，见他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这只粉红色的布娃娃十分破旧，光着身子，缺了一条腿。门德尔将它举到鼻子底，闻到一股童年的气息，樟脑丸和赛璐珞的惨淡气味，一时间，回忆汹涌起来——他的姊妹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她们的小伙伴，斯特列尔卡村，深坑。他沉默片刻，喉咙哽塞，然后柔声对列昂尼德说道：“森林里可没有这样的东西。”

小径右边有一处空地，他们看见空地里有个男子，高高瘦瘦的，面容苍白，肩膀狭小。他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之时，困窘地试图逃走或隐藏。他们喊住他，他让他们朝前走来。他的衣服褴褛，脚上穿一双旧轮胎缝的凉鞋，手里拿着一束野草。他不像是农民。他们问他：“犹太人的村子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没有村子。”此人答道。

“难道你不是犹太人？”

“我是逃难的。”他说道，但他的口音暴露了他的身份。

列昂尼德给他看那个布娃娃：“那这个呢？这是哪里来的？”

此人的视线略转，有人从列昂尼德身后走来。是个小姑娘，黝黑瘦小。她从他手里接过布娃娃，严肃地说：“是我的。你找到它，很聪明。”

一九四三年·八月至十一月

此人自豪地跟列昂尼德解释道，确切地说，这不是村庄，而是“沼泽共和国”，更是一座堡垒、避难所、要塞。他们两人会受欢迎的，因为这里能干活的男子很少，拿得动武器的更少。他叫亚当。天快黑之时，他召集在空地四周寻野草的孩子，大约十来个，有男孩有女孩，各人拔了一小捆草，分作数束。“在这里，每个人都得做些有用的事，连孩子也不例外。有些野草能治病，有些能吃，煮了吃或者生吃。我们教孩子们认野草、野莓根等等。嗯，我们这里不太教他们其他东西。”

他们出发回去。孩子们看着这两位战士，露出猜疑的好奇。他们没有向这两人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彼此交谈。他们是易受惊吓的小野兽，眼珠不安地滴溜溜地转。亚当没有下命令，他们就自行排成队，两人一组，朝山坡走去，循着一条他们似乎很熟悉的小径。他们脚上也穿着轮胎做的凉鞋，身穿旧军装，破烂又不合身。找回布娃娃的小姑娘把它紧紧搂在怀里，好似保护它，但她没有跟它说话或者看着它。她的目光好似小鸟，不安地溜眼看向小径两旁。

亚当对于述说与倾听有极大的兴趣。他五十五岁，是营地里年纪最大的，因此派他照管孩子。是的，也有妇女，但不多，她们能做粗重活。其中一个是他女儿。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他想知道两位新成员的故事。门德尔很乐意满足他的要求，细致地讲述，而列昂尼德只说了寥寥数言。他，亚当，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曾是明斯克的纺织工，从十六岁起，就活跃在犹太人劳工组织。他还尝过沙皇监狱的滋味，就算是囚犯，也还是被送上“一战”的前线。犹太人劳工组织的成员是孟什维克，而作为孟什维克，他被审讯，一九三○年又被关进监狱。那可不是好受的，他们把他关进冷冻囚室，还有不通风的闷热囚室，他们想要他供认自己受了外国人的贿赂。他熬过两次审讯，然后割腕自尽。他们把他的伤缝起来，好让他招供。整整两个星期，他们一个小时也不让他睡，然后他供认法官想要听的一切。他在监狱度过两年，接着在位于莫斯科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之间的沃洛格达的一个劳改营度过三年。劳改营比监狱好些，他在集体农场工作，就是在那里学会哪些野草可以食用的。他知道太多城里人不知道的事物，所以就算是被囚禁，也是有好处的。夏天里，野草很重要，就算不加佐料，也有营养。当然，冬天是另一回事，最好不要去想冬天。

囚禁结束之后，他们把他送回家，但战争来了，数天之后德军到了明斯克。是的，亚当为此深感良心不安，因为他，还有一些跟他一样的老人，在其他战争里见识过德军，试图让其他人放下心来：德国人善于打仗，但也是文明人，为什么躲藏或逃跑？他们顶多会把土地还给农民。然后，那些德军在明斯克做出他不能说出口的事。他不能说，不会说，不该说。“这是我们共和国的头一条规矩。我们要是彼此反复地讲述所见过的事，人会发疯的。但我们得保持神志正常，包括孩子们。除了识别野草，我们还教他们撒谎，因为不单是德军，我们四周都是敌人。”

他一路这么说着，已抵达营地。说实在话，难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地方，因为门德尔从不曾见过像这样的地方，也无法想象竟可能有这样的地方。无论如何，这里更像避难所，而不是要塞。在这片他们从远处望见的山坡上——山坡大约仅高出平原二十米——有一座老修道院，隐匿在浓密的树林里。一座砖砌的建筑围绕露天方庭的三面，有二层楼。两座方塔立在两个庭角，一座塔仍用作钟楼，另一座早已塌毁，用木头重修，应该是当作瞭望哨。不远处，方庭敞开处对面是修道院的粮仓，用粗糙的原木建造，带宽敞的马车门、一些小窗。

与其说这座修道院被树木隐蔽，不如说是叫树木围困起来。三边厢房，只有一处完好，余下两处布满或新或旧的毁损痕迹。屋顶原是铺瓦的，多处塌陷，胡乱地葺着稻草或芦苇。外墙上有多处豁口，看得见里面堆满瓦砾的房间。看样子这里在数十年前就被遗弃，甚或可能是在内战时期，因为赤杨、橡树、柳树贴着墙根生长，有些甚至长到墙内，在瓦砾堆里扎下根，枝丫伸向屋顶的破洞寻找阳光。

此时天已快黑了。亚当叫两人在院里等候，院子里长满久经踩踏的野草。稍后他回来，带二人走进一间大房，地板上铺着稻草、向日葵秆儿，早已有人在等待，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孩子们也进来，在昏暗之中，每个人分到一碗野草汤。没有灯。两个妇女安排孩子们睡觉。亚当转回来，告诫新成员不要擦火柴。门德尔和列昂尼德觉得被守护着。他们疲乏了，耳听着周围的叽咕声，仅数分钟之后，便陷入无意识的沉睡之中。

早晨醒来，门德尔心里有种身处另一世界和另一时代的快乐而不安的感觉。或许是在朝那应许之地走了四十年的沙漠里，或许是在被罗马人围困的耶路撒冷城墙内，或者是在挪亚的方舟中。在大房间里，除了他二人之外，只有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人都是中年人，显然患了病。他们说的既不是俄语，也不是意第绪语，而是某种波兰方言。孩子们在门口张望，好奇却不吭声，或许就是昨天那伙。一个瘦小单薄的姑娘走进来，肩上扛着冲锋枪。她看见两个陌生人，立即转身走出去，不问任何问题。听得见四周隐约传来忙碌的声响，好似阁楼上耗子的声息：短促的呼喊、一记锤打、井链嘎吱、一只公鸡扯开嗓子啼叫。空气从敞开的窗户进入，带着沼泽和森林的潮湿气息，混杂着其他陌生、更尖锐的气味：作料、烧焦的毛皮、拥挤的房间、贫穷。

过了一会儿，亚当进来，叫他们跟他走。朵夫，他们头领，在等他们。他在司令部等他们，亚当骄傲地解释道。那司令部就是一个小房间，处于一间大平房的中心，原是修道院的外屋，四壁镶嵌杉木板，内置式炉子占据一半空间。炉上和炉旁有三架木床，门边有一张粗糙木板钉成的桌子，除此别无他物。连朵夫所坐的椅子，看起来虽结实，却很粗陋，显然是行家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制作的。朵夫是中年人，矮个子，但骨骼强壮、肩膀宽阔，他不驼背，却佝偻着身子，垂着头，好似挑着重担。因此他垂头从下往上看对话者之时，就像是从不存在的眼镜边缘看人。他的头发想必曾是金色，而今几乎全白，但仍然浓密，仔细地梳理过，从正中分开。他的双手大且结实，说话之时，双手一动也不动，直直地从前臂垂下。他不时地看看双手，好似它们不属于他。他长着四方脸，眼神凝重，五官诚实，看起来苍老但精神饱满。他说话缓慢。他让两人坐在最靠近火炉的木床上，开始说这些话：

“无论如何，我都会接纳你们。你们是战士，这就更好了。我们已经有太多来这里寻找庇护的人。他们甚至从遥远的地方来，寻找安全。他们没有想错，在方圆一千公里以内，这里是犹太人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但这不意味着这地方安全。根本不是。我们很软弱，武器装备不足，要是受到严重的袭击，根本无法自卫。而且我们人太多，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每天都有人来、有人离开。现在必定有五十多人，不全是犹太人，还有两三家波兰农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偷走他们的粮食、牲口，烧毁他们的房屋，他们吓坏了，就来到这里。犹太人呢，有的来自犹太人聚居区，有的从德军劳动营逃出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可怕的故事。还有老人、妇女、病人。大概只有十来个年轻人会使用武器。”

“你们有什么武器？”门德尔问道。

“很少。一打手榴弹，几把手枪和冲锋枪。一架重型机关枪，子弹够打五分钟。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这里极少见到德军。他们最好的部队被召回前线，在数百公里之外。这些地区只分散着一些守备队，到各地征用粮食、劳工，防守道路和铁路。乌克兰人最危险，德军把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武器装备，向他们灌输那些思想——好像真有这个必要似的！乌克兰人向来视波兰人和犹太人为他们的天然敌人，根本用不着再灌输什么思想。

“这个营地的最佳防御是沼泽。沼泽朝四面八方漫延数十公里。你得相当熟悉沼泽地，才能穿越。有些地方水仅没及膝盖，而另一些地方则没过头顶，有几处浅滩，但很难找到。德军不喜欢这里，因为沼泽地里不能施展闪电战术，连坦克都会陷进去，越重就陷得越深。”

“但冬天里水必定会结冰。”

“冬天是恐怖时期。冬天里，森林和沼泽成为我们的敌人，成为躲藏之人最可怕的敌人。树木掉光叶子，就像赤裸着身体。侦察机能看到地上的一切。沼泽结冰，就不再是一道防线。你可以辨识雪地上的脚印。唯一能抵抗寒冷的是火，但火生烟，烟在极远处也能被看到。

“我还没有提食物。我们的食物也没有保证。有些是从农民那里来的，礼貌地得来，或者不礼貌地。但村庄也很穷，又远，德军和流寇早已先下手剥光了他们。我们从游击队得到一些东西，但冬天里，他们跟我们一样面临同样的困难。不过他们有时得到空投物资，那么我们也会得一些。最后，有些食物来自森林：野草、野菜、青蛙、鲤鱼、蘑菇、野莓，但只在夏天。冬天什么也没有。冬天里，只有恐怖和饥饿。”

“没有办法跟游击队建立更好的联络？”

“我们的联络向来没有规律。再说，还有什么比游击队更没有规律的？直到去年冬天之前，我是跟他们一起的，然后他们宣布我不合格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老人，另外我受了伤，跑不动。地方上的游击队就像水银珠子，他们凑集、分散，又凑集。他们被解散，又组成新的。最大最稳定的游击队有无线电，跟伟大之地保持联系……”

“什么是伟大之地？”

“我们也跟着这么叫。是前线之外的苏维埃领土，不被纳粹占据的那部分。无线电就像血液，归功于无线电，他们接收到命令、增援、教官、武器、粮食。不单是空投的，情况允许的时候，伟大之地来的飞机降落到游击队的地区，卸下人员物资、带走病号伤员。就这一点来说，冬天倒好些，因为你得有飞机场或者至少一片空旷、平坦的地方，让飞机着陆；这些地方可以从空中清晰看见，德国人一看到这样的地方，立马就投下炸弹，炸得不能使用。但冬天里，只要冰结得够厚，任何湖沼河流都可以用。

“但你们绝不要以为这是定期的给养。不是所有空投和着陆都安全，也不是所有游击队都愿意跟我们分享。很多游击队首领视我们为光会吃的废人，因为我们打不了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得证明自己有用，我们能够以各种方式证明这一点。任何能走会打枪的人，必须自视为游击队员，要去防守；如果游击队要他，他就得跟他们走。实事求是地说，游击队与修道院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交换，在德军发现我们之前，这个修道院也可算是累垮或者受伤的游击队员的避难所。但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就去做。我们给他们缝补、洗衣服，用橡树皮鞣皮子，做靴子。是的，你闻到的气味就是从鞣瓮里传出来的。我们用白桦树皮制造沥青泡皮革，靴子就会柔软又防水。你会什么手艺吗？”他问门德尔。

“我原本是修手表的，但也在集体农场做过技工。”

“好。我们立刻给你找事做。你呢，莫斯科人？”

“我学过记账。”

“这对我们不太有用，”朵夫笑道，“我是想记账，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这些来来去去的人都数不清楚。我们这里有些犹太人奇迹般地逃出武装党卫队的屠杀，有些农民来寻求庇护，还有些我们得提防的可疑人物。他们甚至可能是间谍，但我们能怎么办？什么也不能办，只能相信他们的面孔，就像我现在相信你们的面孔。我们没有特工处。很多人来，有些人离开，或者死去。年轻人离开，先征得我的许可或者自行离去。他们宁愿正式加入游击队，也不想在这个共和国里，在饥饿和恐惧之中枯燥麻木得像植物一样。老人和病人死去，但健康的年轻人也死去，死于绝望。绝望比疾病更可怕，在等待的日子里袭击你，没有消息、没有联系，或者当他们宣布德军部队的动向、乌克兰和匈牙利雇佣兵的动向的时候，人就变得绝望。等待比痢疾更致命。抵御绝望只有两种方法：工作和战斗。但也不总是足够的。还有第三个方法，那就是彼此撒谎。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就这样，这就是我要讲的。你们带着武器，这很好，但你们要是带个无线电发送机来，那就更好了。事情就是这样，人不能样样都得，就算在诺沃肖尔基也不可能。”

他们立即被列入岗哨的值勤名单。这是社区里最重要的工作，修道院的两座旧塔正适合当作哨岗。按规矩，每个体格健全的避难者都得工作十二个小时，然后休息八小时，值岗四小时，分作两小时一班。这令事情变得比较复杂，但朵夫定下精确的时刻表，坚持要求严格执行。当夜，门德尔被分派跟在寝室门口瞥见的那个纤瘦姑娘一起站岗，每人守一座塔。他得知她叫琳，但再不知道更多。换岗后，他问她道：“我的裤子破了。能否请你帮我补一补？”琳简慢地答道：“我给你针和线，你可以自己补。我没空。”她提起灯笼照着门德尔的脸，简直带着张狂的专注说道：“那道伤疤是哪里得的？”门德尔答道：“前线。”琳不再追问，走去睡觉。列昂尼德则跟伯尔一组，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几乎还是个孩子，沉默寡言。

两个新成员都被派到皮革工坊。在恶心的气味之中，人们沉默地鞣皮，唯有鞣瓮的溅泼声音和简短的低语声时或打破沉默。男人女人面无表情地刮毛皮，剔除毛和残留的肉末。这些是兔子、狗、猫、山羊的毛皮。分毫也不浪费，最新鲜的毛皮上刮下的带肉残渣被小心地保留着，用作肥料。其他工人煮树皮，或者将毛皮撑在木架上。

他们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了这种生活，适应强迫的、自相矛盾的命令，每道命令似乎都是靠每一分钟的努力和固执而得到执行的。这里没有集体食堂，中午和傍晚，所有人在厨房锅前排队，然后各自蹲在某个角落默默地吃分到的食物。多半是野菜薄汤，带几片土豆，鲜少有肉片或芝士，一匙蓝莓，一杯牛奶。

或许是因为年纪最大，亚当是唯一不曾忘记讲故事的乐趣的人。

“朵夫？他是从来不须劝说的。幸好有他在这里解决纷争。朵夫他见得多了，他从很远的地方来。从西伯利亚中部高原的某个偏僻村庄来的，我总是记不住那村名。他的祖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沙皇时代被流放到那里，他的父亲在那里出世，他也是。战争爆发时，他被动员参军，给送到空军部队。他随后就被俘，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德军把他关进劳动营，不足一公顷的地，四周围着扎倒钩的铁丝网，里头什么也没有，没有营房或棚子，只有一万个筋疲力尽的士兵，受了伤，饥渴得发狂。在混乱之中，他们没看出他是犹太人，所以没杀他。数天后，他们把他与一千名士兵装上火车。他发觉他这节车厢的木地板腐烂，就将木板踢开，从疾驰的火车上跳下来。只有他跳下来。车厢里余下的八十人都没这胆量。他折了一条腿，但还是设法离开铁道线，寻到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收留了他几个月，没有去告发他。他们还给他接了腿。腿一好，他就跟游击队走，但去年冬天他膝盖受伤，从那以后就瘸了。游击队帮助他，他和五六个犹太人在这里安顿下来。他是脚踏实地的西伯利亚人，在几个月里，他和其他人把这座修道院翻整，把这个瓦砾堆整治得能住人。”

整个八月，沼泽共和国里没有发生值得记载的事。九个掉队的红军从奥扎里奇而来。他们自发去炸毁、掠夺德军的一个仓库。他们带来两头骡，它们背上驮着数袋土豆、四杆意大利步枪、二十只手榴弹。他们带来的消息则胜过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苏联人夺回了哈尔科夫。在诺沃肖尔基的公民当中，旋即生起热烈的争论：哈尔科夫有多远？有人说五百公里，有人说六百，又有人说八百。说八百的指责说五百的在做梦，而说五百的认为说八百的是失败主义者，或者是叛徒。

奥扎里奇来的人还硬拖了一个医生来。对于诺沃肖尔基来说，医生会是极有价值的。但这个医生，大约四十来岁的犹太人上尉，已病得不堪。他在发烧，最后的路程，根本无法自己走，他们不时将他驮到骡背上。一到修道院，他就得躺下，因为他已经站不稳，脸上冒出紫斑。他只能勉强说话，仅靠嘴唇发声，好似舌头已经麻木。他自己做了诊断，说是得了斑疹热，快要死了，他只想安静地死去，不想感染其他人。朵夫问怎么医他，他答道没有医法。他要了些水，然后不再说话。他们让他躺在修道院外的地上，拿了毛毯给他盖。次晨，他死了。他被小心地埋葬，以防任何接触。伯尔，戴眼镜的年轻人，原本是拉比学院的学生，来到墓前念哀悼祷文。怎么才能避免感染？或许斑疹伤寒仅是通过虱子传染的？没人知道。为了加倍小心，朵夫让他们烧毁死人接触过的每一件东西，包括那条珍贵的毛毯。

九月来了，第一场雨落下来，第一簇树叶变黄。门德尔意识到列昂尼德起了变化。他们初到诺沃肖尔基之时，列昂尼德还是老样子，长时间皱着眉头不吭声，骤然冲着门德尔发火，好像是门德尔跟德国人签订协约，是他发动战争，是他令恐怖在这个国家蔓延；好像是门德尔把他派到伞兵部队，把他空投到沼泽地中央。而现在列昂尼德渐渐地不再找门德尔，或者说，似乎更像是回避他，避无可避之时，他便小心地不看门德尔的眼睛。有一天，门德尔见他不在鞣瓮前，打听得知列昂尼德受不了这气味，请求朵夫将他调到琳和另外两个姑娘蒸馏白桦树皮制沥青的房间。又有一天，朵夫跟门德尔抱怨，因为他的朋友没有来工作，这是严重违反纪律，朵夫无法理解这种行为。门德尔答道，对于列昂尼德做或不做什么，他不替他负责任。但话一出口，他感觉心头一记抓挠，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嘴里说出的这些话，便是耶和华询问亚伯在哪里之时，该隐所说的话。真荒唐！列昂尼德是他的兄弟吗？不是兄弟，只不过是跟他一样的可怜人，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在路上遇见的路人。门德尔当然不是看护列昂尼德的，更没有洒了列昂尼德的血。他不曾在旷野里杀了他。然而这一记抓挠仍在：也许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亚伯的该隐，通过对他所做的事、对他所说的话，以及该对他说却没有说的话，从而不知情地在旷野里杀了他。

门德尔告诉朵夫，列昂尼德经历了艰难的人生，但朵夫凝视他的眼睛，以单个音节答道：“哦？”在诺沃肖尔基，这不是借口。谁背后没有一个艰难的人生？朵夫厉声说道，没有借口做游击队无政府者。游击队无政府是什么？游击队无政府，朵夫解释道，就是缺乏纪律。这是严重的危险。为了逃避法西斯的屠杀，就有必要接受比法西斯更严格的纪律。更严格，但更正义，因为这是自愿接受的纪律。任何不能接受这个纪律的人，可以自由离开。门德尔和列昂尼德该好好想想。事实上，他们该马上就想，因为这里有一项任务让他们去执行。一项紧急重要的任务，但完全没有危险。上面有指令，要破坏一处铁路。这正是适合他们的任务，以赢得在共和国的公民权。况且，这也是游击队的习惯，要求新成员执行一项任务当作测试，就像进入一间工厂。

次日，朵夫也将列昂尼德召去，详细地解说道：

“为乌克兰南部的德军前线运输物资的布雷斯特——罗夫诺——基辅铁路被炸毁。从现在开始，所有军需物资都绕道布雷斯特——哥麦尔线。这条铁道途经诺沃肖尔基南部，大约三十公里外。这是一条单轨道，得尽快把它破坏掉。这是你们得执行的任务。有什么想法？”

“你有炸药吗？”门德尔问道。

“有一些，但很少，而且不适合这工作。是从扔到沼泽地而没有爆炸的炮弹里取出来的。”

列昂尼德打断他的话，傲慢地瞅了门德尔一眼：“请允许我说一句，指挥官。像这样的任务，炸药非但无济于事，反倒是累赘。破坏铁路这样的工作我懂。伞兵训练课上，他们跟我们解释了所有这些方法。大扳手更适合、更准确，不发出声响，不留痕迹。”

门德尔有些着恼，问道：“在你们课堂上，他们也给你们实践训练，还是只有理论？”

“我来负责这项任务。你这次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行，”门德尔说道，强调每一个字，“我不反对。我更擅长修理，而不是搞破坏。”

朵夫听着，似乎觉得这场斗嘴有趣。他说道：“等等。要是把破坏铁轨跟让火车脱轨结合起来，就太好了。破坏的铁轨可以在数小时内修好，而脱轨的火车非但无用了，而且会数日妨碍铁路通行。但德军也知道这一点，一段时间以来，如果一列火车很重要，他们会先派出侦察车。”

朵夫与列昂尼德就技术问题做了简短的讨论，然后定出具体的方案。倘若在诺沃肖尔基正南方的孔采维奇附近破坏铁路就不明智，会把盖世太保引到这个藏身地。最好走得远一点，靠近维特科维采，往西五十公里外，铁路在那里穿越一道跨运河的桥梁。那里会是理想的地方。

“去准备，”朵夫说道，“你们两个小时后出发。会有个熟悉地形的向导带路。不要带武器。一起商量如何破坏铁路。列昂尼德，要是你学过些窍门，那更好。但记住，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要啰唆。让他们在锻铁车间打两副扳手，合适的型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门德尔宁可不要向导，但此人无疑确实熟悉地形，尤其是浅滩。他名叫卡力斯，拉脱维亚人，二十二岁。他高高瘦瘦，金发，动作敏捷无声。出生在如此遥远地方的人，怎会这般熟悉波利西亚的沼泽地？他是跟德军的时候熟悉起来的，卡力斯说道，俄语说得极糟糕。在他的村里，他们喜欢德军，而不是苏军，他也是，或者至少开始的时候是。他投靠他们那边，他们教他如何追捕游击队。是的，在这里，就在这个地区。他在这里差不多一年了，知道这里的每一寸地。但他不傻，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认识到德国人会被打败，于是就再次叛逃。他朝两人露出浅笑，想要得到认同。站在获胜的一方总是更好些，不是吗？但他现在得小心，既不能落在希特勒手里，也不能落在斯大林手里。那他为什么到诺沃肖尔基避难？列昂尼德问道。是的，当然，他个人根本不反对犹太人。

“我们也得小心，”门德尔向列昂尼德低语道，“此人手上也有犹太人的血。”

卡力斯又露出邪笑：“说意第绪语没用的。我懂的，我也懂德语。”

“那么你认为诺沃肖尔基的犹太人会是赢家？”门德尔问道。

“我没那么说，”拉脱维亚人答道，“小心，这里的水变深了。我们靠右边些。”

黎明时分，他们走出沼泽，接着数小时，走过草地、无人耕种的土地。他们一直歇息到午后，半夜时分抵达铁道线。照卡力斯说来，他们该顺着铁道线朝西，走上八公里或十公里，抵达运河为止。最好不要走在铁道线上，而是保持数百米距离，平行而走，别让它出了视线之外。天上挂着月亮，令他们更容易行路，但是倘若没有月光的话，他们会觉得更安全。此时他们已经疲惫，但列昂尼德仍然强迫保持步速，抢先带头。拉脱维亚人却总是设法掉在最后。这惹恼了门德尔，终于厉声对他说道：“你！往前走。我押后。”

日出之时，列昂尼德瞧见桥梁。这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但四周没有人影，那座桥仅数米长，也无人看守。列昂尼德显然急切地要负责这项任务，用低沉而兴奋紧张的声音下命令。在门德尔的帮助之下，他松开桥头钢轨接头间的金属板，然后拧开连接枕木与轨道的螺钉。木头已腐烂，螺钉很轻易地被拧开。卡力斯搭讪着要帮手，但接着便满足于望风，确保无人走近。两条铁轨松开之后，列昂尼德没有将它们移开，而是用一根大约三十米长的绳索斜系起来，这是诺沃肖尔基所能找到的最长的绳索。绳索活动的另一端埋在松土和灌木之下。成了，列昂尼德骄傲地说，现在只需等着火车来。先让侦察车过去，然后在火车头眼皮底下拉起绳索，移动铁轨。别拉得太早，不然的话，司机会起疑心。

他们轮流睡过白天。傍晚之际，在野地的沉默之中，传来火车的声响。三人都抓起绳索，伏在灌木丛里，以免被人看见。没有侦察车。火车大约有三十节封闭的载货车厢，疾驰而来。但是见到桥梁之时，火车开始减速。骤然之间，门德尔很想祈祷，但抑制住这个冲动，因为儿时学来的那些祈祷都不适合这个情况，而且他也拿不准神圣的耶和华虽值得称颂，但是否有权管辖铁路。火车缓慢行驶，接近松开的那一段铁轨之时，列昂尼德命令道：“拉！”三人跳起来，使劲拽绳索，绳索服从他们拼命的努力而移动，但没有移得太多，不超过一掌之宽。

一个急刹车，火车头尖叫起来，车轮迸出火花。司机必定看见了什么，试图将火车头倒退，但为时已晚。骇人的车轮冲出铁道，闯进路堤的砾石之中，由于惯性，在震耳欲聋的闹声、漫天的灰尘里，火车头和车厢往前驶出十多米，然后一切停止。只有火车头的排障器在桥头，略微倾斜。必定是撞在胸墙上了，某处破管道里冲出一股蒸汽，发出刺耳的嘶声，响得令三人无法交谈。列昂尼德面如死灰，示意另两人随他前去查看第一节车厢。大约是搜寻战利品。疯了！只见人影在火车里跑上跑下。门德尔接管了任务，在卡力斯的帮助之下，将列昂尼德拖进最近的树林。他们凝视彼此的面孔，喘着粗气：半脱轨，半成功。火车头损坏了，但没有毁。铁道线中断了，但可在数日之内修复。桥梁和车厢几乎完好无损。列昂尼德诅咒自己，早该料到火车会在桥头减速的。要是在前面一公里处破坏铁轨，损失就会严重十倍。

押车的不超过六七人，正忙着检查火车头，无暇追究是谁导致这一故障。三人隐身等待天黑，然后出发，不慌不忙地回营地。列昂尼德似乎很沮丧，门德尔试图开导他：这不是他的过错，他们没有工具。何况火车确实停了。列昂尼德沉默良久，转身不理睬。然后他说道：“你不懂，这是一份礼物。”

“一份礼物。给谁？”

“给琳的，那个扛枪的姑娘，是的，就是跟你一起站岗的那个。从前夜开始，她是我的女人。这列火车是给她的礼物。”

门德尔想笑，又想哭。他想告诉列昂尼德，诺沃肖尔基不是谈恋爱的地方，但他克制住自己。他们默然前进。走到半夜之时，发觉卡力斯落在后面，便停下等候。一个小时过去了，卡力斯仍旧没有出现。他逃走了。他们在黑暗里重新上路，夜越来越黑。

回到营地，他们做了汇报，朵夫既不评论也不判断地听着。他熟知这些冒险。卡力斯逃走太糟糕了，但这事无法预料或者避免，况且也不是头一起了。诺沃肖尔基不是劳动营，任何想走的人都可以离开。他会去举报吗？警察的悬赏很诱人，每举报一个犹太人赏金十卢布。德国人向来慷慨。但另一方面，德军还记着卡力斯的账，此外，修道院一直待他不错，最后，他有糊口的其他路子。无论如何，这是无可挽回的，他们只有提高警惕，尤其是最初几天里，要是有袭击的话，他们就自卫。

无人来袭击。九月中旬，朵夫的神秘情报员反倒带来消息，说意大利投降了，这个消息使得营地骚动起来。战争的消息——无一例外地是胜利的消息——是诺沃肖尔基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哪个星期不是在盟军登陆希腊或者希特勒被暗杀或者美军以奇迹般的新武器歼灭日军等消息之中度过。然后，人人都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转达每一则消息，加以渲染，添饰细节，这则消息在数日里成为对抗苦闷的良药，少数拒绝相信的人便被鄙视。然后这则消息淡出，被遗忘，不留丝毫痕迹，于是另一则消息毫无保留地被接受。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这则投降的消息得到两个来源的证实，其一，这是来自莫斯科的无线电；其二，通常持怀疑态度的朵夫也证实了。评论近乎狂乱，无人再谈论任何别的事情。那么轴心国的力量削弱了一半。战争会在一个月，顶多两个月内结束。盟军不可能不抓住这个时局，他们不是已经登陆意大利了吗？对他们的军队来说，意大利只不过是个中转站，在三天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边境，直捣德国心腹之地。什么边境？人们回忆学校课本和传说，充满激情地重构欧洲的地理。帕维尔，沼泽共和国里唯一去过意大利的公民，就像传神谕者一般，坐在不断有人围拢过来的圆圈中心。

帕维尔·尤勒维奇·列文斯基十分看重其父系名字，不太喜欢过于直白的姓氏：他是犹太俄罗斯人，而不是俄罗斯犹太人。他今年三十五岁，却已经历了丰富的职业生涯。他曾是举重运动员、业余演员，然后成为专业演员，接着成为歌手，甚至在列宁格勒广播台做了数月播音员。他爱打牌、掷骰子，爱喝酒，若有必要，他能像哥萨克人一般诅咒。在诺沃肖尔基这个人人苍白憔悴的社区，他的运动员身材引人注目。无人能够猜透，靠着那些填不饱肚子的定量口粮，帕维尔哪来的营养供养那些肌肉。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面色红润。他的胡须直长到眼底，他总是将胡须刮得很短，但胡须长得如此之快，剃过数小时之后，脸上就又浮现青黑色的阴影。他的头发和眉毛乌黑浓密。他有一副地道的俄罗斯嗓音，低沉、柔和、浑厚，但是话一说完，或者唱完歌，他就会紧闭双唇，好似捕兽夹。他的五官特征十分显著，如同山丘和山谷，颧骨突出，鼻子与上唇之间的那道沟很深，那道沟与嘴唇之间的会合处有两个肉嘟嘟的隆起。他的牙齿健康、稀疏。他长着一对催眠术士般的眼睛。靠着这对眼睛，再加上那双粗短、厚实的双手，他能够让你关节和后背上的酸痛消失，有时候，他甚至能够在数小时里驱逐饥饿和恐惧。他讨厌纪律，但在修道院里，他被默许了一种免惩特权。

聆听者们缠着他打听意大利的情况。

“当然了，我去过那里。数年前，莫斯科犹太人剧团的著名巡演。我扮演耶利米，预言灾难的先知。我后背套着轭上台，预言犹太人要被流放到巴比伦，我像公牛一般发出哞哞的叫声。我头戴紫色的假发，身上塞着东西，看起来个子更大，鞋底也是增高的，因为先知必须得高大。我们表演用的是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在米兰、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那些意大利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却疯了似的鼓掌。”

“那么，你确实亲眼看到意大利了？”拉比学院的学生伯尔问道。

“当然。从火车上看到。整个意大利就跟从列宁格勒到基辅那么长。一天之内，你可以从阿尔卑斯到西西里。现在意大利军队投降了，盟军旋即就会抵达德国边境。不过，就算在他们投降之前，意大利人也从来不是坚定的法西斯。事实上，是墨索里尼邀请莫斯科剧团去罗马的，意大利士兵在乌克兰也没怎么猛打。意大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有海有湖有山，都是绿的，开满鲜花。人也友好，穿得体面，不过他们会偷。我是说，那是个奇怪的国家，跟苏联完全两样。”

但边境呢？盟军会去哪里？关于这一点，帕维尔·尤勒维奇的观念显然不太清晰，仅隐约记得塔尔维肖，但不记得边境另一端是德国还是南斯拉夫，或是匈牙利。不过，他记得在米兰过夜的一个黑眼睛姑娘。可他的听众对这个插曲不感兴趣。

十月过去，寒气降临，集体的情绪开始低落。相反的消息传来：苏军虽夺回斯摩棱斯克，但德军并未倒垮。他们在意大利打仗，但不是在边境，不是在阿尔卑斯山。也听说盟军在他们不曾听说过的地方登陆。英国人和美国人，凭他们那些石油和黄金，竟不能给德国人致命的一击，可能有这样的事吗？还有神圣的耶和华，值得称颂的耶和华，为何隐身于波利西亚阴沉的重云之后，不来救援他的子民？“你在众民当中选择我们”，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恶人亨通，为什么无助之人遭难，为什么会有饥饿、万人坑、斑疹伤寒、党卫军的火焰喷射器朝挤满惊恐的小孩的坑里喷火？匈牙利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鞑靼人要抢劫谋杀犹太人，从他们手里夺走最后一杆武器，而不是加入他们一起抵抗共同的敌人？

接着冬天来临。冬天是苏军的朋友和盟军，对于困在诺沃肖尔基的人们来说，却是残酷的敌人。西伯利亚冷风早已在沼泽地的黑暗表面铺盖一层透明的冰，地面很快就会冻结，足以支撑搜捕者的重量。雪地里留下的脚步，从空中甚或地面便清晰可见，犹如《圣经》羊皮卷那般清晰。薪柴不缺，但火堆就是告密者，数十公里以外就能看见从修道院烟囱升起的烟柱，如同伸出食指指着这块地方：“供祭的牺牲就在这里。”朵夫命令，白天所有免于劳动的公民该集中到单独一个房间，夜里也该睡在同一个寝室。只可烧一堆火，火堆的通风管得改道，通到挨墙而生的一棵大橡树的枝丫之下。这样一来，煤烟子就被吸附在树枝下，而不会熏黑四周的雪。做这些事会有用吗？足够吗？也许有用，也许没有，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得为共同的利益而做些什么，所有人都该感到某件事被决定下来，要去执行。鞣皮匠和鞋匠开始制造大小号码的靴子，使用农民愿意卖的所有毛皮，甚至包括猫皮、狗皮。这些粗陋的靴子用细线缝起，毛皮向内。不仅卖给当地人，朵夫还派代表团去罗夫诺耶，一个乌克兰浸礼会村庄，德国人和俄罗斯人都瞧不起他们，对他们加以迫害。他们与犹太人的关系甚好。

数天之后，这些使者从罗夫诺耶回来，收获颇丰，并且给朵夫带来一封信。信末署名是基大利，传奇般的首领，领导科索沃犹太人聚居区的反抗，被小提琴救了一命。朵夫而今视门德尔为其副官，把信读给他听，与他讨论。信里提到两个情况：其一，基大利告知朵夫，德军在已遭毁灭的索利戈尔斯克犹太人聚居区贴出“赦免”通告，以其委婉得可耻的官腔写道：强行的转移（他们称它们为转移！）无限期地延期，躲藏在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尤其是手艺人，被邀回聚居区，不会因逃跑而受惩罚，会得到配给卡。鉴于冬天来了，朵夫该视情况斟酌，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行动。

其二，基大利邀请朵夫参加一个打猎会。猎人的打猎会。这是个独特的机会，达拉尕诺夫伯爵，曾是大地主，德军开战以后，回到自己的庄园，要在其切尔沃诺耶湖畔的庄园举行庞大的打猎会，离诺沃肖尔基一天的脚程。会有十来个德意志国防军军官。情报可靠，是一个跟游击队合作的乌克兰人传来的，他被选作助猎者。基大利目前所属的游击队很强大，组织良好，成员大多是一九四一年冬那场战役的志愿者，也就是苏维埃游击队的第一流人才。基大利认为犹太人参加这个打猎会的反响会不错，时机正好，或许还会得到武器之类的奖赏。

关于第一个问题，朵夫想暂且搁一搁；至于第二个问题，他立即做出决定。向俄罗斯人展示犹太人也懂打仗，也愿意打仗这一点很重要。门德尔主动当志愿者，因为他是士兵，知道如何开枪。朵夫思索片刻，不，既不派门德尔，也不派列昂尼德，恰恰因为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战士。基大利提议的行动，就宣传来说是重要的，是耍给德国人看的诡计，但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个行动没有意义，而且危险。游击队的逻辑是冷酷的，保留最好的人，以便执行最重要的任务，破坏、突袭、防御。朵夫要派伯尔和瓦迪姆，两个没用的废人，正是因为他们没用。“你认为我做事不光彩？是的。跟必须做决定的所有人一样。”

伯尔和瓦迪姆自信地出发。伯尔就是跟列昂尼德一起站岗的戴眼镜小伙，瓦迪姆是个没脑子的年轻人，健谈善忘，竟表现出飘飘然的骄傲：“我们要给他们的肚皮喂饱子弹，我们要打穿他们所有的勋章！”他们带着一把手枪，各人一对手榴弹。两天之后，瓦迪姆独自回来，汇报这次冒险事迹，面色如蜡、精疲力竭，肩膀上有一个弹孔。根本不是打猎，而是屠杀、混战。人人都相互开枪，子弹到处飞。苏联游击队先动手的，他们隐身在浓密的灌木下，第一回合，他们就杀了四个德国军官，上校或将军，谁也说不准。接着他们看到乌克兰后备部队冲出来，向游击队开枪，有些朝空中开枪，也有人朝自己人开枪。他们其中一个用步枪托杀死一个德国军官，就在瓦迪姆眼前。伯尔当场死了，天晓得是谁杀了他。也许是意外。他正站着，四下张望；他眼神不好。瓦迪姆把手榴弹掷向德国人，他们不分散，反倒凑成一堆。一个手榴弹爆炸，另一个没有。

朵夫打发瓦迪姆去歇息，但这小伙子无法休息。他不时剧烈地咳嗽，吐出鲜红的泡沫。夜里，他发起高烧，失去意识，清晨就死了。死了。为什么？这孩子二十二岁，门德尔对朵夫说，按捺不住责备的语气。朵夫答道：“我们也许会羡慕他，因为他死去的方式。”

在一场突来的雪暴里，瓦迪姆被埋在一棵赤杨底下。朵夫叫人在他墓前立了一块十字架，因为瓦迪姆是改信的犹太人。鉴于无人知道俄罗斯东正教的祈祷，朵夫便亲自念了犹太人哀悼祷文。“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他对门德尔说，“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生者，为了相信祈祷的生者。”天空如此昏暗，地上的积雪和空中的飞雪都是灰蒙蒙的。

朵夫派信使去罗夫诺耶找基大利及其游击队，请求立即支援。但信使空手而归。他找不到任何人，但见到了罗夫诺耶的农民，男男女女都被聚集到广场，双手捆绑着。他看到党卫队小分队，枪口对准农民，迫使他们爬上一辆车。他看到后备民兵，乌克兰人或立陶宛人，从棚屋里抱出铁锹，装上车，他看到车朝村南的峡谷驶去，党卫队跟在后面，边笑边抽烟。他要说的就是这些。

在诺沃肖尔基，或者在所有被占据的土地上，无人不知铁锹的意味。朵夫对门德尔说，他后悔那样毫无防备地派伯尔去。

“如果任务完成得好，有胜利的成果，让两个人去冒险也说得过去。这事却相当糟糕，现在我知道错了。伯尔就算死了，也还是犹太人，谁都看得出来。我不该挑他的。盖世太保必定会检查他的尸体。我们参与打猎可能会让基大利的俄罗斯人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但也会导致德军的报复。卡力斯的逃跑、罗夫诺耶的铁锹以及伯尔，这三桩都是危险的信号。德军很快就会找到我们。我们奇迹般的安稳日子到头了。”

营地里的老人必定也抱有这般想法。朵夫跟他们说德军所承诺的“赦免”。他们想回索利戈尔斯克。他们请求离去，请求被送回犹太人聚居区。他们宁愿指望纳粹的承诺，而不愿面对诺沃肖尔基的雪和死亡。他们是手艺人，在犹太人聚居区可以干活，索利戈尔斯克有他们的房屋，屋旁有他们的墓园。他们宁可受敌人的奴役，得些微薄的面包。怎能说他们错了？门德尔记起三千年前那个可怕的声音，被法老的战车追赶的犹太人向摩西抗议道：“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么？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我们的耶和华，世界之王，劈开红海之水，吞没法老的战车。谁来劈开诺沃肖尔基的犹太人面前的水？谁给他们食鹌鹑和吗哪[1]？阴暗的天空没有降吗哪，只有冷酷的雪。

让各人选择自己的命运吧。朵夫装了三副雪橇，载着二十七个公民去索利戈尔斯，这些人没有军事任务，选择去聚居区，其中包括所有孩子。亚当选择留下。奥扎里奇来的人带来两匹骡子，其中一匹得拉两副雪橇。人们出发，神情麻木，没有告别，裹着破衣服、稻草、毯子，惨淡地希望能以这种方式再多活几个星期。

如帷幕般的大雪立即遮没了视线，他们从这个故事里消失。

朵夫命令他们在裸露的土壤里挖出三个地堡，或者更应该说是土坑，尽管十分寒冷，土壤却不曾冻结。这些土坑挖在离修道院大约两百米外，在预料德军会来的方向，朝向几乎被毁灭的罗夫诺耶，因为那里有个岗哨。每个土坑容得下两个人，盖上树枝，并且树枝随即被落雪掩没。“我们也会用铁锹。”他说道，又派一队人在罗夫诺耶与修道院之间最大的山道上挖一个两米深的四方大坑。他让人盖上薄板，再铺上树枝，跟周围空地的积雪齐平。积上一夜落雪之后，简直看不出任何挖掘的痕迹。如此准备好陷阱后，他又让两个人拖着装了石块的铁锹，在山道和陷阱上来回数次，模仿马车的新鲜车辙。他把武器分派给所有人，命人在完好无损的那座塔里架起重型机关枪。

两天后，搜捕者来了。不止五十人，他们必定高估了抵抗者的力量。还不能透过雪幕看见任何东西之前，便听得半履带车嗒嗒地响。一辆轻型半履带车开路，循着朵夫准备好的山道。车缓慢前进，驶到陷阱之前，在边缘摇摆，然后坠入，砸碎木板，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朵夫爬上塔楼，门德尔已在此守机关枪。朵夫阻止他道：“节约子弹。见有人想爬出洞的时候再射。”但无人爬出来。车辆大概掀翻了。

轻型半履带车之后，一辆重型履带车驶来，后面跟着一队人，成扇形分散在山道和树林间。重型履带车绕过陷阱，开始射击；门德尔同时开火，以短促喷射式射击，头脑里激起战争的亢奋。他看见一些德军倒下，同时听到身后两记剧烈的爆炸声。两枚反坦克火箭弹打中修道院屋顶，屋顶塌陷，着了火。更多子弹打碎了这幢建筑的数处墙壁。在烟火和喧闹之中，朵夫贴着他的耳朵大喊：“拼命打，别省着。我们现在为历史书上的三行句子而战。”朵夫也拿着一杆意大利步枪朝下射击。猝然间，门德尔见他身体摇晃，往后一仰，但随后立即挺直。门德尔听见其他人开枪，轻型武器的射击声从地堡里传来。地堡里的战士遵从朵夫的命令，从德军背后射击。德军受惊，乱了阵脚，转身背对修道院。门德尔和朵夫在瓦砾和火焰之中冲出台阶。他看见人们在移动，他喊他们跟随他。他们跑进修道院对面的空地，躲到森林里。“到安全的地方去”，他荒谬地想。修道院另一边，战争重又开始。他听见手榴弹爆炸，喇叭喊着命令。他看见男人女人举起双手走过墙壁豁口。他看见猎人者搜他们的身，狂笑，审问，让他们靠墙排成一排。然而诺沃肖尔基庭院里发生的事，这里不去讲述，因为这个故事的本意不是描述屠杀。

他们清点人数。共有十一人：门德尔、朵夫、列昂尼德、琳、帕维尔、亚当，另一个门德尔不知其名的女人，四个奥扎里奇来的人。亚当大腿根伤口出血，伤口过于靠近腹股沟，无法绑止血带。他躺在雪地上，默默地死去。朵夫没有受伤，只是有些眩晕。他的脑门乌青，或许是被跳弹或者炸飞的石子擦伤。德军直待到天黑，炸毁修道院剩余的一切，他们没有追踪逃亡者，踪迹早已被落雪掩没。他们离开了，带走伤亡者与那挺机关枪。

[1] 据《出埃及记》记载，吗哪是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赐给他们的食物。——编者注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一月

他们的武器不多，子弹很少，没有口粮。他们惊骇得愣怔，无精打采，激烈行动之后，迟钝的消极感袭来，束缚了精神和四肢。战争会永远持续下去，死亡、追逐、逃跑永远不会结束，雪永远不会停，天永远不会亮。亚当的身躯四周的血污永远抹不去，他们再也看不到和平，看不到祥和的季节，看不到人们劳作。门德尔不知其名的女人有着善良坦率的脸庞，身体结实，有农妇的骨骼。她坐在雪地里，默默地流泪。门德尔得知她叫西丝尔，是亚当的女儿。

帕维尔最先恢复过来，说道：“嗯，我们还活着，德国人走了。我们不能整夜待在这里。我们进地窖去，他们不可能炸了全部的。”朵夫也控制住自己，修道院底下当然有纵横交错的地道，数百米长。里头有粮食，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可以暂作避难所。有两扇活板门，但较大的那扇被压在巨大的瓦砾堆下，不可能通过。较小的那扇在厨房地板下，几乎没有被遮挡。他们摸索着爬下楼梯，找到些稻草和木柴生火。也找到冷杉树枝束薪柴把，点起当作火炬，在火光照耀之下，他们看到储藏的土豆、玉米以及弹药仍完好无损。他们开会商量。

“我们可以在这里待几天，休息、吃，然后再说。”帕维尔说道。但朵夫和门德尔不赞成，朵夫说：“德国人已在罗夫诺耶派了驻军，他们在这里有伤亡。他们必定会回来的。他们从来不会事情只做一半。我们没了重型武器，就这么几个人，又疲惫，而且我们不能像这样住在地窖里，不是被冻死，就是被烟熏死。”

“我们得跟上基大利，”门德尔说，“基大利在哪里？”

“我不知道，”朵夫说，“上次我说过，他在一支由退伍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精良游击队中。他是副指挥官。他们是行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很难找到他们。”

“但他们在罗夫诺耶必定有通风报信的，他们会听说德军袭击修道院的事，会派人来打探。”琳说道，之前她一直默默坐着。借着火炬颤抖的火光，门德尔转头看她。她坐在列昂尼德旁边的地上，矮小纤瘦，双眼黝黑，黑发剪得极短，指甲像学童一般被啃掉。她说话低声但坚定。不容易被看透的女人，他忖想，不简单、不坦率。不太像是列昂尼德的伴侣。他们可以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或者彼此摧毁。然后他看着西丝尔，猛然感觉到孤独的麻木重量。孤身的男子可悲啊！如果他身边有个女人，任何女人，他的道路也会完全不同。

帕维尔同意琳的看法，添道：“如果他们派人来，很快就会派来的。”

次晨，他们确实听见狗叫。帕维尔爬上地窖口，从墙缝里看到老林务员奥勒戈，在修道院废墟之中走动。以往的经验证明他是可以依赖的人，利用巡山的机会保持游击队之间的联系，传递信息。是的，是基大利游击队的头领乌雷宾派他来打探的。他们在图罗夫附近的营地过冬，往西七十公里。乌雷宾愿意接纳经过训练的人，身体好的，其他一概不要。不难找到他们。

“走山路，避开大道。山路难走，但不会碰上巡逻队。”

他们听从林务员的建议，但行进十分艰难。积雪又深又软。领头的人往往膝盖陷没。有时碰上风吹起的雪堆，就会整个屁股都陷进雪里。他们轮流领头，但即便如此，一小时也只能走两三公里，因为他们身上扛着地窖里找到的沉重的粮食和弹药，也因为朵夫不得不频频停下休息。

雪已止，但天空阴沉，依然雪意涔涔，天色暗得辨不清方向。傍晚，东方与西方有一样的灰蒙蒙的黯淡光线。他们试图循着奥勒戈指点的方向，查看树干的苔藓，但这一带的树林大多是白桦林，其白色树皮不长苔藓。何况树木越来越稀疏，连绵的旷野交替着越来越广阔的平地，那里显然是冰冻的池塘或湖泊。他们当中无一人熟悉这地区，很快就开始依赖帕维尔。帕维尔展现出力量和自信。他对朵夫关怀备至。由于长途跋涉，再加上受伤的膝盖，以及德军袭击之时受的擦伤，朵夫已疲乏。帕维尔扶着他走，替他背大半负重，同时也取代朵夫的位置，做决定、下命令：“走这边。是吧，朵夫？”

帕维尔坚持认为自己能够直觉到北方，就像探水者直觉到水一样，讲不出是如何感觉到的。其他人露出怀疑，甚至不耐，而事实上，他们偶或碰见一棵橡树之时，苔藓确实长在帕维尔预料的方向。帕维尔所选择的方向虽然仅是近乎正确，但却是对的。除了疲倦之外，他们还得忍受干渴。他们都很熟悉俄罗斯的冬天，知道吃雪非但不能解渴，反而危险：雪会刺激口腔，使舌头发肿。解渴得用水，而不是雪或冰。但煮水得生火，生火得用木柴。他们经常看到被农民抛弃的成堆木柴，但帕维尔不让他们动它，或者他以门德尔、朵夫以及他自己三人之间交换意见的方式下达这个命令。

“朵夫说白天不要生火。坚持一下，忍耐一下。不会一天就渴死的。白天，很远就能看到烟。我们夜里生一堆火，火也能在很远外被看见，但我们会在火堆周围用雪或身体做屏障，这样一来，我们自己也能暖和一下。不过，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找到避难所的。在这样的乡村，应该有农舍的。”

不知是直觉、千里眼，还是行脚僧什么的窍门，帕维尔猜得果真准。傍晚时分，在荒凉的平原里，他们看见一处隆起，篱笆尖在雪地里浮现，涂了柏油，黑油油的，还看见农舍的屋顶。他们挖开门前的雪，全都进屋，挤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土灶，一只铅桶。屋后靠墙垒着一大堆木柴，掩没在雪下。他们设法在灶膛炭火里煨土豆，在铅桶里融化雪水。他们在农舍旁燃起一堆火，在雪里挖出一个洞，拿军用饭盒煮玉米。他们煮出一顿烂糊状、无味、难吃的东西，纵令如此，也暖和了身体，解了饥渴。然后他们躺下睡觉，男人睡在地上，两个女人睡在灶台上方的简易床铺。不多时，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朵夫无法入睡，他的膝盖旧伤发作，身上的骨头酸痛。他在睡意蒙眬之间呻吟，辗转翻身，试图找到不会加剧疼痛的睡姿。

半夜里，门德尔也惊醒。听不见丝毫声息，但一束微弱的亮光从小窗口射进来。光束从农舍一角转到另一角，似在探索。门德尔走到窗口，光束在他身上照了片刻，然后熄灭。光照得他目眩，眼睛恢复之后，在刺眼的雪光之下，他分辨出三个人影。三个身穿白色跳伞衣的男子，立在雪橇之上，扛着武器。其中一人扛着自动步枪，枪管上绑着一只手电筒。彼时，枪口和手电筒转而指向雪地。三人相互低语，但农舍里听不见丝毫声息。然后光束又射进窗口，听得一声枪响，一个声音用俄语喊道：

“不许动，不然就开枪。双手举起来。你们当中一个，举起双手走出来，不许带武器。”接着同一个声音用德语重复这些指令。朵夫转向门口，但帕维尔抢在前头。朵夫还未起身，帕维尔便已开门走出去，双手举起。

“你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是士兵、游击队员、犹太人。我们不是这附近来的。我们从诺沃肖尔基来。”

“我问你们去哪里？”

帕维尔迟疑着，门德尔举起双手走出来，站在他旁边。

“同志，我们本来有五十个人，现在只有我们十个活着。我们抵抗，我们的营地被毁了。我们没了希望，疲倦，但我们都身强力壮。我们寻找一个愿意接收我们的游击队。我们想继续作战，这也是我们的战争。”

身穿白衣的男子答道：“至于你们如何身强力壮，我们到时再说。我们养不起无用的嘴巴。在我们那里，只有能打仗的才有资格吃饭。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走运。我们看见你们女人在灶上，所以没有开枪。我们通常不是这样做事的。要是一看见人就开枪，就不会出错。”此人干笑一声，又说道：“差不多不会！”门德尔感到心潮起伏。

天快要亮了。其中两个男子下了雪橇，走进农舍，说话的那人仍留在屋外，枪瞄准农舍。他高个子，很年轻，蓄着短短的黑胡须。在伪装服下，看得出他们的衣服厚实，加了衬垫，身体似乎显胖，与敏捷的动作形成对照。进屋的两人握着手枪，命令所有人不许动，以迅捷、熟练的动作搜每个人的身体，包括两个女人，开玩笑似的道歉。他们问每个人的姓名、家乡，把找到的武器和弹药堆在屋角，然后走出去向首领汇报，屋内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蓄须的年轻人松开武器，下了雪橇，姿态熟络地走进屋，坐在地上。

“对我们来说，你们不危险。我的名字是皮奥特。谁是你们头领？”

朵夫说道：“你也看到了，我们不是完整的游击队。我们是家庭营地的幸存者，我们本来还有老人、孩子、暂住者。我是他们的长者，或者头领，如果你要这么称呼的话。我跟曼努伊的‘飞矢’和瓦卡大叔一起打仗，去年二月，我在博布鲁伊斯克受伤。我曾在空军部队，跟瓦卡大叔的还有基大利。他跟我是朋友。你认不认识基大利？”

皮奥特从兜里掏出一支短烟斗点燃：“对我们来说，你们没有危险性，但你们可能会成为威胁。你有白头发了，头领。你曾是游击队员，难道不知道不该向游击队员提问？”

朵夫受了侮慢，闷不吭声。是的，在战时，人很容易老。他一直垂着头，看着一双大手无力地耷拉着，不时地揉搓膝盖。

皮奥特接着说道：“但是不管你是不是战士，我们不会丢下你。至少一时不会。日后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头领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的时间就像野兔奔跑，跑得快，弯弯曲曲的。谁要是为明天制订计划，并且去执行，就是好的，但谁要是为下周制订计划，那就是疯了，或者是德军的间谍。”

他又镇静地抽了几分钟烟斗，然后说：“我们的营地不远，明天傍晚能够抵达。你们拿回武器，但不可上子弹。至于弹药，我很抱歉，我们得带走。至少现在，等日后我们彼此都熟悉了，到时再说。”

他们出发，三人上了雪橇领路，其他人跟在后面。积雪很深且松软，三人的重量不足以把雪压得结实。十个徒步的人艰难前进，每走一步都陷进雪里。最慢的是朵夫。他没有抱怨，但显然走得万分艰苦。皮奥特把雪橇杆给他，但没有多少用处。他喘着粗气，面色苍白，汗如雨下，并且频频停步。皮奥特在前面领路，不时回头看，显得心神不宁。这是空旷的田野，没有树木或遮蔽物，冰冻的沼泽地与大片荒凉山丘交替，在山丘上回头望，只见他们留下的一长串踪迹，深如冰川中的裂隙，笔直如子午线。这条踪迹尽头就是他们，十三只蚂蚁。要是德国飞机飞来，他们就完了。幸而天空仍然阴云密布，但很快就会放晴。皮奥特像猎犬似的嗅了嗅空气，一丝微弱的风从北方吹来，过一段时间，风会吹转积雪，抹去踪迹。但天空会先放晴。他急着抵达营地。

他转离小道，让其他人先过去，等朵夫走到他身前之时，说道：“大叔，你累了。没有别的意思，不是冒犯你。上来，站在我的雪橇上，抓紧我。这样省力些。”朵夫默然服从，这两人重新到前面开路。这对大家都有好处。雪橇重量多了一倍，雪压得更结实，走路的人就不再陷进雪里。琳是体重最轻的，脚穿过大的军靴，现在就在雪地上滑行，好似穿着雪靴。列昂尼德紧跟她身旁。他们走到夜里，在皮奥特熟知的露营地过夜，次晨继续行进。下午两三点，阳光明亮，温暖得不同寻常，营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之内，比预料的更早。“出现在视线之内”，这是对于知道营地在何处、如何安置的人来说。皮奥特朝西南方给他们指出的那一大片森林，如同一道用细腻笔触画出的地平线，分隔雪的白色与冬日天空的蓝色。在那里，那些树木中间，就是乌雷宾游击队的营地。他们天黑时就能抵达，但不是走直路。这是他们拿代价换来的教训。晴天无风之时，绝不能留下过于清晰的行踪。他们得绕道。走进树林后，就可以抄直路走。

在沼泽共和国公民的眼里，这似乎是个梦。诺沃肖尔基是岌岌可危的避难所，高明的临时据点。他们所进入的这个营地则十分专业，用了三年的经验巩固起来。门德尔和列昂尼德可以比较乌雷宾游击队的良好组织与凡雅明那支游离不定的队伍大胆而无常的冒险。

在浓密的森林里，他们看到三排木质营房，几乎完全埋在地下，构成等边三角形。隐蔽如此之佳，不留神便会错过这些营房。三角形中心是厨房和水井，也极难发现。炉灶的烟散进浓密的树枝这一做法不是诺沃肖尔基的发明，这里同样如此。时机合宜之时，不同的地方会做出相同的发明，在有些境况之下，一个问题只能有一种解决方式。

在诺沃肖尔基，朵夫曾拿列昂尼德的专业说笑，说不需要记账员。在图罗夫，他们见到一个记账员，或者更是专职的军需官。他同时是苏俄秘密警察组织的代表、政委。他迅速有效地接待新来者。名字、父系名、所属军团、年龄、职业、登记材料（但他们当中极少有人有所有材料），然后分派床铺，余下的明早再处理。是的，床铺。各营房里都有一只火炉，铺着干净稻草的板床，虽然差不多在地下两米处，空气却干燥暖和。门德尔感到疲惫，迷失了方向感，同时感到受到保护，不像父亲，而更像个儿子，多些安全而少些自由，既觉得似在家里，又似身在营房。但睡意顷刻间袭来，犹如头顶受了一记重击。

第二天早晨，营房让避难者洗澡，还是热水澡，在厨房区的一个大桶里，得体地分隔男女。接着灭虱子，或者是邀请他们做自我检查，做到问心无愧，然后分派内衣裤，虽敝旧而粗糙，却干干净净。最后是美味的荞麦片，营养又滚烫，用真的汤匙从真的铝盘里吃，还有可以喝个够的甜茶。天空看似宁静，在这个季节里，空气温和得反常。晒到太阳的一些地方，雪开始融化，引起人们的不安。“冰冻对我们倒没有关系，”门德尔听皮奥特说，他在尽地主之谊，“一解冻，要是不当心的话，营房就会淹水，我们就会淹在泥浆里。”他骄傲地向他们展示电力系统。一个天才的技工把旧水车上圆锥形的耦接头改装到德军坦克的变速器上，一匹马蒙着眼罩慢慢地转圈，拉动变速器，然后一系列装置拉动发电机，给一组电池充电。要是一切顺利的话，这些电池生产无线电发送机所需的光和能量。“去年秋天，我们让四个匈牙利俘虏代替马拉了一星期。”

“之后你们杀了他们？”门德尔问道。

“我们只杀德国军人，也不总杀。我们不像他们。我们不喜欢屠杀。我们带他们到河对岸，松了绑，让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蒙着眼罩，有些晕头转向。”

皮奥特告诫他们不要试图离开营地，或者更确切说，不要离开营房超过三十米。“我们周围树林里都埋有地雷。有些地雷埋在三指以下，有些是成双的，引线埋在雪下。我们干了件出色的事：夜复一夜地、慢慢地，我们清除了德军一整片雷区。我们留下地雷，埋在这里。没有损失一个人，从那以后，德军就不敢来骚扰我们，但我们要去骚扰他们。”

皮奥特似乎叫这十个人激起了好奇心，他在农舍里发现并且差点儿杀掉的十个人。他对门德尔格外友好，给他展示一个小项目，是无线电操作员米哈伊尔独自构想并执行的。在他的营房一角，有一台靠踏板操作的老印刷机，以及少量字母铅块，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米哈伊尔不是排字工，但他尽力做好。他排出一份双语宣告，印成对开页，就像德军在所有占领的苏联城市和村庄铺天盖地散发的那种传单。德文抄自德军告示的原文，承诺归还私有财产，重新开放教堂，呼吁年轻人加入工会组织，威胁要严惩游击队和怠工者。对页的俄文不是德文的翻译，而是相反的意思，这样写道：

年轻的苏维埃！不要相信德军，他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人民。不要替他们工作，如果你去德国，就会挨饿挨打，他们会像烙畜生一样给你打烙印。你回来的时候（要是你回得来的话！），得面对社会主义的正义审判。一个人、一公斤粮食、一个字的信息都不要给希特勒的杀手！加入我们。加入游击队！

两个版本都有不少拼写错误，但这不是无线电操作员的过错。a和e字母的铅块不多，他就使用看起来相似的。他印了数百份，往各地派发、张贴，远及巴拉诺维奇、罗夫诺、明斯克。

有一些轻型武器需要修理、上油，门德尔在图罗夫立即有活儿干了。不出勤的时候，皮奥特就一直跟在门德尔身旁。

“你们十个都是犹太人？”

“不，只有六个是。我、两个女人、总是跟着那个年轻姑娘的小伙子、你载上雪橇的老人，还有帕维尔·尤勒维奇——他是我们当中最壮的。其他四个是掉队的，德军袭击我们营地前不久来的。”

“德国人为什么要杀你们所有人？”

“这很难解释，”门德尔答道，“你得先理解德国人，我从来不能理解他们。德国人认为犹太人不如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不如英国人，德国人最有价值。他们也认为一个人比另一人更有价值的时候，就有权利对另一人做任何事情，奴役他，甚至杀他。也许他们当中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坚信，但这是他们在学校传授的，他们的宣传鼓动的。”

皮奥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相信俄罗斯人比中国人更有价值，但是如果中国不伤害俄罗斯，我根本不会想到要杀了所有中国人。”

门德尔道：“我倒认为，一个人比另一人更有价值这样的话根本说不通。一个人可能比另一人更强壮，但不如另一人明智；或者受过更多教育，但不那么勇敢；或者更慷慨，但也更愚蠢。所以他的价值取决于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一个人可能擅长做这件工作，但你若派他去做其他工作，可能就不中用。”

“就是像你说的这样，”皮奥特说道，脸上洋溢着喜悦，“我曾是共青团的出纳，可我记性差，总弄错数字，人人都笑话我，说我不中用。然后开战了，我立即志愿参军，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更有价值了。真奇怪。我不喜欢杀人，可我喜欢打枪，于是连杀人也不太能影响我了。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不愿意杀人，也怀着愚蠢的想法。我想着德国人的皮肤跟我们的不一样，像包了一层钢铁，子弹会弹开。现在不这样了，我杀了不少德国兵，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柔软，也许更柔软。你呢，犹太人，你杀过多少德国兵？”

“我不知道，”门德尔答道，“我在炮兵队，你知道的，不像拿步枪打。你架起大炮、瞄准、开炮，然后什么也看不清。要是视野好的话，就会看见五公里或十公里外的炮弹。谁知道有多少人死在我手里？兴许一千，兴许一个也没有。你从野战电话或无线电通过耳机接收命令：左三，投一炮，你服从命令，然后就结束了。就像轰炸机，或者就像把酸液倒进蚂蚁洞杀蚂蚁，数十万只蚂蚁死掉，但你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甚至不会有什么意识。可在我们村里，德军让犹太人挖一个大坑，然后让他们沿着大坑排成排，之后开枪打死所有人，甚至孩子，还有很多掩藏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打死的人当中有我妻子。之后我就想杀人是坏的，但杀德国人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不论从远处或者在眼前杀。你们的道或者我们的道。因为杀戮是他们所能理解的唯一语言，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辩。如果我向一个德国人开枪，他就会被迫承认我，一个犹太人，比他更有价值。你看，这是他的逻辑，不是我的。他们只理解强力。当然，说服一个快要死的人没有多大用处，但从长远看，他的同伴会开始理解。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之后才开始理解。这就是之所以要有犹太人游击队，红军部队要有犹太人的重要原因，这是重要的，但也可怕。唯有通过杀德国人，我才能说服其他德国人我是一个人。然而我们有一条诫令：汝不可杀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们是奇怪的民族。很奇怪。打枪是一回事，理论是另一回事。要是一个人理论多了，枪就瞄不准，你们总是爱理论。也许德国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杀你们。你看，拿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共青团，就像我父亲一样，我愿意为斯大林献出自己的生命；像我母亲一样，我相信救世主基督；我喜欢伏特加，喜欢姑娘，也喜欢打枪，在平原上追猎法西斯，我过得挺高兴，不会停下来想这么多。要是我的一个主意跟另一个有冲突，我根本不在乎。”

门德尔分一半心思听着，另一半心思用来拆卸一支自动步枪，拿煤油擦螺丝和弹簧的锈迹。他抓住这个亲近的时刻，问了皮奥特一件困扰他和朵夫的事情。

“你们的副指挥官呢？基大利，基大利·斯基德勒，犹太人，半俄罗斯半波兰血统，在科索沃打过仗的那个。高个儿、鹰钩鼻、大嘴的，他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

皮奥特没有立即作答。他抬眼看看，摩挲着胡须，好似试图回忆数年之前的记忆，接着说道：“是的，是的，基大利，当然。但他从来不是副指挥官，他只是在乌雷宾外出的时候接替下命令。他执行任务去了，基大利。他会回来的。是的，一周内，或者两周，甚至三周。也有可能他被转移了。在游击队里，这些事情很难说得准。”

皮奥特滑雪的本领比撒谎强，门德尔想。接着，他含笑问道：“他也是理论太多吧？”

“倒不是他理论太多。不是，完全不是。他的毛病不是这个。但他也很奇怪。我跟你说，你们犹太人真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怪，你别介意。这个基大利枪法跟我一般好，我不知道是谁教他的。但他写诗，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小提琴。”

“他写诗，然后用小提琴演奏？”

“不是，诗是一回事，小提琴是一回事。他在晚上拉小提琴。八月里他带着这把小提琴，德军在卢尼涅茨地区围剿。我们设法逃出来，但一个狙击手打中他，子弹穿透小提琴，失了力道，没伤着他。他从医务室拿来松脂和胶带修补小提琴上的弹孔，从那以后就总是带着。他说甚至比以前更动听了，他还把一枚铜勋章别在小提琴上，这枚勋章是我们在一个阵亡的匈牙利士兵身上发现的。你看，他的性格挺古怪，是不是。”

“如果我们都是一个样子，世界就会很无聊。我们看到跟其他人不同的人时，譬如侏儒、巨人、黑人、浑身长瘊子的人，用一段特别的祈祷词向耶和华祷告。我们说：赞美耶和华，宇宙之王，你令造物个个不同。如果我们为瘊子赞美他，就更有理由为拉小提琴的游击队员而赞美他。”

“你说得对，可你也叫我冒火。基大利也是这样。他总得发表意见，跟乌雷宾或迈可辛都相处不好。迈可辛是军需官，书记，就是那个记账的，苏俄秘密警察组织派来的。从莫斯科派来，伞投到这里，让他来维持纪律，好像纪律是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跟迈可辛也处得不太好。”

门德尔趁热打铁：“那，基大利跟头领之间发生了什么？”

“初冬的时候，他们起了争执。乌雷宾和基大利两人已经闹了一阵子矛盾。不，不是因为小提琴。有更严肃的理由。基大利想去森林里巡逻，召集一个犹太人游击队。但乌雷宾说莫斯科的命令不是这样。俄罗斯人部队要接收犹太人战士，但一次只接纳少数几个。基大利没有先征得乌雷宾的同意，就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诺沃肖尔基，两人就吵起来。我不知道信里写了什么，没法告诉你，也说不准他们谁对谁错。事实就是乌雷宾大发雷霆，吼得那么响，整个营地都听得见，拳头捶着桌子。”

“他吼什么？”

“我没听清楚。”皮奥特答道，脸涨得通红。

“他吼什么？”门德尔追问道。

“他吼道，他不想在他的队伍里再听人提起诗人。”

“他肯定没有用‘诗人’这个词。”门德尔说。

“没。他没说‘诗人’，”皮奥特沉默片时，接着说道，“可是你告诉我：他们说是你们的人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这话是不是真的？”

在图罗夫营地，诺沃肖尔基来的难民找到安全和某种程度的物质富裕，但他们感到局促不安。奥扎里奇来的四人被纳入常规的任务，其他六人，包括两名妇女，被分派去做杂务。他们抵达数天之后，乌雷宾带着冷淡的礼貌接见了他们，之后再没有出现过。

气温渐渐下降，一月中旬之际降至零下十五度，一月底零下三十度。营地派出巡逻小队，滑雪去强征补给、搞袭击、搞破坏，门德尔都是从皮奥特那里听来关于这些行动的零星消息。

某天，乌雷宾派人询问他们当中是否有人说德语。六个犹太人都会说，语法多少沾点边，带着或重或轻的意第绪口音。为什么？什么意思？乌雷宾通过迈可辛传口信给他们，说他要见口音最好的男子。不要妇女。她们不适合这项任务。

那晚，在温暖的营房里，发了一顿特殊的晚餐。日落后不久，一副雪橇抵达营地，卸下一只大箱，旋即离去。晚饭时，军需官分给每人一只形状古怪的罐头。门德尔拿在手里琢磨：沉甸甸的，没有标签，焊锡盖小于罐头外圆直径。他见其他人拿小刀尖在盖子圆环上戳两个洞，一大一小。他们往大洞里倒入一点水，接着拿一小团面包封住洞口。他越发好奇起来，跟着做，只觉得罐头变得烫手，同时，从仍然敞开的小洞冒出熟悉的乙炔气味。他跟着其他人，擦亮火柴贴近小洞口，不久，灿烂的火花将餐桌围绕，好似在童话里。罐头里是肉和豌豆，隔层是碳化钙，跟水反应，加热内层的食物。

外面暴风雪呼啸，在闪烁的火光之下，帕维尔开始表演。他装出滑稽的愤慨：

“什么？你们忘了我？还是假装不知道？当然了，明摆着的，怎么，不用说的！要是我想的话，我能把德语说得跟德国人一样，比希特勒说得更好，他是奥地利人。我能用汉堡口音、斯图加特口音，或者柏林口音，随便想要什么口音，我都会。或者没有口音，像广播那样。我还能用德语口音说俄语，或者俄语口音说德语。跟指挥官说。跟他说我曾是演员，周游过世界。我也是广播播音员，我还在广播里表演过滑稽短剧。对了，你们听过吃鲱鱼头的犹太人那个故事吗？”

他用俄语讲这个故事，夹杂荒谬可笑的意第绪语词尾变化，接着又讲了一个，再讲一个，犹太人自嘲的故事宝库取之不尽，荒诞又微妙，恰好抵消既荒诞又微妙的犹太仪式。或许这就是那个文明最精妙的果实，数世纪以来，从阿什肯纳兹犹太教的迷乱世界提炼而来。他的同伴们困窘地笑着，俄罗斯人则抱着肚子哄堂大笑。他们啪啪地拍打他结实的脊背，催他接着讲，帕维尔求之不得。他有多少年不曾有这样的观众了？

“……拉比学院的学生，他们参军入伍。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故事发生在沙皇时代，那时还有很多拉比学院，从立陶宛到乌克兰都有。成为拉比至少得七年，几乎所有学生都很穷。但就算不穷的学生，也是又瘦又苍白，因为拉比学院的学生只能就盐巴吃面包，喝水，睡在学校的长凳上，所以我们有句老话说：这可怜的废人，瘦得跟拉比学院的学生似的。征兵官突然来到一所拉比学院，所有学生都被征入步兵团。一个月后，考官发现这些小伙子的枪法都十分准确，一流的神枪手。为什么？我没法告诉你们原因，故事里没有讲。兴许学习《塔木德》让他们练就了敏锐的眼神。开战了，《塔木德》学生所在的团给派上前线。他们埋伏在战壕里，步枪瞄准，敌人开始进攻。指挥官喊道：‘射击！’没有动静，没人开枪。指挥官又喊道：‘射击！’还是没人开枪。这时敌人就在数步之外，‘射击，我说，你们这些愚蠢的笨蛋！为什么不开枪？’指挥官破口大骂……”

帕维尔突然收声，因为乌雷宾走了进来，坐在桌前，听众中间兴奋的嘀咕声随即消失。乌雷宾年约三十岁，中等身量，结实、黝黑，椭圆形面庞，面无表情，胡须总是剃得干干净净。

“怎么不接着讲？让我们听听结尾。”乌雷宾说。

帕维尔重新开讲，只是自信和兴致顿减：“其中一个学生说道：‘队长，你看不出来吗，他们不是纸板人，是跟我们一样的活人。我们要是开枪的话，会伤着他们。’”

桌子周围的游击队员勉强发出几声干笑，看看帕维尔，又看看乌雷宾。乌雷宾说道：“我没有听到开头。那些不愿意开枪的是什么人？”

帕维尔简略地把故事的开头讲给他听，乌雷宾冷冷地问道：“那你们呢，你们会怎么做？”

一时哑然无声，然后听到门德尔温和的声音：“我们不是拉比学院的学生。”

乌雷宾没说什么，但稍后他问帕维尔：“你就是那个会说德语的？”

“是的。”

“你明天跟我来。你们当中有电工吗？”

门德尔举手说道：“我在村里修过无线电。”

“好。你也跟我来。”

次日四点钟，仍是漆黑的夜里，乌雷宾让人叫醒门德尔和帕维尔。快速地吃早餐时，他向他们解释这次冒险的目的。其中一个游击队员巡山的时候，看到德军在图罗夫村和兹特科维奇站之间牵了一根电话线。他们没有竖起电话柱，而是直接把电话线钉在树上。这位游击队员爬上树，剪断电话线，然后回营地报告，很自豪于自己的行动。乌雷宾骂他是笨蛋，电话通信不该截断，而是要拦截。图罗夫营地有一台野战电话机，从未用过，有没有可能修理电话线，把他们自己的电话机接上去，听听德军打电话说些什么？可以的，门德尔答，只要有电话听筒，就有可能。得立即动身，乌雷宾说，赶在德军发现电话线被截断、开始怀疑之前赶到。

乌雷宾、门德尔、帕维尔和凡第亚四人出发。凡第亚就是发现电话线并把它剪掉的小伙子。他还不满十七岁，生长在图罗夫村，离营地不到一小时的脚程，从小就到这里捣鸟窝，很熟悉这地区。他跃上滑雪板，在黑暗之中像山猫似的敏捷无声，不时地停下等其他三人。乌雷宾尚能驾驶滑雪板，门德尔就很艰难，勉强前进，他几乎不曾受过训练，滑雪板的绑带太松，妨碍他的行动。帕维尔生平第一次上滑雪板，尽管寒风凛冽，他却在出汗，频频跌倒，悄声诅咒。乌雷宾很不耐烦。最好在天亮之前修好电话线。幸而，据凡第亚说，路程不远。

行进一小时后，他们抵达。门德尔带了些电线。他脱下滑雪板，爬上帕维尔肩头，数分钟内，重新接好悬在雪地上的两头断线。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动作，他得脱下手套，手指立即在冷空气里冻得发麻。他不时停下，在雪里搓手指，而乌雷宾看着渐亮的天空，跺着脚，因为天冷，也因为焦急。门德尔将高架电线接到听筒的一条电线上，爬下帕维尔的肩膀，把一根棍子插进地里，将听筒的另一根电线接在棍子上。乌雷宾从他手里抓过听筒，贴在耳朵上。

“听见什么？”门德尔悄声问道。

“什么也没有，只有电波。”

“那就是了，”门德尔低声说，“这表示线路畅通。”

乌雷宾把听筒递给帕维尔：“你懂德语，你听着。要是听到有人说话，给我个信号。”接着他问门德尔：“我们这样说话，他们听得见吗？”

“只要别说得太大声，听不见的。我们用手套罩住话筒。有必要的话，可以切断棍子上的连线，只消一眨眼的功夫。”

“好。我们等到天亮，然后回去。明晚再来。帕维尔，你要是冷，我接替你。”

事实上，他们四人轮流。一人冷极，就走到远离听筒的地方搓手跺脚。大约七点钟，凡第亚欣喜地点头，把听筒递给帕维尔。乌雷宾把小伙子拉到一旁。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有个德国人喊‘图罗夫、图罗夫’，但没有人应声。”此时，帕维尔招着戴手套的手，点着头，是的，喊了好几次，有人回答了。他听了几分钟，然后说：“他们说完了。真可惜！”

“他们说些什么？”乌雷宾问道。

“没重要的事，但我听乐了。有个德国兵抱怨自己睡不着，因为肚子痛，问另一个有没有某种药。肚子痛的那个名叫赫尔曼，另一个叫西吉。西吉没那种药，他在打呵欠，似乎有些烦，就挂了电话。我正要告诉他我们有药，他会听见吗？”

乌雷宾说道：“我们不是来这开玩笑的。”接着他说，鉴于机会难得，尽管冒险，他决定在这里多待几个小时。

事实上，稍后他们拦截到一个更有趣的对话。这一次是西吉拨打图罗夫驻地，呼叫赫尔曼，说自己数次试图联络麦德伏德卡驻军部队却没收到回答。肚子仍然痛的赫尔曼答道，或许在麦德伏德卡的四个人都出去巡逻了，用不着担心。但西吉坚持要弄清状况，因为他听说这个地区有游击队。赫尔曼似乎军衔更高，或许只是年长，给他一些建议：召一个手下扮成伐木人，带着绳子斧头，派出去从图罗夫到麦德伏德卡看看出了什么状况。

“麦德伏德卡有多远？”乌雷宾问凡第亚。

“离这里大概六七公里。”

“从图罗夫到麦德伏德卡呢？”

“两倍路程。”

“麦德伏德卡有多大？”

“麦德伏德卡不是村子，只是个集体农场。大约三十个农民在那里干活，但我想现在已经废弃了。”

乌雷宾对门德尔和凡第亚说：“你们两个去把这个伐木人给我捉回来。我们在这附近等你们。”

中午时分，门德尔和凡第亚带着俘虏回来了。俘虏安然无恙，惊恐万状。他们拿电话线将他双手反绑。乌雷宾急得浑身发抖。西吉又给赫尔曼打过电话。他很不安，伐木人还没回来。赫尔曼抱怨了一下大雪和森林，然后叫西吉再派一个人，扮成农民，沿河边的小道去。为了扮得逼真，叫那人带上两只母鸡。乌雷宾命令门德尔和凡第亚立即动身去河湾那里等。

这一次等得更久。日落时分，两人才带着第二个俘虏和两只母鸡回来。这两个俘虏都不是德军，而是后备队的乌克兰人，叫他们开口并不难。图罗夫只有七八个德国兵，年纪大了，不愿离开村庄，也不愿跟游击队纠缠。兹特科维奇站的情况却不同，十月里，有人在离镇不远处破坏了铁路，一列载货火车脱轨，毁了一座桥，之后就派来更强大的驻军部队监视火车站和铁路。有一个排的德意志国防军，一个小兵工厂，大约二十个乌克兰和立陶宛后备队员。还有一个粮草仓库、一个盖世太保办公室。

回营地之前，乌雷宾决定给德军传递个信息。他给帕维尔下指示，帕维尔说道：“看我的。”便拿起听筒，轮流呼叫图罗夫和兹特科维奇，直到有人回答。然后帕维尔说：“这是内部前线敌占区红军十三师三团指挥官格拉夫·海因里希·冯·诺伊德克·乌尔德·朗格瑙上校。给我接驻军部队高级军官。”帕维尔兴奋地扮演这个角色，站在及膝的雪地里，森林已笼罩在黑暗之中，刮着彻骨的寒风，他举着可笑的电话听筒，电线在积雪掩盖的灌木丛间晃荡，他扯开权威、洪亮的嗓门说德语，模仿得酷似军官，颚辅音浓重，r和ch的余音在舌根回响。他暗自赞道：好样的，帕维尔·尤勒维奇，娘的，你比普鲁士人更普鲁士！

电话里传来一个惊恐、困惑的声音，要求解释。这是达维德戈罗多克的驻军。

“没有解释，”帕维尔雷鸣般吼道，“不得提问。我们明天以五百人马袭击你们火车站。给你们四个小时撤退，你和你那些马屁精叛徒。不许留下一人。要是让我们找到任何人，统统绞死。”门德尔收到乌雷宾的示意，切断连接，四人带着两名俘虏回营地。素来阴郁的乌雷宾，寡言少语，尤其吝于称赞，这时也不禁露出不自然的干笑，笑意虽不曾延展到眼睛，却裂开冻得发白的嘴唇。他开口说道——不是专门跟某个人说话，而是自言自语般地：“干得好。今晚在盖世太保总部可有得讨论了。他们会致电柏林，打探这个投敌的格拉夫是谁。”

门德尔问帕维尔：“这个上校是你的主意？”

“不是，是乌雷宾想出来的，不过格拉夫是我自己加的。这个名字想得不错吧？”

“很不错。是怎么说来着？”

“哈，你以为我能记得住？要是想听的话，我再给你编一个。”

乌雷宾全然不顾虑有俘虏在场，说道：“我们不派五百人袭击达维德戈罗多克，我们派五十人袭击兹特科维奇站。我认为德军不会相信这个故事，但以防万一，他们会从兹特科维奇向达维德戈罗多克增援，我们遭到的抵抗就会相对弱。”

此时天已经黑了。乌雷宾从背包里取出手电筒安在枪管上，但没有打开。他们继续前进，凡第亚滑雪开路，随后是两个乌克兰人，接着是帕维尔、门德尔、乌雷宾。途经一片茂密的林子时，冒充伐木人的乌克兰人奔出小径，企图往左逃，在深深的雪地里挣扎，想隐身树木之后。乌雷宾打开手电筒，圆锥体光束罩住逃亡者，开了一枪。乌克兰人伏身向前，踉跄数步，双手伸展仆倒在地，似动物一般四肢着地，又往前爬了数米，在雪地上拖出一条血迹斑斑的沟，然后停下。余下的人赶上去，只见他胫骨受伤，显然子弹穿透了他的小腿，骨头被打碎了。

乌雷宾一言不发，把枪递给门德尔。

“你要我——？”门德尔张口结舌地说道。

“上，拉比学院的学生，”乌雷宾说道，“他不能走路，要是他们发现他，他会把看到的一切都说出来。探子永远是探子，改不了的。”

门德尔只觉喉咙里泛起苦涩的口水。他后退两步，小心瞄准，开枪。“我们走，”乌雷宾说道，“狐狸会处理他的。”然后又转向门德尔，将手电筒光罩在他身上：“是头一次？别多想。以后就容易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

袭击兹特科维奇站不曾进行。营地的无线电数周以来仅传达关于德军动向的信息与前线的消息，乌雷宾等人回到营地当晚却反复传出代码，表示“注意收听”。乌雷宾与迈可辛之间发生争执，鉴于迈可辛被视为游击队里的政府和党的代表，所以他的意见取胜：不可擅自行动，等待，也许上面要下达关于特殊行动的指令。

乌雷宾将自己关起来。他极少露面，而露面之时仅是下达命令、教训手下。斥责厨师，因为荞麦片太咸：他以为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跟雪一样多得是？斥责无线电操作员，因为他写的字条难以辨识。斥责帕维尔，因为他吃得太多，话太多。他拿怀疑的眼光看待被打发到厨房的两个女人，要么是难为情，要么是蔑视，除了纯属责任的问题之外，他从不跟她们说一句话。

对于朵夫，乌雷宾怀着愠恼的尊重，出于对长者而非对曾经的掌权者的尊重，而这样的尊重极容易转化为恼怒和轻慢。朵夫还未从跋涉的劳累之中完全恢复，受伤的膝盖疼痛不已，夜里痛得他睡不得安生觉，白天令他行动艰难。诺沃肖尔基是封闭的社区，处于防御状态，可以见容他的行动不便，因为他的经验足以弥补这一缺憾。而图罗夫营地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朵夫深知自己是累赘，没有抱任何幻想。他试图在厨房里帮忙，清洁打扫，做些厨头灶脑的杂活。他变得沉默寡言，因为人人都知道伤感和沮丧极易感染，极少有人跟他说话。多亏了那次拦截电话任务，帕维尔开始受欢迎，得了些人气，他总是热情友好地与朵夫聒噪：当然啦，寒冷湿气叫你的骨头酸痛，就算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在这里自然更加严重了，这里处在沼泽地，营房一半埋在雪下，必定更糟糕的。但春天很快就来了，春天一来，谁知道呢？兴许也和平了。苏联军似乎已经渡过第聂伯河，他们在乌克兰的克里沃罗格附近打……

唯有跟门德尔和西丝尔一起时，朵夫才觉得自在。门德尔试图令他振作起来，但是出于本能的明通，避免提及他的伤残和疲倦。他试图转移朵夫的心思，向他征求意见，询问他对于战争的看法，好似朵夫知道的，胜过无线电的广播。不过，西丝尔让朵夫更觉安宁。她说话沉静，动作轻柔，坐在他旁边，男子汉一般的双手灵巧地削土豆，或者缝补已打满补丁的裤子和外套。他们会长时间地默不作声，沉浸在这份发自彼此信任的自在和自然的沉默里。当你们共有深刻的经验之时，便觉得无须说话。门德尔也喜欢在此逗留，在电灯泡微弱柔和的光线之下，看着西丝尔专心干活的脸庞。这张脸与这个女人成熟结实的身体形成截然对照，显露复杂的混合血统。西丝尔白皮肤，光滑的金发，她将头发直直地中分，在脑后绾成髻。她的眉毛也是金色的，细斜的眼睛由一道蒙古褶连接到鼻端，眼珠却是波罗的人的灰色。她的嘴唇宽阔而柔软，高颧骨，下颏和颌部线条精致，却又轮廓分明。西丝尔不再年轻，浑身散发安全宁静而非欢快的气息，仿佛她那双宽阔的肩膀足以抵挡任何逆境。

她从未提起她的父亲。她让朵夫讲在森林里打猎的故事，讲山猫狡猾的诡计，讲狼群的计谋策略，讲西伯利亚虎的埋伏。朵夫的村庄在通古斯加河穆托拉吉，三千公里外，冬天长达九个月，一米以下，土壤永不解冻，但朵夫总是带着乡愁说起那个地方。在那里，不会打猎的男人就不是男人。穆托拉吉跟世界上任何村庄都不一样。一九○八年，那年他十岁，一颗星星坠落在八十公里外，或者是流星，或者是彗星。科学家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但仍然不曾揭开这个谜。他清晰地记得那天：天空晴朗无云，爆炸声响似一百记雷霆，森林着了火，黑烟浓重得遮住阳光。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方圆六十公里的树木全都烧毁或者倒塌。那是夏天，火一直烧到村口大门前。

门德尔、帕维尔、列昂尼德、琳、奥扎里奇来的四人，参加远足训练、打靶、到附近农场和村庄搜粮。大多时候，这些搜粮行动极少遇上农民的抵抗，因为给游击队缴粮类似征税，起初是强征，而今成了理所当然的。即便是最反对集体化的农民，如今也认识到哪一方是赢家；此外，乌雷宾的游击队保护农民免遭德军搜捕人力，因其劳动营缺少劳力。

有一次搜粮行动归来，帕维尔骑着一匹马回来，得意扬扬地歪戴着皮帽。这不是一匹鞍马，而是驮马，虽年迈，却很高大。他说是在林子里发现的，马迷了路，饿得要死，但无人信他，因为这畜生一点也不瘦。帕维尔认为这匹马属于他，喜欢得不得了，马也日渐与他相善。他呼唤一声，它就像狗似的喘着粗气颠步跑来。帕维尔从来不曾骑过马，何况马儿鬐甲太宽，迫使骑手采取极不自然的坐姿，但帕维尔不值勤时，就可见到他在营房附近练骑术。乌雷宾说帕维尔的马应该轮流替换另一匹马拉发电机。帕维尔不同意，数名游击队员也替他帮腔。乌雷宾对帕维尔表现出无法解释的偏袒，任由他去。

对于列昂尼德，乌雷宾却不那么宽容。他不赞成他与琳的关系，两人的恋爱关系引起大家或善意或恶意的谈论。列昂尼德发了狂似的紧抓着那女孩，如同遭遇海难之人发现一块浮板。他似乎想全然将她拥有，不让她与其他人有任何接触，将她与世界隔绝。他不再与其他人说话，甚至不跟门德尔说话。

一日，乌雷宾叫住门德尔：“我不反对女人，这事跟我无关。不过，我担心你那位朋友会搞出麻烦，也许会给其他人造成麻烦。固定的男女关系在和平时期合适，但在这里情况不同。这里有两个女人，五十个男人。”

门德尔正要以九月里在诺沃肖尔基回答朵夫的同样话语作答，也就是说，他不替列昂尼德的行为负责任。但他感觉乌雷宾比朵夫强硬。他按捺着情绪，含糊地答道，他会跟列昂尼德说的，虽然他知道自己在撒谎。他根本不敢跟列昂尼德说什么。门德尔一想到这个年轻人与琳的关系，便感觉心里纠结的矛盾。自从他们到图罗夫，他一直徒然地想要理清这团乱麻。

他感到羡慕，这是无疑的，事实上他也有点羞愧。这份感觉是羡慕略带着嫉妒，羡慕列昂尼德年轻的十九岁，羡慕他们这份突如其来、天赋的爱情，叫他痛苦地想起自己的爱情，想起六年前的爱情（还是六十年，或者六百年前？），他似箭矢射向靶子一般扑向丽芙柯怀抱。也羡慕幸运将列昂尼德带到琳的力场之内，像他这样的小伙儿极有可能惹麻烦上身，而在他看来，琳不似那种女人。门德尔纳闷，琳能在列昂尼德身上找到什么？或许仅是个落水的小伙。有些女人生来就要拯救这样的男人，或许琳就是其中一个。我也是拯救者，门德尔忖想道，慰藉者。这份职业甚好，安慰雪地和泥沼里的受难者，并且时刻准备开枪。或许是别的什么东西。琳并非寻找落水的男人去拯救，而是寻找受辱的男人，以供她再去羞辱，就如爬高台一般，爬到他头上，以便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知不觉之间伤害别人。列昂尼德该小心些。我羡慕他，但也替他担心。

图罗夫的休战日子一天接着一天，门德尔与西丝尔成了情侣。无须话语，自然而然地发生，犹如在伊甸园里，同时又是仓促不安的。天气晴朗，所有男人都在外面拍打毯子、给武器上油。门德尔去厨房找西丝尔，对她说：“你跟我来吗？”西丝尔立起身，说道：“来的。”门德尔领她到柴房，这里也当作两匹马的马厩。他们爬上楼梯到干草棚。天气寒冷，他们半裸着，西丝尔的女性气息和皮肤光泽令门德尔一时眩晕。西丝尔如花般绽开，温顺、温暖。门德尔只觉下身涌起多年麻木的力量和欲望。他沉入她，却没有逞意，反是格外谨慎，想要用心体味一切，丝毫不漏地铭刻在自己之内。西丝尔接纳他，身体微颤，闭着双眼，似在做梦。但旋即便结束了，附近传来人声、脚步声。门德尔与西丝尔分开，拍落稻草屑，穿上衣服。

之后他们相会的机会不多。他们尽量谨慎，但并未遮遮掩掩。游击队员向门德尔提起西丝尔之时会说“你女人”，门德尔挺高兴的。他在西丝尔身上找到安宁和活力，但拿不准自己是否爱她，因为他的灵魂承受太多负担，因为他感觉被灸灼，因为琳的在场困扰着他。在琳身上，门德尔感到一种罕见的、珍贵的人类实质，同时又是混乱且使人混乱的实质。西丝尔犹如阳光下的棕榈树，琳是黑夜里纠缠的爬山虎。料想她只比列昂尼德大几岁，但犹太人聚居区的匮乏生活已抹去她脸上的青春，她的脸色黯淡、疲惫，过早地长出皱纹。一双大眼深嵌在苍白的眼窝里，两眼相隔甚远，鼻子小巧，浮雕般精细的五官令她的表情既显得忧伤，又显得坚定。她的步履平稳且敏捷，不时猝然颠跑数步。

琳坚决地向乌雷宾要求允许她参加训练。她是游击队员，不是难民。在诺沃肖尔基之时，门德尔佩服她把弄武器的技术，在雪里行军之时，她的耐力至少不亚于列昂尼德。门德尔忖度，这不是天生的，这是必须每日更新的勇气和力量储备。我们所有人都该学习她的行动。这个姑娘知道如何得到想要的东西，也许她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一旦知道了，就会去实现。他羡慕列昂尼德，同时又替他担心。这小伙似乎被琳拽着，绳索拉得太紧。紧绷的绳子会断裂，然后会怎样？

琳话极少，从来不说闲话。微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淡淡地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数语，目光坚定地落在谈话者的脸上。她的行事迥异于门德尔从前见过的其他或犹太或非犹太的女人。她并不显得木讷或假装谦恭，不做作或发嗲，但她与人说话时，会把脸凑近对方，好像在专注地观察其反应。她时常将指甲啃得光秃秃的有力小手搁在对方的肩头或胳膊上。她可曾意识到这一动作无比妩媚？门德尔深为所动，对于列昂尼德像小狗跟随主人一般地跟着琳，并不感到意外。然而也许是由于长期苦行的缘故，门德尔看着琳时，就会想起耶利哥的妓女喇合，以及《塔木德》传说里的其他妖妇。他在那位拉比老师的一本旧书里读到这些传说，那是禁书，但门德尔知道其藏匿处，闷热的午后，拉比坐在高背靠椅里打盹时，他带着十三岁小男孩的好奇偷看过数次。米甲，但凡见过她的男子都为她神魂颠倒；雅亿，称得上其时代的可怕的游击队员，将橛子钉进敌方将军的脑门，仅凭声音就能勾引所有男子。亚比该这位明智的王后，男子只要在心里念到她，就会被她勾魂。而喇合是她们当中最胜绝的，男子一说出她的名字，便会遗精。

琳的名字没有这样的力量。关于琳及其名字，在诺沃肖尔基人人皆知，这名字既不是俄语、意第绪语，也不是希伯来语。琳的父母都是俄罗斯犹太人，哲学系学生，在革命与内战的狂热年代，在计划外意外地生下她。她的父亲志愿参军，去沃里尼亚打波兰人，从此消失。她的母亲在纺织厂找到工作。之前，她母亲曾参加十月革命，因为她在革命里看到自己作为犹太人与妇女的解放，她在苏联广场上演讲。她是艾米琳·潘克斯特的崇拜者、追随者。这位彻底的、不屈不挠的英国女士在一九一八年为英国妇女争得投票权。数月之后，这位年轻的俄罗斯母亲很高兴自己生下的是女儿，因为可以给女儿起名为艾米琳。自上学以来，大家都简称她为琳。琳的外祖母安娜·卡明斯卡亚也不是拘于厨房、孩子、教堂的妇女。她生于一八五八年，与潘克斯特女士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她逃离家庭，去苏黎世学习经济学，之后回到俄罗斯，宣扬抛弃世俗的财物，摒弃婚姻，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男人或女人，所有工作者赋有平等的权利。她因此被流放到鄂木斯克，琳的母亲在此出世。琳记得在车尼哥夫她与母亲生活的小房间里，炉灶后墙上挂着潘克斯特女士的照片，照片装在相框里，是母亲从杂志上剪下的。照片拍的是一九一四年这位娇小的革命者被拘捕的情景，她身着长裙，帽上镶着鸵鸟羽毛。雨后的伦敦人行道闪着水光，她被一名英国警察提在半空，距离地面近一米，显得庄重、镇静，瘦小的后背贴着警察的大肚皮。

她先后在车尼哥夫和基辅上学，打算成为教师，上学时，她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群体，还有当地的共青团。她不以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宣扬的农业集体主义之间有任何冲突。然而一九三二年之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面临日渐增长的危险，直到最后被正式解散。对于想要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以其传统方式生活的犹太人，斯大林划给他们西伯利亚东部一片荒凉的地区，要不要随他们。谁若想以犹太人的方式生存，就该去西伯利亚。如果谁拒绝西伯利亚，那就意味着他宁愿做俄罗斯人。没有第三条路。然而如果哪个犹太人想做俄罗斯人，而俄罗斯人拒绝让他进大学、蔑称他，让反犹者来屠杀他们，与希特勒结盟，那么他能怎么做，该怎么做？他什么也不能做，尤其当其是女人之时。琳留在车尼哥夫，然后德军入侵，把犹太人封锁在聚居区。她在聚居区又遇见一些在基辅结识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在他们与苏维埃游击队的帮助下，她买了武器，不多也不太精良，她学会了使用。琳不是死扣理论的人，在聚居区，她挨饿、挨冻，过度劳累，但她觉得内心的众多灵魂融合为一。女人、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融合为单独一个琳，这个琳只有一个敌人。

二月底，无线电传来他们期待已久的消息，营地激起一阵骚动。在达维德戈罗多克附近，在冰封累月的斯特维戛沼泽地，德军为夜间飞机空投准备了一块空地。只是一片雪地，三个火堆布置为一个大三角，火堆仅是树枝堆，无线电传来信号之时便点燃。乌雷宾的游击队接到的指令是在图罗夫营地附近，离德军营地十公里处，准备一个类似的飞机场。具体地点由乌雷宾决定。接到信号时，一个小队点燃假飞机场的火堆，另一小队转移德军注意力，扑灭真飞机场的火堆。在单调无变化的平原上，除了游击队点亮的火堆之外，德军不会再有其他导向信号，会在假飞机场上投下降落伞。他们预计会投下食物、冬装、轻武器。

乌雷宾派出两名滑雪者，夜里出发去丈量飞机场，观察德军设三角的方位。他们稍后便回来，汇报一切如无线电所说。飞机场已安排就绪，三堆树枝堆在三角尖，自西向东朝向。旁边是一条泥路。路上有或旧或新的马掌印、马车辙、轮胎轨迹。泥路与飞机场之间有座带烟囱的小木棚，顶多容得下十人到十二人。这次空投的物资很可能不单补给达维德戈罗多克的驻军，而且也给分布在波里西亚和普里皮亚特沼泽里的所有德军驻军。由于各地区都有游击队出没，空投不但快捷，而且安全。

寻找类似德军飞机场的田野并非难事，实际上，若要寻找一片不同的田野倒很困难。乌雷宾选择距离营地二十分钟脚程的一个大池塘，也有一条平行的泥路，他命人搭了一间木板棚，与德军木屋的位置相符。料想德军不会在白天空投，但可能会遣侦察机拍摄地面。然后，等候德军无线电信号之际，乌雷宾选择两个小分队。第一队有九人，包括列昂尼德、皮奥特和帕维尔，任务是骚扰德军，扑灭其飞机场的火堆。第二队有六人，门德尔也在其列，任务是点燃假飞机场的火堆。余下的人待命。一切就绪后，他们通过无线电向游击队指挥官汇报。

天气仍然寒冷。三月五日前夕，天又下起雪来，粉脆的干雪，时断时续地下着，雪停的间歇，天空依然灰蒙蒙的，阴云密布。德军必定会等天完全放晴后才会空投。然而，一日早晨，他们听得飞机声，来了又去，飞得不高，但隐没云中，似乎在寻找着陆地。飞机飞得太低，不像载货空投，况且无线电仍未传来警示消息。乌雷宾命令原先架在雪橇上的重型机关枪准备待命，他们把枪卸下雪橇，扛在手中，瞄向天际。飞机反复来去，但声响渐弱。游击队员们出营房仰望，天空光亮，却乌云重重，时或瞥见太阳从云头浮现，周围一圈光晕，随后隐没。

“你们这些笨蛋懒汉，都给我进去！”乌雷宾喝道，“要是飞出云层，会把我们通通炸死。”事实上，飞机突然出现，几乎贴近树梢，径直朝他们而来。扛枪的两人转身瞄准飞机，但只听得各人叫嚷：“是自己人！别开枪！”确实是一架小型驱逐机，双翅画有苏维埃空军标志。飞机向营房俯冲而来，望得见有人挥着手臂打招呼。地上的人全都狂喜地挥舞双手，指向为空投准备的飞机场。飞机朝那个方向而去，消失在树林之外。

“能安全着陆吧？”

“飞机肚是滑橇，不是起落架。要是找到正确的方向，能行的。”

“走，我们跟上它。”但乌雷宾行使其权威，只准迈可辛和其他两人跟着他前去。他们踏上滑雪板，先按七拐八弯的路线，避开雷区，然后以越野滑雪者敏捷的大步直向前行。

一小时之后，他们回到营地，一同来的是一名红军中尉和一名上尉。年轻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面带笑容，身穿英姿飒爽的絮棉衬里跳伞衣，脚穿擦得锃亮的皮靴。他们热情地问候每一个人，但随即与乌雷宾进入作为总部的小房间。他们磋谈了数小时，乌雷宾不时派人送面包、芝士、伏特加进去。

在营地里，两位使者的不期而至激起长久的谈论，带着欢喜、希望、怀疑，掺夹着些许忿意。他们从伟大之地带了什么来？消息，这是准定的，还有新计划、命令。他们怎么来得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从无线电通知？部队就是这样的，另一人答道，他们突击视察是不预先通知的，不然的话，就不是突击视察了。“他们自己倒神气得很，伟大之地来的先生们，”又一人说道，“我敢肯定他们昨夜睡在床上，有枕头有床单，兴许还有老婆。我纳闷除了宣传，他们是不是也带了些剃须膏！”因为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游击队都有很多共通之处：他们推重中央权威，但也很乐意当其不存在。至于剃须膏，这件东西列于营地私下的玩笑之首位。图罗夫营地建议队员不要蓄须，而其他游击队直接禁止，因为蓄须的年轻男子很容易被认作游击队员。即便如此，森林和沼泽里很多男子仍然不顾禁令和危险，蓄了长胡须。胡须成了游击队员的标志，象征森林里的自由，象征越规的勇猛，象征独立性战胜纪律。有意无意之间，胡须的长度好似贵族头衔或世袭爵位，成为衡量游击队员资历的尺度。“莫斯科不想让我们留胡子，可又不给我们剃刀或肥皂，叫我们拿什么剃？斧头？刺刀？没肥皂，我们就不剃胡子。我们留着。”

“都是些不会伤人的东西，”皮奥特受命将两名军官所带物资分类之后，出来宣布道，“没有武器弹药，只有印刷品和疥疮软膏。”他主动给忙于洗衣的两名妇女送消息：“女士们，你们要耐心。还是照旧用草木灰和苏打，跟我们老祖母的时代那样。重要的是灭虱子。不过，战争快结束了。”

两位军官当晚离去。他们从小窗口向外眺望之时，已重新穿上飞行服，面露无比的耐心。他们见乌雷宾带走朵夫，低声与他交谈，然后看着朵夫将寥寥数件个人物品装入背包。朵夫平静地与所有人道别，只有与西丝尔简单拥抱道别之际，眼眶变得润湿。他一瘸一拐地，跟两位使者与另一名发高热的游击队员离去，消失在铅灰的暮色之中。皮奥特说：“你用不着担心。他们带他去医院，在伟大之地，比在这里好多了，他们会治好他的。”门德尔在他肩头重重一拍，没有作答。

那次访问之后，乌雷宾越发沉默、易怒。似乎为了尽可能不与外界接触，他选了一名队员扎哈尔为他传话，类似当副官。扎哈尔又高又瘦，像一根杆子，比乌雷宾更寡言。扎哈尔在一头听取命令，在另一头听取抱怨，两头做调剂。他年纪不轻，几乎不识字，是从库班来的哥萨克族人，原先是绵羊饲养员。扎哈尔是天生的外交家，立即表现出极大的能耐，排解分歧，劝人不可灰心，维持纪律，鼓舞士气。营地传言说乌雷宾在总部房间里酗酒。扎哈尔企图平息流言，但酒瓶子进进出出的，真相难以掩藏。

假飞机场准备就绪，他们都已就位待命，但行动的命令迟迟不曾下达。整个三月几乎在清静中度过，这不单对于不再有命令可下的指挥官不好，对于所有人的心态都有害。人人都感到饥饿，倒不是列昂尼德和其他人在封锁线后德军的劳动营所经历的折磨人的饥饿，而是一种怀旧的渴望，执着地向往新鲜蔬菜、刚出炉的面包，或许都是简单的食物，却是一时兴起想吃就能吃到的东西。人们也开始想家，人人都深受感染，而对于这群犹太人来说，思乡更是一种折磨。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想家并非过分的希望，甚至可能实现：向往回家，向往一声令下。而对于犹太人来说，向往家园不是希望，而是绝望，从前因为有更紧急、更重大的悲伤，所以一直沉埋心底，但总是潜伏在那里。他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夷为平地，被战争或屠杀烧毁，被猎人者血洗。已成墓园的家园，尸骨的家园，还是不要去想的好。为何活下去？为何战斗？为了哪个家、哪个国、哪个未来？

凡第亚的家倒离得很近。三月三十日是凡第亚十七岁生日，乌雷宾准他回图罗夫村的家中过生日。他没有当天回来。三天之后，乌雷宾令扎哈尔通知其他人，凡第亚是逃兵，派出两人去找，将他带回队。他们毫不费力地找到凡第亚，就在家中，根本想不到无战事时期缺勤三天也会如此严重。但这倒不是最糟糕的，凡第亚当众坦白道，在家里，他跟其他小伙子一起喝酒，喝醉后话就多了。说了什么？说起营房？还说起假飞机场？凡第亚面色发白，说道现在记不得了，不知道，但大概没有说，他没有说起秘密的事，不，他绝对没有说起这些事。

乌雷宾下命令将凡第亚关在柴房，派扎哈尔送去食物茶水，但天亮时分，他们都看见扎哈尔赤脚走向柴房，然后听见一声枪响。西丝尔和琳受命从小伙子的尸身上回收衣服和靴子，帕维尔和列昂尼德被派去挖墓地，土壤因雪水融化而泥泞不堪。为何特地派帕维尔和列昂尼德？

数日之后，门德尔发觉西丝尔心神不宁。他询问她，不是，不是因为凡第亚的事。扎哈尔找她谈话：“同志，你得注意点。你要是怀上，就只有麻烦事，这不是医院，伟大之地的飞机不会天天飞来。跟你男人说。”扎哈尔对琳也说了同样的话，但琳只是耸耸肩，满不在乎。也是在这个时期，告示板上贴出一张当日命令，铅笔写的，字迹清秀，由乌雷宾署名：很快就要解冻，当务之急是绕营房挖一道排水沟，以防雪水淹进营房。这项任务极其重要，绝对要优先执行，因此一个月前为执行飞机场行动而安排的值勤人员名单，现在略有改动。列昂尼德和门德尔不再被列入值勤人员，他们须暂时放下武器，拿起鹤嘴锄和铁锹。帕维尔没有被排除，仍然属于扑灭德军火堆的第一小分队。门德尔、列昂尼德以及其他四人开始挖掘。夜里，雪和地面冻结，白天最暖和的时候便融化为黏稠、微红的泥浆。这似乎激起了乌鸦的兴趣，硕大的乌鸦飞来落在冷杉枝头，越集越多，数不尽的乌鸦挤挤挨挨，压弯了树枝，突然间，它们起飞，拍打翅膀，呱呱地叫，然后栖在另一个枝头。

命令在人们放弃等待之时传来：拦截到德军的无线电信号，空投马上就来。这必定是十分重要的空投，因为警报传达了数次。最后，四月十二日，传来明确的通知：空投就安排在当晚。两个小分队立刻出发。为了以防万一，帕维尔托列昂尼德照管他的马，出于某种原因，他给马起名为画眉。

营地里余下的人为当夜做好准备。没有特别的命令，但他们全都专心收听，尤其是无线电操作员米哈伊尔和门德尔，两人轮流替换，好让米哈伊尔休息几个小时。信号极弱，受到机器营营声和静电干扰；他设法拦截的几个消息都显得十分兴奋，重复数次，但简直无法理解，尽管米哈伊尔和门德尔都颇为熟悉德语。

凌晨两点，听得引擎轰鸣声，人人都跳起来。天空晴朗，不见月亮，轰鸣声越来越真切，时或伴随振动声，好似乐器上数根弦一齐颤动，虽然这乐器没有完美地调过音。肯定不止一架，至少有两架，或许三架。它们从营房北端飞过，肉眼不可见，轰鸣声随之消逝。

一小时后，第二小分队一名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火堆适时点燃，四架飞机，三十个降落伞，或者四十个，甚至更多。很多落在飞机场，有些落在树林里，有些挂在树枝上。立刻派增援，派一副雪橇去，物资很多。他们全都想去，但乌雷宾毫不听取意见，自己带上迈可辛和扎哈尔前往，甚至不准传递消息的报信人跟去。在其作为游击队战马的事业生涯里，画眉首次发挥作用：乌雷宾将它套到雪橇上，从雪地出发。雪地因融化而变得结实，表层在夜间凝结成薄冰。

同时，第一小分队所有人也回到营地，一人胳膊受伤。按照皮奥特和帕维尔所说，总体来说，行动很顺利。他们藏在木屋附近，听见飞机声响，看见三个德国兵出来，拿汽油桶淋在木堆上。他们在这些人点火之前将他们杀死，与此同时，一名队员爬到屋顶，往烟囱里扔下一颗手榴弹。有些德国兵必定当场死了，但还有一些奔出炸坏的木屋，开枪射击。一名队员受伤，一个德国兵身亡，另外两三个上了卡车，但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杀死。木屋里除了随身武器和罐装食物之外，没有找到任何好东西。有台无线电，但已经炸坏。他们守在道旁，以为会有机动车从城里装载空投物资，但是直到十点多，仍不见有动静，就回来了。

雪橇载物回来，不过那报信人肯定是夸大了：不超过二十包空投物资。乌雷宾不准任何人碰这些东西。他命人全部搬到他屋里，在扎哈尔帮助下亲自打开查看。他看过之后，才允许其他人清点。有点像慈善会抽彩，样样都有：有贵重之物，也有无用、神秘、荒唐之物。比如门德尔及其同伴从未见过的奢侈品：代巧克力做的彩蛋，因为复活节快到了；还有做成绵羊、甲虫、耗子形状的大块巧克力。雪茄、香烟、罐装烈酒和白兰地，这或许是德国专家为抗地面撞击而专门设计的包装？土制火盆，大抵是给岗哨暖脚。一个盒子装满各色英勇勋章，以及相应的嘉奖令。另有数捆报纸杂志、一叠元首照片，一包投递给此地区驻军的私人信件，一包公文，乌雷宾将这两包文件搁在一边。两箱专配给纳粹冲锋枪的子弹，另两箱装满某种机关枪的装弹器，无人能识别这种机关枪的型号。一只大箱内装着一台打字机，配备了各种相应文具。其他大箱装着六台机器，外形都类似，但在图罗夫，无人见过或说得出其用途。平底煎锅大小的平板盘，安有一只手柄，拆卸了装运。“修手表的，这玩意给你，”乌雷宾对门德尔说道，“你研究研究，告诉我们有啥用途。”

是夜，乌雷宾容许适度地欢庆。而后他与帕维尔去查看空投下来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用代码，也不是煽动性的东西，仅是各种详尽的清单、有无数复件的账单、军需官的账目。乌雷宾很快便看烦了，让帕维尔翻译一些私人信件，这倒更有趣。信中用的是看似晦涩难懂的行话，但这些代号幼稚得连帕维尔这样的外国人也能一眼猜透。显然，所有父母都在抱怨的坏天气是指盟军飞机的地毯式轰炸，旱灾是指物资匮乏。这可以当作敌方缺乏斗志的宣传。乌雷宾令帕维尔当众翻译一些片段。

帕维尔用俄语朗读信件，装出夸张的德语口音，引得人们发笑。然后，空中传来阵阵似昨夜的音乐般的轰鸣声。

“快！”乌雷宾吼道，“第二小分队，上滑雪板，赶快，点燃火堆。他们又来给我们送礼了。”此分队六人迅速出发，乌雷宾看着手表，倘若赶紧的话，一刻钟之内他们就能抵达飞机场，飞机不至于在黑暗里找不到飞机场而返回。飞机中队是在寻找，引擎声趋近又远逝，有一刻飞过营房正上方，重又消失。根据乌雷宾的手表，正好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听得数枚炸弹一齐爆发。人人跑到营房外，不知究竟。爆炸声太遥远，如沉雷一般，绝不是发自营房周围的雷区。他们看得见东北方的火光，每一道火光闪过，停顿六秒钟后便听到爆炸声。再没有可疑惑的：他们往假飞机场投下炸弹。德军明白上了当，回来报仇了。

小分队只有四人回来。领队结结巴巴地汇报，他们按时赶到，飞机正飞过他们头顶，刚点燃第一个火堆，炸弹就开始落下，都是大炸弹，至少两百公斤重。要是冰再厚些，像一月里那样，也许还能承受得住。但现在冰层融化变软，炸弹穿透冰层，在水底炸开，冰块在半空飞溅。两个人消失，被沼泽吞没。去找也没有用。

对于图罗夫营地的人来说，现在进入了困难时期。天气回暖解冻，条件比冬天更恶劣。乌雷宾派人查看假飞机场的情况，机场已经不能再用，飞机无法在那里降落，更糟糕的是根本不可能请求空投。冬天的厚冰层已被炸裂，夜间虽又冻结，但薄得连一个人的重量都无法承受。沼泽虽好些，因为积雪使冰层免于阳光直射，但融化的雪水和风向改变了积雪，雪地变成了一层坚硬、波状的冻雪，飞机纵使安了滑橇，一着陆就非兜翻不可。

乌雷宾下令禁止接收无线电，因为这个空投改道的计谋似乎再度引来德国空军。整个冬天，极少有飞机来，即便有，显然也是漫无目的地转。而现在，只要是晴天，每天总会见到侦察机在上空搜寻，而且晴天的日子很多。空投的奢侈品没有维持多久，面粉、猪油、罐装食物日渐见少。乌雷宾下令实行口粮配给，队员士气低落。对往年冬天挨饿的恐惧不散，饥饿这个可怕的幽灵又要回来，仿佛重新回到游击队战争最初那可怕的数月，那时所有一切，包括食物、武器、躲避之处、行动计划、生存与战斗的勇气，似乎都是数人绝处求生的成果。现在队员们要求恢复去村落征粮的行动，他们宁愿去冒险，而不想挨饿，但乌雷宾绝对不听。雪仍太厚，并且拿不准侦察机何以未发现营房。德军显然在寻找他们。营房十分隐蔽，也许不会被发现，但德军绝对会注意到崭新的踪迹。

能够做什么？等，等时间过去。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法，也是糟糕的方法。等雪融化，因为在赤裸的地面，就算泥泞，也不容易看出踪迹。等侦察机去别处追捕。默默地等无线电传来消息。德军已撤出敖德萨，但敖德萨很遥远。无线电管制如截肢一般痛苦，如同一个人想开口呼救之时被封住了嘴。再加上饥饿，图罗夫营地有种被围困的气氛。那些人不是没有经历过食物匮乏、劳苦、恶劣条件、危险，但他们不知如何应付这种被隔绝的孤立感。他们似森林的野兽般习惯了空间，习惯了不安稳的自由，受不惯困在陷阱和笼子里，感到日渐虚弱的烦闷。

乌雷宾继续酗酒，除了扎哈尔以外，所有人都看在眼里，悄声批评，但也不总是压低嗓门。他独自喝，但仍维持其清晰的头脑或者粗暴的权威。门德尔请他解释朵夫的离去为何如此仓促，乌雷宾答道：“战士受伤或生病，就尽可能治疗。你的朋友也会得到治疗。但我能跟你说的就这些。也许战争结束后你会得知关于他的事，但是个人的命运无关紧要。”

乌雷宾如此明智，如此精于游击队生活，不会认识不到必须有所行动。踪迹危险，但士气低落更危险。从营地延伸的单条踪迹会引来德军，但是如果踪迹围绕掩蔽营房的小树林，便难以辨别营地的确切方位。乌雷宾虽不情愿，但终于在同一夜派出两队而非一队人，去不同方向的村落征粮。

这两小队出发不久，天还没有破晓，他们听见一个新的声音，叫这群犹太人听得惊悸，而图罗夫的队员们则欢欣鼓舞。听着像摩托车的咔嚓声，从远处隐约传来，但渐渐接近。声音越来越响，但缓慢下来，如同卡住的留声机。然后听得扑扑数声，而后沉默。乌雷宾的手下随即跳起来：“是P2！在那里着陆，在空地上！我们去看看！”

“也许先前用不着派出小分队的。”皮奥特说道。

“P2是什么？”门德尔问道。

“P2是游击队飞机。木头造的，飞得慢，但可以随地起飞着陆。它们夜里飞，不用照明。它们往德军营地掷手榴弹，给我们送物资。”稍后，飞行员走入营房，身穿翻面羊皮飞机服而显得臃肿矮胖。他脱下飞行服，摘下额头的护目镜，却见是一个姑娘，矮胖，有一张大脸，神情平静和气。她的头发整齐地中分，在耳根后扎成两根短辫，系着黑头绳。去迎接的两个男子拎着两只袋子，刚从集市上回来似的。游击队员围着她拥抱，亲吻她因寒冷而僵硬的脸颊。“玻莉娜！好样的，玻莉娜！欢迎你，亲爱的。终于又见到你啦！你给我们带了什么来？”

这姑娘看着不超过二十岁，她笑着将他们推开，露出农村姑娘害羞的模样。“够了够了，同志们！他们派我来看看这里的情况，看看你们的无线电怎么没了动静。现在放开我吧，我得立刻离开。我想这里没有伏特加吧？指挥官呢？”她与乌雷宾走进总部小房间私下交谈。

“这是玻莉娜。玻莉娜·米赛洛夫那，”皮奥特骄傲又快乐地说道，“她叫玻莉娜·杰尔曼，妇女团的。你不知道？P2的飞行员都是妇女。都是好样的姑娘，但是玻莉娜最棒。她来自戈梅利，她父亲是拉比，祖父是鞋匠。她已经飞了七百多次任务了，但只来过我们这里一次，六个月前。她待了几天，我们成了朋友，但看来这次她急着走。太可惜了。”

玻莉娜道了别，驾驶那架脆弱的飞机离去。她带来食物、药品以及一些坏消息。敌军部队和装甲车在附近前行，在图罗夫附近村庄召集德军和乌克兰后备队，专门攻打游击队。他们正在准备全面搜捕行动，其力量远非图罗夫营地所能抵抗的。这附近没有其他游击队。不知何故，德军高估了游击队的力量。或许他们要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或者整个波利西亚搞大规模军事行动。诺沃肖尔基那些老残病弱想回去得到救济的索利戈尔斯克聚居区，已经被包围，居民全部被杀。索利戈尔斯克的驻军与党卫军专家联手，带着经过训练的狗搜捕躲藏之人。在图罗夫营地，很多人见识过这些狗，怕它们胜过怕坦克。也就是说，必须撤离营地。

乌雷宾传唤门德尔，问他是否琢磨出那些空投的机器的用途。

“是探雷器，”门德尔答道，“更确切地说，是金属探测器，能够指示埋有金属的地方。”

“那要是德军拿着这些玩意，就会发现我们的雷区？”

“当然。也许不能立刻发觉，但迟早会的。”

乌雷宾冷冷地看他一眼：“不管德国人有没有你这些探雷机器，我照样在营房四周埋地雷。他们找得到埋在地下的，但不可能找到我们藏在这里的。你等着瞧，我们炸飞那些狗娘养的。”

门德尔不禁悚然。看得出来，头领醉得比平常厉害，可是这种口吻令门德尔惊骇，他答道：“这是怎么说的，奥西普·伊万诺维奇，你干吗这么跟我说话？难道是我发明探雷器的？是我把这玩意送给德国人的？”

“我他妈的不管是谁发明的。事实上，我们这就撤退。你不是想让我们在这里等坦克来，把我们全都杀光吧？”

门德尔听得惊恐失色，愣怔地从总部出来。但乌雷宾稍后又传唤他：“那些玩意，管用吗？”

“管用。”

“你叫上季米特里和弗拉基米尔，教他们怎么用。”

“你想挖出营房周围埋的地雷？”

“你很聪明，猜对了。我们只有这么些地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地雷的专家比新手还心怵。另外，地雷在地下埋得越久就越危险。”

“觉得自个儿威风了，是吧？行了。照我说的去做。我是这里的指挥，我不喜欢听到抱怨。你们族人都一个样。都逞辩，都是半德国人：罗森菲尔德[1]、曼德尔施塔姆[2]……你呢？你叫什么？德瑟，不是？门德尔·纳赫曼维奇·德瑟，你连名字都是德国人的。”

门德尔无比用心地向两个小伙子传授用法，然后打发他们去乌雷宾处听取命令，自己回到营房，满肚子愤恨。从前在赎罪日，犹太人会拉出一只山羊，拉比用手按住山羊的头，一一念出人们犯下的罪孽，加诸这头畜生：有罪孽的唯有这只山羊。然后，山羊背负其不曾犯的各种罪孽，被送进沙漠。非犹太人也这么想，他们也有一只承担人世罪孽的羔羊。可我不相信这个。如果我犯下罪孽，我就自己承担，但我只承担我犯下的，并且已经够沉重。我不承担他人的罪孽。不是我派出小分队而使他们被炸。不是我趁凡第亚睡着时枪毙他。如果我们必须去沙漠，我们会去，但是不要头上顶着我们不曾犯下的罪孽而去。如果季米特里和弗拉基米尔引爆地雷，我，门德尔，修手表的，得为此负责吗？

这两个小伙子却干得很顺利。八十枚地雷拆卸了引信，藏在营房各处。四月底，连续三天吹起干燥的暖风，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临。树枝上的雪融化，滴沥沥地落下，夜里稍冷，雪水滴落的节奏便缓慢了。地面的雪化得很快，野草久经霜冻，枯黄的草叶仍伏卧在被雪水浸透的地面，草丛里已绽放出初春的花朵，羞答答的，似乎开得莫名其妙。德军侦察机来得愈加频繁，一架飞机或碰巧或因某些动静起了疑心，对着营房从低空猛地扫射一阵，但没有导致伤亡。乌雷宾命令他们做好准备撤离营地。雪橇如今已无用处，就烧毁了，没有马车，也没时间去找。所有补给品只靠两匹马驮，靠人背，倒像是搬运队，而不是战士转移阵地。很多人抗议，宁愿留在营地迎战德军，但乌雷宾勒令他们噤声，说这绝不可能，并且撤离营地是无线电传来的命令。无线电也指示了潜出反游击队力量包围圈的最佳方向，朝西南，沿斯特维加河往上游走，但不可偏离沼泽。由于雪水融化，沼泽地的地峡、溢洪道、河滩构成迷宫，又成为游击队的朋友。

游击队原定于五月二日夜晚撤离，但当晚岗哨传来警示：听见北方传来声响，人声，还有狗吠。很多人抓起武器，一时不知该准备抵抗，还是赶紧撤离。但乌雷宾叱责道：“原地待着，你们这些笨蛋。继续准备。系好麻袋，钉上木箱。你们昨天才出生的？德国人的狗不会叫。狗要是瞎叫唤，还算什么战狗？”

他转向岗哨说道：“提高警惕，但别开枪。可能是朋友，派狗开路探雷区的。”

事实上，狗先抵达。只有两条，不是战狗，只是农民养的普通家狗，又兴奋又迷惑，紧张地吠叫，时或冲着营房叫唤，时或冲着仍落在后面的不速之客叫唤。两条狗为完成任务而十分骄傲，但这些陌生的人类令它们不安。它们时摇尾巴时龇牙威胁，或者同时摇尾巴又龇牙。它们蹿来蹿去，举起前腿奔跳，上气不接下气地吠叫，间歇呼呼地大口喘息。接着见两头母牛走来，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跟在后面赶牛，小心地不让两头牲口踏出狗踩出来的踪迹。

最后才看见这队人的主力，大约三十人，有男有女，有些扛着武器，有些空手，疲惫、污脏，显得十分扎眼。他们当中有一人长着鹰钩鼻，脸庞晒得黧黑，肩上扛着一杆自动步枪和一把小提琴。走在队伍最后的是朵夫。门德尔默默自语：赞美起死回生的耶和华。

顿时一片喧嚣，每个人都有问题要问，无人来得及作答。最后，乌雷宾和基大利的嗓门盖过其他人。每个人都安静下来，等候命令。乌雷宾和基大利转到总部小间。很多图罗夫队员记起两人在初冬的那场争吵。这次碰面会发生什么？在岌岌可危的境况之下，他们会和解吗？会达成一致意见吗？

等候会议结果时，新来者请求在已搬空的营房休息。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就睡着了，还有人要烟草，或者要热水洗脚。他们带着穷乏之人的卑怯开口，但也带着自知有权要求为人的尊严。他们不是乞丐或流浪汉，他们是基大利召集起来的犹太人游击队，来自波利西亚、沃里尼亚、白俄罗斯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幸存者。一群悲惨的精英贵族，最强壮、最精明、最幸运的。但有些人从更遥远的地方，沿着血染的道路而来。他们逃过立陶宛摧残者的屠杀，那些人仅为一条床单而杀死一个犹太人，逃过眼镜蛇部队的火焰喷射器，逃过考那斯和里加的集体墓地。他们当中有数人逃脱鲁扎内的大屠杀：数月像狼一样藏身在森林里挖的地洞之中，像狼一样成群地悄然捕猎。他们当中有布利兹纳的犹太人农民，双手因长年拿锄头斧子而长茧。他们当中有斯洛尼姆锯木厂和纺织厂的工人，在希特勒的残暴行径之前，早已开始罢工，反抗波兰雇主，饱受镇压和牢狱的滋味。

每一个人，男人或女人，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但每个故事都似熔化的铅块一般沉甸、灼人。倘若战争和三个恐怖的冬天留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气力，每个人都有一百个亡人可以哀悼。这些商人、裁缝、拉比、领唱者的儿女，疲惫、贫穷、污脏，但没有沮丧泄气。他们扛起从德国人手里夺来的武器，他们挣得穿这身没有军衔的破烂军装的资格，他们屡次品尝杀戮的苦涩。

图罗夫的俄罗斯人不安地看着他们，正如发生意外时那样。在那些憔悴却坚定的脸上，他们看不到他们传统里所说的犹太人：那个嘴里说着俄语蒙骗别人、心里却以自己的奇怪语言思考的家里的外人，不知道基督，却信仰他自己不可理喻的荒谬戒律，赤手空拳，仅凭他的精明，有钱又懦弱。世界颠倒了：现在这些犹太人是盟军，扛着武器，就像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像三年前仍是同盟的希特勒。你被教导的观念十分简单，而世界万分复杂。既然是盟军，那么必然是同志。那么图罗夫的人必须接纳他们，跟他们握手，一同喝伏特加。有人鼓起勇气露出尴尬的微笑，有人腼腆地挨近蓬头垢面、身穿极不合身的军装的女人，她们疲倦的脸庞蒙着灰尘。根除偏见如同抽取神经一般痛苦。

跟所有的墙壁一样，缺乏理解的墙壁也有两面，因缺乏理解而生困窘，因困窘而生敌意。然而基大利的犹太人此时没有感觉困窘或敌意。相反，他们显得轻松愉快。游击队的冒险每天都不同，他们在冰封的大草原、雪地和泥泞里找到新的自由，一种不为其父亲和祖父所知的自由，直接与敌人、朋友交接，接触自然，直接行动，所有这些犹如普珥节的酒使他们陶醉。过普珥节时，犹太人抛开素有的冷静理智，放纵地喝酒，直喝得分辨不清祝福与诅咒。他们轻快又悍勇，好似野蛮从笼里放出，好似奴隶翻身复仇。尽管代价高昂，但他们尝到了，尝到了复仇的滋味，譬如在搞破坏、暗杀、跟后卫部队武装冲突的各种场合中，甚至就在数日前，在不远的地方。那是他们的精彩之作。他们单独袭击往北八十公里的柳班驻军，被派遣来全面搜捕的德军和乌克兰部队在此汇合，村里也有一个小型犹太人聚居区，都是手艺人。德军全都被赶出柳班，他们不是钢铁铸的，他们也是肉身，他们认识到被打败之时，仓皇奔逃，逃离犹太人。他们当中有人扔下器械，跳进河里，被冰水吞没——这是令你欢欣鼓舞的情景，可以带进坟墓的一幅图像。给俄罗斯人讲述这些故事时，这些犹太人的神色仍兀自惶遽。是的，黄头发绿眼睛的纳粹从他们眼前逃跑，跳进河里，企图爬上河水冲下来的冰块，犹太人继续射击，只见德国人的身躯或沉没，或倒在冰块上漂向河口。当然，胜利是短暂的，就如书上说的，胜利向来短命。犹太人的欢喜以恐怖告终。他们撤进森林，带上柳班聚居区里扛得动武器的人，然而德军回来，杀光留在聚居区的所有人。战争就是如此，打过一仗之后，不要回头查点纪录，这是一千个德国人对一个犹太人的战争，一千个死去的犹太人对一个死去的德国人的战争。他们欢快，因为他们没有明天，也不费心去想明天，也因为他们曾看见那些超人如同青蛙似的在冰水里挣扎——这是无人能从他们心里拿走的礼物。

他们也带来更有用的消息。全面搜捕围剿已经开始，他们被赶出营地，那不过是临时搭建的窝点，自然比不得图罗夫营地。但这次围剿实际上并不是大规模行动，因为没有坦克和重火炮，他们审问一名德国兵后得知，围剿最薄弱处正是乌雷宾所指的方向，沿斯特维加河往西南方向走。

朵夫十分健壮，几乎看不出跛脚，但背驼得厉害。他的头发也还梳得整整齐齐，但更稀薄、花白。西丝尔问他想不想吃点东西，他笑答道：“对病人，你先问；对健康的人，你直接给。”不过，他更急切要说话，而不是吃东西。他身边围拢了一圈听众，有犹太人，有俄罗斯人，因为从伟大之地回到游击队的人毕竟少见。

“他们谈了多久了，那两人？一小时？好，这是好兆头，他们谈得越久，认同的就越多。这也表示德军仍离得很远，或者改了道。当然，我得到治疗，你猜怎么着，在基辅医院。现在没有屋顶了，或者说，还没有安屋顶。他们在重建。你知道是谁给我做的手术？德军俘虏，斯大林格勒战役里投降的那些。

“那里没有屋顶，没有食物，没有麻药，但有女医生，她们立刻给我做手术。她们从我膝盖里取出一块东西，是骨头，还给我看。手术在地下室做的，照着电石气灯，然后她们把我送到一间病房，很大很大的病房，房间两侧各有一百多张床位，躺着活的、快死的、已死的。住院没什么好的，但那间病房给我带来好运。运气碰上了，连公鸡都能下蛋。来了一位访客，是什么重要人物，从政治局来的，乌克兰人，矮矮胖胖，秃头，看着像个农民，但他胸前挂满了勋章。护士来回奔忙的时候，他碰巧在我床前停下。他问我的姓名，从哪里来，在哪里受伤。他带了广播电台的人来，临时发表了一个演说，说什么每个人，不管是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雅库特人、犹太人，我们都是伟大母亲俄罗斯的儿女，所有争论都得搁下……”

只听皮奥特说道：“如果他是乌克兰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你本来可以告诉他先清理自家门户！他们都是些愚氓，那些乌克兰人。德国人来了，他们就打开屋门，给他们送面包和盐。他们的分裂派比德国人还坏。”其他人叫皮奥特闭嘴，催促朵夫继续说。

“他问我伤好之后想被送到哪里。我答道我家乡很远，有一些游击队朋友，我想回去找他们。接着，我伤一痊愈，他就开始忙活了。也许他想树立榜样。他找到基大利与他的游击队，把我伞投到他们营地附近，连同一个大箱子，装着四支轻型机关枪，算是他私人的礼物。跳伞蛮吓人的，不过我落在泥地里，丝毫没有受伤。”

朵夫原本可以再讲很多在伟大之地养伤时的所见所闻，但总部的房门开启，基大利和乌雷宾走出来，人人都默然了。

[1] 罗森菲尔德（1862—1923），意第绪语诗人，生于俄属波兰。——编者注

[2]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编者注

一九四四年·五月

乌雷宾先开口，打着官腔说道：“我收到的消息与这位同志带来的消息完全相符。那些德军从波兰边境来，军力不强。他们最好的部队已派上前线。意大利和匈牙利人背弃了他们。他们现在也不相信斯洛伐克人和波兰白人。他们包围这片沼泽，然后将包围圈一点点收紧。最薄弱的环节在南边，靠近列奇察和乌克兰边境。我们从那里溜出去，然后分头前进。如果我们将两队人合并，非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太容易暴露。何况，基大利同志的队伍得到莫科斯的正式认可和支持……”

“认可多得是，支持倒没有！”有人用意第绪语插嘴道。

“尤齐克，闭嘴！”基大利厉声喝道。

“并且能够独立行动。我们营地的犹太人可以自行选择，要么跟我们走，冲出包围圈，往东抵达前线，要么……”

“要么跟我们走，”基大利接嘴道，“我们的命令不同。我们不急着回家。如果我们冲得出去，就往西走，救出俘虏，滋扰德军后防线，清算一些账。想跟我们走的人站到这边。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从诺沃肖尔基带来的武器。”

营房过于拥挤，分队乱哄哄地进行。门德尔、西丝尔、琳、列昂尼德毫不犹豫地选择基大利这边，而帕维尔身边挤了一堆在争论的人。帕维尔想跟基大利走，但是他钟爱那匹马，要是乌雷宾留着马，他也留下。基大利不明就里，要求解释。帕维尔低沉洪亮的声音盖过喧闹声：

“我对你有用，因为我会说德语，可我的马对你没用。你能拿它做什么？”

乌雷宾没有笑，脸上挤出一个古怪的表情，叫人难以捉摸，然后他说道：“好吧，马和人都过去那边。”但是，当他看见皮奥特也站到基大利那边时，就不那么爽快了。

“你跟他们去做什么？脑子坏了？干吗站到那边？”

“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皮奥特说道，“没人熟悉这地区。不出半个小时，都会淹死的。”

“扯淡。他们没人请你做向导。他们自己能应付。你当心点：你不想落得跟凡第亚一个下场吧。”

“他请我做向导。”皮奥特指着朵夫，但显然是随口编的。然后他又说道：“指挥同志，这不是叛逃。这是游击队，那也是游击队。”然而他嘴里一边说着，一边挪步走出基大利的队伍，回到乌雷宾这边，神情好似受了处分的孩子。

他们耽搁得太久。已是黑夜，是时候动身了。乌雷宾命人动用藏在营房里的地雷，将所有人集中在外面空地。禁止交谈，但仍可以听见一阵阵兴奋的低语，叽叽咕咕地听不真切，但耳尖的人可以分辨出大概的话音，在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之间传递：皮奥特，勇猛、地道的皮奥特，就像斯坦卡·拉辛，被一个外国女人的眼睛迷昏了头。至于是西丝尔的灰眼睛，还是琳的棕色眼睛，各人的看法都不一致。流言蜚语是自然的一种力量，使很多悲惨的境地变得容易忍受，甚至在沼泽、战争和融化的积雪中间散布。

他们走了一整夜，排成单列纵队前进，没有看见德军的迹象。黎明时分，他们在波兰边境一间废弃木棚里停下歇息。中午时分，探子看见德军部队从大路上走过。他们都进入防御准备，但是部队开过，没有来检查木棚。他们在夜里继续行进，两队在一片荒野上分道。乌雷宾及其队伍往左，重新进入苏维埃领土，基大利的队伍继续朝列奇察去，穿越未开垦的土地。基大利安慰他们道：“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再走上一夜，我们就出去了。”

不过，门德尔及其朋友们觉得，相比以前在图罗夫营地，现在更安全，他们在那里虽不必挨饿受冻，但人人都感觉头顶上是有结实的栋梁支撑的屋顶，还有权威——乌雷宾，或者从天空飞来的使者，或者更遥远的权威。基大利一干人（他们喜欢这样自称）胆大鲁莽，是流浪的穷人。尤齐克是基大利的副官，他拿出一片报纸卷起稻草当香烟，跟列昂尼德要来一根火柴，纵向劈成两片，点燃半片，另外半片装进兜里。那两头母牛是战利品，他说是几天前袭击柳班的时候缴获的。“就算是战争年代，也得考虑财产。”这两头牲口瘦瘠伶仃，性子执拗，只要发现一丛草，就硬是停下不肯走，直到啃光草根，无论怎么都拉不动，拖延队伍前进。树荫里仍积着残雪，它们便拿蹄子刨，寻找苔藓。“一有机会就卖掉它们。”尤齐克说道，一副务实的口吻。

尤齐克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比亚韦斯托克来的波兰人，本行是造假文件。他给门德尔讲自己的故事，是在两队分道之后，而不是之前。他拿不准俄罗斯人会怎么看这事。

“这行当很不错，但不容易。我从小就开始了，一九二八年。我跟一个平版印刷工做学徒，开始造假邮票。那时候，波兰警察忙着别的事情，所以这事不太危险，但也挣不了多少。一九三七年，我开始造假证件。我很擅长做护照。后来开战了，俄罗斯军队进入比亚韦斯托克，接着一九四一年，德军进入。我只得四处躲藏，但还挣了不少钱。证件很吃香，尤其是波兰人买配给卡，犹太人买非犹太白种人身份证。”

“我原本可以这样轻易混到战争结束，可是有个对手把我揭发了，因为我的收费不够高。我在牢里坐了三个月，当然我自己的证件也是伪造的：我家两代是基督徒。但他们让我脱光，发现我是犹太人，就将我送到劳动营，萨克森豪森劳动营，去凿石头。”

尤齐克停下，用省着的另外半片火柴点燃又一支香烟。他中等身量，头发偏黄，体质孱弱，狐狸般的狭长脸，绿眼睛，眼睑上几乎没有睫毛，眼睛总是微眯着，似乎为了看得更清楚。队伍在一片空地上休息，尤齐克躺在被露水打湿的草地上，一边抽烟一边讲故事，衣服虽濡湿，他却高兴地享受这一时刻。很多人围拢过来听他讲。他们早都听过他的故事，可还是喜欢再听。其他人在睡觉。列昂尼德和琳不知去了哪里，西丝尔一边听，一边手里忙活，趁着微弱的晨光，拿出针线织袜子。

“这是奇怪的世界，”尤齐克说道，“一个犹太人死去，另一个犹太人，造假的，得以逃生。四二年末，他们在劳动营贴出一张告示，说德军招印刷工和平版工。我去报名，他们派我去劳动营尽头一个小木棚，到了那里，我还以为是在做梦。那是个工作室，设备比我那个好多了，一群俘虏，有波兰人、捷克人、德国人、犹太人，在造假钞，美元和英镑，还有给间谍用的证件。就不谦虚了，我手艺最好，他们叫我做最细致的活。不过，我很快认识到这个工作险得很，我们没一人能活着出去。于是，我开始收集黄金，劳动营里从来不缺这东西，还给自己伪造了一份转移命令。”

“怎么不造张释放命令？”门德尔问道。

“看来，你不知道劳动营是什么地方。从没听说哪个犹太人被释放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犹太人。我造了转移证件，将自己转到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因为要是波兰人想逃的话，最好是在波兰逃。一份正规的命令，用党卫军的公文纸，公章署名都有，颁给尤齐克特·雷斯特曼，67703号，囚役。很危险，但别无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们派两名警卫押我上火车，他们是自卫队的两名老兵。我拿黄金贿赂他们，他们再满意不过了。我在抵达布列斯特之前逃出，躲了两个星期，然后碰上基大利。”

随着日子过去，门德尔跟基大利熟悉起来，觉得他与乌雷宾合不来是最自然不过的。在俄罗斯人与犹太人古老的隔膜之外，两人之间也极难找到共通之处。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的勇气，而这并不奇怪，因为缺乏勇气的指挥是当不长久的。然而即使他们的勇气也截然不同：乌雷宾的勇气执拗而古板，是一股出于责任的勇气，似乎来自纪律和学习，而不是天生的。他的每一个决定、每一道命令，如同从天上降下，充满权威和无言的威胁。乌雷宾的命令通常是合理的，因为他很精明，就算不合理，听着也十分咄咄逼人，叫人不得不服从。基大利的勇气是即时的、富于变化的，不是来自训练，而是来自性情，对束缚感到恼火，几乎从来不研究未来的情势。在乌雷宾谋算之时，基大利会冲上赛场似的扑向前去。门德尔在他身上看到各种不同金属完美熔合的珍贵合金：《塔木德》继承者的逻辑和大胆想象、音乐家与儿童的敏感、流浪艺人的喜剧影响力、汲取自俄罗斯土地的生命力。

基大利高高瘦瘦，肩膀宽阔，但四肢瘦弱，胸膛单薄，头发浓黑，前额发际线压得甚低，双颊凹陷，爬满了皱纹的脸庞因日晒风吹而黧黑，嘴唇宽阔，牙齿突兀。他动作敏捷，但走路姿势似乎故意显得有些笨拙，如同马戏团的小丑。纵使无必要之时，他说话的嗓门也十分洪亮，好似他的胸膛是一只共鸣箱。他常笑，甚至在不合时宜的场面也露出笑容。

门德尔和列昂尼德习惯了红军的等级制度，因此基大利的举止令他们迷惑又警觉。决定是在喧闹的会议上随意做出的，一些时候，他们全都冒冒失失地接受基大利、尤齐克或者其他人的鲁莽想法；另一些时候，会起一阵争论，但很快平息。队里似乎没有长期的紧张关系或分歧。队员们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各有不同的倾向，带着诸如犹太人民族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宗教正统、无政府平等主义、托尔斯泰式回归土地的理念——你若拯救土地，土地便会拯救你——这些观点之间的微妙差异。基大利也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门德尔数日思索，试图琢磨他属于哪个派系，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基大利同时信奉不同的思想，或者不信奉任何思想，并且他时常改变想法。可以肯定的是，比起理论来，他更倾向于行动，他的目标很简单：生存，最大可能地骚扰德军，去巴勒斯坦。

基大利好奇得近乎轻率。他不曾向这些新来者要任何重要的信息，甚至没有将他们正式列入名单，却想知道每个人的故事，带着孩子般的单纯专注地聆听。他似乎对所有人都表现出善意，欣赏他们的长处，忽视他们的短处。“祝福生命！”听完帕维尔的故事之后，基大利对他说道，“祝福生命！欢迎加入我们，愿你的脊背蒙耶和华护佑。我们需要你这样的脊背。你是犹太人野牛，稀有动物。我们会好好珍惜你。也许你宁愿不是犹太人，可是你生为犹太人，就得做个犹太人，如果你生为野牛，就得做头野牛。赞美加入我们的人。”

这是在游击队冲出包围圈后第一次坐下享受宁静的休息。他们在一间废弃农舍的粮仓过夜，在井里找到清水，空气凉爽芬芳，他们的神色放松，基大利自得其乐。

列昂尼德简洁地在两三分钟内讲完其故事，但基大利没有不悦，不再追问，只是说道：“你还很年轻。就算没有药物，那是很快就会痊愈的病，但也可能是危险的。鉴于你已经得了这病，要当心才是。”

列昂尼德看着他，一脸的茫然与疑惑：“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要照字面理解我的话。就像以色列的每一个儿子，我身上也流着先知的血液，喜欢不时说几句预言。”

对琳和西丝尔，他抛开预言，摆出轻快幽默的姿态。他称她们为“高贵的女士”，但想知道她们的年龄，是否仍是处女，谁是她们以前的男人。西丝尔以威胁般的口气作答，琳则带着拘谨的骄傲，但两人显然都急于结束这场问话。基大利没有坚持，转向门德尔。他仔细地听他的故事，然后对他说道：“你没有做戏。你仍是修手表的，并且你不会穿上孔雀或老鹰的羽毛。也欢迎你。你会对我们很有用，因为你慎重，你会平衡我们。我们的记忆力不好，但有一件事不会忘记。”

“什么事？”门德尔问道。

基大利郑重地举起食指，按在鼻侧。

“‘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1]是的，我们不可忘记的就是这个。我是凭记忆引用的，但这一次不是不相干的。”

五月中旬，基大利的游击队在哥林河畔宿营，河边长满白色的铃兰和早开的雏菊。男男女女，半裸或全裸，欢快地在潺湲的河水中洗浴。尤齐克带着两名扛武器的同伴，两头母牛、帕维尔的马，动身前往列奇察。在列奇察，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方，有个市集。数小时后，他回来了。他拿两头母牛交换了面包、芝士、猪油、咸肉、肥皂。别的东西都打着德军占据的印章。画眉大汗淋漓地走来，光荣地驮着重负。感觉好似战争已经结束。无论如何，至少冬天已经过去。尤齐克没有在镇上看见德军的丝毫迹象。倘若有德军的话，也都躲藏了。无人要求他解释或者跟他讨价还价，这些农民早已学会跟游击队打交道，不管他们穿什么颜色的军装，最好不要好奇或者贪婪。

尤齐克回来时，只见有一半队员静静地沿河排列，基大利坐在一根木头上，双脚没在水中，小提琴架在半空。伊祖，布利兹纳聚居区逃出的人之一，毛发浓密得像头熊，全身赤裸，缓缓地淌进水中，一步一步地朝水流中央一块岩石走去。他们都望着他，他示意所有人安静，不要说话。走到岩石边时，他极其缓慢地沉入水中。激起一阵水花，伊祖浮出水面，双手抓住一条不断扭动的大鱼。他在鱼头背后咬了一口，鱼就耷拉了。鱼近半尺长，铜色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

“伊祖，抓着什么了？”基大利问道。

“本来以为是鳟鱼，却是鲫鱼！”伊祖骄傲地答道，爬上岸，“真奇怪，这浅水里竟有这种鱼。”他蹲在一块平坦的大石旁，挖出鱼内脏，在水里清洗，用小刀刮鳞，然后从鱼肚皮上割出肉片吃。

“什么？你不先煮熟啊？”

“煮熟的鱼没有维生素。”伊祖边嚼边答道。

“可是味道更好。而且，还有更多磷，磷让人变得聪明。看来，你们布利兹纳人都吃生鱼。”

基大利远远地向尤齐克打招呼，挥着手：“干得好，尤齐克。这下我们一个星期都不用担心了。”接着，他继续拉小提琴。他光着上身，脸上露出沉酣的神情，不知是因为音乐还是因为濯足。不过，蓓拉不让他安生。跟着这个游击队抵达图罗夫的有三名妇女，蓓拉跟基大利最亲近，自视为他的合法、正式的女人，尽管基大利似乎不这么想，或者是懒得澄清这件事。蓓拉跟其他一些人在安帐篷，但不时放下手头的活，跑来打断基大利，当他聋子似的冲他耳朵大喊。基大利耐心地回答之后，继续拉小提琴，然后蓓拉又来打断他，抱怨道：

“搁下你那琴，过来帮我们一把！”

“挂到柳树上，基大利！”朵夫从远处喊道。

“我们还没有抵达耶路撒冷，但已经出了巴比伦。”基大利答道，继续拉琴。蓓拉身材纤瘦，一头金发，狭长的脸庞总露出怒容。看起来，她大约四十岁左右，而基大利肯定不到三十。她时常逢人便责备，批评，下命令，但无人遵从，她自己似乎也不介意。基大利待她的态度温柔，略带些许嘲讽。

接近中午时分，岗哨望见一人，那人远远喊道：“别开枪！”他们让他走近，是皮奥特。

基大利毫不诧异地接待他：“好汉子，你加入我们是对的。坐下。一会儿就开饭。”

“指挥同志，”皮奥特说道，“我只有一支左轮手枪。我把冲锋枪留给乌雷宾的人了。”

“你要是带枪来就更好，但没有也没事。”

“你看，我知道我错了，不过，我跟乌雷宾争起来。他太严厉了，不只是对我，对每个人都那样。一天晚上，我们发生严肃的争论……政治争论。”

“你们两个都提起基大利一干人，我猜得对吧？”

“你怎么猜到的？”

基大利没有回答，但问道：“他不会派人来找你？你看，我们不想跟乌雷宾产生麻烦。”

“他不会派人来找我。是他把我踢出来的。他叫我把枪留下，滚蛋。他叫我来找你们。”

“他是气头上才这么说。或者喝醉了。兴许他会改变想法。”

“他是生气，但没有喝醉，”皮奥特说道，“反正，他们现在已经走出四五天脚程了。而且我不是逃兵。我不是因为害怕才来找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一起战斗的。”

当晚，基大利的营地举行欢庆宴会，不为什么特别的理由。也许因为这是他们走出沼泽、逃出危险的第一天，第一个真正的春日，也许因为皮奥特的到来使每个人都深受鼓舞，或许只是因为在画眉驮回来的货物当中，尤齐克还带回一小桶波兰伏特加。他们在两堆沙丘之间燃起一堆火，围着火堆而坐。朵夫对基大利说，这有些危险，基大利便灭了火，但火炭发出红光，照样温暖着他们的灵魂。

帕维尔头一个起来表演。无人怂恿，但他自豪地走近炭火，拿起一块黑炭，在上唇画了一道髭须，从额前捋下一缕湿发，手举到眼边，向大家致礼，然后激昂地开始。他先用德语，说得越来越气势汹汹。他随口编造内容，语调比内容更有趣，听他向德国士兵演讲，敦促他们抵抗到底，相继称他们为伟大德意志的英雄、杂种、捉苍蝇的、我们血液和土地的保卫者、笨蛋，大家都哄笑起来。他的愤怒越演越烈，说话梗塞得像狗吠叫，痉挛似的咳嗽。突然间，仿佛脓包胀破一般，他丢下德语，改说意第绪语，人们笑得满地翻滚。他们听到希特勒神志失常，用贱民的语言催促某人屠杀另一人，但说不清是德国人该屠杀犹太人，还是反过来，这着实稀奇古怪，他们狂热地鼓掌，要他再来一个，帕维尔却矜持地不肯重演旧戏，说这些是一九三七年在华沙歌舞表演会上创作的，接着开始用无人听得懂的语言演唱《我的太阳》，但他坚持说是意大利语。

接着，割喉者莫托尔上舞台。莫托尔是个腿短胳膊长的小个男子，敏捷如猢狲。他抄起三根火棍，然后四根，然后五根，在头顶、裤裆之间抛接，映衬着紫色的天空，画出闪耀的抛物线迷宫，变幻万千，从不重复。热烈的掌声响起，他向四个方向鞠躬致谢，之后立刻退下舞台，好似一颗橙子东倒西歪的模样。为什么叫他割喉者？他们向门德尔解释，莫托尔可不是寻常角色。他来自明斯克，今年三十七岁，已当了两次割喉者。在他事业生涯的前半段，他是体面的割喉者——做了四年的犹太人社区屠夫。他通过规定的考试，拥有执照，总是保持屠刀锋利，在一刀割断动物的气管、食管、颈动脉这门艺术里，一向被视为专家。然而后来（谣传是因为一个女人）他变坏了，抛弃老婆家庭，跟当地的黑社会搅混，虽然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前的职业和理论训练，但也开始割钱包、爬阳台。他仍留着那把钝头长锋的祭刀，然而作为其新职业的象征，他将刀尖倾斜折断，形成尖头。这把刀于是就有了其他用途。

“女人！来个女人！”有人喊道，声音因酒醉而粗嘎。蓓拉走向前，抚摩着稻草色的头发，但帕维尔像熊一般摇摆起来，重新走上舞台，拿屁股把她撞回观众圈。他还没有表演完，也不知是喝醉了，还是佯装的。这一回他扮作哈西德拉比，念诵——自然是醉醺醺地——安息日祷告，假装用捏造的希伯来语，而实际上是窑子里的俄语。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祈祷，语速快得叫人听着头晕，他以旁白解释，因为一个尖桩与另一个尖桩之间的间隙，不可让小猪钻过，所以在一个圣洁的词与下一个圣洁的词之间，不可出现亵渎的念头。这一回掌声有些稀落。

蓓拉没有灰心。她走到炭火前，优雅地举起左手，右手搁在胸前，开始唱一支歌《是的，我要走得遥远》，但她没唱多久，因为几句之后，她的嗓音变得尖利，开始啜泣。基大利走来，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开。

很多方向传来呼喊朵夫的声音。“上啊，西伯利亚人，”皮奥特对他说，“跟我们讲讲你在伟大之地看到的。”帕维尔担起司仪的角色，附和道：“现在，我荣幸地为你们请出我们当中最睿智、最年长、最受敬爱的朵夫·雅沃尔。来，朵夫，大家都想看你，听你说。”月亮出来，几乎太圆了，月光照着朵夫的白发，他不肯到舞台中央去。他羞怯地笑道：“你们还想听我说什么呢？我不会唱不会跳，我在基辅看到的，都跟你们讲了，讲过太多遍了。”

“跟我们讲讲你那个无政府主义祖父。”“跟我们讲讲你村里的猎熊。”“跟我们讲讲你怎么从德军火车上逃脱的。”“跟我们讲讲那个彗星。”

但朵夫推却这些要求：“这些事情，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再没有比重复更无趣的了。我们玩个游戏吧，或者来个比赛。”

“摔跤比赛！”皮奥特说道，“谁敢跟我挑战？”

一时无人吭声。然后传来琳和列昂尼德之间短暂的争论。列昂尼德想接受挑战，而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激烈地劝他打消念头。列昂尼德最后挣脱了。双方脱下夹克、靴子，摆开架势。他们彼此揪住肩膀，试图踢倒对手。两人数次滚倒，然后列昂尼德企图抱住皮奥特的腰，却没有得逞。队里两条狗不安地吠叫，竖毛低咆。皮奥特不单比列昂尼德强壮，而且胳膊也长。一阵混战之后，列昂尼德倒下，皮奥特旋即压在他身上，将他的肩膀按在地上。皮奥特挥着双手向观众欢呼，只见朵夫已站在他跟前。

“大叔，你要干吗？”皮奥特问道，他几乎比朵夫高出一个头。

“跟你摔跤。”朵夫说着，已摆出架势，但手掌一如平常休息时的姿态，懒懒地垂在手腕上。皮奥特等着，有些迷惑。“现在，我来教教你。”朵夫说着，开始攻击。皮奥特往后退步，凝神看他。在微弱的月光之下，朵夫的动作分辨不清。只见他一手一足轻轻前伸，然后皮奥特一晃，失去平衡，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他站起身，拍去灰尘。“你从哪里学来这些动作的？”他恼怒地问道，“部队里教你的？”“不是，我父亲教的。”基大利说朵夫该把这套摔跤术教给所有队员，朵夫说他很乐意，尤其是教给女同志。他们全都笑起来。朵夫说，这是萨摩耶摔跤术，在他出生的地方，有很多被流放来的萨摩耶人。“这个名字是俄罗斯人给他们起的，因为俄罗斯人以为他们吃人肉。萨摩耶的意思是‘吃自己’，但他们讨厌这个名字。他们人很不错，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譬如如何在风里点燃火堆，如何在柴草下躲避暴风雪，如何驾驶狗雪橇。”

“我们可能不太用得着那些。”皮奥特说道。

“但这可能有用。”朵夫说着，从皮奥特脱下的外套上搁着的宽皮带里抽出小刀，用两根手指夹着刀尖，略一挥舞，好似瞄准，然后掷向八米或十米外的枫树干。小刀划过空气，深深地扎入树干。其他人都来尝试，皮奥特抢头，又惊愕又羡慕。但无人成功，即便将距离缩短一半，小刀顶多以刀柄或刀片平面打中树干，然后掉在地上。基大利和门德尔连树干都没有打中。

“可惜是棵枫树，不是戈培尔博士。”尤齐克说道，他不曾参与娱乐表演或者比赛。朵夫解释道，若要杀人，不是任何小刀都行的，得用特殊的小刀，刀片薄，但分量重，能平衡。“明白没有，尤齐克？”基大利说道，“下次去市场的时候留心着。”

基大利拿起小提琴开始唱的时候，有些人已经睡着。但他不是为博得掌声而唱。他说话时嗓门如此洪亮，歌声却如此轻柔。其他人也汇入，合唱团里有些唱得和谐，有些走了调，但全都充满感情和信念。门德尔及朋友们惊讶地听着那节奏，十分轻快，简直如行军曲，而歌词却是这样的：

你可认得我们？我们是聚居区的绵羊，

一千年来被剪了毛，放弃了勇气。

我们是裁缝、书记员、领唱人，

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枯萎。

而今我们认识了森林的小径，

我们学会射击，我们直直瞄准。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

通过索比布尔和特雷布林卡的烟囱，

我们的兄弟上了天堂，

他们在空中替自己挖出坟墓。

只有我们几个活了下来，

为了那些被淹没之人的荣耀，

为了复仇，为了见证，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

我们是大卫的儿子，马萨达的冷静顽固的儿子。

我们每个人兜里都装着那块

砸碎歌利亚的脑门的石头。

让我们一齐爬向那片土地，

在那里我们会活得像人。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

唱完之后，他们全都裹上毯子睡去。只有岗哨仍然清醒，早已爬上营地四角的树上。次晨，门德尔问基大利：“你们昨晚唱的是什么？你们的队歌？”

“这么叫也可以。但不是队歌，只是一首歌。”

“是你写的？”

“曲子是我谱的，但每个月都在变，因为不是写下来的。但歌词不是我写的。你看，写在这里。”

基大利从外套口袋深处掏出一只油布包，扎着绳子。他打开来，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纸皱皱巴巴的，抬头写着“扎姆斯塔格，六月十三日”，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用铅笔写满了意第绪语字母。门德尔接在手里，仔细地看了看，又递回给基大利。

“我连印刷体都不太认得，手写体就干脆忘光了。”

基大利说道：“我也是很晚才学会的，一九四二年，在科索沃聚居区学的，有一阵子用这语言当暗语。马丁·方塔什跟我们一起在科索沃。他原是木匠，一辈子以此为生。但他热爱写歌，纯粹是自得其乐。他写歌词也谱曲子，他的名声传遍了加里西亚。他用吉他自弹自唱，在婚礼和村庄节庆的时候唱。有时也在咖啡馆唱。他为人温和，有四个孩子，但加入我们的聚居区起义，跟我们一起逃进森林。他一个人，不再年轻，全家都被杀害了。去年春天，我们在新格鲁多克附近，当时围剿十分紧张，我们有一半人战亡，马丁受伤被俘。给他搜身的德国人在他口袋里找到一支笛子，不是什么长笛，是他自己用接骨木树枝削成的小横笛。这个德国兵自己是吹笛的，他告诉马丁，游击队员上绞刑，犹太人枪毙。他是犹太人，又是游击队员，他可以选择。但他是音乐家，而他，这个德国兵，也爱好音乐，所以可以满足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只要这愿望合理。

“马丁要求创作最后一首歌，德国兵给他半个小时，给了这张纸，把他关进囚室。时间一到，他收走这首歌，杀了他。是一个俄罗斯人给我讲这个故事的。起初他跟德军合作，后来德军怀疑他是两面派，把他关进马丁的隔壁，但他设法逃脱，跟我们待了数月。那德国兵似乎很得意马丁的歌，像稀罕物似的，到处拿给人看，打算一有机会就翻译成德语。但他没有机会。我们一直盯着他、跟踪他，一夜，我们光脚走进他住的征用农舍。我喜欢讲公道，本想问他的最后愿望，但莫托尔催得紧，我就把他掐死在床上。我们在他身上找到马丁的笛子和这首歌。这首歌没给他带来好运，但对我们来说，却像护身符。你看这里，一直到这里，是你听到我们唱的，底下这些词语的意思是：‘由我所写，马丁·方塔什，即将死去。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六。’最后一行不是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你知道这些话的：听啊，以色列，我们的神耶和华，唯一的主。

“他写了很多歌曲，有的快乐，有的忧伤，最出名的是很多年前写的一首，德军进入波兰前，一次大屠杀时写的。那些时候，主使屠杀的是农民。不光是犹太人，几乎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首歌，但无人知道是木匠马丁写的。”

基大利折起纸包，放进口袋里：“今天就说这些。这些不是该天天想着的事。偶尔想想还好，但你要是时刻怀着这些想法，只会毒害自己，就不再是游击队员了。记着，我只相信三样东西：伏特加、女人、冲锋枪。以前我也相信理性，现在不信了。”

数日之后，基大利决定休息得足够长久了，是时候重新上路。“但这是自由的队伍，任何人若想留在俄罗斯，可以离开，当然武器得留下。你可以等前锋部队到来，或者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无人选择离开，基大利问皮奥特：“你熟悉这地区？”

“很熟。”皮奥特答道。

“离铁道线多远？”

“大概十二公里。”

“好，”基大利说道，“下一段旅程我们乘火车去。”

