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80年代以来，每与时值中年的相识或不相识者，谈及人生与自己，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讲到一个字眼——“当年”或“当时”。在今天50多岁到70来岁的中国人的口语里，涉及人生的“当年”，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意会的，具有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词汇，就是“文革”（当年）。甚至，“当年”具体就指的1966年。我多年来发现，当时（1966年）的红卫兵一代人，不论当年他们是否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是否相识，他们会在开启心扉之时，自报当年是几年级的。这一代人，已知天命或年逾花甲，但处在一起，他们还说“几年级”的某某，谁谁应该是几年级的。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定格在1966年自己的那个年级！

我的母校有位50岁的博士导师，早已是声蜚海内外的某学科大师了，一次在学问之外偶尔谈到学校，他突然也来了一句“唉，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我明白了，他依然指的1966年，但我们并未谈论文革呀。我不止一次在与美国、瑞典、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谈天时，他们居然也是那样一句：“你当年是大学生？在哪个大学”？！

邂逅于行旅、茶余，军人会自报“我是哪年的兵”，说当年自己是什么军区的什么级别军阶的，在哪里支左见过什么。老工人有工人的语言，申明当年是几级工，是什么厂干什么工种的。机关干部，可能会告诉你，当年自己还是二十、三十几岁，是党员或团员；领导干部，则谈到运动开始当时，自己正在某某地方带工作队搞四清……$

总之，当年，成为一代人的文化专利和专用名词。1966年，被之后的话语确认为当年、当时了。不论你处江湖之远或居庙堂之高，是拥护或反对，还是一言难尽、不置可否，不论你是早已淡忘还是主张淡忘，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革命，都被定格在我们一代人的生命历史里了。这是一代人政治初恋的历史。

当年，我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读书，是当时四年级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把英吉利比作经济的民族，把法兰西比作政治的民族，把德意志比作思想的民族。这仅仅算一种比喻。我较认同这比喻，而且想过，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绵延，且最善于在谋算现实时计较一下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古而鉴今。我们常常指责别人“数典忘祖”。既然一代人把1966年定格在心底里（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五味具全），我总是不会“数典忘史”吧。

老实说，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本身，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过程或文化现象。这总不是为逝去的时代和阴灵“招魂”吧？一切发生与存在，总是有其必然性的，既是必然就有其规律性乃至合理性。读遍第四纪地质历史，才能顿悟几十年上百年自然振荡，读过世界全史，方知几十年尺度社会搏动的必然。缩至百年尺度，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历史的必然。在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主义与事业几乎重新成为幽灵时，过来人和学人，总该做些“超度”的事，所谓“超度”就是科学地研究文革，探讨社会与民族的发展。不论对要诅咒的文革或是要发掘文革真谛，还是要加强执政力量，都是必须的。

我在文化革命的热潮或狂潮早已消退之后，在学习探讨中国史、自然和科技史、西方历史的时候，自忖退休以后，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的历史，才有助于后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

编辑这本《东湖风云录》的尝试，就基于此。

人们在谈论文化革命时，兴趣多集中在策源地的北京。其实，九衢交点的武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革的另一策源地。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他策动、领导文革的许多岁月，武汉的文革，有许多具有自身特征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全国的文革过程里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的“七二零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影响着文革的重大转折的历史事件。人们在研讨和书写文革历史时，兴趣往往在于上层政治斗争，可能忽视了真正使文革成为群众运动的物质力量——亿万群众，忽视了参加运动的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心理，他们的精神与作为，他们的话语。其实，在一个经历过1920年代大革命工农运动，在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这个大城市，文革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市民群众的真诚参与，都与中央的北京，不尽相同，颇具地方色彩。在大家都可以年复一年地强调领袖左右了一切、谴责暴烈的群众动乱弄糟了一切时，重申这点是必要的。

武汉东湖是长江畔著名的风景区。湖的南岸、东岸，是高校的文化区，文革里最不安定的地方；湖西是行政区，湖北省直机关、武汉军区所在地，文革运动不少冲突在群众与领导之间展开，集会与活动，就在这儿发生。湖的北岸，是绿树成荫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从1965年到1974年，多次长时间住在这里，是他运筹帷幄，决心与刘少奇——后来是林彪，分道扬镳的地方。湖的周回，有武钢、重型机床厂、锅炉厂、造船厂等等积极参与武汉文革变动的国营大企业。武汉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视历史实际，本实录直接命为《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199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的“主义”争论，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辨析与化解途径的歧义，都驱使中国人重新热衷和关注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文革的失败开始的改革越往前走，越回避不了文革历史所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他披露和遗留下的文化的沉重的包袱。这些都赋予文革研究以新的意义。

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反思与批判文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我们民族的文化悲喜剧，依在重演。一些人认为不彻底抛弃文革政治文化，中国就前进不了；另些人认为恰恰是彻底抛弃了文革的理念，才使改革举步为艰，屡屡入迷，社会对立激化，社会价值颠倒。看来，这个研究与反思还有从更深层次发掘和剖析的必要（不是简单地用文革思维定式去做价值判断，也不是仅仅限于高层政治，而无视社会民间）。各种群体的群众与领导（包括倡导文革与抵制文革）的实际意向和行为互动，对研究历史的动因和过程有特别的意义；群众性的推动与抵制，对历史转折与变化和真正知晓文革为什么会成为文革，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的意义。这样，当然应该留下群体的记忆。普通人在文革运动里的遭遇，比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遭遇，往往更能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历史，更能打动平凡的多数民众。

我从小最讨厌的是影院里小孩和大人喋喋不休的问答“好人还是坏人”，讨厌脸谱分明的模式文化。我记录和探访的史实，很难作简单的是非断语。对于文革这一场我们都不由自主的运动，很难简单地指出革命或反革命，正确或错误，去爱憎分明。我现在仅仅可以说的是，我心里的群众，绝大多数是真诚、热情地投身这场后来被诟骂的政治运动，我心里的领导干部（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单位领导），都还是196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未必广为人知，他们也都是常人。所以，我只有尽力平白无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把白描和素材留给后人去研究评说吧。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整理。

1970年代，读到英国进步历史学家乔治·鲁德（Ｒｏｄｅ）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我十分喜欢这本书，他从巴黎平民的生活、造反与犯罪记录（来自街区派出所），从民众的语言，从他们的行为、逸闻，记载了大动荡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之一是心态史学的兴起；心态史学的一个研究途径，就是口述历史的应用。1952年，著名的L·费弗尔指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我主张从口述史角度，从参与者的文化心理、从心态史学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整理历史资料，来补充和研讨历史，要给后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

口述历史非新的史学分支。孔夫子的论著，就是先圣口述记录。

《红旗飘飘》与《星火燎原》就是从平民到将军的集体口述，他们启迪了我们一代人，投身争取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党的文革。我与他们的编者和《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说，不要简单嘲笑当年自己的作品吧，也是他们把一代青年，送上文化革命的！

有悠久历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历史变成为政治历史、国家历史，研究视角对准权力中央，对准精英群体。迄今为止，多数的历史研究，是精英的文史研究，对文革的研讨，也多是精英文革的表述。研究似乎只是机要档案的解密，铅印文字是根本的研究依据，芸芸众生的民众语言和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更难成根据。

本实录要记载的，主要是这些在宫廷政治和历史文献里难以呈现的民间真实言论与行为，以及政治与精英言行，在民众心里的某种记忆与真实折射。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人文得以延存，记也。人若不能记，何以成人文？

不少的人不同意再来回忆和记载这段历史，主张彻底忘怀与埋葬这“该死的”历史。文革的确已经死了，可是又活着。套用伟大作家雨果的文字：“皇帝死了，皇帝万岁”；我想说“文革死了。文革万岁”！他死了，因为当年这一代人理想化的文革，早已经失败，被否定。其各派的群众活跃分子，或入囹圄，或下溷厕；世风巨变，他们早已经不入流。但是，文革又引发国人的普遍关注，形成永恒的话题，人们在进军明天时，不得不回顾前天，惊悸昨日，历史不是还活着吗？

《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了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对共运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L·麦考利的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保罗·布尔(Paul Buhle)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

我从未企望自己对历史研究有何大作为。但要整理这本历史实录，必须得到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提供给我许多细微的文字和个人回忆，与我讨论、反复证实一些史实，让我从涓涓溪流，试图走到长江；有的人给我提供技术性的帮助。没有他们，也许我自己也已将记忆抹去。与其说这是我来署名的文字记录，不如说这是数万人活动与数百人文字、回忆记载的结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具名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深信他们知道我永远记着他们，就象我永远铭记当年这个历史一样。本记录仅是武汉文革的一隅，集中于一，再反复浏览，我才明白当年我并不了解武汉文革，特别是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参加者的个人心灵深处。我清楚至少还有十倍以上的亲历者需要访问，还有更令人震撼的心灵活动和实际遭遇需要披露，特别是当年同样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又悲剧地成为文革反对派的所谓“保守派”的工人、学生和干部，他们似乎并不如悲壮的造反派那样直率地述说历史。尽管文革已经被否定。而且，我们的群众当然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这20万字远不是武汉的全部。

我能做的，仅是把真实、属于民众的实践与记忆，还归民众，还归历史。

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

２００５年五一节

编著者自识

第一章 武汉丙午年的春夏

１９６６（丙午）年，武昌东湖早春降临，气象更新，垂柳婆娑；湖面静静映

照着绿荫簇拥的毛泽东居住的“白云黄鹤”地方，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早就说如今名山“学占多”嘛。看丙午艳阳下的东湖，真也是“春和景明，波浪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难怪朱德诗称此处美丽静谧赛过西湖；实属人间一仙境。

以陶铸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人们印象里是十分紧跟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突出政治思想的。１９６６年春，中南局的机关报《南方日报》频频发表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的宏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当地干部、工人和学生眼中，抓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比较得力，是才华横溢的少壮书记；他曾多次到武汉大学和其他单位做政治形势报告，大学生眼观、传闻，仰慕十分。湖北省贯彻中共中央精神也很及时，１９５９－６１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早已度过，经济恢复，人气上升；据说关于农村社教四清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的制订，湖北也都是中央的得力支柱和试验场地。

一切似乎平和惬意。谁都没有料到在１９６６年，湖北省委与民众间会出现芥蒂乃至冲突。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文化革命烟云刚刚升起，毛泽东在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就于１９６６年元月１２日，对陶铸、王任重、张平化　谈到应该大力突出政治，批评不少人长期重业务轻政治，谈生产津津有味，面对阶级斗争懵懵懂懂。毛的批评自然连带湖北：“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毛泽东的印象，１月２４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企业单位是奖金挂帅，其实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主席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毛泽东读了这个讲话，十分赞同”。２月２５日，毛写信给刘少奇说“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２７日，刘将王任重讲话批转给其他中央领导；4月１０日，中央又加批语转发了王的讲话。此外，毛泽东还在丙午立春前夕，将自己在１９６２年７千人大会的讲话稿，请王任重阅读并“请考虑加以修改”（毛对秘书田家英的整理很不满意）；立春当日，王建议重印此讲话。２月６日，毛在王的建议信上加批语，请彭真与在京常委及康生等人修改后印发给县团级领导同志看，并说“王任重的修改是好的”。

几天后，彭真与中央的秀才们到东湖客舍向毛泽东汇报文革提纲（即《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毛专门通知王任重参加听汇报，并参加彭真主持的讨论毛讲话稿修改的会议。２月１２日，该重要讲话就批发到全党。回头来看，在毛泽东的关爱和提携下，当时王任重离文化革命权力核心的中央秀才群体仅仅一步之距。

陶铸、王任重于３月１７到２０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六个中央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出估计，点名批评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问题。王任重后来在日记里谈及毛的讲话，“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他对中央高层的斗争和毛的意图还是比较清楚的４月１３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南区学术研究座谈会”做重要讲话，阐述文化革命形势、任务。其中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挑选显要的批判对象，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就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湖北省委也按此精神推动本省的文革运动；４月１８日，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应当强调的是：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研究角度严格看来，武大工作组是全国第一个文革运动的高校工作组（)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理论组于５月１７日向北大派出调查组，中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于６月１日向北大派驻工作组）。

也就在这段时间，王任重在阅读报刊批判吴晗文章同时，也把自己在１９６２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找出来，“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王将１９６２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印刊于《湖北通讯》５月１４日增刊之上，前冠之以署名短文“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签发时间为４月１９日，可能是临赴杭州前）。平心而言，大家读《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也是群贤毕至，秀才荟萃，除王书记外，其他多人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来看，王任重同志在文中的确有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愿望，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位文革运动的左派领导人，也真被大家和自己共同祭起的革命大旗吓了一跳；当时，对以往时局有过一些想法，对历史有过联想，写文章发过种种感慨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无不因为对北京“三家村”的批判，扪心自问：自己有无右倾情绪和错误言论？这是实话。后面谈及的陶铸同志在广州万人大会做自我批评，也是一例。

４月１９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倾听毛泽东在２０、２２、２４、2５日的系列讲话。２２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吴晗问题“朝里有人”，矛头直指中央。王任重在２９日的日记明确地记录了毛严厉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会后王还对陈伯达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可见他对毛泽东当时斗争意向理解是不错的。几次杭州会议讲话，当时都仅仅在党政高层传达，后来运动搞开，造反红卫兵才将其传抄到全社会了。

会毕，王随即回到武汉。４月２５日，湖北省委召开会议，既然北京是从诸如“四条汉子”与历史学界的老革命文化人批判起，王任重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５％—１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５月９日，陶铸在中南局省市委宣传部长和新闻、教育单位负责人会议上部署文化教育界的革命批判。中旬，湖北省委在高等院校传达中南局宣传文教口关于文革运动的精神。

王任重和陶铸参加了毛泽东的系列高层会议，王还参与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汇报活动，聆听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也在日记里记载和回味了毛的关键思路，内心对毛泽东其人也是崇拜备至的；不过，中南局的文革左派领导们，却自然地将文革运动的矛头，直指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可能也是绝大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５月５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由是观之，毛泽东眼里紧盯的是中共党政的各级领导。

当时中共中央５１６《通知》就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５月１９日，陶铸按中央５１６《通知》精神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会讲话，部署运动；即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万人动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作报告。这次动员会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５１６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过，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地诚恳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陶铸还说：“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１９６２年春天，田汉在广州开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我在会上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误的……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陶铸一则响应了当时时兴的“保晚节”的提法，二则自己内心好像也在反省，是否自己也有过右倾偏向，这里事先做些自我批评。

联想起王任重在一个月前的书面自我批评，不能不看出当年这些文化革命左派领导人，在新的政治风暴来临时，多多少少的忐忑不安和实实在在的自我革命愿望。

５月２３日，武汉市委根据“５１６通知”和正在中南局开会的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决定发出《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通知。５月下旬，湖北省委通知，传达“５１６通知”等５个文件（传达到１８级以上党员干部）和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会议的精神。５月３０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各直属单位党委立即组织１８级以上党员干部听《５１６通知》等５个文件的传达。次日又决定将传达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因此，到５月底为止，中共中央精神原则，业已传达到武汉高校、文化、党政机关，以及工矿企业单位基层。湖北省委在传达文件精神时，对具体运动如何安排，目前尚无确切文字资料和有价值的回忆可资说明，不过广东省委的布置可做一个参考：５月３１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书记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认为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

毋庸置疑，湖北与广东一样，首先把排队划“左、中、右”，清理知识分子里的“小赫鲁晓夫”放在当务之急。因为参加５月上旬中南局文革会议回来的高校领导，立即在学校内部署了政治排队、整理材料，到６月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运动对象和迅速完善的文字材料。今天，人们在严正批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荒谬”时，恰恰遗忘或回避了中南地区在１８级干部传达《通知》精神后，立即出现的在１８级干部以下，乃至在普通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工人群众里搜寻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的天大荒谬与悲剧的事实。

到此为止，武汉学校的运动都在单位党委领导下有序进行，组织学生批判“三家村”，学校也未停课，不过文化学习的气氛日渐淡薄，书桌难以平静，学生革命热情迅猛高涨，保卫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的决心迅即坚定，多年来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积聚的能量即将迸发与释放。高等学校里，各班级在批判“三家村”会议的前后，总要高唱“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多数学生也认为一场反右派斗争即将来临，但“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武汉的一些工厂企业，这时还处在几个月前统一部署的四清运动中，就结合四清运动批判“三家村”。武汉重型机床厂原有一个党团领导下的工人文学创作组，组员李向阳等人写了大字报批评工会和党总支，结果被打成“三家村”。

李回忆说：“１９６６年春天的时候……我和朱鸿霞起草了一份大字报，内容就是说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点了张志学的名字，说工会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感情的人，现在看来点这个人是不对的，但是当时大家的感情是比较一致的，文学组的人全部签了名，贴在食堂的黑板边上。这样就不得了，成了武重厂的一棵炸弹，遭到当权派的迅速反击。本来从四清运动之后，我就成为他们找茬的对象，这下子又刚好写了这一张大字报，他们大概是感到机会来了，就抓紧出击。厂党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学创作组，从大字报开刀，把矛头指向我。每天下班都要到游艺室开会，把我写的东西，从前发表的小说和诗歌，都翻出来审查；还要我把日记本也都交出来供他们审查……当时给我上纲上得最高的也就是宣传小资产阶级恋爱观，因为我写了一些爱情诗和小说。在最高潮的时候，要求创作组的每个人都要发言批判。朱鸿霞和刘传福发言就说这样的批判不对头，也反对他们把批判上纲到反对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样就被当权派打成三家村，这个时候‘５１６通知’还没有出来。”

武重这些大型工厂批判普通工人群众的文革运动，甚至比高等学校还早了一步展开。

在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毛泽东决定公开转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前后，受到重用的中南局领导，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６月１日，作为文革司令部的要将，陶铸奉调北京，负责中央文办工作，任中宣部部长；６月４日，康生、陈伯达看望刚刚到京的陶铸，交代工作，是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派出少量大学工作组。后来，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６月１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引起武汉高校的轩然大波。

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６月２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６月３日，湖北省委及时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有必要取得学生思想的统一，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在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公布后，广州地区的高校学生冒着豪雨上街游行，欢呼庆祝；林李明书记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行动，应予劝阻。南国红棉花似的热情盛过武汉；好在武汉学生还比较循规蹈矩，没有上街，只是各学校里均产生了对文革运动和领导做法的种种猜疑……。

最先研究武汉文革的王绍光《理性与疯狂》记录：６日，王任重之子王三宝（实验中学初三学生）模仿人民日报社论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某些教师。他还统计，武汉的中学员工里有４０％出身自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４８％。另据该学校高三学生柳英发回忆：“武汉大学被省委打出了一个三家村。接着我们学校也跟着学样，打出了‘高宏、廖起叔、张庆圭’的三家村，他们都是初中部的老师，跟我们联系不多。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组织了一个‘拓荒者诗社’，算是比较有才气的人，其实诗里面也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主要是老师批他们。最后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在批‘高廖张三家村’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初中部的老师自杀了。后来才知道学校里组织批判‘高廖张’三家村的事情，与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关，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

形势发展很快，针对运动情况，６月７日陶铸给中南局电话指导运动：总的是快些写一报告，短些。此外有几个要点记录：１、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２、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搞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３、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隙ú桓恪＃础?

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５、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反动教授），生活不降，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批判要报中央。６、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７、龙舟，不去组织，搞新的文体活动。少数要搞，不阻止，变成体育比赛性质的。态度要明确，不搞龙舟，搞新内容的体育活动。８、湖北，请你同任重同志通一次电话，汇报一下。……鉴于情况多变，当日晚上，陶铸接着又发出电话指示：１、机关不要去市委给雍（文涛）贴大字报。在中南局内可贴。２、王匡要检讨后看看再决定是否停职反省。

对中南的党政领导来说，６月的７、８、９日是极度紧张繁忙的几天。７日，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文革运动欣然命笔，题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似乎在省委书记和多数学生心里，那时的运动还仅仅局限于教育革命。不过４个月后，造反学生就起来指责王的指示是蓄意将政治斗争引向“纯教育革命的歧途”。７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得知工作队已经进驻北大，便从湛江打电话给区梦觉书记，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广东省委遂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８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１９５７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

就在王书记用１９５７年反右精神指导运动的同日，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也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６年的企图“混关”。杨当时还在咸宁县四清工作队，作为工作队员，他读到王任重刊于《湖北通讯》增刊上引火烧身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颇认为书记同志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简直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直书王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书记的自我检查，认为王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尽管杨同学的信写得还是比较冷静和客气，仅仅是希望王书记自我革命，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但在那时候读了这信，人们不能不联想王任重是否也是邓拓式的人物？这就是６月运动的大势，人们开始怀疑，但动机相当良好，口气相对温和；邓拓的妖魔化形象也无不引发群众和书记的惊悸。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６月９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２４小时内派出６００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６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６月１１日，在杭州参加中央会议的王任重书记（此时王已是中南局第一书记），记下１０日毛泽东对各大区负责人的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仅从这个记录看，毛泽东对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尚无明确的标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似不清楚。不过毛的斗争所向针对的就是党政领导，大学生在一年前已传达过“２３条”，他们就如此理解中央意图；而王的实际理解并不如此，尽管他一再聆听毛的教导。王在湖北，以及离汉以后的种种指示，依然是按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思路布置的；后来他做的自我检查交代，就承认了：“在６月１０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的”。所以，在６月２９日的日记里，他甚至还记下了要“接受五七年的经验教训（放的不够，反击过早），这一次沉住气，引蛇出洞好打”。

武汉不同于北京，省委工作组刚刚进驻时，武汉的大学生整体上是热忱欢迎的。如碧峡回忆（见碧峡：“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１９６６”，“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三千多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７天，是不眠的—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但）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１９５８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公正的说，绝大多数学生们当时是信任湖北省委的，也拥护派工作组到学校指导运动，因为我们自己也刚刚做过工作组员；尽管李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他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而我个人心中的文化革命，在１９６６年的６月，充其量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６月１１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书记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１６０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运动中口号提法分歧带有普遍性，鉴于此，１１日陶铸也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不过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并未传达到湖北基层群众，许多院校依然强调所谓“四个保卫”“四个紧跟”口号，因此也在中层干部、教师、学生群众里形成歧义和激烈辩论。不过，６月上旬的争论还处于概念阶段。争执往往是一些概念性问题。

１３日，湖北省委公开抛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全市有数十万干部、工人、学生到武大声援，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大成为省委运动的样板。官方组织的批判、运动，终于划出２７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９１人；武大党委常委１３人，有９人被斥为“黑帮”。在１２２２名武大教职员工里，有２２７名被公开划为“黑帮分子”。

但是，一些学校也出现纷争，由于讨论参加省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人选发生激烈争执，湖北大学部分学生、青年教师在校内游行，派出代表到省委上告；这次行动被官方称为“小匈牙利事件”（群众称为“６．２０”事件），并对湖大师生进行压制，在教师和学生中暗暗布置抓“右派、反革命”。墨水湖中学出现了“６．１６”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１９５７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后改称“要武”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其时，北京大学“６．１８”事件业已发生，当时中央也有了指示精神，湖北按图索骥。一些北京“反干扰”批斗学生的消息，也依借书信渠道很快传到武汉，大学生里已经多有传闻。

在省市委组织下，热情的武汉工人、干部踊跃前来武汉大学声援；同时他们自己也受到高校文革的感染与启迪，实际上在６月份，工厂的运动也自然地启动，从“四清”和单纯批判“三家村”，进入了本单位实际。还以重型机床厂为例，祝孝先回忆说：“６月１０日开展运动，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我还是在犹豫。当时我是专案组成员，分工是发动大家贴大字报，每天收大字报。一个技术员叫曾世贤，写大字报说我们支部有一条黑线。这个人自己出身贫农，他老婆是个日本人，虽然长期写申请，但是不能入党，他对党委和各级支部有意见，写了上十张。我去收大字报的时候，他要我看，还问写得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文化，也懒得看，就随口说写得好。结果分厂党委书记任树桐找曾世贤谈话，问是谁支持他写这个大字报的，说没有人支持他绝对不敢写……曾世贤提到祝孝先说写得好。……６月２４日下午两点通知我去开会党员大会。他们事先做好笼子，在小组上有意选我发言。其他小组的一致意见是说曾世贤的大字报是大毒草，要批判。我最后发言，说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才１４天，现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讨论说大字报是大毒草，为时过早；到底党支部有没有一条黑线，下论断也为时过早，要到运动后期下结论，用事实说话。我说完了就回家，书记把其他党员留下来，发动党员写我的大字报，还说是祝孝先出主意叫曾世贤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我一上班，就发现从一楼到三楼全部是大字报，矛头针对我。我一气之下就跑到总厂，找监委书记徐洪山，党委书记储丹庭，拉他们到分厂来看大字报。我说自己又不是什么当权派，怎么把矛头对准我？这两个人就做任的工作，说不能把矛头对准祝，你们搞错了”。

该回忆还披露：厂里平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人事关系的矛盾，也被激化、摊开。

三、运动的铺开

６月运动铺开。１３日陶铸电示中南局：学生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是日，刘少奇同意并批准中南局、西北局提出的文革提纲发到全国，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而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此批示针对的正是中南地区文革运动的打算，中南的做法得到刘的首肯，且作为北京以外运动的一个样板。到后来学生才知道，６月运动全面铺开后，毛泽东主席从中南抽出的文革干将与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主席配合得很好。这是毛很不情愿看到的事实。

进入文革中央核心后的陶铸与王任重，在北京十分跟进中央对运动统一部署，对于中南地区运动，则比较稳重和小心翼翼，也特别关注底层群众的一些异常动向。

６月１５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拟批华北局报告。并告几个初步意见：（１）农村，四清点，搞一段文革，结合学毛著，搞清思想。新点，从文化革命搞起。面上，学毛著为中心，搞一下文革教育和声讨黑店。（２）城市，工厂结合四清搞文革，不能代替四清。新点，从文革搞起。面上，搞一下文革，主要学毛著。（３）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极领导。（４）街道居民、小学、服务商店、派出所，现在不搞。小学将来采取集训教师的办法搞，现在可以搞声讨，不能靠小学生搞。派出所，将来靠集训办法。

