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我原本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想法。已经逃到韩国，每天却无所事事，只是写写回忆文字，我觉得内疚。但是周围的同志们都劝我，“老师，应该把逃亡理由和北边的悲惨现实都写出来呀”。

　　最终接受同志们的劝告，写了这本回忆录叙述以往在北朝鲜的生活经历，那是年的事了。当时写的很仓促，再加上并没有提前准备，不足之处甚多。后来我一直想趁记忆力还在，好好再整理一遍。

　　几个月前，出版社同志们提出想再版回忆录，我就又重读了一遍。感觉就像在读一本新书，过往的记忆都涌了上来，内心变得十分痛苦。我的所有的愤懑和苦恼，一下子又都压到身上了。

　　回过头来看，我离开北朝鲜已经10年了，半岛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我的生活，我将过去10年在韩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都写进了再版的回忆录里。

　　书中关于北朝鲜的部分只是修改了一些表达上的错误，因为内容都是在讲述事实，并没有错误的地方。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对一些事件的脉络进行了强化。另外，初版时附加的访谈删掉了。

　　为了北朝鲜民主化和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人类发展做出努力的所有同志们，希望本书能对他们和子孙后代具有参考价值。

　　2006年8月 黄长烨

原版序言

　　我在一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一开始我以为，虚伪和欺骗是为了解放勤劳的人民大众，即，为了取得与剥削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必须采用的手段。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虚伪与欺骗已经与独裁者的利己主义结合起来。

　　独裁者的利己主义集中体现为个人崇拜思想，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和阶级主义最严重的国家。

　　我身处北朝鲜统治体制的中枢，是整个虚伪宣传的动员和组织者。虚伪曾经一度取代真理占据了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学者的灵魂对立。

　　为北朝鲜体制服务，我最痛苦的是意识到自己正被当作虚伪和欺骗的道具利用。

　　最终，我想对我的人民说出真话。

　　我（在书中）不会因为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个讨厌我的人而夸大、丑化事实，也不会因为喜爱某个人，或者某个爱我的人而毫无原则的美化现实。

　　历史就摆在那里。对历史来说，歪曲是最大的犯罪。我不认为我说的就是绝对（正确），我反倒更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本书。

　　对于与大众利益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或者有干涉它国内政之嫌的言论，我会尽量避免。来到韩国之后，我在努力学习新事物，开始新的体验。

　　但是，我已经老了，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对我思考方法的影响有限。在本书中，我还是想将在北朝鲜经历过的、体验过的写出来。

　　北朝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闭社会。对北朝鲜，国际社会太不了解了，而且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用常识根本无法理解。希望本书对与理解北朝鲜，以及解决北朝鲜的问题有所帮助。

　　1998年12月 黄长烨

第一章 逃亡

　　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

　　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

　　“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

　　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

　　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

　　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我发问：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

　　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

　　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顺利进行，尽管这次逃亡成功的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

　　“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

　　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

　　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

　　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

　　我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必要多问的表现吗？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

　　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和金德弘（김덕홍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负责实际事务。

　　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顾。

　　就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

　　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

　　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

　　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还有，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的人！

　　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

　　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

　　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度变大。

　　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评价，就交给历史吧。

　　我余下的时光已经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我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

　　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

　　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逃亡申请。

　　申请逃亡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逃亡。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

　　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

　　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

　　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

　　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

　　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

　　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

　　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

　　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 D. 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

　　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

　　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朴胜玉同志：

　　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

　　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1997年2月17日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

　　黄长烨

　　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

　　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

　　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别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活的久一点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

　　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晚会，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

　　“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晚会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但是，德弘对我说，

　　“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

　　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

　　“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

　　“大哥..”

　　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

　　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亡”这一提法。

　　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

　　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

　　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如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不顾人民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

　　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

　　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这样吧，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

　　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

　　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我想偿还，所以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的工作中去。

　　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

　　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

　　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

　　为什么？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

　　“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人当然就是反动的。

　　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治北朝鲜的追随者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

　　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意志的薄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

　　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 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

　　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

　　“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接受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后略）”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的时间是1923年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母亲名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東。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

　　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年去世。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

　　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六年制学校。梅里距离我家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但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

　　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抽完后再偷偷溜回村子。

　　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放。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 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 就死了。

　　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

　　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

　　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

　　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

　　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啊，还不会说话啊？”

　　“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

　　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

　　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

　　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

　　“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抓。”

　　“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

　　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

　　“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给我滚！”

　　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结果哥哥真的走了，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

　　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只要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

　　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

　　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老师。

　　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按规定是不能当老师的。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就是我的哥哥。

　　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

　　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

　　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从家到学校20公里，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要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

　　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

　　“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

　　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我的珠算在全年级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

　　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

　　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三年级时参加过，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

　　“老师，我一定要参加。”

　　“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

　　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

　　“能行吗？”

　　“能行。”

　　“好吧，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

　　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

　　“学生兵，你怎么看？”

　　“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

　　“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

　　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

　　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

　　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

　　“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

　　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

　　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兵训练所。

　　“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在这里也存在家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

　　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

　　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

　　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

　　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

　　不过从压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一家小旅店。

　　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动。

　　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

　　“我想继续学习。”

　　“现在这么乱，别学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成战利品。

　　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用枪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

　　故乡进行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拿着抢到处乱射。

　　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住着。

　　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学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尹老师送的衣服。

　　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朝鲜劳动党。新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

　　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

　　1947年2月的一天，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

　　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

　　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受了他们的影响。在学校里向师生们传达党的指示时，语气很象党员讲话的调子。我觉得自己也像一个热情的党员，学生们也这样评价我。

　　1948年2月，我参加了为期6个月的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班，这是我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班里的同学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水准的人。

　　中央党校使用崇实专门学校作为校舍，一部分是教室，一部分被用作宿舍。

　　为了把拉下的功课给补上，我没日没夜的刻苦学习，还因此得了一个“夜晚大学生”的绰号。几个爱好哲学的同学组成了哲学研究小组，共同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通过在党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了“我的哲学”。但是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的。党校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回国的朝鲜人，校长直接用苏联出版的教材给我们讲课。

　　我们的课业延长了一个月，直到8月末才毕业。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是他们都被分配到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原因是他们在入校之间已经有过不寻常的经历（指跟着金日成干过革命之类）。我被分配到了平壤师范大学。不过没过多久，中央党部找到了我。

　　“同志，真对不起。崔昌益同志的夫人被安排在了金日成大学预备科，但是崔同志要求给她安排到师范大学去。真是不好意思，你们能交换一下吗？”

　　大概那些干部们认为我不想去金日成大学吧？！我二话没说答应了。崔昌益是政治局委员，延安派的头目。

　　可能是命运吧！我学习的机会又来了。在日本读大学中途被征用参军，我并没有读完大学。在金日成大学预备科教社会学和逻辑学的同时，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试合格，我成了一名哲学研究生。

　　那位在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就是他走后让我接替他的宋宪革，现在是金大因救生院的党支部同志。当时金大（金正日综合大学）主校区已经建成，所有的研究生都在本校上课，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自己做饭。

　　房东是个年轻人，没工作，守着年轻的老婆和一个孩子。对面也是自己做饭吃的学生们。我的房间很小，与学生们一起做饭。男老师们让我找女学生，也有人给我介绍女孩子，但是当时我正专心学术，根本没有结婚的想法。

　　大学党支部对我很信任。苏联派来的一位哲学副教授的讲义需要翻译城朝语，党支部让我和“哲学讲座长”共同翻译。我开始边翻译边努力提高俄语水平，于是变得更忙了。后文会提到，我在莫斯科读研究生时与这位苏联副教授是同学，其实他的水平很差。

　　那位教授中途回国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水平很差，为了翻译他的讲义吃了很多苦头。1949年夏天，我翻译了苏联哲学教授的《逻辑学》。现在我得承认，其实我翻译的不怎么样，很多地方是自己发挥的。不管怎么说，翻译时我还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第一学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好运又来了。我被推荐去苏联留学。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不过想到年迈的父母我还是做了一番心里斗争。听到消息的宋宪革找到我，要我推荐他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我向支部书记推荐了宋，他顺利通过考试，我离开朝鲜时，宋已经在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了。

　　1949年10月，我作为“派遣研究生”与“派遣大学生”一起离开平壤前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我和一位中央党校45岁的教员被安排在莫斯科综合大学读哲学研究生，第一年学习俄语，接下来三年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史。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还有个生物学学位，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很丰富。我所在的研究院共30名学生，12人学哲学。

　　留学生中我的俄语算是不错的，以前翻译过东西，词汇量很丰富，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俄语老师是个女孩，6个月后我就能毫无障碍的用俄语听课了。我如饥似渴的学习，天文学和理论物理、哲学……我还读了俄罗斯文学，哲学，罗马史..一年下来，我读了5000页，已经能用俄语思考。

　　在莫斯科留学的朝鲜学生们每天晚上会聚在一起讨论朝鲜革命，讨论时相互争论的很激烈。我只参加过一次，觉得太正式了，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去苏联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学习朝鲜的政治。

　　不过关于我的议论传了出去，有的说我不参加讨论是因为水平太低..可能是我在讨论会上发言并不很出彩吧。当时我正努力适应俄罗斯的学习生活。我不是在学给别人看，而是要学到真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好的。没有民族差别，人们互相，道德高尚。现在想来当时太武断了。

　　我的俄语老师与我同岁，丈夫死于苏联与德国的交战。老师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很没有人情味，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我知道她其实有一颗善良的心。老师的造诣很深，读过很多书。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异性的魅力，我跟她走的很近，我们还经常一起去剧场（大部分情况下她买票，我会买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但是我们都不算奢侈）。

　　有一次，我们在操场上散步（我和她牵着手）。她向我告白，说爱我。我对她说，

　　“如果你希望我们只是那样的关系，那就那样吧！”

　　“我也很爱你，但不是男女间的那种爱，我对你的爱是尊敬。我希望你理解我。”

　　之后我们仍然见面，有时还会去她家。她家共三口人，她、她的妈妈和一个女儿，女儿很喜欢我。我们的亲密关系四年都没有变。回国之后我还会经常想到她。

　　1960年我再次去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大会时去找过她一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她在聊天中慨叹苏联正在逐步走向物质至上。那之后电视机出现，人们热衷于看电视，精神世界更加苍白。

　　对当时的苏联，我只有一点不同意，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至今仍然从骨子里反对这件事。但是不得不承认，当时的苏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苏联留学时，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

　　留学一年之后，大使馆推荐我做学生干部，可能是认为我学习刻苦吧。我接受了，当了两年半的学生干部。当时留学生党支部领导人是金日成的兄弟金英柱，他人很好，而且经验丰富，我很尊敬他，跟他学到许多东西。不过，我并没有要跟随他踏入政界的想法，我有一个学者梦。

　　一年语言课程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研究生课程。由于已经耽误了一年，与俄罗斯学生相比，课程拉下很多，我担心即使把所有参考书目都读一遍，估计也跟不上了。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借来同学中学习最优秀的那位同学的笔记，课程中简单的部分就照他的笔记学习，然后我再集中经历专功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难的那一部分。我发明的这个学习方法类似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首先集中经历建设重工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

　　有一次学习遇到问题，我去找指导老师商量。当我的提问越来越难时，老师说，“你打算一天之内把马克思主义全学完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他也没有再提问我。一年刻苦学习之后，我自认为已经有了不错的哲学思考能力。我的学位论文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

　　讲述与妻子的相见之前，先说说另一个女孩子。

　　我到莫斯科第二年的时候，约会过一个女孩。那女孩毕业于金日成大学教育专业，来莫斯科读研究生。她在平壤是个出名的美女，很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首尔的富商，后来没多久男人死了，她又成了金日成大学副校长（一个苏联籍朝鲜人）的情妇。

　　我当时是莫斯科朝鲜留学生的干部，她到莫斯科的第二个月来找了我，她的美貌真是名不虚传!她在莫斯科综合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见面时她说，“我听说同志您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学习，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她比我小两岁，我们当时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见面之后一个月，有一天我正穿衣服打算去图书馆，她敲我的门，要跟我一起去图书馆。我答应了，以后又经常一起去。

　　于是留学生中开始传我们交往了。一位前辈还专门找到我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个狐狸精，说到勾引男人，她会不止四万种方法，对付你这种书呆子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最好还是跟她结束了吧。”

　　对我来说，她是不是处女，有没有嫁过人都不重要，我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人品。女孩对我很主动，有时我正在图书馆学习，她会突然出现，夺走我的钢笔，或是让我放下书和她出去。出去之后，她会在言语中强调关于她的传闻都是假的，跟她在一起会对我有好处。傻子也能听出她在说谎，但是想到她说谎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也就随她了。

　　她希望我们的关系再进一步，战争于是开始了。她利用我的心软和正直，而我无法再容忍她对我耍手腕了。我从她身上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与心术不正的人相处，没必要用高尚的方式，对方已经举起武器，而你还空着手，吃亏的肯定是自己。所以，她对我说谎，我也用说谎来回敬她，她说实话，我才坦诚相待。

　　她看出了我的改变，就两手都用上了。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古典演出。从剧场出来之后，她说，“演出有什么意思啊，还不时拿买票的钱吃顿好的呢！”这简直就是个饭桶啊！我很不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跟她长大的环境有关系，我就没有向她表示不快。

　　那年冬天，她的高官情人来到了莫斯科。她陪着高官出去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宿舍。我也对她下了结论，这是一个旧习难改的女人，我决心和她断绝关系。

　　高官走后，她来找我，向我道歉，我没有接受。接下来两个月，她继续缠着我，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彻底与她疏远了。最终，我们没能发展成进一步的关系。

　　有了这一次经历，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可以说，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女人的学生了。

　　下面开始讲和妻子的相识。

　　1952年5月，我与一个女孩开始正式交往，她叫朴胜玉，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朝鲜战争中，她参军做了一名护士，后来战争结束，她来到苏联学习。我是留学生干部，她是医科大学留学生的班长，比我小九岁。

　　按照规定，她需要定期向我汇报在医科大学学习的朝鲜学生的情况，我们就是这样逐渐亲密起来的。我们真心相待，她也没有介意我与上文中提到的女孩的绯闻。得知我们在一起后，留学生们都表示了支持。

　　她是个性格开朗，很活泼的女孩。当时在苏联，男人对女人还保留着一种绅士风度，但是她不管这些，不论是在商店还是在剧场，与苏联人交涉或是买东西时搞价钱都是她出头。与政治地位相比，她认为学问和做人更重要。她的父母离婚了，她一直反对，并同情母亲。我们交往时，一位大使馆的秘书一直在追她，但是她选择了我。后来的一生中，不论条件好坏，我们相濡以沫。所以，抛下她们（逃亡）成了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的心病。

　　1952年夏天，我作为朝鲜武力部一位大校的翻译参加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运会，我们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朝鲜战争。那也是我第一做飞机，另外，我还意外的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

　　任务结束之后，我和朴更亲密了。我当时自信满满，情场得意，而且在学术上也如鱼得水。身为留学生干部，我得到了学生们的信任。这一切，将我一直以来的悲愤情绪一扫而光。苏联当时是个性关系很开放的国度，我于是也我需要做一个决定：妻子朴胜玉是继续学业还是结婚回国？

　　大使馆的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把我们叫到了他的面前，当时我还有一年就读完研究生了，而妻子的学业还有4~5年，他问我们打算怎么办？妻子同意放下学业回国。我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她举办一场结婚仪式，然后介绍给我的父母。在留学生的帮助下，我们在莫斯科举办了婚礼然后妻子回到了平壤，那是我第一次体会与爱人的离别之苦。当然，那次与年之后的分别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妻子走后，我埋头学业，当时论文已经交了初稿。（译注：原谅，这里略去一部分，作者自夸，相当肉麻）教授对我说，他教的学生中，我是第一个论文初稿一字未改就获得通过的。