“乘火车？可所有火车都有部队押车。”门德尔说道。

“总可以试试吧。要是有押车的，就可以跟我们商量了。”在基大利看来，帕维尔的异议显得更严重：“那，马呢？你不会打算丢下它吧？首先它有用，替我们驮大半行李。”

基大利又转向皮奥特：“这条线上走的是什么火车？”

“载货的，差不多都是载货火车。有时会有一些乘客，偷运的。要是载的货物是给德军的，就会有卫兵，但人数从来不多。两个在火车头，两个押后。运部队的火车从不走这条线。”

“离这里最近的是什么站？”

“科尔基，往南四十公里。只是个小站。”

“有没有装料斜台？”

“这个我不知道。不记得。”

朵夫插话道：“你为什么要让我们乘火车咧？”

基大利不耐烦地答道：“为什么不该乘？我们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铁路就在不远处。另外，我想以人们会铭记我们的方式进入波兰领土。”

基大利思忖片刻，又说道：“在车站截车太危险。我们得在郊野将它拦下，可这样一来就没法把马装上去。好吧，我们背上行李，反正只有一小段路程。帕维尔，你带上马先走，在科尔基等我们。”

帕维尔似乎有些疑惑：“你们要是没到那里呢？”

“要是我们没到那里，你就带马来跟我们会合。”

“要是那里没有装料斜台呢？”

基大利耸耸肩：“要是……要是……要是！只有德国人才会预料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打败仗的原因。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会想出别的法子。我们到时再决定，总会有法子的。动身呀，帕维尔，记着，你是农民，在镇上不要太张扬。这些地区的德军会征用马匹的。”

帕维尔骑着马颠跑一阵，但还没有跑出人们的视线，画眉就恢复旧态，放慢步履。基大利和队员们动身行进，两个多小时之后，他们抵达铁道线。是一条单轨，从两边地平线绵延而来，笔直如光束，将大草原分成两半。

希望与概率极易混淆。人人都以为火车会从北而来，驶向波兰边境。然而，等待数小时之后，他们望见一列火车自南而来。是一列载货火车，驶得缓慢。基大利令数人带枪埋伏在轨道两侧的灌木丛里，自己则穿短袖，赤手空拳，站在枕木间，挥舞着一条红布头。火车渐渐减速，然后停下，车头里旋即射出子弹。基大利闪电般冲到一旁，避进榛树丛，其他人开始反击。门德尔也在射击，试图击中火车头的气阀，一边心里激赏基大利一干人的军事行动力。就他及今的观察而言，原以为他们是莽汉，并且确实也是，却不曾料到他们的火力这般精确节约，埋伏技术这般熟练。如他们的歌所唱，他们是裁缝、书记、领唱人，但已又快又精地学会了这门新专业。在这门专业里，一眼就能看透笨拙胆怯之人，因为这种人会躲在最厚实的掩护之后，譬如巨石或粗大的树干，这些东西确实能护人，但也妨碍转移，使人不得不露出脑袋射击。相反地，他们全都平伏在灌木丛后，从枝叶间射击，不时转移，以混淆敌人。

有钢板保护着的押车兵也又准又猛地射击，至少有四人，而且不惜火力。门德尔只见莫托尔猛然蹿出，纵身跃向火车顶。眨眼间，他已爬上最后一节车厢顶。在那上面，他便有了掩护，火车头里的敌人没有看见他。他腰带上挂着一枚德国手榴弹，那种棍式的定时炸弹，他一节一节车厢地跑向火车头，跃过联结器。抵达第一节车厢顶时，只见他转开手榴弹顶轴，等待数秒，接着拿手榴弹敲碎驾驶室天窗，往下一扔。

传来一声爆炸，射击停止。他们在驾驶室发现押车的德军，只有三人死亡，有一个还活着。基大利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司机和锅炉工也死了。糟糕了，基大利说道，他们没有罪过，而且对我们会很有用；谁都知道，替德军干活是很危险的。他像孩子似的噘起嘴。莫托尔的主动行动很出色，但毁了他的计划。

“这下谁来开这家伙？谁知道你的手榴弹把这些零件炸成什么样了。再说，我们得把它调头开。”

“你太顽固了，头儿，做什么你都不满意，”莫托尔说道，原本是等着受表扬的，“我把火车送给你做礼物，而你批评我。下回你和其他人进攻好了，我坐着抽烟。”

基大利不理会他的话，叫门德尔爬进驾驶室，试着发动引擎。与此同时，有些人检查了各节车厢，沮丧地回来汇报：载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全都是成袋成袋的水泥、石灰、煤。基大利让人清空两节闷罐车里的水泥，以便安置人马。他仍未放弃乘火车旅行这个想法。他兴奋无比，下令用小刀割开所有麻袋，然后又改变主意，将大量麻包叠在火车头前的轨道间。“我们要是不赶时间的话，就能做得更妙。不过，就算这样，再下点雨，加点运气，这也会构成一道蛮结实的障碍物。”然后他爬上驾驶室找门德尔。

“怎么样？有什么好事跟我说？”

“火车头不是钟表。”门德尔恼火地答道。

“嗯，零件都一样，而且你还没答我话呢。火车头不是钟表，修钟表的不是铁道工，公牛不是猪，像我这样的男人不是指挥，可他尽力做个指挥，或者说，做个匪首。”说到这里，基大利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令气氛一时缓和。门德尔跟着笑了。

“你先下去，我们试试。”

基大利爬出驾驶室，门德尔扳动控制杆。“当心，我要加蒸汽了。”大烟囱扑扑地冒烟，减震器嘎吱作响，火车动起来，后退了数米。人人欢呼着：“好哇！好哇！”但门德尔说道：“锅炉里还有些压力，但支撑不了多久。光司机一人忙不过来，还需要个锅炉工。”

基大利一干人打起仗来十分有效率，而做安稳事的时候就爱打马虎眼。无人肯做锅炉工。经过一番复杂的争论，门德尔得了其中一个女人做助手，黑罗柯尔。不过她跟男子一般壮实。她被派为锅炉工，是因为数日前擦武器的时候，错放了一杆步枪的弹簧。她被叫作黑罗柯尔，以区别于另一个白罗柯尔，她的脸庞黑得像吉卜赛人，但瘦小敏捷，长着一双长腿，脖颈也细长，支撑一张三角形小脸，眼角上斜，笑眯眯地，令她容光焕发。她将一头黑发挽成髻。她的年纪虽不过二十，却也是科索沃的老难民。白罗柯尔则是温顺、简单的姑娘，几乎从不开口说话。她说话时，声音低得叫人难以听懂，因此没人知道关于她的事，她似乎也不想跟任何人说任何事。她被动地跟着队伍，服从每个人的话，从不抱怨。她来自属于乌克兰的加里西亚的偏远村庄。

门德尔教黑罗柯尔如何添燃料，其他人爬进两节空出来的车厢，火车动起来，被往后推，而非朝前拉。门德尔把节流阀调到极慢速，因为从驾驶室里看不到轨道。尤齐克扛着自动步枪，守在最后一节制动员车厢，因为这现在也是第一节车厢，他就担任导航员。两人不时往外探头，要是前方无事，尤齐克便向门德尔示意。锅炉工呵呵地笑，像玩游戏似的，带着孩子气的热忱铲煤。没多久，她就浑身汗透，从头到脚教煤灰染得乌黑，衬托得双眼和牙齿宛如黑暗中的车头灯。门德尔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驯服这头机械巨兽的满足感很快消退，金属地板上的血令他心神不宁，他感觉类似这样的冒险近乎盲目，在他看来，这整个事件是事出无由的愚蠢之举，极其轻率。他琢磨不透基大利到底怀着什么目的做这件事。

走了半途后，他认定基大利极少有什么目的，喜欢随兴而行，因为这时他从车厢探出脑袋，示意门德尔停车。他停了车，两人都下来。

“我说，修表的，我突然想到，我们该尽可能地破坏这列火车。怎么做好？”

“在这里，啥都做不了，”门德尔答道，“要是我们正常地往前开，而不是后退，兴许可以解开车厢的挂钩，让它们阻碍交通。像现在这样开，那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放下敞篷车厢的两侧，随着火车颠簸，水泥煤炭会一路撒在路堤上。”

“那车厢和火车头呢？”

“我们稍后再想方法，”门德尔说道，“等你玩够之后。”

基大利不理会这个讥刺，派三人放下车厢两壁，火车重新开动，一路欢乐地将货物洒在铁道两旁。午后时分，他们抵达科尔基，车厢几乎清空了。帕维尔拉着马站在装货斜台上等待。在这个小站里，除了站长别无一人，他望见尤齐克手中的枪，向他们致以军礼后就退下了。门德尔刹住车，顷刻间装上帕维尔和马，重又出发。基大利很高兴，示意门德尔开得快些。“去萨尔内！去萨尔内！”在引擎的铿锵声外，门德尔听见欢呼和高歌，还有受惊吓的画眉在嘶鸣。

稍后，门德尔自行决定，在一条横穿无人居住的草原的小溪边停下。不单是休息，让黑罗柯尔洗洗脸，也是提醒其他人水箱里的水快用完了。他们都动手干活，用触手可及的容器，厨房的几口锅，火车里找到的一只水桶，来回奔忙于火车和小溪之间。这番行动很费时，门德尔趁机去听帕维尔跟人们讲述在科尔基的见闻。

“我们没有碰上任何危险，我和马都没有。没有人注意我们，或者跟我们说话，但我不认为他们当真以为我是农民。我没看到任何德军。但肯定有的，因为我在镇政府外看见宣传告示，但他们不走出来。人们不害怕开口说话，或者说，反正不像以前那么害怕。我走进一家酒馆，收音机开着，是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说苏军收复了克里米亚，所有德国城市日夜被空袭，在意大利，盟军已经抵达罗马城门。哦，在镇上逛逛真是美啊，看看摆着花盆的阳台、店铺的招牌、窗户挂着的窗帘！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我从墙上揭下来的。每个街角都有。”

帕维尔给大家看一张告示，字体硕大，用俄语和波兰语印在廉价的黄纸上，写道：“不要替德军工作，不要给他们任何情报。给德军供粮的人枪毙。读者，我们看着你。要是撕下这张告示，我们就叫你吃子弹。”

“那你还撕下来？”莫托尔问道。

“我没有撕，我是把它揭下来。这两样的。我带着敬意揭下来，谁都看得出来，我是要带去给其他人看。事实上，他们没有开枪。你明白吧？红星兵团盖的章。他们管这片地面。”

“我们也管，”基大利暴躁地插嘴道，“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进入萨尔内，叫他们记住我们。谁熟悉萨尔内？”

尤齐克熟悉，因为他在波兰军队时曾在那里服兵役。那是个简陋的小镇，也许有两万居民。有几家工厂，一家纺织厂，一家火车检修厂。火车站？尤齐克很熟悉，因为开战之前，他就驻扎在那里。萨尔内是波兰边境的最后一个镇，双方宣战之后，苏军在这个镇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长驱直入。那个火车站颇具重要性，因为卢布林——华沙线途经此站，也是因为那个检修厂。那里有个大棚和旋转平台，将火车头导向检修厂。基大利听了喜滋滋的，向门德尔说道：“你的火车头要走向光辉的终点了。”门德尔应道，希望同样的结局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夜里，基大利在调车场入口叫火车停下，让所有人下车，马在黑暗里受了惊吓，失去控制，不肯下车，蹿起前腿，疯狂地嘶鸣，猛踢车厢的后墙。他们又是拉，又是推，最后它决定跳下来，但着地不稳，跌断了一条前腿。帕维尔没有哼一声，闷头扯腿走开，基大利往它头部开了一枪。萨尔内站似乎也被废弃，无人回应这记枪响。基大利令门德尔将车厢推入一条岔轨，然后令尤齐克和帕维尔悄悄前行，改变月台的道岔。任务完成后，他们回来汇报，已经把月台跟进台铁轨交叉起来。好，基大利说道。他们要让火车头撞进月台检修厂，至少可以叫它一个月不能复工。

“修表的，你不信服？舍不得它了，是不是？我也有点舍不得。不过，我不想乘火车了，而且想把它当礼物送给德国人。我告诉你，我在森林里学到一些东西。最好的冒险是你的敌人认为你做不到的冒险。上，打发掉车厢，启动引擎，再跳下来。”

门德尔服从命令。无人驾驶的火车头消失在黑暗中，只能凭烟囱冒出的火星看见其轮廓。他们屏息等待，数分钟后，听得金属板碰撞声，一阵如雷的巨响，尖利的嘶声缓缓平息。警报长嚎起来，传来慌乱的人声，基大利一干人悄然逃向郊野。在铁轨和电缆间摸黑奔逃之际，门德尔的脑海里不合时宜地回荡着关于奇迹的祈祷词：“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之王，为我们在此地创造奇迹。”

基大利一干人以此标志他们进入人类居住的世界。

[1] 引自《圣经》（和合本），申25：17—19。——编者注

一九四四年·六月至七月

“我为你感到难过，帕维尔，但接下来几周，我们最好先避开挂窗帘的窗户和阳台上的花盆，尤其要避开铁路。”基大利领着队伍穿过森林最浓密处时，这么说道。然而，宿营三天后，基大利换上近似平民的装束，放下武器，令他们在此等候，不可自主行动，然后独自离去。留在营地的人开始编造各种假说，从最无聊的到最复杂严肃的，最后朵夫喝止他们：“基大利好赌，但他精得很。他要是一言不发就走了，肯定有他的理由。你们干吗不动手干活去？在营地里，总能找到事做。”

数日过去，每日懒散忧虑，做些营地的日常事务，这些事务虽无趣，却也帮着打发时间。基大利在六月十日回营，好似和平时期外出游览归来。他要了东西来吃，然后躺下睡了半个小时，醒来后摊开手脚仰面躺着，拉了一会小提琴。不过，看得出来，他憋不住地想说话，只等有人先问。蓓拉给他机会。虽没有经过任何特殊的授权，蓓拉自视为专门负责必需品供应。蓓拉说话，犹如麻雀剥啄，有些蜇人，却不刺痛。

“你那样一声不吭就走了，随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耶和华才晓得的什么，把我们全丢在这里，白痴似的。我告诉你，粮食快没了。”

基大利搁下小提琴，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说道：“拿去，女人。我们还不会饿死。去，把所有人都叫来。我们开个会。太久没有开会了，不过，我们也太久没有好消息了。现在好消息来了。”

他们全都围拢到基大利身边。基大利这样说道：“别以为我要做演讲，我不喜长篇大论。不要问任何问题，至少现在别问。我把我能告诉你们的都说出来，不多，但很重要。我们不再是孤儿了，我们不再是流浪狗了。我跟一个人谈过，他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火车头那事作用很大，超过我预想的。我拿到一些钱，我们还会得到更多，也许还会有武器和正规军装。我得知我们不孤单，红军组建的游击队当中，就像乌雷宾的，有很多自发组建的，譬如农民游击队，或者乌克兰和土耳其反对派的游击队，还有流寇游击队，但也有跟我们一样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基大利和基大利一干人。没有多少可以讨论的，因为俄罗斯人不喜欢分裂派运动，但他们确实存在，多少有些装备。队伍有大有小，或固定或游击。甚至还有犹太人带领俄罗斯游击队。

“我跟他们说了我们的目标，他们也认可。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道路，他们不反对。我们不该等前锋部队，我们是先锋，该走在前头。他们要我们继续做一直以来做的：打游击战、搞破坏、偷袭，但还要做得更多。我们要深入波兰领土，袭击关押战俘和犹太人的集中营，要是还能找到任何集中营的话。我们要收留掉队士兵，清除间谍和通敌者。我们要往西前进。俄罗斯要我们在西部代表俄罗斯人。我们的目的是代表犹太人，在我们的历史上，这一次这两者不再矛盾。我们完全独立自由，可以穿越边境，施行我们自己的正义。”

“穿越所有边境？”琳问道。

基大利答道：“我说过别提问。”

他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雨打日晒，穿越凄凉的沃里尼亚的原野和森林。他们避开人踪密集的道路，但不得不穿过一些村庄。他们在一个村落广场上看到一张告示，与帕维尔揭来的那一张不同。这张告示就是关于他们的，上面写道：

杀死危险的流寇犹太人基大利·斯基德勒者，赏盐两公斤。为总部提供有用情报有助于捕获斯基德勒者，赏盐一公斤。活捉此人并送至总部者，赏盐五公斤。

基大利喜滋滋地一拍大腿，因为告示上印的照片不是他的，而是这个地区一个出了名的乌克兰通敌者的。基大利不肯就此作罢：“这主意太棒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们不妨去捉住这个基大利。”他们一再反对，才使他放弃这个想法，重新上路。

六月中旬开始降大雨，河川高涨，无法涉水。沼泽也变得更深。他们见到一间磨坊，便进入探索，发现其中空无一物，已经废弃了。实实在在的空无一物，没有面粉，一包、一捧也没有，但发酵面粉的酸味渗入磨坊每一道缝隙，再加上霉味、木头浸透雨水散发的菌味。但屋顶不漏，装机器的房间仍然颇干燥，墙上钉着结实的大木架，也许是装粮袋的。基大利一干人在此落脚过宿，有的睡在地上，有的睡在架上。在烛光里，这地方如图画一般生动，一半是舞台，一半是侧翼。虽不舒适，但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伸展，雨点敲打木屋顶，听起来欢乐又温馨。

伊西多，布利兹纳的幸存者之一，一手拿着一支蜡烛，一手拿着一块锡片，趴在地上，一寸一寸地刨地皮。他是队里最年轻的，还不到十七岁。加入基大利一伙之前，他和父母、妹妹一起，在马厩地板下挖的洞里躲了四年。马厩主人榨干了他家所有钱财，然后向波兰警察告发他们。伊西多那天走运，德国人来的时候，他出去了。他一家四人有时轮流出去，呼吸森林里的新鲜空气。他回来后，就躲起来，从藏身的地方看到党卫军，也都是年轻的小伙，只比他大一两岁，把他的父亲、母亲、妹妹活活乱棍打死。那些小伙的表情不是凶狠的，反倒像在玩有趣的游戏。在他们后面，伊西多看到那农民和他的妻子，面色白得像雪。从那以后，伊西多就不太能够有逻辑地思考，总是神志恍惚。他有些驼背，长胳膊长腿，皮带上总带着一把小刀，时常嚷嚷着要回村去杀了那个农民。

“你干什么，伊西多？春天大扫除？”莫托尔从高架上问道。伊西多没有应答，只是继续刮刨。每刮得一撮白色粉末，就送进嘴里咀嚼，然后吐出。

“别吃了，会肚子痛的，”莫托尔说道，“你吃到的都是烂木头，哪有什么面粉。”伊西多经常惹麻烦，他们得小心看着他。但他努力让自己有用，他们都很爱护他。他极怕饥饿，把能找到的东西都放进嘴里吃。

“来，吃这个，”黑罗柯尔说着，递给他一把在森林里摘的醋栗，“尤齐克快回来了，他会找到吃的。”

尤齐克确实回来了，但只带回很少的粮食。当地农民又穷又多疑，既不喜欢俄罗斯人、犹太人，也不喜欢游击队。他们肯跟他做交易，只是因为他跟他们说波兰语，但他们只给他煮鸡蛋和面包，要价高昂。“今天和明天够吃了，然后再说吧，”基大利说道，“我们到时再打算采取什么战略。”

风刮得更急，感觉像在船上一样。磨坊的梁柱是仅剥去树皮的原木，整个建筑在嘎吱作响、颤动摇晃。磨坊的四个叶片上的帆布不知何时不知去向，一阵风刮来，便转动起来，然后伴随着一记闷响，陡然停止。叶片徒然的努力导致通风井和机械猛然晃动，发出碾轧声。整个建筑好似一个巨人奴隶，挣扎着要扯断锁链。只有帕维尔睡得着，仰面朝天，张嘴打呼。

“嘿，这地方都是虫子。”伊西多突然说道，他正在地面木板缝隙间挖一根木屑。

“别管虫子，”蓓拉惊慌地说，“吃面包，吃了去睡。”

伊西多向蓓拉傻笑道：“我当然不管它们了。我不吃虫子，它们不是洁食。”

“傻瓜，没人吃虫子，因为它们脏，不是因为它们不是洁食。”蓓拉说着，拿着一把剪刀剪指甲。这是队里唯一的剪刀，蓓拉坚持认为这把剪刀属于她个人，任何人想要用，都得向她借用，然后绝对必须归还给她。每剪好一个指甲，她就带着满意的神情仔细地端详手背，好似画家每画下一笔之后端看画面。

白罗柯尔以微弱的声音说道：“虫子不洁净，是因为脏，猪也脏，所以它们不洁净。怎么会有人不信洁食规呢？不如别做犹太人了。”

尤齐克说道：“要我说啊，这都是些古老的历史，也许猪是脏，但野兔和马干净，可它们也不是洁食。为什么不是？”

白罗柯尔愠恼地说道：“没人能什么都知道。兴许摩西那时候它们是脏的，或者传染什么疾病。”

“就是了。你自己也这么说的，古老的历史嘛。如果摩西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在这间磨坊里，肯定想也不想就更改律令。他会砸碎十诫诫板，就跟他为金牛犊生气的时候那样，然后定出新的律令。尤其是他看到我们经历的事情之后。”

“洁不洁的，”莫托尔说道，打着呵欠，发挥意第绪语用略微扭曲的发音重复同一个词语来贬抑某事物的绝妙手法，“洁不洁，我要是有只野兔，就吃了它。说实话，我明天就去设陷阱。我小时候很会设陷阱，得重拾旧业了。”

皮奥特听得瞠目。他转向坐在身旁的列昂尼德：“你们为什么不能吃野兔？”

“别问我。我知道我们不该吃，但我说不出为什么。野兔是禁肉。《托拉》里写着。”

朵夫说道：“因为野兔不是偶蹄。”

伊西多说道：“那，要是我的虫子是偶蹄，就可以吃了？”

基大利见到皮奥特脸上的惊异神色，说道：

“俄罗斯人，别多想。你要是跟着我们，就得习惯这些问题。所有犹太人都疯疯癫癫的，而我们比其他人更甚。所以我们才这么走运。我们拥有精神病人常有的好运。我现在想想啊，我们有队歌，但没有队旗。蓓拉，你不要浪费时间打扮了，该给我们缝一面旗。有所有颜色的旗，在旗帜中间，不要镰刀或铁锤，也不要双头鹰或者大卫之星，就弄个精神病，戴着帽子铃铛，拿个捕蝶网。”

然后他又对皮奥特说：“说起精神病，你加入我们，那肯定也有点疯癫。没有别的解释了。俄罗斯人要么疯癫，要么呆板，你显然属于疯癫的。就算我们的律令有点复杂，我们会相处得来。别担心，只有在律令不妨碍游击队任务的时候，我们才遵守。不过，我们热衷于争辩律令。我们擅长在洁净与不洁净、男人与女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做区别，我们也区别和平时期与战时的律令。譬如，和平时期的律令说，一个男人不能想另一个男人的女人……”

皮奥特正躺在黑罗柯尔旁边，随即将身体稍稍移开，也许是无意识地。

“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说的，你用不着担心。在这里，所有男人想所有女人。”

“头儿，你说话从来不严肃。”琳插嘴道。她向来说话严肃，嗓音低沉，略带沙哑，但能盖过其他声音：“说到别人的女人，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谁？”

“我们女人。首先，为什么女人就该属于这个或那个男人，而男人不属于某个女人？你看这公平吗？我们认为不公平，我们不能接受。不再接受。如今女人跟男人一样被流放，跟男人一样被上绞刑，她们的枪法比男人准。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摩西律令极其保守。”

帕维尔已醒来，嗤地一笑，跟皮奥特窃窃低语。列昂尼德闷声不响，但带着忧虑，斜眼瞟向琳。狂风阵阵，雨夹着冰雹敲打四墙。磨坊仿佛成了旋转木马，绕着埋在地下的机轴碾轧，嘎吱作响。伊西多紧偎着白罗柯尔。她安抚他，轻抚他稀疏的头发。

“接着说，琳，你接着说，”基大利说道，“一点风吓不着你。跟我们说说你的律令，要是不太严格的话，我们会努力遵守的。”

“吓着我的不是风，而是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男人，又自私又原始。我们的律令很简单，只要没有结婚，男人和女人可以彼此喜欢，想做爱就做爱。在结婚之前，爱情应该是自由的，其实已经是自由的，一向就是这样的，没有律令能够囚禁爱情。连《圣经》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先祖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们在过去时代做爱，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帕维尔说道：“过去时代比现在做得更多，《圣经》以性交开始不是偶然的。”

琳没有理会他，接着说道：“……但结婚之后就不同。我们相信婚姻。妻子属于丈夫，同样地，丈夫属于妻子。”

“那我们就不结婚了，”基大利说道，“是吧，蓓拉？”

“你闭嘴，”蓓拉应道，“不管怎么样，他们全都知道你是头烂污猪。我可从没要你跟我结婚。做指挥，你兴许还成，但做丈夫，提也不要提。”

“成，”基大利说道，“你看到了吧。我俩从来不闹意见。我们有的是时间考虑。首先，战争先得结束。”他转向蜷在琳身旁的列昂尼德，只见他神色阴郁。

“你呢，莫斯科人，你怎么看你女人的理论？”

“我什么也不想。别理我，让我一个人待着。”

“而且我不是任何人的女人。”琳接口道。

“真是小题大做，”尤齐克从角落里扬高嗓子，对斯洛尼姆来的其中一人说道，“譬如我们先祖雅各有四个女人，她们就相处得挺好。”

莫托尔高声说道：“可她们不是其他男人的女人。雅各是受用他的权利，因为头娶的妻子是出于误会，或者更应该说，是拉班的计谋，另外两个都是侍女。他其实只有一个正当的妻子，所以一切运转良好。”

“说得好，莫托尔，”基大利说道，“我不晓得你这么有学问。你割喉咙之前，在叶史瓦神学院学过？”

“我学过不少东西，”莫托尔神气十足地答道，“我还学过《塔木德》，你知道《塔木德》是怎么说女人的？里头说，你不可跟不是你妻子的女人说话，连打手势都不准，不管是用手、脚，或者使眼色。你不可看她的衣服，就算她脱下来不穿的时候也不能看。听女人唱歌，罪同看她光身。已订婚的男女拥抱是重罪，女的就成了不洁的，好比来月经，得在仪式浴中洗净。”

“这些都在《塔木德》里？”之前不曾出声的门德尔问道。

“在《塔木德》，还有其他书里。”莫托尔说道。

“《塔木德》是什么？”皮奥特问道，“你们的福音书？”

“《塔木德》就像一锅汤，人能吃的所有东西都在里头，”朵夫说道，“但是麦粒与糠、果实与果核、肉与骨头相混杂。不怎么好吃，但有营养。布满了错误和矛盾，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教你学会思考，不论谁读了——”

帕维尔打断他的话：“我举个例子，给你解释什么是《塔木德》。听好了：两个扫烟囱的从烟囱管掉下来，出来之后，一个浑身沾满烟煤子，另一个干干净净。哪一个去洗澡了？”

皮奥特恐怕这是个圈套，四下看看，好似求助。然后他鼓起勇气答道：“脏的那个去洗。”

“错，”帕维尔说道，“脏的那个见另一人的脸干净，就以为自己的脸也干净。而干净的那个见另一人脸上都是烟煤，以为自己也污脏，就去洗了。明白了吧？”

“明白了。有道理。”

“等等，还没完呢。现在我来问你第二个问题。这两个扫烟囱的又从同一个烟囱掉下来，又是一个脏，一个干净。哪个去洗？”

“跟你说过我懂了。干净的那个去洗。”

“错，”帕维尔冷酷地说，“第一次掉下来时，干净的那个去洗，只见脸盆里的水没有脏，而脏的那个领悟干净的那个何以去洗脸。于是，这一回，脏的那个去洗。”

皮奥特听得目瞪口呆，半是缘于惊吓，半是缘于惊奇。

“现在第三个问题。此二人第三次掉下烟囱。哪一个去洗？”

“从现在开始，脏的那个去洗。”

“又错了。你听说过两人从同一个烟囱掉下来，一人污脏，而另一人却干干净净的？你看，《塔木德》就是这样的。”

皮奥特愣怔了片刻，然后甩甩肩膀，好似狗从水里出来一般，臊眉耷眼地笑道：“你们叫我觉得自己好幼稚。像初到军营的新兵。好吧，我理解你们的《塔木德》是什么了，可你要是再审讯我，我就立马走人，回乌雷宾那里去。我不好这一口，我喜欢打仗。”

“别往心里去，俄罗斯人，”基大利说道，“帕维尔没有恶意，没有拿你开涮。”

琳大声说道：“他只是想让你感觉做个犹太人是什么滋味。我的意思是，让你感受当你的头脑以某种方式构成的时候，或者活在头脑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的人当中是什么感觉。是的，你现在是犹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群非犹太人当中，他们奚落你。”

“你不妨改改名字，”基大利说道，“因为你的名字太基督教了。不要叫皮奥特·弗米奇，起个耶利米或者哈巴谷或者其他什么不起眼的名字。开始学意第绪语，忘掉俄语，兴许再行割礼。或许，我们还会迟早来一场种族屠杀。”说完后，基大利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吹灭蜡烛，跟每个人道晚安，与蓓拉去休息。另外两三支蜡烛也熄灭。黑暗里传来一个声音，带着嘶哑的睡意，也许是鲁扎来的某人：

“在我们村，有个犹太人吃了野猪香肠。拉比谴责他，可他说野猪是反刍动物，所以是洁食。‘胡说，野猪不反刍。’ 拉比说道。那犹太人答道：‘它们确实通常不反刍，可这一头反刍。它反刍得特别，像公牛那样。’由于野猪已经被他吃掉了，拉比只得作罢。”

另一个声音响起：“在我们村，有个犹太人行了十四次浸礼。”

“这是为什么？难道一次不够？”

“当然够了，可他喜欢那仪式。”

只听得有人清嗓子吐痰，然后传来又一个声音：“在我们村，有个犹太人喝醉了酒。”

“这有什么稀奇的？”另一个声音问道。

“不稀奇。我又没说这事稀奇，不过，今晚每个人都说些奇怪的事，所以说点不稀奇的事情就显得奇怪了。”

“在我们村……”伊西多开口说道。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他：“够了。睡觉，天晚了。”但伊西多接着说：“在我们村，有个女人看见了魔鬼。他的名字叫唵度沙叁，外形像独角兽，弹奏音乐。”

“他拿什么弹奏？”

“他的角。”

“那怎么能，角长在他额头吧？”

“我不晓得，”伊西多说道，“我没有问她。”

另一个低沉的声音打着呵欠，从上方传来：“从现在开始安静。该睡了。我们走了一整天，得休息。连耶和华都需要六天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

基大利应道：“他休息着，说道：‘但愿管用。’”

黑暗里，又听见白罗柯尔微弱的声音，低声做晚祷：“我将灵魂交付在你手中。”然后祈福：“愿仁慈的耶和华折断欺压我们的轭，引导我们仰起头颅进入我们的土地。”之后一片静默。

傍晚的大雨渐渐转为淅淅沥沥的细雨，风也静了。老磨坊的空壳不再吱嘎作响，但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好似千百条虫子在啮咬，门德尔躺在坚硬的木板上，无法入睡。阁楼上传来分辨不清的令人困惑的声响，似轻捷的脚步声，混杂在沉睡之人的呼吸和呼噜声中，也许是耗子或貂鼠。空气温和，带着浓重的夜间气息，花粉甜蜜、刺鼻的气味，门德尔感到欲望侵袭而来。那是少年人的欲望，没有形状，柔软、温暖、洁白。他试图为自己描述，却无法找到语词。渴望睡在床上，渴望睡在床上的女人的身体，渴望融化在另一人体内，一个女人，与她结为一体，与世界隔绝的双重肉体，远离道路、武器、恐惧和屠杀的记忆。

西丝尔睡在他旁边，呼吸平静。门德尔在黑暗里伸出手，裹着粗毯抚摸她的臀部。他用劲想将她拉近，但西丝尔如石头般沉睡，身体僵硬地抗拒。在朦胧睡意之间，一个个名字、一张张脸庞，现在的、遥远的，在他脑际相互追逐。西丝尔，黄头发，面庞疲惫。丽芙柯瞪着忧伤的黑眼睛，但门德尔旋即将她驱走，他不想要她，不能想她。丽芙柯、斯特列尔卡村、墓坑。走开，丽芙柯，请你走开。回你来的地方去，让我活下去。门德尔硬想着入睡，认识到正是这个努力想睡的念头令他清醒。他的头脑不再迷糊，不能再无视在脑际敲门的另一张脸和名字。没有脸的名字，喇合的名字，赋有邪恶力量的妖妇。那诡谲的故事是真的，因为仅说出那个名字，甚至只在心里说出她的名字，他的身体就绷紧了。一张无名的脸庞浮现，一张憔悴的脸，年轻而疲倦，两只大眼睛相隔甚远。门德尔一惊：这张脸不是没有名字。这张脸有名字，那名字是琳。

他在脑际清晰地看到她的脸，一如数小时之前她在热烈地辩论，丝毫不带懒散或怀疑，严肃得近乎荒唐，仿佛一根紧绷的电线在颤动。他掀开毯子，脱掉靴子，在沉睡之人的四肢间磕绊，摸索着找她。他刚才看到她去睡觉的位置，在通往阁楼的楼梯脚轻易地找到她。他在黑暗中碰触她的头发，浑身血脉一震。列昂尼德睡在琳身旁，两人裹着同一条毯子。一时间，列昂尼德和西丝尔的身影占据门德尔的意识，尔后在黑暗中消退，越来越小，越来越透明，最后像丽芙柯那张可怕的脸庞一样彻底消失。

门德尔碰触琳的肩头，然后额头。姑娘纤小而有力的手从毯子底下伸出，摸到门德尔的胳膊，往上摸索，溜进他领口，摩擦他胡子拉碴的脸颊，手指摸到他前额的伤疤，警觉敏感地顺着那道伤疤探进头发。她伸出另一只手，按着门德尔的后脑往下拉。门德尔帮琳从毯下解脱出来，不惊醒列昂尼德。两人爬上阁楼，楼梯在他们脚下吱哑，但这声响混合在风雨声里。

阁楼里堆满了杂物，碰触之下，门德尔发觉是个漏斗，他碰到的零件上布满了润滑油。他嫌恶地缩回手，在后臀的裤子上擦拭。他拿脚试探，找到一处空地，将琳拉到那里。她顺从地跟随他。两人躺下，门德尔替琳脱去军服，琳露出单薄、紧张、近乎男性化的身躯。腹部平坦，手臂大腿纤细而多肌肉。膝盖方正坚硬，似孩童的一般粗糙。门德尔的手贪婪地摸索膝盖骨下肌腱两侧的肉窝，然后探摸到臀部。乳房那么小，似乎已经枯萎，仅剩下可怜的空皮袋，可以感觉到底下的肋骨。门德尔脱去衣服，琳旋即格斗一般紧抓着他。被重压在男性身躯之下，琳扭动身体，似斗志昂扬的顽强对手，挑逗又挑衅。这是一种语言，即便被欲望冲昏了头脑，门德尔也能理解这种语言：我想要你，但我反抗你。我反抗你，因为我想要你。我，身体单薄，在你之下，但我不属于你。我不是任何人的女人，在反抗之中，我将你与我捆绑。门德尔觉得她虽赤裸，却扛着武器，好似他在诺沃肖尔基的寝室第一次瞧见她时的模样。就像耶利哥的喇合，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任何人。将自己与她分离的最后时刻，门德尔领悟过来，觉得心中一阵剧痛。如此挫败，在磨坊黑暗的沉默里，门德尔忍不住吞声啜泣。

狂热化为肉体满足的平静之后，甜蜜得如同病后痊愈，门德尔竖耳聆听。并非全然静寂，听得见其他压低的声响，难以分辨。他在琳身旁沉沉睡去，而她早已静静地睡着。

稍后，照进第一道天光之时，他醒来，其他人仍在沉睡，看得清基大利睡在蓓拉旁边，帕维尔睡在黑罗柯尔旁边，白罗柯尔在伊西多旁边。琳那张苍白而尖细的脸枕着他的臂弯。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找她？爱与愉悦。不，不仅是这些。我在她身上寻找另一个女人，这可怖又不公平。我在西丝尔身上寻找但没有找到。我寻找的女人已不复存在，我找不到她。而现在惹上了这个女人，被这个女人缚住，被爬山虎缚住。永远，或者不是永远，我不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她不与我缚在一起，她只捆缚，而不被缚，你原本应该明白的，门德尔，你不是小孩，趁现在还来得及，快挣脱出来，现在不是束缚自己的时候。挣脱出来，不然你的下场就惨了，惨得跟列昂尼德一样。他四下张看，列昂尼德不在。没有什么蹊跷的，他可能出去了。他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自己远离琳，命令、强制自己这样做，他深知倘若别人敢这样跟他说话，他，这个温顺的修表匠门德尔，必定会抡起拳头揍扁那人的脸。不到半小时，每个人都醒来，列昂尼德不在，背包和武器也不见了。

基大利咕哝着波兰语，诅咒着让列昂尼德见鬼去，接着用意第绪语说道：“嗯，我们不是红军，我不是乌雷宾，作为游击队员，他不值什么。他不是会背叛我们的那种人，但他要是撞上德国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愿他不惹什么麻烦。他一个人走不了多远。等着瞧，三天之内，我们会碰上他的。”

“那他也该把自动步枪留下才是。”尤齐克说。

“嗯，这事不好。他带上武器，就说明他打算用。”

门德尔建议去找他，朵夫赞同，说可以带上狗，基大利说，可以力所能及地试试，但不能浪费时间多做耽搁。朵夫让一条狗嗅列昂尼德睡过的毯子，然后带狗到外面。那狗懒懒地嗅了嗅地面，仰起鼻头，嗅了嗅空气，脑袋转了两三次，最后垂下耳朵和尾巴，脑袋朝着朵夫和门德尔，好像在问：“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我们上路，”基大利说道，“准备出发。去找是绝不可能的。如果他要找我们，他知道怎么找。”门德尔思忖：他是去杀德军，不过，也许他想开枪打死我。

在明亮的天空之下，他们踩着滑塌的地面继续行进，绕过数个显然已废弃的村庄。尤齐克领头，一队人缓慢地穿过树林、杂草密集的田野。原野平阔，但西边有一片低矮的丘陵。门德尔闷头行走，极不乐意做门德尔。一夜背叛两次，或许三次，如果算上西丝尔。但西丝尔不算数。她就在那里，在队伍前面，走在皮奥特后面，步态安详一如往常。死人也不该算数，他们在死人的世界，几乎永远不会离开那里。你不可让他们出来，就像斑疹伤寒患者，你得加强封锁，把他们禁闭在传染病房。但列昂尼德不同。列昂尼德不是死人……现在，你知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你亲手杀死他，他们要你为他负责的时候，你作为他的兄弟，却以该隐的蛮横作答？也许你抢走了他拥有的唯一，你割断他的生命线，他淹在水里，或者已经溺死。不，你做了更歹毒的事：你解开他的生命线，系在自己身上。现在你成为被拉回的那个人。被她拉回，这个啃秃指甲、单薄执拗的姑娘。门德尔，纳赫曼的儿子，你当心！

行进第三日的早上，他们走到一道壑谷前。壑谷深且险，因雨水而十分滑溜。对面山坡也很陡峭，三十多米下的谷底是一股混浊的湍流，在两道山径之间回旋。

“尤齐克，你造假钞可能很在行，当向导可不怎么样，”基大利说道，“这是走不过去的。你挑错路了。”

尤齐克借口很多。这里有很多山径，都这么多年了，他们总不能指望他全都记着。都是落雨的缘故。他敢担保，晴天就很容易顺着爬下去，再爬上来，湍流也就只是一条小溪，唬不住他们。反正，也不必原路返回，可以循着壑谷边缘先往北走，迟早会找到出路的。

他们重新上路，沿着茂密的黑刺莓丛中隐约可见的小径。没过多久，看到那条湍流，却不是向北流，而是弯向东北，几近向东。尤齐克的威信顿减。没人听说过若要往西，先得往东。基大利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这么干的，或者正好颠倒着干。蓓拉已极疲惫，叫他不要故作滑稽。尤齐克坚持说附近必定有岔道。临近晌午时分，他们确实看到一条清晰的山路，绕着壑谷巅。走了半小时后，他们明白尤齐克必定是对的，因为壑谷也向左弯，也就是说，陡然向西转，山路上密布着清晰的人类踪迹，倾斜往下通到谷底。尽管数日之前下过大雨，仍然分辨得出牛的脚印。也许这道山路通向河滩，或者桥梁，或者饮水处。他们往下走，只见弯道之外，壑谷敞向一处平坦的河床，河川分出无数支流，缓缓地流过卵石。在那小块平地上，有一间废弃的石屋。门前站着六个男子，其中一人是列昂尼德。其他人中，有四人扛着武器，身穿破敝褪色的波兰军装，一人没有扛武器，光着上身，在一旁晒太阳。

扛武器的一人朝基大利一干人走来。他从肩头拿下自动步枪，架起来，却没有瞄准，而是随意地拎着枪管，用波兰语喝道：“停下。”基大利生长在波兰，波兰语说得比俄语流利，随即停步，示意队伍停下，用俄语对尤齐克说：“问问那位先生要怎样？”

那位先生听懂了他的意思，基大利本来就是拿准了他能听懂，那人愤怒地叫道：“我要你们滚蛋。这是我们的土地，你们的人惹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眼看要起一场争执，基大利流露出欣喜若狂的神色，这更惹恼了那个波兰人。他对尤齐克说：“告诉那位先生，如果我们已经惹了麻烦，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或者至少无意伤害他人。问问他是否指萨尔内火车头一事，如果是那事的话，告诉他我们不会再做那样的事了。告诉他我们非常希望继续前进，无须他的鼓励。问问他——”

原来那位先生听得懂俄语，因为他不等尤齐克翻译，便愤怒地打断基大利的话：“我当然是指火车头那事。那也是我们国家武装部队的领地，得面对德军报复的是我们。但我也指你们的人，”说到这里，他举起拇指，轻蔑地指指列昂尼德，“这个冒失鬼，这个戴着红星的疯子，自己一个人去充英雄，也不想想——”

这一回是基大利打断他的话，出人意料地不再玩传译游戏，说着流利的波兰语：“什么？他做了什么？你们在哪里俘虏他的？”

“我们没有俘虏他，”那波兰人怒吼道，“我们救了他。还有，这事不要到处宣扬，因为这是我们国家武装部队头一次从德军子弹下救下犹太人，他娘的，而且还是苏联人加共产党员。不过，这人肯定有点疯了，光天化日的，带着武器，也不四下看看，就径直往德军岗哨走去……”

“哪个岗哨？”

“杰隆卡发电厂那个。他几乎要砸破地狱放出所有恶鬼。更别说我们也使用杰隆卡发的电。你们要想搞什么破坏，走远点。还有，也打听打听局势。还有，最要紧的，不要派这样的蠢蛋。”

“我们没有派他。是他自己的主意。”基大利说道，“我们会审问惩罚他的。”

“他也这么说，说是他自己的主意。我们已经审过他了。你们不会真以为我们头脑简单吧。或者是容易上当的小孩。一九三九年以来，我们已经上过两个前线，见识过一些诡计。你们这是跟纳粹学的。跟德国国会大厦的火灾事件一模一样。你们挑个头脑简单的，派他一个人去执行任务，然后德国人闪电似的到最称你们心意的地方复仇。”

那波兰人停下喘气。他高高瘦瘦，已不年轻，花白的髭须气得直哆嗦。基大利瞅一眼列昂尼德，见他坐在粮仓的石门槛上，捆缚的双手搁在腿上。他仅在十步外，听得见他们说话，却充耳不闻。那波兰人细细打量尤齐克，说道：“但他长得也像犹太人。我们都见过不少怪事，眼前这事可太稀奇了：犹太人在波兰游荡，扛着从波兰人手里抢去的武器，装成游击队，狗娘养的！”

基大利一下子失控，左手一把从那波兰人手里夺了枪，右手顺势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那波兰人踉跄几步，但没有摔倒。余下三人冲上前来，摆出威胁的架势，但其首领喝止，他们便后退数步，但仍将枪口瞄准。

基大利平静地说：“长官先生，我也是犹太人。我们的武器不是偷的，我们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你们已经打了五年战争，我们呢，已经打了三千年。你们上过两个前线，我们上过的前线，已不可计数。长官先生，请你公道些。我们打的是同一个敌人，不要彼此浪费力量。”然后他露出礼貌的微笑，添道：“或者白费侮辱。”这位长官若不是见自己被二十多名神情坚定的基大利分子团团包围，也许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他嘟囔着一些神秘的咒语，大约是关于打雷和霍乱，然后粗暴地说：“我们不想知道你们这批人的任何事情，我们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往来。带走你们的人。还有一个，他说他是你们的人，我们用不着他。”

他一示意，其随从抓着列昂尼德的胳膊，拖他站起，将他推到基大利跟前。基大利随即割断绑他双手的绳子。列昂尼德闷不吭声，眼神始终不离地面，加入站在山道上的基大利队伍。波兰人提及的另一人，原本站在一旁晒太阳，此时主动走上前来。他跟基大利一般高，长着鹰一般突兀的鼻子，一部浓密漂亮的黑胡须，看起来却不超过二十岁。他的身体灵活、强壮，倘若不是因为一条腿患足内翻，倒不失为运动员塑像的好模特。他捡起放在地上的一个包袱，看似很高兴换主人。该继续前进了，基大利把缴来的枪还给那波兰人，对他说：“长官同志，我相信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我们也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往来。告诉我们该走哪条道。”

那波兰人答道：“避开科韦尔、武库夫、铁道线。不要在我们的地盘上招惹德军，还有，下地狱去。”

“这人真有个性！”上路之后，基大利对门德尔这样说，适才的愤怒已消失无踪，也不带分毫轻蔑，“实在是很有趣的人物，像印第安人电影里的。要我说啊，他生错了时代。”

“可你还是打了他一耳光！”

“没有办法啊。可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照样欣赏他，就像你欣赏瀑布或者一头陌生的动物。他很愚蠢，也许还危险，可他着实跟我们神气了一番。”

说起欣赏他人，基大利似乎会爱上每个新来者，超越任何道德或功利的因素。他围着跛脚的阿里耶打转，仿佛在捕捉他的气息，从每个角度去观察。阿里耶虽腿脚不便，却不曾落在队伍后。事实上，他走得轻捷，并且很快就赢得了人心，用一颗石子打落一只鹌鹑，送给白罗柯尔。他不会说也听不懂意第绪语，俄语发音十分别扭，因为他是格鲁吉亚人，并且为此自豪。他的母语是格鲁吉亚语，上学时学了俄语，他的名字——他也为这个名字而自豪——却是纯粹的希伯来语：阿里耶的意思是“狮子”。

在基大利一干人当中，极少有人见过格鲁吉亚犹太人，尤齐克半戏谑半认真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怀疑阿里耶不是犹太人。不会说意第绪语，就不是犹太人，这句话简直是一条公理，正如谚语说的：redest keyn jiddisch, bist nit kejn jid。（如果你不会说意第绪语，你就不是犹太人。）

“如果你是犹太人，跟我们说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祈福。”

小伙接受挑战，背诵酒的祝福，带着塞法迪犹太人圆润而饱满的庄重的口音，而不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省略而快捷的口音。很多人笑起来。

“哈，你讲希伯来语，跟基督教徒一样。”

“不对，”阿里耶答道，显然被冒犯了，“我们说得跟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一样。你们才说错了。”

阿里耶融入这个队伍快得出奇。他体格健壮，乐意做任何工作，也接受这个队伍保留的不多的游击队纪律。所有人对他都很好奇，他却极不关心这个队伍的目标。“你们要是去杀德国人，我跟你们去。你们要是去以色列地，我也跟你们去。”他机智、快活、自豪，也易怒。他自豪的事情很多：身为格鲁吉亚人（他进一步解释说是马其顿之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尽管丝毫不能证明这一点），不是俄罗斯人却是斯大林的同胞，他自己的姓氏哈扎什维利。

“当然啦，你长得也像他，”莫托尔笑道，“不只是胡须像，名字也像他。”

“斯大林是伟人，你不该拿他开玩笑。但愿我的名字像他的，可惜不像……他的名字是朱加什维利，意思是朱加什的狮子，我的只是哈扎什维利，意思是哈扎的儿子，犹太教堂里的领唱人。”

一提及他的瘸腿，他就会不高兴，但正是这点残障救了他：“征召入伍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胜任服兵役，村里人都取笑我，因为在我们眼里，当兵是件光荣的事。可是后来，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他们征走了所有人，把我也动员起来，派我到明斯克后方，在军队面包房做面包。德军把我俘虏了，不过是当作平民劳工，算我走运。他们没发现我是犹太人……”

“那全是因为你的胡须，我告诉你。”尤齐克说道，“可惜我们很少有人想到这么一招，留一撇胡须。”

“我的胡须，还有身高。也因为我说我是农民，专做树苗嫁接。”

“你真聪明！”

“不是，不是，我真是做这一行的，我、我父亲、我祖父，一直都是接葡萄树的。于是他们派我到一个农站，嫁接一些我从没见过的树。我们在那里几乎完全自由，我在四月份逃出来。我想加入游击队，遇见你们碰上的那伙人。但我跟他们合不来，他们喊我‘犹太人’，要我背重东西，当我是骡子。”

基大利喜欢突如其来地做决定，但关于列昂尼德这件事，却不想仓促决定。他把尤齐克、朵夫、门德尔叫到一边，并且他自己也不是平常那个基大利，没有东拉西扯，慎重地选择用词，语气柔和。

“我不喜欢惩罚，无论是施加给别人，还是自己承受。那是普鲁士人的玩意。对我们这样的人，惩罚没有多大用处。可这孩子做得过分了：带上武器，没有命令，没有许可，他简直是尽他所能给我们这队人惹麻烦。算我们走运，国家武装部队的主力远在别的地方，不然我们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他自己弄得像个傻瓜，也弄得我们所有人都像傻瓜。傻瓜、入侵者、捣蛋鬼、草包。我们在这里本来就不讨喜，这件事后，就更惹人厌了。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人们的支持。或者至少是沉默的中立态度。列昂尼德必须理解这些，我们得让他理解。”尤齐克举手要求发言：“要是换作别人的话，我会说最好的法子就是揍他一顿，然后叫他做自我批评，像俄罗斯人那样。可列昂尼德这人脾气古怪，叫人琢磨不透他干吗做这些事。你说得对，头儿，我们得叫他理解一些事情。要我说啊，至少眼下这孩子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事情的。我们带他回来后，他一个字也没有说过。一个字也没有。他还没有正眼看过我，每次我给他端饭盒，他假装吃，一等我走开，就通通倒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要是在和平时期，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医生？”基大利问道。

“是的，精神病医生。”

“你俩认识他的时间长些，”基大利对朵夫和门德尔说道，“你们怎么看？”

朵夫先开口，这让门德尔心里高兴。“在诺沃肖尔基，他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因为他不准时上工。我派他去搞破坏，试验他，也好让众人瞧得起他——他似乎需要这个。他不算坏也不算好地完成了任务，有胆量，有些冲动。他过于神经质。依我看来，他是好孩子，就是脾气坏了点，不过，我认为也不能光凭他在诺沃肖尔基的举止判断这个人。或者也不能光凭他在这里的作为来判断。”

“我感兴趣的不是判断他，”基大利说道，“而是想知道我们要拿他怎么办。修手表的，你有什么说的？”

门德尔心神不宁。基大利是否知道或者猜透了列昂尼德这个自杀性行动的真正原因？要是他知道的话，那么不提那个原因就显得幼稚。要是他不知道，要是他没有猜透，门德尔便不愿给他的好奇心和其他所有人的八卦提供材料。毕竟这是他的私事，难道不是吗？他和琳的个人事务。他不能硬起心肠令列昂尼德的处境更加糟糕，告诉他们列昂尼德逃走的原因跟女人有关，那只会令他的处境变糟。也令他自己的处境变糟。是的，当然会让自己的处境变糟。他含糊其词地说了几句，觉得自己在撒谎，跟虫子一样可鄙：

“我们一起有一年了，去年七月我们在布良斯克森林里遇见。我同意朵夫的看法，他是个脾气不好的好孩子。他跟我说过他的故事，他的生活一直不容易，他的苦难开始得比我们都早。照我看，惩罚他就残酷了，况且也没有用，因为他这是在惩罚自己。我也同意尤齐克，他需要治疗。”

基大利霍地起身，开始来回踱步：“你们倒是好顾问。治他是绝不可能的。惩罚他是错误。你们不妨直接说：你们的建议是不必管这件事，让问题自行解决。要我说啊，你们真像约伯的开导者。好吧，我们暂且不管这事。我再看看那姑娘能不能给我一些更实在的建议。她比你们了解他，或者至少从不同的角度。”

那么他是不知情的，门德尔思忖着，暗自吁了一口气，同时又为这份解脱感而羞惭。但门德尔没有听说基大利和琳之间的谈话，或者两人不曾交谈，或者更可能是琳不曾说什么重要的话。数日之内，基大利的恶劣情绪尽去，恢复了往日的兴致，不过，一如在萨尔内时，七月初，队伍在离维斯杜拉河不远处的安诺波尔附近宿营时，他又消失了。次日回来，穿了一件簇新的天鹅绒夹克，头戴农夫草帽，给蓓拉带了一瓶假香水，其他四个女人也各有小礼物。但他不是进城购物的。之后，队里起了种种变化。防范措施加强，并且跟在春天里一样，又在夜里行军，白天宿营，尽量避开当地人的耳目，然而隐蔽却越来越不容易，因为这个地区道路密布，到处散落着村庄和农场，基大利似乎急于赶路，命令长途行军，甚至一夜走二十公里，领着队伍朝一个固定的方向，去往奥帕图夫和凯尔采。他告诫众人跟着队伍，不可与路上碰到的农民说话，并且只许会说波兰语的跟当地人交谈，但他们也要尽量少说。

无论在行军途中，还是休息之时，列昂尼德让所有人都看不顺眼，尤其让门德尔觉得碍眼。门德尔心里承认自己怕他，避免接近他，单列行军的时候，列昂尼德若在队伍后面，他就去前头，或者相反。然而令他心慌的是，他发觉列昂尼德有意无意地设法挨近他，却还是一言不发。只是拿眼睛死死盯着门德尔，那双黑色大眼充满了忧伤和哀告，仿佛用自己的存在给他造成痛苦，不让他片刻遗忘，以这份痛苦复仇。或者也是为了监视他？也许是的，因为列昂尼德的一些行为表明他在怀疑。他会猝然回头，往后张望。白天休息的时候，通常是在废弃的农舍，他躺在最靠门的地方睡觉，睡上片刻，猛地惊醒，惊慌地四下张望，往门窗外细看。

一个多云阴沉的早晨，经过夜间长途行军，所有人都疲惫不堪，门德尔在森林里拾柴火，见列昂尼德也在旁边，虽然不曾有人命令他来。他越来越瘦，身体紧绷，双眼发亮，带着串通一气的口吻说道：“你也看明白了，是吧？”

“明白什么？”

“我们被出卖了。我们不能再自欺了。我们被出卖了，他把我们卖了。”

“谁？”门德尔问道，一时愣了。

列昂尼德压低嗓音：“他，基大利。不过他也没法子。他们威胁他，他是他们手里的傀儡。”然后他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不要出声，继续去拾树枝。

门德尔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但数日后，朵夫对他说：“你那位朋友有些古怪的想法。他说基大利替内务人民委员会或者其他什么秘密警察工作，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说他们要挟他，我们都是他们手里的人质。”

“他也跟我说过这些话，”门德尔说，“我们该做什么？”

“什么也不做。”朵夫说道。

门德尔记起自己曾把列昂尼德比作一块落了灰尘的手表，但现在的列昂尼德让他想起人们拿来修理的其他一些手表，这些手表受过重击，弹簧纠结成一团，走得有些慢，然后一时又走得飞快，最后残损得无法修理。

夏季天气晴朗，整日刮风，基大利一干人意识到这是进入了饥饿之地。避免与当地人接触这一命令倘若不是反讽，也是多余的。郊野见不到什么人，没有男人，只有几个妇人，废弃农场的门口立着一些老人和小孩。他们不是让人害怕的人，相反，他们自己怕得要死。数月前，波兰家乡军袭击这个地区的德国驻军，同时卢布林南部的苏维埃空降部队切断德军往前线运送武器和物资的传输线。其他波兰部队炸毁桥梁和高架桥，攻击一个村庄，德军曾在一九四二年驱逐这里的农民，以安顿千年德意志帝国迁移来的居民。德军的悍然反击扩展到整个地区。这次反击不是针对游击队，而是针对平民，因为这些队伍隐藏在森林里，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被抓到。德军从遥远的后方调来增援，夜里包围波兰各村庄，放火烧房，或者流放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女，给他们半个小时收拾行装，然后将他们装上卡车运走。在一些镇里，他们专门找小孩，把长得像雅利安人的孩子流放到德国，杀死余下的。这些村庄一贯贫穷，而今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和瓦砾堆，但田野未受损害，成熟的黑麦空等着人来收割。

是莫托尔想出这个主意的。他去一个偏僻的农场找水，大约在兹博兹村一公里外，在那里只见到一个老妪，躺在粮仓稻草上，但粮仓里没有养牲口。老妪身体不能挪动，折了一条腿，也没有治过。她叫莫托尔去井里打水，打多少都成，也给她一些。还有，再给她弄点吃的，什么都成。她三天没有进食了。村里人记起她的时候，就送来一块面包。但田里有的是黑麦，足够养活一大家子，倘若下一场雨，就会烂在地里，因为无人收割。

莫托尔把情况告诉基大利。基大利当即决定：“我们得帮助这些人。这也是我们的战争。这是向他们展示我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最佳机会。”

尤齐克皱起眉头：“这地区的人向来憎恶我们。德军烧毁他们的房屋之前，他们烧毁我们的。他们不喜欢犹太人，也不喜欢俄罗斯人。我们当中很多人既是犹太人，也是俄罗斯人。他们知道二十年代发生在俄罗斯农民身上的事，他们害怕搞集体。我们去帮他们，但也得留个心眼。”

余下所有人却毫无保留地一致同意，因为他们厌倦了搞破坏，厌倦了战争强加于人的否定和愚蠢的行为。最积极的要数皮奥特和阿里耶，他们有在农场干活的经验。莫托尔汇报说，“他的”老太婆的屋顶坍了，皮奥特说道：“我去修，我会葺茅草屋顶，我在老家就是干这个的，他们还付我工钱。不过现在，要是你那个老太婆肯让我葺屋顶，我会把他们以前付我的所有工钱倒贴给她。要是我有钱的话，我是说，因为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那老妪同意了。皮奥特在西丝尔的帮助下前去工作，数日后，只见有个蓄长须的老人在附近探看。他佯装做些其他事情，扶正木桩，查看沟渠的水闸，尽管水沟干得要命，但他从远处观察两人工作。一天，他用波兰语向皮奥特做自我介绍，问他各种问题。皮奥特假装听不懂，回头去找基大利。

“我是这个村的村长，”老人说道，端出庄重的架势，尽管他的外表看似乞丐，“你们是什么人，要去哪里？你们想干什么？”

基大利来会面时，没有带武器，穿着衬衫和破烂褪色的平民裤子，戴着那顶先前买来的草帽。他说波兰语不带意第绪口音，叫人难以分辨他的身份。起初他很谨慎，说道：“我们是掉队的兵，有男有女。我们从不同的国家来，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路过。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不想搅扰任何人，但也不想被搅扰。我们虽然都很疲倦，但胳膊强壮，也许我们可以帮到你们。”

“比方说？”村长狐疑地问道。

“比方说，我们可以收割黑麦，免得烂在地里。”

“你们想要什么做交换？”

“一部分收成，多少你看着办。还有一些水，一个屋顶，不要跟我们交谈。”

“你们有多少人？”

“大概四十人，其中五个妇女。”

“你是他们的首领？”

“是的。”

“我们人数比你们少。算上小孩，还不到三十人。实话说，我们一向没什么钱，现在牲口也没了，连年轻女人都没有。”

“没有年轻女人挺遗憾的，”基大利笑道，“但这不是我们最关心的。我跟你说，我们只要有水，别跟我们打听，就满足了，要是有可能的话，有个屋顶供我们睡几夜。我们厌倦了战争和行军，怀念和平时期的劳作。”

“我们也厌倦了战争，”村长应道，但随即问道，“可是，你们会收割庄稼吗？”

“我们很久没有干农活了，不过，能行的。”

村长说：“奥帕图夫镇上有个磨坊，看起来还能用。这里有些镰刀，他们倒给我们留下这些。你们可以明天开工。”

鲁扎和布利兹纳来的人都去收割，还有阿里耶、朵夫、琳、黑罗柯尔同去，皮奥特葺好屋顶后也去帮忙，总共二十人。阿里耶最熟练，教其他人如何握直麦禾，如何先用铁锤再用磨石将镰刀磨得锋利。皮奥特也显得十分能干，吃得了苦。琳令所有人都吃惊，她虽体格瘦小，却从早干到晚，丝毫不流露倦态，坦然自若地忍受太阳毒晒、焦渴、成群而来的蚊虻。这不是她初次干农活，在基辅附近的集体农场她就干过一千多次了，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移居巴勒斯坦而练习，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做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仍不是荒谬的矛盾。朵夫虽年岁已高，身上带伤，也割得很快。这在他也并非全然陌生。被关押在沃洛格达时，他收割过向日葵，在那里，夏日长达十八个小时，你得干满每一个小时。

另一小分队，门德尔、列昂尼德、尤齐克和伊西多分散在村里，执行村长指示的各种零碎活。有些鸡笼要补，还有很多屋顶要葺，菜园要松土。疑心消散之后，原来还有土豆可挖。正是这些土豆巩固了流落的犹太人与绝望的波兰农民之间的关系，傍晚，在夏夜的星空之下，他们围坐在农家院子的地上，结实的地面仍散出日晒的余热。

一九四四年·七月至八月

锅里煮着土豆，炭灰里煨着土豆时，村长转头，在通红的火光之下，一个个地细看这些异族人的面孔。他的妻子坐在旁边，宽脸盘，高颧骨，神色木然。她不看基大利一干人，而是看着她的丈夫，看似担心他，想要保护他，同时又想阻止他说出莽撞的话。

“你们是犹太人。”老人突然开口，语气十分平静。但他的妻子急忙凑到他耳边说了些话，他答道：

“别担心，瑟薇莉娜。你总拦着不让我说话。”

“这位是俄罗斯人，”基大利指着皮奥特道，“余下的都是犹太人，来自俄罗斯和波兰。不过，你是怎么认出我们的？”

“从你们的眼睛看出来。”村长说道，“我们这里以前也有犹太人，眼睛跟你们的一样。”

“我们的眼睛怎么样？”门德尔问道。

“惊惶不安。像被追猎的野兽。”

“我们不再是被追猎的野兽了，”琳说道，“我们很多人战死。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烧毁你们房屋的人。”

村长沉默了几分钟，咀嚼他的那份土豆，然后说道：“姑娘，我们的情况没那么简单。拿我们村来说，犹太人和波兰人共同生活了不晓得几百年，但双方的关系从来没有融洽过。波兰人在地里干活，犹太人是手艺人、生意人、替地主收租，教堂里的牧师说，是他们出卖了耶稣，将他钉上十字架。我们从来没有让他们流过血，但是一九三九年德国人来了，他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夺去犹太人的所有东西，奚落、鞭打他们，把他们关在聚居区，我得老实说——”

说到这里，瑟薇莉娜又拦住他，在他耳边悄声细语。但他耸耸肩，接着说道：“老实说，我们都挺高兴的，我自己挺高兴的。对于德军，我们也不喜欢，但我们以为他们是来伸张正义，也就是说，夺走犹太人的钱，分还给我们。”

“兹博兹的犹太人这么有钱？”基大利问道。

“大伙都说他们有钱。他们穿得寒碜，但人们说那是因为他们小气。人们也说很多其他事情，说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想把土地集体化，就像在俄罗斯那样，杀害所有牧师。”

“可那讲不通啊！”琳插嘴道，“他们怎么可能既有钱吝啬，又是布尔什维克？”

“但确实说得通。一个波兰人说犹太人有钱，另一个波兰人说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然后再一个波兰人说这个犹太人有钱，那个犹太人是共产主义者。你看事情不简单吧？但后来更复杂了，德国人给乌克兰人装备武器，让他们帮着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乌克兰人却转而朝我们开枪，夺走我们的牲口，然后俄罗斯游击队缴去波兰游击队的枪械，把他们抓走。关于你们的人，我后来改变了想法，我亲眼看见德军对奥帕图夫的犹太人做的那些事后，我就改变了想法。”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把他们拉出聚居区，全都关进一家电影院，连孩子、老人、垂死之人都不放过。两万多人，关在五百个座位的电影院里。关了七天，不给他们任何吃的喝的，我们谁要是可怜他们，设法从窗口递进去一点东西，他们就开枪打死，我们当中还有人给他们送水，但要求他们拿所有钱来换，也给枪毙了。然后德军打开大门，命令他们出来。大概只有一百人活着出来，他们下令在广场上杀了这些人，命我们埋掉他们，包括广场上的、仍在电影院里的。亲眼见孩子们这样死去，叫我开始觉得犹太人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德国人最后也会同样地对待我们。不过，实话说了吧，很多人还没有明白过来。我现在跟你们说这些事情，是因为人要是做了错事，就应该认识错误，也是因为你们帮我们收麦子、挖土豆。”

“村长，”基大利说道，“你跟我们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陌生，不过我们有些新鲜事要告诉你。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显得奇怪，你要知道一个仍活着的犹太人是奇怪的犹太人。你要知道你在奥帕图夫看到的事情，发生在德军落脚的每一个地方，波兰、俄罗斯、法国、希腊。我还要告诉你，当德国人用武器或饥荒，杀害每五个波兰人中的一个时，他们没让一个犹太人活下来。”

“你跟我说的这些事也不新鲜。我们没有无线电，但消息还是会传来。我们知道德国人干过的事，还有他们在这里以及到处在干的事。”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还有些事情，恐怖得叫你不敢相信，却就发生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唯一幸存下来的是选择我们这条路的人。”

“我也一眼瞧出来了。你们的人都带着武器。”

“又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基大利笑着问道。

“不，不是因为眼睛。你们外套左肩上有一块锃亮的，是枪带磨光的。我请求你们，以你们的神的名义，也以我们的主的名义，以所有圣徒的名义，不要攻击这里的德军。走得远远的，去你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不要在这里生事，不然，就算你们帮了我们也没有用。可你们为什么不躲在森林里，等苏联军队来呢？他们现在离得不远了，也许已经到卢布林了。风向对的时候，听得见他们的炮响。”

“我们的情况也不简单，”基大利说道，“我们是犹太人、俄罗斯人、游击队员。作为俄罗斯人，我们确实想停下来等待大部队，然后休息，回去寻找家园，可我们的家园已不复存在，也许没人愿意要我们了，就好比你从一块木头里取出一个桩，然后那块木头又闭合了。作为游击队员，我们的战争跟士兵的不同，你是知道的，我们不是在前线打仗，而是在敌人后方。作为犹太人，我们前头的路还很漫长。村长，如果你孤身一人，离村庄一千公里，知道你的村子、田地、家庭都不复存在，你会怎么做？”

“我是个老头，我相信我会吊死在一根屋梁上。但要是我年轻些，就去美国，像我的兄弟那样，他比我勇敢、有远见。”

“你说得对。在犹太人中，也有些人有亲戚在美国，想去他们那里。可我们这队人里，没人有美国亲戚，我们的‘美国’也不是那么遥远。我们要一直打到战争结束，因为我们相信战争是坏事，但杀纳粹是当今世界上最正义的事。然后我们去巴勒斯坦，我们会努力建造失去的家园，重新开始像所有其他民族那样生活。这正是我们之所以不会在这里停留，要往西去的原因。我们要留在德军后方，寻找去往我们的‘美国’的道路。”

吃完土豆后，基大利一干人与农民们各自睡去。只有基大利、门德尔、琳、村长和他的妻子留在院里。村长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灰烬，然后开口道：“你们去巴勒斯坦做什么？”

琳接口道：“我们会种地，那里的土地会是属于我们的。”

“你们去那里做农民？”村长问道，“你们想得对，是要走得离这里远远的，可是做农民就错了。做农民太苦了。”

“我们去那里，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生活。”琳说道，不知何时已将手搁在门德尔的胳膊上。门德尔接着说道：“我们会做任何需要做的工作。”

“除了给地主收租。”基大利添道。风静了，看得见萤火虫在院子尽头飞舞，在黑夜的静寂之中，可以理解村长方才所说的是实情，远处，从某个不明的方位，也许是很多方位，传来隐约的炮轰声，充满了希望和恐怖。村长吃力地站起身，说该睡了。“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很高兴你们帮我们收麦子。我很高兴像朋友一样地跟你们聊天，但我也很高兴你们要离开了。”

相比起基大利一干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行进的人口稠密的乡野，在波利西亚的沼泽和森林里反倒更容易与外界保持联系、接收消息。夜里行路，必须遵守避开建筑密集区这条严格的纪律，然而纵使他们遵守了这些明显的预防措施，每条需要穿越的大路，尤其是桥梁，都代表着一个危险、一个难题。这个地区遍布德军，不再只是那些通敌者，而是真正的德国人，军队和警察，分布在所有市镇村庄，在大路、铁道上穿梭，情势愈加险恶，令人胆寒。苏联军队已攻克卢布林的防线，在桑多梅日附近渡过维斯杜拉河，在左岸筑起坚固的桥头堡，德军正准备展开反击。

为了补给粮食，必须与农民打交道，但仅在万不得已之时为之。基大利不想跟农民有任何交谈，而农民惊魂不定，也不愿意交谈。自相矛盾的是，在如此境况下，消息的主要来源竟是报纸，偶尔在农舍里发现，通常是从垃圾堆里捡来，已被撕碎污损，有时是尤齐克大胆地从报亭买来。他们从报上得知，盟军已在诺曼底登陆，正进军巴黎，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得知华沙发动起义（《人民观察家报》淡化这次事件，称之为“叛徒、颠覆者、流寇”）。但他们也从其他渠道得知其他事情。在后方，除德军外，还有很多身份模糊之人，与基大利一干人一样，不喜白日行动。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德军辅助队的鞑靼人，他们见风向不对便叛逃，现在转入地下，做黑市买卖或者当流寇。在波兰有各种部队下的游击队员，与其组织失去联络，在农民家里避难，更有专业走私的、拦路抢劫的、德军间谍，还有俄罗斯人伪装成以上罗列的各色人等。从这些人的话里，基大利印证了先前听说并且向兹博兹的村长提起的传言：德军解散其第一批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贝尔赛克、迈丹尼克、海乌姆诺，却代之以更大的一个，在此充分发挥其在所有集中营收集的经验：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上西里西亚。他们在这里杀害、烧毁来自欧洲各地的波兰、俄罗斯俘虏，但尤其是犹太人。现在一列列火车运来匈牙利的犹太人供他们屠杀。他们从一名乌克兰逃兵那里得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俄罗斯的游击队员，空投到后方或者从德军劳动营逃出来，其行动并不一致。有些指挥解放了犹太人劳动营，救出并保护那里的幸存者，邀他们加入队伍。而另一些却试图解散在森林里遇到的犹太人游击队，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有些犹太人被或多或少正规的波兰游击队缴械或杀害。

“他们把我们当作殉难者，也许他们以后会在犹太人聚居区竖立纪念碑，但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当作同盟。”朵夫说道。

“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基大利说道，“看情势决定如何行事，随机应变。”

得做决定的第一个时机很快到来。门德尔、朵夫和琳感觉到穿越波兰边境之后，基大利的计划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或者说，其临时兴起做决定的本质起了变化。他觉得越是远离俄罗斯，不单是身体上的远离，就是越暴露、越自主、越受威胁，同时也越自由。换句话说，更有责任感。大约八月二十日，他又单独出去，但这次没有带回礼物，没有购买任何东西。通常他一回来就要召开会议，在混乱的会上做出决定，这次却一反常态，立即将朵夫、门德尔和琳拉到一旁。他们从未见过他这般紧张。他直截了当地说：

“离这里二十公里外有个劳动营，在赫梅尔尼克附近。不大，关着一百二十人，除了看守，都是犹太人。他们在附近一家工厂干活，生产供应空军的精密仪器……”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

“我知道。现在大部队接近了，工厂要转移到德国去，所有囚犯都会被杀害，因为他们知道一些秘密。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被杀，传出消息来说，要是确定会有后援，他们想造反试试。他们说德军看守不多，十个或十二个。”

“俘虏有武器吗？”

“他们没有提起，所以没有。”

“我们去看看，”朵夫说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但可以去看看。”

“是的，但不是所有人都去，”基大利说道，“不然，太惹人注目。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头行动，但这次必须分头行动。我们六个人去。我们得指望出奇制胜的因素，要是失败了，就算去三十个人，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能送个回信去吗？”琳问道。

“不能。对他们来说也太危险。我们得直接去那里。现在就动身。”

“我们四个，还有谁？”琳又问道，似乎急于烧毁自己的退路。

基大利犹豫道：“朵夫不要去。朵夫留在主力这里。我们没有级别，但他实际上算是副指挥。并且他最有经验。”

朵夫没有显露任何情绪，没有说话，神色也不变，但门德尔知道这些不是基大利不让他去的理由，朵夫知道这一点，为此而伤心。

“我们三个，还有皮奥特、莫托尔、阿里耶。”门德尔建议道。

“不要阿里耶。他瘸腿，又没有军队训练。”基大利说道。

“可他使得一手好刀！”

“莫托尔使得更好。阿里耶还不成熟。我不想要他。我要列昂尼德。”

门德尔和琳都吃了一惊，同时开口道：“可列昂尼德不是……列昂尼德状态不好，不适合战斗。”

“列昂尼德必须去打仗。他就像需要面包和空气一样需要去打仗。而且我们需要他，他曾是德军的俘虏，熟悉劳动营的情况。他是伞兵，受过训练，知道怎么搞破坏、突袭。并且他勇敢，他最近就表现过。”

“他以奇怪的方式表现。”琳说道。

“他唯一需要的是好好管教，接受严格的命令，”基大利的语气异常严厉，“相信我。我们在科索沃也有像他这样的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说毕，他立起身，表示讨论到此结束。朵夫和琳走开。门德尔仍停留不去，基大利对他说：“你也去罢，修手表的，去做好准备。对这些事情，我有经验，绝望的任务需要绝望的人。”

“绝望的任务就不应该执行。”门德尔说道，但他听从基大利的命令，走去准备。基大利一只手搁在他肩头，轻轻推他一把，说道：“啊，门德尔，我知道你那智慧。跟我的一样。但不适合用在这里。也许一百年前管用。也许一百年后也会管用。但在这里，那智慧就如同去年冬天的雪。”

他们夜里出发。六人都很能走。除了武器，不扛任何东西，并且武器也不重——但愿他们有重型武器。即使如此，他们还是走了五六个小时，才抵达赫梅尔尼克附近，因为无人熟悉这地区，也因为他们得避开大路和市镇。在黎明的曙光里，这个镇子显得忧伤，被烟灰和煤尘染得乌黑，四周环绕一圈低矮的山丘、煤堆、煤渣、烟囱和工棚。他们花费更多时间寻找劳动营，基大利得到的路线十分简略，而这片郊野似乎布满了劳动营，或者说由带倒钩的铁丝围起来的地方。“一整个大监狱。”琳悄声对走在身后的门德尔说。她趁列昂尼德没有夹在两人中间的片刻说出这句话，不知出于偶然还是盘算，整个行路途中，列昂尼德总是设法走在门德尔和琳之间，却不跟他们说一个字。他迈着紧张、坚定的步伐，走得迅捷。

他们在发现劳动营前发现了工厂。正是这间工厂将他们领上正确的道路。在那些旧窑、沥青工坊、盖着废墟的工棚、发黑的铸铁厂中间，工厂显得十分突兀，因为这个建筑簇新、宽敞、干净。他们远远看见大门旁有个哨岗。劳动营离得不会太远了，事实上他们在三公里外就找到了，它坐落在山坳里。不同于他们以前见过的围铁丝网的建筑，这里安的是双重铁丝网，两层铁网之间隔着一道大空隙。建筑加了伪装，总共四幢，地方不大，分布在一个院子的四面。院子中央升起一股黑烟。铁丝网外有两座木塔，一间白色房屋。

“我们靠近些。”基大利说道。劳动营周围的圆形坳地长满了树木，他们可以毫无危险地逼近。他们谨慎地潜下山去，发现一处生锈的带倒钩的铁丝网，顺着这道铁丝网走了一段路，见到一处木板搭建的哨岗。门敞着，里面无人。“除了烟屁股，什么都没有。”莫托尔入内查看，出来汇报说。铁丝网容易割断，六人继续下山，猝然止步。风向转了，把烟吹到这边，他们全都嗅到了烟味——焦肉味。“完了，我们来迟了。”基大利说道。站在他们现在的方位，可以将劳动营里的情况观察得更清楚：烟柱从一个火堆升起，火堆四周有些人在拨火，不多，大约有十人。

门德尔双手一软，任由手中端着的枪滑落到地上，也任由身躯滑落，坐在灌木丛里。他只觉得一阵疲倦劈头盖脸地席卷而来，不记得以前曾有过如此的疲惫感。一千年的疲惫，伴随而来的是恶心、狂怒、恐惧。愤怒被恐惧掩盖、征服。无助的狂怒，冰冷的狂怒，不再有火气让人从中汲取温暖，汲取抵抗的意志。不想抵抗的意志，化为烟灰的意志。化成那道烟。还有羞耻和惊讶。惊讶他的同伴们竟仍站得稳，手中仍端着武器，竟还有力气开口跟旁边的人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好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穿透他的恶心，才传到他耳边。

“这些狗娘养的，他们急着走，”基大利说道，“已经走了。他们不想留下任何痕迹。”

皮奥特说道：“他们不可能全都撤了。肯定还有人留守，负责这个事。我们得杀了那人。”皮奥特最能干，门德尔听着他那平静的声音，暗自忖想。皮奥特，好样的。他感觉琳看着他，于是站起身来。

“肯定走了六个。”列昂尼德说道，这是他们出发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是六个？”基大利问道。

“两座塔，三人管一座塔，轮流值岗。这是德军的规矩。”但莫托尔和琳的眼神最好，说这里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他们远远就能看清塔顶的露台，原本瞄准劳动营的机关枪不见了。没有机关枪，要岗哨做什么？

“那他们就是在屋里。监督火堆只要一个人就够了。”莫托尔说道。

“肯定不会有很多人留下的，解散的劳动营不需要那么多人看守。我们今晚袭击，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基大利说道，“我们等等看，看这事是不是一直持续到晚上。不过我觉得不会。然后再做决定。”

门德尔说：“不论我们怎么袭击，他们都会先杀了火堆旁那些人。肯定不能让这些人开口。”

“他们是死是活都不重要。”琳说道。

“为什么？”门德尔问道，“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了。他们再也不能看着彼此的眼睛。对他们来说，不如死了好。”

基大利对琳说，这些可怜人的命运不是由他们来决定的，而皮奥特说，这些都是废话。他们无精打采地吃了带来的微薄干粮，安顿下来等天黑。傍晚时分，火堆熄灭，但那些干活的囚犯却没有被关进屋里。

他们再休息数个小时，这些是焦躁不安地等待的时刻，既不是睡眠，也不是休息。皮奥特说“我们出发”时，门德尔感到一股怪异的解脱感。双重的解脱：一来因为结束等待，二来因为下命令的是皮奥特。尽管官方实施灯火管制，探照灯仍把房屋和劳动营照得彻亮。列昂尼德说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逃脱的斯摩棱斯克劳动营，夜里也是灯火通明的。比起空袭来，德军更怕囚犯逃跑。只有一个岗哨，同时看守房屋和劳动营，他定时绕着这两处做八字巡逻，但时或朝一个方向，时或朝另一方向。“上！”皮奥特对莫托尔说。

莫托尔悄无声息地溜下山，隐伏在屋角的阴影里，余下的人也挪近，潜伏在离房子不到三十米处。岗哨似乎睡眼惺忪，缓缓踱步，几乎一直走到莫托尔跟前，俯身系鞋带，然后朝另一方向继续巡逻。他绕劳动营走了一圈，消失在房屋背后，没有再出现。莫托尔被发现了。他走出隐身处，示意他们前进。他们全都疑惑地看着基大利，基大利看着皮奥特，皮奥特也示意他们下山。皮奥特率先行动，手里拿着一枚意大利手榴弹，就是那种爆炸声巨响、杀伤力却微弱的手榴弹，但基大利一干人此时只有这些手榴弹。皮奥特挨近房屋，底楼有三道窗户，都有铁栅栏护着。皮奥特移到第一道窗下，示意基大利和琳到另两道窗前，指示门德尔和列昂尼德藏在一处树篱后，面对前门。然后，他举起枪托砸穿铁栅栏，敲碎窗玻璃，掷进手榴弹。基大利和琳也照做。只传来两记爆炸声，不知什么原因，基大利的手榴弹没有爆炸。基大利又扔进一枚，然后他与琳、皮奥特跑到围绕房屋的树篱后准备战斗。是紫杉树篱，极为低矮，迫使他们几乎得平伏在地上。

片刻之间，没有丝毫动静，然后传来自动武器的噼啪声。有人胡乱朝房屋走廊、屋外连发射击。门德尔伏在地上，听得子弹在头顶嗖嗖地飞过，眼角瞥见列昂尼德一下子蹿起。“趴下。”他低声喊道，想拦住他。但列昂尼德没有理会，跃过树篱，回应了一连串射击，一头朝门的方向纵身俯冲。屋里传来一记枪响，列昂尼德仆倒在门槛上。

从门里传出两三阵群射。门德尔仍伏在地上，沿着树篱扫射。德军显然从走廊尽头射击，因为子弹以小弧度穿过树篱。门德尔身处的位置不在德军的射击范围之内，但德军也不在他的射击范围之内。门德尔还有两枚手榴弹。他拧去保险栓，从头顶扔出去。手榴弹在列昂尼德尸身旁炸开，德军举起双手走出门来。是一个党卫军小队长。他看起来没有受伤，撮紧嘴唇，龇着牙，四下看看。“不许动，”门德尔用德语喝道，“举高双手。你在射程内。”他说话间，只见琳穿过树篱，过大的军装使她的身影显得滑稽。她沉着地走上前去，不流露丝毫仇恨或紧张，走到那名德国兵身后，打开他的手枪皮套，拿出军械手枪，自己装好，再回到门德尔旁边。

基大利和皮奥特也站起身。基大利与皮奥特交换数语，然后问那德国兵：“你们有多少人？”

“五人，里面四个，外面一个站岗。”

“里面那三个呢？”

“一个肯定死了。其他两个我不知道。”

“我们进去瞧瞧。”基大利对皮奥特和门德尔说，留下琳和莫托尔看守那名德国兵。三人绕过房屋，往窗内探看。“等等。”皮奥特说着，脱下外套，把两只衣袖系成人头大小的一个结，戳在枪管上，举到铁栅栏边，一面高声喊道：“谁在那？”无人应答。没有任何动静。“没事了。”皮奥特说道，穿上外套，进入屋内。他们听到屋内传来他的脚步声，然后一声枪响。皮奥特又出来了。

“两个已经死了。剩下一个快死了。”

列昂尼德胸膛中枪，必定是当场死去。被莫托尔杀死的岗哨躺在血泊中，被割断了喉咙。莫托尔展示他那把出名的刀子。“你要是不想他们叫唤，就得这样子。”他带着专业的严肃神情跟门德尔说，“一刀子下去，这里，下巴底下。”及至此时，他们才意识到有人在观看这场战斗。在射击、爆炸的喧闹声中，大约十个人影从劳动营内走出来，现在默默地站在倒钩铁丝网后观望。在探照灯的光芒之下，他们乌面鹄形，灰蓝相间的劳动服破敝不堪，面孔掩在烟灰与杂乱的胡须之下。“我们得解放他们，杀了这个德国人，然后撤退。”皮奥特说道。基大利点头赞同。莫托尔走向铁丝网，但门德尔拦着他：“等等，可能带电。”他走近细看，只见木桩与铁丝网之间没有绝缘体。为了确保无虞，他见地上落着一根铁条，便把铁条插到地下，用木棍将铁条另一端拨到铁丝网上。没有导电。莫托尔和皮奥特拿枪托撞击铁丝网，开出一道豁口。十名囚犯迟疑着不敢过来。

“出来吧，”基大利叫道，“我们把他们杀光了，就剩下这一个了。”

“你们是什么人？”其中一人问道，高个子，弯腰弓背。

“犹太人游击队，”基大利答道，点头示意那堆灰烬，“我们来迟了。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自己都看到了，”高个子囚犯答道，“我们本来有一百二十人。我们为纳粹德国空军工作。他们挑出我们做这件事。我叫戈德纳，工程师，从柏林来。”余下的囚犯也走近，但他们站在戈德纳身后，没有开口。

“关于那人，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基大利问道，指着双手高举的那名德军。

“立刻杀了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不要让他开口。他是首领，他下命令，也开枪，从塔楼上。他喜欢杀人。立刻杀了他。”

“你想不想杀他？”基大利问道。“不想。”戈德纳回答。

基大利似乎迟疑不决。然后他走向那名德军，此人仍高举双手，因为琳和莫托尔的枪仍瞄准在他身上。基大利迅速地拍了拍那人的口袋和衣服，说道：“你可以放下双手了。把身份证件给我。”

那德军摆弄着链条，可怎么也打不开搭扣。皮奥特抢上前去，一把从他脖子上扯下证件，递给基大利。基大利将证件放进自己口袋，然后说道：“我们是犹太人，我不晓得干吗跟你说这个。跟你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但我们想要你知道。我有个朋友爱写歌。你们的人抓了他，给他半个小时写最后一首歌。你呢？你不写歌吧？”

那德军摇摇头。

“这是我头一次跟你们的人说话。”基大利接着说道，“要是我们放你走的话，你会做什么？”

那德军站得更挺直，叫道：“废话少说，快动手，利索点。”基大利后退一步，举起枪，却又松开，对莫托尔说道：“这套军装可能会有用。你来料理。”莫托尔把那德军推进屋里，干净利落地结果了他。

“我们走。”基大利命令道，但琳问道：“我们不留个名号什么的？”他们全都困惑地看着她。这姑娘坚持道：“我们得告诉人们这是我们干的，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皮奥特反对道：“那么做不明智，别冒不必要的风险。”基大利和门德尔有些迟疑。门德尔问道：“我们——谁呢？我们六个，还是全队？或者全部那些——”但莫托尔中断这一拖延，奔到火堆前，捡了一块炭，在房屋的白墙上画下五个硕大的希伯来字母“VNTNV”。

“你写的是什么？”皮奥特问道。

“V’nosnu，‘他们要偿还欠债’，明白吗？可以从左往右读，也可以从右往左。意思是人人都能施予，人人都能偿还。”

“他们会理解吗？”皮奥特又问。

“他们会充分理解的。”门德尔应道。

“跟我们走吧。”基大利对戈德纳说，但语气显得并无把握。

“我们各人自己选择。”戈德纳说，“我不跟你们走。我们跟你们不同，我们不习惯跟其他人一起。”

十人商量片刻，然后告诉基大利，除了其中一人，余下的人都与戈德纳的想法一致。他们打算藏身在森林或废弃村庄的废墟里，等待苏联军队。决定跟基大利一干人走的是一个来自布达佩斯的小伙子。他与五人出发，身上虽背负新得来的武器，脚步却轻快。但是半个小时后，小伙子支撑不住了，一屁股坐在石头上，说宁可回到那九人那边去。

门德尔已经很久没有做梦，他不记得前一次做梦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战争爆发之前，他忖想着。那天夜里，也许是由于紧张与长途行军而身体疲乏，他做了个奇怪的梦。他在斯特列尔卡村，坐在修钟表的工作间，那是他在自家设的一个小间。十分狭小，在梦里则更逼仄。门德尔无法伸展手肘工作。可他仍在工作，面前摆着无数钟表，全都停了，损坏了，他正拿着一只修理，头上戴着寸镜，手里拿着细小的螺丝刀。两名男子走进来找他，命令他跟他们出去。丽芙柯不愿让他走，她又生气又害怕，但他还是跟他们走了。他们把他领下一段楼梯，或许是矿井，然后走下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顶漆成黑色，隧道壁挂着很多钟。那些钟都在走，听得见嘀嗒声，但每只钟都显示不同的时间，有些竟在倒转。门德尔隐约觉得这是自己的过失。隧道另一端有人朝他走来，身穿平民服色，打着领带，摆出傲慢的架势。他问门德尔是什么人，门德尔答不出来。他已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在哪里出生，什么都不记得。

朵夫叫醒他，也叫醒睡在他旁边的琳。正如通常从深深的睡梦里醒来之后发生的，门德尔一时辨认不出身在何处。然后他记起昨夜队伍在被轰炸的玻璃厂地窖宿营，地窖顶就是漆黑如梦中一般。蓓拉和西丝尔已煮好汤，正在分派。基大利早已醒来，正跟朵夫讲述执行任务的情形：“换句话说，皮奥特和莫托尔最好样。当然，琳也是。就是这件军装，臂章什么的都有，还熨烫过。”

“你觉得我们能派上用场？”朵夫问道。

“不是，那游戏太危险了。我们卖掉它。尤齐克会处理的。”

尤齐克正跟帕维尔、皮奥特、白罗柯尔一起大口喝汤。帕维尔说道：“……但那是星期六。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后，就已经是星期六了。在安息日杀生不是罪孽吗？”

白罗柯尔怔忡不安地说：“杀生一向是罪孽。”

“连杀党卫军也是吗？”帕维尔追问道，想惹恼她。

“也是。或许不是。党卫军的人就像非利士人，参孙杀了他们。他是英雄，因为他杀了非利士人。”

“但他可能不是在安息日杀他们的。”尤齐克说道。

“我不知道。你们干吗要折磨我？我丈夫能够回答你们。他是拉比，你们这批人都是愚昧不信神的。”

“你丈夫怎么了？”皮奥特问道。

“他们杀了他。是他们在我们镇上杀的第一个人。他们逼他往《托拉》上吐口水，然后杀了他。”

“难道不是党卫军杀了他吗？”

“当然是。他帽子上镶着骷髅和骨头。”

“这下你明白了吧？”皮奥特总结道，“要是莫托尔先杀了那人，你丈夫就还活着。”白罗柯尔闷头走开了。皮奥特疑惑地看着帕维尔，帕维尔举起双手，然后垂下。

“没人说起他。”门德尔对琳说。

“谁？”

“列昂尼德。没人想起他。连基大利都想不起他。可是要列昂尼德一起去的人是他。瞧瞧他们，装得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汤喝完了。地窖的一个角落里，伊西多拿着蓓拉的剪刀，替想要修剪头发、胡子的人修剪。他的顾客坐在砖头上排队等候，基大利排在最后。为了打发时间，他拿出小提琴，拉着一支曲子，拉得格外轻，以免传到外面。这是他们都熟悉的欢快乐曲，关于一位不可思议的拉比使盲人奔跑、聋子眼亮、瘸腿的耳聪，在最后一句乐曲里，拉比本人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进水里，然后从水里出来，奇迹般地湿透了全身。伊西多一边工作，一边欢笑，跟着音乐哼唱。黑罗柯尔也低声哼唱。她此时正坐在伊西多的剪刀之下，要他把她的头发剪得跟琳的一样短。

“基大利有很多面孔，”琳说道，“这正是他难以捉摸的原因。因为不止有一个基大利。他把一切抛在身后。今天的基大利把昨天的基大利抛在身后。”

“他也把列昂尼德抛在身后，”门德尔说道，“可他为什么非要列昂尼德去，而不要阿里耶？从昨天开始，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也许他出于好心。他想给列昂尼德一个机会，以为战斗会令他振作起来，帮他重新找到自己。或者想试验他。”

“我认为是别的什么原因，”门德尔说道，“我觉得基大利不知道他想要这个结果，但他想要的是别的什么。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想摆脱列昂尼德。我们出发前，他差点明白地告诉我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

“绝望的任务需要绝望的人。”

琳闷声不响，啃着指甲，久久才说道：“基大利知道列昂尼德绝望了？”

门德尔沉默半晌，说道：“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可能知道。可能猜到了。基大利嗅嗅空气就会识破事情，他不需要证据，用不着询问。”他坐在一块瓦砾上，脚跟在结实的泥地上画来画去。然后他添了一句：“杀列昂尼德的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基大利。”

“那是谁？”

“我们俩。”

琳说道：“我们去那边跟他们一块唱歌。”

另有三四人已围拢在基大利身边，伴着小提琴的乐声，唱起其他欢快的歌曲，婚礼和酒馆的歌曲。皮奥特试图跟上节奏，模仿意第绪语粗嘎的送气音，孩子似的笑着。

“我不想唱歌，”门德尔说道，“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不再知道基大利是谁，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或者在哪里，也许我不再知道我是谁了。昨晚我梦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别把梦境当真。”琳冷淡地说道。此时，伊祖，戈林来的渔夫，顺着瓦砾堆跑下地窖来。他在外面值岗。

“你们都疯了？还是喝高了？上面听得清清楚楚。你们当真想把警察叫来？”

基大利像学童做坏事被当场抓住似的，连忙道歉，把小提琴放在一边，说道：“大伙到这里来。我们有两三件事情要决定。记得我在六月里跟你们说过的，我们不再是孤儿或者流浪狗了。我可以证实我所说的话。但我们要换主子了，或者说得好听些，换父亲。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从挪威到希腊，大家一起打德国人。在这个家庭里，有一些纷争，比如绞死希特勒之后该做什么，边境线划在哪里，谁得土地，谁管工厂。在这个家庭里，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是的，阿里耶的堂兄弟。他也许是长子，但是在关于给波兰涂什么颜色的问题上，跟丘吉尔说不到一处。斯大林要红色，丘吉尔心里有另一种颜色，而波兰人又想着再一种颜色。换句话说，大概有五六种颜色相争。不是所有波兰人都像国家武装部队那些小丑，他们是出色的游击队员，打德军，但他们不信任俄罗斯人，也不信任我们。”

“我们人数不多，力量微薄。既然我们穿越了边境线，俄罗斯人对我们所做的就不太感兴趣了。他们让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这条路。”

“我不是斯大林的堂兄弟，”阿里耶气恼地说道，“我们只是生在同一个国家。对我来说，只有一条路，打德军，只要有德军就打，然后去以色列地种树。”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基大利说道，“你说呢，朵夫？好吧，抱歉，我们稍后再谈这个。我现在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有支援，或者至少有个指南针，一个为我们指引方向的箭头。在这片森林里，不仅只有我们。还有形形色色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人，在犹太人聚居区、华沙、维尔诺、科夫诺的第九堡垒战斗，还有那些有力气在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布尔灭绝营反抗的人。他们不再分散流落，已经组成犹太人抗战组织，自从提图斯摧毁圣殿之后，这是第一个敢在全世界面前如此宣称的组织。他们受人敬重，但既没有钱，人数也不多，他们受敬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强大，他们没有堡垒、飞机、大炮。他们没有多少武器装备，资金不多，但他们以微薄的所有给我们提供帮助，还会给我们更多帮助。我们会继续独立行动，因为我们靠自己挣得这份独立，但我们也会听取他们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道路是穿越意大利。如果我们越过了前线，我们还活着，仍然是一支队伍，我们就要设法去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就像一块跳板。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路会好走。”

“等希特勒一死，所有的路都会好走。”尤齐克说道。

“会比现在好走，但还是不那么好走。英国人会想尽法子拦路，因为他们不想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俄罗斯人会帮我们，因为巴勒斯坦有英国人，斯大林会尽一切可能削弱他们，因为他嫉妒他们的帝国。现在已经有船从意大利偷渡去以色列地。有些成功，有些失败，而且阻挠那些船的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

“要是有人想拦住我们，该怎么办？”琳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基大利说道，“谁也说不准战争会在何时、如何结束，但我们可能仍然需要武器。也许即便余下的世界已经和平，我们这支队伍，以及其他跟我们一样的队伍，还得继续战斗。如同我们的拉比告诉我们的，耶和华之所以在众民族之中挑选了我们，就是这个缘故。我要跟你们说的就这些。你有话要说吗，朵夫？我说完了，你说吧。”

朵夫只有寥寥数言：“战时穿越前线根本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单独一个人，如果可能的话，我早就已经做了。只要我还有点用处，我就跟着你们，不过，俄罗斯人跟上我们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走。我出生在西伯利亚，我要回西伯利亚去。战争没有波及那里，我的房子应该还在。也许我还会有力气干活，但我不想打仗了。而且西伯利亚人不会叫你‘犹太人’，也不会逼你喊‘斯大林万岁’。”

“照你喜欢的做，朵夫，”基大利说道，“希特勒还活着，现在做决定还太早。你对我们仍然有用。你呢，皮奥特，你想做什么？”

皮奥特受命领导突袭劳动营的行动，表现出机智和勇敢，这时却像个被点名的学童，忽地站起来。他们全都笑起来，他又坐下，说道：“我只想知道你们想去的那个以色列地，也会接纳我吗？”

“当然会，”莫托尔说道，“我给你推荐，你也不必改名字或者行割礼。那夜在磨坊里，基大利是开玩笑的。”

帕维尔扬开洪亮的嗓门：“你听我的，俄罗斯人，名字不搭界的，不过你该行个割礼。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这倒不是跟耶和华的圣约什么的，其实就像苹果树。果树要是在适当的时候修剪，就长得又壮又直，结出更多苹果。”黑罗柯尔发出羞怯的低笑。蓓拉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说自己走了那么多路，冒了那么多险，不是来听这种话的。皮奥特四下看看，唬得不敢作声，一脸迷惑。

琳开口说话，严肃如常：“即便没有莫托尔的推荐，他们当然也会接纳你的。不过，你跟我说说为什么要来？”

“嗯，”皮奥特开口说道，显得十分窘迫，“有很多原因……”他举起一只手，翘出小指头，一如俄罗斯人开始算数的手势：“首先……”

“首先是？”朵夫鼓励道。

“首先，我是信徒。”皮奥特说道，为找到一个出色的理由而吁了一口气。

“Got, schenk mir an oysterd.”莫托尔引用意第绪语道。

他们哄堂大笑起来，皮奥特不悦地看着他们。

“你说什么？”他问莫托尔。

“我们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神啊，给我一个好借口。你不会是想叫我们相信，你想跟我们一起，是因为你信基督？你是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看起来不像那么笃信基督的样子，再说，我们不信基督，而且我们所有人也不那么信神。”

信徒皮奥特用俄语激烈地咒骂一通，接着说道：“你们都擅长把事情弄复杂。好吧，我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解释，但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走，就是因为我信基督，你们带着你们那通牢骚见鬼去好了。”他带着受伤害的表情站起来，大步走向出口，好像要走，但又转身说道：“我还有十个理由跟你们这批蠢人一起。因为我想看看世界。因为我跟乌雷宾闹翻了。因为我是逃兵，要是他们再抓着我，我就没有好下场。因为我操了你娘的，因为……”此时，只见朵夫奔向皮奥特，看似要揍他。但他拥抱他，两人的拳头重重地拍在彼此背上。

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一月

前线停战，夏天结束。波兰的土地，因一年战乱和残酷的占据而枯竭，似乎回归到原始的混沌状态。华沙被摧毁，这一次被毁的不只是犹太人聚居区，而是整座城市，随之破灭的是创造自由和谐的波兰这一希望。正如波兰人冷眼看着一九四三年犹太人起义被镇压，而今俄罗斯人也冷眼看着由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所领导的华沙起义被镇压。这一次，一如前一次，且让德国人负责惩罚那些莽夫。德国人也担负起这一重任。而今他们在所有前线都彻底溃败，而在内部战线，跟游击队和无助百姓的日常战争中，却大举获胜。

从首都流落来的难民，散布在乡野，没有面包和庇护所，害怕德军的反击和围剿。德军不仅急切地报仇，也在搜寻人力，不论农民和城里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被匆忙地从四面圈起来，立即被赶去劳动，扛着铁锹、尖嘴镐，在等待播种的田野上挖掘反坦克壕沟。德国部队的小分队忠于纳粹的摧毁天才，把可能对红军有用的一应物什，诸如卡车、电缆、铁道车辆、电车、木材、铁块、整座工厂，全部拆卸，装载运走。自从一九三九年闪电战以来便与德军作战的波兰家乡军游击队、老近卫军、因为热爱这个四分五裂的祖国或者畏惧驱逐而选择隐蔽山林的人，及至从华沙逃脱的奄奄一息的幸存者，都拼死继续战斗。

基大利的队伍缓慢前行，不时谨慎地展开滋扰行动。基大利颇容易地得到现金和弹药，但用现金交换粮食变得越来越困难。几近荒芜的田野简直没有收成，而农民拥有的些许粮食也被德军和同样令农民畏惧的游击队，以及自称游击队的流寇定期强行征去。

十月初，斯洛尼姆来的人中的两人在前头侦察地形，回来汇报消息说，图内尔火车站的旁轨上停靠着一列载货火车，大概是运输物资的。火车很长，长得不得了，后头的车厢还留在隧道里——这个村子就是因这条隧道而得名的。守卫的只有几个“蓝军”，也即波兰警察。基大利令队伍在离铁道线一公里外宿营，夜里，他率领门德尔、莫托尔、阿里耶前往火车站。只有两名蓝军，一人远在火车头，另一人远在火车尾，但此人并没有进入隧道，而是站在隧道口，因而看不见最后的车厢。基大利令余下三人安静等候，他消失在黑暗之中。数分钟后，他回来。

“莫托尔，这回用不上你的手艺。一点现金就够了，快回去找朵夫，带四个强壮的人来。”

莫托尔立即动身，二十分钟后带着帕维尔等四人回来。他们八人，算上那名蓝军的话，总共九人，此人帮他们解开最后一节车厢。他亲眼见他们装货，里面装满土豆、饲用萝卜，运给克拉科夫的德军指挥官。车厢解开之后，九个人拿肩膀顶，但车厢仍然纹丝不动。于是基大利压低声音喊口令，好让众人同时一齐用劲，但仍不见车厢挪动。“等等。”那蓝军悄声说着，就跑开了。

“你给他施咒了？”门德尔讶异地问道。

“没有，”基大利答道，“除了钱，我还保证给他家一些土豆，建议他加入我们。他就住在附近。”

那波兰人让他们等了很久。在防空灯微弱的蓝色光芒里，基大利等八人不安地眺望着。看得见火车站对面的一片田野，地上矗立着一些不同寻常的圆形物体。莫托尔好奇心大起，走近去看，原来是南瓜，不是什么有趣或危险之物。波兰人悄无声息地回来，手里拎着一个家伙，他称之为“滑托器”。就是一根长杠杆，末梢是一块楔形的铁掌。压下杠杆时，铁掌升高一毫米。他解释道：“其实是用来推车的，载货车站都有这个。只要稍微挪动车厢，它就会自己移动了。”他拿了块破布包着铁掌，以免发出声响，扎入其中一只车轮下，压低杠杆，车厢不易察觉地一挪，然后停止。

“好，”基大利低声说道，“这隧道有多长？”

“六百米。再过去一点，有个岔道，一边有条侧轨穿过树林，通到一间废弃的铸造厂。不妨把车厢移到那条侧轨，可以在那里卸货，没人会看见。要不要去？”

不过，基大利有别的打算。他派四人去摘了十二个南瓜，令人把南瓜搁在铁道线沿路支撑架空的电力线路的电缆塔上，每一座电缆塔都放一只南瓜。

“这有什么用？”门德尔问道。

“没什么用，”基大利答道，“就是让德军纳闷南瓜为什么会在那里。兴许我们浪费了两分钟，可他们做事讲究，会浪费更多时间。”

那蓝军叫他们准备好，他重新拨弄滑托器。“好了，现在开始推。”车厢又动起来，悄然缓缓移动。波兰人说道：“等会儿会快些。侧轨是下坡。”基大利派阿里耶去招呼队友，让他们知道车厢来了，要他们到侧轨这边，准备卸货。

“可这里有十几吨呢！”莫托尔道，“我们怎么卸得完？”

基大利看来并不担忧：“会有人帮我们的。我们只要一部分，剩下的给农民。”

他们出了隧道，只见眼前雾气蒙蒙，在黎明的曙光里漫延。他们看见浓雾中浮现一些人影，六个、十二个，甚至更多。基大利队伍的先锋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一个洪亮的声音用波兰语喊道：“站住！”十二名扛武器的男子，身着军装，拦截了去路。那蓝军趁惊愕未定的时刻，奔跑消失在浓雾之中。基大利等人竭力拉住前行的车厢，车厢仍往前移了十多米，莫托尔爬上车，拉下手刹车杆，这才停下。同一个声音又喊道：“站住！”伴随着一阵短促的机关枪射击，强调这个命令，然后接着喊道：“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基大利服从了，其他人也跟从。他们随身只带了手枪和小刀，将机关枪留在队伍主力那边，根本不可能抵抗。

一个年轻男子走向前，瘦削，神情肃重、五官端正，戴着金属边眼镜。他问道：“你是头领？”

“是的。”基大利答道。

“你们是什么人？这车厢哪里来的？”

“我们是犹太人游击队，有俄罗斯人，有波兰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们从德军那里拦截了这节车厢。”

“你们得证明你们是游击队。这地区归我们管。”

“你们是什么人？”

“波兰家乡军。跟我们走，你们要是逃跑的话，我们就开枪。”

“中尉，我们跟你们走，我们不会逃跑。不过德军稍后就会来。把一车土豆留给他们不是太可惜了？”

“德军不会来这里。至少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他们怕我们。他们发现我们孤立的时候，就会来攻击，但他们不敢进树林。我们把车厢推到树林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这些土豆？”

“我们自己留一些，余下的分给农民。”

“暂时由我们保管。走，继续推。”这位名叫埃德克中尉的年轻人说道，并且派了手下六人帮着推，加快车厢前行的速度。前进途中，他走到基大利身旁，又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你也看到了，我们八个人。”

“这不是实话，”埃德克说道，“数日前，你们在行军途中，被我们看见了，你们人数不止这些。你用不着跟我扯谎。只要你们不给我们惹麻烦，我们没有恶意。我们队伍里也有犹太人。”

“我们总共三十九人，”基大利说道，“大概三十人有武器，能战斗。有五个妇女。”

“妇女不也能战斗？”

“其中一个能战斗，一个男子不打仗，不，两个。”

“为什么？”

“一个太年轻，脑子不太灵光。另一个太老，受过伤。”

纵使基大利坚持撒谎也没有用，因为车厢悄然前行之时，雾越来越重，基大利队伍的主力信心十足地前来与基大利会合，却发现已经走入埃德克前锋队伍的眼皮底下，来不及躲藏。波兰游击队员大约有一百人，将他们团团包围，命他们背着武器、包袱继续前进。基大利向朵夫解释情势。

一小时脚程之后，他们走进树林中心，埃德克令他们停步。他们的总部离得不远了，他派出信使，快速地组织卸货。犹太人和波兰人齐心干活，一人扛一袋土豆，往返于车厢和营地。空车厢被推进废弃的工厂，土豆袋堆在营地储藏室，基大利一干人全被关进一间半埋在地下的营房。这是埃德克队伍的基地。波兰游击队装备精良，行事有效率，态度冷漠，行动正确。他们给犹太人吃食，但忙碌了一夜之后，基大利等人只想睡觉。波兰人这个排的主力一大早带上武器外出，营地里仅留下数名岗哨，没有惊扰基大利一干人，女的睡行军床，男的睡干净的稻草。但他们的武器“暂时”被缴，做了登记，堆放在另一棚屋内。

傍晚时分，埃德克带着队伍回营。分派口粮：燕麦粥、印着英文标签的听装啤酒和听装肉。

“你们真富裕。”朵夫敬畏地说道。

“这些东西是空投的，”埃德克说道，“美国人投的，不过是从英国来的。我们的伦敦政府送来的。美国人总是急煞煞的，他们空投，有的投中，有的投不中。他们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飞来。他们现在还只到那里。他们一来就投，然后立马回去，所以一半东西都落到德军手里。不过总归够我们吃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了。”

“你们很多人被杀了？”门德尔问道。

“被杀了，消失了，也有些打厌了，回家去了。”

“他们为什么回家？难道不怕德军驱逐他们？”

“怕，但还是回去了。他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还在打仗，或者为谁而打。”

“那你个人是为谁打仗？”基大利问道。

“为波兰，为波兰的自由。但这是绝望的战争。打这样的战争太艰难了。”

“但波兰会自由的，德国人会离开的，他们已经打败了，撤出了每一道前线。”

埃德克的眼神透过眼镜片，逐个瞄向与他交谈的三人：朵夫、门德尔、基大利。他比他们年轻得多，但他似乎背负着他们所不能理解的重担。

“你们去哪里？”很久之后，他开口问道。

“我们要走很长的路，”基大利答道，“我们要打德国人，直打到战争结束，然后，谁知道呢。也许甚至战争结束之后还要打。然后我们要设法离开。我们要去巴勒斯坦，欧洲已没有可以让我们去的地方。希特勒赢了反对犹太人的战争，连他的学生们都成绩卓越。每个国家的人都学会了他的福音书，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基大利稍一迟疑，接着说道，“你们的国人也学会了，或许你们早就知道。中尉，请说实话：我们是你的客人还是俘虏？”

“给我点时间，”埃德克答道，“我很快会给你们一个答案。不过我有话要告诉你们，那些南瓜确实是好主意。”

“你怎么知道南瓜的事？”

“这里到处布满我们的朋友。铁道上也有我们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德国驻军到现在都还不敢碰那些南瓜。他们封锁了整条铁路，从克拉科夫调来一整队地雷探测专家。比起你们偷走的那节车厢，他们更担心那些南瓜。”

他拆开两包好彩牌香烟，给每个人递烟，令基大利一干人又惊喜又羡慕。然后他接着说：“你们要公道些，就算有些波兰人对你们不公道，但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你们的敌人。”

基大利答道：“不是所有人，但很多。”

埃德克叹气道：“波兰是个可悲的国家。这个国家向来不幸，被过于强大的邻居挤压。要让不幸的人不憎恨是很难的，由于数百年来的奴役和分裂，我们憎恨所有人。我们恨俄罗斯人、德国人、捷克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我们也恨你们的人，因为你们分散在我们的土地上，却不想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不想融入我们，并且我们不理解你们。你们在华沙起义的时候，我们开始理解了。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出路，你们让我们知道，纵使在绝境，我们还能战斗。”

“可那时已经太迟了，”基大利说道，“我们都已经死了。”

“是迟了。可你们现在比我们富有。你们知道要去哪里。你们有目的地，有希望。”

“你们波兰人为什么不也怀有希望？”朵夫问道，“战争会结束，我们会建造新的世界，没有奴役，没有不公正。”

埃德克说道：“战争永远不会结束。这场战争会生出另一场战争，战争一直会有。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永远不会成为朋友，波兰人没有朋友，就算盟军现在帮助我们。俄罗斯人宁愿希望我们不存在，从来没有被创造出来。德国人呢，一九三九年侵略我们的时候，立即驱逐、杀害我们的教授、作家、牧师；俄罗斯人从他们的边境侵入的时候，也这么做，他们甚至把没有逃往苏联的每一个波兰共产党员都交给盖世太保。他们双方都不想给波兰留下一个灵魂。他们是同盟的时候不想，现在他们成了敌人，还是不想。俄罗斯人庆幸华沙起义失败，德军灭绝了反抗者，他们就在河对岸眼看着我们死。”

朵夫说道：“中尉，我是俄罗斯人。是犹太人，但也是俄罗斯人。我们当中很多人生在俄罗斯，那边那个高个子小伙儿是俄罗斯基督徒，他跟着我们一起走。这一位，”他指着门德尔，“还有很多已死去的人，是红军队伍的战士。我也是。我们踏上征途之前，首先是作为俄罗斯人，其次才是作为犹太人而战。作为俄罗斯人为俄罗斯而战。解放欧洲的是俄罗斯人。他们以鲜血还债，他们不计其数地死去。我觉得你说的那些事情不太公道，我自己就受过伤，打累了，在基辅接受治疗，然后俄罗斯人把我送回同伴这里。”

“俄罗斯人会把纳粹赶出我们国家。”埃德克说道，“可是他们不会接着离开。你不可把意愿混淆于现实。斯大林的苏联是沙皇的俄国，他想要俄罗斯人的波兰，而不是波兰人的波兰。所以我们的战争才这么绝望。我们得保卫自己和人民，抵御纳粹，也得回头往后看，因为开进波兰的苏联军队不想见到任何波兰家乡军。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就把我们分别安插在他们各个小队里。要是我们不肯，就缴了我们的武器，流放到西伯利亚。”

“那你们为什么不肯？”朵夫问道。

“因为我们是波兰人。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存在。如果有必要，我们以死证明我们的存在。”

门德尔看看朵夫，朵夫也看看他。两人记起在诺沃肖尔基激战之际，朵夫朝门德尔喊的话：我们现在为历史书里的三行句子而战。门德尔把这个故事讲给埃德克听，埃德克答道：“我们若做敌人，就太愚蠢了。”

数日过去，埃德克徒然地试图联络上级，请求如何处理这件事。波兰人有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很现代，信号很强，但极少使用。华沙沦陷之后，家乡军处于危急关头，倒不是由于缺乏物资，而更是由于斗志萎靡。联络点一个个地被破坏，很多领导人不是死去，就是被苏联军俘虏。最后有个送信人回来，埃德克勉强向基大利一笑，说道：“一切妥当。你们是客人，不是俘虏，要是你们愿意的话，很快会成为同盟军。”

埃德克二十三岁，曾是医学院学生。一九三九年，他刚作为新生到克拉科夫入学，德军便召集起全部教员。有些教授嗅出欺诈味，没有参加集会。参加集会的所有人立刻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然后我们所有人，教授和学生，开始组织秘密大学，因为我们不想见到波兰文化消亡。那些年里，我们也有一个政府、教堂、军队，全都是秘密的。整个波兰活在地下。我学习，同时在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但就算去学习，也得躲藏着。希特勒和希姆莱认为，对波兰人来说，四年小学教育就足够，只需学会数到五百，签名字，让他们真正地学会读写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还会是个危害。所以我和我的同学在书本之外学习解剖学、生理学，从没见过一台显微镜，甚至不曾远远地看见过，从没解剖过一具尸体，从没访过一间病房。但是在华沙，八月里，我也在那里，我看到的病人、伤员、死人，多过军医一辈子看过的。”

“那不坏，”基大利对他说，“学理论之前，你已经有了实践。我们都是通过练习学会走路说话的，不是吗？和平会来的，你会成为著名的医生，我敢肯定。”在埃德克身上，基大利对待所有人类的无差别的友善似乎成十倍增长。门德尔问他是什么原因，基大利回答说他也不知道。但他想了想，说道：“可能是新奇。我很久没有碰到打领带、胸袋里插着钢笔的人了。森林里没见过这样的人。”

“可埃德克不打领带！”

“在精神上。感觉他好像打着领带。”

接着等待的日子里，在漫长的雨夜，他们交谈、吸烟，有时基大利拉小提琴。但波兰人的营地没有酒。埃德克是有人情味、讲道理的指挥，但在有些事情上十分严格，有一些小小的执拗。数月之前，由于手下酒后斗殴，埃德克下了禁酒令，以清教徒的严厉坚持这道禁令。他要求基大利令其手下也这般行事，从而不至于成为坏榜样。基大利面有难色地应允。埃德克也怕狗，不敢接近基大利一干人带来的那两条可怜的狗，就是带领这个队伍穿过图罗夫地雷阵的那两条狗，它们跟基大利这些人都相处融洽。埃德克借口说狗夜里叫唤，可能会暴露营地的位置，并且不顾基大利的抗议，把它们卖给了附近的村民。

埃德克颇沉默，不太多问，却也被基大利一干人激起了好奇心，尤其好奇基大利及其过往。

“嗯，谁知道呢，兴许我原本会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基大利笑道，“我父亲是很当真的。他总说，小提琴不大占地方，不论发生什么，无论去哪里，都可以带着。才艺占的地方就更小，而且不必缴关税。你可以周游世界，开演奏会挣钱。甚至可能像雅沙·海菲兹那样成为美国人。我喜欢拉小提琴，可不喜欢学习。我逃掉音乐课，冬天去溜冰，夏天去游泳。我父亲是小生意人，一九二四年他生意破产，开始酗酒，我才十二岁，他就死了。我们没有钱，我母亲送我去一家店铺当伙计。我在一家鞋店当伙计，捧着顾客的脚过了一整天之后，我在夜里继续拉小提琴，就是自我安慰。我以前还写诗，忧伤的诗，写得不好。我把诗献给脚好看的女顾客。不过都丢失了。

“小提琴陪伴着我。我会一心拉小提琴，不去思索。说实话，我得说思考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我是说严肃地思考，从前提到结论的那种。即便是现在，干着另一行当的时候，拉小提琴也是我的思考方式，我最好的主意都是拉小提琴的时候冒出来的。”

“比如南瓜那个主意？”埃德克问道。

“那不是，那不是，”基大利谦虚地答道，“那是看着南瓜的时候想到的。”

“你是怎么想到干这个另一行的？”

“天上来的，一个修女送来给我的。”基大利说着，架起小提琴，没有真正地演奏，而是拿琴弓轻触琴弦，拉出低缓、懒洋洋的音符。“是的，一个修女。德军入侵比亚韦斯托克后，我母亲想法进入一家修道院寻求庇护。一开始，我反对这样躲藏起来。我跟一个女孩一起，每夜睡在不同的地方。我得说，当时我已经二十四岁，却好似闭着眼睛活着似的，一天一天地过，就像牲畜一样。我什么都不懂，不懂危险或者责任。

“后来，德军把犹太人关进聚居区。我母亲送话来，说修道院也愿意接纳我，于是我就去了。我母亲是俄罗斯人，很强壮，很懂掌握局势。没有，我倒不必打扮成修女。修女们把我藏在一个楼梯下。她们没有试图给我施洗，只是出于同情收留我们的，没有其他动机，而且她们自己也冒着风险。她们给我送来食物，我在修道院过得蛮好的。我不是战士，只是个二十四岁的孩子，除了卖鞋、拉小提琴，什么都不会。我原本可以在那楼梯下待到战争结束——战争是别人的事，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事，就像一场飓风，飓风来时，明智的人寻找庇护躲藏起来。

“给我送食物的修女年轻又和善，就是修女惯有的和善。有一天，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她给我送来面包，还带了一张纸条。是从聚居区传来的，用意第绪语写的，署名是我的一位朋友。上面写着：来加入我们吧，你的位置在这里。还说德军已经把孩子和病弱者从聚居区驱逐到特雷布林卡，很快会将所有人灭绝。是时候准备抵抗了。我读字条的时候，那修女神情肃穆地看着我。我意识到她知道字条的内容。然后她问我要不要送回信。我对她说我会考虑的。第二天，我问她怎么得到字条的。她说聚居区有一些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修女们得到准许给他们送药。我告诉她我随时可以去，她说我应该等到天黑。她在午夜时分来，叫我跟着她。她领我走进一间储藏室，手里提着一盏灯笼。她把灯笼递给我，说道‘转过身去，先生’。我听见她的衣服传来修女的衣裙惯有的窸窣声，心里冒出一些龌龊的想法。然后她叫我转过身，给我两把手枪。她给我进入聚居区的联络方式，祝我好运。聚居区里有武器的年轻男子寥寥可数，但都意志坚定。他们从百科全书上学会枪支是如何制造的，他们在战场学会射击。我们一同战斗了八天。总共两百人。差不多都战死了。我和余下五人开出一条血路，直打到科索沃，我们加入当地聚居区的起义者。”

埃德克和基大利的身边围拢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波兰人，也有一些犹太人在倾听这个他们当中并非人人皆知的故事。基大利讲完后，埃德克放下翘起的二郎腿，挺直坐在凳上，抚了抚平滑的头发，拉拉裤子，语气僵硬地问道：“你的政治见解是什么？”

基大利在小提琴上拉出一串类似笑声的音符，说道：“就像拉班的绵羊，带斑纹斑点，棕色的。”他看看四周，在电石灯的刺眼光亮所照耀的桌前，在波兰人宽阔的白面孔中间，他请这位中尉看阿里耶高加索式的胡须，朵夫梳得整齐的白发，尤齐克狡猾的眼睛，脆弱又紧张的琳，面庞羸惫的门德尔，半似萨满半似斗剑士的帕维尔，鲁扎和布利兹纳来的人的凶狠面孔，腿脚羸弱的伊西多和两个罗柯尔。“你也看到了，我们是各色人等混杂的。”

然后他拿起小提琴，接着说道：“玩笑归玩笑，中尉，我理解你问这个问题的原因。但答案叫我有些难以出口。我们不是正统的正规军，我们不受誓言制约。我们没人有空思索，澄清自己的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个阴暗的过去，各不相同。我们当中出生在俄罗斯的人，从他们母亲的奶汁里吮吸共产主义。是的，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因为十月革命也解放了犹太人，让他们成为拥有全部权利的公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当中无人仍然热爱斯大林，自从他跟希特勒签协定之后，更何况斯大林从来就没怎么爱过我们。

“至于我，以及出生在波兰的其他人，我们的想法各异，但我们与俄罗斯犹太人有些共同之处。在自己的国家，我们所有人多多少少、或迟或早地都会感觉自己像外国人。我们都想要一个不同的祖国，在那里，我们不会感觉自己是入侵者，或者被人指戳为外来者。可我们当中无人想过要圈起一块地，宣称：‘这块土地是我的。’我们不想做地主，我们想把巴勒斯坦贫瘠的土地开垦得肥沃，在沙漠里种橙树、橄榄树，使它结出果实。我们不想要斯大林的集体农场，我们想要人人都自由平等的社区，没有强权，没有暴力，在那里，你可以白天干活，晚上拉小提琴，在那里，没有钱财，但人人都做力所能及的事，得到他所需要的。听起来像梦一样，但不是。我们的兄弟早已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们比我们有见地、有勇气，在欧洲变成一个巨大的劳动营之前就已经移居到那里。

“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称我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我们成为游击队员，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信仰。我们战斗，是为了使自己免于死在德国人手里，为了报仇，为我们自己开出一条路。但最重要的是尊严——原谅我使用这么严肃的字眼。最后，我还要跟你说：我们这帮人当中，很多人从来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他们在这里尝到了，在森林里、在沼泽和危险中，在惊险和友爱里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不是吗？”

“是的，并且我不觉得懊悔，甚至不为眼看着朋友死去而感到懊悔。如果我不曾发现这个行当，也许现在还只是个孩子，我现在就会是个二十七岁的大孩子，战争结束后，要是我还活着，会重新开始写诗、卖鞋。”

“或者你会成为著名的小提琴家。”

“那太难了，”基大利说道，“孩子成不了小提琴家。要是真的成了，也只是个孩子小提琴家。”

二十三岁的埃德克严肃地看着二十七岁的基大利：“你敢肯定你现在完全不带孩子气了？”

基大利搁下小提琴：“也不总是不带。只在我想要的时候带。不是在这里。”

“你们服从谁的命令？”埃德克追问道。

“我们是自治的群体，但是要是联络得上的话，我们就听从犹太人抗战组织的建议，他们的指示是这样的：破坏德军的通信线路，杀掉负责大屠杀的纳粹，往西去，避免与苏军接触，因为他们虽然帮了我们这么久，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将来仍会帮助我们。”

埃德克说道：“我们也是这个情况。”

战争似乎离得十分遥远。接连几个星期，雨下个不停，波兰人的营地变成了一摊泥浆，前线的战事似乎也中断了。再听不到大炮的轰隆声，连飞机的引擎轰鸣也鲜少听见。这些是来历不明的飞机，仿佛有些不真实，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隐蔽在云层里，看不清其秘密的飞行路线。不再有空投物资，粮食日渐短少。

十一月初，雨渐停歇，过些时日，埃德克收到一个无线电消息。是从圣十字山总部传来的紧急求援，在东北方向八十公里外。家乡军一个连被纳粹德军包围，形势急迫，要埃德克的人马立即出动支援。他令手下七十人准备出动。如同一年前基大利邀请朵夫参加险恶的狩猎，埃德克现在邀请基大利及其队伍参加此番行动。这是基大利及其队伍第一次有机会公开面对德军，反击德国的步兵和炮兵，而不只是滋扰孤立的驻军，诸如四月里在柳班。另一方面，这次他们不是孤身作战，埃德克手下的波兰人坚毅果敢，装备精良，善于作战，对德军的仇恨深过犹太人的。

基大利挑选出二十人，与波兰人的队伍一起出发。田野浸透了雨水。埃德克着急赶路，不顾游击队通常的规矩，选择了最直接的路。他们沿铁道线行军，三人一组，踩着枕木前进，从日落走到黎明，天亮后仍在前进。没有巡逻队掩护队伍侧翼，没有后卫，打前锋的只有六人，包括门德尔，埃德克本人也在其列。对于这样孟浪的举措，门德尔大为惊愕，但埃德克叫他放心，说自己熟悉这地面，农民倾向于游击队，不会去举报，而不认同的人害怕他们的报复。

十一月十六日，他们抵达凯尔采附近。凯尔采有一处德军营房，住满了乌克兰后备队，埃德克只得绕过这个城市，损失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走出城外，眼前便是连绵的原野，树木茂密而阴森的山里雾气缠绕，随风蔓延，披挂在冷杉树巅。据埃德克收到的消息，战场应该就在附近，在戈尔诺和比艾利尼之间的山谷。但他们没有找到战场。埃德克下令休息数小时，等太阳出来。

太阳照下第一道光芒时，雾起得更重。听得见零落数声枪响，机关枪短促的射击，继而沉默，沉默里传来喇叭的声音。声音微弱，远远地传来，可能是从包围圈另一端传来，听不真切。风吹来断断续续的词语，是波兰语，德军催劝波兰军投降。接着又听到单薄、疏落的枪声。埃德克下令前进。到了半山腰，他们掩护在灌木树干背后，估摸着朝德军的大致方向开火。盲目地开枪，因为雾气那么重，严格说来，根本没有必要藏身掩护，但正是因为周围遮蔽着浓雾，将可见度降至仅二十米左右，益发增添凶险感，因为敌人有可能从任何方向包抄而来。德军的反击猛烈却短促，协调不济，一挺重型机关枪开火，接着又一挺开火，都是朝埃德克部署的左侧。门德尔见眼前树皮乱溅，寻求掩体，然后端起轻机关枪朝子弹飞来的方向射击。埃德克下令全队再一齐开火，持续更长时间，也许想让德军以为援军很强大，却只是浪费了子弹。几分钟后，听得见炮弹发出去，远远地从左边传来轰炸声，稍后有炮弹飞进来，散落在他们前面。这些炮弹落得近，有一枚落在门德尔附近，但陷进松软的泥土里，没有炸开。又一枚落在他右边，透过雾障，门德尔看见爆炸火光。他扑过去，只见埃德克的副指挥马利安怔在原地，炮弹劈断了一棵小树，两具波兰人尸体躺在翻转的泥土中。马利安说：“他们不是从上面开火。他们在戈尔纳大路上。肯定没多少人。”

炮弹猝然停止，射击也停了。十点钟左右，隐约传来引擎的轰隆声。

“他们走了！”马利安说道。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有很多人。”门德尔应道。

“我认为这不可能。但他们也不喜欢这雾障。”

德军车辆的轰隆声更加微弱，最后消失。埃德克下令悄然前行。他们掩护在一棵棵树干之后上山，没有碰到任何抵抗，不再有任何人迹。越往高处，树木越见稀疏，最后树木完全没有了，雾也消散，战场清晰可见。山顶是一片光秃的荒野，踩出了一道道山路，还有一条泥路通向一处大型建筑，也许是一座老堡垒。横尸遍野，有些早已冰冷僵硬，很多肢体残缺，伤口惨不忍睹。不是所有死者都是波兰家乡军，有一小队紧紧聚集在一起，必定是顽抗到最后的战士，是俄罗斯游击队，战场边缘的是纳粹德军的尸体。

“都死了。我不明白他们是要谁投降。”基大利说道，无意之间压低了声音，好像在教堂里说话。

“我不知道，”埃德克应道，“我们听到的枪声可能是最后活着的人打的。”

门德尔说道：“先前雾太浓，他们是叫死人投降。”

“有可能，”马利安说道，“喇叭是录音的，德军以前就这么干过。”

他们勘查现场，一具一具地检查尸体，也许有人还活着。无人尚有呼吸。有些人脑门或后颈受过最后的致命一击。堡垒里也只有死人，有俄罗斯人，有波兰人，大多关在塔楼内，塔楼被一枚炮弹炸毁。他们注意到有些尸体格外瘦弱。为什么？

“那么谣言是真的。”马利安说道。

“什么谣言？”门德尔问道。

“说圣十字山上有一座监狱，德国人把囚犯活活饿死。”

事实上，在堡垒的地窖里，他们发现走廊和囚室，木板门已被打穿。门德尔发现一堵墙上有木炭写的字迹，叫埃德克来看。

“是我们一位诗人写的诗，”埃德克说道，“诗是这样写的：

玛丽，不要在波兰生孩子，

除非你想看到你的儿子

一出世就被钉上十字架。”

“这位诗人什么时候写下这些诗句的？”基大利问道。

“我不知道。但对我们国家来说，任何世纪都有可能。”

门德尔默然不语，只觉得心头涌起纷乱无状的思绪。不单是我们。苦海无边无底，无人测量得出其深度。这些波兰人，狂热地崇拜十字架上的基督，拿刀子捅死我们的父亲，侵入俄罗斯镇压革命。而埃德克也是波兰人。可他们现在跟我们一样死去。他们在偿还，难道你不高兴吗？不，我不高兴。债务没有减轻，反而加重，现在无人能够偿还了。我只愿不再有人死去。甚至德国人？我不知道。我以后再想，等这一切都结束后再想。也许杀德国人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截去一只胳膊是可怖的，但必须得这么做，要这样去做。神啊，我所信奉的神啊，结束战争吧。如果你真的存在，让战争结束。快快地让每一处结束战争。希特勒已经被打败，这些死人不再对任何人有用。

在他旁边，埃德克也同样地站在血污、浸透雨水的石楠丛中，面如死灰，正定睛看着他。

“你在祈祷，犹太人？”埃德克问道，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犹太人这个词不带恶毒意味。这是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犹太人，因为波兰人是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犹太人。因为埃德克是逼不得已才学会打仗的温良百姓，他做出与我一样的选择，他是我的兄弟，纵令他是波兰人，受过教育，我是俄罗斯乡下人、修手表的犹太人。

门德尔没有回答埃德克的问题，埃德克接着说：“你该祈祷的，我也该。我无力祈祷了。我不相信祈祷对我或者对他人能有什么好处。也许你会活着，我会死，然后告诉人们你在圣十字山上看见的。努力理解，讲给人们听，也努力让人们理解。那些跟我们一起死去的是俄罗斯人，但也正是俄罗斯人从我们手里缴去枪械。告诉人们，你，仍然等待弥赛亚的人。也许他会为你而来，但对于波兰人来说，他是白来了。”

埃德克其实似在回答门德尔自问的问题，好似看进门德尔的头脑深处，他的思想生发的秘密之地。但这不值得惊怪，门德尔想。两只正常的钟，就算是不同的厂家所制造的，报的还是同一个钟点。只需同时上发条。

埃德克和基大利点名，少了四名波兰人，一名犹太人，造假的尤齐克。他的死亡不是伪造者式的。他们在一条沟里找到他，肚腹撕开。也许他叫唤了很久，但无人听见。埋葬死者？“要么埋葬所有人，要么一个也不埋，”埃德克说道，“不可能埋葬所有人。我们只能收集他们身上的证件和军牌，要是有的话。”很多年轻小伙没有任何证件。埃德克和马利安认出他们是波兰家乡军的成员。他们默默地回营，脑袋低垂，像一支溃败的队伍。现在不必赶路，他们在夜间以疏散队形行军，穿越田野森林。在索伯科森林里，他们意识到迷失了方向，排里唯一的指南针仍在兹比格涅夫的口袋里，他是阵亡的波兰人之一。无人记得拿它。虽然不太情愿，埃德克还是决定等到天亮，然后沿着一条小道去某村落，向农民问路。然而在浓雾弥漫的清晨，阿里耶在一棵白蜡树底看到一只快要冻僵的鸟雀，说这东西能给他们指路。阿里耶捡起小鸟，放进衣服底下，贴近胸膛温暖它，用口水濡湿面包屑递给它吃。等小鸟吃完面包屑，他就放它飞走。小鸟消失在雾中，毫不迟疑地朝一个明确的方向飞去。“那是南方？”马利安问道。“不是，”阿里耶答道，“那是椋鸟，冬天快来的时候，椋鸟往西飞。”莫托尔说道：“我想做一只椋鸟。”他们毫无差错地抵达营地。阿里耶顿时有了声誉。

接下来几个星期在停滞与紧张气氛中度过。天冷起来，夜霜冻结了土壤，德军的车队在大大小小的道路上穿梭，去往前线，或者回归后方。机械化的大炮组经过，坦克已涂上白色伪装，为下雪做准备，还有乘坐装甲卡车的德军部队、乘坐货车或步行的乌克兰后备军。各个村落散布着军队警察或盖世太保办公室，游击队之间的联络变得尤为困难。德军巡逻队抓住所有年轻人，派他们去挖掘反坦克壕沟，筑路堤和战壕。侦察员、男人女人，都只在夜里出行。埃德克的队伍与外界的唯一联络方式是无线电，但无线电一直沉默，或者广播一些令人不安、自相矛盾的消息。

伦敦广播一副胜利的口吻，又带着奚落，断定德军和日军已经溃败，同时又承认德军以强大火力袭击了阿登高地。阿登高地在哪里？德军大举进入法国，战争又要重新大范围铺开？德国广播也是胜利的口吻，元首是不可战胜的，真正的战争刚刚开始，伟大德意志拥有全新的秘密武器，无人能敌。

圣诞节过去，然后是一九四五年元旦。波兰营地充满疑惑，情绪低落。游击队的两大天敌力量渐增。埃德克觉得被遗弃：他不再收到命令或消息，不再知道周围有什么人。手下有些人消失，有的带走武器，有的空手，闷声不响地离开。营地的纪律也涣散。时起口角，往往演变成斗殴。幸而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不曾生隙，但双方话里含沙射影，横眼相向，都表明摩擦将起。队员不再把埃德克的禁令当一回事，伏特加在营地出现，起先还藏掖着，再后来就大白天喝开了。虱子猖獗起来，这是不祥的兆头，跟它们打仗可不容易，营地里没有药粉和药物，埃德克不知该采取什么措施。马利安是个乐观又勇悍的汉子，原是波兰部队的士官长。他举行一场公开演示，点燃一小块柴薪，走入一间营房内，用一块铁片，展示如何在离火焰适当的距离挂好衣服，虱子被烫爆而不烧着衣服。但这是一个恶劣的循环：虱子源自斗志溃散，又能滋长溃散的情绪。

琳与门德尔分手。与所有分手一样，这事叫人看着难过，但无人觉得惊讶。此事传闻已久，自从袭击赫梅尔尼克劳动营以来就传开了。门德尔痛苦，但他的痛苦淡然迟缓，不似几不欲生的刺痛。琳从来不是他的，除了在肉体上。门德尔也不是她的。他们彼此满足欲望，通常是既沉湎于肉体的欢娱，又怀抱怒怼，并且两人极少交谈，纵使说了，也几乎总是彼此茫然不解或言语不和。琳从不疑惑，也无法忍受门德尔的疑惑，一旦他的疑虑浮现——总是在两人的身体相分离的疲倦和真切的时刻，琳就会变得苛刻，门德尔怕她。显然，他也自觉愧怍。何况，男人很难爱上叫他觉得又愧怍又畏惧的女人。思绪混乱之际，门德尔模糊地觉得琳是对的。不，倒不是说她是对的。她活在正确之中，活在正确那边。作为游击队员、战士，不论是犹太人、俄罗斯人，还是波兰人，都应该像琳，而不是像门德尔。他不可疑惑。你的疑惑在枪眼下浮现，比恐怖更会让你瞄不准敌人。这就是了：琳害死列昂尼德，却不痛苦。如果我也像他一般脆弱，她也会害死我。若不是我有一副长满硬茧的皮革，她也害死了我。这副盔甲不闪烁，不会铿锵作响，而是色泽暗淡、富有抵抗力。重击来了，有这副盔甲来缓冲。这副盔甲凹陷，身体却不受创。然而琳唤醒他的欲望，得知琳成了马利安的女人时，他心里受伤。心里受伤，同时觉得伤了面子，暗自恶狠狠地觉得逞了自己的意，虚伪地表现出激愤。大约她确实是不守教规的犹太姑娘，跟谁都有一腿，连波兰人也不放过。可耻，门德尔，你做游击队员不是为了这个。波兰人跟你一样强，事实上，比你强，因为琳要的是马利安。丽芙柯不会这么做。确实，她不会这么做，但她已经不存在了。丽芙柯在斯特列尔卡村，埋在一米生石灰加一米泥土之下。丽芙柯不属于这个世界。她属于秩序，属于适时做事的世界。她煮饭，打扫房子，因为那时候男人和女人还住在房子里。她记账，也帮我记账，在我失落的时候给我鼓励。甚至在战争爆发那一天，我出发上前线，她给我勇气。她不太洗浴，斯特列尔卡村里时髦的姑娘洗得比她勤。她照书上说的，每月洗一次，但我们属于一个肉体。她是屋子的女主人。她做主宰，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门德尔以倦怠的眼神看着营地里一个个结成对，心散意乱、昙花一现。西丝尔和阿里耶：不错，蛮好的，兴高采烈、精神抖擞的，但愿他不会打她。格鲁吉亚人会打老婆，阿里耶是犹太人，但更是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骨骼结实，结实的不单是骨骼，还会生出漂亮的孩子，适合做移居者，去以色列地开拓，要是我们到得了那里的话。但愿没有哪个波兰人太接近西丝尔，因为阿里耶的刀子干净利落。

黑罗柯尔和皮奥特。这对也不错。已经发展很久了。在这群波兰人中，皮奥特甚至比犹太人更孤立，女人是治疗孤单的良方。甚或半个女人即可。形势不甚明朗，门德尔也不想探访底细，不过，看起来，黑罗柯尔屁股后还跟着无线电操作员米耶特克。可怜的埃德克，其实埃德克比任何人都需要女人，一个伴侣，陪他吃苦。埃德克反而竭力孤立自己，挖个洞钻进去，在自己与世界之间筑起一堵墙壁。

蓓拉和基大利。对于这一对，谁都没话说。他们像数百年的老夫老妻，稳定得叫人难以置信，尽管其中缘由也不难猜透。基大利言行无拘，脾气叫人捉摸不透，似乎与蓓拉密不可分，好似船被锚定在船坞。蓓拉不漂亮，年纪看似比基大利大得多，她不打仗，不冷不热、懈怠地参与队里的日常事务，凡事总是挑剔别人，尤其爱挑剔其他女人。她身上仍保留着从前过中产生活的痕迹，跟眼前的环境极不协调。无人知道她从前的生活。那些残留的习惯，甚至身体上的习惯，也是个累赘，叫人看着觉得狼狈，所有人早已摒弃那些习惯，蓓拉却完全不想改变。基大利很容易陶醉于某个想法、计划，甚至胡诌有趣的故事，蓓拉就会拿平庸实际的话语呵斥他，把他拉回现实，这样的时候经常出现，可以说是惯常的。然后基大利会装出气恼的样子，好似两人都是在嬉闹：“蓓拉，你干吗剪我翅儿？”共同生活了八个月，一同经历那么多事情之后，门德尔还是禁不住地纳闷是什么把基大利束缚于蓓拉。不过，基大利身上让人难以捉摸的，不只有这一件事。也许他知道自己不知自制，需要有人来管束。也许他在蓓拉身上看到和平时期的品德和喜悦：安全感、学识、节约、便利。些许残余的喜悦，但人人都有意无意地懊悔失落了这点喜悦，希望在屠杀和这条路的尽头重新找回。

基大利容易急躁，但不曾屈服于波兰人中间蔓延着的消沉情绪，而他手下一干人却多多少少地被感染了。他跟门德尔说起阿里耶发现的椋鸟。就像那只椋鸟，他也迫切地想上路。他在营地周围来回踱步，跟无线电操作员蛮缠，跟埃德克、朵夫、琳、门德尔争辩。他仍然拉小提琴，却不再放纵地投入。时而拉得百无聊赖，时而拉得发狂。

白罗柯尔不急躁，也不沮丧。她不再独自一人。自从队伍在波兰人营地安顿以来，她与伊西多就形影不离。起初无人感到惊异。伊西多总惹麻烦，或者至少行为有些傻气，白罗柯尔像妈妈似的照管他，也是很自然、很应该的。先前，西丝尔照看伊西多，事实上，这两个女人之间曾有些较劲的意思，但西丝尔现在有别的事情要操心。至于白罗柯尔，她似乎需要一个需要她的人。她双眼不离伊西多，确保他穿得暖和，经常洗澡，必要的时候拿出母亲般的权威斥责他。

自从十二月初以来，这两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很难说得清楚，但人人心里都明白。伊西多话少了，但口齿清楚多了，不再叫嚷那些不可能的仇杀，不再把小刀别在腰间，倒是请求埃德克和基大利让他参加打靶训练。他的目光变得较警敏，努力让自己有用，步态更轻快、自信，连肩膀也宽了些。他会提问，问题不多，但不再是胡话或孩子气的。白罗柯尔则显得更成熟，同时又显得更年轻。或者更应该说，以前的她没有年纪，现在却有了。眼看着她一天一天地复苏那属于二十六岁的青春活力，实在令人惊喜交加，之前，她的年龄沉埋在羞涩和哀痛之下。她的眼睛不再只看着地面，大家这才发觉她的眼睛如此动人，棕色的眸子，温柔又明亮。当然，她并不优雅（这五个女人都谈不上优雅），但不再是一团松垮无状的衣服。只见她借着灯笼光，拿针线改军服，这件军服她不以为意地穿了数月，现在却开始要改得合身。现在的白罗柯尔有了头发、大腿、胸脯、身材。要是在营地碰见他们两人，就会看见伊西多不再跟在白罗柯尔后面，而是走在她身旁，长得已比她高，脑袋略微歪向女人那边，好似保护着她。

某晚，伊西多负责打扫卫生，白罗柯尔把门德尔叫到一旁，想私下跟他谈话。

“什么事，罗柯尔？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门德尔问道。

“你得给我们办婚礼。”白罗柯尔说，涨红了脸。

门德尔张开嘴，又闭上，然后说道：“你这是怎么想的？我不是拉比，或者村长。你没有任何证件，你现在可能还是已婚的。伊西多只有十七岁。你觉得现在是结婚的时候吗？”

白罗柯尔说道：“我知道这不合规矩。我知道有很多困难。可年纪不是问题。男子十三岁就可以结婚了，《塔木德》里这么说的。我是寡妇，大家都知道的。”

门德尔一时结舌：“胡扯，蠢话！一时冲动，明天你就忘了。还有，你干吗偏来找我？不管怎么说，我都算不上是虔诚的犹太人。这没道理，你不如叫我飞起来或者念咒呢。”

“我来找你，因为你是个公正的人，因为我活在罪孽里。”

“要是你活在罪孽里，我也无可奈何。那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另外，在我看来，你们两人做的不算是罪孽，罪孽是另外的东西。德国人做的才是罪孽。至于我是不是公正的人，现在还说不准。”

白罗柯尔仍不肯作罢：“就像人们在一艘船上或者一座岛上，如果那里没有拉比，就没人能主持婚礼。如果主持的人是个公正的人，就好些。不过，每个人都是好得够资格主持婚礼的。事实上，他必须主持。这是戒律。”

门德尔唤起沉睡了数百年的记忆：“为使婚姻有效，你需要一纸婚约：你必须向伊西多承诺一份嫁妆，他必须保证能够供养你。供养你？他？伊西多？你觉得这能当真吗？”

“一纸婚约只是形式，但婚姻是严肃的事。我和伊西多彼此相爱。”

“让我想想，最早明天给你答复。这事又不费我的钱或力气，可叫我觉得像是欺诈。就好像你对我说：门德尔，欺骗我吧。你明白吗？如果我照你的要求去做，犯罪孽的人就是我。你就不能等到战争结束？到时，你找个拉比，得体地照规矩办这事。我都不知道婚礼上的说辞，得用希伯来语说的，是不是？我已经不会说希伯来语了，如果我说错了，你会以为你成了新娘，其实却还是单身。”

“我口述给你。说不说希伯来语无所谓的，任何语言都可以。耶和华理解所有语言。”

“我不信耶和华。”门德尔说道。

“那没有关系。伊西多和我信就够了。”

“好吧。我就是不明白你急什么。”

白罗柯尔说道：“我怀孕了。”

次日，门德尔向基大利转述了这次对话。他原以为这位头领会大笑，基大利却显得十分严肃，答道门德尔自然必须同意，并且说：“我得跟你说实话，这事我也有点责任。伊西多以前没碰过女人。早些时候他跟我说过，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就是在磨坊那天。我见他难过，他跟我说，他从来鼓不起这个勇气。他躲在牲口棚底下的时候，才十三岁，躲了四年，之后的事你都知道。‘得帮帮他。’我这么想着。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是戒律。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也好奇这个试验。于是我就跟白罗柯尔谈了谈，她也是孤身一人，我建议她照看他。她就开始照看他。可我根本没有料到事情进展得这么快，这么好。”

“你肯定是好事？”

“我不知道，不过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我看来，这是个好兆头。就算他们是一对废人。或者更应该说，正因为他们是两个废人。”

虽然颇有些无地自容，门德尔竭尽所能地主持伊西多和白罗柯尔的婚礼。

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

这是好兆头。基大利一干人，以及请求被邀请的几位波兰人，参加了婚礼，吃食虽少，但颇为欢闹。基大利自然要拉小提琴，即使最简陋的婚礼，也不可缺了这个。从克鲁采的乐曲到最不起眼的小曲，他会拉的曲子很多，又风格各异。夜色已深，基大利仍在演奏和演唱《傻小子之歌》，余下的人跟着低声伴唱。基大利不一定是暗指伊西多，或者就算是，也不是恶意的影射，而是类似婚礼上惯有的粗俗、无辜的玩笑。也许是由于联想，这曲子突然在他脑中浮现，不过，这支歌如此受欢迎，倘若婚礼上不唱这支歌的话，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欢宴了。这首歌也带着傻气，同时掺杂着一些奇怪的温柔，就像在一间温暖的小木屋里所滋养出来的茫然不知所以又羞怯的梦，在砖砌的大火炉旁，在屋顶被烟熏黑的梁柱下，屋顶外是你能想象的一片幽暗、含雪意的天空，也许在那天空下，有一尾银色的大鱼游动，一座积雪的桥，还有一只倒立的绿色公山羊。

歌里的那个傻小子，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一整夜想来想去，不能决定选择哪个姑娘，因为他是个谦恭有礼的傻瓜，明白要是选择一个姑娘，就会伤害、羞辱余下所有的姑娘。歌里没有道明他做了怎样的决定，然后，小伙子问那姑娘（问了一整夜？）一些荒唐、牵强的问题：什么国王没有国？什么水冲不走沙？什么比耗子跑得快？什么比房子高？最后还问，什么无火能燃烧？什么无泪能哭泣？这些谜语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有个道理：这是小伙子用来表白的迂回方式，聪明的姑娘听明白了。

“傻小子，”她唱得婉转悦耳，“没有国的国王是纸牌的国王，冲不走沙的水是泪水。比耗子快的是猫，比房子高的是烟囱。无火能燃烧的是爱，无泪能哭泣的是心。”这一番不得要领的辩难导致糟糕的结局：小伙子仍兀自煎熬着，拿不准她是不是果真是自己心中的姑娘，另一个年轻小伙遽然而至，把她夺走。

对于波兰人和犹太人来说，这是个节日。类似休战，松弛紧张的情绪、沮丧的等待。连素来严肃的埃德克也附和着用指关节叩铁饭盒打节拍，那些波兰人虽听不懂意第绪语，却一同唱起几乎无意义的叠句：

Tumbala,Tumbala, Tumbalalaika,

Tumbala, Tumbala, Tumbalalaika,

Tumbalalaika, schpil balalaika

Tumbalalaika, frailich sol zain!