服务商店，下一步再定。

１８日、２０日，陶铸又电示中南局：（１）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２）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学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３）城市工厂，文革可搞深一些。（４）大专学校全面搞，有点有面。直属市，都要搞，不搞不行。四清地区学校要搞。面上，搞一段教育。……（８）（广州）八中，反动学生给左派教师扣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要处理。

可见，陶铸依然是按“社教”、“四清”以及１９５７年“反右”的部署来安排文革运动的。

在北京，陶铸１５日也在高教部、教育部全体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到：“高教部首先有几个同志贴大字报，揭露了蒋南翔的问题。于是以蒋南翔为首的人组织反攻，围攻，另一方面对上级采取欺骗掩盖的办法，蒙蔽上级。后来情况弄清楚了，蒋南翔是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不能让他继续担任高教部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了，所以把他停职反省。”。（按：群众后来批判说蒋纯属被抛出的）“当时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副部长来代理蒋南翔的工作，决定了暂时由刘仰峤同志代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正确的。你们不赞成，就是不恰当。什么叫不正确？多数人不赞成，就是不正确”。

“现在看来高教部的问题不是不大，而是很大。不仅高教部有问题，清华大学问题也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性质呢？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统治了我们的高教部，也是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过去高等学校招考，不管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不管你政治上是反党的还是拥护党的，是坚决搞社会主义的，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都不管，只要你试题答得对，分数高就可以考取，就可以升大学。分数高不是很好吗？好是好，就是将来我们国家要变颜色，对资产阶级好，对无产阶级那是不利的”。“如果不能保证他们毕业出来忠心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忠心地搞共产主义，而是搞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一套，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有些人根本上就是坚决反共的，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不可能不失败”。“几十年以后，老的已经死掉了，大学生成了各个岗位的重要干部，领导干部，再加上少数野心家，搞阴谋，篡夺领导权，全国就要变颜色。苏联就是这样变的……”

“而现在我们推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同党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不只是高教部，教育部董纯才所宣传的凯洛夫，你们要清算。在全国中小学中，凯洛夫的影响很深。只讲智育不讲政治，说德育就是政治嘛！特别是高等学校影响最大，因为高等学校毕业出来，不管怎样都要变成国家干部，……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不是忠心耿耿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而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那再过多少年后，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就要变了。……我讲的是总的情形”。

现在来看，陶的“６１５讲话”，自然讲出了毛泽东当时对教育战线的一些基本意见，同时也是刘少奇当时得以承受的基本估计。６月北京高校和教育部的运动，依然是在刘的主导下进行的。刘与陶当时以为运动剥离出彭真、蒋南翔，清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达到预期目的了。高教部和清华的运动后来受到群众严厉指责和批判，但陶当时的本意还是要将运动在传统政治模式及文化教育范畴向前推进的。他自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刘主席在毛的政治攻势下，不得已的战略撤退。颇具讽刺的是，这种教育革命的粗浅意图，抵制毛的文革政治进军的做法，在文革以后也依然属于不可容忍的“反文化”“革文化的命”的行径。

陶铸在讲话里也标榜中南局在对待毛主席著作问题上区别于中宣部的当然左派姿态：“我在中南局的时候，曾经写了个决定，在《人民日报》登了的。我们是这样提的，今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一般的学习问题，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对于党员来讲，是有党性没有党性的问题，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中宣部理论处很反对，大讲‘你们杀气腾腾’。我们讲这个话，怎么杀气腾腾呢？这是真理嘛！这是事实讲出来的话，怎么杀气腾腾呢”？

按照省市委部署，６月１７日，武汉市委抛出市文化局党委主要领导程云，打为“黑帮”。后武汉报纸将所谓的程、吴的帮派称为周扬在武汉的帮派。武汉文化局有３７人被拘留。团市委和学联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号召全市青年“积极投入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６月２２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发出电话指示：１、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个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事件”）很好，将转发。学校的情况复杂，可能有的要反复，夺几次才能搞清，也不要怕。广东的情况比较复杂，要注意。２、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在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对党团员要抓起来，不要撇在一边，不要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有些事情不了解党委有问题而表示拥护校党委的，要保护。３、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去发动群众。可以依靠党团员、左派去串连发动，组织队伍。４、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学生中的以后再搞……５、对错误的，要顶住，他们闹起来也不要怕，是个暴露。

这一精神，也即当时湖北省委掌握的中央精神原则。从后来披露问题看，在武汉各大学出现争论、拉锯的６月下旬，工作组也基本上是按这个精神控制运动的。

６月２８日，毛泽东从长沙抵达武汉，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同日，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６月２９日，湖北省委召开研究省“文化革命动态”的会议。会议记录许道琦书记发言如下：“今天开的是如何抓《文化革命动态》的会。现在全省组织三千人以上的工作组，到各校去了，武大的问题见报以后，在本地区开辟了战场，会有很大的震动……这场斗争是场很严重、很关键、复杂的阶级斗争，斗争的双方都在抓文化革命这个大旗。观察问题要很敏感，很尖锐。杂技团夏菊花的问题就很复杂、尖锐。这两封信是在夺夏菊花的权，也就是夺市杂技团的权。（余杰：四清工作队很混乱。）那个雷鸣是什么人？那个自称最年轻的工作队员江文琳又是什么人？是否是反革命？很难说。他实质上是反对王任重同志那篇文章的精神（按：指《一朵红花》）。第二条就是，这样大的文化革命需要我们去领导。群众起来后，必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如有的要求废除考试制度），怎么使运动斗争的锋芒对准主要矛盾，将这些要求引导到主要方面去，这是个大事。对反革命、敌人的活动要注意。

编动态要把活动的动态抓起来，省委要掌握这个东西，中南也要掌握这个东西。重点学校的情况要直接往上报。前些时反映了一些材料，但活的动态不多，一个单位究竟么样活动的，看不出来。……现在群众中错觉很多，怀疑很多，好多根本不能联系的事都联系上了。厂矿都在市里，你们（指武汉市委）把工农的声音搞响一些”。

以上记录仅仅是一个片断，《动态》是当时省委掌握运动情势的内部参考资料。尽管高校几乎像干柴般轰然起火了，从讲话看，由于四清运动和北大大字报的广播，工矿与事业单位也在波及之中。６月中旬初，湖北省、市委工作组分赴大中学校和文化单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业已全部到位。省委根据当时中央指示，提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这个原则也是中南地区普遍贯彻的，６月１１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就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雍文涛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

次日，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决定要点名批判周扬，中南要组织人准备写一点有份量的文章。要调查一下他的家庭情况。把他在中南各地的讲话搜集整理出来。

半个月后写出文章。

同时也指出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张）平化同志已调中宣部为常务副部长。（王）延春为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吴冷西已停职反省。要调一个机要秘书（按：到北京工作）。

不久，雍文涛奉调进京，中南局对北京文革运动领导班子的贡献，正在加强中。

在６月全月，武汉大中学校学生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从实际情况和总趋势看，学生群众是真诚欢迎与拥护工作组的，寄希望于省委派来的工作队，帮助揭开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但在对干部的看法和运动的方法上，学生、教师群众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学生激进的言行和缺乏政策观念，引起领导和骨干学生的反感，以至成为当局定“右派”“反革命”的理由。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越南留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天真地去给院党委提意见：“既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何不能讲政策一些，为何总在院领导名字上打红叉叉”？

四、“枪打出头鸟”

７月１日，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提出：“在我们中宣部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问题。”同日，湖北省委派出以王海山为组长的３００多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部级单位，以下简称“长办”），组成一个五人小组接管长办党委的权力，其中吸收两个长办的人参加，其他人全部靠边站，并转移运动方向对准林一山主任。这是继武汉大学后，出现的又一个接管党政权力搞运动的范例；实际上，长办是水电部的派出单位，主任由周恩来任命，湖北省委过去对其主任林一山尚无什么太大的约束能力。

针对运动情况和问题，７月３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以信文形式指导运动。该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１、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２、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３、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

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研究武汉文革和群众的王绍光，曾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的一篇文章《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里，指出王任重６月２８日的报告《建议》和７月３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在武汉，他们相信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据王任重说，直到七月十八日离开武汉返回北京，毛泽东还没决定怎样把刚刚开始的运动进行下去”。王绍光这里讲述和分析了两个重要事情：其一，王为湖北省运动写的意见，实际上也是为指导全国运动起草的，而且刘、邓、陶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赞赏和批转了这两个文件。其二，从王的口中，披露出毛泽东在武汉时还没有决定运动如何深入。前一讲述和推断是符合实情的，后一“据说”，笔者没有见到王本人对此的言论、文字，不过从王与毛泽东相处２０日，他似乎并未感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和毛泽东有

差异，似也能推出毛尚未对王任重全部交底，或者毛对他不置可否？王绍光在１９９３年出版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汉文部分《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有一小段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一个慎重的政治家，王任重把这封信呈送给了６月２８日到达武汉的毛泽东，听取意见。毛似乎没有表示反对，可能由于得到了毛的赞许，王的信７月１４日由中南局传达到中南地区五省然后又由中央传达到其他各省，于是湖北省被看作是全国的样板”（该书，Ｐ３７）。以上所引文章和专著，都出自作者的一个研究题目和内容，他的基本分析和判断也是一致的。

由于笔者无法得知当时王任重和毛泽东的往来对话情况，目前只能认为这些关键说法，仅仅是一个推断。不过，从毛、王在文革全过程的思考和作为看，这个推断可能是合理的。

７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斗争里，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主导性的论点为１９６６年是“５７年加５８年的形势”，矛头所在十分明确；但是，情绪逆反的学生论点是：文革是１９６６年的形势，是“２３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省委是如何汇报的？

６、７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把文革变成打知识分子中的“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１９５０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就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７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按王７月３日信的指示精神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１０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就在刘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今天来看，王任重书记当时并未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实际意图，或者毛泽东也没有全部交底。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前往中南途经江西，在南昌就对江西省委领导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这种想法，既然可以给江西省委讲，自然也会给湖北省委讲。此话当年并无人知晓，但学生们确实就是如此去思考的，所以他们十分自信：自己是响应毛泽东号召的。毛泽东的意思自然也一再与王谈及，他在２８日从韶山到武汉，住东湖客舍，掌握运动走势和动态，与王有多次深刻接触（甚至还将７月８日给江青的要信给王读过。那时毛泽东还在客舍接见余秋里和农业部长林乎加，商谈农业机械化问题，让他们看王任重湖北的样板；在毛的支持下，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于２０日，就在距毛７月１８日前下榻的梅岭一号２００多米的小礼堂召开）。

不过王心目中应当得到锻炼的青年人，是他和省委内心钦定的传统体制认可的“当然左派”，而非广大群众；“大风大浪”，也是针对社会上所谓“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后来，省委领导和各级领导同志与学生群众对毛泽东概念里的“敌友”认识的根本冲突，也始终在于此。“当然左派”是那时在武汉大学运动里流行的话语，也典型地代表了１９６６年湖北武汉一种带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现象。

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所编辑的大事记：７月５日，省市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运动初期，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约４００余人（其中中学生１５９人）。这些做法自然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

据武钢工人杨玉珍口述回忆：“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武钢的四清工作队长是陈克东，他们因为随便镇压工人，草菅人命，因此引起武钢第一技校学生的强烈不满，这是武钢在文革开始第一支起来造反的队伍。当时综合厂的工人庞玉来，因为要向工会借钱，姓蔡的女会计不同意。大概当时大家吵了几句，庞玉来脾气不好，拿了一个砖头把姓蔡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工作队长，就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布置，做出决定枪毙庞玉来，还说是‘要血债血还’。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这一天，天下大雨，庞玉来就是在这一天被他们枪毙了。武钢第一技校的学生全部都冲出来了，大家都不服。结果运动就这样偶然地发动起来了。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钢铁研究所为了辩论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事情，发生了冲突，打了起来，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６、７月，省委对于学校和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十分紧张，简直风声鹤唳。７月６日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３号的信，就是一例；王本人也在武汉参加这次常委讨论：

张体学：谈的三种情况，是不是符合当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大量的，左派还是没有形成，右派掌握领导权。……

王任重：工作队整一下，要斗争。先把打兰正明的人抓起来，管他是什么人，先当现行犯抓起来。

张体学：广播电台一个姓黄的要开除党籍。

宋侃夫：准备搞控诉，把打人的家伙搞到东西湖去劳动。

王任重：打人要按刑事犯处理，有的是现行反革命。可以肯定陈伯华（按：市汉剧院院长）是团结对象，要打击的是几个老右派，还是那几个人在兴风作浪。陈伯华那个人对党还是有一定感情的。陈伯华这个人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产阶级作风，没有问题，她是可以改造的。……只要不当敌人斗争，陈伯华是可以接受的。（侃夫：劝她退党）……

张体学：陈伯华不当院长，工资降下来，是不是党员留下来。王任重：暂缓一步，当不当党员的问题，有一些人，陈伯华、常香玉、红线玉、陈淑芳等人。……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点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你要拿刀杀，我就要打，纠察队要拿上棍子，反革命分子要我们交枪，就把他抓起来，有的人叛变了，叛变投敌要开除党籍。

张体学：任重同志写的这封信，我没有意见，个别地方改一下。

显然这仅是一段记录，但大体看出，王任重的信实际成为将文革运动变成镇反和反右的号令了！这就是造成１９６６年王与武汉拥护毛泽东革命造反号召的学生决裂的标志性文献。

现在可以看到的陶铸对中南情况估计，几乎与王任重差不多，只是没有那样具体。

７月１２日，陶铸电示中南局：１、文教是重点，这次不搞好，就无希望了。２、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始终。３、区别两类矛盾。４、控制面，可能比一九五七年面大。还是按二十三条，干部分四类，集中打击第四类，排队，学生一般不排，大学生在内。５、教学改革，学生热情很高，中央准备研究。周扬的批判，一下子还上不去。

７月１５日，陶铸再电示中南局：１、战线太长，同意收缩。２、斗争锋芒对准工人，要纠正。湖南中学工作组退出后发生打击报复现象，应处理。长沙学生打招牌，制止。乱斗，教育。……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随同。毛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毛一语双关，得到全部武汉群众—首先是学生的拥护和认同。他们用数年来在毛泽东榜样激励下的热情和坚毅精神，投入了文革——这一搏击社会风浪的锻炼。游泳活动成为领袖与民众互动的契机，也在武汉成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与标志，不是偶然的。

也就是毛泽东在武汉同时，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３７天，３８３人被划为“右派”。按“七三信件”精神，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４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６２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３００多人，仅外语系就达６４人，某小班批斗１２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武汉邮电学院被斗２３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１４００学生，就批斗２００多人，“反右”长达２３天。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６２人，已确定性质的２９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１８人，批斗３０多人。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６１０”（化学系）、“６１１”（外文系）、“６１８”（哲学系）、“６２０”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所谓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群众，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仅仅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无理剥夺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游行的正当权利，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在运动初期，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群众４００多人，骇人听闻，全国也绝无仅有。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恐怖十分。+W.];S#{4E7y4b6g0l3r+X

更为深远的是，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对此认识不一，人的政治待遇迥然不同，群众被彻底分裂了。今后还将看到，分裂难以愈合，竟然走向极端的派别对立。

当毛泽东在长江畅游的消息被激动的师生带回学校时，天真的学生好希望王任重书记向毛主席反映运动情况，搭救受委屈的群众。可是，“反右”继续下去，痴情的学生不知为什么，当时还不敢想王书记没有给毛泽东汇报一切实情；后来省委也一直以“毛主席在武汉，他老人家知道运动情况”为由来稳定和凝聚群众的信心，要求群众相信省委，以至保卫省委。

王任重和陶铸不喜欢倚老居傲的李达，李也确实对１９５８年的教育革命大有异议。特别在１９６６年，林彪和中南局都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他不赶时髦，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提出不同看法。陶、王决定对他下手批判，自然也出于他们理解和政治需要。不过，他们深知李在中共历史里的位置，以及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王胆敢公开批斗李达吗？据说，在文革以后有人询问王任重当年为何抛出李达，他回答的就是：我有那样大的胆子吗？有人甚至公开透露，王在决定批李前，也曾打探过毛的看法。只是毛、王二人的交谈，并未公开，王仅仅是试探毛的意图，还是正式请示过？毛表示过同意交群众公开批判吗？

在７、８月的高压气氛下，李达很快就走到人生终点。李达在临死前几天，还请求他的秘书给毛泽东送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但被工作队扣押再邮寄，毛泽东在８月１０日才看到有关的一张字条“李达（武汉大学）请毛主席救他一命”。毛当即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　八月十日。”陶铸也当即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但是，张体学省长从北京参加１１中全会回来，却向武汉大学“校革委”传达毛泽东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在持续的残酷批斗与迫害下，李达的确是死了。

弱势的学生群众崇尚公正，天生地同情弱者，逆反心理特强；特别是武汉大学在运动初期受到压抑的教师和学生，从大字报读到李达重病惨死的情景（鲜血喷吐墙上），反过来却同情官定的“黑帮分子”李达（一些教师自己已经被指定为李达的“黑帮分子”），怀疑王任重是妒忌李达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进而怀疑王在李达问题上是反毛泽东的。这些师生均成为武汉大学造反派的坚定者。经１９６６年的酝酿，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４月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可能是彻底否定文革以来，多数人并不明白的武汉文革造反的一桩公案。

五、转折的关头&

就在李达向毛呼救前后，毛泽东主席回到久违的北京，毛批评前段运动，愤怒指责弄得“冷冷清清”，“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文革运动的根本分歧很快就公开化了。

７月２１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等等。７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做出四点指示：

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但是，对于备受争议的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考虑到毛泽东的尖锐的反对意见，７月２７日，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这时，王任重指导北京的运动，２８日，他在争论十分激烈的清华大学讲话，讲了个十分原则话：“我对清华情况不了解，……究竟谁是谁非，同学们自己独立思考。对不同意见应当用毛泽东思想分析，毛泽东思想是照妖镜，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照就照出来了……。”“任何是非问题不是什么人可以包办代替的，只有靠同学们自己去分辨这些不同意见，大鸣大放，大辩论是很好的，真理只有一个……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好，决定于清华革命师生能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动脑筋，打倒黑帮要靠你们，教育革命也要靠你们……”。这些话讲得很不错，可是从清华大学文革运动的发展来看，主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王任重，虽然没有在武汉直接碰钉子遭至反对，却很快在清华大学运动和北京的运动碰了大钉子。作为他个人悲剧的是，他并未从中央两位主席的分歧意识到什么根本的东西，他在中央文革的失落，也就从这时开始，虽然武汉运动出现的种种不利的消息，这时还没有传到北京和毛泽东的耳里。

不过，北京的一些新精神，很快就由王任重传回省里，７月２８日左右，他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突然紧急煞车！

于是在７月３０日，省委常委按当时的认识也认真地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

陈扶生汇报：省委在６月１０日以前，召开两次紧急会议，组织工作组进学校……

群众热情高涨下，也出现了一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反击。６月２３日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宣布政策，大会开的还是好的，促进了运动的发展，也有唱反调的，说调子低了，旗帜不鲜明，……从目前看，大多数单位转入反右批判。……%

狠抓炮打司令部，“擒贼先擒王”，一种是没有把要害人物搞出来；二种是批判斗争一批学生，共搞了２５４人，１３所学校。

湖北大学的问题，文化革命办公室有责任，提出要反击，学生受了挫伤，领导集团问题揭不开，学生情绪苦闷。有的写血书：“不拿枪的敌人不好打，干脆支援越南去”，有的写错了大字报很害怕，有的却说：“反右派不说话，反左派不说话，整队还是不说话”。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要主动担担子。（体学：学生中反动的，放在运动后期批判，现在搞，斗争了一个，会影响一批。）……（体学：有极少数人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干的，要分析一下。）

张体学：一、对全省运动的估价：总的讲，运动搞得好，搞得不错，绝大部分单位是搞得好的。对全省运动要一分为二看，是主要的，成绩是主流，发展很健康，搞得很迅速。但对“二”不能忽视，“二”就是问题。今天着重讲问题，不等于否定成绩。产生问题有几个原因：对伟大的革命运动，思想准备不足。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起来的，我们的思想准备不足，有一点仓促应战。派工作组一下铺开了。……这个运动不同于农村。又同又不同，阶级斗争是相同的，作法不同，一下铺开，大规模的运动，没有经验。

斗争方法，领导艺术交代不清楚，不具体。对学生的问题当时也不那么明确，派工作组派多少讲得不清楚，工作队本身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临时上战场。工作队既要领导革命，又要自我革命，思想不明确。广大的教员学生热情很高，有强烈要求，工作队跟不上形势，带了不少的框框，总的框框就是怕乱，怕坏人乘机活动，工作队本身民主作风，“三同”没有搞好。

产生以上问题是暂时的，个别的缺点，省委承担责任。……另外，具体政策没有跟上去，学生说怪话，大字报写错了，不整学生，这一条思想不明确，我们省委负责。你们整了学生就检讨，没有整的就不检讨。

运动中斗了学生，完全斗错了的要赔礼道歉。水利学院上北京去告状的两个人放下来，以后处理，一不要批评，二不要斗争，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将来发展了再当外部问题处理。……有些表现很不好的，有活动的，也不要监视他，叫他暴露，暴露了，群众总会批评他。……我们的工作队现在不宣布撤出。撤不撤？等任重、道琦回来开会研究……

显然，湖北省委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而在同日，赵紫阳、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工作队，就作了紧急布置：“……三、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向师生员工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进行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教育。……条件已具备的地方，可以先选举建立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条件还不成熟的，要积极进行准备和筹建工作……工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四、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大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如果出现群众贴工作队大字报的情况，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群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主动接受，立即整改；不正确的，可以正面说明情况，但也应当抱着欢迎的态度，绝对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压制群众的批评”。

湖北与广东两省领导，对当时北京的精神领会似乎不太一样。广东从陶铸处得到指示，准备抓紧主动整顿工作队和撤退，关于湖北，王任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几个月的做法，与毛泽东倡导的大相径庭呢。本来他在湖北的工作政绩凿凿，在经济工作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夸他有总理之才；文革运动大事，毛也亲临东湖一再托咐，当年在武汉、杭州的许多决定运动的要会要事他都参加或参与了。从他的一生看，王对毛泽东也是诚心拥戴的，特别是文革以后更能看出人的真心；在１９７９年后，他几乎被人们看成“凡是派”。但毛泽东苦心提携的中南“王”，在１９６６年春夏，并未真正站在毛泽东希望的一边，他频频聆听毛主席教诲，却充其量扮演着一个中南“小刘、邓”的角色。这个客观事实，当然无法简单地用后来造反群众指责的“政治品质”“反革命两面派”来解释，也不能用个人或个别人物的偶然疏忽与谋略来解释。是历史的误会？是意识的局限？是毛泽东的过错，还是陶、王的悲剧以及他们与毛泽东一代人的整体性悲剧？这些只有留待后人来研究了。

需说再次强调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７月，在武汉尚未出现北京那样的驱赶工作组事件，学生群众还没有发展到怀疑和对抗省委、市委。运动的主导方面，在省市委和传统的党政权力组织一边，９０天运动的主要史实，是群众开始起来投身毛泽东号召的文化革命，当局组织打击所谓“牛鬼蛇神”的历史。说明这点是必要的。因为迄今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著和文献，主要地以北京高等学校的文革过程，

来分析所谓“５０天”的运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和分歧，这显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对于这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仅仅去研讨京畿地区学校、机关的情势和领导、群众心态走向，还缺乏研究许多问题的充分条件。

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性，北京学校与武汉学校学生结构的差异性，北京学生的信息来源和敏感程度、接受反馈程度，远远优于地方学校，他们任何一个准派别群体，都比武汉的学生要激进得多。特别在６、７月里，北京原来的高校党政系统已经瘫痪，新市委的权威没有建立，由各部委部门匆匆派出的工作组，也不可能把握运动的控制权，不论他们如何做，都与部分学生发生分歧乃至冲突。毕竟原北京市委天经地义已是黑帮。武汉则大不一样。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在所有群众心目中，依然是革命的，是有政治权威的。学生起来参加文化革命，首先还是希望通过得到省市委支持，去表达革命要求与一些对本单位领导的怀疑与不满。直到后来省委撤退工作组，他们都还没有发展到要公开驱赶工作组的一步，仅仅在个别学校有嘲讽刁难言语出现，有个别先行者开始按自己的理解，将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怀疑成修正主义分子，产生试图摆脱这些领导者的愿望。不少造反的骨干分子，后来也都承认自己当初并非目标清晰准确，有个认识过程。北京学生革命造反的动因与地方学校学生造反，存在一定的差异，北京学生首先特别关注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而且受到中央情势的影响；而地方学校的学生，在努力跟进北京形势同时，必然地联系当地的矛盾冲突，矛头主要指向地方党政权力机构和代表人物，更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影响，关注和卷入一些社会问题。这些特殊现象，在八月以后的运动就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二章．初秋炮打司令部

一、贯彻中央新精神

入秋，湖北省委开始传达和贯彻北京传来的文革运动新精神。１９６６年７月底，省委紧急停止各院校的“反右”批判斗争，决定撤出工作组，改派联络员观察指导有关单位的运动。８月１２日，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从北京电话指示省委，要求在１５日前按“１６条”精神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领导小组，接替工作组对运动的领导。按此指示，８月下旬各院校相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陆续有组织地成立红卫兵（时称“多数派”红卫兵）。初秋的武汉还是十分炎热的，长江流域的“秋老虎”并未让革命热情不减的学校师生精神倦怠。运动也有组织和有秩序地进行着。

８月２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听取了７月２９日北京市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中央领导的报告录音，正面地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成绩，表彰了各学校产生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武汉市委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并开门整队。

８月３日，广东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传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学生代表会上的讲话。但工作队问题成了会议的讨论主题。在讨论中，刘田夫问：“工作队撤走后，如何使运动搞得更好，将来也要派些人去了解联系。如何抓革命委员会？”。林李明回答“按北京的样板做。”林在会上还批评说：“广州大专院校，没有反击这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出的问题和全国也差不多，包办代替，‘我来解放你’到处有，不放手，怕乱。工作队与学生的关系，也不清楚。对意味不相投的，不听意见，也不少……不能把我们的工作估计太高了……学生贴大字报说不要上修正主义的当，而工作队（学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选举委员会，学生提出意见，是工作队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提出意见，你们征求人家意见，又反过来整我们……我看过去我们听工作队的话多了。”

不知什么原因，同一时间，湖北省委尚未如广东这样地认识工作组问题。

省交通厅航运局工人出身的干部傅廉当时在随县搞四清，今天回忆说：“十六条下来了，在讨论时我说这个工作队最好是撤，与毛主席说的相信群众的政策不符，而且有些事情完全是捕风捉影……按照文件是我们工作队错了。……晚上一点钟，就有人拍我的门，说县机关分团团长邓强找我去，他说我在会上发言不应该，我说工作队确实与十六条不相符，他说张体学要亲自找你。第二天张体学打来电话，我说我是傅廉，他说‘咯狗日的快来’，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劈头就说：‘你还反了，叫工作组撤，你当了这是航运局，他们姑息你’？我说自己只是开会说意见。他问我思想通了没有，要我写检讨。过了两天就通知我回武汉，李树棠说张体学说你没有资格当工作队员，通知要把你遣送回去……我回到单位门口，就看见有大字报说要打倒走资派傅廉。”

８月１６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从北京回穗，传达陶铸的指示“华东、中南地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看是否实行反击，如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反之，就不是。”赵说，“我们这里没有进行反击，没有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所以不能说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

但陶铸的这个精神，湖北没有传到基层，湖北省委和各个单位，自恃有王任重的精神，并不承认因为在群众里打反革命，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工作组撤走，酝酿成立文革委员会，许多高校组织了大辩论，大家蛮认真地辩论前一段运动方!