　　我当时认为，关于人生观，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活目的和幸福本质，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我打算以后在那个领域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一开始最关心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认识论，刚到苏联的时候最先开始学的也是认识论。随着哲学素养的加深，我觉得认识论没有再研究的必要。那之后再有人问我有关认识论的问题，我通常这样回答，“认识论的知识，学习一遍就行了，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今天认识论已经不再是哲学问题了。关于人生观，文学家比哲学家更有兴趣。

　　我知道回到朝鲜连买书都成问题，于是我在苏联的最后一段时间努力读了许多书。我通常早上很早就去图书馆，直到很晚才会宿舍。就那样，我的留学生活结束了。

　　在莫斯科的四年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我收获了知识和爱情，形成了对人类未来的认知。甚至，我今天的悲剧也是在莫斯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1953年11月，我回到平壤。战争之后，平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已经看不到一所完整的房子了。在我出国留学的几年，国家和人民经历着战争的苦难，我却躲在国外享受和平，我有很深的负罪感！

　　归国后，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哲学讲座长”，我应该感激，因为这是党破例的安排。我和妻子带着9月出生的女儿到了学校（为躲避战乱，学校迁出了平壤）。

　　当时我已经知道，战争是北方（指金日成）发动的。但是，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质之间的战斗，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讨论谁先开第一枪根本没有意义。我当时还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所以我相信，应该将南韩也统一到社会主义的旗下。

　　精神上虽然那样想，在生活上，事实确是比解放前（朝鲜解放，即日本战败）更加不如了，战争的悲惨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成了小偷。我当时住的房子，一下雨屋里就会漏，整个屋里有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老鼠到处乱串。烧火做饭时，满屋都是烟，人根本睁不开眼。

　　教室里没有火炉，我们就用废油桶做了一个，然后点松枝取暖。烟很大，但是却不能开门放烟，因为一旦开门，墨水就会冻上，同学们就没法记笔记了。虽然条件艰苦，学生们都很努力。学校对我的期待很大，我也投入了全部的热情。

　　因为结婚，妻子中断了在苏联的学业。现在孩子出生了，她想继续学习，我当然赞成。妻子进入了师范大学俄语系。

　　哲学系的老师主要是朝鲜战争时从南方逃到北方的人，他们大多原本是首尔大学等南方高校的老师，经验丰富。虽然我比他们年龄都小，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当作老师，向我学习（作者现在是哲学系的头头，又在苏联留学）。特别是一位叫咸奉石（함봉석）的老师，他问了我许多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本来也有许多疑问，就把苏联老师对我做的解释转述给他听，他很感动的样子，我把自己搜集的材料都交给了他。不久之后，他利用那些资料写成《德国古典哲学》一书，我虽然没有读过，但是大家反应都很好。书初版后不久，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稿费。

　　“为什么给我这个？”

　　“讲座长，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请你收下吧！”

　　我笑了，感叹他的淳朴！

　　校方要求讲座长去听教授们讲课，检查他们的教案，但是我并没有执行。我认为，教授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讲课，学习不是靠检查来完成的。教授们支持我的观点自不必说。我经常与教授们一起举行讨论会。

　　我受到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信任，出任代表教员的大学党支部副委员长（相当于我国大学党委副书记），“学部长”也不干涉我。

　　我去苏联留学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北朝鲜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

　　他们大多只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看过一些零碎的文字。

　　甚至那些被派到苏联进修过的教授们也不怎样。

　　但是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的老师们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很认真的听讲。我出国留学之前，曾在金日成大学听过一位苏联来的朝鲜教授的讲座，当时学校的其它老师把他当作在苏联很有名的教授。后来到了莫斯科，我有一位研究生院的同学与那位教授来自同一所学校。我向他打听，原来那位“朝鲜人教授”居然只是我这位同学的助理。

　　还有中央党校的校长，也是一位在苏联的朝鲜人，曾经为我们举办讲座。后来我到了莫斯科，他以朝鲜高官的身份来苏联访问，我又见到了他。别说马克思理论了，他居然连俄语都说不明白。

　　当然，我之所以知道那些，都是后来去莫斯科留学的缘故。学校的老师们其实可以说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依旧在讲课。

　　1954年，平壤开展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学生和教员们都被要求参加建筑劳动。好在当时金日成大学还没有迁回平壤，中央的干涉和管理还没那么严厉，对学习有好处。

　　我当时抽空写作了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拿到了稿费。稿费的数额与我在大学的薪水差不多了。我当时满怀激情，一年共写了1,000多页，这还没将我编写的教科书计算在内。

　　1956年年，我在平壤分到了房子，是个相当不错的房子。我搬家后把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母立刻接了过来。那年5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妻子在大学担任了照顾各国留学生的职务。

第四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

　　学校搬回平壤，政治形势也变得复杂起来。1953年，当我还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就听说了南部劳动党领导人朴贤明和李承叶叛党被肃清的传闻。当时在苏联的留学生还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我感觉党的说法跟事实并不相同，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员对敌人是不能留情的。我决定不介入政治。

　　1954年，在柏松里（当时平壤大学所在地）举行了为清除朴贤明和李承叶余党而进行的讨论会。大学搬回平壤后，又举行了思想讨论会。思想讨论的方法是：

　　所有党员毫无例外的向党表达个人的忠诚，然后是自我批判，然后是互相批判，然后再针对有问题的同志进行集中批判。

　　针对朴贤明和李承叶等南部劳动党系人员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5年，当时从南部来到北部的学者们都非常尴尬。同时，长期以来北部学者被压抑的感情开始释放，出现了针对南部学者的报复倾向。南方学者大多性格淳朴，不会阿谀奉承，北方学者则认为自己出身正统，对党无限忠诚，有一种天生的政治上的优越感。

　　结果思想讨论会自然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来主导。我为了保护南部出身的学者们费尽了心机，但是，哪怕只是与南部劳动党系的人有一点关系，想救他都变得很难。还好，最后除了哲学系一位老师之外，南方学者们都过了这一关。

　　被肃清的那位老师罪名是间谍，理由是与德国修道院的人很亲近。那位老师学问很大，我很喜欢他。有一天他被秘密警察抓走了，留下了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孩子。听说他一直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当时，还没有人被秘密警察抓走后能活着回来。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想在这里给他恢复名誉。

　　他毕业于首尔大学，是一位教授，名叫金真九。我不相信金教授是间谍，像他那样的出身，跑到北方来当间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哲学系当时有秘密警察的眼线，他们不喜欢我赞赏金教授，就造谣说，金教授拍过我的马屁，所以我才替他说话。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苏共20大，会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金日成就抓住这个机会在朝鲜集中火力攻击苏联派。他打的旗号是：攻击那些批判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具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单是攻击苏联派系。

　　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最严重的国家，现在是，当时也是。理由就在于北朝鲜的封建余毒最甚。还有一个现实原因，那就是获得了权力的金日成当时还很年轻，对权力斗争又很擅长。金日成，不，他的本名叫金成柱，1940年末进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特别教导旅团，为第一教导营营长，军衔是苏军大尉。

　　苏联第88特别教导旅团内的朝鲜人中，苏联之所以选中金日成，就是因为它年轻，同时觉得他有远见。他的经历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根本没法比。为了让自己从一个苏联军官变成一个朝鲜人的英雄，夸张宣传就成了必须的工作。当时又恰好是个好机会，朝鲜人长期受到日本人压迫，迫切需要一个英雄。

　　1919年3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被称作第3国际的这个联盟年宣布解散。期间苏共的路线与第三国际差不多，原因很简单，并不是第三国际领导苏共，而是苏共领导第三国际所属的各国共产党。

　　北朝鲜受共产国际领导，当苏联批判个人崇拜时，北朝鲜也要对个人崇拜展开批判。有意思的是，正是斯大林让金日成成为朝鲜的领袖，金日成一向是喊斯大林万岁口号最响亮的人，而且他完全模仿斯大林在朝鲜建立了个人崇拜体系。

　　历史事实是：当苏联批判斯大林时，朝鲜共产党也在批判金日成。接受苏共领导的那批朝鲜共产党人在朝鲜贯彻了苏共的方针，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展开批判。

　　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批判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蔓延到了思想领域。

　　所有反对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进来，贯彻苏共指示，反对金日成独裁。

　　金日成通过嫁祸和残忍的肃清行动，很快将火苗熄灭了。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是苏联派，党委书记是延安派，领导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平壤市市委书记是延安派，这样以来，不仅在校内，在党中央，我成了各方竭力争取的重要人物。

　　我当时还不属于任何一派，资历尚浅，只是与金英柱（译注：金日成的亲兄弟）等有良好的个人关系。

　　我的职务是，党的方面，金日成大学党支部副书记；行政方面，我是哲学讲座长（哲学系系主任），大学科学研究部长。科学研究部长与研究院长是大学内最有权力的人。副校长的权利很小，所以，整体来说，我是仅次于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第三号人物。大学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都依赖我处理事情。党中央来的人会问我大学的情况，然后让我不要对校长和党支部书记说。

　　但是我很苦闷，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牵涉到了我。当时，不仅哲学和经济学，批判活动已经蔓延到了语言学和生物学系。我一直认为：批判运动对杜绝个人崇拜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影响到正常的教学，肯定是不行的。

　　我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决定一切。但是，事实是，共产主义者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干得却全是政治斗争的事。我担心自己会卷进去，成为权力斗争的道具。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认，如果不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在大学里我甚至保护不了自己。最让我难过的是，自己身边的老师们被迫害，我却束手无策。

　　我当时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应该听从干部部的劝告，去中央党校，而不是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

　　南方劳动党的人被肃清之后，接下来轮到了苏联派和延安派。

　　两派的人企图借苏联批判斯大林之际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大学里有点勇气的老师都站在了他们一边，老师们大多同情被肃清的南部劳动党成员。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斗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学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对金日成的苏联派朴长玉和延安派的崔昌邑，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的学者们联合了起来。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随时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他们到了学校一定会找到我，秘密调查校长和书记的动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我对政治斗争既不懂，也不想卷进去，所以对所有的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体党员会议上，以朴为代表的苏联派和以崔为代表的沿安派联合势力攻击金日成，最终以失败告终。

　　正当这个时候，又爆发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党支部书记等人逃亡中国的叛党事件。

　　接下来自然是大学内又召开了思想检讨会，又一批学者牺牲了。传闻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们写了反对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写作的人没有参加思想检讨，他们被秘密警察带走了。

　　申载允老师是曾经的平壤经济专门学校校长，肃清运动时他在金日成大学通信专业。延安派的崔昌邑被捕后，他立刻骂崔昌邑是坏蛋。但是问题是，党内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是日本日援会成员，所有日援会成员都被当作延安派。他的同僚们听到他骂崔昌邑，就联合起来攻击他。我觉得，虽然他有性格上的弱点，不通人情，但是，他还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党组织劝我断绝同他的关系，看着他被整垮，我没能力援助。后来，他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曾经接受过他的恩惠，却没能帮上他的忙，我时常内疚，当时他都50多岁了。

　　接下来我想说说曾经和我一起逃难的宋宪革，他也是50年代牺牲的知识分子之一。

　　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金日成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经济专门学校。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军一度后退，他被韩国军队抓住，负责给士兵们装弹药。后来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来之后，他又进了人民军，并希望重新入党。因为担心人民军（怀疑他），他一直在人民军内呆了7年之后才找我帮忙。

　　“你现在被安排在哪儿？”

　　“平壤西区，人民委员会商业部当指导员”。

　　我决定帮帮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们考虑安排宋的问题。然后又去找了与我关系不错的商业学校校长，跟他讲宋很有才华，强烈推荐宋去商业学校做教员，校长同意了。

　　重新进入商业学校后，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时间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是到了年8月，也就是前文说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攻击金日成反遭肃清之后，党的个人独裁更加严重，开始严格调查所有知识分子。宋虽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经参加过日本军队，哥哥又跑到了南方..结果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一个“养成所”当教员。

　　后来他还寄信给我，虽然当时我已经进入党中央，但是仍旧没有能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因为政治牺牲了。

　　从宋的身上，我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才华和善良未必能保证成功，相比而言，独立自主性要比创造性更重要。在东京时，我劝他不要参加日军，他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饥饿等），还是去了。在不该回去的时候又回到了金日成大学，在不改结婚的时候听从父母结婚..宋天性善良，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听老师的话。

　　想到他我还联想到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在教育子女时，除了交给他们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自主和拥有不屈的斗志。

第五章 金日成的理论秘书

　　1958年1月3日，我成为党中央书记室的理论书记，在党中央上班。金日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立了书记室，将自己的理论书记一律称作“秘书”，理论书记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书记室自从金日成开始党的事业时就设立了。书记室长曾留学苏联，比我早一年进入书记室。室长之外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金日成大学研究院出身，听说中学是在日本第三高中就读的才子。另一位解放前在首尔大学毕业，比我大九岁。

　　他们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但是文章都写得非常棒，特别是室长，非常擅长写理论文章。成为党中央的书记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有了个人专车，有军人护卫，还住进了高级住宅区。为了辅佐金日成总书记（当时叫党委员长），党中央各个机构都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拜托的事更是不敢怠慢。

　　每天晚餐都在“经理部”免费吃，妻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教俄语。就这样，我们的富裕生活开始了。有一天，妻子小心翼翼的对我说，想把寡居的生母接过来。丈母娘离婚后又再婚，不过新丈夫也已经死了。我立刻同意了。

　　丈母娘带着再嫁后生的儿子和女儿搬了进来。我让女孩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男孩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技术。当时，中央委员会有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下面是部长、副部长，科长、指导员。后来，党中央委员长成为总书记，副委员长开始叫做书记。

　　为了不将党魁秘书的“书记”（指我们）和党中央领导“书记”（原党中央副委员长）混淆，本文中，书记指的是党中央领导，秘书指我们。理论秘书（即理论书记，下同）们还有一个技术秘书，他其实就是给金日成跑腿的。金日成很看重我们这些秘书，包括政治局会议都让我们参加。

　　金日成主持会议和去各地视察时，我们都会陪同。金日成对我们说，“同志们不仅要读懂我说的话，连我的脑子里的想法也要能读懂。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符合我的意思的文章。”我们这些秘书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金日成写演讲稿，以及整理金日成的讲话。还有，修改那本已经出版但是整理的不太好的《金日成选集》。

　　我们除了为金日成个人整理和写文章之外，还要写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决定”和“红头文件”，以及修订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金日成还命令我们为他的主要干部写演说稿，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帮助。

　　1958年8月，母亲去世，享年80岁。（略）

　　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阶级，这其实和用强盗的方法消灭强盗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最终能否消灭强盗，但可以肯定的是，强盗的逻辑和强盗的手段反而更盛行了。北朝鲜的统治者要求用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解决阶级问题，结果造成的阶级问题比任何阶级社会都严重。

　　1958年是北朝鲜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经济上，北朝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政治上，金日成肃清了国内的反对派以及延安派和苏联派，完全建立了个人独裁体制。人民的生活与朝鲜战争之前相比，也有了巨大改善。