其他人脚跺着地面，或者手拍着桌板，挨得近的人们乐呵呵地拿胳膊肘推挤这对新人，问一些不正经的问题。伊西多和白罗柯尔，脸庞汗珠闪烁，涨得通红，尴尬地看着周围的人。

起初几个人，然后所有人，都受了歌曲那催眠般的节奏的影响，开始跳舞。手拉手围成圈，忘形地绽开笑容，脑袋左右摇摆，猛地往后甩，曲子终止时跺响脚跟：frailich sol zain，让快乐永驻！连头发苍白的朵夫、新郎新娘、倨傲自尊的琳、动作笨拙的斯洛尼姆纺织工、割喉咙的莫托尔都在跳。让快乐永驻！不多时，凳子和营房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充溢着舞蹈和欢乐。

陡然间，地面晃动，他们全都停下。不是地震，是重炮。片刻后，只听得飞机中队的轰鸣。营地顿时陷入混乱，各人奔走拿武器，但基大利和埃德克都不知道该下什么命令。继而听见马利安喝道：“别出去！隐蔽起来！”营房墙壁是结实的木头筑的，确实可以提供掩护。轰炸声愈加频繁，震耳欲聋。门德尔竖起耳朵聆听，当炮兵的经验告诉他，射击是在东边，炮弹轰炸是在西边，在扎尔诺维茨附近。炮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那么，这无疑是苏军的攻击——大规模的攻击，也许是最后决定性的一击。传来朵夫的声音：“是大部队！是大部队开过！”博格丹，在外面值岗的波兰人跑进来，前面推着一个男子，浑身灰土，胡须蓬乱，穿着一件破烂的、过长的外套。“你们问问这是什么人！”他对埃德克和马利安说。可这两人无暇理会他，正激烈地争论，站在他们周围的波兰人也参与争论。博格丹又把要求重述一遍，然后不耐烦了，转身要走回哨岗。但埃德克叫住他：“你也待在这里。我们得做个决定。”博格丹转向基大利一干人：“你们处理这人。他肯定是你们的人。他没带武器。”

此人四下张看，被轰炸声与这些激动的声音吓得惊魂不定、不知所措，电石灯光刺得他眯起双眼。门德尔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听见意第绪语，他吓了一跳，大为诧异。他没有回答，反而问道：“犹太人？这里有犹太人？”他看似受困的动物，眼睛搜寻门口，门德尔做手势制止他，他自卫似的吓得后退：“让我走！你们想要把我怎么样？”在营房里，他们得大声喊话，才能听得见，饶是如此，门德尔终于弄明白，此人名叫什慕列克，跑过哨岗的时候被哨兵抓住，在黑暗里被当作德军。同时，他也听清了波兰人在讨论是在此等候红军，还是分散撤退。

什慕列克弄清这里的犹太人不是波兰人的俘虏，波兰人也不是犹太人的俘虏，并且无人要逮捕或伤害他时，顿时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他们全都该跟他走，马上走，快点。他刚才奇迹般地逃过一枚炸弹，被埋在松软的泥土下。像是印证他的话似的，又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十分接近，营房的门倒塌下来，然后被冲击波卷到外面。闪光熄灭，声响喧天，炸弹越来越密集，远远近近地落下，营房的墙壁咯吱作响，随时就要坍塌。说不清炸弹是从飞机上投下，还是从大炮射来。大家全都在骚乱中跑到外面，站在被炸弹的闪光照亮的刺骨寒风里。什慕列克惊恐无状，从而说话更显威慑力，喊道他们该跟他跑，他在附近有个安全的避难所。惶急之下，他一把抓着蓓拉的胳膊，拉着她颠跑。门德尔和其他一些人跟上他们，也许有十多人。余下的人分散进树林里。

什慕列克弓着腰，从一棵树冲到另一棵树后，其他人像盲人似的，手拉着手，成纵队尾随。有些树着了火。门德尔跟上什慕列克，对着他的耳朵喊道：“你带我们去哪里？”而其他人只是一股脑儿地跑。他领他们到一座木头搭建的地堡，一半掩埋在地下，旁边有一口井。什慕列克从井边爬下，只露出脑袋在外面，然后说道：“下来，就这样往下爬。”趁着树林燃烧的通红火光，门德尔等人也爬下去。井内墙壁上钉着生锈的钩子。大约往下两三米后，墙上开出一道豁口，他们摸索前行，觉察是略微下坡的路。更往里去，黏土质的地里挖了一个洞，木桩支撑着洞顶。什慕列克站在那里等他们，上气不接下气的，手里拿了一只亮着的手电筒。“我住在这里。”他对门德尔说。

门德尔看看四周，朵夫、蓓拉、莫托尔、琳、皮奥特在这里，基大利不在，但有六七个鲁扎和布利兹纳的幸存者，还有四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身处这个地下，仅能隐约听见外面的轰炸声。空气阴湿，散发泥土味。墙上凿有壁龛，分辨得出一些模糊的东西：卷起的毯子、锅盆。一面墙边摆着一张长凳，结实的地上有粗大的树干和稻草。“坐。”什慕列克说道。“你在这里住多久了？”朵夫问道。“三年。”他答道。

琳问道：“你一个人？”

“一个人。以前还有个侄子。他出去找吃的，再没有回来。但六个月前我们有十二个人，去年有四十个，两年前，一百多。”

“全都住在这里？”琳问道，露出难以置信又震惊的神情。

“你看那边，”什慕列克说着，拿起手电筒照去，“这地道一直往下通，分出岔道，还有其他洞穴。这里也有两个出口，在闪电烧出的橡树洞里。我们活得不成人样，但还活着。我们要是一直待在地下的话，他们就不会发现我们，只有患斑疹热的才会死去。可我们得出去找食物，然后他们就一枪打死我们。”

“德国人？”

“人人都来打。德国人、匈牙利人、乌克兰人。有时波兰人也来打，虽然我们都是波兰人。我们从这附近的聚居区逃出来。事情都说不准的，有时候他们让我们过去，有时候像打兔子一样打死我们，还有些时候给我们食物。最后来的那帮人不是游击队，是流寇，只有刀子。他们突然出现，捅破幸存者的肚皮，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你怎么活下来的？”

“运气，”什慕列克说道，“做平民的时候，我是贩马的，走遍了这地区的村落，熟悉林子里所有小径。我给游击队做过几次向导。九月份，我带一伙从德军劳动营逃脱的苏联士兵。他们想去圣十字山。我把他们领出森林。流寇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杀了所有人。那男孩也是碰巧外出。”

“我们见过那些苏联士兵，”门德尔说道，“他们被德军包围。都死了。但是，现在战争快结束了。”

“我不在乎战争是不是要结束了。战争结束后，波兰也不会剩下什么犹太人了。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在乎的是你们这些人有勇气拿起武器。我没有那勇气。”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门德尔说道，“你用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打仗不适合老人。”

“你以为我多大岁数？”

“五十。”朵夫说道，虽然心里觉得是七十岁。

“我三十七岁。”什慕列克说道。

外面，战斗仍在继续。在什慕列克的洞穴里，只听得见隐约的轰隆声，间或夹杂较响亮的爆炸声，震得地面颤动，那声音与其说是听在耳中，不如说是通过全身感受到的。饶是如此，半夜时分，虽然明知这是战争的决定性关头，他们却全都睡着了。焦虑和等待令他们身心俱疲。

次晨，门德尔发觉自己迟迟才醒，意识到是被静寂惊醒的。地面不再震动，只有沉睡之人粗重的呼吸声。洞内漆黑。他双手四下摸索，摸到左边是蓓拉单薄的身体，右边是一个波兰人的子弹带的粗糙面料。有可能只是暂时休战，要不然，苏联军队可能撤退了，这个避难所成了无人地带。然而由于寂静，敏锐的耳朵捕捉到一个不切实际的、孩子气的声响，数年不曾听到的：钟声。是的，是钟声，缓慢而低沉地敲着，穿透埋藏他们的泥土，听在耳中十分轻柔。某处有音乐盒在欢快地转动，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

他正要唤醒同伴，但又克制住自己。等等吧，有的是时间，他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什么事？他有自己的账要清算。他感觉就像从海上的狂风暴雨中逃生，抵达一个荒芜未知的陆地。没有妥善的准备，赤手空拳，头脑平静，身体没有受伤，就像一只没有上弦的手表一般平静。平静而不快乐，平静地不快乐。记忆阗咽：列昂尼德、乌兹别克人、凡雅明的游击队、河流森林和沼泽、修道院的游击队、乌雷宾、朵夫的回归。瓦楞艾孜的小女孩与她的山羊、琳、西丝尔。门德尔，没有女人的人。在眼帘之外，他又看见丽芙柯那张尖削的脸庞，紧闭双眼，头发像蛇一般缠结。丽芙柯像我们一样在地下。是她攫走我身边的其他女人，就像吹走麦粒上的麸壳。真是傻话：谁说死人没有力量？

心头堵塞着记忆，同时又在遗忘，就连新近的记忆也在消退，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在努力的回忆里重叠，如同有人在黑板上画画，然后潦草一擦，就继续在上面画新的。也许人过百岁之后，或者祖先们在九百岁之后，便是如此记忆其一生的。也许记忆犹如一只水桶，倘若往内装入过多的果实，果实就会被压碎。

钟声仍在鸣响，听不清从哪里传来。某个村庄的农民必定是在欢庆吧。对他们来说，纳粹噩梦已经结束，最恶劣的已经过去。我也该欢庆，敲打我的钟，门德尔想着，牢牢地抓紧睡意，不肯醒来。我们的战争也结束了，死亡和杀戮的日子过去了。可我高兴不起来，只愿永远不要醒来。我们的战争结束了，我们困在这个地洞里，我们得走出去，重新开始赶路。这是什慕列克的房子，他没有房子，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自己。我的房子在哪里？哪里都不是。我的房子在我背上的包里、在亨克尔轰炸机的炸弹下、在诺沃肖尔基、在图罗夫的营地、在埃德克的营地、在大海之外、在流淌着奶和蜜的童话世界。男人走进自己的家门，挂起衣服和记忆。门德尔，纳赫曼的儿子，你的记忆挂向何处？

他们一个个醒来，相互询问，但无人答得出所以来。毫无疑问，大部队开过了，现在该怎么做？就像什慕列克催促的，再等等？出去找苏联军队？寻食物？先派人出去打探？

朵夫自告奋勇要去。他很适合，说俄语，穿着苏联军装，身上有苏联证件。他是俄罗斯人，换句话说，比皮奥特更合适。他爬出地道，但旋即回来，得等等，有人往水井里吊下一只水桶。水桶盛满了水上升。朵夫出去，只见眼前是一个排的士兵，光着上身，欢闹地在水槽里擦洗身体。地上积雪有数寸厚，大半被践踏，被夜里的火融化。不远处，有些士兵燃起一堆火，正在烘衣服。他们对待朵夫的态度和善，又满不在乎：

“嘿，大叔！你打哪里冒出来？哪个团的？”

“我们差点把你从井里捞上来！”

“我告诉你他是打哪里来的：他喝醉了，掉到井里。”

“要不然就是他们把他扔进去。你说，大叔，是不是德国人把你扔到井里？还是你自己躲到下面？”

“在这个国家到处看见怪事，”一名蒙古士兵若有所思地说道，“昨天打仗的时候，我看见一只野兔，不逃跑，反而愣在那里，呆坐着。前天，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在一只大木桶里……”

“她在木桶里做什么？”

“没做什么。她躲在里面。”

“那你怎么做？”

“什么也不做。我对她说：早上好，小姐，抱歉打搅你了，就把盖子盖上。”

“阿纳那西结，如果你不是在说谎，就是个傻瓜。你可以烤野兔吃，跟姑娘上床。”

“我只是想说，这是个古怪的国家。昨天，那野兔，前天，那女孩。现在，一个白头发的战士从井里出来。到这里来，战士，你要不是幽灵，就来喝口伏特加。你要是幽灵的话，回你来的地方去。”

排里的下士走到朵夫跟前，碰了碰他，说道：“你身上没有湿！”

“井里有地道，”朵夫说道，“我解释给你听。”

下士说道：“跟我到总部来，你可以在那里解释一切。”

半小时后，朵夫与下士回来，随同出来的还有一位胳膊上带苏俄秘密警察组织标记的中尉。士兵们见到他，随即噤声，又开始擦洗。中尉令朵夫回到井底，叫藏在里面的人全部出来。他们一个个出来，走到看似饱含雪意的白茫茫的天空下，苏联士兵兀自诧异。中尉令两名士兵穿好衣服，扛上武器，押送这群人按昨夜什慕列克所带领的路线返回，也就是说，把他们领回波兰人的营地。他们发现埃德克和马利安，以及几乎所有人都仍在此地，基大利与不曾跟随什慕列克而去的犹太人也在这里。但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被缴了枪械，营房关闭，由两名苏联哨兵看守。

一整天无事发生。中午，两名士兵送来面包和香肠，人人有份。傍晚，送来一锅热气腾腾的黍粒炖肉汤。总共关着一百多人，挤在营房里，他们向哨兵抱怨，下士来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一间营房，于是得增加看守人数。下士和士兵都无敌意，有人显得好奇，有人似乎显得恼火，也有人好像显得很抱歉。

波兰人焦躁不安，因武器被缴而感到莫大的屈辱。

“宽宽心，埃德克，”基大利说道，“最坏的已经过了。不管发生什么，这些俄罗斯人不会像德国人那样对待我们。你看，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事情。”埃德克没有回答。

早上，送来一罐代用咖啡，稍后，中尉过来，跟着一名书记。他看似情绪不佳，做事干练又唐突。

他把所有人的重要信息记在一本习字簿上，让所有人伸出双手，仔细地检查手心手背。检查完毕之后，他把他们分成三组。

第一组大多是波兰人。

“你们是士兵，就继续当士兵。你们会得到军装和武器，被吸收到红军。”有人低声咕哝，有人抗议。哨兵端起枪管子，抗议声便消歇。

“你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转向第二组。这一组人数稀少，包括埃德克在内的十多个学生和书记员。

“我是这个排的指挥。”埃德克说道，面色煞白。

“这个排已经不存在，不再有指挥，”中尉说道，“家乡军解散了。”

“是谁解散的？被你们的人解散？”

“不是，自行解散的，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我们解放了波兰。你们没听到广播？不，不是我们的广播，是伦敦广播。三天来，他们一直在广播你们总指挥的命令。他问候你们，感谢你们，说你们的战争已经结束。”

“你们要把我们派到哪里？”埃德克接着问道。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接到的命令是把你们送到地区总部。那边会给你想要的所有信息。”

第三组是基大利一干人，加上什慕列克。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犹太人加上皮奥特。门德尔这才注意到，皮奥特已脱下自从图罗夫营地以来一直穿着的那身破烂的游击队军服。他与基大利一般高高瘦瘦，穿着基大利在萨尔内暴动之后炫耀过的那套平民装束。

“至于你们，”中尉说道，“眼下还没有命令下达。你们不是平民，但也不是战士。你们不是战俘。你们是普通男女，没有证件。”

“中尉同志，我们是游击队员。”基大利说道。

“游击队员隶属游击队团。从没听说过犹太人游击队。这倒是新鲜事。你们不属于任何部门。你们暂且留在这里。我已经申请指示了。你们会得到跟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待遇。其他的以后再说。”

三个多月以来，这是基大利的队伍第一次恢复原初的构成，也开始体会到惰性和疑惑。一月底，他们从营房的小窗看到第二组波兰人冒着大雪离开。中尉已命令闩上营房的门，基大利只能在小窗内向埃德克挥手告别。埃德克爬上卡车，朝他们挥手。卡车颠簸驶去，西丝尔痛哭起来。

跟余下的人不同，朵夫、门德尔、阿里耶、皮奥特是红军，料想澄清他们的身份不会太困难。皮奥特笃定地说：

“他们对我们一视同仁，我对此没有意见。看来，那位秘密警察中尉眼下仅对波兰人感兴趣。斯大林不想教波兰游击队来绊脚。”

“他们把你当作犹太人了！”基大利觉得好笑，“不过，这是你挣得的。”

“我不知道。那中尉问过我两三个问题。他见我用俄语回答，就满意了。”

“嗯，”基大利说道，“依我看来，你的事不会那么简单了结的。”

“这由我说了算，”皮奥特答道，“我要跟你们一起。”

朵夫也很有把握，不过恰好跟皮奥特相反。他没有改变决定，反而因最近的历险而越发坚定了意志。他厌倦了打仗和流落，厌倦了危险生活的动荡不定。他想回家去，因为他还有家在。遥远的家乡，不曾受战争的波及，在如此遥远的时空之外，那片土地成了传说之地：猛虎和黑熊的土地，那些野兽也都与他一样，执拗而简单。在朵夫永远不厌其烦地描述的那片土地上，冬日的天空紫罗兰色，映衬着绿光，那是北极光穿透云层，还有儿时天上陨落的彗星在村庄附近造成可怕的爆炸。穆托拉吉，四千居民，有流放者、无政府主义者、萨摩耶人，是世上最独特的村庄。

朵夫默默地离去，忧伤而不沮丧。他向苏联指挥报到，报告他所属的军队和记录。他应要求写下一份详细的汇报，字迹端正地陈述他被带离图罗夫营地、前往基辅医院接受治疗，再被送回游击队地区的情况。上交报告之后，他等待着。两周后，他与众人告别，带着尊严离开战场。

至于门德尔和皮奥特，他们没有碰到任何难题，苏联人也没有为难他们。大部队迅捷西去，苏联秘密警察中尉没有再出现，营房周围的哨兵越来越懈怠，最后索性不来了。二月初，基大利一干人先是被转移到邻近的沃尔布罗姆镇上的一间校舍，然后便任由他们自主自决。苏联驻军只留下一名上了年纪的队长带着数名士兵，给他们从军需库送来土豆、萝卜、大麦、肉、盐等物资，此外就不来管了。面包是已经烤好的，来自军队征用的面包房，其他烹饪须自己料理。但学校里没有烹饪用具，俄罗斯人也没有提供。基大利填了一张需求单，队长应允一定办到，但一直没有音讯。基大利决定：“我们自己进城去办。”

此行竟比预料的顺利得多。小城一片荒凉，阴森森的，想是被轰炸过，而后接连遭掳掠，但抢劫者都很仓促。在半圮毁的房舍、地窖、阁楼、防空洞里，他们找到所需的各色物什。不单有锅盆，还有椅子、被子、床垫，各种家具。广场上每日涌现的市集有更多什具。半打烂的家具堆成山，当作柴薪卖，货多价贱。不多时日，校舍俨然变成了可居住之地，尽管根本谈不上舒适。但学校或者附近都没有炉灶，他们在跳远沙坑旁的院里燃起篝火煮汤。作为补偿，基大利一干人置办了一张富丽堂皇的天篷床，缝起军用毯当帷帘，放在一间教室里给白罗柯尔和伊西多当婚床。

那位俄罗斯队长是个多愁善感又倦怠的人。基大利和门德尔数次前去交谈，向他打听苏联红军上级对他们的真正态度。此人态度谦恭，昏昏沉沉的，魂不守舍，含糊其词。他什么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任何情况，战争没有结束，他们得等到战争结束。他在战争里失去两个儿子，也没有留在列宁格勒的妻子的任何音讯。基大利等人有吃的，住得暖和，该像大家一样满足地等待。他也在等。也许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谁也说不准。也许会继续打仗，谁知道？打日本、打美国。准许离开？他无权发许可证。那是另外一回事。况且，他们能去哪里？往哪个方向？到处都是波兰叛军和德军。苏军在所有道上设了关卡。他们不要试图离开这个城市，走不远的，那些关卡哨兵收到的指令是见人就开枪。他自己除了执行任务，也避免出去，苏联战士倘若开枪杀了他，也不会是前所未有的头一遭。

然而基大利不耐烦受隔绝。对他来说，并且不光是对他一个人来说，这样的生活显得空洞、屈辱、荒谬。男女轮流做饭打扫，但仍有不少空闲的时间。自相矛盾的是，虽然身处城市，头上有个屋顶，坐在餐桌前吃饭，他们都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抑郁不安，怀念森林和原野道路。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格格不入——不再身处战场，却又不是和平时期。他们不顾队长的警告，经常三五成群地出去。

在沃尔布罗姆，战争已经结束，但不远处仍在激战。城里、城外路上，苏联军队日夜不息地开过，前往西里西亚前线。白日里看得清楚，那不像是一支现代部队，倒更像游牧部落或者一伙移民。各色人种，有维京巨人、矮胖的拉普人、棕色皮肤的高加索人、苍白的西伯利亚人，有徒步的、骑马的，有乘卡车、拖拉机、牛车的，甚至有人骑着骆驼。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各式打扮的女人，还有绵羊、奶牛、骡子、马匹。夜里队伍就地宿营，支帐篷，杀牲口，架起篝火煮肉。这些临时凑集的营地里有很多小孩，穿着过长的军装，有些腰间别着手枪和小刀，人人头上戴着过大的毛皮帽子，帽子上缝着一颗红星。他们是谁？从哪里来？门德尔等人停下向他们打听。他们有的说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甚至还有人说意第绪语。也有人不肯回答。他们是战争的孤儿，粗野、不安。红军开过被摧毁的国家时，在城市的瓦砾堆里、在田野森林里，成千上万地把这些饥饿、流浪的人们召集起来。红军来不及将他们安置在后方，或者安排车辆把他们送往更后方，于是他们就一路跟随部队，既是孩子也是士兵，跟着一路搜寻战利品。他们在篝火旁转悠，有些士兵给他们面包、汤、肉，有些士兵恼火地撵走他们。

然而，在黑夜里穿过这座城市的部队迥异得出奇。门德尔的脑海里深深地烙印着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的歼灭式大战，苏联军被团团包围，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而今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这是打得德军丧胆的新红军，焕然一新。犹如一架庞大的机器，井然有序，现代，几乎悄无声息地穿过灯火管制的城市主干道。巨大的坦克装在安有橡胶轮胎的拖车上，从未见过或想象过的自走炮，传说中的喀秋莎火箭炮，蒙着油布，避免暴露。炮队和装甲车之间还有步兵队伍，组织有序地迈着步伐，唱着歌。他们唱的不是军歌，而是忧伤柔和的曲子，不似德军的歌唱得那样渴望战争流血，而是传达四年屠杀所积累的哀伤。

门德尔，炮兵门德尔，惊悸地看着这些夜行军。饶是他所经历的一切，饶是迫使他转入地下的那场灾难性、应受惩罚的败仗，饶是他那些日子以来经受的轻蔑和不公正待遇，饶是乌雷宾那恶劣的态度，他身上穿的是这支部队的军装，尽管敝旧破烂。一个红军战士。那么他还是个战士。这些唱着歌走过的战士，和平时期温和，战时勇猛不可战胜，体格如同皮奥特，他们是他的同志。他觉得心里翻腾着矛盾复杂的情感：自豪、懊悔、愤恨、尊敬、感激。然而有一天，他听见从一个地窖里传出呻吟，与皮奥特一道下去查看，只见十名武装党卫军士兵趴在地上，上身赤裸，有的支着胳膊爬行，每人后腰上都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是西伯利亚人干的，”皮奥特说，“他们发现德军时，不是直接杀掉，而是割掉他们脊柱里的骨髓。”他们爬出地窖，回到街上，皮奥特又说道：“我可不想做德国人。不，不，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一点也不想做柏林人。”

一天早晨，他们醒来，发现校舍的一面墙上用柏油画了一个“卐”字饰，下面写着“NSZ：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去死”。稍后，从二楼窗口望出去，只见街上立着三四个年轻人，相互交谈，仰头看向这边。当天晚上，他们正坐着吃饭，窗玻璃被砸碎，一只瓶子滚落到桌腿旁，装着燃烧的导火索。皮奥特动作伶俐，一把抓起不曾破碎的瓶子，扔回街上。砰然一声，路基上烧出一团火，烧了很长时间，火苗直冲到窗前。基大利说：“我们得找些武器，离开这里。”

找武器也比他们预想的容易，什慕列克和帕维尔各有不同的方法。什慕列克说他的洞穴里有些武器，不多，但状况良好，埋在结实的土壤之下。他请基大利派一个人跟他同去。他们日落后出发，天亮前回来，带回各式手枪、手榴弹、弹药，还有一支轻机关枪。尤齐克死后，帕维尔取而代之成为军需官，汇报说在市集上买武器比买黄油烟草还容易。大白天公开在卖。连俄罗斯人也在卖，有过路的士兵，跟随部队的平民，出售仓库或战场上找到的德军轻便武器。苏联部队仓促召集的波兰民兵也满不在乎地卖掉武器。有些波兰人一报名参加民兵队，就带着武器逃去加入准备打游击战的游击队，还有些人在市集上卖掉枪支或以物易物。数日之内，基大利一干人手中便有了无数刀子，数十杆各式各样的枪支。装备不多，但足以应付波兰右翼恐怖分子。

二月底，那位俄罗斯队长召去基大利，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让我吸烟喝酒，”基大利向同伴们汇报道，“不像以前那么魂不守舍，要我说啊，他可能受了什么暗示。他听说过莫洛托夫，说现在是困难时期，说他替我们担心。说他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说我们理应明智地保护自己。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弄来武器，对此没有异议。这是很自然的，他对波兰国家武装部队的情感大概无异于我们。他一个劲地说这地方恶劣。上次他也这么说，但那次他说离开这城市很危险。可今天却问我，你们怎么还待在这里。‘你们可以上路了，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很远了，开往盟军方向……’我跟他说，我们想去意大利，然后从那里再去巴勒斯坦。他说这个想法正确，英国人必会离开巴勒斯坦，还有埃及、印度。殖民帝国的日子快要完了。巴勒斯坦正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去建造我们的国家。他告诉我，他有很多犹太人朋友，甚至读过赫茨尔的书。不过这句话我不相信，不然就是他读得不仔细，因为他对我说，从根本上说，赫茨尔也是俄罗斯人。其实他是匈牙利人，但我没有反驳他。换句话说，这队长颇有些见地，如果我们滋扰英国人，就对俄罗斯人有利，而且现在是时候离开了。但没有正式许可文件，一谈到这一点，他马上转话题。”

“我们就没有许可地走，”琳满不在乎地说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许可了？”

只听蓓拉带着浓重的鼻音说道：“那些国家武装部队是法西斯、胆小鬼，但有一件事，他们、俄罗斯人和我们都一致认同：他们想要我们走，我们想要走。”

帕维尔总是清早离开学校，傍晚才回来。短短数日内，沃尔布罗姆的气氛陡然转变。开向德国的部队日渐少了，现在队伍从相反方向涌来，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有些士兵是休假，但大部分是带伤或残废的伤兵，撑着临时拐杖，坐在路旁瓦砾堆上，一张张年轻的、没有胡须的面孔显得十分苍白。每次出去探索，帕维尔从不空手而归，因为现在黑市上什么都有。他带回咖啡、奶粉、肥皂、剃刀片、布丁粉、维生素，都是基大利一干人六年未见、甚至从没见过的稀罕物。一天，他带回一个瘦长、棕色头发的男子，不会说俄语、波兰语或德语，只会说一些意第绪语。帕维尔在沃尔布罗姆犹太教堂的废墟里看见他在做晨间祷告，他是从芝加哥来的犹太人，在诺曼底被德军俘虏，刚被红军解放出来。他们一同庆祝，但这个美国人的交流能力不行，酒量更差，伏特加才轮了一圈，他就醉得瘫倒在桌底，昏睡到次日中午才醒，然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离开。路上流荡着来自各国、各色人种的被解放的俘虏，拥挤着娼妓。

二月二十五日，帕维尔带了五双丝袜回来，女人们兴奋不已，叽叽喳喳急切地试穿，可惜只适合西丝尔和黑罗柯尔，白罗柯尔、琳、蓓拉穿着都太大。帕维尔叫她们安静下来：“没关系。明天我去换，或者再拿一些来。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们。我发现一辆卡车！”

“买了没有？”伊西多问道。

没有买。卡车在火车站后的一个废品站，俄罗斯人往那里扔废品垃圾，不论什么都能在那里找到。帕维尔不懂卡车，明天得有人跟他一块去。谁懂卡车？谁会开？这支队伍已徒步走了一千多公里，是时候乘卡车旅行了吧？

“那得花钱买。”莫托尔说。

“我不这么认为，”帕维尔说，“那个废品站没有安篱笆，周围只有一条沟，只有一个守卫。重要的是下手要快。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今天早上我看见两个小孩带走一辆摩托车。明早谁跟我去？”

他们全都想去，就算只为了消遣也好。琳和阿里耶说他们开过拖拉机，皮奥特和门德尔领有军队司机执照，再者，门德尔在村里修理过拖拉机和卡车。基大利异乎寻常地滥用职权，说由他去，因为他是指挥，然而最坚决要去的是伊西多，尽管他列举不出任何去的资格。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跟帕维尔去，因为他对车辆，所有车辆，都怀有一股无私的、孩子气的挚爱，他说他能眨眼间学会开卡车。

去的人是门德尔，看得出帕维尔没有夸大，废品站里确实什么都有，不单是破烂东西。苏联军队收到盟军支援的各类军事装备，毫不加以区别，每当一台机器或车辆发生些微故障，他们就丢弃，弄来新的。每天都有更多损坏的装备装在卡车或火车上从战区运来，无人去检查或检修，抛弃在这里，任其生锈腐烂。在这个阴沉的金属墓地里，好奇的人和专家在搜寻，成群结队的小孩在捉迷藏。

有很多卡车，品牌齐全、状况各异。门德尔看中一种意大利生产的卡车，三吨位的兰吉雅3R0，看来都是全新的，也许是从德军仓库来的。帕维尔设法分散守卫的注意力，给他烟草和口香糖，门德尔趁机仔细检查车辆。车钥匙竟已插在仪表板上，似乎可以直接开走。门德尔试了试引擎，但点不着火。随即明白卡车没有带电池，出厂的时候就没有带。发电系统的手把仍涂着机油。帕维尔一回来，门德尔便对他说：“再去引开那个守卫。我去四周找个充电的电池。”

“可我跟他说什么呢？”

“随便编呗。跟他说说你当演员的事。”

帕维尔竭力掏空记忆和想象，逗乐那名守卫，而不引起其怀疑，门德尔有条不紊地查看其他车辆。很快就在一辆跟兰吉雅相同吨位的苏联产卡车上找到要找的东西，车辆状况比较好，必定是不久前被抛在这里的。他掀起引擎罩，用刀尖碰了碰电池两极。发出噼啪响，一道蓝光，电池是充好的。他和帕维尔回到学校，时间缓缓地过去，似乎天永远不黑了。

天黑后，他们带上武器回到废品站。那名守卫不见了踪影，也许是在附近睡觉，不然就是安静地回营房了。在车辆和废品的黑暗阴影里，涌动着大群偷摸之人，好似一群白蚁，在拆卸或捣烂任何可能有用或出售的东西：车座、电缆、轮胎、辅助电动机。有人用吸管从油箱里抽汽油，帕维尔借来一根吸管，也照着人家的样子抽汽油，然后灌进队列里第一辆3R0的油箱。门德尔拿出事先寻好的电池，在帕维尔的帮助下，拖到卡车上。他装上电池，接好线，他们全都爬上驾驶室，门德尔转动车钥匙，摸索到车前灯按钮，灯亮起。“然后就有了光。”他自忖道。他关掉灯，启动引擎。卡车顺利地点火，服从油门的指挥。很好。

“我们准备就绪。”帕维尔低声道。

“现在还说不准，”门德尔答道，“我修理过这样一些大家伙，但从来没有开过。”

“你不是说有驾驶执照吗？”

“是有执照，没错，”门德尔咕哝道，“那时候，他们给谁都发。德军已经打到波罗蒂诺和卡卢加。六个半小时的课程，然后就自己上路了。可那时候我只开过汽车和拖拉机，而且夜里开车又是另一回事。现在请闭嘴。”

“等等，还有一件事，”帕维尔说道，“不要从大门开出去。那里有个哨岗，可能还有人守着。现在我闭嘴。”

门德尔眉头紧蹙，像正在开刀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踩下离合器，换好挡，松开脚。卡车猛然一颠，开始前行。他又打开车前灯，加大油门，极其缓慢地沿着一道空道，朝废品站尽头驶去。

“不要指望我换挡。我明天再换。眼下我们就这么开。”

卡车朝那道沟驶去，往前一沉，巍然冲向天际。“我们出来了。”帕维尔说道，朝阴雨的天空吁气，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概有整整一分钟不敢呼吸了。身后传来喝声：“停下！停下！”帕维尔从车窗探身出去，朝天射击一阵，多半是出于满心欢欣，而不是威胁。驶到大路上，门德尔鼓起全部勇气，换到二挡。引擎轰隆声稍减弱，渐渐开得快起来。没人来追，几分钟内，他们就回到学校。

基大利也扛着武器，在街上等候他们。他拥抱门德尔，欢笑着，念诵奇迹祷词。天虽阴冷，门德尔却额头冒汗，对他说道：“另一个祈祷更适合，逃脱危险的祈祷。我们不可浪费时间，现在就走。”

仓促之间，基大利一干人都被唤醒，带着背包武器挤进卡车的后车厢。门德尔又启动引擎。“去扎维尔切！”基大利坐到副驾驶座上，向他喊道。门德尔按照俄罗斯人在十字路口设立的指示牌开出这个城，发觉驶到了一条坑坑洼洼的支路上。拨弄数次之后，他逐渐摸索出要调到最高挡，速度便快起来。但也更颠簸了，只是无人出声埋怨。他驶上一座山丘，又开始下山，刹车很灵，他觉得有了信心，但再也无法承受驾驶的紧张感。

“我再也受不了了，谁来替我？”

“待会再说！”在发动机和金属的嘈杂声中，基大利大声喊道，“先想法出城。”

开到半山腰，他们遇到一处路障，不过是一截原木横支于立在道路两侧的汽油桶上。

“这下怎么办？”

“别停下！加速！”

木头像一根稻草似的飞去，他们听见机关枪射击，后面车厢里，有人回应数声零落的枪声。卡车在黑暗里前行，基大利欢笑着喊道：“若非如此，如何？若非此时，何时？”

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七月

前面驾驶室尚好，余下的男女挤在后面，呼吸着长久以来失去的自由空气，同时也是夜间凛冽的冷空气。他们冻得麻木，颠簸得浑身疼痛。有人抱怨起来，但基大利没有理会。

“我们还有多少汽油？”他问门德尔。

“说不准。兴许够开三四十公里，但不会更多。”

天亮时分，他们在一条支路上停下。道路上堆积成山的破烂杂物，种类与数量皆极其惊人。这是战争生产的唯一财富。有砸烂的、倒翻的卡车，装甲车，半履带式车辆，渡河用的船只和浮桥。还有一辆完好无损的德国烹饪车。会很有用，可他们的卡车放不下。实在可惜。

“我们得找点汽油，”基大利说道，“不然我们的旅行很快就要告终。分头行动，查看油箱，看看是不是空的。”伊西多的运气最好，他发现一辆直立装甲车，没了车轮，油箱却几乎全满。

“种类对不对？”莫托尔问道。

“只有试过才知道，”门德尔说道，“不过，战时的引擎什么都能习惯。”

“跟我们一样。”黑罗柯尔说着，叹息一声，像猫一般伸展身躯。

基大利急着要把卡车驶离道路，大白天太扎眼，说不准偷车与冲撞路障两件事已经汇报给上级。他紧张地来回踱步：“赶紧输汽油。”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没有塑料管。有人建议推翻那辆装甲车，但伊西多说道：“让我来。”旁人没有来得及制止，他抓起一只金属罐，掏出分配给他的一支鲁格自动手枪，朝油箱底开了一枪。一股黄黄的汽油淌出来。

“要是爆炸怎么办？”帕维尔心有余悸地质问。

“不是没有爆炸嘛。”伊西多说道。

天空渐渐发白，南方远远地传来一声炮轰，西去的道路空荡荡的，德军已从莱格尼察溃败而退，布雷斯劳虽在围困之中，却仍在顽抗。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沿线，战斗从来没有停息。他们夜间行驶，白天把卡车藏起来，这样走了数日。门德尔开累了，但无人愿意替他，不论是皮奥特、阿里耶，还是琳，都没有兴致开车。相反地，伊西多简直求之不得。他对这辆卡车的爱慕之情，甚于对白罗柯尔的感情，一有空闲就来清洗车身的泥浆灰尘，总是伺机钻到引擎盖下瞅个究竟。门德尔给他上了一两堂驾驶课，他学得极快，之后就怎么也不能把他拉离方向盘。他是很棒的司机，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门德尔。

无人熟悉这个地区，每遇到十字路口，伊西多就停下来问基大利：“去哪个方向？”基大利就跟什慕列克商量，然后凭直觉决定。简直是出于运气，他们抵达位于大波兰与西里西亚边境的拉维奇城。他们把卡车隐藏在树林之后，三五成群地走进镇里，这是他们所见的第一个不曾被战乱摧毁的城镇。生活仍未恢复常态，但有些店铺开着，车站报亭在售报纸，色彩鲜艳的海报宣传城里唯一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演的一部爱情影片。大街上，一个身着裘皮足蹬高脚鞋的女士牵着一条狗，那狗瘦得像只猫。基大利一干人觉得自己又脏又粗鲁，不由得自惭形秽起来，但镇里有很多难民，没人留意他们。基大利邀请蓓拉、白罗柯尔、伊西多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他们接受了，但看起来如坐针毡。什慕列克不肯进城，自愿跟另外三人留下守卡车和武器。

他们购买了长久以来需要或向往的稀罕物：丝袜、牙刷、内衣裤、锅盘。帕维尔虽读不太懂波兰语，却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本《悲惨世界》的插图版旧书。蓓拉向他借书，而皮奥特又寻了借口从蓓拉那里把书借走。皮奥特也没有保留多久，他非但读不懂波兰语，连字母都认不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本书在各人手上辗转，最后被公认为集体财产。

他们都渴望去看电影，也许基大利最为心切，但他在报纸上读到，美国人已在雷马根渡过莱茵河，攻下科隆。“我们去跟美国人会合。跟他们一起，我们会安全些。是时候上路了。”他们极不情愿地告别城市的种种诱惑。在拉维奇城，难民们从世界各个角落而来，都过得较安适。街上可以见到英国士兵在走动，还有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都是从前的战俘，也有曾经自愿或被迫在德国工厂里干活的法国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当地人对他们都很友善，对基大利一干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融入色彩斑斓的背景里。

夜晚，他们往格沃古夫方向出发，在田野里一条小路上停下休息数小时。他们紧裹毛毯，待在卡车后车厢，现在这已成了他们的家。天亮之前，他们又上路。刚转过一道弯，卡车的前灯照到另一车辆，停在那里，车头朝向他们。伊西多只得踩下刹车。“掉头，往田野开。”基大利向他喊道，但为时已晚。一队武装的苏联士兵将卡车包围，逼他们下车。那些俄罗斯人态度十分恶劣，因为他们自己的卡车陷在泥泞里，轮胎磨得光秃秃的，在雪地里没有丝毫附着力。下士大发雷霆，冲着司机破口大骂，逮着基大利一干人等，就把气全都出在他们身上。他问道：“你们去哪里？”

“格沃古夫。”基大利答道。

“什么格沃古夫。都给我下来，帮我们一把。听到没有？下来，你们这些寄生虫、废人、该死的外国佬！”

基大利快速地用意第绪语说道：“把武器藏在毯下。乖乖地服从。”然后对帕维尔和门德尔说：“你们两人用俄语答话。波兰人都别出声。”

在两辆卡车交织的前灯光芒之下，顿时生起一阵莫大的混乱。五十个人，所有俄罗斯人，以及基大利一干人，在困陷的卡车周围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但那名下士连声诅咒，一见有人被挤出，便将此人逼回混战之中。所有企图都枉然，人们的靴子在泥浆里打滑，何况卡车那么重，根本不可能靠人力推动行驶起来。

门德尔对基大利说：“我们要不要建议把它拖出来？我们的轮胎是新的。”

“试试。兴许他心情一好，就会让咱们走。”

“下士同志，”门德尔说道，“你们要是有粗绳或铁链，我们可以试着帮你们拉出来。”

那俄罗斯人瞧着他，仿佛见到马匹开口说话。门德尔只得又说了一遍，那下士听罢，顿时又开始咒骂自己手下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先想到这个主意。绳子是有的，并且是根钢索，很结实，但短了些。这行动成功了。在黎明的曙光下，基大利的卡车缓缓倒退，脸对脸地拖着俄罗斯人的卡车，兰吉雅没有先去掉头，因为道路太狭窄，倘若驶进田野去掉头，肯定也会陷在泥泞里。伊西多不得不把半个身体探出车窗驾驶，漂亮地完成这桩业绩，而那名下士非但不感激，反而接连诅咒，叫嚷着：“快点，快点！”

大约拖了一公里后，支路终于汇入省际公路。他们停下，门德尔跳下车解开挂钩。基大利从驾驶室对他说道：“跟他们道别，祝他们旅途愉快，尽量礼貌，别让他们起疑来搜索。”

“要是他们起疑呢？”

“那只能让他们搜了。你肯定也不想跟俄罗斯人打仗吧。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事，再见机行事撒谎。”

随即发生的事很糟糕，也没有机会撒谎。门德尔一跳到地上，还未开口，那名下士就示意其手下包围卡车。他们逼全部人等下车，搜索后车厢，立刻发现藏在毯下的武器，不过，基大利一干人都随身带着手枪和刀子。抗议或恳求是没有用的。那下士不听任何理由，把他们分成两队装进两辆卡车，严密地看守，派手下一人驾驶兰吉雅，示意出发。

“你带我们去哪里？”帕维尔壮着胆子问道。

“你们不是想去格沃古夫吗？”下士答道，“我们就带你们去那里。你们该高兴。”往格沃古夫去的路上，他双唇紧闭，不回答任何问题。

一座阴森逼人的堡垒俯瞰格沃古夫城，这是基大利的游击队所见识的第一座德国城市。这里曾是如今也依旧是采矿中心，城市在他们眼里显得肮脏，灰扑扑地蒙着一层褐煤灰尘。城外环绕着无数煤矿，德国人已将煤矿改造为小型劳动营。俄罗斯人仅在数周之前攻下格沃古夫，还没有改变其面目或功能，在煤矿里干活的不再是纳粹劳动营的苦役，而是德军战俘，短短数小时之内，他们被从战场上转移到煤矿井底。红军把这个地区的逃兵或可疑人物都聚拢到这些小劳动营。

对于基大利等人，他们没有仔细审问，五分钟内便了事，没有对他们搜身。兰吉雅没了，这些来自科索沃、柳班、诺沃肖尔基的战士，初次尝到带倒钩的铁丝网的滋味。关押他们的地方已关着五十来人，有波兰犹太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苏联军队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释放出来的希腊犹太人。室内有供暖，俄罗斯人的送食没有规律，但数量总是很丰富，大部队开过了，白日变得越来越漫长，但那些前囚犯不肯打破以往形成的隔绝状态。他们很少说话，就算开口也是悄声低语，视线绝少离开地面。基大利一干人徒劳地与他们接触。一旦原始的欲望满足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无愿望或兴趣或好奇心。他们不提问，被问时也不回答。也有女人，仍身穿条纹衫，脚穿木屐，头发刚开始重新长出来。第二天深夜，门德尔从屋里出去上厕所。跨过门槛之际，撞上一个人，觉得那躯体迟缓地摇晃。那具躯体仍然温热，悬在屋顶大梁上。以后接连几日反复出现这一行为，如同一种沉默的执念。

什慕列克离开基大利的队伍，加入前俘虏那边。不过，渐渐地，先是西丝尔，然后是队里的其他女人，最后基大利一干全部人等，都跟劳动营里的一位女性熟络起来。她叫弗兰辛，从巴黎来，但绕了一大圈才到这里。先被流放到奥斯维辛，然后被转移到布雷斯劳附近一个小劳动营，最后苏联军队逼近，德军撤出那个地区的所有劳动营，迫使俘虏长途跋涉去新监狱，她在路上设法逃脱。弗兰辛是医生，但是因为不太懂德语，不能在劳动营里执业。不过她还是学会了足够的德语描述她的见闻。她一直很幸运，每个幸存的犹太人都是幸运的。但她在其他方面也很幸运。她仍留着头发，因为她是医生，他们没有剃掉她的头发。德国人有十分精确的规定。

弗兰辛自称犹太人，但她丝毫不像基大利等人所见过的任何犹太人。相反地，倘若不是因为意识到谎称犹太人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甚至不会相信。她不会说意第绪语，也听不懂，而且跟他们说，她在巴黎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语言，曾听人说起，以为是一种讹转的希伯来语。她三十七岁，从未结婚，先与一个男人同居，后来跟另一个。她是儿科医生，喜欢这份工作，她的办公室就在巴黎市中心，那时候她有过美妙的假期，乘坐渡轮环游地中海，去意大利、西班牙旅行，去多罗迈特山滑雪、溜冰。当然，她在奥斯维辛待过，但她宁愿谈别的事情，谈她从前的人生。弗兰辛高挑瘦削，头发红棕色，脸庞坚毅而憔悴。

她与基大利一干人交谈，彼此都感觉充满了惊奇。确实，她在劳动营里接触到很多东欧犹太妇女，但她们完全不像游击队这五个女子。她从来不太喜欢那些女性同胞，觉得好像是异国人，比她在法国的基督徒女性朋友更疏远。她满怀恼怒和悲悯，看着她们的被动和愚昧，看着她们麻木地、低头认命地走向毒气……

走向毒气？这是个陌生的词。弗兰辛只得给他们解释。她以寥寥数语解说，不敢正视向她提问的犹太同胞，他们简直像是判官。是的，当然，走向毒气，他们怎么会听不懂？成千上万，成百万地走向毒气。她也不晓得有多少人，然而在她周围，劳动营里的妇女似雪融化一般逐日消失。在奥斯维辛，消失是肯定的，活着是例外。她是例外。事实上，每个活着的犹太人都是幸运的。那么她呢？她是如何幸存的？

“我不知道。”她说道。跟什慕列克和埃德克一样，说起死亡时，弗兰辛也压低嗓音：“我不知道。我遇到一个法国女人，是医务室的医生，她帮助我，给我食物，有一阵子还让我做她的护士。但那些肯定还不够，很多女人吃得比我多，但照样死去。她们任由自己屈服，我坚持着。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我比她们热爱人生，或者因为我相信人生赋有意义。说来奇怪，在那里比在这里更容易相信这一点。在劳动营里，没有人自杀。那时候没时间想，有很多事情要操心，面包、疔疮。在这里有的是时间，人们就自杀。也是出于羞愧。”

“羞愧什么？”琳问道，“犯了错才会觉得羞愧，他们又没有犯什么错。”

“羞愧自己没有死，”弗兰辛说道，“我也觉得羞愧。这很愚蠢，但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很难解释。感觉就像是别人替你死去，因为靠着不是自己挣来的特权，你平白无故地活着，就好像你跟死神耍了诡计。活着不是罪，但我们觉得像是犯罪。”

基大利黏在弗兰辛身边不肯走，蓓拉妒忌，但基大利不理睬。

“就是，就是，”蓓拉说道，“他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的本性。外国女人吊起他的胃口，他总是追着最难碰到的女人跑。”

对于基大利等人的问题，弗兰辛略微局促不安地滔滔不绝。是的，她曾做过护士，很同情患病的女人，但有时也会打她们。不是要伤害她们，而只是自卫，她不晓得该如何解释清楚，就是保护自己免于她们的过分要求、她们的悲痛。她知道毒气的事，所有老囚犯都知道，但她不告诉新来者。说了又有什么用？逃跑？疯了。能逃到哪里去？像她这样说不好德语，又不会说波兰语的，能怎么逃？

“跟我们走，”西丝尔对她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做我们的医生。”

“再过几个月，就要有个新生儿。我的儿子。”伊西多接口说。

“我跟你们不一样，”弗兰辛答道，“我要回法国去，那是我的祖国。”她见蓓拉手里拿着那本小说，看到“维克多·雨果”的字样，欢呼着一把抓了过去：“啊！法语书！”但她随即看到难以辨认的波兰语书名，便还给蓓拉，后者神情冷漠，炫耀一般地继续阅读。数日以来，帕维尔竭尽全力追求弗兰辛，可爱得像只大黑熊，可她笑话他的法语，都是在酒馆里听着学的。帕维尔无所谓地放弃，并且怨怼似的夸耀了一番：“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跟她讲清楚了。太优雅、太精致。有点疯癫，可能是遭受那些苦难的缘故，而且她心里光想着吃的。我亲眼看见的，她捡起能够发现的所有面包屑，装进衣兜里。不管怎么说，她太爱洗澡了。”

在格沃古夫集中营里，时间古怪地过去。每天都空闲，但照样还是一天天地缓缓度过，漫长而无聊。在记忆里，这些日子变得平面、短暂，全都交汇在一起。几个星期过去，看守的俄罗斯人并不上心，经常醉醺醺的，但不给出去的许可。铁丝网内总是一片嘈杂奔忙，外面送进来各种国籍、身体状况各异的俘虏，里面以神秘莫测的标准释放囚徒。希腊人走了，接着是法国人，弗兰辛与他们一道离去，波兰人和德国人仍关在这里。集中营的指挥很和善，但他耸肩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不是由他说了算，他只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和善而坚定。确实打了胜仗，但他们仍在战斗，并且就在不远处，在布雷斯劳周边，也在苏台德山脉。命令十分严格：不准有人挤在道路上。

“耐心再等几天，别要求我们给不了的东西。不要企图逃跑——算我请你们帮这个忙。”

和善、坚定，也好奇。他把基大利叫进办公室，然后逐个地叫去所有人。他失去了左臂，胸前别着一枚银勋章和铜勋章。他四十来岁，瘦削、光头、深色皮肤，漆黑的双眉十分浓密，语气平静，带着受过良好教育的腔调，看似很有知识的模样。

“要我说啊，斯米尔诺夫队长做斯米尔诺夫的时间还不长。”谈话回来之后，基大利这样说道。

“你是什么意思？”莫托尔问道，他还没有被叫到。

“我是说他设法改了名字。我是说他是犹太人，但他不想让人知道。轮到你的时候，你自己看好了。但要留个心眼。”

“什么该说，或者不该说？”琳问道。

“尽量少说。我们是犹太人，这是摆明了的。我们带着武器，这是不可否认的。要是他问起的话，就承认我们是游击队，总归比假装流寇好些。坚持我们打德军这个事实，说明在何时何地。一个字也不要提起埃德克，以及我们跟犹太人抗战组织的联络。要是有可能的话，也不要提起卡车，因为那事我们做得有些过火了。要是万不得已，就说我们发现的卡车被毁弃，自己修理好的。对于其他事情，关于我们去哪里，从哪里来，最好都含糊带过。原本属于红军的，最好都保密起来，尤其是你，皮奥特，最好编个可信的故事。不过，我认为他不是秘密警察，他只是好奇，而我们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轮到门德尔之时，已是四月底。白桦树已冒出嫩叶，连日落雨，洗尽屋顶上厚积的褐煤灰尘。传来凯旋的战争消息，攻陷了布拉迪斯拉发和维也纳，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打到柏林近郊。在西部战线，德军也在垂死挣扎，美国军队打到了纽伦堡，法国军队打到了斯图加特和贝希特斯加登，英国军队打到了易北河。在意大利，盟军抵达波河，在热那亚、米兰、都灵，游击队甚至在大部队抵达之前驱逐了纳粹。

斯米尔诺夫队长身穿精心熨烫的军装，显得优雅体面，说的俄语不带丝毫口音，留门德尔坐了近两个小时，给他爱尔兰威士忌、古巴雪茄。门德尔为自己编造的故事却完全多余，何况故事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斯米尔诺夫知道他的很多情况，不单知道他的名字、父系名、姓氏，还知道他在何处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知道在诺沃肖尔基和图罗夫的事情。斯米尔诺夫反而就他与凡雅明游击队交接一事提出很多问题。是谁告知他的？乌雷宾本人？玻莉娜·杰尔曼？乘飞机而来的两位特使？门德尔琢磨不透。

“那么这个凡雅明不肯要你们的人？为什么不肯？”

门德尔仍然闪烁其词：“我不知道。我说不准。大概游击队首领得慎重，那些森林里什么人都有。或者他认为我们不适合他的队伍。我们不熟悉那个地区……”

“门德尔·纳赫曼诺维奇，或者更应该称你为门德尔·纳赫曼，”斯米尔诺夫说道，着重强调犹太父系名，“你可以跟我说实话。我想叫你相信，我不是审讯者，虽然我是在收集信息、提问。我是想把你们的故事写下来，不使其湮没。我想把你们所有人的故事都写下来，写下红军队伍里的犹太人战士，他们做出像你这样的决定，仍然坚持做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纵使俄罗斯人或以言语或以行动警告他们：必须做出抉择，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两者。如果我动手写这本书的话，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也不知道有无可能出版。时代会改变，也许变得更好，也许更糟。”

门德尔默然无语，茫然不知所措，心里既有敬意，也有疑惑。出于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他总是怀疑显得仁慈又爱提问的人。

斯米尔诺夫接着说道：“你不信任我。我认为你没有错。我知道你所知道的事情。我极少信任别人，经常强迫自己压抑着跟人掏心窝的冲动。你仔细去想想，不过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欣赏你和你的同伴们，我也有点羡慕你们。”

“羡慕我们？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们向来没有好日子过。你为什么羡慕我们？”

“因为你们的选择不是强加给你们的。因为你们创造自己的命运。”

“队长同志，”门德尔说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们不知道这场战争会不会导致另一场战争。写我们的故事可能还为时过早。”

“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说道，“我知道游击队战争的情形。我也知道一个游击队员可能做过、见过或者说过一些不该说出来的事情。但我也知道你们在沼泽和森林里所学到的不应该遗失。光让它活在书本里也还不够。”

斯米尔诺夫直看进门德尔的眼底，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出最后一句话。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门德尔问道。

“我知道你们要去哪里，我知道战争还没有结束。数年之内，战争又会开始，我说不准是何时，但不会是反抗德国人。也不是反抗俄罗斯人，而是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到时会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譬如说，你可以把在库斯克前线、诺沃肖尔基、图罗夫，也许还有其他地方学到的东西，教给其他人。想想这个，炮兵手，也想想那个。”

门德尔觉得好似一只巨鹰将他抓起，带上高空。

“队长同志，”他说道，“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你就开始跟我讲另一场战争。我们都是疲惫不堪的人，我们做过、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们当中很多人死去。”

“我不能说你想错了。不过，你要是说你想再开始做修表匠，我也不能说你错了。不过，还是去想想。”

队长给门德尔和自己各斟上威士忌，举起酒杯，说道：“L’khayim!”门德尔惊得猛然抬头，这个希伯来词的意思类同“为你的健康”，而且确实是在干杯时说的。但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因为这个词的表面意思是指“为人生！”，极少有俄罗斯人知道这个词，就算知道，通常也发音不准；但斯米尔诺夫的“kh”这个粗嘎的送气音发得恰到好处。

接下来数日里，斯米尔诺夫逐一叫去基大利全部人等，有的人不止被找去一次。他对每个人都极其礼貌，但是关于他，及其真实身份，产生了无尽的讨论。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伪装之下的犹太人，伪装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或者伪装为犹太人的基督徒。历史学家。好事之徒。有人认为他模棱两可，有人一出来就说他是苏联秘密警察，只不过比一般人聪明些。但基大利一干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门德尔和基大利，都信任他，对他讲述这支队伍所经历的事，讲述他们各自的故事。因为如谚语“ibergekumene tsores iz gut tsu dertseyln”所说，讲讲过去的坎坷亦不无益处。世上所有的语言里都有类似这样的谚语，而用意第绪语说尤其贴切。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在欧洲战场的世界大战终结所引起的喧嚣动荡、令人难忘的那些日子里，苏联指挥官令格沃古夫集中营的守卫一夜之间消失，好像变魔法一般，没有道别，没有说再见，他们全都走了，包括斯米尔诺夫队长。无人知道他们是被转移、复员，还是消失进红军集体的胜利疯狂之中。不再有守卫，大门敞开，仓库被抢掠过，但他们所住房屋的门外钉着一张仓促写下的字条：

我们得撤离。挖厨房烟囱后面，给你们的礼物。我们不再需要。好运。

斯米尔诺夫

在厨房后面，他们挖到一些手榴弹、三支手枪、一支德国自动手枪、一些弹药、一张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军用地图，一小捆美钞，有八百元。基大利的队伍又重新上路，但不再夜行，不再沿着逃亡的路径或者荒凉的原野，而是走到曾经趾高气扬的德军仓皇溃败而行的大路上，这些德国士兵走在道路两旁，面孔紧绷，流露出陌生的无能，这激起基大利一干人的旧恨。“第一大纪律：集体行动。”基大利说道。大多时候步行，偶或搭乘苏联军车，但是仅当车里容得下他们所有人时才会乘坐。白罗柯尔已有七个月的身孕，基大利准许她偶尔乘坐马车，但是就算这个时候，整支队伍都去押送这辆马车。

在冷冷清清的春天的郊野，路上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有沮丧的，有欢欣的。步行或坐马车的德国公民，回归被摧毁的家乡，累得双目昏花。还有些马车上坐着农民，到黑市上做买卖。苏联士兵有的骑自行车、摩托车，有的乘军用车、征用车辆，往两个方向急驰，唱着歌，演奏音乐，朝天空开火。基大利一干人险些被一辆道奇卡车撞倒，车上载着两架大钢琴，两名穿军装的军官一齐弹奏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神情庄重专注，而卡车司机则在马车阵之间横冲直撞，死命地按喇叭，不顾路上的行人。各国的前俘虏成群结队或孤身独行，男男女女，平民身穿形形色色的破敝衣衫。盟军战士身穿卡其军装，后背印着硕大的“KG”字样，所有人都走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寻找休息之所。

五月底，基大利的队伍在纽豪斯镇口宿营，距离德累斯顿城不远。自从进入德国领土以来，他们认识到几乎不可能在大城市购买食物，这些城市本身已半摧毁、半废弃，居民都在挨饿。帕维尔、黑罗柯尔以及另外两人外出搜寻粮食，在一农舍门上敲了两三次，不见有人答声。“要不要进去看看？”帕维尔建议道。窗户上的窗板新刷过，油漆色彩鲜艳。窗板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却没有玻璃，而是混凝土造的结实墙壁，原本是窗户的地方，开着一个漏斗状的通气孔。原来不是农舍，而是伪装的地堡，而今已被废弃，空无一物。

但村里到处是人。村庄四周筑有围墙，村口大门前，女人和老人进进出出，看起来都是鬼鬼祟祟、饿焰中烧的样子，拉着装满食物或各色杂什的拖车。大门两侧站着两名卫士，表情严肃，穿着平民服色，显得没有带枪。“你们想干什么？”他们拦住四人，看得出他们是外国人。

“买粮食。”帕维尔尽力端出最地道的德语口音。一名卫士点头示意他们进村。

村庄完好无损。狭窄的卵石路两旁，仍然立着如画的侧墙，色彩鲜艳，梁木漆成黑色，纵横交错，暴露在外。风景祥和，但那些人让人看着不安。街上挤簇着人群，往各个方向而去，显然毫无目标或目的，有老人、小孩，还有残疾人。见不到一个身强力壮的。连窗内的面孔也都是满脸惊怖、带着狐疑。

“像是犹太人聚居区。”黑罗柯尔说道，她曾在科索沃待过。

“是的，”帕维尔应道，“这些必定是从德累斯顿城逃来的难民。现在轮到他们了。”他们说意第绪语，也许声音太大，只见一个矮胖的妇人，脚穿男人的靴子，转头对同行的老人说话，故意扬高嗓门，好叫旁人听见：“你看他们又来了，比以前更不知耻。”然后她直接对四个犹太人说道：“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那么我们该去哪里？”帕维尔真诚地问。

“倒钩铁丝网后。”那妇人答道。

帕维尔怒火中烧，揪住妇人的外套领子，但随即松开，因为他从眼角瞟见四周已围拢了一圈人。同时听到一声枪响，他旁边的黑罗柯尔踉跄数步，仆倒在地。眨眼之间，周围的人全都消失了，连窗前也没有了人影。帕维尔蹲跪在女孩身边，她仍在呼吸，但四肢耷拉着，一动也不动。她没有流血，看不到任何伤口。“她晕倒了，带她走。”他对另两人说道。

在营地里，西丝尔和门德尔更仔细地检查她的身体。左边脑门上有一个细小的弹孔，掩盖在她浓密的黑发之下，几乎看不见，子弹没有射出去，仍留在脑壳里。她双眼紧闭，西丝尔拉起她的眼睑，看看巩膜，虹膜上翻，消失在眼窝中。黑罗柯尔的呼吸愈发微弱，没有规律，已经没有脉息。她奄奄一息时，无人敢开口说话，好似生怕惊断那脆弱的生命线。傍晚，女孩死了。基大利说道：“我们走，带上所有武器。”

他们全部人等夜里出发，营地里只留下蓓拉和西丝尔挖墓地，白罗柯尔在她黑色同胞的遗体前念祝祷词。基大利一干人的武器不多，但愤怒驱使着他们，一如狂风暴雨卷刮着船只。一个女孩，二十岁，甚至都不是个战士，一个从犹太人聚居区和特雷布林卡活下来的女人，却在和平时期被杀，被一个德国人平白无故地从背后谋害。一个没有武器的女人，勤快、快活爽朗、无忧无虑，对于世事安之若素，从不抱怨，唯一不懂绝望所带来的麻痹感的人，门德尔的锅炉工，皮奥特的女人。皮奥特最愤怒，也最清醒。

“去村委会，”他简单地说，“带头的会在那里。”他们悄然迅捷地抵达村口大门前，现在守卫已去，他们冲进无人的街道，同时，门德尔的脑海里浮现杳远的形象，这些黯淡的形象纠缠不去，阻拦着他，而不是驱使他前进。西缅和利未因其妹底拿被玷污，血洗希未人的城。那仇报得正义吗？正义的复仇是否存在？不存在。可是，你是人，仇恨在你的血液里呼喊，然后你奔走、摧毁、厮杀。就像他们，就像德国人。

他们包围村委会。皮奥特说得没错。纽豪斯没有电，街上漆黑，大多窗户也黑洞洞的，但村委会二楼的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皮奥特要求使用斯米尔诺夫给他们的那支自动手枪。他藏身在阴影里，两声射击，杀死站在门口守卫的两名男子。“快，现在冲进去！”他喊道。他冲到门前，疯狂地想撞开门，先用枪托，然后拿肩膀去撞。门厚重，无法撞开，里面已传来喧闹声。阿里耶和门德尔同时从墙边退开，各自朝亮着灯光的窗户掷进一枚手榴弹。碎玻璃掉落到街上，过了漫长的三秒钟，听见两声爆炸。那层楼的窗户全都倒塌，木头纸片飞溅出来。同时，莫托尔徒劳地帮皮奥特撞开门。“等等！”他喊道。眨眼间，他爬上底楼窗户，拿屁股撞碎玻璃，跳进屋去。数秒钟后，听见他开了三四枪，门随即从里面打开。“你们几个都守在外面，”他命令四名鲁扎来的人，“别让任何人逃跑。”他和余下所有人冲上楼梯，跨过躺在楼梯上的一具老人尸体。会议室里坐着四人，双手举在头顶，另外两人已经死了，有一人在角落里呻吟，虚弱地扭动身体。“谁是村长？”基大利大声问道。但皮奥特已经叩下自动扳机，将他们一齐射杀。

无人出来干涉，无人逃跑，守在门口的四人不曾见到任何人。基大利一干人在镇政府的地窖里找到面包、火腿、猪油，他们满载而归，没有任何损失。但基大利说：“我们得离开这里。埋葬了黑罗柯尔，我们拔营走。美军在三十公里外。”

他们夜里仓促上路，为这次轻易的仇杀而懊悔，又为其结束而觉得轻松。白罗柯尔勇敢地前行，其他人轮流扶助她，不让她掉队。门德尔发觉自己走在队伍前头，在琳和基大利之间。

“你数了没有？”琳问道。

“十个，”基大利答道，“门口两个，莫托尔在楼梯上杀了一个，大房间里七个。”

“十命抵一命，”门德尔说道，“我们依照他们的榜样：一个德国人被杀，扣十个人质。”

“你算错了，”琳说道，“那十个纽豪斯人不算到黑罗柯尔的账上。要算到奥斯维辛数百万人的账上。记着那个法国女人跟你说的。”

门德尔说道：“血债不是以血偿还的。血债以正义偿还。杀害黑罗柯尔的是禽兽，我不想成为禽兽。如果德国人用毒气杀人，我们也必须用毒气杀德国人吗？如果德国人以十抵一，我们就也做同样的事情，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那么永远不会再有和平。”

见此纠纷，基大利排解道：“也许你是对的，门德尔。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

门德尔自省一番，然后承认道：“是的，我也感觉好多了。可这不能证明什么。在纽豪斯，他们是从德累斯顿城来的难民。斯米尔诺夫说过的：在德累斯顿，一夜之间死了十四万德国人。那一夜，德累斯顿一场大火，连街灯的铁柱都熔化了。”

“又不是我们轰炸德累斯顿的。”琳说道。

“够了！”门德尔说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战。我们继续走路。去美国。”

“我们去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基大利说道，似乎并不把门德尔所担忧的问题放在心上。“战争结束了——很难理解这一点，我们会慢慢理解的。但战争是结束了。明早天会亮，我们不需要再开枪或躲藏。现在是春天，我们有东西吃，所有道路都敞开。我们要在世上找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平安地出世。”

“他？谁？”琳问道。

“孩子。我们的儿子，两个无辜之人的儿子。”

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进入无人地带。他们没有把握，踌躇不敢往前，感觉刚刚被净化一般，如同空白的纸张，又变回孩子。成年人，粗野的孩子，在艰苦、偏僻的环境里成长，在营地和战争里成长，在西方世界与和平的门槛前手足无措。在他们靴子底下，反复被摧毁又拼凑起来的土地，是敌人的，是歼灭者的。德国。整洁的郊野，不曾经受战乱。不过，等等，这只是表面，真正的德国在城市里。在格沃古夫和纽豪斯看见的德国，在德累斯顿、柏林、汉堡看见的德国，他们满怀惊悸地聆听那里的德国故事。那才是真正的德国，饮醉了鲜血，而今被迫偿还。仆倒在地上的躯体，受了致命的创伤，已经开始腐烂。裸露的身体。除了复仇带来的残暴的快感以外，他们也感觉一种陌生的厌恶，感到不明智和无耻，如同看见一具禁忌的裸体。

道路两旁，他们看到窗户紧闩的房屋，犹如疲倦的眼睛，或者拒绝观看的眼睛，还有一些房屋葺着稻草屋顶，更有一些缺了屋顶，或者半被烧毁。教堂的尖顶倾斜，游戏场已长出野草。城市里，瓦砾堆上立着标牌：人类遗体，切勿践踏。寥寥几家开张的店铺前排起长队，市民们忙着涂抹、剜刻过去的标志，那些原本要存在一千年的鹰和带倒钩的十字。阳台上插着怪诞的红旗，仓促之间拆去的黑色“卐”字仍留有痕迹。随着他们往前去，不久，红旗越来越罕见，最后没有了踪影。基大利对门德尔说：“如果你的敌人倒下，不要欢喜，但也不要帮他起来。”

两支部队之间的界线仍未划定。行路的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身处祥和的乡野，绿油油的，映衬着棕色，山冈连绵，点缀着农场和农舍。田野里，已有农民在干活。“美军？”农民们狐疑地耸耸肩，含糊地朝西点点头。“苏联军？”没有苏联军。这里没有俄罗斯人。

不知为何，他们毫不知情地走进了美军领地。碰上的第一支巡逻队没有理睬基大利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因为而今德国只有难民，这些美国人见过更糟糕的模样。在沙伊本贝尔格，一支巡逻队拦下他们，押送到当地总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位于一幢征用的别墅底楼，里面挤满了人，几乎全是德国人，从被轰炸的城市撤离的，或者在红军抵达之前逃难的。基大利等男子把背包（武器藏在背包里）交付给莫托尔保管，加入有序的长队。

“你代我们说话。”基大利对帕维尔说。

帕维尔有些胆怯：“我不会说英语。我假装会，可我只会几个单词，就像演员那样，还有鹦鹉。”

“没有关系。他会用德语问你。你用糟糕的德语回答，说我们是意大利人，我们要去意大利。”

“他不会相信我的。我们看起来不像意大利人。”

“试试。要是成的话，就再好不过。要是不成，我们到时再看。现在又不会有风险，希特勒完蛋了。”

坐在办公桌前的美国人穿着衬衫，淌着汗，满脸倦乏，他用流利得出奇的德语向帕维尔问话，因此帕维尔一时不知如何伪装意大利人的口音。幸而这个美国人毫不关心帕维尔所说的话，或者用什么口音，也不关心这支游击队及其构成人员、意图、过去和未来。片刻后，他对帕维尔说：“请说得简洁些。”又一分钟后，他打断帕维尔的话，叫他与同伴们到户外等候。帕维尔走到外面，余下人都背上背包，高昂着头离开沙伊本贝尔格。

基大利说道：“这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那么马虎。我们不知道苏联人和美国人达成什么协议。为了安全起见，谁要是穿着红军军装或者戴着V形臂章，或者背包里有，最好都扔掉。要是他们把我们送回去，可不是好玩的。”

不过，他们现在不必赶路，迈着轻松的步伐往西去，不时停下歇息，看看陌生而悲剧的田园风光。他们频频路过美国军队，或乘车或步行，正开向德国的心腹之地，或者遇见美国士兵肩上懒懒地扛着自动步枪，押送德国战俘，队伍长得望不到头。在开姆尼茨火车站，一条侧轨上停着一列载货列车，大约有五十节车厢，火车头朝向军事分界线。车厢里载着建造造纸厂的所有设备，包括办公用品，成捆成捆刚出厂的纸，还有办公室家具。只有一名士兵守着火车，他身穿苏维埃军装，金发，十分年轻，伸开四肢横躺在一张挤在设备间的沙发上。皮奥特用俄语招呼他，那士兵解释说造纸厂设备送往苏联，他不知道具体地点。是美国人送给苏联的礼物，因为苏联的全部工厂都过时了。士兵没有向皮奥特提问。稍往前，有一座被轰炸的工厂，也许是修理站，在美国军官和专家的监督下，一队战俘忙碌着铲瓦砾。他们不是在做挖掘工作，而是类似考古学家，用铁铲尖轻剔，不时赤手去刨。每发现一片金属，美国人就会弯下腰去，警惕地加以检查，做标签，然后小心地放在旁边。

白罗柯尔从不曾抱怨，但她十分疲惫，每个人都担心她的身体。她行路艰难，脚踝一天比一天肿得厉害，只得脱掉靴子，割掉莫托尔为她找来的一双鞋子的鞋面穿着，后来干脆穿拖鞋赶路。他们用担架扛着她走了一阵，但显然得想个办法。六月中旬，他们抵达普劳恩，停在柏林——慕尼黑——布伦纳铁道线上，基大利差遣帕维尔和莫托尔前去侦察形势。形势十分混乱，火车没有规律，不按时间表运行，车厢里拥挤得超乎情理。基大利一干人在候车室安顿下来，候车室而今早已变成公共宿舍一类的场所。基大利虽然希望乘火车去，但他们的备用金不够支付全队去布伦纳的车费。也要花钱给白罗柯尔做妇科检查，她被送进医院，满心欢喜地出来，很高兴看到清洁和有序的医院。她身体健康，胎位正常，只是有些疲劳。是的，她可以走动，但不可走得太多。同时，大多队员去城里游荡，像游客似的，也寻找机会做交易，以便挣些现钱。基大利说：“我们可以换掉厚重的衣服，因为我们往南去，夏天也快到了。要是能卖个好价的话，也可以卖掉烹饪工具。武器不卖，任何价钱都不能卖。”

基大利一干人都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只有列昂尼德是在城里长大，很多人想念他。在普劳恩城里，眼前的自相矛盾令他们胆怯又讶异：依然瓦砾遍地的街上，送奶工每天清晨同一时间准时推着小车，喊着喇叭送奶。咖啡和肉贵得离谱，但银器极其廉价。莫托尔仅花了数马克就买到一部精致的相机，已装有胶卷。他们围拢起来，有些站着，有些蹲在前排，全都把武器摆在明显的位置。无人肯错失拍照的机会，所以他们只得央一个过路人为他们拍摄，背景是垮坍的房屋。火车运行糟糕，但城里唯一的旅行社生意甚好：电话线已重新接通，他们比火车站的工作人员知道得更详细。饶是如此，基大利从不远离火车站。人们经常见他跟一名火车站工人一起。基大利待他十分慷慨，在酒馆里请他喝啤酒，有一天，只见他们两人走进火车站旁边的小花园，基大利拉小提琴，那德国人吹笛子，两人皆神情严肃专注。基大利要求任何人不可任意走动，却不做任何解释：兴许很快就要离开，人人必须随时待命。

然而，他们在火车站里又等了数星期，在懒散的气氛和无目的的等待之中度过。天气炎热，一个红十字办事处在火车站工作，每天分派汤水，不论是谁，每个民族和国籍的难民、逃兵，川流不息地进出。普劳恩一些市民与在此宿营的基大利一干人建立起谨慎的关系，那些德国人心里好奇，但没有询问打听。语言的摩擦阻挠了对话。说意第绪语的，一般都听得懂德语，反之亦然，况且基大利一干人多数都会说点德语，尽管或多或少带有意第绪腔调，纵使这两种语言在历史上曾是姊妹，在各自的母语者眼里对方都是模仿者，就好似在我们人类眼里，猴子拙劣地模仿我们，想必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如此。也许这一事实关涉到德国人对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古老憎恨，将之视为高地德语的破坏者。但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因素阻挠双方彼此谅解。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些犹太人很陌生，迥异于当地中产阶级的犹太人，那些人在强迫之下，就会顺服地任人赶拢，任人屠杀。而这些犹太人实在可疑，动作敏捷、充满活力，衣衫肮脏破敝，骄傲、不可预料、粗野，太像“俄罗斯人”。至于这些犹太人，他们看着这些胆怯矜持的老人和礼貌的金发孩子——立在火车站门口探头张望，仿佛隔着动物园的笼子——觉得必须在这些人与那些他们得躲避的或得向之疯狂复仇的纳粹搜捕者之间做出区别，又觉得似乎不可能做出区别。不是他们，不是。是他们的父亲、老师、他们的儿子，他们自己的昨天和明天。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无法解决。离开，尽快离开。这片土地也在我们脚下烧灼，这个干净整洁的城市，这迷人的秩序，这盛夏甜蜜恬淡的空气，也在烧灼。离开、离开。我们从波利西亚腹部走出来，不是为了在普劳恩候车室睡觉，不是为了靠拍集体照和红十字会的汤水消磨时日。七月二十日凌晨，却突然传来讯号，去实现他们集体未曾表达的愿望。基大利奔进候车室，唤醒沉睡之人：

“快起来。背上背包。跟我走，不要出声。我们十五分钟内出发。”在接下来的混乱之中，人们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仓促的解释：全部人等跟他走，不远，就在侧轨上。他的朋友，那位吹笛手，铁道工，表演了奇迹。有一节几乎簇新、好得簇新的车厢，载他们去意大利。买的，是的。花了几美元买的，也不全是合法的。是损坏的车厢，刚修好，还需要试验。换句话说，安排的。安排？是的，就是这个说法，他们在犹太人聚居区、劳动营、所有纳粹欧洲，都用这个说法。非法获得的东西，被称为安排的。火车很快就要抵达，车站已敲响钟声。

片刻之后，他们都上了车厢，但不见帕维尔。基大利用波兰语咒骂起来，因为意第绪语里没有诅咒，差人跑去找他。在不远处就找到了，他正跟一个德国妓女厮混，把他带回火车站之时，他还一面在系裤子纽扣。他也在咒骂，用俄语，但没有反对。他们全上了车厢，不敢发出声响。

“谁会把车厢挂上火车？”门德尔问道。

“路德维希会的。他向我保证过。要是有必要，我们也帮他一把。”

“你是怎么跟他交上朋友的？”

“靠小提琴。就像古时候的那个人物，用里拉琴驯服老虎。倒不是说路德维希是老虎，他很善良，又有天赋，跟他一同演奏很愉快，他帮我们的忙，不要多少回报。”

“不过，他还是德国人。”帕维尔咕哝道。

“那又怎样？他没有上战场。他一直在铁路上工作，他吹笛子，一九三五年时他没有投票给希特勒。你要是出生在德国，有纯种的德国父母，要是他们在学校里教你那些关于血液和土壤的劳什子，你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吗？”

在车厢一角，妇女们用稻草和毯子为白罗柯尔铺床。蓓拉转向基大利说道：“不过，说实话，你一向喜欢乘火车。我相信要不是因为比亚韦斯托克那个修女，你就不会成为小提琴家，而是铁道工。”

基大利欢笑着说这绝对是真理，他确实喜欢火车以及所有车辆。“但这次游戏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坐在自己的车厢里去意大利，风光的咧。只有国家元首才能这么旅行的哟。”

“哎，”伊西多若有所思地说，“你还年轻。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用不着游击队了。干吗不去做铁道工？我就想做铁道工，在以色列地做铁道工。”

正在此时，车轮咣当作响，一盏车头灯刺眼地照在铁道上，一列长长的载货火车进站来，伴着一声尖叫刹了车，静立半个小时，然后缓缓地移动。一个身影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减震器上，挥舞手里的灯笼打招呼，是路德维希。火车缓缓后退，然后一声撞击，接着传来挂钩刮擦的声响。火车又开动，拉着坐在私人车厢里的基大利一行人，前往阿尔卑斯山脉。

一九四五年·七月至八月

他们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旅行，不是靠双脚赶路，而是坐在被火车拉着的车厢里；不是冒着风寒和枪弹，不挨饿，不是流离。手里有身份证件，不，还没有，只有耶和华才知道他们何时会有。但车厢一侧写着旅途的目的地：慕尼黑——因斯布鲁克——布伦纳——维罗纳。路德维希事先便考虑得很周到。“尽量别离开车厢，”基大利说，“我们越少暴露面孔，他们来检查的概率就越小。”

无人来检查，在这条铁路上，以及在欧洲大多数铁道线上，仍有无数工作要做：修理轨道、清除瓦砾、重新安装正常运行的信号。火车缓慢行驶，几乎总在夜间前行，白天停靠在侧轨，在太阳之下曝晒，给其他有优先权的火车让道。客运列车极少，一列列载货列车用来运输人类，但人挤塞得如同货物。数十万计的意大利人，男人女人、士兵平民，还有被摧毁的第三帝国的工厂和集中营的雇工奴隶。在他们当中，也混杂少数颇安静的人，巴不得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是从德占区逃出来的德国人，想逃避盟军的制裁，还有党卫军士兵、盖世太保和政党官员。吊诡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对于这些过境的犹太人，意大利是阻力最小的国度，是最好的跳板，以便前往更友好的国家，诸如南美、叙利亚、埃及。公开或伪装，有或没有身份证件，这股色彩斑斓的潮流涌向南方，涌向布伦纳。布伦纳成为一个巨大漏斗的狭窄颈项。通过布伦纳，你就拥有意大利，温暖的气候与出了名的公开非法行为的国度。这片充满深情的黑手党土地，其双重声名甚至远播挪威、乌克兰、封闭的东欧犹太人聚居区。这片土地躲避禁令，充满无政府主义的宽容，像兄弟一般欢迎每个外国人。

火车停靠站点时，他们把车门紧闭，行驶中，以及频频在空旷的郊野停留之时才打开车门。门德尔坐在地板上，双腿晃荡，望着眼前庄严地展开的风景：肥沃的田野、湖泊、树林、上法尔兹行政区的农场和城镇，然后是巴伐利亚。他和同伴们都不曾在如此肥沃、如此开化的土地居住过。在他们的身后，犹如点缀着他们那数不清的脚印，蜿蜒着无尽的长征踪迹，仿佛是在一场噩梦里，穿过沼泽、河滩、遍布埋伏的森林、雪地、河湾，承受死亡，将死亡加之于人。他觉得倦怠、格格不入。孤单。而今，没有女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家园。没有朋友？不，他不能这么说。同伴们仍在，会继续在——他们填补他的空虚。他不在乎火车把他拉向何处，他已圆满，已做完该做的事，不容易，也不总是心甘情愿，但他做到了。那件事告终了，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在和平时期，一个炮兵做什么？他有能力做什么？修手表？谁知道？也许永远不再修手表了。射击令手指僵硬、迟钝，眼睛习惯于透过瞄准器看向远处。他没有听到从那应许之地传来的任何召唤。也许在那里，他还得长征、打仗。好吧，这是我的命，我接受，可这不能温暖我的心田。这是责任，你去执行，就好像那次我杀死后备队的乌克兰人。责任不是财富。也不是未来。他们，是的。他们是我的财富。他们依然在我身边。他们所有人，包括他们的粗鲁和缺点，甚至那些曾冒犯我的人，还有那些我伤害过的人。还有女人，被我愚蠢地抛弃的西丝尔，还有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抛弃我的琳，甚至还有愚钝又惹人厌烦的蓓拉，甚至还有肚子大得像个成熟的果实的白罗柯尔。

他看看身旁、身后。皮奥特坐在那里，无辜得像个婴孩，在战场上那么勇猛，跟所有体面的俄罗斯人一般疯狂。你会为皮奥特牺牲自己的性命吗？是的，我会的，毫不犹豫地，如同知道自己做的是一桩好买卖的人那样绝不犹豫。在这个星球表面，他比我强。他跟我们一起来意大利，愉快、自信，就好似孩子坐上旋转木马。他选择与我们一起战斗，为我们战斗，就像古代的骑士，因为他的慷慨，因为他信仰那位我们不信的基督。然而他的牧师必定也曾告诉他，是我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

基大利坐在那里。他的名字叫作基大利，真是滑稽。《圣经》里的基大利是个废物。迦勒底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任命他为犹大的总督，治理巴比伦放逐之后留在犹大的少数犹太人。然后呢，就像现在一样，就像希特勒任命的总督。换句话说，他是个通敌者。他被以实玛利杀死。以实玛利跟我们一样是游击队员。如果我们是对的，如果以实玛利是对的，他杀基大利这事就做得好……多么愚蠢的想法！人不能为自己的名字负责。我名叫慰藉者，我不安慰任何人，连自己都安慰不了。不过，无论如何，基大利真该有个不同的名字。比方说，犹八，发明笛子和吉他的人。或者他的第二个兄弟雅巴耳，第一个在世上游荡住帐篷的人，或者第三个兄弟土八该隐，教世人如何冶炼铜和铁。他们都是拉麦的儿子。拉麦是神秘的复仇者，已经无人知道他报的是什么仇。拉麦在柳班、拉麦在赫梅尔尼克、拉麦在纽豪斯。也许拉麦亦似基大利一样，是欢快的复仇者。晚上复仇归来，在帐篷里，他与儿子们一同吹笛。我不理解基大利，我捉摸不透他的任何行动或决定，但基大利是我的兄弟。

琳呢？他怎么看待琳？她不是我的姊妹。她胜似姊妹，又不如姊妹，她是母亲-妻子-女儿-朋友-敌人-对手-导师。她是我的肉中肉，一千年之前，在一座磨坊里，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我进入她的身体，那时仍在战争，世界仍然年轻，我们每个人都是手执利剑的天使。她不轻快，但很笃定。我既不轻快也不笃定，我已有一千岁，背上负着整个世界。她就坐在我旁边，没有看着我。她凝视着这片德国土地，她总是笃定地知道该做什么。一千年以前，在沼泽地里，我也知道该做什么，她现在依然知道，而我已经不再知道。她不看我，可我看着她。看着她，我心里觉得高兴，躁动不安，撕裂一般的疼痛。觊觎邻居的女人。琳，艾米琳，喇合——耶利哥圣洁的罪孽者。谁的女人？任何人的女人，这等于说不是任何人的女人。她与人系绊，又不维系。我不在乎是谁的女人，可是当我又在记忆里看见她的身体，感觉在她衣服下的身体，心里就撕裂一般的疼痛，我就想重新开始，而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心正是为这个理由而撕裂般痛。可是，即使没有琳，即使没有西丝尔，我也感到撕裂一般的疼痛，甚至没有丽芙柯？不，门德尔，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你说不准。没有丽芙柯，你会是不同的男人，耶和华才晓得的什么人——非门德尔。没有丽芙柯，没有丽芙柯的阴影，你就可以走向未来。活得下去，像一颗种子那样发芽。所有土地上都有发芽的种子，以色列地也有，琳就是那类种子，其他人也是。他们从水里出来，像狗那样摇晃身躯，甩去所有记忆。他们没有伤痕。喂，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有伤痕，只是不说罢了。此时此刻，也许他们每个人也在像你这般沉思。

火车穿过因斯布鲁克，正艰难地爬向布伦纳和意大利边境。基大利站在角落里，背靠着木板壁，以平常那柔和、心在不焉的姿态拉小提琴。他在演奏吉卜赛曲子，或者是犹太人或俄罗斯人的曲子。彼此陌生的民族经常能以音乐打动彼此，他们交换音乐，在音乐里认识对方，消释疑惑。这是一支简单的曲子，听过上百遍，十分平常，廉价的怀旧，然而突然间，节奏加快，调子也随之加快，另有了一番意趣：活泼、新鲜、高雅、充满希望。快乐舞动的旋律，似在邀你跳起舞，摇晃脑袋，拍起双手。队伍里很多人，胡须蓬乱、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身体因劳苦和战争而僵硬，这时伴随着曲调，忘情而狂热地享受这喧闹。不再有陷阱，不再有战争，不再有那条路，不再有流血和冰冻。柏林的撒旦已死，世界空虚又空洞，就像诺亚时代的大洪水之后，须重新创造，重新使人栖居。如同他们在攀升，欢快地攀向关隘，走出流放地的道路叫作alia，攀出深渊，你就攀向光明。小提琴的旋律也在攀升，愈演愈快，变得狂乱。两人，接着四人，然后十人，在车厢里毫无约束地结成队，成群地舞蹈，肩膀抵着肩膀，靴跟把地板跺得直响。基大利也提起双腿，边拉边舞，转着圆圈，膝盖提得高高的。

猛地一声尖锐的咔嗒声，小提琴沉默了。基大利举着琴弓静止不动，琴弦断了。“琴坏了！”帕维尔窃笑道，其他人也笑起来，但基大利没有笑。他看着这把旧琴，它在鲁尼内茨救了他一命，也许不为人察觉地救过他多次，伴他度过寂寥和沮丧，在战场上受伤，被原本要打在他身上的子弹射穿，他别了一枚匈牙利勋章在上面。“没事，我们把它修好。”白罗柯尔说道。可她错了。也许木头因风吹日晒而腐朽了，也许基大利在这个巫师的安息日拉得过猛，无论如何，敢情是无法修了。琴马凹陷，微凸的琴腹破裂，琴弦松散地耷拉着，丑陋得不堪入目。已不可救治，基大利抡起胳膊向车门掷去，松开手指，小提琴落在铁路旁的砾石上，传来悲鸣声。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火车抵达布伦纳。先前停靠站点时，基大利从不曾疏于紧闭车门，这次却似乎忘了。然而这一次极其重要，因为这是边境站，无疑会有人来检查。琳负起责任，火车还未进站停靠，她就让坐在外头的人进来，关紧两扇敞开的门，用电线从里头系紧，告诉大家保持安静。月台上起初传来一阵喧闹，但车厢外一片静寂。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耐心渐失，车厢密不透风，在太阳底下曝晒，天气也愈发热了。基大利一干人，总共三十五人，挤在数平方米内，只觉得堵得慌。人们悄声细语：

“我们真的到意大利了？我们通过边境站了吗？”

“兴许他们把我们的车厢解开了。”

“不，不，要是解开的话，我们会听见声音的。”

“开门，我们出去看看。”

但琳命令保持安静。寂寥的月台上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帕维尔从门缝里窥看：“士兵。他们看起来像英国人。”

声音更接近了。有四五人，恰好在这节车厢外停下谈话。帕维尔竖起耳朵听：

“可他们不是说英语。”他悄声说道。有人用指节在车门上扣了两记，问了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但琳听懂了，挤过人群去回答。她用希伯来语作答，不是犹太教堂用以祷告、亘古不变的希伯来语，而是一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中间流传着的活生生的希伯来语，他们当中只有琳听得懂，也会说。她在基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学会，那是在天空阴霾之前，在暴发大洪水之前。琳打开车门。

月台上立着四个年轻男子，身穿整洁、精心熨烫的卡其军装。他们穿着滑稽的宽大短裤、浅口鞋、及膝羊毛袜。头上戴的黑色贝雷帽上别着英国徽章，但短袖衫上缝着六角星，大卫之盾。英国犹太人？英国人伪装成犹太人？对于基大利一干人来说，胸前的那颗星是奴役的标志，纳粹强行烙印在集中营犹太人身上的。火车上迷惑的犹太人与月台上冷静的犹太人，默然相峙半晌。然后其中一人说话，是一个敦实的年轻小伙，皮肤很白，红润的脸庞洋溢着乐观精神。他用希伯来语问道：“你们谁懂希伯来语？”

“只有我，”琳答道，“其他人懂意第绪语、俄语、波兰语。”

“那我们说意第绪语。”那小伙说道，但说得很吃力，不时地犹豫着选择词语。他的三位同伴看似听懂，但没有开口。“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我们属于巴勒斯坦兵旅，从以色列地来，但我们属于英国军队。我们从意大利打上来，跟英国人、美国人、波兰人、摩洛哥人、印度人一道。你们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他们众口纷纭，各有各的答案：他们来自波利西利、比亚韦斯托克、科索沃、红军。那个小伙，他的同伴们叫他切姆，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你来说，姑娘。”他说道。琳先低声跟基大利和门德尔磋商：告诉他们一切？说实话？他们是古怪的士兵，犹太人，却穿着英国人的军装。他们听谁的命令？伦敦？还是特拉维夫？能信任他们吗？基大利显得有些迟疑，或者更应该说，漠不关心。“你看着办，”他说道，“尽可能说得笼统。”门德尔说道：“他们有什么权利审问我们？等会再回答，试图问他们问题。然后我们再决定采取什么态度。”

切姆等候着。他露出微笑，然后咧嘴大笑：“聪明人举一反三。我告诉你这军装是英国人的，但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自主行动。我们不是来阻拦你们的。相反。我们，以及我们的部队，正开往德国、匈牙利、波兰。我们寻找劳动营里幸存下来的、隐藏起来的犹太人，还有病人、孩子。”

“你们拿他们怎么办？”

“我们帮助他们，给他们治疗，把他们聚集起来，护送他们到这里，意大利。两周前，我们小队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城，明天会去茅特豪森-古森，后天到维也纳。”

“英国人知道你们做的事吗？”

切姆耸耸肩。

“他们当中也有明智的人，他们理解，也任我们做想做的事。也有一些愚蠢的，不会察觉任何事情。还有些拘泥顽固的，这些人最棘手，总来拦路挡道。但我们不是小孩，知道如何应付他们。你们想去哪里？”

“以色列地，但我们疲惫了，没有钱，那位妇女快要生产了。”琳说道。

“你们带武器？”

琳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问，直觉地说没有，但语气那么勉强，逗得切姆又大笑起来：“哈，我告诉过你的喽，我们不是小孩。你以为我们这三个月来做着这些事，还分辨不出老兵与难民，难民与游击队员？全都写在你们脸上身上咧。你们为什么为此感到羞耻？”

莫托尔出头说话了：“没有感到羞耻。但我们得留着武器。”

“我们当然不会拿走你们的武器。我告诉过你们的，我们只是路过这里。不过，你们应该明智些。往关口过去一点是我们旅的总部，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你们，但最明智的做法是你们自己去报到，上缴武器。再往前去，在博尔扎诺，是英国人管辖的，他们肯定会搜查你们。所以与其被他们缴械，不如把东西交给我们。我说得对吧？”

帕维尔说道：“你们有你们的经验，可我们也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是有武器总方便。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不管在俄罗斯还是在波兰、德国、意大利。两个月前，战争已经结束，德国人杀了一个女孩，我们当中的一人，我们替她报了仇。要是没有武器的话，我们怎么报仇？在波兰，跟俄罗斯人一起的时候，波兰法西斯分子把炸弹扔到我们脚前。”

切姆说道：“我们之间不要像敌人一样。我们不是敌人。下车来，坐在草地上。他们解开了火车头，你们的火车在两个小时内不会开的。你们看，我们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全都下了火车，围成圈坐在草地上，坐在劲风吹得万里无云的天空下，呼吸松香味的空气。“我们把这叫作‘来坐一坐’，”切姆说道，然后接着说，“这是狮子和狐狸的故事。你们来自恐怖的世界。对那个世界，我们知之甚少。从我们的父辈那里听过一些，执行行动的时候目睹过一些。但我们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是通过某种奇迹而幸存下来，我们知道你们从地狱走出来。你们和我们都与同一个敌人战斗，但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你们必须孤身作战，自己创造一切，包括防御、武器、盟军、战略。我们更幸运：我们受过训练，有组织，属于大部队。我们的敌人只在对面，我们不是身处敌人中间。我们无须夺取武器，军队发给我们武器，教我们如何使用。我们打过艰难的战斗，但我们身后有后防线、有厨房、有医务室，有一个欢呼我们为解放者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你们的武器对你们不再有用。”

“为什么不再有用？”莫托尔问道，“这个国家怎么跟其他国家不同？就跟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在这里是外国人，事实上，比在俄罗斯或者波兰更外国，外国人是敌人。”

“意大利是个奇怪的国家，”切姆说道，“理解意大利人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从布林迪西到阿尔卑斯山脉，一路打上意大利，还是没能清楚地理解这些意大利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意大利，外国人不是敌人。比起对待外国人来，你还会觉得意大利人彼此之间更有敌意。这听着古怪，却是真真切切的。也许这是因为意大利人不喜欢法律，因为墨索里尼的法律，以及他的政策和宣传非难外国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意大利人帮助外国人。意大利人不喜欢法律，事实上，他们喜欢犯法。这是他们的游戏，就像俄罗斯人的国际象棋一样。他们喜欢欺骗，讨厌被欺骗，但限于一定程度。有人欺骗他们之时，他们就想：瞧他多聪明，比我还聪明。他们不谋划复仇，顶多在另一个游戏里占回便宜。事实上，跟下棋一样。”

“那他们也会欺骗我们。”琳说道。

“大概会的。但这是你会冒的唯一风险。所以我才说你们的武器不会有用。不过，我还得告诉你们最最古怪的事情：意大利人向来是所有外国人的朋友，但他们对待巴勒斯坦兵旅的友好态度胜过任何人。”

“他们可能没看出你们是犹太人。”门德尔说道。

“他们当然看得出了，何况我们也没有隐瞒。他们帮助我们，不是出于不顾我们是犹太人这个事实，而正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他们也帮助他们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德国人占据意大利的时候，竭尽所能地逮捕意大利犹太人，但只抓获和杀害了五分之一。余下的都在基督徒家里避难，不单是意大利犹太人，还有很多外国犹太人逃难到意大利。”

“也许意大利人碰巧是善良的基督徒。”门德尔又试着猜测。

“也许吧，”切姆说，抓搔着眉头，“但我说不准。就算是作为基督徒，意大利人也是很怪的。他们去做弥撒，可也诅咒。他们向圣母和圣徒祈祷，却似乎不太信奉上帝。他们心里牢记十诫，但顶多只遵守两三条。我觉得他们帮助患难的人，因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自己受过很多苦难，知道应该帮助受苦难的人。”

“波兰人也受过很多苦难，却……”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也许有数打的理由，全是好的，或全是坏的。但有一件事你们要知道：意大利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古怪。他们不会说意第绪语，事实上连意第绪语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们只会说意大利语，或者说，罗马的犹太人说罗马语，威尼斯的犹太人说威尼斯语，等等。他们打扮得跟平常人一样，长着同样的面孔……”

“那他们走在街上，怎么分得出基督徒和犹太人？”

“分不出。我说过的喽。这个国家岂不奇特？再说，犹太人也不多，基督徒不多想犹太人这事，犹太人也不多想自己是犹太人这事。意大利从来没有犹太种族迫害，即便罗马教廷叫他们鄙视犹太人，谴责犹太人放高利贷时，即便墨索里尼颁下种族法令，德军占据意大利北部时，意大利也没人做过迫害犹太种族的事，甚至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这个国家是绿洲。意大利人是法西斯时，意大利犹太人也成为法西斯，为墨索里尼鼓掌喝彩；德军入侵时，有些人逃往瑞士，有些人成为游击队员，但大多数人仍留在城里或者郊野，就算德国人贴出很高的悬赏，也极少有人被发现或被举报。你看，你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好人的国家，他们不喜欢战争，喜欢让事情混淆不清。为了去巴勒斯坦，我们就得欺骗英国人，那么这里就是最理想的地方，就好比放在适当位置的一个码头，好像专门为我们而设。”

基大利一干人，或蹲或躺在布伦纳的草地上，心里极不情愿把武器交给任何人，或者出于任何理由转交。但是眼前这四名巴勒斯坦人，身穿盟军的军装，那么有把握地说出那些道理，他们不敢表示异议。他们沉默片刻，然后在自己人当中交头接耳地讨论。切姆和三位同伴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他们走开数步，在草地上闲逛。几分钟后，他们回来，切姆问道：“你们哪一位是首领？”

基大利举起手：“我想是我吧。是我领着游击队，不管好歹，从白俄罗斯到这里。可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军衔，从来没有。我从不需要下命令。我会提出一些建议，有时候其他人提出建议，我们一起讨论，达成一致。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无须讨论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像这样共同生活、战斗了八个月，走了两千公里。我是他们的头领，只是因为我发明东西，因为我有想法，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进入和平的国家，还要头领做什么？”

切姆转向他的同伴，用希伯来语说了些话，他们作答，脸上没有露出丝毫不屑或不耐，而是一脸的宽容和尊敬。切姆说道：“我们理解你们，或者自以为理解。你们也是奇怪的，比意大利更奇怪。不过，在一些人眼里，所有人都显得奇怪。事情就是这样，战争搅动所有东西。好吧，就你们的首领这件事，随你们喜欢，选举一个或确认他是（他指了指基大利，但他摇头否认），或者不用也行。但武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十分理解你们，但英国人和美国人根本不会理解。他们烦透了游击队。打仗的时候，游击队是便利，但现在没人想听到人提起他们。今年冬天，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盟军其实就想强制解散意大利游击队。现在，他们给游击队颁布各种勋章证书，想要多少有多少，就是不许带武器。倘若发现有人携带武器，或者家里私藏，就把此人关押起来。你们就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对待扛武器的外国游击队了，尤其是从俄罗斯来的。所以，你们要识大局，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知道如何处置这些武器。换句话说，你们可以保留身上能够隐藏的，把剩下的交给我们。怎么样？”

基大利沉默片刻，然后耸耸肩，没好气地说：“好吧，亲爱的同胞们，我们这下回到法律和秩序中了。”他爬上车厢，拿来什慕列克的自动手枪和其他一些武器。这四名士兵并没有十分严格，没有询问其他问题，把武器装上停在附近的吉普车。

他们回来后，基大利问道：“漂亮。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是小事，”切姆说道，“现在你们解除了武装，或者差不多解除了武装。你们就不那么奇怪了。你们现在变成了DP。”

“我们变成什么了？”琳狐疑地问道，“DP是什么东西？”

“DP是‘背井离乡的人’，难民、散兵、流民。”

“我们不是DP，”琳说道，“我们有祖国。要是我们现在没有了，那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要自己再建造一个。我们的祖国在前方，不是在身后。我们一路上碰见很多散兵，他们根本不像我们。我们不是DP，我们是游击队员，不是光喊口号的。我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未来。”

“冷静一下，姑娘，”切姆说道，“现在不是讲究定义的时候。你千万不可太咬字眼了。你们都要变通些。在这里，现在有盟军，迟早还会碰上军队警察。他们不像纳粹，但也很让人头痛，他们会把你们不知关到哪里去，也不知会关到什么时候，也许直到跟日本人的战争结束为止，当然，假设与此同时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不会开战。他们不会问你们很多问题。在他们眼里，游击队就是共产党，如果是从东边来的，那就是双重的共产党。我说得够清楚了没？换句话说，武装间的兄弟情谊已经结束。你们现在或者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愿被送到集中营吧？”

对于这个问题，基大利一干人嘟嘟囔囔地各自嘀咕着，切姆分辨出一些词语来。

“转入地下？想都不要想。意大利跟你们来的那些国家不一样，尤其是意大利北部，人口稠密得像个鸡笼。没有森林，也没有沼泽，何况你们不熟悉地形。这里的农民不会懂的，会把你们当作流寇，你们最后也会变成流寇。变通些，自己去报到。”

“去哪里？怎么报到？向谁？”基大利问道。

“不要引起任何人注意，设法去米兰，到了米兰，去找这个地址。”

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地址，递给基大利，然后说道：“要是我们再见面的话，你会说我给了你们好建议。现在上火车吧，他们正在挂火车头。”

在米兰中央车站，他们爬下车厢，站在被轰炸过的玻璃和钢条组成的穹顶之下，以为又一场战争爆发了。到处有人宿营，铁轨两旁、月台上、通往广场的大台阶上、停运的自动扶梯上，当然还有广场上都住满了人。有衣衫褴褛的意大利人回归祖国，有衣衫褴褛的外国人等待前往不知是何处的祖国，有白皮肤或黑皮肤的盟军士兵身穿高雅的军装，有意大利市民打扮体面，携带手提箱和帆布背包，前往度假地。广场前丑陋的石头建筑前面，有电车在行驶，偶尔有汽车开过。有些花圃被转用为战时花园，又经过劫掠，已遭废弃，而今只有杂草蓬茸。四处扎着帐篷，帐篷前不成人样的妇女在临时搭建的灶火前煮食物。另有一些妇女拿着盆罐、各式容器挤在饮水器前。极目都是被轰炸过的建筑。

只有帕维尔会说几个意大利词，做演员周游欧洲时学来的。他拿着地址向一个路人打听，那人狐疑地看看他，没好气地答道：“不在了！”什么不在了？地址错了？还是房子坍了？因为彼此语言不通，对话十分艰难：“法西斯、法西斯，没了，完了。”那路人不停地重复。帕维尔终于明白，这个地址指向一处重要的法西斯总部，而今已不复存在。不过，那米兰人仍然尽力为他们指路。得走三公里。三公里有什么？近得可笑。他们出发上路，羞怯又好奇，在他们漫长的征途之中，初次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陌生。

时近午后，一行人拉拉杂杂地散落而行，只留着心眼跟紧走在队伍前头的帕维尔，但他们时常拉他停下，以便好好地四下看看。熏黑的废墟间错落着一些气势不凡的高楼，很多店铺开张，橱窗里布满诱人的各式物什，贴着不可识辨的标签。只有火车站周围才有衣衫褴褛的人，市中心街上遇见的都是衣着体面的人，热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尽力理解他们的话，尽力帮助他们。工会路？直往前走，还有两公里。一公里。大教堂。大教堂？明白了吗？大教堂广场。然后直走。在被轰炸得布满凹痕的宏伟的大教堂之前，他们停步，满心疑惑、胆怯，背着褪色的包袱，自惭形秽。皮奥特暗地里叠起三个手指，用俄罗斯方式祝福自己。

在工会路上，他们重新发现熟悉的气氛。援助中心挤满了难民，有波兰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大多数人说意第绪语。所有人都一无所有，需要所有援助，场面极其混乱。过道里睡着男人、女人、小孩，人们拿胶合板或毯子搭起帐篷，组建了家庭。过道里、玻璃窗后，都有各个年龄段的妇女，忙得喘不过气，汗流满面，不知疲倦。她们全都不懂意第绪语，只能听懂一点德语。临时充任的翻译大声高喝，竭力维持秩序和纪律。空气溽热，弥漫着厕所和厨房的气味。一个箭头和意第绪语标识指示新人该去报到的窗口，他们去排队，耐心地等候。

队伍进展得十分缓慢，门德尔毫无边际地沉思一些自相矛盾的想法。他也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俄罗斯人在意大利，希伯来人面对大教堂，乡下的修表匠在大城市，游击队员在和平时期。语言与精神上的外国人，被长年的野蛮生活所异化的外国人。然而，在所穿越的数百个地方，他们从来不曾呼吸过现在所呼吸的空气。外国人，却有被接纳的感觉，不单是被援助中心这些善良的女士所接纳。不是被包容，而是被接纳。从布伦纳到这里，在他们问路的意大利人的脸上，虽然时或有一丝怀疑或羞怯，但当他们认出你是犹太人时，脸上从来没有浮现俄罗斯人或波兰人常有的那层阴暗。在这个国家，他们都像皮奥特，也许没有那么勇猛，或者更狡猾，或者只是更年长。就是见多了世态的老年人惯有的那种狡猾。

门德尔和帕维尔并排站在窗口报到。窗玻璃那边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士，身穿精心熨烫的白衬衫，小巧、漂亮、礼貌，棕色的头发看得出是新做的。她喷了香水，在香水气息之外，门德尔不安地嗅到帕维尔身上浓重的汗臊味。那位女士懂德语，说得颇流利，双方不难彼此理解。帕维尔却硬要说意大利语，结果非但没有将事情变简单，反而弄得更复杂。名字，再说一遍。年纪，从哪里来，国籍。三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生起一阵混乱。那位女士随即明白他们是一起的，没有显露不耐烦，叫帕维尔替他们所有人作答。她也用尊称称呼他，称作您，这也让他既高兴又难堪，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援助中心，她们设法帮助，乐于帮助，而不是只想摆脱他们，或者把他们关进带倒钩铁丝网的笼子。

那位女士写啊写，三十五个名字可不少，名单越写越长。怪异的名字与姓氏，连簇的辅音，她得不时停下，校对一下，要求重复一个词语，然后逐个字母拼写。终于写完了。那位女士把头从窗口探出来观看。一个群体，怪异的群体，不同于寻常的难民，不同于每天在她那间办公室前过去的流浪者。肮脏、疲倦，但站得挺直。他们的眼神、言语、举止都迥然不同。

“你们一向在一起吗？”她用德语问帕维尔。

帕维尔绝不错失出风头的机会。他绞尽脑汁地回想从前旅途里学来的意大利词语，在后台、廉价旅馆、妓院学来的。他胸膛一挺：

“一队的，迷人的女士。一起的。一直一起。俄罗斯、波兰。长征。森林、河湾、雪地。德国死人。很多。我们游击队，我们都是。该死的。不是DP。我们，战争，游击队。所有战士。女士。女士也是。”

那位迷人的女士迷惑了。她请基大利一干人到一旁等候，拿起电话筒。她在电话里讲了很久，说得非常激动，但用手捂着嘴，生怕被人听见。最后，她告诉帕维尔耐心等待：他们也要在过道里住一夜，尽可能找个空隙安顿。但明天她会给他们做更好的安排。洗漱？那有点困难。这里没有澡堂，连淋浴也没有。这些房子是新近才重新使用的。但有水、厕所、肥皂，还有三四条毛巾。这么多人，当然不够，可是又能怎样？这不是她的过失，或者她的同事们的过失。她们都尽力了，甚至做出个人贡献。门德尔从她的言辞和神情中读出敬意、怜悯、支持、惊慌。

“你要送我们到哪里？”他问道，竭力把德语说得流利。

那女士笑得很美丽，做了一个叫门德尔觉得难解的暗示手势。

“我们不是要把你们送到难民营，而是另一个适合你们的地方。”

事实上，次日清晨，两辆卡车就来载他们。那位女士叫他们放心，不是去很远的地方，就是米兰近郊一个农场，顶多半小时车程。他们在那里容易适应，比城里好些，较舒适放松……那样她会较放松，门德尔自忖。他询问她怎么碰巧会说德语，很多意大利人会说吗？很少，那位女士答道，不过，她是德语教师。是的，她在一所学校教德语，直到希特勒打来，她逃往瑞士。瑞士离米兰四十公里。她和丈夫、幼小的儿子在瑞士被拘留，几周前才回到米兰。她望着基大利一干人背着吉卜赛似的背包爬上卡车，说会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道了别，转身进办公室。

农场在战争结束之前数日被毁，然后得以修葺。这里已有五十个波兰和匈牙利难民，但房间都很宽敞，至少容得下两三百人，并且铺满了行军床和木板床。他们四处探看：没有，第一次没有见到哨兵、带倒钩的铁丝网。虽算不上是房子，但差不多算是了，没有限制规定，任你自由出入。如果想离开，就直接走。准时送来食物，有水、阳光、草地、床铺。简直是一家旅馆，你还想要什么？可是，你总是想要更多，事物从来不如你所期待的一般美好。但也不似你所期待的那般可怕糟糕，门德尔默想着，记起在诺沃肖尔基拼命干活的日子，在浓雾和沼泽地里的情景，以及陶醉于战斗的酣畅。

还要在第二个窗口做第二次登记。这一次，窗后是一名瘦削干练的年轻人，一口流利的意第绪语，却是来自特拉维夫。他没有做太多的文书工作，便给他们做了入住登记，但轮到蓓拉和白罗柯尔的时候，他停下说：不行，她们不行，她们得回米兰去，她们不适合农场的工作，尤其是这名妇女。工会路那边的人怎么工作的？她们疯了？把怀孕的人送到我们这里，她们是怎么想的？琳出头干预，基大利、帕维尔和伊西多吼得最响：我们不分开，我们不是难民，我们是游击队，一起行动。要是白罗柯尔回米兰，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去。那年轻小伙做了个鬼脸，但没有坚持。

第二天，他却十分固执。这里有些工作要做，紧迫的工作。基大利一干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农场，要干的农活极少，却有大批的商品进出。一箱箱食物和药品，但也有一些东西沉重得叫你不相信英文标签所标的名称。那年轻小伙说每个人都要帮忙，把箱子搬上卡车。鲁扎来的三四人抱怨道，他们从白俄罗斯一路打到意大利，不是为了来做搬运工的，其中一人甚至嘟哝着：“卡波。”这个年轻的农场管理员兹维没有理睬这句辱骂，耸耸肩说道：“等你们的船来了，这些东西对你们也会有用。”然后，在两个匈牙利男孩的帮助下，他自己也卖劲地搬箱子。所有人都不再抱怨，分头去干活。

农场里来来去去的人也很多。各个年龄的难民来了又离开，从而难以跟人熟识。基大利一干人很快就发现有些居民是常住的，他们避免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必定是在做一些基本的工作。有两个人尤其让门德尔感兴趣。两人都是三十岁左右，健壮、敏捷，极少说话，彼此谈话之时说俄语。通常，他们跟一队年轻人走进院子，带着镰刀、干草叉、耙子，消失在河边的方向。他们直到傍晚才回来，河边的树林里有时传出零落的枪响。

“那两个是什么人？”门德尔问兹维。

“教官。他们是红军来的，很聪明的小伙，要是你们当中……”

“我们下次再谈这个，”门德尔不置可否地说，“我们刚来，先让我们缓口气。再说，我觉得我们这批人也不需要学习了。”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有很多可以教的。”兹维强调他的用词。门德尔想起斯米尔诺夫在格沃古夫集中营里建议他的，他由于当时身心交瘁而没有答应。不，他不懊悔。凭良心说，真的不后悔。我们尽了我们的义务，我和所有其他人。至少不是现在。我们还在喘息。我们还没学会呼吸这个国家的空气。

数日后，农场收到一封米兰来信。信是用德语写的，致帕维尔·尤勒维奇·列文斯基先生，署名阿黛尔·S女士。信散发着工会路那位漂亮女士身上的香水味，信中邀请他们去喝茶，星期天下午五点，在她位于蒙福尔特路的家中。不止邀请帕维尔一人，而是含糊地说：“你和你的一些朋友。”换句话说，不要带整个队伍来，别来太多人，合理的数目。此事掀起一片哗然，一干人分成三派：想去茶会的人、无论如何不想去的、拿捏不定与无所谓的。帕维尔自然想去，蓓拉、基大利、琳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想去，各有各的动机。帕维尔自认是不可或缺的翻译，也因为信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蓓拉和基大利是出于好奇，琳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也就是说，因为队里就她受过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其他人是想弄点好吃的。皮奥特和阿里耶因为害羞而不想去，也因为他们不懂德语。白罗柯尔则因为数日以来时常感到腹痛，伊西多不愿跟她分开。莫托尔说那位女士的非犹太人举止叫他看不惯，也无法想象自己坐在客厅里。

于是，帕维尔、蓓拉、琳、基大利、门德尔去了。说实话，门德尔是属于拿不定主意的一类，但是另外四人坚持要他同去：这可是观察意大利人如何生活的稀罕机会，他们会觉得有意思，会玩得高兴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论他喜欢与否，他是这个队伍的关键人物，最能代表他们所有人，参与了他们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他不是还是红军么？对意大利人来说，这自然很重要，或者至少有意思。

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琳除了自诺沃肖尔基以来就穿在身上的粗笨军装之外，没有别的衣物，说道她就这个样子参加茶会：“要是穿上别的衣服，就会觉得做了伪装。就好比撒谎。如果他们要我，他们就得接受我这个样子。”

然而所有人都劝她稍微穿得好些，蓓拉和兹维劝说得最勤。兹维从农场的仓库里找出一件丝质白衬衫、一条象牙白棉质百褶裙、一条皮带、一双尼龙丝袜，还有一些软木塞底的凉鞋。琳听从劝告，抱着行头退到屋里更换。几分钟后，从更衣间出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好似从茧里飞出一只蝴蝶。简直叫人不敢辨认：较他们熟悉的琳更小巧、更年轻，几乎像个小孩，穿着裙子和高跟凉鞋，显得很拘谨，因为她有很多年没有穿了。但她那双漆黑、坚定、相隔宽阔的眼睛和单薄、直挺的狮子鼻，依然如故，脸颊也苍白如常，日晒风吹也不曾变黑。尼龙袜使她的瘦腿和脚踝显得优美，蓓拉伸手抚摸，好似在确定这是不是光腿。

S女士的客厅来了很多客人，全是意大利人。有的打扮优雅，有的衣衫破旧，还有一些身穿盟军的军装。只有两三人懂俄语，无人会说意第绪语，从而交谈变得十分复杂。游击队五人尽量待在一起，好像防御攻击似的，但几分钟后，防线就溃散了。各人很快发现自己被隔离开来，身边围拢着好奇的客人，抛出连珠炮似的问题，语调动听，却不知所云。帕维尔和那位女士忙碌地翻译，但效果甚微，实在是供不应求。隔着两个人后背之间的空隙，门德尔瞥见琳被五六个高雅的女士包围着。“像动物园的动物。”琳悄声用意第绪语对他说道。

“凶猛的动物，”门德尔答道，“要是他们知道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就会害怕我们了。”

女主人显得很焦虑。他们是她的，那五个人，是她的意外发现，是她的飞来横财。她宣称她的垄断权。他们说出的每个字都属于她，不应该遗失。她费尽心思从客人群中挤进去找他们，叫他们重复对他人说过而她不曾听到的话。但她也为另一理由而焦虑：她是受过上等教育的优雅女性，这五人所讲述的一些事情让她听着刺耳，尤其是帕维尔和基大利简直毫无忌讳。我们当然知道有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战争不是过家家，尤其是这些可怜人打过的战争，更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在客厅里，你说，在她的客厅里……是的，英勇事迹是好的，向德国人报仇、搞敌后破坏、雪地长征，都是好的，可他们不必谈虱子啦，绑腿的方式啦，还有在厕所里上吊啦……她几乎懊悔邀请了他们，主要是因为帕维尔，不幸的是，他会说几个意大利词语，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学的似乎都是些诅咒和脏话。她不想自欺：她的朋友们一定会笑话她，把这个故事传遍米兰。半个小时之后，她躲到角落里的一张沙发上，坐在蓓拉旁边，她看上去不那么粗野，话不多，吃着巧克力，欣赏墙上的画。那位女士不时地拿眼睛瞄落地大钟：她的丈夫迟到了。但愿他快点回来！他会帮她收拾这个乱了套的茶会，让每一位客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尽本分，不至于伤风化。

S先生近六点钟时回来，向每个人道歉：火车准点从卢加诺出发，但被边境扣下做常规检查。他亲吻妻子，也向她道歉。他身量矮胖，待人热忱，爱喧闹，秃头，脑后仍残留一圈金发。他也会说德语，但不合语法地乱说一气。他在旅行途中学会的。他做生意，经常出国。他碰巧面对着门德尔，便立即开始给他描述自己做的生意，好似早已熟识的人，就像那些著名的人物对于说话对象毫无兴趣时的举止。他说道旅行有多难受，关系有多难建立……门德尔忖想他们自己的旅行方式，跟乌兹别克人拿盐换兔肉的生意。但他什么也没有说。那人终于收住话头：“不过，你想必渴了。来，跟我来！”

他抓着门德尔的手腕，把他拉到茶点桌前。门德尔茫然不知所措，脚下跟着。他觉得这一切极其虚幻，就像肚子吃得太饱之时做的梦。趁S先生把玻璃杯举到嘴边不能说话的空隙，他鼓起勇气把一开始就在脑子里翻腾的问题问出来：这些人是谁？他和他妻子真的是犹太人？这房子是他们的？德军不也到这里，到米兰吗？他们如何幸存下来，如何保存周围这些漂亮的东西？所有意大利犹太人都像他们这么富裕？或者所有意大利人都这么富裕？他们全都有这么漂亮的房子？

主人神情古怪地看着他，好似门德尔的问题很愚蠢或者不合时宜。但他耐心作答，好像对有点痴呆的小孩说话。怎么，他们当然是犹太人，姓S的都是犹太人。客人们，不是，不全是，但这个重要吗？他们是朋友，这就够了，善意的人，想认识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你们。这房子是他们的，为什么不行？战前他赚了不少钱，战时前几年，纳粹没来之前，也赚了不少。后来，纳粹征用房子，在这里安了一个法西斯高层官员办公室，但他一从瑞士回来，就动用了一点关系，把法西斯撵出去。不，不，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房子，不论是基督徒或犹太人。不是每个人，但很多人有，米兰是富裕的城市。富裕而慷慨，很多犹太人留在这城市里，或躲藏起来，或用假身份证，邻居在外面碰到他们的时候，装作不认识，但私下给他们送食物。

一个嗓音轻快的大个头男子走来，打断他们的对话，此人不会说也听不懂德语，但对待门德尔极其友好。他请求做介绍，S便担任介绍人，说错了门德尔的名字，他对门德尔说：“这是隆戈先生，律师。”这位律师的举止比主人得体，肃然恭听门德尔简洁讲述的故事，那主人逐句翻译。最后这位律师对主人说道：“你的这些朋友必定倦乏了，他们需要休息。请替我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到瓦拉泽来做我的客人。我的别墅里有房间，也许他们还没有见过大海！”

这一邀请令门德尔愕然。他犹豫着，支吾了片刻，然后试图去找同伴商量。他自己是不肯接受的，心里感觉陌生、别扭、不快、粗野。他觉得自己身上有股什慕列克洞穴里的坟墓气味。不过，如果其他人同意的话，他也会同意。蓓拉、琳、基大利也倾向于拒绝，想找一些含糊的借口，而事实上他们给唬得胆怯，觉得担当不起强置在自己身上的角色。帕维尔则乐意接受邀请，但不愿单独去，于是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都道了谢，然后婉拒，听到S先生将自己笨拙的话语翻译为动听的意大利语，心里还蛮高兴的。“话虽这么说，我也不介意去看看大海。”蓓拉对基大利咕哝道。

女主人趁着五人凑在一起之时，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位朋友，高个子瘦削的年轻小伙，看上去精力充沛，身穿军装式的衬衣和裤子，但没有标识或V字肩章。“这位是弗朗切斯科，你们的同事。”她说道，嘴角露出诡秘的微笑。弗朗切斯科却仍然一本正经。那位女士接着说：“他也是游击队员，在瓦尔特林纳、阿尔卑斯打过仗，也就是你看见的那些山。很勇敢的小伙子，可惜是个共产党。”

在这位女士的翻译下，双方进行殊为艰难、被曲解的谈话。不过，弗朗切斯科得知门德尔曾属于红军时，走近前来拥抱他：“自从德国攻打你们以来，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德国人会打败。你告诉他，阿黛尔。告诉他我们也在战斗，但是如果苏维埃没有顽强抵抗的话，欧洲就完了。”那位女士尽力翻译，最后添了一句：“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就是太顽固，还有些古怪的想法。要是由他说了算，他想也不会多想：无产阶级专政，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就这么着。至于我们呢，因为是他的朋友，他可能会在本地苏维埃办公室给我们安排个小位置。”

弗朗切斯科多半没有听懂，也没有辩解。他仍然神情专注，请她翻译说，他的政党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意大利人民的真正心声。接着他要她询问门德尔和他的朋友们为什么离开自己的祖国。门德尔有些难堪。他模糊地听说过一些战时意大利的形势，但这位女士如此公开地说她的朋友是共产党，着实令他讶异。也许只是戏言？那她说起自己害怕共产党的时候，也是开玩笑？或者她真的害怕？如果是的话，她的害怕正确吗？但他现在得回答弗朗切斯科的问题。如何向他解释在俄罗斯或波兰做犹太人，不同于在瑞士、米兰、蒙福尔特路做犹太人？他很愿意为这个年轻人讲述他们的全部故事，却只是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毫不反对斯大林，相反，他们感激他摧毁了希特勒。但他们的家园也被摧毁了，他们身后一片空虚，他们希望在巴勒斯坦寻找一个家园。那位女士做翻译，门德尔听着觉得她的翻译比原文漫长，弗朗切斯科看似不太相信，但走开了。在门德尔眼里，这些意大利人的面孔也不太清晰。他读不懂他们的神态和表情，或者生怕读错。弗朗切斯科。一个游击队员，一个战士同胞。你战斗了多久，弗朗切斯科？十六个月，十八个月？在第聂伯河畔凡雅明的无线电宣告墨索里尼进监狱后，在朵夫得知意大利投降后，你才开始打仗？你走了多远，弗朗切斯科？你失去几个朋友？你的家乡在哪里？也许在米兰，或者我说不出名字的那些山里。可你有一个家，你为之战斗的家，就如你为你的思想而战斗。一个家，你脚下的土地，你头顶的天空，都是你的，始终不变。母亲和父亲，女友或妻子。你有让你想活下去的人或物。如果我会说你的语言，就能好好地向你解释。

在他身后，阿黛尔女士正在跟琳说话：“……但现在他们是我们最大的帮手。武器来自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转运过来。宣布罢工的是意大利共产党。英国人企图拦截一艘难民船的时候，所有码头工人都罢工，英国人只好让船过去……”

门德尔觉得晕头转向，客厅里满是漂亮的东西、斯文的人，觉得自己也是两军厮杀的大棋盘上的一个士卒。也许一直以来，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士卒，一向是失踪的士兵，遇见列昂尼德之后，你就自以为自己在做决定，而实际上是跟随别人早已写下的命运。谁？斯大林，或者罗斯福，或者万军之主耶和华。他转头对基大利说：“基大利，我们走。我们去道别。这不是我们的地方。”

“什么？”基大利愕然问道。也许他生怕听错了，或者正在想其他事情。此时，蓓拉所坐角落处的电话铃响起，那位女士前去应答。稍后，她搁下话筒，对门德尔说：“是兹维，农场打来的。你们的朋友，你们叫白罗柯尔的那个，身体不舒服。他们把她送进城来了。她在医院里，离这里不远。”

他们五人全都挤进隆戈律师的汽车，去妇产科医院。这是一家私人医院，干净整洁，但很多窗上安着胶合板，还有一些窗上贴着纸板，权充窗玻璃。罗柯尔与另外三个妇女合用一个病房。她脸色苍白、平静，微弱地呻吟，或许他们给她打了镇静剂。伊西多在病房门外的过道里，又紧张，又紧锁眉头，旁边还有伊祖，就是赤手摸鱼的那人，还有布利兹纳来的三个人，队伍里最粗野的。伊西多不停地来回踱步，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其中两位同伴坐在地板上，看似醉醺醺的，另外两人站在窗口说话。门德尔从他们破旧皮靴筒的鼓突看出里面藏着刀子。窗台上摆着一瓶红酒，两块粗面包。

“她怎么样了？”蓓拉悄声问伊西多。

伊西多也不压低嗓门，大声嚷道：“她很不好。痛得很。她刚才还在叫唤。现在他们给她打了一针。”两名修女在过道尽头张望，私语数言，随即消失了。

“过来，她有专家看护着，”门德尔说道，“你们都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走。”伊西多说，其他四人也闷不吭声，只是恶狠狠地瞄了门德尔等人一眼。

“你又帮不上忙，只会碍手碍脚。”琳说。

“我不走，”伊西多重复道，“我就待在这里。我不信任他们。”

新来的五人移到一旁商量，基大利问道：“我们怎么做才好？”

“我们人太多了。”门德尔说道，“我留下，看看有什么事。我试着说服他们冷静下来。你们先回农场，那位律师还在下面等着。要是有个万一，我给你们打电话。”

“我也留下，”琳出人意料地说，“女人会有用些。”基大利、蓓拉、帕维尔离去。琳和门德尔坐在等候室的扶手椅里。通过半启的门缝，他们可以留意过道里那五人的动静。

“伊西多也喝醉了？”琳问道。

“我看他没有醉，”门德尔答道，“他是因为害怕，才会这么疯了似的。”

“害怕生产。担心罗柯尔？”

“是的，不过，也许不只是这个。他还是个孩子，需要感觉自己很重要。基大利不该让他开卡车的。”

身着陌生的女性服饰，琳的内心似乎也起了变化。她柔声答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二月里，是吧？那时还有雪。”

“是三月初，我们离开沃尔布罗姆的时候。是的，应该是三月初。”

“真难把事情都记得清楚，是不？你也这样吗？”

门德尔点点头，没有说话。一位护士进来，用意大利语跟他们说了些话，琳和门德尔听不懂，那护士耸耸肩离去。琳走进罗柯尔的房间，随即就退出来：“她睡着了。看起来很平静，但脉息很快。”

“也许女人生产的时候都这样。”

“我不知道。”琳答道。她沉默片时，接着说道：“我们都做得不对。一个男人十七岁做父亲，你觉得对吗？”

“兴许做父亲从来就不是正确的事。”门德尔说道。

“打住，门德尔。别想这些念头。今晚一个婴孩就要诞生了。”

“你认为我们的思想会触及他？使他生得不一样？”

“谁知道呢？”琳说道，“新生儿那么娇弱！是什么时候怀上的？”

门德尔在心里算了算：“我们跟埃德克队伍一起的时候，在图内尔村附近。十一月。那他是波兰娃儿？或者跟罗柯尔一样，乌克兰娃儿？还是意大利娃儿？”

“narische bucher,vos darst du fregen？”琳笑道，引用那首唱过的歌：“傻小子，你为什么非得问呢？”奇怪的是，被她叫作傻小子，门德尔丝毫不觉得恼火，反倒深受感动。这个崭新的琳不再是喇合，而是歌里那个满怀怜悯的机灵的姑娘。

“你为什么非得问呢？”琳重复道，把手搁在门德尔的前臂，“婴儿就是婴儿。以后才会变成别的什么。你为什么要担心呢？何况也不是我们的孩子。”

“确实，不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是被扔到世上的。”琳突然说道。门德尔疑惑地看了她一眼，琳试图分剖明白：“被扔到世上，被驱逐。俄罗斯怀上我们，养育我们，让我们在其黑暗里长成，就像在子宫里一样，然后她经受阵痛，子宫收缩，把我们扔出来。现在我们在这里，赤裸、崭新，就像刚出生的婴孩。你不也是这样？”

“narische meidele,vos darst du fregen？”门德尔反诘道，感觉嘴角流露出深情的微笑，眼底浮现一层雾气。

走道里响起一阵动静，脚步声、低语声。门德尔起身从门缝里探看：白罗柯尔的呼吸沉重，间或呻吟。她猛地扭动身体，尖叫一声、两声、三声。布利兹纳来的三人骇跳起来，带着睡意，气势汹汹地要寻衅。伊西多跪在床前，然后大跨步走到过道。一分钟后，他回来，拉着一名修女和值班医生。三人都惊恐无状，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伊西多用意第绪语喊着：“这女人不能死，医生，听懂没有？她是我的妻子，我们一路从俄罗斯来，我们打仗，我们长征。那婴儿是我的儿子，他必须出生。他不能死。听懂没有？要是这女人或孩子死了，你也死定了。我们是游击队。快去，医生，做你应该做的，小心点。”

琳走到伊西多身旁，安抚他，叫他冷静，但伊西多把手搁在腰间的手枪柄上，粗暴地一把将她推开。医生不懂意第绪语，但懂得一个惊魂未定的男孩手中握枪的意味。他急急地向修女说了几句话，然后朝过道角落的电话走了一步，但伊西多拦着他的路。然后医生和修女抬起担架，把仍在尖叫的罗柯尔转移到附近的推车上。他们朝产房推去，伊西多示意朋友们跟着。门德尔和琳跟着伊西多。

伊西多不敢闯进产房。随着时间过去，七人在门外坐下。门德尔屡次安抚伊西多，叫他把手枪给他，若不是见另外四人就立在伊西多身后，甚至会试图去抢过来。伊西多面对他，对他的话充耳不闻，起先态度十分强横，渐渐地竖起耳朵聆听产房里隐约传出来的声音。

门德尔坐在琳身旁，看着她裙子下突兀出来的膝盖。他第一次看见她的膝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仅凭赋有洞察力的手指探知过它，手指因欲望而颤抖着，在夜夜不同的昏暗床铺上，或者隔着她军裤的粗糙布料。不要屈服，不要屈服于她。不要重新开始，明智点，坚持。你不可能在她身边过一辈子，她不是能过一辈子的女人，你还不到三十岁。三十岁，人生还可以重新开始。就像一本书，你才看完上册。从哪里再开始？从这里、从今天开始，从结着霜花的窗玻璃之外的米兰的黎明开始，从今天早晨开始。这是重新开始生活的好地方。或许你该像他们那样，他们是对的，这两个废人。他们不曾像你对待琳那样，他们闭上双眼，放纵自己，男人的种子不曾撒在地上，女人怀了孕。

一名修女推着推车走过。琳看上去困乏极了，挪动身体道：“很久没有熬夜了。”

“我们也很久没有一起过夜了。”门德尔答道。不，我不会和琳度过一辈子，可我离不开她，不想离开她。就算我们分离，我心里会一直装着她，就像与丽芙柯分离之后那样。

他们听得见城市在醒来，电车尖叫，店铺的护窗板打开。一名护士从产房出来，医生接着也出来，稍后又回到产房。伊西多不再蛮横，转而哀告，虽然语言不通，但医生做出叫他安心的手势，指着手表：两小时内，一小时。他们听见不断地喊叫声，一阵引擎轰隆，接着是寂静。最后，阳光照得灿烂之时，一名护士笑容满面地出来，抱着一个包裹，笑着说道：“男孩，是个男孩。”无人理解。她四下看看，见汗毛浓密的伊祖正合适，便拽了一下他的胡须：“男性——跟他一样！”

他们全都站起来。门德尔和琳拥抱伊西多。伊西多因彻夜未眠而双眼通红，这下眼神发光。医生也出来，拍拍伊西多的肩膀，往走廊尽头走去，但碰上一位同事，手里拿着一份展开的报纸，拦住他讨论。两人身旁围拢了其他医生、修女、护士。门德尔也凑近前去，设法看到那份报纸，只有一张纸，印着巨大的标题，他看不懂。那份报纸的发行日期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报道的是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投下的新闻。

作者后记

这本书源自一位朋友数年前给我讲的事，一九四五年夏天，他在书中最后一章所描述的米兰援助中心做义工。当时，在遣返本国的意大利人和难民的人潮之中，抵达意大利的队伍确实有一些类似我旨在描述的游击队：数年的磨难令这些男男女女硬起心肠，却不曾使他们卑屈，他们是一个文明的幸存者，这个文明几乎不为意大利人所知，被纳粹连根铲除。虽然困顿，这些幸存者依然深知自己的尊严。

我的意图并非叙述一个真实的故事，而是重构其中一支队伍的历程，其中有虚构，但也确凿可信。我所叙述的大部分事件真实地发生过，纵然不是发生于我所给出的地点和时间。犹太人游击队确实与德军作战，几乎总是在绝境中作战，有时作为苏联或波兰军队多少算正规的部属，很多时候则全队都是犹太人。也有类似凡雅明的游击队，根据时局形势，或接纳或排拒犹太战士（有时将他们缴械或杀害）。犹太人队伍，总计有一万或一万五千人，生存了很长时间，有些存活到战争结束，譬如在我擅自虚构的诺沃肖尔基防御营地，甚至在类似我所描述的什慕列克的地下墓穴（尽管看似令人难以置信）。关于敌后滋扰行动，譬如破坏铁路、改道空投物资，在东欧关于游击队战争的文献中有充分的记载。

除女飞行员玻莉娜外，所有人物俱属虚构。尤其是马丁·方塔什这个人物，纯属想象，但确实有很多犹太诗人歌手，或出名或无名，在城市或偏远的农村，像这个马丁一样被杀害，而且不单是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不单是被纳粹杀害。“基大利之队”的队歌也属虚构，但叠句，也是小说的题名，是受《先贤书》（Pirké Avoth）一些格言的启发。这是一部收集著名拉比言论的语录，成书于公元二世纪，属于《塔木德》的一部分。第一章第十三句说道：“他（拉比希列）亦说：‘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诚然，我替这些人物所设置的对于这一警句的诠释，并不属于规范的犹太教传统。

由于须重构一个时代、一个背景，以及一门我仅知皮毛的语言，我的写作泰半仰赖文献著作，很多书籍十分具有参考价值。以下列出主要参考书目：

Ainsztein R. Jewish resistance in Nazi-occupied Eastern Europe. London: P. Elek, 1974.

Armstrong, J.A. Soviet partisans in World War II.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Artuso,A. Solo in un deserto di ghiaccio. Torino:Tipografia Bogliani, 1980.

Ayalti, H. J. Yiddish proverb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63.

Eliav, A. Trail martelloela falce. Roma: Barulli,1970.

Elkins, M. Forged in Fu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1.

Kaganovic, M. Di milkhomeh fun di jiddische partisaner in Mizrach-Europe. Buenos Aires: Union Central Israelita Polaca, 1956.

Kamenetsky, J. Hilter’s Occupation of Ukraine.Milwaukee: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Karol, K. S. La Polonia da Pilsudski a Gomulka.Bari: Laterza, 1959.

Kovpak, S. A. Les Partisans Soviétiques. Paris: La jeune Parque, 1945.

Landmann, S. Jüdische Witze. München: DTV, 1963.

Litvinoff, B. La lunga strada per Gerusalemme.Milano: Il Saggiatore, 1968.

Minerbi, S. Raffaele Cantoni. Roma: Carucci, 1978.

Pinkus, O. A choice of Masks.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 1969.

Sereni, A. I clandestine del mare. Milano: Mursia,1973.

Sorrentino, L. Isba e Steppa. Milano: Mondadori,1947.

Vaccarino, G. Storia della Resistenza in Europa 1938-1945. Vol.1. Milano: Feltrinelli, 1981.

我向这些作者致谢，也向所有以其观点鼓舞我、以其批评指引我的人们致谢。我尤其要向埃米利奥·维塔·芬济表达感激之情，是他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核心情节，没有他，便没有这部小说。还要感谢乔治奥·瓦卡里诺，他热忱地追随我的写作过程，并且任我取用他出色的档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若非此时，何时？ /（意）普里莫·莱维著 ; 翁海贞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书名原文: Se Non Ora, Quando?

ISBN 978–7–5086–9115–2

Ⅰ . ①若⋯ Ⅱ . ①普⋯ ②翁⋯ Ⅲ .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4888号

SE NON ORA, QUANDO? (IF NOT NOW, WHEN?)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1982, 1992, 2015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若非此时，何时？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翁海贞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36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5527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115–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蓄谋

与世隔绝

帮手

大胆的姑娘

提瑞西阿斯

离岸

打铜

酒和水

桥

没有时间观念

锥齿轮

凤尾鱼一

姨妈

凤尾鱼二

……这家伙……鲁莽的来到了世上……生他之前，我很享受了一番。[1]

——《李尔王》，第一幕，第一景

[1] 此句译文引用梁实秋译本。——译者注（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译者注）

蓄谋

“不，不，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我要么跟你说说那些国家，要么跟你说说我经历了什么事。但对于你，我还是告诉你我经历了什么事吧，因为这是个挺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真想写出来，就花点儿心思，好好打磨、修边儿，把它敲锤成形，这样你就能写出一个好故事。虽然我年纪比你小，但我经历过很多，有很多故事。或许你能猜到那些国家的事，那也没所谓。但我要是跟你说了那些地方在哪，我就会惹上麻烦：那里的人虽然好，但他们也有点儿难搞。”

我跟福索内才认识两三个晚上。我们是在食堂里碰巧遇上的，那是我们所在的偏远工厂专为外宾设的餐厅，我作为一名涂料化学师，因为工作需要到了那里。那儿唯有我们两个是意大利人。他才来三个月，但他曾因为其他事在那一带待过，所以他对当地语言掌握得不错，此外，他本来还会四五种语言，虽然说话时语病颇多，但很流利。他约莫三十五岁，高而瘦，近乎秃顶，皮肤晒得黝黑，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他面相严肃，表情相当凝重，没什么变化。他讲故事不是特别擅长。相反，他的语调变化不多，时常轻描淡写，颇为简略，仿佛担心人家觉得他夸张。但他也时常放任自己，于是，不知不觉地，他真的有些夸张。他词汇量有限，又频频用那些烂大街的词句表达自己，但他自己似乎觉得这些表达新颖又机智。要是听故事的人没有笑容，福索内就会把那些词句重说一遍，就像在跟傻子说话似的。

“……就像我跟你说的，我会在这个行当里，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到世界各地的各种工厂和港口，并不是偶然：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所有的小孩都梦想进入丛林、深入沙漠、游历马来亚，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过我想要自己的梦想能够实现；否则，它们就会像某种你终生患有的病痛或某场手术留下的伤疤，一旦天气阴潮，又会复发作痛。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富了，然后做观光客；我也可以做装配工。所以我就成了装配工。当然还有其他的路可走：你或许会说，可以去做走私犯，或者诸如此类的行当。但这些不适合我。我想游历异国，但我也一样是个普通人。到如今，我已经有了一种没法安分的性子，一旦被迫安定下来，我就会害病。要是你问的话，我会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

他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会儿，眼睛无神，却稍有异样，接着又耐心地说了一遍：“一个人待在家里，或许平静安稳，但这就像吮吸一个铁做的乳头。这世界很美丽，因为它总是不同。所以，就像我说的，我去了许许多多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奇遇，但最离奇的故事还要算过去这一年在那个国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能告诉你它在哪儿，但我可以告诉你，它离这儿很远，离我们的国家也很远，我们在挨冻，但那里十二个月里九个月都热得跟地狱似的，剩下三个月会刮风。在那儿的时候我在港口工作，但那儿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港口不属于政府，它属于一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大家长拥有着那里的一切。在我开始工作之前，我得先去拜访他，得穿得笔挺，打着领带，跟他吃点东西，说会儿话，抽根烟，样样都不紧不慢。你想想！我们可是每分每秒都算好的，我的意思是，雇我们是很花钱的，但我们也为此自豪。这位一家之长有一种一半一半的性格，一半时髦一半老派；他穿一件优雅上乘的白衬衫，连熨都不用熨的那种，但他进了大门之后要脱鞋，他让我也把鞋脱了。他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棒（但这也不是很难），但他不让我见家里的女眷。他属于某类进步奴隶主。还有，你能相信吗？他把自己的相片框起来，每个办公室都挂，连货仓都挂，好像他是耶稣基督或者什么人似的。但整个国家大致是这样：有驴子也有电传，机场建得让咱们都灵的卡塞勒看起来都寒碜，但通常，你骑马就能最快地赶到一个地方。他们那儿夜店比面包房多，但你常常会看到街上走的人有沙眼。

“我不介意跟你说，操纵起重机是个特别棒的活，要是桥式起重机就更棒了；但这不是谁都能干的。这样的活需要那些懂得其中诀窍的人，能教事物运转的人，像你我这样的人；而其他人，那些助手，你随时随地都能招到。让人惊奇之处就在这里。在我说的这个港口，工会的状况也是一塌糊涂。你知道，在这个国家，你要是偷了东西，他们就会在广场上剁掉你的手，左手还是右手取决于你偷了多少，也许还可能是一只耳朵，但都有麻醉剂和一流的外科医生，瞬间就能帮你止血。不，这不是我编的，而且谁要是对有地位的家族出口诽谤，他们就会割掉他的舌头，绝没什么‘假如’和‘可是’。

“不过，除了这些，他们还有一些相当难搞的组织，你得应付它们：那里所有的工人都随身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像带着个幸运符一样，要是广播上说发生罢工了，那所有事都会停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动一个手指头。就此而言，假如他想干点什么，他就很可能要吃刀子，可能不是当场、当时，而是两三天后；他也有可能被掉下来的横梁砸到头，或者喝一杯咖啡就当场倒地不起。我不愿意在那儿长留，但我很高兴在那儿待过，因为有些事，你要是没看见，就不会相信。

“嗯，就像我跟你说的，我在那儿是为了在码头上架起重机，那是个大家伙，它有可伸缩的吊臂，妙极了的桥架，四十米的跨度，以及一百四十马力的升降电机。上帝，多棒的机器啊。明天晚上记得提醒我给你看照片。当我把它完全架上去之后，我们就进行测试，它好像走在天上一样，像丝绸一样顺滑，我感觉他们都要把我捧成公爵了，我给每个人都拿了酒。不，不是葡萄酒：是他们那儿的酒，他们管它叫卡姆芬，味道像发霉了，但它能让你平静下来，且对你有好处。但我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份活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技术上的原因，在这方面，从第一颗螺钉开始便一直顺风顺水。不，是一种你感受得到的气氛，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的滞重。人们聚在街角低声嘀咕，叹着气，面面相觑，我没法理解；墙上不时会贴新闻报纸，大家会围拢起来读报，也有人让别人读给自己听；我就被独个儿扔在一边，像只呆鸟一样立在脚手架的最上边。

“接着暴风雨便降临了。有一天，我看见他们用手势和口哨招呼彼此：他们都走了，于是，因为我独自一人什么也没法干，我也从塔楼上下来，准备去瞄一眼他们的会议。那是一个建了一半的棚屋：后来他们用梁木和厚木板搭起了一个台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台上演讲。我不太懂他们的语言，但我能看出他们很愤怒，就像受了冤枉。过了些时候，那个年长的人物上来了，他似乎是个地方带头人。他对于自己所说的内容似乎也十分笃定；他语气平静，十分威严，不像其他人一样大喊大叫，而且他也不需要这么做，因为他往那一站，其他人就都闭嘴了。他做了一个平静的演讲，他们看起来都很信服；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便都举起了手，喊着我听不懂的话。当他询问是否有人反对时，一只手也没人举。接着这个老人从前排叫了个男孩过去，给了他一个指示。男孩跑开了，去了工具商店，并立刻就回来了，手中拿着一张那位大老板的相片以及一本书。

“除我以外，还有一位检查员，当地的，但他能说英语，我们关系还算融洽，因为跟检查员走得近总归不会错的。”

福索内刚刚吃完一份分量很大的烤牛排，但他又把服务员叫了过来，让她再给他端一份。比起他的金句格言，我反倒对他的故事更感兴趣，但他照例要重复自己的话：“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个圣人都需要蜡烛。因为想和他们走得近，我送了那位检查员一根鱼竿。所以他跟我解释了情况。简直疯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人们都在要求厨房按他们的宗教习惯给他们做饭。虽然说到底大老板自己也是固执偏信某个其他宗教的，但他兀自拿着一种现代腔调——这个国家里有太多宗教信仰了，要每种习惯都照顾到是不可能的。总之，他叫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告诉他们，要么他们在现在这样的食堂里吃饭，要么食堂干脆就不办了。罢工已经发生了两三次了，但大老板一丁点儿都没让步，因为生意进度本来就慢。于是工人们就萌生了跟他动真格的念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要报复他。”

“你说的动真格是什么意思？”

福索内耐心地解释道，差不多就是给他下咒，用邪恶之眼[1]瞪他，给他下降头。“但可能不是要他的命。相反，那时他们绝对不想让他死，因为他弟弟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只想吓唬一下他，你知道，让他突然得病，或忽遇意外，让他改变主意就好，同时让他明白，他们知道如何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要求。

“于是那位老人拿了把刀，把相框的螺丝拧开。他看起来像是这方面真正的老手。他打开书，闭上眼睛，然后用手指到其中的一页。接着他又睁开眼，读了些我和检查员都听不懂的东西。他拿起相片，卷起来，用手指用力压紧。他叫人给他拿了一把螺丝刀，这把螺丝刀已经在酒精灯上烧得通红，他把螺丝刀捅进了压平的相纸卷。他摊开相片，把它举了起来，于是大家都鼓起掌来。相片上有六个烧焦的洞：一个在前额，一个在右眼附近，一个在嘴角，其他几个洞都在背景上，没触到脸。

“然后老人就那么把皱皱巴巴还穿了孔的相片放回了相框，小孩跑去把它挂在了平常的地方，大家都回去工作了。

“唔，四月末，大老板病了。没人出来公开宣布，但流言不胫而走，这种事情你应该也很明白。起初他的情况似乎很不妙；不，他的脸一点事也没有：尽管如此，这件事也已经够怪的了。家里人想把他弄上飞机，送他去瑞士，但他们没有时间了。是他的血液里生了什么毛病，十天后他就死了。而他本是个皮实的男人，我告诉你，他之前从没病过，总是坐着自己的飞机满世界飞，下了飞机就去泡妞，或者从天黑赌到天亮。

“这个家族告工人们谋杀，或者说‘蓄谋杀人’；有人告诉我他们那儿是这样叫的。他们有法庭，你理解吧，但这些法庭属于你最好敬而远之的那种。他们有不止一套法律；他们有三套法律，他们选用哪套取决于哪套能更好地为强势一方或给钱多的一方服务。就像我说的，这家族的人坚持说这是谋杀：他们有杀他的动机，有让他死的行动，而他也真的死了。辩护律师说，这些行动不足以致命：它们最多能让他紧张一下，火大一次，或者起些丘疹。他说，要是工人们把那张相片剪成了两半或者浇上汽油烧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就是降头起作用的原理，大致就是：一个洞就造成一个洞的破坏，从中剪断就有从中剪断的威力，以此类推。听到这个，我们不禁要笑，但他们都深信不疑，连法官也是，甚至辩护律师们也一样。”

“那审判最后结果怎么样？”

“你在逗我吗？它还在审呢，而且天知道还要审到什么时候。在那个国家，审判没有能结束的。但我提到的那个检查员答应告诉我结果，既然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要是你想知道，我也可以告诉你。”

服务员来了，端来了福索内点的分量堪称壮观的奶酪。她四十岁上下，弓着背，瘦得看得见骨头，直直的头发上沾着天知道的什么东西，而她可怜的小脸看起来像怯生生的山羊。她长长地看了福索内一眼，而他回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写着满不在乎。她走开之后，他说：“她看起来有点像扑克牌上的梅花J。但是他妈的，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

他努努下巴指着奶酪，带着勉强的热情问我要不要来一点。然后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嚼一边继续说：“如你所知，在这里，姑娘们总是缺男人，我们就变得紧俏。生活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我是说，厂里给你什么，你都得接着。”

[1] 邪恶之眼：在很多文化中都有用邪恶之眼目视他人，使其遭殃的说法。

与世隔绝

“唔，不可思议。我能理解你多么想写下来。没错，我自己也知道一些；我父亲告诉我的。他也曾在德国待过，但境况不大一样。无论如何，我跟你讲：我从没在德国打过工，那个地方我一直不喜欢。我能适应许多语言，甚至对阿拉伯语和日语也略知道一些，但我一个德语词也不懂。挑个日子我跟你讲讲我父亲，讲讲他当战俘的故事；但跟你的故事不一样，他的更类似于让人捧腹的故事。我也从没进过监狱，因为如今要想去坐牢，你真得搞出点大事。不过我也做过对我来说比坐牢还难受的工作，你信吗，而假如我真得去坐牢，我觉得我肯定坐不过两天。我会撞墙，或者心力衰竭而死，就像你试图关在笼里的夜莺或燕子一样。你别觉得我这件事是发生在某个遥远的国家。不，它就发生在家门口，扔块石头的距离，那地方要是遇上晴天，要是有风，就能看见苏佩加山（Superga）和安托内利尖塔（Mole Antonelliana）。但是，在那一带，晴天不怎么常有。

“他们叫了我，还有其他人，工作内容再普通不过了，真的：一般的地点，一般的难度。我跟你说过那地方的，要么我可能没告诉你准确位置，因为，事实上这对我们来说也相当于职业机密，就像医生和听你忏悔的牧师一样。这项工作的难度撑死了不过是个桁架塔（truss tower），大约三十米高，底部是六乘五，而且我还有许多帮手。那是秋天，不冷也不热。换句话说，你几乎都没法把那叫作工作，这工作就是其他工作之间穿插的休息时间，一个呼吸家乡空气的机会。我蛮需要的，因为我刚在印度干了个建桥的工程，特别艰苦，那讲起来也是个故事，挑个时候我得跟你讲讲。

“设计也再普通不过了：都是钢架，L形梁和T形梁，没有难做的焊接，标准的格子架底板（grill flooring）。设想就是侧着将塔组装好，所以也完全不需要爬到六米以上的高度，甚至不需要我把自己吊上去。最后他们会弄一辆起重机把它竖起来。起初，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完全没考虑。从图纸上我能看到它将支持一个相当复杂的化工厂，有大大小小的管道，比如管柱、交换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管子。他们只告诉我这是一个蒸馏厂，从废水中提取酸……因为否则的话……”

不知不觉，也并非有意，我一定是露出了一种特别感兴趣的表情，因为福索内突然停了下来，用一种半是惊异、半是不满的语气说：“除非要保密，否则你早晚都要告诉我你从事的是什么行当，你在你的行业里又是做什么的。”然后他又继续他的故事。

“但即使我不知道整体情况，看着它一天一天建起来，我还是很开心，就像看着婴儿长大：我说的是还没出生的婴儿，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当然了，这是个奇特的婴儿，因为它大概重六十吨，这还单是框架，但它不会像野草那样肆意地长；它长得整齐又精准，就像图纸上一样，所以当我们把梯子安插到两层之间时——这是相当复杂的——既不需要割，也不需要焊，恰好合适，这是一种真正的满足，就像他们建弗雷瑞斯隧道[1]一样，花了十三年，但之后意大利那边的洞穴和法国那边的洞穴相接了，准确无误，连二十厘米的误差都没有，所以后来他们造了一个纪念像，就是全黑的那座，顶部有会飞的仙女，在斯塔图托广场上。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一个人干这份活，尽管像这样的活，给我三个月和两个机灵的帮手，我自己就能干得挺漂亮。我们有四五个人，因为客户赶时间，希望这个塔最晚能在三个星期之内立起来。没人叫我管理工作队，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负责指挥，因为我最有经验，我们这行唯一看重的就是经验，我们的衣袖上没有臂章。我跟这个客户说话不多——他总是匆匆忙忙，我也是——但我们一拍即合，因为他属于那种类型：非常懂行，不装腔作势，一句比别人响的话都不用说就能指挥全局，对花钱雇你做的事情不吹毛求疵，要是你犯了错误他也不会发火，但他要是犯了什么错误，他就会认真反思，然后向你道歉。他是从咱们那儿来的，跟你一样是个小个子，不过比你年纪要轻些。

“三十米的塔全都组装完之后，整个工地都被占满了，它看起来很笨，有点可笑，就像所有理应竖着却被横放在地上的东西一样。我是说，这看起来挺让人难受的，就像一棵被砍倒的树，我们很快叫来了起重机，准备将它竖直。塔太长了，要两台起重机在两端钩住，慢慢地把它弄到已经浇筑好的钢筋混凝土基座上，上面的导缆（mooring）也已准备就绪；其中一个起重机会用伸缩臂把它拖起来，然后放置到准确位置上。一切都进行得好好的；从安装场地到仓库这段路非常顺利；让它转过仓库拐角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墙敲掉一些，但没什么大问题。当框架的底部落在基座上的时候，我们把小起重机送了回去，大起重机则把伸缩臂伸到最长，塔悬挂在伸缩臂上，然后一点点竖直。甚至对我来说——我看过了许多的起重机——这都是一幅美丽的画面，也是因为，你能听到引擎发出稳稳的轰隆声，就像自己在说话，说这只是小孩把戏。它慢慢地把负重放到准确的位置上，孔口恰对着螺栓，我们将其旋紧，喝了杯酒，然后离开了。但那位客户追着我跑了过来，他说他对我非常敬重，项目最难的部分还没有做，问我是否已经接受了其他委托，懂不懂怎么焊不锈钢。长话短说，因为我后面没什么安排，我又喜欢这个人，以及这份工作，他就把我聘为了总装配工，负责所有的蒸馏管道和工作与服务管道。服务管道是他们输送冷水、蒸汽、压缩空气以及此类东西的，工作管道是即将被处理的酸所流经的管道。这是他们的叫法。

“有四根管道：三根细的，一根粗的；粗的那根相当粗。但装起来不难。它不过就是垂直的不锈钢管道，三十米高：也就是说，跟塔一样高，事实上，建塔是为了支撑管道。它直径一米。因为运过来时是四截，所以我要做的就是三次焊接，一次凸缘焊接，两次边缘焊接，里面焊一圈，外面焊一圈，因为金属壁有十毫米厚。焊里面的时候，我得爬到一个笼子里，就像鹦鹉的笼子，有根绳子挂着笼子，从管道最上面放下去；这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但我不过在里面待了几分钟。然后，当我开始做管道线的时候，我以为我肯定会发疯，因为我其实不过就是个流动装配工而已，从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工作。有超过三百根管子，直径各不相同，从四分之一英寸到十英寸（约0.64厘米到25.4厘米）[2]不等，长度也参差不齐，有三、四、五道弯，这几道弯也不净是直角。而其中一根管子实际上是钛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它简直让我心力交瘁。那是浓度最大的酸通过的地方。这些管子连接了大管柱、小管柱以及交换器，但设计太复杂了，即使我从一早开始研究，到了晚上我也都忘了。因此，我一直没搞明白整个工厂的运作原理。

“多数的管子都是不锈钢的，你知道那是好材料，但它没有延展性。我是说，它处于冷却状态的时候，一点延展性都没有……你不知道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在学校里学过这些东西。它没有延展性，而你要是对它进行加热，它就不能那么完全不锈了。换句话说，我需要做很多安装、拉拽、锉和拆分的工作。没人看着的时候，我会用锤子轻轻敲打几下，因为锤子能搞定一切，事实上，在蓝旗亚[3]工厂，他们一般把锤子叫作‘工程师’。嗯，当我们把管子装完的时候，它看上去就像人猿泰山的丛林一样，轻易是穿不过去的。然后专做绝缘的工人来给它做绝缘，油漆工来刷油漆，一项项工序完成之后，又一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我正在塔顶上，拿着梅花扳手检查螺栓是不是都拧紧了，我看到那位客户正往上爬，有点慢，因为三十米差不多有一栋八层的楼那么高。他拿着个小刷子，一张纸，脸上有一种诡秘的表情，他开始收集管道顶板上的灰尘，管道是我一个月前就已装好的。我狐疑地打量着他，跟自己说：他是来找麻烦的。但他没有。过了一会儿，他招呼我，并给我看了那张纸；他掸了一点灰色的灰尘上去。‘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灰尘。’我回答。‘是的，但从路上和房子上来的灰尘不会大老远到这上面来。这灰尘是从星星上来的。’

“我本以为他在逗我，但是，之后我们爬了下来，他让我透过放大镜看——一粒粒灰尘全都是小圆球，然后他又让我看，这些灰尘能被磁铁吸引。也就是说，它们是铁的。他解释道，这些是坠落的星星落到最后的样子；如果你爬到足够高的地方，找个干净的、没有人来的地方，你就总能找到一些，前提是没有斜坡，雨水也没有把它们冲走。你不会相信，起初我也不相信；但因为工作缘故，我常碰巧上到这样高的地方，我看见过，这些灰尘总是在那儿，年头越久，积得越多，所以它们就像计时器一样。我是说，就像你用来煮鸡蛋的那种沙漏一样；我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这样的灰尘，把它们收在家里一个盒子里，我是说我姨妈家，因为我自己没有固定的住处。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在都灵，我就给你看看，你会觉得有些伤感，这些流星就像圣诞马槽上的彗星一样，你看见了，就会对着它们许愿，然后它们便落下来，冷却掉，成了这些小球，只有十分之二毫米那么大。但别教我扯远了。

“我刚跟你说到：工作完成的时候，那塔看起来像一片森林；它也像你在候诊室里看到的示意图，人类身体，一幅画的是肌肉，一幅画的是骨骼，一幅神经，还有一幅内脏。而它其实没有肌肉，因为里面没有东西在运动，但其他的都有，而我就是装好血管和内脏的人。一号内脏——我是说肠胃——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根粗管道。我们往里注满水，又往水里倒了两卡车的拉西环填料：跟你的拳头一样粗的瓷环。先倒水能够确保拉西环慢慢下落，这样就不会砸碎，一旦水放干了，这些环就会构成一座迷宫，这样水和酸的混合物进入管道后，就能有时间在管道里充分分离：酸会从底部流出，水会转化为蒸汽从顶部散去，之后液体在交换器里再浓缩一次，然后流到某个我也不晓得的地方去。我说过的，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这些化学类的东西。重点就是，那些环不能碎；它们得慢慢落下，一个搭在一个上，一直到它们将管道填满。把这些环扔下去是个惬意的活：我们把它们装在桶里，用电动起重机把它们拎上来，然后温和地、慢慢地让它们滑入水中，这就像孩子在沙滩上堆沙子的时候，大人都会说，小心点儿，不然会弄湿衣服的。果真，我浑身都湿透了，但那时天很热，所以我其实还蛮享受的。这一工作花了我们几乎两天时间。还有细一些的管道，也得填上环；这些是干什么用的，坦白讲，我也说不好，但它让我们多花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跟大家道了别，顺道去办公室领了薪水，因为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我就北上去了瓦迪兰佐（Val Di Lanzo）钓鲑鱼。

“我度假的时候，绝不会给人留下地址，因为我对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一清二楚；而事实上，回到家我发现我的姨妈们快吓死了，她们手里正拿着我的客户发来的电报，因为对她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来说，电报是足以叫人心急火燎、坐立难安的东西：‘福索内先生请速与我们联系。’那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就跟他们联系了，我的意思是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但‘联系’听起来要高级些。从那个人的语气中，我察觉到的头一件事就是，肯定出问题了。他听上去就像一个在叫救护车但又强掩不安的人，他想保持自己一向的风格。我必须放下手头的一切直接过去，因为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试图向他了解那是什么样的会议，以及我要做些什么，但是不行：他只是一再坚持让我立即过去，声音听起来像要哭了。

“所以我去了，我发现那塔全他妈松了。他，就是客户，脸色看起来就像在外面疯玩了一夜一样，但其实不然，他熬了一夜，守着这套设备，设备有些奇怪。很显然，过去的那一夜，他已经完全让忧虑击垮了，就像你家里突然有人病了，但你却搞不清他到底哪儿病了，然后你就慌了手脚，请了六七个医生过来，而其实还不如请个医术高明的，一个就行。他派人叫来了设计师，管道施工者，两个电工——这两个人一见对方就急眼，就跟猫见了狗一样；还请来了他的化学师，这位化学师也在休假，但被迫留下了地址；还有一个挺着啤酒肚、留着红胡子的人，他说话一股教科书味儿，我们不清楚他跟这个项目有什么关系，后来我们发现他是客户的朋友，是一名律师，但我想这位客户让他来，不是因为他的律师身份，而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打起精神。所有人都站在管道脚下往上看，他们来回踱步，不时会踩到彼此的脚，都努力安抚着那位客户。他们都在胡说八道，而其实管道也在说话，恰像是某个人在发着烧、说胡话，但大家看他[4]或许马上要死了，就认真听着。

“病了。没错，那根管道是真的病了：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一点，我自己都能看出来，虽然我不是专家，客户叫我来也不过是因为，是我把那些环放了进去。就像发病一样，五分钟一次。起初你可以听到某种嗡嗡声，模糊又低沉；之后声音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不规律，就像一头大型动物呼吸困难时的样子。管道开始颤动，过了一小会儿，整个结构都开始产生共振，似乎快地震了。当时每个人都表现得像什么事都没有：一个人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鞋带，另一个人点起一根烟，但他们都往外移了一些。接着你听到一声低音鼓似的响声，但它是一声模糊的闷响，就像来自地下，声音像后卷浪，我的意思是，像碎石突然涌出，接下来又没有了，只有与之前一样的嗡嗡声。这些都五分钟发生一次，像钟一样准；而我能够告诉你这些是因为，虽然我跟它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我和设计师是唯独设法保持着冷静、不失理智地观察事态的。我站在那儿越久，我就越有一种感觉，像手中抱了个病孩子。或许这是因为我看着它长大，我甚至深入它的内部进行了焊接；或许是因为它就那样毫无意义地呜咽着，就像一个还不能说话的孩子，但你能看出他病了；甚至可能是因为我扮演着一个医生的角色：在诊治某个身体内部得病的人时，医生首先把耳朵贴到病人的背上听，接着拍打其全身，然后把体温计插进去。这恰是设计师和我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把耳朵贴在金属护板上听，当它全面发作的时候，真的很吓人：你可以听到巨大的声响，就像内脏在上移，我自己的内脏都快要移位了，但我为了保持形象将它们控制住了。而温度计，显然它跟别人插到你嘴里或你插到别人嘴里量体温的一般体温计不一样，它是一个复合温度计，在设备的所有关键点上都布有双金属材料，有个刻度盘，还有大约三十个按键，可以用于选择读哪个点的温度。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智能仪器，但那根粗管道的中心，也就是病了的那根，其实是整个系统的中心，在那个位置，还有一个特别的热电偶，它直接影响着温度记录器：你知道，就是那种能在一卷坐标纸上写下温度变化曲线的笔。嗯，这就更加吓人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整个病历，从他们让整套设备开始运行的第一个晚上开始。

“你可以看到起始点，我是说从二十度开始的这条线，两三个小时之间，就升到了八十度，然后渐趋稳定状态，成了一条又平又稳的延伸线，持续了二十小时。之后看起来是一段震动，非常轻微——你几乎观察不出——只持续了五分钟；而这之后，是一系列的震动，越来越剧烈，长度恰好全是五分钟。最后的震动——其实是前一天晚上最后的震动——已完全不是震动；它已经成了波动，一下子跳十几二十度，急剧上升又猛烈坠落，我们赶上了一阵波动，设计师和我，我们可以看到曲线上升，同时周围一阵骚动，而在我们听到那声低音鼓和碎石的声响时，温度发生了凶险的跳水式下降。设计师很年轻，但很专业，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在米兰时另一个人给他打了电话，因为需要设计师授权把所有设备都关掉，但设计师不放心，他宁愿跳上车亲自过来，因为要整个关掉也不是那么简单，他担心客户会搞得一团糟，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他亲自关了机器，半个小时里，一切都停止了，周围是一片死寂，曲线下滑，就像飞机降落，而我似乎听到了整套装置解脱地松了一口气，就像他们给病人用了吗啡，他睡着了，一时半会儿也不痛了。

“我一直说我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客户逼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说实在的，起初我不敢说出我的意见，但有一件事我确实想说，因为我是把环扔下去的人，我的听力相当灵敏，我可以听出，那种内脏搅动的声音，正是我们将环从桶里倒进柱中的声音：一个后卷浪，就像一辆自卸卡车开过来卸下碎石一样，它发出嗡嗡声，响动越来越大，直到忽然之间，碎石下滑，像雪崩一样。最后我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悄声跟设计师说了，而他站起来，用更好的措辞重新说了一遍，就像这是他想到的一样，所以根据他的判断，管道出的毛病就是液泛（flooding）的一种情况。你知道某些人的：他们要想让自己显得举足轻重，就会逮住一切机会。所以管道发生了液泛，得打开、放水、观察。

“说做就做。每个人都开始讨论液泛，除了那位律师，他像个傻子似的自己笑着，在一边跟客户说了些什么，或许他已经在考虑打官司了。每个人都真诚地看着我，好像已经公认挽救局面的人就是我了；而我必须说，我打心眼儿里不觉得抱歉，半是因为我其实更好奇，半是因为那顶部收集着星尘的、呻吟着的管道正在拉屎……对，我还没跟你说，但它很明显在积聚压力，因为在每次波动的顶点，你都能看到底部‘人孔’的垫圈里有一些棕色的泥浆流出来，一滴一滴滴在基座上。好吧，我对此真心感到难过，就像它是一个承受着痛苦却说不出话的人一样。我感到一种人常对病人产生的难过和恼怒，而即使你不喜欢他们，你最后也会帮着治疗他们，至少这样他们就能停止呻吟。

“我不会跟你讲看一眼内部有多麻烦。结果我发现，里面竟有两吨花钱买来的酸，但你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们全放进下水道里，因为这会污染整个地区；因为它是酸，你也不能把它倒进什么旧水槽里：必须是不锈钢的，水泵也得是抗酸腐蚀的，因为必须从上面把它抽干，要凭重力放干它的话斜率不够。但最终我们齐心协力做完了这项工作，抽干了酸，用蒸汽清了管道，使它不至于气味太大，然后我们就等着它冷却下来。

“这个时候，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已经成了众人焦点了。有三个‘人孔’：一个在管道顶端，一个在中间，还有一个在底部。你知道，这么叫它，是因为它是那种人可以钻过去的圆孔；蒸汽引擎上也有人孔，但是这个名称不是说人可以舒舒服服地穿过去，因为它的直径只有五十厘米，我也认识一些有点啤酒肚的人，他们要么钻不过去，要么钻到一半就被卡住。但是，正如你亲眼看到的，我在这方面完全没问题。为保证里面的环不掉出来，根据设计师的指令，我开始慢慢地拧开顶部的人孔。我移开大的盖子，把一个手指插进去，然后把整只手放进去。什么也没有。由此推断，环应该已经落到更下面了。我把盖子拿开，但只看到一片漆黑。他们递给我一支手电筒。我把头伸进去，却仍只看见一片漆黑：没有环，就像我把它们扔进去这回事只是我自己做梦一样。我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口井，而且它似乎根本没有底；一直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才看到在更下面的地方，有一种勉强可见的发白的幽光。我们把一块重物挂在一根绳上放下去，它到二十三米的时候触底了：我们堆满三十米的环，缩水了七米。

“大家进行了很多讨论和争辩，最终我们彻底地摸透了这件事的底——我这不是一种修辞法——因为环真的都碾碎了，积在了底部。你可以想象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告诉过你，环都是瓷的，易碎，这就是我们扔环下去的时候用水减震的原因。明显是有些环碎了，碎片在柱底铺成了一层，而蒸汽会往前冲，会猛地冲破底层，这会震碎更多的环，就此恶性循环。当你想明白的时候——设计师基于环体积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完整无缺的环就所剩不多了。果然，我打开了中间的人孔，发现里面是空的。我打开最下面的人孔，看到了一个砂石沉积块和一些小灰石块，这就是那许多环最后的下场：它们成了严重板结的沉积块，当我把盖子拖到一边的时候，它甚至丝毫没有移动。

“全都毁了，就剩下一摊子倒霉事。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倒霉事，当你想摆脱某个错误、将它隐藏起来的时候，它就像一具尸体一样散发恶臭，如果你把它扔在那儿任它腐烂，它就会像一场永无休止的布道，或者一场法庭审判，提醒着每一个跟它有关系的人：‘永远不要忘了，你对这一摊子被搞砸了的事有责任。’对解决这摊倒霉事最心急如焚的人也是最感到应负责任的人，这并不是偶然，而这一次是设计师，他跑来找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只要用水好好地冲洗一下，那些垃圾就会瞬间被冲走，我们放一些新的环进去，不锈钢环，而且当然是他出钱。当谈到清洗和处理残局的时候，客户同意了，但当他听到再放环的时候，这个人变脸成了野兽：设计师没有被起诉就应该感恩戴德地去修圣母像了，不能再搞更多环了。他得想出点更好的办法，并且最好快点，因为客户已经损失了一个星期的生产。

“我个人一点过错都没有，但是看着我身边这些垂头丧气的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受，这也半是因为天气变得阴冷了起来，感觉更像冬天而不像秋天了。然后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工程不是那么快能完成的：显然那摊垃圾——我指的是碎环——是非常糙的碎片，而且全都堵塞在一起了；事实上，我们从上面浇下去的水从下面出来时还是跟进去时一样清，这些废渣纹丝不动。客户开始说，如果能让一个人带着铲子下去或许可以，但他只是说说，眼睛没有看向任何人，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怯怯的语气，显然他自己也对自己说的话没信心。我们试了各种办法，但最终我们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底部把水灌进去——治便秘的老办法。我们把软水管固定在管道的排水管上，然后将它开到最大；有一段时间我们什么也没听到，然后好像有一声巨大的抽噎声，那些东西开始被搅动起来并从人孔流出来，就像泥一样；我感觉自己像个医生或者兽医，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那生病的管道不再像婴儿了，它开始变得像个史前动物——如房子一样高，然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全死光了。或许这就是便秘。

“但除非是我误会了，否则我开始讲这个故事时的方向就不对，然后便跑题了。我一开始跟你说的是坐牢，我说这个活比坐牢还难受。很明显，假如我事先知道这件事将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永远不会接这样一份工作，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拒绝一份工作，跟你说实话，我到今天都还没学会，所以你能够想见，那时候我还年轻，他们报给我的数目那么高，让我都开始考虑跟女友去度两个星期的假了；而且，你得记住，当别人往后缩的时候，我总是喜欢往前靠，我现在还是这样，他们已经摸清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捧着我，跟我说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装配工，说他们对我充满信心，而这份工作需要真正的责任感以及诸如此类的。那我就说好，但这是因为我还不懂。

“而事实是，设计师，聪明如他，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我从他们的谈话和他的脸上看出来了。显然，在那类管道里，瓷的或者其他材质的都不好，因为它们会成为蒸汽的障碍物，唯一可以放的就是金属板，中间有孔的圆板，也就是不锈钢，每半米放一个，总共放五十个左右……你知道这样的圆板吧？你知道？但你一定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装上去的；或许你大概能想象，但你肯定不知道安装的情形是什么样的。但毕竟这也很平常，一个人开汽车，但他从不想是什么样的工作造出了这车子；或者他在那种能揣进口袋的计算器上做过一些计算，起初这似乎堪称奇迹，但之后他习惯了，也就觉得自然了。说到这个，当我决定举手的时候，我的手就会举起来，这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但这纯是一种习惯。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谈论自己的工作：因为有那么多人对此毫无思考。但让我们说回到圆板。

“每片圆板都被分成两块，就像两个半月彼此嵌合。必须把它们以这样的形式切分开，因为如果它们全是整块的，安装起来就太难了，或许根本不可能。管道壁上要焊上小托座，每个圆板架在八个托座上，我的工作就是安装托座，从管道底部往上。你从下往上地做，四周都要焊，一直焊到肩膀的高度，不能再往上了，你知道，因为再上去就太累人了。然后你把第一块圆板放置在第一层托架圈上，你穿着胶底鞋爬到圆板上，这样你就被抬高了半米，然后你再焊出一圈托架。助手在上面放下另一双半月钢板，你把它们装好，在你的脚下，一次装一块。如此循环。一圈托架，接着一个圆板，又一圈托架，又一个圆板，一直到顶。但到顶部有三十米高。

“对。我画线的时候没有任何困难，但当我到了离底部两三米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身体有些难受。起初我以为原因是焊条上冒的烟，但通风状况良好；或许是我的面具，因为一次要焊那么多个小时，你得把整个脸都遮住，否则皮肤会被烤伤，整块儿地脱皮。但情况越来越糟，我觉得自己的胃上面压着什么重东西，我的喉咙收紧，就像一个想哭的小孩。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头晕眼花：我记起了许多早已忘掉的事情，我想起我祖母的姐妹，她与世隔绝，成了修女——‘她穿过那扇门，不知是死是活，再也没有出来’；我想起他们跟我讲的村里的事，他们把一个人装进棺材埋了，而他没有死，到了夜里，他在墓园里用拳头砸棺材想出来。而那管子，似乎也一直在变窄，它让我越来越透不过气，我就像蛇肚子里的老鼠一样；我抬起头看管口，好远，好高，我一步一步往上，每步半米；我特别想让他们把我拉上去，但我没有，因为经过了所有他们扔给我的这些破事之后，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子。

“就这样，我花了两天时间爬到了顶，但我永远被它困住了。我依然不怕告诉你，自此以后，我时常都会感觉到那种受困老鼠的紧张：多数是在电梯里。工作的时候不大会发作，因为我现在把所有室内的事情都交给了别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在我所从事的行业里，多数时候我都能露天工作，也许需要忍受严寒、酷暑、雨淋、头晕，但没有被隔绝的问题。我再没回去看过那根管道，即使是从外面也没有，我离那些管道、管子、输油管都远远的，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那种有人被绑架、绑匪诈赎金的报道时，我读都不去读。人就是这样，很蠢，我也知道这很蠢，但我一直都没能变回以前那样。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教给我凹面和凸面；好了，我成了一个凸面装配工，凹下去的工作我再也干不了了。但你如果不跟别人讲，我会很感激的。”

[1] 弗雷瑞斯隧道（Frejus tunnel）：一条穿过塞尼山，连通法国和意大利，长度约13.7千米的铁路隧道。

[2] 括号中计量单位换算的内容均为译者所加。

[3] 蓝旗亚（Lancia）：意大利汽车品牌。

[4] 此段以及本书中其他地方的他和它皆根据原文用词译，并非混淆。

帮手

“……噢，天！你不能跟别人比。就说我吧，我从来没怨过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有抱怨，我就是个傻子，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我想去看别的国家，努力工作，不为自己拿的钱感到有愧。我想要的就是我已经得到的。不过显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你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你很清楚。实际上，像我这样是不可能拥有家庭的，甚至朋友也很难有。兴许你能交到几个朋友，但你跟他们的关系只能维持到工作结束：三个月、四个月，最多六个月，然后你就要去赶飞机了……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地方他们把飞机叫作samolyot：这你晓得吗？我一直对这个词很有好感，它让我想到siulòt——咱们家乡就是这么叫洋葱的。对，它让我想到siulòt，还有scimmiotti，猴子。但我又离题了。我刚才在说赶飞机对吧？我说的其实就是永别了。要么你可能无动于衷，这意味着他们不是真朋友；要么他们是真朋友，于是你就觉得很遗憾。姑娘也一样，其实甚至更糟，因为你不能没有姑娘，有那么一两次，你还会走不出来，那感觉绝对像地狱。”

