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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現場

「疫區」日記：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

腦癱兒子在他被隔離的第七天死亡：說不記恨，哪有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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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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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現場

「疫區」日記：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      

曉宇 2020-02-18

要是說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就是封城二十天後，大家還沒有失去幽默感。印象裏，幽默應該第一批在疫區消失的情緒。憤怒和絕望的風暴後，幽默頑強地翻過身，重新站在平起平坐的地位。悶在家中催生的段子，塑料袋和水瓶拼湊的出行防護，地方上蠻橫直接的標語，和疫情新聞一樣地廣泛流傳。

沒有病人的家裏，時不時傳來笑聲。笑聲比往常的大，笑點因為這場病毒降低。社區阻擋人出門時的方言，便能把人逗樂。大家也沒有為了開心，特意去找喜劇或娛樂節目，那樣的觀賞仍然不合時宜。幽默一定要圍繞這場疫情本身。這給了它不同尋常的含義。幽默不作一時的逃避，而是另一種提醒危機的語言。

姥姥在這場疫情中學會用智能手機。她之前對此的抗拒被每日與孫輩對話的需要打敗。她花在短視頻的時間越來越長，與過去七十多年篤信不疑的官方媒體落了芥蒂。她知道了「闢謠」二字，把pi念做bi。電視新聞播報時，她走過來說，還在闢謠嗎，我看要闢謠到什麼時候。我被這句話逗樂，說，姥姥，你快成我們家的憤青了。

她是我們家中行動半徑最大的一位，清楚知道清晨垃圾車來小區的時間，掐準時候出去透氣，關門前返回。二月十一日後，她決定不再冒險。武漢所有小區實行封閉管理，有無確診疑似都一樣。我們吃驚該指令下達之遲。全國其它省份已有實踐，唯獨疫情中心的武漢，現在才開始推行。其實進了二月，小區保安就不斷拿此開玩笑。

往年冬天，他們披軍大衣，今年例外，裹着厚毛衣和襖子，外面罩上保安制服，把衣服撐得鼓起來，臉上還是那麼幹癟，看上去很不協調。他們不能扎堆和群聚，每人分配到不同出口，在那裏各守小屋。不再有居民來閒聊，保安以嚇唬路人為樂，說，小區明天就封了，路就不走了了。居民聽後奔走相告，到了第二天，大門敞開依舊。如此來回幾次。

等到小區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說笑，低着頭，彷彿指令是被他們不幸言中的。取而代之，網格員站在門口，戴紅袖箍，中年，一男一女。男的不好說話，陰着臉，認定凡是申請出門的人都是沒事找事。在此之前，我們未見過什麼網格員，社區電話打不通，物業電話我打去，對方調低了電視的音量，問說，麼事。我說，小區裏有沒有確診的，消殺有安排嗎。對方回答，不曉得，掛了電話。同日，武漢市委書記在電視上宣布，戶數排查率98.6%。我說，那我們是1.4%。他接着說，人數排查率99%。我說，那我們是1%。

我們每三天派一人買菜，把寶貴的名額留給最需要鍛鍊的人。催生的斤兩成了這場瘟疫中最可靠的事實。我們的體重達到歷史的高點。除了姥姥外，沒人堅持一日兩次的鍛鍊。我在洗臉時發覺隔離對身體的改造。兩手過了顎骨，往下，沒有斜着抵達下巴，而是遇上圓弧的曲線，改變了路線。我的手又回去，感受從未有過的豐腴的臉頰。我又在下腹，屁股，大腿，甚至手指，發現滋生的身體。

這和肆無忌憚的喝酒有關。封城的十天後，我們揮霍無度地把二十年以來的庫存拿出來，一件件消耗。父親說，快喝，說不定明天就要被抓進去。他說「抓」，好像莫名的怪力把人掠走。指甲和頭髮野草般，發瘋地長。父親頭髮到了十年裏的最長，說，晚上的時候，聽見頭髮簇簇地往上冒。我也是頭一回見他穿睡衣。我們家的男性都抵制睡衣，女性都契而不捨地想要改變這一點。

事到如今，城市還擁有日常的秩序。水電，網絡，垃圾回收，街道清理，從過年開始連軸轉，至今沒有受影響的跡象。我恢復線上的工作，整理論文的腳註，向規律和秩序靠攏。李醫生死後，我兩天沒法回到工作。加入的志願者群仍不息地工作。大家謹言慎行，傳遞生命的通道，不能承受刪查的風險。開始時他們協調物資，後來幫感染患者聯繫收治，收治進行的差不多了，轉做非肺炎患者的就醫和取藥，安排無家可歸的外地護工和建築工人。大大小小，一切可能的協助。

蜂擁而至的求助信息，先一陣腦子發麻，等適應了，還有打電話驗證患者信息的忐忑和焦灼。我把號碼輸進手機，過了一遍要說的話，全身緊張地撥過去。我怕聽到匆忙、期待和絕望的語氣。擔心落空別人的希望，不是確信能幫到的話儘量不聯繫。落到志願者手上，多是正常途徑解決不了。碰到關機，要麼是人沒了，要麼是找到了出路。

我接到身邊人的求助，接連兩次以失敗告終。一次，一家人全部感染，剩下八歲的孩子，父親是軍人，駐地不能回。軍隊說可以接收孩子，但不能來接人。我們聯繫到武漢市。對方說，現在把任何武漢人帶出武漢都是違法。我們說，要不然把孩子接到家裏住。孩子母親不同意，怕孩子攜帶病毒。第二次，朋友九十多歲的爹爹，不是冠狀肺炎，急診需要手術，小區封閉後無法出門，120打通了，等車半日，又推給社區。我最後收到信息，居委會沒車。我們不敢再打電話追問有沒有解決。

加入志願隊，開始是為了尋找行動的可能，打發時間。即便在現場，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小區封閉後，志願者出不了門。志願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驗證自己的無力。它與每天的失敗作鬥爭。我們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場危機的過去。它也被稱作是現代戰役，不許全民皆兵，不許普通人犧牲和充當烈士。它把處於戰爭中心的絕大部分人變成旁觀者。

最後的現場，來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監理的發小。他報名去了火神山，然後醫院改造，然後方艙。漫長的夜班裏，他給我發照片，講糟心事。他說，事故一出來，什麼樣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問他，他也不多說，只說，等到見面說。我說，見面，那要到什麼時候。他發了一張熱乾麪照片。晨光裏，鋪了牛肉，酸豆角，蘿蔔丁，辣椒，葱花，香菜。那是他下班時的驚喜。

他結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離。他問，你知道那個騙外賣小哥的人麼。我說，知道，找不到車，隱瞞丈夫發熱，拜託外賣小哥把他送去醫院，後來丈夫確診。他說，你說是哪個的錯，你到了那時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後還去找外賣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壞人麼。生命突然成了選擇題。這意味着運氣，奢望，掙扎。沒有做選擇前，我們無法真實地認識自己。選擇的出口處，就是責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時候對所有人負責。責任是不可調節的衝突。這意味着時刻的欺騙，犧牲，放棄。選擇無關個人的價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謬生存前選擇他人，選擇我們到底對誰負責。

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宗教無法解釋苦難的必要，道德無法應對行動的乏力，傳統無法表述現代的不公。沒什麼替代信仰，在這時候站出來說，我來。人們意識到長久以來依賴的信仰，只能夠解釋平穩不驚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沒再冒出頭來。有東西在注視着麼，那怎麼能無動於衷。有什麼帷幕可以扯下來的話，大家會毫不猶豫地上去，撕開，看看後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處事不驚的空氣裏，連撓痕都沒留下。沒有可供憎恨和原諒的對象。他們已經事先原諒了自己。

母親問我，為什麼上帝沒有來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說，沒有看到水花。不，她說，因為人已經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計時。病床前在倒計時，開門商店在倒計時，路上的卡車和天上的飛機在倒計時，安靜的城市和未知的隔離在倒計時。自由和生命一個倒計時，孤獨和死亡一個倒計時。我們的赤身要被倒掛在哪個鐘上。秒針移動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靠近耳邊。震耳欲聾。

夢境現實的邊界變得模糊。夢境開始延續現實，現實逐步入侵夢境。夢裏也出現了口罩，消毒水，數字，空蕩的城市。母親在兩年前執意換上隔離光源的窗簾。我在半夜醒來時，發現自己處於絕對黑暗的空間。開燈，拉開簾子，關燈，真正的夜也沒有這麼黑。它泛着暗白色的光。白日是荒唐和蒼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視着你。夜一旦離開，我就自然地醒來。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親推開門，說，大事不好了，你還在睡覺。我說，怎麼了。她說，今天增加了一萬多人病例。

我認識到，除了吃飯睡覺，我還需要出汗。它能讓我吃得好，控制發胖，睡的好，生活循環裏重要的一節。抵抗隔離帶來的身體改造，是最後能夠實施的反抗。身體即政治。我跟着跳操，加大運動的強度，喘氣，踩得地板咚咚響，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攤在地板，上氣不接下氣，轉過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氣，眩暈，頭上的燈光打轉。

「Four,」

身體也跟着轉了起來。

「Three,」

心臟蹦蹦地跳，一時間只有這聲音。

「Two,」

黑色的東西從眼前晃過。我閉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們走來。

2020年2月13日，武漢一名路人在空蕩蕩的商店街上行走。攝：String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5日，武漢一名司機在大雪中騎著電單車。攝：String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4日，武漢市以體育館改裝而成的臨時醫院內，工作人員正在整理病床。圖：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日，武漢一名速遞員在外工作時戴著口罩。攝：Stringer/Getty Images

腦癱兒子在他被隔離的第七天死亡：說不記恨，哪有那麼容易？

特約撰稿人 白素 2020-06-08

編者按：進入6月，那場曾經籠罩整片中國大陸的疫情陰雲似乎已消散殆盡，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成為各地的頭等大事。幾個月前的焦灼、悲傷和恐懼，像是一場終於掙脱的噩夢。但還有很多人，仍在疫情帶來的鉅變與傷痛中無法脱身。病毒令死亡和失去變得更加粗糲、殘酷，人們要如何修復心理創傷、重回生活正軌？端傳媒會持續關注。今天是第一篇，記錄一位確診的父親在被隔離期間痛失兒子的故事。

4月8日，武漢解封。鄢小文領着小兒子宏偉穿過鄢家村那條不能飲用的河流，到村口公路邊等我。封城當天，他們就是在那條路上被帶走的。

時值中午，天氣燥熱。在湖北紅安縣下屬的這片「一無種植，二無養殖」的小村莊，自家堂前高掛的偉人畫像下，患有中度自閉症的宏偉從盒裏抓出一隻蛋糕，鄢小文一把攥住了那隻手，半是誘導地說：「宏偉，把蛋糕給哥哥吃。」手引向四方桌的一端上，有水，還有香蕉。

「鄢成最喜歡吃這些東西。」鄢小文望着桌旁一具輪椅低聲說道。輪椅上，一件灰黃相接的外套被折成人形倚靠狀——就像大兒子鄢成還在時那樣。

這名患有腦癱的17歲少年，在父親鄢小文被隔離後，一度有50個小時沒吃沒喝。整整五天，村領導都未能找到照拂其一日三餐和換洗護理的人員。直到第七天，他被鎮政府接至集中觀測點，隨後死亡。

「鄢成的心智好，見到誰都是一臉笑容」

「有段時間，我不想他們打來電話。」每次要慎重表述前，鄢小文總會下意識地輕咳一聲。彷彿這個小動作能讓他穩穩神，一字一頓地回覆——「媒體記者的刨根問底。」

那些電話裏，令他感到「被挖得傷神」的「前傳」，在官方文件裏寥寥數行——「鄢小文，男，49歲，系華家河鎮鄢家村一組村民，已婚喪偶，育有兩子，鄢成（17歲）、鄢宏偉（11歲）。其中，鄢成為腦癱患者，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鄢小文因照料兩名患兒不能就業，在武漢與其他5名殘疾兒童家屬共同成立了武漢智障群體公益組織『蝸牛家園』殘疾人民間互助組織，依靠社會捐贈維持生活。」

蝸牛家園位於漢口台北一路上，原來的三室一廳被公益組織負責人朱文沁買下後，規劃成了辦公室、課堂兼活動場所，還有休息室。2018年，蝸牛家園正式成立後，她邀請鄢家父子三人搬入，鄢小文做這裏的「生活輔導老師」。「他們之前租的房子，我去過。離這裏不遠，不適合孩子住。」她說。那是一棟蓋在地鐵邊上的待拆遷房。窄小簡陋，屋外任何風吹草動，屋內都能感應清楚。

「與她（朱文沁）那裏是天壤之別。」鄢小文也曾提起過。宏偉去過蝸牛家園幾次後，就不願再待在租屋。有一晚，他們散步歸來。孩子走到家門口，突然轉身跑下樓，沿着大馬路，一個勁地跑到朱文沁家小區門外，賴着不肯走。

「他們晚上就睡這裏。」朱文沁指了指主卧裏的一張高低床，「鄢爸恐高，他睡下鋪。還搭了一張床給鄢成睡，牛仔經常圍着他的床打轉。」牛仔是她的小兒子，年齡與宏偉一般大。生下來與鄢成一樣，是腦癱患兒。

說時，朱文沁舉起一把椅子放在主卧窗台上，讓牛仔坐在上面，透過窗櫺，滿足他對這個世界的打量。她記得，1月17日上午，鄢小文還在朋友圈興奮發聲——「回家過年啦」。傳上的視頻裏，宏偉賣力地推着哥哥經過漢口新榮客運站。當時廣場上的人群，包括他們父子三人在內，幾乎無人戴口罩。那一天，正值湖北省兩會閉幕。此前，「武漢衞健委通報無新增病例。不排除有限人傳人，持續人傳人風險低。」

後來出具的官方文件顯示——鄢小文「1月22日（臘月二十八）上午在其妻兄李自力家突發高燒、不適，被送往華家河鎮衞生院就診，隨即被要求留院隔離觀察。鄢小文入院後，打電話給村幹部鄢東華，說兒子鄢成一人在家無人照顧。鄢東華當即電話回覆鄢小文說，讓鄢小文先就自家的親戚親人照料一下。」

「有人怪我，明知道鄢成不能動，就算拼命也要把他帶在身邊，怎麼還能把他獨自留在家中？」講這句時，鄢小文耷拉下腦袋，「各人處境不同，想法也會不同。」那時，他發高燒，「站都站不穩」。而且與以往感冒發燒不同的是，他不僅頭痛胸悶，還腰背疼痛，「不管彎着還是直起都不行。」打算去鎮醫院打針的頭晚，因為想着還要返家，他只在包裏放了一把傘，再無其他。第二天，他便牽着宏偉艱難地上路。「要是宏偉有人照管，我連他都不想帶走。」他說半路上，他倆被人接走。   1月23日上午十時，武漢封城。同一天，紅安縣對外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揮部1號令》。在鎮衞生院，初步診斷為疑似病例的鄢小文，次日轉至杏花鄉衞生院治療，隔離。

「那是縣裏第一家集中定點收治場所。剛剛建立，人員也才從外面調齊。直到晚上十點，他們才給我打針，發給了半顆退熱栓。我就指望這半顆藥救命。」躺在病床上，鄢小文有氣無力地望向宏偉。全院醫護人員都在生死線上拼殺，任由這個孩子整天坐在板凳上把玩一隻瓶蓋。

「困了，他就睡在我的腳頭。我眼睛盯着他，心裏想着鄢成。」鄢小文記得臨走前， 自己跟往常一樣，為使鄢成安心，對他交待道：你在家好好待着，我們馬上就回來。睡在床上的兒子衝他一笑。「鄢成的心智比宏偉好。見到誰，他都是一臉燦爛的笑容。」他酸楚地說。

「鄢成長得像他爸爸。」蝸牛家園進門處，一張視覺結構化訓練圖上，還貼有這個少年微笑的照片。「那還是去年八九月份，他在骨折以後拍的。」朱文沁說。

她認識鄢小文是在2011年。那年六月，牛仔與宏偉同在一所民辦康復機構上課。她聽校長提過，除了宏偉，鄢小文還有一個病兒。數月後，她為牛仔換了一家培訓機構，此後沒再見過鄢家父子。直到2016年，他們在地鐵站不意重逢。認出對方的同時，她發現，「鄢爸蒼老了許多。」

那一年夏天，蝸牛家園舉辦戶外活動，鄢小文父子仨來參加。「鄢成坐在輪椅上，被他爸爸從公交車上搬下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她覺得與這個孩子格外投緣。鄢小文也說，渴望母愛的鄢成對朱文沁的依戀與其他人不同。有的年長女性逗他，他會語焉不詳地衝對方喊——「姆-媽」。可一聽見朱文沁的聲音，他能完整地叫出——「媽媽」。   「長年癱瘓，不能活動，鄢成的骨格缺乏營養，容易骨折。」朱文沁心疼道，去年夏天，鄢爸喂兒子吃飯。 本想調整一下他在輪椅上的坐姿，沒想稍不留神，他的腿就折了，「這已是孩子第二次骨折了。」但除此以外，鄢成的五臟六腑在她看來，「全都好好的」——「夠活」。

「就像是把我從開水裏撈出，再放進冰水裏攪」

1月23日，在被送往華家河鎮衞生院的路上，鄢小文急忙給朱文沁打去電話，告知她鄢成一個人在家。當晚，他的手機就沒電了。沒有充電器，他與外界失去了聯繫。1月24日下午，他想法讓在鎮上的同學送來充電器，這才撥通了朱文沁的手機。

「大年三十下午，村幹部去家看過鄢成。初一沒人去。初二下午，鄉衞生院護士去看過他，給他餵了蛋黃派。這中間50個小時，他沒吃沒喝，沒人幫他換洗。」朱文沁說。自從1月23號晚，與鄢小文失聯後，朱文沁立即與蝸牛家園群裏的幾位家長商議，輪流撥打110、120，鄢家村村委會，紅安縣政府等電話。她還找到湖北省殘聯的一位處長，向對方說明情況。「對接最多的還是鄢家村村委會主任。」她說疫情當中，情況特殊，「有時打電話給對方，對方也沒接到。」

據官方文件記錄：1月25日（初一），鎮黨委書記召開指揮部工作例會，針對鄢成的情況，按照「四包一」的要求，安排了鄢家村村主任、駐村幹部、民警、村醫包保。鄢家村兩委也開會研究鄢成的照料情況，安排村醫當晚去照料孩子生活。「因沒有防護衣服，這名村醫不同意。」

「1月26日（初二）下午4:30左右，鎮衞生院向花榮護士到家餵食、測體温。」文件上寫道：當天下午六點左右，鎮衞生院醫護人員向上反映鄢成體温偏高。當晚九點左右，鄢成被送往衞生院，進行測體温、拍片、驗血等檢查。後經鎮衞生院研判，「確認鄢成尚不構成留院觀察，當晚十時左右用救護車送回家中居家隔離觀察。」

「照料這類孩子就三件事——吃喝拉。你把這三件事照顧好，他就好。出汗趕緊擦，尿濕趕緊洗。我經常要等所有人睡了，再為鄢成洗澡。因為不能動彈，孩子通便困難。我不用開塞露，而是用手工肥皂為他解決。儘管這樣慢，一等就是半小時，可是不管每天多麼辛苦，我都要把他們弄得乾乾淨淨的。」鄢小文曾對我說過，他對兒子始終懷有愧疚，能為他們做的也只有這麼多。

而在官方文件上，他能夠看到：1月28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村醫熊天明到鄢小文家準備測量體温，發現鄢小文二姐鄢繼榮已趕來看望鄢成。當時只有一套防護服，熊天明便把防護服給了鄢繼榮，自己在門外等候。鄢繼榮發現鄢成嘴角有嘔吐跡象，用熱水幫其清洗身體後，更換了紙尿褲，繼而餵食了熱粥，後出門找熊天明拿了體温計幫鄢成測量體温。下午兩點，當地鎮長彭志鴻聽到鄢成有嘔吐跡象後，曾致電鎮衞生院院長王基儉。「王基儉院長在電話中表示，可以餵食氨基酸兑熱水，並馬上安排村醫上門診治。」

「我擔心孩子快不行了。」當晚，鄢小文發布微博：由於村裏人擔心鄢成有被感染的可能性，從23日至27日，村裏領導多次協調，仍無法找到為鄢成解決換洗護理和一日三餐問題的照料人員。因為孩子和我密切接觸，且出現過一次低燒，也進入疑似人群在家單獨隔離，由於沒有防護設備，所以無法安排相關人員久留照料吃喝、處理大小便及換洗照料。

在鄢家村，鄢小文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鄢成亟需照料時，鄢小文的大哥在武漢，因為封城回不了村。大姐想來看鄢成，可她家裏有兒子兒媳和孫子。只要她開這個口，兒媳抱起孫子就走。二姐家離他家有三四公里路，她身體原本就不好，又為鄢成擔憂。丈夫阻攔過她，畢竟自家也有孫子。趁丈夫不在家，她偷着跑去看鄢成。

「她過來，什麼防護措施都沒有。我說要村委拿點口罩給她，她卻說，我去看鄢成是出於親情，與他們不相干。感染就感染了，我不在乎。」微博上，鄢小文向社會發起徵集防護服，但這篇微博的瀏覽量才幾十人，發出後又被撤回。「撤掉它是因為確定第二天，鄢成會送到隔離觀察點。」他解釋說。

1月29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華家河衞生院派車將鄢成接往集中觀察點。12點30分，醫護人員發現孩子的呼吸停止、瞳孔放大、無脈搏和心跳。「現場判定鄢成死亡。」文件上寫道。也就在這一天，鄢小文確診為2019冠狀病毒肺炎患者。據湖北衞健委當天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黃岡累計病例已近500例，是僅次於武漢的第二疫情高發區。

那天下午兩點，村委會主任給鄢小文打去電話。電話中，對方通知他，要他找一位直系親屬為鄢成辦理手續。「我沒聽懂，還說讓他先待在隔離點，手續可以以後再辦，不用急在一時。對方又說，鄢成走了。我說，走了？走去哪裏了？是換到縣隔離點嗎？對方這才說，鄢成死了。」講到這裏，鄢小文的胸口微微起伏，「簡直是晴天霹靂，就像是把我從開水裏撈出來，又放進冰水裏攪。對方（編注：指村委會主任等人）總說人蠻好，怎麼到了隔離點，人又走了？」

屋內一片死寂，宏偉蹲在門口塗鴉。透過敞開的大門，鄢小文望向遠方的山丘。四五公里外有一家賓館，是鄢成最後待過的地方。醫生稱，他是「心源性猝死」。

「孩子不是病死的，是被餓死的，凍死的。」得知鄢成死訊的那天，朱文沁憤怒地哭訴過。一位幫助過鄢小文的律師透露，為了救鄢成，朱文沁他們傾盡全力與外界聯繫，還發動了中國智力殘疾人及親友協會主席與中國精神殘疾人及親友協會主席。

「鄢成走了，他在電話裏哭。其實，他比一般的男人都愛哭。」朱文沁跟我回憶着那天的鄢小文。而那天掛完電話後，她癱坐在蝸牛家園的地板上，足足哭了一小時。牛仔如常地纏着她，在她身邊跳着，蹦着，笑着。

「妻子死了，我心裏再苦，還得為孩子而活，但兒子死了，我心裏空了」

「鄢成，我們來看你了。願你在天國和媽媽無憂無慮，她會好好愛你的。」4月8日，鄢小文父子引我爬過山坡上的茶園，來到鄢家村的墓園。就在2月8日，鄢家親人們將鄢成骨灰盒放在一口碩大棺材裏，緊挨着他母親的墳塋下葬。

「他媽媽走了有十年了。」望着鄢成墓旁，一處用紅磚灰土砌成的墓地，鄢小文若有所思。它們上方還有兩口墓地——安葬的是他的父母。由遠及近，四座墓上都沒有立碑。「今年是農曆閏月，按鄉俗不能動土，不能為鄢成立碑。」他說，沒為妻子立碑的原因是，「當年沒條件，一塊碑起碼也要一兩千元。再說爺爺奶奶過世也沒有立碑。」

就在這天下午，坐在妻兒無碑的墳頭，他緩緩訴說道：我與孩子媽同村不同組，兩個灣子相隔一公里路。她跟我媽很像，賢惠善良，待人和氣。1999年，我倆在經人介紹、認識5年後結婚。那時我們都在武漢打工。我在酒店上班，她在服裝廠做工。2003年，我們有了鄢成。他出生時產程長，出現窒息，缺氧厲害，最後還是被醫生用產鉗拉出來的。三個月後，他被檢查出是腦癱兒，生下來就肌張力高，雙手彎曲，可以說從未真正下地走過路。儘管這樣，我們還是希望他能長大成人——所以，為他取名「成」。

那時候，為了方便他三天兩頭地就醫，我們在漢口兒童醫院附近的城中村租房。他媽再沒出去打工，專門在家照料他。我則從酒店換到一所中學食堂裏當廚子，工資雖低，好歹能趁着寒暑假與他媽一起帶他。可以想像，我們夫妻撫養他有多困難。本來我們也不想再生一個，但細想想，萬一哪天我們不在世上，他又能靠誰？這才在2009年，生下了宏偉。

跟着我，孩子媽沒有享過一天福。生下孩子，她就更辛苦。2010年，她帶着兩個孩子住在鄉下。學校放暑假，我也回到了家。那年夏天，遇上梅雨季節，天天下雨，巷子裏積水成河，空屋紛紛倒塌。我家是木頭房土坯牆，潮濕、不通風還不安全。晚上房子倒塌的聲音，聽得人心驚肉跳。我整宿站在屋外把守，因為整條巷子只剩下我們一家。看着村小學的房子空着，孩子媽想搬進去住，找村裏鎮上卻都不同意。為這事，我勸慰過她，房子再好也不是自己的，我們想辦法自己蓋房。

我記得很清楚，那年7月21日，她吃過早飯，說要回趟孃家。人去了就再沒回來。那一天，她跳進了村裏的水庫。「走」的時候，什麼話都沒跟我們留下。第二年，宏偉確診為自閉症兒童。

官方文件顯示：2017年，因原有房屋年久失修過於破敗，已成危房，鄢小文家庭獲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扶持，在本灣中新建三間平房併入住至今。   妻子「走」後，鄢小文將鄢成留在鄉下姐姐家，自己帶着宏偉在武漢過活。都市生活成本無疑要比農村高，但他堅持要待下去，「因為縣城資源有限，不像城裏有針對自閉症兒童的康復訓練機構。」2005年，鄢小文被打工多年的單位辭退。「學校也是擔心宏偉待在廚房不安全。」說着，他擼起了袖子，「我的手臂就在廚房裏燙傷過。」

「反正一個是帶，兩個也是帶。」失業後，鄢小文索性把鄢成從鄉下接來，父子三人依靠低保與慈濟公益組織每月的接濟度日。 據內部文件稱：2014年，鄢小文一家被納入精準扶貧對象，兩個孩子同時享受殘疾人兩項補貼（2019年每人每年1800元），其家庭也被民政部門納入低保，每年可獲得一萬元左右的救濟金。   「2014年至2016年最難熬。」鄢小文描述大冬天，他把鄢成留在家，騎着一輛破車送宏偉去康復學校。一天四趟來回，要騎四個小時。眼見生存餬口越發艱難，周而復始，疲於奔命，又不見孩子轉好的跡象，他不是沒有起心動念：一個人「走」，或者與孩子們一起「走」。

「經常是晚上他們睡着了，我寫好遺書，爬到四樓樓頂，坐在圍牆邊上。」他感慨，人活着或許是一生受苦受難，死卻是分分鐘的事情，「可一聽到鄢成哭醒，我又跑回屋。」

「鄢成走了。有人寬慰我，要從好的方面想，生存壓力減輕了。可是對於我，這個孩子不是累贅。」鄢小文支起頭，認真地看向我：妻子死了，我心裏再痛苦再迷茫，守着身邊的兩個孩子，我會想他們怎麼辦？我得為他們而活。兒子死了，我就感覺心裏空了。

兒子走了，他想要一個說法

「兒子走後，他有創傷後遺症的反應。」朱文沁說。3月中旬，在縣城徹底結束隔離期後，鄢小文帶着宏偉坐車回家，哭了一路。除了哭的頻次較高，他還難以入睡。開始一週整晚睡不着，天亮才會闔眼，宏偉一醒，他又得起床忙碌。

武漢已步入到「疫情後半場」，温州康寧醫院集團精神心理科主任唐偉指出。2月初至3月底，他曾隨浙江心理危機干預和救援專家組來到武漢，為一線醫護人員、患者與市民提供心理援助。「這時候，我們要考慮一個醫學術語——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究其症狀表現，他大概歸為：第一，閃回——大腦不自主地出現既往畫面，且這些畫面使人痛苦，揮之不去；第二，警覺性增高——出現入睡困難，在睡夢中驚醒、失眠等狀；第三，不願回憶以前的事，也不願回到過去待過的地方；第四，自我封閉，不願說話，不願與人打交道，甚至有自殺傾向與行為。

「他目前的反應還是失去親人的正常反應，真正的反應恐怕還要過段時間出現。」朱文沁說，「鄢爸在撫養孩子的事上十分堅韌。」同時，朱文沁也指出鄢小文的性格中有容易動搖的部分，「在鄢成的事情上，我就說他犯過兩回錯。一回是他簽下對孩子的火化，一回是他放棄對孩子的屍檢。」

1月30日，鄢成離世的第二天，時任華家河鎮黨委書記汪寶權與縣殘聯部門主任及鎮民辦主任來到了紅安縣杏花鄉衞生院。「他們圍着我，一定要我簽字，說鄢成要立即火化。」鄢小文記得當時，幾個領導的口氣很硬，沒有提供任何文件，一再跟他強調，「就算沒有確診，重大疫情期間，國家對這類遺體有嚴格規定，不是你想如何就如何」，「要按照國家對疫情防控的指示和規定」……他們的層層緊催令剛剛喪子的鄢小文感覺「腦袋都不受控制了」。當天下午，他簽下了「全權委託鄢成舅舅李自力代我處理鄢成遺體火化處理」的字樣。

鄢小文向朱文沁解釋過，對方完全不給自己時間，讓他與他們商量。據媒體報導，在幫助鄢家父子的志願者們建議下，鄢小文後給妻兄打去了電話，表示自己反悔了。「鄢成舅媽把上門來的幾個幹部趕走了。」鄢小文向我自辯道，「出爾反爾」是他在屈於壓力之下，臨時憋出的一招，「火化這事非得鄢家人處理。我不出面，誰又願意沾邊？鄢成舅舅是不會攙和的。」

據黃岡市紅安縣政府網站消息，圍繞鄢成死亡事件，紅安縣於2月1日迅速成立聯合調查組，免去華家河鎮黨委書記、鎮長職務。當晚，紅安縣政府讓鄢小文同意調解，簽下放棄對兒子的屍檢。他再次簽了，爾後再度反悔。