　　如果金日成从1958年开始，只是独裁10年，那么朝鲜现在也不会发生每年饿死100万人的惨况。无论是发动朝鲜战争，还是肃清政敌，金日成当然负有责任。但是我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也起到很大作用。根据阶级斗争原理，对于阶级敌人，无需在乎手段和方法，只要发动进攻就是正确的。它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当时我还是很尊敬金日成的，因为他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我还是征用兵时，听说了被包装过的金日成的故事。当时我想，如果此生能见金将军一面，死也无憾了。解放后，也不知那些到底是真是假，我这样想：“不管怎么说，金日成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北方人民才接受了他”。我非常敬佩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后来我与游击队员出身的干部们金日，崔永建等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58年我成为党中央的秘书，那年金日成46岁，每天早起晚睡，没有别墅，到地方考察时与我们一起在车里吃住。早上我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金日成已经与副官在散步了。金日成当时精力旺盛，通常是我们这些秘书们急急忙忙跟上他的步伐。

　　金日成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常只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秘书一次也不曾缺席。会议上的速记内容和录音材料都保管在秘书室。

　　我们把文件整理好后，呈交给金日成，他下结论，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表。金日成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的批评金日成将苏联、中国、东欧的援助不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发展重工业。金日成反驳说，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朝鲜永远无法独立自主。

　　在金日成的重工业政策指导下，1958年北朝鲜生产出了28马力的拖拉机和货车。那年我陪金日成去平安北道、两江道等地考察，军事工厂已经在地下建设完成。

　　我的感觉是，写演讲稿与写教科书完全不同。从开始写讲稿到写得顺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秘书室工作不久，1958年4月，我被要求写金日成对司法监察的演说稿，我在室长的帮助下写完交上去，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他最后演说时没有用稿子。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最后我还是根据金日成演说的记录整理好了稿子。我将整理好的稿子交上去之后，金日成评价说整理的很好。那篇演说后来收录进金日成的选集。

　　金日成的演讲以经济问题居多，大多由其它精通经济问题的秘书动笔。这样以来对我反倒是好事，因为我业余时间就多了，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哲学问题。其它秘书到了周日喜欢打猎或去其它地方玩，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秘书们为政治局委员们开讲座，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除了金日成和崔勇建都要参加，秘书室长负责经济部分，我负责哲学部分。我当时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

　　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

　　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

　　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 公里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1959年1月，我陪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金正日正读高中毕业班，一起同行。我之前在朝鲜中央党部见到金正日和父亲金日成一起出现过几次，不过正式见面这还是第一次。金正日知道我曾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授，对我很尊敬。对我而言，他是领袖的儿子，我自然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金正日很机灵，好奇心很强，问了我许多关于大学学科的问题。我是学哲学的，对所有的学科都略懂一点，似乎满足了他的疑问。金正日不能参加正式活动，只能留在宿舍，他还要我留下来陪他。

　　在与金正日的聊天中，我对他的印象是：金正日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对权利已经有很强的欲望。他很努力的伺奉父亲，每天早上金日成出门时，他都会在一旁扶着父亲，亲自给自己的父亲擦皮鞋。

　　金日成当时才47岁，是根本不需要搀扶的。但是每次儿子搀扶自己时，金日成都表现的很满意。等到晚上金日成回来，金正日都会召集副官、医生、看护等陪同人员，听关于当天的报告，并做出指示。（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个小青年是如何把自己的叔叔赶走，自己继承权利的）。

　　有一天金正日说想去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展览馆参观，我就带他去了。他问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我给他翻译的很吃力。我问他为什么对技术那么感兴趣，他说，“因为那是父亲关心的问题。”

　　他还说想去莫斯科综合大学看看，一起去的苏联共产党官员想巴结他，就对他说，“你毕业了，可以来莫斯科综合大学学习”。但是金正日勃然大怒，“平壤也有优秀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我要去金日成综合大学学习”。

　　金正日是个急脾气，给下面的人作指示时很严格。金正日不是那种深思熟虑的个性，很感性，容易受感情左右。

　　1959年，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全面爆发，秘书室接到指示，批判修正主义。那年春天，我受金日成委派，陪同最高人民委员会常任委员长（名义上的朝鲜国家首脑）崔永建（音译）巡访社会主义国家。同行的还有副首相和最高人民会议秘书长。巡防的目的是对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向朝鲜提供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谢意，访问顺序依次是苏联、东欧、蒙古，代表团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印象最深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

　　1950年夏天我曾经带领在苏联的朝鲜留学生去匈牙利一个国际休养胜地度过了一个月，当时匈牙利经济困难，我们这些外国人到了那里也吃不饱。但是，这次到匈牙利，感觉一点也不像刚刚经历了动乱的国家 （译注：指1956年事件），人民生活水准很高。

　　匈牙利从中国接受了大批援助（译注：这家伙不愧是搞文字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啊当时的局势给人一种印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从苏联手中转移到中国。）。

　　匈牙利当时贯彻亲中政策。斯大林已死，匈牙利甚至提出奉毛泽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主张。1956年，中国认为，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批判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弱化了阶级斗争，所以才导致匈牙利事件，中国认为这一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直接后果，中国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

　　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好感也超过苏联。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如朝鲜，他的领导人每年都会为了援助而访问苏联等国。与赫鲁晓夫给援助外带条件不同，中国不仅不带条件，往往给的比要的还多。所以，阿尔巴尼亚也偏向中国一边。

　　我为崔永建写作访问期间的演讲稿，他很满意，常常把我叫过去，听我的意见。在党中央，传闻崔永建是很难接近的人物，但是我接触后感觉并不是。回国后，金日成读了所有崔永建的讲稿，称赞我写的很棒。

　　中苏意识形态之争日趋激烈。金日成说，“我们要让自己的主体思想更加坚固”。为了恢复受到毛泽东挑战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身份，赫鲁晓夫嘲笑中国大跃进的失败是小资产阶级急迫性的表现。

　　他嘲笑毛泽东想放屁，结果拉出了屎。而毛泽东也想通过思想斗争，挽回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损的权威，所以更积极的投身意识形态之争。金日成则想利用两大国的矛盾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大力宣传千里马运动，强调经济、文化都要走自主路线。

　　中苏论战继续进行着。1960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了81个国家共产党大会。

　　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进行。中苏两边的论证又持续了一个月。

　　北朝鲜代表团团长是金日，思想书记是金昌万，我作为理论顾问随行。北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剩下的所有国家都支持苏联。

　　中国方面，队长是刘少奇，前锋是邓小平和彭真。苏联的队长是赫鲁晓夫，组织书记和宣传书记是前锋。两方开骂。

　　当时普遍认为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支持中国的是少数。所以，无论中国的发言多么出彩，1对7的比率，还是很辛苦。

　　一部分小党担心共产主义的分裂，留着泪说，“经历过10月革命的苏共和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相互对抗，这像话吗？这个房间可是列宁曾经办公的房间啊，如果列宁在世，看到我们吵成这样，会说什么呢！”

　　胡志明看不下去了，出来调节。

　　赫鲁晓夫说好，刘少奇拒绝，会议继续僵持。

　　朝鲜团长打电话给金日成汇报情况，金日成作出指示：

　　“即使我们被迫重新回到长白山区打游击，我们朝鲜也绝不屈从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金日成知道，当时各国共产党间的国际电话都要在苏联转换（也就是说他讲话的内容是被苏联偷听的），就故意将声音提高的很大。

　　第二天，我和团长没有参加会议，留在宿舍按照金日成的指示写宣言书，晚上快要写完时，联络人员过来说两方和解了。据我们的国际部长说，两方剑拔弩张，会议陷入僵局时，邓小平、彭真和苏联开始了谈判。

　　苏方：“中国还要继续称我们是修正主义吗？”

　　中方：“苏联还继续诽谤我们是国际宗教团派吗？”

　　苏方：“不会，苏联以后不会再诽谤中国了”。

　　中方：“那么，中国也不会再叫苏联修正主义了”。

　　苏方：“那么，我们在列宁像前盟誓”。

　　中方: “好”。

　　最后中苏两方在列宁像前盟誓，互不诽谤对方。

　　第二天早上，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演讲，态度与之前来了个180°大转弯。晚上赫鲁晓夫举办宴会，但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都没有参加。

　　赫鲁晓夫不是一个稳重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农民出身骄傲，喜欢开玩笑嘲笑别人。

　　中苏论战期间发生的一件事。11月7日，为纪念10月革命举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小平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小平先走，邓小平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吧，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为，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共产主义理念斗争。但是，从中苏论战看，共产主义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权谋。

　　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中国共产党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毛泽东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毛泽东错了，中国共产党内也会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

　　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受。

　　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

　　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 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的根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说，走进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对群众进行思想改造，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

　　我认为，为“千里马运动”赋予理论意义，通过运动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还需要再发展。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建立人们互相帮助的组织的条件也已具备，通过千里马运动，建立协作小组。也即是说，我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集体利益更重要，武装群众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我认为，苏联的教训是忽略了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强调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不管怎么说，“千里马运动”火热的进行着，也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里马运动”中，还展开了对落后同志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人有难，大家帮忙。

　　我提议“千里马运动”不仅要在生产活动中展开，还要扩大到党的机关内，但是没有被接受。

　　金日成将“千里马运动”中的方法称作“千里马方法”，认为应该在工厂管理中也推行。“对策的事业体制”后来演变成“党书记独裁体制”，但是一开始，这一想法确实为了克服领导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这个创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让它理论化。这时我已经开始考虑，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主体思想理论体系化。当时党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两个，“主题思想”和“群众路线”，但是我提出了新观点，将两者合二为一，“主体是群众”。

　　用一句话总结金日成这时的主体思想，即：无条件崇拜大国的伺大主义，但是又反对完全在朝鲜照搬大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求创造性的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的思想主体是革命，所以要求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北朝鲜革命中。

　　但是我认为，革命是一场运动，不适合使用主体一词。不该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鲜的主体是朝鲜人民，要考虑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创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并加以正式化。这也是主体思想的根本内容。这是金日成结合当时北朝鲜实际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视系统理论，而且还很重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

　　“党的事业是人的事业”。

　　“教育事业要放在所有事业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我第一次成为人民代议员。

　　1959年1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日接触之后，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听说他回到家对我的评价很高。金正日进入大学后，还会到党中央总部来找我。

　　金日成的办公楼共3层，秘书室在1层。与金正日多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他的权利欲很强，性格过激，妒忌心很强而且不择手段。我当时甚至担心，将来他掌权会让国家亡掉。

　　每年夏天，书记们可以休假一个月，我这个时候通常去金刚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两座名山还是1961年9月，第四次党代会结束时，金日成让我们休假，秘书们一起去了金刚山。金刚山真的很美，之后我每次休假都会去金刚山，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分开的恋人。美景中我会完全忘记自己。与海相比，我更爱山。所以，有机会出国时，我更愿意去那个国家的名山。其它秘书们喜欢打猎，但是我没兴趣。原本我对运动也没兴趣，到了金刚山之后，喜欢上了登山。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睡觉前读童话，阅读童话时大脑就会被童心占据，对睡个好觉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有机会出国时，就会搜集那个国家的童话书。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访问为契机，我将主体思想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理论化。当时，我的秘书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对深化理论工作也自信满满。

第六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校

　　当我寻找着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秘书的乐趣和自信的时候，一纸命令，我就成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在我之前，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校长都是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级别的人担任。看来随着金正日的入学，金日成想提高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级别。还有传言说，金正日在大学里对书记还算满意，但是与校长的关系不好。

　　金正日入学，随他一同入学的还有他的妹妹和金日成的小舅子，再接下来是金日成后妻生的孩子。显然金日成想让自己的心腹担任大学校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金正日向父亲推荐了我。

　　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是北朝鲜唯一的综合性大学。

　　那年我四十岁，我成为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同时，金日成综合大学也由原来的高等教育省管辖变成了内阁直属机构。当时的内阁首相是金日成，第一副首相为金日，金日在事实上履行着首相的职责。也就是说，我成为大学校长后，学校成了金日成的直属机构。

　　我并不喜欢金大（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的职务。当时我的秘书干的很顺手，哲学研究事业上也正逢关键时刻。而当了大学校长，不可避免的要出席很多日常活动，再加上我的行政能力不足。另外，之前校长位置上的人结果都不怎么样。

　　在秘书室，我直接在金日成手下工作，进行研究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干涉我，可以说没有比秘书室更让我满意的地方了。不过同僚们都恭喜我说，想进一步取得金日成的新任，金大校长是更合适的职位。当时，党中央副部长的月薪是元，但是金大校长的月薪是250元。而且轿车和警卫的档次都高一级。

　　任命我为校长后，金日成对金大表现出了更大的关心。只要金大需要，都会满足。金日成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金大的事情，有空金日成还会直接到金大访问。金日成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特别是二女儿金庆真（김경진）。金日成的二女儿学的是物理学，金日成说女儿要干更大的事情，要学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指示指定了特别教育案，教她经济学、物理学 、哲学。

　　我要经常为金日成的子女举办特讲。在金日成的直接关照下，我的大学校长当的越来越顺手，我也渐渐满足了。党科学教育部对我给出了积极的评价。

　　这里说说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和她的妹妹是如何结婚的，很有趣。他们二人是在我当金大校长时在金大相见的。张金二人是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张成泽不是他们班学习最好的，但是很有艺术细胞，手风琴拉的很棒，唱歌和跳舞的才能更是无人能及。

　　我不知道两人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不过两人正在交往的传闻确实悄悄传开了，不久之后传到了金日成的耳朵里。金日成当即指示，调查张成泽的家庭关系，结果显示，张的父亲经历有问题。金日成很生气，要求女儿立刻与张断绝关系。

　　金日成还指示给弟弟金英柱该怎样具体让两人分开。接到指示，金英柱把我叫了过去，给我说明了情况，要求我不许他们再见面。我知道，对恋爱中的男女，越是强硬分开，两人就约黏糊。

　　金庆姬（金日成女儿）来到校长室找我，抗议我干涉学生恋爱。我对她说她年龄还小，那些事情急不得。我感觉小女孩脾气很倔，就找到了他的叔叔金英柱，将我对她说的话都向她的叔叔转述了一遍。金英柱无可奈何的摇头，他知道这个女孩脾气倔，连她大哥金正日也拿他没办法。当金日成知道两个人还在秘密交往后，生气的指示金英柱让张成泽离开金日成综合大学，去外地的一所经济学校学习。

　　接到金英柱的指示，我不能再保护张成泽了。我送给了张很喜欢的书，让他继续好好学习。我当时丝毫不怀疑他们会重新见面结婚，后来也的却如我所料，两人结婚了。依此为契机，我们家和张成泽家走的很近。张成泽常常将我的儿子领到他家里。我准备第五届党大会讨论时，张还带夜宵到我的办公室，一起熬夜，张为我看文稿。张成泽三兄弟都很有才能，他大哥是军团长，二哥是军团政治委员。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金日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国内受到批判。金日成的对策是同时反对苏联的“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坚持自己的革命路线，更强调主体性。1966年的党代会也成为金日成宣布这一路线的契机。我做了发言，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平时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考验。

　　1966年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创校20周年纪念。

　　金日成和党的主要干部都参加了纪念活动，直到看完文艺表演，都还没有问题。但是看到2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我的论文，问题来了。我的论文题目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讨论过渡阶段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我先在大学当老师，然后离开大学去党中央，再回到大学当校长，7年过去了，感觉到和以前同僚之间在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上出现了差距，因为我在政治局书记处，资料丰富，学习的时间也充裕。知道我成为校长后，以前的同僚们对我很期待，希望向我学习，邀请我写一篇20周年的论文。

　　文章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后，就宣称从资本主义过度到了社会主义，接下来无产阶级专政弱化，国家也逐渐失去活力。

　　中国共产党则不然，阶级斗争要持续到共产主义建立。我写道，仅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并不代表过渡期的结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力下，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针对朝鲜的情况，只有统一半岛，过渡期才算结束，直到那时，阶级斗争将会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将一直持续到那个时候。我还强调了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的作用，主张不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出身而是从他为社会主义做出的贡献来评判他们的进步性。