福索内请我去他的房间喝茶。里面非常简朴，跟我的房间几乎一样，甚至细节上也是：一样的灯罩，一样的铺盖，一样的墙纸、脸盆（滴水的方式也跟我的一模一样）、掉了调台钮的退休收音机、脱靴器，甚至连门边角落的蛛网也一样。但我在我的房间里住了不过几天，他已经住了三个月了：他在壁橱里搭了个小灶，天花板上挂了蒜味腊肠和两串大蒜，墙上钉了一幅都灵的俯瞰图和一张都灵足球队的照片，上面画满了签名。照珀那忒斯[1]所能给予的眷顾而言，这些东西不算多，但我连这些也没有，我在他的房间里比在自己房间里更有回家的感觉。茶好了，他礼貌地端给我，但没有用托盘，他建议——其实是要求——加一些伏特加，至少一半一半，“这样你会睡得更好”。不过在那个地处偏远的宿舍里，我们无论如何都睡得不错；到了夜里，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全然的、原始的寂静，打破它的唯有呼呼的风声和昼伏夜出的不明鸟类的啼鸣。

“那么好吧。那个让我在分别时感到最难过的朋友，我要是告诉你它是谁，你一定会从椅子上摔下来。因为，首先他给我惹了大麻烦，其次他甚至不信基督。这是真的。他是只猴子。”

我没有从椅子上摔下来：这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克制的习惯，第二反应一般会盖过第一反应，但这也是因为福索内的开场铺垫弱化了惊奇的效果。我肯定已经说过，他不是一个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在其他方面更优秀。因此，其实没那么让人惊奇：谁不知道动物最好的朋友、最能与动物相互理解的，就是孤独者？

“就这一次，不是关于起重机。我还可以再讲许多跟操纵起重机有关的故事，但这样的话，一个人最终会变得很乏味。这一次是一座德里克（derrick，井架）[2]。你知道德里克是什么吗？”

我只在书里得到过一个大概印象，我知道那是钢塔，是用来钻油井的，也可能是抽取石油的。另一方面，要是他有心想知道，我可以给他讲述这一名称的起源。德里克先生（Mr.Derrick）是一个很有才干、很用心、很虔诚的人，他生活于17世纪的伦敦，许多年都一直是大英帝国陛下的绞刑吏；他对自己的职业是如此用心和入迷，所以不断地研究不同的方法来精进器具。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发明出一种足以成为典范的新绞刑架，这使受绞刑的人“不论高矮”都能被远处的人们看见。它被称作德里克绞刑架，接着就成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德里克。后来，这一术语开始涵盖相似的结构，所有为更平常的用途设计的门式架子都被叫作德里克。德里克先生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了一种特别和非常稀罕的不朽，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不再大写：享有这种殊荣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还不到十二个。但还请福索内继续讲他的故事。

福索内眼睛也没眨一下便接受了我突然的琐碎插嘴。但是他摆出一副漠然的表情，或许是因为我在这种如中小学口语考试的风格中使用虚拟语气让他不太舒服。

然后他继续讲：“很可能。但我始终觉得，用随便什么方法他们都要绞死人。无论如何，这个井架都没什么特别的，大概二十米高，是个钻井井架，他们如果用这种井架什么都没挖到就会把它拆掉，然后带到其他地方去。在我的故事里，天气通常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唔，这次我们是在一片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天气不冷也不热，但雨一直下个不停。它属于那种温和的雨，你甚至不能说它让人不快，因为在那一带你找不到地方洗澡。你只能把衣服脱了，脱到像当地人一样只剩短裤，天要是下雨了，你就让它下。

“组装工作越进行下去，就越让人觉得可笑：这份工作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成熟的装配工，任何能爬高的工人都能做。我手下有三个工人，但这三个货简直了！我的天！他们可能是营养不良，一定的，但他们都擅长一天到晚晃来晃去。你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连应都不应；他们就像睡着了似的。事实上我差不多每件事情都要考虑：发电机、接线图，晚上我甚至还得自己在棚屋里做饭。最让我纠结的是，他们管那台无聊的机器叫运动部件，我永远不相信它有那么复杂：你知道，就是那个有许多传输带和蜗杆螺钉、能将钻头送下来的东西。严格说起来，组装那种东西并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它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内部是众多输送用的配件（它们都是电子的，并能自动调节）和操控泥浆泵的操控装置；你在它的底部拧上钢管，它们一根根伸向井的深处。我说的就是你通常会看到的一种场景……是的，在电影里，那些与得克萨斯有关的画面。我也不介意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那时我没有意识到，就算你深入地下五千米，也不必然意味着那里有石油。”

喝了茶和伏特加，福索内的故事还没有要进入地下的迹象，于是我小心地提到，我的房间里有一块发酵奶酪和一些匈牙利小香肠。他不是拘礼的人（他从来不拘礼，他说那不是他的风格），于是茶话会就发展成了吃点心和小型晚餐，而日落时橙黄色的光线渐渐变成了北方夜晚明亮的紫罗兰色。西边的天际凸起一长片土地，一片薄而暗淡的云低低地浮于其上、与其平行，仿佛画家误画了一笔，又忙在稍高处补了一笔。那是一片奇怪的云：我们对此有过争论，后来福索内说服了我——那是远处羊群扬起的灰尘在无风的空气中被滞留了下来。

“我没法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工作都是在一些极端的地方：要么热得难受，要么寒冷无比，要么干得冒烟，要么一直下雨，就像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可能只是我们被惯坏了，我们来自文明国家，来到一个稍有些不同的地方，就立刻像来到了世界尽头一样。而那里到处是在他们的国家活得好好的、不愿跟我们换地方的人。这都是习惯。

“在我跟你说的这个国家里，你不太容易交到朋友。注意，我对外国佬一点偏见都没有，在许多其他地方我看到过一些比我们更勤奋的人，但那里的人跟我们完全不是一类。他们都是懒鬼和骗子。很少有说英语的，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没有葡萄酒，他们甚至不知道葡萄酒是什么；他们牢牢地黏在自己老婆身边，我发誓他们这样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些女人又矮又胖，短粗腿，奶子垂到这儿。他们吃的东西也让你反胃，我不细说了，我们吃晚饭呢。换句话说，我告诉你我在那儿唯一的朋友是一只猴子的时候，你一定可以信我：我没的选啊。甚至那只猴子也不是那么好看：他是那种脖子上围了一圈皮毛、长了一张狗脸的猴子。

“他很好奇。他来看过我干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展示了一样技能。我跟你说过了，那里一直下雨：他坐下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着雨水，他的膝盖抬起，头靠在膝盖上，而手紧抱着头。我发觉，当他采取这个姿势的时候，他毛发全都顺着朝下，所以他完全不会淋湿：雨水顺着他的胳膊肘和后背流下，他的肚子和脸还是干的。我自己也试了试，权当是在拧螺栓的间歇休息一会儿；而我不得不说，要是你没有伞的话，那的确是最好的办法。”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于是我就答应他说，要是我哪天在热带赤身裸体淋雨，我一定会采取那只猴子的姿势，但我立刻就看到了一个恼怒的表情。福索内从来不讲笑话；若是他讲了，那也会是跟冷血动物一样冷的冷笑话。而他也不喜欢别人跟他开玩笑。

“他很无聊。在那个季节，女性都成群地待在一起，有一只强壮的年长男性带领她们并和她们做爱，而如果他看到什么年轻男性鬼鬼祟祟地在周围走动，那他们就麻烦了；年长的男性会扑上去挠他们。我同情我这只猴子的境遇，因为这其实也是我的境遇，尽管我在其他季节也没有姑娘。你明白这是什么情景，我们两个，那么孤单，有着同样的忧愁，很快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今我们两个，又都那么孤单，忧愁笼罩着我们。我代替了猴子，我对那只如今身在远方、拥有与我同样命运的猴子感到一种全心的喜爱，但我没有打断福索内。

“……只是他没有井架可装。第一天他只是在我身边徘徊、观察。他会打哈欠，像这样，用他柔软的手指挠头、挠肚子，他还给我看他的牙齿：跟狗不一样，他们给人看牙齿是一种想交朋友的表现，但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第二天他围着装螺栓的箱子打转，我不把他嘘走，他就会时不时地捡起一个，用牙咬着试试，看好不好吃。到第三天，他已经知道每个螺栓都有螺母，之后他就很少弄错：半英寸的配半英寸的，八分之三的配八分之三的，等等。但他一直没能明白，所有的螺纹都是向右转的。他始终没有理解这一点，甚至后来也没有；他会用各种方法试，方法有效的时候，螺母就会转，接着他就跳上跳下，用手在地上拍，发出些噪声；他好像很开心。你知道：我们装配工不能像猴子一样拥有四只手，甚至一条尾巴，真是太可恶了。我简直嫉妒死了。当他胆子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像一道闪电一样来到桁架上，脚钩住横梁，头朝下，他会以这个姿势拧螺丝和螺帽，并冲我扮鬼脸。

“我告诉你，我可以一整天都只看着他，但我有工作期限，事实就是这样。我设法在一场又一场的倾盆大雨中继续干活，只因我那几个有还不如没有的帮手什么活也干不出来。猴子本来真可以帮我，但他就像个小孩子：他觉得那是一个游戏，一个玩具。几天之后，我会示意他拿我需要的零件给我，他就会爬下去又爬上来，但他总是只给我拿最上面的，最上面的涂了红漆，因为要区分不同层级。它们也是最轻的：你能看出他有判断力。他想玩，但他不想累坏自己。但我告诉你，那三个蠢货也没比他多干多少，起码他不怕摔下去。

“今天一点，明天一点，我终于把轮滑装置安好了，当我测试两个引擎时，一开始他有些被噪声和那些自动运转的轮子吓到了。到那时我已经给他起了个名字：我会叫他，他也会过来。或许这是因为我每天给他一根香蕉，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过来了。然后我操纵控制室，他在那儿看得就像被施了魔法定住了。当所有那些红色、绿色的小灯亮起来的时候，他看向我，仿佛想问我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果我不关注他，他就会像个小男孩一样呜呜地发牢骚。唔，我无法否认，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我的错。那些按键太让他着迷了，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的意思是，我真蠢，最后一个晚上我要是把保险丝拧下来就好了，但当时我完全没想到。”

灾难正在临近。我几乎要问福索内，他怎么会弄出这么严重的疏忽，但为了不剧透他的故事，我控制住了。事实上，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但每个讲述者都能从经验中认识到，每一场讲述中，倾听者都做了决定性的贡献：一个不专心或爱抬杠的听众会让所有的老师或演讲者烦躁，而友好的听众则会给他们信心。但单独的倾听者也对这种艺术作品负有责任——每场讲述都是一件艺术作品：当你在电话上讲述什么事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会觉得气氛有点冷，因为你看不到倾听者视觉化的反应，他只能不时嘟哝一句或发出一些单音节词来表达他感兴趣。这也是作家数量少的主要原因——他们必须对着一群没有实体的听众进行讲述。

“……不，他本来没有打算将它完全砸碎的，但结果很接近了。当我在那胡乱鼓捣接头时——你知道，因为我虽不是电工，但仍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差不多要搞定所有事情的装配工——尤其是之后，我测试控制装置的时候，他一个动作也没漏看。第二天是周日，这个工作完成了，我需要休息一天。长话短说，猴子来过了，当我回工地的时候，井架像被人抽了一耳光。它还是立着的，但已经歪了，钩子钩在基座上，就像船的锚一样。而他呢，坐在那儿，等着我。他听见我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他看起来特自豪，天知道他以为自己干了什么。我确定我之前把这个无聊的机器升起来了，但他一定是把它放下来过：只要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周六他看我按了很多次。而且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挂在架子上来回荡了，尽管他兴许有半吨那么重。他荡的时候一定是把钩子甩在了大梁上，因为这是那种安全钩，有弹簧扣，一旦扣上，就打不开了。某些安全设备会不时跟你开这样的玩笑，眼前就是如此。最后，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捅了娄子，就按下了升起按钮，但或许这也是巧合。整个井架都绷紧了，即使现在，想到这一幕我的血液都冰凉；三四根横梁都折了，整个塔都歪了，还好安全开关起作用了；否则它早已跟你的伦敦绞刑吏说拜拜了。”

“但损失不严重吧？”我一问出这个问题，我就从自己忧虑的语气中意识到，我站在了他这一边，也站在了那只爱冒险的猴子这一边，他或许本是想努力重现自己这位沉默的人类朋友所造出的奇观。

“这取决于你怎么看。我花了四天时间去修，还被罚了一大笔钱。但当我在那儿努力干活，将一切重新修缮起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与先前不一样了。他变得垂头丧气的，头耷拉在两肩之中，眼光一直看向别处。如果我朝他走去，他就会跑开。或许他是怕我挠他，就像那个年长的公猴、女性的主子一样……嗯，你还在巴望什么呢？井架的故事说完了。我把它竖直回来，做了所有的测试，然后我打包好行李，离开了。虽然猴子惹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我还是想带他一起走，但我怕到了这里他又可能会生病。小旅馆里不允许养猴子，而他本可以是我送给姨妈们的一份礼物。所以，再次看见他的脸，简直会要了我的命。”

[1] 珀那忒斯（Penates）：传说中的家庭的守护神。

[2] 此处为便于后文作者讲述名称起源而音译为德里克，在其余情况中将译为“井架”。

大胆的姑娘

“妈的，不。不管他们让我上哪儿，我都会去。意大利也一样。但他们几乎不会让我去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因为我干的活太好了。别误会：但事实就是，我什么情况都能搞定，所以他们更希望我去国外；而意大利，他们会派毛头小子、老头子、担心心脏病发作的人和懒货。就此而言，我反倒乐在其中：去看世界，你总能学到新东西，同时我也能跟我的老板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那是个星期天，天气凉爽，空气中飘着一股松香味，太阳似乎永远不会落下，我们两人在森林里漫步，思忖着在天色暗下来之前走到河边。当风吹枯叶的飒飒声静下来的时候，你能听到河流深沉、宁静的声音，就像来自四面八方。你会不时听到一声微弱而狂暴的锤响，有时近，有时远，好像某个人在用一个充气小锤奋力地锤，想把钉子锤进树干：福索内解释说，那是绿啄木鸟，在我们的家乡也有，但禁止猎杀。我问他，他的老板有那么让人难以忍受吗？他竟要为了不见他而跑到千万里外。福索内说，不是的，其实他还不错——在福索内的语言中，“还不错”这个词含义颇广，它表达的大概是一个人兼具谦恭、有礼、专业、聪明和勇敢这些品质。

“……但他是那种遇上猫都要教它怎么挠东西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很爱压制别人，一点自由都不给你。而如果你工作的时候感觉不到自由，那就完了；没有满足感，你还不如去菲亚特[1]干：至少你还能回家、换拖鞋，夜里跟自己老婆一起睡。这是一种诱惑，你知道吧。这是一种冒险，尤其是他们把你打发到某些国家去的时候。不，不是这个国家；这里简直让人乐不思蜀。像我说的，会有诱惑，诱惑你放弃这一切，结婚，结束这种吉卜赛人的生活。是的，这是诱惑，没错。”他颇为哀愁地重复道。

理论陈述之后显然会有实际案例。果然，片刻之后他继续说：“我刚才说了，那次老板派我去了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可以说是在意大利南方，这是因为他知道那儿有麻烦。如果你想听一个讲古怪工作的故事——我知道有些人就爱听人讲他们倒霉的事——那你就听听这个，因为我之后再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也不希望别的装配工摊上这样的工作。首先是因为那位客户。他也是那种还不错的人。我跟你讲，他请我吃了好几顿大餐，还给我睡带床幔的床，因为他坚持把我当他家里的客人。但他不理解我们这份工作的第一要义，而你知道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他做蒜味腊肠生意，也赚了些钱，或许是因为他从政府那里拿了些补助，我说不好。而他脑子里正盘算着生产金属家具。只有笨蛋才会觉得客户最好是个蠢货，因为这样你就能爱干什么干什么。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正相反，一个蠢客户只会给你制造麻烦。他的设备不对，也没有什么备用零件储备；第一次出问题他就发脾气，要取消合约；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又要找你谈话，浪费你的时间。至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就像躺在铁砧和铁锤之间，因为电传的另一边是我的老板，他就骑在我的脖子上。他每两个小时就要给我发一封电传了解工作状态，我必须说，那些老板，一旦过了某个年纪，就会得狂躁症，起码一种，而我的老板得了好几种。就像我跟你说的，最主要的，同时也最糟的就是，他事事都要自己亲自来，好像他坐在办公桌前用电话或电传就能操纵起重机似的。你想想！组装东西是需要一个人自主完成的工作，需要他运用自己的头脑和——这更棒——双手。因为你知道，在椅子上看一份活和在四十米的高塔上看它是完全不同的。但他还有其他狂躁症。举个例子，轴承：他只要瑞典的。如果碰巧让他发现什么人在一个工程里用了其他轴承——他总体上说属于冷静型——他就会气得脸色发青、暴跳如雷。但怎么说这都是完全没道理的，因为像我跟你说的这一类工程，这种很长但速度慢、重量轻的传送带，我完全能肯定，用什么轴承都没问题；事实上，甚至用我教父过去常做的铜套管都行——那是个费力活，他供货给迪亚托和普里内蒂-斯图基[2]在都灵的厂，一次只能做一个，在卡索梅楚罗路的店里做。他习惯这么叫那条路，现在那里叫卡梅拉纳路。

“因为那个老板是个工程师，所以他还有对疲劳断裂[3]的狂躁；到处他都认为可能发生疲劳断裂，我想他夜里还会梦见它。你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可能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唔，这是一种反常事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甚至一次可以完全认定为疲劳断裂的案例我都没有见过，但是，建好的东西突然裂了的时候，老板、设计师和监工总是会达成共识：他们什么辙也没有，全是装配工的错，而此时，装配工已经走得很远、不能自辩；要么就是杂散电流或金属疲劳，总之他们撇得干干净净，或起码想要如此。但别让我扯远了。那个老板最大的狂躁症在于：他是那种翻书的时候一定要舔一下手指的人。我还记得我第一天上学我的小学老师是怎么教我的，因为有细菌，这样做很不好。很明显，他的老师跳过了这一课，因为他每次都要舔一舔手指。实际上我注意到，他打开任何东西时都要舔手指：办公桌抽屉、窗户、保险箱。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打开他那辆蓝旗亚的引擎盖前，还舔了舔手指。”

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是我，而不是福索内，抓不到故事的主线，那个包含了还不错但没经验的客户和还不错但偏执狂的老板的故事。我请他讲得更清晰、具体些，但同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河边，有好一会儿我们只是站在那儿，没有说话。那里更像是一个入海口，而不是一条河：它带着肃穆的淙淙声顺着我们这一边的河岸流去，这是一条由红而脆的泥土塑成的土堤，而那一边的岸则几乎望不到。在土堤边上，小小的波浪拍上去，又碎开来，干净又清澈。

“唔，也许我是有点被细节带跑了，但我发誓这是份要命的活。首先，我本不想这么说，但本地的工人都是一群蠢货：或许他们擅长挥锄头，但我也不敢肯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懒汉一类；时刻都有人说自己不舒服。但材料才是最糟的，你在那儿能找到的螺栓，首先种类不多，其次它们能把狗都恶心吐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在眼前这个国家里也没有——涉及假货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糊弄——甚至连我跟你说过的在非洲那次也不这样。底垫也是一样：它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用手指量出来的。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程序：先锤锤打打，然后雕雕凿凿；把所有东西都敲碎了，浇上能快速凝固的水泥。我会一直占着电传，因为电话也只有见了鬼的时候才能用，十五分钟之后，那台小机器就会以电传机独有的激烈方式开始打字，看起来总是很紧急的样子，即便写的都是些废话，我会在纸上读到：‘你显然无视命令使用了来源可疑的材料。’要么就是一些类似的跟当前情况完全不搭界的废话，这真让我感觉进退两难。我的胳膊肘都化成了牛奶，咱们在家乡时常这么说，相信我，这不是一种修辞而已；你确实能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肘都软了，膝盖也软了，两手垂下来，就像母牛的乳头那么晃荡着，你简直想改行。我这一生还是稍微见过些事情的，我好多次都有过这样的感觉，而那次是最强烈的一次。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

当然有过！我向福索内解释，至少在和平时期，这属于基本的人生经验：在工作上，但又不只是在工作上。毫无疑问，在其他语言中，这种“牛奶洪流”——这种情节弱化和限制了《玻璃玫瑰》（Homo faber）[4]——可以用更诗意的意象描述，但我再没见过比这更鲜活生动的说法。我向他指出，要经历这种感觉，你不一定非有个烦人的老板不可。

“对，但是那个人，我告诉你，会把圣人的耐心都耗完。相信我，不是我喜欢贬低他，因为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不是真坏；他只是碰到了我的软肋——我工作的乐趣。要是他罚我一笔款，甚至让我暂时停工，我可能还高兴点，我不知道，但他不要搞那些小暗示，或是不经意地提些有的没的，之后如果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简直有人在活剥你的皮。我的意思是，当最后真用了瑞典轴承的时候（毕竟钱又不是我的），就好像这个项目里所有的不顺（不止这一个）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一开始不想用。但他不相信我，要么就是他假装不相信我。好吧，每次挂上电话我都感觉自己像个罪犯，但其实我真的已经全身心投入工作了。但对于所有的工作，我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你知道的，即使是最低级的活；或者反过来，越低级，我越卖力。对我来说，每份我接下的活都像初恋一样。”

在温和的落日中，我们开始顺着一条在茂密森林中不大分辨得出的小径掉头回去。福索内一反常态，自己停下了故事，安静地走在我身侧，他的手背到后面，眼睛盯着地面。有两三次，我看他吸了一口气，张开嘴，好像准备继续讲故事，但似乎又举棋不定。当我们终于能够看到宿舍的时候，他才开始讲。

“有个事情你想知道吗？有一点老板是对的。差不多是对的。那个项目的确有一些麻烦，你弄不到材料，也就是说，那个‘大统领’，那个卖腊肠的，不但不能给我搭把手，而且还浪费我的工夫。而且那里的工人的确全都一钱不值。但要是这个项目因为这各种扯后腿的事进展不顺，那责任部分也在我。或者说，在一个姑娘。”

事实上他用的是一个方言词，囡（’na fija），的确，如果从他嘴里说出来一个正式的意大利词，姑娘（ragazza），听起来会很刻意、不自然；但翻译他的用语，感觉也同样不自然。无论如何，这都是让人惊奇的新闻：在所有其他的故事中，福索内都把自己表现得像个铁汉，一个情感需求少而又少的人，一个不“追着姑娘跑”的人，正相反，只有姑娘追着他跑，不过他对她们不太上心，始终都是朝秦暮楚，从不当真，一旦工作结束，他便与她们道别，然后离去。我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竖起耳朵听故事。

“你知道，关于那里的姑娘流传着很多说法，说她们又矮又胖，爱吃醋，只有生孩子好。我说到的这个姑娘，她跟我一样高，有着接近红棕色的头发，站得跟杆子一样笔直，非常独立，这样独立的人我一辈子没见过几个。她开升降叉车。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么遇上的。在我正安装的那条传送带边上，有一条供叉车通过的小路：只能勉强够两辆并排开。我看到一个姑娘开着一辆叉车下来，载着许多型铁，这些型铁稍有些往外杵；开上去的是另一辆叉车，空的，也是一个姑娘开。很显然，她们过不去；其中一个必须尽量往后倒车，留出一个稍大的空间，或者开下来的那个姑娘必须先卸货，然后装回的时候更仔细些。不行。她们两人坐在那儿，开始一门心思地骂对方。我立马就注意到她们之间积怨已久，我做好了耐着性子等她们骂完的准备，因为我也要过去。我有一辆用方向舵驾驶的小车，装着那著名的轴承，上帝保佑它竟运过来了，而我的老板也听到消息了。

“嗯，我等了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没结果。这俩人就像在鱼市一样自顾自吵着。她们用方言吵，但你几乎全都能听懂。吵到一定时候，我插了进来，我请她们让我先过去，那个大姑娘，我跟你提起的那个，她转过脸来，格外平静地跟我说：‘稍等一分钟。我们还没完！’

“然后她转过头对着另一个姑娘，镇定自若地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我不敢重复，但我发誓我听得汗毛倒竖。‘现在，’她对我说，‘你可以过去了。’说完她全速倒车，把我传输带的支柱和支架全撞碎了，我的心顿时冰凉。她开到横道尽头时，打的弯比那个尼基·劳达[5]都棒，她还是倒着开，她没有往后看，而是看向我。

“老天！我兀自想，这姑娘是个恶魔。但我已经想到，她是为我演的这一出，不多会儿，我又意识到，她故意表现得这么粗鲁，因为她已经观察我好几天了，在我往支架上放气泡的时候……”

这一表述在我听来很好笑，我请他解释一下。福索内不耐烦地用寥寥几句话解释了一下，气泡指的是水平仪，事实上，是因为里面装有浮着一个气泡的液体。当气泡完全达到某个标记的位置时，水平仪就完全跟地面平行，它被放在哪个架子或什么东西的表面上，那个平面就也跟地面平行。

“比如说，我们总是说，‘在那个支架上放个气泡’ ，别的人就知道了。但是让我继续讲：这个姑娘的故事更重要。总之，她理解我，我是说她明白，我喜欢有自己思想的人，清楚自己工作的人，而我也理解，她在用她的方式追我，跟我搭话。然后我们的确开始谈话了，毫不曲折：我的意思是，我们上床了，一切都很平常，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的，我有一件事需要跟你讲：在最美的时刻，你会说，‘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的事情，到老也不会忘，除非我死去’。你希望时间停止，就像引擎突然失灵——我指的不是床上的时光，而是这之前。那是在‘大统领’的食堂，我们并肩坐着，吃完了东西，聊这聊那；其实我记得自己那时在跟她讲我老板和他开门的德性，我把手放在左侧的板凳上，她的手就在那儿，我用手触碰她的手，她就把手放在那儿，我能够摸到，像抚摸一只猫。我告诉你，之后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好，但都没有这一瞬间那么重要。”

“现在呢？”

“我发誓，你真是所有事都想知道哇。”福索内回答，好像是我叫他讲这个升降叉车司机的故事似的。“我能跟你讲什么呢？这就像坐跷跷板。娶她？不行：首先是因为我的工作，其次是因为……一个男人结婚之前要想很多，而要娶这样一个姑娘——毫无疑问，她是好姑娘，但跟女巫一样精，嗯，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但我似乎没法终止这段关系，也没法不去想。我常常去老板那里，让他把我派到那个镇上去，找借口说，我得去那儿检查检查。有一次她在都灵出现了，她来度假，穿一条旧得有些褪色、从膝盖处剪短了的牛仔裤，身边有个小伙子，属于那种胡子一直长到眼睛的类型，她向我介绍了他，好像这很正常似的，而我也就表现得像一切正常。我感到一种心痛，这儿，就在我胃的上边；我还是一个字也没说，因为这就是我们约定好的。但你知道吗？你真是个好人，让我把这些故事都讲了出来，除了你，我还从没对谁讲过。”

[1] 菲亚特（Fiat）：意大利汽车品牌。

[2] 迪亚托（Diatto）和普里内蒂-斯图基（Prinetti & Stucchi）：前者为意大利跑车品牌，后者为意大利一家缝纫机、自行车、机动车制造厂商。

[3] 疲劳断裂：零件在交变载荷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而发生断裂的现象。——编者注

[4] 《玻璃玫瑰》：小说，作者马克思·弗里希（Max Frisch），也有同名电影。里面的男主人公在经历一次飞机失事后放弃工作，转而与一名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去寻找多年前的朋友。

[5] 尼基·劳达（Niki Lauda）：获得过三次世界冠军的前F1车手。

提瑞西阿斯

照理来说，过程不是这样的；照理来说，他才是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的人，讲述自己的奇遇或者不幸，一口气全倒出来，我如今已习惯了他凌乱的讲述方式，从来不插嘴，除非有需要解释的地方，我才会简短地打断一下。所以我们的谈话更偏向于独白而非对话，而且，他一直重复的口头禅、他的语言——总是含混不清——还限制了他的独白。这或许是我们这座城市中尘雾的灰色，也或许是钢制横梁或金属管——这是他故事里的真正主角——的灰色。[1]

然而那天晚上，事情的发展似乎有些不同。他有许多酒可喝，而那些难喝又浑浊的酒，起了些作用。那些酒并没有把他灌醉，说到这个（他说），干他这一行的人，绝不能有失去警惕的时刻；他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就如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间谍一样。酒没有乱了他的头脑，却多少剥去了他的外壳，击穿了他自我保留的铠甲。我从没见他如此沉静过，但奇怪的是，他的沉默带来了更多的亲近而非疏远。

他又干了一杯，不是贪杯或者品酒，更多地带着一种吞药丸的苦涩决绝。“……那么我跟你讲的这些故事，你之后要写下来吗？”

我说是的，我可能说了吧。我尚未厌烦写作，写作是我的第二职业，而就在那时，我还在想，倘若把它变成我的第一职业或唯一的职业，说不定也还不错。他不想让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吗？别的时候他似乎很乐于如此，事实上还为此自豪。

“对啊。但你别在意。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并不是所有日子都一样，今天就是糟糕的日子，那种没有一件事顺当的日子。还有些时候，一个人甚至连工作的意愿都没有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继续说：“没错：就有那种什么事都出错的日子；说一个人不负责任、设计蓝图一团糟、你尽力了，还有魔鬼在吹风，说这些完全没错。这些都是真的，但你会觉得喉咙里哽着一块东西：没人能帮你摆脱这种感觉。接着你就问自己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根本没意义，比如说，我们在这世上是为了什么？而假如就此想想，你当然不能回答说，我们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建塔。对吧？换句话说就是，你拼了命地苦战十二天，竭尽所能地投入这份工作，又流汗又挨冻又骂娘，之后却开始怀疑，这怀疑咬噬着你，接着你做检查，发现活干砸了，你简直不能相信，因为你不愿意相信，但你再检查一次，发现果然砸了，尺寸不对，然后你就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接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就变了；他开始觉得什么事都不值得努力了，他想换一份工作，同时他又觉得所有的工作都一样，整个世界都烂透了，即使我们现在去了月球，情况也一样烂透了，没人能把它变好，更别说一个装配工了。对，这就是你可能会产生的想法……但是，你跟我说说：你们这样的人也会这么觉得吗？”

视错觉[2]总是让邻居的麻烦看起来不那么棘手，而让他的工作看起来更加可爱，它何其顽固！我回答说，这很难比较；但无论如何，因为做过跟他类似的工作，我不得不承认，能够坐下来，在一个有暖气、处于地平面高度的地方干活，是我们这类工作的一大好处；但除此之外，假如我能够代表真正的作家发言的话，我会说，我们也有糟糕的日子。事实上，这样的日子我们更常有，因为看一块金属结构是否“正在气泡上”，比看写下来的一页文字是不是恰到好处要容易；你可以带着热情写一页，甚至整本书，但接着你又发觉它不能用，它笨拙、傻气、不新颖、不完善，过度又琐碎；然后你感到伤心，开始想到他那天晚上想的那些念头，也就是，你想换个工作、换个环境、完全改变自己，甚至想做个装配工算了。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写了一些其实又笨拙又琐碎的东西（这是常事），但你意识不到，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纸这种材料耐受度太好。你可以写下任何老旧谬论，它永远不会抱怨：它不像矿山隧道里的横梁，一旦压力过重就出现裂缝、摇摇欲坠。在写作这种工作中，仪器和报警系统都是不成熟的：甚至都没有信得过的跟丁字尺和垂线功能类似的器具。但假使读者觉察到有哪一页写得不对劲，那个时候就太迟了，情况会很糟糕，这也是因为，书页就是你的工作，你一个人的工作：你没有借口和托词可用，你必须全权负责。

这个时候，我察觉到，他的醉意全消了，糟糕的情绪也不见了，他变得警觉起来。他不再喝酒，直直地看着我；他的脸，通常都木然、沉稳、比锅底还没表情，现在却是一种半狡黠、半邪气的表情。

“的确，这是事实。我从没想到过。想想看：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要是控制仪表没有被发明出来，我们工作就都得靠蒙……这准会把你逼疯！”

我告诉他，作家的神经其实似乎都有些衰弱；很难下论断说，神经的衰弱是因为写作、因为上述提及的缺乏敏锐的评估写作质量的仪器，还是因为写作这份工作在特质上吸引着容易神经衰弱的人。总之，有文字资料显示，数量众多的作家都有神经衰弱或后来成了神经衰弱（“职业病”这种事总是很难说），其他的则的确在精神病院或类似机构中去世，不只是这个世纪，很久以前便是；而许多没有染上职业病的人，也生活悲惨，忧郁、酗酒、抽烟、失眠，英年早逝。

福索内开始从这个比较两种职业的游戏中获得乐趣；但直接承认不是他的作风，节制和保留才是；不过你可以观察出来，他不再喝酒了，沉默也被打破了。

“事实是，”他回应道，“每个人对于劳动都很有话说，但那些喊得最响的人往往正是那些什么经验也没有的。要我说，精神崩溃这种事，如今几乎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作家、装配工或者其他什么职业都一样。你知道谁的神经能不衰弱吗？看门人、看钟点等下班的人，还有流水线上的人，因为就是他们把其他人送进疯人院的。正好我们说到了神经的话题，你千万不要觉得——一个人自己爬到那么高的顶上，风在吹，架构还没撑牢，晃得就像浪头上的船，下面的人在你望去就像蚂蚁一样，你一只手拽着，另一只用套筒扳手工作着，要是能够有第三只手来拿图纸就好了，甚至来个第四只手调安全带的钩子：就像我说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对神经多么好。跟你说实话，我一时想不到有哪个装配工是在疯人院里死的，但我认识很多人，包括我的许多朋友，都病了，不得不去做别的行当。”

我必须承认，事实上，作家的职业病比较少，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总体来说，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你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职业病。”他说，尖锐地打断我，“一个人不会因为写作病倒。最糟的情况也就是，如果他用圆珠笔写作的话，他这里会长老茧。而说到事故工伤，我们最好还是换个话题吧。”

这没什么问题：他得了一分，而我也服气。但仍然是场好比赛，福索内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想象力，说出了他的思考，基本上，这就像争论做男人好还是做女人好：唯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两种性别都尝试过的人。这个时候，虽然我意识到我这样做属于犯规，但我还是难以抗拒诱惑，想给他讲提瑞西阿斯（Tiresias）的故事。

当我告诉他朱庇特和朱诺[3]除了是夫妻外还是兄妹时，他似乎有点不舒服，这个事实老师在学校一般不细讲，但这对他们的家庭肯定有某些意义。另一方面，当我提到他们的著名争论——对爱与性的愉悦感受更强烈的是女人还是男人——时，他表现出了特别大的兴趣。有趣的是，朱庇特说是女人，而朱诺说是男人。

福索内再次打断我：“对，这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要下判断，你需要找个既有女人的经验又有男人的经验的人，但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时不时你就会在报纸上读到，哪个海军上校去了卡萨布兰卡，做了个手术，之后生了四个孩子。但要我说，这些都是报纸扯的淡。”

“或许吧。但那个时候似乎有个能当此任的仲裁者：提瑞西阿斯。他是希腊底比斯城中的一个睿智之人。很多年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一个男人，同你我一样的男人，一个秋天的夜晚——在我的想象中它又湿又冷，就跟今天晚上一样——他在横穿一片森林的时候遇上了一群缠在一起的蛇。他凑近细看，发现其实只有两条蛇，但它们又长又粗：一条雄蛇一条雌蛇（显然提瑞西阿斯眼睛很尖，因为说实话我连怎么分清巨蟒的雄雌都不知道，尤其那还是夜里，它们纠缠在一起，所以你根本看不清蛇头和蛇尾），一条雄蛇，一条雌蛇，在做爱。不知是因为震惊还是嫉妒，要么只是因为它们挡了他的道，提瑞西阿斯捡了一根棍子，给了它们一击。就这样，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战栗，从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

福索内总是对有关人类起源的各种观点表现得很兴奋，他窃笑着告诉我，有一次，在离希腊不远的地方，也就是土耳其，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团纠缠在一起的蛇：不是两条，而有许多，也不是蟒蛇，而是草蛇。它们看样子真像在用蛇的方式做爱，全都纠结缠绕在一起，但他当时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把它们留在了那里。“但现在我知道诀窍了，下次让我碰上，我简直要亲自试试。”

“言归正传，这位提瑞西阿斯好像做女人做了七年，而他也享受了作为一个女人的情爱；然后，七年过去了，他又遇上了那两条蛇。这一次，知道诀窍的他故意给了它们一击：换句话说，这是为了变回男人。显然，全方位考虑之后，他认为还是做男人益处更多。但是，在我跟你提到的那场争论里，他说朱庇特是对的。我没办法告诉你原因。或许他发现自己做女人时也挺享受的，但只有在床上享受，别的时候则不然；否则他肯定要一直做女人，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再去打那两条蛇。也或许是，他觉得，顶撞了朱庇特可能后果难料。但他还是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因为朱诺被惹恼了……”

“呃，俗话说，夫妻吵架别掺和……”

“……她很恼火，就把他弄瞎了，而朱庇特什么也做不了，因为那时候显然有这样的规矩：当一个神降灾到一个凡人身上时，其他所有的神都不能解除灾祸，连朱庇特也不行。朱庇特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可给他，于是赠予了他预见未来的能力。但是，你可以想见，已经太迟了。”

福索内玩弄着酒瓶，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分辨的愠怒。“这故事不赖。人每天都能学到些新东西。但其实我不大理解这个故事的意义。你要告诉我提瑞西阿斯就是你吗？”

我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直接的攻击。我向福索内解释，作家的一个特权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含糊和模棱两可，也说也不说，自由创造，越过所有谨慎的法则。毕竟，我们所建造的塔不会撞上什么高压线；要是我们的结构散架了，没人会被砸死，它们也不需要有抗风性。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负责任，没有作家因为他的建筑物坍圮就被送上法庭或关进监狱。但我还告诉他，尽管我在跟他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像提瑞西阿斯，而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双重经验。在某个遥远时代，我也曾涉入天神之间的争吵；我也在道路上偶遇过蛇，而那场偶遇改变了我，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语言能力。但此后，我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但他没有想得太深，因为整场对比都很牵强：在临近忍耐限度处工作，甚或越过这个限度，就是作家这种职业的乐趣所在。不像装配工，当我们作家设法超越忍耐限度，去做一个不可能的匹配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愉快，大家会称赞我们。

在另一些夜晚，我把自己所有的故事都讲给福索内听，他那时不反对，也没有问额外的问题，因此，要在这个问题里挖掘得更深，此时已经太迟了。无论如何，鉴于我是对两种愉悦都了解的专家，doctus utriusque veneris[4]，尽管他显然已经昏昏欲睡了，我仍试图跟他解释，我们所从事的三个行业——我的两个和他的一个——在那些好日子里都可以给人带来满足：他的工作，还有与之类似的化学师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教会我们追求完整，用我们的手和整个身体思考，拒绝向倒霉的日子投降，拒绝向看不懂的方程式投降，因为只要你继续看，你就能看懂。而我们的工作最终教会了我们了解事情和面对事情：写作这份工作，因为它容许我们拥有一些创造的瞬间（尽管不多，但的确有），就像电流突然在一个关闭的电路里流通起来，像电灯亮起、转子转动。

之后我们就彼此共同拥有的好的东西达成了共识。好的是，我们都能测试自己，无须仰赖别人的测试，我们能够在工作中反思自己。好的是，我们可以愉快地看着自己创造的东西成长，横梁接着横梁，螺栓接着螺栓，稳固、确定、齐整，与目标契合；工作完成的时候，你看着它，你会想，也许它会存在得比你还长久，也许某个与你不相识的人会使用它。或许，当你老了，你能回来看它，它看起来会很美，它只有在你眼里是美的这一点也不那么重要了，你可以对自己说：“也许换个人就完不成这样的作品了。”

[1] 此段中的“含混不清”与“灰色”，原文都是gray。

[2] 视错觉：当人观察物体时，基于经验主义或不当的参照形成的错误的判断和感知。——编者注

[3] 朱庇特与朱诺（Jupiter and Juno）：指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与赫拉，罗马统治希腊后，他们被更名朱庇特与朱诺。

[4] 拉丁语，与前半句意思相同。

离岸

“当然了，我年纪还轻，但我也到过一些艰苦的地方，总是因为石油的关系。他们从不会在富裕的地方挖到石油，比如圣雷莫（San Remo）或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不会在你的生活范围内，总是在一些又脏又差的倒霉地方。我经历的最惨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们在找石油。跟你说实话，我的心压根儿就不在这上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最终这东西是会耗完的，所以真的不值得费力去挖。但你知道办事的规矩：你签了一份合同以后，你就要去他们派你去的地方。再加上，说实话，那次我还挺高兴去的，因为那是阿拉斯加。

“我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我还是个小屁孩儿时，就读过杰克·伦敦写的每本关于阿拉斯加的书，且不止读过一次。我对那个地方有自己的印象；但是，原谅我当着你的面这样说，因为我去过那儿，所以我开始对印刷品失去信心了。我的意思是，我以为我能在阿拉斯加找到一个冰雪世界，午夜里有阳光，狗拉着雪橇，有金矿，甚至还有熊和狼追着你跑。那才是我对那个地方的印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它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当他们把我叫进办公室，跟我说有一份在阿拉斯加安装钻机的工作时，我想都没多想就答应了。我签约还是因为有额外的艰苦补贴，再加上我在城市里已经待了三个月了——我跟你说过的——待在城市里不适合我。我的意思是，我能快活个三四天，找点乐子，兴许还看个电影；我找个姑娘，我们见面，我想再见到她，就带她去侃比欧（Il Cambio）吃一顿大餐，我会觉得非常棒。我也许还愿意去看望我在拉格朗街的两位姨妈，我跟你提过的……”

他没跟我提过那两位姨妈，至少他从没描述过，我可以就此发誓。我们对这一话题做了短暂的争论，双方都试图礼貌地暗示，是对方没留心。

福索内草草略过了这个问题：“跳过。她们是我的一双姨妈，非常虔诚，她们会让我坐到会客厅里，然后喂我巧克力。一个很聪明，另一个没那么聪明。但我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讲她们吧。

“我刚刚在说阿拉斯加，还有我不喜欢待在城市里。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有空档。你知道，就像那种有个不大对劲的化油器的发动机一样，如果你不一直给它开大油门，它就挂给你看；同时你还在冒着烧坏拐点的风险。几天之后，我病了，我在夜里醒过来，感觉自己感冒了，但其实我没有；我好像忘记了怎么呼吸，头也痛，脚也痛，走在街上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看我。换句话说就是，我很消沉。我甚至去看了一次公司的医生，但他只是笑话了我。他是对的，我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想要动起来。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一次，我甚至没问太多问题就签了合同，发现这是一个新工程后我很满意，它是美意合资，我从当地接收工作指令。所以我只要合上我的行李箱就可以了，因为我的行李箱随时处于准备好的状态，然后我就上了飞机。

“旅途没什么好谈的。过去飞行时差总是困扰我，但现在我习惯了。我换了三次机，在飞机上睡觉，到达的时候精神抖擞。一切都看上去不错：业务员在一辆这么长的克莱斯勒里等我，我觉得自己像波斯的沙阿[1]一样。他还带我去一家餐厅吃虾，有点像我们的海螯虾，只是更大一点：他说这种虾是这个国家的特产。但没有酒。他解释道，他信一个禁止喝酒的宗教，他还礼貌地暗示，我最好也不要喝酒，这对我的灵魂有益。他是个好人，但这就是他。吃虾的间歇，他还向我解释了我要做的工作，听起来蛮普通的，但你知道业务员都是什么德行：他们擅长人情世故，但说到工作，不提也罢。有一次我差点儿跟一个业务员打起来，因为他什么他妈的都不懂，净跟客户承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干我们这一行的，可以全都搞懂，可以懂一些，也可以全不懂；但要全搞懂你得是工程师，搞懂一些也没什么用，还不如全不懂：这样你总归能有个借口。这想法可真了不得！”

由于有一些做业务员的朋友，我尽力为这一行业做了些辩解，我说这也是一个微妙的职业，通常他们知道得越多，就越不好，因为他们的销售业绩可能会下降，诸如此类。

但福索内不听理由：“不，不，我从没遇上过一个懂些什么东西的，连试着学的都没有。当然了，有些人假装很懂，但他们才是最糟的。如果你还想跟我做朋友就别跟我提业务员。相信我，他们唯一行的就是忽悠客户，带着客户去夜总会，去看足球赛；这对我们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有时候他们也带上我们。但一说到了解工作细节，他们就是办不到，全都是一路货色。我从没见过稍微懂点什么的。

“好吧，那边的业务员告诉我，这份工作就是组装一个井架，工作地点在大约四十公里之外，组装好后把它装上船，把船开到海上，运去一个不远的浅水区。所以我猜想，如果要把它装上船的话，那这个井架应该是非常普通的井架；我差不多要火了，因为他们大老远地把我从世界另一头带了过来。但我闭嘴没说，这不是他的错。

“天不早了。他道了晚安，告诉我第二天八点钟会来旅馆接我，载我去工作地点，然后他自己离开。到了早上，一切都好，只是早餐又是吃虾；但毕竟我还吃过更差的。一切都很好，就像我刚刚说的：八点钟，他开着克莱斯勒出现了，就在约定的地方，我们便出发了，不消一会儿就出了城，因为这个市镇很小。它不太像《燃烧的戴莱特》[2]里所描写的，我一辈子没见过比这更悲惨的国家：它看起来就像季节不对的塞斯特雷（Sestriere）或其他滑雪胜地一样；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那儿。天空很低，脏兮兮的，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似的，因为一旦路往高处去，你就开进雾里了。风不大，但阴冷潮湿，钻进你的衣服里，教你心情很差，四周地里的草都是又黑又短又硬，像钻头一样。放眼望去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些肥得跟火鸡一样的乌鸦：它们看着我们路过，没有飞走，反而用脚跳起舞来，像在嘲笑我们。我们路过一座山，在山顶上，康普顿先生把营地指给我们看，它位于海岸边灰蒙蒙的雾气之中。我无话可说。你知道我的，你知道我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我们还差着十公里的距离，而那东西似乎已摆在眼前：它看起来就像鲸的骨架，又长又黑，横放在岸边，已经生了锈，因为在那里，铁一下子就会生锈；而我在思考我该怎么在外海把它竖起来呢，我感到一阵眩晕。说起来总是容易：‘去竖一个井架。’你记得另一次吧？有猴子的那个故事，听的时候你讲了伦敦的绞刑吏什么的。唔，那个井架大约是二十米高，这对我来说就挺高了；但这个，还没搭完，横在那儿，已经有两百五十米长了，就像从这儿到绿栅栏那儿，就像从圣马可广场到卡斯特罗广场[3]，这能让你有个概念。工作从来没吓着过我，但那时在那里，我跟自己说，我的点儿到了。

“我们慢慢下山，先生跟我解释，有一部分阿拉斯加有雪和雪橇，但那在非常北的地方。这儿也是阿拉斯加，但差不多是一片顺着太平洋沿岸延伸下来的附属区域，像真正的阿拉斯加的一个把手。而事实上，大家都称其为锅柄。[4]至于雪，他叫我不用担心：现在正是季节，有一天会下雪的，要是没有下，从各方面考虑，对我们来说也更好。他似乎差不多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到井架，他说，没错，非常大，但这就是他们派一个从意大利来的聪明人的原因。毫不谦虚地说，他就是指我。撇开关于灵魂的那一套，他真的人挺好。

“说话间，我们沿着弯曲的盘山路开下来，抵达了营地。一整个团队在那儿等着我们：设计师；负责项目的工程师；另外还有六个工程师，看起来乳臭未干，操一口拉美腔英语，全都留着胡子；还有一队阿拉斯加装配工，尽管他们没有一个是阿拉斯加人。有一个体形高大，是个彪形大汉，他们告诉我他是俄罗斯东正教徒，自从俄罗斯人做成了那笔大交易，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人之后，这里仍有一批这样的人。第二个名叫迪·斯塔索[5]，非常明显，他不可能是阿拉斯加本地人。他们告诉我第三个是红皮印第安人，因为这些人擅长爬脚手架，而且什么也不怕。第四个人我不怎么记得：他挺普通的，是那种你到哪儿都能遇到的人，长了一副迟钝相。

“总工程师很能干，属于那种说得不多也从不大声说话的人；其实，说实话，我感觉理解他有点困难，因为他说话不张嘴；但你知道，在美国，学校就是这么教他们的：张大嘴说话不礼貌。但总体而言，他很能干，他向我展示了比例模型，给我介绍了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工作队，还告诉我让我负责整个工程执行。我们去食堂吃晚餐，不消说你也知道又是虾；然后他给了我一本小册子，上面是工作说明，他说允许我花两天时间学习。之后，我就该回到营地了，因为我们得开始工作了。在小册子里，他写明了具体每一天需要做的所有工作，有些甚至精确到具体的钟点，因为有潮汐。没错，潮汐。简直搞不懂，你可以吗？我一开始也不懂，潮汐跟这有什么关系，但后来我知道了，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之后我再跟你讲。”

我可以：最好还是一直顺着讲述者的思路，否则他会卡住，偏离主线。说到这里，福索内似乎状态很好，随着故事渐次展开，我可以看到他把头慢慢垂到两肩之间，他讲大事情的时候总是会这样。

“之后我们走了，我说的是康普顿和我。但我也得告诉你，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间办公室，那个食堂，尤其是那些面孔，都像是我以前见过的。之后我意识到，这是真的：这些人和事物都是我在电影里见过的，但我没法告诉你是什么时候、在哪部电影里。我刚才说了，康普顿和我准备动身去城里：我要回旅店学习小册子里的内容，但工程师告诉我，工程一旦开始，营地里会给我留一个房间的。他说客房的时候，我一开始没理解这他妈是什么，但我也没敢问，因为理论上，我懂英语。

“接着，我们开着我那位‘先生’朋友漂亮的克莱斯勒离开了，我一路沉默，思考着这份工作。一方面，这是一份绝妙的工作，它属于那种你过后很久都还记得，也很庆幸自己做了的工作；另一方面，潮汐和要用船运井架这事一时半会难以接受。我得告诉你：我从来都不太喜欢海，不喜欢它时时都在运动的方式、那种潮湿，以及海边的空气。我就是没法对它产生信赖，它总惹我心情不好。到了某个时间段，我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你可以看到天空中的太阳有些模糊不清，而且有两个小太阳，一边一个。我把它指给康普顿看，我可以看出他开始紧张了。果真，过了一会儿，尽管还是白天，天空却忽然间暗了下来，旋即下起雪来，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雪。雪下得很大，起初是像粗面粉一样硬的小颗粒，接着变成了细粉尘，甚至从车的进气口飘进来，最后变成了核桃那么大的块状雪团。我们还在上坡，离营地已经有十几公里了，我们意识到情况正在往坏的方向发展。康普顿什么也没说，只是咕哝了几句。我一直盯着雨刷看，可以听出引擎的扭力越来越大，我心想，它要是停了，就够我们受的了。

“抱歉问一句，你以前干过什么特别蠢的事吗？”

我回答说干过，还不止一次。但我不理解他问这一问题的原因。

福索内继续说：“我也是，干过许多许多蠢事，但没一件像他当时干的那件那么蠢。我们的车疯狂打滑，唯一能做的就是挂着二挡，不能踩刹车，不能踩油门，或许时不时可以让雨刷停一会儿。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看到一条笔直的路，又咕哝了一声，踩上了油门。车子突然转向，来了个跟士兵一样漂亮的向后转，然后车头朝着山停了下来，两个后轮陷进了沟里。引擎停了，但雨刷还是发疯似的来回摆动，在挡风玻璃上挖出两个嵌在雪里的小窗。显然这个造型不错，或许在这样的地方，他们就是会加大马力。

“康普顿穿着一双城市鞋，而我蹬了一双胶底军靴，所以我得出去看看能做些什么。我找到了千斤顶，想把它架起来；我想把左边抬起来，在沟里的轮子下面放一些石头，然后试着发动汽车回营地——反正车子已经打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位置便于下山，看起来车本身也没有什么损伤。但办不到：它停在了离岩壁一英尺（约0.3米）的地方，所以我几乎不可能往侧面滑。当它慢慢垮下来，压牢千斤顶的时候，就更不可能了。这段时间里，雪下了好几英寸，并且正越下越大，那时天也几乎黑了。

“我们唯有听天由命，安静地坐着，等待黎明到来。我们发现了一种不被雪埋掉的办法。我们有许多的汽油，可以把发动机和加热器都开着，这样就能睡觉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丧失理智，但康普顿立马丧失了理智：他又哭又笑，说觉得自己要窒息了，趁着天还有一丝亮光，我应该赶紧跑去营地求救。后来他甚至掐住了我的脖子，所以我就在他的胃上来了几拳，好让他冷静下来，于是他冷静下来了。但我其实怕跟他一起待一个晚上，而且你总归知道我有多害怕被束缚住、被困住。所以我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有。他把手电筒给我，我就跳了出来。

“我不得不说，情况看起来很糟糕。风大了起来，而雪又变细碎了，风将雪往边上吹去；雪会钻进你的后脖颈，掉进你的眼里；我觉得呼吸困难。雪也许下了有一英尺半（约0.45米），但风向让雪在岩石上积了起来，车子几乎被埋住。车前灯还亮着，但也埋在积雪之下，你可以从上面看到光亮，非常暗，就像从炼狱照上来的。我敲了敲车窗，叫康普顿把灯关了，安静地待在那儿，我很快就回来。我努力将车的位置牢记在脑子里，然后开始步行。

“一开始，情况不是很糟。我跟自己说，我说到底也只不过要走十公里，如果我从两条盘山路之间的近路滚下去，路就更短。我还跟自己说，你想来阿拉斯加，你想看雪，现在都达成了，你应该开心。但十公里走得就像四十公里那么长，因为每走一步，雪都没到膝盖。虽然是在下山，但我开始流汗，心脏猛跳，半是因为大风雪，半是因为劳累，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得停下来喘气。手电筒实际上派不上用场：你只能看到许多与地平线平行的、白茫茫的线和让你头晕的、闪闪发光的粉末——所以我把手电筒关了，在黑暗中往前走。我火急火燎地想来到平地上，因为我以为，一旦抵达山底，营地就不远了。唔，但我这么急匆匆的真是蠢，因为当我真的到了平地上时，我意识到，我不知道该往哪走。我什么样的指南针都没有：之前，我唯一的向导就是斜坡，斜坡走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被恐惧打倒了，而恐惧是头丑陋的动物，我觉得我从没有经历过比那更害怕的时刻，即使之后想来，还有另外几次情况甚至更危险。但此时，一片黑暗，大风在吹，我独自一人在一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国家；我觉得如果我摔倒了，失去意识，雪就会埋了我，四月融雪之前都不会有人发现我。我也在想我父亲，我很少想起他。

“你知道，我父亲生于1912年，糟糕的一代。他几乎经历了你能想到的所有战争——非洲、法国、阿尔巴尼亚，最后是苏联——之后他回家了，带回了一只被冻伤的脚和一些古怪的想法，后来他在德国成了囚犯，但这些我以后再找机会跟你讲。我大概可以再补充一句，正是在那时候，在他养脚伤的时候，他让我参加了生产。他从前总是说起这件事，拿这件事开玩笑。总之，这一次我觉得我有点像我父亲，他也曾被遣送，在雪里迷路，尽管他那时候是个优秀的铜匠；他曾告诉我，那时他只想在雪地里坐下来等死，但他振作了起来，一直走了二十四天，才走出敌军领地。所以我也开始振作。

“我振作起来，对自己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动脑子。我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如果风把雪吹向车的方向，那就意味着它是从北面来的，来自营地的方向。换句话说，我只能希望风没有改变方向，然后一直往风里走。也许我不能马上找到营地，但我会慢慢接近，至少，我能够避免原地打转——像个你打开灯时看到的该死的蟑螂。所以我一直逆着风走，我时不时会打开手电筒看看身后的脚印，但雪立刻便抹去了它们。除了仍在天空中下落的雪，我还能看到其他雪，风将它们托了起来，而风顺着地面逃进了黑暗之中，呼啸的声音就像一百条蛇嘶响。我不时还会看表，非常奇怪——我感觉自己已经走了一个月了，表却似乎没动，好像时间静止了。我想康普顿还好些，照目前这样，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被冻得像条鳕鱼。但我可以肯定，时间对他来说也一样漫长。

“不过我总归算幸运。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还没有找到营地，但我意识到我正在横穿铁路，服务线。轨道当然已经看不见，但你可以看到在那边使用的用来防止雪积到铁轨上的栅栏。它们在这方面当然一点用都没有，但它们对我有用，因为它们还冒着一点在外面。于是，沿着栅栏一线，逆着风，我到达了营地。之后的事情很顺利。他们有一辆用于如他们所说的紧急情况的半履带车，我告诉你，英语真是奇怪的语言，因为下了那场雪之后，什么露在外面的东西都没了。[6]那是一头六吨重的怪物，履带有一码（约0.9米）宽，所以它不会陷进雪里，而且爬上四十度的斜坡都像开玩笑一样。司机打开了车前灯，我们马上就回到那里，找到那个地方，用铁铲把康普顿挖了出来，他正处于半睡半醒状态。或许他已经开始冻僵了，但我们反复用力晃他，给他灌了一杯酒，这虽然违背他的原则，但他不知道。我们给他揉搓、按摩，后来他就没事了。他没多说什么，但他从不是多说的人。我把车扔在了原地。

“在营地，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小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他们再要一本工程指南，因为他们原先给我的那本注定要在那辆克莱斯勒里过冬了。我累得要死，立刻就睡着了；但我那天晚上只梦见了暴风雪，有个人在夜里的寒风中穿过暴风雪，在梦中，也不知那个人是我，还是我父亲。不过，早上醒来那一刻我便想起来，我有一个紧急情况要在几天之内处理好，我要把那个特大号的东西弄上船，在两座相邻的岛之间航行大约八十英里（约128.7千米），之后把它立到海床上。瞧，要是你不介意我讲出来的话，从你的表情我就能猜到，你对这些一点都不懂。”

我让福索内放心：我向他保证，我一直都跟得上他的故事，很有兴趣（这是真的），也充分理解了。后一点可能没有那么真，因为你必须从事某些特定职业才能理解这些。或者，你至少也应该亲眼看看。他察觉到了这一点，便毫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翻出一支圆珠笔，拿了一张餐巾纸，说他画给我看。他很擅长画画：他按比例大略地画出井架的形状——一个梯形，二百五十米高，长的底边一百零五米，短的底边八十米，在这之上是由桁架、升降架和小塔构成的另一个网络。他在旁边粗略地画出了都灵的安托内利尖塔，这座纪念塔看起来十分悲伤；接着他又粗略画下了圣彼得大教堂，它的大小正好接近前者的一半。

“这里，”他指着短底边说，“当这个东西立起来之后，海水会漫到这儿；但他们是侧着组装的，已经把它装到了三个滑橇（sledge）上，这三个滑橇安在三个用混凝土和钢筋浇筑成的斜面上。我到那里的时候，这些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也画给你看。但巧妙之处在于，也就是真正的诀窍是：你在图里看不到——井架平台的六条腿并非全都一样。我把这一侧的三条——你看见了吗？——画得更粗了一些。它们的确更粗：三截直径八米的圆筒，它们的长度为一百三十米，同画在它边上的圣彼得大教堂一样高。顺便说一句，你知道我受不了神职人员，但我去罗马的时候显然也参观过圣彼得大教堂，我不得不说，他们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程，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在那时候所拥有的设备。我在圣彼得大教堂不想祈祷，一分钟都没有动过祈祷的念头；但在这里，当那个精巧的设计在水里慢慢地竖直、单独立起，我们都爬到上面去摔瓶子时，唔，是的，我才真的有点想祈祷了。非常遗憾，我不知道祈祷者要说些什么；似乎什么话都不合适。但我说得有点急了。

“我说过，其中三条腿更粗一些。这是因为这三条不只是腿，还是浮筒（float），是经过仔细计算的。但还是说回我的故事。我在营地里住了下来，花了两天时间静下来读小册子，跟工程师讨论细节，并把衣服弄干。第三天，我们开始工作。

“第一件事就是安好液压千斤顶，就跟汽车用的千斤顶差不多，只是更大一些，这是最理想的检验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工作队有多优秀的方式：俄罗斯东正教徒、迪·斯塔索、红皮印第安人和那个普通路人。不用说，我说的内容他们不完全理解，除此之外，他们彼此之间也无法很好地沟通。但他们毕竟是装配工，即使只用手语，我们也总能找到办法向彼此解释。我们上手很快，如果一个人更聪明些，其他人肯定会听他的，即使他没有任何臂章。这在全世界都一样的，每次我记起我父亲，祈求他的灵魂安息，我就会想，如果军队也是这样的运作方式就好了，这样有些事情就不会发生，比如抓一个卡纳韦塞地区的铜匠，塞给他硬纸板鞋，把他打发到苏联去对着苏联铜匠开枪。如果政府也以这样的方式工作，那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军队的必要了，因为战争已经没必要了，有常识的人能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好。”

世人贸然对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事信口开河的样子啊！我试着小心提醒，让他意识到这些话背后所潜藏的颠覆性的、真正革命性的力量。根据技能分配责任？他是开玩笑吗？这样的体制或许装配工可以接受，但其他更精细、复杂的活动呢？我毫无困难地把他引回了故事主线。

“提醒你一下，我不喜欢发号施令，也不喜欢听人使唤。我喜欢独自工作，这样我就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完成的工程上。但你可以想象到，这份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有的忙了：在我跟你讲的那场暴风雪之后，天气又开始变得非常好，我们进展顺利，但时不时地还会降雾。我稍稍花了一段时间了解大家各自都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彼此不太一样，尤其是外国人。

“东正教徒体壮如牛，胡子一直长到眼睛，头发长得垂到这儿，但他干活利落，你当下就能看出他是专业的。只是你不能中途打断他；要是你打断了他，他就会乱了方向，思路崩散，必须全部从头开始。我后来发现迪·斯塔索是一个巴里[7]男人和一个德国女人的儿子，而他其实看起来也的确像某种混血儿。他说话的时候，比来自美国的真正的美国人还要难懂，但所幸他说话不多。他是那种口上总是说‘好的’，但依然照自己的办法做事的人：我的意思是，你得小心他，而他的问题是，他挨不住冻，所以他总是要停下来，他会跳上跳下，即使在塔顶上有时也这样，他会把手塞在胳肢窝下面，让我看得直起鸡皮疙瘩。红皮印第安人是个值得注意的人，工程师告诉我，他来自一个猎人部落，这个部落没有留在保留地给游客们表演，反倒众人同心，一起搬到了大城市给摩天大楼擦玻璃。这个人二十二岁，但他的父亲和祖父已经在从事擦玻璃的行当了。我并不是说两个行业是一样的。做装配工你还需要头脑。但他是有头脑的。他仍然有一些古怪的习惯：他从不直视你的眼睛，表情从来不变，似乎非常呆板。但是他工作起来像猫一样敏捷。他说得也不多。他几乎跟腹痛一样不受欢迎，如果你批评他，他会顶嘴，甚至直呼你的名字，但所幸他有部落口音，因此你可以假装不懂，架也从来掐不起来。现在我该说那个普通路人了，但我仍没搞明白他。他真是有点笨，他花了一段时间才上手，但他很有意愿也很用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没那么聪明，他也在尽全力不出错。实际上，他也没出过太多错，我还真没搞明白为什么他的失误率能那么少。我替他感到难过，因为其他人都嘲笑他，他很可怜，像个孩子，虽然他已经四十了，而且相貌平平。我们的工作好的一点就是，总有位置给像他这样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学到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不过你得对他们有耐心。

“就像我说的，架好千斤顶，让平台慢慢滑进海里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工作。它不需要多努力，也不需要知识面多广，你只要付出适当的努力、具备适当的知识面就可以了。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安装，然后就开始往海里推。但你千万别觉得我们只是站在那儿瞎推：有一个控制间，环境不错，有暖气，甚至还有一台可乐机、一台闭路电视和一台与操弄千斤顶的人联络的电话。你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键，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所有地方是不是都对准了。噢，我差一点忘了：在千斤顶和滑橇之间还有测压器，刻度盘在控制间里，所以你随时可以看到压力大小。当我坐在控制间的椅子上，坐在各种器具中间时，我想起了我父亲和他的金属板，这里一锤那里一锤，他始终靠眼力做判断，把所有的裂纹都敲出来，在那个用锯末烧炉子的昏暗小店铺里从早干到晚；我的喉咙有点哽住了。

“但我不能在里面久待，到一定时候我会跑进冷风中看平台移动。除了风、控制站油泵的嗡嗡声，以及三百米外海水冲击着码头的声响——因为雾气，你看不到码头，别的你什么也听不见。在大雾的中间，层层迷雾的中间，隐约可以看到平台在向前移，像山一样大，像蜗牛一样慢。我根据小册子上说的调好了控制装置，平台正以每分钟半米的速度往前移动。你凑近了才能看到它移动，但那又是相当壮观的景象，这让我想到千军万马迫近而无人可挡的场面，想到岩浆冲出火山，淹没了庞贝，因为我跟那个大胆的姑娘——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有个周末一起去过庞贝。

“抱歉，但从你看我的眼神，我还是不清楚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这份工作。嗯，这个架子靠这一侧横在三个滑橇上，三个滑橇置于三条通向海里的斜轨，十八个千斤顶慢慢地将其推下海。平台本身是可以浮着的，但为了便于操作，我们计划让它滑到两个浮筒上，也就是两个钢驳船上，在我到达之前，两个浮筒就已蓄了水，被固定在指定水域的底部。一旦平台准确到达其上方，我们就会把水抽出来，让它们浮出水面，这样它们就能负起平台的重量，将其托到水面之上；接着我们就可以拖着浮筒和平台到浅水区，再次把浮筒沉下去，让平台用自己的腿立起来。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平台没磕没绊地到了那一水域，是时候把浮筒弄上来了。不行，先生。风吹了一会儿，把雾吹散了，但也开始在海里掀起浪来。我接触海的经验并不多，这是我第一份跟海打交道的工作，或者说需要我下海的工作。但我看见工程师像条猎犬一样嗅着空气，皱起鼻子，嘴里咕哝着什么，好像在说，情况要糟了。事实上，在我们本来打算立井架的那天，已经有一些大浪了。小册子里也写到了这个：如果浪打到两英尺（约0.6米）高以上，就不立井架了。两英尺！眼前的浪要高得多，所以我们暂停了工作。

“这一停就停了三天，什么异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用喝酒、睡觉和玩牌打发着时间。我甚至教会了我的四个伙伴玩布利斯克拉[8]，因为在我跟你说的那样一个空旷的地方，刮着这么大的风，你不会想出去玩的，没人想出去。红皮印第安人让我吃了一惊：他没有看我的眼睛，用他平常的那种粗鲁态度试图跟我沟通，我明白过来，他在邀请我去他家，而且他家并不远。他说起来算是乡下人，不愿跟我们其他人一起待在客房里，他回自己家，跟自己的老婆一起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其他人在偷笑，我没弄明白原因。我去了，因为我喜欢观察人们的生活方式，当我待在他的小屋里时，我意识到他在示意我跟他的老婆上床。他老婆跟他一模一样，眼睛看向别处，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很尴尬，因为那儿一块窗帘布都没有，没隐私，而且我也吓坏了。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几句他听不明白的意大利语，之后便离开了。屋外，其他人都等在那儿。于是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笑了，他们向我解释，在他的部落里，把自己的老婆献给上司是一种风俗。但他们说，我不接受是对的，因为这些人只用海豹油做清洁，而且频率还不高。

“当海面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给浮筒抽水灌气。这是一个普通的低扬程水泵，比那边那条长凳大不了多少，而且转得很顺畅。表面上看，让它单独把一万三千吨的重量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想看这得需要多少架起重机。但是，在两天时间里，浮筒就稳稳地浮上来了，我们将其牢牢地扎在它们的托架下面，第二天晚上，平台就浮在那了，它看起来迫切地想出海，但这不过是风力作用。我承认我有点嫉妒设计出整套设备的工程师：那种利用空气、水和时间来工作的手法。我从没想到过，但我跟你说过，水我不熟悉。其实我连游泳都不会，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我不会游泳，但这没所谓，因为在那片海上，没人需要下去游泳。海水是铅的颜色，而且特别冷，我搞不懂那些著名的虾是怎么活下来的，食堂一直给我们吃这些虾，有些是煮的，有些是烤的。但他们告诉我这片海里全是鱼。我们全套上了救生衣，因为这些细节小册子里也写到了，我们爬上了拖船，把船开出去，把横在两个浮筒上的平台拉在身后，就像拿缰绳牵着奶牛去市场一样。我是第一次在海上工作，我没法感到自在，但我努力不表现出来，我以为一旦我们开始竖这个架子，我的脑子里就会想些别的，这种不安感就会消失。东正教徒也很害怕，但其他三个人都没什么感觉，除了迪·斯塔索，他有点晕船。

“我说我们动身驶向外海，但这只是一种说法罢了：那海一点都不开阔。[9]驶离海岸之后有一大片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沙洲，海峡纵横交错，有些非常窄，平台只能调整成纵向从中勉强挤过，而我一想到万一平台卡在这里会造成的后果，就浑身冒冷汗。所幸领航员非常聪明，也知道路。我甚至进了领航员的船舱看他如何操作；他要多平静就有多平静，用无线电跟其他拖船的领航员说着话，带着一种所有美国人都有的鼻音。起初我以为他们在讨论究竟该取哪条路线，但他们其实是在讨论棒球赛。”

我对于浮筒的事情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如果平台本身可以浮着，为什么不直接在海里建，而要费这些周折呢？福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然后像对一个热切但多少有些迟钝的孩子说话一样，带着一种不耐烦的耐心回答了我。

“如果是阿维利亚纳湖的话，你说的或许可行，但这是在太平洋上，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探险者在看到它一直卷着浪——连平静时都这样——之后，还会给它起这么个名字，至少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它，它都是这样。而一个这么长的玩意儿，即使是钢做的，还是随便什么小东西就能弄弯它，因为它本不该横着。你细想一下的话，这有点像我们。为了睡觉，我们需要一张平铺的床。浮筒是必要的，否则，它就会有被浪拍变形的风险。

“我刚刚说过，我们在一艘拖船上，起初我有点害怕，但我很快就克服了，因为我确信不会有危险。这些拖船是大机器：坐着不舒服，是的，因为它们本不是观光船，但它们很结实，设计精良，一颗铆钉都不多，登上一艘拖船的时候，你立刻能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力量，事实上，它们是用来拖那些比它们大许多的船只的，而且没有任何风暴能够阻止它们。当我们在海峡之间穿梭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我便厌烦了站在那儿看风景，眼前的景色始终是一样的，所以我下去了，进了轮机舱，去了解一下；但我不得不说，我很乐在其中，虽然说那是个房间都是在夸大，因为那里几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但不仅是那些连杆，还有螺旋轴，都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船上的厨房也是，所有的煎锅都固定在墙上，要搞定一顿饭，厨师不需要来回走动，因为所有东西都伸手就能拿到。说到这个，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他们像在军队里一样给大家分发定量的食物，不过食物还不赖，除了把浇了果酱的虾当餐后水果拿给我们之外。然后我们爬上吊床睡觉，吊床甚至都不那么晃了，正好能摇得你睡着。

“早晨，我们驶出了那个海峡迷宫，我也能更顺畅地呼吸了。我们只需再开十二英里（约19.3千米）便能到那个地方，那里已经有一个装着灯和无线电的浮标，所以即使在大雾中，我们也能找到它。而那时正好有雾。我们大约是在中午到达了浮标处。我们在那里将平台同其他的浮标系在一起，这样在我们作业时它就不会自己漂走了；我们把浮筒的通风口打开，让它们沉下去一点，然后把它们拖走。我说‘我们’，但其实我还待在甲板上，红皮印第安人去弄浮筒了，因为在我们一行人中，他是受海洋影响最小的那个。这个任务瞬间就完成了；我们只听到一声巨大的放气声，好像解脱地松了口气；我们把两个浮筒与平台分开，拖船拖走了它们。

“这个时候，紧要时刻：到了我显示才干的时候了。所幸海差不多平静了下来。我换上了我能做出的最坚毅的表情，和我手下四个人一起上了一条小艇，然后爬上井架的爬梯。我们得进行检查，然后把安全杆从浮腿上移走。你知道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感受，但你要逼着自己去做，因为一件事要是非做不可，你就得去做，尤其你要让其他人也去做的时候，即使有个人晕船或故意把自己搞吐了——我不是没有怀疑。

“全部检查一遍是漫长的工作，但它进行得很顺利；弯曲程度没有比预计更严重。关于安全杆，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想象我的平台就像一个被锯短了的棱锥体，其中一面朝下浮着，整体由三条校准了的腿构成，它们是浮选管（flotation pipe）。我们得给这些腿在低的部分加重，这样它们就会下沉，棱锥体就会翻过来，然后竖直。要给腿加重我们需要让海水进入：它们被密闭的隔板分成几节，每节都有阀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让空气流出、让水进入。阀门是无线电控制的，但有安全锁链，那些锁链首先需要手动打开，我的意思是，需要用锤子砸开它们。

“正在这时，我意识到，这个架子在动。奇怪：海面看起来很平静，也没有明显的浪，但平台仍然在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非常轻，就像摇篮一样；我开始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我努力跟自己的胃做斗争，或许我本能够战胜它，如果我没有恰好看见迪·斯塔索的话：他两手抓着两根支撑柱挂在那儿，就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正从八米高的地方往太平洋里狂吐。这是给我的一记重拳。我们仍然完成了工作，但你知道是怎么完成的了：通常我希望自己工作时能稍微动作漂亮点；我就不跟你说那些细节了，但我们看起来不像猫，反而像那些你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我不记得名字了）——它们长了一张蠢脸，总是在笑，爪子末端有钩，动作非常慢，紧紧攀着树干，脑袋朝下挂着。好吧，除了红皮印第安人，我们四个给人都是这样的印象，我其实可以看到那些拖船上的浑蛋：他们没有鼓励我们，反而像猴子一样拍着大腿嘲笑我们。但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一定没错：他们看到这个特意从世界另一边请过来的大专家把套筒扳手挂在皮带上——因为这之于我们就像古时候的剑之于骑士——吐得就像个奶娃娃一样。这一定是个壮观的场面。

“幸运的是，我对于这一部分的工作准备得非常充分，而且我还让他们四个排练过；所以，除了没那么潇洒，我们只比小册子里计划的时间多花了十五分钟，我们回到拖船上，我的晕船症状立刻就消失了。

“桥上的是工程师，拿着望远镜和秒表，在操控无线电，壮观的仪式就此开始。就像看关掉了声音的电视一样。他一个个按着按键，像按门铃一样；只是除了我们的呼吸声，你什么也听不到，而我们呼吸时就像踮着脚尖一样。到了一个时刻，我们看到平台开始倾斜，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一样：即使从远处，我们也可以看到支柱沉入水中时搅起的旋涡，海浪一路涌到我们这边，使拖船也跟着晃动，但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它的斜率越来越高，平台的顶端在往上抬，最终，它站了起来，激起许多的水花。它往下沉了一点，接着便突然停住，它仍像一座岛屿，但它是由我们所造的岛屿，我无法代表其他人说什么，或许他们什么也没想，但我想到的是全能的上帝——假设他就是创造世界的人，想到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将水与干燥的陆地分开来，即便这没有太多关联。然后我们登上小艇，另一艘拖船上的人也上来了，大家一起爬上平台，砸了一个瓶子，闹了一番，因为这是惯例。

“听着，千万别把这话告诉任何人，但在当时那一刻，我有些想哭。不是因为井架，而是因为我父亲。我的意思是，那个泊在水中央的金属巨兽让我想起了我父亲和他一帮朋友一起做的疯狂的纪念像，他们每个周日打完保龄球一起干活，一次一块，他们都是老头子，有点疯癫，有点喝高了。他们都参加过战争，有些在苏联，有些在非洲，有些天知道在哪儿，而且他们都受够了战争；所以，因为他们多多少少算是在同一个行当——一个懂焊接，一个能锉磨，一个能打金属板材，诸如此类——他们决定做一个纪念像捐给镇上，但这得是一个完全反过来的纪念像：要是铁的，不能是铜的；不做鹰、荣耀的花冠和端着刺刀冲锋的士兵，他们要做一个‘无名的面包师’像，没错，发明长面包的人。他们决定用铁来做，用沉甸甸的黑钢板，实际上，就是焊接和用螺栓组装。他们真的完成了，它又好又坚固，很不错，但要说外观，最终却不很理想。所以市长和牧师不愿收，最后它没有立在广场中央，而是被放在一个酒窖里，在一瓶瓶好酒之间生锈。”

[1] 沙阿（Shah）：波斯古代皇帝的头衔。

[2] 《燃烧的戴莱特》（Burning Daylight）：杰克·伦敦的小说。

[3] 圣马可广场在威尼斯，卡斯特罗广场在都灵，如果谷歌地图没错的话，两地相距大约四百千米。

[4] 此处指的是时常被称为“阿拉斯加锅柄”（Alaska Panhandle）的阿拉斯加州东南部。

[5] 迪·斯塔索（Di Staso）是一个意大利名字。

[6] “紧急情况”英文为emergency，而“露在外面”的英文为emerge，所以福索内会说英文是一种奇怪的语言。

[7] 巴里（Bari）：意大利南部城市。

[8] 布利斯克拉（briscola）：一种意大利传统纸牌。

[9] 外海英文为open sea，但福索内说的那片海一点都不open（开阔）。

打铜

“我父亲撤退的时候待过的地方肯定离这里非常近。但不是同一个季节。他曾跟我说过：在那里，壶里的酒都会结冰，弹药筒上面的皮都会剥落。”

我们逛到了一个林子里，那是一片秋天的森林，被意想不到的颜色装点得十分灿烂：金绿色的落叶松，松针正开始落；暗紫色的山毛榉；还有暖棕色的枫树和橡树。桦树枝此时已完全脱光了叶子，你不禁要去摸一摸它们，就像摸小猫一样。林间的灌木低矮，落叶还很稀疏。脚下的地坚实而有弹性，好像被压实了，我们的脚步踩出的声音有些奇怪。福索内向我解释，如果你不让树木生长得过密，林子便可以自我清洁：那些大大小小的动物会料理的，他让我看泥里被风干的野兔脚印，橡树树干上红的、黄的斑秃，还有犬蔷薇，里面有一只小虫在睡着。他对植物与动物的这种如数家珍，让我多少觉得惊奇，但他提醒我，他并非天生就是装配工。他最快乐的童年回忆里有顺手牵羊、农地里的小偷小摸、组团扫荡鸟窝或蘑菇；自学动物学；陷阱的理论与实践；跟卡纳韦塞地区不装腔作势的人一起吃圣餐，内容包括蓝莓、草莓、覆盆子、黑莓和野芦笋——这些都因为无视大人的种种不许所产生的小兴奋而变得异常有趣。

“是的，因为我父亲曾经跟我说，”福索内继续讲，“从我还是个孩子时起，他就希望我能结束学业，来作坊里跟他一起干。换句话说，就是像他一样。他九岁的时候，已经在法国学手艺了，因为那时候所有人都是那样的；在那个山谷里，所有人都是铜匠，而他一直工作到临死的那一刻。他以前常说：他得手上握着锤子死，这也是他后来去世时的情形，可怜的人。但这也不一定是最坏的死法，因为许多人在不得不放弃工作之后，就放任自流、开始酗酒或自说自话，我相信，他也会像那些人一样，但像我说的，他没等到这一时刻就先死了。

“除了他们把他抓进监狱，送去德国那时候外，他所有时间都在敲打铜，别的什么也不干。铜板，他们用这样的铜什么都做得出来，那时候不锈钢还不流行：锅、平底锅、水管，连用来私酿格拉巴酒的违法酿酒设备都可以。在我们那个镇子上——因为我也是在那儿出生的，在战争时期——你最常听到的就是敲打声。他们做得最多的是做饭的锅，大大小小都有，在里面镀上一层锡，因为这是祖传的手艺，斯塔格尼诺[1]——做锅并为其镀锡（镀斯塔格诺）的人——的工作；许多人的名字还是斯塔格诺或马格尼诺，也许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

“你或许不知道，当你敲打铜的时候，它会变得更硬……”

我知道。而且随着我们交谈深入，我发现，尽管我从没用锤子敲打过金属板，但我对铜其实早有了解，这了解中，有爱，有恨，有静默和激烈的战争，有热情和厌倦，有胜利和失败，其间你了解到越来越多微妙的东西，就像人一样，如果你跟他们一起生活得久一点，你就能料到他们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了解，没错，我了解铜柔韧可塑的性质，它是能磨成镜的金属，是属于维纳斯和金星的金属[2]；我了解它温暖的光泽和危险的味道，它变成氧化物后温和的蓝绿色，以及它经化学反应变盐后透明的蓝色。通过双手，我非常清楚地了解，铜是如何变硬的；当我把这些告诉福索内的时候，我们开始感到，好像跟对方是有些渊源的。铜被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敲锤、拉伸、弯曲、压缩——它也表现得跟我们一样：它会发生晶体生长，会变得坚硬、粗粝、具有敌意。福索内会说arvèrs：敌对。我告诉他，我或许能够向他解释这一现象的原理，但他说这对他来说不重要，而且，如他提醒我的，不一定每次都产生一样的作用：正如我们人类彼此也不尽相同，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有些材料——比如毛毡和皮革——用锤子敲能够提升质地，铁也是一样，如果你用锤子敲打它，它会把杂质吐出，变得更强韧。我告诉他，事实上，它会变成熟铁；并且总结道，你要慎用比喻，因为比喻或许诗意，但它说明力不强，所以在从比喻中导出富有教育意义或启迪心灵的道理时，你必须谨慎。教育者该以铁匠还是以酿酒工为榜样？前者粗野地猛击生铁，赋予其形状和优等的品质；后者以酒促成相同的结果，他把自己和酒分开来，将酒关在酒窖的黑暗之中。母亲是效仿鹈鹕好，还是效仿熊好？前者会一根根扯下自己的羽毛，把自己扒光来把巢弄得松软，供幼鸟栖住；后者会赶着幼崽爬上冷杉木，把它们抛弃在树上，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哪种是更好的教育方法？淬火，还是紧随其后的回火？要慎用类比：它坑了医学几千年；如今的教育方法多如牛毛，吵了三千年，我们还不能确知到底哪种最好，或许也是它的错。

总之，福索内告诉我，铜板一旦变硬（换句话说就是，不再“有延展性”了，锤子对它已经不起作用了），就需要退火，也就是，在八百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加热几分钟，使其重获之前的柔软度。结果是，冶金工的工作就是交替地加热、敲打，敲打、加热。这类事情我多少知道一些，但另一方面，我对于锡没有同样久的熟悉度，我只在某次短暂的年少探险中对其有过了解——此外就只知其基本的化学性质；所以我带着兴趣倾听他所提供的信息。

“锅做好了，工作还没有完成，因为，你知道，我举个例子，你如果在一个纯铜锅里做饭，之后就会生病，你和全家人都会；说到这个，我父亲五十七岁不到就去世，或许也是因为铜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这一故事的要旨是锅的内壁必须要镀锡，即使你理论上知道这是怎么操作的，你也千万别以为这非常容易。理论是一回事，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嗯，长话短说，首先过硫酸，假如你着急的话，硝酸也行——但只要一小会儿，否则这锅就废了——接着用水洗，然后用煮过的酸（cooked acid）去除氧化物。”

这对我是个新词。我让他给我解释一下，但我绝没想到，这样做竟揭开了一个旧伤疤，因为原来福索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煮过的酸”（acid cheuit）是什么，而他不知道的原因是他自己不肯学。他跟他的父亲之间有些小争执，换句话说，因为那时，福索内十八岁，已经厌倦了在村庄里生活、日复一日地做锅。他想去都灵，想在蓝旗亚工厂找个工作，他的确做到了，但他没做多久。说起来，这场争执的起因正是煮过的酸，起初他父亲很生气，后来逐渐知道自己拿儿子没办法的时候，也不说什么了。

“话说回来，你用盐酸当原料；然后加一些锌和一些氯化铵一起烧，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去问问。但你没打算给哪个铜锅镀锡，对吧？但愿没有。无论如何，那只是一部分。酸在煮的时候，你得把锡准备好。处女锡：一个冶金匠是正派还是滑头你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你需要处女锡，换句话说，纯净的锡，就像刚从锡的老家运来似的，不是熔锡，熔锡其实就是一种铅合金。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有冶金匠用熔锡镀过锅。有些还跟我是同一个镇的，完成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买的人呢，他们用含铅的锅烧了大概二十年的饭，铅慢慢地混进他们所有的食物，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你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

“嗯，我刚刚说到你要把锡准备好，烧热但别太热；否则它的形状会变得像一块红色的面包皮，你就白费了材料。你知道，现在这很容易了，但那个时候温度计是有钱人才有的东西，估测温度要用眼睛看，要么就靠吐口水。不好意思，但这没法用好一点的斯文词表达。口水会发出嘶嘶声甚至溅回来，凭这些你就能判断出来。这时候你把苦西（cucce）拿出来，它就像一大绺大麻，我都不知道它用意大利语怎么说，你把锡抹在铜锅上，就像有的人在碟子里面涂黄油一样。我说清楚了吗？你一抹完，就马上把它插进水里，否则，锅不显精细，也没光泽，锡看起来会有点糊塌塌的。你看，这也跟其他工作一样，有大大小小的窍门和技巧，不知是哪个福索内，在时间开始之初发明了它们。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讲给你听需要一本书的篇幅，这样一本书是没人要写的，说真的，可惜了。其实，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点后悔跟父亲吵了那一架，后悔自己那样顶了他的嘴，还让他说不出话来，因为他逐渐了解到，这个行当，始终都在用同一种方法工作，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终是要跟他一起死去的，当我跟他说我一丁点儿都不在乎什么煮过的酸时，他沉默了，但那时他便感到自己的某一部分已经死了。因为，如你所见，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现在能体谅他了，因为如今的我也爱我的工作。”

这才是中心主题，我意识到福索内是知道的。如果除开那些命运能够赠予一个人的神奇的和彼此独立的时刻，热爱自己的工作（很可惜，这样的荣幸归于少数人）代表了最好的、最具体的人间幸福的形式。但知道这一真理的人为数不多，这一无穷的领域，le boulot（工作）的领域，il rusco（日常工作）的领域，比南极洲还不为人所了解，因为一个悲哀而神秘的现象——那些说得最多、最响的人恰好正是那些从没有涉足过它的人。歌颂劳动——在官方仪式中总会有人发表阴险的浮夸演讲——所基于的考虑是，一首赞歌和一枚奖章比提高薪水所需的花费要少得多，这样的手段也更有成效。也存在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论调，不过这样的论调不愤世嫉俗，但极其愚蠢，它倾向于贬损劳动，把它描述成低贱事务，好像不只在乌托邦中，在此时此地，不管是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劳动，都是能够免却的；好像任何懂得如何工作的人都天生是奴仆，好像，与之相反，那些不懂得如何工作、对此一知半解或根本不想工作的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则是自由人。让人悲伤的事实是，许多工作都不那么招人喜欢，但一涉及这一领域，就怀着一腔先入为主的厌恶也是有害的。他自己做出了这一裁决，终身固执己见，他恨的不只是工作，还有他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能够也必须斗争，来了解，劳动的果实还在那些劳动者的手中，工作不会变成惩罚；但热爱工作，或反之，憎恶工作，则是一种内在的遗产，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人生履历，而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受他做的工作在产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影响。

福索内好像捕捉到了我思绪的起伏，继续说道：“你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吗？蒂诺（Tino），跟许多人重名。但我这个蒂诺是利贝蒂诺（Libertino）的缩略。我父亲上报我的出生时，真心想给我起名利贝罗（Libero）。[3]市长虽然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我家的朋友，允许我们起这个名字，但镇书记态度强硬。这些都是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的。这位书记说没有圣利贝罗（Saint Libero）这号人物，这个名字太奇怪了，他不想惹麻烦。他们需要省级法西斯政府的许可，甚至罗马那边的许可。这当然全是扯淡；其实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他想把利贝罗这个小词——‘自由’——排到他的记录册之外。最终，没办法了；长话短说，我父亲决定退一步，用利贝蒂诺，因为，这可怜的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浪荡子’（libertine）。他以为这跟某个人名叫乔瓦尼而别人都叫他乔瓦尼诺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用了利贝蒂诺这个名字，每个碰巧扫见我护照或驾驶证的人都会拿我消遣一番。也是因为，我一年又一年地满世界跑，真的沾染了点浪荡气，但这是另一回事，而且你自己必定也已经看出来了。我是个浪荡子，但这不是我的专长。这不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原因，尽管假如你问我为什么会在这世上，我也会想破脑袋都想不出答案。

“我父亲想给我起名利贝罗是因为他希望我自由。不是说他有什么政治上的理念；他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反对发动战争，因为他曾经历过战争。对他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不必在老板手下工作。每天十二个小时在自己被煤烟熏得焦黑、冬天冷如冰窖的铺子里干活也行——就像他一样，当个移民也行，驾着四轮马车像吉卜赛人一样四处游走也行，但千万别在老板手底下干活，别在工厂里干，不要一辈子只重复一个动作，困在流水线上直到什么也干不好，最后他们付给你遣散费和退休金，你坐在公园长凳上度过余生。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让我去蓝旗亚，他内心希望我留在他的铺子里，结婚，生子，把手艺传下去。听着，我直说好了：我现在干得不错，但如果我父亲没有时而温和、时而严厉地逼我放学后来铺子里跟他一起干活，摆弄熔炉的曲柄，学习如何把三毫米的板材做成半球——千真万确，全靠感觉，连参考模型都没有——像我说的，如果我没有在我父亲铺子里接受这样的训练，如果我对学校里教的东西心满意足，你可以打赌我现在一定还困在流水线上。”

我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福索内把一些细小的田埂指给我看，它们在地里勉强可见，那是鼹鼠精致的迷宫，新土堆成的圆锥形小土堆点缀其间，这是它们夜间转移时刨出来的。就在之前，他还教会了我如何辨认隐藏在田野凹陷处的云雀窝，并给我看了一个构造巧妙的榛睡鼠窝，它形状看起来像个手笼，半掩在低矮的落叶松木丛中。后来，他突然不说话了，拦住我，把左手手臂像条挡板一样横到我胸前，右手指向草丛里的一阵微动，它就在离我们走的小路几步之外的地方。蛇？不，在一片压实了的泥土上，发生了一件稀奇的事：一只刺猬正小心翼翼地前进，中间有短暂的停顿，之后又继续往前，在他/她身后，跟着五个小刺猬，就像玩具火车头拖曳着几个小小的车厢。第一只小刺猬咬着领头者的尾巴，其余的也一样，咬着前面那一只的小尾巴。引导者在一只大甲虫面前做了短暂的停留，用一只爪子将其翻了个四脚朝天，然后将它咬进了嘴里。小刺猬们乱了秩序，四处乱爬；然后领头者退回到了一片灌木丛后面，其他的刺猬便都跟他钻了进去。

黄昏，原本布满云的天空清朗了起来；就在此时，我们觉察到远处有一声声悲鸣，一如常有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自己其实早已听到了那声响，只是没往心里去。它以一种几乎均匀的间歇重复着，来自哪个方向则无从辨别，但我们后来发现了，它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那是列阵飞行的鹤群，一只跟着一只，在苍白的天空中画下一道长长的黑色线条：就好像它们正为不得不离开而悲泣。

“……但他活到了看我走出工厂、干上如今这个行当的时候，我想他是开心的。他从没这样跟我说过，因为他从来都话不多，但他用其他的方式让我知道了。看我时不时地出远门，他肯定羡慕，但那是一个正派人的羡慕，不像你想要别人的运气时的那种嫉妒——因为自己得不到，就希望他遭遇各种祸事。虽然公司还是从你身上赚钱，但他也会喜欢我做的这种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剥夺你的成果：它就在那儿，它是你的，别人抢也抢不走。他明白这些，从他站在那儿，看着他刚做完并擦得锃亮的酿酒器的样子就能看出来。顾客来取时，他会像爱抚一般对器物摩挲一阵，你可以看出他的悲伤。如果对方住得不怎么远，他会时不时地骑自行车去拜访，借口说他是来确认东西是不是好使的。他会喜欢我这份工作，出差也是原因，因为在他那个时候，你没有太多旅行的机会，所以他出过的远门很少，体验也很糟。说起他在萨瓦当学徒的那一年，他会说，他记得的只有冻疮、耳光，还有他们用法语跟他说的那些粗话。然后就是苏联、军队，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旅行。但是——可能在你听来很怪异[4]——他跟我说过许多次，他一生最美好的一年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巴多利奥（Badoglio）政府执政期间，当时德国人占领了一切，在米兰兵站抓住了他们，缴了他们的枪，把他们塞进了运牲畜的车厢，然后用船送去德国做工。你听到这些会觉得很惊奇吧？但懂一门手艺总会派上用场。

“最初的几个月他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这些都不消我跟你说。他不想签名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回到意大利。整个冬天他都手拿着铁镐和铁铲工作，这段生活惨透了，这也是因为他没有衣服可穿，他还穿着军装。他是以一个技工的身份登记入伍的；到三月份，他快要完全放弃希望了，但这时，他们叫他出列，并安排他在一个铺子里当水管工，去了那里之后日子就已经稍微好过些了。但后来他们又想找火车司机，而他不是。但他懂一些锅炉的知识，而且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学会。所以，尽管他一句德语也不会说，但他还是站了出来，因为人在饥饿的时候，都会变聪明。他很幸运。他们把他安排进了烧煤机车，那种过去用来拉运货车厢和逢站必停的慢车的车头，他给自己找了两个女朋友，在线路两端各一个。不是说他是多么胆大的人，而是据他所说，这在当时非常容易；所有的德国男人都当兵去了，女人们都追着你跑。你也能想到，他一直没有坦白把整个故事都讲出来，因为在他当俘虏时他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孩，也就是我；但到了周末，他的朋友们会顺路来我们家喝杯酒，东一句、西一句，不时露出笑嘻嘻的模样，我们也就不难猜出来了——也是因为我看到他的朋友把牙都快笑掉了，而我母亲，一脸难色，苦笑了一下，把脸别了过去。

“我理解他，因为那算是他人生中一段得以稍做逃离的时间。实际上，假如他没有找那两个在黑市上混并给他送来食物的德国女朋友，他也一定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得肺结核死了，我母亲和我，也就是另一番凄苦光景了。说到开火车，他说那比骑自行车还简单：你只要注意信号，如果有空袭就踩下刹车，把东西全扔下，逃进田野里就是了。唯一麻烦的就是降雾的时候，或者有警报，德国人自己故意制造烟雾的时候。

“言归正传，他到线路终点的时候，不会去铁路员工宿舍，他会在口袋里、包里装煤，用衬衫包煤，然后全都给轮到了的那个姑娘，因为煤是他唯一能送的东西，她会给他做晚餐作为回报，第二天一早，他又会离开。就这样来来回回一阵子以后，他发现另一个意大利司机恰好也在同一条线路上工作，他也是战俘，是从基瓦索来的技工，但他开的是夜间运货的车。两人只有时不时地在线路两端能够见上一面，但因为是来自相邻的镇上，他们还是成了朋友。基瓦索来的那个人没能照料好自己，总是面有饥色，因为他能吃到的只有铁路提供的东西，所以我父亲把一个姑娘转给了他，无偿，只是出于友谊，此后，这两个男人就一直走得很近。他们都回家后，这个基瓦索人每年都会来拜访我们两三次，圣诞节还会带火鸡给我们。渐渐的，我们都开始把他看得像我的教父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位给迪亚托工厂做铜套管的真正的教父，已经去世了。换句话说，他想报答我父亲，实际上，正是他在几年之后帮我获得了蓝旗亚的工作并说服我父亲放手随我去，后来他又介绍我去了我做装配工的第一家公司，尽管我在那儿一开始也不是装配工。他还活着，而且不是很老。他很有头脑，战后他开始饲养火鸡和珍珠鸡，而且赚钱了。

“但我父亲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在铺子里打铜，这里一锤，那里一锤，始终准准地打到位置，这样铜板就都能保持一样的厚度，褶皱也会被抚平，他管褶皱叫veje，老女人。企业里有一些好岗位，尤其是车身制作方面的，工作内容也大同小异，他们想聘他；我母亲每天都在劝他答应，因为薪水不错，有健康保险、养老金以及其他种种。但他连考虑都不考虑，他说老板连给的面包都有七块硬皮，而且做鸡头好过当凤尾：他是那种讲话喜欢用谚语的人。

“但这时镀锡铜锅已经不时兴了。没人买铜锅了，因为你可以在商店里花更少的钱买到铝锅，后来又有不锈钢锅，还有那种上了特别的漆、煎牛排时不至于煎得太硬的锅。这样家里就没什么进项了，但他还是不愿改变，所以他开始给医院做高压灭菌锅，做手术的工具就是在这里面消毒的，它也是铜做的，但里面镀银而不镀锡。正是在那时，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到了我跟你说过的那个主意，给面包师塑纪念像；被拒绝之后，他非常伤心，喝酒开始喝得多了。他不再那么长时间地工作了，因为订单非常少；空闲时间他就做点其他东西，试些新样子，只为享受其中的乐趣：架子、花瓶。但他不拿去卖，他把它们放起来，或送给别人。

“我母亲是个好女人，常去教堂，但她对我父亲不好。她什么都不对他说，但她很强硬，你可以看出来她不很尊重人。她没有意识到，对这个人来说，一旦工作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希望世界改变，而由于世界就是要改变，如今还变得更快了，他就无心再去追赶，所以他忧郁了，就此消沉下去。有一天，他没有回家吃午饭，我母亲发现他死在了铺子里，手里拿着锤子，就像他常说的那样。”

[1] 斯塔格尼诺与斯塔格诺均为意大利语，前者是意大利语中的锡匠（stagnino），后者是锡（stagno）。

[2] 此处原文是metal of Venus，Venus既是维纳斯女神，也是金星。在神话中，维纳斯是铜的代表；古代人还将七个天体和七种金属联系在一起，金星对应的是铜。

[3] 福索内说的这两个名字，词根都是liber，意为自由。

[4]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莱维是在此期间（1944年2月）被送进集中营的。

酒和水

我没想到在九月末的伏尔加河下游会遇上这样的暑热。那是周日，宿舍已经热到不适宜居住的地步了，行政部门给每个房间都安装了一个可怜兮兮的电扇，又吵又无用，空气的流通全靠角落里的小窗户，它只有一张报纸大小。我向福索内提议去河边，我们可以顺着河流往下游走，一直走到遇见第一个登船站为止，然后去搭第一艘开过的船。他同意了，于是我们动身出门。

走在拉船路上的时候感觉还算凉爽，水出乎意料地清澈，却散发着一种苔藓和沼泽的气息，这让我们越发觉得新鲜。一阵微风吹过河面，让它皱出小小的波，过一段时间风又会改变方向，这样就会从陆地上吹来一阵晒热的风，中间混杂着被太阳烤过的泥土的气味。同时，在刚刚恢复平静的水面下，你可以看到一些被淹没的乡村房舍混乱的风格。这不是什么遥远事件的后果，福索内解释道：不是什么神之惩罚，也并非这些房舍属于罪人之村。这只是那个七年前建的巨型水坝造成的影响，将视线越过河道弯曲处，你可以稍稍看到它，它后面是一个已经积蓄了五百千米长的湖——或许说海更合适。福索内对这个大坝感到非常骄傲，仿佛是他建造的一样，然而他做的其实不过是架了一台起重机。这台起重机也是某个故事的主题：他答应我说挑个日子讲给我听。

我们九点左右走到了登船站。登船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岸上的石造建筑，另一部分是厚木板做的，准确说来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一艘带顶盖的驳船。在两部分之间有舷梯，它在两者末端接合。眼见之处空无一人。我们停下来查询时刻表，它贴在候船室的门上，字迹工整，但有好多涂改和更正。少顷，我们看到一个小个子的老太太进来，她迈着小而稳健的步子向我们走来，没有看我们，因为她正忙着织一件两色的毛衣。她从我们身边走过，在角落里找到了一张折叠椅，她把折叠椅打开，在贴着时刻表的门边坐下来，整理着身下裙子的褶皱。她继续织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们笑了笑，告诉我们，研究那张时刻表没有用，因为它已经过期了。

福索内问她是什么时候过期的，她含糊地答道，三天前，甚至可能是一个星期前。新的时刻表还没制订出来，但船还是照样运营。我们想去哪里？福索内有些尴尬，回答说，这对我们来说没差别，什么船我们都可以坐，只要它晚上回来。我们只想寻一点凉爽，在河上游逛一会儿。老太太严肃地点点头，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正有一艘船开来，并且立刻就会起航去杜布罗夫卡（Dubrovka）。有多远？不远，一个小时的路程，也可能是两个小时。但我们有什么好在意的？她带着欣喜的笑容这样问我们。我们不是在放假吗？嗯，杜布罗夫卡正适合我们：有树林，有青草；能买到黄油、芝士、鸡蛋；而且她的一个侄女也住在那儿。我们想要一等票还是二等票？她就是售票员。

我们协商了一下，决定买一等票。老太太放下毛线活儿，穿过一扇小门便不见了，又在窗口重新出现。她翻了翻抽屉，给了我们两张票，即使是一等票，也非常便宜。穿过那道活动的连接桥，我们踏上了那艘驳船，在那里等待着。这艘驳船上也很冷清，但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高瘦的年轻人，坐到了离我们不远的板凳上。他穿得很简单，一件在手肘处打着补丁的旧夹克，一件开襟衬衫。他没有行李（说到这个，我们也没有），他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好奇地打量着福索内。

“唔，他一定注意到我们是外国人了。”福索内说。但三根烟之后，年轻人走了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同我们攀谈，自然是用俄语。短暂的交谈之后，我见他抓着福索内的手，与其说热情地握着，还不如说用力地绕圈儿摇，就像大家在发动机发明之前摇老车的曲柄一样。

“我发誓我本来一定认不出他来，”福索内跟我说，“他是六年前帮我为大坝装起重机的一个工人。但我现在想想，我好像的确记得他，因为那时天冷得能把骨头都冻裂，但他丝毫不在意。他干活不戴手套，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

这个苏联人看起来很开心，好像找到了失散的兄弟一般；但福索内则相反，还是没有卸下拘谨，他听对方滔滔不绝地说着，像在听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一样。此人说话语速很快，我艰难地听着，但我注意到，他说的话中，拉斯尼查（rasnitsa）这个词频繁出现，这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俄语词之一，它的意思是“不一样”（difference）。

“这是他的姓，”福索内向我解释道，“大家其实也是这么叫他的：‘不一样’。他在跟我说，在整个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是唯一一个用这个姓的。他肯定是个人物。”

不一样摸遍了自己所有的口袋后，掏出了一张小身份证，皱巴巴、油腻腻的；他叫我和福索内看，照片的确是他本人，他的名字也的确是他刚刚说的：尼古拉·M. 拉斯尼查。之后他立刻宣布我们是他的朋友，或不如说，客人。实际上，巧的是，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他其实打算以一次乘船远行来庆祝。好吧，我们决定一起去杜布罗夫卡。他在等船，船上有两三个从他们村里来的朋友要一起为他庆祝。对我来说，跟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比那些跟工作有关的稍微不正式一点——想想也不算不愉快；但我在福索内脸上看到了一道透着忧虑的阴影，他原本是那么面无表情。一小会儿之后，他用嘴角跟我低声说：“事情看起来不妙。”

船来了，是从大坝的方向过来的，我们两个掏出了各自的票等待检票。不一样恼了，他告诉我们，买票真是大错特错，尤其是买一等票和往返票。我们不是他的客人吗？他想邀请我们一起出游，他是船长和全体船员的朋友，在这条线路上，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客人，他都从来不掏钱买票。我们上了船，这艘船也一样冷清，只有不一样的两个朋友坐在甲板上的一条长凳上。他们是两个巨人，长了一副凶煞囚犯脸，除了在一些意大利人拍摄的美国西部片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脸，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其他地方。一个身材肥硕，裤子挂在肚子下面紧紧勒着的皮带上。另一个瘦一些，长了一张麻子脸，下颌凸出，是个地包天；这一特点让他看起来像条獒，与他的眼睛风格刚好相反，他的一双眼睛虽然也有点像犬科动物，但颜色是温和的褐色。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汗臭，并都醉醺醺的。

船又起航了。不一样向他的朋友们解释了我们是什么人，他们说蛮好的，人越多越高兴。他们叫我坐在他们中间，而福索内跟不一样一起坐在对面的长凳上。胖男人带着一包东西，裹着报纸，用细绳仔细扎过；他打开这包东西，里面是几个乡村三明治，中间夹着背膘肉。他把三明治分给大家，然后自己下了甲板，回来的时候手上拎着一个锡桶，这个桶之前显然是个油漆罐。他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铝杯，满上了桶里的液体，并邀请我喝。这是一种带着甜味的、劲儿很强的酒，有点像马沙拉白葡萄酒，但更烈，且莫名有些涩口。我尝过后认为这酒无疑是难喝的，我看到福索内这个行家也对其兴致寥寥。但这两人不依不饶：桶里起码有三升酒，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在去的这段路上把它喝完，否则还算什么生日呢？而且，不用怕：去了杜布罗夫卡，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酒。

我用我那十分凑合的俄语试着为自己推脱：这酒很好，但我喝这些就够了，我不习惯喝酒，我有重病，肝不好，胃也不好。但一点用都没有：这两个人，加上不一样的撺掇，制造了一种近乎威胁的强势劝酒，因此我不得不一杯接一杯地喝。福索内也喝，但他没有我那么危险，因为他的酒量能承受这些酒，也是因为，他的俄语比我好，能编一些更清晰有力的借口或转移话题。他没有表现出不适，说着、喝着；我的视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了，间或可以看到他波澜不惊的眼神，但无论是在分散对方注意力上还是故意表现得坚定不屈上，他都没有做出努力，整段旅程他都没有要帮我的意思。

我从来都不适合喝酒。那种酒尤其，它使我陷入了一种羞耻而无能的十分不愉快的状态。我还没有丧失清醒，但我感觉到自己站起来的能力在逐渐削弱，因此我担心着之后必须从长凳上站起来的时刻。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舌头变得滞重，而我的视力范围尤为恼人地变狭窄了，河两岸在我眼前展开，而我仿佛是在透过膜片看风景，或者不如说，好像我的眼睛是看进了一副19世纪所使用的观剧望远镜。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对于这趟旅程一点清楚的记忆都没有了。在杜布罗夫卡，情况好了些，酒喝完了。一阵凉爽宜人的风吹过来，带来干草和马厩的气味。犹豫地走出几步之后，我觉得安心了些。大家似乎都相互有些关系：我们发现售票员的侄女原来是麻子脸的姐妹，已经是饭点了，她无论如何都要我们跟她走，大家一起吃饭。她的丈夫住得离河不远，房子是一座小木屋，刷成浅蓝色，门廊和窗框上都有浮雕纹。房子前有个小园子，里面种着绿的、黄的、紫的卷心菜；从哪方面看都是漂亮的住所。

房子里面一尘不染。窗户，甚至室内的门，都用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网眼帘遮着，但天花板高不过两米。一面墙上并排挂着两张硬纸的圣像和一张同样尺寸的男孩的照片，他穿着制服，胸前饰有勋章。桌上是一张油布，上面放着一个蒸盘；一大块黑麦面包，表面有起皱的黑色面包皮；摆好了四个位置，还有四个煮得全熟的鸡蛋。侄女是个结实的四十岁上下的农民，双手粗糙，眼神和蔼；她黑色的头发上面围着一块白色方巾，围到下巴下面打了个结。她的丈夫坐在她身边，他是个年长的男人，灰色的短发因为那天流的汗而黏着头皮，他的脸枯瘦黝黑，但眉毛是灰白色的。他们对面坐的是两个金发男孩，明显是双胞胎，他们看起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动，但还是等着他们的父母咽下第一勺饭菜。很快他们就为我们添了五个位置，所以我们坐得稍有点挤。

我不饿，但为了不让人觉得不礼貌，我尝了一点汤；女主人以母亲的严厉呵斥了我一顿，像在对待被惯坏了的孩子。她让我告诉她为什么我“吃饭这么差”。福索内飞快地跟我小声解释了一句，俄语里说吃饭很差就是说吃得很少，就像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们说吃得好，而不说吃得多。我竭尽所能地为自己申辩，用手势、用表情、用断断续续的句子；最终，女主人比我们那两个旅伴贴心多了，不再坚持下去。

四点钟的时候，船又起航了。除了我们一行人，就只有一个旅客在船上，不知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一个衣衫褴褛的瘦小男人，留着短而稀疏、未经修剪的胡子；他看不出年纪，有着平静而呆滞的眼神，只有一只耳朵，另一边已经成了一个丑陋的肉洞，从这个洞开始，一道伤疤一直延伸到他的下巴。他也是不一样和其他两个人的哥们儿，他对我们两个意大利人表现出了一种热烈的盛情。他坚持要带我们从船首参观到船尾，既不管舱底散发着的令人窒息的菌类臭味，也不管公共厕所……这我还是不描述了吧。他对每个细节都表现出一种愚蠢的骄傲，这让我们推断，他不是退下来的海员，就可能是曾经做过船厂工人，但他说话时带着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口音，这种在很多时候用o代替a的口音让福索内放弃了向他提问，因为横竖他也听不懂回答。他的朋友们都叫他Grafinya，“伯爵夫人”，不一样向福索内解释，此人的确曾是个伯爵，革命期间，他逃去了波斯，改了名字。但这个故事我们似乎不大能明白，或者说，无法相信。

暑气回来了，河的左岸，也就是船靠着开的一边，挤满了游泳的人。他们多是全家人一起，吃着喝着，在水里打着滚，或在灰蒙蒙的岸边四仰八叉躺着晒太阳。有些人——男的女的都有——穿着得体的游泳衣，从脖子遮到膝盖；其他人则光着身子，自然地在人群中穿来走去。日头还是很高：船上没什么喝的，连水都没有，我们同伴那可悲的酒也喝光了。伯爵不见了，其他三个人胡乱地躺在长凳上睡了，打着鼾。我很渴，而且热得不得了。我跟福索内提议，我们一上岸，就找个没人的沙滩，脱掉衣服，两个人好好游一会儿泳。

福索内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气冲冲地回答我：“你非常清楚，我根本不会游泳。上次跟你讲那个井架和阿拉斯加的故事时我就跟你说了。水教我紧张。而且你肯定明白我不会在这儿、在那片水里学吧，那水虽然很清，但全是水流和暗涌，而且一个救生员也没有，再说我也没那么年轻了。

“事实是，我小的时候没人教我游泳，因为在我们那一带没什么水域可以游泳的；有一次我的确逮到了一个机会，但后来搞砸了。我开始学了，自己学游泳。我有时间，也有毅力，但我搞砸了。这是好几年前，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当时他们都在修超级高速公路，他们派我和起重机操作员一起去了那儿。我去那儿是装架桥机的，他是去学如何操作它的。你不知道什么是架桥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那是一种架钢筋混凝土桥的聪明办法，这种桥乍一看十分简单，有矩形桥墩，横梁横在桥墩顶部。设计其实非常简单，但把桥架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像所有头重脚轻的东西，像钟塔以及此类东西一样。显然建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另一回事了。话说回来，在我父亲那个村里，有一个谚语是那么说的，‘建大桥，修钟塔，都让邻居去干吧’。它用我们的方言念是押韵的。

“只需在脑海里想象一个非常窄的山谷，要在很高的地方建一条横跨两边的路，桥墩也已经立好了，假设每根五十米左右高。你知道，中间的几根甚至可能有六十到七十米高，这样就不可能用起重机把横梁吊起了，更不用说你不能总是指望下方的地形；我跟你说的这个地方在卡拉布里亚，那里啥也没有，属于那种只有下雨时才有水的河流的河口——换句话说，几乎一直没水——但有水的时候，水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冲走。一堆沙子和卵石：上面绝对架不起起重机的。中间的桥墩已经冒出海面好几米了。你还需要想象一根横梁，不是那种牙签一样的东西，而是一条巨大的横杆，像斯都比尼基大街（Corso Stupinigi）的宽度那么长，大约一百甚至一百五十吨那么重。不是我不相信起重机，因为这毕竟是我的行当；但能把一百吨的重量抬升到七十米高的起重机还没发明出来呢。于是，他们发明了架桥机。

“我手头现在没有铅笔，但你想象一个长推车，它长得只能就地安装，而这，事实上就是我应该干的活。准确说来，它得长到能够始终架在三根桥墩上。这样，算上桥墩的直径，它要有稍短于一百五十米的长度。这样就是架桥机了；他们这样叫它是因为它的用处是架横梁。在结构内部，有两条轨道，运转着架桥机全长。轨道上跑着两个小一些的推车，各带一个绞车。横梁在地上，轨道下方的某个地方：两个绞车将其拖入整个结构中，然后架桥机开始启动，非常慢，像履带车一样，它在置于桥墩顶部的一些滚轴上移动。它活动的时候，横梁在其内部，让你想起怀孕的动物，它从一根桥墩移动到另一根桥墩，一直到确定了正确的位置，然后绞车退回，架桥机就催生了横梁。也就是说，它将其准确地放置到了凹槽处。我见过它放横梁，太美妙了，它让你感到满足，因为你可以看到机器流畅地运转，没有拉扯，也没有任何噪声。说到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巨大的东西缓慢、安静地移动，比如说，看到轮船起航，我总能感受到某种东西，不只是我。其他人也跟我讲述过同样的事。然后，当真正的桥完成的时候，你再把架桥机拆掉，装到卡车上，运到别处去用。

“我跟你说的是理想状态，是这个活应该是怎么干的，然而，与此相反，我马上就开了一个糟糕的头。我不细说了，但几乎每分钟都要出个乱子，从我要组装的钢架开始，这些是我跟你说的架桥机的组成部分。它们达不到规格，我们必须把它们一个个地重新锉一遍。你能猜到，我肯定有怨言；实际上，我丝毫不肯让步。人如果必须为他人的错误埋单，装配工如果必须操使锯子和锉刀，那就糟透了。我找当地工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所有的部件都必须精确无误，井井有条地在组装场地码齐了；要不然就没我福索内；他们可以找个旁的在卡拉布里亚的人来做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让人踩到头上去，那就完了。”

我始终都在感受着水的诱惑——细小的波浪拍打船身溅起水花，结实、漂亮的金发苏联孩童一个追一个地游着，像水獭般潜下水去，同时快乐地叫喊着——这些都不断地让这种诱惑变得更加强烈。我没能理解架桥机与福索内对水和游泳的拒绝之间的关系，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就此问了一句。

福索内的脸沉了下来。“你从来不能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讲完一件事。”接着他皱着眉头退进了沉默里。这样的责备对我来说似乎完全是冤枉（现在看起来亦然），因为我一直都是由着他说的，他想怎么说便怎么说，想说多久便说多久，说到这个，读者可以做证。但此时，由于爱好和平，我依然闭嘴了。我们双双的沉默被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打破了。另一条长凳上的不一样先生醒了，他伸了伸懒腰，面带微笑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开始脱起衣服来。他脱得就剩短裤时，叫醒了他的胖子朋友，把自己的一团衣服递给了后者，他礼貌地冲我们挥了挥手，然后爬上栏杆，跳进了河里。有力地游了几下之后，他就到了螺旋桨的牵引力范围之外；接着他相当稳健地以侧泳的方式朝几座比邻而建的白色房屋游去，一个木码头从那里延伸出来。胖男人立刻又睡了，福索内重新说起故事来。

“就是这样。你明白吗？唔，这叫我很火大，因为我永远办不到。我永远做不了这样的事。架桥机和游泳的确有关系，你只消耐心听下去，就能弄清楚。我得告诉你，待在工作的地方是让我觉得非常享受的，前提是一切都按定好的来，但那个工头真的惹毛我了，因为他是那种对活计满不在乎的人，只要月底工资能来就行，这些人没意识到，如果你不在乎的时间长了，工资也可能停发，对你、对任何人都一样。他个子不高，双手绵软无力，头发中分，还抹了生发膏。他的头发是金色的，看起来甚至不像卡拉布里亚人，但他是只小雄鸡，自负得不得了。由于他反驳了我说的话，于是我就告诉他，我是没问题：如果不合作，那也合我的意。天气好得很，有阳光，附近就是海，我也从没有在海滩度过假，所以，好吧，他不把所有结构部件从第一块到最后一块都准备好，我就去度假。我打电话给公司，因为这也合他们的意，所以他们立刻就同意了。而我认为，我处理的方式很对，不是吗？

“我没有为了度假怄气离开那个地方，因为我还想继续关注这个工程，也因为我没有必要搬走。我找了一个离水泥桥墩不到一百米距离的房子，在里面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下来。那里住着一家人，人都很好；实际上，我刚刚在杜布罗夫卡的时候还想到他们，就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好人都是相似的，况且所有人都知道，苏联人和卡拉布里亚人区别不是很大。他们人很好，打扮很清爽，尊重人，而且很有幽默感；这家的丈夫做着一份奇怪的工作：修补渔网上的洞。妻子则操持家务，照看园子，小男孩什么也不干，但他也是个好孩子。我也什么都不干。夜里我像国王一样睡觉，周围安静得只能听到海浪声，白天我则像个观光客一样晒晒日光浴，我这时想到，这正是适合学游泳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了，在那里的时候我堪称万事俱备。我有足够的时间，没有人看着我、干扰我或因为我快三十了才学游泳而嘲笑我；海水很平静，有个非常小的海滩可以休息，下面也没有岩石，只有细细的白沙，手感滑得像丝绸，坡度非常缓，所以你可以走出差不多一百米还能触到底，水只到你的肩膀。与此同时，我得承认，我怕死：我的头脑不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解释清楚——我的肚子和膝盖在害怕，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动物所具有的害怕。但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也很执着，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首先我必须摆脱对水的恐惧。接着我得说服自己，我可以在水里浮着：每个人都可以，甚至孩子、动物都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最后，我要学习如何向前移动。一切我需要的都准备好了，包括这个计划，但我还是没有感受到人在假期时应感受到的轻松惬意。我感觉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挠；好像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搅在了一起——我对工作的担心没有过去；还有一种害怕：某个人决心去做某件事但又没能力去做，最后失去信心，觉得还是一开始就别做的好，但由于他很执着，他还是去做了——其间他所感到的害怕。现在我有了一些改变，但那时候我就是那个样子。

“克服对水的恐惧是最糟的；实际上，我不得不承认，我根本没有克服它。我只是适应了它的存在。这也花了我两天时间。我会一直走进水里，直到海水没到胸口；我会深吸一口气，捏住鼻子，把头伸进水里。最初的几次，这简直就像死一样：我是认真的，我觉得我要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我有某种自动的机制：我一把头伸下去，能闭上的便只有我的喉咙。我感觉到耳朵里面的水，它似乎通过那两个小管道流进了我的鼻子，流下食道，流进了肺里，直到将我溺死。所以我不得不站起来，我简直想感谢全能的上帝把水和干燥的陆地分开来，就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这甚至都已不是害怕了：它是恐怖，就像你突然看到一具尸体，你的毛发全竖了起来。但我不能说得太急了，长话短说：我适应了它。

“接下去是浮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些复杂。我许多次看别人浮起来过，在他们装死的时候。我也试了，我浮起来了，这毫无疑问。但要一直浮着，我得在肺里充满空气，就像我跟你说过的阿拉斯加的浮筒一样；但人的肺无法一直保持充满空气的状态。那一时刻在你呼气的时候到来，接着我感到自己在下沉，就像浮筒到了要被拖走的时候。我只得尽可能快地在水中蹬腿，同时仍屏着呼吸，一直到我能踩到底为止。然后我会站起来，像条狗一样喘着，我简直想放弃整个学游泳的计划。但你知道人面对阻碍时是什么样的，就像打了个赌，但你讨厌输：对我来说就是这样。说到这一点，那个工程也一样，我可能会丢开简单的工作，但我绝不会放弃难的工作。麻烦全都在于，我们的气管长的不是地方。狗，甚至海豹，气管都长在了正确的地方，它们从幼崽时期就能毫无困难地游泳，没有人教它们。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这是第一次——学习仰泳。我原本也可以满足于此了，尽管这看起来不是我的一贯作风；但如果你仰躺在水上，你就能保持鼻子处于空气中，所以理论上你是可以呼吸的。起初我做短促呼吸，以使浮筒不至于留存空气太少，然后我跃跃欲试地一点点放开呼吸，直到我确信，呼吸的同时也不会沉下去，起码不会淹到鼻子——这是最重要的部位。但只一个还不及这个高的小浪扑过来，我就又开始惶恐，方寸大乱起来。

“我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当我觉得累了或者喘不上气的时候，就上岸来，伸展全身，在超级高速公路的桥墩附近晒日光浴。我在上面钉了钉子，用来挂衣服，否则衣服上就会爬满蚂蚁。我告诉你，那些桥墩大约五十米高，甚至更高；它们全是光秃秃的水泥柱，还留着模具的印子。在距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有一条污迹，头几次我甚至都没注意它。一天晚上，天下雨了，那个地方的颜色变得更深了，但那一次我还是没有注意它。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奇怪的污痕。它是唯一的，这个桥墩的其他部分都是干净的，其他的桥墩也是干净的。它有一米长，分成两部分，一条比另一条短些。它看起来就像个惊叹号，只是有点斜。”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就像在洗手一样搓着手。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发动机的颤动，也已经可以看清远处的登船站。

“听着，我不喜欢撒谎。夸张一点是有的，尤其是说到工作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过，因为所有听我讲故事的人都能立刻明白。嗯，有一天，我发觉，顺着那条污迹，有一条裂缝，一列蚂蚁正在那里进进出出。我开始感到好奇。我拿一块石头敲了敲桥墩，听到一记空洞的声响。我再用力地砸了一下，那水泥竟只有一英寸（约2.5厘米）厚，一下便碎了，里面有一个骷髅头。

“这就像在我的两眼之间打了一枪，我当时也的确打了个踉跄，但他就在那儿，好嘛，看着我呢。紧接着那之后，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腰上长了许多痂子，而且很痒，掉了之后，又长出更多。但我差不多还是高兴的，因为这个病给了我一个完全放下那个工程回家去的理由。所以不管是那时还是后来，我都没学会游泳，因为每次我下水，不管是江河还是湖海，我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可怕的念头。”

桥

“……不过，当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去印度的工作时，我并没有非常想去。不是说我对印度非常了解。你知道对一个国家产生错误的印象是多么容易，因为世界很大，它由不同的国家组成，实际上，你也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去，最终你脑子里对所有国家都只有一些疯狂的看法，对你自己的国家甚至也不例外。我所知道的关于印度的事情，用几句话就能说完：他们孩子生得太多了；因为吃牛是违背教义的，所以他们宁愿饿死；因为甘地太好了，所以他们杀了他；这个国家比欧洲还大，他们说着天知道多少种语言，所以，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选定英语为主要语言；然后就是‘青蛙’莫格里的故事[1]，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这是真的。噢，我忘了《爱经》和一百三十七种做爱方法，也可能是两百三十七种，具体多少种我记不清了，我在杂志上读到过，当时我正在等着理发。

“换句话说，我差不多更愿意待在都灵。那段时间我在拉格朗街，跟我的两个姨妈生活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不去膳宿公寓，而会来拜访她们，因为她们对我的关心到了小题大做的地步，会给我做特别的菜，她们为了不吵醒我，早晨起床一点声音也没有，她们去做早弥撒，给我买刚出炉的、热腾腾的新鲜卷饼。她们只有一点不好：催我结婚，这件事本身没有那么不好，但她们对此逼得有些紧，并且不断给我介绍姑娘，她们都算不上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始终没想明白这两个老太太是怎么找到这些姑娘的：或许是在修道院学校里。她们都差不多：都像蜡做的似的，当你跟她们说话的时候，她们连看都不敢直接看你，她们让我觉得特别尴尬，我不知道从哪说起，她们说不出话来，我也跟着张口结舌。所以有些时候，我回到都灵，甚至都不去跟我的姨妈联络；我直接去住膳宿公寓，这也是为了不打扰她们。

“就像我说的，那段时间我似乎有点厌倦了满世界跑，尽管我的两个姨妈这么狂热，但如果能安定下来，我也很乐意；但在办公室里，他们拼命劝说我，他们知道我的弱点，他们知道用什么手段来摆布我：这份工作多么重要啊，如果我不去，他们想不到有谁可以派啊。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而且，像我之前说的，我不能让引擎空转，我只能在城里待上一小段时间，所以，结果是，到二月底时，我开始觉得，把鞋底走穿总比把床单睡破好，于是，三月初我就在菲乌米奇诺机场（Fiumicino）爬上了一架波音飞机，整个机身都是黄的，巴基斯坦航空。

“整个旅途从头到尾都很快活：我的意思是我是唯一严肃的乘客。半数是德国和意大利旅客，全都一开始就热情满满，想着去看印度舞，因为他们以为印度舞就是肚皮舞，但我其实看过，印度舞非常拘束：他们只用眼睛和手指跳舞。另一半乘客则相反，是从德国回家的巴基斯坦劳工，拖家带口，他们也很开心，因为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正放假。也有一些女性劳工，事实上我身边的座位上坐的就是一个戴着紫色纱丽的姑娘。她们所穿的纱丽是一种没有袖子、不分前后的连衣裙。我说的这个姑娘，她真是个美人，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看起来仿佛是透明的，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光，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但她只能用眼睛说话真是太遗憾了，我的意思是，她只会印度语[2]和一些德语。而我从没想过去学德语，否则我会很乐意开口同她聊天的，我发誓，我同她聊肯定比同所有我姨妈找的姑娘聊得都有劲；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她们都扁平无聊得像被圣约瑟夫开飞机碾过似的。唔，这个暂且说到这儿吧。况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但对我来说，一个姑娘越是异域，她就越吸引我，因为好奇心会作祟。

“座位上最活跃的就是孩子了。有相当于一个半房间的孩子，又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坐，在这样的航线上，我觉得孩子甚至都不用买票。他们都赤着脚，像一群麻雀一样彼此之间叽叽喳喳聊着，他们在座位下玩捉迷藏，所以时不时就会有个孩子从你的两腿间冒出来，对你绽放一个小小的微笑，然后嗖一下又不见了。飞机在高加索上空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气旋，许多大人都很害怕，有些还恶心想吐。但孩子们则相反，他们发明了一个新游戏：飞机转向左边，机身稍微倾斜的时候，他们会一齐叫喊着跑向左手边的窗户，然后转右边时也一样，最后飞行员终于发现飞机是怎么突然转向的了，起初他想不通，以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然后他明白了孩子们在干些什么，便叫空姐把他们安抚住。正是空姐把这事告诉我的，因为旅程很长，我们便混熟了。她也很美，鼻子的一边穿了一颗珍珠。她把晚餐盘端过来的时候，盘里除了白的、黄的糊糊别的什么也没有。它们让人犯恶心，但管他呢：我把那些全吃了，因为她看着我呢，我不想显得矫情。

“你知道着陆的时候是什么样，发动机稍微慢下来了一点，飞机向前倾，好像一只疲惫的大鸟，然后越来越低地降下来，一直到你能看到地面上的光，当飞机的襟翼升起、副翼张开时，整个飞机都在颤动，感觉好像天空都变得颠簸了。这一次也一样，但这次着陆十分麻烦。显然塔台没有允许我们着陆，所以我们开始在上空盘旋；不知是有强气流，还是飞行员是个生手，要么就是哪里坏了，飞机一直在发出一种咔啦咔啦声，就像开在锯子的锯齿上似的。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机翼扇得像鸟的翅膀一样，或者说像装了合页一样；这持续了有二十分钟左右。不是说我在担心，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后来我看到桥出的事情以后，我又回想起了这一幕。总之，我们无论如何算是着陆了，引擎停了，他们打开了安全门。他们打开安全门的时候，一开始涌进机舱的似乎不是空气，而是温水，带着一种特殊的气味，实际上这种气味你在印度到处都能闻到：一种浓重的气味，混合了香、肉桂、汗味和腐烂味。我没多少时间可浪费的，于是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箱，跑去赶那架带我去工作地的小达科塔[3]，所幸天几乎黑了，因为看一眼那飞机就足以把你吓着，然后，当飞机起飞时，虽然你看不见它，你却更害怕，只是到那时候已经没辙了，不过这路程总算很短。它就像老式喜剧电影里的那些车一样，但我看到其他人都挺冷静的，于是也表现得很冷静。

“我很冷静，也很高兴，因为我快到了，因为那是做我自己中意的工作。我还没告诉你：这是个大工程，搭吊桥，我一直认为桥是最美妙的工作成果，因为你可以确信桥是绝没坏处的，事实上，它都是好处，因为路可以从桥上过，没有路，我们都还是野蛮人。换句话说，桥是界线的某种对立物，而界线是战争开始的地方。嗯，这是我对桥的看法，事实上，我现在还是这么想，但我在印度搭过那座桥之后，我开始觉得，我可能还想学更多的东西。如果我学习过，我可能会成为工程师；但如果我是工程师，我最不愿干的事情肯定是设计桥梁，我最不愿设计的桥肯定是吊桥。”

我向福索内指出来，他所说的在我看来似乎有些矛盾，他也同意，但在做评判之前我应该等他把故事讲完：一件事可能在一般情况下是好的，但很多时候，到了特殊情况下，它就变坏了，他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我好歹有不少乘飞机的经验，但达科塔以一种我此前从未见过的方式落地了。地面一在视野中出现，飞行员马上开始下降，一直到几乎擦到跑道，但他没有减速，他把发动机开到最大，搞得丁零当啷响。他以两三米的高度掠过整个场地，到候机棚处才陡然升起，低空转了个弯，然后着陆，落地时弹起了三四次，像打水漂一样。他们向我解释说，这是为了赶跑秃鹫，事实上，飞机下降的时候，在探照灯的光束中，我的确见到了秃鹫，但我那时还没意识到那是什么。它们看起来像缩成一团的老太婆，但之后我也不惊奇，因为在印度，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另一样东西。但无论如何，它们恰恰是不会被吓跑的：它们稍微挪了挪地方，半张着翅膀跃开一点，甚至都不飞起来，飞机一停下来，它们就又扎起堆来，像在等着什么似的，不时还冷不丁地啄一下旁边那只。它们这种动物真是丑。

“但我跟你讲印度没什么意义，因为怎么讲都讲不完，你也可能去过那儿……你没去过？随便怎么说，那都是些你能在书里读到的东西，但怎么拉起吊桥的缆索是书里没有的，至少也不是你印象里那样。于是我们到了工作地的机场——那里不过是一片泥土夯实的土地，之后他们送我们去宿舍睡觉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让人感觉不适，除了天气炎热这一点。但炎热的天气也是一件不需要我深入讲的事情。你只需想象，由始至终都很炎热，不分昼夜，你在那里流汗流得多到——别嫌我说话糙——都不用上厕所。我的意思是，这个故事里，从头到尾，天都热得跟地狱一样，我不再重复了，不然就是在浪费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去见项目经理，向他介绍我自己。他是个印度工程师，我们之间说话用英语，倒也能很好地理解对方的意思，因为要是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印度人英语说得比英国人还好，至少比英国人更清楚。英国人就是不明事理，他们说话很快，每句话都咬文嚼字，你要是不懂，他们还显得挺吃惊，但他们对让人家理解又丝毫不做努力。唔，他向我说明了工作，然后首先给我了一小块戴在头盔里面的面罩，因为那里有疟疾，事实上，建筑物的窗户也有防蚊网。我看到工地上的印度工人没有用面罩，我去问他，他回答我说，他们都已经得了疟疾。

“工程师非常担心。我的意思是，我要是处在他的位置，我会觉得担心：但他呢，即使非常担心，也毫不外露。他说话颇为平静，他告诉我，他们是雇我来拉起吊桥的支撑缆索的，但工作的大头都已完成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五个地方挖深了河床，五根桥墩就竖在那里；这活儿费心劳力，因为河水夹沙太多，即使水位低的时候也很多，所以沙子在挖掘地点的沉积速度跟他们挖出的速度一样快。然后他们把沉箱放下去，派了两个矿工下去，把石头挖出来，其中两个人淹死了，但最后他们还是把沉箱沉下去了，在里面填上了碎石和水泥，这样这项工程里的脏活儿总算干完了。听着他的讲述，我自己开始担心起来，因为他提到那两个淹死的人时语气稀松平常，就像十分自然似的，我开始有了一种概念，这是一个你最好别指望别人做事小心的地方，自己最好双倍小心。

“我刚刚说了，如果处在那位工程师的位置，我不可能这么冷静。两个小时前，他们打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目前桥墩虽已完成了，但马上要发洪水了，河流的流向变了。他跟我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说烤肉焦了。他肯定是反应特别迟钝。另一个包着头巾、开着吉普车的印度人来了，工程师非常礼貌地说，现在他非常抱歉，我们下次再碰面。但我意识到他是想去看看，于是我要求和他一起去。他露出一副我不能理解的表情，但说可以。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他尊重人，或许你永远不能拒绝别人向你提供建议，又或许，这不过是出于礼貌。他非常有礼貌，但这样的人容易对事情放任自流。他还喜欢空想：我们在吉普车上的时候——我就不跟你讲路况了——他没有考虑洪水的问题，而是告诉我，他们在想办法跨河建人行通道（按他的说法是猫道[4]，但我不认为任何聪明的猫会从上面走；我后面反正还会跟你讲的）。换个人可能会用船，或者射一根捕鲸用的那种鱼叉；但这个人让人叫来了村里所有的小孩，告诉他们谁能把风筝放到对岸，谁就能拿到十卢比的奖赏。一个小孩做到了，工程师把奖金付给了他（他这不是花钱大手大脚，因为那只相当于三美元），然后他续了一条更粗的绳子在风筝线上，然后再续，一直到足以顺过小通道的钢缆索。我们走到桥边时他刚说完这个故事，眼前的景象让他也屏住了呼吸。

“在咱们家乡这边，人们一般不太考虑河流的力量。在那一段，那条河有七百米宽，它还转了个弯。对我来说，把桥架在这个地方似乎并不是那么高明，但这显然是绕不过去的，因为一条重要的铁路线将要从上面通过。你可以看到五根桥墩立在水流中，再往前是衔接桥墩，一根比一根短，连接着平地。五根桥墩上的支撑塔架已就位，五十米高；在两根桥墩之间已经有一个服务架，横在那边，是一座轻型的临时桥，换句话说，是为了最后整座桥可以架上去。我们在右岸，这边的岸已经被水泥堤坝加固过，又好又坚固，但这边的河流已消失：夜里河流便开始侵蚀左岸，那边也有同样的护壁，到了第二天清早，河水已经冲破了它。

“我们周围大约有一百个印度工人，他们连眼都不眨一下。他们平静地看着河面，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就像他们通常的那副样子。我这样坐不了五分钟，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显然从小大人就是这样教他们的。他们见到工程师的时候会站起来一会儿，问候他，把手放到胸前，像这样，合十，好像打算祈祷一样。他们小小地鞠个躬，然后又坐下来。我们所在的位置太低了，看不清具体情况，所以我们爬上岸边塔架的梯子，这样我们就能真正看清整场好戏。

“我告诉你，我们下方已经没有水了，只有一些黑泥，在太阳下已经开始散发水汽和臭味，泥里混杂着被连根拔起的树木、木板、空桶和动物死尸。水全部涌向了左岸，好像决意要把它冲走，事实上，当我们茫然地站在那里观望，不知要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时，我们看到一大块护堤松脱了，大约十米长，它撞向其中一根桥墩，弹回来，然后被水流卷了下去，好像它是木头，而不是水泥。水已经冲走了左岸很大一部分；它冲出这个缺口，并且淹没了田野：它流成了一个直径超过一百米的圆湖，还有更多的水涌进来，就像一头打定主意要搞破坏的凶恶动物，这些水因为后方的凶猛洪流打起漩来，就这样在我们眼前漫了开来。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水流带了下来：不只是漂流的零碎，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浮岛一般。显然，河水在上游流经了一片树林，因为树木连根带叶沿河流了下来，漂下来的甚至还有一整片河岸，我根本想不透这些是怎么浮着的，上面有草、泥土，还有立着或横着的树，也就是说，那是整片景观的一块。这些浮岛以最快的速度流下，时而从桥墩之间滑过，然后朝另一边急速漂走；时而撞向桥墩底部，就此碎成两三块。你可以看出，那些桥墩非常坚固，因为底部已经缠了一团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树枝、树干。你可以看到，水流正以它的力量猛烈地冲上去，但也冲不开这团东西；这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响声，像雷一样，但来自地下。

“我告诉你，我很高兴他才是工程师；但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我想我会多做点事情的。不是说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事情可做，而是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他听凭自己的直觉，他也会像那些工人一样，坐在脚后跟上，在那里一直观望到天知道什么时候。我来向他提建议似乎显得失礼，我才刚来，而他是工程师；但事情就像秃头上的虱子，一清二楚，他也乱了方向，他在岸边踱来踱去，紧闭着嘴，换句话说，他在白费力气，所以我壮了壮胆子告诉他，依我看，最好叫人搬些石头，搬些大圆石，越大越好，从左岸推下去，但要快点，因为说话间，河水一个猛拍，就又冲走了两大块护壁，湖里的漩涡开始比之前转得更快了。我们开始爬上吉普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大团树木顺水流下来，拖着泥，连着枝叶，那一整个，我没夸张，跟房子一样大，它像球一样滚着。它向两桥墩之间冲去，撞向了服务架，后者像稻草一样折断并被拖进了水里。我们能做的真的不多；工程师叫工人回家，我们也回到营地打电话叫人搬石头来，但在回去的途中，工程师告诉我——语气依然冷静——整个那一带，除了田地、黑土、泥巴，别的什么都没有，如果我想要一块核桃那么大的石头，我得跑到至少一百英里（约160千米）外，才能找到一个：就像石头是我个人的渴望——那种女人们想要时能够得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但他很怪；他好像是在玩，而不是在工作，这让我很窝火。

“他开始给什么人打电话，我推断应该是一个政府办公室。他说印度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听上去起初是接线员，接着是秘书的秘书，然后是真正的秘书，他想要对话的人一直没过来，最后他们的电话被切断了，换句话说，跟咱们家乡一样；但他没有发火，又从头开始。在小秘书给真正的秘书转电话的当口，他告诉我，他认为反正未来一段时间我待在那里也没什么有用的事情可做，我如果想在那里，我可以待下去，但他建议我乘火车去加尔各答，于是我去了加尔各答。他提出这个建议是出于礼貌，还是想摆脱我，我并不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都没有便利太多。跟你说句实话，他告诫我连旅馆都不要找；他给了我一个民宿地址，我决定去那儿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从卫生角度来说，我去那里会住得舒适些。

“我不跟你说加尔各答了。我在那儿待了五天，完全是浪费时间。那里的居民超过五百万，穷得一塌糊涂，你马上就能了解。想象一下，那天夜里，我一出站，就看见一家人准备睡觉，他们要在一根水泥管里睡觉，那是一根新水泥管，做下水道用的，长四米，直径一米。这一家人是爸爸、妈妈和三个孩子。他们在管道里放了一盏小灯，两块布，一块在一张床上，一块在另一张床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多数人都睡在到处可见的人行道上。

“结果工程师的朋友原来不是印度人，他们是帕西人[5]。他是医生，我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当他们发现我是意大利人的时候，他们表现得非常惊讶；天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帕西人是什么样的，甚至之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跟你说实话，即使现在，我对他们都不很了解。可能你这个属于不同宗教的人可以跟我解释解释——”

我只得让福索内失望了；我基本上对帕西人一无所知，除了他们那教人毛骨悚然的葬礼，为了保证尸身不污染土地、水源或火，他们不土葬，不水葬，也不火葬，而是把尸体放在天葬塔上任秃鹫享用。但我猜这样的塔如今已不存在了，至少在萨格瑞[6]的异域小说流行的年代就已不存在了。

“那是你以为的！那样的塔一直存在着，那对夫妇告诉我的。不过他们不是常去神庙的虔诚信徒，他们说等自己死的时候要以寻常的方式下葬。那样的塔依然存在：不在加尔各答，在孟买。有四座天葬塔，每座都有一群常驻的秃鹫，但一年只用上四五次。不过，他们跟我说了一件新鲜事。一个德国工程师带了许多传单来，他向帕西祭司介绍了自己，他告诉他们，德国人设计了一种放置在塔底部的铁栅栏架：这个栅栏架是电阻器做的，可以非常慢地焚烧尸体，不会产生火焰，没有气味，也不会污染任何东西。这种方法德国人会喜欢，是不是？总之，祭司们开始争论起来，显然他们现在还在争论，因为他们也有革新派和保守派。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医生哈哈大笑，而他的妻子坦率地说，依她的看法，这件事将不了了之，不是宗教原因，而是因为耗电量和当地行政部门。

“加尔各答什么都很便宜，但我什么都不敢买，甚至都不敢去看电影，因为我怕脏，怕被细菌感染。我待在房子里跟那位帕西女士聊天，她学识很好，很有智慧——事实上，我得记得给她写张卡片——她跟我解释了很多印度的事情，就此你可以一直说下去。但我还是如坐针毡，我每天都打电话去工地，但那位工程师不是不在，就是不接我电话。我终于在第五天联系上了他，他告诉我，我不妨回去，河水退了，工程可以重启，所以我回去了。

“我向工程师报到，他看起来还是心不在焉；我在休息棚所在的围场中间找到了他，他身边有大约五十个人，而且他似乎在等我。他用他们的方式跟我说了你好——双手放在胸前，然后把我介绍给工作组：‘这是佩拉尔多先生，你们的意大利监工。’他们都双手合十向我鞠躬，而我站在那儿像个傻瓜。我认为他已经忘了我的名字，因为你知道外国人记名字总是有困难，说到这个，对我来说，似乎所有的印度人都名叫辛格，我猜他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叫福索内，不是佩拉尔多，他向我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并告诉我：‘不好意思，但你知道，所有的欧洲人都长得很像。’换句话说，我逐渐发现，这位名叫查塔尼亚的工程师，不但能把工作搞砸，记名字也不中用。而这位佩拉尔多先生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佩拉尔多的确存在，他是比耶拉[7]的一位大师级泥瓦匠，巧的是，他本来也该在那天早上抵达，他负责固定吊桥的缆索。而他真的在不久之后到来了，我挺高兴的，因为见到自己国家来的人总是开心的事。工程师如何能把我当成他，还说我们看起来很相像，真是人生的一大未解之谜，因为我又高又瘦，而佩拉尔多是个矮胖个儿；我是三十啷当岁，而他早已过了五十；他有一撇查理·卓别林的胡子，而即便那时候，我头上仅剩的毛发也已经只有这后面的一小块了。也就是说，如果非说我们有哪里像，也只有我们举杯喝酒的方式，因为他也喜欢吃得好、喝得好，但在那儿也没有那么容易。

“在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遇到一个比耶拉的泥瓦匠并没有那么让我惊奇，因为如果一个人去环游世界，那么他在哪都能遇到做比萨的那不勒斯人和砌墙的比耶拉人。有一次我在荷兰做工程时遇到了一个比耶拉人，他说世界是上帝制造的，但荷兰不是，荷兰是荷兰人制造的，但荷兰人要建堤坝还得叫比耶拉的泥瓦匠来，因为还没有人发明出能砌墙的机器。这句话使我很受用，虽然现在听来似乎已不那么正确了。我很庆幸能遇见这位佩拉尔多，因为他去过一些比我去过的地方烂得多的地方，而且见多识广，虽然他话不多；也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他的宿舍里总有存量可观的内比奥罗[8]，他时不时会给我来一杯。他会给我来少许一点，不多，因为准确说来他也不是大方的人，他不想减少自己的储备总量。但他是对的，因为工程越拖越久，说到这里我真得说，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很少碰到在规划书定的最后期限内完成的工程。

“他带我去看下锚的隧道：因为那座桥的缆索会处于很大的拉力之下，你理解吧，这样一般的锚地就不够了。缆索必须要固定在一块水泥上，水泥的形状必须做得像一个楔子，然后放进一条在悬崖上挖的隧道中。有四条隧道，两条隧道配一条缆索。但那隧道简直了！像山洞一样。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八十米长，开口处十米宽，后部十五米宽，倾斜角度是三十度……不不不，不要这副表情，因为你之后要把这些都写出来，我不希望印刷在纸上的内容有错误，至少——原谅我这么说——不要是因为我。”

我答应福索内我会全神贯注地跟着他的指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任自己被作家的倾向所诱，虚构、矫饰、添枝加叶；因而我不会对他的讲述增添任何东西，不过我可能会删减一些，就像雕刻家将石膏块雕成形时所做的那样。于是福索内表示他同意。所以，要从他向我提供的种种信息所构成的这块大石膏开始雕，在混乱之中，我辨认出一座逐渐浮现的长而细的桥梁的形状，它由五座钢箱塔架支撑，上面由四条悬吊式钢缆吊起。每条悬吊式钢缆一百七十米长；两条缆索各自由一万一千条单独的钢丝编成巨大的一股，每条钢丝的直径都是五毫米。

“我那天晚上已经告诉过你，我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初恋；但这一次，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份爱需要真正的投入，如果你能安然无恙地把它做完，你就该觉得幸运了。开始之前，我像在学校读书一样，花了一个星期从工程师那里学习。一共六个工程师，五个印度人，一个从公司来的人：每天早上四个小时，一本笔记本用来记笔记，然后整个下午都用来消化它们，因为这真的很像蜘蛛的工程，但蜘蛛生来就熟悉自己的工作，而且，它们即使摔下来，也不会是从太高的位置，不会给自己造成太大伤害，因为它们有内置的救生索。说到这个，经过我跟你讲的这个工程之后，每次看到一只蜘蛛在他的[9]网上，我都会想起我那一万一千条线，我意思是两万两千条，因为有两条缆索；我觉得我好像跟他有某种渊源，尤其是起风的时候。

“然后轮到我来教我的人了。他们是真正的印度人，不像我之前跟你讲的阿拉斯加人一样。我得承认，起初，看他们跪坐或盘坐在我周围，就像我在加尔各答见过的供在庙里的雕像一样，我没有多少信心。他们会盯着我看，但什么问题也不问。不过，我之后跟他们一个个接触下来，慢慢发现，他们一个字都没落下；要问我的话，我会说他们比我们智力更高，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丢工作，因为在那里，竞争工作，谁都不会手下留情。但毕竟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尽管他们包着头巾，打赤脚，每天早上不管怎样都要花两个小时祷告。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有个人的儿子已经十六岁了，能掷骰子赌钱了，父亲很担心，因为儿子总是输；一个家里老婆病了；还有一个生了七个孩子，但他不赞同政府的政策，不想做绝育手术，因为他和老婆都喜欢孩子，他还给我看了他们的照片。他们真漂亮，他老婆也很美。所有的印度姑娘都很漂亮，但在印度待了一段时间的佩拉尔多跟我说，你跟她们在一起什么也做不了。他还说，跟城市里不一样，那里有几种流行病，你最好躲开。也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从没有像那次在印度那么节制过。但说回到工作上来。

“我跟你说过小通道了，也说过用风筝带出第一条线的伎俩了。显然他们不能放两万两千只风筝。把吊桥的缆索拉到固定的地方需要特殊的流程：你架一台绞车，在每条小通道上空六七米的地方装一条连续的缆索，就像那种老皮带，用两岸各一个的转轮拉紧。你在缆索上串一个带四个凹槽的空转轮；从一大卷线中抽出单根的线，各自在每个凹槽上绕一圈。然后你活动转轮，把空转轮从一边拉到另一边来。这样，一次你就可以拉八条线。除了架线的和把线摘下来的工人，其他人都站在小通道上，每五十米两个人，确保线不重叠。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

“所幸印度人都很听指令。因为你得记住，在那些小通道上站着可不像在罗马大街上散步。首先，它们是斜的，因为它们跟之后要架的缆索是同样的角度。其次，一阵小风就足够让它们晃起来，但我之后再跟你说风的事。再次，由于它们得是轻的，不能给风造成阻力，因而底部是用铁丝网做的，所以最好不要看脚下，因为一朝下看你就会看见下面泥沙色的河水和在水里涌动的一些小东西；从上面看这些东西可能像小鱼，但其实那些是鳄鱼背。但我告诉过你，在印度，一样东西总是看起来跟另一样东西似的。佩拉尔多告诉我，那里现在没那么多鳄鱼了，但如今已是少数的那些鳄鱼全都聚集在架桥的地方，因为它们吃食堂的厨余垃圾，因为它们在等着什么人掉下来。印度是个还不错的国家，但那里没有可爱的动物。就连蚊子——除了要接受它们会传染给你疟疾这个事实，你还得一直戴遮阳帽，一直像古代的妇女一样戴着面纱——也是这么长的野兽，你要是不小心就会被咬一口，一口就是一块肉。我还听说那里有吸血蝴蝶，趁你夜里睡觉的时候会来吸你的血，但我从没真的见过，只要能睡着，我睡得都不错。

“这个拉钢丝的工程的难点就是，所有的钢丝都需要保持同样的松紧程度，对这样的长度来说并不容易。我们分两班倒，每班六小时，从天蒙蒙亮干到太阳下山，但这样我们还要组建一支特别的团队在夜里工作，即在太阳出来之前的这段时间工作，因为白天总是有一些钢丝被太阳晒着：它们温度升高，然后膨胀，而其余的一直在阴凉处。所以你需要在天亮前，也就是所有钢丝都处在同样温度的时候，做校准。而这个校准的工作，总是得由我来做。

“我们这样干了六天，空转轮就这样来来回回；整张网日渐完整，漂亮、紧实、匀称；你已经能想到之后桥会是怎样的形状。天很热。我告诉过你了，事实上，我告诉你我不会再重提天热的事情，但天真的很热。太阳下山时是某种解脱，也是因为我可以回宿舍喝一杯，跟佩拉尔多聊两句。佩拉尔多是从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开始干起的，后来他成了一个砖匠，再后来成了搅水泥的。他真的到处都去过，甚至为了建一座大坝在刚果待了四年；他有很多经历可说，但要是我除了自己的事，还叨叨其他人的事情，那就没完了。

“当缆索这部分完成的时候，你可以从远处看到两根缆索带着四根悬吊式钢缆从这一岸拉到那一岸，漂亮，轻盈，就像蛛网的丝线一样。但当你凑得足够近去看时，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可怕的两大捆，每捆七十厘米粗；我们用一台特殊的机器将其束紧，它像一个压力机，环状的，沿着缆索以一百吨的压力一路挤压过去。但我跟这台机器一点关系也没有：它是一台美国机器，是和一位美国专家一起被送过来的，这位专家蔑视所有人，跟谁都不说话，也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显然他是害怕他们会窃取他的机密。

“这时候似乎脏活都干完了。几天之内，我们就把垂直吊索拉了上来，我们用钓具像钓鱼一样把它们从下面的浮码头钓上来，就像捕鳗鱼，但这些鳗鱼每个重约一吨半。最后到了铺桥面的时候；没有人料到，但这就是惊险开始的地方。我必须告诉你，在那场我跟你说过的洪水之后，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但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当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他们弄来了一队载满石头的卡车，当水退下去的时候，他们很好地加固了护壁。但你知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装配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小通道上往下看，留意着河水，我还叫工程师给了我一个野外电话，因为我在想，如果再来一场洪水，最好要走在它前面。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危险会从另一个方向来，单从当时的事态来看，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出，设计师也完全没料到。

“我一直没面对面见过设计师，我连他们是哪儿来的都不知道。但我见过其他设计师，许许多多的设计师，我知道他们是不同的物种。有大象型的设计师，他只注重保险，不关心设计的优美，也不注重经济性：他要的只是别出乱子，只需一个的地方他放四个；一般来说是年纪大的人，要是你细想起来，你会觉得这是个挺悲哀的事。然后还有小气鬼型的，也就是说：你甚至觉得，他用的每个螺栓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买的。还有鹦鹉型的，他自己设计不出东西，单知道抄，像在学校里一样，他还意识不到别人都在背后笑他。还有蜗牛型的：我的意思是，官僚型。他动作迟缓，你一碰他，他就往回缩，躲到自己的壳里去了，也就是躲到规则手册后面去了。如果你不嫌我话糙的话，我也把这类人叫作白痴设计师。最后，还有蝴蝶型设计师，其实我认为设计这座桥的人就属于这一类设计师：他们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年轻、敢干，还耍你玩。如果你跟他们提钱或者提安全性，他们就用看一口痰的眼神看你，他们想的净是设计出一些新颖、漂亮的东西，他们从没想到过，一个工程如果经过细致规划，出来的时候理所当然就会漂亮。很抱歉，我由着自己讲了这些，但当一个人全心全意投入一项工程，最终结局却像我跟你说的这座桥一样的时候，你的心情真的会很差。你心情差有许多原因：因为你白费了许多工夫，因为之后总是有一堆律师、法庭，以及诸如此类的不愉快的事，因为即使你个人与其无关，但你总归还是觉得自己负点责任。但最大的原因是，看到这样一件作品倒塌下来，看到它倒塌的样子，一点一点，像经历着极大的痛苦，像在垂死挣扎，你的心就足以痛得像看到一个人死掉一样。

“就像人死的时候一样，事后人人都说他们早已看出了苗头，看他喘气的样子，还有他环顾四周的样子；事故之后他们也都得说说自己的看法，连那个不愿做绝育的印度人都说了：情况是如何的明显，吊桥很脆弱，钢材有豆子那么大的气泡。焊接工说装配工不懂怎么干活，起重机操作工说焊接工不懂怎么干活；他们又都拿工程师出气，他们在背后说长道短，说他站在那儿睡觉，成天混日子，不知道怎么组织工作。或许他们说的都是对的，至少部分是对的，也或许他们说的都不对，因为话说回来，人似乎就是这样。我见了许多次：举个例子，一座塔检查、测试了一遍又一遍，看上去能屹立几百年不倒，但过了一个月它就开始摇摇晃晃；而另一座你觉得五分钱都不值的却始终都没出现一条裂纹。如果你把它交给法庭委派的技术专家，那你麻烦就大了：会来三个专家，每个人给的意见都不一样。我从没见过真能顶什么用的专家。显然，一个人死了，或者一个建筑塌了，总归有原因，但不是说原因只有一个，就算只有一个，也是可以找出来的。但我说得有点太急了。

“我告诉过你，整个施工期间都非常热，每天都是：那是一种湿热，很难适应；但到最后我还是适应了。唔，工程完成的时候，每个地方差不多都有粉刷匠爬上去粉刷，他们就像蜘蛛网上的苍蝇一样，忽然之间，我感觉到，天不热了：太阳还是很高，但不像平常那么热了，汗在你身上蒸发，你觉得很凉爽。我也在桥上，在第一根桥墩和第二根桥墩中间的地方，除了凉爽，我还注意到两件确证我想法的事，就像一条猎犬望向了猎物的方向：我感觉到桥在我的脚下颤动，我听到一种好像音乐的声音，但你无法判断它来自哪个方向——音乐，我的意思是一种深沉的声音，遥远，就像教堂里管风琴的试音声，因为我小的时候常去教堂。我意识到，这声音都是风的缘故。这是我在印度感觉到的第一阵风，那风不是非常大，但持续着，像你慢慢开着车，把手伸到窗外时感受到的风。我感觉紧张——不知道原因，开始朝岸边走去。也许这是我们这个行当留给我的影响：我们不喜欢在自己脚下颤动着的东西。我走到桥台上，然后转过身来，我感觉我的头发都一根一根地竖起来了，全部都竖起来了，好像每根头发都醒了，想要逃走。因为从我在的地方，你可以从侧面看到桥的整个跨度，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就好像，在风的吹拂下，桥苏醒了。没错，就像某个人听到了什么噪声，醒了过来，浑身上下活动了一番，准备从床上跳起来：桥面左右摆动，然后也上下抖动起来——你可以看到水波从我这一边推向了对岸，就像甩动一根没收紧的绳子。但那已不是震动了，那是一两米高的大浪，因为我看见一个粉刷匠扔下了手头的东西朝我跑来，前一分钟我还能看见他，一分钟后他便消失了。就像在浪打得很高的海上一样。

“所有人都从桥上跑开，连印度人都跑得比平常快了一点，到处是喊叫声，场面一片混乱。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吊索也开始动了。你知道这种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说这样，一个人又说那样。但几分钟后，你可以看到，桥其实没有停止晃动，但浪开始变得有些稳定起来。浪从一岸拍向另一岸，又反弹回来，始终是同样的频率。我不知道谁下的命令，也许是某个人主动这么干的；我看到一台营地拖拉机在桥面上开动起来，拉着两条三英寸（约7.6厘米）粗的缆索。或许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想将它们拉成两条对角线，停止桥的晃动。当然开拖拉机的人真的非常勇敢，或者说非常负责任，因为坦白说，即便他们非常努力地在固定这两根缆索，我也不相信这两根缆索可以弄出这样的结构。想象一下：桥面有八米宽，一米半高，所以只消算算这是多重就好了。但是，干什么都太晚了，因为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或许风变大了，我说不准，但到十点钟的时候，浪的垂直高度达到了四五米，你可以感觉到地在震，听见纵向的缆索松松紧紧，发出很大的声响。开拖拉机的人看到局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便把拖拉机丢在原地跑上了岸。幸好他这样做了，因为这之后，桥面马上就开始歪歪扭扭起来，好像变成了橡胶做的一样；拖拉机转向左边又冲到右边，后来跃过栏杆——也可能是撞断栏杆——掉进了河里。

“我们听见一声又一声的巨响，听上去好像大炮。我数了：一共是六声。是纵向的缆索崩断了：它们断得干脆利落，位置都是在路面的高度，残断的半截因为反冲力往天空飞去。同时，桥面开始弯折；然后开始崩解，一块块落进河里。但有些残块还是挂在主梁上，像破布一样。

“然后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是静止的，像经历了一场空袭，我不知道我看起来是什么样，但我旁边的人全身发抖、脸色发青，尽管他也是一个戴着头巾、皮肤暗黑的印度人。最后分析发现，桥身的两段垮塌了，这几乎就是全垮了，几条纵向缆索断了。另外，主缆索还在原位。没有动。那场面就像一张相片，只是河水依然流动着，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风没有停，实际上还比之前更大了。好像某个人想要搞这些破坏，过后他终于满足了。我有个蠢想法：我在某本书上读到的，在古代，当人们开始架桥的时候，他们就杀一个人，把他筑进地基里；后来他们用动物代替了人，这样桥就不会倒。但就像我说的，这是个蠢想法。

“然后我离开了。毕竟，粗的几条缆索还坚挺着，所以我不需要重新干一遍自己的活。我了解到，之后他们开始争论事故原因，他们达不成一致，到现在还在争论。就我看来，当我看到桥面开始猛烈地上下晃动时，我立即想到了在加尔各答的那次着陆，波音飞机的机翼扇得像鸟的翅膀一样，尽管此前我已经飞了很多次，但我还是觉得那一刻非常凶险。但我不知道：跟风肯定有一些关系，有人告诉我他们现在正在重建那座桥，但这次在桥身上设计了一些通风口，这样风就不会遇到太大阻力。

“不，那之后，我再没有干过吊桥的工程了。我走的时候跟谁都没说什么道别的话，除了佩拉尔多。那工程太烂了。好像你对某个姑娘有好感，但她一夜之间便甩了你，你搞不懂原因，你痛苦煎熬，因为你不只是失了那姑娘，还失了自信。好了，把瓶子递给我，我们再喝一杯。晚上反正是我付钱。是的，我回到都灵，我开头跟你说过的那两个姨妈给我挑了好些姑娘，我差点儿就让自己陷进了跟一个姑娘的关系里，因为我意志消沉，毫无抵抗力：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最终，这些也都翻篇儿了。”

[1] 莫格里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的人物，是一个与父母走散、被母狼收养的少年，因身上无皮毛而被取名为“莫格里”（Mowgli），意为“青蛙”。

[2] 此处原文为Indian，而不是Hindi（印地语），根据维基百科，Indian泛指印度人使用的语言，包含印度——雅利安语和达罗毗荼语。

[3] 达科塔（Dakota）：空中列车，又名道格拉斯C-47。

[4] 猫道（catwalk）：小通道。

[5] 帕西人（Parsees）：印度拜火教徒，据称原为波斯后裔，因不愿改宗伊斯兰教而来到印度，虽然逐渐融入了印度社会，但在习俗上仍有一些区别。

[6] 萨格瑞（Salgari）：意大利作家，以其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著称。

[7] 比耶拉（Biella）：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城镇，与该城镇所在的省同名。

[8] 内比奥罗（Nebiolo）：一种源自意大利的酒。

[9] 原文即为his。

没有时间观念

整夜都在下雨，时而是在静默的风中飘来的绵绵细雨，微小细密，可与薄雾相混淆，然后又是疾风骤雨：客房附近搭着一个不知用途为何的货仓，雨点敲在棚顶的波浪金属板上，响声很大。流经我们附近的一条无名浅溪涨水了，整夜，水声穿透我的梦境，与福索内的印度故事所带来的洪水、灾祸的画面交叠在一起。黎明懒散、潮湿、暗淡，我们发现自己已被神圣、肥沃的萨尔马提亚（Sarmatian）平原的泥土包围了，那暗色的泥土细腻而深厚，滋养过谷物，吞没过入侵的大军。