向正确与否。到８月中旬，这种辩论仍然是赞成６、７月省委作为的干部、群众舆论占优势，群众显然不明白北京究竟出了什么事，报刊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持不同意见的极少数人，用较为温和的言辞，批评前段运动，说反击右派挫伤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武汉水利学院三年级同学韩同良、丁家显、韩玉琢，以三个贫农子弟名义写信给工作队长刘真，悲壮陈词，申明青年人搞文化革命的目的，批评工作队主持反击打击了热心参加文革学生的积极性。该信也成为辩论的中心议题。今天９２岁高龄的刘真，依然记得这封感人的公开信内容，或许当时就触动了他的情感。高校学生对成立文革委员会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选举。从书本原教旨意义追求革命，青年人都醉心于中央文件“１６条”倡导的巴黎公社民主制度原则，少数受过压制的群众冀希通过理想化的民主辩论和选举，达到长期被压抑的自我的实现；多数同学——特别作为政治核心的学生干部和前段运动的“左派”骨干，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从来就是讲民主集中制的，且仅有他们才能显示和实现这个真正革命的民主和集中；而所谓的“自我”，也无非是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自我，对于资产阶级，本来就不应该给它什么自由和平等。不是说要撕掉“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

按省委意图，“纯民主”选出来的文革委员会，是８月多数派倾向主导的权力组织。

为响应北京的运动，８月１９日，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１１所大中学校学生表示支持革命小将。武汉市委组织５０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同日，武汉由党委组织的红卫兵正式成立并上街游行亮相。迄今为止，这些活动均为支持省委工作组运作的多数派参加；辩论中，学生群众中首次出现“派”的称谓，而他们是多数派。与其相反，在６、７月运动里受到疏远、排斥、打击的群众，开始被称为“少数派”。少数，在当时的舆论和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激忿，一往无前，深信自己是忠实于毛主席和革命的，坚持“干革命”的自我实现。他们也相信刚刚公布的“１６条”中说要保护少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就是有所指的，甚至认为真理开始就只能在少数人手里！

下旬，印有“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传到武汉，多数人不敢相信这竟会是毛泽东亲笔所为，有人甚至认为是伪造来炮打共产党的（１９５７年报上赫然标题就有“储安平炮打毛泽东”），且文字所涉及党内斗争问题，究竟何指，更无人知晓。武汉钢铁公司里两派分歧，就是从工作队镇压工人和辩论“炮打司令部”的真伪肇始的。不过，毛泽东８月１日的回信由王任重转交清华附中红卫兵，毛泽东支持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人们再也不会怀疑了。后来，毛泽东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加写的批注也传到武汉，毛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领导未必等于真理、等同正确，极大地鼓舞了对前段省委的运动做法持怀疑与抵制态度的人。

下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对北京学生讲话录音，经省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在各校播放，学生开始纷纷议论北京运动，刘少奇乡音浓重的说“这个运动么子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使人万分惊异！北京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在８月１８日首次检阅红卫兵，报道有所变异，大家隐约感到中央在人事上有变，但还不敢胡乱猜想。

８月下旬，所谓破“四旧”兴起。武汉党史大事记云：以武汉市中学红卫兵为主体，仿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上街破“四旧”。武汉市委为支持红卫兵，决定改换所谓具“四旧”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商店的名称。此时，抄家、游斗浪潮迭起，泛滥周余，事后不完全的统计，在武汉共抄家２１０００户，抄出黄金１１０斤，白银１８００斤，银圆２６.７万块，现金与存款４４０万元。乱查抄、揪斗导致自杀案件１１２起，死亡６２人，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那是恐怖的１０天。长江航运公司工人出身的教师沙云乐回忆：“８月２３日，长航党委书记贺崇升、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发动了一个揪斗牛鬼蛇神运动，把长航系统内部揪出了３２个人，带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游了一圈，武汉搞游斗牛鬼蛇神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对湖北的影响很大”。

截至月底，官办的红卫兵和多数派，极其热忱地投入了“破四旧”和在社会上!

横扫所谓“牛鬼蛇神”，也热中于在本单位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坏分子；而少数派，从传达１１中全会、辩论前段运动方向、辩论《炮打司令部》、竞选单位文革委员会、迎接首批南下红卫兵，开始把批判矛头指向前段的运动，认为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思潮和文字的激荡与集聚过程里，产生了第一批少数派的战斗队，如湖北大学的“红八月公社”、武汉水院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水院书写致工作队公开信的三位同学，也就成为“横扫”队的组织人。他们的批判意向很明确、尖锐，在成立战斗组织时，也纷纷按照“１６条”规定原则，向省委文革领导小组正式申报，争取省委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省文革领导小组（当时多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同志出面）开始也确实认真地接受了少数派成立组织的要求，以至举行授旗仪式；虽然省委领导对这些开始脱离传统权力的控制，完全靠少数派学生自己结社起来的战斗队，真可能忧心重重。

二、陶铸、王任重新指示

北京运动发展总要快过武汉，中央精神总要比湖北省委理解的革命化得多。

月２２日，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常委陶铸电示中南局：“中央最近开了一次会，有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从最近各地运动的情况来看，许多情况说明，还是怕字当头，不敢叫群众炮打司令部。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学生是有觉悟的，为什么不相信学生群众？要大破大乱，才能大立。

怕乱也还是要被群众革掉，必然要叫群众革掉。告诉各省（区），各地，要彻底放手。对学生绝不能用任何形式去压制，要坚决撑学生的腰。这次运动工农兵是主力军，学生是先锋。对军队，中央已发出通知，要坚决照办……不要怕，乱的越厉害越好”。“总之，不能提‘保卫中南局’，对我们有什么意见，谁都可以提。”

次日，陶铸在医科大学再发表同样的重要讲话，就谈到后来批判的“怀疑一切”

问题：“我刚来北京一个星期，就当上了保皇派，‘卫生部党委至今还不是黑帮’这句话讲错了。黑帮是保不住的，反革命终究是反革命，现在我收回前面那句话。给同学打保票，一打就不好。不是黑帮揭也不是黑帮，是黑帮讲不是也是黑帮。卫生部可以充分地揭，……谁是革命，谁不是革命，由人民来考验。

“现在撒手让你们揭，不管是谁，大家尽力揭……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但对毛主席不能怀疑，毛主席高度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能发挥人民的精力。……至于一个系统、一个支部、一个部的党委，是可以怀疑的。

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能怀疑。领导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领导不好的就怀疑下去，把他打倒。有的领导，你们不信任就可以去揭，每个人有权怀疑，观察你的领导……

“放手不够，要大放特放。可以公开，也可以秘密串联，怎样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管你资格多老，权力多大，只要你是不革命的，就可以贴。你们还可以到街上去革命，只要是革命的行动，每个人只有支持你们的权利”。)

８月１９日，长沙出现动员工人、干部围攻学生事件，中央决定采取疏导措施和处理省、市委，不久，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回马长沙，收拾起火的湖南后院。

为了研究日渐控制不住的运动，２４日，湖北省委常委召开会议，张体学省长做了自我批评：“学生产生问题，一个是革命的旗没有举起来，二是工作组官僚主义，毛病不少。有几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下：一、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成立红卫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干什么，可以的。要到长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庙，支持他去打，不采取这个精神，我们)就被动了。革命总有一点损失。我们要放手领导，参与领导。要大民主，大鸣大放。对学生的行动要支持，反对派、左派都要支持，要他们辩论。学校内部的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大辩论，工学院的问题，我主张开万人辩论会，我们省委派书记去坐着，轮流去，可以辩三个月。他辩累了就不辩了，游行累了他就不游了。打架也不要紧，打了以后再辩论对不对？有两个学校可以控制的，一个是武大，一个是湖大。汉口、武昌准备乱两个月，在乱中作工作，乱中有治。水利学院再乱，先把张如屏（按：院长、第一书记）停职反省。二、武汉市常委、书记、副书记到各学校作报告，支持革命。武昌中学我们帮你们搞。三、红卫兵要成立全市组织，我们同意，红卫兵主任由侃夫当，你去领导。

张华（副秘书长）：不这样搞，不能取得领导权。

张体学：我们决心把党委改组改错了不要紧。工作队要回来斗争，大家讨论该不该斗？该斗争就斗。要放手搞大民主，搞得不好，湖北省委、市委是西安、兰州的前途（按：两市委业已改组）。

姜一（书记处书记）：学校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实质上是左派和右派的关系问题。如果搞得好左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搞得不好，右派和中间派成了多数。

许道琦（书记处书记）：我们一方面要领导学生，另方面要做工作。（体学：反对派有极少数右派操纵，经过大辩论，他觉悟了，就过来了。）辩论，做工作双管齐下，有少数很偏激的。

张体学：不怕出乱子，可能不出乱子，怕出乱子，可能要出乱子的。学生的要求，能办到又合理，如破四旧立四新，你要干支持你。……现在已经乱了，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乱，参与领导，把领导权夺回来。唯一的办法是辩论，支持他们干，不采取这个办法，你要硬扭就不行。乱一个月就好了。

张体学意欲抛出水院张院长替罪，平息众怒；实际上当时已经抛出了水院一个抓后勤的梁百辅副院长作为“走资派”，戴上高帽批斗，其他高校也纷纷由多数派操作了抛当权派的“斗批改”。同日，省委召开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

陶铸也电示中南局：

（一）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强调运动已经出现了偏差，要纠偏，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中央办公厅已通知立即收回。（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十万人公审大会的精神也是错误的，还是怕乱思想作怪。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三）长沙八月十九日事件，平化同志听取了去京请愿的湖大学生的报告，陶铸同志看了平化同志写的材料，认为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对学生运动实际上是法西斯式的镇压，如果不赶快改变，自己要垮台的。（前几天延春同志给陶铸同志打电话，根本未反映真实情况。）中南局要帮助省委迅速转过来，态度要坚决。（四）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看来还没有搞起来，放手不够，告省委注意。（五）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书。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

但是中南地区学生与党政机关的冲突，并未解决。研究后，陶铸同意与赴京学;生对话，解释一些学生提出的关键问题。２５日，陶铸率原中南局领导接见中南赴京学生群众。

张平化重申了向湖南同学讲过的三点：“一、长沙有人提出的‘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的口号，利用这个口号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这是反动行为。二、长沙有人阻止同学上北京，各种刁难，设下障碍，怕人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曾经说过，怕人告状的人是心里有鬼的人。如果没有鬼怕什么？没有鬼，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告状也好嘛！怕人家告状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三、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有的学生受到殴打。这种行为必须彻底追究，彻底查办。同学们要求中央调查，已向中央报告，一定调查清楚，中南局已经要求他们检查纠正”。“我在这里再次向同学们检讨……犯错误的人要负责，我工作没做好，留下影响，我也要负责”。

接着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讲：“外地有人说??心衔幕??命冷冷清清，没有北京轰轰烈烈。是这样！希望大家学习北京的好经验，带回去……”“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省委？为什么不准人家怀疑市委？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如果你是革命的，就要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干革命，如果你不革命，站在群众运动的对面，镇压群众运动，就应该打倒。下面陶铸同志还要讲讲。湖南问题，昨晚中南局讨论了。我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同志写了一封信，对指使殴打革命学生的负责人要严办！（鼓掌）对站在楼上看同学被殴打的，一律撤职！（热烈鼓掌）……”

陶铸在这次接见学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些即兴讲话，显示了他们对形势和做法共同的意见，特别显示了陶铸本人对文革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看，身居要职，他当时是想尽力跟上形势的，而一些提法，也特别革命化和出格，如像对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可怀疑炮轰，对于破“四旧”，对于大串联，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认识，甚至一些言辞比刚刚起来的武汉学生还要激烈、离谱，关于“什么是党的领导”，几乎成为少数派在９至１１月的理论武器，至于对所谓“保守派”如何办，群众几乎就是按他说的去实行的：

运动中问题由谁负责？——“我的中南局第一书记刚刚‘罢官’，交给他，文化革命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要由我负责。前不久，我们开了多次会议，要求他们按中央精神彻底把文化革命放手搞起来，但他们回去后还是不敢放手。长沙、桂林不但没有搞起来，而且发生压制群众的反革命行动。……群众要革命，你压制，就是反革命。我不是当过中南局第一书记吗？我有责任。……湖南省委，长沙市委态度很坏，现在有好转。王延春同志搞四清，农村阶级斗争是坚决的，但搞文化革命不那么坚决……我看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农村四清搞别人能搞下去，现在搞自己就搞不下去了……。”

省委可以反对的——“真革命，假革命，半革命，三分之一革命，都要受一次检验。三反、五反、土改、四清，湖南是坚决的，这次文化革命不坚决，原因是没有勇气真正革自己的命。好多同志要求罢王延春的官，看一看好不好？我今天打电话，长沙市委书记撤职了，站在楼上看工人打学生，不下来制止，还笑，这些人统统撤职……省委可以反对，可以火烧，炮轰省委，可以炮轰中南局。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毛主席不许反对，我们的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拥护他，不能反对。我们这些人可以反对，省委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湖南和湖北省委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能！谁不革命，不但反对，而且要打倒”。“文化革命”像一江洪流，抗拒这个潮流要被冲洗掉。你要阻止这个潮流，你就要被彻底毁灭的。现在有的单位不懂得这个道理，怕！你怕有什么用呢？越怕越要革你的命！本来不知你有问题，一怕就知道你有问题了。你是革命的，怕什么呢？相反的，你是不革命，你是黑帮，怎么保也保不住。这些道理我过去讲了，他们懂得，就是不做，怎么办呢？（众：造反）就是靠你们起来，不革命的统统革掉。……”

不满意中南地区的运动——“中南的文化革命运动我是不满意的。（王任重同志插话：我也不满意。）你们以可回去讲，说是陶铸说的。我原来是书记嘛！现在)有好转，但不要估计过高了。……我们还是要靠你们去轰。对省委、市委、中南局开炮！比如王延春你们就开了炮嘛！你们回去说，你们不革命，我们就开炮了！就要罢官！（众：罢王延春的官！）打几炮看看动静嘛。还说这是我说的，现在给一个机会，如果不革命就罢官……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国际歌》说，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什么叫落花流水？过去我还不懂，现在我开始懂得了。西单、东单、王府井的旧招牌被砸得粉碎，一块块掉下来了，不是落花流水嘛！灰色的、兰色的，黑色的要砸烂，红色的当然要保下嘛！……这次革命要彻底打下消灭阶级的基础！

（鼓掌）……

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委各级领导可不可以反对？反对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反对党中央？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筹委会不行就罢他的官！（同学们：人太少罢不了！）罢不了可以串联嘛！串联了一定的力量起来，就把他们轰倒。

文革委员会可以推倒再造！——“文化革命委员会压制革命，你们就把它推倒，那是二月革命，就来个十月革命……”“现在北京的各个学校里实际上都有几个红卫兵，可以货比货嘛！看谁红的厉害。你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我们开展革命竞赛，假的一比就比出来了。都是好的可以合起来。真的、假的，革命是最好的检查，群众有眼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红卫兵的组成原则——“什么人能参加红卫兵呢？就是红五类，应该很好地调查成份，我们要讲阶级观点、阶级路线，要有阶级分析。同学出身比较好的，所以阶级成份第一。我们要考虑阶级成份，但是我们反对唯成份论。第一要讲阶级成份，第二不是唯成份论，第三看政治表现。一贯很好就是出发点，我们也让他们进来。”

关于串联和交通问题——“北京是首都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策源地，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全国革命人民都有权到北京来。（同学说：没有路费）你们有学校证明，可以免费。（同学又说：他们不开证明）你们搞个组织嘛！（王任重：上以（同学：车站不可以）不可以，斗争嘛！（王任重同志插话：陶铸同志可以帮助你们到铁道部解决。）对！我到铁道部去，你们坐车可以不要钱，免费。你们这次可以免费回去”。

可以说，这是在长沙事件之后，陶铸对运动和中南地区做法的一个积极的全面表态。从群众运动角度而言，严格地从表象与运作实质来看，此后４个月——迄至陶铸被中央文革“抛出来”，武汉的造反运动尚未突破以上由陶铸口头提出的基本原则。

２５日，湖北省委常委也召开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发言：“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脱离群众……找工作组开个会，先把工作组的头按到水里去，不按下去不能平民愤。二、有一条重要经验，准备犯大错误，作最坏的准备。不管怎样激烈的斗争，或风暴，只要我们的观点明确，完全可以把学生说服过来的。学生的革命要求，完全支持他，如北上南下的问题，那么讨论什么时候去，告诉文革小组办公室，给你交通工具，要经费我们给。我在华师讲，那么闹革命，把房子烧了它，我也赞成。有事我们就亲临前线，到现场去，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越是矛盾尖锐的地方，领导先去解决，不能回避矛盾。我们省委犯错误，没有迅速采取湖北大学的办法，如果所以工作组采取这个办法，一检讨就主动了。……四要靠领导，领导哪一步棋走错了，就（要）打招牌的。工学院不这样搞，很可能到省委来，反对派一包围省委，湖大、武大要出来那就遭了，就变成湖南了。不要把工作组都搞臭了，搞臭了再回不去了，只有靠革命委员会领导。现在正是乱的时候，我们乱是向好的方向乱，不同于湖南。

张体学这里还是主张积极面对省委错误的，不过，又准备舍弃工作组（“先按到水里”），而且湖大是省委意图和正统力量占上风的典范，其他学校仅仅是错在未如湖北大学那样占主动。这里讲的反对派即指少数派，张省长这里担心湖大、武大保卫省委的正统群众出来与少数派冲突，出现湖南的问题，应该说还是较为明智的。但他未能如愿引导好，结果反而是亲自组织多数派学生乃至工人、干部围攻南下点火批判省委的学生。

为了公开承认错误，次日张体学省长曾经到华中工学院电影场大会讲话，承认省委为工作组压制学生负责，对于保与反工作组的两派冲突（在公开辩论时业已出现反对派），张对华工师生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说“你们现在两派的冲突实际上也就是友军之间打了一场误会战。现在应当消除误会，共同对敌了。而敌者，就是学院里象朱九思那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干毅之类的反动学术权威”。“你们应当把力量集中在他们头上”，张鼓励说，“要抱紧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

”张体学同志的讲话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反工作组的一派同学们都高兴极了，工作组是省委派出的，现在连省委主要领导人都承认工作组犯了压制群众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并且向受过压制的师生公开赔礼道歉，那还不是造反派的大胜利吗？而保工作组的一派从来都是乖乖听命于上级领导的，既然省里的主要领导人都说工作组犯了错误，那他们还能去说三道四么？所以也表态坚决拥护张体学同志的)讲话。)?

张省长作误伤比喻，还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回避了并非误伤，而是官方误导！

本来学生群众内，有何根本利害冲突？即便领导打群众“反革命”，学生还想“省委、院党委搞错了吧”？父母也会错打孩子的，不是流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吗？受压同学只是有委屈情绪，还没有想反对领导。张的平俗、刚直的话语，一时也得到拥戴省委的青年学子的赞同。不过有了一打，后来又有二打、三打，王任重打罢，张体学也打，王、张不打了，还有人打，且往死里打，造反学生认识也发生变化，“是我错了，还是‘你’?

了对象，对立情绪也逐渐产生和发展。

８月２６日，省委召开书记碰头会，张体学说：“湖北大学现在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来这里串连，长沙、西安的都有，追‘六．二○’事件，很可能打仗。问他们为什么不到外边去革命？为什么把我们的身份暴露了？我对漆林（按：湖大多数派学生头头，市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领袖）讲，准备革命委员会被推翻，越暴露越好“武大、湖大可能重新搞翻的，内因外因在一起，准备它翻，告诉革命委员会，第一，准备下台；第二，热情接待；第三，要你办什么，满腔热情开会答复，要北上就北上，要南下就南下，兵对兵，将对将，搞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湖北大学支援湖南大学革命”。武大再翻一下才好，哪个学校越闹得凶应该越高兴，有这个思想就好办了。从工学院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群众基础，证明学生完全相信我们省委是革命的。

“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对可靠的革命委员会主任要帮助一下，每天去了解情况，华师、农学院是学生当的主任，没有问题，学联主席转变为主任的是不可靠的。工学院革命委员会不要保它，武大的要保护。冲击越大越好。

“我们不怕乱，准备乱，越乱越好，乱有三大好处。省委的同志都到各大专院校去开会讲话，我们高姿态，就不会失败的。长江大学叫史子荣去管，（韩）宁夫不要回工学院去了。我们到学校去准备两手：一是准备挨打；二是受欢迎。坏分子要把湖北省搞成黑帮，我们就会被围住的。

“曾淳的问题，在下星期见报，陈一新的问题也要见报。文革办公室搞一个小)稿子，见了报以后，省委同志分头到学校去讲话”。

湖北省委在做自我批评的同时，已决定抛出省委某些早已被边缘化的领导转移目标。

８月２７日，陶铸电示中南局：提出以下意见，请中南局讨论决定：１、长沙情况，现在很乱，不要怕。中南局也要坚定，不要因此受影响。２、湖南省委要回长沙去。省委负责同志避一下风头是可以的，但害怕，离开岗位是不对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十六条纲领，坚决站在大多数革命群众一边。３、延春同志要彻底检讨一次，开大会，宣布改组市委的决定。这个检讨要印出来，广为散发。

讲清楚湖南是毛主席家乡，要搞好。省委要挺起腰杆来。……６、群众要求交出长沙市委副书记孔安民，可以。但要向学生讲清楚，要按十六条办事，要文斗。省委有错必改，但真理必须坚持。同群众讲清楚要听主席的话，按十六条办事，各回各校，继续辩论。长沙有坏人活动，要按十六条讲一下，警惕和防止坏人活动的问题。

陶铸对中南局与湖南问题的指示精神，依然是面对一些运动实际问题的。

同日，湖北省委常委召集会议，省监委负责人纪辉谈到：“长江（工程）大学局势比较混乱，左派、右派可能各是一半”。张体学问：地、富、反、坏、右子弟占多少？纪辉答：杀、关、管的占百分之四十，成分复杂。张体学明确指出：“炮打司令部是打倒牛鬼蛇神，不是打倒省委。百分之五的右派比例要在全省平均算账，不能在一个学校算的”。“华师附中、农学院附中没有问题，水果湖中学控制不住”。他依然认为长江工大局势太乱，原因在于“五类分子”子弟比例大，成分复杂；该学校可以突破平均比例划右派。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市中等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省市两次会议都强调“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２５日，市委全会也要求教育干部认识破四旧的正常秩序。

三、抓“南下一小撮”

８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后者持“湖北省委好”观点。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队长换了几茬，直至１９６７年３月被军区客气送走；北京的中学著名红卫兵代表得到省委与各院校“官办”文革委员会热情接待。

８月２８日、２９日，针对外地红卫兵煽风批判和攻击省委，本地多数派宣传攻势加强；省委常委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商量对策。２８日会议记录如下：

张体学：北京来的学生主要矛头对准省委，武汉地区大专学生矛头对准省委的约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逻辑：北京乱了，你湖北不乱？！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中有坏人，多数是糊里糊涂，有左派、中间派，有极少数右派。……

张体学：北大学生在武大，名字都是假的。我对他们讲，第一不能武斗，把你们打死也不动手，骂你也不动口……

宋侃夫：市委的问题可能爆发在第一师范，他们在追查市委有没有黑帮，说我们封锁消息，压制批评。

张体学：你亲自到第一师范去作个报告，高姿态去，不高姿态去是不行的。接待工作，你不能出面搞，到学校去讲，尤其是马上要燃烧起来的学校，我们要亲自去作工作。不去做工作，争取不了领导权，他闹的再凶，把革命的旗帜一高举，左派起来就好办了。关于自由讲台问题，各说各的，他要放，我们不讲不行，他说刘（按：指刘少奇）犯了错误，我们说不晓得，省委没有给我们正式传达，你怎么晓得的？他说是陈伯达在学校讲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只对你们讲，不能向外讲，那你为什么向外讲？辩得他没有话讲了。……

对付外地串联学生的决策，也终于在８月２９日省委常委会议作出，记录如下：

张体学：“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要高姿态，不怕乱，准备乱两个月，刀山要上，火海要闯，七、八所大学没有问题。外来的学生发动武大，湖大攻跨省委，我们不会有湖南省委的结果。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湖北省委攻不跨的。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全国的情况，我没有问，他说有一个信回来，也是这个意思。北京来的学生一、二、三，左、中、右都有。他说要把名字搞清楚，我们说搞不清楚（许道琦：将来查得清楚，跑不掉的）。