　　论文发表后，金大评价说很有独创性。但是，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和金日成的表妹夫提出了问题。当时金英柱是组织部长，事实上北朝鲜的二号人物。金日成表妹夫是中央党校校长。

　　当时金日成综合大学和中央党校从规模到学者数量都差距很大，中央党校凭借着直属党中央与金大竞争。金英柱毕业于莫斯科综合大学法学院，金日成的表妹夫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历史学专业朝鲜史研究生毕业。两人认为我的论文是要弱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转正的反党修正主义论文，并向金日成报告。

　　金英柱对我并没有恶意，可能是我平常写的文章与他的观点不一致，产生不悦情绪。当时金日成已经肃清南部劳动党、延安派、苏联派，正在肃清一起打游击的那批人。金英柱手下的很多人都包括在内。

　　我的感觉是，金正日已经发挥了政治影响力，金正日想把包括金英柱在内金日成身边的人都除掉。

　　拍马匹的基本方法之一，是人为的为要拍马屁的那个人制造对手，然后攻击那个对手。金正日就是采用这个方法。他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是最忠诚的，就说金日成周边的人不忠诚，或是思想上，或是能力上，以各种口实一一除掉。当时，我属于金日成身边的人。

　　金正日与我的关系不差，但是事情的发展真的出乎意料。在论文事件中，金正日表现的在我和金英柱之间摇摆，同时高度评价父亲是理论权威。金日成则不然，有机会就会点名批判我。

　　结果，我和秘书处持有相同观念的人都被流放。我也做好了准备到地方去，开始打包行李。金日成的这一行动，是北朝鲜走向极左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表面上是理论之争，实际上则是从根本上消除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金日成声称反对苏联右倾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模仿中国文化大革命，强化个人独裁。

　　接下来，一方面金日成被更加偶像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更加严厉。要求全体朝鲜人佩戴金日成徽章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批评我的人说我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江原道当建设工厂负责人的老丈人想逃亡中国被抓。

　　我不知道老丈人怎么会想逃亡中国，但是，可以确认的是，金日成很不满。

　　我和妻子与丈母娘生活在一起（丈母娘和丈人离婚了），跟丈人根本没有来往。但是，在很重视家庭关系的北朝鲜社会，这一事件发生后，我立刻陷入很难堪的境地。妻子被大学撤职了，我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没办法。突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当时直接管理大学的副首相金日与我的关系不错，我去找他商议。他想了一会说，“理论上出了问题，当然还要从理论上解决不是吗”？他没有说帮助我的话，我也没有期待。但是他的话的确对我帮助很大。

　　下面简单说说金日成的家庭情况。金日成是三兄弟的老大，老二叫金哲柱（김철주），解放前就死了，弟弟叫金英柱。金日成还有几个堂兄弟(叔叔的儿子)。

　　其中最出名的是金常柱（김창주），长期担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休息在家。

　　金日成舅舅的儿子们中有一位叫江贤秀（강현수）的，长期担任平壤市党委书记。姨母的孩子里有一位叫李龙武（이용무）的，一开始在军队，现在是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最近他已经成为金正日的心腹之一。在金日成的亲戚中，势力最大的是堂兄弟们。金日成姑母的两个女儿都在苏联留学，两个女婿分别叫楊亨燮 （양형섭）和許聃（허담），他们与金日成的堂兄弟是竞争关系。姑母方面处于压倒性优势

　　金日成的后妻金圣爱（김성애）和金日成的表姐金申淑（김신숙）[楊亨燮（양형섭）妻子]，金诚淑（김정숙）【許聃（허담）妻子】来自同一个村子，但是关系很坏。金正日排斥金圣爱（김성애），支持两个表姑（金申淑（김신숙），金诚淑（김정숙））。金常柱（김창주）在和金申淑（김신숙），金诚淑（김정숙）两姐妹的斗争中失败，他手下许多人后来自杀了。金达贤（김달현）是金日成舅舅的孙女婿。

　　1967年8月，平壤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应该说是平壤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灾害。我之前觉得大堤（距离金日成综合大学很近）可能决口，就领着学生们加入堵漏大堤的工程中，但是中央指挥部认为太危险，命令我们撤回。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只听“咣”的一声，大堤决口了。再晚一步我们恐怕就都被水淹死了。

　　大堤决口之后，整个平壤一片汪洋。我担心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请求军队支援。但是整个农场已经全被水淹了，水面上只能看到屋顶。我很心痛，但是不得不撤退。令人高兴的是，后来学生们爬在他们养的猪身上生还了。

　　按照金日副首相的指点，理论问题就用理论解决。我又写了文章解释相关问题，与其说是想改变我的命运，不如说我想申辩。我苦苦思索到底我错在何处，茶饭不思，妻子都开始担心我的健康。

　　我还改变了对教师和学生们的态度，我更经常的在宿舍过夜，与学生们一起吃饭、运动，晚上一起生火取暖。巡视宿舍，看到有的宿舍没有打扫，我会拿起扫帚帮他们清扫。我还帮同学们擦皮鞋。回到校长室，通常已经黎明十分，我再接着写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文章。

　　包括党中央科学教育部长和组织部大学指导科科长在内的调查组进驻大学，集中检查之后，召开了党员扩大会议，对我这个大学校长进行集中批判。我首先进行自我批判，然后教职员对我进行批判。

　　许多学生党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哲学系5年级的学生，也是大学学生委员长，作了声援我的发言，“我们校长不是那种人”。

　　在当时的气氛下，声援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位研究生猛烈的批判我，接下来又有女研究生批判那位研究生，

　　“同志，当年你听校长的讲义，感动的留下眼泪，现在却反过来批判校长，你还有良心吗？”

　　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立场很难堪。虽然我知道那些勇敢的学生们家庭成分没有任何问题，在大学里也没有问题。我还担心他们会受到迫害。

　　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决心一定要解决理论问题。可是，思来想去，依然迷雾重重，看不到出口。

　　时间继续一点一点的过去，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校长室思索，进入梦乡，又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一会的功夫，迷雾消散，我发现了一丝曙光。

　　马克思主义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阶级，将来阶级也会消亡。

　　所以，阶级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短暂出现的一个现象。既然如此，怎么能以阶级为中心来看待历史呢？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历史。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使无数人遭殃，但是，他打的旗号确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坏文化，迫害知识分子，竟然动员“红卫兵”，而且依旧是在“保护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展开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致。

　　金日成虽然嘴上说反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实确是：朝鲜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金英柱和金正日展开了激烈的权利斗争，斗争的结果则强化了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与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可能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我进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缩小版。

　　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

　　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

　　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黄校长的错误，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

　　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听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

　　“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

　　“我很抱歉”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译注：即黄的妻子）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

　　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辅佐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们都等着您呢”。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1970年10月初，我以汇报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反省成果为由，要求面见金日成。10月20日，金日成早上在办公室会见了我。那天是周日，我讲了三年时间里为了修正思想所做的努力，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本质的哲学判断。

　　我说想将主体思想哲学化，金日成很满意，他说，“那么以后，校长你只要挂个名，专心研究你的哲学事业吧，现在和我一起去一趟学校。”

　　我与金日成一起逛了大学一圈，交流了关于大学教育的问题。一个月后，年11月，第五届党大会上，我发言后金日成讲了一个小时，对我给予很高的评价，金日成说我的错误只是理论错误，为了改正错误，我做出很大努力。

　　这是很破例之举，后来会议的领导机关选举中，我从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

　　1971年初，我带领两名助手，去了黄海南道休养胜地。一位曾经是秘书室的科长，一位苏联留学归来的经济专家，我们被驱逐后，他升为副室长。另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楊亨燮（양형섭）的妻舅金容元（김용원）。也就是说，他是金日成的堂兄弟。

　　我带领他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善良，很听话。还有一个考虑，动员他家的一个人站在我这边对我的事业有助。而且，我写文章也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助。

　　我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错在哪里我已经完全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梦幻已经完全破灭。

　　我那位经济专家助手很自豪的说他读过七遍资本论。对我的新哲学理论半信半疑。我问他是否对资本论都理解了，他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没能理解的部分”。

　　我让他找出不理解的部分，然后解释给他听。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逐渐接受我的理论的真理性。

　　我集中精力写了6个月。那年秋天，父亲病重，已经不能说话 了，最终父亲在我面前去世，享年89岁，与母亲合葬。葬礼结束当天我就回到了休养胜地。

　　因为要继续写作。（略）

　　金日成夫妇和他的妻舅也到了度假胜地。金容元晚上出去打猎见到了金日成妻舅。当时金日成妻舅刚从金大经济学专业毕业，与我一起在党中央秘书室工作，他与金容元关系不好。

　　“金容元什么也不做，一到晚上就去打猎”。

　　金日成听到后很生气，叫金英柱马上把金荣元传唤过去。

　　结果金荣元不得不提前返回平壤，只剩下我和秘书室副室长。我们也搬到了一个新的休养胜地。搬离的另一个原因是金日成打电话过去不方便，新地方有金日成的度假山庄，党中央干部们的度假别墅也位于那里，与平壤有直线电话。

　　金日成的小舅子是我的学生，他讨厌金荣元，我没有想到他也会反对我。在他的庇护下，一群秘书室年轻秘书们联合起来与室长和副室长斗争。后来金日成也加入进来，站在小舅子一边，结果室长和副室长都被免职了。我向金日成要求将副室长降为指导员，还做我的助手，金日成同意了。不过，那些年轻秘书们还是会找他的岔。

　　金日成的这位小舅子在外面尊敬我为老师，但是回到秘书室，就贬损我。可能是担心我威胁到他在金日成心中的地位了吧。

　　1972年夏，我与金日成一起去休假，同去的还有金日成的秘书。休假结束后已经是9月了。回到平壤之后，日本一家通讯社请求采访金日成。主题是“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朝鲜劳动党对内外政策”。首先是书面回答，然后见面采访。书面文件是我写的，1972年9月17日，我写了《关于我党主体思想和共和国政府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对主体思想下了定义，并阐明了朝鲜劳动党的对内外政策。文章发表后，反应很好。

　　金正日也很满意，但是金英柱反对。金正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读懂了，而是为了反对叔叔金英柱，向自己的父亲表示衷心。对金正日来说，理论是小事，掌握权力实现独裁才是目的。金正日和金英柱的权利斗争越来越激烈，金日成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儿子，而不是弟弟。

　　金英柱后来病倒了，“植物性神经不协调症”，住进了疗养院。不久之后，金正日打电话给我，

　　“叔叔总是反对主体思想，黄老师去说服他”。

　　我去找金英柱，与它一起呆了四天。金英柱最终领悟了。他的苦闷不再是哲学，他对我说，

　　“我们家好像要决定金正日为接班人..”

　　“您在莫斯科就喜欢哲学，现在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与我一起研究哲学如何？

　　祖国统一需要时间，而哲学事关全人类的命运。”

　　他没有做决定，我也没有等他的回答就离开了疗养院。

　　1972年12月召开了最高人民会议，会议通过了朝鲜新宪法。我被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和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北朝鲜模仿了苏联的制度。根据新宪法，朝鲜实行国家主席制，党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最高人民会议是国家权利机关，休会期间由常委会代行指责。

　　常委会委员长并不是国家元首。有的外国电台不知道这个常识，将我说成是北朝鲜国家元首，我惶恐不已。

　　1970年的一天，我独自面对金日成。与在秘书室时期不同，在大学工作让我明白，如果不能获得领导人的倚重是很危险的，政治情势复杂，我又从事理论研究，重新进入党中央工作当然最好。我向金日成说了我想回中央的想法，金日成说，

　　“我同意你的想法，不过金大校长并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胜任的职位。我会想办法让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一些。”

　　不久之后，我被任命为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与朝鲜法学家协会和朝鲜学生同盟一样，朝鲜科学家协会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影子团体。这些团体只是在需要对外发表声明的时候才会用到。

　　朝鲜科学家协会委员长之前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白南基兼任。所以，我猜想是否金日成想让我做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当时我觉得当时我的年龄还不够，不太可能。

　　从那之后，我开始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频繁的议会外交。

　　金日成之所以设立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就是为了展开国会外交，让我做常委会委员长也考虑到能经常与我这个国会代表团团长见面。我成为常委会委员长后，工资增加了50元，比政府部长的待遇还高。作为委员长，我有自己的办公室，书记处。政治局学习会议我也参加，与金日、林春秋（임춘추）,朴成哲（박성철）,吳振宇（오진우）等一起。

　　每年我都会去国外访问几次，金日成会见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和学者代表们时我都会同席。1972年，金日成60大寿，我得到了一块以金日成名字命名的金手表。送金手表是金日成亲自选定的方案，只发给核心干部。

第七章 金正日掌权

　　1973年初，我到了平壤近郊的一处休养胜地。这是党中央修建的第一个休养场所，没有几个房间，但非常适合写作，1961年第四届党大会时我作为秘书室秘书已经去过一次。这段期间，党中央的实权逐步转移到金正日手中。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北朝鲜，大家都明白了，金正日就是接班人。

　　对金正日的溜须拍马也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人甚至说是与金日成一起抗日的元老们选定了金正日做接班人。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别说没有一位元老有过那样的想法，即使说有，只要金日成表示出哪怕一点点反对，金正日都不可能接班。

　　世袭已成既成事实，也意味着个人独裁体制必将长久化。金日成没有现代政治意识，同时封建意识浓厚，想把权力传给儿子金正日，金正日呢，也有从父亲那里接班的野心。

　　1974年2月举行的党代会批判了金日成的弟弟金英柱，批评他没有事业心，没有好好辅佐金日成。金日成批判金英柱，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金英柱最终被降为副总理。

　　我所知道的金英柱是个诚实、有个性的人。金英柱曾留学苏联，对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排斥。从这一点上说，他比金日成还要强，金正日更是没法与他的叔叔相提并论。

　　金英柱在权利斗争中败给金正日是必然的。宣传秘书和国际秘书是金英柱的左右手，他们都曾留学苏联，反对极端左倾，不喜欢个人崇拜。金英柱像相信自己的生命一样相信两人，结果两人被驱逐之后，金英柱的根基立刻不稳。

　　金英柱被降为副总理仍不能让金正日满意。后来金英柱又被赶到了两江道一个山村里，软禁了起来。

　　从那时开始，直到18年后的1993年，金日成仍没有打算为金英柱平反，不过彼时的金英柱已经完全对金正日构不成威胁，金日成就把金英柱接回平壤，让他做了形式上的副主席。境遇与软禁时没有什么分别。

　　从被软禁地回到平壤后，金英柱说，“灭金正日的是黄长烨”，金英柱对朝鲜情势的不了解已经到了那个地步！金日成曾经说过，“金英柱不狠毒，所以与叔叔相比，金正日狠毒是他的优点”。1974年，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后开始对金日成的“造神”运动。

　　金英柱曾经提出10大原则，金正日则将十大原则引到偶像化金日成的方向。

　　另一方面，为了偶像化自己，金正日也用上了所有的手段。党的组织机构捏造事实，说金日成小时候就具有领袖素质。金正日一方面在各地建金日成铜像，建“史迹”，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发现“口号树”运动。（译注：金日成当年领导游击队从中国东北进入朝鲜境内活动时，曾把树皮撕开，上面刻上“金日成将军万岁”、“祖国独立万岁”等口号，那些树被叫做“口号树”）

　　数十年过去了，口号树根本不可能还保留着。但是各地居然都报告发现了大量的口号树。虽说都知道是谎话，但是也有点太过分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发现了“口号树”。

　　我在休养胜地一年有余，有一天金正日打来电话。“休养场所要进行大规模建设，您去另一处吧”。我走后在休养所内又建造了几幢“特家”（译注：特家是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别墅）。我跟金正日说，休养所太远，还不如回平壤，直接使用最高人民会议的办公室。金正日同意了。