「反悔是基於『大米』反反覆覆與鄢小文說，與政府談判需要證據，而屍檢報告是最重要的證據。」廣東諾臣律師事務所創始人雷建威與「大米與小米」——一家自閉症譜系兒童服務平台的創辦人姜英爽相熟，「她很為鄢小文着急，讓我必須介入此事。」當時，他已看過對鄢小文父子的報導，馬上表示同意。

「沒過多久，我們就建起了一個微信群。」接下來的十天裏，這位律師在群裏依據法規和自己23年的執業經驗為鄢小文提供諮詢。如今回憶起來，他還是能感受到當時鄢小文透過手機傳達出的悲痛，「他愛他的兒子。他從來沒對索賠獅子大開口過。兒子走了，他想要一個說法。但在孩子是否要做屍檢的問題上，他很糾結。」

鄢小文告訴朱文沁，鄢成生前嘗夠了人間苦難，不想死後還要解剖他的身體。按照鄉俗，自己也不願接受這件事。「調解員講，要把孩子的五臟六腑全部拿出來，再把需要的拿去做司法鑑定。他說我支持你，但是很多事有風險。」鄢小文告訴我，如果司法鑑定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結果，而是為了補償，那麼他寧可不要補償。

眼看鄢成的遺體放在紅安縣殯儀館的期限已臨近，雙方在賠償方案上的差距着實不小，律師雷建威說服了內心還在撕扯的鄢小文，2月5日左右，向法醫鑑定部門寄出了鑑定申請。「申請遞交後，沒想到對方一下向前大踏了一步。雖與我們原定的方案有距離，但對方答應賠付的金額較前提高不少。」最終，雙方達成了協議。

這時，鄢小文卻做出兩件讓眾人驚訝的事。他在法院確認調解文書效力的裁定書上看到事實部分的內容描述「鄢成是感染者」時，認定與事實不符，「儘管文書既不對外公開，也不影響結果，大家也都勸我抓大放小，勿生枝節，當務之急是讓對方的賠償款能儘快給到我，但是我卻不肯，堅持要求法院修改重發。」鄢小文說。當初，聽到縣醫療組論及兒子的死因——「有基礎疾病」時，這個看上去一味堅忍的男人按捺不住地辯駁：你說的不是人話。一個人不吃不喝能延續七天？有基礎疾病怎麼了？鄢成從前從未出現過嘔吐，可那時多難受啊。一個病重的孩子不能行動，好不容易來個人看他，又走了。他一天到晚只能盯着天花板，看着四周的牆，睡的鋪蓋全是濕的。如果讓你屎尿都在身上，躺上七天試試？給你一個小時都躺不了。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賠款到了後，對於一個長期經濟困頓的人來說，理應是一筆從未見過的鉅款，可他居然想要把這筆錢捐給某個基金會組織，在裏面成立『鄢成基金』。」雷建威記得，大家反覆勸導鄢小文——「這筆錢不是補償，也不是給你的，而是鄢成用自己的生命換來給弟弟，幫助他康復，有一天能好好走上社會用的。」他才勉強打消了念頭。

而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將與當地政府交涉時，鄢小文曾私下擬過四條要求，第一條即是「捐獻鄢成的遺體」。問他，他點點頭道：「我想過捐獻我與孩子的遺體。雖然捐獻遺體也存在解剖，但與屍檢的意義不一樣。如果有一天，我孩子身體的某個器官通過捐獻，安在另一個人的身上，我會認為那就是我的孩子，他始終活這個世上，他創造的實體價值始終存在。

「我感到鄢成也在跟我說，他也不願意接受屍檢。他希望我們好好活下去，不願意我去怨恨，陷入到痛苦中出不來。可說不記恨，哪有那麼容易？有時，我想起他活着時的那張笑臉，心裏就會非常難受。他剛離開時，一想到他的死，我就會恨得咬牙切齒——不給我一個說法，絕不罷休。李文亮死的那晚，我特別傷心。我想他的死都沒有一個說法，你說我要什麼說法？」這時，採石的車輛開進了村裏。車輪聲開始碾壓鄢小文愈顯低沉的聲音：「說法自然有……」

「孩子走後，有很多心理援助志願者聯繫我，願為我做心理療愈。我拒絕了，我還是要靠我自己。我要回到蝸牛家園去，它正身處困境，我們要努力把它維持下去。鄢成喜歡那裏。在那裏，每當其他智障孩子走向他，他總會衝對方露出笑容。我知道這是他們的交流，不去體會的人不會知道。我應該為這類孩子多做一些事情。」等車開遠後，一滴淚正沿着他的臉頰滑落。   「如果這是他內在心聲的表達，那就代表他可能已完成了與孩子的哀悼。」湖北省心理諮詢師協會理事李萌聽完我對鄢小文的轉述後，分析道：我們稱有一部分人是「向死而生」。如果一個人長期處在「向死而生」，那麼發生任何災難或是突發事件，他都能夠自愈。「自愈」指的是他把這個創傷變成了生活的力量。這位父親可能很早就已面對生死的問題，他想得比較透徹。他體會到他與孩子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裏哪一部分失去，他都會有內在被切掉的痛苦。這是創傷。他還是會悲傷會流淚，但不影響他繼續活着，或者活得更好。因為他還有一個兒子，創傷轉化而來的生的力量，使他必須活着，並有能力在創傷的綿延性中堅韌地挺過，這力量甚至成為了他要完成的一個使命。

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其中，結合疫情邊控，草案第三十四條第四款對監護制度規定道：因發生突發事件等緊急情況，監護人暫時無法履行監護職責，被監護人的生活處於無人照料狀態的，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應當為被監護人安排必要的臨時生活照料措施。

早在3月14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造成監護缺失兒童救助保護工作方案》。儘管那時，它還只是「疫情下的一個方案」，但在朱文沁等特殊孩子家長群體裏，它被稱作「鄢成方案」。

「縱然我無比希望鄢成在世時，就有一套法律，哪怕是一項規定來保護鄢成和鄢成一樣的孩子們，但此時我只說，這既是鄢成生命的代價，也是鄢成用殘缺的生命做到的最大影響。」《民法典》草案通後，鄢小文在朋友圈中寫下，兒子來得苦痛，去得榮耀。

3月31日，鄢小文帶着宏偉來到鄢成的墓前。視頻裏，他試圖教會宏偉為哥哥唱起——「祝你生日快樂」，他在旁伴唱。田野裏吹拂的縷縷山風和着他倆的歌聲化作一條嗚咽的河。

鄢小文與小兒子宏偉在鄢家村的一條河流前。攝影：白素

鄢小文在鄢家村的家中。攝影：白素

鄢小文教宏偉洗手。攝影：白素

鄢小文在大兒子鄢成的墓地前拜祭。攝影：白素

17歲的鄢成於生前的照片。圖：受訪者提供

鄢成生前所使用的輪椅還完好留下家中。攝影：白素

鄢小文與宏偉在鄢家村的家中。攝影：白素

斷貨的米鋪和停擺的習俗：「封城」傳聞中的潮汕春節

特約撰稿人 林培源 2020-02-04

一、「封城」半日

我的家鄉在潮汕地區一個叫鹽鴻的小鎮上，小鎮地處粵東，位於潮州、饒平、澄海三地的交界地帶。324國道橫穿過小鎮，將小鎮劃分為南北兩片，北邊是蓮花山南麓，山腳下坐落着廠房、汽修店、商鋪等，南邊是居住區，往東與饒平接壤，沿着國道再走大約半小時車程，就是福建漳州了。小鎮由鴻溝和鹽灶兩個鄉組成，生活着大約五萬餘人口。我所在的鴻溝鄉有四個行政村，村民是南宋末年自福建南遷過來的林氏後裔，整個鄉都姓林。我家世代就居住在這裏。

2003年鬧非典的時候，我讀初中，家裏沒網絡，環境相對閉塞，除了電視、報紙和口頭傳播，並無其他可以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我印象較深的是，鎮上有人在廣州讀大學，因為感染被隔離了，一時人心惶惶，電視每天都在播「白衣天使」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了鍾南山的名字。大家以為中考必考的時政熱點，最後都落空了。搶醋搶鹽的事時有發生，家裏也跟風買了板藍根。鎮上一家醋廠的老闆就是從那時開始發家的。非典最嚴重的時節，醋價瘋漲，從一兩塊一瓶，漲到了二十塊一瓶。

沒想到許多年後，醋可殺死病毒的謠言還是滿天飛。我爸幾年前告別了水產養殖業（他養了二十多年的牛蛙），曾在非典時期發家的醋廠裏做過工。他常年從事體力勞動，身強體壯，一人可頂兩個工。醋廠活不重，工作環境衞生，伙食也不錯，那陣子他體重增加了不少。可惜醋廠工資不是很高，我爸幹了幾個月，就轉去裝修隊，做起了木工的老本行。

這次新冠病毒肺炎洶湧來襲，鎮上沒人搶醋，改為搶米囤米了。事情的起因，是1月26日上午廣為流傳的一份文件，汕頭市政府發布通告，宣布對市內公共交通系統（包括船隻、公車、出租車、網約車等）實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外來人口進入（途徑汕頭的高速不封路）。微信時代，消息流傳極快，整個汕頭市區包括底下的村鎮都炸開了。1月23日武漢封城時，我在武漢的朋友驚恐萬分，「逃離武漢」一下子成為微博上的熱門話題。我沒想到的是，「封城」（在普通人眼中，交通管制就是「封城」）這麼遙遠的事竟會讓自己碰上——要知道汕頭這個港口城市，和武漢的距離足足一千公里。

大年初二那天，按照習俗我陪妻子「回孃家」。我們打的車停在村委會門口，司機靠着一輛白色的吉利在抽煙。上車後我不經意間瞥見他戴上了口罩，一問才知，網約車公司有規定，疫情時期必須戴口罩，輕則扣分，重則停運。我在半路上看到交通管制的消息，頗為震動，和司機說起這件事，他說，現在區和區之間也開始（對過往車輛車主、乘客）測體温了，高速路口查得更嚴。隔着口罩，司機聲音聽起來有些嚶嚶嗡嗡。春節期間網約車有補貼，但他並不想跑，聽聞消息，他有些如釋重負。

讓我更沒想到的是，「封城」只維持了很短時間，到下午通知便撤回了（外媒還第一時間報導了汕頭block down的新聞）。這期間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群眾上街，衝進店鋪、超市和商場囤搶大米。封城帶來的恐慌，讓大家都失去了理智。我也不免緊張起來，一到城裏就給我媽發微信語音，讓她先去買米以防萬一。她回覆我，鎮上米鋪斷貨了，挨着公路的商鋪大門緊閉，老闆估計是想趁機哄抬米價，所以對外宣稱沒貨，賣不了。聽罷，我趕緊上網下單，買了幾十斤大米。

以往我對這類公共事件並不上心，但是今次不同，疫情洶湧，連空氣中也似乎瀰漫着恐怖。隨着時間流逝，那種恐怖的感覺愈發強烈。可笑的是，我睡了個午覺起來，「解禁」的新聞就傳開了。本地電視台滾動播報，大意是敬告市民，汕頭暫不交通管制，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後正常運營。丈母孃讓我把下的單取消了。我鬆了一口氣。

這個「朝令夕改」的事件很快就成為輿論焦點。我們當然明白「封城」的不得已和解禁背後的輿情壓力。只是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下，民眾的反應實在過於劇烈了。這是一種災難應激：反正無論如何，首先要保證温飽，天會不會塌下來，誰知道呢？

潮汕向來是個典型的男權社會（因此也一直被「污名化」），大部分家庭都是男主外女主內。我周邊很多同齡人甚至年紀更小的女性，婚後就成了全職家庭主婦。老一輩遵守的家庭分工，流傳下來成了一項默認的規則。汕頭封城的消息不脛而走，我在東北的師妹發微信問我情況如何，她說在他們東北，即使足不出戶，家裏屯的白菜豬肉也夠撐上個把月了。我回覆說潮汕的媽媽們可不是這樣，她們每天必到市場買菜，魚蝦蟹，都圖活的、新鮮的。所以從生活習慣來看，不難理解為何封城會引發主婦們傾巢出動。據說有個大媽一口氣囤了600斤大米，解禁的消息一出，欲哭無淚。

二、恍若隔世

疫情開始緊張的前兩天（1月20日），我從北京坐飛機回來。飛機上除了我，還有個年輕人也戴着口罩，就坐在斜對面，全程咳嗽不斷。揭陽機場大廳裏戴口罩的人寥寥無幾。一回到家鄉，條件反射似的，心理就不自覺地鬆懈下來，我甚至感到了一絲逃離危險地帶的愉悅。潮汕平原不見冷，空氣甚至有些悶熱，我索性摘了口罩。回家路上，天清氣朗，和霧霾時期的北京全然不同。

我在家安然度過了兩天，22號，情況變得嚴峻，網上的疫情通報頻繁更新，但鎮上仍舊祥和安靜，日常生活並沒有受到影響，也幾乎無人戴口罩。直到汕頭確診一例、傳聞一年一度的遊神賽會（潮汕話叫「營老爺」）取消了，鄉民才騷動起來。

正月初一早上，村頭廣播響起，播音員操着本地方言，播報疫情情況，宣傳病毒防護知識和相關的注意事項。汕頭市民政局下發了一項緊急通知，呼籲停止聚會、走訪和群體性活動。這在往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潮汕人極為重視春節拜年的習俗，講究「客情」，大凡拜年，禮品裏必帶雙柑（柑大於桔，因此也叫大桔，潮汕話與「大吉」同音），換柑是春節必不可少的程序，有互贈吉祥之意。以前每到年底，我爸都會買一筐柑放家中備用，便於走親訪友。但今年，這筐柑派不上用場，恐怕要爛掉了。

交通管制的通知和民政局的文件只隔了一天。逢上春節，大量的年輕人和學生返鄉，相對家中長輩，他們的安全意識較強，漸漸就形成一個信息交換的網絡。疫情是隨着口罩佩戴和型號等各種知識的普及而升温的。上面的政策一下達，鄉民便警惕起來，鎮上藥店和診所的口罩很快脱銷了。丈母孃在城裏跑了兩趟藥店也沒買到口罩，只能用減少外出，連原本預定的正月初二的團圓飯也取消了，改在家裏吃。我在網上搶到三盒N95口罩（準備返京時再用），所幸家裏還有我大妹為了裝修買的幾包口罩，暫時能頂一陣子。

初一下午落起了大雨，直到深夜也沒有停歇的跡象。一家人宅着，哪裏也沒出去，吃飯、睡覺，刷手機、看電視，討論疫情。我爸下午出去打牌消磨時間，他不抽煙不喝酒，只喝工夫茶，平時除了幹活，沒有其他娛樂。放在往年，打牌的節目會保留到返工為止——幾天後，閒聊時我爸說他在鋼筋鋪看人打牌，碰上鎮上派出所的警察巡邏，亮出手銬警告聚眾打牌的人。一夥人很快收攤，作鳥獸散。警察拍了照，我爸站在一旁，沒被拍到。

我們鎮上本來就沒什麼年味，小時候還能看到扛着冰糖葫蘆沿街叫賣的外省人，還有賣氫氣球和玩具的小販，但近些年少了，只有每年正月初十、十一遊神的時候，小販才會多起來，今年遊神取消，不要說年味了，連一個邀請親戚朋友聚會的藉口也沒有了。

奶奶「食伙頭」，有時在大伯家吃，有時來我家吃，天氣太冷或者太熱，就自己做飯。老人家不識字，雖然經歷過非典，但當我們囑咐她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時，她並不相信。我只好給她看宣傳視頻，講解這次疫情的嚴重性，告訴她鄰鎮已經確診了一例，是我的高中同學，年前去了武漢，現在和家人都在醫院隔離了。加上鄉里各種新聞和小道消息不斷，老人家似懂非懂，漸漸知道自己也沒法置身事外。

我和妻子是去年國慶在鄉里祠堂擺的喜酒。按照鄉里習俗，這算「新喜事」。年初四當天晚上迎神我得去提燈（潮汕方言叫「掛燈」，祈求人丁興旺）；年初十遊神，還要抬神像巡遊。對這些習俗，我有些抗拒——一想到要在腰上扎着紅繩在人群中游走，不免感到尷尬。誰知道初一當天，鄉里的老年人協會發了通知，大意是為響應政府防控疫情的號召，等神活動改由老年人協會代為祭拜，其他村民切勿圍觀。不過隨着疫情升級（廣東在1月23日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迎神不得不停掉，正月初十、十一的社日活動亦隨之取消。

從我有記憶起，遊神這項習俗就未停過。從正月初九晚的祭神開始，持續到正月十一才結束。我在小說裏寫過遊神，但那是90年代發生的事了。當年我還很小，政府取締封建迷信活動，鄉里的遊神首當其衝。大批的武警特警在鎮上集結，演變為流血的暴力衝突。警車被村民掀翻在地，警察逃進老爺宮，鄉民點燃一種叫「企腳銃」的炮仗扔進去……許多年過去，那種原始的、野蠻的民風早已消失不見。這次活動取消，並沒有遭到村民反對。回憶起二十來年前的暴力場景，竟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覺。

三、無濟於事

我家附近的蓮花山温泉度假村被徵用為隔離區，自武漢返鄉的本地人、疑似感染者被隔離在那裏。鎮上傳聞有人從湖北宜昌回來感染了，消息傳得極快，引起了恐慌。後來經過衞生院檢測，體温正常，無發熱咳嗽等症狀，現在正被隔離在度假村。有人還將自己隔離期間的「佛系」生活發在抖音，每日更新，也算一種苦中作樂了。

過年，在外工作的家人都回來了，家中十幾口人，喧鬧、擁擠，從早到晚說話聲不斷。我宅在家無事可做，沒法寫論文，書也讀不下去。這種無所事事，帶有一種耗費生命的毀滅感。因為宅着太無聊，有人在微信群裏發了數大米和葡萄乾的照片。這種特殊時期的黑色幽默，有種讓人看了覺得好笑，又不知如何是好的無力感。

初二晚上，我和妻子戴口罩下樓買奶茶，街上空空蕩蕩的，除了無人看守的夾娃娃機店和零星幾家服裝店、鞋店還開着，其他店鋪一律關閉。奶茶店倒是生意很火，三四個年輕人在店裏喝奶茶，都沒戴口罩。我們去美宜佳便利店買東西，老闆娘戴了口罩（露出鼻子），店裏有她的兩個孩子，兒子在收銀台寫作業，女兒拎着一隻口罩，來回地躥。一位老婆婆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進進出出的顧客。從她的外表和穿着打扮可以判斷，她不是潮汕人，可能是老闆娘的婆婆或者母親。我用普通話提醒她戴口罩，她一臉慈祥地笑着，也沒當回事。

正月頭幾天我不敢出門，只盼着能儘早返校，回歸正常的生活，哪怕在宿舍裏待着吃外賣，讀書寫論文，也是好的。然而很快，這種希冀就被無限延宕，成了一個奢望。

奢望的源頭，和學校發生的事情有關。在我們放假回家的這段時間，由於疫情升級，學校將我們兩棟博士生公寓樓的一二層徵為醫學觀察區。我們那棟住進了二十幾個從湖北、武漢返校的學生（有武漢旅行史、居住史和接觸史的群體）。宿舍樓的微信群炸開了。樓裏那些春節留校沒回去的同學反應最為劇烈。大家在群裏發言，要求學校將已經入住的這批人轉移到空樓，有人提醒我們注意，公寓樓所有樓層是共用一個通風和下水道系統的——非典時候，香港一棟居民樓住戶集體感染，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不轉移，等到大家集體返校，後果將不堪設想。

樓長轉達的消息是，學生服務中心開了會，最後決定動員湖北、武漢返校學生集體搬至另一棟樓（那裏曾是我們學院辦公樓，去年底騰空了）。很快我們就收到了學校的通知：離校學生的校卡禁用了，所有返校學生必須第一時間激活校卡，再進行信息登記。儘管如此，大家還是不放心，覺得有必要儘快推動轉移的進度。我擬了封投訴信，在微信上向國務院辦公廳留言說明了情況。

慶幸的是，到了晚上，學校發了春季學期延遲開學的通知，先前未經我們同意而徵用的樓層也將騰出來。大家彷彿躲過一劫，微信群裏的氣氛也稍稍鬆弛了。

信息時代最方便的是，你可以遠程參與到某個事件之中，也可能由於捲入其中而無法脱身。寫投訴信時，我有些擔心，畢竟疫情剛開始時，有八個所謂的「造謠者」被處罰了（事後證明，這八人並無造謠）。我一方面害怕自己可能措辭不當，信息不到位，又怕後續有其他情況，會讓學校有關部門給盯着。但仔細一想，學校層面的做法不合理，我為什麼不能投訴呢？

這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學校要求我們不要提早回校，開學時間另行通知。這種未知，往往帶有「等待戈多」的荒誕。我有同學原本訂了正月初三的票回去，打電話到學校一問，被勸退了，無奈只好退票，安心在家待着。

初四，我實在憋不住了，和妻子跑出去買腸粉當夜宵，恰好碰到一名小學同學。他跟我打招呼，我差些沒認出來。蒸腸粉的機器熱氣騰騰，我們各自站着，很是尷尬。後來我和他攀談，才知道他這些年一直在養牛蛙。他問起我爸，我說，已經不養了，現在給人打工。牛蛙養殖是我們鎮上一大產業，飼料供銷商、蛙農和買家形成密切的利益鏈，遇上這種天年，牛蛙養殖幾乎被拖垮，簡直要人命。我想起小時候，父母經常因為什麼時機賣蛙而爭吵，養蛙的人太多了，供求鏈不穩定，蛙價瞬息萬變，有時候相差一兩天，就賣不出好價錢。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之後的幾天，國內的確診人數不斷攀升，從一兩百，到上千，再到破萬。各種消息撲面而來，好的壞的，攙雜着生命讚歌和死亡敘事：各地的醫護人員奔赴武漢抗擊疫情，某出版社出版了一位詩人寫的抗疫詩集（人稱「瘟疫詩人」）；黑心商家制造假冒口罩發國難財；醫療物資緊缺，醫生護士用文件袋自制防護面罩，海外留學生群體自發捐贈口罩、防護服馳援國內醫院；上海遊客和武漢遊客在日本機場吵了起來（「人民內部矛盾在境外爆發」），疫情隔離與地方主義話語纏結不清；防疫專家的話被媒體曲解，有人被誤導，忍痛將愛貓愛狗摔死；老人家因為醫院床位不足，只能自行在家隔離，怕拖累親人，最終跳樓身亡；而關於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發表疾控中心疫情研究論文的新聞，更是在網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科學、公共防衞和政治相互牴牾，構成了真假難辨的羅生門。

這一場疫情，暴露了國家治理的漏洞，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問題叢生：政府管理能力，突發公共危機的應急能力，醫療資源的供應，媒體報導傳播的失衡，民間的自發組織空間……一邊是醫護人員眾志成城抗擊疫情，一邊是網民對武漢慈善總會和湖北省紅十字會的質疑；一邊是活在虛假烏托邦中的愚眾，一邊是呼救無門、過着「次要生活」的人民。

我在失眠的夜裏翻看手機，不斷刷新的各種疫情新聞，虛虛實實，叫人幻滅。四千萬網民觀看火神山、雷神山兩座醫院的施工直播，為「萌化」的叉車醬和剷車醬們打榜，這樣的「雲監工」簡直叫人匪夷所思。那些日夜趕工、流血流汗的鮮活個體呢？直播的鏡頭可曾對準過他們？

這場疫情牽動了億萬人的心，寰宇同此炎熱，無人能夠獨善其身。有人悲觀地說，如果魯迅活到今天，見此世相，會發現從醫從文，都無濟於事。作為一名小說作者和文學研究者，我時常深陷自我懷疑，面對社會危機，我能做什麼？馬克斯·韋伯說「以學術為志業」，但這份志業，更多指向一種反思和批判精神，我們熟知各種概念和套語，操起理論板斧時胸有成竹，但在複雜的現實狀況面前，往往卑微渺小、無計可施。

無人知曉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也無人敢保證自自己不會被感染——已經有案例顯示，你可能在沒有任何症狀的情況下就中招了。這就是阿甘本所謂的「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日常生活被擾亂，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處於自危中。

網上流傳着一段野豬在北京二環路上狂奔的視頻，夜幕漆黑，路燈昏黃，黑褐色的豬鬃猙獰豎起。有人驚呼，這不是《釜山行》開頭的翻版嗎？現實魔幻，見怪不怪，可是這頭驚恐無助的野豬，它能跑去哪裏呢？

2020年1月26日，廣州南站。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1月27日，廣州一間超市的貨架上食品已被搶購一空。攝：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3日，一班航機飛抵武漢機場。攝：Leo Ramirez /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日，廣州，市民在商店外排隊買口罩。攝： Stringer/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8日，北京的道路上有行人路過。攝：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新疆居民口述：「逼瘋我們的不是疫情，是新疆政府的管理」

特約撰稿人 常山 勞冶 2020-09-03

8月中旬，在新疆因第二波疫情封鎖一個多月後，眾多網民開始在微博「烏魯木齊」超級話題下講述自己遭遇的「一刀切」防疫措施，引起國內國際輿論熱議。

一位網民表示，居家隔離30天後，自己的家門被政府用膠帶封起來。另有社交媒體圖片顯示，一些居民的家門口被埋下了一根鋼筋，或被用封條和鐵絲拴住，以阻止他們開門。

多名聲稱被集中隔離的網民表示，他們被隔離在毛坯房而不是酒店，隔離點提供的飯菜發霉、發臭、不熟以及吃出塑料異物，且投訴無果。

根據一位女性的自述，封城後的35天，她婆婆都獨居在家，因腰椎間盤突出而行動不便。婆婆所在的小區不肯放她出去，親戚的小區也不肯接收婆婆。8月20日，婆婆被社區發現跪在衞生間地上，已經去世。另一位網民自述，自己從外地回新疆見病危的父親，落地後被隔離了25天，直到父親去世仍未能見到他一面。

據《紐約時報》報導，控制措施加重了農民的危機，一些農民說莊稼已經壞掉，收入大幅減少。還有農民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他們的不滿，一個水果商販站在地裏砸西瓜。「我們火焰山腳下的大西瓜熟了，但是我們開心不起來呀。」她說。

8月22日，一段十五個居民被要求集中喝藥的視頻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儘管視頻的真實性未得到官方確認，但許多新疆網民發微博表示，自己所在社區每天給（非確診患者的）居民發中藥、連花清瘟膠囊、阿比多爾（Arbidol）；部分網民表示自己被社區幹部要求當面喝中藥，也有人表示自己被要求錄下喝藥過程的視頻；還有人控訴，社區工作人員半夜三點上門要求他們喝中藥。BBC中文採訪的六名新疆居民，有五人表示服用藥物是強制性要求，其中有人並非居住在烏魯木齊，而是居住在零新增確診案例的和田地區。

8月23日，一個拍攝烏魯木齊居民集體開窗吶喊的視頻被廣泛轉發。這個視頻（不完全統計）得到1.4萬人次的轉發和6000多人次的評論。一位網民評論這個視頻：「逼瘋我們的不是疫情，是新疆政府的管理。」有網民在評論中抱怨漲價超過一倍的蔬菜和肉類，也有網民在評論中質疑社區工作人員對他們的隨意訓斥。

幾張流傳甚廣的照片顯示，有居民被手銬鎖在路邊的欄杆上，疑似因違反居家規定而受到處罰。

對新疆第二輪疫情的最早通報始於7月16日。當天下午，烏魯木齊通報了1例在中泉廣場工作的確診病例和3例無症狀感染者。此前，新疆累計感染2019冠狀病毒的人數為76例，是全國病例最少的行政區域之一。

一位不具名的烏魯木齊居民告訴端傳媒，一場7月5日舉行的婚宴被當地人懷疑為疫情的源頭，因為他所在的社區於6日左右曾在微信群登記參加者的信息。《中國新聞週刊》報導引述了另一位當地網友的說法，早在7月13日，烏魯木齊部分社區就開始排查去過中泉廣場的人員，各種安檢措施變得很嚴格。直到18日，烏魯木齊市疾控中心才確認，本輪疫情主要與一起聚集性活動關聯。

18日下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烏魯木齊市已進入疫情防控「戰時狀態」。

烏魯木齊下達給各社區的通知顯示：全市範圍內各社區、園區實施全封閉；最大限度減少公共交通、減少發車量（公交、地鐵、出租）；生產經營單位人員就地吃住、減少流動；商場、酒店原則上關閉；外地來烏人員在定點賓館隔離7天，免費吃住。

7月21日，新疆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和當地公安機關通報了六起「編造和傳播涉疫情謠言」案例，處罰了多名在微信群中傳播喀什、阿克蘇、卡拉瑪依等地有確診案例的網民，並承諾對舉報有功者予以獎勵。

違反封閉式管理規定的居民亦受到嚴厲處罰。7月23日，烏魯木齊市公安局通報了兩起「違法行為」：64歲的劉某某聲稱不舒服，拒不配合核酸檢測；張某某沒有佩戴口罩在小區鍛鍊身體，並與社區幹部和志願者發生爭吵。7月30日，烏魯木齊公安局一位官員在疫情防控發布會上表示，對不服從疫情管控的，將對其採取強制措施。

防控疫情的幹部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被追究責任。根據烏魯木齊市天山區紀委監委通報，7月期間，因偽造居家隔離人員温度台賬、偽造酒店消殺記錄、沒有徹底封閉小區、防疫值守時喝酒，多名社區防疫指揮部領導小組一把手被撤職處分。

在大量微博曝光新疆強硬防疫措施後，有網民表示自己被網警和社區要求刪除微博，也有人表示開窗吶喊的住戶被社區逐一排查並通報批評了。社交網絡上流傳的微信群聊記錄顯示，不少「社區工作人員」都要求居民不要參與「煽動性活動」，也嚴禁在微博上抱怨社區工作。

人民網新疆頻道7月24日發布了一個大學生志願者的自述，這位大學生說：「正是因為來到了新疆，我才終於弄清了『社區』與『小區』的區別……以至於現在每一次見到社區工作人員，都有種初高中在校園裏偶遇德育處主任的錯覺，不自覺地會迅速檢查自己的口罩有沒有戴好，行為舉止有無不妥……到這時，總算是找到了『害怕』的原因，其實那是一種真正的敬畏。」

隨着「烏魯木齊」微博超級話題下的內容被審查和刪除，網民將陣地轉移到「北京」超級話題和「廣州」超級話題，持續發布來自新疆的消息。

居住在克拉瑪依的歐林（化名）告訴端傳媒，儘管當地一直沒有通報新增病例，但是從7月27日開始，她所在小區也實行了超過一個月的封閉式管理，居民不準走出家門。亦有不少新疆網民在微博發帖表示，自己所在的城市或地區並無確診案例，屬於低風險地區，但也封閉了社區，禁止居民走出家門。

8月24日，烏魯木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公布了19名黨政負責人的聯繫電話，表示「各族群眾可隨時撥打電話反映困難訴求」。根據烏魯木齊廣電融媒體報導，同一天，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表示，部分無疫情小區居民可以在小區內進行非聚集性活動。