小鸡在我们窗下四处刨啄，正如我们家乡在泥地里抢虫的鸭子。福索内没有放过这一机会，他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家乡的鸡肯定要淹死的；再一次确证了生物特殊进化的优势。管理营地的苏联男女们勇敢地走来走去，穿着及膝的长雨靴。我们两个则一直等到九点，通勤车这个时候本该来接我们去各自工作的地点了；后来我打电话询问过，但到了十点，情况就十分明显了，“一定尽快”这个极其礼貌的答复，其实意思是“今天不行，如果走运，明天或许可以”。车子堵在路上了，车子抛锚了，车子被派了其他任务；况且，他们始终也没有承诺过我们，电话那头温和的声音继续着，其中是熟悉的苏联式无动于衷——不愿对个人的特殊情况做特殊安排，不愿对多样情况采取相互协调的机动方案。“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地方。”我评价道。而福索内回我说：“这不过是他们不走心。不过，我不知道你，但我还是要为此付钱。”

我还在想着那个悬而未决的故事，他说他的姨妈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差点儿让他卷进了一场麻烦里。什么麻烦？

福索内闪烁其词。“麻烦。跟姑娘一起，你四次有三次都要有麻烦，尤其是你一开始不小心的话。双方没有理解，只有矛盾。她不让我说话，一直要我由着她说，于是我也这么干。我提醒你，她很聪明，她的脸蛋足够漂亮，但她比我大三岁，且身体上已经有点老了。我的意思是，她肯定有她的优点；但她要找另一种类型的男人当丈夫，上班打卡、回家准点儿，永远不喝倒彩的那种。况且，我这个年纪的男人，脾气开始古怪起来，而且对我来说，这可能都有些太晚了。”

他走到窗边，似乎面有愁容，处在一种阴冷的情绪里。外面的雨势已经缓下来，但刮起了大风：树挥舞着枝干，好像在打手势，你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球状的灌木擦着地面刮过，它们直径或许有半米，甚至一米。它们连滚带颠地刮过，为了将种子散播开来而进化成这副形状。它们已经干枯，同时又隐约活着，仿佛是从但丁笔下彼埃尔·德拉·维涅的森林[1]里逃出来的。

我低声含糊地说了些安慰的话，一些合宜的话，我向他表示，他可以跟我比比年纪。但他仿佛没有听到，继续讲下去：“曾经有段时间还容易些，但我没有停下来好好考虑过。我天性实在腼腆，但在蓝旗亚，半是为了公司，半是因为他们派我去了维修部，我学了焊接，我胆子大起来，获得了自信。是的，焊接很重要，我说不上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它不是什么天然的工作，尤其是自熔焊接：它不模仿自然，它与其他任何工作都不相似；你的头、你的手、你的眼都得自己学习适应，尤其是眼睛，因为当你把挡开强光的面罩放在眼前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有黑暗，在黑暗之中，焊接缝像一条小小的发光的虫子在往前爬，它必须保持稳定的前进速度。我甚至看不到自己的手，但你若没有把握得刚好，你若有一丁点儿的闪失，你完成的就不是焊接，你会搞出一个洞。事实是，当我在焊接上干得有信心之后，我在其他事上也有了信心，甚至走路也是。在这里也一样，我在我父亲铺子里的经历恰好派上了用场，因为我父亲——愿他的灵魂安息——教了我用铜片做铜管。你不能买半成品：你要买铜片，你把边缘用锤子敲成薄边，两侧边缘搭到一起，在衔接的地方覆上硼砂和黄铜砂，然后将它放到焦炭炉上，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否则黄铜砂可能会跑出来或化不了。整个过程都不需要仪器。你大概对这样的工作有个概念了吗？然后，你用那根粗管子在管材拉拔机上做小管子，用一台手动绞车拉管子，当管子整根通过之后给其退火。这非常难以置信，但最后你几乎注意不到接缝，只有那条非常浅的黄铜的线。你用手指摸过去，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现在当然完全不同了，但我想到的是，有些活儿——如果学校不教罗慕路斯和雷慕斯[2]，而教一教这些，每个人都会收获些益处。

“我说的是：学焊接，或多或少地让我学会了一切。于是我得到了我第一份重要的装配工作，其中涉及了焊接；我其实还带了个姑娘和我一起去。跟你说实话，白天我不知道拿她怎么办；而她呢，这个可怜的姑娘，会跟着我去工地，坐在塔下面的草地上，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百无聊赖；我在上面可以看到她，她看起来好小。那个工程在山里，在瓦莱达奥斯塔（Val d’Aosta），那是个美丽的地方，那时是六月初，也正是好季节。我们必须装完整条高压线上的铁塔，然后还要拉电缆。我当时二十岁，刚拿了驾照，当公司通知我开上敞篷小卡车，带着车上的设备，拿上预付款动身出发的时候，我自豪得像当了国王一样。那时我母亲还活着，她住在乡下，所以我什么也没跟她说，而显然我跟姨妈们说得更少，因为说到姑娘的事情，她们总以为自己处于垄断地位。她是学校里的老师，那时她正在放假。我认识她不过一个月，我会带着她去盖伊酒吧跳舞。她简直不敢相信，爽快地答应了；她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姑娘。

“你可以想象到，一下子坐拥三件美事——姑娘、重要的工作、汽车旅行，我就像一台调好的发动机一样轰隆隆充满干劲。那个时候的二十岁，就像如今的十七岁一样，我像个傻子一样开车。虽然我没有多少马路经验，敞篷卡车开着也有点吃力，但我在路上看见什么都要超过去，我还会制造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而且我提醒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超级高速公路。那姑娘很害怕，而我呢——你知道那个年纪的人都是什么样的——因为把她吓着了而更加来劲。过了一段时间，车发出了两三声咔啦声，然后停了下来：我打开引擎盖开始对着发动机胡搞一气，制造出各种我自己臆想的感觉，但我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修引擎，我也看不出到底哪里坏了。过了一会儿，那姑娘不耐烦了。虽然我不愿意，但她还是拦下了一个高速公路巡逻警察来帮忙。他一分钟之内就发现了问题，他把一根小树枝探进油箱，然后拿给我看：里面一滴油也没有了。事实上，我知道油表坏了，但我因为姑娘把这事忘了。他走了，没做什么评价；但我觉得有些失面子，或许这是好事，因为那之后我便开得更理性一些了，一直开到目的地，没遭遇任何事故。

“我们在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分了两个房间——表面功夫要做足；然后我到电力公司的办公室报了到，而她自己出去散步了。我跟你讲过一些其他的工程，跟我此后干过的工程相比，这个工程算不了什么；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铺子外出工作，我热情满满。他们带我看了一座差不多已经完成的铁塔，告诉我另一位装配工病了，他们给了我图纸，跟我讲了连接细节，然后便把我扔在了那儿。那是一座用镀锌管子搭成的铁塔，是Y形的。那里的海拔大约是一千八百米，在石头的背阴处还有一两块残雪，但草地上已经满是鲜花。四处都可以听到水流滴滴答答，像下雨一样，但其实不是，是融冰，因为夜里依然会结冰。铁塔三十米高：起重机已经架起来了，地面上有木匠的工作台，他们在那里准备待焊接的部件。他们给了我一个奇怪的表情，起初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当我们相互了解一些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第一个装配工没生病，他是因为事故进了医院。直截了当地说，他一脚踩空摔了下来——所幸不是从特别高的地方摔下来的——正带着一堆摔断的肋骨在医院养伤。他们认为最好还是告诉我，不是想吓唬我，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工作上的老手，我的样子他们都看在眼里：我精神昂扬、神气活现地干活，下面有姑娘抬头看着，而我在上面胡闹，爬到二十米的高度却连安全带也不系。

“嗯，到如今我已经干过许多工程，有在意大利的，有在国外的：有时他们会用规章制度和警告限制你，就像你是弱智或婴儿似的，尤其是在国外。另一些时候，你想干啥他们都由你去，因为即使你摔破了头盖骨，保险公司也会赔你个新的。但不论是什么情况，你要是不小心，迟早要遭殃；学会小心做事比学手艺更难。一般来说你总是事后才能学会，在真的遇上什么麻烦之前，总是很难学着注意。幸运的是你很快就遇上了麻烦，还是个小麻烦。如今有安全检查员，他们什么事情都要插一脚，不过他们是对的。但即使他们全是天才，知道每个工种的诀窍——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是有新的工种，新的诀窍——你就相信再也不会发生事故了？这就像是相信假如每个人都遵守交通规则就再也不会有车祸了。但你能说出一个从没出过事的司机吗？我就这个事情想了很多次：事故不应该发生，但它还是在发生，而你得学会始终睁着自己的眼睛；否则干脆换个工作。

“不管怎么样，我安然无恙地干完了这个工程，甚至一点擦伤都没有，这只是因为上帝保佑酒鬼和恋人。但是，我提醒你，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恋人：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姑娘眼里表现得帅，她一直在草地上看着我。我现在想起来，脊背都会发凉，而这中间已经隔了很多年。我在铁塔上爬上爬下，挂在铁杆上，从头到尾不用梯子，动作还像泰山一样快。我做焊接的时候，没有坐着或者骑在横杆上——明智的人都会这样做，我用双脚站着，有时甚至单脚站，在上面猛力敲打，唱着老情歌。我也很少看图纸。我真的得说检查员是个好人，要么就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劲儿，因为我说工作完成的时候，他慢慢地爬上去检查，我做的所有焊接，加起来得有两百个，他像父亲般和蔼，只让我重新焊了十二个。但我自己可以看出，很多地方我都是敷衍了事，到处是疙瘩和气泡，而另一边，那个受伤的人焊的地方，看起来则像刺绣一样。但这只让你看到世界是多么公平：小心谨慎的人摔了下去，而我这样净干蠢事的却毫发无伤。我还得说，要么是我胡乱焊的还挺牢，要么是设计过于保守，因为那个铁塔还在那儿，而且起码已经屹立了十五个春秋了。嗯，这是我的缺点，我不会说我突然很渴望去印度和阿拉斯加，但当我做完一个工程的时候，好坏基本都不会差太远，时不时我就要去看看，像走亲戚一样，像我父亲常去看他的酿酒器一样。所以如果有假期，我又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就收拾收拾出发。那个我跟你说的铁塔，我喜欢去看它，即便它没什么特别的，在所有路过它的人中，也没有一个会多看它一眼；但是，它毕竟是我的第一个工程，而我之所以会去还因为那个我带去的姑娘。

“起初，我觉得她有点奇怪。我没有任何经验，我不知道其实所有的姑娘都是奇怪的，不是这方面就是那方面，如果一个姑娘不奇怪，说明她其实比其他姑娘更奇怪，因为她反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姑娘来自卡拉布里亚；我的意思是，她的父母是从卡拉布里亚北上过来的，而她是在我们那一带上的学，你只能从她的肤色、发色，以及有点娇小的身材看出她是从南方来的：从她的口音里你是听不出来的。她为了跟我去山里，跟家人吵了一架，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她家里有七个孩子，多一个少一个并没有太大区别，再加上她又是最大的，在学校教课，所以还是蛮独立的。我告诉你她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但多数时候其实是当时的情况很奇怪，因为对她来说，这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人、走出城市；而且我又是带她去她从没去过的地方，什么都让她觉得惊奇，从夏天的雪到我为了让她印象深刻而做的种种显摆，都是如此。总之，在那里的第一个夜晚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是淡季，旅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的主宰。我们点了一份豪华大餐，好吧，可能她没有那么饿，但是我，在户外度过了一整天，耍了一天的体操杂技，简直饿得跟野狗一样；我们还点了很多酒。我酒量不错，这一点你知道；但是她，晒了那么久太阳，原又不怎么会喝酒，而且我们俩就像在沙漠里，单独待在一起，周围有一些人，但我们也不认识，再加上稀薄的空气：事实就是，她一直大笑，讲个不停，但她平时是非常沉默的；最要紧的是她激动得让我有些担心。我认为她甚至有点发烧了，因为人要是不适应，晒太阳可能会有这样的影响。换句话说——长话短说，吃完晚饭我们在外面走了一会儿，因为天虽然开始凉了，但还没全黑，你可以看到她脚步有点不稳，也许她是装的；她挂在我身上，说她想上楼睡觉了。所以我就把她扶上了床，当然不是她的床，因为开两间房只是给别人看的，好像那里有人会在意我们做什么似的。那天晚上后来的事我没必要说了，因为你自己也可以想到，况且，在这方面，你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跟周围人打听。

“三天我就完成了焊接的工作，由于另一座铁塔已经焊好了，就要开始拉电缆了。你知道，从地面上看，它们就像一条条丝线，但其实它们是铜的，大约十毫米粗：我的意思是，掌控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但跟我同你说的在印度的那个拉缆索的工程比起来，这当然简单得多，不过你要记得这是我第一个工程，而且松紧要调得刚刚好，尤其是两根侧面的电缆，挂在‘Y’伸出的两根枝上的电缆；不然整个铁塔的基座都要承受压力。但不用担心：除了那个在我之前的装配工遭遇的事故以外，这个故事里没有别的事故了。之后也没发生任何事故；事实上，像我之前跟你说的，它还好好地挺立着，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在电线和吊桥——比如印度那座著名的吊桥——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因为人在桥上走，但电线上通过的只有千瓦时。我的意思是，电线有点像你写的书，或许优美并有种种妙处，但另一方面，即使它们有点缺陷——原谅我这么说，也没人会死，唯一有损失的就是买了它们的顾客。

“拉电缆其实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我本该回去的，但完成了焊接之后，工作通过了检查，我直接去了办公室，请他们给我安排别的工作，因为这样我跟那姑娘的事情就能维持得久一点。我得说那时候的我在某些方面胆子很大，是如今的我想都不敢想的：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或许只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需要厚脸皮，而厚脸皮造就了能力。实际是，他们打电话去了都灵，协商一致，延长了我居留的时间。倒不是说我远比别人都聪明，而是整个工作队其实都是一帮木头木脑的家伙，再有就是，不谦虚地说，我非常强壮，他们用得上我。唔，你信吗？我当时没意识到，但至少从他们的做法来看，那活儿简直是牲口干的。跟那里的活儿比起来，蓝旗亚的工作简直是给年轻小姐干的。是的，铜电缆很沉，很硬，同时它又很精细，因为就像辫子一样，一旦刮到石头，其中某根铜丝断了，我们也就跟整根电缆说拜拜了。它会跑丝，像女人穿的丝袜一样，假如客户同意的话，你得扔掉好几米电缆，再把分开的两截接起来。这时无论你做什么，最后结果都会很次。所以，为了不让电缆刮到地面，你得把它抬起、拉紧，不能让它下弯，你得从卷轴上端解线，不能从底端解，这是为了让线离地面有一定高度。但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队，除了坐在你面前的我以外，其他都是一群废柴，这让我想起《伏尔加船夫曲》，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像歌里唱的，一直拉到死，我们只是‘哎哟嗬’到下午六点。我想着那个姑娘，这样可以鼓舞自己，但同时，我的手每干一天活儿就多一些水泡，当我和那姑娘在一块儿的时候，它们就变得很恼人；但更恼人的是，她每天都要看着我像驴拉马车一样拖那些电缆。我试过换起重机，先把电缆全部抬离地面，然后把它送到绝缘工人手里，但没用。你知道这里的道理：一份工作要是又舒服又挣钱，黑手党就马上冒出来了。没用：我得每天像伏尔加船夫一样，一直干一个星期，最后两天是上坡路，电缆不但弄伤了我的手，还把我的肩膀蹭脱了皮。

“当我劳动的时候，那姑娘在镇上四处逛，跟当地人闲谈；一个美好的夜晚，她跟我讲了自己的周末计划。说实话，不论她具体安排是什么，单就她有安排这件事就让我有点恼火，因为我还在苦干电缆的活儿呢；但出于礼貌，我没做反应。或者说我起码努力克制了自己的反应，但那姑娘大笑着说，从我挠鼻子的模样她就能看出我在想什么。我还有更好的理由：也就是，全凭力气拉电缆拉了六天之后，我更想睡觉，而不想爬山。或许我是更想做爱，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在床上过周末。但现在她的脑子里已经被人塞满了‘大自然’之类的东西：在架了电线的山谷附近有另一个山谷，那儿有个棒呆了的地方，那里可以看到冰河啦，野山羊啦，瑞士群山啦，冰碛石啦——反正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鬼东西。我一直以为那是某种可以吃的鱼。但是，长话短说，她戳到了我弱点，要面子：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叫我懦夫、懒鬼，以及其他一些什么的，虽然她是从卡拉布里亚来的，但她用的是皮埃蒙特方言。后来，周六那天，营地的汽笛一响，她就用针把我当天起的新水泡都扎破，往我肩膀的伤口上涂了碘酒；我们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出发了。

“看，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故事，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这场一直下不停的雨，还有一直也不来接我们的车：换句话说，可能是这种对比吧。我的意思是，因为她，我是说那姑娘，其实是对的。那地方的景色真的很美。我仔细想想，其实还有另一种对比：二十岁和三十五岁的对比，第一次做一件事和这件事已成习惯的对比。但我还是要跟你说这些事，你比我年纪大得多，我心里觉得其实没必要。

“像我说的，她四处打听过了，并且决定了我们要在一间供登山者住的小屋里度蜜月（她用的就是这个词，但我并没有那么确信）；我现在不记得名字了，但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很难忘记，那天晚上我们是在那里度过的。不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做爱了，而是因为此外的事物。我听说如今他们会用直升机把人送到那里，但那时候那些小屋非常简陋，大多数人，包括那些睡在新门（Porta Nuova）车站的流浪汉，如果被迫在那些小屋里睡觉，都会抱怨。小屋的形状像半个桶，材质是马口铁，面积是两米乘两米，有一扇进出的小门，像给猫用的，屋里只有一张马鬃床垫、几条毯子、一个像鞋盒那么大的炉子，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上个住客留下的一些压缩饼干。因为小屋是半圆柱状的，大概一米高，可能更高一点，也可能更矮一点，你需要手脚并用地爬进去。屋顶上有一些分量很重的铜条，它们可以用作避雷针，也可作为支柱，防止刮大风的时候所有东西都被吹跑；还有一根铁铲直指向天空，它的把手大概有两米高，这样在换季的时候，它就能从雪里面伸出来，作为一个信号。当小屋被雪埋掉的时候，你还能用它把雪铲掉。

“水不是问题。那个小屋建在一块巨石的尖坡上，往下两米是一条平顶冰川。我非常想在上面走一走，但那姑娘说这样太危险了，因为冰川上有裂缝。如果你掉冰缝里，他们都不会来拉你上来，因为他们事先知道这肯定是你自己的错，况且，也犯不着捞你，因为一般来说，你一掉到底就已经被砸下来的冰块和自己的恐惧弄死了，如果你没死，也会在救援队来之前被冻死。他们在山谷里的导游办公室已经把这些都同她解释了。这是否全是真的我没法保证，因为看到我们这样一对初来乍到的人，可能他们自己还要采取预防措施。我刚刚说水不是问题，因为好几个星期以来，天气都是暖的，冰川上的雪在融化，只剩下冰，水在冰中挖出一条条细细的带点绿色的通道，许许多多的通道并列平行，好像晕滃线。你看，要发现奇怪的事情有时你不一定非要去阿拉斯加。在这些小管道里流动的水喝起来有一种我从没尝过的滋味，我没法向你解释，因为你知道描述口味和气味有多么难，除非你打比方，比如说像大蒜的气味或者蒜味腊肠的味道。但我其实想说那水的味道喝起来像天空，而事实上，它也是直接从天空中来的。

“吃饭也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带了所有必需的东西，一路上还捡了一些柴火，我们甚至生火做饭了，像人们以前干的那样。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发现头顶上的天空好像是我从没见过，甚至从没梦想过的，满天的繁星其实让我都有点承受不住；我的意思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两个人——来自城市，一个装配工，一个老师——来说，这画面太夸张了，它是一份显得浪费的奢侈。我猜二十岁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疯狂吧！想象一下：我们一直想到半夜，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星星，想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它们存在多久了，而我们又有什么用，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净想些对头脑清醒的人——尤其是对一个装配工——都没意义的问题。我们如何消磨了后半夜你想想就知道，但在那样完全静谧的环境下，这样深的黑暗之中，我们仿佛身在另一个世界，我们甚至感到害怕，这也是因为，时不时我们就能听到一些不明来源的声音，像远方的雷声，像坍塌的墙壁，遥远但浑厚，让我们下面的岩石都震动了。

“但接着，到了夜里的某个时刻，我们开始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这个声音真的吓到我了，不是差点儿吓到：而是我真正生出了恐惧，我其实已经穿上鞋打算出去看个究竟了，但那姑娘低声说：‘别，别，不要管它了，你会感冒的。’这样我又不太想去了，于是立即掉转头来，钻进了毯子里。这声音听来像锯子发出的，只不过锯齿已经参差不齐，钝了，好像在试图锯小屋的金属；而小屋像一个音箱，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喧哗声音。它懒散地击打着，打一两下，然后是静默，之后又是一两下。嗯，这段故事的中心意思就是，凭着外头冷的借口，我们在屋里一直待到可以看到门上出现一线日光，也是因为那拉锯的声音停了；只剩下噗噗声，之后它也变得越来越弱。我走出去，有一头野山羊，它正倚着小屋侧面墙躺着。它很大，但看起来生了病，皮毛上全是杂乱的斑，有些丑；它淌着口水，还时不时咳嗽。或许它快要死了，我们想，它或许是想叫醒我们、让我们救它，或许是想进屋死在我们身边，想到这些，我们觉得很悲伤。

“你信吗？这就像某种讯息，好像它用角撞击小屋的金属墙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以为，那时自己跟那个姑娘是刚开始；但不是，这已经是结束。一整天，我们都不知道跟对方说些什么；后来，我们回到了都灵，我会给她打电话，提议一起做什么事，她不会拒绝，但她答应时也是一种很容易就能听出来的‘忘了吧’的语气。我不知道；她一定是找到了比我好的人，一个上班打卡的人，我不是说她不对。想想我过的日子，如果跟我，比方说现在，她就得是一个人。”

门被猛地推开了，一阵蘑菇的香气顺风飘进来，与此同时一个司机进了房间，他裹着一身防雨的工作服，因为淋了雨还闪亮光。他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员。他向我们解释，车来了，就在大门外等我们。两辆车？不，不是两辆。一辆，但很宽敞。我们向他说明，我们得去不同的方向，但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先送我，然后送福索内，倒过来也行，随我们。走到大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轿车，而是一辆旅游大巴，有五十个座位，随我们坐。我们会到达各自上班的地方，只不过福索内要迟到两个小时，而我，起码三个小时。“一个没有时间观念的地方。”福索内又说。

[1] 彼埃尔·德拉·维涅（Pier delle Vigne）是弗雷德里克二世的臣子，后因冒犯君主被判入狱，不久后自杀。但丁在《神曲》中写到他在自杀之林（Woods of Suicide）中自尽；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后来画过一幅以此为主题的画，风格阴郁。

[2]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Romulus and Remus）：罗马神话当中的人物。

锥齿轮

“……因为你不能认为，我们国家就是唯一的人人耍手段的地方，只有我们的人民擅长使诈，而我们自己从来不上当。而且，我不知道你旅行过多少地方，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发现，你不能用学校里教的东西和玩笑里的内容去思考各个国家。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英国人全都是沉稳得体的，法国人都满嘴跑火车，德国人都是榆木脑袋，瑞士人都是直肠子。哈！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全世界其实都一样。”

几天之间，冬日便侵袭了我们：外面正下着干燥、粗粝的雪；时不时会有一阵风掷来一把小颗粒的冰雹，砸在食堂的窗户上。穿过打着旋的雪花，你可以模糊地看到四周围着黑压压的森林。我试图打断福索内并声明我并不是他想的那般天真，但没有成功：我去过的地方没有他多，但我也足以意识到，作为流行地理学之基本来源的老套说辞是不可信的。没用：阻挡福索内的故事与阻挡潮汐海浪无异。此时正是他的涨潮期间，而且你不难辨识出，在开场铺垫的序幕后面，那故事臃肿的肉体正在成形。我们喝完了咖啡，味道令人作呕，正如所有把咖啡这个词的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的国家一样（这是福索内告诉我的）；我递给他一支烟，但忘了他不抽，至于我自己，前一天晚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抽烟太凶了，已经发了个庄严的誓决定戒掉它。但坦白说来，在喝了那样一杯咖啡之后，在那样一个夜晚，你还能干什么呢？

“像我刚刚说的，全世界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国家也包含在内，因为这恰是故事开始的地方。不，不是现在：是六七年前。你记得那次我们乘船出游吧，和不一样一起，那酒，那几乎像海一样的湖，还有我指给你看的远处的大坝？找个周日我们一定得去看看，我想让你看一下，因为那是一件精致的作品。那些人有点头脑迟钝，但干起大工程来他们比我们厉害，毫无疑问。嗯，工地最大的起重机——正是我安装的。我的意思是，我是那个组织这一工作的人，因为它是那种能自己立起来的机器。它们直接拔地而起，像蘑菇一样，看起来非常壮观。如果我动不动就说这件装起重机的事情，你得原谅我；到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属于那种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即使有时非常不舒服：举个例子，那一次，我们在一月干工程，周日也干活儿，一切都冻住了，连给绳索用的油都冻住了，我们只好用蒸汽做软化。后来，框架上结了冰，平均是一英寸（约2.5厘米）厚，跟铁一样硬，这样配件就合不上了。我的意思是，它们滑的时候没问题，但到了顶部，就卡住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到了最后验收的那天。有些办法比另一些更烂，像我跟你提过的；但在那个工程里，也不单在那个工程里，如果没有困难，事后说起来也没什么意思了。而且你知道，你自己也说过：讲述是人生的乐事之一。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毛孩子，显然我已经前前后后自己把工程一部分一部分地检查了一遍：所有地方都运行顺畅，装载测试也一样。完全挑不出刺儿。验收日总是像一场庆祝会：我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在头上抹上润发油（嗯，是的，在那后面我还有一些）。我套上自己的灯芯绒外套，提前了半个小时来到工地，准备就绪，等待检查。

“翻译来了，总工程师来了，还来了一个那种你不知道她们到底是干吗的小老太太，她们什么闲事都要管，问一堆毫无意义的问题，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狐疑地看着你，最后自己坐到一个角落里开始打毛线。大坝的工程师也来了，是个女工程师：和蔼，亲切，长了一副很宽的肩膀，还有个拳击手那样的塌鼻子。我们在食堂碰见过许多次，甚至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她有个窝囊的老公，三个孩子，她给我看过他们的照片；在拿到大学文凭之前，她在一个苏联集体农庄里开拖拉机。在桌上的时候她算得上一道风景，她胃口像头狮子，饭前会喝一百克的伏特加，一饮而尽，像没事人一样：正是我喜欢的那类人。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来了，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天一大早他们便已经半醉了。其中一个手里还拿了一大瓶酒，他们自顾自继续喝酒。

“最后检查员来了。他是个面黑个矮的男人，穿着暗色西装，约莫四十岁，高低肩，长了一张消化不良的脸。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苏联人：他看起来像只挨饿的猫，没错，有种猫喜好吃蜥蜴，它们长不大，变得很悲哀；它们也不再舔自己的毛，叫起来不是‘喵喵喵’，而是‘呵呵呵’。但检查员差不多都是那样：这不是什么有意思的职业。你要是没什么难搞的地方你就不是个好检查员，如果你恰好原本没什么难搞的地方，慢慢地你也会培养出某种难搞的癖好，因为人人都盯着你呢，生活不容易的。但他们还是有存在必要的，我自己明白这一点，正如泻药也是有其必要的。

“他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打开电源，爬上梯子，钻进控制室，关上门，因为那时候起重机所有的操纵装置都在控制室里。现在？现在都在地上，因为有照明设备了。他关上控制室的门，大喊着让下面的人群给他腾地方，大家都把路让了出来。他测试了传动装置，一切正常。他让小车在横臂上来回移动：看起来就像湖面上开着的船一样顺滑。他钩起一吨的重量，拉起来：完美，好像这机器完全感觉不到重量一样。然后他测试了一下旋转，该死的一下就绷不住了：本来好好的、三十多米长的横臂开始晃起来，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让你的心也跟着痛。你知道，当你听到运转不顺的设备摇摇晃晃，摩擦出刺耳的声音时，你会很痛苦，就像那也是个人一样。它猛震了两三下，然后突然停下来，整个结构颤动着，从右晃到左，从左晃到右，好像在说不，天哪，快停下吧。

“我开始冲上梯子，同时对上面的人喊，行行好，千万别动，也别去试其他操作。我爬到顶部，我发誓那简直就像置身一场海上的暴风雨；那个小个子男人温和平静地坐在座位上，在笔记本上写着报告。那时候我会说的俄语不多，他则一点意大利语也不会：我们靠着仅会的几句英语说下去；但你可以想象到，控制室还晃着，大家惊魂未定，还有语言障碍，我们全程都吵得很离谱。他一直在说不不不（nyet），机器是坏的，他不打算让它通过。我则拼命跟他解释，我想在报告签字之前冷静地把一切搞清楚。我已经有怀疑对象了：第一，像我刚才说的，前一天我测试过了，一切正常；第二，因为我观察到一段时间以前，有些法国人在附近闲逛，我知道还有三个像这样的起重机参加竞标，而我们公司只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胜，法国人屈居第二。

“不是为了老板，你清楚的。我没那么在乎老板，只要他能给我开公道的薪资，让我按自己的方式干活就行。不，是为了工作本身：架一台那样的机器，运用你的手和脑花许多许多天做这项工作，看着它这样长大，像树一样，又高又直，又牢固又细长；于是，如果它突然坏了，你会很痛苦。就像怀孕的女人看到自己生的孩子身体残疾或智力迟钝一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听福索内讲述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假想开始慢慢凝聚，那时我还没有想得很透，但现在我可以向读者坦陈一下：自由这个词，出了名地意义众多，但或许最容易获得的自由，人们主观上最享受的、对人类社会最有用的自由，包括了长于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工作中获得快乐。

“总之，我等到他下来，然后开始仔细检查情况。锥齿轮肯定有点问题……有什么好笑的？”

我没在笑，我只是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十三岁之后，我就不再玩麦卡诺模型[1]了，那以后，我也再没接触过锥齿轮，在我记忆里，这样一个像工作一般的游戏让我感到孤独而紧张，我记得那黄铜做的极小的锥齿轮，细磨过、散发着铜的光泽，这些一时间触动了我。

“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组件，你知道吧，比常规的齿轮远为精细。装起来还要更难，如果你用的油不对，它就会把机器卡得死死的。说到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摊上过，但做没有困难的工作，全部进展顺利的工作，一定相当无聊；长期来看，你也会变笨。我认为人天生就像猫一样，抱歉我又提猫了，但这次是因为职业。如果它们不知道干些什么，如果它们没有老鼠可抓，它们就会相互挠，在屋顶上窜来窜去，要么就上树，如果下不来的话，还要嚎。我真的相信，如果要开心地活着，你得有点什么事做，但不能是太简单的事，要么就有梦想，但不是那种天方夜谭：要有希望实现的那种。

“但说回到锥齿轮。五分钟之内我就搞清楚了：校准线。你明白吗？最脆弱的地方，因为你可以把锥齿轮称为起重机的心脏，而校准线呢……嗯，没有校准线，齿轮运转两圈后就成废铁了。我不细说了：去了些懂行的人，把支撑座上的洞都一个个重新打过，重新安上齿轮的底座，它虽然看起来直，但其实已经歪了。这简直是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他们不是看起来想揍我的话，我简直要开口赞美他们了，但我气得像头牛。很明显，是那些法国人，不是他们干的就是他们找人干的，我不知道，或许是检查员，他那么着急要写报告。

“……肯定的，我们提出了抗议：目击证人，另一个检查员，诉讼。但诉讼还悬在那里，像一道阴影，一个油渍，而且很难去掉。那么多年过去了，诉讼还在持续：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技术院的专家给出了八十页的证明，还有负荷测试报告，照片，X光，什么都有。你觉得它怎么才能了结？我已经知道当铁的事情变成纸的事情之后会怎么样了。结果肯定不好。”

[1] 麦卡诺模型（Meccano set）：这种模型组件包括了金属条、板材、大梁、轮子、滑轮、齿轮、轴环和轴杆、螺母和螺栓等，可以组装成各种物品。

凤尾鱼一

我从盘子里抬起头来，跟自己念着但丁的话，“你希望我重新开始……”福索内的总结触动了我的神经。那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技术院恰好就是我此时的敌人；它迫使我离开我的工厂、我的实验室和我又爱又恨的书桌，把我发配到这个地方来。和福索内一样，我也被一份双语材料的危险阴影笼罩着；我也是作为一个被告来到这个地方的。我甚至感觉，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是我俗世旅程中一个独特的时刻；为此，我奇怪的命运认定，我人生的转折点应该发生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奇怪的国家。

因为被告的身份总归叫人不大舒服，所以这将成为我化学家生涯最后的旅程。之后：句号，分段。我虽有不舍，但绝无遗憾，我将步上另一条路，因为我仍有选择，而且对此有强烈的感觉：那条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路。我自己的故事，只要还有的讲，我便讲下去；接着还有他人的故事，偷来的、抢来的、敲诈来的，以及作为礼物奉送的：比如说，他的故事，但还有不来自任何人却属于所有人的故事，空气中飘着的故事，薄纱上画的故事，只要对我来说有意义，或者能让读者感到一刻新奇或开怀一笑，便都可以。有人曾说，不惑之年才是生命之始：唔，对我来说，生命的开始，或者说重新开始，将会在五十五岁。说到这个，可能的是，在花了五十多年时间组织理论上应该对我的邻里有用的长分子，同时不断说服那些邻里我的分子的确对他们有用之后，我可能已然习得了一些组织语言与思想的诀窍，抑或习得了我的同人——人类——的一些一般或特殊的属性。

在我的反复请求之下，福索内犹豫再三，终于同意，我可以讲述他的故事，这就是本书的成书经过。对于法庭指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专家调查的事，他向我显露出了一种审慎的好奇：“所以你来这里是因为搞砸了事情。别太往心里去。我的意思是，我不太往心里去；不然你就完蛋了。最优秀的人也会这样，会失误，或者给别人的失误擦屁股；总之，我想象不到哪个职业会没有干砸的活儿。嗯，我的意思是，也存在这样的职业，但它们不算真正的职业；它们就像放到牧场里的奶牛，但至少它们产奶，而且它们还会被宰。或者说像那些在广场上一边耍碗一边自说自话的老头子。跟我说说，说说你办砸了什么事。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了，这次轮到你说了。这样我就能做个比较。而且，听听别人的烦心事儿，你就会忘了自己的。”

我告诉他了。

“我真正的职业，我在学校里主修的，也是到目前为止让我得以挣钱糊口的职业，是化学家。我不知道你对此有没有清晰的概念，但这份职业跟你的有点像；只不过我们装配和拆解的是非常微小的结构。我们有两大分支，一支是装配，另一支拆解或破坏，两种都像是有着敏感手指的盲人。我说盲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处理的东西太小了，看不见，甚至用最厉害的显微镜也不行：所以我们发明了各种智能器具，以在看不到的情况下辨别它们。你得在头脑里想象这样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盲人要说出桌上有多少砖头、分别在什么位置、彼此相隔多远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如果桌上不是砖头，而是一颗颗稻米，或者更糟，一颗颗弹珠，你可以想象，盲人就很难说出它们的位置了，因为你一碰到这些东西，它们就动了。嗯，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有很多时候，我们甚而感觉自己不只是眼盲，我们感觉自己像一头盲象，站在一张修表匠的工作台前，因为对于这些需要我们连接或拆解的小东西来说，我们的手指太粗笨了。

“换句话说，那些做拆解的人，那些分析化学家要能够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一片片将结构拆解开来，至少不能破坏太多；然后他们要把各片结构在桌上一字排开，这自然也是看不到的，只是一个个将其分辨出来。然后他们再说出各片结构是如何相连接的。如今他们已有非常精妙的设备可以简化这一过程，但以前这些都是纯粹用手完成，需要不可思议的耐心。

“但我一直是一个装配型化学家，做合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按要求搭建结构。他们给我一个模型，比如说，像——”

福索内一次次地解说了他的那些结构，此时，我也拿起一张餐巾纸，草草地画了一张图，大概像这样：

“……有时候，我也自己做模型，然后我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必须把它搭建出来。我有一点经验，所以很容易就能在第一时间判断，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在那些不稳定的或立刻分解的零部件中成立，什么结构又只能在纸面上成立。但我们依然是盲人，在最优情况下，也就是处理简单且稳定的结构时，也是一样。我们是盲的，我们梦想有一种镊子，像口干舌燥的人梦想着泉水，我们可以用它夹起那些小片，直接稳稳夹住，在那些已经组装好的片段中找到它的准确位置，然后贴上去，可我们连这样的镊子也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镊子（可能有一天会实现），我们早已创造出许多目前只有全能的上帝能创造出的可爱的事物，比如说——或许青蛙和蜻蜓还不行，但至少可以组装出微生物或霉菌的孢子。

“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镊子，认真说起来的话，我们都是技术不过关的装配工。我们其实都像大象，面前放的是一个装有手表各个部件的封闭的盒子：我们力气很大，也很耐心，我们用尽了力气上下左右地晃动盒子。有时我们甚至会加热它，因为加热是另一种形式的摇晃。有时候，如果手表结构不太复杂，如果我们一直晃下去，也能成功地把手表装好；但你可以想象到，一次装一点才是更理性的办法，首先扣好两个部件，然后加上第三个，依次往下做。这样需要更多的耐心，但实际上这样更快。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干的。

“如你所见，你们运气更好，因为你们可以看着框架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眼前一点点变大，你可以在它慢慢增高的同时逐步检查，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修正也很容易。没错，干我们这行有个好处：我们的装配工作不单生产一个简单的结构，而是一次生产许许多多这样的结构。非常多，数目大到你想不到，有二十五或者二十六位数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显然——”

“显然你可以转行，”福索内这样帮我填上了后半句，“继续说。人每天都能学点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转行。实际上，我们有时的确会转行：比如说，事情进展不顺，我们那些无限小的结构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说它们达到了，但又冒出了模拟中没有预估到的细节——因为我们看不到。客户会先察觉到。是的，这恰是我现在在这里的原因：我不是来写故事的。故事说起来算是个副产品，起码目前是这样。我兜里揣着一封信来的，那是一封投诉信，因为我们提供的产品可能没有达标。如果我们这一方是对的，那么万事大吉，他们还得承担我的旅费；但如果他们那一方是对的，我们就要换六百吨货给他们，还要支付损失费，因为如果某个工厂达不到计划中的生产额，我们要担责任。

“我是个装配型的化学师；我告诉过你，但我没告诉你我的专业方向是涂料。这不是我根据自身的意愿或情况自己选的；只是因为战后我急需一份工作，我在一家涂料厂谋了个职位，我心想，总归比没有要好。然后我也没有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后来我就成了专家，然后我就在这一行干了下来。我很快意识到，制作涂料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从操作角度上讲，这是制作薄膜，可以说是人造皮肤。实际上，涂料得具备许多天然皮肤的性质，而且我提醒你，这不是小事，因为皮肤是一件贵重的产品。化工皮肤也一样，必须具备各种相互冲突的性质：它要柔韧，同时抗刮擦；它要有附着肉——也就是基材——的黏性，但不能黏附脏东西；它要有漂亮精致的颜色，同时经得住日晒。它要能透水但同时要防水，这实在太有冲突性了，连我们人类的皮肤都做不到——就其防雨、防海水性能极佳这一点来讲。我的意思是，它不会缩水、膨胀或者溶解，但你如果做得太过，会得风湿病；这能证明少量的水的确可以透过皮肤，而汗绝对必须能透过，但只是由内到外而已。我告诉过你：这不简单的。

“他们曾请我研发一种涂在装食物的锡罐内部的亮漆，以供出口（亮漆，也就是说，不是罐子）到苏联。作为皮肤的话，它可以是一层绝佳的皮肤，我发誓：它要有对锡的强黏着力，能承受一百二十度高温杀菌，可包在特定圆轴上卷起而无裂纹，抗磨损——检测这一指标的仪器复杂得我都没法跟你描述。但是，最重要的是，它要经得起一系列东西的侵蚀，这些东西都是实验室里不常见的：我说的是凤尾鱼、醋、柠檬汁、番茄（亮漆不能对红色有吸附性）、卤水、橄榄油等。它不能沾上这些东西的气味，也不能把这些东西熏出味道：但要检测这些特性，我们只能仰赖检查员的鼻子。最后，这种亮漆需要能够在某种动作不间断的机器上应用，金属片从一端进入，从卷轴上拽出展开；在一种滚墨卷上擦过，漆上亮漆；过烤炉；然后被卷到货运卷筒上。在这样的应用条件下，它的效果要光滑亮泽，有一种金黄的颜色，它的明暗必须处于标准上附的两种样色之间。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福索内答道，语气好似受了冒犯。但涉及圆轴、分子、滚珠轴承和突缘等问题的时候，读者可能会在哪个地方不理解。好吧，对不起，我需要道歉，但有些情况没有比方好打。如果——这是有可能的——读者在少年时读过19世纪的航海故事，那么他可以理解船首斜桅和前甲板，他也一定很勇敢，会运用自己的想象，或者查字典。这对他可能最终也有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子和滚珠轴承的世界。

“我必须马上告诉你，其实没人请我发明任何东西——类似的亮漆已经存在——但我不得不注意细节，确保产品能通过每一项检验，尤其是烤的时间，这段时间必须非常短。本质上说，这就像研制一种具有均匀紧实度的橡皮膏，纹路不能太紧，这样它能够保有一些弹性，但也不能太松，否则凤尾鱼和番茄就可能从其中透过。它还需具有许多结实的小钩子，可以缩成一种石棉布，在烤的时候紧附在基材上；但在烤过之后，它应该退去那些钩子，否则的话，在使用中它也会吸附颜色、气味和味道。它肯定也不能含有毒物质。你瞧，这就是我们化学师思考的方式：我们会努力模仿，就像你那位猴子帮手一样。我们在脑海里构建一个小机械模型，尽管我们知道它尚且粗糙、幼稚，但我们尽自己的可能去实现它，不过我们始终有一种放不下的羡慕，羡慕你们有五种感觉，在天地之间与旧敌人对抗，与厘米和米打着交道，而不用处理那些看不见的、微小至极的‘香肠’和它们联结形成的网状化学结构。我们的疲惫跟你们的疲惫不一样。我们不是累在脊梁，而是累在更高的地方；它不会在劳累的一天结束后出现，而会在你试图搞懂什么但又徒劳无功时来袭。一般来说，睡眠无法消除这样的疲惫。是的，我今晚就感觉到了这样的疲惫，这就是我现在谈到它的原因。

“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把样本寄给了国家工业委员会，等了七个月，得到了批准的答复。我们寄了一罐样漆给这里的工厂，又等了九个月，收到工厂的接受函，与此同时还有型号准入证书和一份三百吨的订单。天知道为什么，过后立刻来了另一笔订单，签名不一样，又要了三百吨，这次还标上了‘极度紧急’的字样。也许这是第一份订单的复印本，因为一些官僚型的混乱又寄了出来；无论如何，它也是官方的，而我们急需在年度营业额上做出个好势头，这恰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我们都变得非常客气，整个工厂里你见到的都是大大的微笑：六百吨亮漆非常容易生产，全都是一样的型号，价格也不赖。

“我们是负责任的人。每一批我们都会认真地抽样拿到实验室检查，确保样本始终符合我刚刚跟你说的所有要求。我们的实验室充满了新奇而让人愉快的气味，试验台看起来像食杂铺。一切正常，我们以为不会有任何问题，每周五，当卡车车队载着一罐罐亮漆出发去热那亚装船时，我们都会举行一个小庆祝会，吃掉一些原本准备用来做测试的食物，‘不能浪费嘛’。

“然后第一个警告信号出现了：一份措辞礼貌的电传要求我们再用凤尾鱼测试一下某一批已经送出的亮漆。负责执行测试的女孩大笑道：我马上再去测试，但我对结果十分确定，那东西连鲨鱼都耐得住。但我知道这种事一般的走向，我开始觉得有点胃绞痛。”

福索内意外地露出了一个苦笑，脸因而皱了起来。“没错。我这里会痛，右边：我觉得是肝脏。但对我来说，如果一个男人从没有过不合格的测试，那他就还不是男人，就好像他还是第一次领圣餐一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很了解这样的事情；起初你觉得很可怕，但你如果不经历，你永远不会成长。就像挂科一样。”

“我清楚这样的事情一般的走向。两天过去了，来了另一封电传。这一封语气一点都不客气了。那一批亮漆耐不住凤尾鱼，同时送到的后一批也是。我们必须立即空运一千千克质量有保障的亮漆，否则——付款将被冻结，对方还要就损失提起诉讼。现在气温开始上升了，实验室里弥漫着凤尾鱼的味道：意大利的、大大小小的、西班牙的、葡萄牙的、挪威的；我们故意取两百克任其变质腐烂，来看它对锡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可以想象到，我们在涂料领域都相当灵光，但没有一个是凤尾鱼专家。我们准备了一次又一次测试，像疯子一样，每天做好几百次。我们让它们接触来自世界各个海域的凤尾鱼，但什么结果都没有。在实验室里，一切正常。然后我们想到，或许苏维埃凤尾鱼会比我们的凤尾鱼更有攻击性一点。我们立刻发了一封电传，一周后，样本就到了我们桌上。他们做事情都是这样豪迈：那是一个三十千克的罐子，而其实三十克就已经绰绰有余。或许这是寄宿学校或武装部队的特供量。我不得不说那鱼非常美味，因为我们同时也尝了尝。但没用。它们也一样，对所有的测试锡片都没有任何影响，连那些故意做了缺陷处理的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是为了模拟最不利的情况：烘烤不足，厚度不达标，测试前弯折。

“同时，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来的报告到了：我之前提到过。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收在办公桌抽屉里面，我发誓，对我来说，它简直散发着恶臭。不，不是凤尾鱼的臭：仿佛从抽屉里散发出一种臭味，污染了空气，尤其是夜里，因为我夜里常做奇怪的梦。或许这是我的问题，我太把这件事往心里去了……”

福索内看起来一脸同情。他打断了我，跟柜台后面昏昏欲睡的姑娘点了两杯伏特加：他提醒我这伏特加不一般，是违法蒸馏的，事实上它闻起来也不寻常，气味让人愉悦，我也就宁可不追问了。

“喝酒，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肯定会往心里去。这是当然的。当一个人把名字签下去的时候，不管签的是期票、起重机，还是凤尾鱼——对不起，我想说涂料来着——他就要负责。喝酒。这样你今晚就能睡得香，不会梦见那些测试，明早起来头也不痛了。等着看吧。这是黑市货，但货真价实。现在你说说事情最后怎么了的。”

“还没有了呢，我都说不上来它会怎么了，什么时候可能了。我来这儿十二天了，不知道到底要待多久；有时早上他们都会派人接我去，有时是加长轿车，有时是军用汽车；他们带我去实验室，但之后什么结果也没有。翻译跑过来道歉，不是技术员不在，便是停电，要么就可能全体员工都去开会了。不是说他们对我态度无礼，而是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在这儿了。到目前为止，我跟技术员的对话还不超过半小时；他给我看了他们的测试条，我为此绞尽脑汁，但这些测试条跟我们的一点都不一样。显然运送的时候出了点什么事，但我想不到到底是什么。要么就是他们的测试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很清楚，怪罪别人，尤其是客户，绝对是下策。我告诉技术员，我希望看到整个过程，从样本的准备起，从头到尾。他对这个主意似乎颇不爽，但说可以；之后他再也没出现过。我见不到技术员，不得不跟一个可怕的女人去谈。康德拉托娃夫人身材矮胖，已然老迈，面容枯槁；你完全没有办法跟她就问题谈下去。她不谈涂料，而是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跟我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一个可怕的故事：列宁格勒保卫战时她就在城中，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在前线战死，她在兵工厂工作，操作车床，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十度。我为她觉得难过，但我也觉得很恼火，因为我的签证四天内就要到期了，我怎么能什么也没干成就回意大利？尤其是，什么事情都还没搞清楚。”

“你跟这个老太太说过你的签证要到期了吗？”

“没有，我觉得她跟我的签证没什么关系。”

“听我说：告诉她。从你的描述来看，我猜这个女人相当重要，而签证一旦到期，那些人马上就会来处理，因为否则的话，他们自己也相当于跟着蹚浑水。试试看。试试总没坏处。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他说的是对的。我只稍微提了一下我的签证即将到期了，事情一下子便柳暗花明起来，就像默片到了收尾。康德拉托娃带头，所有人都猛然加快了动作和语速；他们突然变得愿意理解又乐于帮忙起来；实验室向我敞开了大门；准备测试条的人则宣布他听任我差遣。

我所剩时间不多，首先，我要求检查最晚送到的一批罐子里的东西。要分辨出来并不容易，但我用了半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它们。我们带着应有的小心谨慎准备了样本：这些漆光滑亮泽，跟凤尾鱼度过一个新婚之夜后，表面没有变化。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么是亮漆在当地储存条件下发生了变化，要么就是苏联人制作样本时发生了什么问题。在我离开的那天早晨，我只有测试一次最早送到的批次的时间：一些我们有所怀疑的样本出现了条纹和沙砾，但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进一步调查了。我的延期申请被拒绝了。福索内来车站跟我道别，于是我们分开了，相互答应了再聚，在那里或回都灵，但最有可能是在那里。事实上，他在那里还有几个月的工作计划：他带着一队苏联装配工，正在完成一台巨大的挖掘机，它有三层楼那么高，在任何地形都可以活动，像史前蜥蜴一样用四个巨大的爪子前进；我在厂里还有两三件事情要办，但无疑我顶多一个月就会回来。康德拉托娃告诉我，无论如何他们都能撑一个月：在同一天，她收到消息，另一家工厂正在用一种德国亮漆，而且显然没出任何问题。在努力扫除目前困境的同时，他们也会加紧派人运一些那种漆来。她又一次以其缺乏逻辑的话惊到了我，她要我一定尽快回来：“综合考虑来看”，我们的亮漆还是更可取。而她自己，为了帮我办上一张可续签的签证，愿意做任何事。

福索内问我，既然我要去都灵，能不能帮忙带一个包裹和一封信给他的姨妈，他的理由是：诸圣节[1]他要用来工作。包裹不重，但体积颇庞大；而信只是一张便条，地址的字迹清晰、认真，略微能看出它出自一双学过机械制图的手。他告诉我，小心别丢了表明包裹价值的单据，之后我们便分开了。

[1] 诸圣节（All Saints’）：一般在十一月一日。

姨妈

福索内的姨妈住在拉格朗街一栋老公寓里，那是一栋两层小楼，挤在一些更晚些时候造的建筑之间（但它们也一样破败），那些建筑起码有它的三倍高。公寓正面颇简陋，整体墙面是一种无法描述的大地色，上面用砖红色画着一些如今已难辨别的假窗和假阳台。我在找的B楼道位于天井背面。我停下来观察天井，而两个家庭主妇正从她们各自的楼梯台上狐疑地看着我。天井和入口门廊铺着碎石子，门廊下是两条平行的车道，四轮马车来来去去几代人的时间，花岗岩路面已被轧出痕、磨出印了。一个角落有一个洗衣槽，弃用已久：里面填满了土，种了棵垂柳。另一个角落是一堆沙，显然是为了什么修缮工作堆在那里，之后又被遗忘了。雨水的侵蚀让其隐约显出白云石山脉[1]的形状，还有猫在里面挖了一些不甚舒适的窝。这个角落正对着的是一个古老的公厕的木门，底部已经因为湿气和碱性气体腐烂了，而上半部分仍保有一些灰色的油漆，漆面在更深色的门板上裂开，使门看起来像鳄鱼皮一般。两个楼梯台通向三个方向，中间只以一扇生锈的铁门隔开，长铁钉在上端直刺出来。这个天井离那条交通拥堵的浮夸大街八米距离，但你在里面可以闻到一种隐隐的与世隔绝的气息，同时还有一种事物曾经有用、如今已长久弃置的不张扬的魅力。

我在三楼发现了自己要找的铜牌：奥代尼诺·加洛。是他母亲而不是他父亲的姐妹：但或许是远房的姨妈，用的是这个词的模糊含义。她们都来到了门口，我似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她们之间奇怪的相似处，荒诞的是，我们通常注意到这种相似性，是在两个我们于同一情境、同一时间碰到的人之间，不管他们多么不一样。是的，她们看起来不怎么像：除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家族气质，结实的骨架和衣着的谦逊得体感，再没有别的了。一位姨妈是白头发，另一位头发是深棕色。染的吗？不，不是染的。近了看可以看到鬓角有几缕白发，这算一个证据。她们收下包裹，谢过我，让我坐在一个两人小沙发上，那沙发非常旧，形状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中间一条缝几乎将其分成两半，两个座位呈直角。棕发姨妈坐着沙发的另一半，白发姨妈则坐在我们对面的小扶手椅上。

“能允许我现在就把信拆开吗？蒂诺很少写信，你知道……对，他就说了这两句：‘亲爱的两位姨妈，我仰赖一位朋友的好意为你们送上这份礼物。深深问候你们，请接受我的吻和拥抱，你们永远的蒂诺。’这就没了。他不会累着眼睛，这是肯定的。那么你是他的朋友咯？”

我向她们解释，准确说起来我们算不上朋友，头一条便是，年龄差距摆在那里；但我们在那个偏远的地带遇见了，而且在一起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换句话说，我们是彼此很好的伴儿，他跟我说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我看到白发姨妈飞快地跟她的姐妹交换了一个眼神。“真的吗？”后者问我，“你看，他跟我们可几乎什么都不说……”

我试图对伤害做些补救：在那样的地方，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娱乐活动，在那么多外国人当中，唯有我们两个是意大利人，所以我们聊到一起是很自然的。说到这个，一般来说他只跟我说他的工作。为了显得有礼貌，我试着跟第一位姨妈说几句，再相应跟另一位说几句；但我其实觉得很尴尬。白发姨妈几乎不看我，大多数时间她都看着地板，不然的话，如果我直接跟她说话，她就盯着她暗色头发的妹妹。她说了极少的几句话，但也是对她妹妹说的，好像她说的是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那位深色头发的妹妹需要在中间充当翻译。然而，那位深色头发的姨妈说话时，白发姨妈还是会望着她，在座位上稍稍往前倾，好像在观察她，等着纠出她的什么错。

暗色头发的姨妈很健谈，幽默感也很好，于是我很快了解了关于她的一些事：她是寡妇，膝下无子；她如今六十三岁，姐姐六十六岁；她名叫特里莎，白发的那位叫门蒂娜——克里门蒂娜的简略；她已故的丈夫曾经是商船上的机修工，但后来打仗了，他被派到一艘驱逐舰上，之后人们便宣布他在亚得里亚海失踪了，那时是1943年初，正是蒂诺出生那年。他们才刚结婚。但门蒂娜则从没结过婚。

“……跟我说说蒂诺。他挺好的吧，是不是？他爬到那些脚手架上，没有着凉吧？他吃得好吗？不过，当然了，你见过他；你知道他是什么样。他的手巧得不得了：他一直都是那样的，小时候也一样，水龙头漏水啦，胜家（the Singer）缝纫机出毛病啦，收音机发生静电干扰啦，他都能马上修好。但这也有另一面：我的意思是，他学习的时候，手里一直要摆弄东西，拆开来再装回去，你知道的，拆开容易，装回去可不容易。但后来他学会了，就再也没搞什么破坏。”

我可以在我的脑海里看到福索内的双手：修长、结实、敏捷，远比他的脸富于表现力。它们充当了他故事里的插图和注解，根据需要模仿着铁铲、活扳手或者铁锤。在食堂浑浊的空气中，它们比出了吊桥优美的悬链、井架的尖塔，在谈话陷入表达不畅时前来救场。它们唤起我阅读达尔文的遥远记忆，使我想起匠人的双手，那样的双手制造工具，修补器物，把人类的大脑从呆滞中唤醒，并始终带领它、刺激它、牵引它往前走，就像导盲犬牵着它的盲主人。

“他对我们来说就像儿子一样。想象一下！他在这套房子里生活了八年，即便现在——”

“七年，不是八年。”门蒂娜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尖刻纠正道，眼睛看的不是我。

特里莎继续说下去，没有理会她：“——我们必须要说，他很少惹麻烦，至少他在蓝旗亚的时候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只要他过着一种稍微正常些的生活，他就没什么麻烦。现在，当然了，他挣钱更多，但我问你：一个人能这样干一辈子吗？像枝头上的鸟儿一样，今天在这儿，明天又去了天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前一分钟在沙漠里烤着，后一分钟又在雪里埋着，更别说艰苦的工作了……”

“……还有危险。在那么高的塔上干活，光想想我的头就晕。”门蒂娜补充道，语气好像在斥责自己的妹妹，要她负责。

“我希望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他能安稳一点，但目前看来是不可能了。你该看看他在都灵时候的样子。待了两三天，就像笼子里的狮子一样了。我们很少在家里见到他，我怀疑有时候他直接去了膳宿公寓，都不跟我们俩联系。有件事是肯定的：虽然他身体那么好，但他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还是会彻底搞坏自己的胃。他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叫他回家来按时吃饭，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吃进去一些热的、有营养的东西，但根本没有办法。他就像坐钉板一样坐不住：吃一个卷饼，一片芝士，就跑了！晚上他回来得很晚，我们两个都睡了他才回来，因为我们睡得早。”

“对我们也一样，给他做点什么特别的菜可真是高兴的事，因为单我们自己的话犯不着这么麻烦。他是我们唯一的外甥，我们又有的是时间……”

这时候一种模式已经建立起来，对我来说并非没有不适。特里莎说话的时候看着我；门蒂娜会补上她的评论，同时看着特里莎；而我坐在那里倾听，目光主要集中在门蒂娜身上。我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尖刻。我不明白那是针对我的还是针对她妹妹的，不然是针对她远方的外甥？针对他的命运？但归根结底，最末者似乎并不特别值得同情。在这两姐妹中，我辨认出一种分歧与分化，这是通常在伴侣之间——不一定是夫妻——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在他们共同生活之初，在天生大方和天生小气的两个人之间，在整洁和邋遢的两个人之间，在健谈和沉默的两个人之间，在喜久坐不动和喜四处走动的两个人之间，差别可能非常微小。但日久年深，那些差别会加剧，变成特别清晰的特点。在某些案例下，这可能表现为拒绝直接竞争，所以，当一个人表现出在某一领域占主导的迹象时，另一个人不会在该方面争取，而会选择另一个与前者相邻或相去甚远的领域。在其他案例中，其中一个会有意或无意地伺机以自己的行为来弥补另一方的缺陷，所以当一个男人爱沉思冥想或者生性懒惰时，妻子就被迫开始对现实事务采取主动关注。相似的分化已在许多动物物种中发展出来，比如，在很多动物中，男性专门负责捕猎，女性则倾向于只养育后代。同样的，特里莎姨妈变成了专门负责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人，而门蒂娜姨妈则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一方负责外交，一方负责内政，但显然并非没有嫉妒、争执和相互指责的地带。

我试图消除两位老太太的疑虑：“不，你完全用不着担心他的饮食。我见过蒂诺是怎么生活的。他干工程的时候，不管喜不喜欢，不管在哪个国家，他都必须按一个计划表来。还有一点，你离文明国家越远，你就越能保证吃到的是健康的食物，虽然可能不熟悉，但很健康；所以他不会把胃搞坏的。说到这个，在我看来，蒂诺有着让人羡慕的好身体。不是吗？”

“哦，是的。这是真的，”门蒂娜开口说道，“他从不生病，总是好好的。他永远不需要任何东西，他也永远不需要任何人。”可怜的门蒂娜姨妈已经完完全全坦露了心思；她，毕竟也需要某个人，某个需要她的人：也就是，蒂诺。

特里莎姨妈给我端来了一杯利口酒和一些蛋白杏仁饼，她请我留下来跟她们一起打开我从苏联带来的包裹。里面有两条毛领，一条白色，一条棕色。我不是专家，但我印象中这不是特别珍贵的皮草，可能是从贝里奥兹卡商业街（Beriozhka Stores）买的，报名莫斯科三日游的游客实际上必到的一站。

“这毛领多漂亮呀！你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大老远把它带过来。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是不好意思，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可以去取呀。天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可怜的孩子，给我们戴，这真的太隆重了。或许他以为我们还常去罗马大街散步呢。好吧，干吗不呢？这是让我们重新培养起这种习惯的好理由，门蒂娜？毕竟我们还没有老。”

“他不怎么说话，蒂诺话不多；但他有自己的感情。他随他母亲。看起来他好像只是个粗糙的乡下小伙子，但这只是表面。”

我礼貌地点点头，但我知道我这是在撒谎。福索内粗糙的性子不只是表面；或许他不是天生如此，或许他以前不一样，但现在，这种特点已经在无数次的与他对手的斗争中被加强——他那架子的铁和他的螺栓，它们显然非常难对付，从不原谅你的任何失误，并时常把它们自己也卷入对你的怪罪中——变得真实和根深蒂固。我认识的那个人，跟那两位姨妈（“一个很聪明，另一个没那么聪明”）构建出来并倾注了所有疼爱——但回报甚微——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她们在拉格朗街的隐蔽居所，完全不受外面年代更迭的影响，我坐的双人小沙发便是最完美的体现，这里是个会被遮挡视线的观望台。即便福索内愿意多说一些，他也绝不可能在这些窗帷里面回忆他的成功与失败，他的创造与恐惧。

“蒂诺需要的，”特里莎说，“是一个好姑娘。你不觉得吗？天知道我们想这事想了多少回了，我们甚至一次次试着给他介绍。看起来挺简单，因为他也是个好孩子，工作努力，长得不赖。他没有坏毛病，挣得也不少。但你相信吗？我们介绍他们认识了，他们见了面，一起出去了两三次，然后那姑娘就跑过来哭，说已经完了。我们一直不理解怎么会这样。不用说，他一个字也不会讲的。而那些姑娘呢，个个说辞都不一样：有的说他是粗人；有的说他一句话也没说，带着她走了四英里（约6.4千米）路；还有的说他很爱装。简直是一场灾难，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人在传闲话，我们也不敢再给他安排什么约会了。但是，他可能没为自己的未来想，但我们会想，因为我们比他多活了这些年，我们知道独自生活是什么滋味。我们还知道，要跟别人共同生活，你得有固定的住处。否则，你真要成大老粗了。你总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人，尤其是星期天，你立马就能认出他们。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人，就会想起蒂诺，心里止不住地难过。但是你能不能，找个聊私事的晚上，跟他说说呢？”

我答应说我会的，但我知道我又是在撒谎。我对他一句也不会讲，我不会给他建议，我不会尝试以任何方式来影响他，来为设计他的未来做贡献，来扭转他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命运设计的未来。只有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世俗的、古老的爱，比如他的姨妈对他的爱，才会让人自以为知道缘由会生出怎样的后果，知道装配工蒂诺·福索内如果跟一个女人和一个“固定的居所”拴在一起会经历怎样的改变。在超过他经验的情况下，一个化学家要预见两个简单的分子之间会有怎样的互动都很困难：要预测两个稍微复杂些的分子相遇时会怎样，便很不可能了。怎么预估两个人类相遇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怎么预测一个人应对新情况的反应呢？什么都说不准：没有什么是肯定的，没什么“可能”，也没什么“老实说”。言而无信令人失望，也好过言出必行造成过失：最好不要企图操纵他人的命运，因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够不容易了。

要起身跟两位老太太告辞并不容易。她们一直能找到新话题，一旦我想要往前门移，她们便用各种办法阻止我。我可以听到商用飞机的轰鸣声，从早餐座那边的窗户往此刻已经降下的夜幕中望去，可以看到飞机闪烁的灯。

“每次一架飞机飞过，我都会想他，他真不怕飞机出事啊，”特里莎姨妈说，“想想！我们从没去过米兰，为了看海也只去过一次热那亚！”

[1] 白云石山脉（Dolomites）：位于意大利东北角的山脉。

凤尾鱼二

“我那两位姨妈，她们还不错，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她们不时就有点爱唠叨。谢谢你帮我带包裹，希望没有浪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星期二也要走？坐飞机？好，我们可以一起走。反正一直到莫斯科都是一样的路线。”

路程很长，线路复杂，我很高兴有人可以陪我一段，最重要的原因是，福索内在这段路上来回了许多次，比我熟悉，尤其是，比我知道更多门道。我高兴也是因为我与凤尾鱼的拉锯最终以我的绝对优胜结束了。

天下着毛毛细雨。按计划应该会有一辆工厂的车在宿舍楼前面等我们，并将我们送到四十公里外的机场。时间过了八点，又过了八点半。地面泥泞，一个人也看不到。大约九点钟，一辆敞篷小卡车开来了。司机下车问我们，“你们是三个人吗？”

“不，只有我们两个。”福索内答道。

“是法国人吗？”

“不是，意大利人。”

“你们去车站？”

“不，我们去机场。”

司机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年轻人，脸上散发着光彩，自相矛盾地总结道：“这样的话，上车吧。”他帮我们把行李装上车，然后出发了。路面上因为有许多水坑而颇不平坦；他一定对此十分了解，因为有一些他是直接开上去，完全不减速，而另一些，他会小心地绕开。

“我也很高兴，”福索内跟我说，“首先是因为我对这一带已经有点忍无可忍了；其次是因为那台挖掘机，那头有着四条腿的动物……它对我来说有很大意义，现在我看着它完工了。它还没有投入使用，但我已经把它托付给了可靠的人。你的事情怎么样？那些装鱼用的罐头：结果怎么样？”

“结果不错。最后证明，我们是没问题的，但这故事不怎么好。是的，它是个相当傻的故事，不是那种讲来会有乐趣的故事，因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必须回忆起自己有多傻，竟没有早点把事情想明白。”

“别太往心里去，”福索内答道，“跟工作有关的故事，几乎都是这样收场：真的，所有故事，因为这是关于解决问题的。你读完一本悬疑小说之后也会有这种感觉，你一拍脑门说‘当然是这样！’，但这只是一种印象。事实上，现实生活永远没有那么简单。简单的只有学校里老师布置的题目。那么后来？”

“后来，我在都灵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又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回到这里的时候我确信自己满手王牌。但我发现，苏联人也确信王牌在自己的手里：他们检查了好几十罐产品，据他们说，至少五分之一的产品是次品；也就是说，它表面出现了沙砾。有件事是确定的：所有沙砾状的样本——也只有这些——都是无法耐住凤尾鱼的。技术员对待我就像那些急脾气对待傻子一样。他个人有了一个发现——”

“要小心那些会发现的客户：他们比骡子还差劲儿。”

“不，不。他从我的观点中发现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如你所知，我认为肯定是出于一些当地原因：我怀疑沙砾来自那些做测验用的金属条，或他们用来刷漆的刷子。他向我紧逼过来；他找到了一种方法，证明那些疙瘩原来就是在漆里面的。他用一台黏度计——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仪器：这是一个带锥形底的圆柱杯子，最下面是一个定径水口。你用一根手指抵住水口，在杯中倒满亮漆，让气泡都浮到表面；然后移开手指，同时按下秒表。用杯子中的漆流光的时间来衡量黏度。这是一项重要的测试，因为涂料的黏度在贮存过程中是不应该改变的。

“好吧，这个技术员已经发现，你无须把漆涂在测试条上，便可以看出哪些是不合格的。你只需仔细观察从黏度计的水口流下来的漆；如果那罐漆是好的，漆就会平稳光滑地流下来，像玻璃一样；如果那罐漆是坏的，那它就会时断时续、时疾时缓：每杯要断三四次，甚至五次。他说，这说明亮漆里面本来就有结块。我感觉自己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告诉他，其他方法都观察不出问题；在测量前、测量后亮漆都看起来又好又干净。”

福索内打断我说：“抱歉，但在我听起来好像他说的没错。如果你可以看到点什么，那就是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

“当然，但你知道，老话是那么说的：差池是个丑陋无比的动物，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当我看到那条金色的细流断断续续，仿佛想讽刺我时，我感觉血液直冲脑门，脑子里一片混乱。一方面，我想到我在都灵做的测试，结果都没问题。另一方面，我想到，亮漆是一种比所有人的想象都复杂的东西。一些工程师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连一块砖或者一个螺旋弹簧会变成什么样都很难说。嗯，相信我，我有许多年的经验，与砖块相比，涂料更像我们人类。它们诞生，衰老，然后像我们一样死去；当它们老了，它们会变傻，即使是年轻时，它们也会欺骗你，而且它们其实真的会说谎，伪装出另一种样子：健康的时候看起来病怏怏，真病了又看起来很健康。同样的原因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说这话的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不用亲自做事情，而是让别人把事情做好，因而才说出这样的话。这话你试试跟农民、中小学老师、医生——或者最好是政客——去说。如果他们做事诚信、头脑聪明，肯定会捧腹大笑。”

车突然一颠，我们被抛起来，头撞上了车顶。司机遇到了一个关了的铁路平交道口，于是紧急向右转弯，斜冲进了一条沟里，彻底离开了正路；田野被犁过后有一条条印迹，现在他正平行于这些印迹往前开。他自豪地看向我们，不是要看我们是否安然无恙，而是喊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他说走这条路更快。”福索内带着一种相当不相信的表情翻译了一遍。不一会儿，司机放肆地让我们看了另一个关闭的平交道，对我们做了个手势，好像在说，你看到了吧？他冲上一个路堤，回到了公路上。“这就是苏联人，”福索内低声跟我说，“要么无聊，要么疯狂。谢天谢地，机场不远。”

“我遇到的那个苏联人，那个技术员，他不无聊，也不疯狂：他跟我一样，他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只是有点太执着于自己的黏度计发现了，但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这些天里，我一点都不想以《圣经》要求我们的方式去爱他。我需要一点时间理一理思路，我请他容许我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现在，三千罐货全在他们的仓库里，依次标了号。我想为自己申辩，要求重新检验：哪怕不是全部完好，至少有三分之一没问题就行。那是一项愚蠢、漫长的工作（而且事实上，我在这上面花了两个星期），但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我们每天花八个小时准备成百上千条测试条，那些沙砾状的我们连测都不用测。夜里，我们在平滑的测试条上放上凤尾鱼：它们都挺住了。这样干了四五天后，我以为我可以看到某种规律了，但我无法解释这种规律，它本身也无法解释任何事：我的意思是，情况似乎有几天好、有几天坏——有几天是‘平滑天’，有几天则是‘沙砾天’。但也不是完全泾渭分明：平滑天也总有几条沙砾状的样本，沙砾天也有不少平滑的样本。”

我们来到机场，司机跟我们挥手再见，掉头时把轮胎弄出了刺耳的声音，好像特别赶似的，一眨眼的工夫就窜走了。卡车甩起两道泥点帘子，并在其中飞快地消失了，福索内的眼睛一直盯着它，他嘟囔道：“傻子他妈总要怀孕，在这个国家也一样。”然后他转向我：“对不起，能不能等等再讲剩下的故事。我很有兴趣，但我们得先过海关。我很有兴趣，因为有一次装起重机，它有几天罢工，有几天又好好的。但之后我们把问题搞清楚了，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只是因为湿气。”

我们排到过海关的队伍后面，但一个小个子的中年女子马上来到我们面前，她英语说得很好，领着我们去了队伍的最前面，其他排队的人都没抗议。我很惊奇，但福索内解释道，这是因为他们认出我们是外国人了；或许工厂打电话跟他们知会过了。我们很快就通过了——我们本来完全能够带出一把机关枪或者一千克海洛因。海关检查员只是问我有没有带书；我有一本，英文的，写的是海豚的一生；他很疑惑，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书，从哪里买来的，我是英国人吗，我是鱼类专家吗。我不是？那么我为什么碰巧会有这本书？为什么我想把它带回意大利？听完我的回答后，他询问了一下上级的意见，然后便放行了。

飞机已经在柏油跑道上了，座位也几乎坐满了；那是一架小涡轮螺桨飞机，里面是一派家庭的气氛。好几拨人都是一家人，显然是农民：小婴儿睡在母亲怀里，水果篮、蔬菜篮差不多到处都是，三只活鸡的脚被绑在一起，放在一个角落里。在飞行员的驾驶室和乘客的空间之间没有分隔板（或许是被移走了）；两个飞行员在等待着接收起飞许可信号，他们大嚼着葵花子，跟空姐和控制塔上的某个人（通过无线电）聊着天。空姐是个漂亮的姑娘，非常年轻，身材结实，脸色白皙。她没有穿制服，但穿了一条小黑裙，一条紫色披肩随意地披在肩上。过了一会儿她瞄了一眼手表，从里面走出来，来到乘客当中，跟两三个熟人打了招呼。她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叫维耶拉·菲利普维纳，她是本次航班的空姐。她说话声音温和、语气亲近，没有那种空姐常带的机械感。然后她说，我们大概在几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会起飞，飞行可能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落地之前不要吸烟。她从包里取出一把长条形透明塑料袋说：“如果哪位乘客携带了钢笔，请将钢笔装入这样的袋子中。”

“为什么？”一位乘客问道，“这不是增压机舱吗？”

“是的，它是稍微增压过，公民朋友，但还是听听我的建议。说到这个，大家都知道，钢笔在地面上还会漏水呢。”

飞机起飞了，我继续说我的故事。

“如我告诉你的，粗略地说，有几天好，有几天不好。并且，粗略地说，早上做的测试比下午做的测试差。我白天做测试，晚上思考，但我还是弄不清事情的端倪。当他们从都灵打电话问我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我会羞愧得满脸通红。我向他们做承诺，我拖延时间，我感觉自己在划着一艘拴在桩子上的船，耗尽全力却仍然哪里也去不了。我晚上想，深夜想，因为我睡不着。偶尔我会打开台灯读那本海豚的书，好把时间消磨过去。

“有一天夜里，我没有读那本书，我开始重新翻看自己的日记。那其实算不上日记，只是我一天一天匆匆写下的笔记；每个做复杂工作的人都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记性就没那么靠得住了。为避免引起怀疑，白天我什么都不写，但晚上，我一到宿舍，就会忙把笔记和观察草草写下——顺便说一句，这是相当让人沮丧的。唔，重新翻看甚至更加让人沮丧，因为完全没感觉。只有一个规律，而它又可能只是巧合；康德拉托娃来那几天是最惨的。对：就是那个丈夫和儿子都在战争中去世的那个女人，你记得吗？或许是因为她经历了那些不幸，但事实上，这个可怜的女人不只惹到了我，她把每个人都搅得心神不宁。在她因为签证的问题来找我的那几天我写了些笔记；她在处理这件事情，或者该说她本应该在处理这件事情，但她没有，她跑来跟我讲她的伤心事，让我没时间工作。她还就凤尾鱼的事情取笑了我。我觉得她可能没有恶意；或许她没意识到我被认为对这件事负有个人责任，但她也肯定不是那种你乐意打交道的女人。无论如何，我不相信邪恶之眼，康德拉托娃的不幸可能变成了亮漆里面的疙瘩这种话我是接受不了的。说到这个，她的手从来不碰任何东西；她也不是每天来，但如果来，她便来得很早，她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实验室里所有的人都骂一遍，因为在她看来，那个地方不够干净。

“没错，正是清洁让我回到了正确的思路上。‘智慧总在夜里闪现’这句老话真对，但只有那些夜里无法入睡的人才会取得智慧，他的头脑始终无法休息，一直在搅动着。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电影当中，而放的是一部糟糕的电影——不只糟糕，而且画质很差，过一会儿就会断，之后又重新开始；事实上，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康德拉托娃。她走进实验室，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喋喋不休地宣讲她关于清洁的那一套；然后电影便断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在不知道中断了几次之后，这一场景又多出了几个镜头，我看到这个女人派了一个姑娘去取抹布。抹布被给了特写，有些其实不是抹布，而是有大网眼的白色材料，就像医院里的纱布。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我可能在现实中见过这样的场景，但我可能当时被其他东西分了心，或者当时康德拉托娃正在跟我讲列宁格勒和围城战。我一定是无意识地将这段情景记录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康德拉托娃没在那儿。我装作很随意，好像脑子里没想什么特别的。然后我跑去询问那些装抹布的箱子。我打着手势，反复坚持，并凭着自己的直觉，从技术员的解释中了解到，这是在测试中被废弃的做绷带的材料。显而易见的是，这个人在装傻，利用我们之间的语言障碍。我不费什么工夫就弄明白了，那些纱布是非法获得的，或许是物物交换得来的，或许是因为有人脉。也许每个月的抹布配发没有送来或者送晚了，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当然出发点完全是好的。

“那天天气晴朗，阴天持续了一周后终于放晴了。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早一点放晴，我可能在做那些沙砾条测试之前就想明白问题了。我从箱子里拿了一条抹布，拿在手里抖了两三次；片刻之后，在实验室的另一边，一束几乎看不见的光束里便充满了发光的粒子，像五月的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或许我已经告诉你了），涂料是很难搞的一类东西，尤其是，要考虑头发这样细的东西或者能飘浮在空气中的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一位同事不得不给一位土地拥有者付一大笔钱，好让他砍掉一排距离工厂六百米的白杨树；否则，到了五月，那些裹带着种子的絮，那么漂亮又飞得那么远，最后会飞到那一批批被研磨过的涂料里，然后毁了它们。防蚊网和纱窗完全没用，因为那些絮会从窗缝和门框中进来，夜里在角落里积蓄起来；到了早上，只要通风设备一打开，它们就会疯狂地在空气中打旋儿。

“有一次我因为果蝇（fruit flies）惹了麻烦。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物种是否熟悉，但科学家热爱它们，因为它们有非常大的染色体。事实上，几乎我们今天所知的所有遗传生物学家的发现似乎都归功于这些小虫子，人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杂交培育它们，解剖它们，给它们注射东西，饿着它们，给它们吃奇怪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卖弄常常会变得非常危险。人们将它们命名为果蝇（drosophila），而且它们很漂亮，有红色的眼睛，身长最多三毫米，而且完全无害。正相反——虽然这或许有悖它们的意愿——他们为人类带来好处。

“这些小生物喜欢醋，我也没法告诉你为什么。具体点说，它们爱的是醋里面的醋酸。它们可以在一个不可思议的距离外就闻到醋的气味，它们像云一样从四面聚拢到——比如说，葡萄汁上，葡萄汁的确含有少量醋酸。如果它们发现了真正的醋，它们就会像喝醉了一样；它们在上面一圈一圈地飞，围得密密麻麻，而且通常会掉进去，然后淹死。”

“手在蜜罐子里放久了，肯定要挨蜜蜂蜇。”福索内评论道，又引用了一句俗语。

“我说它们闻到，这其实只是一种比喻说法……它们当然没有鼻子，它们用触须感知气味。但要说嗅觉——我姑且这么说——它们远比我们厉害，甚至比狗厉害，因为它们是从化合物中感知酸，举个例子，乙酸乙酯或者乙酸丁酯，这些是硝基漆溶剂。唔，我们有一款硝化纤维指甲油，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颜色；我们花了两天时间调整颜色，正让它通过三轮研磨机。我说不出原因——可能正是它们的季节，可能它们比平常更饥渴，也可能它们跟同类传播了消息——但它们成群地飞来，落在转动的转轮上面，被碾到了漆里面。我们在流程的最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没办法过滤了。我们没有把这批货扔掉，我们把它加到了一些防锈漆里面，这漆后来透着一种漂亮的玫瑰色。抱歉我可能有点跑题了。

“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回到了正轨。我向技术员说明了我的猜想，其实在我心中这已是十分确定的事，为此我想请他允许我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在意大利的工厂。但技术员不愿让步：他亲眼看见各种亮漆样本刚从罐子里取出来，便要断断续续地通过黏度计。这些漆怎么会有时间沾上空气中的抹布的纤维？对他来说这是很清楚的：那些纤维可能与这件事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但疙瘩在那些罐子运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里面了。

“我必须让他（也是让我自己）看明白，事情不是这样的，每一个疙瘩里面都包含来自纱布的纤维。他们有显微镜吗？他们有：有一台学生用的仪器，只有两百的放大倍数，但这也能满足我的需求了。它还带偏光镜和分析镜。”

福索内打断了我：“你等等。你得承认，我跟你讲同我工作有关的故事时，我从没占你便宜。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扬扬得意，但你也不能占我便宜。你得解释，这样听的人才能理解；否则就没得玩了。不然的话，你是不是已经倒向另一边了：一个只顾自己写的作家，读者由于已经花钱买了书，于是不得不自行搜索和学习？”

他是对的，我已经被带跑了，另一方面，我也急于结束我的故事，因为维耶拉·菲利普维纳已经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周知乘客，她认为，我们二三十分钟后就会在莫斯科落地。所以我向他简单解释了一下，有长的分子和短的分子，只有长分子——不管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能够生产强韧的纤维；在那些纤维中，那些羊毛、棉、涤纶、丝或者随便什么类似的东西的纤维中，分子是纵向排列的，而且大体上是平行的；而偏光镜和分析镜是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这种平行结构的仪器，即使观察对象是显微镜下几乎不可见的纤维的一块碎片。如果分子是有排列方向的，那么它就是一条纤维，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漂亮的颜色；如果分子随机混成一团，你便什么也看不见。福索内嘟哝了一声，算是表明我可以继续讲了。

“我还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些漂亮的小玻璃勺，是那种用于精确测重的勺子。我想给技术员看的是，在每个从黏度计中流出来的疙瘩里面，都有一条纤维，而没有纤维的地方绝对没有疙瘩。我用湿抹布彻底清洁了那个地方，让他们把抹布箱子移走，那个下午，我开始了我的搜索：当疙瘩从黏度计上下来时，我必须用勺子接住它，然后把它拿到显微镜下。我认为这可以成为一项运动，一种在家也可以做的双向飞碟射击。但在四五双怀疑的眼睛盯着我的时候做这项运动也没什么乐趣。有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什么进展也没有。我总是出手太慢，疙瘩漏过去了。不然就是因为紧张，我又会把勺子伸过去接一个不存在的疙瘩。后来我明白了，重要的是舒服地坐着，在充足的光线下，在离涂料流非常近的地方拿着勺子。我成功地捕捉到了第一个疙瘩，然后把它放到了显微镜下，纤维就在里面。我将它和另一条为了这一目的从纱布上弄下来的纤维做了比对。完美：它们是一样的，都是棉的。

“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我学到了一项真技能，并且教会了一个姑娘。毫无疑问，每个疙瘩都包含了一条纤维。然后纤维就成了凤尾鱼攻击亮漆时的第五纵队[1]。这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因为棉纤维是疏松的，它们很容易起导水管的作用。但苏联人没有进一步询问我；他们签署了我的免责协议，并送我离开了，我的口袋里则装着一份新的亮漆订单。顺便说一句，虽然认识的苏联人不多，但我发觉，我随便找个什么理由，他们左右都会给我订单，因为康德拉托娃几个月前跟我提过的那批德国人的亮漆，在疙瘩和凤尾鱼这方面，显然也跟我们的表现一样。而技术员的发现，那个我那么担心的东西，被证明是由于一个十分明显的可笑的原因：在两个测试之间，他们没有用溶剂清洗黏度计并弄干，而是直接用箱子里的纱抹布清洁，所以，对于疙瘩，黏度计本身才是最大的感染温床。”

我们在莫斯科落地，取了行李，然后坐上了送我们去城里旅馆的巴士。我努力想让福索内谈谈他自己的看法，但失败了，我对此相当失望；他带着平常那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听完了我的故事，几乎没有打断我，也没有问我问题。但他一定是循着自己的思路去了，因为一大段沉默之后，他对我说：“所以你真的要放弃这行了吗？很抱歉我这样说，但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会更谨慎地想一想。我告诉你，做可以用手摸到的事情有一个好处：你可以做比较，然后了解你值些什么。你出了错，便改正，下一次你就不会出错了。但你年纪比我长，你或许在自己的人生中也已经见了足够多的事了。”

[1] 第五纵队：喻指内奸。

这种时刻需要的当然是麦克沃尔船长。我一想到他，便可以看到，他就是最适合处理这种情况的人。我不是说我曾见过麦克沃尔船长本人，或曾接触过他讲求实际的思想和他不屈不挠的性格。麦克沃尔不是我几个小时、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时间的相识。他是二十年的人生的产物。我自己的人生。他绝非有意识的创造。如果麦克沃尔船长真的从未在这世上行走过、呼吸过（我自己不禁也感到极其难以相信），那么我还是可以向读者保证，他是全然真实的。

——约瑟夫·康拉德，《台风》作者注

我想借这段引用告诉读者，正如康拉德从没见过麦克沃尔船长“本人”一样，我也从没真的遇见过利贝蒂诺·福索内。如那位英国船长一样，福索内是想象出来的，但同时也是“全然真实的”；他是一个混合物，是以许多我曾遇见过的人拼凑而成的，在性情上、品质上、个性上，以及他们对工作和世界的看法上，他们与福索内相似，也与彼此相似。

——普里莫·莱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扳手 /（意）普里莫·莱维著 ; 杨晓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86–7305–9

Ⅰ . ①扳 Ⅱ . ①普 ②杨 Ⅲ .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Ⅳ .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1728号

LA CHIAVE A STELLA (THE MONKEY’S WRENCH) by Primo Levi

Copyright © 1979, 1991 by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ulio Einaudi editor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扳手

著者：[ 意] 普里莫·莱维

译者：杨晓琼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32千字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7305–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我是一头半人马”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来自英语世界的采访

杰梅茵·格里尔与普里莫·莱维的对谈（1985）

一个被他的技艺拯救的男人（1986）

普里莫·莱维在伦敦（1986）

谈话中的普里莫·莱维（1987）

第二部分 生活

记忆的小剧场（1982）

都灵（1980）

登山（1984）

化学（1983）

科学的邪恶力量（1987）

诗歌与计算机（1985）

我，老了吗？（1982）

第三部分 作品

《休战》（1963）

科幻故事1：《自然故事》（1966-1971）

科幻故事2：《形式的缺陷》（1971）

《元素周期表》（1975）

《扳手》（1979）

《寻根》（1981）

《若非此时，何时？》（1982）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

第四部分 文学与写作

一种神奇的必然性（1972）

与普里莫·莱维对话（1979）

为一份学术论文做采访（1981）

邂逅普里莫·莱维（1981）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1983）

普里莫·莱维（1984）

本质的和多余的（1987）

第五部分 奥斯维辛和幸存

圆桌：关于犹太人的问题（1961）

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

回到奥斯维辛（1982）

记忆的责任（1983）

词语、记忆、希望（1984）

第六部分 犹太教和以色列

某种程度上的犹太人（1976）

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

上帝和我（1983）

普里莫·莱维：贝京应该下台（1982）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1984）

前言

罗伯特·戈登

现在，普里莫·莱维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公认是至为重要的作家。他的两部关于纳粹大屠杀[1]的主要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1947；英译本标题是If this is a man）是对他在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底”的11个月的节制却灼人的记录；《被淹没与被拯救的》（I sommersi e i salvati，1986；英译本标题是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这部随笔集重新面对了40年来那场事件中道德和历史的两难困境，以及对那场事件的回忆——就像是对上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刻的人道主义沉思的两根支柱。确实，难以想象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如此高度的作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带着如此平易的节制、智慧和坚持用写作、演讲来表达那些无法承受的事件。

莱维对意大利的阅读群体的巨大影响——也许甚至可以说他对英语世界的影响更大——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有时甚至是颇有争议地被阐述。对很多人而言，他行文中的清晰透彻，还有那种坦然的直接是他的魅力所在，而对另外一部分人而言，是他相当模糊的“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份能让他成为沟通“犹太”大屠杀和更宽广的旁观世界的桥梁。然而，随着意大利国内最近对他的作品全集日益关注——以马可·贝波里蒂的工作为首所显示的[2]，这两种解释都不足以说明他的写作的力量和其产生的持续共鸣。存在着另一个莱维，那个和别人为他设定的镇定的圣人形象不符的莱维，那个莱维更加复杂、更加忧虑、更为多元，也带着更多的矛盾性，因此也更为丰富，能给人带来更多教益。至少，莱维身上的多重的身份和声音理应对我们理解他至关重要。这本访谈集向我们呈现了他身上另外的那些身份和角色，这些渗透进他的作品中，并构建了这个我们如此仰慕、洗耳聆听的人。

我首先会将莱维定义成一个写作、谈论集中营的人。我们可以用写作和演讲这样简单的组合来概括这本集子的目的。正如马可·贝波里蒂在后文的《我是一头半人马》一文中所写，莱维作为作家的事业或者职业（Métier），本身是他的工业化学家的主要事业的补充，和他身为对话者的第三种职业一直保持平行，并最终交叉。受访者莱维是莱维对话者生涯的一部分，一个被记录下来的部分。

正如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所写的，幸存者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那些开口的和那些保持沉默的[3]。这两种角色都不是人们主动选择的，他说；这两种角色都有精神病理学的推动。但他从集中营回到家时，那种要开口的冲动盖过了恐惧——这种恐惧是他和他的集中营难友们所共享的，他们恐惧没有人会听他们必须开口讲出来的一切。当在1982年的一次采访中，两位口述历史学家对他提到他们采访过几位只有到现在才选择开口说话的幸存者，莱维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怀疑：

莱维：……但至于埃莱娜·雷克纳提（Elena Recanati）或者娜塔利亚·泰代斯基（Natalia Tedeschi）为何选择到今天才发声，肯定是因为人们到今天才发现她们。她们之前是否曾经拒绝过发言？

不，她们说她们从集中营归家后，感觉自己深深地被他人误解，感觉别人不相信她们，于是她们失去了讲述一切的冲动。

莱维：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觉到那种不被别人理解的状态。正如你所知，《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过程非常曲折。只有当这本书被写出来10年后，它才变得知名。但无论如何，我都能发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讲述我必须要讲述的这些故事时我从没有遇到困难。

确实，在他于1945年10月回到都灵后的几个月里，莱维根本没有经历这种困难，莱维会对所有愿意聆听他的人将自己的故事倾泻一空——无论是朋友们、家人、火车或电车上的陌生人，无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家里。考虑到他后来是如此谨慎、克制地选择倾诉对象（比如说，在本书最后一部分他评价自己从不和自己的孩子讨论这些），这一点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到了某个时候，这些故事会被写下来，汇集成《这是不是个人》。对莱维而言，从一开始，写作和对话就是不可分割的。

在他的作品的第一个阶段，当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对种族大屠杀的共同思考还没有被奠定时，他的故事背后的道德驱动是沉默的，虽然人们逐渐看到莱维作为一位敏感的伦理学者的价值。莱维是那些被遣返回国之后开始演讲或者写作——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的众人中的一员；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是想让自己内心的幽灵平息下来，并且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而非号召大家进行道德的追问。因此会有《这是不是个人》前言诗歌《施玛篇》（“Shema”）当中那段有力但简洁的祈使句：“请你们凝神沉思一番”。这首诗歌在一些地方和希伯来语的祈祷词有一些共同点——诗歌也是因此得名，尤其体现在它的仪式性的口头表达，以及词语会反复的训词上（正如莱维所解释的）：“当你们待在家里，或正要走出家门时/当你们正要躺下或正要起身时……”在那几个月里，莱维自己对集中营的谈论在某种程度上和这种口头表达有很多共同点，不仅令人敬畏，同时也带着一种庄严肃穆，正如每一篇“唱诵”不仅重申了那次创伤，同时也治愈了它。

无论如何，《施玛篇》和《这是不是个人》中的声音都埋藏了莱维的写作和对话逐渐具备的道德或者伦理转向的线索。比如说，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的前言中，他对自己的任务有过这段著名的描述：“对人性的某些方面进行冷静的探讨”。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莱维找到了一个公共舞台的时候，这一点也变得更加明显。在本书收录的一次采访当中，他暗示道他重新投身写作——也即正在1958年完成了《这是不是个人》的第二版，还有后续的《休战》（1963）——实际上是被他新发现的公共演讲和公共对话的新职业所激发的：

1955年，为了纪念集中营解放十周年，他们在都灵等地组织了一些和流放有关的摄影展。直到那个时候，我对在公众场合讲话仍然非常恐惧。在“二战”期间，以及种族法实施的那些年间，我是都灵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犹太青年组织的成员，那个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圣经》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不相容……因为当时除非有警察批准的执照，任何形式的协会都是被禁止的，我们每次开会都有一个当地的警察在场：可怜的人，他坐在角落里，一个词都听不懂，抽着他的烟斗，读报纸或者打瞌睡。

当我起身发言时，我感到一阵惊恐。我笨拙地念着自己讨论反犹主义的文章……当时我19岁，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公众场合发言了，我并不在行。然后我信守自己的诺言，直到1955年，我去了那次展览，向人们解释那些照片的含义。观众里有一个小伙子，他非常热情、热心、友善，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发现，哪怕我的书的销量如此令人灰心，它还是得到了传播，留下了印记，打动了一些人。这同样也驱使我开始写作《休战》。［见本书《普里莫·莱维》（1984）中的采访］

再一次地，对话和写作交叉了。这时候，莱维的对话已经不再是精神病理学化的，而是更加道德化的；对话也不再是一种私人的交谈，而更加公共化、“市民化”。它成了一种对话，而不是独白；它成了一种回应，而不只是仪式性的重复。在他对和他进行对话的那些热情的“年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事业的这个新阶段——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的作品被选入意大利的课本之后——他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学生们。莱维在学校里、会议上或公开集会上发表的演讲大概有上百次。他会重复自己的故事，但同时也会回答问题，并和他的观众互动。这种交流，从表面来看，和记录、历史以及写下的文字也并没有太多关联，而且事实上，这些交流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被记录下来或者被转录（整理）成文字。但在这些年里，莱维成了一个比较专业的，甚至是一个成熟的对话者。他逐渐开始获得了——部分是通过一种区别于《施玛篇》的礼拜式重复的富含变化的重复——他在节制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达到的一种平衡，马可·贝波里蒂在后文他对莱维的语言的研究中，也准确描述了这一点。莱维的口头语言就像他的书面语言，而他的书面语言也就像他的口头语言，他带着一种感情和语法的明晰，会让他的读者和听众们与他进行专注、带着沉思的交流。

莱维的身为对话者的事业的前两个阶段——首先，对话作为一种创伤；其次，对话是为了教育和交流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本书编选的莱维的个人背景。莱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些零星的对谈，在80年代对谈数量经历了爆发性的增长，莱维的谈话逐渐以杂志或者报纸，抑或广播电视采访的形式来完成。莱维一直用他写作中常带有的那种讽刺性的准确来评估这新的交流方式。也许对其最重要的思考体现在他的“自我采访”中，那段采访最早刊登在1976年的《新闻报》（La Stampa）上，后以一个更长的版本被用作新版《这是不是个人》的《后记》［见本书《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在那篇自我采访里，他筛选了20年来人们向他提出的关于集中营的问题——主要是由一些在校学生提出来的——并自问自答了一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最终解决方案”，关于德国和德国人，关于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三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莱维在其中用他标志性的欢快的变调和模仿揶揄了采访这种形式。首先是他在1968年接受《共同访谈》（Intervista aziendale）广播节目的短暂采访，这次采访中实验导演卡洛·夸尔图齐（Carlo Quartucci）阐释了莱维的一个想法，莱维的设想中会有一段对工厂工人们纪录片风格的采访，这段采访将揭示拉马克主义者（Lamarckian）[4]对工业的反乌托邦立场，那里的工人在工厂里使用的技能都是遗传自他们的父母。其次，也有一系列对动物进行的模拟报纸采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莱维为《苍鹭》杂志（L'Airone）完成了五篇这样的采访。最后，在《故事和散文集》（Racconti e saggi；英译本标题是The Mirror Maker，即《制镜者》）中有一篇故事就叫《采访》（L'intervista），故事中一位在搜集地球信息资料的天外编年史学家采访了刚下夜班的主人公埃利奥[5]。这三个例子都反映了莱维将采访用作一种探询世界、揭开世界表面的程式化的办法；但同样地，在每个例子中，采访本身都有简化的倾向，而被采访者也因为要这样去代表、解释他的工厂、他的族群、他的世界而感到迷惑和不安。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发现和莱维类似的形象，因为他一直被要求去代表，要去深入浅出地概括集中营黑暗、丑陋而复杂的世界，且同样地，幸存者作为“物种”是很强大的。在那种轻微的嘲讽和严肃的游戏之下——正如我们在莱维的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我们看到了他对自身经历的思考，还有对那种存疑的形式之局限与对可能性的追问，那种存疑的形式在这里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如此重要的采访。

这本书中编选的采访试图勾勒出他接受的采访的广度和多样性，同时也体现了莱维的回答中的反复的模式以及他对熟悉之物的修订。一个多面的莱维——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他对政治、文学、化学、科学、宗教、音乐，甚至登山都有兴趣——与他的核心经历和创作主题所具有的那种压倒性的分量一起浮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他接受的采访象征了一种脱离重心的螺旋性运动——莱维自己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将奥斯维辛形容为“黑洞”——但之后却无可阻挡地向这个重心回归。最终正是这种经由见证，之后超越了见证最终又复归的运动，可以解释我们在阅读莱维的作品时，以及当他和他人交谈时我们与他共处的片刻时间里，所感受到的那种辽阔而丰沛的人性。

生活

对莱维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一个简要的勾勒，可以成为读者在阅读莱维的访谈时有效的指南。

1919年，莱维出生在都灵的一个很小的、广泛被同化的犹太社群里，他在马西莫·达泽利奥高中念书——那所学校曾经以孵化自由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著称。他的父亲切萨雷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和这座城市知识阶层中的显赫的实证主义者圈子过从甚密，在他贪婪的、无所不包的阅读以及他对高中人文教育课程的抗拒方面，莱维也跟随了他父亲的道路。他选择去都灵大学念化学专业。尽管1938年通过的种族法让他的道路困难重重，莱维还是成功地在1941年毕业。他在米兰待了一段时间，1943年法西斯党下台，意大利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后，莱维加入了抵抗组织，反抗意大利北部的法西斯党的残余和纳粹侵略者，但是他很快遭遇了背叛并被逮捕。他选择宣告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而非可能会让他遭受处决的游击队员的身份，他被关押在佛索利（Fossoli）的战俘营，1944年2月，他从那里被遣送到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红军于1945年1月解放了集中营。1945年10月，在经历一段漫长、颠沛流离的旅程之后，他终于重新回到都灵——这些都被他记录在《休战》一书中。

莱维一回到故土，便开始将他在奥斯维辛经历的那些故事写下来，并且和集中营难友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Leonardo De Benedetti）一起为一份大众医学月刊《密涅瓦医学杂志》（Minerva medica）撰写了一份关于集中营卫生状况的医学报告。他写的那些故事被德席瓦（De Silva）出版社于1947年以“这是不是个人”为标题出版，这部书稿曾经被艾诺迪（Einaudi）出版社的娜塔利娅·金兹伯格和切萨雷·帕韦斯拒绝过。这本书受到了一小部分评论家的称赞和褒扬（包括年轻的伊塔洛·卡尔维诺），但反响寥寥。莱维开始了自己作为工业化学家和管理者的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他停止了规律的写作，虽然现在一切都很明显——和他自己的说法相反，即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晚期，在他明显保持沉默的那些年里，他一直在构思、草拟一些故事和诗歌。

1958年，随着大众对大屠杀的兴趣日增，艾诺迪出版社重版了《这是不是个人》，是略作修订的版本，这本书获得了更高的呼声。这本书的成功说服莱维继续写作，在1963年，他出版了《休战》，这本书摘得了一个奖项，并且第一次让莱维进入作家本身的角色。他分别在1966年和1971年出版了两本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最早是用达米亚诺·马拉拜拉这个笔名）和《形式的缺陷》，这两者收录了莱维在那些年里为消遣写下的那些故事，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6年的那几个月——就在同样的时间里，他开始谈论、写下关于自己被驱逐的故事。那些睿智但经常是灰色的虚构在那些年里一直在持续，既和大屠杀的作品有隐秘的关联，它们自身的文学价值也逐渐变得鲜明。它们尤其是莱维身为意大利科学和文学这“两种文化”的桥梁的重要角色之焦点。正如他告诉朱塞佩·格拉萨诺（Giuseppe Grassano）的（见第四部分《与普里莫·莱维对话》一篇），意大利文化中的一个悠久的或可以说被人忽略的传统，即自伽利略以降，在这两部分（科学和文学）之间便不存在分野和鸿沟，他坚定地让身为一名作家、一名公共人物的自己扎根于这个传统之中。

1975年，他出版了《元素周期表》（英译本1984年出版）——一本依照不同的化学元素松散组织在一起的自传作品，证实了这种令人满意的组合。每一章都集中描写了莱维生活里的一个特定时期和一种元素的真实的、虚构的或者隐喻性的相遇。这本书在美国备受追捧，索尔·贝娄说它是一本“人人必有的书”——而莱维日益隆盛的国际声誉也正是肇始于这种接受度。相反的，他接下来的一本书《扳手》（英译本1987年出版）在风格和主题上则非常本地化：描述了一个工厂装配工利贝蒂诺·福索内的工作故事，他奇异地融合了皮埃蒙特方言和技术的行话，讲述了他和桥梁、大坝等进行的史诗般的个人抗争。然而，正如一些访谈所显示的，莱维认为《扳手》和《元素周期表》有密切的关联，它们都赞颂了某种特定的、智能的、能解决问题的工作所拥有的可能性，从总体来说，莱维将他最由衷珍视的那些价值都赋予了福索内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

《扳手》的故事背景是莱维曾经因公差拜访过的一家陶里亚蒂的工厂，除了其他寓意之外，它也代表了莱维对自己作为化学家的职业生涯的一场告别式的思考；事实上，在莱维写作这本书时，他同样也即将迎来退休，成为一名全职作家。他唯一完全成熟的虚构作品《若非此时，何时？》在1982年出版，讲述了“二战”中一个犹太游击队的故事，并获得了两个重要奖项，但同样也有一些批评声音认为它对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有“过度研究”的重构。整个20世纪80年代，莱维接受的采访次数和他的国际声望都有显著的提升。1981年，《莉莉斯及其他故事》（Lilìt e altri racconti）出版，这本书涵盖了散文、集中营故事和科幻故事；同年出版的还有《寻根》（La ricerca delle radici）——一本迷人的、关于他最喜爱的或者说对他产生了影响的书的评论性选集。1983年，他翻译的卡夫卡的《审判》出版，这个过程中也包含了不寻常的、创伤性的气质间的冲突。1984年，他的诗集出版，书名是柯勒律治的诗句——《不定的时刻》（Ad ora incerta）；第二年，他最具代表性的、不拘一格的、“百科全书式的”（用卡尔维诺的形容）并且古怪的散文集《他人的行当》（L'altrui mestiere）出版。他曾发表在《新闻报》上的更多文章被收录进1986年的《故事和散文集》。

在他去世前一年，莱维把自己对奥斯维辛的思考集结成他最打动人的那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英译本于1986年出版）。这些散文——关于记忆、关于交流、关于幸存者的羞愧、关于纳粹“无用的”暴力，以及在受害者和压迫者之间那充满道德模糊性的“灰色地带”——重新探询了很多由大屠杀抛出的道德和历史问题，堪称人道的、伦理的沉思的典范。它们同时包含了真实的痛苦、愤怒和矛盾的时刻。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的出版热潮和他个人公共曝光度的增加，对莱维而言绝非意味着没有压力和焦虑。他因作家的创作低潮而懊恼，也因为他在海外被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扭曲而沮丧（尤其是在1984年后的美国，他知道自己被追捧，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被吸收进欧洲犹太作家的一个模型里——而他知道这个模型和自己并不吻合），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在德国和法国兴起的邪恶的否定大屠杀论和“修正主义论者”。他对同年轻人对话也逐渐感到幻灭：他感觉他们也不再了解他，或者说不知道他的言论重要性何在，更别提他试图去描述的那种充满细节的复杂性。无论如何，他还是保持积极，发表谈话，写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直在构思未来的作品。他于1987年4月去世，大部分人认为他是自杀的，虽然有部分声音一直在争辩说没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自杀的。[6]

[1]和很多作家一样，出于一些非常合理的原因，莱维不喜欢“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术语，但正如1979年他在接受乔治·塞格雷（Giorgio Segrè）的采访时所说的，“这个词现在没法回避”［见本书第六部分《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一篇］。

[2]马可·贝波里蒂不仅编辑了本书的意大利文版《对话和采访，1963-1987》（Conversazioni e interviste，1963-1987，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7），他还编辑了一部重要的新版莱维全集《作品》（Opere，第1-2卷，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7）以及一本重要的评论合集《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米兰：马克斯与马克斯出版社，1997）。他同时也完成了最新出版的对普里莫·莱维的导读《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米兰：布鲁诺·蒙达多里出版社，1999）。

[3]莱维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在讨论“成见”时进行了这种区分，见《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第七章。

[4]拉马克主义，也称拉马克学说，或是拉马克式演化。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发表的《动物哲学》中首先提出，其理论的基础是“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说”，拉马克认为这既是生物产生变异的原因，又是适应环境的过程。——译者注

[5]此处提到的三次采访分别参见普里莫·莱维和卡洛·夸尔图齐，《共同访谈》（都灵：意大利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剧节目，1968）；动物采访见《作品》，第2卷，第902-904页（《故事和散文集》中唯一一篇），第1325-1327页，第1332-1343页（都收录在英文版的《制镜者》，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90年版，第28-46页，第57-61页）；《故事和散文集》中的《采访》一篇见《作品》，第2卷，第863-865页（《制镜者》，第11-13页）。

[6]见迪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普里莫·莱维的最后时刻》，《波士顿评论》，1999年夏季刊，第25-29页。

“我是一头半人马”

马可·贝波里蒂

尽管他是一个羞涩、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普里莫·莱维同意接受了很多次采访、对话和交谈，其中有很多已经被发表出来。他的对话者各式各样，从记者到评论家、大学生到作家同行。这种活动的频率之密集，以至于他开始思考在他更为正式、公认的化学家和作家的身份之外，他有了第三种职业：一个对话者和见证者。确实，在1958年《这是不是个人》出版后，他感觉有必要为这本书增添一个章节，一个尤其为他的年轻读者们准备的后记。在其中，他回答了他经常被问到的那些问题[1]。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篇后记为自我采访的一个真诚的范例。而且，从一开始，口头表达在莱维的作家生涯当中就扮演着一种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描述——这在他的采访中一再被重复——也就是他那些后来变成了《这是不是个人》的故事初稿，那么他的第一份手稿都是基于那些向亲戚和朋友们口述的故事，或者是他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场合里对陌生人、偶然遇到的旅伴讲述的故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发现自己在开口讲故事。

《这是不是个人》那篇著名的前言，证明了叙述者普里莫·莱维的口头表达能力。他在其中描述了“他人”讲故事的冲动，并将之描述成一种最为本质的需求，一种生理的需求；他在1946年写下的梦到奥斯维辛岁月的诗歌——后来变成了《休战》的题词（“回到家里，吃着东西，讲述着我们的故事”）[2]——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篇前言中，莱维接近了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的短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瓦尔特·本雅明形容他们是“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他们会给他们的听众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一些生活的道德规范，或者一些格言；他们的“建议和真实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就是智慧”。[3]而且，在莱维的作品和他积极的生活中，讲故事的艺术和聆听的艺术是紧密相连的：正如他在《扳手》中所写，“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严丝合缝地编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但就我所知，人们从未对此给过什么标准。”[4]20世纪70年代早期，莱维在接受意大利电视台的一次采访时（那次采访的标题是“讲故事的意义”，主要是关于《这是不是个人》），其中有一个令人好奇的插曲，能够浓缩地反映他对谈话者和听众的态度：在某些时候，采访者并不是从莱维那里获得答案，而是开始自问自答，莱维静静地聆听对方，脸上既带着好奇，也带着困惑。提问者在谈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的行为，对这个问题莱维自己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他曾经在很多次采访当中不停地带着他自己在德国集中营被囚禁的经历一次次回到这个问题。

演讲者的身份对莱维来说是必要的，并且这种身份受到双重的责任约束。一方面，他的很多听众需要从他这里得到关于集中营一些问题的解释，而他可能并没有将它们写进他的书里（或者他只是简略地触碰过这些问题）。他们需要更深的发掘，就好像在莱维讲述的故事下面可能存在着一种基础的事实，一种针对所有解释的解释，他所有的对话者都可以平稳地扎根在这基础之上，一切都会清晰明了。另一方面，莱维感觉到有廓清自己想法的需求，去更准确地解释自己，将隐藏在他作品中的东西阐述出来。

聆听莱维在那些保留下来的磁带或者光盘中对采访者的回答时，一个人很难不被他的对话的流畅、优美而打动，这些回答是多么适合直接被发表。由于他的敏捷思考，他的口头表达非常接近他的书面语言，这是由他身为化学家的习惯性思维决定的。他似乎完全摆脱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口头语言的“歇斯底里”，那种不停地用“但是”“所以”这些词来套住听众的企图，以便把自己捆绑在对话参与者这个角色上而为了让对话持续进行。相反，莱维的语言一直都非常精确，那种一对一的对话中最典型的插入语——“你听明白了吗？你在听吗？你理解了吗？”——这些在他的采访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换句话说，在莱维的口头语言中，并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成分，甚至那种沉默的戏剧性也没有。从磁带上将他的话转录下来的时候，一个人会意识到这些话永远都是脱口而出的：我们很容易为这些话加上标点，因为除非他被他的采访者打断，莱维在说话时的停顿是非常清楚和自然。甚至是一些插入语、题外话——所有在口头语言中表示没有那么重要的话题转移——都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永远是极度清晰的。

对莱维而言，采访是一种叙事艺术的延伸，一种更进一步的补充，那些补充的内容是他从遗忘中拯救下来的，被他经常称为“机械记忆”的记忆碎片可以在瞬间复原。[5]在采访当中，他听起来经常像是研究他自己的过去的人类学家。比方说，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采访《记忆的小剧场》中（这个采访也是另一种自我采访，采访由音乐和一些歌曲的节选组成），莱维听到了他自身记忆的深沉奇妙，并且试图将碎片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作家永远是在叙述，哪怕在这次采访中只有短暂的片刻，哪怕他完全将自己交托给记忆，让它去面对麦克风。事实上，更好地了解这个人、这个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囚犯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他对其他人说的话。莱维会经常利用他那些偶尔的听众，去回忆那些集中营里面被其他人，也被曾经更年轻的自己忽略的插曲（当莱维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从来不是孤独的，他永远和那个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年轻的自我为伴，现在这个更老的莱维是那个莱维的后代、子孙、受益人，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在将同一个故事讲述了很多遍之后，莱维仍然能够用他写作中那种精确的词语来描述同样的故事。讲故事的艺术对他而言，也是为新的听众不断更新旧故事的艺术，其中带着些微必要的变化。在他的故事中，同样也反映在这些采访当中，重复并不是一种未经思考的姿态，它是一种谨慎的、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一种最快速的可能选择，使得口耳相传的讯息能产生清晰有效的沟通。

“一本书”，莱维不止一次说过，“必须是一部能够运作的电话”，电话的隐喻在莱维那里指向的是沟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距离。在叙述者和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距离，叙述者当然是为他的对话者提供建议，但在两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特定的距离（正是集中营制造了这种不平等，对话者因此被激发出那种对解释的需要，他曾亲身体会到这种剧烈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在莱维更多地开始反思自己的得救时，他告诉过一个采访者，去写一本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书并不仅仅来自一种做见证的冲动，为了让自己摆脱奥斯维辛的诅咒——词语作为一种拯救，故事作为一种治疗——同样也来自一种让自己和周围的他人保持不同的需求：“想一想尤利西斯，整晚都在讲述自己到阿尔基努斯那里的历险。也许，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种驱动力，也许仅仅是那种做见证的平凡的渴求，让别人去理解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看过了你们没有看过的东西，因此我比你高一等。”[6]

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都会反复说他身为化学家的第一份职业让他免于一死，并给予了他第二份职业——作家。正是他奇妙的命运，让他从我们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悲剧当中汲取了词语的馈赠，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虽然他并不喜欢先知——一种以赛亚的形象，他的嘴唇被天使长用炭火沾着，被施予了话语的洁净。“回归的犹太人”（ebreo di ritor no）——正如每一次别人问到他身上的犹太性时，他这样会描述自己——他直接从奥斯维辛的地狱里获得了一种叙事的能力，一旦他回归生活，就运用讲故事的天赋让那被感染的嘴唇变得洁净。而这种遗产似乎和所有神圣的或者神奇的礼物一样，很快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在《扳手》里，他引用了希腊神话来讲述这份馈赠，他认为自己戴着一层提瑞西阿斯[7]的面具，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然后被变成了一个女人：“此后，我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

这本书中的对话极度清晰地呈现了这个“对他人有所指教的人”、这个“被施了魔法的旅人”的复杂身份：化学家和作家，见证者和作家，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1966年最早期的一次采访中，在和埃多拉多·法迪尼就那年晚些时候他用笔名达米亚诺·马拉拜拉（他的文学替身）发表的科幻故事集《自然故事》进行的对话中，莱维说，“我是一个两栖动物，是一头半人马，我内部被撕扯成两半，一半的我在工厂，是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另一半的我和第一个我完全是脱离的……生活在写作的世界中，接受采访，处理我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这是我大脑的两半。我带着这种妄想狂式的分裂生活着。”[8]

半人马——莱维曾将自己最美妙的一篇短篇小说《半人马的问题》[9]的题词献给了它——不仅代表了对立的存在，同时也是人和兽、冲动和推理的结合，是一种不稳定的、注定要破裂的组合。这个半人半马的形象是集中营的所有幸存者经历的那种激烈的内在压迫的象征，并如神谕的劝诫一样回响在莱维第一本书的书名中。在很多采访当中，莱维一直在寻找回到他内部的那种深刻分裂的途径，而不希望掩盖它、忘记它。他将它部分当成一种自我流露展示给他的听众们，但同时也永远带着一种适度的犹豫，犹豫是否将其完全暴露在他人过度的好奇心面前。在接受一次广播采访时，他带着一点骄傲说：“我带着一丝嫉妒守护着我的隐私。”[10]在这些对话当中，莱维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品位、他的生活概貌，甚至看起来，他大声宣告的谨慎只是表象。事实上，他允许我们去窥探他的生活，正因为他生命中的核心事件，他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一个对话者的旅程才开始，也因为生活和记忆中这种无法治愈的伤痛，才让他渴望词语，渴望清晰的交流。

在很多次交流中，莱维都被问起，如果没有奥斯维辛的经历，他是否会成为一个作家。莱维回答道，如果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内容”，将不会有故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集中营，他会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他的第二份职业——他不止一次将它定义为一种“非职业”（1975年，他的《元素周期表》出版后，他在都灵的一次演讲题目就是“一个不是作家的作家”）——不仅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正如他在谈论写作时所清晰表现出来的那样，同时也让他能够在旧日的痛苦和伤痛之后获得再生的方法。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大约在1978年前后——当他被问到“你现在在写什么”时，他几乎都会提供一个标准答案。“什么都没写，”他说，“我想我已经穷尽了所有的道路”，或者说“我已经没有了素材，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在他最后几次接受的采访中，在和罗伯托·迪·卡罗（Roberto Di Caro）的对谈中，他谈到叙述的节制，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疲惫和厌倦。[11]但是这并不新鲜，就像一个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在开始实验之前会非常仔细谨慎地掂量自己的方法和手段，莱维在好几个场合也衡量了他自己的叙述源泉。1963年，当《休战》出版时，别人问起他未来的计划。他提到想写一本关于工厂的故事，关于一个化学家的冒险，但是他说自己还没有找到核心的主题，即能让普通读者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方法，虽然他自己对此颇有热情［在当时莱维头脑中很显然有一个和记忆有关的史诗般的主题，再次借用本雅明的话“终极的史诗”（《讲故事的人》）］。这些线索是一个叙述计划的雏形，后来也因此衍生出了两部作品：《元素周期表》和《扳手》。“集中营的经历如何了？”1963年，莱维凭《休战》获得坎皮耶洛文学奖[12]后，一位记者这么问他。“绝对没有更多的话了。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了所有我该说的东西。都结束了。”[13]但是，在莱维心里一切都没有结束，所有的东西都通过一种固有的力量不停地重返。所以，他断言他的主题-问题已经终结了，这既是一种恐惧，因恐惧失去自己非凡的讲故事的能力而导致的一种没有根据的做法，同时也是一种持续再现的明晰信号，即哪怕仅仅是一瞬间将他自己和奥斯维辛的遗产切断都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次采访不会提到这点，哪怕是在导读中）。

莱维不停重回的另外一个问题——有时拒绝，有时接受——是关于他成为作家的问题。莱维当然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作家。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个超常的作家，因为他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被某个特定的题材完全框定。这也给他的采访者们带来了困难：《这是不是个人》是什么？是一段见证还是一个故事？是一本回忆录还是小说？《元素周期表》是一个由几个短故事组成的成长小说吗？同样地，《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从文学角度来说又是一本怎样的书？他对朱塞佩·格拉萨诺解释道，他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在1979年，他又重新回到“半人马”这个主题，他说“我从文科高中毕业，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化学家，一个曾经被驱逐的囚犯。所以在写作中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资源。”

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止，采访者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确定见证者和作家、化学家和作家、奥斯维辛历险的叙述者和科幻小说作者之间的界限。然后突然地，随着1982年《若非此时，何时？》的出版，这个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了。就好像这部小说——这部关于爱和战争的小说，已经抹除了这几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对莱维而言，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比以往更为尖锐。一方面，作为一名见证者，莱维感觉自己有义务要保持诚实，这个问题——他自己断言的诚实性——在这些年里会不停强迫性地重新出现，并让他写出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部杰出的自省作品。这不仅仅是对福里松和达基耶尔·德佩尔普瓦的否定犹太大屠杀言论的回应[14]，同时也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即作家本人去探询自己的作品。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莱维所有的作品，无论是见证性的还是随笔性的［比如《他人的行当》（1985）就是短随笔或艺术散文最后的伟大体现之一，而20世纪的意大利作家们已经超越了这种形式］都带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实际上这种文学特质正是让莱维有别于纳粹失败后意大利和欧洲涌现出来的成百上千的故事和见证。

所以，莱维的书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带有那种专属于文学的“虚构性”（几乎在每一次采访当中，莱维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并解释道在他的不同故事的背后隐含着哪些真实的事件，包括其他人告诉他的那些故事）。他反思道，要成为一个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会背叛作为见证者的任务，因为书面文本会很自然地让真实的故事变得更为可信、更吸引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和其他讲述了犹太人经历的种族灭绝的叙述者相比，莱维强烈地意识到在叙述和现实之间那种成问题的联合，他仍意识到从其内部和自身来说，每一种见证的行为都是有效的。1974年莱维接受一次录像采访的时候，采访者试图将莱维的回忆和他的难友、《这是不是个人》的《尤利西斯之歌》一章中那个著名的勤杂工（Pikolo，在书中的名字是“让”）的回忆进行对比，结果完全不奏效。因为那个勤杂工让完全不记得那个关键的章节中间的任何事情，他只记得他和莱维谈了很多，但完全不记得他们谈了什么了。莱维本人在其他的对话当中一直在强调，不管他多么坚持作品中的真实性，在他的叙述和现实中间永远存在着一些矛盾。他注意到那些被写进他书中的人很少能接受他们在他笔下的形象。当他转向完全的虚构时，说到《若非此时，何时？》中的人物，他对记者坦白道，他遇到了另一个不曾预料到的问题。书中的角色开始像真实的人一样，拒绝让自己死去，他们会拉住他的手，并且控制他（其中一个角色甚至会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一些故事里——比如《创造性工作》和《在公园里》[15]——来拜访他）。

1978年，在讨论《扳手》的灵感的一次对话中，莱维讲到自己时带着一贯的自我嘲讽，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伪造者。他很有可能意识到——虽然没有人在他身上用过这种说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域，在其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即便是那些最恐怖、最丑陋的事实——能原原本本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在这个场域里，真正的故事会失掉它的真实性而转化成别的东西，变成某一种休闲活动或者是一种信息的形式。我们再一次引用本雅明的话，他告诉我们因为现代文学实质上已经将自身和经验切割开来，不再是“口口相传的经验”（《讲故事的人》，第84页），文学不再是一种根植于记忆的行为，它也许永远失去了自身的史诗性。

莱维身上共存的多种职业身份（化学家、作家、见证者、演说家）并不是偶然的，每一种职业会自然地孕育很多故事，因为故事都是在工作的场合——不同的工作场合诞生的（那种对“他人的行当”的执着追求体现在同名随笔集《他人的行当》中）。作家这个行当本身就是一种手艺活。在《若非此时，何时？》出版后不久，他将之称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和《扳手》中的那个机械装配工福索内一样，莱维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故事的装配工。确实，我们可以将他的故事都视为未完待续（同样引用本雅明的话）。在一次采访当中，莱维甚至说，他在考虑《若非此时，何时？》的续集；而在其他的采访当中，他又解释了这本小说其实源于另一本小说的构思，他增添了自己重返生活的一些故事碎片。

虽然从一开始，莱维就是一个伟大的对话者，时刻准备好回应的对话者，但我们没有发现1961年之前莱维接受采访的书面记录，那一年他被一本历史杂志邀请回答这本杂志整理的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甚至在1963年到1978年之间，他接受采访的次数也是相对很少的。突然间从1979年开始——此时的莱维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意大利几乎每一所学校都被选读研究，他也经常去各种学校访问——他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许多报纸记者开始采访他对自己的生活、化学家的工作、他的过去，还有集中营以及他的作家工作的看法。莱维接受的约250次采访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的七八年里。当时他已经不再从事他的第一份职业，而让自己更加专注于他的第二份作家的事业。在他生命中的这段时期，莱维很少去学校和学生们面对面，他不止一次惋惜地注意到，学生们现在将“二战”视为消失在遥远的过去的一场事件。他第一次对他的第三份职业表现出一些消极的感觉，但这似乎却强化了他和媒体的接触。他参加一些电视节目，并且在家中接待从世界各地来的采访者们。对全世界的读者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莱维已经是世界最知名的意大利作家之一，尽管他的书的英译本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几乎无人问津（包括在美国和以色列）。莱维对此也感到惊讶，甚至困惑，正如他在1986年接受丽萨·索迪（Risa Sodi）的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去美国的一次旅行，以及他在那里受到的欢迎，而且他注意到“凭借‘犹太作家’这个称号，我成为那个唯一！我已经说过，我怀疑美国是否有任何的‘外邦人’存在，我一个‘外邦人’也没有遇到，这几乎是场喜剧，我的编辑是犹太人，他所有的同事也都是犹太人，他无一例外地把我介绍给那些著名的美国犹太人，我的听众们也都是犹太人。”[16]

本书中收录的采访和对话——包括那些没有被收进本书的采访——清晰地显示了即便他身上犹太人的那一面，对他而言也是问题。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混合属性，他告诉过一个采访者，他感觉自己的五分之四是意大利人，五分之一是犹太人。但是他又迅速地补充道，他对那五分之一重新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情，他认为那部分对他的身份认同而言是最为本质的。在好几个场合，比方说在接受作家伊迪丝·布鲁克（Edith Bruck）采访时——后者也是一位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莱维宣告他是在奥斯维辛之后变成一个犹太人的，而之前他仅仅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意大利男孩[17]；又如他对朱塞佩·格列科（Giuseppe Grieco）说：“我生为犹太人是出于偶然，我既不对此感到羞愧，也不因此觉得有什么可自夸的。对我而言，身为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我必须也得说，这种‘身份’是我不想丢弃的身份。”[18]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不仅在一些以色列国内人中，同样也在以色列国外的离散犹太人（莱维也属于后者）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公共舆论反应。对于莱维来说，这是一个危机时刻，他当时刚刚结束在战后对奥斯维辛的第二次访问，他也推动了一次请愿，呼吁撤军，签署和平协议，为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承诺一个祖国。意大利的媒体经常会采访莱维，他也在其中展示了自身思考的一些微妙之处，这些思考与他对集中营以及灰色地带的思考有诸多类似的地方，他的这种思考并不能被简化成一些先定性的精神或意识形态的范畴。莱维这一面的犹太性并不广为世人所知，但这和其他的方面一样重要，这是组成他的身份的不同图景中的一块。

阅读这本书，让我们前所未有清晰地看到莱维身上的一些特殊品质。如果说很多20世纪作家的采访合集总包含了很多关于他们自身工作习惯、观念、阐释、喜好的一些丰富信息，那么可以说，莱维代表了一种例外，他的故事——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永远是那些关于经历的故事。其中，词语作为一种姿势，作为仪式性的行动，带领我们穿越20世纪的不安和动荡。读者的任务就是从他的话及其被转译的话中，拣选出今天仍和我们有共鸣的真理。这些真理通常都被那种令人意外的乐观主义和清晰的悲观主义所掩盖。“我是一头半人马”，他告诉我们。对谈话者、作家普里莫·莱维而言，本雅明关于讲故事的人的结语仍然成立，“他的天赋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他的非凡在于他能讲述自己的一生。讲故事的人：一个能让他生命的灯芯被他口中故事的微弱火焰彻底吞噬的人。”（《讲故事的人》）

[1]见本书《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一篇。

[2]普里莫·莱维，《这是不是个人/休战》，选自S.伍尔夫的译本（哈芒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9），第15页和第183页。

[3]见瓦尔特·本雅明《启迪》一书中《讲故事的人——反思尼古拉·列斯科夫的作品》一文，选自H.佐恩的译本（伦敦：皮姆利科出版社，1999），第83-107页。

[4]普里莫·莱维，《扳手》（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1987），第35页。

[5]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多次使用“机械记忆”这个表达，参见R.罗森塔尔的译本（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1988）。

[6]这篇采访未收入本书。

[7]提瑞西阿斯（Tiresia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是一位生活在底比斯的盲人先知，最初为男性，因触怒天后赫拉，被变成女性，七年后又恢复为男性。——译者注

[8]见本书《科幻故事1〈自然故事〉》一篇。

[9]《作品》，第1卷，第505-516页，该篇未被收入莱维短篇小说集的英文版《第六日》（伦敦：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1990）。

[10]引自莱维1982年10月4日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广播频道的采访中和蒂娜·露丝的对谈，这次采访未收入本书。

[11]见本书《本质的和多余的》一篇。

[12]坎皮耶洛文学奖（Premio Campiello）是一年一度的意大利文学奖项，由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共同选出年度最佳作品。莱维的作品《休战》于1963年摘得第一届坎皮耶洛文学奖。——译者注

[13]见本书《休战》一篇。

[14]罗伯特·福里松（Robert Faurisson），里昂大学的一名教授，1978年，他公开否认集中营毒气室的存在，成为鼓吹否定犹太大屠杀言论的核心人物。同样也在1978年，前法国维希政府专员达基耶尔·德佩尔普瓦（Darquier de Pellepoix）——曾参与维希政府先前将犹太人从法国驱逐出去的行动——宣称毒气室被建造仅仅是为了灭除跳蚤。

[15]《作品》，第1卷，第651-660页，没有被收入《第六日》一书。

[16]丽萨·索迪：《对普里莫·莱维的一次采访》，《巴黎评论》，第54期，1987，第355-360页。

[17]见本书《某种程度上的犹太人》一篇。

[18]见本书《上帝和我》一篇。

编者的话

本书中收录的采访选自莱维1961年到1987年之间接受的200多次报刊采访和50多次广播采访。1961年，当莱维回应收入本书第五部分的“关于犹太人的问题”之前，我们似乎没有找到任何对他的采访，尽管《这是不是个人》在1947年就已出版，并在1958年被重版。1961年之后，随着1963年《休战》出版后获得的成功，他开始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但在1964年到1977年间，他接受的采访又是寥寥无几。1978年，《扳手》的出版又带动了另一轮采访热潮，但也只有在1981年到1986年之间（1982年，《若非此时，何时？》的出版让采访达到了顶峰），莱维开始经常接受各种媒体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种公开交流的频率不应该成为衡量一个作家地位的唯一或者最重要的标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莱维在意大利都以作家身份而享有知名度，尤其在学校，他去那里发表了很多未公开发表的演讲——但这是他的公共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于他接受的采访，最完整的条目记录可以在马可·贝波里蒂编辑的普里莫·莱维的《作品》（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7）第1卷的第117到126页中找到，虽然必定存在被遗漏的已发表采访（尤其是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和未发表或者未被整理对话。一些先前不为人所知的采访整理稿件被收入加百利·波里和乔治·卡尔卡尼奥编辑的《绝响的回音》（Echi di una voce perduta，米兰：穆西亚出版社，1992）。

本书收录的采访包含三种不同的形式：普里莫·莱维书面回复的采访，采访者（记者）先前根据笔记录音听写或者“整理”的文稿，或者是为本书第一次从录音档案整理的文稿。它们根据不同的方向被编入书中不同的部分，虽然中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重叠的部分，有时候在不同的采访或者不同的章节之间存在一些重复的内容。因为它们是普里莫·莱维长期以来接受采访的组成部分，他也不止一次意识到这些重复，因此我们没有对之进行删减。被发表或者播出的采访的原标题基本都被保留，除却本书第三部分中用书名取代了原先采访的标题。

第一部分“来自英语世界的采访”包含了四篇最重要的普里莫·莱维和英语作家或记者的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他和菲利普·罗斯的对话。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生活”，呈现了莱维的经历、兴趣、喜好——这些经常被他集中营幸存者的身份所掩盖。这部分的第一篇是意大利版本的《荒岛唱片清单》[1]，莱维在这个广播节目中借助音乐回顾了自己的双亲、童年、集中营的经历、归国的旅程还有他的婚姻，以及他后来的作品。然后我们将读到一些丰富的片段：他的化学家工作、他对登山的热情、他对都灵的情感，还有他参与的号召推动科学的良知的运动。第三部分“作品”从他的八部作品出版后接受的采访中筛选了有代表性的采访（除了《这是不是个人》明显的缺席，虽然他的那本处女作在几乎其他所有采访中都会被提及），让读者可以沿着时间顺序了解他的职业轨迹和他对自身写作思考的发展。第四部分“文学和写作”中收录的采访反映了莱维对自身和他人的作品更为整体的思考，比方说，其中一篇采访是关于他（作为翻译）和卡夫卡迷人而矛盾的邂逅。在第五部分“奥斯维辛和幸存”中，莱维触及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中，以及所有的采访者心中的核心事件。其中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对一个电视纪录片采访的脚本整理，那次采访追随了莱维重回奥斯维辛的旅程，而长篇访谈“记忆的责任”则属于一个口述史计项目。最后的第六部分“犹太教和以色列”包含了五篇采访，在其中莱维通过对宗教信仰、传统、教育、“离散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的讨论，设法解决他自身的犹太人身份问题。

在翻译这些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努力呈现莱维在公开谈话中使用的口头语言是如何不凡，正如马可·贝波里蒂在导读中提到的，莱维的口头语言如此流畅、平易近人，但其中又带着书面语的那种镇静和正式。我们必须要注意一点，在意大利，人们普遍会用“集中营”（Lager）这个词来普遍指代“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一方面因为莱维不喜欢“犹太人大屠杀”这个词（虽然他也接受这个词无法被回避了），一方面这也反映了莱维的用词习惯，因此“集中营”这个词在翻译中被保留了。编辑们对一些人名，还有英语读者或者年轻读者们不太清楚的一些引用进行了简略的注释处理。人名或引用的注释一般只出现一次。在必要处，我们使用了莱维作品英译本的标题，除了一些作品未被翻译成英文或英译本标题和原文标题有很大出入的情况。

马可·贝波里蒂担任了意大利文版访谈集的编辑和研究工作。罗伯特·戈登是本书的英语译者，为英译本编辑了注释，并和马可·贝波里蒂共同编辑了英译本。围绕英译本进行的这些章节划分或者篇目选择的工作，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读者群：尤其是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意大利文版没有的，而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增添了一些意大利文版中没有的内容。

编辑在此对为本书出版有过贡献的诸位致谢，他们是：阿尔贝托·卡瓦格里翁、宝拉·瓦拉布雷加、乔万尼·泰西奥、索菲·内兹瑞、马达莱娜·尼希、伊恩·汤姆森、丹妮拉·艾姆沙勒姆、卡萝尔·安吉尔、迪·罗塞利、西尔维娅·拉利亚、玛利亚·塞布雷贡迪、弗朗科·纳齐、亚历桑德罗·卡雷拉、朱塞佩·富尔吉耶里、马丁·麦克劳林、帕特里克·保莱托、克劳迪奥·托斯卡尼、乔万尼·格拉桑诺、布鲁诺·瓦萨雷、圭多·洛佩兹、阿达·卢扎蒂、西尔维奥·奥托那、卢卡·斯卡利尼、安娜·玛利亚·莱维、彼得罗·克里瓦莱利、罗伯托·瓦卡、多梅尼科·菲欧蒙特、尤里·圣加利、科琳娜·萨瓦多利·洛纳根、洛伦佐·恩里克、爱德华多·卡亚内洛、纳蒂亚·富斯尼、贝尼亚米诺·普拉西多。

特别感谢露西亚·莱维、丽萨·莱维、伦佐·莱维，以及恩内斯特·费雷罗、宝拉·佛萨蒂、玛利亚·佩罗斯诺和罗伯特·吉洛迪（艾诺迪出版社）；琳·邓禄普（政治出版社）和简·罗伯森；费德里科·雷维利奥（《新闻报》档案室）；《日报》档案室；米凯莱·古利努奇、埃尔曼诺·安福西和马可·扎卡莱利（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迪德·卡瓦莱利（梅地亚赛特电视公司）；玛利亚·格拉齐亚·拉比奥洛（瑞士意大利语区广播）；米凯莱·萨法蒂和利利亚娜·皮乔托·法尔琼（米兰犹太人档案中心）。尤其感谢埃利奥·格拉齐奥利和路易吉·格拉齐奥利、克劳迪娅·维培里和巴巴拉·普拉西多。

[1]《荒岛唱片清单》（Desert Island Discs）是BBC Radio 4的一档节目，自1942年开播至今。每期节目会请一位名人选出自己中意的8首曲子、1本书和1件“奢侈品”。——译者注

第一部分 来自英语世界的采访

杰梅茵·格里尔[1]与普里莫·莱维的对谈（1985）[2]

采访以意大利语进行；部分用引号标注并加注原文的词句是莱维自己用英语表达的。

杰梅茵·格里尔（以下简称“格里尔”）：在《扳手》的第一章中，福索内对那个要写下他的故事的作家说：“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你的故事，你可以花些精力，对它进行修正、打磨，去掉污点，让它变得光洁，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属于你的故事。”

即使福索内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见证者，我认为他还是道出了某种关于作家写作的最本质的东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即关于《这是不是个人》的创作过程。任何一个作家如果要将现实收入他的书页之间，他必须要去掌握现实、让它服从自己的控制。你是如何成功驯服《这是不是个人》的主题，并将恐怖的主题构成一本优雅、清澈而敏感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莱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写作这本书已经是40多前的事情了。并且在这40多年里，围绕这本书我已经创造了某种传奇故事，即我从未有写作计划，我是带着很强的动力写作的，我是未经思索就写出这个故事的。

我过去与之交谈的那些人接受了这种传奇。实际上，写作完全不可能是自发的。现在，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我会发现这本书完全、彻头彻尾是文学性的（因为我是一个糟糕的意大利语文学的学生）。我更喜欢化学。诗歌理论课、小说结构等诸如此类的课程让我昏昏欲睡。当时机降临，我必须要写这本书时，我的确有一种要完成它的病理需求，我感觉自己内心有一个完整的方案（programme），那就是我多少带着点不情愿去学习的文学——我在高中必须学习的但丁、意大利经典文学，等等。

格里尔：在我看来，《这是不是个人》的精湛之处还在于它在呈现如此宏大、令人惊骇的故事时所具有的节奏，以及叙述者的节制——他似乎从不袒露自己。实际上你无法发现他的太多信息：他是个小个子，他可以跑动，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最好如此。然而，通过他的叙述语调，你能够发现某种有教养的敏锐，某种独特的人格，带着某种醒悟、诚实，未被蒙蔽，也无法被蒙蔽。

莱维：我认为你在我的实验之作中发现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层面，在“醒悟的”（disabused）这点上。你无法承担受骗的后果。透过事实看到下面的东西，永远是一个好主意。

（集中营的）最开始的一些天是很可怕的——对每个人而言。有一种“震惊”（shock），一种伴随着你进入集中营会有的创伤，会持续5天、10天、20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死在这第一阶段。我们的生活在短短一些天里就截然地、彻底地改变了，尤其是对我们这些西欧的犹太人而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之前在犹太人聚居区就已经为这段奥斯维辛经历接受了艰苦的训练，这种震惊对他们而言没有那么严重、致命。对于我们——来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的犹太人而言，就好像我们在自己的家里被连根拔起，直接被扔到集中营。

但是，伴随着恐惧、饥饿、疲乏，我还感觉到一种极端迫切想要理解周遭世界的需求。首先，就是语言。我懂一点德语，但是我感觉还应该知道更多。我甚至以我分到的部分面包配额为学费，去偷偷上一些课。我当时不知道自己学到的是一些相当粗俗的德语，我也是直到去勒沃库森的一家化工厂出差时才发现这一点的。和我打交道的是一些相当有礼貌的德国人，他们说：“真奇怪，意大利人一般根本都不懂德语，那些会德语的掌握的也是一种不同的德语。你是在哪儿学的？”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是在奥斯维辛学的。”他们很是不安，出于很多原因。我们彼此很友善；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些人，也许他们所有人，都曾是纳粹。

格里尔：人们经常说，莱维的优点在于，他对纳粹没有憎恨或者敌意——

莱维：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并不那么正确。

格里尔：事实上，在阅读《这是不是个人》的过程中，我能强烈地意识到那个超然、老练的叙述者——他厌恶以任何形式介入别人的生活——在面对这些野蛮的施暴者（不仅仅是纳粹）时的优越感。你几乎从不提“纳粹”这个词，但是你曾大声、清晰地说过，试图去理解德国人毫无意义。

莱维：确实如此。事实上，在那之后我很艰难地去尝试理解德国人。我注册成为都灵本地的歌德学院的学生有五年时间，我也有很多德国的朋友。

格里尔：如果我能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关于作者对现实的重新塑造的话……

莱维：嗯，我想有些作家是有意且聪明地做到了这一点，有些是聪明、并非有意地完成了，而质朴的作家对此既无规划，也无欲望。我相信，当我在写作《这是不是个人》时，我属于第三种。这其中必定有某种扭曲——仅仅是因为我去到的是莫诺维茨集中营[3]，它不是那种典型的复杂而综合的奥斯维辛式集中营。它离奥斯维辛有七公里，和后者并不完全一样。但我认为自己在讲述关于在集中营经历的真实故事时，我是在讲述我所在的那个唯一的集中营的故事。

在那个时候，处决囚犯的筛选程序更为温和，他们只杀死集中营10%到15%的犯人，而不是像他们在特雷布林卡[4]那样处决掉40%，甚至是90%的囚犯。你瞧，他们需要劳动力。关于这些都有记录：想要马上杀死所有人的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工业界的矛盾，后者出于金钱而非人道主义考量的原因，宣称“一个活不过一周的工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我们需要至少能再活三个月、六个月的工人”。这些在纽伦堡审判时都被揭露出来。我是多年后在柏金（Borkin）的一本书[5]里才知道我当时所属的集中营实际上属于法本公司，这是一个私有的集中营，它并不属于纳粹党卫军。我的职业救了我。我通过了1944年10月的那次筛选，因为我的卡片上写着“化学家”（Facharbeiter）。我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一个专业的工人。我也要补充一点：所有那些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的故事，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共性。每一个幸存者都是一个例外、一个奇迹、一个具有某种特殊命运的人。我的特殊命运是我受到的训练。

格里尔：你的那些自传性的作品——尤其是在《休战》中——是一个现代版本的《鲁宾逊漂流记》，但是我认为你比笛福更有怀疑精神，更加悲观。

莱维：有怀疑态度是当然的。充满怀疑。

格里尔：是否可以说，你在描述那些人的时候，无法不带着某种判断色彩？桑德罗会认出你在《元素周期表》中对他的描写吗？（桑德罗·戴马斯楚是《元素周期表》其中一章的主人公，他是皮埃蒙特抵抗游击队在1944年战死的第一人。）

莱维：不会的，他不会认出那是他。他会抗议的，就好像他的侄子们确曾抗议过的那样。他们激烈地攻击我，原因有好多种：因为我写到他们的父亲是泥瓦匠（capomastro），实际上他是一个工业测量师。将一个人转化成某个形象永远是危险的。不管作者的出发点多么善良，也不管他是否尽己所能不去扭曲任何东西，或努力美化人物的性格，让其更加高尚、动人，（被描写的）那个人永远都会失望的。因为每个人心里的自我形象和其他人眼里他们的形象总是有差别的。就好像我看向镜子时，是看向一张和平常截然不同的脸。一个人是一个“独特的”（unique）、复杂的客体。当一个客体被简化成一纸文字，即便是在最好的作家那里，它也只剩下一具驱壳。福楼拜用了500页去描写艾玛·包法利。我想，如果桑德罗还活着的话，我会让他看看我对他的那段描写，他也许会爆出大笑。他是一个如此憎恶修辞的年轻人，会害怕发现自己被描述成一个英雄、一个圣徒、一个战士。他会发笑，说些方言。也许是“讨厌鬼”（balls）[6]。

因为退休，我会去游泳，几乎每周二我都会在泳池遇到桑德罗的兄弟。我们会彼此打招呼，聊些天气的话题，但是他一直拒绝和我讨论桑德罗。

格里尔：这很可怕，不是吗？一个作家就像寄生虫，它的排泄物会比它的寄主存在得更久？

莱维：是的。但作家并不只是一个寄生虫，他同时也是一个创造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书会比写出它们的人存在得更久，并将某种并非真实的现实传递下去。

格里尔：不管他是对何物坦白，一个叙述者永远是无懈可击的。

莱维：因为他是有控制的。作家是全能的，能创造出他想要的事实。

格里尔：我认为《休战》一书中最令人震惊、最具有道德模糊性的插曲[7]是藏身在猩红热病房的你们几个人，听到隔壁病房的病人哀求着要一些水却忽略了他们的祈求。

莱维：我的主观印象与此非常不同，时到今日仍然如此。我写信给查尔斯——就是当时和我一起在那间病房里的法国人，我们向彼此坦白说那10天是我们“最好的日子”。当然，我们抹除、压抑了我们没有提供水给任何人的事实。但是，我们确实试图拯救10个人的生命，而且成功了，至少是在部分程度上。我们无法拯救400个人，但也许我们可以拯救10个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我们两个都病得非常厉害。我们将那10天记作我们最好的日子，因为我们发明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如何做汤，还有做汤的那只炉子，如何取到水，甚至是我们需要的药品。我们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们周围的那几百个人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审慎估算是正确的。能现实地救下10个人，总比一个人都救不了要好。

格里尔：我想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莫多·内厄姆（Mordo Nauhm，《休战》中的一个人物）和他的朋友们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你而言，“认识”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莱维：我不知道，自18岁起我就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我很惊讶，莫多·内厄姆和他的朋友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科学哲学的存在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前，我的身份还是一个化学家。我通过我的手和鼻子，加上我的感觉去认识事物，就像所有的天真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关键不在于抵达认识最深的层面，关键在于一层层地加深认识，比先前认识得更多。当我理解了曲颈瓶里在发生什么时，我感觉更加快乐。我又扩展了一点自己的认识。我并没有认识真实或者现实，我只是重建了一小部分，世界的一小部分。在一家工厂的实验室里，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格里尔：莫多·内厄姆的另一个问题：当你说“灵魂”（spirit）这个词时是什么意思？

莱维：最开始尝试蒸馏的那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提取事物的灵魂。我得说我不知道答案。我的确不相信存在一个永恒的灵魂。

格里尔：莫多·内厄姆的第三个问题：“正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莱维：人各有异。我想这个词最开始接近于求惩罚有罪者、奖励正义者。但是很难界定孰罪孰义。他们在意大利，或者在世上任何地方对此进行的审判，都是不够充分的。我们永远不能深信自己规定好的某种终极责任，无法确定一个罪犯之所以有罪，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还是他的教育导致的，抑或是他的教导者的责任——他的老师们，他的父母，等等。因此，整个文明世界都创造了法典。

格里尔：你的信仰是什么？

莱维：我没有信仰。因为我的父母是犹太人，我为自身建构了一套犹太文化，但已经是在战后很晚的事情了。从集中营归家后，我发现自己还拥有一种额外的文化，于是试着对其进行开发。但不是出于宗教目的。就好像我的宗教感已经被拔除了。我只是没有获得信仰。我拥有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海洋感觉”（oceanic sense）[8]。如果你仅仅单纯地思考宇宙，你就会有某种宗教感，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问题。

格里尔：你害怕死亡吗？

莱维：我害怕痛苦，但不害怕死亡。我非常恐惧自己还有他人的痛苦。

格里尔：你是少数几个从集中营的流亡中生还的意大利犹太人之一，你是否感觉到有某种责任感，要把自己融入这一几乎被历史抹去、少数族裔的文化？

莱维：我不这样想。那是加在我身上的一种角色。到处当有人介绍我为“意大利犹太人”时，我都很吃惊。他们将我和巴什维斯·辛格[9]相提并论，这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我身上的犹太文化都是事后的（post hoc），都是被事后追加的。我学过意第绪语，但它根本不是我的语言，在意大利没人说意第绪语。在美国，他们往我身上贴了一个标签。我接受了25次采访，每次都是关于一个主题：“在意大利当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恐怕没多少意义。

让我感兴趣的是，意大利有这么多成功作家在后来拥有了第二种文化。比如托米扎[10]，他来自伊斯特拉半岛，他的书在意大利到处都能见到，但是他对库内奥省（Cuneese）山谷流域的文化知道得一清二楚，当地人说的是一种奥克语。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同时也是一个犹太人，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备胎或多了一挡。出于实际的原因，我开始学习希伯来文化——无论是意第绪语文化还是和《圣经》有关的内容，以及生活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但都带着一种间离的、依然是一种动物学式的兴趣。然而，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描述我的皮埃蒙特犹太人祖先的文化时是带着深情厚谊的，我和皮埃蒙特彻底紧密相连。我完全清楚皮埃蒙特人性格中的缺陷，因为它们也是我自身的缺陷。

格里尔：你认为祖国是一种必要的东西吗？让犹太人拥有一个祖国是否必要？

莱维：我的祖国在这里，在皮埃蒙特。我从未想过去以色列。但是第一批去以色列的人并没有这样一个祖国。他们要么是宗教感非常强的人，要么是波兰人、俄国人、罗马尼亚人——这些人从未被允许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看成自己的祖国。他们国家的掌权者对他们说：“你们不是俄国人，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罗马尼亚人。你们是犹太人[11]。”大屠杀在“二战”后继续存在。一些奇迹般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死于战后的大屠杀。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人们去到一个祖国，而实际上这样的祖国并不存在。这不是我的现状。我是一个“离散的犹太人”[12]，总之是一个二手的犹太人。以色列现在的情形是戏剧性的，事实上是悲剧性的，部分是因为已经犯下的那些错误。

当我在《休战》中描述满载着锡安主义者的车厢驶向以色列时，我是在表明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在欧洲已经没有这些人的容身之地了，仅此而已。欧洲是大屠杀发生之地，是奥斯维辛所在的土地。我内心有一种巨大汹涌的情绪，我几乎难以自持。我不知道我的家人是否幸存了下来，也不知道这栋房子是否还在，但在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到意大利。很多我之前的伙伴都问我，为什么我要回到意大利。他们认为欧洲是个危险的地方。“和我们一起去以色列吧，去复兴那块土地。那样我们就可以复兴自己的文化。我们去那里，建设家园，为了能够重建自己。”这是一个有力的论点，但它是一种简化。如果你考虑实际情形，那些客观因素……首先，这个国家并不是空无一人的。

在美国，我在这一点上遇到了麻烦。在布鲁克林，我必须对某个群体发表演讲，生平第一次，我发现自己面对的都是犹太观众。他们全都是年长的犹太人。我完成了演讲，讲稿是我在英国写的。我不知道他们领会了多少我的意思，考虑到我的英语很糟糕。我一结束演讲，他们就开始问关于以色列的问题，以及在巴以冲突中我站在哪一派。当我开始解释说我认为以色列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个错误时，人群中有些骚动，主持人不得不让会议暂停。

格里尔：你认为存在一种现代的犹太文学吗？

莱维：我相信有500种。

格里尔：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卡夫卡有一篇故事特别令我想起你的敏锐和风格——

莱维：你知道我翻译了《审判》——这是一个由作家翻译其他作家作品的项目的一部分。我发现翻译并不难，但很痛苦。在翻译时我很不舒服，有六个月的时间我陷入一种很深的抑郁。这是一本致命的书。就好像洋葱，一层包着一层。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不明缘由的情况下，被审判、定罪、处决。就好像它预言了那个身为犹太人本身就是一种罪的时代。

格里尔：《这是不是个人》中最震撼我的一个主题是“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之间的对立。那些“被淹没的”人的生活是否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13]

莱维：当然有——在他被淹没之前。但在他只剩下一具“躯壳”（husk）后就没有了。但我说的不是那些让自己沉没、为了不用以某种残暴的方式求生的人们。奥斯维辛的那些“被淹没的人”身上没有任何尊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将自己分到的口粮分给别人。所有人类关系的结构都被摧毁了。

格里尔：打比方说，在埃塞俄比亚，有很多赫比纳克这样的小孩。（赫比纳克是一个残疾的三岁小孩，他和他的其他家人不知如何逃过了灭绝，但是在1945年3月被解放后没多久他就死了，《休战》里简要描述了他的故事。）在西欧，我们就像你们那10个在医务室通过自救幸存下来的人。在西欧以外的其他地方，更多的人被“淹没”，而非被拯救了。

人性就像一座冰山，90%的部分是“被淹没的”。在集中营里，这些“被淹没的”人是被德国人摁进水下的，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德国人。

莱维：当然。世界的剩余部分都在承担殖民时代的代价。

格里尔：你瞧，在我眼里《这是不是个人》并不是关于一个意大利犹太人在“二战”快结束时在奥斯维辛遭受的创伤的故事，而是某种关于全球格局的寓言。它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重要的道德命题。

莱维：嗯。

[1]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1939-），澳大利亚学者、作家、记者，被视为20世纪后期第二波女权运动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有学术职务。处女作《女太监》出版后成为国际畅销书，她的观点一直备受争议。

[2]原文收录在《文学评论》，1985年11月，第15-19页。莱维的生平介绍被删去。

[3]莫诺维茨（Monowitz）靠近奥斯维辛，在斯雷西亚的北部地区，这里曾是德国人和波兰人混杂居住的一个地区。莫诺维茨集中营是一个劳改营，所有的囚徒都为一个叫布纳的橡胶厂干活。——译者注

[4]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是纳粹德国修建的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东北部，建于1942年夏初，是“莱因哈德行动”的一部分，纳粹计划通过该行动灭绝波兰地区的犹太人。有87.5万名来自波兰和希腊的犹太人被系统性地杀害，已知幸存者仅67人。——译者注

[5]约瑟夫·柏金，《法本公司的罪与罚》（纽约：口袋书出版社，1978）。

[6]此处对应意大利原文应是palle，俚语中指男子阴囊、雄性气概等。——译者注

[7]这个插曲最先出现在《这是不是个人》的最后几页中。

[8]这是源自罗曼·罗兰，后来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心理用词，主要用来形容一种感到无限，犹如海洋的感觉，特别适用于宗教信仰。罗兰认为，海洋感觉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原动力，让人们感觉到外在与内在无间断的连结。——译者注

[9]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s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意第绪语作家，曾获诺贝尔奖，生于波兰，1935年后居于美国。

[10]富尔维奥·托米扎（Fulvio Tomizza，1935-1999），来自伊斯特拉半岛的高产作家，伊斯特拉半岛是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之间的边界地区。

[11]此处用的是yid，是对犹太人不敬的称谓。——译者注

[12]离散犹太人（Jew of the Diaspora）特指公元前6世纪左右，巴比伦征服犹大国，逼迫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并将一部分犹太人囚禁为奴。之后，波斯王居鲁士征服巴比伦，同意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可以返乡，但有一部分犹太人并没有回到原居地，他们被称为“外来的”“不归属”的犹太群落，统称Diaspora。之后，这个词又被泛化，用来形容处于类似处境的犹太人。——译者注

[13]《这是不是个人》的第9章被命名为《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和莱维1986年的作品同名，后者在这次访谈结束后不久出版。

一个被他的技艺拯救的男人（1986）[1]

菲利普·罗斯

在我抵达都灵的那个9月的周五——为了接续前一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普里莫·莱维在伦敦的一次交谈——我提议他带我到他担任科研化学家的那家工厂转转，退休后他又在那家工厂担任了工厂经理。那家工厂一共雇用了50个人，主要是在实验室工作的化学家，以及在工厂的车间工作的训练有素的工人。制造机器、成排的储蓄槽、实验室的大楼，还有那些装在足有一个人那么高的容器里准备被运走的成品，以及对废物进行净化的再加工装置——所有这些都集中在离都灵七英里车程的一个占地四五英亩的地方。那些在干燥松脂、混合油漆以及倾倒废物的机器发出的声音并不高到令人痛苦，而院子里那刺鼻的气味——莱维告诉我，在他退休两年后那种气味附在他的衣服上挥散不去——也并非不能接受；经过防污染处理工序而产生的黑色泥状渣滓装满翻斗车，但也不是特别难看。这很难算得上世界上最丑陋的工业环境，然而，却和莱维自传性作品里标志性的、那些饱蘸作者心灵的句子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不管这个地方离那些文章有多遥远，很显然它离莱维的心很近；我努力地接受那些噪声、臭气，还有那些管道、大桶、罐子和刻度盘上的镶嵌图案，我想起了《猴子的扳手》[2]里的福索内，他对莱维——福索内称其为“我的另一个自我”——说“我得告诉你，待在工作的地方是让我觉得非常享受的”。

我们走到实验室区的路上，原材料在投入生产前被仔细检查，我问莱维是否能闻到走廊上隐约弥漫的一种特殊的化学气味：我认为那有点像医院走廊的气味。他只是微微抬起头，用鼻子嗅了嗅空气。他笑着告诉我：“我知道，我能像狗一样分析它。”

在我眼里他有一种内在的活力，就好像那些为森林最高的智慧和力量所锻造的狡黠多变的丛林小生物。莱维个子很小，身材纤瘦，但却不似他谦逊低调的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么柔弱，看起来必定和他10岁时一样敏锐、机智。从他的身上还有面庞上，你能看到——你在大多数人身上不大会看得到这些——他还是个孩童时的模样。他的机智几乎无人能及，而在其体内颤动不已的那种热切的敏锐就是他的信号灯。

我们会发现作家和其他人类一样分成两类——那些能倾听你的和不能倾听的——这一点，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令人震惊。莱维能够倾听，加上他那张脸——一张雕像似的脸，下巴上的胡须已经斑白，这让67岁的他立马看起来像潘神一样年轻，而同时显得很专业，那张脸上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好奇，一个备受尊敬的博士（dottore）的脸。我能相信，在《扳手》的一开始，福索内对普里莫·莱维说，“你真是个好人，让我把这些故事都讲了出来，除了你，我还从没对谁讲过。”难怪人们永远在告诉他一些故事，甚至在它们被写下来之前一切已得到忠实的记录：他在倾听时很专注，像一只在探测一面石墙顶上未知动静的花栗鼠那样一动不动。

在一栋他出生前多年就已建成的宽敞的公寓里——他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因为这原先是他父母的房子——莱维和他的妻子露西娅生活在一起；除却他在奥斯维辛度过的日子，还有他在解放后度过的那流浪冒险的几个月，他一生都生活在同一套公寓里。

这套公寓里还住着——自莱维在战后遇到妻子并成婚以来一直如此——他的母亲。她已经91岁了。莱维95岁的岳母住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而公寓的正对门就住着他28岁的儿子，他是位物理学家；他女儿住在几条街外，是位植物学家。就我个人而言，我尚不认识哪个同时代的作家能自愿让自己在这么多年里和他的近亲、他的出生之地、他的街区、他祖先的世界，特别是当地的工作环境（在菲亚特的诞生地——都灵的一片高度工业化的区域）保持如此紧密、直接、不间断的联系。在本世纪所有那些有天纵之才的艺术家中——莱维的独特之处在于，比起化学家—作家，他更像一个艺术家—化学家——他可能是最彻底地适应周遭整体生活的。也许在莱维的个案中，一种与公共联结的生活，连同他的杰作《活在奥斯维辛》[3]，构成了他对那些人彻底地文明、热切的回应——那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将他所有现存的社会关系抹去，并试图将他和他的族裔从历史中彻底扫除。

《元素周期表》的开头即极为简洁——在描述一段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化学反应过程的段落中——莱维写道，“蒸馏是美丽的。”以下的文字也是一种蒸馏，保留了那个漫长的周末里我们之间生动、话题广泛的对话中最精华的部分，对话用英语进行，大部分对话都是在莱维的公寓里那间远离门厅的安静书房里进行的。莱维的书房很大，装饰很简单。有花饰的沙发，还有一把舒适的安乐椅；桌上是一台用布裹着的文字处理机；桌子后面的书架上井井有条地排列着莱维颜色各异的笔记本；四面墙上的书架上都是莱维的意大利文、德文和英文书。墙上最令人浮想联翩的物件是那幅最小的素描画——画的是半朽坏的奥斯维辛铁丝网——毫不引人注目。墙上更显眼的东西是莱维亲自用铜芯绝缘电线巧妙扭出的玩偶，电线上包裹着他的实验室为此研制出的油漆。墙上有一只巨大的电线蝴蝶、一只电线猫头鹰、一只小小的电线昆虫，书桌后面的墙上高高挂着两只最大的玩具——其中之一是举着一根织针的鸟战士，我辨不清另一个的意义，莱维向我解释道：“一个人在玩着他的鼻子。”“一个犹太人。”我提议道。“对，对，”他大笑着说，“一个犹太人，当然。”

菲利普·罗斯（以下简称“罗斯”）：在《元素周期表》中，你描写了身为一个化学家经历的“强烈和辛酸的乐趣”，你提到一个同事乔丽亚（Giulia），她把你的“工作狂”状态解释为在你二十出头时太过害羞，没有女朋友。但我想她搞错了。你对工作的狂热来自更深的层面。看起来，工作似乎是令你着魔的东西，甚至当你在书里描述被囚禁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时光时也是如此。

“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句话被纳粹刻在奥斯维辛的大门上。但是在奥斯维辛劳动是对工作的恐怖而拙劣的模仿，是无用、无意义的——作为一种惩罚的劳动通向的是痛苦的死亡。人们有可能认为你的整个文学创作都是为了重建劳动所具有的人道意义，在那些在奥斯维辛雇用你的人带着嘲弄的犬儒主义对其进行歪曲之后，重新改造“劳动”（arbeit）这个词。福索内对你说：“我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初恋。”他就如喜欢劳动本身一样，喜欢谈论他的劳动。福索内是真正通过他的劳动获得自由的“作为劳动者的人”。

莱维：我不认为乔丽亚把我那时候对工作的狂热归结为在姑娘们面前害羞腼腆是有问题的。这种害羞或者压抑是真实、痛苦而沉重的，对我来说它比献身工作要来得更重要。在《元素周期表》中，我记录的在米兰的工厂里的劳动是一种虚假的工作（mock-work），我对其并没有信任感。人们已经在纷纷讨论1943年9月8日意大利灾难性的停战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忽略这一点让自己埋头进行一项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活动是愚蠢的。

我从没有试图认真研究过自己的羞涩，但毫无疑问，墨索里尼的种族法案有很大的影响[4]。我其他的犹太朋友们为此吃了很多苦，“雅利安”同学们会嘲笑我们，说割礼正是一种阉割；而我们——至少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加上我们刻板严格的家庭氛围也有一定的影响。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工作对我而言，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性补偿而非真正的激情。

但是，在经历过集中营之后，我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的工作，或者说，我的两种类型的工作（化学和写作）在我生活中的关键角色。我倾向于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生理构造都是为了完成那些有目标的行为；那种无意义，或者说无目标的劳动（就像奥斯维辛里的劳动）只会带来痛苦或者萎靡。在我的例子里，以及在另一个我——福索内那里，劳动即等于“解决问题”。

在奥斯维辛，我经常能观察到一种让人好奇的现象。那种对“一丝不苟完成工作”（lavoro ben fatto）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会诱导人们“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甚至是奴役性的杂务。那个救了我一命的意大利泥瓦匠，在六个月里偷偷地给我带食物，他很痛恨德国人，讨厌他们的食物、语言和他们的战争，但当他们让他砌墙时，他砌得又笔直又牢固——并非出于服从，而是出于一种职业尊严。

罗斯：《活在奥斯维辛》中有一章节是《十天的遭遇》，你在其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如何熬过1945年1月18日到27日这10天的，当纳粹带着2000名“健康的”囚犯向西撤退后，你和一群多余的、病入膏肓的将死之人留在集中营的一间临时医务室里。你的叙述让我读来觉得鲁滨逊·克鲁索和你——普里莫·莱维——共同身在地狱，克鲁索将你生存所需的物品都夺走，为的是在一个冷酷无情的邪恶岛屿的混乱废墟中幸存下来。整本书令我震惊不已的是，思考——一颗务实的、人性的、科学的头脑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你活下来。在我看来，你并不是那种靠着野蛮的身体力量或者难以置信的运气幸存下来的人，你之所以能够幸存的根源正是在于你的性格：一个追求精确的人，一个追寻秩序和原则的实验操控者，你面对的是你珍视的那些价值邪恶的反面。诚然，你是被恶魔机器所囊括的一部分，但仍带着一颗永远试图去理解的、有条理的头脑。在奥斯维辛，你告诉自己，“我思考太多”以至于无法抵抗，“我太文明了”。但是对我而言，那些思考太多的文明世界的人，和那个幸存者是无法分割的。科学家和幸存者，是同一个人。