　　我回到平壤，见了金日成。我向金日成提议发表关于主体思想的新文章，但是金日成却犹豫了。

　　“能说我比马克思和列宁还伟大吗？”

　　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金日成突然没有自信起来，我猜想可能是我说要彻底改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让金日成有点胆怯了。但是后来发现事实与我的猜测完全不同，真正的原因是金日成的小舅子和秘书室室长合起来在金日成面前诽谤我。

　　与金日成不同，金正日对新思想很关心。金正日也不喜欢金日成的小舅子（金正日后母的弟弟）。金正日当时已经组建了“216号室”，专门为金正日写东西。2月16号是金正日的生日，216室的人大多记者出身，善于写文章，但是都不能算得上学者。金正日对我的哲学报告很感兴趣，我对金正日说，我的想法已经被金日成拒绝了，还是先放到学校只是当作哲学课题来研究更好一些。

　　“那么，黄老师将期间所有的研究资料都送给我一份”

　　“知道了”。

　　我把三年半以来写的文章都整理好给金正日送了过去，包括给金日成报告过的那部分。

　　我重新回到大学，但是党书记说我已经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又接受金日成的指示进行哲学研究，就劝我将大学的事务交给第一副部长，然后继续哲学研究工作。

　　党的书记隶属党中央组织部，是金正日派来的。我觉得那样很好，也想继续研究哲学，就去了图书馆，继续主体思想体系化的工作。当时我还开始培养后辈，我选了两个大学里才华出众的哲学专家和经济专家作我的助手。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脑子比我好十倍。”当时我因为给金日成的儿子和女儿讲课，政治地位即使不能说稳固，至少不再有不安全感。

　　金日成很关心子女的教育，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经常给金日成的孩子们举办特讲。我们家和金正日妹妹金敬姬家（张成泽妻子）走的很近，我偶尔也去给在党中央工作的金敬姬讲课。金正日和金敬姬与他们的同父异母兄弟关系很不好，两边都想把我们夫妇拉近自己的阵营。我对他们说，“我们夫妇都是老师，不能干涉主人家的事情”。

　　我努力不与其中任何一家走的特别近，同时与两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过，我也曾劝说金平日（金正日弟弟，金正日后母所生）读读中国的《三国志》，我还拿春秋时期晋国重耳的例子劝他，如果想保住性命，就离开平壤。

　　金日成将权力交给金正日之后，思考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他说话方式就能看出来，之前提到他领导的抗日斗争，他会说，“虽然我们打不过日本，但是打总比不打好吧。”，但是他反对过分夸大宣传，过犹不及。在整理主体思想时，我曾经问金日成，要不要说主题思想的根本从金日成父亲的思想那里继承来的，金日成说，没有必要扯那么远。

　　随着金正日掌握权力，金正日对自己的父亲开始了造神运动，金日成的想法也变了。金日成开始重修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的墓地。最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每到节日，就领着高级干部们去自己祖上的墓地祭拜。

　　金日成也开始一有机会就夸耀自己的游击经历，说的好像自己在解放前就已经和苏联领袖和将军们很亲密似的。解放前金日成只是苏军上尉，怎么可能见到苏联将军呢？对自己的家庭出身，金日成也逐渐骄傲起来。

　　在经济建设领域，金日成设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并且在外国人面前吹嘘。大学建设方面也不再追求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大学数量。金日成很骄傲的自夸说，解放前朝鲜一所大学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所。随着越来越骄傲，金日成自吹自擂的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1974年2月19日，金正日宣布金日成的思想为“金日成思想”，是主体思想的核心，是统一了思想、理论、方法的一体化思想。

　　然而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哲学内容。

　　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树立金日成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高主体思想的地位。

　　但是，列宁本人并不使用“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之类的话。

　　马克思的确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独创性的哲学体系，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虽然在政治战略、战术上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但在哲学上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发展。通过10月革命，苏联虽然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权利将列宁与马克思并列在一起。

　　而金日成居然说自己独创了金日成主义，实在可笑。别忘了，当时毛泽东还活着呢。

　　我已经完成主体思想的理论工作，也放弃了把金日成塑造成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金正日说过好几次，朝鲜是小国，如果要以一个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会消耗很大的国力，而且可能性太小。所以要发展主体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大国。

　　但是，金正日提出金日成思想，也不过是他们父子的主观意愿而已。

　　我对金正日宣布“金日成主义”很欢迎，因为“主体思想”并没有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译注：作者自诩哲学家，创立了全新的理论体系，对作者来说，超越马列主义是“人生大事”）。

　　当时朝鲜大学生必读文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于是又加上了金日成。1960年代末，我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幻想中走出，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是因为金日成不支持，我不能公开宣传自己的理论。金正日宣布“金日成思想”之后，对我来说，就有了发表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的自由。

　　我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开始频繁外交活动。当时金日成的堂弟金永元从宣传部党史研究所转任宣传部理论宣传科长没多久，他给我来了电话。

　　“金正日同志已经提出金日成思想，我们要重新编写教科书了，议长同志要多多指导帮助我们呀。”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且人手也不够。金大只有我的两个助手对主题思想明白些，其它学者仅仅只是从我们这里听说过而已。当时，除了1972年9月日以金日成名义发表的《关于主体思想和共和国对内外政策的几点问题》，以及年2月19日以金正日名义发表的《为了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关于党的建设的几点问题》，就没有其它的文献了。即使我自己写，以金日成和金正日名义的文章发表之前，也都是废话，所以我觉得时机未到。

　　理论宣传科长说写新教科书是党的方针。听他的语气，好像是金正日已经定下来的事。我不能再反对了，就从金大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各挑选了5名学者，编写哲学教科书。金大的教授们支持我的理论，社会研究院方面，一人支持，另一名中立，剩下的坚持马克思主义。论争开始。

　　结果教科书编辑工作以失败告终，学者们连草稿也没有交上来。不仅教科书没有编写成功，学者们也意见对立起来，听说情况之后的金正日模仿斯大林和金日成，把学者们叫到一起，先让大家讨论，然后自己下结论。

　　有一天，党中央科学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说让金大和社会科学院关于主体思想展开论战。我建议两方写文字发言，以文稿为基础论战（因为我知道以前社科院的学者们曾有过否认自己口头主张的事情）。

　　论战的结果是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占下风。后来，社会科学院几名学者以反对主体思想的罪名被处理了（译注：指强制劳动)。那不是我希望的，主管讨论的科学教育部副部长原本就是个有集团倾向的人，他不顾我的劝告最终还是把人处理了。我一直把这件事当做我的重大失误之一。新思想出现，当然要有反对意见者。

　　这个事件也成为后来金大和社会科学院长期对立的原因。一开始只是双方认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了两个部门的对立关系。

　　我从金正日那里获得了掌管思想理论的权力，但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金正日掌握着实权，为所欲为。

　　与几乎所有独裁者一样，金日成的最大弱点是只相信亲近的人说的话，只相信自己的家人。

　　关于金日成的这一弱点，我曾经问过一起跟他打游击的党内干部。那位干部说，“当时（游击队时），可以相信的人有限，所以不得不那样。”金正日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新任，做事非常巧妙。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盘，金正日常常举办宴会。宴会花掉了朝鲜的许多外汇，金正日还到处建别墅和打猎的围场。金正日的酒会乌烟瘴气，绝对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金正日在酒桌上对一个人说，“今天开始，你就是党中央委员了”，后来就真的那么办了。或者“撤掉某某”，后来那人就真被撤职了。

　　“酒池肉林”就是形容这种场合，很让人痛心，我不愿再回忆。

　　金正日恣意妄为，招到批评，于是他又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怀疑有谁威胁自身，立刻逮捕。

　　一个例子是，1948年的金大，专任党务的只有一名大学书记，一名宣传指导委员和一名统计员，但是金正日掌权后，3人变成了50人。社会安全部和国家保卫部还在金大派驻了常驻机构。

　　每逢自己生日，金正日都会广收贡品，连大学也要动员师生为金正日准备礼物。数量众多的贡品最后又被金正日赏给身边的人。

　　金日成以各级党组织为依托，建立了遍布党、政、军的“挣外汇”事业，然后再用挣来的外汇维持党的开销。

　　我曾任金日成秘书的秘书室现在成了金正日的私人机构，他在党中央的党徒都进去了。他成为党的主人之后，对中央党部进行了豪华的装修，自己一个人住在里面。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建造了数十个更豪华，规模更大的办公室。对南（对韩国）机构的办公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党中央职员数量急剧膨胀。

　　我那时已经与金正日在组织上没有直接关系，我主管主体思想的宣传。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在全世界设立了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机构，每年金日成生日前后都会举办研讨会，我通常作为朝鲜代表团团长参加。我努力不让研讨会成为金日成和金正日制造个人崇拜的机器，我与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进行了广泛交流。

　　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与来自朝总联(译注：朝总联是在日本的朝鲜人组织)的学者们交流，向他们介绍主体思想。

　　1979年4月在印度举行的会议上，我对日本代表团说，没有必要模仿朝鲜，要根据日本实情来做。我还在多个场合说，要根据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发展主体思想。

　　尽管我一再强调，代表团还是常常无法理解我的意思，他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我是不可能公开说“金日成和金正日主张的东西是虚伪的”。所以，我只好跟外国友人说是金正日要求的，同时向他们介绍主体哲学的具体内容。1979年10月，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的提议，为了指导全世界范围内宣传主体思想的组织，在党中央委员会设立“主体思想研究所”（非公开）。

　　金日成任命我为研究所的所长，于是我要离开任职14年之久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想到与弟子们分开，想到以后不能再共同探讨哲学，我很伤心。金大是我心灵的故乡，也是精神的故乡。离开那天，在校长室，我哭了出来。

　　1979年10月15日，我就任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开始在党中央上班。当时我还是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要陪同客人，所以实际上班晚了几天。上班第一天，我去了金正日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在党中央金正日的办公室与他见面。作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我在主席宫经常与金日成见面。

　　这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党中央的豪华。我走进金正日的房间，“快请进，黄老师，好久不见了”。

　　金正日很高兴的欢迎我，然后向我转达了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我刚与领袖通电话，领袖说黄老师是学者，不知道喜不喜欢在党中央工作，领袖让我先问黄老师有没有进党中央工作的想法。”

　　“领袖对我厚爱有加，没能好好做事，我真是抱歉。这次领袖对我的信任，我会用忠诚报答。”

　　我的回答金正日很满意，他给金日成打了电话，“黄老师同意了。是，今天开始正式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

　　金正日对我的态度很让人意外。金正日进入党中央后，亲自抓党员们的理论水平和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

　　“主体思想研究所可以说是党思想理论的国际部，以后有需要，可以直接把外交部許聃副部长叫过来，直接给他安排任务。如果对外宣传主体思想30年，肯定会给世界思想界带来重大变化。”

　　我之前已经知道金正日将楊亨燮逐出党中央，重用許聃（两人均是金正日亲戚）。虽然我作为党中央领导人，对作为政府机构的外交部有领导权，但是我知道，金正日这么说完全是奉承我。

　　“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人员要仔细选择，党干部部会帮你，最好在11月中旬将人员确定下来。今天晚上部长们都会来，到时候我给你介绍”。

　　我回到了办公室，国际部主管主体思想的官员们已经接到命令，正在等我。

　　我与他们讨论了工作上的事情。

　　接下来我忙着选人。有一天，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去了锦绣山议事堂的政治局会议室，会议由金日成主持会议。这次会议上，非常意外的，金日成宣布我为主管科技教育的书记，我很吃惊。科学教育部管理着教育、科研、保健机关，掌握着这些领域的人事任免权，算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将我任命为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是对我表示很大的信任。

　　几天后，从党本部听说，金正日让我做党中央秘书·部长学习组的老师。党本部是金正日直属机构，主管党中央人员的所有事宜。几天时间戴上了好几个乌纱帽，不懂人情的我开始犯错了。

　　党中央的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金正日的指示下工作，但是我对党中央的运转体制还不甚熟悉。所以，我对周边所有的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开始给他们下命令。我一介书生，不会算计，20年前从金日成的秘书调任金大校长时，就犯过错。

　　我不管有没有其它人在场，有需要时会随时给弟子们打电话，吩咐他们。

　　我当时还不知道秘书们会将所有的通话记录录音呈交金正日。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部的工作之一，但是没有人告诉我。

　　对我的一篇演讲，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给金正日的报告里作了不好的评价。

　　“书记态度傲慢，作了没有党性的发言。”

　　我演讲时，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不停的写些什么，可能是写报告书。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演讲内容在他们看来是不对的。当时组织部掌握实权，我却对他们像对我的学生一样。没办法，我向金正日递交了自我检讨书。不久之后，一位金正日身边的人来找我，说我的自我检讨书金正日很满意。

　　党中央附属机构的序列是组织部，宣传部，国际部，科学教育部甚至排在经济部后面。主体思想研究所因为主要是知识分子，排名更靠后，几乎在末尾。组织部是金正日的直属部门，有统制、干涉、监督其它部门的权力。

　　组织部副部长们虽然对书记们保持礼节上的礼貌，但是有钳制其它书记的权限，这是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的原因和结果。与其它部门相比，金正日最信任组织部交上去的报告，宣传部也是金正日直属，排在组织部后面，组织部直接管理各级党委，负责党委的人员任免。曾经发生过宣传部的人因为组织部的攻击被赶下台的事。

　　金正日任命我为 “书记·部长 学习组”讲师时对我说，讲课时可以随意发挥。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不可以的。要以部写的讲义为基础讲课，那之后我就一直按照党本部的要求进行讲课。

　　金正日重新任命我为党中央思想理论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经过讹传，我又成了“负责思想的书记”，主体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主管主体思想的书记叫做思想书记。因为宣传部是金正日直属，所以我不是宣传书记。

　　主体思想研究所开始工作，先要从中央党部开始，当时党中央已经建立了每年学习1个月制度，党中央的人员进入中央党校接受思想教育。我向金正日报告，党中央的人思想认识低，我建议中断去党校的学习，以后由主体思想研究所来管，金正日认同了。以此为契机，我说首先要统一主体思想研究所人员的思想，我把主体思想研究所的负责人们召集起来，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

　　我没敢碰个人独裁的部分，只是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体思想的差异，写讲义时我听取了所有学者的意见，有问题时大家展开讨论。原本只要写5天，结果我写了45天，主体思想研究所的学者们情绪高涨，很有自信，我挑出最有才华的人给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人讲课，书记和部长们的课由我亲自来讲。讲课效果很大，但是，持否定意见的人也不少。

　　反对主要是在无条件支持金日成和金正日，偶像化个人崇拜的那部分。他们反对主体思想作为普遍真理的哲学化，所以，要求站在阶级立场上更加强化领袖个人崇拜。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提出哲学上的反对观点，而且连基本的理解能力都没有。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水平还可以，那人出身于金正日的秘书室，当年我们这些秘书被驱逐后，他进入宣传部，后来负责216号室，为金正日写文件。

　　一开始，他跟随我的想法，后来成为金正日直属的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可能是为了向金正日表示衷心吧，对主题思想研究所持否定态度。文献整理室的室长和副室长都是我的学生，为了自己的官位，也持否定态度。社会科学院抓住这个机会，与宣传部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虽说如此，世界各地还是有许多人对主体思想表示了兴趣。一开始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学者，后来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学者也表示关心。

　　东京在北朝鲜的支持下成立了主体思想国际研究所，首任理事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安井。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转信主体思想。我1977年4月在平壤一次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上与他见过面。我与他进行过多次对话，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主体思想，