第二天，一個名為「我們在烏魯木齊無疫情小區來相會」的超級話題被建立起來，不過話題下的大部分微博均表示了反感情緒，一些網友表示，自己鎖在無疫情小區並不被允許下樓，另一些人則說，希望能夠早日走出小區復工復產。

8月29日，根據官方公布的信息，新疆疫情連續14天0新增病例，累計確診826例、無症狀感染者238例。烏魯木齊所有高風險、中風險地區均調整為低風險地區。根據人民網當天報導，「人們走出家門，商家開門營業，城市煙火氣又回來了」，不過，不少微博網民仍然表示，自己在烏魯木齊，但是所在的小區仍然禁止外出。

在封鎖的一個多月裏，新疆居民到底經歷了什麼。端傳媒採訪了一位家在烏魯木齊的航空公司職員、一位社區服務志願者和一位在路途中先後經歷兩波疫情震蕩的克拉瑪依居民，以下是他們的口述：

烏魯木齊居民

大約是7月22日，政府下通知要求強制隔離。一開始只是不讓我們出小區，但還可以出門，在小區裏呆着。過了一個星期，社區的人就來貼封條，所有人不讓出門。

這邊人民的情緒沒有內地那麼大，我們都配合政府工作，當然，如果不配合也會有後果，後來有人偷偷拆了封條，他們就被記徵信檔案、被罰款，公安的人也會來，直接把人帶走。

那天貼封條的人說，現在疫情很嚴重，全疆都要管控，小區門不能出，生活上有什麼困難由社區來解決。家裏電卡沒電、水卡沒水，全部報給社區，由社區統一採購上門。

但一個多月的隔離，日子很難熬。

微博上說新疆人隔離期間吃過期食品。我們這邊沒有這種情況。我們小區有菜店，雖然不能出去買菜，但你要吃什麼，它還是可以提供，都是一大包包好的那種。社區志願者會給我們買東西。有的人也很過分，志願者很累，還要他們每天一箱一箱地扛啤酒。

一開始，志願者每天都可以出門幫我們購物，但後來疫情嚴重，就變成三天一次了。整個小區的志願者分成三波出去，每三天買一次東西。垃圾也是三天扔一次。

隔離期間，吃肉非常不方便。賣肉的一個星期或一個半星期來一次，大肉（即豬肉）很少，好幾次拜託志願者捎回來，都沒有買到。抖音上說，烏魯木齊有儲備肉，一公斤六十多塊錢，我們小區根本沒有，從沒見到過。

這期間，政府公布的疫情信息也很少。我們社區的這棟樓有個（微信）群，比如明天要做核酸（檢測）了，今天才告訴你。隔離以來，我們一共做了兩輪檢測，高風險的小區要做四五輪，工作組會到小區來，單元樓的居民排隊，大家戴着口罩，一棟樓一棟樓地做。

這段時間，政府的人會到每家每戶發防疫的小冊子，穿防護服定期上門給我們測體温，給我們送藥：中藥、蓮花清瘟。但都不是強制要吃的。我自己從來不吃那個東西，感覺沒必要。社區人員說得比較清楚，誰要喝誰就報，報了以後會有人定期給你送上門。

現在對我來說，最大的困擾是工作。我在航空公司上班，今年疫情對我們航空業打擊很大，從過年疫情爆發開始，我好幾個月沒班上了，恢復上班後收入也很低，因為飛機飛得少了。前幾天，我收到上個月的工資條，才發了1500塊，比平常的工資少了6000多。

整個隔離期間，公司會不斷和我們隔離的員工溝通，說有什麼事情可以好好解決，千萬不要和社區人員發生衝突。隔離期間，公司還會專門派人給我門打電話，要求我們在家的時候要保持電話通暢，因為很怕一個人在家久了，精神狀況出問題。

我有時候也和在石河子的父母聯繫，那邊屬於兵團，沒有確診病例，所以不停工，但也隔離。沒有工作的（人）、不需要出小區的（人），就居家隔離。那些上班的，公司會有車定點接送，但不能在街上流動，私家車也不準上街。

回頭看這一個月的日子，我每天顛三倒四地過，白天睡覺，晚上九、十點醒來。我是一個很隨緣的人，是天然的樂天派。但夜裏醒來，有時看到小區裏還有人拿着噴壺消毒，我還是很緊張。

按理說，新疆在管控這方面一直很嚴，不僅僅是疫情期間，但為什麼會突然爆發這個疫情，我們也不清楚。

這幾天終於可以出門了，但也有很多相應規定。和內地一樣，我們每家發一個門牌卡，一戶一卡，一戶一個時間只允許一個人下樓。放風時間為早八點到晚十二點，13歲以下的小孩需要大人陪同。因為怕聚集，我們還是不可以去超市和菜店採購，所有人員外出都必須佩戴好口罩，不得人員聚集、不得院內開車。

通知可以下樓的第二天，早上八點多，我就起床出去了，什麼也不想做，就在院子裏一直轉，轉了四五個小時才回家，覺得好虛無。

烏魯木齊某社區志願者

我是社區志願者，協助社區保證居民的生活。畢竟居家隔離是需要外界幫助的。我們為居民分發藥品，協助包戶幹部（編註：行政機關幹部每人被分配到針對幾戶人家的工作，工作內容涉及防疫、扶貧等）做一些日常管理。

我們的管理結構是這樣的：志願者最基層，上面是包戶幹部，包戶幹部聽從社區領導的，社區的防疫工作由防疫站統籌。社區領導的職責是傳達政府的工作指示，比如什麼時候核酸檢測，什麼時候派發藥物，這些都要協調。

隔離一開始，我們就封閉小區、全民做核酸檢測排查。從那一天起，所有人進行居家隔離。疑似感染的就統一管理，但有一部分還是居家隔離，其實管理模式和內地差不多，只是我們新疆把所有人關在了家裏。

我們新疆居民的覺悟都很高，一開始大家可能不適應，現在都適應了，沒什麼情緒，說不讓開門，大家堅決不開門，說不讓幹什麼，我們堅決不幹。

當管控還沒有特別嚴格的時候，志願者要在樓道外值班，給居民送菜、送東西，看好他們不讓出門。進一步管控後，我們連單元樓也不讓出去了，就靠外面的一批志願者買菜，遞給我們，由我們送給居民。

新疆一直也在派發藥物，我們也協助包戶幹部派藥。整個期間，我都沒有看到強制喂藥的事情，藥品發放的事情我清楚，基本就是中藥為主，還有蓮花清瘟。

發藥是有嚴格要求的，14歲以下的人不發，老年人不發，年齡比較大的不發，有慢性病的不發。發藥前，我們會告訴所有人，這個藥是什麼，配方、藥效是什麼，什麼樣的人不適宜使用，喝不喝是個人的選擇，我們沒有強制。我們告訴他們，這是政府發給你們的，是對你們好的藥，但我們不可能盯着他們喝藥。

其實我想說，新疆的防控一直很嚴格。今年第二輪疫情爆發之前，我去了一趟南京。那個時候，全國的機場都沒有新疆的嚴。我從外面飛回來，南京機場有兩個服務窗口專門只給新疆遊客辦理。我們要填進疆人員表格：你從哪裏來？去新疆要幹嘛？都要交代清楚。

到了新疆之後，你下飛機之前還會有人來給你測體温。去拿行李的時候，還要經過三道體温檢測，管控是很嚴的。後來四、五月份我去新疆其他地方自駕遊，不同城市都有要求，比如非新疆本土人員不能進這個城市，或者需要提供核酸檢測證明才能進。

但新疆為什麼突然爆發疫情，我們沒有明確的說法。這裏普遍的猜測是維吾爾族的婚禮，他們唱歌跳舞要幾天幾夜的。但官方通報上，只說了聚集性活動。

克拉瑪依居民

1月25日，內地出現疫情，新疆也很惶恐了。這之前，我就決定去南疆過春節。

我是和兩個維族朋友一起去的。到了圖木舒克，檢查都很嚴格，有士兵、武警和醫護人員，給我們檢查和登記信息時，都是荷槍實彈，穿着防護服。在新疆，去哪裏都是要登記行程和個人信息的。

那天，我維族朋友帶着他媽媽來接我，我們認識十年了，準備去他家過春節。在網絡上看到「現在去串門走訪，是敵人、是無恥之輩，是相互殘殺」這種標語，搞得我們很緊張，最後我決定不去（朋友家過年）了，免得給人家帶來麻煩。

氣氛從25日下午緊張起來——到處在封城。在圖木舒克，武警和管理人員在大街上清場，老百姓都在急匆匆地收拾東西、關店門，關酒店，我們住不了店。當時大家還不懂封城到底是個什麼概念，這讓我們的南疆之行吃盡了苦頭。

走國道時，我們到了大一點的鎮上，就發現路上全是穿着防護服的南疆民兵在設卡，給我們測體温、往身上噴消毒水。本來新疆縣鄉防恐管理就很嚴，現在加上新的防疫管理，我們感到很緊張。

測完體温，民兵就讓我們馬上走。車在當天晚上開到莎車縣，因為封城，我們已經找不到地方吃飯了。不過，在莎車，我看到一個現象——當地人在四處給人送飯。在一些「重要部門」裏，不是有「那種人」嘛（編註：指再教育營裏的人）。這些人的家屬就給他們送飯，而且封城後，（那裏面的）工作人員也不允許出來吃飯了。

吃完飯，我們想馬上走，發現高速全部堵着車，最後走國道去了喀什。一路上，我們發現有很多因為交通管制回不去的老百姓。街上叫停了線路班車、出租車，但到處都是人，到處都很亂。我們決定拉一些順路的老百姓回村，反正能拉的都拉。

但村口的正常通道也封了。我們拉的那兩個人到了村口，村裏的管理人員也認識他們，但就是不讓他們能從這裏走。最後，繞了好一段路，走了另一個偏僻的路口才進了村。

送完他們，我們又繼續上高速，想把車開到喀什。路上交警不斷提醒我們：趕快開，趕快開，最重要的是戴口罩，哪裏也不要去了，明天就封城！

喀什真的封城了。第二天清早，街上沒有人，也沒出租車，加油站到處都加不上油。不過有一點要說明，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無論在哪裏，我們都是可以往家的方向趕的，相當於給我們留了一條生路吧。

我們在喀什入住了一間酒店。喀什的住宿一直很嚴，後來七月新疆沒疫情了，我正好從外地回新疆，想要入住一個喀什兵團的酒店，但對方說，只要你二維碼上有外地的信息，就不能住。

說回來，隨着疫情嚴重，新疆的航班全部取消了。1月28日，派出所直接來人把酒店清空，我被酒店趕了出去。當時，政府已經下了最後通牒——半個小時後，街上不允許有車，要查通行證。

和我一起來的兩個朋友把酒店退了，坐火車到庫爾勒，之後又坐了九個小時的火車才到了克拉瑪依。春節期間，他們特別擔心回不去。因為我是離崗歇業狀態，一直沒走，沒想到，後來再也走不成。

在喀什，警車一直都在響，音量特別大。警車還會列隊拉着警報，車開得很慢。這是喀什的特色。

29日我從酒店被趕出來後，一直呆在喀什的另一家賓館（賓館在一個小區裏）。賓館很貴，全部要自費。頭一天晚上，深夜一直有人在敲我的房門。我沒開門。第二天，我們就被要求簽了一個知情書，酒店要我們簽，說我是來旅遊的，我知道這裏有疫情。

當時喀什的氣氛已經很緊張了——我們在餐廳吃飯，人不多，但大家都坐得很遠。

1月30日，小區全部封閉。這之後，我一直住在酒店裏，感到疫情越來越嚴重。小區裏有餐廳，到餐廳吃飯，短短幾分鐘的路都要測兩次體温。期間，也有很多電話打進來：社區的、派出所的、防疫站的......為什麼可以找到我的電話？在新疆，到哪裏都要刷身份證，每個關卡都要留信息。

社區的人還要來調查我的情況，問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現在是不是走不了了？派出所又問，我是不是在這家酒店住。防疫站問得又不一樣了，問我是不是在隔離……總之非常亂，數據信息都不一樣，在打架，把我搞得很生氣。

在喀什，量體温也很可笑，一會兒一個樣。我在酒店測體温，同一個時間段，前後可以差4度，有時候體温過低還會顯示「low」。不過也沒有人管，感覺像是在做樣子。

那段時間，外面每天都在廣播重複的內容——說外地（除武漢外）來新疆要封20天，新疆本地的在家要隔離14天，武漢來的要隔離34天。路上閒逛的，發現了要舉報，每人獎勵兩千塊。

除了搞治安的聯防人員和防疫人員，其他人都不可以在路上閒逛，這我也理解。不過我去買東西，也沒有人舉報過我。因為那時路上的人都很恐慌，見到誰都要躲開，大家不敢說話。

我住的是四星級酒店，當時可以訂餐，因為賓館工作人員的家屬都在這個小區住，我們訂飯，他們的小孩就可以給我們送飯，有餃子、有家常飯，特別好吃。管控越來越緊，後來就再也沒有了。我每天都呆得特別無聊。房間在滴水，沒人管。

這個地方太不好了，我決定離開。走的時候，發現酒店的前台在消毒，穿着防護服，我覺得很恐怖，問了才知道，我那個酒店的斜對面竟是一個疫情隔離點。

我去了另外一個便宜一點的賓館，餐廳不營業，因為員工全部回家了，不能出來。我只能每天去旁邊的市場買點東西，但買來都是生的，就在房間裏沖奶茶。後來老闆說，我們家做飯的時候給你多做點，我覺得很温暖。

在賓館，我要掃一個出入碼。有時候，路上會有人突然把你叫住，問你到哪兒？一些維族警察就是這樣。

到了2月25日，新疆的防疫就從一級變成二級了。27日，小區門口就有人開始唱舞曲了。

這之後，我出入是自由的，掃出入碼就行。但住在小區裏的居民就不可以，下面的鐵門每天有人攔着。到了3月4日，政府說大家可以下樓了，但（同一時間）每家只能出去一個人。但是，喀什市從頭到尾，一個疫情通報都沒有。最近的一個疫情在阿克蘇，距離喀什也有四五百公里。

疫情恢復的時候，我看到街上的人、乞討的老漢兒都很嚴格地戴着口罩，露出一點兒口鼻都不行。

這時我有一個問題，我要怎麼走？

回去就要開健康證明。我費了很大功夫都沒搞到這個證明，根本沒有人給我做這個東西。剛解禁時，他們（社區工作人員）說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怎麼開。他們讓我找書記，我問他，你們不會打電話嗎？但沒有人來打。

大家開始相互推諉，一屋子的人全部擠在一起，都在填excel報表，輸入各地來疆人員的增減情況。每天社區的人都在做報表，沒有人做這些服務我們的事。

我又在鄰近的縣住了一個多月，開着車到處自駕。這期間，我前後退了差不多二十次機票，每天買、每天退。因為不知道徹底放鬆的日期是什麼時候，為了不漏掉，只能這樣做。

又過了半個月，社區醫務中心的醫生給我開了一個體温正常的證明。我說我沒有核酸檢測證明也可以？他說，這個我不能寫。

拿到證明，我就回到了克拉瑪依，這個時候，管控完全放開了。我刷了二維碼，信息正常，就直接回家了。

7月14日，我和一個朋友開車去伊犁，走的是熟悉的天山公路，風光非常好。我們在路上聽到一個消息：烏魯木齊到吐魯番的路封了——新疆又出現疫情了。

到了北疆，我們來到一個叫那拉提的檢查站。在那裏等了好長時間，也不知道在查什麼。提前就有交警過來查看綠色通行碼，問是去那拉提還是去喬爾瑪，給我們的身份證拍照。

這之前的四月份，我跑了一趟伊犁。伊犁各個縣市的防控標準特別多。我開車到一個縣城，車還開着，後面的人騎摩托車就追上來了，要我戴口罩。我覺得很奇怪，我關着車門，為什麼還要戴口罩。對方很強硬，說你戴不戴！然後派出所所長很快就來了，又說我戴的口罩不符合規定。我問他，我去哪裏找符合規定的口罩。他就說：好，我現在對你是第一次警告了。

到最後，我還是戴上了。

在這裏，我聽到了一個絕對確切的消息——莫霍爾鄉會有人騎着摩托車去抓那些幹活兒或在街上不戴口罩的人，看到了，就抓去太陽底下暴曬三小時。有病的人，去求才可以免刑。我那天還好，沒有被抓去暴曬，戴了口罩，開着車就走了。

沒想到，到了7月，那拉提檢查站情況一點都沒改善。好幾公里的車流一直不通。路上很多人被堵住了。沒有吃的。周邊的居民就沿街賣雞蛋，賣瓜。大家就把它們當飯吃。新疆人還是很能隨緣，少數民族也很能忍，做什麼事兒也不着急。

後來高速通了，我們就直接開到伊寧市。進伊寧市也很麻煩，因為我朋友是從南疆來的，又是維族，他們跨地區是要有證明才可以通行，比如是來打工或者怎樣，必須要當地派出所允許才能出行。我那朋友是來看病的，他提供了來伊犁的看病證明，就可以走了。

第二天，我家裏的（微信）群裏說烏魯木齊出現了疫情。家裏的社區群發消息說，只要是從月初到今天到烏魯木齊待過的都要居家隔離14天。

伊犁很快也緊張起來。7月16日，我們還可以在伊犁老城玩，但中午的時候，巡邏警車就出現了，一直喊：戴上口罩、戴上口罩。16日新聞出來說，一個叫庫某某的人感染了肺炎，50多歲在紹興經商的人。

社區的人和我們說，你們不能入住了，再住就要隔離。我想，隔離的話，就要耽誤別人的正常生活，因為我們住的那個大院有三個大家族住在一塊兒，所以決定走。

我們要往前走，走另外一個天山環形公路，那邊順路我可以到奎騰，再轉車就可以到克拉瑪依——我家住在那。18日，我開始往奎騰走，發現伊犁的飯館也「不正常」了——裏面有人在吃飯，但看到我們是從南疆車牌的車帶來的人，就不想讓我們坐在一塊兒吃飯，很惱火。

這是這裏的人普遍的心態。今年四月我來伊犁時，在伊犁鞏留縣莫乎爾鄉，問警察為什麼我自己開着車還要戴口罩，他說。是你們帶來的病毒。我氣壞了，一爭論，他才趕緊改口了。伊犁當地人認為我們會給他們帶去病毒。

七月，伊犁的旅遊區還可以進，出伊犁的時候，景點的酒店也還可以住。但你知道，想要進新疆高速路上的廁所要刷身份證登記才可以進去吧？

我看到高速公路上有一些南疆牌照的車，他們很慘，一看就知道回不去了，更別想進烏魯木齊，封城後，就算進去了也出不來。所以，進到烏魯木齊的遊客其實也很慘，我聽說裏面物價被抬高，到處都是「坑」。

到了奎屯，就和我的朋友們分開了。但我發現我進不去奎屯。我那些朋友走天山公路一路到南疆去，結果一上高速，就發現已經不讓走了，他們要退回到幾百公里外的伊寧，大人還帶着孩子，很可憐。到了伊寧的入口，警察又不讓他們進。交警說，他們只能往烏魯木齊走，經過吐魯番，再到南疆。這其實很奇怪，烏魯木齊那時已經有疫情，去了烏魯木齊（留下軌跡）可能南疆也沒辦法回去了。但他們說沒有辦法，沿途中，他們就在店裏買東西，住在車裏，車裏（氣溫）零上幾度。

後來，我通過自己的辦法進了奎屯，又從奎騰坐火車到克拉瑪依，火車上很簡單，一看我沒有烏魯木齊的旅行史，給了我一張通行卡，拿到這個就可以進入克拉瑪依的火車站。

後來，我就一直在小區里居家隔離。我很擔心喀什到底有沒有疫情，因為我是從喀什過來的。但很快，克拉瑪依也要封城了，當時包括我們單位在內的很多體制內單位還在闢謠，但第二天說封就真的封了。

克拉瑪依被封之後，我們就一直待在家裏，由社區給我們送東西。隔離一開始，我們還可以去單元門拿菜，但幾天以後，單元門也裝了封條，這是從烏魯木齊傳來的經驗。我最後也是居家隔離，總共30多天，一直沒出去。

這期間，網上一直流傳一些圖片，說在小區居民單元樓的門前地上插了鐵釘，不讓大家出去。這個鐵釘確實存在，這也是烏魯木齊先採取的措施，後來才傳到克拉瑪依。要說明，並不是所有小區的門口都安裝了鐵釘，只在一些嚴控小區才有。但為什麼嚴控？我們無從知曉，更沒有人告訴我們原因。

在烏魯木齊的家人告訴我，他們一開始就是這樣封的。我問他，這樣封了（在單元樓門前安裝鐵釘），你們不衡量風險嗎？但沒有得到任何解釋。

克拉瑪依的其他朋友也有在嚴控小區，他們也是這樣的情況。奇怪的是，官方通報上，克拉瑪依一直都沒有疫情，是低風險地區。為什麼我們這邊的小區還會有中高風險的區別呢？這一點，我們也只能自己猜測。

強制喝藥這件事我也看到了。但我們這邊沒有強制居民喝藥，政府的人給我們發了通知單，告訴我們怎麼服用而已。

疫情期間，物價也上漲了，比如跑腿業務。我吃的葷菜，都是我丈母娘做好了之後，讓跑腿的給送來的，從一開始的10塊漲到了20塊。最後，社區發通知，如果店裏再這麼做，就舉報你們，把你封掉——這些店都是在小區裏面，由小區管理。第二天，價格就降了一倍。

整個疫情期間，我們都很配合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是過分配合。新聞還沒有說烏魯木齊有疫情的時候，我奎屯的姐姐就把我趕出來了。我到奎屯，她就很惱火，我回來後，她和全家人說，你們以後再路過奎屯，不要把我這當成避難所！

2020年6月25日，烏魯木齊的新疆國際大市場，人們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攝：David Liu/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日烏魯木齊，一所小學在一個新的學期的第一天，學生在網上參加升旗儀式。攝：Liu X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8月13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醫務人員在2019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給一個孩子檢測。攝：Liu X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烏魯木齊的公路上有一個被戴上口罩的交通指揮員雕塑。圖：作者提供

烏魯木齊的一個體溫檢測站。圖：作者提供

2020年9月1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在新冠狀病毒爆發期間，一輛載有乘客的公共汽車在路上行駛。攝：Liu X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

瑞麗停擺217天：困在信息孤島中，隔離、失業、守邊

端傳媒實習記者 卓琳 嚴月 記者 來福 2021-11-02

談起被困瑞麗，無法為病逝的姥姥送終，趙騰依然憤怒。

10月6日，身在雲南省瑞麗市的趙騰被家人告知高齡的姥姥去世，他向社區網格員（社區工作人員，主要負責居民的信息採集）申請當天回河南老家處理後事，但被告知需要出具病危通知書或死亡證明。由於姥姥臨終沒有在醫院救治，沒有病危通知書，死亡證明則需要火化後才能開具，趙騰被「卡了脖子」，走不了。

趙騰氣急，多次打電話給網格員，也到現場諮詢防疫指揮部工作人員，都未能如願。一位網格員的回應格外刺耳，「你家裏面的情況緊急，我們的防疫政策難道不急嗎？」

「親姥姥去世都不能回去，你政府做了有多大的惡？」趙騰對端傳媒直言不滿。

把趙騰困在瑞麗的，是7月4日新一輪冠狀病毒疫情開始後，瑞麗市的封城措施——所有離瑞通道都被關閉，不得進出。9月4日起，瑞麗市調整了離瑞政策，「因公、因病、因喪、因學」四種情況，提供證明材料可以直接離瑞，其他人都需要自費隔離7天至21天才可以離開。而多名受訪者對端傳媒表示，一個社區每天只有兩個自費名額，隔離之前還需要排隊輪侯隔離酒店。瑞麗疫情防控指揮部否認了兩個名額的說法，11月1日，在引發輿論大量關注後，官方宣布簡化離瑞隔離審批流程、增加隔離酒店數量。

20天後，10月26日凌晨4點，一位男子在酒店跳樓自殺，後被救回。消息在瑞麗本地的微信群紛傳，趙騰聽說，他唱完國歌就跳下去。

「他是已經崩潰了。」趙騰對這種心理壓力感同身受，他用「渾渾噩噩」形容自己的生活，沒有工作安排，因此也不再在乎時間，過一天算一天。

10月28日，中共瑞麗宣傳部主管的瑞麗融媒體中心確認了自殺事件，稱與疫情無關：「該男子因性格內向、工作不順選擇輕生，並非網傳隔離酒店的隔離人員。」在微博相關報導下，眾多網民對官方的解釋提出質疑。

同一天，瑞麗市前副市長戴榮里發文《瑞麗需要祖國的關愛》，文章寫道：「長期的封城，形成了這個城市發展的死結。恢復生產和必要的經營顯得十分急切。」他呼籲軍隊接替瑞麗的公務員進行防疫，「救救這個英雄的城市」。戴榮里的文章被媒體和自媒體廣為轉載。

自殺事件、前副市長的高調呼救，加上瑞麗本地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出的大量求助信息，把處在雲南邊陲的瑞麗推到輿論中心——人們發現，這座城市自2020年9月以來已經封城4次，長期的居家隔離、限制出行，和對商業活動的嚴厲壓制，讓整座城市長期處在停擺狀態，也讓當地人同時承受着來自病毒、經濟和情緒的多重壓力。一個當地民眾無法回答、也無力追問的問題是——疫情真的嚴重到需要採取如此極端的抗疫方式了麼？

「一覺醒來，全家居家隔離」

瑞麗市是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下轄的縣級市，常住人口26萬人，三面與鄰國緬甸相連，邊境線長169.8公里，有界碑（附碑）65座、大小渡口和通道36個。從地圖上看，像雲南嵌入緬甸的一小塊拼圖。

3月30日，和緬甸相連的姐告社區發現9例新增確診病例。姐告社區當天封閉，與瑞麗主城區相連的姐告大橋也禁止通行。隨後，離瑞通道（即離開瑞麗的火車站、高速公路、國道等出口）全部關閉，市區居民也被要求居家隔離。除了超市、藥店、農貿市場外，其他經營場所一律停業，公共交通也停止運營。幾乎與2020年初武漢封城的措施一致。

從外地回瑞麗的大學畢業生陳柯完整經歷了這次封城。她告訴端傳媒，每個社區都有一個微信群，群裏有幾位網格員，是各個機關單位派過來的基層工作人員。網格員成為隔離居民的信息來源，也有管理他們的權限。根據官方公告，在居家隔離期間，每戶居民可以憑藉網格員開具的出行證明安排一人出門採購。

在瑞麗做邊境貿易的周洋說，大家心裏都害怕網格員，做所有事情都要看他們臉色，和他們講話也要小心翼翼，儘量不要得罪他們。生活物資領取、核酸檢測、封控區域更新、補助領取、離瑞事項辦理……封閉狀態下的瑞麗，每一項事情都需要網格員經手，如果因為進出小區等事情爭辯幾句，網格員會直接報警：「報警對我們不利。」周洋說，不能指出不對的地方，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見，唯有遵守。

直到4月26日，本土新增確診病例「清零」幾天後，低風險地區的居民才解除隔離，持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人可以離開瑞麗。這一輪疫情，瑞麗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93例。

儘管解除居家隔離，但瑞麗並未隨之回到常軌，娛樂場所和學校仍未開放，餐廳只能外帶。支柱產業珠寶行業也被凍結，4月1日起就關閉的全市珠寶交易市場、直播基地，一直不被允許重啟。

兩個月後，7月4日，瑞麗市再次新增3例本土確診病例，一系列封閉措施再次啟動。根據瑞麗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的公告，7月5日8時起，關閉離瑞通道和線上離瑞審批功能。此時，市民們還沒有收到需要居家隔離的通知。

陳柯告訴端傳媒，瑞麗政府的信息公開總比微信上流傳的小道消息「慢半拍」。7月6日下午，陳柯去家裏附近的超市囤貨，超市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直到7月7日當天，瑞麗政府的官方渠道才發布7月7日0點起「所有市民居家隔離」的消息。有微博網友在7日早晨發帖，「一覺醒來，全家居家隔離。」

7月的封城持續了約20天，陳柯一共做了11次核酸檢測，幾乎每隔一天就被叫下樓去排隊檢測。7月底，瑞麗短暫解封10天左右。這段期間，陳柯也很少出去走走，她感覺自己還處在那種被封印的狀態裏。未等她回過神，8月3日，又收到了居家隔離通知。

「瑞麗的人就沒有知情權」

7月4日的新一輪疫情開始至今，瑞麗市累計通報了119例本土新增病例。

在瑞麗做翡翠珠寶生意的丁江告訴端傳媒，本地人能獲得的公開信息很少。「（政府）從來沒有公開透明地去說這個人的行程，在哪裏發現，瑞麗的人就沒有知情權。」他說。

查看瑞麗市政府官網的公開信息，7月5日衞健委的通告只提到3名本土確診病例在全員核酸檢測中發現，並表示「流調工作仍在緊張進行中」（「流調」是「流行病學調查」的簡稱）。同一天，瑞麗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召開新聞發布會，稱會「全面追溯3名確診病例及其密接、次密接人員14天內活動軌跡」。7月12日，指揮部通報本輪疫情累計本土確診病例59例，排查密接和次密接人員5548人，但仍未向公眾公布行程軌跡。

直到8月24日，指揮部才公布了一名確診病例精確到小時和具體地址的行程軌跡，並提醒去過具體區域的人向社區網格員報告。之後再無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公布。

在全民抗疫的兩年間，流調的公布已成為政府和民眾之間默認的契約。今年7月江蘇省南京市出現疫情期間，由於有幾天未公布確診病例行程軌跡，引發當地公眾質疑。7月30日，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回應質疑，稱一個病例的行程軌跡需要由3-5人的流調小組進行調查，先對病例進行2-3小時的詢問，再到現場排查，將得到的信息交叉驗證，需要耗費大量人力。但她也承諾，「會第一時間，把這個病例的軌跡相關的風險點向大家公布」，之後南京恢復了確診病例行程軌跡的公布。

對瑞麗居民而言，關於疫情的信息一直都是破碎、模糊的。

從公開信息上看，瑞麗市衞生健康局已經不參與疫情防控的信息發布，其官方微信公眾號7月5日-7月25日發布了不少核酸檢測通知、居家隔離通知，之後便在本地疫情上異常沉默，改為關注全國疫情風險地區、預防登革熱，「除四害」，最近半個月主要發布「黨史百年天天讀」文章。

瑞麗的本土、境外輸入的新增確診病例，均由雲南省衞健委統一發布。而無論是雲南省衞健委還是瑞麗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都幾乎沒有公布本土確診病例的行程軌跡。

瑞麗本地自媒體從業者婉婷告訴端傳媒，沒有行程軌跡，她們只靠小道消息來了解疫情的狀況。官方發布的通告，用的都是專業術語，比如「結合流行病學史、臨床表現和實驗室檢測結果，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婉婷經常在朋友圈看見有人說：「我那個知識面太低了，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有人給我解釋嗎？」

網格員幾乎是唯一可接觸的信息渠道，但也不會告訴他們哪裏發生了疫情，只是一旦成為密接者，就會被拉去隔離。「很多小區整個小區全部拉去隔離了，你不去的話就是撬門拖走。」婉婷說。