王任重这里明确赞同呼吁湖北人民保卫省委，要盯住南下学生，秋后算账。

王树成：“我觉得是个大事，虽然名义上是《呼吁书》，是用学生名义写的，事情非常重要。过去没有的事，过去先支持革命行动，对反动行动没有批评过，过去批评反动的事情搞错了，现在，这一着就不轻易拿出来了。任重同意，当然这个事情可以作了，需要把措施搞具体，要找几个学校研究，经过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学生同意才发出去。发出《呼吁书》的时候，代表团往北京一走，把《呼吁书》一带，这像打仗一样，一打就主动，不能被动。把他们的反对标语、反对言论都印发。……粉碎一小撮反动言论。

许道琦：“这回和过去反击不同，不能全面的反击，通过《呼吁书》，写信，把他们具体分析一下，使我们本市的学生发生左、中、右的分化，越分化明显越有利。《呼吁书》发出去，广播宣传，主动向南下比较好的学生宣传，严格区别开来，把他们的大字报和言论主动地介绍。作得好，南下学生出去支援《呼吁书》，出现这样的形势就好了。（张体学：不管北京来多少，我们欢迎，现在他们控制不住。）（李衍授：外来的好人和好人结合，坏人和坏人结合。）《呼吁书》上要讲明，特别是最近有组织来的学生是很好的。（赵修：不能反击。）（张体学：不能用反击的名字。）（王树成：只能说是捍卫主席，捍卫党中央。实际上，他们看到我们摊牌了，他要拼命地斗的。）（李衍授：他唯一的办法是要我们犯错误，我们犯错误，他们就抓住了。）（张体学：有事就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来说，不能靠打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好多情况是假情况，那些流言蜚语不要把我们的思想打乱了，这样搞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也要防止左派感情用事，否则把有利变成无利。）

王树成：“今天下午，体学讲的作为我们总的部署，不怕乱，顶多了不起把办公楼打了搬到武大去住。（张体学：我们不能搬到军队去住，哪个干部投降就开除党籍。）要完成这个部署有两种作法，一种是等着他来，最后上山，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作说服工作，说服不了再从珞珈山赶下来就更失败了。这一条就算对，我们作了总结了。现在看，第二种情况还不可能有，但要准备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晚上，明天一天，把《呼吁书》的材料准备好，明天晚上把这一张牌摊出去，提一个新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讲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你南下北上的，把他们的材料搞出来，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决心很重要，方法好办”。

在这次关键的常委会后，正式开始反击北京南下造反学生，省领导策划的《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名义发表，称来汉北京学生有一股“逆流”，同时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次日，武汉市委也以群众名义发出“紧急呼吁信”，号召抵制北京来的“南下一小撮”。王任重派遣北京著名的老红卫兵来湖北帮忙，要死死稳住自己的后院阵脚。但这次他走错一步棋，南下学生在京早已眼界大开，他们决无武汉学生那样，对王任重深怀敬、畏。他们在北京一时似无对手，但以王任重为后台的湖北省委，完全可以小试牛刀。王从８月１日受总理委托管清华运动，也随即得罪了清华的八八串联会和蒯派的学生，而某些清华少数派学生，正是南下造反大队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核心成员是人大和北大的，第二拨核心有了北航与其他）。平心而论，当年北京南下学生，有的是北京的少数派造反者，带着“炮打”和“怀疑一切”思路；也有的在本校并未造次，甚至是所谓的保守派，仅仅是把北京十分激进的思潮带来武汉，对湖北省委以往做法极不满意。在８月底，他们高举“怀疑一切”革命大旗，比任何一位武汉学生都要来得彻底和造反。省委毕竟不乏搞政治的老手；为与反击南下学生决策配合，２９日省委公开抛出省委宣传部长曾（忄享），消息见报；继而抛出抓政法工作的副省长陈一新，打为“黑帮”。

四、张省长宣称“天上九头鸟”

９月１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这天，主席台上的张体学显得十分自信粗犷、潇洒简单：“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在文革中表现的省委书记里，张体学的性格是非常很可爱的，他率直刚烈，多次当众述及放牛娃苦出身而今惨遭学生批判，潸然泪下；到１９６７年７月与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谈心，依然为自己苦出身，革命征战、挥汗经济建设一生，反被造反派批斗成“反毛主席”而痛苦，说武汉造反派出身不好，若如北航“红旗”，尽皆干部子弟，又何谓不放心呢，权交给这样的造反派就放心了。后来在省市革委会里，大家混熟了，群众代表老拿这些旧事开张体学同志的玩笑。而张体学也是一个认真人；在１９６８初年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参加“三结合”前夕，他按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有一个对武汉人民群众的书面检查，还专门旧事重提：“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污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由于我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一片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向革命小将扑来……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过我的打击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道歉……王任重令其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地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妄图向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特别难以置信的逸闻是：就在７３年他去世前两个月，他在北京还找到原南下造反大队涂仰豪，恳切倾谈６年多前镇压了他们，实在是对不起；其实，学生娃娃下乡下厂，拿工资当干部，早已前嫌尽消，当年的“镇压”壮语和行为早已成为民间的笑话了。

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驱赶南下学生浪潮。但南下学生并不瓤茬，紧接在次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多人，于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紧急之中，省委常委也同时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体学作了重要讲话：“一、有两个臭逻辑：北京乱了，湖北不乱？湖南乱了，湖北不乱？左派、中间派脑子很热，右派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抓住了领导权。因此，（一）我们的战术要灵活，方法要具体……（二）北京来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都要办，他们所放出来的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给他们印。……（三）对内部学生的右派要采取高压政策，工学院的右派跑到武大放毒要抓住整他，不能内部右派嚣张，等到外来学生走了，再让他放出来。二、外地来汉的学生好些，不会再是高峰，高也高不了好多了。武大、湖大、武医、华师、农学院攻不跨的。左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顶得住，中间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黑帮，这五个大学攻不跨，其他的大学不行，湖医革委会主任跑到北京玩去了，工学院不要紧，测绘学院是一个导火线。水利学院多数人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少数人在闹。革命委员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要斗刘真，一派意见要斗李凤祥。我的意见两个人都去，李凤祥是少数派，刘真是多数派，保护张如屏的，叫他们讨论，要回去都回去，要不回去都不回去。湖医没有搞起来，我的意见搁着，不要烧火了，烧得好是好火，烧得不好可能烧到我们面前。三、湖北省委头可断，血可流，千万不能干王延春那样的事。哪个要干什么，是合理的就支持他，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也要支持他，如果他一个劲地念语录，你也要跟着他念，你不念要犯错误的。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他们态度要沉着，有一批人在糊里糊涂地闹，他们的精神可嘉，骂我们是黑帮，不要紧，不是黑帮骂不成黑帮”。

王树成：现在的情况是相持阶段，坚持就是胜利，再搞三、五天，该讲的话讲了，如果再转，是另一种形势，目前情况集中在湖大，再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像湖北大学那样的《呼吁书》只能出一份，像刘小青三人讲演，也只能印三份，现在看，应该采取武大的办法，他提十一条，我们提十一条，调子要高一点，如果调子不高，显得力量不强，有理才有力，先把他们看成是百分之九十五，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把少数的百分之五孤立起来，湖大非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有丝毫动摇。

张体学：香花毒草都让他放出来，他一张我一张，他印一千张我印二千张。

据华工学生鲁礼安回忆，当日在湖北大学４７号平房西侧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为南下革命师生呼吁”的大字报，大声呼喊“中南学生危急！湖北左派学生危急！华北南下革命学生危急！”称此北京南下红卫兵为一股强大的真理的洪流，呼吁全市革命群众站出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和湖北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他在大字报中指责要将南下学生赶出湖大的湖大临时文革会“只能代表一少部份人”，是“虚假的多数”，说“在现阶段就是可以不服从多数，道理很简单，因为真理就是掌握在我们少数人手里。”

９月４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性的安排：

一、明天开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职工大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骂够、讲够、坐够，准备干八小时。头天讲不完第二天讲，讲它一个礼拜。第二种情况，把我们拉下来游街，要走一路走，我就朝湖大、武大和华师走。第三种情况无非打人，如果打伤了，我就到处演说，拍照，在《湖北日报》发表消息。准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行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行就搞半个月，最后留下几个人还不愿意走，红卫兵就和他辩论。

二、湖大、武大搞小型辩论，用大字报辩。其他学校不要到湖大武大去支援了。

三、不管十条罪状，多少条罪状，湖北省委不是黑帮。

四、我搞病了，树成同志代行职权。我和道琦、衍授、宁夫、阎钧去，辩一个礼拜，他就跨了，我们辩不跨的。

会场外，南下学生４０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次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针锋相对地，到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保护省委的群众展开与南下学生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二唱呀……”）；水利学院有学生与教师数人，不畏艰险，顶着讥讽，出面与南下学生辩论，声言就是要保卫共产党的张省长，要做党的好儿女，被该院造反学生嘲笑为张省长的“好儿女”“五朵金花”；特别到颇有点“痞子气”的同学公开指出“儿女”之一，是彭德怀集团成员周小舟的儿子——不幸的周宏，他在武汉三镇播放保卫省委的义正词严、风流倜傥的演讲，顿时遭至嬉笑怒骂，拥护者困惑而尽散。

南下学生部分人进京告省委状，９月８日，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的大学生，听取其汇报、申诉。陶后来表示，当时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运动中问题较大。但是由学生记录的讲话内容，与省委传出的出入较大，又在武汉引起争议，直到后来到陶面前再次告状。陶铸遂转告王任重，王又电告张体学，要他做些自我批评；张对陶、王要求一再表示困惑不解。另据回忆：“省委发动驱赶‘南下一小撮’，南下学生就开始进行９．２－４绝食，进行抗议，在他们绝食的时候还有‘三字兵’（按：指老“红卫兵”）在旁边唱歌说‘湖北省委好，就是好、就是好’，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旁观者，在那里看热闹。后来何庆慈说南下学生要回北京去向中央汇报，我们就跟着上北京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住在人民大学。要陶铸接见，后来陶铸就在一个晚上到人大的操场来与学生见面，看上去陶铸很精神，还穿着港衫。回来传达就是三条，中心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中央领导人表了态，所以腰杆子硬了。后来张体学在自己的检查中说到要把赵桂林（人民大学的南下点火学生）捉去劳改，他要亲自去当劳改队队长。在三结合之后，我问张体学为什么那么恨赵桂林，他说你不知道呀，陶铸真是个反革命两面派，他给我的三条指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给你们的指示正好相反”。

王任重曾在９月６日电话指示中南局：最近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根据我个人记忆，向你们报告如下，中央还会发正式通知和指示。……（略）

上述意见，请转告广东省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供他们参考。湖北由我直接告诉他们，河南，湖南由陶铸同志打电话，必要时你们也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等中央正式通知和指示到达后，上述意见与中央指示不符者，一律照中央正式指示办理。

……

９月８日，陶铸、王任重给湖北发出类似电话，也讲了同样八条意见：

１、所谓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他们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应该号召炮打。对于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方针，也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

２、要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善于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

３、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后冬季进行。

４、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到工厂串联。对工厂领导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建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产。

５、工厂、农村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的时候，一律要呈报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使生产正常进行。

６、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也不要去解散。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为市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付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以使领导人不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７、红卫兵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１）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２）政治思想好；（３）组织纪律好；（４）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８、国家党政机关，学生不要去串联，如送大字报，热情欢迎，如去串联开会，婉言拒绝。申明：工人、农民、干部不参加学生组织的会议，这是一条纪律。

这８点指示，与给中南局的基本意思相同，而中南局多一些正确对待北京学生的记录，这里可能仅仅是一个概略原则和政策要求。看来陶、王要求灵活，但内心自然同情省委，且湖北对北京学生究竟如何办，另有特别指示给张体学，其电话无记录传出。

按照省委议定安排，９月１２日，张体学参加武汉大学红卫兵大会，并着新军装乘敞蓬吉普车检阅红卫兵。是日，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称一司）。后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查也回忆到：“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观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不过，张省长着军装检阅红卫兵，立即遭到怀疑，多数派红卫兵参加了武大的活动，有人回学校就说：“张体学好威风啊，他想学毛主席啊……哼”！是的，那时，一个地方首脑，想模仿毛泽东着军装坐吉普车检阅准军事组织的群众，意想政治上巩固自己，太出格了，很容易被看成犯了大忌。以后造反派批判张、封闭省报，无不点出此事，弄得张实在是灰溜溜的。

９月１５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代表全省三千万人民控诉南下的大学生赵桂林，涕泪横流。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纂改陶铸的三点指示，公然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全市街头出现数日大辩论“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一时三镇气氛紧张，１９日，把南下“右派”学生当假想敌的张省长居然在省委内宣布“我们赢了”！不过，这个回合看来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和书生意气交织，实际上吸引了众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在拥护省委的极高强声浪下，正暗暗滋生怀疑省委作为的潜流。

武汉机关和工厂企业的运动，８、９月尚无太显眼的进展，但对抗的能量也在暗暗积聚，实际上它在运动以前业已定型，现在有了表现和触发的契机。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对此有个概括：“文革开始时，武汉多数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结束……在那些职工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地方，比如医院和科研文化机构中，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和学校里一样，也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常常是有许多人遭到批判”。“在工厂里，资产阶级权威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所以，斗争的矛头就指向那些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或者落后分子……受过较好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才对工作组的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所做的基本也是，或者攻击那些过去运动中批判过的人，或者把落后分子的琐碎错事上升到原则来批判他们。因而在许多单位，大约１０－２０％的职工以大字报的形式遭到批判”。

其实情况比未亲历当时的王绍光调查的要复杂丰富得多，批判和压力也不仅局限于所谓落后分子。一些工厂，有了如重型机床厂和武钢、武锅那样的分歧，以至在工人群众和文革积极分子里都设置了批判对象，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也不是每人都赞同在高校学生里争辩、斗争的官方舆论倾向，社会上的群众分野潜流已在形成，只是不如青年学生那样冲动与激昂罢了。连重型机床厂的业余诗人朱鸿霞（后造反工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已经被视为“三家村”文人、异类，居然也对南下学生炮打省委持批评态度，“还说学生把好好的一个社会搞乱了，劝说学生不要这样搞运动，参加辩论批评北京来的学生，结果不仅没有说服学生，反而被学生说服了，就在厂里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朱妻回忆）。南下学生喧闹的９月，实际上酝酿了初始的工人造反者。

在中学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冲击的原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和亲属如何看当时的运动？他们在单位里或街道上都受到“横扫”和“破四旧”的极大冲击，以至是难以忍受的人生凌辱。人们当年很难知晓他们内心对运动究竟是什么想法。不过到１９６７年，青年学生终于明白，这些在运动初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冲击、压抑的人们，从内心深处是同情武汉造反派的，更不要说充满市民感情的普通武汉群众了。

就在湖北省委不得已捧上了北京来的“烤白薯”，渐次降温时，武汉一批批少数派群众，悄悄地陆续进京，打探消息，联络战友。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省委门前看看，或到其他学校找找相同观点，而要去北京探知究竟。８月３１日，武汉一批学生参加了毛泽东的第二次检阅，接着，更多的人听说情势，也争取参加了９月１５日的毛主席接见。

其后，如武汉大学有学生回忆：“我们得到消息，说是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要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这些到京的同学好像疯了一样，不到晚上就纷纷往清华大学集中。晚上大约快到九点时，周总理到了清华大学，先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的风度，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残而并不废的右手微带一种自然而不难看的弯曲，很自然地打着拍子。人很清瘦也很精神，使得到会的同学群情激昂，会场气氛很快达到沸点。唱罢歌之后，周总理发表了即席的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他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仅是见到了总理，一些学生，甚至极个别工人，也在北京学生帮助下，聆听了文革小组成员对北京学生的接见讲话。从北京回汉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结社建立组织，“８．３１”、“９．１５”、“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红八月”红卫兵小组一个个出现。这些自发的结社组织陆续得到省文革领导小组的承认，并在省文革或院文革领取活动经费。同时，得到省市委资助的少数派红卫兵公开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批评省委和王任重，并渐渐称为造反派。

多数派学生这时主要坚持在本地斗争，保卫省委，也有极少量学生有组织地到北京取经。王任重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湖北省委是有看法的。湖北省委的问题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南下一小撮在湖北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把运动推迟一些。（按：王的话语根据“左派”骨干现场记录与披露，１１月被公开）

９月２６日，中南局的金明书记转告了陶铸的几点意见：

很好研究主席批青岛报告，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要很好地跟。不要同学生闹对立。最近中央发了许多指示，不要又走到限制学生一面去。林总讲话后，有的曲解，又压制学生。主席听到许多干部说，只许学生讲话，不许干部讲话，这还是顶牛思想。总的还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亮亮（按：陶的女儿）说把老干部整得太厉害了，这个意见不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问题，戴高帽子……有什么要紧？广西天天发电报，影响不好。湖南下面情绪，也值得注意。不是黑帮打不成黑帮。炮打司令部还要认真搞，广西就没有搞什么。各地比中南海闹得厉害得多。总的精神还是要放。

干部处理要慎重，群众自己罢没有办法，领导不要随便同意罢官。

抓好生产，两个班子，人不要多，直到地委。现在就成立，不要等运动缓和时再成立，开个名单出来，如毛教授、华罗庚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如黄洁、郭棣活，斗已斗了，还要照顾。民主党派问题，主席说放一下再说。

学生运动是一潮流，不可抗拒，谁抵抗谁倒霉。国庆后还要有高潮。江苏搞了六个回合，福建七个回合，没有六、七个回合不行。（浙江搞了三个回合）

河南罢官，也要一分为二，北京去的学生反映好。

不要吹自己，不要讲过五关，多讲缺点，就主动了。学生就不相信没有缺点。

陶铸当时这个意见，是针对中南地区带普遍性问题的，甚至也透露了国庆后运动还有新高潮。不过这些原则性的意见，传达到下面，领导们当时并不一定明白就里。

五、武汉运动的仲秋

９月下旬，武汉学生没有如原来张省长十分家常估计的那样，在三、两月内结束运动，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嗯妈”；中秋之时，湖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经组织武汉大中学师生数万人，成建制地进京串联，参加国庆活动。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回到本班，欣喜地也有组织秩序地陆续抵京。有的学生干部要一早参加国庆的观礼活动，前夜就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家中休息，兴奋的彻夜未眠。

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数万武汉学生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庆典活动，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欢天喜地，决心紧跟革命统帅，把这场旨在防修反修的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心里却是十分沉重的，他在北京和中南分管运动，他与文革小组其他负责人分歧加大，在文革小组内部受到指责和批评。清华大学点名批判他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中央文革点定了北京造反红卫兵的左派地位，商量且点定了国庆上天安门观礼的名不见经传的造反学生领袖，他内心确实有保留的。他清楚，他们这些从中南升起的文革新星，正在迅速暗淡下来。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知晓了毛泽东一再提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而且认为周恩来和陶铸都没有解决问题。和陈伯达、张春桥一起受命起草林彪国庆讲话稿的王任重，完全知道大家对讲话稿中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提法的来回斟酌内情。鉴于中央对湖北情况有所批评，彻底批判也势在必行，该日，他明确指示湖北省委必须作自我批评，并承认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是革命闯将。这仅仅是他自己吞下的第一枚苦果（如果清华运动和支持“西纠”不算的话）。他主观上想紧跟毛泽东，国庆观礼中，毛泽东时而回城楼室内休息，王也随之入内；他可能没有听见江青就在他身后故意地大声喊叫：“王任重也是，什么事也往里贴……”！

国庆活动以后，武汉学生按原来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的计划，也陆续成建制分批返回。但是，其中的少数派的活跃分子没有跟本校同学走，他们决定留下来；１０月６日，滞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红卫兵和其他学生，参加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如果说湖北省委曾经主导了６、７月的对少数的压制，９月又倡导了对南下“一小撮”的痛击，都还未直接打得开武汉造反——这造化打造的潘多拉魔盒——魔盒却由省委敲锣打鼓原封运到北京——赴京观光。武汉学生造反派——这盒子里的“恶魔”——从１９６６起行将被反复控诉数十年的“恶魔”，终于在北京放了出来。

不过武汉大学生中敢想敢干的人，早在８月底、９月里业已自行进京。在８月３１日的参加毛泽东接见群体中，有一个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名叫杨书贵，河南省镇平县人氏，他是１９６６届毕业生，四清运动里入党的学生干部；运动开始批判“三家村”时，他正和同学在衡阳国家测绘总局三分局搞毕业设计，也积极参加了分局的四清运动。他写大字报主张“上下邓拓一起批”，实质上就指向了分局领导；分局领导反过来组织大字报云“大小邓拓一起抓”，矛头指向了群众，甚至捎带参加运动的大学生，错误批判了仅仅是对运动方法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他出于打抱不平说公道话，也被疏远冷落。当局整理测绘学院学生的材料，被送到国家测绘总局，也送到中南局和学校。到８、９月，武汉测绘学院都属于张省长指责较乱的单位，省委抛出在蒲圻带领学生参加四清的院党委副书记张肇翼，参加四清的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压制打击。两种思潮分歧显著，杨对运动也渐渐形成自己的倾向；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９月份，他对所谓革命造反的理解，还是十分温和的，对王任重和省委，也没有形成条理性的认识，一切观念的形成和行为的发展，总都有一个过程。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北京文革形势的感染，使他决心要跟随毛主席革命到底；回到武汉就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１７８９年的巴黎大革命一样，那时时兴更改有封建、落后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书贵”者似乎非革命化，他看中毛泽东的“七．三指示”里勉励年轻人的话，中国和世界革命“任重而道远”呵，遂改名“道远”。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１９６６年国庆之后，武汉的局势居然成了不是“任重”就是“道远”——和原来尊敬的王任重书记，要一比高下了。

说明：

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会议记录，出自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２００５年；并参考、对照当时红卫兵印发的资料文献。)

其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系１９６７年元月省委办公厅某副处长试图销毁记录时，被省直造反派截获并公布于众。该原件在１９６８年武汉“反复旧”中，再次被原“省直红司”干部抄誊出来。引用时已经核对过湖北省五七干校信纸抄誊件。

第三章 江城的深秋

１９６６年的国庆节，在武汉出现一个关键的转折。此前，武汉文革运动主动权掌握在中共湖北省委手里，省委运筹策划，提出运动口号、判断是非曲直、确定打击目标、引导舆论方向，坚定的省委和各级党委组织处于运动的主导方面。但从１０月始，湖北省委不得不在每一件大事上，被动地跟着迅速发展的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行，尽管苦恼十分，矛盾重重以至狼狈不堪。此后逢重大事件，省委不得不面对造反民众，或者对等商议、谈判，或者低下认错。学生运动迅疾蔓延全社会，革命造反派学生的激进言行感染社会各个阶层——工人、干部、市民，武汉开始出现两种公开的思想流派，以至各种群众组织。各级党委控制能力随即下降。９月称之为多数派的学生，和受他们影响的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工人群众与居民，这时变成了所谓的“保皇派”，武汉话称作“保宝”，他们将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倾注在具体的党组织甚至个人身上，还只能唯省市委之命是听，结果跟着省市领导日趋被动。

一、省委负责的反思

１９６６年国庆节，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明确指示湖北省委必须作自我批评，并承认９月大闹武汉三镇的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是革命闯将”。尽管湖北省委思想十分不通。

在省委组织大批学生进京串联后，武汉一下子似乎安静了许多。省委领导终于得以冷静研究运动形势，反思前段运动做法和不足。虽然领导们并不知晓前途即将失控。

反思从９月３０日开始，是日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一开始就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开始犯左倾蛮干，搞得不脱糊就犯投降主义、逃跑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基本上没有犯，今后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担心骄兵必败”。接着，在国庆当天，１０月２日、４日，又接连召开了书记处、常委的多次会议。通过系列会议，省委常委频频交换了观点，统一了认识，总结了不足，也坚定了信心。情状概括如下：

（一）反思省委的缺点。

张认为：“８月３１日在湖大开会，不该退场的，当时退场是为了支持左派（按：指多数派的坚定核心人物），对少数人示威。９月４日会议上的讲话，成绩讲多了，缺点讲少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的话可以不讲。讲出来了好处是给左派撑腰，给中间派指明了方向……武大９月１２日开庆祝会，我们坐了三十辆汽车去参加庆祝是示威、是支持左派，闹革命，打我们不行。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们坐了几部车去了。中南局文化小组提了意见，我们没有表态，可以坐可以不坐，当时的思想，你要压我，我就示威。采取别的办法给左派撑腰可能更好些，更恰当些。王树成的讲话没有错误的，不请树成讲，叫学生讲好，有的学生比我们讲得清楚，讲得厉害，有几个小节上显得我们很笨，不策略，搞大民主”（９．３０）。

显然，这里仅仅是讲一些具体方法的缺点问题，也承认中南局觉得大队汽车浩浩荡荡示威未必妥当。要说明的是，运动动用汽车检阅、游行示威，在６６年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按张体学讲，已经检讨两次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准备检查十次。当然主要是总结工作，找出经验教训，以便更好的工作。任重同志……讲了三个观点的思想，是不要骄傲自满。一个是对南下同学的革命串联问题；一个是不检讨的问题，一个是保护少数的问题”。但是，张认为：“同志们讲，省委到底有没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说肯定的是没有盲干，左倾，没有逃跑，没有镇压学生，某一个学校——工学院有，但罢了官，我们作了检讨……我们的大方向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执行当中这错误那错误都是有的，这一点要给多数派、少数派讲清楚，如果有方向性错误，本地的学生都不会放过我们。千句话，万句话，就是不要骄傲自满”。（１０．２）其后又提出：有几个问题考虑一下：“一、整个讲湖北省委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大前提，可不可以这样讲？二、我们没有搞乱，没有放羊，支持左派、团结中间、做少数人的工作，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三、对南下学生串联开始不明确，不明确工作做得不够，后来逐渐明确了，明确了工作做得够还是不够？……前一段斗争笨，以后要有适当的词句讲一讲。……犯错误不要紧，中央会谅解我们。主席早就讲了，允许我们犯错误；我们是革命学革命。主席了解我们正确的错误的东西就好了”。