莱维：完全正确——你直中要害。在那令人难忘的10天里，我真的觉得就像鲁滨逊·克鲁索一样，但有个很重要的区别，克鲁索是为了他自己的生存在奔忙，我和我的两个法国同伴则至少是自觉且积极主动地为了一个正义、人道的目标——去拯救我们那些生病的同伴——而工作。

至于幸存的问题，这是一个我自问过很多次，也被别人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我还是坚持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则，除了你在进入集中营时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懂一点德语之外。除此以外，运气统治一切。我见过的幸存者中有精明狡猾的，也有愚钝的；有勇敢的，也有怯懦的；有“思考者”，也有疯子。在我的个例中，有那么一两次运气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引导我认识了那位意大利的泥瓦匠，并且只让我生病过一次——但是是在正确的时机。

但是你的说法，即思考和观察也是我幸存下来的原因，这一点也是正确的，虽然我自己认为是纯粹的运气决定了一切。我记得，我在奥斯维辛的那一年精神异常饱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我的职业背景导致的，还是因为一种未知的毅力，抑或是一种彻底的本能。我从来没有停止记录那个世界还有我周围的人，以至于到现在他们每个人在我心里都还有一张细节异乎寻常清晰的画像。我有一种迫切想要去理解的渴求，我身上始终有一种好奇心——实际上，日后某人会将之视作一种完全的愤世嫉俗——当一个自然主义者发现自己被抛到一个魔鬼般，但却是全新的、极度崭新的环境中时，他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

罗斯：《活在奥斯维辛》最初在英国出版时用的书名是《这是不是个人》，忠实于意大利版的原书名——Se questo è un uomo（你第一个美国出版商理应有较好的判断力保留这个书名）。你对德国人的“巨大的生理和社会实验”的残忍的描述和分析，正是出于一种定量关注：一个人如何被转化、被摧毁，以及像一种物质在化学反应中分解那样被剥夺了他那些标志性的所有物。《这是不是个人》读起来就像一个道德生化反应领域的理论家的回忆录，而他自己也被强迫加入其中，作为一个有机样本去承受最卑劣残忍的那种研究实验。在发疯的科学家的实验里被逮住的那个生物，正是那个理性的科学家的缩影。

在《扳手》中——这本书的标题也许本可以是《这是个人》——你告诉福索内（你的蓝领谢赫拉沙德[5]）“在世人眼中做一个化学家，反过来却感受着自己血管里作家的血液”，因此你的“身体里盛着两个灵魂，而这太多了”。我会说（在你的身体里）只有一个灵魂，广阔而无缝；我会说，不仅幸存者和科学家这两种身份是无法分割的，作家和科学家这两个身份也不可分割的。

莱维：这已经超越了一个问题本身，而是一种评价了，我心存感谢接受这一点。我尽可能理性地撑过集中营的生活，我写了《这是不是个人》，挣扎着向别人、向我自己解释我被卷入的那些事情，但是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文学目标。我的模式（或者用你倾向的说法，我的风格）是那种工厂里很常见的每周报告的形式：它必须非常准确，精炼，用一种让工业系统中不同层级的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而当然不能用科学术语或者行话。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也从未是个科学家。我过去确实想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战争和集中营阻挡了我。我必须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技术员的身份。

我同意你那句关于“只有一个灵魂……无缝”的说法，我要再一次向你表达感激。我关于“两个灵魂……太多了”的说法，半是玩笑，但是一半却暗含严肃意味。我在一家工厂工作了近30年，我必须承认，身为一个化学家和身为一个作家之间并没有任何不相容之处：事实上，它们能够互相强化。但是工厂的生活，尤其是工厂的管理，会牵涉到很多和化学本身联系很少的其他繁杂事务：招聘解聘工人；和老板、消费者、供应商争吵；处理意外状况；接到电话要随叫随到，哪怕是半夜或者你在一个聚会上；和官僚体系对抗；还有很多更加折磨灵魂的任务。这一切都残忍地和写作发生矛盾冲撞。因而，当我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以辞职之后，我感到巨大的释然，也就放弃了我的一号灵魂（my soul number one）。

罗斯：《这是不是个人》的续篇（《再度觉醒》，同样不幸地被你最早的美国出版商更改了书名）的意大利语书名叫《休战》（La tregua），是关于你从奥斯维辛回到意大利的路程。这段曲折的旅行真的具有某种传奇的色彩，尤其是你在苏联等待被遣返回国的漫长过程。《休战》中令人意外的地方——虽然也可以理解为带着某种哀悼和无法慰藉的绝望——是它的振奋和活力。你同生命的和解发生在一个有时候在你看来是像宇宙原初混沌的地方。但你是如此为每个人深深吸引，你从他们身上得到如此多的快乐和教育，我想知道，除去那些寒冷、饥馑和恐惧，甚至除去那些记忆，还有比被你形容为“一次无边无际的沉重生活中的间歇，一件命运送给我们的幸运却不可复制的礼物”的这几个月更好的时光吗？

你看起来是那样一种人，他最重要的欲求首先是一种扎根的感觉——扎根在他的职业、他的祖先、他的信仰和语言中——但当你发现你陷入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大程度的孤独、无根无依时，你将那种境况视作一种礼物。

莱维：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杰出的医生，在很多年前告诉我：“你对（事件）的前后记忆是黑白的；而你对奥斯维辛和你返家的记忆是彩色的。”他是对的。家人、家和工厂自身都是好的东西，但是他们剥夺了一些我至今仍怀念的东西：冒险。命运注定了我会在战争肆虐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进行一段冒险。

你也是作家，所以你知道这里面是这么回事。《休战》是在写完《这是不是个人》14年后完成的。这是一本更加有“自我意识”的书，更讲究方法，语言也更为考究。它讲述了事实，但那是一层带了滤镜的事实。在此之前，我很多次向文化层次迥异的人群复述过每一次的历险（主要是对朋友们，也对高中生们），我将之润色成一种“在路上”（en route）的故事，以获得他们最积极的回应。当《这是不是个人》开始获得一些成功时，我开始看到我的写作未来。我开始将这些历险写下来。我想获得写作上的快乐，同时又能让预期的读者也得到享受。因此，我会侧重那些诡异的、有异国情调的、欢乐的插曲——（这种欢乐情绪）主要是因为人们看到苏联人在逼近——所以我让这本书的开始和结尾，如你所说，“带着某种哀悼和无法慰藉的绝望”。

至于“扎根”这个问题，确实我有很深的根系，而且我很幸运没有失去他们。我的家人们几乎都逃过了纳粹的浩劫，而且到今天我还住在我出生的那套房子里。按我们家族的传说，我现在用来写字的这张桌子摆的这块地方，正是我落地睁眼的地方。当我发现自己“陷入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大程度的无根无依”时，我当然为此感到痛苦，但此后那些历险的魅力、偶遇的人，还有从奥斯维辛瘟疫中“康复”的幸福，都大大地补偿了这一点。从这种历史现实的角度出发，我所经历的苏联的“休战”，只有在多年后当我重新思考、写下这段经历，将之精华提纯时，它才变成了一件“礼物”。

罗斯：《若非此时，何时？》和我之前阅读到的你的作品的英文版都不一样。虽然这本书显然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本书变成了一则直接坦率的流浪汉题材（pica resque）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支规模很小的、由俄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组成的犹太游击队如何在德军的东部前线后方反复对其发动袭击。你其他的书从主题来说，可能没有那么“虚构”，但从技术角度，它们的想象力让我惊叹。和你的那些自传性的作品背后的写作驱力相比，《若非此时，何时？》似乎带有一种狭隘的宣传倾向，这也因此让作者享有的自由变少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这种观点——当你在描述一群英勇反击的犹太人时，你感觉自身正在完成一件任务，并且担负起对某种在别处并非必然存在的道德和政治目标的责任，甚至当主题就是你身上被烙印的犹太人命运时？

莱维：《若非此时，何时？》的产生和发展是无法预料的。驱动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我按照重要性列举在下面。

我和我自己算是打了赌：在完成了这么多平易朴素或者说是伪装的自传性作品后，你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作家，是否有能力建构一部小说，塑造人物，描述你从未见过的那些风景？试一试吧！

我一直想写一部“西部”小说取悦自己，用在意大利很不常见的那种场景设置。我试着取悦我的读者，对他们讲述一个本质上是积极的故事，一个带着希望甚至偶尔会振奋人心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背景是犹太人大屠杀。

我试图想去批判那种在意大利仍大行其道的共识：一个犹太人是温和的，是一个学者（宗教意义上的或者世俗意义上的），不好战，轻贱卑微，多少个世纪以来忍受着迫害却从不反抗。对我而言，这是一种责任，去向那些在绝望的境况中仍有勇气和能力反抗的犹太人致敬。

我一直想成为第一个（也许也是唯一一个）描述意第绪语世界的意大利作家。我想“利用”我在祖国的名声，强迫我的读者们接受一本聚焦于阿什肯纳兹[6]的文明、历史、语言和思维习惯的书——在意大利几乎无人了解这些，除了约瑟夫·罗斯（1939年去世的奥地利小说家）、贝娄、辛格、马拉默德和波托克[7]，当然还有你在内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读者们。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对这本书很满意，主要是因为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很愉快。在我的作家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有一种印象（几乎也是一种幻觉），即我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他们近在咫尺，同时对我讲述着他们的特点和语言。我写作这本书的那一年很愉快，所以不管结果如何，对我而言这本书都让我自由了。

罗斯：让我们最后来聊聊油漆厂。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作家都当过老师，有些做过记者，而大多数年过五十的作家曾经至少当过兵。如果要列出同时行医又写作的作家，这份名单可谓令人惊叹，另外一些作家则当过牧师。T.S.艾略特是一个出版人，而众所周知，华莱士·史蒂文斯和弗兰茨·卡夫卡都为大型保险机构工作过。就我所知，只有两位重要作家曾在油漆厂供职——一个是你，在意大利的都灵；一个是舍伍德·安德森，在俄亥俄的伊利里亚。安德森必须要离开那座油漆厂（和他的家庭）才能成为一位作家，而你看起来是一边留在工厂任职、追求自己的事业，一边成了作家。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自己同那些没有在油漆厂工作过，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联结所隐含的事物的人相比，实际上是更加幸运的——甚至面临写作时有更好的准备？

莱维：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进入油漆厂工作纯属偶然，但我的工作和一般的油漆、清漆、亮漆没关系。我们的工厂在成立之后就迅速转向了生产漆包线、铜电导线的绝缘外层。在我的职业生涯的顶峰，我是全世界在这个领域中排名三四十位的专家。墙上的这些动物就是用废弃的漆包线做的。

坦白来说，在你提到他之前，我并不知道舍伍德·安德森这个人。不，我从来没想过像他那样离开家庭或者工厂，投身全职写作。我恐惧于向黑暗纵身一跃，也会因此丢掉我的退休金。

但是，在你列出的这份作家/油漆制作者的名单上，我还要加上一个名字——伊塔洛·斯维沃[8]，他是的里雅斯特的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是《季诺的意识》的作者，生于1861年，卒于1928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的里雅斯特的一家油漆厂的商务经理，那家工厂是他丈人的，几年前破产解散了。的里雅斯特在1918年前都属于奥地利，这家工厂很有名，因为它为奥地利海军的军舰龙骨提供优质的防污漆，可以防止贝壳类动物的硬壳附着沉淀。1918年后，的里雅斯特归属意大利，这家工厂又向意大利海军和英国海军提供产品。为了能和海军上将沟通，斯维沃通过詹姆斯·乔伊斯学习英文——后者当时在的里雅斯特当教师。他们成了好朋友，乔伊斯也帮助斯维沃为他的作品寻找出版商。

那种防污漆的商标名称叫“莫拉维亚”（Moravia），和著名的意大利小说家[9]的笔名一模一样，这并不是偶然，无论是的里雅斯特的那个商人，还是那位罗马作家，都是从他们的一位共同的母系亲属那里得到了这个名字。原谅我讲了这个偏题的八卦。不，不，正如我已经暗示过的，我毫不后悔。我不认为自己在工厂是浪费时间。我的工厂战斗（militanza）——我在那里的义务性的、光荣的工作——让我和真实世界保持了关联。

[1]原文刊于《纽约时报书评》，1986年10月12日，第1页和第40-41页。

[2]《猴子的扳手》是《扳手》的美国版译本标题。

[3]《活在奥斯维辛》是《这是不是个人》的美国版译本标题。

[4]墨索里尼的反犹主义的种族法案在纳粹的《纽伦堡法案》基础上进行了调整，于1938年被通过。

[5]谢赫拉沙德（Scheherazade），《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新娘。——译者注

[6]莱维此处描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英语：Ashkenazi Jews）指的是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肯纳兹在近代指德国），近代逐渐演变为对中欧和东欧犹太人的统称。从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他们普遍采用意第绪语或者斯拉夫语言作为通用语，其文化和宗教习俗受到周边其他国家的影响。到1931年，他们占犹太人总数的92%。——译者注

[7]此处指美国犹太作家哈依姆·波托克（Chaim Potok，1929-2002），多描写美国犹太人的精神危机，代表作有《选民》（The Chosen）和《光之书》（The Book of Lights）等。——译者注

[8]伊塔洛·斯维沃（Italo Svevo，1861-1928），埃托雷·施米茨的笔名，犹太作家，著有《季诺的意识》（1923；英译本由企鹅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他也是詹姆斯·乔伊斯的朋友（是列奥波德·布鲁姆的原型），和莱维一样他也在一家油漆厂工作。

[9]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是阿尔贝托·平凯莱（1907-1990）的笔名，他是20世纪最高产，也最著名的意大利小说家之一。

普里莫·莱维在伦敦（1986）[1]

安东尼·鲁道夫

讲述、复述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著作浩如烟海。其中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著作，关于这些书人们可以说：如果你愿意了解“大屠杀”，那就阅读它们；余下所有的书都是脚注。那些必不可少的书中有普里莫·莱维的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及其续篇《休战》。由迈克尔·约瑟夫翻译的莱维其他三本书的英语版于近日出版，它们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被引用：《元素周期表》《若非此时，何时？》《缓刑时刻》。

1986年4月，普里莫·莱维和他的妻子第一次来到英国，我采访过他两次，第一次是在由雅卡（Yakar）[2]组织的意大利犹太人节上的公开采访，第二次是在他的酒店里。以下是我的两次采访的编辑稿。

安东尼·鲁道夫（以下简称“鲁道夫”）：意大利犹太人的同化程度比其他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离散的犹太人社区都要高，原因是什么？

莱维：罗马的犹太人社群是世界上最早的离散犹太人社群，甚至在提图斯毁坏耶路撒冷的神庙之前，就有犹太人居住在罗马了。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诗人贺拉斯就提到过那里的犹太人；今天，罗马的犹太人会说自己比罗马人更罗马人。所以，你看，如果说意大利犹太人是被同化的，那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作为一个数量很少的少数族裔生活在主要是基督教徒组成的人口中间。在意大利，血腥的残暴非常罕有。诚然，教皇多次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但也只是将他们赶到郊区的小城镇，之后他们会返回罗马，然后又再次被驱逐。请注意，意大利南方兴起的犹太社区——在西西里、巴里、奥尔托纳、那不勒斯等地——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的禁令辐射到西班牙占领的那些意大利地区后，就彻底消失了。生活在那里的很多人迁移到意大利北部。

鲁道夫：在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你和其他意大利犹太人经历了什么？

莱维：在我小时候以及当我尚年轻时，身为犹太人这一点对我并不重要。我的家庭不信教。意大利的犹太人讲意大利语，也只讲意大利语。我和我的朋友之间几乎没什么差别。一个同学会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圣诞树？”或者“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过节？”我会解释，表面上我和你很像，但内在来说我有点不同——我不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隶属于一个和你们的传统有些微差异的传统。这种情况在1938年墨索里尼颁布了种族法案之后戛然而止，这一法案和希特勒的《纽伦堡法案》如出一辙。但是意大利人经常漠视法律。如果法律是坏法律的话，这就会是一种美德；如果法律是好的，则是一种原罪。法律禁止雇用一个基督徒女仆，但人人都这么干——门铃响起时，你让她到楼上去。法律禁止拥有一部收音机，但是人人都有一台。但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局势则变得很艰难、严重：那些职位或工作和政府或者法西斯党有牵连的犹太人则被驱逐。

鲁道夫：那意大利被占领（对你们的影响呢）？

莱维：在1938年至1943年之间，我们试图找到一种办法和新法律共处。但在1943年9月8日，意大利三分之二的国土落入希特勒手中。我的一位叔叔和一位堂兄也遭到谋害。一周又一周，犹太人的处境逐渐接近波兰或者德国犹太人的处境。按照法律，犹太人被送到全国的集中营。身为一名游击队员，我和一队非犹太人的朋友们逃进了山里。回击抵抗是正确的做法，但我们准备不足、欠缺经验，很快就被捕了。逮捕我的士兵是意大利法西斯党。我被认了出来，出于一种愚蠢的骄傲，我承认自己是一名犹太人。是的，正如后来的事所显示的，这种行为是很愚蠢的，但我想证明，不只是基督徒们，还有犹太人也在反抗法西斯主义。我被遣送到奥斯维辛。

鲁道夫：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的法律条规。每个人身上的道德律又会遭遇什么？

莱维：在集中营里，我们有一种分裂的道德感。我们从未忘记外部世界“十诫”那样的道德律，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被敌人包围，且在这样的环境里，“十诫”并不总是适用的。杀死一个德国人是没有可能的，但如果有这个可能，我们就会这么干。偷窃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罪行或者原罪——但不是相互偷窃，当然，否则那就是一种原罪了。另一方面，偷德国人的东西——毛毯、油、任何东西——这不是原罪。反过来，偷东西不被抓住或被惩罚反而是一种骄傲。

鲁道夫：所以，这段在法律之外的年月是一种独立的经验，没有影响你对日后生活的看法？

莱维：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沉睡。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我写了在德国人撤退、俄国人到来之间的那10天。我们中的11个人足够幸运，被留在病房里自生自灭。那三个尚有一丝力气的人尽自己所能帮我们生火、做饭——既是为我们，也是为了那些并不算我们的朋友的人。这是一种向正常道德的迅速回归。只有一些人试图复仇。在集中营里，成为一个正派的人（Mensch）是能够幸存的因素之一。但不是每个幸存者都是正派的人。

鲁道夫：你在《这是不是个人》里写道，希腊人是集中营里最团结的民族核心。

莱维：希腊人是了不起的幸存者，他们已被关在集中营两年。他们是萨洛尼卡（Salonika）的码头工人。他们非常文明、彼此忠诚、聪明，出于地中海国家的团结，他们倾向于找出意大利人。你记得我在《休战》里写到的那个希腊人吗？我花费了很多精力试图找到他的下落。战后，我作为工业化学家，需要买一些椰子油。全世界范围内的椰子油都是由希腊犹太人垄断的。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港口，你都会看到一两个希腊犹太人只做椰子油的生意。希腊是没有椰子树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用椰子油制造清漆。我过去会接待代理商和采购商，他们都是来自萨洛尼卡的犹太人。我会问他们，是否能帮我追查到莱昂·莱维（我在书中称他为莫多·内厄姆）的下落，所有人都告诉我，在萨洛尼卡可能1000个叫莱维的人，他们中大概有30个人会叫莱昂·莱维。我给当地的犹太团体写过两次信，从没有得到回复。莱昂·莱维可能是冷酷无情的，但他给过我一条裤子。我想找到他。

鲁道夫：你的《元素周期表》一书中，有一句意第绪语的题词：“讲述渡过的患难是有益的”（Ibergekumene tsores iz gut tsu dertseylin）。作家要塑造、控制那些经常来说是可怕的素材。不管怎样，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吗？

莱维：他可以是快乐的。但是讲故事并不是作家的特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口头上和非书面语的形式来做。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当然，如果你通过写作讲一个故事，你有希望让故事传达给1000个或者1万个人。如果你是口头讲故事的话，也许只能抵达10个、20个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能看见他们的脸，这是作家们无法拥有的一种优势。

鲁道夫：你有一种讲述的责任和需要吗？

莱维：是的，也有讲述的快乐。同样，对我而言，写作《这是不是个人》是一种治疗。当我回到家中时，我丝毫不平静。我感觉到彻底的不安。某种本能驱使我去讲故事。我对所有人，甚至不认识的人口述这些故事。然后有人建议我，为什么不把你正对我讲的这个故事写下来呢？所以我开始尝试，通过写作，我有了被疗愈的感觉。我被治愈了。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的第二本书《休战》完成于15年后。这无关乎治愈或者康复，而是复述一个故事的简单的喜悦，我觉得读者能发现这一点。

鲁道夫：在阅读、重读大屠杀文学的经典文本——包括你自己的书时，我想起《哈加达》[3]的提醒：有责任去讲述和复述故事。但是我同样也被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中的角色击中，那个人被一种内在的、燃烧的渴求驱使讲述自己的故事。

莱维：是的，确实。当我在战后阅读柯勒律治的诗歌时，我觉得沮丧，因为我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直到我写《这是不是个人》时，我和那个拦住路人的年迈水手一样。我记得自己回家一些时日后，为了恢复化学家的事业，我必须乘坐火车来往于都灵和米兰之间。我很清晰地记得自己在火车上随心所欲地和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是神父。他很震惊、不安，然后他问我：为什么你要对不认识的人说话呢？我告诉他自己别无选择，我怎么能够克制自己，抹灭我要讲述这个故事的内在冲动呢？

鲁道夫：你的作品中平静、理性的语调一再被人讨论。对你来说，这种语调是一种文学策略，抑或是一种个人风格？

莱维：它根本不是一种策略，它就是我，是我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我不倾向于愤怒或者复仇。我的语调既不是一种美德，亦非缺陷，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对自己的平静，我不会特别骄傲；我因此受到批评。但是我强烈不赞成那些歇斯底里的关于大屠杀的书——它的语调就是一种罪行，那些描写经常是色情化的。

鲁道夫：你对埃利·威塞尔[4]怎么看？我的个人感觉是，他的第一本书《夜》是一本杰作，但之后压力的衰减伴随着他写作上的失败。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一个专业的见证者，他自己的《哈加达》的永恒主祭。但是你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你依然选择以化学为业。你的一些书（不是所有的都已经被翻译）处理的是其他的主题。

莱维：是的，埃利·威塞尔和我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个人历史赋予了他正当性。毕竟，我是幸运的：我没有失去我的家庭，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被遣送进集中营的人。当我回到意大利时，我找到了家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埃利·威塞尔和我在同一个集中营里，当然，我们可能没有见过。他是一个16岁的男孩，我已经是一个24岁的大学毕业生。他只会说意第绪语和匈牙利语，我会说意大利语、一点法语和德语。我们通过自己的书结识了对方。我同意你的观点，《夜》是他的杰作。他来自一个有信仰的家庭，在他失去家人的同时，他还失去了他的信仰——至少，他的信仰岌岌可危。我毫不惊讶他会和上帝进行这种无休止的争辩，他仍旧相信这个上帝，但他一直不理解这个上帝。他一直忠于同一个主题，我从中看不到任何机巧手段，因为这是一个用之不尽的主题。

鲁道夫：你也是一个诗人，虽然并不高产。你的作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43年到1946年，你写了16首诗；然后，在之后的30年里只完成了12首作品；但1978年以来，你创作的诗歌数量已经超过了你之前60年创作的诗歌总和[5]。

莱维：第一波作品可以借用阿多诺的著名论断：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会将它改成：在奥斯维辛之后，除了写作奥斯维辛，写作其他的诗歌都是野蛮的。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波浪潮，也许和我体内的一股崭新的活力有关。我身体很好。新出版的《若非此时，何时？》也让我开心。另外，对我而言，写诗就好像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写作。如果你成功地写出了一首好诗，你会得到鼓励再去写一首，尤其是当你的妻子、亲友或者评论家们做出积极的评价时。用化学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自我催化的过程——自身就会增长。

鲁道夫：相较于一篇小说，个人的反应对于一首诗歌也许更为重要，或者说更加寻常？

莱维：是的。我的很多诗歌都发表在都灵的报纸《新闻报》上。一篇短篇小说或者一篇散文的影响是很小的，只能收到很少的反馈。但是当我发表诗歌，就会收到表扬信，还有很多信上会说“你的诗很好，但是如果是我来写，我建议进行如下的些微改动……”

鲁道夫：你的小说《若非此时，何时？》描述了一群在东欧进行抵抗的犹太游击队员。而你自己并非东欧犹太人。你似乎想拥有一个进行积极抵抗的世界。

莱维：要组织一场抵抗，你需要训练人，这是首要条件。第二，你必须要有钱。有钱，你就可以购买武器；有了武器，你也可以更有效地进行抵抗。在集中营里，这些因素并非完全缺席。有一些抵抗的实例，但它们并非为了实现那不可能的事——解放。人们想逃走，加入游击队。

鲁道夫：无疑，这本小说的名字来自希特勒对《列祖贤训》[6]的评论。其中诸多击中我的话中，有一句是你笔下的人物门德尔（Mendel）说的：“血债并非血偿，血债应由正义赎还。”

莱维：在战争中，就是血债血还，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但是门德尔的评论所针对的那种状况并非是真实的战争。刚好在战争结束时，一个女游击队员在一个德国的乡镇被一个普通德国人无故杀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犹太游击队员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为了一个女孩杀害了10个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他还是参与了。

鲁道夫：小说以报纸上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句报道结尾。所以我猜想，虽然奥斯维辛和广岛不可同日而语，将它们以某种方式关联起来是合理的。

莱维：对于未来的那些世纪——如果确实存在的话，20世纪将会作为一个奥斯维辛和广岛的世纪为人所知。这就是我之所以用一个有双重含义的信息结束我的书的原因，带着故意的模糊，讲述了一个孩子的出生——这是人类的延续——还有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这是对人类延续的威胁。有些评论家会称赞这种暧昧的处理，其他人则表示反对，说莱维应该宣告一个更好的抑或更坏的未来。也许，这种模棱两可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乐观的，整体的基调是积极的。对这种故意的模糊，我现在可能有点后悔了。

鲁道夫：你不该后悔。严肃的读者们、严肃的人类能和这种暧昧性共处。只有对那些僵硬死板的头脑和脆弱的灵魂来说，这种暧昧性才是一种威胁。你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幸存者，一个有家室的人，一个作家，一个（退休的）化学家。让我回到化学的话题。在文学和化学之间，是否存在过矛盾？

莱维：我总是为实验室里那些真实物体、我的那些管道和冷却器架构背后的影子所着迷。我总会看到一些东西，但这不会影响我的实际工作。我从来没有被我的文学抱负引入歧途。我是一个严肃的化学家，这里面不存在矛盾。在30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朝九晚五的化学家，在晚上则变成作家。在工厂里，身为一个化学家和管理者，有很多次那些来访的销售代表们会问我是否和作家普里莫·莱维有关联，我说我就是。然后我说，我们在这里为的是生意，我们就要讨论生意。

鲁道夫：化学的一个魅力是否在于——恕我冒昧——它与生俱来就是反法西斯的？

莱维：是的，确实如此。在我看来，它内在就是反法西斯的。但是很不幸地，我们也有一些著名的化学家本人正是法西斯分子。注意，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是不同的，不是后者那种精英式的“祖国与血统”[7]，它是被玩世不恭地接受的。在德国，大概有5%的人加入了法西斯党，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是90%。（当然我们也有中坚力量。）我的化学教授为了能够继续教书，不得不穿一件黑色的衬衫，但是他穿的并非真正的衬衫，只是胸前一块三角形的围兜，当他转身向两边时你就会看到那块三角形（的布）。

鲁道夫：你的著作《元素周期表》借助我们所有人都学过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来描写人类。你觉得对一个非化学家的作家而言，周期表能成为他的隐喻源泉吗？

莱维：可以，但你必须知道如何阅读周期表，从左至右，活性元素在左边，惰性元素在右边。人类同样也涵盖了从非常活性到非常惰性的种类。想象你用“铀”这种元素来描述一个人！在我看来，一位在职的化学家用这种方式阅读周期表不是合法的，但我已经退休了。

鲁道夫：在《钒》这一章中，你描述了你和集中营实验室主管米勒博士在战后的通信，你曾在那里工作过。你写道“在我的书（比如，《这是不是个人》）中，他感觉我超越了犹太教而达到基督爱敌人的精神”，你没有做回应。我猜想不做回应是必要的。

莱维：我不是基督徒，在某种程度上我是犹太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我不想去爱我的仇敌。我不知道米勒博士是天主教徒还是路德派教徒，但他用自己复杂的方式来读我的书，也发现了一些书里并不存在的东西。我不会选择杀死我的仇敌，但我无法爱他们。如果一个仇敌确是仇敌，从定义上他就是你无法去爱的那些人。

鲁道夫：在你的《缓刑时刻》——近期已在美国出版，今年晚些时候也会在这里出版——一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卢特考斯基[8]，罗兹犹太区的头儿。现在，犹太委员会[9]的角色成了一个引人注目、吸引人的话题。

莱维：这是一个暧昧的话题。在某些情况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会凭借勇气和计谋，成功救出一些人。但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你相信当你交出100个人时，你挽救了1000个人的生命。这是否正义？我想，华沙的抵抗是正义的。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停止和德国人的任何形式的合作，他们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没有成功地拯救任何人的生命，但他们所有人无论如何都会被谴责。他们是最早理解这一点的人。但华沙的犹太委员会还未被说服，即德国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犹太人。

鲁道夫：之前我们讨论过门德尔的那句“血债并非血偿，血债应由正义赎还”。这是否适用于一些国家（比如以色列）的情况？也许它开启了对一个国家是否处于战争状态的争论。我同样记得毕希纳[10]关于丹东之死的先见之明：“自卫终结之处，正是谋杀诞生之时。”

莱维：以色列的敌国们认为他们正和她开战。现在，我不相信道德抑或是报复的政治作用，但要做出一个判断则超出了我的理解和视界范畴。时不时地，我会试着对一些以色列的朋友们做出评断，他们说，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只通过报纸上看来的东西评论一样东西呢？

鲁道夫：但就和我一样，你一定有一些加入“现在就和平”运动的以色列朋友，他们强烈地反对某些政策。

莱维：是的，当然。和一些国家不同，以色列不只有一位首领。我们必须意识到，退缩是危险的。我的朋友娜塔利娅·金兹伯格[11]在赎罪日战争[12]期间写过一篇文章，她在文中说道，她宁愿选择以旧有的方式做犹太人，没有武器、受尽屈辱，等等，她反对这种新型的犹太人：骄傲、强壮、随时准备战斗等。我写信给她，说我不赞成她，犹豫不决是危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作家，但她不是一个思想家。

鲁道夫：在《若非此时，何时？》中，门德尔说“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犹太人，因为波兰人就是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犹太人。”这句话可以适用于其他场合吗？

莱维：注意，在小说中，你被允许让一些你自己并不必然认同的角色说一些话。美国人和中国人又是谁的犹太人呢？但是，对于波兰人来说，这一点是对的。至于你的观点，即巴勒斯坦人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同样，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是被犹太复国主义激发的），这确实是真相的一部分，但正如我们所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鲁道夫：和所有意大利作家一样，但丁对你而言也很重要。一位评论家曾经写道，《这是不是个人》就是你的《地狱篇》，而《休战》是你的《炼狱篇》，《元素周期表》则是你的《天堂篇》。

莱维：我不相信地球上存在天堂，更不相信天上有天堂。我不认为《元素周期表》描述了一个天堂，除非你将日常生活称为天堂，可能是这样……如果你享受日常生活，自由地做一个“公正的人”，那你可以将《元素周期表》称为我的《天堂篇》。

鲁道夫：数百万人确实会将那种状态称为天堂。这必然会通向一个政治问题。你之前说过，你不相信地球上存在天堂，但我想知道你是否相信一种朝向某个天堂——用犹太教的术语来说是“弥赛亚时代”——的缓慢进步？

莱维：是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信徒，但我力图进步。活着却不期冀做点事、不带任何期望——即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不管这有多非理性——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有被基督教诱惑。犹太教和基督教相反，对弥赛亚的愿景，与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的日常现实更为兼容。

鲁道夫：民主社会主义的某些形式会成为犹太教的弥赛亚信仰的世俗版本吗？

莱维：我不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犹太教之间存在矛盾。本质上，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虽然我没有加入意大利社会党（PSI）。我相信互惠、共同体，还有朝向弥赛亚时代的缓慢进步。

[1]原文刊于《伦敦》杂志，第26卷，1986年10月第7期，第28-37页。

[2]Yakar是一个犹太文化教育机构，全称是“传统和创造力中心”，由拉比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1978年在伦敦创立。——译者注

[3]《哈加达》（Hagadah）是犹太人用来传述逾越节规定的祈祷文，包含了对摩西和犹太人出埃及记的复述。

[4]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生于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曾被关押进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二战”后移居法国，后移居美国，成为最著名的大屠杀幸存者。他就大屠杀主题进行宽泛的写作，著有《夜》（La Nuit，1958），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参见《不定的时刻》（1984），英译本题为《诗选》（Collected Poems，费伯出版社，1988）。

[6]《列祖贤训》（Pirke Avoth）是公元2世纪犹太拉比的语录选集。

[7]此处“祖国和血统”（英语为Soil and Blood，德语为Blut und Boden）是当时德国法西斯的口号，强调基于血统和居住领地而进行种族划分。——译者注

[8]哈伊姆·卢特考斯基（Chaim Rumkowski，1877-1944），波兰犹太商人。德国人占领波兰后任命其为罗兹犹太区（Łódź Ghetto）的负责人。他将犹太隔离区转换成一处工业阵地，为纳粹国防军生产军需品，他错误地希望犹太人提供的生产力能让他们免于大屠杀。在德国人要求他将2万名犹太儿童转移至灭绝营时，他发表过臭名昭著的演说《给我你的孩子》。1944年，德国人清洗了罗兹犹太区，卢特考斯基和家人被押解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出于对他和德国人合作的愤怒，他被犹太特遣队队员活活打死。——译者注

[9]纳粹占领波兰后设置了犹太人隔离区，每个隔离区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Jewish council）管理，德方任命犹太社区领袖，后者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转，包括分发食物和水、取暖、设立庇护所等。委员会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纳粹要求委员会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卢特考斯基就是有代表性的犹太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10]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戏剧家，因伤寒早逝。《丹东之死》写于1835年，描绘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的斗争。

[11]娜塔利娅·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1916-1991），犹太人，其父名叫莱维，来自都灵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家庭，是著名小说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莱维的好友，虽然她要为艾诺迪出版社在1946年和1947年拒绝出版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负很大的责任。

[12]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十月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至10月26日，缘起是埃及与以色列分别攻击六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战争最开始两日，埃叙联盟占上风，但此后战况逆转。之后，以军越过原来的停火线苏伊士运河，直到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为止，这场战争对多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

谈话中的普里莫·莱维（1987）[1]

伊恩·汤姆森

普里莫·莱维经历了20世纪几乎最糟糕的部分。1944年2月，他和另外650个犹太人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不过，它总该是这个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吧。”莱维成了囚犯（Häftling），他的编号是174517，很快他就被转移到布纳劳动营，这是一个和灭绝营有关联的橡胶工厂。他在那里从事化学家的工作，直到1945年1月27日红军的坦克终于出现了。只有3名游击队员幸存下来。那种“讲述故事和做见证”的需求在后来变得如此迫切，以至于在40年后，莱维会将自己比作柯勒律治笔下的老水手，“我的心在剧痛中燃烧，直到我把这故事诉说。”

莱维在今天配得上称为杰作的两本书里讲述了他的故事——《这是不是个人》（1943）和《休战》（1963）——“是从奥斯维辛生还后，我无数次口头讲述的故事的文字版”。但是要几乎过了20年，《这是不是个人》才在意大利获得认可。莱维最早将手稿寄给艾诺迪出版社的娜塔利娅·金兹伯格，她拒绝出版它。但是莱维将这段往事视作一种幸运，“如果我靠《这是不是个人》迅速获得成功，我也许可能会放弃自己作为化学家的事业；但如果没有化学，我可能就不会写出《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1975）是一本半自传性的故事合集，以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为基础，这本书最终让莱维被确认为——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最天才的作家之一”。1977年后，莱维从都灵一家化工厂的经理——技术专家的职位上退休，全职投入写作。但是他和化学以及科学世界的联系如往常一样牢固：对《元素周期表》最热情洋溢的评论刊登在《化学与工程新闻》《科学美国人》和《新科学家》上。如果没有化学，莱维可能无法从奥斯维辛幸存，在布纳工厂工作意味着党卫军认为他是“在经济上有用的犹太人”。

在《元素周期表》中，莱维从炼金术和化学那里借用了一些神话般的离奇的类比。在某处，他将后者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进行类比：

“你是不是认为太古怪了？”莱维问，“但是化学处理的是物质，那些洁净的、易计量的物质。法西斯处理的是精神，那些污秽和‘无法被计量’之物。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被谎言和宣传所污染，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也被法西斯主义荼毒。法西斯施加于‘精神’和‘生命力’之上的种种压力都是虚假的：没有材料，没有物质，你根本无法赢得战争，墨索里尼花了很久才想明白这一点，他说：‘我们可以没有武器，但我们拥有勇气。’[2]尽管事情的真相是，我们既没有武器，也缺乏勇气。”

1941年，莱维从都灵大学毕业，获得化学专业的学位，他以化学家的身份从事过很多工作：为都灵的一家制造金属的企业从一座很大的矿中提炼镍；在米兰的一家化工厂担任实验室助理。回忆过往岁月，莱维不无怀旧之意：和即将遇到的恐怖相比，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想知道在当时他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行径了解多少。

“一无所知，”莱维说，“嗯，几乎一无所知。意大利的报纸在那个时候仅仅是在重复法西斯的宣传，对有多少波兰犹太人被转移（übertragen）到特定‘区域’语焉不详。从1942年开始，那些从俄国前线回来的意大利士兵们开始带回一些模糊不详的报道，这些消息开始逐渐泄露，而他们说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他们是如何看到党卫军逼迫犹太人们开挖自己的坟墓，他们（犹太人）是如何被扔进河里，又或者犹太男女们如何被迫衣不蔽体、污秽不堪地在铁路上工作，他们又是如何被强迫躺在铁轨上的火车面前……

“有一些关于俄国人是如何迫害犹太人的模糊传言。但是他们远不及德国人那样冷酷残忍……当德国人说‘全部消灭’时，他们说到做到：全部被驱逐，全部被灭绝。纳粹的死亡营带着一种残忍的军事化的严格准确，那是某种普鲁士的遗产，毕希纳在《沃伊采克》[3]中曾经戏剧化地描述过这种野蛮的纪律。

“德国人将其称为‘彻底性’（Gründlichkeit）[4]——‘基要主义的’，穷尽事物的本质。当然，这不是一种特别意大利的性格。它和我所说的‘没有分寸’（mancanza di misura）有关——一种不知该在何处停止，并采取中庸之道的无能——我相信，是这种中庸之道将你们英国人和德国人区分开来。但是‘彻底性’是一种非常暧昧的品质。我来阐释一下：几年前，有一个巴伐利亚女孩写信给我，说在学校里大家如何小心翼翼回避纳粹暴行是多么可耻。在我看来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于是我回信问了她几个和战后德国有关的问题。那个女孩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并承诺会尽快完整回复。20天之后，我收到她的一封23页长的来信，是她孜孜不倦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一篇论文。‘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信的结尾她说，‘将我想写的都写下来。’这就是彻底的‘彻底性’：一种国民性，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奥斯维辛，只有俄国战线上那些管理很糟糕的集中营。”

1943年12月13日，莱维在瓦莱达奥斯塔（Val d'Aosta）被法西斯军队逮捕，然后被押往离摩德纳很近的佛索利，“那是一座很大的拘留营，最早用来囚禁英国和美国的战俘，当时那里正囚禁着无数对法西斯新建立的共和国政体不满的各界人士。”在被押往佛索利的路上，他将自己伪造的身份证撕成碎片、吞了下去，然后将写有他所在的抵抗组织“正义与自由”[5]的成员地址的笔记本埋到雪里。当党卫军到达拘留营后，莱维和其他650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全部被装进押送他们的火车：“运货的车厢，车门从外面反锁着，里面关着老弱妇孺，男男女女像成捆的货物，被残忍地挤压在车厢内，运送到无名之地，往前面进发，驶向深渊。”在匆忙间，莱维草草写了一张明信片，写上他在都灵的公寓的地址，然后将它扔到火车外，那张明信片最后奇迹般地抵达了目的地。

莱维1919年出生于都灵，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他——如他在《休战》中所写，“浑身肿胀，胡子拉碴，衣服破破烂烂”——也选择回到那里。他身材纤瘦，肤色白皙，头发灰白，牛角眼镜为他增添了一种专业感。他灰色的髭须被仔细打理过。他在都灵的那间公寓的书房几乎没有任何装饰：一个安格泡万向台灯、一把转椅、一台打字机。除了墙上那幅描绘了一半被毁的奥斯维辛铁丝网的素描之外，唯一的装饰只有三只古怪的动物（一只猫头鹰、一只企鹅和一只蝴蝶），看起来像是用钢丝衣架做成的，高高悬在装满科学刊物的书架上方。我们的交谈是用意大利语进行的，普里莫·莱维太过谦逊，不愿意承认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当然如此。

莱维穿着短袖衬衫，他的左前臂上“174517”的文身清晰可见，“一种德国人特有的归类的办法”，他说。在摩西律法中，文身是被禁止的（《利未记》第19章第8节）。在当时，这更有理由让纳粹给犹太人打上烙印。然而，莱维承认自己对奥斯维辛有某种“怀乡之情”（用他自己的原话），在回望在那里度过的20个月时他将之形容为一段“冒险”（同样也是他的原话）。

“一段冒险”，他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在集中营的经历是某种重要的仪式，将它写出来是一种……内在的解放。只有在我的人性被完全摧毁后，只有在我写出《这是不是个人》之后，我才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是那本书（《这是不是个人》）的标题意义上的那种人……但和一段冒险相比，它更像一所大学……奥斯维辛教会我如何在一秒钟之内判断一个人……

“当然，说我感觉自己对奥斯维辛有一点怀旧确实有点儿荒谬。但是集中营的经历恰好发生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怀念的是我的青年时代，还有在奥斯维辛和我成为朋友的不多的那几个人。并不是说我想以囚犯的身份重新回到奥斯维辛，显然不是。但是那段记忆会在人身上玩些奇怪的把戏：不知为何，只有过去的那些美好时刻能留下来，你能记住的只是在奥斯维辛经历的好日子——而不是那些恐怖的日子……我能极度清晰地记起我教一个匈牙利朋友一首意大利民歌，作为回报他又是如何教我匈牙利民歌。我还能一字一句背诵出那首歌的歌词，只是因为那些特别的时刻是如此‘异乎寻常’，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几乎是狂喜的。”

我怀疑，对于西欧的犹太人而言，奥斯维辛是否更糟糕，因为他们先前并没有经历过犹太人聚居区的折磨？

“当然，对于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而言，第一次进入奥斯维辛的震撼要……小一些。对于我们意大利犹太人而言，它严格来说就好像把你从家里的床上直接拎起来送进一座死亡营。我在奥斯维辛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基于语言能力构建的一种强烈的歧视：几乎所有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都会说一点德语，但意大利人却不能。如果你不会讲德语，你就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况。我自己知道一点德语，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我想有一丝幸存的机会，自己必须要懂得更多更多。我甚至会偷偷上一些德语课，作为交换我会给对方一些我的面包配额。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学到的是相当粗俗的德语，充满野蛮的咒语侮辱、亵渎和命令：一种集中营俚语（Lagerjargon）——我现在会这么定义它。在别的地方，它被称为‘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L.T.I.）。它当然不是歌德或者海涅使用的那种德语。[6]

“但这些在当时并不重要。因为不会说德语的人会被视为野蛮人。你不是一个‘人’（Mensch）……实际上，波兰（犹太）人是集中营里人数最多的，到1944年我进入奥斯维辛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逃过了毒气室，并且已经学会了游戏规则。他们精明得不可思议，而且健壮有力：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部分是因为波兰的反犹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公然的——给了他们某种……身份认同，让他们在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之前就已经像钉子一样坚硬。而意大利犹太人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更多是意大利人，而非犹太人，所以我们很难对一个人因为其信仰而被迫害这一点妥协。意大利人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反犹。当内政部1938年通过种族法案之后，大部分意大利人都认为他们很荒谬。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一个和我叔叔相识的意大利人就向纳粹告发他是犹太人。我自己也是被意大利的法西斯党而不是纳粹逮捕的，但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之前，一个人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根本无足轻重：就在这间公寓里，我的父母当时有一个女佣人，她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为一个犹太家庭服务。她也许会因为他们的床头没有圣母玛利亚像而疑惑，不然除此之外她会把我们当成一个天主教家庭。”

莱维从来没有践行过犹太教的信仰。实际上，他没有任何信仰。他很敬佩传统的犹太教徒赋予读写和教育的那种重要性，但他几乎不去犹太教堂。1982年，他公开谴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我问他在奥斯维辛之后他是否有移居以色列的想法，就像他的小说《若非此时，何时？》中的犹太游击队员们一样，他看上去有点恼怒，断然说了“不”。

“我的家永远是我出生的这套公寓。我没有必要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在上一次战争后，大概只有500多名意大利（犹太人）选择移居以色列。换句话说，是极少数人。”

实际上，莱维最激烈的批评者都是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莱维告诉我，最近美国的犹太人杂志《评论》（Com mentary）上刊登了一篇“影响绝对恶劣”的文章，一个评论家指责莱维对宗教“漠不关心”，说他是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7]莱维继续说，“我在美国接受了大约25场左右的采访，那些记者永远都在问我同样的老问题：‘在意大利当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没什么，我会回答。我唯一能熟练掌握的语言是意大利语。我最好的朋友是意大利人，少部分的朋友是犹太人。今天的意大利大约只有4万名犹太人。实际上算不上多。”

莱维从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当作向那些可能会杀害他的人复仇的工具。他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序言里说：“本书的宗旨并非为了提出新的诉讼；它无非是提供了一些资料，有助于对人性的某些方面进行冷静的探讨。”我提起他对米勒博士——过去曾是奥斯维辛的党卫军官，莱维在20世纪60年代曾追踪到他——那不寻常的宽恕。

“你知道，米勒博士当时掌管着布纳橡胶工厂，所以我对他有兴趣并不奇怪。我也对德国感兴趣：有五年的时间，我去都灵的歌德学院学习我在奥斯维辛学得磕磕碰碰的那门语言。但是我的这种好奇……我要说，这种好奇心甚至让我在集中营活下来——在集中营，一个人要在精神上死亡是极其容易的。我对米勒博士这样的人感兴趣，这和我对其他普通人的兴趣一样——他们当然是普通人，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

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展现出来的诚实几乎令人震惊，“跟奥斯维辛里孱弱和无助的人交朋友就更不值得了”。他在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写道：“因为他们在营地里没有什么靠山，吃不到任何额外的份饭，不在能捞到好处的劳动小队干活，也不知道能办成事的任何秘诀。而最后，人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而且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会变成不远的田野里的一抔骨灰，变成名册上被划掉的一个编号而已。”

“你是不是认为，这是可怕的愤世嫉俗的论调？”他问，“嗯，是的，按你的标准，在那些属于‘一般社会’中的人的眼里，这是愤世嫉俗、人人皆自私的论调。奥斯维辛很难称得上是一般社会：它当然是全世界的邪恶的缩影。但没有人会把它视作‘正常的’。在奥斯维辛时，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和那些‘被淹没的’人交朋友。但很少。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会选择让他们滑向死亡。去帮助那些无法被帮助、被拯救的人，是没有意义的。‘好撒玛利亚人’[8]式的道德准则在集中营没有存在的余地，当然在今天的曼哈顿也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但是，不：在奥斯维辛的铁丝网后，一个人的道德感只能幸存极少的一部分。如果不放弃这种道德感，抑或……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妥协折中的话，一个人不得不杀身成仁。”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那段插曲，莱维和一个法国同伴忽略了那间奥斯维辛猩红热病房隔壁，有人索要水的哭号，在德国人撤离后他们就待在那间屋子里避难。

“同样愤世嫉俗对吗？”莱维问道，“我不大确定。你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在煮汤——那个时刻对我们而言非常美好，因为我们第一次为自己在创造一些东西：怎么煮汤，怎么搭炉子，怎么净化水——有足够给八个人喝的汤，但对于300个人而言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须对隔壁的病人们关上门。除此以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和其他300个人分享这些汤，我们都会死：结果是，我们成功地拯救了一些生命……

“我要重复一点：一个人不能简单地将平常的道德准则运用到集中营里……在讨论奥斯维辛‘特遣队’（Speical Squad）时——他们是被德国党卫军指派来管理焚尸炉的囚犯，负责将囚犯拉到毒气室、清理尸体、拔掉死者口里的金牙、耙出骨灰并完成清理——我们最好悬置所有的道德判断。‘特遣队’是被迫完成这些的，这不是他们自愿主动要做的事。无论如何，一旦他们因为劳累或饥饿而奄奄一息时，他们自己也会被送进毒气室。”

莱维1986年的著作《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作品主题即关于悬置道德判断，本书收录了一组关于纳粹集中营体系的文章。《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并非是对被意大利人称为“集中营文学”（la letteratura concentrazionaria）的简单补充，莱维认为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糟糕的文学，他也不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版的《苏菲的选择》[9]。应该说，对那些发表轻率的道德判断的人而言，这本书是一种提醒：只有那些从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做判断，而且甚至是他们也没有资格去原谅、谴责，因为（用莱维的话说）“那些故事都是没有降到人性沉沦的深渊之底的人写的。那些触碰人性深渊之底的人无法活着回来讲述故事；或者，他们的观察能力由于苦难和不理解的茫然而瘫痪了”。

但是奥斯维辛究竟有多少部分是难以理解的呢？我提到《这是不是个人》中的一个插曲，（莱维的）一个难友指给他看刻在自己的木碗底的一行字：“不要试图理解（Ne pas chercher à comprendre）”。

“我试过，”莱维说，“我试过去理解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理解一个人的观察能力被严重削弱了。我们中间甚至都没有人知道奥斯维辛的具体位置在哪儿……我逃出来几个月之后才弄明白集中营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劳工奴役和德国工业的关系。正如我后来所发现的，布纳是党卫军和一家化学工厂的合作产物：‘我们帮你们建一座死亡营，你给我们的化学工厂提供劳力。’布纳工厂现在还存在：它是波兰最大的橡胶工厂。

“我回过布纳工厂两次，为的是能更多地‘理解’一点。非常诡异的是，重返那里时我并没有过多心理波动。今天的奥斯维辛带着一种历史遗迹所具有的冷漠的、非人格化的冷静，和我印象中的完全不同。从另一个角度说，比克瑙（Birkenau）给人的印象要深得多，四周都是残破的集中营工棚，布满泥泞和尘土，寸草不生……一年前，我被一家德国制药公司邀请去拜访他们位于勒沃库森[10]（Leverkusen）的工厂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你理解的，一切都建立在严格的公事基础上。‘你在哪里学习的德语？’那个经理问道，‘很少有意大利人说我们的语言。’我说：‘我的名字叫莱维，我是个犹太人，我是在奥斯维辛学会你们的语言的。’自然，这引起了一些尴尬……但是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勒沃库森的那家工厂和奥斯维辛的布纳工厂简直一模一样。我想，一切看起来似乎丝毫未变。”

奥斯维辛一直是莱维的重要主题，他甚至承认，如果没有在集中营的经历，他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作家。”而且，莱维相信，劳动集中营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天赐之助”，给了他“现成的”主题：“但你们也可以这样说我心中伟大的英雄康拉德：如果没有海洋，他是否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11]

当《休战》的英文版最终出版时，在莱维看来，菲利普·汤恩比的言论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误解：“无论何时，当这个主题（奥斯维辛）被推到我们面前时，我们再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常用的语法结构的失效……”（《观察家》杂志，1965年1月）。乔治·斯坦纳的评论也是如此：“奥斯维辛的世界既超出了我们的语言的限度，也超出了理性的限度。”

“我确实在《这是不是个人》的一两个章节中总结道在表达这种对人类的毁灭时……我们的语言是多么欠缺，”莱维承认，“那些目击了艾希曼审判的人也确实说过：‘你不会理解的！所有不在那里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无论是《这是不是个人》还是《休战》用的都是一种人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一种日常的语言。我相信，用平易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是每一个作家的义务，我相信自己实现了一点。并不是说，用一种高度实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技巧来描写集中营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认为，这是先验的[12]，这多少有点不礼貌）：安德烈·史华慈-巴特在《最后的正义》中用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描述了犹太大屠杀；保罗·策兰同样也用一种极端晦涩、近乎封闭的诗歌体裁写作奥斯维辛[13]……

“但是我想说，在描述科学现象时——那些星星、星系、肉眼无法看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语言是更加无力的。我们的语言无法超越我们的感官体验和理解。它缺乏标记。如果我说你很高，我的意思是你不止六英尺，而不是半毫米。但在原子科学世界里，一毫米是一个极端‘高’的尺度了。在描述宇宙和星系时，‘光年’这种表达几乎是无意义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是唯一试图去弥合我们世间的语言和一种足够能描述星辰的科幻语言之间的鸿沟的意大利作家……”[14]

莱维同样认为儒勒·凡尔纳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自己也写某一类科幻小说：他的两本书——《自然故事》（1966）和《形式的缺陷》（1971）中收录的基于化学、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短篇小说，讽刺了未来主义的技术理念，或者说讽刺了人类对这些技术不加鉴别以及滥用技术的隐患。那是些古怪的中篇故事，和卡尔维诺在《宇宙连环图》和《时间和猎手》中的故事有点类似，莱维相信这些故事“必须要承受所有科幻小说的命运”，即“经历一个迅速老化的过程”。他并不为那些故事感到特别的骄傲。

“但是一个人不能够不交流，”莱维说，当又回到奥斯维辛和语言的问题时，他的皮埃蒙特口音变得更加明显，“即使沉默自身也有某种意味。如果一个丈夫一直在说话，而他的妻子闭口不言，那她的沉默也带有诸多积极的意味。但沉默是一种糟糕的交流方式……我不能忍受萨缪尔·贝克特这样的作家：交流是每一个人类的责任。我对埃兹拉·庞德的判断也是如此：用汉语写作仅仅是在宣告对读者的不敬。写作应该是一种公共服务：所谓的‘无法交流’（incommunicability），这个词（如此丑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就过时了……”

然而，莱维也拒绝接受卡夫卡——即使他知道卡夫卡对贝克特的影响。“通过《审判》，”他说，“卡夫卡预言到仅仅身为犹太人这一点就是一种罪。事实上，我受艾诺迪出版社的委托，将这本书《审判》翻译成意大利语。回头看，我希望自己没有接下这个活：整个过程让我备受折磨。我陷入很深、很深的抑郁……自那以后我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任何作品，他的作品让我代入感太强了……”

莱维谈论道，“准确和简洁”是化学家的两大特质，它们在写作中也各有其对应物：

“当某化工厂的某个人要写一份‘周报’时，它必须简练清晰，能为所有人阅读，下到工人，上到经理。歌德和莱奥帕尔迪[15]都说过，一本书只有先被知识精英阶层，后被普罗大众接受，才能被称为是重要的。如果它在这两项中间的任意一项上失败，它自身一定有某种问题。现在，说这些不是自夸，我相信《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都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在意大利至少有100万人读过它们，从身居要职的精英知识分子到中学学生。自然，不同的人对同一本书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但我希望它们能对所有人传达一些东西。我真的相信，这和我在工厂工作的经历有关……《扳手》的读者里有那些可能从来没有摸到过书的人——劳工和工人们……”

这本书在英国以《扳手》（迈克尔·约瑟夫译）的书名出版，描写了一个在桥上、吊车上或石油钻塔上工作的名叫蒂诺·福索内的建筑工人的流浪和历险。这本书在意大利反响很好，但莱维担心它在英语国家的接受度：小说用了皮埃蒙特方言，对译者而言应该是场噩梦。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扳手》中那种近乎拉伯雷式的幽默在翻译过程中不会丢失，因为这本书绝妙地吻合了莱维的信仰——“人类承受着不公；但人类依然伟大，他们能够被自己的理解和笑声拯救。”

[1]原文刊于《PN评论》，第14卷，第2部分，1987年，第15-19页。

[2]此处原文是Noi non abbiamo le arme，ma abbiamo il coraggio。

[3]毕希纳未完成的剧作《沃伊采克》（Woyzeck）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备受蹂躏的底层士兵。

[4]这个德语单词是指“（思考的）彻底性、深思精神”。下句中，英译本将莱维的阐释翻译为fundamentalism（意为“基要主义、原教旨”），和德语单词有一定的意义殊异，故将德语单词原文标注。——译者注

[5]“正义与自由”是一个规模很小、有知识分子倾向、自由的反法西斯运动，成员主要在都灵周围活动。

[6]“第三帝国的语言”最早是德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提出的，见《第三帝国的语言》（柏林：奥夫堡出版社，1949）及英译本（伦敦：阿斯隆出版社，2000）。

[7]被讨论的这篇文章是F.埃伯施塔特的《阅读普里莫·莱维》（《评论》杂志，1985年10月）。莱维的回应《意大利犹太人》，被刊登在1986年2月的《评论》杂志上。

[8]“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典故来源于《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中耶稣讲的寓言：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唯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路过，不顾隔阂，动了慈心照应他，后又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译者注

[9]《苏菲的选择》是1982年由阿兰·帕库拉（Alan Pakula）导演的电影，根据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二战”后的一个美国女天主教徒回忆自己在集中营经历的故事。

[10]勒沃库森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南部的直辖市，以拜耳股份公司和勒沃库森足球俱乐部而出名。——译者注

[11]指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他有二十余年的航海经验，有“海洋小说大师”的美誉。——译者注

[12]莱维在这里用的是拉丁语（a priori），指“来自先前的东西”“经验之前的”。——译者注

[13]安德烈·史华慈-巴特（André Schwartz-Bart，1928-2006），法国小说家，波兰犹太人，他的小说《最后的正义》（Le Dernier des justes）描述了一个犹太家庭的世世代代，最后一代人死于大屠杀，该书让作家获得1959年的龚古尔奖。保罗·策兰（本名保罗·安切尔，1920-1970），诗人，生于罗马尼亚，曾被驱逐到集中营，他写下许多优秀而晦涩的德语诗歌，后移居巴黎。1970年自杀身亡。莱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难以接受策兰诗歌中的晦涩和阴暗，但也表达了他对策兰的特别敬意。

[14]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意大利作者，他和莱维很熟悉，曾在艾诺迪出版社工作时与莱维合作，他和莱维都对文学——科学领域有兴趣，这一点在下文中也有提及。

[15]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哲学家、语言学家。代表作有《但丁纪念碑》《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和《道德小品》等。——译者注

第二部分 生活

记忆的小剧场（1982）[1]

（一首皮埃蒙特流行歌曲）

这首歌叫“O dì-mi ün po'，bel giuvu，da lu capè burdà……”我来翻译一下开头，“哦，年轻的男孩，带着有檐帽的年轻英俊男孩，可曾带来我的爱人的消息？”我得说我印象中这首歌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不大一样，稍稍有点不同。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这里是庄园合唱团（La Grangia choir）演唱的版本，歌词是科斯坦蒂诺·尼格拉[2]编写的。但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并不是来自什么饱读诗书的文化人，当我还小时，我母亲经常会唱这首歌给我和我妹妹听，但她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她是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而她母亲就是从她母亲的母亲那里听来的，以此类推。我母亲现在还会唱这首歌，她唱给我们听，我们唱给我们的孩子听，所以这首歌里有很多旧日回忆，那时候机器传播的或者说机器化的音乐，通过无线电波传输的音乐，还没有侵入人们的家中，那时候，一首歌可能是一个地方、一代人的灵魂，是一代代人之间的纽带。

（奥芬巴赫的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选段）

如果说我的第一段回忆是和我母亲相关，那么这段奥芬巴赫歌剧中的片段则和我父亲有关，他去世几乎快40年了……事实上，到今天刚好是40年整。我父亲非常严谨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学习，对待他的工程师职业也是如此，但是在文化上，他完全是自学的，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通过多年学习，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平行的文化，他疯狂地阅读当时的文化业所能提供的一切。他同样也学习音乐，而且是相当严肃地对待——虽然这次不是自学的。他在音乐上不是靠自学成才，他正式地学过钢琴，而身为工程师，让他有机会在那些音乐国度——奥地利和匈牙利——度过较长的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他浸淫于音乐的氛围中。他所有的空余时间——实际上很少，因为他是个活跃的人——都被音乐填满了。他刮胡子的时候，会哼一些曲目，当然并不全是奥芬巴赫，也包括其他很多人的作品。你可以说，音乐填充了他所有的空档。他自己也演奏，会在晚上弹钢琴，就好像我们今天看或听电视，他也会走进他自己的休息室（我们姑且这么叫），他的钢琴摆在那里，他会弹奏，尽管并不是那么娴熟完美，但充满激情和欢乐。这些咏叹调——奥芬巴赫的这些主题是他的保留曲目之一。从为人的角度，他就好像奥芬巴赫，热爱生命，享受生活的乐趣，试图去规避麻烦和危险。不幸的是，在他生命晚期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他也努力不想看到他和我们周围在发生什么。他的另一个保留曲目是接下来的这段协奏曲，来自《第五钢琴协奏曲》，即《皇帝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的《皇帝钢琴协奏曲》）

现在听来有某种东西很不同了，虽然还是属于那段时光。你也许会说，现在让我们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话题吧。

（法西斯颂歌《岩石欢呼》）

“岩石欢呼，高声喊出那个波多利亚男孩之名……”[3]好吧，这些并不是快乐的回忆！和所有人一样，无一例外地，或者说只有1%的例外——我也加入了“巴利拉”（Balilla）[4]。我必须穿着那身讨厌的制服，倒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讨厌它，因为我肯定还没有那样的理解能力，只是因为那身制服太不舒服了，因为它从头到脚都很紧，因为它太丑了，有点……它被称为“意大利面条线”，我记得，胸口横穿了一根带蕾丝的白绳子，而且必须要保持原位。鞋子也不是我们常穿的那种，袜子要被提得很高，土耳其毡帽的缨穗总是会刮蹭到你的鼻子，还有本身很沉闷的学习之外还要额外参加的各种会议，还有那些列队行军。这些并不都是那么艰苦，只是要步伐整齐地行进，这违背了我们的天性，是不自然的。如果只是一些身体的锻炼，你还能接受，还算能有点乐趣，但像那样假装自己是军人，在城市里闲逛，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很无聊，甚至还为此哭过。我注定不是做士兵的料，我确实也没当过兵。

（《我的风中之歌》）

我不记得这首歌第一次出现的电影叫什么名字，但可以肯定那部电影很有名。我记得自己很早就听过这首歌，大概是在1937年或1938年[5]。我已经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了，种族法还悬而未决。我想解释下，出于某些原因，这首歌成了那些年里的主题曲……对，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那些年里有对这首歌的滑稽戏仿，“风啊，风啊，求你带他走”。我不大确定是不是这种戏仿让它深深扎根在我的脑海里，但是它的的确确将我带回那些奇怪的本可能更加糟糕的时光，确实，我非常欢欣、带着深情去回望那段时光——我的大学时光。我已经和其他一些同学被打上标记，被归类成“犹太裔的意大利公民”。情况还没有那么险峻，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我们已经被打上了标记。同样，我们生活的环境，那所法西斯的大学，也还没有那么多敌意，或者说至少我们没有感觉到周围存在这种敌意，我没有看到这些。我的雅利安朋友们——按照他们被称呼的——会在实验室里唱这首歌，而化学系的实验室真的是一处世外桃源，一个社会主义化的地方，在那地方缔结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每天在实验室努力工作五个小时，从下午2点到7点，氨和盐酸盐一边冒着白烟，一边有人唱着这首歌，“风啊，风啊……”

（莱维说话时仍然伴随《我的风中之歌》的段落，这首歌后面跟着的是一首德国的军队进行曲）

这首进行曲或者说纳粹歌曲——它是纳粹党的圣歌——的正式标题是《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也叫《高扬旗帜》。但在德国人那里，这首歌叫《霍斯特·韦塞尔之歌》［Horst Wessel（Lied）或Horst Wessel Song］，这首歌很奇怪：霍斯特是一个皮条客，靠他的女人们过活，他在纳粹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该党，在和红军的某次巷战中被杀，何时死于谁手不得而知。他成了一个烈士，成了纳粹党在德国经受磨难的象征。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这首歌都不算糟糕，它是一首动听的进行曲，非常动人，富有教育性。对于我们而言，至少对我和我的同代人而言，这首歌能让我们毛骨悚然，但对当时听到这首歌的人们则不然。这种鸿沟，这种作品的音乐或艺术层面的分裂，它所能产生的效果以及它能让听众失去自控力的能力，还有不同团体的听众使用、阐述它的方式，在我看来非常富有教育意义。

（继续播放进行曲，逐渐切入一段更轻柔的旋律）

这段世界知名的波尔卡舞曲叫《罗莎蒙德》（Rosamunda），虽然我发现唱片封套上这首曲子的名字有点不同，叫《啤酒桶波尔卡》（The Beer Barrel Polka）。我不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它被翻译得很糟糕。至少因为两个原因，这首歌对我而言特别重要：当我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时（1944年2月），我们到达那个恐怖而未知的世界时相伴的就是集中营的交响乐团演奏的进行曲。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交响乐团每天早晚会在劳工小队出发时和回到集中营时演奏音乐。因此，我们当时完全无法理解，如此悲剧的场景——血一般的夕阳，陌生的国家的刺骨寒冷，还有我们几乎都无法猜懂的那些用波兰语或者集中营德语发出的尖声刺耳的指令——会和我们都熟悉的诸如《罗莎蒙德》这样的音乐相伴随。在意大利，我们经常会哼唱这首歌，它是一首舞曲，我们随之起舞；在这里，它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或者说间离的效果，地狱的入口和一段舞蹈联系在一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这一切并不如它看上去的那么不可思议；并非每个早上，但频率也非常高，这首《罗莎蒙德》会换成其他的歌曲——有些是军乐，有些则不是——在这邪恶的仪式上为那些列队前行的幽灵们演奏，早晨他们蹒跚着离开集中营，晚上则拖着更沉重的步子回到营地。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64年，也就是我的《这是不是个人》出版几年后，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RAI）建议为这本书制作一个广播版[6]。对我而言，这种实验——我的第一次广播实验——既让我兴奋、快乐，同时又让我深深不安，因为节目的录制是在户外，在夜里进行的，为了更好地还原集中营背景的声音，以及避免录音室的那种音效，录制地点是在都灵附近的山里的一个叫布罗佐洛（Brozolo）的小镇。经过我的选择，副部主题和主题（或者说是主旋律）都是这首《罗莎蒙德》，但并不是你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波尔扎诺乐团带着一种非常坚硬、军队化，甚至是好战气息的风格，用一种突兀的节奏（zackig）——我想不起那个意大利词了——演奏出来的。那个曲子的效果非常有力。顺便说下，我很高兴地回想起那天负责音效的技术专家是皮耶里诺·博埃里（Pierino Boeri），他今天也在玻璃的另一边负责音效。

（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

你现在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最后一部分，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它其中引用了一段《马赛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柴可夫斯基写这首曲子是为了纪念俄国军队在1812年战胜了拿破仑：《马赛曲》则代表了被击溃的法国军队。但是这首歌扎根在我脑海里有另外的原因。我们在奥斯维辛被解放后，我在波兰四处游荡，想要寻觅一张床或者一个可以遮雨栖身的屋檐。最后有一天，我站在克拉科夫火车站，正逢外面飘着大雪，极度严寒，整个城市的喇叭里都在播放这首序曲。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一段类似这样的旋律就像某些嗅觉的回忆一样，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脑海，到今天就像某种触发器一样。即使这是一段充满英雄气概的旋律，对我而言它让我想起了那段……我在一个个食堂、一个个收容所之间漂泊，乞求一张温暖的床铺和一碗热乎乎的汤的那一周。

（一首苏联民歌《卡林卡·卡拉》在莱维谈话时充当背景音）

这是《卡林卡·卡拉》（Kalinka Kala），一首非常著名的苏联民歌。是不是很动听？就像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一样，这首曲子也能激起我对过去深刻的回忆。1945年夏天，我在森林腹地的某个残破不堪的苏军军营里，和其他上千个意大利人等着被遣返回国，虽然结果证明要回到祖国异常艰难，我们几乎不会主动讨论这个[7]。苏联人告诉我们：“放松点，你们会回家的，我们也还没有被送回家，我们在浴血奋战，而你们没有，你们是意大利人，是法西斯党，所以你们有什么理由抱怨？我们是苏联人，我们打败了德国人，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也还没有回到祖国。”现在，在那漫长的，并非不快乐的等待中——当时是夏天，天气炎热，没有足够的事做，吃的食物也不够——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不快乐来自那种不确定性。隔着很远很远的距离，我们能听到远处的地平线上传来这首苏联曲子，还有其他的苏联曲子，唱这些歌的人是那些被以最粗暴、最简单的方式遣送回国的苏联士兵们，他们的军官对他们说：“你们已经结束战斗了，现在回家。”于是他们就走路回家了。现在，任何一个对距离——对苏联内部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纬度之间的距离有任何了解的人，都会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遣返。那些列队步行前进的士兵，有的甚至光着脚，为了不将鞋子穿破而把鞋子扛在肩上。其他人则找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交通方式，他们爬上那些货运卡车，爬上那些像一节节火车车厢那样被拖曳前行的柏林的公共汽车，我们看到有一个摩托车拖着两三辆柏林的城市公车前进，这些汽车身上还有柏林的城市标记，车队向东驶向回家的方向时，车上满载的那些满心欢喜的人会发自肺腑地朝我们欢呼，他们还有剩下的一千、两千、三千公里的路要赶，也许他们的目的地是西伯利亚腹地，经过我们跟前时，他们唱着《卡林卡·卡拉》，还有其他一些曲子，他们朝我们所有人——幸存者还有其他人——挥手致意。

（那首苏联民歌再次响起）

（《阿曼多米欧》，电影《吉尔达》中的音乐）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电影《吉尔达》（1946）中的《阿曼多米欧》（Amado Mio）。事实上，对那部电影和丽塔·海华丝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是《阿曼多米欧》这首歌几乎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对我而言，这首歌和我生命中一段剧变的时期正吻合，我从集中营归来，结束了在被战争洗劫一空的欧洲那漫长的流浪，我回到了一个分裂的、动荡的意大利，满目疮痍，人民还在挨饿，一切都要依靠受限的配给，但有一种让我心动的热情活力。当然，这一切并不需要多少理由，《阿曼多米欧》成了一种纽带：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一段旋律，一首歌，能产生某种新的意义，而并不需要和它的作曲者或者演唱者有必然的关联。这首歌和我那骤然的、意外的重返刚好是同一时间。我当时28岁，非常渴望工作，对世界充满好奇，我有四年失去的时光需要弥补，那四年比失去还要糟糕，是被监禁的四年，是备受折磨、流浪的四年。当时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歌，每个人都会轻轻哼着或者大声歌唱，有些人的调子是对的，有些人则走音。它也和我的订婚、结婚、蜜月那段时间吻合……嗯……那也是为什么……我关于《阿曼多米欧》这首歌的记忆中心就是我那相当鲁莽仓促的婚姻的日日夜夜，我们无所依靠。那不是一个成家的好时机，但是我们以平常心面对这一切，和那个年代的人惯常选择的那样：这关系到告别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我的订婚持续了两年——按当时的风俗，那两年里我开始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薪水。这是一段异地恋（莱维笑）：我未来的妻子生活在都灵，而我生活在阿维利亚纳[8]，我在那里的一家已经损毁过半的蒙泰卡蒂尼工厂上班，我在那里学习制造油漆。在工厂和实验室里，他们都会唱《阿曼多米欧》，因为你会在实验室里唱歌，从来如此：无论何时，我们都会一边唱歌一边工作。那段时间，我尽可能地多去都灵，有时候会搭乘那些运货的火车，有时候就骑自行车，一共有20公里的路程，听起来不算远。骑自行车去都灵，然后在黄昏的时候蹬着自行车一路爬坡回家，这些似乎都很自然。在我毕业后、被遣送到集中营之前，我已经从事了一年化学家的工作，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份正经的工作，但是在我和所有人看来，那份工作都只是暂时的，不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我有了一份感觉属于自己的、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工作，对那里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也是一样的感觉。他们把技术难题交给我，我会试着尽己所能漂亮地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也束手无策，毫无头绪，但我还是会将自己全身心地交给这项任务，就和我面对其他任务时一样，因为——现在想到这些，我很开心自己当时能同时做两三件不同的事，当你年轻时，你能同时做好多事——我同时还是一个人的未婚夫，是一个化学家，我在写一本书。我对《阿曼多米欧》的回忆和我面对空白的稿纸（有时候是一台打字机），并无清晰的头绪，开始写《这是不是个人》时的那些时光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在口述，为后代留下我的记忆的痕迹。那本书的核心部分正逐渐成形。

（《La femno luerdo》）

这是托雷佩利切[9]的瓦勒度派唱诗班演唱的一首圣歌，它是瓦勒度教派[10]极其丰饶、优美的音乐宝库的一部分。1948年，我女儿出生时，我经常用拙劣的嗓子唱这首歌还有这个教派乐库中的其他音乐给她听。我是在几年前学会这首歌的，虽然似乎有一道深渊将我和那段时间隔开——那是在1942年、1943年的米兰，在我毕业之后，被遣送去集中营之前，我经常和一帮都灵的朋友厮混在一起，他们自己不是瓦勒度派，但和很多瓦勒度派教徒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从后者那里学到了那些歌的歌词，我深深地喜爱那些歌，到今天也是。它们是我们的歌，我们会在空袭或者疏散间隙碰头聚会，大家都认为唱歌是件自然的事，今天，人们似乎不认为在悬崖边上唱歌是件自然的事，而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不止是我们，整个欧洲都是[11]。但尽管如此，它是一处避难所，一种逃避，你也可以说它同样是一种表现我们自身的补偿或复仇的方式。

（《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片段）

这是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ris）的片段，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些音乐带有某种程度的条件反射性，让我能回忆起特定的时光、地点或者环境，格什温则更加发散，他（的音乐）为我召回了一整个时代——我们重新开始劳动，奋力为自己创造现在和未来的那个时代，我甚至都没法告诉你我喜欢格什温的确切原因。我的音乐教育少得可怜，事实上几乎没有，我只是跟随我的感官和直觉。这段音乐给我慰藉，让我愉悦、充实而平和，所以我可以将它当作20世纪50年代的主题曲，对那个时代而言，未来不再是岌岌可危的，我自己的精神也比较平静，我当时已经写了一本书，还没有想写更多书的想法。

（格什温的音乐继续……）

（一段进行曲，渐至高潮）

这是著名的电影《桂河大桥》（1957）中的那首进行曲《布基上校进行曲》，亚力克·基尼斯曾参演该片。这部电影的开篇堪称史诗，你看到一群落到日军手里的英国战俘，所有人都伤痕累累，身负重伤，拖着步子从战场走向一个集中营。他们蹒跚前行时，有一个人突然用口哨吹起这首曲子，然后所有人都恢复了他们的力气和勇气，甚至是那些负了重伤的人也都如此，这群被遗弃的人看起来又像是一支队伍了，他们虽然被打败，但还没有屈服，虽然被打败，但还没有被彻底摧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他们的沉着、刚毅[12]：用口哨吹出一段根本不是军乐的进行曲，而是一段欢快的进行曲，以此向战胜了他们的日本人宣告，战争并未结束。

（交响曲《自新大陆》片段）

这是德沃夏克的第9号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片段，是由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指挥。正如我在先前提到的，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可以说一片空白，但这段旋律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我也不知道所因为何；可能和这部作品的名字有关，因为对德沃夏克来说，新大陆意味着美国；而对我们而言，新大陆是一个全新的、从未存在过的、即将在未来降临的地方。也许，这部作品的标题间接地促使我从上千首曲子中选中了它，并珍视一生。又或者，这是音乐的某种特质，因为只让行家来欣赏音乐是毫无道理的，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关于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些音乐，它们所产生的条件反射或者类似的反应，我在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生活不会骤然发生残酷而毫无预料的剧变，那个年代为某种符号、某段旋律所标记。今天我的生活——至少我们还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运地没有那么悲剧，没有那么戏剧性，没有这些迅疾的剧变。这个时代更为放松，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段本身很欢快（至少在我看来）的音乐成为我在路上的良伴。

（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之画》片段）

这是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之画》中的片段。我和这段音乐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事实上，我和它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间接的，同样又要说到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四年前，就在这里，我们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为我的第二本书《休战》录制、编辑广播节目，我们用《展览会之画》的片段作为两幕之间的中场配乐[13]。我也很高兴谈一点这段经历，因为对于身为作家的我来说，这是一段额外的、巅峰的体验。我可以毫不夸张或毫不迎合地说，基于我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尤其是广播节目对我意义非凡，因为它们填补了我之前未能填补的空白，我很少涉猎那种活生生的体现，还有戏剧，对于电影我则从未涉足[14]。能直接抵达一部分观众，不需要通过书页作为媒介，而是以眼、以耳，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激励。我可以坦率地说，在这里和一个团队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是我在战后的职业生涯，我作为作家的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对我，这也是崭新的体验，不再是枯坐在书桌前的作家，而是和其他人一起在一个团队中工作，一起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中制造点什么，作家这个职业的孤独的产出开始具有了生命。

[1]这次采访来自一个广播节目，播出时间是1982年11月10日、17日、24日和12月1日，节目的名称是“记忆剧场”（Il teatrino della memoria），参加节目的嘉宾要选择并点评自己最喜欢的一段音乐。普里莫·莱维选择的曲目用括号标注了，后面是他的评论。

[2]科斯坦蒂诺·尼格拉（Costantino Nigra，1828-1907），是一位外交官、学者、诗人，他还搜集皮埃蒙特地区的流行歌曲（见《皮埃蒙特流行歌曲》，1858）。

[3]法西斯主义歌曲《岩石欢呼》（Fischia il sasso）讲述了男孩乔万尼·巴提斯塔·佩拉索（绰号巴利拉，也见本页脚注2）的故事，他于1976年朝一位奥地利军官身上扔了一块石头，引起社会骚乱，导致热那亚脱离奥地利。

[4]国家巴利拉组织（The Opera Nazionale Balilla）是一个法西斯青年组织，主要面向意大利的小学生，得名于本页脚注1中的热那亚男孩。

[5]这首曲子出自圭多·布里尼奥内（Guido Brignone）的同名电影《我的风中之歌》（La mia canzone al vento），这首曲子是由比克肖·凯鲁比尼（Bixio Cherubini）作曲，由朱塞佩·卢戈（Giuseppe Lugo）演唱的。莱维在下文中提到的这首曲子的流行版本中，标题的意思变成了人们恳求风将“他”（比如说墨索里尼）带走。

[6]《这是不是个人》的广播版是由乔治·班迪尼（Giorgio Bandini）导演的，自1964年4月24日起通过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和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广播网络播出。

[7]莱维对其艰辛的返乡之旅的描述被记录在他1963年的作品《休战》中。

[8]阿维利亚纳（Avigliana），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省的一个市镇，莱维下文提到的蒙泰卡蒂尼（Montecatini）是皮斯托亚省的一个市镇，距阿维利亚纳约400公里，此处应该是指蒙泰卡蒂尼的一家工厂在阿维利亚纳开设的分厂。——译者注

[9]托雷佩利切（Torre Pellice），意大利都灵的一个市镇。——译者注

[10]瓦勒度教派是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型的新教团体，缘起是12世纪诞生于法国的一种持异端宗教立场的教派。都灵的瓦勒度教派和犹太社群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两个团体人数都很少，也都是非天主教团体。

[11]莱维在1975年出版的《元素周期表》的部分章节中描述过这段时光。莱维和他的朋友们半开玩笑、同时也是预言性地将他们的团体描述为“泰坦尼克号的乐队”。

[12]莱维在这里用了英文单词sturdiness。

[13]《休战》的广播版由莱维自己写作脚本，由埃德默·费诺利奥（Edmo Fenoglio）导演，从1978年4月25日开始在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Radiouno频道播出。

[14]除了这篇采访中先前提到的作品改编，莱维的科幻小或本身就是戏剧，或后来也被改编成广播节目、电视或者戏剧。《这是不是个人》于1966年在都灵被搬上舞台，并且在同一年以剧本形式出版。弗朗切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根据《休战》改编的电影于1997年上映，虽然罗西在10年前，即1987年就和莱维说起过这个计划，并得到了莱维的首肯。

都灵（1980）[1]

乔万尼·泰西奥

乔万尼·泰西奥（以下简称“泰西奥”）：在经历了集中营的地狱，还有你从集中营返家的那段漫长的旅程之后，你眼里的都灵是什么样子的？

莱维：首先，我想说一些我从未写到书里去的东西。在我被押送到奥斯维辛之前，我先从奥斯塔（Aosta）被遣送到佛索利[2]。当火车抵达基瓦索（靠近都灵）时，是2月的一个黄昏。天空昏暗，我能分辨出那个车站是安托内利尖塔[3]。那是令我极度痛苦的时刻，这种告别让我心碎。我在战后的一个清晨回到了都灵。火车将我们放在了新门（Porta Nuova），我当时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在火车上时，我那个朋友看到了索梅勒街（Sommeiller）上的一栋建筑，他有些亲戚住在那里，那座房子还安然无恙。他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今晚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因为轰炸，还有后来的暴动，整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但我记得自己被我朋友身上这种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深深打动。他们都是胜利者，但我不是。

泰西奥：这座城市里最让你亲近的地区是哪里？

莱维：我书里不时会出现的这些地方。我家附近、我的学校——马西莫·达泽伊奥中学、大学、瓦伦蒂诺周边，还有坡街（via Po）——除了其他的原因，那里还是我的祖母过去住的地方。还有过去的老罗马街（via Roma），虽然我对那里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了。我祖父母中的一位是传奇人物，曾经在老罗马街上有一间纺织用品商店，在嘉年华游行的时候，我们会到夹层的阳台上看那些经过的队伍。（让我觉得亲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20年间我每天从都灵到塞蒂莫（Settimo）通勤的那段路程。某一天，在这段路上我看到了一个商店的名字，在我后来写《自然故事》时就把它拿来用作我的笔名——达米亚诺·马拉拜拉。

泰西奥：你出生在都灵这一事实对你成为一个作家有影响吗？

莱维：我不太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当我被问到“如果我没有被送进集中营是否还是会成为一个作家”一样。我是一个都灵人这一事实，当然对我成为作家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它确实影响了我的写作。今天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城市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想，在过去的那个城市完全消失之前，去参与保留一些过去的画面是有价值的。

泰西奥：在创造蒂诺·福索内（《扳手》一书中的主人公）这个人物的过程中，你的脑海里是否有一个这样勤勉、机警的都灵工人的形象？我尤其想到了戈贝蒂[4]对菲亚特工厂的拜访，还有那些“占领工厂”运动。

莱维：当然没有。福索内对任何工联主义都没有概念。他总是独来独往，他认同其他的价值，这就是他的个性。

[1]原文刊于《新世界》（Nuovasocietà）的“作家访谈”栏目（Intervista con lo Scrittore），1980年3月22日，第167页。

[2]1943年12月，作为抵抗分子的莱维被法西斯党在瓦莱达奥斯塔的山区逮捕，然后在奥斯塔的监狱被关了两个月，后以犹太人的身份被关进位于意大利中部佛索利的一个收容所（战俘集中营），1944年2月，他从那里被遣送到奥斯维辛。

[3]安托内利塔（Mole Antonelliana）的主体是都灵城市天际线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1863年这座建筑动工时是一座新的犹太会堂，当其于1897年完工时则变成了公共纪念碑。

[4]彼罗·戈贝蒂（Piero Gobetti，1901-1926），是“一战”后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他曾拜访了菲亚特工厂，并在1923年完成了关于菲亚特的文章。“占领工厂”运动指的是1919年到1920年之间的劳工运动，当时安东尼奥·葛兰西领导着都灵的苏联式工厂委员会。

登山（1984）[1]

阿尔贝托·帕普孜

从西南翼登上皮耶罗山（Torre del Gran San Pietro）[2]山顶的道路，还有另一条替代路线，后者也被安德里斯、查波德和桑迪编写的《帕拉迪索山攀登指南》（Guida del Gran Paradiso）所引用：那是亚历桑德罗·戴马斯楚（Alessandro Delmastro）和他的妹妹加布里埃拉（Gabriella）在1938年7月11日所选择的道路。戴马斯楚就是莱维在他的《元素周期表》的《铁》那一章中所描绘过的桑德罗。

“他中等身材，瘦而肌肉发达，最冷的日子也从不穿大衣……他有双长茧的巨掌，粗犷的外貌，晒红的脸……”在莱维的叙述中，桑德罗似乎是用铁打的，他们通过登山完成了那些最愉悦的冒险。

彼时的普里莫·莱维还是一个化学系的学生，他会在周末去攀登帕拉迪索山的山峰，在冬天，他连人带雪橇被淹没在厚厚的雪里，在春秋两季，他则会去攀岩，草堆尖石（Picchi del Pagliaio）、古明拿之牙（Denti di Cumiana）、裸石（Roca Patanüa）、布罗石（Plô）和沙如石（Sbarüa）[3]——这些都是都灵附近的攀岩训练场，有些后来成了经典的攀岩据点，其他的如今则被人遗忘，但在当时，这些地方吸引的都是那些勇敢、离经叛道的攀岩者，他们穿着灯笼裤和旧靴子就去登山。

那些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普里莫·莱维是蜚声世界的作家，在艾诺迪出版社四壁雪白的一间房间里，他面带笑意看着我们，那笑容里不乏出乎意料，毫无疑问他很吃惊，因为他是第一次因为登山者和探险者的经历而接受采访。这对于他的个人历史而言，根本算不上不寻常，充其量只是他的个人史，一个男人的个人史的一部分。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山里玩了，”莱维解释道，“我的家庭有个传统，将山峰视为力量的源泉，就好像娜塔利娅·金兹伯格在《家庭絮语》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4]。并不是那种性质的登山，在岩石的表面攀爬……你只是到山里去，试图获得和自然的某种联系……”

很快，在他第一次登山时，他就变成了另一个莱维，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的父亲也许会用“黑人”来形容他。

“我当时在巴尔多内基亚（Bardonecchia），我和另外一个和我一样是14岁的朋友以及另外一个宣称要掌控大局的16岁的朋友，决定开始一场旅行。我们的计划是通过玛吉链（Catena dei Magi）到达斯特瑞塔山谷（Valle Stretta）。但我们是在下午才出发的，身上没有任何食物和行李。当我们到达最高点时，已经接近黄昏了。我们面前是一段非常凶险的陡坡，只看到距离很远的庇护营的微弱灯光，我已经不记得庇护营的名字了。我们开始大声喊叫起来，引来了一队登山队员。他们朝我们大喊：“只是一帮哭鼻子的孩子……”然后他们把我们像意大利腊肠那样捆起来，就着灯光用绞车把我们运下山。”

莱维是到十八九岁才第一次登山，他生来就渴望冒险，渴望独立，相信亲身尝试：“我想用正确的方式去爬山，但我不想要向导。”他的这种欲望和当时的时代是吻合的，那是法西斯政权的时代，而对莱维来说，身为犹太人，那是种族法的时代。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对一个都灵的年轻犹太人而言，去登山且独自登山，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荒诞的反叛形式，”莱维回答道，“你们，法西斯党，你们歧视我，隔离我，你们说我是无用的、低等的（unterer）。好吧，我要向你们证明情况并非如此。我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了登山者中的佼佼者，即使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实际上，这种鲁莽正是游戏的一部分。我第一次独自攀登的山峰是赫伯泰特峰（Herbetet）的东岭。我们这个团队甚至和意大利登山协会都没有联系，因为意大利登山协会是一个法西斯党组织，而我们是反体制的[5]。山峰象征着自由，是通向自由的一小扇窗户。也许，我们懵懵懂懂地感觉自己需要为未来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这种要让自己做好准备的需要，莱维解释道，在桑德罗·戴马斯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一个出身工人阶级的粗犷山民，他的家族反对法西斯，来自一个真正在意识形态上很偏远的地区，而莱维是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男孩。用莱维的话说，戴马斯楚对事物的结局将如何深信不疑：“以眼泪告终”。和他相反，布尔乔亚犹太人则拒绝直接面对未来，仍然甘愿做一个懒惰、恐惧的和平主义囚徒。

戴马斯楚成了莱维感受到的所有那些张力和理想在回忆里的投射，当时的困惑迷惘到今天变成一种几近升华的澄澈。戴马斯楚的登山，从后视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一组沉默、慢速的画面，是那种投射的活生生的隐喻，他对舒适、时尚和消费的拒绝，“已经超越了时代，即便在当时……”

“我们从没有去过塞斯特列雷（Sestriere），因为那里有升降机，升降机简直比魔鬼还要邪恶！我们不穿棉服，没有新鞋子，意大利登山协会的指南在我们身上只起到和他们的宣传南辕北辙的影响。我们的装备少到不能再少：我的妹妹们给了我一把锤子，一对挂锁，还有三根钉子。我所有的装备就只有这些。尽管如此，我们信奉的规则是每一次都要突破身体和技术的限制。我记得某一年的复活节，达拉第对墨索里尼说‘不’[6]。这其实意味着战争，但我们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我和戴马斯楚还有阿尔贝托·萨莫尼走了一整夜，从巴德（Bard）走到卡恩波尔凯尔（Champorcher）[7]。第二天，我们穿着滑雪板，每人身上背着30公斤重的行囊，我们想要穿越当时被称为‘卡恩波尔凯尔之窗’的地方，从那里下去，然后爬上瓦莱利（Valeille），再到达皮安托内托（Piantonetto），最后朝帕拉迪索山行进……这些是戴马斯楚的主意：他的身体越疲乏，他的精神则越亢奋。我早在到达科涅（Cogne）时就放弃了。”

这就是拉默的登山哲学：一种对于危险带着狂喜的漠视，山峰象征着受难。“是的，我也读过拉默，”莱维说，“《青春泉》，还有温珀和马默里的著作。[8]这些作品透出来的是一种将自己面对极限的思想，关键就是要拼尽全力。”

然而，伴随这种浪漫化的意识形态的是一种最为积极的态度。莱维和戴马斯楚征服山峰的驱动有着双重目的。拉默的那种浪漫主义混杂着一种对山峰的世俗的、科学的兴趣，也是为了研究世界的起源。无论是莱维还是戴马斯楚则共享着一种对化学的激情。

“我很确信，通过化学我能够找到那些哲学至今无解的问题。通过化学，我想实现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想象，而不仅仅是以它为职业。现在，我对登山的热情在内在层面上和我对化学的激情密不可分，我能在山峰里找到元素周期表里的所有元素，那些被夹在石头中间，被封存在冰块内部的元素，通过它们我能揭开山峰的奥秘和结构，弄清一条小峡谷为何会有那样的形状，某座冰塔构造的历史……有一次，在草堆尖石上，桑德罗挂在一个结晶岩点上面，但脱落了。他面不改色地给我指了指那块石头，然后说‘解理面001’，他用的是球面投影的术语，可以依靠晶体与之分割的平面来鉴定水晶[9]。于是，山峰也成了我们考察勘探的对象，替代了那些发现世界、发现我们自身的旅行，那种旅行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当时的书本中，由梅尔维尔、康拉德、吉卜林和伦敦所描述的旅行。我们所能拥有的简易对等物则是去赫伯泰特峰的旅行。”

“二战”后，从奥斯维辛回家后，在他完成了一本《这是不是个人》后——这本书是有史以来讲述面临种族大灭绝的暴力时的人类状况的最优秀的文学见证——普里莫·莱维还是经常去山里旅行。他会去远足抑或滑雪，但他只独自登山过一次，他选择了一些三等道路，去攀登位于格雷索内伊（Gressoney）上方的特斯塔·格里加峰（Testa Grigia）的某一侧：“我想向自己证明，即便我已经40多岁了还是一样能做到……”但是他和山峰的关系深深扎根在那遥远的年轻岁月；作为一个城市公民去眺望远处的山峰、去山里寻找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更确切地说是在他都灵那死气沉沉的、被剥夺了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中——所找寻不到的线索和答案。他和比他年长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比如蒙蒂、米拉和福阿等人[10]都无交集——虽然这些人存在无法消除的分歧，而未来又被那些守旧盲从的群众集会和关于种族的谬论所掩盖了。

“在那个时候，我甚至还尝试写一篇关于登山的故事，”莱维带着一丝愉悦回忆道，“但我未能完成，这个故事没有也永远不会被出版，因为它本质上是个糟糕的故事，充斥着关于山川的那些宏伟的史诗，还有关于登山的形而上学。山峰变成了所有事物的核心，我想去描述，当你的视野里只有山峰的走势曲线时那种攀登的感觉：你一路向上攀登，眼睛里除了这道线什么都没有，突然间你就穿过了这条线，你就到了山峰的另一侧；就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你将身处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这种感觉，我想试图捕获的就是旅途的那个瞬间。然后我把这个故事读给自己听，觉得它失败了。”

1943年9月8日之后[11]，普里莫·莱维又一次去了山里，去寻找属于他的旅途瞬间。这一次，登山并不只是生死攸关的形而上学，而是他选择的立场，还有那即将到来的战斗。众所周知，他没过多久就被捕了，然后被送进了集中营。他的朋友、登山搭档桑德罗·戴马斯楚在库内奥（Cuneo）被杀，是行动党[12]第一位牺牲的皮埃蒙特指挥官。

莱维和桑德罗一起经历的一次最美妙的冒险是在某年深冬，他们在一处高山上的露营地，双脚放在睡袋里，“靴子冻住，敲起来像铃。”“我们要怎么下撤？”当他们爬到顶端时，暮色已深，莱维问他的朋友。

“船到桥头自然直。”戴马斯楚说，然后又补充道，“最糟的情况是必须尝熊肉。”

那天晚上被困在酷寒的营地时，他们确实尝到熊肉了。莱维在《元素周期表》中最令人感动的一个章节中回忆了这段插曲，他写道：“多年过去，我后悔我吃得那么少，因再没有任何东西尝起来那么香，那是健壮和自由的滋味，可以犯错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

已经有太多太多文字描述过山峰，还有登山的意义，但是没有一句比莱维的话来得简洁、准确：可以犯错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

[1]原文标题是“登山？可以犯错的自由”（“L'alpinismo? E' la libertà di sbagliare”），刊于《登山》杂志（Rivista della montagna），1984年3月，第61页。

[2]皮耶罗山属于大帕拉迪索山峦，位于皮埃蒙特区和奥斯塔山区之间，海拔约3692米。——译者注

[3]这些岩石的名字在普里莫·莱维的《元素周期表》《铁》一章中均出现过，译者参考了中文版译者牟中原先生的相关译文。——译者注

[4]《家庭絮语》［Lessico famigliare，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63；英语版由卡卡奈特出版社（曼切斯特）于1984年出版］，是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的自传作品，记录了她在都灵的一个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家庭成长的童年经历。她父亲喜欢用的一个古怪的词是negrigura——这个词是从“黑鬼”（negro）衍生出来的，表示“黑鬼的”意思，莱维在下文会提到这个词，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那些笨拙和愚蠢的人或物。

[5]意大利登山协会（CAI）全称是Club Alpino Italiano。

[6]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40年时担任法国国防部长，当时德国入侵法国，意大利宣布参战。

[7]两者都是瓦莱达奥斯塔的城镇。——译者注

[8]尤金·圭多·拉默（Eugen Guido Lammer，1863-1945），爱德华·温珀（Edward Whymper，1840-1911）和阿尔弗雷德·弗雷德里克·马默里（Alfred Frederick Mummery，1956-1995），第一位是奥地利人，后两位是英国人，他们都是19世纪末期最重要的登山家。

[9]“解理面001”指的是米勒指数中常用的的参数，用以确定晶面和三个晶轴之间的截距。它解释了为何岩石会碎成一块块薄石板。

[10]此处提到的三个人都是都灵自由派和左翼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奥古斯托·蒙蒂（Augusto Monti，1881-1966），曾在著名的马西莫·达泽伊奥中学教书多年；音乐学家马西莫·米拉（Massimo Mila，1910-1988）；工团主义者和作家维托里奥·福阿（Vittorio Foa，1910-2008）。

[11]1943年9月8日是意大利和盟军签署停战协议的日子，在之前几周，墨索里尼下台。那天以后，德国人占领了意大利的中北部，很多意大利人（包括莱维）从那时起选择加入抵抗组织。

[12]行动党（Partito d' Azione）是在反法西斯运动——“正义与自由”运动（Giustizia e Libertà）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政党，是一个参与了抵抗运动的小型自由党，吸纳了一大批都灵的自由知识分子。

化学（1983）[1]

恩里科·博埃里

恩里科·博埃里（以下简称“博埃里”）：莱维博士，这对你而言必定不是一次寻常的采访，你之所以坐在《化学技术》杂志的这把椅子上，不仅是因为你是一位作家，写过一系列成功的获奖作品，更主要因为在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你一直担任一家化工企业的管理者。你能和我们分享在这一领域你的经历吗？

莱维：1946年，我从奥斯维辛回家后不久便开始了化学家的职业生涯。

甚至在“二战”中（自我1941年毕业后），尽管当时已经出台了种族法，我还是偷偷摸摸地在米兰的一家制药厂找到了一份化学家的工作，以及在一处矿场的实验室里，我曾想尽办法拼命去浓缩一种主要由镍构成的、非常粗劣的原材料。我在《元素周期表》里都描述过这些经历，除了些微的改动。我故事里的那个“中尉”就是已故的马里奥蒂博士，他后来是皮埃蒙特化学联盟的主席。

在那本书中，我也描述了自己试图成为一个化学产品生产者的努力，我和一个朋友想提纯出氯化锡和香草醛，获得一点儿可怜的经济回报。1948年，我终于打听到都灵附近的一家油漆厂SIVA正在招募年轻的化学家。我在那家工厂的第一个职位是实验室化学家，后来成为技术主管，再后来成为主管。我在SIVA工作了将近29年，直到1977年（退休）。1975年时，我就已经告知工厂方面我即将退休了：考虑到我和工厂老板从过去到现在所缔结的友谊，不事先告知就离开是不合适的。所以我给了他们两年的时间寻找我的继任者，他们也找到了。我也将这段时光写进了我的书里。比如，在《扳手》中我在苏联的旅行是自传性的，即便那趟旅行的目的并不是我在书里写的（是为了凤尾鱼罐头内部的一种漆）。我改动了很多细节，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工厂的真实案例并不得体。

从那时起，作为化学家的我就退休了；但是你们的杂志勾起了我对那份职业的怀旧，这份职业在奥斯维辛救过我的命，也是我多年的谋生之道。

博埃里：正如你在书里写的，这份职业“是个特例，是一种更为艰苦的营生”，而也正是这份工作给你那些最动人、最成功的书提供了素材。关于那段时光，你还记得什么？

莱维：（《扳手》中）“与世隔绝”那个插曲，同样也完全是自传性的。里面提到的那个酸萃取柱就属于SIVA，在都灵——米兰的高速公路上你就能看到它，就在路右侧的收费站那里。我负责建造了这根萃取柱，并教会工人们如何操作它，还花了好几个晚上监测它的运行。

这根萃取柱一开始是由一个米兰的工程师设计的，是依照另一个已在运行的萃取柱的模型设计的。但萃取塔中心是金属圈。不管这个事实是否属实，SIVA的这根萃取塔下端的金属圈是用陶瓷替代的，它终于因不堪过重的负载而碎裂了。萃取塔里满是浓烟，导致压力过大。

博埃里：你创造了一个可怜的形象，“一个病人想吐却吐不出来”，这个形象出自你笔下的人物装配工福索内之口，而这是任何一个在蒸馏工厂工作的化学家无疑都熟悉的场景。

莱维：正是这样。为了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临时搭建蒸馏塔板，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然后将萃取塔的中间填充部分换掉，以便能让它重新正常运作。

但是现实里真的有一个叫福索内的人，他确实也是一个装配工。当我虚构这个听起来有点蠢的姓氏［“福索内”（Faussone）这个词和典型的皮埃蒙特人形象一样，有时候也可以指“虚假”（false），在皮埃蒙特方言里这个名字就是“大镰刀”的意思］时，我从没想到这一点。直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在圣毛罗托里内塞（San Mauro Torinese）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有一个举止得体大方的年轻人在会议快结束时，用他纯正的皮埃蒙特方言对我说：“抱歉，我叫福索内。”我当时以为他是在恶作剧，然后他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他问道：“你猜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你一定是个装配工。”完全正确。

当时那本书刚刚出版，一个电视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我建议我们——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可以一起露面。但是他不愿意，他说，我在这里引用他的原话，“这（名字）没什么重要的，但他的工作却是重要的。”

博埃里：你能否和我们的读者分享你在化工行业更多的趣事？

莱维：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静电的危害，因为这个原因，即便是将粮食从船舱运出的系统也必须接地。

嗯，在SIVA我们有一个倾倒合成树脂的系统，我们确实也安装了接地电线。但是我不知道液体也会有同样的危险：在一根钢管里流动的碳氢化合物也会因为静电爆出火花、起火，液体纯度越高，它起火的概率越大。

在工厂里，我们用巨大的罐子装着那些溶剂：甲苯、二甲苯、己烷等等。那场意外发生是我的责任。出于便利的考虑，为了加快我们经常要做的事——从那个1000升的大罐子调取少量甲烷——的速度，我在容器壁上安装了一根管子。好些年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工人们提着空桶跑过去将其注满。但那一次，是某年的盛夏，甲苯从管子里流出来时突然起火了。工人们都吓得逃走了，但是幸好那个部门的主管就在附近，他跳上罐子，把主要的那个龙头关了。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这种起火状况的预警和危险的，同样也存在一种解决的办法，一种金属皂能让碳氢化合物具有传导性，我们赶紧采购了一部分（金属皂），它一被送到工厂，我们就赶紧将这种金属皂加进我们的溶剂。说句题外话，这也是为什么汽油泵不会有这个危险的原因，那是因为汽油中的四乙基铅和其他添加剂让汽油导电。

类似于这样的插曲让我相信，中学和大学的化学课程应该由那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来教授。

不过说到添加剂的问题，如果去研究下为什么那么多添加剂的配方的起源已经被人遗忘，而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配方，应该是有意思的。比如，在我工作的油漆行业，有很多我敢肯定毫无用处的添加剂，但是没有人胆敢将它们移走，他们是不是担心负面反应可能要过几十年才能显现出来？

博埃里：回过头来看你的生活，哪一种职业离你最近，是化学家还是作家？

莱维：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职业。在化学界，你的生产力最多只有20%的误差。而在写作时，会存在你面对空白的稿纸好多天都没有进展的情况，而在其他的日子，也许你在车里，或者在路上时，那些美妙的灵感就会突然向你涌来：写作者的生产力完全没法预期。

另一方面，这两者的不同还在于，身为一个化学家，你很少会将自己的工作归到自己名下，抑或你这么做的时候，它也属于团队协作的一部分。管理一家工厂，意味着你要依赖一系列宽泛的外部条件：同事，客户，老板，供应商，等等。与此相反，身为作家，你是完全自治的，如果作品很糟糕，你也只能责怪你自己，虽然也正因为此，当你出色地完成作品时你从中得到的愉悦也会更多。

博埃里：你现在在写什么作品？化学会激励你产出更多的作品吗？

莱维：目前为止我正在将一部作品从德文翻译成意大利文[2]。我在努力达到他们的预期。

从逻辑上讲，我的《元素周期表》的后续作品应该是关于有机化学世界的。我甚至想好了那本书的名字——《进退两难》——一个有暗示性的题目，但是我没有往前推进，因为其中的很多材料都被我用在了《扳手》里。眼下我还没有其他创作的想法。

博埃里：一个常设的问题，能分别说一个你的优点和缺点吗？

莱维：我的优点是我很有现实感，这是作为作家的普里莫·莱维亏欠作为化学家的那个普里莫·莱维的部分。我的缺点是缺乏勇气，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一种恐惧。

博埃里：“缺乏勇气”在你的生活中并不明显，无论是从你选择加入抵抗组织，还是从你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来说……

莱维：我的意思是说，我害怕的是他人，不是某些具体的事，如果碰到别人的反对意见，我的反应一般都是忍气吞声地走开，避免争执。那是不对的。

[1]选自《四次对谈》，原文刊于《化学技术》，1983年12月。

[2]莱维当时在翻译卡夫卡的《审判》。参见本书另一篇访谈《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

科学的邪恶力量（1987）[1]

假定我们都相信和平的必要，你觉得意大利或者全世界是否有可能为和平运动的进程做出特殊的、建设性的贡献？

你所处的特定专业领域可以做出何种科学或文化贡献？

你是否已经在进行某些相关的研究或者学习去推进实现和平的目标，或者说，在你看来此类作品中有哪些可能实现此积极目的？

我想我应该将自己的回答分成两部分：在我们国家和在那个更宽泛的世界里，和平运动一直，并将继续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意大利，可以说整个国家都接受了和平主义。我们不再有边界纠纷，我们没有侵略性的邻国，我们有迫切的内政事务要处理，但不存在敌对的少数派，或者敌对的多数人让少数派变成受害者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意大利人好战，即使我们令人遗憾地加入了北约（NATO）[2]。服兵役被看作是一种可悲的、不必要的邪恶行为，我们的军队也绝不好战，即使在他们面对那种恐怖的死亡武器时。

但是我们握有有着致命力量的军备，希冀我们永远不会使用它们（也许毫无根据）。我生活在一个随时为战争做好准备的世界，至少在今天，在远离欧洲的地方，战争每天都在进行。

因此正如罗伯托·圭杜奇[3]所建议的，强制实行一种和平的文化，让这种文化获胜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要做。无论如何，即便需要做的事情再少，也还是需要去做的。意大利必须做一个表率：我们的《宪法》支持和平、拒绝战争，并以此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一种办法，而这一事实应该在我们的学校、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得到强调。

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来自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科学家和大学所持续提供的战争导向的创新和技术完善，那世界上所有的军队，尤其是好斗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队，就会失去他们的力量。全世界的（但为何不从我们国家开始）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应该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邪恶力量。我很确信，科学从假设上来说是完全中立的，但我也同样确信，存在另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科学，正是那种科学需要被马上制止。在所有的大学科学教育工作者中间，我们应该鼓励一种精确的道德意识：“我接受这个任务，但是我不接受那个。我会研究一种新型抗生素，但我不会研究神经瓦斯。我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核聚变的研究，但我不会去研究中子弹。”在每一个例子里，年轻的科学家必须要求去获悉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目的和用途，如果当科研的目标令他厌恶时，他应该拒绝为毁灭的力量服务。信仰者们可以被一种类似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东西约束，信仰者们可以他们的荣誉起誓而受到约束。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应该提供一门课程或者几堂课，来唤醒我们每个人内在的道德意识。

当然，永远会有愤世嫉俗者和做伪证者，但是也永远会有一些有良知的反对者，谁也不能说意大利的楷模不会在其他国家找到相似者，甚至在那些科学最有活力但最服膺于权力的国家。

[1]本文是对菲奥拉·温琴蒂、罗伯托·圭杜奇和马里奥·米奇内西的提问的回答，原文刊于《男人与书》（Uomini e libri），1987年1-2月，第112期。

[2]意大利是最早在1949年加入北约的签约国之一，虽然意大利国内的左翼和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

[3]罗伯托·圭杜奇（Roberto Guiducci），社会学家、作家，也是莱维这次回应的采访者之一，曾创立“和平科学俱乐部”（Club per le scienze della pace）。

诗歌与计算机（1985）[1]

诗歌能够和计算机相容吗？

可以确定，诗歌早在写作之前就存在，当一个人看到在与今天相隔遥远的那个时空，我们文明中的那些诗歌与其他文明（阿兹特克人、印第安人、古埃及人）的诗歌的联系时，他会被一种敬畏感击中。诗歌历经了多少世纪被传承下来，体现在多种不同的介质中——从石头或黏土雕塑到羊皮纸和纸莎草，从中国的毛笔到蜡板，从鹅毛笔、钢笔和圆珠笔一直到现在的打字机。诗歌似乎并不非常仰赖双手的工作：诗意的形象诞生于我们脑海中的某处，它会让自己经过各种各样、无甚分量的阻碍最后抵达“记录”。所以，如果我们刚刚是在讨论作为书写技术的计算机，讨论的是不同的文字处理过程，我看不出两者有任何不相容的地方。相反，可以删除、修正、增添或者替代的便利性，让灵感从大脑抵达纸端的过程变得更加流畅。也许，计算机让这个过程变得过于流畅了，缺少阻碍和苦难（在屏幕上写作比在任何其他介质上都要来得轻松），可能会让文本变得冗长而累赘，它会破坏手写的简洁，虽然反过来说也成立：你可以即时进行修改，不用在纸上留下任何痕迹，摆脱冗长多余的描述从未如此容易、如此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知道，计算机能完成的工作远不止如此。它们已经被证明可以作为被称为定量语言学的工具，可以让学者们免于辛劳：计算某个特定作家或者特定时间段使用某个特定词语的频率。在这种层面上，不管是否有充分的证据，我们都有希望获得一种可靠的方法确定一段有争议的文本的归属。精神分析师们拍打着翅膀在空中盘旋，等待时机扑向自己的猎物，他们试图去发现但丁、莱奥帕尔迪还有蒙塔莱有多少次用了“水”这个词，而这又和他们的出生或童年的灾难存在何种关联。对于这种沉闷的事业，计算机是理想的工具，虽然这并不能诞生诗歌；相反地，这是一种验尸行为，是对诗歌本身进行的尸体解剖。

在那些创造性的过程中，计算机能够指示文本中的韵律、重复、头韵、照应、深思熟虑和其他手法；它们能够迅速地改变时态，找到同义词或反义词，或者能纠正错误的拼写；它们可以作为观念的仓库，或者作为不同的观念之间的桥梁，毫无疑问，它们还能制造很多奇迹，那些是我这个初学者——我也是最近才买了我的文字处理器——甚至都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服务都是无足轻重的，它们永远无法让一个业余的人写出诗歌，或者提高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诗艺。我应该再补充一点，它们也永远不会对诗人产生多大的伤害。我认为，因为“计算机”（computer）这个词在意大利文中的丑陋发音，当诗歌与计算机被并列提及时，对话里很多时候总会接着出现一长串的单词。计算机—藏书（computisteria）—账单—增值税（VAT）—银行对账单—借方—银行信用—银行汇票：人们会进行一连串迅速的联想，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更为专业的一些术语（比如英语和意大利语中的“文字处理器”）也并没有更加令人兴奋，不过这只是命名法的问题。很明显，我们现在所思考的这个问题是一把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计算机进入人类的生活已经有40年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它比任何其他发明都有着更快速、更令人震惊的飞跃。它在计算、规划、储存记忆、组织信息等方面已经能被称为人类的接班人了。今天的计算机已经能够下象棋或者玩桥牌，即便它还没有足够高明。它驾驶着宇宙飞船去寻找“让人嫉妒的真理”[2]，或者搭载导弹来解决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每个酒馆里都有一群青少年在电子游戏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因此它能做任何事情，因此它也应该能够写作诗篇。

我深知给出消极的预言是不明智的：就在第一架飞机诞生前10年，那些著名的科学家还充满信心地宣称进行“比空气要重”的飞行器的实验是荒诞的；而后一代的科学家则预言道，如果我们有能力建造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话，它也会和一座大教堂一样高，它会消耗掉一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的能量，并且造价比一艘航空母舰还要高。无论如何，虽然我对计算机理论和诗歌理论一窍不通，我也不想信口雌黄，我倾向说，永远不可能有一种计算机能自动分泌那种原创的、真正的诗歌。那些必定是糟糕的诗歌：用正确的重音。正确的寓意或者符合拉丁诗体学的十一音节诗行[3]来写诗，（甚至在今天，要是有人将自己的头脑奉献给这徒劳的事业）并不是难事。它们对人类诗歌拙劣的模仿甚至会让人惊讶、（或者）捧腹大笑，但是它们无法通过强烈的语感来创造诗歌。

为什么？我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但是我怀疑电脑只能进行逻辑运算，或者（如果它们被编程的话）进行随机化的选择。诗歌是比逻辑和概率都要伟大的东西。它可能涵盖这两者，但是它的边界是更宽阔的。它还包含其他的东西：那些深刻而微妙，同时也必然很新颖的联想，原型的回响共鸣，能指和所指之间以及音乐、幻象和词语之间那无法定义的关联，对那些杰出的前辈有意或本能的引用，因而，用保罗·艾吕雅的一个可爱的书名来形容，我们能够真正讨论的是传承了几个世纪、穿越了地理疆界的“不间断的诗歌”[4]，一份用其历史和痛苦伴随着人性的极其独特的诗歌遗产。

对那些清晰、明确的任务而言，计算机是一种更高级的工具，但诗歌并不是：它是流动的、隐晦的，充满气味和阴影。虽然诗歌已经陪伴了我们1000年，但没有人能够对诗歌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或者说有一个普世的关于诗歌的“规则”，这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诗歌是可以和计算机媲美的，但它能从计算机那里得到的益处很少，面对后者它也没什么恐惧的。

又及：我想我已经做了一番玄妙深奥的断言，现在我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出于嫉妒或者恐惧才这么说的。或是出于卢德主义[5]的心理：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19世纪初的那些劳工才会跟随内德·卢德，因为害怕失业他们就摧毁了那些新型的纺织机器。如果诞生一台能产出可观的、有质量的诗歌，且花费不多的诗歌机器，我想我自己也会买一台的，虽然我也需要咨询律师（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台机器）我是否能在这台机器生产的诗歌上署我自己的名字，以及我是否有权得到这种诗歌作品的版税。

[1]本文是普里莫·莱维就《对普里莫·莱维的提问》（“Una domanda a Primo Levi”）的书面回复，原文刊于《天才》杂志（Genius），1985年1月4日。

[2]莱维在此引用的是但丁《神曲·天堂篇》，第10篇，1.138（“让人嫉妒的真理”）。

[3]十一音节诗行（hendecasyllable）是有11个音节的诗行，是意大利文中标准的“史诗”诗句，类似于英语中的五步抑扬格，或法语中的亚历山大格式的诗行。

[4]保罗·艾吕雅，《不间断的诗歌》（Poésie ininterrompu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6）。

[5]卢德主义（Luddism）指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思潮。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动，使许多手工工人失业，1779年一名叫内德·卢德的织布工怒砸两台织布机，因此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作卢德主义者。——译者注

我，老了吗？（1982）[1]

60岁：退休的年纪。退休之后，有大量空闲时光要去填补。老年是无用的同义词。这个观点有其合理性吗？

我，老了吗？当然，我出生的日期，我的老花眼，我的白头发，我已成年的孩子们，这些都说明我老了。上周，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有人在电车上给我让座，这让我感觉很奇怪。

照例地，我自己并不觉得自己老了。我还没有丧失对周围世界、对他人的好奇心，我的好胜心，以及我对游戏和解决问题的热衷也没有减退。

我仍然喜欢和自然沟通，在调用自己的感官面对自然、研究自然时，在演讲或者写作中描述自然时，我感到愉悦。

我的所有器官、四肢、我的记忆和想象仍然在有序工作，我对我刚刚两次写下的这个可怕的词——“仍然”——的黯淡氛围再清醒不过。

[1]原文刊于《晚报》（Stampa sera），1982年9月15日。

第三部分 作品

《休战》（1963）[1]

皮耶尔·玛利亚·保莱蒂

他穿着一件暗绿色的夏季西装，还有一件薄薄的短袖衬衫。袖管下面露出两条白皙的、青筋暴突的手臂，腕上戴着一只老式的手表，手表上方的黝黑皮肤上是一行已经微微褪色的蓝色数字：174517。当你看着他，听他说话时，“囚犯”普里莫·莱维的形象被这个画面完美地捕捉到了：一个纤弱的小个子男人，比他的书的封底常用的那种照片给你留下的印象还要脆弱，那些照片里的他穿着军队的毛衣，脸上是游击队员的神色。那个数字曾摧毁了他的青年时代，并注定了他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他激烈的、一丝不苟的道德热忱，被他谦逊而温和的外表，以及他平静、礼貌的交谈中和了一些，他的话语中充斥着行为、人和事，表达直接，没有那种尖锐的憎恨，他的幽默感以及他对用古怪、无耻的漫画刻画恶魔般的、轮廓鲜明的、极度自信的“雅利安人”的那种顽皮的喜好，都透着他的这种热忱。“雅利安人”是他在恐怖的往昔中遇到的（用他的话说）“动物学”样本。

当然，我们谈到了《休战》，那本书记录了他从集中营回家的漫长旅程，是今年的斯特雷加奖[2]真正的“发现”。在此之前，他的处女作《这是不是个人》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获得诸多赞誉，那本书是他在匆忙中写下的，为的是“与他人一起分享”，在他从奥斯维辛奇迹般的返乡之旅结束后不久被出版，而那个时候文学事件所能激起的公众关注并不如今天。“你知道，对于斯特雷加奖我并不感到心烦。”他兴奋地说着，带着他浓重的皮埃蒙特口音，“当然，如果能获奖我会很高兴，但未能获奖我也一样高兴，毕竟我已经说了自己想说的话。无论如何，它是我在文学世界第一次活生生的体验，”他停顿了片刻，有很多次这样的停顿，他的脸上会流露出微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的眼睑因为兴奋而颤抖，直到他完成剩下的句子，“但是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外来物体。”

“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他继续说道，自问自答着，“《休战》的历史就是我在那些年里向我的朋友讲述的所有故事的历史，一字不差。在咖啡馆里，在家里，在坡街上一起散步时，我对都灵的少数几个密友——你知道，就是我在学校里认识的那些朋友——讲述这些故事。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出版出来？”又停顿片刻。“我的闲暇时间，我自己的欲望和他人施加给我的压力，我生命里的方程式达到完美平衡的一天终于到来。”一个外来物体、方程式。然后，他又用他精确的、科学的语言说道：“《休战》花费了我200个小时的时间，一章一个月。如果你认为我只能在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作，而且在下笔前还要再花差不多一个小时调整我的状态的话，你也可以说这本书是花费了三四百天才写完的，或者说，用了一年的时间。”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在《休战》突然广受欢迎和《这是不是个人》再版之后，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一个同样也是化学家的作家，还是一个写出了几本书的化学家？“哦，化学家，对此毋庸置疑，我们不要混淆了。我的这两本书是在偶然中写出来的。”

众所周知，普里莫·莱维是（都灵市外）塞蒂莫一家树脂和油漆工厂的技术主管；在那里，作为一名管理人员，他要接待客户，带他们参观工厂，向他们展示设备。他并不是特别享受这些。即使，时不时地，在工厂里或者在他去莱茵兰的频繁出差行程中，他很乐意向那些曾和法本化学公司[3]合作的德国工业家们展示被刺在他手臂上的那个数字，他会向他们这样自我介绍：“（我是）莱维，你好。”（他会字斟句酌地先说出自己的名字，确保击中目标。）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的这项乐趣。

莱维更享受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他真正的职业——他用的是这个词的法语（métier）——让他着迷。比如，客户可能会问他要一种特殊的符合特定机械、技术和电学标准的树脂；比方说对方可能需要一种用于大西洋邮轮上的散热器的油漆，这种油漆能够在特定的使用期限和特定的温度下承受海洋中含盐分的气体环境。他的工作就是研究这样的案例。然后他每天晚上沿着阿庇安街回家，回到翁贝托国王大街上他居住的那栋新艺术主义风格的大楼，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整洁、空气清新的书房，他最喜欢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其中有很多书的作者都是自相矛盾的幻想家和反叛者——维庸、拉伯雷、斯威夫特、康拉德，还有一些意大利经典作家，比如但丁和阿里奥斯托，但是没有福斯科洛或莱奥帕尔迪的作品，后两者由于他的学生时代而永远被“阻隔”在他的脑海之外），然后他改头换面——用他的话说——成了一位作家。但不是一位偶然的作家，而是一位真正的、地地道道的作家。他深知这一点，即便在他佯作谦虚时。

鉴于他身上的那种皮埃蒙特式的严格和不妥协，人们可以允许他带着一点儿顽皮。他让自己立刻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区区一个化学家，偶然写出了两本书。然后，随着他对自己的主题的讨论逐渐升温，他开始逐渐接近那个真实的答案。他的答案很简短，但很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看，今天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也许超过我当一个化学家的快乐，但是我真正的雄心，我隐蔽的渴望和梦想，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得某种一致性。让我解释一下：我想向更多公众讲述可以说明科学研究的意义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以贴近真相的方式，对在实验室的秘密世界里发生的一切迷人的事情的记录；记录的不过是对人类而言最古老、最神秘的感情的当代版本，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比如是否该杀死那头水牛，或你是否会找到你在寻求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基于矿工、医生、妓女生活有一整套的叙述传统，然而关于化学家们所经历的冒险的描述却几乎没有。”

他抬起头，笑了笑。他还没有说完。“科幻小说？”我问，我想起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对，科幻小说。这类小说有很多主题都让我觉得有趣、迷人。我把科幻小说看作伪装的道德故事。我在空闲时间，或者从管理工作的间隙尽力挤出一点时间来写了几篇。”我问他是否有将这些小说结集出书的计划。“在未来几年里，我很乐意这样做。现在，它们和《休战》的相关性会令人困惑，”惯常的停顿，“自然，只要他们同意出版。”他补充道[4]。

“所以关于集中营的经历你已经写完了吗？”“绝对没有更多的话了。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已经说了所有我该说的东西。都结束了。”也许就未来的主题而言，它已经完成自身的角色了。但是那些人物还在，那些问题还在，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为什么“金发碧眼的那些人本质上是邪恶的”这一点仍是个谜——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还没有得到解释。莱维在战后花费了好多年，小心翼翼、持之以恒、不知疲倦地在全欧洲追踪98号劳动队的潘维茨教授[5]的下落——他就是《化学考试》那一章中的人物。他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完成未竟之事，去理解他的人性中“最秘密的部分”。或者说，去理解他的非人的部分。最后，他发现对方已经去世了。

《休战》中那些外向的、疯狂的、流浪汉般的人物呢？在他谈话时这些人物不停地出现。比如，塞萨尔，那个“太阳的孩子，每个人的朋友”，那个江湖医生、骗子，喜怒无常，天性欢乐，鲁莽而纯真。“当然，他的真名不是塞萨尔，但是请不要写出他的真名；他现在生活在罗马，在一个要承担道德和财务责任的位子上。我的书可能会给他带来伤害。有一次他写信跟我说，罗马人都太精明了，你在罗马什么工作都做不了，你知道，他说的是他个人意义上的那种‘工作’，他想搬到北部去，问我能不能给他找个妻子。在《休战》出版后，他再也没有给我写过信。也许他不能理解我试图做的事情，又或许他觉得很失望。但是请不要写出他的真名，我不想对他有任何冒犯。”

他甚至也不想让那个希腊人莫多·内厄姆不高兴，他花了20页的篇幅来描写这个人物。内厄姆在自己被与文学史上那些最著名的形象并置时也能泰然自若，他是一个超级希腊人，一个狡黠的生意人，推崇无政府主义，毫无妥协，带着他怪异的男子气概，有着月光下的夜鹰那样贪婪的表情。他生活在萨洛尼卡，当然他的真名也并非莫多·内厄姆。“但也请别写出他的真名，也许他现在是个体面的人物。”他很愿意去萨洛尼卡会会莫多·内厄姆，但是他害怕自己可能不会认出他来，他害怕发现对方因为“人类文明生活的所有陷阱”而变得苍白。

不，他不会再写关于集中营的任何文字了，所有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带着一种无畏的超然。现在《休战》正在角逐坎皮耶洛文学奖，事实上，它离摘得这个奖项仅一步之遥。莱维几乎是错愕的，他担心会冒犯到像来自贝隆奇家族[6]这样的人，担心后者会将之视为一种冒犯（鉴于他们对他表示了那么多的善意）。“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明白的。所有工作都是别人操办的。一切都是在我没有首肯、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现在，普里莫·莱维博士站起身来，整理了下自己的夏季西服，对我们致谢，为自己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他必须要回到工厂，去研究他那些麻烦的树脂和漆料，要带领重要客户四处参观，也许他们中有一两个也是金发碧眼的体面人物，也许他们曾是法本化学公司的模范工人。

[1]原文标题是“我是个化学家，偶然成为作家”，刊于《日报》，1963年8月7日。

[2]斯特雷加奖（Premio Strega）是意大利最高的文学奖项。1963年，该奖项由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的《家庭絮语》摘得。

[3]法本化学公司是布纳劳动营的所有者，在莱维被关押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期间，他和其他的奴工在布纳劳动营工作。

[4]莱维的科幻小说直到1963年才结集出版成《自然故事》一书，从1960年开始他在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其中几篇故事，确实，从1946年开始他就零星地写作这些故事，即他从奥斯维辛回来后的几个星期。

[5]潘维茨教授是让莱维通过一个模拟化学考试的那个人，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化学考试》一章中强有力地、带着愤慨地描述过他。

[6]戈弗雷多·贝隆奇（Gofredo Bellonci，1882-1964），评论家、记者，和他的妻子玛利亚一起在1947年创立了斯特雷加奖。

科幻故事1：《自然故事》（1966-1971）

埃多拉多·法迪尼

正如很多读者所知，著名作家普里莫·莱维的本职工作是都灵郊外的一家工厂的化学家。这个月的后半月，都灵的十剧场（Teatro delle Dieci）将会上演根据莱维的剧本改编的三出独幕剧，导演是马西莫·斯卡廖内（Massimo Scaglione），他同时也经营着这家剧院。三出话剧合称《自然故事》，它们都是科幻小说：《冰箱里的睡美人》，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委任创作；《拙劣诗人》，1965年9月到10月之间曾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的广播节目录制；以及《第六日》，莱维在1946年到1947之间构思这部作品，1957年才完稿。

作为《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对“二战”和集中营的悲剧经历最伟大的两部记录作品——的作者，莱维想要从科幻小说当中获得什么呢？莱维的回答非常平静：“如果你对科幻小说的定义就是未来的世界、廉价的未来主义的梦想，不，它们并不是科幻小说。这些小说比很多其他小说更有可能发生，确实它们发生的可能性如此高以至于它们中的部分故事已经成真了。以《拙劣诗人》为例（一个商业化的诗人买了一台写作诗歌的机器，以提高自己服务客户的速度，后来这台机器变成了我们正在观看的这部戏剧的作者）：在这些方向上，一些非常有趣的尝试已经存在。所以这是先发生在自然历史边缘的故事——即标题的来源，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它们也是非自然的。很明显，这两者亦有所重叠。”

那个集中营里的男人和这些关于机器诗人、冬眠美人以及官僚创造者的故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对此，莱维的表态非常尖锐：“我是一个两栖动物，是一头半人马，我内部被撕扯成两半，一半的我在工厂，是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另一半的我和第一个我完全是脱离的……生活在写作的世界中，接受采访，处理我过去和现在的经验。这是我大脑的两半。我带着这种妄想狂式的分裂生活着（我想，正如加达、西尼斯加利和索尔米一样[1]），它们是我的完全独立存在的两部分，以至于我没办法用第二个世界——我运用钢笔和想象力的劳动——来覆盖第一个世界——那个工厂的世界。我曾经试图写下我在工厂经历的故事，但它们是我写过的最糟糕的东西。不，我从来没能驾驭这个，我非常确定。我作品中的世界是某种距离很远的东西，那是我年轻时代的世界，是那个种族歧视的世界，是关于我努力不让自己被迫和学校里的朋友们隔离开的世界，然后是我对犹太传统的重新确认（犹太教是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就像自由是恐怖的对立面，因为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我发现在最纯粹的犹太传统的核心之内有很多自由主义的原则），那个世界里还有游击运动，以及最终的集中营和我描写的人性遭遇的可怕扭曲。我的书都是关于这些内容的，同时它们也给我带来了知名度，一些新的经历和人性新的维度，但是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日常生活之外。基于这些，我觉得自己开始写作科幻小说很自然。《自然故事》是我偶然拥有的那半个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观念。”

莱维很谨慎地去限制自己，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评论限制在个人经历层面。但是很明显，他的话意味着更多：面对那种他深度经历的野蛮，以及那种玷污了他的深层自我的东西，他必须要让自己投射到未来的可能世界，接受人性内在的分裂——有必要对这种分裂进行密切的监视以避免更大灾难的恐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评判方法。看起来，他在集中营的经历意味着除了在他前两本杰作之外，他并不打算更多泄露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男人，他仍然谦虚正直，准备为他信仰的观念战斗，但是，他经历了一些撕裂般的痛苦，而那种陌生的、恐怖的、扭曲的阴影，仍覆在他的眼睛上。

在这段经历之后，他认为事情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变化，甚至在形式和语言的层面上？“我不太能理解这个问题，”他回答道，“语言就是语言，是用来交流的。毫无疑问，对我们犹太人而言，在集中营里，语言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对语言学家们有种不求回报的爱。我是在集中营里学会德语的。[2]我没有学会（德语）语法。但对集中营里的语言最可怕的就是‘理解’的问题。想一想，听着那些你不能理解的、可能会将你送进火炉的命令，是多么可怕。这些命令将你直接送入火炉，这是因为‘你不能理解’。在那些‘能够理解’的囚犯当中，存在着不同的等级，俄国人过去会把德国人喊作‘哑巴’。我们很多人都在学校里学过语言，但我们现在处在一种闻所未闻的野蛮状态当中，我们必须通过创造一种共同的行话以重建我们之间原先被打破的联系。此外，还有‘外国人’‘陌生人’‘局外人’，这三者可能会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存在。在我们头上，还有德国人、第三帝国和纳粹党。”

很多人也许不能理解莱维想让自己“超越”现实的决定：他们会将之看成一种逃避，逃避那些和过去一样悬在我们头上的悲剧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决定是莱维的现实主义和勇气的证明。如果《自然故事》能够被称为科幻小说的话，那么它们再一次地展现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想象力：这是一块储藏了关于人类存在问题的答案的丰富水库，恰恰就在我们周遭那些正在抬头的凶险预兆中间。简而言之，这绝非一种逃避，它是朝向道路、隧道和矿井终点的旅行，其中包含了那些组成人、社会和今天的历史的元素。莱维选择了变形，断裂，带着一种对自己的行动了然于心的人所具备的那种勇气，让自己走到了跳板的最边缘。

[1]这三位都是20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代表——他们在写作的同时，对科学抱有很强的兴趣或在某一科学领域工作：卡洛·埃米利奥·加达（Carlo Emilio Gadda，1893-1973），乔伊斯式的小说家、哲学家，以工程师的职业闻名；诗人莱昂纳多·西尼斯加利（Leonardo Sinisgalli，1908-1981）也是如此。赛尔焦·索尔米（Sergio Solmi，1899-1981），作家、评论家，出版过一些科幻小说，并翻译了雷蒙·格诺的作品［卡尔维诺后来曾修订了索尔米的《便携式小型宇宙演化论》译本（1950），并向莱维咨询了一些技术问题］。

[2]在这本书前面的采访中，莱维解释道，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他在大学里学习化学，使用的是加特曼编辑的教材，因此他了解一点和科学相关的德语，但仅仅是基本阅读层面上的。后来这本教科书的部分内容被收入他在1981年出版的自选集《寻根》中，这本书是关于他最喜欢的书籍的。

科幻故事2：《形式的缺陷》[1]（1971）

卢卡·兰贝蒂

经过了六年的沉寂后，普里莫·莱维又回到了文学的镁光灯下……他的新书《形式的缺陷》在这周由艾诺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包含了15篇短篇小说，故事都设置在并不遥远，或者说令人担忧的极有可能发生的未来。他用发明的方式来预期未来的科学和技术。但这种发明永远是夹在乌托邦和大灾难，夹在某种特定的希望和那些突然的，几乎是可笑的失望中间。

普里莫·莱维，50岁，来自都灵，他的职业是化学家。他在讲述故事时，不仅带着客观的技术专家的兴趣，同时也带着他自身那种大胆的、毫不畏惧的、无尽的好奇心。某种程度上就像《尤利西斯》一样，这些文本也带着一种伦理学家与生俱来的讽刺，以及从亲身经历中深切体会到理性的沉睡会带来何种灾难的男人所特有的琐碎的烦恼。

莱维是一个特例：他用严格的自传性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名声，但是，他发现除了那种直接的个人见证之外，他并没有穷尽自己的文学冲动。于是他继续创造自治的文学世界。

卢卡·兰贝蒂（以下简称“兰贝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以及《自然故事》（最初是用达米亚诺·马拉拜拉这个笔名发表的）和《形式的缺陷》之间存在着哪些连续性和断裂？

莱维：所有的作家都很难评断他们自己的作品，我想，对我而言尤其困难。当我写完这些书时，它们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然后又令我感到厌恶，再后来经过了几个月，我又重新像皮格马利翁那样爱上了它们，几乎带着一种为人父母般、不吹毛求疵的心理。说到这里，我想我能，至少从表面上，看到在最初的两部作品和之后的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着断层，或者说一道裂缝。写完《休战》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似乎完成了什么，就好像我穷尽了一群人的独特悲剧，但（我自身）却反常地珍视这段经历。我感觉，作为一个见证者、叙述者和某种现实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章的阐述者，我已经彻底地燃烧了自己。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东西要说，这些东西我只可能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说，这种语言可能会被有些人形容为讽刺的，但这种语言在我看来却是尖锐、隐晦的，带着一些愤恨以及故意的反诗意、反人类（disumano）——我早期的语言是冷酷的、非人类的（inumano）。是的，也许这个问题正是阿多诺的那句断言，即在奥斯维辛“之后”，不应该继续写诗——至少对那些曾经在那里的人而言。但同时仍有可能继续写作和奥斯维辛有关的诗——一首沉重而紧密的诗歌，就像金属溶液，它会到处流淌，让人受伤。

兰贝蒂：今天有很多——也许太多了——谈论小说的危机的言论。在你看来，文学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肩负什么样的压力和荣耀？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莱维：我不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规则。不存在什么压力或荣耀。存在100种写作的理由：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隐秘的，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至于说到它的价值，“你只有观其行而知其人”。在这上百种不同的理由中，也存在为了获得荣耀，或者出于某种文化担当而进行写作的可能性。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写作的成果都是不可预计的。

在定义艺术和社会的关联时，我仍然会保持同样的模糊，艺术可以是一份指南、一面镜子、社会的一个对立面或一个审判者。它同样也可以忽略社会，或者说至少它尝试这么做。我们能向那些创造者要求的只有他们既不应该卑躬屈膝，也不应该丧失诚实，他们应该保持谦卑，能够关照周围的一切，并且实现艺术家-先知的那种形象，他们作为上帝的声音的形象或者说真理之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另一种文化已经兴起，并且在快速地发展。诗人必须要为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让出位子。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会发现自己有很好的同伴，并且他会找到更多的写作素材。

兰贝蒂：在《形式的缺陷》里，当你在描绘一个令人不安的、即将降临的世界图景时，你显示了对“人”（homo faber）这种形象的根本信任。即使是在妥协最多的局面下，他也能够对世界和他周围的社会表现出人性。有些人会觉得这种信任来自一个身上有着永远无法抹除的集中营经历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惊讶的。这种信仰，来自何处？

莱维：我不知道《形式的缺陷》是否可以算是一本令人绝望的书。有些读者这么认为，也许他们太过于从字面意思上理解书中那种伪预言了。我本人并不绝望，一天中有八小时，我是一个技术专家，一个和物质的迟钝、恶意的惰性斗争的男人，而你并不能带着绝望进行战斗，因为至少你能看到一个终点。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奥斯维辛时我甚至也不绝望。那些感到绝望的人，那些在绝望面前缴械投降的人，在几天之内就死去了。但是，我不能就我内心这种对人类未来的信心，给出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正当的理由，这种信仰我可以称之为生物性的，它充满着地球上每种生物的神经纤维，并且让人类在面临无数错误的情况下征服这个地球。这也许并不理性，但同时也不令人绝望。这种信仰不解决任何问题，事实上它制造了一些新问题，而且从本源上说，它会产生痛苦。当然，我的一些故事会以灾难结尾，但是我倾向于让它们带有一种讽刺，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有条件的灾难：除非我能做点儿什么，否则我们将会这样结束，但我们有方法，有智慧，也有力量来阻止它们。

兰贝蒂：我希望你不介意我问一个跟文学无关的问题，在你看来我们是否只能希冀通过技术来实现“星球秩序的重建”，而这种技术的影响也许会取代“政治命题”？或者，换一种说法，科学和技术是否已经显露出成为对权力忠诚而盲目的仆人的面目？政治问题是否仍然或者永远是最本质的？

莱维：如果任何一个关于优先或者选择的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话，那很明显，我们必须求助于政治家，但是我们必须谨慎选择自己的用词，理解它们的意思，政治家自己是不能做任何事情的，他们已经显示出自身的无力。

在最近几十年里面，科学家们已经向政治家的命令低头，这是事实，也是可耻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这并非他们所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有那些每天沉迷于政治琐事的人才不会注意到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论好坏，都是诞生在实验室里的，如新的农耕形式、新的武器、新的疾病和新的疗法、新的能量来源和新的污染。在我看来，应用科学家（理论科学家是另外一回事）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并不是对权力的臣服，而是低估了他们自己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的工作所能释放的变革的规模，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形式的缺陷”（vizio di forma）。我从来不认为这种错误是不可挽回的，而且我希望，全世界的科学家们能够理解，未来取决于他们良知的觉醒。我很确信我们能够重建这种均衡，而且要使用我们已有的这些工具，而不是通过一些理论上的新发现，或者最糟糕的是通过暴力来实现（这一点）。

[1]原文标题是“形式的缺陷：技术将拯救我们”，刊于《阿迪杰报》（L'Adige），1971年5月11日。这份采访是在《形式的缺陷》出版时推出的。

《元素周期表》（1975）[1]

乔治·德·里恩佐

欧内斯托·加利亚诺

普里莫·莱维56岁，是都灵人，他的专业是化学，他曾经写过两部著名作品（《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他最近出版了一部新的作品《元素周期表》。这本书一共有21章，每一章都描述了一种化学元素，每一章的灵感都来自他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书中描述了战争、他的实验室研究、纳粹的集中营以及让一切重回正轨的努力。除了描写他遇到的那些人，还描写了他和物质的关系——有时候是充满敌意的，其他一些时候则是非常友好的，甚至是救赎性的。作品非常成熟流畅，透着一丝讽刺，同时也不乏深情，这些事件（即便是那些暴力的、动荡的经历），也被置于理性支配的框架之下。我们就一些问题采访了莱维。

提问：你的书是一个化学家的自传吗？

莱维：在特定的层面上是的，但任何一本只有一张面孔或者你只能以一种方式来阅读的书，在我看来，都是一本相当糟糕的书。一本好书必然——我并不会说是模棱两可的——或至少是多价的（polyvalent）。在这个层面上，我希望隐藏在化学家身后的隐秘状况是对人类普遍状况的描述。

提问：你谈到了人和物质之间的斗争，其中的关系是什么？

莱维：这里，同样，人和物质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是非常模糊暧昧的。物质是母性的，甚至从词源意义上来说也是如此，但它同时也带着敌意。对自然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无论如何人类都是一种物质，也因此和他自身充满矛盾。正如所有的宗教所理解的那样，物质同时也是生命的一场教育，一所真正的学校。对抗物质，你会变得成熟、得到成长。在和物质抗争的过程当中，你或许会赢，或许会失败，有些时候物质似乎是诡计多端的，而另外一些时候，它们总是迟钝的，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这两种不同的方面是共存的。

提问：你的作品没有出乎意料的开场，既平静又超然。在经历了那一切——那一切迫害和集中营的经历——之后，你是如何做到还能相信理性的？

莱维：相信理性意味着相信你自己的理性，这并不代表理性统治世界，甚至能统治人类。但是，我曾经历过理性的毁灭——这里，我不仅指的是纳粹主义，同时也指我们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这不应当并且也无法让我们投降，我会同意卡拉曼德雷伊[2]的说法。他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存在短暂的休息。对于理性而言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暂时的休息，我们并不能从理性那里得到短暂的假期，对我自己来说，我对任何时候理性的缺席都抱有怀疑之心。因此我认为，任何能够锻炼理性的职业都是健康的，而我的职业也是其中一种。在这本书中，我一直将自己的工作比作打猎，这一点并非偶然，人类是通过打猎才成为人类，也就是说通过训练自己的理性。

提问：你是否认为每一种化学元素可以有一种特定的、跟人类相关的意义？

莱维：我们不用夸大。钐和钆这两种元素现在被普遍认为是完全有害的，对人类完全无用的。但是这是一个时间和了解程度的问题，就和对人类的了解一样。其他的元素——像金、铁、硫等，它们都有一段漫长的历史——毫无疑问，它们有着人类的面貌，一种拟人化的特征。我曾经探索过这种特征，比方说在《铅》那一章中，另外，要探索氧和铜的特征则没有那么困难，你无需是化学家就能做到这一点。

提问：你相信工作带来的快乐，为什么？

莱维：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是一个悲伤而明显的事实。但是如果一个人或者社会能选择可带来愉悦的工作，这会是一件好事，任何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都有机会去明白那种快乐，即便只是偶然的。

今天，我们的周围笼罩着一种受虐狂倾向，我认为这是粗暴愚蠢的，甚至应当被鄙视的。那种观点认为，工作是一种惩罚，即使《圣经》上也这么说。然后，他们就会得出草率的结论，说工作就是受苦，因此最好不要工作。好吧，这不是真的，或者并不必然正确。即便在今天，如果你想想集中营里面的工作，今天的工作从各方面来说比40年前的压抑程度要轻很多。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去阐述我的工作的高贵之处，它的教育价值和塑造价值。这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当下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驳。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将拉丁文、希腊文和美学研究界定为获得文化、通向成熟的主要路径，而数学和物理似乎是无用的、晦涩的，抑或只有对找工作或谋生有帮助。你一定注意到，人们经常会大言不惭地——实际上带着某种骄傲——坦白说“我对代数一窍不通”，而如果他们对拼写或者语法一无所知，或者他们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时，他们并不会夸耀这一点。我的目标是展示科学或者技术不仅仅可以成为一本书的主题，也可以是一所思想的学校，一所写作的学校。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跟随我的道路，我会非常欣慰。至于医生，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写作关于他们职业的故事。

[1]原标题是“要时刻保持理性”，刊于《晚报》，1975年5月13日。

[2]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Piero Calamandrei，1889-1956），著名法学家、政治家，在“二战”后意大利宪法起草方面功不可没。他曾主编过很有影响力的杂志《桥》，这本杂志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收录过莱维的两篇故事。

《扳手》（1979）[1]

西尔维娅·贾科米尼

普里莫·莱维是一个个头很小、沉默寡言的男人，但是你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一丝狡黠。因为那一丝狡黠，我开诚布公地坦白自己在采访一个身上存在诸多不同角色的人时感到的困难：一个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几乎像一个先知；一个来自都灵的小家族的人，在外人看来似乎也有一些傲慢；写过关于技术和科学世界的作品，追随着一种辉煌的，抑或可以说是轻微的伦巴第传统。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他眼中的狡黠盖过了他的沉默。当我们谈到“卡塔内奥”[2]这个名字时，莱维放声大笑起来。他大声说道：“难道我这一辈子都要被别人看成幸存者吗？让我们开诚布公，我是一个幸存者，但我并不想只写关于集中营的事情。我也想对更年轻的一代发言。你瞧，我至少去了130所学校为《这是不是个人》这本书进行演讲。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再接受任何这类邀请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所写的是否真的是事实？无论如何，我相信关于集中营的写作仍然是震撼人心的，但它并不是当下的话题。今天至少在欧洲，重回那个世界的危险并不存在，或者说和其他威胁、恐惧、不确定性相比，这种危险是次要的，甚至是第三位的。”

西尔维娅·贾科米尼（以下简称“贾科米尼”）：所以你想通过《扳手》试图对今天的那些恐惧和不确定性做出回应？

莱维：是的，我认为，对工作的讨论是很重要的，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之所以会写这本书的原因，我想试图填补一种（文学）生态位[3]：文学里从来不乏王公贵人、妓女、冒险者，所以为什么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物质的转化者”呢？而且我认为，“68学生运动”对工作的态度是非常抽象的。我想到那些沙龙里的工联主义者们，他们眼里的世界是由流水线上的奴隶和邪恶的老板组成的，但实际上世界的组织更加缜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完整的一段。在那块区域里，工作既非惩罚性的，也不是异化的。就好像我从事了多年的工作，管理一家小型工厂一样，这些年的时间并没有被荒废。我在工作中找到了一种康拉德式的生活观，也就是去努力实现目标的意义以及其中包含的积极劳动。我在其中看到了对责任的承担，而不是拒绝，是一个人成人的道路。

贾科米尼：所以你创造了福索内这个人物，这个来自都灵的专业技工，他讲述了自己游历四海，建造吊车和桥塔的故事。福索内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一种有趣的皮埃蒙特方言，为什么呢？

莱维：我不知道原因，如果帕索里尼能够让《有活力的年轻人》一书中的人物说罗马语，或者爱德华多·德·菲利波能够让他饰演的那些角色说那不勒斯方言，那我不知道皮埃蒙特人这样做有何不可[4]。福索内说的那种意大利语在现实中确实存在：那是一种在工厂环境中所使用的民主的、也许被污染的意大利语。我非常喜欢用福索内的语言写作，我的写作从来没有这么容易过，以至于有些记者会认为，这个人必定实际存在，也许是因为他讲的故事都是真的，除了那个关于猴子的故事之外。第一个故事——关于诅咒的那篇——我将之设定在一个未知的中东国家里，实际上，这个故事发生在米兰，发生在一家工厂委员会都是由南方人组成的工厂里。这个故事是罗伯托·莱迪[5]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贾科米尼：但在阅读你的作品的过程当中，我想起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一本流行科学著作给我带来的感受，那本书讲述了一个叫梅林的巫师，他会在夜里将一个孩子从床上叫醒，带他去环游宇宙，对他解释磁场、重力的法则。我过去经常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梅林和那一切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体会到你在创作福索内这个人物的时候，一定体验到的那种乐趣：如果这些故事都是真的话，为什么要虚构这个人呢？

莱维：因为用标准的意大利语讲述这些故事会非常困难。（福索内）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那些技术术语在意大利语中从未出现，更难以理解。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语言。试着用意大利语说“scodimento”这个词[6]，你也许要使用两行绕来绕去的话。试着让乔尼·邦奇讲意大利语看看。[7]波尔塔让他说米兰方言并非是心血来潮。我不知道《大师》（el mestèe）是否成功了，但是我不认为他的方法是错的。再者，即使福索内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他的父亲——比方说——却不是杜撰的。这个人物其实是我借鉴了我管理的工厂里一个铜匠的父亲的形象。他的父亲是一个我多年前遇到的铁匠。所以当我需要给福索内安排一个父亲的形象时，我就问那个铜匠，让他对我讲述他父亲的故事，他瞬间就明白了我说的“讲故事”的意思，然后我给他看了故事的草稿，他帮我修改了两三处技术术语。

贾科米尼：但是当你在讨论工作时，其他人仍然在怀疑纳粹集中营的历史真实性。我们最后会像忘却了对卡特里派基督徒（Cathars）和阿尔比派基督徒（Albigensians）[8]的种族灭绝那样，忘却集中营吗？

莱维：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不再像一个幸存者那样行动，但是我仍然是一个幸存者。下一周我会去参加一个会议，组织一场在意大利举行的纪念奥斯维辛的活动。但是在过去的35年里，我已经积累了其他的经验，而且我认为谈论它们会有好处。乔万尼·拉博尼[9]指出，《这是不是个人》和《扳手》在对人类尊严的处理上有某种连续性。

……

[1]原文标题是“魔法师梅林和工匠”，刊于《共和报》（La Repubblica），1979年1月24日。采访的最后一部分与《扳手》无关，因此删去。

[2]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1801-1869）在这里被用作采访者前述“辉煌的伦巴第传统”的一个例子。卡塔内奥是历史学家、散文家、记者，曾参与1848年米兰的起义，也曾于1839年创办了革新杂志《政治》。

[3]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又称生态区位、生态栖位或生态龛位，是对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译者注

[4]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写了一些以罗马的贫民窟为背景的小说和故事（后来在60年代将它们拍成电影），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罗马方言和俚语。《有活力的年轻人》［英文版由卡卡奈特出版社（曼彻斯特）于1986年出版］是其中的第一篇故事，于1955年出版。爱德华多·德·菲利波（Edoardo De Filippo，1900-1984）是20世纪那不勒斯最伟大的演员和剧作家，他的很多剧本都是用那不勒斯方言写的。

[5]莱维在此处提到的故事是《扳手》中的《帮手》和《“蓄谋”》两篇，分别是书中的第三章和第一章。罗伯托·莱迪（Roberto Leydi）是一位民族音乐学家。

[6]Scodimento是形容某种泄露的专有名词，现被收入《UTET意大利语大词典》，该词条里引用了莱维。

[7]乔尼·邦奇（Gioanin Bongée）是19世纪用米兰方言写作的诗人卡洛·波尔塔（Carlo Porta，1775-1821）作品中的喜剧形象。

[8]卡特里派（Catharism），又称为纯洁派（Cathari），名称源自希腊文Katharoi（指“清洁”），是一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派别，受到摩尼教思想的影响，兴盛于12世纪与13世纪的西欧，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由于该教派于1145年传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Albi）城，因此又称阿尔比派（Albigenses）。12世纪该教派被教皇确定为异端，教皇发起十字军东征，致使该教派在14世纪末期全部消失。——译者注

[9]乔万尼·拉博尼（Giovanni Raboni，1932-2004），诗人，文学评论家。

《寻根》（1981）[1]

奥雷利奥·安德烈奥利

普里莫·莱维的最新一本书《寻根》[2]（艾诺迪出版社）收录了一些仿佛是大学图书馆藏书的节选。也就是说，它是一本结集，仿佛收录了自《荷马史诗》以来的所有的文学作品，从讽刺诗、戏剧到史诗等不同的形式，这些作品都依照一种次序同时共存。除了其他的作品，还有《约伯记》的内容，一个正直的人渴望柏拉图式正义的故事；《奥德赛》的部分章节，在其中尤利西斯将自己称为“无名氏”；托马斯·曼重写《旧约》的故事（《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白鲸》或者说梅尔维尔的幻想世界；马可·波罗关于旅行的记忆和梦想的《马可·波罗游记》；还包括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可以说是在一个绝望的时代所抱有的一种基督教的希望）。

普里莫·莱维来自都灵，62岁，他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也是一个工业化学家。他已经在艾诺迪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不是个人》（1958）、《休战》（1963）、《扳手》（1978）。

奥雷利奥·安德烈奥利（以下简称“安德烈奥利”）：为什么你会出版一本个人化的选集？

莱维：这是朱利奥·波拉提[3]的想法。这本选集其实是来自作者自己的藏书。所以某种自反性的因素——作者的毛遂自荐——是存在的，但这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的。这样的一本选集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自传，但是对我而言，它不仅仅包含这些。我并不是天生的作家，我的“根”只有部分是文学性的：在30年里，我是一个全职的化学家，那份工作有时充满激情，有时充满沮丧，是一种生活内部的生活。

安德烈奥利：为什么会选择用《寻根》这个题目？这是否可能是对你自身从书本当中获得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观察？

莱维：我无法自我审视。我的作品是属于夜晚的，经常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写出来的。我想本来也可以将这本书称为“另外一种表述自我的方式”，在前言中，我追问了我们自身有多少根基是来自我们所读的那些书，以及就我的情况来说，有多少写出来的文字是来自我读过的东西。现在很多东西都来自“别处”。不是我读过的书，而是集中营的经历（逮捕、旅程、被驱逐）启发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

安德烈奥利：这本自选集针对的读者是谁？对你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可否成为他们形成小说和诗歌的个人书目的一份指南？

莱维：这本书没有任何教导性的目的。虽然我曾经想过为艾诺迪出版社的教科书系列推出我自己作品的自选集，作为同一主题的不同呈现。我的读者？……首先，是我的化学同行们，我其他书的读者们，在寻找个人和集体之根的其他人，评论家们（并非期望过高的那种），但是最主要的是年轻人。即便正如我说的，我根本不想把它变成一个教育项目。

安德烈奥利：如果要为一所大学图书馆选择藏书书目，哪些当代意大利作家会是你的选择？

莱维：在这方面我有些没有自信。我当然不会是那种在新书一上市就读的人，我会等着看它们的热度会持续多久。幸运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读者，我并不需要立刻去阅读所有人写的任何东西。当然，我一定会选择卡尔维诺的作品，毫无疑问。然后是里戈尼·斯特恩[4]，因为他是一个让我觉得亲近的同行；斯特凡诺·德阿里戈，这个经常被不公平地忽略的作家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还有艾尔莎·莫兰特和娜塔利娅·金兹伯格。

安德烈奥利：为什么你没有在你的书目里收录我们国家的经典作品？

莱维：我的选集里没有但丁，也没有曼佐尼，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会有《神曲》。如果把莱奥帕尔迪和薄伽丘收录进来，也许会有用。但是同样，我决定将这些属于每一个读者的遗产的书排除出去。虽然，必须要补充一点，因为我们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差异，莱奥帕尔迪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如此绝望地看待这个世界，而我则沉浸其中……

安德烈奥利：但是在你的选集里，收入了一些你形容为“遭受不公之难的人”的作品，然后你收录了艾略特和巴别尔[5]的作品。

莱维：是的，但我在艾略特和巴别尔身上看到了某种超越绝望的东西——在艾略特身上是他的信仰，这是我无法与之分享的东西；而在巴别尔身上，是他身上那种充满活力的冲动，这让他从犹太人变成一个哥萨克人。我认为我们在巴别尔的作品中看到的绝望是他死后被赋予的，只是因为他被谋杀，才将绝望安到他头上。在我看来，巴别尔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男人，一个精神的探索者。然而策兰的作品中有那种纯粹的绝望。我也把他的作品收入了我的选集当中。

安德烈奥利：让我们讨论一下你的阅读中另一个重要的类别，你称之为“笑的拯救”，这个名单从拉伯雷，到波尔塔，到贝莉，到沙洛姆·阿莱赫姆[6]……

莱维：这几个不同的作家是通过他们对语言快乐的、天才的运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语言的开拓者，他们是有意无意的语言学者。在他们所有的作品当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制造了欢乐。我没有收录斯威夫特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带有某种苦笑。也许我应该将萨缪尔·巴特勒当成一个讽刺批评家、一个狂热的科学家收录进来。我从朋友们和读者那里收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这位作家，而不是那一位？但是很自然的是，我必须有自己的品位。

安德烈奥利：为什么你收录的当代作家当中不包括博尔赫斯？

莱维：我对他的作品知之甚少，我想我大概对他有一种隐隐的反感。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种和我极其不同和疏离的东西。无论如何，想要让我为自己的喜好和厌憎进行辩护是很困难的。对于有些人，理由是非常清楚的，对其他人则并非如此。甚至，我对拉伯雷的爱明显也是不可解释的，但是他是我在所有的作家当中觉得最亲近的一个人。那种亲近几乎就像一个儿子（对父亲）怀有的感情。如果有可能，我愿意选择他当我的父亲。

安德烈奥利：作为一名犹太作家，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这样伟大的作家？

莱维：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他太高产了，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看起来很单薄。从个人角度，我对他有一种亲切感；但如果要将他收入我读过并且一直重读的作家名单，那是不诚实的，可这部书的主题却是如此（我阅读、重读的作家）。我不认为他能称得上是一流作家中的“脊梁”。我担心，下一代人中只有专家才会读他的作品。将辛格的一页作品放在另外一个知名度不如他的意第绪语作家——比方说阿莱赫姆（我收录了他的作品）的作品旁边，看到两者在“文体活力”方面的区别。

安德烈奥利：为什么你没有收入来自中欧的传统作家，如普鲁斯特、穆齐尔、卡夫卡？

莱维：我认为普鲁斯特非常无聊，穆齐尔的作品我并不是很熟悉，而卡夫卡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我认为他的一些作品极端重要；而另一方面，我很抗拒那些作品中带有的明显的心理分析成分。

安德烈奥利：让我们再谈一谈你厌烦的那些文学……

莱维：反感并不永远都是理性的。有些是偶然或者环境使然，或者因为你碰巧读到了错误的作品，或者是说在错误的时候读到了对的作品。在所有令我厌烦的作品当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最近我试图再次潜入他的作品，之前他乏味的风格每次都让我半途而废。我在他的作品当中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内省的洞察力和令人讨厌的混乱的结合。如果将他的书删去三分之一，则会好很多。当然，我读的是译本，从个人经验来说，我知道译者的工作是艰辛和危险的。所以，那些我并不通晓他们语言的作家，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作家们，总体说来我对他们抱有某种羞怯。巴尔扎克是另外一位我拒绝的作家，我只读过他的两本书然后就放弃了。生命太短，巴尔扎克太长。

安德烈奥利：你作为化学家的经历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阅读和写作？

莱维：化学家并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它同样也是一种有关存在的构造，也塑造了我的一些特定思维习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晰性。一个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化学家是一个糟糕的化学家。我在一家小的油漆厂担任化学家的工作（就像伊塔洛·斯维沃一样），对我而言这份工作至关重要，它给我提供了最原初的素材，以及可以讲述的诸多故事，但我的写作仅仅严格局限在晚上的时间，在晚上6点之后。

[1]原标题是“普里莫·莱维另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刊于《晚报》，1981年8月21日。

[2]这本选集的意大利文标题是La ricerca delle radici（《寻根》），莱维在后文多处提到的“自选集”即为此书。——译者注

[3]朱利奥·波拉提（Giulio Bollati，1924-1996）是艾诺迪出版社的一个重要人物，后独立创办博拉蒂·伯林西里出版社（Bollati Boringhieri）。

[4]莱维这里提到的作家都是和他同时代的意大利作家。他和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以及娜塔利娅·金兹伯格均有私交。他同样也认识马里奥·里戈尼·斯特恩（Mario Rigoni Stern，1921-2008），后者写过一些战争小说和自然小说。斯特凡诺·德阿里戈（Stefano D'Arrigo，1919-1992）著有厚度惊人的《鲸鱼杀手》（Horcynus Orca）。德阿里戈和斯特恩的作品都被收入《寻根》中。艾尔莎·莫兰特（Elsa Morante，1912-1985）著有几部著名的小说，包括《历史》［La Storia，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74；英文版由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于1978年出版］，这是一部以战时的罗马为背景的宏大的畅销小说。

[5]伊萨克·巴别尔（Isaak Babel，1894-1941？），俄国犹太作家，著有《红色骑兵军》（1926；英译本，伦敦：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1979年版），此书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讲述了真正的恐怖。他还描述了俄国人在他的出生地敖德萨的生活。他死于苏联的某所监狱，具体日期不详。

[6]关于卡洛·波尔塔，参见莱维在前文关于《扳手》一书的采访。沙洛姆·阿莱赫姆（Shalom Aleichem，1859-1916），著名意第绪语作家，创造了诸多文学形象，包括“送奶工特夫耶”（是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男主人公的原型）。

《若非此时，何时？》（1982）[1]

罗茜莉娜·巴尔比

几年前，在谈及《这是不是个人》时，普里莫·莱维写道：“我渴望讲述这一切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于是我开始描述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切，就在现场，在那间刺骨寒冷、被战争和充满警戒的眼睛包围的德国人的实验室里。然而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保留这些在仓促中草草涂就的笔记，我必须尽快将它们销毁，一旦它们被人发现，他们就会认定我在从事某种间谍活动，我会立刻因此送命。不管怎样，这些记忆在我的五脏六腑中炙热地燃烧，一回到意大利我就有强烈的冲动要将它们写下来。”

在艾诺迪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若非此时，何时？》开头，有一个在最终版本中删去的联句：“演员们已经准备好，或者几乎就绪了。他们的面容依然在面纱之下，他们还没有从朦胧中现身，从那还未诞生但想要降生的万物中现身。他们虚弱地走动着，和他们的背景融为一体；他们用一种含混不清的口吻说话，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张口，只是在嗫嚅、在呻吟，就像新生的小狗一样。他们在等待，怀着希望和恐惧，等待进入这个世界。”

我对普里莫·莱维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自《这是不是个人》出版以来，这是你第一次感到一种紧迫的、压倒一切的、无法阻挡的写作冲动。你将《若非此时，何时？》的故事情节设置在和《这是不是个人》以及《休战》的情节差不多的时期。为什么会重返那段时期，我想是不是因为今天的氛围中再次出现了这种特定的态度和倾向？是不是多少与反犹主义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浪潮有关？就在一些天前，我们得知了一条新闻：两所德国大学拒绝让自己以海涅和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

莱维专注地听我说完。（后来他告诉我，我是迄今为止唯一读过他全部作品的人——“在艾诺迪出版社，他们没有读完就将书出版了”——所以他非常好奇我会问他什么问题。）他思考了一段时间，然后摇摇头：“不，我不这么想，或者至少，如果存在那种冲动的话，我也并没有意识到那一点，我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是想要展示那种指控是多么没有事实根据——这些指控来自犹太人和其他任何人——他们指控犹太人一动不动，任由他们自己像羔羊那样被屠宰。

“10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埃米利奥·维塔·芬齐告诉我一个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1945年，当时17岁的维塔·芬齐在米兰联合大道上的‘助理办公室’工作。有一天，他在那里发现了一群怪异的人，后来那些人变成了我书中的主人公。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我要等上10年时间，才会将这些听到的故事写下来。事实是我太忙于其他事情了：我仍然在从事化学家的工作，所以在当时我只是写了一页纸或者做了一些笔记，但当我后来清理‘休眠的灵感仓库’时，我发现了这张纸，然后决定将它变成小说。但是维塔·芬齐已经记不清故事的模样了……所以我必须通过一系列的阅读和研究，在那些笔记中间搜寻，直到完成这本书，这中间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