被擠壓的不僅僅是接收信息的渠道，對外發布關於瑞麗的真實情況也不被允許。9月，婉婷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了一篇文章，寫瑞麗人在停擺中的種種困難，宣傳部就打來電話讓她刪帖。她還知道許多在微博上發帖講瑞麗情況的人，也被要求刪帖，「你不刪，就派公安的去到你家，讓你協助刪。」

10月24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在召開新聞發布會，視頻直播的留言區，被要求關注瑞麗封城的信息刷屏。兩天後，瑞麗指揮部才公布了離瑞自費隔離的方案。

10月27日，瑞麗市政府開會研究「輿論反應強烈的民生保障問題及時回應社情民意」時，市委書記毛曉強調，要「嚴防不法分子利用民情輿論、虛假信息進行惡意煽動、擾亂社會秩序的情況，加強輿情研判預警，依法嚴厲打擊相關違法行為」。

周洋對瑞麗前任副市長戴榮里在10月28日發表的呼救文章十分感激。「真的很感謝他老人家，敢於幫瑞麗人民說話。沒有他，今天的瑞麗還是無人問津，水深火熱。」戴榮里的文章發出後，關於瑞麗的消息管控也有所鬆動，不再刪帖。

發文後的第二天，戴榮里更接受採訪，強調「老百姓生意無法正常持續經營，孩子沒法正常上學，還有人出現了生活上的困難，很長時間不能回家」等困境。戴榮里2018年掛職雲南德宏州瑞麗市委常委、瑞麗市人民政府副市長，現已離任回到北京。

不過，戴榮里的關注點顯然和瑞麗官方有落差。市長尚臘邊回應媒體稱，瑞麗目前暫不需要外界的援助。10月29日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瑞麗市副市長楊謀雖然承認「疫情嚴重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生活」，但他把重點落在後一句話，「令人欣慰的是，至今未發生疫情外傳。」

據官方通報，此時瑞麗1個月來累計新增確診病例不過2例。不過，楊謀依然表示，必須繼續實施嚴格的離瑞政策。

菜販在小巷裏和城管打起游擊戰

被嚴格管理的，還有瑞麗居民的日常生活。

8月18日，瑞麗防疫指揮部宣布解除主城區居家隔離，但整座城市仍處於半封閉狀態：學校仍然不能開學，珠寶交易市場、餐廳、電影院、室內體育館等人員密集場所也不能開放。大型超市、農貿市場實行錯峰購物 ，每戶家庭只允許一人進場。8月29日，控制進一步加緊，超市和農貿市場全部轉為線上採購配送，即便網格員也不得入場採購。

在瑞麗從事珠寶貿易的趙騰，親眼目睹了新政策帶來的混亂。菜市場不讓進，菜販就在小巷子裏擺起流動攤位，和城管打起游擊戰。他向端傳媒說：「政府都沒有認識到（新政策）存在的安全隱患。進去菜市場都要掃碼、測體温，發現了患者起碼能溯源。菜場一關，小販都是在都是流動的，萬一發生了（疫情），去哪溯源呢？」

新政策之下，瑞麗居民日常買菜只能依賴外賣。而早在7月，指揮部就已經規定，每晚22點後，美團、餓了麼等外賣電商平台必須關閉餐飲配送功能。

周洋是土生土長的瑞麗人，她告訴端傳媒，外賣員的數量已經大大減少，大部分配送員因為健康碼變黃，都被拉去隔離。點外賣的配送時長，有時長達2至3個小時。

據中共瑞麗市委宣傳部官方微信公眾號「掌上瑞麗」的消息，7月19日至20日，瑞麗市公安局處罰了6名私自外出的人員，分別拘留5至10日。其中一人交代，自己於7月8日至7月19日一直冒充餓了麼外賣人員，且沒有辦理疫情期間使用的通行證在瑞麗市配送外賣。

丁江告訴端傳媒，由於流動不便，菜價也也翻了好幾倍，三四根香菜就要好幾塊錢。公眾號《八點健聞》在11月1日的一篇報導中提到，由於農貿市場關閉，買菜在「黑市」中隱秘進行，商家叮囑顧客「要是情況不對，可以先把菜拿走，以後再付錢」，菜價也因此飆升，一兩塊一斤黃瓜就漲價到了五六塊。這篇報導隨後顯示被發布者自行刪除。

商業幾乎無一倖存，澎湃新聞採訪一家餐廳負責人，他表示自「3.09」疫情事件以來，餐廳就沒能正常營業，以前每天線下收入2000多元、線上收入1000多元，如今每天的收入是50元左右，員工也從6名變為1名。

邊境失控了嗎？反詐和防疫的矛盾

瑞麗最先出現疫情的姐告國門社區，與緬甸木姐鎮接壤，是中國唯一實行「境內關外」（國境內，海關外）模式的貿易特區。姐告面積1.9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為1.5萬餘人，其中外籍人員5000餘人。

在10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瑞麗市副市長楊謀稱：「瑞麗地理位置特殊，邊情複雜，長期以來兩國邊民交往頻繁，疫情輸入防控沒有緩衝區域，全方位的邊境立體化防控屏障尚未完全建成，疫情輸入渠道還未完全切斷。」他還提到，7月份以來，自境外迴流的人員中檢測出716例新冠陽性患者。這部分境外回國人員，一入境就進行集中隔離，即便檢查出陽性，並不屬於本土新增案例。

根據《中國慈善家》雜誌的報導，瑞麗一位政府官員承認，最近一輪疫情的壓力和反詐騙行動有關。今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工作作出指示，要求全面落實打防管控措施。自6月開始，福建、江西、廣西、湖北、湖南等地都發布了勸返公告，勸返偷越中緬邊境滯留緬北從事電信網絡詐騙的人，否則將註銷他們的戶籍。

根據《新京報》的報導，截至10月29日，已有6100餘名自首人員在瑞麗畹町邊境派出所完成登記。而澎湃新聞10月1日的報導稱，尚有上萬人等待從瑞麗入境自首。對於境外歸國自首的人，瑞麗市市民熱線向《第一財經》表示，「由公安對接，轉運隔離組安排救護車統一接走，並不是任由其回國後自由往來。」

更大的風險來自偷渡。據《南風窗》報導，早在去年9月中旬因偷渡人員引發的疫情開始，瑞麗就在邊境線上拉起3、4米高的鐵絲網，下面用鋼條加固，頂上纏着一圈圈倒刺，多數地方還安裝了監控，此外還有專人24小時執勤，肉眼堵住死角。

直到今年5月，瑞麗仍有3900多名守邊人。當地公務員、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國企工作者輪流接手兩份工作：守衞邊境線和擔任網格員。而根據中新網在今年4月的報導，瑞麗市共投入黨政軍警民力量7400餘人全天在一線輪流值守。

周洋告訴端傳媒，由於半封閉管理下出租車司機入不敷出，許多人都改行去邊境拉鐵絲網，一天有200塊錢的收入。「（拉鐵絲）這個政府沒有發過通知，都是大家開出租車的、臨時工，還有種甘蔗的，種玉米的，大家都沒活了，自己去那邊去做活，有一個包工頭，帶他們過去。」她說，這在當地不是秘密。

出生於瑞麗本地的大學生周曉曉告訴端傳媒，她的母親是瑞麗的公務員，從2020年底開始，日常的工作項目都停止，全部同事隔一兩週就去守邊，住在鐵皮屋，每次待兩三天。

「現在防護做得挺好的，所有的邊境基本上就是兩三道鐵絲網，全部有監控和感應。緬甸人現在就算挖地道也不太能過來了。」周曉曉說。

失去貿易的姐告，和2000人的「離瑞軍團」

邊境防控的舉措之一是清空了姐告貿易區。瑞麗口岸是中緬最大的陸路口岸。據新華社報導，2019年，該口岸進出口總值為116.4億美元，同比增長14.5%，進出口貨運量1745.8萬噸，同比增長24.3%。

周洋在瑞麗做了十多年的邊境貿易，向緬甸出口服裝、日用品等百貨。以前，她把貨物送到緬甸人在姐告區開的託運部，再由他們運到瑞麗（姐告）口岸，通常一兩天就能到緬甸木姐。

自今年3月以來，姐告一直處於半封閉管理狀態。周洋試圖將出口的貨物送往中緬貿易的另一個重要貨物通道畹町口岸發出。然而，從6月底開始，畹町口岸禁止出口百貨，只允許醫療物資通行。她的貨物至今仍被滯留在排着長隊的貨車上，這些貨物價值將近四十多萬人民幣，海關也不讓拉回瑞麗。從今年5月份開始，周洋就失去了收入，也拿不到政府的任何補貼，只能依靠以前的儲蓄。

8月23日，姐告官方發布公告，將姐告所有的居民轉移到外地隔離14天，費用由居民自己支付。隔離後的姐告人也無法再返回姐告，周洋說，目前姐告的幾萬人已被清空。《八點健聞》11月1日的報導，也提到姐告邊境貿易區被清空。瑞麗政府官網10月2日的一則消息顯示，三名身穿防護服的民警在瑞麗口岸的國門升國旗，周圍「空蕩蕩」。

對珠寶貿易的限制，讓許多在瑞麗的人徹底失去收入來源。今年3月底瑞麗本土疫情爆發後，瑞麗市工業和商務科技局於3月31日發出通告：從4月1日起，全市的珠寶交易市場、直播基地和翡翠互聯網直播經營主體，暫停一切線上線下的經營活動。自此再未恢復。

以珠寶玉石加工和批發零售為主的相關產業是瑞麗的支柱產業。2016年底，互聯網直播的興起帶動了瑞麗正在走下坡路的玉石產業。根據德宏州統計局數據，截至2018年，瑞麗市共有20餘萬個珠寶翡翠專業市場，1.7萬珠寶從業人員，837家從事珠寶生產經營企業，7414戶個體商戶。同年，瑞麗文化產業增加值為10.09億元，佔德宏州GDP比重達到7.47%，遠高於其他縣市。而新華網報導顯示，截至2020年1月，瑞麗當地有4萬餘人正在從事玉石直播行業。

張勇在瑞麗城區做玉石直播銷售已有五年了，平日裏通過手機淘寶直播銷售原始翡翠毛料和玉石成品。他入駐的直播基地對入駐的商家有一定的門檻要求，啟動資金至少要五十萬元。

如今，張勇歇業在家已將近七個月，沒有任何收入，「全部吃老本。」他估計，損失在幾十萬以上。張勇的孩子今年上小學六年級，從去年年初中國大陸疫情爆發至今，只在學校待過一個半月左右，其餘時間都是在家上網課。

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上，接連有人向瑞麗市委書記留言提問：「現在瑞麗市已經不是中高風險地區了，為什麼翡翠玉石類的物品還是不能郵寄。」指揮部的回覆是：「在疫情期間禁止直播、翡翠運輸的行為，就是為了限制人員和貨物流動，爭取以最短的時間撲滅疫情。」

管控甚至越來越嚴格，9月15日，瑞麗全市已無中高風險區域。第二天，指揮部發布公告，其中一條管控規定是：「理髮店避免人多扎堆，採取錯峰預約方式。」

8月中旬解除居家隔離後的瑞麗，依然了無生氣。即使是白天，陳柯也能感受到街上很冷清的氣息，大多數店鋪直接關閉，有的只拉開一個小門，車輛很少，幾乎看不到什麼行人。主城區的街道和小區都設置了卡點，放置了專門的防護欄，用鐵絲網或鐵皮封路，平時5分鐘的路程如今要走20分鐘。

瑞麗的夜生活原先很豐富，陳柯記得有時候晚上出去吃燒烤，會吃到凌晨兩三點，但是封城之後，燒烤店都被關掉了。

在這個封閉、凝固的城市，離開——成為一些人的一線生機。但7月封城後的一個月裏，離瑞通道被關閉，只有因公、因病、因喪、因學4種情況才有資格申請。直到8月17日，「離瑞軍團」撬開了一個口。

根據瑞麗市公安局通報，「離瑞軍團」由11人帶頭組織，8個微信群2000餘人參與，主要訴求為解除居家隔離，邀約串聯離瑞：他們「煽動」瑞麗市民到政府門口示威，到德宏玉都市場集合，到央視新聞直播間刷屏，「鼓動」大家統一於17日20時在家敲盆表達不滿等行為。行動還沒開始，為首的11人就受到了警察的警告和訓誡處理，警察的通告寫道：「11名涉事人員均表示，因居家隔離週期長、壓力大，出現了煩躁心理，而拉群發泄牢騷、不滿和怨氣，並不是真正想組織遊行抗議。」

次日，官方發布《外地人員有序離瑞的通告》稱，在瑞麗低風險地區的非紅碼、非黃碼、非隔離觀察的外地人員持48小時內兩次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即可離瑞。8月下旬，瑞麗走了很多人。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中，大道上等待離瑞的車輛排起了數公里的長龍，而進入瑞麗的一側道路則人影難覓，只有一頭牛悠閒地在路上閒逛。

但離瑞政策很快再次收緊。9月4日，除了四種特殊情形離瑞的人，所有人均需申請自費集中隔離7天後，才能離瑞。10月26日，隔離時間延長到7-21天。除了付不起隔離費用而放棄的人，還有許多人在排隊等候隔離名額。

2021年4月22日中國雲南省瑞麗市，村民在2019冠狀病毒流行期間排隊進行核酸檢測。攝：Jia Lei/VC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5日中國雲南瑞麗，一個社區被關閉，人們接受檢測。圖：TPG/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6日中國雲南省瑞麗，市民在超市購買蔬菜。攝：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4月18日中國雲南省瑞麗市，一個村莊的核酸檢測點，一名醫務人員摘下口罩。攝：Jia Lei/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4月19日中國雲南省瑞麗市，一名志願者攜為村民購買食用油。攝：Jia Lei/VCG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11月24日雲南省瑞麗市邊境，一名中國顧客在圍欄外從緬甸小販那裏購買緬甸商品。攝：Simon S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9月17日中國瑞麗，關閉了的珠寶城。攝：Jiang Qim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西安封城：防疫中被誇大的人，和防疫中被無視的人

特約撰稿人 黃暉 2022-01-07

西安封城引發的輿論爭議還在繼續發酵。

先是資深媒體人江雪的一篇長文《長安十日》將西安封城中的各種困境放到輿論場聚光燈下。接着，西安12月底開始「硬封城」後，因政策極其嚴苛而出現的孕婦流產和急病病人死亡事件也開始得到媒體報導。在微博和微信自媒體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西安防疫和城市管理的浪潮——保障居民供應的人員用人手傳菜、健康碼不斷宕機無法流暢使用、防疫「志願者」毆打居民、混亂的核酸檢測、不分青白的集中轉運隔離……

同時，西安宣傳部門仍在努力為城市管理辯護和搖旗吶喊：將大量有接觸風險的居民集中隔離在條件可能不好的地方，從而讓其他區域「社會清零」的新手段，被當作重大成就予以宣傳；在微信寫文章大罵西安的北京公務員被通報撤職……儘管官方撤換了西安雁塔區和大數據管理局的的官員，又懲罰了引發「責任事故」導致孕婦流產的醫院管理人員。但顯然，相比網民們洶湧澎湃的批評，「組織」其實對西安官員是頗為袒護的了。先前疫情中被問責的廣州、南京等地官員，看到如今情形，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相比做得一團糟的西安政府，西安人更為不幸，他們受到的網絡抨擊可能還要更多點。「西北不行」，或者「這城市不行」或者乾脆「西安人素質不行」的聲音此起彼伏。對這座城市虛假的「新一線」地位的嘲諷也比比皆是。但公允地說，拿西安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一線城市」相比，恐怕確實是要求過高了。而西安防疫中出現的許多現實悲劇和荒誕，卻並非西安一地和西安人可以承受。

只是，西安的疫情提醒着人們，現時的「清零」式防疫，已經出現了許多不得不面對和處理的漏洞了。

兩個西安

連日來，網絡上的西安個體居民的不幸故事，已經在社交平台上廣為流傳。

最新在新聞上出現的，是一位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務工者李先生。這名男子在2021年12月31號心臟病發，多次撥打急救電話無果，打通之後又因沒有核酸報告無法入院，輾轉多家醫院後因搶救無效死亡。此前一位在微博上哭訴因防疫而失去父親的女士的故事也是類似，她的父親心絞痛病發，醫院卻要等到出具核酸檢測報告才予以救治，最終父親也沒有搶救過來。

更不用說被全網關注，以至於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都要下場引導輿論的孕婦流產事件。西安市目前仍在為這起引發公憤的事件收拾後續。6日下午，西安衞健委主任還親自代表衞生系統對孕婦及家人鞠躬道歉。但也有網友不無諷刺地批評說，拒絕接收孕婦的醫院沒有被處理，而允許孕婦坐着的等待的那家卻撤換領導，成了最大的「替罪羊」。

在此之前，更被廣泛關注的是西安各地蔬菜供應不暢，居民「沒菜吃」的局面。一些截圖中，居民申訴被迫購買貴价蔬菜。而在一些爆發了疫情的小區，居民除了沒有蔬菜供應，還被強制要求集中隔離，並且據一些居民稱，隔離過程中使用大巴、防護設備和配套都沒有跟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況：老人沒處上廁所，只能自己在車上解決。

但也有許多人為西安辯護，說自己的生活並未受到影響，種種批評誇大其詞。這些言論其實不乏「真實」，因為這個一千多萬人口的城市已經在封城中「摺疊」了起來。詢問了一些家中有人在西安的朋友，一些人表示其親屬所在的小區物資供應順利，沒有出現困難的情況。而在微博上，西安不同區的網民也抱怨為何有些區域得到了足夠的供給而有些區域則一團亂麻。

這背後其實是西安城市發展的某種縮影。許多被集中隔離的小區都位於城市的新區。這些新建設的區域無論是社會服務還是街坊鄰里的熟識都遠遠不如老城區。而在那些政府機關住宅區、國有企業的大院，物資供應看似就要正常得多。而更少被媒體報導覆蓋的是，在西安的許多城中村中的打工人群，和城市小區中的群租住客，他們既缺少本地的身份，也沒有足夠的社會網絡和經濟能力支撐封鎖下的困難生活。

從2000年到2021年，西安的人口從700萬增加到1300萬。整個城市在2018年之後的搶人大戰中「殺紅了眼」。這背後，則是西安以房地產行業佔GDP總量常年超過30%的比例，位居全國最依賴房地產行業的城市之列。所謂的「新一線」地位，更多來自於城市的快速擴張和房價攀升，而非公共設施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這也是西安就算和武漢的防疫相比都要更加捉襟見肘的原因之一。

在西安封城下，不同區域，不同人群之間的境遇差別之大讓人咋舌：一些人仍然正常生活，另一些人已經在為果腹乃至生命掙扎。但這種境況並非不可想像。在嚴格實行封城的防疫體系下，人的流動被完全阻止，能夠決定一人生死的，其實完全在於當地的街道和社區兩端體系如何運作。這和武漢疫情封城初期的情況類似。當時，社區幹部決定了哪些危重病人能夠獲得為數不多的醫療資源——救護車和病床，而在工作壓力極大並且完全超負荷的情況下，社區幹部的一念之差就使居民有了天上與地獄的區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在西安的疫情中小區防疫的「志願者」突然間特別有「權力」——因為是他們手上掌握着居民的日常補給和生活安排。

而這就是當前中國引以為傲的治理體系的另一個問題——整個體系建立在對「人」的能力的過度加壓之上，與此同時，人又變得僅僅只是「治理」的工具和對象。

無限的人和有限的人

在西安市發布的種種防疫通告，乃至地方高級官員的視察新聞中，常常能看到特別「戰鬥式」的語言。比如，1月4日，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在考察防疫工作時就要求各級官員和公務員「咬緊牙關、堅持奮戰」，「不怕疲勞、連續作戰」。這種社會主義大會戰式的「鐵人精神」，在前前後後的許多防疫操作中屢見不鮮。

但是，許多觀察者都指出，西安的防疫中遇到的問題，恰恰並非工作人員能力不足或者意識不到位，而是整體上就缺乏足夠的人手。長期從事減災工作的一名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在西安，平均一名負責社區工作的人員或下沉幹部，要服務超過兩百名市民的日常需求——包括了核酸檢測、防疫管理、物資分發等等，「壓力可想而知」。在物資運輸一端也是如此：在西安的防疫交通管制下，路上「能正常行駛的車估計只有百餘輛」。從而一方面保證物資供應的部門會宣稱物資充足，另一方面不少基層市民根本得不到物資供給。

為什麼政府在第一時間不考慮人手或運力是否不足，而要將問題歸咎於工作人員的不努力或不夠堅持？這種情況從2020年疫情開始以來就反覆發生且令人困惑。在武漢2020年封城後，一度是社區工作人員處理所有病人的居家隔離和送醫安排，人手嚴重不足導致了不少病亡在家的悲劇。這一局面直到政府要求各級事業單位員工和幹部「下沉」至社區才有見效。而在此後的吉林通化封鎖中，同樣的困境——人手不足導致居民供應不及時，也再次出現。西安的問題只不過是同樣境況再次重演，這次還「錯」得更為徹底——武漢封城時仍有大量志願者可以參與社會服務，外賣和快遞也依舊運營。但西安則一刀切把社會和商業服務功能和居民一起關在了家裏。

也許可以說，對人的能力、潛力的無限想像和拔高，似乎屬於當前時代中國管理的某種基本意識。習時代的種種黨員教育——從強調潔身自好到「不忘初心」，都屬於對「人心」的改造。而這種改造的模版，是黨史上那些近似「聖徒」的典範形象——忍受惡劣環境，敢於犧牲奉獻。可問題在於，絕大多數的基層幹部和工作人員也都是常人，他們需要休息，需要個人時間和合理、科學的工作安排。在屢次防疫中，似乎都很少看到有對工作人員工作時長，對整體工作人手和勞動力的需求的合理計算。與其說防疫是基於科學管理理念，不如說它是某種「人海戰術」，所崇尚的是超人式的英雄哲學。

正是這種哲學和理念上的要求，讓封城下的普通工作人員看上去更加渺小、庸常。在失去父親的王女士的故事中有這樣一個細節：拿到核酸報告之後，醫院前台的分診人員仍然拒絕為患者安排救治，甚至和醫生吵了起來。醫生認為要趕緊搶救，而前台人員認為患者來自封控地區，出了事「責任你擔」。相比超人般的基層想像，「無法承擔責任」，只承擔必須承擔的硬性責任，其實才是疫情下最典型而廣泛的心理狀態。這多少也是一種面對極高的道德標準時的個人化的無力感——反正橫豎都是做不到，何必要多做任何一點呢？

但其實，強調要「不怕疲勞」，恰恰意味着疲勞和泄氣是當下的防疫實態。中國大陸的防疫也實際上開始疲勞了。對比西安和武漢，同樣是上千萬人口的省會城市整體封鎖、隔離，武漢能夠動員到的各地支援力量、媒體曝光、物資調配，乃至志願者服務，都是西安所無法比擬的。可以想見，隨着疫情繼續下去，類似的封鎖中，地方政府所能得到的支援和整體支持只會更少，對一線工作人員的加壓只會更大。

相比堅持「精準防控」，直接封鎖城市並大規模核酸檢測，在官員看來也許也是更「省力」的——既不用擔驚受怕地去想萬一沒有封城導致疫情外傳會有怎樣的後果，也可以在封鎖之後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相比之下，「精準防控」其實是某種持久戰爭，這種長期高精度的工作，如果未建立起成熟專業的機制，是大多數人都無法做到的。換句話說，封城政策就是中國官員防疫工具箱裏的「躺平」選項——最簡單最方便。在2021年到2022年的一年間，發生疫情的地市選擇「封城」的次數、規模和頻繁程度，其實已經遠遠超過了2020年。在西安封城之後，河南許昌等地又因為疫情封城，鄭州也又開始了大規模全民核酸檢測。

「清零」與「治理能力」的幻覺

西安和最近其他區域的疫情，對「清零」政策也構成了考驗。尤其是更有傳染性的Omicron毒株尚未入侵，各地就已經是疲於奔命了。

對中國的衞生政策來說，「清零」是目前的唯一選項——國產疫苗防感染效果不夠理想，特效藥也未有大規模鋪入市場，多年來中國大陸的醫療體系也是滿負荷運行，如果真的按歐美模式開放「共存」，結果也許真會是災難性的。可供選擇的替代選項的確付之闕如。

如今的互聯網上，又有許多人以上海的防疫模式嘲諷其他城市。但事實是，上海的防疫模式就是不可複製的。作為2021年中國幾乎唯一有財政盈餘的省級行政區，上海的政府財政能力，醫療資源的豐富程度和各方面的人才儲備能力，其他地區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隨着整體經濟和內外環境的變化，上海在中國變得越來越特殊了。它取代香港成為了某種「國際化」的接口，也與此同時變成了獨一無二的摩登城市和現代化範本。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間的差別變得越來越明顯。這是一體兩面的——上海日漸上升的獨特性，和其他城市日漸普遍的相似性是同步且互為鏡像的。

儘管2020年的成功防疫讓中國政府產生了一種自身無所不能的感覺。但是在諸如西安這樣的具體操作中，人們還是會發現，中國整體上仍然並非一個發達的高度富裕的社會。也不是每個地方的政府都有無限的財力物力和管理能力，來應對包括疫情在內的種種社會危機。

然而，對治理能力的迷信，對各地能夠在疫情中實現精細管理的極大信仰，已經蓋過了許多現實的問題。這種信仰之下，一些人被誇大了，一些人的位置消失了。比如，中國的流動人口從2010年的2.2億增加到2020年的3.7億。在這些人口中，許多人都居住在西安的城中村或群租房一類的空間中。而在防疫管理中，他們是最被忽略，分到的社會資源最不足的一群。他們還會繼續留在大城市嗎？經濟的活力還在依賴他們的流動。而疫情和政府管理是否正在將這些人從大城市中逼走？那些疫情下從西安出逃的，以徒步翻越秦嶺而成為新聞頭條的小人物，在某種崇尚英雄和鐵人的時代中，真的只是成為了看不見的那一面嗎？

2021年12月29日中國西安，一名志願者於一個被封鎖的住宅社區入口處向居民運送日用品。攝：Zhang Yu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2月27日中國西安，大學體育場學生排隊等候接受核酸檢測。圖：VC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2月25日中國西安，一名工人於一個封閉社區進行消毒。攝：Cang Hai/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2月28日中國西安，一棟住宅的窗戶，西安的居民必須呆在家裡，以遏制2019冠狀病毒死灰復燃。圖：VCG via Getty Images

上海一線抗疫醫生：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已是醫生共識

特約撰稿人王二 2022-04-04

【編者按】上海疫情已膠着月餘。截至4月2日，本土感染者破五萬。其中，9成以上為無症狀感染者。在中央三令五申「動態清零」總方針下，4月4日，上海再次啟動全市核酸檢測。截至報導刊發，15省份38000餘名醫務人員、2000餘軍方衞勤人員赴上海支援。面對Omicron的指數級傳播，上海所謂的「精準防控」早已一敗塗地。

幾近全面「封城」的上海，疫情尚未出現被遏制的勢頭。因為疫情封控造成誤診誤治而亡的人數不斷增加，東海養老院暴發院內感染的情況仍在發酵。據端傳媒從不同信源處了解到，上海此番疫情涉及多家醫院內感染，且存在延報和瞞報的情況。這讓上海在面對此次Omicron疫情時腹背受敵，此前積累的「精準防控」美譽消耗殆盡。

荒誕的是，很多醫院在院內疫情仍需嚴密監控的同時，還要舉全院人力支援本區抗疫，醫院日常診療完全停擺。病人被困家中，醫生卻在醫院之外，忙於核酸採樣、隔離點監測、方艙治療。其中，核酸檢測對醫院人力侵蝕和日常安排的衝擊最為嚴重。但所有人只能死扛。

縱觀整個中國，Omicron疫情仍然高位增長，接連爆發的失控形勢未有改觀。截至2022年4月1日，中國新增COVID-19確診病例近1萬人，其中7000多人為無症狀感染者。吉林省和上海市仍是主要新發確診病例的兩大來源地。此外，多個省份仍然有病例增長或留存。「動態清零」愈發艱難。

近日，上海浦東一位一線抗疫醫生接受了端傳媒採訪，講述了上海疫情如何失控至此，以及「動態清零」措施實施至今的代價。

以下是這位醫生的口述：

我是浦東一家醫院的醫生，自己也住在浦東。全面封控從3月28日開始，理論上4月1日解封。但後來出了「階梯化管理」的政策，整個浦東現在都是封控區或者管控區。簡單來講，根本就沒有解封。

全面封控之前，若干個小區已經開始封控了，像我居住的小區已經封了半個月。

出門沒有車，公車、出租車都沒有，路上也看不見多少行人。有警察巡邏，你落單的話會問幹嘛的，讓你出示證件，如果不是（疫情）相關工作人員的話，會把你送回去。普通居民開車，會問你去哪裏，不是參加防疫工作，就直接勸返。

2020年武漢封城相當於一步到位，把所有公共交通全部叫停，城市進出口全部封閉。上海的封控，按照領導的話術來說——我只能說它是一種話術——叫「精準防控」，哪裏（出現）陽性封哪裏，其他地方可以正常流通。

相當於打補丁，但最後發現不行。補丁越打越大，堵了這裏那邊漏了，那邊堵上又發現其他地方在漏。因為病毒（Omicron）的傳播是指數級的，一傳二、二傳四、四傳八，封不住。最後的結果是全面暴發，整個上海封掉了。雖然說先封浦東再封浦西，但到今天，實際上是全部封掉了。

連續六天測核酸的意義在哪裏

從3月初疫情剛開始，醫院每天都在派人支援核酸檢測，每次兩三百人，我們全部時間基本都在支援核酸檢測。

通知核酸採樣都是半夜，集合一般在凌晨。為了防止凌晨召喚趕不過來，我只能住在醫院。接過最晚的通知是凌晨1點多，集合3點、4點、5點都有，最少一次我只睡了兩個小時。

凌晨集合後領物資、分地區、車子派到社區門口，上午七八點鐘開採。如果中間有環節斷掉，可能九十點鐘，甚至晚上才能集合好。有時候乾等一上午，領導說還在排單子。這種事情是出現過的，而且不止一次。

領導會把大概人數告訴我們，但工作多久要看社區具體情況。如果組織得差，特別是一些老舊小區，高齡老人比較多，玩不來健康雲，就更慢了。我做過最長的一次採樣是早上4點多集合，全部做完已經是晚上10點多。醫院其他人也有中午過去採到半夜的。

最多的時候一天採過1000多人。最快就算半分鐘，一分鐘兩個，一個小時120個，1000人的話近10個小時。你至少抬手1000次，渾身都很累。這種強度是按最快的方式，不能吃飯、不能上廁所，這樣一天200塊錢。

採完以後再彙報領導，問問還有沒有其他任務，有的話可能再去其他地方支援，沒有就回來。今天採完，明天還是這個狀態。每天晚上休息時間就這麼一點點，誰幹得動？幹不動的，核酸這件事幾乎每天都在進行。