（二）涉及王任重的认识与心情

张体学在国庆节的会议上谈到：“任重同志检查的几条，我同意。以省委的名义检查好了，对赵桂林肯定他是革命行动，将来是什么人我们不说”。“道琦、树成、衍授把情况向任重同志去汇报一下，任重的心情我们是知道的，打了胜仗怕我们骄傲，搞得紧张的时候又怕我们犯投降主义的错误。”可见，湖北省委对王任重当时内心矛盾十分体谅，王对武汉问题斟酌来盘算去也煞费苦心，所谓打胜仗是指对付不同意见群众，压制取胜；搞得紧张，是指和部分群众形成对立。“我们的思想和任重没有分歧的，但有一个过程。任重同志在那里考虑问题，我们接受，再和积极分子讲，有一个过程。工学院十几人谈了两次还有距离，赵桂林走了，欢送他，不能说是真诚送他，那说不通的，从保护赵桂林出发，左派思想容易通。”“为了任重同志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已经开了十六次会议，三个不够要坚决作够，坚决改正错误。但是有一原则，成绩是不能忽视的，不能采取娃娃的办法，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如果我们把所取得的成绩否定了，这也是方向性的错误”。

（三）涉及对待少数派问题

几天的会议，实质上谈论甚多的是如何对待少数派学生，一个方面，张一再强调了要正确对待（以前不然），另方面，大家又对少数派看法不好。９月３０日，张讲了一段中肯的话，反映出当时人们认识两派的实际问题：“１。对少数派要做艰苦深入的工作，要承认他们是革命的。有没有坏人？有的，但百分之九十九是革命行动。但他们的方法不对，两类矛盾没有搞清楚，把我们当敌我矛盾了。我们对首都红卫兵接谈了五次，第一条肯定他们的大前提大方向，他们全部是革命行动。在这个前提下，指出他们有框框，不赞成他们的办法。……他们自来红的口号怎么样？（按：南下同学也以“自来红”口号标榜革命，当时这种“左“的提法十分普遍）我说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你们在彭真时代是受了压制的，但主席的教导要团结大多数。对少数派的工作难做，做一个人的工作比做多数派一千人一万人的工作量（还大）。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犯形而上学，犯主观主义，有一个绝对虚荣心，明明打了败仗，他不承认。２。他们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弟，对这些人要满腔热情，诚恳帮助，耐心等待，不能要求过高过急。方针是保护他们有发言权，力求避免过分的刺激。原则不让步，方法让步。武测游行、静坐、绝食都参加了，学校不饶他。少数派有偏激情绪，多数派也有偏激情绪，绝对否定，绝对肯定，对省委不能讲有一点意见，一讲他就干，多数派横蛮不讲理，但对他们不能泼冷水，要坚决依靠，坚决支持，也要做耐心的工作。对少数派要保护，满腔热情做思想工作，对多数派也要支持，也要做说服教育工作。因为他们对立情绪已经对立了一个月，两边做耐心工作，讲党的政策，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头脑清醒，不会出大问题，搞得不好不是犯‘左’倾错误就会犯右倾错误，搞得不好可能变相镇压学生。”

话还是比较实际、中肯的。若省委后来按这愿望去做工作，少数派和多数派也真正听话领情，“全面内战”是否可以避免？群众与领导的冲突也不至于变得那样不可调和？

张又讲了对少数派的估计，有的也是当时情况：“本地少数派，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一高压，二造谣，三赖。他们赖，还有人同情的，领导也有冷静的头脑，灵活的方法，小规模的战斗。大方向我们没有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对本地和外地少数人多接谈，磨时间，把前一段好的东西要发扬，错误的东西要纠正。人大再来一百人没有什么关系，本地少数派不敢大闹。因为我们少数派是绝对的少数，多数派是绝对的多数，与北京的情况不同”。这里讲了当时实情，但也过低估计了少数派，仅仅几天以后，武汉本地的少数派就敢大闹了。

省委副秘书长张华接着谈得更实际：“少数派感觉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有个人去贴大字报都贴不上。他们很顽强。左派的精神很好，寸步不让，跟踪追击，走哪里跟哪里，他们放毒，我们消毒。他们讲的观点有的是一样的，有的不一样，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对的，尖锐对立。根据这种情况，要设法扭转，如果弄得太紧，可能出一点小乱子。做少数派的工作，省委是在做，看来必须交给多数派做，把牛牵下来，心平气和地做工作，我们做了不能代替左派做。左派和他们的感情还不能团结起来，仍然依靠多数派团结少数派。现在的局面要扭转过来，关键不决定于少数派，而决定于多数派，我们的策略思想，左派没有完全接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工作就做到家了。要想做少数派的工作，首先要做多数派的工作，通过多数派做少数派的工作。做多数派的工作，首先抓骨干，把骨干思想统一起来。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充分表达，一表达就迎头痛击，再就是夸大曲解，少数派很不服气。少数派是三种情况，一种是别有用心，一种是动摇的；一种是转变过来的。对少数人转变过来就欢迎，对个别比较反动的，不忙于迎头痛击，先把这一部分人争取过来，最后把少数派孤立起来”。尽管张秘书长这里不得不把话最后落在“孤立”少数派上，这是官话；但也谈到关键是先做多数派的工作，因为少数派的意见不能充分地民主表达。此为问题的症结。仅仅３个月后，他也站到造反派一边去，开始揭发王任重和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了。

１０月１日，王树成书记也讲：“把少数派的好大字报搞一点（按：指发表）…对少数派说是敢干敢闯的精神，对多数派，在少数派情况下，有一股干劲很不容易”。显然，王书记也已经看到多数派不如少数派有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毋庸质疑，比起一个月前，省委对少数派毕竟有了较为感性和较为客观的认识。

到１０月２日，张体学也说：“这次检讨，原则肯定成绩，一定要保护少数。关于保护少数的问题，给多数派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做少数派的工作，要有时间。吵了嘴，感情要融洽是不容易的，没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是搞不好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取得的一些经验，让你骂，去造谣、污蔑……欢迎南下同学，我们从来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阴谋。但是已经形成了印象，他说湖北是阴谋，湖北武汉的学生说他是一小撮。这样的人不多，最有首创精神的只有二十几个”。４日，张提出：“……三、对南下学生串联开始不明确，不明确工作做得不够，后来逐渐明确了，明确了工作做得够还是不够？四、本地少数派要成立红卫兵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要被动的”。

从几天会议的发言看到，省委对少数派的认识在努力跟上形势，主观上他们还不想压制少数；少数派要求建立自己的总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省委对此比较清楚，所以，在整个１０月里，对支持造反派学生建立自己的造反司令部，省委还是积极主动的。

（四）工作方法

张体学说：“我们到个学校去活动，报纸上登多了，可以不登。到个学校做工作是对的，话讲得不多，抓了不少辫子。革命委员会开一个会，对省委的好处讲多了，有的话讲得很不恰当，他们针锋相对。有个学生喊‘张体学万岁’，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也不敢这样想。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我们坚决做。主席批评我们讲坏的非常抽象，讲好的非常具体，我们要多搞几条具体的东西”。

王树成补充：“对多数派的好处说抽象一点，对少数派的好处说具体一点”

张体学说：“对红卫兵司令部最好的方法，他们要辩，我们不辩，免得把他们的感情伤害了。在实践中有些小环节显得笨，不虚心，有些骄傲自满，……罗小海讲我们身边有一个定时炸弹，主要是措施下不去，所以他有这样的感觉，左派的工作也是难做的，湖大如果是赵抱一挂帅，早压跨了。……把学校的观察员撤掉，完全作一个旁观者，了解情况，小局犯错误影响大局的。把学习毛著，团结斗争的旗帜举起来！坚决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不管大检讨、小检讨，还要找革命委员会主任来商量，他们通了，才有力量。

王树成插话：“高干子弟要具体分析，漆林、小何不应该算。多数派也是学生运动，怎么多数派不是革命精神呀？”（按：指大家批评说多数派缺乏革命精神）

在３８年以后看来，这几次会议开得总算心平气和，冷静客观，认识较为中肯；就按当年的政治标准来看，省委不算“走资派”，学生也不是“反革命”。遗憾的是，湖北省委领导对文革究竟要做什么，毛主席究竟要干什么，心里没底，他们尚未从运动初与群众的对立情绪中真正走出来，没有与造反学生就运动走势取得实际共识和相互信任，其良苦用心没有得到所有群众的理解——包括支持省委的多数派群众理解。后来，以上会议讨论记录被公诸于众，遭到“上了脸”的青年学生严厉指责，也没人冷静地承认省委曾经力图改善与造反群众的关系（虽然他们也一直认为少数派里必定有反动的右派学生在作祟）。

张体学提出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大冲击，我们欢迎。还要冲四个月，这是革命洪流冲击”。情绪仍是高昂的。不过，省委依然心有余而力总是不足。到了１０月，精神与实际都发生了省委绝对无法预料的变化。

二、批判“资反路线”在武汉

王任重参与起草林彪国庆讲话，他完全知道讲话稿中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提法的所指与高层争论的内情，他对湖北武汉运动的态度也在迅疾改变，比如承认９月大造省委反的赵桂林是“革命闯将”。１０月６日，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派红卫兵，参加“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旋即回到武汉，造反派红卫兵逐渐掀起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运动中心围绕落实中央军委１０月５日“紧急指示”，少数派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批判各级党组织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维护传统秩序的多数派，坚持认为前段省委掌握的运动大方向没有错，遂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由于相互利益冲突，认识截然相反，既往思维惯性、驱动能量都非同小可，群众分裂已无可避免。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对运动做了重要系列讲话，他说了“我闯了一个祸”，即批发了第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以及写“炮打司令部”。十一中全会他就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工作会议和今后传达的会议，有大量思想工作要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但也“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后来情况说明，毛泽东主席的估计基本是对的，阻力和对抗依然如旧；对于情况的转变，毛也乐观了一些，实际上对立与不通是大多数，毛的社会变革愿望和良苦用心，他的继续革命实验，受到了他培植和训导的党政领导体制性的阻截。

在武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大致有这些行动：

（一）抢广播、平反、抢“黑材料”。造舆论成为第一需求。少数派从自己花十几元钱安装晶体管收音机，带几瓦的小喇叭宣传自己观点，发展到袭击多数派掌握的院广播台，需要夺取高音喇叭宣传中央精神和展开批判。争夺为了生存与发展，捍卫为的稳定与永恒，理由在层面上都是维护共产党的江山政权，两下势必发生碰撞，造成首次的校内冲突。以水利学院为例，少数派的各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包围行政大楼，强大的多数派学生，在学校部分教师职工支持下，严防死守，巍然不动。其间院文革的广播不断发出保卫文革会的号召（１９５７年人们曾英勇地保卫了广播台，阻止右派学生强行播音，记忆犹新），群众蜂拥而至，广播谴责造反派围困大楼，行政职工难以上班，无法发放当月工资；蛊惑之下，群情气愤，叫骂四起。不料出现戏剧性变化，总务处财务科科长叶正富（年近花甲，１７级，财政部下放于斯），毅然扒窗户进入大楼，在财务科窗口亲自发放工资。结果全院都去领了工资、助学金，他也落下不少“通造”的指责，不久，这个老头儿就带上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袖章。

少数派——造反派要求院系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更成为两方斗争焦点。从５月起，各个学校通过各种形式，整理了部分学生的材料，有的内容出自档案，有的出自社教、四清中清理思想的文字和记录（武汉以往没有打过“反动学生”，但在６４、６５年“四清”里整理了“问题学生”的材料）；在７月批判学生群众的高潮，又集聚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材料和个人材料。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１０月５日的“紧急指示”，要求的就是要销毁这些有碍于运动发展的材料。与干部职工普遍的心态一样，挨整的学生最恨—也最担心的是这些“黑材料”，参与整理和保存材料的各级干部与学生积极分子，要保护的也是这些，一个是为了证明以前“我整你没有错呀”，二是为了在运动后期靠这些东西处理他们心中“真正的”右派学生，不是中央发布的“１６条”也讲了吗？

对于此，武汉邮电学院“风雷激”评论员当时写有短文《抢！抢！！抢！！！》：“广播台不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办？抢！将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黑材料不交出来怎么办？抢！！抢得好！抢得有理！”

北京的学校、机关，武汉的学校，其实在１０月、１１月，乃至１２月，两派冲突的一个焦点就是交还是不交，烧还是不烧（黑材料）！问题闹到常常要中央领导（甚至周恩来亲自）出面表态是否应该“抢”黑材料？来支持销毁黑材料。

材料问题也涉及个人档案。１０月３０日陶铸接见湖南群众，有人问该不该公布个人档案材料，陶答：“个人档案不能公布，公布档案是不对的，如人民大学，有一个人有历史问题，廿年前参加过三青团，交待了的，他早不公布，迟不公布，偏偏在他写了郭影秋的大字报后，就公布了，这就是打击，这就是整嘛”！１１月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派，戚就非常气愤地挥着手说：“公布档案的这些作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最恶劣的作法！”“你们是造反派，要敢于给被打成的‘反革命’平反，不要一见‘反革命分子’就害怕，不敢沾边就不是左派”。

一个综述记载过陶铸与周恩来一起回答过群众有关“落后”与“材料”的问题：“他们承认文化革命前一部分人因出身或者一时表现，被僵化地看作落后分子，受歧视，不被重用，有的甚至被看作敌对分子，并在档案中放了材料。运动一来，他们的怨气对领导发了出来，对传统的所谓‘先进落后’、‘革命不革命’，对档案的作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面对群众运动一开始暴露出的纷争，善思考的知识分子内心业已明白，这些早已超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５０天’的问题，特定的政治文化——从苏联学来的人事档案制度的某些弊端，特别是６０年代初的阶级理论，走到极端，已造成社会上人与人的实际不平等、不公正，人格的扭曲。当时团中央临时书记王道义传达周总理在国务院部长会议的有关讲话，提及档案问题：‘运动一开始就排队，这是很错误的，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中央文革也作了回答，而且提出以是否赞成文革，是否造资反路线的反来划分左派右派。陈伯达说：‘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１０月１５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多数派）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１０月１６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大、中学生）联合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两个会两派比着开。“批判资反路线”业已成为武汉全体学生的革命口号。自此，武汉市委将常委活动迁移出解放路市委大院，先后转到胜利饭店、江汉饭店办公。

有人回忆：“在北京串联期间，我们学校在北京的同学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名字就叫红十月造反公社。我们一成立，在学校里就是多数……第二次上北京的时候，跟北师大的人一起受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当时好象是武汉机床厂的一个工人汇报武汉的文革情况，戚本禹比较没有耐心，几次要打断汇报者的发言，关锋压着他。戚本禹讲湖北文革的主要矛头要对准王任重。当时我们住在北师大，王任重还是文革小组成员，也派联络员来向我们摸湖北的运动情况。当时我们觉得心里犯难，都是文革小组的，到底怎么回事？”

１０月中旬，各学校由原来工作组出面，校文革委员会主持，给被批判的群众平反，在大会上也公开交出所谓黑材料。但是被整的人和造反派并未买账。他们提出来“自己解放自己”。有回忆提及：“１０月１３日（或１４日），省委工作队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材料；但是，造反派坚决不同意由工作组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错误，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我未去参加这个大会，只听见远远的喇叭叫我们一些人的名字，但半天没有回响，麦克风前有人在小声说‘人呢’？是啊，人到哪儿去了呢。不过当初的材料，已被复制转移，工作队的行动不了了之”。“水院‘井冈山’兵团那时集中精力在为郭明正同志平反，我不清楚当时是通过什么渠道，他们说服了公安部同志，居然放他们找到部长谢富治副总理，谢听了汇报，说：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看不像嘛。这是谢富治第一次与水院发生直接关系。就这句话，他们向省公安厅传达，厅里那时还无所谓派别组织，从政法角度和程序认真研究之后，不赞成抓捕郭的意见占了上风，就决定将其无罪释放……造反派则利用批判‘资反路线’，宣传了北京、全国形势，争得了革命的人权、地位，团结了观望派（中间派不赞成整群众，也害怕整群众，但又不完全同意造反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冲杀行动），为造反派最终形成水院的多数，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中央“１６条”公布前错误的责任由王任重承担。王在１９日接见红卫兵活动和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被迫去海南岛养病（陶铸一再请示，毛最后同意了）。武汉群众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中南局书记或中央文革成员大人物地位的可动摇性。不过尽管时兴的口号是“猛攻王任重，火烧张体学”！造反群众对他的检查是否真诚、是否可以接受，好像已经不再感到太大兴趣，他们正忙于成立全市的红卫兵组织。

（二）组建造反司令部。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商讨成立统一司令部一事，湖大、华工代表未能取得领导地位，旋而退出组合，自行组织本校的造反司令部。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举行成立大会。该红卫兵司令部后简称武汉二司，以区别于先期成立的湖北省委支持和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湖北省委派员与会表示祝贺。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被推选为司令员。

王绍光在１９８０年代调查采访后记载为，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现在华工和湖大，他们的代表认为自己功劳大，他们为筹备司令部起草了宣言和章程，并希望别人承认其领导地位。“他们的气焰激起了其他代表对他们的强烈反感。为了消除他们占据支配地位的可能，后者建议，只有历史清白的党员才能成为主要领导……结果，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未来的这个司令部的头头，尽管他在当时并非很有能力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武汉大学有当事人回忆说：“在文化革命中，能起来反对党委的少数派学生也是以华中工学院最多，因此在成立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时，也是以华中工学院为主体。大家几乎都愿意由他们学校派人出来担任这个组织的司令。不知是什么原因，最终华中工学院就是没有参加。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是后来在武汉市独占一席的‘新华工’。

“在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里面，原来打算是由华中工学院的同学担任司令，由其它几个学校的同学分别担任副司令。实行常委学校制。武汉大学由于出来的力量不够强大，人数也不多，所以也只是给了一个常委学校的位置。在华中工学院不能来的情况下，这个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就由武汉测绘学院的杨书贵同学担任代理司令，杨书贵就是以后在武汉市文化革命中声名显赫的杨道远。

“继而，杨道远求见张体学，是为了办报的事，主题也就是关于报纸的一些主要问题。具体的说就是１、经费；２、交通、３、印刷；这三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在办报这一点上是早己达成一致的。第一，经费问题是张省长不要杨道远多说什么，立即交给杨道远一个存款折子，并告诉我们，这是定额取款的无限存款取款折，每一次只能最多取到３００元钱，但是随时取都行，每天不论你取多少次，只要每次取款不超过三百元就行。这在当时的我看来，真是一个聚宝盆了……当时的三百元钱真要办好多事。第二件事是交通，这件事也很快办好了，那就是张省长由省政府车队指定一辆英式吉普车为办报的交通工具。第三件事是确立印刷单位……这件事张省长说，我己经交代下去了，你们的报纸就在湖北省印刷厂印，一切费用由省政府结算，不用你们费心，你们只负责办好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正事办完后，张省长非常亲热的拍着杨道远的肩膀说‘你们是革命小将，世界是你们的，我们这些人不行了，跟不上形势了。国家的前途就在于你们这一代了。’听到这一些话我真是激动非凡……”　这段回忆之宝贵，在于道出了当时省委对造反学生成立组织、办报搞宣传，还是真心支持的；对于文化革命和互动着的彼此，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是十分虔诚认真的。

有回忆说：“１０月的水院，对造反派采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６号教学楼——革命造反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有同学感到６号楼的大阶梯教室，好像当年法国各派争吵的‘国民议会’。……不管怎么说，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的。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反对党委如此对待学生群众，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

与此同时，许多中学造反组织纷纷出现，其壮大得益于批判“血统论”和“资反路线”。汉阳三中的谢保安回忆：“参加文革…心灵深处就是有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不满，为改变这些有所奋斗。说参加文革是受感召或者是被蒙蔽，都过于肤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把整个社会彻底搅动了，建国前的根根绊绊，建国后的矛盾纠葛，都是沉渣泛起，在这样的大力搅动之下，都表面化了。各个不同境况的人群，都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在革命的站队和语汇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造反派就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力量，就是对于当权派使用抓反革命、右派或者纠缠历史问题为手段而排斥异己的不满，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终结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求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当权派随意打击和断送别人前途的行为由来已久，在文革初期的５０天又有一次高潮，因此这一倾向伤害的人数最多，受伤害也最深，同情他们为他们抱不平的人也着实不少，所以文革中他们就成了运动中最坚定的一群，在十年文革中间始终是当权派的主要对立面。特别是这一派在文革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和两报一刊的舆论支持，逐步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和组织，就必然在文革中就成为了主流。我们当时衷心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就是对人世间的不平、对强者肆无忌惮地欺凌弱者怀有义愤，因为毛主席亲自为被当权派无情打击的学生平反，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抨击那些恃强凌弱的当权派，是搞‘白色恐怖’和‘形左实右’。在造反派那里就具体到要反对把弱势群体作为打击对象，这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保守派和造反派关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中”。“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敢正面针对三字兵的极左口号，主要是利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如陈伯达和戚本禹对过激做法的批评。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之后，我们就和他们撕破脸皮干。本来三中的工作组组长是孙德华，与我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我们要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样参加抢黑材料。在舆论准备的过程中，组织上也做了一些准备，在极左路线中受到压抑的师生经常进行交流，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后来就自然地形成了三中造反派的核心。这些人是三中最能干的一帮人，后来当权派不用这些人都不行。我们起来之后，就是要批判资反路线，我们积极参加怀疑一切的大讨论，所有的造反派都赞成。”

另一位当年的中学生　也回忆了学校新成立了一些组织，以区别于以前的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冈山”各种前缀，他们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势力的骨干”。

在以城市学生为主体的中学里，大致如此。而从笔者当时广泛接触过的中学里两派（包括中学里的“特动”学生）看，各种造反学生的核心和活跃人物，应该是工人、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即平民子弟；许多省市机关干部子弟、军区干部子弟，则成为所谓“三字兵”的骨干，甚至坚持到１９６７年夏季。这一情况和目前社会学分析最多的广州市很相似，属于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大城市的文革成员社会特色。

武汉的高等学校略有不同，造反学生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子弟为主，主要头头多为农民子弟，也显示出地方运动的社会构成特色；而河南籍学生就有四个担任钢二司、新华工头头，以至次年谢富治到汉调侃道“怎么你们河南人都到武汉来当官了”。

为数不多的高干、中层干部子弟、革命军人子弟，按当时中央的号召一般没有承担领导职务，他们埋头实干、兢兢业业，忠实于革命造反；但邮电学院头头张某是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其他学校也有一些属于“地市级”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弟造反，但当头头的实在不太多。一些知识分子出身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父母曾参加革命又脱党或受过党内斗争冲击的子弟，则隐之二线，从事幕僚、文字、调研、联络等实际工作，以支持、辅佐纯粹“红五类”的头头。有趣的是，不论学生的出身如何，当年热中于社会活动，如学校文工、体工、宣传（板报、广播）、学生会工作的学生，最先、最多造反，大概他们早已超越系、年级、班的正规党团组织体制，大破了传统保守的教育秩序，最少教条框框，最先在文化、思想的江河湖海联络遨游，他们最敏感和诚挚地接受了毛泽东革命造反的信条。武汉高校的这个特点，在全国其他文革的重点高校里也是非常类似的。

造反行动也始终以大喊大叫为先导。１１月初创刊的武汉二司“革命造反报”载文批判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指责他们犯了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三）冲击三级干部会议。１１月２日，传达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在洪山礼堂召开时，一批二司红卫兵试图冲进会场，宣传关于批判“资反路线”的精神和要求旁听传达，被工作人员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劝阻，陈进而表示如果省委还执行错误路线，他将和红卫兵一起造反“砸掉这个门”，幼稚激情的学生被笑眯眯的司令打发走了。多数派的舆论立即抨击二司冲击会议的粗暴行为。在１５日阎长贵接见武汉少数派学生时，学生反映：“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１１月７日同张华同志协商，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１）同意召开三级干部会，（２）保留参加权利，（３）我们揭发的材料要铅印出去（按：指在会散发）。三级干部会不能关门开，要参加批判大会。在协商过程中发生了工人斗学生三次，挨打的不说，在此情况下，中央精神得不到贯彻，地委，县委以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革命造反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祝祝贺三级干部会议圆满成功》，希望参加湖北省三级干部会议的领导干部吸取省委在运动中的教训，把本地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搞好，希有更多干部“安全通过社会主义大关”。华中农学院造反者给与会领导同志写信《火烧‘老革命’》：“你们是老革命吗？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否愿意继续革命，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在北京，学生对阎长贵抱怨：“我们冲进会场是因为张体学撕毁了一个协议。我们提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三级干部会。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坚决反对我们的。当时达成了一个协议，结果省委单方面突然开起了这个三级会议。因此，我们就冲进去。我们要列席会议的原因：１、张体学参加了制定十六条，但没有执行；２、不执行军委指示；３、篡改陶铸三点指示（按：指陶铸９月对省委和学生的三点指示，口径不一）。对省委我们信不过，要监督它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因此我们要派代表列席会议”。“１１月１日至６日省委仍然违背中央精神。协商张华不同意，回去同张体学同志商量……后来同意两点：１、参加一两次座谈会；２、拿材料来讲，达成协议……但我们要派代表团到中央请示。现在武汉地区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工人斗学生比九月份还严重，还动了武。省委合稀泥，４日早上韩副省长授旗给大专院校红卫军，现在多数派也在造反（和少数派对立）。张体学他们就搞折衷，不知省委如何执行中央指示，我们认为工人斗学生是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太深，搞不清楚湖北省委是怎样贯彻中央指示的。我们感到体学同志仍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是二司成立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事件，其后各执己见，没有解决。虽然阎长贵也劝说学生：“三级干部会议，中央的意见，红卫兵不宜于参加。不参加不就没有事干了？大家想办法来个会内会外结合，他们在这里开会，你们在那里去开，可以印材料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开，让他们内部去斗争，你们会主动。这样对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个极大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请他出来做检查，你们争取把事情揭发出来。送材料进去一人一份，代表中会有同意你们观点的，等他们开完会后你们再开，开控诉会，一方面符合中央的精神，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群众压力下开会，在这里有个争取群众的问题。不是有多数派吗？你们要争取，你们要相信大多数同学是受蒙蔽的，是可以争取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呢？”冲突之际，在１１月４日，由各学校东方红红卫兵序列的造反派（含中间倾向群众）组成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他们提出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一些激烈的作法，在学校和社会上也展开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矛头依然指向王任重和省委。以后一段时间，武汉三司将与二司共同战斗，专赴广州揪王任重回汉批斗；直到１９６７年初分道扬镳。