“研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现犹太抵抗运动的真实情况，为了确认它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重要——无论是规模还是其道德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一帮犹太人，还有犹太军官和士兵领导的苏联抵抗团体。苏联的档案可以证明这些，它们并没有特别区分谁是犹太人，谁不是，但是有一些名字是不会错的。”

在最近的这本书中，用莱维自己的话说，他讲述了一群选择抵抗的犹太人（他们的行动和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的抵抗运动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后者的游击队员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进行抵抗；而我们的抵抗分子带着无尽的孤独，在森林、沼泽和冰川当中穿梭，没有任何的腹地）。这群（犹太）游击队员四处游荡，有时候也会加入别的队伍，有时候会被另外的队伍拒绝，然后在经历了重重冒险之后，最终抵达意大利。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想起了莱维早期的一本书《寻根》，在书中作者提供了一系列的阅读路线，从《约伯记》开始：那个受到不公正压迫的义人，经过了不同的（由不同的作者所呈现的）驿站——讽刺，知识，意识到这一切对人类的意义——达到了某种救赎。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们经历的路线和莱维提供的那个知识的路线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在这里，我们同样从压迫和不公出发，借助或多或少平静的意识抵达救赎（基大利所领导的队伍唱的那首歌的副歌即这本书书名的由来，出自公元2世纪一些拉比的语录合辑——希勒尔拉比说：“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我若只为自己，我是什么？若非此时，何时？”）。

我问道：“你，普里莫·莱维本人，会认同你的哪一个主人公？门德尔这个人看起来和你尤其接近……”

“确实如此，实际上我对门德尔有一种认同，我的意思是他做了我本可以做的事，或者说如果有能力就应该去做的事。”

门德尔是斯特列尔卡（Strelka）来的修表匠，他曾经有一个妻子，他妻子最后和村庄里的其他犹太人一样死在了“大坑里”。他和红军一起战斗。1932年6月，如同很多其他抵抗分子，他失去了和红军的联络。“他们清点活着和死去的人，然而失踪的人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无法清点，他们就像幽灵。”门德尔“这个名字，是梅纳赫姆（Menachem）的简称，意思是‘安慰者’，可我从没安慰过谁”。也许不是在小说开始前，而是贯串整个小说中，门德尔都是一个强壮的、见多识广的——也因此带有安慰性——存在。并不是说他心怀某些幻觉，恰恰相反，他之所以那样行动并非因为他觊觎这种或那种希望，或者因为他对未来的乌托邦有任何幻想。他甚至都不确定，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过去是否有过，或者将来会不会有任何的自由选择。在这本书的结尾，当他和他的同伴们发现自己来到了米兰的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宅的客厅，门德尔“（感觉）晕头转向，在一间满是漂亮东西和斯文的人的客厅里，他感觉自己也是两军残忍厮杀的大棋盘上的一个小卒，也许一直以来，他就是一个小卒，自从他成为一个失踪的人，自他遇见列昂尼德以来。你自以为自己在做决定，实际上是跟随别人早已写下的命运”。之后不久，他转身对基大列说：“基大列，我们走，我们去道别，这不是我们的地方。”

那间米兰的客厅……

“确实，那间米兰的客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小部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意大利布尔乔亚犹太人的某种碰撞。这两者是如此不同……无论如何，当我们从集中营回来之后，我们也感觉自己和别人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什么都不理解。”

也许这和爱德华多·德·菲利波在《那不勒斯：百万富翁之城》（1945）中描述的情境一样：一个遭遇了可怕经历的人回到家，想要讲述那段经历，和别人分享这一切，让自己获得自由。但是每个人都告诉他：“让它过去吧，那是无法改变的事，现在吃点儿东西吧，不要再讲这些了。”然后他们就去讨论别的事情了。

莱维点点头。“奇怪，你也这样说。就在另外一天，一个朋友，也是集中营的难友，他也在引用《那不勒斯：百万富翁之城》……你也许记得——我在《这是不是个人》里写过——所有集中营的囚犯最常做的一个梦就是‘当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却没有人聆听’。”（“这里有我的妹妹，还有一些认不出来的朋友，还有其他很多人……回到家，身处友好的人们中间，有这么多要回忆的事，这其中有一种强烈的、生理性的、无法描述的快乐，但是我不能不注意到我的听众们并没有在听我说，实际上，他们完全表示漠然，他们慌乱地讲着其他事，就好像我不在那里一样……”）

你告诉过我，你想通过这本书重建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犹太人确实参与了抵抗。但这种反抗的能力是否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

“我只能说在意大利，我们并没有准备好。我也并不只是在说犹太人。我所有的同代人在面对真相的那一刻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论是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象征层面上。对于犹太人而言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应该说，犹太抵抗运动的种子更多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今天在意大利，犹太复国主义相对而言得到的支持更少一些：那些仪式、集体舞蹈、共同的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莱维的书中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多人最后——我们假设，虽然书的结尾并不明确——都去了巴勒斯坦，但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追随某个古老的梦想，而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回，没有可以寻找的亲人，也没有一个可以重新捡回的身份。也许，对门德尔来说，预示希望的唯一信号是小说的最后一页出生的那个婴儿。在他们等待罗柯尔分娩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姑娘琳对门德尔说：“我们也是刚刚出生的。俄国孕育了我们，养育我们，让我们在它内部的黑暗里生长，就像在子宫里。然后它生下了我们，它经受阵痛、宫缩，把我们扔出来，现在我们就在这里，赤裸裸的，崭新的，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之后门德尔思考了重新开始的问题，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然后，他想到了那个正在分娩的女人。他说，他们是对的，他们闭上了眼睛，放纵自己，男人的种子就不会浪费了。

他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莱维说：“我想补充一点，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时，让我兴奋的一点是，我在考验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这个职业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必须从无到有虚构这些事件，我必须完全自由地创造所有的人物。然后我创造了他们，游击队的所有人，他们这些人物可以恶作剧，可以跳舞，可以开枪，他们带着恐惧，也都充满勇气。只有波琳娜——那个年轻的女飞行员——是个真实的人物。因此，尤其在写第一稿时，我有一种近乎妄想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在分娩，但接着，一旦孩子被生出来，他们就会拉着我的手，他们就会反抗，他们——我该怎么形容呢——会开始联合起来，并且抗议，他们也需要选择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也决定了，尤其是在碰到女人的问题时。我曾经有一份后来被彻底忘掉的提纲，我本想将他们变成拉辛的戏剧里的那种主人公，他们的角色有相同之处，是平均的，他们更多是由那些困境而非令人难忘的姿态所塑造的……”

有点像皮兰德娄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2]……

“正是如此，我想我现在已经彻底理解了皮兰德娄……还有皮格马利翁的伟大的故事。”

短暂地停顿之后，莱维继续谈起这个话题：“一个小说人物，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生物，他们是从纸上诞生的，白纸黑字，生活在书页里面。但是我们会爱上他们，厌恶他们，我们从情感上被拖进他们的生活里。甚至对别人创造的形象也会如此，所以当你自己为这些人物赋予命运时，你和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或者至少，在我身上如此——特别的纽带或相互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同盟关系。”

所以你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性，笔下的人物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也许会说服你，甚至强迫你让他们重新回到舞台上。

“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嗯，我不知道。可以肯定，他们仍然在我的周围活动……我想这一切取决于他们对生命的渴望。”

若非此时，何时？

[1]原文标题是“门德尔：一个安慰者”，刊于《共和报》，1982年4月14日。

[2]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著有《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采访者在此引用了这个剧。参考L.皮兰德娄，《戏剧集》（第2卷，伦敦：约翰·考尔德出版社，1988）。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986）[1]

乔治·卡尔卡尼奥

普里莫·莱维的书房书架最上面一层有10只巨大的深绿色盒子，里面有过去10年里莱维从全世界收到的来信，其中大部分信件都和《这是不是个人》有关。但在书架下方的一个角落里，就在他的书桌正后面，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着“1986年”，那个盒子正被很快地填满，这些信件都是和莱维新近由艾诺迪出版社出版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有关。40年以来，作家一直在回到奥斯维辛，他一直在他的记忆里通过那个旧日地狱的层层环圈。但这一次，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见证者，而是一个审问者。而他的读者的反馈也非常急切。

按照莱维的初衷，“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这个标题确实在第一本书中出现过，作为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他是在但丁的《地狱》篇的第四个火狱（bolgia）的开头发现这个词组的：“我现在该作诗描述新的刑罚，给写沉沦者的第一部曲的第二十歌提供题材了。”（Di nuova pena me convien far versi /e dar matera al ventesimo canto /della prima canzon，ch'è de'somersi）[2]但是弗朗科·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莱维在1947年的第一个出版商——被这本书的题词中的那一句“这是不是个人”深深打动，然后他建议更换书名；也因此那本书最开始的标题要在39年之后才会出现在书封上。而且，和《这是不是个人》的封面上那些穿着破烂的集中营制服的囚犯形象不同，这本书的封面上是梅姆林的《最后的审判》[3]中那些绝望的、恳求的面孔。从编年史到历史，又超越了这两者。

为什么在有了其他这么多经历（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方面的）后，普里莫·莱维要重新回到这个主题？是出于对真相的渴求，他迅速回答道。为了对抗华丽的修辞。

莱维：把我们这些曾被驱逐的囚犯和那些先前的游击队员们做比较，那是对的，也是合适的。但在后者那种胜利的反抗和前者被动的、不体面的监禁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我想去重建这些差异，我也准备好去接受某些修辞，我们需要这些才能活下来。我们需要纪念碑，需要庆祝：“纪念碑”这个词从词源来看意味着警醒。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一个对立面。在那些华丽修辞之上，我们同样需要一些平凡的实况报道。我试图提供这些，我同时也知道会触犯到一些敏感的人。这些主题仍然还是禁忌。

他创作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初衷，一个触及我们历史核心的原因。

莱维：我感受到时过境迁，我自己的时光也在飞逝。当时间流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些记忆被世界理解的程度在下降。

莱维经常去学校里和那些年轻人面对面交流。

莱维：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甚至激烈的情感参与，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历史性的理解。当我走进一间教室时，我能感到，当他们看到自己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出现时的那种震惊：我还活着，我说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或者希腊语。

一些意大利语作家感觉自己和更年轻的一代读者已经开始脱节了。

莱维：我想揭示，这些事件属于一个很近的过去，不只是在地理层面。奥斯维辛的种子绝对不能被允许再度发芽。然而，暴力近在咫尺，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而暴力自身就会滋生暴力。我们能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阿尔及利亚、俄国、越南之间，发现一种隐蔽的关联。我们的社会，通过那些信息媒介（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在传播暴力。它会使用那些放大暴力的机制。

而实际上，在这本书中集中营的记忆仍然将自身的阴影投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在书中时不时会发现一些让人不安的联系：书中最关键的《灰色地带》一章中，你详细分析了人类——甚至是受害者——试图获得对他的同伴，对任何处境比他更糟糕的人的控制权。《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否想要处理那段经历的历史特殊性，或者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仍是一个问题的那种恐惧？

莱维：我的一个希望确实是在当下再次提起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历史是否会重演？我并不是先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不认为在欧洲我们会重新走向这个方向。但是这种危险仍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柬埔寨的一点点了解会让我们惊恐地想起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情。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曾为了一个狂热的理想而被牺牲。他们想让我们去承受任何东西，利用那些我之前提到的媒体让人民相信任何事情。

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有两个动词经常出现：“去理解”和“去宽恕”，有时候这两个词带有负面的意思。这是否是这本书的两个关键表述？

莱维：“去理解”，是的，我花了40年的时间，不停地尝试去理解德国人，去理解这一切何以发生，这是我生命的一个目标。但同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另外一种层次的理解也令我着迷：作为一个化学家，我想去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

“去宽恕”呢？

莱维：“去宽恕”不是我用的词。它是被附加在我身上的。我收到的所有信件，尤其是那些年轻读者和天主教徒读者的来信，都会回到这个主题。他们会问我，我是否选择了宽恕。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我可以宽恕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我只能就单独的案例来进行判断。如果艾希曼在我面前，我也许会判他死罪。我并不接受——正如一些人让我做的那样——宽恕一个整体。谁是德国人？我并不是一个信徒，所以，“去宽恕”这样的词组对我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我并不相信，任何人——即便他是一位神父——拥有捆绑或者释放别人的权利。任何一个犯下罪行的人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除非他进行了悔罪，但这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口头上的悔罪并不足够，我愿意去释放那些用他的行为来表明他已经悔过自新的人。而且他不能拖上很久才完成这些行动。

关于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的那个章节，强调了和没有文化的人相比，那些有文化的人在奥斯维辛面临的一些劣势。在《交流》的那一章，你论证了最首要的需求是能够理解那些命令，好让自己活下来。如果语言能够拯救我们，那些知识又是如何导致他们毁灭的呢？

莱维：我说的是那些日常、普通的交流，并不是智力交流。我们都是思考的生物，但是在奥斯维辛，我们甚至被剥夺了那种日常的语言，意大利人尤其如此。当然，在那里，“去理解”是一个优势，但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这也被一些严重的劣势抵消了。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律师、教师或者哲学家的人会立马遭受殴打，而修鞋匠或者电工的情况要好很多。

但是，知识分子们能去观察奥斯维辛，并且对其进行见证。

莱维：在那之后。当然，在那之后，身为知识分子是有帮助的，去描述那段经历。在我接受了学校教育之后，奥斯维辛将我转化成一个知识分子。正是集中营的经历让我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起了莉迪亚·罗尔菲[4]，她是蒙多夫伊（Mondoví）的一名教师；她在17岁那年因为庇护了一个抵抗分子被送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身上和我一样的那种想要去理解、去适应的意志，让她活了下来。在她回来之后，她意识到集中营是她的大学。

这40年的时光，是否改变了那个曾经被淹没、沉沦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普里莫·莱维有些尴尬。

莱维：这40年，有生活，有工作，而最主要的不停拷问我大脑的是“去理解”。

他摘引了这本书第一页上柯勒律治的四行诗句：“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5]他评论了第一句：

莱维：在某些时候，也就是时不时地……并不是说我还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否则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写出《扳手》，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家庭，永远也不会做那些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事。但这是真的，有时候，这些记忆会卷土重来。我是一个惯犯。

奥斯维辛的记忆无法被抹除：无论是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还是在世界历史中。

[1]原文标题是“普里莫·莱维：去理解，不代表去宽恕”，刊于《新闻报》，1986年7月29日。

[2]本节是《神曲·地狱篇》第20章，1-3节。原文标注了对应英译本的译法，中文版删去。——译者注

[3]汉斯·梅姆林（Hans Memling，约1430-1494），生于德国，是佛拉芒画派的宗教画家。他的《最后的审判》（约1467）的部分画面被用于《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第一版的封面。

[4]莉迪亚·贝卡里亚·罗尔菲（Lidia Beccaria Rolfi，1925-1996），她和安娜·玛利亚·布鲁佐内（Anna Maria Bruzzone）合著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人们》（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78）和《记忆的细线》（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96）。

[5]摘自柯勒律治《古舟子咏》（1798），莱维经常引用这首诗，将它用于书中，表现一个从集中营归来的幸存者的形象。

第四部分 文学与写作

一种神奇的必然性（1972）[1]

皮耶罗·比亚努奇

身为一个化学家，普里莫·莱维凭两本讲述了他在集中营生存经历的自传性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奠定了他作为作家的名声。第一本书还被改编成一出成功的舞台剧，也证实了莱维作品的见证分量。但除了这个我们可以形容为“谦卑地承担”的莱维，还存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异想天开”的莱维，他不仅调用自己的记忆，还使用了想象。去年，艾诺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形式的缺陷》的故事集，那本书是对这个莱维的绝好例证。话说回来，一个作家之所以如此有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不仅因为他是作为业余爱好者而非作为“专业作家”进行写作，将写作视为一种兴趣；也因为他的作品给我们指引了两个看似如此截然不同的方向。因而，我们想就当下的文学图景请莱维从他非同寻常的视角回答几个问题。

皮耶罗·比亚努奇（以下简称“比亚努奇”）：抛开你的个人喜好不谈，你如何从整体上评价当下意大利报纸上的那些文学批评？

莱维：在我看来，理想的记者-评论家是那些不用其自身的权威来影响你，就能让你了解他对某一作品的看法的人，他会尽可能地平实、客观地描述作品本身，这样你就能够自己思考这部作品是否符合你的趣味，你是否应该克服天然的惰性去买一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应该表现出明显的不偏不倚，也就是说，让自己独立于某个教派或者阵营，但同时他不能抛弃（他又如何能做到？）自身的文化和政治立场。

比亚努奇：学院派评论为这种文化争论提供了什么？

莱维：我认为，在今天的意大利，这种争论有可能在那种高高在上的、稀薄的氛围中让自己走入末路。一般说来，我不认为将学院派评论家和媒体评论家隔离开来是可取的做法。前者有和报纸读者们建立和保持对话的责任，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他必须要保持谦卑，脱下华美的学术袍子，应当公平地进行争论。他的观点和大众的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但是他不应该为此震惊。他应该为自己和他的对话者理清为何存在这样的鸿沟，探究这种鸿沟的本质，也许他也应该准备好去转变自己的观点。

比亚努奇：过去几十年里，关于小说的危机，关于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没落已经有太多的讨论。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莱维：小说是重要的，即使在今天它被那些（以文字或者其他形式）快速传播的信息浪潮所围剿，小说依然是重要的（小说当然也包含了信息，但是经常是那些微妙的、难以察觉的、读者未知的信息）。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仍然葆有一种婴儿般的对故事的渴望。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一些假期或者间歇期（比如童年、生病、退休后），那些短暂的空闲时光是可以被一本好小说填充的。是经典小说还是实验小说并不重要，只要作品的实验性不会影响沟通，以及事实和形象的传达。

比亚努奇：当人们讨论小说的危机时，他们经常会提到一种可能性——作为更符合我们时代和我们的需求的“文本”——会取代小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有一股纪实类或者散文类写作的风潮。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莱维：非虚构写作体现了一种不同的需求，一种对准确的、直接的信息的需求，无论是出于使用的目的还是出于对文化的一种与己无关的渴求。既然我们周围的世界日益复杂，一个工业化文明中的个体也在渴求越来越高级的思想观念。这种需求已经被也应该被现在浩如烟海的——从简单的技术手册到高级的专家手册——图书所满足。

比亚努奇：很多人也预言，文学领域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危机，即文学会被所谓的“图像文化”所压倒，甚至完全取代。你是否赞同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十字路口？

莱维：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书和视听媒介之间存在的这种对立关系，毋宁说是一种集合关系。我们的孩子们读的书比我们少，但是他们知道的东西远超过我们在他们这个年纪所学习到的。这种现象倒没有让我觉得很困扰，除了在一个特别的层面上。在今天的意大利，出版业相对自由，但是广播和电视还是被国家控制着，人们只有很少的选择。它们逐渐倾向于变成（它们也确实经常如此）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工具[2]。除了这个特殊的问题之外，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理由为这些新的工具发愁或焦躁，它们更多的是印刷文字的盟友，而非敌人。我们都知道那些已经几乎被人遗忘的书在被改编成广播或者电视节目之后，获得了新的成功（在销量上也是如此）。

比亚努奇：诗歌仍然是今天的作家和大众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方式吗？

莱维：我手头没有任何数据，但我并不认为诗歌（被印刷出来的诗歌，因为诗歌不大容易被转换成视听媒介产品）在今天受欢迎的程度要低于往日。虽然人们和传统的联系不如以往，但我注意到夸西莫多、翁加雷蒂和蒙塔莱[3]的作品仍得到了那些年轻学生，比如小学生们的理解甚至喜爱。这一点不足为奇：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人类文明而言，诗歌都拥有一种神奇的必然性；它是一种既自然又人为创作的富有意义的语言，它的诞生比散文要早。

[1]原文是普里莫·莱维对皮耶罗·比亚努奇的书面回复，原标题是“对全世界而言，一种神奇的必然性”，刊于《我们的时代》（Il nostro tempo），1972年2月20日。

[2]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管，尤其是被执政党天主教民主党所掌控。

[3]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朱塞佩·翁加雷蒂（Giuseppe Ungaretti，1888-1970）和埃乌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可以说是20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三位诗人。夸西莫多和蒙塔莱分别在1959年和197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与普里莫·莱维对话（1979）[1]

朱塞佩·格拉萨诺

朱塞佩·格拉萨诺（以下简称“格拉萨诺”）：对于意大利公众而言，你的名字与两本具有示范性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联系在一起。你如何看待你身上的这个标签？这个标签在今天是否有简单化的嫌疑？

莱维：确实有一点儿。在我最近的一本书《扳手》中，我彻底抛弃自己作为见证者和前被驱逐者的身份。我并不否认任何东西，我不再是先前那个被驱逐者或者见证者，虽然我仍然感觉自己有这两种身份，而且其已扎根在我内心深处。但是我不想自己仅仅拥有这两个身份，在某种程度上被贴上标签，与世隔绝。我认为自己可以自由写作任何主题，我也不排除将来会回归“集中营”的主题。实际上，我脑海中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格拉萨诺：在今天这样对破坏性暴力有一种嗜好，同时拒绝理性和宽容的现实环境[2]中，你如何安置自己作为奥斯维辛幸存者的经历？

莱维：我可以确定，今天的暴力和我曾经经历过的暴力没有任何共同点。（我经历的）暴力是一种国家的暴力，我不相信今天的暴力是国家主导的。我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现象有很多其他的根源。它是一个过度臃肿的、缺乏根基的贫穷政府的附属的、生物学上的产物。我不相信今天我们的国家会制定一项精确的暴力计划。当然，我们今天的国家被治理得很糟糕，但并不存在一种诉诸暴力的意图。另一方面，奥斯维辛的暴力是在国家计划中的。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去思考那种暴力是有益的。当宽容和理性都消失时，我们应该仔细谨慎地去思考，因为宽容和理性是一体的，而你正在通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在我看来，年轻人很容易就能吸取这个教训，我们应该将这个教训教给他们所有人。

格拉萨诺：评论家们不止一次在你的书里发现了某种关联，即你对尊严的捍卫，对人类的尊重，以及这些作品背后的自传性驱动。在《元素周期表》和《扳手》之后，那种潜在的关联对我来说更加清晰：它的核心是劳动的救赎，从集中营里那种惩罚性、毁灭性的劳动（“劳动使人自由”）到工厂里的那种被疏远、轻视的工作，再到你最近两本书里提到的那种象征能力和爱的劳动。

莱维：我必须要打断你对“劳动使人自由”的引用，因为那不是真正的劳动，那是纯粹的痛苦。甚至不是“汗水换来面包”那种身体层面上的痛苦：在那里我们是在为别人挣面包。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完全缺席的，也不存在劳动让你活下去的概念。那不是劳动，那就好像你在挨鞭子。

格拉萨诺：但是劳动拯救了我们，也让你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你作为化学家的劳动救了你的命。

莱维：（我之所以幸存）完全是因为外部原因。我能活下来、不被打败是一场恶作剧，就好像我本可以——我不知道——伪造一份文件或诸如此类的。我也不会将那视为一种劳动。在这里我应该声明一件事。所有我们这些幸存者，按照定义都是例外，因为在集中营你的命运就是死亡。如果你没有死去，那也是出于一点儿神奇的运气：你是一个例外，一个起点，不是普遍的，是完全特殊的。那是作为一种宽泛的普遍化存在的。作为一个化学家，我在一间化学实验室工作，多亏了九死一生、出乎意料的命运，我得救了。大部分人的命运与我截然不同，他们的命运就是死，是劳动到死。所以我的劳动经验无足轻重。我并不认为我在实验室的工作是一种劳动，任何时候只要可能我都会进行破坏……虽然这么做并不必要，苏联人已经快到（集中营）门口了，所以实际上我这么做没有任何结果。即使是那些先前在集中营里获得类似这样位置的人，其中很少的人能成为水管工或者厨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劳动能带来解放，或者更精确地说，从外部来看这样的劳动解放了他们，但从内心来说绝非如此。这是一种你并不认同的劳动。所以我必须把集中营的劳动排除出去。

抛开这些的话，在我最近的两本书，尤其是在《扳手》中，对那些否定你说的“劳动的救赎力量”的人确实有一些反驳。我最早建立的这种对劳动的概念来自康拉德的著作，事实上我在《扳手》的结尾就引用了他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在我从事多年的那份工作和与此截然不同的作为船长的工作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两种工作都给你留下很多犯错的空间。任何一种不包含错误的工作是违反人类天性的。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很多人是被迫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想讨论的是别的。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写一本讲述流水线上工人的书？”但那不是我想写的书。我想描述的是另一种人类的状况：不是一个被重复性工作束缚的人，就像今天的很多人一样，而是那种遵从古老的、永恒的命运，通过自己的劳动衡量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人，他们承担着犯错的风险，他们会无数次尝试，直到做对事情，找到答案，击中目标。我思考的正是这种作为命运的劳动，作为人类处境的劳动。

格拉萨诺：你的最近一本书（《扳手》）招致了很多人的保留意见：一些人批评你在宣扬一种老旧的道德观，或者说是逆时代潮流。但是在我看来，你的书是在正确的时机出版的，即在关于工作和其他很多东西的解释模式开始让人怀疑的时候。

莱维：这和运气无关：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对那种愚钝粗鲁的、宣称“拒绝工作”的立场感到恼怒，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工作，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会饿死。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排斥关于工作的斗争。在《扳手》中，我没有给福索内加上任何工会背景，但是我本可以轻易地那样做。无论如何，我在一家工厂工作，我知道很多时候那些最好的专家也是很好的工会运动分子。通常如此，但并非都是这样。一种人并不排斥另一种人。我认识共产党员，也认识天主教工会的成员，后者在面对老板时会非常强硬，但回到工作中，他们仍会非常认真。[3]他们就像福索内，信奉如果你做一份工作就要把它做好的道理。

格拉萨诺：让我们谈一谈你的语言。在《扳手》中，在语言方面你探索了一种极富原创性的实验方式；但是如果说在那本书里你是大范围地进行这种尝试，那我们可否说你早期的所有作品已经小规模地体现出你追求语言表达多样性，让语言适应角色或者情境的决心？我想到的不仅是《元素周期表》和《休战》的某些部分，还有在《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中你使用了大量技术的、科学的语言。

莱维：其中有几篇故事是对科技论文的拙劣模仿，但这并非我的独特发现：所有尝试写作的人都知道，如果所有的人物都用同一种语言说话，他们会像硬纸板剪贴画那样单调乏味。也许你注意到，在《休战》中塞萨尔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但当我说到他时我也会使用他的语言。任何间接提到塞萨尔的地方，那部分的语言就会切换成塞萨尔的语言。这种处理是让写作保持某种具体性的关键步骤。当你介绍一个人物时，他必须是完整的，他必须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语言。正如你所知的，意大利作家很难使用直接引语，因为意大利语并不是一种特别口语的语言，而口头化的意大利语非常贫乏。通常情况下，意大利方言或俚语则要丰富得多。出于这种原因，我让福索内按照他原本的说话方式说话是很自然的。这并不是一种杜撰的说话方式：你会在那种劳动场合听到这种语言，至少在皮埃蒙特。在伦巴第和坎帕尼亚的工厂里，他们的说话方式也许会不一样，但是这里的人就是这样说话的。因此让他使用一种句法非常贫乏，但技术上极度准确的口吻是很自然的：他说的都是他知道的那些东西，他知道名字的那些东西。他的技术能力同样也是语言学上的。

格拉萨诺：在某些场合，你曾经声明自己致力于清晰简洁的写作，这和你作为一个从事写作的化学家的身份有关，那个身份习惯了科学的清晰，习惯了权衡、核查结果，甚至在稿纸上也是如此。你是否同意，我们当前的世界，拒绝模糊歧义，捍卫想要被他人理解的作家的“谦恭的承担”，持有这种立场有一定的政治价值？

莱维：最近，我被邀请参加在米兰举办的“团结节”[4]，并参加了一场公开辩论。公众们心不在焉，他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被展示的香肠上面，而不是我们。我的对谈者是保罗·沃尔波尼[5]，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的观点，他说作家应该成为读者的火车头，和后者不是同一种运行水平，而是应该稍微领先后者。他应该拖着读者前行，赋予读者思想，塑造读者。因而他可以，或者说他应该使用一种自由的、降临于他的语言。如果他想，或者有冲动想要用一种复杂甚至深奥的语言，他可以且事实上他应该这么做。读者也应该向作家靠近。现在，我反对任何关于写作的药方或指引。我的道路是我自己的，我永远也不敢将其强加到沃尔波尼或其他任何人身上。如果你想写作，你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写。对于我自己而言，我选择的道路并非出于说教或者教育的目的，只是因为我内在想要追求的清晰。我相信当一种观念或思想本身就很明晰时，它会自动地在一种清晰的语言中找到自身的表达方式。我的很多同行，借用混乱的风格来反映思维的混乱，在我看来是偏题了。很多人告诉我：“我想要捕捉今日世界的混乱，所以我带着混乱写作。”我看不出这能解决任何问题，一切还是原样。我们知道世界是混乱的，而混乱地写作并不能给这个世界增添点什么。

说了这么多，我必须要坦白我自己是那些以晦涩著称的作家的信徒。比如，我喜欢乔伊斯，而且原因很复杂，三言两语道不清。我认为他的晦涩只是表面的，稍加努力我就穿透这层表象，并从中得到愉悦。其他我无法轻易穿透的作家，对我而言仍是一样的晦涩，我只能缴械投降。在视觉艺术领域也是如此，除了那些诚实坦率的画家和雕塑家，还有那些在空空的画作之下以“无形式艺术”的名义夹带私货的不诚实行为。作家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错乱的、不稳定的语言之下其实什么都没有。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不喜欢为别人拟定法律：你们都应该这么做，你应该用主谓宾结构写作。从心所欲吧。在我看来更文明地写作，如果你加以努力，读者就会追随你。

读者……谁是读者？这是另外一种正在抬头的争论。很不幸的是，存在那些不跟随任何人的读者，他们要么什么都不读，要么只看喜剧。好吧，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让自己被理解，去俘获，甚至争取到这些读者。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写作《扳手》时我对自己定下的目标之一，可以说正是这个。我赢得了赌注，因为我发现都灵一家工厂里的所有46个修配工都读了这本书，还不止如此，他们所有人都读了这本书是因为他们将这本书一个个传递下去。他们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不是因为我拯救了多少灵魂或诸如此类的，而是因为我把之前从不阅读的人群引入了书籍的世界。

格拉萨诺：另一个问题是，回顾你一路走来的道路，除了提起你的作家-化学家的双重身份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在文学和科技-产业之间存在的某种关联，这个问题是最近逐渐升温的各种争论的焦点。你怎么看？

莱维：让我再重复一遍：我无意为任何人拟定法律。如果一个作家对科学和技术一无所知，却依然能够享受他人的爱戴，不失自己的地位，那我也会很高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确实发生过。比如说蒙塔莱，就我所知他完全生活在科技的世界之外。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作家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或者乐观地说，生活在一段从但丁开始到《无限》[6]结束的犁沟或者管道里，他沿着这条沟壑前行，却从未抬头去看头顶的世界，那会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科学和技术充斥的世界，最好不用忽略它们，只要那个大写的“科学”和大写的“技术”仍是灵感令人敬畏的源泉。除了它们存在，以及必须要在写作中以某种方式对它们做出回应这两个原因之外，在我看来或者至少对我而言，它们是相当强大的刺激物。今天无论是谁，如果说他对天体物理学的目标、仪器甚至对更非凡的人造卫星（比如“探索者号”等）一无所知，他就是落后于时代了。让我们举个例子，甚至是康德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也研究过天文学。这种自我赋予的盲目让我震惊，那意味着失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的估量……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文化是有害的。应该只有一种单独的文化：伽利略只有一种文化，斯帕拉捷和马加洛蒂[7]也只有一种文化。他们没有分裂的观念或者概念。伽利略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恰恰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他只是单纯地解释自己看到的一切。

格拉萨诺：在你的一些作品——比如《元素周期表》和《扳手》中，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你想向大众传播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及其迷人之处的意图。但是已经有人试图对这部作品进行更复杂的阐释，一种存在论的评价。我们继续说回《元素周期表》，书中引用了“伟大曲线”和“原质”[8]这些人类试图驯服的难以控制的材料，似乎在暗示科学只是人类试图驾驭自己和现实的另一个形式，和其他所有的努力一样。

莱维：你说得很好，我除了表示赞成没有别的意见。在罗素的《征服幸福》[9]一书中，就有类似这样的表达，他说必须要付出努力才能得到幸福，这是基于某种生物学上的原因，因为我们是猎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裕的社会里，我们躺在床上，就会有人从空中给我们喂食物，我们很有可能会死去或者生病，至少在精神上我们会变得委顿，变得愚蠢。练习——通过他人和物质世界衡量自己，无论这有多么令人疲惫和痛苦——是不可或缺的。一种没有这样的衡量体系因而也没有挫败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格拉萨诺：让我们回到康拉德关于生命的概念。考虑到你经常提及一些作家并将之视为典范——除了康拉德，还有但丁、托马斯·曼、拉伯雷——我想问，哪位作家、哪部作品是你的最爱，哪部作品曾影响了你的写作，简而言之，哪些阅读留下了痕迹？

莱维：你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当然还存在影响大小不等的其他人。我是一个古怪的读者。比如，我现在在阅读普鲁斯特，从时间上看是晚了。我也必须阅读大量和工作相关的著作，它们和你提到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对我一样有用。比如说，为了写《扳手》，我读了一本关于桥梁的精彩之作，那本书几乎和《神曲》一样重要。但我说这些就偏题了，这些书和你感兴趣的内容相比，更多是基于事实的文档。整体来说，他们的作者较少关注他们的风格，而更关注他们写下的东西，尽管这并没有坏处，我对此也没有一点不安。相反，我想说一种极度生动的、具体的风格往往正诞生自让这种事物被理解的需要。最近我读了斯帕拉捷的一本作品，我非常喜欢。他讲述了他如何在蟾蜍身上安装吊索以便观察它们是如何产卵的。我刚刚也提到了马加洛蒂，因为我在读他的《中国行记》，这本书大概有百十来页，但是非常优美。就和《马可·波罗游记》[10]一样。

格拉萨诺：让我们谈一谈你和评论家的关系。贝佩·费诺利奥[11]曾坦承，评论家们对他作品的阐释让他大吃一惊，但他也同样为他们错过的东西感到震惊。你和他看法一致吗？

莱维：我同意这一点。费诺利奥说得很好。有时候，（评论家们）确实帮助我理清我的想法，以及让那些关于我的事情变得清晰，他们经常也会发现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投入其中的东西，或者是我没有放进文本中的东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贯串我整个职业生涯的争论，关于我的前两本书和我的两本短篇故事集（《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的关系。我的读者比我自己更清楚这个问题。我从后两本书中看不到太多对集中营的重访，也看不到太多在今日世界重现、评价集中营的努力。我并不完全赞成那些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人，那些人认为今日世界的异化和集中营的异化没什么不同。你去集中营待一段时间试试……当看到墙上那些“警察=党卫军”的涂鸦时我也是这种心理。警察也许不招人喜欢，但是党卫军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有人给我寄来圣诺塔尔尼古拉[12]的一些诗歌，那是些极好的诗歌，但是他的题词让我很不安。他的题词写着：“正如你所见到的，集中营在今天又回来了。”我给他写了回信，说他的诗歌很好，但是在奥斯维辛每天都有一万个人死去，而在今天哪怕是一个囚犯，无论是政治犯还是罪犯，在国家的拘留所死去都会是一场丑闻。的确如此，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死亡。但只要有一个例子，这就让一切不一样了。在奥斯维辛，没有人会出版诗歌著作。另一方面，读者们有可能会从我的故事中找到集中营囚犯的轮廓，这些是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放进书中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某些地方也很明显。比如，在《瓦萨米纳》和《天使的蝴蝶》[13]（两者都被收进《第六日》[14]一书）中，我故意在故事和我早期的经历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其他故事里可能也有这种联系，但并非我有意如此。当然，集中营的经历是创伤性的，那种创伤会一直伴随着你，当你写作时不知不觉地跳出来。

格拉萨诺：让我们回到你近期的作品，我想引用他人关于《扳手》的争论，他们谴责你没有劳动阶层的工作经验却写了一本关于劳动阶层的书。

莱维：在《继续战斗》[15]这份报纸上，我看到很多充满敌意的发言，类似于“如果你不是一个工人你怎么敢谈论工人阶级的状况？让我们来做”。这就意味着让所有人都闭嘴。

格拉萨诺：一言以蔽之，你觉得评论家对待你的作品的方式公平吗？

莱维：大部分人是很公平的。有好的评论家，也有糟糕的评论家——那些没有读完他们应该读完的内容的疏忽怠慢的评论家，仅仅总结了一下书的内容。但是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即两种文化应该变成一种文化，我想大多数评论家都没能理解这一点，虽然他们所有人几乎都有人文教育的背景。充满洞察力地领悟到了这一点的人是罗伯托·瓦卡[16]，他是一位工程师。我喜欢他对《扳手》的评论，胜过其他人的。我同样也喜欢布鲁斯基（Bruschi）的评论，他是一名工会成员，他的评论发表在（工会杂志）《劳动斗争》上。那篇评论最让我高兴，它采用的形式是一个工会成员和一个独立工人之间的对话形式。那篇评论一针见血。

格拉萨诺：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事实上，你在《元素周期表》和《扳手》中已经清楚不过地表示了这一点——你对叙述故事的热情。我的下一个问题：你的书是怎么诞生的呢？

莱维：绝大部分（故事）开始都是口头故事。福索内的故事几乎都是来自别人向我讲述的那些冒险，或者说我认为属于福索内或某个福索内的冒险。所以这些故事一开始都是口头故事的形式。《这是不是个人》也是如此，我带着一种病态的讲述冲动从集中营回到家。我对1945年的一些火车旅行记得很清楚，在我回国后，我在全国到处奔波，去获得一些救助，让自己复原，并试图找到一份工作。我当时试图找一份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上我会向周围的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会引用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来形容这个场景，那个老水手会向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而那些人根本不愿意听。嗯，我正是那个老水手。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想要讲述那些故事，我可能也不知道原因。也许这是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本能：我想要将自己从其中解脱出来。但是我经常会想起尤利西斯，当他到达费阿克斯皇宫时，尽管满身疲惫，他还是花了一整晚讲述自己的冒险。所有饱经风霜的人都渴望讲述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提布鲁斯（Tibullus），我一直铭记着他的那句“如此在我饮酒时，他能向我讲述他在战场的浴血历险，他用酒水在桌上画出营房的位置”[17]。我当时的处境与这类似。并没有人问我原因，原因非常明显，我必须这么做。如果我被剥夺了这份“用酒水画出营房”的乐趣，我应该会非常痛苦。

格拉萨诺：你的前两部作品都是如此……

莱维：但对于他人可能少一点儿。我要说我生来就是如此：我喜欢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这些故事大部分是那些偶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抑或是其他人向我讲述的事。反复讲述这些故事，让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数千年前的时代，与非洲和亚洲的那些讲故事者为伍。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建议你去咨询心理医生，因为我对人类生存的根基问题并不是专家。我并不孤独，很多人，即使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对讲故事的热爱。任何有语言天分的人都喜欢施展自己的天分。不，并不是每个人，我认识那些从来不讲故事的人，他们过着另一种生活，他们不知道讲故事所能带来的那种自由的力量。

格拉萨诺：我想说，讲故事的快乐伴随着平衡、乐观的感觉。安东尼切利[18]注意到，即使在讲述生死大事的日记体《这是不是个人》中也发现了这种快乐，只不过这种快乐表达了对生命的欲望。

莱维：确是如此。部分程度上，这是我的天性——我生来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部分则是出于我有意的选择。我认为向读者、向人类、向所有读到一本书的人灌输悲观主义是一种伤害。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意味着举起双手，说，让我们看着一切毁灭。既然真的有某种毁灭的危险，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捋起袖子去面对。并且，如果我们想做一些事，让我们自己免遭敌人的伤害，我们需要成为乐观主义者，不然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选择拿起武器。必须进行一场战斗。你不能抱着必输的心态去战斗，这是上战场的例子。我的这种立场来自我的根，并不是费尽脑汁想出来或者有意为之的：这是一种本质上的乐观主义。但是我同样也将其合理化了，我相信让人们接受一种非失败主义的信息有一种集体优势。当然，要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要投入极大的关切和认真的思辨，但是只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都认为成为乐观主义者是一种责任。

格拉萨诺：你未来的写作计划如何？我们已经习惯了你骤然改变自己的方向，用你的话说，“滑向”不同的方向……

莱维：确实这样，我经常变来变去，我一直坚持这么做恰恰是因为我是一头半人马。我从文科高中毕业，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化学家，一个曾经被驱逐的囚犯。所以在写作中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资源。如果我们将我的学习和文学一起搁置在一旁，还有我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可供挖掘。莉迪亚·罗尔菲说过集中营是她的大学，我就引用了她的这句评价。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奥斯维辛是第二所大学。最后的资源是我的工作，作为工厂化学家的非常具体的工作。我不想抛弃这三种经历中的任何一种。现在，如果你愿意，我又可以加上第四种资源，即我身为作家的经历，通过写下的文字去传播观念、信息、新闻、事件文献的经历。这第四种经验现在位于其他三种经验之上，也是另外三种经验的总结，反过来也是其他三种经验的源泉。这种讲故事的冲动的一些痕迹，以及对事物如何被叙述的理论化尝试在《扳手》中可以找到。

格拉萨诺：但是下一步会是什么？乔万尼·拉博尼谈到了《扳手》的实验性。那种实验性会通向什么地方？

莱维：我不知道。我不认为我会再写出一本《扳手》。应该说我在构思……我在构思……嗯，我的五脏六腑都能感受到我还没有彻底消化掉的一种东西，与隔着35年的距离再回望集中营的主题相关。在所有的那些关于被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认同，关于那将被害者和施害者隔离开来的灰色地带的极度暧昧性的争论之后，我在《新闻报》上发表过一些故事，它们都内含这种主题。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重新回到这些故事，再次编辑它们，也不知道我是否会写散文或其他任何东西[19]。我想讨论在《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还有我在曼佐尼的作品中也发现的那个主题，即《约婚夫妇》中，伦佐·特拉马利诺对着堂阿邦迪奥举起刀子的原因。[20]曼佐尼注意到，那个压迫者堂罗德里戈也必须要为被他压迫的那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微不足道的压迫行为负责。我能清楚地辨别这个主题。把魔鬼和圣徒划分到两个对立的阵营是特别愚蠢的。事实绝非如此。圣徒们和被压迫者们，或多或少都被迫进行了某种，有的时候甚至是特别严重的妥协，而要评判这一点非常艰难。我不是法学家，我也认为要做出决定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它们应该得到评判，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状况而不是对它们视而不见。非黑即白的标准意味着不去认识人类的天性。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也只有在庆祝的时候才有用。以德国的政治犯为例：我们如何评判那些在集中营里待了10年的人？无可避免，他们中的一些人到最后会向纳粹进行一些妥协。有些人足够坚强，坚持到了最后，但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很多人选择了另外的方法：他们会接受工作，比如去鞭打比自己等级低的人。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进行论断，因为某些类型的毒打——比如扇耳光或者动拳头——是某种语言的核心：没有其他（语言）可替代。如果你要强迫你掌控下的某些人做出某项特定的行为，即便是那些可能会对那个人有好处的行为，除了这种方法（殴打）之外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我必须殴打他，不然他不会明白的。我们在处理的是一些极端状况……

格拉萨诺：你提到了你之前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一些短篇小说。有些故事来自你在集中营的经历，但是其他的都是一些轻松的、有趣的、超现实的故事。后面这类故事对你而言是不是“中场休息”？

莱维：它们是“中场休息”。如果我构思了一个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有趣的、好的、有用的故事，即使它没什么用处，可能只是一段短途旅行，那我干吗不写呢？我对自己没有那么苛刻，不会一直写或者只写那些有启发性的故事。

格拉萨诺：你的一些诗歌开始发表在《新闻报》上，它们又有何种价值和意义？

莱维：在我看来，它们只有很小的价值。我天生没有诗人的性情，但时不时地，我会被奇怪地传染（就好像让你皮肤发疹子[21]的）那种病。我从没有系统性地写作诗歌。我偶然会在两三天里写上五六首诗歌，就好像在《不来梅旅馆》[22]开头的那几篇。之所以现在开始写诗，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因为我的自由时间更多了，但是这确实在我的控制之外。在某些时刻，你也许会发现你的体内有一首诗歌的果核，也许是第一句，也许是中间的某句，其他的句子则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有时候一切很顺利，有时候我会把写出的句子都扔掉，但这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现象，我并不知道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也不知道我在抗拒谁的技法。这并不属于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思考某物，将其发展到……就像一个装配工，是的，一点一点地建造它。其他的那种靠一阵阵的灵感刺激的创作方法让我感到惊讶。但确实，在过去的40年里我已经写了将近30首诗歌。

格拉萨诺：你是那种写得轻而易举，一旦找准了方向写作就会迎刃而解的人吗？

莱维：作为一种规律，可以这么说。《这是不是个人》的写作对我而言很轻松。我已经说了很多：我在火车、电车上，在实验室里写作。《休战》也是如此，虽然那本书的创作过程更加规律，每月完成一章，但都是在晚饭后，因为我有一个工厂的职位。即使我的短篇小说，创作过程也毫不艰难。我最近的一本书《扳手》，我发现要完成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我仍然有那本书的手稿：几乎没有一个方向，那些句子就自然地在打字机下面流淌。用那种方法写作看起来很轻松，就好像我摆脱了所有的束缚成了一名真正的作家。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有一个人在大声对我讲述这些故事，而我用录音机记录下来。

格拉萨诺：然而在你所有的作品里，这本书是最诉诸小说创作的，最接近编故事的。用你自己的话说，你已经成了一个“伪造者”。

莱维：这种“伪造者”的感觉，虚假的感觉让我很焦虑。我经常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我想处理的这个主题，即重返集中营，意味着我必须要谈论那些发生在35年前的事。但是我是否确定这些事件都发生了？我是否确定自己有责任将它们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比如说，难道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它们进行轻微的改动，或者无中生有地虚构它们？你宣称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要求别人不折不扣地相信每一句话的真实性，或是像薄伽丘那样出于别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记录事实而是为了获得愉悦或者进行启迪而讲故事，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别。这是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仍在思考。

[1]这次访谈由朱塞佩·格拉萨诺采访，原标题是“普里莫·莱维”，刊于《新意大利》（La Nuova Italia），1979年，第3-17页。

[2]采访者在这里特别针对的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沉重年代”（Years of Lead），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席卷了整个国家。

[3]意大利三个最主要的工会CGIL、CISL、UIL一向与政治势力有所牵连，这三者分别与意大利共产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其他党派有联系。

[4]团结节（Feste dell'Unità）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党报《团结报》赞助的在意大利各个城市举行的文化博览会。

[5]保罗·沃尔波尼（Paolo Volponi，1924-1994）是一位重要的作家、知识分子，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几部描写现代工业社会的小说。

[6]《无限》（L' infinito）是19世纪初期意大利最重要的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最著名的一首诗。

[7]洛伦佐·马加洛蒂（Lorenzo Magalotti，1637-1712），科学作家和游记作家；拉扎罗·斯帕拉捷（Lazzaro Spallanzani，1729-1799），是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样也是一位游记作家。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1564-1642），“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剑桥意大利文学指南》，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第316页）。

[8]“伟大曲线”是易卜生的作品《培尔·金特》中的一个神奇的、充满寓意的形象，也被称为“大妖魔”（Great Boyg），通常用来形容所有已存在世界上的东西。“原质”（Hyle）是古希腊语中对物质的称呼。莱维在《元素周期表》的《铬》一章中提到这两个词。

[9]伯特兰·罗素，《征服幸福》（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伦敦：艾伦与莱恩出版社，1930）。莱维在其自选集《寻根》一书中引用过罗素的一些段落。

[10]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1298年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完成了他的东方游记，这本游记的意大利语标题是《百万》（Milione），《寻根》中有这本书的节选。

[11]贝佩·费诺里奥（Beppe Fenoglio，1922-1963）是战后意大利的重要作家，尤其以他对1943年到1945年之间曾参与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描述著称。他和莱维一样都是皮埃蒙特人。

[12]圣诺塔尔尼古拉（Sante Notarnicola）是一名罪犯，是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暴乱和囚犯民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13]莱维在这里提到的《瓦萨米纳》（“Versamina”）和《天使的蝴蝶》（“Angelic Butterfly”）最早收录在《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中，是两篇短篇科幻小说，“瓦萨米纳”指一种能将痛苦转变成快乐的药物。——译者注

[14]《第六日》（The Sixth Day）是普里莫·莱维的短篇科幻小说的英文译本合集，其中的故事曾被收入《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两本书中。——译者注

[15]《继续战斗》（Lotta continua）不仅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极左组织，也指该组织的一份日报。

[16]罗伯托·瓦卡（Roberto Vacca）是一位科幻作家、对未来的思索者，莱维常常引用他的话，显然很钦佩他。

[17]摘自提布鲁斯的哀歌《谁是可怖的》（“quis fuit horrendos”），11.31-2。参见提布鲁斯的《诗歌》（哈芒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2）。

[18]弗朗科·安东尼切利与《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和书名）有很大的渊源，他的小小的德席瓦出版社在1947年最早出版了这本书。

[19]莱维此时正在构思《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20]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写了最重要的意大利小说《约婚夫妇》（1840-1842）（英译本，伦敦：J.M.登特出版社，1997）。小说开始，伦佐·特拉马利诺无法与自己的未婚妻成婚，因为当地好色的男爵堂罗德里戈恐吓了本来要为特拉马利诺主持婚礼的怯懦的神父堂阿邦迪奥。

[21]莱维在此处用的是英文rash（疹子）。

[22]《不来梅旅馆》（L' osteria di Brema，米兰：谢伊维勒出版社，1975）是莱维第一本小小的诗集。其中的诗歌后来被收入内容更丰富的一本诗歌合集《不定的时刻》（米兰：加尔赞蒂出版社，1984）。

为一份学术论文做采访（1981）[1]

宝拉·瓦拉布雷加

宝拉·瓦拉布雷加（以下简称“瓦拉布雷加”）：为什么地理标识在你的作品里有如此显著的重要性？

莱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接受这个问题的前提。在我的前两本书（《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中，地理标识很关键，因为它们都是纪实作品。确实，在处理《休战》的学生版本中的地图时，我曾经快把艾诺迪出版社逼疯了。这是真的。我本可以忽略这些，但是这反映了我思维的某种模式。当我读一本书时，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更多与时间和地点相关的信息。如果关于地点的信息缺失，我会感觉很受挫，所以带着某种复仇心理，我会在书中放入尽可能多的准确细节（这对我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两本书都是见证作品，而如果一份见证没有了“何地”与“何时”这些信息时，它就不是一份有价值的作品），所以我让出版社将地图收进书中，以反映那段旅途是多么的荒谬：如果没有地图，它可能就不会显得那么荒谬。

在我的两本短篇故事集中，地理标识的重要性就没那么大了，或者说它们是作为虚构性决定因素出现的，那也是出于我的同一种冲动。在《扳手》中，地理元素又回归了，但同样，它对于界定主人公很关键，能够展示他是如何在地球上的五大洲居住，并且轻轻松松往返于这些大洲间的。

瓦拉布雷加：那《元素周期表》中《铅》和《汞》以及其他章节中那些迷人的、神秘的、传奇的地理故事呢？

莱维：我的回答还是一样的，这还是和我的思维模式有关，我认为一个没有地点的小说是被截断的、不完整的。这也是我阅读时的一种需求，所以写作时我会试图满足这一点。

瓦拉布雷加：你更偏爱的场景似乎是高山、森林、灌木丛……那其他地点，比如大海，以及通常所说的水域的重要性呢？

莱维：原因很简单，我曾经很多次攀登过山峰，却几乎没怎么到过海边。对于大海我几乎一无所知。当我想要试图在书中纳入一些海洋的细节时，我必须要去书里查找，而不是从我自身的经验里获得这些素材——我自身的经验在这个例子里几乎是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我领略过很多山川，无论是作为一个登山者还是一个游客，而我作为囚犯的漫长旅程也包含穿越广袤森林的部分，对于一个意大利人而言这种景色是很震撼的。而至于这些风景是否有其深层含义，我不得而知。

瓦拉布雷加：“水”这个元素在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第六天》那本书中就有一个故事叫《水之卓越》（“Ottima è l'ac qua”）。

莱维：是的，但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水，是一种有化学成分的、被污染的水。很有可能这里有某种弗洛伊德学说可以解释的地方：我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

瓦拉布雷加：你作品中描绘的都灵这座城市为何重要？其他还有哪些重要的城市？

莱维：这同样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一直居住在都灵，除了战时在米兰度过一年。在我的列表上位列第三的城市是卡托维兹，那是我在开始《休战》里描述的那段旅程前所待的地方，所以很奇怪，那座可怕的矿业城市从我居住的时间长度来说可以排第三位。

所以很自然，都灵成了我的一个参照点。无论如何，没有其他城市可以和它相比较，我也从未在其他地方生活过。我发现要描述都灵之外的城市场景很难，因为我对那些地方一无所知，因为我从未生活在其中。

瓦拉布雷加：让我们从关于地点的问题转到关于时间的问题，你对时间的概念是什么？它是冥想性的，还是结果导向的？

莱维：（时间）不是冥想性的。和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我会说（时间）是结果导向的。但是和这个问题一样，还有一个我非常关心的关于时间的生物性问题，我不停地思考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主观感觉，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我不止一次写道，主观时间就像一架手风琴那样运作着，换言之它没有准确的衡量标准。通常，人在20岁时，时间看起来更漫长，因为你有好多事情要做，脑袋里也装着好多事情，但之后时间似乎变得更萎缩了，一天天似乎变得越来越短。

也许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经验是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提到的，我认识的很多囚犯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同样，那些不是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囚犯也有类似的体验。回顾那段时间，尽管今天这样看很荒谬，但是那些（被囚禁的）日子看起来非常漫长，但一年极其短暂。等待一天的结束几乎是一段永恒的时光，但一旦一天过去，那一天的记忆就会迅速褪去，因为几乎没有任何事发生，每一天和前一天都是一样的，你在记忆里无法分辨前一天和后一天的区别。我会说这是我关于时间维度的最准确描述。

瓦拉布雷加：我发现在你的短篇小说（在《形式的缺陷》和《自然故事》中，比如像《拙劣诗人》和《强硬的推销员》这样的故事）里主人公都带着一点儿仓促、一点儿焦虑。这种仓促代表了什么？

莱维：你是对的，但我并不知道原因。让我试着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当我写这些故事时，我还在工厂工作，时间总是很仓促。我的仓促是因为工厂生活——像我所在的工厂那样严肃的企业——永远有数不清的工作要做。首先可能是由于我个人时间的局促，因为我并非是在上班时间而是在私人时间完成这些故事的。所以这也许反映了我个人的某种急促，这是一个恒定的因素。

瓦拉布雷加：你认为天气反映了你的主人公们的精神状态吗？

莱维：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未有意在这个方向上施力。我从没有故意地扭曲时间去适应[2]、配合我笔下的主人公们的精神状态。即使我曾经无意识地这样做过，嗯，你也不能讨论那种无意识的东西。写作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活动。在我即将出版的自选集的序言里，我写了一段类似这样的话：那从大脑到稿纸的旅程并非只是通过双手完成的，而是通过天晓得是什么器官的漫长迂回。

瓦拉布雷加：让我们回到关于人物的问题。你的一些关于身体的描写中，有些细节（比如双手）的分量非常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刻；而那种体形、那种古典美的神秘，本身既没有变形，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对它们的描述带着讽刺。为什么？

莱维：我试图继续给出一个假定性的解释。我从来算不上英俊，而在孩提时代这一点很让我苦恼（有人告诉我我长得很丑）。8岁到12岁期间，这个事实让我备受折磨。也许《自然故事》中的一些篇目（比如《美的标准》）反映了这一点——既然其中的一切，包括美的神话都被讽刺，这其实揭示了相当多的东西。我很确定我童年时代对美的焦虑有一些影响。

说到手，当要描述很明显的体力劳动和实际劳动时，这些并不是我刻意为之的；但是拿对福索内的描写来说，那是我有意这么写的。

瓦拉布雷加：同样的动机也出现在《休战》和《元素周期表》中，比如桑得罗·戴马斯楚的“布满老茧”的手，还有《休战》中海内克那“娴熟的双手”……

莱维：我不认为这两个细节有多么重要。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夏洛克·福尔摩斯》时，我为福尔摩斯能够从人们的双手获得破案线索而赞叹不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应该对我们的双手负责：它们比一张脸更能使我们同他人区分开。身体的其他部位是不可见的：只有我们的脸和手被暴露在外。

双手能说明更多的东西：这与潜意识无关，是完全理性的。你不需要成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就能从一个人物的双手看出很多东西——它们被如何修剪、护理，左右手的差别，指甲的状态。所以在一种相当开放的层面上，描述人物的双手是很有用的，它可以指引读者。

瓦拉布雷加：你如何解释你作品中关于动物信息的重要性，尤其是你对昆虫的偏爱？

莱维：这个原因肯定是开放的。我对生物学和动物学有一种不求回报的爱。我是一个化学家，但我一直阅读那些和动物有关的流行著作。但这背后是有原因、可解释的吗？

我知道我经常用动物作为某种参照物，也就是说通过将他和一种或几种动物进行对比来描绘一个人物。比如，我记得我将《休战》中的希腊人比作一条饵料鱼或一只在夜间出没的鸟。这对我来说很自然，但其中也有某种文化的影响，我曾经在《新闻报》上用一篇题为“作家和动物”的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甚至将这个问题理论化。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就读过阿道斯·赫胥黎的一篇文章，他出生在一个动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辈出的时代（他的哥哥、祖父和曾祖父都是著名的生理学者和生物学家）。[3]我非常喜欢的那篇文章一开头是这样的：一个男孩走到我面前，对我说：“我想当一个作家，我该从哪儿开始？”赫胥黎回答道：“给自己去买几只猫，观察它们。”然后赫胥黎有趣地描绘了当公猫结束屋顶的打斗回到屋里时母猫的表现。他总结道，猫（对人类）是有用的例子，因为它们和人类很像，只不过没有眼睑。当母猫看着公猫满身伤痕、又倦又脏地回来时，她会从头到尾把他挠一遍，根本不会大叫大闹。然后赫胥黎形容了一只母猫是如何与她的小猫嬉戏的，我特别喜欢那个段落，甚至厚颜无耻地借用了它。我不养猫，但看起来就好像我确实养了一只。在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之间进行相互对照，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我读过劳伦兹[4]的书，我发现他的书在这个及其他方面都很有价值。这和我一直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关：我们身上有多少动物性，纳粹身上又有多少动物性？我仍然认为纳粹主义的根源之一是动物学的。劳伦兹描述过当一窝老鼠被引到另一窝老鼠的领地上时会发生什么，那会让你毛骨悚然：那就是毒气室的雏形。

瓦拉布雷加：现在让我们谈谈人类关系（友谊、亲人关系、爱情、职业关系），当你描写家庭时，我发现你更侧重父子关系而非母子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莱维：原因很简单，我母亲仍然在世，你可以听到她在屋子里走动的声音，你不会写还在世的人。

瓦拉布雷加：那友谊呢，很明显对你而言它是一种重要的纽带。

莱维：是的。

瓦拉布雷加：甚至比情感纽带，比男女之间的关系还要重要？

莱维：同样，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是出于谨慎：出于某些礼貌、谨慎和矜持的原因，我倾向于不公开我的感情关系。友谊则没有那么纤弱。

瓦拉布雷加：你经常讽刺爱情，或是“科学地”描述它，这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吗？

莱维：是的，可以这么说。

瓦拉布雷加：你的作品中一个经常的主题是作为一种技能的工作、一份“好工作”（travail bien fait），它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莱维：部分说来是基于我的工作经历，因为我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是作为化学家还是作家。两份工作我都做得很好，虽然从1968年开始，那种普遍的、被粗暴地理论化的概念比比皆是，即工作从定义来说就是痛苦的，是一种惩罚。从本质上，《扳手》的创作初衷就是这个，我不赞成那种视工作为大敌的极端理论。（工作）并不必然如此，当然有时候会如此，但那不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来终结那种惩罚性的工作：并非一切都是社会的错。

瓦拉布雷加：你是否将体力劳动视作书呆子气的、学院派的抽象概念的对立面？

莱维：是的。这也反映了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感受到的并描述过的那种对于高中（或者高中预备班）文化的不安（虽然这种文化在高中预备班阶段还在萌芽状态）。在“高中”时代，和我当时的朋友们一样（他们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我对友谊一直很忠诚），我对体力劳动的缺席很敏感。这种缺席让我们很痛苦。后来，甚至即便到今天，都没有正经的体力劳动，甚至都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元素周期表》中的《氢》一章正是这种态度的反映，那就是我们必须出发，为自己寻找一些实用的体力劳动，去面对物质世界的挑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在哲学课上那些天书般的希腊术语（比如“原质”这样的词）里邂逅它们。它让我充满饥渴，觉得自己完全是空虚的。和那帮朋友们一起——其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是朋友，另外的一些人已经离散——让我感受到一种十分特别的、持续的需求，要调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物质的纯粹。

瓦拉布雷加：在交流的问题上，我看到有两种不同层面的交流，一种是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交流，另一种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交流，而后者会带来不可交流的问题，带来巴别塔，带来口音的困惑。你同意这一点吗？

莱维：我同意，但这两个层面的交流是互相补充的。对我来说，在集中营的经历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交流的失败。我一直很惊讶在别人的记录里没有看到对这一点的表达（我读了很多关于集中营的文字）。我能在那些记录里找到自己描述过的一切（饥饿、寒冷、鞭打、恐惧、死亡、疾病等等），除了交流失败。我认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点在于我的天性，我需要持续和他人沟通，如果不能和别人沟通我会很痛苦。我必须开口、写作，如果可能的话需要进行双向的交流，但同样也需要写作的时候进行的那种单向的沟通，但在集中营里这两种交流我都无法获得。第二个原因在于意大利囚犯在集中营的特殊状况。其他所有人都比我们有语言优势。由于缺乏交流，其他意大利囚犯几乎都马上死去了。这也是我没有在他人的记述里看到的血淋淋的事实，但确是显而易见的：无法理解他人，不被他人理解意味着你将很快死去。这是我和其他意大利囚犯都感觉到的一种可怕的残缺，而这是我们意大利人面临的独特状况，只有希腊人和我们一样面临着“手无寸铁”的局面（但当我到达集中营时，那里只有很少的希腊人了，而留下的那些希腊人都知道如何应对局面）。当我抵达奥斯维辛时，意大利人是整个集中营的笑柄，别人称意大利人为“笨蛋”，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既不会讲德语也不会讲意第绪语或者波兰语，所以他们是愚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加引号，因为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会没法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呢？不只是党卫军或是囚犯的头目，其他的囚犯们也会揶揄地模仿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人都是些律师、医生，他们甚至都没法用铁铲干活，也没法和别人交谈。他们是怪物，是稻草人。

这就是《这是不是个人》的主题之一，也许我应该对它进行更多的论述。我经常感觉自己在别的场合想多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关于今天人们如何滥用“无法沟通”这个词，尤其是在你意识到沟通真正缺乏的是什么的时候。如果在今天你出国去旅行、工作或其他，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你知道你的伙伴也许并不会讲意大利语、法语或者英语，但他们很乐意（沟通），所以也许你们能找到共同的交流语言。在集中营，这种共同的语言背景是被完全剥夺的。我在集中营学习德语是为了活下来：我用分到的面包作为学费，从《尤利西斯之歌》那章里提到的那个勤杂工（Pikolo）那里学习的。

瓦拉布雷加：在《自然故事》和《形式的缺陷》中的那些故事里，自然和文明之间那种卢梭式的关联似乎很重要？

莱维：我很大程度上是带着讽刺看待这个问题的。当然，这是今天的重要问题。我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生态学者，我不认为我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我至多是将它用作一种隐喻。

瓦拉布雷加：我注意到，比方说《瓦萨米纳》和《一路向西》（两篇都收入《第六日》一书中）都带着一种对自然本能的逆反，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从自然和文明的对立衍生出来的。

莱维：我不是很确定。至少就我所知，在自然中我感觉放松，我喜欢像我的朋友马里奥·里戈尼·斯特恩那样生活。每次见到他我都很嫉妒他，但我并非不喜欢城市的生活，我是一个都市动物，是被驯服的。这个主题很有可能不是那么自发出现的，但不要将它想象成是一种深刻思考的结果。也许它是对当下关于回到自然和城市污染的争论的一种慰藉。

瓦拉布雷加：你的作品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饥饿。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看作集中营经历所带来的人类降格现象的一种象征？（比如在《强硬的推销员》和《护士》这两篇中也出现了这个主题。）

莱维：这当然是一种影射，部分是基于我回忆性的视角。但是并不完全如此：除了我自身对饥饿的体验之外，你只需要看看报纸就能知道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处于营养不良中。我不认为你必须身处集中营才能意识到饥饿的问题。也许我给了这个主题额外的分量，但并不算多。

瓦拉布雷加：让我们来谈谈死亡的主题，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死亡永远是暴力的，但在《自然故事》中死亡可能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性的选择。你现在如何看待死亡？

莱维：这两本书中间隔了很多年，虽然它们都没有包含一种对死亡的神秘主义或宗教化的理解。我对此并不是很在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过信仰，更别提当一个神秘主义者了。即便在奥斯维辛也没有。我可以非常开心地承认自己是一个“背弃者”：每一个警觉的人都应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宁愿为别的事焦虑。用稍微有争议性的话说，我们可以说我对死亡的主题不感兴趣，我宁愿思考生命的问题。

瓦拉布雷加：当你使用“命运”这个词时你是在指什么？这个词在你的作品里经常出现。

莱维：命运是一个暧昧的词。你可以将它理解成决定论的，即事先写好、被规定好的或者被标记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将它理解成非决定论的，即未曾预料的未来，以及你即将邂逅的不曾成文表达的东西。我不认为这两种含义是非此即彼的，但是我不大相信已经用文字决定好的命运，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是和现代人的思想消极地保持一致吧。今天，决定论者几乎凤毛麟角。但是我们的骨子里有某些决定论的元素，尤其是那些能够预测某个现象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当他们无法预测到自身或者他们的实验室同事的某些行为的后果时，他们会很受打击，很痛苦。然而这种情况总会发生，一直在发生，我们无法预测德国人、日本人或者苏联人在未来五年时间里会做什么，甚至连你的兄弟姐妹、妻子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会做什么也预见不了，这的确令人震惊。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们能预测物理现象，并且利用、驯化它们的能力，与我们预测个人或集体的行为的无能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避免的鸿沟。

瓦拉布雷加：你对总体意义上的宗教怎么看？尤其对犹太教呢？

莱维：我的态度是尊重信仰者，但在我个人层面，我本质上对宗教是中立的、不关心的。我从来都没有皈依任何一种宗教的念头，我感受不到这种需求。并不是说我对自己做的、做过的一切永远满意，而是我非常清晰地记得10月的那次筛选——我在《这是不是个人》里描述过这个场景——当轮到我时，我感到一种迫切想要祷告的冲动。然后，我对自己说，这样的祈祷是亵渎的，变成了只有在我需要上帝的时候转向他，然后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审查了自己的念头。

瓦拉布雷加：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记忆。对你而言，记忆的价值是什么？这种意义是否永远只是道德伦理层面上的，它能否具有一种美学价值？

莱维：没错，这个主题是我内心非常亲近的主题。我把记忆看作一份礼物，但同时也是一种责任，我们必须耕耘我们的记忆，我们不应该任由它们湮灭。

现在，我已经62岁了。一个人到了62岁，记忆就会衰退得非常快，就如同你的肌肉力量和视力会衰退一样。人从三岁开始就有了记忆。在我最近的写作中，这个事实逐渐显现出来，我对人不应该让自己的记忆消退，应该一直保持储存新记忆的能力深表忧虑。

另一方面，正如你所说的，记忆也有其美学价值。回忆的愉悦是真实的，和其他的快乐一样，它也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消失，你必须努力不让它凋谢太多。

瓦拉布雷加：现在关于普里莫·莱维这个人几乎快有一种谬见了，即莱维这个人愤怒地拒绝憎恨纳粹。憎恨在多大程度是可以被合理化的？

莱维：是的，这确实是一种谬见，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这是不是个人》的学生版本。有时，我几乎会为自己没有仇恨感到羞耻，它（愤怒）是强制性的，当你不能被愤怒左右时显得很怪异。但我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真的，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失败，是一种心理缺陷。当我还是个学生时，这就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也许这么说可以帮助你理解）：我当时就已经是那个传奇的普里莫·莱维了，那个永远不会发脾气的男生。学校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在种族法施行的那些年里已经注意到我身上的这一点，并为此责备我。我可以变得愤怒，但我无法表现出动静更大的行为。我几乎从来不失控。憎恨本身——我之前也写过，在这里我再问一遍——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它经常同对正义的渴求混淆在一起，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憎恨本身是无法控制的，它能造成极大的伤害。我曾经说过自己自相矛盾，一方面，有时候我为自己无法感到愤怒而羞愧，但实际上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去憎恨他人。

瓦拉布雷加：说到文化对你作品的影响，我发现你提到过一些电影，对绘画的提及很少，你也从未提到过古典音乐。另一方面，你大量地提到甚至引用一些文学文本。

莱维：让我用我的下一本书《自选集》[5]的一个段落来回答你的问题：“从3000年的文学作品里挖掘出30位作家，但也只是沧海一粟。很多遗漏是因为空间的限制，是因为我过度专业化的身份，以及我显得病态的部分偏好——那些偏好多半只是心血来潮，是一种可能完全不公正的狂热，无法传达给他人。另一些疏漏更为严重，但症结在于我的盲目，缺乏感知能力，或是一些我完全意识到的、无从掩盖的情绪障碍。仇怨和友谊一样，无法说清。我坦白在晚年我出于责任跌跌撞撞地读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受益很少。其他的文本，尤其是诗歌，我遗漏它们是出于相反的原因。我认为将那些我所喜欢的、用我了解的语言写作的外国作家——比如贝娄、刘易斯·卡罗尔和海涅——的作品涵盖进来是不妥的，因为这些作品现有的译文在我看来都是简化的，而我又没有能力提供我的译本。至于那些使用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作的作家，比如希腊诗人们的作品，我又深知翻译有瞒天过海的能力。在其他情况下，应该也有一个分界点，我应该克服阻碍或者在语言和风格方面的障碍，在此之后的那个领域对我可能就会容易一点。因为懒惰、偏见或者时间仓促，我没有跨出那一步。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许我会结识一位新朋友，会拓宽我的领地——一块奇妙的新领土，因为任何未经开拓的土地当然都是美妙的。我必须忏悔我的罪过：也许我这一生都宁愿固守在已经尝试和领略过的地方，钻一个洞，一点点往下啃，就好像树虫发现一根合它们口味的树干一样。最后，当然也因为那些鸿沟，有些甚至可以算是巨大的鸿沟、无底的深井，我自学而得的那些空白的、有失偏颇的、偏袒的、属于周日下午的文化，有致命的缺陷：没有音乐，没有视觉艺术，只有一点点或毫无感情成分。好吧，我不能假装成另外一个人。”

你瞧，这段似乎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是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学习的，今天看来轻而易举的机会在当时几乎都是不可得的。比如说，读一本美国的书都是稀罕事，是有一些美国的作品，但是很少。

关于绘画，我可以坦白，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可怕的“观看者”：没有人告诉我该如何观看，而且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一度很熟悉音乐，但是迫于时代的压力我逐渐荒废了它。现在我想重拾音乐，但是我必须得说，每当我播放唱片，都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

瓦拉布雷加：在科幻小说的写作方面，是否有哪些特定的作家影响过你？

莱维：没有特别的作家。我没有读过太多的科幻文学，而且我也不算是一个科幻迷。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读者而言，我都不算一个科幻迷。整体而言，我认为它是第二梯队的文学，只有个别例外属于第一梯队。但今天它的质量已经下降很多了。

[1]本文是宝拉·瓦拉布雷加（Paola Valabrega）于1981年2月进行的一次采访，是她学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后被收入马可·贝波里蒂编辑的评论合集《普里莫·莱维》（米兰：马克斯与马克斯出版社，1997，第74-82页，原文标题是“与宝拉·瓦拉布雷加的一次对谈”）。

[2]莱维在此处用的是英文单词“match”。

[3]莱维在此处提到的是他的一篇题为“受板球影响的小说”的文章（1979年11月16日刊于《新闻报》），后来被收入《他人的行当》一书。阿道斯·赫胥黎的哥哥是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1887-1975），他的祖父T.H.赫胥黎（1825-1890）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达尔文的朋友。赫胥黎最为世人所知的曾祖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1795-1842）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所英式橄榄球学校的校长、教育家。赫胥黎自己的父亲是作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莱维提到的可能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位科学家，阿道斯·赫胥黎同父异母的兄弟，曾获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家安德鲁·赫胥黎。

[4]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1903-1989），奥地利动物学家，也是动物行为学的奠基人。他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5]很明显，莱维在这里念的段落是《寻根》的前言，此时这本书还没有确定最终的标题和形式。

邂逅普里莫·莱维（1981）[1]

格拉齐耶拉·格拉纳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一个温馨宜人的环境中，普里莫·莱维准时出现了，他和我握了握手，面带微笑地等待着。我们不想浪费时间客套。我向他请求的并不是一次采访，而是一段漫长而友好的交谈。他愉快地同意了。

格拉齐耶拉·格拉纳（以下简称“格拉纳”）：你书中的人物永远都是真实的吗？或者可以说他们被你的内在视角重塑了？

莱维：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物可能是完全真实或者完全虚构的，不管一个作家多么努力保持客观——即使是一个历史作家或历史小说作家——他永远会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人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扭曲的。相反，如果你凭空杜撰一个人物，去创造一组蒙太奇拼贴，你不可避免地会调用自己的经验、你之前的人际交往，所以在两种情况下，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混合体。

对我而言，我写过两本公认是自传性的作品，我试图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去描述书中的大量人物，但我很确信我重塑了他们，甚至是无意识地。确实，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读了我的书之后有些会表示抗议，但通常都非常礼貌，他们会说他们不是我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让他们说出的那些话或拥有我赋予他们的性格，他们可能是对的……

格拉纳：或者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没有……

莱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皮兰德娄式的问题[2]。人物是什么？它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还是别人看待你的方式？修改和扭曲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的天性。

格拉纳：隐隐可听见街上的喧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一座落地大摆钟在陪伴我们。当然，我们永远都是三人组合：我们实际所是的那个人；我们自己眼中的自己；以及他人眼中的自己。

莱维：比方说，在我最近的一本书《扳手》中，我想考验自己去创造一个虚构的主人公。在实际的写作中，我把我遇到的不同的人的碎片拼贴在一起。从意图角度，他是我自己的作品——虽然我觉得名字并不是特别相关……即使有人告诉我我把他命名为“福索内”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构的人，我也不认为如此……（他大笑起来）

在潜意识层面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是有这个可能……但我也不这么认为。我试图从无到有虚构这个人，但我借用了汤姆的秃头、迪克的说话方式和哈里的冒险，这个人物和任何其他人物一样复杂。

格拉纳：所以《扳手》里住在拉格朗日街上的那两个阿姨？……

莱维：她们是虚构的，但她们也是很多个阿姨的综合。我承认，在这个例子里我有意识地想要欺骗我的读者，也就是说，我不仅虚构出一个人名，并且还用视觉陷阱（trompel'œil）的方法来描绘他（她），让读者上当。大多数时候这招都是奏效的。

格拉纳：我要说它完全奏效了。福索内说的皮埃蒙特口音的意大利语太棒了，这种语言你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莱维：在都灵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去到（都灵市外的）兰佐，你还会听到这种语言。

格拉纳：我当时大笑了起来，但我现在记不起那些话。

莱维：我对此很感激，因为那就是我想要的：让人们欢笑。

格拉纳：在《休战》一书的结尾，你写道如果得到他的允许，你会写更多关于塞萨尔这个“人物”的故事，而你最近确实也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和他有关的文章[3]。塞萨尔这个人与你在书中和报纸上所描写的一样吗？

莱维：是的，《新闻报》的那篇文章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去了一次罗马，和塞萨尔交谈，将我们俩的记忆进行对比。或者说，将他的故事和我的记忆中他早年——大概30年前——的那些故事进行对比。我们记忆中的故事都消退得厉害，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塞萨尔和我都同意我们要尽量恢复那些记忆，于是我重建了那些记忆。之后，我给了他一份文章的复印件。塞萨尔没有回复，但我不认为他是生气了，因为他是个从不回信的人。他将自己与所有的一切切断，他已经赋予了自己另外一种人格——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能承受塞萨尔那样的一生（无论如何，塞萨尔不是他的真名）。他回到了罗马，结束了他变动的、流浪汉式的依赖走私或缺斤少两的把戏的生活。他找到了一份寻常的工作，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知道我有点儿打扰到他的新生活。这就是我选择不用他的真名的原因。如果我再去罗马，我会去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很确信他并不会完全满意。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成了作品中的一个人物——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罢，都没有本质区别——这会让他不快的。

格拉纳：也许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他自己。

莱维：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也因为他看到了别人是怎么看他的。

格拉纳：你遇到一些人，你们成了熟人和朋友，而后这些人成了你笔下的人物，这些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莱维：正如我说的，我经常发觉他们会感觉到某种不安，这种不安也会传递给我，因为我开始为利用他们而感到极度的愧疚。有些人——并不是全部——对这种微小的侵犯非常敏感，我能从他们身上看出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只有少数会让我陷入这种境地：当然，因为只有很少的人幸存了下来，而另外很多人已经不可辨认了（我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出生地点甚至国籍），所以那种侵犯并不存在。但是当我试图以一个真实的人物为原型，构造一个更积极、更丰满、更好、更美的人物时，我仍会时不时地感受到抵抗。比如，也许你记得《元素周期表》里《铁》那一章是关于我在学生时代的好友，后来成了抵抗组织成员的桑德罗·戴马斯楚的。我试图表达我对他的思考和感受，他是一个真正杰出非凡的人，因为他的勇气、他的坚持、他的自信、他对他人成长的推动。我从这些方面描绘他，很多人很喜欢那些描写，但不包括他的侄子们——他们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些年就出生了——他们会给我打电话，非常严厉地批评我。

格拉纳：你是否认为一种自传性的写作对作者而言是一种束缚？

莱维：非自传性的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一种隐蔽的、你自己察觉不到的方式。你怎么能够摆脱你自己的知觉呢？

格拉纳：你是否能够用自传体的方法来描述你的一生？

莱维：是的，如果你的生活非常丰富、非常完整的话。即便是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也可能是非常丰富的。你必须知道如何充实圆满地生活，不然你的生活就会有变得重复、对他人的生活亦步亦趋的危险。

格拉纳：或者说，你的生活也面临着没有任何新意，没有任何冒险的危险。

莱维：那个时候你就会停止写作。你应该知道有些著名的例子，很多作家从来只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从出生到死亡（或者至少是在作品里的死亡）。

格拉纳：从过去和现在，你是否很难克服你的矜持或者谦虚，想象今天你所写的关于自己的文字会被出版，明天就会为世人所知？

莱维：不，我必须要说我并没有这个问题，我身上没有那种谦虚……所以，不，打个比方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变得赤条条的。但我还要再说一点：我即将出版一本选集（《寻根》），里面会收入对我影响很深的书和文章。在前言里，我写道，在汇编这套选集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暴露得更多了——去宣布、坦白我最喜欢的书——这种暴露的感觉超过我在用第一人称写作那些作品时体验到的感觉。我不记得在写作《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时，我是否感到过羞耻、谦逊抑或一种暴露的感觉，也许因为它们并不仅仅是我的故事，它们是每个人的故事。它们并不是私人化的故事，或者仅仅在最低的程度上是私人的故事，然而我在编辑自选集时却有一种奇怪的敞开，或者说暴露的感觉。

格拉纳：选择文本是件困难的事吗？

莱维：不是，因为我将这些书都收集在一起——虽然它们的主题大相径庭——我一直将它们放在手边，因为它们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无论是在我少年时或者五年前，甚至在昨天。它们都值得重读，不管它们正式的或者固有的价值为何。有些是正典，比如说《奥德赛》，但是也有些是几乎没人知道的书，比如说一本化学小册子——之所以把后者收进来，原因非常确切，因为在这本册子里有指导你如何避免自己受伤、如何避免灾难发生的具体建议。自打我学会阅读开始，我就意识到这是唯一一本教给我这些内容的书，它几乎是在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就好像父亲对儿子说“儿子，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即使它用的是实验流程的形式。这部分描述如何避免意外的长达四页的规则，在我从事化学行业的30多年的时间里，当然对我裨益无穷——不仅是在化学领域——因为它们会在读者的头脑里种下警惕、审慎、现实主义的思考习惯。这些是在别的书中得不到的习惯，至少我从来没有发现过。

格拉纳：在写《自然故事》时，你使用了一个笔名——达米亚诺·马拉拜拉。为什么？

莱维：这里有个理由。当我在写作《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时，我也写了其他几篇短篇小说，有些发表在《世界报》上，有些发表在《日报》上，我想将它们集结成一本书，但又有点儿犹豫。我最开始的两本书都有自己的身份，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不仅仅是在意大利。对于那些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之前遭驱逐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出版这样一本如此不同、轻松很多，本质上更加非真实化的作品，可能是不合适的。很多年过去了，当然（它们在1966年出版了），我还是觉得自己会令他们失望，让读者沮丧，所以我建议出版社使用我的笔名。出版社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但这最后是个错误，因为普里莫·莱维这个人已经是著名人物了。后来，他们重版的时候就使用了我的真实姓名。

格拉纳：为什么是马拉拜拉这个名字？

莱维：这个名字成了一个传奇。（他笑起来）当时我正在都灵市外的塞蒂莫工作，每天开车来回都灵。在路上，我经过一家叫“马拉拜拉”的汽车修配行，我非常喜欢那个名字，甚至有点嫉妒它，因为……莱维（Levi），四个字母，天下叫莱维的人何其多啊。马拉拜拉是一个好名字，所以我盗用了它。后来，我的一些搞精神分析的朋友分析我选择这个名字并非出于偶然，那个修配行只是我杜撰的一个借口，其实是因为我想叫我自己“坏（male）奶妈（balia）”……

格拉纳：在一些采访里，你会被定义成一个“作家-化学家”，尽管我对化学领域一无所知，但你成功地在《元素周期表》中夹带了一些你的学识，因此你所有关于实验的描述都深深吸引了我，让我觉得兴味盎然。

莱维：谢谢。这就是我期待的效果：向读者展示（化学）并非是一份枯燥乏味、毫无诗意的工作。恰恰相反，它正是在过去的那些冒险方式已经消失的今天，人们仍能进行冒险的世界：我说的过去的那些冒险指的是那些探险家、鲁宾逊·克鲁索、海盗、水手和艺术家经历的冒险。后面那些冒险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更为少见，但那些冒险是可以有替代物的，是可以被类似于我的职业所给予我的同等经验所替代的。本质上来说——用我不厌其烦喜欢引用的帕韦斯[4]的一句话来说——成人世界只有两种经历：成功和失败。我一直有种要做点儿什么的紧迫感，化学、物理、医学、生理学——我可以以此为职业，并将这些经验传递给他人，因为无论是口头讲述还是用文字对他人讲述故事，对我都极其重要：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它。

……

[1]原文刊于《反对阵营》（Controcampo）杂志，1981年1月刊。这段采访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非文学的话题，故略去。

[2]路伊吉·皮兰德娄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虚构人物或真实人物的相对性、多重性的个人认同问题。——译者注

[3]莱维的这篇文章原标题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手最大胆的冒险”（L'impresa piú ardita di un reduce scaltro），刊于《新闻报》，1980年9月7日。后收入《缓刑时刻》中，标题是“塞萨尔最后的冒险”（Il ritorno di Cesare）。

[4]切萨雷·帕韦斯（Cesare Pavese，1908-1950），小说家、诗人，因其作品自身及对他人的影响力，在其自杀前后都是战后意大利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和莱维一样，他也是都灵人。身为艾诺迪出版社的关键人物，他和这家出版社在1947年拒绝出版《这是不是个人》有很大关系。

一场名为弗朗茨·卡夫卡的袭击（1983）[1]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

现在在很多书店都推出了一本朴素的新书，封面有些怀旧。蓝色的封面，尺寸较一般的平装本要小。这是艾诺迪出版社的“作家译作家系列”的第一本书，这个系列以弗朗茨·卡夫卡的《审判》打头阵，译者是普里莫·莱维。我们在《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的故乡都灵采访了他。

费德里科·德·梅利斯（以下简称“梅利斯”）：你能谈一谈这个出版项目吗？

莱维：艾诺迪出版社的想法是重新推出一些由当代作家重新翻译的经典作品。我的翻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本，第二本是娜塔利娅·金兹伯格翻译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个计划非常有智慧，有独创性，令人振奋。很明显，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凭借其自身就非常有话题性，也会成为一些很有趣的研究的分析对象。某种程度上，这个系列的每一本书都是伪书（spurious），因为它有两个作者。从封面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书名和译者的名字是用白色字体，而作者的名字是用蓝色字体。和所有的杂交育种一样，这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项目。这就是他们的理念。最后我就完全成了这种理念的体现，因为我必须坦白我的自我一直在撕扯。一方面，我的语言学道德（philological conscience）告诉我，我必须尊重卡夫卡；而另一方面，我的个人意志，以及身为作家我根深蒂固的个人习惯——也被称为“风格”——抗拒这一点。我并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风格，我的读者对此比我知道得更多，这就好似一个人的侧面肖像一样，我们几乎不知道或者从来没真正看到过自己的侧面是什么样子。

梅利斯：为什么要将弗朗茨·卡夫卡和普利莫·莱维联系在一起？

莱维：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是出版社定的，他们拿这个提议来找我，我就接受了。说实话，我答应得有点儿草率，我从来不知道这本书会让我陷得这么深，我必须承认卡夫卡从来不是我最爱的作家，我也可以告诉你原因：你并不需要去真正喜欢你感觉最亲近的作家，有的时候事情正相反。我想我对卡夫卡的这种感觉，并非因为不感兴趣或者觉得无聊，而是因为某种程度的防卫心理，我开始翻译《审判》不久后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受到了这本书的侵犯，我必须要捍卫我自己。正因为这本书如此不可思议，如此了不起，它像一根矛、一支箭一样刺穿你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自己在接受审判。更进一步说，坐在你的扶手椅上，快速地草草翻阅一本书是一回事，但要一字一句、一点一点地阅读，正如你在翻译时所做的那样，又是另外一回事。在翻译《审判》的过程中，我终于意识到我对卡夫卡的敌意的来源。这是一种出于恐惧的自我防卫心理。也许还出于那个特殊的原因：卡夫卡是个犹太人，我也是个犹太人。《审判》的一开场就是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我的职业生涯一开始也经历了一场意外的、不正义的监禁。卡夫卡是我很崇敬的作家——我不是喜欢他，我是钦佩他，害怕他，他就像一台会碾压你的机器，就像一个会预言你的死期的先知。

梅利斯：在艰苦的翻译中，你做了哪些选择，又使用了哪些材料？

莱维：我试图不用德语那种句法密度来压迫读者，德国人的句法复杂性是意大利读者不习惯的。乔治·赞帕（Giorgio Zampa）在其1973年的译本中一直保留了原著的那种句法结构。我有时候会背道而驰。有时候当面临极度复杂、很难翻译的句子时，我就会削减句子，将它们断成好几个句子，这么做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因为句子的意思仍是完整的。卡夫卡心安理得地在文本中使用大量的重复，可能在十行句子里一个词汇会重复出现三四次。我试图避免这些，因为这种重复在传统的意大利语里几乎看不到。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专断做法，也许在意大利语里，词语的重复能够制造某种特殊的效果。但是出于对意大利读者的体恤，我试图给他们一种不那么翻译腔的文本。

翻译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温琴佐·蒙蒂翻译的《伊利亚德》[2]，他就是用和原文完全无关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调整过的、适合现代读者口味的语言。另一个极端则是逐字逐句的、学院派的翻译，试图尽最大的可能传递原文的意思。第一种翻译给予读者他所习惯的东西，而第二种翻译则会让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在读一段翻译的文本。赞帕在翻译《审判》时选择第二种，他的选择是非常审慎的，也非常令人尊敬。所以，我试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某个中间点，另外也因为作为一个作家我不想让自己扭曲太多。尤其是在对话中，如果为适应一种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布拉格的德语——已经过时、与当下相隔甚远——而去生造出一种意大利语，会让人感觉有些做作。所以，我的译文中的主人公，约瑟夫·K，一开始就说的是现代的意大利语。

梅利斯：在你给《审判》写的注释里，你提到卡夫卡对你而言缺乏亲和力……

莱维：我所说的缺乏亲和力，我想，主要是因为：卡夫卡是一个幻想型的作家，他不断地描写他幻觉中的那些奇异的、绝妙的事物。他从没有偏离这个路径，他也从不会费力向你解释那些意象背后是什么，它们有什么含义。他把这种阐释的重任转交给读者，所以实际上对卡夫卡的阐释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审判》这本书，有不下20种阐释。对我而言，对定性的（不同）意识所产生的深渊将我和卡夫卡隔离开来，我在我的书中一直在尝试另外一条不同的路径。我最开始写作集中营，后来也一直写作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我一直试图去解释，去解决问题，我已经被人诟病有这种说教的倾向。《这是不是个人》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试图向我自己、向读者解释集中营所代表的那种明显的反常状态背后的原因。《元素周期表》这本书也类似，我试图去解释我在化学和文学之间那种难以解释的、暧昧的位置。在潜意识层面，我从未选择卡夫卡的道路（几乎从来没有——可能在一两篇故事里我有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即让“表层下面的东西”恣意发展。

梅利斯：卡夫卡被认为是一个压抑地生活的人，他一直在歌颂生命和爱的缺席，对它们充满某种乡愁。他的苦行僧的气质就好比在蒸馏已经消失的生命。而在普里莫·莱维的作品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尤其在他提到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时……

莱维：我们拥有非常不同的命运。卡夫卡一直和他的父亲严重不和，他是三种纠缠不清的文化的产物：犹太文化、德国文化和布拉格文化。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如意，工作上又感觉受挫，最后还生了很严重的病。他很年轻就去世了，而我尽管在集中营待了很长时间，那段生活也给我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但我拥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一种没那么不快乐的人生。我自己的快乐结局——从集中营幸存下来——让我带着点儿盲目的乐观主义。今天的我可能没有那么乐观了，当时的我比今天的我乐观。当时我将我个人的幸福结局——这丰富了我的人生，让我变成了作家——不合理地推演到所有的人类悲剧上。

尽管《这是不是个人》处理的是极其恐怖的事，但它和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没什么共同点。很多人注意到这是本乐观的、平静的书，当你一步步告别深渊时，你都会有透气的感觉，尤其是在最后一章。那些认为在深渊、壕沟和集中营之后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出现的想法是荒谬的。但今天，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只有在这种经历只能产生糟糕的后果的情况下，另一个集中营才有可能死灰复燃。在见证了一个现代的、有组织的、技术化的、官僚化的国家是如何孕育了奥斯维辛之后，一个人无法不带着恐惧想到一切再度上演的可能。那段经历可能重演，并非完全必然，但肯定有这个可能，我看到了这一点，并感到深深的恐惧。

梅利斯：你见证了卡夫卡所预言的纳粹集中营的野蛮，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莱维：我们必须承认，卡夫卡的天赋是超越世俗理性的。他有一种近乎动物性的敏感，就像蛇能感知到地震即将来临一样。早在20世纪早期，在“一战”前后，他就已经在写作中预言了很多事。置身于诸多令人困惑的信号和混杂的意识形态中，他能够阐明、辨认出那些将预言20年后的欧洲命运的信号，亦即在他去世20年后欧洲的命运。

在《审判》中，他就有一种早熟的直觉，即官僚制会孵化暴力，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可抵抗的权力正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物。卡夫卡的姐姐们都死在了集中营，成了他事先预言到的那个腐化而卑劣的机器的牺牲品。我应该补充一下，这可能是我对《审判》的非常个人化的阐释，我知道还存在其他诸多解释。理解这本书的一个关键在于，并不是某个官僚化的法庭让约瑟夫·K接受审判，而是作为惩罚的疾病——卡夫卡自身的疾病。或者也可以说，这里有一个神学上的密钥，即法庭其实是一个未知的上帝，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上帝。

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审判》，看起来是矛盾的：约瑟夫·K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但其实这些并不矛盾。人永远无法是他自己所是的那个人，卡夫卡也永远不是他自己所是的那个人。我们会交替着，甚至同时觉得自己是无辜和有罪的。试图要在《审判》这样的文本背后寻求某种理性，等于是在扭曲它、否定它、破坏它。

梅利斯：人的降格，不仅给施暴者定罪，同样也给受害者定了罪，它驱散了差异和距离。也许，这是《这是不是个人》的核心主题，也是一个卡夫卡式的主题。

莱维：在那本书的一开始，有一个曾经在意大利求学的匈牙利医生，他会讲一点意大利语，虽然有浓厚的口音。他是一个集中营的牙医。据他自己说，他是一个罪犯。他是一个有“特权”的囚犯，从受害者变成了狱卒。他同时也是个疯子，在我们眼里似乎如此，也许自从他详尽又准确地描述集中营的生活开始，他就疯了，他的讲述让我们从破碎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会拳击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厨师。我们为其中的荒诞和疯狂而惊讶。但之后我们意识到，他是对的，因为一个厨子必须有能力挥出致命一拳以保护自己的劳动产品。这个故事里当然有某种卡夫卡的影子。这种世界的扭曲是卡夫卡式的。在集中营里，你会不停地遇到这些完全出乎预想的事，而打开一扇门，却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只找到一些别的、非常不同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很典型的卡夫卡（主题）。

梅利斯：你的《审判》译本的目标读者是谁？

莱维：我必须要说，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整串的矛盾心理：兴趣，甚至是激情，解决一个难题时的欣喜，解开一些结；但同时也有害怕，深深的悲伤。所以我过去总会带着极大的热情将关于我的书的评论分享给所有人，但我不是那么想把《审判》介绍给所有人。我怀疑把这本书送给一个15岁的青少年是不是一个好的想法，我并不会尝试这么做。对我看来，这本书充满了预言的重负。“我不应该告诉你更多，但如果你自己的节日似乎姗姗来迟，请不要苦恼。”[3]《审判》让我们更加清醒。想想书的末尾，那最后的场景：蓝天，还有执行处决的两个人，他们本质上是机器人，几乎从不开口，除了污言秽语，完全冷漠无情。但是这是死刑，他们将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因为这个结尾如此残酷——出人意料的残酷——如果我的孩子还小的话，我是不会让他看这本书的。我害怕这本书会让他不安，让他痛苦，虽然它写的当然都是真相。我们都会死去，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那样死去。

[1]原文刊于《宣言报》（Il manifesto），1983年5月5日。

[2]温琴佐·蒙蒂（Vincenzo Monti，1754-1828）是新古典主义诗人，他用无韵诗体翻译的《伊利亚德》出版于1810年。

[3]莱维此处引用的是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诗歌《乡村的星期六》的诗句，II.51-52（出自莱奥帕尔迪的《颂歌》，1835）。

普里莫·莱维（1984）[1]

丽塔·卡卡莫·德·吕卡

曼努埃拉·奥拉涅罗

提问：每种写作背后或多或少永远有一种驱动力，不管它是作为文学生涯的一部分，还是伴随着其他的职业活动。对你而言，是什么让你开始写作，并一直坚持写作？

莱维：我的经历和一般的例子不大一样，我并没有选择成为一个作家，我是被转变成一个作家的。我接受的教育和职业都和化学相关；从家族历史来说也是，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工程师，我家里都是父亲的那些数学教科书、物理书和几何书……

如果说，我的写作背后有某种驱动力的话，那也和我被驱逐的经历有关，和别人的受苦有关。1944年2月，当时24岁的我被驱逐了，我回国时已经26岁了。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个作家。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预言从未发生的未来呢？《这是不是个人》里有一个不起眼的段落——当时我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在其中提到了要把自己见到的一切讲给别人听的欲望是如何强烈，我当时写了一些笔记，即使我知道我会立刻将它们毁掉。1945年10月，当我回到家中，很快，我就开始无法自拔地对每个人讲述这些故事。在《古舟子咏》中，柯勒律治讲述了一个水手的故事，还有他在南海上那些漫长而诡异的旅程。他因为杀死了一只信天翁而受到诅咒。当他回到家，他会抓住那些正要到达婚礼现场的宾客，拦住他们，他那么渴望、那么有力地抓住他们，对他们讲述自己被诅咒的诡异故事。在我从集中营回到家后，我感觉自己和那个老水手很像，这是一种需要，一种心理学的需要——通过讲述那些故事来从那段经历中解脱出来。一个月后，1945年的12月，我就已经写完《这是不是个人》的后面几章：每一章都是一气呵成，没有任何计划，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在写一本书。关键就在于将它们都写下来，相较于那些事实，更多的是讲述我对那些事实的印象。我的记忆是我唯一的资源，我没有其他武器。在从集中营返回意大利的旅途中，我有某种可以算得上火车时刻表的东西，一份旅行的计划：今天我在这里，明天我在那里。几乎15年后，我才重新发现了这份时刻表，它成了《休战》的框架。但在写《这是不是个人》时，我没有任何框架。我只是写啊写，不管在何时，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我能够写。写作本身并不痛苦。在我写作时，我感觉时空在延伸。我甚至在从都灵到阿维利亚纳（我当时在那里的一家工厂工作）的火车上写作，我在晚上写作，在午休时间写作。几乎整个《尤利西斯之歌》那一章都是在某一天中午12点半到1点的那半小时里写完的。我当时几乎陷入恍惚。

随后，当我结束写作，我就闭口不谈了。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记录，从个人的角度，我感觉自由了，我也觉得自己完成了进行见证的公民责任，因此有12年或者15年之久的时间，我完全停止了写作。我生命的某个阶段结束了。背后还有具体的原因：因为《这是不是个人》的初版几乎生下来就夭折了，他们印了2500册，结果只卖了大概1500册，1966年剩下的那些书在佛罗伦萨被洪水冲走了[2]……考虑到可怜的销量，我必须要放弃任何关于我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想法。那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我毅然决然奔向我的化学事业。

提问：在那段漫长的沉默之后，是什么让你又重新开始写作，同时又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写作的内容和风格？

莱维：1958年，我的书（《这是不是个人》）被艾诺迪出版社出版了，在几年里它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所以我可以有另一条人生道路的想法——成为作家——又再次浮现。我想讲述我回家的过程，而不是集中营的故事，所以我开始写作《休战》。这次，我更注重技巧，也意识到我正在写一本书。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每个月写一章，后来也是这样执行的。我的第一本书和后面的那些作品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是不是个人》是在完全没有文学性的焦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如果其中有文学的部分，那也并非我的初衷，而是突然闯入的；我当然也从来没有考虑过风格的问题。而对于《休战》及之后的作品，我是有考虑的。有些人想给我贴上“新现实主义”[3]的标签，但是我没有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种东西。但是我很确信——就像我常说的——我作为实践性的科学家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刺激我去追求简洁和精确。我认为这两种特质在我的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

提问：你将自己描述成在化学家事业之外必须致力写作的非常规作家。你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体验到分裂了吗？或者说，你是否将它们视为、体验为动用不同“武器”的来源？

莱维：在很多年里，我的生活不是被两方面撕扯，而是被三个不同的方面，被三种平行的生活撕扯：我在工厂的工作，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写作。这三个世界之间鲜少有交流，这听起来似乎很古怪，但我多半都是利用上班的时间，用榨取的零碎时间来完成我的书的，我并不想从我的工作中掠夺什么，也不想对我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毕竟这份工作能让我糊口养家。而且，我认为它是一件好事——应该是一种刺激物，当我在工厂工作或者枯燥的上班路上，我会迸发很多灵感，然后我就会用夜晚或周末的时间将它们写下来。甚至是今天，我已经退休了，我仍然能感觉到工厂日常惯例的重复：我永远无法在晚上6点前开始写作。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这三部分有了幸福的交集：比如说1946年到1947年之间，当时的我精力旺盛，我从一段充满痛苦磨难的岁月中重生了。在《元素周期表》的《铬》一章中，我提到了那段时间陡然同时降临的三次成功：我遇到了未来会成为我妻子的女人；我安然度过了集中营的梦魇，内心愈合了，这体现在我在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复杂、强烈而崭新的愉悦中；身为一个化学家，我也找到了“战胜”那些顽固物质的方法（那时我发现了一种能防止生锈的化合物）。我必须要说，自那之后，一切似乎变得黯淡褪色了。未来不如当时所展望的那样清晰、闪光了。

提问：每一种文学事业都交替贯串着创造性的紧张感和空白、匮乏的感觉。你在工作中也有这样交替的感觉吗？

莱维：写作的产出可以从零到很高不等，可能在令人绝望的一段时间里你一整天甚至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81年年末，我体验到这样的感觉，当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上一本书《若非此时，何时？》。1981年是一个好年份，我试图写些新的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做些研究，查询资料，核对历史、地理和语言学方面的信息。等到开始下笔时，我也是持续工作，即便不是从早写到晚，因为那不现实。然而，当这场派对结束，书籍被出版了，也接受了采访，获得了评论和一些奖项等等，我却突然感到麻木，就好像我把自己全部投入到作品里了。当时，我有一种激烈而痛苦的焦虑，感觉自己走到了尽头。有好几个月，只要看到我写下的东西，我只能感到一种痛苦的焦虑，因为我很确定自己永远不会再达到那个高度，我甚至觉得它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和我很不一样，更有活力，更有智慧，记忆力更好，感受力更强的人写的。

提问：除了这种内在的、创造性的方面，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冲动，需要通过外部的对比来支撑一个人的智性形象。通常来说，他人——即便是用一种有限的、出人意料的方式——能够打开长久被堵塞的沟通机制。你一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能回忆起一些类似的经历吗？

莱维：是的，我记得当我的第一本书在1947年以一个较短的版本出版后，几乎无人问津。1955年，为了纪念集中营解放十周年，他们在都灵等地组织了一些和流放有关的摄影展。直到那个时候，我对在公众场合讲话仍然非常恐惧。在“二战”期间，以及种族法实施的那些年间，我是都灵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犹太青年组织的成员，那个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圣经》与法西斯主义是如何不相容……因为当时除非有警察批准的执照，任何形式的协会都是被禁止的，我们每次开会都有一个当地的警察在场：可怜的人，他坐在角落里，一个词都听不懂，抽着他的烟斗，读报纸或者打瞌睡。

当我起身发言时，我感到一阵惊恐。我笨拙地念着自己讨论反犹主义的文章……当时我19岁，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公众场合发言了，我并不在行。然后我信守自己的诺言，直到1955年，我去了那次展览，向人们解释那些照片的含义。观众里有一个小伙子，他非常的热情、热心、友善，我有点不知所措：我发现，哪怕我的书的销量如此令人灰心，它还是得到了传播，留下了印记，打动了一些人。这同样也驱使我开始写作《休战》。

提问：当你在写作时，你几乎从不知道自己在为何写作。有时候，作者的内在驱动和读者的需求可能会产生重合——在这个例子中，（这种需求）就是去知道、理解被集体记忆压抑的那些事件。

莱维：我不知道谁是我的读者。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不是个人》是靠口口相传传播开的，一个读者接受另一个读者的推荐。当他们出版了这本书的学生版时，一些奇妙的事发生了：孩子们会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的家长。通过这些学生们，一种全新的需求诞生了。

我和德国读者的交流非常特别，他们给我写了很多信。一个女孩连续数月给我写信，试图去解释德国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为什么父母们从来不对他们的孩子讲这些事。这些孩子——有18岁的，有25岁的，也有30岁的——会给我写信，致歉般地说：“作为一个德国人，我从一个外国人的作品里发现了这些事，真是可耻。”我保留了所有这些信件。我曾提议将它们出版，但一直没能实现。[4]

[1]原文刊于《世界工人》（Mondoperaio）杂志，1984年3月。本文删去了其中关于莱维的生平介绍以及最后一部分，莱维在最后一部分中更为直接地谈论奥斯维辛。

[2]1966年，佛罗伦萨大洪水对国家图书馆附近的低地区域造成严重损害，当时莱维的这本著作有可能就被储存在那里。

[3]新现实主义是对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的某类文学和电影作品的宽泛定义，这些作品倾向于以一种直接、不矫饰的风格处理一些当代的命题，尤其是近期的战争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4]《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收录过这些信件的部分内容，见《德国人的来信》一章。

本质的和多余的（1987）[1]

罗伯特·迪·卡罗

“不，不，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我要么跟你说说那些国家，要么跟你说说我经历了什么事。但就你而言，我还是告诉你我经历了什么事吧，因为这是个挺好的故事。然后你要是真想写出来，就花点儿心思，好好打磨、修边儿，把它敲锤成形，这样你就能写出一个好故事。”

《扳手》一开头就是作家普里莫·莱维以他的主人公福索内之口说的一段话，福索内是一个四海为家的装配工，在吊机、械装装置、石化装置和吊桥上工作。叙述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对作家这个职业的看法并无多少不同。在花了30年时间“将长分子拼接在一起，希冀能对我的同行们有些微用处”之后，莱维“带着一丝怀旧，但毫不后悔地”选择了写作者的道路，去拼缀词语和观念。所以，在《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之后，他又写出了一系列作品——《自然故事》《形式的缺陷》《元素周期表》《扳手》《寻根》《不定的时刻》《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最后一本书由艾诺迪出版社在去年底（1986年）出版。

罗伯特·迪·卡罗（以下简称迪·卡罗）：对你和你笔下的福索内来说，写作是文字的剪辑组合、修正、打磨、润饰。真的是这样吗？

莱维：将实验室的设备组合起来，和你组织一个好故事之间，没有太多区别。它们都需要对称，必须要实现你的目的，必须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同时又不能失去任何本质的东西。另外，必须要行得通。

迪·卡罗：写作是不是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莱维：对我而言，是的。无论如何，我一直处理的是技术问题：计划、生产、销售。20年来，甚至在我已经变成管理者后，我还是会花时间在实验室里，那是工厂的大脑。我会亲手完成一些组装工作，当然，是以分米和米为单位的装配工作。我很怀念那份工作的精确，完全聚焦于目标和结果——你可以在当天或几天后看到结果，而不用像一些大的工程那样要等上五六年才能看到结果。

迪·卡罗：写作和准确性的关系是不是小一些？

莱维：正相反，对我而言它是一种要求高度精确的工作。

迪·卡罗：我们再度引用福索内的话：“没人看着的时候，我会用锤子轻轻敲打几下，因为锤子能搞定一切，事实上，在蓝旗亚（Lancia）工厂，他们一般把锤子叫作‘工程师’。”请问在写作中，“锤子”是不是也一样起作用？

莱维：天啊，这个问题我必须想一会儿……（写作时）会有一些扭曲的句子，错误的表达，你必须要消灭它们，替换它们。当你刚完成一个文本，它是难以辨认的，并且没有意义，那就好像你照镜子，每次却只能看到同一张脸。你必须将它搁置一段时间，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然后重新回来面对它。然后再加上一点儿“锤子”的工作就完美了，或者，用剪子更好。麦金托什电脑就是一个好工具，它能够进行冷酷的不留任何痕迹的删减。

迪·卡罗：在电脑上写作和在打字机上写作，有什么区别吗？

莱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过用双手和用电脑写作的区别。当你用钢笔写作时，你很容易通过删除和粘贴，插入或修正，对文字进行修改。而用电脑写作，则更加容易，所有的一切都在电脑屏幕上。用打字机写作，将稿纸取出来，或者用增白剂修正错误，诸如此类这些微不足道的麻烦，会让你出于惯性或者懒惰而放弃，放弃修改一句句子或者一段话。但是我不认为一个语言学家能够判断出一段文字是用钢笔、打字机还是电脑完成的。

迪·卡罗：你很怀念之前化学家职业的“终结任务”的属性，当你在操作一台机器或者一台实验室的设备时，你的目标是让它能够运转，实现它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那你写作时的目的是什么呢？

莱维：为了让读者满意。我并不为自己写作；一旦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会将稿纸撕掉，只要我写出那样的文字我就会将它们毁掉。我认为为自己写作是不对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权利，这对任何人都无害，但这样让我感觉时间被荒废了。整体来说，我的书都是为读者写作的，确实，是为意大利的读者，按照他们的阅读水平来写作的。我尊重那些读者，并寻找那些读者。我收到的信件同样确认了这一点。

迪·卡罗：有哪封信给你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莱维：很多……对了，我记得一封信，没有署名。一位女士读完了《休战》，她告诉我读那本书为她解决了很多严重的问题，虽然她并没有说是什么样的问题。我喜欢我的书可能会帮助到人们的念头。这个念头也帮助了我。我希望它们也能对我有同样的帮助。

迪·卡罗：它们没有吗？

莱维：偶尔。在那之前，写作是……我不知道……

迪·卡罗：一种愉悦？

莱维：一种需求，每天晚上这种需求都会出现。在从事化学工作的同时，我写了至少三本书：《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自然故事》，以及《元素周期表》的部分章节。我现在想不通我当时是怎么有时间兼顾两者的。今天我拥有全部的时间，却写得比当时少了，写作的强度也小了。虽然一个人在30岁和他年近70岁时的状态是很不同的。时间流逝的速度也不一样。时不时地，我会感觉自己囊空如洗，没有更多要说的东西，没有更多要讲的故事了。

迪·卡罗：你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写什么了吗？

莱维：是的，我正在写，但是进度缓慢，我不希望谈论这个。事实是我的生活充满焦虑，在一本书和下一本之间有枯竭期；就比如说现在，在我完成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之后。

迪·卡罗：这种中止是为了思考吗？

莱维：不是。是公关活动导致的让人气恼的中断。书必须被展示，被人在旅途中谈论，被社会讨论，我不喜欢这一切。这就好像我做的是客户服务的工作（我之前也做过客户服务的工作；在《元素周期表》里还写了那份工作的故事），我必须要去出差拜访客户，说服他们，安抚他们。我总是很不情愿去做这些。

迪·卡罗：现在他们要求你为你的书做同样的事？

莱维：有时候是的，比如，我现在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巨大的压力。他们希望我去布兰迪斯大学，接受一个荣誉学位，但我想我不会去的。旅行对我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家庭的原因，也因为我已经将那些障碍都内在化了，现在我对自己会上路的这件事是充满抵触的。要是10年前，情况可能不同，我当时的精力比现在旺盛，也有冲动去密切关注很多事情。现在，我累了。我会怀疑：“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曾经，当我有一本书的译本被寄到家中时，大家就会借此庆祝，但现在就不会这样了。即使是我知道的那些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的译本修订版寄到了我手中——每份出版合同都规定了这项条款，这也仅仅成了无聊的多余工作。你逐渐会对此免疫。不管怎样，你又能做什么呢？文化组织的工作高度随意，一切都要靠偶然。大约在去年，我的书在海外收获了巨大成功，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意大利学者无意中发现了《元素周期表》这本书，将它翻译出来，并送给了索尔·贝娄。这就是这本书突然备受关注的原因，也导致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旗下的顶峰出版社（Summit Books）对我的作品产生热忱，决定签下我所有的书，包括我还未完稿的那些。英语版之后，是德文版，虽然德文版现在只签了我已写完的作品。

迪·卡罗：让我们回到关于写作技巧的问题。你能谈谈叙述、写作和虚构的过程吗？

莱维：让我试一试。首先，我们必须要区分诗歌和散文。我时不时会做一回诗人：当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我每年只会写一首诗歌，即使有时候我会很自然地用韵文写作，但这是一种与我所知的任何一种精神活动都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是完全不同的：这过程更像是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蘑菇，一早醒来你的脑中就已经有一首诗歌，或者至少是诗歌的核心部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篇幅长短还有持续的修订了。电脑则是你处理这类工作时的完美工具，这会令未来的学者感到挫败，他们再也不会有连续的手稿了。这显示了“罪与罚是如何相当的”：很多年前，我在《自然故事》中描述了一个诗人买了一台自动化的机械写诗机（《拙劣诗人》），他要做的仅仅是选择主题、年代、韵律、篇幅和题材，那台机器就会自动生成他想要的。

迪·卡罗：这是否是很多有野心的诗人的隐秘梦想？

莱维：我不知道，我塑造的那个拙劣诗人是一个商业作者，对客户收费，因此，比方说，那些客户会要求在诗里加进米兰战胜了尤文图斯队的信息……当然，甚至像《愤怒的罗兰》[2]那样的诗歌背后也会有复杂的词语组装，但是我不并不担心那一点，我所有的诗歌写作都没有太费力气。

迪·卡罗：那散文呢？

莱维：写作过程中最决定性的因素，是在本质和多余物之间仔细地斟酌平衡。我读书很广泛，什么都读过一点儿，我更喜欢那些有分寸感的作家。哦，但是我非常喜欢斯特恩的《项狄传》，包括它所有离题的部分；我也很喜欢斯特凡诺·德阿里戈的《鲸鱼杀手》，但我永远不会像那样写作。我的书，我想我可以这样自夸，没有任何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会很自发、自然地放弃过分的雕琢，放弃添加那些仅仅是为了让文本好看的累赘内容。

迪·卡罗：这是一种典型的皮埃蒙特人的特点，是吗？

莱维：可能是的，一物就是一物，没有必要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当然，在皮埃蒙特，我们也有些浮夸的巴洛克风格，但在现实里这些都是外来赋予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到最后都会去除掉那些矫揉造作或过分精致的东西。事实上，虽然诗歌的节奏让它更接近音乐，但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文本是更接近体力劳动的。你制订一个计划——至少在精神上——一个大纲，一种设计，然后你要尽可能地按照计划去生产你的产品。所以我会很自然地让福索内说“写一本书比造一座桥要容易得多”这样的话。如果一座桥坍塌，可能会损伤惨重，也会伤害很多人。而一本书如果失败的话，唯一受伤的只有作者自己。

迪·卡罗：所以写作是一种低风险的职业？

莱维：只有一种风险，就是写得糟糕的危险。

迪·卡罗：以及无用的风险？

莱维：那是一回事。至少对我而言，虽然也有那些写得很糟糕，但很有用的书，比如说那些由不知名姓的人不假思索写成的指南或者回忆录。有时候我会收到一些确实有话可说，但不知道如何写作的人写的蓝色练习簿，这些练习簿不该被嘲笑。你希望能把它们拿过来重新写一遍。

迪·卡罗：你有这样做过吗？

莱维：没有，虽然有很多人这样问过我，把他们的生命都分享给我，“我赤裸的心”[3]，我们可以平分版税，我猜类似于代理工作的写作模式。虽然，我不否认如果遇到这些好故事，遇到值得讲述的一生，我可以接受那种契约，为何不呢？

迪·卡罗：所以代理写作是可能的？

莱维：《蝴蝶》（Papillon）[4]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但我想你光凭阅读是不能发现这一点的。

迪·卡罗：这是你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提到写作过程的不可思议。你对那些学者或者评论家的观点是否有异议，或者说，你是否打算保留笼罩在文学作品周围的那层光晕？

莱维：不，我不认为在写作时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除非是那些我们几乎全无了解的、被时间湮没的作家。近年来，在机械化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们呕心沥血地做研究，他们会统计一个词被使用的频率，试图来证明或者反驳某些特定的作品属于某个作家，这在我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最终来说，是无用的。

迪·卡罗：当你写作时会感觉痛苦吗？

莱维：哦，有时候会感到痛苦。

迪·卡罗：是因为你所写的内容痛苦，还是因为写作本身？

莱维：不，和我所写的东西无关。我有时候会感到这种介质本身的不足。“无法言传”——就是这个词，这是一个美妙的词。我们的语言是人类的语言，注定就是为了能在人类的层面上描述事物。当它必须要来谈论，比如说超新星这样的事物时——我试图在《宁静的星》这篇短篇小说里完成这一点——语言就会崩塌、瓦解、无法胜任（这对所有语言来说历来都是如此）。

迪·卡罗：你自身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你所写的文字？

莱维：有一些将自己完全编织进文字的作家，原原本本分毫不改。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尔[5]就是一个例子。但大部分情况下，作者会选择将他们自身的某一部分，那个更好的部分放入文本中。有时候我会在我的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勇敢的人，有时候则描述成一个懦弱的人、先知般的人或者天真的人，但我想，我塑造的自己的形象一直是一个比较沉着冷静的个体。

迪·卡罗：难道你不冷静吗？

莱维：我根本不算冷静。我度过很长一段失衡的岁月，毫无疑问这和我的集中营经历有关。我发现要面对这些问题非常艰难。我从来没有写过这部分的自己。

迪·卡罗：你永远都不会写这部分？

莱维：也许未来有一天我会写出来。我拿到了很多我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写的信，那些信中显示了在即将被囚禁之前我对力量的渴求。但那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一种以卵击石的力量，我从来不是一个强大的男人。根本不是。

迪·卡罗：但是你同样需要力量来复述那段经历。

莱维：正相反。复述那段经历是一种需要，你需要力气去压抑写下它们或者谈论它们的冲动。在我的书里，第一本以及最近的这本《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我看到一种要让事物恢复秩序、让秩序重回混乱世界、对我自己也对他人进行解释的强烈冲动。然而，我的生活每一天都是非常不同的，很不幸它没有那么系统化和井然有序。写作是一种创造秩序的途径。尽管我并不知道其他太多方法，但这是我知道的最好的方法。

迪·卡罗：所以在活生生的作者和我们在书页里重建的那个作者的形象之间，有一道裂缝，一种分歧。读者想象中你的形象和你自己心中的真实形象有很大差别……

莱维：从我收到的那些信中可以判断，两者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我是某种专家。也许他们在我的书中吸收了我并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某种智慧。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一种良策，在你学会走路之前就不要奔跑，也许这是某种皮埃蒙特人的美德。正如几个月前我给发表在《新闻报》上的小说和散文文集[6]所写的序言中谈到的，“我希望读者不要去书中寻找某种启示——我很反对这个词，因为它将我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我被塞进一身不属于自己的衣服，而且正是我所不信任的那种：先知、圣人、预言家”。先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诅咒，或者可以说是所有时代的诅咒。

迪·卡罗：为什么我们不该去探询未来？

莱维：因为你几乎很难分辨谁是真的先知，谁是假的。他们听起来都是一样的。

迪·卡罗：所以正是他们的语言欺骗了我们，那种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神秘的语言？

莱维：我不知道，但你是一个哲学家吗？

迪·卡罗：我不是，但听起来你同样也不信任哲学家。是这样吗？

莱维：嗯，是的。也许是出于无知。听着，我的工作一直是制造油漆，我习惯过一种具体的生活，你要么解决了一个问题，要么抛弃这个问题。而相反，自从前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哲学问题就一直没有变化过，哲学家一直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一遍遍地思考它们……同样，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有一种恶习，他们都想创造他们的私人化语言，你必须要绞尽脑汁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属于我的……

[1]意大利文标题是“Il necessario e il superfluo”，原文刊于《皮埃蒙特生活》（Piemonte vivo），1987年1月，第1期。

[2]《愤怒的罗兰》（Orlando furioso）最后一版写于1532年，是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5）所写的伟大的浪漫主义史诗。

[3]“我赤裸的心”（Mon coeur mis à nu）是波德莱尔晚年未完成的自传计划的标题，之后作为他死后出版的部分日记的标题。

[4]亨利·安托万·沙里埃（Henri Antoine Charrière）的《蝴蝶》是一部由他人捉刀的罪犯“口述史”。

[5]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尔（Henri Frédéric Amiel，1821-1881），瑞士作家和散文家，以其在死后出版的巨幅作品《阿米尔日记》最为著名。

[6]指《故事和散文集》，1986年出版。

第五部分 奥斯维辛和幸存

圆桌：关于犹太人的问题（1961）[1]

问题：

1.人类历史上是否有任何其他意图彻底、计划性地摧毁一个种族的尝试，可以和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相提并论？

2.是那些具体实在的原因——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导致德国人实施了这样疯狂的计划吗？

3.是否存在德国人对种族灭绝肩负的“集体责任”——如果有，又是何种程度？

4.历史上不同族群带着或多或少的恶意感到或者实践了反犹主义，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在关于这种异常现象的诸多解释中——从宗教方面到精神分析层面——哪一种最令人信服？

5.在纳粹主义和狂热宣扬纳粹思想的理论家们（比如罗森博格[2]）之前，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反犹主义的先知们”要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承担部分道德或者智识的责任？

6.在今天的世界，反犹主义或者类似于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是否可能重演或者复辟？

7.类似于艾希曼审判或者将纳粹的暴行拍成纪录片这样的事件，能否具有教育、惩戒的价值，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它们对于反抗所有形式的种族仇恨，以及类似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帮助？

莱维的回答：

1.人类历史充斥着大屠杀：阿兹特克人被西班牙人屠杀，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人屠杀，普遍意义上的“有色人种”被殖民者屠杀。然而，除了偶尔的停滞和消失，从30年前开始，那种认为人类已经进步，认为那种对一个族群整体的毁灭——比如奴隶制，比如绵延不绝的战争等——都属于人类野蛮的童年时代的看法，几乎被认为是正当的。我们这一代人令人悲伤的特权，就是看到这些怪兽的复兴。也许，在很遥远的过去，有其他对人类的大屠杀，但是没有一场屠杀会比这场（犹太大屠杀）更残忍，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其后果来说，那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所谋划的，而这个欧洲曾宣称自己在文明方面是世界的老师。

2.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实质性的原因，而正是纳粹高级领袖的那些公开演讲、希特勒的私下交谈，以及施特赖歇尔[3]和罗森伯格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文章最让人担心。

这意味着，过去的人——同样也意味着今天的人——能够完全失去理性，不受惩罚地行动。他能将明显的谬误说成事实，并且别人会相信他，为他鼓掌。他能够下令执行愚蠢的大屠杀，而别人也会遵从他。

我对人性的道德本能、对人类“自然的”善从没有太多信心，可我相信历史可以从功利主义角度被阐释成进步。然而如果你凝视近期的历史，在面对大屠杀本身时你只能感到困惑，它们往往并没有私人的或者集体的目的，也往往仅仅是由如动物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仇恨所挑动起来的，更重要的是这种仇恨会（像反犹主义一样）得到欢呼，被灌输给人民，甚至被崇拜歌颂。

3.“集体负罪”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表述，而且它正是纳粹的发明。每个人都要单独为其行动负责。每个参与了屠杀的德国人（和非德国人）都是完全有罪的；他们的共犯则要承担部分罪责，后者也包括那些在意大利的《科学家的种族主义宣言》[4]上签字的著名人物；罪责较轻，但仍然属于共犯的是那些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却什么都没有做的人，以及那些出于伪善、精神的赤贫而选择不去了解一切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绘制一幅画面，这画面可以证明纳粹宣传中那些夸张的虚构是虚假的：并不是集体负罪，而是集体的怯懦，在智识勇气上的集体失败，一种集体性的愚蠢和对文明的弃绝。

4.反犹主义有其古老的、多重的根源：有时候如大家所预料的，是因为宗教原因；其他的是因为伦理或者经济的原因。但是在德国，反犹主义是最恶性的，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在其伪装下，甚至在其低等的浪漫主义哲学的包装下，本质上是生物学的。希特勒的理论家曾公开宣扬纳粹的反犹主义内含的“种姓生物学”（Rassenbiologisch）。

确实，在《纽伦堡法案》的文本中，你能很轻易地发现神圣的、神秘主义的痕迹，而这是某种扭曲的、败坏的浪漫主义的终结。犹太人并非是没有信仰的人，外邦人也并非都是放高利贷者；相反，犹太人是一个柏拉图的概念，一个抽象的感染源，一个抽象的外部敌人。对于希特勒而言，人性危险的敌人是圣保罗和卡尔·马克思，他们都是犹太人，相继摧毁了罗马和德国。这些话都收录在马丁·鲍曼的《谈话录》[5]里。

5.可能有很多人有理由被称为“反犹主义的先知”，而他们中间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德国人。其中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是1870年北德意志邦联议会中的一个基督教社会党团体，他们有一份公开的反犹纲领。

但是那些没有武器的先知，无论善恶，似乎没有对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和一些人有一样的怀疑，即这些先知更像是秤上的指针，而非子弹推进物。无论如何，当面对他们那些嗜血的门徒的所作所为时，我认为要让戈宾诺或张伯伦[6]来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也有些无力。

6.反犹主义并未消失，浩大的种族迫害有可能重演。埃及的纳赛尔[7]已经公开宣称，消灭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是他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部分。斯大林和贝利亚[8]对犹太医生的审判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同样让人担忧的是全世界那些无知的年轻人的行为。他们可能偶尔会针对几乎是被随机选中的受害者无端施加暴力，但他们与法西斯团体和纳粹主义的关联是不言而喻并受到欢迎的。一个新的希特勒，无论在哪个国家掌权，都可以任意支配现代技术和宣传机器这些可怕的武器，都可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跟随者。现在，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些情况下，他们都会从少数人里找到替罪羊，找到可以施暴的对象。直到现在，在欧洲，那种典型的、标准的少数人，一直还是犹太人。

7.艾希曼审判和用纪录片记录纳粹罪行，当然有其教育意义，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只要在德国和意大利，被法西斯主义煽动并留存下来的道德缺位仍然存在，那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就不会很大，这种道德缺位部分是因为懒惰，部分是因愚蠢的算计。

我们只能通过学校进行所需要的道德重建。艾希曼是有罪的，这一点被轻易地展示了；但是每个公民，从他们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就需要去学习真理和谎言的含义，需要认识到这两者是不可替换的；他们也要知道，一旦你放弃自己的良知，一旦你用“领袖永远正确”这样的狂热信仰替代你的良知，你将成为最残酷的罪行的一部分。

[1]莱维是回答“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的四位圆桌嘉宾之一，这些问答被刊登在《历史》（Storia illustrata）杂志上，1961年6月。其他三位参与者是哲学家雷莫·坎托尼（Remo Cantoni），心理学家切萨雷·穆萨蒂（Cesare Musatti），以及法学家弗兰西斯科·卡内尔卢蒂（Francesco Carnelutti）。

[2]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是纳粹领导人之一，著有《20世纪的神话》，这本种族主义小册子受到戈宾诺（Gobineau）和张伯伦（Chamberlain）的理论影响。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其被处决。

[3]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是纳粹党早期成员、新闻记者、色情小说作家、政治家，1923年到1945年间他创办、编辑了宣扬邪恶的反犹主义的报纸《冲锋队员》（Der Stürmer），他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判处绞刑。

[4]《科学家的种族主义宣言》（Manifesto degli Scienziati razzisti），是意大利反犹主义的高峰，出版于1938年7月14日，它直接导致1938年种族法的出台，其中一条就宣告了“一个纯洁的意大利种族的存在……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族”。

[5]莱维此处指的是“二战”时希特勒和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的一段对话，被收入《鲍曼笔记》（Bromann-Vermeke）一书中，书中部分内容在德国以《希特勒的桌边谈话录》（Hitlers Tischgespräche）为题出版（波恩：雅典娜出版社，1951），全书被翻译成英文版（Hilter's Table-Talk），由休·特雷弗-罗珀编辑（伦敦：韦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1953）。

[6]约瑟夫·阿瑟·戈宾诺伯爵（Joseph Arthur Gobineau，1816-1882）是法国外交官、文人，也是19世纪法国兴起的日耳曼人优越论的鼓吹者。他主要的作品是《人种不平等论》（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1853-1855），英译本由伦敦的海涅曼出版社于1915年出版。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生于英国，后移居德国（成为瓦格纳的女婿）。他最著名的宣扬种族主义和德国优越论的文章是《19世纪的基础》（德文版出版于1899年，英文版出版于1911年）。这两个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者。

[7]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曾于1952年参与了一场埃及的军事政变，后于1954年到1970年之间担任该国领导人。

[8]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Lavrenti Pavlovich Beria，1899-1953）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和内务部委员，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短暂地从属于领导集团，1953年被处决。

自我采访：《这是不是个人》后记（1976）[1]

很久以前，有人写过，书和人类一样，有自己的命运：无法预料，与人们的期望和预期背道而驰。这本书同样如此，它拥有神奇的命运。它的出生证明距今颇为遥远，它是在“我将我永远不敢告诉任何人的话写下来”这个句子被写出来的地方诞生的。在集中营里，我渴望讲述这一切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于是我开始描述我在那里经历的一切，就在现场，在那间刺骨寒冷、被战争和充满警戒的眼睛包围的德国人的实验室里。然而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保留这些在仓促中草草涂就的笔记，我必须尽快将它们销毁，一旦它们被人发现，我就会被认定在从事某种间谍活动，我会立刻因此送命。

不管怎样，这些记忆在我的肺腑里炙热地燃烧，一回到意大利我就感觉有强烈的冲动要将它们写下来，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是不是个人》。这本书的手稿被几家重要的出版社拒绝了；1947年，一家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他们只印了2500本，然后这本书宣告失败了。所以，我的第一本书多年以来被人遗忘；也许同样也因为，对当时整个欧洲而言，这是一段艰难的哀悼、重建的时光，公众并不愿意在记忆里重回刚刚结束的战争岁月。只有等到1958年，这本书才迎来崭新的命运，它被艾诺迪出版社出版了，从那时起公众对这本书的兴趣从未消减。这种迟来的成功激励我开始写《休战》——它的姊妹篇的自然延续。和它的姊妹篇不一样，《休战》一出来就受到了公众和评论家的热烈肯定。

在这些年里，我上百次被要求在各种各样的读者面前回答和这两本书有关的问题，有青少年和成年人，有没受过教育的或者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有意大利的读者或者国外的读者。在这些交流的过程中，我必须要回答很多问题：天真的问题、准确的问题、高度情绪化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令人气愤的问题。很快我就意识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会一遍遍被问到，确实，每一次都会被提到。因此它们一定是来自一种经过深思的好奇，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两本书的文本都没有给读者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打算在这里再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1.在这两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对德国人的仇恨，以及复仇的欲望。你原谅他们了吗？

我的个性是不偏向于仇恨的。我个人认为仇恨是兽性的、残酷的，相反我更希望我的行为和思想尽可能是经过思考的结果；因此，我从没有在我的体内蓄积愤怒，让它成为某种对复仇的渴望，或者说对我真实抑或假想出来的敌人施加痛苦的欲望，或者变成我自身的积怨。我更加不能接受将仇恨集体性地施加到一个族群，比如说德国人身上；如果我接受了这一点，我会感觉我接受了纳粹的规训，后者正是建立在那种国家和种族的仇恨基础上的。

我必须承认，如果我面对一个昔日迫害我的人，某些我认识的脸，某些旧日的谎言，我应该会忍不住去仇恨，并且也会使用暴力；但恰恰因为我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纳粹，我拒绝向这类诱惑臣服。我相信理性和协商是更高等的进步工具，因此我甚至会压抑自身的仇恨：我更想要正义。正因为这个原因，在描述集中营的悲惨世界时，我故意使用一种平静的、清醒的语言来进行见证，既非受害者的那种哀痛的语气，亦非一个试图复仇的人的那种愤怒的语气。我相信，这样我的记录会更加可信，更加有用。并且，它越显得客观，它看起来就越不会过度情绪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关乎正义的见证者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他的任务是为法官们做准备，而他们就是我的读者。

同样，我不想别人将我放弃明确的论断混淆为一种无差别的原谅。不，我没有原谅任何一个罪犯，将来也不会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用行为、言辞，在事发后不久）显示了他意识到自身的罪行、意大利人的错误和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并且决心要谴责它们，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意识中根除它们。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非基督徒的我，才会追随犹太教或基督教的“原谅我的仇敌”的信条，因为一个悔改的仇敌就不再是一个仇敌。

2.德国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如果没有任何人知情的话，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对数百万生命的处决又怎么可能发生？

我们西方人今日身处的世界仍有严重的错误和危险，但是与那些民主被压抑的国家，以及与民主被抑制的那些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每个人都能知道关于一切的一切。今天，信息是“第四权”（fourth estate）：至少在理论上，记者和新闻摄影师能去到任何地方；没有人有权利制止他们或者驱赶他们。每件事都变得轻而易举：你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收听或收看到别国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你可以去报刊亭，选择任何你喜欢的本土的或者国外的、持任何政治倾向的报纸——即使那个国家和你自己的国家仍有纷争。你可以购买、阅读自己想看的任何书，通常情况下，这并不会被冠上“反国家行为”的罪名，或者被政治警察抄家。当然，要避免所有的倾向并非易事，但是至少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倾向。

在集权国家，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只有一种真理，是上面的那些人宣告的真理；所有的报纸都是类似的，它们重复着关于真理的相同话语。广播站也是一样，你不能收听别的国家的广播。首先，因为这是犯罪行为，你会被关进监狱；其次，你的国家的广播台会发射带有特定波长的干扰音，以覆盖其他国家的广播信号，从而阻止你听到国外的广播。至于书籍，只有那些能取悦国家的书才能被出版、翻译。你只能在国外找到其他书籍，并自己承担将它们引入自己的国家而面临的风险，因为它们被视作比毒品或者爆炸物还要危险，如果你在过边检时被发现持有这些书籍，它们会被没收，而你则会受到惩罚。国家不喜欢或者不再喜欢的书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付诸一炬。1924年到1945年之间，这种情况只在意大利发生，后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统治下的德国延续了这种行为，直到今天，这些事还在很多国家发生，令人可悲的是其中就有苏联，一个曾经英勇地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在一个集权制国家，篡改真理是被允许的，从今天的立场重新改写历史是被允许的，扭曲新闻、压制真理、传播虚假的信息是被允许的。宣传替代了信息。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你并不是一个拥有权利的公民，而是一个臣民，就这一身份而言，你必须要向你的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独裁者）献上你狂热的忠诚还有消极的服从。

很明显，在这样的环境下是有可能消解现实的（虽然并不总是很容易；要彻底违背人性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在法西斯党统治下的意大利，暗杀劳工党人马泰奥蒂的行为完成得非常成功[2]，几个月之后，这个事件就再也没有任何人提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控制和伪装真相这一点上，显示出比墨索里尼还要高超得多的手腕。

然而，要对德国人民隐藏那巨大的集中营机器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从纳粹的角度）他们也不希望这样做。在国家内部营造、维持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氛围正是纳粹的目标之一。让人民知道反对希特勒会让自己陷入极度的危险，是同样重要的。事实上，早在纳粹党执政初期，就有上万名德国人被关进监狱：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犹太人、持异见者，还有天主教徒；整个德国都知道这些，并且知道集中营的人们在受苦，在死去。

无论如何，绝大部分的德国人确实不知道后来在集中营发生的那些极度血腥残忍之事：对数百万人进行有系统的、工业化的灭绝，毒气室、焚化炉、对尸体卑劣的剥夺，所有这些都不应该被公之于众。事实上，到战争结束之前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的存在。为了掩盖这个秘密，除了其他的预防措施之外，官方语言只会使用谨慎的、有些讥诮的委婉用语：他们不会写“处决”而是写“最终解决”，他们不写“驱逐”而是写“转移”，他们不写“用毒气灭绝”而是写“特殊处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样做并非毫无缘由，希特勒担心这种可怕的消息一旦泄露，会危及整个国家对他的盲目信仰，还有作战部队的士气。另外，盟军也会知道这些，并将它们用作宣传材料。后者确实发生了，但因为盟军电台多次描述形容的这种集中营的恐怖如此惊人，大众几乎都无法相信这一点。

对德国在那段时间最令人信服的总结，来自我找到的欧根·科贡的《地狱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他曾经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成为慕尼黑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德国人对集中营了解多少？除了其实在的存在之外，他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即便是今天，他们对其也知之甚少。毋庸置疑，严密地将恐怖系统的细节秘不示人，这种手段被证明非常有效，而这也让那些死亡和痛苦无法被定义，也因此更加深刻。

正如我在别处所说的，即使是很多盖世太保成员也不知道在他们将囚犯送进集中营后，那里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的囚犯对集中营的运作机制和那里的屠杀手段都没有清晰的意识，那德国人民又如何得知这些呢？任何一个进入集中营的人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这就是权力和保密系统的功能的最好示范。

但是……但是，没有一个德国人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也没有一个人相信那里是疗养院。只有很少的德国人没有亲属或者熟人被关在集中营，或者说很少有德国人一点儿不知道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被关进了集中营。所有的德国人都见证了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的残暴。数百万德国人——无动于衷地或好奇地，轻蔑地或阴毒且幸灾乐祸地——见证了犹太教堂的焚毁、对犹太人的侮辱，或者目睹那些被迫跪在泥泞里的犹太人。很多德国人从外国的广播节目里也知道这一点，有些人也和那些在集中营外面劳动的囚犯有交流。数量众多的德国人在街上或者在火车站都碰到过那些悲惨的排成队的囚犯。1941年11月9日，由德国警察和安全机构的首脑发给……警察和集中营指挥官的一则通知中写道：“尤其是，必须注意到在徒步转移过程中，比如从车站到集中营的路途中，很多囚犯会崩溃、晕厥或者死于过度疲劳……不让人民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是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不意识到所有的监狱都人满为患，而且整个国家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处决。成千上万的治安法官和警察公务员、律师、神父，还有社会服务人员普遍都知道情况非常严峻。很多生意人会和作为供应商的集中营的党卫军做交易，工业家们会向党卫军的行政和经济部门索要奴工，连同这些（行业）的办公室职员，他们都清楚很多这些大公司都在剥削奴工。有很多工人在集中营外面或里面工作着。形形色色的大学教授会和希姆莱创立的医学研究中心合作，还有很多公立或者私立医院的医生和这些专业刽子手合作，他们是后者的帮手。很多部队飞行员转而受党卫军管辖，他们一定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很多高级的部队官员知道集中营发生的屠杀俄国战俘的事，而更多的士兵和宪兵队成员一定知道在集中营、犹太人聚居区，还有被占领的那些东欧的城市和乡村每天在上演的恐怖罪恶。你能说这些陈述有哪一条是虚假的？[3]

在我看来，这些陈述都是真的，但还要加上另外一点画面才能完整：除了有各种各样获取信息的方法之外，大部分德国人不知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因为，事实上，他们选择不想知道。当然，国家恐怖主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器，令人很难反抗。但同样是事实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反抗。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准则：那些知道的人不会开口谈论；那些不知道的人不会开口提问；那些开口提问的人不会得到回答。通过这种方式，典型的德国公民赢得了并且捍卫着自己的无知，在他看来这足够可以宣示他对纳粹的效忠了。闭上嘴巴、眼睛、耳朵，他给自己制造了一无所知的幻觉，从而让自己不会成为那就发生在他家门口的一切的同谋。

知道发生了什么并让这些为世人知道（在当时，做到这些基本上不会陷入太多危险），是和纳粹保持距离的一个方法。我想，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并没有寻求这一点，我坚持认为这种故意的不作为，让他们有罪。

3.有试图从集中营里逃离的囚犯吗？为什么集中营里没有大规模的反抗？

这是年轻读者们最常向我提的问题。这些问题一定是根源于一些尤为重要的好奇心或者需求。我的解释是积极的：今天的年轻人认为自由是一种人所不能缺乏的特权，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因而，对他们而言，“监狱”的概念会自然而然地和“逃跑”或者“反抗”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另外，确实，根据很多国家的军法，为了恢复自己战士的身份，战俘必须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尝试逃脱；根据《海牙公约》，这样的逃脱是不应该被惩罚的。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逃跑的概念，不断地被浪漫文学（还记得《基督山伯爵》吗？）、通俗文学、电影所强化，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经常被不公（有时候是被公正）地囚禁，他们永远会试图逃走，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形下，而他们的努力也永远会获得胜利的冠冕。

也许，认为这些囚犯的处境，这种非自由的状态是不正当的、非正常的——简而言之，就像所有的疾病一样——因而需要通过逃跑和反叛来治愈它，这种想法是好的。然而，很不幸的是，这种画面和集中营的真实画面并不吻合。

举例来说，只有几百个囚犯曾经试图从奥斯维辛逃离，而他们中间也许只有几十个人成功了。逃跑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度危险的。囚犯们除了精神萎靡之外，他们的身体也被饥饿和非人的境遇折磨得极度虚弱。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了，他们穿的条纹状的囚服也很容易被人认出来，而他们穿的木屐也让隐蔽、迅速地移动变得不可能。他们身无分文，而且基本上不会讲波兰语，那是当地使用的语言，另外他们在当地没有任何门路，也不熟悉当地的地形方位。除此之外，所有尝试逃跑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任何一个尝试逃跑的人会被当众处以绞刑——通常在他们接受了酷刑之后——就在广场上，这是每天囚犯们被点名的地方。当一个囚犯被发现有逃跑的企图，他的朋友们会被认为是共犯，会被关进囚室直到饿死；而所有其他的囚犯则会被迫站上整整24个小时，有时候“有罪者”的父母也会被抓起来、被关进集中营。

那些杀死试图逃跑的囚犯的党卫军看守可以得到特殊的离岗待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时候党卫军的看守会朝一个根本没有打算逃跑的囚犯开枪，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被调离。这也人为增加了试图逃跑的囚犯的官方统计数据。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实际（试图逃跑的）人数很少，而且几乎都是雅利安波兰囚犯（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即为非犹太人），他们原先都住在离集中营不远的地方，因此他们会一直想要实现逃跑的目标，并且确信他们会被当地人保护。在其他的集中营，差不多也是类似的状况。

说到缺乏反叛的情况，则是另一个很不同的故事了。首先，我们有必要记住，在某些集中营确实发生过起义：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甚至是在奥斯维辛附属的比克瑙集中营。这些反叛在数量上并不是很多，但和与之类似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起义一样，都代表着一种非凡的道德分量。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反叛和起义都是由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特权的囚犯计划和领导的，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要比一般的集中营囚犯都好。这一点并不太令人意外，只是从表面上看，选择反叛的人是受苦最少的那一群人，这一点确实是悖论。甚至在集中营外，那些“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也很少选择反叛。衣衫褴褛的人并不会起来反抗。

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里，或者那些政治犯占大多数的集中营里，比起公开的起义，他们进行的密谋被证明更有价值，并且会通向更有效的自卫行动。比如说，取决于不同的集中营和不同的时机，囚犯们成功地敲诈或者对党卫军进行行贿，削弱他们手上那种任意妄为的权力，他们也暗中破坏德国的战争工业，组织逃亡，通过电台和盟军联系并提供集中营骇人状况的记录，改善患病囚犯的待遇，并逐渐用囚犯中的医生替代党卫军自己的医生，“引导”筛选从而让间谍和叛徒被处决；他们还拯救了一些囚犯，后者的幸存因为诸多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甚至从军事层面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以防在前线战线逼近时，纳粹决定（事实上他们经常有这样的打算）彻底消灭集中营。

而在那些犹太人占大多数的集中营，比如奥斯维辛地区的那些集中营，任何一场积极或者消极的防卫都是困难的。这些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没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或者军事方面的经验。他们来自欧洲各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因而无法理解彼此说的话。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饥饿、虚弱、疲惫，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为险恶，同时也因为他们在犹太人聚居区经历了漫长的饥馑、迫害和侮辱。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的后果是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存时间都极其可悲地短暂。总之，他们是一群流动的人口，人数不停地被死亡削减，他们一直在被源源不断到来的新囚犯所替代。因此可以理解，反叛的种子在如此恶化、不稳定的人类结构中是很难扎根的。

你也许想知道，为什么那些刚下火车、需要等上几个小时（有时候需要等上几天）进焚尸炉的犯人不选择去反抗？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必须要补充一点，德国人已经炉火纯青地建造了一种魔鬼般聪明的、万能的制造集体性死亡的系统。大部分情况下，新来的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他们被冰冷地、高效地，但毫不野蛮地接收，他们被要求脱去衣服进行“淋浴”。有时候他们会得到毛巾和肥皂，并且能在淋浴完后喝上一杯咖啡。事实上，毒气室被建造得看起来和淋浴间一样，有管道、水龙头、更衣室、挂衣钩、长凳等等。相反，如果囚犯们表现出任何一点对他们即将到来的命运的知晓或怀疑，党卫军和他们的同伙就会采用出人意料的手段，用极端野蛮的方式介入其中，他们会对那些因为五天或十天的密闭火车车厢旅行而迷惑、绝望、奄奄一息的人大声叫喊、威胁、拳打脚踢、放出他们的猎犬，而那些猎犬正是被训练来将这些犯人撕成碎片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时宣称犹太人出于怯懦没有选择抵抗的立场似乎就显得荒谬而有侮辱性了。没有人起来反抗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用300名年轻的、受过军队训练的、接受过政治灌输的俄国战俘做过活体实验，一切是在妇女和儿童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便是这些军人也无人反抗——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够了。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在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欧洲，那种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认同压迫，而是应该起身抵抗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并不普遍，在意大利这种意识尤为薄弱。这是范围很小的一群政治活动家留下的遗产，但是法西斯党和纳粹直接孤立、驱逐、恐吓、摧毁了他们。你一定不能忘记，德国人的集中营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有成千上万人——事实上是反纳粹政党的骨干成员。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大众进行抵抗以及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意志，会到更晚之后才涌现出来。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欧洲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德国于1941年撕毁1939年8月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出人意料地攻占苏联领土之后，开始奋起反抗。总而言之，苛责囚犯们不去反抗主要体现了一种历史观的错误，即用今天已经算是集体遗产，而在过去只属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去要求这些囚犯。

4、在解放后你回过奥斯维辛吗？

我在1965年重新回到了奥斯维辛。[4]正如我在书里提到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帝国并不只有一个集中营，而是有将近40个集中营。奥斯维辛的主体位于那个也叫奥斯维辛（波兰语为Oswiecim）的城镇的郊区，它能容纳大约2万名囚犯，就像集中营综合体的行政首都。当时，那里有比克瑙集中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组集中营群组——在不同时期从3到5个不等），后来发展为一个囚禁了6万名囚犯的集中营，其中有4万名是女性，那里有毒气室和焚尸炉。另外，在离“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有一组数量不停变化的集中营。我所在的集中营，被称为莫诺维茨，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到最后囚禁了大约1.2万名囚犯。它位于奥斯维辛以东7公里的地方，这个地区现在都是波兰的领土。

参观主体集中营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感受。波兰政府已经将其转变成某种国家纪念馆。那个棚屋已经被清扫干净、刷上漆，那里还种了树，铺了花床。那里还有一座博物馆展示着那些令人同情的遗留物：成吨的头发，成千上万的眼镜、梳子、修面刷、玩具、童鞋，但这仅仅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静止的、被重新整理的、人造的地方。对我而言，整个集中营似乎就是一个博物馆。至于我曾经被关押的那个集中营，它已经不复存在——其曾经附属的橡胶厂现在为波兰所有，后来得到了扩张，现在占据了整个地区。

然而，当我重新进入比克瑙集中营时，我还是体验到一种猛烈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我身为囚犯时没有体会到的。那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去那里是一片泥地，现在那里还是泥地，要么就是令人窒息的夏日扬尘。曾经的一排排棚屋（当前线战场延伸到并经过这个地区时，未被烧掉的那些棚屋）仍和往日一样，低矮、肮脏，有着透风的木墙和室内的泥地。那里已经没有了床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一直摞到屋顶。那里的一切都没有被美化、粉饰过。和我同行的是一位女士，朱利亚娜·泰代斯基[5]，她是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她向我指出，每一块1.8米乘2米见方的木板上面要睡9个女人。她向我展示，从狭小的窗户可以看到焚尸炉的残迹。从那个角度，你都能看到烟囱里的火苗。她曾经问过那些比她年长的女性：“那团火是什么？”她们回答说：“那是在燃烧的我们。”

当你面对这些地方时——它们拥有让你回想起过去的可悲力量——每一个幸存者的表现都不一样，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典型。这些拒绝回到集中营，甚至拒绝谈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属于第一类，同属于第一类幸存者的也包括那些想要忘却，但是无法成功忘却、被梦魇折磨的人；然而第二类人与之相反，他们选择了忘却，他们摈弃了一切，重新开始生活，从零开始。我注意到，第一类人都是那些因为厄运而非自己的政治担当而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对他们而言，那些痛苦和折磨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厄运和疾病一样。对他们而言，记忆是外来的，是一种侵入他们生活的痛苦的东西，而他们试图——或者说仍在试图——消除这些记忆。而第二类幸存者主要都是前政治犯，或者是那些有很强的宗教信仰或强烈道德感的人。对于这些幸存者来说，记忆是一种责任。他们不想要忘记，并且最重要的，他们并不想要世界忘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经历并非毫无意义，集中营也并非是一场意外或是一个无法被预见的历史事件。

纳粹集中营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顶点和高潮，是其最恐怖、最邪恶力量的体现。但是法西斯主义早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前就存在了，一直到“二战”结束，它一直或公开或戴着面具存在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时候只要你开始否定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就离集中营系统近了一步，而且在这条道路上你很难停下来。我知道很多先前的囚犯非常清楚自己的经历包含了多少可怕的教训，而他们也会每年回到“他们的”集中营，为那些年轻人导引朝拜的路程。如果时间允许，如果我不知道我通过写书、同意和我的读者们交谈实现了一样的目标的话，我自己也会很乐意这么做。

5.为什么你只谈论德国集中营，而没有讨论苏联集中营？

正如我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中已写过的，我更希望当一个见证者，而非审判者。我只能为我自己亲身经历或者看到的事情做见证。我的书不是历史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严格限制自己只记录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排除那些我日后从报纸或者其他书里知道的信息。比如，你会注意到我并没有引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我也没有描述毒气室和焚尸炉的细节，因为事实上，我在集中营时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实了。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一般不会谈论苏联的集中营。很幸运，我没有经历后者，因此我只能重复我读到的东西，那些内容会和所有有兴趣了解这个主题的人能了解到的一模一样。但显而易见，我不想逃避，我也无法逃避每个人都应该担负的去判断、去表态的责任。除了这两种集中营显而易见的相似点之外，我想我可以总结出这两者的一些本质区别。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不同的结局。德国集中营构成了一段非常特殊的人性的历史，如此血腥残暴。基于铲除或者恐吓政治异己的古老目标，他们建立了一个荒谬骇人的现代目标，那就是将整个族群及其文化从地球上铲除。大概从1941年开始，集中营逐渐成了巨大的死亡机器。毒气室和焚尸炉是被精心设计用来摧毁数百万人的生命和肉体的。根据奥斯维辛的可怕记录，1944年8月的每一天都会有2.4万名囚犯死去。毫无疑问，苏联的集中营无论何时都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但苏联集中营并没有明确无误地追求囚犯的死亡——甚至在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日子里。在苏联集中营，囚犯的死亡会经常发生，人们带着一种野蛮的漠然容忍这些，但本质上，囚犯的死亡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死亡是饥饿、寒冷、感染、重体力劳动的副产品。在关于这两个地狱模型的可悲比较中，我必须还要补充一点：一旦一个人进了德国集中营，他基本上就不会活着出来了。死亡是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但是在苏联集中营，对监禁的限制可能是一直存在的。在斯大林时代，有时候“罪犯”的刑期会可怕地漫长（比如说15年或者20年），他们也会遭遇可怕的忽视，但不管多么微弱，他们一直存有最终获得自由的希望。

从这根本的区别出发，演变出了其他的区别。在苏联集中营，看守和囚犯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冷酷，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国家，说着同一种语言，也不像在纳粹体制下那样双方分别被打上“超人”和“非人”的标签。生病的囚犯会得到医治，虽然这些医疗救治远远不够。他们面临的只有繁重的劳动，所以个体或者集体的反叛并非不可想象。身体惩罚很少见，也没有太过残忍。还有可能收到信件和内有食物的包裹。简而言之，人格没有被否定，也没有彻底消失。从整体的结果来看，两种集中营中的死亡率也大相径庭：在苏联集中营，似乎在情况最严酷的那段时间，囚犯的死亡率大概是30%左右，这个数字当然高到令人无法忍受，但是在德国集中营，囚犯的死亡率在90%到98%之间。

我发现苏联最近采用的一些新方法非常恶劣，比如说简单粗暴地宣称一些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是疯子，将他们关进精神治疗机构，并且强迫他们进行治疗，这些治疗不仅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扭曲、削弱了他们的精神机能。这证明了当权者是多么害怕异见。不同的意见不会遭到惩罚，但是会被用药物（或者说用药物威胁）摧毁。也许，这种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似乎在1985年，那些政治“病人”不超过100人），但这种行为如此丑恶，因为它是对科学的卑劣运用，而医生们也令人无法宽恕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们奴化自己去迎合当权者的意志。这是对民主交锋和公民自由的极端轻蔑。

另一方面，就严格的定量层面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苏联，集中营的规模事实上应该在萎缩。似乎在1950年前后，政治犯的人数达到100万。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今天的这个数字大概是1000人。

总结以上几点，无论如何，苏联集中营都是一个可悲的、非法的、非人性的体现。它们和社会主义并没有关系；它们事实上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污点。它们更应该被视为沙皇专制主义的一个野蛮遗产，而苏联的统治者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将自己从这份遗产中解放出来。任何一个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2年写就的《死屋手记》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辨认出索尔仁尼琴在100年后描述的同样的监狱“特点”。但要构想一幅没有集中营的社会主义场景是可能，而且很容易的。反之，没有集中营的纳粹帝国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6.解放后，你又再度邂逅了《这是不是个人》和《休战》中的哪些人物？

很不幸，书里提到的大部分人都被认为死于集中营里，或者死于那浩大的撤离途中——我在《这是不是个人》的最后一章中描述了这场撤离。其他人则死于他们在集中营里染上的疾病。还有一些人，我找不到他们的任何一点儿踪迹。只有很少的人幸存下来了，我得以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或者重新建立联系。

让是《尤利西斯之歌》那章中描写的勤杂工，他还活着，身体很好。他的家人都在战争中丧命了，但是他回到祖国后，结了婚，现在还有两个孩子，在法国外省的一个小镇上做药剂师，过着非常安定的生活。如果他来度假，我们偶尔会在意大利碰上一面。我有时也会到法国去找他。他已经忘记了他在莫诺维茨集中营经历的大部分时光，这听起来很奇怪。相比之下，大撤退的旅程中那种残暴的回忆对他而言更加清晰。在撤离的路上，他看着他所有的朋友（包括阿尔贝托）都在极度的疲乏中死去。

我也经常会见到被我称作皮耶罗·松尼诺的那个人，在《休战》里他的名字是塞萨尔。他在一段艰难的“重回”生活的时光后，也找到了工作，建立了家庭。他住在罗马。他会很渴望，也很生动地回忆他在集中营，以及漫长的回国路上经历的种种坎坷。但在他的叙述里——那些叙述经常会变成戏剧独白，他会着重强调他在其中作为主角的英勇事例，而不是他只是被动在场的那些悲剧的事情。

我后来也见了查尔斯（Charles）[6]。他只是到1944年才在他家附近的孚日山区被抓获，成为囚犯，他当时在那里从事抵抗运动。他在集中营里只待了一个月。但是那一个月的受难经历，还有他目睹的种种可怕之事，都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让他再也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再也无心创造一个未来。经历了一段类似我在《休战》中描述的那种遣返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继续当小学老师，他会教那些小学生如何养蜜蜂，栽培冷杉和松树。几年前他退休了，最近和一位不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他们一起建造了一栋房子，小巧但舒适。我去拜访过他两次，分别在1951年和1974年。在最近的这次拜访中，他告诉了我关于亚瑟（Arthur）的事。亚瑟住在离他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不想接受这样的拜访，以免唤醒过去的痛苦。

当我和我曾粗略提到过的“现代拉比”曼迪戏剧化地、毫无预料地重逢时，我们两个人都非常快乐。1965年，当他随意翻阅《这是不是个人》的德文版时，他从中认出了自己，并想起了我，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到都灵的犹太社区。后来我们会互相写很长的信，告知对方我们那些共同的朋友的命运。1967年，我去当时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多特蒙德见过他一次，他当时在那里当拉比。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坚定、勇敢、热忱”，同时惊人地博学。他和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结了婚，有三个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他们一家准备搬去以色列。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潘维茨教授。他是指派我参加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考试”的那个化学家。但是我从穆勒教授那里听到一些他的消息，穆勒教授就是我在《元素周期表》的《钒》一章中描写的那个人。当红军快要到达布纳橡胶工厂时，他表现得像一个欺凌弱小者、一个懦夫。他命令他那些平民同伙顽抗到底，并且阻止他们爬上火车逃到前线后方的区域，但在最后一刻他自己跳上了火车，钻了混乱局势的空子。1946年，他因脑癌去世。

我和《休战》中的大部分人几乎都失去了联系，除了塞萨尔（我之前提到过）还有莱昂纳多。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医生和我一样是都灵人，他心爱的妻子死在了奥斯维辛。回到我们的城市后，他充满勇气和担当地恢复了自己原先的职业，在很多年里，他一直是我珍贵、智慧、真诚的朋友。除却他的病人外，无数来找他寻求帮助或建议的人，从不会失望而返。1983年，他以85岁的高龄毫无痛苦地去世。

7.纳粹对犹太人那种狂热的仇恨该如何解释？

对犹太人的仇恨——被错误地用“反犹主义”这个词来定义——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特例，即仇恨任何一个有别于自己的人。它的起源毫无疑问是动物性的：属于同一物种、不同族群的动物会互相攻伐异己。家畜中间也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母鸡舍的母鸡被引到另一个鸡舍时，有好几天都会被咬啄、被排斥。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老鼠、蜜蜂和所有的群居动物中间。人肯定是群居动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但是如果人类所有残留的动物性冲动都被容忍、接受的话，灾难一定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法律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存在的——去遏制我们的动物本能。

反犹主义是党同伐异的一个典型现象。之所以会存在不宽容，是因为两个互相接触的群体之间一定存在肉眼可辨的差异：可以是生理差异（黑人或者白人；黑发或者金发），但是我们复杂的文明让我们对更为细微的差异也很敏感，比如说语言、方言，甚至口音（正如那些被迫迁到意大利北部的南部意大利人所熟知的）；还有宗教，其外部限制以及其对生活方式的深层影响；服饰或姿态；公共的、私人的习惯。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代，犹太民族的受难史都意味犹太人至少展示了其中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互相冲突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极端复杂的纠纷中，这个特殊的民族的历史呈现了某些特性。这是过去（现在仍是）基于信仰和传统而产生的某种非常强大的内在纽带的后果；因此，尽管这个民族在人数或者军事上处于弱势，它还是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对抗罗马人的侵略，这也导致他们被驱逐和被驱散，但是这种纽带仍保存了下来。犹太人聚居地最早在地中海沿岸，后来在中东、西班牙、莱茵兰地区、俄国南部、波兰、波希米亚和其他地方建立起来。这些聚居地一直忠诚于这种纽带，而这种纽带本身又被丰富的成文法和传统，精密的法典所规定的宗教习俗，还有贯串他们每天行为的、看起来就很独特的那些仪式而不断地巩固强化。犹太人不管去什么地方都是少数族裔，他们和别人不同，显而易见地不同，并且经常（或对或错地）为自身的不同而骄傲。所有这些都让他们陷入危险的境地，确实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和时代都遭受过迫害。在面临迫害时，只有很少的犹太人选择让自己被同化，也就是和周围的其他人逐渐融合。而对于大部分犹太人而言，他们会选择再度迁徙，去那些更友好的国家，虽然这意味着这种“不同”进一步扩大了，他们会面临新的限制和迫害。

如果反犹主义从其最深层来说，是一种不宽容的非理性形式，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从基督教变成国教那天起，反犹主义就带着明显的宗教——实际上是神学——的面向。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说法，犹太人注定是被上帝驱逐的，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对他们未能认出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惩罚，另一个是所有国家的天主教堂都需要他们，这样他们应得的不幸福状态可以被各处的信徒看到。因此，对犹太人的驱散和隔离应该永无止息：通过他们的苦难，他们应该永远见证自身的过失，因而也见证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既然他们的存在是必需的，结论就是他们必须被迫害而非被杀害。

然而，事实证明教会的目标从来不是这么适度、有节制：从基督教纪元的早期开始，犹太人就遭受着更为严酷的迫害，因为他们要永远集体为耶稣的十字架受难，抑或说为他们“弑神”赎罪。在遥远的过去，这一准则曾是复活节祷文的一部分，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时才被制止。这个准则也滋生了形形色色灾难性的、一直被更新的流行看法：比如犹太人往水井里投毒传播瘟疫；他们会习惯性地亵渎圣饼；他们会在逾越节的时候绑架信仰基督教的儿童，然后将未发酵面注入那些儿童的血液里。这些观念为对犹太人不计其数的驱逐和血腥大屠杀奠定了基础。驱逐首先从法国开始，然后是英国，然后在1492年到1498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

从未间断的屠杀和迁徙的轮回将我们带到19世纪，民族意识和一种对少数族裔的权利的认同又普遍复活了。除了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整个欧洲都逐渐废除了肇始于基督教教会的、加诸犹太人生活中的法律限制（这些限制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的形式，从命令他们生活在犹太人聚居区和特殊区域，到在他们的衣服上别上识别标志，禁止他们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禁止他们和其他族裔通婚，等等）。而反犹主义却继续存在，尤其在其国内粗糙的宗教一直指认犹太人是杀基督者的国家（波兰和俄国），还有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主张遗留下一种对邻人和外国人的共同仇恨的国家（德国，但法国也有这样的情况——19世纪末，在虚假指控犹太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犯下严重叛国罪之后，神职人员、民族主义者和军人们一起制造了一股暴力的反犹主义浪潮）。