我覺得派這麼多醫務人員去採核酸完全沒有必要。採核酸其實很簡單，就是嘴巴裏面刮一下，不是抽血、不用走靜脈。很多派出去的醫務人員曾經也沒採過，都是培訓過的。我們心裏想的是，社區、企事業單位可以培養一支自己的採樣隊伍，醫院只要保證培訓、物資供應，有人收標本、有人收費，這完全可以完成。

任何一個能做志願者的普通人經過培訓都可以做，為何一定要醫務人員？最真實的原因是醫療系統只叫得動自己的人，沒有人願意去做。你想想看，如果一個家長聽到自己念大學的孩子，培訓後要去前線採核酸，他會同意嗎？就算普通成年人，比如說企事業單位的職工，都會嚇死。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是醫生護士有多麼辛苦，而是只有（我們）這些人。

我自己居住的小區從封閉開始每天做核酸，連做了6天，後面又零零散散做了幾次，到現在已經第九輪。一個小區就這麼多人，全都封在小區裏了，連續做6天核酸的意義在哪裏？以前說是為了徹底把陽性篩查出來，但問題是疾病有潛伏期。我們之前在隔離點篩查方法是第1、2、4、7、14天，做5次核酸。這已經算多了，完全沒必要天天做。

那為什麼走到現在一天一次？我覺得這個事情天災在前，什麼東西在後，我不好明說。

醫生都在方艙、隔離點、核酸點，沒有在看病的

我們醫院發現一例陽性後全院關停。一家醫院出現陽性確診病例，就全院關停是最初的封法，後面有逐漸放開。現在我們醫院，只封停出現陽性的科室，其他科室繼續運轉，主要留急診。

不同醫院政策可能不一樣，有些醫院可能還有一些簡易門診。現在明面上說醫院還在正常運轉的肯定是多數，因為發生了東方醫院護士哮喘發作延誤治療最終死亡的事情。她去的兩家醫院因為有陽性病例，急診都關了。

醫院閉環後，全部人員關在醫院，然後開始網格化篩查，陸陸續續篩出來，到現在有十幾例陽性。病毒防不勝防，如何感染的很難說。醫院日常篩查曾經一週一次，後來三天一次，現在一天一次，偶爾還會有新增，分布在各個科室。

目前我們醫院還有1/3的科室封閉管理，剩下2/3的科室已經正常運轉。理論上來說，我們應該「7+7」隔離，7天在醫院，7天居家隔離。但後來7天居家隔離直接取消，因為人手不夠。所有醫務人員只要測出來是陰性，就繼續幹活，沒有休息。

現在開放了必要的科室，急診常見疾病的科室，比如心梗、腦梗、胃出血，其他不必要的科室，比如慢性病，統統關停。全院人員減員不多，不會超過10%，大多數人都可以在外面正常工作。

但所謂正常工作，要看如何定義。正常的診療其實沒多少人在幹，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方艙、隔離點、核酸檢測點，天天在幹的是這些事情。也就是說，醫生就沒有在看病的。

為了測核酸，我們把自己病區的病人都轉科或者開出院，能不收就不收，病情穩定的通通回家，只留一些危急重症病人，整個醫院在院病人可能只佔總床位數20%左右。所以，各個科室安排最少人值班就行了，一般是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住院查房以前可能還有三級查房，比如主治醫生帶住院醫生去查房，現在通通沒有了。我們只能保證每天有醫生去查查房，有什麼問題就處理，沒辦法像原來那樣自己的病人自己看。

剩下的病人都歸到一塊。每個科室把能開出院的病人都出光，留個位數病人，再把病人集中安置在某幾個病區。空出來的床位供醫務人員睡覺，為了應對隨時隨地的召喚。

現在的工作狀態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沒有正常的醫療體制了。由於病區還有一些病人，所以我們還要在病區值班，相當於同時做兩件事。最少多少人可以保障任務，就排最少的人。比方說一個病區，白天一名醫生看管，其他人統統派出去。如果明天排我病房值班，但採樣任務也很多，把我也派出去，再找下一班次的人頂上來。

別說休滿12個小時了，就是一天接着一天干，連睡覺時間都沒有。出去做核酸每天200元補貼，因為沒有病人，所以也沒有獎金，這一個月只能拿基本工資，2000多塊錢。每天工作時間肯定超過8個小時，就算沒有疫情也是。但是，沒有疫情的時候，我至少知道我哪個時間段要去幹什麼，現在你根本不知道。

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

荒謬的是，大家不看病不治病，而是去做核酸。我們其實已經研究過很長時間，因為疫情封控去世的患者比病毒本身致死的可能更多。這已經是我們的共識。上海也有這樣的例子，誤診誤治上新聞的人，你想想看有多少。

我自己社區就有很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配藥，去哪裏配？他都走不出小區。現在整個醫療環境就是這樣，再封下去，可能疫情沒死幾個人，慢性病患者先去世了。

現在新增這麼多都是無症狀，不測核酸根本不知道是陽性，這些人在家隔離就行了，（沒有必要）天天花時間去陪着。醫療全部停擺，生了病去找誰？東方醫院自己醫療系統的員工哮喘居然死在半道上，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啊。

上海現在也在強調緊急梳理居民就醫需求。東方醫院的護士去世後，馬上一個紅頭文件就下來了，勒令你馬上開放急診。大家都很理解，亡羊補牢應該也有必要，但治標不治本。

這其中有兩個巨大的問題。首先，急診為什麼關閉？因為醫院裏有陽性。閉環這件事上級部門是知道的，公立醫院不可能私自關急診。第二，就算開放了，有相應的醫生跟護士力量去做這些事情嗎？沒有。每天這麼多核酸檢測，新開這麼多方艙，新開這麼多隔離點，哪一個不需要醫生護士進去幹活？這麼多人力物力調派出去後，誰來看病？

門診現在開了一小部分，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開的主要是急診。你可以這麼理解，把門急診量控制到最小，實在熬不下去的病可以過來看，一般的病你走不出小區，門診開了你也看不了。急診科醫護也要輪班，休息時間就去支援。

現在我們總的一個狀態就是，晚上睡了覺白天就出去幹，沒有做死就繼續幹，不管醫生還是護士，都是這樣。

「精準防控」就是高射炮打蚊子，勞民傷財

我去年去了幾趟隔離點工作，對整個防控政策算比較了解。說句不太恰當的比喻，上海所謂的「精準防控」，一直以來就是高射炮打蚊子的狀態。比方說，機場出現一例陽性，就拉幾百人的醫護隊伍去機場，所有人核酸篩查一遍，而且經常是大半夜。去年這種事情就發生過很多次。

所謂的「精準防控」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首先陽性病人不多，才有可能精準。其次，耗費大量醫療資源，主要是人力資源。之前很多小區出現一例陽性，整個小區和周圍小區全部篩查，包括流調。之後還要把病例可能經過的地方全部採一遍核酸，包括人和環境物表。所以「精準防控」當然做得很好，但是非常勞民傷財。

現在「精準防控」不適用了，因為目標群體大了，沒辦法精準，也沒有這麼多彈藥。剩下來的人就這麼點，根本做不完。上海的疫情防控變成現在這樣，就是因為基層被壓榨得太兇。你去抖音微博看看，各個醫院都快被壓死了，沒辦法幹活。

防控政策還朝令夕改，朝三暮四。防疫到現在改了多少個名詞，剛開始是「精準防控」，全部排查一遍，接着搞出什麼「網格化管理」，現在又是整個封城狀態，一輪輪核酸去做。浦東說從3月28日封閉到4月1日，一共4天，再根據核酸檢測結果「階梯式開放」。結果開放了任何一個街道嗎？沒有。做了4天核酸繼續封，辦法就是繼續做核酸。

所謂「上海模式」要審時度勢，不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外界認為上海好像是投入最小資源實現最大結果，那是因為醫務人員不值錢，當然可以投入最小的資源。

比如抗原自測試劑盒，政策要求不得超過15元，我算10元一次，一個1000人的小區，每人發抗原試劑盒做一次要花1萬元。如果派人去做核酸多少錢？1000人派一到兩名醫護就行，勞務費400塊錢，剩下9600元。所有耗材加起來有9600元嗎？肯定沒有。所以派醫護人員去採核酸是最經濟的方式，也是最累的，都在以醫護為代價。

之所以還要堅持這樣，是為了滿足「動態清零」的政策要求嗎？我作為小醫生不好評價，如何把疫情控制住，怎樣才能效能比最高，我不是流行病專家，也不好說。但是我知道的是，再這樣下去，病就沒有人看了。醫護幹不動了，最後就是擺爛，就是這樣子。

說國內到底要堅持「動態清零」，還是「共存」，我講句老實話，不同的專家都有道理。但最重要的是這些理論不應該是架空的，應該有實際的土壤，要看用在哪個地方。用在國家身上，用在上海身上，甚至說用在浦東身上，到底應該怎麼辦。

從個人來講，出於美好的期望，我當然希望越來越好。我相信封了那麼多天，對於遏制整個病毒的蔓延也會有一點用處。但是，什麼時候出現拐點，現有政策起到了多大效果，現在的封控還能堅持多久，真的很難說。現在的防疫，相當於全力考能考90分，但是你輕鬆考能考85分，這時你用很大功夫多增加的5分意義在哪裏？當然這個比喻不是很恰當，但事實上確實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防疫體系不是由科學家在做決策。一會兒鍾南山，一會兒張文宏，背後還是要看國家。他們講出來的話肯定是符合國家決策的，至於他有沒有沒說的話、有沒有想說但說不出來的話，我們不知道。

最終肯定會走向「共存」，但問題在哪裏？我的理解是抗疫就是坐公交車，我們就像在一輛公交車上，在哪一站下車離目的地比較近，這是現在要去研究的，而不是要不要下車。當然要下車，要不要「共存」已經沒什麼好爭論的。

現在國內的討論不明朗。不同的理論、不同的專家之間有矛盾，最後往哪走，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多封一天，居民生活怎麼保障、輿情怎麼控制、經濟怎麼扳回來，要考慮的問題很多。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肯定會走很多彎路，指望全部都是正確的決策，根本不可能。

作為基層小醫生，我只希望彎路少一點，因為再這麼走下去，我們實在是陪他們走不動了，這個是我想表達的最終極意願。

2022年3月28日，中國上海，封城期間，一名身穿防護衣的工作人員走在通往浦東地區的隧道。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2年3月27日，上海疫情期間，人們在醫院外的核酸檢測站附近排隊等待檢測。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2年4月1日，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設立臨時醫院，為2019冠狀病毒患者提供15,000多張床位。攝：Yin Liqi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3月30日，上海於疫情期間，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走過一棟被封鎖的大樓。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2022年3月30日，中國上海，一名站在機車上的男子越過封鎖區路障掃描二維碼，向商販購買食物。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失守與死亡：疫情中的上海養老院

特約撰稿人 布遙山 2022-04-21

四月上海，初春深夜，救護車和殯儀館的車輛穿梭於東海老年護理醫院。一位陪護家人養病的家屬，困在病房一個月了。夜幕降臨，他常常望向窗外，看着人們被運走。

護理院在三月末實行靜態管理後，他便不敢開窗。後窗對着病區走道，垃圾堆疊，他不想為病毒打開一道入侵縫隙。隔離日記中他寫道，「雖然這個疫情說要多開窗通風.....還好明天開始有點降温了，要不然真怕自己會暈倒……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還要熬多久？」

4月3日凌晨6時許，張秋生的家人在這家東海護理院去世。這是一則傳達於當天上午10點的電話通知。對方聲音陌生，在死因上含糊不清。張秋生清楚，這不是他打過交道的醫護人員。

張秋生後來在手機上查到，家人生前3月25日最後一次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我不知道疫情這麼厲害。」張秋生說，「我想知道，（老）護工走了之後這個禮拜，裏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是自2020年初武漢疫情以來，席捲中國大陸最嚴重的一場疫情。截至4月20日，上海累計近50萬感染個案。疫情始於2月底，3月1日，上海公布首例本土確診個案。疫情迅猛蔓延，4月初，每日感染人數持續破萬。4月18日起連續三日，上海累計報告死亡病例17人，年齡在60-101歲之間。上海衞健委強調，死者生前均患有基礎疾病。

在這場始料未及的疫情中，養老機構是混亂和被遮蔽的存在。3月底，公眾視線才落到老人身上。多位家屬和醫護在微博爆料稱，上海東海老年護理醫院（下稱「東海」）發生大規模院內感染，不少醫護和病人的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財新在4月2日刊發《新冠侵襲東海養老院》，亦披露東海護理院多人感染。不過，這篇報導隨後被刪除。

而東海，並非上海養老機構中的孤例。此後，網絡上接連披露出不同養老院染疫的消息，多家養老機構陸續陷入運轉不力、管理混亂的困境。住院老人的家屬，大多在微博看到其他家屬的爆料後，才意識到自己家人正暴露於危險中。

失守與死亡

和家人的最後一次會面，張秋生記得很清楚。3月初，他像往常一樣去東海探親。那天老人的狀態不錯，和他開心地聊了會兒。以往，大約每隔10天，他會去探望一次。

三年前，家人突發腦梗，留下了後遺症。為方便照料，在考察了上海幾家老年護理院後，張秋生把家人送去了東海護理院。張秋生認為，東海有針對老年人的康復治療，也有中醫推拿等傳統療法，對近70歲的家人來說，能在醫生指導下鍛鍊和康復，是比較好的去處。

成立已有20年的東海，是上海一家規模較大、護理能力較強的國有老年護理醫院，設有24個病區，約有1850張床位。除了幾棟兩三層樓高的老病區，2015年東海又新建了一座六層樓高的新樓，除大樓一層的19病區主要接收外院轉來的骨科病人，其他病區均為老年人，多有基礎性疾病，甚至為失能、癱瘓者。

在張秋生家人的病房裏，同住的還有另外五名老人，由兩名護工照料。家人做過氣管切開術，平日需要護工通過胃管餵食。由於咳嗽排痰困難，護工還需要及時吸痰，氣管導管也要每日高温消毒。

3月6日，張秋生接到護士長打來的電話：東海暫停病人家屬探視。印象中，去年東海也因為疫情有過一次封閉管理，那次防疫效果很好，因而這一次張秋生也放心地聽從了醫院的安排。直到近一個月後的4月3日，接到家人去世的消息。

張秋生很信任東海，以前家人有任何情況，譬如肺部感染、需要用藥，醫生都會及時打電話告知。但這一次，在暫停探視的通知和死亡通知之間，張秋生和其他患者家屬一樣，沒有收到院方任何消息。

張秋生開始四處打聽東海內部的情況。先是打給之前照顧家人的老護工，對方告訴張秋生，自己3月26日就外出隔離了，不知道老人已經去世。而他離開前，也沒有人和他交接病人的情況。不過張秋生得知，在26日老護工離開前，家人的狀態還是「蠻好」的。

護士長的電話沒有接通，張秋生再打給原本負責病房的兩位醫生，才得知他們也都出院隔離了。「那我就慌了，這肯定亂了。」

張秋生口中的「亂了」，在媒體的報導中得到了印證。華爾街日報4月1日報導，有數名東海臨時護工稱院內至少100名患者在冠狀病毒檢測中呈陽性，有數人死亡；亦有受訪者表示，過去一週內至少見到十幾具遺體。

據知情人士透露，東海發生院內感染後，大量被感染的醫生、護士和護工陸續被轉移出院隔離。3月中下旬，東海開始向外招募新護工。25日至29日，陸續有45名新護工通過不同中介進入東海。他們被告知：沒有感染患者，即使有也不會與病人接觸。直到進入東海，他們才意識到——這不是真實情況。

李虹是3月下旬進入東海的一名新護工，有過幾年帶寶寶的經驗、今年初開始住家照顧老人。李虹在某病區照顧七名老人，只有一名老人能下床走路。她負責幫老人洗臉、擦身、換尿布、打流食。

她注意到，醫院內管理非常混亂。「有的老人尿管插得久了，小雞雞還綁上保鮮袋，綁久了那個血液不循環，雞雞都爛了。」保鮮袋的功能為臨時尿袋。李虹用從老家帶來的茶籽油塗抹到老人的傷口上，「過兩天就好了，我就把他的尿管拔掉，墊上尿不濕。」

僅僅在自己負責的這個病區，李虹就見過兩名老人去世。其中一位老太太光着身子、只墊着尿不濕，手腳僵硬變形。幾天後，李虹隨着被轉移病區的老人去了另一個病區。在那裏，她又親歷了兩名老人的死亡——4月3日，她和另一名護工幫新大樓內某病區的兩名去世老人穿衣服。

另一名有過多年護工經驗、3月底進入東海的新護工告訴端傳媒，她從一位組長那得知，她來之前就有好幾個病人餓死了。「天知道他們這裏真是混亂，那些病號不管，人家餓死，不吃不喝。」她連連哀歎，「哎呀，人間真是世道亂，天翻地亂……哎呀，沒意思了，人間太沒意思了。」

張秋生家人病房的老人吃飯需要鼻飼，護工會將食物打成糊，再將營養液倒入注射器。以前更換護工時，張秋生都會仔細囑咐，每天給家人喂五次飯。「新的（護工）他會搞伐？不可能給TA（家人）這樣搞的。能吃飯不，我都懷疑，餓都要餓死TA了。」張秋生說，「TA還有常見病，高血壓什麼啊，病房醫生都了解的，有固定的藥，現在誰給TA吃？」

照顧長者的護工往往需要經過訓練，在疫情下照顧感染患者更需講究細節和經驗。香港註冊社工、香港復康會國際及中國部的高級經理劉淑燕表示，例如餵食時，護工要「全副武裝」穿好防護服、配戴口罩，要從側面喂，不能從正面，防止老人咳嗽傳播病毒。

張秋生後來了解到，與家人同病房的另外五名老人，已有四名老人去世。「基本上就是在他們大部隊（醫護人員）撤離以後，開始都死了，」張秋生推測，東海是從原本的醫護團隊隔離、更換之後開始「亂掉」的。

被矇騙的「新護工」

「它（東海）一定是出事了。以前護理員工資是五六千元，現在隨便一個護理員，要求又低，可以拿到1萬多元，那肯定是有問題的，事出反常必有妖。」踏入養老行業逾八年的方璇，是上海一家私營養老院的護工培訓經理。

三月疫情剛剛冒出苗頭，方璇的公司就停止了招聘。據她觀察，整個行業幾乎都處於暫緩招聘的狀態。直到東海招聘的出現，工資也比往常高出數倍。

沈蓉是3月25日晚在微信群看到招募信息的，有中介發布「上海隔離醫院」招聘200名保潔員的信息。上海疫情爆發後，沈蓉沒接到什麼活，此前她做過一段時間的清潔阿姨。沈蓉試探性地詢問中介，醫院裏是否有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的人，中介向她保證只有密切接觸者，且保潔工作不會和人接觸。

決定報名的沈蓉當時並不清楚，招聘廣告裏模糊指稱的「隔離醫院」正是東海，而她即將上崗的職位是護工，也非保潔員。

另一則明確招募護工的廣告顯示，日薪500元，工作內容為照顧平均年齡約83歲的老人，同時強調「目前該院所有人員核酸檢測為陰性，無感染者」。亦有其他招募廣告的工作內容為「照顧養老院老人」，但未提及已有人感染。

端傳媒了解到，東海將招聘工作委託給護工公司，護工公司再外包給家政中介，中介通過微信群組和朋友圈發布招募信息。對於主要和中介打交道的新護工們來說，這一過程極不透明。在交付1000元至3000元的中介費後，他們被迅速帶入東海。一些新護工在進入醫院幾天後，仍不清楚自己屬於哪家護工公司，該找哪個負責人。

一名原本計劃來東海做臨時護工的受訪者告訴端傳媒，3月15日他來過東海一趟，當時醫院已經封鎖，門口全是身着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當時他已得知院內出現了感染患者，同行的中介也向他表示，沒人敢來做護工。因為不滿中介多次調低工資，他和兩位同伴最終沒有留下。

東海臨時招募的新護工中，不少人缺乏護理資質，不曾看護過患有基礎疾病的老人。「我們連護工證都沒有，哪有照看這種老人的經驗啊？沒有醫生，我們也不敢瞎喂，這些老人就硬挺着，有的連飯都吃不上，真的是太可憐了。」初到醫院後，沈蓉被要求換上防護服，並帶着洗漱用品進入某病區的一間病房。

「新護工」進入東海後陷入了慌亂。3月底某天凌晨兩點，王昕與同行12人，在東海護理院外等待近六個小時後，才分配進宿舍。當晚温度最低僅8攝氏度，翌日，王昕出現了感冒症狀。

入院後，王昕從已工作數天的同事處得知，病區有大量感染病人，沒有吃藥、沒有打過新冠疫苗，輪班時間更非中介擔保的6-8小時，而是12-24小時。聽到這些，王昕拒絕進入病區。

護理院未告知新護工哪些老人已經感染，只能通過老人的狀態、深夜轉移老人的救護車和少數留守護工的隻言片語，推測老人所在病區是否安全。而護工們發現，外院趕來支援的一些醫護人員對此同樣不甚了解。

進入東海後身體出現不適的不止王昕。記者與吳程聯繫時，電話那頭的聲音嘶啞，「這裏混亂得一塌糊塗。」她說自己3月31日出現發燒症狀，頭疼、無力，喘不上氣。3月底進入病區後，吳程和三位老人同住一間病房。外院醫生在查房時曾質疑一位感染老人為何還沒轉移走，「（外院醫生）看到這個老人就說，他是（核酸檢測）陽性，怎麼又放在這個房間？」

據多名新護工們反映，許多病區內醫療資源緊缺，只有一兩名護士維持秩序，也常常找不到醫生。雖然防護服足夠，但口罩和手套都出現過短缺，污染區和潔淨區之間也缺乏嚴格消毒。王昕記得，從病區出來後，沒有規範的消毒措施就回宿舍了，「自己拿一個消毒的桶往身上噴，有時候都噴不到背後。」裝了醫療廢棄物的袋子也被隨意丟置，和護工們的飯菜放在同一個空間裏。

意識到招聘環節存在欺騙後，新護工們有過抗議，也向外界尋求過幫助，希望能儘快離開發生大規模感染的東海。王昕表示，她們聯繫過負責人，「他跟我們說，你來了就別想走了，而且來了之後我的（健康）碼就變黃了。」

經過網絡爆料、媒體報導和雙方談判後，到4月3日時45名新護工中已有31名陸續離開東海，前往隔離點。剩下的人或自願、或在醫院勸說後，繼續留下當護工。其中，仍有少部分新護工仍未與公司簽署合同，而已經簽署過相關協議的人，漸漸意識到簽署過程和內容條款的不合理。

端傳媒記者從受訪者處獲得了兩份合同，內容大體一致，但甲方公司不同。其中一份的甲方為上海錦星醫院管理有限公司，另一份為沃派人力資源有限公司。受訪者表示，簽署協議前，負責人多次拒絕將條款內容給他們過目，要求他們在沒有閲讀協議的情況下「盲簽」。

實際上，這些「合同」並非根據中國《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訂立的「勞動合同」，而是「志願服務協議」。協議條款中註明：「乙方承諾，其不會以任何方式提出對本協議作為志願服務性質的質疑，亦不會以任何方式改變或要求相關機關改變對本協議下服務性質的認定。」

協議中，照顧核酸檢測陽性患者日薪825元，12小時輪班；照顧陰性患者是24小時陪護制，日薪550元。目前部分護工拿到了3月份的薪資。不過，有一些護工告訴記者，3月27日他們被東海相關人員召集開會，對方曾勸說他們留在醫院，並表示政府給予每位照顧陽性老人的護工1500元日薪。但最終合同裏只給出承諾的一半左右，他們懷疑剩下的部分被護工公司剋扣了。

協議還寫明：「服務對象存在新冠陽性患者，甲方已告知乙方上述服務場所和服務對象的特殊性」「乙方確認已知曉……可能面臨的風險，包括服務已知或未知的新冠陽性患者」。然而，多名護工表示，這並不屬實，他們並未被告知存在感染病人，甚至有新護工從未和中介簽訂合同或協議。

4月5日，東海又從深圳招募了一批新護工。

混亂的自救

沒有人知道疫情是怎麼在東海蔓延開的。

東海所在地址——浦東新區三三公路5020弄——最早出現在上海疫情的地區通報中，是3月16日。據知情人士透露，直至3月26日，醫院已經無法確認核酸檢測呈陽性的病人數量和信息，東海處於陰陽混住、信息混亂、醫護嚴重不足的狀態。

據東海3月6日發布的公告，由於上海出現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當日起暫停家屬入院探視和門診醫療服務。有醫護人員在網上公開表示，東海3月11日召回全體醫護人員以維護醫院正常運轉，但因防護物資不足、管理層不力，院內發生了冠狀病毒交叉感染。

一位仍在東海住院陪護的家屬告訴記者，他注意到醫院是3月11日開始封閉的。起初，他拍攝了幾段東海的視頻發布在抖音。有醫生發現後嚇唬他，不讓繼續拍攝，還拿過他手機刪除了視頻。後來，他透過病房窗戶，接連幾天夜裏看到有救護車轉運老人，才知道情況已經失控了。

方璇所在的養老院是這次上海疫情中的倖存者。疫情初期，他們便實行「嚴防死守」的封鎖策略，每天測核酸。3月初，疫情萌發，方璇每日關注着「上海發布」的疫情信息。3月6日，看到有小區出現確診者後，方璇緊張起來。

「我們本身人員密集，會更操心。時時刻刻都在關注，就怕出什麼問題。」方璇說，其所在公司護理員超過200人，養老機構則有幾十名護理員，日常負責100多位老人。

幸運的是，直到4月20日方璇所在養老院都未出現感染者。方璇慶幸，好在院內一向有儲備食物，但也挨不過長期的封鎖，食物眼看着越來越少。「包子變小了，饅頭變小了，」被封鎖的同事告訴方璇。老人的藥物也日漸緊張，「有的老人藥吃完了，也沒法配藥。心裏挺不舒服的。」

但更多的養老機構如東海一樣，被拋進混沌。端傳媒整理社交媒體帖文發現，至少有15家養老機構院友家屬發出求助信息。有養老院69位老人中40人為核酸檢測陽性患者，員工近半感染，機構處於癱瘓狀態；亦有養老機構員工家屬透露，院內管理混亂，感染醫護仍被調動工作，院內多名老人去世。

端傳媒致電數間被披露染疫的養老機構，有機構表示，確診員工與老人總數超過30人。「都已經轉送得差不多了，有些轉不出去的有特殊原因，那些腹透的患者哪裏肯接啊。」確認對話對象是媒體後，該人士表示，「不用報導我們，我們這裏現在挺好的，早就封閉了。」隨即掛斷電話。

翻查上海民政局網站和社交媒體，官方至今未就養老機構整體染疫和死亡情況作出通報，疫情防控發布會亦甚少提及養老機構。直至4月15日，上海民政局在疫情防控發布會上才表示，全市養老機構3月1日起停止探視，3月10日起「實行全封閉管理，所有人員只進不出」；要求全市養老機構為老年人每週做兩次核酸檢測，工作人員每兩天一次；加強疫苗接種和中醫藥預防。

日月星養老院一名老人家屬告訴記者，養老院早在2021年下半年就開始封閉，禁止家屬探訪。但院內感染在四月初還是一發不可收拾，「原本以為養老院是上海最最最安全的地方，蒼蠅都飛不進一個，居然會大規模感染。」

上海另一家養老院的基層醫生張予曦向端傳媒表示，其所在養老院直至3月底才封閉管理。在這之前，她與病區另一名負責同事輪流值班數天，一人住院，另一人每天往返養老院和附近的小區宿舍。護士輪班模式也與此類似。

回憶起三月初，張予曦當時仍以為「疫情離自己很遠」。直到三月底，發現宿舍所處小區出現感染，才意識到事態不對。病毒迅速擴散至養老院。「一開始院裏有發燒的時候，領導沒說是新冠，以為沒什麼。等到每個樓層都有（人被感染）了，醫護老人都有了，才意識到問題嚴重。」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官方通報中張予曦所處小區早在3月上旬就已出現無症狀感染者。

進入四月，事態急轉直下。張予曦的醫護同事和院內老人陸續收到核酸檢測為陽性的通知。四月上旬，張予曦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同事打來電話咳得厲害，「我今天咳嗽痰裏面都有血，再這樣會要人命的。」

張予曦憤懣地說，「醫院都沒把她騰出去治療，我們也只能單純地對症處理。關鍵是很多藥不給員工用，只給用一些抗生素和抗病毒的。比如有心肌損害的話，一些營養心肌的藥不給用，三精葡萄糖這些不給用。」不給用的原因是，藥品資源緊缺。

死亡人數也在累積。「昨天前天我們數了一下，（整個院裏）一天三四個，上面明確寫着核酸結果呈陽性。」張予曦透露，後來全院醫生工作群下達指令，不再通報死亡人數。「不知道是因為人數太多不想讓我們知道，還是因為其他原因。以前院裏沒這麼多死亡，一天超過一個都要挨批評，現在一天死三四個。」

院內領導應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卻表現出「躺平」的態度。「我們得到的指示說，做好全員感染的準備，護理部主任還問我們：防護服怎麼還穿得那麼嚴實？」張予曦所在病區原本為感染的醫護設立了隔離空間，四月上旬，在院領導施壓下解除了隔離，和未感染醫護一起工作。張予曦在微信上和不同病區的同事聯絡得知，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院裏的其他樓層。

「我們自己在醫院要自救吧，你要給到我們條件自救吧，你要支持我們這種自我隔離的政策吧。我們把陽性護士隔離，你讓陽性護士出來上班，你還讓陽性護工去護理陰性老人。」

「所有傳染病的隔離政策，這裏沒有任何執行，就等於說領導覺得這是感冒無所謂。剛才你也聽到了，員工生病了也出不去，關鍵問題是沒人管。」張予曦重複道，「關鍵問題是沒人管，說到底就沒人管。」

嘗試自救的醫生們彷彿身處孤島。「我們現在很無助，我們努力地自救，我們努力地掙扎自救，底下沒有踏腳，上面沒有繩子。」張予曦說。

「嚴防死守」失敗之後

進入四月中旬，上海疫情仍未見頂，連日感染個案超過2萬人。截至發稿時，上海官方亦未公布此輪疫情中養老院染疫、院內老人感染和死亡等數據。

東海的爆疫，沒有人清楚是如何發生的。「應該是哪個管理環節上大意了，但具體哪個環節我們也想不出來，真的就是靠運氣。」方璇感到疑惑。

回望2020年初武漢疫情爆發後，養老機構的防疫策略是「嚴防死守」。

莊明棟是學中醫康復出身的醫生，踏入養老行業六年有餘。武漢疫情爆發伊始，他恰好接手一家醫養結合的養護院「W」。

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時，武漢封城。莊明棟所在城市也於翌日封閉。莊明棟回憶，當時封城約兩個月，其間養老院全封閉管理。而後，由於各地仍有散發疫情，養老機構作為重點場所，比其他非重點場所再晚兩個月開放。