１１月３日至１８日，武汉市委举行了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今后两月主要任务是批判资反路线，发动群众，集中目标对准市委；搞好平反工作；切实作检讨，诚恳接受批评；作好还要大乱一下的准备。（《武汉党史大事记》）

三、造反工人组织的崛起

原来所谓的“左”、中派学生也纷纷批判资反路线同时，一个省委更难控制的局面终于出现，即工人造反组织的出现。本来，在八、九月南下学生在武昌活动时，一些年轻、有一定文化、有闯劲的工人，开始零零星星到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到省委所在的水果湖，接触到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在湖北大学的３１号楼，工人和学生出现早期的串联。湖大造反师生熟悉武汉情况，而南下造反学生起到串联纽带作用。

王绍光调查后认为，对于工厂、机关和社会上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子、反革命的人来说，“与少数派学生有共同的利益……在８、９月份的时候，他们还不敢公开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些受迫害者顶多就是在自己的单位里建立起秘密的关系网，并通过它来讨论形势，交流看法，更重要的是彼此给予道义上的支持。……９月，武昌城区的湖北大学（当时为一接待中心）成为串联学生的大本营。一些心怀不满的工人也像少数派学生一样下班以后常偷偷跑到湖北大学……于是各种秘密网络形成了”。这些工人“如何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注意，因为这可以成为反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新证据……１０月下旬，形势已毫无疑问地对造反学生有利，于是，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终于决定摆脱疑虑公开宣布他们的存在。１０月２８日，武昌的这个网络第一次召开独立的群众大会批判湖北省推行的反动路线”。

（一）亲历者的回忆。一机部武汉锅炉厂的沈复礼回忆：“９月份，南下学生点火，说是要炮轰湖北省委。武汉的保守派红卫兵说湖北省委好，把他们说成是‘南下一小撮’。我当时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赞成一小撮的说法，说他们是南下学生的大多数；他们炮轰湖北省委不正确，但是按照十六条是允许的。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王树成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在大字报中说这是要封学生的口，不利于发动群众。当时在大字报上署名的是我和武锅另外的４个人，少数派传抄我这份大字报，结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厂里组织大字报来批判我，发动人来贴我的大字报。当时感到很受压抑，不过同情的人也不少，但是赞成省委好的还是多数。在文革开始的５０天内，武锅有３人自杀，我认为这个运动方向是与毛主席的初衷不一致，我就站到了当权派的对立面”。

长江航运总公司船舶设计院的沙云乐回忆：“武汉开始酝酿成立工人总部的时候，有９２个人，我参加过最开始的几次会议，朱鸿霞说要去总部，我要在单位内部开展运动。……大概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份的时候，我到青山船厂做了第一次讲演，那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在我讲演完后，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海员工人战斗总团第一团。我到二航局讲演之后，成立了第二团；然后依次是港务局成立第三团，航管部成立第四团，最后学校医院都起来了，一共成立了１８个团，总团设在长航机关里，总团是直属团”。

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回忆：“十六条公布，毛主席的大字报，都认为是打气筒在为我们打气，我们的胆子就壮了，去找工作队辩论，要他们赔礼道歉，交黑材料，做检讨，当时他们也确实做了几次大会检讨。中南局出了动静，李一清就走了，王心学接任工作队队长。秘书长是刘志兰，我们步步进逼，他们就步步设防，呈现胶着状态。因为跟工作队对仗，内部就酝酿成立组织，李洪荣当时没有浮出水面，我们就委托他在外面了解接触。厂里的勤务组由七个人组成，有孟运通、张桂申、李玉合、代诗玉、熊济堂、叶天彪和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分工，李、张、孟以找工作队谈判为核心，熊家住在测绘学院那边，就跑大专院校多一些，我和代在内部工作接触多一些。最后由李玉合和张桂申经办，把工作队搜集整理的黑材料给抢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公布出去，黑材料上这个要控制，那个要怎么样，因为用这种方式整人极为不得人心，结果又促使许多人站到对立面上来了，最后造反派在武锅占７０％以上”。

工人李承弘回忆：“那个时候，我跟湖大的红八月经常有些接触，我们找到陈春茂，他说工人不让成立组织，我就拿了他的袖章，给了一个胡厚民，作为工人分部。……其实当时也有几个工人组织，第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就是余平、余福生他们组织的，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工艺厂的胡国基，我们就约了时间在省委１３号楼见面，大概有一二十人参加，定了３个主席团名单，俞正启是工人工程师，也是党员，那个时候正是讲血统论的时候，有胡崇元、朱鸿霞、李格、余福生、李文强……勤务组七个人是市委批准的，可以离开岗位不扣工资的，是李承弘、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吉吉）生，这大概是１０月底的时候，成立的主席团。成立了有四个党员的政治部，开始是余福生他们”。

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回忆：“当时华工的学生为我们牵线找工人总部，在湖北省委１３号楼，设有一个临时性的联络站，但是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班子和组织。我去之前，已经有丁（吉吉）生，余福生，朱鸿霞也在。我去了以后，就开始酝酿成立组织和领导班子，后来组成的班子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党员，我，胡崇元（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党员），李文祥（机床附件厂工人，党员），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党员），郭红兵（城建的），姜诗臣（武重工人），余福生（武汉机床厂工人）。后来就决定成立临时性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据多人回忆，这个最早的工人临时组织，９、１０月之际在湖北大学造反派和南下造反大队学生串联下逐渐形成雏形，地点在湖大３１号楼，湖大学生陈春茂负责筹备，核心人员有彭国华（武机附件厂干部）、丁（吉吉）生（精细医疗器厂干部）、胡国基（工艺雕刻厂工人）、李洪荣、李文祥（机附厂支书，首任工总党小组长）、余福生、胡厚民、胡崇元、朱鸿霞等，草拟了成立宣言、组织条例，又拟“告全国同胞书”准备通电全国。需要强调的是，该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是申报市委，通过市委认可的；一开始就在组织内建立了党小组，对市委负责。现在应当承认：在成立工人组织问题上，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朦胧地接受了一种理念，按自己的理解指导实际进展，一度比上海市委—乃至中央文革，还要胆大一些！

李承弘回忆：“１１月初又增加了党员，市委有联络组，跟我们联络。我们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年生（华工学生）来担任纠察，拿来广播器材，支持我们。在１１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市委谈判，提出要成立工人战斗总部，跟我们谈判的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他的联络员跟我们联络的，还有张天林参加，他们坚决不同意战斗二字，结果名字就叫‘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定了名单，说好张体学来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聂年生　说你们怎么不坚持战斗二字呢？组织名称里有没有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李向阳回忆：“我们就参加在洪山礼堂举行的工人总部成立大会，武锅的李洪荣，武船的李承弘，我和朱鸿霞、刘传福都在台上。武重大概去了几百人，整个礼堂都坐满了。工总成立宣言是我写的，要求省委承认，因为省委不承认，我们当夜就在现场决定马上去北京，省委不支持我们，我们去见毛主席，看他老人家支持不支持。我们就从会场涌到火车站，我们坐在火车上，火车不开我们就一直坐在上面不下来，省里面的当权派安排各个单位都派人去劝自己单位的职工回厂，我们车间的副主任李嘉根带人去劝我、胡崇元和姜诗臣回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错，他说天气蛮冷了不要北上，要我们不要相信学生的宣传。我说我们不能回去，湖北不支持我们要去见毛主席。很晚的时候火车开动了，我们就走了，当时火车上人特别多，我们就是站在椅子背上坐上行李架去北京的”。

（二）工人总部的成立和进京。１１月１０日，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俗称“工总”。仪式在洪山礼堂举行。张体学和赵修（书记处书记，时改名为“立公”）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并提前离开，细节问题让赵继续谈。中央工作会议后，张、赵的水平也非同小可，政治、组织上是稳重、守纪的，态度倾向于积极面对和应付群众；而仅仅前一天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大会，曹荻秋就没有参加，上海市委请示中央、中央文革，答复是：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李承弘回忆说“在我们开会的时候，红卫军把张体学给抢走了，开会是武重的人负责纠察工作，最后剩赵修在那里，他只同意联络站，连总部也都不同意，结果就谈翻。当时我们想，既然省委不解决，那就只有上北京去了”。李洪荣回忆：“赵修表示他不能代表省委承认工人总部，也不能为工总‘树旗’。由于当时工人都到场了不得不开会，会议开完后又得不到省委承认，于是决定拦火车上北京，当时去北京的大概有好几百人，其中武重的工人最多”。

工人进京了，１１月１１日，万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群众在武昌体育场冒雨集会，“向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并发出致毛泽东主席电。会场的巨幅标语是：“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时，学生与工运的结合还仅仅是个别的行为，不形成组织形式的整体互动。１５日，武汉二司学生与阎长贵谈到有工人在北京请愿，但在北京，工人、二司学生尚未一起联合行动，相互仅仅有些知情。湖大学生和南下学生则组织和参与了工人北上情愿。不过，武汉二司学生和工人总部的造反者协同作战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后者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深感唇亡齿寒的二司学生，义无返顾地掀起反抗“资本主义复辟”、“打倒陈再道”怒潮，为“工总”翻案。其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慨然前往……武汉的学生与工人运动紧密地参合在一起，除河南之外，在中南是罕见的。

武汉工人里发生的事，几乎与上海的安亭事件同时间，性质类似。看来，既然市委同意工人成立组织，省委领导也参加成立大会，那些名称的分歧似乎是很次要的了。实际上当时省市委对于工人组织如何办，心里实在打鼓，张体学名为被红卫军抢，实为回避麻烦，他还需要到北京看中央态度哩！武汉的问题也发生在火候上，全国，上至中央文革，下到各省市地方，当时正被工人起来建立组织，批判资反路线的强烈要求所困扰，上海和其他地方造反工人的崛起，给文革领导出了难题。周恩来、陶铸，包括陈伯达，都希望运动按照原来制定的文件和精神办，不要延及工业交通战线。这种意见实际上受到激进的造反工人强烈抵制。张春桥在毛泽东精神的支持下，私自表态支持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并得到毛泽东的承认。

事情出现转折，王力对此回忆：１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召开常委扩大会，“一开头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关于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毛主席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

武汉工人到北京后住在白石桥国务院招待所，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也在北京各大高校与机关走动，了解全国形势，一些人参加了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最后的一次接见后胜利返汉。还有人参加１１月３０日周总理接见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周希望都回本地区搞文化革命。这样大家才回汉，并把胡厚民留在北京，主持联络站。大队回到武汉以后，省市委同意给地方办公，给物资、汽车和经费。仅武汉市政府每个月就给工人总部１５００元，到银行去取。于是工人们到政府指定的红楼（当时的省政协办公楼，今阅马场辛亥革命纪念馆）去办公。

武汉工人进京后还参加了一些重大事件。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工总司批判陈伯达致安亭工人电报是“大毒草”。刚成立赴京的武汉工人总部头头，也参加在京的工人活动。王光照回忆：“陈伯达在电报中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认为不对，他是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找他辩论。我们就集中在中南海的西门去，写了大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这样我们十来个人就到了西门，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然后我、朱鸿霞、胡厚民、刘万太、鄂志纯等十个人，排队去西门。警卫战士出来干预，都很礼貌，后来又有一个官长模样的人，来跟我们交涉，最后一直僵持到晚上，这时首都三司派了许多人来转弯，送来了大白菜汤，馒头窝头还有棉衣，他们当调停人，说回头帮助解决。当时已经是深夜１２点，就派大客车把我们送回招待所。……后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我们在那里，首都三司的人说请周总理等人来跟我们见面。……在这次大会上，王洪文也做了发言，他一副上海人的娘娘腔，而且说话内容一点辣汤辣水都没有，跟批判沾不上边，完全讲不到节骨眼上，我们就终止了他的发言。后来听说周恩来、陈毅和童小鹏也是在工体特意接见了工人代表……”。

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此事，次年即被指责为冲击中南海，成为工总被打成“反革命”的罪状。武汉公安局的造反派“公安联司”专门复审此事并向中央汇报澄清，赵振杰后向群众报告解释　：“工总实际上是没有冲击中南海，包围了是事实，大概有三百多人……他们片面地理解了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说陈伯达同志不让成立工人组织，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坐在那里围着，只有两个人站起来，要求传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但没有冲击”。

李承弘回忆：武汉工人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设立大会保卫组，武汉承担会务，这个会是首都三司操纵和运作的。……开完会之后，我们就从工人体育馆，打着武汉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去中南海的西门，刘万太他们一起，曾经去冲击中南海，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澄清他有没有说‘大道理服从小道理’这个事情，如果有，我们就要求与陈伯达辩论，到底是革命还是生产是大道理。警卫礼貌地把我们拦下了，先有几百人，最后只有十个人，王光照他们晚上就走了。我们当时是想去中宣部，前些时听说陶铸接见过一个代表团（按：应在１１日，武汉人未赶上），我和胡厚民坚持到第二天凌晨。后来（３０日）周恩来和陈毅他们接见了我们一次，周讲几句话就走了，主要是陈毅讲话，他说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生产上不去，外交部长脸上无光”。

（三）中央领导接见。在毛泽东１１日第７次接见（红卫兵）的当天，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谢富治、刘宁一、汪东兴、童小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小礼堂，接见各地职工共３０个单位，９０多人。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主持会议，批评道：“你们到中南海西门，不答覆不走，要冲进中南海，前些天门都关上了。请同志们想一想，毛主席所在的地方，门都关着，这说明了做接待工作的同志接待工作做得不够，希望大家想个办法。（冲中南海之一的王富春检讨：我们千不该，万不该到中南海来胡闹，向解放军脸上抹灰，给李富春找麻烦……）

陶铸说：“毛主席批评我们，为什么把西门关起来？怕群众吗？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够，下午把大门开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地，为什么关门？下午发生了问题。王富春检查很好，不要给他处分。来反映问题都可以，来许多人向里面冲就不好。北门，西门都冲进去了，这不好。六个国务院副总理讲了这些问题，没讲清楚我们有责任。今天向同志们讲清，希望同志们支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一边说保卫，一边拼命往里冲，这叫什么保卫！对毛主席工作不利，对全国影响不好，影响了主席的工作。过去没有讲清，我们有责任，今天斩钉截铁地和大家谈清楚，我想讲清楚大家也会拥护的。谁不拥护毛主席呢？

“如果真正是修正主义了，应该打倒，都是修正主义吗？有人说我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可我说不是。要信任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司令部不能只有一个司令员……解决问题，主要靠自己革命的办法，依靠自己，依靠革命，依靠斗争，依靠群众。什么国家有那么多民主？我们国家有最大民主，集会、结社、出版、示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今年我快六十岁了，以前我们用铅笔写个标语都要杀头，上雨花台。现在你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口讲，发传单，大字报，贴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中南海。

“你们不是在中南海外边开会吗？……我不赞成你们到中南海来示威，到中南海只能反映问题，谁有问题还可以向毛主席控告。现在还可以用炮轰，只要有错误就可以轰，轰到最后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关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毛主席给你们这样大的权利，有什么不能解决呢？当然，革命现在还是有很大阻力的”。

陈毅沉重又风趣地规劝道：“我以一个犯错误多的同志的名义讲话。是不是你们的行动合乎要求？行动是不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过去我常以为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猛打猛冲，结果失败，作检讨，不止一次犯过错误……１９２５年，我冲过中南海西门，我是四个代表中的一个，有大刀我们也冲进去了；我从来没想到，我在这里当外交部长，副总理，没想到有人冲我，（陶铸：你们那时冲对了）……你们是不是从反面考虑一下，我是很直说的。过去我常常因为过分相信自己，因而犯错误就更大，多想想就比较好，我是很沉痛地讲这个话。你们满怀希望到中南海来，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支持你们。你们也要考虑一下，为革命目的到中南海来要有个界限，不能要冲就冲，坐着不走，想见什么人就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就不走。列宁同志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理强调过分会变成错误了”。

之后，陶铸又强调说：“我们做好工作，更好地配合同志们闹革命，我们有这个责任。许多具体工作没有跟上，我们改进，你们可以批评，可以贴大字报，但是不能冲进中南海……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迎宾馆）、广播电台、新华社、外交部、公安部、法院、检察院、国防部，（陈毅同志插话：外交部）你们都不要去！所有的机关都可以批评，你们不要接管机关，我的建议请同志们考虑。刚才讲的地方一律不要去，尽管我们工作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是主张不来中南海是十分正确的，不去这些地方不影响你们革命嘛”！“‘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有人说人民日报社论（按：指《抓革命促生产》）‘比修还修，比混蛋还混’，当然这是个别人的事了。革命和生产不冲突嘛！抓革命促生产嘛，搞革命可以把生产搞好，搞革命停生产是错误的，光搞生产不搞革命也是错误的”。

这次讲话顿时以传单形式遍及京城。应该说，被舆论批为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铸以及陈毅在当时的真诚心声，打动了青春、纯情、热忱——初到北京的武汉工人造反者心扉的。

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问题的争论略微平息，为了回答进京工人提出的问题，在１１月３０日周恩来与陈毅又接见全国工人群众代表，在来京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刘宁一主持会议，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谢富治、周荣鑫、谢镗忠、童小鹏、马纯古参加。武汉在京的工人造反派数人参加此次会议（按：有人回忆是１１月２４日凌晨２时，由周恩来接见的，情况不确；周总理出席工交会议修改讨论稿，次日又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２４日似无精力与时间安排工体的接见）。

由于中央关于工矿企业运动如何深入搞，已经统一了意见，文件正草拟之中，所以周在短短的开场白里讲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在十六条上规定了。对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向广度、深度发展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首先是影响大城市，接着是中等城市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所以，同样这些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共同性，有些问题有特殊性。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关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解决这些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正在起草当中。如果起草成功，还要把草案发到大中城市的厂矿企业中给广大职工讨论，征求意见。所以，今天晚上的会见，不能把未正式讨论的决定向大家讲，个别问题要谈，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谈”。

诚然，他的这些心里话听众一时不能明白就里，不过大家总算听说会有新精神以至新文件了。所以总理离场，请陈毅讲话，陈老总潇洒一番，大谈老百姓难听到的国际形势后，全国来京职工也就满意地散会，打道回府了。不过他们也难以真正听得下陈毅苦口婆心开导的宗旨，这就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像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还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总之，武汉最初的工人造反派意想不到他们首次的造反，就参与到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全国的大事——工矿企业运动深入的旋涡里，他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聆听了周恩来、陶铸等众多中央要人的讲话，得到刘宁一、马纯古等工会领导人的接见，表态支持。他们见到各地的工人造反者，交流切磋，他们的头脑思绪一下开阔了许多。有研究者觉得，按王绍光调查，武汉工人头头多是一些落后、调皮，无事生非的人；这大概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

当时“红五类”和“出身论”的舆论影响甚广，要公开出面表述观点和牵头造反，必须自身“比较干净”和“血统高贵”，要如古代武士兵戎相见，事先申明自己出身、门第。“有问题”和“落后”者，往往自惭形秽，逡巡不前。最先能够出头造反的工人、干部，绝大多数是穷苦出身，本人是学徒、工人出身，多数是党团员，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与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还是１９６６年春当局重用过的四清、文革运动骨干；甚至自己就是单位或车间的党支部干部。他们树旗造反也好，还是进京上访也好，当初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略微不同的意见，为了积极参加文化革命，为了公开控诉他们当时认为的省委和本单位领导的不公。他们并不知道中南地区文革的领导人物陶铸、王任重地位日趋式微。此后他们得以在武汉节节进取、胜利，得以在全国逐渐有了显赫的声誉，全仰仗毛泽东决心把文革运动向全社会深入开展，决心批判老一辈革命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踌躇麻木，决心来一次他心目中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真正、全面、广泛的演习。这些工人、干部的文革积极分子更想不到的是，他们还将继续给毛泽东、周恩来制造“麻烦”：由于造反，１９６７年春他们被再次打成非法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工总”组织被取缔，核心领导和积极分子身陷囹圄；７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为他们平反翻案，从而惹翻了深信造反派依然是“反革命”、“坏分子”的传统体制及其社会基础……

第四章　陶、王的冬天（上）

一、省报的被封与王任重的失势

（一）造反派学生封《湖北日报》事件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三司及外地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报社造反，发布联合声明，指责湖北省委党报《湖北日报》总编辑刘江峰为首的编辑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名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这起群众造反封报事件，在中南地区尚属首例，在全国可能也是首次。中南局特急电省委［中南发（６６）字］，表示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西（安）军电临委会和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要求学生将改组日报编委的意见向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照常出报。

当时批判者文论之一揭发：八月转载“十六条”时鄂报用黑体字（此外还有湘报、桂报、黔报尽皆如此），是何原故？报道武汉首支红卫兵、红代会与事实不符，报道湖大、华工运动情况与事实不符，报道北航学生等谩骂南下串联者和省委吹捧他们的讲话，在报上发表批判“怀疑一切”的大字报，转移大方向，篡改林彪９月１５日讲话，为挑动群众斗争造舆论，为了保卫省委而突出宣传张体学个人等等。简直是证据凿凿。

１１月１７日，造反派和省委专门组织前来保卫省报的高校工人、红卫兵在报社红旗大楼发生推搡冲撞，激烈冲突，出现首次流血事件。造反派临时指挥部与武汉晚报编辑部协议声明，声言只造湖北日报的反，人民报、军报要扩大发行量（要求发到省报订户），支持晚报照常出版；晚报保证不将新华社电讯稿转交湖北报。晚报造反组织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报某些人的反，申明两报联合印刷厂的“机器被砸碎”纯属造谣。鉴于封党报尚属首例，党报也与民众政治信仰、政治生活紧密联系，报社事件顿时成为全市舆论中心问题，市民、工人和机关干部就此纷纷议论，发表各自不同看法，汉口、武昌街头发生激烈的也是和平的口头辩论，一些旁观者也以大字报形式公开表态。

如工人李某写大字报反映亲眼所见冲突事件　：“湖大、武医等的复员退伍军人‘红卫军’、‘女红军’等组织的人……竟敢动手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他们的棉衣撕破，脸抓破，造成流血事件……而且毛泽东思红卫兵一直坚持用文斗，还坚持不还手……”。另有过路工人于、徐、史某也于１７日凌晨披露目睹的红旗大楼事件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大旗为前导的，以工人赤卫队及复员退伍军人为后卫的庞大队伍分乘大批卡车来到现场，包围了红旗大楼，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东方红红卫兵展开围攻。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后，赤卫军和红卫军爬上窗台，破窗而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东方红红卫兵被一个一个地从楼上拖下来，并且推下大门前的台阶”。工人群众的这些现场披露是实事求是的。

当时传遍三镇的大字报《两个工人的对话》，记录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友好争议。意见一是省报错了几个字和文章，可批判，不应该封，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相信群众，应该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停刊；相反意见是，暂停不是一棍子打死，要求改组编辑部不过是手段，目的是把报办好，办成真正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喉舌；张体学的检查虽不深刻，只要改正错误，还是三类、二类，甚至一类干部，造反派应该在炮轰同时找他解决问题。另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工人支持你》出自汉阳钢厂工人　，谈批判资反路线、走资派是主要矛盾，封不封报社的争论是内部问题、是非问题，相对双方可以求得协商，意见不一，可各自保留，再不要引起冲突伤亡。当时学生们直接参与事件，情绪比旁观的工人要激烈得多，水利学院二系一个参加深夜紧急行动的学生王某，黎明回到宿舍还得意地宣称：“大家把‘思想兵’一个一个地从台阶上扔下去了”。

在３０多年后，一群当年在两派分别承担过领导职务的学生友谊聚会　，笑谈当年彼此都书生意气的红旗大楼事件，证实有同学当场折断臂骨，省委也的确通知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出动捍卫党报，驱赶造反红卫兵。在双方都极为虔诚的革命信念之下，武汉有了不愉快的流血肇始，尽管依然是较为平和的武斗。作为多数派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高校干部与工人群众，也认为省委要求他们保卫党报，自己完全是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

省常委当日紧急集会商议对策，常委陈再道司令员主张“先要拉他们谈。他们要改组湖北日报，也可以研究，把材料搞了再研究，把他们拖住不要占湖北日报……闹得不能出报，这个风不好，其他问题可以谈判嘛！……打伤的同志好好治疗慰问他，劝多数派下去，和少数派谈判。现在是退兵政策，首先退多数，然后退少数；（但）和少数派谈判不能出报纸怎么办”？省常委会讨论结果究竟如何，现今没有完整记录可资参考。

出乎保省委群众（乃至造反派）之意外，省委马上对造反派的“无理要求”作出让步。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时已改名“赵立公”）、张华凌晨４时到报社与造反派谈判，张体学表示：“揭发批判报社的错误、造报社的反、占报社大楼、封报社、停止发行是革命的行动。我不是虚伪，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并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

张体学这个表态当然是诚恳的，１０月以来，他并不希望与造反派的冲突继续和扩大。

恰在此时，于熙熙攘攘的红旗大楼门前，实验中学造反学生将初三王三宝同学收藏其父王任重笔记和诗公开于大楼外，王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８日陪同毛泽东到韶山记于留言簿的诗，引起全市的轰动。造反派批判王“到韶山”一诗是讥讽和反毛泽东的。王诗原文是：“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本来王前三句都是赞扬毛泽东革命事业有成的，第四句算作者潇洒反问，如“峥嵘岁月何须风流”，总不能说成是“不须风流”吧。大学生不能说完全不懂这种写法，最多有些“衣锦还乡”的旧意吧，人们也在议论自己的理解和对王原意的不同理解。不过这正是捍卫毛主席的关键时分，也是批判王任重的钢鞭材料，所以造反群众乃至中间群众，一下子就抓住了王的辫子。