尤其在德国，整个19世纪，一连串的哲学家和政客持续向人民灌输一种狂热概念，即长期被分化、饱受屈辱的德国人民在欧洲，甚至是整个世界拥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性；他们是古老、尊贵的传统和文化的后裔，从血缘和种族上来说，他们本质上是同质的。日耳曼人本应将本国塑造为一个强大的战士国家——统治着整个欧洲——被一种几乎超凡的神性包裹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关于德国人的使命的观念仍延续了下来，事实上，在经历了《凡尔赛和约》的侮辱之后，这种观念变得更加强烈。它被历史上最邪恶、最阴暗的人物，政治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所掌控。德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家们被他的煽动性宣言俘获。希特勒看起来大有可为，他成功地将德国无产阶级对那个带领他们走向失败和经济灾难的阶级的仇恨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从1933年开始，没花几年时间，他就通过屈辱的国家和民族主义骄傲制造了大部分仇恨，后者已经由他之前的先知们（路德、费希特、黑格尔、瓦格纳、戈宾诺、张伯伦、尼采）唤起了。他心心念念要建造一个德意志德国，不是在一个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不是通过什么文明的使命，而是通过军事力量。所有不是德国人的人都是劣等的或者令人厌恶的，而德国的头等敌人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带着教条式的仇恨列举了很多原因：他们有“不同的血型”；他们和英国、俄国和美国的犹太人都有牵连；他们继承了一种宁要理性和辩论而不要服从的文化，那种文化禁止崇拜偶像，而犹太人自身却企图成为被尊崇的偶像，他会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应该怀疑知识、意识，完全信仰我们的本能”。最后，很多犹太人控制着经济、金融、艺术、科学和文学领域的关键位置。作为一个失败的画家、一个失败的建筑师，希特勒将他所有的怨恨和受挫的嫉妒都投射到了犹太人身上。

这种不宽容的种子，落到那深厚的土壤上，以一种惊人的生命力扎根，但是它发展出了一种新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反犹主义。希特勒的言辞使其广泛散播到德国人民心中，它比之前所有的反犹主义都要野蛮残忍。伴随它的是一种被人为扭曲的生物学的教条：弱势种族要屈从于强势的种族。荒唐的大众相信常识被掩盖了好几个世纪，此种宣传从未间断。一切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极端程度。犹太教是一种无法通过洗礼被改变的宗教，它也不是一种能被抛弃、被新的文化取代的文化传统。犹太人是一种次于人类的物种，一个截然不同的种族，比所有的种族都要低劣。犹太人只是看起来像人类：实际上他们是一群别的物种，一种令人憎恶的、无法定义的物种，“他们和德国人的差异要比猴子和人类的差异还要大”。他们要为所有的罪孽负责，从野蛮的美国资本主义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1918年（德国）的战败到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自由主义、民主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邪恶的犹太人”发明的，它们会威胁到纳粹帝国的整体团结。

从理论布道到产生实际结果的路程是迅速而野蛮的。1933年，希特勒掌权仅仅两个月后，第一个集中营就在达豪诞生。同年5月，犹太作家和纳粹其他死敌的作品第一次被焚烧。（但距此100多年前，犹太裔德国作家海涅就已经写过：“如果你开始焚毁书籍，你迟早会烧人。”）1935年，反犹主义已经通过那些影响深远的、极其详细的立法行为被确认为《纽伦堡法案》。1938年某天晚上，仅仅在这次由高层控制的骚乱中，191座犹太会堂被焚毁，上千家归犹太人所有的商店遭到破坏。1939年，波兰沦陷不久，当地犹太人被关进犹太人聚居区里。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运作。从1941年到1942年，对犹太人的灭绝持续地进行。到1944年，受害者人数达到几百万。

纳粹宣传中的仇恨和轻蔑贯串在集中营每天的劳动中。那里不仅仅充斥着死亡，还有大量的疯狂、象征性的细枝末节，一切都为了证明或者确认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斯拉夫人是牲畜、垃圾、废弃物。想想奥斯维辛的文身，人们像公牛一样被打上烙印；想想在运送牲畜的火车车厢里的路途，车厢门永远紧闭，以至于被驱逐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要多少天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想想一个人的名字被数字替代；想想他们拒绝给囚犯发勺子（解放后，我们在奥斯维辛的储藏室看到了满满的勺子），这样囚犯们就必须像狗一样用舌头舔自己的汤；想想他们对尸体极端邪恶的剥削，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物质一样对待尸体，从他们的金牙里压榨出金子，把囚犯们的头发变成某种纺织物，而他们的骨灰则被制成肥料；男人和女人们在被杀死之前，被当成药物的活体实验对象。

甚至屠杀的方式（是经过多次实验后决定的）也带有公然的象征意味。他们规定使用的那种毒气正是被用来防止船只的货仓或者地基遭害虫或虱子侵害用的。之前的多少个世纪里，人们发明了比这更为痛苦的死法，但没有一种比这种死法包含了更多的愚弄和轻蔑。

众所周知，纳粹的灭绝计划到后来愈演愈烈。虽然纳粹投身的这场可怕的战争后来已经变成了防御战，但他们还是令人费解地匆忙执行自己的任务：那些将受害者运到毒气室的车队还有将受害者从前线附近的集中营撤离的车队，比军事运输更有优先性。德国最终的战败才阻止了这一切的实现，但在苏联的军队离希特勒只有几公里时，他在自杀的几个小时前口述了自己的政治遗嘱，并以这样的话作为结尾：“最重要的是，我命令德国政府和人民全力坚持贯彻种族法，与各国的毒害者——全世界的犹太教徒战斗到底。”

因此，我们可以说反犹主义是不宽容的一个特殊案例。几个世纪以来，它主要带着一种宗教的特性；而在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尚武的倾向，以及犹太人的“不同”又导致其进一步恶化；因为法西斯和纳粹宣传的高效性，这种思想被轻而易举地灌输到整个德国以及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法西斯和纳粹需要一个替罪羊来承担他们所有的罪恶感和憎恨；而反犹现象因为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希特勒——的缘故而突然剧烈爆发。

然而，我必须承认这些被普遍接受的解释并不能满足我。它们是被简化的，和那些需要被解释的事实并不相当、相称。在重读纳粹编年史的过程中，从它黑暗的开始到其剧烈的终结，我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印象，即那种不受控的、疯狂的整体氛围。在我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这种集体的疯狂、这种“脱轨”，经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每一种因素自身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切，而这些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希特勒的人格及其与德国人民深刻的互相作用。他的个人偏执，他的满腹仇恨，还有他关于暴力的布道，在德国人民的受挫心理中激起了不受约束的共鸣，而反之又使这些在他身上成倍地放大了，也强化了他的狂热信念：认定自己是被尼采所预言的德国的超人拯救者。

已经有很多作品论述了希特勒对犹太人憎恨的起源。有的说希特勒将他对全人类的憎恨倾倒到犹太人身上；有的说他在犹太人身上看到了他自身的一些缺陷，他仇视犹太人实际上是在仇视他自己；他的这种憎恶导致的暴力其实来源于他对自己的血液里也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的恐惧。

同样，这些解释对我而言仍是不足的。我认为不应该把某个历史现象都归罪到某个人身上。（尽管那些发出恐怖指令的人并不是无辜的！）另外，要阐释一个人的深层动机往往是很困难的。这些假设往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事实，往往只能定性，不能定量。我得承认，我更欣赏一些最严肃的历史学家（包括布洛克、施拉姆、布拉赫尔[7]）谦逊地承认自己无法理解希特勒和他身后的德国人持有的狂暴的反犹主义。

也许，一个人无法——更进一步说——绝不能理解发生的一切，因为去理解几乎就意味着将其正当化。容我解释一下：“理解”一个提案或者一个人类行为，意味着要“包容”它，包容其作者，将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赞同对方。现在，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赞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艾希曼，以及他们不计其数的同类。这令我们沮丧，但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解脱，因为他们的言语（很不幸，还有他们的行为）不能被我们理解这一点是可取的。那些非人的言语和行为，本质上是反人类的、史无前例的，甚至难以和生物为了生存进行的血腥斗争相提并论；战争和后者有可比性，但是奥斯维辛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它既非其中的一个插曲，也不是战争的极端形式。战争永远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应该被反对的，但是它就在我们中间，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我们“理解”它。

但是纳粹的仇恨并无理性可言：我们自身内部并没有这种仇恨，它不属于人类，只是从法西斯主义致命的躯干上结出的毒果。我们不能理解它，但是我们可以，并且必须要理解它的源头，而且我们应该对此警惕。如果理解是不可能的，那么去认识它就是必要的，因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还有可能再发生。良知可能会被引诱、被蒙蔽——即使是我们的良知也是如此。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思考过去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记得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表公开演说时，大众都相信了他们，为他们鼓掌，仰慕他们，如敬神一样崇拜他们。他们是“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他们拥有一种诱惑的神秘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来自他们确凿或公正的言语，而是来自他们的言外之意，他们信口开河的能力，他们的表演能力——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通过耐心的学习和训练获得的。他们宣讲的那些观念并非一成不变，从整体来说也都是反常的、愚蠢的或者残忍的。尽管如此，他们身后上百万的信徒仍会用赞美上帝的话来赞美他们，追随他们一直到死，这些信徒中间有忠心耿耿执行那些毫无人性的指令的人，他们并非生来就是虐待者，也并非（只有少数例外）都是恶魔：他们都是些普通人。恶魔是存在的，但他们的人数之少并不会让他们导致真正可怕的危害。更可怕的是那些普通人，那些随时准备去相信、不会提问的公务员们，比如艾希曼，比如奥斯维辛的指挥官赫斯（R.Höss）[8]；比如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斯坦格尔（Stangl）；又比如20年后的法国军队——阿尔及利亚的屠杀者；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的红色高棉——柬埔寨的刽子手。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那些用手段而非理性来说服我们的人，对那些所谓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们保持怀疑：我们必须警惕将自己的判断或意志让渡给别人。既然要区分真先知和假先知是很困难的，在面对任何一个先知时，我们最好都带着怀疑之心。我们最好放弃那些被揭示的真理，即使它们光辉夺目，即使因为我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它们。我们最好让自己相信那些更谦卑适度的、不那么让人兴奋躁动的真理，它们只有通过辛苦的付出才能获得——一步一步，没有捷径，我们通过学习、讨论、理性的辩论才能得到它们，而它们是经得起推敲和讨论的。

很明显，这一公式过于简单，无法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一种党同伐异、有着虐待和奴役特性的新法西斯主义有可能在我们国家之外的地方诞生；它有可能偷偷摸摸地改名换姓，输入我们的国家，或者它能够用暴力冲破所有的束缚，击溃一切防御。到那个时候，明智的忠告将不再有用，我们必须奋起抵抗。即便遭遇了这种可能性，有关不久之前在欧洲大陆的核心地带发生的一切的记忆，也能警醒我们，并为我们提供力量。

8.如果没有被关进过集中营，你现在会在做什么？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你认为自己的幸存可以归结为哪些因素？

严格来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会知道，如果没有被关进过集中营，现在的我会在做什么。没有人能够预知自己的未来，而回答这个问题正像要描述一次从未降临的未来。大胆猜测（经常是粗略猜测）一群人的活动有一定的意义。然而，要预测一个个体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他日常行为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物理学家们可以很精确地预计一克铀元素的半衰期是多长，但他们完全无法判断那堆铀元素中单独的一个原子何时会发生衰变。如果一个人处在十字路口，而且他没有选择往左的方向，那么很明显他会往右走，但是我们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在两者中间进行选择。一个选择后面有很多其他的多重选择，如此重复以至于无穷。最后，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外部的因素，这些因素都和我们的主观选择毫无关系；而同时我们的内在因素对未来也有影响，只不过我们无法察觉到这种内在因素。基于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人无法预判自己与其邻人的未来如何。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人无法用“如果”这样的形容来判定自己的过去。

然而，我可以给出某种特定的断言：如果我没有那段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我可能永远不会写任何东西。我可能不会有写作的动力和诱因。我原本是意大利的一个平庸学生，历史课的成绩很糟糕。我最感兴趣的学科是物理和化学，而且我选择了化学家的职业——这些都和文字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正是集中营的经历以及那段漫长的归国之旅迫使我开始写作。我根本就无需和懒惰抗争，而关于风格的困扰对我来说是荒谬的，我也奇迹般地找到了用于写作的时间，不用耽误我每天工作的一小时。看起来这些书都在那里，全部在我的头脑里，我要做的只是放它们出来，将它们倾泻到纸上。

很多年过去了。首先这两本书自身经历了很多旅程，而且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介入了自身，就像一场人为的记忆；另一方面它们也像一个防御性的壁垒，横亘在我现在颇为正常的生活和那戏剧性的过去之间。说出这些的时候我其实带着犹豫，因为我不想被人看作一个愤世嫉俗之人：当今天的我回忆起集中营时，我不再感觉到那些极端强烈和悲痛的情绪。相反，我那短暂、悲惨的被驱逐者的经历，现在已经被身为作家-见证者的更持续、复杂的经历所覆盖，而这两者叠加的后果显然是积极的：总体上，那段过去让我变成一个更加丰富、更有自信的人。我的一个女性朋友，曾经被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说集中营是她的大学。我想我也可以有同样的表达，即通过拥有、写作、思考这些经历，我对人类和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

但我必须马上补充一点，即这种积极的后果只是极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好运气。比如在意大利囚犯中，只有5%的人最终生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朋友、财产、健康、平静，还有他们的青春。在我看来，我能幸存下来且能安然无恙地回国，主要要归功于我的好运气。那些事先存在的因素只发挥了很少一部分作用：比如，我有过的登山训练，还有我作为化学家的职业，这让我在被囚禁的最后一个月拥有了一定的特权。也许，我对人类精神从未偃息的兴趣，还有我不仅想要活下去（这是一种普遍的意志）而且清晰地想要向人们讲述我们所目睹、忍受的一切的意志，都帮助我活了下来。最后一点，我自己一直坚定所持有的那种决心也帮助我活了下来——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我都认为我的同伴们还有我自己是人，而非一样东西，这让我摆脱了那种致使很多人精神崩溃的、全然的羞辱和败坏。

[1]这是莱维为1976年的《这是不是个人》的学生版本写的《后记》（“Appendice”），在文中，他自问自答了八个当他在和学生们交流时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英文翻译是由鲁斯·费尔德曼（Ruth Feldman）提供的，引自1986年版的《这是不是个人》英译本，莱维对英译本做了几个小改动。莱维对第七个问题的回答的原始文字曾在英译本中被删减，此处被重新翻译、放进文中。

[2]贾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1885-1924）是意大利劳工党（意大利社会党前身）政治家。1924年5月30日，他在议会公开指责法西斯党在近期的选举中欺诈，并谴责他们为了获取选票不惜使用暴力。11天后，马泰奥蒂被法西斯党人绑架并杀害。——译者注

[3]引自欧根·科贡：《地狱的理论和实践：德国集中营及其背后的体系》（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The Germa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the System Behind Them，伦敦：塞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50）。

[4]莱维于1982年再次回到奥斯维辛，参见本书的下一篇访谈《回到奥斯维辛》。

[5]朱利亚娜·泰代斯基（Giuliana Tedeschi，1914-2010）是重要的见证文学作家，其作品有《这具可怜的身体》（Questo povero corpo，米兰：EdIt出版社，1946），以及《世界上的这个地方》［C'è un punto della terra，佛罗伦萨：朱利提那出版社；英译本由密涅瓦出版社（伦敦）于1994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讲述了她在比克瑙集中营的经历。

[6]查尔斯和下文提到的亚瑟都是莱维在集中营最后的日子里认识的法国同伴，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结尾和《休战》的开篇都提到了他们。

[7]这三位作家都属于研究希特勒的重要学者：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著有《希特勒，对暴政的研究》（伦敦：奥德哈姆出版社，1952）；P.E.施拉姆（P.E.Schramm，1894-1970），著有《希特勒》［1963年出版，英文版于1972年由艾伦·莱恩出版社（伦敦）出版］；K.D.布拉赫尔（K.D.Bracher，1922-2016），著有《德国独裁者》［1969年出版，英文版由韦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伦敦）于1971年出版］。

[8]莱维曾给赫斯自传的意大利文版《奥斯维辛指挥官的自传回忆》［Comandante ad Auschwitz.Memoriale autobiografico，都灵：艾诺迪出版社，1958；英文版由韦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伦敦）于1959年出版］写过序言。

回到奥斯维辛（1982）[1]

丹尼尔·托阿夫

伊曼努尔·阿斯卡雷利

（采访一开始，是一列火车横穿波兰驶向奥斯维辛的画面）

提问：所以，重新再见到这些地方对你有什么影响？

莱维：一切都变了。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时的波兰刚摆脱一场长达五年的可怕战争，它应该是整个欧洲遭受战争苦难最深重的国家，它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是（欧洲）最高的，不仅是（波兰）犹太人的人数。而在这过去的40年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另外，我当时是在冬天看到这些场景的，和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波兰的冬天从来都是酷寒而艰苦的，和我们意大利的冬天很不一样。有三四个月会一直下雪，我们当时都非常笨拙，不知道如何挺过这些；离开集中营之后，我又再度经过这些城镇，那时候的我像一个失踪的人，漫无目的，在努力寻找一个重心，一个能收留我的人。当时这里真的非常荒凉。

提问：那些车轮以及经过我们的货运火车，你看到它们时有什么感受？

莱维：是的，我想说正是这些货运火车激起了我最强烈的心理反射，最令我心烦意乱。即使是今天，看到一辆这样运货的火车——更不要说走进去——都会剧烈地刺激到我，会重新唤醒一些强烈的情感。这比再次见到这些城镇和地方，甚至我可以说比再次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本身，对我产生的冲击还要大。被关在一段密闭的、用来装牲口的火车车厢里的，持续五天的旅行，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

提问：今天早上，你和我谈到你再次听到别人讲波兰语时的心情，对吗？

莱维：是的，至少对我而言，这是另一种条件反射。我是一个爱交谈的人，也是一个爱聆听的人：别人的话对我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愿意，我试着尽可能地说好我的意大利语。因为，当时在这段旅程的结尾，迎接我们的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波兰语，而且它并不是我们今天在旅馆里听到的我们的旅伴使用的文明的波兰语，那是一种粗俗的波兰语，充满了我们听不懂的咒骂和诅咒；它其实是一种地狱的语言。当然，德语在这方面尤甚。德语是压迫者的语言，是虐待折磨我们的人使用的语言，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包括我——能听懂一点儿德语，它并不是完全未知的，并不是完全真空的语言。波兰语（对我们）是一种真空的语言。昨天晚上，在酒店的电梯里，两个喝醉了的波兰人讲的波兰语让我感觉有如电击——他们说的是我记忆中的那种波兰语，不像我们周围这些人讲的那种：他们在咒骂，吐出一连串听起来像辅音的音节，一种像是来自地狱的语言。

提问：这种感觉，正如你说的，在你闻到煤炭的气息时也有过。

莱维：确实。我也闻到了煤炭味，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化学家。一个化学家会被训练通过他的鼻子来鉴别物质。当时和现在一样，当你进入波兰境内，至少是波兰的一些城镇，你会闻到两种你在意大利不太会闻到的独特气味：烤麦芽的气味还有煤炭燃烧时的酸味。这是一个依赖矿业的国家，到处都有煤矿，甚至很多人家室内取暖都是直接依靠燃煤，所以在春秋两季——冬天则更常见——空气里到处都是煤味。煤炭燃烧时的酸味并不太难闻，但对我们而言，至少对我如此，这种味道是集中营的味道，是波兰和集中营的味道。

提问：那这里的人呢？

莱维：是的，现在的人和过去也不同了。过去我们看不到这里的人。我们在集中营里会见到虐待我们的人，还有那些通敌者——绝大多数都是波兰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有。但是街上的普通人，那些住在自己家里的波兰人，我们看不到他们，或者说我们只能隔着很远的距离透过铁丝网看到他们。在集中营外面有一条乡间小路，但几乎从来没有任何人影。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被迁移走了。但会有一些载着波兰工人的汽车经过，我还记得有一辆汽车上面贴了一张广告海报，就像今天那样，上面写着，“家乐汤是最好的汤料”（Beste Suppe，Knorr Suppe）。看到这样一则汤的广告对我们而言很诡异，就好像你能从两种汤之间任选一样似的。

提问：重回旧地，以及今天早上当你离开供外宾居住的豪华酒店，踏上这段旅程时，你有什么感受？

莱维：一种被迫迁徙的感受，我忍不住想说这是种身体上的混乱，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无论如何还是发生了。这种对比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今天发生的这些：以一个住在豪华（或者近乎豪华）酒店里的游客身份重新回到这个地方。

提问：是的，那这种对比，这种……

莱维：就和任何一种对比一样，这种对比半令人开心，半令人惊恐，因为一切可能重演。如果情况倒过来的话会糟糕很多：先是一个住高级酒店的游客，接着再极度绝望地重回这个地方。

提问：当时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你的目的地是哪里吗？

莱维：基本上，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在佛索利[2]的车站看到一些车厢上贴着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标志，上面刻着奥斯维辛的名字，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我们以为那是奥斯特里茨。我们想，天知道，也许这是波西米亚的一个地方。当时在意大利，我不觉得有任何人，即使是那些最博学的人，知道奥斯维辛意味着什么。

提问：40年前，你对奥斯维辛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莱维：那里……哦，嗯，就像另外一个星球，在夜里——经历了五天令人厌恶的旅程之后，一路上都有人死在车厢里——我们抵达了一个地方，那里的人说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听得懂，他们的意图我们也完全不知晓。那里也有些毫无意义的标志：淋浴，干净的一侧，肮脏的一侧和干净的一侧。没有人为我们解释任何东西，要么他们就会用意第绪语或者波兰语对我们说话，我们完全听不懂这些。这是一种彻底异化的经验。我们感觉自己要发疯……感觉我们已经放弃任何理性思考的可能了，我们没办法继续思考了。

提问：那五天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的？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莱维：哦，我记得很清楚，记得很多。我们有45个人挤在一间车厢里，空间只够我们大家都坐在地上，但没有任何躺下来的余地。里面有一个处在哺乳期的妇女。他们告诉过我们随身带上食物供给，但我们都愚蠢地没有带上哪怕一点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带水，我们随身只有少量的水，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这一点；我们都预设会找到水源。虽然当时是冬天，但那种饥渴仍然极度可怕。五天的极度口渴是我们面临的折磨的第一步。我记得当时是深冬，人呼出的气会在车厢的门闩上凝成水珠，我们会争相将那一点点水滴刮下来——虽然那水珠里带着铁锈，附着在门闩上——为了能够有可怜的几滴水润一润我们的嘴巴。那个婴儿从早哭到晚，因为那位母亲没有一滴奶水了。

提问：后来……那个婴儿还有那个母亲怎么样了？

莱维：哦，他们立刻被杀害了。我们那趟火车上有650个人，其中80%的人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晚上就被杀掉了；他们被迅速地筛选出来，送进了毒气室。在那种残忍的情况下，在夜里，只有反射灯和人们的叫喊声——那是我从未听过的一种叫喊，他们大声喊着我们不明白的指令——我们离开了车厢，排成长队，他们让我们排成队。我们面前是一个军士或者军官——后来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医生，但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他问我们：你能不能干活？我和离我最近的那个男人就此讨论了一番；他是一个朋友，来自帕多瓦，年纪比我大，身体不大好。我对他说，我会回答我能干活。他对我说，按你的想法说，反正结果对我都是一样的。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事实上，他说自己不能干活，他没有进入集中营。事实上，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或其他人。

提问：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劳动是什么样的？

莱维：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如你所知，在奥斯维辛不止一个集中营，而是有很多集中营，按原计划很多集中营都是一些工厂和煤矿的附属组织。比如，比克瑙集中营被分成几个特定的分队，他们为不同的工厂（包括军工厂）劳动。我所在的集中营，莫诺维茨集中营，关押了1万名囚犯，是法本化学公司的工厂的一部分；后者是一个庞大的化工信托公司，在“二战”后被解散了。这个工厂的目标就是建造一座占地六平方公里的新化工厂。整个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所有人都参与其中：英国战俘、法国囚犯、俄国人，当然还有德国人，包括免费劳动或者志愿劳动的波兰人，也包括一些意大利的志愿者。整个地区大概有4万人，而我们这1万名囚犯处在最底层。莫诺维茨集中营关押的几乎都是犹太人，他们提供的是一些不需要技能的劳动。然而，除此之外，因为娴熟的工人在当时的德国也很稀缺，因为男人们都在前线打战，过了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之后，他们开始在我们——理论上的劳工和奴隶——中间寻找专家。从莫诺维茨集中营建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进行某种人口调查：他们会询问每个人的年纪、学历、职业。这是我诸多非凡的好运之一，因为我说自己是化学家，说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们其实是一家化工厂的劳工。很久之后，这一点才给我带来了很多优势，因为我在集中营的最后两个月被指派在一间实验室里工作。

提问：那里的食物呢？

莱维：嗯，食物是最大的问题。我不能赞同那些认为奥斯维辛的汤和面包吃起来很恶心的人。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当时实在太饿了，那些食物在我看起来没问题，甚至在我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天，我都没觉得这些食物是令人作呕的。食物非常少，每个人分到的配给是最低量的，大约包含1600到1700卡路里的热量——至少从理论上如此，而一路上都有偷窃食物的人，所以这些食物到达我们面前时已经比原先的要少了。无论如何，这是官方的配给。你知道，一个弱小的人每天可以凭借1600卡路里勉强存活下来，但这是在他不需要劳动、每天躺在床上的情况下。而我们必须要劳动，必须要在酷寒的天气里进行重体力劳动。所以，我们每天的1600卡路里能量的食物配给意味着每个人会逐渐因为营养不良而慢慢死去。后来，我读到了德国人对此的计算。他们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在耗尽这些配给和他自身储藏的能量之前，一个囚犯能活上两三月。

提问：但是集中营里的人是不是适应了一切？

莱维：这个问题很奇怪。那些活下来的囚犯适应了一切，但是大多数人未能适应一切，他们死去了。他们死去，是因为他们未能适应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平庸的那一套东西，比如鞋子。他们将一双鞋子强塞给我们；不，那甚至不是一双鞋，只是两只不同的鞋子，一只有鞋跟，一只没有。你必须得是个运动员才能穿着这些鞋子走路。一只鞋子太紧，另一只则太松，你必须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协商交易，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以找到两只穿起来合脚的鞋。但无论怎样，这些鞋子都会磨坏你的脚；一个脚部纤弱的人最后会因此感染。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我脚上至今还留着那些伤疤。我的双脚上的创伤奇迹般地自愈了，我没有一天不能上工。但如果你的双脚容易感染的话，你就会“死于鞋子”——脚上的伤疤永远没法痊愈并导致感染，你会因此丧命。你的脚会变肿，它们肿得越厉害，那些鞋子就会越磨脚；到最后你也许只能进医院，但是变肿的脚不足以让你有资格就医。这种抱怨太常见了，所以如果你的脚肿了，他们会把你送进毒气室。

提问：今天，我们被带到奥斯维辛的一间餐厅就餐。

莱维：是的，这可以说太可笑了。人们认为奥斯维辛应该有间餐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在那里进食，这是一种近乎亵渎的、荒谬的行为。另一方面，你得记住，奥斯维辛——波兰语里是Oswiecim——过去是一个有餐厅、电影院，也许甚至会有一家夜总会的城镇。波兰的其他地方也有这些。那里过去有学校和上学的儿童。与今天这个似乎已经变成概念的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就是集中营——相比，还有一个平民化的奥斯维辛，如同它们昔日的模样。

提问：当你离开奥斯维辛时，你第一次和波兰人的接触……

莱维：他们很多疑。波兰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占，从凶残的德国侵略者到没那么凶残的，也许更原始的苏联人。他们对每个人都很怀疑，也包括我们。我们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并不能理解我们，我们穿着奇怪的制服——奴工的制服，这让他们感觉很害怕。他们并不想和我们交谈，只有很少的人会怜悯我们，我们才能够向他们解释一点。而让别人理解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能让别人理解他的人和那些不能做到这样的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一些人得救了，另外一些人消失了。在集中营里面也是一样的情况。理解别人和被别人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提问：而意大利人面临着语言问题？

莱维：这是意大利囚犯群体死亡率最高的原因。意大利人和希腊人。和我一道的意大利人绝大多数在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就死去了，因为他们不能理解外部环境。他们不能理解命令，而理解命令这一点是不允许任何折扣的：一个命令必须被众人理解，它被大喊出来，重复一遍，然后再也不会重复了，接下来就是鞭打。当宣布所有人的鞋子可以更换，以及我们每周可以刮一次胡子时，他们并不能理解指令。他们永远是最后到达的，永远姗姗来迟。当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需要说什么东西时，哪怕是最简单的句子，他们也无法说出口，所以他们会被嘲弄。甚至在集体士气层面，他们也迅速崩溃了。就我所知，在集中营诸多的毁灭理由中，语言是最糟糕的理由之一。

提问：几分钟之前，我们经过了你在《休战》中提到的那个车站。

莱维：特雷布林卡。是的，它是卡托维兹和克拉科夫之间的某辆火车会停靠的小站。那辆火车经常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在三四天里才前进了150公里。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下了车，然后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波兰人，他是一个平民，一个律师，我试着和他交流，因为他会讲德语和法语。我不懂任何波兰语，今天也是如此。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告诉他我刚从奥斯维辛出来；我穿着囚服，身上还是那身条纹布的破烂衣服。他问我为什么，我回答他：我是一个意大利犹太人。他对聚在我们周围的一群好奇的旁观者翻译了我的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些波兰农民以及去上班的工人，时间是在清晨。正如我说过的，我不懂任何波兰语，但我能发现他的翻译篡改了我的回答。我说的是“我是一个意大利犹太人”，他翻译成“他是一个意大利政治犯”。所以，我用法语表示抗议，我说，我不是……我虽然也是一个政治犯，但我被关进奥斯维辛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并非因为我是政治犯。然后他急忙用法语对我说：“这样说对你更好。波兰是一个可悲的国家。”

提问：我们现在回到了克拉科夫的酒店。在你看来，大屠杀对犹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莱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曾经有过其他的屠杀。说句题外话，我从来不喜欢“大屠杀”（Holocaust）这个术语，这是不准确的，是一种修辞，而且根本上是错误的。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转折点：最主要从其规模、运作模式来说，因为这是自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国家计划、命令和组织的反犹主义，并不只是如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那样心照不宣地接受，而是主动发起的。而且没有任何逃生出路，整个欧洲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这是其所不同的地方，也导致大屠杀成为对犹太人而言——不单是欧洲的犹太人，还有美国的犹太人、全世界的犹太人——的一个彻底的转折点。

提问：你是否相信另一个奥斯维辛，以及40年前这场大浩劫，还有可能会重来？

莱维：在欧洲，不大可能，我不认为会这样，正是因为那些你可以称之为“免疫力”的原因。现在有一种“免疫力”在起作用，所以我认为这些不大可能，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也许几年后，50年后，100年后，也许你能发现类似德国纳粹主义或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某种东西。不，我不认为这一切在欧洲还会重演，但是世界远比欧洲辽阔，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努力想要建造自己的奥斯维辛，只是他们现在缺乏相应的工具。

提问：所以那种观念还没有灭绝？

莱维：那种观念一定还没有灭绝，因为万物从不会真正灭绝。一切都会以新面貌重新降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灭绝。

提问：在你看来，是否有可能摧毁一个人心中的人性？

莱维：是的，我认为恐怕有这个可能。我想说，德国集中营的特色——我没有资格评论其他的集中营，因我从未亲眼见过，也许俄国集中营也是一样的情况——在于它对人性的彻底灭绝，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这不仅是针对囚犯，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在其中丧失了人性的看守们——即使他们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在被囚禁的日子里，能让自己的人性仍完好无损。很多人都是到事后才重新发现了那种觉知，但当他们身处其中时，他们都丧失了自己的人性。打个比方说，很多人忘记了一切，他们的精神从来不会记录已发生的一切，他们从来不会铭刻自己的记忆。所以，是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些：自身人格深刻的变化还有感觉的麻木；关于家和家人的记忆，在我们对抗紧迫需要和饥饿，以及让我们自己抵御寒冷、鞭打和疲劳的战斗面前，都变得次要了。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一种你可以理性地称之为“兽性”的状态，就好像处于巨大压力下的野兽们。奇怪的是，这种动物性的状态甚至也反映在语言上。在德语里，有两个动词可以表示“吃”的意思：一个是essen，表示人吃东西；另一个是fressen，表示动物进食。一匹马会frisst，它不会isst。你可以说，一匹马或者一只猫会吞食。而在集中营里，没有任何人的命令，他们用fressen而不是essen来表达吃饭的意思，就好像被降格成动物的状态已经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了。

提问：在你第二次重返奥斯维辛之旅快结束时，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莱维：我想起了很多事。其中一点：波兰人、波兰政府接管了奥斯维辛，并将其改造成波兰民族受难史的纪念馆，这让我非常愤怒。它过去确实是——在奥斯维辛被建造的头两年（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但之后，随着比克瑙集中营投入使用，随着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建立，它首要的功能就是毁灭犹太人的工具。这一点在这里并没有被否定——鉴于我们看到这里有“犹太区博物馆”，正如这里也有意大利区、法国区、荷兰区等等；但是，奥斯维辛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犹太人，并且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波兰犹太人，这样一个响亮的事实虽然没有被否定，但至少是被掩盖了。

提问：今天的其他人想要尽快忘记奥斯维辛，你不会担心这点吗？

莱维：有些迹象表明事情正在如此发生——遗忘甚至否认。否认奥斯维辛就是为了重建它，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本文是1982年6月一次重返奥斯维辛之旅中电视采访的文字记录，由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旗下节目《生命的源泉》（Sorgente di vita）于1983年4月播出，1987年4月莱维去世后不久，这期节目又很快被重播。

[2]在莱维于皮埃蒙特被捕后，到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之前，他被关押在佛索利的一个战俘营，靠近意大利中部的摩德纳，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开头描述过这一情况。

记忆的责任（1983）[1]

安娜·布拉沃

费德里科·赛日贾

提问：你在大学的那次演讲[2]中触及的一个重要面向是那些被集体性地建议、实行、决定的关于行为模式的一系列仪式；我们模糊地将其定义成集中营的“规则手册”或者“礼仪手册”。

莱维：是的，我应该直白地承认我有可能会重复一些我在书里已经写过的事情，这是无可避免的。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集中营里也有一种官方的规范，由德国掌权者施加的一系列的戒律和禁忌，但是和这个体系掺杂在一起并覆盖这个体系的，同时还有一种我称之为“规则手册”的自发的规范：如果你知道如何做到的话，有些戒律或者禁忌是可以有变通的法子的。你必须通过经验学习这一点，一旦你成功地度过最初的危机——那永远是最严酷的。任何一个挺过头几天的人都会开始学习那些旁道、捷径，比如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让自己被界定成生病。你同样也会学到——这一点令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尤其是我们这些意大利犹太人——集中营中的腐败无处不在。我们当时刚刚和德国人有近距离的接触，而我们的脑海里仍然是他们那种尽管残酷但清廉、不腐败的官方形象。在现实中，他们是极度腐败的。这是你或快或慢通过经验都会学到的东西。不仅是德国人——他们就像超然的法则、无法触及的上帝一般——整个集中营从他们开始自上而下的整个等级制度都是腐败的。我们最早学到的几个单词之一就是波兰语里的“包庇”（protekcja）。

此外，那里还有一些规则体系和生死存亡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关乎举止礼貌的好坏：一个例子就是当有人问你借勺子时。总体而言，你只能相信那些你完全信赖的人，因为你的勺子就是你的资产的一部分，它能值一份面包配给，所以你只能将它借给值得信赖的人，或者你能密切监视的人。我们刚到集中营时，没有人给我们勺子。你没有拥有勺子的权利，你必须挣得自己的勺子，也就是说，用你分到的面包及早买到一把勺子。说句题外话，颇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当集中营被解放后，我们看到一间储藏室里满屋子都是勺子；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我们发勺子……所以，新来的囚犯被迫要像狗那样舔自己的汤，因为他没有勺子，也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他。而如果你要将自己的勺子借给别人，礼貌的做法是把它舔干净；喝光自己的汤，将勺子舔干净，然后把它给那个乞求着问你借勺子的人。

我还想到了另一件事，你可以称之为“着装要求”。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在集中营里根本不可能有得体穿着这件事，但就和平常的生活一样，拥有“体面的”——当然要加引号——衣服、帽子和鞋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衣服根本不可能体面，除非你有一份杰出的事业。无论如何，这种普遍的对“得体”的顾虑，在集中营的风气里也有其存在的位置。一开始，我倾向于忽视自己的衣着，在我看来擦掉我那件油腻的、满是泥斑的外套上的灰尘，是毫无意义和用处的；但是那些先于我被囚禁的囚犯纠正我：“不，你不应该这样做，在这里，你应该让你的鞋子、外套还有其他的东西保持整洁，你必须要洗干净你的脸，你必须要接受刮胡子。”当时我们一周只能刮一次胡子，但那是必须要完成的事，这不仅是遵守集中营的规定的问题，同样也是为了强化我们的道德生活的防御外壳。某种集体性的本能驱使我们这么做：如果你放弃了自己，你就处在危险中了，你会在每样事情上都落后。

提问：在这种对尊严甚至是外在尊严的渴望中，你是否注意到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关乎体面庄重的文化模式之间有何区别？

莱维：我不这么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当其他因素开始起作用时，阶级差异会迅速消失。我记得那些知识分子是如何迅速倒下的，而那些码头工人和其他本来就适应体力劳动的人，能够有更强的抵抗力。但即便这一点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同时还存在其他的标准。一个是体重。很明显，一个像我这样刚进集中营只有49公斤的人——因为我一直很瘦——需要的能量比一个重80公斤或者90公斤的人要少。所以这是另一个帮助我活下来的因素，这是一种优势。很多知识分子没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自己从未做过的工作，一个生活优渥的男人原来是不用做那些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活计的：擦鞋，在没有刷子的情况下用手或者指甲把衣服刷干净……

提问：自己照顾自己。

莱维：照顾自己，不用别人来帮他们完成这些事。

提问：正是如此。在家里，女人们——妻子或者女仆——会做这些事。

莱维：没错。这些活儿之前是派给别人做的。但相反，在集中营里，你必须要自己修补。我自己在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就身处险境，这里我要讨论到友谊的因素。我相信，即便仅仅因为我们意大利人面临的残酷的附加问题——沟通的失败——我能幸存下来要归功于那几个朋友的帮助。我感觉身处在一个完全无法理解别人的对话和语言的世界里，有如身在烙铁上，就像一种酷刑。能找到另外一个意大利人交谈是一种运气。我们（意大利人）当时的人数很少，在我所在的集中营里，1万名囚犯里大概只有100个意大利人，只有1%。而其余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会讲意大利语，而我们中间也很少有人会讲德语、波兰语或者法语。在语言上，我们处于非常深刻的孤立状态。在这种隔绝状态中寻找一个缺口、一个洞孔、一条路，对你能否生存下来是至关重要的；找到这条路的另一端的终点，找到一张友善的脸，意味着救赎。阿尔贝托——我在书里多次提到的那个男孩，对我而言就是那样的形象；他有勇气宽恕自己和其他人，他能够让其他人为他的勇气所感染。我完全是偶然认识他的，也从来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原由……他是我的拯救者。而说到他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他过去经常会说“你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说，但是最后，命运证明他是对的。我是幸运的。

我曾有好多次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幸存的原因，但从未成功，那种运气是决定性的因素。比如，用我的例子来说，我从来不是一个体格特别强壮的人，但是那一年里我几乎没怎么生病，即使是在集中营里容易恶化的小恙也没有。

提问：然而在最后……

莱维：我在正确的时机生病了，这是我特别的好运气，因为德国人是突然决定让那些病号自生自灭的。

提问：回到“规则手册“这个话题，你提到了某种绝对的规则，即有些事是被禁止谈论的。

莱维：是的。这和死亡的主题有关，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里，谈论癌症——至少在非正式的场合抑或家庭环境中——是不得体的。情同此理，至少在我所在的集中营，讨论焚尸炉或者毒气室被认为是一种愚钝的、某种失态的行为。是的，这是一个你可以避开的话题，因为在我们所在的集中营——莫诺维茨，确实不存在这些东西。也许我们应该讨论下集中营的地理：奥斯维辛不止有一个集中营，而是有很多不同的集中营，我所在的是第三大集中营，奥斯维辛三号，是次要的集中营中最大的一个。焚尸炉是在比克瑙，我从未到过那里，所以我不知道这条特殊的规定在那里是否仍适用，但在我所在的集中营，谈论（焚尸炉）被认为是不对的，任何一个挑起这个话题的人都应该闭嘴，人们会耸耸肩，转换话题。

提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被禁止的话题吗？

莱维：没有。我们最着迷的话题是食物——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如此普遍，所以尽管这个话题有害却还是被容忍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脑海里幻想精致的菜单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本能，它会让人兴奋、不安，但我们都这么做。我只遇到很少的人能够抵抗这种谈论他们过去在家中经常吃的食物或者其美化版本的冲动。我们的对话几乎被这个话题主宰了，完全无法避开，它就是谈话的主题。

我想继续回到死亡的问题上。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我们拥有自由的生活，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死亡会降临到我们头上，但不是10年、20年或者30年之后，而就在几周或一个月里。很奇怪的是，这种区别并没有改变太多：这种念头依然是被压抑的，就像我们在寻常生活里的一天。关于死亡的讨论，还有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每天都发生。我们被严格剥夺了食物和御寒的衣服，我们如此不顾一切想要摆脱疲乏和暴力，以至于看起来并非近在咫尺的死亡被其他的忧虑取代了。

提问：仍旧是关于死亡的问题，我想问，在你进入集中营后不久是不是就有一次筛选？

莱维：是的，就在我们刚刚下火车之后，就在几分钟内。那是针对新囚犯的规则，虽然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我自己或者我们那群意大利人不了解。一切都是在极其仓促中进行的，我后来发现两边的比例是不变的：每个队伍中大概有80%或者75%的囚犯会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其他20%或者25%的人被送去劳动。

提问：你是何时确切知道有毒气室或者焚尸炉存在的？

莱维：在我们的集中营，这一方面是完全保密的，正如我之前说到的：人们必须穿透一千层审查的面纱才能讨论到这个。有时候，会有些人从比克瑙集中营转过来……我记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遇到一个男孩，他是个土耳其人，也可能是希腊人，他说意大利语，他是从比克瑙集中营过来的。他说：“是的，在比克瑙你干的活比这里少，但那里在死人。”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耸耸肩，就让话头这么过去了。是的，在我们的集中营，人们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压抑关于死亡的话题……你必须要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被流放的这些囚犯们有着不同的敏感性、不同的情绪：他会变得麻木，而这种无知对他而言是一种拯救，可以让他每天仅仅忧虑那种迫在眉睫的、日日存在的问题，同时压抑住其他的问题。我们的敏感性，尤其是我们的情绪，都被压抑了。

说句题外话，我可以说，在40年之后，我是通过自己写下的东西记住当时的大部分事情的，我的写作就好像是一种人工记忆；而我没有写下来的，现在还记得的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一些细节。

提问：我们正想就“写作和流放”这个问题请教你。因为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他不能完全叙述自己所有的经历。他必须掂量、选择，去担当起文学、作家的工作。你记得在写作中有哪些东西遗失了，有哪些东西你必须忽略吗？

莱维：我并没有这种有意识的选择。在那时，我试图写下最严重、最有分量、最沉重也最有意义的那些方面。我没有写下——因为要将它们写进一本书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也从未忘记过它们——和朋友们或者同伴们的某次交谈或讨论。所以，我后来将这些遗漏的东西收入我的短篇小说集《莉莉斯》[3]当中，也许你知道那本书。里面的绝大多数故事都是邂逅，都是不适合放进《这是不是个人》的那些人物。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我认为愤激的语气应该占上风：那是一份见证，（在我看来）形式上也几乎像一份判决，是一个迫害的案例和样本，虽并不号召复仇、仇杀或者惩罚，但是一种见证的行为。所以有些特定的主题会显得次要：比如，《莉莉斯》开头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信徒”，那个匈牙利人拒绝偷窃和撒谎，他坚持捍卫他是个自由人时坚守的道德标准。他刚到集中营时，他认为当被要求去挑看起来有20块砖重的重物时，如果你在砖块中间摆出一个洞，让砖块变成17块，这是错误的，这是撒谎的行为。我试图让他相信他过去的道德体系在那个地方并不适用，这是一个两极化的世界，我们和他们，一分为二——在这里，道德标准失效了，那些人带着如此多的敌意，而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隔离是如此尖锐而令人痛苦，以至于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失效了。事实上，他后来偷了一根胡萝卜给我，就好像这是对我给他上的一课的回报。那样的插曲，需要带着一丝微妙讲述的东西，和《这是不是个人》的文本存在冲突。你可以说，它们是低八度的文本，我只能过了很久才写下它们，我也无法告诉你一个准确的原因……比如，关于塞萨尔回国[4]的故事，我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写的，因为我没有更早得到可以将它写下来的首肯。关于我认为当时还在世的那些人物的很多故事，也是一样的情况；我没有写他们，因为我知道去写一个还在世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好主意，即使你是褒奖他们，高度赞扬他们。这永远是一种风险，你也几乎总会伤害他们，因为不论好坏，他们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与他们心中的自我形象是不同的。

提问：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人们在脑海中构建的关于他人或者事件的形象，他们后来会发现与别人心中的形象有区别。我们所有的采访中都出现过这个问题，而且当我们要将这些材料公布给更广泛的公众时，这个问题必定还会出现，因为我们必须要进行浓缩，要强调某些点而不是另外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你害怕提到一些特定的人……

莱维：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是不是个人》里我提到了一个叫埃利亚斯（Elias）的人——你也许还记得，一个力气很大的矮个儿——我用了他的真实姓名，但后来我开始有了顾虑，当这本书的德文版快要出版时，我请求编辑将他的名字改掉。如果埃利亚斯幸存了下来，他只有很小的可能会看到我的书的意大利文版，但是德文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他会讲德语。不管你多努力地去尝试，用文本编织的肖像永远没法还原真实的那个人。有很多因素会造成障碍，比如记忆衰退、无意识的理想化——无论好坏——或者甚至是有意识的理想化，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人，然后尽己所能从他们身上虚构一个“人物”出来，不是吗？有时候会这样的。就我所记得的，我在《这是不是个人》里尝试不去这么做，但是我在《莉莉斯》一书中有好多次都向这种诱惑屈服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作家。写出《这是不是个人》的那个男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作家，他想要的并非文学上的成功，他不幻想，也没有野心去创造一个漂亮的成品。

提问：在那之前，你都没有想过写作？

莱维：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得坦白，在我被流放、成为囚犯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个很长的故事。现在我还保留着这篇故事，但它毫无价值，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毫无疑虑地将它扔掉。

提问：那种写作的冲动和驱使你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记下一些笔记的冲动是一样的吗？

莱维：是的，我在那里记下的笔记是真实的。我当时确实有一本笔记本，但那些笔记从来没有超过20行。我太恐惧了，写下那些是极度危险的。写作这个事实是可以存疑的，所以，重要的并不是那些笔记，而是想要写下它们的欲望，是想要让我的母亲、我的妹妹和我的家人们了解我所经历的非人生活的欲望。但它们并不是真的笔记，而且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没法留着它们。这从物理层面就不可能。我能将它们藏在哪里呢？某个抽屉里，但到底是哪个？藏在我的口袋里？我们一无所有，他们会更换我们的床铺，床垫永远在被移来移去，甚至我们的衣服也是。所以根本没办法保留什么，除了在我们的记忆里。

提问：我想回到关于“入会”的问题。在《这是不是个人》中，你也提到了新来的囚犯必须要经历一系列仪式，被别人开一些小玩笑，这让我想起了在大量人群聚集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仪式。我对此感兴趣，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其他采访中很少涉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共同体如何面对、欢迎新来者，它设置了哪些考验，或者说在新来者被接受之前要让他们经历什么，因为看起来，即使在那儿（集中营），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莱维：我们必须要区分有权势的人主持的“入会”和难友中间存在的“入会”仪式，前者是非常野蛮残忍的，比如不给你发勺子，还有——虽然我所在的集中营没有这种情况，但我读到的别人的记录中有——鞭打新来的囚犯，以便让他从一开始就确信所有的希望都不存在了。在我们的集中营没有这样的事，因为那是一个综合性的集中营，我们是劳工，而德国工业需要我们在抵达时就能去劳动，所以我们不用经历这种官方的“入会仪式”。所以我不能说太多关于党卫军搞的入会仪式。但是难友中间的“入会仪式”是有的。新来的人，那些“编号很大的人”（因为后来的囚犯的编号永远比先被囚禁的人的编号要大），是一种可笑的生物：可笑是因为他们毫无方向，因为他们肥胖、笨拙，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一切。而因为类似学校或者军营里的那种残酷，他们备受轻视，人们拿他们寻开心，他们有时候会被告知一些荒谬、虚假的信息，并因此陷入麻烦。比如，有人告诉过我：“你不喜欢你干的活儿？去削土豆吧。去问问你能不能削土豆。”我按他说的去做了，用我掌握的少得可怜的德语（不能开口说话的人、没有语言天分的人——我们的语言缺陷看起来也很可笑）。你也许没有听过太多这样的事，因为我想你们的大多数受访者都是政治流放者。我理解得对吗？

提问：并非大多数人都是，也许有一半是吧。还有些军人是来自被解散的军团，但都是那些最终被关进集中营的人。

莱维：只有那些集中营里的人。但集中营里的军人很少。

提问：是的，我们采访的人中有很多人（比如在南斯拉夫）一开始被征兵，最后对抗的却是铁托的游击队，或者他们参加抵抗运动没多久就被抓住了。无论如何，即使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不是政治犯。

莱维：我想强调的是，在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5]，这种语言上的隔绝没有那么明显，因为那里意大利人的比例要高很多。

提问：当然。确实，我们得到的关于奥斯维辛或者北部的那些集中营的记录相对要少，这些地方的意大利人，至少是皮埃蒙特人非常少。在所有我们采访到的案例中，语言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异常突出；而在古森集中营，90%的囚犯都是意大利人，而且他们几乎都是工人，有着相同的背景，他们都来自（米兰的）塞斯托-圣乔万尼或者都灵的菲亚特。

我想问，这些入会仪式是否都是消极的？或者说，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方面，其中是否包含一些积极的部分，比如你从中得到的一些消息帮助你幸存下来？

莱维：是的，但只有很少一部分。首先，这是因为存在语言上的摩擦，而且还因为缺乏善意，抑或因为对新来的人没什么兴趣。他只是个令人厌烦的东西，另一张要去填饱的嘴，这意味着更多的竞争。他不会激起其他人对他的兴趣，那里也没有“团结”意识。至少，我的经历是如此，在我看来，集中营里很少有团结。

提问：当你将集中营与其他极端的压迫进行类比时，你提到了一样的情况——甚至在《这是不是个人》中也是如此，那就是被压迫者内部的冲突，有时候会很激烈。

莱维：是的，我明确地说过这点：当监狱里充斥着极端的压迫，就没法维持团结了。会有其他的因素占上风，首要的就是个人的存亡。

提问：身份的丧失也许会导致这种原子化：也就是说，似乎个人身份被抹除得越干净，个体就越孤立，越无法沟通或者无法将自己和其他人联系起来。事情可能会按这个模式发展。

莱维：我不大确定。你说的“身份的丧失”是什么意思？

提问：意识到你构建自己生活的那些文化和道德模式，在那里——正如你之前说过的——都不再成立了。

莱维：我明白了。

提问：那就是，失去你对生活的基本的参考框架，而这种框架是在你甚至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牢固地存在了的。你的生活经历足以让你获得一些经验教训，建构一些模式，而这些突然间就不复存在了。

莱维：嗯，是的，这是必定会发生的。也许我用的是另外的说法，不如“身份的丧失”这么技术化的说法。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经历如此的动荡，被转移到一个完全不属于我们的世界里去。

提问：我想就这个问题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抵抗分子被关进集中营的……

莱维：作为一个犹太人……不，我同时也是一个抵抗分子[6]。

提问：正是。客观来说，你既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抵抗分子。但那些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偶然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因为他们仅仅是犹太人或其他原因——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莱维：我作为抵抗分子的经历可以忽略不计，无足轻重。我只当了几个月的抵抗分子，而且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我甚至都没有武器装备，所以我的经历和那些仅仅因为生为犹太人，简而言之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被捕的人相差无几。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不公。我记得，我和我在集中营里的犹太难友们从未停止为这一事实涵盖的全然不平等而感到震惊。去惩罚你的政敌，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是集中营，是残酷的，但至少还带着一点理性。这样的事情历来就有，正如战俘们会被卖掉，变成奴隶。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不管它有多卑鄙，我相信甚至在动物世界也是如此——像蚂蚁这样的生物也会使用奴隶，它们会袭击别的群落，将之变成自己的奴隶。但仅仅因为他人是“他人”，仅仅出于一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就惩罚别人，在我们看来是不公正、愚蠢和非理性的顶点。为什么我会以那种方式变得和别人不同？你瞧，这里有一个清楚的界限：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信仰者，和所有的信仰者一样，没有意识到或者感觉到非正义的存在，他们将正在发生的一切归结为神灵的某种惩罚，归结为无限的、常人无法理解的、掌管生死的上帝的意志，那个上帝如此行事的原因是人所不知的，他扮演着……上帝的判决你必须要接受。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是极端的邪恶，是无与伦比的、不能解释的一种邪恶。

提问：在集中营里或者之后的经历是否改变了你身上的犹太性？

莱维：不，我想这段经历进一步削弱了我本来就已经很微弱的宗教信念。我过去和现在的感想都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可以将杀害儿童或类似的行为正当化。一个成人可能（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是有罪的——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或多或少都犯过罪——但是一个孩子是无罪的。

提问：但是你确实和东方犹太人的世界建立了联系，而你先前基本不认识这些人，而且也正如你的故事所显示的，他们让你着迷……

莱维：你是对的，但那是很久之后的事了，是一种事后阐述。在那里，我和那些东方犹太人的接触是痛苦、消极的。我们被排斥，就像塞法尔迪犹太人[7]或者任何情形下的意大利犹太人一样，因为我们不讲意第绪语，我们是双重的外国人——对德国人来说，当然因为我们是犹太人；而对于其他来自东方的犹太人而言，我们也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从来不认为会有另一种犹太性……很多出身卑微的波兰犹太人对我们的存在感到愤怒：“你算哪种犹太人？”他们会这么说：“如果你不说依地语，你就不算犹太人。”（Redest keyn jiddisch，bist nit keyn jid。）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jiddisch是从jid衍生出来的形容词，jid表示“犹太人”：这是某种推论，就好像不说法语的法国人一样。如果你不说法语，你就不是法国人。一个不说jiddisch的jid，不是jid。这就是我们沟通的形式，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一些人仍保留着高贵和洞察力，他们意识到我们是那么毫无防备能力。身为意大利犹太人，我们尤其觉得没有防备能力。和希腊人一样，我们是最低贱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地位比希腊人还低，因为他们至少已经习惯了各种歧视，在萨洛尼卡有很悠久的反犹主义的传统，希腊犹太人都是老手，在和其他希腊人的交流中已经生出了坚硬的外壳。但是意大利犹太人一直以来习惯被其他意大利人平等对待，没有任何盾牌，我们和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溜溜的。

提问：在波兰犹太人中间是否有一些宗教活动？

莱维：一些人中会有。我们的集中营几乎有90%都是犹太人，其中有一些拉比会悄悄地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甚至会公开祷告，这吸引了很多人，甚至是那些非信徒。

提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某本法语书[8]提出来的，关于囚犯的子女的问题，以及用作者的话说，对后面三代人的影响的问题。另外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这种承受了极端邪恶的心理——用你的话说——对未来几代人的影响。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这对你和你的子女之间的交流以及你传递给他们或者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有什么影响吗？

莱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普遍意义上的年轻一代和我们自己的子女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孩子们从来都拒绝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孩子，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非常好，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想听这个故事。至于说到总体意义上的年轻人，他们就像流动的液体，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和另一个年代、另一个阶层的人不同。我经常去学校里发表演讲，我（从听众身上）发现了兴趣、恐惧、遗憾，有时候是怀疑、震惊、不理解……我不知道如何提供一个总体的诊断。今天，我感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我不再愿意接受去学校演讲的邀请，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垂垂老矣的幸存者，就好像加里波第[9]的一个手下，一个耄耋老人。

提问：虽然看起来，最近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又回潮了。

莱维：嗯……当……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这种兴趣并非来自年轻人。你的印象呢？

提问：我认为年轻人对此也有兴趣。去年9月，我去毛特豪森集中营参加了一次和平集会，现场有很多学生，对自己关于集中营的兴趣和理解，他们都非常警觉。这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相信，继续向他人传递自己的见证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和你的同代人对整整一代人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赋予他们一种永远都不会失去的公民参与感。

莱维：你触碰到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微妙的问题。我不再乐意去学校进行演讲，可能是我自身的问题。我承认，部分是因为我感觉累了，部分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永远是一样的；一部分也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词穷，在今天你必须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最后几次去学校演讲时，有两个男孩令我非常沮丧，他们站起身，当面问我：“为什么都过去40年了，在‘越战’、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朝鲜战争等等都发生了之后，你还在讲这些？你这样做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完全无力还击，被自己从集中营归来者的身份给困住了。我说，我之所以来讲这些，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些；如果我经历过“越战”，我可能会对他们讲“越战”的故事；如果我经历过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我也会对人们讲述这些。但我知道自己的回答很无力。我会害怕自己陷入赞颂的怪圈，这很容易发生——我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经历凌驾于别人的经历之上。我深知我们处在一个在发生剧变的时代，部分在前进，部分在倒退，今天的小学生冷静地使用计算器，从电视上知道那些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情，这让我很羞愧。我觉得自己甚至不如他们。所以即使我知道我有重要的东西要讲述，并且我对我的书的价值没有任何犹豫或者怀疑，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它们是旧的，已经老化了。

另一个印象是我最近从收到的信件中得来的。我每天平均会收到一两封信，它们几乎都带着宗教说辞。他们会问我——一个坚定的无信仰者——上帝是否存在，他又是如何允许这些事以及其他可怕的事发生的？这些信令我不安，这些问题，我只能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方式回复：世界是由偶然决定的，没有一个统治者，也不存在一个导演，不过现在的小学生们对一个圣父的形象的需求变得极度强烈。这样的问题甚至会在我拜访学校时的最后几分钟被提出来。我不知道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你是否有信仰？

提问：没有。大概，也许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对仁慈的权威形象、一个可以求助的形象的需要，不管那是上帝还是一个父亲的形象。我能感觉到周围存在这种情况。

莱维：这一定是一种对安全感的需要，各种安全感。

提问：的确如此，在过去要找到他们所寻求的这种安全感要容易得多……这让我想起你不久前在《新闻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你说我们现在何其幸运，因为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是那种充满领袖魅力的人物，而领袖魅力在政治中是多么危险……

莱维：是的，你说的对。是过去的一篇叫《笨蛋领导》的故事。

提问：但如果他们不能在政治中找到领袖魅力的话，他们可能会从更宽泛、更普遍的人群中去寻找？毕竟，这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认为这代表缺乏兴趣。在我们和小学生使用的语言间确实存在一条鸿沟，但并不意味着这两者的经验本身是不相关的……也许，正如你所说，你厌倦了总是重复相同的事，回答同样的老问题——它们又必定永远相同，而在一段时间后必定会让人疲倦。

莱维：这也是另外要说的一点，我应该补充：经常被人反反复复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建造集中营，为什么犹太人会被灭绝。对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没有人有答案。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发生，而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问题都深深折磨着我，因为我没有答案。我的标准回复是，这是我们动物性的一部分……我们人类和狗、夜莺以及所有动物一样，都有一种对领土的观念和意识，但即使我这么说，我也并不相信这些。所以现在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发动战争；为什么我们要折磨我们的敌人，就像罗马人和他们之后的纳粹做的那样；虽然我们恢复了近半个世纪的理智，对战犯们带着尊重，为什么这种状况持续得如此短暂，我们现在又要回到先前的残酷？……嗯，我只有非常模糊、笼统的答案：人是邪恶的，不善良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会被问到：人是善的吗？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善人，也有不那么善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善和次善的综合体。

提问：终于，我们谈到了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阐释的不可能，这是很重要的结论，对我们都是教训……

莱维：整体阐释的不可能，还是任何形式的阐释的不可能？

提问：我想回到我们之前触及的那个问题。一个曾经被关进过集中营的人，他抚养孩子的方式会和其他人有何不同？基于我们讨论的这些原因，因为这种驱逐对所有代际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不仅仅是对那些有直接经历的人。

莱维：是的。但正如我所说，恐怕我的孩子们，15岁上下的这些孩子，会拒绝这个话题。而且我担心，他们拒绝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集中营”在这个房间里无处不在，他们会看到周围的所有这些书、影像和照片，所有的交谈——孩子们对这些东西很敏感，我想，他们长到现在某个年纪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都会因害怕或者排斥而感到某种压力，所以他们拒绝听到任何与之有关的一切，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已经读过我的书，但是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不喜欢谈论这些。

提问：但是我也认识丽萨（莱维的女儿），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反法西斯意识，一种投入的社会意识，在我眼里这是那段经历的产物。

莱维：是的，当然……但我一点也不确定那种意识是出自我。是她的那代人……我想她的同代人，还有你的同代人，都是十分勇敢、敢于抗议的一代人，但我不确定这种观念根源于我的经历……

你看，教育至少由三种因素组成：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传递，这种传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受孕时由染色体所传递的基因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有意识的教育，第三种因素是无意识的言传身教。坦白地说，我不记得我曾经给我的孩子们进行过民主教育，虽然极有可能他们是从他们呼吸的空气里吸收了这些，就比如他们对集中营的理解。

提问：是的，正是如此。我想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榜样，而不是长篇大论的解释的影响。

莱维：是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

提问：我想转到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对很多幸存者来说，不管我们何时提到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两本《幸存》和《明智的心》，人们的反应要么是冷漠，要么是直白的否定和敌意。[10]

莱维：这也正是我的反应。

提问：非常期待能听你解释更多。

莱维：我的观点是，贝特尔海姆的态度和观念被他对心理学阐释不惜一切代价的信仰给严重扭曲了。他提到了某种退化，我说的对吗？

提问：是的，退化成婴儿。

莱维：他将人类在集中营的行为视为某种向婴儿的倒退。不，我不能赞成这点。我觉得自己在集中营变老了，而不是变回婴儿。我记得非常清楚，在经历了集中营的那一年后，我更加成熟了，不再是一个孩子。我获得了一种更坚定、更具体，也更有勇气的面对现实的方法。而且我在我的难友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变化。所以，退化，我不知道他说的退化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完全忘记贝特尔海姆了，我几乎不记得他写了什么。我想你只可能在一个层面上讨论退化：你可以说，任何一个退化了的人，都死去了。

提问：他说完全依赖别人获得食物、睡眠、时间还有活动自由，会让囚犯身上产生一种退化，而这种政策在集中营里是被有意识地采用的。他说，实际上，很多人都陷入了这种退化状态。所以，即便那段经历丰富了你，你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

莱维：但是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提到的食物的限制，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吧，无论如何，甚至在家里也有吃饭的时间，但没有人会觉得被此约束。

提问：也许孩子们会这么觉得。当他们饿了的时候就想吃饭。

莱维：儿童的行为是习惯的产物，他们会毫无异议地陷入某种模式。我不认为这可以被看作退化的例子。或者，如果它是的话，它也是矛盾的：如果你说儿童不喜欢固定的时刻表，逼迫囚犯们遵从固定时刻表，并不会让他们退化成儿童。

提问：更确切地说是被迫依赖别人的心血来潮或者别人的意愿，无论用任何方式都无法介入自己的生活。

莱维：我能说的只有，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很难找到两段一模一样的经历，然后从其中演绎出什么普遍的规则。在我的经历和其他与我较亲近的人的经历中，最主要的动力并不是这种退化或者约束的产物，毋宁说是一种近乎玩世不恭的好奇，来自我们对这种极端不同的生存模式的科学的或者人类学角度的好奇心。这些因素让我们变得丰富、成熟，我也要重复之前说过很多遍的那句话，即集中营对我来说是一所大学。这个观点并非我原创，我从莉迪亚·罗尔菲那里偷来了这句话，我想你应该已经采访过她了。当然，那种成熟的状态是后来才降临的，在集中营里你没有时间去变得成熟，你之后才有反思的时间。至于《幸存》那本书，我最近才读到它，它对我毫无作用，我不记得里面任何一句话。我认为它是一本糟糕的书，很糟糕的书，只是一些文章和演讲的拼凑，而且是很拙劣的拼凑。

提问：那本书里收录了一篇关于安妮·弗兰克的家庭的文章，那篇文章招致了很多批判，而且通常是被彻底否定。他研究了弗兰克一家的行为，批评他们，甚至解释说在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一起的渴望背后，有一种被压抑的危险，而这一决定最终也给他们所有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一种更现实、更实在，或者说更灵活的态度，则有可能在最后至少能拯救这个家庭的部分成员。贝特尔海姆将这一分析沿用到那些来自不同阶层的犹太家庭上。那些家庭也同样抑制了真实的危险，而从长远来看，他们实际上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此刻，我想到了德韦内德蒂那本杰出的书，关于围捕在罗马的犹太人。

莱维：《1943年10月16日》[11]。

提问：正是那本。他同样也揭露了当时人们不愿意去相信，假装一切没有发生的心理。

莱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种“假装”。

提问：我想知道你对这个核心问题的看法。

莱维：嗯，这必定是存在的，不计后果的否定，认为这些事不会在这里发生。我父亲本质上就是这样的态度。对他而言幸运的是，他在此之前——在前一年——就去世了，但是1942年到1943年之间，这种高度危险的否认对我而言是确实存在的，当时我还过着正常的学生生活，去爬山、去剧院或者听音乐会等等，根本没有意识到纳粹已经占领了整个欧洲。这是一种行动上的失败。但是我又能做什么呢？做些别的，比如说移民，试着移民。但是移民意味着要克服一系列潜在的、巨大的障碍：钻出我们自己的洞穴——那是我们的家人和情感的所在；离开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在那里出生、缔结友谊等等。只有很少的意大利人有能力或者说有远见踏出那一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需要钱，那是一大笔钱。这并不容易，而且我必须要说去指责弗兰克一家没有选择另外的行为方式是浅薄的。可能紧紧团结在一起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但这也是唯一能够维持他们之前所拥有的那种生活的假象的方式。

提问：但是贝特尔海姆的观念，恰恰在于过去那种生活的假象是不可能维持的，任何一个尝试这样做的人都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接受了没有可能像往常一样正常生活或者在最后积极抵抗的人，受的苦则相对少一点……

莱维：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如何能指望获得这种清醒呢？即便是今天，我们能做到清醒地生活吗？我们是否应该收拾好行囊，去新赫布里底岛，离开欧洲？我们有足够的远见吗？即使是核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如果即将发生战争，而我们此刻就生活在未来的战场上，我们中有哪些人——即使是有能力承担的人——可以离开，取出自己所有的存款，也许躲到瑞士或者躲到新西兰去？一切并没有多么不同。我们和过去一样都在拒绝接受现实。

提问：同样，意大利犹太人社群内部一直有尊重法律的传统，我认为……

莱维：相比于意大利犹太人的传统，这更多是意大利资产阶级传统的一部分。

提问：意大利资产阶级，当然，但自从卡洛·阿尔贝托[12]解放了皮埃蒙特以来，这种传统在意大利犹太人社群中尤为明显，这也意味着这个社群在法律与合法性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

莱维：当然，意大利犹太人被高度同化了，是世界上被同化程度最高的族群，到今天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犹太人像我们这样被同化。甚至就连我说意大利语——标准的皮埃蒙特意大利语——这一点都让我和其他犹太人从语言上区分开来了。我得说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常见，但是这种尊重法律的态度并不只属于意大利犹太人，这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共有的一种态度。

提问：正是。我知道，这也导致当（征兵）通知下来时，好几个犹太人都挺身而出。

莱维：是的，一些人是那么做的。

提问：也许，他们和你的父亲拥有同一种立场，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这里从未发生这些事。我觉得西翁·塞格雷[13]的父母就是自愿去的，而“宪兵队”军官试着赶走他们，告诉他们“走开”。

莱维：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意大利公民，不仅仅是犹太人，都可能会这样做。只要想想空袭：多少人仍然留在城里，甚至躺在他们家的床上，说着“这些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提问：是的，即使在庇护所也有丧命的危险，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所以我想这是以一种风险对抗另一种风险。

莱维：虽然我不认为这两种风险是同等的。

提问：但是我认为人们对贝特尔海姆的敌意和他否认任何形式的牺牲有关。他的研究比我在这里做的客观评判要微妙得多。

莱维：但是他的故事是很奇怪的。他付了钱，他有能力支付，然后离开了。他的这种享有特权的命运，这种极端特殊的运气，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好像有点太多了。我必须承认，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对贝特尔海姆有种敌意，这是一种本能的敌意，我甚至都无法为之辩护。我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的目空一切，不喜欢他相信自己能解释一切，不喜欢他的心理分析的盔甲——就好像是为众人带来光的福音，并对此没有一丝怀疑。

提问：但听着，那种说法不对。

莱维：哪里不对？

提问：阅读贝特尔海姆这种没有直接被卷入大屠杀的人的作品，并没有给我一种教条武断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为何会对幸存者对他产生的敌意感兴趣的原因。他并非一个对幸存者进行粗糙、残酷的模式化批判的人，（他的作品）是一组分析心理机制及其后果的笔记……但听了我们的受访者的评论，看起来几乎像他们被他的这种分析冒犯了，就好像他要读透他们的心思。也许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对于那些曾经在场的人而言，他的书激起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而且很显然是一种负面的反应。

莱维：让我们这么说，我读过很多和集中营相关的作品，很多书我都很喜欢，但不包括这本。我不知道如何比我刚刚做的更能为自己辩护，除了说那本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盯着你的眼睛，说“现在我要对你解释一切是怎么回事”，但它同样又想将他的个人经历和所有人的经历掺杂在一起。他曾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或者奥拉宁堡集中营，我不大确定是哪一个了。他所在的是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他身为一个犹太人被关押了一年，之后他成功地逃脱了。他似乎忽略了在他逃走之后那里发生的巨变，那些不一样的命运，那么多人受难了。而且除了他自己的案例之外，他极少引用他和其他人的交往。看起来他将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范例：发生在我身上和我身边的事也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在每个人身边。

提问：当然，他的经历来自一个德国人的集中营，是关押德国人的集中营。

莱维：他毕竟是个德国人。

提问：直到1939年，我想他在1939年离开德国了。

莱维：是的，所以那种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异化经验，他从未经历过。他吃过很多苦——生理上的——他被鞭打，忍受饥饿，被强迫劳动，但是“驱逐”连带这个词包含的所有意义，那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他并没有经历过……这也许是他的书对我的经验来说如此陌生的原因。

相反地，我认为赫尔曼·朗拜因的作品非常迷人，虽然很不幸的是它们在意大利并不为人所知。尤其是他最近的作品《人在奥斯维辛》[14]。朗拜因已经70多岁了，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经作为共产党员加入过西班牙内战，然后和很多人一样，他逃到了法国，被贝当政府抓获后，他被交给德国人，德国人一开始把他送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然后又把他从布痕瓦尔德转到奥斯维辛。他写了不止一本书——包括那本非凡的《人在奥斯维辛》——既记录了集中营里的状况，还描绘了集中营外的世界，集中营外的人们。他们同样也是人类，而他讲述的故事——比如等级高低不等的党卫军的案例——既新鲜又重要，人们很少讲这些故事——关于几乎所有的党卫军是如何表现出令人作呕的行为，但是他们并非生来就是恶魔——除了极少的例外。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天生是魔鬼，是精神失常的虐待者，而其他人则带着某种充满厌倦的冷漠来完成这些任务。他们并不是带着激情去杀人，他们只是接受这一任务，他们是他们所受教育的产物。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其他作品能这样清晰阐释纳粹的教育——国家社会主义教育系统对这种下属阶层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朗拜因是党卫军某个首席医生的助理，同时也是集中营内部抵抗组织的成员，所以他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能够发现很多事。他讲述了他所效力的这位医生维尔茨：本质上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他进入了系统，通过加入党卫军获得某种职业升迁的机会，然后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后来，维尔茨自杀了——在他被审判后，他在监狱里自杀了。

提问：你之前说过，你读过很多见证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关于集中营或个人化或历史性的著作……而你自己也是一位作家，我想知道你如何总体评价这一领域内的作品，你是否觉得关于这一领域仍有大量的空间需要更多的作品来填补？

莱维：我不能如此断言。比如说，朗拜因的作品是非常详尽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我们应该知道的信息。

提问：我们的印象是，在你回国后不久，大概在1945年到1948年之间，你们这群幸存者写了很多，几乎是被一种康德式的责任驱使着，要为那些未能生还的人做见证。然后，也许部分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15]，人们逐渐搁置了这些问题。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也许他们发现一个像普里莫·莱维这样重要的作家之前已经写下了这些，这一点也许抑制了一些人的写作冲动，回忆式写作的土地干涸了。只有到了今天，有些人在逐渐回到写作。你是否认为，在你归国时所面临的那种状况，与在某些场合别人拒绝倾听你甚至拒绝相信的状况，有某种关联？在当时，战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麻烦要去处理——当然和你的经历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无论如何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很重大。

莱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回到主题？你想起了哪些书？

提问：有一本我从未读完的书，因为它的难度太大了……是一个犹太女孩的故事……娜塔利娅·金兹伯格今年夏天在《新闻报》上为它写过评论，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婴儿的故事，而她在写下自己的故事时仍然很年轻。还有一本书，写一个法国心理学家采访了那些父母遭驱逐的孩子，标题是“我没有说再见”。我们是因为这本书才问了你和你的孩子们的关系。还有一本书是关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标题是“乌鸦桥”。[16]

莱维：是的，我读过那本书的手稿。

提问：那本书的出版商穆尔西亚（Mursia）出版社，现在出版了一个由两三本书组成的系列，是昔日的一些从未出版的证言。

莱维：我不确定。阿拉塔的那本书《乌鸦桥》，是一本相当普通的作品。我不大会重视现在出版的那些作品，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太久时间。我一点都不确定，现在是否还会出现一些至关重要的作品。如果这些书只是潮流推动才出现的话，那是件可怕的事。

提问：这些书也许没有那种极度的重要性，你是对的，也许讨论这个超出了我们原定的范围，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说出他们的经历。

莱维：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有点被迫的感觉吗？

提问：没有。

莱维：你确定那是他们第一次讲出自己的经历？

提问：他们对我们是这样说的。

莱维：没有人曾经问过他们这些？

提问：也许有的，但很多人同时也拒绝谈论这个，就像埃莱娜·雷克纳提或者娜塔利亚·泰代斯基（两位都是受访者）一样，她们之所以现在发声也许是因为她们是对和自己不同的一代人说话。

莱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没有看到人们对纳粹集中营的兴趣在回升，除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奇怪的宗教性问题：他们会问我如何解释世界的恶。我没有统计数量，但我收到很多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来自意大利。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年轻的美国神学家的来信，他现在人在瑞士，他告诉我，他在教堂里大声朗读我的书，这真的令我觉得有点尴尬，我不知道如何作答。我甚至还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美国神学家大会，我的回复是“我不够格”（Non sum dingus），我会觉得自己是狼群中的一只羊，抑或是羊群中的一只狼……但至于埃莱娜·雷克纳提或者娜塔利亚·泰代斯基为何到今天才发声，肯定是因为人们到今天才发现她们。她们之前是否曾经拒绝过发言？

提问：不，她们说她们从集中营归家后，感觉自己深深地被他人误解，感觉别人不相信她们，于是她们失去了讲述一切的冲动。

莱维：就我自己来说，我没有过那种不被别人理解的状态。正如你所知，《这是不是个人》的出版过程非常曲折。当这本书被写出来10年后，它才变得知名。但无论如何，我都能感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讲述我必须要讲述的这些故事时我从没有遇到困难。

提问：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我不知道是否因为一些人病态的好奇心——在莉莉安娜·卡瓦尼[17]那部可怕的电影中达到了顶点——导致存在某种冒犯性，某种表达困难，某种不情愿。

莱维：也许如此。

提问：换言之，我们从采访中看到，与其说是这种假设的性接触，不如说是缺乏团结抑或身份的丧失，导致她们不愿开口发言。卡瓦尼选择强调的恰恰是人被还原成兽性的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下，接受某些淫秽行为只是最微小的一部分，她太过强调这一点，以至于是一种冒犯了。有些女性会讲道，当她们从集中营回来后，人们会朝她们抛来各种轻率的问题，或者说更糟糕的是一些猜想——有时候她们会面临这些粗暴的指责：你活着回来了，所以你一定……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女性而言，情况可能都更加艰难。

莱维：我想表达一点稍微不同的意见。我想说，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强烈地感觉到尊严的丧失，她们有一些人会耻于谈论这些事，无论是这些事还是那种指责……

提问：当你在讨论集中营时，你同样也讨论到德国工业和集中营的关系。我想知道，因为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但很少被人研究的问题：在那些公司、党卫军和集中营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也许你作为一个局内人能知道些什么。

莱维：当然，我所在的集中营有双重的权力体系：我们同时被党卫军和德国工业体系所控制，他们两者的利益是冲突的。党卫军想摧毁我们，杀害我们，集中营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被建立的。德国工业却需要我们成为它的劳动力，一个只能活上三个月就死去的工人是一个糟糕的工人，因为他必须持续被一个不熟悉工作的新劳动力替代。所以在这两种势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声的敌意。众所周知，德国的工业家们曾经赞助纳粹，但是他们也害怕党卫军，后者就像一种超级强权。

提问：集中营的主管和我们提到的这些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一些有机关联？

莱维：当然在高层有一些联系。我被囚禁的莫诺维茨集中营——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是法本化学公司出的钱，他们资助甚至建造了这个集中营，他们想要自己的集中营。那么悖论来了，虽然法本公司毫不不在乎我们是死是活，但他们却在乎自己的劳动力不受妨碍，所以我肯定至少要将自己幸存的原因部分归结于我是一个化学家。我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那个谣言是否正确，即我能通过10月的那次筛选是因为我是一个化学家，也因为我是工厂劳动力的一部分。在工厂区域，他们有一份名单，上面有雇员的名字和编号：某某人，编号多少，属于哪个部门，我也在上面。所以当时有两股力量的渗透——政治的力量和工业的力量，同时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对抗。更准确地说，这个巨大的工厂——虽然它实际上从未被投入使用，从未完工——所雇用的公务员和科学家们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你还记得我在《元素周期表》中提到的米勒博士（在《钒》一章中），很多年之后我和他有了一些交往，他想要从我身上获得某种赦免。我并不十分清楚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被抛入一种非常矛盾的境地。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再给你讲一遍这个故事。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我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在我最后工作的那个实验室，有一天，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出现了，他又高又胖，带着某种好奇看着我。他用德语问我“你为什么”——他用了标准的“你”的称谓，这本身就有点儿怪异——他问我“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害怕”，以及我的胡子为什么刮得这么乱。他给了我一把剃须刀，允许我每周剃须两次。他也看到了我的鞋，或者应该说是我的木屐，然后他给我搞来了一双皮鞋。对于他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害怕”，我忘记自己是如何回复的了，也许我什么都没说。我当时非常困惑、窘迫、害怕，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我记得他的名字（米勒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并不叫米勒，出于很多我之前提到的原因，我改了他的名字）。20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曾经为法本公司工作。我问她是否知道我记得的那些雇员的遭遇。他们都消失了，除了这个米勒博士。

所以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和一个同事、一个同为化学家的人有联系，他曾经帮助过我，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对我展现了一点点同情，现在让我原谅他。我回信给他说，作为一个非信徒，我不大理解原谅这个词的含义。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做过什么，却要我说“我赦免你犯过的所有的罪”，我不理解这种行为有何意义。于是他告诉了我，我想那些是真的，关于他的事业的故事。他被召进纳粹党的冲锋队（不是党卫军[18]）——在当时也仅仅是因为他所在的学生联盟被收编进冲锋队。他还告诉我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他如何不喜欢冲锋队，随后他被调到防空部队，而就在我遇到他的几天前，作为一名化学家他刚刚被派到奥斯维辛。他坚称他从来不知道集中营-工厂这个复合体的实质，而别人一直告诉他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囚犯是政治犯，是国家的敌人，并禁止他和他们说话。很明显，他被吓到了。他甚至写信告诉我，正是因为他的原因，我才被招进实验室，而对此我无从核实。我回信给他说，如果他讲的是真相，那他的内心应该感觉平和，但我没有约束或释放、原谅或诅咒的权利。然而他还是给我打电话，问我们能否见面，我同意了。我们约定在菲纳莱利古雷（Finale Ligure）见面，但就在约定日的前几天，他去世了。很突然。我明白去谈论邪恶的德国人是愚蠢的：整个体制是邪恶的，纳粹的体制能够把每个人都拽入残酷邪恶的境地——好人，以及不是那么好的人，要挣脱这些极度困难，你必须具备英雄般的力量。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没有在意大利发生。简而言之，是否存在一种本国生产的恶魔，就在德国内部，让邪恶在德国大行其道？最近我接受了费迪南多·卡蒙[19]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面采访，他提到路德宗教徒们身上固有的邪恶。我并不知道这样的事，我不能理解。

提问：可怕的是这种羊群心理。

莱维：是的，羊群心理。盲从，永远说“好”。

提问：我记得很多年前读到过以美国学生为对象的一组实验。在实验过程当中，他们会在这些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对他人进行电击。只有很少的人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会按下按钮去中止对他人的电击。

莱维：但他们是美国人……我们也许应该问，为什么今天的德国人和过去的是这么不一样？

提问：确实，他们是整个欧洲最积极的和平运动的参与者。

莱维：他们有和平主义，有德国绿党，他们的民主体制也运转良好。为什么？我逐渐开始相信历史英雄主义的一面：在其中，这个邪恶、强大、有领袖魅力的男人，就像希特勒那样的邪恶化身，让全体人民像一群绵羊那样跟随在自己身后。还存在另外的解释吗？看新闻影片里希特勒和群众的交流是很可怕的。那就像一道闪电，一方在给予，一方接受。这就是我为什么恐惧领袖魅力的原因。我也不能让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纳粹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的说法。德国人民的行为和希特勒的形象都太特殊了，太独一无二了，没有办法被简化成那种范式。我不知道，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东西。

提问：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缔结的和平条约就已经为纳粹奠定了很多基础。让德国为那次大战的死伤完全负责，用各种荒谬的方式侮辱这个国家，这极大地推动了后来那种复仇的心理。

莱维：当然，你是对的。但“二战”后的德国被更加彻底地侮辱了，被一分为二，最糟糕的甚至是被法国人占领。此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

提问：也许正是因为它被一分为二，我们要理智地讨论大众心理问题才会如此艰难。

莱维：每当别人问我历史事件的原因时，我总是很紧张。

提问：和那种认为历史能够解释一切，能够提供某种安抚或强化某些关于进步概念的观念相比——这种进步是对一种假定的终点的持续迈进——即便是这种紧张也代表了一种前进……你对历史的理解和一种特殊的、个人的、具体的经历相关，这也是我们可以传递下去的一种观念。这源于你亲身、以第一人称经历了这一切，这种对所有理性的摧毁。我说得不是很清楚。

莱维：从内部观察到这一切的事实，并没有给我解释这一切的工具。我可以提供数据，但是我不能回答你。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和一个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哲学家能告诉我们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说实话，与其说我遇到的是魔鬼，不如说那些公务员表现得像魔鬼。如果我们要触及最重要的那个问题——特殊派遣队[20]，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他们的存在令我恐惧。你记得那个来自匈牙利的医生尼斯利[21]吗？他曾经是一个专科医生，也是特殊派遣队的一员。我的第一反应是，面对如此的暴戾，要顺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处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又会做什么？如果我被分配到这个任务，我是否有勇气自杀，或者任凭他们杀了我。也许他们一开始并不理解他们被要求做的是什么。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宁愿自己被杀害，也不愿意加入特殊派遣队，但也有很多人没有这么做。

提问：当时有很多人自杀吗？

莱维：没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集中营里，很少会有人选择自杀。而且事实上，战争年代的整体自杀率比现在要低，我读过很多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但几乎没有令我信服的。我的理解是，自杀是一种人类的行为，因为动物并不会自杀；而在集中营里，人类会退回到动物的层面，所以正如我之前说的，每天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你会吃到什么，今天会有多冷，干的活会有多重，你要干什么样的活。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如何熬到晚上。你没有时间考虑自杀。

提问：但它一定是某种终结痛苦的方式。

莱维：我想过好几次，但从没有严肃地想过。

提问：还有一些人任由自己死去。

莱维：这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提问：我们来谈谈集中营的另外一方面，关于抵抗、破坏行动？也许只有小范围的破坏行动。那个医生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22]写道，他曾经被迫在大块空地上种了一些大白菜，他自欺欺人地——用他自己的形容——想要破坏它们，将它们的根砍下来，这样它们就会枯萎。所以会有些类似这样的插曲，按他的说法是“我自欺欺人地……”

莱维：是的，我记得自己曾破坏一辆车，我不停地推它，我知道当它的位置不对时最终一定会撞上另一辆。我假装这是一场意外，我当时和其他人在一起，我们是一起完成这件事的，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而且我也曾经试图破坏一些我知道很重要的滚筒。我很幸运没有因此受到审讯，我假装跌倒在滚筒上。这就是我做的一切。我并不知道工厂里其他任何重要的破坏行动。恐惧支配着每个人。至于说到抵抗，我想分享一些故事。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甚至在莫诺维茨集中营都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时我心里只怀疑过两次：一次是关于一个犹太人的囚犯头目，他非常神经质，经常鞭打囚犯。每个囚犯头目都会鞭打我们，但这个头目尤为暴力，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制造我们的痛苦，他会直接揍你的鼻子或者脖子。我对一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犹太人的难友说起这个头目。我们讨论了这个人，然后他说：“你等着瞧，他不会坚持很久。”我说：“你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你会知道的，他不会坚持很久的。”事实上，过了几天，这个人就消失了。我的那位共产党朋友跟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从来没搞明白关于这件事的任何其他信息。

另外一件小事和一个来自米兰的工程师有关，他也叫莱维。在俄国人到达集中营前几天，他将我拦下来，说：“听着，不管这里发生了任何事，你都可以过来找我。”同样，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让他再说一遍。他说：“不管发生了任何事，你都可以过来找我。”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了一个法国犹太共产党员，他也曾被关在莫诺维茨集中营。我对他回忆了这两段插曲。然后他告诉我，是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确实存在一个抵抗组织，也存在着为抵抗做准备的网络，有时候他们甚至能掌握生杀大权。也就是说，他们有时候能够接触到集中营的个人档案，可以抹去或者增加一个名字。所以那个囚犯头目的名字有可能替换了一个“已被选中的”囚犯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可以篡改那些注定被送进毒气室的人的名单。

我问那个为我解释这些的男人，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一名非共产党员，我有可能会被送进毒气室以拯救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他回答说，当然是的。在奥斯维辛，和其他的地方一样，抵抗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很难评价这类事情。我想在很多方面，这是合乎情理的，只有他们有能力维持抵抗。只有共产党，当时的德国共产党，还有这个能力。而且事实上，当时那些庞大、统一的政党才有能力组织这样的行动。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有可能会被派去送死，以拯救他们中另一个人的生命。和其他事情相比，我不再认为这件事有多可怕。

提问：但我们也听到那些和意大利的抵抗组织有关联的人说，他们在集中营里时受到了保护。我们的见证者告诉我们，他们并不都是共产党员，信息通过某种途径到达了集中营的办公室，而内部的抵抗成员试着为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安排至少没那么重的活计，没那么糟糕的处境。

莱维：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情况可能如此。但在我所在的集中营，你参加过抵抗组织这一点是毫无用处的。相反地，当我说我过去是一个游击队员时，他们让我闭嘴，一个字都不要说。那些比我们更了解真实情况的法国囚犯会告诉我，如果你真是一个游击队员，闭上嘴巴，这里到处都是间谍耳目。

[1]本文选自1982年到1983年之间在都灵对220名奥斯维辛幸存者进行的一组口述史采访，后被收入一本题为《生命的浩劫》（La vita ofesa）的选集中，由安娜·布拉沃和达尼埃莱·加拉编辑（米兰：弗兰科·安吉利出版社，1986）。对莱维的这篇采访最早以《曾被流放的普里莫·莱维：访谈（1983年1月27日）》为题单独发表在《以色列月评》（Rassegna mensile di Israel）上，1987年12月5日，n.2-3。这篇文章的详尽的修订版被译成法语，标题是《记忆的责任》（Le Devior de mémorie，巴黎：一千零一夜出版社，1995）。法文版中对相关人名进行的小范围修订也体现在本篇译文中。

[2]在这次采访之前，莱维在都灵大学对一些口述史研究者们做了一次演讲。

[3]莱维在这里提到的书是《莉莉斯及其他故事》（Lilít e altri racconti）。《缓刑时刻》收录了《莉莉斯及其他故事》中有关奥斯维辛的故事，将其译为英文；它还收入了一些新的，未曾收录进其他任何作品中的材料。

[4]见《莉莉斯及其他故事》一书中《塞萨尔的回归》一篇（英译本见《缓刑时刻》中的《塞萨尔最后的冒险》一篇），该篇讲述了塞萨尔最终回到意大利的丰富旅程。如《休战》一书中所写的，莱维回国的部分旅程中，塞萨尔是他的旅伴。

[5]大部分意大利政治犯以及大部分来自意大利中北部的被捕游击队员，最后都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其他一些近似的集中营，比如莱维在下文中会提到的古森（Gusen）集中营。

[6]如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开篇中所描述的（该书于1958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增加了这部分信息），莱维在1943年下半年曾经短暂在瓦莱达奥斯塔大区从事过游击运动。但当他被捕时，他宣称自己是犹太人，于是从那时起他就被纳粹当作犹太人来对待。

[7]从地理和历史上看，犹太人可分为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两大类，后者是指流落到欧洲去的犹太人。莱维在此处提到的塞法尔迪犹太人（Sephardi），也是东方犹太人的一种，他们的祖先于中世纪曾在欧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生活过，但后来又返回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南部的一些地区。“塞法尔迪”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对西班牙的称呼“塞法拉德”（Sepharad）。——译者注

[8]见第301页脚注。

[9]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将领、爱国者与政治家。他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亲自领导了许多军事战役，号称意大利统一的宝剑。梁启超将他与加富尔、朱塞佩·马志尼称为意大利建国三杰。此外，他与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加富尔、马志尼同为公认的意大利国父。加里波第于1860年和“千人队”进行了著名的远征，宣称西西里是一个新的统一的意大利的一部分。此后有很多参与了当时那场事件的退伍英雄著书立说，讲述自己的经历。——译者注

[10]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1903-1990）在集中营被关押超过一年，后幸存下来（虽然是在集中营运作的早期，在集中营最恐怖的阶段还未到来之前），1939年流亡到美国，著有多部颇有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关于儿童心理学、精神分析和大屠杀的著作，比如《明智的心》（The Informed Heart，伦敦：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1961），以及《幸存》（Surviving，伦敦：泰晤士与哈德森出版社，1979）。他于1990年自杀。

[11]贾科莫·德韦内德蒂（Giacomo Debenedetti）的著作《1943年10月16日》（16 ottobre 1943，罗马：新世纪出版社，1944）讲述的是纳粹在罗马的犹太人聚居区围捕犹太人的故事，英译本译者是朱迪斯·伍尔夫，由大学文本出版社出版（马凯特哈伯勒市，1996）。

[12]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是1848年意大利宪法——“法令”（Statuto）——时期萨伏伊王朝的国王，他曾经解放了自己国土上的犹太人，因此开创了效忠萨伏伊王朝以及效忠萨伏伊家族自1861年开始统治的统一的意大利的传统。

[13]西翁·塞格雷·阿马尔（Sion Segre Amar，1910-2003），皮埃蒙特犹太人，曾出版过几本书。

[14]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著有《人在奥斯维辛》（Menschen in Auschwiitz，维也纳：欧洲出版社，1972）。

[15]在意大利的语境中，采访者指的是1948年战后断裂期的终结，在新宪法的指导下，共和国举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立场中偏右的天主教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

[16]克劳迪娜·韦格（Claudine Vegh），著有《我没有说再见》（Je ne lui ai pas dit au revoir，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9；英译本，伦敦：卡利班出版社，1984）；玛丽莎·曼萨尼耶罗·阿拉塔（Maria Massaniello Arata），著有《乌鸦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囚犯日记》（Il Ponte dei corvi.Diario di una deportata a Ravensbrück，米兰：穆尔西亚出版社，1979）。

[17]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1937-），曾导演电影《午夜守门人》（1974），由德克·博加德和夏洛特·兰普林主演，他们分别饰演集中营的前守卫和囚犯，两人发展出一段虐恋。莱维在好几处场合着重抨击了卡瓦尼和《午夜守门人》，认为这部电影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对纳粹主义进行性心理化、半色情化的表现趋势。

[18]SA（纳粹冲锋队）是Sturmabteilung的缩写，也被称作突击队、冲锋军或褐衫军，是纳粹的准军事组织，其成员规模和影响力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所代表的权力争夺达到顶点后逐渐衰落。党卫军（Schutzstafel，也称护卫队）最早是希特勒的个人守卫队，后逐渐成为第三帝国的精英部队和独立部队，也是主要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部队。

[19]费迪南多·卡蒙（Ferdinando Camon），著有《普里莫·莱维自画像》（帕多瓦：诺德伊斯特出版社，1987）。

[20]特殊派遣队（Sonderkommando）指集中营里负责操作焚尸炉和毒气室的囚犯组成的分队。

[21]米克洛斯·尼斯利（Miklos Nyiszli），著有《奥斯维辛：一个医生的亲眼见证》（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福西特·克雷斯特出版社，1960）。

[22]莱昂纳多·德·贝内代蒂（1898-1983）和莱维一样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他最早被关押在俄国的一处集中营，在他们回国途中，他们合写了一份关于集中营卫生状况的医学报告，1946年由医学月刊《密涅瓦医学杂志》（Minerva medica）发表。这是莱维发表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份作品。

词语、记忆、希望（1984）[1]

马可·维杰瓦尼

马可·维杰瓦尼（以下简称“维杰瓦尼”）：关于集中营的记录，汉娜·阿伦特[2]曾经写过：“它们越是真实，人们就越不会试图去传达那些超出人类理解和经验的东西，也就是那种将人变成毫无反抗的动物的苦难。没有任何一种这类的见证，能够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充满愤慨的同情，以激发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去为正义斗争。”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也适用于《这是不是个人》，后者的风格非常朴素、节制，拒绝修辞和文学性的描述。

莱维：是的。另外，当我在近40年前写作那本书的时候，我脑海中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会写成一本文学作品。它应该去进行见证，而当一名见证者越少夸张，或者说越少冒着被别人认为在夸张的风险时，他的见证就越为可信。正如我在那本书的前言的结尾所写的，我很害怕自己描述的这些事情被人认为是一种杜撰、虚构。很不幸的是，它们几乎都是真实的。此外，在我的见证中，有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是缺失的，即数量的因素。这部分之所以缺失，是因为当我在写作那本书时，没有人知道种族灭绝的确切规模，所以我没有给出任何数字。我不能够，实际上也并不愿意那样做，我想记下自己亲眼所见的。我还想要补充一点，那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关于气质和风格的问题。我并不想太高声讲话，而且我从收到的不计其数的见证当中也注意到，这一点是人们所赞许的。带着节制，而非带着蔑视进行见证，是更为有效的。蔑视，应该是读者怀有的感情，而不应该是作者。另外，一个作者的蔑视被转化成读者的蔑视，并非无可避免。我想为读者产生的蔑视心理提供原初的材料。

维杰瓦尼：在那本书中，有两个句子令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头一次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缺乏能用来表达所蒙受的这种侮辱的词语，它摧毁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还有，“倘若集中营延续得更久一些，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苦涩的、辛辣的语言。人们会感到需要用那种新的语言来解释什么叫作困苦和劳累……整天在零度以下的刮风天里，身上只穿着衬衣、短裤、上衣和帆布长裤，拖着虚弱的躯体，挨着饿，深知自己的末日就将来临。”我的问题是，你如何从心理上再度经历这一切，并且用词语去表达这种超出了何以为人的定位，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经历？

莱维：我意识到，要将那段经历诉诸文字是非常困难的。我试图这么做，也许我成功地做到了一部分。虽然有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尝试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即便对我而言，要回到当时身为囚犯的那种精神状态，回到过去的那个我，也是很艰难的。尤其是，那本书的写作对我而言就好像是某种“假体”，一种外部的记忆，它像一道屏障隔在我今天的生活和昔日的生活中间。今天，我通过自己写下的文字让过去那些事件重生。同时，当我们在讨论记忆时，我们需要区分你可以称之为“彩色的”故事——我之所以描述它们，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极为关键，并且也值得记录——和灰色的、“黑白分明”的故事，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它们是如此具有毁灭性，甚至比“筛选”更为可怕。最难捕捉的正是那种无聊，彻底的无聊、单调、一成不变，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就像身在监狱的感觉。而这也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果，那就是你生活的每一天看起来是永恒，但一旦它们结束，就会迅速地被湮没，因为那些日子没有任何实质。过去的时间是被压缩的，也变薄了，它没有任何深度。我想，要驾驭这一点很难，因为记忆运作的原理与此恰恰相反：那些单一的、喧闹的、恐怖的情节，或相反地那些快乐的瞬间，会占据或侵入整个画布。虽然，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它们只是一个完全瓦解的现实的一部分。在任何一种见证文学当中，都存在着另外一道鸿沟：按我们通常的定义，见证者都是幸存下来的人。因此，他们所有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从某种特权当中获益。我这么说，也是在说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化学家，如果我不会一点德语，我的命运一定会不一样。从没有人讲述过普通囚犯的命运，因为，在身体的层面上，他们没有任何生存下来的可能。当我们讨论到集中营里的“穆斯林”[3]时，我和其他人都曾描述过集中营里最普通的囚犯，但是“穆斯林”自己从未开口说话。

另一方面就是语言的困难，这是集中营内在的问题，这是另一个有待被开拓的领域，终有一天，我会将它们写下来。在那些能够讲德语或波兰语的人和不会讲这两种语言的人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对很多意大利人而言，这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他们突然变得像聋哑人一样，被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甚至都没法继续最普通和平常的交流——那种能让你自己被别人理解，或者去理解自己身在何处的方式。我很幸运，会一点德语，很少，但是足够听懂那些命令，甚至让我自己被别人听懂。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意识到和别人建立一定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拼尽全力从我周围吸收（为了重新训练自己作为一个说话者和聆听者的能力）。我甚至让一些阿尔萨斯的朋友将周围发生的事情翻译给我听，以获得能让我生存下来的最低程度的语言。首先都是关于物质的（有可能，别人对你大吼了一些命令，但你却不了解；或者你有可能错过分配汤和面包的时机），然后我也学会了摆脱只能和意大利人交流的心理障碍。在10万个囚犯当中大概只有100个意大利人。这个问题对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来说尤为明显。那些来自的里雅斯特或阜姆港、能够讲德语的犹太人，在我眼里就像超人。你可以认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比我们高了一个等级。

维杰瓦尼：你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们所说的‘善’与‘恶’，‘对’与‘错’在集中营里能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在铁丝网的这一边有多少可以站得住脚？”将集中营里善恶界限的消失推演到极致，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甚至说，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认同。比方说鲁塞[4]，他写道：“受害者和施暴者都是一样卑劣的。集中营的教训正是这种卑鄙的同盟关系。”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

莱维：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观点，对于和鲁塞一样当时在场的人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这些观点来自后来处理这个问题的人，比如卡瓦尼和其他一些审美家，那是不可接受的。这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成分，当然，在道德判断层面一定会有例外：因为施暴者就是施暴者，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比方说，当我回到意大利后，我带着某种恐惧但同时也不无兴趣地注意到，我学到的德语是党卫军使用的德语。语言能将人们聚合到一起，对话者逐渐会联合在一起。所以，当很久之后，我因为公事去德国，他们问我：“你从哪里学习到的德语？”我回答道：“我是在奥斯维辛学会的。”然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明白了。当然，我的书的标题（《这是不是个人》），在这一点上是意味深长的，即这个人或另外一个人都没有更像普通人。双方都有一些非人化的东西：对一方来说，这是被强加的；对另一方来说，这或多或少是他们选择的。这个话题很微妙，人们对此进行了太多、太粗糙的讨论，虽然它应该被极端小心翼翼地对待。人们对此能说的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给了你一些参考，比方说出于实际原因，在囚犯和刽子手中间有一根长长的纽带，这根纽带是由那些前进了一步，和敌人合作的囚犯构成的，有很多这样的人，至少有10%，从清洁工一直到集中营的囚犯头目。这中间广泛存在着等级制度，这在犹太人中间很少见，但在罪犯中却很普遍。也因此，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有施暴的受害者，也有受害的施暴者。我们以为自己要去到一个充满折磨的地方，但那里应该会有团结以及反抗德国人的统一战线。但真相绝非如此，（在集中营里）国籍的差异变得更加严重，而所有的德国人，无论他是否是纳粹，都将意大利人视为巴多利奥的人[5]。这种等级制度是无限的，根本不存在你所想象的那种泾渭分明的区别。

维杰瓦尼：很多之前的囚犯都曾描述过，当他们离开集中营时，身上都带着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是什么？在一个无辜的囚犯身上，可能存在什么样的负罪感？

莱维：几乎每一个从集中营活着出去的人都带着一丝不安，而我们会把这种不安贴上负罪感的标签，当然这个标签和我们刚刚谈到的，所谓受害者和施暴者之间的认同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不是说，我们体验到了施暴者才应该有的那种负罪感。但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我们所有人或者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要一想到那么多至少和我们一样宝贵的人——哪怕不是比我们更优秀——都死去了这一点，都会感觉到一丝不安。活下来的人，未必都是最优秀的人，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是最糟糕的人（活了下来）。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代替另外一个人活了下来，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我提到了这一点。在某次“筛选”之后，我认为自己是靠偶然才活了下来，他们误将我认作一个比我实际上更强壮的人，然后我写道：“不知明天或往后我会怎么想，反正这种推测在今天确实没有引起我内心的任何激动。”

另外还有一种负罪感，也许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拼尽全力做到自己能做的。比方说，进行更多的抵抗。这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也是一种升华，但是这毫无疑问是我们事后的想法。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组织得更好，至少应该制订逃跑的计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其中一件事一直抱有愧疚。当时是夏天，在空袭的间歇，天气非常炎热，我找到了一点儿水，有一节水管，当时那里大概一共有三四升水。我只告诉了一个朋友，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对此感到有负罪感，另一方面，如果我告诉了其他太多人，也许根本不会有足够的水给所有人喝。但是我的确感受到这种不团结，或者说，不彻底的团结，不愿去做我本可以做的一些事。另外，最后我们也感到了某种共有的人类责任，因为奥斯维辛是人类发明出来的，而我们都是人类。它是我们身处的文明的产物，即便是纳粹主义也是那种文明的一个退化堕落的分支；它是西方哲学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与此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与之进行了合作。但是这些想法都过于复杂，到最后都是一种身后视角，一种后验的立场。无论如何，作为受害者这个事实和我刚刚说的负罪感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是次要的感觉。另外，受害者并不总是纯洁无辜的，相反，集中营一个典型的特色就是逼迫我们，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有罪，比方说，去接受在法本公司的实验室里的工作。

维杰瓦尼：我想转到另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记忆的问题，关于如何去铭记集中营和灭绝营。比方说，在我看来，使用类似像“大屠杀”这样的词去描述那种针对数百万人的、有计划的、科学的屠戮背后，或者说在对某个事件不成比例的关注背后——那些事件当然是英勇的，但同时也是非常特殊的，最终并不能代表犹太人的悲剧，比方说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起义。在这些事件背后，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拒绝承认种族灭绝的，因为灭绝行动中充斥着惊人的粗暴与无意义。你怎么看？

莱维：我同意，“大屠杀”这个词从字面意义上意味着“全部烧光”，同时它也指代献给神的动物祭品。当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时，它令我非常痛苦。之后我知道这是埃利·威塞尔发明出来的词，而且他后来也很后悔使用了这个词，甚至想撤回这个词。我同时也被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激怒，他们试图用预言来解释大屠杀，他们会将这理解为对我们有罪的惩罚。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上它的无意义本身是让人觉得最可怕的部分。只要你想到，那些护卫军队甚至会从欧洲的各个角落搜出那些快要死去的人，只是为了让他们在路上就死去，这完全超出任何解释的可能。我更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儿童。一个纳粹的心理是一个犹太儿童就是未来的敌人，但是那些垂死之人或精神残障的人不是。这是德国人的“彻底性”，他们的基要主义，要不惜一切代价贯彻到底。所以当你说“所有人”时，那就一定得是所有人，哪怕是那些明天即将死去的人，也会被选中，被送上火车，以便让他们能死在他们理应死去的地方。我也不喜欢那种将集中营看作某种存在抵抗的地方，集中营并不是。而且里面的抵抗是如此的边缘、不重要。这种说法只配得上那些在事实上进行了抵抗的人，但这无论如何不是集中营的规则。集中营的规则是放弃、被毁灭。幸存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幸存下来的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或者是一个抵抗者。我之所以能与自己和平共处，是因为我进行了见证，因为我张开了自己的耳目，以便我能够真实、准确地讲述我所看到的一切。正如我所说的，无论如何，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进行了抵抗，这在囚犯中间并不普遍。进行抵抗的人都是政治犯，可能是犹太政治犯、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是那些曾经在西班牙进行过战斗的人们，有着军事经验的人们，或者能够讲德语的人——这些条件对建立密谋的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而言，这种抵抗与我们无关，而且，这是在事后令我惊讶的东西。只有在解放之后，我才知道甚至在奥斯维辛都存在着一股抵抗的核心力量。至于刚才说到的我张开的耳目，我后来震惊地注意到一点：即便是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那段经历还保留着一种视觉、听觉记忆，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有一次我在以色列，遇到了一个有25年没有见到的难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不止如此，我仍然记得那些我不通晓的语言——波兰语或者匈牙利语——中的一些句子，就好像它被刻在磁带上。我曾经对一些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复述过这些话，他们告诉我这些话是讲得通的。出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我身上发生了某种异常之事：几乎是在为进行见证的任务做无意识的准备。

维杰瓦尼：你是否认为，今天存在一种可能：完全相同的事并不会重演，但有可能会朝那个方向演变？

莱维：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你只需要看看几年前发生在阿根廷的事[6]。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组织很松散的国家，那里的受害者只有上万人，而不是数百万人。但是如果在阿根廷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希特勒那样的“萨满教式”的人物出现，那里的受害者可能会是上百万人，而不是上万人。如果他们带着“彻底性”去处理一切问题的话。

维杰瓦尼：让我们回到关于德国，以及今天对德国人的态度的问题。你是否认为，至少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已经接受了或者说正在接受他们自己的历史，还是说他们试图遗忘这些？

莱维：在西德有很多不同的事在发生。今天，我收到了一位德国女性发来的传单，她邀请我去签署一份禁止党卫军在西德集会的请愿书；另一方面，在西德仍然有党卫军的集会。德国是一个有很多内部差异的国家。毫无疑问，年长的德国人仍然会有一种怀旧之情，至于年轻的德国人，他们现在越来越接近法国或意大利的那些同龄人。新纳粹党还没有赢得超过5%的席位，那是他们进入议会的门槛，所以他们应该比意大利的社会运动党[7]要来得弱小。甚至德国人那种高高在上的自豪感似乎也已经平息了。他们没有任何制造战争的欲望，我的印象是，在过去的德国和今天的德国之间存在着一道清晰的界限。我们并不是要掩盖纳粹主义至今仍有残留的事实。很多读过我的书的德国读者给我写了很多信，虽然我意识到，他们并非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些信都非常有团结精神，有些信则非常动人。当然，任何一个会写信给《这是不是个人》的作者的人，都已经对此有一定的意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曾被驱逐的反纳粹者或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的后代。

维杰瓦尼：就像那些和德国人合作的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敌，那每个德国国民要承担的责任是否也是不同的？

莱维：当然是这样，有一些家庭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第一批被流放的人是纳粹党的政敌——共产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主义者。他们在纳粹主义的统治下受到很多折磨。事实上，第一批受难的就是德国人民。同样地，对于那些有家人在战争中死去或者受伤的家庭，你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能一概而论，说他们为德国战斗，所以他们就是纳粹，因此他们就是我的敌人，因此我完全可以不管他们的遗孀或者孤儿，我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知道什么是受苦，而受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维杰瓦尼：作为一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在“不忘”过去和期冀一个更加人道的未来之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莱维：保持希望的责任和不忘过去的责任，两者既非同义词也非反义词，它们可以并存。所有的组合都是可能的，记住并且希望，记住并且绝望——正如很多人做的那样，有很多幸存者一半生活在记忆当中，一半生活在绝望当中——忘记和希望，忘记和不抱希望，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我的立场是，去记住并且去希望。但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某种先天的甚至是某种荷尔蒙式的东西，它并非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合理选择的结果。

[1]意大利文标题是“Le parole，il ricordo，la speranza”，原文刊于《米兰犹太人公报》，1984年5月5日，第40期。

[2]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出生于德国的哲学家，曾师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纳粹主义抬头后搬到美国。她著名的作品包括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伦敦：费伯出版社，1963）。

[3]“穆斯林”（德语为Muselmann）是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章中描述过的群体，这是一种集中营的俚语，用来形容那些虚弱的、失去了生存意志的人，对他们而言，死亡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4]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著有《集中营的世界》（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巴黎：帕瓦出版社，1946），英译本叫《破裂的世界》（A World Apart，伦敦：赛克与沃伯格出版社，1951）。

[5]这个绰号来自佩德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军人，政治家，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后，他接替前者和盟军协商停战协议。因此，对德国人而言，“巴多利奥的人”（Badogliano）意味着变节者或者背叛者。

[6]莱维此处指的是1976年阿根廷建立的军事独裁体制，随后那些当局的反对者遭到折磨并且“消失”了。

[7]意大利社会运动党（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简称MSI）是由曾经的法西斯党成员于1946年建立的一个政党。

第六部分 犹太教和以色列

某种程度上的犹太人（1976）[1]

伊迪丝·布鲁克[2]

我和普里莫·莱维早在很多年前就相遇了。我们的第一个拥抱，是那种从相同的悲剧中活下来的两个老朋友之间的那种拥抱。当他到达都灵电视台的演播室时，他手里拿着一朵玫瑰，当时他们在把我的一个故事拍成电视剧，那个故事自然是关于集中营的。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匆匆扫视了现场的背景，脸上带着微笑，就好像是在说“这是一个游戏，也许一切都是游戏，对于我们而言，现实永远是双刃的，被夹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从那天开始，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无名的纽带，我之所以会采访他，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或者说我扮演着）一个记者，而普里莫之所以同意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是（或者说在扮演着）一个作家。仅此一次，我们可以共同完成这个游戏。

伊迪丝·布鲁克（以下简称“布鲁克”）：你现在还在扮演一个化学家的角色吗？

莱维：过去的26年里，我一直是一名严肃的化学工程师，也是一个工厂管理者。我只是几个月之前才离开。现在，拥有这些自由的时间，不用再承担那些责任，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布鲁克：对你而言，作为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

莱维：我是被其他人变成一个犹太人的。（普里莫·莱维用他悦耳、有说服力的声音回答道。）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意大利男孩。种族法被施行后的那段经历，帮助我在犹太传统的很多脉络之中找到了我能接受的那群人。

布鲁克：比方说？

莱维：精神的独立就是其一，正是这种精神特质激励、引导犹地亚反叛者们起来对抗罗马人。还有《塔木德》中那种充满激情但准确的辩论方式，以及对《圣经》的信仰传统。其他方面，那些有严格宗教性或者神秘主义的方面，对我的吸引力则少很多。我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时间确认了我和传统的重新接触，那是我第一次和我先前从不认识的文明有了接触——那些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布鲁克：你认为，在今天的意大利是否还存在反犹主义？

莱维：我觉得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即便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时代，通过法律加诸意大利人民头上的反犹主义也只不过是表面的、反复无常的。在我看来，今天的反犹主义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尤为反动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中。

布鲁克：但是唯一亲以色列的报纸是右翼的……

莱维：如果和这种人做朋友，我们还需要敌人吗？他们对以色列的热爱只不过是他们的反共产主义的衍生物。而且从他们描述以色列的方式来看，他们所支持的以色列，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那个以色列。

布鲁克：以色列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莱维：我感觉在以色列这个问题上，自己特别分裂。

布鲁克：所以，在这点上我并不孤独。（我笑起来，他也跟着笑起来，然后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做了补充。）

莱维：演变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不能对它下一个客观的判断。1935年到1940年间，我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而狂热，我很崇敬它所描述的那个国家以及它所规划的那个未来：重返故土，重新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和兄弟友爱的国家，通过体力劳动完成重建，拒绝将私有财产作为我们的生存基础。后来，在“二战”当中，我接受了那些被纳粹侵占的国家的犹太人对一个祖国的迫切需要。但是我得承认，在1950年之后，这个关于犹太人的祖国的意象逐渐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

布鲁克：阿拉伯人一直在反复重申，他们的敌人并不是犹太人，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尝试过很多次，去区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但似乎从未奏效。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莱维：从它的源头上看，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一个特殊的纲领和一个特殊的目标，即为所有自称是犹太人的人重建一个独立的祖国，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是犹太人，只要他们这样宣称，就可以将之（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对于不推崇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而言，祖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可以商榷的。就我而言，除了被犹太文化、历史和传统深深吸引之外，我必须要承认，我自己最主要的文化基础的构成还是意大利文化。

布鲁克：那你的孩子呢？你又是如何抚养他们长大的？

莱维：经过我太太的首肯，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犹太小学，为的是平衡他们身边具有主导地位的天主教文化带来的压力。但是，那之后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转到公立学校。

布鲁克：在你的家里，是否还会遵守某种犹太教传统？

莱维：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布鲁克：那现在，你的孩子们的态度又是如何？

莱维：我女儿现在已经26岁了，她和她的朋友们的选择一样。她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她非常严肃地介入政治，并且有很深的公民意识。

布鲁克：你的儿子呢？

莱维：我的儿子现在18岁，看起来他会完全循着他姐姐的道路。当然，没有任何人能预言未来，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能排除他们会重新对犹太教产生兴趣的可能性，正如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样。

布鲁克：他们如何评价那些共产主义政权发表的反犹主义宣言？

莱维：非常恶劣，他们认为那些宣言是社会主义理想崩塌的一个信号。

布鲁克：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你的，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作家？

莱维：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坦诚。但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在家里我必须抛去作为作家的装束。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读过我的书，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讨论过跟这些书有关的任何内容。

布鲁克：你曾经问过他们吗？

莱维：偶尔我会试图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但他们总是直白或含蓄地拒绝回答。

布鲁克：这会让你觉得沮丧吗？

莱维：是的，有一点儿。

布鲁克：你目前在写什么？

莱维：现在我什么都没写。

布鲁克：你是否觉得关于犹太教的主题还是有一定的读者？

莱维：一本书的主题并不是吸引读者的东西，你去写兔子或者蚂蚁也可以写得一样好。无论如何，我相信纳粹的大屠杀不止在一个层面上是这个世纪欧洲历史的核心问题。所以读者们，尤其是年轻的读者们，他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这一点丝毫不令人惊讶。事实上，他们甚至比在很多方面向法西斯主义妥协的先前几代人，对这个主题更感兴趣。

布鲁克：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少数族群和女权主义的问题，你是否和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反对女权主义？

莱维：我反女权主义？我不知道，我不认为如此。让我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不，我不是一个反女权主义者。

布鲁克：我明白了，你不想再谈下去。

莱维：不，不，我很自恋，我喜欢谈论那些跟我有关的话题。

（我凝视着他高高的、突出的前额，他生动的双眼和亲切的微笑，然后我意识到我不能从生理上描述他，因为他的美是内在的。）

[1]意大利文标题是“Ebreo fino a un certo punto”，原文刊于《信使报》，1976年1月9日。

[2]伊迪丝·布鲁克（Edith Bruck，1932-），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作家。她出生在匈牙利，“二战”后搬到以色列，20世纪50年代搬到了意大利，著有几部自传性的作品，包括处女作《你如此爱谁》（Chi ti ama così，米兰：莱里奇出版社，1959）。

对普里莫·莱维的采访（1979）[1]

乔治·塞格雷

乔治·塞格雷（以下简称“塞格雷”）：在你最近的作品《扳手》中，你叙述了皮埃蒙特人、吊车装配工福索内的冒险，作为一个经历丰富的工人，他从地球的一端游历到另一端。你自己也介入了与福索内的对话，解释了你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验，这两种特点——旅行和对自身经历的回顾，在你其他的小说当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不断重现。难道它们不是犹太人的典型特点吗？我这么说并没有任何想要暗示某种种族差异的初衷，而是想强调某方面的特质，那些特质在不同的例子中或多或少都是明显的。

莱维：我想说肯定并非如此。确实，一个作家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总是有意识地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所以我不大确定是什么让我以那种方式完成了那部作品。但是，就我自己所知，我想说，并非如此。因为福索内这个人物和我截然不同。起码，他和我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有截然的差异。事实上我想说，这是我第一次写作一本跟奥斯维辛没有任何关系的书，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几个原因。第一，当然，我并不想否认也不想遗忘，我不想遗忘任何事情，我将来很可能还会再写我自己被驱逐的经历。尽管如此我还是进行了这个尝试，远离那段时间，为这本书吸取截然不同的素材——比方说，我的职业经历，多年来的化学家生涯以及这些年我遇到的人。所以我想说，我的过去，我现在作为犹太人的生活，虽然在这本书中从没有被否认，但只是很隐约地偶尔出现。

塞格雷：所以你并不认为这种旅行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分析——也许只是在潜意识层面——是犹太人的特性？

莱维：幸运的是，并非只有犹太人在旅行。如果只有犹太人是流浪者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不，如果要说我的虚构是来自哪里的话，那是来自康拉德。我在这本书结尾的后记中，几乎是赤裸裸地表达了这一点。当然，它也部分来自我自己的旅行——并不是《休战》中描述的那些旅行，而是后来那些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的旅行，不再是带着恐惧的旅行，而是公务旅行、工作故事等等。所以我的回答是：不，95%不是。

塞格雷：你是否相信，今天存在着一种离散犹太人的犹太文化？如果是的话，尤其在文学领域，其从业者们虽然有无可避免的主观差异，但是否可以说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莱维：是的。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离散犹太人的犹太文化。只需要去看看任何一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即可。在我们文化的每一个分支，都有犹太人的痕迹。

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仍然有对自身的犹太特性有意识的犹太人群体存在，他们的存在都会体现在人文科学、文学、视觉艺术、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当中。它无处不在。至于，他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某些共同点，我的回答同样也是，有，虽然对此我相当保留。他们的共同点可能是极小的。比方说，去探究或者去观察在萨巴或者莫拉维亚[2]的作品当中，有多少犹太性的成分，或者去看看非犹太人作品中有多少犹太性的成分，是非常有趣的。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国文学已经被犹太文化完全渗透了，不仅体现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而是所有人的作品当中。既然，今天的美国是犹太文化的重心，你可以说，犹太文化在整个美国到处扎根。举个特例，在这个连续的序列中，既有哈西德派这样的极端，也有索尔·贝娄代表的世俗犹太性。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这种迁移并非犹太教的迁移，而是犹太文化重心的迁移。而在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或立陶宛，这种犹太文化重心都已无迹可寻，在纽约却能被找到。一路上，这种文化并没有丢掉任何东西；相反，它变得越来越丰富，甚至意第绪语也是如此。这种非凡奇妙的、在意大利无人知晓的语言，现在正进行另一场语言学的转变，在吸收了德语、希伯来语、俄语、波兰语和立陶宛语之后，它现在逐渐变得英语化，让自身适应英语。这种现象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就是砂金，因为他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真正混合的语言，世界上混合程度最高的语言，它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正是因为它是混合的。那种关于纯洁的语言的观点是愚蠢的。只要想想，英语是一种多么混合的语言，意第绪语更是如此，或者至少说它最近有这样的趋势，因为即便在今天它也在持续地重新创造自己。这种语言（意第绪语）有其非凡的文学成就，即使这种文学在数量上很少，而且有严格的界限，但它并没有被压垮，它在不停地演变，带着那些不同寻常的新词。

塞格雷：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以色列的犹太文学的信息吗？

莱维：对以色列的犹太文学，我所知甚少。我的印象是，这种文学并没有那么有活力，或者至少说，它是相当具有地域性的。我无法解释这一单调的陈述，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现代以色列文学的任何消息。我知道那里有一些作家，比方说，达扬[3]的女儿。但是我没有读过她的书，所以不能下定论。以色列似乎正在成为一个中东国家，这是正确的，也是适当的，所以它正在切断和欧洲文化以及整体的西方文化的关联。有人告诉我，以色列的年轻一代不再通晓几门语言了，也就是说，他们只讲希伯来语，至多在学校里会学习英语；而另一方面，我这个年纪的人——生活在以色列的我的同代人，会讲四五种语言，因为他们一直坚持守护着自己的根。在这种条件下，一种特定的以色列文化当然是可能存在的，它可能正在成型之中，正在被孕育，带着自身的中东特色。这样说根本不是诋毁，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纽带，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和伊斯兰世界的纽带，为何不这样呢？就我所知，在音乐领域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今天的以色列音乐已经和阿拉伯音乐在进行丰富积极的对话，我无法给出更多的例子。我是一个离散的犹太人，相对而言，西方文化离我更近，我对这种新的文化所知甚少。所以，我所说的应该被有所保留地接受。

塞格雷：你对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评价如何，索尔·贝娄（1976年获奖）和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1978年获奖）？

莱维：我非常喜欢索尔·贝娄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保留。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无所不包的天分、智慧、多样性……贝娄能够适应任何形式的新作品，他仍然高度活跃。他的作品的每一行都体现出一种才华和智慧。从某种程度上说，辛格是一个不同的例子。我对他的尊敬多过欣赏。他年事已高，诺贝尔奖对他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他们把这个奖颁给他是一件好事。众所周知，诺贝尔奖对一份伟大的事业而言往往有盖棺定论的意味。他的声音和贝娄不同，那是属于东欧犹太人的声音，在美国是被当作外来者来接受的，而不是融入其中。这种声音是那些在其抵达美国后永远感受到轻微不安的犹太人的声音，就像约瑟夫·罗斯[4]笔下的犹太人，就像他笔下的约伯一样：当他抵达那个陌生的国度时感到惶恐不安。而贝娄并不是身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他完全融入其中，并且有着典型的离散犹太人特有的去适应、转化、顺势而为的特性。离散的犹太人可能是保守或者反对改革的，可能是颠覆性也可能是顺从的，有接受了启蒙的，也有信仰神秘主义或者理性主义的。这些在贝娄身上都可以找到。

塞格雷：我们再来说说你在接受《基伊拉报》的采访[5]时所说的一些内容，关于你试图去触碰最痛苦的那些命题的努力：关于集中营里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跟施虐者相关的其他问题；还有施虐者如何能够执行相关的行动，而在不同的环境下，他可能无法实施这些行为——对这些，你能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吗？

莱维：如果说我在那个采访中的回答有些模棱两可的话，那也是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仍然不大确定。我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有清晰的想法。简略来说，那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有“大屠杀”（这个词现在没法回避）状况（的描述），都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部分也是因为，一切都有简单化的倾向，我们人类是倾向简单化的动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简单的，在任何一种环境下，事情都是极度复杂的。我想完成一种我可以称之为群体生态学观察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最多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是一个见证者，我了解并且也经历过那段遭遇，我想要原原本本地重建那段经历。那在这种语境下，受害者和施虐者的组合就需要被检视。我们需要去理解：施暴者何以成为施暴者？是通过什么方式？他是否一直是一个施暴者？也许，他仅仅是一个想要执行所有任务的人，他表现出施暴者的姿态和行动，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却是完全和我们一样的人。极有可能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真相既非更有意义，也不会让人更加难过：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她的观点非常接近我正在表达的东西，那就是环境比人类的内在本能要重要得多。这些人并不是魔鬼，在我在集中营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魔鬼。相反地，我看到的都是和你们、和我一样的人，而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正是因为法西斯，或者说纳粹占据了德国。如果存在法西斯主义或者纳粹主义的回潮，还会有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做出相同的行为，到处都有。这一点，也适用于受害者，适用于人们已经讨论太多的关于受害者的特殊行为——最典型的是年轻的以色列人，他们反对这样的观点，说“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做”。他们是对的，他们不会那样表现，但是如果他们提早40年出生，他们就会那样做，他们会和那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值得补充的还有那些被驱逐的俄国人和意大利人等等——的行为一模一样。

塞格雷：你如何看待在意大利和欧洲甚嚣尘上的各种反犹主义事件和宣言？

莱维：不直截了当地去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发生在瓦雷塞[6]的事件令人们痛苦震惊。尽管如此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想《快报》（L'express）对达基耶尔·德佩尔普瓦的采访，以及《世界报》对福里松的采访和瓦雷塞的这起事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7]。我说的是一种假设，有待人们探讨和辩论。首先，你可以说这三起事件是由其极端的愚蠢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和希特勒的德国不可同日而语。你可以指控纳粹很多罪名，但你不能指控他们是愚蠢的；相反地，在这起事件当中，似乎是这些愚蠢的人在掌控一切，达基耶尔是一个笨蛋，因为他老糊涂了；福里松真是一个笨蛋或者说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也许我们应该用更礼貌的说法来称呼他？但相比之下，那些瓦雷塞的男孩们看起来并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做什么，我相信这一点……这些愚蠢的人接手一切。可能在其背后有更严肃的头脑在操控，有这个可能。但在我们这里和法国，这些事件已经反映了反犹主义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准，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

[1]原文刊于《希望》（Ha-tikwa）杂志，1979年4月刊。

[2]这两位都是意大利的犹太作家：翁贝托·萨巴（Umberto Saba，1883-1957）是的里雅斯特的诗人；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1907-1990），小说家，也是20世纪意大利文学界极具重要性的知识分子。

[3]耶尔·达扬（Yael Dayan，1939-）是著名的军人、政治家莫西·达扬（Moshe Dayan）的女儿，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出版过几部作品，比如《镜中的新面孔》（1959）、《对恐惧者的嫉妒》（1961）和《死亡有两子》（1967），这些作品都是由伦敦的韦登菲尔德与尼克尔森出版社出版的。

[4]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1894-1939），奥地利小说家，著有《约伯》［1930年出版；英文版由查托与温都斯出版社（伦敦）于1983年出版］。

[5]莱维曾经接受过吉娜·阿里安·莱维为《基伊拉报》（Ha Keillah）所做的采访。

[6]197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瓦雷塞小镇，在一场篮球比赛中间，主场球队用一首关于集中营的小调来嘲弄来访的以色列球队，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一些骚动。

[7]莱维提到的这两个人是法国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代表人物。在1978年末，两人分别因为文中提到的两次采访而臭名昭著。莱维在1979年1月19日曾为《新闻报》撰文评论这起风波。

上帝和我（1983）[1]

朱塞佩·格列科

我们的第二次交谈是关于上帝的。对话者是普里莫·莱维，64岁，化学系毕业生、作家。从采访的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直到现在我也从来没有因为上帝的问题忧虑过。我的生活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上帝，我是一个对上帝漠不关心的人。”

朱塞佩·格列科（以下简称“格列科”）：这会让你保持平静吗？

莱维：这会允许我不带任何幻想。

格列科：普里莫·莱维来自都灵，按其出身属于犹太人，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第一本书《这是不是个人》记录了他在集中营的可怕经历，这本书也是任何一个亲身经历过大屠杀地狱的人所能写出的最强烈，也最引人注目的见证。作为一名作家，他从这段给他打上终身烙印的经历开始讲述。

莱维：去年夏天，我在米兰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幸存下来的难友——埃利·威塞尔。他把大屠杀作为他生命和他身为作家的作品的中心。我们都是奥斯维辛的囚犯，且都幸存了下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非常执迷于上帝；而我却坚持自己的无信仰状态。我希望能够再次遇见他。在分别了40多年之后，我们的会面非常有趣，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如此不同。

格列科：在和埃利·威塞尔交谈的过程中，你是否对他的信仰有一种嫉妒般的刺痛？他的信仰让他说出这样的话：“我可以信仰上帝或者反对上帝，但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上帝。”

莱维：当然，我感到有些嫉妒。我嫉妒信仰者们，所有的信仰者们。但我对此无能为力，信仰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东西，你并不能够发明它，你也不能出于自己的目的发明一个上帝，这是不诚实的。

格列科：20年前，莱维凭借他的作品《休战》获得了第一届坎皮耶洛文学奖。今年，他凭借小说《若非此时，何时？》再度赢得了这个奖项。这本小说恢宏地、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二战”的东欧犹太人和游击队员们为了一种全新的自由，为了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所不了解的那种自由奋斗的故事。

你是在一个宗教性的成长环境里长大的吗？

莱维：当然，但是这些在我身上并没有留下很深的烙印。我的母亲会遵守犹太传统，但是她并没有在上面花费太多的精力。我们家真正的信仰者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是一个古怪的信仰者。他害怕上帝，努力遵守律法，他会在特定的日子进行斋戒，但他一边做一边诅咒，因为他并不能完全忍受某些约束。举一个小例子，我父亲很喜欢火腿，而因为上帝的原因不能吃火腿，这简直要逼疯他。作为某种程度上的信仰者，我父亲会在一声咆哮后向罪恶的诱惑臣服。

格列科：这就是你所接受到的宗教教育的程度吗？

莱维：啊，当然不是。和都灵犹太人社区的所有孩子一样，我被从小被教导了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内容。在13岁时，我接受了自己的“入会仪式”，之后，无论从年龄上还是从状态上来说，我被那个社区正式吸纳为成员。入会的仪式被称为“成人式”（barmitzvah），它的字面意思是“律法的孩子”。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拉比主持的关于犹太历史和文化的考试。

格列科：而在这种入会仪式当中，你没有发现上帝？

莱维：我是非常被动地接受这个过程的，对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我并不感觉特别自豪。我从没有感觉自己属于和上帝缔造了坚固契约的选民中的一员。我生为犹太人是出于偶然，我既不对此感到羞愧，也不因此觉得有什么可自夸的。对我而言，身为一个犹太人，是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我必须也得说，这种“身份”是我不想丢弃的身份。

格列科：所以在你进入一个犹太社区时，你并没有同时接受那个上帝——你曾经被传授过关于他的“神秘”。

莱维：说实话，有那么几个月我非常焦虑，但是后来我克服了这些。我确实曾经试图和上帝进行交流，但没有任何的结果。我面对的是作为统治者的上帝，一个惩罚性的上帝——会对你施加惩罚的上帝，他并没有打动我。在经历了短暂的迷茫之后，我从此切断了和他的关系，和他保持距离，就好像他是一种和我几乎没有关系的幼稚现象。

格列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拒绝吗？

莱维：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上帝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在我的内心扎根，所以我从来不需要有意识地将他隔离，将他从我的视野里抹去。我远离上帝的行动是被那些年我的朋友们所激励的，他们几乎都是基督徒，但最终他们对基督教也不感兴趣。他们是那些可能会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去做弥撒的年轻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三心二意的，而且肯定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仰驱使。他们对信仰带着相当的怀疑和不满。我记得他们会笑着告诉我——一个犹太人——关于教堂和神父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格列科：对你而言，你对自己遭遇的集中营的可怕经历，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莱维：我把集中营的经历看作我对信仰的冷漠的一种残酷确认。在某种程度上，相比于我的难友、有信仰的埃利·威塞尔而言，一切对我而言要容易得多。他必须要去残酷地面对恶的胜利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他后来会指责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且没有介入制止这场大屠杀；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我只是简单地总结道：“确实是真的：上帝并不存在。”说到上帝的缺席，你可以说我把自己放在了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位置上，这位诗人指控大自然用她自己知道无法兑现的关于快乐的虚假许诺欺骗她的孩子们。

格列科：所以你从来没有为了获得慰藉而求助于上帝？

莱维：在奥斯维辛，我只有一次受到信仰的诱惑。这发生在1944年10月的那次大筛选，当时有一队人在挑选一批囚犯将他们送进毒气室。简而言之，我试图将自己托付给上帝。我羞愧地记得曾经对自己说过：“不，你不能做这些，你没有这个权利，首先因为你并不相信上帝；第二，祈求上帝的恩典而没有特别事由，这是黑手党的行为。”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我放弃了祈祷者的那种可疑的慰藉，并且将自己交给偶然或者说交给任何可能的人，让其决定我的命运。

格列科：然后发生了什么？

莱维：我逃过了一死，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回到意大利之后，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可以说是一个信仰者，他对我说：“很明显，你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是上帝在保护你。”他的话让我极度愤慨，我甚至都没有在他面前掩饰这一点。在我眼里，他们过分得近乎荒诞——因为我看到自己周围那些比我更好的人，甚至是那些无辜的婴儿，都在受苦、死去。相反地，我看到那些更糟糕或者说那些无疑是最坏的人却幸存了下来。因此，拯救或者死亡，并不取决于上帝，而是取决于偶然。现在我们可以将那种“偶然”命名为上帝，但那也意味着接受一个盲目的上帝、一个耳聋的上帝，我不认为这样的想法能有什么价值。

格列科：所以呢？

莱维：这就是一切对我的意义：上帝要么是全能的，否则他就不是上帝。但是如果上帝存在，因此他也是全能的话，他为什么会允许邪恶的存在？邪恶确实存在，受苦就是邪恶，所以如果上帝出于他的旨意，能够将善变为恶，或者仅仅是允许恶在地球上蔓延，那么上帝就是恶的。而我又非常厌恶关于一个恶的上帝的念头，所以，我坚持那个更为简单的假设：我否定上帝的存在。

格列科：几年前，作家里卡尔多·巴凯利[2]告诉我的，仍是关于上帝的问题：“在80岁之前，我都没有给上帝足够多的关注，因为我很确定死亡是生存游戏的必然结局。很不幸，现在这种确定性似乎正在动摇，我带着某种愤怒坦白这一点，因为它让我心神不宁，让我非常不安，但是，我对此束手无策。一个关于超越世界的存在，一个以他自己的方式权衡我们的上帝的观念，就像一根钉子一样，深深扎进我的脑海，而我无法将之移开。”我的问题是，你是否感到过类似的不安？

莱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我现在与上帝的关系和我15岁、20岁、40岁时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必须承认，存在另外一种观念秩序这一点会激起我的某种好奇心和内心的不满。但当我思考宇宙、世界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在那庞大的宇宙机器后面，也许存在着一个掌控者，他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也许甚至是他建造了这个机器本身。但确定无疑的是，我的怀疑并没有影响我的确信，即，如果这个掌控者存在的话，它和人类事务是毫无关联的。简而言之，他并不是我们可以对之祈祷的对象。

格列科：我从你的声音中听出了某种悔恨……

莱维：你没有说错。我希望这个掌控者存在，而且我希望他更接近一个在驾驭机器的上帝的形象。拥有一个父亲、一个法官、一个老师，会是非常好的、令人平静的，但是，我的这种欲望并没有许可我去创造一个制定秩序的上帝。这种欲望并没有强烈到驱使我去创造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上帝的那种程度。

格列科：刚才你坦白了一种对于信仰者的嫉妒？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可能更为平静？

莱维：不，说到平静，非信仰者可能会更占优势，因为对他而言，发生的任何事情，即便是那些邪恶的事情，都没有超自然的原因。它是巨大的宇宙机器的产物，而另一方面，信仰者会不停地审问自己，审问上帝，永远在寻找一种方法——无论它多么盲目——去为完全不正当的东西辩护。相信我，我非常清楚那些信仰者走过的痛苦道路。

格列科：然而，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又在重新回归，或者至少说，对上帝的追寻正在回归。你如何看待在我们的世俗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对“上帝已死”的断言之后，发生的这种转变？

莱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价值危机的时代，而上帝的回归，正是这些危机时刻的典型。人们周围的世界越是崩塌，我们就越觉得孤独，在宇宙的高深莫测面前更为无助，于是人们越去追寻明晰，去寻找其问题的答案，去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人。寻找上帝，其实变成了寻找保护，是为了摆脱孤独。简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承担的风险在于他会被看成一种能帮我们摆脱生存虚无的捷径。

格列科：这种虚无不能被科学填充吗？

莱维：不能，科学学习的是宇宙的巨大机器，它向我们一点一点地揭示宇宙的秘密。但它并不能解答人类的大问题。关于科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上帝的位置的巨大幻象早已经消退了。如果你去询问科学，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它会说，与我无关，然后到此为止。

格列科：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摆脱我们最终陷入的绝路的话，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能将上帝抛到一旁——和你的难友威塞尔不同——那我们是否应该让人类为世界的邪恶负责？

莱维：让人类接受审判毫无意义。人类是一个可怕的混合体，在他们身上你能发现一切，有智者，有疯子，有混蛋，有圣徒。我从来就拒绝对人类做出整体的判断，甚至对纳粹也是如此。对我而言，要进行的唯一的审判，并且无论如何都要谨慎的，是针对个体进行的审判。

格列科：所以呢？

莱维：情况就是如此，我们除了接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不过是巨大的宇宙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机器内部，我们有多少的自主权。我们能够而且也必须去发明一种美德，去表现得“犹如……”一样，但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大自然的客人，而且是那种充满好奇心、在所到之处留下混乱的客人。

采访结束了，普里莫·莱维还为我们增加了一段附录，他写了一首题为《庞贝古城的女童》的诗。这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讲的是庞贝这个古代城市被重新挖掘，被火山灰掩埋的这个“惊恐地抓住她的母亲”的“瘦弱的孩子”重见天日的故事。他将这个女孩的形象和类似安妮·弗兰克或者广岛的女学生那样的无辜形象进行对比。莱维读道：“通过这种方式，你和我们同在，一个扭曲的石膏模型。无尽的痛苦，可怕的见证者。我们骄傲的种子，在上帝眼里是何等渺小。”

然后，在结尾，他呼吁地球上的那些“掌权的人”不要按下开启原子弹末日的按钮，因为“苍天赋予我们的痛苦已经足够。”[3]

[1]这是朱塞佩·格列科对一些公众人物所做的系列采访中的第二篇，这些采访的主题是受访者和上帝的关系。原标题是“我和上帝：即使在集中营里，我也从来没有遇见上帝”，刊于《人物》杂志第48期，1983年12月9日。

[2]里卡尔多·巴凯利（Riccardo Bacchelli，1891-1985），著作颇丰的作家，著有多部宏大的历史小说。

[3]这首诗引用的是鲁斯·费尔德曼的译本，被收于普里莫·莱维的《诗选》中（伦敦：费伯出版社，1988）。

普里莫·莱维：贝京应该下台（1982）[1]

詹保罗·潘萨

我敲开了普里莫·莱维的门。在我的笔记本上有一长串的问题，而更多的问题在我的大脑和心里。但他却是那个打破沉默的人，他用镇定、平静的眼神看着我，几乎是低语般地说：“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但是我必须坦白，我并不是特别确定要接受这个采访。”

詹保罗·潘萨（以下简称“潘萨”）：为什么，莱维博士？

莱维：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内在的、我自己的原因，我自身的挣扎；另一个原因是，最近一些天我收到了很多来信，堆起来厚度惊人，都和我就以色列发生的那场战争的一些表态和写的文章有关[2]。

潘萨：是些什么样的信？

莱维：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的也分成两派，有些人觉得我太……

潘萨：太过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莱维：是的，过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其他人则指责我还不够。

潘萨：你是否收到过一些恐吓的来信？

莱维：不，我没有。

潘萨：现在你感觉害怕吗？

莱维：在哪种层面上，个人层面还是说作为犹太人的一分子？

潘萨：在两种层面上。

莱维：个人角度来说，不，我并不害怕，害怕是一种深层的本能，而个人角度我并没有这个困扰。但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同样也不害怕。对我们犹太人而言，我并没有看到第二场大屠杀，或者像希特勒那样的大屠杀迫在眉睫的信号。如果要说有什么感情的话，我很痛苦。这场以色列的战争，这场发生在贝鲁特的大屠杀，正在玷污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形象。

潘萨：莱维博士，反犹主义是否又再度兴起？我是带着一种恐惧和害怕来问这个问题的。

莱维：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就目前而言，它仍然仅局限于孤立的案例。巴黎和布鲁塞尔面临的反犹主义的危险更为明显，这并非出于偶然，自从德雷福斯案件[3]开始，反犹主义在法国就一直很活跃，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的一部分。

潘萨：但是甚至在米兰，犹太群体已经收到一些威胁，他们也表示出一些恐惧。在都灵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莱维：在这里我感觉不到任何变化。也许你会在都灵的一些墙上看到一些标语，但是要在墙上写字的话，一个带着喷雾壶的傻瓜就可以做到了。而且，都灵的犹太人群体和米兰的犹太人群体相比，规模更小、更紧密，他们的观点也更为自由化……不管怎样，是的，反犹主义是一头正在抬头的野兽，但是这并不是离散的犹太人能说服贝京[4]的理由。对贝京说，停止你在做的一切，因为你在伤害我们，这毫无意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反对理由。

潘萨：那些理由是什么呢？

莱维：有两个理由，一个是道德层面的，另一个是政治层面的。道德层面的反对理由是，即便是一场战争也不能为贝京和他的手下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嗜血的傲慢辩护；政治上的反对理由同样很明确：以色列正在迅速走向彻底的孤立。这是一个可怕的、闻所未闻的事实。而考虑到这一点，只可能得出一种可能的结论，即便是贝京和沙龙[5]经常援引的“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都不能为以色列政府最近的一些决策辩护。

潘萨：莱维博士，你一直在说贝京……但是贝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导人，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支持他所在的政府。

莱维：我意识到这一点，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潘萨：那这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莱维：它让我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贝京之所以掌权，主要程度上是得到了年轻的以色列人和新移民的支持，也就是说那些并不是东欧难民的人，而是在中东的以色列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这些人对邻国都抱有很强的敌意，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来自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这解释了这场战争和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无论如何，我对此事完全谴责，我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这一点。但同时我也抱有一种希望，正是这种希望让我决定接受这次采访，我对影响意大利读者没有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去影响以色列，影响它的领导人、选民和记者们。

潘萨：你在以色列是否有一些影响力？

莱维：我不认为如此，我所有的作品中，只有《休战》在那里被出版过，但是那不能说明任何东西。在以色列，很多人会读德文和英文书，所以他们也可能读了我其他的作品。

潘萨：你想对以色列的领导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莱维博士？

莱维：他们应该辞职，此外我无话可说，既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当然，我知道让他们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辞职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如果沙龙的脑海中还尚存一丝理性的话，他应该辞职。

潘萨：沙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莱维：我知道贝京的历史，但是对沙龙知之甚少，我对他的印象只有他目前的形象，缺乏根基。

潘萨：能和我们谈一谈这个现在的形象吗？

莱维：嗯，贝京、沙龙——以色列今天的领导集团，和其他中东国家的领导集团看起来有很多相似之处。吊诡的是，贝京和他的手下们正在实现一个古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那就是将以色列变成一个中东国家。但是他们是在用一种最糟糕的可能方式来实现这个梦想，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承诺和论述中，有很多煽动，有很多不稳定、不可信赖的东西，而这是那个地区的其他很多领导人的特点。

潘萨：我们可以把沙龙定义成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吗？

莱维：我并不能谈论沙龙，因为正如我所说的，我并不知道他的背景。但是就贝京来说，法西斯主义者是一个我能接受的定义。我想甚至贝京本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他是亚博金斯基[6]的学生，后者是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曾经自称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墨索里尼的对话者。是的，贝京是他的学生，这就是贝京的历史。我对沙龙的全部了解是，他是一个强硬的、不择手段的军人，但以我的立场，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并不能去读懂他的思想。

潘萨：听着，莱维博士，今天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法西斯主义又在抬头，法西斯主义是否会控制以色列？

莱维：如果是法西斯主义本身，我想说并不会……但是你的问题并不准确，你可以先把它收回，然后换一种提问方式。

潘萨：我重新表述一下：以色列有可能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吗？

莱维：有可能，虽然只可能是通过内战。今天，贝京的反对者当然是少数，但是数量甚多的少数人。不，我并不认为发生在智利的事情会同样发生在以色列。那并非我看到的风险之一，政治及民主制度对以色列极其重要。

潘萨：你的意思是不是，以色列自身有一种抗体能够对抗其内部的这种阴暗的邪恶？

莱维：可以这么说，从最近发生的一些游行当中，我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无论如何，和我同龄的那些以色列朋友，间接的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孙辈，都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有过亲身的经历。

潘萨：但是仍然有人在说，甚至在意大利有人会在《共和报》上写文章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有变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民最大的敌人的风险。

莱维：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有些粗糙，而且也以偏概全。它最多只能针对一小段时间，针对今天这个时刻。

潘萨：但如果我们将“以色列这个国家”替换成“以色列当下的政府”呢？

莱维：在那种情况下，是的。但一个更为准确的立场应该是，以色列现任政府的一些行为，让其有变成以色列人民最大的敌人的风险。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表述也并不能充当反对贝京的论述。一个以色列人也许可能回答：“你们所说的这种风险，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呢？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最好的两个论点是我之前提供的，恰恰是基于这两点，我们有权对以色列表态：只要事情仍和今天一样，你就没有权利从离散的犹太人那里寻求帮助，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道义上。不，你并不能从那些批判以色列的军国主义的人那里获取资金，然后把这些钱用在军队上。

潘萨：但是以色列是否真的有军事安全的问题？

莱维：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我实际上认为没有。贝京对所有和以色列接壤的国家、在原先一直保持被动的那个地区四处挑起战事。贝京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同意，彻底清除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

潘萨：正是这样。阿拉法特，让我们来谈一谈阿拉法特。

莱维：我不喜欢贝京，但我同样也不喜欢阿拉法特，从来都没有相信过阿拉法特的和平协议。他是一个思路开放的人，非常有智慧，但是他和贝京一样不择手段。是贝京，把政治胜利还有作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领导者的王冠端到了阿拉法特面前，这是他之前并未拥有的一顶王冠。

潘萨：你如何看待意大利对阿拉法特表示的支持？

莱维：我看到了这些，看到了这些……我的反应是怀疑和愤怒，但是让我再说一点，是贝京给了阿拉法特失败者的光荣。

潘萨：但是，在战败之后，贝鲁特的两个难民营（萨布拉和夏蒂拉）发生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你对那里的新闻有什么直觉的反应？本能的反应？

莱维：我从来没有本能的反应，如果我有的话，我也会压制它们。一开始，我并不大确信那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然后我了解到这些是真的。然后，发生在那两个难民营里的屠杀让我强烈地想起了1944年8月在华沙的那些俄国人，他们在维斯瓦河边驻足、等待，直到纳粹处决了所有参与起义的波兰抵抗分子。当然，和所有试图对历史进行类比的情形一样，我的比较也许未必准确，但是以色列就好像1944年的俄国人，他们本可以介入，而且他们有能力去制止那些恶棍对他人施行大屠杀，但是他们没有。

潘萨：为什么以色列没有介入？

莱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贝京的伪善背后有一些隐情。这种屠杀并不是以色列的风格，当时的情况一定是失控的。但是同样，也许有些人故意想退缩、犹豫，在去介入保护那些妇女儿童之前浪费时间……我还能再多说什么呢？正如你看到的，我仍然对以色列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这是一种非常情感化的纽带，我并不会悲观到认为以色列永远会是这样。

潘萨：但是你们犹太人和我们非犹太人又能做什么，去确保以色列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

莱维：你说到“你们”和“我们”……那是一个错误。并不存在什么分别。如果上帝愿意，至少这一次，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分别。有一种人人都会有的反应，而且并不是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切断外交关系或者切断经济纽带，这种毫无意义的反应只会增加贝京的力量。

潘萨：所以呢？

莱维：我们所有人必须做一些事情，充分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去压抑我们自身和以色列在情感上保持一致的冲动，这样我们就能冷静地去思考以色列现在的领导人犯下的错误，换掉这些领导人，帮助以色列重新发现它的欧洲根基，以及它的建国元勋们——本·古里安、戈尔达·梅厄[7]的遗产。并不是说他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无可指摘，谁能做到那样呢？比方说，阿埃巴·埃班[8]对我而言是未来的一个让人放心的人选，而且他的年纪也没有那么大。但今天的情况非常糟糕，我收到了以色列的一些朋友们的来信，他们为此痛心疾首，这些人曾亲自为以色列所有的战争效力，曾目睹看到孩子们在战争中死去。他们写信跟我说：你眼睛瞎了吗？你难道看不到这些年里以色列和犹太人流的鲜血吗？

潘萨：你又是如何回复的？

莱维：我回答说，这些人流的血和其他所有人流的血一样让我痛心。但仍然会有那些让人痛苦的信寄过来，这也让我备受折磨，因为我知道以色列正是由那些像我一样，只不过没有我那么幸运的人建立的。那些从奥斯维辛活着出来，手臂上被刺上一串数字的人，他们没有家，没有祖国，逃离了“二战”的恐怖，他们在以色列发现了一个家，一个祖国。这些我都了解。但是我也知道这是贝京最喜欢用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我认为那种辩护都不是正当的。

潘萨：莱维博士，我发现你能够完全冷静地深入思考这些……

莱维：我尽可能地这样做，纵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危机时刻。上个世纪，沙洛姆·阿莱赫姆写过一部古老的戏剧，你知道这出戏吗？《身为犹太人不易》，而今天这个标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确切，是的，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要艰难。

[1]这个采访的主题是关于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还有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难民营中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原标题是“我，普里莫·莱维，要求贝京下台”，刊于《共和报》，1982年9月24日。

[2]那场战争爆发后不久，莱维在一个和平请愿书上署名，亦曾于1982年6月24日在《新闻报》的头版撰文抨击战争和以色列政府。

[3]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犹太裔的法国军人，1894年被错误地指控为德国间谍，并遭受审判，1906年得到平反。期间，他的案子成为法国民主力量和反动势力剧烈斗争的核心，也是现代反犹主义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4]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1913-1992），在利库德集团1977年到1983年掌权期间，担任以色列总理。

[5]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曾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也是黎巴嫩战争中“鹰派”的代表人物。

[6]弗拉迪米尔·亚博金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作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军事行动领导人。

[7]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1886-1943），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首任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1898-1976），在1969年到1974年间担任以色列总理。

[8]阿埃巴·埃班（Abba Eban，1915-2002），以色列外交官、政治家、作家。

如果这是一个国家（1984）[1]

加德·莱纳

在他和以色列的那段痛苦、热烈的关系中，普里莫·莱维只有一次决定站出来发言。正是两年前，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前，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发生后，甚至在著名的大屠杀调查委员会指控梅纳赫姆·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应该间接为这些事件负责之前，他公开站出来表态，要求这两位下台。

然后普里莫·莱维又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这个都灵的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化学家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作家，是因为他感到有讲述关于奥斯维辛——在《这是不是个人》一书中——以及他的族人所经历的最恐怖的迫害的必要。今天他已经感觉很疲惫了，他更愿意与世隔绝，在他位于都灵市中心的家中沉默地思考，去思考他作为一个离散的犹太人和曾经被称为“火炉”（hearth）的以色列之间那种复杂的关联。

最近几天里，以色列最受欢迎的右翼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又重新上台，回到了那个“火炉”的领导人队伍中。他之所以能上台，得益于劳动党的支持，而那些人——和莱维一样——在两年前将他的辞职视为对以色列未来的民主至关重要的一步。

犹太世界现在非常动乱，在利库德集团和劳动联盟党[2]之间的“大联合”背后，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今天的普里莫·莱维没有拒绝去触碰或者去回答这个问题。对他而言，这个问题也许是所有问题当中最复杂的一个：“我很确定，以色列作为现在的犹太人统一中心的角色——我经常会强调‘现在’这个词——正在衰落。所以犹太世界的重心现在应该往回走，应该从以色列移开，回到离散犹太人中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醒我们的以色列朋友犹太教的宽容传统。”

加德·莱纳（以下简称“莱纳”）：为什么这样说，莱维博士？也许，你将鹰派的沙龙的回归视为一种最终的决裂、一个威胁？

莱维：我并不会将之形容为一种最后的决裂，我也不相信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无可挽回的衰退。在任何情况下，政治生活的腐化都不只是以色列独有的现象，理想的衰退是我们在当今世界所观察到的普遍现象。当然，以色列的堕落尤为明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国家同时也被赐予了非凡的智力，在其他地方也许需要花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在这里可能只需要一年就可以实现。

莱纳：那你的担忧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拉比梅厄·卡亨[3]的崛起，这个人提议将所有阿拉伯人从应许之地上驱逐出去，他还推出了一个电视广告，画面中有鲜血在一块大理石上流淌的场景。

莱维：卡亨只不过是一个无法控制的危险人物，我非常确定这一点。除非出现一些新的危机，不然他的政治力量必定会衰败。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说，1923年的希特勒也只是一个无法被控制的危险人物。我会回答说，任何人都无法预见未来，但是我不认为以色列会走上卡亨的狂热主义道路。拜托，说犹太人并不是德国人，并不代表你就是种族主义者！要成为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其内部应该是紧密的，必须有能够作为一个巨大的、可控的组织运作的潜力。比方说，希特勒的德国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意大利就失败了。意大利失败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光是皮埃蒙特地区和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差异就非常大了，遑论全国。它也不可能发生在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共同体内部，这个国家曾经历了3000年的历史分裂，也带着万花筒般、形形色色的种族本源和传统。说到这里，我意识到在圣经的《律法书》中，存在着种族主义脉络，它包含了一切以及一切的对立面，当卡亨提到《律法书》中禁止犹太人和异教徒发生性关系时，他说的是真的；但是在《律法书》的其他章节里也有一些故事——比方说参孙和路德的故事——那些故事里会将之视为正常的、可接受的。

莱纳：是不是可以说那种反阿拉伯的不宽容的立场，是你忧虑的原因？

莱维：可以这样说，最近的以色列正在发生一种现象，很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大学和医院当中，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深度的融合。在那些从1948年就生活在以色列的70万名阿拉伯人中，很多人已经实现了种族融合。

莱纳：正是如此，在拉比卡亨的谵语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很多以色列人担忧的问题：根据最近的出生率统计，到2000年时，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会占大多数。如果你只统计那些属于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的话，这个数字则要再倒推20年。但事实仍旧是，他们可以用民主的方式获得“犹太国家”国会的大多数席位，所以卡亨说，在那天到来之前，为了捍卫它的犹太性，以色列必须停止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莱维：这种人口规划是值得商榷的。退一步说，没有任何人能够制订超过五年的合理规划。我想我可以这样说，比方说以色列犹太人的出生率正在上升，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出生率正在下降，这样说是正确的，而约旦河西岸的情况仍然非常不同。这应该会让以色列政府迅速从占领区撤离。如果不是因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那些沉重的负担，我想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也许早可以被解决了。

莱纳：所以，莱维博士你担忧的又是什么呢？当你说到以色列政治生活的腐化堕落时，你指代的是什么？

莱维：总而言之，利库德集团与劳动联盟党之间的协约，和其他的一些大联合一样，在我眼里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力的、无法长久的修补。我最早也最先想到的是，在大选之前，那些反对党之所以被吸纳，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选票。这并非以色列独有的现象，但是，可能我们并不大习惯那里会发生这些事。我们更习惯于认为以色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是1948年的那个以色列，是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有某些共同之处的犹太复国主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腐化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正常化的过程，很不幸的是，以色列现在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更进一步说，因为它是一个中东国家，它会逐渐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国家越来越相似。比方说，我们也许会担忧伊斯兰教的霍梅尼主义的蔓延及其对以色列的宗教基础的影响。虽然，展望未来，我并不认为以色列人会拜倒在一个新的阿亚图拉[4]的脚下，不管这个人是卡亨还是沙龙本人。

莱纳：你难道不认为，既然今天大部分的以色列犹太人都出生在以色列，和那些一直以来习惯了自己是所在国家的“少数人”、被他们的“差异”所塑造的离散犹太人相比，他们的立场已经变化了？你在书中写的那些欧洲犹太人都强烈地依附于宽容的脆弱价值。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难道以色列不也在改变自身的身份吗？

莱维：你所描述的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一部分。我相信，我们这些离散犹太人应该与此抗争，我们要警醒我们的犹太朋友们，成为犹太人意味着别的东西，要小心地守卫犹太教的宽容传统。当然我意识到自己在触碰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今天犹太人的重心在哪里？

莱纳：至少从1948年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对此没有任何疑问：重心在以色列。

莱维：不，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很多：重心在离散犹太人中间，它正在回到离散犹太人中间。作为一个离散的犹太人，一个觉得自己的意大利人特性比犹太人更多的人，我会倾向于选择犹太人的重心在以色列国外。

莱纳：这似乎可以被当成你拒绝以色列国及其在发生的变化的宣言。

莱维：一点都不。这只是另外一种深切的、热情的紧密关系。我只是相信，犹太人的主流在以色列之外的其他地方被保存得更好。犹太文化自身，尤其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文化，在其他地方更有活力，比方说在美国，在那个地方它有某种优越性。

莱纳：从你说的来看，似乎保持离散犹太人的状态，也就是说保持自己作为少数人的状态，几乎是延续犹太人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极端一点说，犹太人只有在他们的离散状态中才是犹太人。

莱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会说，犹太文化最好的部分是与其被分散、多中心的事实不可分割的。

莱纳：你在暗示，应该由离散犹太人来教育以色列人什么是犹太人价值，你会让自己招致更多的敌意。但反过来说是不是更接近真相？难道不正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心中注入了一种力量和安全感吗？

莱维：很不幸的是，这是一个角色调换的例子。正是因为那种力量的根源，今天的离散犹太人所获得的却是一种成见和痛苦。这也是我为什么谈到以色列作为犹太人中心的角色的衰退。我希望这个过程是短暂的。我们必须支持以色列，正如它的外交关官们要求我们做的那样，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让以色列铭记离散犹太人的数量、文化传统甚至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我们有能力同时也有责任，在某些方面对以色列政治施加影响。

莱纳：在哪种层面上？

莱维：首先，我相信我们应该支持从黎巴嫩撤军，然后，同样紧迫的是停止在占领区继续建设定居点。在那之后，正如我说的，我会谨慎但坚定的地呼吁（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撤离。

莱纳：嗯，那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关系呢？

莱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是另外一个变化多端的组织。我们无法预知它今天的面目是什么？口头上他们表示愿意和谈……但我不认为现在是和巴解进行沟通的成熟时机。阿拉法特的势力正在衰败，我们并不能确定他在做什么、想什么，他身在何处，甚至他是否依然是巴解的首领？也许，将来有一天，以色列政府会和巴解进行协商，但不是现在。双方都在变化当中。

莱纳：如果如你所愿，犹太人的中心重新回到离散犹太人中间，那是否意味着，部分犹太人群体中间正在产生一种觉醒，那就是犹太人必须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部，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根，寻找他们自身的“差异”？

莱维：是的，即使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这一切也应当并且有可能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发生。这里的犹太人群体从数量上算是少数，但是相对比较团结、统一，这同样也是我们的束缚——我们人数很少，而且也进行了种族融合。

莱纳：两年前，你和其他一些意大利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反对以色列政府的公开抗议，我们是否可以说，那种愤怒能够成为团结离散犹太人的催化剂？

莱维：让我们用一种不那么煽动的表述，比方说“不赞成”。是的，这是一种催化剂，即使我一直会想象一个以色列人走到我跟前，指责我：“一个意大利犹太人坐在你的扶手椅上来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当然是容易的。”但是我坚持这一点。离散犹太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迫害的历史，但同时也是跨种族交流和联系的历史，换句话说，那是一所关于宽容的学校。尤其是在意大利，如果我不是这么疲惫，如果我有更多力气，我会在意大利犹太人群体内部鼓动他们担起这个角色。因为，我赞成犹太人在意大利的融合，但并不意味着赞同他们的同化、消失以及他们自身文化的溶解。在都灵，就存在这样的例子，犹太人社区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的生活和文化，但他们并没有被同化。

莱纳：考虑到你所说的观点，对你而言维持和犹太人以及以色列当局的关系困难吗？

莱维：我跟他们之间有一种情感性的、论辩中的紧密联系，这种紧密联系非常深刻。因为我确信以色列应当被守护，我相信强大的军队存在的痛苦的必要性，但是我也同样确信，如果以色列政府开始面对、处理我们从来都不是无条件提供的支持，对其是有好处的。

[1]意大利文标题是“Se questo è uno State”，原文刊于《快讯》（L' Espresso）杂志，1984年9月30日。

[2]利库德集团（Likud）和劳动联盟党（Ma'arach）分别是这场政治联合中的左翼和右翼党派。

[3]梅厄·卡亨（Meir Kahane）是这一时期以色列极右势力风头最劲的人物。

[4]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斯兰文化概念，意为安拉的显迹或安拉的迹象，是伊斯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高级教职人员的职衔和荣誉称号。——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意）普里莫·莱维著；（意）马可·贝波里蒂，（英）罗伯特·戈登编选；索马里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086–8735–3

Ⅰ.①记⋯ Ⅱ.①普⋯ ②马⋯ ③罗⋯ ④索⋯ Ⅲ.①普里莫·莱维－访问记 Ⅳ.①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911号

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

著者：[意]普里莫·莱维

编者：[意]马可·贝波里蒂 [英]罗伯特·戈登

译者：索马里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mm×1092mm 1/32

印张：12.5

字数：269千字

版次：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8–2272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735–3

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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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作品辑（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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