所謂封閉管理，即嚴格要求不出不進，「也就是完全與世隔絕，」莊明棟說。進入當年初夏，大陸疫情趨穩後養護院轉為「常態化防控」，但依舊嚴格篩查入院人士。「2020年疫情封閉的時間段內，我們沒有一位老人因為疫情導致直接死亡，還是比較成功的。」莊明棟說。

武漢疫情後，中國政府始終延用曾經「成功」的封控和清零政策。兩年間，不同省市曾散發疫情，但均在較短時間內被撲滅。直至2022年，香港和上海接連爆發大規模Omicron疫情。

劉淑燕負責督導香港復康會於內地開設的養老院頤康院，院內住有200多位老人，由十幾位醫護人員和50多名護理員照顧。香港疫情爆發後，劉淑燕感受到，深圳的防疫氛圍比往日緊張了許多。二月，頤康院開啟閉環管理，三月封閉措施進一步收緊。劉淑燕說，頤康院院長几乎每天都會收到（民政局）局長發來的香港新聞截圖，院長再把截圖轉發給她，「你看得出來他（民政）好緊張。」

「嚴防」亦是劉淑燕認為內地養老機構防疫措施的核心。原本已事無鉅細的政策指引變得更加小心，多個部門的監管讓防疫事務更為繁瑣，養老機構外也豎起了攝像頭，24小時監控一舉一動。「不讓病毒入來，用盡所有方法。」

嚴厲的封鎖、閉環管理，在過往經驗中成效明顯，但封鎖政策的遙遙無期帶來不少弊端。劉淑燕說，五十多天回不了家對有家庭的同事影響很大，亦有同事因此辭職，人手變得緊張。封鎖也意味着老人無法獲得探視，養老機構會提供視像會面，但方寸屏幕難以撫慰真正的心理需求。

研究養老院的大陸學者葉哲昕解釋，護理員工作繁重，往往難以提供更多的情感勞動、精神撫慰和個性化的康復練習，這些訓練往往由家屬陪伴。此外，養老院中還有許多認知障礙的老人，他們難以通過電話和視頻向家屬表達需求，可能更容易有被忽視和受到傷害的感受。

莊明棟在網上搜尋關於Omicron的信息，他覺得這波疫情和過往不同。「冠狀病毒原始的野生毒株，發病非常迅猛，致死率很高，特別是對老年人來說，所以（武漢）當時的封閉政策取得了一個相當的成功。」莊明棟說，「現在流行的Omicron毒株，傳染性更強更隱密，但症狀相對輕，防控難度更大了。」

「就上海東海來說，我相信他們也是措手不及，甚至（對疫情）沒有成熟的看法。從數據來看，無症狀感染者大規模存在，就算像武漢當時一樣一刀切、完全封閉，可能也為時已晚。」莊明棟認為，今次疫情的教訓是，未來首要是提升老人的疫苗接種率。

從2021初開始推進疫苗接種起，中國大陸未強制要求老人接種疫苗，不同地區接種率亦有差距。據人民日報，4月11日上海召開的專家座談會透露，上海60至69歲老人疫苗兩針接種率為78%，70至79歲為61%，80歲以上僅有15%。另據中國國新辦數據，截至3月17日大陸在接種加強針方面，60-69歲為56.4%，70-79歲為48.4%，80歲及以上為19.7%。老人加強針數據與挪威、瑞典等國家存在極大差距。

香港大學針對香港第五波疫情的疫苗有效性分析研究顯示，對老人而言，接種滅活疫苗科興或mRNA疫苗復必泰（BioNTech），防止死亡有效性均高達98%。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涉冠狀病毒死者中有96%為老人。其中，未接種疫苗的老人死亡率比全程接種或接種加強針的人群高20倍。

然而，在Omicron席捲香港和上海之前，要提高老人疫苗接種率並不容易。莊明棟說，疫苗開放初期，院內僅有三分之一的院友接種第一針疫苗，隨着疫情平緩，不少人選擇不繼續接種第二針。老人普遍有基礎疾病，疫苗帶來的副作用是家屬或老人擔憂的主因。

「那些老人都八九十歲了，疫苗不也說有基礎疾病的不合適嘛。我沒有跟家屬溝通過要不要接種，也沒接到院裏說叫我們溝通，直接就是都沒有接種。」張予曦所在的護養院，甚至沒有老人接種疫苗。

政府顯然意識到為老人接種疫苗是迫切之事。4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有些老年人還沒有接種疫苗，有些則沒有接種加強針。這或由此撕開一道『防疫口子』。」四月上旬，廣東某鎮街道上掛起紅色橫幅，「支持老年人接種疫苗，既是安心也是孝心」。

經過這次失控的疫情，我們嘗試詢問每位受訪者，養老機構的防疫措施有什麼可以改善的空間？「我們也只是普通醫生，對防疫政策沒法多說什麼，」仍在院內忙碌奔波的張予曦疲憊地說，「只希望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院內）能有一塊隔離區域，這樣至少不會一個傳兩個，兩個傳八個。」

對劉淑燕而言，她更希望在嚴厲的防疫政策與照顧老人、關照同事之間取得平衡。「政策我們看得到，都會繼續閉環管理，沒什麼方法改變。但在閉環之中，有什麼可以令同事心情好些，做事做得好些，這些我們會思考。」

一名身處混亂養老院的家屬向端傳媒表示，「應該怎麼辦的答案」或許需要更細緻的討論。「例如120轉院，轉院後怎麼辦？沒有自理能力的老人，轉院後是單獨入住還是家屬陪護？陰性家屬怎麼陪護陽性老人？我們想提前了解，可養護院根本給不了答案。」

尾聲

3月底，不少家屬陸續收到老人在東海去世的通知。部分核酸結果為陽性的逝者的家屬收到遺體火化申請函，浦東衞健委要求「益善殯儀館」分批次至東海接運27位「住院期間核酸檢測異常」老人的遺體，並統一火化，該函落款為4月2日。

核酸陰性逝者的家屬收到醫院來電，要求他們儘快簽署遺體火化委託書。張秋生也接到了東海客服中心的電話，授權他們將遺體運送至浦東殯儀館或南匯殯儀館。這份委託書上寫明東海將全權代理「遺體火化事宜」。但家人去世的真相仍是謎團，張秋生一家不願意遺體就這樣被火化。

張秋生要求公布老人生前監控視頻、搶救記錄、死亡報告等資料，訴求均未獲回應，只被告知因肺部感染去世。但幾天後，當其他家屬致電詢問死因時，同一名工作人員卻指張秋生家人系因腦血管疾病，搶救半個小時後離世。

在家屬不知情且未授權的情況下，張秋生家人的遺體被轉運到了浦東殯儀館等待火化。他們在翌日才得知這個消息。

4月13日下午五時許，幾位隔離結束的新護工被送出上海臨港方艙，當天上海降下了暴雨。她們先被送到上海某體育中心，等待東海接他們回醫院。但一位統計人數的護士長表示，他們只能接走在3月以前被招入東海的老護工。

新護工們何去何從，東海並沒有給出答案。等待數小時後，有人拎着行李蜷縮在銀行自動取款機下的角落裏，有人則在報警後被政府人員送往一所搭在小學裏的臨時轉運點。

張予曦目前未感染，每日在院內疲於奔命。她說，同事們的無助感很強。「我現在一個人在上海，家人肯定希望我馬上回去。但疾控中心說我們有30多個陽性，我們怎麼可能走得了。」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張秋生、沈蓉、王昕、吳程、李虹、張予曦、莊明棟、葉哲昕、方璇為化名）

2022年4月12日，上海封城，一名居民推著一名坐輪椅的老人家在街上行走。攝：Costfoto/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4月4日，上海封城，數名穿保護衣的防疫人員協助一位坐輪椅的老人家前往檢測。攝：Chen Si/AP/達志影像

2022年3月30日，上海封城，一名男子拿物資到一所被封的養老院門口。攝：Wang Gang/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4月17日，上海封城，穿保護衣的防疫人員在住宅區內工作。攝：Aly Song/Reuters/達志影像

抗議上海封城的《四月之聲》，拳頭落在棉花上

韓大狗 2022-04-26

一場接力結束了。

在一天多轟轟烈烈的轉發後，一個長6分鐘、名爲《四月之聲》的影片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失去了蹤跡。這一影片的畫面，全程都是黑白色調的上海鳥瞰，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背景聲音，那是由上海普通市民的對話錄音組成的：被與父母強行分開的陽性嬰兒的哭聲，街道工作者打死寵物柯基犬時旁人的驚呼，做完化療被禁止進入小區的癌症患者的疑問，母親爲自己發燒的幼兒尋藥的哀求……

影片擊中了那晚的大陸互聯網情緒，轉發是很多人對自己親身生活體驗的一種忠實記錄，也是同理心的自然表達。在最初的影片被刪除後，很多網友執拗地重新上傳，甚至有人爲了這一個影片的傳遞不斷開通新的賬號。但許多人並沒有把這次集體轉發當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也並不認爲他們參與了一次「政治」討論。甚至對於一些平時從沒有發表過涉政言論的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親自直面大陸互聯網審查的嚴酷。

然而對於熟悉審查制度的人來說，這種消失已經成爲了一種宿命。對於這些人來說，轉發接力是一場飛蛾撲火，只能寄希望於讓燒出的灰燼留下一些生命的痕跡。《四月之聲》是一次不滿的集中爆發，讓人想到2020年2月人們對李文亮的集體悼念。然而，肉眼可見的是，兩年之後，宣傳部門的反應快了很多。這一次，這個影片沒有再形成一個哭牆。不同反應的背後，卻有一種思路一以貫之——那就是，在官方治理的「輿情」之中，人不再是人。面對這樣的治理，我們又該如何思考？

輿論的「動態清零」下，拳頭打在海綿上

除刪帖外，中央宣傳部門並未對這一影片做出任何反應。唯一的回應來自「半官方」的代言人、《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一如既往地，老胡將網民們慘烈而執拗的轉發消解爲「需要發泄」的「怨氣」，這一解讀意味着民間的情緒是不理性的，如同青春期小朋友對家長的「逆反」。

但在這些老生常談的廢話之後，老胡卻「頗有洞見」地進行了收尾。老胡說，「中國社會的超大規模就是特殊的穩定器。什麼事不管當時多麼轟轟烈烈，但很可能很快翻篇，被新的熱點取代。」他最後號召「全社會都應當對中國的韌性有信心」，「不斷維護動態的穩定與平衡」。

這一次，老胡頗具諷刺意味地說對了。對於《四月之聲》的治理行動，就是一場「動態清零」的行動，四處湧現、不斷重發的影片最終被「應收盡收」，微博上的熱搜也牢牢控制在其他根本無關緊要的話題上。而這，只是更廣泛的輿情治理行動的一個縮影。

雖然自2020年李文亮事件以來，人們仍然隨時在李文亮的微博「哭牆」下留言傾訴，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曾經以自己的死亡換來中國民間對官方前所未有的質疑和反抗浪潮的人物，如今也並不能再阻止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的碾壓；而李文亮甚至是過去兩年大陸輿論場中，人們仍然能夠記得的唯一形象——「發哨子」的艾芬醫生沒有再接受過採訪，方方從很多人的腦海中消失了，而紅十字會安然無恙。武漢在政府癱瘓的狀態下依靠市民自組織熬過了2020年的春天，但今天，我的很多朋友在對話中卻把那個武漢政府當成上海應當學習的正面典型，市民們自己艱難組織的自救則被抹去了。

今天的中國，雖然距離實現COVID「動態清零」的目標仍然遙遙無期，但記憶卻被「動態清零」，語言則被「靜默管理」。或許更詭異的是，我們現在已無法看清，究竟哪一種清零對這個國家的當權者而言更爲重要。中國領導層對於陽性清零固然偏執，但對於輿論的清零，這些領導即使不是更爲看重或者下了更大的功夫，也毫無疑問是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如果說面對李文亮的死，網民們的反應是憤怒或者絕望，那麼《四月之聲》引發的民間反響，更像一個想要一頭撞死在牆上的囚犯，卻發現牆壁早被換成了海綿。2020年，當武漢第一次爆發COVID，政府的種種拙劣表現引發公衆反響時，面對或許是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政府公信力危機，宣傳部門和公共衛生部門一樣措手不及。然而兩年之後，公衛系統面對市民的健康需求仍然沒有妥善的應急機制，但宣傳部門面對「輿情事件」，卻已經進一步完善了它們本已成熟的應對體系。

即使那些對互聯網審查經驗豐富的人們，很多也不知道應該罵些什麼了。人們轉發那個紅色感嘆號和由黑灰色截圖組成的404字樣表達憤怒，但須知這世界上並沒有一個責任主體叫做404。有微信文章從審查算法的層面「解釋」影片被刪的原因，重複經典論調之（甚至很多學者也同意這一點）由於宣傳系統對於群體性事件的擔憂，任何達到一定傳播規模的內容都會遭到篩查。

隨着互聯網公司的「自我審查」機制被更多人所知，很多人面對審查的第一反應甚至變成了譴責「皇上」身邊的「太監」，譴責互聯網公司和背後的「資本」，認爲是這些資本和算法、是這些公司盈利的需求導致普通人的聲音無法「上達天聽」。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只是某個內容達到一定傳播規模那麼簡單，爲什麼習近平喫慶豐包子沒有被審覈，爲什麼「飯圈出征香港」的狂歡沒有被審覈？

這些無助的情緒的確說對了一點：宣傳系統是一個嚴絲合縫的巨大機器，它的主體運作者並不輕易露面，而是把工作交給機器裏的那些盡職盡責的螺絲釘。這些螺絲釘像上海那些重複着「我只是執行命令」而強行把人拖走的街道工作者一樣，機械地消滅着人們的語言。但我採訪過很多互聯網工作者，他們看起來絕不比被刪的網民們更開心——如果不是因爲所做的事違背自己的價值觀，至少也會是因爲巨大的工作量和並不算高的待遇。在這架機器裏，似乎沒有人是快樂的——當然，習近平和王滬寧除外。

是的，這架機器在其精密之餘，也像是一個巨大的馬戲團，爲它的那幾名觀衆——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的觀衆——量身定製一場符合他們口味的表演。這種定製是一個近乎審美的需求，全國上下的語言最終要組成一個巨大的波將金村（編註：源自沙俄的一個典故，指弄虛作假、裝潢門面）。上海這座城市存在的終極目的，是滿足正國級領導的審美需求。互聯網也一樣。所以，所有的不完美都必須被動態清零。在這一點上，陽性檢測和違規影片性質相同。動態清零不只是一種應對COVID的措施，而是一種人口治理模式。

不難理解，所有事件，無論多麼人命關天，都首先是「輿情事件」，甚至都只是「輿情事件」。只要這些事件最終沒有出現在內參提供的輿情報告上，它就可以當做沒有存在，因爲它已經被排除出了這個定製的波將金村。在2022年上海的種種亂象之中，上海市委的第一個人事變動，卻是任命了新的市委宣傳部部長。這個任命的潛臺詞，彷彿就是《三體》中三體星人對地球人傳達的冷酷信息：主不在乎。所有人存在的意義，只是作爲領導視察波將金村時的一個道具。在上海，人作爲道具存在；在互聯網上，人作爲數據節點存在。

盡快「翻篇」

在老胡以外，其實還有不少來自民間的對《四月之聲》的質疑和反對。我看到的一個發言稱這一影片爲「BBC的陰間濾鏡」，而他/她沒有轉發這個影片，因爲他/她「太熟悉這種顏色革命的套路」。很多人質疑這一影片的「幕後推手」，認爲影片是「火上澆油」、「放大問題」、「煽動情緒」；也有人質疑，這類影片用「碎片化」的不滿代替「全局」。當然，也有人拎出「你行你上」的陳詞濫調，指責這類影片不能提出有用的建議，只會「說風涼話」，而「中國抗疫不靠他們」。

這些言論出現之多，讓我意識到，這種觀點在社交媒體上雖然未必是主流，但也絕不在少數。他們是波將金村裏的模範公民，他們的存在意味着宣傳和審查這架龐大機器不僅擁有恪盡職守的螺絲釘，並且擁有自願依附於機器的潤滑油。這些油滑的言論不斷在官方和民衆之間交換，實現了話語的內循環。

這些人並不一定是大多數，但在中國的語境下，爭論誰佔據數量上的大多數並沒有意義。重要的不是哪些人數量更多，而是哪種聲音被允許出現、能夠積累足夠的影響，佔據權力系統中的一席之地，而對另一些聲音構成壓力。爭論誰是多數，不僅本身是一種過度簡單化的分類統計方式，也只是定量研究者在一人一票的國家裏進行民調才需要的手段。在其他地方，「多數人」這個詞的意義僅僅是領袖在講話表態中召喚出來的抽象概念，是爲既成事實尋求合法性的託詞，用以假裝自己的統治地位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

幾年以來，所有對國家治理具有「負面」效果的言語都逃不過宣傳機器三板斧的審問：謠言、境外勢力、以及負面的社會影響。這三個概念如同孫悟空的毫毛，面對難以直接回應的「輿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氣，便能讓機器繼續運轉起來，或至少儘快實現「翻篇」。甚至很多時候，這三種審問並不一定需要來自官方，它們已經成爲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線。

這些概念或許並不指向任何成體系的、單一的意識形態，但它們的意義在於排除，而排除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動態清零」的思想根基。「謠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權威的信息， 「社會影響」排除了負面情緒的表達，「境外勢力」則排除了可以用來「抹黑」、「遞刀」的新聞。當有害的內容被及時「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傳機器的手裏。

在現實的輿論場中，「謠言」指的是沒有得到官方確認的言論。所有關於謠言的案例之中，或許最爲著名的案例是對李文亮等武漢醫生的「造謠」處分。而近期，在上海封城之前，任何關於「上海即將封城」的信息都被稱爲謠言，即使這一謠言在幾天甚至一天之後就被證實為真。然而即使這樣明目張膽的矛盾，也不足以讓很多人意識到這些欲加之罪的問題。

不僅定義「謠言」的權力被牢牢壟斷，並且民間也並不缺少這種壟斷權力的捍衛者。固然可以理解的是，在互聯網時代，「虛假消息」的傳播的確比以往更容易，尤其是在官方動輒將輿論場渲染爲「謠言滿天飛」，而加重人們對謠言的恐慌情緒的情況下，很多人的確渴望有一個簡單的標準來告訴自己，什麼纔是應該相信的。名偵探柯南說，「真相只有一個」，這句話有一個沒有言明的含義，那就是除了這一個真相的言說者，絕不能有另一個真相的言說者。而顯然，在中國，佔據真相言說者這一位置的只能是國家，因爲只有國家才擁有與這一地位相匹配的權力。

「謠言滿天飛」恰恰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表達。這個表達將謠言具象化爲一種漂浮的垃圾，污染着輿論的環境。在一份報告中，中國官方將謠言等「不良信息」描述爲「網絡空間」的「霧霾」，是建立「清朗」環境所必須清除的污染源。這一表達也爲更大範圍的「清零」打下了基礎，因爲只要是與輿論環境的「清朗健康」相對的內容，即使說出了事實，也可以爲了治理「霧霾」而予以清除。

因此，「引起恐慌」、「火上澆油」、「煽動情緒」也都是對各種負面輿論的常見指責。這些指責並不批駁言論的真實性，而是針對其「社會影響」。依照這樣的標準，負面情緒被輕易地從「清朗健康」的環境中排除。一個月前的東航空難，媒體對遇難者家屬的採訪就受到了大量讀者的攻擊。這些攻擊指責報道傳播負面情緒、「惡意煽情」、「炒作」死者賺取「流量」，是「人血饅頭」，甚至連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悼念自己死亡親屬的網民也遭遇了類似的攻擊。

在上海封城期間，類似的攻擊不絕於耳，指向那些發布求助信息的市民。正如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所說，這些指責的目的，只不過是將一切不符合歲月靜好想象的內容逐出輿論場。換言之，這些人認同了將輿論場等同於波將金村的思想。我們所說的一切話，不是爲了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是爲了給看客呈現出一潭靜默而完美的死水。

或許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爲何竟會有人認同於那些釣魚臺上的看客。一方面，或許努力與其他人的不幸保持冷漠的距離，也是一種維護自身「心理健康」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以來，「大局觀」幾乎成爲了一種流行病，讓人在不知不覺間陷入失明。越來越多在網絡上發聲的人，開始共情於當權者，而非與自己命運相關的普通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遞刀」和「抹黑」一說才流傳開來。

與武漢相比，與對方方的「遞刀」指控相比，對上海的輿論攻擊還夾雜着一種「文明衝突」的自覺。上海作爲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港口，本身就被很多人視爲「境外勢力」的代言者。自上海「精準防控」的階段起，指責上海不封城是「買辦特權」的聲音就從未間斷。封城以後，更有人將上海的慘狀認爲是「殖人」（即殖民者）城市自食惡果。如今，「動態清零」已被一些官媒和自媒體上升到「文明之爭」甚至「國本」的高度。《四月之聲》出現後不久，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將之與「境外勢力」、「幕後推手」、甚至「顏色革命」聯繫起來。這些文章並不在意那些日常生活的真實記錄，也已經完全脫離了市民的生活需要，「文明之爭」實際上只是臉面之爭，而不少人似乎認爲國家的臉面大過身邊人的生死。

2020年，李文亮說過的一句話曾被反覆提及：「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可是中共中央從來沒有這樣覺得。根據中央的指導思想，社會的健康遠比人體的健康更加要求精細和嚴格，這種健康有一個絕對的、「科學」的標準，它容不下一絲病變或是「亞健康」。所以，對不起，一個健康的社會只能有一種聲音，因爲只能有一種健康的標準，這個標準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健康的，一切不健康的聲音都需要被清零。

樂觀與悲觀的統一

長久以來，面對輿論場，尤其是網絡輿論場上的抗議行動，存在着兩種看法。一種認爲不斷的轉發最終可以以某種方式觸碰社會改革的按鈕；另一種則認爲，既然清零是所有語言的宿命，網絡上發生的一切也就都沒有意義。

2000年代初互聯網剛剛興起時，「圍觀改變中國」曾一度成爲人們的希望所在。時過境遷，今天的人們仍然將轉發視爲一種反抗，但反抗的意義變成了「記憶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當記住成爲唯一的反抗，樂觀和悲觀實際上已經得到了統一。

但更糟糕的是，記住也變得極其艱難。似乎所有言論都面臨「動態清零」的宿命。它們出現，消失，然後像老胡所說的，「翻篇」，沒有後續。並且毫無疑問，參與轉發的很多人，一旦封城結束，都會隨時準備回到歲月靜好的狀態中去，正如經歷過武漢封城的很多人已經做到的那樣。甚至其中還會有一些人，在下一次類似情況出現時，繼續警示其他人「不信謠不傳謠」、警惕境外勢力。

毫無疑問，悲觀是有道理的。如果說還有人把網絡上的轉發、「圍觀」視爲一種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已經不再有效了。中國政府可能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得如同一團亂麻，但唯有「輿情治理」，永遠不會放鬆，永遠會建立日新月異的管控機制，因爲中國政府實際上已經將宣傳工作當成了治國之本，一切問題都是宣傳問題、輿情問題。或許有些極端地說，只要宣傳中的波將金村能夠構建起來，現實中的棚戶區和低端人口就可以當做不存在。打地鼠式的網絡抗爭，其本身已經不會對政權「穩中向好」的大趨勢造成影響。

然而同時，那些正在親歷着時代的普通人，他們當然可以被看作是政權進行統治的基礎，但也正是他們讓語言和聲音不至於徹底死掉。他們並不將這些轉發視作政治行動，所以這或許不會構成長久而有效的反抗。但也正是因爲他們不將這些轉發視作政治行動，他們才會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很多面對生活感到無助的普通人，只是想要讓生活成爲生活，讓自己成爲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擺布的道具、一個被監測的數據節點。他們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不希望對這種真相的解釋權被只關注虛假的人搶走。對他們來說，發出這些聲音與其說是奮力的抗爭，不如說是別無選擇。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回到歲月靜好之中，但面對官方壟斷「真相」的努力，總有人想要奪回自己的真相。

「動態清零」始終會是動態的，這是一種巨大的不幸，因爲總有人在受苦；但也有一點點幸運，因爲死水不會徹底死去。如同列寧曾經說過的，「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失了，矛盾始終存在」。四月的聲音消失了，以後的月份會不會全都歸於沉寂，既取決於我們奪回真相的努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些方法使用這些真相。

《四月之聲》視頻眾多被刪的頁面。網上圖片

2020年2月6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去世，年僅34歲。圖 : 網上圖片

《四月之聲》影片截圖。

《四月之聲》影片截圖。

《四月之聲》影片截圖。

《四月之聲》影片截圖。 網上圖片

反思

殺貓、封路、強制隔離，中國式抗疫是如何形成的？

端傳媒記者 門悅悅 實習記者 李瑞洋 寧遠燊 張美悅 2020-03-09

臘月二十九，安徽蚌埠的何威因為沒戴口罩，被司機從公交車上攆了下來。那位司機還報警，讓警察帶走另一位不願戴口罩的乘客。何威的小區也實行了出行管制，所有人只能在早上8點至10點進出。小區給每個人發了三張出入證，代表着一人一週可出入的次數。

河北的肖溪在大年初二聽說鄰村用土堆封住了道路，還派兩大漢守着路口，害怕走不掉，第二天清晨6點，就駕車離開了老家，走了不到3小時，老家人來了電話，「你們剛走，咱們那村就封起來了。」

大年初四，準備從浙江紹興出發去蕭山的樂洋，在蒲陽高速路口把自己的貓交給了朋友。她幾周前去過湖北，即便已自我隔離了16天，高速路口依舊不放行。20分鐘後，朋友打來電話，村委會的人怕動物傳染病毒，把貓搶走，殺了埋了。

在貓死後的第三天，從安徽返回浙江金華工作的李建勛，被村委會隔離在了出租屋。2月1日起的14天內，沒去過湖北，也沒發燒的他不能跨出小區門，不能下樓倒垃圾。村委會在他家門上貼了封條，告訴他只有在工作人員送飯來時能扯開。李建勛不喜歡那個送飯的人，「就在群裏發語音，飯放在樓梯口，下來拿！」他覺得自己成了人畜——是人卻被當成畜生，找人要飯吃。

工作人員也為難。安徽滁州衞健委的基層幹部張樂芬，正為不斷變化的上報需求生氣。她的工作是每天將患者的情況報給不同部門與專家組，「每天一會報一張表，下面報的資料、對錶的理解各式各樣的，資料又混亂，還要給他們改」，張樂芬在辦公室罵罵咧咧，「一天報來報去的，不就是那些人嘛。」

防疫壓力之下，幾乎整個中國都停擺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過最艱難的一個半月。

舉國抗疫：「習主席說話後，所有人都動起來了。」

對湖北省外的大多數人而言，日常秩序的斷裂在1月24日之後。

1月24日，中國各省市相繼啟動應急程序。截至25日17:00，已有32個省級行政區啟動公共衞生突發事件一級響應。此時，距離武漢通報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已過去21天。中國29個省，已發現確診個案895例。

「中國啟動應急預案時，疫情已從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衞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向端傳媒表示，「在剛發現人傳人時，就應該啟動應急預案，隔離患者和密切接觸者，那時防控效果才是最佳。」

大規模的封城依舊沒能阻擋病毒傳播。至2月1日，新冠病毒導致的感染人數已超過非典規模。「此時疫情的發展速度，規模，所需資源，已超出應急系統可以承受的程度。」黃嚴忠說。

疫情防控的指揮棒從應急預案回到最高領導人手中。1月25日，習近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大年初一發布疫情防控工作。當日，中共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李克強為組長。各行政區和各部門也需成立相應的指導小組。

一天後，正在農村過年的張樂芬，工作群不斷彈出領導和同事復工的消息。作為唯一未歸隊的員工，她感到焦躁。與此同時，湖南的周星連夜趕回工作的鄉鎮，她所在的鎮紀檢委初三全面復工。同樣開工的還有海南輔警高建華。「反正就習主席說話後，所有人都動起來了。」周星說，即便此時距離各地響應1級應急預案，已經過去兩三天。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也於1月22日成立。由國家衞健委牽頭，聯合發改委、工信部等32個政府部門，該機制希望能「打破部門職責的界限，形成有效的指揮協調合力」。這意味着中國政府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上升到國家層面。相應的，聯合多部門的疫情防控指揮部也在各省市區成立。

與此同時，在舉國抗疫的熱潮下，防疫很快上升至戰時狀態，公開報導中，這個詞首先出現在地方政府。在啟動封城的當天，武漢市政府便表示全城全面進入戰時狀態，實行戰時措施，措施包括全市公共交通停運，各區實行包保責任制。隨後，湖北全省、天津市也相繼提出進入戰時狀態。2月6日，這個概念被中央使用接手，副總理孫春蘭強調以戰時狀態全力抓好源頭防控，「決不能當逃兵，否則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月23至1月25日，湖北，廣西，江西，山東，吉林，上海等地關閉跨省交通，1月27日至2月3日，湖北，河南，北京，福建，安徽，廣西，山東，湖南，天津等地表態將建當地版小湯山醫院（編註：非典期間，為解決床位不足問題，北京小湯山醫院在空地緊急建設隔離病房。此後媒體用此概念指代為應對疫情緊急建設或改造出的醫院。）。2月4日至2月6日，浙江樂清，安徽合肥，海南海口，天津，江西，遼寧等地宣布實行封閉式管理，所有小區，村組，單位出口封閉，人員進出一律測温，外來人員和車輛一律嚴控......

肺炎的防控動員至更細微的環節。網格化治理是中國共產黨在2013年提出的社會治理方式，將城市的街道和社區細化為網格後分格治理。江西《宜春日報》記錄了當地一小區的治理細節——將管轄的0.4平方公里區域劃分成14個網格，配備14個網格管理員。黨員、熱心居民、離退休老幹部等社區成員，承擔起網格的組織和管理。以「小事不出網格、大事不出社區」為目標，截至2月7日，該地區已上戶排查湖北返鄉人員48人，發放宣傳單3000餘份，並協助社區在3個無物業管理小區進出口設點、宣傳和勸返外來人員。

「現在是舉國抗疫，整個國家和社會都緊急動員起來，這是只有中國這樣的全能政府型的國家能做到，其他國家比如美國，主要是政府專業部門負責防疫。」黃嚴忠評價，「這可以說是中國制 度的優越性，在很短的時間調動一切需要的資源，克服官僚機構的惰性，財政方面的資源短缺等，但另一方面，不同部門的不同專業性也不再成為重要的考量。」

這也意味着大量屬於公共衞生防疫領域的任務，轉移給非專業人士。樂洋的貓被村委會搶走活埋時，網絡正熱傳寵物會攜帶新冠病毒（編註，2月28日，香港發現一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寵物狗部分樣本病毒測試呈弱陽性）。社交平台曝出多起個人和機構出於防疫目的，殺害貓狗的事件。經過世界衞生組織等機構的闢謠和科普後，此類聲音逐漸平息。端傳媒致電山西和河南兩處發出將處理流浪動物的街道辦，其負責人均表示是通告內容引起誤會，已撤回。

社交平台上，「硬核」防控下人們的遭遇也在流傳，由於屢次勸阻卻不戴口罩，河南濮陽一村民被居委會捆在牆上；重慶的4位居民由於聚眾打麻將，被罰扛着麻將桌在街上行走，並沿街朗讀相關制度；深圳一社區發布通知，要對轄內湖北區住戶停水，以防這些租戶回來時不去社區登記信息......