　　我记得与他的一段对话，

　　“怎么走上抛弃马克思主义，信奉主体思想的道路的？”

　　“为了人类的精神解放。”

　　“人类的精神解放是指什么？”

　　他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顾左右而言它。

第八章 权力核心

　　当上党中央书记时，我的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任期还没结束。在北朝鲜，党中央书记比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权力要大的多；但是在国外，因为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被理解成议会议长，倒是更被看重。所以，虽然我已经是党中央书记，但是往往还是以最高人民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国外活动。

　　访问缅甸时发生过一件事。我在缅甸官员的陪同下访问那里的佛寺，在一座佛像前，（那尊佛像很奇怪，肚子是光光的，官员解释说，人民相信抚摸佛像的肚子能治百病，在长年累月的抚摸之后，佛像的肚子就亮光光的了）有许多人在祭拜，我问陪同我的官员，他得病时也会来抚摸佛像的肚子吗？

　　“不是，我有病了会去给医生打电话”。

　　“那你信佛吗？”

　　“信，这里信佛的人分两类，那些无知的群众真的相信佛能治百病，但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不信那一套。”

　　“那你为什么信佛呢？”

　　“为了内心的平静”

　　“内心的平静？”

　　“想到死，谁都会恐惧。相信佛，祈求永生”。

　　我是主体思想研究所的所长，我自认为这份工作做的很称职。对于另一个职位，主管科学教育的书记，我不得不说，我起的作用不大。当我还是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想着如果有一天主管科学教育，一定要进行大的改革，但是那一天真的来了，我又发现根本摸不着头绪。

　　主体思想的基本要求之一是 科学教育事业要优于其它领域，优先发展。

　　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结底是人，而科学教育事业正是培养人才的事业。所以科教应该优先发展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北朝鲜，有两点成为发展科技的关键障碍。第一，个人崇拜；第二，军国主义。在北朝鲜，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唯一重心是偶像化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

　　“追随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学习”，“学习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革命历史”，不仅偶像化金家父子的科目是基本课程，与之毫无关系的其它课程也充满了类似的内容。个人偶像化，在北朝鲜，不是针对某一个艺术家或者学者，而是对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对个人权利和个人独裁的偶像化。

　　所以，教育的结果就是青少年自主意识的丧失，成为思想的奴隶。学生毫无创造力。我成为主管科教的书记后才真真切切意识到与留学生和在日同胞相比，同等学历的朝鲜学生差的很远。但是，虽然知道，依旧无可奈何。

　　军国主义的后果不仅是学生军事化，还有军国主义导致经济发展停滞，进而对学校的投入不够。想要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水平，但是，权利偶像化的现实下，想培养出有真才的老师谈何容易。教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北朝鲜是被革命的对象，人们自然不愿意当老师。

　　以金日成大学为例，大学毕业后，成为党支部委员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不是行礼表示感谢，而是辱骂一番。虽然北朝鲜声称提高教师待遇，连小学老师都被称作“先生”，但是，那些在党支部的年轻人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校长一律“同志、同志”的叫，仿佛是自己的下级。党国体质下，学校是没有任何自主权的。

　　在这样的现实下，我只能建议提高老师的社会地位，呼吁在学校内部形成求知向上的良好风气。我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强化初中教育上，但是收效甚微。

　　我还积极的树立模范老师和模范学校。

　　学校如此，在党内，却常常召开会议，综合学校的问题要求我对教师进行批判。我只好主持批判会议，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号召大家像模范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在北朝鲜，军事动员、劳动动员、金日成和金正日生日的庆祝活动动员，类似的动员非常多，占用了学生的大量时间。

　　尽管如次，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努力。我强调数学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将数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是，后来我的观点被左倾反对，受到非难。

　　北朝鲜大学是5年制，其实学生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半。即使是剩下的两年半，课程也常常被中断。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又提倡克服问题，边劳动边学习的方法。为了让这样的学习得以继续，我赋予它一个名字“抗日游击队式学习方法”。名称来自于当年抗日游击队时边行军边学习进步。我当大学校长时，领着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进行户外实践，也曾边行进边学习。

　　一年当中，因为各种动员学业要被中断8~9次，我觉得边游击学习法很必要。

　　但是，我深刻的体会到，即使在科学教育领域，我这个主管书记也不是“主人”，金正日通过组织部在监视书记们，组织部的人绕过书记，直接给金正日报告。

　　更寒心的是，金正日更愿意相信组织部的报告。举个例子，如果组织部负责写报告的科长对科学院的某个院长不满意，就会写一份诽谤的报告，并假托是科学院的教授的意见，报告给金正日，结果，金正日往往会将院长撤职。

　　所以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组织部手里，组织部也成为金正日强化独裁的工具。在这一点上，金正日做的是最让大家气愤的。组织部事实上支配着北朝鲜的一切。

　　组织部负责教育的人是我的反对派，结果，我提倡的方法彻底失败。

　　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朝鲜权利最大的两个部门，我被金正日授权主管思想理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干涉我。通常只有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才能进入这两个部门，他们对金家抱有幻想，对金正日非常效忠。另外，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能够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所以积极的给金正日写报告。

　　有一年为庆祝金日成生日，朝鲜在印度举办了主题思想研讨会。会议结束后我邀请主要人员去平壤接受金日成接见，客人们积极评价金日成的贡献和我的工作，金日成和金正日都很满意。

　　但是，外交部党委会听信与会的一位副局长的歪曲汇报，并指示他给组织部打报告。报告上说会议开的并不好，金正日看后将报告转交给了我，我看后忍无可忍，就把那位局长叫过来当面对质。

　　副局长承认了自己捏造事实，报告是假的，我要求金正日将他撤职，进行劳动改造。金正日批准了，还起笔写了批示。这件事在组织部引起强烈反响。主管副部长非常难堪，专门找来向我道歉。他说那位副局长在朝鲜战争中立过功，而且品行很好。

　　我并没有让步。副部长走后，主管干部的领导又来了，那人与我关系很好，他笑着劝我说，“书记同志，这次您一定要大发慈悲呀！据我的经验，与组织部对抗，虽然一时会觉得痛快，最后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件事外交部部长(译注：教育部长是许聃，金正日亲戚)不可能不知道，您不就给自己树敌了吗？”

　　“领袖已经亲笔作了批示，这件事这么算了也不行呀?”

　　“领袖批示组织部会处理的。”

　　我没再坚持，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有张成泽夫妇支持我，组织部和宣传部奈何我不得。

　　与发展科学教育相比，在主题思想宣传方面我花了更多心思。我向金正日提议设立主体科学院，认为有利于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金正日批准了。科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平壤郊区，那个地方原本是计划给留学生用的。

　　1980年8月开始，按照经济社会专业和外语专业50：50的比例，我在主体科学院招收了一批博士生，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学外语，外语专业的学生边学习主体思想边用外语解释主体思想。此后无论多忙，每周我都会与学生们一起举行讨论会。学生中有才华的人不少，进步也很快。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很快就能与大家一起积极讨论了。可能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接受主体思想更直接。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很愉快。

　　后来（指黄长烨逃离北朝鲜之后），我听说为了消除我的影响，这批人都被肃清了，或者被送到劳改所，或者被革职。对于他们，我十分后悔，因为我没能负责他们的命运到最后。

　　1982年2月，朝鲜举行了第七届最高人民会议，楊亨燮接替我出任议长。楊亨燮还兼任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当时是主管科教的书记，对社科院有领导权。

　　于是，社科院里一些反对我的人企望借助楊亨燮脱离我的管辖。

　　与此同时，宣传部和文献整理室的同志逐渐接受我的主体思想理论，对我的评价越来越高。而金正日又因为嫉妒心作祟，开始对我戒备起来。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力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非，我故意避开了。

　　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岁了。

　　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

　　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許耽（허담）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容淳（김용순）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耽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务表示不满

　　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两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김경희，金正日妹妹）是科长，金容淳（김용순）是副部长，金容淳（김용순）和金敬姬（김경희）关系很好，后来取代了金永南。

　　许耽的夫人金正淑（김정숙）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担任国际书记，在统一之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主管对南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对金容淳很有意见。不过金容淳（김용순）和金敬姬（김경희）关系很好，她奈何不得。

　　楊亨燮（양형섭）也不能让金正日满意，许耽（허담）很精明，很能讨金正日欢喜。金正淑（김정숙）欲望很强烈，嫉妒心也很重。他曾担任工业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对书记不满，就用斧头差点把书记砍死，后来书记被枪毙了。许耽（허담）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不是那种因为是奉金正日命令行事就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所以，他与大家的关系不坏。我觉得许耽（허담）在金正日身边不是坏事。

　　金正日最警戒的人是继母金聖愛（김성애），为了让父亲金正日不再喜爱继母，就安排了许多美貌的女警卫在父亲身边，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楊亨燮、许淡等人为了博得金正日的信任也纷纷攻击金聖愛，金容淳担任国际书记之后，相信金敬姬等人的支持，最后还是被他们背叛了。

　　关于金容淳问题的报告交到了金正日那里。

　　金容淳认为外交活动经常要邀请外国客人的夫人们一起跳舞，所以外交部门的职员的夫人也应该会跳，就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练习跳舞。这件事当然会引起非议，金敬姬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批判金容淳的大会召开了，很意外的，我被指定为宣读最后处罚决定的人。

　　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1984年，金容淳被撤职，然后被下放到平安南道的煤矿劳动长，进行革命改造。几天后，我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领袖跟我讨论了很久，我们认为黄老师担任国际书记最合适”。

　　我的心咯噔一下，担任主管科教的书记，我对教育事业算是知道一点，主体思想研究是我的专业，但是国际书记位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吧。”

　　我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

　　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

　　“希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

　　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着一切。

　　不管怎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高，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蛇的程度。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力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

　　对我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

　　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

　　有一次，金正日下令，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吧。黄老师不是你说的那样。”

　　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

　　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邓小平思路清晰，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

　　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清楚。这次陪同金日成面见了中国的党政要人，第二年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单独访问了中国。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参加了他为我举办的宴会，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乔石很熟悉，他对我说，五年后再来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变化。不用五年后，我当时已经亲眼见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有了自信，而且充满活力。回到朝鲜后，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只字未提，因为金氏父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当时产生一种冲动，企望朝鲜也尽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及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深信不疑。我悄悄的给国际部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为了更好的宣传主题思想，向金正日建议建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已经提前选定了一处地方，就离留学生宿舍所在地不远。

　　但是，金日成去现场进行“现场指导(译注：这个词是朝鲜新闻用语，类似于天朝新闻稿中的“考察调研..”)”后认为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黄长烨会选定这个地方，选个更好的地方吧”。后来我选了另外一处地方。那里景色秀丽，附近有不少中央的办公厅，最后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给了很多帮助。1987年末工程完工，竣工仪式金日成也参加了，之后又给了不少资助。

　　在新办公场所办公之后的一天，金正日让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献整理室，还有秘书室，我想可能是觉得他们对国际形势不太熟悉，才让我动笔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二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以及新的特征，还有资本主义对阶级关系的调整，资本主义列强的合作，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还询问了日本的阶级构造，我说日本的体力劳动者不到劳动人口总数的4%。

　　那些知识是我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后似乎有了新的认识，还询问在新环境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战略。金正日热情很高，几乎是催促着我。

　　金正日不喜欢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他反对用理论指导政治。我写的文章他没有修改就采纳了。之后，有一次，金正日对我说，现在学者们不能自由讨论。各级党组织管制这样的自由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将来的变化，为了了解世界局势，还是要培养学者。所以，黄书记最好向我打个报告，不管出身，要选出优秀的人才，研究理论工作。

　　听到金正日的这个提议我很高兴。当时在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学者还在反对我关于主体思想的内容，趁这个机会可以正好对优秀的学者们进行思想改造。

　　我给最激烈的反对我的7、8个人发了传票，后来院长楊亨燮找到组织部说我再这样干下去，社会科学院要完蛋了。

　　但是组织部的干部们知道其实这个指示是金正日下达的，就对楊亨燮威胁说，如果表示反对后果会很严重。最后我选择了20名已经获得学位的人才，他们不再属于任何机构，只属于我这个国际书记。为了保持机密，就命名为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个分室。他们也享有中央会员会职员的待遇，作为学者还有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劳动动员。

　　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转变了，于是社会科学院开始批判他们是变节者。学者们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们不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进行研究，还提高了主体科学院的学者们的水平。特别是对韩国事物的机构人员一旦遇到理论问题，都会请资料研究室的学者们来解决。

　　被发配到地方劳改的容淳1年6个月之后重新回来，担任国际部副部长，他虽然在矿山劳动，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够回来。二人关系依旧，结果国际部就分成了我的人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马，还有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的人马。在党中央开始传言，国际部有三驾马车。

　　在我与第一副部长的实力斗争中，金容淳是最后的赢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为部长，主管一切事物，建议我只是给出政治指导。金正日对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领袖不喜欢金容淳，领袖认为金容淳太会拍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我很清楚，实权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决于金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觊觎我的国际书记职位，我想，与其让他们想办法把我取而代之，还不如我直接推荐他们，我曾向金正日推荐过好几次。举荐他们的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几次劝我离开主体思想研究所，专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离开国际部，专门进行哲学研究，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北朝鲜不愿意变化，我对北朝鲜的权力层不再有期待。我倒更愿意毕生致力于我的哲学研究。

　　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成问我，

　　“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

　　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

　　访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是错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次事件中他的错误比黄长烨更大。金正日让我帮他赶紧编写新年贺词，第二年我仍旧编写了金日成的新年贺词。金正日和金日成批准下来的第二天，金正日给我来了电话。

　　“无论如何黄老师不能在继续担任国际书记了，直接到文献整理室来吧。金永勋已经升任部长，原来的代理部长现在是劳动新闻的主笔。但是，不能将国际部完全交给金永勋，要将能够管住他的人提升为书记。”那个人就是许耽。许耽想担任国际书记已经很久了，我开始负责主题思想研究所，文献整理室，还有党历史研究所。统一宣传部由尹基福任部长，兼任书记。

　　家人对我解任国际书记感到遗憾，但是我反而很高兴。有了学习的时间，最重要的是离开了权力斗争的中心。我到了距离党中央很近却山水秀丽的一个地方为金日成父子编撰文集。一周回家一次。我还经常去主体思想研究所，主体科学院也有很多人经常来找我。

　　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经历集中在改革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导入了资本主义的优越之处。不仅如此，还从根本上修正了社会主义理论，我努力阐明以改革开放为方向的理论。

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1993年, 我解任国际书记。金正日任命金基南为宣传书记，之前宣传书记一职一直由金正日亲自担任。我建议由金基南接替我担任思想理论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挽留我说，我是主管思想理论的书记，应该继续保留委员长职务。考虑到宣传书记的威信，我又建议任命金基南为副委员长，同时将与理论问题有关的国内宣传管理权转到宣传部，将主体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行使对外宣传的管理权。

　　另外在党中央内部又设立了一个“对外宣传理论问题委员会”，由我担任委员长，宣传书记和统一宣传部书记担任副委员长。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管理起来非常困难。一旦与其它部门发生冲突，我往往不愿意行使权力，这个机构后来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部门。北朝鲜的经济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各个机关为了挣外汇纷纷成立外贸公司，赚钱的过程中，腐败以及逃亡的现象也多了起来。

　　金正日宣布整顿贸易公司，并限制海外旅行。在党中央设立了“派遣审查委员会”，公安担当书记任委员长，国际书记是副委员长，委员由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经济担当书记、科学教育书记、干部担当书记等六人担任。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审查会议，金正日亲自批准的代表团之外，所有的出国人员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同意。我主张尽可能多的派人员出国，但是公安担当书记主张尽可能不派代表团出国。