在武汉文革的继续深入中，这对王几乎是致命的一击。当事人回忆：“后来刘汉武把这首诗拿着当面问陶铸，要他表态，陶铸半天不吭声，最后说不好不好。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凭这一条就足以把王任重打倒，他讽刺毛主席。这当时算是红十月对武汉造反运动突破的一个贡献，当时因为对政治和国家管理确实所知有限，不可能真正具备对王任重执政是非，进行严格审查并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所以运动往往就诉诸感情和常识”。文革以后，王任重在《跟随毛主席到韶山》里也有了用文字自我辩解的机会，他说“假如我把最后一句改成‘草帽布履还乡’就不会被人误解了。但是，我当时觉得那样太俗气了”；“我曾经和红卫兵争论过，我说毛主席要我和他一起到韶山，对我是一种爱护和信任，我怎么会产生反对毛主席的念头呢”？的确，王在被学生看管和护送时，谈笑风生，恃才依旧，不断与学生高谈阔论，常就主席诗词的诠释、典出，考问学生，出现官民较真，老少争辩；也是文革领导与群众互动中的一种少见的较真，毕竟是文化革命嘛。

王诗立即被送到北京，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造反学生，戚就问及：“你们的大字报不是有王任重的一首诗吗”？同学们给他传单看，关和戚很认真的鉴赏传单，并颇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懂吗”？２４日，中央常委、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学生，谈及省报被封问题；学生将王诗交他看，问好不好，陶铸沉吟半天只有说“不好不好”。在１９６０年代，王的这种自命潇洒的诗文很难得到群众公开认同，即便是在中共高层。所以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群众争辩的问题，居然在中央高层里久久回荡：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在武汉处理问题，接见陈再道司令员等人，当时毛还想着王任重的错误和解放问题。毛谈到“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在王力、谢富治列举王的“保”、反对红卫兵、串联、组织高干子弟活动等错误，毛泽东也禁不住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有人冒出“他作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　另书披露，当时又有人落井下石：“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是不检讨干了些什么”。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指：“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深、很密切的”。　看来，到此时毛泽东也爱莫能助了。

１１月２０日，湖北省委发出《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错误理解报道林彪“９。１５讲话”精神是压制和打击革命群众，承认“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活动，错误地突出报道省委的作用问题”，以及报道和提出“教育革命口号”和“报道不实问题”。但是立即遭到学生的指责和进而批判。２４日，根据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发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也立即遭到造反派的继续揭批和指责。

几乎与此同时，原来支持湖北省委的群众看到省委处于不承认错误不行，承认了也不行的进退两难境地。他们开始对于省委的无原则妥协退让产生疑难和抱怨。

武汉的造反群众不知道，当学生在汉口封闭省报、工人在中南海西门静坐同时，王任重已经在中央文革彻底失势。群众后来以为王任重是被他们自己打倒的，其实，王业已被文革小组淘汰，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他被批准离开北京去海南养病。这既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陶铸在身体乃至政治上保护他的显示，也是他走离中央文革小组的标志。不久陶铸落台，又盛传王是ＣＣ特务，一个时候，他已经无法摆脱政治的厄运了。

（二）中央领导的接见

１１月１８日，关锋、戚本禹接见武汉二司赴京代表团时，首次公开披露了文革小组与王任重距离、分歧的信息。关锋说：“接到湖北同学给伯达同志的信，提到王任重的问题，要求王任重回去检讨，我和戚本禹同志受伯达、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委托，来看望你们，简单的说明一点情况。王任重来北京好几个月了，在这几个月间，在北京的工作也好，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也好，没有在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向文革小组汇报过。他的作法和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关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是王任重已经回去半个月了，不在北京。关于王任重的问题可以找陶铸，他是管中南局的，对王任重比较了解。第三，对王任重有什么意见可以批评”。

学生们听了十分欣喜，也多少有些意外，原来王任重的问题比他们自己以为的还要大，王已被文革小组剥离出来！所以某同学汇报武汉情况，谈到“我们现在逐步认识到王任重是湖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指挥，总后台”，戚、关相视而笑，连连点头说：“啊！你们现在才意识到”。这段对话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武汉造反学生到现在才决心喊出打倒王的口号，但是“打倒”也仅是种提法而已，群众组织内部也不可能有非常统一的认识，所以，在１１月底的《革命造反报》上评论中南局电报的观察员文章里，仍然规劝说：“王任重，猛醒吧！玩花招不行，赶快收回你的电文吧！……赶快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然，到兵临城下就被动了。”造反派学生的口吻似乎还很体谅他们尊敬过的王书记的。同学汇报了《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事情，关锋答“我们都有了（信息）”。戚说“你们用《人民日报》对照《湖北日报》去批判，用中央首长的讲话对照他们的讲话去分析批判”。这无疑是对造反派封报的支持。

同学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还有工人、群众严重围攻、斗争学生的恶劣现象。以前省委、市委出动大批囚车大肆逮捕学生，毒打学生，镇压学生运动。中学生占绝大多数。张体学自己检查都承认逮捕了１００多，有的至今还未放出。戚问“到底抓了多少人”？并非常气愤地对关锋说：“这在全国少见，湖北确实特殊”。“最近湖北省委还有什么新东西”？同学答：“他们又组织工人赤卫队，复员军人红卫军用来对付革命学生，现在有的工人公开打人了，发生流血事件。”

戚问“有没有支持你们的工人”？同学讲“有！前几天来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有２００多人，控告省委”。戚：“哦，工人也起来了，工人中也有‘少数派’，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受压制受迫害的比你们还厉害，你们不和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最好的办法是职工起来自己造反，你们要和职工结合，他们行动起来力量比你们更大”。关说：“这次运动是学生开头，但不是主力军”。戚：“你们是不是主力军？……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同学问“串连怎么办？我们想到农村、工厂去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工农群众结合”。戚答：“你们自己考虑，多少人去农村，多少人去工厂，多少人留在学校搞……”。关锋插话：“我们不了解情况，你们自己去处理”。

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戚已经在这次接见里点明运动要向工矿农村发展，红卫兵要和工农结合、深入、推进运动的意图。说话当时，中央有关意见正在酝酿、争论中。不过，造反学生与工人的结合也刚有萌芽状的个别串联，处于原始的阶段。

二司学生在１１月批判湖北省委及各大专院校党委执行资反路线的行动中，以《湖北日报》事件为一个中心，舆论上开始取得主动，并进京张贴传单、大字报，办武汉文革展览，扩大宣传影响，并继续要求中央领导接见。１２月２日，已处于全面被动状态的陶铸，接见二司司令部赴京代表团，根据中央意见和他自己认识，讲了５条意见：

其一，中南地区文革运动搞得不好，整个地区都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任重同志对湖北的问题要负责，从中南来讲，王任重同志接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不久，整个中南的问题，我仍要负责任，虽然我已离开了。因为中南各省，都派了工作组，我是知道的，并且也是同意的。压制革命学生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我发现得迟，纠正也不力。这说明了，我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很差，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以后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作检查。……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开始还以为湖北可以搞得比较好。后来看到湖北省委一些报告，接触到一些材料，感到有些味道不对。９月８日和付军胜、何一华等九个同学谈话。又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问题较大。这一段接触到的材料更多了，加上今天听大家一讲，知道湖北的问题确是很严重的。王任重同志７月３日给湖北省委的信，过去我不知道，是最近看到你们《革命造反报》上的揭发才知道的。……其二，支持革命师生和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犯的严重错误；全省打了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排斥和打击南下串连的革命同学；抓南下“一小撮”；派人冒充“解放军记者”；唱《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子，张体学乘敞蓬汽车检阅红卫兵，等等。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做法，是很错误的。……其三，少数派要争取、团结大多数。其四，湖北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责任主要由王任重同志来负。待王任重身体好一些，一定回湖北向革命师生作检讨，其五，关于“湖北日报”问题的意见，陶铸就鄂报事件承认学生的揭发批判是正当的，停刊十几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长期不出报也不太好……要看是谁的责任最大，就让他一人停职反省，向革命师生作检讨；被打伤的同志要赶快治疗，责任不在工人、学生，而在湖北省委，省委要检讨，向被打伤的同志赔礼道歉。告诉大家，不要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对路线的人的当。

该讲话要点由陶办整理、陶本人审阅同意，于１２月６日印发。不过，在接见武汉人几乎同时，陶铸对上海“红革会”强行进驻《解放日报》社，扣住报纸发行和上海“工总司”冲进报社，却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或许武汉问题毕竟是“窝边的”，陶铸对中南群众够客气与让步的了。

有了中央领导陶铸的讲话精神，武汉群众对本地运动将针对什么、上纲上线到何种程度，已经有了底线。王任重已经没有办法再保护了，省委也只有一退再退，再后退。

（三）群众组织的发展

原来支持省市委的工人、干部十分气愤局势的这种发展，以至抱怨和抗议省委对造反派一味“让步”“投降”；就在陶铸接见二司代表，并且表态批评王任重和省委，谴责湖北一些问题的当天，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旋即发展为４０万人的组织。这个组织显然是市委酝酿已久，组织部长辛甫实心牵线支持的。于是，武汉有了与造反势力对抗的、体制性的强大的工人、基层干部组织。但受制于中央过去的关于工人不建立跨行业组织的原则意见，也出于传统的文化，他们将组织命名为“革命职工联合会”。尽管中央关于工交战线文革运动的文件即将出台。

据当事人回忆，联合会的成立有一个酝酿过程。１１月２５日，武重的崔景德、杨庭峰等三人，前往市委工交办申请，工交政治部刘振邦主任说中央有精神，工矿企业可以成立职工组织；次日，市委主要领导接见他们，达成协议。经过一段串联，全市组织于１２月１１日在武汉市体育馆正式成立。市长刘惠农到会讲话并授旗。当时推选了常委９人：杨庭峰、崔景德、张立华、何其华、冯正湖、冯根根、周德明、张用久、汪大榜。

王绍光在１９８０年代剖析武汉文革中的群众时，客观地评析了当时的局势、所谓的保守派和“联合会”。他指出：“尽管联合会规模宏大，但它在行动上还是节制的，结果当湖北省委同时面对一方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激进工人组织而另一方是最初的红卫兵和联合会的压力时，宁愿不顾后者的要求而不愿使前者不高兴。１２月１５日，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停止出版《湖北日报》，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向造反派投降。造反派因而变得更为放肆。１２月１８日和１９日，他们袭击了红卫兵和联合会的本部”。“王任重被中央文革撤职之前，造反派一直不敢忽视他。事实上，当造反派得知王任重在北京遇到麻烦时同保守派一样感到震惊。……当省委领导针对串联学生和当地‘少数派’的斗争时，保守派是狂热的支持者。而一旦省委在中央的压力下向造反派做了让步，保守派在对付省、市的当权者们时又成了造反者。在基层的个别单位，保守派与当权者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往往拼命捍卫这些领导，因为文革前形成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使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任何对当权者的进攻实际上就等于在打击他们自己。就是为了保卫自己，他们也得捍卫当权者。保守派对高层干部不如对他们直接的上司那么关心，这也说明文革参加者们的动机出于切身利益的多，而出于对宏观思想争论的少。实质上，保守派所捍卫的并非当权者个人而是由他们所体现的现存权力分配结构，他们是这种结构的受益者”。概括十分深刻和精辟。不论是１９６６年运动初，还是到后来，均是如此，而且现存体制的官员代表，为了维护体制和自己的利益，也从组控利用“保守派”，到非常自觉地支持“保守派”的言行；与其说他们是爱护工人、干部，不如说是为了现存权力结构和既得利益。在当时都是出于本能，要抵制文革进军。明白这个社会学的机制，出现１９６７年的“百万雄师”造中共中央的反的“武汉事件”，以及武汉保守势力因此暂居“彻底失败消亡”，又艰苦、持之以恒地抵制和反对文化革命——直至１９７８年中央为“７。２０事件”平反，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在１２月，各种造反组织在武汉相继出现，水利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亲历者回忆：“１２月２日，林一山在长办召开大会，宣读湖北省委的‘１１－１６来信’。我们感到这封信不对头。结果在会上我就上台抢过麦克风发言，说省委这封信是错误的，首先是如果前一段运动方向不对，责任应该由谁来负；二是谁能够保证林一山对在前段运动中批评过他的人不进行打击报复。最后我号召，凡是认为这封信有错误的人，请跟我到省委造反，结果当场就有１０００多人跟我一起跑步去省委洪山宾馆。最开始接待我们的是省委秘书长李衍授，他对我们说还是头一回看见干部起来造反。我们在那里与省直工委进行了长达９天９夜的谈判，省委书记王树成是代表，最后他们串联了长办的对立派演了一出双簧，由对立派把他抓去，就这样他就从谈判桌上消失了。当时我们感到非常被动，特别是林一山他们还放风，说‘１１－１６来信’是周总理批的。后来我们和一些老红军老革命在一起，反复商量和揣摩，认为这封信不可能出自周总理之手，而只可能出自王任重之手。于是我们决定上北京去。当时向许多人借钱，在现场的人也一毛一毛地凑，最后凑了１０００多块钱，１２月１２日由赵早安领着几个人上北京去反映情况。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很快就到水利部找了钱正英，由钱正英帮助把材料转送周总理。１２月１９日，钱正英转达周总理指示：湖北省委信件是错误的，长办同志应该造他们的反。我们重新找到王树成，说了周总理的意见，他感到很吃惊和难以置信，说你们先等着，过了一会他出来宣布说：明天我去长办。１２月２１日，王树成代表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向长办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同时宣布收回‘１１－１６来信’，林一山停职反省”。

后来，长办就有了造反组织“长办联司”。

１２月８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汉口成立，后称“工造总司”。当事人回忆：“因为当时工作组在工厂里整了许多人，为此我们厂里造反派就占据大多数，而与此同时，其他单位由于没有工作组对群众的大规模打击，因此参与造反派一方公开作为官方对立面的人数还很少，往往造反派没有保守派势力大，处境比较困难，就要我们去传授经验。这样一来二往，联络的单位就多起来了，最后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我个人作为普通工人，除了《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之外，对上层的情况是一无所知的，除了两报一刊的文章，对政策也是比较茫然。对于未来也没有明确的预期，与上面也没有联系渠道，也没有老干部来找我们谈话或者拉我们，主要就是跟着感觉走。……‘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除了工总和九一三之外，算是第三大工人组织。主要的地域是在汉口，汉阳和武昌也有。人数大约有７－８万人。在组织内部任职等方面，也是谁先来谁就在前面，没有正式的考评”。

经过长期酝酿与组合，１２月１２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成为武汉造反工人、干部中最有组织聚合力的群众组织（其前身原是工人总部的一个武钢分部，后从总部独立）。其组织者之一杨玉珍回忆：“我当时是武钢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个人之一，另外四个人是白玉柱、龙克发、常守仁、胡启生。我们在六月份就起来了，当时龙克发是党员，其他都是团员，机总厂的人多些，就以机总厂为首。……我们就和学生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去告状，是一辆装竹子的火车。当时只知道要革命，也不知道死活，在北京呆那么长的时间，天气后来已经相当冷，当时只有身上穿去的一套衣服，从北京回来之后，一身的虱子。我们到北京之后，先住在煤炭设计院，后来转到白石桥招待所。三四天后工总的人也去了（按：１１、１２日），我把工总的第一面旗帜亲手交给了刘万泰（按：当时杨仍为工总的成员）。在参加了毛主席第六次接见之后（按：１１月３日），我就送龙克发回来了，当时龙克发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后来要在厂前那里开大会，为了在会前抢先完成生产指标，龙克发推迟了婚期，在车间加班加点干，本来车间是低压电线，不知道怎么换成高压，他就这样出触电事故去世了。……回来之后，我们就找厂里要车子、要纸、要喇叭，在武汉三镇做宣传。同时也跟保守派进行大辩论，他们五个人来围着我辩论。中心议题就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毛主席的大字报，文革的方向到底应该对准谁。在厂里面就辩论工作组镇压庞玉来对不对，他们保守派的人维护工作组，说就是要血债血还，我们说应该依法判处徒刑或者其他刑罚，庞玉来没有杀死人，只是打伤了人枪毙是不对的……当时自己的工资，都拿去买纸写大字报了”。

省委面对步步进逼的少数派、报社、工人问题，也是一筹莫展。不过，多次参加省常委会的陈再道司令员，比地方领导更敏锐注意到事态的发展，充满忧患；１２月２日他在常委会上说：“另外工人有发展趋势，工人也相当复杂，还没有红卫兵好搞，要有思想准备”。１２月２０日，他说：“对省委逼，也是一个教育，……他们正在搞材料，任重确有错误，他们搞他，而且是最大的一个……现在不是对付少数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工厂的工人”。看来，到１９６７年春，陈司令决定取缔工人总部，抓捕工人，实非偶然与误会。

二、文革司令部的变化

以往人们议论武汉文革，人们往往忽略了在武汉６６年底的运动深化过程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发生什么重大转折变动作用；我们在集中回顾了武汉各派群众对于运动的积极能动作用后，来重新回顾与认识文革司令部的一些变动：其一，是６６年１１月的工交座谈会的斗争、到１２月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是林彪关于运动深入的全面、精湛阐述。其二，是陶铸在中央的失势。对于武汉市的运动，对于工业中心城市的武汉，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武汉的群众文革运动才得以彻底地发动起来，也才会有后来的巨大规模、复杂情况和惊人事件发生。

（一）１２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对于工矿企业文革运动是否深入、如何展开，在１１月的工交座谈会上出现尖锐辩论、斗争，在毛泽东的主导性批评和支持下，局势转变，陈伯达、周恩来、陶铸相继改变态度，谷牧具体掌握制订的“简报”“汇报提纲”受到批评，陈伯达、王力受命重新草拟“十条”文件。这些，王年一在“工交座谈会的抗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策——围攻谷牧、对陶铸突然袭击、林彪作了极不寻常的讲话”里已详细阐述。只是亲历者王力与他有不同的认识。１２月３日到６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工矿“十条”，林彪连续发表长篇极为重要的讲话，周恩来也做了讲话。现摘其中林彪关键阐述，分类罗列如下：

１．正确认识文革意义问题

“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火的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的打下去，……忽视这个思想上的革命，不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

２．刘邓是５０天，还是１０年、２０年的问题？

“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

（按：在６日，周恩来也赞同：“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３．工交战线问题。

“会议暴露了一些思想问题，比原来是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的十条。主要是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问题不少，问题也有，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和文教系统不同，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同知识分子不一样。不打破这种两种观点就不能在工交战线上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就是应付，就是被迫革命，不是欢迎革命。

“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

４．革命与生产关系。

“强调革命不等于把时间占得很长，有时占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磨刀不误砍柴工，个别的时候搞六小时生产或占一两天生产时间，可能还需要，但是整个的要坚持八小时，文化大革命时间不能占生产时间更多，要两个兼顾，这两个问题要用不同方法来解决。

“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促进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但搞得不好，可能生产下降。

“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

５．如何对待群众

“……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

“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

应该说，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真正解决部门和省市领导的思想问题，完全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林彪在１２月常委会议讲话，再次高度地宣讲了文革运动的深远意义，他用军人简捷的语言通俗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特别是提出并非局限于“５０天”的问题批判刘邓路线，而是１０年２０年的问题，彻底解决刘邓的问题，要向文教战线以外的各个战线铺开运动。无疑地，这是转达了毛泽东对形势分析的新精神，正如林彪所言，是“说到底了”。

王力回忆就认为：林彪讲党不能统一领导文化革命，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对全党的批判，就是批判党的运动，是批判我们这个执政党的革命，“这确实是毛主席的思想”，王力不同意林的“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受影响也不怕”的说法。林彪的讲话，在１２月就开始流传到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林彪的主要讲话，反复研讨精神实质，以上引言均成为指导他们、影响今后运动的至理名言。林彪的系列讲话，无疑是他在文革中宣讲文革、阐发文革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可惜在后来批判林彪与研究林的时候，大家好象都忽略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系列重要讲话。

周恩来讲话。６日会议上，周也发表讲话阐发：“（运动）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迄至１１月下旬，周恩来业已看到“火海虎穴与地狱”的前景，退弃了又一扇控制闸门。而且，周承认自己的认识不足：“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像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验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作为实际工作者，周还看到“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既然周恩来在１１月２４日就公开说了：“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他已经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二）陶铸在中央失势

长期以来，各种文革研究和回忆在谈到陶铸被突然抛出、打倒，都疏于交代内情和分析，似乎，陶铸居然被陈伯达的一席话，江青的一个口号，或者与武汉揪王造反团的不愉快谈话与冲突，就垮台了。武汉的一些造反群众也天真地以为陶铸是被群众打倒的，众多的所谓文革纪实作品，都把陶铸在中央的突然垮台，简单归咎于陈伯达、江青，以及武汉赴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都是浅薄和回避史实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选中的文革大将——林彪也深信是自己人的陶铸，会变成是邓小平推荐的“刘邓的人”呢？毛泽东讲过陶、王是“龙虎二将”，王有“总理之才”；在１９６６年组建文革司令部时，毛泽东把来自三方的，关注和赞同他文革理念也熟悉意识形态问题的力量，组入中央文革，即北京的意识形态—“红旗”杂志理论帮、上海的意识形态帮、中南行政—意识形态帮。最先退出或被赶出这个左派领导核心的，是长于行政，向往毛的文化思想解放，又和原来的党政体系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南局领导人物。在有新的研究材料问世之前，我们暂以王力的回忆来概括一下陶铸个人在中央的失落。王力在其“反思录”中，除了未谈到他自己在陶的问题上有什么主观的过错，应该说还是较真实地交代了高层运作的内情。

在安亭事件里，开始总理、陶铸和其他中央领导“意见是一致的”，“都没有支持中断交通”；“张春桥也没有不同意见”。后来张春桥对“工总司”让步，陈丕显立即给陶铸、陈伯达报告并表示不满；江青认为“上海市委就是要整”，“马上报告主席，连夜报告，不能让陶铸先报告”。次日毛泽东开常委扩大会，表示支持张的表态，会上没有人不检讨的，包括陶铸。在这里，王力专门联系到陶铸就是先去汇报也不行，“因为同陶铸的分歧是９月就已开始了，９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邓，而‘批判不彻底’，主要是指总理同陶铸。在毛主席看来总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铸。‘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工厂农村运动的指导。王力说陶铸与毛泽东不一致的地方，“就是陶铸搞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和关于工厂、农村文化大规模的两个通知。其实这些文件毛主席都看了，都划了圈，实际上不满意”。“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确实是陶铸主持的，不是总理主持的。在会上陶铸说：‘就是要把他们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中央说对跨行业的工人组织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但是没有说压下去。……在会上总理的态度已经转了，陶铸还没有转”。（王力也说，后来陶铸的检讨讲没有“把革命压下去”的意思，可能系信口而言）

工交座谈会和工矿十条制订，进一步使陶铸处于被动状态。因为毛泽东早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革，光是学生不行，工人不起来还是不行。在工交会上座谈原拟１２条，谷牧等说太左了，并发了简报。但“直到现在，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象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第二次工人又起来，又让他们（名义上是总理，主要是陶铸）压下去了。这是指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陶铸搞了个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社论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同毛主席的精神不那么符合”。“９月１４日，陶铸又抓了两个指示：一个是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毛主席的看法：革命哪里去了？……他反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班子）。毛主席的看法，要群众自己选出来的班子统一抓革命和生产。毛主席总认为搞了１７年的现在这个机构不行，要改一改，冲一冲……，陶铸还是执行的过去的一套”。

“工交座谈会简报，毛主席相当不高兴。这是陶铸主持的”“毛主席不同意１５条，而且不高兴，特别对陶铸不满意……陶铸知道毛主席对安亭事件的态度以后还这样说，这不是顶着干了吗？……毛主席对陶铸说：‘总要支持工人建立联合组织，这不是大家都同意了吗’”？“（１２月中央会议）中央的人都拥护毛主席的观点，这也不能说是违心的。总是要跟上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跟陶铸的思想，跟谷牧汇报的下面人的思想。６日的发言就不一样了，这一天要正式通过十条。这天发言不是对谷牧，是对陶铸”。

关于江青与陶铸的冲突。王力说“十一中全会常委名单中有陶铸，这名单最早是毛主席提的。决定名单的是总理、林彪、江青。毛主席只征求这三个人的意见……江青要把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提到陈伯达前面，这样陶铸就成了第四位”。但在会议简报里，陶铸未采用谢富治批评邓的内容，立即遭到江青责骂。后来因为社会科学学部吴传启问题，两人发生激烈争吵；叶群得知，告诉林彪，“林彪原来对陶铸很好的，后来也不敢太接近陶铸了”。不过阎长贵回忆分析认为：“王力的说法，即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根据江青的意见定的，不可信，不可传；把陶铸提到第四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可能还征求了林彪的意见）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商定的，这恐怕是事实，也符合情理。对王力的这种说法，许多人（包括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认为，是瞎说，开玩笑，不足信，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决定力。况且江青对陶铸也不会那样有好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曾鼓动陶铸揭发和批判邓小平、刘少奇，遭拒绝，她正耿耿于怀，怎么会为提高陶铸的地位而用力呢”？

关于中央书记处。王力认为：“陶铸还要搞书记处。他开了几次书记处的会，他没有理解，毛主席要他当文革小组顾问，意思就是不要象过去一样。还叫他管宣传口，事够多的了。并不是叫他去搞书记处。可陶铸要搞书记处，要搞班子。他把王任重调来，把张平化调来，宣传部组织部都要安上自己的人。如果真要搞书记处，恐怕还要调人。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是这样，彭真是这样，陶铸还是这样，自己要搞一套。毛主席说他们这三个人性子都太急”。