張樂芬每天八點衝到單位，趕在九點前將各式報表報給需求部門，「一大早跟搶命一樣」。母親告訴她，半夜起來上廁所時，聽到了她在夢中的尖叫。

應急系統為何不應急

《國家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預案》規定，應急預案的啟動由各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負責，依據公共衞生事件的性質，危害程度等，啟動4級（一般）至1級（特別重大）應急響應。各級醫療，疾控組織等非行政部門，則只負責日常監測和報告公共衞生事件的任務。

以中國疾控中心為例，它建立了一套信息直報系統，哪怕是最基層的醫療機構發現傳染病，都可通過該系統直接報告給國家疾控中心，「直達天廳」。然而，中國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馮子健，卻和普通觀眾一樣，在1月20日鍾南山接受央視訪問後，才知道原來已有醫生感染住院。

信息直報系統是SARS疫情之後，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資約7.3億元建立的大工程，目的是彌補2003年疫情暴露出的「公共衞生信息系統發展滯後，信息不通、決策遲緩、指揮不靈等薄弱環節」。但根據《財經》的報導，這套系統使用複雜，對允許上報的疾病種類要求嚴格，在中國繼SARS後少有同規模的疫情產生，幾乎旁置。

直報系統最後通向的中國疾控中心，似乎也有相同境遇。與美國疾控中心掌握檢疫、隔離、調查等實權相比，中國的疾控機構是隸屬於衞健委，由國家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鍾南山曾向媒體公開喊話，疾控中心「地位太低」，發現信息「只能向地方政府報告，地方政府怎麼決定是地方政府的決定，CDC沒有權再進一步做什麼」。

也就是說，從監測系統的這一端，到拉動應急響應的那一端，很難形成直接、有效的聯通機制。

不過，就算及時啟動應急系統，也很可能會落入「無法可依」的窘境。以湖北省應急預案為例，其「應急措施」大多缺乏清晰的案例說明和使用條件。如「風險溝通」一項，僅規定「在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針對不同的人群，採取不同的信息傳播策略」。但何為不同階段，有哪些不同人群和信息傳播策略，都沒有詳細說明。

「我國的應急預案總體而言屬於『綱領性』、『宣言性』的文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張紅在《我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的缺陷及其完善》中評價，「如果一個預案難以操作或者操作過程不順暢，那就難以起到應有的作用，也無法達到制訂預案的目的。」

這或許能從應急預案的制定過程裏找到原因。不同於國際慣例中先有部門和地方預案，再制定國家總預案的做法，中國應急預案體系的建立是一個從上到下的過程。非典（SARS）之後，2006年1月，國務院發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要求省、市、縣（區）三級地方政府都要建立應急預案體系。

最先成型的是應急預案，基於應對非典的經驗，2006年底，中國就構建出一套包含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城鄉社區在內的應急預案體系，針對不同情況的預案總數達135萬多件。2007年，國務院又下發《關於加強基層應急管理工作的意見》，提出完善鄉村、社區等基層的應急預案體系。

但在此之後，這套預案文本幾乎再無更新。一個例子是，湖北省在1月25日啟動的省級公共衞生應急預案，在政府網站目前展示的預案文本中，還規定把實施醫療救治、發布公共衞生事件信息的權限交給省衞生廳——而這個機構早在2018年就被衞健委替代。

此外，端傳媒隨機抽取湖北、安徽、昆明三地的應急預案和國家預案對比，發現地方預案的文本內容與國家預案的高度相似。上文認為缺乏指導性的湖北應急預案，實際已在國家要求的基礎上增加了「風險溝通」、「群防群治」等進一步的指導。相比之下，安徽省的應急預案几乎全文複製國家級預案，沒有因地制宜的細化指導。昆明市的應急辦法措施，更是一句話帶過——「立即啟動昆明市緊急救援隊全部或部分力量，以生命救助為首要目標，實施救援行動和緊急疏散，避免事件擴大。」

「在各個層級上，應急預案都是依據上級文件要求編制，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應付上級的檢查，」南京大學教授張海波曾系統性研究中國應急預案體系的結構與功能，「這使得地方政府建立應急預案的動機是為完成上級政府的政策要求，而不是基於屬地可能面臨的風險。」

另一方面，中國又缺乏常設的跨部門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部門，這使得相關事件出現時，政府只能建立臨時的合作組織進行領導。儘管在2018年，國務院成立應急管理部，以整合管理地質災害、水災，旱災等原先散落在各部門的應急事件。但這個部門主要應對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公共衞生事件的應對，職權依舊保留在與其同級的衞健委手上。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童星認為，這種多部門分管不同應急事件的設定，是一種常態化的應急管理體制，受到政府已建立的科層制組織結構影響。但當常態化遇上發展方向成謎、又有災難性後果的「黑天鵝」，前者的循規蹈矩便不堪一擊。

而更大的問題或許在於「立法滯後，預案先行」。2003年非典時考慮立法週期，中國應急管理體系的建立採取先有預案，再有法律的方式。根據國務院應急辦的統計，至2006 年底， 97．9％的市（地）和 92．8％的縣都已制定總體應急預案。但在地方性法規上，只有南寧市出台了《應急聯動條例》的草案。

本應通過應急立法對應急措施進行的授權，現實中翻轉了過來。而這個情況至今依舊存在。在何威目睹乘客不戴口罩，被公車司機報警帶走後的第11天，蚌埠市公安局才發布公告，規定不戴口罩進入公共交通工具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更何況法律本身也有缺陷。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在論文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的規定多屬「柔性」條款，設定禁止性規範的比例非常小，剛性不夠，並且存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各個階段的責任銜接不夠周延，責任主體缺失等缺陷。中國的應急法對應急措施的約束有限。

政策下達層層加碼：中央要求5天完成，省級就要求3天，鎮級就變2天

應急系統失靈，由中央接手舉國動員，也造成了新的困境。周星直屬的疫情小組由衞健委、應急和黨政等部門牽頭。在動員需求下，民政，綜治，團委，組織部等其他部門也加入防控隊伍，「其實類似團委這樣的部門，一開始沒什麼事可以做，但他們會覺得自己也要有點成績，就要求基層也給他們報數據，有點矛盾。」周星回憶防控剛開始時的手忙腳亂，「而且市裏區裏下來的文件經常一天一改，導致鎮村又要重新部署，搞得一開始很混亂。」

廣東的李想年前從澳洲回國後，分別接到街道派出所、社區醫院的4次電話，「每一通的問題都是一模一樣，全部都是問家庭情況，武漢接觸史」，李想覺得自己被騷擾，「每一通的號碼都不一樣，看上去他們的信息不互通。」

童星分析，廣義的應急管理過程包含多個階段和任務，需要政府與政府間，部門與部門間的多項合作。但鑑於中國單一制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部門與部門間的關係，同一層級不同政府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某級政府和上級政府某部門之間的關係，都尚未清晰。「武漢市政府和國家衞健委及其下屬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之間的條塊關係沒有理順，當疫情升級後，面對民眾的質疑和不滿以及社會輿論的壓力，上述條塊雙方已經開始互相責怪、競相甩鍋。」童星寫到，「條塊關係的處理是國家治理中的重點和難點，在應急管理中更是如此。」（點擊閲讀《疫情預警遲到，誰在推卸責任？》）

除去組織形式，指令本身和執行過程也值得商榷。聯防聯控機制發布的防疫指南除了診療方案，醫療機構和人員管理等疫情直接相關的內容，也對疫情期間養老機構的老年人，孕婦，流浪人員的處理，甚至辦公場所空調通風系統的運行等間接人事物進行規定。與應急預案相比，這些通知的操作性顯著提高。但通知何時發布，發布何種內容，無法預判。通知裏的細則，大多並未提及其制定過程依據了哪些法案和條例。「立法滯後，預案先行」的做法，似乎再一次出現了這場疫情中。

這些指令將層層下達。「一般是上層發一個模糊的指令，下一級再根據自身情況具體安排，這樣一級級響應。」周星解釋這套指令傳達的方式，「一般下面會對上面的要求層層加碼，比如中央要求5天完成，省級就要求3天，下到我們鎮，可能2天就要完成了，畢竟各個城市之間還是會有成績上的比較。」

「層層加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各級政府向上負責的定勢，」周雪光在一次訪談中向端傳媒解釋，「因為擔心執行過程出問題，做不下去，所以給下級更大壓力，以便可以確保完成任務，不出紕漏。」

壓力之下，疫情初期被包括官媒在內的大量媒體宣傳的「河南硬核防疫」，成為地方政府應對疫情的主流做法。這是一種用封村，攔路，停運公共交通等強硬手段，切斷社會聯繫，強制隔離人群為特色的應對方式。中央認可的武漢封城，建設的「小湯山」醫院也成為其他省市應對疫情的樣本動作，即便除湖北省外，確診數最多的廣東省，確診人數只有湖北的2.5%（截至2月20日）。

這種舉國防疫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路透社結合IATA等數據報告，計算出2003年SARS期間，中國的經濟損失為148億美元，GDP減損1.1%。而此次疫情在規模上和措施上，都已超過SARS。隔離，停工等舉措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個人隱私泄露等隱性損失，正成為中國輿論場火熱討論的話題。

「他（非衞生防疫專業人士）只知道為了實現短期目標，要採取各種手段，這個時候會有過激的手段產生，一些手段可能中央政府都不一定贊成。」黃嚴忠表示。

中央政府已對一些極端措施作出約束。早在1月28日，公安部時就強調，未經批准擅自設卡攔截、斷路阻斷交通等屬於違法行為。2月13日，人大法工委發言，防控措施只能由政府及其相關部門依法實施，其他單位和個人不得未經批准擅自行動，各級政府的防控行為也需要注意對社會危害的影響。2月14日，習近平發言，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進入3月，精準穩妥推進復工復產成為這一時期的政府工作重點。

人們則在努力維持日常生活的秩序。疫情發生前何威每天要打兩小時乒乓球，現在他用乒乓球視頻解饞。李建勛靠微博，撲克牌，電視劇，填補隔離生活的空洞。他發現，雖然負責送飯的那個工作人員態度惡劣，但讓他跑腿買東西都挺負責的，有次讓他白跑了，也沒什麼怨言，「他說只要我們吃好心情好就行了，有一絲絲小感動。」樂洋在微博發布村委會殺貓的故事，引發網友關注，她給市長熱線打了電話，希望要個說法。

應部分受訪者要求，李建勛、樂洋、何威、肖溪、張樂芬、周星為化名。

2020年3月4日，武漢一個穿著保護衣的人。圖：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2月29日，上海一個公車站播放著習近平的講話片段。攝：Yifan Ding/Getty Images

2020年2月11日中國北京，一對中國夫婦穿著雨衣和口罩在一家超市購物。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28日北京，市民戴著口罩走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3月5日，武漢一所改裝成臨時醫院的體育館。圖：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3日，武漢肓第五醫院的新冠肺炎確診者正在等待送往新醫院。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殺狗、封城、轉黃碼，中國地方官員為何頻頻過度防疫？

端傳媒記者 來福 實習記者 王炫迪 2021-11-17

新一輪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爆發。彙總中國國家衞健委公布的數據，從10月17日陝西省發現6例本土確診病例至11月15日，本輪疫情已有1319名本土感染者，波及21個省份。

隨着疫情擴散，各地政府嚴苛的管控手段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引起最大民意反彈的是撲殺寵物事件。11月12日，江西省上饒市兩名防疫工作人員，在位於中風險地區的市民傅女士被帶去酒店集中隔離後，進入其家中撲殺了寵物狗。根據傅女士的自述，兩名工作人員是「撬門而入」。11月13日，上饒市信州區政府發布通告，稱兩名工作人員對寵物狗進行了「無害化處置」，並稱已對相關人員進行批評教育。

撲殺寵物並非孤例。2020年2月，江蘇省無錫市一位市民在隔離期間，其寵物貓被社區活埋。2021年9月27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一名確診患者所養的3只貓，也被社區執行了安樂死。

大面積的封城、停擺、全員核酸檢測成為出現疫情城市的共同選擇。11月10日，鄭州市通報，本輪疫情發現本土病例50例，集中隔離1.18萬人，居家隔離12.6萬人；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所有人居家抗疫，近萬名旅客被困當地數週，其中4476人為60歲以上的老人；一輛進京的高鐵列車在河北省滄州市中斷行程，隔離車廂內134人；許多省份暫停了省際交通。

「精準防控」幾乎不可見，取而代之是無差別的管制。10月30日，黑龍江省黑河市戶籍人員的健康碼統一變為黃碼，包括不在當地生活的人。同一天，江西省鉛山縣宣布，由於疫情防控需要，將紅綠燈全部調整為紅燈。11月4日，遼寧省莊河市也將全市紅綠燈轉為紅燈，並用公交車封路。

11月3日，成都市公安局公布有8.2萬人存在「時空伴隨風險」，需要報備並做核酸檢測，其中部分人健康碼轉為黃碼。「時空伴隨者」指的是手機信號曾經與感染者短時間接觸（包括信號的漂移）的人，空間範圍比「密接者」更大。香港大學病毒學專家金冬雁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明確表示，時空伴隨者的管理方法不合理。

和嚴厲的疫情管控措施相呼應的，是對各地官員的嚴厲問責。據《新京報》報導，本輪疫情中，北京昌平區有10人被問責，內蒙古額濟納旗旗委書記被免職，河北深澤縣副縣長被停職，內蒙古、甘肅、青海、河北等地多位衞生系統負責人被免職。

11月13日，中國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目標。

清零，是執政者的「勝利敘事」，在海外陷入一波又一波疫情之際，延續着中國民眾對執政者的信心。兩年來，對「動態清零」的堅持，如何影響了官員的考核標準和地方政府的執政思路，又如何催生出不斷加碼的防疫政策？它以限制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和經濟發展為代價，並進一步擠壓反思、調整防疫政策的空間。如今，還有喊停的可能性麼？

從武漢疫情問責開始

沒有防住疫情輸入、造成疫情爆發和外溢的城市，必有一批官員會被問責，已經成為武漢疫情以來的既定事實。

2020年2月13日，時任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被免職，是中國迄今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被問責的最高級別官員，也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後，除了因反腐而落馬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原甘肅省委書王三運之外，首位被問責的省委書記。新華社報導湖北省主官的替換，用了「職務調整」一詞，一年後，蔣超良到全國人大任職，平安落地。

蔣超良被免職同日，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也被免職。和兩位黨委書記搭檔的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湖北省省長王曉東，則在2021年1月和5月分別辭去職務。由於瞞報疫情和調配物資不足等問題，以及在媒體面前應對失措，四人公信力盡失，當時被中國網民諷刺為「湖北F4」。

湖北省層面還有湖北衞健系統六名官員被問責，當中四人被免職。其中黃岡市衞健委主任唐志紅，1月30日在中央電視台鏡頭前，對中央督查組的詢問「一問三不知」，新聞播出當天晚上就被提名免職，問責時間甚至早於湖北省委衞健委官員。

除此之外，從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到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均有幹部被問責。根據《中國紀檢監察雜誌》披露的數據，截至2020年4月中旬，湖北省處分疫情防控中失職失責黨員、幹部3000多人，其中廳局級10多人，縣處級100多人。

根據2019年生效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的問責，主要分為：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免職是組織處理中的一種，若不伴隨其他處分，一般會保留原先職級。比如蔣超良雖然被免去湖北省委書記一職，但仍是中共中央委員，今年重新出任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依舊是省部級幹部。

通常所說的問責，指的是組織處理，紀律處分（黨紀處分，針對黨員），政務處分（針對公職人員）。三種問責既可單獨使用，也可合併使用。比如2020年2月1日，在許多醫院從紅十字會領不到口罩的情況下，一名男子去領了一箱3M口罩並稱是「給領導配的」。3天後，武漢市統計局副局長夏國華被處以免職、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三種問責，理由是「違規領取口罩」。

對比中共十九大之後的重大社會事件，武漢疫情是首次問責省委一把手。2018年長春長生問題疫苗事件，分管食品藥品監管工作的吉林省副省長被免職。2019年的江蘇響水爆炸事故被國務院定性為「特別重大事故」（安全生產事故的最高級別），最終對負領導責任的兩位江蘇省副省長分別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和政務記過處分，並未免職。

武漢疫情的問責強度比肩2003年的北京非典疫情（SARS）。當年4月8日，因不滿北京當局瞞報疫情，醫生蔣彥永接受《時代》雜誌採訪講出實情，引起國際關注。4月20日，時任衞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職。2004年《南方週末》的回顧報導引用匿名人士的話，「免了兩個人，比發任何文件效果都好，起到震懾作用。都愣了，本來忙着抓GDP、招商引資，立刻都以防治非典作為頭等大事、重中之重。」

2020年2月21日，在武漢封城的情況下，武漢女子監獄一名刑滿釋放人員，由監獄幹警送到高速收費站口，交給家人接回北京。而就在1月20日，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提出「內防擴散，外防輸出」的說法（「輸出」指武漢疫情向其他城市輸出）。此事引發了對湖北省司法廳、湖北省監獄局、武漢女子監獄、武漢市東西湖區公安分局的全方位處理。

3月2日，湖北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長譚先振被立案審查調查（後被免職），湖北省監獄管理局黨委書記兼局長、副局長、政治部主任、刑罰執行處處長等人均被免職及立案審查調查。除此之外，武漢女子監獄原黨委書記兼監獄長、副監獄長、刑罰執行科科長、武漢市東西湖區公安分局副局長也均被免職並立案審查調查。

此案也導致北京市疾控中心辦公室主任和副主任被處分，因為疾控中心接線人員在2月19日時答覆諮詢稱武漢人員可以進京。

這種問責速度及強度，在後續其他城市疫情爆發時也得到延續。

為何堅持「清零」？

2020年3月18日，武漢封城第56天，首次沒有本土新增確診病例。3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中國的防控策略調整為「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從「外防輸出」到「外防輸入」，中國的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

與此同時，官方媒體和民間輿論都開始積極擁抱政府主導的勝利敘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9月8日的表彰大會上定調：「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抗疫的成功一掃武漢疫情引發的民怨，更進一步強化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2020年5月22日，中國境內首次實現病例零新增、零死亡，而同一時間的全球疫情大爆發，中國政府一邊鞏固「勝利敘事」、一邊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抗疫進行猛烈批評。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為武漢疫情撰寫「正史」，敘事中不再存在瞞報，而是積極作為：第一時間報告疫情，迅速採取行動，主動向世界通報疫情。在中國官媒的報導中，美國疫情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長期位列全球之首，是「抗疫失敗國」，對疫情的擴散負有責任，甚至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一度提出「疫情起源於美國」的說法。

此後，疫情在中國不同城市相繼爆發。根據中國國家衞健委的統計，武漢疫情之後，中國共有30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全面核酸檢測、集中隔離、封城等嚴厲管控措施也逐漸日常化，以實現「動態清零」。對官員的問責也進入「零容忍」階段。

2021年5月，廣州發生「早茶傳播鏈」疫情，先後170人感染「德爾塔」變異毒株。儘管疫情很快受到控制，並未擴散，依然有20名官員被問責。兩位廣州市副市長分別被誡勉處理和黨內警告、政務記過，廣州市衞健委主任黨組書記則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免職處理。湖北省官媒《楚天都市報》甚至提出疑問，「廣州當時應對疫情表現不錯，此次問責是否過猛？」

問責的速度也延續了武漢疫情時的「走馬換將」，儘管後來的疫情規模和造成的損失都遠小於武漢疫情。7月30日，河南省鄭州市發現一例本土確診病例，第二天鄭州市委就免去鄭州市衞健委黨組書記、主任付桂榮職務，之後又有9人被問責和調查。鄭州疫情只造成90例確診， 沒有人死亡，並且當時鄭州正在經歷特大暴雨引發的水災，但這些並沒有成為豁免「零容忍」的理由。作為對比，河南水災造成了302人死亡，迄今4個月未有調查結果公布，也未有問責。

在防疫上對官員進行嚴厲問責，得到了輿論普遍的認可。2020年8月，新疆烏魯木齊等城市在疫情管控中的大量「一刀切」措施引發當地人的不滿，許多人在微博發聲批評政府，稱「逼瘋我們的不是疫情，是新疆政府的管理」。但這種強力的控制手段有堅實的民意基礎，不少人在網絡上為政府的防控政策辯護：「不封起來亂走更控制不住」，「支持新疆嚴格落實封閉管理措施，眼看新疆越來越好了，某些人坐不住了，不安好心帶節奏」。

「動態清零」目標下，官員執政思路的變化

在嚴厲的問責機制下，防控疫情關乎官員仕途，幾乎成為地方政府唯一的目標。杜克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朱洪申採集了2020年1月1日至4月28日之間329個中國城市的數據，研究了地方官員如何在恢復經濟（包括完成脱貧目標）和防控疫情之間做平衡。

他告訴端傳媒，懲罰湖北和武漢的主官是因為他們的失誤導致了全國疫情，全國花了數月時間才被控制住，這種懲罰是以結果論的。「中央或者上級政府主要是看結果。你的結果不好，他再去找你的行為裏面有什麼做得不夠嚴格的地方，再去給你歸錯。」

深圳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廉政研究院副院長谷志軍在一篇論文中也提到，中國問責實踐的內容主要集中於行政結果環節，其次是在行政執行環節。相比較而言，針對行政決策環節的問責則非常稀少。

2020年1月30日，武漢封城一週後，國務院扶貧辦要求各省份暫停對脱貧工作的考察，把防疫作為「當前最重大的政治任務」。2月6日，李克強召開中央會議，要求各地恢復正常生產，脱貧目標也同時恢復。2月13日，《人民日報》發文，提出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雙勝利」的目標。

但朱洪申發現，大多數官員並沒有響應「雙勝利」的提法，他說：「疫情和經濟兩個目標是爭鋒相對的，我的研究是想看看（地方政府）是怎麼平衡的，最後發現其實沒有平衡。大家都選擇了一個簡單粗暴但是行之有效、風險很低的方式，就是封城。並沒有用更柔性的方法達成經濟發展和疫情控制的兩個目標。」

數據分析顯示只有肩負脫貧任務的官員短暫地放開了城市的封鎖，而一旦脫貧完成，他們就立即施加更嚴格的封鎖以應對疫情。朱洪申告訴端傳媒，脫貧攻堅也是硬指標，根據中央的規定，在脫貧之前貧困縣的黨政正職不調整、不調離。「只要地方官員完成了消除貧困的任務，他們就會從晉升的凍結中解脫出來，重新回到正常的職業發展軌道上。」朱洪申在論文中寫道，第一個和第二個帶領本縣脫貧的縣級領導都得到了豐厚的獎勵。

「越接近扶貧目標的城市面對疫情時會更少使用封城措施，離扶貧目標很遠的城市面對疫情時會更多使用封城措施來迅速壓制疫情。說明官員在面對兩難目標的時候，不會multitask（多任務處理），而是先集中解決能快速解決的，再跳到另一個，而不是中央要求的『兩手抓』。」朱洪申說。

朱洪申告訴端傳媒，有許多國家多采用了全國封城（national lockdown）的做法，中國雖然也有能力實現全國封城，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將政策目標設定為「減少感染」（清零），允許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措施。「本意可能是想要地方相互競爭，找出更有效的，適合當地的防護措施，並承擔屬地責任。但結果就是，大家都選擇了一個簡單粗暴但是行之有效、風險很低的方式，就是封城。」他的論文提到，「封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由於它的成本很高，所以它是一種強烈的努力信號。相反，如果封城是中央的指令，地方作為執行者不用為決策的結果負責，官員們會指出他們無懈可擊地執行了封城，作為自己萬一防疫失敗的藉口，中央反而要為代價巨大的封城負責。 」

紀委監委的力量也在問責系統中越來越可見。一方面，造成疫情輸入或擴散的官員會被迅速問責，另一方面，紀委監委派出的大量監察組「下沉抗疫一線」直接指導，比如2021年7月成都疫情發生時，駐市衞健委紀檢監察組在醫院、菜市場、社區監督，全市一共有149個監督檢查組，合計640人。

現有的紀委監委體制形成於2018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會議上，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成立，地位從國務院的一個部委（監察部）上升為最高國家監察機關。「一府兩院」（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體制也由此轉變為「一府一委兩院」。國家監察委員會和中共黨內的反腐機構「紀律檢查委員會」合署辦公，現任監察委員會主任楊曉渡同時是紀委副書記，受紀委書記趙樂際領導。

新的監察系統不僅橫向覆蓋，國家監察委員會向中央一級的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監察組，而且建立了垂直的彙報體制——省、市、縣三級監察委員會，此外監察職能還在向鄉村一級延伸。地方監察委員會主要由中央和上級監察委員會控制，而不是由同級黨委控制。監察委員會的權力幾乎擴張到全社會，國企的管理人員、老師、醫生、基層居委會工作人員都在監察範圍內。

浙江省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葉強在發表於《求是》的一篇文章中，將紀委監委在疫情防控中的角色表述為：精準追責問責，推動戰「疫」責任層層壓實。

失去彈性的清零政策

「動態清零」堅定執行一年後，民間的支持聲音也顯露疲態。2021年8月2日，在南京疫情快速向其他省市擴散的時候，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發表文章，稱中國需要「與病毒共存」的智慧。張文宏的發聲惹來不少反對和攻擊，中國原衞生部部長高強發文反駁，稱只要堅持「外防輸入」，「一定能夠將病毒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之後，張文宏被一個網民舉報論文抄襲，大量支持張文宏的人則發起了「保護張文宏」的行動，以肯定他對「零容忍」政策的不同聲音。

9月，雲南瑞麗因抗疫而長時間停擺的事實進入公眾視野，也引發了不少對清零代價的的質疑。11月7日，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管軼接受《鳳凰衞視》採訪，指出長遠來看清零的目標已不可能實現，他在採訪中呼籲，「不要動不動就全員檢測核酸， 我覺得檢測抗體比較重要。」管軼的採訪視頻很快被全網刪除，但引起不少爭論，一些網民接着發問接種疫苗後是否能檢測出抗體，另一些人則質疑管軼的動機，並指責他在武漢疫情初期所說的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SARS的「十倍起跳」造成了醫療資源擠兑。

11月8日，在成都公布「時空伴隨者」的消息之後，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衞生學院和四川大學華西第四醫院三位教授發出「緊急建議」，對大規模篩查的必要性提出疑問，並表示「應該關注由於黃碼範圍擴大的社區篩查帶來的醫療資源擠兑、衞生資源耗費、公眾恐慌情緒增長和人民正常工作生活被干擾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應考慮該措施在今後新冠疫情長期的常態化管理的可持續性。」多名論者對三位教授的不同聲音表示「肅然起敬」。

偶爾，地方「層層加碼」、「一刀切」會因「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被問責。根據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的通報，2021年1月12日，黑龍江省大慶市肇州縣在域內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對國內返回肇州人員採取「21天集中隔離+7天居家隔離，費用自理」的管控措施。肇州縣委書記王恩龍因此被批評教育，肇州縣委向大慶市委作書面檢查。1月16日，綏化市肇東縣在域內沒有疫情的情況下，限制人員乘火車和經陸路卡口進入肇東，同樣「引起媒體炒作」，當地主政官員也被市紀委監委批評教育。

黑龍江省紀委監委通報時，重點提到兩地的應對「引發輿論炒作和批評」、「引起媒體炒作」，對官員的問責也是程度最輕的批評教育和誡勉談話。

更多時候，「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指的是防疫不力而非防疫過度。

今年10月30日，黑龍江省黑河市新增18例確診病例，黑河市戶籍人員統一變更為黃碼，包括長期在外地生活的黑河市戶籍人員。這種基於戶籍而非行程碼的管控措施，引起不少批評，《中國青年報》評論稱其為「過度防疫」，但更具權威性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報導此事時，均採取了正面口徑，稱其是「為了嚴防黑河市疫情外溢」。黑河市的官員並未因此受到紀委監委的問責。同一天，江西省鉛山縣宣布將紅綠燈全部調整為紅燈，以此做為疫情防控措施，事後也沒有被問責。

儘管爭議持續不斷，中國官方似乎並無放棄「清零」的打算。11月13日，中國國家衞健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接受採訪時說，「現階段堅持動態清零策略是成本效益較高的選擇」。《中國紀檢監察報》11月8日發布了一篇報導《新冠病毒「零容忍」政策彰顯人民立場制度優勢》為「零容忍」政策辯護，報導稱選擇消極抗疫的國家是因為沒有能力清零。《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在發表了同樣的看法，他批評西方媒體把矛頭集體對準中國的清零政策，「西方輿論就是很想把中國『拉下水』，讓我們放棄動態清零政策，變得跟他們『一樣爛』。」

「現在大家是騎虎難下，地方政府仍舊握有防控的權力，他們直覺就是繼續嚴抓防控。如果中央想放鬆清零政策的時候，他們可以減輕懲罰地方官員。不過這個可能暫時不會發生，就算是公眾也沒有做好清零的準備。」朱洪申說。

實習記者卓琳、唐映忠對本文亦有貢獻。

2021年4月3日，武漢的公墓員工於清明節期間參加集體葬禮。圖：Getty Images

2021年8月24日，北京后海的一個購物區，一名男子在路人的注視下出售小貓。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8月19日，2019冠狀病毒流行期間，海口市雲龍產業園解除了為期14天的封鎖，工作人員拆除了護欄。攝：Luo Yunfei/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7月30日，長沙南站的乘客使用智能手機掃描二維碼，進行健康登記。攝：Yang Huafe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9月8日，北京的一場暴雨中，一個男孩坐在他母親的塑料雨衣裡，等待紅綠燈過馬路。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6月9日，武漢居民於一個疫苗接種點接種疫苗後等待觀察。圖：Getty Images

「擁有開放的紅利，承擔開放的風險」：深圳，中國防疫的流動性控制實驗

戴娜 2022-03-24

隨着深圳結束全員核酸檢測名義下的「慢生活」、「軟封城」，重新恢復大規模人口流動的日常生活節奏，不少地鐵站也回歸了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滿負荷運轉場景。而在疫情時代，這種日常「擠爆」也成為了熱圖——解封了，深圳人難道就不怕傳染了嗎？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雖然絕大多數病例都在隔離觀察的密接者中發現，但深圳總體的感染數據並沒有隨着封控而明顯下降，在重點社區、重點人群之外仍有散發病例在社區篩查中檢出。也就是說，全城封控結束，「社會面清零」仍然沒有實現，深圳也暫時不再尋求加碼防疫手段。