　　1993年3月，由于核问题，朝鲜与美国分歧加大，北朝鲜宣布进入准战时状态。

　　核问题最后得以协商解决，金正日对内宣称是自己“绝壁战术”的胜利。在我看来，是美国为避免战争而采取的理智之举。

　　当时，北朝鲜许多高官因为参加金正日的酒会而死掉。酒会通常在夜里举行，高官们喝的醉醺醺的开车回家，出事故在所难免（因为是秘密酒会，没有让司机跟着）。

　　这样的消息金日成是不可能知道的，进入90年代，金日成已经丧失领导力了。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金正日自己出了事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金正日没法工作，重要的事情就需要向金日成请示。不过，真相一直瞒着他，金日成被告知金正日在治疗身体疾病。

　　金正日出事不久，已经处于绝交状态很久的金敬姬哭着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说因为哥哥很伤心。我猜想可能是害怕哥哥万一死掉，自己没有依靠。那次金正日真的很久没有再露面，好像很严重。

　　1994年，金日成虽然还能与我们见面聊天，但是连放屁都不能自行控制了，我们都猜测他的日子不多了。

　　当时金日成听力已经出了问题，五月份做了眼睛手术。手术是秘密进行的，到底什么手术不得而知，术后本来需要休息，但是恰好赶上卡特访问朝鲜，金日成过度疲劳，病情更加严重了。与卡特会面时，金日成抖的厉害，为了博得卡特的好感，金日成强忍着装出镇定的样子，非常辛苦。接待卡特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畴，我和金永淳只参加了金日成举办的午餐会。

　　1994年7月25日，半岛南北双方进行正常会谈，金日成更加兴奋起来。我陪同他会见外国客人，金正日表现的很兴奋，沉浸在祖国统一的幻想中。我猜想应该是金正日给他呈送了假的报告，说南部人民热烈盼望着他。

　　1994年7月8日，我在古巴机场听到了金日成去世的消息。7月13日，我回到平壤。

　　妻子看起来比自己的父亲去世还要悲伤。儿子们认为金日成的死都是医生的过错，骂他们该死。我这个人，兴奋了会掉眼泪，但是伤心时反倒眼泪很少，因为我觉得伤心而哭是一种感性的表现。但党全国齐哭之时，如若我不哭就太危险了。孩子们通过电视看到葬礼后，责怪我哭的太少了，我真是无话可说。

　　站在我的立场，金日成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然而，金日成是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对社会发展有太多的非进步作用，难以评价。

　　无论怎么说，金日成去世，我内心深处并不太伤心，反而更加憎恨他，是极端独裁造就了今日的朝鲜。

　　7月20日上午，金日成的葬礼结束，我回到办公室。突然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黄书记，新时代到来了，我们要在新时代好好做事”。我有点惊讶，对金正日来说，比我更加亲近的人大有人在，为何先给我打电话，这是没有道理的。

　　金正日偶尔遇到问题会给我打电话，通常我都会奉承他，金正日听后会说，“在所有书记中，黄书记是老大，应该多问问黄书记..”，之前金敬姬曾经说过，“虽然近臣很多，但是并没有可以真心信赖的人，哥哥很孤独。”

　　我想到了刘备托孤，但是，此时我的思想已经变了。未来如何，我无法想象。

　　7月20日，我将金正日在电话中提到的理论问题整理成一篇文章，金正日批准后以他的名义发表。

　　金日成死了，但我并不企望金正日的想法会有什么变化。

　　金正日的权力继承很顺利的结束了。

　　听说黄海南道农业搞的很好，干部们就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农业耕作是不错，但是农民们的生活真是惨极了。别说吃的，厨房里连做饭的锅碗都不够。干部们把农民召集到一起，问，“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农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没有”。我的心痛极了。党，不应该只是讨论怎样永久保存金日成的尸身，讨论金日成铜像前应该放多少束花；在为这些问题热烈讨论的时候，竞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苦难的贫民提出议案。

　　干部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护金日成铜像，我虽患感冒，还是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值班。有的干部为表衷心，守灵到凌晨。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都有专人调查，并上报金正日，最后在党本部会议上公开。

　　更让人无语的是，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正在住院却没有立即出院的人..等等类似毫无关系的人都受到了处罚。主题科学院的一位博士因为听到金日成去世的消息后还在修理自行车而被处分。在金日成去世那一阵子，哭成了一种竞赛。

　　真哭的也大有人在，很多人长久以来相信了党的宣传。金日成7月8日去世，为了纪念这一天，每个月的8号都有人去铜像前献花。金日成去世百日那天，所有人都上街参加活动，街道一度被堵。去外国出访的干部也要先去铜像前献花，外国客人到来，也要去献花。我认为实在是疯狂，别忘了此刻人民都填不饱肚子。

　　人们对金正日的称呼从“亲爱的领袖同志”变成了“伟大的将军”，在党内正式文件上也开始使用“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70岁寿辰时，有人提议给他“大元首”称号，我表示反对，当时金正日也在。

　　当着金正日的面，我明确的说，“我认为，与其给一个军事领袖的称呼，不如强调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伟大，强调领袖德行的伟大。”

　　金正日听后，说，“等到解放南朝鲜的战争彻底胜利时再给大元首的称号吧”。

　　金日成80岁寿辰时，有人又提议给金正日“元首”称号，我又反对。

　　“给领袖“大元首”的称号是不错，但是以什么理由呢？元首是军事用语，最高司令官不仅是军事称号，而是表示是军队的首领，所以更合适。最好的办法是给领袖做司令服，给领袖穿上最高司令官的帅服”。

　　但是，金正日最后还是同意用“元首”称号。

　　封建主义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北朝鲜的干部们都有浓厚的封建思想。

　　我当时说的话根本没用，过后我十分后悔。10月份，俄国自由民主党一行十余人访问平壤，我之前在莫斯科就与他们见过面。金正日给这次访问赋予了重大意义，问我与他们建立联系，让他们成为在俄罗斯支持朝鲜的主要力量如何？

　　这表示金正日要给他们巨额卢布，我猜当时金正日外汇充裕，考虑到农民吃饭难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受到非难，将辛苦赚来的外汇就这样用掉太可惜，就建议再商讨看看。

　　我开始担心，国家哪一天突然会倒掉。

　　我向金正日建议，遍布全球设立的主体思想宣传组织的经费由相关人员自筹。

　　之前我们每年从金正日那里能拿到120万美元，这笔钱大约是国际部预算的三倍。

　　金正日说，赚外汇不容易，让我们小心、注意。

　　我觉得要赚外汇需要国家保卫部的帮助，就请金正日批准这件事。我将遍布全球的宣传机构集中到一处，建立了国际财团，要建立“主体财团”，需要钱。

　　正为钱发愁的时候，一位老挝企业家免息借给我们上百万美元，原来他是主体思想的信徒。最终那位企业家担任财团总裁，我是理事长，金德宏负责财务，在瑞士开设了帐号。我觉得这样以来，主题思想宣传工作就能脱离金正日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

　　我通过金德宏将主题思想的宣传物品送外海外，如果遇到检查，就说是针对宗教的宣传品，那些宣传品中将偶像化宣传和阶级斗争部分剔除了。这一切起到了效果，我们也获得了收入。

　　为了让金正日安心，我将80万收入中的50万上交金正日，金正日非常高兴。

　　在干部会议上说，

　　“黄书记纯粹出售主体思想就赚了500万上交党中央，你们坐在那里都在干什么呀?”

　　50万被他说成500万，用来训斥下人。

　　但是我就麻烦了，因为会议结束后干部们纷纷找到我，问我是如何赚到万的，总理还非要我借给他30万。当时，中央各个机构遍设挣外汇的“幽灵公司”，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中央机关并不直接精英这些企业。

　　我是国际书记，负责国际事务，得到了许多海外侨胞的关心。想保守秘密是不太可能的，知道后有些人开始求金德宏从海外带东西回来。书记们也拜托我带一些药等等在北朝鲜买不到的物品。我秘密选出资料研究室的五名人员组成“财团主管 分室”，任命金德宏为资料研究室副室长。

　　金德宏的职位按月薪相当于政务院副部长级，享受党的干部待遇，而且可以出入党的各个机关。前文中说过，金德宏是我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时的下属，在金大时我让他负责教务，总管大学事务。他曾在社会安全部任职，与社会安全部、保卫部、武力部的人关系很深。所以，出现需要与社会安全部或武力部协调的事情时，我都会派他出面解决。

　　后来，我进入党中央，又把他带到党中央，任命为党中央指导员。金德宏平生最成功的事是协助我建立了主体科学院辅助机构，我有两位秘书，金德宏是我最信任的。那些安排给秘书的事情，只要稍微有些不放心，我都会派给金德宏。

　　亲近日久，我自然的叫他侄子起来。

　　金德宏经常出差海外，见到了世界各地的侨胞，尤其与韩国侨胞接触的过程中，德宏更加认识到我的思想的正当性。他在思想上进步的很快。1994年，朝鲜粮食危机，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居民饿死的情况，但是到了1995年，事情急转直下。平安北道发大水，粮食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

　　街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抢粮时而引发的杀人、强盗事件也越来越多。

　　甚至干部的车在夜间遭军人哄抢。

　　听到消息后，金德宏开始在海外购买粮食运回国内。经德宏之手运回国内的粮食超过100吨。我先将粮食分为了主体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们，接下来是保卫部，后来还分给了妻子单位的人。

　　我能够救妻子的同事，却救不了无数饥饿的百姓们。

　　整个朝鲜面临粮食危机，但是金正日并没有兴趣，他关心的是建一个豪华的宫殿安放金日成的尸体，以及如何偶像化自己。

　　1995年2月，为庆祝金正日生日，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幕。我途径莫斯科与俄罗斯的党员代表和学者们举行了讨论，我把大家从主体思想的一般原则讨论引到了国际讨论大会。

　　在莫斯科我见到了以前一起学习的同学，还有俄罗斯共产党的国际事务书记，那位书记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曾经在苏共中央负责青年事务，是位很年轻的干部。

　　我小声对他说，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主体思想为基础，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

　　他当时正为新的指导思想而苦恼，我就让金德宏给了他一份名为“为了全人类的光明”的主体思想宣传文件，还有为厄本哈根讨论会准备的宣传文件《哲学的使命》。

　　国内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却为了庆祝领袖生日而召开思想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哲学和人类的未来。

　　我能感受到那位学者看我的鄙夷眼光。

　　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金正日却忙着加强独裁，他进一步强化了秘密警察制度，一旦有反对者，公开或者非公开，都会遭到审判。

　　有一次，一位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要员悄悄找到我对我说，“办公室内有窃听装置，还有隐蔽摄像头，只有有一点异常举动都会被记录下来”，

　　“那些反金正日的人，最终都被杀害了。被处决前，先被处决的人会说，‘我先走了’。想到这句话迟早会亲耳听到，甚至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即使每天灌醉自己也受不了啊！”

　　“黄书记是一位学者，又深受爱戴，请保护我们”。

　　我请他喝酒，说了些安慰他的话，给了他些钱。

　　199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解放50周年纪念日，干部们都乘火车去咸兴参加庆祝活动。我和楊亨燮留下来接见从韩国来的学生代表，之后再赶去咸兴。

　　我欢迎来自韩国的学生们，但是良心上并非如此。我跟他们握手，是在骗他们。来自韩国的学生们要求自由和民主，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知道在朝鲜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知道在朝鲜居民就像生活在监狱里，估计就不会坚持再来了吧。对与青年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我很理解。但是，朝鲜的社会主义，是和封建主义结合的封建社会主义。

　　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领导下，北朝鲜的青少年们不仅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都变成了奴隶，金氏父子甚至还企图欺骗韩国的少年们。

　　我建议让韩国的那些左倾亲北的青少年们带到朝鲜生活一个月。如果一两千人在朝鲜各处生活一两个月，那他们就会从各个细节了解朝鲜的真相。

　　我曾经与德国的宋斗律教授和韩国小说家黃晳暎见过面，我试图向宋教授讲解主题思想，事实上北朝鲜当局并不是信任宋教授，而是在利用他。

　　金永淳对我说，“宋教授琢磨不定，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请黄书记稍微给他施加点影响，改变他的想法”。我知道金永淳和统一宣传部那帮人的想法，但更好奇宋教授本人是怎么想的。我还派了有实力的弟子去给黄皙暎讲主体思想。

　　1995年末，我访问英国和法国回国途中，在北京与金德宏秘密与韩国企业家商谈了金刚山旅游开发的事情。那时，我为了与金德宏见面，出国访问时都会途径北京，我们不乘坐飞机，而是主要通过北京到平壤的火车来往，理由之一是会经过沈阳，在沈阳有财团的支部，还有与我们联系的人。

　　我回到平壤后，对金正日说经营观光产业有助于恢复朝鲜的经济。我的观点是，北朝鲜的经济就像是重病患者，非一剂猛药很难治愈。在我看来，猛药就是金刚山旅游开发。那位韩国企业家对我说，六个月能够在金刚山建成观光设施。

　　每位游客交200美元的门票费用，所有的线路都按北朝鲜的要求进行，一年至少会有10亿美元的收入。我将这些详细的介绍给了金正日，希望促成此事。

　　这是我给金正日的最后一个建议。不过，与其它的书记相比，我提的建议已经算多了。为了牵制组织部，金正日从秘书室选出了5个人，一起讨论下面呈交的文件，上面下发的文件也由秘书室讨论，如果与实情不符，秘书室有权再报告。

　　秘书室没有设室长一职，5人同级。在北朝鲜党中央，各个部门都自顾各自利益，报告中虚假成分甚多，在经济领域，很多报告建议引入等级制，坚决执行分配制度，金正日只是说再考虑，通常没了下文。我曾经提议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宽大一些，对于一些干部可以再次启用，好像有了一些效果。

　　我强烈建议开发观光产业，金正日让我写一份报告。我召集了人民武力部、国家保卫部、观光总局的干部们一起做。人民武力部没有意见，国家保卫部要求运营和导游全部要由国家保卫部的人员担任，并要主动担负对游客洗脑的任务。

　　结果我就在报告中写对国家安全没有危害。统一宣传部和对外经济委员会曾多次提议开放观光，但是也多次碰壁，这次我这个国际书记亲自从理论上论证可行性，他们也觉得希望很大。

　　他们想尽快知道结果，就不听的给我打电话打听消息。我也着急，但是金正日不发话，结果就无法知晓。

　　听说金正日向书记室的人询问起观光事业的情况，“如果允许观光旅游，不就意味着开放吗？”

　　“如果开放，会使我国经济瘫痪，结果很让人担心。”

　　“还不知道啊！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了。即使想开战，粮食也成问题。害怕被南朝鲜（韩国）占领，上面（金正日）也犹豫不决”。

　　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给金正日提任何建议或忠告。

　　我的苦闷更重。看着那些得癌症去死的人，我甚至想，为什么自己不干脆得个癌死掉。吊唁死去的弟子，我内心就在想，活着么久真是愧疚。这个操蛋的世界，赶紧来场战争，都结束了算了。

　　1996年2月，伴随着无数人民挨饿至死，金正日迎来了自己的54岁生日，主题思想国际讨论会在莫斯科综合大学举行。客人们都住在大使馆里，所幸大使馆距离莫斯科大学很近，客房又多，附近没有酒店也没关系。我带上了主体科学院的小同志们，他们大都十六七岁，刚刚高中毕业。带他们的目的是向客人介绍北朝鲜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

　　他们是作为接待员去的，穿着统一的服装，还学习唱歌，不仅朝鲜歌曲、俄罗斯歌曲，连西方歌曲也会唱。会上，他们与客人们相处的很好，一起翩翩起舞，连大使馆的人都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只是接待员。消息传出后，莫斯科的许多团体都邀请他们演出，