政治局扩大会批评陶铸。王力回忆：“毛主席定了（１２月）６日会上要批评陶铸，要陶铸检讨。要不然这个会就成了对谷牧的了，这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谷牧说他万万没想到，有的书也说突然袭击陶铸。我没觉得突然，因为是毛主席定了的。这会上常委们不好出面批评陶铸，所以在酝酿时要我们这些人发言，特别是我……陶铸坚持要加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这说法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他是在毛主席说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的前提下这样讲的。陶铸说共产党员、党组织是革命左派的核心，这同毛主席的思想不一致”。“毛主席的意思要陶铸表个态，陶铸作了检讨……陶铸在会上承担了责任，他不要余秋里、谷牧负责任。这是符合实际的。陶铸承认自己坚持老框框……毛主席思想发展了，主张工人农民要起来，我思想没赶上……他说他思想落后于实际，坚持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一直到最后。他一直不赞成离开工厂去串联，不赞成学生到工厂……他检讨说他对汇报提纲中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同意，但其中有些观点他是赞成的。他说他的思想反映了党内现状，就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解决问题，十月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各省各部抵触情绪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问题上有抵触，有怀疑”。

关键是林彪的总结，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

告陶铸状的信。“１１月１４日以后，毛主席收到一些告陶铸的信。毛主席说第一个正式告陶铸的是唐平铸（按：指告发陶铸同意新华社报道采用“换头术”事），毛主席说第二个告状的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列举陶铸的七大罪状，说陶铸参与制订刘邓路线，执行刘邓路线”。

王力将陶铸的失落直接与毛泽东业已不喜欢他联系起来，如果历史内情确实完全如王力所言，这些问题显然是陶铸与毛泽东在当时的原则分歧，是毛泽东绝对不会让步苟同，陶铸刚直不阿，也并不准备真正向毛泽东做妥协的。

很快，陶常委和毛主席都说了：

“咎由自取”！

真是两个湖南的犟脾气。陶铸讲的是他坚持自我主张，明白决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正是针对陶的表态，义正词严地断言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运动的深入。

中央最高层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原则性斗争，成为陶铸、王任重变为悲剧人物，最终落马垮台的根本原因，也成为武汉的运动居于九州文革极为显著位置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必定逐鹿中原于斯。

第五章　陶、王的冬天（下）

三、陶铸的寒冬来临

经过１１月工交会议的斗争，对于陶铸而言，异常酷烈的严寒终于来临。

１２月１８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首都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在讲话里公开点了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当时，北京造反群众正猛烈揭批“西城区纠察队”阻截文革的行径，王任重在北京很快被江青搞臭，陶、王带来的广州雍文涛书记也倒了。

武汉造反群众得到中央文革抛弃王的信息，更是信心十足，将批判王任重的口号和措施迅速升级。１２月２１日，中南局将王任重接回广州养病；武汉造反派获悉后，联合组成“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旋即与中南局机关交涉，要求批判和揪斗王。

武汉方面，得到武汉市委支持——１２月初成立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力量迅速壮大，当时“联合会”以武汉重型机床厂老劳模马学礼为名义上的领袖，抵制造反派批判省委行径，强烈反对封闭省报，针锋相对提出：湖北日报立即复刊；解散工人总部；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职工联合会”以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档案时发生冲突，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１２月２５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有五千多工人参加；他们宣传林焕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殴致死，要造反派偿还血债，并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保守派”的首次全市行动在广大造反派看来实在是愚蠢、拙劣，学生们立即宣传、指责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游行在毛主席寿辰前一天举行，追悼队伍还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不是公开侮辱领袖吗？

２７日，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２０万人以“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名义集会，与２５日对立派组织的“抬尸”游行针锋相对。会后，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和南下造反大队等成立联合批斗王任重指挥部。对于武汉２５日的“联合会”群众游行，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抬尸游行，并指出“联合会”是保守组织。闻讯，“联合会”群众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斗李一清，未果。

这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武汉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再不是省委手下听话的顺民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造反派”，可以动辄造反，造原来支持和利用过他们的领导的反，造各种不顺他们心意问题的反，而且言论、行为模式与以往的造反派几乎一样；鉴于他们隔膜于激进知识分子为先导的造反派时兴的文化模式，其行为时而还特别暴烈“少文”一些。可以说，武汉职工群众的保守组织，一成立就是以造反形式出现的，实质上是在逆文化革命而动。开了头就具有惯性，这种惯性延及以后。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的群众层面问题也在于此，从而给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留下社会学研究的深刻话题。３０日，陶铸在接见武汉造反派时就颇为不满地谈到此事：“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此外，学生的保守派已经很难干预运动走向，也影响不了工人群众，他们基本上退出舞台；而学生造反派的激进要求和言行，影响与决定着运动的走向，他们与工人造反者紧紧合作。

１２月２２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造反者，陶铸听代表汇报了湖南发生系列的群众斗群众流血事件。陶铸本着一贯支持湖南红色造反者的态度，他与群众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涉及到对中南局湖南省委，乃至湖北的看法：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作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

“我当了六年的中南局书记，干了十五年中南局工作……中南局的书记是王任重同志。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９．２４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我赞成你们改组湖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也改组了么”！

陶铸为中南运动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且从正面承认了“湖北日报”的改组。因湖南张平化的被动，王任重和从中南调北京人员一一被抛出，陶铸节节败退，他在中南地区已退到底线，也面临了离开北京“干脆回中南”的命运。

２５日清华大学６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陶、王被吸入了文革最大的政治旋涡。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个当事人原明回忆说：“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被打倒。不久，武汉的造反派专门赶到广州来要人；广州的造反派则要求就地批斗。两派发生争执。当时的广东省委考虑到王曾在武汉任职多年，深得武汉百姓爱戴。所以决定让王任重跟武汉造反派走，但由于担心广州的造反派得知后闹事，故决定用专机秘密将王任重送至武汉”。“不知为何，广州的造反派还是得知了消息。凌晨四五点钟，数十人气势汹汹杀到机场，占领了候机楼，要求交出王任重。民航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同时拒不承认王本人在机场。其实，王任重的确不在机场。天亮后，王才坐着汽车直接到了停机坪”。当时原明“就守在舷梯旁边，造反派就在几百米外的候机楼内，气氛非常紧张。但是，王任重却神情自若，还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随后，就和十几个武汉的造反派一起上了飞机”。此即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人。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我）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按：与省委商量降在军用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省委和军区依然按惯例热忱迎接了被群众揪回的王任重，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一步。

１２月３０日，陶铸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严厉抗议学生的无理。

文革以后，最先在编述里写陶铸接见武汉“揪王”造反派，武汉学生群众无理取闹情节的是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书说１２月初“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就进京要求接见，陶铸因为事务繁忙和对王有保留看法，没有答应立即安排；后来江青等通过红旗杂志“某些亲信”挑唆群众，“使本来是要求接见的口气逐渐变化成命令陶铸来回答问题”。接着谈到１２月底，陶铸再次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是开批斗会。群众代表狂叫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并声言要将陶铸本人带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文字“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来记述１２月３０日的这次接见和冲突。文中谈到，在造反派不怀好意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６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侯了６个小时”。权文说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所谓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骇人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这是陶铸最后一次公开接见武汉造反群众，当年群众或许至今并不十分清楚陶铸当时在中央高层的境遇和苦痛，不明白他是在“垮台”前夕与武汉群众最后的坦诚对话。本来在１２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地位堪虞，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不过从后来严厉审查有关群众、揭批“参与迫害陶、王问题”所涉及事实看，似乎没有看到中央文革某某人在１２月曾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严家其凭什么说江青的亲信挑唆群众？不知是否指阎长贵在１６日的接见讲话，但正直的阎那时还未上任（江的机要秘书），阎也并不是她的私人亲信，再说，查遍阎的讲话，也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企图煽动群众去围攻陶铸。

从该造反团记载并留在世间的谈话记录看，接见开始，双方用不少时间纠缠，争论要否录音，是接见还是“回答”问题会议的形式、性质，大家的相互关系等等。显然，造反派对陶铸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变化，有对立的情绪。虽然，一些部门（如医科大学、教育部）、一些人（如毫无政治背景的中学生陆荣根），一直言辞骇人地撰文公开攻击和批判陶铸，但武汉人在１９６６年还没有公开怀疑、批判陶，反而希望通过他的公开支持来扳倒王任重。

从当时记录看，对于学生有关质疑，陶铸是如此回答的：

对王任重问题表态。“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做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　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十一月讲的”。“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４０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九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峤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苦，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陶铸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而且在王任重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上，他现在已经与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口径一致，即王任重在北京做的事中央文革不承担责任。

关于湖北日报问题。“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对中南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四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⒈工作组派得迟、撤得早，不象北京那么早。⒉压制群众不那么多。⒊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我）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九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九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概括性地说“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我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陶铸承认错误、耐心解释疏导和解答问题，承担了责任；到接见的最后阶段，双方气氛实际上已经缓和了许多，陶铸自己就说双方情绪“有些接近”，得以心平气和谈出自己看法：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

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同学插话：一定要收回，要批判）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同学插话：我们态度好不好？）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一是未达成协议，一是你进来未鼓掌，好象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前后讲一点，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一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众鼓掌）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从记录的最后气氛看，这次陶铸与群众的接触，并没有达到当时造反派渲染、社会流传的那样糟糕程度，也没有文革后一些研究记载那样，说双方是出于自觉的对抗。陶铸在自己最危难时刻，尽管极为气愤、不平，对群众还是冷静、坦率、诚恳、原则的，要造反的学生群众，也是单纯、青春气盛的。１９６７年元月４日，陈伯达与江青接见武汉“专揪团”公开点名打倒陶铸，当日毛泽东就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婉转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１２月最后的这次接见。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四、陶铸的陨落

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下旬，武汉造反群众一再要求陶铸接见，要求陶表态支持揪斗王任重，他们并不十分清楚——陶铸自己正站在政治悬崖边缘。

１２月２７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批评王任重，后转而批判陶铸，中央文革成员猛烈攻击陶是“最大的保皇派”。在此之前，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权文说２７日的会本来是批王的会。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出面保护了陶铸，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一切已经晚了。

王力回忆说：“１９６６年底，毛主席认为中南问题相当严重。因为主要是陶铸管中南，这时陶铸问题在党内核心中已经公开，群众中还没有宣布……王任重出问题比陶铸早，王任重早就回去了，毛主席认为王任重是不行了，但对这个人毛主席心里没有抹掉。……１９６６年底陶铸、王任重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没说他们就是走资派或特别坏。中南是在他们指挥下搞的，因此毛主席看来中南局面相当严重，特别是武汉抓人太多，打反革命太多，谁保省委就是好，谁反对省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历史过程是：继工交会议后，中央又在１２月召开政治局生活会专门批评陶铸。按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言，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只说出“咎由自取”。毛泽东罕见地在２６日生日宴请中央文革成员，祝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日晚上，林彪曾要叶群电告陶铸：“要被动……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林彪心里自然有数了。２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生活会）批判陶铸，按权文所说，此会似乎是政治局与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批示的给王任重提提意见。这里，从当天陶铸回家与曾志所谈情况程度，曾的理解和回忆，权的阐发，都可能与历史有一些重要出入，回避了正是毛要批判陶铸。陶铸早前的确给毛泽东有报告，建议王辞去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专门有批示；王离开北京是１１月初，当时可能没有来得及开会提意见。但１２月２５日他从广州被揪回武汉，并不在北京，２７日的会他并不在场。可见此会不完全是专门批王的会。所以，权文说“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象想象得那么严重”，“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王力说工交会议陶铸做了检讨，“这个会后陶铸的地位变了，工作还照旧，没有改变。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这个会在怀仁堂，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并且王力说该会议无记录，陈伯达的讲话与６７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关键是在２７日开此批判会的前夜，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请注意，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就出自陶铸坚持自我的话。前后对照，毛泽东和陶铸的决心都是确定不移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数处谈到陶铸的倒台，可作旁证：“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周）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之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会后，他（周）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

武汉群众加大了革命造反的步伐。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已经改名“立公”，令人想起法国革命时的菲立普？平等）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油炸九头鸟”！

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耷拉着头；１９６６年冬天奇寒，那几天飘着大雪，省委领导在主席台上都穿着军棉大衣，也冻的禁不住淌着鼻涕。会议组织人只有让他们轮回在台上示众，轮流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又为防止在场走动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抢走王任重，主导会议组织联络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物，坐同样汽车先走，摆开迷魂阵；王本人则闷在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竭。事情马上就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要求保护王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南下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把王就留在本地批判，南下同学遂与总理办公室建立正常联系，不断汇报武汉运动动态；进而联系组织了总理对武汉批王联合指挥部的接见（１月２９日凌晨），是周恩来首次专门接见武汉造反派，那是后话了。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犯所谓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热潮。一时，各级干部站在汽车上被带向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帽子花色也颇多，最别出心裁的，传承传统文化——如旧戏中县官戴的官帽，两根弹簧还一跳一跳，游街和侮辱人格成风，极不严肃。被斗的人多了也痞了，有的人也满不在乎，还四下眺望，以至自己好笑……

对于此，王力也有回忆：“王任重回去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局面可以维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别是陶铸问题爆发，王任重就顶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王任重确是比较优秀，能动脑子，爱读书，会写文章。毛主席对人都是两面的，不执行他的路线他不能容忍，特别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能容忍，另方面他对人还是比较宽的，我快打倒时王任重给我写了个条子，我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来，王任重并没有被抹掉，只要改正错误站到他的路线上来还是可以用的”。

群众组织发展壮大，与领导干部的互动迅速深化。这种特殊的政治交流是当代中国空前绝后的。原汉阳三中谢保安回忆：“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成为头头，拥戴我的也都是那些‘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就是在运动初期对运动方向和现实的不满的多，势力逐步壮大，最后整个三中没有第二派。后来封闭‘湖北日报’的事情，我也参加了，凡是对现存当权派体制的冲击我们都参加。开始都是局部和零星的组织，在１１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红反团，主要是中学生的组织。我们找到市委，要办公地点、资金、纸张等东西，也是孙德华（原工作组长）当联络员，市委辛甫批了２千元钱给我们。在武汉全市性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辛甫、宋侃夫和邓垦都曾经在我们学校呆过半个多月。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虽然当时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但是还是把他们作为老革命看待，非常尊敬，而且我个人对老干部也有感情。在吃住上面，也惟恐没有照顾好他们，晚上就给他们三床棉被惟恐把他们冻着，因为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非常关照，辛甫说呆在三中不想走，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开批判会要打倒辛甫，他也跟着喊打倒辛甫”。

“最有印象的是邓垦，他说自己与邓小平不是真正的亲兄弟，至少是不同母，在年齿上也很悬殊，小时候因为邓小平出洋读书，感到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崇拜他。他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跟蔡畅大姐的关系，也远远比嫂子卓琳亲近。他自己不是刘邓线上的人，在西南地区是反对李井泉（按：当时西南局、四川省第一书记）搞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先锋，因此被打成右倾，（按：邓垦与重庆市的“萧李廖集团”同时，在１９６３年划为右倾）……为了走出李井泉的阴影，就求李富春把他调出西南局的地盘。他说自己跟小平完全是两码子事，把他说成是邓小平安插的钉子，是天大的冤枉，他自己也要打倒邓。他当时是武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从他说的情况看，比较入情入理，可能并不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编造。那个时候，在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在王任重家里找到许多‘四旧’证据，于颜面上很不好看。一天邓垦对我说，小谢，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家里也有些‘四旧’，应带头破掉，要我帮忙找他的夫人递条子，要他的夫人按照条子开列的项目，把一些东西主动清理掉。后来他跟我的叔父谢威说，你的侄子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那里的是市委书记宋侃夫，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重，他是四方面军的人。他说别的红军长征一次，他们是来回折腾几次，雪山爬过去了又爬回来，再爬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是孤儿一样，遭到别的山头的歧视和白眼，延安审干运动破除山头习气，强调纪律和团结，对历史问题和责任做出结论，他是衷心拥护的，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带来的温暖。这些人因为跟造反派深入接触过，从来就不把造反派看作洪水猛兽，对造反派反而有感情。我们也没有要他们坐飞机，更没有罚跪，在出席批斗会的时候，给他挂上牌子还说对不起，下来就赶紧去掉”。

看来，在非常状态的交往中，领导和群众实现了相互的沟通，也开始相互理解。湖北省委的领导干部由高校学生组织学习和批判，双方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有熟悉。王任重身患肝病，水院负责监管和保卫他的学生余某，还专门为他煲药，倒痰盂；后来在清查造反派虐待领导干部罪行时，专案人员去王处询问，王说不要查了，余某某当时是“保护了我的”。专案人员追查一位造反司令方保林的问题，王任重对他们说“不要再追学生的问题了，他们也是受骗的”。而省委的几个秘书长、部长、常委，思想包袱少些，他们在造反派的学习班最先承认错误，开始揭发王在运动中的不是，象刘真、张华，受批判最早，与造反派接触最多，也就最先表态支持群众了，后来，张体学省长思想也开始解放，主动参与揭发批判。

在批判王任重高潮里，学生在省委造反派协作下，抄了王的家，拿出一些“四旧”，办了王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展览。王收藏的《资治通鉴》、中学毕业文凭、与家人在东湖游泳的照片成为罪证。但也有理智的造反大学生私下表示不同意见：古书就是“四旧”吗？旧毕业证上有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就算是“梦想蒋复辟”吗？在东湖穿泳衣留影，大家也不一样吗，何谓“生活糜烂”呢？说毛主席“何须衣锦还乡”就是反毛吗？王任重这些行径最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秀才迂腐情调甚浓，与革命领导形象有差距吧？以此划为走资派是否证据不足？

看来，造反派并无后来渲染的“残酷阶级报复”，没有把王往死里打，大概连对立派的同志也真有感觉，到１９６７年春夏，他们造出大量舆论，说“工人总部保王任重”，造反派的某声明“经王修改过”；此外，传说王任重与张体学对军区压制群众有看法，王还写材料批评、揭发陈再道。舆论十分迷人、乱真，弄得省军区独立师（８２０１）领导居然认真布置追查有王“修改字迹”的手稿；７月１８日，武汉空后的政委居然面对周恩来认真报告“（走资派）王任重支持工总”，所以工总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周几乎哑然失笑：“我感到惊讶”！

当然，王任重对群众无限上纲的批斗并不服气，特别对省委干部起来揭发批判自己，更感寒心。次年春他给陈再道写信，就谈到这些问题：“自从去年１２月２５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１月２０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出风头，或者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对“路线错误”已经承认和理解，对于造反群众还是比较宽容和理解，但对于省直领导干部造反，确有些较真的。一般公开批斗，王没有任何辩解与抵抗，但农历除夕晚上在水院开批斗大会，省委副秘书长吕乃强上台揭发，王忍无可忍，居然昂头大叫“撒谎”以斥之！

到１９６６年寒冬，公开打倒王任重，批判陶铸的舆论，由中央文革亲自来鼓动了。

１月３日中央文革接见北京大学代表，江青就说：“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搞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陈伯达接道：“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王任重的观点，要破这个东西”。……江青：“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陈伯达：“……但王任重这个人真是两面派，你（聂元梓）选，他说你争位置。王任重说你容不下人，我们是为了保护你，让王任重对你说应气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对你只说好话，背地却对孔凡，杨克明说你的坏话”。江青说：“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凡，杨克明手上，王任重耍两面派，可厉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是耍手法，耍两面派”。“自从张承先被赶走后，王任重包揽一切，我们不了解北大情况”。

王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２日给陈再道等的信也谈到这些问题：“（１）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愤恨。（２）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３）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伯达、江青同志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４）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诬陷（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

王任重自己的信文，已经将我们以上所陈述的几个月情况，做了很客观如实的概括。

１月４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陈伯达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是中南问题的后台老板；１２月３０日对学生那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打倒陶铸”标语立即贴遍京汉和全国。

陶铸在被公开点名后，还与林彪写信说来京后辜负了毛、林的信任，万万没有想到顷刻成为“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觉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看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没有办法保自己信任的这位老部下了。

不过周恩来依然不同意这样搞，到７日他对批陶联络站的人还说：陶铸是中央常委，开大会批判陶铸不恰当，常委没有讨论。不过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又是另一个说法，“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甚至，毛泽东还说“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在批判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的浩大声浪中，一一瘫痪，造反派在许多单位里实现夺权，运动的实际权力乃至业务权力，开始归造反派群众。在元月，有市民和工人在街头辩论曲直、甚至有夫妻辩论闹离婚，也虔诚地找来学生造反派评理、论断。武汉业已到了好似１９２７年湖南农运的“农会决定一切”的时候。１月３日至５日，极其不满的“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５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在新形势下，群众组织的变动、组合也在进行。１月９日，工人总部领导改组。原发起者之一李洪荣　回忆：“１月９日晚上，朱鸿霞召集各个分部的头头来开会，要正式改组工总。把我们用车子接到会议现场，经过我的提名，工总改选的结果是：朱鸿霞、胡厚民、周光杰、李洪荣、郭红兵、姜诗臣、胡崇元、侯良正、余光顺，合计九人”。

也是在９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作家李向阳　回忆：“造反派组织封闭湖北日报，邀请工总参加后来夺权，我受李洪荣派遣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我被推举为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还有湖北日报的工人参加，湖北日报被学生封了之后，大家认为应该恢复发行，传达党中央的声音。负责夺权的是新派的龙梅生，他是胶管厂工人，很文静的样子。我当总编辑实际上也是傀儡，因为自己不懂报纸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武大、华工的学生在那里，用电传机排好版面，我签字印刷”。

或许由于武汉群众正忙于各单位夺权造反、批判王任重，陶铸被公开打倒时，尽管“北京来电”传单撒遍三镇，但未马上引起太大反响；毕竟群众对中央的这些重大变化并不理解，而武汉人要面对的事情毕竟太多了。长沙的造反派，居然因为陶铸激昂的支持过群众，戴过他们的袖章，要马上拉下脸面来批判陶，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这也是中南地区的一个实情。

批判陶铸的零星文章在元月２０日才开始见诸二司的小报。系统批判则是更后的事了。

从当年流传出来的毛泽东在元月８日的话是这样说的：“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第二天，毛泽东又对中央文革小组讲造反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故作诙谐抬高红卫兵的毛泽东说来，似乎陶铸是被红卫兵解决的；幼稚的造反派们也真以为陶铸、王任重是被群众自己打倒的。其实，“唯我独革”的群众是天真加激情，中共中央常委，怎么可能由普通民众去简单“解决”掉？何况，到１９６６年底，中南地区的造反群众，不论是河南还是广东，是湖北还是湖南，都还没有真正明白和准备去“解决”陶铸呢！不过，毛泽东就是要让群众起来“弄倒”陶铸，不需他亲自出面，不论你说是出于鼓动群众（今天人们说是“利用操纵群众”）、是锻炼民众，或纯粹是政治运作，他就是如此去做了。我们这里主要讲明历史实情有什么，不想做是非价值判断。

武汉造反派在１９６６年秋天，自发地或逐渐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这边来，可以说，当时的武汉，只有他们距毛泽东的意图最近；按照８月２５日陶铸的表态，似乎正是他们代表了当时认为的正确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当时代表运动本质的主流势力。他们与王任重的冲突（实质也包括陶铸），使他们成为抵制和“解决”陶铸的物质力量。

王力客观地反思了６６年深秋的运动，所谓批判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主要解决八九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当时，造反派的是否合法，基于他们如何能体现党的领导？可是陶铸口头上早就讲过“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更何况毛泽东认为当时流行的各级领导自己去直接领导红卫兵，在各级党团领导下进行运动，“是官办的红卫兵，认为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工作组一样，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现在谁反对我这个党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普遍产生了毛主席认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产生了‘保守派’、‘保皇派’”。王力说周总理和陶铸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王任重也是如此，但“毛主席认为不能这样搞”。“毛主席认为要支持下面起来的组织”。陶铸不明白毛泽东不赞成搞书记处，……陶铸还认真去搞书记处，还要依靠大区，“他到中央后要王任重当大区书记……毛主席不想要大区，他要直接搞省”。“陶铸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把王任重和张平化调来。八九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反映了毛主席不要旧的组织形式、旧的工作方法，但陶铸还是要旧的，毛主席不满意”。另外是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主席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人农民问题上。毛主席的想法同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又不那么一致”。王力认为如坚持多数人意见和“１６条”的原则，工厂农村不全面铺开，工人农民不串联，不搞跨行业组织，运动“后果不会那么大”，发展到失控地步。但毛泽东认为如果工厂农村不搞，“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会利用工人农民，利用原来的组织形式和系统来反对学生的造反组织”。

更何况毛泽东对文革改造原有社会与经济、政治体制有着十分理想化的意图，光有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远远不够，林彪在１２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全面地表述了毛的意思。

武汉造反群众不论是炮轰省委，或是自己解放自己，或是将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还是夺取各级党委和旧的组织形式对于运动的主导权力，客观上都与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９月以来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就是需要敢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就是需要敢于护国造反的蔡锷。他们首次成为毛泽东心目中认可的革命左派，他们成为陶铸、王任重垮台事件的直接胜利者。对于一个工业、文化的大都市，这是十分重要的事。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这时当然不是空洞的赞歌了。

（全书完）

说明：

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中南局、湖北省委和广东省委的一些会议、电话指示记录，均参考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２００５），并参考当年红卫兵印发的文字资料。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第一章 武汉丙午年的春夏

一、文革风起东湖之末

二、武汉大中学校轰然起火

三、运动的铺开

四、“枪打出头鸟”

五、转折的关头&

第二章．初秋炮打司令部

一、贯彻中央新精神

二、陶铸、王任重新指示

三、抓“南下一小撮”

四、张省长宣称“天上九头鸟”

五、武汉运动的仲秋

说明：

第三章 江城的深秋

一、省委负责的反思

二、批判“资反路线”在武汉

三、造反工人组织的崛起

第四章　陶、王的冬天（上）

一、省报的被封与王任重的失势

（一）造反派学生封《湖北日报》事件

（二）中央领导的接见

（三）群众组织的发展

二、文革司令部的变化

（一）１２月的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二）陶铸在中央失势

第五章　陶、王的冬天（下）

三、陶铸的寒冬来临

四、陶铸的陨落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