對深圳來說，作為一個管理超過2000萬人口、GDP超3.5萬億元的超大城市，更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經濟特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範區——經濟和防疫兩手都要抓——這幾乎是必然選擇。然而在居民區大量外移的深圳，要選擇抓經濟，就必須要允許大規模、大範圍、高頻率的人口流動，這又和疫情控制的要求相悖。而本身就是流動人口聚集區和非正式經濟中心區域的關內城中村又正好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區域，更是雪上加霜，這還沒算上偷渡、走私之類的「灰色經濟」。

這種困境其實是從疫情一開始就存在的矛盾：流動本身在防疫語境下指向流行病學意義上的風險，恰恰也是經濟發展和生活的必然需求。由於經濟外向性和人口密度高，城市規模越大，疫情爆發風險越大，而溢出到周邊經濟腹地的可能性也越大。隨着經濟壓力逐漸增大、各地疫情防控難度不斷增加，上海、北京、珠三角都出現了跨城、跨省通勤人群因為行程碼問題而進退維谷，甚至被困在路上、橋上過夜的現象。這其實也是近年來超大都市建設的必然結果——在「X小時通勤圈」 推動經濟和生活上一體化，在疫情時代各地卻優先選擇封鎖。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動難度，而人口真正流動起來以後，卻因防疫政策寸步難行。

當然，某種程度上這種矛盾也早於疫情。從「盲流」時代到現在，流動人口從來都是政府治理眼中的高危人群，也一直是難點。在中央已經發出「堅持就是勝利」的指令後，動態清零策略短期內不會改變，流動性控制和不控制的矛盾將會越來越日常化，也意味着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很可能無法「回歸」日常生活。

深圳「軟封城」：必須的流動

深圳由於兼備邊境口岸、超大城市、特區規劃歷史等等特點，在諸多流動性矛盾的案例中尤為突出。

和大多數人想像的不一樣，「來了就是深圳人」的開放性，在早期作為特事特辦的經濟特區，根本不存在。確定寶安縣將會升格成為深圳市並建設經濟特區後，很快就確定了將會建立特區邊境管理線，也就是所謂的「二線關」，而這道國家內的邊境控制也在1984年開始建設。當時，想要來深圳就是一件難事，需要辦邊防證、單位介紹等等，遑論在制度上要跨越戶口遷移的大關才能成為深圳人。因此，深圳的頂層設計從一開始就不歡迎流動性。

特區的邏輯很簡單，要和內地區別，要有政策優惠，因此「二線關」內外就成為兩個世界。

然而特區發展遠超規劃預計，原本1982年規劃中定下2000年人口以八十萬為目標，實際上2000年人口達到了432萬。此時被城區包裹起來的老原住民在原先分配的村落宅基地基礎上，大量興建握手樓（形容樓距過近、不符合規範的樓房），成為了高密度、低價格的城中村，也成為了來深務工者最經濟實惠的落腳地。二線關也代表了很多設法進入特區的人需要付出一定代價，而關內經濟的欣欣向榮產生了難以比擬的吸引力，流動繼而變為一場有利可圖的生意，催生了大量灰色產業。

流動性雖然「不受歡迎」，但它為深圳帶來了旺盛的生命力，同時造成了混亂的風險。巨量的移民提供了勞動密集型產業所需的勞動力，跨境走私也沒少為特區積攢第一桶金，「中國電子第一街」華強北就常常靠走私維持貨源供應，深圳更一度成為香港黑白社團產業上岸洗白的天堂。騎着深圳中央兩座山脈的二線關越來越像是障礙，不僅是物理上的障礙造成了交通擁堵，更因為「一市兩制」對人口的限制成為城市發展瓶頸。

而很快深圳也開始有意識地改變狹窄的特區空間形態，將關外也納入到規劃中，並不斷申請擴大特區、逐漸撤除二線關證件限制。隨着地鐵開始通向關外和2010年終於確定要將特區範圍擴大到全市，「來了就是深圳人」才真正能喊出來。而難以管理和價格低廉的關內城中村很快進入「城市更新」項目的拆遷範圍，更加強化了人口外移的形勢。工業區同樣大規模向城市周邊遷移，養育了一批新的城中村，還形成了在惠州、東莞居住，在深圳打工的跨城通勤。此後深圳就奠定了「關外生活、關內上班」的規劃格局，在上下班高峰期，溝通關內外的地鐵流甚至要從地下排到地面，而這之後深圳也順利實現了經濟總量超越香港的巨大飛躍。

然而關內城中村實在難以撼動，原因無他——便宜。即便是寫字樓密集的福田、南山兩區，大量上班族的飲食還是需要靠藏在城中村的外賣來解決，而外賣騎手當然也是城中村住戶。而城中村存在的二房東乃至三房東、短期租住、非正式合同等等現象，讓網格化管理的努力幾乎歸零。另一方面，由於毗鄰香港，不少城中村也形成了繁榮的港貨、娛樂、飲食等業態，極其依賴港人跨境消費。而意識到城中村無法一拆了事的市政府也一度叫停城中村舊改，轉向改善居住條件的「綜合整治」。

如果沒有疫情，這些業已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許會一直延續。儘管深圳已經開始控制人口規模，提高落戶門檻，被叫「人肉乾電池之城」，但是歷史經驗而言，經濟發展的需求總是超出規劃的。

但在疫情防控下，原本被稱為「生命力」的東西被等價為「高風險」。封城對深圳來說很容易實現，叫停城市公共交通運行後，跨區居住的大多數人口就難以上班，如果再加上機動車停運、控制居民區出行，經濟活動就基本歸零了。

然而，本次暴疫的城中村流動性高，恰恰是最不好控制的。城中村不像中國流行的小區有明確出入口，疫情期間都是靠設置水馬等路障限制進出，而租客登記上一直難以規管，往往都是靠大規模核酸篩查的機會再進行符合實際情況的登記。一旦要徹底叫停城中村和外界所有的聯繫，整個城市的事業單位和政府機關恐怕沒有足夠的人手完成最基本的物流配送和生活服務。而在防疫人員普遍將偷渡視為疫情源頭的背景下，逐戶清查又成為必然要求。

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深圳又搞出了把城中村居民連夜拉去學校宿舍的「奇招」：將城中村特殊的空間和社會形態化整為零，放到容易網格化隔離的學校裏去，對流動性釜底抽薪。但是這種手段又很有限，畢竟哪裏找那麼多酒店和宿舍去裝城中村的密集人口？何況很多中底層的經濟需求必須通過流動來解決。深圳不是一個只有騰訊和大疆的城市，還有富士康、還有隆江豬腳飯和水會。深圳去年大專及以上學歷就業人口占比41.27%，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7%，但畢竟還有59%的大多數。

在抗疫背景下，深港邊境活動在國內大政策要求下已經基本停滯，只剩下特批運轉的供港物流和少數的偷渡、走私活動。而這些少之又少但不可或缺的跨境流動還是成為了疫情源頭，兩地車司機雖然有嚴格健康要求，但也已多次在深圳造成輸入關聯病例。深圳是選擇面對外賣騎手夜不能歸等等次生問題，堅挺14天封城陣痛清零，還是在封和不封之間左右橫跳，並不容易選擇。和很多其他城市一樣，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樣折騰能持續多久？

邊境與中心：流動性的急剎車

深圳由於集中了邊境經濟和中心城市的各種特點，能夠幫助我們更好理解中國防疫工作現在在其他城市出現的很多問題。

例如東南亞的疫情不斷從滇緬邊境、滇越邊境滲透進入中國，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將漫長的山區邊境線拉上鐵絲網阻擋偷渡，甚至動員大量機關、事業單位乃至國企人員，組織巡邏隊。在2020年6月，還發生過有人搭船偷渡去緬甸結果翻船的事件。實際上，每年都有大量中國人偷渡到緬甸山區的賭場賭博，甚至是從事電信詐騙。不僅如此，大陸人力成本上漲，製造業開始轉移到東南亞地區，因此不少工廠僱傭了緬甸工人，甚至在緬甸開廠，在疫情封關後也難以開工。在疫情爆發後，大陸也開始清查海外詐騙人員，之後不乏有偷渡到緬甸的中國人主動投案自首以求回國的案例。

飽受長期封鎖之苦的瑞麗，原本就是一個口岸城市，承接了大量類似的邊境經濟活動，很多時候當地邊境本來就沒有那麼多檢查，而日常的經濟往來也往往可以通過小規模的偷渡迴避繁雜的程序成本。減少通行成本對於外向型經濟來說，幾乎是不可能改變的要求。

這些邊境經濟的應有之義，在中國常態防控、動態清零的要求下，已經大部陷於停滯。即便還剩下一些，也面臨物流運輸人員容易成為傳染源的風險。例如深圳屢屢發生兩地車司機染疫後傳播到本地社區的情況，最近還爆出有人冒名頂替貨車司機代做核酸。換做往常，貨運司機下車吃個茶餐廳、找個地方按摩，甚至是尋找性服務，也是當地經濟的重要一環。

更加糟糕的是，由於Covid病毒在冷鏈條件下能夠存活較久，來自海外疫情嚴重地區的進口貨物流動也涉及「物傳人」風險，喀什、滿洲里等口岸城市就因此「破防」過，上海、青島、大連、北京等對外貿易發達的城市也傳出過類似的案例。如果連貨物流動都要封閉，幾乎不可能維持經濟正常運轉。

而這種高流動性不僅僅是外循環的特徵，也在「都市圈」建設潮流中變得在內循環裏也越來越顯著。

從2014年開始，中國大舉推進城鎮化，提出「對具備行政區劃調整條件的縣可有序改市」，推動形成中小城市。而在「十四五」規劃中，又明確提出「優化行政區劃設置，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帶動作用，建設現代化都市圈」，也就是說，各省市要在已有的中心城市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城鎮化，通過重新調整行政區劃，例如在市內撤縣設區、合併鄰近縣區市，形成更大規模的都市圈，增大經濟腹地的輻射範圍。

實踐上有合肥拆分巢湖市、濟南合併萊蕪市、深圳吃進深汕合作區等等案例，同時還有成都代管簡陽市、西安代管西鹹新區的模式。行政級別上的變化，可以擴大相應行政單位的權力，將更大規模的土地、人口納入到規劃範疇內，成為更大規模經濟發展的基礎。但是在具體建設中，僅僅靠區劃吞併遠遠不夠，還需通過大規模基建減少通勤成本，建立「X小時生活圈」以可以實現經濟腹地的直接擴張，將周邊納入中心城市的經濟秩序，這在長三角、珠三角甚至京津冀都有成功經驗。但是，被超大城市吞併的周邊縣市由於沒有了落戶等方面的障礙，其人口更加容易進入中心城市，這不僅在流動人口管理上會極其困難，其中心城市公共資源也很難支撐起短期內新納入管理的超大人口體量，要想真正形成同城化生活，教育、醫療等等建設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跟上。

但是隨着疫情爆發，這些問題也集中凸現出來。最早爆發的武漢市其實也是強省會中心模式的代表，彼時疫情溢出的周邊縣市中，鄂州一直是武漢「吞併」的緋聞對象，同時也是疫情第二嚴重的地區。而深圳在本輪疫情中直接暴露了醫療資源相較其它超大城市過於匱乏的問題，2020年中國每千人口醫療衞生機構床位數6.46張，而深圳2019年的這一數字僅為3.83張，在日增感染病例僅有幾十例的情況下仍然需要徵用宿舍以實現嚴格隔離。更不用說燕郊-北京、崑山-上海、惠州-深圳這樣的跨省跨市通勤模式，一旦中心出現疫情，通勤市民就面臨兩頭不要的「難民」狀態，原本的高鐵上下班、一小時通勤，反而變成了家不能回、班沒法上。

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高流動性，在成為「國之大者」而壓倒一切的防疫邏輯中，突然變成了高風險性，管理流動性的治理技術成為緊急課題，而對經濟造成的負擔則是不得不承擔的代價。

你敢動嗎？不敢，不敢

奧密克戎（Omicron）強大的傳染性導致動態清零「破防」，中國很多大城市用的抗疫語彙「慢節奏」、「靜止管理」，其實都是在講如何對付流動性。其實早在2020年6月，國家衞健委就發布了《關於做好精準健康管理 推進人員有序流動的通知》，點明防疫需要「有序流動」。

可以說，確保「有序流動」一直被放在政策最核心，所有的健康碼、行程碼一是為了在保證日常流動的基礎上能夠實現流調需要的追蹤，二也是為了能夠以紅黃碼、帶星等方式，對風險更高的流動方向進行限制。這也導致平時流動性越強的地方，越容易恐懼流動。

為了杜絕兩地車司機違規下車，深圳市找來出租車實行車盯車戰術，以保證貨運流程閉環；依賴跨境流動的邊境生產和貿易基本停滯，原本出口國內的香蕉只能爛在緬甸地裏；邊境城市為了避免接觸境外人員，不惜將邊境附近的居民向內搬遷；各地基層防疫人員和普通市民談起城中村的流動人口、流調結果中到處吃飯逛街的人，即便心裏理解其存在的必要性、正當性，仍然會感到厭煩、恐懼。這些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都是過高的代價。

另一方面，中央政策從疫情後就開始越來越明確地遏制城市擴張，發改委曾在2021年提出「慎重撤縣設市」，國務院更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敲打了各大城市擴容的野心，「提升新型城鎮化質量，嚴控撤縣建市設區」，言下之意就是在已有的擴容模式下，城鎮化質量不高。發改委緊接着提出「健全省級統籌、中心城市牽頭、周邊城市協同的都市圈同城化推進機制」、「慎重從嚴把握撤縣（市）改區，嚴控省會城市規模擴張」，將中心城市擴容的重要性下降，而與之配套的是建設副中心城市，分擔單一中心城市的管理壓力。然而像廣州-佛山、深圳-東莞-惠州、武漢-鄂州、成都-德陽等不改變行政區劃，而實踐上逐步同城化的模式，仍然能夠形成可觀的人口流動，對防疫仍然是一種「威脅」。

而在超大城市中，高規格動態清零所需要的人手和開銷，即便對於中國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公共預算來說，也是難以長期維持的重壓。近一年時間內，因為防疫工作過勞猝死的公務人員恐怕比因為新冠而病故的人數還要多，如果再加上封控無法就醫造成的次生公衞災害、大規模核酸費用對醫保預算的擠壓，其成本難以估量。

因此我們一定程度上能夠理解，如果說吉林上千的感染數量已經擊破了公衞承擔的底線，實行封城、封省算是情有可原，而上海、深圳兩個 「經濟引擎」級別超大城市，在奧密克戎衝擊下無法形成有明確源頭和鏈條的流調，在疫情嚴重的情況下卻採取了最微妙的「精準防控」手段，而其他城市在只有個位數病例且流調能明確顯示輸入鏈條時，卻敢於採取最猛、最徹底的封城。越是大體量、經濟輻射廣，越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封控難度也越大。

這也是習近平反覆強調的城市治理需要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也即通過疫情期間對個人流動更精確的管理，今後可以形成一套後疫情依然通用的管理模式。某種程度上如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評論所言，「擁有開放的紅利，承擔開放的風險，深圳的先行使命從未改變。」深圳和上海兩大城市的流動性控制措施不完全是防疫模式實驗，而是流動性控制的實驗：例如面臨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時如何控制涉事人群？如何把城中村真正納入網格管理？

很多人現在會想像，管住這一波就會逐漸恢復正常的，更糟糕也更可能的是，很多禁令、檢查會和深圳大運會之後的地鐵安檢、疫情期間城中村的路障一樣長期留存下來，你永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取消。

（戴娜，社會學學者）

2022年3月14日，深圳醫務人員在住宅區進行上門核酸檢測。攝：Chen We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3月14日，深圳暫停地鐵和公交服務以控制疫情，街道上空無一人。 攝：Liang Xiashun/VC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3月15日，深圳一名戴著口罩的居民正準備進入封鎖的社區內。攝：AP/達志影像

2022年2月26日，當地居民在深圳市的華強北地區排隊接受 COVID-19 核酸檢測。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1日，工人在深圳的 COVID-19 抗原快速檢測試劑生產線上工作。攝：Southern Visual/VCG via Getty Images

清零政治化：為何防疫手段越高超，中國的防疫管理卻越粗暴

八貓 2021-11-18

江西上饒，這座小城一夜之間成了中國輿論的中心。上饒市政府所在的信州區的防疫員工們以封控消殺的理由破門進入私人住宅，使用鐵棍擊殺了一隻寵物柯基犬。這並非孤例，最近一輪疫情期間，上饒市存在普遍擊殺寵物的現象。而就在數天前，哈爾濱也發生過擊殺寵物貓的事件。這些似乎對疫情防控沒有多少顯著效果的極端防疫手段不僅發生在寵物身上，也發生在人流控制上，包括江西鉛山縣，遼寧莊河市在內的不少地方都出現了「一人確診，全縣紅綠燈變紅燈」。

既無效又反人情的極端防疫政策招致了廣泛的批評。許多人將上饒和大陸其他一些更加温情對待寵物的地方相比較。北京大興區允許有寵物家庭可留一人居家隔離，上海的防疫人員在清查時還會為寵物們補充食水。成都市更是發官微展示防疫人員帶着貓糧和罐頭上門對寵物貓採集核酸的細節。然而成都在温情對待寵物貓的同時，也是首批被曝出使用了時空伴隨判定（比傳統的密切接觸判定範圍更大）進行人員流動管制的城市。即使是以人性化的精準防疫著稱的上海，防疫的強度也依然令人生畏。在發現一名迪斯尼訪客確診新冠肺炎後，園區立即遭到封鎖，超過三萬名職員和遊客在接受檢測後才可以離開。

全中國範圍內新鮮的高強度防疫政策層出不窮。網購快遞，同一批快遞物件或是快遞倉庫出現陽性指標，也可能導致收件人被居家隔離。有一名山東濟南的網民被限制居家隔離7天，僅僅由於網購商品的廠家出現一例新冠陽性，即便公司車間環境，原料，庫存品以及外包裝都核酸檢測呈陰性。

距離最初的武漢Covid疫情已經接近兩年了，針對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藥科技不斷進步，然而中國高強度的日常化防疫不但沒有冷卻的跡象，反而越來越嚴厲，過度防疫 「一刀切 」越來越頻繁。公共資源並不必然導致採取嚴厲的防疫手段。如果防疫強度僅僅是由公共行政能力的強弱所決定，那麼那些公共財政和行政能力更強大的地方，比如上海，廣州有更多的財力和物力，防疫的力度就應該比資源短缺的縣市更大。然而防疫最極端的案例往往都發生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城市，尤其是縣城。

為何中國要持續維持如此嚴厲的防疫政策？為何一些地方政府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嚴上加嚴呢？

堅持清零

想要理解中國整體防疫的狀況、和不同地區的防疫差異背後的原因，得從防疫整體思路說起。防疫政策根本目的是為了儘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活動，儘可能降低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影響，主要有兩種思路，一種是與病毒共存為導向，一種是徹底清除為導向。

與病毒共存為導向的防疫是通過疫苗，控制聚集等手段儘可能降低病毒傳播能力，把感染人員數控制在醫療資源能夠負擔的程度下，通過疫苗和特效藥等技術降低疫情的危害，逐步恢復社會經濟活動，最終在共存的情況下完全恢復正常秩序。清零的思路則追求儘快發現並掐斷傳播鏈，通過對患者和高風險感染者進行隔離而徹底消滅病毒，恢復社會經濟運行。

自從去年4月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一部分國家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與病毒共存為導向，比如英國和瑞典，也有不少國家從一開始就選擇了清零，比如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大部分國家處於兩者之間搖擺。隨着病毒的演化，尤其是delta毒株的出現，新冠病毒的傳播力成倍上升，潛伏期變得更長。除非閉關鎖國，否則在無症狀傳播和長潛伏期的境外輸入風險下要維持清零就幾乎不可能。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已經不可能完全消滅新冠病毒，人類很可能要長期與新冠病毒共存。另一方面，在疫苗的保護下，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和危害性都越來越接近流感和普通感冒。權衡利弊制下，一眾選擇清零道路的國家，除了中國，都先後放棄了清零的目標，放鬆封鎖，選擇和病毒共存。

防疫清零的政治化

毫不意外，面對中國國內一些呼籲重新評估當前防疫政策的言論，中國官方進行了嚴厲否定，強調堅持新冠清零的政策。今年8月初，中國衞生經濟學會總顧問、原衞生部部長高強在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發表了文章《「與病毒共存」可行嗎？》，強調病毒變異難防控是「甩鍋」，「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必須堅持嚴格防控！」

幾天之後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接受了鳳凰衞視的訪談，也強調中國現階段還是會堅持清零的政策，儘管坦承長遠看清零雖然已經不可能。承認清零不可能，但依然要清零，這是因為在運動化的執行過程中，政治化了的清零已經不再是防疫的手段，而成了防疫的目的。

於2020年一月底確認了武漢疫情已經擴散之後，中共立即成立了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正式開啟清零為目標的運動式防疫。中央的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總理李克強擔任組長，小組除衞健委外還囊括了來自政法委、工信部、發改委和公安部的領導，確保了跨部門的橫向協調能力。緊接着，省，地級市，以及縣政府都迅速都複製了相類似的領導小組，省一級領導小組由中央小組領導，市領導小組由省一級的領導小組領導，以此類推，確保了一個完整的自上而下的運動式組織架構。

為了進一步克服高強度的防疫規定難以在基層社區實施的問題，在2020年2月初，習近平提出了防控力量下沉的要求，一個月內就派遣了44500名基層幹部進入社區工作，進一步把運動式防疫擴展到基層（Mei 2020）。依附於黨而形成的運動式組織傳遞的信息是政治任務，是同時兼具忠誠考驗和治理目標的任務，與官僚系統的日常任務相比壓力要大得多。

因為是政治任務，抗疫不力者面臨的是 「一票否決」 。時任海南省委書記的劉賜貴在1月底的全省防疫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就極具代表性， 「切實把落實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為一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堅決打贏打好這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 。

強化了橫向和縱向協調的運動式防疫能夠迅速集中資源。中央一方面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中央指導組，同時又抽調數萬名醫務人員資源進入武漢。緊接着又建立省際對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漢市以外地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機制，統籌安排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武漢市以外16個市州及縣級市。

另一方面，運動式防疫向各個地方政府都提出了清零的要求，在壓力下各地市都採取了嚴格自保的策略，對沒有病例的城市對外來車輛和人員進行勸返。各地還開發了自己城市的健康碼，健康碼成了跨省市出行的天塹，沒有本地健康碼的人員寸步難行。直到疫情爆發一年後的2021年3月，還有許多地方沒有實行健康碼的互認和一碼通行 。清零成了許多地方首要的政績。不少地方政府都把清零所花費的天數，連續沒有新發本土病例作為政績的要點寫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的開頭 。

在監控技術的幫助下，運動式防疫獲得了極佳的效果，包括湖北武漢在內的大部分地區的生產和社會秩序都恢復了正常。除了經濟紅利，運動式防疫還收穫了巨大的政治紅利。國內輿論從批評聲音高漲完全倒向了唱好之聲。微博和知乎的數據顯示，中國民眾對西方民主的聲音減弱，而對中國特色民主的支持度則大幅增加。6月，國務院迅速發布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作為對中國防疫模式的一個總結。然而平定了內亂後在疫情的外部威脅下運動式防疫並沒有就此結束，而是轉入了運動式防控常態化的新階段。

地區間的過度防疫差異在常態化防控下更加明顯。既有拒絕「一刀切」的上海，也有堅決執行「一人確診，交通紅燈」的縣市。黑河發起了鼓勵舉報與病毒傳播有關的信息的「人民戰爭」，諸如確診病例曾接觸的人、物、地等，獎勵十萬元，相當於當地人兩年的平均收入。新疆伊犁和內蒙古都發生了旅客被長期關在旅館中隔離的情況。很多城市都採用了手機信號的時空伴隨，即使是信號漂移導致的誤判也無從申訴。即使是途人進入一家酒店問路後，如果酒店不久有客人確診，這個人也要被納入接受兩星期的隔離。部分地區航班還出現了熔斷機制。

隨着防疫日常化逐步深入，清零已經脱離了防疫的根本目的——為了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清零不再是防疫的一個手段，而是清零本身成了一個目標，為了清零而清零。

瑞麗就是一個防疫被異化的典型例子。由於臨近處於動亂中緬甸，不斷有合法和非法地避難人群到來，瑞麗完全沒有辦法保證清零，然而依然堅持不斷地大規模核酸。「一位網約車司機告訴官方媒體，他在過去七個月裏做了90次核酸檢測。還有一位家長說，他一歲大的兒子已經做了74次檢測。 在鐵腕防疫下，不少難以生活的瑞麗的居民選擇了逃難。瑞麗全民核酸的樣本量從4月份的38.2份下降到7月的26.5萬份，減少量接近1/3。然而瑞麗市委書記毛曉仍然告訴官方媒體「暫不需要援助」。他反而警告，「不法分子」會利用「民情輿論、虛假信息擾亂社會秩序」。

難以掉頭

清零的運動式防疫會被政治化，反而定義了防疫的目的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清零帶來了大量的政治紅利。在中國國內，低病例數成為了民族自豪感的重要來源，也為執政黨帶來極高的民眾支持度。在對外宣傳上，中國力爭通過低病例數來證明中國的運動式防疫制度，乃至於整個中國治理模式比西方優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正是向世界彰顯中國防疫模式，中國制度優勢的一個努力。這部分努力也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同法國觀點週刊(Le Point)的對談中，福山雖然拒絕認同中國制度整體上的優越性，也不得不承認，在強大國家能力加持下中國模式是目前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尤其是在應對緊急情況的時候。

另一方面則是運動式治理的路徑依賴。低病例讓中國的防疫敘事完全籠罩在勝利主義的情緒下，疫情初期各地封城的經驗強化了官員和民眾對通過人口流動控制和隔離實現清零的信心，結果阻礙了對國外成熟的先進科技（比如復必泰mRNA疫苗）的引進，而信息審查也阻礙了關於當前流行的新冠毒株對個體的威脅已經在下降的信息的傳播。在治理手段上，運動式防疫不但沒有解決官僚體系的僵化問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

運動式防疫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設定相應的KPI，除了清零則很難設定一個可測量的目標。運動式的防疫還形成了治理的依賴性，削弱社會和社群自身的調節能力，主要依靠國家制定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和民眾的服從來達成治理目標。 運動式的防疫的結果是政治化了防疫，剝奪了民眾的話語權，把清零這個防疫的手段和防疫本來目的脱鈎，卻將清零與官員的職業緊密掛鈎，與國家的政治聲譽緊密掛鈎，與轟轟烈烈的運動的合法性緊密掛鈎，最後讓清零這個防疫的手段去定義防疫的目的：共存成了失敗，只有清零才是成功。

過度防疫的地區差異

運動式防疫也對一些地區間的過度防疫和「一刀切」難辭其咎。

在縱向上看，處於行政區劃(省/市/縣級)中層級越低的城市，越可能過度防疫。在運動式防疫中由上級給下級設定需要完成的防疫任務，也就是行政發包。當防疫的具體任務被處於上級分配給中間層級，以及中間的層級進一步分包到更低的基層時，很容易出現為了獲取個人政績而層層加碼的現象。另一方面，越低層級的城市面對上級時能保留的政策空間也越小。

今年的春節返鄉是一個典型例子，上海市政府要求疫情重點地區（比如湖北）來滬人員需要隔離十四天，然而不少基層社區進一步要求所有外地返回的人員一律居家隔離14天，一些社區還出現了臨時通行證和宵禁的措施。層層加碼的問題在行政鏈條更長的縣，鄉，村裏更嚴重。許多縣和村要求外地返鄉人員集中隔離14天，河北邢台某村甚至不允許在外務工的村民回家過年，以至於國務院不得不在聯防聯控會議上要求對 「層層加碼」 的懶政行為進行整改，迫使一些地方撤銷了禁止回鄉的規定。

然而，官員施行一刀切政策所遭遇的懲處風險遠遠小於防治不力的懲罰，並不能真正嚇阻下級政府的過度防疫。根據中紀委今年2月間的通報，黑龍江肇州縣在域內沒有疫情的情況下，對國內返回肇州人員採取嚴酷的 「21天集中隔離+7天居家隔離，費用自理」 的管控措施，縣領導僅僅被要求做書面檢查。同時期，同屬黑龍江的綏化市望奎縣的兩名副縣長卻由於常態化轉化為應急防疫不及時導致出現疫情而被撤職。

在橫向上看，過度防疫和行政資源成反向關係。有研究發現，任務壓力和執行力呈倒U型關係。當來自上級的政策壓力剛開始增加的時候，地方官員會更努力實施政策以獲得政治加分，但是當壓力太大，任務太重，難以達成目標時，官員們反而會採取避責的邏輯，在政策執行上選擇破罐破摔的「懶政」，也就是一刀切。

一刀切的極端化政策只追求形式上的任務完成，能夠通過體現極大努力的信號以避免責任，然而在實際效果上卻忽略了政策執行的目標。這種行為在環保上頻頻發生，諸如為了降低二氧化碳等排放而直接關停企業等。在運動式防疫的高壓下，地方資源有限的地方官員就會傾向於採取過度防疫的手段以避責，諸如無視成本，聚集群眾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反而增加了風險。在揚州就出現因為大規模核酸檢測導致交叉感染的情況。雲南瑞麗在人口流失的情況下依然追求清零，堅持不懈地進行大規模核酸也是壓力體制下避責的一個典型例子。

普遍的運動，日常化的管理

近幾個月來不少地方的過度防疫政策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彈，引發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工作細節上道歉，對個別員工進行懲罰，《人民日報》也出來批評一刀切的極端化防疫，要求人性化處理。其實就在年初，國務院在聯防聯控新聞發布會上還強調要做到「六個不」，要糾正工作中過度防疫的問題。面對不可能清零的疑問，政府也只是不斷堅持重申清零的目標，「不應該質疑中國的清零的努力」。

其實，對於今天的中國，運動式治理已經不是應對一些異常的手段，而是一種日常化的管理方式。過去兩年的經驗顯示，運動式防疫就如同反腐，扶貧到環保和掃黑等的運動式治理，能夠帶來高強度的政策執行，但也充滿了副作用，可能極其僵化、甚至無法退出。

當我們理解全中國嚴厲防疫和過度防疫的來源是運動式防疫導致清零政治化，就會明白為何這些現象無法得到根治。

Reference

Mei, C. (2020). Policy style, consistenc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mix in China‘s fight against COVID-19. Policy and Society, 39(3), 309-325.

2021年8月8日，中國首都北京，南鑼鼓巷步行街，有職員為到訪商店的遊客量體溫。攝：Gilles Sabri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1月5日，中國首都北京，一輛巴士駛過天安門廣場。攝：Gilles Sabri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5月3日，中國首都北京，一名商場職員為一位到訪的女人生成健康碼進入商場。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1年11月6日，中國甘肅省山丹縣，穿個人保護衣的醫護人員為當地一個社區的居民安排進行2019冠狀病毒檢測。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10月31日，一名到訪上海迪士尼樂園的遊客被驗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呈陽性反應後，當局即時封鎖園區，讓醫護人員為園內的約三萬名遊客進行檢測。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2021年8月31日，中國首都北京，一名保安確保所有到訪商場的顧客都在進入商場前掃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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