　　接待员的费用由国际主体财团承担，坐火车往返，住在大使馆的客房里，所费不高。多亏了他们，讨论会进行的有声有色。讨论的主题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主体思想原理的正当性。俄罗斯的学者们，特别是莫斯科综合大学的学者们，因为我出身莫斯科大学，都很欢迎我。

　　与在其它国家召开讨论会不同，这次我做了好几次发言。侨胞们听后说，“对与主体思想的疑问都解开了，听到你说服现在还执迷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学者们也非常痛快。”

　　在我而言，获得好评却令我有一些担心。我不知道成为对我来说是福是祸。

　　我与朝鲜驻俄罗斯大使和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心里盼望他们能在给朝鲜的报告中对这次会议评价好点。但是，回到平壤还是发生了一件不太好的事。

　　在国际讨论会上负责翻译金牡丹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主体科学院攻读美学，她很受参会的俄罗斯学者喜爱。我曾经与我的俄罗斯同学开玩笑，如果不把牡丹带上，1995年估计俄罗斯学者们都不会让我们踏进校门。我当初将金牡丹放进代表团时，干部部是强烈反对的，传闻俄罗斯留学生曾经参加反抗金正日的组织，所以1980年以后的毕业生是不允许出国的，我也听说过这个传闻。

　　当时，在俄罗斯的朝鲜留学生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组成了反抗金正日的组织，其中不少干部子女。人民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后来将这些人毫无例外的全都枪决了，听说很多普通大学生也牵涉其中，而且之后也没有停止继续调查。我曾经问过人民武力部长，主体科学院是否有学生牵连，他说跟主体科学院的学生无关。

　　我将这些话对负责干部的书记说，他说如果不担心她逃亡可以带上。

　　我见了金牡丹，“你跟军队反金正日的人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就直说，然后再想办法”。

　　“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现在在我的母校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有问题”。

　　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学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对自己的丈夫也是那么说的。

　　“那么，这次你来做莫斯科讨论会的翻译，我负全部责任。在莫斯科不要随意走动，确保不会出事。能保证吗？”

　　“能，我保证”。

　　她翻译的很好。她话不多，对美学有很高的造诣，可以说是个优秀的女学生。

　　但是，回到平壤几天后，她的丈夫突然找到我。

　　“书记同志，请您一定要帮助我。我的妻子被武力部保卫司令部带走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请救救她吧，求求您了”。

　　“怎么回事? 你仔细说”。

　　“一周前，一个自称是武力部保卫司令部指导员的人找来，那个人说出了妻子毕业论文指导教授的名字，问妻子认不认识，妻子照实回答。指导员记录下来之后让妻子签字。妻子按照指导员的要求签完字后回到家，说录了供，心情不好。

　　两天后，保卫司令部就把妻子逮捕了，之后就再没有消息。

　　“我知道了，我打听打听，你安心等着”。

　　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打听金牡丹的消息和那份文件的具体内容。

　　金牡丹的论文指导老师负责外国留学生事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关系，所以，与教授关系很好的金牡丹也就有了责任。根据金正日的命令，只要与反金正日组织有一点关系，无条件枪决。我也被劝说最好不要介入。

　　我只能照实对金牡丹的丈夫说，后来他的丈夫也被流放到地方。学生们一出国，就对金正日和朝鲜的真面目有所了解，也就知道为什么数百万北朝鲜居民饿死。所以，成立反金正日的组织事出必然，只是很可惜，等待他们的确是死亡。

第十章 逃亡

　　我强烈的感觉到，北朝鲜的独裁集权肯定会终结。1996年夏天，我访问泰国和印度，目的是与两国的多个政党建立联系。为了与金德宏见面，我计划先乘坐火车去沈阳，然后飞去泰国。

　　以前出国时我都是以书记身份亲自向金正日报告，但是这次根据国际部的安排，以国际部的名义写报告。报告书中建议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途径中国，由中国方面举办招待宴会。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欢中国，也忌讳我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所以我原来主张不告诉中国，直接飞泰国和印度。但是，负责中国事物的部长说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邀请我访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回应，如果这次途径中国又不打招呼，怕中国方面误会，还是应该通告中国。

　　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欢我的亲中态度。按照惯例，国际书记和外交部长途径中国时都会通知中国的。金正日看到报告后说，“为什么不乘坐飞机，非要坐火车啊？不要途径中国了，直接从平壤坐飞机”。国际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后都很失落，我也只能苦笑。

　　结果只在转机时停留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金正日有一次对干部们说，“对干部来说，如果不再信任党，那还剩什么呢？

　　一堆肉而已。”

　　在金正日看来，权力是评判干部的标尺。

　　“如果我们是一堆肉，那你失掉权力，接受人民审判时，就更什么也不剩了。”

　　我决心已下，不能再这样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进入秋天，北朝鲜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难书。

　　1996年朝鲜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这些粮食连供应军队都不够。如果到了年末，军粮断掉，到时候政府就会将所有居民的粮食供应军队，我们这些书记们也要去市场买200千克的粮食交给军队。

　　粮食难弄，人们成堆的饿死。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许多人跑到山涧水里捞鱼吃。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无法想象了。

　　据从地方回来的同志报告说，每个火车站都有饿死的孩子们，海滨的人捕鱼太多，导致附近海域鱼子都没了；人们又去深海捕，结果一次就淹死了数百人。

　　父母养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讨饭。这些是从我的三女儿那里听说的。

　　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是两个小学生讨饭。我先给他们洗干净手，问他们从哪里来的，

　　“父母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出来讨饭，从南浦来的”。

　　我从女儿那儿听说后，就让金德宏打听。“根据组织部的说法，95年共饿死五十万人，包括五万名党员，今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

　　金德宏向我说这些时，咒骂金正日绝不会得到饶恕。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的话与他差不多。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北朝鲜官方声称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如果是自然灾害，为何工业也全面瘫痪！

　　民众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都是集权导致的，是金正日个人独裁的后果。目睹人民饿死的惨状，我亲身体会到了个人独裁的严重后果。前文说过，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金正日毫不关心，他投入大批财力和物力建造宫殿保存金日成的尸体。

　　人民正遭受苦难，精疲力竭，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不停。大致推算一下，宫殿费用三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买200万吨玉米，如果那些钱真买了玉米，粮食难的问题将立即缓解。

　　金正日到底有多么漠视人民的饥饿，可以从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当时驻瑞士大使建议，瑞士不用饲料喂养牛和养，而是喂草，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朝鲜学习。

　　金正日指示书记们，接受大使的意见，我对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议真是无话可说，书记们都盛赞金正日的指示英明。接下来朝鲜全国总动员，将种了庄家的地毁掉，为了能让居民吃上肉，开始培育草地，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我想起来一位法国皇帝和皇后说，如果没有面包，可以吃水果；一位俄国沙皇说，百姓们挨饿，为什么不吃蜂蜜。我无法赞成“造草”运动，建议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地方实验，但是，书记们说这是伟大的将军的指示，提出每个书记去一个道13指导运动。我因为是国际书记，还被要求通过大使馆搞到草种子。

　　金正日不仅对人民生活毫无关心，还干涉总理等经济专家的正常工作。他将“党的经济”从“国家经济”中分离，就像管理个人财务那样管理国家 ，国家经济首要任务是满足特殊机构的要求。

　　举个例子，1996年整个朝鲜电力供应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各个部门纷纷要求电力优先供应自己的机构，金正日接受了建议，并将它变成了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律文件。接下来，权力机关拿着文件去找电力供应部，威胁要求首先满足自己。

　　电力部招架不住，就报告到金正日那里，金正日又要求书记们搞清楚具体情况，我们一打听，各个权力机构绕过总理直接请金正日批准的要求共有190余件。

　　译注：道是朝鲜行政单位，相当于中国的省。

　　金正日没有将经济问题交给经济专家，还妄加干涉，所以，政务院虽有几名总理，国家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对于粮食问题，金正日为了减轻居民痛苦的措施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居民为了找粮食，到处跑，经常用到自行车，很多情况下，女孩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金正日看到后，“（我）讨厌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车后面，不符合朝鲜的风俗”，从那之后，在朝鲜就再也见不到骑自行车带女孩的现象了。

　　金正日这辈子，那怕有一次饿过肚子吗？整天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资格评价朝鲜的风俗吗？如果站在道德立场，破坏朝鲜族道德的罪魁恰是金正日本人。在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前，北朝鲜居民的道德状态是很好的，我在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学生们的德行都无可挑剔。

　　有一次，我接到一封来自元山的信，内容是感谢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救落水儿童的善行。我之前没有收到过类似的信，就给经济学专业的系主任打电话，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把学生叫过来一问，是去元山实习的两名大学生做的，虽然当时河里结冰，但是学生们还是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学，学生们的品德已经差到无法形容。男女学生公然行凶，偷窃行为十分普遍，老师明知道是哪个学生偷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无奈那位学生是高干子弟，根本不能处理。学生干部向学生索要酒、烟和钱根本不是秘密，教授们每逢考试，也会向学生索要烟、酒之类。

　　我问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和书记的弟子们，考试时通常有几人受贿，他们直接回答，“老师，您不该问有几人受贿，应该问有几人不受贿”。 我感慨道德败坏，他们说，“老师，道德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谁还提道德”，我本就不通世事，只能苦笑。

　　我问他们，为何大学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致的回答说，是那些军人学生将大学搞坏的。之前，军队纪律严明，但是金正日掌握军权之后，军队只要求忠于金氏父子，道德纪律一概抛弃了。作为朝鲜最高学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尚且如次，其它学校就更不用提了。

　　有一次，一个中央党校的老师来找我，说现在所有的机关都被“水中纸法令”

　　支配着。他说，现在国家各个机关和企业乱发没有指令，什么事也做不成。想要最快的解决问题，就要行贿，再就是有关系。结果，国家法令没有可信度。

　　在普通百姓中，也能听到对道德败坏的嘲笑。“一等良心的人95年饿死了，二等良心的人96年饿死了，三等良心的人97年会饿死，那之后，只剩骗子还活着。”虽然一次次公开审判声称要消灭强盗和小偷，但毫无效果。

　　据说在地方习以为常，平壤市场也时常出现卖人肉的。一位住院医生在平壤市场买了些肉，回去后发现肉有些奇怪，仔细观察发现绝对是人肉。第二天带着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人去抓了那个卖人肉的人。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从早到晚通过电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我知道，这时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

　　亲眼见证着这一切，我也为了下决断而深思熟虑。我很清楚，继续跟随金正日，对历史、对人民都是犯罪。小时候，虽然也发生过让别人误会的事，但违背良心的事我从没有做过。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关系看，在1980年之前，与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我是衷心的在辅佐他们，而且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

　　那之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我在精神上日趋痛苦，站在我的立场，十分苦闷该怎样选择。与死相比，我觉得活着至少还能帮助手下的人。但是，当金正日漠视人民的饥饿，疯狂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了。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韩国投降的，那么，在朝鲜崩溃之前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

　　从负责对韩国事务的人员那里听说的消息，韩国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完全掌握了韩国的反体制力量。军部的人声称虽然美军驻扎在朝鲜半岛，但是一旦开战，也能确保胜算。军部还叫嚣，现在不开战，以后会更加困难。想到手足相残的战争再次发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在我的心里，与北朝鲜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远，对它们只剩憎恶。但是，态度变了并不代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帜。这个是最勇敢的，但是结果只能是一死了之。

　　第二条路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带着面具活着，然后寻找恰当的机会。财团事业进行的很顺利，赚到的外汇成为我的活动保障。在党中央，只有我的附属机构直接赚外汇。因为有个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的名分，国家保卫部也很合作。有一次，一个矿场火车没有轮胎，我一次花5万美元给他们买了200副。党中央的人员日子也不好过，我给了国家保卫部积极的帮助。

　　我是主管思想的书记，很久之前就常出国活动，现在主管国际事物，更是经常外访。这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有利，再加上财团赚到了数额很大的一笔外汇，对内活动也有很大帮助。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图后，我的追随者们对我忠告说，“应该继续向金正日低头，充分利用有力的形势，扩大影响力”。

　　道路有些消极，但是能让我心安，也能让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获得安全，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我反复考虑着三条道路的长短处，到底选哪一条道路？从我的性格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最合适的。

　　我见到金德宏，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向他索要毒药。不久之后，金德宏给我带来了毒药，但劝我没有这个必要。

　　“兄长创造了主体思想，将主体思想理论化，以金氏父子的名义写了很多的文章，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是国际书记，身居朝鲜要职，属于核心领导。如果兄长你自杀了，你真的认为家人会平安无事吗？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事啊。到时候想污蔑你公开变节很容易。既然将来肯定是以韩国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现在与其自己了断，还不如与南部连联手起来。”

　　我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听他一说，想法更加坚定了。与其这样死去，还是与南部联手共同战斗对北部人民更有帮助。金德宏说与南部联络的事情由他负责，我只要下决心（逃亡）。想到抛弃家人，我的内疚无以形容。

　　如果我逃到南方，之前活在荣誉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变节者的家属，苦痛将随之而来，甚至失去生命。

　　但是，我的良心却将我引向南方。1996年8月末，我写了一篇名为《朝鲜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阐述了我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是写来给金德宏拿去和南方联络的。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战争，在最短时间内让金正日体制崩溃。我想，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祖国统一。

　　对北朝鲜而言，韩国在经济上、国际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韩国与美国关系密接，在两国的共同帮助下，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引到北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对金正日来说，让他自己抛弃独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的结果是，金正日为了维护独裁，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

　　所以，在现阶段，用改革开放诱导金正日，促使金正日体制崩溃是对北战略的出发点。给北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减少北朝鲜居民的痛苦，赢得民心。还要注意，要让北朝鲜的军需工业体制彻底崩溃。

　　当时我并不能通盘考虑韩国的实情，还要躲避北朝鲜的眼线，仓促写成的文章肯定有许多局限。但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统一战略至今仍未变。从那之后，每当我思绪混乱之死，就会对自己说当时的选择是良心的选择，最终会又一次在心里确信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但是，我知道这次是重大的事件，我并没有完全的自信。

　　德宏和我的妻子都认为我们赚外汇、与韩国人接触和建立关系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对德宏说，对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德宏怕我心软说出去，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我怕德宏动摇，每次见面时都给他写条子提醒。

　　96年深秋，德宏带着葡萄来到我家。女儿看出了什么似的，“爸爸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好象要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句话。

　　“那是什么话？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时答不上来。女人回房间哭了起来。我让女儿安静一些，让他从此刻起，不再依靠爸爸，要靠自己。

　　“心那么软，能成什么事？”

　　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的忠告。

　　一开始我将逃亡地点定为日本，在日本即将举行主体思想讨论会，从年1月31日到2月11日，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我访问了日本好几个城市，见到了很多知己。朝总联的干部们热情的招待了我。年轻人学习了主体思想之后也都抛弃了幻想，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专门访问了朝鲜大学做了主题演讲。朋友们真情的款待我，我却不得不欺骗他们。

　　因为主体思想的姻缘，我在日本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机会，在日本机场启程去北京时，我心情非常失望。

　　1997年2月12日，我和德宏走进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那个“小我”死去了，“大我”开始了新的生命。那天，也是我离开平壤时，与妻子约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永离别让人痛苦，但是，生离别，痛苦永远留在心里

Table of Contents

再版前言

原版序言

第一章 逃亡

第二章 学生时代

第三章 学业

第四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

第五章 金日成的理论秘书

第六章 金日成综合大学校

第七章 金正日掌权

第八章 权力核心

第九章 金日成之死

第十章 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